Author: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Date: 2018-03-31T16:00:00+00:00

缔造和平：1919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

[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著
邓峰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言
鸣谢
关于地名
引言

第一部分 迎接和平
第1章 伍德罗·威尔逊到欧洲

第2章 第一印象
第3章 巴黎
第4章 劳合·乔治与大英帝国代表团

第二部分 世界新秩序
第5章 我们是人民的联盟

第6章 俄国
第7章 国际联盟
第8章 托管地

第三部分 又是巴尔干地区
第9章 南斯拉夫

第10章 罗马尼亚
第11章 保加利亚
第12章 仲冬之歇

第四部分 德国问题
第13章 惩前毖后

第14章 德国不能崛起
第15章 赔款
第16章 对德条约陷僵局

第五部分 东西之间
第17章 波兰重生

第18章 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
第19章 奥地利
第20章 匈牙利

第六部分 多事之春
第21章 四人理事会

第22章 意大利退出和会
第23章 日本和种族平等
第24章 刺向中国心脏的匕首

第七部分 中东大火
第25章 伯里克利之后最伟大的希腊政治家

第26章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
第27章 阿拉伯独立
第28章 巴勒斯坦
第29章 色佛尔条约的覆灭与凯末尔

第八部分 闭幕
第30章 镜厅

尾声
参考文献
版权页

本书谨献给罗伯特与爱伦德·麦克米伦夫妇

序言

外交就如同人生，失败通常比成功更能给人教训。后见之明的人觉得，出色的行动与决策可以保证成功，但事实上成功可能只是源于幸运或无心插柳。反之，失败却可以明示出道路与需要避开的误区——按照现代官僚的说法，也就是“总结经验”。我们不妨带着这种想法再来看看1919年巴黎发生的事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用引人入胜的笔法记录了那次决定未来的会议。她记述的一些故事绝对可以称得上成功，可是未能禁受得住历史与结果的检验。这是一部研究决策失误的作品——这些决策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很多直到今天还在困扰着我们。

把新闻头条当作历史，就会觉得镜厅签约和20年后的德国入侵波兰这两者间存在直接关系。但麦克米伦坚决否认这种观点，她认为这种被广受认可的历史观扭曲了巴黎决策的本质，而且忽视了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事件的重要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方式对后续事件有很大影响——它是“协定停战”，在德国本土上没有发生战斗。麦克米伦写道：“如果德国被彻底击败，事情本来可以不这样发展。”在最高统帅部之外，大多数德国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国家在军事上被打败了，因此他们也不把1918年11月11日当作战败日。希特勒就利用了这种心理，承诺要废除《凡尔赛和约》。这种承诺非常受欢迎，而且对他的上位很有帮助。一种广受认同的观点是，战胜国提出的赔偿要求太过苛刻，导致德国经济崩坏，从而为希特勒掌权铺平了道路。但麦克米伦并不这么想。

从“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到小小帮厨出身的越南人胡志明，不管是以何种标准评价，1919年巴黎这场大戏里面都是名角。而且，从历史上看，这也是头一次有美国人登上世界大舞台的中心。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让从未见过他的千百万民众欢呼雀跃，又让与他共事的人失望沮丧。他是个孤僻的理想主义者，幼稚且死板，既有高尚的品格，又有矛盾的心理。他的长处和短处、他的健康状况，甚至他那傲慢无知的老婆，都是影响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因素。

在卸任后的8年里，威尔逊的声望起起伏伏，但他一直能引发人们研究的兴趣。而且，要想理解美国现代外交政策，就要去解读威尔逊。从赫伯特·胡佛
[A1] 到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A2] ，他的众多支持者认为，威尔逊在巴黎和美国参议院里的政敌才该为史上最高尚梦想的破灭负责。包括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在内的其他人则将威尔逊视为一个意志坚定的对手。美国主权的捍卫者、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
[A3] 就指责威尔逊试图破坏美国宪法。冷战末期兴起的另一种观点批评威尔逊不切实际，过度看重道德目标。这一派中最知名的人士当属乔治·凯南
[A4] 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他们称威尔逊“太爱幻想”，但也承认他这个人“奠定了后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基调”。[让基辛格没想到的是，他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就把威尔逊的画像挂在了白宫内阁室，以示纪念。]

此种辩论永无止境，就如同迷雾一般，但有件事情是明确的：当威尔逊在1918年12月抵达法国的时候，他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振奋人心，点燃了全世界的希望之火，尤其是“自决”这个开创性的概念。然而，对消息不灵通、在谈判细节上准备不足的威尔逊来说，他似乎并不明白自己口中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他后来承认：“当我使用这种表达方式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有如此多的民族会接连不断地找上我们。”

用麦克米伦的话来说，“自决”这个概念“充满争议，而且并不明确”。即便是在当时，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国务卿罗伯特·蓝辛（Robert Lansing）就曾问道：“总统在说‘自决’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个什么单位？是人种、地区，还是团体？……这种说法只会带来永远无法实现的希望，我担心千万条生命会因此葬送。有人为了这个原则会不惜诉诸武力，但理想主义者无视这种危险，等意识到这一点时，一切都太迟了。最终‘自决’必然落得个万众唾弃的下场，被人们当成理想主义者的春秋大梦。”

蓝辛率先意识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今天许多最为痛苦的纷争，究其核心也都存在这种情况。不过话说回来，威尔逊的梦想本身并没有错，是他的决定使梦想破灭（例如让日本占领中国的山东半岛），是他的决策让世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回到美国后又犯了一个截然相反的错误：不顾轻重，拒绝向参议院中的温和派妥协。结果导致他失去了让美国国会通过《凡尔赛和约》的机会（也失去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机会）。

现代社会最棘手的一些问题就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人们做出的决策：1991年到1999年间的四次巴尔干地区战争；伊拉克危机（该国今天的国界线是英法两国角力以及地图粗制滥造的结果）；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库尔德人自治问题；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纠纷；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永无休止地争抢土地，都觉得自己才是获得应许的百姓。

随着和平缔造者在巴黎会面，新的国家出现了，大的帝国灭亡了。“四巨头”抱着不可名状的雄心壮志，一心想要修复从欧洲到遥远太平洋的半个世界。但是，他们面临的国内压力、他们无法控制的事件，以及他们无法调和的矛盾主张，到最后实在是太多了—纯粹是因为力有不逮，谈判者们做出了那些永远都要回响在历史中的交易与妥协。

即便是在当时，他们也觉得自己为以后的问题埋下了祸根。也为这些问题贡献了一份力的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做出了这样的预测：“已经萌发的危机具体会持续多少年，这个我说不好，但或许我可以说要持续好几个世纪。没错儿，这份条约会给我们带来负担、麻烦、痛苦、困难，而且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麦克米伦把某些重大的、戏剧性的事件描写得栩栩如生：在控制南斯拉夫大部分海岸的方案落空后，意大利从巴黎和会上负气出走；日本占领山东半岛，导致了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整个亚洲从此走上了战争与革命的道路；奥匈帝国解体，数百万匈牙利人被永远地隔在了自己国家之外；“四巨头”对苏联新政府无可奈何，只是在俄国内战期间派出了一支象征性的远征军；奥斯曼帝国的消失，20世纪最知名的领袖之一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ürk）上台；还有从巴尔干南部不同民族中诞生的南斯拉夫（建国伊始的名字叫作“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王国”）——虽然它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在铁托元帅（Marshal Tito）的领导下生存下来，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在1919年拼凑出来的国家分崩离析了。四场战争接踵而至——先是斯洛文尼亚战争，然后是克罗地亚战争，再然后是波黑战争，以及最后的科索沃战争。（在马其顿地区酝酿的第五场战争被勉强避免。）

1995年秋，我们美国自己的和谈团队在巴尔干地区四处游说，力图结束波斯尼亚地区的战争，这时候我想到了《凡尔赛和约》。读着哈罗德·尼克尔森《缔造和平，1919》（Peacemaking , 1919，伦敦：梅休因出版公司，1964）的节选内容，我们打趣地说，现在美国的目标就是捣毁威尔逊的遗产。我们在1995年11月强迫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以及南联盟的领导人前往俄亥俄州的代顿市（Dayton），逼着他们坐下来协商结束战争的事情，这时我们实际上埋葬了《凡尔赛和约》的另一部分内容。2002年春，仍然以“南斯拉夫”名义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两个地区又采取行动，同意将自己的国家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终于让这个《凡尔赛和约》的产物站到了彻底解体的边缘——这或许只是通往全面独立的中转站。
[A5]

在代顿，我们只是要解决难题的一小部分；而在巴黎，和平缔造者们要解决的是全世界的问题。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精彩地描绘了在巴黎的这些人想做什么，他们在何处取得了成功，以及他们为何失败。这是一部非常适时的作品。这段故事不仅阐明了过去，还照亮了现实——只有伟大的历史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段故事可以指导我们的未来。我唯一的遗憾是，这本书未能在10年前面世。不过现在它就在眼前：带领着你我走进那段读起来欲罢不能的历史。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

[A1] 马扎然（Jules Cardinal Mazarin，1602—1661），曾担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宰相，为国王的扩张政策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A2] 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1916—2009），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世界银行行长，著有《威尔逊的鬼魂》一书。——译者注

[A3] 洛奇（Henry Cabot Lodge，1850—1924），反对美国国会通过《凡尔赛和约》，因为该条约规定，美国可以在不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派兵支援盟友。此人强烈反感威尔逊。——译者注

[A4] 凯南（George F. Kennan，1904—2005），美国外交家、历史学家，曾任美国驻苏联外交官，奉行实用主义外交理念。针对苏联在冷战期间的扩张，他提出了“遏制方针”，但当这一方针成为美国对苏政策后，他又开始批评美国的外交策略。——译者注

[A5] 2006年5月，黑山举行全民公决，并于同年6月宣布独立。塞尔维亚紧随其后亦宣布独立。——译者注

鸣谢

虽然本书被冠上我的名字，但若没有众多杰出人士鼓励我开展如此庞大的项目，它是绝无可能面世的。他们在我气馁之时鞭策我，在我只想探讨国联问题时迁就我。我必须特地向一些人表示感谢。桑德拉·哈格里夫斯（Sandra Hargreaves）、阿维夫·什拉因（Aviv Shlaim）、彼得·斯诺（Peter Snow），以及韦登菲尔德勋爵（Lord Weidenfeld），他们帮助我将想法转变成了一个严肃的项目。能结识出版人约翰·默里（John Murray）是我的幸运。格兰特·麦金泰尔（Grant McIntyre）和马修·泰勒（Matthew Taylor）进行了一丝不苟的编辑工作。我的同事兼好友鲍勃·博思韦尔（Bob Bothwell）在学术方面对我的帮助无法估量，多年来他一直帮助我理清思路——不光是有关巴黎和会的概念，还有如何撰写历史书籍的方法。奥德·莫顿（Orde Morton）、托马斯·鲍尔乔伊（Thomas Barcsay）、戴维·麦克米伦（David MacMillan）、凯瑟琳娜·麦克米伦（Catharina MacMillan）、托马斯·麦克米伦（Thomas MacMillan）、亚历克斯·麦克米伦（Alex MacMillan）、梅甘·麦克米伦（Megan MacMillan）、安·麦克米伦（Ann MacMillan）、彼得·斯诺、丹尼尔·斯诺（Daniel Snow）和芭芭拉·伊斯门（Barbara Eastman）阅读过本书的部分章节，提出了我急需的意见。我的父母，罗伯特与爱伦德·麦克米伦夫妇，逐字逐句地阅读了本书，通常是反复查看数遍而毫无怨言。我有两名出色的研究助手：丽贝卡·斯诺（Rebecca Snow），为本书找到了插图；约翰·翁德罗维克（John Ondrovcik），为本书勘误校正，并且编纂了文献部分。鲍勃·曼森（Bob Manson）、阿尔·沃戈（Al Wargo）和埃罗尔·阿斯皮维格（Errol Aspevig）在不同阶段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支持。

以下机构与个人准许我在书中援引他们珍藏的或持有版权的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苏格兰国家档案馆为我提供了洛锡安郡文件（GD 40/17）；奈杰尔·尼克尔森允许我使用哈罗德·尼克尔森的著作《缔造和平，1919》；上议院文献办公室、办公室主任，代表比弗布鲁克基金会信托（Beaverbrook Foundation Trust）提供了劳合·乔治文件（Lloyd George Paper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提供了亚瑟· S. 林克（Arthur S. Link）与人合著的《四人理事会讨论纪要》（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Council of Four ，第二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大英图书馆受托人理事会提供了贝尔福文件（Balfour Papers）。我们尽力找到著作版权的所有者，如有疏漏可直接联系本书作者。

我同样要感谢前雇主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它给予了我充裕的时间；也要感谢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它提供了一份待遇优厚的高级访问学者职务。伦敦的斯诺一家与麦克米伦一家，还有牛津的丹尼尔-史莱姆一家大方好客，并给予我勉励。若本书未能回报上述人士的付出，责任全在我本人。

关于地名

本书中提及的许多地点都有数个名字。例如利沃夫（L’viv，今乌克兰境内），也被叫作Léopol、Lemberg、Lwów或Lvov。
[A1] 在这种时候作者一般会选择今天使用的地名，若英文名较为常用则使用英文名，例如慕尼黑（Munich）。在巴黎和会上有争论的地名，作者遵循1919年时的用法：但泽[Danzig，德语，今天的格但斯克（Gdańsk，波兰语）]、阜姆[ Fiume，意大利语，今天的里耶卡（Rijeka，克罗地亚语）]、梅梅尔[Memel，德语，克莱佩达（Klaipėda，立陶宛语） ]、山东
[A2] 、切申（Teschen，或Těšín）
[A3] 、青岛。

[A1] 利沃夫，乌克兰语称L’viv，法语称Léopol，德语称Lemberg，波兰语称Lwów，俄语称Lvov。中文有时用德语称呼，翻译为“伦贝格”。——译者注

[A2] 山东旧为Shantung，现为Shandong。青岛旧为Tsingtao，今为Qingdao。——译者注

[A3] 切申位于今波兰境内，德语称Teschen，波兰语称Cieszyn，捷克语称Těšín。——译者注

引言

在1919年的头六个月里，巴黎就成了世界的首都，世界的头等大事便是巴黎和会，世界上最具权势的人则成了和平缔造者。和平缔造者们日复一日地会面，提案，辩论，争吵，然后再重复这个过程；他们达成交易，拟定条约；他们创立新的国家与新的机构；他们一起用餐，一起去剧院。从1月到6月的六个月，巴黎就成了全世界的政府、全世界的上诉法院、全世界的议会。这个世界的恐惧与希望全都汇聚于此。从表面上看，巴黎和会一直持续到了1920年，但实际上真正有成效的只有这头六个月——人们做出关键的决议，启动一系列重要的事项，都是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

和平缔造者齐聚巴黎的原因是，骄傲、自信、富庶的欧洲把自己撕扯得四分五裂。1914年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权力角逐将所有大国拉入了战争的泥潭，从东方的沙俄到西方的英国，一个不漏。大多数小国也无法幸免，只有西班牙、瑞士、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成功置身事外。虽说亚洲、非洲、太平洋群岛、中东地区也一直争斗不断，但战争多数是在欧洲土地上打响的。纵横交错的战壕疯狂地延伸，从北面的比利时一直延伸到南面的阿尔卑斯山，德国及其盟国奥匈帝国与俄国接壤的地带战火连绵，巴尔干地区也卷入其中。世界各地的士兵都来了：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印度人、纽芬兰人为大英帝国作战，越南人、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塞内加尔人为法国打仗，美国人姗姗来迟，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德国人攻击美国的商船，于是加入了战争。

欧洲主要战场之外的地区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大城市还在，铁路线也能支撑，港口尚能运转。这不是把每块砖瓦都炸成齑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损失的是人，四年时间，数百万人丧生，他们都是战斗人员——针对平民展开大屠杀的时代还没到来。德国阵亡180万人，俄国170万人，法国138.4万人，奥匈帝国129万人，英国74.3万人（此外还有19.2万人来自大英帝国的其他属地）……这个单子还可以继续列下去，直到面积很小的黑山王国，死亡3000人。孩子失去了父亲，妻子失去了丈夫，青年女子失去了未婚夫。欧洲则失去了那些本可以成为科学家、诗人和领袖的人物，以及本该由这些人流传下去的血脉。死亡人数并不能完全说明战事的惨烈与人的苦难。有一些人虽没有被列入阵亡者名单，但只剩下了一条腿、一只胳膊、一只眼睛。有的人被毒气损害了肺叶，还有的人被毒气损害的神经永远无法恢复正常。

四年时间里，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为了打一场战争倾尽人力、财富以及它们的工业、科学和技术成果。这场战争或许是由意外挑起的，却因双方实力相当而无法终止。直到1918年夏天，当德国的盟友已成强弩之末，而美国新兵力源源不断涌入战场的时候，协约国一方才占了上风。当大战在11月11日结束时，人人都疲惫不堪，期盼着未来——什么样的未来都可以，只要不重蹈覆辙。

四年的大战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统治世界的绝对自信。在西线，欧洲人再也无法高谈阔论什么将文明播撒至全世界的使命。战争倾覆了政府，羞辱了王权，颠倒了整个社会。俄国1917年革命换掉了沙皇制度，但当时没人知道换上来的是什么；奥匈帝国在大战终了之时不复存在，让欧洲版图中央出现了巨大的空洞；那个在中东幅员辽阔、在欧洲也有些许涉足的奥斯曼帝国苟延残喘；德意志帝国现在变成了共和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些旧国家走出历史复活了，新国家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正挣扎着急待出生。

今天人们想起巴黎和会，总是想到它的产物，即1919年6月在凡尔赛签署的对德条约，但巴黎和会远不只是签署对德条约：保加利亚、奥匈帝国解体形成的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国家，还有奥斯曼帝国，这些其他的敌对国也必须签订自己的条约；欧洲中部与整个中东必须划出新的国界；最重要的是，国际秩序必须重塑，或许要按照与以往不同的原则重塑。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和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的时机成熟了吗？各国能就跨国电报电缆事务或国际航空业的发展达成一致意见了吗？在这样一场大灾变之后，期望是巨大的。

甚至在1918年枪炮声归于寂静之前，悲哀、苛求、愤怒的声音就出现了。“中国属于中国人！”“库尔德人必须有自由！”“波兰必须重生！”操着不同语言的人提着不同的要求。有人说美国必须当全世界的警察，有人则说美国人必须回老家去；有人说俄国人需要帮助，有人则说，不，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人们相互埋怨着：斯洛伐克人埋怨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埋怨塞尔维亚人，阿拉伯人埋怨犹太人，中国人埋怨日本人。这些声音里充满了担忧，怀疑新秩序能否比旧秩序更完善。在西方，人们私下谈论着东方传来的危险思想；在东方，人们思忖着西方实利主义的威胁。欧洲人想知道他们能否恢复元气，想知道如何管控趾高气扬的新盟友美国。非洲人害怕被世界遗忘，亚洲人则认为未来属于他们，只是当下的问题必须先解决。

我们能体会到生活在大战末期是什么感受。如今世界上的声音和1919年时的非常相似。当1989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时，旧势力、宗教或民族主义从冬眠中苏醒了。波斯尼亚和卢旺达提醒了我们，这些势力有多么强大。在1919年，随着国界突然生变，新经济理念与新政治理念充斥着大地，当时的人们同样感觉到一种新秩序出现了。一个危机四伏的脆弱世界，既给人带来了兴奋的感觉，也让人恐惧。过去和现在的区别就在于，今天的我们没有举办过全球性的和平大会。没有这种时间。政治家和他们的顾问只用两三天时间做简短的会面，然后就乘飞机各奔东西。到底哪种方式能更好地解决世界问题，没人知道。

我们今天的世界与1919年的世界有很多联系。1993年夏天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拆解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在伦敦，太平洋小岛瑙鲁的巨富们赞助了一出不叫座的、讲述达·芬奇生平的音乐剧。南斯拉夫和瑙鲁能成为独立国家，都与巴黎和会有关。当时定下的协议一直在分崩离析，而且很多那时候就存在的难题，到今天仍困扰着我们：中日关系、欧美关系、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伊拉克与西方的关系等等。

在当时，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政治家、外交官、银行家、军人、教授、经济学家，以及律师，从世界各个角落跑到巴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他的国务卿罗伯特·蓝辛来了，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和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来了，阿拉伯的劳伦斯裹着他那身神秘的阿拉伯袍子来了，给自己国家带来灾难的希腊大爱国者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utherios Venizelos）来了，投身政治的波兰钢琴家伊格纳奇·帕岱莱夫斯基（Ignace Paderewski）来了。还有许多未来的大人物也来到巴黎：两位未来的美国国务卿、一位未来的日本首相，以及以色列的首任总统。有些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例如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Queen Marie）；有些人则是白手起家，例如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

权势之人的会聚吸引了全世界的记者、商人、掮客，他们的目的五花八门。法国驻伦敦大使写道：“碰到的人全都是去巴黎的。巴黎将成为成千上万的英格兰人、美国人、意大利人以及不三不四的外国绅士的消遣之地。他们要借参加和谈之名，不请自来。”
[1] 妇女选举权、黑人人权、劳工宪章、爱尔兰独立、裁军，全世界的请愿者涌向巴黎，这类请愿天天都有。在那个冬天和接下来的春天里，巴黎到处能听见各种计划和安排：犹太人定居、波兰复国、乌克兰独立、建立库尔德国家、建立亚美尼亚国家。请愿者纷至沓来，来自选举权社团大会（Conference of Suffrage Societies）的、来自喀尔巴阡俄罗斯人驻巴黎委员会（Carpatho-Russian Committee in Paris）的、来自巴纳特塞族人（Serbs of the Banat）的、来自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政治大会（Russian Political Conference）的。请愿者的国度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已经消亡，有的只存在于梦想中。有的人，例如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s），代表了数百万人；有的人，例如波罗的海奥兰（Aland）群岛的代表，只代表数千人。有的人来得太迟，朝鲜人1919年2月从西伯利亚出发前来参加会议，而且是步行，等到和会主要议程于6月结束时，他们才抵达俄国的北极港阿尔汉格尔（Archangel）。
[2]

从一开始，和会的组织方式、目的和程序就遭到了质疑。考虑到以前的经历，这种怀疑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英、法、意、美四个大国曾计划召开一次初步会议，先敲定可以拿出手的条款，之后再举行全面会谈，与敌国协商。质疑很快便出现了：什么时候才能轮到其他盟友表达观点？以日本为例，它已经是远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了。还有，像塞尔维亚和比利时这样的小国怎么办？这两个国家的阵亡人数要远超日本。

四大国让步了，但和会的全体大会也徒有虚名，真正的工作还是由四大国加日本在非正式会议中完成的，当问题变得太过棘手的时候，就只由四大国的领导人决定。几个月过后，曾经的初步会议慢慢地演变为正儿八经的会议。打破外交先例的做法激怒了德国人，他们的代表最后是被传唤到法国领取最终条约的。

和平缔造者们的确希望把大会组织得更好、更活跃。他们仔细地研究了唯一可供借鉴的例子——结束了拿破仑战争的维也纳会议。英国外交部找来了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让他写一本关于维也纳会议的书，好当作巴黎和会的指导。（他后来承认，自己的作品几乎没起到任何作用。
[3] ）维也纳会议的和平缔造者面临的问题虽然很大，但和巴黎和会时期的问题相比则简单多了。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前往维也纳的时候只带了14名办事人员，而在1919年，英国代表团的人数接近400人。在1815年，事情都被悄无声息地解决了，很从容。卡斯尔雷和他的同事要是到了1919年，恐怕会被公众的密切关注吓破胆。参与巴黎和会的国家也多了很多，超过30个国家向巴黎派出了使团。其中的意大利、比利时、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在1815年时还根本不存在。在维也纳会议的时候，拉丁美洲国家还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的领土。泰国、中国和日本向来是偏远神秘之地，现在，即1919年，这些国家的外交官穿着细条纹的裤子和双排扣的礼服出现在巴黎和会上。除了公开谴责奴隶贸易，维也纳会议并未关注欧洲以外的世界。在巴黎，和会的议题覆盖了从北极到南极的所有地区，小到太平洋上的岛屿，大到整个大洲。

维也纳会议召开的时候，1789年法国大革命掀起的波澜已经平息。到1815年，大革命的影响已深入人心。而在1919年，俄国革命刚刚进行两年，对世界其他地区会产生何种影响尚不得而知。西方各国领导人目睹布尔什维克主义横扫俄国，威胁到宗教、传统以及维系社会的每个纽带。在德国和奥地利，工人苏维埃组织正在城镇夺权，自己的士兵和水兵也叛变了。巴黎、里昂、布鲁塞尔、格拉斯哥、旧金山，甚至连加拿大大草原上向来沉寂的温尼伯（Winnipeg），都发生了大罢工。这些只是彼此无关的独立事件吗？还是说地下有一场四处漫延的大火，而这些就是其中腾起的火焰？

1919年的和平缔造者们认定自己得争分夺秒。和前人在维也纳会议上做的事情一样，他们也要在欧洲版图上划出新的国界，但他们还必须考虑亚洲、非洲和中东。“自决”这个词成了口号，但口号没法帮助他们在彼此的民族主义争斗中做取舍。和平缔造者们不得不扮演警察，而且不得不去应对饥荒。如果可以，他们还必须创立一种国际秩序，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的爆发。从古至今，战争都是愚蠢且无用的行为，但它或许也能带来一些好事——威尔逊许诺一定要找到保护弱小、解决纷争的新办法。另外，和平缔造者们肯定要起草条约。毫无疑问，德国要为挑起战争负责，要赔偿。（或者像很多人怀疑的那样，它是因为打输了才要负责。）这个国家要走上更为和平的道路，它的边界需要调整，好补偿西面的法国和东面那些新生的国家。保加利亚必须有自己的条约，奥斯曼帝国也一样。奥匈帝国变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没有了，昔日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只剩下一块小小的奥地利和动荡不安的匈牙利，其余大部分领土都归了新国家。巴黎和会承载着人们巨大的期望，相应的，失望的风险也特别大。

和平缔造者们还代表自己的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数实行民主制度，因此他们还得留意本国民众的心愿。他们必然会为了下一届竞选考虑，权衡重要的民意哪些要取哪些要舍，所以说他们这群代理人并不是完全自主的。认为以前的国界都已消失，这种想法很有吸引力，是时候把新旧要求都提出来了。英国与法国悄悄地就划分中东达成了一致意见。意大利人拒绝了新国家南斯拉夫的要求，因为他们不想有个强大的邻居。克列孟梭曾对一名同事抱怨称：“制造战争可要比缔造和平容易多了。”
[4]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巴黎的和平缔造者们取得了很多成果：对德条约出炉了，而且成了对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条约的参照；在中欧和中东划出了新的国界。实话实说，他们的很多成就并未持续多长时间。人们当时就说，而且后来也一直在说，和平缔造者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而且把事情弄糟了。还有一种司空见惯的说法是，1919年的和平方案非常失败，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其实是过高估计了和平缔造者们的能力。

1919年的世界出现了两个不协调的现实：一个是巴黎和会的现实，一个是现实中的现实。世人在现实中的现实里各为其主，各自为政，使得这两个现实并不总能统一。诚然，和平缔造者们有自己的陆军和海军，但在小亚细亚内陆或高加索地区这些没有什么铁路、公路或者港口的地方，调兵遣将是件费时费力的事情。新的飞行器还不够大，也不够结实，弥补不了运力上的空白。欧洲中部的确有铺设好的道路，但秩序的崩溃意味着即便有能用的火车或汽车，燃料也是个问题。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英国最聪明的将军之一，就告诉劳合·乔治：“教训这个或那个小国根本没有作用。邪恶的根源在于巴黎的命令得不到执行。”
[5]

有意志才可以谈力量。不过正如美国和世界在今天发现的那样，意志是要搭上金钱或性命的。1919年的欧洲人恰恰这两样东西都欠缺。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法、英、意三国领导人都不能再命令自己的人民为了军力埋单。三国的武装力量日渐式微，左派的士兵和水兵也不可靠。海外军事冒险花费太高，纳税人不喜欢。美国是唯一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国家，但它不认为自己有参与的必要，而且它的国力也还没有强大到那个地步。有人说，美国人没有趁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还未站稳脚跟的时候出手，错失了按照自己的意愿扳正欧洲的机会。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是把下一场世界大战后人们对美国实力的认识提前搬了过来。在1945年，美国已经成为超级大国，而欧洲各国更为羸弱。但在1919年，美国并不比其他国家强大许多。欧洲人能够忽视美国的意愿，而且他们的确也这样做了。

陆军、海军、铁路、经济、意识形态、历史，想要了解巴黎和会，就要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全盘衡量。但是参与巴黎和会的个人也很重要，毕竟起草报告、制定决策、调动军队的都是一个个的人。和平缔造者们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也有自己的好恶。而了解巴黎和会三巨头——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的这些特点，是至关重要的。

[1] Cambon, vol. 3, p. 292.

[2] Temperley, History, vol. 1, pp. 243–46.

[3] Webster, p. 15.

[4] Ribot, p. 255.

[5] Callwell, vol. 2, p. 197.

第一部分 迎接和平

第1章 伍德罗·威尔逊到欧洲

1918年12月4日，“乔治·华盛顿号”（简称“华盛顿号”）载着去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驶出纽约。为了表达对此行的祝福，现场礼炮隆隆，人群欢呼，拖船长鸣，陆军的飞机和飞艇也在天空中盘旋。美国国务卿罗伯特·蓝辛放出了信鸽，在写给亲友的字条中深切表达了对长久和平的渴望。
[1] “华盛顿号”缓缓驶过自由女神像，朝着大西洋进发。在那里等候它的是一支由多艘驱逐舰和战列舰组成的护航舰队，它们将和这艘船一同驶往欧洲。
[2] “华盛顿号”以前是一艘德国客轮，如今承载的则是沉甸甸的期望。

船上有从大学和政府机构里层层筛选出来的最好的专家、法国和意大利的驻美大使，以及伍德罗·威尔逊，还有一箱箱参考资料和专用文件。在威尔逊之前，美国总统在任内从不到访欧洲。他的政治对手指责他违背了美国宪法，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也感到此举不妥，担心参加喧闹吵嚷的谈判是自降身价，会损害他的道德权威。威尔逊自己的看法很明确，缔造和平和赢得战争同等重要。欧洲人民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更好的世界，威尔逊觉得他们理应得到和平。他还觉得美国军人也该得到和平。临行前他对忧心忡忡的国会议员们表示：“军人献出了鲜血，我现在的责任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让这些鲜血白流。”一名愤世嫉俗的英国外交官评论说，威尔逊想去巴黎的心态“与初次参加社交舞会的少女并无二致”。
[3]

威尔逊的密友爱德华·豪斯
[A1] 已先期抵达巴黎。威尔逊在写给他的信中表示，自己应该只会把精力用在协商和约的主体内容上，和敌人一起留下来参加巴黎和会正式议程的可能性不大。
[4] 他想错了。谁也没想到预备会议变成了最终会议，而且从1919年1月到6月这最为紧要的六个月中，威尔逊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当时有很多人质疑威尔逊到底该不该去巴黎，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已经无关紧要了。从雅尔塔会议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到戴维营的吉米·卡特，再到《怀伊协议》（Wye River Memorandum）时的比尔·克林顿，美国历届总统一直都坐在谈判桌边，和人划定疆界，敲定和约。既然威尔逊已经为停战协议定了条件，那么他为什么不能参与到缔造和平的过程中去呢？

虽说在1912年威尔逊还不是一位以外交政策见长的总统，但时势与他自己那进步的政治原则让他转向对外。和许多同胞一样，他也开始渐渐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斗争双方是：英法代表的并不完美的民主主义力量和德国和奥匈帝国代表的明显反动的军国主义势力。德国吞并了比利时，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厚颜无耻地怂恿墨西哥向美国开战，这一切都将威尔逊和美国民意推向协约国一方。1917年2月，俄国爆发民主革命，协约国里没有了专制国家，妨碍美国参战的最后一个保留意见也消失了。虽然在1916年大选时威尔逊的竞选理念是让美国保持中立，但他还是让美国在1917年4月加入了战争。他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这对一个长老会
[A2] 牧师的儿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这不是出自他自身的使命感，也绝对是受到了他那位虔诚父亲的感召。

威尔逊1856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正好赶在南北战争前夜。尽管他这一生在有些方面始终保持着南方人的做派——荣誉感很强，对女人和黑人的态度是家长式的——但他也接受了战争的结果。亚伯拉罕·林肯也是他眼中的大英雄之一，就和埃德蒙·伯克
[A3] 和威廉·格莱斯顿
[A4] 一样。
[5] 年轻时的威尔逊是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而且志向远大。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愉快地度过了四年时光，接着当上了律师，过了一段节衣缩食的不愉快生活。这之后他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和教书及写作相关的工作。到1890年，他又回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成了一名明星教员。他在1902年当上了校长，几乎全部校董、教工以及学生都支持他。

在接下来的八年里，威尔逊把普林斯顿大学从一所死气沉沉的绅士学院转变成了一所优秀的大学。他调整了课程安排，筹集到了可观的资金，从全国各地引进最有才华、最出色的年轻人加入教师队伍。到了1910年，威尔逊已经成了一个全国皆知的人物。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人邀请他竞选州长，威尔逊同意了，但坚持表示自己要以限制大企业、推进民主这种进步的思想为竞选理念——当时的民主党受保守派头头的控制。他的州长竞选之役势如破竹。到了1911年，全美各处成立“威尔逊竞选总统”俱乐部，大有雨后春笋之势。他为穷人说话，为没有选举权的人说话，为那些在19世纪末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落后的人说话。1912年，在一场漫长而艰苦的党代会上，威尔逊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同年11月，“泰迪”·罗斯福
[A5] 以进步理念参选，导致共和党发生分裂，威尔逊当选总统。他在1916年获连任，普选中获得的票数甚至比之前还多。

威尔逊的职业生涯胜绩连连，但在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涯中，他也遇到过一些比较不幸的事件：有时是令人沮丧的事情，有时则是突然袭来的病痛。此外，他还树立了不少政敌，其中很多还是原来的朋友，新泽西州一位民主党党魁在祝酒时管他叫“忘恩负义的骗子”。
[6] 威尔逊从不原谅与他意见不合的人。他的新闻官兼倾慕者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说：“他非常记仇。”
[7] 威尔逊还很固执。豪斯就曾带着崇敬的语气描述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问题提出，他都会秉持一种绝对开放的心态，欢迎各种意见和建议，好做出正确的决策。但是，他那兼听则明的态度只停留在考量问题和筹谋安排阶段。他一旦做出决定就不可更改，一切建议和意见到此为止，绝不会有改变或缓和的余地。”
[8] 有些人认为这是值得尊敬的品质，在另一些人来看这可能就是危险的自大。法国驻华盛顿大使这样形容威尔逊：“假如他生在几个世纪之前的话，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暴君，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会犯错。”
[9]

在选择参加和会的搭档时，也就是选择全权代表或者叫首席代表的时候，威尔逊的这种性格特点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自己当然是头号首席代表，豪斯是另一个，按照威尔逊喜欢的说法，豪斯是“另一个我”。威尔逊极不情愿地带上了自己的国务卿蓝辛，主要是因为把蓝辛留在国内会很尴尬。威尔逊以前很欣赏蓝辛，认为他具备渊博的学识、一丝不苟的法律头脑，以及甘愿默默无闻辅助他人的心态。不过到了1919年，这些优点都变成了令威尔逊恼怒和蔑视的东西。事实证明，蓝辛确实是个有想法的人，而且他的想法经常和总统的观点发生激烈冲突。豪斯愉快地记下了威尔逊对蓝辛的抱怨：“他没有想象力，没有创造力，不管在什么方面都没有一丁点儿真材实料。”
[10] 第四名全权代表人选是已经抵达巴黎的塔斯克·布利斯将军（General Tasker Bliss），他是最高战时理事会（Supreme War Council）中的美方代表。此人心思缜密，计谋多端，喜欢拿着小酒壶躺在床上看修昔底德
[A6] 的作品，还得看希腊文原版。就像美国代表团中很多低阶官员认为的那样，这也是个过气之人，因为在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只和他交谈过五次，且场合都算不上重要。
[11] 总统选的最后一位是亨利·怀特（Henry White），一位有魅力、和善的退休外交官。他在到达职业生涯顶峰的时候，大战还不曾酝酿。威尔逊太太倒是觉得他在巴黎很有用，因为可以向他请教礼仪问题。
[12]

威尔逊的选择当时在全国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争议。上届总统、共和党人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说道：“好一群吝啬小人，他们要是能办成事情才见鬼了。”
[13] 威尔逊此前就故意忽略共和党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过去都狂热地支持参战，而现在很多共和党人和他的看法一致，也想要建立国际联盟。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让威尔逊这样对共和党人说：“你就告诉他们，‘我们各尽其责，五五分成，我主外，你们主内’。”即便是民主党内最支持威尔逊的人也劝他选择一些共和党人，例如塔夫脱，或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中的资深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威尔逊找来各种各样难以让人信服的借口，拒绝了党内朋友的建议。
[14] 真正的原因是他不喜欢，或者说不信任共和党人。这个决定让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为这会削弱他在巴黎的权威，并破坏他那个以美国为中心创建世界新秩序的梦想。

威尔逊让人猜不透的地方和劳合·乔治、克列孟梭这些他在巴黎共事的人不一样。这个人的品格可以用《圣经》中最高贵的语言来形容，可他对待顶撞他的人又是如此无情；这个人热爱民主，却又鄙视多数政客同行；这个人想要为全人类做贡献，自己却没有几个朋友。这些矛盾该如何解释？他是像泰迪·罗斯福认为的那样，“有史以来美国最虚伪、最冷血的一任总统，一个机会主义者”？
[15] 还是像贝克认为的那样，他是加尔文或克伦威尔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这种人时不时就会在凡间出现，爆发出奇怪的力量，让有瑕疵的人类升华到远超以往的更高境界”？
[16]

威尔逊想要权力，也想成就一番大业。把这种两面人格统一起来的，是他那种把自己的决策标榜为必然甚至是道德正确的能力，或者叫自我欺骗。在大战开始的头一年，他认为对美国人来说保持中立是正确的，对全人类来说也是正确的；而同样，到了后来美国最终参战也是正确的，是为了征讨人类的贪婪与无知，为了讨伐德国，也是为了正义、和平和文明。这种自信让威尔逊无法容忍异见，对其他人正当的担忧视而不见——然而若是没了这种自信，他永远不会尝试自己在巴黎所做的那些事情。在他看来，反对他的人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邪恶的。

和德国人一样，参战的决定也曾让威尔逊备感煎熬。他曾经拟过一份和约，让协约国和同盟国各退一步。即使在双方都反对他调停的时候，在德国潜艇击沉美国商船的时候，在罗斯福等人骂他懦弱的时候，在他自己的内阁一致认为应该参战的时候，威尔逊还是在等待。到最后下决心参战，是因为威尔逊觉得德国的所作所为让他别无选择。他在1917年4月要求宣战时告诉国会：“率领这个伟大的、爱好和平的民族走向战争，走向最为恐怖、最具破坏性的一场战争，是件可怕的事情，文明世界现在是命悬一线。”
[17] 在威尔逊眼里，德国，至少其领导人，是要背负深重罪孽的。德国人也许可以得到救赎，但必须受到严惩。

摄于1919年的相片上的威尔逊看起来像位殡仪馆的整容师。实际上他本人长得很英俊，五官端正，身材瘦高挺拔。他带着布道者兼大学教授的风范。他相信理性和事实，但是他认为在12月13日星期五踏上欧洲很吉利，因为他的幸运数字是“13”
[A7] 。
[18] 他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人，可又不信任他人的感情。这在激励人上进时是个优点，但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对那些陶醉在民族主义中的人来说，却很危险。从未摸透威尔逊脾气的劳合·乔治曾向一位好友列举他的优点——“热心、真诚、直率”——紧跟着又补充道：“鲁莽、顽固、爱慕虚荣。”
[19]

在公众眼里，威尔逊是个古板拘谨的人，但在密友眼里他充满魅力，甚至可以说有幽默感。他和女人在一起时特别放得开。他一般都能完美地控制自己的脾气，但在巴黎和会上经常发飙。（这有可能是因为他在巴黎期间中过一次风。）他喜欢讲双关语和五行打油诗，喜欢引用民间故事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喜欢学各种口音：学祖辈的苏格兰口音或爱尔兰口音，学那些在华盛顿为他工作的人的口音，也学南方黑人的口音。对于自己的小癖好，他很有节制，晚上最多只喝一小杯威士忌。他爱好把玩小物件，喜欢看新电影。在前往欧洲的途中，他是餐后电影的常客。有天晚上，放映师播放了一部喜剧，把众人吓了一跳，这部喜剧的名字叫《后妻》（The Second Wife ）。
[20]

威尔逊与女性的关系总引来不少八卦。在第一次婚姻中，他和数位女性有亲密的友谊，甚至可能会有点暧昧。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1914年，他们之间的爱情如果不是狂热的，也是深切的。1915年年末，他娶了华盛顿一个有钱的寡妇，差不多小他17岁，由此引发的八卦让他既愤怒又难堪。有位英国外交官讲了个笑话，在华盛顿流传开来，这让他永远不能原谅此人。这个笑话的内容是：“总统求婚的时候新威尔逊太太做何表现呢？她大吃一惊，摔下了床。”威尔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倒是看得很开。他的一个女儿表示：“看到父亲这么高兴难道不是好事？”豪斯后来成了威尔逊太太的死对头，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能有人共担重担对威尔逊来说是种解脱，“他的孤独太可悲了”。
[21]

威尔逊的新太太名叫伊迪斯·博林（Edith Bolling）。她陪同总统前往欧洲，这是其他幕僚妻子享受不到的特权。她是个热情活泼的人，很爱笑，喜欢打高尔夫、购物，爱好园艺和聚会。大家公认的是，她的一双眼睛很好看，不过有人觉得她有点胖，而且嘴太大。他们觉得她在巴黎穿的衣服有点紧，领口太低，裙子太短。
[22] 威尔逊觉得她很漂亮。和威尔逊一样，她也是个南方人。她对一位美国朋友说，她不想带女仆去伦敦，怕宠坏女仆，因为英国人对待黑人好得过分了。
[23] 虽然像南方女人那样爱卖弄风情，但她也是位精明的商人。在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家里的珠宝店就由她操持。再嫁的时候，威尔逊说得很明白，希望她能在他的工作上帮上一把。新太太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她做事靠的不是才智，而是速度和决心。
[24] 她对自己的新丈夫十分忠诚，威尔逊很宠她。

在“华盛顿号”上，威尔逊夫妇不怎么和别人交际，多是在自己的包房里用餐，而且还手挽手地在甲板上散步。美国专家团不停歇地研究地图和文件，带着一些焦虑，彼此询问对国家政策的预测。威尔逊对总的原则介绍了很多，但具体细节则一概不谈。一位名叫威廉·布列特（William Bullitt）的年轻人壮着胆子去找总统，告诉他专家们对他的沉默不知所措。威尔逊听说之后很吃惊，但爽快地同意与一干首席专家会面。“这绝对是史上头一遭，”有人后来说，“总统居然让所有人知道他的想法和政策。”这种事情可没有几次。
[25] 会后专家们倍受鼓舞，深为威尔逊折服。威尔逊表现得很随和、很友善。他谈到了他们面临的重大任务，还说他是多么仰仗他们提供的最佳信息，并随时来和他沟通。“你们告诉我什么是对的，然后我全力去争取。”他还为谈论自己的想法而道歉：“这些想法不怎么样，但我听到的就这么多，只好矬子里面选将军。”
[26]

讲到和谈问题时，威尔逊说，美国绝对有资格担任仲裁者的角色，必须贯彻伟大的美国传统，也就是公正和宽容。归根结底，他们是“和会上唯一的利益无关方”。此外，他还警告说：“我们要对付的人并不代表他们自己的人民。”这是威尔逊坚信的一点。鉴于美国国会现在已经被自己的政治对手控制，他还能这么想是很奇怪的。在整个和会期间，他一直坚信自己是大众的代言人。如果他能接触到别国的人民——无论是法国人、意大利人，哪怕是俄国人——人民都会拥护他的观点。
[27]

他还谈到了自己喜欢的另一个话题。他向众人保证，美国参战绝无私心。在这一点上，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美国和其他的国家不同，因为它不想要领土、赔款，甚至不需要复仇。（为了表现出美国人参战的原因与欧洲人不同，威尔逊总是强调，美国是“联合参战国”而非“协约盟国”。
[A8] ）美国总会以无私的姿态出现，就拿占领古巴来说，威尔逊坚持说：“我们是和西班牙开战，不是要吞并其领土，而是要向无助的殖民地人民提供获得自由的机会。”
[28]

威尔逊喜欢引用拉丁美洲的例子，这是因为他的大多数外交经验都是在那里积累的。至少在威尔逊自己看来，是他重塑了“门罗主义”。门罗在1823年狠狠地扇了欧洲人一记耳光，警告他们不要再妄图殖民美洲大陆。门罗主义已经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但很多人说这是美国掌控邻国的一个幌子。威尔逊则将门罗主义视作美洲所有民族和平共处的框架，也是纷争不断的欧洲各民族学习的榜样。蓝辛对此半信半疑，他对威尔逊的想法一般都是这种态度，“门罗主义是只适用于美国的民族政策，关系到它的民族安全与核心利益”
[29] 。

威尔逊认为蓝辛的反对无关紧要，根本没往心里去。
[30] 他觉得自己的良心是清白的，没有恶意。美国向海地、尼加拉瓜或多米尼加共和国派兵，那是为了维护秩序，促进民主进程。他在总统第一任期时曾表示：“我要教育南美洲的共和国，教会它们如何选举出好人！”
[31] 他很少提及这样做也保护了巴拿马运河和美国的投资。在威尔逊的总统任期内，美国反复干涉墨西哥，想要扶植它希望的那种政府。“美国的目的，”威尔逊说，“完全只是为了保卫中美洲的和平与秩序。方法就是照管那里，不让自治受干扰或走偏。”
[32] 当发觉墨西哥未能领悟美军登陆以及美国的威胁时，他也是非常吃惊与困惑，不理解墨西哥人为什么不懂他的道理。

在墨西哥的冒险也证明了威尔逊有忽略事实的倾向，也许他是无意识的。第一次向墨西哥派兵的时候，他告诉国会这是为了回应韦尔塔将军（General Huerta）对美国及其公民的挑衅和侮辱——此人发动了墨西哥革命。事实上，韦尔塔是竭力避免惹恼美国的。
[33] 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说他从未见过协约国之间战时签订的秘密协议，例如向意大利许诺敌国的领土。但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在1917年的确把这些文件给他看过。
[34] 蓝辛讽刺他的总统说：“如果和他的直觉不符，哪怕事实就摆在那儿他也会视而不见。这是一种似神的权力，只拣正确的说。”
[35]

正如墨西哥事件体现出来的那样，无论是从财政上说还是从军事上说，威尔逊并不惧怕使用自己国家那可观的国力，而且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比1914年的时候强大多了。之前它只有一支微不足道的陆军，以及一支中等规模的海军；现在它光在欧洲就陈兵百万，海军则可以和英国比肩。事实上，美国人觉得是他们为欧洲盟友打赢了战争。
[36] 为了盟国的战事，美国农场源源不断地出产小麦和猪肉，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钢铁，经济增长也是遥遥领先。在全世界的生产与贸易中，美国所占份额以势不可当的劲头上升，而欧洲各国所占的份额则停滞不变或惨淡下跌。就未来的欧美关系来说，最重要的是美国已经变成了欧洲人的金主。欧洲盟国总共欠美国政府超过70亿美元的债务，还欠美国银行大概35亿美元。威尔逊认为，美国只要在财政上施压，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太过自信了。
[37] 他的法务顾问戴维·亨特·米勒（David Hunter Miller）就说：“欧洲在财政上破产了，那里的政府在道德上破产了。”如果说美国希望正义、公平、和平的愿望遭到了反对，那么它只要稍做暗示，暗示自己将要退出，欧洲所有的政府就会无一例外地倒台，而且欧洲的每个国家都会爆发革命，大概只有一个国家可以例外。
[38]

在“华盛顿号”上的那次专家会议上，威尔逊还简要提及了在同中欧废墟中冒出来的各民族打交道时可能遇到的困难，也就是波兰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以及其他许多民族。这些民族想要什么样的政府都可以，但是在划地建国的过程中，他们必须尊重当地人的意愿。“标准不由那些聪明、有人缘、经济搞得好的人决定，而是要看人民大众的意愿。”他的一位听众记录道，“必须有自由——那才是人民想要的政府。”
[39] 在威尔逊带给欧洲的所有理念中，“自决”这个概念在当时是最具争议、最模糊的一个，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巴黎和会期间，维也纳的美国使团团长反复向巴黎和华盛顿发电，要求解释这个词的含义，可是没得到过一次回复。
[40] 想要把威尔逊的意思明确下来，向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主发展”，“治下的人民有权在自己的政府中发声”，“小民族拥有自己的权利与自由”，创建一个安全的世界，“让每个热爱和平的民族都能和我们一样，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国家的制度”。
[41] 这些话白宫方面说起来滔滔不绝，也的确激励了世界上的各个民族，但是这些话合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威尔逊的意思只是要拓展民主自治吗？——有时候的确像这样。他真的想让随便什么人群都可以自称民族，然后拥有自己的国家吗？
[42] 他起草过一份从未使用过的声明，试图说服美国人民支持和平协议。他这样写道：“我们现在认为，所有人都有权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自己选择要成立什么样的政府。这就是美国的原则。”
[43] 然而他并不同情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也不认可他们为了摆脱英国统治所做的斗争。在巴黎和会期间，他坚持表示爱尔兰问题是英国内政。他告诉他的法务顾问，有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代表团请他表示支持，他当时很想让他们马上滚蛋。他的观点是，爱尔兰人就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
[44]

越仔细琢磨威尔逊的“自决”概念，就会发现越多的难题。蓝辛问自己：“总统在说‘自决’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个什么单位？是人种、地区，还是团体？”蓝辛觉得，威尔逊想出这么个词是个灾难。“这种说法只会带来永远无法实现的希望，我担心千万条生命会因此葬送。有人为了这个原则会不惜诉诸武力，但理想主义者无视这种危险，等意识到这一点时，一切都太迟了。最终‘自决’必然落得个万众唾弃的下场，被人们当成理想主义者的春秋大梦。”
[45] 正如蓝辛问的那样，是什么造就了民族？是像美国那样，一种共有的公民权？还是像爱尔兰那样，一个共同的族群？如果它不是自治，那么应当改为自治吗？要是这样的话，自治到什么程度才够用？不管怎么定义，一个民族能在一个更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幸福地生活吗？有时候威尔逊似乎认为最后一点可以做到，毕竟他自己就来自一个包容了许多不同民族的国家，而且他清楚地记得，尽管这个国家参加了一场痛苦的战争，但依然没有分裂。

起初他并不想分裂那些大的多民族帝国，例如奥匈帝国或俄国。在1918年2月，他曾告诉国会，“界限清楚的”民族愿望应当被满足，不过不能“出现新的或陈年往事中的对抗与不和，不然就有可能很快打破欧洲的和平，继而影响世界的和平”。
[46]

这又引发了一连串新的问题。什么叫“界限清楚的”民族特征？波兰人（这个很明显）？那么乌克兰人呢？斯洛伐克人呢？还有那些细分出来的人呢？例如乌克兰天主教徒，或者波兰新教徒？这么分下去没有个头儿，尤其是在中欧，那里的历史让宗教、语言以及文化成了一锅大杂烩。那里大概有一半的人口有好几种少数民族身份。
[47] 如果民族与民族之间都没有明晰的界限，那又怎么能决定该把哪些人分在哪个国家呢？一个方案是把问题留给专家解决，让他们去研究历史，搜集统计数据，咨询当地人。另一个方案明显更为本地化，而且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就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那就是让当地人公决，不记名投票，由某个国际组织监督。威尔逊自己似乎并不认为自决就代表公决，但到了1918年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谁可以投票呢？只允许男性，还是女性也可以？只有居民可以，还是只要是在争议地区出生的人都可以？（法国人强烈反对在他们丢掉的两个省份阿尔萨斯和洛林进行公决，因为德国先前把当地说法语的人赶了出去，又让德国人往那里移民，所以说公决会不公平。）另外，如果当地人不知道自己是哪个民族又该怎么办呢？1920年，在白俄罗斯地区，也就是俄罗斯人、波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混居的地区，有位外部调查员询问一位农民的身份，他得到的唯一答案是：“无论在哪儿我都是个天主教徒。”
[48] 前往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卡林西亚（Carinthia）的美国专家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是碰上“不想和自己民族扯上关系，或对民族问题毫不上心”的人，那该怎么办？
[49]

1919年年末，威尔逊对国会说：“当我用这种表达方式[‘所有民族都有权自决’]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有如此多的民族会接连不断地找上我们。”
[50] 回归故土的民族运动不断扩大，这种运动自从18世纪末就已出现，威尔逊无须为此负责。但是，正如意大利外交大臣西德尼·桑尼诺（Sidney Sonnino）指出的那样：“战争无疑会让民众的民族意识变得疯狂……美国把这些原则说得这么明确，或许就是为了培养这种意识。”
[51]

在专家会议的大多数时间里，威尔逊谈的都是他最关心的问题：需要找到新方法管理国际关系。这对众人来说并不意外。在1918年1月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在后续的演讲中，他都简要谈起过自己的观点。同年2月，在对美国国会发表“十四点计划”演讲的时候，他表示势力均衡从来就不是保持和平的可靠方法。欧洲不能再有什么秘密外交。互相算计、草率承诺、盲目结盟等这类事情只会再次挑起战争。和解绝不能给战争留下任何可乘之机。不能有报复，不能有不公正的要求，也不能让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巨额罚金，也就是赔款。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错误的。法国当时向德国支付了赔款，还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这对法国来说是永远不可原谅的事情。必须让战争难以发动，军备要控制，甚至可以在各国全面裁军。商船在各大海洋都要航行自由。（英国非常清楚，这就等于它不能再用封锁港口、抢夺船只的方法来绞杀帝国的经济。它曾用这种办法打倒了拿破仑，所以它认为这样也可以加快协约国战胜德国的速度。）贸易壁垒必须打破，这样世界上各民族才能更加彼此依赖。

威尔逊愿景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提供集体安全保障。要像运行良好的公民社会一样，由政府、法律、法庭以及警察保障安全。一位记者摘记下了总统的讲话：“旧制度，也就是势力均衡，失败了太多次”，国联将成立一个理事会，由这个理事会来“插手”有纠纷的事务。“如果不成功，挑起战争的国家就要被判违法——‘在现在的世界，违法不是什么受欢迎的事了’。”
[52]

威尔逊的愿景是自由式的、基督徒式的，它挑战了过去的观点，即保证和平的最佳方式是让各国的势力保持均衡，有必要就可以结盟。现在的新机制是抵抗攻击要靠集体安全，而不是强大的军队。至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拿出来的另一种方法，威尔逊也给出了回应：革命带来的是一个僵化的、单一的世界，的确不再有冲突。而他相信的是多样化的各民族，相信的是民主，这两者才是最好的政府形态，也是世上向善的力量。当各国政府由自己的人民选出时，它们才不会彼此攻击，实际上也不能彼此攻击。
[53] 他在1917年对参议院表示：“这些是美国的原则，我们不支持其他的原则。世界各地有远见的男男女女，每个现代国家，每个开明的社会，也都会秉持这样的原则与政策。这是全人类的原则，必将获胜。”
[54] 在他看来，自己是在为人性代言。美国人倾向于把自己的价值观看成普世的价值观，而且认为他们的政府与社会是其他国家的榜样。毕竟，美利坚合众国是由那些想要抛弃旧世界的人创立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革命也是想创造一个新世界。美式民主、美式宪法，甚至连美国人做生意的方式，都应当是其他人效仿的例子，这是为了他们好。一个年轻美国人曾在巴黎说过这样一番话：“在我们和这里的伙伴同甘共苦之前，我们要先教他们如何做事，以及如何快速地做事。”
[55]

美国人对欧洲人抱着一种复杂的看法，既钦佩他们过往的成就，也相信协约国要是没有美国就会输掉战争；而且美国人还怀疑，要是他们不留神，诡计多端的欧洲人就会把他们再次拉进圈套。在欧洲人筹备和会的时候，美国代表就怀疑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设圈套。或者拿出一块非洲殖民地，或者让美国保护亚美尼亚、巴勒斯坦这样的地方，从而诱惑美国——然后突然间事态就会急转直下，等美国意识到阴谋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美国人会发现自己惹了一身臊，而欧洲人则扬扬自得。
[56]

美国“例外论”
[A9] 一直有其两面性：一面是迫切希望匡正世界；另一面则是，如果它发出的建议被忽视，就会轻蔑地置之不理。威尔逊告诉船上的人，和解必须基于新的原则。“如果不奏效，世界就要乱成一团。”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若是到了那种地步，他自己就要找个地方“把脑袋埋起来，这个地方或许是关岛”。
[57] 对例外论的虔信有时会导致部分美国人变蠢，生发出一种对其他民族进行说教而非倾听的倾向，还会让他们以为只有美国的动机是纯粹的，别人都不是。威尔逊就是非常典型的美国人。劳合·乔治说，威尔逊来参加和会，以为自己是拯救粗野欧洲人的传教士，“布道”的时候净讲些大白话。
[58]

嘲笑威尔逊很容易，很多人都笑话他。忘掉他提出的原则在1919年有多么重要，忘掉有相当多的人——不仅仅是美国人——想要相信的他那创造一个更好世界的伟大梦想，同样很容易。在大战留下的废墟上，世人好歹要有一个参照点，哪怕这个参照点非常糟糕。尽管有惨痛的现实，但人类社会终归会变好；终归有一天，各民族能和谐相处。威尔逊始终保留着这种期望。在1919年，在梦想还没破灭的时候，世界迫不及待地想听听他的看法。威尔逊不得不说的东西，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不仅仅是自由主义者和反战主义者满意，欧洲的政治与外交领域的精英也支持，虽然后来谣传这些精英并不赞同他。英国战时内阁秘书，后来的巴黎和会秘书，莫里斯·汉基爵士（Sir Maurice Hankey），总是在他装重要资料的匣子里备一份“十四点计划”。他说这份文件是“道德本底”。
[59] 全欧洲的广场、街道、火车站以及公园都贴着威尔逊的名字。海报上用硕大的字样写着“我们要威尔逊那样的和平”。意大利士兵在他的画像前下跪；法国左翼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 ）出了一期特刊，知名的法国人在上面争相赞美威尔逊；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在沙漠起义，波兰民族主义者在华沙起义，希腊诸岛上爆发了叛乱，朝鲜人和北京的学生想摆脱日本的控制，所有人都把“十四点计划”当作他们动力的源泉。
[60] 威尔逊本人很高兴，但也害怕。威尔逊那颇有才气的宣传主管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当时也在“华盛顿号”上，威尔逊对他说：“我在想，你是不是无意间给我织了一张网，让我无路可逃。”现在整个世界都指望着美国，但是他俩都知道，这些大问题是不可能立刻得到解决的，威尔逊继续说道：“我好像看到了一场辜负众望引发的悲剧——我真心希望是自己感觉错了。”
[61]

“华盛顿号”于1918年12月13日抵达法国港口布雷斯特（Brest），这时候战争刚刚结束一个月。总统站在舰桥上，他的船缓缓穿过英、法、美三国战列舰排出的大阵仗。这么多天来，太阳头一次从云里钻出来。街道两旁全是月桂花环和彩旗。墙上贴的全是表达敬意的海报，右翼感谢他从德国魔爪中挽救了众人，左翼称赞他许诺建立一个新世界。数不清的人走到屋外，很多人身穿五颜六色的传统布雷斯特传统服装，人行道上、屋顶上、树上全都是人，甚至连路灯杆也被占用了。空中回荡着布雷斯特风笛的声音，人群不停地呼喊：“美国万岁！威尔逊万岁！”法国外交部长毕盛（Stéphen Pichon）前来迎接，他说道：“我们十分感激您来访问，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和平。”威尔逊做出了一番礼节性的回应。威尔逊一行人当晚便登上了前往巴黎的列车。凌晨3点的时候，威尔逊的医生从自己隔间的窗户向外张望，无意间“看到不仅有男人和女人，还有小孩，都站在外面脱帽致敬，冲着专列欢呼”。
[62]

威尔逊在巴黎受到的欢迎更为热烈，到场的人更多了。一位生活在巴黎的美国人说：“对巴黎人来说，这真是最难忘、最富激情、最有好感的游行，我从未听说，更别提看到过这种场面了。”火车开进卢森堡车站，里面张灯结彩，到处飘洒着花瓣。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和他的政府官员就等在那里，还有他那长期以来的对手，总统普恩加来（Raymond Poincaré）
[A10] 。礼炮声响彻整个巴黎，宣告着威尔逊的到来，人群开始推搡列队站在路边的士兵。美国总统和他的妻子坐在一辆敞篷四轮马车上，穿过协和广场，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前往宅邸，一路上全是疯狂欢呼的人群。当晚安排的是一顿安静的家庭晚餐，威尔逊说自己很高兴受到了礼遇。他对在座的人讲，他“仔细观察了人群，极其友善的态度令他非常满意”。
[63]

[1] Beers, p. 148.

[2] Seymour, p. 8; Shotwell, pp. 67–9.

[3] Willert, p. 166.

[4] FRUS, vol. 1, pp. 128–37; Walworth, Woodrow Wilson, vol. 2, p. 215.

[5] Link, Road to the White House, pp. 2–4; Nordholt, pp. 13, 33.

[6] Villard, p. 226.

[7]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Papers, Group 1, notebooks, 8.3.19

[8] C. T. Thompson, p. 190.

[9] F. Palmer, p. 400.

[10] Beers, pp. 52–3, 100.

[11] Armstrong, p. 104; Walworth,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p. 9; F. Palmer, p. 363.

[12] Walworth,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p. 9.

[13] Bailey, pp. 87.

[14]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4, pp. 220–6; Bailey, pp. 92–101.

[15] Nordholt, p. 195.

[16]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18.10.18.

[17] Fried, p. 309.

[18] PWW, vol. 55, p. 120; vol. 56, p. 128.

[19] Scott, p. 386.

[20] Seymour, pp. 9–10.

[21] Link, Confusions and Crises, pp. 11–4.

[22]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Biggar Papers, vol. 2, letter of 20.3.19.

[23]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Auchincloss Papers, Group 580, series I, diary, 22.12.18.

[24] Hecksher, pp. 347–53, 498–9.

[25] Seymour, pp. 22.

[26] Ibid., pp. 23–6; Shotwell, pp. 75–8;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p. 41–4.

[27] Scott, p. 367; C. T. Thompson, p. 369.

[28] Seymour, p. 24.

[29] Link, The New Freedom, pp. 324–7; FRUS, vol. 2, p. 461.

[30] FRUS, vol. 2, pp. 461–2.

[31] Link, The New Freedom, pp. 375.

[32] Ibid., p. 386.

[33] Ibid., p. 398.

[34] British Museum, Balfour Papers, 49734/186–192.

[35] Link, The New Freedom, pp. 67.

[36]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 46.

[37] Zivojinovic, p. 44.

[38]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 46.

[39] Seymour, p. 25.

[40] Roosevelt, p. 97.

[41] Fried, pp. 309, 318, 332.

[42] Sharp, “The Genie,” passim.

[43]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275.

[44] PWW, vol. 55, p. 463;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 294.

[45] Lansing, Peace Negotiations, pp. 97–8.

[46] Temperley, History, vol. 1, p. 439.

[47] Sharp, “The Genie,” p. 10.

[48] Wambaugh, vol. 1, pp. 3–5, 13–14, 17;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p. 35.

[49] FRUS, vol. 12, p. 515.

[50] Temperley, History, vol. 4, p. 429.

[51] Spector, p. 243.

[52] Seymour, p. 25.

[53] Link, Wilson the Diplomatist, pp. 14–15.

[54] Ibid., pp. 96–7.

[55]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Auchincloss diary, 5.11.18.

[56] FRUS, vol. 1, pp. 296, 407.

[57]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 43; Seymour, p. 23.

[58]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223–4.

[59] Zeine, p. 85, n. 11;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p. 35–42.

[60] Nordholt, pp. 285–86; Bailey, pp. 27–28; PWW, vol. 54, p. 432; R. W. Curry, pp. 210–11.

[61] Schwabe, Wilson, Revolutionary Germany, and Peacemaking, pp. 180–1.

[62] PWW, vol. 53, pp. 378–79, 397; Seymour, pp. 38–39; Shotwell, pp. 81–4.

[63] Shotwell, pp. 85–88; PWW, vol. 53, pp. 382–4.

[A1] 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1858—1938），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的欧洲政策顾问兼首席外交顾问。——译者注

[A2] 基督教的一派，源于16世纪由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译者注

[A3]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ke，1729—1797），18世纪爱尔兰政治家，支持美国独立，对法国大革命持批判态度，著有《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A4] 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担任四届英国首相。——译者注

[A5] 即西奥多·罗斯福。据说罗斯福有一次外出狩猎，下属绑住了一头熊让他射击，罗斯福断然拒绝。此事后来传为美谈，玩具制造商用罗斯福的昵称“泰迪”给毛绒玩具熊命名，这就是“泰迪熊”的由来。——译者注

[A6] 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前400？），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后人从他的名言里改编出了“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用来描述国际关系。——译者注

[A7] 西方人一般认为数字“13”不吉利，如果13日这天正好是星期五，则更为不吉利。威尔逊认为“13”是自己的吉利数字，是因为他的名和姓中的字母个数加起来等于13。——译者注

[A8] 《凡尔赛和约》的全称为《协约国及参战各国对德条约》，英文为“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Allied and Associated Powers and Germany”。——译者注

[A9] 美国例外论（例外主义）包含三个观点：美国的历史与其他民族不同；美国有改变世界的使命；这种历史和使命让美国较其他的民族更有优越性。——译者注

[A10] 他的兄弟儒勒·昂利·普恩加来（Jules Henri Poincaré）是知名数学家，提出了“普恩加来猜想”。——译者注

第2章 第一印象

在抵达巴黎的那天下午，威尔逊与他最信任的顾问旧雨重逢。爱德华·豪斯上校是个阔绰的得克萨斯人，但从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来。这个人身材矮小，面色苍白，谦谦有礼，身体还有些虚弱。因为怕冷，他坐着的时候经常要在膝盖上搭一条毯子。在巴黎和会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流感找上了他，差点要了他的命。他讲起话来柔声细语。一个观察过他的人还说，此人说话时还爱摆弄自己那软乎乎的小手，就好像手里真握着个什么东西一样。他这个人谈起事情来总是一副平静、理性、高兴的样子。
[1] 经常会让人联想到法国历史上的某位红衣主教，可能是马扎然。
[A1]

豪斯并不是位名副其实的上校，那只是个荣誉军衔。他从未打过一场仗，不过对冲突却很了解。在他的童年时期，得克萨斯人经常是一言不合就拔枪相向。他在3岁的时候就会骑马开枪了。在一次小孩子之间的枪战游戏中，他的一个兄弟被轰掉了半张脸，他的另一个兄弟玩高空秋千时掉下来摔死了。后来豪斯也碰上了意外，从绳索上掉下来磕到了脑袋，留下了后遗症。既然在体力上不如别人，他就学会了怎么利用心理战胜他们。他曾对一位传记作家说：“我过去喜欢挑唆别的男孩互相打，看他们会做什么事情，然后再试着让他们重归于好。”
[2]

豪斯成了一位能看透人心的大师。几乎所有人一见到他都会觉得他既友善，又富有同情心。一个政敌的儿子这样描述他：“即使他在割断你的脖子，你也会觉得他是至交。”
[3] 豪斯喜欢权力和政治，尤其是他能在幕后操纵的时候。贝克有所保留地欣赏这个人，在巴黎管他叫作“小结孔，许多大事就像绳索一样，非要穿过它才行”
[4] 。豪斯极少接受采访，而且几乎从不接受正式任命。当然，这一点引起了不少人的怀疑。他经常说，自己只是想做个有用的人。不过，他在日记里仔仔细细地记下了纠缠不休、排队等着想见他的权势之人的名字。他还翔实地记录了每一句赞扬，不管内容有多么谄媚。
[5]

和多数南方人一样，他也是个民主党人，不过属于党内自由进步的那一派。威尔逊刚跻身政坛的时候，豪斯在得克萨斯州就已经是个人物了。他发觉威尔逊是个可以共事的人。两人第一次会面是在1911年，当时威尔逊正为竞选总统做准备。多年之后，在两人的友谊破裂到无法挽救时，豪斯回忆道：“我们俩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可以说是亲密无间，几乎是从第一次合作，我俩的想法就很合拍。”
[6] 豪斯慷慨地给予了威尔逊所需要的忠诚和尊重，威尔逊也给了他权力。在第一任妻子过世后，威尔逊越发依赖豪斯。“这世上我只能对你畅所欲言，”威尔逊在1915年写道，“有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一些人，有的可以告诉另一些人，但你是唯一可以让我倾吐全部心声的人。”
[7] 当第二任威尔逊太太出现的时候，她警惕地关注着豪斯，眼里充满妒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威尔逊把豪斯派往欧洲各国首都斡旋，想要阻止战争的爆发，但是毫无成果。当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马上让豪斯前往巴黎，协商停战协议。“我不会给你任何指令，”威尔逊告诉他，“因为我觉得你知道要做什么。”
[8] 豪斯真心认可威尔逊的外交政策，认为这是世界的最佳选择。他觉得成立国际联盟是个不错的主意。他还认为，就实现两人的共同目标来说，自己会比威尔逊做得更好。在总统太过理想化、太过教条的地方，豪斯可以成为调停者，这里点点头，那里耸耸肩，稍微改变一下战略重点，一个承诺先后许给两个人，就能消除分歧把事情运作起来。他其实不想让威尔逊参加巴黎和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位忠诚的副手会在日记里系统地罗列出威尔逊的错误：脾气太糟，前后不一，谈判太笨，还“喜欢一条道走到黑”。
[9]

克列孟梭非常喜欢豪斯，部分原因是他觉得这个人很搞笑，但也是因为他觉得豪斯这个人非常理解法国的关切。
[10] “我能和你共事，”克列孟梭告诉他，“你很真实，我能理解你，但是和威尔逊讲话，就感觉是碰上了耶稣本人！”
[11] 劳合·乔治的态度要淡定一些：豪斯“看事情比大多数男人——女人也可以算在内——看得透彻。但他看的都是一些小事，就好比大海中的浅滩到处都有，伟人身上的短处也是无处不在”。在劳合·乔治看来，豪斯是个有魅力的人，但是有局限性——“本质上是个推销员，而不是生产者。”豪斯可以当位好大使，却当不了外交部长。“这可能是因为他的诚实，”劳合·乔治善意地总结道，“他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狡诈。”
[12] 豪斯忍受不了劳合·乔治“这个麻烦制造者，心意变得就像风向标一样快。不管是处理什么问题，他都没有深刻的见解”。
[13] 但是劳合·乔治知道怎么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而觉得所有分歧都可以化解的豪斯却做不到这一点。贝克的看法是：“他是位出色的调解员，但是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因为他会小题大做。”
[14] 在停战谈判时，豪斯就这样干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一系列的误会，又在混乱中结束。协约国（这里也可以算上美国这个“联合参战国”）并没预计到胜利的到来。1918年夏季，奥匈帝国明显在崩溃，但德国看上去依然强大。协约国领导人原计划战争至少还要再打一年。然而到了当年10月末，德国的盟友一败涂地，并请求停战，德国陆军朝着自己的国界线不断后撤，国内也因为爆发革命动荡不已。同德国签订的停战协议是所有停战协议中最重要的也是争议最大的。这份协议是在德国柏林新政府、巴黎协约国最高战时理事会以及华盛顿的威尔逊三方协商下敲定的。身为威尔逊的私人代表，豪斯是这三方的关键纽带。德国人准确地估计出，想要获得宽松一点的求和条件，最好的机会就是拜倒在威尔逊面前乞求原谅，所以他们要求停战要基于“十四点计划”。威尔逊非常想推动欧洲盟友不情愿地接受他的原则，所以在一系列公开记录中同意了德国的请求。

欧洲人对此很恼怒，另外他们从未打算要原封不动地接受“十四点计划”。法国人想要确保自己能得到赔偿，因为德国的入侵给自己造成了巨大损失。英国人不同意“十四点计划”中涉及自由航行这一条，因为这会导致他们无法再拿海上封锁这个武器来对付敌国。在巴黎的最后一轮停战谈判中，豪斯同意就协约国的保留意见做出让步。“十四点计划”被修改，准许了后来被称为对德索赔的行为，也准许了把航行自由问题拿到巴黎和会上讨论的做法。此外，停战协议中的军事条款不光是要求德国从法国、比利时两国的领土上撤军，而且还要放弃在自己的西部边境上驻军。这就等于朝着德国裁军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正合法国人的心意。
[15]

停战协议达成的方式给德国以后反诉留下了太多的空间。德国人可以说，他们只能在原版“十四点计划”的基础上接受协议，因此后来的和约条款大多是不正当的。威尔逊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责怪狡猾的欧洲人，说他们玷污了新外交政策的纯洁意图。

豪斯同威尔逊在1918年12月14日午后进行了第一次交谈，这时候他们就已经对欧洲人的意图产生了怀疑。虽然巴黎和会还要再等几周才能正式开始，但各方的角力已经出现。克列孟梭此前曾向英国人建议，说两国应该就和约条款拿出一份大体的协议，而且欧洲各国，包括意大利在内，本月初已经在伦敦碰过面了。
[16] 克列孟梭非常聪明，他这么做不是没有保险措施。他拜访了卧病在床的豪斯，向豪斯保证伦敦会面没有什么大事。克列孟梭说，自己去伦敦完全是因为这样可能有助于劳合·乔治赢得即将到来的大选。
[17] 由于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领土要求存在意见分歧，而且英法对如何处理奥斯曼帝国争吵不休，这次会议未能在欧洲内部拿出一个共识性的方案。英、法、意三巨头也都不想给威尔逊留下一个坏印象，怕他以为他们要赶在他抵达之前就把事情私下解决掉。

豪斯和威尔逊的观点一样，也认为美国要成为和平的仲裁者。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克列孟梭有可能比劳合·乔治更理性。正巧，先同威尔逊会面的就是克列孟梭。这位狡猾的老政治家在会面时一言不发，光听威尔逊滔滔不绝，只是在赞同成立国联的时候插了一嘴。这给威尔逊留下了好印象，豪斯也很高兴，因为他希望法国和美国能联合起来对付英国。
[18] 在潘兴将军（General Pershing）的陪伴下，威尔逊在巴黎郊外的美军总部过了圣诞节，然后前往伦敦。

在英国，威尔逊再次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但他同英国领导人的私下会晤开局不顺。总统想表现得强硬一些，因为劳合·乔治和英国重臣没有赶去法国迎接他，这让他感觉被冒犯了。另外，英国举行大选意味着巴黎和会召开的日期要延迟，这也令他感到不快。和很多美国人一样，他对大不列颠王国的态度也是矛盾的，既意识到美国的自由要归结于英国的伟大传统，又对该国的实力抱着谨慎且嫉妒的看法。“如果英国坚持要在战后继续主宰大海，”威尔逊对克列孟梭的亲密同事安德烈·塔尔迪厄（André Tardieu）说，“美国就要教会它如何打造一支海军，而且美国也有能力这样做！”
[19] 在白金汉宫举办的欢迎大典上，威尔逊不客气地对一位英国官员说：“你不要管我们这些人叫堂兄弟，也不要叫兄弟，这两种身份都不适合我们。”（这位官员立刻将这番话报告给了上级。）威尔逊接着说，扯上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说法会误导人，因为很多美国人来自其他的文化。同时，总拿这两个国家的人都讲英语这个事实说事，也是愚蠢的。“错。只有两件事情可以让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建立并维持紧密的关系，那就是共同的理念与共同的利益。”
[20] 之后英国人又吃了一惊，因为在英王敬酒向美国军队致意同时表扬英军时，威尔逊没有回敬。“没有什么友谊的气氛，”劳合·乔治评论道，“也没有志同道合、共患难伙伴相见时的兴奋之情。”
[21]

劳合·乔治意识到，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事情，于是他开始取悦于威尔逊。在两人的头一次私下会晤中，气氛开始好转。
[22] 劳合·乔治欣慰地告诉其同僚，威尔逊似乎可以在英国看重的事情上让步，例如航行自由和德国殖民地归属问题。劳合·乔治说，这样的话，处理别的事务就容易多了。两国领导人还谈到了在和会上要怎么做，大概是会遵照传统惯例，和德国及其他战败国坐在一起，起草条约。
[23]

不过，惯例不能为威尔逊想要的新秩序提供任何指导。征服者与胜利者拥有权力，欧洲历史和之前的战争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就以拿破仑战争来说，这场战争在结束的时候，赢家毫不客气地拿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既有领土，也有艺术珍宝。此外，人们过去一直认为，战败国要为战争开销支付赔款，有时候还要为战争损失支付赔偿。但是，这一次战争大家不是都不提赔款的事情了吗？双方之前说的都是没有领土吞并的和平。双方之前都呼吁，人民要有权选择自己的统治者，而协约国一方的呼声要比同盟国更响亮。况且，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协约国战争的目的中就装点了诸如“民主”“公正”一类的口号。威尔逊已经领会了协约国的意图，并把它写成了不可更改的承诺，一个带来更好世界的承诺。当然，他允许战胜国获得一些补偿：法国拿回丢掉的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或者让德国弥补其给比利时造成的损失。但法国人想要更多东西：德国是不是要割地也许可以讨论，但必须得到安全保证，这一点是没有讨论余地的。英国人想要德国的一些殖民地，意大利人想要巴尔干地区的一部分，日本人想要中国的一部分。这些要求在新外交中能算是公正的吗？还有中欧那些民族国家，有的已经组建，有的还在孕育之中，它们也有自己的要求。还有殖民地上的人民、妇女权利的倡导者、劳工代表、美国黑人、宗教领袖、人道主义者等也有自己的要求。相比之下，维也纳会议简单多了。

在同威尔逊的首次会面中，克列孟梭与劳合·乔治均指出，有必要召开一次预备会议，好明确协约国在和平问题上的立场。威尔逊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如果事先把和约所有条款都定好，那么巴黎和会就会变成一个幌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威尔逊也准备进行非正式的会晤，定好协约国的共同立场。“这其实都是一码事，”劳合·乔治对同事说，“但是这位总统就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24] 大家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在巴黎会面进行初步讨论最多几周时间，然后就与敌人坐下来谈判。威尔逊到那时应该就可以回国了——至少他是这样想的。
[25]

这些人将成为威尔逊在巴黎最亲密的同事。在与他们初次接触后，威尔逊继续前往意大利，等待他的是更加盛大的欢迎仪式。但是，欢呼的人群、国宴或私访都掩盖不了时间正在流逝这样一个事实。他开始怀疑，这些安排会不会是有意而为。他觉得人民想要和平，但他们的统治者似乎抱着说不清楚的阴险动机在拖延时间。法国政府想为威尔逊安排一次战地巡视，被他气愤地拒绝了。他对自己小圈子里的密友说：“法国人是要让我看那些战争肆虐过的地区，以为我在看见惨状之后就会听任英、法、意三国政府的摆布。”他绝不能像这样被人操纵。和平必须平静地降临，不能有感情因素。“即便法国全国被炸成了一个大弹坑，最后的和解方案也不会因此更改。”
[26] 法国人对他的拒绝很是怨恨。等到3月时他终于做了一次短暂的巡视，不过这也没让法国人高兴起来。

威尔逊逐渐意识到，他和法国人的观点并不像豪斯想让他相信的那样一致。法国政府之前起草了一份详细的议程，国际联盟在里面远算不上重要的事务。
[27] 保罗·康邦（Paul Cambon），这位经验丰富的法国驻伦敦大使对一位英国外交官表示：“和会是要结束同德国的战争”，国联这种事情可以随便拖一拖。
[28] 法国政府机构中的很多人认为，国联就是战时联盟的延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和约条款的实施。一份内部备忘录写道，法国公众把和约条款想得越理想，“对我们就越有帮助”
[29] 。众所周知，克列孟梭是个疑心很重的人。威尔逊在伦敦演讲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国联是保证成员国安全的最佳方式，克列孟梭第二天就在法国国民议会上发言，讲话内容博得了议员们的大声称赞。“过去的结盟机制叫作势力均衡。我决不放弃这个原则，它将成为我在和会上的指导思想。”他在提到威尔逊时非常狡猾地用了一个词，说此人性格“直率”——直率既有正直的意思，但也可以理解为可悲的天真。（官方记录将其改为“高贵”。）
[A2] 美国代表团将克列孟梭的言论视为挑衅。
[30]

那次讲话和美方的回应埋下了不和的种子，这颗种子最终会发展成一出持久且可怕的闹剧，尤其是在美国。一边是加拉哈德（Galahad）
[A3] ，他的思想纯洁，行为端正，指引着通往金色未来的光明大道；另一边则是畸形的法国巨魔，它的黑心里满是怒气与嫉恨，一心只想复仇。一边祈盼和平，另一边则要战争。这种比喻的确很生动，但这种比喻对威尔逊和克列孟梭来说都不公平。这两个人都是自由主义者，是那种对风云突变抱着保守怀疑的自由主义者。这两人的区别在于各自的性情和经历。威尔逊相信人性本善，克列孟梭则有怀疑，他和欧洲都经历过太多不幸了。有一次他对威尔逊说：“请不要误解我，我们降生时都带着高尚的本性和崇高的理想，这一点你经常说，也说得很明白。我们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是因为粗糙的世界之手塑造了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都要生存，我们也的确活了下来，这是因为我们都是坚强的人。”在威尔逊生活的世界里，民主是安全的。“在我生活的世界里，向民主党人开枪被认为是符合社会潮流的事。”
[31] 有些事情威尔逊觉得使用武力终将失败，但克列孟梭常常看到使用武力对这些事情的确奏效。“我开始相信这一推断，即使用武力是正确的。”克列孟梭在某次晚宴上对劳合·乔治的情人弗朗西丝·史蒂文森（Frances Stevenson）说，“为什么这只鸡会在盘子里？那是因为它不够强大，抵抗不了那些想杀它的人，而且这是非常妙的事情！”
[32] 克列孟梭并不反对国联，他只是不怎么相信它会有用。他自然是愿意看到国家间的合作越来越多，但近期的历史已经再明显不过地证明，备好枪杆子以防万一是非常重要的。
[33] 在这一点上，他忠实地表达出了法国的民意，法国人对德国人仍然抱着很大的戒心。
[34]

1919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威尔逊返回巴黎，等待预备会议召开。法国政府给他找了一处私人宅邸，他在里面过得非常舒服。（威尔逊讲过一个小笑话，说美国贷款给法国，就相当于间接地为这所房子付过钱了。）这座宅子就是缪拉酒店（Hôtel Murat），归拿破仑皇帝一个姻亲的后人所有。这位皇帝的姻亲是名了不起的军人，他迎娶了拿破仑的一个妹妹，并把房子租给了法国政府。后来，在法美关系恶化的时候，皇帝的妹妹，也就是缪拉长公主，又把房子要了回来。总统的陪同人员包括：威尔逊的私人医生海军上将卡里·T.格雷森（Admiral Caryl T. Grayson），以及威尔逊太太的社交秘书。陪同人员都住在阴冷昏暗的小房间里，很不舒服。这些房间里堆满了过去的珍宝，里面还有一面面巨大的镜子，将珍宝反射出无数个影像。一位来采访总统的英国记者发现，威尔逊穿着灰色的法兰绒西服，坐在一张巨大的帝王桌前，头顶上方悬挂着一只硕大的铜雕鹰像。
[35]

美国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驻地在克里雍酒店（Hôtel Crillon）。那里离缪拉酒店有一定距离，但奢华程度毫不逊色。一位美国教授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安排给我一个巨大的房间，高高的天花板，白净的墙板，有壁炉，浴室十分宽敞，床非常舒服，全都是紫玫红的颜色。”
[36] 美国人对食物很满意，也为一丝不苟的服务所折服，而且觉得慢悠悠的老式液压电梯很滑稽。这种电梯有的时候会停在两层楼中间，只有等一个水箱向另一个水箱中灌够了水，它才会继续移动。
[37] 因为这座酒店比较小，所以他们的办公室都分散在各处。有些房间曾经是马克西姆（Maxim）餐厅的包房，所以还能闻到食物和酒的馊味。美国人在这几个月里给克里雍酒店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开了一间理发室，架设了电话专线，还用精心准备的美式早餐取代了法式早餐。
[38] 少不了的还有门卫，以及在屋顶平台来回转悠的卫兵。“整个地方就像艘美国战舰，还有股怪味。”
[39] 年轻的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说。此人曾留下一部著作，生动翔实地描绘了巴黎和会的经过。前来拜访的英国人也被美国人严肃的等级观念吓到了；和英国人不一样，美国的重要人物从不和下属坐在一起吃饭。
[40]

蓝辛，还有同为全权代表的怀特、布利斯，他们的房间都在第二层，但真正的权力中心比他们还要高一层，豪斯的大套间就在那里。自己的房间除了大以外，豪斯还注意到，保安措施也要比其他任何人的房间都严密，这让他沾沾自喜。豪斯就坐在那里，盘算着自己的方案，吸引权势之人前来——要做的事情和做事的方式都很合他的心意。首相、总理、将军、大使、记者，几乎所有人都要来打招呼。他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自然是与总统的关系。两人每天都会交谈，要么是面谈，要么是打陆军工程师安装的直拨专线电话。有时候威尔逊散步会走到克里雍酒店；他从不在二楼停留，总是径直走到楼上。
[41]

[1]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23.12.18.

[2] George and George, pp. 76–79.

[3] Link, New Freedom, p. 95.

[4]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16.12.18.

[5] Esposito, pp. 741–56; George and George, p. 231.

[6] Link, New Freedom, pp. 93–4.

[7] Ibid., George and George, pp. 92–3.

[8]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4, p. 88.

[9]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Papers, series II, c, diary.

[10]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1, pp. 93–5.

[11]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78.

[12]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245–6.

[13]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1.4.19.

[14]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3.4.19.

[15] See D.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vol. 6, chapter 85; D. Stevenson, First World War, pp. 225–35; Rudin, pp. 271–83.

[16] Floto, p. 78.

[17] FRUS, vol. 1, p. 333.

[18]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4, pp. 252–3.

[19] Walworth, Woodrow Wilson, vol. 2, p. 217.

[20] Tillman, p. 66.

[21]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181–82.

[22] PWW, vol. 53, p. 520.

[23]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185–201.

[24] Ibid., pp. 193–4.

[25] Ibid., pp. 149–50.

[26] PWW, vol. 53, pp. 707–8; vol. 54, p. 175.

[27] FRUS, vol. 1, pp. 386–96;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4, p. 243, n. 1.

[28] PWW, vol. 54, p. 235.

[29]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Clemenceau Papers, 6N72, Conférence de la Paix, memorandum of 18.12.18.

[30] C. T. Thompson, pp. 56–58; Shotwell, p. 100, n. 2.

[31]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132; Bonsal, Unfinished Business, p. 68.

[32] F. Stevenson, p. 192;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41.

[33] Watson, pp. 401–7.

[34] D. Stevenson, “France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p. 13.

[35] Times, 21.12.18.

[36] Seymour, p. 42.

[37] Shotwell, p. 88.

[38] FRUS, vol. 11, p. 498.

[39]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25.

[40] Toynbee, pp. 200–2.

[41]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4, pp. 269–71;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Auchincloss diary, 18.12.18.

[A1] 马扎然（Jules Cardinal Mazarin，1602—1661），曾担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宰相，为国王的扩张政策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A2] 原文均为法语，分别是“candeur”和“grandeur”。——译者注

[A3] 亚瑟王传说中的一位骑士，是圆桌骑士中最纯洁的一位，且独自一人找到了圣杯。——译者注

第3章 巴黎

1919年1月，世界各地的和平缔造者开始往巴黎集结。在那段时间里，巴黎是座伤感的城市，这儿的人都因为悲伤而变得木讷了，只有女人们还是优雅如昔。一位加拿大代表写信告诉妻子：“总能看见有气质的美女，要是她们高兴一点，准能登上《巴黎人的生活》（La Vie Parisienne ）或《时尚》（Vogue）这种杂志。”
[1] 有钱人还是能找到漂亮衣服和珠宝的。餐馆若是能拿到供应，还是能做出美味大餐的。在夜店里，男男女女跳着新传来的狐步舞和探戈。天气出奇地温和。公园里的草还绿着，还有那么几株仍在开放的花。前一阵子下了不少雨，塞纳河（Seine）的水位高了不少。河边码头上到处是人，正在围观涨水后的景象。街头艺人唱着有关法国战胜德国的歌谣，赞颂着即将到来的新世界。
[2]

刚刚结束的大战在各处留下了印记。街头有来自北方遭破坏地区的难民；协和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上摆着缴获的德军大炮；一堆堆的废墟与木板加封的窗户，说明这里之前有德国炸弹落下；杜伊勒里宫（Tuileries）变成了一个大弹坑；林荫大道两旁成排的栗树也缺了许多棵，不少是被砍倒当柴火烧了；巴黎圣母院（Notre-Dame）大窗户上的彩色玻璃也被卸走保存了起来，取代它们的是浅黄色的窗玻璃，使教堂内部显得死气沉沉；全城的煤炭、牛奶与面包都极度短缺。

法国社会也留下了战争的疮疤。虽然路灯与窗户上都飘动着胜利的旗帜，但街角也有缺胳膊少腿的男人和穿着破旧军服的复员军人在乞讨零钱，几乎半数女性都穿着丧服。左翼的媒体号召革命，右翼的则宣传镇压革命。罢工与抗议一轮接着一轮。在那年冬天和春天，街道上到处是参加示威游行的法国蓝领工人和女工。中产阶级为了反对他们，也在游行。

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想在巴黎召开和会。豪斯在日记里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公正的和平很难达到，而在这个好战的国都做到，几乎是全无可能。即便成功了可能也是再酿悲剧。”
[3] 法国人太容易动怒，这也是因为他们之前遭受的苦难太多，与德国的战争太痛苦，以至于他们无法提供和谈所需的平静氛围。威尔逊之前更看好日内瓦，但是瑞士传来了危言耸听的报告，说这个国家正处在革命的边缘，而且到处都是德国间谍。
[4] 克列孟梭坚持要在巴黎召开和会，毫不让步。
[5] 劳合·乔治后来特别恼怒地说：“我根本不想在他那个该死的首都举办和会，我和豪斯都觉得最好是选一个中立的地点。但是这个老家伙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表示抗议，我们只能让步。”
[6]

据说，克列孟梭曾告诉旁人，等死了之后他要站着埋到坟墓里，面冲德国。这或许只是个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这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保卫法国，抵御它那个强大邻居。普法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只有28岁。在法军被打败后，他和一群年轻的共和主义者一起，在巴黎继续作战。他目睹了这座城市陷入饥荒、法国政府停止抵抗、新的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镜厅（Hall of Mirrors）建立。作为一名新当选的国民议会议员，他投票反对对德和约条款。作为一名记者、作家、政客，最后是总理，他的警告始终没变过——德国是法国的一个威胁。在临去世前，他对一名美国记者说：“我这辈子都在恨德国，是因为它做出了伤害法国的事情。”
[7] 在1871年之后他并未主动找仗去打，只是接受了现实。他说问题不在于法国，“德国觉得胜利代表统治，而我们相信战败不等于奴役”
[8] 。

克列孟梭一直认为，法国要想和平地生存下去，就必须有盟友。1914年前，新德国是个令人生畏的敌人，它的工业、出口以及财富都在增长。法国则停滞不前，而且人口出生率也在下降。在今天，战斗已经不再单纯看士兵的数量，因此人们也很难体会在当时拥有向战场投放庞大兵力的能力有多么重要。就像后来在法国参议院辩论是否要批准条约时克列孟梭所说的那样，对德条约“未具体说明法国应当生多少孩子，但这才是首先需要包含在条款里的”
[9] 。这些不利因素导致法国要向自己的世仇求援：东面的沙俄和海峡对岸的英国。俄国的人力与英国的工业及制海权可以制衡德国。形势到1918年扭转了很多，但最根本的不平衡依然存在，德国人还是比法国人多。德国的工业设施基本完好，恢复经济能花多长时间？何况现在没法再指望俄国了。

在巴黎和会期间，盟友们对法国的不妥协非常恼火，认为这是贪婪、记恨的表现。他们之所以会这样看，是因为他们不曾承受过法国那样的苦难。今天在法国，每个城市、镇区、乡村都可以看到阵亡将士纪念碑，上面就诉说着法国损兵折将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人员名单都是一连串一连串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阵亡人员名单就短了很多。年龄在18岁到30岁之间的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了四分之一。法国战前总人口为4000万，战争期间死亡人数超过130万。在所有参战国中，法国死亡人口的比例是最高的。受伤的士兵人数又是其他国家的两倍。在法国北部广袤的大地上，弹坑多如繁星，战壕纵横交错，举目可见一排排的十字架。在战争最为惨烈的凡尔登要塞地区，寸草不生，一片死寂。法国经济所依赖的煤矿被水淹没；本可以生产供需品的工厂被夷为平地，或者机器被德国人搬回自己的国内。法国6000平方英里（约15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彻底毁掉，而在战前这里出产20%的农作物、90%的铁矿石和65%的钢铁。如果威尔逊早先亲眼看到了这种惨状，或许更能理解克列孟梭的要求。
[10]

和会期间，克列孟梭把所有的重要事项都握在自己的手中。法国代表团列出了法国可以做的最大让步，但这个代表团在和会的头四个月里从未碰过头。
[11] 最让法国代表恼火的是，克列孟梭几乎不咨询奥赛码头（Quai d’Orsay）的外交专家。
[12] 他也不怎么在乎大学里的专业人士的意见——此前他还让他们起草有关法国经济与领土要求的报告，还要求他们列席各种委员会，导致和会期间这类团体数量大增。聪明的保罗·康邦在伦敦抱怨道：“他的想法没有条理，工作没有方法，大包大揽所有责任与义务，这样只会一事无成，而且这个人已经78岁了，身体又不好，还有糖尿病……他每天接见50个人，亲力亲为上千件该由部长负责的事情……过去是打仗，现在开始寻求和平了，我反而更不安了。”
[13]

克列孟梭的外交部长毕盛是个优柔寡断、好脾气的懒人。他会在每天早上收到指示，从不敢有片刻不从。
[14] 克列孟梭相当喜欢他，但态度不甚庄重。有那么一天他问道：“毕盛是谁？”旁边人回答：“是您的外交部长。”“哦，是吗？”这只老迈的“法兰西之虎”说道，“我都忘了。”
[15] 还有一次，毕盛和一帮专家耐心地等着开会，这时候克列孟梭正取笑贝尔福的顾问人数。贝尔福说：“他们做的事情和与你在一起的一大帮人做的一模一样。”克列孟梭勃然大怒，转身对毕盛说：“你们都给我滚，没一个能派上用场的东西！”
[16]

克列孟梭真要是讨论什么事情，那都是晚上叫几个人在他家里开会。这里面有他忠实的助手亨利·莫戴克将军（General Henri Mordacq）、令人讨厌的聪明人安德烈·塔尔迪厄，还有实业家路易·卢舍尔（Louis Loucheur）。他让警察盯住这些人，好让他们认真做事。每天早上他都会给这些人送一份档案，里面记着他们前一天都干了些什么。
[17] 他很厌恶总统普恩加来，尽可能不搭理他。

克列孟梭在漫长的一生中总是我行我素，令人生畏。政敌说他那双斜眼和残忍的心性遗传自匈人（Hun）——这些匈人不知道怎么去到了他的老家旺代（Vendée）。
[18] 克列孟梭生于1841年，他家是个小贵族，住在法国一个风景秀美但有着暴力历史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总是站错队：在天主教获胜的宗教战争期间，他们是新教徒；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们又是信天主教的保皇派。克列孟梭家族可以说是稀有中的稀有——共和主义者、激进派、彻底的反教权主义者。克列孟梭觉得自以为是的贵族都是傻瓜，但他总是要回他那了无生气的家族庄园宅邸，那里有石板地面，有壕沟环绕，还有朴素的陈设。

和父亲一样，克列孟梭也是学医出身，但他并未做过医生——这一点也和他父亲一样。无论什么时候，学习对他来说总是排在第二位的，不如写作、政治活动或者谈情说爱重要。和其他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一样，他之所以被吸引到巴黎，是因为这里是激进知识分子、记者以及艺术家的世界。在19世纪60年代末，他在美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那里是共和主义者心中普遍向往的自由之地。这段出游经历让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时不时还会冒出几句过时的纽约粗话。他的英语口音像美国北方人，说话要拉长音，而且说‘r’的时候还带着法国那种舌头打卷的味儿。他在美国还娶了位妻子，玛丽·普鲁默（Mary Plummer），一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女孩，善良但不聪明，又非常保守。他俩是在一所女子学校相识的，克列孟梭当时在那里教法语。
[19] 他把她带回了法国，让她和自己的父母以及未婚的姑姑们一起待在旺代。她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独守空房。这段婚姻并没能持续下去，但普鲁默后来的确来到了巴黎生活，靠带美国游客参观博物馆挣钱，弥补她那微薄的养老金。分开之后她几乎没见过克列孟梭，但她诚心诚意地收集有关他的剪报。不幸的是，她不知道上面说了些什么，因为她从未学过法语。普鲁默于1917年去世，克列孟梭表现出些许悔恨，他说：“她嫁给我可真是倒了大霉。”
[20]

这段婚姻给克列孟梭带来了三个孩子，都托付给家人抚养。他本人再未续弦，他更喜欢独自过完这辈子。当然，他不缺少女人，既有朋友也有情人。他曾说：“我这辈子从不需要去讨好女人。”
[21] 这句话倒是很准确。1919年他还自嘲地抱怨，等到老了，不中用了，女人们反倒开始对他投怀送抱起来。

政治和更重要的法国，这两者才是他的激情所在。1870年，随着拿破仑三世帝国
[A1] 的覆亡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崛起，通往公共事务的大门向克列孟梭以及其他激进政客敞开了。克列孟梭以尖刻与狡黠的演说风格、顽强的斗志而闻名。例如，他和老朋友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一道重启了对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一案
[A2] 的调查。不过，就连左派也不信任他。他这个人有太多可疑的赞助者、名声不佳的女人，以及讨要钱财的债主。
[22] 他无休无止地攻击执政当局，而且为了获胜几乎是不惜代价。一个熟人这样评价他：“这个人是狼群生养的。”
[23] 他与政敌决斗，让人想起大仲马（Dumas）笔下的人物。他对习俗的蔑视以及强烈的愤世嫉俗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好处。劳合·乔治一度这样提到他：“这个人爱法国，但恨所有的法国人。”
[24] 直到1906年，花甲之年的克列孟梭才当上了部长。

他人格的另一面只向知己展示。克列孟梭对朋友很忠诚，朋友对他也一样。无论是对时间还是金钱，他都宽宏大量。他热爱园艺，不过据一位访客说：“他的花园杂乱无章，各种各样的花草七扭八拐地向四面八方疯长。”
[25] 多年来他一直在靠近小镇吉维尼（Giverny）的地方留有一座乡间别墅，那里也离他的好朋友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住的地方很近。在巴黎，他经常去观看莫奈的系列作品《睡莲》（Water Lilies ）。“一进到屋子里，这些画就摄走了我的魂魄。”[他讨厌雷诺阿（Renoir）的作品。“那种爱情永存的风格让你恶心，他画出来的那些少妇屁股简直不堪入目。”
[26]

克列孟梭也是个十分勇敢和固执的人。1914年德军向巴黎开进，法国议会辩论是否要弃城转移，克列孟梭表示同意：“没错，我们离前线太远了。”
[27] 1917年，法军在西线溃败连连，国内又冒出全面崩溃的传言，在这段形势堪忧的日子里，克列孟梭，法兰西的“胜利之父”，终于展露本色，大显身手。他以总理身份将法国人团结在一起，并坚持到了最后胜利。1918年春，德国人向巴黎最后一次发动强大攻势时，克列孟梭明确表态决不投降。如果德国人占领城市，他要坚守到最后一刻，然后再乘飞机撤退。
[28] 当听说德国同意停战时，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种事情在他这辈子里只有这么一次。他双手抱头，老泪纵横。
[29] 11月11日晚上，克列孟梭和关系要好的妹妹索菲（Sophie）一同在巴黎散步。他看到人们将缴获的德国枪械砸成碎片，于是说：“战争胜利了，把这些拿给孩子们玩吧。”
[30] 晚些时候，他和莫戴克将军谈到了今后的工作：“的确，我们艰难地赢得了战争，但现在我们必须赢得和平，这或许更难。”
[31]

法国是所有大国中最重视对德和约条款的一个。英国已经得到了德国的舰队以及主要的德国殖民地，它想要的东西大部分已经握在手中。而美国和德国中间又隔了个大西洋。法国不光遭受了最惨重的损失，而且也最惧怕德国。不管怎么说，德国都紧靠在法国东面，世上的德国人还是比法国人多。在1919年，就连在法国卖的、刻着“福煦”和“胜利”字样的纪念小刀，都是德国工厂生产的。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法国想要复仇，想要赔偿，但最想要的还是安全。没人比总理更清楚这一点了。

克列孟梭相信，保障法国安全只能靠维持战时的联盟关系。他在1918年12月对国民议会表示：“为了保留这个协约，我甘愿做任何牺牲。”
[32] 在巴黎和会期间，他坚定地坚持着这个原则，哪怕是最严重的分歧也未使他动摇。法国公众肯定记得他对顾问说的一句话：“没有美国和英国，法国今后或将不再存在。”
[33] 正如他对劳合·乔治所说的那样——这句话是在两个人争吵时说出口的，这种争吵在他们之间发生过很多次——“我希望你意识到，我在和会上的政策，就是同大英帝国及美国保持密切一致。”
[34]

克列孟梭的政策是一回事，说服法国主要官员遵从这种政策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发现这些人全是些狡诈阴险的货色，”巴黎和会秘书、英国人汉基抱怨道，“根本不知道这个游戏该怎么玩。”
[35] 对往日丰功伟绩的怀念、对法兰西文化优越性的肯定、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产生的怨恨、由胜利带来的解脱感、对德国的恐惧，让法国成了一个不好打交道的国家。一位英国专家在访问莱茵兰法国占领军时写道：“人们不禁会想，就在一瞬间，过去50年发生的事情都被一扫而空。法国士兵又回到了曾经在君主制和大革命期间他们待过的地方，自信，快活，敏捷，觉得跟完全是在自己家一样，就这样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将更高等的文明带给了德国人。”
[36] 和英国人一样，美国人也发现法国人有时相当讨厌。一位美国专家在日记中写道：“法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它担忧这场胜利完全是虚幻的，而且它把这当成真事，还让自己相信的确是这样。”
[37] 美国军官经常与法国军官发生冲突，普通士兵也常常在咖啡馆和大街上拳脚相向。
[38]

或许真正的不幸在于，克列孟梭本人未能和另外两位大国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威尔逊和劳合·乔治经常相互拜访，巴黎和会期间两人也会有大大小小的聚餐。克列孟梭更喜欢独自用餐，或和他那一小邦顾问吃饭。“这样做有缺点，”劳合·乔治说，“如果是为了社交目的见面，你就可以提出一个观点。如果你发现有进展，满意，就可以继续，否则可以放弃这个观点。”
[39] 克列孟梭年轻的时候也从不在意平日里的社交生活。在1919年的巴黎，他更是要留好所剩不多的精神头，准备谈判。

克列孟梭是三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虽然在这个岁数的人里，他的身体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但毕竟他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他手上的湿疹非常严重，要靠戴手套来遮掩。睡眠也很成问题。
[40] 他醒得非常早，经常凌晨3点就起床，然后看东西看到早上7点，再自己做一顿早餐，就是简单的稀粥。这之后他会再度投入工作，直到按摩师兼教练来他家，陪他锻炼身体（经常是他喜欢的击剑）。他的上午时间都是在会议中度过的，但午饭总是回家吃，几枚煮鸡蛋和一杯白水，永不换样。下午继续投入工作，晚餐是同样简单的牛奶面包，晚上9点上床睡觉。从旺代老家带来的仆人跟随了他很多年。
[41] 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会去劳合·乔治在尼托街（Rue Nitot）的驻地喝茶，厨子会给他做他最喜欢吃的猫舌饼。
[42]

克列孟梭既不怎么喜欢威尔逊，也不喜欢劳合·乔治。巴黎流传过一句他说的话：“我发现，自己就夹在耶稣基督和拿破仑·波拿巴中间。”
[43] 他觉得威尔逊这个人摸不透：“我认为他不是个坏人，但又不知道他身上好人的部分有多少！”
[44] 他还觉得威尔逊是个死板傲慢的人。“对欧洲太无知，太不理解人！他觉得什么事情都要依照章法办。还有他那个‘十四点计划’，上帝也不过才给了‘十诫’，威尔逊就要给我们‘十四点’……‘十四点’最最空洞的戒律！”
[45]

在克列孟梭眼中，劳合·乔治更幽默一些，但他也觉得这个人更刁猾，更不可信。在英法两国就中东控制权做漫长而激烈的谈判时，劳合·乔治想要找借口摆脱双方的协议，这让克列孟梭怒不可遏。这两个人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是以激进派身份从政，都雷厉风行。但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克列孟梭是个知识分子，劳合·乔治不是；克列孟梭做事靠理性，劳合·乔治靠直觉；克列孟梭具备18世纪绅士的品位和价值观，劳合·乔治则是个彻头彻尾的中产阶级。

克列孟梭和自己的同事也有嫌隙，包括法国总统。“这世上只有两个彻底没用的东西：一个是阑尾，另一个就是普恩加来！”
[46] 普恩加来长得矮小精干，做事爱吹毛求疵，讲规矩，迂腐，非常谨慎，而且还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克列孟梭曾对一位美国朋友说：“他活脱脱是个干瘪、令人厌恶的小野兽，没有一点胆量，小心翼翼让他活到了今天。你也明白，幸运的是，这只令人生厌的动物没有同类。”
[47] 克列孟梭攻击过普恩加来很多年
[48] ，还散布有关普恩加来妻子的丑闻。他会大声说：“想睡普恩加来夫人？好的，我的朋友，肯定没问题。”
[49] 战争期间，克列孟梭的报纸不公平地抨击总统说，是他发动了战争。而事情其实是像普恩加来说的那样：“他非常清楚自己在撒谎。宪法没给我这样的权力。”
[50]

普恩加来也恨克列孟梭。“疯子，”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老迈，低能，自负。”
[51] 但奇怪的是，他在关键事情上总能和克列孟梭取得一致。这两人都厌恶并害怕德国。在战争最无望的时候，普恩加来也和失败主义者做过斗争，而且把克列孟梭放在了总理的位置上，因为他认为克列孟梭有打败德国的意志和决心。有那么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两人好像要休战。1917年11月，克列孟梭在他的首次内阁会议上说：“雷蒙德
[A3] ，老朋友，咱俩现在是不是要好起来了？”六个月之后，普恩加来恨恨地抱怨说，克列孟梭不咨询他的意见。
[52] 胜利之后，在收复的洛林首府梅茨（Metz），两个人曾公开拥抱，但他们的关系仍然糟糕。普恩加来对克列孟梭做的事情有很大意见：停战太早，法军完全可以向德国腹地多推进一些。在收复的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法军被管得很死，缩手缩脚。普恩加来是洛林本地人，在那里还有很多人际关系。这些熟人警告他，当地的很多居民都是亲德的，而且法国当局对付他们的方法太笨。他还认为，克列孟梭忽视了法国的财政问题，外交政策也是一团糟，向美英让步太多。当克列孟梭承认英语也要和法语一样，成为和会的官方语言后，普恩加来气愤不已。
[53] 大众对克列孟梭的好感让他抓狂。“所有法国人都信任他，仿佛他是新上帝一般。”他写道，“而我，则被大众媒体羞辱……他们只有在要羞辱我时才会提到我。”
[54]

让普恩加来和强大殖民地游说团体失望的是，克列孟梭不关心能否拿到德国的殖民地，对中东也没多大兴趣。
[55]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他几乎不怎么谈论战争的目的，即便提到也故意说得不清不楚，只讲到刚够安抚法国大众但又不会让自己被确切要求纠缠的程度。战时的官方声明只提到要解放比利时和法国被占领土、让受压迫的民族重获自由，当然还有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克列孟梭告诉国民议会，他的工作是打仗。至于和平，他对一位记者讲：“有必要把心里想的事情全都提前吐露出来吗？没有必要！”
[56] 1918年12月29日，批评者逼迫他在议会里把事情讲清楚。他拒绝了，“有关和平的问题是大问题”，谈判会非常微妙。“我肯定会提要求，但我在这儿不说。”他或许要在法国的重大利益上做出让步。他要求议会进行信任表决，结果以398票对93票获得了支持。
[57]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主要挑战是他的盟友。

[1]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Biggar Papers, letter of 14.1.19.

[2] Shotwell, pp. 112, 115.

[3]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4, pp. 218–19.

[4] FRUS, vol. 1, pp. 119–23;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Clemenceau Papers, 6N72, Conférence de la Paix, Pichon to Jusserand, 7.11.18.

[5]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147–8.

[6]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Wiseman Papers, series I, 7/178, Peace Conference diary, 19.1.19.

[7] Williams, p. 246.

[8] Watson, p. 220.

[9] Kleine-Ahlbrandt, p. 39.

[10] Aldcroft, Versailles to Wall Street, pp. 13–9.

[11] Nevakivi, p. 109.

[12] Laroche, pp. 58–60; Keylor, “Versailles and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p. 483, n. 41.

[13] Guiral, p. 309.

[14]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118;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20.

[15]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28.4.19.

[16] Orlando, p. 369.

[17] F. Stevenson, p. 286.

[18] Williams, p. 28.

[19] Ibid., pp. 16, 280.

[20] Ibid., pp. 16, 281–2.

[21] Ibid., p. 278.

[22] Watson, p. 136.

[23] F. Stevenson, p. 212.

[24] D.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vol. 5, p. 2675.

[25] Williams, p. 249.

[26] Ibid., pp. 254–5.

[27] D.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vol. 5, p. 2681.

[28] Williams, p. 165.

[29]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2, p. 343.

[30] Williams, pp. 72–4.

[31]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5.

[32] Trachtenberg, Reparation in World Politics, p. 30.

[33]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206.

[34] P. Mantoux, vol. 2, p. 274; Watson, pp. 338–9;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Série à Paix, 60 (Conditions de la Paix), notes préliminaires sur la réorganisation de l’Allemagne, 27.10.17.

[35] Churchill College, Hankey Papers, 4/11, Hankey to Esher, 10.2.19.

[36] Headlam-Morley, p. 102.

[37] Library of Congress, Beer Collection, diary, 1.3.19.

[38]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24.1.19.

[39]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20.

[40]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106.

[41] Watson, pp. 278–79, 341; Williams, pp. 203–4; PWW, vol. 57, p. 513.

[42] F. Lloyd George, p. 155.

[43] Hardinge, p. 242.

[44] F. Stevenson, p. 192.

[45] Nitti, p. 95.

[46] Repington, p. 389.

[47] Williams, p. 286.

[48] Keiger, pp. 92, 98, 210.

[49] Adamthwaite, p. 8; Hughes, Policies and Potentates, pp. 223–7.

[50] Keiger, p. 223.

[51] Ibid., pp. 256–9.

[52] Ibid., pp. 234–6.

[53] Ibid., pp. 236–7; 251–2.

[54] Ibid., p. 255.

[55]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191.

[56] Duroselle, p. 723.

[57] Ibid., pp. 721–8; 725.

[A1] 即法兰西第二帝国。——译者注

[A2] 德雷福斯是法国犹太人，从军后曾被怀疑向德国泄露情报，并因此入狱，后被平反，史称“德雷福斯事件”。——译者注

[A3] 普恩加来的名。——译者注

第4章 劳合·乔治与大英帝国代表团

1919年1月11日，一贯精力充沛的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乘坐一艘英国驱逐舰，横穿英吉利海峡。他到巴黎之后，三位关键的、寄予厚望的和平缔造者终于聚齐了。虽说劳合·乔治现在还在摸索威尔逊的底细，但他和克列孟梭两人自1908年起就一直断断续续地见面。他俩的第一次会面并不顺利。当时克列孟梭已经确立了自己在政坛上的地位，而劳合·乔治不过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人。克列孟梭觉得劳合·乔治相当无知，对欧洲和美国都不了解。
[1] 而劳合·乔治对克列孟梭的印象则是“讨厌的、坏脾气的野蛮老头”。劳合·乔治说，他注意到，克列孟梭那颗大脑袋里“盛不下一丁点儿仁慈、敬畏和善良”。
[2] 战争期间，躲不开克列孟梭的劳合·乔治直接撂下话，说两人之间不能再有欺侮人的事情发生。后来劳合·乔治又非常适时地表示，他渐渐欣赏起了克列孟梭，因为这个人有计谋，有坚韧的品格，而且非常爱国。克列孟梭勉强培养出了对劳合·乔治的好感，不过他总是抱怨后者没文化。这位法国老头严厉地说，劳合·乔治才不是“英格兰绅士”。
[3]

三巨头每人都给和会贡献了一些自己国家的东西：威尔逊带来的是美国那善意的、自信的保证，保证美国的方法是最好的，同时还带来了一种不安的猜忌，也就是怀疑欧洲人看不出这种方法的好处；克列孟梭带来的是法国那深厚的爱国情操、由胜利产生的解脱感，以及对德国复兴的无尽恐惧；劳合·乔治带来的是英国广大的殖民地及其强大的海军。每个人都代表着重大的国家利益，但也代表了他们个人。他们的弱点与长处、疲劳与病痛以及自己的好恶也同样会影响着和谈。从1月到6月末的这段时间里，除了2月中旬到3月中旬威尔逊返回美国、劳合·乔治回英国这段空档期，这三人天天碰面，经常是早晚各一次。开始时他们由各自的外长和顾问陪同，但在3月份以后，他们就只是私下会面，只带一两名秘书，或是一名特殊领域的专家。频繁的面对面交流迫使他们互相了解，互相认同，也互相厌恶。

劳合·乔治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长着一副红润的喜庆面孔，有一双令人印象深刻的蓝眼睛，一头白发蓬乱地向上立着。（一个小女孩曾问他：“哈啰！你是卓别林吗？”）
[4] 美国内战结束的时候，劳合·乔治只有2岁，而威尔逊已经对战争有了深刻印象。当20岁的克列孟梭目睹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落败，新德意志帝国诞生时，劳合·乔治还在上小学。他不光是年轻，他的身体也更好，精力也更充沛。威尔逊担心自己会因坚持原则而累垮身体，克列孟梭早起晚睡，为了法国而殚精竭虑，面对危机和挑战的劳合·乔治则是越干越精神。从未真正认可劳合·乔治的保守党人罗伯特·塞西尔勋爵（Lord Robert Cecil）不情愿地称赞他：“不管和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管工作有多么艰辛，责任有多么重大，进度有多么紧张，劳合·乔治先生一定会精神抖擞地出现——抖机灵拿人打趣，但他在评论共事的同僚时从无恶意。”
[5]

在心爱的女儿去世时，劳合·乔治领会了悲剧的滋味。在个人丑闻和政治争议威胁到自己职业生涯时，他也体会到了紧张局势的急迫。在巴黎和会召开的前四年里，他先是担任了军需大臣，然后是陆军大臣，一直顶着巨大的压力工作。1916年年末，在协约国一方看起来已经战败的时候，他担起了首相的重担，而且这还是一届联合政府。和克列孟梭在法国所做的一样，他也把国家团结在一起，带领民众走向胜利。如今到了1919年，他刚刚从新一届大选中获胜，但联合政府中支持他的大多数人和他并不是一条心。劳合·乔治是个自由党人，而他的支持者与内阁的关键成员多是保守党人。虽然他同保守党主席博纳·劳（Bonar Law）的合作关系很牢固，但他也必须小心提防。被他取代的前任首相、自由党人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找机会反攻。许多保守党人记得他那激进的过去，将其视作特权和等级的祸根。而且，保守党有自己的领袖迪斯累里（Disraeli），所以他们会担心劳合·乔治会不会太聪明，太机敏，太向着外人。劳合·乔治还要面对媒体中的强敌。报业巨头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
[A1] ——他之所以选择这个爵位名称，是因为它和拿破仑（Napoleon）名字的首字母相同——正迅速从自大狂转变为偏执狂，这或许是三期梅毒的早期症状，而他最终也死于这种疾病。他过去一直相信，是自己的报纸——包括《泰晤士报》（The Times ）和《每日邮报》（Daily Mail ）——的支持才让劳合·乔治当上了首相；现在北岩勋爵很生气，因为这个被他视作自己一手造就的人既不让他进入战时内阁，也不让他加入英国代表团去巴黎。

劳合·乔治还要处理一个没有为和平做好准备的国家，战争结束给英国人带来了巨大的、不理性的期望。人们以为缔造和平会很轻松，工资与福利都将有所增加，税收则会下调，期望社会一片和谐，或者说一片动荡——这取决于你站在谁的立场看问题。公众的情绪不可捉摸：有时候报仇心切，有时候又逃避现实。1919年最流行的一本书名叫《年轻的客人》（The Young Visiters ），是一个小孩子写的滑稽小说。
[A2] 身处巴黎的时候，劳合·乔治还要抽出时间应付工人暴动、议会的反对派，以及不断恶化的爱尔兰问题。不过，只要巴黎的谈判一开始，他就仿佛进入了心无旁骛的状态。

如果说真有谁像拿破仑的话，那也不是充满妄想的北岩勋爵，而是这位勋爵憎恨的那个人。拿破仑曾这样评价自己：“我的脑子就像个小柜子，安放着各种事务和问题。在我想打断一个思绪的时候，我就关上一个抽屉打开另一个。该睡觉了？我只要关上所有的抽屉，这就睡着了。”劳合·乔治就具备这种专注与恢复的能力，也有这个精力，并热衷于攻讦。他告诉威尔士的一位朋友：“除非是挨揍，否则英格兰人不会尊重任何人；被揍过之后英格兰人就会对那个人献殷勤了。”
[6]

和拿破仑一样，劳合·乔治有种怪诞的能力，能感觉到别人在想些什么。他跟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说，他喜欢待在酒店里。“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好奇他们的身份，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是享受生活还是厌恶生活。”
[7] 他相当健谈，又不失为一个好的倾听者。无论高低贵贱、长幼老少，人们见到他就会觉得自己要说的事情很重要。在丘吉尔看来，“劳合·乔治先生最令人钦佩的一个人格特点就是，即便是处在权力、责任、好运的顶峰，他内心也完全不会有任何自大或优越的意识，总是很自然，很简单。在认识他的人看来，他始终如一：随时准备就任何观点展开辩论，即便摆事实的方式有争议，事实本身令人不快，他也会认真倾听”
[8] 。求知与专注是他亲和力的根源。

劳合·乔治还是位卓越的演说家。克列孟梭是靠一针见血的挖苦来传达观点，威尔逊是靠说教，劳合·乔治则是精心准备演说词，听起来就像不假思索的肺腑之言，能立刻打动听众，诙谐、亲切，而且有鼓动性。劳合·乔治就像位伟大的演员，对操纵听众非常在行。有人曾向他咨询演讲技巧，他回答道：“我会停顿一下，向人群伸出一只手，让他们向我靠拢。那时候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就像小孩子。”
[9]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个极力让巴黎和会带有神话色彩的人，特别为劳合·乔治编排了一段。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问道：“我要怎么做，才能让读者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里这位离奇的人物呢？一只海妖？一位魔鬼般巧舌的吟游诗人？还是从凯尔特神话中女巫出没的魔法森林走出来，到访我们这个纪元的一个半人怪？”
[10] 这番评价既有剑桥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也有典型英国人的那种冷漠，听起来充满浪漫诗意，但都是胡说八道。劳合·乔治是在威尔士长大的，但那个地方的民风其实讲究谦逊与严肃，那里有板岩矿和造船厂，有渔民和农夫。和说英语比起来，当地人更擅长唱歌。

劳合·乔治喜欢说自己是从一间不起眼的村舍走出来的，但实际上他出身于有文化的手工业者阶层。他的父亲是名校长，在他非常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把他带大的舅父是位手艺高超的鞋匠，还是位非神职布道者，在他的小村子里是个人物。作为一个参照点，威尔士这个地方对劳合·乔治有着重要意义，可以用来衡量他走了多远，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当然也有情感上的意义（尽管在那儿待的时间过长，他很快也会厌烦）。他很小的时候心里就有个大舞台。还有什么舞台能比全世界最大帝国的首都更大的呢？他在给当地一个女孩的信中写道：“我的终极理想就是前进。”
[11] 这个女孩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舅父是他的贵人，给了他无止境的关爱与支持。劳合·乔治小时候发觉自己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这位非神职布道者没有怪罪他。
[12] 在劳合·乔治决定研读法律的时候，舅父先行一步学习法语语法，好帮助他拿到所需要的语言资格认证。当他决定从政的时候，这对没有资金或关系的人来说相当于天大的赌博，舅父再次支持了他。在看到自己的外甥当上首相后不久，这位老人便离世了。

劳合·乔治生来就是干政治的料。从委员会会议室中的艰辛工作到大选，他热爱与政治有关的所有事情。他的确喜欢尖刻的辩论，但本心是善良的。和威尔逊或克列孟梭不同，他不憎恨对手，也不是政治领域里的知识分子。虽然阅读涉猎广泛，但他更喜欢请教专家，没有人比他更才思敏捷。他对涉及的话题总很精通。有一次在巴黎和会上，凯恩斯和一位同事发现他们交给劳合·乔治有关亚得里亚海的简报有误。这两人急忙找来一张纸，写上修改后的立场，然后冲进会场，结果发现劳合·乔治已经就这个话题开讲了。凯恩斯把字条递了上去，劳合·乔治瞧了一眼，没有片刻停顿，一点点地调整他的论证，到最后居然推出了和讲话开始时完全相反的观点。
[13]

从政初期，劳合·乔治是以激进政客的身份出名的。威尔逊攻击大银行，克列孟梭攻击教会，而劳合·乔治最喜欢的靶子则是地主和贵族。他很喜欢商人，特别是白手起家的那种。（他也经常喜欢上这些商人的妻子。）他当财政大臣的时候，推行激进的预算方案，推行了一项针对富人的所得税，并为穷人提供福利。但他不是社会主义者，和威尔逊以及克列孟梭一样，他也不喜欢集体主义。不过他随时准备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合作，就像他一直准备着和保守党人合作一样。
[14]

他的管理水平也相当高，或者说是反常规式的。他从公务员队伍之外招人掌管政府部门，撼动了已有的规程。为了确保自己的提案能成功通过，他会邀请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提出意见。在解决劳资纠纷的时候，他会邀请双方同他一道坐下来——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很普通，但在当时是极不寻常的。一位见过他调解铁路纠纷的人说：“坐在桌边的人就仿佛是他手中的琴弦。他一会儿恳求，一会儿劝诱，一会儿不苟言笑，一会儿轻松有趣，一会儿又威胁恐吓，真是花样百出。”
[15]

乐天派的他总是相信，即便是最棘手的问题也可以找到解决方案。他孩子的一个朋友说：“对劳合·乔治而言，每天早上并不是崭新一天的开始，而是崭新生活与崭新机遇的到来。”
[16] 有时候他会铤而走险，而且参与了一些可疑的交易——在阿根廷开发一座矿山，或在有内幕消息时购买股票——但这些更像是受财务独立的愿望驱动，而不是贪婪。他的私人生活也不检点。克列孟梭因与女人的风流韵事让大众更喜欢他，劳合·乔治则不止一次因此倒霉——气愤的丈夫们威胁要在离婚案里告他。他的妻子是位意志坚强的女性，起初她被他迷住了，但后来两人天各一方。她更喜欢待在北威尔士，和自己钟爱的花园在一起；他也习惯了这种两地分居的婚姻生活。他在1919年安顿了下来，找了一位情人，这应该也是他的本性流露。年轻的弗朗西丝·史蒂文森是他小女儿的家庭教师，是个有文化、手脚麻利且聪明的女人，给了他爱情，是他的精神伴侣，也是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人们经常认为劳合·乔治不过是个机会主义者。克列孟梭曾鄙视他，说他是位英国律师。“他想要赢一个案子的时候，什么手段都可以拿来用。要是有必要，他会把前一天自己反对过的论据拿到第二天来用。”
[17] 对旁人的缺点看得很准的威尔逊认为，劳合·乔治缺乏原则性。他“希望自己不用和劳合·乔治这么圆滑的人打交道，他总是随波逐流做出妥协”
[18] 。实际上，劳合·乔治是个有原则的人，只不过他很讲究实际。
[19] 他不会把精力浪费在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上。当英国向南非这个小共和国宣战、打响布尔战争的时候，他就表示反对。因为在他看来这本身就是件错事，而且浪费资源。这种公开的坚决反对需要很大勇气，也险些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在伯明翰演讲的时候，一伙气愤的暴民闯上讲台，向他冲去。不过他从政治上获得了回报。当英国政府磕磕绊绊地获得来之不易的和平时，劳合·乔治成了国民的领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必然要成为战时英国的重要人物。与他关系越来越亲密的丘吉尔写道：“劳合·乔治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勇气，更有洞见。他绝不会拘泥于什么事情上——不会提什么遥不可及的措施，也不会尝试铤而走险的捷径。”
[20] 劳合·乔治在1916年曾对一个工党代表团说，他厌恶战争，但“一旦卷入进去，就必须义无反顾地坚持，否则本已功德圆满的事业就会失败”
[21] 。英明的老保守党人阿瑟·贝尔福见证了许多领导人的起起伏伏。他在评论劳合·乔治时说道：“他是个爱冲动的人。战前他从未考虑过军事问题。他或许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无知。他有某种怪癖，时不时就会让他变得难以共事。”不过即便是贝尔福也得承认，再没有其他人能成功地领导英国了。
[22]

虽然从小村子里走出来的劳合·乔治已经成名，但他从未跻身英格兰的上层社会。在他的任期内，到访唐宁街10号（10 Downing Street）的人都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从北威尔士搬过来的热闹的海滨小镇。
[23] 他和妻子都不喜欢拜访这个国家有头有脸的贵族，而且劳合·乔治相当不愿意同国王与王后待在一起。在议会开幕大典上，国王乔治五世邀请他手持英国国剑。这本是个荣耀的象征，但劳合·乔治悄悄地说：“我才不要做个奴才。”然后请求国王原谅他拒绝。
[24] 劳合·乔治的多数朋友和他一样，都是白手起家。贝尔福是个罕有的例外，他出身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是塞西尔家族的一员
[A3] ，而且好脾气的贝尔福甘心为他人做铺垫，所以他当个外交大臣对劳合·乔治正合适。
[25]

劳合·乔治决意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实现和平。只要能绕开外交部的地方，他都不去理会，而是发动自己手下那些年轻聪明的幕僚。官僚们尤其憎恨他的私人秘书，道德标准很高的、虔诚又自负的菲利普·克尔（Philip Kerr）。劳合·乔治讨厌看报告，克尔就负责他的大多数书信工作，成了这位伟人的看门人。
[26] 有一次贝尔福问克尔，首相有没有看过某份文件，克尔说：“没有，但是我看了。”即便是好脾气的贝尔福也受不了这种事情，说道：“菲利普，你看和首相看还不是一回事吗？”
[27] 专业的外交家们低声抱怨，寇松勋爵也很是不快，劳合·乔治同贝尔福前往巴黎的时候，把他留在英国看家。劳合·乔治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这对英国来说是件坏事吗？劳合·乔治对外交事务的理解明显不如他的前任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也不如他后来的继任者丘吉尔。他的知识有很大欠缺。他在1916年曾问道：“斯洛伐克人是什么人？我不知道该把他们归在哪儿。”
[28] 他的地理知识同样很让人着急。1918年他曾对一位下属说，他刚发现新西兰在澳大利亚东边。1919年，当土耳其军队从地中海向东撤退时，劳合·乔治大谈特谈，竟说土耳其人逃往麦加（Mecca）。“是安卡拉（Ankara）。”寇松冷冷地说道。劳合·乔治随便回了一嘴：“寇松勋爵知识渊博，总能在小事上教训我。”
[29] 不过他经常能得出合理的结论（只是鄙视专家的做法和好激动的心性也会让他犯错，例如支持重建一个大希腊国家）。在战争期间，他曾对一个朋友讲，德国必须被打败，但不能被摧毁。
[30] 摧毁德国不会给欧洲和大英帝国带来任何好处，而且会让俄国有机会发展壮大。他明白，英国利益依托于自己的贸易和帝国这两个基础。要用优势海军来保卫这两者，而且欧洲各国要势力均衡，避免出现挑战英国利益的国家。

他意识到，英国光靠自身是无法再实现这些目标的。它的军力虽然强大，但和平时期的到来正导致国力迅速萎缩。在1919年间，英国陆军的规模缩减了三分之二，而它又要承担越来越多的义务，从波罗的海各国到俄国，再到阿富汗，而且还要应对帝国内部越来越多的麻烦，还有印度、埃及以及自家门口的爱尔兰。面对接二连三派发兵员的请求，参谋部的回复令人沮丧：“没有多余的军队了。”
[31] 军事上的负担还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全球的金融中心不再是英国，而是美国，而且英国人欠美国人相当多的钱，这一点劳合·乔治很清楚。凭着一向乐观的心态，他觉得自己可以和美国搞好关系，这将有助于弥补英国的不足。或许美国人可以在某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承担一些义务，例如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周边的海峡。

从另一方面看，劳合·乔治在巴黎和会还是握着一手相对不错的牌，肯定要好于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英国已经得到了大部分自己想要的东西。曾经在全球挑战英国军力的德国舰队，现在已经落入英国人的手中，水面舰艇停靠在斯卡帕湾（Scapa Flow），多数潜艇在哈里奇（Harwich）。德国的装煤站、港口以及电报站都被日本和英国夺走。劳合·乔治在巴黎如是说：“如果12个月前告诉英国人民他们将得到现在所得到的东西，他们就会笑话你是傻瓜。德国海军已被转交，德国商船也被转交，德国殖民地也被交出。我们最大的一个贸易竞争对手已被严重削弱，我们的盟国即将成为其最大的债主。这可不是什么小成就。”

成就还不止这些。“我们肃清了对印度属地的威胁。”
[32] 俄国，那个整个19世纪都在向南推进、让数代英国政治家担忧不已的俄国，已经完了，告别了大国的行列，至少短期内是这样。波斯和高加索地区，也就是俄国的南部边境，如今都在英国军队的掌控之下，或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

与印度的交通线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英国战前的政策一直强调保证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一线的安全，或者采取直接控制的方式，例如埃及，或者维持动荡的奥斯曼帝国。那个帝国现在是完了，但由于同法国签有秘密协定，英国随时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地区。至少在外交部和军队的梦想中还有新路线，或许可以穿过黑海到高加索地区，然后再转向南方，也可以途经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领空，前提是英国军队能快速部署，拿到所需的领土，并保护这些地方。

人们经常认为，鉴于劳合·乔治反对布尔战争，他不是帝国主义者，事实恰恰相反，他心中一直以大英帝国为傲，只是他觉得这个帝国的运转不得法。试图只让伦敦来管理所有事情是愚蠢的，而且这种愚蠢行为的代价也很高。要想保证帝国的强大，就该允许建立尽可能多的地方自治政府，只对重要事务提出帝国层面的政策，例如防卫和统一的外交政策。有了地方自治——他还想到了苏格兰、故乡威尔士，以及麻烦不断的爱尔兰——帝国的属地会乐于承担照管自己的成本。（有人曾在他的演讲上大喊：“地方自治见鬼去吧。”劳合·乔治反驳道：“说得好！就是要让你这样的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国家说话。”）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纽芬兰和南非这些自治领已经实现了部分自治，甚至印度也在缓慢地迈向自治，只是那里人种混杂，欧洲人很少，当地的宗教和语言也多种多样，这让劳合·乔治怀疑那里的人到底能不能管理自己。他从未去过印度，对那里几乎是一无所知。反正按照他那种听之任之的态度，他觉得印度人，还有其他棕色皮肤的人，都是劣等民族。
[33]

1916年，就在当上首相后不久，劳合·乔治告诉下议院，是时候正式咨询自治领和印度的意见了，以寻求赢得战争的最好方式。因此他也有意成立一个帝国战时内阁。
[34] 这个姿态摆得非常好，也很有必要。自治领和印度一直支持英国作战，贡献了它们的原料、弹药、钱款，以及最重要的东西，人力——印度派出了大约125万名士兵，其他自治领也派出了100万人。截至1918年，澳大利亚损失的兵员比美国还要多，它的总理比利·休斯（Billy Hughes）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所有人记住这一点。

到1916年，过去小心翼翼围绕在母国身边的各自治领不断成熟壮大。它们和它们的将军已经见识过太多被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爵士（Sir Robert Borden）称为“英国总部的阁僚泡在威士忌与汽水里，无能且愚笨”的事情。
[35] 自治领知道自己的贡献有多么重要，它们的血汗花在了什么上面。作为回报，无论是在战争事务上，还是在今后的和平上，它们都希望成为被咨询的对象。
[36] 它们在英国找到了一个能听得进话的人，那个在战前自视比殖民地人高出一等的国度已经转变了态度，热切盼望得到殖民地的力量。比利·休斯在1916年到访伦敦的时候，人们把他当作明星来对待；女人们打着“我们要休斯回来”的标语游行；一部火爆的漫画根据他创作了“怪木偶比利”这个人物，上面写着“少一个，战争就不完整”。
[37] 还有史末资（Jan Smuts），南非的外交部长、军人、政治家，在某些人眼中也是位预言家。战争的后半段，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伦敦。史末资之前曾和英国打了15年仗，现在则是英国人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加入了劳合·乔治那个战时内阁里的一个小委员会。他的声望很高，劳合·乔治说：“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他为我们的顾问工作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3
[38]

在战争末期，澳大利亚的休斯和加拿大的博登发现，英国战时内阁已经授权劳合·乔治与贝尔福前往巴黎，参加最高战时理事会，与盟国协商对德停战协议条款，根本就没有通知各自治领，这令他们异常愤怒。休斯还强烈反对将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作为和谈的基础，他说：“这是一种严重的、令人讨厌的背信弃义的行为。”
[39] 最让自治领领导人不快的是，他们发现英国认为他们属于英国代表团，只要跟着去巴黎就可以了。劳合·乔治试图安抚这些人，建议指认一个自治领总理为全权代表，在总共五个名额中占一个。但是该挑选谁呢？汉基说：“各个自治领嫉妒得就像猫儿一样，彼此瞄着。”
[40] 就像博登在给妻子信中写的那样，有关代表的风波背后的真正问题是，自治领的地位从未被恰当地明确过。加拿大是个“不是国家的国家。是时候改变它的样子了”。他还带着一丝惋惜写道：“英国的大臣们尽力了，但他们努力得还不够。”
[41] 他对汉基说，如果加拿大在和会上没有全权代表，那么和会也没什么可参加的了，他也就只能“打包行李回加拿大，召集议会，把所有事情告诉议员”
[42] 。

劳合·乔治让步了：不光是英国五个主要代表里有一个要从整个帝国里挑选，他还会告诉盟国，自治领与印度要求在和会上有单独的代表。他在1919年1月12日一到巴黎就提出来几个要求，这便是其中之一。美国人和法国人表示出不快，他们认为这些自治领是英国的傀儡——也是额外的英国选票。劳合·乔治不情愿地提出，每个自治领与印度可以各派一名代表，与葡萄牙和暹罗
[A4] 的待遇一样，结果这又在帝国的同事中引发了新一轮的不满。他们说，自己的国家做了这么多牺牲，结果还和那些小国待遇一样，令人不能接受。劳合·乔治又万分无奈地说服了克列孟梭和威尔逊，让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各派两名全权代表，新西兰派一名。
[43]

帝国自治领这些大胆的新举动让英国人很吃惊。一名外交官说：“这让外交部怎么办呢？非常不方便。”
[44] 一向主张地方自治原则的劳合·乔治发现，现实可能很尴尬。例如，休斯在最高战时理事会上公开表态说，再有战事爆发澳大利亚可能不会跟随英国。（这一言论后来从备忘里勾掉了，但南非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45] ）英国的盟友满意地看着这一切
[46] ，觉得或许可以利用自治领来反对英国。在就要拟定对德和约条款的时候，法国人就高高兴兴地这样做了。
[47] 豪斯看得更为长远：在巴黎和会或国联等新国际组织中，自治领与印度有各自独立的代表，这只会加快“大英帝国的最终解体”。英国最后将回到起点，就剩英伦三岛了。
[48]

劳合·乔治带到巴黎的是大英帝国代表团（鉴于自治领的不服管束，能用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个胜利）。包括官员、特别顾问、文书以及打字员在内，代表团规模远超400人，在凯旋门附近占了5家酒店。最大的一家是曼杰斯帝酒店（Hôtel Majestic），这座社交中心战前曾是巴黎富家女买衣服的地方。为了提防间谍（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英国当局撤换了曼杰斯帝酒店的所有员工，连厨师都自己请，货品也从英国中部地区的酒店发送，因此食物是典型的铁路旅馆式的：早上是粥、蛋和培根，午餐和晚餐是大量的肉和蔬菜，全天都有劣质的咖啡供应。尼克尔森和他的同事抱怨说，为了防间谍所做的牺牲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所有人的办公室都设在阿斯托利亚酒店（Hôtel Astoria），里面全是机密文件，而那里的职员还是法国人。
[49]

英国人对安保工作的重视到了偏执的地步。他们与伦敦的书信往来不通过法国邮局，而是走一个特殊服务。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的侦探把守着曼杰斯帝酒店的正门，代表团成员必须随身携带印有自己照片的通行证。代表们被告知，纸张要撕得粉碎才能丢入纸篓。众所周知的是，维也纳会议的时候，法国外交大臣塔列朗亲王（Prince Talleyrand）谈判非常成功，那都要归功于他的特工在拼力收集其他代表团废弃的笔录。英国代表团成员的妻子可以在曼杰斯帝酒店用餐，但是不能久留。这也是为了防范维也纳会议上的另一种情况出现。按照官方的说法，代表们的太太也是当时泄密的一个源头。
[50]

劳合·乔治下榻在尼托街的一所豪华公寓中，那条小巷原来一直是拾荒者出没的地方。这所房子是一个有钱的英格兰女人借给他的，屋子里挂着18世纪的英国油画——庚斯博罗（Gainsborough）、霍普纳（Hoppner）、劳伦斯（Lawrence）的作品。
[51] 菲利普·克尔与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跟他住在一起，同住的还有他最宠爱的小女儿，16岁的梅根（Megan）。弗朗西丝是她的女伴护，不过也说不准是谁伴护谁。贝尔福住在他们上面一层。每到晚上，就能听到劳合·乔治最爱的威尔士圣歌和黑人灵歌飘上楼来。

在曼杰斯帝酒店，所有房客都拿到了一本下榻守则。用餐有固定的时间。饮料必须付费，除非你来自某个自治领或印度，这样的话则由英国政府埋单——又一个可以激烈争论的话题。可以用餐券，也收现金。不能有堆上天的账单。代表团成员不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做饭，也不能损坏家具。禁止养狗。医务室有一名医生（据尼克尔森说，这是名医术超群的……产科医生）和三名护士值班。地下有一间台球室和一间花房，可供休闲娱乐。还配了几部汽车，使用时需要提前预约。车上有一条警示是：“关门切勿用力过猛以防车窗破损。”还有一条警示是：“代表团全体成员在使用电话交谈时应留神隔墙有耳。”
[52]

“感觉和入学的新生差不多，”一位新来的代表这样评价道，“在大厅里逛游，被早先到来的‘新孩子’盯着，找自己的行李，注意吃饭的时间，等等。到明天——就非常有意思了。”
[53] 如果说英国人是校长和舍监，那加拿大人就是班长，或许还有点严肃，但可以依靠；南非人就是新来的男孩，擅长体育，而且多被人夸赞有运动天赋；澳大利亚人是淘气小子，随时准备破坏规矩；新西兰人和纽芬兰人是不起眼的、老实巴交的学生；当然还有印度人，是肤色不怎么样的棒小伙，但家长吓唬说要把他们拽走，送到实行进步教育的学校去。

加拿大人的领队是博登，一个身板笔直又英俊的人。他们很清楚自己来自高级的自治领，说话也带着高姿态（这在国际关系中并不是第一次），反复强调自己无欲无求。不过眼下正闹饥荒的欧洲需要食物，于是这位加拿大总理成功地同法国、比利时、希腊以及罗马尼亚签署了粮食出售协议。加拿大人也明白过来，国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这种事现在就在发生。他们与美国人愉快地闲聊，讨论用西印度群岛或英属洪都拉斯来交换阿拉斯加地区。
[54] 博登还和劳合·乔治谈到，有没有可能让加拿大接管西印度群岛。
[55]

不过，加拿大否认主要关切的是同美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并让它和英国团结起来。这一部分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渥太华方面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便是，加拿大与英国一起作战，而英国的盟友日本又要打美国；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加拿大真真切切地相信，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是天生的行善联盟。博登向劳合·乔治建议，如果国联没有用处，“两个都讲英语的伟大共同体”就应当结成联盟，因为“它们的人民有着同一祖先、同一种语言、同样的文化、受同样民主理念的激励、政治制度相仿。联合起来的力量足以保证世界的和平”。
[56]

南非有两位名人：一位是虚胖的总理路易斯·博塔将军（General Louis Botha），另一位就是史末资。这两人都由衷地支持成立国联，并且认为对德和约条款应当宽容一些。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情是他们不会让步的，那就是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史末资协助起草了英国的领土要求，他主张英国必须保留东非（后来的坦噶尼喀，也就是后来加入坦桑尼亚的那部分），这样它在非洲的殖民地就从南到北连了起来，可以免受以前那种被德国封锁之苦。他还以一个南非帝国主义者的口吻表示，他的国家必须保留德属西南非（现在的纳米比亚）。他的建议是，或许可以说服葡萄牙，拿它在非洲东部的殖民地莫桑比克南部的部分领土来换一点德属东非。这样南非就有一个完整的形状，边界齐整，正好占据非洲大陆的南端。
[57]

澳大利亚对什么都不宽容。带队的是总理休斯，他消化不良，只能喝茶，吃烤面包，身体极度瘦弱。这个人曾在悉尼的船坞上拼力打工，并成了当地的一名工会组织者，他也是澳大利亚政坛上摸爬滚打过多年的老手。在巴黎，休斯基本上是自行决定澳大利亚的政策。他脾气火爆，我行我素，而且对他不想听的意见充耳不闻——“充耳不闻”不光是指他的心态，也是指他真实的身体状况。在手下里面，他只听基思·默多克（Keith Murdoch）一个人的，将这位年轻记者看成自己的儿子。和休斯一样，基思·默多克对英国的领导层也不信任。
[58] 他曾写过一篇报道，抨击英国在加里波第登陆战中的做法，澳大利亚军队在那一役中损失惨重。（基思·默多克的儿子鲁伯特·默多克，后来也沿袭了家族传统，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英国。）在某些问题上，休斯可能表达出了国内的民意：澳大利亚将它从德国手里夺过来的太平洋群岛并入领土，以及国联盟约中不能有影响“白澳政策”的条款。所谓“白澳政策”，是指澳大利亚只允许白种人移民，而将其他人拒之门外。

劳合·乔治多数时候认为这位澳大利亚总理很有趣——前者对威尔士扑克很上瘾，后者玩起来也很认真。克列孟梭也觉得休斯很有意思。这位法国人认为休斯对德国的态度很坚决，因此是法国的好朋友——这一点克列孟梭倒是没看错。大多数人，包括休斯自己的下属，都认为这个人不可理喻。威尔逊觉得此人是个“传播毒害的恶棍”
[59] 。休斯也嫌恶威尔逊，他讽刺威尔逊的国联这个想法，嘲笑威尔逊的原则。
[60] 新西兰对待国联的态度和澳大利亚一样，也有保留，不过表现得没有那么明显，而且它也想要一些太平洋上的群岛。一个加拿大人说，新西兰总理威廉·梅西（William Massey）“就和他的外表一样固执，一只大脑袋浑浑噩噩，一说起事情来就跑题，而且要跑题好几次”
[61] 。

还剩下印度没说。（在官方文件里，提到印度的时候总是说“各自治领和印度”。）因为它参加了大战，所以帝国战时内阁一直有印度的席位，和其他自治领并列在一起。不过印度代表团看上去并不像个独立国家的代表团。印度代表团带队的是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孟塔古（Edwin Montagu），以及另外两名印度人，辛哈勋爵（Lord Sinha）和碧卡内的玛哈拉贾（Maharajah of Bikaner），这两人都是因为他们的忠诚而获选的。虽然印度各种团体都在敦促，但印度政府并未选择新出现的民族主义者领袖做代表团领导。在印度国内，甘地（Gandhi）将印度国民大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变成了一项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自治的呼声日渐高涨。这很快成了一个学术问题，引发了如何让印度温和地过渡到自治状态同时又留在帝国之内的辩论。

英国人将会发现，如此多的自治领政治家在巴黎现身，既是好事也是坏事。虽说在委员会处理希腊和阿尔巴尼亚领土问题时，博登忠实地站在英国一边，澳大利亚的约瑟夫·库克爵士（Sir Joseph Cook）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上也是一样，但当自治领自己看重什么东西时，情况就不同了。在自治领代表的问题上，劳合·乔治已经和盟国发生了冲突，而类似的冲突还会发生。在巴黎和会劳心劳力的谈判中，这种麻烦事绝不是他想要的。

[1] Watson, p. 226.

[2] D.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vol. 5, pp. 2678–9, 2686.

[3] Mordacq, Clemenceau au soir de sa vie, vol. 1, pp. 256–7.

[4] Rowland, p. 419.

[5] Cecil, Great Experiment, p. 67.

[6] Grigg, Young Lloyd George, pp. 100–02.

[7] Grigg, From Peace to War, p. 225.

[8] Churchill, Aftermath, pp. 4–5.

[9] Grigg, Young Lloyd George, pp. 210–2.

[10] Harrod, p. 257.

[11] Grigg, Young Lloyd George, p. 67.

[12] Ibid., pp. 33–6.

[13] Grigg, The People’s Champion, p. 338; Harrod, p. 240.

[14] Grigg, The People’s Champion, p. 77.

[15] Ibid., p. 358.

[16] Ibid., p. 125, n. 3.

[17]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urope, 1918–1929, EU18–40, Grande Bretagne, vol. 7, Les comptes-courants, 1.3.23.

[18] PWW, vol. 58, p. 103.

[19] Grigg, The People’s Champion, pp. 327–30.

[20] Grigg, From Peace to War, pp. 212.

[21] Ibid., p. 478.

[22] Dugdale, pp. 131–3.

[23] Rowland, p. 418.

[24] Beaverbrook, p. 303.

[25] Dugdale, p. 131; Grigg, From Peace to War, p. 477.

[26] Dockrill and Steiner, pp. 55–86.

[27] Dugdale, p. 199.

[28] Fry, vol. 1, p. 255.

[29] Amery, vol. 1, p. 240; Vansittart, p. 248.

[30] Fry, vol. 1, p. 246–8; Grigg, From Peace to War, p. 420.

[31] Dockrill and Steiner, p. 77.

[32]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42.

[33] rigg, Young Lloyd George, pp. 212, 285, 296–7.

[34] D.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vol. 4, pp. 1731–2.

[35] Cook, p. 385.

[36] MacMillan, pp. 67–69, 72–73.

[37] Fitzhardinge, The Little Digger, vol. 2, pp. 91–94, 300; D.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vol. 4, p. 1744.

[38] Roskill, vol. 2. P. 29.

[39] Fitzhardinge, Little Digger, vol. 2, p. 354.

[40] Roskill, vol. 2. P. 30.

[41] R. C. Brown, vol. 2, p. 152.

[42] Roskill, vol. 2, pp. 29–30.

[43] FRUS, vol. 1, pp. 482–86, 531–33;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1 (13.1.19).

[44] Zimmern, p. 30.

[45]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490;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5/5, Botha to Lloyd George, 15.5.19.

[46]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40.

[47]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Série à Paix, 1914–1920, vol. 287,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e la conférence, Paul Cambon to Pichon 6.11.18.

[48] see, for example,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entries for 28.10.18 and 6.2.19.

[49] Garran, p. 257; Steed, vol. 2, p. 265;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p. 44–5.

[50]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Biggar Papers, letter of 9.2.19.

[51] Shotwell, p. 170.

[52] 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Christie Papers, vol. 4, file 9;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45; Toynbee, p. 205.

[53] E. Howard, p. 288.

[54]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Christie Papers, vol. 7, file 20.

[55] Borden, vol. 2, p. 844.

[56] D.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vol. 4, p. 1754;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5/2/28, Borden to Lloyd George, 23.11.18.

[57] Louis,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s Lost Colonies, pp. 82–3.

[58] Fitzhardinge, Little Digger, vol. 2, pp. 74–5.

[59]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229.

[60] Ibid., p. 113.

[61]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Biggar Papers, vol. 2, letter to Mrs. Biggar, 7.3.19.

[A1] 即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1865—1922），第一代北岩子爵（1st Viscount Northcliffe）。——译者注

[A2] 这本小说的作者是黛西·阿什弗德（Daisy Ashford），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只有9岁。正如书名一样，书中到处是拼写错误，后来是当作儿童文学作品出版的。——译者注

[A3] 塞西尔家族是英格兰的名门望族。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1520—1598）是伊丽莎白一世的首席顾问，曾任两届国务大臣。实际上，威廉的父亲和祖父也是英格兰朝臣，他的小儿子亦被任命为国务大臣。——译者注

[A4] 今泰国。——译者注

第二部分 世界新秩序

第5章 我们是人民的联盟

1919年1月12日，在抵达巴黎的第二天，劳合·乔治就同克列孟梭、威尔逊以及意大利首相奥兰多会面，地点在奥赛码头的法国外交部。这是主要和平缔造者的第一次会议，之后这样的会议还会召开100多场。每个人都带上了自己的外长和一群顾问。到了第三天，为了尊重英国的意愿，两名日本代表随后加入了进来。这便是“十人理事会”（Council of Ten），不过大多数人还是继续称呼它为“最高理事会”（Supreme Council）。较小的盟国和中立国未被邀请，这也表明今后它们也会被晾在一边。3月末，在巴黎和会进入唇枪舌剑的关键阶段时，最高理事会把外长和日本人踢了出去，变成了“四人理事会”（Council of Four），也就是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威尔逊以及奥兰多四人。

奥赛码头的这座大建筑经受住了历史风雨的洗刷，也从后来的德国占领中幸存了下来，而且状态出奇地好。它保留了19世纪中叶时的样子，法国当时由拿破仑三世统治，还梦想要成为世界的一极。重要的访客还是要走那个可以俯瞰塞纳河的正门，走上那巨大的分岔大楼梯，前往私人房间、一连串的接待室、办公室。房间里铺的是木地板、欧比松地毯，还有硕大的壁炉。巨大的窗户一直延伸到高高的吊顶天花板，夸张的吊灯就悬挂在上面。桌椅结实沉重，安有四条镀金的粗腿。房间的主色调是金色、红色以及乌黑色。

最高理事会在内部的密室碰面，也就是法国外交部长毕盛的办公室。虽然它今天金碧辉煌，但在1919年则要暗淡许多。今天那里的墙壁仍装饰着当年的木雕镶板，还挂着褪了色的17世纪的挂毯。双扇门依然冲着圆形大厅，外面还有一座花园。克列孟梭身为主人，端坐在壁炉前面的扶手椅上，身后是烧得极旺的炉火。他的同事在花园那个方向面冲着他，每人都有一张小桌子来放置文件。英国人和美国人挨在一起，日本人和意大利人在一个角落里。威尔逊是唯一的国家元首，他的椅子比其他人的要高出几英寸。首相、总理、外长都舒服地坐在高背椅上。等级再低一些的顾问和秘书围拢在他们身后，坐在镀金的小椅子上。

最高理事会很快制订出了自己的章程。成员每天碰面一次，有时是两次，偶尔三次。他们按照日程表来处理各种事务，但也有特事特办的时候。请愿是要听取的，而且整个和会期间自始至终都有人来请愿。到了傍晚的时候，屋子里会放下绿色的丝质窗帘，打开电灯。这间屋子总是很热，但是不管是谁提出开一扇窗户，法国人都以恐惧的表情表示反对。克列孟梭躺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经常是一副无聊的表情，望着天花板；威尔逊坐立不安，时不时就要起身活动一下腿脚；他的外交部长蓝辛无事可做，就在一旁画漫画；劳合·乔治哑着嗓子大声交谈，讲笑话发表评论。官方翻译保罗·芒图（Paul Mantoux）把法语翻译成英语，然后又把英语翻译成法语，被两种语言搞得团团转，听起来好像他自己在祈求领土。克列孟梭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意大利外交大臣桑尼诺的英语也还可以，所以四巨头之间经常用英语交流。助手们轻轻地翻动着地图和文件，不敢发出一点大的响动。每天下午，男仆们都会打开大门，送上茶和杏仁饼。威尔逊很惊讶，甚至有点不敢相信——在讨论世界未来命运的时候，他们居然可以被这种小事打断。不过他告诉他的医生，他意识到了这是一种外国的习俗，自己最好接受。
[1]

最高理事会的人打第一次会议起就知道，由于士兵都在复员，他们能用的兵力一天不如一天，就像美军欧洲总司令潘兴将军春天时对豪斯说的那样：“这个月将送走31.2万名士兵，上个月的最高纪录是30万人。照这个速度下去，到8月15日，我们的全部士兵就都在美国了。”
[2] 和平缔造者们必须趁着他们还有兵的时候，赶紧向帝国提出和约条款。他们还必须回国，处理那些已经被战争延误的事情，还要对付政敌。同时，他们还要和另一些敌人争分夺秒，至少他们认为该这样做。这些敌人就是饥饿，还有伤寒、霍乱、致命流感等疾病，以及城市中接连爆发的革命，还有小规模的战争——光是1919年这一年，这样的战争就有好几十起。所有这些都威胁着欧洲社会，要终结它仅存的东西。

从战争结束算起已经过去了两个月的时间，民众开始发出疑问：为什么巴黎和会进展得如此之慢？部分原因是协约国就没有想过战争会如此迅速地结束，它们也不可能想到，因为之前的精力全都投在了打赢战争上。温斯顿·丘吉尔写道：“在连自己会不会灭亡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和平呢？在整个世界都被砸成碎片的时候，谁能想到重建呢？在唯一的目标就是向战场投入每一名士兵、动用每发炮弹的时候，又怎么会想到复员呢？”
[3] 在战争持续的时候，外交部、殖民地事务部门和陆军部确实曾想起过以前的目标，并草拟了新的要求。一直有人想要认真地考虑和平：英国的特别调查小组成立于1917年，法国的研究委员会和美国的调查小组成立于1917年9月。在豪斯的监督下，美国的调查工作最为详尽。这些小组拜访了从历史学家到传教士的外部专家，制作了详细的报告和地图，这让专业外交官非常难堪。单就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美国人就制作了60份不同的报告，其中包含了大量有用的信息，以及“印度大部分未婚者都是非常小的孩子”等这样的洞见。
[4] 协约国领导人没有重视其中任何一份研究。

在和会召开的第一周，最高理事会花了很多时间讨论程序问题。英国外交部制作了一份花花绿绿的漂亮图表，画了一个六角形，里面均匀地排列着大会、委员会、小组委员会，而在协约国自己的委员会外面，其他国家的代表到处飘着，如同小行星一般。
[5] 劳合·乔治在看到这份图表时哈哈大笑。
[6] 法国人安排了一份详尽的议程，列出了一条条指导原则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对德条约排在首位，而国联几乎处在不值一提的位置。鉴于此，威尔逊表示反对，劳合·乔治也支持威尔逊。（这份议程的作者塔尔迪厄将美英的反对视作“盎格鲁-撒克逊人本能地对有条理的拉丁人的思维方式”反感
[7] 。）

最高理事会成功选出了一位秘书，是法国一位低阶外交官。传言说此人是克列孟梭的私生子。（讲究效率的汉基被任命为副秘书，他很快接管了大部分工作。）在多番口角之后，人们把法语和英语定为文件记录的官方语言。法国人说应该只用法语，表面上的原因是法语比英语更准确、更细致，但真实的原因是他们不想承认法国在大国中的地位正在下滑。法国人说，法语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一直是国际交流与外交上使用的语言。英国人和美国人则指出，英语正逐渐取代法语。
[8] 劳合·乔治说，很遗憾他的法语水平不高（实际上是大字不识几个），但如果说使用者超过1.7亿人的英语不能和法语有相同的地位，就有些荒谬了。意大利人说，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一起选上意大利语呢？意大利外交大臣桑尼诺说：“不然的话，给人的印象就是意大利被当成弱国，遭到了排挤。”劳合·乔治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再加上日语？日本代表跟不上他们的争论，分不清这些人是在讲法语还是英语，所以一言不发。
[9] 最后克列孟梭让步了，这让他的许多官员非常惊愕。

在和会该如何达成决议的问题上，最高理事会也是争议连连。1918年12月，法国外长向所有可能站在协约国一边的国家发出邀请，邀请了从利比里亚到暹罗的许多国家。到来年1月，有29个国家派代表来到巴黎，都希望参加和会。让他们坐在一起，让巴拿马和大英帝国有同样的选票？没有一个大国想这样。不过，克列孟梭想要让小国代表去处理那些相对无关紧要的问题，例如国际航道。威尔逊则喜欢限制规则越少越好，他说：“我们不该召开正规的大会，只要交谈就可以了。”这个说法让克列孟梭很恼火。要是协约国非等到所有重要议题达成一致，那巴黎和会正式召开的时间就要往后拖好几个月，这会令公众非常失望。他补充说，不管怎么说，也要给所有在巴黎的其他国家代表安排事情做。最后大家都同意劳合·乔治提出的折中方案——在今后的很多场合中他都会这样做——也就是每周结束的时候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最高理事会可以趁这个时间处理其他事务。
[10]

最高理事会的成员，甚至连威尔逊算在内，都不想放弃对大会议程的掌控。大会议程肯定会包括很多事项。
[11] 那个被否决了的法国议程包括以下内容：国联、波兰事务、俄国事务、波罗的海国家、奥匈帝国解体形成的国家、巴尔干地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犹太人事务、国际河运、国际铁路、立法保证各民族的自决权、保护少数民族与少数宗教、国际专利与商标法、惩罚战犯、战争损失赔偿，以及经济与财政问题。
[12] 这是一个非常有预见性的清单。

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一直到6月28日对德条约在凡尔赛签署大会主要议程结束，巴黎等于是装下了一个世界政府。“我们是人民的联盟。”克列孟梭在纪念庆典的前一天说。威尔逊接着说道：“我们即政府。”
[A1]
[13] 。在最初的几次会议中，最高理事会的成员就在按照内阁的程序做事，借鉴了政府的代议制度。这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常用的一个类比。
[14] 他们必须展开合作，但是他们也不会忘记，自己代表着国内的选民。

他们还要为媒体发愁。巴黎来了数百名记者，成员主要是男性，也有少数女性，例如知名的美国揭黑记者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法国政府找来一座富翁的别墅，在里面成立了一个气派的媒体俱乐部，但记者们并不领情。他们嘲笑那里俗气的装饰，美国人还给这座别墅起了个绰号，叫“奶子房”。
[15] 媒体抱怨的主要是和会进程的保密性。威尔逊曾在他的“十四点计划”中谈到“公开契约，公开达成”。就像他的很多漂亮话一样，这句话的具体含意并不明确，或许威尔逊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就是能引发公众的想象。

威尔逊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指不能再有秘密的条约，他和很多人都把以前的秘密条约看成世界大战的起因之一，但他真想把所有的谈判内容都告知公众吗？这是许多记者和读者期望的事情。媒体代表要求参加最高理事会的会议，至少也要拿到每天会议的简报。
[16] 克列孟梭对副手莫戴克将军说，他一直在争取新闻自由，但这里也有限制。让媒体天天报道最高理事会的讨论，那就是“名副其实的自杀”。
[17] 劳合·乔治评论道，若是真有这种事情，和会就永远无法结束。他提议，他们向媒体发布一份声明，就说各国在一起达成决议的过程会很漫长，很容易被外界干扰，他们不想让分歧公开，导致没必要的争议。威尔逊表示同意。
[18] 美国记者起劲地向贝克抱怨，说威尔逊是个伪君子，而且太幼稚，说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不受公众监督的约束，会糊弄威尔逊。据某人称，威尔逊的这位媒体顾问脸色大变，神情焦虑。记者们威胁要离开巴黎，但是没有几个人这样做。
[19]

小国也是抱怨连连，要求不断。只有一个官方代表席位的葡萄牙十分愤怒，该国在西线贡献了6万名士兵，而只派出了一支医疗分队和一些飞行员的巴西却有三个代表席位。
[20] 英国支持葡萄牙，这是它的老盟友，而美国支持巴西。在世界权力中心获得承认，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是很重要的，对那些被和平缔造者称作“形成中的国家”亦非常关键。随着俄国的崩溃，以及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这样的国家出现了很多。光是站在最高理事会面前陈情，就是一种认可，而且这对政客在国内的声望也有好处。
[21]

巴黎或许是盛下了一个世界政府，但这个政府的权力从未像当时以及后来的大多数人想的那样大。各种事件来得要比大国们的动作快。最高理事会于1月1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时，波兰已经重新建国了，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也朝着独立迈进了很大一步，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拼在了一起。在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人加入了奥匈帝国南部斯拉夫人的领土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这个新的实体还没有名字，不过有些人称之为南斯拉夫。劳合·乔治评论道：“巴黎和约制订者的任务，不是从公平的角度上决定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获解放的民族，而是在他们跨越自决界限时，从公认正直的角度上决定应当让他们放弃些什么。”
[22]

但是界限在哪儿呢？对此没有明确的答案，或者说每个彼此竞争的民族都有不同的答案。在俄国与波兰争议国界线上的利沃夫，一个当地人质问一位美国访客：“你看到那些洞了吗？我们这儿的人管它叫‘威尔逊点’。小的机关枪打出来的，大的是手榴弹留下来的。我们现在在自决，上帝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儿，会变成什么样子。”
[23] 在初期的会议中，最高理事会就在处理波兰与邻国的争斗。而当和会正式结束一年后，争斗仍在继续，到处都有战场。美国军事顾问塔斯克·布利斯在给妻子的信中担忧地预测，欧洲还会发生一场持续30年的战争。“那些‘潜伏的国家’正浮出水面，只要它们一出现，就会发动进攻，就像蚊子，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恶毒的。”
[24]

人们很容易把1919年的形势与1945年的相比，但这种比较是错误的。在1919年，并不存在超级大国，没有在欧洲中部陈兵百万的苏联，也没有经济体量庞大、垄断原子弹技术的美国。1919年的时候，敌国没有被彻底击败。1919年的和平缔造者们在成立和解体国家的问题上夸夸其谈，但需要破与立的国家可塑性不大，而且塑造它们的力量也不够。诚然，和平缔造者们是有相当实力的，他们还有陆军和海军。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拿粮食当武器来对付闹饥荒的欧洲。他们可以用威胁加承诺来施加影响，例如承认或拒绝承认一个国家。他们可以拿出地图，向某个方向任意移动国界线，而且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决定都会被接受——但并不总是这种情况，土耳其就是个大意外。而且，巴黎国际政府对事件的掌控能力是有局限的，受到距离、运力以及兵力等因素的影响，何况大国并不情愿耗费自己的资源。

但在1919年，和平缔造者自身，或者说整个世界，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局限。很多人相信，只要能让最高理事会注意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就可以被纠正，未来就有了保障。里兹（Ritz）酒店的一名年轻的帮厨胡志明就发出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他那小小的国家越南从法国独立出来。但无论是他还是越南都太弱小了，所以没有收到回复。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朝鲜籍研究生想去巴黎，但因为护照问题被拒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独立，这位当年的研究生做了该国的总统。他就是李承晚（Synghman Rhee）。
[25]

妇女选举权社团也在巴黎召开会议，主席是了不起的女权者、英格兰人米利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Fawcett）。妇女选举权社团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得到巴黎和会的代表席位，并让妇女参与投票。威尔逊对她们的事业相当同情，接见了该代表团，他含糊但带有鼓励地谈到，和会将成立一个拥有女性成员的特别委员会来解决妇女问题。
[26] 2月，就在要返回美国之前，威尔逊犹豫地询问其他和平缔造者是否会支持这一做法。贝尔福说强烈支持让妇女投票，但这种事情不该由他们处理。克列孟梭表示同意。意大利人说，这完全属于国家内部事务。日本人表态的时候，克列孟梭大声问旁边的人：“那个小个子在说什么？”日本代表认为妇女在文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日本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女性选举权运动。这个事情就被搁置了，再也没有提及过。
[27]

和平缔造者们还发现，他们已经接管了欧洲和中东的大片地区。之前的统治机构已经崩溃，协约国占领军和代表不得不填补空缺。他们没有什么选择。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也没有别人能做——革命者乘虚而入，也许就更糟了。处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做了他们能做的事情。在贝尔格莱德，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用驳船拼凑了一支船队，在多瑙河上下游间运送食物和原材料。尽管面对沿岸不同政府的阻挠，他还是稍稍恢复了一些贸易和工业，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他告诉巴黎方面，长期的解决方案是国际共管多瑙河与欧洲其他大型水道。
[28] 像这样的方案和热心人士还有很多，但具体实施的政治意愿就不好说了。

单单是经济责任就很令人头疼了。战争已经扰乱了全球经济，再恢复起来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欧洲国家，也就是协约国成员，不断从美国借入巨款，现在它们发现几乎不可能得到贷款来重建和恢复贸易。战争导致工厂停工，农田荒芜，桥梁与铁路被破坏。肥料、种子、原材料、货船、车头等都很短缺。在欧洲，燃料主要还是煤炭，但法国、比利时、波兰甚至德国的煤矿都被淹了。欧洲中部出现的新国家进一步破坏了过去的贸易与交通网络。维也纳的电灯忽明忽暗，电车停运，这都是因为原来从北方运来的煤炭现在大部分被一条新的国界挡住了。

欧洲各地的官员和私人救济机构发出警报：数百万男性失业，绝望的主妇靠土豆卷心菜汤维持一家的生计，孩子骨瘦如柴。在和平到来后的第一个冬天，主持美国对欧洲救济事务的赫伯特·胡佛警告协约国，敌对国家中有大约2亿人面临饥荒，战胜国与中立国几乎也有这么多人面临同样的威胁。单单是德国一国每月就需要20万吨小麦和7万吨肉类。在过去奥匈帝国的领土上，医院紧缺绷带和药品。在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100万名儿童无奶可喝。在维也纳，新生儿的死亡率超过存活率。人们在用煤粉、木屑、沙子充饥。救济机构的工作人员要给从未见过的疾病起名字，例如甜菜病，病因是人们只靠吃甜菜活命。
[29]

从人道主义角度提出的救济计划无人响应，从政治角度提出的也是一样的结果。威尔逊警告自己的同事：“只要饥饿还在折磨人，执政的基础就会继续坍塌。”
[30]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国都有富余的食物与原材料，而且急着兜售，运输的船只也可以找到，可买这些东西的钱从哪儿来呢？德国有黄金储备，但法国认为德国黄金应该用来赔偿，不想看到它们被用在进口食物上。欧洲协约国无法从财力上支持这么大规模的救助，而除德国以外的战败国都已破产。唯一的希望就是美国，但美国国会和公众左右为难。他们有伸出援手的冲动，但又觉得美国为赢得战争已经做得够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也有类似的情绪，但有一点关键的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种威胁是不断蔓延的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一个明确的敌人，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在1919年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外，美国当时的确也不具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盟国耗尽了元气，急切地准备接受美国的援助，即便代价是接受美国的建议。反观1919年，欧洲人仍把自己视作世界的独立一极，当然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起草了一个方案，想要联合管理美国的贷款、食物、原料与船只，以协约国内部的理事会为基础，进行救助和重建。美国人不同意。他们有理由怀疑，即便救助资源由美国出，协约国也会控制资源的分配，以此向敌国施压，逼它们在和约上签字。
[31] 当威尔逊坚持要让胡佛负责协约国救助行动时，欧洲人又表示反对。劳合·乔治抱怨道，胡佛将成为“掌控欧洲食物的独裁者”，美国商人也会趁机而入。最后欧洲人不情愿地做出了让步，并尽了最大努力，让胡佛的工作难做。
[32]

和许多美国人一样，胡佛在威尔逊眼中是位英雄。这个穷苦的孤儿凭借自身的努力上了斯坦福大学，成了一名全球知名的工程师。战争期间，他曾组织过一项规模庞大的救济方案，向被德国占领的比利时提供援助。当美国在1917年参战时，为战争节约粮食的计划也由他来负责。当时的情人节明信片上曾印着这样的宣传语：“我可以按照胡佛计划节约粮食，但对你的爱永远无法节约。”
[33] 胡佛是个讲究效率、刻苦工作、不苟言笑的人。劳合·乔治觉得他不够圆滑，很粗鲁。
[34] 欧洲人讨厌他总是强调是美国在为欧洲的救济提供货物，而且也憎恶他促进美国经济利益的方式，例如倾销大量的美国猪肉制品等，严重地影响了本地的商品。
[35]

虽然协约国有许多负责经济事务的代表机构，由最高经济理事会松散地监管着，但胡佛的食物与救助方案是最有效率的。依靠美国提供的1亿美元以及英国提供的大约6200万美元，他在32个国家建立了办事处，开放的施粥场养活了数百万孩童，而且还把成吨的食物、衣物以及医疗药品运到了交通最不便利的地区。到1919年春，胡佛的机构运营着铁路并监督着煤矿，有自己的电报网。它还派发了数千把发剪、数吨的肥皂，设立了有美国士兵站岗看守的特别浴室与理发点，向虱子发起了战争。那些没有“已除虱”证明的人，都要抓起来除虫消毒。
[36] 1919年夏天，胡佛再次惹恼了欧洲人。他说美国已经做得够多了，现在全靠欧洲人自己了。他表示，只要辛苦工作，朴素节俭，欧洲人自救就没问题。他的这种观点迎合了在华盛顿的越来越多的孤立主义者，美国的援助和贷款锐减。

事实上，欧洲直到1925年才恢复到战前的生产水平，有些地区则更为缓慢。许多政府依靠贷款、预算赤字以及控制贸易等手段来维持国家运转。欧洲的整体经济依然脆弱，这给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各国内部增加了政治压力，对外也转向保护主义政策。
[37] 其实，美国的资金加上欧洲的合作，或许本可以打造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更有能力应付20世纪30年代的种种挑战。

[1]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p. 253–54; Shotwell, pp. 175–77; Seymour, pp. 154–55; House and Seymour, p. 181; Riddell et al.,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p. 15; PWW, vol. 54, p. 5.

[2]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4, p. 469.

[3] Churchill, Aftermath, pp. 13–14.

[4] Gelfand, pp. 227–8, 259.

[5]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Borden Papers, vol. 431, file 53.

[6]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6.

[7] FRUS, vol. 3, pp. 535–37; Tardieu, pp. 88–91.

[8] Hankey, pp. 29–31.

[9] FRUS, vol. 3, pp. 553–6.

[10] FRUS, vol. 3, pp. 492, 537.

[11] Ibid., pp. 600, 607, 618.

[12] Ibid., p. 607.

[13] Aldrovandi Marescotti, Nuovi ricordi, p. 102.

[14] FRUS, vol. 3, pp. 614, 620–2.

[15] White, Autobiography, p. 555.

[16] FRUS, vol. 3, pp. 612–13.

[17]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106.

[18] FRUS, vol. 3, pp. 609–11.

[19] Villard, pp. 387–88.

[20] FRUS, vol. 3, pp. 546–7.

[21] Ibid., p. 551.

[22]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91.

[23] Mazower, “Minorities,” p. 50.

[24] Library of Congress, Bliss Papers, box 244, letter of 26.2.19.

[25] R. W. Curry, p. 211.

[26]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Borden Papers, 444/158.

[27] FRUS, vol. 3, pp. 1022–23; Shotwell, p. 179.

[28] Shotwell, pp. 144–45; Seymour, p. 128.

[29] Hoover, p. 88; Mitchell, pp. 92–96; FRUS, vol. 2, p. 635; vol. 3, p. 513.

[30] FRUS, vol. 3, p. 516.

[31] Hoover, pp. 91–99; FRUS, vol. 2, pp. 658–61.

[32]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Tardieu Papers, 166/195, “Conférence interallié de Londres, 2 et 3 décembre 1918”; Trachtenberg, Reparation in World Politics, pp. 23–4.

[33] Hoover, pp. xv–xx.

[34]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305–6.

[35] FRUS, vol. 2, pp. 713–4.

[36] Temperley, History, vol. 1, pp. 304–8; Hoover, pp. 99–114.

[37] Aldcroft, “Versailles Legacy,” pp. 8–14; Silverman, chapters 7 and 8.

[A1] 原文为“We are the State”。美式英语中经常将“state”同“government”当作同义词使用，威尔逊这句话为呼应克列孟梭，意思更贴近为“我们是（人民的）政府”。——译者注

第6章 俄国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召开。克列孟梭想尽办法把开幕仪式安排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国、德皇威廉一世登基的同一天。
[1] 当天，代表们聚集在奥赛码头奢华的大钟厅，法国总统普恩加来致辞。他讲到了敌人的恶行、协约国的伟大牺牲，以及对持久和平的希冀。他说：“世界的未来就握在你们的手中。”
[2] 代表们退场的时候，贝尔福找到克列孟梭，为自己戴了大礼帽道歉。他说：“别人告诉我，必须戴这种礼帽。”戴着圆顶礼帽的克列孟梭答道：“别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A1]
[3]

观察家注意到有些代表缺席：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塞尔维亚代表团人数超过希腊让他很生气；加拿大总理博登，他是因为小小的纽芬兰总理受到礼遇而恼火；日本代表也没来，那是因为他们还没到巴黎。不过最让人震惊的，当属俄国代表的缺席。

俄国在1914年还是盟国，或许正是它当时从东线攻击德国，才挽救了法国，使法国免于战败。在三年的时间里，俄国一直在与同盟国交战，给敌人造成了很大损失，但自己遭受的损失更大。到了1917年，这个国家终于承受不住重压，开始出现裂痕。在短短八个月里，这个国家由专制走向自由民主，再从自由民主陷入革命专政。发动革命的是俄国社会主义者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包括俄国人自己在内，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此前从未听说过他们。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它的部分领土被剥离出去——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达吉斯坦。协约国曾派出军队，徒劳地想要支持这个解体的盟友对抗德国。但在1918年年初，布尔什维克与德国讲和了。协约国士兵还留在俄国土地上，他们又能干些什么呢？颠覆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苏维埃政权？还是支持他们那五花八门的敌人：保皇党、自由派、无政府主义者、理想破灭的社会主义者、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者？

想在巴黎搞清楚东面的现状、谁和谁站一队可不容易。各种传言向西流传开来：社会秩序被颠覆了、内战、民族主义者暴动、暴行、清算以及更多的暴行，成了一个停不住的循环——末代沙皇全家都被处死了，尸体被扔到了井里；圣彼得堡一位英国海军军官暴尸街头，尸首残缺不全；俄国士兵枪决他们的军官，水兵接管了军舰；在俄国广大的乡间，农民被渴求土地的欲望所驱动，杀戮自己的地主；在城市里，十几岁的孩子端着枪呼来喝去；穷人爬出了贫民窟，去抢占大宅子。不过，很难说这些故事里有多少是真的（多数是真的），因为俄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正如劳合·乔治说的那样：“实际上，我们没有确凿的事实，甚至连到底出没出现这样的事也不知道。俄国是一片丛林，就连里面的人也说不清楚自己身边是什么情况。”
[4] 他那糟糕的地理知识也没有任何帮助。他以为“哈尔科夫”（Kharkov）是个俄国将军的名字（实际上是一座乌克兰城市）。

各国在1918年夏天就已经从俄国撤走了外交官。到了1919年年初，几乎所有外国报纸的通讯员也都走了。陆路交通被战斗切断。即便能拍电报，收发也要数天甚至数周时间。到巴黎和会的筹备阶段，唯一可靠的信息渠道是斯德哥尔摩，那里有一位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和会期间，对和平缔造者来说，俄国就好比是月球背面，他们对那里的情况知之甚少。
[5]

不邀请俄国代表参会也许是有正当理由的。克列孟梭就持这种观点。俄国背叛了协约国的大计，听任德国处置法国。
[6] 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列宁，把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今波兰境内的布列斯特）的土地和资源让给了德国来换取和平，这样他便可以保存火种，开创马克思主义的新千年。德国由此获得了急需的原料，也有机会把成千上万的士兵投到西线。在克列孟梭看来，列宁的做法自然是解除了协约国对俄国的所有承诺，其中就包括允许俄国使用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重要海峡。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原则上说俄国还是个盟国，而且还在同德国交战。归根结底，德国人在1918年11月签署停战协议的时候，就有义务废除《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不管怎么说，俄国不在就总感觉少了些什么。一位年轻的英国顾问在日记中写道：“在各种讨论中，所有事情都必然牵扯到俄国。在一次随意的讨论中，人人都同意只有对俄大方针确定了下来才能把讨论的要点定下来；众人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他们没有去确定对俄方针，而是转到了其他话题上。”
[7] 芬兰、新出现的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还有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以及波斯，都参加了巴黎和会，但是只要俄国未来的状态与领土范围不明确，这些国家之间的边界就无法最终敲定。

在巴黎和会期间，俄国问题被反复提及。后来为威尔逊辩护的贝克声称，是俄国和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塑造了和平，他喊道：“在巴黎，俄国比普鲁士更重要！”
[8] 就像他违心说过的很多话一样，这句话也是毫无道理。和平缔造者们没有花太多时间考虑俄国和它的革命，他们更关心的是趁着德国尚且完整的时候同它和解，让欧洲回到和平年代。他们担心俄国，也担心自己国家附近的社会暴乱，但他们并不一定要把俄国和暴乱看成硬币的正反两面。摧毁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其他地方动乱的原因也不会像变魔术一样消失。德国工人和士兵夺权，那是因为德皇政权失去了威信，倒闭了；奥匈帝国瓦解，那是因为这个国家维持不了自身的运转，而且它的民族意识垮了；福克斯通市（Folkestone）的英国士兵叛乱，是因为他们不想去国外；北威尔士的加拿大人闹事，是因为他们想回国。有时候，俄国革命是种鼓动，也创造出了一套说辞。“布尔什维克主义现在锐气正盛。”博登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但他说的“正盛”是指工人暴动，而非革命。
[9] “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在1919年代表了很多东西。正如威尔逊的军事顾问布利斯所说：“如果我们把它换成‘革命’一词，或许表意会更明确一些。”
[10]

诚然，和平缔造者们担心革命思想的扩散，但扩散的不一定非得是俄国的革命思想。大战的幸存者们既疲惫又焦虑。过去一度稳固的组织、帝国、帝国的政府以及军队，如今都烟消云散了。而且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人们也不知道会由什么来取代这些东西。欧洲在战前就是个欲望无止境的地方：社会主义者想要更好的世界，工人想要更好的工作条件，民族主义者想要自己的家园。这些欲求在1919年再次活跃起来，因为社会充满变数，可以有大变革的梦想——也可能是秩序崩坏的噩梦。葡萄牙总统遭刺杀；等到了1919年，巴黎还会出现个疯子，要杀掉克列孟梭；在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共产党政府已经夺权。虽然在慕尼黑只掌权了短短几天，但在布达佩斯的时间要长得多。1月份在柏林，6月份在维也纳，共产党人都在尝试做同样的事情，不过未能成功。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怪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头上。

许多人并未惊慌，这不光是说左翼人士。
[11] 有一天，在曼杰斯帝酒店的午宴上，加拿大代表奥利弗·莫厄特·比格（Oliver Mowat Biggar）和一些人愉快地聊着天，里面就有劳合·乔治的私人助手菲利普·克尔。“我们大家的感觉是，金钱在这个世界的权力太大了—都在维护私人的利益，这自然会产生共产主义。我们毫不怀疑，等再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人人都会到达那个阶段。”从比格写给身在加拿大的妻子的信里便可以看出，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过得非常舒心：星期六晚上在曼杰斯帝酒店跳舞，或在剧院看《浮士德》（Faust ）和《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 ）。他告诉妻子，巴黎的音乐厅让他惊呆了，因为那里的妓女太美了。他还说，法国人和加拿大人观念不同。在一场谐剧中，女主角的“屁股上一片布都没有，就挂着几条链子。再往上或往下的部位，除了鞋和一些布条，还是什么都没有。她的舞跳得兴味索然。”他的妻子看到他这样说，表示要立刻从加拿大赶到巴黎去见他，他严肃地拒绝了。当然他也很想见她，但即便是在现在，巴黎公寓的租金也高得吓人，而且法国人的浴室也很恐怖。另外，一位资深政客告诉过比格，革命即将横扫德国，并很有可能来到法国。食物和燃料会严重短缺，还会没灯点，没水喝。“你必须下定决心忍受糟糕的条件，也许会有危险。”
[12] 于是比格夫人就留在了加拿大。

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有用处。当罗马尼亚占领俄国比萨拉比亚省时，或波兰向乌克兰进军时，它们都说这是为了遏制布尔什维克主义。意大利代表警告说，若是拿不到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的大部分地区，他们自己的国家就会爆发革命。和平缔造者们用这个布尔什维克主义来互相威胁。劳合·乔治和威尔逊都说，如果和平的条件太过苛刻，德国就会布尔什维克化。

西方对俄国新政权的反应有很大分歧。信息缺失当然无法避免人们秉持强烈的观点，反而可能使之变得更容易。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将自己的希望和恐惧投射进东方的这个黑洞中。激进的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1919年还真去了一趟俄国，并在途中写出了那句有名的话：“我看到了未来，而且它行得通。”在俄国的亲眼所见并没有让他改变想法。
[13] 在右派一边，每个恐怖故事都是真实的。英国政府说自己发布的报告都源自目击者的消息，报告声称：布尔什维克党人将妇女公有化，并建立了“共妻委员部”；把教堂改造成妓院；招来中国杀手来对付政敌。
[14]

意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政治舞台新面孔的人不多，丘吉尔，这位巴黎和会期间的英国陆军大臣，就是其中之一。他发觉，在俄国隐藏着一个纪律严明、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党，它要在遥远的未来创建一个完美世界，在这个目标的激励下，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和许多远大政治梦想不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是，只能靠暴力来宣传和维持。”布尔什维克党人做好了准备，要摧毁一切阻止他们实现这个梦想的东西，不管是俄国的社会制度还是俄国人自己。丘吉尔在伦敦对一位会见者说：“在历史的所有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坏的、最具破坏力的、最为可耻的。”劳合·乔治认为丘吉尔的动机不纯：“公爵血统让他反感俄国全面消灭大公的做法。”包括许多同事和英国公众在内的其他人，将丘吉尔贬斥为怪胎和不可信的人。加里波第战役的灾难阴影还笼罩着他，而且他那绘声绘色的语言听起来有些歇斯底里。1918年11月，他在一次选举发言中说道：“在大片大片的土地上，文明正被灭绝。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像狂暴的狒狒大军一样，在城市的废墟和受害者的尸堆上欢呼雀跃。”内阁成员一片哗然，贝尔福则冷淡地对丘吉尔说：“我钦佩你讲述事实的夸张手法。”
[15]

虽说在1919年，西方多数自由派倾向于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人是清白的，但从民主选举出来的议会手中夺权、谋杀——最有名的当属对沙皇一家的谋杀——以及他们拒绝承认俄国外债的态度，这些事情让公众感到震惊。（法国人对外债问题格外恼怒，因为法国很多中产阶级先前买过俄国国债。
[16] ）但是，就像正派的自由派分子提醒自己的那样，美国和法国都是革命的产物。威尔逊开始以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要限制大企业、大政府的权力，给个人提供更大的自由。
[17] 威尔逊的私人医生格雷森注意到，威尔逊赞同布尔什维克党章中的很多内容。“当然，他说他们的谋杀、充公以及对法律的彻底漠视，都应该严厉谴责。然而，他们的学说有一些是完全被资本家逼出来的，资本家忽视各地工人的权利。他还警告所有同事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党人能理智下来，制定一套法律政策，那么他们很快就会遍布欧洲，推翻现有的政府。”
[18] 劳合·乔治说，像他自己和威尔逊这样的思想进步人士认为，“寡廉鲜耻、专横无道的”旧秩序得到这样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俄国革命表现出来的残暴，完全归咎于压迫与剥削。”
[19] 在北威尔士当律师的时候，年少气盛的劳合·乔治曾与当地权贵打过交道，他现在还能想起那些不快的经历。“首相的问题在于，”寇松向贝尔福抱怨道，“他自己就带着一点儿布尔什维克的味儿。有人觉得，他会把托洛茨基当作国际舞台上唯一的知己。”
[20]

很多人相信，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最终会安定下来，变成资产阶级。
[21] 西方的事情不会发展到俄国那种地步。如果布尔什维克的理念渗透西方社会，那是因为人民本身忍无可忍。威尔逊和劳合·乔治都认为，拿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目标，就夺走了它需要的氧气。没有土地的农民，没有工作的工人，没有希望的寻常男女，都盼望着那个预言家允诺的国度的降临。威尔逊说，即便是在他自己的国家，劳资之间也存在危险的隔阂。“种子需要土壤，布尔什维克的种子找到了已经为它们准备好的土壤。”
[22] 在前往巴黎的途中，威尔逊向专家们表示，他们可以打败布尔什维克主义，方法就是建立一种新秩序。
[23] 劳合·乔治也表现出了乐观态度。“你难道不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会自生自灭吗？”他问一位英国记者，“欧洲非常强大，可以抵御它。”
[24]

劳合·乔治更愿意拉上俄国参加巴黎和会。1918年12月，他在伦敦会见克列孟梭的时候表示，他们不能当那个国家不存在。他说自己非常同情俄国人民。“他们的军队赤手空拳地战斗，俄国政府无情地背叛了他们。经受了这种苦难，俄国人民反对协约国也不奇怪。”俄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横跨欧亚两大洲，人口接近两亿。如果那些占领俄国领土的国家都获准来到巴黎，那么俄国人自己肯定也该有权倾吐苦水。这就意味着可能要邀请布尔什维克党人。
[25] 劳合·乔治向最高理事会表示，他不喜欢布尔什维克党人，但西方可以拒绝承认他们吗？“要是说只有我们可以从一个伟大民族中挑选代表，那就等于违背了我们为之奋斗的所有原则。”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政府就犯过同样的错误，支持了流亡贵族。劳合·乔治激动地说：“这导致他们陷入了一场持续25年左右的战争。”
[26]

克列孟梭并不能接受他的观点。法国总理厌恶布尔什维克党人，部分原因是他将其视作德国人的工具，还有就是他痛恨他们的方式。对克列孟梭来说，革命是件神圣的事情，1789年的革命就是这样。但等革命落入雅各宾派手中，它就变得可鄙了。像罗伯斯庇尔这样的领导者，会用断头台和绞索来创造完美。普法战争结束时，激进的巴黎公社导致的暴民的疯狂行为，以及公社本身遭到的血腥镇压，这些克列孟梭都经历过。从那一刻起，他就同极左势力彻底决裂了。
[27] 在1919年，和其他协约国领导人一样，他也必须遵从国内民意。在一次私下的会面中，他告诉贝尔福，如果布尔什维克党人向巴黎派出代表，极端激进分子就有可能被鼓动起来，中产阶级则会慌乱不安。街上会发生暴动，那样的话他的政府就不得不用武力平息事态。这肯定不会为巴黎和会营造出良好的氛围。克列孟梭警告称，如果盟友国家执意要发出这样的邀请，那他必须辞职。
[28]

还有，布尔什维克党人能代表全体俄国人民吗？他们只控制了俄国领土的核心部分，以及圣彼得堡（很快就将更名为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他们要面对反对派政府：南边的一个是人们通常说的白俄罗斯，领导该政府的是安东·邓尼金（Anton Denikin），这是沙皇最优秀的将军之一；在西伯利亚，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Admiral Aleksandr Kolchak）也组织了一个政府；在巴黎，流亡的俄国人组建了俄国政治大会，包括从保守派到激进派的各个派别，说要代表所有未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俄国人。沙皇时代的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Sergei Sazonov）发现自己在同一个知名的恐怖分子鲍里斯·萨维科夫（Boris Savinkov）合作。萨维科夫打扮得光鲜精干，在扣眼里别着一枝栀子花，在巴黎有很多倾慕者。向来欣赏高效的劳合·乔治说：“他的暗杀总是安排得很精妙，而且从不失手。”
[29] 不幸的是，俄国政治大会只从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政府那里获得了微弱的支持（他俩花了很多时间来互相角力）。至于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自然是不会支持这种大会的。

1月16日，劳合·乔治把俄国问题整个摆在了最高理事会面前。在他看来有三个选择：第一，摧毁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第二，把它和外界隔绝开来；第三，邀请俄国人来见和平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人也要算在内。前两个方案已经进行了一些：俄国领土上有协约国士兵，而且协约国也封锁了俄国。但这两者似乎都没奏效。因此他自己倾向于最后一个方案。实际上，他们可以帮俄国人一个忙，说服不同的派别相互谈判，尝试达成停战协议。
[30] 他在私下里说，罗马人就是这么干的。把野蛮人找来，告诉他们要守规矩。
[31]

劳合·乔治给出的三个选择都有道理，但和平缔造者们拿不定主意。每个方案都有人反对。介入并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风险和成本都很高；孤立俄国会伤害俄国人民；让布尔什维克代表出现在巴黎，或者其他什么西方的地方，就有可能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传播自己的思想，更别提会惹恼保守派了。威尔逊支持劳合·乔治，而法国外长毕盛和意大利外交大臣桑尼诺有异议。毕盛建议，至少要听听法国和丹麦大使的意见，他们刚从俄国回来。这两个人到得正是时候，带来了吓人的恐怖故事。劳合·乔治不以为然，说这是夸张。
[32] 最高理事会发现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整个和会期间，协约国都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对俄方针。说要推翻布尔什维克党，态度不够坚定，但表达出的敌意又足以让他们觉得确有其事。不幸的后果由此产生，西方各国与布尔什维克党人成了不可调和的敌人。丘吉尔曾反复请求自己的政府明确方针路线。他在回忆录里埋怨协约国领导人的优柔寡断。“他们同苏俄开战了吗？显然没有，但他们一看到苏俄分子就会开枪。他们以入侵者的身份站在俄国领土上，武装了苏维埃政府的敌人，封锁了它的港口，凿沉了它的战舰。他们真心希望它能倒台，也安排了计策。但是提到战争——他们觉得太可怕了！提到干涉——又觉得太丢人了！”
[33]

丘吉尔当然是支持干预的。协约国总司令、法国老兵福煦（Foch）元帅也持同样观点。伦敦议会中的托利党人和恼恨的法国投资者也是一样。反对者的声音同样很大：与工人阶级运动保持一致的工会、各种人道主义者，还有实用主义者。伦敦《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 ）说得更干脆：“我们为俄国人难过，但他们必须自己奋斗，找到出路。”
[34]

这与威尔逊的观点相近。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他对驻华盛顿的一位英国外交官说：“我坚信应该让他们自救，即便他们要在无政府主义中沉沦一阵子。我有这么一个比方——很多无望的家伙会自相残杀。你不能和这种人做生意，所以把他们都关在一个房间里，把门锁起来，告诉他们等自己把事情都解决好了，就可以打开门做生意了。”
[35] 威尔逊觉得这个房间的样子还会和原来差不多，他没有考虑到俄罗斯帝国会分崩离析，倒是英国人有时会这样想。在他看来，自决意味着俄国各民族要自己负责他们那庞大的国家。唯一的例外是俄国占领了波兰领土——他这样提也是基于自决原则。他觉得那部分领土应该属于重建的波兰。奇怪的是，他并未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乌克兰民族主义（可能是他的死对头，共和党参议员洛奇，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而且他坚决反对协约国承认波罗的海国家。
[36] 在其他方面，他的对俄方针基本上是消极的——不干预，不承认。他在“十四点计划”中的第6点呼吁，从俄国领土上撤出外国军队（他特别在意的是日本人），从而让俄国人民能自己想出一个最适合他们的制度。当俄国人想好要由谁来统治他们（他希望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美国就会承认这个国家。威尔逊会说，这就和美国在墨西哥内战中的做法一样。
[37]

问题在于，协约国已经干预了。1918年春，英国军队在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Murmansk）两座北方港口城市登陆，日本人占领了太平洋上的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并向西挺入西伯利亚，不让德国人得到粮食和石油等俄国的原料，也不让他们碰港口、铁路和弹药。为了盯住日本（或许还有英国），同时为了保护一支从俄国战俘营中跑出来的被困在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美国人不情愿地派自己的军队登陆。（威尔逊在那年夏天向豪斯抱怨：“什么才是正确而且可行的对俄方针，为了想明白这个问题我真是绞尽了脑汁……只要我稍稍一碰，它就会像水银一样碎成一地。”
[38] ）之后，英国人说服加拿大人提供一支部队，好平衡美军和日军的实力。在南面，由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同学带领的另一支英国部队进入有油田的高加索地区。法国人能调动的兵力还不如英国人，他们只是派出了军事使团或象征性的兵力。在战争结束之时，英国人决定不光要把军队留在当地，还要用它支持反布尔什维克的白俄罗斯人。这时候事情就很明显了，介入在一开始时是以德国为对象的，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
[39]

在协约国的命令下，战败的德国开始从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撤军。协约国拼力填补这个真空。到1918年年末，俄国土地上有超过18万名外国士兵，此外还有从协约国得到资金和武器的几支白俄罗斯军队。
[40] 人们开始谈论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十字军远征。让协约国领导人优柔寡断的是，有迹象显示公众强烈反对再度进行军事冒险。左派打出的标语“不许干涉俄国”很受欢迎。劳合·乔治告诉内阁人员，如果他们不小心，想要扑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做法反而会让它传播开来。英国军方汇报说，可能要出兵俄国的预期让士兵十分不快。
[41] 一直在为远征西伯利亚和摩尔曼斯克提供军队的加拿大人想在夏天撤军。博登告诉他的在大英帝国代表团中的同事，加拿大国内对这个问题“很是焦虑”。
[42]

法国人嘴上很硬，但他们既没人力也没资源，能为出兵干预俄国所做的事情其实很少。在战争结束前，抵达俄国的法国士兵屈指可数。按照与英国签订的协议，法国理论上要负责乌克兰南部与克里米亚地区，英国人则负责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除了支持当地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这个协议还有其他什么意图是从来没细说过的。）法军在近东地区的将军，路易·弗朗彻·德斯佩雷（Louis Franchet d’Esperey），痛苦地抱怨道：“我没有多少士兵进驻这个国家。等到冬天，一想到战友都在休息，自己却在冰天雪地的俄国，我的人是不会高兴的。”
[43] 他的警告被不明智地忽略了。法国政府将一支由法国人、希腊人、波兰人组成的混编部队开到了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Odessa）。这支远征军立刻发现，自己要和各种各样的敌人作战——从布尔什维克党人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再到无政府主义者。1918—1919年间的冬天很漫长，法国部队士气低落。布尔什维克党人发现，只要派出会讲法语的人去法国军队劝降，就很容易收服士兵。一位法国军官在报告中写道：“在凡尔登和马恩河战场上保住脑袋的法国士兵，没一个想在俄国战场上丢掉它。”1919年4月，法国当局突然决定放弃正在变成灾难的战斗，急匆匆下令撤军，将敖德萨和当地居民留给了布尔什维克。居民们赶到岸边，徒劳地恳求法军带上他们一起走。规模稍小的一支法国远征军从克里米亚港口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撤离，秩序略微好一些，带上了4万名俄国人，其中就有被害沙皇的母亲。两周后，法国的黑海舰队就发生了叛乱。
[44]

虽然法国还是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及其行事方式，但它再未参与协约国的干预行动。福煦设计了一系列不实际的方案，想让波兰人、芬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甚至还有留在德国的俄国战俘，组成联军，向俄国进军。他的方案没有一个付诸实施，部分原因是他的这些临时演员拒绝出镜，另外也是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表示强烈反对。
[45]

至此，劳合·乔治第二个选择便成了法国的政策，那就是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关在俄国境内。在巴黎和会期间以及接下来的几年中，法国尽全力在俄国周边建立国家，例如波兰。按照中世纪的古老说法，那就是围绕瘟疫大作的国家建一道“防疫封锁线”。这样做有个优点，或许这一点对法国来说更为重要，那就是可以制衡德国。而且这道壁垒还可以防止德国和俄国合兵一处。
[46] 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不大，1919年巴黎并没有几个人认真考虑这种可能，但福煦和丘吉尔的确想过。丘吉尔警告称，要当心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与民族主义的德国及日本结为同盟。“到最后，我们可能会碰上一个掠夺成性的联盟，从莱茵兰一直延伸到横滨，威胁到大英帝国在印度和其他地方的重要利益，威胁到世界的未来。”
[47]

1919年年末，在向劳合·乔治提到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时候，身心俱疲的克列孟梭讲道：“我们该继续留意他们，就好比用带刺的铁丝网包围他们，而且不花一分钱。”
[48] 钱在1919年一直是个问题。为了打消丘吉尔在干预俄国问题上的热情，劳合·乔治用上了他和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的一番对话：“我们承担不起这种负担。张伯伦说在和平时期我们无法两头兼顾，即便在如今这种税率能压死人的情况下。”
[49] 英国大概花了1亿英镑，法国的花费不到英国的一半。
[50] 英国纳税人不准备继续往俄国扔钱，尤其是在他们的盟友不出钱的时候。1919年2月，当有人提出扩大军事干预力度的时候，劳合·乔治问：“法国人能出多少？我确信他们承担不了，我们也不行。美国人愿意掏钱吗？不管批准什么方案，先让他们说定能掏多少。”
[51]

由于低效和腐败，向白俄罗斯人提供的很多援助都被浪费了。后方的小官员贪掉送给士兵的军服，他们的妻女穿着英国护士的裙子。邓尼金的卡车和坦克冻在地里，酒吧黑市却在出售防冻剂。虽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后来的宣传中描绘了一幅世界资本主义合力扑杀他们革命的画面，但事实上协约国的帮助几乎没有延缓白俄罗斯军队的覆灭。
[52]

协约国在俄国的干预行动一直是混乱的，各国目标冲突，且互相猜忌。美国官方的态度是反对干预，但战后他们依然把军队留在了西伯利亚，好阻碍日本的计划。1914年前，法国要依靠一个强大的俄国来约束德国，英国则担心俄国会威胁到南方和印度。到了1919年，法国更愿意看到白俄罗斯复辟，可英国更愿意忍受一个弱势的红色俄国。寇松鄙视布尔什维克党人代表的一切，他非常高兴俄国人失去了对高加索地区的控制。可他也告诉丘吉尔，英国一定要小心南方的白俄罗斯领导人邓尼金，不要让他再染指这一地区。
[53] 英国人喜欢怀疑法国人的动机，这是骨子里传下来的。劳合·乔治抱怨道，法国政府被自己国家不理性的中产阶级摆布，他们因为俄国丢掉了自己的储蓄金。他说：“法国人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我们火中取栗。”
[54]

协约国一面断断续续、浅尝辄止地干预俄国，一面又考虑了劳合·乔治青睐的方案，也就是谈判。1919年1月21日，威尔逊与劳合·乔治在最高理事会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既然法国人不愿意布尔什维克党人来到巴黎，那为什么不选个靠近俄国的地方去见他们呢，再带上其他的俄国代表？威尔逊补充道，只要他们拒绝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对话，俄国人民就会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认为协约国是他们的敌人。克列孟梭反对，认为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对话就等于是承认了他们的地位，桑尼诺支持他的观点。但克列孟梭又没有准备好在这个问题上和盟友撕破脸，所以他不情愿地同意了。现在只剩桑尼诺在坚持。他力劝协约国将所有白俄罗斯人联合起来，向他们支援足够的士兵，至少也要给够武器，从而打败布尔什维克党人。劳合·乔治提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你们每个国家能提供多少士兵？现场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没有一个人回答这个问题。
[55] 于是大家都同意进行谈判。威尔逊立刻派人去找打字员。一位英国记者回忆道：“我们都以为会有一名漂亮的美国速记员现身。”但来的只是个跑腿的，手里拿着威尔逊那部破旧的老打字机，美国总统自己坐在角落里敲起了邀请函。
[56] 在离开房间的时候，克列孟梭冲着在外等候的一位法国记者大喊了一声：“完了！”
[57]

威尔逊起草的这份文件提到，协约国想要帮助俄国人民，这种愿望是真诚且无私的。这份文件被原原本本地送到了俄国各主要政治势力的代表那里，请他们前来相见。地点就选在被称作“王子群岛”的普林基波（Prinkipo），该地位于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上。那里是君士坦丁堡的居民野餐常去的地方。在战前，土耳其政府曾把城中数千条流浪狗抛在这里，连着好几周，海面上一直回荡着绝望的狗吠声。

给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请柬通过短波无线电发出去了，巴黎在等待回复。很难猜到回复会写些什么。布尔什维克党人已经形成了一套模式，既粗鲁又正儿八经，既极度敌视又勉强合作——以后人们会经常见到这种套路。列宁认为，俄国革命会在欧洲烧起一把火，之后就轮到世界了。边界、国旗、民族主义，这些不过是资本主义用来分裂全世界工人的工具。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这些工具也会被清扫一空。他的首任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伟大的革命家兼理论家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认为自己的工作很简单：“我只要向全世界人民发表几篇革命宣言，就可以关张了。”
[58] （此人兴致勃勃地翻寻沙皇的旧文件，并公开了战时签订的秘密协定，例如瓜分中东。这让协约国非常尴尬，还正好赶上威尔逊呼吁外交公开的时候，不过这种巧合并非有意的安排。）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来说，唯一的问题是战略问题。如果世界革命很快开始，那么就没有必要搭理敌人了；不过，如果革命延迟，那可能就需要耍一耍资本主义国家，让它们彼此争斗。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人认为会是前一种情况；但到了1919年，即便列宁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世界革命总部，也就是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事态的发展也不那么确信了。

苏维埃的外交政策反映出了这种矛盾心理，也加深了协约国的怀疑。1918年10月，刚刚取代托洛茨基当上外交事务人民委员的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i Chicherin）发来照会。这个不修边幅的狂热学者在信中挖苦威尔逊，嘲笑他珍视的原则。“十四点计划”呼吁不干预俄国，让俄国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为什么威尔逊还要向西伯利亚派兵？美国人口口声声说自决，那么为什么不提爱尔兰或菲律宾群岛？他承诺国际联盟可以终结所有战争，这是在开玩笑吗？人人都知道该为战争负责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就在现在，美国和共犯英法还想让更多俄国人流血，想从俄国敲诈更多金钱。只有大众组成的联盟才是真正的联盟。
[59]

不过，布尔什维克党人也唱起了缓和的调子。契切林的副手马克沁·利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是个可以打交道的人。他在伦敦住过几年，当过出纳，过过苦日子，还娶了一位来自布鲁姆茨伯里（Bloomsbury）乡下的小说家，艾薇·洛（Ivy Low）。1918年圣诞前夜，他从斯德哥尔摩给威尔逊发了一封电报，谈到了世界和平、正义、全人类。利特维诺夫接着说，俄国人民认同威尔逊的伟大原则，他们一直都是最渴望自决和公开外交的人。他们现在想要的只有和平，好打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他们非常期待协商，但协约国的干预和封锁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布尔什维克党人只能拿恐怖政策来保证国家运转。难道威尔逊不打算帮他们吗？威尔逊大为感动，劳合·乔治在看到电报后也有同样的感受。
[60] 美国外交官威廉·巴克勒（William Buckler）被派去同利特维诺夫接洽。威尔逊在1月21日把巴克勒的汇报拿到了最高理事会。报告是乐观的。苏维埃政府——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准备为和平做出努力，可能会支付部分曾经拒不履行的外债，也可能给予国外企业一些新的特许权。它不再打算呼吁全球革命。它过去这样宣传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始是为了抵御德国，后来是为了抵御协约国。
[61]

在这之后，威尔逊同劳合·乔治便有理由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人会对普林基波会谈邀请持欢迎态度。两位政治家选出了他们的代表：美国方面是一位自由派记者和一位退休的教士，英国方面是兴致盎然的博登——“对加拿大来说是个很光荣的事情。”他说。（他不知道的是，劳合·乔治找不到办这件事的人。
[62] ）所有人都在等待。2月4日，苏维埃政府的回复到了。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一次误解西方。他们写了很多好话，但表达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不想达成停战协议，而停战又是最高理事会定好的先决条件之一。邀请中那些高调的原则根本未被布尔什维克党人理睬。他们明显是认为资本家只关心一件事情，所以提出了实质性的重大让步，例如原材料和领土。毕竟这种方法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德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成功过。威尔逊大为震惊：“这种答复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也可以视作侮辱。”劳合·乔治表示同意：“我们不是要他们的钱，也不要他们的特许权，也不要他们的领土。”
[63]

与此同时，其他的受邀者，也就是那些悄悄从法国和丘吉尔这些朋友那里得到支持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立场变得强硬起来。普林基波会谈提议让白俄罗斯人大为震惊。在巴黎，流亡者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遥远的阿尔汉格尔，威尔逊的画像被匆忙从墙上摘下。前外交大臣萨佐诺夫问一位英国外交官：协约国怎么会觉得他会和这些谋杀了他家人的人见面？
[64]

如果美英向白俄罗斯人施压，那么他们应该会屈服，但威尔逊和劳合·乔治都没准备要这样做。对他俩来说，普林基波会谈正在演变为一个政治问题。媒体和国内一些同僚抨击得越来越厉害。劳合·乔治要依靠联合政府里保守党的支持，而保守党领袖博纳·劳以及他的副手已经警告过他，说政府可能因这一问题分裂。
[65] 到2月8日，克列孟梭出现了少有的好心情，告诉普恩加来普林基波会谈有了麻烦。他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并未接受全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没有表现出要回应的意思。
[66] 为了保险起见，克列孟梭请求贝尔福延迟谈判，等到美国总统回国做短暂述职的时候再开始。
[67] 等白俄罗斯人在2月16日表示拒绝的时候，威尔逊已经在海上了，劳合·乔治也返回英国去处理一起可能出现的大罢工。普林基波会谈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就这样，俄国问题还是和原来一样悬而未决。在伦敦，丘吉尔要求劳合·乔治做一个明确的决断，要么武力干预，要么从俄国撤军，永不再战。无论是哪个方案，劳合·乔治都没做好准备：全面干预会让他在左派那里惹上麻烦；撤军则会惹恼右派。于是，就像他在巴黎和会上处理其他事情一样——尤其是对德条约中的赔偿问题，劳合·乔治间接地去测试一个个方案，不让自己暴露在危险的境地中。

他告诉丘吉尔，所有和俄国相关的决议都必须在巴黎做出，要有威尔逊的参与。2月14日一大早，也就是美国总统原定回国的日子，丘吉尔冲过英吉利海峡（在回忆录中，劳合·乔治对丘吉尔自己“这么有主见地”跑到巴黎的举动表达了敬畏之情
[68] ），发疯一般开着汽车来到了巴黎，连挡风玻璃都撞碎了。就在威尔逊出门的时候，丘吉尔冲进了最高理事会。总统礼貌地听着他说话。丘吉尔指出，协约国不明确的意图对驻扎在俄国的军队没有好处，对白俄罗斯人也没好处。他自己的观点是，撤军将酿成灾难。“这样的政策就等于是从整台机器中抽走了轮轴。俄国境内再也不会有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俄国今后将陷入暴力和苦难，永远无法脱身。”劳合·乔治肯定很清楚，威尔逊会回绝丘吉尔的提议，事实也果然如此。威尔逊承认，协约国军队在俄国没发挥作用，但局势太混乱了。
[69]

丘吉尔在巴黎多待了几天，想推动最高理事会做出决定，至少定出一个明确的政策。但没有威尔逊和劳合·乔治在场，这是很难实现的。
[70] 忠实的克尔每天给劳合·乔治发报告，好让他远距离遥控事务。劳合·乔治高兴地对一位朋友说：“温斯顿在巴黎，他想对布尔什维克发动战争。这很有可能导致革命爆发！我们的人民不会允许。”
[71] 他向丘吉尔发出了含混的信息，暗示英国可能会向白俄罗斯人提供武器和志愿兵，但在接下来的一通电报中又警告他，不要策划针对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行动。劳合·乔治宣称，英国陆军部觉得协约国士兵出现在俄国是个错误，而他自己也同意这种说法。“我们不该去干预俄国的内政，这样做是多此一举，会让布尔什维克更团结、更顽固。”
[72] 劳合·乔治确保克尔把他的消息传给了大英帝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以及豪斯。
[73] 威尔逊从大西洋上发来了他的警告：“丘吉尔关于俄国的建议非常令人吃惊，继续卷入俄国的混乱中，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74] 其实他无须担心。在2月19日，也就是最高理事会原定重新讨论俄国问题的日子，克列孟梭遭遇刺杀，被人开枪射中，所有决议都被无限期地延迟了。协约国的军队仍留在俄国领土上，但并没有什么大讨伐发生。

就像威尔逊总统说的那样，和平缔造者们或许需要更多的信息。想要亲眼见证革命的激进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美国代表团中反对干预俄国的年轻专家威廉·布列特，这几个年轻美国人建议派出调查团。劳合·乔治说这可能是个好主意，主要是这可以让尴尬的决议晚点来。
[75]

2月17日，豪斯告诉布列特，他要带一个秘密使团去见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讨论一下到底要什么条件他们才可以同协约国议和。布列特很高兴。之前他在巴黎的工作一直是杂务性质的，而现在他觉得自己要走上舞台中央了。布列特来自费城上流社会那个尊贵孤傲的阶层，对自己的能力和判断相当自信。至少在溺爱他的母亲眼中，自己这个从耶鲁大学走出来的孩子，简直就是个奇才。同龄人觉得他很聪明，不过也有人注意到，这个人在利用或抛弃他人的时候，都带着一种冷漠和算计的心理。
[76] 他非常敬佩威尔逊和他的原则，但是不确定这位总统能否捍卫这些原则。
[77]

豪斯和克尔一块儿列出了使团要讨论的问题。豪斯安慰其他美国代表：“布列特只是去打探消息。”但他没把这一点向布列特本人说清楚。即使在这次出使任务失败时布列特还是坚持认为，他是受劳合·乔治和豪斯两人的委托去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协商和平条件的，而豪斯又代表了威尔逊。同在使团的斯蒂芬斯也表示：“给布列特的指示是同俄国人商讨出一个初步协议，好让美国和英国说服法国，一同邀请俄国进行谈判，确保得到一些成果。”
[78] 斯蒂芬斯不是第一次搞错事情：虽说豪斯与劳合·乔治都没放弃和解的希望，但如果事实证明布尔什维克党人很顽固，他们是不会疏远法国，也不会不顾国内的意见的。一个小小的使团由一个无足轻重的28岁的年轻人带领，或许可以带回好消息。即使没有好消息，也无所谓。
[79]

布列特和斯蒂芬斯在莫斯科度过了美好的一周。他们住在一座没收来的宫殿里，那里有成堆的鱼子酱。晚上在沙皇的剧院里看戏，白天与列宁和契切林商谈。斯蒂芬斯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人正在去除贫穷、腐败、暴政和战争的根源。“他们没有建设民主政治、法定的自由，以及谈判谈出来的和平——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们现在只想给这些美好的事情打好基础。”布列特还认为俄国正在开创一项伟大的事业。两个人都非常钦佩列宁。布列特说：“他这个人直来直去，但也很和蔼，还有很强的幽默感和定力。”斯蒂芬斯提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人对敌人的恐怖手段，列宁对此表示很遗憾，这让斯蒂芬斯很受感动。斯蒂芬斯认为，列宁“内心是个自由主义者”。
[80]

一周过完后，布列特达成了一桩交易，至少他认为是这样。双方先停战，然后互相让步。协约国要撤军，布尔什维克党人也不再坚持消灭俄国境内的白色政府。（既然协议条款要求协约国停止支持白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党也可以大方一些。）至于布尔什维克党到底有多大的诚意，这就不得而知了。在同德国人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时候，事实已经证明列宁会为了争取时间而做出让步。布列特和斯蒂芬斯是“可以利用的傻瓜”，他们的使团至少可以帮助俄国宣传。

布列特得意扬扬地带着他的协议，史蒂芬斯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回到了巴黎。和往常一样，豪斯对他们大加赞赏，但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疑虑重重。威尔逊那时已经从美国返回，他当时忙于艰苦的对德条约谈判，没有时间来管这边。他甚至没有腾出时间来见布列特。劳合·乔治在3月28日与布列特共进早餐，但他实际上非常沮丧。匈牙利的库恩·贝拉在周末夺权，这让人再度担忧起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向西传播。已经有新闻曝光了布列特出使俄国的事情，传言四起，说英国和美国要承认苏维埃政府。保守党后座议员像鹰一样盯着劳合·乔治，北岩勋爵的报纸也是一样。那天早上，《每日邮报》选用姊妹报《泰晤士报》新任主编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的一篇文章做头条，粗野地攻击英国首相——斯蒂德和北岩一样痛恨劳合·乔治。文章说，普林基波的“阴谋”正在复活，背后有国际犹太金融家在作祟，很可能还掺杂了德国企业集团的利益。劳合·乔治把报纸举到布列特的眼前说：“英国媒体居然做这种事情，你还指望我会同情俄国？”
[81]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劳合·乔治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4月10日，超过200名保守党议员在一份电报上联合署名，敦促首相不要承认苏维埃政府。此时劳合·乔治还因为对德和约条款的事情被攻击，他知道该在何时止损。4月16日，劳合·乔治站在下议院面前，矢口否认巴黎讨论过承认苏俄的事情，并坚持说此事没有讨论的余地。当被问起布列特使团的事情时，他简单地说了一句：“是有这么一个建议，有个年轻的美国人已经回来了。”他没有讲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带回了有用的报告。
[82]

布列特大失所望，巴黎没一个人想听他那个使团的事情，甚至连他最最崇拜的总统也不理睬他。等到5月份对德和约条款公开时，他对威尔逊失望到了极点。他发了一封伤心气愤的辞职信，去了里维埃拉（Riviera）。“躺在那里的沙滩上，看着这个世界彻底完蛋。”他于当年秋天返回美国，参议院证明他和不少美国代表团成员都不赞同和约中的许多条款，从而决定了威尔逊和《凡尔赛和约》的命运。他还成功地把自己出使俄国的报告写进了档案。1934年，他以美国首位驻苏联大使的身份返回了莫斯科，这个大使经历把他转变成了一个极度反共产主义的人。
[83]

法国人还在谈论着干预的事，但不准备越过“封锁线”一步。劳合·乔治与威尔逊都不再接触苏维埃政府，不过他们还是希望会有奇迹出现，盼着布尔什维克党人能转型为善良的民主派。他俩一度还提起过，要用援助粮食的办法安抚布尔什维克党人，这是协约国救济主管胡佛过去一直推行的方案。胡佛本人对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与威尔逊相近——可怕的环境造就了这群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很危险，不过他们的宣传很有吸引力，即便对美国这些强大的社会也是一样。协约国应该用间接的方式让布尔什维克党人明白，只要他们不再传播革命理念，俄国就能获得大量援助。有了时间和食物，俄国人民就会摆脱激进的理念。为了避免暗示协约国会承认布尔什维克，同时也为了先一步堵住法国人的嘴，胡佛建议从中立国家选一位知名人士负责整个行动。
[84]

胡佛已经有了中意的人，“一个杰出又坚强的人物，一个身体强健、道德高尚的男人”，知名的挪威籍北极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他当时正好身在巴黎，想为国际联盟做些事情。在4月中旬，已经变成“四人理事会”的最高理事会批准了胡佛的方案。
[85] 包括南森自己的国家挪威在内的一组中立国家开始为俄国筹集食物和药品。只要布尔什维克党人安排与敌人停战，就可以拿到这些物资。南森尝试给列宁发电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但是法国人和英国人都不发这个电报。法国人认为这是英国和美国的阴谋，或许连德国也可以从俄国的让步中获得好处；英国人担心整件事会看起来像承认了布尔什维克。这份电报最后是从柏林发出去的。

苏维埃政府在5月15日做出了回复，发了电报和广播，拟写内容的是契切林和利特维诺夫。列宁指示二人：“对南森要十分礼貌，对威尔逊、劳合·乔治、克列孟梭要十分无礼。”至于方案本身，“只作宣传之用，确保没有其他用途”。列宁的同事按照指示办事，尖刻地攻击协约国，并表示若没有一个合适的和平大会，是绝不会考虑停战的。巴黎的和平缔造者们悲哀地摇着头，终止了有关人道主义救援的所有讨论。此番风波再次证明了协约国对俄方针的破产。
[86]

在1919年，化解对俄问题还剩最后一丝希望：俄国人或许能解决自己的难题。白俄罗斯人赶在春季化雪之前，成功协调了一次对布尔什维克的进攻。高尔察克从他在东西伯利亚的基地出发，在一条宽阔的战线上发起了进攻。一支部队向北朝阿尔汉格尔移动，和被围困的白俄罗斯与英国联军的一小股前锋部队会师了；另一支向西朝着乌拉尔山区推进；还有一支向南开进，去和邓尼金的军队会合。到4月中旬，高尔察克和他的盟军迫使布尔什维克党人放弃了3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他们的好运也到头了。

布尔什维克党人有两个关键优势：团结和地理位置。他们控制着俄国中部，而他们那七拼八凑的敌人则分散在外围。这些白俄罗斯将领经常被延绵好几英里的敌对村庄分割，对其他人的行动一无所知，而且他们还互相猜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兵力是他们的三倍，而且占领着俄国大部分兵工厂。
[87]

1919年5月23日，协约国决定部分承认高尔察克的政府。丘吉尔后来写道：“宣布的时机正好在什么都来不及的时候。”
[88] 一个使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到了西伯利亚，要求高尔察克政府承诺会推行民主制度。然后，协约国得到了一份模棱两可的答复，大概做出了相应的保证。
[89] 但紧随其后到来的便是白俄罗斯军队战败的消息。到6月末，红军击溃了高尔察克的中央阵地，白俄罗斯军队向后撤退了数百公里。

这时的巴黎和会已经接近尾声，德国人即将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没有时间来处理俄国的事情了。条约中有一条简短的条款，只是说未来协约国与俄国之间签订的任何条约，或者条约的任何部分，都必须被承认。另一条条款给俄国留出了索要赔偿的可能。其他的对俄方针还是像过去一样含混不清。虽然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封锁依然继续，但对白俄罗斯军队的支持逐渐减少了。英法认为高尔察克已经失败，最终放弃了他。（这位海军上将利用捷克军团将自己保护起来，仍然待在西伯利亚东部；捷克人后来把他交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手中，他于1920年2月被枪杀。）到了1919年10月，邓尼金在南方全面败退。1921年1月，在英国的推动下，欧洲的协约国成员同意结束军事干预，并解除了对布尔什维克的封锁。1921年3月，英国与苏维埃政府签署了贸易协定。即便是保守党的商人也支持这个协定，他们害怕会失掉在俄国的生意机会。1924年，英国和苏联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法国也不情愿地照做了。

之后的历史证明，丘吉尔和福煦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态度是对的，而劳合·乔治与威尔逊是错的。俄国这个执政党并未转变为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的党。列宁已经建立了一套权力不受制约的制度，这又给斯大林的偏执狂妄想保驾护航。俄国人民以及很多俄国之外的人民，由于布尔什维克打赢内战而付出了代价。在巴黎，和平缔造者们面对自身力量的局限，也只能勉为其难。

[1]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88.

[2] FRUS, vol. 3, pp. 159–64.

[3]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43.

[4]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326–7.

[5] Ullman, vol. 2, p. 111, n. 22; pp. 174–5.

[6] Watson, pp. 315, 372.

[7] Headlam-Morley, pp. 7–8.

[8]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vol. 2, p. 64.

[9]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C1864, Borden diary, 13.2.19.

[10] P. Mantoux, vol. 1, p. 46.

[11] Klein, passim.

[12]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Biggar Papers, vol. 2, letters of 20.1.19, 4.4.19, 5.2.19.

[13] J. M. Thompson, pp. 175–6.

[14] Ullman, vol. 2, pp. 141–2.

[15] Gilbert, Churchill, vol. 4, pp. 227, 277–79, 355–56, 375;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325.

[16] Ullman, vol. 1, pp. 68–70.

[17] FRUS, vol. 3, p. 583.

[18] PWW, vol. 56, p. 247.

[19]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330–1.

[20]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p. 90.

[21] Duroselle, p. 809.

[22] FRUS, vol. 3, pp. 591–2.

[23] Shotwell, p. 77.

[24] Ashmead-Bartlett, p. 201.

[25]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321.

[26] FRUS, vol. 3, p. 491.

[27] Watson, pp. 48–55.

[28]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3/4/5, Balfour to Lloyd George, 18.1.19.

[29]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369;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20.

[30] FRUS, vol. 3, pp. 581–4.

[31]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Wiseman diary, 19.1.19.

[32]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2 (20.1.19).

[33] Churchill, Aftermath, pp. 243–4.

[34] Gilbert, Churchill, vol. 4, p. 231.

[35] Mamatey, p. 297.

[36] J. M. Thompson, pp. 5–6, 46–50.

[37] Knock, pp. 156–7.

[38] Noble, p. 270.

[39] Ullman, vol. 2, chapter 1.

[40] Gilbert, Churchill, vol. 4, pp. 226–7.

[41] Ibid., 230–3.

[42]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8 (17.2.19).

[43] Azan, p. 239.

[44] Kenez, pp. 180–91; Pipes, pp. 74–75.

[45] FRUS, vol. 3, pp. 471–73; vol. 4, pp. 122–23, 379–82; F. Palmer, p. 378.

[46] Hovi, pp. 216–17 and passim.

[47] FRUS, vol. 4, p. 121; Gilbert, Churchill, vol. 4, p. 254;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8 (17.2.19).

[48]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Clemenceau Papers, 6N72,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at 10 Downing Street, London, 11.12.19.

[49] Churchill College, Churchill Papers, Charwell Group, Char 16/20, Lloyd George to Churchill, 16.2.19.

[50] Churchill, Aftermath, pp. 266–67.

[51]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771, 19.2.19, Lloyd George to Kerr, 19.2.19.

[52] Figes, p. 575; Ullman, vol. 2, pp. 212–14.

[53] Gilbert, Churchill, vol. 4, pp. 264, 286.

[54]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89/2/20, Lloyd George to Kerr, 16.2.19.

[55] FRUS, vol. 3, pp. 647–53.

[56]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13.

[57] C. T. Thompson, p. 133.

[58] Debo, p. 18.

[59] Fischer, pp. 101–3.

[60] J. M. Thompson, pp. 90–1.

[61] FRUS, vol. 3, pp. 643–6.

[62]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Borden diary, 23.1.19.

[63] J. M. Thompson, pp. 115–6.

[64] Ibid., pp. 119–22; E. Howard, p. 300.

[65] J. M. Thompson, pp. 110–11, 122;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Wiseman diary. 19.1.19.

[66] Poincaré, p. 131.

[67]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1216, Kerr to Lloyd George, 11.2.19.

[68]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368.

[69] Gilbert, Churchill, vol. 4, pp. 239–43; Churchill, Aftermath, p. 173; FRUS, vol. 3, pp. 1041–4.

[70]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8 (17.2.19); FRUS, vol. 4, pp. 10–21, 28;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17.2.19; Callwell, vol. 2, p. 170.

[71]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21.

[72] Churchill, Aftermath, pp. 176–77; Churchill College, Churchill Papers, Char 16/20, Lloyd George to Churchill, 16.2.19.

[73] Callwell, vol. 2, p. 170; J. M. Thompson, pp. 141–3.

[74] Tillman, p. 141.

[75] J. M. Thompson, pp. 149–52.

[76] Brownell and Billings, pp. 18–21, 29–33.

[77] Farnsworth, pp. 30–3.

[78] Steffens, p. 791.

[79] Farnsworth, pp. 35–9; J. M. Thompson, pp. 152–8.

[80] Farnsworth, p. 40; Steffens, pp. 797–8.

[81] Steed, vol. 2, p. 302–6.

[82] Ullman, vol. 2, pp. 153–7.

[83] Brownell and Billings, pp. 93–98; Farnsworth, pp. 62–3.

[84] Hoover, pp. 118–19, 247–9.

[85] Ibid., pp. 120–2.

[86] Huntford, pp. 488–89; J. M. Thompson, pp. 263–7.

[87] Pipes, pp. 9–14.

[88] Churchill, Aftermath, p. 186.

[89] P. Mantoux, vol. 2, pp. 193–5, 333–4.

[A1] 大礼帽要比圆顶礼帽高出不少，象征的社会地位不言而喻。——译者注

第7章 国际联盟

1919年1月25日，巴黎和会正式批准成立一个国际联盟事务委员会。在美国代表团中，几个年轻人觉得这件事可以拍成一部非常不错的鼓舞人心的电影。他们想在影片中展示旧式外交的邪恶。把地图做成动画，描绘在过去战争的种子是如何被播下的：通过秘密的结盟和非正义的战争，过去那些自私的欧洲国家在各种会议中肆意在地图上画出国界线。巴黎和会和国联将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熠熠发光，而且他们觉得，这部电影肯定会大卖特卖。
[1]

放到今天，很难想象这种拍摄计划会被认真对待。仍然费心思研究国联的历史学家可以说屈指可数，被视作异类。有关国联的文档，那些宝贵的资料，如今大多被尘封在故纸堆里。“国际联盟”这个名字本身就会让人联想起正儿八经的官僚、乱七八糟的自由派支持者、无用的决议、无果的调查，还有最为重要的一个印象：失败。1931年的中国东北地区、1935年的埃塞俄比亚，以及灾难中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两场世界大战之间仅仅相隔20年。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军国主义者，这些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活跃的领导人都耻笑国联，最终背叛了国联。英国、法国以及一些民主小国，这些国联的主要支持者也表现得不冷不热，有气无力。苏联之所以会加入，完全是因为斯大林在当时没有更好的选择。美国则从未真正地加入这个组织。国联的失败是如此彻底，以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在考虑建立一个永久性国际组织的时候，决心要重新成立“联合国”。国联的解体是在1946年正式宣布的，但在1939年它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在最后一次国联大会上，曾经目睹国联创立的罗伯特·塞西尔勋爵问道：“难道这20年来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吗？”他勇敢地自问自答，“这是头一次有这样一个组织建立，在本质上是普世的，不是为了保证哪个国家的民族利益……而是为了停止战争。”他总结说，国联是“一项伟大的实验”，它把数个世纪以来为和平奔波不息的人的希望和梦想变成了扎扎实实的东西。它的遗产就是留下了一个广为认可的理念：全世界各民族可以也必须为了集体安全而合作。“国联已死，联合国万岁！”
[2]

塞西尔是对的。国联确实代表着非常重要的东西：既是对国际关系已经改变的一种承认，也是对未来的一个赌注。就像蒸汽机改变了人类在地球表面的移动方式，就像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政府与政府间的关系，在巴黎和会召开前一个世纪，国与国彼此相待的方式也在经历着转型。当然，实力依然有用，而且政府还是要留心自己的国家，但这里面的意味已经发生了变化。在18世纪，合纵连横、开战停战可以是出于君主的利益，甚至可以是为了荣誉，当时占领土地而不用考虑土地上的居民，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到了19世纪，这种看法就发生了变化。战争越来越被视作一种非理智的做法，而且是代价很高的那种。在18世纪，国与国之间的较量都是零和博弈，利益总量不变，无非彼盈我损，你赔我赚。第一次世界大战则证明战争里没有赢家。国家利益的增进要靠和平，和平才能带来贸易和工业的兴盛。国家本身的定义也不一样了，它不再靠君主或小股精英来体现，而是人民大众自己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

外交的形式还是一样，大使呈递国书，条约要签署盖章，然而规则却发生了变化。在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中，有些事情不再流行了，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不可接受的，例如一个国家占领了一处土地，其上都是另一个民族的居民。（殖民地并不属于这种情况，因为那里的人被认为政治开化程度低于欧洲。）当俾斯麦（Bismarck）创建德国的时候，他是以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名义出师的，而不是打着为普鲁士主子开疆拓土的旗号。当他创造出来的国家在1871年从法国夺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时候，德国政府尽全力说服自己以及世界，说这并不像过去那样抢夺战利品，而是因为这两个省份的民族从本源上来说属于德意志。

这套博弈公式里还加入了另一个因子：民意。民主主义的扩散、民族主义的增长、铁路网与电报网的蔓延、忙碌的记者与媒体不停歇地赶制出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所有这些引出了一个政府不喜欢但又不敢忽视的东西。在巴黎，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谈判就该在公众的监督下进行。

对理想主义者来说，这是件好事。国际关系应该按常理来，这是人民的愿望。人民不想要战争或昂贵的军备竞赛。（在1914年前的几十年里，似乎有很多欧洲人热衷于战争，在1914年这种热衷更是变成了一种对战争的狂热，但这种现实并未动摇理想主义者的信念。）而且，欧洲和整个世界都不缺少理想主义者。19世纪的繁荣与进步带来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世界将变得更加文明。一个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为和平运动提供了天然的土壤，让争议仲裁、国际法庭、裁军甚至和平请愿等这些美好的理念得以传播，以避免战争的发生。反战人士把自己的社会当作模板，尤其是那些身处西欧的人，那里的政府已经变得更能响应公民的意愿，那里的公共警力已经取代了私人保镖，而且在那里法治被广泛接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想象一下各国可以组成一个类似的社团，为其成员提供集体安全呢？
[3]

在巴黎，威尔逊坚持要做国联委员会的主席，因为对他而言，国联是和解的关键。如果国联能成立，那么其他事情早晚会迎刃而解。要是和约条款不完善，国联还有充足的时间去纠正；很多新国界需要划定，要是划得不合适，国联还可以将其安排好；德国的殖民地要被接管，国联可以保证接管过程平稳有序；奥斯曼帝国已经名存实亡，国联可以扮演清算人和受托人的角色，为那些还没准备好自治的民族服务。国联还可以为了下一代人，从总体上监督世界，保证和平繁荣。它可以鼓励弱小，培养道德，在有需要的地方惩罚不羁之人。这是人类给自身定下的一个承诺，一个契约。

有时候，人们会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威尔逊漂洋过海，从新大陆来到旧世界，带来了国联这样一份厚礼。这种想象很有诗意，可惜是错误的。很多欧洲人早就想用一种更好的方法来管理国际关系。如果说他们刚刚熬过的那场战争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只能是国联能终结所有战争并开创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做出的承诺，也是让他们能坚持下去的东西。在1919年，当欧洲人思忖那些悲惨的日子，回想起难以想象的牺牲时，当他们意识到欧洲社会已被严重破坏，或许永远无法恢复时，不光是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分子，很多人都把最后一线希望系于国联。哈罗德·尼克尔森说出了他们那一代很多人的心里话：“我们去巴黎，不光是要终结战争，而且还要为欧洲建立新秩序。我们不光是要筹备和谈，而且要为永久的和平做打算。我们多少是带着一些神圣使命的。我们必须警醒、坚定、正直、自律，因为我们决意要成就伟大、永恒、高尚之事。”
[4]

劳合·乔治与威尔逊一样，也坚持认为巴黎和会的首要任务就是成立国联。他这样做并不仅仅出于一种犬儒式的心愿，要让美国人高兴。他毕竟是个自由党人，是这个反战历史源远流长的党的领袖。身为一名圆熟的政客，他也了解英国的公众。他在1918年圣诞前夜对同事说：“人们非常害怕事态继续下去会再次导致悲剧上演。”如果从巴黎和会回来却没带来国际联盟的消息，那将是一场政治灾难。
[5] 但是，国联从未让他真心产生兴趣，或许是因为他从根本上怀疑这个东西的效果。他很少在演说中提起国联，任内也从未到访过国联总部。
[6]

在法国，对德国侵略的痛苦记忆和对未来的担忧在人们内心交织，大众对国际合作能终结战争抱着很深的悲观情绪。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尤其是在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中，也存在着一种意愿，愿意让国联试一试。
[7] 克列孟梭更愿意先处理对德条约，但他也下定决心不能给人留下口实，说是法国阻止了国联的成立。
[8] 他本人的心理是矛盾的，但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他对国联没有敌意。正如他那句知名的评价：“我喜欢国联，但我对它不抱信心。”
[9]

民意为国联提供的是一般性的支持，但没法明确指导它的形态。它该扮演警察的角色，还是教士的角色？它的工具是武力，还是道德说教？法国人倾向于认为，国联应该具备武力制止侵略的能力，这里的原因很明显。而律师，尤其是英语国家的律师，则相信法律和法庭。对和平主义者来说，应对战争行为还有另一种方法：大规模裁军，并让国联所有成员国承诺不发动战争。国联该以什么面貌出现呢？某种超级国家？各国首脑的俱乐部？一发生紧急事件就召开的大会？不管是什么形式，它都要有成员资格、规章制度这方面的考量，还要有秘书长一类的职务。

在战争期间，威尔逊这个将国联置于协约国和平进程核心地位的人，对此类具体细节神秘兮兮，一言不发；他只说大概，当然都是些令人振奋的事情。他心中的国联要很强大，因为它要代表人类的有组织的意见。他在“十四点计划”中指出，国联成员国要保证彼此的独立与国界不受侵犯。国联可以用武力来保护这类权利，但应该没有这个必要。战争已经表明，普通人渴望有这样一个组织，这是他们奋斗的目标。在战争就要结束的时候，威尔逊在纽约大都市剧院对公众发表演讲：“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老百姓的忠告要比世故的公务员的忠告更简单直白，也更统一，后者给人的印象还是在搞玩弄权力、下赌注那一套。”
[10]

威尔逊认为，赶在战事未平的时候谈论细节是个错误。这样做只会导致协约国内讧，或许还会给敌人留下一种国联要针对他们的印象。
[11] 他觉得这个理念非常合理，是大家都需要的，因此可以自己健康地发展成形。即便是国联公约文件正在巴黎起草的时候，他也会抵制那些在他看来过分细致的内容。他告诉国联委员会里的同事：“先生们，我敢自信地说，下一代人会和你我一样聪明；我也觉得我们该信任国联，它能管好自己的事情。”
[12]

即便是威尔逊的支持者也对他这种随便的态度感到担忧，不过好在还有几个详细的方案出炉了。战争一拖延，就难免会引发很多有关如何预防冲突的讨论。美国有促进和平联盟（League to Enforce Peace）
[A1] ，把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团结了起来。英国有国际联盟社团（League of Nations Society），吸收了相当多的中产阶级和自由派人士。在左翼，费边社（Fabian Society）成员大力资助了雷纳德·伍尔夫的研究。
[A2] 英法两国在1918年年初决定加入进来，因为威尔逊的宣扬，成立国际联盟现在已经成了协约国战争的一个明确目标。在法国，知名自由派政治家莱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负责的一个事务委员会，为一个拥有军队的国际组织起草了详细的章程。在英国，杰出的律师沃尔特·菲利莫尔爵士（Sir Walter Phillimore）带领一个特别委员会，制作了一份详细的建议，整合了战前的许多理论，其中就涉及争议仲裁的内容。这份建议的方案很谨慎，既反对世界联邦这种乌托邦式的想法，也很实际地指出，联盟最好只是作为战时盟约的延续。
[13] 英国政府把菲利莫尔的报告送给威尔逊，他却并未当一回事，而是说这份报告令人失望，而且表示他自己正在研究方案，会在适当的时候发布。关于他的这个联盟，可以让英国人知道的主要原则有两条：“必须是一个国际性联盟，而且必须是一个有力的、讲究现实的联盟，不能是纸上谈兵。”
[14] 在这之后直到战争结束，华盛顿方面再未给出具体的方案。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倒是大英帝国的一位杰出人士下了决心，要试着去起草一份方案。此人就是瘦高个子、有一双冷峻蓝眼睛的南非外交部长史末资将军，乍看上去他算不上是个精干的人。（在伦敦，博登的秘书曾把来访的史末资当成电灯维修工，让他先在屋外等着。
[15] ）不过，他恰好拥有吸引威尔逊注意的那种脾气秉性。这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喜欢干大事，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很强的道德观念，而且都想让世界变得更好；两个人的成长环境也相似，都有着安稳、幸福的家庭。威尔逊是美国南方人，史末资生活在开普敦一个务农的布尔人社区中；两人都怀念过去那种黑人仆从乐天知命的生活（不过两人也都怀疑黑人真的会和白人平起平坐）；战争也给他俩留下了同样惨痛的记忆，威尔逊经历的是南北战争，史末资经历的是抗英的布尔战争；他俩都是表面上冷静克制，内心激动敏感；都有雄心壮志，且自视清高；都能迅速看穿他人的表里不一，但对自己的这种毛病视而不见。
[16]

史末资按部就班地从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毕业。和殖民地很多聪明的年轻人一样，毕业之后他也选择前往英格兰深造。他在剑桥大学努力求学，得过不少奖学金，是法律专业的双科优等生。他留在伦敦准备从事律师职业，至少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此期间他没去看过一场戏，没听过一次音乐会，也没观看过任何艺术展。他有限的闲暇时间是在诗歌中度过的：雪莱、莎士比亚，以及他最为钟爱的惠特曼——史末资和这位诗人一样，也深深地热爱大自然。要说威尔逊是靠条理清晰的散文博得众人认同，劳合·乔治能在演说中用华丽的辞藻让人信服，那么史末资是把自己的道理“唱”给众人听的，而且唱得比任何和平缔造者都好听。
[17] 大战的时候他就对很多重大问题提出过意见，到了和平时期发表自己的建议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史末资怀着极大的激情维护威尔逊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他对一组美国报人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道德上的理想主义，以及这种对更美好世界的设想，我们才能忍辱负重，屹立不倒，挺过这次战争中最黑暗的日子。”如今世界残破不堪，但摆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要努力重塑更美好的世界，全盘重构普世自由与普世公正的信条，还要重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友善，这是国与国之间长治久安的唯一基石。”这种布道般的言辞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不要小觑这个机会，”史末资向整个疲怠的世界呼喊，“伟大的时代就在前方。”或许人们真可以迎来这种时代，但前提是要一劳永逸地终结战争。
[18]

史末资没有大声地向公众指出的是，国联对大英帝国也有用处。1918年12月，他为英国同事准备了一份眼花缭乱的有关世界形势的报告。奥匈帝国已成往事，俄国动荡不堪，德国战败，世界上只剩下三个主要大国：大英帝国、美国和法国。法国人不可信任，他们是英国在非洲和中东的对手。（法国人对史末资的反感还以颜色。在巴黎的时候，史末资在一次会后不小心落下了一些机密文件，这可是个报复的好机会。
[19] ）史末资称，英国完全有理由同美国合作，建立友谊。“语言、利益以及理念上的相似”已经为两国标定了共同前进的道路。让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国联。人人都知道，威尔逊把创立国联看成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如果获得英国的支持，他应该会在那些令人不快的议题上让步，例如对航行自由的坚持。
[20]

史末资把自己放在一个落实者的位置上，要赋予威尔逊那些“相当朦胧的理念”以清晰的形式。他飞快地拿出了一份方案，小心翼翼地给这份方案起名，叫作“实际建议”。该方案提到，要有一个由全体成员国组成的大会、一个规模较小的执行委员会、一个常设秘书长职务，还提到了解决国际纠纷的步骤、对尚未准备好自己管理自己的民族实行托管。他这份方案中的许多内容变成了后来国联的公约。但这还是涵盖不了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大战带来的惨痛损失、一个被打回原点的欧洲、老百姓对美好世界的希冀，以及和平缔造者们眼前的这个重大机遇。“最为根基的东西松垮了，世事难料。遮风避雨的帐篷被摧垮了，但人类的大篷车队还要继续前行。”史末资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自豪地写道，“我的文案给高层圈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在内阁备忘录中看到，首相称这是‘他见过的最有力的方案’。”
[21] 这份建议很快便印成了小册子供人传阅。
[22]

一位美国法律专家评论称，史末资的方案“文笔非常好”，但是在某些环节上还是说得不清不楚，例如，史末资没有讨论德国的非洲殖民地该如何托管的问题。
[23] （这是有意而为之，因为他决心让自己的国家来控制德属西南非。）劳合·乔治把该方案也给了威尔逊一份，威尔逊很喜欢，一个重要原因是史末资也坚持认为创立国联应该是巴黎和会的首要事务。在1919年年初欧洲巡游结束返回巴黎的时候，威尔逊终于开始着手去做拖延了已久的事情，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1月19日，他把自己的成果拿给英国人看，其中借鉴了不少史末资的方案。史末资对一位朋友说，他自己并不介意。“我觉得，个人的意愿能同伟人的意愿不谋而合，会让人生产生一种特别的满足感。这就是所谓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24] 威尔逊逢人便说，史末资是个“好心人”。
[25]

威尔逊也欣赏塞西尔，英国另一位国联事务专家。清瘦、固执、缄默的塞西尔经常会让人想起修士。他很少笑，按照克列孟梭的说法，塞西尔真要笑起来，笑容就像“一条中国龙的面孔”。
[26] 塞西尔虔诚地信奉英国国教，是位训练有素的律师，也是一名职业政客，出身于英格兰贵族世家。他的家族自从16世纪起便辅佐王室。贝尔福是他的表亲。塞西尔的父亲是索尔兹伯里侯爵，在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任英国首相，还是名保守党成员。塞西尔年轻时见过迪斯累里和格莱斯顿，到访过温莎城堡，还被带去拜访过普鲁士的王储。他接受的是有特权的、严格的教育，这让他具备了很强的是非观，对公共职责的认识也很深刻。
[27]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50岁的塞西尔因年龄过大无法参军，于是他便去红十字会做了志愿者，在法国工作。到了1916年，他负责封锁德国的行动。

塞西尔现在已经深深地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来避免战争。他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威尔逊的声明。他与美国总统的首次会面是在1918年12月，那次会面很令人失望，两人只是在一次盛大的招待会上简单地寒暄了几句。
[28] 等他们于1919年1月19日在巴黎真正交流的时候，塞西尔发现，威尔逊关于国联的想法多是从英国人那里借来的。塞西尔在日记中写道，威尔逊“是个爱咋呼的小人物，和他打交道的时候要思想坚定，还要表现出最大程度的礼貌和尊敬——想同时做到这两点可不怎么容易”
[29] 。威尔逊派戴维·亨特·米勒去见塞西尔，任务是拿出共同起草的一份草案，用来证明英美两国在加紧合作。

1月25日，巴黎和会国际联盟事务委员会成立了。会议室里回荡的是众人高谈阔论的声音，声音中透着满满的高尚情操。有一点煞风景的是，对自己国家地位不满的小国代表抱怨说，委员会只是由英、法、意、日、美五大国家中各选两名代表组成。比利时首相指出，自己的国家同样在战争中遭受了损失。主持会议的克列孟梭不以为然，他觉得五大国在巴黎和会中的席位是用数百万人的伤亡换来的，小国能被邀请到会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作为让步，小国被允许在国联委员会中提名五名代表（后增加至九名）。这虽然平息了一时的骚动，但无法消解小国的怨恨。
[30] 当英美两国拿出他们的国联组建方案，也就是由五大国组成执行理事会时，这又在小国代表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最终，执行理事会又增加了四名成员，从小国中投票选出。

威尔逊说，要在两周内将国联公约落实成书面文件，塞西尔觉得他一定是昏了头，但实际上这项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其中一个原因是英美此前已经就重大事项达成了一致意见。
[31] 第一次会议于2月3日召开，到2月14日，一份详尽的草案就已经出炉了。委员会的19名成员几乎天天碰面，地点就在克里雍酒店豪斯的房间里。委员会代表围在一张铺着红布的大桌子旁边，身后坐着的是轻声耳语的翻译。英美两国代表彼此挨着，不停地交换意见。法国代表坐得稍远，和他们之间隔着意大利人。葡萄牙和比利时的代表滔滔不绝，日本人则几乎闭口不言。
[32] 主持会议的威尔逊非常活跃，阻止众人就细节问题发表演讲或讨论，而是按照他设想的方向推进国联建设工作。塞西尔写道：“我算是明白了，从个人角度说我不喜欢他。他身上有种说不出来的、令人讨厌的东西，一种冷酷，还有对虚荣和影响力的追求。”
[33] 美方的另一位代表豪斯一直坐在威尔逊身边，不过很少说话。和往常一样，他忙碌的时候是在幕后。“我要提前弄明白哪里会有麻烦，而且要想办法在麻烦变大前把它处理掉。”
[34]

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均未加入委员会。在贝克看来，这又是欧洲人不把国联当回事的一个证据。他阴沉地说，英法两国看到威尔逊忙得团团转很高兴，这样它们就可以按照老样子分赃了。
[35] 但实际上威尔逊也一直在最高理事会中，而且参与了所有重大决议。劳合·乔治还是沿袭他政治生涯中的一贯做法，选择自己信得过的人加入委员会，并给予他们充分的权力，基本上把事情留给他们解决。这次他的人选是史末资和塞西尔。
[36] 克列孟梭则任命了两名首席专家，巴黎大学法学院院长拉尔纳努（Larnaude）教授和莱昂·布儒瓦，做委员会代表。他平时对这两人都没什么好声气。

布儒瓦是个儒雅博学的人，法律界的专家，学习梵语，了解音乐，对雕刻和讽刺漫画也有涉猎。在以自由派身份进入政坛后，他的仕途可以用平步青云来形容：当过内政部长、教育部长、司法部长、外交部长、总理。此人对国际秩序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大战之前。他曾代表法国出席两次海牙和平大会——这两次大会试图控制战争，但没能成功。当威尔逊将成立国联的希望公之于众时，布儒瓦喜极而泣。不过，1919年时的他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不光看不清东西，而且还患有严重的感冒。
[37]

更糟的是，布儒瓦的工作面临重重阻碍。很多法国官员坚持认为，国联只是战时联盟的延续，仍然是针对德国的工具。
[38] 克列孟梭把布儒瓦看成一个傻瓜，而且从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态度。当豪斯问为什么布儒瓦能当上法国总理时，克列孟梭回答道：“那时我还没进内阁，可用之人太少，人们就选了布儒瓦。”
[39] 布儒瓦一说起话来就没完没了，再加上他那口流畅的法语，就仿佛催眠曲一般，偶尔真会把人哄睡着。英国人和美国人把他当成了笑料。
[40] 威尔逊很不喜欢他，部分原因是他曾听说，克列孟梭给布儒瓦下令，让他尽可能地拖延会议进程。
[41] 这应该是真事。布儒瓦凡事都要问克列孟梭的意见，而克列孟梭希望能迫使威尔逊在对德条约的问题上让步。克列孟梭告诉布儒瓦和拉尔纳努两人：“你俩就在前面扛着。没关系，你们的挫折可以让我在莱茵问题上提出更多要求。”布儒瓦心里很难受，但还是接受了这种做法。他告诉普恩加来：“他这是跑去别的地方作战，却要让我死在战壕里。”
[42]

在国联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法国代表既反对英国又反对美国，想给予国联制裁权，这其实是威尔逊早先表示想让国联拥有的东西。
[43] 布儒瓦说，国联应当按照现代民主国家的司法制度运作，有能力干预和平遭破坏的地区，并用武力恢复秩序。换言之，如果国联成员国之间出现争端，就应当自动启动强制仲裁措施。如果有国家拒绝接受国联的决议，那么就应该对其采取经济甚至是军事上的制裁。
[44] 他提倡在国联框架下展开全面裁军，并且要切实检查裁军力度，同时由成员国出人，成立一支国际部队。
[45] 英美两国都怀疑，法国是想借这些提议打造一支永久性对抗德国的武装力量。不管从什么角度说，这些提议都不具备政治上的可行性。美国国会对总统分享外交决策权的做法早有微词，肯定不会让别的国家来决定美国要在何时何地出兵作战；劳合·乔治政府中的保守党、陆军部、海军部，以及外交部多数成员，都更愿意用老派的、可靠的方式来保卫不列颠。丘吉尔就说，国联“替代不了英国的舰队”。担任帝国总参谋部参谋长的亨利·威尔逊说，法国人的提议都是“废话”，“一派胡言”。英国若照做，便会被拖进欧洲大陆上的冲突中，或者去打一些远在天边、和自己利益毫不相干的战争。
[46]

英国有所保留的态度得到了数个自治领代表的支持，这可是劳合·乔治与同事不会轻易忽视的东西。和众人想的一样，比利·休斯表现得义愤填膺，就像个恨意被引燃的小鬼。他喜欢法国人，讨厌美国人，一个原因是他在访问华盛顿期间曾遭到威尔逊的冷落。休斯说，国联就是威尔逊的玩物，“要不按他的想法来他就不高兴”。无论是从澳大利亚还是从他自己的立场上说，休斯都不想看到威尔逊驾着凯旋的战车耀武扬威，而大英帝国被拖在战车后面。
[47] 博登的批评则显得冷静机智。他喜欢国联这个想法，但是他希望国联里不要有太多的欧洲人。他真正的愿望从来就是美国和大英帝国达成一种合作关系。
[48] 加拿大人刚从英国人那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外交控制权，他们无意让这一权力得而复失，也不想把它交到另一个强大机构的手中。
[49]

法国人试图给予国联制裁权的做法激怒了自己的盟友，而且法国人还威胁要阻挠巴黎和会。国联事务委员会急着要完成第一版公约草案，想在威尔逊暂回美国之前给他过目，此时有关秘密会议情况的泄露已经足以引发大众的警觉。“和会阴云密布，”美联社的美国通讯员写道，“不信任与怨恨之情盛行，国联公约的前景扑朔迷离。”法国媒体开始攻击威尔逊，而克列孟梭在一次采访中警告称，法国人绝不会为了玄乎的高贵理念做出牺牲。有传言说，威尔逊出于报复，准备更换和会的地点，也有人说他或许会放弃成立国联的想法。
[50] 2月11日，离威尔逊回国还有三天，国联事务委员会开了一整天的会。法国提出了建立一支国联军队的修正案，威尔逊说这“既不合规也不实际”。
[51] 会议在没有做出决议的情况下休会。第二天，塞西尔冷冷地指出了法国人面临的窘境。在他看来，“法国人是在向美国人叫板，顺带也在针对英国，告诉这两国法国不接受眼前的礼物，是因为东西还不够好。他直截了当地警告法国人，如果国联建立不起来，那剩下的方案只能是英美结盟”
[52] 。布儒瓦让步了，但他还是要做一下无望的挣扎。一个月后，他提出建议，称国联还是要有自己的军事参谋团。他小心翼翼地说，参谋团可以向国联提供信息，谋划方案，这样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国联不至于措手不及。
[53] 威尔逊大发雷霆。他后来告诉自己的医生格雷森：“法国代表简直不可理喻，一遍一遍地重申那些已经讨论烂了的、不能更改的事情。”
[54] 布儒瓦也很不满，他告诉普恩加来说，威尔逊是个独裁者，万万不可相信。“他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威望。”
[55]

到了2月13日，第一份草案已经就绪了。威尔逊很高兴，因为这一天是他的吉日，而且草案总共有26条内容，也就是两个“13”。
[56] 国联大体上成型了：这是一个所有成员国参加的大会，有一位秘书长，还有一个五巨头勉强占多数的执行委员会（由于美国后来没能加入国联，所以这一条并不成立）。国联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强制仲裁权或裁军权。不过公约也指出，国联所有成员国都有义务尊重彼此的独立和领土。由于大国担心小国可能会联合起来投票否决它们，所以还加了一个条款，规定国联的大多数决议必须得到一致通过才能作数。
[57] 后来人们把国联的无用都归咎于这一条。

德国现在被排除在国联之外。法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异常坚决，它的盟友准备让步。实际上，威尔逊支持把德国看成一个需要改正错误的有罪国家。“从道德上说，世人有权力要求德国裁军，这个国家应该交到有思想的一代人手中。”
[58] 这样一来，德国就处在一个非常古怪的地位上，既要同意《凡尔赛和约》里建立国联的条款，但它自己又无法成为其中的一员。英国和美国后来都认为，这是极不公平的。
[59]

《凡尔赛和约》也体现了人道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一些要求。它做出了一项保证，即国联将考虑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法庭。它还加入了若干条款，反对非法贩运军火，反对奴役行径，支持国际红十字会扩大影响力。它还建立了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为工作条件设定国际标准。

这是中产阶级改革人士、左翼政党以及工会期盼已久的东西。（“八小时工作制”是这些人的主要口号。）不过在大战前，他们做到的顶多也就是限制妇女的夜班，以及禁止在生产火柴的过程中使用磷。布尔什维克革命让西方统治阶级的态度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即便是身处赢得战争的民主国家中的工人也变得躁动不安。谁也不知道这些人离发动革命还有多远。欧洲劳工代表威胁称，要在巴黎召开一次大会，而且时间就选在巴黎和会期间，既允许战胜国派代表，也允许战败国参加。虽说协约国成功地将这次工人大会的地点改到了瑞士的伯尔尼（Bern），但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都认为，在国联的公约中考虑到劳工的这个要求，对安抚国内的工人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管怎么说，像威尔逊这样的人，他们的政治倾向使他们同情工人运动，至少在想要避免革命时是这样。
[60]

就在国联委员会成立的那一天，众人也就国际劳工问题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劳工问题委员会不声不响地持续运行着，首任主席是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的那个脾气暴躁的小头目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后来变成了英国工人领袖乔治·巴尔内斯（George Barnes）。巴尔内斯向劳合·乔治抱怨道，和平缔造者们对这个机构抱着一种“可有可无的心态”。
[61] 这其实是件好事：国际劳工组织的诞生没有遭到什么非议，并在1919年年末召开了首次大会。国际劳工组织和它所依附的国联不同，它从一开始就接纳了德国代表。另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组织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2月14日，威尔逊在巴黎和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递交了国联公约草案。国联事务委员会成员十分自豪，他们拿出了一份既能实际操作又能鼓舞人心的文件。“战争带来了许多可怕的事情，”威尔逊总结道，“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非常美好的事情。”
[62] 他于当晚离开巴黎返回美国，自信满满，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出席和会的主要任务。
[63]

不过公约本身还未达到十全十美的地步。法国人还是想在里面加入一些有关军事的内容，日本人之前警告称要加入一条涉及种族平等的条款。该条款有很大争议，有关德国前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的托管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决定了美国美洲政策的门罗主义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就像威尔逊的许多保守党政敌担心的那样，国联有没有权力推翻这个政策呢？如果有，保守党就要抵制国联，那么美国国会就有可能反对国联。虽然威尔逊讨厌让步，尤其是向他看不起的人让步，但他还是同意回到巴黎后要协商出一条特别的保留意见，也就是国联公约中不能有任何内容违背门罗主义。
[64]

威尔逊意识到，自己被卷入了一种他自己向来蔑视的外交博弈之中，这次的对手是英国人。虽然塞西尔和史末资同情威尔逊的处境，也准备支持他，但劳合·乔治发现这里面有可乘之机。劳合·乔治过去一直想和美国达成协议，避免两国在海上展开军备竞赛，但没有成功。现在他开始暗示，自己可能会反对任何与门罗主义有关的保留意见。
[65] 不好打交道的还有日本人，威尔逊担心，日本可能会提出类似门罗主义的要求，让其他国家不要插手远东地区的事务。这反过来又会惹怒中国人，他们对日本的意图已经非常紧张了。
[66]

4月10日，海军问题得到解决，英国人做出了让步。在这种局面下，威尔逊拿出了一份措辞非常讲究的修正案，提出国联公约中不得包含任何内容来干扰类似门罗主义这类用来保证和平的国际协议。在国联武装问题上失败的法国人心怀怨恨，开始攻击威尔逊的修正案，而且他们的逻辑滴水不漏。法国人指出，公约中已经有一项条款，要求所有成员国必须保证各自签订的国际协议符合国联的原则。是不是门罗主义不符合这种要求？威尔逊说，当然符合，而且门罗主义就是国联参考的模板。布儒瓦和拉尔纳努接着又说，那为什么要把门罗主义单提出来？塞西尔想帮威尔逊一把，说提到门罗主义其实就是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威尔逊坐在一旁一言不发，气得下嘴唇直发抖。快到半夜的时候，威尔逊终于爆发了，激动地捍卫美国的立场，说美国是自由的捍卫者，在全世界反对专制，而且在刚刚结束的大战中也这样做了。他表示：“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美国的政策始终都奉行自由与独立的原则。在这种原则即将被这份文件奉为圭臬，成为全世界永恒的章程时，美国就事实想要陈述几句，作为小小的纪念，连这都不可以？”听了这番话后，美国人大受触动，而法国人则不以为然。
[67]

4月28日，大会全体会议批准了这份公约，当天的巴黎反常地下起了雪。一位巴拿马代表发表了一通冗长且学术味颇浓的演讲。这通演讲的主题是和平，从古时候的亚里士多德，一直谈到现在的伍德罗·威尔逊。洪都拉斯的代表提到了门罗主义的那个条款，但他讲的是西班牙语，没有几个人能听懂，所以他的反对意见也没人理睬。
[68] 主持会议的克列孟梭以他那一贯高效率的方式推动着议程，限制人们在有争议的修正案上唇枪舌剑，即便是他自己的代表也不例外。他拿着一把小木锤，在桌子上狠狠地一敲，喊道：“通过！”
[69]

威尔逊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高兴。公约是按照他预想的方向拟定的，他拒绝了法国有关国联武装的要求，而且他加入了一条有关门罗主义的保留条款，这样整件事情在美国国内也会获得通过。这份公约会在合适的时候接纳敌对国家，并帮助它们走上民主与和平的道路。一如他对自己妻子说的那样，如果和约需要修改，“出现的错误可以一个个拿到国联来改正，国联将成为永久性的清算所，所有国家都可以来，无论大小”
[70] 。威尔逊把精力集中在国联身上，没怎么去管巴黎和会上的其他事情。有的决议虽然在威尔逊看来是错误的，但他没有据理力争，例如将讲德语的蒂罗尔（Tyrol）地区判给意大利，将数百万德国人纳入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的治下。要是没有下次世界大战，那么这类条约的有效期会非常长。至于国联，它无论做什么事都很困难，因为它的章程基本上是要求所有决议都必须得到一致通过才可执行。威尔逊以为美国国会会支持自己，放行关于国联的提案，这种想法同样也很危险。

[1]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Auchincloss diary, 28.1.19, 29.1.19.

[2] Henig, pp. 164–6.

[3] Kissinger, p. 161; M. Howard, chapters 1–3.

[4]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p. 31–2.

[5]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117/1/3, Imperial War Cabinet, 1918, minutes of meetings, 46 (24 December 1918); Egerton, “The Lloyd George Government,” p. 431.

[6] Cecil, All the Way, pp. 153–56.

[7] Noble, pp. 99–104.

[8] PWW, vol. 54, p. 235.

[9] Cecil, Great Experiment, p. 59.

[10] Temperley, vol. 1, p. 447.

[11] Willert, pp. 152–3.

[12]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 122.

[13] Egert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pp. 65–9.

[14] Willert, pp. 152–53.

[15]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Biggar Papers, letter of 30.3.19.

[16] Jones, vol. 1, p. 28.

[17] Hancock, pp. 1–51.

[18] Hancock and van der Poel, vol. 4, pp. 10–16.

[19] Clemenceau, p. 141.

[20]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 29/12, memorandum of 3.12.18.

[21]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2, pp. 23–60.

[22] Hancock and van der Poel, vol. 4, p. 34.

[23]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p. 34–6.

[24] Hancock and van der Poel, vol. 4, pp. 41–2.

[25] PWW, vol. 55, p. 266; Tillman, p. 73.

[26] Clemenceau, p. 138.

[27] Cecil, Great Experiment, pp. 11–16; Cecil, All the Way, pp. 13–18.

[28] Cecil, Great Experiment, p. 63.

[29] Raffo, p. 166; PWW, vol. 54, p. 152.

[30] FRUS, vol. 3, pp. 176–201.

[31] PWW, vol. 54, p. 152.

[32]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p. 120–21, 124–26; Temperley, vol. 6, pp. 434–5.

[33] PWW, vol. 54, p. 154.

[34]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4.2.19.

[35]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vol. 1, 242–3.

[36] House and Seymour, p. 403.

[37] Cecil, Great Experiment, pp. 64–5.

[38]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Clemenceau Papers, 6N72, Conférence de la Paix, memorandum of 18.12.1918.

[39]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28.4.19.

[40] Bonsal, Unfinished Business, p. 30.

[41] PWW, vol. 54, p. 489.

[42]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p. 256–57; Poincaré, p. 283.

[43] Willert, p. 152.

[44] Egert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pp. 134–5.

[45]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p. 209–10, 216–17.

[46] Lansing, Peace Negotiations, p. 49; Widenor, pp. 306–7; Steed, vol. 2, p. 282; Cecil, Great Experiment, p. 78; Egert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p. 142; Egerton, “The Lloyd George Government,” pp. 432–33; Callwell, vol. 1, pp. 184, 213.

[47]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195–6.

[48]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5/5/28, Borden to Lloyd George, 23.11.18.

[49] Brown, vol. 2, pp. 155–56;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Ottawa, vol. 2, pp. 58–63.

[50] C. T. Thompson, pp. 187–88; Steed, vol. 2, p. 282.

[51]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p. 209–10.

[52] Ibid., pp. , 216–17.

[53] Ibid., vol. 2, pp. , 216–17, 344–46.

[54] PWW, vol. 56, pp. 164–5.

[55] Poincaré, p. 150.

[56] PWW, vol. 55, p. 120.

[57] Cecil, Great Experiment, p. 72.

[58] FRUS, vol. 3, p. 1002.

[59]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p. 279–80.

[60]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17 (3.4.19. P.M.);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4, p. 285; Mayer, pp. 378–80.

[61]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656.

[62] FRUS, vol. 3, pp. 210–15.

[63] PWW, vol. 55, pp. 160.

[64]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27 (21.4.19); Tillman, pp. 280–3.

[65] Tillman, pp. 287–94;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p. 337–8.

[66]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27 (21.4.19).

[67]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p. 442–50; Walworth, Woodrow Wilson, vol. 2, pp. 302–3.

[68] FRUS, vol. 3, pp. 285–319;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p. 497.

[69] Cecil, All the Way, p. 152.

[70] Tillman, p. 133.

[A1] 促进和平联盟，也称为“实施和平联盟”“强制和平联盟”，或者“维持和平联盟”。——译者注

[A2] 费边社是英国的一个社会主义团体，主张通过改良实现社会主义。费边社成员雷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1880—1969）是英格兰政治理论家、出版商。他是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丈夫。——译者注

第8章 托管地

早在国联事务委员会真正发挥作用之前，有关托管地的问题就被提到了最高理事会的日程上。威尔逊当时的态度很明确，他希望由国联来处理前德国殖民地的问题。没有一个战胜国认为德国可以拿回自己的殖民地，它在太平洋上的几座群岛以及在亚洲那些零散的殖民地也是如此。在协约国看来，德国在欧战中的行为已经表明，它不适合统治其他民族。从另一个方面说，威尔逊的这种态度也是不受欢迎的。

让美国人沮丧的是，他们的盟友还一直想着掠夺战利品。法国想要多哥兰和喀麦隆，还想剥夺德国在摩洛哥的权利（这就等于让法国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保护者）。意大利人盯住了索马里的部分地区，此外还想要别的东西。在大英帝国内部，南非想要德属西南非，澳大利亚想要新几内亚和附近的一些岛屿，新西兰想要德属萨摩亚。英国自己想要德属东非，这样便可以把在非洲的殖民地从南到北连起来。英国和法国此前还就如何划分奥斯曼帝国签有秘密协定。日本与中国签有秘密协定，要接管德国原来在中国的特许权与租界，日本和英国签订的秘密协定则是接管赤道以北的德属岛屿。

在威尔逊设想的新世界秩序中，考虑到世界上还有些地方没做好自治的准备，所以说有些安排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不能有领土吞并和殖民。托管地是个可行的解决方案，相应地区或者由国联直接托管，或者由国联委托大国代管。具体要托管多长时间，要取决于托管地人民的进步与发展程度。威尔逊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含含糊糊。很明显，非洲是个需要外界管控的地方，但那些从战败国治下脱离出来的零散地区该怎么办呢？例如从奥斯曼帝国分出来的中东阿拉伯地区，还有从俄国脱出来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以及其他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中欧也是混乱一片，那里的人似乎也没准备好自己管理自己。威尔逊只是表示，他不赞成欧洲人托管那里。
[1]

强者保护弱者，这本身并不是新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帝国主义者就做过很多这种事情，而且经常都很真诚。美国的非洲问题首席专家严肃地指出，德国是个例外，它从没有正确地理解自己的职责。“当地人总是被当作实现目标的手段，从未被当成目标本身。当地人的福祉以及殖民地的福祉，要完全屈从于当地德国人的利益，或者遥远的德国的利益。”
[2]

英国人意识到，要是和美国人讨论把德国领土或者其他国家的领土纳入自己的帝国中，只会让后者敌视自己。这样做完全没有意义，所以英国支持托管。
[3] 史末资又施展了自己的雄辩之才。他在国联备忘录中写的话让威尔逊非常感动。史末资写道，大帝国正在被清算，而国联必须挺身而出。“在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解体时流离失所的人们，多数没有政治素养。当中的很多人要么是根本没能力自我管治，要么是能力不足。这些人多数穷困潦倒，需要得到充分照顾才能走向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反观欧洲人，就拿芬兰人或者波兰人为例，他们几乎可以立刻独立，中东需要的时间会长一些，而德国在太平洋和非洲的前殖民地，几乎永远不可能自己照管自己。那里的居民很野蛮，“想把欧洲人这一套政治自治的理念灌输给他们，是不实际的”。最好的做法是让大英帝国直接接管。史末资对他的英国同僚说，如果美国反对，英国就宽宏大量地做出让步，从而谋求在国联监督下的控制，当然国联监督的力度要最小化。这样一来也约束了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这个史末资特别不喜欢的国家——让它们用同样的方式管控自己的殖民地。
[4] 和史末资一样精明的塞西尔看到了这样做的一个实际好处：英国的商人和投资者终于能够进入法国和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了。
[5]

“托管”这个词本身就有一丝亲切和舒心的意味。
[A1] 最开始人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这个词的时候，还令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困惑。这个词像愤世嫉俗的人想的那样，这是美化过去的疆域瓜分，还是说这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起点？国联是要把托管权完全交到它指定的管理者手中，还是说要持续保持干预？有位中国代表被告知，在他的国家里，之前属于德国的土地要有一个新统治者，于是这位大惑不解的代表问道：“谁叫‘托管’？”
[A2]
[6]

法国人对托管这种方案抱着敌视且恐惧的态度。克列孟梭对普恩加来喊道：“一个要捍卫和平的国际联盟，这还说得过去。一个要管理殖民地的国际联盟，没门！”
[7] 在当时，殖民地是实力的象征，而且殖民地有法国迫切需要的东西，那就是人力。德国人口以后还是会多于法国人口，但是有了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法国人就有希望靠这些他们习惯称之为“遥远的兄弟”的人去恢复平衡。
[8] 要是托管权需要国联授予，那么它会不会限制法国招募当地人去海外作战的权利？不幸的是，美国和英国似乎都想要做出这种限制。这两国提出的托管条款包括，责任大国要从事人道主义工作，例如打击奴隶贩卖，同时也要禁止以任何目的为由，对当地人进行军事培训，除非是出于培训警察和“防御领土”的需要。

当托管事务被拿到最高理事会上讨论时，克列孟梭与毕盛发起了攻击。他们问道，如果说到时候不能招募志愿兵来保卫法国，那么法国为什么要花时间和金钱来照管这些地方呢？美国和英国有地理上的优势，没有德国这个威胁，自然可以摆出一副超然事外的态度，但法国若是没了殖民地的士兵，是不可能从德国的攻势中幸存下来的。劳合·乔治想找个折中的方案，他表示，这个让法国人非常不安的条款，本意其实是针对过去德国的那种行为，也就是动员自己殖民地上的本土居民，向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发动进攻。至于法国以及法属殖民地，法国人可以随便用自己想用的方法来保护。克列孟梭放软了态度，“如果这一条说的是在大战爆发之时他有权召集部队，那他就满意了”。劳合·乔治也满心欢喜地表示就是这样，“只要克列孟梭先生不会出于侵略的目的，培养出一支庞大的黑鬼军队，就没有问题。这种做法才是所有条款要反对的”。威尔逊说他同意劳合·乔治的解读。但麻烦的地方在于，没人能说清这项条款到底是什么意思。法国到底能不能用托管地士兵来打欧洲的战争？几个月后，也就是在5月份，法国人试图悄悄给这个条款加一项他们自己的说明。在国联公约最终版本即将付印的时候，他们在有关托管的条款里添了一句，要保卫“母国”。巴黎和会秘书，英国人汉基，在深夜发现了这个改动。法国人说其他国家已经批准了改动后的条款，但汉基不相信。他立刻四处询问，把已经上床休息的威尔逊拉了起来，还找到了刚刚脱下衣服的劳合·乔治。“我就知道，他们就是不死心。”威尔逊情绪激动，逼着克列孟梭把这句话删掉了。
[9]

英国人带着一丝得意，在一旁冷眼观看法国人上演这出小把戏，但他们自己和美国人也有过节儿。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南非、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领土野心，而且不想受托管的限制，英国不得不陷入一场冲突。劳合·乔治发现，他要提出一件必然遭到美国反对的事情。1月24日，他在最高理事会上用漫不经心的口吻提出，吞并的区域才有管理的意义。他就说了这么一句，把剩下的话留给了自治领的领导人。

史末资和博塔提出，南非要拥有德属西南非。这两人都参加过1915年的战役
[A3] 。在博塔的谋划下，南非迅速在战役中取胜。他们现在要求获得一片巨大的狭长的土地，面积和英格兰与法国加起来一样大，但外界普遍认为那里没有多少价值（当时尚未发现那里有丰富的矿藏）。在那块土地上，大西洋沿岸地区是沙漠，内陆地区是大片的灌丛林带，主要适合放牧。那里有几千德国人，据称很多是因为在德国国内有丑事而逃到此地的。这些德国人模仿国内的样子建起了城堡、温馨的德国式村庄，在温得和克（Windhoek）还有一个整洁的小都市。德意志帝国派驻当地的首位行政长官名叫恩斯特·戈林（赫尔曼的父亲）
[A4] 。此人建立了一个残忍的极权式地方政府，给德国统治更多非洲人的方式定下了基调。
[10]

史末资和博塔充分利用了德国在当地实行苛政的问题。史末资说，比起德国人来，南非白人更理解当地人，实际上他们努力给予当地人某种形式的自治。“他们在一片野蛮的大陆上建立起了一种白人的文明，而且在整个南非充当了一个文化推广机构，做得还不错。”那片区域在地理上本来就和南非相连。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把两地合为一个国家都是有道理的。威尔逊充满同情地听着他们发言。他喜欢这两个人，尤其是史末资。虽然威尔逊不准备让步，但他也说得很清楚，他觉得一个南非托管地会运营得非常成功，假以时日，西南非的居民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南非。
[11]

随后，主持会议的克列孟梭邀请“食人族”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陈情——“食人族”是个他和休斯总说的一个老笑话。
[12] 休斯直截了当地表示，要吞并新几内亚和附近的群岛，例如俾斯麦群岛。他在一张篡改过的严重失真的地图上比画着，上面把他想要的岛屿画成同澳大利亚接壤。
[A5] 他谈到了防御问题（这些岛屿“对澳大利亚来说就像护城河一样”），谈到了澳大利亚在战争中的贡献——9万人负伤，6万人阵亡，战争债务达到了3亿英镑。“澳大利亚不希望被这种负担困扰，也不想觉得自己不安全。”
[13] 虽然休斯无法公开表示，但按照他心中的想法，澳大利亚今后的敌人是日本。澳大利亚也曾考虑采用这样的说辞，即当地人是敞开双臂欢迎他们的，但在新几内亚做过一些调查后，澳大利亚政府发现当地居民更喜欢德国官员，因为德国人不去干扰猎头族土著的生活方式。
[14] 威尔逊一本正经地问了一个有关传教的问题，休斯回答道，未来绝不会限制传教士前往当地。他说：“当地的传教士早就不够那些穷鬼吃了。”
[15]

梅西摆弄着自己的地图，发表了一大通不着边际的演讲，称新西兰应该拿到萨摩亚。他指出，在战争之初，新西兰军队冒着“极大的风险”占领了萨摩亚群岛。（实际上对占领军来说，他们最大的风险就是在驻扎后的几年里无所事事，成天醉生梦死。
[16] ）梅西说，萨摩亚人一点也不野蛮，是通情达理的民族，而且他们希望由新西兰来统治。（就在和会召开期间，萨摩亚人向驻扎在当地的新西兰长官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求美国人来统治，请求伦敦来统治。哪怕随便什么人来统治都可以，只要不是新西兰人。
[17] ）

威尔逊本来就特别讨厌休斯，对休斯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好感。法国人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一幕，他们不喜欢托管，也不介意看到大英帝国内部出现分裂。
[18] 一位澳大利亚代表写道：“可怜的休斯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但对想吞并喀麦隆、多哥兰和叙利亚的法国人来说，他就是枚棋子。”
[19]

几天后，法国殖民地部长亨利·西蒙（Henri Simon）在最高理事会上发言，提出了并不过分的要求。他表示，法国只想要非洲的两小块地方：一处是多哥兰，这个狭长的地区从海边延伸到内陆，紧邻法属西非殖民地达荷美；另一处是同样位于西非的喀麦隆，德国在1911年从法国抢走了那个地方。（除此之外，法国还想成为摩洛哥唯一的宗主国，不过这一点没必要提出。）西蒙说，他更喜欢领土吞并的方式，因为这样更有效率，对当地居民更有利。法国只是希望能继续在热带非洲传播文明。
[20] 克列孟梭完全不关心殖民地归属的问题，说自己已经做好了妥协的准备。这让西蒙的一番努力大打折扣。
[21]

威尔逊不肯让步，他对最高理事会说：“如果继续吞并领土，国际联盟从一开始就会信誉扫地。”世人对国际联盟抱有更多期望，它绝不能走回到老路上，去分割无助的民族。如果不谨慎行事，公众就会反对它。如此一来，已经饱受革命困扰的欧洲就会更加动荡不堪。
[22] 威尔逊在私下里说，他不会支持“分赃”的行为。
[23] 他威胁道，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会向公众曝光整件事。
[24] 但从另一方面说，他又非常想翻过托管这一页，讨论其他问题。欧洲的命运，也就是德国、奥匈帝国、俄国的命运，才是重要的事情。
[25]

一些主要的和平缔造者一直在暗中化解冲突。
[26] 向来害怕英美关系紧张的加拿大人敦促休斯和梅西，要他们通情达理一些。此时病情已经好转的豪斯则告诉英国人必须让步。史末资和塞西尔拟定了一个提案，豪斯认为这可以作为交易的基础。
[27] 现在出现了三类托管地：第一等托管地（A类）是指那些几乎已经做好准备自行管理的民族，例如中东地区；第二等托管地（B类）是指需要托管国负责的地区；第三等托管地（C类）是指那些接壤或邻近托管国的地区。这些地方由托管国管理，可视作领土的一部分，只能在禁酒禁枪这些事情上做出限制。换言之，第三等托管地正好照顾到了西南非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想要的群岛。用休斯的话来说，就是用为期999年的租借这种说法来替换直接控制。
[28] 不过，休斯本人还未准备好有风度地做出让步。

1月29日，大英帝国代表团在内部会议上演出了“相当温馨的一幕”（博登语）。
[29] 劳合·乔治介绍了托管的三种类型，他认为美国人会接受这个方案。休斯就像条“油滑的黄鼠狼”
[30] ，对所有条款都吹毛求疵。最后劳合·乔治发飙了，告诉休斯，他已经在这些问题上和美国人连吵了三天，但他不打算和美国人争执所罗门群岛的事情。
[31]

倒霉的是，《每日邮报》在第二天早上的巴黎和会特刊中发布了一篇报道，消息明显来自休斯。文章指责英国巴结美国，而且称大英帝国为了满足威尔逊那不切实际的理想，牺牲了自己的利益。
[32] 当天早上，最高理事会上演了一场“一流的争吵大戏”。
[33] 劳合·乔治对休斯非常不满，向来受不得批评的威尔逊则勃然大怒。他对英国的妥协方案发表了一番不着边际、不知所云的批评，并暗示整个托管问题最好等到国联成立之后再讨论。他对澳大利亚总理的态度格外粗鲁。迫切想达成协议的劳合·乔治说：“我真不该选休斯先生，让他闹出这种事情来。”威尔逊直接质问休斯：“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整个文明世界都请求澳大利亚同意关于这些岛屿的托管方式，澳大利亚也还是会蔑视整个文明世界的呼吁？”休斯一边摆弄着自己那笨重的助听器，一边表示没听清威尔逊在说什么。威尔逊自己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休斯这才回答道：“威尔逊总统，差不多就是这样。”梅西也在一旁低声应和着。
[34] 实际上，休斯这个人并没有他这番话强硬。众人对这个条款的反应已经让他动摇了，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都尽量躲着劳合·乔治。
[35]

就在这时候，备受众人尊敬的博塔吃力地站起身来，发表了意见。博塔说他认为这篇报道很下作。作为绅士，他们之间的分歧是绝不能向外泄露的。至于他自己，他完全支持威尔逊总统表述的伟大理念。当然，他们所有人也都是支持的。他“希望他们能精诚团结，不较锱铢，迎难而上，实现理想”。威尔逊深为感动，为自己唐突的态度表示歉意。梅西嗯嗯啊啊地表示了支持，休斯则一句话也没说。三类托管方式的提案通过了。谁该拿到什么这个尴尬的问题就此告一段落。
[36]

这一周让人精疲力竭，这一刻又最为难熬。最高理事会要在同一时间处理是否要与布尔什维克党人谈判的问题，要回应波兰的要求，要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问题，还要讨论对德和约条款。中国人想要拿回德国在中国的租界，日本人则说他们也想要；比利时人说想要非洲的地区，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人则在领土划分上争执不下。这些意见都呈到了最高理事会面前。星期五晚上克列孟梭向助手莫戴克抱怨道，他真是黔驴技穷了，脑子要飞快地转个不停，好跟上讨论的问题，他需要休息。于是两个人一起开溜，到巴黎喜剧歌剧院（Opéra-Comique）看戏去了。
[37]

殖民地摆脱德国统治会有多高兴，这是所有讨论中谈得比较多的事情。虽然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中的第5点已经表示，要考虑当地人民的利益，但实际上谁也没有去咨询非洲人或太平洋岛屿居民的意见。萨摩亚人和美拉尼西亚
[A6] 人确实没来巴黎，但非洲人是能找到的。实际上，塞内加尔裔的法国黑人议员布莱斯·迪亚涅（Blaise Diagne），以及伟大的美国黑人领袖杜博伊斯（W. E. B. Du Bois）正忙着组织一届泛非主义大会。那届大会就在2月召开，而且和平缔造者们勉强表示了同意，但是没有一个巴黎和会的主要人物出席那届大会。比利时代表团的一名成员激情满怀地谈到了刚果正在进行的改革，葡萄牙外交部的一位前任部长也赞扬了自己国家管理殖民地的方式。少数来自法属非洲的代表赞颂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成就，指出了“开化使命”
[A7] 的成功。美国国会通过了决议，呼吁巴黎和会准许国联直接控制前德国殖民地。豪斯按照他平日的礼节接待了杜博伊斯，但只字未提国会的决议。
[38]

几个月过后，与会各国暗地里达成了交易。有些就是确认了战时协议的有效性，例如日本得到了赤道以北的岛屿。在南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拿到了它们想要的。这些国家在挑战威尔逊的时候结成了伙伴，之后的几个月在讨论瑙鲁问题时它们又争执不下，瑙鲁的归属问题之前一直没有结论。虽说这座岛屿面积只有20平方公里，但它的主要组成成分——鸟粪——让该岛拥有了十分宝贵的肥料资源磷酸盐。休斯和梅西都表示，若是没了瑙鲁，自己国家的农业就会崩溃。
[39] 英国人出手解决了这个问题，把瑙鲁划为自己的托管地，而且只向数千本地岛民发放少得可怜的开采金。当瑙鲁在1968年独立收回磷酸盐行业时，它一跃成为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只是居民脚下的岛屿也在渐渐消失。该国动用了规模大概在10亿美元的信托基金，从海外购地，其中不少钱流进了备受尊敬的澳大利亚顾问的腰包。目前那里的磷酸盐资源开采殆尽，不过今天的瑙鲁找到了全新的收入来源——为俄罗斯的黑手党洗钱。
[40]

在战争期间，英国和法国就已经对德国的非洲殖民地进行了初步划分。在巴黎和会上，英国殖民地大臣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会晤了法国殖民地部长亨利·西蒙，准备讨论托管1300多万人的方案细节。法国如愿以偿，拿到了喀麦隆的大部分地区与多哥兰。英国在紧挨自己的尼日利亚殖民地的地方，拿到了一小条喀麦隆的土地，以及几乎整个德属东非。葡萄牙人抱怨连连，他们想给自己的莫桑比克殖民地加上一块德属东非的地方。一位葡萄牙代表对克列孟梭表示，他的国家被亏欠了，毕竟“葡萄牙对人类文明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非洲地区，葡萄牙自14世纪起就在用自己的血液浇灌那里”
[41] 。而且葡萄牙人还怀疑，他们的盟友正在想办法把安哥拉的一点地方划给比利时，好让比属刚果有一条完整的海岸线。这个怀疑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最后葡萄牙还是保住了自己的殖民地，而且给莫桑比克加上了极小的一块土地。
[42]

比利时人可没有这么好糊弄。5月2日，比利时人向四人理事会投诉，说他们被排除在了托管裁决之外，并要求从德属东非拿到一块土地。劳合·乔治说：“这真是个放肆的要求。大英帝国之前出兵数百万为比利时作战，德属东非才有几支黑人部队？”
[43] 劳合·乔治这样说是有失公允的。在把德国人赶出东非的军事行动中，比利时的刚果裔士兵出力最多。在战争结束时，比利时军队占领了东非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比利时政府并不想要这些地方，而是想用它来换取大西洋沿岸的葡属领地。英国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它说服不了葡萄牙，比利时又不肯白白放弃自己手里的东西。不巧的是，比利时占领的那个地方，偏偏非常适合修建一条由南向北、连接开普敦到开罗的铁路，那可是条英国帝国主义者期盼已久的交通要道。
[44] 这么一来，贬低比利时在战役中的功绩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即便不公平，英国人还是这样做了，而且不遗余力。
[45]

5月7日，就在德国刚拿到和约条款后不久，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还有意大利的奥兰多，在凡尔赛宫的一间房间里会面，就托管地的最终分配方案达成了一致意见。当比利时一无所获的消息被媒体曝光后，比利时人怒气冲天，他们本来就觉得自己从德国拿到的东西缺斤少两。
[46] 最后，英国决定拿出一丁点儿土地（英国人发现还可以在其他地方修那条铁路），于是挨着刚果边界的两省被从东非划了出去。比利时拿到了卢旺达和布隆迪这两个托管地。

当1920年国联终于成立的时候，它不过是承认了早已被决定的事情。正如休斯预料的那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非洲和太平洋的托管地看起来的确像被直接吞并的地区。托管国每年都向国联递交报告，但它们也在自行其是。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殖民大国消融瓦解，联合国接管了托管地，实现了还政于民，只剩下一个例外——南非拒绝放弃西南非托管地。直到1990年，南非才承认它的新邻居，也就是独立的纳米比亚。在1994年，最后一块托管地瑙鲁——先是在1919年受托于日本，在1945年又划给美国——实现独立。所谓999年的那些租约提前结束了。

[1] Scottish Record Office, GD 40, Lothian Papers, 883/2, notes by Headlam-Morley, 2.4.19.

[2] Temperley, vol. 3, p. 221.

[3] Louis,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s Lost Colonies, pp. 7–9.

[4]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622–25; Louis,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s Lost Colonies, p. 119.

[5]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5 (28.1.19).

[6] C. T. Thompson, p. 160.

[7] Poincaré, p. 104.

[8]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192.

[9] RUS, vol. 3, pp. 803–4;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p. 115–16, 501–3; Hankey, pp. 143–44; Marston, pp. 185–6.

[10] Farwell, pp. 73–75; Bodleian Library, Milner Papers, dep. 380/2/8–10 and 380/3/11.

[11] FRUS, vol. 3, pp. 722–3, 740–5.

[12] Walworth,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p. 71.

[13] FRUS, vol. 3, pp. 720–2.

[14] W. J. Hudson, p. 17; Rowley, pp. 276–9.

[15] W. J. Hudson, p. 78.

[16] Hiery, pp. 157–9.

[17] Ibid., pp. 177, 206.

[18] C. T. Thompson, pp. 159–61.

[19]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Eggleston Papers, 423/6/58–92, private Peace Conference diary, 29.1.19.

[20] FRUS, vol. 3, pp. 759–63.

[21] Ibid., p. 768.

[22] Ibid., pp. 743, 765–6.

[23] PWW, vol. 54, p. 308.

[24]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4, p. 297.

[25] FRUS, vol. 3, p. 771.

[26] Roskill, p. 53;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4 (27.1.19);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538;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27.1.19.

[27]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29.1.19.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 109

[28] Garran, p. 265.

[29] Borden, p. 908.

[30] Sharp, Versailles Settlement, p. 162.

[31] Borden, p. 906.

[32]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p. 16–18; Fitzhardinge, “Hughes and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pp. 136–7.

[33]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4, p. 299.

[34]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542;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Borden diary, 30.1.19; Bonsal, Unfinished Business, p. 37.

[35]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Eggleston Papers, 423/6/8–31,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36]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542–6; FRUS, vol. 3, pp. 797–802.

[37]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p. 106–7.

[38] Lewis, pp. 574–76, 577–78.

[39]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Borden Papers, vol. 431, file 5;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 28/3/34, Hughes to Milner, 3.5.19; F 28/3/35 and F 28/3/37, Hughes to Lloyd George, 9.5.19; F36/4/10, Allen to Massey, 15.5.19.

[40] Guardian Weekly, 4.7.93; 11.7.93; 4.11.99.

[41] Bodleian Library, Milner Papers, 390, Costa to Clemenceau, 4.5.19.

[42] Louis,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s Lost Colonies, pp. 151–2.

[43] FRUS, vol. 5, p. 420.

[44] Marks, Innocent Abroad, pp. 46–7.

[45] Louis,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s Lost Colonies, pp. 64–6.

[46] Marks, Innocent Abroad, p. 320.

[A1] 托管（mandate），这个英文单词来自拉丁语（mandare），由“手”（manus）和“给予”（dare）这两个词合成。——译者注

[A2] 当时刚刚提出托管这个说法，中国代表没理解这个概念，以为“托管”是某个人名。——译者注

[A3] 即西南非战役。南非代表大英帝国政府向德属西南非（今纳米比亚）发动进攻，德国殖民地军队战败。——译者注

[A4] 即赫尔曼·戈林，纳粹德国的空军总司令。——译者注

[A5] 从俾斯麦群岛南部的新不列颠岛到澳大利亚北部城市凯恩斯（Cairns）的直线距离大约是1300公里。而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之间隔有阿拉弗拉海。——译者注

[A6] 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包括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等地，是大洋洲三大岛群之一。——译者注

[A7] 即“Mission Civilisatrice”。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与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基本原则。欧洲殖民国家认为，它们有责任将西方文明带给被它们视为落后的民族。——译者注

第三部分 又是巴尔干地区

第9章 南斯拉夫

大国一门心思筹建国联，小国则利用这个时间不断完善自己的要求。1919年2月17日夜间，一通电话打到了星形广场（Etoile）
[A1] 附近的美地酒店（Hôtel de Beau-Site）。电话里问道：“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代表团方便在明日午后出席最高理事会的会议吗？”这种突如其来的关注透着一股大国典型的任性，但让该国代表松了一口气。该代表团在1月初就抵达了巴黎，但代表团里的主要成员只出席过一次最高理事会的会议。当时是1月31日，他们出席会议是为了回击罗马尼亚的领土主张。罗马尼亚想把两国之间的巴纳特地区整个划走。

在漫长等待的日子里，美地酒店里没有什么欢声笑语。这个代表团规模庞大，近百名成员来自各个民族，有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波斯尼亚人，以及黑山人；里面既有大学教授，也有士兵；有维也纳议会的前任议员、贝尔格莱德的外交官，也有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律师；有激进派人士，也有君主制拥护者；有东正教教徒，也有天主教教徒和穆斯林。很多人彼此并不认识。实际上，作为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两国的属民，他们在大战时还曾交过手。这个代表团忠实地反映出巴尔干地区四分五裂的情形：这个南北走向的地区夹在西面的罗马天主教和东面的正教之间，同时也夹在北方的基督教和南方的伊斯兰教之间。来自亚得里亚海一侧的代表主要是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们警惕地提防着意大利，同时控制着原来属于奥匈帝国的港口与铁路，但对东部边界的改变并不在意。而来自塞尔维亚的代表则准备用达尔马提亚或伊斯特拉来交换更多北面和东面的土地。

人们甚至说不清这个代表团，或者说这个新国家，究竟来自何处。这个国家由塞尔维亚和已经不复存在的奥匈帝国的南部地区组成，它最后取了“南斯拉夫”这个名字，意思是“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和许多人想的相反，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并不是在巴黎和会上建立的，两者只是在时间上赶在了一起。即使是在70年后，各国还是一样无法阻止它的解体。不过，巴黎的和平缔造者们有能力阻止这个新国家获得领土，也许还可以毁灭它。和平缔造者们有理由担心巴尔干地区这些野心勃勃的民族。威尔逊觉得，让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拥有一支海军会是个错误。“这个混乱的民族定会生成一个混乱的国家，不该再让他们有一支海军打打杀杀。”
[1]

在1919年2月，和平缔造者们尚未拿定主意，到底是要充当善良的教母还是邪恶的教母。不过意大利政府是个例外，它更愿意把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国家扼杀在摇篮里。因为奥匈帝国已经消失了，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很快就把南斯拉夫当成了自己的头号敌人。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抱怨道：“让我们感到痛心疾首且尴尬万分的是，奥匈帝国完了，又来了个南斯拉夫，所有事情都会和原来一样丧气。”
[2] 英法两国最初很不情愿地站到了意大利一边，拒绝承认南斯拉夫这个新国家。美国早先就不喜欢意大利，也讨厌它觊觎巴尔干地区，于是在2月承认了南斯拉夫；英国和法国到6月时才承认这个国家，部分原因是为了反击意大利不肯妥协的谈判态度。意大利在当时正威胁要拆散巴黎和会。
[3]

担任塞尔维亚首相多年的尼古拉·帕希奇（Nikola Pašić），是这支代表团的团长。70多岁的帕希奇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蓄着长长的白胡子，一直垂到腰间，看起来就像位仁慈的老修士。他喜欢摆弄花花草草，个人生活堪称世人楷模。此人非常虔诚，娶过一个有钱的女人，但日子过得很简朴。
[4] 他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晚上坐在老婆和女儿身边，一起唱上几首古老的塞尔维亚民歌。
[5] 帕希奇很少公开演讲，讲话的时候也是字斟句酌。（据说他用塞尔维亚语讲话时全是语法错误。）他能说一点法语和德语，对英语一窍不通。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众人才觉得他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劳合·乔治认为帕希奇是“东南欧最狡黠、最坚韧的政治家之一”。
[6] 和20世纪90年代的另一位塞尔维亚裔领导人一样，帕希奇是个阴险的老头，喜欢的东西只有两个：权力和塞尔维亚。没有几位同僚信任他，不过大部分塞尔维亚人都很崇拜他，这些人主要住在乡下。
[7]

在第一次会面的时候，劳合·乔治就问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说的是不是同一种语言。
[8] 在巴黎，很多人都搞不清巴尔干地区的情况，只有少数专家，或者说某些怪人，才会把相关领域的研究作为人生事业。但是大多数人都知道，巴尔干地区对欧洲而言很危险。由于奥斯曼帝国解体了，奥匈帝国和俄国抢夺当地的控制权，所以几十年来那里的人一直在制造麻烦；还有便是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地利皇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

帕希奇出生之时，塞尔维亚已经获得了自由，有了自己的亲王。
[A2] 但奥斯曼帝国长久以来的统治，深深地影响着他成长的环境。从罗马尼亚到南面的希腊，随处可见土耳其人留下的饮食习惯、风俗，以及他们的官僚主义、腐败，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他们的伊斯兰教。“巴尔干”固然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心态，以及一段战乱频发、侵略与征服不断的历史。回顾历史，巴尔干人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用一句俗语说就是：“要亲吻那些不能斩断的手。”
[9] 当地人迷恋勇士，但也崇拜另一类人，也就是帕希奇这种从不相信任何人、从不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从不接受他人建议的人。
[10]

除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马其顿人之外，巴尔干“民族大家庭”中还包括希腊人（他们更愿意把自己看成地中海人种中的一支），有些人认为还应包括罗马尼亚人（他们则愿意说自己是罗马人的后代），以及众多在历史大潮席卷过后被遗忘的少数民族。萨拉热窝的犹太商人、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意大利殖民者、阿尔巴尼亚的牧首、北面德国拓荒者的后人，还有南面的土耳其人，这些人也属于巴尔干“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处在该地区核心位置的便是塞尔维亚。在帕希奇的童年时代，塞尔维亚一直是个民风淳朴的地方。铁路和电报还没有把这个小小的公国与广阔的世界连接起来。除了首都贝尔格莱德——那里也只有2万居民——塞尔维亚的城镇基本上都是大村庄。人们祖祖辈辈靠务农、经商为生。在帕希奇那一代人里，能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很少。他却是其中之一，去了苏黎世。
[11] 不过，帕希奇的那个小国家和他一样怀揣着远大梦想：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家，要横贯东西，从黑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要坐拥从中欧到爱琴海的大陆桥。随着民族主义在19世纪的蔓延，塞尔维亚的历史学家遍阅故纸堆，去支持自己的领土主张，去团结所有的塞尔维亚人。在奥斯曼帝国还统治马其顿的时候，马其顿有位校长告诉一位塞尔维亚游客：“我们有孩子。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塞尔维亚人。我们教的是自己的历史。”
[12] 所有巴尔干人，无论是老师、艺术家，还是历史学家，都要贡献自己的力量，唤醒大众的记忆，美化民族的神话，散播新的意识。

但问题在于觉醒的不光是塞尔维亚人。在巴尔干地区，可以利用的记忆太多了。正如丘吉尔提到的，巴尔干人创造的历史不是他们自己能消受得起的。
[13] 塞尔维亚盲人乐手唱颂的是14世纪由斯特凡·杜尚（Stefan Dušan）统治的塞尔维亚王国，领土幅员辽阔，从多瑙河一直延伸到爱琴海；保加利亚人则追忆起10世纪的西美昂大帝（King Simeon）的帝国，当时帝国统治的差不多是同样的区域；希腊人记忆中的历史比别人都要辉煌，直接回到了古典时代，那时希腊势力范围向东延伸至小亚细亚和黑海，向西到意大利和地中海。哪怕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短时间地占领一块地方，也要翻出来为现在的领土要求正名。那位旅行者对那位民族主义校长说：“那我们要走加来（Calais）
[A3] 也是正当的喽？”校长答道：“为什么不这样做？你们有海军啊。”
[14]

帕希奇是塞尔维亚民族激进党的建立者之一。该党的宗旨是解放并团结所有塞尔维亚人，甚至包括在奥匈帝国的塞尔维亚人。和许多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一样，帕希奇不关心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这两个民族都信奉罗马天主教，且寄望于西方，而塞尔维亚人是信奉东正教的。
[15] 要是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也加入塞尔维亚，那就得按照塞尔维亚人的规矩做事，接受塞尔维亚人的领导。

从1919年的角度看，巴尔干地区一个接一个的小型战争目的明确，过程简单。当地各民族靠着这些战争把自己从土耳其人死气沉沉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到了1914年，曾经威胁到维也纳的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就只剩下了一丁点儿地盘，也就是色雷斯地区和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新成立的国家拿到了代表国家地位的东西：报纸、铁路、大学、文理学院、国歌、邮票、军队，以及国王。国王多是德国人。

帕希奇从塞尔维亚的政治风暴中幸存了下来，这本身就很不容易。死刑判决、流亡、政变、暗杀、车祸，他都逃过了，而且还对敌人还以颜色。有传言称，帕希奇事先就知道有人要在萨拉热窝暗杀大公。英格兰作家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以漫不经心的口吻驳斥了这种说法，称：“像塞尔维亚首相帕希奇先生这种农民出身、只受过巴尔干传统环境熏陶的政客，在被怀疑串通谋杀了一位民族敌人的时候，是不可能像贝尔福或阿斯奎斯这种英格兰政治家那样感到难堪和窘迫的。”
[16] 不过这个传言倒有可能是真实的。

在1919年，等到了该决定由谁担任出访巴黎代表团团长的时候，因父亲年老体迈而代为摄政的亚历山大亲王（Prince Alexander）坚持要让帕希奇带队，他这样做的目的或许是不想让帕希奇待在贝尔格莱德。
[17] 让帕希奇非常恼火的是，他要和新外交大臣安泰·特伦比奇（Ante Trumbić）分享权力，而后者是个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喜欢彼此挑衅。一位塞尔维亚官员曾向英国客人抱怨道：“塞尔维亚人觉得什么都很简单，克罗地亚人则觉得什么都很复杂。”
[18] 而特伦比奇是个典型的克罗地亚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非常喜欢意大利文化，他的老家就在包容各色人种的达尔马提亚海岸。帕希奇一直梦想着要摧毁奥匈帝国，而特伦比奇就坐在奥匈帝国的议会里。特伦比奇在那儿喜欢上了法律和辩论，并明白了办事不成的原因。
[19] 虽然他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创建一个南斯拉夫国，而且这个国家也会包括塞尔维亚，但他把塞尔维亚人视为野蛮人，认为这些人的性格因为长期受奥斯曼帝国统治而扭曲了。他告诉一位法国作家：“我希望你不要把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达尔马提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相提并论。几个世纪以来，前三个民族在艺术造诣、道德情操以及智力水平上与奥地利人、意大利人以及匈牙利人都有相同之处，这使他们成了纯粹的西方人。最后一个民族尚未完全开化，是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地区的杂种。”
[20]

到1914年的时候，特伦比奇越来越相信，他的人民要到奥匈帝国之外寻找未来。1915年，他和一名记者以及一位年轻的雕塑家在伦敦成立了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努力创建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联邦国家，这时他们算上了塞尔维亚人。这个委员会看上去只是欧洲众多首都中又一个自行建立的、古怪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组织。当时没有一个大国能预料到奥匈帝国的解体（在1918年之前他们也没想过）。塞尔维亚人对联邦国家不感兴趣，只想建立大塞尔维亚国。至于协约国的态度，如果说协约国真考虑过奥匈帝国南部斯拉夫人的土地，那也是用来讨价还价的。在1915年秘密签订的《伦敦条约》中，英、法、俄三国承诺将一大块斯洛文尼亚领土和达尔马提亚海岸北部交给意大利。该条约还暗示，塞尔维亚可以拿到达尔马提亚的其他地区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或许还可以得到部分克罗地亚。
[21]

特伦比奇和他的支持者——其中包括北美众多的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社区——痛苦地抱怨着。帕希奇和塞尔维亚人拒绝以平等的身份加入这个联邦国家。特伦比奇非常气馁，说自己什么也不想管了，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出租车司机。
[22] 不过，他们的事业在伦敦倒是吸引了一小撮很有权势的支持者，其中就包括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学者兼语言学家罗伯特·塞顿-沃森（Robert Seton-Watson），以及《泰晤士报》战前派驻维也纳的通讯员威克姆·斯蒂德（Wickham Steed）。这两人都敌视奥匈帝国，认为它是个腐败且无所作为的不正常国家，认为自己有义务要让那里的人摆脱这种痛苦。按照英国驻罗马大使的说法，威克姆·斯蒂德把成立南斯拉夫国当成事业，特别上心。原因是他曾和一位非常聪明的南斯拉夫女人相处多年，而且觉得他俩生活在一起“更像家长与孩子的关系而非婚姻关系”。
[23]

大战期间，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还有波斯尼亚，尚属于奥匈帝国领土的一部分。许多来自这些地区的战士忠心耿耿地为这个垂死的帝国作战，直到最后一刻。在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轰炸成废墟的行动中，奥匈帝国军队中就有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甚至还有塞尔维亚人。他们击败了塞尔维亚的军队，迫使该国政府流亡，并占领了塞尔维亚，残害那里的普通人。不管在萨拉热窝谋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塞尔维亚人都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这个总人口为450万的国家中，战争夺走了12万人的生命。到战争结束之时，不管特伦比奇和他那个伦敦委员会怎么强调南斯拉夫人的团结，这些刚刚还拼个你死我活的人是很难将彼此视作兄弟姐妹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

当奥匈帝国屡战屡败的时候，这个国家南部的斯拉夫人开始独立，不过很多人并不情愿这样做。塞尔维亚人吃了败仗，又看到自己的大保护者俄国解体了，对成立南斯拉夫国的这个想法也就不那么抵制了。在科孚岛（Corfu）流亡期间，帕希奇与特伦比奇见了面。两人在1918年7月达成共识，即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要合并成立南斯拉夫，统治者是塞尔维亚国王。不明智的是，两人搁置了对政体的讨论：是建立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这个问题就没有定下来。（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希望是前者，而帕希奇想要后者。）至于塞尔维亚人要怎么把不同民族整合起来，特伦比奇并不抱什么乐观的看法。因为有一位塞尔维亚政府官员兴高采烈地告诉他，波斯尼亚穆斯林问题解决起来没有任何难度——塞尔维亚军队可以给他们24小时时间，48小时也可以，让他们皈依东正教。“那些不改信仰的就杀掉，我们原来在塞尔维亚就这么干过。”特伦比奇倒吸了一口冷气，说：“你肯定是在开玩笑。”这位塞尔维亚政府官员回答道：“绝对没有开玩笑。”
[24]

在《科孚岛宣言》发表后的几个月里，帕希奇悄悄退出了所有实质性的联盟。他在私下里做工作，确保协约国不会承认由特伦比奇和南斯拉夫委员会来代表奥匈帝国南部的斯拉夫人。
[25] 到了10月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帕希奇在伦敦与威克姆·斯蒂德会面，后者还以为自己能把奥匈帝国残存的部分整治成美好、有理性的国家。帕希奇不接受被别人管理。他告诉斯蒂德，塞尔维亚人已经把奥匈帝国南部的斯拉夫人解放了出来，《科孚岛宣言》不过是个宣传的幌子，而且塞尔维亚人要掌管所有新生国家。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若是不喜欢这种局面的，他们就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斯蒂德气愤地指责帕希奇，说他就像个苏丹，“他认为自己一个人就有权决定采取什么政策，他用到的人都要服从他的指令”。两个人从此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26]

除了像斯蒂德这种自许为专家的人，协约国一方没有什么人仔细考虑过中欧地区的未来，就更不要说巴尔干地区了。哈布斯堡（Habsburg）帝国
[A4] 在大战最后几周里突然解体，引发了严重的问题。会不会出现某种残存形式的国家，由奥地利和匈牙利管理，或由哈布斯堡皇室的另一些人管理？更为实际的问题是，那里的铁路和港口要归谁？奥匈帝国的舰队怎么办？年轻的皇帝卡尔（Emperor Karl）在失势前做了最后几件事，其中就包括把舰队交给马上就要从帝国分离出去的南斯拉夫属民。或许就是因为巴尔干地区带来的麻烦已经不少了，所以各国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致，不去触碰1914年前好不容易协商出来的国界线。

在巴黎和会召开很早之前，奥匈帝国南部的斯拉夫人就已经在处理自己的事情了。1918年10月29日，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一个由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以及斯洛文尼亚人组成的国民理事会宣布从奥匈帝国独立出来，但接下来要怎么做并不明确。许多南部斯拉夫人还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很多塞尔维亚人只是想加入塞尔维亚。特伦比奇和他的支持者更愿意建立一个联邦国家，但有相当数量的克罗地亚人想要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在当时看来，一切皆有可能。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塞尔维亚和世界局势没有给这些人留下多少选择。虽然在11月的第二个星期，迫于协约国的压力，帕希奇与特伦比奇以及萨格勒布的那个国民理事会的代表组建了联合政府，但帕希奇还是让它流产了。塞顿-沃森写道：“这个老头子每隔几小时就要改变心意，从他嘴里冒出来的荣誉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也就是能相信5分钟不到的时间。”与此同时，塞尔维亚陆军正在以协约国军队的身份向奥地利境内挺进，先是展开至南北一线，到了11月又进入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名义上负责这一地区的法国当局对此宽宏大量，法国没有理由反对一个强大的南斯拉夫国家的出现，因为这样便可以对意大利形成阻碍。奥匈帝国原来8万人左右的南斯拉夫志愿军站在了协约国一边，想让协约国承认自己是占领军，帕希奇又确保了这种事情不会发生。这让特伦比奇和其他克罗地亚人非常惊慌。
[27] 在塞尔维亚人的怂恿下，巴纳特地区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自己成立了国民大会，急匆匆地投票，与塞尔维亚联合。
[28] 在被塞尔维亚军队占领的黑山，也出现了一个国民大会，很明显成员都是那些政治正确的人。他们以同样迅速的速度投票，废黜了自己的国王，与塞尔维亚联合在了一起。

萨格勒布那个国民理事会慌张了起来。它没有自己的军队，而且随着农民攻击地主、强盗洗劫商店与企业，法律和秩序正在崩溃。在亚得里亚海沿岸，意大利的军队正在占领主要港口。萨格勒布的大街上已经出现了示威者，要求立刻与塞尔维亚联合。11月25日，国民理事会匆忙投票决定，向塞尔维亚申请联合。政体等关键细节问题都放到以后再谈。一位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领袖警告道，不要像“雾中醉鹅”一样，同贝尔格莱德方面勾结，但没人理睬。
[29] 很多人想的是，大国肯定会出面保护他们。在1919年年初，一位美国军方人士从斯洛文尼亚发回报告：“可怜的政府与人民认为，美国是他们在巴黎的支持者，并坚称自己相信美国。他们口中不断提及威尔逊总统和他的准则，坚信只要这些准则能在和解的基础上被认可并执行，自己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与安全就会得到保证，就像其他的小国一样。”
[30]

1918年12月1日，塞尔维亚的亚历山大亲王宣布成立“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国名本身就是个问题，非塞尔维亚人更喜欢南斯拉夫这个名字，因为这里面含有一种真正平等联合的意味；塞尔维亚人则想要个能彰显其重要性的名字。历史、宗教、文化导致各民族隔阂多年，而近来使之渐行渐远的还有战争，这是一次不稳定的合并。强调同宗同源和语言相似就能保证这个国家能维持下去吗？外人很是怀疑。正如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员在1919年春写的那样：“虽说政府官员煞费苦心地严正声明（而且‘严正得过了头’），说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是同一个民族，但这种说法非常荒谬。社会上的‘思潮’可是截然不同的。塞尔维亚人是战士和农民，克罗地亚人总的来说是避世的知识分子。大检察官应该算是相当理智的人吧，但他直白地告诉我，克罗地亚人早已放弃了与他们的马札尔（Magyar）
[A5] 压迫者抗争，投身到艺术中去了。”这位军事观察员还注意到，在克罗地亚境内，塞尔维亚军队越来越不受欢迎。
[31]

许多塞尔维亚人相信，他们是要扩大塞尔维亚的国土面积，而不是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另外他们还觉得，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还有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并没有努力把自己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些想法都无助于平息紧张的事态。虽然塞尔维亚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一半，但这个新国家的管理者是他们。塞尔维亚军队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军队，来自以前奥匈帝国军队的克罗地亚部队被解散了。在官僚机构和政府中，塞尔维亚人占据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职位。贝尔格莱德仍是首都，塞尔维亚的国王也成了新国家的国王。1921年6月28日，也就是科索沃之战的纪念日，塞尔维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亚历山大宣誓效忠宪法。
[32] 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由此走上了一条注定无法安生的道路。

早在巴黎和会的第一次会议中，最高理事会就发现自己要处理南斯拉夫的突然出现带来的问题。黑山该不该被视为独立国家呢？匆忙投票与塞尔维亚组成联合、废黜王室这两件事已经导致南斯拉夫绿党和白党之间出现了一次武装冲突，绿党拒绝承认联合，而且绿党多是君主制拥护者，白党则正好相反。（1991年南斯拉夫铁托政权倒台后，绿白两党之争再次出现。）代表意大利人的桑尼诺反对分设代表，理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实质上是一体的。很明显，意大利是不想让塞尔维亚再有更多的投票权。
[33]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意大利人也相当愿意看到塞尔维亚吞并黑山，希望这一大口下去可以把塞尔维亚撑死。
[34] 劳合·乔治与威尔逊赞成听取双方的意见。威尔逊特别担心黑山自决的权利。“塞尔维亚的做法有些过火了，让他觉得有些不满。这明明是违反了保证自治进程的所有原则。”但所有政治家都认为，就目前的形势来说，很难说由谁代表黑山比较合适。协约国该不该承认它的国王呢？贝尔福尖刻地说：“我们为他付了账。”[在战争期间，英法两国曾资助过尼古拉（Nicholas）
[A6] ，而且当时还没来得及考虑撤销对他的承认。]威尔逊表示反对，说这位国王只能代表他自己，而不能代表黑山。
[35]

还有更为重大的事情在等着和平缔造者们处理，不过黑山有它的迷人之处。这个国家夹在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之间，在地图上只是个小点，小到人们往往找不到它。那是个偏远但美丽的地方，当地人有种可笑的英雄主义。看到它，欧洲其他国家就会想：巴尔干地区的人是不是都不可理喻？那里的国家算得上是真正的国家吗？还是说和约翰·巴肯（John Buchan）、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冒险小说里的国家一样？在黑山的传说中，上帝在创世之初把大山装在一个袋子里，袋子破了，大山纷纷从天上掉下来，如同滂沱大雨一般，黑山人的家乡就此出现。黑山人对得起自己的名字—他们或许是欧洲人中个头最高的，面庞英俊，身材挺拔，无惧无畏，但是懒惰，酷爱喝咖啡，喜欢谈论过去的胜利和国仇家恨，故事内容都是些复仇、惩罚、宁死不屈的事情，也讲把敌人脑袋插在木桩子上的事。（这种行为一直延续到20世纪。）大胆的旅行家伊迪斯·杜勒姆（Edith Durham）原本就对这些人有好感。但是有一次，这位旅行家在不经意间瞟到了一位贵族勇士包里装的东西，发现里面装的是此人的战利品，60只人的鼻子。打那以后，这位旅行家就改为钟情于阿尔巴尼亚人了。
[36]

传说还提到，黑山人是14世纪土耳其人入侵时逃难的塞尔维亚人的后代。真实情况是，黑山人和塞尔维亚人一样，都信奉东正教，说的也是塞尔维亚语方言。他们曾在山区抗击土耳其人，一时间竟把土耳其打得不知所措。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土耳其这个伊斯兰国家的海域里，还留着一个自治的基督教岛屿。在19世纪中叶以前，黑山的统治者一直都是战士主教。最后一任主教厌倦了禁欲的生活，于是结了婚，在1851年建立了近代历史上的黑山王朝。他的侄子尼古拉二世自19世纪60年代起坐上了王位。

尼古拉本人当时正在巴黎，靠英国那不断削减的津贴过活，女儿们也当上了裁缝。
[37] 此人到底是个可笑的丑角还是个了不起的战士国王，人们各执一词。（丽贝卡·韦斯特认为他是前者
[38] ，而伊迪斯·杜勒姆则认为是后者，因为她曾和这位国王共度过一个良宵，后来战争爆发打散了这对鸳鸯。）
[39] 这位国王身上倒是留着一丝中世纪的影子。他执意要带着士兵冲锋陷阵，他主持的正义颇有古风，给自己和朋友颁发起勋章来也是毫不吝啬。
[40] 他的都城采蒂涅（Cetinje）就是个大村庄，而黑山银行就设在一座小农舍里，所谓国家大酒店就是座住宿公寓。他的旧宫殿叫作彼亚达宫（Biljarda），是照着英格兰一个珍贵的弹子球台的名字取的。这座宫殿就挂在山坡上，看起来就像一家英格兰的乡间客栈。他的新宫殿更像一座德国公寓酒店，王室的孩子穿着民族服饰在里面跟着瑞士老师上课，国王则坐在正门的台阶上等人来觐见。弗朗兹·莱哈尔
[A7] 把黑山王室作为歌剧《风流寡妇》（The Merry Widow ）中的原型。

事实上，尼古拉并不完全是古风做派的人物。他曾在法国等地求学，而且战前在巴尔干地区的政治角力中取得过不小的成功，把他那丁点儿大的国土面积扩大了四倍。他自己的孩子也嫁得很好。两个女儿嫁给了俄国大公，一个女儿嫁给了意大利国王，还有一个嫁给了塞尔维亚国王。他的梦想是让黑山吸收塞尔维亚，而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反过来。他在1919年还想着收回因战争失去的王位。

黑山是在1916年奥匈帝国入侵时被拖进战争的。尼古拉飞快地逃到了意大利，协约国的很多人认为他逃跑的速度过快了些。
[41] 有人怀疑他私下里同跟着他前往巴黎的奥地利人做了交易。英国外交部就把他视作一个奸诈的盟友——他可能的确有些问题。
[42] 在讨论黑山代表的过程中，人们渐渐意识到巴黎根本没人清楚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况。于是众人决定，这个问题暂且搁置不表，结果等到巴黎和会结束也没有定论。

尼古拉尽了力，但他能做的事情并不多。他想把自己身上名头最大的一枚勋章送给豪斯；他给威尔逊写了信；他充满乐观地发布了备忘录，称波斯尼亚的部分地区属于黑山，但没有一个人理他。毕竟这只是一个20万人口的国家，和它的命运相比，很多事情更为紧迫。巴黎没什么人支持尼古拉复辟。
[43] 在塞尔维亚人的监督下，这个国家举行了新的投票，结果看起来好像黑山人想要加入南斯拉夫。法国在1920年年末收回了对尼古拉的支持，英国在1921年春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尼古拉就死在当年春天，死的时候仍在流亡。他的曾孙子在法国当上了建筑师，表示没有兴趣重登王位。黑山至今还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一个动荡不安的部分，就和1918年之后一样。
[A8]

当1919年2月南斯拉夫代表团终于有机会在最高理事会前发言时，它提出了一堆要求。这些要求就像这个国家一样，是急匆匆拼凑到一起的，有很多需要扯皮的地方。
[44] 为了能让所有人都满意，这个国家的7条边界线就有6条需要讨论，只有和希腊之间的那条国界线，即位于原奥斯曼帝国的马其顿境内的那条，没有争议。在西面，斯洛文尼亚人坚持要得到克拉根福（Klagenfurt），这个地方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部突出位置的北翼，可以防卫奥地利残余势力。要不然的话，他们就要把西部的边界扩大到差不多是原来奥匈帝国与意大利交界的地方。和往常一样，帕希奇有自己的算盘。他和其他塞尔维亚人的主要利益，是把国土向东扩展到保加利亚，北面则以多瑙河为界，也就是要割走一大片匈牙利的领土。这样做的一个用意在于保护他们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国家不同，贝尔格莱德过去一直处在一个暴露的位置上，与敌对的奥匈帝国只有一河之隔。
[45] 虽然这是个不利因素，但塞尔维亚还是选这个城市做首都，因为这儿是从北往南流的多瑙河与由西向东流的萨瓦河交汇的地方，是南欧的战略要地之一。来自北面和西面的商人、朝圣者、军队，如果他们想要继续前行去希腊及其大港口城市萨洛尼卡（Salonika），或是向东穿过保加利亚，继续前往君士坦丁堡，就都得经过贝尔格莱德。这座城市被围攻过，保卫过，占领过，洗劫过，参与者包括罗马人、匈人、十字军、土耳其人、奥地利人，连塞尔维亚人自己也不例外。

2月18日下午，塞尔维亚人米伦科·韦斯尼奇（Milenko Vesnić）开始发言。他先是为没能给各国准备一份完整的备忘文件道歉，嘟囔着说这是有“一定难度的”。韦斯尼奇算是南斯拉夫代表团中最好的演说家了，他是个心性平和、态度和蔼、见多识广的人。他的妻子很有钱，长得也很迷人，对新威尔逊太太很友好。韦斯尼奇摊开了一幅地图，提出了南斯拉夫的基本要求：自决、安全，以及对该国美德的奖励。（塞尔维亚是个忠实的盟友，而且奥匈帝国境内南部的斯拉夫人也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干扰了敌人的战争计划。）随后，他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事解释了那些会引起争议的领土要求：意大利人占多数的的里雅斯特城（Trieste），以及原来克罗地亚边界北部的巴奇卡（Backa）、巴兰尼亚（Baranya）这两个匈牙利省份，巴纳特地区讲罗马尼亚语的部分或者克拉根福周边讲德语的地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在要非斯拉夫人的地盘，原因是之前的人口普查不可靠，而且归根结底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曾故意压制斯拉夫人的学校与文化。噢！怪不得过去在奥匈帝国买火车票时说斯洛文尼亚语就得被抓。
[46] 这些要求连南斯拉夫的支持者都看不过去了。塞顿-沃森的一个朋友问道：“他们是不是连一点儿分寸和判断力都没有了吗？”
[47]

到巴黎和会召开之时，南斯拉夫已经在奥匈帝国拿到了大部分它想要的东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斯洛文尼亚的心脏地区，也就是过去的奥地利省份卡尔尼奥拉；达尔马提亚的大部分地区；当然还少不了旧克罗地亚王国。但它还想要更多土地。南斯拉夫代表团想要西面的两小块地方，梅吉慕捷地区（Medjumurje）和普雷克慕捷地区（Prekomurje），也就是克罗地亚与奥地利和匈牙利接壤的地方；东面还有巴兰尼亚地区和巴奇卡地区，位于匈牙利南部肥沃的平原上。匈牙利在巴黎没什么朋友，它不光是一个战败了的敌人，而且看起来国内马上就要发生革命。主要的问题是，南斯拉夫拿走多少土地才是合理的。在梅吉慕捷和普雷克慕捷，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居多（但匈牙利人说不是这样）。一番讨论过后，这两个地区被划到了南斯拉夫境内。但是，由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东面毗邻的巴纳特地区有纠纷，巴兰尼亚和巴奇卡两地的归属问题花了更长时间才得到解决。

提出此类要求的并不只是南斯拉夫一个国家。对所有巴尔干国家来说，此时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斯曼帝国在多地战败的情况一样，奥匈帝国的消失是个绝佳的机会。每个国家都想尽可能多地要些土地。自己的国家可以自决，但是邻国不行。1918年10月，奥匈帝国请求停战，之后便从历史中销声匿迹了。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巴尔干地区的各国政府已经开始调动军队、圈划国界了。各种新组织仿佛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有工人理事会、士兵理事会、克罗地亚人理事会、马其顿人理事会、希腊人理事会等等。这些组织背后站着什么势力没人能说得清，但它们似乎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提出的要求也是无穷无尽。

希腊想要土耳其欧洲领土的其余部分，保加利亚也想要；希腊和南斯拉夫还在考虑如何分割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没法就多布罗加（Dobrudja）的归属达成一致，这是黑海西岸的一块长条形地区；塞尔维亚、希腊以及保加利亚都想多分一点马其顿。拯救文明，为正义与荣耀而战，说起来冠冕堂皇，但话背后则是现实政治的算计。在1919年这种亢奋的局势下，地图上的国界线飘忽不定，什么事情都可以拿出来谈判，不去尽力多抢一杯羹才是疯了。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家声称钦佩威尔逊，嘴里说着自决、公正与国际合作，打着代表人民的旗号请愿，但做的事情还是过去瓜分土地的老一套。他们摆出来的地图很漂亮，但一位美国专家写道：“战争与和平会谈导致地图造假，要想把所有造假的类型收集起来分析一遍，那就是部鸿篇巨制……在这种事情上登峰造极的，也就只有巴尔干地区了。”
[48]

和平缔造者们在判断这些要求是否合理时没有原则可循。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中曾提到过巴尔干地区。他间接地说过，奥匈帝国治下的各民族“要有最为自由的自治自决机会”；更直接的是，他说过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以及黑山应当重新站立起来。他还承诺过，说塞尔维亚应该得到出海口，但没具体说要怎样得到。他也说过巴尔干地区的国家，在各国仁慈的目光中，应当“沿着历史确立下来的民族意识与忠诚度的分界”，全都成为好朋友。这最后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不明确，但显示出对巴尔干地区近代历史与民族混居特点的一种漠视。

人们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忠实的盟友理应得到奖赏。塞尔维亚遭受的磨难应当为它挣回一些东西，例如在亚得里亚海的港口，或至少拥有到爱琴海的出海口。战时对希腊和罗马尼亚做出的承诺虽然太过慷慨，但协约国一方按理说也该兑现一些。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土耳其则活该支付赔偿，因为它们站错了队。至于它们能赔些什么，就是另一回事了。很明显，奥斯曼帝国只剩了点儿废铜烂铁，而且在巴尔干地区也没多少领土了。保加利亚呢？这个国家不只是破产了，而且在1913年的战争中就已经丢掉了一大块领土。

英国人对巴尔干地区的事情基本上不关心，正如他们不关心中欧大部分地区一样，只要是英国的利益，也就是商贸或海军，得到保护就没问题。英国人愿意看到巴尔干地区出现一些强大和稳定的国家，因为这样就等于给东山再起的德国或俄国设了一道屏障。虽然英国人很钦佩“英勇的小塞尔维亚”，还有黑山和阿尔巴尼亚，但英国政府不打算把自己的兵力或自己的财力用在它们身上。
[49] 法国正好相反。法国的指导原则从来就是防御德国。如果形势理想的话，一个扩大了的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再加上北面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反制力量，这样德国就再也不敢攻击法国了。要是强大的塞尔维亚能让意大利安分守己，就再好不过了。如果说法国人对巴尔干地区的哪个国家有感情上的眷顾，那就是罗马尼亚了，那里的人想必会被法国人描述成“同说拉丁语的朋友”。

意大利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地理位置让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巴尔干地区。虽然总的来说，意大利人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宿敌奥匈帝国走上末路，而且至少自由派人士是同情努力争取自由的小国的，但是意大利民族主义者不想让自己以外的任何国家主导巴尔干地区，不管是布尔什维克俄国还是一个南斯拉夫人的新国家，都不行。而未来塑造意大利政策、使其走向战争与扩张之路的，正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意大利害怕出现一个强大的南斯拉夫人的国家，所以它准备支持南斯拉夫周边的邻居，罗马尼亚、奥地利以及保加利亚。在巴黎，桑尼诺坚持表示，南斯拉夫的要求若是和意大利的要求有冲突，那么必须把事情交给最高理事会来讨论，而且只能由最高理事会来讨论。他有理由担心，专家委员会更在乎国界划分的公正性，而不会考虑战时协约国对意大利的承诺。这是意大利与盟国产生更大纠纷的一个因素，这种不和差点毁掉了整个巴黎和会。

美国人视自己为实实在在的中间人。不光是在巴尔干地区，他们认为自己在所有地方都扮演着这种角色。他们要从旧外交的荆棘中开出一条路，把自决的准则贯彻到底。
[50] 不幸的是，巴尔干地区真正的人口情况不是那么好搞清楚的。用民族性来定义自身，对巴尔干地区的人来说还是新事物。他们主要还是按地区、民族或者像过去土耳其统治时期那样按宗教来看待自己。另外，就像海滩上的水坑在大风暴过后会留下各色生物一样，巴尔干地区也是如此。要想把这里的人按照民族分类可是个挑战。能因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语言都差不多，就说他们是一种人吗？能因为前者主要信奉东正教，使用西里尔文字，而后者虔信天主教，使用拉丁文字，就说他们不一样吗？马其顿人应该算哪个民族呢？是按照历史和希腊人划在一起，还是按照语言和斯拉夫人并到一块儿？

更糟的是，无论是从语言、人种还是从宗教信仰上说，这些人中间都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在这样一个各色人等混居的地方，又怎么可能画出清晰的国界来呢？这种特点在巴尔干地区的人口地图上表现得更为直观——那简直就是一幅五光十色的点彩画，配以零星出现的几团颜色。实际情况就没有这么赏心悦目了。到了1919年，那里就像煮开锅的乱炖，气泡爆裂得越来越快，喷出的都是猜忌与憎恨。

国界的划分给这个地区带来了不满的少数民族，以及彼此毗邻但心存怨恨的国家。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新生的南斯拉夫，虽然这个国家是自行组建的，但和平缔造者们承认了它，并通过一系列独立委员会的讨论划定了它的国界。结果就是，这个国家的面积比原塞尔维亚大了三倍，敌人则更多。这个新国家兼并了黑山，从奥地利那里得到了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从匈牙利那里拿来了克罗地亚和一部分巴纳特，还吸收了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小片地区。正如巴黎和会上频繁出现的事情那样，这种做法不光是涉及领土的争抢取舍，还波及了这些领土上所有居民的命运，更牵扯到了将来欧洲和平所仰仗的复杂结盟关系。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名义上是站在协约国一方的，但它们觉得自己被亏欠了。

奥地利、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亚，这三家既丢掉了领土，又损失了人力，自然是哀声连连。唯一对南斯拉夫比较友善的是南面的希腊。在南斯拉夫内部，人们除了语言之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看法是绝无可能达成一致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为这次的收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凭借纳粹德国的大力协助，它的邻居夺回了它在巴黎和会上赢得的土地，而它内部的各个民族也自相残杀。虽然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又一次使这个国家恢复统一，但在巴黎和会首次承认南斯拉夫的70年后，它又开始分崩离析。邻国惴惴不安地关注着它，和1919年之后的情形别无二致。

[1] PWW, vol. 54, p. 149.

[2]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247.

[3] Mitrovic, pp. 207–8.

[4] Dragnich, Serbia, Pasic and Yugoslavia, p. 226.

[5] Sforza, Fifty Years, pp. 113, 146–7.

[6]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802.

[7] Banac, pp. 158–9.

[8]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925, notes of an interview between Lloyd George and Pašić, 15 October 1918.

[9] Banac, p. 59.

[10] Armstrong, p. 261.

[11] Sforza, Fifty Years, pp. 8–9.

[12] Durham, p. 95.

[13] Block, p. 51.

[14] Durham, pp. 209, 232–3.

[15] Lederer, p. 92.

[16] Armstrong, p. 364; West, p. 366.

[17] Lederer, p. 86.

[18] C. A. Macartney, Hungary and Her Successors, p. 365.

[19] Sforza, Fifty Years, p. 157.

[20] Tanner, p. 125.

[21] Albrecht-Carrié, Italy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pp. 30–31.

[22] Tanner, p. 115; Steed, vol. 2, pp. 165–6.

[23]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56/2/18, Rennell Rodd to Arthur Balfour, 11 November 1918.

[24] Tanner, p. 116.

[25] Dragnich, “Serbian Government,” pp. 43–4.

[26] Steed, vol. 2, pp. 235–9.

[27] Seton-Watson and Seton-Watson, pp. 313, 319.

[28] Temperley, vol. 4, pp. 202–3.

[29] Tanner, pp. 119–20.

[30] FRUS, vol. 12, p. 475.

[31] Ibid., vol. 12, pp. 487–8.

[32] B. Jelavich, vol. 2, pp. 150–2.

[33] Lederer, p. 113.

[34]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88.

[35] FRUS, vol. 3, pp. 488, 503.

[36] Shotwell, p. 146.

[37] Cruttwell, p. 235.

[38] West, p. 1051.

[39] Durham, p. 118.

[40] Banac, p. 276.

[41] Department of State, Lansing Papers, vol. 2, p. 123.

[42] Calder, p. 232, n. 63.

[43] British Museum, Balfour Papers, Add. MS 49744, diary of Lord Derby, 16 November 1918, p. 161.

[44] Lederer, chapters 4 and 5 passim.

[45] Ibid., p. 165.

[46] FRUS, vol. 4, pp. 45–53.

[47] Seton-Watson and Seton-Watson, p. 150.

[48] House and Seymour, p. 142.

[49] Dockrill and Goold, pp. 89–92.

[50]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3, p. 333.

[A1] 今巴黎的戴高乐广场。——译者注

[A2] 经过1804年和1815年的两次起义后，塞尔维亚从奥斯曼帝国获得了自治权。土耳其人在1830年的《哈特—艾·沙里夫》（Hatt-i Sharif）法令中承认了塞尔维亚公国。该国当时的君主是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一世（Miloš Obrenović I）。——译者注

[A3] 指法国港口城市加来。——译者注

[A4] 指奥匈帝国。奥匈帝国的皇帝是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的后人。——译者注

[A5] 匈牙利的一个主要民族，有时直接指代匈牙利。——译者注

[A6] 指黑山国王尼古拉。——译者注

[A7] 弗朗兹·莱哈尔（Franz Lehar，1870—1948），奥地利作曲家，作品多为轻歌剧。——译者注

[A8] 2006年5月，黑山举行全民公决，并于同年6月宣布独立。塞尔维亚紧随其后亦宣布独立。——译者注

第10章 罗马尼亚

在巴黎和会正式召开的几天前，一条传闻传到了罗马尼亚。传闻的内容是，在小国中只有比利时和塞尔维亚被邀请参会。罗马尼亚首相，扬·布勒蒂亚努（Ion Brǎtianu），在“狂暴的情绪”之下，召见了协约国各国大使。他抱怨道：“罗马尼亚被视作值得同情的穷光蛋，没人把它看作有权主持正义的盟友。”他知会各国大使，让他们告诉自己的政府，罗马尼亚从来都是一个忠心耿耿的盟友（这个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他拐弯抹角地抨击塞尔维亚，说这个国家只是因为被攻击了才参战；他还低声抱怨那些不和祖国联系的人（指的是他的政敌，其中有些人已经到了巴黎）。他警告称，若是协约国不小心，那么他们可能会失掉在罗马尼亚的全部影响力，而且他威胁要撤军（具体从哪里撤军，他没明说）。协约国的大使们把这个奇怪的论调传给了各自政府，附上了一个他们自己写的警告——排挤罗马尼亚没有好处，因为这个国家可以缓冲俄国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1] 其实，这通表演以及这道警告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大国们真心想让罗马尼亚出席和会。

罗马尼亚人自视甚高，对巴黎和会也抱着很大的期望。早在1月8日，英国代表团的哈罗德·尼克尔森就与两位罗马尼亚代表见过面。“他们说，自己实在是不好意思谈国内的问题。”但对于国外的问题，也就是索要绝大部分匈牙利的领土，这两人谈起来却是毫不脸红。
[2] 除此之外，罗马尼亚还想要一块俄国地盘，比萨拉比亚地区（Bessarabia，罗马尼亚军队正在占领那里），以及北面属于奥地利的布科维纳地区（Bukovina）。这些要求很过分，但这个国家具备得到它们的优势。俄国没有军队阻止它，而且它也可以轻松击败匈牙利和奥地利。只要巴黎和会做出最后决定，罗马尼亚就要采取行动占领布科维纳地区和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不过巴黎方面必须先起草对奥地利和对匈牙利两国的条约。

在巴尔干地区，罗马尼亚的任务更为艰巨。它想要匈牙利的巴纳特地区，与南斯拉夫的要求发生了冲突。从特兰西瓦尼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丘陵地带起，向西一直到匈牙利大平原的南端，这就是巴纳特地区。这块乡土气息浓厚、一成不变的地区在1919年引发了不少争议。巴纳特地区本身就是个丰厚的战利品。那里的面积为1.1万平方英里（约2.85万平方公里），有勤劳的农民、肥沃的黑土地、水量丰沛的河流与溪流，玉米、小麦丰产，牧场上是一群群的长毛牛，农家院落里散养着胖鸡崽和肥猪。巴纳特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也没有超过10万人的城镇，更没有什么遗迹遗址。形容这个地方，最好用“别致”这个词，而不是“宏大”。

1919年1月31日，罗马尼亚代表和南斯拉夫代表来到最高理事会。这一周早些时候，中国人、捷克人、波兰人已经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种陈情的程序让劳合·乔治感到担忧，而且担忧的不止他一个人。此前一天，他提出是不是该安排一个更为固定的日程。“他认为几天前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问题的讨论绝对是错的。他不会用‘浪费时间’这种说法，因为那次讨论很激烈，他大概看到了美国总统眼中的火光！他还认为，现在这种处理事情的方法算不上最佳。”如果他们要开始处理领土问题，他们就应该塌下心来干下去，真正做出一些决议。众人讨论一番之后没得出结论，于是理事会接受了贝尔福的建议。贝尔福说，他们可以既听听罗马尼亚人的说法，也听听塞尔维亚人的说法，因为这样可以让两方都高兴起来。
[3] 就和贝尔福的很多方案一样，这也是个表面文章大过实际意义的办法。

在那个阴冷的午后，夜幕逐渐降临，布勒蒂亚努陈述了罗马尼亚的情况。他有钱有势，打扮得几乎到了荒谬的地步，觉得自己非常重要。他是在知识分子的熏陶下长大的，在巴黎高等学府接受过教育，这一点他总是念念不忘地向人提起。他喜欢在人前摆出一副躺在沙发上拿着一本法文诗集阅读的样子。
[4] 尼克尔森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两人早先在吃午饭时碰过面。尼克尔森说：“布勒蒂亚努就是个长胡子的女人，是个会讲好话的骗子，布加勒斯特的知识分子非常不讨人喜欢。他喜欢把脑袋甩向一边，在镜子前欣赏自己的侧脸，那是一副欢快且英俊的面庞。他喜欢讲绕来绕去的笑话，以为这样很有巴黎范儿。”
[5] 他倒是很有女人缘。一位女性曾这样描述说，他的“眼神如羚羊一般温柔，下巴如老虎一般威严”。公认的罗马尼亚魅力王后玛丽，曾带着一丝娇羞回忆道，有一个夜晚，在圆圆的月亮之下，布勒蒂亚努看起来非常“感性”。
[6] 不过，在心情不那么舒畅的时候，她的评价就变了样儿。她曾告诉威尔逊，布勒蒂亚努是个“无聊呆板、磨磨唧唧的人”。
[7]

尼克尔森说，布勒蒂亚努“矫揉造作”地猛然打开了公文包，接着他表示要整个巴纳特地区。“他真心相信自己比在座的其他政治家都要伟大。他脸上交替出现讽刺与会心的笑容，把脑袋甩向一边露出侧脸，摆出不快的表情。”
[8] 布勒蒂亚努旁征博引，从严格的法条谈到威尔逊主义。罗马尼亚于1916年与协约国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其中的秘密条款向罗马尼亚许诺了巴纳特地区，也正是这样罗马尼亚才参战；而且按照威尔逊的说法，罗马尼亚人也应当团结为一个民族。口若悬河的布勒蒂亚努谈到了人种学、历史、地理，以及罗马尼亚为战争做出的牺牲。他还暗示，塞尔维亚人过去曾向奥匈帝国示好。（塞尔维亚人也会对罗马尼亚人做出同样的指责。）

韦斯尼奇和特伦比奇做出了回应。他们指出，塞尔维亚要的只是巴纳特西部。虽然这两人没有秘密条约可以援引，但他们也可以用和罗马尼亚人一样的说法。“自中世纪起，”韦斯尼奇说道，“巴纳特的这部分地区就和塞尔维亚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继续说道，“自古以来，就像法兰西岛属于法国，托斯卡纳属于意大利一样，巴纳特属于塞尔维亚。”这个地方孕育了塞尔维亚的复兴以及后来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而且当塞尔维亚王室遭流放时，他们也很自然地选择在此处避难。（在谈到王室被流放时，布勒蒂亚努反驳说，塞尔维亚那奇怪的政治有时是会把它的统治者赶到罗马尼亚的土地上，但这不能成为塞尔维亚索要该地区的理由。这一点他说得倒是很有道理。
[9] ）

在讨论中，威尔逊有些吃惊地注意到，巴尔干国家的代表“口中的事实总是前后不一，而且总有一些地方说不清楚”。威尔逊说，美国同意的和解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10] 一直打不起精神的贝尔福插了一句，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巴纳特地区各民族混居的情况有没有数字记录？南斯拉夫人说有，他们要求的西部地区主要是塞尔维亚人，而且在整个巴纳特地区的所有修道院里，也是塞尔维亚人居多。当地自然是有不少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但他们更愿意加入塞尔维亚而不是罗马尼亚。布勒蒂亚努说“错”。如果从整体上来看（从历史和政治上说，也只能这么看），巴纳特地区的罗马尼亚人占大多数；至于修道院的问题，完全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人人都知道，塞尔维亚人和所有的斯拉夫人一样，都愿意信教；至于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塞尔维亚是管不好这么多少数民族的。
[11]

布勒蒂亚努在2月1日列出了罗马尼亚的全部领土要求：巴纳特地区、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俄国边界上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以及北方的布科维纳地区。他表示，从历史和民族上看，这些地区都是罗马尼亚的领土。协约国勉强同意了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要求。因为它们不想把其中一块地区还给一个布尔什维克俄国，也不想把另一块地区交给看起来马上就要布尔什维克化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面积要大得多，而且争议也更大。协约国决定等有空的时候再做处理，也就是等它们抽出时间拟定对匈牙利条约的时候。

布勒蒂亚努警告道，大国必须赶在事态失控前、情况“严重恶化”前决定罗马尼亚的领土主张。“如果要罗马尼亚像过去那样，成为欧洲反布尔什维克的前哨，协约国就需要在道义上给予支持。”
[12] 这种说法在巴黎很流行，而罗马尼亚正好位于布尔什维克新俄国与革命中的匈牙利之间，这种说法就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论据。地理位置还从另一个角度帮了罗马尼亚一把。协约国离它太远，没法强制它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罗马尼亚在战时是个盟友，但众所周知，这个盟友并不可靠。至于战时对罗马尼亚的承诺，就和对意大利的承诺现在无法实现一样，都是英法干出来的尴尬事。

在巴黎人眼中，罗马尼亚是个开化的国度，也是个正常的国家。战前，玛尔特·比贝斯科公主（Princess Marthe Bibesco）的沙龙在巴黎非常有名；她那年轻貌美的表姐，阿娜·德·诺阿耶（Anna de Noailles），嫁进了法国豪门，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罗马尼亚的上流社会热爱法国。那个阶层的人出钱供孩子在巴黎念书，在巴黎买衣服和家具。法国人也讲究礼尚往来，只是方式随便了些。法国人说，罗马尼亚是同说拉丁语的伙伴国家，还说罗马尼亚人是罗马军团的后代，而且现在也在说一种拉丁语。在19世纪，法国曾支持罗马尼亚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在1919年，法国政府期望有一个强大的罗马尼亚，这样便可以制衡德国，也可以作为封锁线上的关键一环，抵御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罗马尼亚人自己充分利用了与西方的关系，说自己是罗马帝国的子嗣，属于西方文明世界。这样一来在和会的谈判中，他们便可以说罗马帝国的整个达契亚行省都该归还给罗马尼亚。这里面就包括属于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的部分地区。

不过，罗马尼亚的故事还有另外一面，这其中的历史就更复杂了。数个世纪以来，罗马尼亚一直被东方民族侵略与殖民；还被欧洲中部那些起起落落的王国瓜分统治；那里的摩尔多瓦（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自从16世纪初，就受奥斯曼帝国的摆布。那些讲一口优雅的法语、去巴黎买衣服的罗马尼亚贵族，他们的祖辈身上却穿着近东地区的袍子，戴着穆斯林的头巾。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那些年月里，腐败的制度给罗马尼亚社会留下了很深的印迹。罗马尼亚人有句俗语：“鱼烂先烂头。”在罗马尼亚，钱几乎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官职、执照、护照等。有位外国记者没有在黑市换汇，而是去了合法的机构，结果反被警察投进了监狱，原因是警方认定他肯定是在搞什么特别高明的诈骗。每份政府合同都有贪污。虽然罗马尼亚是个富裕的国度，以农业闻名，而且在1918年，石油行业正在蓬勃发展，但这个国家缺少公路、桥梁、铁路，因为政府分配的资金都落到了布勒蒂亚努这种人的手里。
[13] 罗马尼亚人也很喜欢阴谋论。在巴黎时他们拐弯抹角地说最高理事会已经落入了布尔什维克的手中，或者说最高理事会被阴险的资本主义势力贿赂了。
[14]

罗马尼亚的异域风情，或者说东方情调，会让前去旅游的西欧人感到震撼。那里的居民多信仰东正教，教堂有洋葱形穹顶；出租车司机身着蓝色的天鹅绒袍子，说明他们属于当地的某派宗教。此派宗教规定，男性有了两个孩子后就必须阉掉。战前，首都布加勒斯特是个迷人但落后的地方。多数建筑都很矮，城市布局也没有什么章法。大部分街道没有铺砖，临街挤满了卖鸟、卖水果、卖点心或地毯的小商贩。深色眼睛的吉卜赛姑娘叫卖鲜花，男人们在夜店里弹奏吉卜赛音乐，或流行的《你知道自己很美》。小康家庭和牲畜同在一个大院里，雇阿尔巴尼亚人来看门。
[15]

尽管自称历史悠久，但罗马尼亚其实是个相对较新的国家。到19世纪中叶，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才从奥斯曼帝国那里获得有限的自治，到1880年才实现完全独立。这两个地区在地图上拼出了一个反“L”的形状。瓦拉几亚这个省更富庶、更发达，沿着特兰西瓦尼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南侧东西延伸；摩尔多瓦则靠近喀尔巴阡山脉的东面。罗马尼亚人在1866年迎来了自己的德国亲王，也就是后来的卡罗尔国王（King Carol）
[A1] 。奥地利想要阻止他登基，不过他化装成了一名生意人，乘着一艘汽船顺着多瑙河来到了罗马尼亚。他的妻子是位知名的神秘主义者，用卡门·席尔瓦（Carmen Sylva）这个笔名写过诗和浪漫小说。关于罗马尼亚，总会有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

罗马尼亚人就像跑到中欧的那不勒斯人，男女都喜欢搽很浓的香水。在上流社会，女性会化很浓的妆，男性则更为克制一些。即便如此，罗马尼亚军方也不得不对化妆做出限制，规定只有在某个军衔以上的军官才能用化妆品。
[16] 罗马尼亚参战后，有国外的观察员震惊地发现，军官“脸上抹着粉”闲逛，“嫖娼或互相调戏”。不管是哪个社会阶层的罗马尼亚人，都可以用“聒噪”“冲动”“夸张”“喜欢争论”这几个词来形容，而且他们对消遣娱乐激情满满。一位伟大的罗马尼亚女士曾说过：“除了当地的政治，谈情说爱是整个社会最为投入的职业。道德从来就不是我同胞的强项，但他们可以吹嘘自己的魅力、美貌、智慧、乐观与才智。”
[17] 就连罗马尼亚的东正教会对通奸也持宽容的态度：只要是双方愿意，每个人可以离婚三次。

在布勒蒂亚努抵达巴黎之前，罗马尼亚的发言人是魅力与名望集于一身的塔凯·约内斯库（Take Ionescu）。约内斯库生性乐观，身材肥胖，衣冠楚楚。他曾在索邦大学学习法律，能讲一口极为流利的法语。他的英格兰妻子贝茜（Bessie），也是个乐观的人，是布莱顿（Brighton）一家旅馆老板的女儿。从战争之初起，约内斯库就一直持亲协约国的态度，而且在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阵营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领土主张上，他要比他的首相态度更温和些。一位美国代表汇报称：“他对塞尔维亚人的态度非常友善。他说保加利亚人不是什么好人，因为保加利亚俘虏了2.8万名罗马尼亚人，最后只有1万人幸存。”在巴纳特问题上，约内斯库支持双方做交易。“他们必须和塞尔维亚人做朋友，而且他确实不想贪婪地划走整个巴纳特地区，但只想给塞尔维亚人西南部分。”
[18]

事实上，在1918年10月的确有过一次交易。约内斯库当时曾与南斯拉夫人碰头，并草拟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其实和几个月后达成的协议很相近，也是让罗马尼亚获得该地区最大的部分，塞尔维亚拿走剩下的部分。罗马尼亚媒体攻击这桩交易，称这是对罗马尼亚民族的背叛。布勒蒂亚努最终否决了该交易，部分原因是他憎恨约内斯库这个政治对手。
[19] 在选择巴黎和会代表团人选时，布勒蒂亚努用尽手段将约内斯库排除在外。

罗马尼亚对巴纳特的领土主张必然要着力描绘民族因素，而且它一再强调了自己在战争中的表现。后者或许算不上最明智的选择。在战争之初，罗马尼亚非常聪明地选择了置身事外。时任首相布勒蒂亚努曾告诉同事，他们必须等到价钱最合适时再出手。
[20] 不过，布勒蒂亚努政府的具体做法就不那么聪明了，把自己的意图表露得太过明显。一位法国外交官说，他们做事“就像东方人集市上的小商贩”。1916年夏，协约国似乎是在战事上占了上风。这时罗马尼亚终于决定参战，条件是拿到整个巴纳特地区、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以及大部分布科维纳地区。但法国人和俄国人私下里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等到战后再重新考虑罗马尼亚提出的条件。
[21]

罗马尼亚只能怨自己时运不佳。等到它的军队动员完毕准备开拔之时，同盟国已经重整旗鼓。到1916年年末，罗马尼亚超过一半的国土被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占领。同年冬天，在全部600万罗马尼亚人口中，因为疾病和饥荒而死亡的人数就达到了30万。
[22] 或许有失公允的是，它的盟友认为这场灾难是罗马尼亚咎由自取。
[23] 1918年5月，罗马尼亚与同盟国签订了新的《布加勒斯特条约》，退出了战争。这种做法或许可以理解，但肯定会影响它现在提出来的领土主张。因为在早先1916年的《布加勒斯特条约》中，罗马尼亚承诺不会单独议和，所以现在协约国认为，自己对罗马尼亚的承诺已经不再有效。在克列孟梭看来，布勒蒂亚努的所作所为就是变节，他绝不会原谅。
[24] 布勒蒂亚努用了一个很不光彩但他自己很满意的做法来解决这个难题——他辞去了首相职位，而让他的继任者（也是他选好的）来背黑锅。他成功地拖延了议会通过新的条约，并在1918年11月10日再次对德宣战。他乐观地表示，这意味着与协约国的交易依然有效。他表示，罗马尼亚议和只是为了保存作战实力，“无论是从法条上，从实际操作上，还是从道德上来说，罗马尼亚人从未真正与敌人媾和”
[25]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悄悄地找到了急着要限制塞尔维亚领土主张的意大利人，约定两个国家要团结起来，捍卫战时条约的有效性。
[26]

最高理事会觉得罗马尼亚的要求太过分了，而且与南斯拉夫在巴纳特问题上纠缠也没有什么意思。（布勒蒂亚努抱怨道，最高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在他发言时打瞌睡。
[27] ）劳合·乔治的意见是，把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包括它在巴纳特地区的领土要求，交给一个专家小组委员会来处理，以求一个公正的方案。对和平缔造者们来说，采纳这个意见无疑是一种解脱。劳合·乔治还乐观地补充道，在小组委员会研究过此事、梳理出真相之后，只要把少数几个问题拿到最高理事会来讨论即可。威尔逊表示同意，但强调专家不能只看问题的政治因素。（具体什么是“政治因素”，一直也没有给出定义。）或许是威尔逊介入的原因，克列孟梭在整个过程中一言不发。奥兰多提出立刻划定国界，但是没人响应。
[28] 于是，巴纳特以及中南欧的其他待划分地区的未来，就交到了一个特别领土委员会的手里——这样的委员会以后还会出现很多。就推动各方取得共识这项工作来说，这个委员会也没有多出色的表现。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事务委员会及时地处理了所有与南斯拉夫边界有关的问题，除了涉及意大利的那些，因为意大利坚持要求涉意问题要留在最高理事会上讨论。

领土委员会专家不知道的是（最终总共设立了六个领土委员会），他们的所有建议几乎都原封不动地加到了各个和约中，因为大人物真是没有时间去考虑细节问题。
[29] 负责罗马尼亚事务的委员会最终还是扩大了它的工作范围，因为它的专家要决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希腊和保加利亚这些国家未来的形状，还要考虑巴尔干地区、匈牙利与邻国、苏维埃俄国与中南欧未来的势力均衡。英国专家尼克尔森写道：“罪过啊！就靠一张地图、一支铅笔、一张描图纸。一笔下去就关乎几千人的福祉。一想到那些被我们划进或划出国界的人，我的心里就在打退堂鼓。”
[30]

最高理事会没有解释什么才是公正的和解方案。公正是指划出起防御作用的国界吗？还是说要从铁路网、贸易线路上考虑？专家最后的一致意见仅仅是，他们会按照民族的界限来划定国界。
[31] 巴纳特地区的归属问题让人们启动了这样一套程序，但也让人们意识到了这套程序的困难。那里有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德国人、俄国人、斯洛伐克人、吉卜赛人、犹太人，甚至分散居住着一些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那里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
[32] 而且对那里的人来说，民族认同就像多瑙河里滑溜溜的鳝鱼一样，根本没有一个确定扎实的概念。在这种地方怎么去统计民族人口呢？在奥赛码头那富丽堂皇的宴会厅里，罗马尼亚事务委员会拿出地图，宣读意见书，听取证人证词，想要给一个不理性的世界强加一套理性的秩序。

而且他们还要顾及自己国家的利益，至少在欧洲人中是这样。在巴纳特问题上，在中欧寻找盟友的法国人想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变成强大而友善的国家。意大利人则吹毛求疵，讨论程序问题，想方设法拒绝南斯拉夫的要求，之后还恶心到了美国人，暗示如果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要求得到满足，就可能会同意一些南斯拉夫的要求。即便是在他们可以放南斯拉夫一马，接受其对奥地利克拉根福地区的要求时，意大利人也不让步。在耶鲁大学年轻的历史学家查尔斯·西摩（Charles Seymour）看来，这真是“可悲的外交”。一位法国同事表达得更为直接：“意大利人不诚实算不了什么，但他们这种蠢笨的做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33] 美国人费尽力气想敲定一个公正的和解，但说不出到底什么是公正。英国人则努力调和美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矛盾。西蒙在报告中写道：“一开始就钩心斗角，也可以说是为了争抢地位而出现了很多肮脏的勾当。英国人和我们牢牢地站在一起，想要消除这些做法，想要做一些诚实的工作。”
[34]

南斯拉夫人再次陈情，提出了一些非常可疑的要求，这明显是各种想加入南斯拉夫的团体的意思。
[35] 在被追逼得太紧的时候，布勒蒂亚努发了火，并拒绝让步，给人留下糟糕的印象。他甚至举出了一个不知所云的观点，说把巴纳特地区整个划归罗马尼亚可以改善南斯拉夫地区的关系，说这就好比“拔掉了一颗必须拔掉的坏牙齿”。他还做出威胁说，如果得不到巴纳特，他就要辞职让布尔什维克分子接管罗马尼亚。
[36] 他尝试越过专家直接找威尔逊申诉，结果威尔逊把他推给了豪斯。豪斯则不得不忍受他那番醉酒似的长篇大论，说盟友是如何如何背叛了罗马尼亚。布勒蒂亚努还指责胡佛，说他非要等美国人（在这件事上是犹太人）获得了利益，拿到了罗马尼亚的石油开采权，才肯发放贷款和食物。从中欧传来的消息对他并没有什么帮助。罗马尼亚人正跨过停火线进入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而且还在巴纳特北部边境集结军队，声称塞尔维亚人正在谋杀罗马尼亚公民。和这种不着边的指责比起来，南斯拉夫似乎成了更为理智的一方。
[37]

3月初，罗马尼亚代表团迎来了援军。玛丽王后乘着王室专列，带着三个胖嘟嘟的女儿来到了巴黎。作家科莱特（Colette）在法国的《晨报》（Le Matin ）上这样描述道：“上午的天空是阴霾的，但玛丽王后带来了阳光。她的一头金发熠熠生辉，白里透红的面庞光洁清秀，一双温柔但坚毅的眼睛热情洋溢——一个美丽得无法形容的仙女。”王后用充满魅力的声调表示，希望能帮助自己的国家。她呼吁众人关注她在战时的工作。“我的上帝呀！哪里需要我，我就得去哪里，到处都需要我。”她谦虚地表示，自己“就像代表国家的旗帜”。
[38]

她的确是面旗帜。罗马尼亚的王位继承人能娶到这样一位女子真是福气。她是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的孙女。在嫁到罗马尼亚之后，她没费什么力气就忘却了在英格兰老家学到的规矩，而采用新国度的生活方式。罗马尼亚国王
[A2] 是个死气沉沉、不识风情的蠢货，但她是个惹人喜爱、招蜂引蝶的人。她的新臣子找到了目标。
[39] 她的情人有加拿大克朗代克（Klondike）的矿业富豪，劲头十足的乔·玻意耳（Joe Boyle），还有布勒蒂亚努的妹夫。据说，除了那个命运多舛的后来成为国王的卡罗尔
[A3]
[40] ，王后所有的孩子都是布勒蒂亚努妹夫的种。王后还是个非常奢侈的人。她的巴黎之行既是来为国家讨价还价的，也是她自己的购物之旅。她嚷道：“罗马尼亚必须有特兰西瓦尼亚，也得有比萨拉比亚。要是因为少了一件袍子在条约中就必须让步，那可怎么是好？”
[41] 她不停地说起“我的”大臣们、“我的”国家以及“我的”军队，但不提她的国王丈夫。她说，国王往巴黎寄了一封建议信，信的内容“简直看不下去。第一句话就是他对她一万个放心，所以剩下的也就都不用看了”
[42] 。

王后从里兹酒店的套房出发，着手征服权势之人。她恳求福煦元帅，请他给罗马尼亚送一些武器，表面上的理由是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次的恳求起到了一定效果；她奉承豪斯，豪斯觉得她是“我见过的西方王室女性中个性最活泼的一个”
[43] 。与她共同进餐的英国驻巴黎大使评论道：“她真是个很有意思的女人，要么是太愚蠢，要么是太自负。”
[44] 她摆出可爱的样子去问贝尔福：和威尔逊聊天的时候，是该谈她在巴黎买的东西呢，还是要谈国际联盟？贝尔福的建议是：“先谈国际联盟，最后再聊粉色小内衣。要是你和劳合·乔治聊天，那可以上来就说粉色小内衣！”劳合·乔治觉得她是个“非常调皮但很聪明的女人”。
[45] 克列孟梭觉得她很有意思。但是他直白地同她讲，他不喜欢罗马尼亚同敌人单独媾和的做法，还说他不喜欢布勒蒂亚努。克列孟梭表示罗马尼亚对巴纳特地区的要求太贪婪，就像狮子大开口。这时候玛丽故意答道：“所以我要来探望它的表兄弟，法兰西之虎啊。”克列孟梭反唇相讥：“老虎怎么能同母狮生出崽子？”
[46]

她在威尔逊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威尔逊非常震惊，她居然在第一次见面时和他聊爱情。威尔逊的医生格雷森说：“我从未听过有淑女会开口说这种事情，我当时臊得都不知道该看哪儿才好。”
[47] 之后，玛丽自作主张要“和我的一两位绅士”共进午餐。宴会开始后半个小时，她带着10名随从前呼后拥地来了。有一位客人注意到：“每等一分钟，总统的下巴每动一下，我都感觉是罗马尼亚的一块土地被嚼掉了。”
[48] 王后则认为午宴非常顺利。实际上，她觉得自己在巴黎为罗马尼亚的人民出了很大力。“我又恳求，又解释，攻破了他们的无数防线。世人从我身上看到了我的国家。”
[49]

要是她多花一些时间在伟人下属身上，效果可能会更好。3月18日，罗马尼亚事务委员会开始分割巴纳特地区。西面的三分之一归南斯拉夫，剩下的大部分地区归罗马尼亚。委员会还把大约四分之一的巴兰尼亚地区以及巴纳特西面的大半个巴奇卡地区，划给了南斯拉夫。向来关心民族平等的美国专家坚决表示，要把赛格德市（Szeged）周边主要是匈牙利人居住的地区留给匈牙利。6月21日，尽管罗马尼亚人强烈抗议，最高理事会还是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南斯拉夫在短时间里找了一些麻烦，因为它拒绝从多瑙河上一座已经划给罗马尼亚的岛屿撤出。另外，在1919年秋的巴纳特地区，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两国间的形势有些紧张。直到1923年，两国才不情愿地接受了领土划分裁决。

地图上的新国界不能合理地分配人口。近6万名塞尔维亚人被留在了罗马尼亚，而7.4万名罗马尼亚人和近40万名匈牙利人被划进了南斯拉夫。在民族国家林立的中欧，这些少数民族生活得十分艰难。尽管他们已经在当地生活了好多个世纪，但还是被别人视为外来者。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都采取同化政策。南斯拉夫最后把从匈牙利那里得到的领土划在一起，形成了伏伊伏丁那地区（Vojvodina）。贝尔格莱德方面采取铁腕统治——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官方规定，经商必须使用塞尔维亚语，商店的招牌必须用西里尔字母（拉丁字母可以写在下面），音乐会上必须演奏规定数目的塞尔维亚民族歌曲，报纸与教科书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一位外国观察员注意到，就连伏伊伏丁那地区的塞尔维亚人也在唱一首悲伤的小调：

为了把塞尔维亚人带到这儿，

我捐了四匹马；

要是能把他们带走，

我愿意捐八匹。
[50]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匈牙利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瓜分了这一地区。之后这里变成了占领军与抵抗组织的战场。赛格德，这座美国人坚持要划给匈牙利的城市，变成了集中营。伏伊伏丁那地区的犹太人，实际上欧洲这部分地区的所有犹太人，都被运到这里处决。今天在伏伊伏丁那地区几乎看不到什么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但其他民族混居依旧。其中只有一半是塞尔维亚人，近四分之一是匈牙利人。为了保持对当地的控制，贝尔格莱德方面故技重施，又捡起了威胁与镇压这两个法宝。那里很难迎来一个和平的未来。

罗马尼亚在巴纳特地区的划分上吃了亏，但从长远来看这个国家做得不错。到目前为止，在巴黎和会上的所有胜利者中，罗马尼亚是获益最大的，人口和领土面积都翻了一番。此外，它出人意料地保住了大部分收获。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比萨拉比亚地区被还给了苏联，而且苏联人还拿走了北面大约一半的布科维纳地区，保加利亚人拿回了南面有争议的多布罗加的部分地区，但罗马尼亚仍保住了领土收益中最大的那一部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

[1] FRUS, vol. 1, pp. 265–6.

[2]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27.

[3] FRUS, vol. 3, pp. 813–5.

[4] Callimachi, p. 266.

[5]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48.

[6] Spector, pp. 18–9.

[7] Walworth,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p. 102, n. 90.

[8]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54.

[9] FRUS, vol. 3, pp. 818–34.

[10] Ibid., p. 854.

[11] Ibid., p. 827.

[12] Ibid., pp. 850–1.

[13] Wolff, p. 36.

[14] Dillon, pp. 215, 237.

[15] Callimachi, pp. 56–8.

[16] Gregory, pp. 52–53, 122.

[17] Cruttwell, p. 293; Callimachi, p. 49.

[18] Seymour, pp. 97–8.

[19] Lederer, p. 100.

[20] Spector, p. 230.

[21] Anderson, p. 332, n. 2.

[22] Rattigan, p. 192.

[23] Cruttwell, p. 295.

[24] Spector, pp. 44, nn. 96, 97.

[25] FRUS, vol. 2, p. 844.

[26] Lederer, p. 142.

[27] Spector, p. 89.

[28] FRUS, vol. 3, pp. 851–4.

[29] Dockrill and Goold, p. 93.

[30]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69.

[31] Marston, p. 117.

[32] Macartney, Hungary and Her Successors, pp. 380–90, 393–4.

[33] Seymour, p. 241.

[34] Ibid., p.158.

[35] Tihany, pp. 297–320.

[36] Seymour, pp. 173, 268; Spector, p. 125.

[37]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Papers, 2/570 26.4.19, minutes of a conversation with Brătianu;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p. 169–71; Spector, p.72.

[38] Pakula, p. 274.

[39] Callimachi, p. 98.

[40] Wolff, p. 127.

[41] Pakula, p. 276.

[42] British Museum, Balfour Papers, Add. MS 49744, correspondence, 267–8.

[43]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8.3.19.

[44] British Museum, Balfour Papers, Add. MS 49744, correspondence, 267–8.

[45] F. Stevenson, p. 171.

[46] Spector, p. 112, n. 46.

[47] Pakula, p. 285.

[48] Walworth,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p. 455.

[49] Pakula, p. 287.

[50] Macartney, Hungary and Her Successors, pp. 404, 410–25.

[A1] 卡罗尔一世。——译者注

[A2] 即费迪南一世。——译者注

[A3] 即卡罗尔二世。——译者注

第11章 保加利亚

在众人讨论巴纳特地区归属问题的时候，美国人头脑中浮现出了一套复杂的领土交易，他们觉得巴纳特地区可以成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人的想法是，如果罗马尼亚从巴纳特地区拿走的土地多一些，那么它可能会愿意归还一些1913年从保加利亚夺走的领土。而保加利亚，这个罗马尼亚西南方的邻居，可能就会把一些零碎的土地给南斯拉夫。这样一来，南斯拉夫失掉部分巴纳特地区也不会太过不满。
[1] 不出所料，这个想法始终没有实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都没有妥协的意思。

保加利亚是巴尔干地区与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并肩作战的一个国家，它在巴黎和会上自然没有代表。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它非但没有损失领土，反倒是差点得到了一些土地。这个国家有一些朋友，尤其是在美国有一些朋友，而且敌人对它也是漫不经心。此外，自决这个原则对它是有利的。至少在黑海西岸的多布罗加地区，以及爱琴海北部的西色雷斯地区，在这两个保加利亚国界线之外的地方，保加利亚人占到了大多数。保加利亚还指出，在属于南斯拉夫的部分马其顿地区，保加利亚人可能也占了大多数。不过，就像巴尔干地区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要想让人承认这一点是很难的。

没人能说清楚是什么造就了保加利亚民族。肯定不是宗教，因为虽然多数说保加利亚语的人都信东正教，但有一些人是穆斯林。也许是人种，但他们是斯拉夫人呢，还是像蒙古人那样的亚洲游牧民族？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而且，靠什么来区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以及马其顿人呢？毕竟他们的语言都非常相似。和巴尔干地区的其他民族一样，保加利亚民族主义也是个新生事物。或许比其他民族更新一些，因为保加利亚人自14世纪起就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比巴尔干地区的任何其他民族都要久。在19世纪70年代，保加利亚人终于起义了。在土耳其人屠杀了数以千计的保加利亚人之后，格莱斯顿发表了他那些最伟大的演讲。不过在1919年西欧国家的眼中，保加利亚可不是什么受害者，而更像不守信的恶棍。
[2] 有关保加利亚领土的多数问题都交由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事务委员会来处理，英法专家一致认为，这个国家的面积应该缩减。

从诞生之初到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保加利亚的国土形状就像变形虫一样，在巴尔干地区不停地变化着。在1878年，一个面积巨大的、自治的保加利亚从奥斯曼帝国中挣脱了出来，向西延伸到阿尔巴尼亚的边境，向南延伸到爱琴海海滨。无论是对它的邻国还是对列强来说，这样一个国家都大得过头了。塞尔维亚夺走了大部分马其顿地区，希腊拿走了西色雷斯地区，而奥斯曼帝国则成功地保住了东色雷斯地区。在1912年那短命的扩张后
[A1] ，保加利亚又把南多布罗加割让给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民族大梦就包括收复这些失地，以及重拾10世纪的荣光。那时的保加利亚可是一个西起亚得里亚海、东至黑海的大国。

如果说罗马尼亚人是巴尔干地区的那不勒斯人，那么在1919年人口大约是500万的保加利亚人就是苏格兰低地人。不苟言笑、勤勤恳恳、节俭的保加利亚人是出了名的顽固。当地有谚语说得好：“保加利亚人都是坐在牛车上猎兔子，而且还能把兔子抓到手。”
[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保加利亚最想要的兔子是马其顿。这也是他们的国王，一位野心勃勃、诡计多端的德国亲王，在欧洲众所周知的“狐狸斐迪南”
[A2] 的目标。拿到马其顿不仅控制了爱琴海海岸，还控制了从中欧通往南方和中东的铁路和山谷。一番算计之后，斐迪南和他的政府认定，同盟国给出的条件更好，于是保加利亚于1915年秋进攻塞尔维亚。协约国随之宣战。保加利亚占领了南多布罗加和大部分马其顿地区，享受了短暂的胜利，但到1918年时，它的军队弹尽粮绝，无法继续作战，成了同盟国中首个投降的国家。

保加利亚战败后，斐迪南退位，回到他在奥匈帝国境内的大庄园看鸟去了。这是除了孝敬母亲之外他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儿子鲍里斯
[A3] 接过了王位。这个身材瘦削、郁郁寡欢的年轻人一生中最大的爱好是开火车
[4] ——“东方快车”的司机曾被警告，绝不要让此人接近火车车头。
[5] 他的新臣民认为他是个傻瓜，也许连傻瓜都不如。大部分观察家觉得他在位的时间不会太久，连他自己也这样想。
[6] 远方的协约国十分担心：保加利亚会不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如果它拒绝签署和约那该怎么办？就像英国军事代表在1919年夏天指出的那样：“协约国没有军队，如果有国家受挑唆发生了暴动，协约国是绝无可能阻止的。”
[7]

希望落在了一个激情似火的人身上，他就是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Alexander Stamboliski）。一位英国观察员认为，此人“就像个在黑莓丛中穿行的土匪”
[8] 。斯塔姆博利伊斯基是保加利亚主要的共和主义者，他的个性与鲍里斯完全相反：强大，粗野，自信，精力充沛。他每天都要花上一个小时，在自己那间小小的农舍里做体操运动。
[9] 和鲍里斯不同，他一点也不惧怕斐迪南。
[10] 在保加利亚倾向德国与奥匈帝国的时候，他不仅在私下里攻击国王，还在自己的报纸上揭露详情，并为此进了监狱。

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对自己的农民背景很自豪。他在德国念过大学，但说起话来净用一些诸如公牛上母牛、鸡崽咯咯叫一类的下里巴人的粗俗语言。很多人怀疑他是个共产主义者，但实际上他只是个乡巴佬社会主义者，既怀疑共产主义，也不信资本主义，这种政治倾向组合在一个有很多小农的国家是很吃香的。他把农民对城里人和上流社会的不信任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谁把你们送进了战壕？”他问道，“是他们。又是谁让你们失去了马其顿、色雷斯和多布罗加？”
[11]

1918年9月，保加利亚军队崩溃了，斐迪南颁发了最后几道诏令，其中一道就是派人去请自己的老政敌出山。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安抚了叛乱的士兵，到第二年秋天便做了首相。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废除君主制，或许是他对“懦弱的小王”鲍里斯动了恻隐之心。
[12] 而且对1919年的保加利亚来说，这个国家再也禁不起折腾了。它的四周都是敌人，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多年来彼此敌视；北面有罗马尼亚人陈兵国界，准备南下；南面是希腊人兵临城下，悉数保加利亚人的罪行，连偷牛也算作其中之一。
[13] 只有南斯拉夫还能让人抱着一些期许。毕竟两个国家都还抱着塞尔维亚人与保加利亚人团结一处组建大南斯拉夫国家的一丝残梦。
[1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铁托元帅还真的实现了这个大国复兴梦。）不过考虑到保加利亚人战时的行为，先是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勾结，让塞尔维亚腹背受敌，然后又在塞尔维亚人的国土上大肆掠夺，这个时候谈南斯拉夫民族统一也不合适。在1919年的某个时间，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曾讨论过对保加利亚开战，万幸的是克列孟梭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15]

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保加利亚人居然抱着非常乐观的心态等着巴黎和会召开。索非亚（Sofia）的美国代表发觉保加利亚人的观点“有违常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认为自己是协约国的一员。“他们认为，他们犯了‘罪’，这是首相的原话，但只要承认了这个事实，他们好像就觉得既往不咎了，而且他们似乎并不理解协约国为什么要反感或怨恨保加利亚，也不理解为什么总有人要阻止保加利亚恢复战前的地位，真是个‘巴尔干地区被宠坏的孩子’。”
[16] 保加利亚首相倒是老实地承认，他的国家加入德国和奥地利的确是大错特错。“如果保加利亚当时意识到要跟英格兰以及各大国发生冲突，那它绝对不会参战。”他说，保加利亚人民一直就反对战时的结盟，这种结盟是被“一小撮收受德国贿赂、寡廉鲜耻的政客”强加到人民头上的。他还说，事实上获胜的协约国应该感激保加利亚，因为是保加利亚提出停战，这才开始了终战的进程。
[17]

保加利亚政府对一个大国特别有信心。“现在，在保加利亚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它只能指望美国，这个真正能避免保加利亚陷入灭顶之灾的国家。”据称，威尔逊在保加利亚人中广受爱戴，尤其是在那些生活在海外的保加利亚人中，他们喜欢威尔逊的自决原则。保加利亚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这个国家没有正式和美国宣战，而且在美国新教徒宣教会的积极游说下，美国人又普遍对它抱有同情心。（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说，这个宣教会整个就是亲保加利亚的，因为在整个巴尔干地区，它只能在保加利亚这一个国家宣教。
[18] ）美国专家倾向于让保加利亚在爱琴海拥有出海口，并给它南多布罗加，或者还可以拥有马其顿的部分地区。
[19] 保加利亚自己想要的地方更多。保加利亚政府向巴黎发了一份备忘录，列出了自己的要求，把整个色雷斯地区都算了进去。英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这个国家不配提这种要求”
[20] 。

只有在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和约后，才能决定保加利亚的南部边界，而短期内与奥斯曼帝国签约明显是不可能的。至于马其顿，协约国最终的决定是，在这块纠纷颇多的小地方上已经花费了不少精力。英国和法国都认为，改变1914年前确定好的巴尔干地区的国界是件危险的事情。于是协约国就没再动马其顿，不过这样就把很多保加利亚人留给了南斯拉夫统治。

如果英法真觉得保加利亚该得到这个地区，它们或许是可以被说动的，破一下自己定的规矩（就像后来发生的事情一样，它们从保加利亚那里拿走了西色雷斯，并把它给了希腊），但英法并不这么想。不过，当南斯拉夫索要保加利亚西线领土以保护自己的重要铁路线以及首都贝尔格莱德在今后不受攻击的时候，英法倒是准备听一听。对南斯拉夫抱有敌意的意大利表示反对。更过分的是，协约国占领军中的意大利士兵很明显放跑了保加利亚俘虏，影响了对保加利亚的裁军计划，而且还给保加利亚军队提供武器。最终，意大利反对无效，四块保加利亚居民占多数的土地被移交给了南斯拉夫。虽然这比南斯拉夫要求的少，对保加利亚来说却是太多了。保加利亚痛苦地抱怨说，在分割两国的山区中，它失掉了所有的战略要地。
[21]

南多布罗加更让保加利亚痛苦不堪。美国人坚持说，巴黎和会会处理这块地区的归属问题的。从民族层面上说，保加利亚对该地区的主张比罗马尼亚更能站得住脚。那里民族混居：主要是鞑靼人，其次是土耳其人和说保加利亚语的穆斯林，以及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这部分人或许勉强占到了大多数。而在当地近30万的总人口中，罗马尼亚人还不到1万。
[22] 尽管如此，罗马尼亚在和会上还是成功地要到了这个地区。部分原因是，在布勒蒂亚努与协约国争执匈牙利及俄国领土的时候，这个地方相比就显得无关紧要。而且，就像很多情况一样，很多事情既成事实——到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占领军中的法国军事当局已经允许罗马尼亚的军队和警察控制那个地区。
[23]

保加利亚的不幸在于，到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唯一支持他们主张的美国正在从欧洲撤军，从欧洲事务中抽身。在整个1919年夏天，待在巴黎的美方代表团的确是在顽强地捍卫他们的主张，但美国人在欧洲的砝码已经不多了。正如一贯秉持超然态度的贝尔福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按理说罗马尼亚应该放弃一块“明显不属于罗马尼亚人”的领土，但提出这种要求的时机已经没有了。“可以认定多布罗加地区的旧边界保留了下来，纵然这样做可能既不算平等，对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也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义。”
[24]

1919年7月，尽管对保加利亚的条约还未准备好，但包括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在内的保加利亚代表团被传唤到了巴黎。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这个代表团就沉闷沮丧地坐在自己的酒店里。那里是法国纳伊镇（Neuilly）郊区的一座老城堡，还有警察看管。保加利亚代表团被禁止进入巴黎，邮件也要经过审查，而且禁止会客。他们难过地给克列孟梭写了一封信，抱怨法国媒体对保加利亚人的攻击，媒体把他们称作“野蛮的民族，不配拥有文明国家的信任与友谊”。
[25]

等9月份条约草案终于出炉时，保加利亚代表团抱怨得更厉害了。保加利亚损失了大约10%的领土。这里面包括南多布罗加、目前尚属于它的西色雷斯，还有到爱琴海的出海口。（协约国临时接管了色雷斯，但希腊带着一份长长的购物清单来巴黎，而且很有希望留住这个地方。）保加利亚要支付9000万英镑的赔偿。（由于年付款额与外债加起来超过了年度预算，保加利亚在赔偿和外债上都违约了。）最后是武装力量严重削弱，陆军只剩下了一支2万人的警察部队。当条约细节公布时，保加利亚全国上下一片哀叹。

保加利亚代表团祈求修改条约内容。他们表示，自从推翻了斐迪南以来，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就像大革命后的法国一样。协约国未予理会，唯一的让步就是允许保加利亚在多瑙河上保留一支有丁点儿武装力量的小船队。有传言说保加利亚准备拒绝接受条约，但斯塔姆博利伊斯基是个现实主义者，说即便“是个糟糕的和约”他也要在上面签字。
[26] 1919年11月27日，人们在纳伊的旧城镇大厅中举办了一个简陋的仪式。卫兵给枪上了刺刀，列队站在阶梯两旁，一旁还有好奇的路人围观，等着保加利亚人的出现。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独自一人走进大厅，面色惨白，惴惴不安。一位美国人同情地说道，场面看起来就像“办公室跑腿的小职员被叫去参加董事会”。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也在场，“强忍着不让自己表现得太过高兴”。大厅里摆了一张桌子，上面铺着绿色呢子台布，克列孟梭坐在桌子一头主持仪式。签字的过程很快就结束了。
[27] 雅典当天全市放假，人们唱起了赞美诗。索非亚则是一片阴郁，官员们纷纷递交辞呈。

到了11月，协约国仍在犹豫要不要把西色雷斯交给希腊，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向韦尼泽洛斯发出了绝望的请求，希望两个国家能够合作。“在所有巴尔干政治家中，唯有阁下您最清楚巴尔干地区各民族达成谅解是多么重要。”
[28] 韦尼泽洛斯已经获得了英国的支持，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大希腊梦做到底，毫不理睬保加利亚的请求。第二年，西色雷斯地区被划给了希腊。保加利亚的南部边界一直没有定论，直到1923年土耳其签署了一份条约才最终敲定。到那时韦尼泽洛斯和他的大希腊梦都已经撞上了现实的南墙。

事实证明，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到底没有辱没政治家这个名声。保加利亚接受了它的新国界，与过去的扩张主义政策一刀两断，即便是对待南斯拉夫境内的马其顿也是一样。他还更进一步与南斯拉夫修好，甚至签署了一份协议，要共同打击恐怖分子。马其顿的恐怖分子一直把索非亚作为自己的基地，在那里蠢蠢欲动，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忠实地执行了反恐协议。他着手成立一个由农民政党组成的“绿色国际”，抗击苏俄新成立的“共产国际”。保加利亚成了国际联盟中一个十分积极的会员。然而，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的内外政策也让他树敌颇多，有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军官、马其顿恐怖分子、因为通胀和高税收而叫苦不迭的中产阶级，可能还有国王本人。1923年6月，一场政变夺走了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的性命。马其顿的密谋分子在杀死他之前，先砍掉了他与南斯拉夫签署反恐协议的那只手。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低声说：“这个可怜的伟人。”
[29]

斯塔姆博利伊斯基采取的现代外交政策在他死后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太多保加利亚人都渴望回到数十年前的大保加利亚时代。民众憎恨《纳伊条约》，而且对罗马尼亚、希腊以及南斯拉夫境内同胞的遭遇极为愤怒。在20世纪30年代初，人们想在巴尔干地区达成一个总体协议，遵守现有的国界划分，但保加利亚拒绝了。结果南斯拉夫、希腊、土耳其以及罗马尼亚四国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保加利亚被孤立了起来。当欧洲再次陷入战争之时，保加利亚站到了纳粹德国一边。在1940年，迫于德国的压力，罗马尼亚归还了南多布罗加地区。在1941年春，保加利亚军队与德国人、意大利人共同作战，占领了马其顿和西色雷斯地区。
[30] 这种领土光复的荣耀并未持续太久。在1947年巴黎和解中，它只留住了南多布罗加。那时共产党新政权已经站稳了脚跟，鲍里斯也早已亡故，很多人相信是纳粹毒死了他。“狐狸斐迪南”倒是得了善终，他于1948在德国去世，享年87岁。

[1] FRUS, vol. 4, pp. 717–18, 749–51.

[2] Dockrill and Goold, pp. 94–5.

[3] Wolff, p. 41.

[4] Roosevelt, p. 382.

[5] Constant, p. 187.

[6] Petsalis-Diomidis, p. 160, n. 29; Groueff, p. 59.

[7] Dockrill and Goold, p. 95.

[8] Fitzherbert, p. 235.

[9] Repington, p. 356.

[10] Groueff, p. 68.

[11] Ibid., p. 75.

[12] Ibid., pp. 61, 68, 78.

[13] Petsalis-Diomidis, p. 87.

[14] See, for example, Ekmecic, p. 20; Lederer, p. 125.

[15] Petsalis-Diomidis, p. 167.

[16] FRUS, vol. 2, p. 254.

[17] Ibid., pp. 246–7.

[18] Ibid., p. 249.

[19] Genov, p. 20.

[20] Temperley, vol. 4, p. 450.

[21] Genov, p. 33.

[22] Ibid., p. 31.

[23] Spector, p. 72; FRUS, vol. 2, pp. 264–6.

[24] FRUS, vol. 8, p. 84.

[25] Genov, pp. 25, 49.

[26] Temperley, vol. 4, pp. 412–5.

[27] Bowman, pp. 163–4; Groueff, p. 65.

[28] Petsalis-Diomidis, p. 264.

[29] Groueff, p. 100; Crampton, pp. 96–8.

[30] B. Jelavich, vol. 2, p. 255.

[A1] 指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黑山组成巴尔干同盟与奥斯曼帝国交战，土耳其人战败。——译者注

[A2] 即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译者注

[A3] 即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三世（Boris III）。——译者注

第12章 仲冬之歇

到了1919年1月末，和解方案的基本轮廓已经成形，有些内容更为明确一些。俄国问题、国际联盟，还有中欧国界确定这些事务，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都已经摆到了桌面上。特别委员会在对德条约的一些重要细节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例如战争损失与德国的赔偿能力、德国国界、德国殖民地与德国军队、对德国战犯的惩罚，甚至还有德国海底电缆的归属。至于如何惩罚德国以及如何在今后管控该国的大问题，只是被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三人稍稍提及。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也只有这三个人。

另外一件成形的事是英美两国间出现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一位瑞士外交官将其称为“和会上最令人惊讶的事情”。
[1] 当然，在托管地问题上是有些难解的不愉快，但在最高理事会上，在各种委员会上，还有在各种走廊过道上，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现，他们在大多数事务上都能取得一致看法。威尔逊从来就没真心喜欢过劳合·乔治，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后者有一些人格魅力。两人在进出会场时会高兴地闲聊，偶尔还会一起出去吃午饭或共赴晚宴。威尔逊逐渐意识到，和一位强大的自由党首相打交道，总要好过碰上一个保守党人。
[2]

1月29日，威尔逊告诉豪斯，他觉得美国专家与英国人密切合作会是个不错的主意。不管有什么样的保留意见，豪斯还是忠实地把总统的想法传达给了美国人和英国人。本来就很重视英美关系的劳合·乔治很高兴。加拿大人也很高兴，因为他们一直害怕这两个大国的关系太过紧张。英美两国的专家早先就在接触，听到这个消息，两拨人也是非常高兴。美国专家西摩说：“英国人是这里唯一不搞沙文主义政治的（威尔逊花了大概一周时间才看明白这个事实），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可以坦率地就欧洲领土问题交流看法。”两个代表团的代表形成了一种规律：经常相互咨询，交换机密备忘文件，用美国工兵架设在克里雍和曼杰斯帝两家酒店间的安全电话交谈。尼克尔森后来写道：“我们的确称得上是亲密无间。”过去的马克西姆餐厅包房，现在变成了见证英美合作的会议室，人们在里面讨论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奥地利以及匈牙利的边界问题。只有在涉及希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土耳其欧洲部分的时候，才出现了分歧。即便如此，也只是细节上的分歧，几乎不构成原则性问题。
[3]

就在英美关系升温的同时，法国与这两国的关系却开始恶化。英国认为法国会同它争抢奥斯曼帝国和俄国在中东及中亚的领土。英国还担心，一旦威尔逊回国，法国就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拟定对德和约条款。汉基写道：“我发觉法国人都是些强词夺理的阴谋家，丝毫不考虑游戏规则。”
[4] 2月份时法郎有贬值迹象，法国面临金融危机，但英国人表现冷淡。他们告诉法国人，英国不会贷款给法国帮它渡过难关。还是豪斯向劳合·乔治求情，英国才拨出了一些资金。法国人收下了贷款，但对英国故意拖延一事怀恨在心。
[5] 英美两国代表觉得法国既无能又任性，只能摇头表示无奈。
[6]

法国与美国的关系尤其糟糕。法国外交官责怪威尔逊，说他用自己的国联阻碍了巴黎和会的真正要务，也就是惩罚德国的事宜。法国财政部长路易-卢西安·克洛茨（Louis-Lucien Klotz）对同事说，美国人想让德国人付现款来买美国多余的粮食，这肯定会增加法国收取赔偿的难度。美国人则抱怨称，法国人是在敲竹杠，骗取美国在巴黎提供的合作，以及法国军队的军费。之前在电影院里，威尔逊的身影一出现在银幕上，法国观众就会欢呼，现在他们则一声不吭。法国警察和美国士兵在街道上大打出手。有人甚至偷偷听到一些美国人说，自己在战争中站错了队。巴黎人把威尔逊太太当成笑料，过去一直对美国总统抱有好感的法国报纸现在纷纷发表抨击文章。
[7]

这种攻击让威尔逊非常愤怒，他有理由相信，美国人被法国政府摆了一道。在接待一位访客的时候，威尔逊气愤得连嗓音都发颤了。他向这位客人出示了一份机密文件，里面说法国媒体正在夸大俄国的乱局，强调德国很有可能重新发起进攻，还说共和党在国内拼命反对威尔逊。威尔逊在私下里大倒苦水，说法国人“愚蠢”，“短视”，“荒谬”，“不可信赖”，“诡计多端”，是“他见过的最难打交道的人”。
[8] 不过他告诉自己的医生，说他依然相信普通法国民众是好人，只是政客唆使他们走上了邪路。格雷森写道：“完全是因为法国政客在放纵愈演愈烈的反美情绪，美国老百姓才会从亲法转向亲英。总统还说，在整个事情里英国人看起来更正直、更诚实。”
[9]

一如法美关系，天气也逐渐变冷了。巴黎下起了雨夹雪，美国士兵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打起了雪仗。有人在布洛涅森林滑雪，有人在凡尔赛镇溜冰。由于煤炭紧缺，就连大酒店里也像冰窟一样。感冒把人放倒在床，更危险的是，1918年夏天的流感死灰复燃。克里雍酒店的军医四处奔走，分发止咳药水和防疫建议。有位医生说，抽烟有极好的防病效果。
[10]

代表们纷至沓来，到最后人数远超过1000名。
[11] 为了沿袭维也纳会议的传统，英国人给自己的代表发了1500张通行证，让他们分发给别国代表。由于很多人抱怨这是浪费时间，克列孟梭宣布废除这个规矩。
[12] 参会代表中有很多外交官和政治家，但也有很多不从政的代表，这在大型国际会议上还是头一次。英国人几乎把整个信息部情报局都搬了过来，这里面就有年轻的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后来两人都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知名的历史学家。美国方面有来自众议院调查委员会的教授，还有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和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家。职业外交官很是不满。奥赛码头外交部的秘书长儒勒·康邦（Jules Cambon）说这是“即兴演出”，但劳合·乔治、威尔逊、克列孟梭三人并不在意这种看法。就像劳合·乔治说的那样：“外交官这种职业发明出来就是为了浪费时间的。”
[13]

请愿人士、记者也纷纷涌向巴黎，就连只是对和会好奇的人也要来凑凑热闹。爱情小说家埃莉诺·格林（Elinor Glyn）坐在里兹酒店的角落里，招待知名男士，写下了《女性是在改变吗？》（“Are Women Changing?”）以及《骑士精神已死？》（“Is Chivalry Dead?”）这样的文章。美国当时的海军助理部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表示必须有人监督美国海军财产在欧洲的有偿转让情况。在说动上级后他便来到了巴黎，还拖上了极不情愿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这两个人的婚姻已经是危机四伏，而现在罗斯福夫人又发现自己的丈夫对巴黎女人太过殷勤。
[14] 威廉·奥尔彭（William Orpen）和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两位画家来给参加会议的官员画像，不过后者把大量精力花在了疯狂的聚会上。
[15] 英国内阁大臣们没事就会来巴黎逗留一两天。副首相博纳·劳非常胆大，穿着一件特制的毛皮里飞行服，坐着飞机飞来飞去。劳合·乔治最年长的女儿奥尔温（Olwen），一个年轻活泼的已婚女子，曾到巴黎短暂逗留。在某天下午，克列孟梭乘车出行时让她搭了便车。两人开始攀谈，克列孟梭问她喜不喜欢艺术。奥尔温满心欢喜地说喜欢，于是克列孟梭从兜里掏出了一套画着淫秽图片的明信片。

后来成为国际咖啡馆社团元老的埃尔莎·马克斯韦尔（Elsa Maxwell）也拿到了从纽约去巴黎的船票，陪一位离婚的漂亮太太找新丈夫。这两个女子租了一栋别墅，在里面开起了大派对。潘兴将军负责提供酒水；马克斯韦尔用钢琴弹奏科尔·波特（Cole Porter）的最新歌曲；那位离婚的太太也找到了新伴侣，是位仪表堂堂的美军上尉，名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6] 有一天清晨，别墅外面展开了一场决斗。两位年轻的美国军官举着军刀打了起来。当然，又是为了另一个美国美女。
[17]

那一年，有魅力的女人在巴黎过了一段好时光。没有几位代表是带着老婆来到巴黎的，事实上多数低阶官员被专门告知不得偕妻子出行。汉基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好像最漂亮的、穿得最光鲜的交际花都是大会各部门的人员带来的。他们白天怎么干活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到了晚上就是唱歌跳舞打桥牌！”
[18] 清教徒般的汉基怀疑还有比桥牌更糟的事情出现。一名美国女记者与一位意大利将军同进同出，“毫不掩饰且兴致极高”。在代表们下榻的各个酒店里，女性可以随意出入男士的房间。几名加拿大红十字会的护士总是“搞错”门牌号，而且进门之后拽都拽不出来，最后被送回了国。战争似乎也击败了过去的戒律清规。作家格林严厉地指出：“巴黎有太多不堪入目的东西。女同性恋当众一起进餐，有时候是六个一起在拉鲁（Larue）餐馆……男人也好不到哪儿去，没有庄重可言，什么都暴露在外，就连恶习和贪欲也毫不遮掩。”
[19]

巴黎有很多可供消遣的地方。圣克卢（St Cloud）马场有赛马；只要你有钱有门路，就能找到非常好的餐馆；歌剧院上演《霍夫曼的故事》（Tales of Hoffmann ）、《蝴蝶夫人》、《波希米亚人》（La Bobéme ）这些脍炙人口的老剧目；戏院纷纷重新开张，演出内容从老戏到闹剧应有尽有。萨拉·伯恩哈特
[A1] 出席了一次庆典活动，为法国一个慈善机构筹款；伊莎多拉·邓肯
[A2] 的兄弟跳起了形意舞
[A3] ；鲁斯·德蕾珀
[A4] 从英国赶过来，朗诵了一段她的独白；加拿大的代表则对音乐剧《皮皮岛》（Phi Phi ）略感震惊。“不过我们都认为，”一位代表写信告诉妻子，“有些东西还算是开眼界。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法国人有多么渊博的知识，能摆脱我们身边的这种流行病。”
[20] 就连一到晚上10点就上床睡觉的威尔逊也去看过一出讽刺剧。他觉得剧中有的笑话太粗鄙，不过“正经的部分”还是值得一看。
[21] 埃尔莎·马克斯韦尔拖着贝尔福去了一次夜店。对这位身经百战的政治家来说，这可是生平头一遭。贝尔福还是一如既往地有礼貌，说道：“请允许我谢谢你。这真是我过得最高兴、最不要脸的一个晚上。”
[22]

有些代表的娱乐消遣就没有这么刺激，只是早上在布洛涅森林散散步，晚上打打桥牌。贝尔福一有时间就打网球，蓝辛则是在夜里默默地看些哲学类书籍。意大利代表团的头头奥兰多和桑尼诺就待在自己的酒店里，不往外走一步。
[23] 劳合·乔治偶尔会去外面的餐馆吃晚饭，也会去戏院。只是弗朗西丝·史蒂文森发觉，他不管去什么地方总会引发不幸的骚动。有天晚上，她还埋怨劳合·乔治与英国代表团里的一名年轻女子调情。“不过他对此事非常坦诚，而且我觉得这对他也有好处。所以我并不在意。”
[24]

巴黎人的社交生活开始恢复了。有那么一次，缪拉亲王
[A5] 和埃尔莎·马克斯韦尔一起去参加化装舞会——缪拉扮演克列孟梭，当时身材正臃肿的马克斯韦尔扮演劳合·乔治。结果他们坐的车被一大群兴奋的人堵在了香榭丽舍大街上。在里兹酒店的酒吧里，人们见面会喝一种新式的鸡尾酒。往郊区走，在凡尔赛知名的庄园里，装潢设计师埃尔西·德·沃尔夫（Elsie de Wolfe），也就是后来的“门德尔夫人”（Lady Mendl），为知名代表准备茶点。威尔逊太太有时把威尔逊从派对和宴会上拖走，导致总统的倾慕者大失所望。
[25]

在曼杰斯帝酒店，贝尔福的私人秘书伊恩·马尔科姆（Ian Malcolm）会朗读自己写的谐趣诗，例如《爆发的和平》（“The Breaking Out of Peace”）以及《普林基波民谣》（“The Ballad of Prinkipo”）。
[26] 地下室里有自娱自乐的业余戏剧演出。奥尔彭为其中一出戏画了海报，画的是两个光屁股小孩。在这之后，讽刺剧里就加了一句合唱，唱词是：“我们是两个小奥尔彭，没穿衣服的奥尔彭。”
[27] 一位英国军官长途跋涉数百英里，来报告中欧的形势，在看到这个情形后厌恶地走开了。他对一位美国同事说：“和我平级的人，都不屑于来听听波兰那里可怕的情况。原因是他们所有的时间都要用来讨论是选星期二、四两天把舞池作为剧场，还是只在星期二占用舞池。”
[28] 劳合·乔治最小的女儿，16岁的梅根，玩得很尽兴。有人打趣说，曼杰斯帝酒店应该改名叫“梅根大帝”酒店。最后她的父亲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送她去了女子精修学校。
[29]

曼杰斯帝酒店的舞会非常有名。年轻的护士和打字员会跳最新的舞曲，从华尔兹到狐步舞无所不能。一位年长的外交官说她们像“宁芙仙女”（Nymphs）
[A6] 。旁观者看得也是兴致盎然。福煦有一天过来了，问道：“为什么英国人要摆一副臭脸，屁股却扭得这么欢实？”
[30] 星期六晚上的舞会特别热闹，以至于当局开始担心这会给公众留下不好的印象，考虑要叫她们消停一点儿。
[31]

不过话说回来，巴黎和会期间的舞会和娱乐远不及维也纳会议时期热闹。最常见的社交活动其实是午饭和晚宴，代表们可以在宴会上做很多有用的工作。任何人的精神头都比不上劳合·乔治，早饭时间他也要用来开会。请愿的民族就靠一顿又一顿的宴会来提出自己的要求。西摩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又要以社交大忙人的身份开始工作了。明天和布勒蒂亚努吃饭，星期六和意大利自由主义者吃午饭，晚上和塞尔维亚人共进晚餐，星期一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克拉马日（卡雷尔·克拉马日）和贝奈斯吃饭。”
[32] 波兰人为美国人准备了一次午宴，结果一直吃到下午5点。原因是在吃饭的时候，波兰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一个接一个地论证波兰领土主张的正当性。
[33] 中国人为外国媒体举办了一次特殊晚宴。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菜上了一道又一道，客人们等啊等，可中国人就是不说自己的事情。中国人操着极为流畅的英语谈遍了天南海北，就是不聊和巴黎和会有关的事情。到了凌晨3点半，美国通讯员走了，只留下一位听信。等这个人最终脱身的时候，天已经微微亮了，中国人到最后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请人吃这顿饭。
[34]

有些远道而来的代表参观了战场。他们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亲眼所见：树木被炸成碎片，木质小十字架和棕榈叶星星点点地撒在阵地上。路上到处是弹片、弹坑。生锈的铁丝网缠绕在一起，坦克和大炮陷在烂泥里，还有军装的碎片，以及无人过问的尸骨。豪斯的女婿戈登·奥金克洛斯（Gordon Auchincloss）写道：“方圆数英里的大地上，只见一片片深深的弹坑，积着泥水。还有几十辆坦克，全被炸得千疮百孔。我从未见过如此惨烈又如此凄凉的情景。”代表们下到战壕里，去捡德国兵的头盔和空弹壳留作纪念。有一队人发现了一些没用过的导火索，说这是“适合给孩子们玩的小玩具”。望着曾经的城镇化作一堆堆废墟，他们慨叹万千。美国教授詹姆斯·肖特韦尔（James Shotwell）在看过兰斯市（Reims）的大教堂后说，这就像庞贝（Pompeii）古城的废墟。不过他在废墟中找到了一家卖香肠和德国酸菜的小餐馆，他的心情也随之舒缓了一些。
[35]

到2月中旬，威尔逊回美国稍做休整，工作的进度也跟着松懈了下来。官方说，威尔逊回国是去参加美国国会的闭幕会议，但官方不便说的原因则是，他要去处理日益高涨的对国际联盟的抗议。劳合·乔治也要回伦敦去应付国内的问题。在最高理事会这一边，贝尔福暂时接替劳合·乔治的位置，而威尔逊则再次忽视自己的国务卿蓝辛，选择豪斯当他的代表。蓝辛那时候还在治疗自己的糖尿病，又病又气的他大受打击，觉得自己被忽视了——而这种忽视绝不止这一次。在美国代表团的一次会议上，蓝辛就国联的事情给出了几条建议，但威尔逊只是冷冷地说道，他不想让律师起草和约。在场的人里只有蓝辛是律师出身，他只能认为这是对他本人和他职业的一种羞辱。威尔逊总是把重要的工作交给豪斯，蓝辛只能去开媒体吹风会，而这又是他讨厌的工作。挑拨豪斯与蓝辛之间的关系，威尔逊似乎能从中获得一种恶意的快感。而且每每听到有人说蓝辛的坏话，威尔逊总是很高兴。有一次，威尔逊太太的秘书去拜会蓝辛的夫人。在看到后者声泪俱下的样子之后，总统夫人秘书回来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去外面吃过很多次饭，接受过他（总统）不喜欢的人的邀请，蓝辛先生做的每件事似乎都不能让他满意。他就是不能容忍自己的这个下属有舒服的时候。”
[36] 威尔逊的这种无情最终让他付出了代价。等到和平协议需要美国国内认可的时候，蓝辛会还以颜色。

在上级缺席的时候，豪斯和贝尔福急于加快和会的工作进度。他们决定，先集中精力，至少要把对德条约的大体条款定下来（他们还在想，和会会有一个正式的阶段，细节问题可以留到那时候协商）。特别领土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各种委员会，例如赔偿委员会（最后冒出来了近60个委员会）拿到了指示，被告知要在3月6日前准备好报告。这样可以留出一周的时间做收尾整理工作，等威尔逊回来，到月底就可以把德国代表团叫来。事实证明，这个方案过于乐观了。
[37]

代表们抱怨连天，但也只能埋头苦干。在里兹酒店的一次晚宴上，尼克尔森碰到了“面色苍白、不修边幅、个头矮小、长着一张歪脸”的马塞尔·普鲁斯特
[A7] 。他发现这位大作家对代表的具体工作非常感兴趣。“和我聊聊委员会。”普鲁斯特要求道。尼克尔森一开始只是说，他们一般在上午10点见面。普鲁斯特还不满意，说道：“你们坐车从代表团驻地出发，在奥赛码头下车。你们上楼梯，走进会议室。然后呢？具体点，朋友，具体点。”
[38]

在威尔逊回到美国的时候，国联公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起草完毕，在对德条约条款的问题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大部分领土委员会也已经创建了起来，但有关奥斯曼帝国的问题几乎没有定论，有关奥地利、匈牙利以及保加利亚条约也没有怎么涉及。人们不再提及预备会议的事情了，而是更多地谈论工作量的问题。这些工作必须赶在把战败国叫到巴黎来之前做完。虽然官方并未正式承认，但实际上现在在巴黎召开的会议已经就是巴黎和会了。在酒店和会议室里，人们开始担心，到底能不能在世界再次燃起大火前缔造和平。

大火似乎正在巴黎燃烧。2月19日，克列孟梭离开自己在富兰克林街的住所，驱车前往克里雍酒店，去找贝尔福和豪斯开会。一个身着劳动服、之前一直藏在公共厕所后面的男子跳了出来，冲着汽车连开数枪。克列孟梭后来对劳合·乔治说，那一瞬间好像永远凝固了一样。一颗子弹打在了克列孟梭的肋骨缝里，刚好错过重要的器官。（由于手术太危险，所以这颗子弹就没有取出来，一直留在他的身体里，直到他在10年后去世。）这位杀手名叫欧仁·科坦（Eugène Cottin），是个神志不清的无政府主义者。喜欢在街边围观大人物行踪的人群抓住了他，把他打了个半死。车把克列孟梭拉回了家。忠心耿耿的助手莫戴克匆匆赶来，发现克列孟梭面无血色，但是意识依然清醒。“他们从背后对我开枪。”克列孟梭对他说道，“他们甚至不敢从正面下手。”
[39]

当消息传到克里雍酒店时，贝尔福说：“我的老天，我的老天，这是在预示什么事情呢？”巴黎有很多人担心会发生最糟的情况，尤其是几天后又有消息说，巴伐利亚那位信奉社会主义的州长被暗杀了。劳合·乔治从伦敦给克尔拍电报：“如果是布尔什维克操纵了这次暗杀，那只能说明这些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疯子。因为克列孟梭丢了命，损失最大的是他们。即便是暗杀失手，也会激怒法国民众，并因此使他们不可能与法国人做任何交易。”
[40]

克列孟梭还是忘不了摆出他那种法国人的大义凛然。去探望他的人发现，他坐在沙发上，讽刺科坦的枪法太差。“一个法国人，就在面对面的距离，开了7枪还能打偏6枪。”他还和自己的医生争吵：“医生，我比谁都清楚，因为我是当事人。”来照顾他的妹妹说，这都能死里逃生真是个奇迹，克列孟梭则回答道：“要是上帝想在凡间制造奇迹，那就应该阻止攻击者开枪！”他不同意给科坦判死刑：“我这种反对死刑的老共和派，看见有人被安上冒犯君主的罪名被处决，怎么能心安呢？”科坦最后被判10年监禁，不过服刑到一半就给放出来了。

表达问候的信笺如雪片般涌来。劳合·乔治与英王乔治从伦敦发来慰问，还未下船的威尔逊从大西洋上表示问候，演员萨拉·伯恩哈特在信中说：“现在克列孟梭就是法兰西。”一同致信的还有数千名将克列孟梭视作胜利之父的法国人。教皇致电赐福（克列孟梭这个反教权的老激进分子也复电“赐福”教皇）。普通的士兵将自己的奖章放在克列孟梭家门口。普恩加来一开始和其他人一样震惊，但后来非常恼怒，说：“这真是集体性的疯狂。离奇的传说掩盖了真相，毫无疑问，也会歪曲历史。”暗杀后的第二天，克列孟梭就下床在公园里走动了，一个星期后他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但整件事对他的精神伤害很大。威尔逊和很多人都发觉，他再也不像原来那样专心致志了。
[41]

在伦敦的劳合·乔治正一步步地将自己的对手逼进死角。2月10日，他一下火车就直接与博纳·劳以及他的劳工问题首席顾问展开会商。内阁秘书向汉基汇报：“我稍晚些时候看到了他。他心情舒畅，精力充沛，而且对你们在巴黎做的事情非常满意，他在和矿工以及铁路工人打交道的时候讲得头头是道，估计再过一两周就能有结果。”
[42] 劳合·乔治阻止了罢工，安排了调查委员会，并按照他惯常的做法把劳资双方拉到同一张桌子上商量。就在这短短的几周时间里，他还捣鼓出了一个新的交通部，并向议会提交了一整套处理社会问题的法案。
[43]

相比之下，威尔逊的归国之旅则要失败得多。他在波士顿下船后立刻发表了一通演讲。演讲内容往一边倒，激怒了很多人。他说，他和美国正在巴黎进行一项伟大的工作，质疑他们的人都是短视且自私的。当时在华盛顿的参议员都还不知道国联公约草案的内容，但去听演讲的大众能每人拿到一份。这么做很不明智，而且威尔逊不止犯下了这一个大错误。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是威尔逊的劲敌，而他的老家就在波士顿。

有人说，洛奇这个人的脑子就和他老家的土地一个德性，“天生贫瘠，但是耕得勤快”。洛奇是新英格兰贵族出身。这个人个头不高，脾气很糟，而且非常势利。和威尔逊一样，他也认为美国有义务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且也考虑要成立某种形式的联盟来保证和平。但是，他不同意威尔逊的方法，也不认为威尔逊想象中的国联可以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而且他讨厌威尔逊，并不只是像今天有些议论说的那样，是因为两个人的意见有分歧，也因为他觉得威尔逊是个卑鄙胆小的人。和威尔逊一样，洛奇也把政见分歧与个人不和混为一谈。
[44]

这两人当了多年的死对头。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洛奇就一直赞同支持协约国，威尔逊则选择中立。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洛奇更愿意把军队开到柏林，而威尔逊选择签署停战协议。在和谈期间，威尔逊把期望都寄托在国联身上，认为集体安全是结束战争的方法；而洛奇这个悲观主义者对人性不抱什么希望，他更愿意相信武力。他的想法是用一堆强国把德国包围起来，例如复兴的波兰、稳定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得到阿尔萨斯与洛林两地，甚至还有莱茵兰地区的法国。在他看来，如果美国要加入什么联盟，那必须是加入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国与国之间有共同利益的联盟，而不是把美国拖进模糊的空口承诺的国联。
[45]

洛奇代表着共和党里为数不多的中间派。共和党的一翼主要来自美国中西部，他们不愿意与邪恶的欧洲联系；另一翼是国际主义者，多来自东部海岸，非常积极地支持成立国联。威尔逊本可以从许多共和党人那里得到帮助，但他把他们赶走了，因为他拒绝带任何共和党领袖去巴黎，而且在1918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他坚持表示投票给民主党就是支持和平，投票给共和党就是反对和平。而现在，他在回国途中的所作所为也让共和党感到不满。

不幸的是，威尔逊还不采取措施来消除来自自己党内的疑虑。他拒绝和一位来自南方的参议员说话，说那个人在当律师的时候“只顾拼命拉生意”。现在就连威尔逊说的小笑话听起来也变了味——当看见自己的小孙子刚刚会走时，他说道：“看他张嘴闭眼的样子，我就知道他长大后能当参议员。”豪斯说服威尔逊在白宫举行一次晚宴，宴请参众两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威尔逊照做了，但宴会开得非常糟糕。洛奇被安排坐在威尔逊太太旁边，不得不去听她一直夸耀自己的丈夫在波士顿受到了多么隆重的接待。有些宾客在会后抱怨，说宴会上雪茄不管够，酒也没喝好。更糟糕的是，他们开始觉得威尔逊在威吓他们。正像一个人说的那样：“看起来就像主日学校里苛刻的老师在训一帮逃课的孩子。”总统本人对此非常气恼，再见到豪斯的时候他说道：“你的宴会很不成功。”
[46]

和以往一样，威尔逊安慰自己，哪怕与代表有分歧，但人民是和他站在一起的。他或许是对的。美国有份知名的报纸展开了读者调查，问他们是否支持国联，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说支持。但不幸的是，要对和约投票的不是公众，而是参议院——而且要想获得通过就要拿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这并不容易。3月4日，就在威尔逊准备返回欧洲的时候，洛奇搞出了一份联名声明书，反对现有的国联公约内容，并要求巴黎和会在处理完对德条约之后，再进一步讨论国联的事情。参议员的总人数为96人，而在声明上签字的有39名共和党参议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威尔逊的第一反应是，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绕过整个参议院。
[47]

3月14日，威尔逊的火车慢慢驶进巴黎，这回在车站里迎接他的只有一小撮法国政要。他的新住所安排在美国广场，正对着劳合·乔治的房间。在驱车前往新住所的时候，去年12月夹道欢迎的人群没有了。那幢房子属于某位银行业富翁，不及缪拉酒店大气宽敞。草坪上冒出簇簇雏菊，这让人联想起巴黎和会上冒出的种种问题。

[1] PWW, vol. 55, pp. 152–3.

[2] Ibid., p. 480.

[3] Shotwell, pp. 108, 153–55, 167; Cecil, Great Experiment, p. 69; Seymour, pp. 152–57;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p. 104–8, 257.

[4] Churchill College, Hankey Papers, 4/11, Hankey to Esher, 10.2.19;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1240, Kerr to Lloyd George, 3.3.19.

[5]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24.2.19; 25.2.19;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52/3/11, Derby to Lloyd George, 14.3.19.

[6] Silverman, pp. 20–39.

[7] PWW, vol. 54, p. 235; Villard, p. 389; Klotz, p. 105; Hardinge, p. 231;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Biggar Papers, letter of 20.3.19; Shotwell, p. 157.

[8] PWW, vol. 55, pp. 1, 41, 153.

[9] Ibid., vol. 56, pp. 86–7.

[10] Shotwell, pp. 136, 187; Seymour, p. 161; E. Howard, p. 301.

[11] Temperley, vol. 1, pp. 243–4.

[12] Hugessen, p. 22.

[13]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142; A. L. Kennedy, p. 364.

[14] Glyn, pp. 256–57; Fromkin, Time of the Americans, pp. 225–7.

[15] F. Lloyd George, p. 155.

[16] Maxwell, pp. 133, 136.

[17] Ibid., p. 136.

[18] Seymour, p. 144; Churchill College, Hankey Papers, 3/24 3–29, 18.1.19.

[19] Villard, pp. 398–99; Glynn, p. 245.

[20] Mee, p. 106;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Biggar Papers, letter of 26.1.19.

[21] PWW, vol. 57, pp. 502–3.

[22] Maxwell, p. 142.

[23] Huddleston, pp. 113–4.

[24] F. Stevenson, p. 172.

[25] Maxwell, pp. 137–38, 162; Villard, p. 454;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287.

[26]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Auchincloss diary, 25.1.19.

[27] Hugessen, p. 25.

[28] Armstrong, p. 71.

[29] F. Lloyd George, p. 149.

[30] E. Howard, p. 308; Dillon, p. 31.

[31] F. Stevenson, p. 175.

[32] Seymour, p. 138.

[33] Shotwell, pp. 189–90.

[34] White, p. 556.

[35]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Auchincloss diary, 21.4.19; Shotwell, pp. 234–39, 270–93, 280; Seymour, pp. 195–200.

[36] Lansing, Peace Negotiations, p. 107; Bonsal, Unfinished Business, p. 42; Beers, p. 149; White, Autobiography, p. 566; PWW, vol. 57, p. 141.

[37] Hankey, chapter 9; Seymour, p. 169.

[38]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p. 175–76 [my translation].

[39]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p. 133–35; C. T. Thompson, p. 218; F. Stevenson, p. 172.

[40]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771, Lloyd George to Kerr, 19.2.19.

[41] Mee, p. 101; Repington, p. 189;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p. 138–43; Poincaré, pp. 167, 177; PWW, vol. 57, p. 332; Steed, vol. 2, p. 325.

[42] Jones, vol. 1, pp. 76.

[43] Rowland, pp. 507–9; Jones, vol. 1, pp. 79.

[44] Nordholt, pp. 317–21.

[45] Walworth,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pp. 182–83; Widenor, pp. 283–7.

[46] Bonsal, Unfinished Business, p. 59;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264; PWW, vol. 55, p. 410; Nordholt, pp. 322–23;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Auchincloss Papers, 002–029, Wilson to House, 4.3.19.

[47] Ambrosius, pp. 93–96;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256.

[A1] 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女演员，演出舞台剧和电影，在当时很有名。——译者注

[A2] 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1877—1927），美国舞蹈家。——译者注

[A3] 一种用动作叙事的舞蹈。——译者注

[A4] 鲁斯·德蕾珀（Ruth Draper，1884—1956），美国女演员。——译者注

[A5] 缪拉亲王（Prince Murat，1801—1847），其父曾被拿破仑任命为那不勒斯国王。——译者注

[A6] 希腊神话里一种低阶女精灵，以少女形象示人。——译者注

[A7]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作家，代表作为《追忆逝水年华》（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等。——译者注

第四部分 德国问题

第13章 惩前毖后

威尔逊回到巴黎，拟定对德条约的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条约的最终条款直到5月初才敲定下来，这时距离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四个月的时间。这种拖沓不免让人想起这样一些尴尬的问题：德国战败到底意味着什么？德国还剩下多少兵力？协约国有多么强大？在1918年11月，战胜国的确拥有大量筹码。如果在那之前他们就准备好要缔造和平，如果他们当时能意识到这种胜利的意义，那么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要求都写进条约的。

虽然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两位将军，还有下士希特勒，后来提出了另一种说法，但实际情况是先有德国陆军在战场上被彻底击败，之后才有德国政府提出停战，才有旧政府被国内民众推翻。在1918年夏天，当美国向欧洲战场投入新兵力与大量装备的时候，协约国已经展开了攻势。1918年8月8日，也就是德国陆军的“倒霉日”，协约国军队冲破了德军防线。四年来，西线来回挪移的范围只能用“米”这个单位来衡量；而在这一天，德军一千米一千米地向后撤退，把枪炮、坦克和士兵丢在了后面。在协约国发起攻击的头一天，德军就损失了16个师。8月14日，鲁登道夫对德皇表示，应该考虑与协约国谈判；到9月29日，鲁登道夫提出必须停战，而且可以不计代价。协约国军队虽然前进缓慢，但终归是在向德国的国界线移动，而德军统帅部无计可施。德国的人力与物力消耗都接近了极限，公众也在逐渐失掉对战争的兴趣。在柏林的街道上，家庭主妇敲着空碗、空盆游行，说她们没有口粮养活家人；在船厂和工厂，工人们扔掉了工具；在国会里，那些曾经顺从地支持开战的议员要求和谈。德国的盟友也一个接一个地跑掉了：保加利亚在9月末退出同盟国，一个月后轮到了奥斯曼土耳其，之后是奥匈帝国。到了11月，德国本土出现了暴动。11月11日，法德在一节法国客车车厢里签署了停战协议。到这时，德国这个国家在战败和政治动荡的双重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从停战协议上看，协约国的胜利是毋庸置疑的。兴登堡在重压之下病倒了。鲁登道夫戴上了假胡子和墨镜，乔装打扮后仓皇地逃到瑞典去了。

德国放弃了1914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还有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协约国军队占领了整个莱茵兰，还有莱茵河东岸的三个桥头堡地区。德国还交出了很大一部分军事装备：潜水艇、重炮、迫击炮、飞机，以及2.5万挺机关枪。（这让参与谈判的德国人非常不满：“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完了！这样叫我们以后如何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
[1] ）在11月的一个雾霾天，那支庞大的、从驱逐舰到战列舰应有尽有的、曾经尽力抵御英国海军的德国公海舰队——总共69艘船——最后一次驶出港口，在协约国舰船的严密监视下开往英国奥克尼群岛的斯卡帕湾。这就是投降，协约国也将其视为投降。

停战协议签署的第二天，法国大使见到了劳合·乔治。这位大使写下了这样一番话：“首相说他从未想过事情会如此之快地解决，更没想到德国军队会崩溃得如此彻底。”
[2] 在协约国的将领中，只有美军总司令潘兴将军认为，协约国应该继续推进，如果有必要可以越过莱茵河。法国人不想再让士兵送命。法军总司令
[A1] 同时也是协约国最高总司令的福煦元帅警告道，军队可能会遭遇顽强的抵抗，导致损失惨重。
[3] 英国人则希望在美国变得太过强大之前收手。史末资说出了许多欧洲人的心声。他警告称：“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那冷酷的鬼魂正在前线徘徊。”
[4]

协约国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由于停战协议很快生效，绝大多数德国人并没有直接体会到自己国家的战败。除了莱茵兰地区的居民，其他德国人并没有看到占领军。德军在1871年进入巴黎，而这次协约国并未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柏林。在1918年，德军士兵是有秩序地撤退的，沿途还有民众欢呼。在柏林，新上任的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在问候军人的时候还说：“没有敌人能战胜你们！”
[5] 在德国新成立的民主共和党虽然经历了风雨飘摇，但还是挺了过来，这部分原因是残余的军队不情愿地向它提供了支持。协约国手中握着的对德筹码开始变少了，但人们还要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意识到这个错误。

而且，协约国本身的军力也在减弱。1918年11月，协约国有198个师，到了1919年6月，就只剩下39个师了。而且这些军人是不是靠得住还要两说。没有士兵想再打仗，他们抗议，有时甚至干脆是叛乱，都在加速协约国的军人复员工作。国内民众渴望和平，呼吁减税。法国人迫切希望趁着协约国还能决定条款的时候赶紧议和，这并不是没有道理。
[6] 克列孟梭警告道，不能信任德国人，因为他们又变得“无耻”起来。在德国城市魏玛（Weimar），代表们在立宪大会闭幕的时候高声齐唱“德意志高于一切”。这时候让协约国对德国人说：“随意吧，做你们喜欢做的事情。或许我们哪天会用外交关系破裂来做威胁，但就现在来说，我们是不会拿你们怎么样的。”
[7] 协约国简直是疯了。到了4月份，美国军队都回家了，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时候就只剩下法国和英国来对付德国了。”
[8]

虽说克列孟梭过于悲观了，但在1919年春，协约国指挥官越来越怀疑，若重新开战，盟军不一定能取得胜利。
[9] 德国军队是在战场上被击败了，这不假，但是它的指挥体系，还有成千上万的老兵，都被保留了下来。正如福煦反复强调的，德国人口是7500万，而法国只有4000万。而且协约国观察员发现，德国人不愿意签署一份苛刻的和约。
[10] 如果协约国军队继续挺进，谁知道会遇上什么样的抵抗？军事专家警告说，他们可能会面对不高兴的民众，或许会有罢工，甚至会有枪击。协约国抵达柏林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1]

封锁，这个协约国的大武器，看起来也开始失效。虽然在1919年对德国的军事封锁依然存在，而且协约国的船只也在外海巡逻，查扣那些往德国运送禁运物品的船只，但这项措施的执行越来越三心二意。英国海军主要负责执行对德贸易禁运的任务，但英国民众开始问一些不合时宜的问题，例如德国平民会不会受苦。有记载写道，一位驻扎在德国的英国将军告诉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要是吃不饱肚子的德国儿童在大街上游荡，他就没法指挥自己的军队。”
[12] 海军将领担心水兵的情绪。第一海务大臣告诉最高理事会：“如果能马上确定条约最终条款，那么海军就不用被拴系在现在的任务上，不用再被当作封锁的工具。海军士兵不可能没有不安情绪。如果在续签停战协议的时候加入有关海军的和约条款，那必然能让海军上下安定下来。”
[13]

停战协议条款本身是不禁运食物的，但协约国的军事顾问警告称，德国有可能会储备粮食，这样他们也许就不愿意签署和约。
[14] 法国人也持同样不乐观的看法。克列孟梭讽刺道：“有人提议用食物和原材料从德国人那里换取善意，但是战争状态不会就此消失，而且但凡出现让步的表现就会被解读成软弱的迹象。”
[15] 威尔逊与劳合·乔治更担心走投无路的德国会陷入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变成劳合·乔治口中的“滋生病菌的池塘，感染整个欧洲”
[16] 。

无论如何催促，向德国运送食品的工作还是顶着压力慢慢开展，但缓慢的速度又成了许多德国人记恨协约国的原因。运力缺乏是一个原因。协约国坚持要德国提供船只，这种要求并非不可理喻，因为德国商船队的大部分船只都安然无恙地待在港口里。在大船东的催促下，德国政府故意拖延，因为他们害怕这些船只一旦出海就会一去不返。德国还想要协约国保证食品供应量，而且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建议，想用美国的贷款来支付购买食品的款项。当得知美国国会不可能批准这笔贷款后，德国政府同意使用自己的黄金储备。然而这又让法国人警惕了起来，因为他们想要德国用黄金储备来支付赔偿。
[17] 最高理事会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劳合·乔治更是火上浇油，他的做法让会议气氛更加紧张。他挥着一份电报说，自己刚刚收到英国驻德国军队的警告，说这个国家即将发生饥荒。最后法国人不情愿地做出了让步。1919年3月末，第一批运送食品的船只抵达了德国。
[18]

和约条款的延迟起草也从另一方面削弱了协约国的筹码。战时的联合通常会在和平时期破裂，因为到了和平时期，胜利的喜悦就要给更为现实的国家利益与国家竞争让位。到了1919年春，人人都知道各方在对德问题的看法上是有分歧的。（德国人当然仔细研究了协约国的媒体。）大多数媒体描绘的情形是，报仇心切的法国反对宽宏大量的美国，而英国的态度处在这两者中间，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各方都认为法国应该拿回1871年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而且大家都心照不宣，不去提自决这个尴尬的事情——询问当地民众也许会被打脸，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说更愿意留在德国。人们也都同意，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遭受了损失，应该得到赔偿。大家更是一致认为，德国，连同德国人，都应该受到惩罚。威尔逊在战时一直坚持说，令他不满的只有德国统治阶级，但现在就连他似乎也在责备全体德国民众。他对巴黎的亲信说：“后代会像躲着麻风病人那样躲开德国人，而到现在为止大多数德国人根本没意识到其他民族对他们的感觉，也不知道自己被排斥了。”
[19] 大家也都同意，应该想办法，绝不能让德国再把欧洲拖入战争。

1919年，几乎所有在巴黎的人都认定德国是挑起战争的一方（后来才出现对始作俑者身份的疑问）。人们认为，德国入侵了中立的比利时，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使协约国和美国人惊骇的是，德国军队犯下了难以名状的罪行（那些耸人听闻的暴行并不都是战时的宣传）。另外，德国在1918年签订的两项条约也让协约国非常不快，这一点在今天经常被忘记。《布加勒斯特条约》把罗马尼亚变成了德国的属国；在波兰小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俄国布尔什维克新政权签署了条约，让德国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从波罗的海到高加索山区的大片俄国领土。20年后，希特勒也同样瞄准了这些地方。这个条约让俄国损失了5500万人口，近三分之一的耕地，以及很大一部分重工业和铁矿煤矿资源。布尔什维克党人还要支付数百万的金卢布。威尔逊在1918年4月曾说，德国人或许想谈和，但他们的行动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意图。“他们无意维护公义，而是在穷兵黩武，为了一己私欲和扩张领土四处剥削。”
[20] 劳合·乔治与威尔逊一样，两人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都是正派的自由主义者，坚信要惩恶扬善。两个人也都相信救赎的道理，认为在将来某一天德国可以得到救赎。
[21]

惩罚，赔偿，防范，在这些大问题上人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剩下的所有事情都存在分歧。要把德皇和他的高级顾问当作战犯来审判吗？给德国的赔偿清单上要写些什么项目？战争损失（不管什么损失）？平民的伤亡？支付给协约国阵亡将士家属的抚恤金？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德国到底能赔多少？它可以保留哪些武装力量？应该割掉多少领土？协约国是在和旧德国打交道，还是要对付一个战后出现的新德国？对一个苦苦挣扎的民主国家来说，因为上一辈的罪行而惩罚现在的它，这样公平吗？

惩罚，赔偿，防范，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的问题。一个变小变弱的德国对邻国的威胁固然会小一些。但是如果德国失去了很多土地，再让它拿出一大笔赔款，这样合适吗？要让各种不同的条款达成一种平衡，这并不是个轻松的任务，尤其是在威尔逊、克列孟梭以及劳合·乔治这三人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更别提有时候他们和自己同事的想法都不一样了。

让这些问题更复杂的是，人们没有了可以参照的原则。以前这种事情处理起来更为直接。无论是艺术品、大炮，还是马匹，这些战利品在过去都是赢家通吃，战败国则要支付赔款，补偿战争开销，而且正常来说还要割地。在维也纳会议的时候，拿破仑打下来的江山大多都被割走了，而且法国还要赔偿7亿法郎，以及占领费用。很多巴黎人还清楚地记得，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之后，法国赔偿了50亿金法郎，而且丢掉了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但1919年应该开起一个新的外交时代。“不能有吞并，也不能用惩罚换和平”，这一直是自由派与左派的呼声，而且从华盛顿到莫斯科，政治家们也都在标榜这句话。解决国界纠纷要靠自决，而不是强权政治。

民意是个新麻烦，而且对解决问题也没帮助。人人都觉得，必须有人来为这场可怕的战争承担责任，但人们对和平的渴求也同样强烈。协约国的民众呼声很大，但是彼此冲突。1918年12月，英国公众还想吊死德皇，四个月后人们又不大确定了。法国人想让德国衰落，但他们想把这个国家交给布尔什维克吗？美国人希望摧毁德国军国主义，但又想让德意志民族恢复元气。巴黎的政治家们体会到了民意，想立刻听取自己选民的意见，但同时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并想出一个让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如果考虑到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如此之重，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在早期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思考一个相对简单但又具有很大象征意义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德皇的命运。

1919年时的德皇威廉
[A2] 是个焦躁不安、没有耐心的人。他已经60多岁了，住在乌得勒支（Utrecht）附近一所舒适的城堡中，在俾斯麦创建的帝国里做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在战争结束、军队分崩离析之际，老皇帝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与身边的军人共存亡，之后就溜到荷兰避难去了。这个人喜怒无常，身边的人很难忍受他，就连他最忠诚的将军也很高兴看到他下台。威廉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他小时候就不招人待见，永不满足，在成年后还喜欢盛装打扮，喜欢残忍的恶作剧。早在大战之前，他那古怪的行为与疯狂的言论就已经把欧洲搞得鸡犬不宁。从临床上来说，他的神经可能真有问题—在1914年前，德国国内不时有传闻说有人要摄政。
[22] 维多利亚女王惹麻烦的孙子不少，但就造孽来说可能没有一个比得上他。有位评论家说，德国的政权是个“轻歌剧政权”，德皇的权力大到了有危险的程度，尤其是在军事和外交上的权力。如果换一个人，事情可能会朝着其他方向发展。但历史没有假设，欧洲大陆上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就这样，在恃强凌弱和孤注一掷中走向了1914年的灾难。

皇帝向来说得很清楚，德国是他的，陆军、海军也都是他的。他的表弟英王乔治五世在1918年11月曾写道：“他彻底毁掉了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他把世界拖进了这场长达四年零三个月的苦难战争中，在我眼中他就是罪大恶极。”
[23] 英国国王说出了协约国很多人的心声。当一个残破的世界四处找寻可怪罪之人时，还有谁能比德皇，还有他那个软弱、贪图美色的皇太子，以及他的军队首领，更合适呢？

政客们很快回应了民意。英国联合政府原本是高姿态开始战后选举的。劳合·乔治说：“我们绝不允许有丝毫的仇恨、丝毫的贪婪，绝不要痴心妄想要推翻公正的基本原则。”结果事实很快证明，公众更愿意吊死德皇。
[24] 劳合·乔治本人看似对这种言论表示遗憾，但实际上他的想法和民众是差不多的。
[25] 劳合·乔治用这种方式聊以自慰，而且想方设法把德皇搞到伦敦或多佛城堡来公审，得到一个必然的有罪判决，然后再把他弄出英国。丘吉尔等人很是不快，英王也非常恼怒。
[26] 外交部一位官员在日记中评论道：“报纸上写满了有关吊死德皇的废话。他们对待此人的态度就像以前对待‘大象金宝’（Jumbo the Elephant）
[A3] 一样疯狂。我们的脑子要想些正经事情。”
[27]

意大利人没有这么狂热。桑尼诺战时先是与同盟国签约，后来又毁约，他当然要仔细思量战争胜败的反复无常。桑尼诺一再表示反对处死德皇，说不能开这个先河。克列孟梭忍不住了，说道：“什么叫先河？我来给你讲讲。有这么一个人，他可以是好人，也可能是坏人。他行了善举，我们就说他开了先河；他做了恶事，罪犯——也许是个人，也许是国家元首——也会说他为他们开了先河。”德国所犯下的罪行是前所未有的——“它在系统化地耗尽财富，以求终结竞争，好让自己能折磨俘虏，能搞私掠，能在占领国糟蹋妇女。”
[28]

在威尔逊抵达欧洲前，伦敦召开的会议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惩罚德皇及其属下的事情，但大家都同意先不做决定，等看看威尔逊的想法再说。美国总统也没拿定主意。他憎恶德国的军国主义，而德皇正是德国军国主义最明显的象征；但他也在想，有没有可能威廉二世一直在被自己的幕僚胁迫呢？
[29] 以蓝辛为首的美国专家对处理德国人程序的合法性问题感到不自在。美国人自己也承认，他们那置身事外的超然态度也有可能是盲目的，因为美国在战争中的损失相对较小。
[30] 最后，威尔逊带着几分不情愿做了决定，同意成立一个调查战争责任的委员会，并负责适当地惩处有罪者。包括蓝辛在内的部分美国代表拒绝以反人类罪审判德国人。威尔逊警告四人理事会中的同事说，最好是让德皇在耻辱中度过余生，不去管他。“查理一世
[A4] 是个卑劣的人，是历史上最大的骗子；但是诗里都在称颂他，他因被砍头而变成了一名烈士。”
[31] 秉着相互妥协的精神（或者威尔逊为了修改国联公约中的门罗主义），威尔逊最终同意，以“严重违背国际道德与条约”为名来指控威廉二世，并请荷兰政府将其移交给协约国。罪行较轻的德国罪犯则交由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只要德国政府把这些人交出来。一位美国专家的观点是：“擒贼先擒王。”
[32]

到1919年春，民众对追究责任的兴趣减退了。
[33] 荷兰拒绝交出德皇，协约国不愿意被人说成自己在欺负一个小小的中立国，也就没再说什么。6月25日，就在德国签署条约后不久，四人理事会最后一次讨论了德皇问题。会议的气氛很欢快，看不出什么要复仇的心理。劳合·乔治说，应该把德皇带到英格兰。克列孟梭说：“你们别半道把他丢下海。在英格兰审判，可以，但是行刑要在法国。”劳合·乔治接着说，之后要把他埋到哪儿呢？加拿大？某个岛屿？威尔逊喊道：“千万别放到百慕大（Bermuda），我自己还要去那儿！”
[34] 德国政府到签约前的最后一分钟还在努力，想把有关德皇问题的条款排除在条约之外，实际上这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德皇一直活到1941年，写着自己的回忆录，看伍德豪斯
[A5] 的作品，品着英格兰的茶，遛狗，并怒斥犹太人国际阴谋集团——他觉得存在着这么一帮人，搞垮了德国，也搞垮了他本人。希特勒在1939年发动战争时，老皇帝欣喜若狂，说：“奇迹延续了！”但他没能活着看到德军入侵苏联。
[35] 协约国最终放弃了自己审判其他德国人的念头，并向德国政府发了一份长长的名单，里面就包括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一干人。德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在数百人的名单里挑了12人审了一下。大多数被告被当庭释放。有几位潜艇艇长曾击沉过满载伤员的救生筏，他们每个人被判了四年徒刑。不过几周之后这些人就越狱逃跑了，之后再没有人见到过他们。

[1] Rudin, p. 370.

[2]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PA-AP 42, Paul Cambon papers, vol. 68, report of interview between Paul Cambon and Lloyd George, 12.11.18.

[3] Steed, vol. 2, p. 252.

[4] French, p. 79 and passim.

[5] Schwabe, Woodrow Wilson, Revolutionary Germany, p. 156.

[6] See, for example, FRUS, vol. 3, pp. 705–14, 895–925.

[7] FRUS, vol. 3, p. 978.

[8] Ibid., pp. 903, 950.

[9]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147/3/4, note from Foch, Bliss, Wilson and Diaz, 9.4.19.

[10]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Malcolm Papers, 1/12, diary entries for 20.4.19, 21.4.19, 25.4.19.

[11] P. Mantoux, vol. 2, pp. 493–500.

[12] F. Lloyd George, p. 162.

[13] FRUS, vol. 3, pp. 933–4.

[14] Temperley, vol. 1, p. 321.

[15] FRUS, vol. 3, p. 904.

[16] Ibid., pp. 904–5; PWW, vol. 55, p. 161; Keynes, Two Memoirs, pp. 61–2.

[17] Epstein, pp. 293–94; Temperley, vol. 1, pp. 313–17; Marks, “Smoke and Mirrors,” p. 352, n. 62.

[18] FRUS, vol. 4, pp. 274–93.

[19] PWW, vol. 53, p. 708.

[20] Fried, p. 324.

[21] Trachtenberg, Reparation in World Politics, p. 51.

[22] Röhl, chapter 1.

[23] Rose, p. 229.

[24] Rowland, pp. 463, 466–9.

[25] Callwell, vol. 2, p. 149.

[26] Rose, p. 231; Lentin, Lloyd George, p. 29; J. Campbell, pp. 449–59;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117/1/3, minutes of the Imperial War Cabinet, 37 (20.11.18).

[27] Goldstein, Winning the Peace, p. 224.

[28] P. Mantoux, vol. 1, pp. 189, 193.

[29] Walworth,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p. 215, n. 51.

[30] House and Seymour, pp. 231–58.

[31] P. Mantoux, vol. 1, p. 110.

[32] House and Seymour, p. 251.

[33]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27.

[34] Aldrovandi Marescotti, Nuovi ricordi, p. 92.

[35] Röhl, pp. 210–11.

[A1] 原文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陆军总司令一职先后由霞飞、尼维勒、贝当担任。福煦在1918年被任命为指挥西线军队的大元帅（Généralissime），后被任命为协约国盟军最高总司令。——译者注

[A2] 即威廉二世（1859—1941）。他前面的两位皇帝是腓特烈三世以及开国皇帝威廉一世。——译者注

[A3] 大象金宝是首只活着被带到欧洲的非洲野象，非常受大众欢迎。它在伦敦动物园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最后意外地被火车撞死了。——译者注

[A4] 查理一世被处死后，英格兰成立了首个共和政府，但他的儿子查理二世后来复辟，英格兰重新实行君主制。——译者注

[A5] 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1881—1975），英国幽默小说家。——译者注

第14章 德国不能崛起

四人理事会早在仲冬之歇之前便开始审核对德条约中的军事条款。条款内容显示出，处理德国问题绝对要比处理德皇问题更棘手。多数人都认为，军国主义加之庞大的武装力量，尤其是德国，对世界是没有好处的——市面上已经出现了一些书，说是军备竞赛导致了大战的爆发。在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中，其中一点谈到各国要削减军备，“只保持能维护本国安全的最低水平”。国联的一个卖点就是它会提供这样的安全好让各国愿意裁军。劳合·乔治很清楚，英国人非常讨厌征兵制度，所以他对裁军也非常支持。很明显，国联要想推行裁军政策，第一步便是在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里实行裁军。除此之外，协约国还想严格限制其他战败国的军队建设工作。不过和德国裁军比起来，这肯定算不上什么重要事项。协约国还想说服欧洲的其他盟友，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希腊，让它们缩小军队的规模，可是没能成功。
[1]

裁军本身是件好事，但就德国到底可以保留多大规模的军队众人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德国新政府必须能够镇压国内的叛乱。
[2] 它保留的军队规模，可以大到抵御东面布尔什维克的程度吗？协约国没法替德国做这件事，它们自己还在削减对俄国介入的力度。中欧各国也做不到这一点，这些国家自己的存活都是个问题。而且劳合·乔治最亲密的顾问之一汉基，还严厉地指出：“这些国家从未认真想过联合起来抵御布尔什维克，连最轻微的迹象都没有。相反，它们表现出了我们所熟悉的巴尔干地区国家的最坏品质。”德国人纵然有再多不是，但至少是个“团结、爱国、可靠、很有组织性的民族”。
[3] 然而在法国人看来，德国军队始终是个威胁。特别是福煦，他从一开始就指出，协约国必须没收德国的所有军事装备，占领莱茵兰以及当地的桥头堡地区，摧毁德法边界上的德国要塞，而且要把德国陆军限制在10万人的规模。他还表示，这些不过只是军事层面的要求。

福煦是法军中少数几位在大战后成名的高级将领之一，他更愿意说自己是普通一兵。这个人个子不高，有一头金发，为人低调，不修边幅。一位美国专家曾这样评述他：“站在四米开外，谁也看不出这是军队最高统帅。”
[4] 福煦出身于比利牛斯省的一个普通家庭，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喜欢园艺、射击、戏剧（只要不是太现代就行），对家人的态度无可挑剔，痛恨政客和德国人。英国将军亨利·威尔逊是福煦的好友，非常敬佩此人的勇气和意志，敬重他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也决不放弃的品格。亨利·威尔逊说，福煦这个人有种“特别强大的天性，就是坚持要做正确的事情。不会总向你解释为什么”
[5] 。美军总司令潘兴将军对福煦则有另一番评价，他认为福煦是个“眼界窄小、没有气度、固执己见的人”
[6] ——潘兴和福煦在战争末期有过冲突。在打了一段时间交道后，威尔逊总统认为福煦代表着法国人盲目与记恨的秉性，而且他觉得福煦这个人很没劲。
[7]

克列孟梭与福煦相识多年，他对元帅本人抱着一种矛盾的心态。1919年时克列孟梭曾对最高理事会表示：“他是位伟大的将军，但不是独一无二的军事奇才。”
[8] 大战期间，克列孟梭曾权衡到底是让贝当将军（General Pétain）还是让福煦来担任协约国盟军最高总司令。“我发觉自己被夹在两个人中间。一个对我说我们完蛋了，另一个来去则像个疯子，渴望打仗。于是我对自己说：‘就试试福煦吧！’”
[9] 在克列孟梭觉得自己选对人的时候，他会说：“我在1938年3月就看好他。这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信、更热切，表现得像位真正的领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战斗，战斗，直到敌人败退。”
[10] 但他也说过：“在战争中，我每天都要盯着福煦的一举一动，以防他做出什么蠢事。”
[11]

克列孟梭从未真正信任过哪名将士，尤其是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他没有把福煦放到巴黎和会的法方代表团中，而且他明确表示，福煦只有在被邀请的时候才可以参加会议。在这点上，福煦从未原谅过克列孟梭。“克列孟梭先生没有在第一时间想到我，没有把我看成能抗衡威尔逊总统与劳合·乔治的合适人选，这真是奇怪。”
[12] 当福煦和他的支持者想方设法对和谈施加影响时，克列孟梭变得越发烦躁。
[13] 曾出现过一些很不和谐的场面，其中一次就发生在最高理事会上。当时福煦大踏步离开会议室，走进候见室坐定。他的同事想要劝他回去，他大声喊道：“不走！不走！决不走！”在屋子里都能听得非常真切。
[14] 克列孟梭时不时就想解除他的军职，但从未真正这样做过。“让人民去崇拜偶像吧，”他说道，“人们必须有偶像。”
[15]

福煦此前曾坚持表示，要在1918年11月11日签订的停战协议中加入严厉一些的条款。在巴黎和会期间，他警告称，德国人没遵守停战协议条款——他们裁军裁得不够快，没有交出武器。福煦说，协约国必须保留大量的军队，尤其是在莱茵兰地区，不然就没法保证和约的执行。
[16] 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怀疑他的这种说法。威尔逊认为法国人犯了“歇斯底里”的病。潘兴告诉他福煦在夸大德军实力，他马上把这个说法告诉了劳合·乔治。
[17]

停战协议需要每月续签，每到该续签的时候，福煦就提出要加入新的条款。
[18] 威尔逊说：“不断在停战协议中加入琐碎且有刺激作用的小要求，与此同时又收到报告说，之前承认的条款实现不了。这可不是什么高尚的事情。”
[19] 他们要怎么说服德国人接受新条款呢？福煦的答案很直白：“用战争。”克列孟梭不情愿地支持了福煦
[20] ：“他了解德国人。如果有人先软下来，他们就会残忍起来。”
[21] 在2月12日的大辩论之后，最高理事会取得了一致意见：停战协议要无限期延长，不能再有额外的重大改动；福煦要负责一个委员会，起草和约中的详细军事条款。
[22] 因为人们一直搞不清楚，他们要起草的是和约初稿还是终稿，所以也没人确定这些条款是要在分期方案中先拿出来，还是要整合到后来的文件中。
[23]

福煦的委员会在3月3日进行了汇报。它建议让德国保留一小支陆军，只能有基本装备，不能有总参谋部这类机构或坦克这种武器。福煦要求最高理事会立即决定，他想在三个星期内与德国代表展开谈判，还说考虑到协约国军队的裁军速度，他和他的同僚都不能保证协约国对德国的优势能保持太长时间。英国和美国的和平缔造者表示不可接受。贝尔福说：“这样做等于用枪对着最高理事会的脑袋。”
[24] 而且考虑到福煦的一些提案具有争议性，他也不想在劳合·乔治不在的时候做决定。
[25]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福煦的提案具有争议性。福煦想让德国保留一支14万人的募兵制军队，士兵入伍只能服役一年。但委员会中的英国代表亨利·威尔逊则更愿意让德国保留一支20万人的军队，军人可以服役多年，不过全都得是志愿兵。英国人想让法国意识到，每年培训几千人，几年时间就可以攒一大批有经验的士兵。劳合·乔治表示，他不想让法国面对这种威胁。福煦答道，他担心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有长期服役的士兵做骨干，很容易就能建立起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军队。那样的话，就会有相当数量的指挥官来驱赶德国人“这群羊”。
[26]

劳合·乔治把克列孟梭叫到一旁，说服他放弃让德国保留募兵制军队的想法。福煦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最高理事会下次开会的时候才知道此事。他愤怒地向克列孟梭抗议，而后者则拒绝改变意见。
[27] 到头来福煦只争取到将德国军队的人数降低一些，也就是维持在10万人。亨利·威尔逊写道：“这样一来，条款用了我的原则，没用我的数字；用了福煦的数字，没用他的原则。这事儿办得真有意思。”
[28] 之后军事条款被放到一边，等伍德罗·威尔逊回来过目。

和他的很多同胞一样，福煦绝不只是想让德国裁军，他还想看到一个更小的德国。所有的和平缔造者也都同意，德国的面积必须缩小。具体在哪里缩和缩小多少还是个问题。波兰在索要有煤田的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以及港口城市但泽（Danzig，今格但斯克，Gdansk）。立陶宛想要波罗的海港口城市梅梅尔（Memel，今克莱佩达，Klaipeda），以及延伸到内陆的一块狭长区域—前提是立陶宛这个国家能够成立。至于德国东部边界，那会涉及中欧国家，更加麻烦。

德国西北部的国界确定起来要相对容易一些。中立国丹麦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Schleswig-Holstein，以下简称石荷地区）的北部，这两个公国在19世纪中叶给欧洲带来了不少纷争。在这地区德国人和丹麦人混居，而且它的法律地位问题古老而复杂。（俾斯麦总是说，欧洲只有两个人明白石荷问题。他自己是一个，另一个则在疯人院里。巴麦尊勋爵
[A1] 也说过类似的话。
[A2] ）在迈向现代德国的过程中，普鲁士占领了这个地区。德国政府竭尽全力把那里的居民变成德国人，但到头来在北部还是说丹麦语的人占绝大多数。丹麦政府恳求和会速速决断。德国旧政权的崩溃导致石荷地区像其他地方一样，也出现了亲革命的地方议会，但他们做事还保持着德国人的风格——说丹麦语的人被禁止举行集会，家里的窗户被砸得稀烂，而且对这样一个农业兴旺发达的地区来说，最要命的可能是讲丹麦语的人家的牛都被充公了。
[29] 没人想重提当地那些古旧的法律问题，但幸运的是，现在人们有“自决”这个新原则。最高理事会决定，这个问题要交给已经成立的、负责比利时对德索赔事务的委员会去讨论。这个委员会用两次公决完成了上级交托的任务。这是和平缔造者们首次下令举行公决，类似的公决一共也没有几次。1920年2月，在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当地20岁以上的全体男女举行了投票。结果和语言分布几乎完全一样——北方地区投票支持与丹麦合并，南面投票要留在德国。两地之间的边界到今天还是那个样子。

德国西部边界的问题解决起来就没这么容易了，因为自决的原则与法国要求的赔偿及安全相抵触，而且英国自古以来害怕的就是欧洲大陆被一个强大的法国主宰。
[30] 在阿尔萨斯最北边坐落着储量丰富的德国萨尔区煤田，而法国自己的煤矿又几乎被德国破坏殆尽。此外，就像克列孟梭在停战后不久提醒英国大使时说的那样，在拿破仑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是想把萨尔区交给法国的。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不抓住机会，消除“滑铁卢之役时那些痛苦的回忆呢”？不过，再怎么说萨尔区也只是个小地方，在莱茵河西岸，从阿尔萨斯-洛林一直向西北延伸直荷兰的那个地区要大得多。克列孟梭表示，德国应该放弃对莱茵兰地区的控制，这样法国的安全才有保障。“莱茵河是高卢人与日耳曼人之间天然的界线。”或许协约国可以凭借武力，按照比利时的模样，在保证中立的前提下把那里建成一个独立国家。英国大使汇报道：“我看得出，他在这件事情上要保持强硬态度。”
[31] 的确，安全这个目标在克列孟梭看来高于一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是准备在法方的很多要求上让步的。他甚至愿意考虑与德国展开有限的合作，共建法国被摧毁的地区，也许还可以建立一些有成果的经济联系，只不过这些都没怎么实现。
[32]

福煦不会去想什么合作问题，他这辈子都在面对莱茵河对岸的威胁。他摆出了军人的权威说道，法国需要莱茵河做屏障；当面临来自东面的进攻时，它需要用莱茵兰这个由自己控制的地区来争取时间，而且法国还需要更多的人口。在1919年1月递交给巴黎和会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坚持表示：“从今以后，德国不得拥有所有入口与集结地。也就是说，不能在莱茵河西岸拥有任何主权领土，也就等于不能有任何优势条件——如1914年时的比利时、卢森堡——用以开展快速入侵、用以开进至北海沿岸并威胁英国、用以从侧翼攻击法国的天然防御工事——莱茵河与默兹河——用以进攻北方各省，并进逼巴黎地区。”
[33]

福煦告诉塞西尔，如果德国进攻法国便会出现长驱直入的情形，而英美两国根本来不及反应。“但凡还有其他的天然地貌可以起到同样的防御作用，他绝不会索要莱茵河一线，可现实中真是没有可利用的地形了。”
[34] 他更希望有一个独立的莱茵兰，而且能与比利时、法国以及卢森堡结成防御联盟。他的朋友亨利·威尔逊说道：“我是觉得福煦太过分了，但我也很明白，像卢森堡和比利时这样的中立国家，的确是把倒霉法国的侧翼暴露了出来。这样一来就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例如不能让德国佬的军队驻扎在莱茵河对岸，也不可以让德国佬从莱茵各省募兵。”
[35] 福煦的第二个选择是，在莱茵兰建立一个或者几个中立的、无军队的国家。
[36] 他觉得，那里的居民天生是亲法的。在他看来，假以时日那里的人就会意识到，想要保证自己最大的利益就该指望西方，而不是东方。
[37]

莱茵兰地区的占领军主要是法国军队，而且那里的指挥官和福煦想得一模一样（贝当元帅
[A3] 也是其中之一，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的看法则截然不同）。芒冉将军（General Mangin）说，莱茵兰就是“不朽的法兰西再次成为伟大国度”的象征。芒冉戎马一生，多数时间待在法国殖民地。在他看来，地方居民的支持是可以用节日、火炬游行、烟火表演以及一支强有力的援助之手去争取的。
[38] 法国人要用经济上的优厚条件去吸引莱茵兰居民，把德国对他们的封锁解除掉。
[39]

在1919年那几个欢庆的月份里，似乎有强大的分裂主义势力在煽动主要信奉天主教的莱茵兰居民。归根结底，在普鲁士的统治下，这些人从未真正舒舒服服地过上安稳的日子。但是他们准备好投入法国的怀抱了吗？莱茵大城科隆市市长名叫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是个谨慎而有伎俩的政客，代表的是温和派。他稍稍考虑了一下分裂主义，但在当年春天抛弃了这种理念，认为此事无法成功。
[40] 真正算是死硬派的分裂分子依然只是少数。

克列孟梭不去搭理自己的军队，也没有直接禁止他们与分裂分子密谋。
[41] 他自己确实不太在意莱茵兰的管理方式，只要那里不会再一次成为进攻法国的平台就行。他想要协约国继续在那里驻军，实际上他想把军队控制范围延伸到莱茵河东面，从而保护桥头堡地区。如果他能在这方面得到保证，保障了法国的安全，他就准备在其他要求上让步，例如赔偿问题。他敦促协约国把和约条款做成一揽子方案。正如他在2月份对贝尔福说的那样，他不想要那些针对德国的裁军条款——虽然那些内容几乎已经拟完了——因为德国人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讨价还价的东西了，这样的话其他的事情会很难谈。
[42]

克列孟梭在莱茵兰的问题上得非常小心，因为国内的评论家正死盯着他。
[43] 普恩加来从爱丽舍宫发出警告：“敌人正在恢复元气，如果我们不保持坚定团结，未来就会变得很可怕。”法国必须直接控制莱茵兰。
[44] 法国有很多人支持普恩加来的观点。虽然政府在战争中一直小心谨慎，出于宣传的原因，不去公开谈论吞并德国领土的事情，但法国由私人组织起来的委员会迫不及待地把这种观点在报纸（官方审查员根本没有去阻止他们）上公布。报纸上写道，莱茵河一直就是西方文明世界与某种更黑暗、更原始的东西的分界线。是法兰西给莱茵兰带去了文明。查理曼大帝就曾经在那里定都，路易十四也曾征服过那里，法国大革命的军队又对那里征服了一遍。（讲德语的亲王统治莱茵兰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一点被匆匆略去了。）无论从祖先还是从情感上来说，莱茵兰人民都是纯正的法国人。他们热爱美酒，他们拥有法国式的生活乐趣，他们信奉天主教（甚至连反教权的法国作家也在这么写），这些就是证据。摆脱普鲁士人，莱茵兰就会恢复真我，法兰西式的真我。而且，或许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用莱茵兰来补偿法国遭受的损失，是公平公正的。
[45]

这些感言打动不了美国人。在他们看来，能保证法国安全的不是莱茵兰，而是国联。就像豪斯说的：“如果在国联建立以后，我们还能蠢到让德国培训并武装一支庞大的军队，让它再次祸害世界，那愚蠢的我们就活该遭受这种命运。”
[46] 劳合·乔治拿不定主意，他觉得莱茵兰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中立国。
[47] 但从另一方面讲，劳合·乔治也反复说过，他不想搞出一个新的阿尔萨斯-洛林，让下一代欧洲人不得安宁。
[48]

法国官员想出了各种新奇的计策：让协约国军队在莱茵兰永久驻军；让莱茵兰和法国组成关税联盟，让那里名义上属于德国；让莱茵兰在军事上属于法国，在法理上属于德国。有些人的想法更为奇葩。法国外交部指出：“为了保证欧洲的长治久安，就必须摧毁俾斯麦的产物。他创建的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德国，是个军事化、官僚化、系统化的强大战争机器。这个国家脱胎于普鲁士，而普鲁士本来就是一支民族化的军队。”
[49] 想要消除法国的噩梦，欧洲中部应该再次出现巴伐利亚、萨克森和普鲁士并存的局面。最重要的，要有一个抬不起头来的普鲁士。

不过，克列孟梭相信德国会继续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出现，而且法国也不得不和这个国家打交道。他牢记在心的是，法国未来的安全既要依靠它的盟友，也要依靠它自己的努力，这两者同样重要。他还知道，法国想要的不仅仅是莱茵兰。如果为了莱茵兰把好牌都打光，他的盟友还会支持法国索赔吗？他们还会像原来一样，同意让德国裁军吗？世人永远无法知晓克列孟梭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也永远无法知道他到底能做出多大让步，而这正是他所期望的。几年后，当法国外交部想总结一下1919年莱茵兰问题谈判内容的时候，人们发现相关的文件一份也找不到。
[50] 克列孟梭在死前销毁了自己的大部分书信。

在巴黎和会的最初几个月里，克列孟梭尽力用合作给盟友营造一种善意的氛围，例如成立国联。在最高理事会谈到莱茵兰时，他保持沉默，只是在私下里试探，看盟友能不能接受直接吞并的替代方案，或者成立一个自治的莱茵兰国家。
[51] 他在美国人那里找到了一些支持，尤其是豪斯。他觉得英国人更难争取。
[52] 威尔逊于2月14日回国，在这之前，克列孟梭都没和他谈过这方面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他害怕威尔逊会反对，而且他的这种害怕很有道理。
[53] 正如地理知识贫乏的劳合·乔治说的那样：“这只老虎要先等泰迪熊回到落基山
[A4] 里，然后再撕咬德国这头肥猪！”
[54]

2月25日，法国官方代表之一，安德烈·塔尔迪厄，终于向和会提交了有关莱茵兰问题的正式声明。和他过去的作品一样，这份文件也是写得文采飞扬。塔尔迪厄出身于巴黎的一个雕工世家，是名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这所精英大学求学时，他在自己班里一直名列前茅），当过外交家、政客、记者。1917年的时候，克列孟梭把他派到美国，让他当自己的特使。塔尔迪厄这个人非常聪明，精力充沛，而且很有魅力。劳合·乔治受不了他，威尔逊也很记恨他，因为他和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关系密切。
[55] 克列孟梭喜欢他，但是谈不上有多信任，而且牢牢地把他控制在自己的掌心中。
[56] 在最高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塔尔迪厄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起身挡在了克列孟梭前头。老头子猛地一拍桌子，说道：“请你让开，先生。”塔尔迪厄非常生气，但只是灰溜溜地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一声也没敢吭。
[57]

2月25日的这份备忘录是按照克列孟梭的意思起草的，里面要求以莱茵河作为德国的西部国界，还要求协约国军队永久占领桥头堡地区。塔尔迪厄坚持表示，法国不想吞并莱茵兰地区的哪怕一丁点儿土地，但他也没说当地要如何管理。
[58] 法国的盟友表示坚决反对。劳合·乔治说：“在我们看来，这份文件严重违背了协约国为之奋斗、法国民众自己为之献身的根本原则，毫无荣誉可言。”另外，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劳合·乔治还指出，从长远来看，分裂德国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同时，这会引发无尽的摩擦，而且或许会挑起另一场战争”。
[59] 还在美国的威尔逊也坚决反对。他告诉格雷森：“这不可能。人民要求的是让德国人变得正派起来。把这块领土从德国划走，只会在德国全境引发仇恨情绪，让人们决心再燃战火。这和法国割地给德国一样，不过是把法国人的痛苦换到了德国人身上。”
[60] 总统下令给豪斯，不要在莱茵兰问题上做任何承诺，等他回巴黎亲自处理。
[61]

劳合·乔治、克列孟梭、豪斯想要达成一个各方妥协的方案。他们赶在威尔逊的船抵达法国的前几天秘密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代表法国的塔尔迪厄现在公开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莱茵国。他说：“除非能抵御1914年那样的进攻，否则法国不会满意……而且，这种安全只有靠沿莱茵河划界才能实现。再有战事爆发也不能在法国领土上开打，法国这样想是完全合理的。”克尔答道，英国既不会接受从德国割走莱茵兰，也不会接受在当地永久驻军。英国公众反对这样做，自治领的政府也会反对，不能不顾及这些人的愿望。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德国再发动进攻，英国军队必然会驰援法国。塔尔迪厄指出，英国军队可能无法及时援护。（劳合·乔治相当认真地提出，在英吉利海峡下建一条隧道，但法国人拒绝了。）美方代表什么也没说。谈判没有取得实际成果。
[62]

等威尔逊要抵达巴黎时，对德条约军事条款的草拟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德国的边界问题，包括莱茵兰在内，还是迟迟谈不妥，而赔偿这种微妙的问题则更是陷入了僵局。威尔逊的船于3月13日晚抵达布雷斯特，豪斯亲去迎接。他带去了丧气的消息：对德条约只是大概成型。

豪斯上校以为他无非是给总统做了一通简单汇报
[63] ，但向来不喜欢豪斯的威尔逊太太和她的支持者宣称，这通汇报弄得总统心力交瘁。威尔逊太太在20年后说：“他好像一下子老了10岁。他的下巴绷得紧紧的，尽力不让自己爆发。”按照威尔逊太太的说法，总统大喊：“豪斯把我在离开巴黎之前争取的东西全放弃了。”格雷森后来又添油加醋地描述了这一幕：总统惊恐地发现，豪斯不仅同意建立一个独立的莱茵共和国，而且还与英法同流合污，耍计谋贬低国联的重要性，把国联公约从对德条约中剔除出去。
[64] 事实上，这两件事情豪斯都没做，但威尔逊已经起了疑心，而且他身边的人愿意他就这样一直怀疑下去。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这个曾经被总统称为左膀右臂的人和总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俩的友谊在那晚出现了一道裂痕。他们还是会去拜访彼此，豪斯依然是总统的代言人，但有传言说，这个小人在主子那里失宠了。劳合·乔治则认为，这种不快主要是在4月出现的。威尔逊对意大利人在亚得里亚海的要求感到不满，豪斯当时正试图平息这场纷争。劳合·乔治、克列孟梭以及豪斯正在克里雍酒店豪斯的房间里开会。总统突然走进屋来，肯定是感觉到了有人在背着他搞事情。劳合·乔治说：“他这个人至少有一点和神是一样的，爱嫉妒；而且，不管豪斯为他做了什么，只要是忘了拜自己的这个神，那就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65]

豪斯在布雷斯特真正做的事情，可能是和威尔逊说了福煦等人提出的一个建议，也就是先把条约初稿给德国看一下，介绍涉及军事的条款，或许还可以说一些财政上的条款，把领土和赔偿这些难题留到以后再说。不管具体情况怎样，威尔逊肯定是一回法国就听说了这个事情。他立即想出了一个计策，来延迟国联公约的出台。3月15日，威尔逊“非常直接”地告诉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互相牵扯的问题有很多，必须留到国联创建时解决，所以说国联的创建必须是第一要务。而且在这之前，不能拟定单独涉及陆军、海军以及财政的条约。”
[66] 威尔逊拒绝参加当天下午的最高理事会会议，那次会议原本是要批准军事条款的。威尔逊说，他需要时间把条款内容看一下。“厚颜无耻。”英国将军亨利·威尔逊如是说。两天后，当这个问题终于被提及时，美国总统考虑了半天，表示反对让德国保留志愿军的条款。已经对延期非常恼火的劳合·乔治威胁要拒绝承认国联公约，于是对德军事条款通过了。
[67]

即使是协约国也承认，德国剩下的武装力量更像警察部队而非军队。几年后，当各国的裁军计划化作泡影时，对德条约让英国人更加不安了，而且他们还担心德国人会记恨。
[68] 协约国给德国留下了一支只有10万人的陆军，加上一支1.5万人的海军，没有空军，没有坦克，没有装甲车和重炮，没有飞艇和潜水艇，这就是要把德国置于无法发动进攻的境地。德国的大部分武器库存以及莱茵河西岸与东岸的所有要塞都要摧毁。德国境内只允许存在几间可以生产战争原料的工厂，而且不得进口任何军火。为了确保德国无法在暗中培训军队，该国的公务员数量，例如警察，只能保持在战前的水平；私营社团，例如旅行社或老兵协会，不允许从事任何与军事有关的活动。德国的高中生与大学生不能当军校生。所有这些措施都由德国自己实施，由“协约国协同军管委员会”监督。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就像《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里小人国的士兵把绳子套在格列佛身上一样。

军事条款上的难题还没有结束。威尔逊发现，自己和英国人在海军问题条款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实际上反映的是，在美国成为世界海军大国之时，英美两大强国之间的新仇旧恨愈演愈烈。英国海军部本来希望破坏掉连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基尔运河（Kiel Canal）。有了这条运河，即便是德国最大的船只也可以出海，而不用再去绕哥本哈根那里的海峡。英国的海军上将担心商船利益受损，还有美国政府可能会反对摧毁运河——他们的担心很有道理；另一个方案是把运河交给丹麦管辖，但丹麦人不想蹚这道浑水；那么剩下能做的就是剥夺德国对这条运河的控制权，让所有国家的船只都能使用它，但美国人还是反对。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同时也是美国海军代表的海军上将威廉·班森（Admiral William Benson）说，这是一种“带有惩罚意义的措施”
[69] 。美国人最近才牢牢掌控了巴拿马运河
[A5] ，所以不想开一个国际共管水道的先例。班森总体上反对给德国施加苛刻的条约，他认为这样会导致美国耗费精力去执行这些条约。最后写进条约的是双方让步后的意见：允许所有与德国和平相处的国家在这条运河上自由航行。
[70]

英国人提出拆除德国海岸上的要塞，美国人对此也有保留意见。蓝辛抱怨道：“海军装备都已经限制了，德国连保护自己的海岸线也不成？”
[71] 劳合·乔治想出了一个方案：防御性的要塞可以保留，进攻性的不行。
[72] 到最后，除了英国真正在意的那些，德国要塞摇身一变，全都成了防御性要塞。在北海外面有两座小小的低地岛，黑利格兰岛（Heligoland，德称黑尔戈兰岛）和多恩岛（Dune），这两座岛屿是英国在1890年转让给德国的，用它们换来了桑给巴尔岛（Zanzibar）。这在当时看来是桩绝佳的交易，但不幸的是，世道变了，飞机、潜艇、远程大炮，以及英德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这些东西都出现了。过去的无用小岛变成了威力无边的基地。英国海军部有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一位海军上将说道：“关疯狗的钥匙必须揣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因为谁也不知道这只邪恶的野兽什么时候会发狂犬病。”
[73] 如果美国人反对英国收回这两座岛屿，当然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备选方案就是把它们炸成碎片。退休后待在英格兰、已经几近失明的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
[A6] 赶来提出他的意见，说是要把这两座岛屿改成生态保护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这两个地方可以说荒瘠无趣，但它们是上百万只候鸟迁徙的落脚点。”
[74] 克列孟梭说，为什么不把它们给澳大利亚的休斯呢？
[75] 英国人最后决定，只摧毁岛上的要塞和港口，法国人表示支持。
[76] 记录显示，威尔逊说：“他完全支持摧毁黑尔戈兰与多恩两座岛屿上的要塞，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上说，他觉得摧毁防浪堤不明智，渔民可以在那里躲避北海的风浪啊。”
[77] 他还补充说，他不想给人留下“无端使用暴力的印象”。英国人的说法是，只要有天然港湾，渔民就能轻松避险。
[78] 英国人在这件事上遂愿了，但这两座岛屿依然属于德国。到20世纪30年代纳粹掌权时，岛上又重新建起了要塞。那些要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被炸掉。

到了协商德国潜艇的问题时，英国人和美国人终于站到了一起。劳合·乔治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理应除掉这些害人的东西。”
[79] 美国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他把潜艇比喻为毒气：“我认为应该凿沉所有潜艇，而且当国联成立后，如果它能成立的话，它要规定任何国家都不能再建造潜艇。”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反对。法国海军部长说：“没有阴险的武器，只有阴险的使用方式。”他还表示，如果当真要拆毁潜艇，那么法国也想帮忙，卖废铁时要分钱，最后法国海军拿走了10艘潜艇，剩下的都被拆解了。
[80]

真正导致英美两方关系紧张起来的，是德国的水面舰艇问题。在一开始，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观点相同。两国的海军上将都不想要这些德国船，把它们编入自己国家的海军，协同作战难度很大，费用也高。虽然威尔逊觉得破坏完好无损的船只很愚蠢，但劳合·乔治就喜欢兴师动众地把它们开到亚得里亚海中央再沉下去。
[81] 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反对。一位法国海军上将说，法国为了赢得陆地上的战争已经倾尽所有，“我们自己的舰队蒙受了无法修复的损失，而我们盟友的舰只数量又大幅增长”
[82] ，或许各国把这些船分了更明智。日本人不好意思地说，他们也想要几艘。3月初，豪斯告诉劳合·乔治说，美国不能接受英国再扩大海军规模了，这时英国本来打算让步。但是分配德国军舰的提议已经让易怒且仇英的美国海军顾问心中响起了警钟。班森指出，不管是按战争贡献还是按战争损失分，英国都会拿到最多的舰船。“在以后，英国在海上唯一的对手就是美国，英国每造一艘船，每分到一艘船，心里的假想敌都是美国”。在他看来，英国是决心要主宰全球海洋和世界贸易的。
[83]

劳合·乔治又耍了一个手腕，想把这段风波平息下去。他提议，船可以分，但是美国和英国要先分，然后再把分到的沉掉。他不明智的地方或许在于，他又给这个提议加了个附加条件，分船和沉船“要以双方的谅解为基础，即我们两国未来不会彼此竞争”。不然的话，英国海军就要先分并把船留下来。
[84] 他这项提议的背后是英国对美国不断扩张海军实力的担忧——这有可能会终结英国的海洋霸主地位。在1918年年末，丹尼尔斯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第二份庞大的造船规划。公众倒是没什么意见，认为这项规划实际上只是1916年那份规划的延续，要么就是认为船造出来只是用来支持国联的。然而在巴黎，班森却态度强硬地表示，美国要一直造船，而且要一直造到它的海军规模与英国平起平坐为止。
[85] 而英国的根本政策恰恰是，它的海军必须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军都庞大，最好是比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的海军加在一起都庞大。但是话又说回来，英国人知道自己的财政支持不了海军军备竞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想毁掉刚刚同美国发展起来的关系。
[86] 于是他们提出了条件——其中劳合·乔治的那条是最蠢的——要求美国人保证，美国海军不会超过英国海军。

丹尼尔斯亲自来到巴黎，想要消除这种紧张气氛。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总统希望我们把事情谈开，达成合适的谅解。”
[87] 但是谈判进行得非常不顺。英国海军部第一大臣沃尔特·朗（Walter Long）告诉班森和丹尼尔斯：“英国一定要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这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大英帝国的存在，而且也是要保证全世界的和平。”班森反唇相讥说，美国也能为保护世界和平出一份力。他和人称“罗茜”（Rosie）的英国海军军官维米斯（Wemyss）吵得不可开交，丹尼尔斯觉得这两人马上就要拳脚相向了。“这位英国海军上将认为他的国家有权建造全球最大的海军，而且认为我们该认同这一点。在班森看来，自己要是同意了就等于犯了叛国罪。”英国人发出了威胁，说要反对在国联公约里加入有关门罗主义的内容，而威尔逊认为只有加上这一点美国国会才会同意加入国联。
[88] 劳合·乔治在愚人节那天吃早饭时对丹尼尔斯说，他们“必须停止造他们的巡洋舰，如果我们真正信任威尔逊设想的国联，我们也应当停止造我们的”。
[89]

到最后，既然双方都不想两国关系真正破裂——海军上将们除外——那么两边只能休战。美方承诺修改造舰规划（无论如何他们也要停止，因为美国国会那一关很难过），而英国人承诺不会反对修改公约，也不会反对成立国联。双方都同意要继续征询对方的意见。然而，即便有了新的合作气氛，在如何处理已经停泊在斯卡帕湾的德国军舰的问题上，英美还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维米斯对一位下属说：“按理说我们该沉了它们，但我想把它们当作这盘棋中的一个卒子。”
[90] 曾经让观察家非常感慨的英美合作就这样蒙上了阴影，后来人们把这场风波称为“巴黎海战”。在德国的赔偿问题上，两国的关系还会进一步动摇。

[1] Tillman, pp. 164–65; Reynolds, p. 121.

[2] FRUS, vol. 3, p. 930.

[3]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23/4/39, Hankey to Lloyd George, 19.3.19.

[4] Seymour, p. 159.

[5]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190.

[6]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24.1.19.

[7] PWW, vol. 53, p. 410;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21.3.19.

[8] FRUS, vol. 3, p. 905.

[9] Guiral, p. 291.

[10]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265.

[11]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14.4.19.

[12] Liddell Hart, p. 413.

[13]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p. 65, 90–1.

[14]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1214/1.

[15] Ribot, p. 256.

[16] See, for example, FRUS, vol. 3, pp. 704–14.

[17] PWW, vol. 54, pp. 178, 275, 301–2.

[18] Lowry, pp. 20–22; Walworth,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pp. 48–49, 86–87; FRUS, vol. 3, pp. 896–908, 970–79.

[19] FRUS, vol. 3, pp. 901, 972.

[20] Ibid., pp. 900, 905–6.

[21] Ibid., p. 903.

[22] Ibid., pp. 970–9.

[23]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23/4/22, Hankey to Lloyd George, 23.2.19.

[24] FRUS, vol. 4, p. 186.

[25]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3/4/15, Balfour to Lloyd George, 5.3.19.

[26] FRUS, vol. 4, pp. 213–30.

[27] F. Palmer, p. 375.

[28]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147/1, “Notes of an interview between M. Clemenceau, Colonel House and myself, 7.3.19”; Callwell, vol. 2, p. 173.

[29] FRUS, vol. 4, pp. 69–71.

[30] Keiger, p. 258.

[31] British Museum, Balfour Papers, 49744/184–190, 14.12.18, Derby to Balfour, 14.12.18;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191.

[32] Trachtenberg, Reparation in World Politics, pp. 86–7.

[33]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387–9; Tardieu, p. 146.

[34]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3/4/2, Foch to Lord Robert Cecil, 8.1.19.

[35] Callwell, vol. 2, p. 153.

[36] Liddell Hart, p. 411.

[37] McCrum, p. 631.

[38] Ibid., pp. 629–30; J. C. King, p. 80.

[39] McCrum, p. 631.

[40] J. C. King, p. 41.

[41] McCrum, pp. 628–32.

[42]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Auchincloss diary, 23.2.19;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1229/2, Hankey memorandum 22.2.19;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 89/2/29, Kerr to Lloyd George, 22.2.19.

[43]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52/2/52, Derby to Balfour, 14.12.18.

[44] Keiger, pp. 251, 256–7.

[45] J. C. King, chapter 1.

[46]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9.2.19.

[47] Scott, p. 372.

[48]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60/2/42, notes of an interview with the president, 23.1.18; F/147/1, “Notes of an interview between M. Clemenceau, Colonel House and myself, 7.3.19.”

[49] Nelson, p. 113 [my translation].

[50] McCrum, p. 626, n. 10.

[51]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386.

[52] Tardieu, p. 171;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118;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398–9.

[53] Duroselle, p. 748.

[54]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1217, Lloyd George to Kerr, 12.2.19.

[55] Churchill College, Hankey Papers, 1/5 diary, 27.8.18; PWW, vol. 56, p. 86.

[56] PWW, vol. 55, p. 462; Nelson, pp. 204–5.

[57] Seymour, p. 226.

[58] Tardieu, pp. 147–67.

[59]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396.

[60] PWW, vol. 55, p. 480.

[61] Nelson, p. 209.

[62]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1174,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of 11.3.19.

[63] PWW, vol. 55, p. 499.

[64] Ibid., p. 488.

[65]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247–48; PWW, vol. 55, pp. 152–3.

[66] PWW, vol. 55, p. 530; Walworth,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p. 204.

[67] Callwell, vol. 2, p. 174.

[68]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601–3.

[69] FRUS, vol. 4, p. 249.

[70] PWW, vol. 55, p. 522; Marder, vol. 5, p. 251.

[71] FRUS, vol. 4, p. 224.

[72] Ibid., vol. 4, pp. 224–5.

[73] Marder, vol. 5, p. 254.

[74]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Papers, series I/10 0293, Grey to House, 3.6.19.

[75]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65/49–54, notes on Heligoland, 14.4.19.

[76] Marder, vol. 5, p. 254.

[77] FRUS, vol. 3, p. 365.

[78] P. Mantoux, vol. 1, pp. 252–6.

[79] FRUS, vol. 3, p. 475.

[80] Marder, pp. 257–62.

[81] Dingman, p. 84.

[82] P. Mantoux, vol. 1, p. 377.

[83] PWW, vol. 55, pp. 515–21; vol. 57, p. 92.

[84] Ibid., vol. 55, p. 458; Marder, vol. 5, pp. 263–4;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147/1, “Notes of an interview between M. Clemenceau, Colonel House and myself, 7.3.19.”

[85] PWW, vol. 57, p. 91.

[86] Marder, vol. 5, pp. 228–30.

[87] PWW, vol. 56, p. 338.

[88] Marder, vol. 5, pp. 231–4.

[89] PWW, vol. 56, pp. 518–9.

[90] Marder, vol. 5, p. 269.

[A1] 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1784—1856），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A2] 巴麦尊的原话是：“史上真正明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事务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王子殿下，他已经死了；一个是位德国教授，他已经疯了；另一个就是我自己，而我已经把那里的事情全忘了。”——译者注

[A3] 贝当于1918年被封为法国元帅（Marshal of France）。法国元帅不是军衔，而是军事荣誉称号。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元帅有三位，他们是霞飞、福煦、贝当。——译者注

[A4] 落基山脉在美国西部，从欧洲出发回国的威尔逊只会到达美国东海岸。——译者注

[A5] 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是在1914年。如果说从最早的提议算起，这条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译者注

[A6] 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 1862—1933）曾担任英国外交大臣，也是一名鸟类学家。——译者注

第15章 赔款

赔款是《凡尔赛和约》中的大事，到了1995年人们发现这件事居然还没彻底了结：统一后的新德国在当年同意支付两次大战之间它收到的贷款利息，从而偿清《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德国的赔款。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席巴黎和会的银行家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说：“在巴黎和会上，赔款事项比条约中的其他任何问题都麻烦，相关争论更激烈，引发冲突更多，而且更耗时。”
[1]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赔偿恶化了德国与协约国的关系，也恶化了协约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对1919年的和平缔造者们来说，他们面临的是个既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的问题。说它简单是因为，就像劳合·乔治指出的那样：“必须有人付钱。如果德国付不起，那就意味着英国纳税人不得不付。该付钱的是那些造成损失的人。”
[2] 说它复杂是因为它要涉及具体赔偿清单的起草，还要研究德国到底能付多少钱。“赔偿”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分歧。赔偿就是指补偿损失吗？还是说它是个幌子，真正目的是索要罚金，也就是一种支付战胜国战争开销的赔款？因为入侵、人员死亡、设施损毁而无法征收的税金或利润损失也要包括在战争开销中吗？要向孤儿寡母赔偿抚恤金吗？那些因为主人跑了而死掉的牲畜要怎么算？德国和它的盟国——如果还能找到的话——支付了赔偿，就等于它们承认自己对整场灾难性的战争负有道德责任吗？

法国、英国和美国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它们在赔偿问题上的需求不同，观点也有差异。美国摆出了高姿态，说自己不要任何东西，但它希望欧洲人能把战争中已经借了的钱还回来。对欧洲人来说，有了赔偿他们才可以偿清债务，重建社会。赔偿清单里到底要包括什么内容很重要，因为这会影响到战利品的分配。举例来说，法国的直接损失最大，排在它后面的是比利时，但英国在战争中花得最多。德国能支付多少钱？围绕这个问题也产生了激烈辩论。如果数字设得太高，德国经济可能就会崩溃，这对英国的出口没有任何好处；如果太低，德国就会轻松溜掉，而且它会更快恢复元气，这是法国所担心的。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什么时候算出一个具体的金额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几乎所有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都要给出模糊且夸大的数字——协约国要夸大自己应得的，德国要夸大自己在付的。因为和平缔造者们得不出一个最终的数字，所以对德条约只是包含了一个条款，让协约国代表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给他们两年时间去决定德国应该支付多少钱。也难怪德国人会说，他们是被要求签一张空白支票。

虽然今天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结论，即赔偿负担绝没有德国和它的同情者所说的那样沉重，但是对从巴黎诞生的和平来说，它最明显的标志依然是赔偿问题。
[3] 《凡尔赛和约》全文有440项条款，其中大多数已经被人遗忘，但少数与赔偿有关的条款被铭记了下来。用今天的标准观点来看，依然认为这些条款是个证据，证明了整个文件具有报复性，鼠目寸光，也是恶毒的。人们觉得，魏玛民主政权一成立就被重担压垮了，这样一来德国人的怨恨自然会被纳粹利用。按照这种方式争论下去，人们就会说如果要找灾难的后续负责人，那么首当其冲的就该是1919年的和平缔造者：复仇心切的、贪婪的克列孟梭，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劳合·乔治，以及心力交瘁、可悲的威尔逊——用凯恩斯的话来说，他甘愿被迷惑。

当然，凯恩斯凭一己之力是画不出这样一幅群像的，但他画的东西最让人信服，而且他画起来也是孜孜不倦。凯恩斯年轻的时候非常聪明，不过也非常其貌不扬。他一帆风顺地从伊顿中学考入剑桥大学，屡获奖学金，备受瞩目。他在布鲁姆茨伯里圈子里的生活只会增强他在道德上的优越感。他是个糟糕的属下，因为他几乎从不隐藏对每位上级的蔑视。他是以英国财政部首席顾问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的。在德国签署条约后不久，他便写就了《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一书，书里到处透着他那种习以为常的权威感。

凯恩斯说，欧洲人瞎得厉害，又爱咋呼，而威尔逊被他们唬住了。“他不坚定，被拽进了他们的氛围中，用他们的方案和数据去讨论，着了他们的道。”凯恩斯说，威尔逊背叛了自己的原则，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也背叛了所有期望拥有美好未来的人。
[4] 而劳合·乔治则是领头的海妖，从威尔士山间迷雾中现身的半人羊，把好人和易受骗的人诱至沼泽。凯恩斯在一份未收录进自己书的文稿中写道：“在他身边的人能感受到这家伙毫无追求，内心不负责任，游离或远离我们撒克逊人的善恶标准，又混杂着奸诈、冷酷，对权力的贪恋，而这一切正是北欧传说里那些外表美丽的魔法师迷人而恐怖的地方。”
[5]

至于克列孟梭，凯恩斯说他是个干瘪、老迈、内心充满仇恨的人，在乎的只有法国和法国的安全。
[6] 凯恩斯对法国人也逐渐厌恶起来，认为他们的贪念永无止境。在援助德国和英国对法贷款的问题上，他与法国代表针锋相对。至于在停战委员会上碰到的德国代表，他对他们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写给布鲁姆茨伯里朋友的一本回忆录中，他是这样描述汉堡知名银行家卡尔·梅尔基奥（Carl Melchior）的：这个人“长得清秀，穿得十分整洁得体，高衣领挺挺的……闪烁的眼睛直视我们，眼里含着无尽的忧伤，就像一只待宰的老实动物”
[7] 。凯恩斯宣称他对梅尔基奥产生了某种爱意，他的这种说法不用太当真，这不过是向熟悉他那复杂的性癖经历的老友炫耀一下。

和平缔造者们令凯恩斯感到震惊。在他看来，这些人急不可耐地等着复仇，而整个欧洲文明现在正命悬一线。

在巴黎，和最高经济理事会有关系的人几乎每小时都会收到关于整个中欧和东欧的报告。在那里，协约国和敌国一样惨，都是痛苦、混乱、颓败的样子。德国和奥地利的财政代表颤巍巍地讲出这些国家枯窘饥馑的证据，让他们无言以对。偶然去了一趟美国总统住所的会议室，在那个干热的地方，四巨头靠空洞无物的阴谋去履行各自的义务，只能让人觉得这一切更像场噩梦。
[8]

他们在那些富丽堂皇的会议室里都做成了什么事情呢？按照凯恩斯的说法，他们缔造了和平，并用这种和平来终止战争给欧洲经济造成的破坏。他们在应该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候去划定新的国界，他们在应该取消所有债务的时候去拿债务讨价还价，他们还提出了后果严重的赔偿条款——这一条批评在德国的反响最为强烈。凯恩斯在自己的巴黎和会备忘录里写道，德国至多能赔偿20亿英镑（约100亿美元）。比这个数额再高哪怕一点点也会让这个国家陷入绝境，而且很可能会爆发革命，进而危及欧洲。
[9]

还在巴黎的时候，凯恩斯想出了一个聪明简洁的一揽子方案来解决欧洲的经济与赔款问题。协约国中的欧洲国家需要筹钱，进行战后重建，互相偿付债务，向美国偿付债务。战败国可以发行国债为赔偿筹钱，但是这些债券必须有协约国和战败国共同担保。这样一来，金融之水就再次流动了起来，欧洲各国也就都经由共同利益联系在了一起。
[10] 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要仰仗美国的参与。虽然从账面上看，英国还是个债权国，而法国是个总债务为35亿美元的债务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两个欧洲国家都向俄国、意大利、罗马尼亚这样的协约国盟国出借了大量资金。俄国本身的债务已经违约，而意大利和罗马尼亚也没有理由现在就开始偿付。英国欠美国47亿美元；法国欠美国40亿美元，欠英国30亿美元。
[11] 1919年4月，劳合·乔治把凯恩斯的备忘录转交给威尔逊，同时说道：“欧洲的经济机制现在是一团糟。这个提议描绘了有希望的未来，给欧洲人民指了一条路，食品、就业以及秩序可以重回正轨。这要比其他任何武器都有力，可以防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保证人类社会的秩序。我们相信，为了今后的发展和更幸福的生活，只有从这里着手才最为明智。”
[12]

美国应该用自己的财政资源让战后的欧洲继续发展，这种观点并不新鲜，过去也出现过这个观点的多种变体。法国背负了沉重的偿债负担，而且要支出巨额的重建费用，所以它特别热心于延长并加强协约国在战时的经济合作。法国工商部长艾蒂安·克莱蒙泰尔（Étienne Clémentel），一个农村出身的勤勤恳恳的热心人，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新秩序”的详细方案。按照他的设想，在这套新秩序下，应该用协调与合作来取代浪费式的竞争。资源要集中起来按需分配，而且这一套经济活动要由聪明的技术官僚来指导。等德国的政局稳定后，它也可以加入这个新秩序中，安全地参加到这个强有力的组织中。
[13] 由于美国的强烈反对，以及英国的漠不关心，这套方案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协约国最终在1919年4月将其取消了。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方案居然开花结果了。克莱蒙泰尔1919年时的前助手让·莫内（Jean Monnet）成立了一个经济组织，而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了欧盟。
[14]

英国人暗示说，他们更愿意让美国把贷款利息取消几年。另一个可选方案则是把全部战争开支加到一起，然后让美国承担很大一部分。
[15] 向来热衷于大方案的劳合·乔治喜欢一项更为大胆的计划，也就是把协约国内部债务全部一笔勾销。
[16] 然而，美国人决定不去掺和欧洲的财政问题。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是威尔逊的主要顾问之一，威尔逊在写给他的信中说道：“我意识到有人正在努力把我们绑架到欧洲那摇摇欲坠的财政上。我希望您能提供协助挫败他们的企图。”
[17] 和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一样，威尔逊的大部分专家也都认为，欧洲人要自行解决问题——美国越帮他们，他们就越站不起来。
[18] 反正不管怎么说，现在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是不大可能批准向欧洲提供大规模财政支持的。
[19] 和其他的方案一样，凯恩斯的方案也被拒绝了。在和平缔造者们尝试处理赔偿问题时，他只能抱着越发沮丧的态度，在一旁观望。

巴黎和会进入第四个月时，事情变得越来越难处理。一位忧心忡忡的内阁成员询问此事，劳合·乔治在回复时说道：“毫无疑问，要是能把数字确定下来最好，但前提是我们能就某个数字达成一致意见。最困难的是确定这个数字，其次是在协约国之间取得认同，最后是就如何分配赔偿达成一致。如果你有办法能解决这三个难题，那么你就解决了和约中的最大问题。”
[20] 在和会正式启动后不久，最高理事会就成立了一个损失赔偿委员会。它的职责是考虑敌国该赔多少（当然主要是指德国）、它们能赔多少以及它们要怎么赔等这样的问题。负责怎样赔这个问题的小组委员会不怎么见面，而另外两个小组委员会则是没日没夜地开会，但唯一的成果就是堆起了一大堆稿纸。到威尔逊在2月14日返回美国的时候，这个委员会的工作陷入了僵局。美国人坚持要定一个相对宽容的数字，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则更为苛刻。一位记者愤愤不平地说道：“这些人摆弄上亿的钱，就像孩子玩积木一样。不管最后取得什么样的一致意见，基本上也就是张白条，因为德国人根本拿不出这么庞大的一笔钱。”
[21] 英国人提出的索赔总金额是240亿英镑（1200亿美元），法国人要440亿英镑（2200亿美元），美国专家建议定为44亿英镑（220亿美元）。
[22]

美国人还想在条约中规定一个具体的数字。美方专家说，这样有助于终结财政上的不确定性，以免耽误欧洲的复原。
[23] 欧洲人不同意。参与这次讨论的英国内阁大臣孟塔古指出：“如果这个数字太小，德国人就会欢天喜地地付账，协约国拿到的就太少。反之，如果这个数字太大，德国就会把和约当成破抹布扔掉，协约国什么也拿不到。”
[24]

事后诸葛亮，战胜国不应该太过关心德国的赔偿问题，而是要更多关心如何把欧洲重建起来。但在经过了这样一场给欧洲社会带来灭顶之灾的战争之后，政治领导人又怎么能轻言忘却？不管怎样，民意就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英国人喊道：“让匈牙利人付钱。”巴黎街头的海报则写着：“让德国先赔。”
[25]

在评估德国的偿付能力时，欧洲各国领导人发现情况更加不妙，因为它实际能赔的金额肯定会小于公众的预期。
[26] 英国和法国代表还非常正确地指出，很难判断德国能赔多少，或者说很难判断它到底还剩什么东西。这个国家的情况很糟，经济和政局一样不堪，作为重要收入来源的外贸已经不存在了。另外，德国人提供的统计数字不可信——即使是想提供可信的也没这个能力。而且，政府财政状况非常糟糕。考虑到政治因素，税收一直保持在低位。大多数战争开销又是靠发行数量庞大的战争债券与记名式票据来支付的。德国当初的想法是，等打赢了战争就可以把成本转嫁到战败国头上，然后就能结清这些账目。
[27]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这种想法还真的开始变成了现实——与俄国签订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以及与罗马尼亚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已经把这两国大量资源的控制权转交给了德国，而且布尔什维克还要支付6亿美元的赔款。在1919年德国战败时，保守派大声抗议，反对任何加税或国债违约的政策；左派则积极为复员老兵、寡妇和儿童争取福利，要求发放食品补贴，要求增加工资。政府左右为难，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财政赤字攀升。到了1921年，财政赤字达到了预算开支的三分之二
[A1] 。
[28] 为了支付赔偿而削减开支或加税根本行不通。

搞清楚协约国这边的清单也不容易。法国解放区部长说道：“在法国那些穷困的乡村地区，数百个村庄空无一人，战后也没人回来。请务必理解，那是荒漠、荒原、死亡之地。”
[29] 美国陆军工程师和他的助理团队对法国与比利时战损地区的调查可能是最为详细的。他们在1919年1月估计，想要可靠估算重建工作的成本，至少需要两年时间。
[30] 英国人很不客气，怀疑盟友在计算中兑水。拿比利时来说，它要的赔偿比这个国家战前的总财富还要多，而法国的索赔金额大约是战前总财富的一半。劳合·乔治严肃地说：“简直难以置信。”
[31] ——他的盟友要的越多，给英国剩下的就越少。

到底什么才算损失，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少分歧。威尔逊曾坚定地表示，说他只认可对战争中非法行为造成的损失索赔，而不会支持索要战争开销和赔款。他的“十四点计划”说的只是“归还”侵略的领土，而且他也承诺过“不能有吞并，不能有进献，也不能有惩罚性的赔偿”。德国之所以能签署停战协议，那是因为有这些前提。因此，德国有责任把法国与比利时的战场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但没有责任去支付协约国政府花在军火或士兵给养上的开销。
[32] 当劳合·乔治想要混淆赔偿与赔款的界限时，威尔逊表现出决不让步的态度：“全世界的劳工组织都反对赔款，而且赔偿这个词包括的东西够多了。”
[33]

乐天派的劳合·乔治告诉同事，他相信威尔逊并不是真要把赔款排除在外。
[34] 英国人有理由担心，如果威尔逊坚持己见，大英帝国最后可能只会从德国拿到击沉船只的补偿，而法国人会拿走大部分赔偿。在英国人看来，在法国那种无效率的财政制度下，让他们拿钱就是浪费。英国人还怀疑，法国并没有努力偿还欠英国的债务。就像丘吉尔严厉指出的那样：“法国这个国家要破产了，但法国的个人会富裕起来。”
[35]

劳合·乔治先是尝试说服威尔逊，然后又试着威胁威尔逊。3月末，劳合·乔治告诉威尔逊，如果不把英国的一些战争开销算到赔偿里，那么他可能无法在条约上签字。
[36] 幸运的是，机智的史末资想出了一个方案，他指出，当初安排停战的时候，协约国中的欧洲各国就说过，德国有责任承担侵略给平民造成的全部损失，而且美国人当时也接受了。因此，赔偿里必须包括给军属的津贴，以及给孤儿寡母的抚恤金。这就等于把赔偿清单的金额增加了一倍。
[37] 史末资在四个月前还警告劳合·乔治，切勿要得太多，而且一个月后史末资又强烈抗议，说赔偿会搞垮德国。
[38] 拥有高尚情操且非常聪明的史末资让自己相信，他并不总是这样前后矛盾。在为自己辩白的时候史末资声称，他只是表达出了和会上大多数法律专家公认的一个意见。不过，他在日记中写得很直白：不把抚恤金包括进去，法国就会拿走大部分赔偿。
[39]

在劳合·乔治说话不管用的时候，史末资的话却可以让威尔逊听进去。美国专家认为史末资的这种说法很荒谬，而且没有逻辑。但威尔逊对他们说：“逻辑！逻辑！我不管什么逻辑。我就是要把抚恤金算进去！”
[40] 到头来，他的决定只影响到了赔偿的分配，因为最终赔偿多少取决于德国能付多少钱。

威尔逊是因为退让而被责备，而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劳合·乔治的过错更大。因为是他迷惑了美国人，而且让英国公众对德国赔偿金额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往好了说，劳合·乔治也是个没胆子坚持原则的自由派——当时很多人持这种看法。当然，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始终如一坚持原则的人。当澳大利亚的休斯首次谈到千百万英镑赔偿的时候，劳合·乔治指出，德国要想筹到这样一笔钱，就只能靠扩大产量，向国际市场倾销便宜产品。“这意味着我们要奴役两代德国工人。”更重要的是，这样会破坏英国和整个帝国的贸易。
[41] 但是在这之后，劳合·乔治又改变了主意，让休斯当上了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并搭了一个由知名强硬派组成的班子，为英国政府初步估算德国的赔偿能力。用加拿大乔治·福斯特爵士（Sir George Foster）的话来说就是：“这是我协助过的最古怪的委员会。”它根本没去收集任何证据，而是完全靠个人印象和期望去计算。福斯特说：“为了让匈牙利多赔，他们只想到占有并管辖一代人，而不管会产生什么结果。”
[42]

在巴黎和会上，劳合·乔治一直摇摆不定。他同威尔逊、克列孟梭争吵，要求高额赔偿，但之后在3月末，他在自己那份知名的《枫丹白露备忘录》（Fontainebleau Memorandum）中又说要宽容一些。他反对在条约中写一个固定的金额，是因为这个金额可能太低；而等德国人抱怨之后他在6月份又改变了态度，说协约国或许应该定个数下来。有些时候，他似乎把凯恩斯和孟塔古的话听了进去，这两个人都是赔偿问题上的温和派；但在其他时候，他听的好像又是英格兰银行前行长坎利夫勋爵（Lord Cunliffe）和法官萨姆纳（Lord Sumner）的意见。
[43] 凯恩斯管这两个人叫“双子座”
[A2] ，人们普遍认为他俩是巴黎和会上的坏人。“他们总是凑在一起，而且在要做什么邪恶事情的时候，总是被一块儿召见。”
[44] 劳合·乔治任命“双子座”担任赔偿事务委员会中的英方代表，但在3月份成立特别委员会试图打开僵局时，劳合·乔治又选了孟塔古。一个美国人说：“他要真想做事的时候，就带着孟塔古和凯恩斯；当他要避免正面冲突的时候，就叫上坎利夫和萨姆纳。”
[45] 凯恩斯对他的对手非常鄙视。
[46] 劳合·乔治后来声称，他也被那两人缺少判断力的表现吓到了。
[47] 在和会期间，劳合·乔治虚情假意地告诉美国人，说他固然是支持把赔偿金额订得少一些，但说不动“双子座”。
[48]

坎利夫和萨姆纳都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国家争取一笔好交易，但他们也准备做出让步——而且要听从劳合·乔治的指挥。当萨姆纳反对提高战争开销金额时，他对赔偿事务委员会里的同事说：“我们在这儿要表现得像位政治家。”
[49] 这两人也都愿意在条约里把金额定下来，而且可以定个较低的数字，但前提是劳合·乔治告诉他们要这样做。
[50] 为什么劳合·乔治没这样做呢？他的犹豫不决害了他，而且给他在巴黎的同事带来了很多麻烦。美国专家拉蒙特说：“我真希望劳合·乔治先生能告诉我们他到底想的是什么，这样我们就能判断，他的想法和我们认为的总统的想法，是真的相去甚远，还是说能合拍到一起。”
[51] 从威尔逊算起，劳合·乔治把美国人气了个遍，这危及了他非常看重的英美关系。他的毛病在于，他不确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或者说不知道英国公众到底想要什么。劳合·乔治在巴黎的状态就好像他既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又要照顾到政治影响。

在他心里，有一面是希望看到德国受到惩罚。从他的道德核心讲——他的政敌说他根本没心，但他确实有套准则——劳合·乔治是谴责战争的，而德国发动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他还从律师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从正义原则的方方面面来说，”他向大英帝国代表团表示，“从人人都认可的正义原则来说，德国人有责任赔偿战争损失，并支付弥补损失所需要的开销。”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代表了英国，因此他必须确保德国的其他债权国不会有过分要求。“这是向破产者讨债的老计谋。”他说。
[52]

然而他又是位政治家。他在战前一直做英国财政大臣，他懂金融和贸易。他知道，英国人迟早还是要把商品卖给德国人。他的确不想摧毁德国。
[53] 3月初，在威尔逊还在美国的时候，劳合·乔治和豪斯共进一次午餐，讨论了赔偿问题。他告诉美国人，他需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好解释自己为什么在战争开销、赔偿以及那些不能纳入赔偿清单的问题上糊弄了人民。他承认，他知道德国根本付不起英国人和法国人要求的赔款”
[54] 。威尔逊在回到巴黎后听说了这件事，但他并不同情劳合·乔治。他力劝劳合·乔治顶住索要高额赔偿的压力。“在这种危机中，还有什么能比为了做正确的事情而下野更好呢？”要是能在后来人中得到这样的评价，他肯定会感到安慰的。威尔逊告诉他：“我想不出历史上还有比这更伟大的举动了。”
[55]

劳合·乔治就是劳合·乔治，他没有采取这种高贵但无益的方法。他是位政客，政客就是要在公正和现实两者间做出权衡。而且在当下这个民主世界里，他做事时必须留意人民的呼声。他在巴黎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虽然部分自由派的媒体开始谈论和解，但保守派的报纸大声呼吁索要高额赔偿。北岩已经把盯着劳合·乔治当成了自己的责任。这位媒体大亨恶毒地向《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的编辑暗示，说首相受到了亲德势力的影响。
[56]

劳合·乔治还发现，1918年12月的议会大选也在某种程度上束住了他的手脚。当时有一句经典的话流传得很广，描述了要狠狠压榨德国的承诺——“把籽都挤出响来。”
[A3] 劳合·乔治大选时在对德索赔问题上说的话还要狠：“我们要搜遍他们的口袋。”投票前的最后一份联合宣言开篇写得很简单：“1.惩罚德皇；2.让德国付钱。”
[57] 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大获全胜，很多被选上的保守党人都是政坛新手。用一位保守党高层的话来说就是：“都是些不讲情面的人，看上去就像在战争中有多大功绩似的。”这些人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德国的籽挤出响来。4月，劳合·乔治在和威尔逊争论的时候收到了一封电报，上面有370名议员的签名，要求他坚持自己竞选时的承诺，并且“完完整整地把赔偿清单列出来”。他赶忙回到伦敦，并于4月16日在下议院发表了一篇宏论，化解了对他的批评。他对在场的人说，他无意违背自己的承诺。他们绝不能听信某个怨恨在心、自负到极点的人的话——说到这儿他使劲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而是要信任各国的政治家，相信他们是在为人性与和平而奋斗。他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退场。回到巴黎后他对忠实的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说，他“没透露丁点儿与和会有关的事情，就完全征服了整个下议院”
[58] 。

压力也来自整个大英帝国。和很多事情一样，加拿大人这次又和美国人立场相同，但澳大利亚人支持最大限度地向德国索要赔偿。休斯厌恶德国人，他和他的大多数同胞一样，一直就认为德国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威胁。他还觉得美国人反对索要高额赔偿的做法是无原则的，而且是自私的。他告诉劳合·乔治，在战争初期，当大英帝国投钱洒血的时候，保持中立的美国早就大赚特赚了。休斯认为，如果不从德国和解中拿到一大笔，将来在和美国竞争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的时候，英国就会落败。
[59]

实际上，劳合·乔治处理赔款问题的方式要比表面上看来更成功。他说服了威尔逊，把抚恤金加入了赔偿范围，这样就加大了英国能拿到的份额；没有在条约中确定具体金额（可以说这完全是因为技术原因），他让民众和整个帝国感到满意（至于对德国民意产生了什么影响，那是另一回事）；他私下里敦促欧洲一位知名的社会主义者，叫他煽动民意，让民众反对太苛刻的对德政策，这样他就又加了一道保险。
[60] 最后，他成功地给法国人塑造了贪婪的形象，这种形象基本上算是保留到了今日，让法国的财政部长路易-卢西安·克洛茨做了头号恶人。

克列孟梭这样描述克洛茨，他是“我认识的犹太人中唯一对金融一窍不通的人”。据说，但凡碰到与法国未来有关的问题时，克洛茨都只有一个答案：“德国要付钱。”
[61] （实际上，他曾被警告过不要想德国的赔偿能为所有事情付账。
[62] ）克列孟梭很蔑视他，就像对待他的其他同事一样。
[63] 劳合·乔治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怜悯心，“他的脑子和内心都塞满了债券，放不下一点人性了”
[64] 。甚至连威尔逊也认为嘲笑克洛茨脑子不好的小笑话很有道理。
[65] 凯恩斯则抓住特点，毫不留情地描绘了这个人，说他是“一个矮胖的、有着浓密小胡子的犹太人，面貌整洁，保养得很好，但是眼神飘忽，东张西望，而且肩膀有点歪，天生一副蔑视一切的神情”，曾试图阻止向饥饿的德国人运送粮食。
[66] 话说回来，克洛茨就是克列孟梭的下属，他做了下属该做的事情。他公开支持索要高额赔偿，这保护了克列孟梭，省得法国右翼抨击他对德国不够强硬。
[67] 克列孟梭在私下里承认过，法国不可能拿到自己希望的金额，并把他最信任的经济顾问卢舍尔派去和美国人悄悄商议一项更宽容些的条款。在交谈中，卢舍尔亮明立场，说他个人认为法国把德国逼到破产不会有任何长远的好处。
[68]

和劳合·乔治一样，克列孟梭也要担心民意。多数法国人都是直性子，认为德国侵略了比利时，违背了要保护其中立性的郑重许诺，也伤害了法国，觉得事实就是如此，赔偿也是理所当然。而且，几乎所有战事都是发生在比利时和法国领土上的。保守派报纸《晨报》就用头条发问：“法国和德国，谁该被毁灭？”
[69] 侵略者当然要为重建付账，而不是要受害者掏钱。美国人或许说过，新外交中不能有赔款或罚金，但输家出钱的老传统依然有很多人支持。法国在1815年拿破仑最终战败时赔了个底儿掉，而且在1871年后又付了一遍。这两次德国都拿到了钱，现在该它吐出来了。

法国和比利时在一开始就主张，要先赔付直接损失，然后再分配赔偿。它们可以用被德国人劫掠的占领区支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两国的确也这样做了。比利时被抢得什么都不剩。在重工业发达的法国北部地区，德国人看上了什么就运走什么，运不走的，如很多设施，也被毁掉了。就连1918年撤退的时候，德国军队还腾出时间炸了法国最重要的煤矿。克列孟梭恨恨地说：“历史上说，野蛮人会拿走被占土地上的所有东西，但不搞破坏。他们定居下来和当地人共同生活。现在可好，敌人过处，片瓦不留。”从缴获的德军文件来判断，德国人好像真的有意削弱法国的工业，而且要把土地推平后留作己用。
[70]

法国和比利时希望把自己的战争开销算到赔偿里。比利时只在这一个问题上毫不退让，因为威尔逊曾清楚地说过，他所说的赔偿就是针对1914年8月德国发动的、非法的入侵造成的所有损失。法国并没有比利时那么坚定。克列孟梭不想和美国人对抗，他还要在其他涉及法国安全的问题上寻求美国人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去推动这件事。虽然没有公开说，但他知道德国的赔偿是有限的。克洛茨的确也向法国国民议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承认，要是算上战争开销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一个连最大胆的小说家也想不出来的数字。
[71]

法国人在和会期间还意识到，既然英国在战争中比法国花费得还多，那么不管德国最后能赔多少，算上战争开销都会让英国拿到更多。
[72] 法国人悄悄地改变了策略，说只能把直接损失算到赔偿里——他们被摧毁的城镇与村庄，被水淹了的煤矿，以及被毁掉的铁路。这样一来，法国就能拿到德国全部赔偿款项的70%，英国或许可以拿20%，比利时、意大利，或许还有塞尔维亚这些索赔国去分剩下的。在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英国人坚持要30%，让法国拿50%，剩下的20%给小国分配。直到1920年各方才达成一致意见，英国拿28%，法国拿52%。
[73]

应当指出的是，法国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在德国赔偿总金额的问题上，法国也是这样做的。克列孟梭总是把所有问题综合起来看，他早先之所以会定一个大数字，部分原因可能是想说服美国人考虑法方的其他提议，例如继续协约国间的经济合作。
[74] 美国人在2月末明确表示对协约国经济合作不感兴趣，这时候卢舍尔把德国赔偿总金额降到了80亿英镑（400亿美元），仅仅是法国此前一直要求的金额的四分之一多一点。代表英国的坎利夫表示只能降到94亿英镑（470亿美元）。英国人有理由怀疑，法国要和美国站到一起提一个较低的数额，从而让世人觉得英国最不讲道理。
[75] 凯恩斯和其他人妙笔生花描绘出来的那个心生怨恨、想要碾碎德国的法国形象开始消散了。

到最后，主要由于英国的反对，各方无法在条约里写一个明确的数字。
[76] 3月末，最高理事会已经变成了“四人理事会”，协约国领导人决定选用特别委员会的另一套方案——延期。一位美国专家在日记中写道：“延期让英国和法国走出了困境，不用对公众说它们拿到的赔偿金额较少。法国总理和英国首相都认为，如果事实公布出去政府就要倒台。”
[77] 他说对了。特别委员会在1921年把最终赔偿总金额定为1320亿金马克（大约是65亿英镑或340亿美元），到这时候公众对德国的情绪已经冷却了，尤其是英国公众。

德国代表团于5月份抵达了凡尔赛，他们痛苦地抱怨着赔偿方案。“不定一个限额，把德国人的产出用于赔偿，不考虑他们的生活标准，只在乎他们的产出能否符合敌人的要求。德国人民注定要永远成为苦工。”
[78] 考虑到和约条款引发的绝望感，德国人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被解读得过于悲观了。特别委员会必须考虑德国的偿付能力，而且要咨询的对象就是德国人自己。此外，需要赔偿的损失的类目也被规定得很死。或许算不上宽容，因为赔偿里还包括了抚恤金，但肯定不是没有止境的赔偿。
[79]

在条约中涉及赔偿的一节中，写在最前面的是两项条款——第231条和第232条——这两条成了靶子，德国人尤其厌恶它们，协约国也因为它们产生了良心上的不安。第231条规定，德国及其盟友对战争导致的所有损失负有责任。第232条随后对无限责任的范围进行了约束，表示由于德国的资源实际上是有限的，所以它只应当被要求赔偿具体的损失。这第一条——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战争罪行条款——是经过多次辩论、多次修改后写进去的，主要是为了满足英国和法国的要求，也就是明确德国的法律责任。美国人帮了忙，找了一位聪明的律师去处理这一条。这位律师名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也就是后来的美国国务卿。他认为自己既明确了责任，又成功地限制了责任，而且他觉得从总体上说条约是相当公平的。
[80] 欧洲盟友对他的表达方式很是满意。政治敏锐性向来很强的劳合·乔治说：“和法国公众一样，英国公众认为德国首先必须承认他们有责任补偿我们，承担侵略带来的所有后果。等这一点做到后，我们再来讨论德国赔偿能力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它能赔的也就是文件上规定的这么多了。”
[81] 卢舍尔想的是，如果德国人在具体某一类赔偿上躲躲闪闪的话，协约国总可以用无限制索赔来威胁他们。
[82] 没人觉得这些条款本身执行起来会有任何难度。

[1] House and Seymour, p. 259.

[2]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34 (1.6.19, P.M.).

[3] See, for example, Schuker, American “Reparations”; Marks, “Reparations Reconsidered”; Marks, “The Myths of Reparations.”

[4] Keynes, Economic Consequences, pp. 41–45.

[5] Skidelsky, vol. 1, p. 389.

[6] Keynes, Economic Consequences, p. 36.

[7] Keynes, Two Memoirs, p. 20.

[8] Keynes, Economic Consequences, p. 7.

[9] Skidelsky, vol. 1, pp. 384–91.

[10] Burnett, vol. 1, pp. 1011–14.

[11] Silverman, p. 145, and chapter 5, passim; Schuker, The End of French Predominance, p. 9.

[12] Burnett, vol. 1, p. 1018.

[13] Trachtenberg, Reparation in World Politics, pp. 1–10; Ministère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Série à Paix, 59, “Conditions de la Paix: Notes et études sur les conditions de la paix à obtenir et les clauses à insérer dans les traités de paix à signer. Résumé des voeux et avis du Bureau d’Etudes Economiques”.

[14] Duchêne, p. 40.

[15] PWW, vol. 54, pp. 196.

[16]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6/6/49, Cecil to Lloyd George, 31.5.19, and F89/2/35, Kerr to Lloyd George, 28.2.19;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Reparations and War Debts, chapter 9.

[17] PWW, vol. 54, p. 196.

[18] Ibid.,431.

[19] House and Seymour, p. 484; Silverman, pp. 32–5.

[20] Rowland, p. 494.

[21] C. T. Thompson, p. 236.

[22]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21.2.19.

[23] Burnett, vol. 1, pp. 31–2.

[24]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13 (13.3.19).

[25] Baruch, pp. 5–7.

[26] Burnett, vol. 1, p. 34.

[27] Hardach, pp. 156–60.

[28] Schuker, American “Reparations”, p. 20.

[29] Burnett, vol. 1, p. 33.

[30] Ibid., p. 514.

[31]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33 (1.6.19, a.m.).

[32] Burnett, vol. 1, pp. 4–8, 21.

[33] B. Kent, p. 69.

[34] Bunselmeyer, p. 174, n. 9.

[35]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33 (1.6.19, a.m.).

[36] Silverman, p. 39.

[37] Burnett, vol. 1, p. 61.

[38]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45/9/25, Smuts to Lloyd George, 4.12.18; F45/9/29, Smuts to Lloyd George, 26.3.19; F 45/9/33, Smuts to Lloyd George, 5.5.19.

[39] Hancock, pp. 539–41.

[40] Burnett, vol. 1, p. 777.

[41]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117/1/3, Imperial War Cabinet, 1918, minute 38 (26.11.18).

[42] W. S. Wallace, pp. 193–95.

[43] Lentin, “Lord Cunliffe,” pp. 50–86, 52, n. 12.

[44] Headlam-Morley, p. 180;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350.

[45] Seymour, p. 276.

[46] Lentin, “Lord Cunliffe,” p. 52, n. 12.

[47]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474.

[48] Burnett, vol. 1, 711;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24.3.19, 4.4.19.

[49] Burnett, vol. 1, pp. 43–4.

[50] Lentin, “Lord Cunliffe,” pp. 50–86.

[51]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213/5/6, Lamont to Wiseman, n.d.

[52]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34 (1.6.19, P.M.);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31; Trachtenberg, Reparation in World Politics, pp. 48–51.

[53] BritishMuseum, Balfour Papers, 49744/258–263, notes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Briand and Lloyd George, 18.3.19.

[54]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6.3.19.

[55] PWW, vol. 56, p. 285.

[56] Bunselmeyer, p. 141.

[57] Ibid., pp. 129–33; Pugh, p. 128.

[58] F. Stevenson, p. 180; Rowland, p. 490.

[59]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28/2/16, Hughes to Lloyd George, 10.12.18.

[60] A. J. P. Taylor, Troublemakers, p. 159.

[61]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28.4.19;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473.

[62] Trachtenberg, Reparation in World Politics, pp. 41–2.

[63]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218;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38.

[64]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498.

[65] FRUS, vol. 13, p. 205.

[66] Keynes, Two Memoirs, p. 61.

[67] Noble, pp. 201–5; Trachtenberg, Reparation in World Politics, pp. 42–3.

[68] Poincaré, p. 286; PWW, vol. 56, p. 502; vol. 59, p. 314.

[69] Noble, pp. 186–93, 195.

[70] FRUS, vol. 3, p. 976; Trachtenberg, Reparation in World Politics, p. 43;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441–4.

[71] Trachtenberg, Reparation in World Politics, p. 42, n. 49.

[72] Tardieu, Truth, p. 290.

[73] Trachtenberg, Reparation in World Politics, pp. 55, 64–66, 71; chapter 2, passim.

[74] Ibid., pp. 35–6.

[75]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89/2/37, Kerr to Lloyd George, 2.3.19;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1236, Kerr to Lloyd George, 1.3.19.

[76] Burnett, vol. 1, p. 59.

[77] PWW, vol. 56, p. 501.

[78] FRUS, vol. 6, p. 796.

[79] See article 234 and annex 1, Treaty of Versailles.

[80] Guhin, pp. 30–32.

[81] P. Mantoux, vol. 1, p. 147.

[82] Ibid., p. 106.

[A1] 可以粗略地比较一下：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的实际财政赤字与财政开支比例为15%左右。英国在2010年的这一比例，即赤字依存度，在11%左右。——译者注

[A2] 凯恩斯给这两人起这个外号的主要原因是，这两人在巴黎和会上形影不离，而且他们提出的赔偿金额高得就像“天文”数字。——译者注

[A3] 完整的原话是：“我们要压榨德国这个柠檬，把它的籽都挤出响来。”——译者注

第16章 对德条约陷僵局

威尔逊3月14日返回巴黎，这时候赔偿问题还没有解决，莱茵兰问题也没有定论。美国总统与劳合·乔治私下里开了个小会，后者建议向法国提供某种形式的军事保证，还有他钟爱的海底隧道方案，认为这可能会让法国人满意。
[1] 两人决定，如果德国再进犯，他们两个国家将向法国提供援助，法国则应该放弃成立一个独立莱茵国的方案。
[2] 威尔逊觉得克列孟梭会回心转意：“你要钓他的时候，得先收一点线，然后放开，然后再往回拉，把他累垮，把他制伏，然后把他钓上岸。”
[3]

当天下午克列孟梭来到克里雍酒店，加入两人的会谈。他又搬出了法国遭难、担心未来、需要把德国拒在莱茵河河畔的说法。劳合·乔治与威尔逊说出了他们的提议。克列孟梭很高兴，但表示要花时间想一想。他懒得去咨询内阁和普恩加来，而是花了两天时间，和外交部长毕盛、塔尔迪厄这些最亲密的顾问班子成员研究了一下。塔尔迪厄说，如果要是拒绝这些提议，那他们肯定就成了法国的罪人，但这里面也有问题：“要是只收到这些条件就满足，而不去争取其他的，那法国政府也是同样有罪的。”
[4] 法国在3月18日给出了正式答复，说还需要别的保证，即协约国在莱茵兰地区和桥头堡地区驻军至少5年；德国军队不能出现在上述地区，也不能出现在莱茵河东岸50英里（约80公里）之内。
[5] 威尔逊被深深地激怒了，他说和法国人谈判就像捏皮球，“你想要捏个印出来，但是一松手球就又恢复原状了”
[6] 。就连向来冷静沉着的贝尔福也坐不住了，他对劳合·乔治说，能参与到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合作机制中，法国的情况会更好，“很多法国人对这样一种机制不屑一顾”。没有这种机制，“不管怎么更改莱茵边界都会让法国真正成为一个二流国家，在东面的那些大邻居面前瑟瑟发抖，而且会日复一日地走机会主义的道路，依赖不确定的联盟与不稳定的外交政策”。
[7]

在这之后的第二个月里，由于法国想给英美的保证添加更多内容，备忘录与记录漫天飞舞。克列孟梭和他的同事天天带着新的提议去打扰英国人和美国人：扩大莱茵河东岸非军事区的面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调查委员会，或者在德国违反和约其他条款的时候，不管是裁军事宜还是赔偿支付还是什么，让法国有权占领莱茵兰。
[8]

而且法国人又提出要割走萨尔区的要求。萨尔位于莱茵兰西南边界与阿尔萨斯-洛林接壤的地方，那里过去一直是个安静的农村，有着秀丽的河谷景色，在19世纪成了主要的煤矿采掘与制造业基地。在全欧洲都使用煤做主要燃料的1919年，那个地区变得非常有价值。不过让法国人不爽的是，那里的65万居民几乎全是德国人。法国人想引用历史做证据：萨尔路易镇是路易十四建起来的；法国大革命时期那里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法国的；而且1814年划界时，当地的大部分地区都划给了法国。威尔逊对克列孟梭说：“你的依据都是104年前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按照那么久远的事情去重新调整欧洲的版图。”
[9] 法国人在谈到赔偿问题时表现得更出色。威尔逊曾在“十四点计划”中谈到过补偿德国给它带来的损失，而且大家也都同意德国是蓄意破坏了法国的煤田。
[10] 自从2月起便在私下里合作的英美专家建议，法国可以拿到萨尔区煤矿的控制权。
[11] 法国人坚持表示要直接吞并该地区。

到了3月末，对德和约条款的拟定方式让劳合·乔治非常担心。法国一直坚持要实际控制莱茵兰地区，还要吞并萨尔区。在东面，波兰不仅要一块包括300万德国人口的土地，还要西里西亚的大煤田。英国的民意似乎开始倾向于尽快实现和平，而且和平的条件要适度宽容些。劳合·乔治的军事与财政专家一直警告他，把庞大的军队散布在全球各处成本很高。他自己要担心本土的那些不安分的劳工，还要担心欧洲的革命。3月21日有消息传来，说匈牙利共产党已经夺权了。

第二天，劳合·乔治同克尔、汉基以及亨利·威尔逊这些最亲密的顾问抽身离开了协商对德条约的会议，去了巴黎迷人的郊区枫丹白露，在法兰西安琪尔特雷酒店（Hôtel de France et d’Aangleterre）里过了一个周末。枫丹白露宫的花园很美，这些人游览了一通，但他们真正的目的是重新审视一下整个条约，想一些英、法、美三国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当天下午，劳合·乔治把整个团队叫到了他的起居室里，让每人扮演一个国家，既有协约国，也有同盟国。就现有的资料记载，没人扮演美国。汉基扮演英国，他认为德国理应受到惩罚，而且必须放弃自己的殖民地。不过协约国绝不能抱着报复的心态，不然整个欧洲中部就会有布尔什维克化的危险。为了欧洲和欧洲人民的福祉，德国必须恢复起来，必须加入国联。这是符合英国利益的，因为英国不想在欧洲大陆永久驻军。汉基还提醒大家，虽说英国海军又一次拯救了国家，但它必须当心任何可能会威胁到它海洋地位的势力。

亨利·威尔逊玩得非常投入，他先是把自己的军帽调了个儿戴，扮演起了一名德国军官。“我说明了我的现状，也表达了与英格兰和法兰西达成协议的意愿，但我觉得没什么希望。因为我看到他们决意要把苛刻的条款强加到我们身上，要彻底干掉我。我自己是顶不住这些压力的，我只能去找俄国。一段时间后，俄国这个纷乱的国家就会恢复法治和秩序，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成联盟。”
[12] 之后他又扮演了一名法国妇女——亨利·威尔逊说女性在法国的话语权很高。他生动地表演出来了这样一种意思：“这么多的女性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儿子以及其他男性亲属，承受着难忍的焦虑与寡居之苦，还有财务上的损失。她们必然是满心绝望，为了生计奔波劳顿。”她们当然想报仇，想要德国赔偿，而且她们也想要个保证，让德国再也不要伤害她们。
[13]

劳合·乔治仔细地听着，然后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主要观点是，和约条款绝不能摧毁德国。随着讨论的继续进行，克尔领到了一项任务——保证这些讨论不只是无用的空谈，把它们形成文字。到了星期一上午，他打印出来了一份最终版的草案，也就是《枫丹白露备忘录》。劳合·乔治精神抖擞地返回了巴黎。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记录道：“他这周准备干正事了。他再也忍受不了美国人和法国人的那些胡说八道了。他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和约，而且要保证和约不会在今后造成苦难，不会引发另一场战争。”
[14] （她忽略了他在对德条约的延迟拟定和苛刻的条款上所做的“贡献”。）

劳合·乔治给四人理事会看了这份备忘录。它敦促和平缔造者创造一个宽容、可持续的和平。“你们可以剥夺德国的殖民地，把它的军备削减到只够武装一支警察部队的地步，把它的海军降格到五流小国的水平。到最后，如果它觉得1919年的和约没有公正地对待它，它还是会找到方法狠狠报复征服它的人。”把数百万德国人、匈牙利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置于异族的统治下，给欧洲再留下一段苦难的经历，协约国的领导人绝不能这样做。他们不能刺激革命势力，让革命之火烧遍欧洲。总而言之，不能把德国逼上绝路。“就现在的形势来说，我认为最大的危险就是德国有可能投向布尔什维克的怀抱，把它的资源、人才以及强大的组织能力交给革命者，这些疯子的梦想就是用武力打出一个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世界。”劳合·乔治描绘了另一个未来：英国、美国、法国以及意大利同意限制海军的建设和陆军的发展。等到德国足够稳定之时，国际联盟，这个“全世界正义与自由”的守护者，就要承认这个实行民主制度的新国家。

这一切要如何实现呢？德国还是要损失一些领土，但不像某些人想的那么多。波兰还是可以拥有抵达海岸的走廊地带，但是要尽量减少受波兰人统治的德国人数量。莱茵兰地区还归德国，但相应地要成为非军事区。至于萨尔区，劳合·乔治就没有这么明确的方案了——或许可以让法国人恢复1814年的边界，或者只拿走当地的煤矿。还有殖民地，这个德国肯定是要全部放弃的。而且，没错，德国要支付赔偿。
[15] 威尔逊表示同意，毕竟他自己也能写出一份差不多的《枫丹白露备忘录》来。
[16] 法国人怒不可遏。
[17] 克列孟梭在信中对劳合·乔治说：“如果你觉得和平太苛刻，那我们把德国的殖民地和舰队都还回去好了。而且，为了安抚那个战败的侵略者，我们也别光要求法国、比利时、波希米亚以及波兰这些大陆国家在领土上让步。”
[18] 然后克列孟梭又加了一句，以为宽容的条款就能安抚德国，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19]

不管是不是痴人说梦，英国已经决心要从欧洲大陆以及欧洲大陆的问题中抽身了。势力均衡对英国来说总是管用的——只有在单一一个国家威胁要主宰欧洲大陆的时候，才有必要进行干预。以前的德国就是这样一个威胁，但要是说现在把德国毁了让法国实现霸权那就太蠢了。等一时的愤怒过后，英国人就会想起来他们的老对手是法国，而德国则是个可交的朋友。英国的工业需要市场，而德国的7000万人口就在那里。英国想看到一个稳定的欧洲大陆，而不是像遥远的东方那样混乱无序。在欧洲中部有一个稳固的德国就能防止事情落到那步田地。人们常常批评劳合·乔治在和约条款的问题上摇摆不定，这恰恰反映了英国的矛盾心理。

从短期来看，《枫丹白露备忘录》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英国人和法国人还是继续争吵赔偿份额划分的问题。法国人拒绝给出大概的损失数字，也不说明想要德国赔多少。威尔逊对格雷森感叹道：“为了让世界走向正轨，每个小时都弥足珍贵，在这种时候浪费时间就是犯罪。”但他又担心，如果他把盟友逼促得太狠，他们的政府就有可能垮台，那样和平就会来得更晚。
[20]

克列孟梭现在似乎准备好在对德问题上越来越强硬。他指出，英国和美国有大海保护，“我们在陆地上也要有同样的保护”
[21] 。他要求得到萨尔区，并坚持要在莱茵兰地区驻军。“德国人是个有奴性的民族，受到武力强迫才会去支持一个观点。”3月31日，他允许福煦参加四人理事会的会议，叫他在会上做一番充满激情的讲话，请求建立一个独立的缓冲国家。福煦说：“只有占领了莱茵河西岸才能确保和平，而且不能有其他的乱子。也就是说，在德国没有变心的情况下占领西岸才能确保和平。”
[22] 劳合·乔治与威尔逊很有礼貌地倾听着，不过很明显能看出来他们并未把他的话当回事。
[23]

威尔逊觉得法国人就是在故意阻挠。“我很失望，”他对格雷森说，“和克列孟梭吵了两个小时，让他和我们想到一块去，他几乎同意了所有的事情，但就在他要走的时候，又回到了刚开始的想法上。”
[24] 能看出来，威尔逊很疲劳，但人人都是如此。四人理事会几乎不间断地开会，天气很糟，坏消息又接二连三地传来：在匈牙利，那里的共产党已经牢牢地掌控了政权；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似乎要打赢内战；在但泽，那里的德国当局一直不允许波兰军队登陆。

3月28日，当克列孟梭再次索要萨尔区的时候引发了一场冲突。威尔逊说，把萨尔区给法国和“十四点计划”相抵触，而且法国人过去从未提过萨尔区是战争的目标之一——他这么说倒是不公平。克列孟梭指责美国总统亲德，并威胁说自己宁可辞职也不会签约。威尔逊嘴都气歪了，说这是恶意中伤，还说很明显克列孟梭是想让他回美国。同样生气的克列孟梭大踏步走出了房间。他告诉莫戴克，没想到法国的要求会遭遇这么坚决的反对。

劳合·乔治与奥兰多看到这一幕后慌了神。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中，这两人想方设法缓和气氛。劳合·乔治向威尔逊道歉说自己来晚了，威尔逊回应他：“劳合·乔治先生，我是真不想用‘晚’这个词。”听到这番话后，劳合·乔治会心地笑了。当塔尔迪厄不识趣地发表长篇大论，讲述萨尔区同法国“自古以来”的联系时，奥兰多指出，要是这么推下去意大利也可以索要以前罗马帝国的土地，不过要是这样他的好朋友劳合·乔治就尴尬了。
[A1] 众人哄堂大笑，只有克列孟梭一声不吭。劳合·乔治建议大家各退一步：让萨尔区自治，煤矿归法国所有。众人同意让专家来仔细研究一下。克列孟梭勉强道了歉，还说到了法美两国之间的友善纽带。晚些时候在他自己的顾问圈子里，克列孟梭说威尔逊真是个冥顽不化的人。威尔逊当众赞扬了法国的伟大，私下里却恨恨地抱怨，说法国人正在妨碍整个巴黎和会的进程，说克列孟梭就像条老狗：“他追着自己的尾巴，慢悠悠地转了一圈又一圈，咬不到就一直转。”
[25]

两天后巴黎下起了雪。那一年4月初的天气很糟，而且越来越差。虽然四人理事会一直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会晤，但是讨论的细节有的还是被泄露了出去。亨利·威尔逊在日记中如实记录道，福煦很是绝望，“他预言巴黎和会一周之内就要完蛋”
[26] 。外界谣言四起，用一位美国代表的话来说就是：“如同笼罩在地狱的阴霾之中。”
[27] 一个加拿大人在家书中称，德国要发生革命。
[28] 《每日邮报》的巴黎版刊文称“毁灭渐近” 。《纽约时报》的通讯员发回一篇稿件，标题写着“国联已死，和会失败”
[29] 。

威尔逊的媒体助手贝克说，总统“每一刻都变得更苍老、更郁闷”
[30] 。总统觉得自己努力想要打造一个公正的和平，但没人施以援手。意大利对亚得里亚海有要求，奥兰多正在制造麻烦；劳合·乔治太像政客——威尔逊想要对他说：“如果你在某件事上的看法和我一致，你就坚持住；如果先赞同我后又改变立场，那就背弃我去加入对手，不要和我保持一致。”
[31] 克列孟梭呢？他已经故意拒绝了依照“十四点计划”来缔造和平。威尔逊夫人的秘书写道：“我从未见过他（威尔逊）这么愤怒，愤怒到了极点。他把法国人的态度与和会进程的拖延称为‘可鄙的’。”
[32] 法国媒体的抨击也让威尔逊发狂。一份报纸让他感叹道：“有意思，我还以为冬天之后总是春天。”
[33] 他和劳合·乔治之间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并说他决不会签一份法国式的和约，他宁可回国也不签。
[34]

威尔逊在4月3日患上了严重的感冒，躺倒了，豪斯代替他出席四人理事会。克列孟梭很高兴，在4月5日对劳合·乔治说：“他今天病得更重了。你认识他的医生吗？你能不能说服他、贿赂他一下？”
[35] 患病之人会感到消沉，威尔逊对格雷森说：“我想了很多事情，想到了如果让这些法国政客为所欲为，允许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得到他们主张的东西，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认为，如果遂了他们的心愿，这个世界很快就会四分五裂。”他露出了解脱的表情，说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他让格雷森安排“华盛顿号”在布列塔尼海岸的布雷斯特港待命。“我不想说船一来我就走，我想让它停在这里。”第二天，消息泄露了出去。毫无疑问，这是威尔逊的意思。他的威胁引发了一场轰动。《纽约时报》头条报道：“巴黎和会危在旦夕。”
[36]

法国人低调应对。克列孟梭和一位朋友开玩笑说：“威尔逊就像个厨子，总是把行李放在走廊。他每天都拿要走来威胁我们。”
[37] 奥赛码头的发言人粗鲁地说道，有人“要回家找妈妈了”
[38] 。实际上法国人是非常担心的。
[39] 媒体审查员让法国报纸尽可能少地发表评论，与官方圈子的联系向来密切的法国《时报》匆忙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法国无意吞并任何有德国人居住的土地。
[40] 塔尔迪厄的助手向美国记者发了一份声明，说法国已经把要求降至最低，而且就像之前所说的，它很乐意接受1871年时的国界划分。这样是会把阿尔萨斯-洛林包括进来，但是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再要了。（这种表态让很多人看了笑话。
[41] ）

克列孟梭在法国的政敌也在给他出难题。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敦促他站稳立场，坚决维护法国的正当要求。福煦发动了一场媒体战，要求占领莱茵兰。这位“大元帅”差一点就公开抗命了——他拒绝传达四人理事会的命令，而且要求和法国内阁对话。在这个向来有军事政变传统的国家，这些做法很快让人警惕起来。这也是一件很令人为难的事情。在一次事件后，威尔逊说道：“我可不会把美国军队交到一位不听从政府指挥的将军手里。”
[42]

知名的政客、记者以及士兵都跑去警告普恩加来，说法国正在走向灾难，说克列孟梭正在丢掉防卫德国的一切机会。或许普恩加来应该用辞职来抗议？或者像福煦和其他人说的那样，利用宪法赋予他的权力，去把和谈接管过来？普恩加来和往常一样，加入了批评者的行列，但是迟迟不肯采取行动。消息向来灵通的克列孟梭前往爱丽舍宫，指责普恩加来对国家不忠诚，演了一出大戏。克列孟梭叫嚷道：“你所有的朋友都在针对我。我受够了，我每天都要讨论，从早说到晚。我这是不要命了！”他递交了辞职信。普恩加来抗议说：“我对国家从没有一刻的不忠诚，这不用你说。而且我对国家不仅是忠诚，我是奉献，甚至可以说是孝顺。”克列孟梭说他撒谎。普恩加来大怒：“现在你也看见了，你对我是多么无礼！”不过，在会谈结束时，这两个人又握起了手。普恩加来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时局险恶，前途不明，公职人员务必精诚团结。”不过他很快便在日记里倾吐了心声：“简而言之，这次的交流让我看到，克列孟梭这个人没脑子、暴戾、自负、好欺负人、傲慢、极其肤浅、耳聋心塞、不会思考、不会分析、听不懂人话。”
[43]

在整场危机中，只有劳合·乔治依然乐观。他告诉报业巨头乔治·里德尔（George Riddell）：“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几乎解决了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除了和违犯战争法有关的那些。下周我们就要开始起草和约了。”
[44] 他希望和约终稿能在复活节前定下来，也就是还有两周的时间。
[45] 让劳合·乔治特别高兴的是，有关赔偿的问题遵从了他的意见：条约里不会有具体的金额。

威尔逊4月8日可以下床走动了，这时候春天终于到来了，巴黎和会的气氛也明显好了不少。
[46] 威尔逊告诉格雷森，他走起路来还是“东倒西歪，但心里痛快多了”
[47] 。威尔逊发觉，把“华盛顿号”备在那里是个很有用的武器。
[48] 在他生病的这段时间里，人们为后续的协议打了不少基础。萨尔区问题在4月13日终于解决了。专家们达成了妥协意见：法国只拿到煤矿；国联接管萨尔区政权，并承诺在15年后举行公决。到那时，当地居民可以决定是选择中立，还是选择并入法国或德国。到了1935年，希特勒新帝国的吸引力相当大，90%的萨尔区居民投票重新加入德国。

莱茵兰问题与英美对法国保证的一揽子方案稍后也出炉了。威尔逊觉得自己在为法国提供保证这件事上做的让步太多了，于是在4月12日向克列孟梭发了一条言辞强硬的信息，说他只接受莱茵兰成为非军事区，而且协约国在当地不能永久驻军。
[49] 克列孟梭仔细想了想，两天后拜访了他的老朋友豪斯。克列孟梭说，很可惜意大利人威胁说要不签约就退出和会。当然，他自己是准备与同僚们合作的。他表示，虽然美国人的提议不是他想要的，但还是要接受，不过这样他就要继续与福煦战斗下去了。因此，他也需要一些回报，他只要求威尔逊接受法国临时占领三个主要桥头堡的周边地区：法国会在5年后从莱茵兰北部的第一个占领区撤军（包括科隆附近的桥头堡地区），10年后从莱茵兰中部的第二个占领区撤军（包括科布伦茨附近的桥头堡地区），15年后从莱茵兰南部的第三个占领区撤军（包括美因茨附近的桥头堡地区）。
[50]

到4月15日，克列孟梭手上的湿疹明显严重了，而且还有头晕的症状。当天晚上，豪斯带来消息，说威尔逊已经同意法国临时占领的提议，听到这个消息后克列孟梭一下变了个人。他对莫戴克说：“我不再担心了。所有和法国有关的大问题都基本解决了。再有10天时间，我们应该就可以把条约的主要条款定下来了。今天且不谈那两个有关万一德国侵略保证英美军事援助的条约，我还确保了为期15年的莱茵兰占领权，每隔5年部分撤军。一旦德国不遵守条约，那么也就没有部分撤军，自然也就没有最终撤军。”
[51] 克列孟梭高兴地向豪斯承诺，要还他一个人情。克列孟梭告诉自己的私人秘书，法国媒体对威尔逊的攻击必须全部马上停止。到了第二天，即便是一贯写满恶评的报纸上，也都充斥着对美国总统的溢美之词。
[52]

劳合·乔治在议会里将反对派打了个落花流水，但当他从伦敦返回巴黎时闷闷不乐。多年之后他写道：“外国军队的占领必然会引发挑衅事件。像这样用军队占领德国的城镇，这是一种可恼可怕的临时性共存，有些军人被同化了。这和德国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有着密切的联系，纳粹主义就是这种情绪的表达。”
[53] 他于4月22日同意了莱茵兰条款，多少有一些不情愿。

4月25日，克列孟梭把众人带到自己的内阁，他不得不接受福煦等人的激烈批评。
[54]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普恩加来只要求他澄清某些要点。克列孟梭告诉莫戴克：“他可是共和国里的头号批评家，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当谈到三个月来我们处理的和现在仍在处理的无数个微妙的问题时，我一向他征询意见，就只能听到含混不清的回答。”
[55] 内阁全体一致认可克列孟梭所做的交易。5月4日，内阁批准了整个条约，还是全体一致通过。福煦恨恨地说克列孟梭是个罪犯。
[56] 普恩加来考虑辞职，但是和以往一样，三思后又改变了主意。
[57]

克列孟梭一直认为，他为法国争取了最好的交易。他是正确的。他从盟友那里得到的要比他们最初准备给予的多——他保住了与英美的联盟关系；他用非军事化和占领莱茵兰15年的方案为法国提供了另一种安全措施；而且他把结束占领和德国对条约其他内容的履行捆绑在了一起。正如克列孟梭法在1919年9月对国国民议会所说的那样，在讨论是否要批准对德条约的过程中，“这个条款复杂的和约，它的价值就是你们的价值，你们把它弄成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你们今天要投票表决的并不是一个开端，而是开端的开端。条约蕴含的理念会不断成长且开花结果。你们有能力把它强加给战败的德国。”
[58] 困难总是出现在执行上。就像普恩加来等克列孟梭的继任者所发现的那样，如果没有英美的支持，法国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在20世纪20年代，在面对纳粹德国的威胁时，英美并未提供这种支持；而到了30年代，士气低迷的法国也没了克列孟梭这种一呼百应的人物。而且，在德国的另一侧，那个可以信赖的波兰也已经不在了。

[1]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12.3.19.

[2] Walworth,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p. 203.

[3] PWW, vol. 56, p. 62.

[4] Tardieu, pp. 176–8.

[5] Ibid., pp. 178–82.

[6] PWW, vol. 56, p. 81.

[7]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 3/4/19, Balfour to Lloyd George, 18.3.19.

[8] Tardieu, p. 182; Nelson, pp. 232–40.

[9]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41.

[10] Temperley, vol. 2, p. 178.

[11] Headlam-Morley, p. 33.

[12] Callwell, vol. 2, p. 176.

[13] Hankey, pp. 98, 101.

[14] F. Stevenson, p. 174.

[15]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404–16.

[16] P. Mantoux, vol. 1, p. 31.

[17]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416.

[18] Tardieu, p. 443.

[19] Nelson, p. 227.

[20] PWW, vol. 56, pp. 247, 444.

[21] P. Mantoux, vol. 1, pp. 33–4.

[22] Ibid., p. 88.

[23]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202.

[24] PWW, vol. 56, p. 312.

[25] Ibid., pp. 347–54; P. Mantoux, vol. 1, pp. 49–68;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p. 195, 205;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1.4.19.

[26] Callwell, vol. 2, p. 180.

[27] Shotwell, p. 255.

[28] National Archive of Canada, Biggar Papers, letter of 7.4.19.

[29] C. T. Thompson, p. 287; Noble, p. 315.

[30]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3.4.19; PWW, vol. 56, p. 408.

[31] PWW, vol. 56, p. 408.

[32] Ibid., p. 540.

[33] Noble, pp. 315–6.

[34] Callwell, vol. 2, p. 180.

[35] F. Stevenson, p. 178.

[36] PWW, vol. 57, pp. 50–51, 63.

[37] Noble, p. 322.

[38] C. T. Thompson, p. 291.

[39]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217.

[40] Noble, pp. 324–8.

[41] PWW, vol. 57, p. 99.

[42] Liddell Hart, pp. 420–23;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p. 226–31.

[43] Keiger, pp. 258–62; Poincaré, pp. 315–24.

[44]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45.

[45] C. T. Thompson, p. 288.

[46] Ibid., p. 292.

[47] PWW, vol. 57, pp. 98–101, 146.

[48] Ibid., pp. 99–101, 146.

[49]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12.4.19.

[50] Ibid., 14.4.19;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Auchincloss diary, 15.4.19; Schuker, “The Rhineland Question,” pp. 302–4.

[51]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p. 220–1.

[52]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15.4.19; Noble, pp. 331–2.

[53]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427; Schuker, “The Rhineland Question,” p. 304.

[54]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245.

[55] Ibid., p. 221.

[56] Ribot, p. 274.

[57] Keiger, p. 262.

[58] Watson, p. 361.

[A1] 英格兰曾是罗马帝国领土的一部分。——译者注

第五部分　东西之间

第17章 波兰重生

波兰重新建国是巴黎和会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引发了无尽的难题。在所有委员会里，负责确定波兰国界的委员会开的会最多。划定波兰的国界时应该惩罚德国以前的过失和现在的失败吗？应该把波兰建成一个大国，让它阻挡布尔什维克主义吗？这个国家需要些什么东西才能存在下去？煤矿？铁矿？铁路？在波罗的海有个合适的港口？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中的第13点承诺过，重生的波兰应该拥有“自由与安全的出海口”——和纲领中的许多点一样，这一点的含意也是有弹性的。他也说过，要把那些“无争议的”、属于波兰人的土地还给波兰。在中欧找出无争议的土地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糟的是，波兰人自己内部也有分歧：是要像过去那样的广袤国土（这样的话波兰领土上就会出现大量非波兰人），还是要波兰的心脏地带（这样又把很多波兰人划在了国外），或者是在这两者间达成一种妥协。而且，和平缔造者们远在千里之外的巴黎，要怎么对这样一个多变的世界施加影响呢？旧日帝国的崩溃使这里的法律与秩序、贸易与通信支离破碎，留下的是朝三暮四的政治倾向、内战、难民与土匪。

在同德国签订停战协议的数日前，一名头发斑白的波兰战士看到了协议条款，这名眼睛炯炯有神、面庞消瘦、面色苍白的战士变得痛苦沮丧起来。停战协议里没有提到波兰，而且此人正在一所德国监狱中服刑。这位名叫约瑟夫·毕苏斯基（Josef Piłsudski）的犯人，大半生里都想着重建那个在18世纪末消失了的国家。如今，随着奥匈帝国、德国和俄国这些死敌的覆灭，波兰的机会来了。德国的崩溃让毕苏斯基重获自由，他于1918年11月10日回到了波兰旧都华沙。波兰在当时是个梦想，而不是现实中存在的国家。它没有什么盟友，没有明确的国界，没有政府，没有军队，没有官僚体系，但是敌人很多。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毕苏斯基用三年时间创建了一个国家。

能不丢掉自己性命又建立这种功绩的，大概只有毕苏斯基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接受这方面的训练。他出生在俄占波兰的一个名叫维尔纳（Vilna，波兰语称“维尔诺”，即今立陶宛境内的维尔纽斯）的城市。小时候，母亲给他念俄国查禁的波兰文学作品，向他讲述自己国家的悲惨历史——波兰在16、17世纪处于鼎盛时期。那时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差不多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囊括了后来并入德国和俄国的大片领土。波兰当时的共和政府、波兰的文化知识、波兰的城市在欧洲广受倾慕。然而到了18世纪90年代，波兰在邻国的瓜分下灭亡了。毕苏斯基了解到了波兰人民一次又一次无望的起义，以及随后的被屠杀、监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们排起了长队，还有他国根除波兰文化的企图。从1795年开始，波兰就只存在于爱国者的记忆中，出现在它那些伟大作家与音乐家的作品中了。

在大多数理性的观察者看来，波兰人这种流离失所的状态似乎注定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永远持续。德国总人口为5600万，其中大约300万是波兰人，他们和欧洲最发达的一个国家共享繁荣。他们的语言保留了下来，但是越来越倾向于德国式的文化。
[1] 奥匈帝国中的波兰人集中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地区，这里是这个没落帝国中最落后的地方，腐败、贫穷，堪称苦难的代名词。当地有能力的人很多都移民到了北美。欧洲其余的波兰人，大约占波兰人总数的一半，生活在一个最残忍、最压抑、最无能的国家里——俄国。

和其他生活在俄国的波兰男孩一样，毕苏斯基小时候也被禁止说自己民族的语言。绝大多数波兰人都信奉天主教，但他们被逼着去参加东正教的宗教活动，毕苏斯基也是如此。他成了一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这让和平缔造者们很是担心，害怕波兰会变成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波兰。但归根结底，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战后返回华沙的第二天，信仰社会主义的老朋友们前来探望毕苏斯基，张口就管他叫“同志”。毕苏斯基对众人说道：“先生们，我们同乘一辆红色列车。你们希望坐车直达‘社会主义’的终点站，而我要在一个名叫‘波兰独立’的小站下车。祝你们一路顺风——但是，在叫我名字的时候，请加上‘阁下’二字！”
[2]

急躁的性格和经历让毕苏斯基变成了一匹孤狼，他很难相信别人。他第一次被捕是在1887年，罪名是参与了列宁的哥哥组织的密谋刺杀沙皇的行动，被判在西伯利亚服刑5年。（列宁的哥哥被处死了。
[3] ）在1900年，他又被捕了，但是靠着装疯卖傻逃了出来。战前他花了很长时间开展社会主义地下工作，做一个组织者兼筹款人。（他抢过银行，也劫过火车。）他娶了一名密谋分子，不过后来婚姻破裂了，原因是他和地下组织中的另一名年轻女子开始了一段新恋情。

战争爆发的时候，波兰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有些人要为奥匈帝国和德国打仗，有些则要为俄国卖命。他们有时候会听见对面战壕传出的波兰歌曲。毕苏斯基把自己的命运和奥匈帝国绑在一起，这又成了后来被巴黎方面抨击的黑历史。他的想法很简单：俄国是波兰希望之路上的主要障碍。当俄国在1917年崩溃，奥匈帝国也摇摇欲坠时，他警惕地关注着局势——他最不想看到的事情便是出现一个极其强大的德国。他拒绝让德国人指挥他的军团，结果又被投进了监狱。
[4]

他的波兰军团算是中欧地区少数几支还算完整的军队之一。在1918年返回华沙的途中，他凭借着这支军队，打着波兰的旗号，从德国占领者手中夺取了政权。一位波兰政客说道：“波兰上下此刻的兴奋与狂热难以言表。长达120年的警戒线终于被冲破了！‘他们’居然走了！自由！独立！我们的国家万岁！”
[5] 一家贵族拿出了年份为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时间——的葡萄酒，他们一直等着拿它来庆祝这一刻。（一位英国外交官在汇报中写道：“很难相信，这酒居然还能喝。”
[6] ）

不过，毕苏斯基还是有很多对手的：保守派担心他的社会主义倾向，自由派则讨厌他对暴力的热衷，那些指望协约国甚至是俄国能伸出援手的人也敌视他。这些人的代表是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ksi），毕苏斯基的死对头。毕苏斯基出身于上流社会，而德莫夫斯基是城市里的苦孩子出身。德莫夫斯基是位生物学家，喜欢科学、推理和逻辑。他曾对伟大的波兰钢琴家帕岱莱夫斯基说，音乐“纯粹是噪音”
[7] 。他鄙视宏大的方案、高贵的姿态和琐碎的礼节，他觉得波兰过去的民族主义中有太多这种东西。他希望波兰人能变得现代起来，有效率起来。他对往昔的波兰没有丝毫怀念，不喜欢这个国家宽容对待各种宗教的传统，不喜欢它对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犹太人这些民族妥协。他喜欢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他眼中生活就是斗争，就是优胜劣汰。
[8] 总体上说，西欧国家对他很崇敬，不过英国人有所保留。一位和他打过交道的英国外交官说：“他是个聪明人，而聪明人都是不可信的。他在政治理论上有一套逻辑，但我们讨厌逻辑。他这个人很固执，能把所有人逼疯。”
[9]

德莫夫斯基在巴黎成立了波兰民族代表大会（Polish National Committee），声称要代表波兰人。法国政府在1918年同意把法国境内一支由哈勒将军（General Haller）指挥的、由波兰流亡者组成的军队划到这个代表大会名下。这么一来，到战争结束时，波兰就有了两个潜在的政府：一个在巴黎，一个在华沙。而且它们的领导人彼此针锋相对，还都有自己的军队。相比之下，捷克人已经能够以一个统一且明确的声音对外发声了。

局外人很想知道波兰到底能不能建国。1919年，波兰所有的国界都有纠纷，而且敌人也是遍布各处。德国陆军中幸存下来的部队很多开到了东面，再往东还有俄国人（不管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反布尔什维克，没人想看到一个独立的波兰），以及争夺同一块土地的其他民族主义者：北方是立陶宛人，东面是乌克兰人，南部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波兰没有什么天然屏障。在1918年到1920年间，毕苏斯基要和不同的人打六场仗。他还得警惕自己的身后，右派是德莫夫斯基的支持者，左派则是激进分子。

毕苏斯基变得越来越消瘦，面色越来越苍白，神经也越来越紧张。他疯了一样地工作，经常熬夜，为了提神咖啡和香烟从不离手。在最初的几个月中，他经常从自己发号施令的宫殿里走出来，独自一人去对面的小馆子里吃顿便饭。
[10] 他的担子重得可怕。战争毁掉了波兰10%的财富。德国人在占领期间洗劫了波兰领土。原材料、工业制品、工厂、机器，甚至连教堂的大钟都被拉去支持德国的战争了。
[11] 一位英国外交官在1919年年初抵达华沙后写道：“我从未看到过有比这儿更贫穷、更悲惨的地方了，几乎每个街角都能见证这种极度贫穷与悲惨。”
[12] 毕苏斯基还必须把不同的经济制度、不同的法律和不同的官僚体系对接到一起。他要理顺9套不同的法律体系。他要把5种不同的货币减少到1种，而他又没有印钞的设备。铁路也是个噩梦，铁轨有66种，车头有165个型号，信号系统也都是拼凑出来的。
[13]

他还要管理一个雄心勃勃的民族，这个民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挫折，现在把力量全爆发了出来。停战协议签订不到一个月，一个德国间谍报告说：“波兰人胃口大开，就像刚出壳的麻雀。”
[14] 有人说要把边界恢复到1772年的样子，那时候的波兰包括了今天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还包括不少乌克兰领土。在巴黎，德莫夫斯基和他的波兰民族代表大会鼓吹建立一个大波兰国家，好监控德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要打造的波兰会有很多少数民族，包括德国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占到国家总人口的40%，而且波兰人要把他们管得服服帖帖的。
[15] 虽然德莫夫斯基和协约国谈判时口口声声谈到自决，但在波兰老家，自决这种言论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毕苏斯基更为谨慎。他也想看到一个强大的波兰，但他做好了准备让步，不像德莫夫斯基那样要那么多东西。他还愿意考虑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把立陶宛人，或许还有乌克兰人算进来，让他们同波兰人平起平坐。
[16] 他意识到需要协约国提供一些帮助。“我们能从西方得到的一切，都取决于协约国及其想把德国挤压到什么程度。”东方的情况则是另一回事。“有些地方开门迎接我们，有些地方将我们拒之门外。这取决于那些强迫它们开门的人，以及这些人距离它们有多远。”
[17]

不过有一件事是全体波兰人都同意的，那就是在波罗的海要有出海口。一位美国军官从华沙报告说，波兰人之所以能一直忍耐着极大的苦难，是因为他们预见到波兰将再次成为大国，维斯图拉河（Vistula）
[A1] 与通往海洋的铁路将出现川流不息的场面，承载这个国家的贸易。绝不能把这种希望夺走。这位军官说道：“他们对未来的信心被无情地动摇了，对现实的认知更为清晰，爱国主义的基础在动摇。没有了这种未来，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呢？”
[18] 但泽就在维斯图拉河的入海口，港口很自然要选在这里。在波兰统治时期，这里曾经是一个大自由市。但泽当时的贸易非常繁荣，商人富裕，建筑精美，人称东方的阿姆斯特丹。然而自18世纪90年代后，它就被德国统治。1919年，当地90%的人口是德国人，不过周边乡村倒是有很多波兰人。
[19]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协约国就同意波兰独立。然而英国人并不准备投入太多资源来支持波兰人的事业，因为对他们来说这里没有什么利害攸关的事情。而且他们有一定理由担心，波兰可能会成为负担。如果它的邻国，特别是德国和俄国，发动进攻，那么该由谁来保护它呢？另外，英国并不特别在意波兰两派政治力量中的哪一派。毕苏斯基曾和他们打过仗，还是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德莫夫斯基和波兰民族代表大会右倾得又太厉害。一位派驻华沙的英国外交官说：“事实上，那时候的主流意见似乎是，若是满足波兰代表大会的一切要求，就等于把波兰和一个邪恶地主政权绑在了一起，他们把时间都花在荒淫无度的生活中，还想建立一个沙文主义政府，目标就是掠夺非波兰人居住的土地。这让我受到了很大触动。”
[20] 德莫夫斯基战争期间曾待在英国，他在那时发表的言论也没有什么用处。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德莫夫斯基去参加切斯特顿
[A2] 举办的宴会，他在宴会上说道：“我的信仰来自耶稣基督，而犹太人谋杀了他。”英国人虽然也反犹，但也觉得这个人太粗鄙了。英国有名望的犹太人抗议政府和波兰代表大会打交道。外交部的刘易斯·纳米尔就有波兰和犹太人血统。他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抵制德莫夫斯基和“他的沙文主义黑帮”。
[21]

法国人的态度正相反，他们大力支持德莫夫斯基，而且支持波兰是非常符合他们利益的。毕盛曾在1917年秋天公开承诺说，法国支持波兰独立，要建立“一个辽阔、强大、实力雄厚的”波兰。这要比英国和美国的表态早了好几个月。法国对波兰的政策掺杂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没有了俄国制衡德国，但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波兰，或许它还可以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罗马尼亚结盟，这样便担当了原来俄国的角色。对法国人来说，提起波兰还会让他们想起玛丽·瓦莱夫斯卡（Marie Walewska），拿破仑的漂亮情人（他们的儿子曾当过法国外交部长）；让他们想起巴黎那些可怜的波兰流亡者；想起弗雷德里克·肖邦（Frederick Chopin），他是法国小说家乔治·桑（George Sand）的爱人；还会想起1870年支援法国抗击普鲁士的波兰志愿者。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正派的自由主义者都该支持波兰的建国大业。克列孟梭在上学的时候就和躲避沙皇压迫的波兰人聊过天。
[2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报纸上写道：“波兰定会重生。历史上最大的一项罪行必会得到纠正。”
[23] 战争期间，法国人曾在经济上援助过波兰。在巴黎和会上，他们为了纪念波兰的荣耀共同进餐。

美国的态度处在两个极端中间，也有关于波兰的记忆：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sciuszko）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南北战争期间两边都有波兰人；帕岱莱夫斯基的演出让音乐厅座无虚席。到1914年，波兰人是来自中欧的最大移民群体，大概有400万人，有自己的报纸、学校、教堂，以及选票。战争唤醒了他们内心的爱国主义，但也导致了是亲德还是亲协约国这样的分歧，让人觉得波兰人总是互相吵架。
[24] 从另一方面说，美国人非常同情受苦受难的波兰，就像他们对比利时的态度一样。
[25] 威尔逊渐渐开始支持波兰独立，但他对波兰边界没有明确表态。他告诉其他的和平缔造者：“我在华盛顿见过德莫夫斯基先生和帕岱莱夫斯基先生。我让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给我定义一下波兰，然后他们给我看了一张地图，在地球上占好大一块。”
[26]

法国人想承认德莫夫斯基的波兰民族代表大会，让它成为波兰人民的唯一代表，但英国人和美国人表示反对。他们敦促德莫夫斯基和毕苏斯基建立联合政府。
[27] 世界上最有名的波兰人，伊格纳奇·帕岱莱夫斯基，承担起了把两人拉到一起的责任。1918年12月，英国人安排他乘着皇家海军的“秃鹫号”返回波兰。（在圣诞前夜，他用船上军官起居室里的那部老钢琴给军官们弹了几曲。）他在1918年圣诞节那天抵达了波森（Posen，波兹南），在当地引发轰动，街头出现了暴力示威。等他在元旦那天前往华沙的时候，波森已经出现了反对德国统治者的暴动。当地有一座德国宰相俾斯麦的大铜像，有人往铜像的手里放了一张返回柏林的四等舱车票。
[28]

帕岱莱夫斯基出身于奥地利加利西亚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为当地的一个贵族大地主干活。这位亲王后来向尼克尔森回忆道：“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啊，非常了不起。你知道吗？他就出生在我的一座村子里，是在契佩多夫加（Chepetowka）？还有，和他说话的时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们在平等地对话。”
[29] 帕岱莱夫斯基后来成了国际明星。伯纳-琼斯（Burne-Jones）给他画像，萧伯纳赞扬他的音乐造诣，女人们派自己的丈夫给他送情书。1918年时他已经58岁了，那一头金红飘逸的发丝已经变作蓬乱的灰发。

几乎所有人看见他就会爱上他。他健谈，不修边幅，学识很是渊博，做事又有孩子般的激情。他曾在战争期间发誓，波兰不重获自由就永不摸琴。他把心思全扑在筹款救济波兰和游说全世界领导人的工作上。1916年夏天，他在美国白宫的私人宴会上献艺，选的自然是肖邦的曲子。威尔逊后来对一名同僚说：“帕岱莱夫斯基的琴技出神入化，他弹奏的和谐音符能打动千万人。不过，你要是听过他讲他国家的事就知道了，他的演讲更能触动人的心弦。”
[30] 帕岱莱夫斯基的支持者后来说，是他的努力让威尔逊把波兰问题放到了“十四点计划”里。
[31]

帕岱莱夫斯基和毕苏斯基在华沙初次会面时，环球巨星穿的是皮大衣，消瘦苍白的革命者则穿着寒酸的束腰半大衣，两个人疑虑重重，转着圈子打量着对方。
[32] 毕苏斯基需要帕岱莱夫斯基在巴黎波兰民族代表大会的影响力和他的关系，而帕岱莱夫斯基则想要波兰有个统一的声音。两人达成一致意见，毕苏斯基仍然是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帕岱莱夫斯基则出任总理，负责联合政府的运行，还要和德莫夫斯基一起担任波兰在巴黎和会的代表。他们两人一起出席庆典、宴会、剧院演出，甚至还在华沙大教堂参加了一场弥撒，庆祝波兰新议会的成立。德莫夫斯基和毕苏斯基还像原来一样天各一方。

巴黎和会召开时，帕岱莱夫斯基还在华沙，所以当最高理事会在1月份首次谈到波兰问题时，能派上用场的只有德莫夫斯基。毕苏斯基向巴黎送了一份紧急申请，索要补给，特别是武器和弹药，好用来抵御敌人。法国人建议，把哈勒将军的波兰军队从法国派回波兰。福煦说，最简单的办法是用船把这些人送到但泽，然后再坐火车南下取华沙——当时的但泽还在德国人的控制下。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此表示怀疑。哈勒的军队是和德莫夫斯基一伙的，回到波兰很可能引发内战。
[33] 威尔逊还看出了利用但泽的另一个危险：“既然目的是把波兰军队派回波兰，那我们就要准备预先考虑整个波兰问题。”
[34] 这当然是法国人想做的。德国人在打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示强烈抗议。毕苏斯基并未催逼这支军队速速返回，他不想像德莫夫斯基那样坚持要用但泽路线，怕让协约国更加烦恼。毕苏斯基可能并不十分在意但泽这个城市。
[35] 这支军队最后于4月沿陆路回到了华沙。

1月29日，德莫夫斯基被请去向最高理事会说明波兰的局势。他利用这个机会说出了波兰的领土要求——至少是他赞同的那些领土要求。他说，他不会要求波兰曾经拥有的所有领土。在立陶宛和乌克兰的那部分已经不再有波兰特性了。不过波兰很乐意帮助那里，因为当地人远谈不上有能力管理自己。从另一方面说，波兰应该获得德国东部。虽然那里大部分地区的确从来就不属于波兰，但住着相当多的波兰人，远比德国统计的数字多。“这些波兰人属于这个民族中教育程度最高的、很有修为的一群人，有很强的民族意识，有进步理念。”在当地就算是德国人也要仰仗他们。
[36] 波兰还需要西里西亚和切申的煤田。劳合·乔治不耐烦地听着他的这番话，威尔逊则研究起了墙上的画。
[37]

波兰人非常擅长惹恼他们在巴黎的朋友。有这么一个笑话：一个英格兰人写了一本有关大象的书，他在书中就会大谈特谈大象的栖息地以及捕杀大象的方法；德国人就会写一篇介绍大象的生物学论文；但波兰人就会这样开头：“大象问题是波兰问题。”
[38] 波兰对俄国的要求很苛刻，连法国人都警觉了起来，毕竟俄国没准儿哪天还能成为盟友。
[39] 英国人和美国人抱怨这两个敌对的代表团。
[40] 波兰的地面行动也引起了怀疑。贝尔福说：“波兰人趁着停战与和会做出决议的间隙，去抢夺俄占波兰之外的地区。尽管他们的要求有的是很公正的，但在很多地方他们是没有权利的。”威尔逊表示同意，并表示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以及匈牙利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毕苏斯基把军队开进了波森周边的德国领土，北面则进入了立陶宛，南面是加利西亚地区。如何阻止他是个难题。协约国可以扣住物资供应，不过物资本来就没发出去多少。协约国可以做出威胁，但在欧洲中部实在是没有多少可用的军队。实际上，协约国之前还不得不把德国的军队留在俄国边界上。协约国还犹豫到底要不要严厉地惩罚波兰。就像威尔逊在5月份说的——当时四人理事会再次考虑该如何让波兰军队停止攻击乌克兰人——“如果帕岱莱夫斯基倒台了，我们也停止向波兰供应粮食，波兰不会自发地变成布尔什维克国家吗？帕岱莱夫斯基的政府起到了抵御混乱的堤坝的作用，或许是唯一的可能的堤坝。”
[41] 如果这座堤坝倒了，谁知道布尔什维克洪流会往西冲多远呢？

和平缔造者们发出了带着怨气的电报，并派出调查团。劳合·乔治明智地说道：“不多了解事实就采取行动会把事情搞糟。”
[42] 他们派出了军事专家，法国方面有年轻的戴高乐上校（Colonel Charles de Gaulle），英国方面带队的是战争英雄阿德里安·卡顿·德·维阿特将军（General Adrian Carton de Wiart）。只有一只胳膊、一只眼睛、一只脚的维阿特将军给波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完全不在乎危险，而且动不动就要找人决斗。

和其他问题一样，和平缔造者们把大部分波兰事务交给专家解决。最高理事会在2月设立了波兰事务委员会，接收波兰方面的报告。两周后，想在威尔逊和劳合·乔治都不在时加快和会进程的贝尔福发现，划定波兰国界的工作还一点没做。在他的建议下，波兰事务委员会把这个活儿接了下来。委员会成员没得到确切的指示，只能假定要按照民族因素，还有威尔逊说过的要有出海口的承诺去判断。
[43] 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波兰没有天然的屏障，几个世纪以来侵略者都是长驱直入，这也很方便波兰人往外跑。在东面，在今天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国界线上，那里有大片的森林和沼泽，波兰开拓者曾推进到这个地区的南北两端，开辟出来一片新月状的领土。新月北端的维尔纳和南面的利沃夫周边区域有大量波兰人。在北方，波兰人与立陶宛人及德国人混居在一起。在中部，按照巴黎一位专家的说法，这一大片区域“不知道是什么人在那里，可能是白俄罗斯人或者乌克兰人，但肯定没有波兰人”
[44] 。城镇里是波兰人或犹太人（很多犹太人被当作波兰人），乡村里只有极少量的波兰地主。

西部地区也是类似的民族大混居。几个世纪以来，波兰人一直往北推进到了波罗的海，而德国人一直往东迁移。在波罗的海东部沿岸各城市，很大一部分居民是德国人。乡下的大地主一般都是德国人——被称作“波罗的海男爵”——不过往南走有一些波兰和立陶宛地主。维斯图拉河两岸是个波兰人占多数的地区。东普鲁士是挤在波罗的海东南角落里的一块地区，那里的人大多讲德语，信奉新教。如果要给波兰出海口，那应该让它控制维斯图拉河两岸地区和但泽吗？这样的话，就会把成千上万的德国人留给波兰统治，而且也许会切断从德国西部到东普鲁士的陆路通道。

和欧洲中部其他地区一样，这些地区的人口统计也是不可靠的。即便是这些地方的居民也不是总能确认自己的身份。是按宗教信仰还是按语言划分？在东普鲁士南部，有很大一批人是说波兰语的新教徒，要是按宗教分，他们就是德国人；要是按是否会说波兰语分，那就出现了不信天主教的波兰人。立陶宛人该独立算作一个民族，还是算作波兰人的一支？乌克兰人真的是俄国人吗？

波兰事务委员会中的英美专家会私下碰面商量很多事情，他们同意波兰的国界应该按民族划分，同时也要尽可能兼顾其他因素，例如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对铁路的控制，以及战略考量。法国专家的领头人是聪明的老外交家儒勒·康邦。他们基本上认同这种方法，但是在出现纠纷的时候，他们总是支持波兰。法国人说，波兰必须有能用来防御德国和俄国的边界，哪怕把非波兰人划进去也得保证这一点。意大利人坚定地和法国人站在一起。日本人还是秉持自己的特点，很少说话。
[45]

在威尔逊从美国返回巴黎的几天后，委员会拿出了第一份报告，涉及了波兰同德国接壤的边界。专家们尽量把河流与湖泊划在一个国家里，还要确保铁路不会在国界线上拐来拐去，尽量少把德国人和波兰人划错国家。报告的确保证了波兰拥有出海口，设计了一条沿维斯图拉河北上的波兰领土。这一条被称为“波兰走廊”的地带，在开始向北拐的地方往西突出了一些，把波森周边波兰居民占多数的地区划了进去。柯尼斯堡港（Königsberg，那是康德住过的地方）所在的东普鲁士仍然归德国。最后，有近200万德国人被划到波兰治下。只有阿伦施泰因（Allenstein），也就是东普鲁士中最靠近波兰的部分，可以公决，因为那里住着说波兰语的新教徒。当公决最终在1920年举行时，同意留在东普鲁士的人数为36.3万，反对的只有8000人。

最高理事会于3月19日审核了这份报告，当天的会议还要处理波兰和乌克兰的战争问题。（巴黎方面拍发了更多电报，要求两边停火。）劳合·乔治认为，这份建议方案总体上是不错的，他只有一个问题：“有必要把这么多德国领土，还有但泽港，一块儿都给波兰吗？”他发现有个叫马林韦尔德（Marienwerder）的地区，在但泽南边大约50英里（约82公里）处，靠近东普鲁士，那里明显是德国人占多数。今后应该让当地居民投票公决吗？他继续说道，提议中的走廊方案并不公平，更糟的是，这个方案很危险。德国很有可能不签这种条约。他“担心这个要求，再加上其他许多必须向德国提出的要求，会导致德国公众的强烈谴责。把这个国家逼到此种绝境下，德国无论哪个政府上台都不敢签署条约。协约国不能冒这个险”。这不是在创造一个新的阿尔萨斯-洛林吗？把数量庞大的德国人留在波兰，岂不是在为未来的战争播种？他毫不客气地补充道，波兰人并不是什么优秀的管理者。委员会被告知方案打回重写。
[46]

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有很多波兰人认为劳合·乔治是故意和他们过不去，觉得他这样做可能是想要安抚德国，甚至是布尔什维克俄国，也可能是因为他对所有小民族都抱着没来头的憎恨。在波兰人眼中，劳合·乔治是个无原则且自负的人，不顾自己专家的意见（提到要把但泽给波兰，专家就又变得正确起来了），而且波兰人认为他什么也不懂，例如维斯图拉河上到底跑着多少商船。德莫夫斯基干脆说，劳合·乔治就是“犹太人的代言人”。以德莫夫斯基为首的波兰人认为，英国首相就是邪恶资本家势力的工具，不想看到一个强大的波兰。
[47]

实际上，和多数自由派一样，劳合·乔治很同情受苦受难的波兰。他喜欢也钦佩帕岱莱夫斯基，他俩在巴黎和会的社交活动上见过面。
[48]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认为波兰人有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也很危险，会给这个国家树敌，也会给欧洲惹来麻烦。正如克尔代表他写给英国驻华沙大使馆的信中描述的那样：“劳合·乔治先生总是说，波兰该做的正事是达成一个德国人和俄国人都认为公平的和解。”
[49] 波兰人抱怨得没错，劳合·乔治优先考虑的事情的确是让德国签署条约，但这不是毫无道理的。劳合·乔治觉得波兰不太可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下去，这同样不是无稽之谈。

在枫丹白露度过周末之后，劳合·乔治写好了他那份关于对德条约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重申波兰必须拥有出海口，但是他也警告道，不要把200多万德国人交给波兰人统治。他在3月27日对四人理事会说：“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同波兰最开化的那个邻居争吵，导致后者记恨我们。我们不能逆着历史潮流创造一个波兰。”让但泽成为一个自由市，在划分“走廊”的时候也要尽可能地把波兰人留在波兰，把德国人留在德国。克列孟梭想让波兰直接掌管但泽，而且想把“走廊”能划得大一些，于是他开始攻击劳合·乔治的推论过程。克列孟梭说道，让德国人抱怨去吧，“我们都还记得，孩子们用波兰语祷告就要被鞭子抽；农民的土地被剥夺，并被赶走，好给德国占领者腾地方”。波兰理应获得补偿，而且需要资金重建。
[50]

威尔逊在会上没怎么说话，但是也渐渐倒向劳合·乔治一边，认为这些担心有道理。
[51] 他可能也在思考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意大利在阜姆（Fiume）问题上造成的纠纷。如果他把但泽给波兰人，那么就可能必须把阜姆给意大利人（见本书第22章）。这两人私下里碰了碰，决定但泽应该成为一个独立城市，而且走廊上德国人口众多的马林韦尔德地区要用公决的方式自行判断其归属。他们在4月1日说服了不情愿的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安心了：但泽与波兰的经济联系加强了，它的居民会如同向日葵一般转投华沙的怀抱。同样的道理，他觉得萨尔区的居民最终也会明白过来，他们真正的利益是和法国绑在一起的，而不是德国。
[52] 在听到这些消息后，波兰人非常愤怒。帕岱莱夫斯基说道：“波兰绝不能少了但泽。没了但泽这个出海口，就等于没了通气窗。”
[53] 克列孟梭在私下里会见了帕岱莱夫斯基。据克列孟梭说，这位钢琴家哭了起来。威尔逊没有表示同情，说道：“是可怜，但是你们要考虑到他那敏感的神经，那可是相当敏感。”
[54] 就像威尔逊描述的那样，事实是“我们那爱惹麻烦的波兰朋友”正不停歇地在利沃夫周边作战，根本不理会巴黎发出的停火要求。这对波兰的事业毫无帮助。
[55]

按照修改后的对德条约的相关条款，波兰走廊的面积缩水了。马林韦尔德地区最终举行了公决，居民以压倒性票数支持加入德国。这导致连接华沙与但泽的一条铁路线落在了德国控制范围内。但泽变成了国联管治的自由市，与波兰结成了关税同盟。波兰和德国准备另行再签署一份条约——两国的确也签了这样一个条约——保证波兰可以出于贸易目的使用它所需要的所有设施，从港口到电话的一切设施。国联指派了一位高级行政长官，负责仲裁纠纷。不幸的是，但泽的纠纷很多，例如该由谁控制港口警力，谁负责税收，甚至还有波兰能不能在市里安装自己的邮箱这种问题。
[56] 很多麻烦都是因为但泽这个城市——它的工业、它的行政机构，以及它的居民——仍然非常德国化。波兰走廊也引发了摩擦：铁路的归属问题，当然还少不了仍然留在当地以及波兰其他地方的德国人的命运问题。德国从未真正接受它的领土损失，而且几乎所有德国人，不管是正派的自由派还是右倾的民族主义者都鄙视波兰。
[57] 1939年9月，希特勒履行了他的承诺，又击破了一条他所谓的“凡尔赛锁链”，让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跨过了两国边界，占领了但泽和波兰走廊。1945年波兰又把但泽要了回来，更名为格但斯克。那里再没有一个德国人了，而且由于造船业不景气，城市本身也衰落了。

劳合·乔治还干预了上西里西亚的划分，这又戳到了波兰的痛处。那是一块面积大约为4200平方英里（约1.1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位于波兰南部与德国交界处。这个地方很抢手，有矿山和钢铁厂。波兰事务委员会把它给了波兰，依据是那里65%的居民讲波兰语。德国抗议说，上西里西亚的矿山每年为德国提供25%的煤、81%的锌，以及34%的铅。德国政府还指出，这样划分违背了自决原则。上西里西亚住着德国人、捷克人，以及土生土长的波兰人，德语对他们的方言有很大影响，而且这些人从来就没表现出对波兰的建国大业有哪怕一丁点儿的兴趣。上西里西亚好几个世纪以前就从波兰分离出去了，当地的繁荣都要归功于德国的工业和德国的资本。波兰的煤已经足够多了，而德国并不是这样，尤其是在损失了萨尔区之后。德国在外交照会中总结道：“德国不能放弃上西里西亚。波兰不需要这个地方。”如果德国丢了上西里西亚，那它就没有能力去履行条约中的其他义务。
[58]

5月30日，劳合·乔治请老朋友里德尔来吃饭。他把德国照会递给里德尔，说：“看看这个，和我说说你的想法。”为了给里德尔创造好的情绪，劳合·乔治还专门往自动演奏钢琴里塞了一个肖邦曲子的谱轴。里德尔称，把上西里西亚划给波兰，是有战略考量的。劳合·乔治表示同意，但也指出这样做会威胁到赔偿。“如果波兰人找理由不给德国矿产品，德国人就会说他们没法支付赔款。所以说，不考虑赔款问题就把矿藏交给波兰人，协约国就相当于是打了自己的脸。”两人去楼上找了贝尔福，把这个道理又说了一遍。
[59]

第二天，劳合·乔治召集了从伦敦赶来的内阁成员，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6月1日，大英帝国代表团授权劳合·乔治回到四人理事会，提出修改条约中关于赔偿问题、莱茵兰归属问题以及上西里西亚问题的条款。史末资对德波边界问题尤其重视，强烈要求修改相关的条约内容——他自己的国家南非在布尔战争后可是出现过经济大复苏的。他说道：“波兰是历史上著名的失败者，而且将一直是个失败者，而我们妄图用对德条约来修改历史的裁决。”
[60] 他在私下里还说，把德国人交给波兰人统治，就和把南非白人交给一大群非洲黑鬼统治一样糟糕。
[61] 贝尔福觉得史末资对波兰有点狠，但在其他人都支持的情况下，他也同意在上西里西亚进行公决。
[62]

劳合·乔治在四人理事会的同事并不愿意修改条约，毕竟这里面的条款都是花很长时间才定下来的。在6月3日的会议上，众人变得尖嘴薄舌。克列孟梭断然反对公决，并表示，虽然波兰人在那里占大多数，但当地政府还是德国的，人们可能不太敢按自己的心意投票。威尔逊表示同意，他的专家告诉他，当地的大地主和资本家全都是德国人。劳合·乔治说，既然这样，协约国就应该派军队前往那里，监督投票；要想防止对德条约出乱子，这个小代价应该付。“把美国或英国的一个师派到上西里西亚去，要好过往柏林派一个军。”他还引用了总统关于自决的说法。想保持公正态度的威尔逊开始让步了。
[63] 克列孟梭相当不悦，但也提不出什么别的法子。
[64] 众人最终决定，当地可以公决，但必须等协约国确信那里的人能公平地投票再进行。
[65] 帕德雷夫斯基抗议无果。劳合·乔治冷冷地说：“别忘了，你们的自由都是其他人流血换来的。而且说真的，如果波兰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违反我们的决议，那它肯定不是我们此前所期望看到的国家。”
[66]

安排公投花了好几个月时间。部分原因是上西里西亚的局势一直在恶化，波兰人纷纷反抗德国人。另一个原因则是协约国找不到可派的军队。此外，到底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投票，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还有分歧：是只有真正居住在西里西亚的人才能投票（波兰政府认为应该这样），还是只要在西里西亚住过就可以投票（德国人更喜欢这种）？最终的决定是按德国人的方案办。在1921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投票终于开始了。一火车一火车的德裔西里西亚人赶来投票，这期间还有乐队给他们奏乐。北部与西部的人选择加入德国，南部的人选择波兰，而波兰和德国都垂涎的、有着强大工业的中部，分成了人数几乎相等的两派。各方又协商了好几个月，英国人支持德国，法国人支持波兰，上西里西亚的归属问题仍然处于无解的状态。最终，这个问题被提交给国联。比利时、中国、西班牙、巴西这四个没有直接利益牵扯的国家画了一条线，把当地70%的区域分给了德国，但把大部分工业设施和矿藏划给了波兰。1922年，史上最长的和约之一出炉了，德国与波兰同意在经济与政治上展开合作，并表示要保护各自国家中的少数民族。
[67] 这种安排实质上变成了处理民族混居地区问题的范例，但执行的意愿并不强烈。就和丢掉了但泽和波兰走廊一样，德国人对失掉上西里西亚也是心怀怨恨。1939年，希特勒把整个地区并入了德国。1945年，那里又回归了波兰，而且当地大多数德国人都逃走了，或被驱逐了，只剩下很少一部分留了下来。

波兰东北边界与东部边界的问题解决起来更为棘手。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分子、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以及波罗的海德国人，都在争夺权力。和平缔造者们不知道自己要和多少国家打交道，也不知道要和哪些政府打交道。波兰事务委员会接到指令：无论如何要把工作开展下去。这个委员会也适时地划出了一条国界，把明确归于波兰人的土地都划给了波兰。到了1919年12月，最高理事会剩余的人员批准了后来被称为“寇松线”的国界（今天的波兰东部国界基本还是这条线）。波兰政府完全不想接受寇松线的划法。一边是和平缔造者们忙着画地图，另一边则是波兰军队忙着在地面上开进。波兰把所有存在分歧的边界都往外扩了，而且扩了很多。具体的领土归属问题很大程度上要由战争的成败来定夺。

毕苏斯基对东北部地区有很深的感情，他父亲的家庭是一个波兰人与立陶宛人联姻的家族。在15世纪，这个家族的先人曾出力让波兰和立陶宛结为联盟。只有维尔纳才是毕苏斯基心里真正可以称为家的地方。
[68] 他想把自己的出生地划进波兰，连带着还有立陶宛东南部的一小块地区。这和刚出现的立陶宛民族的要求相冲突，也影响了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和平进程。

要是给1919年波罗的海东岸画一幅地图，地图上肯定会有很多问号。只有北面的芬兰，在红党和白党两方打过一场内战之后，勉强算是从俄国独立了出来，但处境也是岌岌可危。巴黎和会在1919年春承认了芬兰。芬兰南面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也曾试图从俄国独立，但他们有德占领土的问题，还要处理德国和俄国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三个民族没有一个确定的边界，也没有建立政府。而且在这些地方，俄国人撤退时没有毁掉的东西也都被德国人征走了。白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红军、绿色无政府主义者、波罗的海男爵、德国海盗、孕育中的民族军队，还有帮派分子，都在这片土地上兴风作浪。陆上的城镇反复易手。在海上，已经归了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帝国海军残部也冲出了彼得格勒（这座城市马上就会被更名为列宁格勒）。

协约国很担心，但是拿不出明确的政策。如果他们承认波罗的海各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干预了俄国的内政。美国人支持自决，但迟迟不肯真正承认这些国家——因为威尔逊不想单方面改变俄国边界。
[69] 英国人和法国人希望——至少在1919年夏天以前他们是这样想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会打败布尔什维克，而高尔察克强烈反对俄罗斯帝国有任何领土独立出去。法国人更愿意让英国人去担心波罗的海，这样就方便自己照顾好波兰。
[70] 英国人勉强凑出了一支小舰队，让它去封锁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海军，同时去支持一下当地的民主武装——前提是能找到的话。英国提醒这支小舰队的海军上将，要小心水雷和冰山，另外还要抵御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但必须和海岸保持安全的距离。
[71] 英国海军部在1919年春写信给外交部：“如果能告知其应该支持何种政策，波罗的海上的英国海军军官能发挥更大作用。”
[72]

万般无奈的协约国用上了权宜之计，要求德国政府停战后不要调动在波罗的海的军队。贝尔福说，这么做非常丢人，但是似乎也没有别的方法。
[73] 这套方案又引发了其他问题。德国统帅部很高兴。无论是军方还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都不想放弃占领的波罗的海地区，他们认为那里是一道屏障，可以抵御布尔什维克和斯拉夫人的威胁（在右派那些可怕的想象中，这两者往往是一个东西）：几个世纪前，条顿骑士就在波罗的海地区作战，他们的鲜血已经圣化了那里的土地。而且，这块地区还可以用来重整力量，以便东山再起，对抗协约国。
[74]

在1918年圣诞节那天，在当地英国海军指挥官的默许下，拉脱维亚的临时总统，一位从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毕业的农业专家，向德国人求助——他那可悲的小军队就要被布尔什维克消灭了。
[75] 他的请求为新一代的条顿骑士敞开了大门。这些人被称为“自由军”（Freikorps），是德国境内的私人军队，成员都是自愿加入，号称要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蔓延，拯救文明。给他们的报酬是土地，或者是一段冒险的经历外加白吃白喝。

到1919年2月，自由军蜂拥而至，进驻波罗的海的城镇。有些人还算是有士兵的打扮；有些则蓄着长发，用窗户和路灯作为靶子来练枪法。他们表面上是来援救当地居民的，却瞧不起这些人。自由军于4月份推翻了拉脱维亚政府，并向爱沙尼亚开进，其实那时布尔什维克正在往外撤。
[76] 之前根本没怎么关注波罗的海的和平缔造者们变得不安起来。贝尔福说：“考虑到这些地区现在的混乱局面，德国人的做法很奇怪。他们阻止当地建立武装，强迫被占领的国家完全靠德国来抵抗布尔什维克的入侵，用这套办法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影响力。”
[77] 协约国于5月份派出了一个使团，帮助波罗的海各国政府组建自己的军队。
[78]

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如何摆脱自由军。巴黎向柏林方面发出了严厉的照会。德国政府向自由军指挥官冯·德·戈尔茨将军（General von der Goltz）下达了命令，但戈尔茨并未理会。劳合·乔治抱怨道：“真是混乱得可怕。”
[79] 到了8月份，德国政府终于把戈尔茨搞回了国内。但他的部队还留在那里，交给一名梦想着光复沙俄的俄国贵族指挥。此人非常自大，宣布波罗的海各国再度加入了俄国，而且说要把当地的居民征来做苦力，结果除了当地的德国人以外再没有任何人支持他。
[80] 到了1919年年末，自由军灰溜溜地撤回了德国，把怒火发泄在协约国、斯拉夫人以及他们自己的政府身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包括戈尔茨在内，后来都把希特勒和纳粹党作为自己精神的寄托。在1921年1月，协约国最终承认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独立。

立陶宛是波罗的海国家中最靠南的一个。那里的人就算能把国家建立起来，难度也要大得多，因为他们必须和波兰打交道。在1919年，绝大多数波兰人都想恢复旧时的波兰——立陶宛联盟，但这次是要由波兰人领导。德莫夫斯基轻蔑地表示，立陶宛人不过是个野人部落。对他们来说，要是能成为波兰人会更好。波兰不光要把所有波兰人占多数的地区吸纳进来，这显然符合自决原则；同时也要合并有大量波兰少数民族的地区，因为波兰人是文明的代表。立陶宛人占绝大多数的北方地区，可以建立一个不大点儿的立陶宛国。如果想和波兰结盟，它还可以保留自治的权利。毕苏斯基和左派准备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制国家。
[81] 没人把立陶宛人当回事，但立陶宛人的民族主义正在觉醒。
[82]

立陶宛人的民族之梦和1919年其他的民族没有什么区别，都很夸张，而且立陶宛人想在维尔纳建都。1919年1月，随着德国人撤出这一地区，一支由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夺取了维尔纳。到了4月份，波兰军队又接管了这座城市。毕苏斯基向立陶宛人发布了一通宣言，用上了“自决”这个有魔力的词。德莫夫斯基的支持者疯狂地攻击他，因为他们想要直接吞并。立陶宛总理大声疾呼，说他的国家愿意与维尔纳共存亡。
[83] 当地有一名犹太人站在城市自身的立场上讽刺道：“又要阅兵了，这次参加的都是波兰人。人们再也不分什么绿、白、红党了。所有人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波兰人，只有犹太人例外。犹太人根本不在乎，反正也是服侍这帮主子，管它飘的是什么旗。”
[84]

波兰和立陶宛都向巴黎和会申诉。立陶宛人派代表前往巴黎，这帮人既和波兰人争吵，自己之间也闹个不停。和平缔造者们动不动就得喝住双方的争斗，还要努力划一条公正的国界。劳合·乔治没事的时候不禁想到，立陶宛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归根结底，它的人口也就和威尔士的差不多。
[85]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和平缔造者们又觉得让波兰把波兰人占少数的地区划作领土，这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到1919年夏，劳合·乔治对立陶宛独立的想法热心起来：算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与布尔什维克俄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布尔什维克看起来能在内战中获胜——这些地区便可以成为英俄之间的贸易桥梁。法国人还是想要一个大波兰。由于波兰人的军队还在不断开进，和平缔造者们的构想其实没发挥什么作用。一年之后，布尔什维克把波兰人赶出了维尔纳，并把它交给了立陶宛人。1920年10月，就在波兰同立陶宛达成停战协议离开维尔纳后不久，波兰军队非常赶巧地发生了兵变，叛乱部队又夺取了这座城市。两年后，波兰人控制的这一地区举行了投票，绝大多数人支持并入波兰。
[8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把这个地方交给了已经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立陶宛。

在当时，为了弥补损失，立陶宛出兵占领了波罗的海许久不曾使用的小港口梅梅尔，还占领了一块连接内陆的地区。这个做法很是愚蠢，疏远了它与协约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协约国已经从德国要来了这个地区，而且就是想要给立陶宛一个自由港；对德国来说，这个地区德国人的数量和立陶宛人几乎差不多，而单就梅梅尔来说，德国人口占到了92%。到了1939年，希特勒又把这个地方夺了回去，战后那里又归了立陶宛，并被命名为克莱佩达（Klaipeda）。得到了梅梅尔不足以让立陶宛人原谅拿走了维尔纳的波兰。这两个国家互不理睬，一直持续了15年。等到1938年两国决定修好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直到今天，立陶宛还在要求波兰为过去的行为道歉。

在离维尔纳很远的南方，为了得到奥地利过去的省份加利西亚，波兰于1919年时也和邻国发生过口角。所有人都认同，加利西亚的整个西半部分明显是波兰人占多数，而且波兰化的城市克拉科夫（Kraków），连同当地历史悠久的大学以及宏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都应该划给波兰。不过位于西部边陲的富庶小公国切申，却在波兰和新建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引发了一场代价惨重的冲突。加利西亚的东半部分就没有这么好解决了，和北方一样，城市里都是波兰人，但乡下看不见多少。利沃夫简直就是一座茫茫人海中聚集波兰人的岛屿，再往东的塔尔诺波尔（Tarnopol，今捷尔诺波尔）也是一样。从总体上看，波兰人在当地总人口中还占不到三分之一，犹太人也只是占到14%——何况他们也不是全都想当波兰人。占绝大多数的是信奉天主教的乌克兰人——他们有时候管自己叫鲁塞尼亚人（Ruthenians），用来区别旧俄罗斯帝国中众多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人。德莫夫斯基对最高理事会说，鲁塞尼亚人远没到能自治的地步，他们需要波兰人的领导和波兰式的文明。而且，尽管德莫夫斯基没有明说，但波兰还想要利沃夫附近的油田。
[87] 当劳合·乔治暗示波兰人是为了这个理由索要利沃夫时，帕岱莱夫斯基非常愤怒。他表示，为了保卫利沃夫不受乌克兰人和布尔什维克的侵略，波兰人一直在浴血奋战。“你觉得13岁的孩子会为吞并领土和帝国主义者而战吗？”
[88] 他的雄辩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只有法国人表示同情。他们对波兰人的要求基本上都抱这种态度。

其实问题在于，没人能说清鲁塞尼亚人的归属。他们是住在东加利西亚，还是住在西乌克兰呢？他们的语言及文化和东部的乌克兰同胞相似，而他们过去与奥地利帝国的联系，以及他们信仰的宗教，又让他们靠近西方。在1918年11月，曾有一支鲁塞尼亚人宣布从奥匈帝国独立，并和基辅的乌克兰共和国组建了联盟。但不幸的是，这个联盟很快便遭到了当地共产党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攻击。鲁塞尼亚人的代表在1919年春赶到了巴黎，但是没获得机会说出自己的要求。
[89]

在加利西亚，宣告独立就标志着针对利沃夫本地波兰人的战斗就此打响。波兰与乌克兰各派军队驰援，进一步扩大了战事。而且两个民族各自的红白两党势力又让局面进一步复杂化。协约国尝试安排停战，但是没起到什么效果。威尔逊在5月时说道：“在我们没有进一步确定对乌克兰人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前，想干预这群人对伦贝格（Lemberg，即利沃夫）的围攻是非常难的。”
[90] 波兰人一边尽力拖延停战谈判，一边加强自己的防御工事。
[91] 这让巴黎方面非常反感，但和平缔造者们没有兵力去执行自己的决议。

劳合·乔治评论道：“我只见过一次乌克兰人，也只见过那么一个乌克兰人，而且我也说不好要不要再见其他的乌克兰人。”
[92] 乌克兰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协约国里没人支持它独立。毕竟英国和法国还是希望看到一个由反布尔什维克政府主导的、完整的俄国。从另一方面说，东加利西亚作为战败国的领土，它的命运应该由巴黎和会来决定。劳合·乔治认为，自决需要咨询当地居民的意愿。
[93] 说到底，他们打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像波兰抢夺东加利西亚这种事情。
[94] “这些小民族还未迎来自由之光，就开始变本加厉地压迫其他种族，这让我的心中充满绝望。”如果他们让波兰为所欲为，那就是再造一个阿尔萨斯-洛林。
[95]

在巴黎的争论和当地的战事都进行得差不多了之后，众人终于决定，奥地利要把东加利西亚交出来，或者交给波兰，或者按英国人的意思交给俄国，甚至是交给捷克斯洛伐克。
[96] 已经对英国政府疑心重重的波兰人十分气恼。1919年圣诞节前，英国大使邀请华沙上流人士来住所参加一场舞会，这帮人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屑——波兰人把饭吃了，但是拒绝下场跳舞。英国军事使团团长卡顿·德·维阿特气得脸色发白，对女主人说：“如果我要是你，我就把这帮人全都扔出去。”事情发生后，客人们威胁着要决斗，不过到了第二天早上都低调地和解了。
[97] 虽说各国又用了三年的时间去思考东加利西亚的命运，但波兰人暗度陈仓，建立了自己的控制权。到1923年，波兰对该地区的占领被承认了。鲁塞尼亚人痛苦地发出抱怨，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比国界那边的同胞幸运多了，那些人都沦为了斯大林的受害者。

从1919年年初到1920年秋，波兰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争斗最为激烈。即便是相对温和的毕苏斯基之流，也想向东大幅扩大波兰的领土，并达到直接或间接控制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目的。而布尔什维克又想借助这些地方，向欧洲核心工业地区输出他们的革命。历史让波兰人警惕着所有的俄国人——即便是那些大谈国际兄弟情谊的俄国人。布尔什维克党人则认为，波兰的民族主义与波兰天主教是革命的阻碍。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大概就是封建地主、工厂主、各式各样反革命分子用来把持权力的工具。托洛茨基写道：“虽然我们承认了民族自决的权利，但还是要花心思给大众解释它的历史局限性，而且我们绝不会将它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之上。”
[98] 这是老套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新表现。

1919年2月之后，布尔什维克与波兰人全面开战。波兰人长驱直入，挺进俄国的领土，在北方占领了大部分白俄罗斯地区。1919年夏，双方展开秘密谈判，商议临时停战。但是由于波兰坚持要让乌克兰独立，谈判未取得任何成果。
[99] 1920年4月24日，毕苏斯基发动了新一轮攻势，直捣乌克兰首府基辅。到5月时，波兰军队控制了这个城市，但非常迷信的毕苏斯基深感不安——占领基辅的人向来没什么好下场。
[100] 一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重夺基辅，并开始向西推进。一份下发给军队的命令上写着：“踏过波兰白匪的尸首，在全世界燃起熊熊烈火！”
[101] 英国驻波兰大使把妻儿都送回了老家。8月时，苏联军队已经出现在了华沙郊区外围。英国大使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把所有的碟子、油画、版画、漆器、照片、最好的书、最好的瓷器和玻璃、毯子等等东西都打包好了。这些漂亮的家具和床又打不了包，这可怎么好。”
[102] 波兰人急需武器，也盼着有人能向布尔什维克施压，实现停火，但是没人理睬。法军正在后撤。他们不喜欢布尔什维克，但也厌倦了野心勃勃的波兰人。
[103] 劳合·乔治敦促波兰人开启谈判。他告诉自由派报纸《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 ）那位了不起的主编C. P. 斯科特（C. P. Scott），波兰人没救了，就和爱尔兰人一样。“他们和所有的邻居——德国人、俄国人、捷克斯洛伐克人、立陶宛人、罗马尼亚人、乌克兰人——都吵架，他们就要迎来现世报了。”
[104] 幸运的是，劳合·乔治预测错了。列宁后来说道：“如果波兰成了苏维埃国家……那么《凡尔赛和约》就会被粉碎，由于战胜德国而建立起来的整个国际体系就会垮台。”
[105]

华沙之战是波兰人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波兰军队向来有军官内斗的习惯，战斗力不佳，但面对共同的敌人，这支军队振作了起来。一位英国外交官写道：“令我叹服的是，没人惊慌，也看不出有丝毫的焦躁。”
[106] 毕苏斯基冷静地谋划了一次大胆的反击。8月16日，波兰军队开始攻击苏军的后方，切断了他们的通信线路，苏军指挥官慌忙后撤。列宁在1920年9月底提出和谈。双方于1921年3月18日签署了《里加条约》。波兰的边界向东大大扩张，远超过和平缔造者们过去建议的范围，还囊括了更多少数民族：400万乌克兰人、200万犹太人，以及100万白俄罗斯人。
[107]

毕苏斯基并不怎么适应和平，也不习惯民主政治。1926年，他通过一场政变夺权。在1935年去世前，他一直都尽力按照军事路线来管理这个国家。他最大的对手德莫夫斯基从未入阁，他和他的追随者右倾得更厉害了。帕岱莱夫斯基于1919年年末辞去总理职务。人们把协约国拒绝满足波兰所有要求的错怪罪在他头上，还攻击他的妻子说她毫无头脑还要干政（她的确是这么一个人），这让他非常伤心。
[108] 他再也没回过波兰。1922年，他在钢琴上弹了几个音，惊奇地发现自己仍然对演奏钢琴感兴趣。他的副业和主业一样成功。1941年夏，帕岱莱夫斯基在纽约去世。在临死之前得知德国入侵了苏联，这让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的国家就又有希望了。

波兰熬过了建国时的艰难岁月，甚至还迎来了一段时间的繁荣时期。它没能拿回历史上曾经拥有的全部领土，但是它仍然是个大国，而且在波罗的海拥有了出海口。然而这些收益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国们认为波兰人贪婪且不负责任，甚至连法国人也这么想。它的邻国更是怨恨恼怒：立陶宛没了维尔纳地区；苏联少了曾经属于俄国的150英里（约240公里）宽的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则是切申之争；当然，还有被夺走了波兰走廊和但泽的德国。1939年夏，波兰又一次从地图上消失了。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度出现时，这个国家的面积缩小了，还发生了古怪的变化—纳粹清除了这个国家的犹太人，苏联人又清除了德国人，它的边界向西回缩了200英里（约320公里）。

[1] Davies, God’s Playground, vol. 2, p. 122, and chapter 3, passim.

[2] Zamoyski, p. 178.

[3] Jedrezejewicz, pp. 4–10.

[4] Davies, God’s Playground, vol. 2, p. 385.

[5] Roszkowski, p. 158.

[6] E. Howard, p. 342, n. 1.

[7] Shotwell, p. 305.

[8] Wandycz, Lands of Partitioned Poland, pp. 291–3; Davies, God’s Playground, pp. 52–3.

[9] Gregory, p. 170.

[10]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p. 62.

[11] Wandycz, Lands of Partitioned Poland, pp. 340–1.

[12]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879/1, Esmé Howard, 17.2.19.

[13] Landau, pp. 146–7.

[14] Kessler, p. 23.

[15] Wandycz, “Dmowski’s Policy,” pp. 119–20.

[16] Lundgreen-Nielsen, Polish Problem, pp. 55–7.

[17] Wandycz, “Dmowski’s Policy,” p. 118；Lundgreen-Nielsen, Polish Problem, p. 54.

[18] FRUS, vol. 12, p. 370.

[19] Cienciala and Komarnicki, pp. 91–2.

[20] Lundgreen-Nielsen, Polish Problem, p. 121, n. 163.

[21] Latawski, pp. 4–7; Headlam-Morley, p. xxviii.

[22]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131.

[23] Duroselle, p. 814.

[24] Wandycz,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land, p. 109.

[25] Gerson, pp. 62–3.

[26] P. Mantoux, vol. 1, p. 108.

[27] Komarnicki, pp. 253–9; Gerson, p. 102–3.

[28] E. Howard, p. 339.

[29]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332.

[30] Komarnicki, p. 145.

[31] Lundgreen-Nielsen, Polish Problem, pp. 80–1.

[32] Gerson, pp. 105–6.

[33] Lundgreen-Nielsen, Polish Problem, pp. 131–4.

[34] FRUS, vol. 3, pp. 670–5.

[35] Lundgreen-Nielsen, Polish Problem, pp.231–3.

[36] FRUS, vol. 3, pp. 772–82.

[37] Churchill College, Hankey Papers, 3/24, Hankey to Adeline Hankey, 29.1.19; Lundgreen-Nielsen, “Aspects of American Policy,” p. 100, n. 21;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Tardieu Papers, 356, “Conférence de la Paix 1919: Pologne: Problèmes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notes, correspondances), Décembre 1918–Octobre 1919.”

[38] Library of Congress, Bliss Papers, box 244, diary, 1.1.19.

[39] House and Seymour, p. 70.

[40]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p. 118–20.

[41] Mantoux, vol. 2, p. 150; FRUS, vol. 3, pp. 672–3.

[42] FRUS, vol. 3, pp. 673–4.

[43] House and Seymour, p. 72.

[44] Temperley, vol. 6, p. 220.

[45] Nelson, pp. 147–51, 152–4; Wandycz, France and Her Eastern Allies, pp. 34–37; House and Seymour, p. 71.

[46] FRUS, vol. 4, pp. 414–19.

[47] Komarnicki, Rebirth of the Polish Republic, pp. 319–49; Davies, “Lloyd George and Poland, 1919–20,” pp. 132–3; Wandycz, “Dmowski’s Policy,” pp. 123–4.

[48] F. Stevenson, p. 38; F. Lloyd George, p. 153.

[49]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911/2, Kerr to Horace Rumbold, 15.12.19.

[50] P. Mantoux, vol. 1, pp. 33–34.

[51] PWW, vol. 56, p. 313.

[52] Tillman, pp. 207–9; Headlam-Morley, pp. 169–71; P. Mantoux, vol. 1, pp. 105–9.

[53] P. Mantoux, vol. 1, p. 201; Nelson, pp. 187–91.

[54] P. Mantoux, vol. 1, p. 233.

[55] Ibid., p. 118.

[56] Cienciala and Komarnicki, pp. 106–10.

[57] Weinberg, Foreign Policy, pp. 13–14.

[58] House and Seymour, p. 80; FRUS, vol. 6, pp. 833–5; St Antony’s College, Malcolm Papers, 1/12, diary, 8.5.19.

[59]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p. 83–4.

[60]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33 (1.6.19, a.m.).

[61] PWW, vol. 60, p. 20.

[62]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34 (1.6.19, a.m.).

[63] P. Mantoux, vol. 2, pp. 278–86.

[64]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p. 304–5.

[65] P. Mantoux, vol. 2, pp. 389–92.

[66] Ibid., p. 312.

[67] F. G. Campbell, pp. 361–85.

[68] E. Howard, p. 333.

[69] Temperley, vol. 6, p. 297.

[70] Bennett, p. 77.

[71] Ibid., pp. 70–1.

[72] Ibid., p. 83.

[73] FRUS, vol. 4, p. 592.

[74] Waite, pp. 97–8.

[75] Ibid., pp. 101–2.

[76] Ibid., pp. 111–15.

[77] P. Mantoux, vol. 1, p. 258.

[78] Waite, p. 120.

[79] P. Mantoux, vol. 2, p. 550.

[80] Waite, pp. 123–30.

[81] Cienciala and Komarnicki, p. 116.

[82] Lieven, pp. 52–3; Cienciala and Komarnicki, p. 114.

[83] Cienciala and Komarnicki, pp. 122, 126.

[84] Lieven, p. 60.

[85] P. Mantoux, vol. 2, p. 309.

[86] Lundgreen-Nielsen, Polish Problem, pp. 206, 291–8.

[87] FRUS, vol. 3, p. 782; Wandycz, United States and Poland, pp. 138–9.

[88] FRUS, vol. 6, pp. 199–200.

[89] P. Mantoux, vol. 2, pp. 143–7.

[90] Ibid., vol. 1, p. 44.

[91] Lundgreen-Nielsen, Polish Problem, pp. 222–3, 279–88.

[92] FRUS, vol. 6, p. 199.

[93] FRUS, vol. 4, p. 410.

[94] Ibid., vol. 6, p. 198.

[95]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911/2, Kerr to Rumbold, 15.12.19.

[96] Cienciala and Komarnicki, pp. 165–73.

[97] Gilbert, Rumbold, pp. 186; Carton de Wiart, pp. 112–4.

[98] Dziewanowski, p. 202.

[99] Ibid., pp. 190–1.

[100] Carton de Wiart, p. 96.

[101] Davies, God’s Playground, vol. 2, p. 396.

[102] Gilbert, Rumbold, p. 206.

[103] Wandycz, France and Her Eastern Allies, pp. 154–6.

[104] Scott, p. 386.

[105] Dziewanowski, p. 305.

[106] Davies, God’s Playground, vol. 2, p. 397.

[107] Carton de Wiart, pp. 106–7; Gilbert, Rumbold, pp. 209–10, 216.

[108] Zamoyski, pp. 204–10.

[A1] 波兰称维斯瓦河，维斯图拉河是英文名称翻译。——译者注

[A2] 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基督教护教学学者。——译者注

第18章 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

波兰人总能惹人发出恼怒的叹息，就连他们的支持者也不例外，不过捷克人却能享受普遍的称赞。波兰人当然算得上是大胆勇敢，但是很不讲道理；罗马尼亚人漂亮、聪明，但是心机太重；南斯拉夫人，怎么说呢，那是相当“巴尔干化”；捷克人则是非常西方化。1919年1月，一个走遍了前奥匈帝国的美国救助代表团汇报称：“在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当中，捷克人似乎最能干，也最讲道理，组织力最好，领导力最强。”
[1]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是总理卡雷尔·克拉马日（Karel Kramář）和外长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s），他们在1919年2月向最高理事会陈情。说话的主要是贝奈斯。美国专家查尔斯·西摩大为折服，说道：“他组织了革命，推翻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在西伯利亚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他的外交技巧，加上总统马萨里克的真诚，为这个襁褓中的国家赢得了协约国的承认。”
[2]

贝奈斯和托马斯·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投身于自己人民的解放事业，使其摆脱了奥地利帝国的统治，这在巴黎无人不知；捷克军团向俄国人投降，结果却发现自己陷入了革命之中，之后他们突破重重封锁，横穿西伯利亚，朝着太平洋进发，为了自由不停地征战，这在巴黎也是无人不晓。在巴黎，几乎人人都喜欢并敬重捷克人和他们的领袖。（劳合·乔治算是个例外，他认为贝奈斯是“法国的小走狗”，还觉得捷克的要求太过火。
[3] ）贝奈斯与马萨里克的合作亲密无间，讲话有理有据且颇具说服力。他们强调了植根于捷克人心中的民主传统，还强调了他们对军国主义、寡头政治、金融权贵的厌恶——也就是旧德国与奥匈帝国所代表的东西。

英国人和美国人对这个新生的小国家都没有特别大的兴趣。这个国家在地图上看起来就像只蝌蚪——脑袋冲西，尾巴逐渐变细，甩向东方，夹在北面的波兰和南面的奥地利与匈牙利之间。不过法国人对这个国家很有兴趣，这种兴趣并非出自感情因素，而是源于对安全的要求。法国希望能有个强大的国家与波兰和新成立的南斯拉夫联合，封锁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德国。
[4] 这意味着要让捷克斯洛伐克控制重要的铁路，让它拥有中欧重要水路多瑙河的一段，还要给它充足的煤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5]

贝奈斯于2月5日向最高理事会提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此前一天，韦尼泽洛斯刚刚提过希腊的要求。之后一天，费萨尔（Feisal）又讲到了阿拉伯的独立。贝奈斯的任务比这两个人都要轻松，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被各国承认了，而且它想得到的大部分领土——奥地利三省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以及匈牙利的斯洛伐克省——都已经拿到了。这都要归功于贝奈斯自己的努力，以及他从法国得到的帮助。

在1915年来到巴黎的时候，贝奈斯不过是布拉格的一个毫无名气的社会学教授，代表一个名叫“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理事会”的组织。四年后，他成了一位新国家的外交部长。他不是韦尼泽洛斯或费萨尔那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毕苏斯基那样的卓越军人，这个外表不起眼的小个子有点学究气，写的东西干干瘪瘪，演讲也是了无生气。（法国人觉得盎格鲁-撒克逊人会喜欢这种风格。）他没有什么爱好和恶习，也没什么亲密的朋友。他对马萨里克很忠诚，但奇怪的是，这两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拘谨正式的关系。不过，贝奈斯这个人精力很足，做事也很有效率。战争期间，他在巴黎联系了一批批的人才，从外交官员到主要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都有可能为捷克的事业做出贡献。
[6] 如果说贝奈斯吸引的是法国人的注意力，那么他那魅力十足相貌出众的同事、斯洛伐克人米兰·什特凡尼克（Milan Štefánik）赢得的就是法国人的心。早在战前，什特凡尼克就是巴黎知名的天文学家了。他拿到了法国国籍，成了法国空军的一名王牌飞行员。这在当时引发了轰动。
[7]

奥匈帝国垮台后，各民族争着吸引各国列强的注意，这时的贝奈斯工作起来更卖力了。他向法国人保证，他的国家和那些邻居不同，它已经准备好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了。“捷克人自己就能阻止这场运动。”对英国人他解释道，他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完全忠诚的国家……尤其是忠于英格兰，而且这个国家将在德国和东方之间发挥屏障的作用”。
[8] 贝奈斯有张很不错的牌：来自战俘营、能为协约国作战的捷克军队。1918年6月，在德国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时，克列孟梭对贝奈斯说：“我想要你们在法国的全部士兵。”他得到的答复是：“您可以信任我，我将同您坚持到最后一刻。”法国外交部正式承认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理事会，认定其为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后的政府，而且还敦促法国的盟友也这样做。而且，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法国都是率先承认捷克边界的国家，即便有些边界是有争议的。还可以从另一件事上看出贝奈斯的成就：最高战时理事会邀请他一同讨论奥匈停战问题
[9] ，而南斯拉夫人没获得邀请，波兰人也被排除在外。等到巴黎和会召开时，贝奈斯已经把捷克斯洛伐克挂靠在了战胜国一方。这个国家作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的历史只是被轻描淡写且略带遗憾地一带而过。与南斯拉夫人和波兰人不同的是，捷克人还有一个优势：他们能以一个声音表态。特别是贝奈斯和马萨里克这两个人，他们的合作非常紧密，一直持续到马萨里克去世。

如果说贝奈斯是位实干家，那么马萨里克就是给捷克斯洛伐克带来生命活力的人。他可以介绍的东西不少：这个民族有自己的斯拉夫语言和文学，还有很多的历史记忆。在14世纪时，富庶强大的波希米亚王国向北延伸到靠近波罗的海的地方；在不长的黄金年代中，布拉格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从1526年开始，后面的故事就比较悲惨了，哈布斯堡家族一点点地消灭了这个国家独立的证据。不过，他讲述的这段历史里面并没有斯洛伐克人什么事。斯洛伐克人或许说着和捷克人相近的语言，但从10世纪起，他们在政治上就和捷克人没了关系——被匈牙利人统治了。而且，即使是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匈牙利的时候，斯洛伐克人也没有什么反抗。宗教改革运动把大部分捷克人变成了新教徒，但是与斯洛伐克人擦肩而过，他们还是忠诚的天主教徒。

马萨里克的父亲是位农场管理员，管理着大片地产。马萨里克本人出生于1850年，正好赶在1848年革命在中欧各地点燃民族主义情绪之后。他的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受母亲影响，马萨里克很小就决定摆脱乡村生活。凭借着坚定的信念，他考入了维也纳大学，主修哲学。
[10] 马萨里克年轻的时候头脑清醒，学习努力，很古板，对自己的观点相当自信。在刚当上大学教员的时候，他曾和一位资深教授意见相左，引发了轰动。随后他进入新闻行业，又转战政坛。无论是从事什么工作，他那好挑战权威的品性从未改变过。
[11]

战争爆发后，马萨里克逐渐意识到，奥匈帝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在于独立（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要把斯洛伐克包括进来），而且有可能会借用俄国的力量。（与斯拉夫人合作是他毕生追求的希望。）1915年，他安全地待在瑞士。但不幸的是，他在布拉格的家人受到了迫害。他的美国妻子疯了，而且终生未愈。他的大女儿被投进监狱，儿子贾恩（Jan）被强征加入奥地利军队。马萨里克搬到了英国，在伦敦大学教了两年书，结交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朋友，里面有外交官，也有《泰晤士报》记者威克姆·斯蒂德这样的舆论界人士。
[12]

1917年的第一次俄国革命推翻了沙皇，马萨里克被革命的前景吸引，来到了圣彼得堡。他力劝根基不牢的俄国临时政府继续攻击奥地利军队，并努力把捷克战俘组成军队，好和俄国人并肩作战。1917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列宁寻求和谈的决定，让他的方案都落了空。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布尔什维克很乐于把捷克军团打发到西线去——现在这支军队已经有5万人了。唯一可行的行军路线要绕一个大远，先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坐车走6000英里（约9700公里），在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后再坐船前往法国。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保证下，马萨里克于1918年3月先行出发，认为自己的军队随后就能赶上。然而在穿越西伯利亚的中途，捷克军团与向西进发、前去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匈牙利人发生了冲突。战况愈演愈烈，捷克人发现自己是在和布尔什维克打仗。到了当年夏末，捷克军队实际控制了大部分铁路，而且还意外发现了沙皇政府留下来的黄金储备。等到欧洲战事将熄的时候，捷克人觉得自己留在原地作用更大。因为8月时协约国军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他们很有可能会向西开进，进攻布尔什维克。捷克战士正好赶上协约国介入俄国内战，虽然思乡心切，但也只能在西伯利亚再待两年。贝奈斯对此并不后悔，实际上他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让心怀感激的英国人承认他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理事会，承认其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正式代表。马萨里克也表示同意。他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美国寻求援助的时候说道：“亲爱的小伙子们还得和他们的盟友多待上一阵子。”
[13]

马萨里克在美国到处跑——芝加哥、华盛顿、波士顿、克利夫兰，都是些捷克人和斯洛伐克移民的城市。在纽约时，他给东欧自决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专家上课。他和奥匈帝国其他民族的代表谈论友好地共建自由。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的一次大集会上，他和帕岱莱夫斯基大谈对对方的仰慕，还讲到他们反抗压迫的事迹。在战争结束前三周，中欧民主联盟（Mid-European Democratic Union）在费城召开了一次为期四天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波兰人、乌克兰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让人想不到的是，亚美尼亚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来了。马萨里克草拟出了一份《中欧民族独立共同目标宣言》。在费城独立之钟敲响之时，他把钢笔在当年美国签署《独立宣言》时用到的墨水瓶里蘸了蘸，第一个在宣言上签了字。
[14]

马萨里克在匹兹堡签署了另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是同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各种组织签订的，承诺在新的民主国家中，斯洛伐克人将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可以有自己的法院、自己的议会、自己的语言。虽然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斯洛伐克人都生活在美国，但他们还不足以代表整个民族。他们在中欧的同胞低声抱怨，说并不是所有的斯洛伐克人都想要结盟，只不过这些抱怨还没来得及漂过大西洋，协议就签完了。
[15] 晚些时候，当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出现嫌隙时，马萨里克低调处理了这份协议。“订立这份协议是为了满足一小撮斯洛伐克人，不然的话，天知道他们会想出什么样的独立斯洛伐克国家来。”
[16]

《匹兹堡公约》成功地安抚了美国人，使其相信斯洛伐克可以通过自决的方式并入捷克斯洛伐克。实际情况也正如马萨里克预料的那样，美国人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查尔斯·克雷恩（Charles Crane），一位见多识广、好奇心强、靠生产水槽和马桶发家的商业大亨，马萨里克结识了蓝辛、豪斯（他认为这个捷克人是个讲道理的人），最后在6月18日见到了威尔逊。两人的会面并不顺利，这两个人都当过教授，会面时互相教育对方。更重要的是，马萨里克发现，相比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威尔逊更感兴趣的是利用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美国人还没准备好公开承认奥匈帝国已经完了。
[17]

局势到了秋天就明朗了。在战场上，奥地利的军队一败涂地。在国内，年轻的皇帝没有什么经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波兰人、南斯拉夫人、捷克人、德国人大谈独立。在布拉格，示威者齐声赞颂威尔逊和马萨里克。用威尔逊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奥匈帝国“这座老房子，四壁都是靠支柱撑起来的”。撤掉支柱的时机已经到了。
[18] 9月3日，美国承认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理事会，将其视作“实际上的”参战国政府。和早先英国人的承认一样，美国的声明也未就这个新国家的领土范围进行说明。

在巴黎，贝奈斯决定把“实际”落到实处。他写信告诉同事：“这是既成事实，没什么可争论的。现在就是掌控局面的决定性时刻。”
[19] 10月28日，布拉格的捷克政客温和但坚定地从士气涣散的奥地利政府那里接过了权力。贝奈斯敦促协约国把捷克与斯洛伐克土地上的德国与匈牙利军队转移走，派驻协约国自己的军队取而代之。他还告诉法国人，占领波兰边界上的切申以及匈牙利境内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德称普莱斯堡）也很重要。由于协约国没有什么部队可派，占领主要由捷克军队完成，协约国负责指挥。
[20]

巴黎和会的延迟召开对捷克人的帮助很大。到了1919年1月，马萨里克回到了布拉格，当上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首任总统，住进了曾经属于波希米亚国王的宫殿。捷克军队不顾当地居民的反对，开进了说德语的边境地区，也就是波希米亚南北两个方向上与奥地利和德国接壤的地区。在斯洛伐克，法军之前曾下令，让匈牙利政府把军队撤到一道线以外，这条线正好就是捷克人希望的边界。

等到和平缔造者们注意到捷克斯洛伐克时，这个新国家的国界线大部分已经成型了。虽说贝奈斯最想要的是巴黎和会的承认，但他也想把领土往外扩。当最高理事会听取他的发言时，他提出了要求，索要波兰的几块小地方，还有匈牙利境内沿多瑙河延伸的一块地区，以及指向喀尔巴阡山脉的、多瑙河向南方改道的转向地带。他还要求得到旧时波希米亚北方边界之外的几块德国领土，以及老摩拉维亚南部边界以南的几块奥地利领土，说是为了让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界更整齐，并提供更多的保护。贝奈斯在私下里说，这都是克拉马日这样的民族主义者逼着他提的，不是他的要求，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21]

至于捷克东部的“尾巴”部分，贝奈斯要求得到喀尔巴阡山脉南边主要说乌克兰语的地方。他的理由是，当地多是鲁塞尼亚人，这些人和斯洛伐克人非常相似。他认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准备接受鲁塞尼亚人的时候，把这一地区的人留给匈牙利统治很不道德。（正巧，美国的鲁塞尼亚移民投票要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多出这么一块领土，也能让捷克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这个友好的国家接壤。
[22]

他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其实说成是建议更合适。他表示，有些住在德国南部的斯拉夫人，也就是德累斯顿东边的斯拉夫人，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护。这本质上是个道德问题，所以还请巴黎和会定夺。然后他又说道，捷克斯洛伐克需要朋友，因为这个国家三面都被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包围。或许可以划出一个走廊，向南穿过奥地利与匈牙利接壤的地方，把他的国家和南斯拉夫连接起来。
[23] 劳合·乔治觉得这种要求“太过分了，而且完全站不住脚”
[24] 。走廊的提议反映出马萨里克过去那种建立一个斯拉夫联邦的梦想，不过这个提议从未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贝奈斯向法国人保证，波兰人、南斯拉夫人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人都非常明白，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25] 尽管切申的归属问题把波兰从该综合体中择出去了，但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还会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捷克人用了很多论据来支持他们的领土要求：他们有辉煌的过去，他们的人民深爱自由，他们有勤勉、冷静的美德。在周围的小民族都屈从于布尔什维克的淫威时，他们敢于挺身而出。同时他们也是斯拉夫人中最进步的一群人，是西方文明的堡垒。贝奈斯说，他的人民一直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那就是抵御德国的威胁，捍卫民主。“捷克人在战争中的贡献世人皆知。”而捷克人的要求又是适度的，合理的。贝奈斯说道：“300年的奴役与国运起落几乎灭绝了这个民族，它觉得自己必须谨慎、合理、公正地对待邻国；而且它必须避免嫉妒的滋生与反复的争斗，因为这可能会使其再度陷入危险的境地。”他坚持认为，他的政府“希望尽一切力量提供协助，缔造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大概只有劳合·乔治一个人对这些话并不感冒，“他的这些话都经过了修饰包装，都是在说支持协约国宣扬的高尚理想，那些为了国际正义奋战之类云云”。
[26] 等到第二位捷克代表克拉马日要求发言补充的时候，即便是同情捷克斯洛伐克的克列孟梭也受不了了，直接打断了他，说：“好，我们会安排一个特别委员会，你可以和他们聊几个小时。现在该上茶了。”
[27]

捷克人轻松过关，没遇到任何刁难。他们承认，斯洛伐克会包括65万匈牙利人，但也有35万斯洛伐克人被留在了国外。匈牙利人没法抱怨：他们曾尝试把斯洛伐克人变成匈牙利人，并强迫数千名斯洛伐克人移民，不过没什么作用。贝奈斯说，在过去的波希米亚的西部，也就是与奥地利和德国接壤的地区，的确是住着说德语的人（德国人自己将这个地方叫苏台德地区，意思是南面的土地）。但匈牙利战前统计的数字说那里有几百万人，那是根本不足信的。相反，捷克仔细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那里只有150万德国人，而捷克人的人数差不多是他们的3倍。这些波希米亚德国人知道自己的未来要仰仗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不想看着自己的生意被更强大的德国经济吞并。如果他们当中有人说要与德国或奥地利实现大一统，那无非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外部势力的威胁。不管怎么说，还有一个理由——这也是贝奈斯认为最有力的论据——那就是没有了苏台德地区的制糖厂、玻璃厂、纺织厂、冶金厂和酿酒厂，捷克斯洛伐克就不可能存在下去。
[28] 而且，捷克斯洛伐克需要旧时的边界，也就是那些沿着群山与丘陵划出来的边界，只有这样才能保卫他们自己。一位美国专家讽刺道：“在波希米亚，他们要求按照‘历史边界’划分，不理会大量德国人的抗议，不考虑这些德国人根本不愿被这样接管；在斯洛伐克，他们坚持要保障民族权利，这下又不管那些历史悠久的、标记得清清楚楚的匈牙利‘历史边界’了。”
[29]

既然协约国基本上承认了这个新国家的样子，捷克斯洛伐克事务委员会的任务就相对轻松起来。西摩说，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氛围很友善，可以不拘礼节（允许他们抽烟），而且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私下会面也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因为他们把大多数事情都讨论过了，在开会前达成了一致的立场。成员们偶尔会和委员会中的英国总代表发生一些不愉快，那是因为这位总代表——来自澳大利亚的约瑟夫·库克爵士——是个一无所知还偏要发表强硬意见的人。尼克尔森花了很多时间教育他。
[30] 意大利代表没有像处理南斯拉夫边界时那样处处设卡，因为毕竟这里面不直接牵扯到意大利的利益，不过他们也没帮上什么忙。他们的首席代表是位老外交官，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总问自己，在这个阶段给我们自己设立两种以上的选择，是不是不太明智。”
[31]

让所有人最为之头疼的是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间的边界。那里主要是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住得非常混杂，而且在多瑙河东部地区是没有明显地理分界的。法国人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划走匈牙利人居多的地区，英国人和美国人反对。所有人都同意的是，建立一个直通南斯拉夫的走廊地区是不现实的。经过了大量的讨价还价和妥协让步后，委员会在3月份的第一周拿出了成果。委员会主席请英国代表团发表最后的观点。库克说道：“好啦。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成了快乐的一家人，对不？”在翻译用法语把这句话讲出来之后，现场一片寂静。
[32]

委员会的这份报告满足了捷克人的额外领土要求，给了他们想要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的土地，不过并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思办。因为对战败国和约要分别起草，所以这份报告的内容是逐项批准的。4月4日，正在激烈争论对德和约条款的四人理事会爽快地表示，最好是从整体上保留原来波希米亚王国的边界。5月12日，还是以同样迅速的方式，四人理事会批准了按照旧边界划定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之间的国界。部分和平缔造者一度曾担心捷克斯洛伐克中德国少数民族的命运——这部分人口有300万。蓝辛害怕这会违背自决的原则。
[33] 威尔逊按理说该大声惊呼：“为什么马萨里克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个！”但最后他没怎么考虑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
[34] 虽然劳合·乔治后来说他自己深感不安，但他在当时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35] 克列孟梭肯定没有什么不安。就像他在四人理事会中说的那样：“和会已经决定要成立一定数量的新国家。要是做到完全公正，岂不是要向着德国而强加给这些新国家一些不可接受的国界线？”
[36] 归根结底，没人想把德国的领土分给那些战败国。多数人应该都同意马萨里克在烦躁之下说出的那番话：“所有民族都被德国人和马札尔人压迫——难道就这么算了？”
[37] 而且，捷克人对国内少数民族做出的保证也让和平缔造者们感到满意——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学校，有宗教信仰自由，甚至还可以按人口比例选举议会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将要成为中欧的瑞士。
[38]

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在1918年和1919年曾两次抗议，但没有效果。这部分人里多是富裕的农民和家境殷实的资产阶级，所以他们心里很矛盾：一方面鄙视捷克斯洛伐克新主子，一方面又害怕左翼革命会席卷整个德国和奥地利，至少捷克斯洛伐克能提供稳定。不管怎么说，德国现在正被自己的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是没有精力去关照他们的。凡尔赛的德国代表团只是在递交给和平缔造者的书面意见上提到过这些人一次。德国外长，乌里希·勃洛克道夫-伦佐伯爵（Count Ulrich Brockdorff-Rantzau），向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表达了他的同情，但他也明确表示，德国不会冒着损害谈判立场的危险，去照料这些说到底从未加入过德国的人。
[39] 对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来说，在1919年与奥地利联合起来同样也不可能，因为他们正好分布在奥地利与德国边界上的一条新月形地带上。另外，1919年的奥地利看起来也是光景不长的样子。
[40]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确遵守了自己的很多承诺。在有大量德国人的地区，政府允许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办理公事。他们有德语学校、德语大学，还有德语报纸。但捷克斯洛伐克毕竟是个斯拉夫国家，纸币上印的是穿着捷克或斯洛伐克民族服饰的年轻女子。德国人——还有匈牙利人和鲁塞尼亚人——从未觉得这里是自己真正的归属。
[41] 如果不是大萧条对苏台德地区的工业冲击得特别厉害，如果希特勒没有把拯救国外德国人的命运当作自己的事业，归属感可能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一切都发生了。在1938年的慕尼黑，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让他毁灭了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的边界之争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平息。这部分是因为对匈和约被延迟了——首先是3月末的共产主义革命，接着又是更多战事的爆发。捷克人安抚和平缔造者们，说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于是在匈牙利革命爆发后，捷克斯洛伐克很快出兵占领了匈牙利的领土。在福煦的批准下，捷克军队占领了匈牙利领土上的重要铁路，然后继续开进，超过了福煦准许的范围，占领了匈牙利最后一块煤田。
[42] 匈牙利人于6月初展开反击。捷克人立刻向和平缔造者们告状。但是有人都认为是他们先挑衅的匈牙利，这让捷克人感到很惊讶，也很受伤害。克拉马日说：“我不知道什么捷克攻势，我只知道匈牙利的布尔什维克在挺进，里面还掺杂着马札尔人沙文主义。”贝奈斯给捷克斯洛伐克描绘了一个爱好和平的形象，说它并没打算威胁南面，“我们正忙着本地的改革以及即将开始的选举”。他表示，捷克军队一直都主要集中在德国边境上，准备在德国拒绝签署条约时采取行动，“就是因为马札尔人看到斯洛伐克这时毫无防御能力，所以才会进犯”。
[43] 捷克人趁机向匈牙利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例如要得到额外的铁路线，要得到多瑙河南岸的一个桥头堡地区。协约国现在真正担心起这场冲突了，他们拒绝了捷克这次的大部分要求。
[44] 劳合·乔治说：“即便是匈牙利人，我们对他们也要公平。他们只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
[45] 一个例外是多瑙河上德国人占大多数的城镇布拉迪斯拉发，这个地方被割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理由是这个国家需要一个内河港。即便如此，捷克斯洛伐克最后还是夺走了匈牙利的一大片土地，还有100多万匈牙利人。

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也有矛盾，这两国争抢的是加利西亚西部边界与上西里西亚接壤处的切申地区。作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小三角地带必然是逃不了被各国争夺的命运。这是个丰厚的战利品，部分原因是它位于西里西亚大煤田的一端，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欧洲中部的南北干线与东西干线都在此处交会。在巴黎的德莫夫斯基说，从民族角度讲那里应该归波兰。（当地总人口为50万，波兰人和捷克人的比例应该是二比一。
[46] ）他表示，占总人口大多数的波兰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也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贝奈斯对他的数字提出了质疑：很多波兰人都是临时居民，是被较高的生活标准吸引到当地的，或者说是受捷克语和捷克文化的影响太深，根本不能再称之为波兰人，具体的证据就是切申居民的服装和建筑风格。
[47] 而且，捷克要发展工业就非常需要切申出产的煤炭，还得有一条不能由波兰人控制的铁路，因为这条铁路要连接捷克斯洛伐克的东西两部分领土。来自切申本地的代表要求成立独立国家，但没人给他们这样一个机会。
[48]

就和其他很多拖累巴黎和会进程的问题一样，这件事本来也可以比较轻松地解决的。在前一年夏天，马萨里克和帕岱莱夫斯基曾在华盛顿会面，双方都同意在战争结束后用友善的方式讨论这个问题。
[49] 当奥地利政权垮台时，切申当地的波兰人和捷克人想出了一个分担权责的方法。而当时的波兰新政府宣布，在华沙举行的新议会选举中，要把切申地区的波兰部分考虑进去—现在想想这么做并不明智。布拉格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此也是反应过度，它在1919年1月末命令所有波兰军队立刻撤出切申。同样不明智的捷克人说服了几位协约国官员，让他们对外暗示这个命令来自协约国。枪声就此响起，两国政府都派兵增援，原本就紧张的局势变成了一场危机。
[50] 一位美国教授在布拉格拜会了马萨里克，发现他既疲劳又紧张。这位美国人在报告中写道：“给我的印象有点像是，在这起事件中，他一直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不是自己占据主动，而且很明显能看出来，他对整件事情并不很满意。”
[51]

巴黎的和平缔造者当时正忙着处理国际联盟与俄国问题，两个反目成仇的友善邻邦干扰了和平进程，这让他们很不高兴。
[52] 当年晚些时候，劳合·乔治在那次知名的下议院演讲中问道：“有多少人听说过切申这个地方？反正我不介意说我自己从未听说过。”
[53] 最高理事会把波兰人和捷克人召集到一起，结果两边都在数落对方的不是。贝奈斯借机抛出了一大堆理由来阐述为什么切申属于捷克斯洛伐克——有“统计学上的理由、民族学上的理由、历史上的理由以及经济上的理由”。劳合·乔治严厉地对他说，要他遵守发言秩序。
[54] 和平缔造者们成立了一个协约国事务协调特别委员会，双方只好不情愿地接受了这种安排。
[55]

这个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停火，但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就难多了。劳合·乔治坦白心声，说他宁可去同情波兰人，威尔逊说他也一样。之前有一群波兰农民去他的办公室请愿，恳求他不要把他们划到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中。这帮农民对他说，为了坐火车来巴黎，他们从家出来步行了60英里（约100公里）的路才抵达最近的车站。这让威尔逊很受触动。
[56] 基本和波兰人站在同一条战线的法国人这次选择支持捷克人，理由是没了切申波兰怎么都能活下去，但捷克斯洛伐克就不行了，而且它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封锁线上的关键一环。
[57] 为了唤醒众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贝奈斯用尽了办法。他警告称，停火只会让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的反捷克斯洛伐克黑暗势力更加嚣张。捷克当局已经揭穿了他们的间谍和煽动者，而且还发现了他们的传单和地图。
[58]

协约国事务协调委员会没给和平缔造者们提出什么有用的建议。这个委员会指出，按照民族分布划分将导致国界线正好穿过煤田中央。它建议的其他方法必然会惹怒波兰人或捷克人，或者同时把他们都惹怒。4月，和平缔造者们鼓励帕岱莱夫斯基与贝奈斯两人直接对话。
[59] 结果对话毫无成果，和平缔造者们只好又祭出公决这一招。到了1919年夏天，认为可以在公决中获胜的波兰人表示同意。捷克人觉得公决无望取胜，表示反对。捷克人花了一年时间，在切申属于自己的那半边大肆宣传，然后表示同意咨询当地人的意见，但波兰人又改了主意。暴动与罢工让投票根本无法进行。在1920年7月，大国终于做出了决定：让捷克斯洛伐克拿走煤矿；切申这座小城市一分为二，旧城区划给波兰，带车站的郊区划给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国家得到电厂，另一个得到煤气厂。
[60] 在旧世界兴起现代民族主义的时候，中欧所有问题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解决的。两个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民族变成了彼此怨恨的对头。

波兰曾考虑过直接占领切申，但它的一切资源都用在了抵抗俄国上。它永远不能原谅捷克斯洛伐克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也不能原谅捷克斯洛伐克毫无同情心的做法——在自己急需武器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却把从奥地利运出的装备扣下了。
[61] 1938年10月1日，也就是在《慕尼黑协定》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天，波兰政府强行讨要切申。匈牙利紧随其后，索要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山脉南部山麓上的鲁塞尼亚领土。

新生的民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牢固的根基。按照奥地利社会主义领导人的说法，协约国用几个不同的民族拼出了一个国家，“所有民族都彼此憎恨，被困在他们的整体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中，被困在他们那由憎恨与民族冲突造就的文明进步中，滋养他们的则是暴政与被毒化的公众生活”
[62] 。这番话里倒是有一些正确的地方。捷克斯洛伐克总人口在1400万左右，其中300万是德国人，70万是匈牙利人，55万是鲁塞尼亚人，还有零零散散的波兰人和吉卜赛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加在一起占到了三分之二，但他们之间也有很多分歧。捷克土地上肯定留下了奥地利统治的印记，而斯洛伐克则是匈牙利。捷克人觉得自己是给一潭死水带去了进步与文明，而斯洛伐克人则讨厌这一点。马萨里克在匹兹堡给出的承诺满是自由，但主掌政府的捷克人不愿意给斯洛伐克这种自治权。他们的理由是斯洛伐克人教育程度不高，没办法运行自己的政府。更重要的是，捷克人不想鼓励德国人、鲁塞尼亚人、匈牙利人要求类似的权利。
[63]

斯洛伐克的经济在1919年年初急转直下，这就是对未来的一个警告。它现在既没有了匈牙利的市场，也没有了匈牙利的煤矿。甜菜烂在地里，加工厂关门歇业。一位美国观察员指出，斯洛伐克的农民和工人实际上正在反对他们的布拉格新政府。他在报告中援引当地人的话写道：“你们没什么值得我们感谢的。你们说是你们把我们从匈牙利人的残酷压迫中拯救了出来，但现在我们这儿天天戒严，我们没有工作，受冻挨饿，看不到未来。”当地的神父讲到了自己的担心，害怕天主教会被信新教的捷克人打压。
[64] 当年夏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前进中的捷克军队遭遇了伏击，攻击他们的就是背后的斯洛伐克人。
[65]

9月份，豪斯的机要助理斯蒂芬·邦斯尔（Stephen Bonsal）接待了两名斯洛伐克人。这两人抱怨说，他们被禁止出境，只能费尽力气绕道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才能抵达巴黎。他们恳求邦斯尔，让他们探望自己的领袖，卧病在床的赫林卡神父（Father Hlinka）。这个美国人和他的斯洛伐克同伴在巴黎找了一圈，在来回折返甩掉了跟踪者之后，他们来到了一座修道院的密门前。邦斯尔在里面发现了形如槁木的赫林卡神父，躺在修士的小室里，念着自己的祷告书。这位神父说，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期望已经幻灭，匈牙利人都没有这么坏。他说：“我们在马札尔人身边生活了一千年。斯洛伐克的所有河流都流向匈牙利平原，我们所有的道路都通往他们那伟大的城市，布达佩斯。而我们与布拉格之间，却隔着喀尔巴阡山脉。”他接着说道，斯洛伐克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捷克人，不管他们自己怎么说，都是异教徒。邦斯尔没法向这些人保证，和平缔造者会收回自己做过的事情。赫林卡神父伤心地说：“上帝已经惩罚了我，但我要继续为我的人民恳求上帝和人们的宽恕，他们是纯洁无辜的。”
[66]

赫林卡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了一个政党，斯洛伐克平民党，它成了斯洛伐克最重要的政治力量。1938年5月，一组美籍斯洛伐克人拿到了1918年的《匹兹堡公约》原件。在布拉迪斯拉发的一次大集会上，赫林卡要求政府履行马萨里克当年的承诺。马萨里克死于《慕尼黑协定》签署的前一年，赫林卡则在协定签署的当年秋天去世，倒是《慕尼黑协定》打开了隔断两地人民许久的大门。捷克斯洛伐克当时已被盟友抛弃，四面楚歌的它向赫林卡意志的继承者提索（Tiso）神父让步了，在仅剩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内给予了斯洛伐克彻底的自治权。希特勒嗅出了端倪，怂恿提索独立。1939年3月，当纳粹军队踏入捷克领土时，一个新的斯洛伐克国家诞生了。并不是所有的斯洛伐克人都想看到国家以这种方式建立，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给它施洗的这位纳粹教父。
[67]

提索并没比他的造物多活太长时间。1946年，重建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叛国罪绞死了提索。这一次，它把斯大林选为自己的保护人。和1919年和平缔造者们赞许的那个捷克斯洛伐克相比，新国家的面积变小了，也变得不一样了：苏联鲸吞了鲁塞尼亚的那一部分，德国人也在捷克人的鼓励下逃跑了。老迈多病的贝奈斯当上了总统，努力想让自己的国家挣脱苏联在整个欧洲中部编织的大网，但是他没能成功。1948年9月，在共产党发动政变夺权之后，贝奈斯去世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没有目睹之后发生的惨事。马萨里克的儿子贾恩死在了那场政变中，应该是被共产党特工推下楼摔死的。1993年1月1日，斯洛伐克与捷克共和国宣布分道扬镳，那个在1919年建立起来的国家就此瓦解了。

[1] FRUS, vol. 12, p. 236.

[2] House and Seymour, p. 94.

[3] F. Lloyd George, p. 152;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p. 941–2.

[4] Hovi, pp. 109–11.

[5]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Série à Paix 344 (Tchécoslovaquie), Les Frontières de la Tchécoslovaquie, 22.2.19.

[6] Zinner, vol. 1, pp. 100–4; Laroche, pp. 39–40; Zeman, pp. 156–8.

[7] Zeman, pp. 84–5;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p. 151–2.

[8]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Série à Paix 299, Beneš to Pichon, 7.11.18; British Museum, Balfour Papers, 184–190, Derby to Balfour, 14.12.18.

[9] Perman, pp. 35–40; Zinner, pp. 102–3.

[10] Zeman, pp. 21–2.

[11] Ibid., pp. 43–4, 50–9.

[12] Steed, vol. 2, p. 100.

[13] Zeman, p. 117.

[14] Mamatey, pp. 316–7, 342–3.

[15] Ibid., pp. 282–4.

[16] Masaryk, p. 208.

[17] Zeman, pp. 110–2; Mamatey, pp. 285–6.

[18] Mamatey, p. 317.

[19] Perman, p. 70.

[20]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Série à Paix 299,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e la conférence, politiques des petites nations alliées,” note from Edward Beneš, received 3.11.18; Perman, pp. 73–5.

[21] Perman, pp. 126–30.

[22] FRUS, vol. 3, pp. 877–87.

[23] Ibid., 886–7.

[24]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940.

[25]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Série à Paix 299,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e la conférence, politiques des petites nations alliées,” Beneš to Pichon, 7.11.18.

[26]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931.

[27] Seymour, pp. 155–6.

[28] FRUS, vol. 3, pp. 877–87.

[29] Ibid., vol. 12, p. 273.

[30] House and Seymour, p. 97; Seymour, p. 176;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p. 272–3; Laroche, pp. 81–2.

[31] Seymour, p. 176.

[32]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80.

[33] FRUS, vol. 4, pp. 543–6.

[34] Mamatey, p. 307; Perman, pp. 162–3.

[35]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941.

[36] Perman, p. 132.

[37] Mamatey, p. 306.

[38] FRUS, vol. 3, p. 402;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p. 937–8; Headlam-Morley, p. xxvi; Seton-Watson and Seton-Watson, pp. 367–8.

[39] Perman, pp. 178–9.

[40] Rothschild, pp. 76–84.

[41] Sayer, pp. 150–51, 169–79.

[42] Perman, pp. 220–1.

[43] P. Mantoux, vol. 2, pp. 378–80.

[44] Perman, pp. 222–3.

[45] P. Mantoux, vol. 2, p. 351.

[46] Komarnicki, p. 356; Temperley, vol. 4, pp. 350–51.

[47] FRUS, vol. 3, pp. 777, 881–3; vol. 8, pp. 118–24.

[48] Ibid., vol. 4, p. 608.

[49] Temperley, vol. 4, p. 355.

[50] FRUS, vol. 12, pp. 318–22.

[51] Ibid., p. 327.

[52] Temperley, vol. 4, p. 357.

[53]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5.

[54] FRUS, vol. 3, pp. 782–4.

[55] E. Howard, p. 305.

[56] P. Mantoux, vol. 1, p. 234.

[57] Wandycz, France and Her Eastern Allies, pp. 93–4.

[58] FRUS, vol. 4, pp. 327–30.

[59] Ibid., pp. 608–12.

[60] House and Seymour, pp. 82–3.

[61] See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p. 182.

[62]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945.

[63] W. V. Wallace, pp. 55–7; Sayer, pp. 172–5.

[64] FRUS, vol. 12, pp. 238, 345–6, 349.

[65]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68/1–23, memorandum on the position in Hungary by E. Ashmead-Bartlett, 7.6.19

[66]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p. 156–64.

[67] W. V. Wallace, pp. 58–9.

第19章 奥地利

1919年6月2日，巴黎市郊圣日耳曼安雷（St Germain-en-Laye）的王室旧庄园大厅里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在众多协约国代表的注视下，奥地利代表在铺着红毯的桌子上签署了和约。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故意转过身去背对他们——在奥地利还属于某个大帝国时，这位总理和其中某些代表还做过同事。签字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幅画作，里面画的都是已经灭绝的石器时代的动物。克列孟梭的助手莫戴克评论道：“我们中的某些人忍不住被这些画吸引住了。”
[1]

奥匈帝国，这个哈布斯堡家族自13世纪起历尽苦难组合起来的庞大帝国，其实在1914年前就开始解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给了它最后一击。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都跑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一向不满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匈牙利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独立。哈布斯堡家族的末代皇帝卡尔是个温驯多病的年轻人。他在1918年11月默默地放弃了皇位，只留下了家族历史上多次通婚、交易、征服的产物，也就是他身上的头衔：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洛德梅里亚（Lodomeria）、加利西亚与伊利里亚（Illyria）的国王；奥地利大公；托斯卡纳与克拉科夫的大公爵
[A1] ；洛林（Lothringia）公爵，萨尔斯堡（Salzburg）、施第里尔（Styria）、卡林西亚、卡尔尼奥拉与布科维纳的公爵；特兰西瓦尼亚大公爵，摩拉维亚侯爵；上下西里西亚公爵，摩德纳（Modena）、帕尔马（Parma）、皮亚琴察（Piacenza）与古斯戴拉（Guastella）的公爵，奥斯维辛与萨托（Sator）的公爵，切申、弗留利（Friaul）、拉古萨（Ragusa）与扎拉（Zara）的公爵；哈布斯堡和蒂罗尔的王室伯爵；等等。1922年，卡尔皇帝患流感死在了马德拉群岛上，带着这一大堆头衔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皇后齐塔（Zita）于1989年3月去世，只差几个月就能看到东欧和西欧结束分裂。

和平缔造者们的精力都用在了满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以及罗马尼亚的要求上，没有怎么去管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事情。和大多数人一样，负责划出新国界的各领土问题委员会也认为，被缩小到只剩德语人口地区的奥地利，以及已经被抢走了克罗地亚与斯洛伐克两个旧王国的匈牙利，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了，只能等着被瓜分。对这两个国家来说，什么是自决原则中的公平，以及什么是存活下来必须做的事情，已经不是巴黎方面关心的事情了。最高理事会甚至没有就两个国家的问题建立委员会。

旧帝国中很大一部分已经变成了协约国的盟友，这就引发了一个尴尬的问题：奥匈帝国的赔偿到底该由谁来支付？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南斯拉夫？贝奈斯坚决表示：“我们不能为一场我们自己谴责的战争担负责任。”
[2] 协约国也同意。这样就只剩下了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敌对国，两个彼此关联了数个世纪、都可视作帝国核心的国家。这两国的代表表示，他们不应当被视作奥匈帝国的继承者。奥地利总理卡尔·伦纳（Karl Renner）就提醒和平缔造者们，旧帝国在1918年11月就灭亡了。在6月签字的那天，他说道：“我们是作为战败灭亡帝国的一部分来到各位面前的。”奥地利是个新国家，“就和其他民族的国家一样，我们这个新共和国也是刚刚出现，因此人们不应该认为它继承了那个君主制国家的衣钵”。
[3] 至少英国的法律专家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希望从奥地利那里获得好处的意大利人则不这么想。
[4]

奥地利和匈牙利都请求宽恕和理解。它们承认过去做过错事，甚至是坏事，但那是过去的那个帝国干的。就像德国一样，这两国也声称自己重生了，变纯洁了。
[5] 它们已经抛弃了旧制度，现在全心全意地拥护威尔逊的崇高原则。美国人同情地听着他们这番话。
[6] 威尔逊想要奥地利在条约签署完毕后就加入国际联盟。
[7] 欧洲人的态度则更强硬：奥地利和匈牙利必须承担战争责任，就像德国一样。并且要以此为基础交出战犯，支付赔偿。奥地利提出，旧帝国的其他部分是不是也要担负战争责任。面对这个尴尬的问题，协约国没有什么好理由，只能回答说奥地利比其他国家更加狂热地支持了战争。“给世界带来如此惨痛的灾难，奥地利应当把这项罪行中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全部承担下来。”
[8]

其实欧洲人并不想难为奥地利，没打算让它承担匈牙利所承担的那么大的责任。劳合·乔治并没有特别敌视奥地利。
[9] 克列孟梭战前曾在奥地利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弟弟还娶了一个奥地利人。和当时很多人一样，克列孟梭也认为奥匈帝国是疯了才会和德国结盟，但他并未积极主张拆掉这个国家，只是在战争后期才这么说。
[10] 奥兰多战时大肆宣传，说奥匈帝国是意大利的头号敌人，但意大利人的对奥政策是矛盾的。在过去，奥地利既当过意大利的敌人，也当过盟友。意大利想要奥地利的领土，尤其是蒂罗尔地区，而且不想让南斯拉夫来和自己抢。意大利外交官向奥地利政府暗示，如果不去纠结蒂罗尔的归属，那么两国就有希望在经济上建立紧密的联系。
[11]

匈牙利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匈牙利在1919年变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国家，而奥地利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和多数邻居打仗，奥地利与人和平相处；匈牙利活该被罚，奥地利值得同情。而且还有一点，和德国与匈牙利不一样，奥地利太小，也太穷，构不成什么威胁。它的人民没有那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它过去从未成为一个国家，只是哈布斯堡家族土地的一部分。1919年的奥地利只是个奇怪的畸形孤儿，脑袋大，身子小——说德语的地区都是风景如画的山地与峡谷，居民过得很穷困，但之前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在奥地利，那里有宏伟的宫殿、教堂、众多政府机构、宽阔的街道和阅兵场。这些都是为拥有5000万臣民的统治者建造的，而不是为300万奥地利人。总理伦纳向一位持同情态度的美国人抱怨道：“我们有上万名没用的官员，还有至少20万名多余的工人。如何处置这些人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12] 奥地利一半人口居住在维也纳城里，但是没有多少维持城市运转的工人。

帝国覆灭之时，以奥地利为中心的经济机制也崩溃了。连通黑海与德国南部的水路多瑙河贯穿这个国家。周边的铁路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轮辐，和布达佩斯与布拉格等地的铁路网连在一起。1918年11月时，这个国家的食物与原材料进口贸易终止了，工业品出口也停摆了。按照维也纳一家报纸的说法，进出口贸易就像被一斧斩断了。
[13] 波希米亚的煤炭和土豆，还有匈牙利的牛肉和小麦，都停在新边界的另一边过不来。奥地利没钱买这些东西，新邻居也不想白送。实际上，邻国正忙着争抢放在维也纳的皇家资产：艺术品、家私、盔甲收藏品，以及科学仪器、书籍、档案，甚至还有图书馆。意大利人也插进来，索要意大利建国前被搬到维也纳的艺术品，比利时人也要求奥地利归还被玛丽亚·特蕾西亚
[A2] 拿走的一幅三联画。
[14]

巴黎接连收到报告说，奥地利情况堪忧：有的乡下没了牲畜；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人们纷纷患上肺结核；男人穿着捡来的破烂军服；许多人失业，仅在维也纳就有12.5万人；工厂里一片死寂，火车与电车很少开动。帝国陆军的最高统帅开了一家小烟草店，低阶军官改去擦鞋。饥饿的孩子沿街乞讨，施粥铺外面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中产阶级家庭的正经女孩要卖身换食物和衣服。人们频繁在街头上游行示威。在一次暴动中，人们把骑警的马打死割肉，几分钟后就抢得只剩骨头了。

维也纳的咖啡馆依旧营业，里面也有乐队演奏，但顾客喝的已经不再是咖啡了，而是换成了大麦茶，另外他们还要紧紧地裹住自己的大衣御寒。为了节省燃料，商店和餐馆很早就打烊了，剧院每周允许只开一晚。街道上脏乱一片，无人清扫。窗户钉上了木板，因为根本买不到修窗户的玻璃。哈布斯堡家族的宫殿早先就被洗劫了，美泉宫现在变成了遗弃孤儿的住所，霍夫堡宫则被租出去举办私人宴会。
[15] 一位驻维也纳的美国观察员说道：“这些人的心态，就像遭遇了洪水、饥荒这些的重大自然灾害一样。他们的心态和言论，就像为印度饥荒难民寻求帮助的代表团。有一种看法是，我们应该彻底放弃憎恨，同情他们，让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
[16]

1919年1月，巴黎派出了一位名叫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的英国公务员（后来被称为福利国家制度之父），让他去评估奥地利的需求。他警告称，如果不立刻援助，奥地利整个社会都有可能瘫痪。
[17] 在这个国家中，有些省份已经在拒绝向维也纳缴粮。在奥地利西部边陲省份福拉尔贝格，人们正吵闹着要加入瑞士。其他的地区也有可能纷纷效仿。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政府无计可施，而且还要和一个自封的民兵组织共享权力。
[18] 和平缔造者们很清楚这些事情都意味着什么。他们不想让奥地利重蹈俄国或匈牙利的覆辙。3月末，协约国解除了对奥地利的封锁，并向奥地利政府提供了贷款。他们还向这个国家援助了食品和衣物。于是，奥地利成了继德国、波兰、比利时之后，从协约国援助中获益第四多的国家。
[19] 到了1919年春，就像维也纳一位知名记者对一个美国人说的那样，情况是很严重，但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20] 同年6月，共产党人企图武力夺权，但没能成功，而且也没闹出太大的风波。

在邀请奥地利派代表前往巴黎参会的时候，对奥条约的拟定工作还远未完成。不过，正如威尔逊所说的那样，协约国应该对奥地利政府表示出支持的态度。他们没法邀请匈牙利人。布达佩斯已经出现了一个共产党政府，毫无疑问它会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劳合·乔治对匈牙利的态度相对温和。虽然此前他曾听说，布达佩斯方面处死了200名中产阶级，但他不能确定这件事的真实性。他说道：“我们不能因为不喜欢匈牙利政府，就不和匈牙利人民议和。”到最后，事实证明根本无法传唤匈牙利人，因为匈牙利和邻国之间又有战事爆发。
[21]

奥地利代表团的领队是该国总理伦纳，一个心宽体胖的人。他喜欢美食和好酒，爱好打牌和跳舞。伦纳属于社会主义者中的温和派，同时也是个现实的人。
[22] 在送他前往巴黎的时候，聚集在火车站的人群喊道：“给我们带个好的和平回来。”伦纳回答道：“相信我，我会为我们亲爱的人民赢得最佳条件。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没有赢得战争，求你们不要抱着不着边的期望。”
[23] 除了专家之外，他还带上了一位有名的和平主义者，一位战前在巴黎有交情的记者，连克列孟梭也是他的朋友；还有一位名副其实的英国英雄，鲁道夫·斯雷汀（Rudolf Slatin），此人曾跟随戈登将军（General Gordon）远征苏丹。但那次远征的结果很悲惨，斯雷汀被马赫迪派俘虏，关了很多年，后来被基奇纳救了出来，并封他为骑士。
[A3] 这位英国人口中的“斯雷汀·帕夏
[A4] ”写信给老朋友贝尔福，请求和平缔造者们与奥地利代表面谈。贝尔福拒绝了他的请求，但把斯雷汀作为双方非正式沟通的渠道。
[24]

奥地利代表团的火车一到巴黎，伦纳便用法语向在场的人道歉，说自己说不好法语。他还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来巴黎，很高兴能参观这座城市。他在媒体面前摆出了亲切的笑容。有人问他，在火车穿过战场时，他心里做何感想。代表团中有人替他挡住了这个尴尬的问题，回答道：“多亏有心人把火车的速度慢了下来，让我们能更好地观赏法国大地上5月的美景。”
[25] 奥地利代表团恭顺、温良，无可指责。四人理事会把他们传唤过来是出于一时兴起，而且很快就忘了这码事，这导致奥地利代表团必须等着和约拟定完毕。即便是这样，他们也表现得十分有耐心。他们用打牌、看书、长时间散步等方式来消磨时光。一位代表回忆道：“我们在法国吃美食，喝美酒。毕竟饥荒很多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一种享受。”等条件允许后，看守他们的协约国卫兵还带着这帮人出去转了转。农民家庭出身的伦纳还特意要求，想去法国的一所农业大学看看。奥地利人给大家留下了好印象，人人都说他们和德国人完全不一样——德国人这时也抵达了巴黎。圣日耳曼当地人特别喜欢奥地利代表团中的一位蒂罗尔代表。这个人穿着栗色的猎装，带着小小的绿帽子，上面别着一根大黑羽毛。当地人不知道的是，他这么穿是为了哀悼，因为主要讲德语的蒂罗尔南部地区已经被割让给了意大利。
[26]

意大利人对外泄露了和约条款的很多内容，这些内容让奥地利人既不安又沮丧。奥地利的边界问题基本交由专家委员会决定，这些人已经从捷克斯洛伐克或意大利等国家处收到了信件，知道了他们的领土要求，但没人理睬奥地利。
[27] 加利西亚归了波兰，波希米亚归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块儿被划走的还有300万德语人口。奥地利最聪明的社会主义者、外交部长奥托·鲍尔（Otto Bauer）回到维也纳后发表了一通充满激情的演讲：“超过五分之二的人民将被外国人统治，既没有公决，还明显违背了他们的意愿，他们的自决权就这样被剥夺了。”
[28] 他这番话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巴黎没人要听这种话。

协约国还决定，奥地利不能同德国合并。
[29] 在1919年，很多奥地利人认为“德奥合并”（Anschluss）是他们那个小国家获得安全和繁荣的唯一希望。在大学和咖啡馆里，持泛德主义的知识分子滔滔不绝，说要把日耳曼民族大树的枝干重新接回去。社会主义者劲头非常大，因为就像鲍尔说的那样，德国正在左倾。德奥两国的工人阶级若能联合起来，就可以加强各地的社会主义力量。伦纳的态度则更为实用化，也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饥荒、失业以及企业用地的突然缩小，对这些事情的担心会导致几乎人人都把德奥合并视为唯一可行的方案。”
[30] 但是，不管怎么说，很多奥地利人对合并还是持保留意见的。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不喜欢德国新教徒；商人担心德国的竞争；维也纳人不想让自己的城市地位落在柏林或魏玛后面。各阶层的奥地利人都还记得普奥两国争夺全德领导权的历史，也没忘记战争中德国人禁止奥匈帝国单独议和的方式有多么粗暴。

11月12日，也就是大战结束的第二天，维也纳新成立的临时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德奥合并以及与德国对话。奥地利人非常谨慎，他们明确告诉德国人，无论怎样结盟都要尊重奥地利的独特性。
[31] 德国人同样很小心，德国不想无端惹恼和平缔造者，尤其是在对德条款还没确定的时候。德国外长勃洛克道夫-伦佐也明确地向鲍尔指出，德国必须为自己着想。如果协约国觉得德国会从南边拿到土地，那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把德国在西面和东面的领土拿走，尤其是法国人。
[32]

双方的讨论只停留在了理论上。在法国的坚持下，协约国已经下定决心，要禁止这两个说德语的国家以任何形式结盟。
[33]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法国曾想过鼓励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结盟，组建一个强大的天主教集团，制衡信奉新教的普鲁士。
[34] 到了1919年春，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这两个国家都不支持拆解德国，于是法国的政策转为阻止奥地利投向德国。驻维也纳的法国代表放下狠话，如果奥地利想要宽松一些的条款，就不要再谈什么德奥合并了。
[35] 克列孟梭说，法国是支持和平的，“但是，如果我们裁军了，在这同时奥地利又给德国添加了700万人口，那我们德国邻居的力量就大大增加了。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威胁”。
[36] 威尔逊担心阻止合并有违自决原则——他又很快地加上一句，这是考虑奥地利人的自决权利，不是德国人的。不过从另一方面讲，维也纳的美国特工又发报告说，支持德奥合并的呼声正在减弱。而且，此时威尔逊与意大利人的关系已经很糟了，他不想再和其他和平缔造者争吵。1919年4月，威尔逊和克列孟梭达成一致，对德条约中要加上一条，即德国必须尊重奥地利的边界。劳合·乔治默许了。奥地利人后来抱怨说，英国人之所以同意，是因为克列孟梭承诺把法国在波斯的石油开采权送给英国，不过这种说法倒不一定有根据。
[37] 英国首相还提出一条建议，说是有个办法不致让大家失了面子：奥地利可以加入德国，但必须得到国联的批准。听到这条建议，威尔逊就放心多了。补充条款就按照这个意思加到了对德和对奥条约中。
[38] 最高理事会有规定，只有意见一致时决议才能通过。既然这样，这条建议就等于给了法国和意大利否决权。

5月末，奥地利代表团轻轻地抱怨道，和约条款给人“不确定的感觉”，很令人不安。
[39] 和对匈牙利、保加利亚、土耳其的条约一样，对奥条约目前很零碎，这个委员会手里有一点，那个委员会笔下有几条。各个条约的终稿都要等四人理事会的批准，而这些人还忙着在对德条约上做最后的协商，还要为意大利的要求吵来吵去。奥地利和它的疑问，在巴黎和会上根本算不上重要的事情。正如一位英国专家抱怨的那样：“操作的人真是不具备充分的知识与经验，而且意大利人非常难缠。”
[40]

6月2日，奥地利代表团终于看到了他们的条约。这是一份草率的文件，用汉基的话来说就是“某份条约的镜像”。有些条款完全是照搬对德条约中的内容，而且都没时间检查内容是否准确，前后是否一致。一个例子是，奥地利人吃惊地发现，条约上面居然写着禁止他们拥有潜艇。
[41] 而且就像克列孟梭不好意思地解释的那样，这份条约是不完整的。在奥地利的某些边界上，尤其是在蒂罗尔地区与意大利接壤的地方，还有同南斯拉夫接壤的地方，协约国没能达成一致意见。由于在最后一刻又产生了分歧，克列孟梭不得不把有关奥地利—南斯拉夫边界的那一节删掉，然后才把条约转交给了奥地利人。
[42]

虽然和平缔造者们用对德条约做模板，但他们对奥地利没有那么苛刻。例如，拿战争罪行来说，惩罚德皇是一回事，但在奥皇的问题上就是另一回事了。就像劳合·乔治说的，皇帝卡尔1914年的时候还未登基。
[43] 至于赔偿问题，专家们最初拿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奥地利和匈牙利最后要负担旧帝国的大部分战争债务，同时还要支付赔偿。贝尔福说道：“如果一个人靠救济生活，那就不能再去要求此人偿还债务了。”确定奥地利赔偿金额的任务最后被移交给了赔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两年后承认：奥地利一分钱也赔不出来。
[44] 匈牙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给这个国家定下的计划是，每年都要缴纳黄金和原料作为赔偿。匈牙利也真赔了几年，但后来它的经济情况变得非常糟，于是协约国既给它提供了贷款，又暂时中止了索赔。在1930年的大萧条时期，匈牙利的赔偿被重新安排，定在1944年开始支付赔款。

对奥条约一转交便向外界披露了。在拿到条约后，伦纳郑重地发表了一番和解的演讲。“我们知道，”他说，“我们不得不从你们手中接过和约，从胜利者的手中接过和约。我们一定会凭着良知考量摆在我们面前的每项条款和任何提议，考虑你们向我们提出的全部意见。”
[45] 回到酒店后，奥地利代表团仔细研读了条约。一个人说道：“当我们发现对奥条约比对德条约还要苛刻时，人人都非常伤心、痛苦、沮丧。我们本来以为对奥条约会更宽松一些。”
[46] 在奥地利国内，由于期冀幻灭的冲击实在太大，全国上下哀悼了三天。一份左翼报纸在社论中写道：“从未有哪份和约像这样，实际内容与当初口口声声强调的指导原则南辕北辙到了这种不堪的地步。”
[47]

奥地利人提交了书面意见，等候和平缔造者们的回复。由于7月份有许多高级政治家离开，和平缔造者的队伍元气大伤。一位奥地利金融专家回忆道：“阳光依旧明媚，花园却完全变了模样。我们的安逸闲暇，我们的美酒、美食，我们作为战败者对征服者推迟处罚的期盼[都不在了]。”他靠阅读大仲马的作品来消磨时光，不和代表团里的其他人说话，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交流实在是太劳神了。奥地利的策略是，不能对所有条款都去反驳，而是要集中精力和资源解决几个重要的问题。他们没去管赔偿条款，因为他们明智地意识到，反正自己也付不起这些钱。他们还是成功地使协约国做出了一些让步，例如禁止奥匈帝国的后继国家瓜分奥地利的艺术宝藏。
[48]

和平缔造者还同意，在卡林西亚南部的克拉根福周边地区举行公决。在这个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奥地利和南斯拉夫有冲突。和平缔造者之所以能这么决定，可能是为了做一些补偿——他们没有理会被并入捷克斯洛伐克北方德国人的自决要求，也可能是因为南斯拉夫要求的并没有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强烈，还有可能只是为了消除又一场小战争的隐患。

1919年时的克拉根福大约有15万人口，各民族也都混居在一起。当地说斯洛文尼亚语的人占大多数，但主要城镇里都是说德语的人。大多数人可以流利地说这两种语言，随便切换。克拉根福曾处在奥地利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争执的火线上，但现在那里是个和平的地方，有山有水，位于卡拉万克（Karawaken）山脉北麓，境内坐落着星星点点的中世纪修道院、哥特式教堂、巴洛克式宫殿，以及白色的山间小屋。战争结束之时的权宜之计是让奥地利政府控制北方地区，南斯拉夫则占领南部。南斯拉夫人采取铁腕统治，很快就在当地引发了抵制。在停火线附近，奥地利人与南斯拉夫人的关系很紧张，有零星的战斗出现。
[49] 2月，有一个美国使团深入当地，随机拦下路人问他们属于哪个民族。结果让美国人很吃惊，“居然还有不想加入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绝不会相信，而且这种人还有很多”
[50] 。

意大利是达成决议的主要障碍。它原则上反对南斯拉夫的要求，而且更不想让连接意大利港口新城的里雅斯特和维也纳的铁路经过南斯拉夫的领土。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事务委员会把这个问题推给了最高理事会，而最高理事会又把问题原封不动地打了回去。在5月份，意大利就东部边界问题与盟友发生了激烈争吵，克拉根福这个小问题也被扯了进去。南斯拉夫人坐在一旁干着急。奥地利人看见了希望，因为英国记者威克姆·斯蒂德在报道中写道：“‘三巨头’宽容对待奥地利的倾向越发明显。南斯拉夫人开始担心，一边是意大利人在亚得里亚海的问题上不依不饶，另一边则是协约国其他成员在卡林西亚的斯洛文尼亚边界问题上不依不饶，可能会支持奥地利。”
[51] 南斯拉夫代表团稍稍做出了让步，但驻扎在卡林西亚的南斯拉夫军队于5月末突然向北进犯，这种让步姿态也随之失去了意义。四人理事会下令停火，可是它在中欧的权威日益下降，停战只持续了数周时间。与此同时，南斯拉夫人占领了整个克拉根福一带，还夺取了奥地利的很多军事物资。意大利人也拿到了一条重要铁路线的一部分。

现在人们开始议论分治这一地区的方案，南斯拉夫表示抵制。以英美为首的和会代表，还提出举行公决，南斯拉夫更是强烈反对。（南斯拉夫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会在公决中落败。
[52] ）他们从克列孟梭那里得到了一些支持，因为克列孟梭总是担心别人让他在阿尔萨斯-洛林也来一场公决。不过至少威尔逊心意已决，他决定这一地区的居民应该自己做出选择。5月31日，威尔逊在四人理事会中率先表态——在他起身的时候，法国人的眉毛都立了起来。威尔逊说道：“请专家们跟我来，我给他们解释这件事情。”地板上放着一幅巨大的地图，四巨头和他们的专家全围在地图旁边。气愤的奥兰多把一个美国人顶了出去。
[53]

南斯拉夫人低声抱怨着，说要抵制对奥条约，但他们最终让步了。挨着斯洛文尼亚北部的奥地利部分将举行公决；如果当地居民愿意加入南斯拉夫，那么北方有更多德国人的地区也要进行公决。1920年10月，公决开始。所有观察员都认为这次公决堪称典范。投票结果显示，支持留在奥地利和反对留在奥地利的票数比例为22000：15000。似乎是与奥地利的经济联系以及奥地利比新成立的南斯拉夫更为先进的心理，这两个因素影响了投票者。女性投票者明白，在南斯拉夫她们的儿子就会被征入军队，而在奥地利则不会有这种担心，这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如果这些人能预见未来，奥地利成了纳粹德国的一部分，斯洛文尼亚人的孩子被强迫送进德语学校，斯洛文尼亚人的民族身份被打压，那他们还会这样投票吗？
[54]

在公决结果出炉后，南斯拉夫军队立刻开进了争议地区，但两天之后又安静地撤了出来。南斯拉夫国内的斯洛文尼亚人痛苦地抱怨道，说他们的民族领土被“截肢”了。而且他们还怀疑，塞尔维亚人从来就没真正努力过，说塞尔维亚人更关心塞尔维亚北部与东部的边界——这种说法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55] 不管怎样，对新成立的南斯拉夫来说，他们的冤屈又添了一件，与邻国之间的不和则又增了一分。

奥地利对协约国还有要求，他们想获得匈牙利西部边境上的一块土地。（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个地方就像当初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连接南斯拉夫的走廊地带差不多，而巴黎和会已经回绝了那个提议。）奥地利人说，那里的人主要说德语。不幸的是，奥地利从未统治过那个地区，而且当地人似乎把自己视作匈牙利的一分子。一位英国专家说道，去问这些人肯定是没有用的，因为匈牙利爆发的共产主义革命已经把他们搅得晕头转向了。（奥地利政府发现，在匈牙利提出要在某个地方举行公决时，指责它国内有革命倒是个不错的搪塞理由。
[56] ）奥地利人还从战略纵深的角度来佐证自己要求的合理性——维也纳，以及重要的公路和铁路，离匈牙利边界太近。他们更是伤心地谈到了营养学的因素——这个地区一直在为维也纳人提供食品，自从匈牙利成为独立国家之后，维也纳人就没怎么吃过蔬菜，也没怎么喝过牛奶了。
[57] 匈牙利人进行了反驳，但协约国更同情奥地利。除了当地的一座城市，该地区剩余的部分都归了奥地利。在1938年，匈牙利人想说服希特勒把这个地方还回来，作为他们在德奥合并期间保持中立的奖赏，可惜希特勒不为所动。
[58] 就这样，奥地利成了巴黎和会上唯一获得了新领土的战败国。1919年9月，奥地利在《圣日耳曼条约》上签了字。

奥地利头一次尝到了独立的滋味，只是它的这种初次体验并不愉快。到了20世纪20年代，经济危机一个接一个地在奥地利爆发。在大萧条之前，该国每年的失业率都远高于10%。不过凭着各国提供的吝啬的贷款，它也都扛了过去。1938年3月，在奥地利纳粹党的秘密支持下，希特勒开始动手了。奥地利人，只要不是犹太人或共产党员，都带着宽慰以及更强烈的情绪庆祝“德奥合并”。虽然像伦纳这样理智的人在短时间内清理了纳粹，但希特勒最终还是跨过了奥地利边界，从他的老家挺进维也纳，沿途还有狂喜的民众向纳粹军队抛撒花瓣。1945年，饱经磨难的奥地利重新获得了独立，年迈的伦纳当上了总统。从那以后，再没有多少人谈论什么“德奥合并”了。

[1]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300.

[2] P. Mantoux, vol. 2, p. 231.

[3] Almond and Lutz, eds., pp. 62–3.

[4] Headlam-Morley, pp. 126–30; P. Mantoux, vol. 2, pp. 228–31; FRUS, vol. 6, pp. 26–30.

[5] Coolidge and Lord, p. 200.

[6] House and Seymour, p. 109.

[7] P. Mantoux, vol. 2, p. 229.

[8] Almond and Lutz, p. 226.

[9]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291.

[10] Duroselle, pp. 809–12.

[11] Schüller, pp. 234–5.

[12] FRUS, vol. 12, p. 309.

[13] Almond and Lutz, p. 88.

[14] FRUS, vol. 4, pp. 775–7; vol. 2, pp. 254–6.

[15] Ashmead-Bartlett, pp. 20–6, 30–1; FRUS, vol. 12, pp. 228–32, 285–9;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p. 293–4; E. Taylor, pp. 366–7.

[16] FRUS, vol. 12, p. 228.

[17] Almond and Lutz, p. 92.

[18] FRUS, vol. 12, pp. 286, 305–7.

[19] Almond and Lutz, p. 109.

[20] FRUS, vol. 12, p. 290.

[21] Mantoux, vol. 1, 428–9; FRUS, vol. 5, pp. 368–69; Hankey, p. 137.

[22] Allizé, p. 48; Schüller, p. 228.

[23] Allizé, p. 135.

[24] Stadler, Birth of the Austrian Republic, pp. 41–2.

[25] Allizé, p. 138; Beadon, p. 200.

[26] Allizé, pp. 138, 142–3; Schüller, pp. 232–3; PWW, vol. 60, p. 19.

[27] P. Mantoux, vol. 2, pp. 230, 236, 239.

[28]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943.

[29] Schüller, pp. 234–5.

[30] Stadler, Birth of the Austrian Republic, pp. 62–9; FRUS, vol. 12, pp. 231, 240–4, 263.

[31] Stadler, Birth of the Austrian Republic, pp. 70–1.

[32] FRUS, vol. 12, pp. 278–9; Bauer, pp. 110–1.

[33]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4, 335.

[34]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Série à Paix 60, Conditions de la Paix, memorandum of 25.10.18; Bonsal, Unfinished Business, p. 95.

[35] Bonsal, Unfinished Business, p.87; Bauer, p. 116.

[36] P. Mantoux, vol. 1, p. 34.

[37] Stadler, p. 73.

[38] Mantoux, vol. 1, pp. 459–60; Nelson, pp. 309–11; FRUS, vol. 12, pp. 278–9.

[39] Temperley, vol. 4, p. 393.

[40] Headlam-Morley, p. 147.

[41] Hankey, p. 160; Marston, pp. 208–9; Beadon, p. 201.

[42]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356.

[43] P. Mantoux, vol. 2, p. 6.

[44] Ibid., 470–1; FRUS, vol. 7, pp. 173–74; Dockrill and Goold, p. 113.

[45] Almond and Lutz, p. 64.

[46] Schüller, p. 236.

[47] Stadler, Birth of the Austrian Republic, p. 48; Howard, p. 382.

[48] Schüller, pp. 237–42.

[49] FRUS, vol. 12, pp. 501–10.

[50] Ibid., p. 505.

[51] Steed, vol. 2, p. 333.

[52] Lederer, p. 223.

[53] Seymour, p. 250; Laroche, p. 77.

[54] Wolff, pp. 155–6.

[55] Lederer, p. 297.

[56] FRUS, vol. 12, pp. 600–01.

[57] Temperley, vol. 4, pp. 382–5.

[58] Stadler, Birth of the Austrian Republic, pp. 136–41.

[A1] 中文往往将“大公”（Erzherzog）和“大公爵”（Großherzog）统称为大公。但在哈布斯堡家族，正如文中所列举的顺序一样，大公的地位仅次于君王且高于大公爵。——译者注

[A2] 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神圣罗马帝国皇后。——译者注

[A3] 这段历史即“马赫迪起义”前后发生的事情。1881年，苏丹宗教领袖穆罕默德自封“马赫迪”（伊斯兰教中的“救世主”），起兵反抗英国保护下的埃及，击败英军，并杀死了苏丹总督戈登将军。马赫迪派就此建国。但在十多年后，英国人赫伯特·基奇纳（Herbert Kitchener）率兵重回非洲，击败马赫迪苏丹军队，并与埃及签约，对苏丹实行共管。——译者注

[A4] 帕夏（Pasha）是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或政府中的高级官员，相当于“将军”或“总督”。在19世纪末，埃及虽然由英国实际控制，但名义上仍属于奥斯曼帝国。——译者注

第20章 匈牙利

1919年3月，大地上开始酝酿初春的迹象。23日，两名美国专家闷闷不乐地在布洛涅森林里散步。其中一人在他的日记上写道：“我们刚刚听说匈牙利出了乱子。如果这些麻烦扩散开来，我们草拟的条约在未来恐怕都会变成废纸。”
[1] 如果说奥地利只是让巴黎稍有担心，那么匈牙利则给在巴黎的人敲响了警钟，尤其是有一位不知名的共产党人，库恩·贝拉（Béla Kun）
[A1] ，在布达佩斯夺权上位。似乎在一夜之间，布尔什维克主义就迈了一大步，进入了丰饶的匈牙利平原，拿到了那里的战略要地。只要再迈一小步，这个主义就可以进入奥地利——那里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或者是进入巴尔干地区；再多迈一步，它就能进入巴伐利亚——那里的共产党人马上就要建立自己那短暂的政权。
[A2] 库恩本人向外发出了矛盾的信号：一边向协约国领导人发出安抚消息，一边又向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致以兄弟般的问候。更令人担忧的是，他派了一位官员去东面会见列宁，要求签订条约。说不定这两个共产主义国家要在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东部边缘的争议领土上会合，据说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已经开拔了。

即便是在库恩上台前，和平缔造者们对匈牙利也有怀疑。那里的大地主、做牛做马的农民，还有这个国家的历史（在9世纪，马札尔人从中亚涌出向西进犯），都不是欧洲人喜欢的东西。自由派倾向于把这个旧帝国最坏的一面归咎于匈牙利人的寡头政治。
[2] 当四人理事会第一次听说匈牙利的事情时，劳合·乔治对他的同事说：“有很多人说要镇压匈牙利革命，我觉得我们没理由这样做。世界上没几个国家像匈牙利那样需要革命。就在今天，我和某个去过匈牙利的人聊了聊。他对那里很熟悉。他告诉我匈牙利这个国家的土地制度在全欧洲最糟糕。农民还像中世纪那样被压迫，那里甚至还有维护采邑制度的法律。”
[3]

劳合·乔治对中欧了解得不多，但这次他错得还不太离谱。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个精致的现代化城市，但是给这个国家产出大量财富的乡村则是另一个世界。虽说匈牙利在1848年终于废除了农奴制度，可大量土地还在大庄园手里，是贵族、上流人士、教会的财产。1914年时，艾斯特哈兹亲王（Prince Esterhazy）有23万公顷土地。他的一位先人有一套制服，所有的扣子都是用钻石做的，所有衣缝处都缀着珍珠。这些大家族既讲究世俗化，又讲究世界化，在维也纳和巴黎都有别墅，雇着英格兰的奶妈和仆人、法国的厨子，还有德国的琴师。他们能流利地说法语或拉丁语，匈牙利语倒是说得不怎么利索。这些人里出过政治领导人、将军，偶尔还会有自由派改革者，但大多数人都是极度保守的，对自身世界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4] 他们不信任犹太人，不过他们的孩子已经开始同富裕的犹太工业家与银行家结婚。在战前，克罗地亚人、斯洛伐克人，或罗马尼亚人，这些非马札尔人的民族占到了这个国家多一半的人口，但是在这些大家族看来，这些人都该被牢牢看管起来。
[5]

1919年3月被库恩·贝拉推翻的那个人，就是这些贵族地主中最显赫的一个。此人名叫卡罗伊·米哈伊（Michael Károlyi）
[A3] ，是在大战末期混乱的日子里上台的。他拥有2.5万英亩（约100平方公里）土地、一家玻璃厂、一座煤矿、一座华丽的乡村别墅，在布达佩斯有一幢大宅子，还有几间狩猎小屋。卡罗伊说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在饭店里，他给一个吉卜赛乐队小费，和别人给的一样多，结果被家庭教师责备了一顿。“我给的小费应该比其他任何人给的多一倍，因为我绝不能忘记，我是卡罗伊伯爵。”
[6] 命运之神在很多事情上都很眷顾他，但并没有照顾到所有事情。卡罗伊生下来是腭裂，长得很丑，身边围着一大帮关切的亲戚和仆人，童年过得很孤独。在匈牙利社交圈子里初次露面的时候，人人都嘲笑他；他羞怯地向女性示好，却被断然拒绝，这让他非常伤心。
[7]

于是，年轻的卡罗伊疯狂地从事各种爱好。他强迫自己成为一名演讲者，走进政坛。他赌博，喝酒，发疯似的飙车。他先是当上了布达佩斯最有名的公子哥，后来又对乡间运动产生了兴趣，成了最野的男人。他不顾一切地打马球，不知停歇地练击剑，还是首批乘飞机飞过布达佩斯的人中的一个。他觉得狩猎很无聊，这种态度让很多人大吃一惊；他拒绝了床上的农村少女（这是当地狩猎活动的习俗，所有宾客都有这种待遇），这种做法又让人怀疑他的男性能力。至少按照他那个世界的标准来说，他拥有激进的理念。战前就有人看到他和奇怪的人待在一起，例如社会主义者、中产阶级政客，还有知识分子。
[8]

战争爆发时卡罗伊参军了。（他所在的团一直被留在后方，直到妻子生出了第一个孩子。）到1918年，他要求与协约国单独议和，并提出结束同奥地利的联盟。同年10月31日，卡罗伊当上了匈牙利的总理；两周后，他宣布建立共和国。一位美国人在报告中写道：“他似乎是个很不错的家伙，但是他精神很紧张，还总是忧心忡忡，这或许也是正常的。”
[9] 军队不再遵守命令，民政部门垮台，交通系统崩溃，货币也飞快地贬值。

匈牙利人的领土在一点点地消失，他们想方设法地寻求保护。皇帝的一位表亲，现在自称为乔·哈布斯堡（Joe Habsburg），写信给伦敦的乔治五世，建议让匈牙利加入大英帝国。匈牙利人希望，或许他们能借一位英格兰亲王来撑一撑。
[10] 像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一样，匈牙利人也希望自己的共和革命会软化协约国的态度。匈牙利学院向协约国的知名学者呼吁，不要肢解匈牙利。
[11] 卡罗伊派出了一位杰出的女权主义者，让她代表自己在中立国瑞士接触协约国人士。他觉得这样做能表现出匈牙利崭新的、自由的一面，但结果事与愿违。（这位女权主义者让保守的瑞士人大为震惊，而且她的时间大多花在了和下属吵架上。
[12] ）布达佩斯一家有名的餐馆给一道菜起名叫“福煦”，以示对这位元帅的敬意。（只可惜这个名字用匈牙利语一念就变成了“腹泻”。）

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匈牙利人也指望美国。卡罗伊向布达佩斯的美国代表保证，他的和平基础就是“威尔逊，威尔逊，威尔逊”。这座城市里到处悬挂着威尔逊的照片，标语上还写着“匈牙利只想要威尔逊说的和平”。至少在匈牙利人看来，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匈牙利国内的少数民族能够自决，而是说这个国家应当保留历史上的国界。在谈到自治、语言以及其他权利时，还有很多人想起了瑞士，觉得中欧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卡罗伊的政府也准备朝着这个方向制定法律。
[13]

匈牙利人的恳求没有效果，协约国还是对它持怀疑态度。卡罗伊是一个像他自己标榜的那种自由派吗？归根结底他是个贵族，和那些把匈牙利带进战争的人有亲戚关系。
[14] 如果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的态度很冷淡，那么法国人对他就是充满敌意了。法国的政策全都是围绕着两个目标展开的：一个是封锁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另一个是打造可以制衡德国的联盟。就后一个目标来说，那就是指匈牙利的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还有南斯拉夫。只有意大利人同情匈牙利，不过这只是因为他们希望借助匈牙利来对抗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都能以协约国身份提出自己的请求，这点也帮不了匈牙利什么忙。匈牙利的边界都交给捷克斯洛伐克事务委员会以及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事务委员会去一点点地划定，匈牙利还是说不上什么话。正如这两个委员会中的英国代表尼克尔森所说的那样：“现在才意识到是两个不同的委员会让匈牙利损失了相当多的领土和人口，实在是太晚了。”
[15]

在协约国驻中欧的军队中，法军占了很大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法国的原因，匈牙利早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就已经失掉了很多领土的控制权。卡罗伊和他的同事于1918年11月抵达贝尔格莱德投降，这时候他们还很乐观，还带着明信片让法国将军路易·弗朗彻·德斯佩雷签名。这位将军冷淡地迎接了他们，并不认可他们那个崭新的、自由的匈牙利的说法。“我知道你们的历史，”他说道，“在你们的国家，你们压迫马札尔人之外的民族。现在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都与你们为敌；这些人都听我号令，我只要一挥手，你们就要被毁灭。”
[16] 法军允许塞尔维亚人北上，进入匈牙利领土；让捷克人占领斯洛伐克；让罗马尼亚人西进，开进他们觊觎已久的特兰西瓦尼亚。当匈牙利政府向布达佩斯的法军使团团长维克斯上校抱怨时，这位上校拒绝把他们的不满意见传达给巴黎。
[17]

匈牙利人有理由担心，临时占领会变成永久性的割让。他们已经接受了丢掉克罗地亚的事实，甚至还有斯洛伐克。在这两次割让中，最终划定的边界都不如他们期盼的那样慷慨。特兰西瓦尼亚的情况又不一样。翻过匈牙利平原和高原之间的山岭，喀尔巴阡山脉排列成箭头一样的形状指向黑海，箭头里面就是特兰西瓦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几乎占到了旧日匈牙利王国的一半领土，那是一片富饶的地区，到处都写满了匈牙利人的历史。

从地理上看，特兰西瓦尼亚有天然的屏障。但是几个世纪以来，罗马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马札尔人，这些外族人都成功地找到了穿过屏障的路线。到了11世纪，这个地方落到了匈牙利的控制之下。尽管控制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在1918年前该地区一直被匈牙利控制。罗马尼亚学者不承认这段历史，说罗马尼亚人比任何人都要先到那里。布勒蒂亚努2月时对最高理事会说：“正是在这块土地上，罗马尼亚民族建立了起来。而且数个世纪以来，这个民族的志向就是要在政治上和这块地区结盟。”
[18] （布勒蒂亚努没有提到的是，罗马尼亚要求的土地范围，远超过特兰西瓦尼亚旧时的边界，已经进到了匈牙利的国土中。）他继续说道，在1916年加入战争的时候，《布加勒斯特条约》就向罗马尼亚许诺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这种说法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人人都记得，罗马尼亚在1918年与德国单独议和。实际上，他可以提出一个更好的论据。那就是即便按照匈牙利人自己的统计，特兰西瓦尼亚一半以上的人口也都是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只占该地总人口的23%，剩下的是德国人和其他民族。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大会投票，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同意与罗马尼亚结盟。甚至连当地的德国人也同意这样做。匈牙利人自然还是反对。
[19] 和平缔造者们对匈牙利裔少数民族的命运表示了担忧——布勒蒂亚努说他们会得到最大程度的自由——但是没有质疑特兰西瓦尼亚该不该并入罗马尼亚。
[20] 事实上，在罗马尼亚人提出自己的要求前，法国人就已经拿定主意了。
[21]

和平缔造者们让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事务委员会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划定新的国界。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想给罗马尼亚多划一些地方，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则想按照民族分界，这样国界就会更靠东边。
[22] 不过，就像一位英国专家所说的那样：“天平要自然地倾向于我们的盟友罗马尼亚，而不是我们的敌人匈牙利。”
[23] 委员会在3月时拿出了一份妥协性质的报告，费了很大周折才满足罗马尼亚人的要求。传言在匈牙利引发了慌乱，而大部分传言内容都是准确的。
[24] 人们画出了海报，海报上是被分成四块的匈牙利，外加一句：“你愿意让阿尔萨斯-洛林变成四块？”
[25] 还没等最高理事会决定要怎么做，匈牙利就爆发了革命。这个四面楚歌的国家又加了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污名。

卡罗伊政府过去就左右受敌。右派抱怨政府在土地改革上的尝试，左派又嫌改革得不够彻底。和平缔造者们也没施以援手。在1919上半年，援助给奥地利的粮食与衣物达到了28.8万吨，而给匈牙利的只有635吨。
[26] 卡罗伊后来在流亡时痛苦地回忆道：“由于布达佩斯那些外国使团的恶意和懒散，我们的困难增加了一千倍。”
[27] 3月20日，维克斯上校把最高理事会的决议呈递给了卡罗伊，给这个国家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决议要求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间建立一个中立地区，限匈牙利在10日之内向西撤出在该地区的军队，而罗马尼亚人可以前进至这一地区的东部边缘。按照和平缔造者们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两个国家发生冲突。
[28] 匈牙利人认为并不是这样。

卡罗伊向维克斯指出，罗马尼亚人索要的基本上就是这片土地，匈牙利人被要求从这片土地上后撤，而罗马尼亚军队则被允许向西前进100公里。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们挺进到匈牙利腹地呢？匈牙利人已经知道，罗马尼亚的保证是不可信的。如果他同意建立中立区，国家就会爆发革命，他的政府也会下台。他用几乎没人能听见的声音嘟囔着：“就我个人来说，我倒是愿意不要那个地方。”维克斯不为所动。他一再重复，这个决定与政治无关。匈牙利人必须冷静下来，接受巴黎的最后通牒。他相信协约国会看着罗马尼亚。卡罗伊说道，他们现在就可以占领整个国家，“把它变成法国的殖民地，或者罗马尼亚的殖民地，或者捷克斯洛伐克的殖民地”。维克斯耸了耸肩。第二天，卡罗伊的政府便倒台了，卡罗伊本人开始流亡。
[29] 他于1955年去世，死在了法属里维埃拉。

正如卡罗伊预测的那样，接替他的是一名革命者，库恩·贝拉。他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小村子，父亲是个酗酒、懒惰的公证人。（虽然他的父亲不守清规，但的确是个犹太人，后来的反犹主义者也抓住这一点作为证据，四处散布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的阴谋论。）库恩是个好打扮的人，喜欢装腔作势，爱慕虚荣，脾气火爆，以自我为中心。
[30] 世人公认的一点是，他这个人很丑，大脑袋，小身子，塌鼻子，还有双大耳朵。
[31] 战前的时候，他作为一名激进记者闯出了一点名气。他在1914年入伍，在东线打俄国人，被俘虏之后被送到了战俘营。1917年俄国革命让他时来运转，也改变了他的政治倾向。到了1918年，他重获自由，并在莫斯科会见了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党人，成了新一轮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大战结束的时候，库恩带着黄金和朋友做的假证件回到了匈牙利，四处宣扬革命。时机刚好合适。

库恩就像一股旋风，横扫了匈牙利混乱不堪的政坛，发表了各种宣言、要求，号召人们罢工和示威游行。布达佩斯的警察将他痛打了一顿，这反倒成就了他的英雄气概。
[32] 3月21日，也就是协约国下最后通牒的第二天，卡罗伊在政府中的社会主义盟友去见被关在监狱里的库恩，准备把权力交给共产党。库恩·贝拉未开一枪，就在同一天获得了自由，赢得了革命，还掌了权。次日，库恩宣布匈牙利成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一位驻布达佩斯的年轻美国军官认为，匈牙利革命中的民族主义成分比共产主义成分更多，“因为匈牙利人坚信这个国家绝不能被肢解，所以他们联合了起来。他们是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来孤注一掷，避免国家解体”
[33] 。在巴黎，现在已经变成四人理事会的最高决策层举棋不定。克列孟梭和他的军事顾问支持增援罗马尼亚，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对抗俄国和匈牙利的布尔什维克。福煦带来了一张大地图，用来阐述罗马尼亚有多么重要，可以防止中欧出现一个坚固的布尔什维克阵线。他毫不讲情面地说道，忘了南方的白俄吧，他们已经完了。“我要告诉你们，好好经营罗马尼亚，因为你们不光可以得到一支军队，还有一个政府和一个民族。”威尔逊表示，他不确定这么做是否正当。“我们对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或许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之间建立中立区真的不明智，“这种方法似乎没有达成想要的结果”。巴黎和会应该站队吗？克列孟梭尖刻地回答他：“从名义上说，我们是匈牙利人的朋友，更是罗马尼亚人的好朋友。但实际上匈牙利人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敌人。”在奥匈帝国的所有民族中，他们是最不愿意投降的。
[34]

劳合·乔治现在一改先前对匈牙利的敌视态度，和威尔逊站在了一起。毕竟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也都为奥匈帝国打过仗，还打到了最后的时刻，协约国现在对他们都很友善。“为什么就不能和马札尔人对话呢？”对德条约应当成为对他们所有人发出的一个警告——在上个周末，劳合·乔治在枫丹白露考虑了对德条约中的瑕疵，例如把德国人留给波兰人统治。同样，把数百万匈牙利人划在他们的祖国之外，对未来欧洲的和平来说也是很危险的。从和俄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他也怀疑通过军事途径解决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否有效。他敦促其他人，“不要向对待俄国那样对待匈牙利。一个俄国就够我们受的了”。他的建议是，派一些可靠的人，例如史末资，去探查一下库恩和他政权的动向。威尔逊非常同意，克列孟梭不情愿地同意。在法国人的压力下，四人理事会还同意向罗马尼亚运送军事物资。
[35]

史末资，还包括哈罗德·尼克尔森在内的一干助手，在愚人节的晚上乘专列离开巴黎，前往布达佩斯。从表面上说，史末资的任务是说服匈牙利人接受中立区方案。但他真正的目的是评估库恩，还要看看他能否成为接触列宁的非正式渠道。（协约国仍然没有想出一个可行的对俄方针。）从英国人的角度看，如果这个使团能反制法国在中欧的影响力，那也是很不错的。
[36] 巴黎来人了，这个消息让布达佩斯方面非常激动，他们将这视为巴黎和会准备承认新政府的迹象。库恩连忙把匈牙利仅存的物资——食用油储备——卖给了意大利，并定购了大量的红色丝绒，准备把它们挂在道路两旁的建筑上，从火车站一直挂到布达佩斯最好的酒店。酒店外面则悬挂巨大的米字旗和三色旗。

没想到史末资并不配合。他到了布达佩斯之后就坐在专列里不出来，库恩只好亲自动身去见他。（街道两旁的红色丝绒只能等到五一劳动节再亮相了。
[37] ）尼克尔森本来就看匈牙利不顺眼，他对共产党人的评价也把自己那个阶级的傲慢展现得淋漓尽致。“一个30岁上下的小个子，浮肿的白脸，湿乎乎松垮垮的嘴唇，剃过的脑袋，红色的头发楂儿，飘忽可疑的眼神。这个人长着一张嫌犯的脸，阴沉沉的。”至于陪同库恩前来的匈牙利新外长，在他的描述中也是一副讨人厌的模样。“一个油腔滑调的犹太人，穿着被虫子嗑了的毛皮大衣，扎着绿色的领带，衣领没洗干净。”
[38]

谈判是在餐车车厢中逼仄的座位上进行的，并不顺利。库恩想要得到巴黎的承认，史末资下定决心不让巴黎承认；库恩想要罗马尼亚人撤到中立区东面，史末资只准备稍做让步，让罗马尼亚人继续占领特兰西瓦尼亚。史末资觉得继续讨价还价没有什么意思，于是在第二天讨论结束的时候说道：“好了，先生们。我必须得说再见了。”他礼貌性地握了握手，回到了火车上。让匈牙利人惊愕万分的是，火车就这样慢慢地驶出了车站，走了。
[39] 从这次突然袭击中史末资得出结论：库恩是个蠢货，他的政府不太可能长久。

但是他也告诉巴黎的和平缔造者，他愿意跟进库恩提出的一条有用的建议，那就是可以把之前奥匈帝国的各民族都召集起来，让他们一起把国界划分好，一起想好经济政策。史末资甚至和凯恩斯研究了一个小方案，设立一个国际贷款项目，让多瑙河流域的经济再度活跃起来。这些都是很合理的想法，但是没有一个在巴黎开花结果。意大利人反对任何带有复兴奥匈帝国意味的方案，协约国的其他国家也不是特别有兴趣去实施它们。考虑到奥匈帝国继承者们彼此之间的敌意，在1919年实施这些方案恐怕是超出了任何人的能力。争抢奥匈帝国的遗产，让这些子嗣们更加疏远。内讧的时候，无论是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多瑙河流域都没有什么合作。
[40] 不过这种梦想却一直存在，奥匈帝国末代皇帝的儿子，奥托·冯·哈布斯堡-洛林博士（Dr. Otto von Habsburg-Lothringen），如今就在欧洲议会中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为的就是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这些国家都曾属于他的祖先。

在匈牙利，由共产党控制的报纸声称，史末资来访问就意味着协约国已经承认了他们的政权。这些报纸没有报道他的突然辞行，但事情已经传得五花八门，让公众更加不安。
[41] 有传言说，协约国要派军队占领布达佩斯；也有人说，托洛茨基带着一支红军正从东北方向赶来，要来支持匈牙利革命，而且巴伐利亚刚刚爆发了一次革命；奥地利红军马上也要占领维也纳了；共产党正在逮捕数千名中上层阶级的人士；右翼势力在密谋夺权，左翼则计划实行恐怖统治。
[42] 并不是所有的传言都不可靠。

托洛茨基没有来，但布尔什维克的确希望与他们的兄弟共产党建立联系。
[43] 在贝尔格莱德，弗朗彻·德斯佩雷尝试说服南斯拉夫人把部分军队派到北边，去布达佩斯打击库恩。
[44] 在维也纳的一所宫殿里，包括卡罗伊亲属在内的流亡贵族召开秘密会议，计划采取反革命行动。（在一次大胆的突袭中，密谋分子攻进了匈牙利大使馆，搜到了库恩送到国外的一小笔资金。不幸的是，他们很快就为该如何花这笔钱的事情大吵起来，什么行动也没开展。
[45] ）在布达佩斯势力管不到的匈牙利乡下，由卡罗伊另一位表亲率领的陆军军官正计划发动军事政变。他们说服了原奥匈帝国为数不多的海军战争英雄之一加入他们，也就是海军上将霍尔蒂（Admiral Horthy）。
[46]

库恩的施政方针让他的敌人更容易下手。在这个政府掌权的133天里，它宣布了很多夸张的、大多无法执行的改革政策：禁酒、工厂公有化、分割大田产、废除所有贵族头衔、全民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强制学龄儿童沐浴并接受性教育、陵墓统一化。无论从民众生活的哪一方面看，这帮人都显得格格不入——计划将教堂改建为影院，让天主教徒非常害怕；禁书禁报，肆意逮捕，设立秘密警察，又让自由派非常恐惧。民众在谴责这个政权，最重要的还是它无力应对通胀和货物短缺，而且自身也极其腐败。
[47]

不过，终结库恩政府的还是来自外部的敌人。4月份，也就是史末资离开布达佩斯后一周，在法军的授意下，罗马尼亚军队穿过中立区直攻布达佩斯。
[48] 几天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北方开始行动。在巴黎，罗马尼亚人也效仿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做法，声称自己的做法没错。布勒蒂亚努对四人理事会说：“我担心你们并未完全了解罗马尼亚军队所扮演的角色，也不知道匈牙利人的挑衅。”
[49] 他表示，罗马尼亚的行动完全是防御性质的。劳合·乔治抱怨道：“他们就是一帮小强盗，只想窃取土地。”
[50] 罗马尼亚向西前进得太多，远超过他们要求的领土，就连克列孟梭也觉得他们太过分了。而且他很担心这样做的政治影响——法国左派担心他正计划干预匈牙利共产党。他还收到了令人担忧的报告，说在东欧监督停火的法军士气低落。
[51]

一时间，匈牙利人居然团结了起来。即便是保守派的陆军军官也觉得库恩·贝拉更能让人接受——总要好过罗马尼亚人。这个政权放弃了那一套无产阶级革命的调调，转而呼吁爱国主义
[52] ，志愿者争先参军。意大利人向库恩出售了枪支弹药，因为他们讨厌的是匈牙利的另一个敌人南斯拉夫。按照一位英国观察员的说法，意大利人还把协约国的情报泄露给匈牙利。
[53] 到了5月中旬，匈牙利军队把捷克人打了回去，还破坏了捷克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之间的关系。

巴黎的和平缔造者最开始并未注意到这一切。威尔逊倾向于认为匈牙利人是无辜的，但他也问出了那个尴尬的、人人都明白的问题：“我们有办法阻止罗马尼亚军队的行动吗？”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只能建议用强硬的态度同布勒蒂亚努谈判。
[54] 需要承认的是，和平缔造者们被意大利在阜姆港的过火行为搞得心慌意乱。5月的第二周，专家们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以及匈牙利—罗马尼亚边界问题上给出了建议，四人理事会看过之后几乎没怎么讨论便批准了他们的方案。

激烈的战事一直延续，和平缔造者们不得不去关注那里的局势。6月，一位刚刚从匈牙利返回的记者被邀请与劳合·乔治以及军事顾问亨利·威尔逊共进午餐，并向他们说明一下局势。这位记者发现，在他们一起看一幅中欧地图的时候，英国首相的心情很好。劳合·乔治现在开始怪罪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说它们是冲突的始作俑者。他还补充说道：“我认为，在这个烂摊子里面，匈牙利人是最出色的了。他们是最强大的种族，一直把其他人管得服服帖帖。”他们聊到了反对库恩·贝拉的协约国干预计划。亨利·威尔逊沮丧地问道：“军队从哪儿来？”而劳合·乔治坚决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会自己灭亡。他很高兴聊了这么一次：因为他觉得当天晚些时候在四人理事会开会时，他可以用到这次谈话的内容。那位记者得出结论：“非常明显，四巨头根本没怎么考虑过德国东面的国家。他们都在忙大事，小角色是顾不上了。”
[55]

就像当初应付波兰人那样，四人理事会发出了警告和命令，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告诉罗马尼亚人绝不能占领布达佩斯，而布勒蒂亚努摆出了高姿态：“我们要与协约国保持高度一致，为了重建秩序向布达佩斯进军。”
[56] 这种说法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就和他反复指责的另一件事一样多——协约国忘恩负义，没有顾及罗马尼亚在大战中做出的牺牲。
[57] 四人理事会命令匈牙利人停止战斗。库恩的回复是，只要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放下武器，匈牙利就愿意停战。
[58]

协约国发现很难就下一步该做什么达成一致意见。法国军方支持派出一支由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法国士兵组成的军队，去占领匈牙利剩下的地方。美国人指出，如果这支联军一进驻，那么罗马尼亚人就永远不会撤走了。
[59] 劳合·乔治的建议是在威胁罗马尼亚，告诉他们巴黎方面要停止供给。
[60] 在6月12日，四人理事会终于商定，向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罗马尼亚各发一封电报，告诉他们新国界会定成什么样子，并命令他们将军队撤回自己的领土。再也不能有什么攻城略地的行为了。不管怎样“寡廉鲜耻地动用军队”，协约国都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决定。
[61] 四人理事会指定美国代表布利斯将军，让他负责确保各方撤军。这位将军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把担子推到一个平和的、热爱和平的、多少有些疲倦的人身上。这招真高明，不是吗？”
[62]

劳合·乔治警告威尔逊和克列孟梭：“我们现在必须表现出自己的决心，不能再发些徒劳的指令了。”
[63] 战事仍在继续。罗马尼亚人拒绝向东后撤。布勒蒂亚努说，他担心库恩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会同时发动进攻，或许保加利亚也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64] 到了7月份，匈牙利人又给了他继续进军的借口。库恩孤注一掷，想要把罗马尼亚军队打回到蒂萨河，也就是布达佩斯往东大约100公里的地方。罗马尼亚人全力反击。匈牙利军队中有几支部队一直和海军上将霍尔蒂的反对派保持着联系，这些部队放下武器退出了战斗，匈牙利防线就此崩溃。库恩先是逃到了奥地利，后来又跑到了苏联。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他遭逮捕，并于1939年秋被处死，罪名是与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有勾结。
[65]

1919年8月3日，罗马尼亚军队进入了布达佩斯。边境上的南斯拉夫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趁机深入匈牙利领土。虽然协约国反复抱怨，但在整个1919年秋天，匈牙利的所有敌人都不撤分毫。
[66] 在匈牙利，一个个孱弱的政府接连上台又下台，都无法应对这些敌人，也无法处理在乡间不断壮大的霍尔蒂军队。驻布达佩斯的美军代表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三个大国保留军队，一有麻烦就酝酿把它们派到相应的地点，事情完全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在面对罗马尼亚这个卑鄙小国时，一道道的最后通牒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最高理事会的威望自然是要渐渐消融了。”
[67] 现在巴黎和会的劲头也不如往昔了。威尔逊回到了美国，徒劳地想让美国国会批准国联；劳合·乔治的时间大多在伦敦度过；克列孟梭开始准备竞选法国总统。

现在罗马尼亚人已占领大部分匈牙利领土，他们开始掠夺库恩和他那个政权剩下来的东西。电话、珍贵的种马、消防车、鞋子、地毯、汽车、谷物、牲畜，连同搬运这些东西的车皮和车头，都被一股脑地运到东方。玛丽王后兴高采烈地对一名美国军官说：“你可以说我们在偷窃，你们想说什么都可以。我觉得我们完全有资格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驻布达佩斯的协约国军事使团提出抗议，罗马尼亚人反驳说这些东西完全是用来补给军队的。毕竟布勒蒂亚努说过，罗马尼亚从布尔什维克主义手中拯救了文明。
[68]

到了11月份，大国们，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终于受够了。他们下令，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三国必须立即从和约规定的匈牙利领土上撤军。罗马尼亚勉强同意了，拖拖拉拉地撤走了部队。
[69] 匈牙利出现了一个更稳定的新政府，协约国终于决定可以同这个国家议和了。12月1日，匈牙利被邀请派代表前往巴黎。1920年1月5日，一列火车驶出了布达佩斯。在这列火车穿过这个国家的时候，人群等在铁轨两边，祝愿乘客们一帆风顺。
[70]

阿波尼·艾伯特伯爵（Count Albert Apponyi）是匈牙利代表团的团长。这位老人的家族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他的先人也是来自当时的中亚移民。他的政治观点还停留在18世纪。
[71] 这个人心肠很好，很讲礼貌，也很有修为，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还非常爱国。他对巴黎之行没抱什么希望。“我无法拒绝这项最为悲哀的使命，但我也不抱任何幻想，不会认为大家的命运会因为我而有所改观。”
[72] 匈牙利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讨价还价的东西了。到库恩逃跑的时候，它的边界基本已经确定了下来，协约国也已经和它的邻国签完了条约。

迎接匈牙利代表的是法国人，场面很冷清但是不失标准。匈牙利人被带到了布洛涅森林中的一间度假酒店中，马德里城堡。他们的待遇比德国人的好，可以在森林里散步，甚至可以去当地的餐馆。奥赛码头举办了一个小仪式，他们就在那里拿到了自己的条约。克列孟梭草草地告知阿波尼，说他可以在第二天发表声明，但是不会有什么口头会商，有意见就写下来交过来。法国总理走出房间时放声大笑，态度非常轻蔑。
[73]

在劳合·乔治看来，阿波尼的声明堪称艺术杰作。他先是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然后又转用同样无可指责的英语，最后用毫无瑕疵的意大利语总结。阿波尼指出，匈牙利受到的惩罚比其他战败国更重。它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领土和人口，获得市场和原材料的途径也被切断了，而且各国还要它支付巨额赔偿。350万匈牙利人会在国外流离失所。如果自决的原则是公平的——他也认为的确是公平的——那么这些匈牙利人应该有自决的权利。起码那些被瓜分的匈牙利领土应该举行公决。（他抱怨说，匈牙利人陷入了悲惨的宿命，要被劣等文明统治。这种说法很不明智，影响了这番话的效果。
[74] ）

在回复劳合·乔治的问题时，阿波尼展开了一张随身携带的民族志大地图。和平缔造者们都围拢过来，劳合·乔治轻声对他说：“你口才真好。”
[75] 就连克列孟梭也变得有礼貌起来。当匈牙利人回到酒店准备起草书面意见时，他们感觉事情似乎有些希望。
[76] 在英国，议会用挑毛病地方式问起了有关对匈条约的问题。在法国，几位商业大亨有意重启法匈两国间的经济交往，并开始了非正式的对话。
[77] 新首相领导下的意大利政府一改之前的敌视态度，敦促盟友认真考虑匈牙利的抗议。
[78] 但是这些不足以改变匈牙利的命运。最后，英国和法国并未准备重拟协议，而意大利人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施压。
[79] 一份来自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三国的备忘录可能也影响了和平缔造者。这份备忘录称，任何重划国界的企图都是背叛。
[80] 匈牙利最大的敌人纯粹是各国的无动于衷。正如一位年轻的英格兰观察员在1919年对卡罗伊所说的那样：“协约国政府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1000万匈牙利人的命运相比起来不算什么。”
[81]

匈牙利只取得了几处微小的让步，例如可以在多瑙河上保留更多的巡逻艇。1920年6月4日，特里亚农宫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匈牙利代表签署了条约。匈牙利国内所有公共建筑降半旗以示哀悼。在匈牙利，特里亚农成了体现协约国残忍本性的代名词，几乎所有的匈牙利人都希望废除条约。
[82] 两次大战期间的知名政治人物霍尔蒂，现在成了这个国家的摄政王，匈牙利还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因为不能让英国人和霍尔蒂两方同时满意，这个国家再未找到国王。）霍尔蒂和他的支持者一度考虑，用毒气把斯洛伐克兵营里的捷克士兵毒死，然后再用匈牙利军队突袭，从而把匈牙利的国界恢复成战前的样子，但这终归是异想天开。
[83] 温和派肯定会接受特兰西瓦尼亚的现状。

在20世纪30年代，匈牙利谨慎地靠近了其他修正主义国家，也就是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在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签署后，捷克斯洛伐克孤立无援，暴露在希特勒的军队之下。匈牙利趁机成功地要走了斯洛伐克的一块土地，以及整个鲁塞尼亚地区。1940年，厄运降临到罗马尼亚头上，1941年又轮到了南斯拉夫。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匈牙利要回了五分之二的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南部巴纳特的部分地区。这种收复故土的喜悦并未持续太长时间。1945年，盟军恢复了《特里亚农条约》中划定的国界，而且这些国界一直持续到今天，成了巴黎和会至今未被改动的安排之一。但这也只是“至今”而已。

[1] Shotwell, p. 225.

[2] May, vol. 2, chapter 15.

[3] P. Mantoux, vol. 1, p. 49.

[4] Károlyi, pp. 24–5.

[5] Paloczi-Horvath, chapters 1–3; Jaszi, pp. 220–39.

[6] Károlyi, pp. 20–5.

[7] Windischgrätz, p. 48.

[8] Károlyi, pp. 31–2; Windischgrätz, p. 102.

[9] FRUS, vol. 12, pp. 380–2.

[10] P. Mantoux, vol. 1, p. 97; Ashmead-Bartlett, p. 201.

[11]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Jules Cambon Papers, folder 88;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3–18, Stephen Barczy to Lloyd George, 21.12.18.

[12] Barcsay, pp. 293–4.

[13] FRUS, vol. 12, pp. 234, 372–7, 380–3, 387–8.

[14] Pastor, pp. 50–1.

[15]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127.

[16] Azan, pp. 231–2.

[17] Károlyi, pp. 146–7.

[18] FRUS, vol. 3, p. 845.

[19] Macartney, Hungary and Her Successors, pp. 276–7.

[20] FRUS, vol. 3, pp. 848–51.

[21] Barcsay, p. 298.

[22] Deák, pp. 46–8.

[23]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920.

[24] Pastor, pp. 131–32; FRUS, vol. 12, pp. 395, 405, 408–10.

[25]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Jules Cambon Papers, folder 88,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utriche allemande et à la Hongrie.”

[26] Barcsay, p. 304, n. 1.

[27] Károlyi, pp. 146–7.

[28] FRUS, vol. 4, p. 158.

[29] Ibid., vol. 12, pp. 414–6.

[30] Tokes, pp. 170–6; Borsanyi, chapter 2.

[31] Bonsal, Unfinished Business, p. 124.

[32] Vermes, pp. 53–4.

[33] FRUS, vol. 12, pp. 416–7.

[34] P. Mantoux, vol. 1, pp. 11–15.

[35]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406; Mantoux, 1, 11–5, 75–6.

[36]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93; Churchill College, Cambridge. Leeper Papers, 3/88, Allen Leeper to Rex Leeper, 10.4.19; F. Stevenson, Lloyd George, p. 179; Bonsal, Unfinished Business, p. 75.

[37] Károlyi, p. 160.

[38]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98.

[39] Ibid., p. 304.

[40] Bonsal, Unfinished Business, pp. 78, 141; FRUS, vol. 5, pp. 41–43; Hancock, pp. 518–9.

[41] Ashmead-Bartlett, pp. 101, 123, 134.

[42] Károlyi, pp. 159, 163; FRUS, vol. 12, pp. 440–41.

[43] Deutscher, p. 434.

[44] Ormos, pp. 132–5.

[45] Ashmead-Bartlett, pp. 162–71.

[46] Ibid., pp. 125–7; Sakmyster, Hungary’s Admiral, pp. 18–19.

[47] Eckelt, passim.

[48] Deák, p. 78; Armstrong, p. 73.

[49] P. Mantoux, vol. 2, pp. 349–50, 375–82; Armstrong, p. 79, n. 115.

[50] P. Mantoux, vol. 2, p. 352.

[51] Ormos, pp. 142–3; Mayer, p. 781.

[52] Deák, p. 78.

[53]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68/1–23 memorandum on the position in Hungary by E. Ashmead-Bartlett, 7.6.19; Churchill College, Leeper Papers 3/8, Allen Leeper to Rex Leeper, 10.4.19.

[54] P. Mantoux, vol. 1, p. 386.

[55] Ashmead-Bartlett, pp. 200–2.

[56] P. Mantoux, vol. 2, p. 376.

[57] Spector, pp. 136–7.

[58] P. Mantoux, vol. 2, p. 362, n. 1.

[59] FRUS, vol. 6, p. 133; P. Mantoux, vol. 2, pp. 338–9.

[60] P. Mantoux, vol. 2, p. 354.

[61] FRUS, vol. 6, pp. 411–6.

[62] Palmer, Bliss, p. 399.

[63] P. Mantoux, vol. 2, p. 420.

[64]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89/3/2, memorandum from Balfour, 2.7.19.

[65] Tokes, pp. 202–3.

[66] Deák, pp. 112–28.

[67] Bandholtz, pp. 303–4.

[68] Ibid., pp. 26–8, 42–3, 70–1, 76, 90, 107.

[69] Spector, pp. 197–219.

[70] Apponyi, p. 256.

[71] Apponyi, passim; Károlyi, pp. 44–5.

[72] Apponyi, p. 253.

[73] Laroche, p. 99.

[74] Deák, pp. 539–49;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p. 962–70.

[75] Apponyi, p. 270.

[76] Deák, p. 210.

[77] Deák, pp.253–77; Adam, pp. 148–55.

[78] Deák, pp.214–15,238–42.

[79] Ibid., pp. 239.

[80] Ibid., pp. 251–2; Temperley, vol. 4, p. 421.

[81] Sakmyster, “Great Britain,” p. 125.

[82] Hoensch, pp. 103–4.

[83] Sakmyster, Hungary’s Admiral, pp. 74–6.

[A1] 匈牙利人名是“姓前名后”，括号中原文为西式写法。下同。——译者注

[A2] 指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从定都慕尼黑到被围剿，这个共产党政权只存活了一个月时间。——译者注

[A3] 米哈伊（Mihály）是“Michael”的匈牙利写法。——译者注

第六部分 多事之春

第21章 四人理事会

1919年的春天来得较晚。不过到了4月中旬，巴黎的玉兰花已经盛开了，林荫大道两旁的栗树也开始冒出花蕾。高大英俊的埃塞俄比亚代表穿着白袍子，前呼后拥地来到了巴黎。大型博物馆逐渐恢复开放，公园里有小孩子在奔跑玩耍。五一劳动节那天巴黎封城。为了一年一度的社会主义者大集会，左派召集了数千人上街示威，政府则派出军队还以颜色。巴黎市中心发生了多起冲突。有传言说，有2000多人受重伤入院。
[1]

至于巴黎和会，对德条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草拟完毕，中欧和南欧的很多国界也已经划定——至少在纸面上是画出来了。人们开始起草对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条约。一个讽刺笑话在巴黎街头传开了，说这帮人正准备打一场“公正且持久的战争”
[2] 。

处于和会核心地位的是新成立的四人理事会——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奥兰多、威尔逊——他们从3月的最后一周开始会面。所谓“四人理事会”，就是四巨头开会时不带平时的专家和秘书，只靠他们四个人来解决大问题。劳合·乔治关心的是，最高理事会不断出现泄密事件，而且缔造和平的速度太慢了。克列孟梭表示同意，说和会在两个月时间里没什么进展。威尔逊也表示赞同，他向来就喜欢小规模的、非正式的团体，这样他可以自由发言。而且，如果真有必要，这样开会也方便他改主意。什么都看不惯的人说，建立这样一个理事会是为了找个合理的借口，把意大利外交大臣桑尼诺踢出去。会开到这个节骨眼上，这个人死也不妥协的态度惹得人人都讨厌他，即便是他自己的总理也不例外。
[3]

四巨头一般每天聚两次，如果有紧急情况，星期天也要开会。他们偶尔会去克列孟梭在法国陆军部里的那个潮湿、不舒服的办公室，不过大多数时候四人都是在威尔逊的书房里。威尔逊会直挺挺地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据偶尔出入书房的塔尔迪厄说，他看起来“就像大学教授在批论文”。威尔逊说话的语速很慢，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出口。而劳合·乔治说话的时候把手夹在膝盖中间，讲的东西都是直奔主题，时而气恼，时而又是心情愉悦，“对技术问题毫不在意，对意料之外的答案很感兴趣，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又不失智慧之言”。克列孟梭躺靠在椅子上，手垂在扶手两侧，戴着手套。他比那两个人说的话要少，但说起话来比威尔逊更有激情，比劳合·乔治更有逻辑。有时候，为了听得更真切些，他会靠在带撑脚的壁炉防火栏上。奥兰多通常坐在壁炉的另一侧，面对着另外三个人。他被孤立不仅仅体现在座位上，他所关注的都是意大利的要求，不怎么参加其他的讨论。在另外三个人飞快地说英语的时候，他也会不知所措。有一次，一位朋友问起近期会议的情况，他一脸不高兴地说，威尔逊有个关于黑人的笑话，这个笑话讲到第六遍的时候，他才明白笑点在哪儿。
[4]

日本人现在已经被排除在外了，他们稍微表示了抗议。四人理事会骗他们说有个“五人理事会”，结果日本人去了才发现，他们是和英、法、美、意四国的外长讨论四巨头不讨论的事情。英国人反应很快，说这是“第二级十一人会议”。对于最高理事会被撤销并被两个新机构取代这件事，专业外交官们感到非常愤慨。保罗·康邦说这是“无用的设计，临时起意的做法”。媒体早就对报道限制不满了，这下他们更是抓住了机会大肆宣扬并抱怨。《费加罗报》的通讯员说，巴黎和会就像一顶涂了黑漆的帐篷，文章标题是“黑人在隧道夜战”。《纽约先驱报》上刊载了一幅漫画，画的是威尔逊将媒体摔在地板上，标题是“摔跤新冠军”。
[5]

一丝不苟的巴黎和会秘书英国人汉基担心四人理事会缺少会议记录，“从秘书工作的角度来看这是极其不便的”。几周之后，四巨头发现从做事情的角度来看，没有秘书的确也是很不方便。他们记不住已经决定了什么，或是谁该去做什么事情。到了4月中旬，汉基又被拉了回来做会议记录。一道被拉回来的还有历史学家保罗·芒图这位翻译——因为人们后来发现，他能凭记忆把前一天的会议内容写成机要备忘，在第二天早上交给克列孟梭。（芒图也给自己留了一份。在1940年德国入侵巴黎的时候，这一份就被丢了下来。结果不知怎么这份倒保留到了战后。）4月末，奥兰多又找来了一位意大利秘书。终于，四人理事会的模样完整了。这四位全球最主要的政治家每天要夜以继日地交流，连续交流3个月，总共开了200多场会议。在汉基的记录中，尴尬的对话都写得非常平和，让这四个人看起来像行事谨慎的公务员。在芒图和意大利秘书阿尔德罗万迪（Aldrovandi）的记录中，就留下了不少即兴的评论和气愤的旁白。
[6]

四巨头会为了小事斤斤计较，会大声叫嚷，彼此辱骂，但他们会讲笑话，会彼此同情，也会开别人的玩笑，即便是奥兰多也能做到。他们会仔细查看地图，甚至会趴在威尔逊那张巨大的欧洲地图跟前研究——那张地图实在太大，只能摊在地板上。劳合·乔治与威尔逊都说要去教堂；克列孟梭则说，他这辈子从未去拜过上帝。他们会彼此沟通，说出什么事情让自己最恼火。克列孟梭告诉其他人说，他从不靠抽烟、喝咖啡来熬夜工作，但是在他觉得自己被愚弄的时候，他就会睡不着觉。威尔逊和劳合·乔治都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威尔逊在讲美国南方的土笑话时，其他人一边摆出礼貌倾听的样子，一边在心里神游。有一天，威尔逊拿克列孟梭打趣。他打招呼说：“我的好朋友。”后者把话顶了回去：“你一叫我‘好朋友’的时候，我心里就发毛。”威尔逊接着说：“叫别的都不合适啊。不过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叫你‘尊贵的同事’。”在这些会议渐入尾声的时候，克列孟梭问劳合·乔治：“你觉得威尔逊这个人怎么样？”劳合·乔治回答道：“我喜欢他，而且现在比当初更喜欢了。”克列孟梭说：“我也是。”他们都知道权力的孤独是什么意思，他们也彼此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解是外人不可能做到的。
[7]

要忙的事情越来越多。就拿3月份的最后一天来说，四巨头讨论了德国赔偿问题、萨尔区煤田问题、协约国在莱茵兰驻军问题、英吉利海峡隧道问题、比利时的要求问题、匈牙利革命问题、匈牙利同罗马尼亚的武装冲突问题，以及派遣史末资使团出使的问题。威尔逊还抽空和他的海军部长谈了英美两国造船竞赛的事情。劳合·乔治和两位顾问一起吃早饭，讨论波兰局势。克列孟梭除了处理一堆事情外，还要想办法解决与福煦的关系危机，还要应付一轮轮的罢工。媒体还在大肆批判巴黎和会，说过程太保密，说他们缺少成果。
[8]

在四巨头当中，劳合·乔治精神最足。他后来曾说，在巴黎度过的六个月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见证了英国在大战中获胜，他也很享受议和的过程。在离开巴黎的那天，他对老朋友里德尔说：“我感觉自己就像合上的一本书，而这本书永远不会再被翻开了。这是一本很值得花时间看的书。这是一段焦虑的时光，但也是一段愉快的时光。我喜欢。我想自己很难再有这样的时光了。所有事情都是那么生动。”
[9]

相反，威尔逊明显得变老了，而且他的脸抽搐得更厉害了。在激烈争辩对德条约的时候，他一直病得很重。这可能是轻微的中风，也就是四个月后大中风的先兆。他的媒体秘书贝克在5月初写道：“我从未见过总统这样虚弱和疲劳。他必须使劲想，才能想起来上午理事会都讨论了什么事情。”威尔逊的心理也是疲劳至极。有一天他大喊道：“要是能听到一件真正的好消息，我都愿意倒地而死。”他变得更不安、更不讲理、更易怒。他在用公车这样的小事上喋喋不休。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他依然认为在酒店工作的法国服务生都是间谍，理由是这些人说英语都说得太好。他突然间想要重新布置书房。“我不喜欢家具的颜色都混在一起，看着像打仗一样，”他对自己的医生说，“这些红的绿的都混在一起，一点也不和谐。”四人理事会开会的时候，美国人这一角得是红色的，英国人那边是绿色的，法国人那边，乱七八糟就可以。
[10]

4月14日，因为邀请德国政府向巴黎派代表的事情，四人理事会又陷入了紧张的气氛中。尽管和约内容已经定下来了，但和约本身还需要在整个巴黎和会上得到批准。对德条约是个古怪的混合体，一部分内容是按照传统为战败国列出的条款，一部分是规划世界新秩序的蓝图。它涉及了战利品问题——德国要归还1871年从法国拿走的所有旗帜，还有一个被带到柏林的非洲酋长头骨；也谈到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民族自决问题。挨着分割德国领土与惩罚战犯条款的，就是规定世界新秩序的条目——例如涉及国际劳工组织的内容，以及威尔逊坚持要写上的、以国际联盟公约开始的一系列内容。因为对德条约是第一份条约，也是最重要的条约，所以威尔逊和他的支持者觉得，它必须把新外交的重要原则和机制包含进去。

和会成立了一个条约起草中央委员会来核对条款，并确保措辞准确，前后内容一致。贝克的助手去奥赛码头看了一下条约，他在汇报中写道：“起草委员会的人累得要死。他们接管工作的时候，没什么资料是顺顺当当整理在一起的，大部分写得还非常糟糕，前后冲突的地方很多。赔偿、港口归属、财政、经济这些条款都在互相打架。”
[11] 和平缔造者们还要不断地修改并添加内容，直到整个文档拿去复印的那一刻才停止。四人理事会发现，对德条约里忘了提与鸦片禁运和卢森堡有关的事情。劳合·乔治想加些关于毒气的说明；加拿大总理博登要求修改国际劳工组织的条款；福煦和他的副手怀疑条约起草委员会要放宽裁军要求，所以坚持要出席他们的会议。
[12]

4月29日早晨，威尔逊的书房迎来了不受欢迎的客人，比利时人对威尔逊表示，他们不能在现在的条约上签字。理由是他们国家的民意一致认为比利时没有得到合理的待遇。街道上的示威者打着条幅，上面写着“英格兰忘了1914年8月吗？”
[A1] “为什么威尔逊不来看看我们的废墟？”“比利时的英雄被埋在东非！谁给他们守陵？”布鲁塞尔一家报纸的头条是“比利时遭盟友羞辱并被抛弃”。
[13] 这里没有什么夸张的成分。正是由于这个国家遭受入侵，整个欧洲才陷入了全面冲突，但巴黎和会基本忽视了这一点。同样，1945年胜利的盟军也会抛弃波兰，把它留给苏联人。

在协约国的所有成员国中，比利时被德国祸害得最为严重。整个战争期间，除了从海岸到伊普尔（Ypres）的极小一块内陆地区，比利时整个国家一直被德国占领。协约国在战时大肆渲染德国在比利时的恶行，那多是不实的宣传，但也不是一点真事没有。德国曾残忍且有效率地掠夺了这个国家。机械、零部件、整间工厂连同屋顶，还有搬运这些东西的车皮和车头，都消失在了东面。在1914年前，比利时一直是个繁荣的国家。在1919年，这个国家80%的劳动人口都失业了。钢产量还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在乡下，农民没有肥料，没有工具，也没什么牲畜，因为数百万的马、牛、羊，甚至连鸡雏都被运到东方去了。要不是协约国提供了救济，在和平降临后的第一个冬天比利时就有可能会出现饥荒。
[14]

不幸的是，没什么人拥护比利时。威尔逊曾在“十四点计划”中专门写了一条，要恢复这个国家，但他现在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关注。法国人怀疑比利时想吞并小公国卢森堡，英国人认为比利时人很贪婪。劳合·乔治曾因为比利时那“荒谬的”要求和比利时首相大吵了一架。“我不得不直接告诉他，比利时人的战争伤亡相对较少。总而言之一句话，比利时的牺牲不如大不列颠大。”
[15]

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海曼斯（Paul Hymans）并未起到多大帮助。这个衣冠楚楚、聪明的小个子相信他的事业是正义的，给四人理事会做报告。海曼斯觉得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比利时始终都被轻视，于是他大声地、不停地抱怨。有那么一次，他突然激动起来，大声喊道：“我真希望自己能为比利时做点什么。”克列孟梭勃然大怒，说道：“为了比利时，你最好去死，要么就辞职。”
[16]

比利时曾希望列强会对荷兰施压，从而解决两国之间那些无法令人满意的边界，尤其是须耳德河（River Scheldt）沿线一带——这条河要从比利时大港安特卫普出发一直流入大海，但途中要经过荷兰领土。荷兰人有自己的港口鹿特丹，所以在战前不怎么管这条河的情况，例如根本不去疏浚。荷兰作为中立国，并未参加巴黎和会，所以坚决拒绝放弃一寸土地，哪怕是用德国的土地来换也不行。大国们也不好说些什么。
[17]

比利时还想调整与德国之间的国界线。比利时事务委员会建议，比利时可以得到奥伊彭（Eupen）到马尔默迪（Malmédy）这两个小镇之间的一块土地。这个地方没有多大，面积不到400平方英里（约1040平方公里），人口在6万左右，但那里的森林很有价值，可以用来弥补比利时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专家们还拿出一块名叫莫里斯尼特（Moresnet）中立区的小地方，只有1平方英里（约2.6平方公里）大小。因为1815年一项条约中涉及此地的相关条款实在是说得不清不楚，所以该地的归属在法律上一直是个空白。四人理事会同意了。
[18]

在赔偿问题上，四巨头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比利时要求把它的战争开销作为特例，算到赔偿里。这其实并没有听上去那么不合理，因为比利时大部分领土被占领，它的政府不得不通过借贷的方式来为自己筹资。比利时还要求，在分配德国赔偿款项的时候，它要优先分。美国人表示支持。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赔偿问题上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不同意。但是到了4月29日，英法做出了让步。没过几天，一项交易便达成了：只要德国一支付赔款，比利时就可以拿到5亿美元，而且它可以拿到赔偿总金额的1%。至于赔偿总金额具体是多少，目前还未确定。在之后的几年里，英法两国不遗余力地去削减比利时的要求，而德国也是尽了一切力量，什么都不赔。直到1925年，比利时才全额拿到了自己的优先赔偿。和它的盟友一样，比利时到最后真正拿到手的赔偿，也只是它当初要求的极小一部分。
[19]

不过话又说回来，比利时人终于在巴黎施展出了自己的谈判技巧，而且也只有这么一回。他们威胁不签署对德条约的做法正好赶对了敏感时机。意大利已经退出了巴黎和会，日本的要求也引发了严重的危机。德国代表团在同一天抵达，而对德条约又未最终确定。担忧的事情越来越多，人心涣散的巴黎和会又怎么会强迫他们签约呢？
[20]

[1] PWW, vol. 58, p. 275.

[2]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179; Aldrovandi Marescotti, Guerra diplomatica, p. 407.

[3]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 131;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p. 178–79; Tardieu, p. 100; Steed, vol. 2, p. 298.

[4] Marston, p. 166; E. Howard, p. 279; Tardieu, p. 102.

[5]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Borden Papers, 428/9; Dillon, p. 123; Cambon, p. 318.

[6] Marston, pp. 168–9; P. Mantoux, vol. 1, pp. xiii–xvii.

[7] PWW, vol. 59, pp. 419–20;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55; P. Mantoux, vol. 2, p. 358; Aldrovandi Marescotti, Nuovi ricordi, p. 53;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228.

[8] P. Mantoux, vol. 1, pp. 80–99; vol. 2, pp. 193–203;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Auchincloss diary, 31.3.19;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31.3.19; PWW, vol. 56, p. 436;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Borden Papers, C1864, diary 31.3.19; F. Stevenson, p. 267; Poincaré, p. 292;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p. 40–41; Noble, pp. 316–22.

[9] F. Lloyd George, p. 165;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p. 168–9.

[10] PWW, vol. 58, p. 276; vol. 60, p. 197; vol. 61, p. 112, n. 1;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17.5.19; Hecksher, pp. 555–6.

[11] Walworth,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p. 390.

[12] Marston, pp. 182–3, 185–6; Hankey, pp. 134–8, 143–4.

[13]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17.5.19; Marks, Innocent Abroad, pp. 197–9.

[14] Marks, Innocent Abroad, pp. 170–7.

[15] PWW, vol. 59, p. 247;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43;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 3/4/21, Hardinge to Balfour, 4.4.19.

[16] Marks, Innocent Abroad, pp. 93–5; PWW, vol. 61, p. 375

[17] Marks, Innocent Abroad, pp. 9–11, 149–51.

[18] Ibid., pp. 144–46; Temperley, vol. 2, pp. 190–1; Nelson, pp. 312–8.

[19] P. Mantoux, vol. 1, pp. 135–8; Marks, Innocent Abroad, pp. 183–205.

[20]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30.4.19.

[A1] 1914年8月4日，德国入侵比利时。英国在1839年《伦敦条约》签署时承诺要保护比利时的中立，于是对德宣战。——译者注

第22章 意大利退出和会

4月20日，也就是离比利时最后通牒的期限还有九天，在尼托街劳合·乔治的公寓里，弗朗西丝·史蒂文森站在窗边，张望着对面威尔逊的房子，想看看四人理事会的紧急会议是不是还在持续。今天是复活节，春日的天气也很好，劳合·乔治之前可是说过要带她去野餐的。“突然，奥兰多出现在窗旁，倚着窗户上的横杆，把头埋进了手里。我不敢确定他是不是在哭，但后来我看到他掏出一方手帕，去抹眼睛和脸。”
[1] 除了她之外，大吃一惊的还有劳合·乔治的贴身男仆。“他们对那位可怜的老先生做了些什么啊？”
[2] 在街对面的房间里，克列孟梭冷冷地在一旁观望。英国人则被惊呆了——汉基说，要是自己的儿子用这么丢脸的方式发泄情感，他就要上去掴他耳光。
[3] 唯一有所举动的是威尔逊，他走上前去安慰意大利首相。考虑到此时美国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敌意，这个举动已经是相当大度了。
[4]

这只是巴黎和会最严重的纠纷表现出来的急性症状，发作的时机可以说是再糟不过了。德国代表团即将抵达巴黎，和平缔造者们必须表现出团结一致的精神面貌。虽然意大利在和会上的要求涉及了三个地区，非洲、中东以及欧洲，但真正导致麻烦出现的地方都在亚得里亚海，尤其是阜姆港。纷争不仅是因为领土问题，也有原则问题。意大利人想拿到旧外交政策承诺给他们的东西，而美国人则坚定地站在新外交政策的一边。此外还有个人性格上的冲突，威尔逊与意大利人不和，尤其是与他们的外交大臣桑尼诺。这里涉及对和平的理解，到底是要瓜分战利品——这是美国人所不齿的——还是要按照民族界线来划分国界。威尔逊之所以要坚持原则，要么是因为意大利想要的领土是英法在《伦敦条约》
[A1] 中许诺的，这是个秘密条约（这是威尔逊不喜欢的），要么是考虑到这些领土上住的主要是斯拉夫人（这又违背了自决原则），或者是两种担心都有。

奥兰多先前是希望避免冲突的，但他没有意识到威尔逊不是一个随大流的政客，也没意识到1918年的世界和1914年时已经大不一样了。奥兰多是意大利阴暗政坛的产物，他的上台完全是由于交易、手段，以及赞助人的帮助。奥兰多这个人一说话就爱打手势。他是个矮胖子，出生在西西里，培训后当上了律师，所以总是觉得难题都可以用合适的语言遮掩过去。他对自己的家族和国家都很骄傲。在巴黎的时候，他曾当着一桌美国人的面吹嘘，说他在31个月之内让女人生出了3个孩子，说没人能比这速度更快了。
[5] 尼克尔森认为这个人没什么大本事，是个“软弱无力、优柔寡断的人”。这种评价并不公平，在意大利面临战败的时候，是奥兰多把这个国家团结了起来。
[6]

大战让已经分化的社会更加紧张：意大利北方工业发达，一片繁荣；南方则是农耕社会，更注重传统。19世纪60年代那个统一意大利的伟大承诺仍未实现。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有那么几次浅尝辄止的外交经历，结果都很尴尬，或者说很丢人，例如1896年在阿杜瓦（Adowa）被埃塞俄比亚人击败。就像另一个新生的民族国家德国一样，意大利的政治制度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少敌人。就意大利内部来说，国民信奉天主教但天主教会不承认这个新国家；激进社会主义者对现行体制框架内的改革感到绝望；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则渴望打破腐败和沉闷政治的束缚。

在大战期间，意大利是列强中最穷的一个国家，要借钱打仗。到1919年，它欠盟友的物资款项总计达7亿英镑，而且战时通胀水平仅次于俄国，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在同奥匈帝国作战的前线，意军装备低劣，指挥不当。挺进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往山上冲的意大利士兵遭到了屠杀。1917年，意军在卡波雷托（Caporetto）崩溃了。意大利人怪罪自己的将军，但也责备体制。到1918年，意军阵亡人数超过50万，重伤的人数更多。这都是为了什么呢？意大利人中开始流行一个词组“残缺的胜利”，也有人在谈论革命。

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中的温和派放弃了对政府的支持，因为他们对政府的犬儒主义姿态感到无奈，而且奥兰多越来越依靠民族主义右翼势力。
[7] 他非常需要在巴黎获得一场胜利，哪怕是表面上的胜利也好。如果桑尼诺及其保守派朋友坚持认为《伦敦条约》一字不能改动，那就随他们吧；如果某些民族主义者想在亚得里亚海东岸得到更多的领土，甚至超过意大利当初被许诺的部分，例如阜姆，那也没什么不合适的。他甚至会为了赢得自由派，去谈论威尔逊的原则，尤其是自决原则，因为这可以涉及流散在海外的意大利人（但是绝不会涉及那些即将被意大利统治的德国人和斯拉夫人）。“《伦敦条约》加阜姆”这句让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激动万分、让意大利盟国非常气愤的口号，正是奥兰多想出来的。
[8] 当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认为阜姆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时，当威尔逊认为阜姆是事情症结所在的时候，奥兰多和其他人一样吃惊。

意大利代表团中另一个强势的角色是桑尼诺。他坚持要履行《伦敦条约》（毕竟这是他本人谈下来的），但他对阜姆没有什么兴趣。在劳合·乔治看来，“他是担心狂热的意大利会因小失大”
[9] 。不过，他将为意大利在巴黎的外交灾难承担全部责任。奥兰多能轻松推卸责任，部分原因是他和桑尼诺不一样，他的英语不好，大多数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而且就像劳合·乔治说的那样：“这个人的个性很有吸引力，和蔼可亲，人人都愿意和他打交道。”劳合·乔治还断言——当然这是大错特错——“奥兰多和威尔逊总统之间在原则上或观点上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奥兰多在美国人那里也“很受欢迎”。豪斯在写给威尔逊的信中说道：“如果奥兰多能来，我认为我能做些事情，但是桑尼诺是个毫无希望的人。”
[10] 相比之下，桑尼诺是个“固执严厉、强硬死板、很难对付的人”。
[11] 他讲话很刻薄，在巴黎没什么朋友。

西德尼·桑尼诺在1919年已经70多岁了。他留着一头蓬乱的白发，一大撮下垂的小胡子，一双眼睛深陷在高高的眉骨下，长着一张神情严峻的脸。这是意大利保守派政客的典型形象，也是老式欧洲政治家的标准形象。实际上他还有些特立独行之处：他是名新教徒，而意大利主要是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他是名知识分子，充满激情地写一些关于但丁的贝缇丽彩
[A7] 的文章；而且他还拥有高超的辩论技巧。桑尼诺出生在埃及，父亲是意大利裔犹太商人，母亲来自威尔士。他以一个外人的身份进入了意大利政坛的核心。身为一名老派的自由主义者，多年来他不断右倾。他笃信的是帮扶大众那一套理论，但不相信大众能拯救自己。战前他曾两次出任首相，不过时间都很短，即便是政敌也不得不尊敬他，认为他是一位诚实且无私的政客。他在1914年当上了外交大臣。

他是个自傲的人。一位非敌非友的人曾这样评价桑尼诺，说他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他在图拉真广场（Trajan Forum）附近有间漂亮的独屋。在战前我还是年轻外交官的时候，我就经常看见他待在那里。这些明显带有优越感的建筑让我很不舒服，而他则是这些建筑的第一个受害者。”
[12] 不过桑尼诺也有他的另一面。他年轻时曾轰轰烈烈地恋爱并失恋过。他在日记中写道：“谁能够爱上像我这样一个身体和精神都缺乏魅力的凡夫俗子？哪怕只有一点点爱怜，我都愿意奉献全部！我憎恨我自己，这就像一种黑热病，让我成不了大事，无力坚持，只有爱怜才能平复它对我的侵蚀。”
[13] 在巴黎谈判不顺的时候，他向自己的秘书吐露心声，说他感觉自己生病了。
[14]

桑尼诺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是俾斯麦式的，他认为国际关系就在于国家实力。就像另一位意大利外交大臣所说，民族是靠“神圣的利己主义”驱动的。身为一名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桑尼诺想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对他来说，这意味着用土地、联盟、交易、结交朋友来对付可能出现的敌人。他总是认为，谈判本身就是失败。克列孟梭曾斥责他，说他“对出自马基雅维利的那一套意大利方法太过自信，拿不出什么明确的方案”
[15] 。桑尼诺不相信什么原则、道德、国际关系公开化的说法，而且他未能意识到其他人确实相信这些理念。在1919年，他还在按照维也纳会议的那一套做事，对世界上涌现的希望与情绪毫无概念。

战争伊始，意大利与德国和老对头奥匈帝国结盟。桑尼诺，还有他的一小撮同胞，是倾向于同盟国的。他认为同盟国会赢得胜利，这在当时也算是个合理的猜测。而且，不管战事如何发展，他更愿意欧洲由保守势力主导。然而，大多数意大利人是支持中立的。战争让两股势力的分歧越来越大：一股是坚持中立的人，多数是保守派，但也有部分激进左派；另一股是主张站在协约国一边进行干预，而后者的人数越来越多。同情协约国的群体是个奇怪的组合，有自由派、共和派，但也有社会主义者和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这注定会让意大利的战争目标四分五裂。在思考了很长时间后，桑尼诺决定介入是意大利的最佳选择。

他之所以改变主意，是因为这么做才是明智之举。他不想看到奥匈帝国被彻底击败。事实上，他从未想过奥匈帝国会整个消失不见。同盟国没有什么值得他特别憎恨的地方，他加入协约国是因为这样能拿到意大利需要的领土。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把意大利的战争和更普遍意义上的大战区别开。正如他在1917年时说的那样：“如果要保证长久的和平，意大利的国界线就必须有安全保障。这是它完全独立的必要条件。”1918年，在威尔逊宣布“十四点计划”后不久，桑尼诺尖刻地指出：“这是国外势力的阴险宣传，企图含沙射影地暗示，谎称意大利的抱负出自帝国主义理论、反民主理论、反民族主义的理论等等。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相反，他说道，意大利对奥地利领土的主张，完全是由“民族划分以及海陆合法防卫”决定的。他表示，意大利人期望与邻居南斯拉夫建立良好的关系。
[16]

在战争期间，欧洲的协约国总是愿意放弃领土，只要这些领土不属于他们。他们向意大利承诺——就像意大利那句流行的口号——让它完成自己的民族梦想，拿到从特兰托到的里雅斯特的土地，跨过东北部那条薄弱的国界，也就是自意大利诞生之日起奥匈帝国就在威胁的那一条。实际上，在1915年《伦敦条约》起草的时候，英法两国给予意大利的东西更多：奥匈帝国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及附近岛屿、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港（Vlorë，意称发罗纳）和阿尔巴尼亚中部的一个保护国、小亚细亚海岸沿线的多德卡尼斯（Dodecanese）群岛，以及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前提是这个帝国灭亡了。（这给巴黎和会增添了不小的难度，因为劳合·乔治还把士麦那周边的地区承诺给了希腊，和给意大利的承诺冲突了。）另外，在阿拉伯半岛和红海，意大利将享有和英法一样的权利。对桑尼诺来说，《伦敦条约》就是一次郑重的讨价还价。而对1919年的英法来说，这个条约已经变成了一件难堪的事情。

威尔逊说得很明确，美国不受秘密协定的约束。（在战争期间，有人拿《伦敦条约》给美国总统看过，但后来威尔逊说服自己相信，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份条约。
[17] ）英法也觉得——不管这种感觉是对是错——意大利对协约国的胜利并没做出多大贡献。他们说，意大利陆军拖延了他们对奥匈帝国的进攻，然后又把进攻搞得一团糟；尽管意大利反复承诺要在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巡逻，但它的军舰几乎不出港；意大利政府从已经捉襟见肘的盟友那里榨油水，然后又拒绝将这些资源投入战争。
[18] 克列孟梭就说：“来见他的意大利人先是行了17世纪的脱帽大礼，鞠完躬之后就把帽子伸出来要施舍。”
[19] 英国大使在报告中写道，巴黎对意大利的态度“一直就抱着深深的蔑视，而现在蔑视已经演变为厌恶。他们都说，意大利一看到停战信号就来精神了，要准备打仗了”
[20] 。

英法用土地承诺来贿赂意大利参战，而当这位新盟友一再显示出被劳合·乔治称为“小贩做买卖的劲头”时，这两国也恼怒了。
[21] 战争结束时，意大利陆军迅速开拔，去占领亚得里亚海周边所有承诺给它的地方，这引起了很大不满。法国外交部长毕盛向英国大使发了一大通牢骚，说意大利军队故意找当地斯拉夫人的麻烦。“他们期待流血，这样就能让他们保住这些土地。任何和平条约也没说一定要把这些土地给他们。”
[22]

塞尔维亚人有可能依靠奥匈帝国的南斯拉夫人建立某种形式的国家，这又是一件导致意大利与其盟友关系紧张的事情。到了1918年12月，这种可能已经变成了必然。英国和法国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同情这个新国家。他们认为，在形势变化之下，意大利自然应当明白再索要南斯拉夫人的领土就是不讲道理了。归根结底，所有的承诺都是基于战后奥匈帝国依然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夺取敌人的港口和海军基地是合理的，而现在对一个友邦也这样做就没道理了。英国战时内阁得出结论：“应尽力劝说意大利秉持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23] 克列孟梭也和奥兰多谈过几次，想要说服他放弃《伦敦条约》。
[24]

意大利政府还没准备要这样做，意大利的民意也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虽然相信马志尼（Mazzini）伟大精神的自由派希望解放受压迫的民族，尤其是那些和意大利同受压迫的民族，但大多数意大利人认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是敌人，认为他们在战争中为奥匈帝国效忠，而且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可能还会这样做。在战争末期，当意大利军队前去占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时候，他们更像征服者而不是解放者。
[25]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塞尔维亚人就更可信吗？意大利陆军副司令巴多格里奥将军（General Badoglio）就警告政府，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比塞尔维亚人聪明，到头来还不知道谁统治谁。
[26] 他随后草拟了一份详细的方案，桑尼诺和奥兰多在1918年12月批准了这项方案。该方案旨在毁掉南斯拉夫，并巩固意大利对亚得里亚海东侧的控制。方法就是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以及斯洛文尼亚人之间制造冲突，在农民和地主之间制造冲突。巴多格里奥建议，在波斯尼亚地区可以利用宗教分歧，他的特工已经就位了。甚至连普通意大利士兵也可以出力，办法就是去诱惑“易受影响的”当地妇女。
[27]

意大利海军的态度也是大同小异。哈布斯堡皇帝在退位前宣布，将亚得里亚海海军和位于普拉（Pula，意称波拉，Pola）的庞大海军基地转交给南斯拉夫临时委员会。这让意大利海军非常恼火。在皇帝下诏的第二天，意大利的一艘鱼雷艇便冲进普拉，击沉了奥地利海军的骄傲—无畏舰“联合力量号”（Viribus Unitis），上面的南斯拉夫舰长与船员也一同沉入大海。在意大利的强烈反对之后，奥匈帝国剩余的舰队向协约国投降，意大利也占领了普拉。之后的一个月里，意大利海军与协约国的摩擦越发增多，尤其是和美国人，问题主要在意大利人对待当地斯拉夫人的方式上。
[28] 意大利人用一大篇备忘录来为自己辩护，说大自然对意大利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亚得里亚海西岸没有什么海港，也没有天然防御，而另一侧则有“暗礁和海岛组成的极佳屏障”做保护。“在东边，海水深而清澈，不易使用水雷；在西边，海水浅且浑浊，就好像专门为了阴险的水下武器准备的。”毫无疑问，意大利需要拿到东面的领土。
[29]

民族主义者还有说辞：意大利不能不管那些散落在海外的意大利人，不能把他们交到斯拉夫人的手里。媒体刊发了耸人听闻的报道，说在达尔马提亚沿岸和伊斯特拉半岛上的城市里，有人正谋杀意大利妇孺。“在达尔马提亚，南斯拉夫压迫者在打压意大利人，还对他们实行恐怖统治。”饱学的教授断言，“在达尔马提亚，除了意大利人之外都是野人！”驻达尔马提亚的意大利指挥官还算客气：“这里基本上是好人，所谓好就是说他们像头脑简单的原始人。但是，头脑简单的原始人也很敏感，会猜忌，冲动起来暴虐得很。”意大利的开化使命很明确。
[30] 意大利报纸上刊登了当地农民去教堂的照片，但说他们是去向意军指挥官致敬；要么就是刊登人们排队领取食物的照片，配图文字是斯拉夫人在央求意大利人不要走。
[31]

到1918年年底，罗马、热那亚以及那不勒斯街头出现了大批人群，支持达尔马提亚的意大利人。美国大使认为这背后有政府的指使。美国大使在报告中写道，桑尼诺坚称，意大利必须把自己在亚得里亚海的安全放到首位，这意味着要控制领土，而不是要什么国际联盟来提供保护。“警方甚至告诉他们要保护的人士，叮嘱他们晚上把门关好，说这样才能撑到警察前来救援。”
[32] 和奥兰多一样，桑尼诺也认为威尔逊的理念很愚蠢。“待在房间里，通过外交手段就想改变整个世界？去巴尔干吧，去那里试试‘十四点计划’是不是管用。”
[33]

意大利政府用尽一切办法，想把盟友带到自己的思路上来。1918年12月，奥兰多在伦敦告诉英国人和法国人，说南斯拉夫人正在“真刀真枪地迫害”意大利人：意大利士兵遭受袭击，意大利女性因为披意大利国旗而被骚扰。
[34] 他坚决反对承认新成立的南斯拉夫。英国和法国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两国还是觉得有义务要遵守《伦敦条约》，但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罗伯特·塞西尔写信给英国驻意大使：“事实上，正是意大利外交政策上的无限贪婪，才让这个国家不断地遇到麻烦……诚然，南斯拉夫人要的比他们应得的多，但桑尼诺的固执和意大利贪得无厌的要求已经产生了一个后果，那就是除了我们之外，意大利在欧洲真的一个朋友都没有，而且它还正在尽全力把自己彻底孤立起来。”
[35]

这就只剩下美国人了。对于意大利要求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威尔逊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很明显，他一开始把的里雅斯特当成了某个德国城市
[36] ），但他也知道自己该在什么时候坚持原则。他的法务专家称——而且他也认同——意大利是在“十四点计划”的基础上与同盟国停火的，这就等于是它默认《伦敦条约》已经作废了。从另一方面说，“十四点计划”也承诺，“对意大利边界的重新调整，应当考虑明确的、可识别的民族分界”。这就意味着要在东北边界拿一部分给意大利，但伊斯特拉半岛只能给一少部分，而且达尔马提亚是根本不给的。
[37] 在停火谈判的时候，奥兰多曾想加入一条保留性条款，从而起到这样一个效果，即把意大利边界归到安全需要中去，但他没能成功。意大利后来声称，他们就保留条款的事情发过照会。美国人则说没这回事。
[38]

不管怎么说，奥兰多和桑尼诺还是很乐观地等着威尔逊抵达欧洲。豪斯鼓励他们把美国当成朋友，而且在起草对奥匈帝国的停战协议时，豪斯还允许协议写上意大利可以占领《伦敦条约》许诺给他们的全部领土。
[39] 他在谈判技巧上给桑尼诺提建议：如果等英法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意大利再提出自己的要求，那巴黎和会就很难拒绝了。豪斯在自己的日记中坦言：“我这么做纯粹是出于恶意。我就想看看桑尼诺和奥兰多要怎么依照英法的领土要求提出自己的观点。”
[40] 意大利驻华盛顿大使马基·切莱雷男爵（Baron Macchi di Cellere）也给出了误导性的建议。这位向来不顾事实的大使声称，威尔逊同情意大利，也支持意大利的目标。
[41] 奥兰多承认：“这是个好人，但是绝对不称职，而且……正是因为他，意大利人才会在完全不了解威尔逊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参加和会。”
[42] 或许是意大利人本身就不想知道威尔逊的想法。正如美国驻罗马大使在报告中写道的那样：“桑尼诺男爵对美国的了解少得可怜，或许应该说是一无所知。我觉得他的要求和我们总统的动机不会很一致。”
[43]

威尔逊倾向于怀疑意大利人。在他看来，意大利是本着“冷血的算计”的精神参战的。
[44] 1918年12月，在抵达巴黎之后，他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了一份《伦敦条约》。圣诞节前几天，他与桑尼诺及奥兰多初次见面，并就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要求讨论了很长时间。意大利人认为这次会面很顺利，但是第二天和威尔逊聊过的英国大使不这样看。“他非常反感意大利人……他对桑尼诺和奥兰多还有他们做事的方式厌恶至极，他真的不想和他们再有任何交流了。”
[45] 在巴黎和会延迟召开期间，威尔逊同意去罗马做一次国事访问。不幸的是，这次访问加深了双方的误解。

威尔逊在意大利受到了热烈且盛大的欢迎。“我感觉自己找到了真正的朋友。”他错误地断定，意大利人们是支持他的方案的。他的医生在报告中写道：“总统说，他觉得这个国家的人大都对缔造和平感兴趣，这可以保证他们不会落入另一场战争，例如他们刚刚经历过的那场。他觉得他们突然意识到国际联盟就是他们渴望的东西。”
[46] 四个月后，当威尔逊与意大利政府的关系降至冰点的时候，他还准备直接向意大利人民发出呼吁。从自身角度来说，奥兰多是保持乐观的。“我相信威尔逊和他的理念，”他兴致勃勃地对一位朋友说道，“威尔逊主义顾及了很多意大利的权利与利益，我当然接受它。”
[47] 桑尼诺更多持怀疑态度，他不喜欢威尔逊想要批评这届政府的做法。威尔逊对他的感觉也一样，他认定桑尼诺这个人“油滑得就像鳝鱼，或者说是个典型的意大利人”
[48] 。1月13日，威尔逊告知奥兰多，他已经认定《伦敦条约》不再有效了。
[49] 因为最高理事会当时正被国联的事情以及要不要邀请布尔什维克党人来巴黎的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所以这件事还要等几周再爆发。

意大利代表团入住的是奢华的爱德华七世酒店，就在巴黎歌剧院旁边。团里只有一位代表获准偕妻子前来，可能这是因为他刚刚结婚。酒店里有一部电话，用电话必须经过奥兰多的许可。代表团的架构是仿照政府部门的安排设置的。一位比较年轻的代表这样描述道：“罗马的一小部分被搬到了巴黎。唉！所有的小毛病也搬了过来：缺乏组织性，挑选职员的方式就和议会选代表一样，像点金术一样说不清楚（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还有一些流言蜚语和背后中伤。”
[50]

人们普遍认为这不是一个强势有效率的代表团。切莱雷（Macchi di Cellere）已经从华盛顿调了过来，来协助意大利代表团。他冠冕堂皇地向一个美国人解释道：“意大利不会宣传它自己。因为它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太古老宣传不过来了，作为一个种族又太自豪，也不用宣传了。”
[51] 不像美国人和英国人那样，在意大利代表团里，没有几名成员和其他代表团的人有非正式的接触。
[52] 在代表团的高层中，前首相萨兰德拉（Salandra）担心的主要是自己的身体；奥兰多很友善但是要想的事情太多；桑尼诺还是那么冷漠和隐秘，什么信息都握在手里，即便对自己的代表有用也不轻易往外透露。在闲下来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人去散步。他拒绝代表意大利展开游说。“用这种方法岂不是把自己降低到小国的水准，借着世界舆论去四处讨要土地。”
[53] 随着会议的进行，他与奥兰多的关系越来越糟，两人爆发过激烈的争吵。在这种时候，即便是通常能克制自己的桑尼诺也会气得脸色发紫。
[54]

除了内部分歧，意大利人还不信任他们的盟友。一位英国外交官说：“他们觉得自己的待遇不如其他大国，四面八方都在攻击批评他们。别人明明告诉了他们怎么做有好处，但他们从不认真讨论。”
[55] 桑尼诺对威尔逊嗤之以鼻，说他“像个教士”；切莱雷说美国是个“放高利贷的”，想要独裁和会。
[56] 1月下旬，《泰晤士报》的主编威克姆·斯蒂德写了一篇报道，说威尔逊和桑尼诺来了一次“激烈的争辩”。桑尼诺“似乎发了飙，直接告诉威尔逊不要来掺和欧洲的事情，而是去管好美国自己”。
[57]

在欧洲人当中，意大利人和英国人最处得来。奥兰多敬重劳合·乔治。“凯尔特人的血统让他像我们地中海人一样聪明。”
[58] 而且这两个国家也没有什么可争的。法国人就不一样了。意大利能统一是要感谢法国的，但当法国人拿走尼斯城和萨伏依地区的时候，意大利人又觉得这代价也太高了些。法国和意大利都想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还因为突尼斯和摩洛哥发生过冲突。意大利之所以加入“三国同盟”，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找到盟友来对抗法国。按照全世界政治家十分关心的标准来说，无论是在钢产量、煤产量，还是在出生人口上，意大利都不及法国。劳合·乔治曾回忆说：“在我与意大利人谈判的整个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嫉妒心、竞争观念、怨恨等东西影响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法国的恐惧。”
[59] 对法国来说，它没有什么需要恐惧的问题（不过它有些担心意大利的出生率），它对意大利只有纡尊降贵的心理，还带着一丝鄙视。

1918年12月，协约国在伦敦开过会之后，克列孟梭返回巴黎，和奥兰多、桑尼诺坐同一趟车。克列孟梭的助手在报告中写道：“在这么长一段旅程中，这两个人一次招呼都没和我们打过。而且，在巴黎北站的时候，他们没向克列孟梭先生道别就走了。克列孟梭非常震惊，并且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60] 克列孟梭对桑尼诺勉强还有点敬意，对奥兰多则是一点好感没有：“他对任何人在任何方面都极端意大利化。”
[61]

奥匈帝国的瓦解为意法两国开辟了新的竞技场，双方为了各自在欧洲中部的势力展开角逐。在亚得里亚海，法国一面要和南斯拉夫做朋友，一面还要对意大利以礼相待，被搞得左右为难。一位法国外交官写道：“我真是受够了亚得里亚海的事情。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该抛弃南斯拉夫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不理智，但是他们很弱小。罗马那帮人真是一群蠢蛋！”
[62] 有一天，克列孟梭被义愤填膺的奥兰多搞得疲惫不堪，说道：“我的天，我的天！意大利还是南斯拉夫？金发的还是黑发的？”
[63] 到了1919年4月，克列孟梭已经拿定主意要支持黑发的一边。在萨尔区和德国战争罪这两个问题上意大利都没有支持法国，这让他非常愤怒。他也是认定自己还有操作的余地，因为到头来意大利还是要和法国搞好关系的。
[64]

奥兰多和桑尼诺怀疑他们的盟友，敌视他们的南斯拉夫邻居，还被困在一个难受的联盟关系中，但又不敢和盟友撕破脸，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政府会因此倒台，于是这两人只能继续挺着。巴黎和会在2月7日收到了意大利官方的备忘录，这颗装了延时引信的炸弹终于要爆炸了。这份文件写得很有意思。它本身没怎么提到《伦敦条约》，但实际上是换了种说法把里面的条款重复了一遍，把自己勉强塞到了新外交的外衣里。文件开头是这样写的：“意大利的主张体现了公平、正义、适度的精神，完全符合威尔逊总统阐述且赞同的原则，因此它应当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和批准。”文件指出，意大利的要求几乎完全是基于自决原则的——当然这种自决只是为意大利人准备的；为数不多的几项领土主张会涉及在当地居住的其他民族，而这些主张完全只是为了保证国界线的安全。
[65]

奥兰多和桑尼诺的心思都花在了欧洲上，这让意大利殖民者很是不满。意大利殖民地事务部曾尽心竭力地准备过宏伟的方案，特别是针对非洲的方案。在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看来，“耻辱之年”，也就是阿杜瓦战役失败的1896年，只能用征服来洗刷。殖民地事务部大臣加斯帕·科洛西莫（Gaspare Colosimo）敦促政府，必须让英法靠边站，让意大利单独控制埃塞俄比亚。此外，为了巩固意大利对经由红海和印度洋到埃塞俄比亚的路线的控制，英国应该把自己在索马里的那块土地并入已经被意大利控制的地区，而且还应该交出肯尼亚东北部地区。而法国则应该交出自己在索马里的那一小块地方，还有从吉布提港到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也要一并献上。科洛西莫还梦想扩大利比亚的面积，办法就是从英控埃及和法国属地获得土地，如果葡萄牙的殖民地要乞求施舍，那就把安哥拉也拿过来。就在大战即将结束前，科洛西莫给贝尔福和豪斯发了一份备忘录，把这些目标列了一下。他的措辞选得非常谨慎，让整个文件看起来就是威尔逊风格的，不过还是给众人留下了意大利非常贪婪的印象。
[66]

在巴黎，奥兰多和桑尼诺没准备在非洲要求上摆出强硬姿态，而且英法也不大可能真正关注这些要求。英法两国飞快地分掉了德国的殖民地，没有和意大利商量。至于把他们自己的殖民地领土交给意大利这种事情，英法都表示完全没问题，前提是只要另一方也这么做就可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意大利人的梦想又破灭了，他们最后又落得个满腹冤屈的下场。
[67] 墨索里尼后来发现可以利用这一点。

在意大利的欧洲领土要求中，唯一轻松解决的就是奥匈帝国布伦纳山口南边的一块地方、南蒂罗尔地区，以及再往南的特伦蒂诺。特伦蒂诺不是什么问题，那里的人大多说意大利语，但蒂罗尔地区绝大多数人说德语。
[68] 蒂罗尔人抗议在该地实行分制，说他们的自治有很长的历史。奥地利的新政府也做出了同样的表态：“除了瑞士，蒂罗尔到现在为止都是自由的象征之地，抵制所有的外族统治。而你们要出于战略考虑，把它献祭在军国主义的祭坛上。”
[69] 意大利人称，只有拿到连接布伦纳山口的山麓地区，意大利才能真正安全。“南部其他任何边界都只不过是人工截肢手术罢了，只能导致军费高涨，这是同和约所提倡的原则相违背的。”
[70] 威尔逊可能是想向意大利人表示一下自己也是可以讲理的，于是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告诉他们，他不反对改变意大利的北部边界。
[71] 他的和平缔造者朋友也都默许了。按照豪斯的说法，劳合·乔治一度曾关注蒂罗尔，因为他曾去那里度过假，而且那是他在整个欧洲大陆上为数不多的熟悉的地区之一。
[72] 威尔逊后来表示很后悔，把25万名说德语的蒂罗尔人交给意大利人统治，这太多了。
[73] 蒂罗尔人也很不满，尤其是在1922年之后，法西斯分子决定让他们全加入意大利籍。一夜之间，学校和政府机关都由意大利人负责了，孩子也不能起“伤害意大利人情感”的名字。直到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和欧洲都发生剧变，蒂罗尔才终于要回了旧时的部分自治权。
[74]

在蒂罗尔问题上，威尔逊准备让德国人吃亏，但他不准备接受意大利人让南斯拉夫吃亏的主张。刨去城市不算，亚得里亚海东部沿岸地区的人口几乎全是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或波斯尼亚人大约有75万之多。意大利人无论如何都想把过去的奥匈帝国的边界向东推进50公里到100公里，也就是进入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境内；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向南则要推进到斯普利特（Split，意称斯巴拉多，Spalato），从而拿下整个伊斯特拉半岛，还要算上普拉的海军基地，以及原来奥匈帝国的两个大港的里雅斯特和阜姆，连带着这些地方通往中欧的铁路，另外还有亚得里亚海东北端的几处重要岛屿，连同达尔马提亚海岸上扎达尔市（Zadar，意称扎拉，Zara）和希贝尼克市（SIbenik，意称塞贝尼科，Sebenico）附近的地区。意大利还想要南边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港。拿到了这些地方，意大利就可以主宰亚得里亚海，新国家南斯拉夫就只剩下一小段海岸线，没有优良港口，而且只剩一条连接海洋与内陆的铁路。这才是意大利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当然，意大利人在巴黎不会提这个目的。他们口中说的是战略需要和历史。“在罗马和威尼斯的时代里，整个达尔马提亚都和意大利团结在一起，这不仅对它本身有好处，对世界和平也有好处。”
[75] 他们搬出了海岸各个广场上的威尼斯的狮子
[A2] 、天主教教堂、罗马柱来佐证历史，还提到在奥地利打压下仍顽强生存的意大利语。他们说，如果意大利人成了“半野蛮化”斯拉夫人的属民，就会遭到可怕的不公正的待遇。
[76]

然而巴黎听到的是另一种令人不安的故事：斯拉夫民族主义者被驱逐出境；肆意逮捕；斯拉夫报纸被查禁；南斯拉夫铁路被截断。一位英国军官愤怒地向贝尔福发回报告称：“达尔马提亚正在闹饥荒，而意大利人只给那些签字效忠意大利的人发放食品。”
[77] 负责协约国救济的胡佛报告称，意大利当局把运送食品的船只扣在了的里雅斯特，而且在2月22日他们还突然中断了所有与内陆的通信。“这不仅是隔离了南斯拉夫人，还切断了通往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铁路干线。”威尔逊同意胡佛的结论：“扣留美国提供的食品让民众挨饿，绝不能把这当成政治武器来使用。”威尔逊还接受了胡佛的建议，美国要回敬以颜色，暂停对意大利的援助。
[78] 在巴黎和会余下的日子里，这一事件让美意关系进一步恶化。
[79]

在一开始，美国人是鼓励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两国坐下来解决自己边界问题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也支持这样做。南斯拉夫人说，他们非常愿意做出妥协，或许威尔逊还可以在有分歧的地方进行仲裁。意大利代表团很紧张。奥兰多向一个美国人坦承：“虽然南斯拉夫人的提议把他推到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但是他找不出好的理由来回绝。”在一次同威尔逊的会面上，他“又是叹气又是抹眼泪，说南斯拉夫人扼住了他的喉咙，但终于答应下来，等一有机会问过罗马的国王和同事后，他就会给出回复”。2月份威尔逊回美国去了，意大利人回绝了他的仲裁，称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全是因为南斯拉夫人“用野蛮的方式”把尚未成熟的提议公开了出去。
[80]

从巴黎和会召开的那一刻起，事情就很明显了，意大利人没打算向南斯拉夫人妥协，也不准备向任何人妥协。他们不允许专家委员会涉及任何会影响意大利边界的事情。在最高理事会以及后来的四人理事会上，意大利代表很少说话，除非是牵扯到意大利的利益才会开口。正如克列孟梭在3月份一次会议后抱怨的那样：“整个下午奥兰多都在强迫我们听他那冗长的演说，摆出意大利的要求，表明哪些边界在他看来是必要的和公正的。”然后“同样烦人的话我们又要听第二轮，这次是桑尼诺”。
[81] 在敲定国联公约和对德条约的时候，意大利人几乎没有一点抱怨。（奥兰多后来说，那是因为意大利已经觉得被排挤了。他的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
[82] ）

意大利的谈判策略很恼人，很直白，也很笨拙。它反对南斯拉夫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那里索要领土，支持罗马尼亚对巴纳特地区的要求。它卖军备给匈牙利，甚至还和人人都鄙视的库恩·贝拉政府签署了一条秘密协定。
[83] 桑尼诺拒绝考虑希腊在亚得里亚海的要求，试图保住小亚细亚海岸线边上的多德卡尼斯群岛——那里自从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就一直被意大利占领，但当地明显是希腊人占多数——结果愚蠢地将希腊推到南斯拉夫一边。当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要求约见的时候，桑尼诺气急败坏地拒绝了他。
[84] 在各个委员会里，意大利人总是要反对南斯拉夫，而且固执地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果被逼急了，他们通常推说政府没有给他们指示。英国外交部的艾尔·克罗（Eyre Crowe）向一位意大利外交官表示抗议，而后者只是回答道：“我们12月去伦敦的时候，你们不和我们单独谈话；在巴黎，你们不和我们说话，也不和我们一起安排；那么我们也不准备在这些问题上表达任何意见。”
[85]

等到4月份终于要给意大利的要求下定论的时候，其他大国明显已经不那么同情他们了。大家喜欢引用俾斯麦那句经典的话：意大利人的胃口总是比牙口好。贝尔福无奈地写道：“总要想办法让意大利人软下来。唯一的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他软下来，同时又做到对人类的伤害最小。”
[86] 意大利代表们也更加绝望了。奥兰多相信——或者是他自己说的——有一个秘密社团已经发誓，如果他回国后没带着达尔马提亚，就要杀掉他。
[87] 民族主义报纸发疯一般为意大利控制亚得里亚海造势，政治正在从议会大厅转移到街头。已由激进派把持的意大利社会党（Socialist Party）迅速壮大，派出了自己的小分队，民族主义的右派则出动了“法西斯战斗团”（fasci di conbattimenti ）。在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La Scala），对意大利要求不满的知名反对派人士，莱奥尼达·比索拉蒂（Leonida Bissolati），想要在一场关于国际联盟的大集会上发表演说，包括墨索里尼在内的狂热民族主义者坐到了台下。现场一位意大利记者报道了后来世人非常熟悉的一幕：

就在那一刻，仿佛有一根无形的指挥棒挥出了信号，地狱交响曲奏鸣了。短促的喊声、尖叫声、口哨声、牢骚声——都不像人声——外加上所有能想到的、拙劣模仿狼群嚎叫的声音，交汇成了巨大的声浪；不过，有一个人的声音，不对，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声音出现了。这喊声时不时会变得清晰起来，用一种野蛮的、行军式的节奏，支配了因激动而说不出话来的大众。他们喊道：“克罗地亚，滚！克罗地亚，滚！”意思是他们不想和克罗地亚人或南斯拉夫人做朋友；他们还有一个意思：毕索拉蒂就是一个克罗地亚人。
[88]

阜姆既代表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规划，也象征着威尔逊抵制这种规划的决心。阜姆不像个会给巴黎和会引发严重危机的地方。它的景色很一般，名气也很一般，只是个繁忙的小港口，在战前是奥匈帝国在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和中欧的情况一样，这里的人口也是多民族混居，有一小部分匈牙利人、小富小安的意大利中产阶级，以及大批克罗地亚工人阶级。在阜姆，如果算上周边乡村，意大利人只能算是不少，而克罗地亚人才是大多数。战前，当地的意大利人可能只会带着憧憬谈到意大利，并抱怨一下匈牙利当局。只是到了1918年，与祖国重新统一才有了真正的可能。年轻人组织的帮派“阜姆青年团”突然出现在咖啡馆里，勒令乐师每隔15分钟就演奏一次意大利国歌，并强迫所有顾客起身致敬。
[89]

就和未来两年里的情况一样，战后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在意大利被颂为传奇。按照意大利人的说法，英勇的志愿者顶着奥地利的炮火，乘快船前往威尼斯，带领意大利海军救援阜姆，于是人们管这帮人叫作“阿耳戈英雄”
[A3] 。
[90] 美国大使在报告中写道，实际情况是五名阜姆的年轻人抢了一艘拖船，吭吭哧哧地把它开过了亚得里亚海，而不知情的意大利海军还向他们开火，只不过这部分没有出现在意大利的传奇中。
[91] 按照停战协议，占领阜姆的意大利军队现在坚信，这个地方应该属于意大利。一位海军上将说道，外交谈判无关紧要，“这种讨论不过是外交家和政客们的辩论……阜姆现在是意大利的，而且以后也是……谁也干涉不了意大利履行自己的权利”
[92] 。

意大利突然对阜姆特别感兴趣，这里面是有实际理由的。巴黎的一位意大利代表直白地解释道：“我们很难保持的里雅斯特的商贸水平，除非是控制了阜姆，把那里的贸易转到的里雅斯特去。”
[93] 此外，阜姆对意大利民族主义者也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一个象征，被称为“亚得里亚海的明珠”。豪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把心思放在一个只有5万人的小城镇上，而且那里的意大利人口才刚刚过半。”
[94] 1919年4月，当阜姆风波闹得最凶的时候，奥兰多曾满面愁容地对豪斯说道，如果意大利的要求能在战争一结束时就解决好，现在的事情就会好很多。“那样的话，意大利人根本就不会把阜姆加到条约里。”
[95]

民意经常会把自己和无关紧要的对象捆绑在一起。在1919年的意大利就有这么一个离奇的人，他给民意又扎了一针。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把阜姆当成自己的事业。邓南遮是个小个子，秃头，很丑，但又极富个人魅力。他在当众演讲的时候，听众总是被他的口才诓得服服帖帖。他会问：“你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吗？”然后听众齐声大喊：“愿意！”他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在墨索里尼出现前，他就是位“领袖”
[A4] ，按照尼采的话语体系，就是一个超人——邓南遮自然是非常认同尼采的。他还是位大诗人、剧作家、电影导演。这个人不惧伤痛，蔑视普通的政治家，拥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感情，这些特点都引发了他的同胞的共鸣。他对公约的嘲笑，戏剧化的情绪，以及在风流韵事中表现出来的激情，让他成了颇具浪漫色彩的英雄，在全欧洲都很有名。他很清楚宣传的作用，在16岁出售自己第一本诗集的时候，他就散布谣言说自己已经死了。他的生命就是一部传奇：女演员埃莉诺拉·杜丝（Eleanore Duse）身披一件大紫睡袍等在海滩上，正在夜泳的他突然从水中出现，赤身裸体地站在自己的情人面前；有艺术家和他通灵，书房里就突然出现了美丽的、颇具异域风情的物件；当债主找上门来的时候，他就突然消失不见了。

意大利参战的时候，52岁的邓南遮加入了一支骑兵团。不过这名骑兵想在哪里打仗就在哪里打仗，有时候是在前线，有时候是在潜艇上，有时候还在空中。（而且他想什么时候休假就什么时候休假。）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但是获得了不少英勇勋章。1918年8月是他大功得建的时候。当时他驾着自己的飞机向维也纳俯冲，撒下了无数的印着意大利国旗的传单，呼吁奥地利投降。在一场没有什么个人英雄的战争中，他也算是出类拔萃了。何况意大利需要英雄。

邓南遮以极大的热情支持意大利的领土主张。编出“残缺的胜利”这个词组的那个人就是他。1919年1月，他在墨索里尼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文章，《致达尔马提亚人的公开信》（“Letter to the Dalmatians”）。这封信狠狠地抨击了协约国以及“威尔逊医生横跨大洋提供的无用的泻药”，还有“克列孟梭医生横跨阿尔卑斯山提供的手术”，并吹嘘意大利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之后还发出质问：“到头来强加到我们头上的是什么和平？可怜的基督徒式的和平？高卢人的和平？不列颠人的和平？一个星条旗式的和平？绝不接受！我们受够了。凯旋的意大利——在所有民族中凯歌最为嘹亮的意大利——超越了自己，超越了敌人。它要矗立在阿尔卑斯山上，要拥有罗马帝国治世时的海域，只有这样的和平才配得上意大利。”
[96] （虽然他的作品被列入了梵蒂冈的禁书目录，但邓南遮是很得意自己的天主教形象的。）

虽说阜姆和意大利的其他要求在本国掀起了很大波澜，但巴黎和会忙的都是其他事情。在2月14日到3月14日期间，威尔逊回了美国。他不在的时候，边界纠纷问题没有什么进展，对奥地利与匈牙利的和约也是一样。奥兰多也回国了。他在意大利议会发表了一通乏味的讲话，让人以为巴黎一切顺利。（当他提到阜姆的时候，听众们纷纷起身高喊：“阜姆万岁！”
[97] ）一直到4月份，和平缔造者们才腾出空来处理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边界问题，而这时对德条约问题依旧搞得各方紧张兮兮。

在4月3日的四人理事会会议上，劳合·乔治让意大利人说明他们在亚得里亚海问题上的立场。奥兰多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观点还是和之前类似。他反对将阜姆被划为自由邦让国际联盟管理的提议。当众人决定在当天下午听听南斯拉夫的意见时，奥兰多固执地表示他不参加，理由是他不想和敌对国家做交易。
[98]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意大利人和盟友在私下里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但是这些会谈除了产生坏印象以外什么成果也没有。这时有传言出现，说奥兰多正考虑退出巴黎和会。4月13日，当四人理事会试图决定何时邀请德国代表前往巴黎时，奥兰多坚决要求要先解决意大利的问题。“意大利的民意已经沸腾了。我正在尽一切努力去平息它；但是这种成果太令人失望，后果会很严重。”他表示，如果没有进展汇报，他的政府就很有可能倒台。众人表示同情，但未改变立场。就像劳合·乔治说得那样：“我相信，立刻召集德国代表是符合大家利益的，这样我们便可以做好准备，和唯一一个仍未垮台的敌对国家谈判。”
[99] 威尔逊的建议是，先把邀请德国代表的事情缓几天。在这段时间里，由他来和意大利人讨论。奥兰多勉强表示同意，威尔逊的建议被采纳了。在豪斯看来，奥兰多非常恼怒，觉得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背叛了自己，尤其是后者，简直是个“变戏法的人”，不是绅士。
[100]

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也一样气恼。克列孟梭说：“我告诉奥兰多，他以为我是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King Stanislas），被狗咬了之后不但饶了那畜生，还给它一块奶酪。听着，我的名字是乔治，不是斯坦尼斯瓦夫。那些从卡波雷托落荒而逃的人，我是不会给他们奶酪的。我会履行我们在条约里承诺的东西，此外我还要直接表明我深深的蔑视。但我不会再给其他的东西了。”克列孟梭私下里曾要求意大利人退让。
[101] 意大利人则再次重申，《伦敦条约》必须遵守。

不出所料，威尔逊没能让各方妥协。他的专家提醒他自己在来欧洲时说过的话——“告诉我什么是对的，然后我就去争取。”——要他坚持自己的原则。
[102] 他反复向身边的人保证，说自己不会让意大利人拿到阜姆。贝克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见威尔逊，他说他告诉一位意大利代表，如果意大利因为阜姆的事情离开和会，那么美国就没有义务继续提供经济援助。威尔逊回答道：“说得好。”
[103]

威尔逊和奥兰多在4月14日进行了会谈。据意大利人说，这次会面“非常激烈”。威尔逊跟豪斯描述这次会议的时候，说这是他这辈子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之一，就和他当初在普林斯顿大学开除了一名学生，而学生的母亲又跑来告诉他，她的儿子马上要做手术，而且很可能在手术中死掉的感觉一样。
[104] 威尔逊给奥兰多一份备忘录，里面写道，他说过要基于“十四点计划”来与德国议和，那么他现在就不能基于别的原则去和奥地利议和。奥兰多对他的代表团表示，这份备忘录没留下任何讨论的余地。
[105]

四人理事会不能就此放弃。4月19日，也就是在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六，这一天标志着连续六天紧张谈判的开始，意大利人几乎立刻就说这是“受难周”
[A5] 。奥兰多说：“我就是新时代的基督，必须承受苦难让我的国家得到救赎。”
[106] 他威胁说要退出和会，不管后果如何。“我了解此刻的悲剧性和严肃性。意大利会因为这个决定而遭受苦难。它唯一能选择的就是死亡的方式。”劳合·乔治问道：“就为了阜姆？就为了一个只有2.4万名意大利人的城市？你要是算上郊区，那儿的意大利人能不能占多数都是个问题。”
[107] 他恳求意大利人想一想，如果美国人也要撤出，那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合众国不和我们在一起，不帮着我们给欧洲这部机器上油，我不知道欧洲该怎么重新站立起来。”
[108]

威尔逊力劝意大利人按照新方式来想问题。“在美国，人们厌恶旧秩序；不仅是美国，整个世界都已经厌倦了。”意大利人不为所动。就像桑尼诺对威尔逊说的那样：“在一场牺牲如此之大的战争过后，意大利50万人阵亡，90万人落下残疾，结果我们的处境还不如战前，这是说不过去的。就连当初的奥匈帝国，为了让我们中立都可以割让达尔马提亚沿岸的一些岛屿，而你们连许诺过的事情都做不到，这是没法向意大利人民交代的。”
[109] 他很后悔当初谈判时让意大利站在了协约国一边。“就我个人来说，我真是死有余辜——我是指道德上的死亡。我以为自己是在尽职，结果却毁了我的国家。”
[110]

奥兰多警告说，意大利会爆发内战。
[111] 桑尼诺质问道：“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不会陷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
[112] 考虑到从意大利发回的报告，这些威胁并非凭空捏造。意大利街头出现了罢工、游行、暴动，住户遭抢劫，示威者被杀，左派和右派爆发流血冲突。从巴黎传出的流言更是让形势进一步恶化。这些传言说奥兰多挺不住了；说协约国已经决定把南斯拉夫建立成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国家；说威尔逊决心不让意大利拿到达尔马提亚；说阜姆要成为自由港。意大利方面发回电报，告诫代表团务必要坚持立场。
[113]

坚持是此时奥兰多和桑尼诺唯一能做的事情。他们让自己陷入没有退路的境地，任何妥协都会被看作做出了重大的退让。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尽了一切力量去平复美意双方的关系。他们提出，意大利可以拥有那些岛屿，但是不能拿走达尔马提亚大陆；阜姆，或许还有达尔马提亚海岸上的所有城市，都可以成为自由市；意大利会在小亚细亚那里得到补偿；或者是把阜姆就给了意大利，但是要在别的地方给南斯拉夫建个新港。
[114] 威尔逊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两人的意见：“我不怎么愿意向不讲道理的人妥协。他们总是以为，只要坚持自己的要求不退让，就可以拿到更多东西。”
[115] 在一番番的提议都不能遂意大利人的心愿后，汉基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现在已经陷入僵局。意大利人说他们不会签署对德条约，除非是拿到阜姆和《伦敦条约》承诺过的所有东西。没人会给他们阜姆，威尔逊总统也不会给他们达尔马提亚。他说那样做会违背按民族划分领土的原则。”
[116] 意大利人还是“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
[117] 。而且一直静观危机演化的南斯拉夫人现在也发出了警告说，如果意大利得到了阜姆或达尔马提亚海岸，他们就要开战。
[118]

时间就要来不及了。德国人定于4月25日抵达巴黎，来接收他们的和约。威胁退出和会的不仅意大利一国。日本，通常一言不发的日本，现在正在施压要求得到之前德国在中国的租界；而且它还在做最后的努力，要把一条涉及种族平等的条款写进国联公约里。比利时很气愤，因为它的赔偿要求没有被满足。威尔逊、劳合·乔治以及克列孟梭最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就是，让德国人看到协约国自己正在内斗。
[119]

人人都紧绷着，在爱德华七世酒店里，意大利人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互相指责彼此变得软弱。在复活节那天，奥兰多一阵阵地掉眼泪。威尔逊看起来非常憔悴，说话声也战抖起来。克列孟梭对意大利人的态度更刻薄，也更粗鲁了。就连劳合·乔治的神情似乎也紧张起来。桑尼诺不再隐藏自己对威尔逊的厌恶。他告诉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在忽略并违背了自己的‘十四点计划’之后，现在的威尔逊总统又拼命想把里面涉及意大利的地方落实下来，好维护这些原则的纯洁性。”
[120]

这种指责很伤人，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就是这么回事。在蒂罗尔和波兰走廊的问题上，威尔逊的确损害了他的自决原则。在复活节过后的一周里，他把“十四点计划”重新看了一遍，重新想了想他曾希望给世界带去的新外交。
[121] 他重申，问题应当依照事实来解决。他和专家重新看了地图和统计数字：民族混居的情况决定了意大利不能得到阜姆和达尔马提亚。他想要公开的外交，但意大利政府没有向它的人民说实话。威尔逊现在想起了四个月前的意大利之行——但是他会错了意，没有真正明白民众为什么会那么欢迎他。他以为意大利民众是在支持他。他决定了，要直接向意大利人民发出呼吁。

4月21日，他给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看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是他亲笔写出来的，用明确且直白的语言解释了为什么必须取消《伦敦条约》。他在声明中提醒意大利人，他们拿到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它的国界拓展到了阿尔卑斯山，那里已经成了它的天然防线。”意大利有机会和亚得里亚海对面的新国家建立友谊。他号召意大利人同他合作，本着各民族的权利和让世界获得和平的目标去建立一个新秩序。
[122] 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很感动，但对这种做法抱着谨慎的态度。
[123] 劳合·乔治评论道，把事情公开“可能的确会在意大利产生好的效果，但那必须需要时间。就目前来说，我们肯定会被疯狂地抵制。”
[124] 在克列孟梭的支持下，劳合·乔治说服威尔逊等一等，由他去和意大利代表团谈一谈，最后再试一次。这次努力也失败了，威尔逊向媒体发送了他的声明，时间是4月23日下午。

当法国《泰晤士报》的号外送到爱德华七世酒店时，意大利人表现得很愤慨，但是并不吃惊。几天前他们就已经知道威尔逊写了这么一份声明，而且更早之前他们就考虑过退出和会。
[125] 奥兰多决定第二天就返回意大利。他去四人理事会开了一次会，其间和威尔逊有过生硬但礼貌的对话，之后便乘火车离开了。桑尼诺在几天后也走了。劳合·乔治说：“得了，这下可要出乱子了！”
[126]

意大利报纸刊载了威尔逊的声明，把它放在了奥兰多的回复旁边，后者通常都是用大号字体排印。
[127] 人群兴高采烈，夹道欢迎奥兰多的火车。当他抵达罗马的时候，教堂一起敲钟示意。人群上空有飞机飞过，撒下了宣传爱国主义的小册子。游行者齐声大喊：“奥兰多万岁！阜姆万岁！意大利万岁！”
[128] 意大利政府派出了一支卫队，把美国大使馆保护了起来。意大利所有的墙上都胡乱画着标语，要求吞并阜姆。威尔逊的讽刺画像也出现在墙上，戴上了一顶奥地利军盔。在都灵，学生们冲进一家名叫“威尔逊总统咖啡馆”的店铺，强迫店主摘下招牌；当初为了纪念威尔逊来访，意大利人把一条街命名为“威尔逊大街”。现在学生们在这条街爬上爬下修改路标，把这条街改成了“阜姆大街”。
[129] 在阜姆，年轻的意大利人歇斯底里地喊道：“打倒威尔逊！打倒红皮佬！”
[130] 民族主义媒体则发文要求立即吞并阜姆和达尔马提亚。

奥兰多在意大利议会发表演讲。他先是请众人“平静下来，镇定下来”，然后把现状怪罪给了他的盟友，并坚持表示“意大利坚决认为，它的所有要求都应当被承认，因为它们全都是本着合理与公正的理由提出的，是崇高且庄重的”。他的政府在信任投票中获胜，结果是382票对40票。
[131] 民族主义者在全国上下组织了大型集会，组织者里就有法西斯名人。邓南遮的机会来了，他大显身手，像野狗一样乱咬，说协约国背叛了他们，嘲笑威尔逊是个“克罗地亚化的贵格教徒”，“长了一张驴脸”，他的嘴里“安了32颗假牙”，说威尔逊不是人，而是个丑陋的木偶。
[132] 他表示，意大利绝不能屈服于罪犯的阴谋。“就在那儿，在伊斯特拉的大街上，在达尔马提亚的小巷里，”邓南遮高叫，“你们难道没有听到军队正大踏步前行吗？”
[133]

和平缔造者们焦虑地看着这一切。巴黎一份报纸用两个大字做头条：“混乱”。一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众多代表团都在召开会议，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因为人们突然意识到，巴黎和会本身命悬一线。”
[134] 和会秘书处开始和德国人一起检查条约草案，划掉所有提到意大利的地方。
[135] 在一次全体大会上，来自巴拿马的代表在奥兰多的空椅子上放了一条黑纱巾。一名葡萄牙代表把纱巾拿走了，说现在就悼念还为时过早。
[136]

在这一切背后，意大利政府和协约国都在寻找一个让意大利重返和会的方式。意大利人有些慌神，因为其他国家好像要准备把和会继续下去，在没有意大利参加的情况下。克列孟梭也施加压力，宣布已经邀请奥地利代表在5月中旬前往巴黎。仍留在巴黎的意大利代表团成员急切地向奥兰多发出了警告，说意大利的形势正急转直下：美国扣下了一笔意大利急需的贷款，金额为2500万美元；英国和法国表示，因为意大利的退出，他们也就再无义务履行《伦敦条约》了。他们已经分掉了非洲那些殖民地。劳合·乔治则从另一方面着手，暗示说妥协还是有希望的。
[137]

5月5日，意大利人宣布奥兰多和桑尼诺要重返巴黎。美国人西摩在报告里写道：“奥兰多看上去脸色惨白，面容憔悴，不怎么说话，而且精神萎靡。他看起来好像老了10岁。桑尼诺在外表上没什么变化，还保留着几分争强好胜的劲头，但是没那么好斗了。”
[138] 秘书处又开始往对德条约里加“意大利”“意大利的”这些词儿，全靠手写。

不过，导致关系破裂的问题依旧存在，离解决起来还差得远。威尔逊冷淡看待与意大利人深入谈判一事。他说：“这些意大利人完全没有能力在原则问题上站住什么立场，也不能坚持原则，这真奇怪。”
[139] 豪斯极力表示，还有一个微弱的希望，那就是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可能会用直接对话的方式摆脱目前的困境。5月16日，双方来到了豪斯在克里雍酒店的套房，用了一套在20世纪90年代司空见惯的谈判方式：双方坐在不同的房间里，而美国人在两边来回跑传话。第二天，克列孟梭问奥兰多会谈进行得如何。奥兰多给出了一个沮丧的回答：“什么都没谈成。没戏。”
[140] 豪斯努力缩小美意两国的立场差距，这可能是威尔逊越发反感这位老朋友的原因之一。
[141]

巴黎和会的主要部分就要在相互记恨的气氛中结束了。威尔逊在贝克面前痛骂意大利人的贪得无厌。
[142] 法国人抱怨说，意大利人现在又想拿走法国出钱建设的奥地利铁路。克列孟梭喊道：“法国会记着的，永远不会忘。我不指望你们意大利人有什么公平。”
[143] 在阜姆，民族主义暴徒用私刑处死了几名法国士兵。克列孟梭在听说这件事后在四人理事会上大喊：“这是个搞暗杀的民族。”
[144] 意大利人对威尔逊依然怀恨在心。有一名助手向桑尼诺说：“今天早上威尔逊看起来还挺和蔼。”在听到这句话后，他的上级回答道：“谁知道他又在搞什么勒索，出了什么价？”
[145] 奥兰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开始相信“威尔逊与南斯拉夫人是有私约的。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肯定是有接触”
[146] 。意大利媒体说南斯拉夫人贿赂了威尔逊，要么就是他有位南斯拉夫情妇。
[147] 桑尼诺和其他人更相信，他是受美国财团的操控，那些人想要自己开发亚得里亚海，没准儿红十字会就是他们的幌子。
[148]

在6月末威尔逊回国之前，意大利人稍稍退让了一些，不再坚持索要《伦敦条约》中承诺的所有土地。但是在阜姆问题上，他们还和之前一样顽固。
[149] 奥兰多和桑尼诺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赌他们的大敌威尔逊会在18个月内离任。
[150] 但从另一方面说，意大利的民主制度可能还撑不到那个时候。就像奥兰多告诉劳合·乔治的那样：“我必须有个解决方案，不然危机要么就出现在议会里，要么就出现在意大利大街上。”劳合·乔治问道：“如果没有方案，你觉得谁会取代你？”奥兰多回答：“或许是邓南遮。”
[151]

6月19日，奥兰多政府终于垮台了，不过桑尼诺和原来代表团中的另外两名代表留在了巴黎，代表意大利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在之后的年月里，奥兰多对自己没有亲手签字一事很是自豪。他的说法是，威尔逊向意大利人民发出呼吁，就等于是把他排除在了巴黎和会之外。
[152] 虽然意大利几乎没怎么参与条约的起草工作，但它也不是一事无成——国际联盟理事会中有它一个永久席位，德国赔偿中也有它的一份——只是意大利不这么看问题。正如英国大使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的那样：“我不得不说，他们非常恼怒，非常沮丧。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代表有很多处置不当的地方。”
[153] 意大利是个顾虑很多的国家，它害怕南斯拉夫，害怕法国，甚至害怕奥匈帝国东山再起。
[154]

接任奥兰多政府的弗朗西斯科·尼蒂（Francesco Nitti）政府忙于处理国内的问题。当它能腾出空来的时候，这届政府是非常愿意解决重大外交事务的。新一任外交大臣托马索·蒂托尼（Tommaso Tittoni）会见了韦尼泽洛斯，两人研究出了一个协议，解决了意大利和希腊两国在阿尔巴尼亚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上的问题。亚得里亚海的问题甚至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在1919年8月，蒂托尼与劳合·乔治及克列孟梭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让阜姆成为国联管理的中立城市，而整个达尔马提亚地区都划给了南斯拉夫。这份提议被发送给了已经回到美国的威尔逊，但是还没等他回复，邓南遮便行动了。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各种团体，有些还有军队背景，加上老兵协会、法西斯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密谋了差不多整个夏天，计划占领阜姆。众人终于说服了一直在新的风流韵事中脱不开身的邓南遮，由他来领导他们。9月11日夜晚（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邓南遮觉得“11”是他的幸运数字），他派出了大约200人。第二天，当派去阻止邓南遮的士兵反而加入了他的队伍时，他开始了向阜姆的胜利进军。意大利军队指挥官没吭一声就撤退了，其他的协约国军队也不情愿地撤了。这座城市，至少是意大利人那部分，欣喜若狂。当天晚上，邓南遮在总督府的阳台上满怀深情地发表了演讲，他的这类演讲以后还会出现很多次。

在接下来的15个月里，阜姆变成了一个疯狂的嘉年华，举办了各种庆典、演出、舞会，以及聚会。市里的建筑全都披红挂绿。为了给游行队伍撒花，公园里的花被糟蹋殆尽。民族主义和革命的狂热冲昏了人们的头脑，再加上酗酒和毒品，神父要求结婚，年轻女子彻夜不归。观察员们说，整个城市都回响着做爱的呻吟声。一所医院被单独留出来治疗性病。
[155]

来自意大利和欧洲各地的志愿者们绕过了协约国那无效的封锁前往阜姆，有些人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里面有未来派艺术家马里内蒂（E. T. Marinetti）；年轻的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还带着他的管弦乐队；无线电通信的开发者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来自罗马的反对派政客；黑帮和妓女；乘着飞机到来的王牌飞行员；还有墨索里尼。现代海盗乘着抢来的船在阜姆出出进进，掠夺补给，在亚得里亚海横行无忌。持枪者出没在街头，穿着自己设计的制服。奥斯伯特·希特维尔
[A6] 在报告中写道：“有的人留着胡子，把脑袋剃得精光。其他人则把头发修成巨大的发簇，足有半英尺长，一直垂到前额甩来甩去，后脑勺则扣着黑色的土耳其毡帽。”
[156] 最让意大利政府担心的是，他们很多自己的军官，从战争英雄到杰出的将军，都加入了邓南遮一方。

邓南遮的口才达到了新的高度。阜姆是圣城，是自由之城，他要从这里领导一场圣战，先解放达尔马提亚，然后是意大利，最后是全世界。
[157] 他和布尔什维克联系，和埃及民族主义者联系，和对新成立的南斯拉夫中不满的克罗地亚人联系，还和新芬党联系。五花八门的流言从阜姆传了出来，派去暗杀尼蒂和蒂托尼的人也放出了谣言，不过有些却是真事。在意大利也有令人不安的报告出现，说军事政变和武装暴动正在酝酿之中。到了1921年夏天，意大利北方很大一部分已经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法西斯小队和他们的左翼敌人以及民主派敌人到处交火。
[158]

对意大利政府来说，形势变得可怕和尴尬起来。这届政府迫切想找到一个方案，而且这个方案既不能进一步惹怒本土的民族主义者，也不能惹怒国外的盟友。尼蒂试图对阜姆施行禁运，想要困死邓南遮，即便是这样政府还允许意大利红十字会向那里运送基本的补给。
[159] 墨索里尼在一旁静待机会。

和盟友的讨论带来的只是越发复杂的提议，但是没有能奏效的。威尔逊在华盛顿坚定地表示，不管什么方案都不能让意大利控制阜姆。劳合·乔治尖酸刻薄地指出，美国还想对欧洲发号施令，但拒绝承担责任。
[160] 英法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给意大利太大压力。克列孟梭对劳合·乔治说：“国王指望不上，军队不听指挥，一边是180名社会党人，另一边是120名教皇的人。就是这么一个国家！”
[161]

终于，在1920年，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在此事上干系最大的国家排除万难达成了协议。意大利新政府（尼蒂已于6月倒台）由强硬的老现实主义者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主持，他想要恢复国内的秩序，不再参与有破坏性的国外冒险。意大利从阿尔巴尼亚撤军，这缓和了与南斯拉夫的紧张关系。从南斯拉夫方面来说，贝尔格莱德方面迫切需要恢复南斯拉夫的贸易，但是只要意大利人在亚得里亚海的港口碍手碍脚，它就没法做到这一点。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把一位共和党人送进了白宫，这时南斯拉夫彻底放弃了美国干预的幻想。
[162] 没过多久，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两国代表团就在拉帕洛（Rapallo）会面了。整个世界吃惊地发现，这两国居然起草了一份条约，解决了双方之间的边界纠纷。意大利几乎是拿到了整个伊斯特拉半岛、扎达尔（达尔马提亚海岸上唯一一个意大利人口占多数的城市），以及亚得里亚海上几个不重要的小岛。南斯拉夫得到了剩余的地方，而阜姆变成了一个自由邦，在陆上有一条割让给意大利的土地，把它和意大利连了起来。

包括墨索里尼在内的许多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将这次的条约视为胜利，因为它终究让阜姆脱离了斯拉夫人的控制。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再次抱怨，说塞尔维亚人一直在牺牲他们的利益。在阜姆，邓南遮恼怒地躲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时不时露面发言说他死也不离开阜姆。1920年12月1日，他向意大利宣战。意大利军队终于忍不住了，采取了行动。在圣诞前夜，意大利的大炮打响了，一发炮弹差点把邓南遮炸死。于是他连忙商议投降，一面诋毁意大利人，说他们是懦夫，是“在圣诞节暴食的胖子”，一面灰溜溜地回到了意大利。
[163]

两年后，墨索里尼向世人展示了他在阜姆风波中学到的东西。他向罗马进军，意大利的民主制度在饱经战乱之后弱不禁风，又因为“残缺的胜利”一说弄得众叛亲离，几乎是没吭一声就退居幕后了。1924年1月，墨索里尼吞并了阜姆；1940年，他尽了一切努力，要把他憎恨的南斯拉夫从地图上抹掉。到了1945年，国界线又移了回去，而且伊斯特拉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除了的里雅斯特，都回到了重新建国的南斯拉夫手中。大约30万意大利人向西逃回了意大利。阜姆如今叫作里耶卡（Rijeka），当地只有老一辈还会说点意大利语。

邓南遮还是过着先前的生活，有国家公费为他埋单。新一代“领袖”抱怨说，这个人就像一颗蛀牙，要么拔掉，要么镶上金子。
[164] 他没再怎么出现在公众眼中，更喜欢在自己的庄园里施展自己的魔力，和他的女人以及可卡因待在一起。他不赞成意大利同德国发展友谊，于是在1938年离奇地死掉了。他有一名助手，也是他的情妇，是个来自蒂罗尔的年轻德国女人。他死后这个女人便突然消失，不知所踪。当人们再次听说这个女人的时候，她已经在希特勒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的办公室里工作了。
[165]

桑尼诺于1922年末去世。这个险些因为固执毁掉了巴黎和会的人从未理睬过外界对他的批评，也再未在意大利公开讲过话。他对他所服务了一辈子的国家只有一个要求：死后把他放进石棺，再把石棺嵌到一处悬崖里。这处悬崖位于托斯卡纳海岸，悬崖上面就是他中意的那所房子。
[166] 奥兰多比绝大多数参加过巴黎和会的人都长寿。在1944年推翻法西斯政权的过程中，他还出了一把力。后来奥兰多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参议员，于1952年去世，看到了民主在意大利的重生。

[1] F. Stevenson, pp. 181–2.

[2] Roskill, vol. 2, p. 8.

[3] Churchill College, Hankey Papers, 3/25, letter to wife, 23.4.19.

[4] Scott, p. 386.

[5]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Auchincloss diary, 13.5.19.

[6] H. Nicolson, Curzon, p. 106, n. 1.

[7] Albrecht-Carrié, p. 82.

[8] Vivarelli, vol. 1, pp. 382–3.

[9]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819.

[10]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Auchincloss diary, 15.4.19; 003–0031, House to Wilson, 27.2.19.

[11]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253.

[12] Sforza, ‘Sonnino’, p. 724.

[13] Saladino, p. 623.

[14] Aldrovandi Marescotti, Guerra diplomatica, p. 369.

[15]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277, n. 1; Vivarelli, pp. 84–85.

[16] FRUS, vol. 1, pp. 422–3.

[17] British Museum, Balfour Papers, 49734/186–192.

[18] Duroselle, pp. 782–84.

[19] Repington, p. 13.

[20] BritishMuseum,49744/123–128, Derby to Balfour, 15.11.18.

[21]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p. 768–9.

[22] British Museum, Balfour Papers, 49744/161–3, Derby to Balfour, 21.11.18.

[23]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794.

[24]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117.

[25] Vivarelli, vol. 1, p. 386.

[26] Lederer, pp. 72–3.

[27] Ibid., pp. 71–5.

[28] See Zivojinovic, chapters 8–10.

[29] FRUS, vols. 1, pp. 475–87.

[30] Baerlein, vol. 2, pp. 49, 75, 80, 141.

[31] Ibid., vol. 1, p. 87; Zivojinovic, pp. 230–1.

[32] FRUS, vol. 1, pp. 472–73; Mamatey, p. 315.

[33] Aldrovandi Marescotti, Guerra diplomatica, p. 250.

[34]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Clemenceau Papers, 6N72, minutes of a meeting of the allies, 2.12.18.

[35] Zivojinovic, p. 275, n. 26.

[36] Library of Congress, Beer diary 30.3.19.

[37] Albrecht-Carrié, pp. 80, 90–94.

[38] P. Mantoux, vol. 1, p. 293;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102.

[39] Mamatey, pp. 361–2.

[40]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15.11.18.

[41] Vivarelli, vol. 1, pp. 398–9.

[42] Orlando, p. 388.

[43] Mamatey, p. 199.

[44] Baker, Life and Letters, vol. 7, p. 513.

[45] British Museum, Balfour Papers, 49744/217–219, Derby to Balfour, 22.12.18.

[46] PWW, vol. 53, p. 621.

[47] Vivarelli, vol. 1, p. 386, n. 107.

[48]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19.5.19.

[49] PWW,vol. 54, p. 50.

[50] Lovin, p. 27.

[51] Hunter Miller, My Diary, vol. 1, p. 55.

[52] Lovin, pp. 33–4.

[53] Seton-Watson, Italy, p. 532, n. 1.

[54] Orlando, p. 387.

[55] Headlam-Morley, p. 16.

[56] Rodd, vol. 3, p. 377; Mamatey, p. 118.

[57] Steed, vol. 2, p. 273.

[58] Orlando, p. 356.

[59]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806.

[60]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30.

[61] Clemenceau, p. 140;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277, n. 1; Orlando, p. 360.

[62] Duroselle, p. 787.

[63] Orlando, p. 370.

[64] Duroselle, p. 788.

[65] Albrecht-Carrié, pp. 370–87.

[66] Hess, pp. 105–26.

[67] Seton-Watson, Italy, p. 534; Bodleian Library, Milner Papers, 389, meeting of Colonial Committee, 15.5.19, 19.5.19; Milner to Lloyd George, 16 May 1919.

[68] Temperley, vol. 4, p. 281.

[69] Ibid., p. 283.

[70] Albrecht-Carrié, p. 375.

[71] Ibid., pp. 81, 85.

[72]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10.3.19.

[73]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vol. 2, p. 146;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Papers, notebook, 28.5.19.

[74] Alcock, pp. 71–3, 79–81.

[75] Albrecht-Carrié, p. 379.

[76] FRUS, vol. 1, p. 478.

[77] Zivojinovic, p. 231, n. 49.

[78] Hoover, p. 106.

[79] Zivojinovic,chapter 9.

[80] Albrecht-Carrié, pp. 107–8; Steed, vol. 2, pp. 280–81,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Papers, series III, box 201, 2/566.

[81]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172.

[82] Orlando, pp. 482–83.

[83]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Clemenceau Papers, 6N75, copy of a treaty, 13.6.19.

[84] Orlando, pp. 386–7.

[85]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23/4/22, Hankey to Lloyd George, 23 February 1919.

[86] Balfour Papers, British Museum,49752 (vol. 2), “The Problem of Italy and Turkey in Anatolia,” 16 May 1919.

[87]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Papers, series III, box 201, 2/567.

[88] Mayer, pp. 219–20.

[89] Baerlein, vol. 1, p. 62.

[90] Ledeen, p. 28.

[91] FRUS, vol. 1, p. 449.

[92] Ibid., p. 462.

[93]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vol. 2, p. 135.

[94]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3.4.19.

[95]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4, p. 441.

[96] Woodhouse, p. 321; Mayer, p. 222.

[97] Albrecht-Carrié, p. 116; Vivarelli, vol. 1, p. 391, n. 120.

[98] Aldrovandi Marescotti, Guerra diplomatica, p. 214.

[99] P. Mantoux, vol. 1, pp. 243–4.

[100]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15.4.19.

[101]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p. 101, 117.

[102] Albrecht-Carrié, p. 129.

[103]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7.4.19.

[104]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15.4.19.

[105] Albrecht-Carrié, pp. 126–8, 445–7; Aldrovandi Marescotti, Guerra diplomatica, p. 215.

[106] Seton-Watson, Italy, p. 532, n. 3.

[107] P. Mantoux, vol. 1, p. 288.

[108] Aldrovandi Marescotti, Guerra diplomatica, pp. 247–8.

[109] Albrecht-Carrié, pp. 464–5.

[110] P. Mantoux, vol. 1, p. 295.

[111] Ibid., p. 301.

[112] Albrecht-Carrié, p. 479.

[113] Mayer, pp. 687–8.

[114] P. Mantoux, vol. 1, pp. 290–312; Albrecht-Carrié, pp. 160–2.

[115] P. Mantoux, vol. 1, p. 306.

[116] Hankey, pp. 125–26.

[117] P. Mantoux, vol. 1, p. 310.

[118] Ibid., p. 305.

[119] Ibid., p. 306.

[120] Aldrovandi Marescotti, Guerra diplomatica, pp. 239, 250, 255, 257, 262.

[121]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25.4.19;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vol. 2, p. 129.

[122] P. Mantoux, vol. 1, pp. 315–7.

[123]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56.

[124] P. Mantoux, vol. 1, p. 308.

[125] Aldrovandi Marescotti, Guerra diplomatica, pp. 257–65;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231.

[126]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56.

[127] Steed, vol. 2, p. 329.

[128] Mayer, pp. 701–2.

[129]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Série à Paix, vol. 317, report from the French consul in Turin, 28.4.19.

[130] Baerlein, vol. 1, p. 138.

[131]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66, 6–15; Mayer, pp. 710–11.

[132] Woodhouse, p. 319.

[133] Mayer, pp. 707–8.

[134] C. T. Thompson, p. 335.

[135] Seton-Watson, Italy, p. 532, n. 2.

[136] C. T. Thompson, Peace Conference Day by Day, p. 342.

[137]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Sonnino Papers, reel 40, 479, 486, 488; Albrecht-Carrié, pp. 153–5.

[138] Seymour, p. 266.

[139]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30.5.19.

[140] Aldrovandi Marescotti, Guerra diplomatica, p. 357.

[141] Albrecht-Carrié, p. 168.

[142]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19.5.19.

[143] Aldrovandi Marescotti, Nuovi ricordi, p. 106.

[144] Seton-Watson, Italy, p. 539.

[145] Aldrovandi Marescotti, Nuovi ricordi, p. 100.

[146] Orlando, p. 484.

[147] Baerlein, vol. 1, p. 139.

[148]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56/2/27, Rodd to Lloyd George, 6.5.19.

[149] Albrecht-Carrié, pp. 167–73.

[150] Seton-Watson, Italy, p. 533.

[151] Aldrovandi Marescotti, Nuovi ricordi, p. 33.

[152] Orlando, pp. 482–83.

[153] See Bodleian Library, Milner Papers, 46/2, Rodd to Milner, 30.6.19.

[154] Seton-Watson, Italy, p. 535.

[155] Ledeen, pp. 102–3, 148–9; Woodhouse, p. 341.

[156] Ledeen, pp. 145–6.

[157] Ibid., pp. 88, 95.

[158] Ibid., pp. 96–7; Seton-Watson, Italy, pp. 546–7.

[159] Ledeen, p. 108.

[160] Tillman, pp. 382–3.

[161] F. Stevenson, p. 192.

[162] Temperley, vol. 4, pp. 329–30.

[163] Seton-Watson, Italy, p. 582.

[164] Woodhouse, p. 371.

[165] Woodhouse, p. 379.

[166] Rodd, p. 384.

[A1] 指1915年《伦敦条约》。——译者注

[A2] 狮子，或者说飞狮，是威尼斯的象征，代表基督教传福音者圣马可。——译者注

[A3] 这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伊阿宋等一干英雄乘坐“阿耳戈号”船，四海游荡去寻找金羊毛。他们被称作“阿耳戈英雄”。不过，有意思的是神话还讲到，伊阿宋在拿到金羊毛后惹恼了天神，睡觉时被腐烂的“阿耳戈号”倒下砸死了。——译者注

[A4] 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Duce”。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法西斯与德国纳粹的关系，“Duce”一词通常会和德语的“Führer”（元首）相提并论。除了邓南遮之外，意大利在不同时期还有几个自称或被他人称作“领袖”的人物，墨索里尼便是其中之一。——译者注

[A5] 耶稣受难周（Passion Week或Holy Week），指复活节前的一周。《圣经》称耶稣在这周的第一天（星期日）入耶路撒冷，并在之后的几天里显神迹，预见自己死亡，进行最后的晚餐，被捕受刑并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显现。——译者注

[A6] 奥斯伯特·希特维尔（Osbert Sitwell，1892—1969），英格兰作家，代表作有《左手右手》《红树》等。——译者注

[A7] 贝缇丽彩（Beatrice）是但丁的恋人，这位大诗人把她写进了《神曲》中。在作品中，贝缇丽彩是引导者和拯救者的形象。——译者注

第23章 日本和种族平等

1919年春，法国媒体暂时放下了对意大利危机的报道，因为一个有趣的问题攫住了他们的注意力：率领日本代表团的政治家、尊贵的西园寺公望亲王（Prince Saionji），他到底在不在巴黎？这个人几乎不怎么露面，而且有传闻说他病得很重，要么就是已经回了日本。负责为豪斯打听消息的斯蒂芬·邦斯尔说，这是典型的东方习惯，亲王更愿意隐居起来，“要在暗中操纵提线，指挥木偶跳舞”
[1] 。

西方人在和日本人打交道的时候，总会落到那套神秘东方的老调子上。日本有太多值得好奇的地方了，就连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是如此。它算不算是个大国呢？它有资格派出和其他列强一样多的代表吗？这些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看。日本是个新登上世界舞台的国家，1914年以前它的心思还局限在东亚周边。虽然它是对德国宣过战，但并没有为协约国这一方出多大力。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它的确拥有全球第三大或者第四大的海军（到底是第三还是第四，这取决于有没有把德国算在内），还有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还有贸易顺差。按照加拿大总理博登的看法，“世界上只剩下三个大国：美国、英国、日本”。当国际联盟终于成立的时候，人们按照预计的成员国贡献给国家排位，日本有幸排到了第五。至于这么排是不是科学，就不好说了。
[2]

列强们做事就是瞻前不顾后。他们在巴黎和会给了日本五个代表席位，这个数目和他们自己的一样，但是在最高理事会，日本人总是被忽略，或被当成笑柄。在一次会议上，克列孟梭用人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对旁边的他的外交部长说：“我们在这儿和日本人关在一起，他们长得太丑了；来想想世界上的金发美女吧。”
[3] 当众人决定成立四人理事会、加快工作速度的时候，日本人被筛了出去。他们的借口是日本代表团和其他大国的代表团不一样，带队的不是首相或总统——事实的确如此。

日本代表团就像西园寺亲王一样，尊贵但不善交际。虽然时髦的布里斯托尔酒店里到处是专家，在讨论从海军到劳工问题的一切事情，但就像一位英国评论员指出的那样，日本代表在和会名类繁多的机构中扮演的“主要是观众的角色”。
[4] 而且很多日本代表只能说最基础的英语或法语。有一次，在一个委员会里，主席问日本委员他刚才投的票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个日本人回答说“是”。
[5] 不管从什么方面看，日本都像意大利。它在巴黎有确定的目标，但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没多大兴趣。威尔逊的媒体官员贝克写道：“他们就是和会上不能砍价的买卖人。他们拥有天分，知道要如何等待。或许这是东方人的天分。”
[6]

日本代表团中露面最多的是两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过去一直担任外务大臣的牧野伸显男爵（Baron Makino），以及日本驻英大使珍田舍己子爵（Viscount Chinda）。豪斯发觉这两个人“不露声色，十分警觉”。
[7] 其他的和平缔造者们还拿这两人长得相似开过一个小玩笑。美国人管他俩叫“这两位天皇”。
[8] 但实际上这两个人有很大区别。牧野是个自由派，他喜欢威尔逊的新外交，而且支持国际联盟。
[9] 不幸的是，由于他的英语不是非常好，他没能把这点表达出来。珍田的英语更好，在被问到尴尬问题的时候他的表现好像是个强硬派。所有的日本代表都由东京方面牢牢把控，只有西园寺是例外，他太杰出了，控制不了。
[10]

西园寺只是之前到得晚了些，3月初，他是在巴黎。当日本发现美、英、法、意四国代表团的领队分别是威尔逊、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奥兰多的时候，政府匆忙决定把西园寺派来，好弥补一下没有让内阁总理大臣（政治立场太不坚定，有可能危及这趟行程）或外务大臣（患了重病）出席的过失。任命西园寺，表示日本是认真对待此次大会的。日本政府还有一个盘算，那就是如果在和会上自己的目标没有实现，西园寺的威望也可以保护政府不受政敌的攻击，也不会出现日俄战争之后的那种暴乱。
[11] 在巴黎，西园寺选择待在后台，通过非正式的个人会面来帮助他的同事，就像他在日本会做的那样。

4月15日，邦斯尔礼节性地拜访了一下这位难觅踪迹的亲王。西园寺亲王就住在梦梭公园（Parc Monceau）旁边，他在那里有自己的公寓。邦斯尔是去见老熟人，但他也是想缓和日本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经变得相当紧张了。两个身形高大的日本密探和他打了招呼，然后带他穿过了一连串的房间，来到了里面的密室。“一道柔弱的光线就像神光一样洒在这个房间里，几秒钟之后，我看到一个瘦高憔悴、身着和服的人，伸出双手向我走来……他的表情很安详，就好像望着大海的镰仓大佛。”
[12]

两人亲切地谈到了过去在日本的时光和老朋友。他们还稍稍涉及了俄国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问题，但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日本和西方之间关系紧张的问题—除了一次隐晦且十分生动的对话：邦斯尔问起了日本一位外务大臣在19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次实验。那人想把国外的嫩枝嫁接到日本国教神道教中最神圣的伊势（Ise）神社的一种小松树上。亲王把事情的最新进展告诉了他：“他在神树的树干上进行嫁接，接穗来自挪威、苏格兰、俄国以及加利福尼亚的松树品种。尽管刚开始时有一些暂时的挫折，但没过多久这种高贵的神道教松树就流行起来了。”
[13]

亲王很清楚自己在传达什么样的信息。他这一辈子见证了自己的国家从无足轻重的北太平洋岛屿转变为大国的过程。就连日本人都很难理解这种巨大变化，更别说外人了。日本过去是一个由封建贵族统治的封闭国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拥有强大支撑的现代大国。到1919年，日本工业化经济突飞猛进，可以和法国相媲美；军队把钢剑和长矛换成了机关枪和战舰；铁路、电报、学校、大学这些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像西园寺亲王这样的封建贵族已经变成了外交家、政客和工业家，他们的家臣则当了兵或警察。

亲王是个复杂、让人捉摸不透的人，就和他的民族一样，具有混合性格。他的巴黎之行，不仅可以形容为不远万里，也可以形容为邈如旷世。亲王出生于1849年，那时候的日本基本上还是与世隔绝。从他那精心保存的长长的家谱可以看出，这个家族的人不仅嫁娶其他名门贵族，而且还和天皇家族通婚。相比之下，就连从17世纪起“挟天皇以令诸侯”的德川家族（Tokugawa）也显得像个粗鄙的暴发户。他接受了和他那个阶级的孩子一样的教育：中国和日本的经典文学、书法、传统乐器，以及盆景艺术。
[14] 当他学骑马的时候，着实把家里的大人吓了一跳，这在他那个阶层看来是有损身份的。如果事情都遵照他们的习俗的话，他这辈子就会生活在沉闷封闭的世界中，在旧式的朝廷中谋个荣誉职位，在为数不多的门当户对的女孩中选一个做妻子。他就不会前往海外，因为那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更重要的是，出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就不会享有真正的权力，因为那都落在了幕府手中。

日本有一个神话传说，说他们的岛屿被一只巨大的乌龟驭在背上，乌龟一动就会有地震。1853年发生了一场别样的地震。一位大胆的美国航海家，佩里准将（Commodore Perry），代表美国政府出现在东京湾，要求日本向美国开埠。在他之后，英国、法国以及俄国的炮艇纷至沓来，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要求自己的国民有权进入日本，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到底是要拒绝这些放肆的异族，还是要与他们合作，日本的统治阶层就这个问题争论了15年时间，但是死硬派的孤立主义者抵挡不住西方的侵略与扩张。即使是在贵族中，年轻的激进派也敦促德川幕府对外开放，让他们能出国见识世界。辩论的声音传到了朝廷，也就是僻静的京都，年轻的西园寺站到了激进派一边。他决定如果有机会自己也要出国。

1868年，改革派贵族以明治天皇的名义，从古老的德川幕府那里夺权——明治天皇就是西园寺的老同学。之后，西园寺站在改革派一边，打了一场短暂的内战。班师回朝的时候，西园寺穿上了西服，剪掉了长发，这又引发了一阵流言蜚语。
[15] “明治复辟”
[A1] （这场政变的一个错误叫法）成了全国动员进行改革的开端。数百名日本年轻人远渡重洋出国学习，政府则高薪聘请西方专家前往日本传授新知。日本政府的一句口号总结了这项运动的目标，那就是“富国强兵”。在海军建设上日本瞄准英国；在陆军和宪政上看齐普鲁士；在银行系统上效仿美国；在经济上，要追平世界主流。

西园寺拒绝了政府提供的优厚职位，出国见识世界去了。1870年，他来到了法国，之后他在法国待了10年时间。他拿到了索邦大学法律专业的学位，认识了不少同学，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一位便是年轻的克列孟梭——克列孟梭还记得西园寺是个“和善”且“冲动”的人。
[16] 西园寺还见过龚古尔兄弟
[A2] 和弗朗兹·李斯特（Franz Liszt）。他喜欢法国人，喜欢他们的文化和自由传统，甚至连讲梦话时都说法语。临死之前，他要喝维希（Vichy）矿泉水，还要用霍比格恩特（Houbigant）古龙水，这些都要专门为他从国外进口。
[17]

这个讲究的人物回到日本后成了一个富有魅力的、爱说反话的、优雅的人，举止上也显得超脱了起来。他很不理解他的日本同胞。日本人对他有一句批评，可以翻译成三个词“聪明、懒散、冷淡”。
[18] 出于对家族的自豪，他没有费心思去考虑什么结婚的事情，不过他和几位情人保持着长时间的联系。（1919年来巴黎的时候，他带了一个比他小近50岁的年轻女子；由于这名女子不够持重，他们又把她打发走了。）他从不担心物质财富。他有个弟弟是日本一家大工业财团的主管，供养这样一位兄长自然也是理所当然了。
[19]

在日本新政府中，西园寺先后担任了外交官、外务大臣。到了20世纪初，他当上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1913年新天皇
[A3] 赐西园寺“政界元老”（genro）的名号，不讲究的翻译可以把它译成“资深政治家”。虽然政界元老不是日本新政治体制中的什么正式职位，但他们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新政府组建和外交政策这些事务上。在危急关头，“政界元老”的一句话往往就足以决定一件事。套用美国的政治制度来说的话，这个角色就相当于威廉·塔夫脱和西奥多·罗斯福。这些人不仅选择了威尔逊当总统，而且还要盯着他的政策。

在1914年前，西园寺的国家非常成功，令人惊讶。日本是亚洲唯一既能抵抗西方帝国主义者又能加入他们行列的国家。从1885年到1920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所有产品和劳务的总价值——几乎增长了三倍，矿业和制造业规模扩大了近六倍。到1914年，日本能在本国建造海军需要的所有军舰。日本在1918年前创下的纪录，只有1945年后的成就才可以与之相媲美。
[20] 如此快速的增长带来的不仅是收益，也有压力。很多日本人怀念过去简单的生活，但西园寺力促同胞要往前看，展望一个自由民主的未来，而且还警告称不要单一依靠军事实力。
[21] 这种警告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日本日益强大的过程中，一些有影响力的人表示，这个国家必须把自己的意志施加到邻国身上，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动用武力。

在1914年前，动用武力似乎是有收效的。日本在军事上获得了一连串的胜利，首先是1895年战胜中国，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地区，并能够主宰朝鲜半岛。在1902年，为了向日益强大的日本表示敬意，英国放弃了长久以来的不结盟政策。英日海军同盟到1919年仍然有效，它标志着这两个国家都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对日本来说这个意义更加重大。1904年，日本在满洲里与强大的俄军开战。它击败了俄国陆军，还击沉了俄国舰队——不是一支而是两支舰队。在1905年签署的和约中，日本在满洲里拿到了大量权利。又过了几年，在1910年，日本得寸进尺，正式吞并朝鲜。（悲惨的朝鲜小代表团后来抵达巴黎和会，要求国家独立。）

其他国家怀着佩服和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一切。日本太成功了。日本的出口贸易正在与他们竞争。一个例子是，到了1914年，全世界四分之一的棉纱都是日本出口的。
[22] 英国人越来越关切它在中国和印度市场的统治地位。美国则担心它在亚洲的利益，这不仅仅涉及在中国的贸易，还牵扯到它的新属地菲律宾。不过，在亚洲内部，日本被视作一种激励和一个证据，证明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可以被击败的。即便是因为日本强大而吃亏最多的中国人，也在日本的例子中看到了希望。数千名中国青年穿过北太平洋，去日本大学学习。

在亚洲，唯一怀疑日本国力的是日本自己。刚刚成长起来的日本新经济几乎承受不起与俄国交战带来的负担。日俄战争划算吗？其他国家会怎么看待日本的胜利？日本人总是认为，西方世界迟迟不愿意平等对待他们。一位知名的日本政治家曾怨恨地向一位德国朋友抱怨道：“当然，错就错在我们是黄皮肤。要是我们的皮肤和你们的一样白，全世界都会欢庆，夸我们阻止了不可阻挡的俄国侵略者。”
[23]

日本人痛苦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弱点，属于他们自己的资源太少了。如果别的国家要切断日本获取原材料和市场的途径，那该怎么办？民族主义者开出的药方是，效仿其他国家建立一个帝国。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说法，日本承担着领导亚洲的历史使命。具体来说，中国就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目标。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已经病入膏肓，而且这个国家面临着无法控制的腐败、地方主义、盗抢行为，正在分崩离析。1911年那次失败的革命让军阀割据状态更加严重。而且，从原材料到市场，中国有太多日本需要的东西了。此外，日本的人口在1885年到1920年间增长了45%。它的领导人担心，增长过快的人口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革命。而朝鲜另一边的满洲里人口稀少，无疑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地方。阻碍来自其他国家。即便是他们愿意让日本相对自由地插手满洲里，他们也已经在中国划出了界线，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西园寺这样的自由派对民族主义者的梦想很担心。他说道：“我不担心人们普遍缺乏爱国主义，但我害怕爱国主义太多，不知道这会将我们带向何方。”他是第一个相信国际秩序稳定可以让日本以及其他国家以和平方式取得繁荣的国际主义者。他觉得，如果向亚洲扩张会损害日本与其他国家的良好关系，那么就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24]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只会让这种争论变得更加激烈。

日本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着冲突。用一位政界元老的话来说：“这就好比隔岸观火。”
[25] 日本政府起初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它应该置身事外吗？要支持同盟国吗？（很多陆军军官是在德国受训的，非常钦佩德国的军事实力。）要支持协约国吗？（这是海军的观点，海军和英国联系紧密。）内阁中的辩论多是实用主义式的，而且大多是围绕日本如何获益最大这个议题展开的。
[26] 最后的决定是支持协约国。“日本必须抓住这千年一遇的机会，”政府在宣战时说道，“在亚洲确立权益。”
[27] 攻击德国，日本其实是选择一种低风险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利益。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有一些租界，在北太平洋还有一串小岛——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而且它没办法防御这些地方。争夺这些地方的战役在1914年11月就结束了。

大战中的其他战斗对日本也是有好处的。战争不仅给日本的制造业带来了订单，日本面临的竞争较战前水平也有很大下降。日本的商船数量翻了一番，对英美的出口增加到了原来的两倍，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到了四倍，对俄国的出口则是六倍。
[28] 在1918年，说话从不夸张的澳大利亚总理休斯警告贝尔福说，日本的工业正在涉足各个领域。“我们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努力工作，不然就会像我的祖先那样，从肥沃的平原被赶到贫瘠崎岖的山上。”
[29] 让英国人和美国人担心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威胁。在大海上，日本比1914年时更加强大；在陆地上，它在中国的势力正在扩大，而且进入了俄国的西伯利亚地区。

日本担心遭到别人的怨恨。在战争期间，政界元老山县有朋（Yamagata）就强调：“采取措施避免白人结成联盟反对黄种人……这是极其重要的。”
[30] 日本参谋本部在1917年指出，根本不用考虑派兵前往欧洲打仗的事情。等战争结束时，这些部队可以用来帮助日本抵制西方在中国的竞争。
[31] 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位日本记者询问了一些知名人士，问他们日本应该从战争中得到什么，答案显示出人们对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及对英国和美国对亚洲的企图很是悲观。
[32] 白人国家会联合起来反对日本，这种担忧并不像字面上看起来那么离奇。到大战结束之时，即便是很慎重的西方领导人也不情愿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很可能会有摊牌的那一天。1917年时，贝尔福在写给战时内阁的一封备忘录中顺便评论道，如果日本发动进攻，那么英国几乎肯定是要去保护美国的。
[33] 日本的两难之处在于，到底是要信任白人国家，和他们合作维护国际秩序，还是要认定它最好自己照料好自己。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两难的局面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日本政府还必须倾听自己国家的民意，而民意正在找人补偿进攻德国的开销。单单是在中国，日本就搭上了2000人的性命，战争开支也达到了5000万日元。
[34] 对掌管日本的精英来说，民意变成了一件越来越需要担心的事情。这里面不仅涉及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还包括普通老百姓。战争带来的繁荣并未平等地惠及所有社会阶层，而且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憎恨新富的普遍心理。俄国革命就是个麻烦的例子。在1918年年中，因为米价上涨，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暴乱，这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新一届政府决心要保住日本在战争中的收益，但同时又不希望引起其他国家的警觉。派往巴黎的日本代表团有三个明确的目标：在国联公约中加上种族平等条款；控制北太平洋群岛；接管德国以前在中国山东半岛的特许权。除此之外，政府还要求他们支持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内阁总理大臣亲口叮嘱牧野伸显，要与英美合作。
[35]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了。

太平洋群岛问题——涉及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最先被提交给最高理事会。在夏威夷和菲律宾中间的广阔大洋上，星罗棋布地分散着数以千计的环礁与礁岩。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岛屿和岛屿上的人都远离尘世的喧扰。帝国之间的对抗，现代科技的传播，以及现代海军的发展，把它们变成了外人的财产。最开始是德国人，现在轮到了日本人。日本军方坚称，日本在太平洋上要控制足够多的地方来保护自己，还要控制通往亚洲大陆市场及原材料的航线。这也就意味着它要有能力来对付其他国家的海军。1914年前日本曾击败过中国和俄国，而且它和英国签订了一个海军条约。但它还不满足于和美国达成和解——这也不可能得到满足。

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美国控制了菲律宾以及通向东方的重要基地关岛（Guam）。也是出于为了保护新得土地的目的，美国又吞并了夏威夷。只是一次行动，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距离就近了数千英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还驻扎在大西洋，但有迹象显示美国的战略正在转移，好应付其在亚洲的义务。1908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派出一支舰队巡游世界。他还推动国会通过了向海军拨款的提案，并在夏威夷建造珍珠港。到了1914年，美国拥有了全球第三大海军，仅次于英国与德国。之后的一年，美国出钱建造的巴拿马运河开通，美国军舰可以轻松地从一个大洋进入另一个大洋。到了1916年，美国政府公开表示要建立一支“跨两个大洋”的海军。
[36] 有些美国人谈到了“昭昭天命”
[A4] ，说美国注定要向西扩张。不幸的是，美国的天命注定要与日本发生冲突，而且其中一个国家看似防御性的举动，在另一个国家眼中就很可能是侵略行为。

日本和美国的军事战略规划者都意识到，两国彼此间的敌意都在增加。两国都为可能出现的战争拟定了方案。虽说这主要是为了预防万一，但双方都有认为战争极有可能发生的人，甚至有强烈盼望发生战争的人。在1914年前，美国就有小说用日本成功入侵美国这种噩梦般的事情来吓唬读者，在美国西岸这类书卖得非常好。追求耸人听闻的赫斯特（Hearst）出版社就大力渲染“黄祸”，而且还专门讨论了一个阴谋：一组头脑简单的日本渔民想在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租个港湾，而日本政府就趁机建了一个海军基地。
[37] 不可思议的是，日本的恐惧与美国的恐惧十分相似，日本媒体上开始出现了“白祸”这个词。一位退休的日本海军军官写了一本小说，《我们的下一场战争》（Our Next War ），里面谈到了日本在未来攻击美国，夺取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当日本在1914年准备进入德国在中国的租界时，很多军官和士兵以为这是在动员打美国了。
[38] 日本海军向政府建议，说日本必须保住这些岛屿，作为外部防线阻止美国前进；或者反过来，把这些岛屿当成筹码，用它们来交换太平洋裁军协议。
[39]

日本在巴黎是有些朋友的。1917年2月，为了回报日本海军的帮助，英国承认了这些岛屿归日本所有。意大利、法国、俄国也跟着英国这样做了。但从另一方面看，新西兰、澳大利亚，甚至是相隔较远的加拿大，这些英国的自治领对日本在太平洋的实力增长是很紧张的，而且直白地表达了他们的不满。英国自己也感觉日本在援助战争的事情上拖拖拉拉，而且还不太情愿。日本一家大航运公司的主管给英国前线士兵送的是橘子酱，另外一个更有用的援助是1917年向地中海地区派了一支小舰队，这些完全不能让英国人满意。
[40] （他们对日本援助的看法和法国人一样。克列孟梭在1919年1月曾对其他的和平缔造者说：“谁能说它在战争中出的力和其他国家一样？这么说吧，它出的力能和法国相比吗？日本是在远东保卫自己的利益，但当它接到介入欧洲的请求后，人人都知道日本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
[41] ）欧洲的政治家，他们在大战中面临的都是生死抉择，所以没有几个能以超然的态度说，日本没有什么理由来介入欧洲的事情。德国曾试探日本能不能单独议和，这对改善日本与协约国其他国家的关系没有任何帮助。虽然日本的确没有理睬德国，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这个盟友不可靠。英国海军开始考虑未来对日本的战争了。
[42]

不管怎么说，英国人在巴黎和会的官方立场就是支持日本的要求。当日本焦急地要求保证的时候，英国代表团成员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立场。为什么英国只是说会在巴黎支持日本的要求，而不是确保日本得到它想要的东西呢？因为英国在1917年的秘密协定里就承诺了这么多。劳合·乔治自己就说，英国要坚持这一承诺。
[43]

威尔逊当然是不喜欢秘密协定了，而且他也说得很清楚，就他而言，1917年协定是私下里的安排，和美国没有关系。
[44] 他还承受着要对日本施加强硬的压力。美国公众的反日情绪很强烈，部分是因为日本移民——这种不满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还有部分原因是德国求和的举动。
[45] 墨西哥也是个问题。在墨西哥的血腥内战中，很多美国人觉得日本把武器卖给了不该卖的人。然后是1917年，在名声不佳的齐默曼电报中，为了让日本站在同盟国这一边，德国外交大臣愚蠢地要求墨西哥邀请日本共同对抗美国。
[46] 这又给人留下了坏印象——当然这没什么道理可言。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按照协约国反布尔什维克的大计，日本劲头十足地挺进西伯利亚，可威尔逊等人却对此表现出了嫌恶，认为这是日本骄纵的表现。他现在担心的是，如果日本长期控制北太平洋上的群岛，它就有了垫脚石，可以踩着它们穿过太平洋直抵夏威夷。
[47] 他的海军顾问警告道，要当心日本今后在此建造基地和机场。

1919年1月27日，牧野伸显在最高理事会上念了一份声明。他提醒众人，从德国手中夺取这些岛屿保证了战争中的航道安全。他拿出了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一样的说辞，说当地居民比较原始，只有在日本善意的保护下才能过得好。
[48] 威尔逊用温和的态度重申，他更喜欢托管，反对直接划为领土。他没准备在这些岛屿的问题上和日本人对抗，因为他要阻止日本的其他要求，例如得到德国在中国的租界。他克制住自己，说美国不能接受由日本托管加罗林群岛最西边的雅浦岛（Yap），那里是跨国电报电缆的一个重要枢纽。在之后的几年里，美国提出用某种形式的国际共管来处理雅浦岛的问题，但没有成功。
[49] 1919年5月托管地正式划分，日本得到了它想要的所有岛屿的托管权。

日本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做法让美国海军非常担心。虽然托管条约禁止建设军事基地和要塞类建筑，但事实证明这一点无法执行。外国人发现到访这些岛屿越来越难，而日本则向那里运送开拓者和军队。日本承包商在这些岛上建了很多东西，其中就包括巨大的新港口；加罗林群岛中的特鲁克岛（Truk）则变成了日本在南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
[50] 在战争打到这些曾经不为人知的小岛时，提尼安岛、塞班岛、特鲁克岛都燃起了熊熊战火。

后来所谓的国联公约中“种族平等条款”带来了更多麻烦。该条款对日本人来说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他们是一个世界大国，他们的国民理应得到礼遇。不幸的是，在美国和“白人”自治领中，公众已经陷入了东方移民大潮淹没白人文明的想象而无法自拔。战前日本商人曾抱怨，他们出国的时候频遭羞辱。在加利福尼亚，日本人先是失去了购地的权利，然后又失去了租地的权利，最后连带妻子一块儿来美国的权利也没了。旧金山教育委员会在1906年把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总数不到100人）送进了隔离班，理由是担心中日小孩的数量会超过白人孩子。日本人（还有中国人和意大利人）发现，移民加拿大和美国是越来越难了，移民澳大利亚则根本不可能。即使是在战争期间日本与大英帝国并肩作战的时候，它的国民还是不断地遭到排斥。

日本政府一直本着配合的态度，提出限制移民人数，但在自己国家的民意上又遭了殃。就拿1913年来说，一位演讲者在集会上说道，日本应该开战，而不是接受加利福尼亚的土地所有权法律。2万日本人在听到这番话后纷纷欢呼。1916年，日本政府特意向英国传达了一则直白的信息，说：“日本帝国议会里普遍有一种感觉，觉得英国殖民地的反日情绪还是很严重。”
[51] 当日本准备出席巴黎和会的时候，日本报纸通篇都是告诫语气的文章。一篇社论写道：“现在到了打击国际种族歧视的时候了。”
[52]

政界元老警告政府，称日本应对建立国联的提议抱十分谨慎的态度。如果这只是一个为了维持现状继续以二流国家的身份看待日本的说辞呢？就连威尔逊的新外交承诺也是可疑的。一位年轻人，近卫文麿亲王（Prince Konoe），写了一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写道，民主与人道主义是很能契合世人感情的，但那只是英美的幌子，是他们用来维护对世界多数财富控制权的。如果日本想要生存，就必须更具侵略性。
[53] 派往巴黎的日本代表团得到指令，要拖延国联的建立。如果拖延不了，就要确保国联公约中加入一条禁止种族歧视的条款。
[54] 近卫文麿以西园寺公望助手的身份一同前往巴黎。多年后，近卫当上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日本也就逐渐滑向与美国交战的边缘。1945年，在得知自己将被以战争罪审判时，近卫文麿服毒自杀了。

威尔逊自然坚持认为建立国联是巴黎和会的第一要务，于是日本代表团便悄悄地在私下里准备种族平等条款。2月初，牧野伸显和珍田舍己拜访豪斯，豪斯还是像往常一样友好且使人充满希望。豪斯说，他一向反感种族偏见，会尽力帮助他们。
[55] 不过几天后和贝尔福在一起的时候，他却不那么乐观了。他已经试着提出过几种不同的方案，但困难在于日本人不想听没有实际作用的白话，而其他人——例如澳大利亚——又认为提种族平等这件事太多余了。贝尔福还是那么超脱地看问题：他认为人人生来平等这种说法很有意思，但他不相信。你怎么能说一个出生在中非的人和一个欧洲人是平等的呢？他还警告豪斯，美国和大英帝国的人把这项条款视作废除限制日本移民法律的第一步。豪斯回答道，他很清楚这一点，日本实在是和太多人有过节儿了。他又带着希望补充道，或许日本可以只往西伯利亚移民，或者只去巴西。
[56]

在国联事务委员会上，牧野伸显和珍田舍己小心翼翼地告知众人，说他们正在准备一项条款，他们会适时地把它提呈出来。2月13日，当国联公约的第一份初稿就要完成时，牧野伸显宣读了一大段声明，表示希望修正该条款，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从而达到让国联所有成员国都同意平等无歧视地对待其他国家国民的效果。他说，他意识到种族偏见已经很深刻了，但重要的是先让这个原则被接受，然后再让各国去制定自己的政策。他继续说道，国联应当成为一个民族大家庭。各民族都能彼此照顾。让一个国家的民族为了不想平等对待他们的人做出牺牲，甚至还要让他们放弃生命，这肯定是不合理的。在大战中不同的种族肩并肩作战：“一条前所未有的同情与感激之情的纽带已经紧紧地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这的确是份感人且带有自由意味的声明，但也是一份没用的声明。塞西尔代表英国发言，说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已经在大英帝国代表团内部引发了问题。他觉得最好是把整件事放到以后考虑。在场的众人基本都在低声抱怨。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顺势提出建议，说他们或许应该拒绝整个条款，因为宗教信仰自由同样也是个棘手的话题。这又引起了葡萄牙代表的单独反对，他们说自己的政府绝不会在一条不尊重上帝的条约上签字。塞西尔这个从来不讲笑话的人此时居然幽默起来，说葡萄牙这次可要冒险试一试。公约草案中没有提到种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直接提交给巴黎和会全体会议讨论去了。日本人明确表示，他们还会再提到这件事情。
[57] 第二天，也就是2月14日，威尔逊动身回了美国，国联的事情就被搁到一边了。

不过，种族平等条款开始引发公众关注。在日本出现了公开集会，人们要求“摘掉耻辱的徽记”。在美国西海岸，政治领袖们警告说，如果该条款被通过，就会对白人种族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58] 劳合·乔治说，这项条款还针对了已经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这些地方生活的日本人遭受的歧视。他的这种说法也是另一种常见的误解。
[59]

日本人从巴黎的和平缔造者中只得到了少许支持，这还是往好了说。同样遭受歧视的中国人感觉他们应该投票支持这项条款，但是正如一位中国代表对一个美国人说的那样，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特别是日本在中国的领土要求。
[60] 威尔逊必须考虑国内的意见，而且他对日本人的疑心越来越重。记录显示，他对手下一位专家说道：“他（威尔逊）以前信任过他们，而在西伯利亚的事情上，他们实际上已经违背了自己的协议。”
[61] 此外，在涉及种族的问题上，威尔逊本人并没有那么自由开明。归根结底，他是个南方人。他在初次参选总统的时候曾呼吁给予黑人投票权，但上任之后没有为黑人做什么事情。
[62]

反对种族平等条款的最激烈的呼声来自大英帝国代表团，尤其是澳大利亚的休斯。和很多同胞一样，休斯也坚信这项条款会成为澳大利亚防线上的第一个口子。他的一位下属在从巴黎发往国内的信中写道：“如果窜改白人主导的澳大利亚政策，那澳大利亚没有一任政府能活过一天。日本人提出这件事可能是有什么意图，也可能什么意图都没有。我们的立场是，如果有意图，那你就明说；如果没有意图，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
[63] 休斯拒绝接受豪斯提出的任何妥协方案。他在一份方案上潦草地写道：“方案本身可能没什么要紧，但是只要我一同意，我就要被扒光衣服拉到塞纳河或弗里斯贝格剧院去游街。”
[64] 新西兰的梅西也持同样观点。
[65] 这就把英国放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英国人非常想保持与日本的结盟关系，但他们必须关注自己的自治领。这种窘态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从2月中旬到3月中旬威尔逊都在美国，英国人尽了最大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法国人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利益牵扯，他们就看起了热闹。
[66] 博登和史末资两头跑，在休斯和日本代表团之间跑来跑去。他们安排牧野伸显和珍田舍己拜访休斯。日本人觉得休斯“是个农民”；休斯则抱怨说日本人“谄媚恭顺地拍我的马屁”。澳大利亚人允许他接受这项条款，但条件是要附加一条说明，不能影响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这样一来又轮到日本拒绝了。
[67] 牧野伸显和珍田舍己反复向豪斯寻求帮助
[68] ，但他们其实找错了人。豪斯没准备在一些肯定会惹恼美国人的事情上做斗争。他偷偷表示，他很高兴英国人反对种族平等条款。“卸下我们肩上的担子放到英国人身上是要花很多力气的，不过好在已经放上去了。”
[69]

在国内的压力下，日本代表决定继续推进这项条款。就像珍田舍己对豪斯说的，失败了至少可以向国内民众证明他们的确努力了。
[70] 在国联事务委员会4月10日的会议上，日本人向众人宣告，他们要在第二天提出条款的修正内容。豪斯的女婿戈登·奥金克洛斯说道，他们已经拒绝修正内容很多次了，以至于它都变成了一个笑话。
[71] 4月11日，委员会一直熬到深夜，想要拿出一个方案让美国在公约中保留门罗主义，并让美国加入国联。在人人都非常疲倦的时候，日本人终于出手了，提出要在公约的序言部分提及种族平等问题。牧野伸显与珍田舍己两人平静且谦和的发言，给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韦尼泽洛斯、奥兰多、中国的顾维钧、法国代表布儒瓦和拉尔纳努，委员会中的代表一个接一个地表示支持修正内容。塞西尔表情极度不快，只丢下了一句话说他不支持，然后便闷闷不乐地坐在了椅子里，垂下了眼睛。

在其他人都在发言的时候，豪斯给威尔逊传了一张字条——威尔逊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上面写道：“麻烦在于，如果委员会这次通过了，它肯定会在全世界引发对种族问题的讨论。”威尔逊清楚，只要稍稍涉及种族平等，就会疏远他同美国西岸重要政客间的关系，而他还需要他们在国会里的支持，好通过有关国联的提案。他敦促日本人撤回他们的修正方案。威尔逊说，在种族偏见问题上搞得大惊小怪是个错误。这只会煽动不满的怒火，最终伤及国联。他说，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国联就是建立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没有必要再说其他的东西了。他用最为友善的口吻对日本人说，他知道他们的本意是好的，但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提醒他们，他们把事情带偏了。日本代表坚持要投票表决，结果投票显示多数人支持修正方案。就在这时，威尔逊抖了个机灵——这肯定是他在当大学校长时学会的——他宣布由于反对意见太大，所以修正方案不会通过。日本人选择不去反对这个可疑的裁定，于是种族平等条款也就没有被加入国联公约中。
[72]

日本媒体怨恨地批判起了“所谓的文明世界”。
[73] 自由的、具有国际意识的日本人大失所望。他们参与了这个游戏，他们证明了自己已准备好加入国际社会中，但他们还是被看作劣等人。牧野伸显在4月28日召开的巴黎和会全体会议上发出警告，如果拒绝平等公正地对待各民族，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对国联的指导原则失去信心。“我担心，这种心态会严重损害和睦与合作。而现在设想中的国联，正是应该建在和睦与合作的基础之上。”
[74] 他说对了。没能把种族平等条款加入国联公约中，将成为两次大战期间日本改弦易辙的重要因素。日本会逐渐告别同西方的合作，转投更具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政策。

不过从短期来看，日本还是可以利用这一失败的。4月末，威尔逊向和平缔造者同事说道：“日本人摆出那套东方的礼貌态度对我说，如果我们在和约的这项条款上没有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也不能签字同意剩下的条约。”听到这番话后，劳合·乔治还摆出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克列孟梭则喊道：“我的天！我的天！要是这都没有烦到你，我想不出你这个人还能有什么烦心事了。”
[75] 实际上，他们都很担心。巴黎和会承受不起再有人退出了。意大利人已经退出，比利时马上也要这么做。威尔逊焦急地想要挽救国联，但他又不可以接受种族平等条款。现在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就是把日本想在中国得到的东西给它。让他非常为难的是，中国的要求也是有理有据的。

[1]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239.

[2] Nish,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p. 4–5.

[3] Aldrovandi Marescotti, Guerra diplomatica, p. 337.

[4] Temperley, vol. 1, p. 259.

[5] Seymour, pp. 177–78.

[6] Baker, What Wilson Did, p. 73.

[7]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4, p. 304.

[8] Curry, p. 251.

[9] Nish,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 117.

[10] Nish, Alliance in Decline, p. 267.

[11] Connors, pp. 60–1.

[12]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p. 231–2.

[13] Ibid., p. 233.

[14] Kumao pp. 24–5; Connors, p. 3.

[15] Kumao, pp. 24–5; Connors, p. 3.

[16] Clemenceau, p. 140.

[17] Kumao, pp. 26, 40.

[18] Ibid., p. 38.

[19] Ibid., pp. 23–4, 26, 63.

[20]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6, pp. 386, 433.

[21] Connors, pp. 14–16.

[22] Hunter, p. 119.

[23] Duus, p. 134.

[24] Connors, pp. 15, 18–19, 22, 109–10.

[25] Yamagata Aritomo, quoted in Nish, Alliance in Decline, p. 255.

[26] Nish, Alliance in Decline, pp. 127–31.

[27]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6, p. 279.

[28] Curry, p. 197.

[29] Nish, Alliance in Decline, pp. 258–9.

[30] Nish,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 282.

[31] Chi, China Diplomacy, p. 86.

[32] Dingman, p. 57.

[33] Nish, Alliance in Decline, p. 217.

[34] La Fargue, p. 46.

[35] Dingman, p. 76.

[36] Ibid., p. 43.

[37] Neu, pp. 127–9, 131–2.

[38] Ibid. p. 127; Chi, “Ts’ao Ju-lin,” p. 103; M. D. Kennedy, pp. 41, 44.

[39] Dingman, p. 58.

[40] Nish, Alliance in Decline, p. 196.

[41]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111; FRUS, vol. 3, p. 506.

[42] Nish, Alliance in Decline, pp. 227, n. 48, 232

[43] Ibid., p. 267.

[44]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141, 191; Nish, Alliance in Decline, p. 267.

[45] Curry, pp. 137–8.

[46] Beers, p. 70; Curry, pp. 131–2.

[47] Hunter Miller, My Diary, vol. 1, p. 100.

[48] FRUS, vol. 3, pp. 739–40.

[49] Geddes, pp. 32–7; P. Mantoux, vol. 1, p. 312.

[50] Fifield, “Disposal of the Carolines,” pp. 472–9.

[51] Nish, Alliance in Decline, p. 172.

[52] Lauren, pp. 260–61.

[53] FRUS, vol. 1, p. 494.

[54] Kawamura, pp. 51–2.

[55]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4.2.19.

[56]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37–40, notes dictated on Monday 10 February, 1919;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p. 183–4; Bonsal, Unfinished Business, p. 33.

[57]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2, pp. 323–25; Bonsal, Unfinished Business, p. 33; FRUS, vol. 3, pp. 224–5.

[58] Lauren, p. 268.

[59] PWW, vol. 55, p. 489;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37–40, notes dictated on Monday 10 February, 1919;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636.

[60]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 336.

[61] Hunter Miller, My Diary, vol. 1, p. 100.

[62] Link, Wilson: The New Freedom, pp. 243–54.

[63] Snelling, p. 23; W. J. Hudson, pp. 55–57.

[64]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Hughes Papers, series 24/2, folder 11: 1538/24/902.

[65]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 6/6/29, Cecil to Lloyd George, 15.4.19.

[66]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Clemenceau Papers, 6N74, Société des Nations, letter of 18.4.19.

[67] Nish, Alliance in Decline, p. 271; W. J. Hudson, p. 57; Garran, p. 265;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 6/6/29, Cecil to Lloyd George, 15.4.19;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Christie Papers, vol. 5, file 16; Borden diary, 31.3.19;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29 (28.4.19).

[68] Bonsal, Unfinished Business, p. 154.

[69]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13.2.19.

[70]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4, p. 313.

[71]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Auchincloss diary, 10.4.19.

[72] Hunter Miller,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 pp. 461–6.

[73] Lauren, pp. 274–75.

[74] FRUS, vol. 3, p. 291.

[75] P. Mantoux, vol. 1, p. 314.

[A1] 日本称“明治维新”或“一新”，罗马字母拼法为“Meiji Ishin”，英文称为“Meiji Restoration”，字面直译便是“明治复辟”。——译者注

[A2] 龚古尔兄弟（Goncourt），作家，法国有以他们的名字设立的文学奖项。——译者注

[A3] 即大正天皇。明治天皇于1912年7月去世。——译者注

[A4] 即“Manifest Destiny”，也译作“天定命运论”，19世纪美国的一个政治标语，指美国理应西进，建立横跨美洲大陆的国家。——译者注

第24章 刺向中国心脏的匕首

当大战结束的消息传到中国时，中国政府宣布放假三天。6万人参加了北京的胜利大游行，其中很多人是爱国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为了让庆祝的气氛更热烈些，人们砸倒了德皇政府为了纪念一位德国外交官而建立的纪念碑——这位德国外交官是在20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中被杀掉的。中国媒体满版刊登民主战胜专制的文章，并强烈支持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中国青年不假思索地赞赏西方民主、西方的自由理念，以及西方的知识。很多中国人也希望和平可以终结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干预。

中国是在1917年夏天对德宣战的，而且它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西线的战壕需要大量人力来挖掘和维护，大约10万名中国劳工在1918年前被送往法国。是中国人解放了协约国宝贵的士兵，让他们能腾出空来加紧攻打德国人。炮弹轰炸、疾病，或者仅仅是因为思乡，让许多中国人客死他乡。德国潜艇还击沉了一艘法国船只，500多名中国人葬身大海。

在中国，寻找劳力为战争出力要比为了寻找有经验的外交官建立和平更容易。中国动用了外交部精英，召集了驻华盛顿、布鲁塞尔、伦敦的大使和外交部长组成代表团。中华民国总统和总理都没有加入代表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局势太不安定，两个人都不敢走。不过它确实雇用了几位外国顾问，想让他们帮忙让世界认识中国，同时也是让中国认识世界。（想在巴黎做诚实经纪人的美国政府不让自己的任何国民为中国人工作——至少表面上不行。）

约60名中国人和5名外国顾问一行人终于齐聚巴黎。他们下榻在鲁特西亚酒店。中国代表团就和这个国家一样，艰难地平衡着新旧势力和北南势力，而且强烈地体现出外部对它的影响。人们不清楚，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还是这个国家里的一个政府。中国正在四分五裂，一支军队和他们的支持者控制了首都北京和中国北方，另一支则宣布在南方的广东建立独立政府。甚至就在巴黎和会召开的同时，上海也在召开另一场和平会议，想要调解两个政府。来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是由两个政府共同挑选的，成员之间彼此并不信任，也不相信北京方面的名义政府。

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年近50岁的陆征祥，从他身上便可以看出中国的变化。陆征祥出生于上海，一个在西方贸易与投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大港口城市。他的父亲是名基督徒，曾为外国传教士工作，把他送到西式学校读书。他在学校里学的是外语，而不是数代中国人学习的中国传统经典。
[1] 许多个世纪以来治理中国的老学究（西方管这种老学究叫作“文官”）非常讨厌他这种人。这种学究有着很微妙的心态，多数西方人都理解不了。他们有很强的自我约束能力，非常讲究礼数。这些人的前辈统治中国的时间长达好几个世纪，但他们所掌握的技能是无法和野心勃勃、船坚炮利的西方人相较高下的。

在陆征祥成长的年代，旧文明正在同变革力量打一场必败的战斗。数个世纪以来，中国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国家的事情。中国人称自己的祖国为“中心王国”——“中心”不是说它重要，而是说它处在已知世界的中心。中国人看到第一批西方人时，管他们叫“大鼻子洋毛子野人”，觉得他们也就是大象身上的虫子。但是在19世纪，边缘之地开始扰乱中心了：出售鸦片，商人、传教士、新理念全都闯进来了。中国人反抗过，屡战屡败。到了19世纪末，中国政府失去了对财政和关税的控制权。外国的飞地、港口、铁路、工厂、煤矿在中国领土上星罗棋布，还受着外国军队的保护。列强们用治外法权的说法护住了这些地方，理由是中国法律和中国法官太落后，没法和西方文明的产物打交道。据说上海租界公园的入口还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中国人的自尊和已有的社会秩序被狠狠地打击了，而他们一直也在努力处理这些问题。

中国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曾问过这样一个有名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小但很强悍？为什么我们大却很羸弱？”想放弃2000年来的积习并不容易，但中国人逐渐开始向外国人学习，派学生留洋，并雇用外国专家。传教士开设学校和大学，外国商人定居在广东和上海这种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挣钱，但要回国讨老婆或想落叶归根。新思想和新技术已经通过这些人渗了进来。

如果中国想要生存下去，就需要陆征祥这些人具备的新知识。陆征祥从事的外交官职业，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大战之前，他曾在欧洲待过很长时间，从一个首都到另一个首都。他的一些做法让老家人大惊失色：先是娶了一个比利时女人，然后又剪掉了长辫子。他还越来越支持激进观点，称清王朝是中国的症结所在，主张建立一个共和国。

中国的形势越发严峻。列强纷纷在这个国家的领土上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北方是俄国人；长江流域是英国人（长江全长约6200公里，从西藏一直流到中国海）；南边是法国人；德国人在山东半岛；日本人则是到处下脚。美国人没有加入其中，按照愤世嫉俗的人的说法，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操作的资源。美国人天真地提出一个开放门户的方案，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从中国获益。中国民族主义者非常明白，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以及仅存的中华文明都会消失。如果不是各个国家在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上有分歧和对抗，那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可能就已经被瓜分殆尽了。

恐惧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增长。“主权”“民族”这些词开始出现在汉语中，而以前是根本不需要这些概念的。戏剧和歌曲描绘着中国从沉睡中觉醒、赶跑恶人的故事。激进派秘密结社，要推翻现在被视作阻碍中国获救的清朝，只不过他们的社团一般都坚持不了太久。中国的大城市中第一次出现了抵制外国货的行为，出现了第一次示威游行。社会上还出现了为爱国而自尽的行为。虽然说这是弱者而非强者的策略，但这证明了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搅动整个社会。另外，中国人越来越相信，日本就是他们的头号敌人。

陆征祥和其他民族主义者在1911年实现了他们的部分愿望，通过一场革命把末代皇帝，一个8岁的男孩，赶下了台。中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这主要是因为要和现代世界打交道就需要有现代的体制。在城市之外，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共和国是什么意思，一点概念都没有。在内陆的城镇和乡村，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大清朝亡了。（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偏远地区的农民还向派下来的红卫兵打听：“跟我们说说，当今坐龙椅的是谁啊？”）

陆征祥一心扑在了新成立的共和国上，做了总理兼外交部长。国家还有希望，一些迹象已经显现出来。中国的经济开始复苏：在大城市，现代工业多少有了点起色；新知识正在向中学和大学渗透；社会也抛弃了一些陋习。不幸的是，仪表堂堂的将军袁世凯，也就是中国的首任总统出生在保守的旧世界。他在革命的四年时间里企图做皇帝。虽然袁世凯没得手就死了，但他留下了一份要命的遗产：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弱势无用的议会；最严重的是，军阀割据一方。中国在1916年陷入了内乱和军阀统治，这段时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

中国的大作家鲁迅把他的同胞比作睡在铁屋子里的人。这间屋子着了火，睡觉的人若是不醒过来就会死掉。但即使他们醒来就能逃出去吗？是让他们从昏睡入死灭好，还是让他们清楚自己的命运再死好呢？带着这些疑虑，鲁迅和他们那一代激进知识分子竭尽全力唤醒中国。他们把加速变革当作自己的使命，要扫清旧社会的残垣断壁，强迫中国人去关注未来。他们出版了诸如《新青年》和《新潮》这样的刊物。他们撰写剧本和小说去讽刺传统。他们给中国开出的药方被总结成了一句口号——“德先生与赛先生”——赛先生就是科学，科学代表了理性；德先生就是民主，选择民主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用民主的方式把政府和人民团结起来，这样中国才能强大。他们钦佩协约国，因为他们希望协约国会公平地对待中国，会履行西方领导人战时阐明的那些原则。而山东问题就将成为对这些原则的一次考验。

山东半岛是丘陵地形，人口稠密。这个地方从大陆伸出来指向北太平洋，而且就在北京南面。山东之于中国就相当于阿尔萨斯-洛林之于法国。那里是大圣人孔子的故乡。自古以来，孔圣人的思想一直把中国社会凝聚在一起。（即使是到了今天，在孔子出生差不多26个世纪之后，山东还有家族声称自己是孔子的后代。）谁得到了山东，谁就掌管了北京的南翼，同时也可以威胁到黄河以及连接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对西方人来说，“山东”这个名字也是一种颇受欢迎的绸缎的名字（这种丝绸的产地就在山东）。而且对他们来说，一段比较新的恐怖记忆也和那个地方有关——那里是“长毛”义和团的发源地，而义和团的使命就是要消除西方对中国的全部影响，灭绝所有的西方人。

在争抢中国特许权与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山东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外部列强的兴趣。当地有3000万左右的人口，既是市场也是廉价劳动力来源。山东的煤炭和其他矿藏正等着被人开采。德国旅行者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指出，山东半岛南侧的胶州湾是中国最好的天然海港之一，而德皇和德国海军饶有兴趣地听取了他的介绍。德国想成为世界大国，而在当时来说，世界大国就意味着要有殖民地和海军基地。造化弄人，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死于当地的骚乱。德皇说这是“绝佳的机会”，并派出一支小舰队占领了胶州湾。清政府抗议无效，于1898年签署了协议，将胶州湾周边大约100平方英里（约26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租借给德国，租期为99年。德国还拿到了修建铁路、采矿以及驻军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

德国政府在自己的新属地上大笔花钱，远超过对那些大得多的非洲殖民地的投入。
[2] 德国政府诱惑德国企业在山东修建一条铁路，并开采矿藏。不过奇怪的是这些企业不怎么愿意在当地投资。（铁路和煤矿也从未盈利。）胶州湾的新港口由海军负责，这座港口的名字就叫青岛。那里的街道铺设得非常整齐，有水管和下水道，还有最先进的电话网、德语学校、医院，甚至还有一间酿造上好德国啤酒的酒厂——直至今天仍在运营。
[3] 一位外国参观者钦佩地将青岛称为“东方的布赖顿（Brighton）
[A1] ”。
[4] 到了1907年，青岛成了中国第七大港口。唯一的缺点是，它离最近的德国殖民地以及德国本土有万里之遥。

虽然德皇在山东索要特许权的时候兴师动众，但在1914年前，德国政府在和中国当局打交道的时候很有策略。它允许中国军队保卫那条铁路和煤矿，而它本可以派自己的士兵；它放弃了建设其他铁路的权利；而且它在某种程度上把青岛留在了中国的海关系统中，而没有把它打造成一个自由港。
[5]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德国在1914年拥有的租界要比1898年条约规定的少了很多，而且中德关系也缓和了一些。不过在大战爆发时，这些对德国也没有什么帮助。德国驻中国代办向柏林发回了一条电报，内容是：“极有可能是与一个交际花订了婚
[A2] 。”——英国人能看到所有从东方发出的电报，没费什么劲就破解了这条密语。日本发动了进攻，中国人无能为力，德国人无计可施。德皇能给予的援助只有他的同情：“上帝与你们同在！在今后的斗争中我会铭记你们。”
[6] 就这样，德国在山东的特许权：那条铁路、那个整洁的小港，还有煤矿，都落到了日本人的控制之下。

日本谈起过要把这些特许权还给中国，但是中国人并不怎么相信。在战争期间，日本尽一切所能保住自己得到的东西。从一开始，日本占领者就忙着建造新的铁路，从中国人那里接管电报局和邮局，向当地民众征税并搜刮劳力。日本对山东的控制力度要远超之前的德国。
[7]

日本还通过法律等手段尽力缚牢无用的中国政府。它向中国投入了大笔金钱，其中一些可能就用来贿赂、引诱中国官员支持日本的目标。日本非官方的民族主义团体、军队中的派系以及金融家，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经常会和日本政府的目标发生冲突。日本承认了北方的北京政府，但军火又被运到南方去支持叛乱。在南满和毗邻南满的蒙古东部，日本军事当局和铤而走险的人对造反的军阀很感兴趣。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日本的对华政策看起来非常阴险，但实际上只是它本身比较混乱，前后不一。

在官方层面，后几届日本政府都想控制住中国，但是方法很愚蠢。1915年1月，日本驻华大使礼节性地拜访了中国总统。大使谈到了两个民族多少个世纪以来的亲密关系，并表示如果这种关系被外部势力拆散就太丢人了。他还补充说，有一些麻烦的事情最好能得到解决，然后便拿出了“二十一条”要求，让中国总统大吃一惊。他表示，如果中国拒绝同意这些要求，那么日本就不得不采取他所谓的“有力措施”。其中一些只是把日本在中国的现有行动确认了一遍，但另一些则要求中国政府提前同意日本和德国在德国租界问题上签署的任何协议。最糟的是，还有一些秘密要求，实质上等于是把中国变成了日本的保护国。（为了让中国政府不敢有二心，日本人还在写着这些要求的纸上加了水印，水印的图案是无畏舰和机关枪。
[8] ）

中国政府在每一条要求上都极力争辩。它还把这些要求泄露了出去，引发了全中国的民族主义抗议。日本不情愿地取消了那些比较极端的条款，但在1915年5月25日强迫中国政府签署条约，保证日本得到它想要在山东得到的东西。中国爱国人士将那一天称为“国耻日”。在东京，西园寺对自己政府的鲁莽行为非常忧虑，于是便阻止外务大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他的不满。
[9]

其他国家担心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但是什么也没做。英国迫切需要日本在海上的帮助。日本的军舰已经在太平洋执行巡逻任务，英国也希望他们能去保卫好望角那里的航线，或许还有地中海的航线。
[10] 俄国在欧洲遭受了惨痛的损失，没有意愿在远东和它那个强大的邻居对抗。法国和意大利满足于效仿英国的做法。在1917年签订的秘密协定中，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曾向日本保证，他们支持日本取得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界与权利。

公开反对日本在华做法的是美国。美国越来越担心日本在太平洋以及亚洲大陆上不断增长的军力。早在威尔逊把21条要求称为“这件可疑的事情”之前，就有事件导致日美两国之间产生了摩擦，例如美国海军要求在中国沿岸建立一座装煤站，而日本在满洲铁路上运送的美国货物收费太高。
[11] 美国商人抱怨，说来自日本的竞争正把他们挤出中国市场。在中日就“二十一条”要求展开漫长的谈判时，美国政府就敦促日本改变其立场：在北京，强烈反日的美国大使鼓励中国人不要退让分毫；美国人向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各发了一份照会，说美国不会接受任何有损美国在华条约权利的协议，也不会接受任何有损中国政治和领土完整的协议。（这种保留意见到了1931年会变得非常重要，美国会用它来作为基础，反对日本占领满洲里。）

日本政府在1915年退让了，但它并未就此罢休，还想在中国保持优势。1916年日本与俄国签署条约，俄国承认日本在南满以及蒙古东部的特殊地位。与此同时，日本派石井菊次郎子爵（Viscount Ishii）出使华盛顿，欲让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在石井菊次郎与蓝辛的会晤后，双方交换了照会，不过两国都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解读。美国人认为，他们承认的只是日本因为地理因素在中国存在特殊利益；而日本人坚持说，美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承认了日本的特殊地位。
[12]

1917年的俄国革命让日本坚定了留在中国的决心。石井菊次郎在日记中写道：“各国政府觉得，中国的灾难、疫病、内战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威胁到它们，没有中国日本是无法生存的，没有中国人日本人民是无法站立的。”
[13]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经常提到一种“亚洲门罗主义”。就像美国为了自己的安全要把拉丁美洲当成后院一样，日本也不得不担心中国以及朝鲜、蒙古这些邻国。

在1918年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日本又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想让中国的事情按照它满意的方向发展。日本在5月份同中国政府签署了一份防御条约，在9月份又秘密交换了照会，重申了1915年在山东事务上的协议。中国驻东京代表说他的政府“愉快地接受”了这些照会。
[14] 这成了巴黎和会上对中国要求危害最大的一句话。换言之，中国政府在战争结束前就在自己的谈判立场上让步了。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声称他们之前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1919年1月日本提出这些秘密协议时才知晓。
[15] 到1919年，日本对中国的摆布已经给很多外部观察人士留下了坏印象。即便是承诺支持日本的英国人也担心，日本人太傲慢，太有野心。
[16] 英国人特别担心日本侵袭他们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圈。英国驻日大使不高兴地警告道：“今天我们明白过来，日本——真正的日本——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虽然不能说自私，和大战中的其他大国比起来也算不上有多重要，但它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自视过高了。”日本媒体批评英国士兵在接管德国在华租界的过程中行动不力，这让英国人更加气恼。
[17] 可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似乎注定要失败。接替贝尔福出任外交大臣的寇松拿中国和日本做了一番尖锐的比较：“去中国沿海地区看看，就能发现无助、无望、呆滞的大众。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彻底失掉了凝聚力和力量，南北冲突永无休止，军力低下，士气涣散。我描述过另一个民族的特点，中国是它的囊中之物。”
[18] 法国人终于认同了英国人的看法，至少在中国问题上他们意见一致了。

豪斯也表示赞同。战争期间他曾告诉威尔逊，这么多的白人世界对日本人关闭时，认为它不会向中国内陆挺进是不合理的。“我们不能在土地和移民问题上满足日本人，如果再不对他们在东方的势力上做些让步，那麻烦迟早都会到来。”他又带着过度乐观的情绪补充说：“可以设计一项开放门户的政策，既能复兴中国，又能满足日本。”日本人在分析巴黎的美国代表团时，把豪斯列为朋友。
[19] 他们也找不到太多别的朋友了。

多年之后，巴黎和会期间以及之前负责远东特别事务的美国第三号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Breckinridge Long）告诉一位访问者，自1917年以后，美国就一直在怀疑日本了。
[20] 即便是自认为能理性看待世界的蓝辛也感觉到了这种变化。蓝辛在1915年曾表示，日本需要安抚。他甚至建议把菲律宾给日本，还批评说，有些人“就是认为日本有阴险的计谋，想得都歇斯底里了”
[21] 。但是一谈到中国，他又觉得有必要划定一条界线。他后来说，自己乘船去了巴黎，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日本问题”。他还把日本比作“普鲁士”，这可不是什么称赞。
[22]

在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威尔逊看起来也是持同样的观点。他反对日本的那种秘密条约，也反对在没考虑人民意愿之前就把他们的领土交给别人。而且在听过很多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传教士的报告后，他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23] 他的一个表亲在上海创办了一份长老会的传教周刊。
[24] 他宣称想要帮助中国，想要重建那里的道德，这是美国作为“朋友和榜样”准备要做的事情。
[25] 美国驻北京大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进步的大学教授，向华盛顿方面汇报了日本在中国的恶行——其中一些是真实的——例如挑动叛乱，贩卖鸦片，贿赂官员，而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统治整个东亚。
[26] 他还颇有先见之明地警告道：“如果日本无所顾忌，而且它的任何做法都被解读成对日本特殊地位的承认，如所谓的‘门罗主义’或其他的什么东西，那么严重的武装冲突在这一代就不可避免了。公正地解决中国的事务，欧洲没有一个问题能和这件事的重要性相比，这关系到世界未来的和平。”（芮恩施很早就去世了，没有等到山东决议引发的轩然大波平息的那一天。
[27] ）

威尔逊似乎是听进去了。他在1918年采取行动，恢复了一个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的、濒死的跨国财团。在整个和会期间，相关的谈判都在断断续续地进行。日本同意加入这一财团，同时也确保日本不向任何可能危及自己在华势力的开发项目贷款，而这正是美国人想要达到的效果。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道：“没有提到终极目标，那就是把日本赶出中国。”
[28]

但这是美国想要的吗？如果日本在亚洲不能向西扩张，它不会转向太平洋，瞄准菲律宾或更远的东方吗？在与日本合作的实用主义目的和帮助中国的理想主义目的这两者间，威尔逊和他的顾问产生了分歧——他们的继任者在20世纪20年代也是一样。中国到底能扶得起来吗？值得为了它去冒险和日本发生冲突吗？从长远来看，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不仅仅是要让亚洲人满意，也要让美国人满意。

就在动身前往巴黎前，威尔逊召见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顾维钧，两人进行了一番友好的谈话。1919年时顾维钧只有32岁，个性鲜明且强硬。克列孟梭通常不赞扬什么人，但他对顾维钧的描述是：“一只中国幼猫，衣着、说话有巴黎人的风格，一心一意地玩弄老鼠，即便那只老鼠是给日本人准备的。”
[29] 顾维钧非常了解美国。他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本科与研究生学位，是名非常出色的学生。（去巴黎的美国专家中有一位是他以前的教授。顾维钧和这名教授一块儿唱校歌，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30] ）他还是大学辩论队的一名成员——日本代表在和会上就会尝到这个苦头。在结束同威尔逊的会面后，顾维钧相信美国会在巴黎和会上支持中国。
[31] 威尔逊还非常友善地提出建议，让他和美国人搭乘同一条船去法国。
[32] 中国人把这看成一个好兆头。

另一个好兆头是美国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在华盛顿开启职业之旅的蓝辛早就是中国政府的顾问了，另一名专家卫理（E. T. Williams）是战争期间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的主管。他曾在中国生活过，当过传教士和外交官。
[33] 从总体上说，美国代表团的心态是反日的。即便是那些准备考虑日本要求的代表，从内心来说也讨厌日本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一面——他们觉得是这些东西在主导日本的战争目的。
[34] 尽管威尔逊经常表露出这样一种态度，即美国在亚洲事务上也要和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保持中立，但美国代表团在巴黎是绝对有偏向的。中国的要求是美国人帮忙起草的，中国人通过别的方式得不到的一些信息也是美国人透露的。中国人的回报也很明智，他们向美国人征询意见，并采纳了这些意见。
[35]

因为内部存在分歧，中国政府并没有详细说明中国代表团的任务，但有一条指令很明确：中国必须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租界。
[36] 1918年12月，在准备出发的时候，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媒体发布会（这本身也标志着中国发生了变化），极其乐观地列出了巴黎和会之行的目的。他们表示，中国要彻底解决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这其中包括废除治外法权，要在更大程度上把控自己的关税和铁路，还要收回山东的德占领土。作为回报，中国会允许外国人在蒙古和西藏开展贸易。
[37]

不幸的是，中国代表团本身的分歧就和这个国家的分裂一样严重。成员们彼此怀疑，都认为对方投靠了日本人。就连在前往巴黎的途中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在东京时，陆征祥和日本外务大臣谈了两个小时。对于那次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众说纷纭：日本人显然认为他们得到了许诺，即中国会在巴黎和会上合作；而中国人后来说，陆征祥只是承认中日1918年的秘密条约的确存在，但没有承认这些条约的有效性——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
[38] 还是在东京停留期间，中国代表团行李中一个装着重要文件的箱子被偷了，而这个箱子里就装着中日秘密协定全文。
[39] 在巴黎，代表中国南方派的、耶鲁法学院研究生王正廷向上海的报纸发回一封电报，悲观地说代表团里出了“一些叛徒”。
[40] 他可能是指顾维钧，因为有传言说顾维钧和一位名声不佳的亲日官员的女儿订了婚。
[41] （实际上顾维钧爱上的是一位漂亮的、住在巴黎的印度尼西亚商业大亨的女儿。）媒体的报道不断追讨陆征祥，说他收受了日本人的贿赂。
[42] 他越来越郁闷，越来越孤僻了。
[43]

山东问题直到1月末才提到巴黎和会上讨论。威尔逊那时还没有决定好自己该怎么办。他考虑了可能的解决方法。或许，就像他向顾维钧建议的那样，尽管英日有联盟，但没准儿可以说服英国帮助中国；
[44] 或许日本人可能会主动放弃对山东的要求——毕竟众多官员都暗示过，日本愿意把德国的租界还给中国；或许日本可以在名义上拿走租界，在保住了面子之后再把主权还给中国。
[45]

日本人没有丝毫妥协的倾向。事实上，在1月27日上午，当最高理事会开始关注德国太平洋殖民地的命运时，牧野伸显就想把山东租界和从德国夺取的众多岛屿放到一起讨论。他还指出，山东只是日本和德国之间的事情，在讨论的时候没有必要叫上中国。
[46] 很明显，他希望把山东和太平洋群岛作为战利品，把相关的问题一并迅速解决掉，不要中国人来搅和。其他国家决定山东问题应该单独解决，下午讨论的时候也应该邀请中国。

在午间休息的时候，中国代表尽了一切力量向朋友施压。有名无实的团长陆征祥不知道去了哪儿，是年轻的顾维钧拜访了蓝辛，询问美国到底支不支持中国。蓝辛向他做出了保证，但接着又说他担心的是欧洲列强会不支持。
[47]

当天下午，中国人坐在奥赛码头那些镀金椅子上，如坐针毡，听牧野伸显吭吭哧哧地概括日本的要求。（顾维钧称，威尔逊后来对他说，日本人的那番话搞得他非常不舒服。）第二天早上，顾维钧代表中国进行回应。虽然一上来声音有些发颤，但他又搬国际法又引用拉丁谚语，用一番犀利的演讲猛烈回击了日本人。
[48] 他承认，中国在1915年和1918年的确和日本签署了协议，看起来是承诺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给了日本。但是，中国是在胁迫下签字的，这些协议不能作数。无论如何，所有与德国租界有关的问题，都必须由巴黎和会来处理。
[49]

顾维钧接着说，中国感激日本从德国人手中解放了山东，“但是在感激之余，中国代表团觉得，如果仅仅是为了报答这份情谊，就把自己同胞与生俱来的权利拱手让人，那代表团就辜负了中国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也辜负了整个世界，会给未来埋下不和的祸种”
[50] 。他表示，各国有义务尊重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尊重威尔逊的原则，迫使各国把山东还给中国。

顾维钧说，山东“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孔孟之乡，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一处圣地”。此外，要是让山东落入外国的控制，那就等于是留下了一把“刺向中国心脏的匕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正是山东在日本军方眼中的作用：东京的陆军大臣告诉政府，从山东沿海通往中国内陆的那条铁路，就是日本向亚洲输送兵力的“动脉”。加拿大的博登称中方的陈情“非常有力”，蓝辛则认为顾维钧将日本人驳得体无完肤。克列孟梭对顾维钧私下里表示的热烈祝贺在当晚就众所周知了。
[51] 单从口才上说，中国人明显成了赢家。

中国人走霉运的地方在于，山东问题并没有在1月份裁决，而是等到了4月份把所有对德条款拼在一起、时间最紧张的时候才又拿了出来。到那时，和平缔造者们要权衡数百项决定，放弃这个，坚持那个，尝试满足不可能的要求，以求得出一个所有协约国成员都能签字的对德条约。这么算起来，中国人和他们的希望只是整个计划中不起眼的一小部分。威尔逊不得不参与到这种他讨厌的讨价还价中。日本的种族平等条款已经被拒绝了，如果还想在国联公约的事情上获得日本的支持，他只能搭上自己的原则。如果国联真的是全世界的最佳出路，那么或许牺牲中国这个小代价也是值得的。

在做出决定前的漫长时间里，中国和日本代表团都没有闲着。双方都证明了，他们已经领悟了新型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那就是通过演讲和采访公开地发表自己的立场。虽然日本代表团在巴黎有个非常有效的情报室，但大多数旁观者都认为中国更具优势。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的要求的确是基于自决原则的，和当时全世界的心理更加合拍。在2月上半月，在中日签署的秘密条约公开的事情上，公众进行了一次非常热烈的辩论。当克列孟梭和其他大国领导人建议可以把秘密文件拿到巴黎和会上时，日本代表团立即目瞪口呆。顾维钧找到了羞辱日本人的机会，爽快地同意了这个要求，并打电话向中国政府索要文件副本。在北京，日本大使想要说服中国政府，在没有日本政府的同意下，不要放出文件的任何内容。他的这种做法很是愚蠢，中国把日本不要泄密的要求泄露给了媒体。消息传出后不仅是中国的民众更加恼怒了，而且还加重了美国对日本的不信任。
[52]

中国代表团宴请了专家和国外记者。陆征祥安排中国政府向法国和比利时政府捐款，好重建凡尔登和伊普尔的学校。
[53] 但是日本的幕后工作做得更好。
[54] 日本人在私下里突然拜访了劳合·乔治与贝尔福，还找了克列孟梭和他的外交部长毕盛，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保证。
[55] 虽然他们对美国代表团的期望不大，但是他们和豪斯谈得很好。
[56] 日本人解释道，中国人是企图在郑重的承诺上出尔反尔。对日本帮助最大的是，他们决定不再坚持种族平等条款了。

4月21日，就在意大利人马上退出巴黎和会之前，牧野伸显和珍田舍己拜访了威尔逊和蓝辛，告诉他们日本想在对德条约确定前解决与中国的纷争。
[57] 两个日本人警告称，如果不能这样做日本民众就会有很大的怨言。威尔逊在当天下午与克列孟梭及劳合·乔治协商。之后，原本希望把山东问题拖延下去的三巨头承认，他们只能满足日本人的要求。正如四人理事会秘书汉基指出的那样：“在递交对德条约前失去意大利代表团就够糟了，如果受邀前来、排行第五的大国（日本）也撤走他们的代表，条约只剩下三个大国负责，那将是十分尴尬的。”
[58] 蓝辛抱怨道，巴黎的气氛是一种“自私的实利主义，且带有对正当权利犬儒式的漠视”，并质问道，“美国的理想主义就要在上个纪元的这种邪恶精神前畏缩吗？”
[59] 不过，人们也很难不去同情和平缔造者们。他们身上的压力很大，而且到山东问题该解决的时候，他们人人都非常紧张了。

4月22日上午，牧野伸显在四人理事会面前再次陈述日本的要求。他还特意把这些要求写成了相关条款的草案，方便加到对德条约中。威尔逊请求日本考虑一下亚洲的长远利益，也想一想世界的长远利益。他说，各民族要少为自己想一些，多为别人想一想。毕竟这才是国联的根本意义。如果日本坚持索要在中国的权利，那么中国就会怀恨在心，不会再相信别人了。这会损害到所有人。“中国到处都群情激愤，局势一触即发，稍不小心后果不堪设想。”日本代表团有礼貌地听了这番话，但提醒在场的政治家说，如果他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无法在条约上签字。
[60]

当天下午该中国出场了。日本代表团明智地决定，他们不想和强大的顾维钧辩论，于是没有出席。和平缔造者力图向中国代表团证明他们的决定是合理的。劳合·乔治解释了为什么英国曾经承诺要支持日本的要求。他强调，英国1917年孤军奋战的处境实在是太无望了。它需要日本的帮助，这样才能在德国的潜艇战中幸存下来。“我们不得不要求日本尽快送来驱逐舰，日本趁机就敲了一大笔。”
[61]

威尔逊说了些安慰的话。他说，国联会确保中国无须担心今后会遭到侵略，无论是日本还是其他国家侵略中国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列强现在之所以会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都是因为战争中签署的那些协议。他非常同情中国人，但是中国必须意识到，条约，包括中国自己与日本签署的条约，都是神圣的。“之所以会爆发战争，就是因为有一项条约被违背了，而西方国家要对这种违背表示抗议。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尊重条约。”劳合·乔治表示同意：“我们不能把条约当成废纸，不需要了就撕掉。”很少在法国利益之外的事情上表态的克列孟梭醒了过来。一位中国观察员愤愤地描述道，他用一种“无辜、无知、漠不关心”的态度强调，他要说的和劳合·乔治的一样。
[62]

顾维钧用尽了他的口才与才智想要力挽狂澜
[63] ，再次否认中日间的协议有效。他的警告就仿佛预言一般：中国正处在抉择的十字路口上。大多数中国人愿意与西方合作，但是如果和平缔造者不能公正地对待中国，他们就可能会转向，可能会投靠日本。“在中国，有一个政党认为亚洲该归亚洲人所有的。”（在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开始大块大块占领中国领土的时候，它的确在中国找到了愿意合作的伙伴。）他用一句警示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我们究竟是要保证远东地区半个世纪的和平，还是在十年内继续战争，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除了在座各位对他努力的钦佩，以及一项把山东问题转交专家委员会讨论的决议之外，顾维钧什么也没得到。给委员会的任务是，在4月24日之前回复四人理事会这个相对不太重要的问题：让日本得到1914年就存在的德国在华的特许权，或者让日本得到战时协议中提到的特许权，哪一个对中国更有利。这个委员会只用两天便写好了报告，创了做结论所用时间的最短纪录，选择了前者。
[64]

接下来的几天是巴黎和会期间最紧张的时期。意大利终于退出了和会。为了寻求指引，忧心忡忡的威尔逊重新念了一遍他的“十四点计划”。自决的原则是明确的：意大利不应该得到阜姆，日本也不应该得到山东。
[65] 因为意大利危机，各方在山东问题上下的力气更大了：中国人向威尔逊发了一篇备忘录和几封信；日本代表登门拜访。牧野伸显和珍田舍己还拜访了豪斯的助手邦斯尔，抱怨中国媒体对日本恶狠狠的报道，并再次以拒绝签约相威胁。邦斯尔注意到，牧野伸显非常愤怒。
[66] 西园寺给老相识克列孟梭写了一张字条，礼貌地说日本希望山东问题尽快解决。
[67]

4月25日，四人理事会（意大利退出后现在只剩下三人了）派贝尔福去和日本人谈一谈，看看有没有妥协的希望。他们能不能承诺在今后某天把德国的权利还给中国？威尔逊自己也做了努力，派蓝辛去做类似的事情。不管是贝尔福还是蓝辛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日本人坚持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在和贝尔福谈的时候，日本人开出了一个条件：如果各国支持他们对山东的要求，日本就可以承诺等到和会全体大会最终批准国联成立的时候，不在漏掉种族平等的事情上小题大做。在和蓝辛谈的时候，日本人抱怨美国总是猜疑，而日本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好心。
[68]

4月26日，星期六。就在贝尔福准备汇报日本立场的时候，牧野伸显上门来访。两人就山东问题敲定了一项临时性的交易：如果日本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经济权利，也就是青岛港、铁路（包括那些还未开建的）和煤矿，它就要准备撤出占领军。贝尔福在汇报时说，日本会慷慨地允许其他国家的公民使用那里的港口和铁路。此外，它还准备在不久之后把争议地区的政治控制权交还给中国政府。当听到这些承诺时，中国人表示了合理的怀疑。到这个阶段，山东怎么都已经成了一个民族问题，不管日本提出什么样的控制形式，中国代表都很难再接受了。而在日本一方，他们也觉得不能再做出让步了。
[69] 东京已经下达命令，要他们坚持立场：如果中国都可以轻视日本，那么他们在整个远东的威望也都会失掉。
[70]

星期一上午贝尔福向四人理事会汇报情况时，牧野伸显“极为圆滑但又非常明确地”指出，必须把日本的要求当作一揽子要求来对待。日本已经失去了种族平等条款。如果山东问题再有差池，那事情会“非常严重”。时间已经不多了，巴黎和会全体大会当天下午就要召开，会上要批准国际联盟成立。如果日本强烈抗议公约中漏掉了种族平等条款，那么各国会非常尴尬的。如果日本明确表示要投反对票，那事情就更糟了。威尔逊不情愿地默许了，四人理事会决定让贝尔福写信告知日本人，他们接受了对山东问题的交易。
[71]

威尔逊的媒体秘书贝克警告总统，全世界的公众都会在山东问题上支持中国。威尔逊回答道：“我也知道。但是如果意大利退出，日本又走了，那国际联盟怎么办？”
[72] 牧野伸显4月28日在全体大会上做了一番平淡的讲话，几乎没怎么涉及种族平等条款。此前一直不知道结果的蓝辛立刻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小声地和豪斯说，这是背叛原则的。豪斯答道：“我们必须得事先定好。”蓝辛生气地说：“没错，木已成舟，这是这次和会的诅咒。”
[73] 他后来在给威尔逊起草媒体声明时写道，这项解决方案“是在中国自己签署的混乱条约中能得出的最令人满意的结果”。
[74]

中国人极度失望。
[75] 陆征祥给威尔逊发了一份照会，上面沉重地写道：中国曾对“十四点计划”抱有信心，也相信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新方式。“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自己的诉求上是信赖正义与公平的。然而我们得到的结果太惨痛，太令人失望了。”
[76] 威尔逊自己的顾问几乎全体要求他驳回日本的要求，不管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布利斯考虑辞职，好避免在和约上签字。在蓝辛和怀特这两位同事的支持下，他给威尔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警察捡到你的钱包，把里面的东西拿走，再把空钱包还给你，并声称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如果这样都可以说警察没错，那么日本的行为就可以容忍。”他还指责这里面的道义问题。如果日本能拿到山东，为什么意大利就不能拿到阜姆？他最后写道：“和平固然人人想要，但是还有两件东西更为珍贵，那就是自由与正义。”
[77]

威尔逊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把损失降到最低，这番努力也差点要了他的命。他对自己的医生说：“昨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净是中日论战。”
[78] 格雷森在报告中写道，他从未见过威尔逊这么疲劳。
[79] 威尔逊坚持要拿到一份详细的报告，要看日本在中国得到了什么，要详细到山东铁路警察的人员构成。（这些警察是中国人，必要的时候会有日本教官。
[80] ）4月30日，在山东条款拿到四人理事会上做最终考量时，他还得到了日本代表的口头保证，即日本最终会将山东的主权还给中国。日本人坚决不肯把这种保证写在纸上，说这样泄露出去会引发国内民众的愤慨。
[81]

到这个时候，中国一败涂地的消息已经泄露了出去。巴黎传言四起，媒体也借机纷纷报道。
[82] 4月29日夜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在丹东街的一个厅堂里举行了集会，参与者群情激昂，演讲者一个接一个地批判西方。后来成为日本在华傀儡政府头头的汪精卫用流利的英语发出警告，说要当心中国人中的反动势力。一位年轻的艺术系女生呼吁停止和谈，“我们必须采取武力”。后来当上中国外交部长的记者陈友仁发起了一项倡议，谴责四个大国，并特意把威尔逊提了出来。众人一致表示同意。当天晚上威尔逊的保卫工作就加强了。
[83]

中国代表团在4月30日拿到了解决方案的全部细节内容。一名代表在绝望之下瘫倒在地。
[84] 当天晚上，贝克去鲁特西亚酒店传达威尔逊的同情和申辩。他看到极为沮丧的中国人正在抱怨，说总统让他们失望了。
[85] 其中一些人想立刻离开巴黎，不愿意签署条约。（顾维钧后来告诉邦斯尔，除非中国政府给他下了死命令，不然他也不会签字：“我希望他们不要逼我签。这等于是在签我的死刑书。”
[86] ）

在世界的另一边，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巴黎的谈判。中国代表团那里一向是电报不断，有中国学生组织的，有商会的，甚至还有工会的，他们之前全都表示相信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而且相信巴黎和会会尊重中国的主张。
[87] 到了5月的第一个周末，中国各大城市的报纸开始报道山东的权利将被移交给日本。中国民族主义者愤恨地批判着自己的政府，但更让他们气恼的是西方国家。

北京大学一向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5月3日星期六晚间，北大的学生把全城所有大学与学院的学生代表都召集了起来，计划在第二天早上去天安门广场示威。会议室里人山人海，与会者慷慨激昂。学生们决定向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发电报，要求他们不要在条约上签字。一位年轻的男学生割破手指，在墙上写下血书，要求归还德国山东租界的核心城市青岛。
[88]

狂怒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谴责的远不只是山东决议本身。正如一位学生后来回忆的那样：

当巴黎和会的消息终于传到我们这儿的时候，我们都很震惊。我们立刻清醒过来，意识到外国还是那么自私，还是奉行军国主义，而且他们都是大骗子。我记得5月2日那天晚上没有什么人睡觉。我和我的几个朋友聊了整整一夜。我们得出结论，早晚会爆发规模更大的世界大战，而且这场大战会在东方打响。我们拿自己的政府毫无办法，这我们都很清楚，同时我们又不能再依靠伍德罗·威尔逊这种所谓的伟大领导人的原则。看到我们的人民，看到可怜无知的大众，我们不禁感觉到，我们必须斗争。
[89]

5月4日上午有风，天气很凉爽。到了午饭时间，天安门广场上已经聚集了3000多名示威者。多数人穿着传统的长袍，不过为了向西方世界传达一种信息，也有人戴上了圆顶礼帽。游行者打着标语，上面写着“还我青岛”“反对强权政治”“中国属于中国人”。带队的举着一块大标语，上面用大字写着“中国存亡，在此一举”。到了下午2点，游行的人群越发壮大了，并向着外国领事馆区进发。当队伍抵达一位部长家门前的时候，人群变得暴虐起来——很多人怀疑那位部长是日本人的傀儡。示威者冲进房子，砸了家具。当发现找不到部长的时候，他们痛打了藏在房间里的中国驻日大使。政府逮捕了带头的学生领袖，想用这种方法镇压示威，结果只弄得民意更加激愤。有人看见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在街头散发传单。示威扩散到了中国其他大城市，从码头工人到商人，学生以外的人也开始参与进来。政府的态度出现了反转，不得不丢人地做出让步，释放了学生，还道了歉。
[90]

五四运动还终结了上海那场想要调解南北双方势力的和会。南方派想借着大众的情绪，要求北京政府废除所有战时与日本签署的协议，同时拒绝接受山东问题的解决方案。北方派现在由亲日的军阀主导，对他们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上海会议无限期中止。
[91] 就连这种微弱的希望也消失了，中国注定要陷入内战与分裂，一陷又是九年。

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知识分子在这段时期非常活跃，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反对。在1919年以前，他们曾求助于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主义。这往往是因为他们也找不到其他的模式，而且有些人一直对个人主义与竞争导致的压力惴惴不安。中国人建立共和的失败，以及欧洲各国战时对中国的瓜分，更加重了这种不安情绪。巴黎和会的一位观察员，一名杰出的学者，写信回国说，欧洲人“就像沙漠中的旅行者，已经失去了方向……他们极度绝望……他们曾怀揣伟大梦想，认为科学是全能的。现在他们谈论的则是梦想的破产”
[92] 。

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要比人想象的大，1919年的中国人就看到了另一种方案。这个方案不是回归中国传统的老路，而是俄国的那套新秩序。俄国革命为传统社会提供了一个范例：它和中国那种传统社会差不太多，但用一次波澜壮阔式的行动跳跃到了未来。中国人在1911年后悲惨地体验了西式民主，对西方的幻灭加上从俄国身上看到了另一种明确的方案，这些因素汇聚到一起，使得共产主义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如果说中国人还需要进一步确认这种方法的有效性，那么新上任的苏共外交委员那史无前例的措施就是证明：在1919年夏天，这位委员提出放弃沙俄在中国占领的所有领土与租界。（布尔什维克新政府从未真正履行这条承诺，但当时的中国人被这种慷慨的做法打动了，因为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表示。）

巴黎和会结束后的第二年，中国一群进步分子组建了中国共产党。1919年5月运动中的很多示威领袖加入了这个党。那位在街头散发传单的文科学长当上了该党的第一任书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带领下——他们在五四运动中也非常活跃，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取得了中国的执政权。
[93]

在巴黎，顾维钧做了一番英勇的努力，想把协议改得有利于中方，但是没能成功。不过至少他没有搭上自己的性命，因为1919年6月时中国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北京政府拿不定主意，所以没有发出指令。反正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也包围了鲁特西亚酒店，不让任何代表出来。
[94] 中国最后在1919年9月与德国议和。

日本通过坚决施压的方式得到了山东。它是在虚张声势，还是像其他国家以为的那样真会拒绝签署条约？两种说法都有证据。在1919年4月山东问题谈判最激烈的时候，东京方面向代表团发出命令，如果日本的要求被拒绝，就不要同意国联公约。日本政府知不知道国联公约就是对德条约的一部分呢？这一点至今无人知晓。
[95] 不过，同一时期的政府内部文件显示，日本是害怕遭到孤立的。如果各国坚定地拒绝给予它山东的权利，它可能就妥协了。在4月30日四人理事会最终批准山东条款前，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原敬（Hara Kei）告知在巴黎的代表团，如果这次遭到拒绝他们要等候下一步指令。
[96]

日本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庆祝了他们在巴黎的胜利。
[97] 代表团回国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抗议的民众，指责他们没能将种族平等条款加入条约。
[98] 西园寺在写给天皇的正式报告中道歉：“我们的愿望未能全部达成，我感到十分难过。”不过他也指出，日本的世界地位比1914年时更高了。
[99]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从巴黎归来的代表团确信，美国会出手阻止他们在中国的行动。他们也许猜对了。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在1921年总统大选中胜出，他的政府更为反日。已经困难重重的日美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进一步恶化。双方在中国问题上有分歧，在贷款财团问题上有分歧——日美两国都是财团会员，而且美国国内依然在歧视日本国民。

从其他方面来看，日本还要为山东问题上的胜利付出更大代价。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未消失，而是愈演愈烈，严重地阻碍了日本的商业。此外，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受到了损害。英国开始认真考虑英日海军同盟的未来。日本是“黄种人中的普鲁士”这一提法在西方人的心里扎下了根。寇松在1919年夏天时教训现在已经当上日本驻伦敦大使的珍田舍己，批评日本在中国的行为，说日本不明智地坚持索要在中国的权利，导致其在中国受敌视，还让英国人有所顾虑。他敦促日本大使好好想想英日联盟的未来，想想更为重大的远东安全问题。
[100]

日本政府以前从未遭受过这么强烈的反对。它开始考虑应该遵守自己在巴黎做出的承诺，把山东租界还给中国。1920年年初，日本曾试图和中国政府对话，商讨从该省撤军的问题。中国方面拒绝讨论此事。1921年夏，日本再次做出努力，给出了放弃山东权利的条件。中国政府拒绝给出明确答复。

最后，在华盛顿的海军裁军大会上，在英美担任调停的情况下，中国同意了一份解决方案。按照该方案，中国收回了山东的全部主权。从青岛港延伸至内陆的那条铁路，那条引发了无数麻烦的铁路，被卖给了中国。出售铁路的方案非常复杂，实际上是让日本继续控制那条铁路10年。
[101] 中国可能在财务上吃了亏，因为日本人已经发现，那条铁路根本不赚钱。
[102] 1922年时，日本在华盛顿还与其他国家签署了一份条约，保证中国主权与领土独立。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大陆，山东连同从北到南的所有沿海省份都落入了日本的控制之中，这份保证变成了一张废纸。

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后来走上了不同的职业道路。在1919年6月的惨败之后，陆征祥对外交没了兴趣。他当上了中国驻瑞士大使，过了几年轻松日子。1926年，爱妻离世后陆征祥进了比利时一家本笃会修道院，在那里一直做到院长。他于1949年去世，葬在了布鲁日。顾维钧继续在政坛上发光发热，当过中国外交部长、总理，还在伦敦、华盛顿、巴黎当过大使。他是中国在国际联盟的代表，还出席过联合国成立大会。1966年到1976年期间，他在海牙国际法庭做法官。哥伦比亚大学在1977年为他九十大寿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场面很热闹。不过顾夫人，那位1919年在巴黎迷住顾维钧的印度尼西亚大亨的漂亮女儿在回忆录中伤心地写道：“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国家。所以也不奇怪他从未把我当成一个鲜活的个人。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是中国需要的那种人，但不适合做我的丈夫。”
[103] 顾维钧于1985年离世。

美国代表团中有几位低阶成员因为自己国家在山东问题上的立场辞职。蓝辛虽然非常不满，但没有放弃国务卿的职位。他总是觉得美国应该避免在中国问题上和他国发生冲突。就像他早先警告过的那样：“在国际时局如此不堪的时候，让美国牵扯到中国领土完整的问题中，这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做法。”
[104] 当威尔逊努力说服美国人支持这些和平解决方案的时候，公众集会和参议院中反复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山东事件上对中国的背叛。在巴黎和会的美方法务专家戴维·亨特·米勒看来，“为‘强奸山东’一事而落的眼泪，大多是共和党这群鳄鱼流的，他们对中国的关心也就是他们在意赫库芭
[A3] 的程度吧。”
[105] 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周里，威尔逊写了一张字条，让人去买票参加华洋义赈会组织的舞会。字条上面写道：“我很乐意贡献一点力量，不管它有多么微薄。”
[106]

[1] Keegan, p. 173.

[2] Schrecker, p. 217.

[3] Ibid., pp. 215–16, 231.

[4] Ibid., p. 217.

[5] Ibid., pp. 168–203.

[6] Ibid., p. 247.

[7] Chi, China Diplomacy, p. 26; Schrecker, p. 248.

[8]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25.

[9] Connors, p. 110.

[10] Nish, Alliance in Decline, pp. 158–9.

[11] Curry, pp. 127–8.

[12] Nish,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 116.

[13] Ibid., p. 286.

[14] Chow, p. 87.

[15]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187.

[16] Chi, China Diplomacy, p. 25.

[17] Nish, Alliance in Decline, pp. 156, 193.

[18] Quoted in Louis, British Strategy, p. 19.

[19] Curry, pp. 127, 182, 253–54;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141.

[20] Curry, p. 155.

[21] Beers, pp. 109, 121.

[22] Ibid., pp. 149, 154.

[23]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134.

[24] Curry, p. 15.

[25] Ibid., p. 30.

[26] Pugach, p. 241.

[27] Ibid., p. 261.

[28] Curry, p. 194.

[29] Clemenceau, p. 140.

[30] Shotwell, p. 161.

[31] W. King, China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p. 3.

[32] Shotwell, pp. 136–7.

[33]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p. 230–1.

[34] Beers, p. 153.

[35] Shotwell, pp. 136–7;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p. 191–4.

[36] Chu, p. 15.

[37] La Fargue, p. 178; W. King, China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p. 2.

[38]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p. 140, 144; Chow, p. 86.

[39] See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144; Chow, p. 86.

[40] Curry, p. 251.

[41] Chu, p. 86.

[42]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237.

[43] Chu, p. 30, n. 66.

[44] W. King, China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p. 26.

[45]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126, n. 55.

[46] Ibid., pp. 124–5.

[47] W. King, China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p. 5.

[48] Ibid., pp. 9–11;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p. 130–1.

[49] W. King, China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pp. 9–10.

[50] Ibid., p. 7.

[51]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p. 197–8; Shotwell, p. 151; Kawamura, p. 50.

[52] See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p. 143–55.

[53] Keegan, p. 178.

[54] W. King, China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p. 12.

[55]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142.

[56] Ibid., p. 141.

[57] Curry, pp. 267;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243; PWW, vol. 57, pp. 582–3.

[58] Hankey, p. 131.

[59] Curry, p. 265.

[60]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p. 247–9; Curry, p. 268; P. Mantoux, vol. 1, pp. 319–28.

[61] P. Mantoux, vol. 1, p. 330; La Fargue, p. 217.

[62]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253; W. King, China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p. 21; P. Mantoux, vol. 1, pp. 329–36.

[63] Hankey, p. 132.

[64] P. Mantoux, vol. 1, pp. 334–36; La Fargue, p. 218.

[65]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25.4.19;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268.

[66]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235.

[67]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260.

[68] Curry, p. 274;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p. 267–71.

[69] PWW, vol. 57, p. 583.

[70] Shotwell, p. 196, n. 1; Kawamura, pp. 523–24.

[71]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p. 269–70; Curry, pp. 275–76; P. Mantoux, vol. 1, 399–401.

[72]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25.4.19.

[73] Beers, p. 160.

[74] La Fargue, p. 231.

[75] Curry, p. 277.

[76] Keegan, p. 178.

[77] La Fargue, p. 222; Floto, p. 233;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p. 298–301; Beers, p. 158.

[78] PWW, vol. 58, p. 244.

[79]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30.4.19; Heckscher, p. 567.

[80]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p. 277–9; Heckscher, p. 567.

[81]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p. 279–80; P. Mantoux, vol. 1, pp. 425–27.

[82] Chow, p. 90.

[83]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p. 242–43.

[84] Curry, p. 280.

[85]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287; Curry, p. 280.

[86]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244.

[87] Chow, p. 90.

[88] Ibid., p. 101.

[89] Ibid., p. 93.

[90] Schwarcz, pp. 14, 18, 22.

[91]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303.

[92] Schwarcz, p. 12.

[93] Ibid., pp. 15–22; Chow, p. 189.

[94] Spence, p. 294.

[95]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243.

[96] Chi, “Ts’ao Ju-lin,” p. 181, n. 138.

[97] Nish,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 123.

[98] Curry, p. 282.

[99] Nish,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p. 287–8.

[100]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p. 346–7.

[101] Griswold, p. 327.

[102] Nish,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 138.

[103] Chu, p. 80.

[104]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300; Beers, p. 26.

[105] Fifie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 p. 298.

[106] Curry, p. 309.

[A1] 英国南部的海滨城市，是旅游避暑的胜地。——译者注

[A2] 此处原文为“engagement”，这个词也有交战的意思。——译者注

[A3] 赫库芭（Hecuba）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王后。特洛伊传说中有很多英雄，和阿喀琉斯、阿伽门农、赫克托尔等诸多人物相比，赫库芭只是个小角色。——译者注

第七部分 中东大火

第25章 伯里克利之后最伟大的希腊政治家

1918年12月，希腊代表团离开雅典前往巴黎参加和会时，议会议员列队亲吻代表团团长、首相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的手。在人们看来，至少在西欧人眼中，这么一位卓越的民主人士会做出这种举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希腊代表团在罗马暂歇，韦尼泽洛斯会见了意大利首相及外交大臣，讨论了希腊与意大利在阿尔巴利亚和土耳其领土主张上的分歧。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意大利媒体在一开始就没有好气，偏偏在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国的途中，载着希腊代表团的专列又意外轧死了两名铁路工人，敌意自然是越发强烈。抵达巴黎后，希腊人在梅赛德斯酒店占了三层楼，就在英国代表团的驻地旁边。虽说整个希腊代表团只有19名成员，但他们占了80个人的房间。
[1] 在巴黎和会上提出要求时，希腊人也秉持着和成功占房一样的乐观态度。

希腊代表团中有他们的外交大臣和未来的总统，但说话真正有分量的是韦尼泽洛斯。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说他是“一位希腊伟人，里外都带着古典时代的风范”
[2] 。韦尼泽洛斯神采奕奕，口才极好，做事不知疲倦，他拉拢了英国人，哄骗了法国人，消除了美国人的疑虑，甚至打压了意大利人。在巴黎的时候，他每天工作15个小时，写备忘录和信件，接受各种采访，产生了重要影响。
[3] 在一次午宴上，当韦尼泽洛斯“用一口糟糕的法语”闲谈，而且“有趣地轻率”时，一向自视颇高、不爱讲话的和会秘书、英国人汉基也领略到了他的魅力，说他是个“兴致盎然的大男孩，一个真正的大人物”。
[4]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想，他对和平缔造者的影响到底是不是好事。一位美国观察员说：“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称赞有加，但这真的有帮助吗？全体代表和全权代表们都支持并尊敬他，但也害怕他那众人皆知的、无可争议的魅力。”
[5] 韦尼泽洛斯是希腊最有分量的资本，从长远看也是和谈中最碍事的人。没有他，希腊绝无可能获得在和会和谈桌上得到的东西；没有他，这个国家也不会试图吞掉大部分的小亚细亚。

韦尼泽洛斯生在富裕之家，父亲是克里特岛上的一位富商。这座岛在大陆南边，他出生的时候希腊大部分领土还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克里特岛也包括在内）。他的名字叫埃莱夫塞里奥斯，意思是“解放者”。他的父亲曾参加过希腊独立战争，他的三位叔叔为这场事业献出了生命。克里特岛人总是不断反抗。1866年，岛上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件，让年仅2岁的韦尼泽洛斯终生难忘。那是一次叛乱，是不断动摇克里特统治的一系列事变中的一次，叛军被困在了一所修道院中。走投无路之下他们点燃炸药，把修道院连带自己都炸上了天，没被炸死的全被土耳其人杀掉了，叛乱最终在灾难中结束。
[6] 他继承的传统、他的历史与自己的性格糅合在一起，把他造就成了一名充满激情的希腊民族主义者。

韦尼泽洛斯1881年去雅典学习法律。在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自信、高傲的人，成了同学们的领袖。他可以冷静地反驳他的教授，即便是考试因此不及格也毫不退让。在英国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访问希腊期间，有媒体报道说他对克里特人的民族主义发表了一通轻蔑的言论，韦尼泽洛斯便要求会面，而且得到了批准。他告诉张伯伦，说他是大错特错，并举了各种事实和数字给张伯伦看。把数字和事实艺术地结合起来，这便成了他以后的演讲风格。
[7]

希腊一独立，雅典大学就开始吸收古典文化，甚至连授课时用的语言都是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的，而不是当时的希腊语。很多像韦尼泽洛斯这样的学生把自己看作传教士一样的人物，要把希腊的文化传播给那些生存在土耳其统治之下但未获救赎的同胞。有那么一天，韦尼泽洛斯把朋友叫到自己书房的一幅大地图前，在上面画出了他心目中希腊的疆域：今天阿尔巴尼亚的一大半，还有今天土耳其的几乎全部领土，首都便是君士坦丁堡。
[8]

这就是“远大理想”（megali idea ）。一位早期的民族主义者说过：“大自然限制了其他人的志向，但限制不了希腊人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希腊人绝不会屈从于自然法则。”
[9] “远大理想”[和它同词根的词是“自大狂”（megalomania）]是由梦想和幻想组成的，是要复活一个黄金时期的帝国，那个从罗马到克里米亚都说希腊语的帝国。

19世纪末，克里特岛第一次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加入了希腊。韦尼泽洛斯在这场斗争中出了名。他在1910年当上了首相。在1912年和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时期，他在国际舞台上用计使谋，成功地让希腊在北方获得了一大条领土——从西边的伊庇鲁斯地区到马其顿，外加东边色雷斯的部分地区——把希腊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多。1913年的《布加勒斯特条约》确定了希腊的收获，韦尼泽洛斯一签完字便说道：“现在让我们把视线对准东方吧。”
[10]

所谓东方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在过去，希腊很大的一片领土都在那里：特洛伊以及小亚细亚海岸上的那些伟大城邦——帕加马、以弗所、哈利卡那索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和医药之父希波克拉底就出生在那里。在莱斯沃斯岛，萨福（Sappho）写就了她的美妙诗篇；在萨摩斯岛，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创立了几何学。在赫勒斯滂（今达达尼尔海峡），利安得（Leander）为求海洛（Hero）一爱溺水身亡；伊阿宋和他的阿耳戈英雄们航向黑海东岸，从科尔基斯（Colchis，今格鲁吉亚）取回金羊毛。拜占庭帝国和基督教又增加了一缕回忆，同时也是提出领土要求的依据：自从君士坦丁成为首位皈依基督教的皇帝后，一千年来他的继承者都坐在他的皇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里，说的是希腊语，伟大的传统保留至今。希腊正教的牧首还住在那里，而不是雅典。圣索菲亚大教堂是查士丁尼大帝在6世纪建造的，只不过现在成了清真寺。流传了好几个世纪的预言都预示了这座城市会得到救赎，摆脱土耳其异教徒；数代希腊人一直渴望实现这个预言。

韦尼泽洛斯在巴黎向列强发誓，希腊不想要君士坦丁堡，或许由美国人托管更为合适。但在私下里，他向密友保证，希腊的梦想很快就会实现：一旦这座城市摆脱土耳其的控制，希腊人凭着自然产业和活力，很快就会统治它。他告诉劳合·乔治：“土耳其人管不好这样一座大海港城市。”在巴黎和会期间，韦尼泽洛斯没放过一点机会，随时都在强调这座城市有多么的希腊化。
[11]

奥斯曼帝国曾统治希腊全境以及整个希腊社会，尽管希腊和希腊社会带有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特征，但韦尼泽洛斯坚持说他的人民是现代西方世界的组成部分，他说出了很多希腊人的心声。他指出，希腊人自然要去教化那些落后的土耳其人，就像英法要教化那些非洲人和亚洲人一样。为什么？他争辩道，人们只要看看希腊人口的出生率（尤其是克里特岛），是全世界最高的，这充分说明了希腊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他声称，在1919年有大约200万希腊人生活在土耳其统治下。
[12]

确切的数字可能更接近150万。
[13] 不管数字如何，也不管韦尼泽洛斯如何声称，所有希腊人全都认为自己是大希腊国家的一部分。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一直有希腊的殖民地，例如黑海南岸特拉比松（Trebizond）附近本都地区就有一些，都是在很久以前建立的。当地居民说着面目全非的希腊语。在内陆，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更是没什么区别。大概有40万个名义上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有明显的区别，而这一区别仅仅是指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另外他们能用希腊字母拼写土耳其文字。只有在君士坦丁堡和士麦那这些大港口城市，希腊民族主义才真正算回事。

在1914年前的几十年里，成千上万的希腊人移居土耳其，去寻找工作与机遇。同胞的期望也寄托在这些人的身上，即土耳其籍的希腊人可以被希腊文化救赎，或许还可以出现一个大希腊。
[14] 土耳其自身的变化也刺激了希腊民族主义。青年土耳其党于1908年夺权，对少数民族还算客气忍让的老派奥斯曼人完蛋了。1912年和1913年，穆斯林难民在从巴尔干逃回土耳其的时候，这个国家出现了针对基督教少数民族的报复行为。即便如此，韦尼泽洛斯在大战前谈论起保护土耳其籍希腊人的事情时还是十分谨慎，也不怎么提要让这些人重回希腊大家园。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的国家还需要从巴尔干战争中恢复元气，还要吸收消化得到的新领土。韦尼泽洛斯在1914年是准备协商和平交换人口的事情的，也就是用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人换希腊境内的土耳其人。8年后，人口交换开始了，既没有协商，也没有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所有事情都改变了。奥斯曼人站错了队，而韦尼泽洛斯和希腊选对了阵营。到了1919年，就连奥斯曼土耳其这个帝国看起来也注定要消失了。这种程度的胜利，再加上希腊友国的实力，不能不让人陶醉。希腊的报纸大谈“实现我们的梦想”。
[15] 唯一没提到的是君士坦丁堡，而那是因为官方的审查员不许提。但现实情况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虽然被打败了，但一切还远没有结束；希腊的友国也不像韦尼泽洛斯想象的那么强大；而且希腊本身的分歧就很严重，一派支持韦尼泽洛斯，一派则是他的政敌。

分歧早在希腊参战时就存在。虽然从一开始韦尼泽洛斯就直言不讳要支持协约国，但国王康斯坦丁（King Constantine）
[A1] 的王后是德国皇帝的妹妹，而且更重要的是，国王本身是个现实主义者，想让希腊保持中立。国王和他的支持者对大希腊这个能冲昏头的梦想也不感冒，他们更喜欢“一个小却体面的希腊”
[16] 。在1915年到1917年的漫长政治危机中，韦尼泽洛斯被赶下了台。为了反抗国王，他在1916年建了一个临时政府，这下把半个希腊都拖进了战争。到了1917年，霉运又转到了康斯坦丁一边，他被赶出了希腊。重新团结起来的希腊加入了战争，站到了协约国一边，不过这种团结就像韦尼泽洛斯现在笼络对手的借口一样不牢靠。希腊的政府、司法、行政、军队，甚至连正教教会，都被清洗了一遍。社会出现了很深的裂痕，要影响整整一代人。

对协约国阵营来说，即便他们注意到了这些做法，韦尼泽洛斯的声望也不会有丝毫损害。在希腊还是中立国的时候，他就曾勇敢地允许英法军队在萨洛尼卡（今塞萨洛尼基）登陆；他在军队上投入重金，尽管这些钱希腊负担不起；而且希腊军队不仅参加了战争，还跑了老远去俄国支持协约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军队。他是个忠诚的盟友，完全认同西方和西方的价值观，而且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韦尼泽洛斯非常机智，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引述威尔逊的原则。他非常支持建立国际联盟。
[17]

他是巴黎和会上的众星之一。威尔逊用少有的热情夸赞韦尼泽洛斯，说他是“他见过的最大的人物”。只要他一上桌吃饭，全桌人都会被他的故事迷住——打游击战时在克里特岛山区的生活经历；靠念《泰晤士报》自学英语，学的时候还得时刻警惕着，步枪就放在膝盖上。而且他在交流时总要说起希腊光荣的过去以及伟大的未来。年轻的英国外交官尼克尔森在报告中写道：“整个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奇怪的印象，有魅力，有匪气，好谈世界政策
[A2] ，爱国，有勇气，有文化——最能引人注意的当属他的外貌，一个肌肉发达的大块头，笑眯眯的，眼镜后面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脑袋上戴着一顶黑丝的无檐帽。”
[18]

1919年2月3日，轮到韦尼泽洛斯向最高理事会陈述希腊的情况了。他带着自己的笔记、统计数字，甚至还有幸福的希腊渔民生活在岛屿上的照片——这些岛屿都是他想要的。当天上午和第二天，他表现得非常理性，非常有说服力。历史、语言、宗教，当然还有自决——这要谢谢美国人——都被他用上了。他指出，事情很简单：希腊在欧洲必须拿到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他更愿意把那里叫作北伊庇鲁斯），再往东是爱琴海和黑海中间的色雷斯（最起码也得拿到西色雷斯）、几处岛屿和一大块小亚细亚的土地——从马尔马拉海南岸中点一直往南400多英里（约640公里）到小亚细亚南部海岸，西至士麦那。他指出希腊不要君士坦丁堡。他恭维意大利人，还奉承美国人，夸赞美国老师在他的国家的工作。
[19] 一位英国低阶外交官说，这是大师级的水平，“不可思议的力道结合了颇具战术性的论据”
[20] 。然而对希腊、希腊人以及整个中东未来的和平来说，这也是一套非常危险的说辞。韦尼泽洛斯在巴黎和会上大显身手的那一刻，一根导火索被点燃了。这给土耳其境内古老的希腊社区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也让希腊和土耳其两国间产生了长久的敌视，直至今日。

一个人只要看看地图就能明白（伟大的政治家们看地图看得还不够多），韦尼泽洛斯提出的疆域方案有多么奇怪：耷拉在爱琴海周围的一个国家。他的希腊要向北伸一根手指到亚得里亚海；另一根细手指沿着爱琴海北部指向君士坦丁堡，然后又要跨过一点土耳其领土和达达尼尔海峡，染指小亚细亚大约三分之二的海岸，在士麦那还有一大块突出部插进内陆。这个“跨两大洲、濒五大海”的希腊就好像一个外翻的口袋，这是一片靠着大海的陆地，而它又控制不了大海。它会有很多敌人：土耳其是肯定了，保加利亚也有可能，这两个国家都要贡献土地；或许还有意大利，意大利对亚得里亚海、阿尔巴尼亚以及小亚细亚有自己的打算。韦尼泽洛斯也承认，没错儿，这个国家的形状算不上有利，“但是在过去30个世纪里，希腊人就是这么过来的，而且战胜了大灾难，繁荣了起来”
[21] 。

不过，这种担子要交给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去扛呢？一个人口不到500万的国家？一个穷到1914年前六分之一人口都移民、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跑了的国家？一个分裂到在1917年还差点陷入内战的国家？古希腊的历史的确悠久，但在巴黎和会上的这个希腊只是个动荡的新国家。和其他的巴尔干国家一样，昔日荣光都是用来弥补今朝缺陷的。

韦尼泽洛斯在和会上精心罗织的论据就和他想要的希腊一样，千疮百孔。他提供的统计数字就和所有巴尔干国家的数字一样可疑，就是把过时的奥斯曼数字和希望的数字混在一起。举例来说，在索要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的时候，他说那里的人虽然看上去像阿尔巴尼亚人，也说阿尔巴尼亚语，但其实都是希腊人。因为如果他们信东正教，他们在灵魂深处就是希腊人。要不然为什么希腊军队里的士兵的祖先都来自阿尔巴尼亚呢？他摆弄起人口数字来，就像位魔术师：北伊庇鲁斯总共有23万人，希腊人占15.1万名。把全是阿尔巴尼亚人的行政区去掉，那就只剩下了12万名希腊人，而阿尔巴尼亚人就只有8万了。希腊人占多数的地区当然要归希腊（自决），没有明显占大多数的地区也都该归希腊，“和人人平等的原则相反，对一个特定的族群来说，拥有更高级文明的大多数人要向拥有低级文明的少数人低头”。他表示，希腊愿意接收阿尔巴尼亚人，那是他们的福气。
[22]

是辉煌的过去让现代希腊拥有了一个庞大的现成的支持者阵营。克列孟梭居然兴致大发，对他的秘书让·马特（Jean Martet）说，人类社会是在古希腊时期达到巅峰的，“让自己沉醉在希腊，马特。这才是我能坚持下去的原因。每当我的内心被愚蠢且空洞的政治占满时，我都用希腊来慰藉自己。有些人是要去钓鱼，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排解办法”。（克列孟梭觉得现代希腊人不怎么样。他认为他们不了解自己过去的光荣历史，很可悲。
[23] ）希腊人是荷马、伯里克利
[A3] 、苏格拉底的后代。静谧的神庙、高贵的掷铁饼者、古希腊和拜占庭帝国发散的圣光和现实中那个弱小的、摩擦不断的、落后的国家交替在巴黎政治家眼前浮现。从柏林到华盛顿，各国的议会、博物馆与画廊，还有新英格兰小镇中那些白色的教堂，都证明了西方想象中古希腊那持久的魅力。美国建国之初差点就把古希腊语定为国家的官方语言。在英国、法国、美国的外交部与政府里，人人都是古典时代教育的产物。他们对古希腊的热爱，绝不会因为现代版本的那个希腊而减弱。

此外，始于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反土独立斗争，一直都是欧洲解放大业中的一项内容。拜伦勋爵（Lord Byron）献出了他的生命，德拉克洛瓦
[A4] 创作出了自己最伟大的一部分画作。只要土耳其治下还有希腊人，这就是一项未竟的事业。1919年，全欧洲和美国的城市都出现了希腊的支持者。他们支持希腊的领土主张，集会通过各种决议，并筹集资金。《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发表了鲁德亚德·吉卜林翻译的希腊国歌《自由颂》。在法国资深外交官儒勒·康邦看来，巴黎和会提供了“最好的方式，来满足希腊民族对古代领土的要求，至少也要完成一个世纪前欧洲民族自由运动开启的独立事业”
[24] 。

如果说希腊是繁荣辉煌的，土耳其则被遮蔽在黑暗的记忆里：一伙来自中亚的残忍骑兵；维也纳城外摇曳的新月旗
[A5] ；19世纪70年代对保加利亚人的大屠杀；还有时间更近一些的、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土耳其苏丹的先人都是无情的大军阀，曾让整个欧洲战栗不安。（事实上，这位苏丹是个患有风湿的中年人，走路都走不利索。）在最近的战争中，协约国的噩梦之一就是这位苏丹。他被尊为哈里发，是全世界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可以在印度或非洲号召千百万人对抗英国或法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代表着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对抗，而现在就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基督教在数世纪之久的文明冲突中获胜。在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
[A6] 与其他知名人物赶忙组织了一个圣索菲亚救赎委员会。
[25]

世界看到的只是一个腐朽的、野蛮的、无能的、不该继续存在的国家。它已经失去了阿拉伯省份，那些地方通过自己的斗争获得了自由，你也可以说它们是被大国解放了；还活着的亚美尼亚人在1918年5月成立了一个共和国，独立了出去；东部边界上的库尔德人正闹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至于欧洲的色雷斯和小亚细亚的安那托利亚，这些说土耳其语的核心地带，在希腊和意大利的领土要求被满足后，它们的命运也就可以在巴黎和会上敲定了。

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支撑着奥斯曼土耳其，现在它得另寻伙伴，保证地中海东部的安全，从而满足自己的航运需要。很明显，英国人不想在那儿看到一个幅员辽阔的法兰西帝国，而且即便要帮助那里的英国人也不想花自己的钱。这样一来，希腊，一个变强的希腊，就成了合理的选择。原则和利益完美地重叠在了一起。希腊是西方式的文明国家，奥斯曼土耳其是亚洲式的野蛮国家。何况韦尼泽洛斯是这么一个备受尊崇的人物，劳合·乔治认为他是“伯里克利时代之后希腊出现的最伟大的政治家”。劳合·乔治与英国外交部中的很多人都认为，一个强大的希腊将成为非常有价值的盟友。韦尼泽洛斯也很快指出，希腊可以为英国海军提供港口，提供机场，这些显然可以成为前往印度的新通道。在奥斯曼土耳其崩溃之后，希腊势力可以填补那里的真空。
[26] 只有英国军方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查看地图，评估强弱。军方不相信希腊的军事实力，也不相信土耳其会垮到彻底站不住的程度。
[27] 在对希腊的小亚细亚领土主张发表看法的时候，英国总参谋部警告道，希腊出兵占领小亚细亚“会引发持续的动荡，而土耳其人有可能利用这种不安定，有组织地夺回这部分领土”
[28] 。

然而，很少支持什么人的劳合·乔治却支持了韦尼泽洛斯。劳合·乔治说：“他是个真正的自由派、民主派。所有反动派都会憎恨并惧怕他的理念、他的法律、他的性格。”
[29] 韦尼泽洛斯可能也是这么评价自己的：斗士、演说家、反传统的人、有毅力的人，就像布尔战争期间的劳合·乔治一样，敢于反对不公正的政策和自己的政府。这两个人早就认识，而且惺惺相惜。他们在1912年第一次会面，很难说在那次会面上到底是谁打动了谁。对韦尼泽洛斯来说，劳合·乔治就像《旧约全书》里的先知，具有“杰出的能力，看人看事洞若观火”。对劳合·乔治来说，韦尼泽洛斯“是个大人物，非常大的人物”。
[30] 两人一起编织了一个美妙的设想：希腊、法国、英国结成强大联盟，控制地中海东部，为世人谋福祉。希腊将繁荣发展，而奥斯曼土耳其要被弱化为一个附庸国。

两人在大战期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劳合·乔治后来还说，他和韦尼泽洛斯曾密谋一起推翻康斯坦丁。1918年10月，当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劳合·乔治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和韦尼泽洛斯共进午餐，讨论希腊的领土主张。那次会面的气氛很友好，劳合·乔治说的话也充满鼓励，只不过在当时那个阶段他还不能完完全全地支持希腊的所有要求。韦尼泽洛斯随后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和一封私信，强调了希腊是多么急切地盼望合作。只有一件事情他可能给英国找了麻烦，那就是塞浦路斯问题，当地大约80%的人口是希腊人，不过韦尼泽洛斯的态度也很圆滑：如果英国想把塞浦路斯给希腊，那自然是件好事，而且希腊也会让英国把那里作为基地；如果英国人想自己留着，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31]

当韦尼泽洛斯在最高理事会前陈情时，他确信英国是站在他这一方的。他觉得自己也能说动法国，希腊军队和法国人一起打过布尔什维克；美国人也会同情，因为意大利人是唯一让他们发愁的国家。劳合·乔治时不时地用善意的问题提点他；威尔逊让他对土耳其的暴行稍做解释；克列孟梭基本上是一句话不说；奥兰多巧妙地提到了希腊和意大利之间的分歧，而他希望这些问题可以很快解决。（奥兰多在很多事情上都判断失误，在这件事上也一样。）在给雅典的回信中，韦尼泽洛斯满怀信心地写道：“我认为我的表述给众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告别的时候，威尔逊、克列孟梭、劳合·乔治，甚至连奥兰多，都说让我放心。”目睹了韦尼泽洛斯表现的希腊外交大臣也同样欣喜：“总的来说，所有大国都站在我们这一边——除了意大利，不过它也开始考虑改变看法与我们达成一致。”
[32]

意大利人或许是在思考改变看法，但他们也想到了阿尔巴尼亚和小亚细亚，希腊在那里想要的一些东西被他们看上了。他们还想留住多德卡尼斯群岛，虽然那里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希腊人。意大利的报纸要求意大利得到所有被承诺过的东西，而且还想要更多。作者们猛烈抨击野蛮的塞尔维亚人，以及塞尔维亚人的朋友希腊人。阿尔巴尼亚是真正引发希腊和意大利对抗的地方，那里的形势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意大利在战争期间已经占领了很多阿尔巴尼亚领土，希腊政府和当地的希腊人反复抱怨意大利军队的行为。有人说，意大利人正试图通过轻率的许诺拉拢阿尔巴尼亚人，例如一分税也不收。希腊报纸则刊登耸人听闻的故事，描述意大利人的暴行。在英国驻雅典大使看来：“如果发动征讨意大利的总动员，希腊全国上下都会聚集到国旗之下。”
[33]

在战争期间，希腊和意大利曾断断续续地讨论过达成妥协的事情。巴黎和会前期，毫无魅力的桑尼诺和充满魅力的韦尼泽洛斯曾见过几次面，想看看双方是否能达成交易。桑尼诺的建议是，希腊把整个阿尔巴尼亚海岸和大约一半的内陆让给意大利；作为回报希腊可以得到科尔察（Korçë，希腊称科里扎，Korytsa）周边地区、多德卡尼斯群岛，以及小亚细亚海岸上的士麦那周边地区。虽然这两个人准备在阿尔巴尼亚和多德卡尼斯群岛问题上讨价还价，但他们在小亚细亚问题上都不肯让步。如果交易真达成了，后来很多悲惨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但是谈判毫无希望。两个人都不相信对方，而且都觉得自己直接和大国商量效果会更好。
[34]

1919年2月，韦尼泽洛斯看起来好像押对了筹码。唯一的一个大问号就在于美国的态度，而韦尼泽洛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也可以说动美国人，就像他当初说动英国人一样。他和豪斯长谈了很多次，而豪斯向他保证美国会施以援手。尼克尔森安排他见了一些年轻的美国人。“他是个态度温和、有魅力、有绅士范、很敏锐的人。这是最成功的一次午宴。”韦尼泽洛斯总是善于给听众留下好的印象。美国专家西摩向家人描述了另一次会议的情形：“在意识到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相信他是诚实的之后，他坚定地摊出牌来，用最直白的方式同我们交流。我觉得这就是他做事的方法。这简直就是俾斯麦的策略，只不过更聪明。”
[35] 美国人是同情希腊的，但没打算做烂好人。他们对希腊在阿尔巴尼亚和色雷斯上的要求有所保留。不过对于小亚细亚，美国人更倾向于希腊的要求而不是意大利的。美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在更早的时候就恶化了。

在希腊与阿尔巴尼亚事务委员会开始开会的时候，韦尼泽洛斯不断施压，自己做起事情来更是快马加鞭。他又做了一次阐述，尼克尔森在报告中写道：“他极其坦率，亲切，注重细节。”
[36] 午餐和晚餐活动一场接着一场，信件和备忘录源源不断地从他的笔尖下诞生。他在美国和欧洲的支持者组织了集会；他在巴尔干和土耳其的间谍煽动着希腊社团的情绪，让他们向巴黎和会请愿，要求加入希腊；教授们大力宣扬，说希腊人不能留给阿尔巴尼亚人统治，因为那是“一个欧洲开化不了的种族”。（阿尔巴尼亚人则祈求美国托管他们的国家。
[37] ）雅典的一位政府官员警告道，当心“太过狂热伤及我们自身”。
[38]

从第一次会议起，这个委员会就在争吵要不要按民族划界。委员会里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支持希腊的要求，美国人置身事外，观点温和，意大利人几乎拒绝所有事情。意大利不想在亚得里亚海正对面出现一个强大的希腊。毕竟这片海最窄的地方只有60英里（约100公里）宽，而环境极佳的天然港发罗拉就在阿尔巴尼亚海岸上，还有萨扎里岛（Sazzari，意大利称萨西诺岛，Sasseno）的保护，这块海域是意大利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果意大利能拿到这个岛和这个港，它就能把势力延伸到对岸，把亚得里亚海的入口紧紧地关起来。不过如果亚得里亚海东岸出现不友善的国家，意大利就要任人摆布了。当塞尔维亚提出拿走阿尔巴尼亚北部的一块土地时，意大利同样表示了反对。意大利在那里还有其他的利益要照顾，阿尔巴尼亚北部是信天主教的少数民族的聚集地，那里都是意大利语学校和意大利神父。在意大利看来，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占领整个阿尔巴尼亚，或者至少也要把大部分阿尔巴尼亚变成一个保护地。

在2月和3月期间，意大利同盟友的关系危机开始产生影响，委员会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两名意大利代表想拖延会议。他们说话模棱两可，威胁要退出委员会，称病缺席（委员会其他成员外出去巴黎餐馆吃饭的时候碰到了他们，场面很尴尬）。尼克尔森在报告中写道，这两人“就像小孩子，还是赌气的小孩子。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加以阻挠和拖延”
[39]

在辩论希腊对阿尔巴尼亚的要求时，众人首次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阿尔巴尼亚这个新成立的小国家，它到底能不能活下来。希腊用它自己那可疑的统计数字提出要求，索要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另外，巴黎和会上就没有什么简单的事情，这件事也一样，后面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意大利在巴尔干地区南部得到了土地，它会放弃在亚得里亚海北部的要求吗？希腊会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让步，从而交换小亚细亚吗？都有哪些地方适合自决呢？

可怜的小阿尔巴尼亚，它的敌人是那么强大而自己又没有什么朋友。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工业，也没有什么贸易，连条铁路也没有，铺设的公路总长也只有200英里（约320公里）。这个国家是战前出现的，谁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只知道它由奥斯曼帝国的四个行政区拼成。没什么外人去过那里；世界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历史，也不了解它的人民。在欧洲历史中冒头的阿尔巴尼亚人非常少——伟大的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rtian）和君士坦丁倒是阿尔巴尼亚人。按照有些人的说法，阿尔巴尼亚人是巴尔干伊利里亚人的祖先，他们被斯拉夫人慢慢地往南往西赶，赶到了交通最不便、最穷困的地方。当然，他们的语言和黑山、塞尔维亚、希腊这些邻居都不一样。在奥斯曼帝国里，这个地方的人因善战和美丽而著称。

历史和地理——杂乱的山川和峡谷从内陆一直延伸到海滨——在阿尔巴尼亚造就了无数部落之间以及对外界充满了猜忌。北方的盖格人（Gegs）与南方的托斯克人（Tosks）说不同的方言，习俗也不同。和巴尔干其他地方一样，历史早就让那里出现了宗教分歧：70%的人口是穆斯林，其中一些是逊尼派，一些是什叶派，还有少部分是德尔维希（dervishes）
[A7] 。基督教信徒是少数，北方信天主教，南方信东正教。这些人的日常生活遵守一套相当复杂的荣辱观。在一些地区，五个男人里就有一个因为世仇被打死。

步行或骑马进入阿尔巴尼亚的少数旅行者一般会爱上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拜伦就曾穿着阿尔巴尼亚的民族服饰画过像，可能还找了一个阿尔巴尼亚情人——从某种角度说，这是命中注定的。19世纪末，记者伊迪斯·杜勒姆在自己医生的建议下去了那里。她的医生说旅行对她的神经有好处，但医生没想到她会去阿尔巴尼亚。大战前，她从这个国家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通常是孤身一人，有时就只带一个仆人。阿尔巴尼亚人搞不懂这个奇怪的小矮子是什么来历，结果决定把她当成一位尊贵的男人。战争期间，沿着阿尔巴尼亚东部前进的英国士兵发现，遇人阻挡之时只要说上一声“杜-勒姆”，就畅通无阻了。
[40]

在杜勒姆第一次接触阿尔巴尼亚的日子里，正是民族感情激荡的时候。一位奥地利教授编写了一本阿尔巴尼亚语字典和语法书，这让有文化的阿尔巴尼亚人相信，他们可能真是一个民族。在多番讨论之后，阿尔巴尼亚人选择了拉丁字母，而没选希腊字母和阿拉伯文字。阿尔巴尼亚语的书籍出版了，有民间传说、历史，还有诗歌。阿尔巴尼亚语的学校也偷偷开设了起来。不过话说回来，在土耳其统治还相对宽松的时期，很多阿尔巴尼亚人还是愿意为奥斯曼帝国工作的，可以当战士，也可以当管理者。战前，青年土耳其党想要复兴奥斯曼帝国，采取高压手段，这倒是前所未有地刺激了当地人。民族主义者纷纷起义，把脱离奥斯曼帝国当成目标。海外最大的阿尔巴尼亚团体热情地提供了支持。

独立在这时候变成了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到了1912年，阿尔巴尼亚的邻国希腊与塞尔维亚似乎马上就要把奥斯曼帝国赶出欧洲，准备分割战利品了，但这并不符合大国们的利益，它们害怕巴尔干地区再爆发战争，于是便在1913年让阿尔巴尼亚建国了。这个国家的边界是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划定的，遭到了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的反对。当这个委员会到访阿尔巴尼亚南部的时候，一位眼尖的记者注意到，每个车站都有同一群人扛着“欢迎来到希腊城镇”的牌子出来迎接。希腊的临时占领军逼迫当地孩子唱希腊歌曲，命令户主把房子刷上希腊的国旗。即使是在撤军之后，希腊还是往当地偷偷运送非正规军队，试图挑动叛乱。

阿尔巴尼亚那短短的历史中没有什么快乐的时光。部族酋长、土匪、土耳其保皇派，以及希腊、塞尔维亚和意大利的间谍，都为了各自的目的同孱弱的中央政府对抗。有一个人站了出来：道貌岸然的埃萨德·帕夏·托普塔尼（Essad Pasha Toptani）。人们说，虽然这个人什么欧洲的语言都不懂，但是可以参透欧洲人的心意。他曾在斯库台（Shkodër，意大利称斯库塔里，Scutari）当过警察局长，为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人、黑山人（他们曾对阿尔巴尼亚北方有企图）以及意大利人等很多人效过力，但他把自己看得最重。同胞对他是又恨又怕。在托普塔尼想娶第二个妻子的时候（他是个很穷的穆斯林，但有时又能找到这个宗教的用途），他的第一个妻子威胁要毒死他，人们听说此事后对她赞不绝口。
[41]

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大国动用他们的智慧找来了一位德国亲王，维德的威廉
[A8] 。杜勒姆对他的评价是：“一根软棒子，既无精神也无策略也没手段，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
[42] 这位新国王的一个举动足以凸显他的愚蠢——让托普塔尼当了国防大臣。威廉在王座上坐了六个月便逃回了德国，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五派势力，每派都说自己是阿尔巴尼亚的合法政府。这时候大战已经爆发了，而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阿尔巴尼亚几乎立刻就被卷进了战争。意大利人穿过亚得里亚海来占领发罗拉，希腊人进入阿尔巴尼亚南部。塞尔维亚军队在1915年抵挡不住奥地利人，结果也跑到了阿尔巴尼亚。在塞尔维亚人前往亚得里亚海的途中，阿尔巴尼亚土匪不断骚扰他们，为两个民族相互猜忌的历史掀开了新篇章。
[43]

到战争结束之时，阿尔巴尼亚的大部分领土都被占据了，北方是塞尔维亚人，南方是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海岸线上的多数城镇归了意大利人，法国人进到了内陆，拿下了北面的斯库台与南面的科尔察的周边地区。法国人还插起了奇怪的旗帜：法国的三色旗做底，上面加了一个传统的阿尔巴尼亚图案。在南方，希腊人开设了学校，并在当地举行选举，选参加希腊议会的代表。塞尔维亚和希腊自信满满地谈论分割阿尔巴尼亚，根本没理会把发罗拉许诺给意大利的《伦敦条约》。（意大利在1917年曾试图夺走整个地区，但是在胁迫下放弃了。）不过《伦敦条约》暗示了另一种安排：让塞尔维亚、黑山、希腊三国分割阿尔巴尼亚，把中间的一个小附属国给意大利控制。
[44]

看到祖国危在旦夕，阿尔巴尼亚人想要团结起来。在191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该国不同地区的代表选出了一个临时政府，由一位老绅士、当过奥斯曼帝国外交官的图尔汉·帕夏（Turkhan Pasha）做首相，托普塔尼还玩着自己那套把戏，坚持要做阿尔巴尼亚的总统，不然就是国王。（他在战争期间花了不少时间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华丽的军服，上面挂满了自己颁的奖章。）临时政府派了一支由图尔汉担任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而托普塔尼则自说自话，与官方代表团吵得不可开交，指责他们勾结意大利人——这也算是五十步笑百步了。
[45] 不过，托普塔尼有个不利的地方，他不敢跨出酒店半步，因为想暗杀他的敌人实在太多了。

阿尔巴尼亚在海外的朋友尽量提供了帮助。这是一群形形色色的人，干什么的都有。其中一组人雇了一位有魅力的匈牙利贵族去游说美国人；不幸的是，他们最终发现，这位贵族一生的兴趣，以及他所有的谈话内容，都只和恐龙的牙齿结构有关。美洲泛阿尔巴尼亚联邦派出了一位美国传教士，这个人也没什么作用。之后，一个英国望族家庭的小儿子，奥布里·赫伯特（Aubrey Herbert），出场了。[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卡那封（Caernarvon）伯爵发现了图坦卡蒙的陵墓。]赫伯特战前在奥斯曼帝国待了很长时间，四处旅游。在那段时间里，各国的条件都非常差，也不安全，奥斯曼帝国算是旅游的好选择了。他能流利地讲几种语言，例如土耳其语和阿尔巴尼亚语，同时也是英国外交部一位不开薪水的特工。他就是约翰·巴肯小说《绿斗篷》（Greenmantle）里英雄的原型，一个“能被阿尔巴尼亚各式各样的匪徒称为生死兄弟的人”。阿尔巴尼亚人想让他来做国王，被他拒绝了，但是他建立了英国—阿尔巴尼亚协会，帮助阿尔巴尼亚独立。伊迪斯·杜勒姆就是协会的秘书。
[46]

最高理事会批准图尔汉·帕夏在2月24日发表意见。尼克尔森在报告中写道，这个人整日闲混，“显得非常苍老和难过。当他讲话时，最高理事会的十个人唏嘘嘲笑他。太令人痛心了。”
[47] 阿尔巴尼亚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巴黎和会，尤其是交到了美国人的手中。他们的书面声明写道：“相信威尔逊总统及其重要同僚们庄重且明确宣告的民族原则不是空口说白话，相信自己一直以来都被践踏的权利将得到尊重。”

阿尔巴尼亚人拿出了自己的统计数字，反对希腊人的领土要求。希腊说南方有12万名希腊人，而阿尔巴尼亚人只能找到2万名；宗教信仰也说明不了什么：基督徒也好，穆斯林也好，所有阿尔巴尼亚人都团结在一起，热爱他们的祖国，好几个世纪都是如此；希腊人称自己比阿尔巴尼亚人更文明，然而他们却做出了耸人听闻的暴行。塞尔维亚人也一样；在战争期间，阿尔巴尼亚人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去帮助协约国。阿尔巴尼亚不应该失去分毫领土。事实上，严格来说，它应当拿到塞尔维亚、黑山，以及希腊的部分领土，因为在那些地方阿尔巴尼亚人明显占多数。

阿尔巴尼亚的领土要求中包括科索沃，这是阿尔巴尼亚西北国界上一个相对繁荣的农业地区。据说，阿尔巴尼亚人“早在史前时期”就在那里了。也想要那里的塞尔维亚人在7世纪才到科索沃。此外，塞尔维亚自从1913年实际控制了科索沃之后，就犯下了累累罪行。如果还让阿尔巴尼亚人生活在塞尔维亚人的统治下，让人感到非常不安。
[48] （塞尔维亚人也这样说阿尔巴尼亚人。）

不管过去的是是非非（在巴尔干地区，过去的是非向来很难说清楚），阿尔巴尼亚人现在有个不错的理由：那里大多数是阿尔巴尼亚人。但是就科索沃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塞尔维亚人认为那里是他们的兰尼米德（Runnymede），是他们的福吉谷（Valley Forge），是他们的洛林。
[A9] 奥斯曼帝国在1389年击败塞尔维亚人，而后便将塞尔维亚人纳入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当时的那场战役就发生在科索沃。不过，矛盾的是，塞尔维亚人也把那次兵败当作胜利
[A11] ，几个世纪以来年年都要庆祝。传说有一位圣人化作一只猎鹰，给塞尔维亚亲王两个选择：一是在凡间赢得此役，一是在天堂获胜。亲王选择了后者，虽然他战败身死，但他得到了救赎，而虔信基督教的塞尔维亚人的救赎也得到了保障。豪斯的助手邦斯尔说：“该地区在13世纪就是大塞尔维亚帝国的一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现在应该重归贝尔格莱德吗？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应该交还给西班牙或墨西哥吗？我不知道。”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交换人口。“如果分歧各方都能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一切都好办，但不幸的是所有的专家都说这不可能。至少在这一点上各国专家达成了一致。”
[49]

科索沃问题在1919年没有成为一个问题，那时因为西方强国认为，不管是从东南西北哪个方向上说，都没有理由扩大阿尔巴尼亚的领土。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很弱，政府也很没用。50万名阿尔巴尼亚农民被塞尔维亚人或南斯拉夫统治，这有什么要紧？在之后的几年里，世界也只是偶尔听到几句抱怨的嘟囔。在国际联盟的会议上，阿尔巴尼亚的祭司抱怨，他们的学校一直被关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阿尔巴尼亚终于拿回了科索沃，但是在战争末期，南斯拉夫的新统治者铁托又把那里夺了回去。和后来发生的事情相比，铁托的统治算是相对较好的了。在巴黎和会结束的70年后，阿尔巴尼亚又重提当年对科索沃的领土要求了。
[A12]

希腊事务委员会没有理睬阿尔巴尼亚和它的要求，而是把多数时间用在了解决意大利与希腊相冲突的领土主张上。人们提出了各种方案：意大利可以托管整个阿尔巴尼亚，或者让希腊托管阿尔巴尼亚南部。法国人主要是想阻止意大利的扩张，表示南部的科尔察必须归希腊，理由是连接亚得里亚海沿岸希腊一侧与希属马其顿地区的唯一一条道路就通过那里。有传言说，希腊又开始了和意大利的单独谈判，想另外达成交易。
[50] 还有人说，意大利在为亲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黑帮提供武器。更有人说，如果不把科尔察给希腊，法国就要继续占领此地。通常担当仲裁者角色的美国人这次出奇地消极，或许是因为威尔逊的内部圈子正一心一意地忙着对德条约的事情，而且美国与意大利的关系正越来越坏。代表英国的尼克尔森在绝望之下抛出了一个荒唐的方案：分割阿尔巴尼亚，北面给塞尔维亚，中间建个穆斯林地区由意大利托管，南面由希腊治理，科尔察那里建一个阿尔巴尼亚中央大学，交给美国人保护。
[51]

阿尔巴尼亚人试图想收买一些大人物。收到大量请愿书的威尔逊告诉众人，阿尔巴尼亚人被意大利托管的想法吓坏了，或许他们应该独立。劳合·乔治答道：“我真不知道他们要怎么独立，他们只会互相残杀。”他表示，阿尔巴尼亚就像15世纪的苏格兰高地。威尔逊说：“不要说苏格兰山地的坏话。我的祖先就来自那里。”在四人理事会的层面上，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了。
[52]

一个更好说话的意大利新政府在1919年夏天出现了。它和韦尼泽洛斯达成了协议——韦尼泽洛斯自己也面临着压力，要解决希腊提出的那些有冲突的领土主张。他们达成的是那种老式的讨价还价的交易：意大利要支持希腊的领土主张，包括色雷斯地区；而希腊则要放弃小亚细亚南部那些意大利想要的地方。意大利要把多德卡尼斯群岛所有的岛屿奉还，除了最重要的罗得岛。（这种牺牲其实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大，因为意大利在这些地方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至于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同意希腊拿走南部。作为回报，希腊要承认意大利拥有发罗拉港、周边内陆，并托管阿尔巴尼亚的剩余领土。为了体现这种妥协的新精神，要修一条从发罗拉到雅典的铁路。其他国家几乎立刻提出了反对意见。法国表示，除非能达成一个更加广为接受的方案，否则拒绝撤出发罗拉。新成立的南斯拉夫对边界上出现了这么一大块意大利领土感到很不安。而且，如果说希腊和意大利能从阿尔巴尼亚分到一杯羹，那么南斯拉夫也想在北边拿到点东西。

谁也没想到，最后让这个计划泡汤的事情会发生在1920年2月。威尔逊费尽辛苦但没能让美国国会接受《凡尔赛和约》，不过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在一份笔记中写道，美利坚合众国没打算对阿尔巴尼亚人民行不义之事。到了当年春天，阿尔巴尼亚爆发了全面起义，反抗意大利的占领。意大利觉得这个代价太高了。8月，它准备签署一份停战协议，只给自己剩下那个面冲发罗拉港的萨扎里岛。一份意大利报纸评论道：“为了文明开化大业，为了我们的领土安全，千百万高贵而慷慨的意大利人抛头颅洒热血，花费数百万里拉，换来的却是如此惨痛的失败，太令人伤心了。”
[53] 法军撤出了科尔察，希腊和南斯拉夫也暂时放弃了自己的要求。国际联盟在1920年年末承认阿尔巴尼亚是个独立国家，边界几乎还维持着1913年时的样子。

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正应了那句谚语——“皮洛士的胜利”，巧的是历史上的皮洛士还就是一位出生在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国王。
[A10] 这个国家内部政局依然混乱。托普塔尼实现了自己做国王的梦想，但是没能坐上宝座。虽然有保镖和勃朗宁左轮手枪的保护，但他在离开巴黎大洲酒店的时候，被一名老政敌开枪打死。他的侄子索古（Zog）当上了国王，下令将刺客处死。

意大利从未彻底放弃自己的方案。在墨索里尼执政期间，意大利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意大利终于吞并了阿尔巴尼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当过教师、留学法国的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权。阿尔巴尼亚人反抗了多次，西方支持者也帮助索古国王复辟，但都没有什么结果，很大原因是英国情报机构的内鬼金·费尔比（Kim Philby），苏联在西方的头号间谍，背叛了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托普塔尼的侄孙，一个南非来的军火贩子，重登王位。

希腊在色雷斯地区的收获要大得多，韦尼泽洛斯几乎把整个色雷斯都要了下来。他用相当高明的手段篡改了统计数据，掩盖了那里的民族混居情况。东色雷斯或许是希腊人占大多数；而在1913年就属于保加利亚的西色雷斯，土耳其人的数量远超希腊人，比例接近3比1，而且那里还有相当数量的保加利亚少数民族。
[54] 事情变得尴尬起来：如果按照美国人一直青睐的民族原则划分，那么希腊就只能得到东色雷斯。西色雷斯就要归还土耳其；另一种方案则是让保加利亚留住西色雷斯，因为它需要那里的海港。意大利支持后一种方案，有传言称它正在与保加利亚政府密谋反对塞尔维亚。
[55] 不管采用哪种方案，希腊的主要领土与它的新省份东色雷斯之间都会插进另外一个国家。希腊人说，那里的保加利亚人，还有很多土耳其人，其实都是希腊人。一位代表向邦斯尔解释道：“他们都是如假包换的雅典人后代，而且那片土地上都是这种人；但是为了不惹怒周围那些狂暴的斯拉夫邻居，好让自己在平时过得安稳，创立事业，很多人都已经把母语全忘了。”希腊人还指出，即便退一步说，在西色雷斯是穆斯林占多数，不管是说保加利亚语的还是说土耳其语的，他们都更喜欢由希腊人管理。正好，韦尼泽洛斯炮制了一封来自当地穆斯林的请愿信，上面写着：“让我们在人能想象出来的最严酷、最无情的枷锁之下受苦，这是不公正的。这种枷锁就是保加利亚的统治。”
[56]

希腊人争辩道，不管怎么说，都不该考虑战败国的要求。韦尼泽洛斯准备让奥斯曼土耳其在色雷斯拿到一小条地方，好连接北部的君士坦丁堡。（当然，他希望这座城市和周边地区很快属于希腊。）至于西色雷斯，如果保加利亚能将这个地方整个让给希腊，不仅对巴尔干地区，对整个世界今后的安全都是有好处的。“如何让步都没有意义，保加利亚只有得到了整个巴尔干它才会罢休。保加利亚说要在巴尔干半岛获得绝对的领导权，为了满足这个野心它会利用一切机会。巴尔干地区的保加利亚，就相当于西欧的普鲁士。”
[57] 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喜欢保加利亚，他们同意了。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希腊都需要有一片陆地和东色雷斯连起来。

美国人和意大利人表示反对（美国人一谈到保加利亚问题就心软），说如果所有地中海港口都没有了，保加利亚经济上会遭受很大的打击。韦尼泽洛斯又像往常一样给出了答案：“民族原则应当优先于经济上的考量。保加利亚在黑海有很好的港口。”而且，他说道，如果考虑保加利亚过去的所作所为，它完全有能力在爱琴海建造潜艇基地，威胁希腊。如果保加利亚真需要一个出海口，希腊可以拨一个港给它用。（当这项条款终于开始起草的时候，保加利亚直接表示反对：“保加利亚要经过土耳其和希腊的领土才能到达出海口，这样不光是不实际，而且心理上也难以接受。”
[58] ）

虽然希腊事务委员会最终建议把色雷斯东西两部分都给希腊，但巴黎和会以方案不成熟为由暂缓做出决定，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命运还没有确定下来。（有人说到让美国托管。）1919年夏天，当色雷斯问题再度被提上巴黎和会时，美国已经放弃了托管君士坦丁堡的想法，并坚决反对希腊拿到西色雷斯。美国人认为应该让保加利亚留住那个地方，而这又让英国人很恼火。英国人指出，希腊的要求哪怕是只有一条被拒绝，它所提出的所有要求就都要重新审核。英国人现在非常担心希腊，因为后者在小亚细亚遇到了严重的麻烦。韦尼泽洛斯正遭受国内的攻击。他告诉劳合·乔治，如果没有货真价实的收获，他的地位就非常危险了。
[59]

美国在逐渐从欧洲撤军，这使得欧洲各国可以忽视它的意见。1919年11月，保加利亚签订了《纳伊条约》，丢掉了西色雷斯。保加利亚代表团最后又做了一次无用的恳求：“将西色雷斯从保加利亚划出，即便是在1912—1913年战争中击败我们的希腊人与塞尔维亚人也没有胆量做这种事情……这将进一步在地理上将保加利亚与法国以及各海洋大国隔绝。”
[60] 到了1920年，协约国把从土耳其那里拿来的东西色雷斯交给了希腊。希腊人安生享受收获的时间只有两年整。在南面的小亚细亚，残酷的现实正在碾碎“远大理想”。希腊的摊子扩张得太远了，也太大了，它这样做已经唤醒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力量。

[1] Petsalis-Diomidis, p. 109 and Appendix B.

[2] F. Lloyd George, p. 167.

[3] Petsalis-Diomidis, pp. 123, 135.

[4] Churchill College, Hankey diary, 17.10.18.

[5]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176.

[6] Alastos, pp. 11–12.

[7] Ibid., pp. 14–18.

[8] Ibid., p. 13.

[9] Clogg, p. 33.

[10] Petsalis-Diomidis, p. 17.

[11] Ibid., p. 187;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55/1/10.

[12] Petsalis-Diomidis, p. 177;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55/1/32, Venizelos to Lloyd George, 23.7.20; 92/12/1, interview between Lloyd George and Venizelos; FRUS, vol. 3, pp. 863–73.

[13] Magosci, p. 97.

[14] Smith, pp. 25–7.

[15] Petsalis-Diomidis, p. 679.

[16] Clogg, p. 89.

[17]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p. 1203–4; Dillon, p. 75.

[18] PWW, vol. 55, p. 266;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51.

[19] FRUS, vol. 3, pp. 859–66, 868–75.

[20] Churchill College, Leeper Papers, 3/8, Allen Leeper to Rex Leeper, 3.2.19.

[21] FRUS, vol. 3, p. 874.

[22] Stickney, p. 79.

[23] Duroselle, p. 777; P. Mantoux, vol. 2, p. 56.

[24] Smith, pp. 63–64; Goldstein, “Great Britain and Greater Greece,” p. 344.

[25] Goldstein, “Great Britain and Greater Greece,” p. 343; Churchill College, Hankey diary, 27.12.18.

[26]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204; Petsalis-Diomidis, p. 129.

[27] Smith, p. 253, n.

[28] Goldstein, “Great Britain and Greater Greece,” pp. 346–7.

[29]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1216.

[30] Smith, p. 18.

[31]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27;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55/1/10; Petsalis-Diomidis, pp. 72–3, 132–4.

[32] Alastos, pp. 188, nn. 1 and 2; Petsalis-Diomidis, p. 135.

[33] Petsalis-Diomidis, pp. 49–52, 76–8.

[34] Ibid., pp. 62–63, 116–18;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3/4/6, Hardinge to Balfour, 21.1.19.

[35]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8.1.19;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177;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4; Seymour, p. 56.

[36]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68.

[37] Stickney, pp. 88, 95.

[38] Petsalis-Diomidis, pp. 162–3, 164, n. 41.

[39]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Borden diary, 8.2.19;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p. 262, 266.

[40] Durham, pp. 246, 260–61; Shanafelt, pp. 283–300.

[41]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74; Durham, p. 181.

[42] Fitzherbert, pp. 125–6.

[43] Laffan, pp. 223–8.

[44] Dontas, p. 105; Stickney, p. 68.

[45] Stickney, pp. 91–2.

[46] Roosevelt, p. 95; Cannadine, p. 383; Fitzherbert, passim.

[47]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68.

[48] FRUS, vol. 4, pp. 111–6.

[49]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185.

[50]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60.

[51] Goldstein, “Great Britain and Greater Greece,” p. 348; Petsalis-Diomidis, pp. 150–1.

[52] P. Mantoux, vol. 1, p. 495.

[53] Stickney, p. 125.

[54] Temperley, vol. 6, pp. 39–40.

[55] Petsalis-Diomidis, p. 88.

[56]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180; FRUS, vol. 7, p. 397.

[57] FRUS, vol. 3, p. 866..

[58] Ibid., vol. 7, pp. 246, 379–80; Genov, p. 62.

[59] Helmreich, pp. 153–55; Goldstein, “Great Britain and Greater Greece,” p. 349;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92/12/1, interview between Lloyd George and Venizelos, 5 September 1919.

[60] Genov, p. 56

[A1] 即康斯坦丁一世（1868—1923）。——译者注

[A2] 原文为德文“welt-politik”。“世界政策”是德国在19世纪末的外交信条，取代之前的“现实政策”，含义是通过有侵略性的外交，把德国转变成一个世界大国。——译者注

[A3] 伯里克利（Pericles），古希腊知名政治家、演说家、将军。在他执政的年代，雅典进入全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取得了极大成就，思想家与艺术家辈出。这段时期也被称作“伯里克利时代”。——译者注

[A4] 德拉克洛瓦（Delacroix，1798—1863），法国画家。知名的画作包括《自由引导人民》《希阿岛的屠杀》等。——译者注

[A5] 16世纪和17世纪，奥斯曼帝国曾两度围攻维也纳，均未得手。——译者注

[A6] 坎特伯雷大主教是英格兰国教会的领袖。——译者注

[A7] 指伊斯兰教中靠乞食为生的修行者。——译者注

[A8] 维德的威廉（Wilhelm of Wied，1876—1945），新维德王室的成员。这个王室统治着德国境内的一个小附属国，该国后来被普鲁士吞并。——译者注

[A9] 这三个地方在各自的国家中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洛林对法国（或德国）的意义不再赘述；兰尼米德位于伦敦附近，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时期，国王经常在那里议事；福吉谷则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大陆军冬天扎营的地方。——译者注

[A10] “皮洛士的胜利”可以简单翻译成“惨胜”。公元前281年，希腊一城邦遭到罗马人的攻击，遂向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求援。皮洛士发兵横渡亚得里亚海两次击败罗马人，但自己的军队也蒙受了重大损失。——译者注

[A11] 1389年的科索沃之战十分惨烈，双方最高统帅塞尔维亚的拉扎尔亲王与土耳其苏丹穆拉德均在此役中丧命。虽然奥斯曼帝国军队全歼塞尔维亚军，但自己也是元气大伤，继续前进的计划也被拖延。——译者注

[A12] 科索沃在2008年宣布独立，阿尔巴尼亚是首批承认该国的国家之一。塞尔维亚虽然承认科索沃民选政府对该地区的管辖权，但还是将其称作一个自治省。——译者注

第26章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

与巴黎相距甚远的欧洲东南角，另一座大城市在哀叹过去，同时也在焦虑地思考着未来。这座城市被希腊人和罗马人尊为拜占庭，被和平缔造者们称为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叫作伊斯坦布尔。荣光的拜占庭帝国曾把此地定为首都，1453年之后，它又成了胜利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现在轮到奥斯曼帝国走下坡路了。这座城市缺少燃料、食物与希望，却挤满了难民和败兵。这些人的命运乃至整个帝国的命运，似乎都要仰仗巴黎和会了。

历史的大幕拂过君士坦丁堡，留下了众多的教堂、清真寺、壁画、马赛克图案、宫殿、大棚市场和渔村。巨大的城墙见证了欧洲和东方的入侵者——波斯人、十字军、阿拉伯人，最后是土耳其人。1453年，眼见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了整个帝国，拜占庭的末代皇帝决定在这里自尽。这座城市的街道下面埋藏着残破的遗迹；在有希腊柱或罗马柱支撑的拱顶的地方，就有墙壁、拱顶、走道和一个巨大的拜占庭式水塔。再往上，就是清真寺的尖塔——其中一些曾是基督教的教堂，例如圣索菲亚清真寺——还有挤在城市高地上的热那亚巨塔。脏乱但宏伟的旧城斯坦布尔（Stamboul）与更加宽敞更现代的外国人居住区隔岸相望，中间是深深的金角湾（Golden Horn）。这是一座有太多记忆和太多人口的城市。

旧城本身三面环水，西北方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向北延伸到黑海，对着俄罗斯和中亚；西南方是马尔马拉海，通往达达尼尔海峡和地中海。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座城市，也是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这么重要。从伊阿宋出海、亚历山大大帝在附近大胜波斯人的古代，到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与德国威廉二世都想得到此地的近代，亘古通今，这座城市一直都是个战利品。

19世纪的外交多涉及此种重要水路的争夺。俄国渴望得到不冻港，好通往世界各大洋；英国则支撑着衰弱的奥斯曼帝国，好把俄罗斯牢牢地控制在黑海。（只是在战争最绝望的时刻，英国人才做出让步，让俄国控制了这里的海峡。不过幸运的是，由于1917年的革命，俄国没法真正收取自己的战利品。）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祖辈一度兵临维也纳城下，但如今他们什么办法也没有。就连大战前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叛乱，也无法阻止国运下滑。他们的帝国在缩小，无论是在巴尔干还是北非都一样。

1914年，奥斯曼帝国的领导人决定对抗俄国，而俄国已经和他们的老朋友英国结了盟，于是他们站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一方，走进了战争。这是一次失败的赌博。如果考虑到它那相对孱弱的国力，奥斯曼帝国在打仗时还是十分勇猛的。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加里波利，原以为可以迅速解决战斗的协约国军队被土耳其士兵狠狠地羞辱了一番。但是到了1918年，奥斯曼帝国的好运气用尽了。保加利亚在9月崩溃，导致君士坦丁堡西侧门户洞开，而英国与印度军队又从南面和东面蜂拥而至。地中海东岸集结了无数艘协约国的战舰。只有东北边境一时还算平静，因为旧俄罗斯帝国正在瓦解，但奥斯曼帝国太虚弱了，没法从宿敌那里得到什么好处。这个帝国在战前就一点点地破碎掉了，现在更是像雪一样消融了。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巴勒斯坦，从叙利亚往南到阿拉伯半岛，整个阿拉伯领土都没了。在黑海东面，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这些俄国的边境地带的臣民都闹着建立新国家。一位美国外交官在报告中写道：“土耳其人从总体上说是失去了希望，只等巴黎和会的结果。”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他们也盼着得到美国人的拯救：好歹把东色雷斯和安那托利亚这些说土耳其语的地方用民族自决拯救出来。
[1] 在君士坦丁堡，知识分子甚至成立了一个“威尔逊原则社团”（Wilsonian Principles Society）。
[2]

带领帝国走入战争的人在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就辞职了，坐着一艘德国战舰跑了，留下一个照管烂摊子的政府。这个政府派人向英国送话，说想要和平，英国政府很快便同意开启对话。他们把爱琴海岛屿穆德洛斯（Mudros）选为对话的地点，部分原因是不想让法国人插手。虽然英国人在停战协议的问题上咨询过法国人，但他们又表示由于奥斯曼帝国是先联系他们的，所以处理谈判是英国的责任。这种理由没有什么说服力，法国政府和穆德洛斯岛上的法国海军上将都提出抗议，但是没什么作用。所有谈判都是由英军指挥官、海军上将亚瑟·考尔索普（Arthur Calthorpe）负责的。
[3]

带领奥斯曼帝国代表团的是侯赛因·劳夫（Hussein Rauf），海军里一位年轻的英雄，也是新上任的海军大臣。10月28日，土耳其人登上了考尔索普的旗舰“阿伽门农号”（Agamemnon ）。双方礼貌地进行了对话，谈判气氛甚至可以说是友好的。劳夫觉得考尔索普这个人很诚实，说话也很实在，而且考尔索普还承诺，英国会宽容对待帝国现在仅剩的地区，也就是土耳其，这也让劳夫感到了一些安慰。英国人指出，君士坦丁堡应该不会被占领，土耳其最担心的希腊军队和意大利军队也不可能获得登陆的许可。劳夫回去后对一名记者表示：“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会有一个敌军士兵在我们的伊斯坦布尔登陆”，英国人接待他们的态度特别好，“我们达成的停战协议要好于此前的预期”。虽然他们接受了英国人提出的所有条款，但是劳夫相信考尔索普，后者承诺过不会随意滥用停战协议条款。英国人只对海峡自由通航的事情感兴趣，为什么他们要占领君士坦丁堡或者其他地方呢？劳夫告诉自己，毕竟英国人已经得到了阿拉伯那里的领土，“从他们国家的利益来看，我想不出来他们还想要别的什么地方，或是想去占领别的什么地方”
[4] 。

两人于10月30日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还满心欢喜地举起香槟酒庆祝。“阿伽门农号”的舰长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劳夫“非常感激地对我说了一番话，谢谢我的热情好客，也谢谢我只把他看作名义上的敌人”。劳夫还说，舰长双胞胎儿子的照片一直在激励着他。“这话说得多好啊。”
[5]

签署停战协议的消息传回伦敦，英国内阁也很高兴，开始讨论如何“按照东方的思维方式”去占领君士坦丁堡。英国人和盟友非常想要严厉地执行停战协议：所有土耳其军营都要投降，所有铁路和电报都要由协约国掌管，土耳其港口也要供协约国战舰使用。停战协议中的第7条内容很简单，但是最厉害——“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协约国有权占领任何战略要地。”多年之后劳夫回首往事时说道：“我们国家的人普遍相信，英格兰和法国是重视书面契约、遵守承诺的国家。我当时也是这样认为。我们信错了人，这实在是个耻辱！”
[6]

远在南方，即在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地方，劳夫的一位朋友写信给他的政府。此人也是一位战争英雄，名叫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他在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请允许我真诚并坦率地指出，如果我们遣散军队，满足英国人的一切要求，而不采取措施结束对停战协议的误解与误读，那我们将无法阻止英国人贪婪的企图。”
[7] 凯末尔急匆匆地北上前往君士坦丁堡。从知名政客到苏丹本人，他向自己能见到的所有人大声呼吁，要求建立一个强势的民族主义政府，抵抗外国人。同情他的人不少，但苏丹本人更愿意顺着协约国的意思来。1918年11月，苏丹解散了议会，想用自己的人来管理国家。

曾经诞生过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的伟大苏丹血脉延续到穆罕默德六世（Mehmed VI）时已经没落了。这位苏丹主要的成就是使三兄弟的统治延续了下来：一个兄弟变成疯子被废黜了。继任者是个偏执狂，很残忍，也很害怕有人杀他，每次抽烟的时候，都要找个太监先吸第一口。这位胆小的老男人一直把王位坐到1918年夏天。穆罕默德六世是个神志健全的人，但是他的小脑袋里能不能装下这么多道理是个问题。他对自己接任苏丹一事很是不安，他对一位宗教领袖说：“我很困惑。为我祷告吧。”
[8]

这个苏丹的权力曾让世界颤抖，但现在已经日薄西山了。美国代表报告称，这个政府的命令“一般都能传达下去，但是地方上很少考虑。整个小亚细亚的公共安全状况非常糟糕”
[9] 。虽然一开始君士坦丁堡并未被正式占领，但协约国的士兵与外交官“到处都是，都在建议、命令、推荐”
[10] 。协约国的战舰挤在海港里，远看上去就像一块大铁板。苏丹说道：“我不舒服，不能往窗外看。我讨厌看到它们。”凯末尔的想法不一样：“他们怎么来的，就得怎么走。”
[11]

凯末尔是个旁人参不透的、勇敢的、坚毅的、危险的人物。直到今天，他的画像在土耳其也是随处可见。画像上的他有一双蓝眼睛，投射出灼人的目光。停战协议签订的四年后，他会狠狠地羞辱英法，还会建立起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土耳其。11月10日是他的逝世纪念日，也是土耳其国家纪念日。他的朋友和敌人都发现，他这个人很无情。他给几位旧同事安上了叛国的罪名，劳夫也是其中之一；他也很有魅力，这是接触过他的女性的评价。孩子们喜欢他，他也喜欢孩子们。他总是说，伟人的子孙都会堕落，所以他没有孩子。他拥有理性而科学的头脑，但后半辈子对信仰灵知论
[A1] 越来越感兴趣。他不允许安卡拉的广播台播放传统的土耳其音乐，而他和自己的朋友却可以听。他想解放土耳其妇女，然而他以穆斯林仪式与唯一的合法妻子离了婚。他是个想强令民主存在的独裁者。他在1930年建立了一个反对党，亲手挑选了党首。当反对党真正开始反对他的时候，他又把这个党禁了。他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但遵循自己那一套公平准则。他的属下知道，他喝酒常会喝到半夜，这时候他下达的任何命令都可以不去理睬。
[12]

这个创建了土耳其的人出生在奥斯曼旧帝国的边陲地带，一个叫作萨洛尼卡的地中海港口城市。他的母亲是位农民，不怎么识字，也不会写字，父亲是个不成功的商贩。和奥斯曼帝国一样，萨洛尼卡也有来自各个民族的人，就连码头工人里都要说六种语言。萨洛尼卡城中一半是犹太人，其余的则是土耳其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
[13] 西欧人掌管着那里的商贸活动，就像奥斯曼帝国由欧洲民族主宰一样。

凯末尔很小就蔑视宗教，这种看法伴随了他一生。伊斯兰教——以及它的领袖及圣人——就是“一把毒匕首，插在了我的人民的心上”。有一天晚上，还是学生的凯末尔看到伊斯兰教长和修行者狂怒地鞭打人群。打那以后，他就厌恶这种原始的狂热。“在科学、知识、文明照耀世间各个角落的今天，我怎么能相信在土耳其的开化社会里，还有如此原始的人，要依靠某位教长的指引来追求自身物质与精神的幸福。”
[14]

尽管母亲反对，凯末尔还是坚持在军校接受教育。当时的军校不只培养将官，还是播种民族主义与革命观点的中心。凯末尔在数学和政治上特别有天分。为了阅读伏尔泰、孟德斯鸠这些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他还学习了法语。在19岁的时候，他获得了君士坦丁堡步兵学院的入学资格。他发现，这个首都是世俗化的、多元化的。这座城市只有不到半数人口是穆斯林。
[15] 余下的人里有西班牙裔犹太人，他们的祖先是几个世纪前就从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跑出来的；有逃离沙皇统治的波兰爱国者；有信仰东正教的亚美尼亚人、罗马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希腊人。虽然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四个世纪，但当地的商贸还是由希腊人主导。（即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商会里超过一半的成员还都用希腊名字。
[16] ）欧洲人掌管最重要的工业，西方借债人监督着政府的财政，保证其有偿还能力。奥斯曼帝国现在太羸弱了，以至于不得不给西方人特权，使其不必缴税，也不必接受法庭的判决。一位土耳其记者伤心地写道：“我们的商业，我们的贸易，甚至连我们那破旧的小屋子，都给了外国人。我们仅仅是旁观者。”
[17]

凯末尔去的那所步兵学院在金角湾北岸，属于城市中较新的区域。那里有宽阔的街道、煤气灯、剧院、咖啡馆、商会、银行，衣店出售欧洲最新潮的服饰，就连妓院里的粉红色缎面沙发也和巴黎的差不多。凯末尔以极大的热情四处逛游，喝酒嫖娼，看了许多的书，但他对君士坦丁堡的看法总是那么矛盾。这个地方有很多乐子，但是对政府来说很危险。
[18] 后来他把首都搬到了远在内陆的那个没什么名气的城市，安卡拉。

和1914年前的很多年轻军官一样，凯末尔也参加了一些秘密社团，这些社团都立誓要给这个帝国一个现代的制度。他对1908年的革命也抱有希望，但那次革命没能让帝国强大起来，这让他很失望。
[19] 在1908年，奥地利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而保加利亚宣布独立。在1911年，欧洲大国中最弱的意大利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夺走了利比亚。在1912年和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后，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以及部分色雷斯地区，还有萨洛尼卡，都从帝国的版图中消失了。到了1914年，整个帝国的欧洲部分，那个曾经延伸到匈牙利的欧洲部分，被压缩成了色雷斯地区的一块小飞地，挤在保加利亚下面。6年时间，奥斯曼帝国丢掉了42.5万平方英里（约1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大战爆发之时，凯末尔正在保加利亚过着悠闲的外交官生活。他在索非亚第一次看了歌剧；15年后，他在新首都安卡拉的规划中增加了一所歌剧院。他还去舞厅跳了舞；后来在他的新共和国中，公务员在官方舞会上必须跳舞，因为“这是西方人的做法”。
[20] 在1915年年初，他受命指挥一个师，去防御加里波利半岛。协约国在加里波利荣誉扫地，这都是拜他所赐。就像英国正史作者后来写的那样：“在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师的指挥官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在三个不同的场合下，极大地影响了一次战斗的进程，或许更是改变了一场战役的命运，乃至一个民族的宿命。”
[21]

在战争末期凯末尔发现，君士坦丁堡已经远不是他记忆中的那座城市了。那里没有煤烧，也没有什么食物。一个土耳其人回忆道，那时候自己的母亲要费尽千辛万苦养活一家人，“我们觉得自己永远在吃小扁豆和卷心菜汤，还有又干又黑勉强叫作面包的东西”。政府破产了。由于津贴根本不值几个钱，有名的军官在街头摆摊卖柠檬。而且涌入这里的难民越来越多：躲开内战的俄国人、想寻求庇护所的亚美尼亚人，还有从中东和欧洲逃难来的土耳其人。到1919年年末，这座城市大概有10万人露宿街头。真正过得好的土耳其人只有黑市商人和罪犯。谣言在市内疯传：有一天，大批人群冲向圣索菲亚清真寺，因为据传那里又要挂上基督教的大钟了。
[22]

当地的希腊人陶醉在恢复希腊统治的希望中，到处悬挂着蓝白条的希腊国旗。一个大广场上还竖起了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的巨幅画像。希腊牧首向巴黎发出了咄咄逼人的要求，一边谴责土耳其人，一边要求将君士坦丁堡重新划给希腊。牧首办公室告知希腊基督徒，不要与土耳其当局合作。一位英格兰外交官说道，希腊人“真是目空一切啊”
[23] 。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当街和土耳其人扭打起来，逼着他们摘下头上戴的毡帽。

协约国派出了更多的军官和官员，来监督停战协议的执行。一个年轻的英格兰人回忆道：“人都活得很恣意，放浪形骸。小餐馆里全是喝酒跳舞的人。”在夜店里，白俄罗斯人唱着忧郁的歌曲，年轻漂亮的难民卖身挣饭钱。你可以骑着摩托艇横渡马尔马拉海，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那一侧骑马打猎，再花点小钱买些精美的古董。
[24] 协约国私下里划分了君士坦丁堡的势力范围，接管了那里的大部分行政工作：他们掌管着当地的警察，建起了自己的法院。当土耳其媒体抨击这些客人时，协约国把媒体审查工作也要了过来。协约国在1920年3月宣布正式占领君士坦丁堡——其实宣不宣布都没有多大区别了。

在这座城市之外，协约国的军官散布到了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地区，去监视投降者。法国人占领了南部的重要城市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今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并在1919年年初向内地进发。从整个地区来说，英国人更受欢迎。南方就有位女士评论道：“英国人派来的是‘勋爵’的儿子，而法国人派来的是自己的男仆。”
[A2]
[25] 苏丹政府就像它那个徒有虚名的主子一样，懦弱而颓丧，什么也没做，只想取悦协约国。

协约国没心情收下这份好心。有些人，例如掌管英国在东方的政策的内阁委员会要员寇松，就认为是时候割掉“这块毒害欧洲人的烂疮了”。他觉得是君士坦丁堡传播了腐败、难以形容的恶行，以及阴谋诡计，传染了无邪的欧洲人。巴黎和会就是一个机会，可以一劳永逸地切除这个罪恶之源。“对所有相关的人来说，欧洲的土耳其人向来就是不曾消弭的罪恶。我是不知道，在近500年的时间里，出现在欧洲的土耳其人或其他什么人带来过一丁点的好处。”虽然身为历史系学生的寇松按理说知道的应该多一些，但他还是说道：“事实上，他们带来的只有暴政、压迫、阴谋和大屠杀，即便是在东方世界的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
[26] 他的首相持相同看法。和很多自由派一样，劳合·乔治也把格莱斯顿对土耳其人的憎恨继承了下来。

问题是，要拿什么来取代奥斯曼帝国呢？英国仍然不希望敌对国家的战舰使用那里的海峡。它还需要保护苏伊士运河一线到印度的通道。而且还有一个新的因素要考虑：从波斯和奥斯曼帝国摩苏尔运来的石油变得越发重要。英国不想独自担负维护地区和平的重任，希腊当然也担负不了。从另一方面来说，英国又不想让其他的大国插手，比如说法国。毕竟这两个国家交恶了好几个世纪，把仗打到了欧洲、北美、印度、非洲，以及中东。相比之下，两国的友谊才是新事物。虽说这份友谊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但没人知道它能不能经受住和平的考验。两国在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部分已经有不愉快了。英国真的想让法国军舰停泊在地中海东岸吗？让海岸上布满法军的基地吗？寇松当然不会这样认为：

我的政治生涯有很大一部分和法国的政治野心有关联。在突尼斯，在暹罗，在几乎所有法国控制的偏远地区，我都见识过这种野心。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我们和法国人结盟，我希望这种结盟状态持续下去，但他们的民族性格与我们的是两码事，而且他们的政治利益与我们的在很多方面有冲突。我很担心未来我们最害怕的大国就是法国。

他继续说道，让法国在中东获得影响力是个大错误。“法兰西是个组织能力很高的国家，它的想象力无边无际，而且还很大胆，何况还有能力对付东方的民族。”
[27]

法国人同样也不相信英国人。而且，从保护基督徒同伴到大量的法国人投资，法国在奥斯曼帝国有很大利益。
[28] 不过，对法国来说，发生在奥斯曼帝国或巴尔干地区的事情的重要性远比不上德国问题。不管殖民游说团体怎么说，克列孟梭是可以向英国妥协的，因为在欧洲事务上他需要英国的支持。虽然他的确不想看到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完全消失，但他对希腊在那里的领土要求也没有强烈的意见——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就欧洲部分来说，他支持希腊在色雷斯的领土主张。
[29] 如果希腊能驳回意大利的要求，那对法国来说更是好事一桩。
[30]

在战争期间，英、法、俄三国曾就奥斯曼帝国的未来讨论过很多次。1916年时，英国代表马克·赛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与法国代表乔治·皮科（Georges Picot）曾定过协定，他们两个国家要分割阿拉伯语地区。而且在讲土耳其语的部分，法国要拿到从叙利亚向北延伸至西里西亚地带。俄国人已经得到了承诺，可以吞并君士坦丁堡和附近的海峡，所以他们同意了英法的安排，不过条件是要让俄国拿到与俄国高加索山区边界相邻的土耳其省份。布尔什维克政府决定与同盟国议和，这就等于是退出了这一协定。英法现在成了中东地区的主要势力，在战事结束之际，这两国便开始怀疑起对方了。

在10月30日的最高理事会上，由于英国坚持要单独和土耳其进行停火谈判，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生气地吵了起来。豪斯在报告中写道：“骂来骂去，就像两个泼妇。”
[31] 劳合·乔治对克列孟梭说：

除了大不列颠，其他人在远征巴勒斯坦的时候就派了点黑人军队。法国政府如此小气真是让我没想到。现在在土耳其人的土地上，英国人有50万名左右的士兵。英军俘虏了四分之三的土耳其陆军士兵，和土耳其人打仗的时候折损了成百上千人。其他政府就派出那么几名黑人警察来监督我们，怕我们偷了圣墓教堂！结果等到签订停战协议的时候，大家都大惊小怪了。
[32]

正如克列孟梭后来指出的那样，这种说法并不公平，因为英国人在西线投入的兵力相应地就少了。克列孟梭说：“我在过去和现在都这样认为，如果你派到那儿的白人军队能用在打德国人的地方，战争就可能早结束几个月。”
[33] 不管怎么说，法国人还是在停战协议的事情上让步了，就像毕盛说的那样：“在和英国打交道的时候，法国政府向来就本着能让就让的精神。”
[34] 不过到了分配战利品的时候，这种精神就看不太出来了。

直到1919年1月30日，和平缔造者们才想出了解决奥斯曼帝国问题的办法，而且是在费劲地讨论如何托管前德国殖民地的过程中才想出来的。劳合·乔治之前花了一周时间，说动了美国人和不情愿的自治领同意他的想法，现在他提了一下奥斯曼帝国，说这就是个需要托管的例子。他说，因为土耳其人管理属民的方式太恶劣了，所以他们必须放弃所有阿拉伯领土，也就是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既然阿拉伯人有文化无组织性，那他们就需要外部的指引。而且奥斯曼帝国也应该放弃东北边界的领土。因为他们曾对亚美尼亚人做过耸人听闻的坏事，很明显应该有一个亚美尼亚人的国家，或许可以成为外部势力的托管地。在亚美尼亚南面，或许还该建一个库尔德斯坦。这样就还剩下土耳其语地区的领土、欧洲的一小条领土、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海峡，以及小亚细亚的安那托利亚。劳合·乔治轻松地说道，这些地方都可以“按照战时的贡献”来分配。（他没有提到从小亚细亚海岸延伸至内陆那些划分好、已经承诺给法国、意大利、希腊的土地。）

劳合·乔治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不能让这个帝国中众多的团体互相攻击。英国人不想担这个责任。劳合·乔治指出，协约国军队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境内，总数超过了100万人，而现在是英国在给他们付账。“如果要把军队留在那儿，留到与土耳其签好和约，留到国际联盟成立并开始正常运转，并能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代价会非常巨大，将是无法承受的。”
[35] 他必须给英国议会一个答复。

劳合·乔治希望威尔逊能明白这个暗示，让美国发挥托管的作用，至少把亚美尼亚和海峡托管下来。
[36] 要是美国人能负责整个土耳其地区，那就更好了。豪斯自然暗示有这种可能。
[37] 然而，除了同情土耳其人之外，美国人在对奥斯曼帝国的问题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美国新教徒传教士自19世纪20年代就在奥斯曼土耳其活跃地传教，他们描述的是一个政权破产的悲惨场面。他们的许多工作都是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所以他们有战争中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在美国国内，针对亚美尼亚的救济行动已经筹集了数额可观的资金。
[38] 豪斯兴高采烈地和英国人谈起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方法，威尔逊也确信这个国家将彻底消失。
[39]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不曾对奥斯曼帝国宣战。这导致在决定奥斯曼帝国命运的时候，美国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上。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只有一条模糊地提到了这个问题：“目前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语地区，它的主权应当得到保障，但是现在生活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其他民族，他们的人身安全无疑也应得到保障，而且他们还应该拥有不受任何干扰的自治发展的机会。”那么哪里算是土耳其部分呢？谁可以自治发展呢？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还是分散在各处的希腊社团？

由美国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在1918年12月曾写过一份备忘录，里面提到，既要保证公正地对待土耳其人（未定义），同时还必须把被统治的种族从压迫和暴政中解放出来，这里面的意思就是亚美尼亚人将获得“自治”和阿拉伯人将得到“保护”。
[40] 从另一方面来说，1918年10月发布的“十四点计划”官方说明谈到了国际共管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或许可以在小亚细亚海岸上建一个希腊托管地，也就是那些希腊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但统计数字是不正确的，这并非事实）；或许可以让美国托管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甚至是巴尔干地区的马其顿。
[41]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人们普遍认为，美国至少要托管亚美尼亚和海峡。
[42] 这并不能令每个人都满意。已经摆脱了俄国威胁的英国海军上将们不想看到在地中海东岸出现一个强大的美国。
[43] 英国印度事务部也有担心。穆罕默德六世不仅仅是奥斯曼苏丹，他还是位哈里发，是最接近全体穆斯林精神领袖的一个人。把他赶出君士坦丁堡，甚至是把他置于外国势力的看管下，可能会惹恼印度的穆斯林。
[44] 劳合·乔治没有理会他们的反对意见。
[45]

就和多次出现过的情况一样，巴黎和会总是要把难解决的问题拖延下去。在1月份的那次会议上，威尔逊建议军事顾问算一算，占领土耳其领土的负担要怎么分配才合适。劳合·乔治说：“这样问题就搞清楚了。”当然，这不可能。报告反馈后，众人在2月10日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决定等到第二天再议。但是事实证明，第二天的比利时边界问题要比这有意思得多。
[46]

2月26日，一个亚美尼亚代表团出现在了最高理事会面前，和平缔造者们这才想起来奥斯曼帝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代表团里的巴高斯·努巴尔·帕夏（Boghos Nubar Pasha）
[A3] 是个优雅、家境富裕、谈吐有致的人。他的父亲曾当过埃及首相。另一位成员艾维缇斯·阿罗尼恩（Avetis Aharonian）出生于高加索地区，很顽强，是位愤世嫉俗的诗人。巴高斯代表流散的亚美尼亚人，艾维缇斯代表俄国、波斯、土耳其三国交界地带山区的本土人。他们用了一套人人都熟知的套路来陈情：先引用历史——亚美尼亚人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个世纪，亚美尼亚人的基督教信仰从未动摇；再讲他们对协约国的贡献（有些亚美尼亚人曾在俄国的军队中作战）；接着讲协约国的承诺。和其他代表团一样，他们也要求得到一大片领土，向南向西延伸，从高加索山区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比较反常的是，他们要求得到外国的保护，鉴于他们的过往和邻国，这是个很明智的要求。
[47]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美国身上。一位美国专家说：“几乎是整整一天，这群留着胡子、穿着黑衣的亚美尼亚人一直难过地围在美国代表团身边，或者难得一见的总统身边，叙述着他们祖国的悲惨情形。”
[48]

亚美尼亚人给和会带来了一段悲情十足的历史：从1375年最后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人国家被征服，到1918年春民族主义势力在曾经是俄国的领土上宣布建立亚美尼亚共和国，他们一直生活在外族的统治之下。俄国人在19世纪初南下进入高加索地区，这以后亚美尼亚人的领土就被俄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瓜分了。亚美尼亚人多是纯朴的农民，他们变成了俄国人、土耳其人，或者波斯人，但是当民族主义和自决的概念向东传播的时候，重建亚美尼亚民族的愿景树立了起来。基督徒、世俗派、保守派、激进派、亲土或亲俄的人士，各自的想法都不一样，他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亚美尼亚的概念。尽管如此，他们的愿景仍在不断增强。然而不幸的是，在世界上的那个地方，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并不是唯一的民族主义。

希特勒曾嘲笑地问道：“今天谁还记得亚美尼亚人？”而在巴黎和会上，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暴行仍备受关注，而且世界也还没有变得习惯去尝试灭绝民族。那场杀戮始于19世纪90年代，旧政权野蛮地对待敢于反抗它的任何团体。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和当地的库尔德人——后者已经觉醒为了一个民族——在亚美尼亚人的村庄里胡作非为。青年土耳其党在1908年执政后，承诺要开启一个新时代，说要建立一个世俗的、多民族共存的国家，但他们也梦想要把中亚其他的土耳其人群联系起来。在这个泛土耳其的世界里，没有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徒的立足之地。

青年土耳其党自1913年起就控制了君士坦丁堡。当奥斯曼帝国参战的时候，该党的三巨头之一，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往东面派出了大量军队，去攻打俄国。这种战略在1915年迎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俄国人歼灭了一大股奥斯曼帝国的兵力，而且还打算向安那托利亚进发，而这时候又正好赶上协约国在西线的加里波利登陆。三巨头下令将亚美尼亚人从安那托利亚东部赶出去，理由是这些人是叛徒或者可能成为叛徒。很多亚美尼亚人在还没来得及离开之前就被杀掉了，其他人则在被迫向南迁移的途中死于饥饿或疾病。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是不是种族灭绝呢？这一点在今天仍有很多争议。同样说不清楚的还有死亡人数，从30万到150万什么说法都有。
[49]

西方民众震惊了。在英国，从阿盖尔公爵到年轻的阿诺德·汤因比，亚美尼亚的事业得到了一干人的支持。英国的小孩子在剩饭的时候，家长就会告诉他们，不要忘了挨饿的亚美尼亚人。在美国，救济行动筹集了巨额资金。克列孟梭为一本披露暴行的书作序。他写道：“在20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在离巴黎只有五天路程的地方，难道真的有人能不受惩罚地犯下暴行，让恐惧笼罩一方土地——即便是在最野蛮时代，人也无法想象出这种事情。”通常都很克制自己情绪的蓝辛给威尔逊写信，说他强烈支持亚美尼亚人，“为这次战争著史，这就是最黑暗的一页”。奥兰多惊呼：“告诉亚美尼亚人，他们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劳合·乔治做出承诺，亚美尼亚人永远不会再陷入土耳其“惨无人道的暴政”。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英国所有的党、所有的政治家都牢牢铭记，如果我们击败了这个无人性的帝国，那么我们就要为缔造出来的和平加上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把亚美尼亚人从血腥的恶政中拯救出来，让他们永远不受恶贯满盈的土耳其人的玷污。”
[50]

尽管都是真挚的情感，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在巴黎和会上，哪怕是原则上再真诚的协议，只要面对其他的考量，它也会变得含糊起来。亚美尼亚太远了，周围都是敌人，协约国在那个地区无兵可用。在资源极度紧张的时候出兵援助，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承诺啊：那里的铁路损毁严重，公路又十分原始。另外，远水不救近火。俄国人，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都在向南前进，他们不会容忍高加索地区出现亚美尼亚或是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在亚美尼亚的另一边，土耳其人正因为损失了领土而恨之入骨。而且，亚美尼亚提出领土要求就意味着土耳其还要遭受更多损失。

在巴黎，亚美尼亚的朋友们态度温暾，踌躇不决。英国人发现托管亚美尼亚对自己来说有一定好处——的确是有好处的：可以保护从里海巴库（Baku）到黑海巴统（Batum）的石油供给线路，而且还能在布尔什维克和英国中东属地之间打造一道壁垒。
[51] （英国人想象中最可怕的事情便是布尔什维克与复苏的伊斯兰世界携手推翻大英帝国。）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如陆军部反复强调的那样，英国的资源已经捉襟见肘了。法国外交部则从自己的角度考虑，设想在法国的保护下建立一个大亚美尼亚，为法国人提供一个投资的地方，并传播法国文化。但是克列孟梭对这个想法没有兴趣。
[52]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一样，更愿意关注土耳其的地中海海岸以及欧洲，用心思在这些地方获得收益。这样一来，剩下的就只有美国人了。

豪斯在3月7日向劳合·乔治以及克列孟梭保证，说美国毫无疑问会进行托管。
[53] 劳合·乔治很高兴，因为这个“高贵的使命”终于要有人承担了，而且是美国人不是法国人。
[54] 和以往一样，豪斯又是言过其实。威尔逊已经直白地向最高理事会警告过：“他不会想到美国民众最不想承担在亚洲的军事责任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或许可以看出，威尔逊对事态的判断已经大不如前了。5月14日，当亚美尼亚找到四人理事会的时候，威尔逊同意提供托管，但补充说，必须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批准。
[55] 这让法国人很不高兴，因为美国人提出的托管方案，是指从黑海延伸到地中海的一个地区，里面包括了《赛克斯—皮科协定》中向法国承诺的西里西亚的土地。克列孟梭对土耳其语地区没有什么兴趣，他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他的同事怒不可遏。保罗·康邦从伦敦发来抱怨：“他们肯定是喝醉了才会屈服……彻底的投降，一团糟，一片想象不到的混乱。”
[56] 虽然当时并没有人多想，但巴黎做出的安排没有让亚美尼亚的形势发生丝毫改变。

那年春天，在巴黎的会议室里和餐桌上，到处都能听到和奥斯曼帝国相关的许多其他计划。君士坦丁堡有个人打趣道：“让它变成一头水牛，让它变成一头公牛，不管什么动物都行，只要让它快点变就好。”
[57] 如果讨论过的所有领土要求——保护国、独立国家、托管地——都变成了现实，那么安那托利亚内陆就只会剩下一个非常奇怪的小土耳其，憋屈在安纳托利亚内部，没有海峡，没有地中海海岸，有一条被截掉一段的黑海海岸，东北也没有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领土。巴黎和会没有想到的事情很多，其中一件就是强国没能力来执行他们的意愿。大英帝国总参谋部参谋长亨利·威尔逊认为，政客们完全失去了从实际思考的能力，“他们似乎觉得自己的一纸文书就可以号令亚洲，号令土耳其。即使是在停战之后，我们也从未试图进入幕后。”
[58] 同样被忽视的还有土耳其人，在巴黎，几乎人人都觉得他们会老老实实地听话。当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孟塔古喊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告诉穆斯林他该想些什么，让我们看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贝尔福又摆出了他那冷冷的超脱范儿，说道：“我看不出来为什么上帝或其他神祇要反对我们告诉穆斯林该想些什么。”
[59] 这一点也适用于奥斯曼帝国的前阿拉伯臣民身上。

[1] FRUS, vol. 2, p. 282.

[2] Ahmad, p. 18.

[3] Dyer, “The Turkish Armistice of 1918: 2,” pp. 316, 323–24.

[4] Ibid., pp. 327, 335–36.

[5] Ibid., p. 334.

[6] Ibid., pp. 319, 335, 345, n. 45.

[7] Kinross, p. 153.

[8] Ibid., p. 134.

[9] FRUS, vol. 2, p. 281.

[10] Orga, p. 194.

[11] Kinross, p. 159.

[12] Ibid., pp. 481, 531, 542.

[13] Mazower, “Minorities,” p. 47.

[14] Kinross, pp. 16, 437, 468.

[15] Suny, p. 107.

[16] Pope and Pope, p. 116.

[17] Mansel, pp. 286–8.

[18] Kinross, p. 21.

[19] Ibid., chapters 2 and 3.

[20] Ibid., pp. 72, 111; Pope, p. 163.

[21] Kinross, p. 111.

[22] Orga, pp. 164, 209; Kinross, p. 158; A. W. Palmer, pp. 244–5.

[23] Mansel, pp. 384–5; Ryan, p. 139.

[24] Mansel, pp. 398–400; Busch, Mudros to Lausanne, pp. 64–7.

[25] Walker, p. 294.

[26] India Office Library, Curzon Papers, F112/274, War Cabinet, Eastern Committee minutes, 46 (23.12.18).

[27] India Office Library, Curzon Papers, Eastern Committee minutes, 40 (2.12.18).

[28] Anderson, p. 268 n. 1.

[29] Petsalis-Diomidis, p. 75.

[30] P. Mantoux, vol. 2, p. 56.

[31] Watson, p. 367.

[32] D.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vol. 6, p. 3314.

[33] P. Mantoux, vol. 2, p. 164.

[34] Watson, p. 368.

[35] FRUS, vol. 3, p. 806.

[36] Helmreich, p. 13.

[37]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1173, “Notes of an interview between M. Clemenceau, Colonel House and myself,” 7.3.19.

[38] Walker, pp. 125–6.

[39] H. N. Howard, The Partition, pp. 135, 424.

[40] FRUS, vol. 1, p. 52.

[41] H. N. Howard, Turkey, the Straits and U.S. Policy, p. 47; Hunter Miller, My Diary, vol. 1, pp. 27–28, 74.

[42] C. T. Thompson, p. 76;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226.

[43] Macfie, “The British Decision,” p. 391.

[44] India Office Library, Curzon Papers, F112/274, Eastern Committee minutes, 46 (23.12.18).

[45]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40/2, Montagu to Lloyd George, 28.2.19.

[46] Helmreich, pp. 29–30; FRUS, vol. 3, pp. 956–69.

[47] FRUS, vol. 4, pp. 147–57.

[48]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vol. 2, p. 24.

[49] Suny, p. 114 and chapter 6, passim.

[50] FRUS, vol. 1, p. 42; Duroselle, p. 822 [my translation];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p. 1257–58; Walker, pp. 263–64;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4, p. 199; Hoover, p. 141.

[51] India Office Library, Curzon Papers, Eastern Committee minutes, 42 (9.12.18).

[52]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p. 170–71, 194.

[53] Helmreich, p. 50;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1173, “Notes of an interview between M. Clemenceau, Colonel House and myself, 10.30 A.M., 7.3.19”.

[54]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1262.

[55] FRUS, vol. 3, p. 807; vol. 5, p. 614.

[56]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 194.

[57] Ryan, p. 130.

[58] Kinross, p. 241.

[59] Helmreich, p. 335, n. 38.

[A1] 灵知论（Esotericism），或者称为秘契主义、隐微论，也有人直接翻译为神秘主义。虽然这两者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准确。——译者注

[A2] 原文为法语。——译者注

[A3] 即保罗·努巴尔。巴高斯对应的英文名字是保罗（Paul）。——译者注

第27章 阿拉伯独立

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有那么一天，英国代表团顾问阿诺德·汤因比去给首相送些文件。“让我高兴的是，劳合·乔治忘了我的存在，开始自言自语：‘美索不达米亚……没错儿……石油……灌溉……我们必须拿到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没错儿……圣地……犹太复国主义……我们必须拿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嗯……叙利亚有什么？给法国人吧。’”
[1] 翻译过来，这就是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大致方案：英国要抓住自己的机会，要丢一些东西给法国人；犹太人家园；石油；还要认定和平缔造者们对奥斯曼帝国前领土的处理会符合他们的心意。对中东的阿拉伯地区来说，这种和解方案还是19世纪帝国主义式的。英国和法国能够获得暂时的、侥幸的成功，是因为美国选择置身事外，也是因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没强大到能够挑战他们。

就在威尔逊来欧洲之前，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于1918年12月在伦敦会面。两人腾出时间，就如何分割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土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块土地很广袤，从波斯帝国边界上的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延伸到地中海。这两人当时还在为战胜德国而高兴，也很满意英法关系居然能发展得如此友善。伦敦的人群疯了一般地欢呼，吹口哨，把帽子和手杖往空中扔，欢迎克列孟梭来访，这让他很欣慰。克列孟梭的助手莫戴克说：“这么一个冷淡迟钝的民族能做出这种举动，很能说明问题。”
[2] 中东问题的协商既简短又友好。克列孟梭说：“那么我们要讨论些什么呢？”劳合·乔治答道：“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克列孟梭：“和我说说你想要什么？”劳合·乔治：“我想要摩苏尔。”克列孟梭：“它是你的了。还要别的吗？”劳合·乔治：“是的，我还想要耶路撒冷。”克列孟梭：“它也是你的了，不过毕盛会用摩苏尔问题来为难你。”
[3] （因为石油，摩苏尔将变得非常重要。）

劳合·乔治肯定也要给克列孟梭一些回报。他承诺，英国会支持法国控制黎巴嫩海岸以及叙利亚内地，即便是因此和美国人发生冲突。另外，不管摩苏尔出产多少石油，法国都可以从中分到一份。
[4] 法国人后来声称，克列孟梭之所以这么大方，是因为劳合·乔治还向他保证，英国会支持法国在欧洲的要求，尤其是在莱茵河沿岸。
[5] 劳合·乔治自己的回忆录里没有提交易的这部分内容。
[6] 是法国人说错了，还是英国人（又一次）背信弃义？不幸的是，这次会谈没有留下任何正式记录。在巴黎和会期间乃至今后很多年里，有个问题一直在影响英法关系，这个问题正是始于这次会谈。

“叙利亚问题”本可以不产生这么大的危害。（虽然人们这样称呼它，但它实际涉及了奥斯曼帝国的全部阿拉伯领土。）在1916年那份秘密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中，英法已经就中东达成了交易，然而奥斯曼帝国的意外崩溃，又把过去的梦想和敌意重新鼓动了起来。在1919年延续了整整一年的争吵，并不只是为了领土，还涉及“圣女贞德”与“征服者威廉”，涉及亚伯拉罕高原之战和普拉西战役，还涉及十字军，涉及拿破仑远征埃及以及纳尔逊在尼罗河之战歼灭法国舰队的事情，涉及对非洲的抢夺——这导致了1898年险些酿成战争的法绍达事件，还涉及法兰西与盎格鲁-撒克逊两大文明间的竞争。

从自由党人变成土地争抢者的劳合·乔治把事情变得更糟。和拿破仑一样，他也沉醉于中东的种种机会：小亚细亚出现一个复兴的希腊化世界；巴勒斯坦出现一个新的犹太人文明；苏伊士运河以及所有通往印度的路线不受威胁；新月沃土和两河流域诞生忠诚而顺从的阿拉伯国家；波斯供给英国的石油太平无虞，而且英国还有可能控制新出现的原材料；美国配合着到处托管国家；法国人则按照吩咐行事。战争刚结束，他最亲密的顾问在一次私人午宴上发现，劳合·乔治处于“一种十分激奋的状态”，“说什么也听不进去”。他想尽可能地把法国赶出中东，哪怕打破之前的承诺也在所不惜。
[7] 那么首先要打破的就是《赛克斯—皮科协定》。正如寇松所说的：“这份不幸的协议就像一块磨盘，自打订立起就吊在我们的脖子上。”
[8]

困扰巴黎和会的交易有很多，就像不受欢迎的客人。和其他的交易一样，《赛克斯—皮科协定》签订于战争中期，恰逢承诺很廉价且战败很可能发生的时候。协约国1916年战事不利。在东方战场，加里波利登陆战失败了，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有一大支印度军队投降了。英国人想从埃及对奥斯曼帝国发动一场新攻势，但是从西线抽调资源必须让法国人同意。一份未来该如何处置奥斯曼帝国的协议，便成了他们手中的诱饵。

就这份协议展开谈判的两个人都是天主教徒，而且都有中东的第一手资料。皮科战前一直在贝鲁特担任总领事，而赛克斯游历甚广，从开罗到巴格达都有他的身影。皮科是法国中上阶层出身，这个阶层里出现过很多法国外交官、殖民地长官，以及高层官僚。这个人个子很高，浮夸、保守，而且热爱祖国，他把个人尊严和法国的尊严看得同等重要。他和那些有能量的殖民地游说团体走得很近；他的兄弟就是法兰西亚洲事务委员会的会计。虽然这个委员会的名字里有“亚洲”两字，但它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中东。
[9]

赛克斯正相反。他是那种和英国外交有着若即若离关系的富裕贵族、业余艺术爱好者。他没怎么正经念过书—在约克郡的大庄园里请的家庭教师，其间断断续续地去过一阵寄宿学校，在剑桥待过几年，在当地的业余戏剧圈子里很出名。他是个有激情、劲头足的人，但是想法经常不切实际。T. E.劳伦斯（T. E. Lawrence）对他的评价是：“他能从所有事情中找到个性，但忽略掉共性。他唰唰几笔就能勾勒出一个不着边际的新世界，但在我们希望看到的事情的某些方面，又会画得栩栩如生。”
[10] 他喜欢搞恶作剧，喜欢画讽刺漫画，喜欢约克郡的乡下和大英帝国。他讨厌城市、公务，以及和平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妻子很忠诚，两人生了6个孩子。孩子这么多或许是因为他自己的童年并不快乐——母亲酗酒，滥交，父亲冷淡，神经衰弱。他喜欢中东原来没被破坏的样子，喜欢那里的沙漠和纯朴的农夫。他认为法国和国际财团是罪魁祸首，把现代化带给了旧日的社会，腐化了它。他敬重法国的文化，但觉得法国没资格成为一个帝国。在访问过法属北非后他说道：“法国人无法获得尊重，他们不是什么主子，没有绅士，军官没马，没枪，也不牵狗。”
[11]

奇怪的是，皮科和赛克斯两个人却能合作得很好。他们的方案在1916年5月得到了各自政府的批准。如果从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角度看，方案内容是有道理的。叙利亚海岸，也就是今天黎巴嫩的很大一部分，归法国所有。英国则直接控制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也就是巴格达周边，以及巴士拉周边的南部地区。巴勒斯坦是个让人头疼的地方，因为其他基督教国家也对这里有很大兴趣（特别是俄国）。这个地方将成立一个国际性管理机构。剩下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约旦这一大片地区，给当地的阿拉伯酋长统治，北方由法国人监督，南方是英国人。（没提阿拉伯半岛，大概是因为没人会去担心那里的漫漫黄沙。）法国人觉得这份协议还可以，他们在叙利亚海岸地区有数量可观的投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是当地大基督教团体的保护者，例如黎巴嫩山周边的马龙派教徒。这个协定也同样符合英国人的利益，而且他们聪明地把法国人放在了自己和俄罗斯帝国中间，俄国当时正在南进。
[12]

英国人在交易敲定的那一刻就开始后悔了。巴勒斯坦离苏伊士运河那么近，直接控制那里不是更明智？英国在埃及的官员强烈要求这样做；为什么让法国人拿到摩苏尔？当俄国在1917年撤出战争的时候，法国这个缓冲区似乎突然就没什么大用了。当听到奥斯曼帝国投降的消息时，赛克斯的一位同事在报告中写道：“他已经想出了一个天才般的新方案。用这个方案，法国人就会被从除黎巴嫩之外的整个阿拉伯地区清除出去。作为回报，他们可以接管从阿达纳到波斯以及高加索地区，也就是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保护国。”
[13]

法国有五花八门的殖民地游说团体。里昂的布料生产商想要叙利亚的丝绸；汽车制造商会注意到摩苏尔是个很适合开车的国家；耶稣会在贝鲁特办了一所大学；法兰西亚洲事务委员会里还有各式各样的金融家、官员、知识分子。他们都在敦促政府站稳立场。就这些人的游说来说，他们所指的叙利亚都是“大叙利亚”，向南要到西奈山，向东要到摩苏尔。议会里的各派则从战略的角度上指出了拥有那里的必要性。在地中海南岸，法国已经有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现在必须再加上摩洛哥。现在再要埃及是太晚了，该死的英国人在1882年用伎俩把它强占了。但是黎巴嫩以及再往内陆的叙利亚腹地，还有巴勒斯坦，现在要这些地方还不算太迟。
[14] 奥赛码头给克列孟梭发了备忘录，请他担起这个“沉重但光荣的重担”。法国与叙利亚的联系可以回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为了保护基督徒，为了给全体阿拉伯人带去文明，它已经做过很多事情了。现在当地人正指望法国来修复土耳其统治多年造成的损失。法国绝不能放弃叙利亚。“在这样一场战争和这样一种胜利之后，法兰西已经上升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角色，如果这样它的立场反倒弱于1914年8月以前”，那么法国民众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15]

英国人的立场强硬起来了。它在1918年建立了战时内阁东方事务委员会，负责制定中东政策。这个委员会反复站回到遏制盟友的立场上。如果法国得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那么按照委员会主席兼策划者寇松的观点，英国就必须在埃及驻扎一支庞大的军队，来保护苏伊士运河以及前往印度的重要通道。
[16] 同样需要保护的还有其他的通道，陆上的或是空中的（一种新的可能），从地中海东部到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或者沿着黑海穿过高加索地区进一步向东。贝尔福指出，这是个危险的论调。“每隔差不多五年我就碰到这类话题，每次我都发现我们又有了新势力范围要保护，都和保护通往印度的关隘有关，而这些关隘又离印度越来越远。我不知道总参谋部还能把这些地方往西推多远。”他的同事依然决意要破坏《赛克斯—皮科协定》。
[17]

即便是在法国人真正意识到这点之前，他们对英国人的举动也是有怀疑的。1917年圣诞节前夕，埃德蒙·艾伦比将军（General Edmund Allenby）指挥英军把土耳其人赶出了耶路撒冷。这让法国天主教徒很是惊慌：“新教徒之祸”正在圣地蔓延。埃及镑先是在耶路撒冷变成了通用货币，然后又在叙利亚大行其道，贸易之路也在不断向南拓展，引发了法国殖民地游说团体的焦虑与关注。当皮科急匆匆地赶往巴勒斯坦，想要保护法国在那里的利益时，他发现艾伦比和手下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
[18] 1918年夏，德军在西线发动最后一次大攻势，而英国又准备大举进攻叙利亚。奥赛码头警告道：“在这种危急时刻，有人抽调军队去剥夺法国的正当利益”，法国民意是决不会接受的。英国军方之后又拒绝将《赛克斯—皮科协定》中指定的叙利亚控制权移交给法国代表，这更无助于平复法国人的焦虑。而且英国人还闭口不谈他们的长期计划，这也不是什么好兆头。皮科并不像他的很多同事那样持强硬态度，但也尝试警告赛克斯对法国的心境：“心怀恶意的人认为这里面有隐藏的阴谋，其他的人也越来越担心。”英国人拒绝回应法国的关切，也不把皮科当回事。一位官员说道：“这个人虚张声势，是在害怕自己的地位和法国的威望受损。”
[19]

虽然英国人和法国人相互争吵，似乎中东已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但他们还是得留意自己的盟友。战时向意大利做出的模糊承诺——拿到海法（Haifa）和阿卡（Acre）这些港口、在巴勒斯坦的管理上有话语权、在阿拉伯半岛和红海平起平坐——都是可以轻松忽视的，而且基本上也都被忽视了。美国就不一样了。虽然威尔逊认为阿拉伯人需要指导，由英国和法国来指导也没什么问题，但他是真心认为应该照顾到当地人的愿望。1918年2月11日，在美国国会讲到自己的“十四点计划”时，他曾说过：“这场战争中涉及的所有领土解决方案，都应该考虑到相关人民的利益和福祉。”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mergue），负责法国殖民地事务的法国官方委员会的副主席兼前任殖民地部长，就恰如其分地大声疾呼：“美国才是障碍！”
[20]

欧洲人从容地换了一种叙事方式，开始按照美国人的调子说话。杜梅格说道，很明显“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殖民帝国，本着人道的精神来践行法国的文明开化使命”
[21] 。同样，英国人也给旧式的帝国主义目标换上了一套诱人的新外衣。这样便不会惹恼美国人。就像史末资对他在东方事务委员会里的同事讲的那样：“你们不要去想着分配战利品。对今后来说那是一种错误的政策。”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可以让美国人相信英国人尊重了阿拉伯人的意愿，美国或许会向法国人施压，让他们放弃《赛克斯—皮科协定》承诺的一些东西。高傲而又狡猾的塞西尔警告说：“只有让美国人以为我们打心底里支持建立由当地人组成的政府，他们才会支持我们。”寇松附议道：“如果没有别的方法摆脱困境，我们就该把自决拿出来。因为无论是和法国人、阿拉伯人，还是与任何什么人，在任何什么地方产生了麻烦，这样做都是划算的。我们在解决问题时要在心底里想着这样一点——归根结底，和其他任何人相比，用自决来解决问题都更有可能让我们获益。”
[22]

英国和法国政府不失时机地表示，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双方的主要目标是“彻彻底底地解放长期以来被土耳其人压迫的民族，依照当地大众的意愿，经由他们的自由选择，建立民族的政府和政权”
[23] 。这样一份宣言在阿拉伯世界中流传开了。表态总是很廉价的。寇松就曾说过，英国人相信阿拉伯人会心甘情愿地选择英国的保护。法国人则根本没把阿拉伯民族主义当回事。皮科说道：“你没法把无数的部族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国家。”英法都忽视了自己那份宣言在阿拉伯世界点燃的那份激情：在大马士革，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砍断了电缆，不停地冲天开枪，以示庆祝。
[24] 出于战争需要，英法召唤出了民族主义这个灯神，不过他们马上就会发现请神容易送神难。

1918年11月底，一个性格忧郁的英俊年轻人乘上了停在贝鲁特的英国战舰，在马赛转车前往巴黎和会。这个名叫费萨尔的人声称自己代表阿拉伯人——这么说也算有几分道理。他是伊斯兰先知的后人，是古老的哈桑王族（Hashemite）的成员之一，非常聪明，意志坚决，很有志向，而且光彩照人。虽说费萨尔是在君士坦丁堡长大的，但在所有人心中他都是个高贵的、来自沙漠的阿拉伯人。向来没什么想象力的蓝辛联想到了乳香和黄金
[A1] 。“从他身上能看到沙漠的沉静与平和，看到在广袤大地上生活之人的心境，看到经常与大自然交流之人的慎思。”
[25] 艾伦比这位倔强的英国老将军看到的是“一个敏感、纤瘦、高度紧张的人。他有一双女人般的玉手；讲话的时候总是紧张得把手指缠在一起。”
[26] 靠着“圣乔治的骑兵”（沙弗林金币）
[A2] 、英国的武器和顾问，费萨尔领导了一次阿拉伯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

英国已经在他身上下了赌注，这样一来他们就又给出了类似《赛克斯—皮科协定》那种不靠谱的保证。在1915年，开罗的高级官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就曾和麦加的一位谢里夫
[A3] ，也就是费萨尔的父亲侯赛因，进行了谈判。侯赛因是个“很有威严、打扮利索的小老头，一位绅士，在高兴的时候也可以很有魅力”。和阿拉伯世界的自决相比，他更在意自己家族的财富。
[27] 他对自己的身世非常自豪，动不动就讲几十代先人的事情。他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最有名望的一个家族的族长，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汉志（Hejaz）地区的守护者，是麦加最短电话号码“1”号的持有者。麦克马洪与这位谢里夫的交流具体是什么内容至今仍有很大争议，不过有记载说，麦克马洪许诺，只要阿拉伯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他们就会得到英国人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能获得独立。不过，为了保护英法的利益，有几个地方被特地划了出来，不由阿拉伯人管理，基本上就是从北面的阿勒颇到南面的大马士革一线的西侧区域。换个说法，也就是叙利亚海岸和黎巴嫩，还有巴格达与巴士拉这两个以前的土耳其省份。这些特别排除区域的边界并未明确划定。英国人后来连地理位置也不顾了，坚称巴勒斯坦也在阿勒颇——大马士革一线的西侧。
[A4] 而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侯赛因和他的支持者认为，即便是在这些排除区域，也应该建立由欧洲人监督的阿拉伯政府；而剩余区域，也就是从阿拉伯半岛向北一直经过巴勒斯坦，到叙利亚内陆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摩苏尔的地区，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和英国人设想的方案大相径庭。
[28]

这不是什么牢靠的条约，仅仅是双方互相承诺一些东西。而且在1915年这种时候，具体承诺了什么并不重要。也可以说，双方本来也没有本着互信的基础协商。侯赛因把自己的影响力夸得太大，暗示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会以他为号站起来反抗土耳其。其实在1915年他的地位并没有那么稳固。他这辈子有很多时间都在君士坦丁堡度过，等着奥斯曼帝国任命他为谢里夫（酋长），而且他在最近才获悉，土耳其人正考虑废黜他。
[29] 他还有个近在咫尺的强大对手伊本·沙特（Ibn Saud），后者正在联合内陆的部族挑战他。从英国人的角度来说，阿拉伯人到底会不会起义，奥斯曼帝国到底会不会崩溃，甚至协约国到底能不能赢得战争，这些都是问题。和《赛克斯—皮科协定》一样，《侯赛因—麦克马洪协议》不过是个权宜之计，而不属于什么长期战略。对和平缔造者们来说，这无非是战争时期订立的又一个麻烦的承诺。英国政府还颁发过《贝尔福宣言》，告诉犹太人他们可以在巴勒斯坦有个家园，法国人和美国人还都先后表示了支持。与阿拉伯人商量出来的协议要怎么和这个宣言配合起来，全都是完全没有明确过的事情。

通常来说，战时开出的支票到了和平时期都是不容易兑现的。不过在1916年6月阿拉伯人开始起义的时候，英国人是有理由为自己的外交政策感到高兴的。这位谢里夫立即宣布自己是阿拉伯人的国王，不过英国人只承认他是汉志地区的国王。他的四个儿子都和土耳其人打过仗，但真正有名的是费萨尔。和费萨尔并肩作战的是一位金发碧眼、备受器重的英军联络官，也就是后来人人熟知的“阿拉伯的劳伦斯”。

劳伦斯是名出色的学者、实干家、士兵，也是位作家，在阿拉伯世界和大英帝国都非常受欢迎。用劳合·乔治的话来说，此人的“个性难以捉摸，不可轻易估量”
[30] 。他一直就是个谜一样的人物，笼罩在传说之中，有些传说是真实的，有些则是他自己创造的。他在牛津大学的表现非常出色，本可以当一名伟大的考古学家，而且他特别勇敢，这都是真事。至于他凭一己之力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革命，这就不是那么真实了。他的大作《智慧七柱》（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也是半虚半实，历史和神话相互交杂，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他声称自己和真正的阿拉伯人没什么两样，可真正的阿拉伯人却发现他说的阿拉伯语错误百出。
[31] 美国记者劳威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的报道让他出了名，虽然劳伦斯很讨厌这一点，但他还偷偷地去过几次阿尔伯特音乐厅，听这位记者的讲座。托马斯说：“他这个人在重新博得关注这种事情上是很有天分的。”
[32] 如果高兴，他可以表现出巨大的魅力。他的朋友遍天下，从沙漠里的阿拉伯人到小说家福斯特（E. M. Forster），没有他不认识的。他也可以非常粗鲁。在巴黎和会的一次午宴上，旁边的人紧张地对他说：“恐怕你对我的话题没有多大兴趣。”劳伦斯回答道：“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33]

在《智慧七柱》中，劳伦斯与费萨尔的初次会面被描述得特别精彩。“我一眼就认定，这就是我在阿拉伯世界要找的人——可以给阿拉伯起义带来荣耀的领袖。”实际上，费萨尔当时给他留下的印象更接近于常人：“这是个急脾气、傲慢、没耐心、有时候不可理喻而且说话很容易跑题的人。比他的兄弟们更有吸引力，更懂生活，但是没那么慎重。显而易见，他相当聪明，或许还不够谨慎。”
[34]

这最后一点和劳伦斯本人相符。他和费萨尔一起提出了这样一个愿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叙利亚，并在这个国家掌权；还要压缩英国人对法国人或犹太人做出的承诺。
[35] 在他的宣扬下，费萨尔的部队成了攻占大马士革的英雄，这让真正出力的澳大利亚人非常生气。费萨尔被任命为叙利亚的行政长官。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阿拉伯人，但也是为了英国人。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两个哪个对他更重要。有时候，他在说到阿拉伯人的时候会用“我们”这个词，在说英国人的时候则用“你们”。
[36] 和其他亲阿拉伯的人士一样，他也希望阿拉伯人能幸福地、心甘情愿地选择有限的自治，接受英国人仁慈的监督和控制。他告诉寇松的东方事务委员，自决是个“愚蠢的想法，从很多方面看都是如此。对于那些并肩作战过的人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允许他们自决”
[37] 。英国的扩张需求应该按照这种方式，与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完美地啮合在一起。而且这样一来，他也就不用去选边站了。
[38]

法国人把劳伦斯看作费萨尔的“邪恶军师”，认为是他煽动了头脑简单的阿拉伯人反对法国。
[39] 劳伦斯和费萨尔在1918年11月抵达马赛。一位法国上校在看到他后觉得他的穿着非常恶心，穿了一套“古怪的白色东方长裙”。法国人告诉他，也就是因为他是英国军官才会欢迎他。劳伦斯愤愤地离开了法国，不过在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又出现了，穿得还是阿拉伯袍子。
[40] 虽然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把他当作上宾，但法国人低声抱怨说他对法国的怨恨完全没道理。据说，他接受了法国颁的英雄十字勋章，但把它戴在了狗脖子上。
[41] 由于不想在叙利亚问题上和英国发生冲突，克列孟梭答应见劳伦斯。他提醒劳伦斯，法国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曾在那里打过仗。劳伦斯答道：“没错。但是十字军被打败了，东征也失败了。”
[42]

法国人怀疑，英国人希望借费萨尔来软化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要求（一位法国外交官曾说，这是“带着阿拉伯马嚼子的英帝国主义”）。费萨尔也好，劳伦斯也好，法国人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国家里看到他们——如果他们能早点知道的话，或许就会在贝鲁特拦住他们。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又犹犹豫豫，不知道该不该在马赛拦住这两人，因为总有一丝微弱的希望，费萨尔可能会背弃英国人。法国人按照礼节欢迎了费萨尔，但是称不上有多热情。而且他们告知他，他没有什么正式身份，而且这趟行程不是什么好主意。法国人把他拖去参观战场，好让他远离巴黎。直到费萨尔威胁要离开法国的时候，法国人才让他去见了普恩加来。
[43] 法国人给他颁了一枚荣誉军团勋章。就像命中注定一样，给费萨尔颁勋章的人是古罗将军（General Gourard），也就是后来把他赶下叙利亚王位的那个人。

费萨尔在伦敦获得了更热情的欢迎，但是觉察到暗流涌动的他感到很不安。英国人暗示，他可能不得不接受法国对叙利亚的统治。
[44] 他们还想让他同意，巴勒斯坦不属于叙利亚，而阿拉伯人并不这么想，此外还要他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签署一个协议，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现状。在一个不熟悉的世界里，费萨尔感到很孤独，很茫然。法国人充满敌意，他需要英国人的支持。他在1月初签署了协议。就像涉及中东问题的很多其他协议一样，这份文件的效力从诞生之日起一直争议不断。
[45]

在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法国人想在费萨尔和英国人之间制造不和。官方代表名单里略去了他的名字。当费萨尔投诉的时候，一位法国外交部官员直接告诉他：“这很好理解。你就是个笑柄：英国人辜负了你。如果你能站在自己那一边，我们可以为你安排好一切。”
[46] 在英国人抗议后，法国人不情愿地允许费萨尔以官方代表身份出席会议，但只能代表他父亲的领地汉志。劳伦斯紧紧地跟在他左右，担任着监护人、翻译、出纳员的角色，因为费萨尔从英国外交部收到了一笔津贴。法国媒体攻击费萨尔，说他是英国的傀儡。法国情报人员私拆他的信件，拖延他发回中东的电报。奥赛码头还想了一个极其糟糕的方法，扶植了一个“叙利亚中央委员会”，号称代表全世界的叙利亚人。据其他人说这个组织还想建立一个大叙利亚国家，要包括黎巴嫩，要接受法国的保护。这种做法的最大效果就是让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比以往更加怀疑法国人。
[47]

2月6日，汉志代表团终于得到机会在最高理事会前陈情。费萨尔穿着绣金边的白袍子，腰间别着一把弯刀，用阿拉伯语发言，劳伦斯则负责翻译。传言说，费萨尔只是背诵了一下《古兰经》，其他人听到的内容都是劳伦斯的即兴发挥。
[48] 费萨尔说阿拉伯人想要自决。虽然他可以接受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被排除在外，但其余的阿拉伯世界应该获得独立。他请求英国和法国履行所做的承诺。劳合·乔治提了几个问题，意思是让费萨尔说说阿拉伯人对协约国胜利的贡献，威尔逊只问了一个问题，阿拉伯人是愿意接受某一个国家的托管还是接受几个国家的托管。费萨尔想避开这个尴尬的问题，强调说阿拉伯人更愿意实现统一和独立。他接着又暗示，如果各国决定要托管，那他的人民希望最好是美国人。费萨尔与劳伦斯私下又拜访了威尔逊，他们发现总统很冷淡，态度不明朗。不过，当多年之后形势不利于费萨尔的时候，他坚持说威尔逊承诺过，只要叙利亚真正独立起来，美国就会提供保护。
[49]

法国外交部长想要抓住费萨尔的破绽。一名英国观察员故意在报告中写道：“毕盛够蠢的，问法国能帮他些什么。”费萨尔立刻赞扬了法国人，同时成功地指出法国到目前为止提供的援助非常有限。“他说话全都是这种方式，别人一点空子也钻不了。毕盛看起来就像个傻瓜，他的确也是个傻瓜。”
[50] 几天之后，法国人重新发动攻击，把扶植的阿拉伯人推了出来，让他们说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阿拉伯人最想要的就是法国的帮助。不巧的是，在这位胡子花白的叙利亚中央委员会代表发表他那长达2小时的演说时，一位美国代表给威尔逊传了张字条，告诉威尔逊演讲者此前35年都住在法国。威尔逊踱步出了房间，不听了。克列孟梭生气地小声对毕盛说：“你们把这个家伙搞到这儿来是想干什么？”毕盛耸耸肩：“好吧，我也不知道他要来这么一套。”
[51] 克列孟梭觉得费萨尔要的东西太过分了，但他仍然希望避免和英国人公开冲突，尤其是对德条约讨论得这么激烈的阶段。
[52]

法国人还找了一个代表团，让他们要求把黎巴嫩单独拿出来给法国保护。这帮人的团长为法国唱起了赞歌：“它倡导自由的原则，它拥有古老优秀的传统。即便是在它遇到困难的时候，黎巴嫩也从未失去它的眷顾。它传播的文明，让所有黎巴嫩居民都见证了它的卓越。”
[53] 在历史上，法国一直是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教团体的保护者，不过它和马龙派教徒的关系特别紧密。在黎巴嫩山周边地区，这些人应该是占到了多数。1861年，法国逼着奥斯曼帝国在那里建了一个自治省。马龙派教徒曾和法国十字军并肩作战。他们声称不会与查理曼大帝建立家族式的亲密关系。和法国天主教徒一样，他们依靠的是罗马教皇，而不是君士坦丁堡东正教牧首。而且，最重要的可能是，他们非常崇拜法国的文化，几乎和法国人自己一样陶醉。当马龙派的领袖勾勒出一个大黎巴嫩蓝图的时候，法国表示了支持。这个想象中的国家包括了贝卡谷地以及从的黎波里到西顿的海岸，这里居住着大量的穆斯林。
[54]

虽然在巴黎和会上克列孟梭本人主要关心法国在欧洲的安全，但他也不能完全忽视自己国家殖民地团体的游说。他告诉劳合·乔治的助手克尔说：“他本人不是特别关心近东事务，然而法国在当地总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且从经济的角度上看，很有必要有个解决方案让法国得到经济机遇，考虑到法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就更是如此。还有就是法国民众希望有个和法国地位相称的方案。他说，他不能不考虑这种情况就制订方案。”
[55] 对于和英国人达成和解，他已经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就像他在1918年12月那次著名的非常有争议的谈判中做的那样，他不能把中东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们。

威尔逊在2月14日就要暂回美国，为紧急事务所迫，就阿拉伯领土问题没有任何结果。这个问题还会继续恶化。主要的麻烦在于，英国人还没定下来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应该遵守《赛克斯—皮科协定》，按照外交部的想法，放手让法国人得到叙利亚吗？
[56] 寇松的东部事务委员会和军方急忙指出，如果法国到头来控制了之前土耳其的一大块领土，从北面的亚美尼亚到南面的巴勒斯坦边界，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57] 然后就是劳伦斯这样的人，他们觉得英国对阿拉伯人负有义务，特别是对费萨尔，所以不能轻易放弃把他们交给法国人。劳合·乔治倾向于同意这种看法。正如他对大英帝国代表团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失信，就再也没脸面对东方了。”
[58] 如果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他可以把叙利亚给法国。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确不想排斥法国。就和在其他事情上一样，劳合·乔治想让自己和英国多一些选择。他推迟了撤出英国占领军的时间，以此说服法国人。如果真要去说服法国人，那么英国人就不可信赖了。贝尔福抱怨道：

整件事我们做得稀里糊涂。一部分原因是法国人的不可理喻；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本身就站错了立场，即我们坚持要军事占领一个国家，当排斥那些我们认为要得到它的人时，我们未能有计划地在特定情况下维护好自身。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深深陷入了复杂而矛盾的公开承诺。
[59]

威尔逊不在的时候，英国人想出了各种计策，目的都是要让法国人拿不到《赛克斯—皮科协定》规定中的东西。劳合·乔治力促克列孟梭接受费萨尔，让他做叙利亚的统治者，并警告说如果不这样做，叙利亚就可能爆发战争。
[60] 英国人修改巴勒斯坦边界的方案进一步激怒了法国人。法国人抱怨说，这个方案拿走了叙利亚南部三分之一的领土。
[61] 英国驻巴黎大使说道：“即便我们两国是敌人而不是盟友，法国政府发来的照会恐怕也不会再恶劣了。”一直在负责叙利亚事务的英国殖民地大臣米尔纳勋爵来到了巴黎，来安抚法国人：“我们确实不想要叙利亚，也没有丁点反对法国人待在那儿的意思。”他甚至说动了老朋友克列孟梭，让他接见费萨尔，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不幸的是，时间随后就到了2月19日，也就是有人企图暗杀克列孟梭的那一天，而两人那时还没来得及见面。米尔纳声称自己不想打扰克列孟梭休息，再也没跟进此事；克列孟梭则拒绝和他再来往。
[62] 几周后，劳合·乔治明显是又回到了《赛克斯—皮科协定》上，但是三天后他又画出来一张地图，把黎巴嫩和北部的亚历山大勒塔港给了法国，把叙利亚给了费萨尔，等于让它独立了。
[63] 克列孟梭恨恨地向豪斯埋怨，说劳合·乔治总是打破自己的承诺。
[64] 法国殖民地游说团体给法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就连奥赛码头也发动了一场媒体战，要求托管叙利亚。克列孟梭向普恩加来保证：“不管什么事情，我再不会让步了。劳合·乔治是个骗子，他企图把我变成一个‘叙利亚人’。”
[65]

3月20日，威尔逊回到了巴黎，毕盛和劳合·乔治在四人理事会上又把整件事情梳理了一遍。威尔逊后来厌恶地说：“赛克斯—皮科”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一种茶叶，真是“旧外交的好例子”。
[66] 赛克斯赶上了流感大暴发，那时候已经死了。皮科在贝鲁特，英勇地面对充满敌意的英国军事当局，想要保住自己国家的利益。被从大马士革召唤到巴黎的艾伦比警告说，阿拉伯人可能会做出暴力行为，反抗法国的占领。
[67] 威尔逊试图找个妥协的法子，毕竟就像他说的，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和平。为什么不派一个事实调查小组，去问问阿拉伯人自身想要什么呢？他说，巴黎和会要用一个好办法，可以找到“解决方案可能的最科学的依据”
[68] 。为了恶心英国人，克列孟梭狡猾地建议，这个调查团还应该去看看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他告诉普恩加来——还是用那种让法国殖民地游说团体非常恼火的漫不经心的态度——他同意成立调查团，只是为了让威尔逊满意，而且这支队伍在叙利亚什么也发现不了，只能找到对法国有利的证据。“我们在那儿有200年的传统。”法国总统对克列孟梭的这种态度大吃一惊，在日记中写道，“克列孟梭这个人就是灾难使者。如果他不能阻止灾难，就要挑起灾难。”
[69] 劳合·乔治同意派调查团的意见，但是在私下里认为这是个糟糕的主意，克列孟梭醒过神来之后也觉得是这样。等到要为调查团指定人选的时候，这两个人便开始推三阻四。最后威尔逊实在等不了了，在5月份决定单方面行动，把自己的调查团派去了中东。

当费萨尔刚听到要成立调查团的事情时，他生平第一次喝起了香槟。
[70] 和劳伦斯一样，他也很有信心，认为这将确认叙利亚的独立，并由他来统治这个国家。
[71] 两人在巴黎的这几个月过得非常沮丧无聊，一次飞机观光旅行舒缓了他们的心情。费萨尔在巴黎上空感叹道：“太可恶了，要是能往这些人脑袋上扔炸弹就好了。算了，扔垫子也凑合了。”
[72] 劳伦斯也变得越来越执拗，玩一些傻傻的恶作剧。有一天晚上，当劳合·乔治与贝尔福站在楼梯天井里的时候，劳伦斯往这两人脑袋上扔厕纸。
[73] 4月，费萨尔见到了克列孟梭，那场拖延已久的会议终于进行了。他们讨论了另一个方案，也就是早先由英法专家设计的法国托管权问题，但是形式比较宽松。克列孟梭觉得费萨尔比之前更友好了，也更理性了。他认为费萨尔接受了托管的条款
[74] ，但实际上费萨尔正在拖延劳伦斯的意见
[75] 。事情到了5月便明朗了，没有任何协议达成，也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协约国调查团。费萨尔回到了大马士革。

在巴黎，英法的角力还在继续，并发展到了高潮。5月21日，克列孟梭与劳合·乔治因为整个奥斯曼帝国的事情爆发了激烈争执。克列孟梭指出，法国已经同意将西里西亚合并到美国要托管的亚美尼亚里。他提醒劳合·乔治，他在去年12月就放弃了摩苏尔。“我就这样放弃了西里西亚和摩苏尔。你叫我让步的时候我丝毫没有犹豫，因为是你告诉我，让步之后就没有任何困难了。但是今天你再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不会接受。否则我的政府第二天就会被推翻，我，即便是我，也要投对政府的反对票。”
[76] 克列孟梭威胁要回到之前他的摩苏尔提议上。如果真这样的话，问题就不是只在摩苏尔了，而是涉及延伸到南部波斯湾的整个地区，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这正是英国人在这之前一直极力避免提起的区域。

英国人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词来指代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这三个原属于奥斯曼帝国的省份。巴黎和会几乎没有怎么提起那里的事情，只是讲过当地可能需要托管，而且人人都认为该由英国托管。英国的军队占据着那里，英国从印度抽调的管理人员在那里负责，英国的舰船也在底格里斯河里游弋。其他的国家不可能反对英国人的要求——俄国和波斯太弱，美国没兴趣。法国在5月份四人理事会那次激烈的争吵之前，是明显放弃对那里的领土主张的。克列孟梭可能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一怒之下轻松放弃的是什么——那就是石油。

工业革命的主要燃料是煤炭，但到了1919年，人们逐渐意识到石油将成为未来的燃料。坦克、飞机、车辆、舰船都需要石油。从1900年到1919年，单单是英国的石油进口量就增加了三倍，美国、墨西哥、俄国和波斯都向英国出口。未来很明显需要控制油田、炼油厂以及输油管道，这就和大战时的情况一样，就像寇松说的：“协约国是漂在石油上，漂到了胜利的彼岸。”
[77] 没人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具体有多少石油，但是看看巴格达周边冒泡的油塘，或是摩苏尔油沼里熊熊燃烧的天然气，人们也能猜到这里的储油量有多丰富。还没等进一步勘探，英国海军在1919年就声称，美索不达米亚有世界最大的油田。
[78] 不管《赛克斯—皮科协定》说了什么，傻子才会把这里的控制权交给法国人。劳合·乔治手下一位聪明的年轻人就写道：“这里有世界最大的油田，一直延伸到摩苏尔北面。即便它不是世界最大的，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也应该在重要的油田外控制足够多的地盘，省得战火烧到那里。”
[79]

克列孟梭曾说过：“只要我想要石油，就能在商店里找到它。”现在他也明白了这种新燃料的重要性。虽然放弃了正式控制摩苏尔，但他坚持向劳合·乔治要求，不管这片地底下有什么，法国都要拿到一份。英国能源大臣沃尔特·朗和相信石油是“胜利之血”的法国能源部长亨利·贝朗热（Henry Bérenger）被调来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制订了一份协议，规定法国可以得到土耳其石油公司开采量的四分之一，作为回报要允许英国建两条经过叙利亚的输油管道，从摩苏尔一直延伸到大海。双方都同意不让美国人参与——美国现在对中东的石油也表现出了兴趣。
[80] 不巧的是，这份蛮合理的协议正好赶上了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亨利·威尔逊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好一场狗咬狗。泰戈（Tiger）说沃尔特·朗承诺过法国可以拿到美索不达米亚一半的石油！劳合·乔治问我听没听说过这么回事。当然没有。于是劳合·乔治立刻写信告诉泰戈，说那项安排被取消了。”
[81] 英国外交部直到几个月后才发现确有此事，这也证明了那个时期英国的政策制定有多么混乱。
[82] 直到1919年12月英法终于解决了叙利亚纠纷，石油的事情才算告一段落，最后达成的协议跟贝朗热与沃尔特·朗谈妥的条款基本一样。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法国政府还同意永远放弃对摩苏尔的领土要求。

虽说英国人知道自己不想让法国人得到摩苏尔，但他们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政策也是忽冷忽热。1914年时，英国人最开始在那里进行的战役是防御性的，只是为了保护波斯湾不受土耳其人攻击。一次，为了保护他们的桥头堡，英军就被吸引到北面的巴格达去了。年轻的政治官员
[A5] 阿诺德·威尔逊（Arnold Wilson）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唯一合理的事情，那就是尽可能地前进，但是也不要试图看得太远。”
[83] 四年后，英国人实际上前进得相当远，往北一直到了土耳其边界的库尔德人地区。阿诺德·威尔逊也当上了英国在该地区的总督。

阿诺德·威尔逊是个英俊、勇敢、固执、清心寡欲的人。他的学校鉴定中写道：“他勇敢地克服自己的缺点，不过他最大的缺点可能就是他最值得夸耀的优点。他在管理和组织能力上有天分，而且能无私地为他人做很多事情。他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规矩。”
[84] 他讨厌跳舞、八卦和无所事事。他能轻松自如地引用《圣经》名言，准备充分，行动果决。简而言之，他拥有做一个帝国大总督的所有品质，只是他所处的年代对这种人的需要是越来越少了。

战争爆发时，阿诺德·威尔逊正在土耳其北部阿勒山附近，准备完成一项大计划，勘察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之间的边界以及绘制地图。（这条边界直到今天都没怎么变化。）他和一位同事借道俄国，在阿尔汉格尔坐船回到了英国。他的团已经被派驻到了法国，在就要赶上战友的时候，他被派回了中东，协助当地的政治官员主管珀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在参加美索不达米亚战役。
[85] 战争结束时，考克斯被叫去处理波斯事务，阿诺德·威尔逊理所当然成了接班人。从1918年4月到1920年10月，都是他在管理美索不达米亚。

跟当地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阿诺德·威尔逊也认为英国要拿到一块宝贵的新土地。有了石油和小麦——前者需要对摩苏尔地区进行勘探，后者需要建设灌溉设施——这块新得到的土地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甚至还可能为充盈帝国国库做出贡献。阿诺德·威尔逊敦促伦敦政府把摩苏尔作为战争目标的一部分，就在土耳其签订停战协议后不久，他就让英国军队进驻了摩苏尔。他声称，摩苏尔对防御巴格达和巴士拉有重要意义。
[86] 鉴于奥斯曼帝国倒台和俄国革命的爆发，摩苏尔的战略意义也越发大了起来。英国人正在支持俄国境内的反共军队，也支持那些在高加索地区纷纷出现的小共和国。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布尔什维克主义南进，一个办法就是开启波斯和高加索地区的联络，这就必然要通过摩苏尔。

阿诺德·威尔逊已经想好了要怎样管理这片地区。“需要把巴士拉、巴格达以及摩苏尔看成一个单独管理的区域，由英国有效地控制起来。”他似乎一直也在想，这样一个单独管理的区域还可以具有其他的意义。1919年还不存在伊拉克人。历史、宗教、地理让那里的人互相排斥，而不是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巴士拉面朝南边，关心的是印度和波斯湾；巴格达和波斯之间有强大的纽带；摩苏尔与土耳其和叙利亚有紧密联系。把这三个奥斯曼帝国的省份合在一起，期待能创造一个民族，或者说欧洲人头脑中的民族，就像希望把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地亚人以及塞尔维亚人攒成一个国家一样。在巴尔干地区，帝国与文明的冲突已经产生了很深的裂痕。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大约一半的人口是什叶派穆斯林，四分之一是逊尼派穆斯林，剩下的少数人从犹太人到基督徒，信什么的都有。此外，还有一个分歧比宗教差异更严重：那里半数居民是阿拉伯人，其余的则是库尔德人（主要在摩苏尔）、波斯人，或是亚述人。城市相对进步和多元化。乡村则依然靠世袭部落首领和宗教领袖管制。
[87] 人们心中没有什么伊拉克民族主义，只有阿拉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奥斯曼军队中服役的年轻军官就推动阿拉伯地区实施更大程度的自治。在战争结束时，其中的一些军官已经集合到了费萨尔身边，这里面就有未来的伊拉克总理努里·赛义德（Nuri Said）。他们的志向是建立一个更大的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国。

阿诺德·威尔逊没有预见到的是，把这么分化的人群拼成一个国家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他是个家长式作风的人，觉得英国人会世世代代留在那里。“一般的阿拉伯人和巴格达那几个政治新手不同，他们认为未来会在大英帝国的护佑下，人们会公平地做生意，在物质与精神上得到发展。”他敦促政府迅速行动，“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做法就是宣布美索不达米亚成为英国的保护国，所有阶层都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自治，与善良稳定的政府和谐共处”。
[88] 伦敦的上级把他的计划勾掉了。他们更喜欢间接控制，类似于英国在印度各土邦和埃及的做法。这样做的一个优势是成本比直接控制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在1919年。正如贝尔福在东方事务委员会拒绝所有宏大方案时指出的那样：“我们要考虑本地人的福祉，要考虑我们自己的威望；我们要考虑和贸易经商有关的事情，要考虑所有事情，但我从未见过有人提及资金和人力。在我看来，这两样事情才是最该考虑的。”
[89] 而且，间接统治至少是指向阿拉伯自决和自由民意这个方向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印度事务部讲道：“我们希望的是，某种搭配了阿拉伯制度的政权，可以让我们安全抽身，又能让我们把线拉在自己手里。这不会花太多钱，工党也就不会指指点点，但我们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又有保障。”
[90]

什么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阿拉伯世界和更远的地方来了新的精神头。在印度，民族主义者正在甘地周围集结；在埃及，华夫脱党日益壮大；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伊拉克虽然很弱，但在叙利亚和埃及已经成了气候。阿诺德·威尔逊的东方事务秘书和值得信任的顾问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他自己还没发觉。

在各种和平解决方案中出现的人里，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是唯一一名全凭自身实力扮演关键角色的女性。这个身材纤瘦、热情、烟不离嘴、声音尖得可以划破长空的女人，习惯了离经叛道的生活。虽然出生在一个富裕的、颇有门路的家庭，但贝尔早就冲破了她那个阶层结婚生子、交际的惯例。她去牛津大学上学，成了历史上首位获得牛津大学一等学位的女性。她攀登过马特洪峰（Matterhorn），还找到了攀登阿尔卑斯山的新路线。她是位有名的考古学家兼历史学家。她也很自大，难以相处，非常有影响力。1919年11月，英国驻巴格达军队的司令举办了一次招待会，接待80名贵族。这些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围到了贝尔的身边。
[91]

战前，她只带着仆人和向导就游遍了整个中东，从贝鲁特到大马士革，从巴格达到摩苏尔。她热爱沙漠：“你身处荒凉与寂静之地，就像被一个刺不破的大幕笼罩着。没有什么现实世界，只有长途骑行，早上兴奋得颤抖，下午昏昏欲睡。进入营地时一片喧闹，晚饭后围坐在圣火旁聊天，在没有所谓文明床榻的条件下安睡，然后重新上路。”
[92] 到了1914年，她已经成了公认的英国中东专家之一。她在1915年成了首个为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工作的女性，也是在英国远征美索不达米团队中唯一的正式女团员。

贝尔自己不相信女性权利，她不是很喜欢自己的性别。她曾当着一位年轻英格兰新娘的面大声说：“英格兰小伙子这么有前途，却要娶这么蠢的女人，太可惜了。”她的好朋友都是男性：劳伦斯、圣约翰·费尔比（有个名声不佳的儿子
[A6] ）、费萨尔。有一段时间阿诺德·威尔逊也是她的好友。她轰轰烈烈地恋爱过，但是从未结婚。她的第一位恋人是个赌棍，于是她的父亲拒绝了这桩婚事，第二位恋人又是个有妇之夫。她在1920年圣诞节那天写信给父亲：“如您所知，我没什么朋友。我不怎么关心人，也不记挂谁，自然他们也不挂记我——为什么他们要挂记我呢？而且他们的那些爱好没劲得要死，我是不会和他们在一起的。”
[93]

她全身心地扑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事业上。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坚信我们应当把这里打造成阿拉伯文明的中心，让它繁荣起来。”她最初认为，阿拉伯人不应该参与自己政府的事务。“我们把这里把持得越牢，当地居民就会越高兴。”在早先的日子里，她和阿诺德·威尔逊相处得很好。她很有兴致地告诉父母，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34岁，能力很强，像他一样心智和体力都很出色的人很少见”。
[94] 威尔逊也对她敬重有加，认为她做文书工作“不知疲倦”。他告诉他的家人，她“精力非常充沛，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帮助”。
[95] 这两人一起等着上级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决策，但是指令一直没来。阿诺德·威尔逊说：“我是这样看，如果他们中的明白人都不发声，那一定是因为他们的疑虑比我们的还大。”
[96] 在等待期间，贝尔对美索不达米亚治理形式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阿拉伯人所扮演的角色的分量，应该比她最初想的大一些。
[97]

1919年1月，阿诺德·威尔逊把贝尔派往了开罗、伦敦、巴黎，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她到巴黎后提议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一个国家，阿诺德·威尔逊随后在2月份也去了巴黎。贝尔给家人写的信里全是大人物。“明天我要和贝尔福先生一起吃饭，而我觉得他根本不把这当回事。我希望能找到机会和劳合·乔治先生说两句话。只要能说上话，我觉得就有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同时我们已经派人去巴格达请威尔逊上校来这里。”她相信，美索不达米亚的命运和叙利亚纠纷的解决方案联系在一起——这倒是想得很对。“我们不能只考虑其中一个而忽略另一个，而且在叙利亚的问题上，法国的态度很重要。”她同劳伦斯以及费萨尔一起待了很长时间，现在和这两人的想法一样，也认为应该说服法国人让费萨尔做独立叙利亚的国王。阿诺德·威尔逊非常不喜欢劳伦斯，也强烈反对他的观点：“他似乎惹了不少麻烦。在我看来，我们和法国人的不和主要是他的行为和建议引起的。”
[98]

对话与游说没发挥什么作用。印度事务大臣孟塔古哀怨地给贝尔福写信：“我们把贝尔小姐和威尔逊上校都叫到了巴黎。他俩是我的下属。他们找到我说：‘我们来了。你想让我们做什么？’我又不能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
[99] 和平缔造者们还在支支吾吾，美索不达米亚的动荡却在扩散。库尔德人与波斯人不满阿拉伯人的统治，什叶派怨恨逊尼派的势力，部落首领的权威被英国人挑战，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导致高级军官与官僚失势，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数量越来越多。贝尔焦虑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束手无策。她在4月份写信给老朋友奥布里·赫伯特——后者正在担心阿尔巴尼亚的形势——“唉，我的天，他们把近东搞得一团糟。我敢肯定那里的情况会比战前还糟——除了美索不达米亚，我们或许能让它不陷入这种混乱。这就像你预料的那样，这就是场噩梦，所有糟糕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你又没法伸手去阻止。”
[100]

埃及在那年春天挺不住了。尽管英国通过一位赫迪夫
[A7] 来掩饰，但埃及人从来就没喜欢过英国的统治，到大战爆发的时候，埃及民族运动的基础已经很强大了。它有强大的宗教领袖、地方富商，以及一个不断壮大的职员阶层。这些人彼此联系，还有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数量庞大的农民的支持。
[10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也带来了新的麻烦。奥斯曼帝国是埃及名义上的统治者，当它在1914年和英国宣战的时候，英国人便宣布埃及是自己的保护国。再加上英军和澳大利亚军队的不断涌入和物价攀升，埃及人被惹怒了。英国人对这个国家的前景发出了矛盾的信息：在实际中他们收紧了对埃及的控制，但伦敦政府又摆出了伍德罗·威尔逊的言论。“十四点计划”在埃及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102]

1918年11月，就在英法和阿拉伯人说过自决的事情后没多久，一位知名的埃及民族主义者带上一个代表团，去找英国在埃及的总督雷金纳德·温盖特（Sir Reginald Wingate）交涉。这位民族主义者叫赛义德·宰赫鲁（Said Zaghlul），是位杰出的律师、文人，还当过教育大臣。他来自传统的埃及，父母家里在三角洲地区有地。不过在一位王室亲王的资助下，他搬到了更现代、更多元化的开罗。英国人在一开始把他算作自己的支持者。埃及的第一任英国总督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对他的评价是：“这个人前途无量。他拥有为国服务的所有品质，诚实，能干，有信仰，有勇气。”
[103] 不过到了1914年，英国人就没那么看好他了。或许是因为没当上总理，或许是他放弃了真正的信仰，开始向民族主义阵营靠拢。
[104]

在同温盖特的交涉中，宰赫鲁提出了让埃及人彻底自治的要求。他告诉温盖特，埃及人是个“古老而能干的种族，拥有光荣的历史——阿拉伯人、叙利亚人以及美索不达米亚人最近都得到了承诺，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而埃及人比他们都能干，能组建一个完善的政府”。他要求获准成立一个代表团（也就是华夫脱
[A8] ），去伦敦和巴黎把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表达出来。温盖特拒绝了这个要求，埃及民众愤怒地表示抗议：“印度的极端分子都可以见孟塔古先生；阿拉伯的费萨尔可以去巴黎。埃及人不如他们忠诚吗？为什么埃及不行？”
[105]

等到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请愿活动已经在埃及流传开了。一开始是数千人签名，后来发展到了数十万众。抗议变成了一项运动，就叫“华夫脱”。宰赫鲁敦促赫迪夫提出完全独立的要求。3月9日，英国当局逮捕了他和其他三位带头的民族主义者，把他们驱逐到了马耳他。第二天，全埃及爆发了罢工和示威游行。从来未出现过的事情发生了，大批上层妇女走出家门。一位女性说道：“我不怕中暑。英国暴君要遭天谴。”
[106] 抗议变得暴力起来，人们砍断了电报线路，撬翻了铁轨。3月18日，一个暴徒杀了8名英国士兵。英国人突然发现，整个埃及都有失控的危险。

英国政府在慌乱之中下令实施军事戒严，并派艾伦比去恢复埃及的秩序。让伦敦方面大吃一惊的是，他立刻表示，要是还想与埃及人合作，就必须释放关押在马耳他的民族主义者领袖，如果他们还想出国陈情的话也必须批准。
[107] 宰赫鲁去了巴黎，但是很明显没有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
[108] 不过他成功地说服英国人，让他们意识到必须改变治理埃及的方式。谈判进行了好几个月，英国政府在1922年终于承认了埃及的独立。（但英国仍然控制着苏伊士运河与埃及的外交政策。）宰赫鲁于1924年当上了埃及首相。

英国人驻防埃及的根本原因，全都是为了印度，1919年，在印度同样的情况困扰着英国。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甚至比埃及更严重。那个曾经温和地请求有限自治的印度，现在开始要求完全地方自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莫罕达斯·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利用政治组织工具和他已经使用纯熟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把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印度国民大会转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经济急剧通胀，出口贸易崩溃，加上无能的英军导致印度士兵在美索不达米亚丢了性命，即便是那些认为由英国人统治好歹有优秀治理的人，在看到这一切后也失去了希望。虽然英国政府在1917年承诺逐渐向自治过度，但这只不过是戏弄和哄骗而已。

印度民族主义者带着赞许的态度看待威尔逊总统的自决，但他们在一开始并未关注巴黎和会。印度没有领土要求，至少没有什么领土是印度人自己在意的。（印度事务部的英国官员曾试图让印度托管美索不达米亚和德属东非，但没有成功。
[109] ）代表印度的并不是它自己的领袖，而是孟塔古这位印度事务大臣，以及两个精心挑选出来的印度人：辛哈（Sinha）和比卡内尔的土邦大君。前者是一位杰出的法官，在代表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后者不怎么说话，但餐会组织得很好。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撤销君士坦丁堡的哈里发国地位的问题——突然在印度成了大事。这让和平缔造者们措手不及，也让英国人警惕了起来。

印度穆斯林占英属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已经郁闷了一段时间了。因为在奥斯曼帝国覆灭后，那里的苏丹对全世界穆斯林的精神领导也有可能随之瓦解。全印度的清真寺每周祷告时都以这位苏丹为哈里发。战争将印度穆斯林分成了两派：人数较少的一派公开站在奥斯曼帝国一边，因此被关进了监狱；另一派则忍气吞声，保持沉默。1919年，传言从巴黎传到了印度，说各国正打算分割奥斯曼帝国，废黜苏丹，并将哈里发国取消。穆斯林办的报纸发表文章，恳求英国人保护苏丹，地方的贵族也纷纷成立哈里发国委员会。大量请愿者涌向英国当局，称威尔逊曾承诺要保护哈里发国——这是没什么根据的，因为威尔逊没这么说过。
[110] 印度政府劝阻英国政府，让它给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留一些权力，掌管一些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圣地。
[111] 孟塔古在巴黎反复警告他的同事，印度穆斯林向来对英国人忠心耿耿，疏远这一大群印度人是有风险的。
[112] 他的警告和他那敏感的个性把事情变得更糟。劳合·乔治写信告诉他：“事实上在整个和会期间，你的态度经常伤到我。你不像英国内阁成员，倒像奥朗则布王位的继承者！”
[113]

劳合·乔治于5月17日勉强同意带领包括阿迦汗
[A9] 在内的一个代表团去四人理事会陈情，去请求其他国家不要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语地区，请求继续保留哈里发国的地位。劳合·乔治本人对他们的要求不以为然：“我认为没有什么分割土耳其的好办法。把这样一个不协调的因素留在穆罕默德的世界里，对我们来说风险太大。”
[114] 不过四天后，也就是在5月21日，他和克列孟梭之间那场激烈的中东争论爆发了，包括哈里发国在内的整件事情都被无限期地搁置了下去。

印度的穆斯林变得越发焦躁。地方委员会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哈里发国中央委员会。首要的穆斯林政治组织，全印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劳合·乔治。让事态更为严峻的是，甘地决定带领国大党支持这项运动。清瘦、内向、讲究素心素食的甘地对印度的政治形势总是把握得非常好，同时也总能遵守他内心那一套复杂的原则。谁也没想到，他是个政治天才。在哈里发国的风波中，他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搭建桥梁，还能让英国当局颜面扫地。

印度已经动荡不堪了。大流感夺走了1200万印度人的性命（甘地说这是英国在印度道德破产的一个例证）。穆斯林因为哈里发国的事情非常愤怒，工人发动了罢工，农民则抗议地租太高。印度政府用立法权来强化权力，但适得其反。大城市在3月和4月间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集会。4月6日，甘地号召全印度进行总罢工。虽然他敦促追随者不要使用暴力，但抢劫和暴乱时有发生。旁遮普邦的情况最为严重。4月13日，在旁遮普的阿姆利则，一位英军军官在慌乱之中下令士兵向人群开枪。这一事件后来被世人称为“阿姆利则惨案”。它激化了印度人的反英情绪。英国人，尤其是那些在印度的英国人，开始惊慌起来。当地一家英语报纸发问道，是不是有“阴险恶毒的组织在背后操纵？”
[115] 是布尔什维克吗？是来自埃及的渗透者吗？
[116] 还是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穆斯林阴谋？这些事件正好赶上与阿富汗穆斯林开战，而伊本·沙特的军队在严格伊斯兰运动的吸引下，正在扫荡整个阿拉伯半岛，这一切仅仅是巧合吗？
[117]

埃及与印度的麻烦挫伤了英国人的自信，让他们又一次明白了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大英帝国总参谋部参谋长亨利·威尔逊曾反复尝试，让自己的政府明白这一点。正如1919年4月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的：“我现在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从欧洲和俄国撤军上，我们所有的力量都要集中在未来那些风暴中心，也就是英格兰、爱尔兰、埃及和印度。现在你该明白了，亲爱的。”
[118] 即便是从高加索和波斯这些地方撤军，英国军队也未必能应对这些“风暴中心”。英国陆军的人数正在减少。1919年春天，仅仅是中东地区，艾伦比平均每个月就要复员2万名军人。
[119]

这些麻烦还让人认识到了开支有多么巨大。已经当上殖民地大臣的丘吉尔写信给他在殖民地事务部的私人秘书：“务必要认识到，发生在中东的所有事情都不及削减开支重要。”
[120] 在1919年夏天一次毫无结果的内阁讨论之后，寇松沮丧地向贝尔福汇报道：“事实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埃及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广大地盘上各有一支英国军队和一支印度军队，规模为32万人，或者不算埃及，也有22.5万人。维持这样规模的军队是有巨大成本的，这是谁都吃不消的。”
[121] 此前一直不急着与奥斯曼帝国议和的劳合·乔治终于开始注意了。1919年8月，在劳合·乔治度假前，贝尔福把问题总结起来，给他发了一份相当精要明晰的报告——不过和往常一样，贝尔福是不会提供任何解决方案的。他在报告中写道：“令人不快的事实就是……法国、英格兰、美国都陷入了叙利亚问题中。这个问题是如此混乱难解，以至于无论哪一方都拿不出有水平的、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122] 劳合·乔治也不安地意识到了法国人的愤怒程度。
[123] 自从5月份返回叙利亚后，费萨尔一直摆出一副要独立的样子，这让事情进一步复杂化。在大马士革头一次做演讲的时候，费萨尔对在场的阿拉伯人说：“现在是你们选择的时候了，你们是要做奴隶还是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有传言称，他在和埃及民族主义者讨论建立统一战线反对英国的事情，还有人说他在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讨论如何与土耳其合并。他的特工在美索不达米亚散发传单。在和艾伦比的一次交谈中，费萨尔声称，伍德罗·威尔逊要他以美国独立战争为榜样：“如果你想独立，就要招募士兵，并强大起来。”
[124] 在叙利亚的英国军事当局警告劳合·乔治，如果费萨尔决心发动起义，他们是无法控制的。
[125]

劳合·乔治这个人如果能下定决心就能迅速行动。他在9月时做出决定，英国撤出在叙利亚的军队，让法国人进驻。经过艰难的讨论后，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同意移交权力。（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边界仍然是个麻烦，这一问题直到1922年才最终解决。
[126] ）美国人无力地表示抗议，并谈到了自决，不过他们已经不再是重要因素了。到1919年年末，英法之间其他的重大问题也都解决了。摩苏尔的石油要分享，具体的分配比例和半年前的方案差不多。在1920年的圣雷莫会议上，各方通过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条约，英国和法国暂时搁置了分歧，拿到了各自的托管地。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法国拿到了叙利亚。从理论上说，这些托管需要等到国际联盟批准才算有效。毫无意外，由英法主导的国联在1922年批准了英法的托管。

阿拉伯人的意见是被征询了，但征询他们的只有美国人。在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都拒绝支持的情况下，威尔逊的调查团依然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任务。美国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院的院长亨利·金（Henry King），还有那个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业上也出了力的查尔斯·克雷恩，排除万难在1919年花了一个夏天，走遍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他们发现，绝大多数居民不想让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从叙利亚中分割出去，差不多同样比例的人还希望叙利亚独立。他们总结道：“不明智且不守信地和这些人打交道，非常有可能带来危险。不过，如果能坦诚地处理问题，还是有希望获得和平与发展的。”
[127] 他们的报告直到1922年才发表，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1919年9月，费萨尔被直接告知，英法已经重启了在中东事务上的谈判。英国人采取了措施，确保在克列孟梭与劳合·乔治达成协议前，费萨尔不会抵达伦敦。费萨尔表示抗议，说自己不会服从法国人的统治。
[128] 英国人或许有些尴尬，只是敦促他和法国人谈判。在牛津大学的劳伦斯无能为力，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政府抛弃了他的老朋友和阿拉伯人。他一遍又一遍地念一首诗，内容是亚当和夏娃被从伊甸园中逐出的经历。据他的母亲回忆，他经常坐在她的家里，“从吃完早饭到开始午饭，他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坐就是一上午，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129] 。

费萨尔在巴黎遭到了冷遇。莫戴克在报告中写道：“法国媒体曾为他披金戴银，大唱赞歌，现在又把他拽进泥坑，编造谎言侮辱他。”
[130] 克列孟梭同情他，但态度很决绝——只要能维持秩序，法国可以认他做大马士革的统治者，而且他还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求助于法国军队。无奈的费萨尔只能表达谢意，把自己的马送给了克列孟梭。莫戴克说，只有两匹是良种，剩下的也就马马虎虎了。
[131] 不管怎么说，克列孟梭摆脱了尴尬的局面，而从来就没同情过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法国官员的态度更强硬了。法国需要巩固自己在叙利亚的统治，特别是对付那些在西里西亚攻击了法军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1919年11月上台的法国新政府比克列孟梭那一届更想建立一个帝国。普恩加来的继任者，新总统保罗·德夏内尔（Paul Deschanel），向殖民地游说团体的一个代表团保证，法国会以地中海与中东做政策基础。（没过多久，就有人发现他跟爱丽舍宫里的树聊起了天。
[A10]
[132] ）虽然费萨尔在巴黎一直拖到1920年1月才走，但他还是没能和法国人达成一个确定的协议。他回到了大马士革，对法国人非常失望，对英国人更是失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被人捆了手脚送到法国人那里的”
[133] 。

他发现形势在恶化。叙利亚的法国总督古罗将军——就是在关系还算融洽的时候把自己的勋章给费萨尔的那个人——坚信要对阿拉伯人强硬。
[134]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自身也变得越发好斗，部分原因是看到了邓南遮在阜姆的例子，觉得这个人公然挑衅了大国也没什么事。
[135] 在宽阔的贝卡谷地，巴勒贝克（Baalbek）有罗马时代的腓尼基古城遗址，阿拉伯的非正规军就在那里向法国军队打黑枪。（在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的游击队都发现，这块谷地还是像原来那么有用。）在这些事件背后，费萨尔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人们要求他宣布独立，即便是和法国开战也要独立。
[136] 在民意的裹挟下，费萨尔不情愿地同意了。1920年3月7日，叙利亚代表大会宣布费萨尔为叙利亚国王，而且还不是英法划定边界的那个叙利亚，而是“以自然地貌为界”的叙利亚，把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都包括了进去，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当地人与法军发生了冲突。没过多久，又一个声称代表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代表大会也在大马士革召开了，宣布美索不达米亚独立，指定费萨尔的哥哥阿卜杜拉（Abdullah）为国王，并要求英国人撤军。
[137]

即便是在叙利亚内部，费萨尔也没有获得所有人的支持。黎巴嫩的基督徒不想陷入与法国的纠纷，在1920年3月20日的一次大会上宣布独立。他们选了法国的三色旗，在中间放上一个黎巴嫩雪松的图案做了自己的国旗。
[138] 阿拉伯人中的激进派则指责费萨尔对法国卑躬屈膝。古罗在7月向费萨尔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一项便是无条件接受法国对叙利亚的托管，并严惩那些攻击法国人的人。绝望之下，费萨尔向其他国家求援，得到的只有同情。7月24日，法军向大马士革开进，歼灭了一直装备低劣的阿拉伯军队。费萨尔和家人踏上了流亡之路。

为了控制叙利亚，法国人缩小了它的面积。法国人奖励了基督徒盟友，把后者在黎巴嫩山的边界扩展到贝卡谷地，还给了他们提尔、西顿、贝鲁特、的黎波里这些地中海港口，还有巴勒斯坦南面和北面的土地。一个由基督徒统治的国家现在加进来了数千名穆斯林，结果就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宗教与族群关系始终得不到解决，两国也因此纷争不断。直到法国人最后撤军，叙利亚还对自己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在20世纪70年代，黎巴嫩又爆发了危机。外界对此非常吃惊，但当地人都知道这种事迟早会发生。叙利亚政府趁机派出了军队，而那些军队至今还待在黎巴嫩。
[A11]

对阿拉伯人来说，1920年仍然是充满灾难的一个年头：巴勒斯坦没了，然后是叙利亚、黎巴嫩，最后终于轮到了美索不达米亚。1920年夏，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土地上爆发了叛乱，从幼发拉底河的河谷地区一直到摩苏尔的库尔德人聚集区。贝尔早就转变了观点，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必须自治，他也早就给出了警告。和贝尔断绝了关系的阿诺德·威尔逊则把这一切都怪罪在外部势力头上，以及另一位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上。
[139] 铁路被切断，城市遭围攻，英国军官被谋杀。英国人摆出了强硬的姿态，外派部队去扫荡，烧毁村子，征收罚款。他们用上了一种新式但非常有效的手段，用飞机从空中扫射并轰炸。到了当年年末，英国人恢复了那里的秩序，阿诺德·威尔逊也被他过去的导师、更讲究外交策略的考克斯所取代。

美索不达米亚事件极大地震动了英国政府。丘吉尔说：“我们费劲了心机，却没找到一名士兵。”
[140] 批评人士质问，美索不达米亚到底值不值得费这么大劲。
[141] 寇松、丘吉尔，还有劳合·乔治，都想尽力保住这个地方。实际可行而且成本低廉的方案就是贝尔与考克斯过去一直力荐的那个，找一位会变通的阿拉伯统治者。正好，他们有费萨尔，毕竟他们亏欠他的太多了。1921年3月，殖民地大臣丘吉尔在开罗的一次会议上同意让费萨尔做国王。他的哥哥，“好色、无所事事、十分懒惰的”阿卜杜拉也沾了光，得到了一个小国外约旦。
[142] 费萨尔被邀请去美索不达米亚访问，考克斯和贝尔安排了一帮人，去请求他留下来做国王。圣约翰·费尔比喜欢共和制度，声音又大，于是被打发回家了。英国人又炮制了一次投票，让费萨尔得到了96%的支持率。贝尔给他设计了国旗、加冕礼，以及国王服装。她感慨道：“我还得给他的朝廷设计一套礼仪。”1921年8月23日的早晨很凉爽，费萨尔加冕为王。他统治的国家就是后来人人皆知的“根深蒂固的国家”——伊拉克。贝尔在报告中写道：“看到伊拉克从南到北都统一到一起，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这在历史上可是头一遭。”
[143]

起初她同费萨尔的关系还很密切，但当费萨尔有了经验自信起来之后，他便不愿意再不停地接受意见了。
[144] 英国人慢慢发觉，他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从。他努力为自己的新国家争取独立，伊拉克在1932年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了国际联盟。费萨尔在第二年去世。他的儿子，一个乐呵呵的花花公子，在1919年死于一场车祸。他的孙子，死于1958年那场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的政变。费萨尔的父亲，那个曾希望建立一个大哈桑王朝来统治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侯赛因，先是失去了理智，然后在1924年又失去了在汉志的王位。伊本·沙特推翻了他的国家，并成立了那个至今还带着他名字的王国。唯一流传至今的哈桑王国是约旦，让人人都吃惊的是，阿卜杜拉是个非常有能力的统治者。他的重孙子是今天的约旦国王。

劳伦斯在沙漠之战后就再也没真正高兴起来，他死于车祸。1953年时，为了避让两个男孩，他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格特鲁德·贝尔在1926年自杀。阿诺德·威尔逊离开了政坛，去了英波石油公司做事。他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了一名空军机枪手，在敦刻尔克上空执行任务时牺牲，终年55岁。皮科跟赛克斯拟定的那份协议给英法两国带来了很大麻烦，他失去了宠信，政治生涯也到头了。法国政府在1920年找人接替了皮科在叙利亚的工作，派他去了保加利亚。在保加利亚，他同一位名声可疑的女子的婚外情被曝光，闹出了丑闻。被派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他又搞出了更多的丑闻和一箩筐未付的账单。他在1932年从法国外交部退休，在历史中销声匿迹了。
[145]

在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过程中，英法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付出了代价。法国人没有让叙利亚彻底安定下来，自己的投入也没有回报。英国人以最快的速度撤走了在伊拉克和约旦的军队，但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巴勒斯坦，被夹在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越来越糟的关系之间。阿拉伯世界永远不会忘记英国的背叛，而阿拉伯人的敌意也集中在英国人近在咫尺的背叛之举上——巴勒斯坦出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人还会记得大战结束时团结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短暂希望。1945年后，这些憎恨和这种希望还继续塑造着中东地区。

[1] Toynbee, pp. 211–12.

[2]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p. 25, 28–29.

[3] Churchill College, Hankey diary, 4.12.18, note added 11.12.20.

[4] Temperley, vol. 6, p. 182.

[5]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p. 174–5.

[6]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1038.

[7] Churchill College, Hankey diary, 6.10.18; Nevakivi, p. 118.

[8] India Office Library, Curzon Papers, Eastern Committee minutes, 39 (27.11.18).

[9]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p. 190; Storrs, pp. 316, 324.

[10] Sanders, p. 268.

[11] Adelson, p. 135; Nevakivi, p. 32.

[12] D. Stevenson, First World 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29–30.

[13] Amery, vol. 1, p. 237.

[14]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p. 46, 69.

[15]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Clemenceau Papers, 6N72, memoranda of 18.12.18, annex III; “Plan de règlement des questions d’Orient 12.12.18”; 6N76, note 1.2.19.

[16] India OfficeLibrary, Curzon Papers, F112/274, Eastern Committee minutes, 41 (5.12.18); Eastern Committee minutes, 42 (9.12.18).

[17] Ibid., Eastern Committee minutes, 42 (9.12.18).

[18]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 152.

[19] Ibid., pp. 158–9; Nevakivi, pp. 65, 78–79.

[20] Temperley, vol. 1, p. 439;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 149.

[21]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 147.

[22] Curzon Papers, F112/274, Eastern Committee minutes, 39 (27.11.18), minutes 40 (2.12.18).

[23] Zeine, p. 46.

[24] Nevakivi, pp. 59, 83;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 90.

[25] Lansing, The Big Four, pp. 164–65, 169.

[26] James, Imperial Warrior, p. 173.

[27] Lacey, p. 83.

[28] Yapp,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pp. 281–6.

[29] Fromkin, Peace to End All Peace, pp. 174, 176–87.

[30]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1028.

[31] Antonius, p. 321.

[32] Garnett, p. 20.

[33] James, Golden Warrior, p. 311.

[34] Garnett, p. 89.

[35] Fromkin, Peace to End All Peace, pp. 339–41; Garnett, pp. 117–8.

[36] Library of Congress, Beer Collection, diary, 8.1.19.

[37] India Office Library, Curzon Papers, Eastern Committee minutes, 41 (5.12.18).

[38] Nevakivi, p. 85.

[39]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102; Zeine, p. 62.

[40] Zeine, p. 51.

[41] Bell, p. 128.

[42] Zeine, p. 62.

[43] Ibid.,pp. 50–2.

[44] Ibid., p. 19.

[45] Antonius, pp. 280–6.

[46] James, Golden Warrior, pp. 304, 599.

[47]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 131.

[48] Hughes, Policies and Potentates, pp. 221–3.

[49] FRUS, vol. 3, pp. 889–94; Library of Congress, Bliss Papers, box 244, diary, 25.1.19; Beer Collection, diary, 7.1.19;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40; Zeine, p. 144.

[50]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 186.

[51] Shotwell, p. 178.

[52]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p. 113, 118–9.

[53] FRUS, vol. 4, p. 3.

[54] Zamir, pp. 408–9.

[55] Watson, p. 371.

[56] Zeine, p. 59.

[57] Nevakivi, p. 98.

[58]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7 (7.2.19).

[59] British Museum, Balfour Papers, 49734/164–67, Balfour to Curzon, 8.9.19.

[60]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7.3.19.

[61] Nevakivi, p. 119.

[62]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 189.

[63] Nevakivi, pp. 128–9.

[64]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12.3.19.

[65]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p. 194–8, 205.

[66]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vol. 1, p. 74.

[67] James, Imperial Warrior, p. 185.

[68] FRUS, vol. 5, p. 12.

[69] Poincaré, pp. 286–7.

[70] Antonius, p. 288.

[71] Nevakivi, pp. 138, 143.

[72] Fitzherbert, p. 219.

[73] James, Golden Warrior, p. 311.

[74]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233.

[75] Nevakivi, p. 143.

[76] P. Mantoux, vol. 2, p. 133.

[77] Yergin, pp. 183, 189.

[78] Nevakivi, p. 91.

[79] Amery, vol. 1, p. 232.

[80] Sluglett, p. 32.

[81] Callwell, vol. 2, p. 194.

[82] M. Kent, Oil and Empire, p. 148.

[83] Marlowe, p. 92.

[84] Ibid., p. 13.

[85] Ibid., p. 113.

[86] Ibid., p. 132.

[87] Sluglett, appendix 1.

[88] Marlowe, pp. 136–38.

[89] India Office Library, Curzon Papers, Eastern Committee minutes, 43 (16.12.18).

[90] Sluglett, p. 37.

[91] Wallach, pp. 213–4.

[92] Ibid., p. 108.

[93] Ibid., p. 290–1.

[94] Ibid., p. 207.

[95] Marlowe, p. 112.

[96] Sluglett, p. 22.

[97] Winstone, pp. 195, 198, 202; Zamir, pp. 408–9.

[98] Winstone, pp. 209–10.

[99] Sluglett, p. 34.

[100] Fitzherbert, p. 219.

[101] Darwin, chapter 3, passim.

[102] Kedourie, Chatham House Version, p. 90.

[103] Storrs, p. 54.

[104] Kedourie, Chatham House Version, pp. 84–8.

[105] Zeine, p. 189.

[106] Shaarawi, p. 114.

[107] Darwin, pp. 83–4.

[108] Temperley, vol. 6, p. 198.

[109]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 29/2, Indian desiderata for the peace settlement.

[110] J. M. Brown, Prisoner of Hope, pp. 140–1.

[111] J. M. Brown, Gandhi’s Rise to Power, p. 192.

[112]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23/4 “The Future of Constantinople,” 5.2.19;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16 (3.4.19).

[113] Busch, Britain, India and the Arabs, p. 390.

[114] P. Mantoux, vol. 2, pp. 95–100.

[115] The Englishman (Calcutta), 8.4.19.

[116] Pandey, p. 107.

[117] Darwin, p. 247.

[118] Callwell, vol. 2, p. 182.

[119] Darwin, pp. 30–2; James, Imperial Warrior, pp. 184, 194.

[120] Gilbert, Churchill, vol. 4, p. 638.

[121] British Museum, Balfour Papers, 49734/154–60, Curzon to Balfour, 20.8.19.

[122] Nevakivi, p. 81.

[123]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74/19–21, 12.8.19.

[124] James, Imperial Warrior, pp. 194–5; Temperley, vol. 6, pp. 155–6; Nevakivi, p. 178.

[125]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 200.

[126]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4, pp. 97–8.

[127] FRUS, vol. 12, pp. 751–863.

[128] Nevakivi, p. 199.

[129] Wilson, p. 621.

[130]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4, p. 134.

[131] Ibid., pp. 141, 203.

[132]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 213; Keiger, p. 268.

[133] Nevakivi, p. 208.

[134]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p. 201–2; Zeine, pp. 120, n. 6, 146–7.

[135] Zeine, p. 120, n. 6.

[136]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 215.

[137] Marlowe, pp. 212–3.

[138] Zeine, pp. 136–7.

[139] Marlowe, pp. 162, 204, 215.

[140] Gilbert, Churchill, vol. 4, p. 495.

[141] Callwell, vol. 2, p. 273.

[142] India Office Library, Curzon Papers, F111/274, Eastern Committee minutes, 39 (27.11.18).

[143] Wallach, pp. 311, 321.

[144] Ibid., p. 364.

[145] Brecher, p. 656.

[A1] 《圣经·马可福音》中写道：“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这里向耶稣献宝的人，便是“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的几位博士。——译者注

[A2] 英国铸造的一种金币，也称作“主权金币”。在某些年代的版本中，金币上有“圣乔治驭马屠龙”的图案。——译者注

[A3] 指阿拉伯贵族。——译者注

[A4] 如果无视这条分界线的起止点，将其无限延长，巴勒斯坦地区倒的确是在它的西侧。但实际上，巴勒斯坦位于英法最初要求控制地区的南方。——译者注

[A5] 政治官员（Political Officer），大英帝国的一个文职官衔，等同于政治顾问，通常在帝国领土之外工作。——译者注

[A6] 见本书第25章介绍的金·费尔比。——译者注

[A7] 埃及统治者的名号。因为奥斯曼帝国和英国一直统治那里，所以这个称谓有了地方行政长官的含义，但它的本意是“君主”或“主人”。——译者注

[A8] 华夫脱（Wafd）的本意就是“代表团”。——译者注

[A9] 阿迦汗（Aga Khan）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下伊斯玛仪派的领袖称谓。文中提到的阿迦汗是指阿迦汗三世，此人一直生活在印度。——译者注

[A10] 德夏内尔任职的时间很短，只有7个月，因为他的精神有问题。——译者注

[A11] 2005年3月黎巴嫩爆发“雪松革命”。示威者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同年4月，叙利亚军队全部撤出黎巴嫩。——译者注

第28章 巴勒斯坦

1919年2月末，中年化学家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从巴黎给他的妻子写信：“昨天，2月27日，星期二，下午3点30分，奥赛码头召开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这个英国人还告诉妻子，那是“不可思议的一刻，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胜利！”
[1] 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首位总统的魏茨曼带领犹太复国主义者组成的代表团参加最高理事会，提议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他在当天做了简短发言，还是一向地简洁明快。他控诉了大国的利己主义——数百万犹太人正试图离开原俄国与奥匈帝国的属地，他们能去哪儿？“大国自然要检查每个想进入自己国家的异乡人，而犹太人会被视作最典型的流浪异族。”最明显的解决方案就是让他们去巴勒斯坦。那里没有多少人口，有充足的空间。国际上的犹太人已经准备提供钱和工作。有了这两样东西，巴勒斯坦就可以支持数百万人甚至更多人的生活。万事齐备，只差和平缔造者们的信号。他自豪地说，他现在就要“以18个世纪以来殉难者的名义”，要求和平缔造者发出这个信号。
[2] 他告诉他的妻子，在结束演讲的时候，“桑尼诺当时就起立向我祝贺，还有贝尔福先生，还有所有的人，只有法国人例外”。
[3]

巴黎有很多这样的代表团，它们也提出了很多要求。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捷克斯洛伐克人或波兰人那样的影响力或实力，也不像亚美尼亚人那样能在公众中获得那么大的关注。他们是有些位高权重的朋友，但他们也要面对敌意，或者说仅仅是冷漠。不过，魏茨曼还是有权享受胜利的。他知道，即便法国人抱有敌意，美国人和英国人也会支持他。事实上，先前他就和这些国家代表团中的成员检查过自己的声明。
[4] 无论是魏茨曼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和刚起步时比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过他们的事业将是一条漫长的征程。

魏茨曼1874年在俄国出生。他父亲是位木材商，家境一般。他们一家住在一个小小的村子里，用他的话来说，位于“‘犹太定居区’最偏远最黑暗的角落”
[5] 。世界上近半数犹太人生活在俄国，人数大约是700万，其中大部分被强制搬进了犹太定居区。这些地方位于今天的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波兰东部境内。这个区域是平坦的沼泽，冬天严寒，夏天闷热。一位犹太作家对它的描述是“既悲惨又单调”
[6] 。犹太人几乎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传统和信仰。虽然他们的数量在增加，但沙皇政府准许他们使用的土地和资源没变。一位观察员说：“似乎俄罗斯所有的犹太人都使劲挤在一起，就好像壕沟里的蚂蚱，一个踩着一个的脑袋。”俄国政府对他们只有两种态度——冷漠与残忍。既不给出路，在反犹暴动和屠杀的时候，也不提供保护。一位犹太诗人说：“这是种丑陋的生活。人们没有满足时的喜悦，没有荣耀，没有光明。就像微凉的汤，没有盐，也没有佐料。”
[7]

即便是在这样一种世界中，思想仍然在不停歇地传播着，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有民主主义的思想、民族主义的思想。有些俄国犹太人，例如托洛茨基，转投革命；更多的人则选择逃离此地，前往北美和西欧，这样的人成千上万。1914年前，美国的犹太人口从25万猛增到300万；英国的则从6万增加到30万。魏茨曼就是向西逃亡的犹太人中的一员。他在西欧找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那里的犹太人隔离区和歧视犹太人的司法制度早已消失。犹太人可以在那里以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的身份生活，可以与其他的大多数同胞一起生活，无非是信仰不同而已。魏茨曼还找到了一位妻子，一名年轻的医科学生，也来自俄国。他还找到了两个值得奋斗终生的事业——化学和犹太复国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者旨在建立犹太人家园，甚至是犹太人国家——犹太人在这个国家里占大多数，有安全保障，能有尊严地生活。在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只得到了一小部分人的支持。你可以说这些人远见卓识，也可以说他们是认死理的奇葩。然而到了1900年，世界形势大变。民族主义促进了犹太复国主义，但也给犹太人带来了更多危险。在其他国家，例如法国或德国，人们开始以怀疑的目光打量这个少数族群。令人恐惧和困惑的是，过去那种说不清的针对犹太人的恨意，又在欧洲人中复活了。即便是现在整体世俗化的犹太人，也逃离不了这种憎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父亲只是走在街上，就被一个陌生人打掉了帽子。那人还向他大喊：“犹太人，滚出人行道。”许多法国人异常震惊，在崇尚自由、平等、友爱的国家居然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对一桩捏造的叛国罪深信不疑，只是因为被告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个犹太人。战前，维也纳有个出了名的反犹市长，市民在漂亮温馨的咖啡馆里讲着粗俗的反犹笑话。在1897年，维也纳的一名记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组织了全球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魏茨曼从第二届开始参加，之后每一届都没落下。

魏茨曼的个子很高，秃顶，蓄着山羊胡子，别人说他像“营养良好的列宁”。他在当时就很自信，批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老上级太胆小。在是否要从英国人手中购买乌干达建立犹太人国家的事情上，他公开反对赫茨尔的意见。在魏茨曼看来，唯一可选的地方只能是巴勒斯坦，到最后绝大多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这么看。巴勒斯坦在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中一个落后的小省份，但那里是圣地，毁在罗马帝国人手上的最后一个犹太王国也在那里。有人问魏茨曼，为什么犹太人有权索要巴勒斯坦，他的答案很简单：“回忆就是权利。”

魏茨曼鄙视那些被同化的犹太人，也瞧不起那些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他认为这些人没有眼界，往严重里说，他们没有爱“国”心。他在谈到自己学生时代就熟悉的德国犹太人时说：“多数犹太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那些犹太人把自己的精力与才智贡献给了德国人。他们当自己是德国人，让德国人变得强大而不是正被德国人抛弃的犹太民族。这正是犹太人悲剧的症结所在。”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至关重要。他认定：“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只要有自己的军队，并保持自己的传统，这才能确保犹太人的地位，才能创建百分之百纯正的犹太民族。”
[8]

到了1914年，魏茨曼在曼彻斯特的大学里苦心研读生物化学，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中也开始崭露头角——该组织现在有了13万名缴费会员，但他觉得自己的地位与付出不相称。东方的犹太人觉得他太英国化，英格兰的犹太人又觉得他太俄国化。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赫茨尔，用旁人觉得不可容忍的方式抨击很多同胞，这冒犯了太多老资历的人。他的演讲是教学式的，带着一种站上讲台高高在上的姿态。后来的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Abba Eban）年轻的时候就为魏茨曼工作，他对魏茨曼的评价是：“他说话时的用词与情绪体现出科学家式的精辟，有很强的现实色彩，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告诫犹太人听众，未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任务会有多么复杂和艰难。”
[9] 魏茨曼最后之所以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是因为其他人都做不来这份工作。
[10] 他经常会说些丧气话，还总是威胁要辞职，但他从未放弃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长远目标。他对犹太复国主义最大的贡献可能是他非常能争取关键人物的支持，无论是在犹太人群体内部还是在世界领导人当中。他对一位反对者说：“我，哈伊姆·魏茨曼，一个平斯克出来的犹太佬，也就是一位地方大学的教授，组织起了众多犹太人支持一个项目。或许连罗斯柴尔德（勋爵）和他的手下都会觉得这是个疯狂的项目。”
[11]

魏茨曼在大战时加快了工作进度。他与政治家、公务员、外交家以及任何能帮助犹太人得到巴勒斯坦的人见过面，据他自己的估算得有2000人。他克服了英国上层社会对外国人和犹太人的那种轻蔑态度。塞西尔曾吃惊地说，这个人不顾自己“遭受的排斥与白眼”，他的“激情让人折服，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2] 魏茨曼征服了塞西尔，更重要的是他与贝尔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贝尔福在1916年后当上了外交大臣。这是一段奇怪的友情，一个是来自“犹太定居区”的热情坚定的犹太人，另一个是有魅力的、世俗的英格兰人。虽说贝尔福这个人这辈子几乎没对什么事情上过心，但对魏茨曼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这种友谊是非常重要的。

通常很难对贝尔福做出明确的界定：他是位哲学家，但走上了政坛；他是位审美家，但也爱打网球和高尔夫；他可以很无情，爱尔兰人就尝到过他的苦头，但对下属又总是非常热心，彬彬有礼。有一次，贝尔福忘了自己喜欢的一位惊险小说家的名字，于是对自己有些懊恼，伤心地说道：“总是这样，我实在是太不讲究了，太不讲究了。”
[13] 贝尔福总是一副倦怠的样子，穿着休闲，但是很精致，脸上总挂着笑容，有人说他“就像墓碑上的月光”。他似乎很少把自己当回事，也不在意其他什么事情。
[14] 他在议会的演讲非常出色，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他对丘吉尔说：“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终于能把一句话说顺溜，说完整了，也就可以收尾了。”
[15] 他在一次午餐会上说过，他这个人一到要做决定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奇怪的心理。“我能记得所有论点，正面的，负面的，甚至能就这个话题来一番精彩演讲。但是一到要做结论了，要决定了，脑子里就一片空白。”
[16] 为他辩护的人说这是一种特立独行的心态，就好比他整个上午都赖在床上，但他就是喜欢在床上努力工作。不过其他人并不这么想。丘吉尔说：“如果你想什么事都做不成，那贝尔福绝对是最佳人选。”
[17] 有人曾问劳合·乔治，如何评价贝尔福的历史地位，劳合·乔治回答道：“他就像一块手帕上的香水。”
[18]

贝尔福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这让他成了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母亲是个非常虔诚的人，他从母亲那里继承到的是塞西尔家族那种为民服务的传统，以及保守党的政治倾向。和后来的外交部接班人寇松一样，贝尔福是惬意的贵族世界中的一员，这些人彼此都有关系。他一度就要订婚了，但他中意的那个女孩得了伤寒死了。他终身未娶，家事都是和他关系要好的一个妹妹
[A1] 打理的。他关心家人和朋友，但他并不是真正需要他们。正如他在一封家书中写到的那样：“你们向来都很重要—但是有多重要呢？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对我们当中的另一个人来说，能有多重要呢？”
[19]

贝尔福很聪明，对各种理念很着迷，能很好地参透一种观点的本质。他还很超脱，到了奇怪甚至是让人担忧的地步。在德国潜艇战最激烈的时候，英国的经济有被困死的危险，而他在看到每天被击沉的船只清单时只是说：“太烦人了。这些德国人无法无天了。”劳合·乔治说，在内阁开会的时候，贝尔福会非常有说服力地说一件事情，然而，在片刻停顿之后，又会用同样有说服力的方式把反面的观点说一遍，最后再用一句慨叹结尾：“如果你们要问我认为该采取什么措施，我只能说我也不知道。”
[20] 寇松非常了解他，把他视作一个邪恶且危险的人物：

他那翩翩的风度，超群的智慧，不拘小节的态度，那套辩证论述的威力，加上长期当公务员的荣耀经历，蒙蔽了所有人的眼睛。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对国事的无知、无感、无定数是多么的可悲。他从不研究文件，从不了解事实，在内阁里很少阅读外交部的晨报，而且从不计划未来。他相信的是他那种无人能及的即兴发挥的能力，认为自己可以靠这种应变能力解决任何难题，可以轻巧地迎接一个接一个的危机。
[21]

所以说，贝尔福能投入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而且能坚持下去，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的一位下属认为，他从未真正关心过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
[22] 是因为贝尔福的情况和劳合·乔治一样，早期的宗教熏陶让他对犹太人的历史产生了好感？让他对犹太人的智慧非常着迷？他曾告诉尼克尔森，说犹太人是“继5世纪的希腊之后，人类中最有天赋的种族”
[23] 。他是否像他自己曾说过的那样，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视作“守护并延续一种宗教信仰与种族传统，把未被同化的犹太人塑造成世界政坛上一支卓越的稳健力量”？不过，对豪斯他却说：“有人告诉他，而他也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即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几乎所有本质上与之类似的政治动乱，追本溯源都可以和世界犹太人集团联系在一起。他们好像非得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然就颠覆现有的文明。”
[24] 虽然他觉得反犹这种事情很粗鄙，甚至很不幸，但他也和一位要好的女性朋友叨咕过，自己过周末时碰到太多犹太人的事情：“我相信希伯来人的确是少数民族——而且，虽然我对这个种族没有偏见（恰恰相反），但我开始理解那些反对外国人移民的观点。”
[25] 和他这辈子做过的大多事情差不多，贝尔福的思维方式与内心活动也是一个谜。但在他去世之前，他喜欢的侄女曾听他说，他“总体上觉得自己为犹太人做过的事情，是这辈子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
[26] 。

贝尔福与魏茨曼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06年：“正是同魏茨曼的那次交谈，我才认识到了犹太人的爱国情怀是独一无二的。乌干达方案是无法满足他们的爱国心的。”
[27] 两个人在1914年又见了一次。按照魏茨曼的说法，贝尔福在那次见面时明显是动了感情，说道：“你投身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我将像你一样不懈努力，迎头赶上。”
[28] 魏茨曼征服的不仅仅是贝尔福一人，丘吉尔、赛克斯，还有《曼彻斯特卫报》的主编斯科特，都成了他的支持者。最重要的是，劳合·乔治也在支持者的行列。

和贝尔福一样，劳合·乔治也是读着《圣经》长大的。“我了解的犹太人历史比我自己家乡的历史还要多。我可以给你说出所有以色列的王，换成英格兰的国王我也就能叫上来五六个人的名字，换成威尔士的国王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29] 而且，从虔诚、极具天赋、热爱学习来看，威尔士人和犹太人不是很像吗？当英军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劳合·乔治非常激动，“这可是数代欧洲骑士都没做到的事情”
[30] 。他对中欧地理知识的了解或许不扎实，但他知道圣地。（事实上，他那篇语焉不详的声明说道，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的范围要“从但城到别是巴”
[A2] 。这篇声明在巴黎和会上引发了无数问题，因为专家们翻遍了《圣经》的地图也搞不懂他真正是什么意思。）

在战争期间做军需大臣的时候，劳合·乔治总喜欢说他欠魏茨曼一笔特别的债。英国当时非常缺少制造炸药的丙酮。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魏茨曼发明了一套大规模生产丙酮的工艺。他非常大度地让英国人在战争期间使用这种工艺，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当劳合·乔治请魏茨曼接受国王颁发的荣誉时，魏茨曼说：“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我自己。”当劳合·乔治再次催促他时，他要求劳合·乔治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劳合·乔治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声称：“这便是知名的‘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宣言的由来。”
[31] （法国人有另一套理论。他们说劳合·乔治有个情妇，而这个情妇的丈夫是位知名的犹太商人。
[32] ）

魏茨曼和丙酮的故事很不错。但是，尽管英国政治家同情犹太人，但他们是不会做任何有违英国利益的事情的。不过到了1917年，这些人似乎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站到了一起。魏茨曼想要一个犹太人的巴勒斯坦，而且就像他指出的那样，这个地方在未来若干年需要有人保护。他不信任法国人，对美国人也没有什么热情，而英国不仅强大还是公正公平的。此外，“英格兰人是个信奉《圣经》的民族，他们和犹太民族是心心相通的”
[33] 。有了犹太移民，巴勒斯坦将变成“一个亚洲的比利时”，而且将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重要战略资本。“巴勒斯坦就是埃及在地理上的延长部分，是苏伊士运河与……黑海之间的屏障。”
[34] 这个观点在劳合·乔治看来很在理，对英国陆军部来说也是一样，英国外交部中也有人持这种看法。要是这样做能把巴勒斯坦从法国人那里划出去就更好了——《赛克斯—皮科协定》把那里许诺给了法国。从1917年开始，在劳合·乔治的鼓励下，赛克斯私下里与魏茨曼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者见面。英国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最后一个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在犹太人群中宣传造势，特别是对美国和俄国的犹太人宣传。美国当时还未参战，而俄国的犹太人显然不会对自己的政府有什么感情。在听说有大量犹太人口的德国正考虑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时，英国政府警觉了起来，加快了行动的脚步。

寇松真正去过巴勒斯坦。和大多数同事的看法不同，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梦想很荒唐。他说：“要想把一些先进而智慧的人群降格到奴隶身份，我是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他还问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这个国家的人民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35] 好激动的印度事务大臣孟塔古提出了更激烈的观点，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个有害的政治理念，联合王国的任何爱国公民都不会接受它”。从信仰上说他是个犹太人，但从民族意识上说他又是个英格兰人。难道他现在被告知，他真正该效忠的是巴勒斯坦吗？并且对于作为其他国家公民的犹太人来说，权利又意味着什么呢？英国内阁没有理会这些反对意见，并在1917年10月批准了一个方案。赛克斯冲出了会场，挥舞着一页文件喊道：“魏茨曼博士，有结果了！”
[36] 贝尔福给英国犹太人领袖罗斯柴尔德勋爵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了他英国的政策。“国王陛下的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家园，而且会竭尽全力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这里面的用词都是精心选择的：英国政府反复强调，“民族家园”并不等于国家。魏茨曼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同样也很谨慎。他们说，他们无意马上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当然，在遥远的未来，等有更多犹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后，这件事就可以再说了。当时没什么人相信“再说”这回事，或许也没人想这回事要“再说”。《泰晤士报》的头条是：“巴勒斯坦归犹太人。官方表示支持。”从一开始，政客、外交官、记者，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谈论的都是犹太人国家。
[37]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当英军从埃及向北开进，准备占领耶路撒冷，进而占领整个巴勒斯坦时，从犹太人中特别征召出来的“皇家燧发枪手团”，也就是人们口中的“犹太军团”，也加入了进去，合兵一处。[“犹太军团”的创立者，那位无情而极端的俄国名记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也升到了少尉。]

当艾伦比在巴勒斯坦建立起军事政权时，他的第一份告示和官方文件都是翻译成两种语言的：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1918年夏，在英国政府的批准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耶路撒冷的一座山上买了一块地。魏茨曼亲手为希伯来大学奠基，参与奠基仪式的还有艾伦比和一干协约国高级指挥官。还是在1918年，英国政府批准，由魏茨曼带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使团前往巴勒斯坦。虽然给他们的指令很含糊——是英国军事政权对外联系的纽带，并组织当地的犹太人——但实际上这个使团就是巴勒斯坦犹太社区的正式代表。此外，正像英国官员有时候抱怨的那样，它表现得就像个正在组建中的政府。
[38]

魏茨曼本人很谨慎。亚博京斯基这样的少数激进派要求立刻建立犹太人国家，但魏茨曼轻松地挡住了这种压力。他要想方法确保英国或美国成为托管巴勒斯坦的国家，而不能是法国，因为法国人太想扩张，对天主教的信仰又太虔诚。就像巴黎和会上的情况一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美国人也在挑战欧洲人的地位。前往巴黎和会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抱怨说，魏茨曼独裁不民主，他起草的关于巴勒斯坦的备忘录“太浅薄”。这些人要求建立一个“犹太人共和国”，甚至是一个“犹太人国家”，由犹太人做总督，政府里要都是犹太人，犹太人要在执行与立法理事会里占多数。魏茨曼觉得美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政治意识都太天真。“我要再次强调，我们的要求不是巴黎和会上的一锤子买卖，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事情还是按照他的想法发展，一部分原因是他再次威胁要辞职，另一部分原因是英国政府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建国这类事情发生，它是不会托管的。在这个阶段，美国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没准备与魏茨曼公开对抗。正如未来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指出的那样：“他能影响英国公众，也能影响英国政府官员。这不仅仅是说劳合·乔治与贝尔福，等他们不再当政的时候，他还可以不停地影响以后的官员。英格兰或欧洲大陆上的其他犹太人都没有他这样的影响力。”
[39]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多数领导人都去了巴黎和会。魏茨曼继续他的会见工作，拜会有权势有影响力的人物。豪斯还和往常一样表示支持，威尔逊给了他40分钟时间，贝尔福则向他保证，关于巴勒斯坦边界问题的决定会非常慷慨。法国人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魏茨曼告诉威尔逊：“我的法语也没问题，但是法国人就是和我说不到一块儿去。”
[40] 魏茨曼很小心，不提今后犹太人国家的事情，也不说犹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占多数。不过有那么一次，他说了一句犹太复国主义者常说的话：巴勒斯坦应该“都是犹太人，就像英格兰都是英格兰人一样”
[41] 。

2月27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向最高理事会介绍他们的使命。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作声，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主要发言人还没从伦敦赶过来。不过魏茨曼发了言，还有几个欧洲人也开了腔。波兰作家纳胡姆·索科洛夫（Nahum Sokolow）提醒听众，东欧犹太人的境遇非常糟糕，“解救那些不幸同胞的工作刻不容缓”。魏茨曼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他后来回忆道：“我能看到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就好像两千年来犹太人的苦难都压在他的肩上。”
[42] 梅纳赫姆·乌什金（Menachem Ussishkin），一个强势的俄国犹太人，说起了希伯来语——这种古老的语言现在又活了过来。最后发言的是诗人兼法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安德烈·斯拜尔（André Spire），以及杰出的学者西尔万·列维（Sylvain Lévi）——法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反对魏茨曼和他的同事，所以把这两人强塞到了代表团中。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团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两人声称自己代表大多数犹太人，而斯拜尔和列维的出现则显示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俩指出，法国犹太人中只有一少部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实的确如此——而且这些人都以自己的法国身份而自豪。（就像列维说的：“感情上是犹太人，但首先是法国人。”）这两人要求保留法国在巴勒斯坦的原有权利，还要担当天主教徒保护者的角色。他们还建议，作为一个地中海国家，是文明世界的伟大力量，巴勒斯坦交给法国托管最为合适。
[43]

法国外交部官员满意地看着这一切。（魏茨曼轻蔑地说，列维就像被催眠了一样。
[44] ）在战争时期，主要是出于宣传考虑，法国人曾支持过犹太人家园的想法，但是在和平时期，它没有必要放弃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要求。正如殖民主义者乐此不疲地指出的那样，这些要求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的年代。皮科对耶路撒冷的军事长官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说，英国人理解不了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回圣城法国人有多么喜悦。斯托尔斯尖锐地反驳道：“想必是十分喜悦，连我们这些真正拿下这座城市的人都能猜到。”法国官员特别看重军事占领巴勒斯坦。就像有人对斯托尔斯说的那样：“我能在法国教堂前站岗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不能在耶路撒冷教堂前站岗也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45] 奥赛码头方面不能原谅克列孟梭，他在1918年12月与劳合·乔治的那次出名的会面中放弃了法国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要求，也放弃了对摩苏尔的领土要求。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团向最高委员会提交文件之前，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斯派尔：“我们急切地盼望能有一位法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发表声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你应该说明，法国必须得到巴勒斯坦。”
[46]

列维表现得更好，至少从法国人的角度看是这样。他发表了非常长的演讲，坚定地表示自己根本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指出，如果东欧所有的犹太人真的都像魏茨曼所说的那样，只等信号发出就搬入巴勒斯坦，那就会引发问题。这个国家还没有能力容纳这么多人口。（事实上，虽然魏茨曼没有公开这么说，但他的确也有这种担心。
[47] ）列维还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犹太人家园对犹太人来说是好事吗？在他看来，“世界各国马上就要承认犹太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在这个时候说犹太人应当在巴勒斯坦获得特权，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全世界的犹太人要怎么做才能像某些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说得那样，从巴勒斯坦政府获得权利呢？“召集某些已经在一国拥有公民权的人，让他们去管理一个新国家，并在新国家行使另一种公民权，这会开启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犹太人已经被怀疑了，他“身为一名犹太出身的法国人，很害怕这样做可能导致的后果”。
[48] 这就和当初孟塔古拿出来攻击《贝尔福宣言》的观点一样。“无耻的谎言，”之前抨击过孟塔古的魏茨曼现在又瞄准了列维，鄙夷地说，“以后别说你认识我，你这个叛徒。”
[49]

众人当天没有就巴勒斯坦的事情做出决议，未来的几个月里也不会有决议。在和会以后的会议里，这件事很少拿出来讨论。就和巴黎和会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人们几乎不会去考虑一个会在今后多年里引发严重麻烦的问题。一位美国情报官员在1917年的报告中写道：“巴勒斯坦当地人对《贝尔福宣言》非常痛恨。他们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希望并想要创建一个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社群。而且他们认为，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后成功，即便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他们的国家也会被这些人夺走。”
[50]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大部分是穆斯林，也包括部分基督徒， 占总人口大约五分之四，约为70万人。考虑到这种现状，《贝尔福宣言》中承诺保护“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人社区”的说法，是种很奇怪的表述。
[51] 这也反映出，无论是世界上的政治家还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袖，他们都以为巴勒斯坦差不多是一片空地。赛克斯肯定地说：“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去那儿，也会有别人去，大自然厌恶真空。”
[52] 一句谚语可能就出自英国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口：“无主之地应归无地之人。”
[53]

有些人是知道巴勒斯坦住着阿拉伯人的，但他们倾向于从西方帝国主义的视角出发去看待阿拉伯人。战前抵达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拓荒者经常被自己新土地的原始和“东方”特质吓到。他们和他们的领袖满怀希望地谈论到，他们的出现要如何把阿拉伯人从传统生活的束缚中拽出来，如何帮阿拉伯人前进——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有许多是进步的、自由的人士。赫茨尔向一个显赫而富裕的家族保证巴基斯坦将会繁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而且这个角度才是正确的，一个人就肯定会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朋友。”阿拉伯人也就不用再想什么自治了。然而，即使是在1914年前也有迹象显示，民族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引发的不安开始搅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
[54] 魏茨曼有时在谈起巴勒斯坦人的时候，口气就像英国在印度的地区长官。他最开始是不在乎这些问题的。“阿拉伯人是非常聪明的，头脑转得也快。他们只认可一件事情—那就是权力和成功。”
[55] 这种幼稚与无知令人震惊，同时也是危险的。

即便是在1919年，巴勒斯坦的英国人也发现自己被夹在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中间。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无道理地抱怨道，军事当局往好了说是不敏感，往坏了说就是反犹。犹太军团的亚博京斯基说，英国人可以对付阿拉伯人，他们“就像英格兰人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统治并带领的那些‘土著’一样，没什么新东西，不成问题”。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从头到脚都是毛病，在很多方面都要找碴儿——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从某些角度上说又很强势，很有影响力；他们虽然不了解英国人，然而又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提一些复杂的要求”。
[56] （亚博京斯基自己也制造了不少麻烦，他要组建一支地下军队。）

英国在战争中许诺了无法兑现的东西，自然是让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从一方面说，他们让犹太人家园计划落了地，落在了阿拉伯人居多的土地上。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又鼓励阿拉伯人起义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承诺让他们独立。阿拉伯人指出，巴勒斯坦当初并未被排除在阿拉伯统治范围之外，这时候英国人便说他们忘恩负义。贝尔福写道：“记住这些话，我希望他们不要吝啬这一小块地方，因为从地理上说这儿本来就没多大。不管历史上它可能叫过什么名字，这块小地方现在是在阿拉伯人的领土里，但它要交给那些数百年来与这里分离的人。”
[57]

阿拉伯人当然要吝啬了，尤其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1918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团抵达当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蓝白旗飘扬在巴勒斯坦全境，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雅法会议上鲁莽地提出要求，要立刻将此地更名为“以色列之地”，这些都让阿拉伯人极度担忧。
[58] 寇松曾警告过这一点：“如果我们要和犹太人站在一起，另一边由费萨尔支持的整个阿拉伯武装力量就会全体出动反对我们，这会非常麻烦。”
[59] 麻烦就要来了。

为了避免自己的行为导致不利后果，英国人鼓励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谈判，互相妥协。魏茨曼在1918年到访巴勒斯坦的时候，英国外交部敦促他，记得做“最重要的事情，尽一切可能……减轻阿拉伯世界对犹太复国主义真正目标的怀疑”
[60] 。耶路撒冷的军事长官斯托尔斯举行宴会，宴请到访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当地知名人士。魏茨曼趁机发表了一番亲切的演讲：“有足够的空间让双方肩并肩地合作；大家要小心那些恶毒的暗示，说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掌握政治力量。双方应该共同进步，准备迎接联合自治。”
[61] 那个夏天，魏茨曼与费萨尔会面，地点选在费萨尔在亚喀巴湾附近的营地。会议的气氛很融洽，甚至可以说很友好，魏茨曼还带上了阿拉伯头饰，和费萨尔一起拍了照片。两人都认为法国人不能相信。费萨尔似乎是打算让犹太复国主义者待在巴勒斯坦，但也警告说他必须在意阿拉伯民意。不管怎么说，他不能在没咨询他父亲的情况下给一个确定的承诺。魏茨曼的感觉是，费萨尔并不在意巴勒斯坦，“他看不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甚至不认为他们是阿拉伯人！”
[62]

等到下半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两个人又见了一面，这次会面的地点在伦敦。还是一切顺利。魏茨曼还向费萨尔保证，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利用他们的影响力，让美国支持阿拉伯人。费萨尔则表明，他认为巴勒斯坦不会有任何麻烦。他告诉魏茨曼：“认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一定会有摩擦的看法很奇怪。”毕竟还有很多土地可用嘛。
[63] 1919年1月3日，两人签署了协议，内容都是善意的，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鼓励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巴黎和会按理说会把这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起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帮助发展它。费萨尔潦草地加了一项附带条款，意思是他对上述条款的同意，都取决于英国履行对阿拉伯人的承诺。
[64] 太过美好的事情总是这样不真实。随着费萨尔与英国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这份协议也消失了。

就像之前若干个世纪里发生的事情一样，巴勒斯坦的命运取决于外部势力，在1919年主要是取决于英国和法国。在军事占领期间，意大利曾试图把一些意大利籍神父伪装成士兵送去那里，好证明自己保护圣地基督徒的说法不是徒有其表。不过意大利人主要关心的是，意大利人得不到的东西，也不能让法国人拿走。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不同，美国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并未扮演重要角色。从一方面来说，美国政府已经默默地同意了《贝尔福宣言》，而威尔逊自己也是同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他曾对纽约一位有名的拉比说：“一个长老会牧师的儿子理应为归还圣地做些事情。”
[65] 他认为，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对犹太人来说是有好处的。
[66] 他甚至计划由美国来托管巴勒斯坦，不过只是稍稍想了一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自决这个神圣的信条是不可违背的。为什么只占少数的犹太人（而且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不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的愿望就比占绝大多数的阿拉伯人的愿望更重要呢？贝尔福和美国知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想出了一个好点子——只考虑“居民人数上的自决”是错误的，很多想要在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家庭还在海外。
[67] “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贝尔福说，“不管它是对是错，是好是坏，都植根于久远的传统中，植根于现在的需要中，植根于未来的希望中。其重要意义远超过现在居住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70万阿拉伯人的期望与偏见。”他又用上了旧外交的语言，说归根结底大国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68] 不管有什么说法，威尔逊还是坚持要让他的中东调查团去一趟巴勒斯坦。商人克雷恩和教授金这两名美国团员在1919年夏末回来复命，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坚决反对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并建议巴黎和会限制犹太人移民，放弃把巴勒斯坦作为犹太人家园的想法。
[69] 没有一个人给出哪怕一丁点儿关注。威尔逊已经回了美国，英国人和法国人还在就整个中东问题争执不下。

至于巴勒斯坦，它未来的边界问题是目前这个阶段最主要的问题。劳合·乔治那通“从但城到别是巴”的幻想让法国人很担心，他们认为巴勒斯坦向北扩张，叙利亚就会受损失。但城包括利塔尼河与约旦河的上游部分吗？水在中东向来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划地更慷慨一些。魏茨曼称：“为了巴勒斯坦经济发展的需要，绝对有必要把约旦河东岸划进来，那里能接收大量的犹太定居者，并维持他们的生活。”
[70] 他划的边界要包括今天约旦的部分地区。英国政府支持他，因为这符合英国自己的利益，限制法国势力，并保护美索不达米亚到地中海的铁路（即使那里现在还没出现铁路）。奥赛码头方面表示抗议：巴勒斯坦都要延伸到大马士革郊区了。
[71] 克列孟梭拒绝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做出更多的让步，在他看来犹太复国主义和英国就是同义词。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边界基本上还和《赛克斯—皮科协定》中划定的一样。法国人做出的唯一让步是，叙利亚用不完的水可以给巴勒斯坦用。结果这项让步导致的麻烦一直遗留到今天。

1920年4月，英法在圣雷莫（San Remo）敲定了关于中东的最终和解协议。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条款包括执行《贝尔福宣言》的内容。）法国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想保住保护基督徒的原有权利。因为想起了先前和英国人达成的交易，意大利人痛快地站了出来，说既然奥斯曼帝国已经消失，一个“文明的民族”接管了巴勒斯坦，就没有必要再做特殊的安排了。
[72] 会议结束时，劳合·乔治对急匆匆从巴勒斯坦赶来的魏茨曼说：“现在路已经为你们铺好了，往后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73] 圣雷莫会议上没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代表，但他们也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两周前巴勒斯坦爆发了反犹太人的暴动。

托管的具体细节还有待确定，而且还需要得到国际联盟的批准。这又花了两年的时间，主要是因为根本没办法与奥斯曼土耳其签订条约。英国人就当巴勒斯坦正式归自己了，开始推行具体的托管方案。因为还要顾及对阿拉伯人的承诺，在已经当上殖民地大臣的丘吉尔的敦促下，英国政府将托管地一分为二，约旦河西岸归了巴勒斯坦，那个新建立起来的阿拉伯小国外约旦归了费萨尔的哥哥阿卜杜拉。魏茨曼很失望。他向丘吉尔强调，约旦河东岸从来就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当地土壤肥沃，气候“宜人”，而且水源丰富。他最后乐观地说道：“犹太人定居点可以大范围铺开，不会和当地人有摩擦。”
[74] 不过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没准备在这件事上和英国人对抗。相比之下，把托管条款订得更有利些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做起来也不轻松。英国人渐渐意识到，在巴勒斯坦安置一个犹太人家园是英国的麻烦。寇松说出了外交部里很多人的心声。他告诉贝尔福：“从我个人来讲，我敢确定，谁托管了巴勒斯坦，它就是谁的心头刺。趁现在还能抽身我们要赶紧撤。”
[75] 犹太复国主义者制造了以前并不存在的东西——有组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民众，他们很快就学会了使用抗议书、请愿信，以及自决的说法。
[76] 在巴勒斯坦的街道上，暴徒们采取了更直接的行动。从1920年往后，英国当局不得不去应对不断扩大的、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一直同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丘吉尔也警告劳合·乔治：“支持巴勒斯坦一年要花掉我们600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会不断地引发与阿拉伯人的摩擦。法国在叙利亚安置了4个师（军费都是靠欠我们的钱发的），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还要把阿拉伯人的不满转嫁到我们头上，让他们把我们当成真正的敌人。”
[77]

英国人想了一个又一个权宜之计。或许阿拉伯人——这次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还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达成谅解。1921年夏，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代表团来到了伦敦。丘吉尔老大不耐烦地听取了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抱怨。（他回避了他们团长提出的尴尬问题：“你们做的这是什么承诺，它有什么意义？”）他给阿拉伯人的建议是：“和魏茨曼博士好好谈谈。试着和他一块儿规划规划未来几年的事情。”
[78] 双方都没有诚意对话。魏茨曼认为阿拉伯人在搞“政治勒索”，是“垃圾”。
[79] 阿拉伯人只是重申了一下，他们拒绝承认《贝尔福宣言》，也不会承认以这份宣言名义所做的任何事情。

英国人也压低了托管的调子，暗示犹太人民族家园只是位于巴勒斯坦内部，而不等于是整个巴勒斯坦。
[80] 他们不再提托管国发展自治共和国的职责，而是改用“自治机构”来替代。魏茨曼不停地走访，到处发电报和信件，拜访所有熟人，努力想要避免英国政府把托管条款变得更弱势。绝望的他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这个世界的所有坏人都在针对我们。富有的犹太人卑躬屈膝，盲信的犹太人开展反智活动，再加上梵蒂冈、阿拉伯刺客、英国帝国主义反犹势力——简而言之，所有的狗都开叫了。”
[81] 他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无助，支持者还是纷至沓来，通常是来自那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例如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英格兰国教徒，或意大利天主教徒。美国国会居然摆脱了自己那种对内的、孤立主义的情绪，通过了支持犹太人民族家园的决议。而且魏茨曼的英国重要盟友的立场依然坚定。1921年7月22日，众人在贝尔福家里开了一个小会。劳合·乔治与贝尔福向魏茨曼保证，他们“一直想让犹太人建国”。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向巴勒斯坦走私军火的尴尬事件被提出来后，丘吉尔眨了眨眼睛说：“我们不介意，但是不要说出去。”
[82] 参加会议的人一致认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代表团很讨厌。劳合·乔治打趣说，为什么不贿赂他们呢？这位首相满脑子都是点子。他告诉贝尔福：“你应当在阿尔伯特音乐厅好好再讲一讲犹太复国主义。”
[83]

国际联盟于1922年7月批准了英国政府提交上来的巴勒斯坦托管条款。在巴勒斯坦，一个阿拉伯人大会全盘否认托管。魏茨曼则心花怒放，托管令正式承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不过在他看来这只是犹太人斗争第一阶段的结束。“如果我们继续在巴勒斯坦努力再努力，还会有机会让托管地发挥出真正的价值。”
[84] 这个机会将以无法预料的惨烈方式到来：希特勒上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贝尔福在1925年头一次去了趟巴勒斯坦，陪同他的是魏茨曼夫妇。他在耶路撒冷为希伯来大学落成典礼揭幕，发表了一通激动人心的讲话，自豪地讲起了自己为犹太人家园的建立所做的贡献。整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对他都热情有加，这令他非常感动，但是他没注意到阿拉伯人都关店以示抗议。他的私人秘书赶在他发现之前，销毁了气愤的阿拉伯人发来的数百封电报。当他和他的一队人马去叙利亚观光的时候，法国当局派了一队骑兵保护他，这让他非常不快。在大马士革，他下榻的酒店被6000名群情激愤的阿拉伯人团团围住。当有人朝酒店扔石头的时候，法国骑兵开枪还击，贝尔福则茫然地看着这一切。一位年轻的阿拉伯人靠近了他的团队，想向他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贝尔福只是回答道，他觉得自己的实验结果“非常有意思”。
[85] 他乘船回了欧洲，那艘船的名字叫“斯芬克斯号”
[A3] 。

[1] Reinharz, p. 298.

[2] FRUS, vol. 4, pp. 164–5.

[3]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 187.

[4] Shotwell, p. 170.

[5] Elon, p. 62.

[6] Sanders, p. 81.

[7] Elon, pp. 63, 67.

[8] Sanders, pp. 120–1, 418.

[9] Eban, p. 12.

[10] Stein, pp. 121–2.

[11] Reinharz, p. 36.

[12] Sanders, p. 318.

[13]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60/2/26.

[14] Mansergh, vol. 2, p. 27.

[15] Churchill, Great Contemporaries, p. 250.

[16] Gilmour, pp. 503–4.

[17]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325.

[18] Jones, vol. 1, p. 201.

[19] Malcolm, p. 110.

[20] D.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vol. 2, pp. 1014, 1017.

[21] Mosley, p. 207.

[22] Vansittart, p. 232.

[23] Mackay, p. 317.

[24]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31.12.18.

[25] Sanders, p. 119.

[26] Dugdale, vol. 2, p. 171.

[27] Stein, p. 152.

[28] Dugdale, vol. 2, p. 163; Sanders, pp. 119–21.

[29] Sanders, p. 73.

[30] Rowland, p. 424.

[31] D. Lloyd George, War Memoirs, vol. 2, p. 586.

[32]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urope 1918–1929, EU18–40, Grande Bretagne, vol. 7, 4.4.19.

[33] Sanders, p. 518.

[34] Stein, p. 127.

[35] Gilmour, p. 481.

[36] Adelson, p. 243.

[37] Friedman, Question of Palestine, pp. 311–24.

[38] Reinharz, pp. 223, 242; Sykes, p. 23.

[39] Reinharz, pp. 291–5, 303–4.

[40] Ibid., p. 296.

[41] Gilbert, Churchill, vol. 4, p. 639; FRUS, vol. 4, pp. 161–70.

[42] Reinharz, p. 298.

[43] FRUS, vol. 4, pp. 161–70.

[44]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 187.

[45] Storrs, pp. 326, 349, n. 1.

[46]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 187.

[47] Reinharz, p. 301.

[48] FRUS, vol. 4, p. 168.

[49] Reinharz, pp. 104, 229.

[50] Ibid., p. 220.

[51] Yapp, The Near East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p. 116.

[52] Adelson, p. 243.

[53] Elon, p. 195.

[54] Ibid.,pp. 209, 225–6; chapter 5, passim.

[55]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64–78, Weizmann to Balfour, 30.5.18.

[56] Reinharz, p. 278.

[57] Dugdale, p. 161.

[58] Sanders, p. 652; Storrs, p. 414.

[59] India Office Library, Curzon Papers, Eastern Committee minutes, 41 (5.12.18).

[60] Wilson, p. 512.

[61] Storrs, p. 400.

[62] Reinharz, pp. 255–6.

[63] Wilson, p. 593..

[64] Antonius, pp. 285–86, appendix F.

[65] Lebow, pp. 501–23.

[66] PWW, vol. 54, pp. 432–3.

[67] Tillman, p. 226.

[68] Dockrill and Goold, p. 163.

[69] FRUS, vol. 12, pp. 793–5.

[70] Klieman, p. 70.

[71] Nevakivi, pp. 119–23.

[72] Ibid., p. 274.

[73] Reinharz, pp. 318, 387.

[74] Gilbert, Churchill, vol. 4, p. 541.

[75] British Museum, Balfour Papers, 49734/154–60, Curzon to Balfour, 20.8.19.

[76] Sykes, pp. 49–50.

[77] Gilbert, Churchill, vol. 4, pp. 484–5.

[78] Ibid., p. 625–27.

[79] Reinharz, pp. 357–58.

[80] Sanders, p. 657;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1194.

[81] Reinharz, p. 392.

[82] Gilbert, Churchill, vol. 4, p. 621.

[83] Sykes, pp. 549–61.

[84] Reinharz, pp. 394–5.

[85] Sykes, pp. 72–3.

[A1] 贝尔福是家里的长子。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四个弟弟。他的妹妹爱丽丝·贝尔福一直和他住在伦敦。——译者注

[A2] 地名出自《圣经》。具体来说，但（Dan）是《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12支派之一。这一支派获得了迦南（今天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与加沙，以及黎巴嫩与叙利亚部分海岸）最北面的土地。别是巴（Beesheba）则是《圣经》时代以色列最南方的一座城市。——译者注

[A3] 在希腊神话中，斯芬克斯是个人首兽身的怪物。谁若参不透它出的谜题，就会被它杀死吃掉。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高深莫测，难以参透。——译者注

第29章 色佛尔条约的覆灭与凯末尔

1919年5月初，意大利人进驻小亚细亚。有关奥斯曼帝国的讨论本来就进行得断断续续，这下更是严重受挫。在冬天的时候，意大利军队就以保护同胞或一所女修道院为由短期登陆小亚细亚。现在他们的军队似乎已经在南方的阿达里亚港（Adalia，安塔利亚，Antalya）和对着罗得岛的马尔马里斯（Marmaris）驻扎了下来，意大利人说这两个地方都是战时协议中承诺给他们的。还有报告说，意大利的一艘战列舰停在了士麦那。5月11日，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又告诉四人理事会，意大利又派工兵在稍微偏南的斯卡拉诺瓦（Nuova，即库萨达斯，Kusadasi）修防浪堤。他还声称，意大利人已经和土耳其人达成了秘密交易。和平缔造者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为了抗议阜姆问题，意大利人已经在4月24日退出了巴黎和会，当时正是要整理对德条约的时候。威尔逊本来就没想过要满足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全部要求，他现在对意大利要托管小亚细亚的说法也抱着同样的冷淡态度。“我不想让意大利人在世界的这个部分为所欲为。我不相信他们的意图。如果我在美国把他们的阴谋行动都公布出去，他们自己的国家机器就要哑火。”
[1]

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也抱着同样反感的态度，但碍于他们自己在战时做出的承诺，又不好发作。1915年的《伦敦条约》让意大利参了战，英法在这份条约中承诺，如果分割土耳其，意大利可以“公平地分到一块”。这话说得非常模糊，是在暗示意大利可能会拿到小亚细亚沿海的一大片土地，或许是北起士麦那南至阿达纳（Adana）的海岸，阿达纳正好是小亚细亚海岸线再次向南拐的位置。意大利人当然是这么认为的。
[2] 尴尬的是，按照英法之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法国也要拿到阿达纳附近的区域。这份协议签订的时候，意大利政府并未在场，但是听说签订协议的过程非常艰难。桑尼诺曾反复要求解释。1917年4月，在小小的阿尔卑斯山镇子圣让-德-莫里耶讷（St Jean de Maurienne）里，他终于拿到了答复。劳合·乔治还记得，那次会议的气氛冷得就像当时地上还没化的雪。桑尼诺“强压怒火，把脸憋得通红”。英法不情愿地让出了土耳其领土上更大的一块。意大利将直接控制小亚细亚南部的一块大矩形区域，里面包括了重要的港口士麦那，士麦那北面的一大角也划在了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内。劳合·乔治冷冷地对桑尼诺说：“你是想让我们把力出了，等战争结束时再把地盘交到你手上。”虽然英法后来都声称，因为俄国没有同意（俄国人因为内战来不了），所以这份协议无效，但意大利政府坚持认为，它应该在小亚细亚得到自己的那一份。
[3]

为了证明自己的要求有道理，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把大罗马帝国的历史搬了出来（不过等希腊人回忆起他们那更古老的帝国时，意大利人又不承认历史了，说那是“希腊自大狂的空想”）。他们指出，意大利需要原材料（特别是埃雷利的煤矿，意大利人更愿意把那里称作赫拉克利姆），以及投资和商品贸易所需的集散地。意大利人会保护基督徒，更重要的是保护意大利拓荒者（不过后者很难找到），还要开化土耳其人。
[4] 意大利国务大臣在1918年把未来意大利占领区描绘得如诗如画：“当地气候宜人，适合我们的移民者，土地肥沃众所周知，玉米能增产到现在的50倍；那里之所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完全是因为人口密度的原因——现在城镇里每平方公里的人口还不到27人；由意大利殖民，当地人只会得益，没有损失。”
[5] 不过实际情况显示，意大利人更愿意把钱投在更安全的本土。至于移民，从意大利那少得可怜的殖民地得出的经验是，他们更喜欢去美洲。奥兰多承认：“意大利人普遍不关心小亚细亚，也不关心非洲的殖民地。”
[6]

桑尼诺的观点很直接。他认为小亚细亚就是战利品，意大利应该得到一份。他指出，要么所有的大国都分到，要么就谁也别分。
[7] 他告诉意大利在君士坦丁堡的高级使节，意大利的对手（按照他的看法这里面有英国和法国）奸诈地使用自决原则，拒绝意大利吞并土地和扩大势力范围的要求。必须反制这种做法，办法就是发动当地群众，让他们提出让意大利保护的要求。桑尼诺敦促他的高级使节不露声色地进行这项工作。
[8] 不过，他主要关心的是亚得里亚海。在涉及亚得里亚海的问题上，他是准备放弃远方的土地，从而换取靠近本土的牢靠收益的。
[9]

到了1919年4月末，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问题上闹得越来越凶，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都准备用小亚细亚做饵。正如劳合·乔治对威尔逊说的：“在亚洲让步把桑尼诺先生拉拢过来，这个办法怎么样？”贝尔福叨咕道，这个办法很危险，但让意大利人缓和下来很重要。“不幸啊，我们的外交处处都被这种必要性干扰。”
[10] 威尔逊不同意。他认为他们必须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他指出：“意大利缺少管理殖民地的经验。”另外，土耳其人也不喜欢由意大利统治。劳合·乔治也搬出了历史，“罗马人是非常优秀的殖民地总督”。他还提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土耳其人“是个温顺的民族，他们到现在为止既没有捣毁铁路，也没有做任何类似的事情”。威尔逊不以为然：“可惜现代的意大利人不是罗马人。”他还指出，理应在小亚细亚得到某种形式托管地的希腊人也不喜欢意大利人。“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前几天来见过我，他身为一位神职人员是很克制的，但也表达了强烈的反感，不想和意大利人做邻居。”
[11]

5月的第一周，在意大利人继续抵制巴黎和会的时候，英法不再热心于用奥斯曼帝国做饵引诱他们重返会场的做法。5月2日，在三巨头碰面的时候，更多关于意大利人沿小亚细亚海岸部署的消息传了进来。“疯了。”劳合·乔治说。克列孟梭支持走强硬路线：“如果我们不采取预防措施，他们就要扼住我们的喉咙。”威尔逊打算往阜姆或士麦那派一艘美国战列舰相威胁。劳合·乔治说韦尼泽洛斯已经提出派一艘希腊战舰。
[12]

韦尼泽洛斯可算是找到了机会，一边煽风点火反对意大利，一边向大国们提供帮助。他意识到，这场危机是希腊的大好机遇。打巴黎和会召开之日起，他就努力地推进希腊的领土主张，成果只能算是好坏参半。虽然他说小亚细亚海岸毋庸置疑应该归希腊所有，而且当地的土耳其人只占少数，但他的统计数字是非常成问题的。至于内陆，连他也不得不承认土耳其人占多数，但韦尼泽洛斯改用经济上的论据来论证希腊要求的正当性。他说，整个地区（艾登和布尔萨两个土耳其省份，再加上达达尼尔海峡与伊兹密特市周边的地区）是一个属于地中海的地理单元。那里气候温暖，水源丰富，土地丰饶，与世界相通，不像内地那些又干旱又亚洲化的高原。他在2月份第一次发言时向最高理事会表示：“土耳其人是好工人，人与人之间很诚实，可以做优秀的属民。但是作为统治者他们就不行了，而且也没有什么文明可言。他们在4年间杀掉了100多万亚美尼亚人和30万希腊人，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
[13] 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可以讲道理的人，他宣布放弃对黑海东端本都地区古希腊人定居点的要求。他向豪斯的助手邦斯尔保证，他不会听本都希腊人的请愿。“我已经告诉他们，我不能对黑海南岸提出领土要求，因为拿到了色雷斯和安那托利亚就够多了。”虽然和意大利人的要求有一点冲突，但他很相信两个国家可以达成友好的协议。事实上，它们的确尝试过，而且很明显谁也不准备让步，尤其是在士麦那的问题上。
[14]

希腊领土主张的核心便是繁荣的士麦那港。在古代伟大的希腊时代，士麦那就属于希腊。在19世纪，借着新修建的从内地延伸出来的铁路，希腊本土移民蜂拥而至，寻找投资和贸易机会，希腊人又成了当地的主要人口。在战前，士麦那的人口至少有25万，而当地的希腊人比雅典的希腊人还多。他们主宰了出口贸易，从无花果到鸦片再到地毯，什么都做，把商品输送到小亚细亚的安那托利亚高原。士麦那是一座希腊化的城市，是希腊知识与希腊民族主义的一个中心，但它也是土耳其经济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当韦尼泽洛斯把手伸向士麦那及其内陆时，他索要的东西远远超出了自决能给予的范围。他还把希腊置于危险之中。小亚细亚西部肥沃的谷地一直延伸到干旱的安那托利亚高原，拿走那里可能还说得过去。就像他讲到的那样，拿走那里是为了保护沿海的希腊殖民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里变成了一个有大量非希腊人的希腊省份，而且这个省份的边界又太长，不管是谁从安那托利亚中部发起进攻，都不容易防御。他的大对头，也是后来的希腊独裁者，梅塔克萨斯将军（General Metaxas）反复对这个问题提出警告：“今天的希腊还没准备好要统治和开发这么一大片土地。”
[15] 梅塔克萨斯说得很正确。

人们原本希望希腊事务委员会能拿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解决所有有冲突的土耳其领土要求。但是不出所料，这个委员会辜负了众人的期望。就和在欧洲划分领土时的情况一样，意大利人直接反对希腊人的要求，而英法表示支持。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专家的态度。他们准备承认希腊在欧洲的领土主张，但在小亚细亚问题上，他们良心上觉得不该效仿欧洲的做法。从整体上来看，土耳其人在这一地区占多数。即便士麦那希腊人多，从经济角度上看，把它从土耳其割走也是不妥当的。“士麦那及其港口，就是安那托利亚民族的眼睛、嘴巴和鼻孔。”美国人也不接受所谓土耳其人太落后需要外部统治的说法。一位美国专家说：“美国传教士非常非常了解土耳其人，美、英、法三国的考古学家和土耳其人并肩工作了多年，英国的商人与土耳其人做生意，英国士兵曾和土耳其人作战。人们一致认为，安那托利亚的土耳其人和近东地区的其他民族一样诚实，认为他们是勤劳的农民，是勇猛而大度的斗士，骨子里就具备骑士精神。”
[16]

委员会的报告只是把双方的观点重复了一遍。如果威尔逊没与意大利人交恶，他也不会那么心甘情愿地去听韦尼泽洛斯的说法，也许他就会大力支持自己专家的立场。韦尼泽洛斯确定三巨头——现在的确只剩三人了——收到了关于土耳其人屠杀希腊人的吓人报告，而且他还说，意大利人正和土耳其人一个鼻孔出气。
[17] 在委员会中的英国专家尼克尔森看来，韦尼泽洛斯是在高兴地吹嘘，说他自己“已经从劳合·乔治与威尔逊那里得到了安抚与支持，这就是保证”。劳合·乔治此前已经同意让希腊的一艘巡洋舰去士麦那，韦尼泽洛斯认为可以借机让希腊军队进驻小亚细亚，以达到制衡意大利人的目的。
[18] 劳合·乔治与韦尼泽洛斯在5月初在一个私人晚宴上会面。劳合·乔治的秘书弗朗西丝·史蒂文森当时也在场，她后来在日记中写道：“这两个人互相崇拜，戴维（劳合·乔治）想让希腊人得到士麦那，不过意大利人在这件事上找麻烦。”韦尼泽洛斯对那晚的记忆则是，劳合·乔治认为他还能给希腊人争取到君士坦丁堡。
[19]

5月6日上午，协约国草率地做出了决定。这个决定导致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其中包括毁掉了韦尼泽洛斯的梦想与劳合·乔治操控的联合——士麦那问题。在四人理事会上，劳合·乔治催着就士麦那的归属做出结论。他说，如果他们不行动起来，意大利人就会毫发无伤地从小亚细亚拿到一块土地。希腊的军队可以调用，无论是有动乱还是发生了屠杀的危险地方，希腊军队都可以登陆。威尔逊反问：“为什么现在不让他们登陆呢？你们有谁反对吗？”劳合·乔治说：“没有。”克列孟梭插嘴说：“我也不反对。但我们一定要通知意大利人吗？”劳合·乔治说：“我不这么想。”意大利人还要等到第二天才返回巴黎和会，他们被假惺惺地告知：为了避免迫在眉睫的大屠杀，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盟友有义务采取行动。桑尼诺问了一个合理的问题：为什么大国不派自己的特遣队呢？这时候克列孟梭表示，很难让部队听从希腊将军的指挥。他向桑尼诺保证：“今天的士麦那不属于任何人。问题不在于决定这个城市的命运，而是要执行一项临时的、有确定目标的行动。”
[20] 克列孟梭一度对韦尼泽洛斯颇有好感。他对莫戴克说：“和他相比，奥德修斯也只是个小人物。他是一流的外交官，非常明智，胸有成竹，非常精明，总是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21]

在做出重大决定的那个下午，劳合·乔治赶在四人理事会开会前和韦尼泽洛斯碰了一下头儿。韦尼泽洛斯在日记中写道，劳合·乔治问了他一个简单的问题，便开始了这次会面：

劳合·乔治：你们有能调动的军队吗？

韦尼泽洛斯：我们有。要干什么？

劳合·乔治：我同威尔逊总统、克列孟梭先生今天决定，你们可以占领士麦那。

韦尼泽洛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22]

与三巨头和他们的军事顾问会面讨论细节时，韦尼泽洛斯非常乐观。他的希腊军队整装待发，土耳其人毫无还手之力，而士麦那的居民肯定也会热情相迎。劳合·乔治和他达成了一致意见，最好是由英法军队占领港口要塞，再把它们移交给希腊军队。克列孟梭也同意了，但是有些不情愿。他开始打退堂鼓，尤其是觉得不该无端惹恼意大利人。
[23] 威尔逊则是摇摆不定，一会儿想遵照原则做事，一会儿又想起了意大利是多么讨人厌。最后他支持了占领方案，大家决定5月15日出兵。英国军事专家亨利·威尔逊写道：“整件事情就像疯了一样，糟透了。”
[24]

士麦那的气氛已经紧张了起来。希腊政府的特工战后就到了那里，想要煽动民意支持希腊统治。英法代表抱着支持的心态观望着，意大利人则是充满敌意。土耳其少数民族非常不安。当希腊人即将来此的消息传出后，整座城市爆发了示威。数千名土耳其人彻夜击鼓抗议，数量更多的希腊人则在5月15日清晨出动，激动地聚集在海滨。东正教的主教准备赐福士兵。蓝白色的希腊国旗四处飘扬。当第一批希腊军队入城时，人群大声欢呼，喜极而泣，就仿佛是节日一般。突然，有人在土耳其兵营外开了一枪，喜庆的一天开始变味了。希腊士兵疯狂开枪还击，当土耳其士兵跌跌撞撞地从兵营里走出来投降时，希腊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并用刺刀把他们逼向海边。旁观的希腊人也变得疯狂了，加入了进来。大概30名土耳其人死亡。暴徒们在士麦那全城掠夺杀戮，其中还有一些是土耳其人。到了晚上，城里死了300多名土耳其人，100名希腊人也命丧黄泉。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混乱波及了周围的村镇。
[25] 对希腊人和希腊人的要求来说，这是一场灾难，而更大的不幸不久也将到来。

希腊军队登陆的消息在整个土耳其引发了恐慌。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从奥斯曼帝国分割土耳其各部的第一步。一位较早开始支持凯末尔的女性回忆道：“当我听说占领士麦那的详细情况后，我几乎说不出任何话来，只能表示这会是一场神圣的抗争。”
[26] 在君士坦丁堡，人群打着黑旗游行。一个由上层妇女组成的代表团居然去拜访了英国高级使节。她们的代表说道：“奥斯曼帝国身上的一块肉已经被活生生地割了下来。被割走的地方是大家庭里的一员，这种行为让它成了一个流血的家人。”
[27] 待在宫殿里的苏丹哭了。他的大臣们空谈着要组织抗议。凯末尔当时正巧在场，他问道：“你们觉得你们的抗议会让希腊人或英国人撤走吗？”大臣们无奈地耸耸肩，凯末尔又补充道：“或许必须采取更果断的措施。”
[28]

凯末尔现在已经认定，能有所作为的地方是内陆，那里有忠于民族主义理念的士兵与军官，问题是如何去那里。这个问题无意间由英国占领当局解决了。英国人坚持要求政府派一名军官去内地维持法律与秩序。凯末尔成功地让自己成了人选，并拿到了负责整个安那托利亚的大权。他说，他感觉“就像笼子被打开了，而我则是一只鸟，准备展开双翅直冲蓝天”
[29] 。就在希腊人登陆士麦那的第二天，他离开了君士坦丁堡，怀里揣着一张英国人颁发的通行证。四天后，也就是5月19日，他和他的小队人马抵达了黑海港口萨姆松（Samsun）——那一天后来成了土耳其的公共假日。君士坦丁堡没人知道他的意图，直到很多个月过去之后，安那托利亚在酝酿事端的第一丝迹象才传到巴黎。劳合·乔治后来声称：“一直就没收到过有关他在小亚细亚重新组织土耳其残部的信息。我们的情报机构还从未如此地愚钝过。”
[30]

凯末尔和他的朋友下了大赌注。如果不是协约国在后来几个月里不经意地提供了帮助，他们很可能会输得精光。协约国的政策很混乱，很笨拙，也有很大风险，而且给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创造了理想的条件。先后允许意大利和希腊军队在小亚细亚海岸登陆，暗示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可以独立建国，再加上把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整个海峡地区划出土耳其的可能性，都是在逼着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背水一战。他们的国家正在消失，除了抵抗，他们已一无所有了。在协商对奥斯曼帝国的条约时，巴黎方面每拖延一次，协约国的军力就减弱一分，而凯末尔的力量则会越来越强。

1919年夏天，凯末尔顶着日头的烘烤，不停地在整个安那托利亚高原上奔波。他有时候开自己那台老汽车，有时候坐火车，更多的时候是在马背上，四处集结志趣相投的民族主义军官，组织各种已经站出来反对协约国占领的独立团体，为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打下基础。他许下诺言：“如果没有武器，我们就要用牙齿和指甲去战斗。”
[31] 他于6月份宣布发起全国性的抵抗运动，反击士麦那的希腊人、南面的法国人，以及东面的亚美尼亚人。“我们必须穿上农民的鞋子，我们必须躲到山间作战，我们必须寸土必争，捍卫这个国家。如果真主的旨意说我们必然失败，那我们必须点燃自己所有的房子，烧掉自己的所有田产；我们要夷平这个国家，让它成为寸草不生的沙漠。”当布告逐渐传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英国人催促苏丹的政府召回这位督察将官。当凯末尔在6月23日收到返回君士坦丁堡的命令时，他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在埃尔祖鲁姆（Erzurum）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颁布了后来的国民公约，其中一项重要条款提到，有土耳其人居住的土地绝不能独立出去，君士坦丁堡自然也算在内。
[32]

从1919年春往后，奥斯曼帝国剩余部分的命运越来越不受巴黎方面的左右了，而是越来越取决于凯末尔的行动。一个是国际大会，地图上画满了路线，人们顺从地搬到这个或那个国家；另一个是摆脱了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觉醒的土耳其民族。两个世界马上就要碰撞到一起了。在巴黎，各国还是按老样子做事，基本上没意识到东方在酝酿着什么。5月13日，尼克尔森以希腊事务专家的身份，被叫到了劳合·乔治在尼托街的公寓，去解释英国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意大利的要求。众人围坐在餐厅的桌子旁，奥兰多和桑尼诺也到场了。“要分的饼出现在人们面前，它越发诱人了。”意大利人要求得到士麦那南部的土地。“噢，不行！”劳合·乔治说道，“那儿不能给你，那儿全是希腊人！”尼克尔森发现，劳合·乔治居然搞混了人口分布线的颜色。“被发现之后，劳合·乔治用一个笑话把这事掩盖过去了。他的反应就像翠鸟一般敏捷。”当有人指出托管必须“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并满足当事人的愿望”时，在场的人都哄笑起来。“奥兰多的白下巴不停地晃动，眼泪都笑出来了。”
[33]

傍晚的时候，尼克尔森的地图摆到了克列孟梭、威尔逊以及劳合·乔治面前，而地图的主人则在门外翻着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The Portrait of Dorian Gray ）。在威尔逊的书房里，劳合·乔治在安那托利亚南部勾画出了意大利的托管地，并做了一番天花乱坠的描述：“土耳其人把那里变成了一片荒地，意大利人可以在上面修公路，修铁路，修灌溉设施，把地种起来。”法国人可以拿到安那托利亚北部，希腊人得到士麦那及其周边区域，还有多德卡尼斯群岛。劳合·乔治还摆出了宽宏大量的姿态，说英国还可以把塞浦路斯给希腊。一直呆坐着一言不发的克列孟梭提出了一些疑问，他担心希腊管不好托管地：“整个伯罗奔尼撒地区我都找不到一条公路。”威尔逊同意给他们一个机会：“向他们展示我们的信任，就能给他们把事做好的勇气。”威尔逊受会议气氛的感染，甚至表示他觉得美国也有希望托管亚美尼亚。克列孟梭说，他认为美国人以后也该把君士坦丁堡接管下来。众人把尼克尔森叫进来，向他发号施令。
[34] 当贝尔福看到这一幕时，他罕见地发了脾气：“三个无知的权势之人坐在那里分割大陆，还找了一个孩子给他们做笔记。”
[35] 他给劳合·乔治发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说这样分割土耳其会非常危险。
[36]

劳合·乔治也收到了军事顾问发来的信件，他们几乎一致表示反对。丘吉尔与孟塔古也是一样，两人急匆匆地从伦敦赶来，再次警告说，分割土耳其就等于要和伊斯兰世界展开“无尽之战”，印度肯定也会被牵连进去。
[37] 劳合·乔治同意接见一个印度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急匆匆地乘专列从伦敦赶来，却发现自己的首相已经坐车观光去了。
[38]

5月13日做出的安排几乎立刻就夭折了。意大利人又派出了军队登陆，惹恼了劳合·乔治与威尔逊。劳合·乔治一改此前设立意大利托管地的想法。“我认为，把意大利人放到小亚细亚的方案就是给那里惹麻烦。”
[39] 孟塔古的警告也触动了他。他在5月19日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会面时说道：“我的结论是，不可能有合理分割土耳其的方案。让伊斯兰世界发生动乱，这个风险太大了。”威尔逊表示同意，认为的确有这样的风险。他还担心托管可能会让人以为是分赃。另外，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既然土耳其人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想保留一个独立国家的制度，再在安那托利亚划一个法国托管地和一个意大利托管地，就是很尴尬的事情。没有理由要破坏土耳其的主权。“我不断提醒自己，我在‘十四点计划’里用了这个词，而且这些方案已经变成了一种条约，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他建议，或许法国可以承担这样一个责任，那就是为土耳其国家提供顾问服务，这样他们也好避免使用“托管”这个词。他们甚至可以让苏丹留在君士坦丁堡，不让他掌管海峡就行。劳合·乔治表示同意，不过两天后，惊恐的英国内阁成员又让他改变了主意。劳合·乔治建议，让美国人而不是法国人控制整个安那托利亚，还有海峡地区和亚美尼亚。
[40]

这惹怒了在一旁困惑地观察的克列孟梭。因为叙利亚的问题，他已经很生劳合·乔治的气了。“你说法国不应该出现在小亚细亚，原因是这样会让意大利不高兴。你以为法国民众就不会有看法吗？另外，在所有欧洲国家里，法国在土耳其的经济利益和金融利益最大——而且，它被撵了出去是为了取悦穆斯林，然后又是为了取悦意大利。”他跟劳合·乔治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不光是吵如何分割土耳其的事情，更是吵整个中东的问题。“两人都破口大骂，发表最荒诞的指控。到最后，克列孟梭努力控制自己的脾气，在两人分别的时候说道：‘你这个家伙最坏了。’”
[41] 有一种说法是，在争吵最激烈的时候，克列孟梭毕竟在这种问题上有的是经验，他让劳合·乔治在手枪和剑之间做选择。
[42]

威尔逊想要缓和局面。“或许我们今天的分歧并没有那么大。”
[43] 不过他也没提出什么解决方案。他现在怀疑美国到底有没有能力托管安那托利亚，不过对于亚美尼亚他还是抱着希望的。就和其他的事情一样，他又希望借助深入调查的方法找到解决方案。
[44] 他的和平缔造者同事把这件事情放下了，认为对德条约要紧急得多，土耳其问题可以缓一缓。
[45]

在威尔逊总统6月末返回美国前，奥斯曼帝国的事情只讨论过一次，而且那次讨论还是因为奥斯曼帝国苏丹政府的代表来了，需要回应他们。或许是为了打发等待德国回应的时间，大国做了他们没有对德国做的事情，在条约还未草拟前就允许战败的奥斯曼帝国来巴黎了。这也说明了大国在对待奥斯曼帝国命运时是多么草率。6月17日，三位奥斯曼土耳其人代表与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威尔逊以及他们的外长进行了谈话。土耳其首相
[A1] 达马特·费里德（Damad Ferid）为自己的国家辩护。这位首相是个态度和蔼的富人，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娶了苏丹的妹妹。他把土耳其参战以及屠杀亚美尼亚基督徒的事情都怪在了前几任首相身上，而且他向众人保证，他的国家真心希望加入国联，为国联出一份力。他祈求他们留下一个完整的奥斯曼帝国。他还带了一份书面声明，但不幸的是，这份声明准备得相当不完善。克列孟梭对他没有好气：“在欧洲、亚洲和非洲，效仿土耳其统治的国家没有一个像你们这样物质生活如此匮乏，文化如此堕落；不效仿土耳其统治的国家，又都实现了物质生活与文化的发展。不管是欧洲的基督徒还是叙利亚、阿拉伯和非洲的穆斯林，都没像土耳其人那样把征服来的土地破坏得寸草不生。”
[46]

和平缔造者们都认为达马特的表现很糟糕。威尔逊认为自己“从未见过比这再蠢的事情了”。他建议把这支代表团轰走，“他们把自己表现得完全没有常识，对西方一无所知”。劳合·乔治觉得这“是土耳其人政治无能的最好证明”。
[47] 这个代表团和他们的备忘录都很可笑。没人建议要用什么样的措辞来答复他们，威尔逊则想到底有没有必要答复他们。劳合·乔治支持先起草有关阿拉伯人土地、士麦那以及亚美尼亚的和平条约，但是把色雷斯和安那托利亚的土耳其人领土先放下，等美国人拿定主意要托管什么地方了，再来处理这些地方。他认为只要再过几个月就能做到这一步了。威尔逊没有多说什么，只表示他现在改变主意了，认为土耳其人不能控制君士坦丁堡。克列孟梭只是评论了一下：“自从上次的交流之后，我必须得说我不知道我们要如何处理土耳其的领土。”三人放弃了这个事项，劳合·乔治最后说：“要是我们三言两语就搞定和平，然后再也不管就好了。”克列孟梭说：“恐怕这是不可能的。”
[48]

伦敦有人更了解奥斯曼帝国，比在巴黎的所有人都强，但只能带着绝望与忧虑的心情看着这一切的发生。暂时顶替贝尔福留守英国外交部的寇松向巴黎发了一连串的备忘录与信函，警告说认为土耳其已经完了的想法是很危险的，而且拖延着不达成一个全面的和解方案也是很荒唐的。就和对待所有职业外交官的态度一样，劳合·乔治也没把寇松当回事。寇松是他最不喜欢的那种人：世袭贵族、地主、牛津大学和伦敦画廊里的高才生。他向弗朗西丝·史蒂文森吐露心声，说他非常“讨厌寇松那些人，讨厌他们代表的东西，讨厌他们的矫揉造作、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
[49] 。这种讨厌最终发酵成了嘲弄，但他又不得不佩服寇松的知识与能力。
[50] 不过，到最后扳倒劳合·乔治的就是寇松。

而且，真正划定现代土耳其边界的也是寇松——还有凯末尔和他的军队。这两个人互相敌视，一个是英格兰政治家，另一个是土耳其战士，但他们从未见过面。两个人都很固执、聪明、自负，都有焦虑、缺少自信的时候，而且都比外表看上去更复杂。身为印度总督，寇松在德里并不受自己同胞的待见，因为他敢于为了一个被害的印度人惩罚一整团的英国士兵；因为这个英格兰人喜欢娶美国人做老婆，而且还不止娶了一个，是个势利小人；因为他是一位爱玩油画和家具的政治家；因为他是个大帝国主义者，比大多数同时代的人都更懂欧洲以外的世界。他要穿双排扣长礼服，好掩盖受伤后背带来的伤痛，也好遮住让他挺直身体的钢撑。同样，他的装腔作势也隐藏了他内心那个感情一受伤害便要抹眼泪的人。他知道，有些人把他看成讽刺漫画中的人物。他讲过一个讽刺自己的故事：当他看到一组普通士兵洗澡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天哪！我不知道下等人还有这么白的皮肤。”
[51]

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出身于英国的统治阶层，那个阶层还通过英国统治世界——不过那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事情。他的家族在德比郡有座古老的庄园，历史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之前。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过随心所欲的日子。他曾说过：“祖辈相传，我的先人曾掌管凯德尔斯顿（Kedleston）900年，但是没有一个扬名立万，他们就是普通的乡绅—做议员，当治安官，等等。我下定决心要做个不同凡响的人。”
[52] 他的父母遵照当时的惯例，托付别人教育他。教育寇松的是位女家庭教师，讨厌玩具，但很爱惩罚人，通常会因为一些虚无缥缈的过失来惩罚人。寇松晚年得出结论，她是个疯子。
[53] 是伊顿中学让他如鱼得水。他在那里交上了朋友，有些是终生的挚友。按照他的说法，“凭着一股要在班上拿第一的劲头”，他把所有重要的奖学金拿了个遍。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名人了，才气横溢，颇受欢迎，学业有成，而且有一点傲慢。牛津大学只是把这些特点强化了一遍，多学到的一样东西是当众演讲——不过有的人觉得他的演讲风格太做作。他还成了保守党里的知名人物，社交生活也非常忙碌。没能在毕业考试中获得第一只是他世所公认的辉煌开局中的暂时挫折。

他得到了很多东西，但也缺失了某些东西，那就是坚强、想象力、常识，以及平衡力。他的感情太容易受到伤害了，而且也太轻易自怨自艾。他努力得太过头，精力都用错了地方。在一场国际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通宵不睡只为核算自己的账单。
[54] 他在陆军部的同事孟塔古曾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他逗我开心，引我注意，也很令我讨厌。结果对付他很轻松，但是，天啊！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寇松给他们发了无数问题和信件。“让你觉得好笑的是，有一天，他要在陆军部开两场会议，在东方事务委员会也有一场，他看过了与这三场会议有关的所有文件。而我的妻子告诉我他还去哈罗德百货公司排队等喝茶！”
[55] 他要给自己的女儿安排课程表，问保姆给买的灯笼裤花了多少钱；告诉园丁如何除草，告诉护林员如何砍树；他坚持要在家里挂自己的画像，伦敦的服务员都把他放在了黑名单上。
[56]

他从未真正实现过自己的目标。他在印度本应该大有作为，但最后落得个草草收场，被印度军队司令基奇纳勋爵赶走了。即便是在1919年秋天终于当上了外交大臣，他还是要充当劳合·乔治的副手。当劳合·乔治倒台的时候，他等着别人叫他去当首相，结果落得一场空。人们觉得很难与他共事，尤其是他的下属。一位下属曾说：“由于对艺术有了解，又有钱和社会地位，他这个人自大得荒唐。但我见过他对人和事表现出谦卑的一面，那简直可以说是谦卑得可怜。”他还是个善变的人，“有一天他辱骂我们就像对待扒手一样，第二天又给我们写充满溢美之词的感谢信。”
[57]

寇松一生都在为英国和它的帝权服务，他认为它们是这个世界上善的力量。和许多英国政治家一样，他认为只有势力均衡被打破了欧洲才会变得危险。后来非常了解他的尼克尔森说：“他的理想世界就是英格兰永远不干涉欧洲，欧洲永远不干涉非洲和亚洲。即便是殖民地有叛乱，遥远的美国也最好什么都别管。”
[58] 大多数外国人他都不喜欢，尤其讨厌法国人。他更喜欢那些思想简单的农民，至少从整体上说是这样，就像安那托利亚的土耳其人，“头脑简单，是可以相信的家伙……他们更喜欢过自己简单的生活，不理会欧洲”。他非常了解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世界。从奥斯曼帝国到日本，他都游了个遍，撰写了大量有关中亚、波斯以及印度的研究报告。他在内阁的同事常常提起，在座的只有他是唯一去过偏远地方的人。
[59] 他讨论起事情来很厉害，气势汹汹，但拿不出什么具体的政策。
[60]

1919年巴黎和会的缓慢进程简直要把寇松逼疯了。他对奥斯曼帝国没有好感，但他反复警告不要挑动土耳其民族主义：

在我看来，从土耳其人那儿把君士坦丁堡拿走是不可避免的，这也能很好地证明他们战败了；而且我相信，东方世界会以极大的不情愿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当意识到灾民要四处逃难，土耳其帝国不复存在，甚至哈里发国都有可能彻底消失时，我觉得我们是在刺激整个东方世界的穆斯林，这非常危险，也没有必要。私下里的怨恨很容易演变为野蛮的狂怒。

他强烈反对意大利获得托管地，不管是在安那托利亚南部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也不赞成把士麦那给希腊，“希腊人只能管好萨洛尼卡城门外5英里（约8公里）的地方”
[61] 。在登陆士麦那的几个月后，他表示：“这是巴黎方面犯下的最大错误”。
[62]

他的警告基本都被忽略了，于是寇松把自己被压抑的精力都用在了改组外交部上。他换掉了官方的墨水台，教秘书如何拉窗帘，推出了一套新的归档系统，要在文件上别大大的、尖锐的别针，扎了很多人的手。
[63] 1919年10月，他终于当上了外交大臣。他主张对土耳其的和约要仁慈些，但他必须和劳合·乔治及其幕僚对抗，因为他们才是真正负责大多数外交事务的人。首相还是决心把士麦那给希腊，或许还要给更多东西。寇松虽然满心疑虑，但没有准备与劳合·乔治对抗。尽管他时不时就威胁要辞职，但毕竟外交大臣是他盼望已久的职位。劳合·乔治开玩笑说，寇松总是找个腿慢的人来送辞职信，腿快的人则被用来半路拦截辞职信。
[64]

英国人内部有分歧，协约国对土耳其的政策也是乱作一团，实际上从来就没特别清晰过。随着美国明显减少对国外事务的参与，想让他们托管安那托利亚、海峡地区，甚至是亚美尼亚，都是不可能的了。很奇怪，英国人很不情愿面对这一点，或许是因为劳合·乔治希望给希腊争取一些时间，好增强他们在小亚细亚的地位。
[65] 当威尔逊离开巴黎时，劳合·乔治声称，因为协约国相信他能在托管的事情上说服美国民众，所以他们就等着他的消息。结果威尔逊在1919年9月病了。“既然官方的医生都说彻底休息一段时间后他就有可能恢复健康，那我们也不能急着假设总统已退位。”于是协约国继续等。“我们非常绝望，不知道什么行动会触怒美国。”
[66]

意大利人对土耳其的兴趣本来就不强烈，他们现在也打退堂鼓了。奥兰多政府于1919年6月19日倒台，桑尼诺也一同被拉下马。新首相尼蒂更愿意集中精力解决意大利内部的大问题。他立刻取消了前任在高加索地区的承诺，那些承诺既昂贵又冒险。至于小亚细亚，他和外交大臣蒂托尼都更倾向于做出让步，换取煤矿一类的东西，而不是领土。只有当地没麻烦，他们才打算把意大利军队留在那儿。
[67] 英国人有理由怀疑，意大利人现在在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合作。
[68]

法国对土耳其还有兴趣，但它没心情与英国合作。叙利亚问题继续发酵，而且很多法国人担心英国人在设计他们，还要把他们从土耳其土地上赶走。克列孟梭对希腊的支持一直是不温不火，国内亲土耳其的财阀也给了他不少压力，要他在对土条约上宽容一些。
[69] 奥斯曼帝国的债务有60%是该付给法国的利息。如果土耳其被瓜分了，这些利息就有可能再也收不回来了。
[70]

寇松意识到，在美国不在的情况下，在土耳其问题上关键是要处理好与法国人的关系。他于1919年11月联系了在巴黎的法国外交部长毕盛，建议进行保密谈判。
[71] 他相信时间已经不多了。10月份的时候他已经派了阿尔弗雷德·罗林森（Alfred Rawlinson）中校去试探一下凯末尔能接受什么样的条件，此人和凯末尔有那么一点交情。
[72] 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现在控制了超过四分之一的内陆地区。年底的时候凯末尔已经定都安卡拉，与君士坦丁堡分庭抗礼。英国人拖着不情愿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1920年3月16日全面控制了君士坦丁堡，打着恢复法律与秩序的旗号，逮捕了许多知名的民族主义者。凯末尔还以颜色，组建了民族主义者议会，逮捕了他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协约国军官，其中就有倒霉的罗林森。土耳其人的权力中心现在明显变成了安卡拉。寇松马上就会得出结论，解决这一切的最好办法或许是允许出现一个新土耳其，以凯末尔为首领。
[73] 不幸的是，他没能说动劳合·乔治。

协约国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并于1920年4月在圣雷莫召开了大会（寇松认为那里就像个“二流的英国海水浴场”
[74] ）。他们终于拼凑出了一份条约草案，并把它拿给了君士坦丁堡的政府。草案中的土耳其面积很小，也没有什么地位。自19世纪开始的外部金融控制被合法化了，事实上还加强了。虽然土耳其人还可以待在君士坦丁堡，但海峡交由国际共管。法国和意大利在安那托利亚各有一片势力范围。希腊得到士麦那和色雷斯。亚美尼亚可以独立（不过条款中没说怎样来保证它的独立），所谓的库尔德斯坦将成为土耳其的自治省。

对亚美尼亚来说，这一切来得太晚了。到现在这个时候，它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去争取自己真正的独立。沙俄的崩溃以及后来奥斯曼军队的撤退是留下了一个窗口期，但这个窗口现在开始关闭了。在1918年春，亚美尼亚、达吉斯坦、格鲁吉亚，以及阿塞拜疆，都宣布了独立。这些动荡、贫穷、很难处理难民问题的新国家，或许能逃过强盗土匪，能躲过土耳其军队，能避开白俄罗斯部队、疾病，以及饥荒；他们或许能解决彼此攻打的纠纷；他们或许能挡住白俄罗斯将军邓尼金，因为他毕竟还要对付布尔什维克；他们或许还能往南拓展到土耳其境内，尤其是亚美尼亚。但是，北方的俄国进攻心意已决，南方的土耳其又开始复苏。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是他们绝对无法抵抗的。

即便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外界能给予一些支持，他们也还能有一线希望。在所有大国中，英国是最适合立即提供援助的。在1918年年末，从美索不达米亚撤出的英军已经进入了高加索地区的里海一侧，去占领今天阿塞拜疆境内的巴库和当地的油田。又有三个师已经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穿过黑海，去占领今天格鲁吉亚境内的黑海东端重要港口巴统。到1919年年初，英军已经控制了穿过高加索地区连接这两个城市的铁路。不过，英国人并没有明确的意图，即便是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得到里海的石油，保护一条通到印度的可能路线，不让法国人涉足，保护自决，等等，英国占领高加索的原因太多了。
[75] 到了1919年，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也变成了原因之一。寇松曾警告说，不该把该地区“置于一群不懂任何规矩的野蛮人手下，让他们肆意破坏所有法律”
[76] 。不过他的很多同事都认为该置身事外。贝尔福问道：就算高加索地区管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寇松挖苦他说：“这也算是一种方案。”贝尔福答道：“让他们自相残杀吧。我倒是很乐意。”
[77]

虽然有寇松的坚持，但在1919年春英国政府还是觉得参与到这一地区的事务中太麻烦。亨利·威尔逊告诉劳合·乔治：“越快摆脱高加索越好。”
[78] 英国内阁于6月决定年内撤走全部军队，给邓尼金提供武器来换取他承诺不去冒犯那些独立的共和国。
[79] 意大利有意接管那里，但是就像威尔逊对劳合·乔治说的，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80] 这一决定困扰了很多人。英国内阁秘书汉基在那年秋天写信给劳合·乔治，说：“大英帝国很多派系都很同情亚美尼亚人，我们在过去经常支持他们的事业，现在又不管不顾，这肯定会导致大众的反感。在有报道说大屠杀正在进行的时候撤走军队，肯定会被说成是麻木不仁。”
[81]

不管怎么说，英国军队还是在陆陆续续地撤走。而且，为了不惹怒邓尼金，英国还拒绝承认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直到1920年1月白俄罗斯人败局已定、布尔什维克也准备南下的时候，英国这才承认了这些国家，并向他们送去了武器。
[82] 陆军部抓住这个机会，把多余的加拿大罗斯步枪抛了出去。这种枪是出了名地爱卡弹，即便什么毛病也没有也要卡一卡。
[83]

与此同时，南方的威胁也浮现出来，凯末尔和他的军队在安那托利亚站稳了脚跟。土耳其人从不隐藏他们要留住亚美尼亚人省份的决心，事实上他们还想从独立的亚美尼亚拿回部分领土。
[84] 布尔什维克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触角已经伸了出来。虽说凯末尔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布尔什维克是英国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85] 就像他承认的那样，只有这些独立的共和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才可以隔断土耳其人与布尔什维克的联系，不让他们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那些要分割他们国家的帝国主义者。
[86] 布尔什维克党人以极大的热情回应了凯末尔，向安那托利亚用船送去了武器和黄金。

协约国还在圣雷莫讨论亚美尼亚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就占领了它的邻居阿塞拜疆共和国。亚美尼亚爆发了共产党唆使的叛乱。协约国联系国际联盟，要它保护他们想要建立的面积更大的亚美尼亚国家。国联则回复称，这个国家还没真正建立，所以它不能这样做。
[87] 接着协约国又去找美国，自从威尔逊离开欧洲之后，美国托管亚美尼亚的事情就没了消息。这位没了实权的总统带着他们的请求去找国会，国会则在5月份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托管要求。参议员洛奇告诉一位朋友：“不要认为我对亚美尼亚有好印象。我是觉得这样可以限制他们敷衍我们。”
[88]

库尔德斯坦比亚美尼亚更难找到保护者。巴黎和会只谈到过一次库尔德斯坦问题。劳合·乔治1月30日首次列出奥斯曼帝国领土上可能的托管地时，把这个地方忘掉了。当他急匆匆地添上库尔德斯坦的时候，他爽快地承认了自己地理知识不够。他曾以为这个地方该算在美索不达米亚或亚美尼亚之内，但顾问们指出了他的错误。他很明智，没有划出这块新托管地的边界——很多和库尔德斯坦有关的事情都是说不清楚的。
[89]

库尔德人住得太远，在奥斯曼帝国的东边，而且当时世界也不怎么关注这群人。马克·赛克斯战前曾去过库尔德人的领地，他喜欢这群人，因为他们是骁勇善战的斗士。
[90] 从没到过那里的美国专家则不喜欢他们。“从某些方面看，库尔德人就像北美的印第安人……好激动，好记恨，睚眦必报，阴险狡诈。他们是出色的战士，但不是好领袖。这帮人是贪婪、自私、无耻的乞丐，偷窃成瘾。”
[91]

库尔德人住在一个危险的地方。越过山脉往北是俄国，往东是波斯，西面有土耳其人，南面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与俄国曾在他们领地的北部边境交战，英国人则从南方北进。大概有80万库尔德人不是在奥斯曼帝国军队里战死，就是死于饥荒和疾病。
[92] 谁也估计不出来到底有多少库尔德人。因为库尔德文化和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甚至亚美尼亚的文化都混在了一起，不可能说清楚具体的人数。大约四分之三的库尔德人——大概是100万或200万人——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后来大多数变成了土耳其人，其余的则在伊拉克境内，叙利亚也散布着极少数。剩下的四分之一在波斯。

很难说库尔德人到底是什么。或许他们是印欧语系人种中的一支，是从波斯向西迁移出来的。“库尔德”这个名字的本意是“游牧民”。他们没什么完整的历史，只有关于自身起源的各种传说，而且还互相矛盾。
[93] 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大的库尔德王国，也没有什么库尔德英雄，不过出了个萨拉丁（Saladin）。库尔德人分为不同的部落，宗教信仰不同（多数是逊尼派穆斯林，但也有什叶派穆斯林和基督徒），语言不通，和不同的民族混居在一起。他们的特点是不受约束，不服管教。一位德国民族志学者为他们说过好话：“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恶习主要是源于他们那不安定的生活。过去8个世纪以来，这片土地都没出现过有组织的政府。”
[94] 他们和自己人打，和外面的国家打——要么是奥斯曼帝国，要么是波斯——还和其他的民族打。奥斯曼人曾利用库尔德穆斯林屠杀亚美尼亚人。
[95] 在战争结束时，占领该地的英国与印度军队好不容易才维持住了和平。

和其他冒出来的民族国家不同，库尔德斯坦在巴黎没有有权有势的支持者，而且库尔德人也没有能力派出优秀的代表为自己陈情。他们忙着抢牲畜，绑架，发动部落战争，抢劫，乐此不疲地屠杀亚美尼亚人，或者只是忙着让自己活下去。他们尚未表达出在奥斯曼帝国中获得更大自治的兴趣，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大战之前，民族主义把中东地区其他民族搅得不能安生，但在库尔德人那里并没闹出什么动静。库尔德民族主义最核心的地方其实是君士坦丁堡，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小社团和少数知识分子。1919年，库尔德人在巴黎只有一名代表，是个相当有魅力的人。他在巴黎生活了很长时间，有个外号叫“万人迷谢里夫”（Beau Sharif）。他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起草了库尔德人的领土主张，要求建立一个从亚美尼亚延伸到地中海的大国家（如果亚美尼亚还存在的话）。
[96] 他的很多要求都和亚美尼亚人以及波斯人的要求有冲突。
[97]

大国对库尔德斯坦的兴趣也就停留在地图上，英国是唯一的例外。同情亚美尼亚人的美国不喜欢库尔德人。
[98] 法国人曾提出过托管要求，但那只是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当英国人在1919年秋天把叙利亚拿到手，法国就不再假装对库尔德人的地盘有兴趣了。
[99] 不过它还是反对英国托管库尔德斯坦。

劳合·乔治与他的顾问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得到并保护美索不达米亚托管地，还有那里重要的石油储备，他们宁愿拿不到美索不达米亚北方那一片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如果亚美尼亚能幸存的话，库尔德斯坦还可以保护它的南部边界，而且还能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英国的利益之间再加一道屏障。库尔德斯坦还能封锁住在叙利亚和安那托利亚南部的法国人，不让他们向北扩大势力范围。
[100] 英国人认为，不花什么钱就能把库尔德斯坦经营起来，可以按照印度北方各邦的模式，用当地的酋长来统治。他们还声称，库尔德人自己也想要英国的保护。可惜库尔德人并不配合，他们在1919年下了很大力气来反抗英国占领军，还杀害英国特工。
[101]

在整个1919年和1920年间，英国人都在试图拟定对土耳其条约，他们资助了各种声称能让库尔德人接受英国保护的库尔德团体。一位名叫诺埃尔的上校，人称“库尔德的劳伦斯”，在1919年夏去库尔德地区执行一项神秘的任务—煽动一次独立运动。他唯一做成的事情是惹怒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和他自己的同事。就像君士坦丁堡的英国政治顾问抱怨的那样：“我清清楚楚地说了五遍，我们不要去搞阴谋来反对土耳其人，至于库尔德斯坦的未来，我什么也承诺不了。”
[102]

英国在1919年的支持顶多算是略有热情，而且这种支持是和美国人托管亚美尼亚的承诺捆绑在一起的——至少是部分捆绑在一起的，亚美尼亚就在库尔德斯坦的北面。到了夏天，美国的承诺明显是无法实现了。同样明显的事情是，土耳其人还远没有到要崩溃的地步。凯末尔正在东部迅速扩大军力，那里就靠近库尔德地区。无论是从经济角度上看，还是从军事角度上看，由英国人支持库尔德斯坦独立的这种想法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到1919年夏，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驻军人数已经减少到了只剩32万人。在美索不达米亚，英国当局要求把部分库尔德领地并入新的托管地伊拉克里。在世界的这个地区，奥斯曼帝国各省的边界从来就没真正稳定过，所以说旧省份摩苏尔能不能向北延伸到库尔德山区，也是需要争论的。
[103]

库尔德人自己还是一如既往地处于分裂状态。他们是该信任土耳其人还是信任英国人？要不要和亚美尼亚人修好？要不要向布尔什维克求援？希腊人的威胁让很多库尔德人拿定了主意——至少是暂时拿定了主意。希腊军队在1919年春登陆士麦那，之后又在1920年夏瞄准凯末尔和他的军队，冲向内地，库尔德人中的穆斯林把这看作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而他们大多都非常虔诚。不管凯末尔私下里怎么想，至少他反应够快，利用了这种虔诚去拉拢库尔德酋长。有传言说，英国人正打算夺取南部库尔德领地。这样一来，就连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也站到了凯末尔一边。
[104]

事情到了这份儿上，寇松和劳合·乔治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不用再考虑建立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了，如果土耳其人要控制部分库尔德领地，那就让他们控制吧。劳合·乔治在1920年4月的圣雷莫会议上承认：

他自己曾试图搞清库尔德人的想法。在君士坦丁堡、巴格达[原文如此]以及其他地方调查后他发现，找不到任何典型的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只能代表自己的部落……从另一方面来说，似乎库尔德人也觉得，没有一个大国的支持，他们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但是如果法国和英国都不承担起这个义务——他也希望这两国都不要承担——他们似乎认为最好是让土耳其人来保护自己。这个地方已经习惯了土耳其人的统治，而且很难把它与土耳其分开，除非能找到其他的保护者。
[105]

在土耳其和约草案中，有关库尔德斯坦地位的那一栏是留白的：或许让它在土耳其境内自治，或许交给大国托管，或许完全独立。它的边界也是一样，留给事实调查小组去决定。（英国人确保自己想要的领土会被划进新国家伊拉克。）草案中还有一个无力的承诺：如果库尔德人能说服国联，让国联相信他们准备好了独立，而且也的确想独立，或许未来某个时候他们可以和在伊拉克的同胞走到一起。
[106]

1920年春，当圣雷莫会议结束后，这些细节和其他条款被泄露出去，人人都能想到土耳其人会是什么反应。寇松派出与凯末尔接洽的密使报告说：“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些事情，他们发出了不屑的笑声，军事准备工作立刻就加强了。”
[107] 安卡拉的民族主义者议会不光拒绝了这些条款，还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政府非法。民族主义者不断溜出君士坦丁堡，前往内地加入凯末尔的军队。
[108] 协约国高级使节发出了严重警告，说土耳其已经沸腾的民意不可能接受失去士麦那。
[109] 寇松以前就害怕这种事发生，他在写给劳合·乔治的信中就提到过：“我是最不想向土耳其让步的人……但是我确实希望小亚细亚能够和平。可一看到希腊人占了士麦那，希腊的军队执行韦尼泽洛斯的命令向小亚细亚进军，我就知道和平无望了。”
[110]

就在局势不断恶化的时候，协约国，更准确地说是英国，做了一个决定，彻底葬送了他们在土耳其的地位。韦尼泽洛斯害怕政府倒台，急着向民意交差，而且民族主义者的反复攻击也让他在士麦那的军队蠢蠢欲动。他在1920年6月终于得到了劳合·乔治的批准，把军队开向内陆。作为某种交换，他还派军队去支持君士坦丁堡的占领军。当时仍然存在的最高理事会为这种做法的正当性提供了十分勉强的辩护，说希腊军队只是代表协约国，对土耳其人的攻击做出回应。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高级使节气愤地给寇松写信：“最高理事会这样做是准备恢复全面战争。他们准备违反自己说出口的原则。他们准备让近东永远流血。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让韦尼泽洛斯先生在希腊继续掌权，维持一个从本质上说就坚持不了几年的东西？”寇松表示完全同意：“韦尼泽洛斯以为他的军队能把土耳其人赶到山里。我很怀疑。”
[111]

就这样，在土耳其缔造和平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工作开始了——始于战争。希腊军队从士麦那出动，展开了一条很宽的战线，从谷地一直到安那托利亚高原边缘。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回撤至内陆。在欧洲，另一支希腊军队从侧翼发动进攻，打击色雷斯地区一支较弱且组织不善的土耳其军队。韦尼泽洛斯表现得非常自信，他向亨利·威尔逊说，凯末尔的军队将会崩溃，希腊军队从内陆推进至君士坦丁堡，甚至到达黑海边上的本都地区。
[112] 私下里这位希腊首相曾有片刻的惊慌，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他已经没了别的选择，只能前进。
[113] 到1920年8月，希腊军队向内陆挺进了250英里（约400公里）。

也是在8月，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苏丹政府代表达马特·费里德签署了和约，地点在巴黎市郊色佛尔瓷器厂的一个陈列室里——那里没什么漂亮的东西，只有易碎的摆设。协约国的军事顾问警告说，至少需要27个师才能保证条约的执行，而他们现在没有这么多兵力。
[114] 签约当天，是土耳其的国丧日。报纸加上了黑边，商店歇业，祈祷者全天诵经。
[115] 凯末尔只是继续作战。他现在指挥着土耳其大多数民族主义军队，而且他在北方正和布尔什维克联手，准备了结那些麻烦的高加索共和国。

同年9月，也就是在《色佛尔条约》承诺亚美尼亚独立并得到部分土耳其领土后不到一个月，凯末尔的军队从南面发动进攻。亚美尼亚人尽全力抵抗，但是对这样一个空军只有3架飞机的国家来说，他们只有节节败退的下场。亚美尼亚在巴黎的代表、诗人阿罗尼恩想要去伦敦见寇松，得到的却只是一封打发他的信：“我们现在想看到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你们国内有建设和管理的能力，而不是纯粹基于宣传和祈求的外交政策。”11月17日，亚美尼亚政府与土耳其签署了停战协议，勉强保留住了一点点未被占领的国土。5天后，威尔逊总统发出的消息抵达了欧洲，其内容是：《色佛尔条约》要求他划定亚美尼亚的边界，他决定亚美尼亚应该获得4.2万平方公里的土耳其领土。
[116]

亚美尼亚被世界抛弃了，又夹在两个敌人中间，它的总理说道：“亚美尼亚人山穷水尽，只能两害相权。”
[117] 亚美尼亚在12月成为苏维埃共和国。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瑟夫·斯大林非常活跃，想要让亚美尼亚俯首称臣。1921年3月，土耳其和苏维埃俄国签署了《莫斯科条约》，确认将土耳其两省卡尔斯和阿尔达汉还给土耳其。（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一方的谈判代表。）当时的边界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库尔德斯坦问题也了结了。到了1921年3月，协约国已经放弃了《色佛尔条约》中那些模糊的承诺。至于库尔德斯坦，他们说，他们准备本着“尊重现实的态度”修改条约。
[118] 需要尊重的“现实”就是，凯末尔宣布整个条约作废。他已经成功地把部分亚美尼亚领土留在了土耳其国内，而且他还要与苏维埃俄国签订条约。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也许会抗议，但协约国已经没有任何兴趣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了。

稳住北线之后，凯末尔便能从容处理西线希腊人的进攻了，而且事情也在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1920年11月，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事情发生了：韦尼泽洛斯在选举中败北（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老政敌康斯坦丁国王有了回国的机会，这也终结了协约国剩余的土耳其政策。意大利和法国表示，他们不再有义务支持希腊，而且《色佛尔条约》必须修改。意大利人暗示，他们会乐意与民族主义者合作，来修改条约条款。
[119] 这份条约在法国也不受欢迎，殖民地游说团体说它是卖国条约。在1920年2月的头两个星期，超过500名法军士兵阵亡，法国政府承担不起这种损失，也承担不起每年花在该地区的5亿法郎军费。
[120] 法国在1921年10月与凯末尔的政府签署了条约，从南部的西里西亚撤走全部法军。法国人得到了经济上的特许权，而凯末尔得到的东西则重要得多——一个重要大国承认了他的政府。寇松非常愤怒：“我们似乎要走过去英法分歧的老路了，都快要互相憎恨了。全是因为有一个寡廉鲜耻的政府与一张说谎的报纸在献计献策。”
[121]

康斯坦丁国王回归希腊之后，军队清洗了亲韦尼泽洛斯的军官。希腊军队一片混乱，1921年在小亚细亚的春季攻势也是一样。希腊新政府为了荣誉而战，想要保住承诺给希腊的东西。劳合·乔治不顾寇松的反对，暗示并鼓励希腊军队进攻土耳其军队。当年夏天，希腊士兵继续向内陆推进，瞄准了这片炎热荒漠上最有军事价值的目标——安卡拉。这也是希腊军队最后一次推进了，它的补给线已经长到了无法维系的地步。在长达400英里（约640公里）的希腊战线上，士兵们已经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命运。“让我们回家吧，让小亚细亚见鬼去吧。”
[122] 这样的埋怨一直延续到第二年春天。

1922年8月26日，土耳其朝着士麦那方向发起反攻。命令很简单：“战士们，你们的目标就是地中海。”
[123] 希腊军队溃不成军。9月10日，凯末尔骑着马，趾高气扬地进入了士麦那。这座城市里挤满了从内陆希腊村庄逃来的难民与残兵，码头上有一大群人抢着上船逃难。杀戮与劫掠从后街小巷里开始了。当地的土耳其人和胜利的士兵有很多账要跟希腊人与亚美尼亚人算。就像他们在罗马、巴黎和伦敦的主子一样，大国的代表们现在也放弃了希腊人。外国士兵在船上远远观望，看着这座城市开始起火，燃烧。

第一场火或许是意外引起的，但后来有人看到，有土耳其人扛着汽油桶穿过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的社区。一位英国军官回忆说：“即便是从很远的距离看，整个景象也非常骇人。那里传出了人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尖叫声。我相信有很多人掉下了海，只是因为离房子近的人群想要逃离大火而把他们挤了下去。”凯末尔冷冷地望着大火，唯一的反应就是说了一句：“这样不好。”
[124] 大火熄灭的时候，希腊化的士麦那已经荡然无存了。

希腊军队一崩溃，驻守在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的那一小撮协约国军队突然间变得岌岌可危。当凯末尔的军队向北开往马尔马拉海和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英国政府决定死守亚洲海岸的恰纳卡莱（Chanak）与伊兹密特。它请求大英帝国自治领和盟友施以援手，但得到的只有借口和责备。在所有自治领里，只有新西兰听从了号召。意大利人连忙向凯末尔保证，自己将保持中立。法国人下令军队撤出恰纳卡莱。寇松急忙跑到巴黎，和已经成为总理的普恩加来大吵起来，说法国人“抛弃”并“背叛”了他们。当普恩加来大声回骂他的时候，寇松冲出房间哭了起来。他抓着英国大使的胳膊说：“我受不了这个可恶的小人了。我受不了了。”一杯白兰地下肚之后，寇松才缓过神来继续谈判，但是什么事情也没谈成。
[125]

劳合·乔治支持开战，但寇松和当事军人的头脑更冷静，最终是后者的意见胜出了。凯末尔也做好了谈判的准备。10月11日签署的《穆达尼亚停战协议》让土耳其从希腊人手里接管了东色雷斯。作为交换条件，凯末尔承诺不向君士坦丁堡、加里波利以及伊兹密特进军，直至召开一次议和会议决定这些地方的命运。

先后有100多万希腊人从小亚细亚和色雷斯撤出。希腊的店主、农民、祭司、老人和妇女、希腊穆斯林，还有不会说一句希腊语的希腊人，步履蹒跚地来到了一个无法供养他们的国家。年轻的海明威当时是多伦多一家报纸的记者，在看到返乡的希腊士兵时他写道：“整整一天他们在我的身边经过。肮脏、疲惫、胡子拉碴、在风中瑟瑟发抖的士兵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被晒成棕色的、贫瘠的乡间土地上，踩着前面人的脚印穿过色雷斯。没有乐队，没有救济，没有休息区，什么也没有，只有虱子、脏毯子和夜里的蚊子。他们是希腊荣耀的最后残余。他们的第二次特洛伊围城战就这样结束了。”
[126]

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冒险已经摧毁了韦尼泽洛斯，现在它又要毁掉大资助人劳合·乔治了。动荡的联合政府承受不住恰纳卡莱危机。谨慎的寇松抛弃了他的老同事。以博纳·劳为首的新一届保守党政府于1922年11月上任，寇松被重新任命为外交部长。他上任后立刻便去了洛桑。土耳其的和平最终将在那里敲定。

去洛桑的人里面只有几个到过巴黎和会——寇松自己、普恩加来、威风不再的韦尼泽洛斯、保加利亚的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和他那迷人的翻译、大会里唯一的女性。
[127] 新面孔也出现了，其中有穿着白鞋罩、黑衬衫的墨索里尼。这是他参加的第一次重大国际会议，墨索里尼显得局促不安；还有留着稀疏红胡子的苏联外交事务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像个“二手衣店里鬼鬼祟祟的没精打采的店员”
[128] 。土耳其现在的代表都是民族主义者，带队的是凯末尔信任的将军，伊斯麦特·伊诺努（Inönü Ismet）。协约国曾想邀请君士坦丁堡政府，凯末尔直接废除了苏丹王位。美国人现在换了新态度，要远离欧洲事务，所以只派了观察员：做过记者、态度和善的理查德·柴尔德（Richard Child），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珍珠港事件时的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格鲁吃惊地发现，寇松这个人相当有魅力。“他似乎喜欢那种三四个人的小晚餐，我过得也是相当愉快。吃完饭上波特酒，他会坐上好几个小时，讲故事、奇闻和经历，那种高兴劲儿是今天社会上很少见的。”
[129]

洛桑有很多事可以考验寇松的耐心：男仆喝醉酒把他的礼服裤子藏起来；后背带的扣件坏了，扎到了他；他最烦的还得算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土耳其人面前惺惺作态，整个过程中哪儿都想插一脚”
[130] ；当然，还有土耳其人。伊斯麦特，“深色皮肤的小个子，没有一点吸引力”，看起来“更像亚美尼亚卖花边的，不像土耳其将军”。伊斯麦特小心翼翼，总要强调自己耳朵不好用，而且不厌其烦地重申他的要求。
[131] 凯末尔给了他确定的指示：谈判商讨建立一个独立的土耳其，不受外部势力的影响。身为一名优秀的士兵，他也想要遵守这些指示。寇松有一天没好气地说：“看到你，我就想起八音盒。你日复一日地放一首老曲子，把我们都听烦了——主权、主权、主权。”
[132] 寇松在伊斯麦特的论据上找漏洞，找到一个就使劲挖苦。伊斯麦特并不在乎，也不理他。他说，寇松“拿我们当学生，但我们并不介意。他对待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也是一样”
[133] 。到了晚上，这个土耳其人会喝绿色的荨麻酒高兴一下。有个美国人不识趣地想要和他一起喝，结果在尝过之后发誓这辈子不碰这种酒。
[134] 让寇松对土耳其人更无奈的是，他知道自己是在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斗争。远在安卡拉，凯末尔正密切地关注着这次会议，不停地拍电报给伊斯麦特下命令。
[135]

经过无数次讨价还价和一次戏剧化的出走后——出走是寇松故意设计的，用来给土耳其人施加压力，众人在1923年7月敲定了一份和约。“熬出了黑眼圈”的伊斯麦特代表土耳其签字，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代表英国签字。
[136] 《洛桑条约》和《凡尔赛和约》《特里亚农条约》《圣日耳曼条约》《纳伊条约》《色佛尔条约》都不一样，后面这些都是巴黎和会的产物。寇松反思：“以前都是我们掌控和平条约。现在我们要和敌人协商出一个条约。这个敌人拥有军队而我们没有，这种事情真是前所未闻。”
[137]

《色佛尔条约》保留下来的条款没剩下什么东西。没人提到亚美尼亚独立或库尔德斯坦独立，不过寇松试图在新条约中加入保护少数民族的条款，土耳其人以主权为由拒绝了。
[138] 土耳其现在的领土包括了几乎全部讲土耳其语的地方，从东色雷斯一直到叙利亚。海峡地区仍然归土耳其人，但在使用上要遵守一条国际协议。过去那些丢人的投降协定都作废了。《洛桑条约》还对人口交换做了强制规定，穆斯林换基督徒。大多数希腊人已经离开了土耳其；现在从克里特岛到阿尔巴尼亚边境的穆斯林家庭被强制搬进土耳其。寇松警告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意方案。在今后的100年里，世界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139] 按照特殊协议，唯一的例外是西色雷斯的土耳其人和君士坦丁堡以及一些小岛上的希腊人。这些特立独行的社区一直延续至今，被大量琐碎的规章制度骚扰，而且每当希腊与土耳其之间关系恶化的时候，它们就会被抛出来当作替罪羊。在20世纪60年代的塞浦路斯问题以及1999年夏天的科索沃问题上，两个国家都是这么做的。
[140]

洛桑唯一无法调和的争议是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土耳其代表团说那里归他们，因为库尔德人其实就是土耳其人——土耳其政府直到今天还在利用这个说法。土耳其的首席谈判代表兴高采烈地指出，毕竟这是《大英百科全书》上说的。寇松决心要保住摩苏尔——当然他是为了石油而不是库尔德人。他讽刺说：“库尔德人是土耳其人，这就是留给土耳其代表团发现的。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这件事的，此前谁都不知道。”
[141] 摩苏尔问题险些拆散大会，双方最终决定把这件事提交给国联处理。国联在1925年把那里划给了伊拉克。

库尔德人被不同的政府统治着——土耳其的凯末尔、波斯的礼萨沙
[A2] 、伊拉克的费萨尔——他们都不能容忍库尔德人自治。英国人曾有一段时间想过，在伊拉克境内为库尔德地区设置一个单独的政权。到最后，英国人还是决定什么也不做。伊拉克在1932年独立，并没有承诺考虑库尔德人的特殊问题。
[142] 在土耳其，凯末尔和民族主义者放弃了他们之前强调的所有穆斯林联合起来的说法，转而建立一个世俗的土耳其人的国家。他们废除了哈里发国，很多库尔德人对此感到很惊慌。教育和公务都要使用土耳其语。实际上，在1923年到1991年间，库尔德人根本没被承认过。土耳其外长在1927年向英国大使保证，库尔德人注定会像他口中的“红印度人”那样消失；如果库尔德人有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倾向，土耳其就要驱逐他们，就像之前对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做的事情一样。
[143]

库尔德人并未逆来顺受，在巴黎和会的年代里还很渺小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力量，由于多年的压抑越变越强大。巴黎许过的承诺以及《色佛尔条约》都印在了库尔德人的记忆中，成了他们的希望。1919年夏，第一个在库尔德领地上发动起义的领袖把《古兰经》绑在自己的胳膊上，里面一张空白页上就写着协约国的承诺——还有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中的一条，内容是土耳其以外的民族如何开展自治。
[144]

伊斯麦特从洛桑回国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那份条约到今天还被视作现代土耳其最伟大的外交胜利。
[145] 在1923年秋，最后一支外国军队从君士坦丁堡撤出。苏丹在前一年就走了，他乘着一辆英军救护车离开了宫殿，走的时候精神焕发，然后坐着一艘英国战舰去了马耳他。他在流亡期间死于圣雷莫，死的时候很穷，很孤独。他的表亲，一位温文尔雅的艺术家，当上了哈里发，但只做了一年时间凯末尔就把哈里发国也废除了。剩下的王室成员都流亡了，过着浪荡的生活，消耗着剩下来的那点资金。后来有少数几个人回到了土耳其。在今天，有一位公主在土耳其经营一家旅馆，还有一位王子在托普卡珀（Topkapi）王宫的档案室工作。
[146] 寇松于1925年去世，多年的疲劳工作累垮了他的身体。凯末尔1938年死于肝硬化，伊斯麦特继任，当上了总统。1993年，在《洛桑条约》签署70周年纪念日上，他的儿子和寇松的孙子一起向凯末尔墓前敬献了花圈。
[147]

[1] P. Mantoux, vol. 1, p. 454; vol. 2, pp. 37–38.

[2] Temperley, vol. 6, p. 21.

[3] Petsalis-Diomidis, p. 47;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p. 774–83.

[4] Bosworth, pp. 52–5.

[5] Smith, pp. 69–79.

[6] Lowe and Marzari, p. 172.

[7] Bosworth, p. 53.

[8] University Microfilm International, Sonnino Papers, reel 40/47, telegram of 26.1.19.

[9] Aldrovandi Marescotti, Guerra diplomatica, p. 365.

[10] P. Mantoux, vol. 1, p. 305; vol. 2, p. 40; FRUS, vol. 5, p. 582; British Museum, Balfour Papers, 49752, vol. 2, “The Problem of Italy and Turkey in Anatolia,” 16.5.19.

[11] P. Mantoux, vol. 1, p. 305.

[12] Ibid., pp. 448–53.

[13] FRUS, vol. 3, pp. 868–75, 872.

[14]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p. 183; Llewellyn Smith, p. 70.

[15] Llewellyn Smith, p. 51.

[16] House and Seymour, pp. 192–3;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23/4/22, Hankey to Lloyd George, 23.2.19.

[17] P. Mantoux, vol. 2, p. 31.

[18]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p. 321–2.

[19] F. Stevenson, p. 183; Smith, p. 80.

[20] P. Mantoux, vol. 2, pp. 47–8.

[21]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278.

[22] Smith, p. 79.

[23] P. Mantoux, vol. 1, pp. 495–96; vol. 2, pp. 29–31, 36.

[24] Callwell, vol. 2, p. 192.

[25] Smith, pp. 86–91.

[26] Kinross, pp. 181–82.

[27] Ryan, p. 128.

[28] Kinross, pp. 181–2.

[29] Ibid., p. 177.

[30]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 1285.

[31] Kinross, pp. 199.

[32] Ibid., pp.671–72.

[33]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p. 333–35.

[34] P. Mantoux, vol. 2, pp. 55, 70.

[35] N. Nicolson, p. 84.

[36] British Museum, Balfour Papers, Add. MS 49752, vol. 2, “The Problem of Italy and Turkey in Anatolia,” 16.5.19.

[37] Callwell, vol. 2, p. 193.

[38] N. Nicolson, p. 84.

[39] P. Mantoux, vol. 2, p. 106.

[40] Ibid., pp. 72, 100, 109–13.

[41] Ibid., pp. 133–34; Roskill, vol. 2, p. 91.

[42] Churchill College, Hankey diary, 21.5.19;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 p. 197; Steed, vol. 2, p. 330.

[43] P. Mantoux, vol. 2, p. 137.

[44] Helmreich, pp. 75–9.

[45]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Settlement, vol. 2, p. 203.

[46] H. N. Howard, Partition of Turkey, p. 237.

[47] H.elmreich, p. 110; FRUS, vol. 6, p. 711.

[48] P. Mantoux, vol. 2, pp. 552–6.

[49] F. Stevenson, p. 76.

[50] Gilmour, pp. 491, 534–5.

[51] H. Nicolson, Curzon, p. 47, n. 1.

[52]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184.

[53] Gilmour, pp. 7–8.

[54] H. Nicolson, Curzon, p. 20.

[55] India Office Library, Montagu Papers, 15.6.18/31.

[56] Vansittart, p. 273.

[57] Gregory, p. 254.

[58] H. Nicolson, Curzon, p. 193.

[59] Gilmour, p. 510.

[60] H. Nicolson, Curzon, p. 193.

[61] Ibid., p. 80.

[62] Gidney, p. 113.

[63] Gilmour, p. 502; H. Nicolson, Curzon, p. 74.

[64] H. Nicolson, Curzon, p. 214.

[65] Gidney, pp. 196–99.

[66]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2, pp. 1264–67.

[67] Lowe and Marzari, pp. 172–73;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notes of an interview between Lloyd George and Tittoni, 31.8.19, F200/1/12.

[68] Helmreich, p. 197, n. 6.

[69] Duroselle, pp. 778–9.

[70] Montgomery, p. 776.

[71] A. L. Macfie, “The British Decision,” p. 393.

[72] Rawlinson, pp. 190, 250–52.

[73]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1–9, memorandum, “America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14.11.19.

[74] Gilmour, p. 521.

[75] India Office Library, Curzon Papers, Eastern Committee.

[76] Gilbert, Churchill, vol. 4, p. 305.

[77] India Office Library, Curzon Papers, Eastern Committee meeting, 42 (9.12.18).

[78] Gilmour, p. 516;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47/8/13, Wilson to Lloyd George, 12.5.19.

[79] Gilbert, Churchill, vol. 4, pp. 265, 305.

[80]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47/8/13, Wilson to Lloyd George, 14.5.19.

[81] Ibid., F/24/1/10 Hankey to Lloyd George, 4.9.19.

[82] Nassibian, pp. 152–4.

[83] Walker, p. 290, n; Nassibian, p. 229.

[84] Walker, pp. 275, 279.

[85] Gokay, pp. 59–61.

[86] Ibid., pp. 62–6.

[87] Walker, p. 281.

[88] Suny, p. 129.

[89] FRUS, vol. 3, p. 806.

[90] Adelson, p. 65.

[91] Gelfand, p. 243.

[92] McDowall, pp. 108–9.

[93] Ibid., pp. 3–5.

[94] Dominian, p. 296.

[95] Nassibian, pp. 19–20, 25.

[96] McDowall, p. 3.

[97] Sonyel, pp. 6–8.

[98] McDowall, p. 130.

[99] Busch, Mudros to Lausanne, p. 178.

[100] McDowall, pp. 120–1.

[101] Helmreich, p. 204.

[102] McDowall, pp. 121–9, 128.

[103] Ibid., pp. 120–21, 134–37, 143; Fromkin, Peace to End All Peace, p. 404.

[104] McDowall, pp. 125–28, 132.

[105] Helmreich, pp. 301–2.

[106] Temperley, vol. 6, pp. 90–1; McDowall, pp. 450–1.

[107] Rawlinson, pp. 295–6.

[108] Busch, Mudros to Lausanne, p. 207.

[109] Smith, p. 122.

[110] M. Kent, Moguls and Mandarins, p. 100.

[111] Dockrill and Goold, p. 210.

[112] Smith, p. 127; Callwell, vol. 2, pp. 248–9.

[113] Callwell, vol. 2, p. 213.

[114] Dockrill and Goold, p. 210.

[115] Sonyel, p. 82.

[116] Walker, pp. 315–6.

[117] Walker, p. 315.

[118] Temperley, vol. 6, p. 91.

[119] Sonyel, pp. 83–4.

[120] Adamthwaite, p. 94.

[121] Dockrill and Goold, p. 222.

[122] Smith, pp. 191–7, 266.

[123] Kinross, p. 354.

[124] Smith, p. 309; Kinross, p. 372.

[125] H. Nicolson, Curzon, pp. 273–4; Gilmour, p. 544.

[126] W. White, p. 245.

[127] N. Nicolson, p. 121.

[128] W. White, pp. 244–5, 254.

[129] Grew, vol. 1, p. 525, n. 45.

[130] Dockrill and Goold, p. 241.

[131] White, p. 254.

[132] Grew, vol. 1, p. 525.

[133] Dockrill and Goold, p. 246.

[134] Grew, vol. 1, pp. 542–3.

[135] Gilbert, Rumbold, p. 290.

[136] Grew, vol. 1, p. 584.

[137] Gilmour, p. 556.

[138] Dockrill and Goold, p. 239.

[139] C. A. Macartney, National States, p. 444.

[140] Pope and Pope, pp. 116–8.

[141] Kinross, p. 407.

[142] McDowall, pp. 171–8.

[143] Mansel, p. 421.

[144] McDowall, p. 158.

[145] Sonyel, p. 225.

[146] Pope and Pope, pp. 22–3.

[147] Gilmour, p. 567.

[A1] 伊斯兰国家称大维齐尔。——译者注

[A2] 沙，或者称沙阿、沙赫，是伊朗国王的称号。——译者注

第八部分 闭幕

第30章 镜厅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四人理事会在做了最后几处修改后，下令付印对德条约。劳合·乔治去了枫丹白露野餐，其他人则休息了。两天后一次少见的全体大会召开了，会议内容是对条款投票表决。因为最终版本还未准备好，代表们只能听安德烈·塔尔迪厄用法语把冗长的摘要念出来，很多只会说英语的人打起了盹。
[1] 亨利·威尔逊在日记中写道：“看来，我们自己都没先看过，就要直接把条约交给德国人了。我觉得这种事历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桩了。”
[2] 葡萄牙人抱怨说，他们国家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中国人反对把中国境内的德国租界交给日本；意大利代表指出，他的同事可能对他们缺席期间敲定的条款有异议。然后，让全体人都感到惊奇的是，福煦元帅要求发言。他最后一次请求把莱茵河作为德法之间的分界线。
[3] 克列孟梭怒气冲冲地质问他，为什么要来这么一出？福煦答道：“这是为了让我的良心好过点。”
[4] 他对《纽约时报》说：“记住，德国人下一次就不会犯错了。他们会直取法国北部，夺取英吉利海峡上的港口作为基地来进攻英格兰。”
[5] 20年后，希特勒把这些事分毫不差地做了一遍，幸好那时福煦已经不在世了。

福煦的警告并没有让和平缔造者们感到困扰。弗朗西丝·史蒂文森在报告中写道：“看来和约让人人都很高兴，没必要再计较他们不够严肃了。”
[6] 威尔逊骄傲地看着打印出来的条约：“希望在人生剩下的日子里，我有足够的时间把它整个看一遍。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可能是四个人能做的最伟大的工作。”
[7] 就连克列孟梭也很高兴。“到最后就是这个样子了；首先，这是人类的作品，它自然会有不完美的地方。为了做得又快又好，我们都尽力了。”
[8] 威尔逊问他，他们在见德国人的时候要不要戴大礼帽，老头子回答道：“当然，还得插上羽毛呢。”
[9]

在凡尔赛阴冷的集水酒店里（Hôtel des Réservoirs），由180名专家、外交官、秘书、记者组成的德国代表团已经等得越发着急。他们带着“激动和近乎反常的心态”——这是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警告——从柏林出发来此，确信自己将受到贱民般的待遇，他们最可怕的梦魇也的确被自己在法国的境遇证实了。
[10] 在德国代表乘坐的专列驶进战区的时候，法国人故意放慢了车速。一个德国人说，这是“对心灵的蹂躏”，不过这也是一种预兆。“在这悲惨的四年半时间里，所有逝去的生命和损毁的财物，一切责任都要由我们独自承担。”
[11] 他们下火车后被轰到了公共汽车上，在严密的监视下被拉到了凡尔赛。他们的行李被胡乱地扔在酒店的草坪上，法国人粗鲁地叫他们自己搬。这家酒店是1871年法国领导人和俾斯麦谈判时住过的，现在外面围起了栅栏，法国人说这是为了德国人的安全着想。德国人低声抱怨，说他们的待遇就像“博览会上展出的黑人村庄的居民”
[12] 。

带领德国代表团的是外交部长勃洛克道夫-伦佐（Brockdorff-Rantzau）。选他当团长最合适，他曾为旧帝国的外交工作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和许多同事不同的是，他接受了新秩序，和现在掌权的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战争期间，他一直严厉批评德国的政策，并力劝众人在妥协的基础上和谈。选他当团长也很不合适。这个目空一切、戴着单片眼镜、身材纤瘦、衣冠楚楚的人，看起来就像刚从德皇庭院里溜达出来。（事实上，他的双胞胎兄弟就负责打理德皇的房产。）他的家族既古老又有名：伦佐家族曾在丹麦、德国供职，在17世纪甚至还在法国供职。传言说，马歇尔·伦佐就是路易十四的亲生父亲。一位法国军官向勃洛克道夫-伦佐打听此事，这位伯爵回答道：“噢，很对。我家一直把波旁王朝的人看作伦佐家族的私生子，过去300年都是这么看的。”他很狡猾，无情，反复无常，很多人都怕他。他喜欢喝香槟和白兰地，有人说他嗜酒如命。驻柏林的英国军事使团团长认为他是个瘾君子。
[13]

和他的很多同胞一样，勃洛克道夫-伦佐在1919年也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他认为，美国人会发现，从长远来看复兴德国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这两个国家可以和英国合作，或许还能和法国合作，从而阻挡东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且，如果英国和美国发生口角——应该说几乎肯定会发生，美国就会看到自己这一边有个强大德国的价值。和很多德国人一样，勃洛克道夫-伦佐认为威尔逊总统会保证和约条款的宽容。毕竟，德国已经按照威尔逊本人建议的那样，成了一个共和国。就这一点就足以表现出它的诚意了。

多数德国人相信，正是有了和约要基于“十四点计划”来制订这种谅解，他们的国家才会投降。美国派驻柏林的外交官埃利斯·德雷塞尔（Ellis Dresel）在报告中写道：“有人让德国人相信，德国打了一场干净漂亮的仗，只是运气不好才被打败了。这要怪封锁严重影响了国内的士气，也可能是高层好高骛远。不过幸运的是，威尔逊总统是个可以求情的人，他会安排出一个各方妥协的和约，让德国满意。”
[14] 当然，某种形式的赔款是少不了的，但不会有什么战争开销补偿。德国将加入国际联盟。它会保留自己的殖民地。自决的原则也对它有利。德裔的奥地利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加入德国。西普鲁士和西里西亚一些说德语的地区当然也会留在德国。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德国人占多数的地方也可以投票决定自己的未来。
[15]

在和谈的最初几个月里，德国人紧紧抓住“十四点计划”这只救生艇，根本没有想过胜利者们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想法。德皇、陆军、官僚，很多熟悉的东西都被抹去了，这带来了希望与恐惧，让人心绪不宁。这个国家成立还不到50年，为什么它要继续存在呢？巴伐利亚人和莱茵兰人都考虑要恢复到1870年德国成立前的自治状态。极左翼的革命者幻想着再来一次俄国革命。有一段时期，暴乱毫无征兆地在一座城市爆发，然后再漫延到下一座城市，好像革命者马上就要愿望成真。托马斯·曼（Thomas Mann）
[A1] 带着近乎兴奋的感情谈论着文明的终结。
[16] 各个党派都挣扎着想要重新定义自身。有一种流传甚广的恐惧是认为德国社会完了，过去的道德标准已经消失。
[17] 还有一种倾向是不愿意认真思考未来，特别是那种将由巴黎塑造的未来——这倒是可以理解。据德雷塞尔说：“民众整体对有关和平的问题有一种奇怪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人们有强烈的意愿想忘记当下生活中的麻烦，随处可见无所事事、醉心娱乐的人。剧院、舞厅、赌场、赛马场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挤满了人。”
[18] 在一位德国杰出学者的印象中，“停战时期的德国就是醉生梦死的地方”。
[19]

在等待的几个月中，几个德国人研究起了巴黎发生的事情，并把这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德国外交部研究协约国的新闻报道，寻找战胜国之间的分歧。也有人和协约国直接联系，谈判解除封锁的事宜，或是讨论停战条款。协约国代表不时地就会谈到更大的问题。美国情报官员里有一位叫康格（Conger）的上校，他暗示自己代表巴黎方面的高层。这位上校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专业是古典文化、东方宗教与音乐。他告诉德国谈判人员，美国人和法国人在停战协议上有分歧。他还向德国人保证，威尔逊会反对法国提出苛刻的要求。他还给了德国人很多建议。他说，他们在起草新宪法的时候该以美国为例，而且要给总统较大的权力。德国外交部的人员如实地把此人的建议传达给了《魏玛宪法》的制定者们。
[20] 在1919年3月，于格南教授（Professor Haguenin）——表面上是低阶外交官，但实际上是法国秘密情报局驻瑞士的主管——在柏林悄悄地会见了德国知名人士。他给众人留下了错误的信息，让他们以为如果德国允许法国控制萨尔区的煤矿，占领莱茵兰，法国就不准备提苛刻的赔偿要求，也不会夺走西里西亚。
[21] 德国政府还想利用这类人做中间人。当美国人德雷塞尔在1919年4月告诉勃洛克道夫-伦佐德国必须接受法国控制萨尔区、接受但泽成为自由市的时候，这位德国人一下炸了锅。“不管什么情况我都不会签这种和约。”他又补充了一条到现在为止已为人熟知的警告，“如果协约国坚持提这些条件，那我认为德国将不可避免地爆发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
[22] 和1919年时其他的欧洲人一样，德国人也发现革命这个说法很好用，可以给和平缔造者们施压。证据显示，德国政府自己并不特别在意这种威胁。
[23]

德国政府特别在意的是，自己能不能做好充分准备去参加即将召开的协约国和平会议。1918年11月，德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和谈特别办公室。里面的工作人员忙了整整一冬，编纂了大量细致的报告、地图、备忘录、论据与反论据，供德国代表们使用。当专列驶向凡尔赛的时候，代表们带着一箱箱专门为这次前所未有的谈判准备的材料。

待在凡尔赛的那些日子里，德国人埋头苦干。由于他们有理由相信法国人在窃听，因此所有的会议上都要放音乐。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要么演奏歌剧《唐怀瑟》（Tannhäuser ）
[A2] 里的选段《匈牙利狂想曲》（“Hungarian Rhapsody”）和《朝圣者的合唱》（“The Pilgrim’s March”），要么不停地摇那些特意从柏林带来的留声机。
[24] 本着民主新德国的精神，代表团成员一起坐在长桌上就餐，贵族身边就是劳动阶层的社会主义者，将军挨着教授。他们还一起庆祝五一节。法国媒体净刊登一些不着边际的消息：德国人吃起橙子来不要命；他们要大量的糖。

好奇的法国平民围在酒店外面，等着看他们的敌人。他们偶尔会吹口哨嘲笑一番，但多数时候他们都很安静，甚至很友善。德国人出门都坐车，或者去凡尔赛购物，或者去乡下，车都是法国人提供的。他们还去特里亚农宫的花园里散步。外交部一位官员写信给他的妻子：“古玉兰树和海棠树都开满了花，杜鹃花和丁香含苞待放。”鸟啊，雀啊，画眉啊，都来了，甚至还有一只金莺。“但所有这些美好事物的背后都是命运的阴影，好像已经笼罩了我们，变得越发暗沉，也越发逼近了。”
[25]

德国人在凡尔赛待了一周，终于有人叫他们去特里亚农宫酒店开会了。协约国把递交和约的日子定在5月7号[或许是个巧合，这天是德国人击沉“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 ）的日子]。德国人有两周时间提交书面意见。当天晚上，一直到夜里两点，然后又是整整一上午，集水酒店里都回响着辩论的声音，德国代表在商量该做些什么。勃洛克道夫-伦佐将作为主要发言人，他决定到时候坐着讲话——他此前看到，法国报纸把会场布局画了出来，给德国人准备的座位摆在一边，就像审犯人的被告席。比这更难决定的是他的发言内容。这或许是他与和平缔造者当面对话的唯一机会。代表团已经准备好了数份备选的发言稿。在5月7日乘车抵达特里亚农宫公园的时候，勃洛克道夫-伦佐揣着两份稿子：一份非常短而不明朗，另一份长而据理力争。他还没有决定要用哪个。
[26]

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各国代表、秘书、陆军将军、海军上将、记者都来了。一位德国记者说道：“只缺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地球上的全部人种就都到齐了。各种肤色都有：淡淡的乳白色、深棕色、深黑色。”
[27] 为德国人准备的桌子摆在房间正中央，面冲四个大国。德国人进门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们身上，盯着这些“木讷、尴尬的家伙”。一位旁观者说，勃洛克道夫-伦佐“看起来像病了一样，步履迟缓，十分紧张”，而且不停地出汗。
[28] 众人在短暂犹豫之后，还是遵照1914年前那个已经消失世界的礼仪，纷纷起立致意。勃洛克道夫-伦佐与克列孟梭互相鞠躬。
[29]

克列孟梭开始了会议议程。他没有一丝紧张，面无表情地念着条约各部分的标题。他对德国人说：“现在是我方宣读这份严肃条约的时刻。你们向我们求和，我们给予你们和平。”
[30] 一位德国代表狠狠地扔下这些话：“就好像凝聚了所有的愤怒与蔑视……从一开始就能看出来，德国人无论怎样回复也无济于事。”
[31] 当翻译念完英文和德文版的条约后，克列孟梭问还有谁想发言，勃洛克道夫-伦佐举起了手。
[32]

他选的是那份长的发言稿。虽然他说了很多安抚性的话，但他那些不称职的翻译、他决定坐着发言的态度，以及他那刺耳的、粗糙的嗓音，给人留下了非常差的印象。克列孟梭脸气得发红。劳合·乔治把一把象牙裁纸刀掰成了两截。他后来对人讲，他第一次理解了法国人对德国人的憎恨。
[33] 威尔逊说：“这是我听过的最笨拙的演讲。德国人真是个愚蠢的民族。他们总是做错事情。”劳合·乔治表示同意：“让他讲话是我们的大失误。”
[34] 只有一向超脱的贝尔福没有众人的那种愤慨。他告诉尼克尔森，他没注意勃洛克道夫-伦佐的行为。“我有一个规矩，那就是从不在人们陷入痛苦时盯着他们。”
[35] 当勃洛克道夫-伦佐离开特里亚农宫酒店的时候，他在台阶上站了片刻，若无其事地点了一支烟。只有他身边的人才注意到，他的双唇不住地战抖。
[36]

德国人回到酒店后就忙着整理条约副本。关于德国的部分被撕了下来，交给了翻译组。到了上午，德文版的条约打印了出来，并分发了下去。一位代表打电话给柏林方面，告知条约的主要内容：“萨尔盆地……波兰、西里西亚、奥佩伦……支付1230亿马克，最后还要求我们说一句‘非常感谢’。”他喊得特别大声，法国特工几乎听不出他说了些什么。
[37] 德国人在半夜急匆匆地吃了一顿饭，餐厅里各种评论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所有的殖民地”“德国被排除在国联之外”“差不多全部商船”“如果这就是威尔逊说的公开外交”。
[38] 一名曾是工会会员的代表踉踉跄跄地走进屋子：“先生们，我喝多了。那可是无产者的东西，我一无所有。这个耻辱的条约击垮了我，因为直到今天，我还相信威尔逊。”
[39] （这件事在整个巴黎传开了，越传越夸张：“代表、秘书、翻译都喝倒了。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光着身子；有的躺在屋里，有的翻倒在酒店的台阶上。”
[40] ）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Max Warburg）说道：“扬着伪善的大旗，进行史上最卑劣的抢掠。”勃洛克道夫-伦佐只是带着鄙夷说：“真没必要搞出这么一大厚本条约。他们只用一条就可以把整个事情说清楚——‘德国要想继续存在，就不要提任何要求。’”
[41]

德国国内也是一样震惊。为什么德国就该损失13%的领土和10%的人口？难道说就是因为德国打输了战争？自打停战协议一签署，德国军方和他们的支持者就忙着为“背后捅刀”的理论做铺垫。这条理论指出，德国不是在战场上被击败的，而是被国内的叛徒击败的。为什么单单只要德国裁军？另外，最让德国人痛恨条约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德国是唯一要为大战负责的国家？大多数德国人仍然把1914年爆发的战争看作必要的防御，是为了应对东部野蛮斯拉夫人的威胁。
[42] 德国总理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条约。“是谁将这样一条锁链加于我们及其自身，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43] 威尔逊的承诺是怎么了？冷酷强硬的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对一位美国记者说：“好，我来给你说点公开外交。你们美国人就该滚回美国，见鬼去吧（原文如此），连同你们的威尔逊。”
[44] 在这个关键时刻，本来被德国人视为救星的威尔逊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邪恶的伪君子。威尔逊在1924年去世的时候，华盛顿的所有外国大使馆都降旗致哀，只有德国大使馆拒绝这样做。
[45]

令人吃惊的是，为什么德国人在现在这个阶段还会这样愤怒和惊讶。在为和谈做准备的时候，德国外交部就已经预料到了条约中的很多内容：裁军，莱茵兰去军事化，协约国派兵进驻，最好的情况下也会损失萨尔区的煤矿，损失大的话还有可能失掉德国东部边境上的但泽，而且至少要赔600亿马克。
[46] 一位美国观察员对这种莫名其妙的反应给出了最好的解释。他在1919年4月时说道：“德国人没剩下什么，只留住了希望。但我认为他们把希望抓得太紧了——希望美国人能做些什么；希望最终条款不会像停战协议暗示的那样严重；等等。我认为，德国人潜意识里要比现实中更乐观。”这位记者还预言般地补充道，“等看到条约变成白纸黑字时，他们就会感到强烈的痛苦、憎恨与绝望。”
[47]

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德国代表团拿出了对和约的意见。到5月末，他们已经写出了很多页逻辑严密的反对意见。从总体上说就是该条约不像协约国承诺过的那样公平公正。在从德国划走的土地上，德国人没有自决的权利；赔偿会让德国民众“永远变成奴隶”
[48] ；德国是唯一被要求裁军的国家。勃洛克道夫-伦佐已经决定，要采用一项特别策略，而这项策略导致了危险的后果。他坚持认为，德国不能单独承担战争罪责。他告诉特里亚农宫里的人：“如果从我嘴里说出了认罪的话，那也是谎话。”
[49] 但无论是他还是德国，当时都没有被要求承认战争罪责。条约中非议最多的是第231条，被德国人不准确地称为“战争罪条款”。这一条写进去是为了确定德国的赔偿责任。对奥地利和对匈牙利的条约中也有类似的条款，对那两个国家来说这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很大原因是相关的政府采取了措施，没有让它们成为问题。
[50]

德国的反应之所以会不一样，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们一直在焦虑地等待战胜国的指控，等了好几个月。曾在战争中批评自己政府的德国自由派一直说，德国不应该背负这种罪责。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一群有名的教授就公开发表了一份宣言：“我们不否认，战争前和战争期间掌权之人负有责任，但我们相信，欧洲所有参战的大国都是有罪的。”
[51] 到了和约条款公之于众的时候，德国所有的政治派别都认为这是噩梦成真了。

虽然德国政府怀疑自己的智慧，但勃洛克道夫-伦佐还是固执地攻击第231条，部分原因是他想让协约国索要赔偿的证据不成立，但最主要的还是为了荣誉而战。
[52] 他在5月13日给协约国写信：“德国民众不愿打仗，也从不会发动侵略战争。”在其他篇幅很长的备忘录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问题上。
[53] 但协约国只是把自己的立场站得更稳。劳合·乔治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无法接受德国人的观点，除非是我们认为自己参战的原因是无谓的。”
[54] 威尔逊尖锐地说道：“只要告诉德国人他们政府说的话我们一句都不信，这就够了。”
[55] 克列孟梭代表四人理事会发言。他说道，德国在请求停火时承认了进行过侵略，也承认了自己的责任，“今天再想否认已经太晚了”
[56] 。就这样，由年轻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协助起草的条约第231条，原本是在赔偿金额上做出妥协的一条，在魏玛德国反倒变成了表明《凡尔赛和约》不公平不公正的标志。在之后很长一段历史中它都得到了这种评价，即便是在英语国家里也不例外。

5月7日，也就是在德国人拿到条约的那天，一位信使在凌晨4点叫醒了美国救济管理局局长赫伯特·胡佛，送来了刚刚印好的条约副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此前也没看过整个条约。所有条款涉及的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让他很是担心，胡佛无法重新入睡，于是便出门散步。在天刚亮的时候，他在空旷的街道上碰到了英国代表团的史末资和凯恩斯。多年之后胡佛回忆道：“我们都认为，条约中很多内容最终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57]

条约的公开加重了很多和平缔造者的不安心理。他们是因为条约本身、巴黎和会的本质、世界的未来而感到不安呢，还是对自身的未来感到不安？想要区分这两者并不容易。美国国务卿蓝辛一直因为未能切实参与和会而心存不满，他最害怕威尔逊当不好一个谈判者。蓝辛发现这份条约证实了他的担心，于是急忙写出了一篇言辞激烈的备忘录。“和约条款显得十分苛刻，带有很强的羞辱意味，而很多条款又无法执行。”
[58] 还在为自己对俄外交尝试失败感到痛心的布列特组织了一次集会，叫上了克里雍酒店里年轻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他说：“这不是一份和平条约。”代表们必须全部辞职。大约有十来个人同意他的看法。布列特拔下装饰桌子的干花，把红玫瑰奖给那些支持他的人，把黄水仙给了那些未支持他的人。辞职信上说希望破灭了，还说为了保住贪婪欧洲人的利益，威尔逊的伟大原则和美国的理想主义被牺牲掉了。按照他一贯的风格，布列特把自己的信直接发给了媒体。
[59]

英国代表团那边的反应也差不多。尼克尔森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来到巴黎的时候，我们坚信新秩序即将建立；当离开巴黎的时候，我们相信的是新秩序不过是让旧秩序变得更糟。我们来的时候视威尔逊总统为师长，自己则是狂热的学生；我们走的时候，他变成了叛徒。”
[60] 英国人创造了一个“帝国主义式的和平”，但他们认为错不在自己，而是觉得全怪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英国，“卡其选举”
[A3] 的情绪已经消失了，大众对德国产生了一种更为宽容的心态。坎特伯雷大主教声称，自己对条约感到“非常不舒服”。他说自己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因为普通的媒体渠道没有好好地表达这些人的想法”。
[61]

法国人的反应自然是不一样。批评者抱怨条约太软弱，左翼有一些人则觉得太苛刻。他们的抱怨没有对公众产生什么影响。很多法国人认为，克列孟梭已经力所能及地争取到了最好的条款。一位记者用“光荣且欣慰”一词来描述民众对条约的感觉。不管怎么说，没什么人想把如此耗神的谈判整个再来一遍。当德国人在5月29日提交详细反对意见时，法国媒体破口大骂：“厚颜无耻的标志”“可憎的丑态”“狂妄自大”。一位知名的自由派人士高呼，他发现关于德国的照会都是些“下流和泯灭良知”的话。
[62]

相反，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德国照会的印象不错。亨利·威尔逊并不喜欢德国人，但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佬的做法在我的预料之中——他们钻了条约的空子，然后提交了一份自己的条约，而且还是基于‘十四点计划’的，他们的更合乎逻辑，远比我们的强。”
[63] 不幸的是，在这个时候，莱茵兰的分裂主义者在一些法国军人的支持下，策划了一次无果的独立。莱茵河沿岸城市在6月1日出现了告民众书。人群没有生气地立即把这些布告扯下来，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分裂主义者想占领政府办公室，但很丢人地失败了。勃洛克道夫-伦佐立刻向克列孟梭表示了强烈抗议。英美派驻在莱茵兰的将军发回了报告，抱怨法国人在搞阴谋诡计。威尔逊与劳合·乔治在6月2日把这些报告拿到了克列孟梭面前。劳合·乔治暗示，协约国或许该重新考虑占领莱茵兰15年的方案。
[64]

事实上，劳合·乔治正在重新思考整个条约。他清楚地意识到，从长远来看，在欧洲核心地带有一个孱弱而且可能爆发革命的德国，并不符合英国的最佳利益。这也不怎么符合他个人的政治利益。在中赫尔区的补缺选举中，支持“尽早实现不报复的好和平”的候选人击垮了联合政府的候选人。
[65] 他圈子里的同事警告说，英国公众不会支持一个苛刻的条约。协约国在5月30日收到的德国意见的详细报告，正好呼应了他此前和英国同事讨论过的许多担忧，就和此前他在枫丹白露和同事讨论的那些问题一样。副首相博纳·劳发觉，德国的反对意见“在很多细节上很难答复”
[66] 。劳合·乔治表示同意。德国人实际上是在和协约国说：“你们有一套原则，对你们有利你们就用，对我们有利你们就不用。”
[67]

批评方的最佳辩手无疑是史末资。他写道：“我们的政治才能就得出这样一个结果，这让我很伤心，伤心得无以言表。”——不过他还是言得很欢：“在错误基础上构思出来的、无法实现的和平”，“我们现在的政策很慌乱”，“令人震惊”，“极端”，“德国不具备履行《条约》的实际条件”。赔偿条款不可行，“而且肯定是杀鸡取卵的行为”。（然而，把赔偿金额提高的人正是史末资，是他把协约国遗孀孤儿的抚恤金算了进去。）占领莱茵兰以及把德国领土交给波兰，这两件事“给今后的欧洲带来了很大威胁”。
[68] 自己该不该在现在这个版本的和约上签字，他对此有很大的疑虑。劳合·乔治则尖锐地问他，南非是不是准备本着同一种宽容的精神，把德属西南非还回去呢？史末资的回答是：“在这种大事上，和整个文明世界肩负的重担相比，西南非不过像尘土一样。”
[69] 不过他也没提出要放弃西南非。

劳合·乔治被这一切搞得心烦意乱。他在6月1日把大英帝国代表团召集到一起。包括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印度事务大臣孟塔古、陆军部大臣丘吉尔在内的英国政府重要大臣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是前一夜从伦敦赶来的。史末资做了一番充满激情的演讲。和约“会导致欧洲出现经济动荡与政治动荡，影响整整一代人。而且从长远来看，要为这种动荡付出代价的是大英帝国”。他补充道：“法国人在和解方案中提的要求太过分了。”众人都嘀咕着表示同意。丘吉尔说：“法国对德国的恨，已经能够超出人类的界限了。”
[70] 很少说话的南非总理博塔将军提醒他们，就在17年前的今天，他和米尔纳勋爵签署了和约，结束了布尔战争。“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克制为大英帝国拯救了南非。在现在的情况下，希望也是由克制来拯救世界。”会议一致通过，授权劳合·乔治向四人理事会报告，并要求修改涉及德国与波兰边界问题、赔偿问题、莱茵兰驻军问题的条款，以及大量琐碎但恼人的“小漏洞”。除此之外，他还要得到承诺，让德国很快加入国际联盟。
[71]

劳合·乔治在第二天告诉四人理事会，他的同事不会授权他签署现在的条约，他们也不同意让英国军队进入德国，也不让英国海军恢复封锁。
[72] 一想到历尽千辛万苦才完成的工作要推倒重来，威尔逊和克列孟梭非常震惊。两人都认为劳合·乔治是胆怯了。
[73] 威尔逊对美国代表团说：“我有点烦了。人们现在来找我，说他们害怕德国人不会签约。当初定条约的时候他们坚持的东西，现在又成了他们恐惧的来源。”
[74] 他在私下里说，劳合·乔治显得“没有自己的原则。谁最后一个和他谈，他就听谁的意见行事。他唯一的指路明灯就是自己的利益”
[75] 。虽然威尔逊早先有各种保留意见，但他现在不准备让步。克列孟梭只会在小事上退让。正如他在四人理事会上指出的那样，他已经顶着自己人的压力走到了现在这一步，再做任何让步他的政府都会垮台。
[76] 劳合·乔治的观点是——至少这是他回忆录里的说法——他不是建议大改，只是改一改让整个条约更贴近威尔逊自己的原则。
[77]

之后两周里频繁出现刻薄的讨论。（据称，威尔逊一度对劳合·乔治说：“你真让我恶心！”
[78] ）到最后，劳合·乔治获得了一个重大的让步。众人同意上西里西亚的人用公决来决定是要留在德国还是加入波兰。在其他方面，除了成功地惹恼了盟友，他几乎什么也没做到。在莱茵兰驻军问题上，他提出要缩短驻军时间，结果遭到了克列孟梭的坚决反对。就像克列孟梭对豪斯说的那样，哪怕是缩短到14年零364天，他也不会同意。
[79] 最后只做了一些小改动，以减少占领军与德国地方政府以及平民的摩擦。
[80] 在国联问题上，协约国只是向德国保证，他们会在他们认为德国表现正常后才让它加入国联。
[81]

在赔偿条款上，劳合·乔治几乎也没有进展。这部分是因为他还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之前竭力反对在条约里写上固定的金额，现在他又犹豫了。可能有一些金额可以写下来，好支付抚恤金这类的项目，而且也可以让德国人修复对法国和比利时造成的损害。或许可以让德国人说说他们的修复花了多少钱，然后让协约国告诉他们修得够不够。他觉得至少他们应该再研究一下。
[82] 威尔逊当时就是因为法国和英国的反对才在固定赔偿金额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现在他向自己的媒体秘书贝克大声抱怨，说劳合·乔治自大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83]

尽管如此，赔偿问题委员会还是被要求再看一下整件事情。这个委员会还是没能给出统一意见。法国人和英国人觉得不可能固定一个金额；美国人建议1200亿金马克，甚至还起草了一份给德国人的通知。威尔逊坚决地表示，让德国人背负重担是正义的，但他也说协约国不能摧毁德国的经济。劳合·乔治表示：“我很喜欢这块馅饼的外皮和酱汁，肉不喜欢。”威尔逊答道：“但你必须让你的肚子适应荤腥，因为吃肉能让你这个人活下去。”劳合·乔治说，当然，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给的肉足够多”。克列孟梭插嘴说道：“还有，我要确保这肉不会进到别人肚子里。”劳合·乔治提出了各种新奇的方案，想让人看起来是有一个固定的金额，但是又不用真正说一个数字。威尔逊感到难以置信：“你就这样回复美国委员提出的固定数字方案？你有没有看过美国委员报告的其余部分？”
[84] 有关赔偿的条款留着没动。

德国人在6月16日接到通知，他们有三天时间来接受条约（后来延长到6月23日），不然协约国就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勃洛克道夫-伦佐和他的首席顾问当夜就赶回魏玛。在坐车前往火车站的途中，一群愤怒的人向他们吹口哨，讥笑他们。一块石头飞过来，打昏了一名秘书。法国当局并不认错。一份报告写道，记住德国对比利时做了什么，不过后来法国方面赔偿了那位不幸的女秘书。她再也没有康复，法国人赔了她一大笔钱。
[85]

协约国特工的报告指出，德国政府很有可能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德国公众强烈反对签约，不过尚不清楚这个国家是否准备作战。
[86] 协约国从截获的电报中得知，勃洛克道夫-伦佐在敦促政府不要签约，德国代表团也支持他。
[87] 克列孟梭在四人理事会上说：“如果德国拒绝签字，我支持进行持续而有力的打击，逼迫他们签字。”威尔逊与劳合·乔治表示赞同，没有任何迟疑。
[88] 5月20日，协约国最高总司令福煦下达命令，让42个师开进德国中部。
[89] 英国人准备恢复海上封锁。

在离最后期限还有两天的时候，一件事情坚定了协约国的决心。在离巴黎很远的斯卡帕湾，被扣留的德国舰队的指挥官一直在关注巴黎的动向。那个阴郁的冬天很漫长，他们变得越发沮丧。船员不允许上岸，水兵中的激进分子特别失望，因为他们曾自愿执勤，想在英国发动革命。
[90] 无所事事与纪律涣散的情况越发严重，船员在接到命令后要争辩半天才去执行。那些曾是德国海军骄傲的舰船现在变得臭气熏天。主事的海军上将决定挽救德国海军的荣誉。6月21日中午，英国水手注意到，所有敌舰在同一时间升起了德国海军旗，无畏舰、驱逐舰开始一艘接一艘地侧翻，谁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英国人行动太慢，只抢救出了几艘军舰。到下午5点，总共40万吨的昂贵战舰沉入了海底。
[91] 德国人很高兴，豪斯也很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人都在嘲笑英国海军部。”和平缔造者们很恼怒。劳合·乔治说：“毫无疑问，这些军舰自沉辜负了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威尔逊表示同意，他“与劳合·乔治先生的怀疑是一样的，而且不再信任德国人”。最后期限绝不能再按照德国政府的要求延长了。事实上，人们倒是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件事去掉了英美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一个根源。
[92]

德国的政局一片混乱。联合政府在是否签约的问题上有很大分歧。西部的政治领袖，也就是协约国入侵路线地区的政治领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签署条约。大多数德国州的州长都表示同意，他们还认为自己有必要签署单独的条约。民族主义者勇敢地谈论着反对条约，但具体用什么形式来反对，他们又提不出任何有用的建议。军方开始策划各种疯狂的方案：在东部建立一个新国家，作为反对协约国的堡垒；由军官发动暴乱，推翻政府；或者是暗杀掉支持签约的主要人物，中立派政客马提亚·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
[93]

埃茨贝格尔出生在信奉天主教的德国南部，父亲是村子里的邮差。埃茨贝格尔胆子很大，乐呵呵的，讲究实用主义。在战争期间，他提倡用谈判方式来实现宽容和平，是这派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他有很多敌人，他们都讨厌他那红脸小眼睛的长相，令人恼火的微笑，还有他那爱说不可思议之事的习惯。勃洛克道夫-伦佐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和他作对，能不出手揍他就已经很好了。
[94] 埃茨贝格尔在1919年担任德国的停战事务委员。他相信再次开战德国就会垮掉。除了民族主义者那些聒噪的示威以外，德国公众似乎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95] 他对内阁里的同事说，没错，条约会给德国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右派可能正在谋划军事政变这也不假。但是，德国好歹有机会幸存下来。等战争状态结束，工厂就会再度开始生产，失业数字也会下降，出口会增加，而到时候德国也会有钱进口。“布尔什维克主义会失去它的吸引力。”如果德国不签约，那么前景就完全不一样了。协约国会占领德国工业的心脏地带鲁尔区；他们东进的军队会把国家一分为二；波兰人有可能从东面进攻；经济和交通系统有可能瘫痪。“劫掠与谋杀将成为常态。”德国各州将会分裂，国家将会变成“一个疯狂的破碎的国家”，有些归布尔什维克统治，其他的则被右翼独裁者统治。
[96] 所以说德国必须签字。

勃洛克道夫-伦佐并不这样看问题。他认为协约国是在虚张声势——不过他这种看法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他说，协约国不想占领德国。他们必然让步，只要德国立场坚定，他们甚至还会认真地谈判。英美很有可能与法国决裂。
[97] 他的代表团全体通过了一项建议：“和平的条件仍然难以承受，德意志接受了这些条件，就不可能以一个民族的身份荣耀地生存下去。”
[98] 军队持同样的观点。陆军元帅兴登堡就说，虽然他对德国战胜协约国不抱任何希望，“但作为一名士兵，我宁愿接受荣耀的战败，而不能忍受耻辱的和平”
[99] 。一直倾向于接受和约的内阁陷入僵局，在6月20日辞职了。勃洛克道夫-伦佐辞去了德国代表团团长的职务，也离开了政坛。（1922年，他当上了驻莫斯科大使，他那专横的行事风格在布尔什维克那里大受好评，他在那里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功，拉近了他的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关系。）

德国现在既没了政府，也没了代表。要不是众人劝说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说他有义务留任，这个国家连总统也要没了。6月23日晚7点是回复协约国的最后期限，秒针正飞快地奔向这个时刻。在6月22日，艾伯特终于拼凑出一届政府。又一场漫长的辩论过后，德国国民议会投票赞成签约，但条件是德国不接受交出并审判战争责任人的条款，也不接受“战争罪”条款。巴黎迅速给出了回复：“德国政府只能在规定期限内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条约，在签约问题上不得有任何模棱两可的表述。”
[100] 魏玛方面又陷入了可怕的混乱局面。许多代表与阁僚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工作，回家去了。德国政府请求巴黎再宽限一下，然后开了一个晚上的会，不过没做出任何决议。6月23日上午，巴黎方面传出话来，说最后期限不会再延长了。在德国陆军表示支持签字11个小时之后，政府成功地让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一出，许多右翼的民族主义者，也就是那些拼命反对签约的人，私下里废除了这项决议。议会还通过了另一份决议，内容是他们不会质疑那些支持政府的人的爱国心。议长用一句话结束了会议：“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就托付给仁慈的上帝了。”
[101]

和平缔造者紧张地等着德国人的最终答复。下午4点30分左右，一位秘书冲进四人理事会的房间，说德国人的回复马上就到。克列孟梭说：“我掐着表呢。”下午5点40分，德国的照会到了。政治家们聚到一起，一位法国军官负责翻译照会的内容。劳合·乔治面露微笑，威尔逊笑得咧开了嘴，克列孟梭赶忙下命令给福煦，让他停止前进，并下命令给巴黎驻军，让他们鸣炮庆祝。在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参加巴黎和会的人都休息了。
[102]

签字仪式定在6月28日，也就是费迪南大公和妻子在萨拉热窝遇刺的纪念日，地点选在凡尔赛宫的镜厅，那里是1871年德国皇帝登基的地方。克列孟梭亲自负责会场安排。他的心情很好，在带人穿过宫殿里的一个个大厅时，他讲起了法国国王那些古老的丑闻，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指着威尔逊和贝尔福，小声说，看那两个人，“我敢说他们在讲黄段子，快看贝尔福那副老色狼的表情”
[103] 。他下令把大家具和大挂毯搬进来，增加镜厅的庄严感觉，又下令拿走一个讨人厌的墨水瓶。（法国高级军官开始搜寻巴黎的博物馆和古董店，因为要找一个让他满意的墨水瓶。
[104] ）

许多全权代表也去了古物店，去找印章，石头的、金属的，只要能找到，什么材质的都行。（个人签字后要盖上私章，这是一个外交传统。）澳大利亚的休斯看上了一枚赫拉克勒斯屠龙的印章，但是别人劝他不要用这个。他最后用的是澳大利亚陆军制服上的扣子。（他这个人也很有意思，给自己那位长期忍受煎熬的助手买了一个大理石雕的断臂维纳斯模型，足足有一米多高。
[105] ）劳合·乔治想用一枚英镑金币做印章。克列孟梭说：“用完给我。”劳合·乔治回答他：“我就这一枚了，都送美国去了。”
[106] 6月27日，一位秘书仔细地用漏斗滤好了红蜡，全权代表们都在条约上盖好了印章，只等第二天签字了。
[107]

想去观礼也是一票难求。在镜厅里，五大国每个国家有60个座位。威尔逊说：“这是个很尴尬的数字。要是选10个人去还好说，选60个肯定要搞得很多人抓心挠肝的。”
[108] 有一位美国商人胆子很大，指着自己那个印着制造商盾徽的香烟盒说，这就是通行证，结果成功地混到了宫殿旁边。
[109] 长着迷人红发的作家埃莉诺·格林央求劳合·乔治带她进去，不敌魅力攻势的英国首相让她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仪式。
[110] 也有人说，会场内座位的价格被炒得很高。
[111]

还有更为惊人的传言。在柏林，一队德国士兵抢走了普法战争中缴获的法国旗，在腓特烈大帝的陵寝前唱着爱国歌曲，将它们付之一炬。这些旗本来是要归还给法国的。
[112] 难道德国人在临门一脚的时候还要拒绝签字？法国人在6月25日报告称，德国代表团在集水酒店的主要人物当天很高兴，因为要派去签约的是低阶官员。
[113] 直到6月27号，人们才知道德国派出了两位代表来签字：新上任的外交部长赫尔曼·穆勒（Hermann Müller），以及交通部长约翰内斯·贝尔（Johannes Bell）。这两人在凌晨3点抵达巴黎，在经过战场的时候，列车又放慢了速度。巴黎又冒出新的传言，说这两人会签字不假，但是签完字就要吞枪自杀，可能还要拉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垫背，或者干脆扔颗手榴弹。
[114]

6月28日的太阳升起来了，夏日的阳光让这一天变得格外灿烂。当天上午，英美正式做出保证，如果德国发动攻击，两国将驰援法国，法国人同英美两国各签了一份条约。至于这份保证到底有多大用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豪斯怀疑美国参议院根本不会通过这份条约——他向来认为这对法国人来说是个有用的小贿赂，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承诺。
[115] 威尔逊也倾向于这种看法。他在一次媒体发布会上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做了让步，满足了法国人的要求。”他非常相信，只要国联建立并运作了起来，这个保证就没有用了，而德国是不可能在这之前再次成为威胁的。
[116]

载着和平缔造者们的小汽车驶向了凡尔赛宫。（英国代表团的女秘书没有那么幸运，她们被塞进了货车里，“就像沙丁鱼一样”。
[117] ）。从大门到宫殿有1英里（约1.6公里）长，两旁都是法国骑兵，身着蓝色的制服，戴着钢盔，骑在马上纹丝不动。他们的长枪上系着红色和白色的信号旗，微风一吹旗子就猎猎飘动。庭院里的士兵更多，大台阶两侧站着共和国禁卫军，穿的是白裤子、黑靴子、深蓝色的外套，戴着闪亮的银盔，上面插着长长的马鬃冠饰。宾客们走上台阶，这帮精英士兵便举刀敬礼。

在镜厅里，政治家、外交家、将军、记者，还有一些精心挑选的普通士兵（法国士兵代表都是受过重伤的，身上留下了可怕的伤疤）、零零散散的女宾，一边相互交谈议论，一边走到红色软长椅边找到座位坐下。记者区设在房间的另一头，媒体精英们在里面你推我搡抢位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场带摄像的大型签约仪式。
[118] 弗朗西丝·史蒂文森愤愤不平地说：“到处都有摆弄摄像机的男人，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尽量靠近重要人物，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用心观看这庄严的一幕呢？”
[119] 有几个人缺席没来。福煦去了他在莱茵兰的总部。他永远无法原谅克列孟梭，“威廉二世输掉了战争……克列孟梭输掉了和平”
[120] 。中国人的座位也空着，因为中国要用拒绝签约的方式抗议将山东划给日本的决定。

主要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进来。会场里摆着一张巨大的桌子，旁边还有两张短一些的桌子，他们的座位就在那里。克列孟梭容光焕发，他对蓝辛说：“对于法国来说这是伟大的一天。”条约的一个副本装在一个特制的皮盒子里，放在路易十五时期的一张小桌上。高高悬挂的路易十四的肖像——画中的他是罗马皇帝、伟大的统治者，以及君临天下的胜利者的模样——俯瞰着德法世仇的最新篇章。下午3点，引宾员请全场肃静。克列孟梭下令：“把德国人带进来。”一位协约国的卫兵走进大门，身后跟着两名穿着正式礼服的德国代表。尼克尔森在报告中写道：“他们脸色就像死人一样惨白，完全没有野蛮军国主义国家代表的样子。”很多人都为他们感到难过，尼克尔森也是其中之一。
[121]

克列孟梭用一份简短的声明开始了仪式。德国代表在上千双眼睛的注视下走上前去，拿出了自己特意带来的钢笔——避免使用法国爱国协会提供的笔，用颤抖的手在条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房间里的人向外界发出了信号，凡尔赛地区枪炮齐鸣，其他地区也鸣炮致意，在整个法国汇成了一曲大合奏。一个接一个地，协约国与参战国的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然后排队签署了另外两份协议，一份是关于莱茵兰管理的规程，另一份是与波兰的条约。
[122]

法国驻伦敦大使保罗·康邦觉得整个仪式很丢人。“他们就差音乐和跳芭蕾的女孩了。这样这些女孩就可以蹦着跳着把笔递给全权代表们，让他们签字。路易十四喜欢芭蕾，但那只是消遣。他签条约的时候都在自己的书房。民主制度比这位伟大的国王更戏剧化。”
[123] 豪斯觉得这更像一场罗马式的凯旋仪式，征服者的马车后面要拖着战败者。“在我看来，这和我们想大力提倡的新时代格格不入。我希望这场仪式能更简单些，希望它有骑士精神的元素。而实际上完全没有。整个过程都是精心安排的，就是要尽力羞辱敌人。”
[124] 一位年轻美国人的看法更乐观些，欧洲过去那种复仇再复仇的恶性循环或许终于被打破了。
[125]

在场的人们一开始是带着敬意观看仪式，保持着安静，但随着时间过去，交谈的声音便越来越大了。签完字的代表随意走动起来，去找朋友聊天。其他人则拿着手中的议程表，去找名人要签名。德国人就孤独地坐在那里，没人理睬。后来终于有一个勇敢的玻利维亚人走上前去，请他们签名，还有两个加拿大人也去了。在45分钟之后，引宾员再次要求肃静，克列孟梭宣布仪式结束。德国人被护送了出去。穆勒曾发誓说，他一定要公事公办，“我绝不能让之前的敌人看到德国人民内心深处的痛楚。在这个悲剧的时刻，我就代表了他们”。回到酒店后他就挺不住了。“全身上下都在冒冷汗，我这辈子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在经受极大的心理压力后身体肯定会有所反应。现在我才第一次知道，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小时。”他和团队里的其他人坚持当夜就要回德国。
[126]

和平缔造者们来到游廊上，俯瞰着大庭院——那里的喷泉也开着，水柱喷得高高的。一大群人激动地冲向他们，差点把威尔逊挤到喷泉池里。一队士兵把劳合·乔治从人群的包围中救了出来，他的头发乱了，衣服也皱了，非常生气。他对一位意大利外交官说：“英格兰绝不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就算发生了，也要有人付出代价。”
[127] 之后又有一件事烦到了劳合·乔治——他必须坐下来写一封信，告诉英国国王和平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
[128]

威尔逊当晚坐着火车前往勒阿弗尔（Le Havre）和美国，克列孟梭去送了他。据一位记者说，克列孟梭带着少有的激动说：“我觉得我要失去一位最好的朋友了。”
[129] 一小群人无精打采地喊了几声，好让美国人快些上路。在曼杰斯帝酒店，英国人举办了一次特别的庆祝晚宴，比平时多上一道菜，香槟也可以免费喝。之后还安排了舞会，一场是为酒店员工准备的，另一场是为宾客准备的。史末资加入了酒店员工的那一场，或许他对和约也有所不满。巴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聚会场，街道上到处有人唱歌跳舞。林荫大道两旁的建筑灯火通明，汽车拖着缴获的德国大炮到处跑。（政府花了好几天才把这些大炮找了回来。）当蓝辛写完他当天的报告时，夜已经很深了，他还能听见屋外传来庆祝的嘈杂声。
[130]

巴黎欢天喜地，德国则是唉声叹气。德国城镇都降了半旗。即便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现在也说这是“耻辱的和平”。
[131] 在波罗的海地区，还有德国志愿兵在和布尔什维克打仗（也是为了重新主张德国的权力）。听到和约签署的消息他们就像被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一个人说：“这样冷酷可怕的背弃令人不寒而栗。我们还以为自己的祖国永远不会背叛我们。”
[132] 民族主义者怪罪国内的叛徒，说他们在德国背后捅了一刀，还怪罪执政的联合政府，说他们不该签条约。魏玛共和国永远没有摆脱这两个沉重的罪名。民族主义者轻松地忘掉了自己的承诺——不怀疑投票支持签约议员的爱国心，而且尽全力抹黑他们在德国人民眼中的形象。1921年，埃茨贝格尔去黑森林
[A4] 度假，结果被两名前陆军军官暗杀。一份有名的民族主义报纸说道：“这个叛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不幸的是，我们的很多政府机构与法律制度还在贯彻他的思想。”谋杀者逃到了匈牙利，但在希特勒掌权后，他们又被迎回了德国，被称为“埃茨贝格尔的判官”（Erzberger judge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个人都被审判了。
[133]

在英格兰，凯恩斯考虑着自己的未来。他之前就已经从财政部辞职，而且在和约签署前就恨恨地离开了巴黎。他在6月5日给劳合·乔治写了封信：“即便在最后几周那些糟糕的日子里，我依然坚持对你抱有希望，希望你能想出办法，让条约成为一份公正且得当的文件。但现在明显已经太晚了。战斗已经打输了。”凯恩斯的情绪很奇怪，他告诉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欧洲已经完了，尤其是他也是其中一分子的欧洲统治阶层。可他又给另一名朋友写信，说他非常高兴能回到剑桥。
[134] 从个人角度来讲，他非常成功，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社会上。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当看到他在布鲁姆茨伯里的很多朋友都成了和平主义者，他对自己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又很内疚。而且朋友们嘲笑他那些世俗的成功，嘲笑他的新朋友，嘲笑他在异性恋上所做的尝试。或许他的《和约的经济后果》是某种赎罪的表现。
[135] 又或许就像赔偿事务委员会里的美国专家拉蒙特所说的那样：“凯恩斯之所以很痛心，是因为他们不接受他的建议，他的神经崩溃了，而且他辞职了。”
[136]

凯恩斯在当年夏天里花了很多时间写作。他10月份在阿姆斯特丹又见到了德国银行家梅尔基奥。凯恩斯给他念了一份草稿，梅尔基奥深有感触。这也不奇怪，因为凯恩斯呼应了当时德国人对《凡尔赛和约》的评价。
[137] 《和约的经济后果》是在1919年圣诞节前问世的，直到今天还在再版。仅仅在上市一年后，这本书就卖了10万册，被翻译成11种文字，其中也有德语。在美国参议院里，一位反对和约的知名议员就摘录并朗诵了书里的内容。这本书在德国和英语国家大卖特卖，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巴黎和会的看法，也扭转了人们对法国的看法。在1924年，英国工党政府的一位内阁大臣就说：“这是一份铁血条约，背叛了我们战士为之奋斗的所有原则。”
[138]

随着1919年那些绝望事件被逐渐淡忘，德国人中开始流传一种看法，那就是如果软弱的政客不被收买，站稳立场，德国本来是可以抵制和约的。就像当时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这份条约“不过是纸”。
[139] 一位法国外交官在1921年向巴黎报告说：“德国在进行一场以媒体、海报、集会为武器的战役，以期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合法基础：德国的战争罪行。”
[140] 德国外交部设立了一个与战争罪有关的特殊部门，不断发布具有批判性质的研究文章。在巴伐利亚的啤酒馆里，年轻的希特勒公开谴责这份“耻辱的和约”，吸引了大量人群。
[141]

英国和美国的民意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与德国的和谈是很不公平的。在接下来的10年间，有很多回忆录与小说面世，例如德国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英文版出版第一年就卖了25万册）就写道，双方士兵在战壕中同样恐惧，同样悲惨。战前档案中的机密文件被公开，推翻了原来那种只有德国应该为战争负责的观点。有关战争发端的书籍把责任分得更平均：一些归已经消失的俄国或奥匈帝国政权，一些则归军火制造商或资本主义制度。
[142]

在德国，无数民族主义者团体时时牢记着这个国家的冤屈。他们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数百万讲德语的人现在发现自己由外国人统治，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波兰，以及自由市但泽。裁军条款被视作虚伪的，禁止德奥统一则明显违反自决原则。赔偿是“惩罚性的”，也是“野蛮的”。德国只能在不知道具体赔偿金额的情况下签署《凡尔赛和约》，这一事实加重了德国人的不公平感。在德国，高物价、低工资、失业、税收、通胀，经济上的一切问题都可以怪罪到这个“强制条约”（Diktat）的头上。没有赔偿的负担，生活就会恢复正常；太阳就会走出云朵，露天啤酒店、酒窖、公园这些地方就又会充满欢声笑语。德国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打这场世界大战的开销本来就很高，而且输了就意味着不能把开销转嫁到别人身上。
[143] 他们也不理解——大多数人到现在也还没理解——支付的赔偿从来就不像公众讨论的金额那么巨大。

最终的数字是1921年在伦敦定下的——1320亿马克（约合66亿英镑或330亿美元）。现实中的情况是，通过一套别出心裁的、债务体系和复杂的条款，德国真正需要支付的还不到这个数额的一半。它只需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支付其余的部分，例如等德国的出口有了提高。
[144] 而且德国因为已经如约履行了赔偿而获得了良好的信用，例如德国军队在战争之初烧了比利时鲁汶图书馆，现在德国给那里买了书；或者将波兰领土上的德国铁路移交给波兰。（波兰试图想说凿沉在斯卡帕湾里的军舰也是他们的，但没有成功。
[145] ）即便是支付金额往下调整了若干次，德国人还是说赔偿难以承受。魏玛政坛竟然罕见地出现了一致意见，于是全体德国人都觉得他们赔得太多了。德国定期会在支付上违约，最后一次正常支付赔偿是在1932年。奥兰多在1919年曾警告过这种事，当时他就说支付的能力和债务人的意愿有关。他还补充说过：“一个方案若是奖励无信用和不合作的行为，就好比它现在这样，那是很危险的。”
[146]

最后算下来，在1918年到1932年这段时间里，德国可能支付了大约220亿金马克（约合11亿英镑或45亿美元）
[147] 这个数额应该是略低于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法国向德国支付的金额，而法国当时的经济规模要小得多。
[148] 从一个角度看是数字问题，从另一角度看跟数字就没有一丁点儿关系。德国人坚信战争赔偿在毁灭他们。如果说德国不打算再支付赔偿，那协约国也不打算把自己的意愿再执行下去。当《凡尔赛和约》给予了协约国制裁权——具体来说，就是延长在莱茵兰的驻军——时，他们一定要使用。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法国政府都没想要因为赔偿或其他事情实施制裁。

《凡尔赛和约》建立了一个“协约国协同军管委员会”，负责监视德国对军事条款的遵守情况。在1924年，委员会中的一名英国籍成员发表了一篇文章，抱怨德国军方已经在系统化地阻碍委员会的工作，并表示违背和约裁军条款的行为广泛存在。德国出现了一阵抗议风潮，说这篇文章是诽谤。（等到若干年后希特勒掌权时，德国将领便承认这篇文章说得相当正确。
[149] ）德国人说，总提的各国全面裁军怎么没影了？为什么全世界就德国一个国家要裁军？在同国联撇清关系后，美国人明显是不再怎么插手世界事务了，他们对德国人的问题几乎没有表示异议。英国人也如此。当法国抱怨德国违反军事条款时，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立。

对军事条款的违背到底到了什么程度，这在当时并不怎么清楚，即便是法国人也说不准。在德国，飞行俱乐部突然变得非常流行，而且非常有影响力，以致希特勒刚当上总理，他就能马上建立起一支空军。普鲁士警察是德国境内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无论是从组织形式还是从培训内容上看，它都越来越军事化。从制度上看，警官可以轻松地进入德国陆军，而且这种事情的确存在。在1918年出现的“自由军团”解散了，成员摇身一变，组建了劳工帮派、自行车代理商、巡游马戏团、侦探所。陆军则成批地接收这类人。
[150] 《凡尔赛和约》把陆军自己的军官人数限制为4000名，但没有对士官（NCO）的人数做任何限制。于是德国便有了4万名中士和下士。
[151] 福煦当初说对了，一支志愿军可以成为军队规模快速扩张的骨架。

过去造坦克的工厂现在纷纷转型，改造重型拖拉机，科研果然可以在未来看到成效。在柏林的歌舞餐馆，人们讲这样一个笑话：有名工人从婴儿车工厂里偷了零件，想回家给自己的孩子攒辆婴儿车。等把零件组装好一看，自己攒出来了一挺机关枪。在整个欧洲，在荷兰与瑞典这些安全的中立国家，实际控制权在德国人手上的公司造的都是坦克或潜艇。
[152] 最安全的地方、离管制委员会最远的地方是苏联。在1921年，欧洲这两个境遇最惨的国家意识到，他们可以互相帮助。为了能秘密实验自己造出来的坦克、飞机以及毒气，德国向苏联提供了技术援助与培训。
[153]

如今，历史学家越来越注重查阅这段历史的其他细节。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德国被一个复仇条约压垮的说法并不准确。德国确实损失了领土，这是输掉战争的必然后果。如果是它赢了战争，它肯定会拿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北部部分地区，以及荷兰的许多领土。《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就证明了德军最高指挥官对东线领土的意图。即使有领土上的损失，德国还是两场大战期间苏联以西的最大的欧洲国家。它的战略位置比1914年前更加重要了。随着波兰的重生，现在有一道屏障挡住了过去的俄国威胁。在德国东部边界，原来的奥匈帝国变成了一群孱弱、纷争不断的国家。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证明的那样，德国在这一地区非常好地拓展了自己的经济，并对他们施加政治影响。

东普鲁士从德国剩余领土上分裂出来，这是很恼人的事情，但这种分裂对普鲁士的历史延革没有任何意义。对普鲁士这个国家来说，它的领土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由一系列不连续的小块土地组成。分裂一定会有麻烦吗？阿拉斯加和美国其他地区中间就隔着一大块加拿大。华盛顿与渥太华上一次互相抱怨移交权利是什么时候？
[154] 波兰走廊的真正问题在于，在两场大战之间，很多德国人，也许是大多数德国人，并不认可它。不认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以是对波兰人的态度，也可以是对《凡尔赛和约》的怨恨。如果德波关系能好起来，那块陆地屏障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泽是变成了自由市，但它仍然接受德国的投资，德国船只也可以使用那里的港口。

在西部，德国也有优势。法国被战争极大地削弱了，不愿意下决心反对德国，而且到了20世纪30年代，它也没了这样做的能力。自从被美国参议院否决后，美国和英国的保证就没了价值。法国试图和中欧那些孱弱而纷争不断的国家建立联盟，那只是无奈之策。它没从英国得到什么支持，英国人说得很明白，他们最要关心的是自己的帝国。要到1939年之后，德国没有被和平缔造者们去势的最明显证据才会显现出来。

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有不一样的领导人，如果魏玛德国的民主制度更为强大，如果没有大萧条造成损失，这个故事可能会变个样子。如果没有希特勒利用普通德国人的怨恨，如果他没有玩弄如此多民主国家的同情心，欧洲或许也不会这么快就发生第二场战争。《凡尔赛和约》不该背这个黑锅。它从没有被坚决执行过，或者说执行了，但力度只够激起德国的民族主义，但又达不到限制德国实力、不让它扰乱欧洲和平的地步。希特勒与纳粹党在1933年大胜，德国这下有了一个下定决心要摧毁《凡尔赛和约》的政府。1939年，纳粹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在但泽对庆祝胜利的德国人说：“历史上所有强制条约中最无理的这一条，给一个民族，事实上是给整个欧洲，造成了惨重的后果。元首什么也没做，他只是进行了补救。换句话说，他纠正了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家犯下的最严重错误。”
[155]

[1] Hankey, pp. 143–4, 146; Marston, pp. 185–6.

[2] Callwell, vol. 2, p. 189.

[3] FRUS, vol. 3, p. 386.

[4]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327.

[5] P. Mantoux, vol. 2, p. 473, n. 2.

[6] F. Stevenson, p. 183.

[7] Aldrovandi Marescotti, Guerra diplomatica, p. 318.

[8]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264.

[9] Aldrovandi Marescotti, Guerra diplomatica, p. 299.

[10] FRUS, vol. 12, p. 85.

[11] Schiff, pp. 51–2.

[12] Lovin, p. 58;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70/5, notes by M. Massigli, 8.5.19.

[13] Schiff, pp. 34–9; Nowak, pp. 184–86; Wheeler-Bennett, Nemesis of Power, p. 49, n. 2; St. Antony’s College, Malcolm Papers, 1/2, diary, 25.4.19.

[14] FRUS, vol. 12, p. 119.

[15] Schwabe, Woodrow Wilson, Revolutionary Germany, pp. 185–8.

[16] Klein, p. 206.

[17] Bessel, 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chapter 8; FRUS, vol. 12, pp. 86, 92, 99.

[18] FRUS, vol. 12, p. 86.

[19] Schwabe, “Germany’s Peace Aims,” p. 42.

[20] See Schwabe, Woodrow Wilson, Revolutionary Germany, pp. 157–9, 319, n. 51; Epstein, pp. 305–6.

[21] Soutu, pp. 179–80; Nowak, pp. 240–4; Epstein, p. 319.

[22] Schwabe, Woodrow Wilson, Revolutionary Germany, pp. 310–17; Walworth, Woodrow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p. 385.

[23] Klein, pp. 211–2.

[24] Schiff, pp. 32–3; Nowak, pp. 178–82; Lovin, 57–60.

[25] Luckau, p. 116.

[26] Luckau, pp. 62–5.

[27] Schiff, p. 67.

[28]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71.

[29] Hankey, pp. 151–3.

[30] Ibid., p. 153.

[31] Luckau, p. 119.

[32] Hankey, p. 153.

[33] F. Stevenson, p. 183.

[34] Hankey, pp. 154–55;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p. 73–74; Aldrovandi Marescotti, Guerra diplomatica, p. 306.

[35]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p. 329–30.

[36] Nowak, p. 225.

[37] Sharp, Versailles Settlement, p. 127.

[38] Schiff, pp. 75–77.

[39] Luckau, p. 124.

[40] Steed, vol. 2, p. 336.

[41] Nowak, p. 228.

[42] Mommsen, p. 535.

[43] Eyck, vol. 1, p. 98.

[44] Schwabe, Woodrow Wilson, Revolutionary Germany, p. 336.

[45] Krüger, pp. 323–5.

[46] Luckau, pp. 182–8.

[47] FRUS, vol. 12, p. 96.

[48] Ibid., vol. 6, pp. 795–901.

[49] Holborn, p. 141.

[50] Marks, “Smoke and Mirrors,” pp. 356–9; Holborn, pp. 140–4; Luckau, pp. 81–4; Mommsen, pp. 537–9.

[51] Luckau, pp. 47, 81.

[52] Ibid., pp. 130–1; Nowak, p. 244.

[53] Luckau, pp. 242, 254, 268–72; 287–99; 306–14.

[54]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 684.

[55] P. Mantoux, vol. 2, p. 403.

[56] Luckau, p. 254.

[57] Hoover, p. 234.

[58] Lansing, p. 272.

[59] Fromkin, In the Time of the Americans, pp. 260–3; Walworth, Wilson and His Peacemakers, pp. 394–5.

[60]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187.

[61] Lentin, Lloyd George, Woodrow Wilson, p. 92.

[62] Noble, pp. 353–8, 362–3; Miquel, pp. 548–55.

[63] Callwell, vol. 2, p. 195.

[64] J. C. King, pp. 96–102; McDougall, France’s Rhineland Diplomacy, pp. 70–2;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p. 298–9.

[65] Lentin, Lloyd George, Woodrow Wilson, pp. 89–93.

[66]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 6/6/47, Cecil to Lloyd George, 27.5.19; Lentin, Lloyd George, Woodrow Wilson, p.93.

[67]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32 (30.5.19).

[68] House of Lords Record Office, Lloyd George Papers, F 45/9/29, Smuts to Lloyd George, 26.3.19; F45/9/33, Smuts to Lloyd George, 5.5.19; F 45/9/34, Smuts to Lloyd George 14.5.19; F 45/9/35, Smuts to Lloyd George, 22.5.19; F45/9/39, Smuts to Lloyd George, 2.6.19.

[69] Ibid.; F45/9/4, Lloyd George to Smuts, 3.6.19; F45/9/41, Smuts to Lloyd George, 4.6.19.

[70] Public Record Office, Cabinet Papers, CAB 29/28,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 minutes, 33 (1.6.19, a.m.).

[71] Ibid., 34 (1.6.19, p.m.).

[72] P. Mantoux, vol. 2, pp. 268–72.

[73] Mordacq, Le ministère Clemenceau, vol. 3, p. 303; FRUS, vol. 11, pp. 222.

[74] FRUS, vol. 11, pp. 222.

[75]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9.6.19.

[76] P. Mantoux, vol. 2, p.274.

[77] D. Lloyd Georg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vol. 1, pp. 678–8.

[78] Lentin, Lloyd George, Woodrow Wilson, p. 100.

[79]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31.5.19.

[80] P. Mantoux, vol. 2, pp. 428–37.

[81] FRUS, vol. 6, pp. 341–2.

[82] P. Mantoux, vol. 2, p. 276.

[83] Library of Congress, Baker notebooks, 3.6.19.

[84] P. Mantoux, vol. 2, pp. 358–61; 363–75.

[85]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Clemenceau Papers, 6N73, “Incidents de Versailles”; Schiff, pp. 124–6.

[86] British Museum, Balfour Papers, Add. MS 49750/231–236, memorandum from Sir Ian Malcolm; Scottish Record Office, Lothian Papers 466/26 3.6.19; St. Antony’s College, Malcolm Papers, 8.5.19.

[87] P. Mantoux, vol. 2, p. 401; Schiff, pp. 114–34.

[88] P. Mantoux, vol. 2, pp. 462, 459–75.

[89] Klein, p. 214, n. 35; Holborn, pp. 145–7.

[90] Rudin, p. 316.

[91] Marder, vol. 5, pp. 270–82.

[92] FRUS, vol. 6, pp. 613–4;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23.6.19.

[93] Epstein, pp. 311–24.

[94] Ibid., pp. 314, n. 51.

[95] Nowak, p. 267; Schiff, p. 143.

[96] Epstein,chapter 12, passim; pp. 315–7.

[97] Ibid., pp. 325–6.

[98] Luckau, p. 91.

[99] Nowak, p. 266.

[100] P. Mantoux, vol. 2, p. 513.

[101] Eyck, vol. 1, p. 104; Luckau, pp. 109–12; Wheeler-Bennett, Nemesis of Power, pp. 55–9; Epstein, pp. 320–23.

[102] Aldrovandi Marescotti, Nuovi ricordi, pp. 83–4; Hankey, p. 181.

[103] Aldrovandi Marescotti, Nuovi ricordi, p. 89.

[104]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Jules Cambon Papers, folder 100 (correspondence), Jules Cambon to Paul Cambon, 26.6.19.

[105] Garran, p. 271.

[106] Aldrovandi Marescotti, Nuovi ricordi, p. 96.

[107]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Christie Papers, vol. 7, file 21, “The Dominions and the Peace Conference: A New Page i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by Clement Jones, p. 184.

[108] Riddell, Intimate Diary, p. 99.

[109] Shotwell, p. 382.

[110] Amery, vol. 1, p. 260.

[111] Lovin, p. 70.

[112] Aldrovandi Marescotti, Nuovi ricordi, p. 87.

[113] Hankey, pp. 182–5.

[114] Garran, p. 270.

[115]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ouse diary, 20.3.19.

[116] C. T. Thompson, p. 411.

[117] Headlam-Morley, p. 178.

[118] Marks, “Smoke and Mirrors,” p. 370, n. 138.

[119] F. Stevenson, p. 187.

[120] Duroselle, p. 886.

[121]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 368; Shotwell, p. 383.

[122] FRUS, vol. 11, pp. 597–604; H. Nicolson, Peacemaking, pp. 365–71; Schiff, pp. 167–71; Hankey, pp. 188–9; Callwell, vol. 2, p. 201.

[123] Eubank, p. 193.

[124] House, Intimate Papers, vol. 4, p. 487.

[125] Shotwell, p. 383.

[126] Schiff, pp. 170–2.

[127] Aldrovandi Marescotti, Nuovi ricordi, p. 110.

[128] Rowland, p. 495.

[129] C. T. Thompson, p. 421.

[130] Headlam-Morley, p. 180; Garran, p. 272; F. Lloyd George, p. 145; FRUS, vol. 11, pp. 603–4; Ashmead-Bartlett, pp. 208–10.

[131] Ryder, p. 224.

[132] Waite, p. 129.

[133] Epstein, pp. 388–89.

[134] Skidelsky, vol. 1, pp. 374–5, 378–9.

[135] Ibid., pp.348–53.

[136] Keylor, “Versailles and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p. 485, n. 51.

[137] Ferguson, “Keynes and German Inflation,” p. 375.

[138] Schuker, End of French Predominance, p. 296.

[139] Schuker, American “Reparations” to Germany, p. 12.

[140] Keiger, p. 271.

[141] Kershaw, Hitler, pp. 148–53.

[142] See, for example, Cohen.

[143] Bessel, “Why Did the Weimar Republic Collapse?”, pp. 126–8.

[144] Schuker, American “Reparations” to Germany, pp. 16–17; Marks, “Reparations Reconsidered, ” passim.

[145] Marks, “The Myths of Reparations,” pp. 233–4; Eyck, vol. 1, pp. 174–5.

[146] P. Mantoux, vol. 1, p. 151.

[147] Schuker, American “Reparations” to Germany, pp. 106–8; Marks, “The Myths of Reparations,” p. 233.

[148] Marks, “Smoke and Mirrors,” p. 348; Temperley, vol. 2, p. 54.

[149] Eyck, vol. 1, p. 318.

[150] Waite, chapter 8.

[151] Wheeler-Bennett, Nemesis of Power, p. 98.

[152] Ibid., pp. 145–46.

[153] Eyck, vol. 1, 223–4; Nekrich, chapter 1, passim.

[154] See Weinberg, “The Defeat of Germany,” pp. 252–3.

[155]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and After, p. 27.

[A1]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者注

[A2] 指威斯敏斯特政府体系下，在特殊时期进行的大选，例如战时或战后进行的选举，民众心理会有较明显的倾向。“卡其选举”这个名字来自布尔战争期间英军军服的颜色—卡其色。——译者注

[A3] 《唐怀瑟》是一部根据德国中世纪传说写成的三幕歌剧，是瓦格纳所有歌剧中最广受世人喜爱的作品。——译者注

[A4] 德国度假胜地，位于该国南部，山脉纵横，布满了森林。——译者注

尾声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署之后，巴黎的世界政府解散了。威尔逊当晚辞行，劳合·乔治与大英帝国代表团余下的人在第二天早上乘专列走了。（后来让英国政府恼火的是，法国人送来了一大笔火车费账单。
[1] ）奥兰多的政府之前就倒台了，他也走了。四巨头里只剩克列孟梭一人还在巴黎。他花了一个夏天让国民议会通过了对德条约，并监督了7月份国庆大典的准备工作。在这期间，他唯一的一次休息，是去了一趟北部被摧毁的地区，时间很短。记者和代表各回各家，巴黎的酒店也陆续恢复正常营业。妓女们抱怨没了生意。
[2] 在夏天结束的时候，英国人撤出了曼杰斯帝酒店。20年后，这里成了另一个外国使团的总部，这次是德国陆军占领了巴黎。

巴黎和会一直持续到1920年1月，不过看起来后期的状况就像一部没了明星的戏剧作品。外长和外交官再度接手，但外交关系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由他们把控了。重要的决定都要告知上级，上级都在罗马、伦敦或者华盛顿，困难的问题要用特别会议来解决。在1919年到1922年间，单是劳合·乔治一个人就参加了33场这样的会议。

从1919年的1月到6月，和平缔造者们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创立了国际联盟，成立了国际劳工组织，分配了托管地，完成了对德条约，对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奥斯曼土耳其的和约也接近尾声。但是也剩下了不少事情。俄国边界还是不断变化，它外围的那些国家哪个还独立着也不清楚，芬兰？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在欧洲中部帝国的残骸上，边界仍然有争议。而且，那个让希腊人登陆士麦那的草率决定已经引发了连锁反应，要等到1923年才会结束。

此外，在巴黎和会刚召开时出现在和平缔造者们面前的大问题，有些只是被搁置了。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许被遏制了，但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共产主义之间的漫长战争才刚刚开始。德国问题仍然烦扰着欧洲。协约国赢得不够彻底，德国还是太强大。

民族主义这把火并未燃尽，仍然在积攒能量。在中欧以及更远的中东、亚洲，都能提供不少的燃料。和平缔造者们发现，他们处理的很多事情都是“既成事实”。南斯拉夫、波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就出现了。和平缔造者们顶多是避免欧洲和中东分解成越来越小的民族性区域，以及尽可能理性地划定国界。以单一民族为基础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在1919年的世界里并不是很理性。还有，也不可能把欧洲所有的波兰人都送去波兰，把所有的德国人都送去德国。仅在欧洲，各国少数民族的总人数就达到了3000万。他们是自己国家怀疑的目标，也是海外民族同胞想争取的目标。
[3]

在1919年的寒冬里，美国驻维也纳的一位年轻外交官接待了一个代表团，团员都是巴尔干地区西北部斯洛文尼亚的白胡子老头。他们说德语，镇上全部6万人也都说德语，他们说德语的历史超过了700年。现在斯洛文尼亚就要成为新国家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了。他们害怕，不愿意让感觉不如他们的人统治。美国能不能行行好把他们吞并了？伟大的泰迪·罗斯福的年轻表亲尼古拉斯·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把这个请求告诉了上级，但是没得到任何回复。
[4] 虽然罗斯福和这些上了年纪的德国人不知道，但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欧很多地区都会强行驱逐德国人，他们这个群体是注定要消失的，连同许多别的群体。

随着对少数民族的排斥，他们这些人的世界在1919年还会缩小，而且他们对强制性的同化也感到不满。似乎这就导致多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容忍变成了很多国家稀缺的品质。和平缔造者们尽了最大努力，对政府提出义务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少数民族。欧洲中部的新国家和一些小国家必须签署条约，好保证它们能平等对待少数民族，能容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能允许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人都提出了抗议。罗马尼亚的马利亚女王问威尔逊：要是也为美国的黑人或英国的爱尔兰人准备类似的条约，你会做何感想？罗马尼亚首相布勒蒂亚努质问道：为什么非挑我的国家来说事？意大利有没有少数民族？为什么他们就不用签？克列孟梭告诉他，东欧人就是不一样。虽然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最终都签字了，但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5]

面对不断膨胀的民族沙文主义，少数民族条约不过是微弱的表态罢了。国联在1934年放弃监护他们，除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少数民族，四大国要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希望的迹象倒也出现了几个：小小的爱沙尼亚自愿地给予少数民族自治权；主要讲瑞典语的奥兰群岛在1919年后还归芬兰统治，但有一项特别条约保护了当地人的语言和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杀掉不想要的少数民族。1945年由希特勒发动的大驱逐完成后，欧洲只剩下极少的少数民族，不到欧洲总人口的3%。
[6]

和平缔造者们在1919年觉得自己尽了力，但他们并未幻想自己解决了这个世界的问题。威尔逊在同年6月28日离开巴黎的时候对妻子说：“好吧，小乖乖，这事算结了；只是没有一个人是满意的，我希望我们创造了一个公正的和平；但现在都留给诸神做主了。”
[7] 做主的还有接下来领导世界的人——有些也到了巴黎，例如日本的近卫文麿亲王，或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有些人是在远方观望。在意大利，邓南遮这样的人发动了攻击，过去的自由秩序分崩离析，而墨索里尼在民族主义政治中迅速上位。那年6月，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待在慕尼黑，给德国历史带来了荣耀，而给国际关系、犹太人和资本带来了不幸。他已发现自己的思想家和演说家的天赋。

劳合·乔治又做了三年首相。在被迫辞职之后，他虽然还是国会议员，但直至1945年去世都未再担任公职。他的回忆录中有关巴黎和会的部分写得很有趣，经常失实，而且习惯于把变糟的事情都怪罪在法国人或美国人的头上。克列孟梭在1919年年末不明智地去竞选法国总统。原以为会获得满堂彩的他发觉遭人反对，于是气愤地退出了竞选。他几乎是立刻便离开了法国，接下来的几年都在旅游。他继续写作，写了一本分上下卷的大部头，还有一些几乎不值得一读的哲学作品，以及一些研究古代雅典演说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短篇——德摩斯梯尼曾警告他的那些有文化、贪图舒适的公民同胞，野蛮的马其顿国王腓力（Philip）正威胁着他们。克列孟梭拒绝写回忆录，而且在1928年销毁了自己的大多数书信。他对一位英国记者说，历史上会有他的贡献，但他认为过去不值得讨论。福煦死后出版的一本书刺激了他，他终于拿起笔，开始为自己战争期间和巴黎和会期间的工作辩护。克列孟梭于1929年11月去世，没有完成那部作品。不管他那里有什么样的巴黎和会内幕，终归是被他一同带到地下去了。
[8]

威尔逊的结局最为悲惨。他一抵达美国就投入了与参议院的搏斗中，想让国会承认《凡尔赛和约》，尤其是国际联盟。他还拥有多数人的支持，但是不够三分之二的通过投票线。他不在的时候，对手一直在组织准备：西部的孤立主义者、觉得他背叛了自己原则的进步人士、觉得他应该在爱尔兰问题上对抗英国人的爱尔兰美国人、不信任民主党的共和党人、不信任威尔逊的民主党人、他这么多年来疏远了的人，以及一直精心策划这出大戏的共和党参议员洛奇。

威尔逊本可以建立自己的联盟。他可以在国联公约的投票中加入美国的保留意见权，这就有可能争取到对手中的温和派。（他的协约国盟友能不能接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他拒绝做任何让步。他说，他的对手受本能的驱使，“他们将成为历史上最可鄙的阴谋家”。他决定求助于人民。1919年9月2日，他离开了华盛顿，开始全国巡游。
[9]

他最亲密的顾问都劝他不要去。自从巴黎的事情开始后，威尔逊就一直没休息过，而且那年的夏天既漫长又难熬，参议院关于条约的听证会开得拖拖拉拉，全国上下还有工人闹事。威尔逊横下了心，哪怕是搭上性命，也必须拯救条约。他对顾问们说：“这个世界现在面临如此之大的灾难，正派人在危急之时是不会计较自身得失的。”
[10] 在登上专列时，他抱怨自己的头一直疼得厉害。

在西行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威尔逊不停地发表演讲。来听演讲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情，但他的头也疼得越来越厉害。华盛顿方面传来了坏消息。还在为自己的访俄之行遭否定而痛心的布列特现在找到了复仇的机会，他参加了参议院的听证会，说在巴黎的时候人们不停地犯下大错。当他说蓝辛和自己看法一样时，这位国务卿发表了一份没有说服力的否定声明。威尔逊大喊：“我的上帝！我从未想过蓝辛会做这种事。”9月26日早晨，威尔逊瘫倒了，余下的安排全部取消。一周后，一次大中风导致他半身不遂。他再也没能真正地行使总统的职权。
[11] 这趟行程白费力气。参议院没有通过对德条约。美国后来单独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签约，但一直未加入国联。

威尔逊于1924年去世。他的努力，以及和他志同道合的许多其他和平缔造者的努力，并没有全部报废。《凡尔赛和约》以及参照它与战败国签订的其他条约，当然也包括关于领土和赔偿的条款，可能和好几个世纪前的东西没什么两样，但它们包含了一种新的精神。国联公约是一开始就想到的，而不是后来添加的东西，而且国联本身也和后来的条款有关：监督公决，管理萨尔区和但泽，监督托管地。国际劳工组织的条款，保护少数民族的条款，建立常设法院，或者以侵犯国际道德准则为由审判德皇这样的人，这些都强调了一个理念，那就是有些东西是全人类都具备的，而且可以有超越国家利益的国际标准存在。当这些条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抨击时，基本上都是因为它们没能符合这些标准。

把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所有搞糟的事情都怪在和平缔造者们身上，怪在他们1919年在巴黎拿出的和解方案身上，这在后来变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这就和人很容易对民主失望是一个道理。公开指责和无助地耸耸肩是避免承担责任的最好方法。80年后，对巴黎和会那些老掉牙的指控依然广为流传。《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在新千年特刊中宣称：“终极罪过就是《凡尔赛和约》，它那苛刻的条款必然导致战争再次爆发。”
[12] 这种说法等于忽略了从1919年到1939年这20年间所有人的行动——政治领袖、外交官、战士、普通选民，都被忽略了。

希特勒不是因为《凡尔赛和约》才发动战争的，虽然他发现这个条约是天赐的宣传素材。即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边界不动，即便它无须裁军，即便允许它与奥地利合并，希特勒还是会想要更多：摧毁波兰，控制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是征服苏联。他会要求扩大德国人的生存空间，要求毁灭德国人的敌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布尔什维克。这些和《凡尔赛和约》都没有丝毫关系。

1919年的和平缔造者们当然犯过错误。他们对待欧洲以外世界的草率方式，挑起了怨恨的大火，直到今天西方世界还在为此付出代价。即便没能让人人都满意，但他们在欧洲各国的边界问题上还是煞费苦心，但在非洲他们还是沿用过去分配领土的方式去满足帝国主义势力的要求。在中东，他们抛弃了所有的民族，尤其是在伊拉克，那里现在还未团结成一个公民社会。世人非要强调他们可以做得更好，那为什么要忽略做得更差的可能呢？他们尝试建立一种更好的秩序，包括老犬儒派克列孟梭也努力了。但他们预测不到未来，当然更不能控制未来，未来的事情都取决于他们的继任者。当战争在1939年爆发的时候，那是20年间决策或未决策产生的后果，而不是1919年的安排造成的。

的确，如果德国被彻底打败，事情或许会变得不一样；或者，如果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强大—而且愿意使用这种实力；如果英法没有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或者说它们被战争削弱得很厉害，以至于美国觉得有义务伸出援手；如果奥匈帝国没有消失；如果奥匈帝国分裂出来的国家没有彼此争斗；如果中国不那么孱弱；如果日本一直都能更相信自己；如果各国承认的国际联盟有真正的实力；如果世界被毁坏得非常彻底，以至于人们愿意思考一种管理国际关系的新方式。然而，和平缔造者们必须应对的是现实，而不是如果。他们与巨大的难题进行过周旋。如何才能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或宗教主义酿成更大祸端前遏制它们？我们怎么能禁止战争？我们至今依然在追问这些问题。

[1] Ministère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Georges Mandel Papers, 234/2, 22.7.19.

[2] Steffens, p. 803.

[3] Sharp, “The Genie,” p. 25.

[4] Roosevelt, p. 97.

[5] FRUS, vol. 3, pp. 394–410.

[6] Ibid., pp. 403–5, 408–9; Burns, pp. 47–50.

[7] Schachtman, p. 189.

[8] Repington, p. 187; Watson, pp. 388–94, 438.

[9] Tumulty, p. 378.

[10] Ibid., p. 435.

[11] Ibid., pp. 447–8; Hecksher, pp. 609–22.

[12] The Economist, 31.12.99.

参考文献

缔造和平：1919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
[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著
邓峰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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