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私家生活
Author: [美] 德斯皮娜·斯特拉迪加克斯
Date: 2017-07-31T16:00:00+00:00
Keywords: 历史; 德国; 传记
Description: 《希特勒的私家生活》深度揭秘了战争狂人希特勒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希特勒的私家生活一直备受猜疑，他的住所则在柏林、伯格霍夫和上萨尔兹堡山来回变动，这却成了帝国宣传包装独裁者的有力武器——他被形容成为一个正直、有节制的人。而他的居所也和他的形象一样，在御用建筑师特罗斯特的打造下，充满美感和象征。究竟希特勒的家和元首的形象与信念之间还有何关联？ 《希特勒的私家生活》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阐述希特勒三处故居的设计建造特点，后半部分探讨有关希特勒官邸、公寓、别墅的宣传造势活动及公众接受情况，重点是其慕尼黑公寓和贝格霍夫别墅。以翔实的史料充分展现希特勒居所的修建过程、第三帝国对元首住宅的宣传、国际舆论对希特勒形象报道的转变，以及希特勒御用建筑师戈尔迪·特鲁斯特的小传，生动而丰富地展现了希特勒的私家生活这一未曾被发掘的领域。
Publisher: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版权信息

书名：希特勒的私家生活

作者：德斯皮娜·斯特拉迪加克斯著，杨献军译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7年8月

ISBN:978750574096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上篇
第1章 结束漂泊希特勒定居有家——1928年后单身汉希特勒的转变

第2章 总理的日常生活——旧宫殿里的新政权

第3章 精心设计的室内装饰——1935年摄政王广场公寓改造修缮工程

第4章 从瓦氏小木屋到贝格霍夫别墅——帝国的私家面孔

第5章 戈尔迪·特鲁斯特——希特勒的另一位御用建筑师

下篇
第6章 竞选政治与打造希特勒私生活形象

第7章 阿尔卑斯山的诱惑——纳粹宣传与深山中的希特勒

第8章 贝希特斯加登的乡绅——打造神话的外国新闻界

第9章 战争风云与英语媒体如何评价私家生活中的希特勒

第10章 地堡里的秘密——轰炸、劫掠与再造希特勒私家生活神话

第11章 阿道夫再也不住这里了——希特勒宅邸的麻烦后事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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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第1章　结束漂泊希特勒定居有家——1928年后单身汉希特勒的转变

《雷根斯堡回声》周刊以赫然醒目的大字通栏标题在头版报道：希特勒公寓发生自杀案。当时德国各地报刊均刊载了阿道夫·希特勒23岁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于1931年9月18日自杀身亡的消息。有人发现她死在与单身汉舅舅希特勒合用的慕尼黑公寓里，而且显然是开枪自杀。当时希特勒已经是国内第二大党派的领导人。对他而言，这起个人悲剧有可能会损害他的公众形象，因为这触及希特勒的一个软肋——他那不随俗流的生活方式。

历史学家根据后来使德国全民陷入集体迷狂状态的对希特勒个人崇拜的实际情况推断，希特勒决意单身不婚确实是一种赢得女士们选票的有效手段。第三帝国的无数媒体报道均将希特勒描述为国内最令女士们心仪的单身汉。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女士们欣喜若狂，纷纷向面带微笑的元首挥手致意，或者千方百计要亲自触摸一下希特勒的手。但是在他大权在握，使贬低者闭嘴沉默之前，仅仅作为一名一心想成为国家总理的单身中年男人，这本身并无任何明显的优势。那时的选民同如今一样，更希望国家领导人拥有稳定的个人生活，这大体上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家立业、结婚生子。

德国纳粹党在1928年5月20日的大选中遭到惨败，只获得2.6%的选票。随后纳粹党振奋精神，为了努力扩大自身影响力，特别是针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力，增强了其政治思想和领导阶层的社会主流色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希特勒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公众形象，从激进的狂热分子转变为资产阶级政客。其他变化还包括：希特勒终于安顿下来，结束了长达20年的漂泊生活。1908年随着母亲去世，他也离开了德国小镇林茨，住过陈设简陋的房间，睡过公园长椅，睡过青年旅社的床铺，也曾混迹于兵营。1920年5月1日，他从30多岁的马利亚和恩斯特·赖歇特夫妇那里分租了慕尼黑市蒂尔施大街41号的一个小房间（还可以使用宽敞的门厅）。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929年，其间仅在1923年因“啤酒馆暴动”事件被拘押收监而离开一年的时间。那是一条破烂的大街，当时也是一名军饷早已用完花光的老兵的栖身之地。曾担任过希特勒对外首席新闻官的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在回忆录中说，希特勒长时间租用那个狭小的房间有其政治目的：

他就像一位衣衫褴褛的职员住在那里，从一个名叫赖歇特的妇女那里分租一个房间，并使用宽敞的门厅。虽然居住条件极为一般，但他在那里一住就是好几年。另外他也想通过实际行动向外界表明自己如何同世界上的劳工和无产者打成一片，亲如兄弟。他租用的房间非常狭小，依我看还不到9英尺宽。倒是角落里的那张床显得太宽了，床头一直伸到仅有的一扇狭窄窗户那儿。地上铺着廉价破旧的油毡，几张已经磨光露线的地毯。床对面的墙上立着一个临时拼凑的书架，那是除了一把椅子和一张粗陋的桌子以外仅有的一件家具。

希特勒在1925年的纳税申报表上写道，他仅有的财产就是一张书桌、两个书架和一些图书。这同汉夫施丹格尔的描述大体相符。

1928年10月15日，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山上租了一间小木屋，总算在39岁那年首次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栖身之处（见彩图1）。在拜访过迪特里希·埃卡特之后，自1923年4月起，希特勒经常来到这个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幽居之地。迪特里希·埃卡特是一位激进的反犹太主义作家、纳粹党运动的早期发起人。他曾诋毁德国总统弗雷德里希·艾伯特，说他是全世界犹太人的傀儡工具。埃卡特当时就藏身于上萨尔茨堡的一家小旅馆里，躲避当局的追查。纳粹党内部传言说，十一月革命的行动计划就是在前往此地的行程中酝酿而成的，结果致使希特勒被关进了兰德斯堡监狱。希特勒后来声称“爱上了这里的风景”，虽然当地居民对纳粹党政治主张的有力支持也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印象（埃卡特感到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纳粹党贝希特斯加登[1]分部成立于1922年2月14日。凡是有反犹太主义演讲者（1923年夏季还包括希特勒本人）出席的活动都有众多人士参加。那些年里，希特勒曾经在当地下榻于各种旅馆。1925年希特勒出狱后，有位支持者把上萨尔茨堡的一个小木屋租借给他居住。希特勒正是在这个小木屋里撰写了他的政治生涯自传《我的奋斗》第二卷的书稿。1933年以后，小木屋被命名为“奋斗木屋”，并成为纳粹党人的朝圣之地。也许那段人生经历在他的心中唤起了拥有一座山中别墅的愿望。即便如此，数年之后他才开始以实际行动努力实现这一心愿。

1942年，希特勒在东线战场指挥部回忆起上萨尔茨堡地区的早年活动岁月时，曾经提到过在1928年他如何获悉山北坡有一个小木屋要出租。这个度假小木屋于1916-1917年由来自布克斯泰伍德（位于汉堡附近）的皮货生产商奥托·温特尔建造，并以妻子的婚前姓氏瓦申菲尔德为它命名。这个两层高的小木屋依照巴伐利亚州北部农舍的风格建造而成。希特勒回忆道，小木屋的建筑材料质量低劣，但是其可取之处是绿树成荫，景色壮观。从小木屋的正面阳台上，他可以看到故乡奥地利的萨尔茨堡，看到富有中世纪传奇色彩的翁特斯伯格山。温特尔的遗孀玛格丽特·温特尔-瓦申菲尔德是纳粹党成员，她把小木屋租给了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劳巴尔。希特勒此前劝说姐姐同她的小女儿弗赖德尔离开维也纳，搬到上萨尔茨堡，为他操持家务。这看上去有些令人不解，因为自从希特勒离开德国小镇林茨以后，他们姐弟两人已经失去联系长达十多年之久。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又同姐姐联系上，而且很可能姐弟两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了。劳巴尔在操持家务方面可谓本领高强。除了在守寡后独自养活三个孩子和一个同父异母妹妹鲍拉之外，她当时还在维也纳经营一个专门为犹太学生提供伙食的厨房。无论出于情感原因还是从策略方面着想，希特勒同姐姐生活在一起的决定使他的个人形象增添了几分温和的色彩。他拥有了一个现成的家庭，而且在后来的岁月里，劳巴尔就为他担当起家庭生活对外女形象代言人的角色。

1928年后，希特勒的居家转向与《我的奋斗》一书为他提供了一笔新的个人收入这一事件同时发生。此书第一卷于1925年夏季出版，第二卷于1926年出版，后来两卷合为一书。虽然《我的奋斗》直到1933年以后才成为畅销书，但自1925年起，希特勒的纳税清单显示，其版税收入颇丰。也许希特勒可能以姐姐的名义租用瓦氏小木屋，以避免为第二住所纳税。尽管有《我的奋斗》一书的版税收入，希特勒在其纳税申报单上仍然否认还有还债能力，声称负有外债，而且职业支出费用很高。对此慕尼黑财政局表示质疑。他经常由于疏忽或无力支付等原因拖欠税金。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以后，《我的奋斗》一书的版税收入使他一跃成为百万富翁。到1934年他逾期未纳的税金高达409-494马克，相当于如今的数百万美元。当年希特勒就通过一举免除自己纳税义务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难题。

然而手里有了钱并不能使每一扇门全都自动地为希特勒打开。1929年9月，当他想要在慕尼黑市博根豪森区摄政王广场16号租用一套豪宅时，雨果·布鲁克曼充当他的法定代理人，负责征得慕尼黑房产局的租用许可。虽说20世纪20年代慕尼黑的纳粹党运动早已开展起来，希特勒在当地拥有众多追随者，后来又定都在这里，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纳粹党成员在慕尼黑市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不到1%（在博根豪森区只有0.64%）。另外，尽管纳粹党成员社会背景广泛多样，但其中大多数人来自中下阶层和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并不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相比之下，布鲁克曼则是慕尼黑市的一位重量级社会文化大佬，居住在卡罗琳广场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里。这座优雅的新古典式豪宅由卡尔·冯·费舍尔于1809年设计建造。布鲁克曼经营着由他父亲创立的F.布鲁克曼艺术出版公司。他父亲把19世纪一些著名建筑师、艺术家招至门下（其中包括戈特弗里德·森佩尔、威廉·冯·考尔巴赫），请他们著书立说，从而使自己的艺术出版公司名声大震。1899年，雨果·布鲁克曼为了传扬他那一代人正在形成的思想观念，出版了《十九世纪的思想基础》一书，轰动一时。这是一本论述雅利安文化的反犹太主义专著，很有影响，作者是休斯顿·张伯伦。后来此书被德国纳粹党奉为思想圣经。布鲁克曼的妻子爱尔莎原是罗马尼亚康塔屈泽娜公主，在德国举办一个著名的文学沙龙，而张伯伦则是出入这一文学沙龙的一名贵客。20世纪20年代初期，布鲁克曼夫妇热情支持希特勒的事业。正是在他们的家中，希特勒被引见给慕尼黑市的一些文化名流，其中包括建筑师保罗·特鲁斯特。后来希特勒委托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纳粹党第一批大型建筑。通过布鲁克曼夫妇，希特勒进入了很有影响的新社交圈子。当他寻机接触慕尼黑市最有威望的名人权贵时，他再次利用了布鲁克曼这位出版商的社交资本。虽说布鲁克曼属于慕尼黑的社会精英，但是同希特勒打交道的人则提醒一些观察者注意慕尼黑的犯罪率较高的底层社会。1929年9月，正当希特勒向有关当局递交租房申请时，一则在国际新闻界流播的传闻将他的名字同一伙一直使德国北部城镇恐怖不安的“投掷炸弹的人”联系在了一起。布鲁克曼的支持无疑具有定心丸的作用，但是公寓大楼里的其他租户，包括一名律师、一位工厂经理的遗孀和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肯定会以惊恐不安的神色打量希特勒这位新来的租户。

1929年10月1日，希特勒进住新公寓，占用整个第三层的所有房间。这幢公寓大楼共有五层，气势雄伟，由慕尼黑建筑师弗朗茨·波普于1907-1908年设计建造。新公寓面积约4300平方英尺，包括一个宽敞的门厅、九个房间、两个女佣房间、两个洗手间、一个厨房（见图1、2）。进入公寓要爬上一段造型优雅的楼梯，或者使用电梯。靠近厨房的地方另有一个楼梯井通向地下室（洗衣房就在这里），还通向后面的庭院。所有的房间布局分为两个相连的翼部，同这幢街角大楼的临街正面紧密相接。尽管希特勒向税务局屡次声言纳税的难处，他仍然能够通过自己的收入或接收的礼物支付每年高达4176德国马克的房租，这大约相当于一名熟练金工工人一年薪金的两倍。除了这笔租房费用以外，还要花钱装饰房屋，置办家具，支付管理人员工资。与家具一应俱全的瓦氏小木屋不同，新租用的摄政王广场的公寓室内空无一物，希特勒仅有的那几件家具根本无法装满公寓内宽敞的空间。因此他又向爱尔莎·布鲁克曼求助，设法使公寓成为可以入住的地方。她欣然同意接手这项任务，因为布鲁克曼夫妇原本就非常喜爱室内设计。1897年，雨果·布鲁克曼同艺术批评家尤利乌斯·梅耶-格拉夫共同创办了一个新期刊《装饰艺术》，致力于传播将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的审美环境理念。布鲁克曼夫妇自己的家就体现出这一艺术精神，优雅高大的房间里到处可见琳琅满目的绘画、家具、雕塑、花瓶与各种图书，为沙龙里的文学艺术讨论提供了一个理想环境。爱尔莎在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希特勒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家就有一种茅塞顿开、见识大长之感。

在爱尔莎·布鲁克曼为希特勒公寓购买的家具中，有一些购于犹太人经营的皇家巴伐利亚家具厂（M.巴林家具厂）。这家著名的慕尼黑公司由橱柜生产商莫里茨·巴林于19世纪创立，承接欧洲皇室的家具订单，同时也为豪华旅馆、别墅、商行和远洋客轮提供各式家具。这家公司在20世纪同一些艺术家开展合作，其中包括布鲁诺·保罗和保罗·特鲁斯特。这两位艺术家均赞赏新古典风格，希特勒也对这种艺术风格青睐有加。然而，希特勒对一家犹太人公司的惠顾并不符合纳粹党抵制犹太人商行的一贯立场。这也许是因为公司老板的妻子、曾经当过护士的贝拉·巴林女士在抢救赫尔曼·戈林的过程中发挥过作用。1923年11月9日，戈林这位纳粹高官在“啤酒馆暴动”事件发生时，在巴林夫妇家附近被警察开枪击伤。但是1933年以后针对犹太人商行采取的限制措施致使公司客户丧失殆尽，银行信贷遭到冻结，巴林家具公司被征用，并按着雅利安文化标准加以改造。1938年11月10日“水晶之夜”当晚，罗伯特·巴林同其兄弟一起被关进集中营，遭遇当时德国数千犹太人的相同厄运。后来由于戈林出面干预，他和他的兄弟们立即从达豪集中营[2]里被释放出来。1942年，当他们一家人面临着被驱逐到死亡集中营的危险时，由于戈林的帮助他们很快获得了移民签证。近年来在纳粹收藏品拍卖会上，巴林公司为希特勒制作的家具拍卖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希特勒搬迁入住博根豪森区豪华公寓象征着希特勒受到慕尼黑市上层社会的尊重，但同时也招致一些政治风险。虽然纳粹党在1928年放弃了对工人阶级选票的重视立场，但他们仍然将希特勒塑造为人民的领袖。但是接连两次搬迁入住高档公寓改变了上述政治形象。一次是搬迁至德国名流富翁经常光顾的阿尔卑斯山度假区，另一次是搬迁至慕尼黑市的富人区。担心同工人阶级疏远也许是希特勒的姐姐签约租用瓦氏小木屋的另外一个原因。希特勒搬迁入住摄政王广场豪华公寓的消息不胫而走，左翼自由报纸《柏林人民报》立即刊文揭露希特勒的虚伪行径。该报以嘲讽的笔调报道说，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大众意志，希特勒已经搬进“慕尼黑市最具封建特色小区”的豪华公寓里。该报指出，希特勒入住的公寓里有一名贴身男仆和两条同一品种的狗，这两条狗颇似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当年的爱犬。该报意在暗示希特勒正在刻意模仿旧贵族阶层。《纽约时报》也跟风报道说，希特勒奢侈的新生活方式体现了对德国富有的实业家当中“未来德国法西斯党人”的“物质与道义”上的支持。

图1 慕尼黑摄政王广场16号，1907-1908年由弗朗茨·波普设计建造。照片中展示的是其今日风貌。希特勒的寓所曾占据了第三层。

图2 慕尼黑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公寓楼层平面图。此图标明时间为1935年1月，即在特鲁斯特工作室对其进行改造修缮前夕。右面是公寓大楼截面图及其总设计图，表明公寓大楼拐角部分跨占摄政王广场和格瑞尔帕扎大街两个地段。

两年后使希特勒租用的新公寓处于新闻界严密注视之下的原因不是其经济状况，而是其公寓里的私生活，因为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希特勒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的大女儿）被人发现死于开枪自杀。这位年轻女子的自杀内幕扑朔迷离，引发外界对于希特勒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外衣掩盖下反常生活状态的猜想。1931年9月19日上午，当警察奉命赶到出事公寓时，劳巴尔已死多时，而且公寓工作人员对这起自杀案的描述大有事先演练的嫌疑。当时希特勒本人没有在场，前一天晚上是在竞选旅途中度过的。公寓工作人员称希特勒在前一天下午就已离开了公寓，劳巴尔显得躁动不安，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第二天上午她既没有现身，也没有对敲门做出任何反应，于是警方破门而入，发现她脸朝下躺在地上，胸部中弹而亡。那支原本属于她舅舅的手枪就放在她身边。现场没有发现自杀遗言，桌子上放着一封刚写到一半要邮给维也纳一位朋友的信，信中提到她将前往维也纳。工作人员称无法解释这位年轻女子自杀的动机。纳粹公关人员后来发表一份声明说，劳巴尔原本一心想当歌星，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对于即将举行的一场演出深感焦虑（那将是她第一次公开演出）。几乎没有记者相信纳粹官方的这个说辞。

没过几天，有关这起自杀案的报道便刊登在德国各地的报刊上，使希特勒担心自己的政治生涯会因此受到损害。有几篇报道对自杀身亡的这位23岁年轻女子生前同其42岁舅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左翼自由周刊《雷根斯堡回声》认为，已经很久没有人相信这仅仅是一种亲属关系。希特勒曾经在公开场合让他这位漂亮的外甥女频频亮相，带她去剧院看戏，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文章认为，即使是最奴颜婢膝的纳粹党人也会躲在这位过于招摇的舅舅背后偷偷地笑出声来。但是随着希特勒在政治仕途上吉星高照，平步青云，他一再推迟同这位年轻女子的关系合法化，而后者希望成为他的妻子。她发现自己只不过充当希特勒的护士或女佣的角色，在希特勒精神崩溃日益频发之后，悉心地照料他。各种苛刻要求使她筋疲力尽，不负责任的舅舅又使她感到失望，最后她走上了不归之路。由此这家新闻周刊围绕着劳巴尔自杀案创作了这一报道，使希特勒显得荒唐可笑，有失检点，又软弱无能。

同其他报刊一样，《雷根斯堡回声》周刊也报道说，劳巴尔曾经居住在同舅舅相邻的一套公寓里，也是在同一楼层。这一信息透露给新闻界，目的似乎是为了掩盖外甥女和舅舅同住一室的事实。1929年秋季劳巴尔刚刚搬进公寓时，他把她登记为蒂尔施大街前房东恩斯特和马利亚·赖歇特的转租承租人。赖歇特夫妇同希特勒一起搬进了新公寓，马利亚担当公寓管家。做出这样的安排无疑旨在使外界看来21岁的外甥女没有同其单身汉舅舅住在同一间公寓里。事实上也确实只有很少的公众知道希特勒同其外甥女住在一处。

早在纳粹势力上台执掌大权之前就对其进行了无情抨击的社会民主党报《慕尼黑邮报》力图揭穿希特勒私生活体面正派的谎言。同年9月21日，该报刊登一篇题为《神秘事件：希特勒外甥女自杀案》的文章。据该文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在希特勒离开摄政王广场公寓之前，他和外甥女“又发生一次激烈争吵”。原因是：“生性活泼开朗的格莉是一名音乐专业学生，想去维也纳。她打算订婚，但是希特勒对此事坚决反对。”该报还报道了有关格莉遗体令人不安的一些细节，比如鼻梁骨被打碎，身上有受伤的痕迹。该报因此意在暗示，格莉是被她妒火中烧的舅舅打死，甚至直接杀死的，迫使慕尼黑警方重新对这起死亡案件展开调查。

希特勒迅速采取行动以遏制住可能对他造成的伤害。他的律师扬言，如果《慕尼黑邮报》不刊登一份撤回有关报道的声明，当以诽谤罪提起诉讼。于是该报第二天被迫发表一份希特勒否定有关指控的声明。希特勒在声明中写道，他没有同外甥女发生过激烈争吵，他并未反对外甥女去维也纳发展，格莉并未想订婚，他对订婚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那份声明振振有词，对《慕尼黑邮报》提出的指控逐一进行了反驳。

十天之后，具有反法西斯立场的柏林报纸《号角报》再次发出性暴力的指控。在《希特勒情人自杀：作为纳粹领导人的单身汉和同性恋》这一标题下面，该报还刊印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一名肥胖的纳粹冲锋队员——看上去很像冲锋队队长恩斯特·罗姆——挥舞皮鞭，站在一位俯卧在地上、双臂护头的妇女身旁。文章引用柏林《新周一报》上的一篇报道指出，纳粹党圈内人士已经知道劳巴尔长期以来一直是希特勒的情人，她因为绝望厌世而自杀身亡。“希特勒的私人生活已经发展到令那位年轻女子无法容忍的程度。”这种措辞委婉的说法暗示出最令人发指的性变态行为。接下来文章又抛出一颗重磅炸弹：劳巴尔并非希特勒的第一位女性受害者。该报报道说，早在1928年，有位贝希特斯加登的年轻女子也因希特勒自杀身亡。文章在报道这起自杀案实况方面有失实之处。文章中匿名的那位女子名叫米米·赖特尔，在被希特勒始乱终弃之后企图上吊自杀。她同希特勒开始那段风流韵事之时只有16岁。《号角报》因此暗示，希特勒的女性恋人们亲身经历了可怕又可耻的人生遭遇后才会被迫自杀。文章接下来又进一步披露纳粹领导层的反常行为，提醒读者注意《慕尼黑邮报》在前一年夏季已经揭露过冲锋队队长罗姆的同性恋倾向。文章发出这样的疑问：当纳粹党的领导人喜欢希特勒青年团中的年轻小伙子陪伴左右，或者迫使女人自杀身亡之时，希特勒开口大谈家庭的神圣性又有什么价值呢？文章进而推断道，纳粹党内的单身汉及同性恋者非但不能保护家庭，反而会对其进行掠夺。

荣·罗森鲍姆在调查劳巴尔自杀案时写道：“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格莉·劳巴尔之死的宣传报道多么广泛，多么公开，多么丑陋，该当天诛地灭——不仅仅在慕尼黑是这种情况。似乎她的死突然之间使以前没有言说的、关于希特勒的最为恶毒的窃窃私语合理合法地得到宣泄言说，体现出他的对手们的一种信念，甚至是愿望，那就是希特勒无论私下里还是在政坛上，都是一个变态的魔鬼。这种信念和愿望已经远播到德国境外。”当时担任纳粹党律师的汉斯·法郎克表示，希特勒对于泼向他的“可怕脏水”深感痛苦，并发誓永世不忘。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掌大权时，他终于履行了这一诺言，命手下的冲锋队暴徒袭击有关报社和文章作者。在丑闻暴露、流言蜚语到处传播之后不久，那些攻击对手们的私生活时毫不手软的纳粹党成员立刻意识到需要严加控制有关希特勒私生活的新闻报道。

1932年3月，在劳巴尔死后六个月，希特勒的摄影师兼公关官员海因里希·霍夫曼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不为人知的希特勒》。该书揭示并赞颂了私下里的希特勒形象（见图3）。这本书标志着一种深刻转变的开始——通过图片、文字和建筑——将希特勒的私人生活空间从传言中的性变态和道德堕落之所变成了广大公众心目中的希特勒人道与荣耀的可靠保证之地。新闻记者曾经利用希特勒私生活中的流血事件来解释其政治活动中的暴力行为，而在纳粹党公关官员那里，希特勒的家庭生活是反映其领袖内在文明教养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位温文尔雅的私家生活里的男人形象，抹去了他在公共演讲和行动中所表现出的凶猛锋芒。该书是一部对希特勒政治生涯绝妙有效的粉饰的作品。然而，只要看一看为了树立希特勒这一私人生活新形象以及在以后的年月里维护这一新形象方面所做的努力，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从未彻底结束。而在劳巴尔死后针对希特勒私生活不检点的种种怀疑猛然爆发出来，说明单身汉希特勒的非典型私人生活仍然难以逃避有关责问。

图3 海因里希·霍夫曼摄影集《不为人知的希特勒》（柏林：现代史出版社，1932）封面。

在对于自己的私人生活环境似乎毫不关心的情况下度过大部分成人生活时光之后，希特勒于20世纪30年代对自己的私家建筑空间以及这些空间环境如何反映出自己的身份个性变得敏感起来。本书的关注重点将放在希特勒私邸家居上，但是希特勒的上述思想转变必须从旧总理府谈起，因为正是在那里，他同后来成为他忠实的室内装饰专家的戈尔迪·特鲁斯特女士进行了首次密切合作。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但是他拒绝搬进位于柏林威廉大街77号的总理官邸。他围绕这座18世纪的旧皇宫环视一遍之后认为，此地破败寒酸，不适合元首居住。1934年在修缮旧皇宫的过程中，纳粹党人正在扼杀德国的民主运动，而希特勒在总理府的室内世界却装饰得更加精致优雅，以其精美陶瓷花瓶和柔软的波斯地毯等器物用品否定、对抗着门外的残酷现实。

【注释】

[1] 贝希特斯加登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脚下，距奥地利萨尔茨堡20公里。——译者注

[2] 位于德国达豪小镇，距慕尼黑市20公里，是纳粹德国修建的第一座集中营。——译者注

第2章　总理的日常生活——旧宫殿里的新政权

1939年，当阿道夫·希特勒凝视着由阿尔伯特·施佩尔设计建造的规模庞大的新总理府时，他的心绪又回到了他刚刚当上总理后入住使用的那座旧总理府。一想到它的可怕之处，希特勒禁不住浑身一震。威廉大街77号的这座旧日宫殿拥有200年的历史，坐落在柏林政府区中心。按着希特勒的说法，这座旧日宫殿自从1871年随着德国统一被用作总理官邸以后经过多次“毫无品位的”改造修缮。他认为始于19世纪末期的所谓改造修缮“为了以浮夸的灰浆掩盖货真价实的材料的缺失以及比例不当之处，逐渐以过度的壮丽风格损害了这座建筑物的外观”。即使德国第一任总理奥托·冯·俾斯麦在其中主持过1878年柏林会议（此为欧洲列强的一次峰会）的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厅，也未能逃脱如此“装修”的厄运，其中包括“采用低劣的墙灯和一支硕大的黄铜枝形吊灯”。希特勒还挖苦说，从普鲁士国家艺术藏品中借来的器物质量低劣，以往历届总理用于装饰墙壁的绘画“毫无艺术价值”，只有出自弗朗茨·冯·伦巴赫之手的俾斯麦肖像画是个例外。

但是希特勒认为，在1918年德国革命以后，旧宫殿才算真正破败不堪了。当宫殿成了他入住的总理官邸时，“不仅屋顶大梁全部腐烂，地面也完全破烂不堪，千疮百孔。在本应举行外交招待会的国会大厅里，警方限定厅内一次只能进去60人，为的是把坍塌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希特勒还说每逢天降大雨，雨水从上面和下面一齐渗进来，使宫内变得既潮湿又不卫生，令人作呕。希特勒详细描述了雨水如何从大街上“喷涌着”流进一楼的房间里，同其他渗出的脏水（包括马桶水）混合在一起。他回忆说，整个室内臭气熏人，令人难以忍受。

希特勒把上述臭气熏人的状况归因于魏玛共和国民主体制混乱：“由于我的那些前任总理一般只能在任三至五个月，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去费力清除他们的前任留下的垃圾脏物，也不想让后来者拥有比自己更好的办公生活条件。他们在外国人面前没有任何声望需要维护，因为外国人很少理睬他们。结果整座建筑就完全处于失修状态。”在希特勒看来，总理府同威廉大街78号的邻近办公大楼连体扩建无疑是雪上加霜。由柏林建筑师爱德华·约伯斯特·席德勒亲自设计的具有现代风格的总理府施工改建于1928年至1930年之间，“从外面看好像是一座仓库或者像市内消防站，从里面看好像是肺痨病人疗养院”。希特勒的办公室就坐落在这幢新完工的大楼里。他将这间办公室描述为“一家中型烟草公司销售主管使用的毫无品位的办公室”。尽管条件不尽如人意，希特勒还是决定搬进这幢官邸并下令进行全面改建修缮。他特别强调说他自掏腰包支付了修缮费用。

上述非比寻常的往事记述刊登在1939年7月当期纳粹艺术杂志《德意志帝国艺术》上。这期杂志的全部内容均同新总理府有关。虽然杂志上刊登的其他文章都洋溢着欢乐的情绪，但是希特勒本人撰写的占用两个版面篇幅的文章大部分内容都是针对旧总理府的冗长抱怨之词，中间穿插一些说三道四的逸事点评。直到文章第二页，希特勒才提及施佩尔的名字。即使我们承认希特勒作为赞助人和入住者对于这项修缮工程的看法及回忆与他人有所不同，但是在说服国人走向战争的过渡时期，为何希特勒觉得必须论述一下由丑陋的装修效果引起的审美痛苦呢？

希特勒1939年针对总理府多次修缮扩建而发表的看法体现出他将政治与艺术融为一体的种种具体方式。他所讲述的将总理官邸修缮完善的故事并非一篇说教性寓言。对于希特勒来说，抢修总理府，使之不至于沦落为一座没有灵魂的现代景观，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他认为国人艺术观念的腐朽（体现在自贬档次的总理府上）同国家种族与社会衰亡具有相同的根源。凯撒·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总理府的病态情势就已出现，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愈演愈烈。在他看来，这种病态情势的背后则是更大规模的政治与文化堕落。在希特勒具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世界观里，腐烂的地板同腐朽的国家密切相关，如出一辙。

历史学家大体上接受希特勒对于旧总理府的描述，尽管施佩尔在回忆录中承认“肯定有所夸张”。不过施佩尔坚持认为旧总理府条件差，他回想起了阴暗的厨房、过时的炉灶，回想起那里需要更多装有最新配套设施的洗手间。但是他特别强调说，当时总理府的装饰“品位很差”，例如“门上刷漆模仿天然木材，大理石花盆上饰有花卉图案，而实际上那仅仅是一些经过大理石花纹处理的铁皮花盆”。这样的装饰手法并没有构成灾难性的情况，只要仔细看一看早期的文档记录便可知道。希特勒声称在旧府中发现的陈腐破败情况实际上只是他空想出来的。

1875年，舒伦堡宫（1738-1739年）由国家出资购得，用作总理官邸。舒伦堡宫具有巴洛克建筑风格，正当中是一个两层结构，左右两边各有飞翼，合抱着荣耀庭院，后者便是舒伦堡宫的正大门。1875年至1878年，舒伦堡宫经历过全面修缮，连同室内陈设的费用总额近100万马克。1906年发现屋顶结构大面积干腐，并遭受虫蛀之害，几乎整体结构都需要更换（希特勒对屋顶隐患的看法没错，但是在他入住好几十年前屋顶隐患已被发现并进行过维修——这种情况对他的说辞毫无帮助）。迪特马尔·阿诺德撰写的有关总理府历史的专著振聋发聩，拨乱反正，更使希特勒的有关言论漏洞自见。据他透露，1918年12月新一届共和国政府委托有关人士对总理府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结论是整体状况“始终良好”。1926年夏季，总理的私人房间（当时位于北侧）进行全面维修和现代化改造。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此前入住的各位主人曾经表示过不满。在希特勒入住此地近一年之前，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在总统府修缮期间曾经住在威廉大街77号。阿诺德认为，这位德国总统不可能居住在一个屋顶经常漏雨、马桶冒水，既不卫生又不安全的地方。阿诺德对希特勒批准的施工方案进行过调查，并未发现任何重大维修之处。简而言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出现过希特勒在1939年所说的特别严重的结构破损情况。

希特勒声称自掏腰包赞助改造修缮工作，然而支持此说法的证据同样缺乏。作为一位百万富翁，又不付税，希特勒有能力出资担起这个重任。在一封标明日期为1934年11月28日，由戈尔迪·特鲁斯特写给阿尔伯特·施佩尔（当时任建筑项目经理）的信中提到她愿意放弃国家尚未支付的部分修缮工程酬金，同时接受其余修缮工程任务。戈尔迪善意地做出了这个承诺，以为希特勒自己承担了大部分工程费用，想为希特勒节省一些资金。（1971年在接受希特勒传记作者约翰·托兰德采访时，戈尔迪称她远比希特勒富有，这说明她在政治上很天真，根本不知道希特勒拥有巨额财富。）但是特鲁斯特工作室自己的工作记录表明，到1934年年底，在他们为室内设计工作开出的17.2万德国马克的清单中，德国财政部支付了至少10万马克。种种迹象表明实际支付的数额甚至更大。于是超过一半应付账款最后由德国纳税人代付了，而当时德国仍受到经济大萧条的严重影响，数百万德国人失业。相反，在面临着1929年华尔街股票暴跌所产生的严重经济不良影响的情况下，共和国政府削减了对威廉大街78号新办公大楼配备办公设备的计划费用，为国民节省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数年后希特勒不愿意做出这种牺牲。然而希特勒本人已在选民面前树立一个生活简朴、物质需求甚微的形象。如果以审美为理由拒绝入住总理府（讨厌低俗质劣的枝形吊灯，不喜欢假木门），他就会损毁处心积虑才树立起来的公众形象。因此他坚决表示要自掏腰包支付修缮工程费用，以此慷慨英雄之举拯救总理府。希特勒不仅没有承认享有任何特权，而且把入住总理府看成是为国家利益又一次担当重任。

尽管希特勒想方设法遮人耳目，旧总理府修缮工程的启动首先是出于元首家居形象方面的考虑。此项工程委托给慕尼黑建筑师保罗·特鲁斯特。希特勒选中此人意在让他设计建造出纳粹党标志性建筑。当初希特勒用《我的奋斗》一书的版税收入购买收集家具时（也许还得到了爱尔莎和雨果·布鲁克曼夫妇的帮助），同特鲁斯特首次相遇。戈尔迪·特鲁斯特后来写道，1926年，来自手工艺术联合公司（慕尼黑市的一家制作保罗·特鲁斯特设计图纸的公司）的一位销售人员打来电话，询问特鲁斯特是否肯把当时摆在公司陈列室中的他使用的那张桌子卖给“政治家希特勒，他不相信那张桌子摆在那里不卖”，那时他们夫妇才第一次听到希特勒这个名字。特鲁斯特结婚以后就把那张大桌子搬到了陈列室，为的是腾出地方摆放他的新娘从不来梅带来的那些家具。他打算自己的房子建好以后就把那张桌子搬回来。戈尔迪·特鲁斯特说她和丈夫当时对政治漠不关心，所以希特勒这个名字没引起他们多大注意。特鲁斯特拒绝出售那张桌子，但是希特勒不肯罢休，三番五次派人到店索买，最后建筑师心软了，思量着：既然可以随时为自己再制作一张桌子，还不如让这位“不达目的不罢休，欣赏自己作品的无名人士”高兴一回。

直到1930年9月24日应希特勒邀请，特鲁斯特同希特勒本人才在布鲁克曼夫妇家最终会面。艺术史家蒂莫·努斯莱恩在他撰写的特鲁斯特传记中指出，到他们会面时，特鲁斯特只设计建造了几十座建筑物，其中大部分是别墅，而且他主要以豪华船只内部设计而闻名业界。1912年至1930年，特鲁斯特承接过一些这方面的设计业务。真正使希特勒怦然心动、雅兴大发的不是特鲁斯特的房屋设计，而是他的那些豪华船只内部设计——壮丽恢宏的内部空间，配备着新古典风格的各式家具和装饰物品。据戈尔迪·特鲁斯特透露，希特勒在这些豪华船只设计当中看到了一种能把美和实用融合为一体的艺术语言，比其他任何一位德国建筑师的作品对他更有吸引力。对于希特勒来说，纳粹建筑的想象成形之路就是这样由内而外地开启了。但是在有关纳粹建筑的学术研究中，希特勒对于内部装饰的关注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研究重点主要放在施佩尔设计的标志性建筑上。

希特勒首次委托给特鲁斯特的建筑项目也是纳粹党第一个大型标志性建筑项目，即把位于慕尼黑市那座19世纪的巴罗宫改造成纳粹党全国总部所在地褐宫（Brown House）。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特鲁斯特在希特勒的密切指导下，在那座昔日私邸内设计建造了新的公用厅室，并为之配齐了办公设备。这些公用厅室带有特鲁斯特早期为欧罗巴号汽船所做的设计痕迹，其内部装饰令希特勒特别欣赏。此后纳粹党的大批委托新项目很快接踵而至。特鲁斯特最高峰的作品是位于慕尼黑市的两个标志性建筑项目——位于国王广场的纳粹党中心和德国艺术馆。正是这两个标志性建筑项目在1933年以后将特鲁斯特的严肃新古典主义确立为纳粹新政权外观建筑风格。

1933年夏季，希特勒委托特鲁斯特对柏林旧总理府进行改造装修。当年秋季，希特勒考虑要在总理府后面的公园里建造一座新大厦，但又意识到占用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建筑从象征意义上而论，更是强者所为之事。据汉斯·法郎克透露，希特勒在宣誓就任德国总理当天晚上就已谈论过改建一事，但工程必须等到兴登堡总统当年春季返回总统府以后才能开工。同时，在1933年2月，希特勒从凯撒霍夫旅馆（隔街同总理府相望）的柏林总部搬出，入住席德勒办公大楼四楼拥有十个房间的宽敞的国务大臣公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重点考虑巩固权力，颁布德国《国会纵火法令》（此令取消大多数公民自由），通过《授权法》（这样他可以不经过议会直接立法），建立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组织，取消工会，消除纳粹党以外的所有政治党派。

图4 特鲁斯特工作室为改造修缮柏林威廉大街77号旧总理府二楼的希特勒私人套房而绘制的施工图纸。

1933年秋季，特鲁斯特因病住院6周，12月出院恢复工作，但是到次年1月健康恶化，于1934年1月21日去世，终年55岁。他所承接的纳粹党建筑工程许多才刚刚开工，由此陷入困境。施佩尔后来说，希特勒在慌乱中曾考虑亲自接管这家建筑公司，以完成所有建筑工程。不过最终特鲁斯特29岁的妻子戈尔迪·特鲁斯特和特鲁斯特的助手、49岁的伦纳德·高尔一同承担起了这一重任。这两人都拥有同保罗·特鲁斯特常年的合作经验，只不过能力不同。在1934年，重新命名的特鲁斯特工作室拥有20名雇员，高尔担任主管，在建筑工地和设计台上发挥着自己的建筑技术才干。戈尔迪·特鲁斯特担任办公室主任，处理对外联络、财会、公关和客户业务。她还在公司的室内设计工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战后一次采访中，她把自己的工作职责描述为选择颜色和材料，在家具设计上与高尔商量，安排房间，采用挂毯和艺术作品装饰房间。1939年，生活杂志《新潮流》发表了一篇论述元首御用建筑师的文章，该文视戈尔迪为第三帝国许多建筑工程项目（包括旧总理府）的主要室内设计师。

由于建筑师特鲁斯特患病和承担其他建筑工程委托项目等原因，现不清楚他去世前在旧总理府设计工作上进展如何。有关业务发票表明，早在1933年8月份他就接到了家具订单投标。他亲手绘制的图纸有些保留下来，其中包括一张标明日期为1933年12月的餐厅立视图。他未完成的旧总理府设计改造工程由重新命名的特鲁斯特工作室负责接管，从1934年1月一直干到5月。希特勒在1939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写道，那次改造扩建工程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一是将公用生活空间和接待厅集中设在一楼；二是重新设计规划顶楼布局，以满足总理的个人实际需要。以前历任总理均把接待厅安排在顶楼，这是主要楼层的一种标志。1934年改造扩建时，在主楼二楼南侧为希特勒建造了私用套房（见图4）。不常使用的大会厅把这个私用空间同北侧的办公室分隔开来。在帝国及魏玛共和国时期，总理私用房间位于北侧飞翼的二楼。现在这片区域留给希特勒的副官，从总理私用套房可以方便地来到此处。南翼楼层设有办公室、服务区、客房（施佩尔承接了此处和相邻的席德勒大楼的改造扩建工程）。最终在顶楼扩建了一个办公与生活的私人区域，同以下楼层的公用房间分隔开来。

对希特勒而言，在室内新设计上还有比实用功能更为重要的内容。希特勒抨击了旧总理府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现的所谓衰败状况，并认为旧总理府破烂不堪，使德国在外国人跟前丢尽了脸面。他由此也体现出自己的信念：设计建造雄伟壮观的官邸大厦是他新政权的一种迫切政治需要。1938年8月在新总理府封顶仪式上发表演讲时，希特勒声称他委托施佩尔设计建造大厦就是为了使德国的形象同其他国家一样好，甚至更好。他进而解释说，这一愿望同个人虚荣无关，而且还说作为慕尼黑的一名公民，他个人住宅的简朴同他这位总理和元首官邸的代表性需要不可同日而语，有天壤之别。

在希特勒看来，同元首和德意志民族国家相称的形象不仅要雄伟壮观，而且更要具有时代特色。在1938年发表的同一篇演讲中，他批评了一些革命政府在昔日城堡里（比如克里姆林宫）就职办公，并表示他本人拒绝搬进这样的地方（他忘了总理府过去虽然不是城堡，至少也曾是一座宫殿）。这种对于并非出于自己选择的历史联系的厌恶，也许是改造扩建旧总理府的一个重要动因。摄于1932年的一些照片显示，旧总理府的装修风格曾经保留了历史风貌。可能在希特勒看来，这比任何结构缺陷更能体现出这幢古建筑的老旧陈腐。占用昔日宫殿本身已经很成问题，但是入住一个看上去老旧沉闷的宫殿则威胁到希特勒一心要展示的生机勃勃的形象。在1932年总统大选中，希特勒租用飞机参加竞选（当时可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竞选手段）来树立自己不同于老迈兴登堡的青春勃发的现代形象。比较一下摄于总理府改造扩建前后的不同照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为使其内部空间现代化所做的种种努力（见图5、6）。同时这绝不是十年前那种国际风格的现代品位——希特勒曾将之贬斥为只配用到疗养院和消防站上。因此，对于特鲁斯特工作室而言，工程难点是在昔日宫殿的现有框架内打造一个雄伟威严的元首形象，既不使人想起已故君主的浮华皇家气派，也不使人想起烟草销售主管“毫无品位”的新派风格。

图5 柏林旧总理府二楼藏书室。

（摄于特鲁斯特工作室对旧总理府进行改造修缮之前，约为1932年）

图6 柏林旧总理府二楼藏书室。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摄于特鲁斯特工作室对总理府进行改造修缮之后，约为1934年）

为了消除宫殿内部的陈腐老旧气象，首先开辟了透光通气空间。一楼面对花园的最大房间在魏玛共和国时代被隔成数间办公室，当时很有必要，因为总理府的行政机关不断壮大。1930年，席德勒办公大楼的修建解放了这处皇家故居。1934年改造扩建时拆去了以前的隔墙（见图7）。此外还拆除一面矮墙，将两个房间连为一体，这样就必须拆掉上面大厅的实木地板，代之以更加坚固的钢梁结构。最终改建成的开放式双层大厅成为主要的接待空间（见图8）。

大厅的长度产生一种动态的室内景观，后来这也成为扩建后的贝格霍夫别墅和新总理府这些希特勒的空间的标志性特点。带有波斯图案的超大地毯沿楼梯自下而上攀缘而去，特别突出了室内大幅度弯曲回旋的景观，同时将上下两层连为一体。（希特勒很喜欢这样夸口说，这张豪华地毯最初是国联——原文the League of Nations，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为其新设立的日内瓦总部订购之物，但是当地毯制作完成时，国联因缺乏资金，付不起货款，于是他就买来在总理府使用。他这样标榜自己，毫无疑问是带着嘲讽语气暗指1933年使德国退出国联一事，就好像从其下面抽出地毯一样。）地毯上的透视线条可把人的目光引向挂在远处墙上的大型哥白林挂毯。这样的挂毯（室内挂着三张）同样成为希特勒私人套房和办公场所的一个显著特色。保罗·特鲁斯特在欧罗巴号汽船内部设计上采用过这种挂毯。在他负责的慕尼黑市纳粹党建筑项目中，也把这种挂毯摆在突出的装饰位置上。在宽敞的房间里，这种挂毯的富丽色彩和特有尺寸产生了很好的装饰效果。希特勒非常欣赏其叙事特点，经常选用一些带有神话或历史欢庆胜利场景图案的挂毯。这种装饰手法看上去也许会削弱那种使室内呈现出时代风尚的心愿，但是其他要素，比如灰白色墙壁、平整笔直的形状、由朝向公园的宽大窗户透进来的充裕光线，都会给人一种更加现代时尚的感觉。英国记者乔治·瓦德·普莱斯曾经报道过1934年12月19日在那里举行的首次邀请外国客人参加的正式宴会。当时他以欣赏的笔调描写了在那里感受到的现代氛围。尽管外人不易察觉，室内还安装有一流的娱乐技术设备，比如隐蔽的电影放映机、电影幕布和柜式收音机。希特勒经常晚上在这里同客人们放松相聚，一起观看电影。这种习惯他一直延续到在贝格霍夫别墅居住的时期。

将房间收拾整洁，撤掉大部分具有历史意义的装饰物品，也很奏效，使室内面貌焕然一新。有的地方，比如通向接待大厅的门廊，几乎会产生一种空旷的感觉。根据设计史学家索尼娅·巩特尔的解释，这是为了取得一种威严的暗示效果（见图9）。她将宽敞房间内由外观简洁的家具和石头地面所产生的感觉概括为冰冷僵硬，尽管有大尺寸红地毯相伴也于事无补。然而可能有人认为拆掉四个高大的陶立克式圆柱，降低天花板高度使室内空间在改造扩建之后可以给人一种更加亲切的感觉（也减少了浮华程度）。无论门廊是否使其中的人感到紧张不安，它确实几乎没有令人分心的装饰摆设，不会影响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等待上。后来施佩尔在新总理府的室内设计中选择并且夸张地运用了这些元素，刻意使来访者有一种焦躁不安、无能为力的感觉。

图7 特鲁斯特工作室为改造修缮柏林旧总理府一楼而绘制设计的施工图纸（约为1934年）。

在一楼的其他房间里，巩特尔看到了追求贵族富丽气派的愿望同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习惯相互冲突较量的情形。她指出了房间装饰的不协调现象：有的房间面积宏大，装有水晶枝形吊灯，但是设有座席的室内角落却装饰精细，摆放着过多的陈设器物，说是为了营造一种舒适的气氛；有的房间里设有壁炉架，摆放着陈列柜，柜里塞满陶瓷塑像和花瓶，体现出资产阶级暴发户家庭炫耀富有和品位的架势。但是巩特尔眼中的希特勒的装饰心理缺陷亦可解释为希特勒可同时拥有两种身份特点的自信：既权高位重，又朴实平常；既是世界领袖，又是普通公民。设计层面上存在的明显混乱现象不可能让希特勒这样的雇主有何烦恼，因为他认为自己就能摆平一切，整合一切。

图8 由特鲁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缮后的柏林旧总理府一楼接待大厅。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大约摄于1934年）

图9 由特鲁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缮后柏林旧总理府的一楼等候室。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大约摄于1934年）

同时正如他本人断然拒绝入住城堡式官邸所表明的那样，希特勒不愿意给人留下大摆贵族架子的印象。在德国人的想象中，威廉大街77号官邸同俾斯麦有着密切联系，他当年在右翼人士中间曾享有很高的个人崇拜地位。虽然俾斯麦身为名门贵族之后，但其普通士兵般的简朴生活方式（包括入住总理府期间）却大受外界敬仰，更何况他还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希特勒在世纪之交对总理府所遭浩劫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伯恩哈德·冯·比洛，此公曾于1900年至1909年担任总理一职。比洛与夫人（身为意大利公主）曾对总理府进行过豪华铺张的改造扩建，力求达到胜似宫廷的装修效果，结果它被世人戏称为“狂欢作乐的总督府”。希特勒一心恪守简朴甚至贫穷之人的个人形象，这势必要避免同比洛公爵的奢华做派联系在一起。戈尔迪·特鲁斯特声称，她的设计遵循“英国生活方式”。她指的是早年德国兴起的受英国影响的设计改革运动，注重材料和工艺质量，轻视花哨的摆设展示。即便如此，虽然批评比洛，但希特勒似乎还是非常欣赏比洛时代的一些华丽装饰风格。尤其是比洛夫妇为模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宫殿在一些房间里安装的松木天花板，不仅由希特勒保留下来，而且很有可能还为贝格霍夫别墅大厅天花板设计带来了灵感（见图10，彩图4）。因此看来，巩特尔在1934年改造扩建后的总理府里所看到的相互冲突的阶级联想，可以解释为希特勒对于有损其公共形象的华丽装饰风格既有亲近感，又必须加以排斥。

由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餐厅同样强化了希特勒对于他本人及其本党的审视观照态度（见图11）。希特勒觉得原有的餐厅过于狭小，因此下令修建一个大型餐厅，使之一直伸延到总理府后庭园中。施佩尔后来描述说，那间拥有象牙色墙壁、三扇面朝庭园的玻璃门的大型餐厅给人的感觉是“开放明亮”。新古典主义的对称装饰风格是特鲁斯特设计的显著特征，使人想起古希腊文化遗产（希特勒声称这也是雅利安民族的文化遗产）。由慕尼黑雕塑家约瑟夫·瓦克勒制作的两个大型青铜塑像安放在大理石底座上的神龛里，一个象征大地（女性），另一个象征大众（男性）。厅前悬挂着大型古典寓意画《音乐的胜利》。这幅画是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考尔巴赫于1919年为慕尼黑市的一座别墅音乐厅专门创作的作品。艺术史家伯吉特·施瓦茨认为，从面向庭园的餐厅布局到神龛中的男女塑像和中心圆桌，整个室内设计使人想起腓特烈大帝无忧宫的夏宫里的大理石厅，那里以卓越才华和自由思想闻名——这位普鲁士国王（希特勒偶像之一）曾在那里主持过圆桌会议，与会者尽是外交家、官员、作家和哲学家。然而尽管有这样的文化渊源，希特勒的圆桌上的气氛却截然不同。希特勒将这个餐厅戏称为“快乐总理餐厅”，但是施佩尔却认为，那些前来聚会的人士——通常是一些学识浅陋、涉世未深，不敢直抒己见的党派政客——简直无聊透顶。

图10 由特鲁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缮后柏林旧总理府的一楼吸烟室，当时客人在此等候进入餐厅。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大约摄于1934年）

图11 柏林旧总理府新餐厅，由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特鲁斯特工作室施工。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大约摄于1934年）

餐厅里的座次安排支撑着另一个纳粹党神话：人民联合群体。虽然希特勒总是坐在餐厅中央的那张大餐桌前，其圆形外观体现出平等和元首的谦和。“座椅都是一样的，”施佩尔后来写道，“主人的座椅绝不比客人的座椅更加精美。”但是这样的表象根本无法掩盖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结构。首先，被邀上餐桌者为清一色男士。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私人秘书莱茵哈德·斯皮茨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进入餐厅的时刻到来，希特勒准备宣布上桌作陪者的座次位置时，聚集一堂的来宾们仿佛感到一股电流流遍全身：“所有的忠诚卫士都立刻踮起脚尖站起来，使自己身体的面积尽量增大，以便那位王子的眼睛更容易看到他们。希特勒显然很喜欢这阵势，不紧不慢地说：‘让我想一想，我希望坐在我右手边的是，’——稍微停顿一下，‘戈培尔博士[1]，请入座。坐在左边的是冯·里宾特洛甫先生；下一个右手座位是X将军，请入座；下一个左手座位是地方长官Y，请入座。其余的各位绅士请随便坐。’”斯皮茨指出：“这样的礼仪安排具有高度的政治含义，确定了就餐者的政治地位。”不在餐厅上座就餐者则坐在厅内四周的小餐桌旁。与餐厅相邻的西侧有一个阳光明媚的舒适冬园，那是吃早餐的地方。巩特尔写道：“丰富多样的各色植物，绣有繁复神话图案的大型地毯，带有维也纳工作室模仿图案的扶手椅装饰外套，以及各式红漆家具，为这间餐厅增添了一种清新情调，这对于第三帝国来说颇不寻常。”

也许宾客们走进餐厅时感觉到的兴奋还同对终于开始用餐的期待有关系，因为希特勒经常让他们聚在餐厅近旁的舒适吸烟室里（见图10）等上几个小时，而他自己则待在二楼新入住的私人套房里。新套房里设有私人书房、藏书室、卧室和更衣室（后改为会客室），还包括建在餐厅上面的室外大型屋顶平台。正餐完毕后，有时还在屋顶平台上给宾客们端来咖啡和烈性酒，他们就在那里欣赏总理府庭园的树冠美景。

希特勒的书房干净整洁，家具布局适合独自办公（见图12）。挂在墙壁上的艺术品不仅仅起着装饰作用。希特勒在写字台近前挂着一幅保罗·特鲁斯特创作的版画，画的是德国艺术馆，还有俾斯麦、腓特烈大帝和迪特里希·埃卡特等人的肖像。希特勒在政治和思想方面非常认同上述名人。正如施瓦茨在研究希特勒和艺术的过程中所揭示的那样，希特勒这位独裁者通过在其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展示出的绘画作品营造出一套精心掌控的有关他个人形象的宣传说辞。历史学家提摩西·赖贝克在希特勒的藏书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认同过程。

令人吃惊的是，希特勒的那些藏书并未出现在希特勒的藏书室中（见图6）。这间宽敞的藏书室也用作他的会客室，里面设有壁炉，周围摆放着一张沙发和几把椅子，还安装了实木天花板，摆放着一张保罗·特鲁斯特1933年设计的超大型办公桌（后来成为希特勒办公场所的一个显著标志），还有几个带有玻璃门、拉着布帘的书柜（取代了原来的敞开式书柜）。据巩特尔猜测，布帘后面根本没有摆放任何图书，昏暗的隔架只是向观者隐隐暗示主人并不具备的学识。理查德·瓦格纳的孙女弗里德林德·瓦格纳在总理府改造扩建之后不久曾经拜访过希特勒。她说希特勒之所以在书柜上安装了布帘是因为图书尺寸和颜色各不相同，使他感到有些烦恼。考虑到他在上萨尔茨堡和慕尼黑公寓的藏书室使用的都是敞开式书架，上述情况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如果那些藏书属于总理府而不属于希特勒个人，他有可能既不想看它们，也不想与这些前任总理留下的图书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哪种情况，造型简洁的那些新书柜使得本已富丽堂皇的室内增添了几分宁静齐整的视觉效果。撤掉多余装饰成分和大尺寸门框，用简洁的地板铺设材料代替原有的花卉图案地毯，也给藏书室增添了几分当代入时的感觉。

图12 由特鲁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缮后的柏林旧总理府二楼希特勒私人书房。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大约摄于1934年）

瓦格纳将希特勒的寝室（没有任何已知的照片）描述为极为简朴：看上去更像一个家庭女教师而非独裁者的寝室。据她回忆，室内有一张铸铁床，一张桌子，一个床头柜，一把全都刷成白色的简易木椅；此外只有一幅他母亲的油画肖像。特鲁斯特工作室设计的寝室平面图倒是标列出比这更多的家具（见图4）。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希特勒简朴的寝室均受到外界评论，并且视为“真实的”希特勒私下为人的自然谦逊品性的证据。希特勒居所的设计方案的确表明他更偏爱陈设简朴的寝室。但是这些设计方案必须放在希特勒豪华居所的更大背景下加以审视，由此同样可以看出希特勒的个性与品位。同希特勒寝室相连的是一间较大的更衣室，在后来的改造扩建工程中，希特勒下令改造成一间私人寝室，一间起居室，一间爱娃·布劳恩专用的浴室（这样就等于把她藏在了他的密室里）。

希特勒于1934年5月入住新居之后，总理府其他部分的改造扩建工程仍在继续。毗邻希特勒私人书房的大会厅被改造成内阁厅，但是除添置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家具外（见图13）几乎没有其他变动。椅背上的鹰徽和纳粹党徽图案，桌面长条饰布上的纳粹党徽图案，还有巨大的核桃木办公桌本身（宽6.5英尺，长33英尺），无不清晰地表明此厅即为纳粹政权所在地。这是一种花销巨大的意识形态彰显陈设，仅仅为30张座椅配备的绣花椅套就花费近1万德国马克。曾被希特勒在1939年演讲中贬斥的照明设施原封未动，强化了那些评论的纯修辞与政治本质。直到1938年以前，希特勒都在内阁室集体会晤他的部长们；1938年以后，他便不再装作遵循任何常规的政府程序，开始独断专行。1939年，这些室内办公陈设搬到了新总理府，腾出的空间用于摆放希特勒收到的生日礼品。随着战争爆发，这个房间再次具有了政治功用，被希特勒及麾下将军们用作召开军事发布会的场所。

1935年春季，特鲁斯特工作室为希特勒的正式办公室配备室内陈设。希特勒曾把坐落在席德勒办公大楼扩建部分中的总理办公室贬斥为更适合企业销售主管使用，因此命人将同一幢大楼二楼的一间大接待厅（以前称“红厅”）改造翻修，供自己使用。新办公室直接与旧总理府相邻，由一套房间连通，从他的私人套房可轻松走进新办公室。室内带有20世纪30年代装饰派艺术特点，明快矫健，在雄伟气势和戏剧性方面符合希特勒的要求。那些相对简洁的办公家具的尺寸又增强了上述装饰效果，比如希特勒专用写字台后面带有镶嵌式图案的餐具柜尺寸，以及写字台本身的巨大尺寸（这张写字台由特鲁斯特在1933年设计制作，见图14）。尽管希特勒曾经抱怨向其他国家借用的那些艺术品质量低劣，他还是保留了以前挂在室内的一些16世纪意大利绘画作品，其中包括威尼斯艺术家弗朗西斯科·维切利奥创作的绘画《宝座上的圣母子与圣徒》。巩特尔认为这幅绘画作品为室内增添了神圣气氛。希特勒搬到这间办公室，象征性地把魏玛时代的总理办公室抛在身后——其面积狭小，使人觉得“备受官僚主义清规戒律的束缚”——昂首挺胸走进由自己授意修建的宽敞办公室。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可以让他自由发挥政治天才的广阔舞台。在由施佩尔设计的新总理府办公室里，从特鲁斯特负责改造扩建时便开始显露出来的爱奢华讲排场的势头，后来达到了荒唐的程度。希特勒两间不同的办公室只用作仪式典礼场所和意识形态阵地，希特勒本人极少在那里办公。

图13 由特鲁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缮后的柏林旧总理府二楼内阁室（以前是大会厅），室内家具由保罗·特鲁斯特设计，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在此内阁室里由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宣誓就职。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大约摄于1934年）

图14 由特鲁斯特工作室对先前的红厅进行改造修缮之后的希特勒正式办公室，位于柏林总理府最具现代特色的附属建筑二楼。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大约摄于1935年）

旧总理府的改造扩建工程，包括希特勒副官办公室和内阁厅南侧的那片区域，从1935年一直持续到1936年年初，其间特鲁斯特工作室也负责完成了大规模的建筑扩建工程。随着德国总统兴登堡于1934年8月去世，希特勒接管大权，成为集总理、总统和军队首领为一身的超级人物。希特勒通过建筑工程彰显自己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委托高尔设计建造一个能容纳250人同时用餐，可举行外交和国务会议的接待大厦。这幢建筑物于1936年春季竣工，矗立在庭院地面上（伸延进属于相邻的外交部的地块），并通过一个新建造的较大玻璃冬园同总理府相连（冬园取代了餐厅旁边原有的那个装饰一般的房间）。新建成的接待大厦内部装修（由高尔和戈尔迪·特鲁斯特联手完成）采用巨大的棕色大理石圆柱，饰有纳粹党徽图案的马赛克天花板，安装着带有纳粹鹰徽和党徽造型的高大青铜壁灯（不禁使人想起罗马规制）。艺术史家安吉拉·勋伯格认为，上述室内装饰从视觉上强化了兴登堡去世后党和国家的空前统一。由此营造的室内氛围比起原来的接待大厅更加壮丽肃穆。后者看上去无论规模和外观都只有一般民居风貌。在建造新接待大厦的同时，大厦下面还修建了防空掩体，后来同更大规模的希特勒秘密地堡连成一体。

希特勒批准建造庞大的新总理府，认为它可以满足大日耳曼帝国领土扩张而引起的形象塑造和实际应用的多种需要（但是历史学家们指出，实际上其规划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新总理府竣工后，里面的新房间绰绰有余。但是希特勒继续生活工作在旧总理府，他那些最亲密的副官随从也留在那里，认为留在希特勒身边比搬到施佩尔设计的新总理府更方便，因为“那里太远”。1944年，一颗炸弹落到内阁厅，但是总理府其他部分则安然无恙，继续使用。1945年2月3日美国轰炸机炸毁了大部分其余房间（包括快乐总理餐厅），之后不久，希特勒搬进了秘密地堡，从此不再外迁。希特勒秘书特劳德尔·荣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战争快要结束时旧总理府里的那些珍贵器物已被一些廉价陈设物品所取代。即使那些艺术品和家具在战后保留了下来，它们的下落也至今无人知晓。

【注释】

[1] 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译者注

第3章　精心设计的室内装饰——1935年摄政王广场公寓改造修缮工程

莱妮·瑞芬斯塔尔[1]在1935年拍摄的影片《意志的胜利》中，把阿道夫·希特勒美化成一个伟大的统一国家的巨人式领导者。无论是在主席台上面对全神贯注的观众发表演说，在纽伦堡中世纪式的大街上向冲锋队和党卫军行礼致敬，还是在战争纪念碑前赞颂阵亡士兵，希特勒都表现出一位国家领导应有的庄重举止和沉稳成熟。这部关于1934年纳粹党纽伦堡集会的文献纪录片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有助于消除该集会发生前数周的残酷的“罗姆暴动”的恶劣影响。那场暴动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希特勒的杀戮欲望和德国混乱的政治生活。但是随着1936年奥运会的临近——这位独裁者希望本届奥运会能够为他领导的政权赢得一场国际公关大胜利——希特勒正准备展开新阶段的外交谈判以实现其不断提出的领土要求，这位千面之人决心再次重塑其个人形象，以实现下一批政治目标。这需要取得外国政府的尊重和信任。而建筑可在这一粉饰过程发挥重要作用。其重要作用不仅仅限于纳粹党大多数标志性公共建筑，比如阿尔伯特·施佩尔设计的纽伦堡集会广场。在外交层面，旧总理府的改造扩建也体现出了政府街区的自信新风格。即便在表面上不事张扬的希特勒私家生活领域，种种变化也体现出泰然自若的稳健成熟过程。

1935年，特鲁斯特工作室对位于慕尼黑市摄政王广场上的希特勒公寓进行改造扩建，重新装修，总共花费12万德国马克，颇为奢华铺张。这笔费用相当于当年德国医生平均年收入的10多倍。与改造总理府不同，这次希特勒自掏腰包支付工程费用，资金就来源于出版商为他开设的银行账户。《我的奋斗》一书版税收入使他银行账户金钱满满，富富有余。希特勒利用高额版税购买了一套公寓住房，自信可以在那里接待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这样的世界级领袖。再次委托特鲁斯特工作室说明希特勒对他们改造扩建总理府感到满意，说明他相信特鲁斯特工作室有能力设计建造出符合他本人私家需要和身份地位的恰到好处的建筑形式。因为这是最具私家特点的居所，戈尔迪·特鲁斯特和伦纳德·高尔可以在不同于总理府或贝格霍夫别墅改造扩建工程的、更亲密的层面上开展合作。但是他们也找到了其他方法向外界表明，这绝不是普普通通的民居私宅。

在特鲁斯特工作室着手施工之前，希特勒上述公寓住房的状况如何尚不完全清楚。从1929年到改造修缮，那套住房里似乎住着好几位成年人：希特勒本人，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直到1931年自杀身亡），还有两对夫妇。第一对夫妇是恩斯特和马利亚·赖歇特，他们是希特勒在蒂尔施大街上租房的房东，当时希特勒同他们夫妇二人及其女儿在那里住了9年。他们搬到摄政王广场时，女儿安东尼·赖歇特应该16岁了，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她也同父母一道搬去。恩斯特·赖歇特自称是个商人，虽然他手头拮据以至于必须招个房客。据希特勒本人描述，他们在蒂尔施大街住的那套住房共有四五个房间。也许上述那对夫妇搬来时把家具也带过来了。

另外一对夫妇是刚刚结婚不久的乔治和安妮·温特尔夫妇，也同希特勒一道搬进来居住。乔治·温特尔给弗朗茨·里特·冯·艾普将军当贴身男仆，后来通过这位将军他见到了希特勒。1929年10月，33岁的温特尔在艾尔·弗拉格（希特勒的出版商）那里当包装工人。有时也在公寓里帮忙，包括在宴席上招待客人。乔治·温特尔24岁的新婚妻子安妮·温特尔成为希特勒的厨师和管家。后来在肃清纳粹分子影响的特别法庭上提供证词时，乔治·温特尔成功地为自己辩白说，1930年希特勒要求他加入党卫军是为了能够穿上军装招待宴席客人，或者帮助妻子处理公务，给纳粹大佬们留下合适的印象。虽然他没有参加党卫军的工作，但是他的军衔地位却上升了，他的外表形貌也越来越器宇轩昂、派头十足。温特尔声称，他的雇主在仆人服装上表现出来的虚荣心使自己在战争结束时被长期关押，吃尽苦头，几乎丢了性命。

温特尔夫妇在搬迁至摄政王广场16号时是否也把自己的家具带了过去，尚不得知。希特勒本人似乎没有什么家具。1948年在一次采访中安妮·温特尔透露说，他只从蒂尔施大街那里带来了卧室的家具，然后才开始添置新东西。戈尔迪·特鲁斯特后来回忆说，公寓里的家具陈设五花八门，大多是希特勒的朋友们提供的。1929年，希特勒富有的崇拜者爱尔莎·布鲁克曼从皇家家具供应商莫里茨·巴林那里为公寓购置了一些家具。有目击者后来声称，此时还从手工艺联合公司那里得到了几件保罗·特鲁斯特珍爱的家具。不过，根据安妮·温特尔的回忆，总体来说，在1935年改造修缮扩建之前，公寓里的家具陈设十分稀少。

室内家具如何摆放，谁住在哪个房间目前无法确定，只有格莉·劳巴尔的房间可能是例外。据温特尔战后交代，1935年改造修缮之前她和她的丈夫还有希特勒住在公寓一侧，劳巴尔和赖歇特夫妇住在另一侧。据温特尔和其他目击者透露，劳巴尔死后，希特勒就关上了她的房间，把它像圣地一样保护起来，一直没变。如果情况属实，1935年明显没有得到改造修缮的那个房间（在藏书室旁边）可以断定就是劳巴尔的房间（见图15）。希特勒的秘书特劳德尔·荣格也确定这个房间属于劳巴尔。再者，它的位置正对着摄政王广场，同调查劳巴尔自杀案件的警方描述也相吻合。希特勒的卧室在公寓改造修缮之后配有单独的私用浴室，位于对面较远的一端。有可能1935年以前他也一直使用这同一个房间。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并非像有些人猜测的那样希特勒和他的外甥女各自的房间彼此相邻。他们只是把居住空间相邻当成了关系亲密的证据。据说有一扇门直接把希特勒的房间通过浴室同邻近房间相连，由此引发了幽会的传言。其实在1935年公寓改造修缮之前，这扇门根本不存在。被错认为属于劳巴尔的相邻的房间以前是个狭小的女佣人房间，1935年才被扩建成一个舒适的会客室。

概括地来说，可根据建筑平面图和大楼内一些原有室内装修被保留下来的楼层情况，重新复制改造修缮之前公寓的样子。建筑师弗朗茨·波普在1907年至1908年设计这幢公寓大楼时，采用了当时慕尼黑流行的“新艺术”设计形式。带有曲线的实木线脚以及大门上方的圆形拱顶给人以雅致美丽、古色古香的感觉（见图16）。据戈尔迪·特鲁斯特透露，希特勒并不喜欢新艺术风格，认为它“过于极端”。1935年公寓改造修缮时拆掉了所有这样的新艺术装饰，代之以朴素的暗色直线条装饰形式。这种装饰形式是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国王广场上的纳粹建筑和德国艺术馆的显著装饰特点（见图17）。拆除隔墙，减少隔墙数量也使室内空间增强了明亮宽敞的感觉（见图2、15）。结果就是今天可以看到的非常现代简洁的特色。当然，公寓（现用作办公室）本身相对空旷也增强了这种视觉效果。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李·米勒来到这里，拍摄了一些希特勒家的室内照片。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她目睹达豪集中营囚犯挨饿和毙命的惨状，于是决意避免拍出光明现代的感觉，因为这同她刚刚在集中营里的所见所感差别太大了。她拍摄的照片绝不是交给建筑杂志向外传播的浮华照片，而是再现美国大兵占领独裁者巢穴情景的照片。大多数照片似乎拍摄于夜间，或者拍摄时拉下了窗帘。在有些情况下，米勒可能把室内物品陈设重新摆放布置了一番，所以拍摄出一种能引发幽闭恐惧症般的混乱效果（如在希特勒的卧室内），虽然她把室内描述为“非常宽敞，布置非常简朴”。1945年7月那期英国版《时尚》杂志上发表的这些黑暗拥挤的室内照片使当今看惯了这座公寓通风良好的内部的读者感到很不适应。

图15 1935年由特鲁斯特工作室改造修缮后的慕尼黑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公寓楼层平面图，未标明日期。

遗憾的是，那套公寓房间几乎没有留下其他任何照片。1935年针对《新潮流》杂志提出的请求，约瑟夫·戈培尔明令禁止拍摄旧总理府内希特勒私人房间照片（允许拍摄办公区和公共区照片）。戈培尔没有为自己的上述决定做出任何解释，但是此举表明即便对于在照相机前频频亮相的元首来说，有些空间仍然是拍摄禁区。不过保留下来的特鲁斯特工作室的大量设计图纸和规划记录了公寓改造修缮前后的变化。有一幅由建筑师高尔签字、标明日期为1935年1月的公寓楼层平面图，在当年2月初提交给了当地建筑管理部门。此图即体现出改造意见中扩建修缮后的一些变化。大多数施工似乎是在1935年2月至4月中旬展开的。由于那次施工规模较大，公寓套房内的那些住户全部搬了出来。竣工后，只有希特勒和温特尔夫妇搬了回来。4月29日，希特勒扬扬得意地向外界展示他的新家，邀请三位颇有影响力的女崇拜者前来赴宴。她们是尤妮蒂·米特福德、布伦瑞克公爵夫人（威廉二世皇帝的女儿）、威妮弗雷德·瓦格纳。

图16 慕尼黑摄政王广场16号一楼公寓门厅的当时面貌，其中的新艺术风格装饰也曾见诸改造修缮前的希特勒公寓。

图17 特鲁斯特工作室绘制的希特勒慕尼黑公寓大厅正视图。左边为大门，中间是衣柜，右边为厨房（约为1935年绘制）。

此次改造工程同总理府那次相似，只是规模有别，打通了公寓内的主要空间，重新安排设计室内布局以强化各种实用功能（见图2、15）。一进公寓向右拐，穿过楔形门厅，就来到原来的女佣房间和分开的大厅洗手间之处。这个洗手间被拆除以扩大女佣房间的面积，而这个扩大的房间又与一个同希特勒卧室共用的浴室相连接。爱娃·布劳恩可能在过夜逗留期间使用过这个浴室。希特勒卧室对面，公寓东南端原有那个方形房间旁边也是个比较狭窄的房间。两房之间的墙被拆除，修建了一个面积较大的餐厅，里面修有大理石壁炉架（它是装饰用的，后面安有暖气片），摆放着一张可围坐12人的餐桌。从餐厅可以进入公寓内最大的空间，里面安有两排凸窗。离餐厅最近的凸出的侧厅里有希特勒的书房，对面摆放着座椅，还有一个新安装的壁炉（见图18）。另外一个侧厅里包含一个坐息凹室，旁边的墙已拆除，使之和新建成的藏书室相连通（见图19，彩图12）。这片生活区的空间面积比总理府接待厅狭窄，但是特鲁斯特工作室营造出一种渐次展开的室内空间，一个空间顺畅地流转接通另一个空间。据亨利特·冯·席拉赫和特劳德尔·荣格回忆，希特勒对于公寓内的大房间情有独钟。他曾经对席拉赫说，人们需要空间来繁衍。这句话如果不是出自一位由于同样原因而赞成种族灭绝的狂人之口，倒也并不显出恶意。

图18 特鲁斯特工作室绘制的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公寓经过改造修缮的客厅室内墙体正视图，从中可以看到新壁炉（位于希特勒的写字台对面）和通向门厅的双开门（约为1935年绘制）。

公寓内这一整个部分全都交付给希特勒使用，从门厅向左转进入的西侧那部分变成了服务区。同一侧面朝广场的两个房间改造成温特尔夫妇居住使用的卧室、起居室和浴室。他们房间前面走廊里的一道墙将他们的生活空间与希特勒的生活空间分隔开来。温特尔夫妇房间对面的厨房为整个公寓里的住户提供饭食，也经过扩建，呈现出现代风貌。原来位于旧厨房内食品储藏室旁边的女佣房间和洗手间已被拆除。左边卧室区内一间旧有的女佣房间被略微扩建了一下。

公寓内的大部分家具和固定装置均由特鲁斯特工作室负责设计，外形简洁，保留传统特色，将装饰成分降到最低。许多设计元素后来又出现在国王广场纳粹建筑和德国艺术馆上，这些建筑的内部设计出自高尔和戈尔迪·特鲁斯特之手。例如，摆在藏书室附近一角的那张带有暗色大理石桌面的圆形咖啡桌——希特勒在这里接待客人——同国王广场希特勒办公室所在地元首宫里摆放的咖啡桌极为相似（见图19）。希特勒客厅的壁炉装饰采用了不同颜色的大理石——壁炉架大理石为砂土色，前面的地面大理石为红色。这种颜色组合重现在元首宫安有楼梯的大客厅里。另外，此处和餐厅里的壁炉架的沟槽线装饰形式同上述大厅和德国艺术馆里的暖气片外罩非常相像。公寓起居室（见图18）暖气片护栅上采用的方形网格纹也出现在元首宫大厅和室外阳台的栏杆上（后者已由保罗·特鲁斯特画出草图）。就连很有特色的门把手（圆柱上固定一个方形把手）在国王广场的纳粹建筑和德国艺术馆的门上也可以看到。藏书室和客厅之间装上了带有暗色木框的戏剧性的长方形门洞，同国王广场的纳粹建筑和德国艺术馆门框的醒目装饰形式如出一辙。由此可见，特鲁斯特工作室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装饰风格，私邸、官邸都能适用，大型建筑和一般建筑均可采纳。在简朴的古典主义建筑风格表现框架内，特鲁斯特工作室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色彩和材料，创造出独具特色、强有力的视觉语言。无论私邸、官邸，从特鲁斯特工作室的室内设计这一点上一眼就能辨认出元首的室内空间。

图19 英国首相张伯伦、希特勒与保罗·施密特（希特勒的翻译）坐在希特勒公寓书橱旁的客厅一角。1938年9月30日，张伯伦在签订《慕尼黑协定》后访问希特勒。希特勒的藏书和艺术收藏非常醒目地展现在这张公开发表的照片中，意在通过他的私家环境陈设向公众强调一个有教养之士而不是战争贩子的形象。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

希特勒公寓的规划和施工图纸体现出对于细节的高度关注，这也成为特鲁斯特工作室后来在工作中的一个显著特点。除新家具外，飞檐、镶板、门、把手、暖气片外罩、照明固定装置，甚至浴室瓷砖全都经过精心设计。浴室和厨房里非常强调卫生和合理的设计，这也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现代建筑特点。与国王广场上的建筑和德国艺术馆不同，希特勒公寓的设计不如原来设想的那样全面，因为需要摆放已有的家具，考虑温特尔夫妇在自己家里的品位特点（根据一件古旧家具发票上的说明，他们的品位似乎更加传统），还要使一个房间（可能是格莉·劳巴尔的房间）保持原样。希特勒并不在意自己的私家住处的这种混杂情况：他的三处居所全都经过改建修缮，体现出一种根植于过去的崭新面貌。即使在希特勒入住使用的全新国家建筑里，古典装饰形式的运用也体现着同过去的关联。但是在他的私家居所里，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旧式结构外在的保留和传承上。可能有人认为这种室内设计具有实用或象征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希特勒一生从未为自己建造过一处新家，而是不断地改造翻新，但仍然割舍不下对过去的缅怀。虽然也制订过建造新居的计划，但从来没有付诸实施。

特鲁斯特工作室另外一个室内设计装饰的显著特点是采用的材料，尤其是上佳的德国石材、木材，还有大量的意大利丝绸，然而其装饰效果并不花哨俗气。同希特勒本人一样，施佩尔也高度称赞戈尔迪·特鲁斯特的设计才华，并且认为她确立了希特勒的“官方品位”。施佩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戈尔迪·特鲁斯特为元首宫选择的材料及其颜色“素雅暗淡，对于希特勒本人偏爱华丽的审美品位来说确实过于质朴低调了。但是希特勒却是一见欢喜。当时富裕阶层中间流行的平和稳重的资产阶级情调中透露着一种无声的奢华，希特勒对此非常喜欢”。希特勒公寓改造工程也具有上述相同的内部装饰特点，不过其柔和素雅的情调可能具有欺骗误导作用。当时英国的亲德报纸《每日邮报》（在英国估计拥有读者450万~600万人）驻外记者乔治·瓦德·普莱斯以赞赏的笔调描述了德国元首表现出来的谦逊姿态：“希特勒居然住在这套朴实无华的公寓里，这表明他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他那谦逊的个人品位并没有改变。那是年收入为1500英镑的商人可能会买的那种住房。”但是没有任何一位中等收入的商人能支付得起那种低调改造装修的实际费用。以戈尔迪·特鲁斯特为希特勒购置的那张博物馆级波斯地毯为例。地毯商人曾在写给戈尔迪的一封信里详细描述了那块地毯，以说服戈尔迪做出购买决定。地毯尺寸为12×26英尺，是16世纪著名的皇家地毯“天堂地毯”的波斯复制品。地毯织工采用自然主义手法描绘了鹿、黑豹、狮子、公牛和其他一些真实与想象中的动物，四周背景的景色上点缀着翠柚、石榴和开花的苹果树等。地毯商人介绍说，那张地毯估计总共有1540万个结，一位织工即使每天织个不停，也要用14年的时间才能织完。10500德国马克的售价超过一位普通商人薪金的许多倍。

托马斯·琼斯是一位前高级公务员——英国内阁副部长，曾于1936年5月17日拜访希特勒，商讨希特勒邀请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访问德国事宜。他以熟悉英国上层社会人士的那种洞察财富的眼光观看了希特勒公寓的室内摆设装饰。他在日记中写道，他“被带进了一间宽敞的客厅，客厅一端是个凹室，摆满了书籍，很多都是带插图的四开本书。装饰很纯净，是维多利亚式的。客厅里有一幅作曲家瓦格纳的小幅肖像，一幅俾斯麦的半身肖像，作者是伦巴赫。此外还有费尔巴哈、克拉纳赫、施温德、祖格尔和勃鲁盖尔等人创作的绘画作品。没有任何现代作品。我们仿佛置身于1880年英国格拉斯哥市帕克特雷斯的一位船主的客厅里”。在琼斯看来，眼前的家居环境颇有一种亲切沉稳之感，同危险的激进分子毫不相干。而这恰恰是希特勒及其发言人力图向外界传递的信息。在去往慕尼黑的前一天，琼斯会晤了即将上任的德国驻英国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后者引用希特勒本人的话说，“我是保守派中最保守的人士”。不可否认，琼斯对希特勒抱有良好的印象。他曾被历史学家戈尔登·亚历山大·克莱格描述为“后来被称为绥靖派人士中最热情、最天真的成员”。但是那次拜访又进一步使琼斯确信了希特勒体面可敬的一面。克莱格写道，他回到英国后决心说服鲍德温接受访德邀请。

虽然琼斯解释说他在慕尼黑而不是在柏林拜访希特勒，是因为这位德国领导人已经返回去参加司机的葬礼，但是希特勒决意把自己的私家居所展示给琼斯和瓦德·普莱斯，这绝非偶然。尽管这两位拜访者看法不同——瓦德·普莱斯认为希特勒公寓不仅更加素雅低调，而且更加具有鲜明的现代气息，但是他们离去时都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希特勒显然十分愿意在他的私家环境中接受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的拜访。正如他毫无疑问希望的那样，这样做所取得的效果就是向外界传达一种绝对正常，甚至正常得有些乏味的印象，帮助消除那些关于他的私生活道德堕落的生动谣传所形成的记忆。确实，希特勒公寓内这种十分平庸乏味的情调亦曾使李·米勒在战后走进公寓时感到紧张不安。

对于希特勒来说，使英国外交家和新闻记者相信他同他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德国迅猛扩充军备，已经威胁到了英国的国家利益。虽然他根本不想让他的国家停止军事化进程，但是他深深懂得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能够帮助他实现更大目标，避免同英国展开一场他认为有可能输掉的军备竞赛。由于担心爆发另一场战争，许多英国人一厢情愿地认为通过谈判协议可以更好地控制军备，实现欧洲和平安全。1935年6月签署的《英德海军协定》对于希特勒而言是一次惊人的成功之举，因为它使德国摆脱了由《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它的海军限制，为这位独裁者一心希望的同英国结盟对付法国和苏联奠定了基础。在说服英国举行谈判方面，希特勒表现出的泰然自若的可信姿态也发挥了一定作用。1935年5月21日，他在德国国会发表了一次重要的“和平”演说，提倡举行谈判，承认英国的海上优势，并许诺尊重一切谈判内容，在英国引起“一片如释重负的评论赞扬之声”。在把他新近经过改造装修的慕尼黑公寓展示给英国客人的时候，他深深懂得，如同安慰之言一样，室内摆放的器物和家具也能为他传情达意，在旁观者的心里为公寓主人树立起一个自己极想看到的个人形象。

《每日电讯报》是英国一家深受政治上保守的中上层社会读者所喜爱的报纸。该报在希特勒发表国会演说数周之前曾经描绘了一幅图画。1935年4月25日，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专门报道摄政王广场希特勒公寓的改造修缮情况，称希特勒亲自监管施工情况，“室内所有陈设和装饰皆按希特勒本人的设计进行施工安排”。由于文章内容来源很可能是纳粹自己的新闻办公室，把公寓内的施工创意功劳错算在希特勒头上似乎是有意为之。文章还进一步报道说“这位元首非常热爱德国18世纪艺术”，最近刚刚“从一位美国商人那里购买了6幅由18世纪德国艺术家创作的绘画作品”。文章又提到了希特勒对于音乐的热爱，“他的公寓房间装饰采用了具有英雄气概的蓝、金黄、白三色色彩设计形式。瓦格纳的歌剧使这种色彩设计天下闻名。室内陈设全都采用这同样的风格”。（这篇文章还刊登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标题是《希特勒的品位彰显出瓦格纳的影响》。）通过私邸空间的改造装修，希特勒被描绘成当之无愧的艺术家和作曲家。这篇文章既暗示了他的财富，又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如此钟情于艺术和文化，就连他枕头的颜色都述说着他的理想主义。可能有人会说此处暗含荒诞之意，因为这篇文章标题的用词是“巴洛克式”，这既可指希特勒所喜爱的风格（据该文认为），也可以指公寓内的精美装饰。尽管如此，通过私邸内部空间显现的有文化教养的公寓主人形象在这篇文章中保留了下来。

希特勒公寓所在的位置也有力地增强了上述联想程度。摄政王广场是一个雄伟壮丽的大型广场，也是慕尼黑四大皇家大道之一摄政王大街的终点。这条宽阔的大道始建于1891年，非常凸显那些优美的建筑元素，比如壁阶结构、曲线形状和绿色空间。摄政王大街起始于巴伐利亚首相故居卡尔亲王宫，沿对角线向东伸延一英里多，然后抵达摄政王广场（经过广场后，大道向南拐去，变得狭窄，然后继续伸延四分之三英里）。虽然赐有皇家大名，但是这片区域却同19世纪晚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联系在一起，而资产阶级正是希特勒于1929年入住公寓之后需要为自己的事业争取的对象。

从摄政王广场16号往西不到200码，矗立着摄政王剧院，该剧院于1901年作为瓦格纳戏剧节庆演剧场向公众开放。剧场演出的整体设计参照了作曲家瓦格纳本人提出的意见。首演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门票20德国马克，相当于工人平均一周的工资收入。当年希特勒正是在这里首次观看了瓦格纳歌剧在慕尼黑的演出，后来则经常定期参加剧院每年举行一次的瓦格纳戏剧节，非常关注剧院大门口上方的题词“献给德国艺术”。1932年，经济不景气迫使剧院关门，遣散演职人员。希特勒执掌大权之后没过几个月剧院重新开业，上演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1933年11月9日正逢啤酒馆暴动失败十周年纪念日，剧院新任艺术总监为纪念这一新政治时代，组织上演了弗雷德里希·福斯特-伯格拉夫创作的纳粹戏剧《天下负一人一人为天下》。第二年，剧院由纳粹组织“快乐力量”接管。该组织将其称为“德国工人文化中心”。剧院改名为“人民剧院”，继续上演戏剧，但是所演出内容日益充斥着宣传性的剧目，其艺术性甚至遭到了为纳粹报刊撰稿的评论家们的质疑。虽然票价较低，只有0.9马克，但是剧场座位经常空着一半。

希特勒公寓附近同瓦格纳和德国艺术相关的建筑物更是随处可见。一座巨大的瓦格纳纪念碑坐落在剧院右侧的一小片树丛中。这座纪念碑由雕塑家海因里希·瓦德瑞创作。建成于1913年的纪念碑所用的大理石块用30匹马从采石场运到当地火车站。石材产自贝希特斯加登的翁特斯伯格山，正对面就是希特勒为自己建造的山中别墅。沿摄政王大街往西走，很快便抵达斯塔克别墅，这是象征主义艺术家弗朗茨·冯·斯塔克的私邸。斯塔克的作品备受希特勒赞赏，并成为希特勒的艺术收藏品。斯塔克的几幅绘画作品就挂在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内，其中包括一幅色情裸体女画《罪》（另一版本现今可在这位艺术家别墅内看到）。1936年5月，一座巨大的亚马逊女勇士骑马青铜塑像（1913年斯塔克设计）竖立在斯塔克别墅前。当年夏季，别墅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斯塔克私邸是这位艺术家工作室19世纪后期推出的最佳建筑典范之一，也是私家场所成为广泛的社会文化交往活动的重要空间之范例。这种在家中进行社会文化活动的潮流在慕尼黑和维也纳达到高峰。作为活动在这两座城市当中的一名胸怀大志的年轻艺术家，希特勒肯定也梦想过举办自己的艺术沙龙。希特勒所崇拜的许多艺术家，比如汉斯·马卡特、弗朗茨·冯·伦巴赫、阿诺德·勃克林、弗朗茨·冯·斯塔克和理查德·瓦格纳等人当年均以其独创性的卓越艺术沙龙闻名遐迩。希特勒尤其敬重维也纳人马卡特，因为此人通过奋斗拼搏，从贫困当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当时泰斗级艺术家，其艺术工作室闻名整个欧洲。有些艺术形式在建筑上也很有影响。例如，马卡特工作室本身那种豪华舒适的波西米亚风格室内装饰流播甚广，在19世纪末期为资产阶级家具内部装饰引导了新的时尚潮流，其中体现出艺术性的随意凌乱的浪漫理念。

离开斯塔克别墅，沿摄政王大街往西行走不到半英里，便可看到壮观气派、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沙克美术馆正面（美术馆由摄政王广场建筑师麦克斯·里特曼设计），馆内有外交官阿道夫·弗雷德里希·冯·沙克收藏的绘画作品。这批绘画收藏品全都是19世纪德国画家创作的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这里是希特勒在慕尼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这些作品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艺术品位和后来的艺术收藏活动。事实上，1939年，希特勒曾打算在沙克美术馆建造一个“元首博物馆”，专门展出他自己的艺术收藏品。离沙克美术馆不到200码处矗立着庞大的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馆内收藏着丰富的德国南方艺术品，作品按年代排列，从中世纪到20世纪初期。虽然这座博物馆十分庞大，但是建筑师加布里埃尔·赛德尔在其外观体积上作了巧妙布局安排，没有使摄政王大街相形见绌。1929年，在博物馆对面，摄政王大街南端，计划建造一座新藏品博物馆大楼，作为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分馆，专门收藏现代设计作品（如包豪斯学院或德国工厂联合会的艺术作品）。虽然希特勒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公开排斥这些机构的现代审美观念，但是他所领导的政府却不断地在工业产品设计生产中运用他们提出的许多理念。

最终，在摄政王大街的起点，希特勒建造了他构想的德国艺术馆。建馆工程于1933年委托给了保罗·特鲁斯特，由戈尔迪·特鲁斯特和伦纳德·高尔于1937年合作完成（见图20）。这座巨大的艺术馆原本计划同德国建筑馆（1939年由高尔设计）形成珠联璧合之势。如果德国建筑馆修成，将直接矗立在大街对面。距德国艺术馆不远就是摄政王大街的街首。卡尔亲王宫这座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大厦1803年由卡尔·冯·费舍尔设计建造，1937年经改造后用作接待外国贵宾，而第一位贵客便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

所以，当1929年希特勒终于抛弃了波西米亚式的个人形象，过上了适合国家领导人的更加稳定的家庭生活时，他选择了一处对于更宽阔的政治视野来说蕴含着丰富象征意义的栖身之地。通过摄政王广场上的私家居所和摄政王大街上的建筑工程，希特勒就是这样沿着特定的德国文化艺术之轴塑造自己，定位自己。在轴的一端，生活着集艺术家和政治家于一身的新德国元首；在轴的另一端，矗立着他最伟大的庙堂——德国艺术馆。沿着整个轴线，你可以看到许多主题主旨——根植于艺术、音乐和建筑之中——被希特勒反复运用，以构建他理想中的雅利安超级神话般的幻象。

图20 慕尼黑市德国艺术馆，由保罗·特鲁斯特设计，戈尔迪·特鲁斯特和高尔负责修建。照片显示了1937年7月德国艺术节的情景。这张照片被海因里希·霍夫曼和艾伯特·伯克哈德收入一个立体相册中，命名为“德国艺术之日”。照片的原有说明文字是“磐石阵线和钢铁阵线”。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

上述那些理想或明或暗地均以暴力为基础，而摄政王大街在第三帝国期间的变化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暴力的迹象。希特勒保留了摄政王大街上最著名的纪念碑——和平天使纪念碑。这座纪念碑1899年落成于鲁特博尔德大桥东侧。鲁特博尔德大桥横跨于伊萨尔河，连接着摄政王大街。与柏林的纪念1871年促成德国统一之战的同类飞翼纪念碑不同，坐落在慕尼黑市的和平天使纪念碑庆祝的是后来随之出现的长久和平时期。尽管看上去有些不协调，但是连这样一个象征物都可以被纳入希特勒的自我神话化当中。在1939年入侵波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希特勒继续把自己装扮成一心避免冲突之人，只是一遇劲敌便立刻采取行动。在第三帝国时期，“和平天使”目睹了摄政王大街上的整个军事化进程。按赫尔曼·戈林的命令，一个长近250码、雄伟壮观的区域航空指挥部于1937年至1938年间建成于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对面（此处曾打算作为新藏品博物馆大楼）。支持纳粹的保守派建筑师杰尔曼·贝斯特尔梅耶受命设计这一巨型建筑。他在窗户上方的三角形饰物上嵌入了钢盔图案，并在大门和铁栅上饰有纳粹党徽图案。所有这一切至今仍可见到。航空指挥部和德国艺术馆这两座庞然大物矗立在摄政王大街上，使人颇有压抑之感，这是原来策划者们竭力加以避免的后果。这两座庞大建筑物破坏了连接城南城北的那些绿色空间的连续伸延状态。在位于威廉·退尔大街和布鲁克纳大街之间的那段摄政王大街上（摄政王广场以东，距希特勒公寓约150码），纳粹当局于1942年至1944年间修建了一系列模范住宅小区，把防空塔也纳入了设计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模范住宅小区里，每套宽敞舒适的住房都有通向中心地堡的私家大门。纳粹世界观认为，美好家园理应带有地下防爆掩体。

1939年年末，希特勒在摄政王广场16号拥有了自己的秘密地堡，耗用钢材近五吨，建在后院里。保留至今、镶有橡木墙板的地堡内部完好无损。一年前，即1938年12月27日，希特勒花费14万德国马克买下了整幢公寓大楼，结束了他身为租客的漫长阶段。但是其他租户继续住在那里。正如瓦德·普莱斯指出的那样，尽管这些邻居都受到过纳粹秘密警察的全面审查，鉴于上萨尔茨堡极为严格的保安措施，他们能继续住在希特勒公寓也着实使人吃惊。出于小心谨慎不批评纳粹政权的考虑，瓦德·普莱斯只能认为这些邻居有同希特勒共享安全的“优势”。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的行动自由和其他自由受到了多大限制？公寓外面有两名党卫军警卫巡逻，另一名党卫军警卫控制着通向临街大门的过道，还有一些侦探一天24小时都驻守在一楼的一套房间里。显然，希特勒感觉受到了充分保护，可以在那里放松身心，甚至接见达官贵客和世界领导人。最引人注目的是1937年接见墨索里尼，第二年又接见了张伯伦。

在张伯伦来访之际，希特勒同意拍摄他的公寓并将照片对外发表，这在第三帝国期间是唯一一次（见图19）。照片由海因里希·霍夫曼拍摄于1938年9月30日上午。当天张伯伦主动提出私下会晤德国领导人希特勒。前一天白天和晚上，希特勒、张伯伦、墨索里尼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尔经过争论，最终签署了《慕尼黑协定》，注定了捷克斯洛伐克遭到瓜分的命运。第二天上午，张伯伦前往公寓拜访希特勒，要求他签署一份简短的联合声明，大意是《慕尼黑协定》和签署于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象征着我们两国人民永远不再相互开战的愿望”。张伯伦认为，如果希特勒同意签署，后来又不信守诺言，就可以向全世界暴露他的真实人品。希特勒当时尽管情绪低落，还是签署了这份联合声明，但是对其内容没什么兴趣。张伯伦满心欢喜，认为他已经把希特勒逼上了绝路。

照片显示，张伯伦、希特勒和他的翻译保罗·施密特坐在客厅的凹室一角，旁边是藏书室。希特勒占据照片中心位置，四周呈现出显示其文化教育的器物摆设：左边是一排排的精美藏书，前面摆放着艺术品，其中有一件好像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头像，另一件是一位年轻人的半身铜像（也许是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卢卡·德拉·罗比亚的作品），身后墙上挂着一幅爱德华·冯·格鲁茨纳创作的油画。这是19世纪时的一位慕尼黑画家，深得希特勒的喜爱。照片中心设计的人物场面把希特勒展现为一位有文化教养的人士，更具体地说，是一位有着古典爱好的德国人，巴伐利亚人。在谈话过程中张伯伦问道，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抵抗，是否会轰炸首都布拉格，或者发动空袭，屠杀妇女和儿童。对此希特勒回应说，“一想到婴儿被毒气弹杀死，他就感到厌恶”。希特勒身旁那些精心挑选的器物似乎支持印证着上述情感，表明他是一位胸怀欧洲最高文化价值观的人士。

1935年，希特勒公寓经过改造修缮之后，特鲁斯特工作室继续装修公寓，购置所需的用品。1942年5月19日订购了六个镶金边的笛形长香槟酒杯，要求“火速”送到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难道又有什么好事要庆祝吗？也许是来自将军们的战场喜报。甩掉格拉斯哥船主的外衣披上勇武之王的战袍之后，希特勒挥师横扫大部分欧洲大陆。在第二场攻击哈尔科夫[2]的战斗中，纳粹德国的国防军正在歼灭苏联军队。5月16日，在攻占刻赤半岛的战斗中，德军统帅部宣布已经占领刻赤市[3]。几天之内克里米亚防线土崩瓦解，17万苏军连同大批坦克和枪支一起被俘获。

即使希特勒打算举杯庆祝上述胜利，一年后那些香槟酒杯也要在柜橱里落满灰尘。1943年春夏两季，戈尔迪·特鲁斯特又订购了数套新家具、窗帘和地毯以及其他装修用品，总价值超过24000德国马克。这项工作开始于斯大林格勒向德军投降之后，一直持续到轴心国军队在北非吃了败仗，盟军进攻西西里岛。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关心着室内新装修，只能说是一种疯狂举动，旨在摆脱战场惨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鉴于希特勒倾向于把政治和设计结合在一起，因此不难理解此中还有更深一层含义。随着德国在1943年呈现战场颓势，希特勒的谋士们力劝他同斯大林或丘吉尔举行谈判，消除其中一个战场。尽管戈培尔在1943年2月正式宣布发动“全面战争”——希特勒在同他的敌人举行谈判的问题上表现得毫不妥协，固执己见，但是在盟军炸弹开始雨点般向慕尼黑倾泻，重新装修公寓在大多数租户看来纯属病狂举动的情况下，希特勒打算再把公寓装扮一新，这很有可能表明他准备举行新一轮外交谈判。至少他在期望接见一些重要来客，给他们留下良好印象。

【注释】

[1] 莱妮·瑞芬斯塔尔（1902~2003），德国电影演员、导演、摄影师、舞蹈家，曾效力于纳粹政权。——译者注

[2] 乌克兰第二大城市。——译者注

[3] 克里米亚港口城市。——译者注

第4章　从瓦氏小木屋到贝格霍夫别墅——帝国的私家面孔

1928年10月，一个边缘的政治集团领导人在阿尔卑斯山区租下了一个小木屋。四年后这个小木屋对德国议会最大党派的领导人来说已经变得过于狭小。随着希特勒在政治仕途上吉星高照，平步青云，原有那座山中木屋难以容下众多宾客。1932年秋季，希特勒授意第一次启动改造扩建工程。这次以及随后的几次改造扩建工程将原有的山中农舍改建成了一座雄伟壮观的城堡。

原有的建筑设计（1916年至1917年）只是一座简朴的二层结构。一楼建有一个客厅，从实木门廊进入，一间带有食品储藏室的厨房，一个女佣房间，一个洗手间；二楼在前屋设有两间大卧室，后屋设有两间小卧室，还有一间浴室。1933年秋季，根据前一年9月完成的设计图纸，在木屋下面的斜坡上修建了一个车库，在上面又修出一个平台；另外修建了一个暖房，伸展在平台上面，拆掉了原有门廊。在暖房之上的两间前屋卧室修建了一个较大的阳台。木屋右侧修建了以供客人和卫兵使用的长形房舍。此外还挪移扩建了房前车道（见图21）。虽然希特勒的首席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声称以上设计出自希特勒手笔，但是实际上在设计图纸上署名的却是慕尼黑建筑师约瑟夫·纽迈尔。此人是纳粹党早期成员，希特勒对他相当了解。

早在1928年租下瓦氏小木屋时，希特勒就已经从木屋女主人玛格丽特·温特尔那里取得了优先购买权。这位上了年纪的寡妇当时住在德国北部小镇布克斯泰胡德，原本不太想出售小木屋。但是希特勒一次登门拜访使她下定决心。1932年9月17日，她签署了售屋协议，定价为4万金马克（大约相当于175000德国马克）。1933年6月26日，大约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五个月之后，他出资将小木屋连同屋内所有陈设物品一同买下。温特尔此前一直坚持确保木屋售价参照金价、美元和其他欧洲货币，以免在大萧条之后遭受德国经济不稳定形势的影响。正是经济大萧条很快使希特勒执掌了大权。

即使增建了一些房间屋舍，由于宾客不断增加，还是使人感到瓦氏小木屋空间狭窄，生活便利设施不足。《纽约时代杂志》有篇文章在回顾希特勒这段时期的居住条件时声称，“每当有客人在此逗留过夜时，就连希特勒党内第二号领导人鲁道夫·赫斯这样的显要人物也不得不睡在支在外面或车库的帐篷里”。希特勒的贴身男仆海因茨·林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暖房是招待客人吃饭的地方，那里非常拥挤。客人们用过餐后必须把餐具摞起来，帮勤务兵一把，因为空间太狭小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以后，安吉拉·劳巴尔尽心尽力地满足他对安排家务提出的最新要求。在当年春夏两季保留下来的厚厚一摞发票中，我们看到她添置了不少家用物品，购买了盘子、玻璃饮具和餐具、烘烤用具、灯具和装饰用品（大量制作甜食的器皿、配料表明希特勒爱吃甜食，包括半球形冰淇淋）。奇怪的是，当年6月她还购买了五个夜壶，也许是供刚刚建成的附属房舍客人使用，因为屋内五个房间共用一个洗手间和浴室。此外还购买了鲜花、攀缘植物、灌木、草坪和园艺工具设备。这说明对于房前屋后的景观更加注重美化维护了。上述购物收据不仅反映出需要进一步配备完善室内外日常生活设施以接待这位总理不断涌来的新客人，而且还反映出他进一步增强了私家生活形象意识。

图21 约瑟夫·纽迈尔绘制的上萨尔茨堡瓦氏小木屋的扩建施工图，标注日期为1932年9月8日。此图于1933年3月29日获得当地建筑部门批准。安吉拉·劳巴尔和玛格丽特·温特尔作为房屋主人在图上签字。右下角为改道后的车道。

1935年夏季，希特勒决定大力扩建瓦氏小木屋家园。1936年7月竣工后，他将之重新命名为贝格霍夫别墅。阿尔伯特·施佩尔在回忆录中谈到最初构想时写道，设计方案从一开始就受到设计者容易冲动、过度自信性格的不良影响：“希特勒不仅仅画了贝格霍夫别墅的设计草图，还向我借去了制图版、T形尺和其他工具，按比例画出房屋的楼面布置图、透视图和剖面图，拒绝任何帮助，一意孤行。”虽然施佩尔指出希特勒在设计上极为用心用力，但是他缺乏施佩尔所说的训练有素的建筑师应有的职业习惯。“大多数建筑师都会把各种不同的想法先写在纸上，然后看一看哪种想法最适合进一步细化扩展。希特勒的典型做法是认为首先闪现出的想法就是直觉上正确的想法，并且毫不犹豫地把它画下来。”施佩尔描述了“不切实际”的楼面布置图上所存在的许多缺陷，认为“技术学院的教授只能给D等评价。另一方面，这些笨拙之处也使贝格霍夫别墅带有强烈的个人特色。这个地方的设施仍然只适用于从前的那个周末小屋的简单活动，只是比例扩大了”。

图22 阿洛瓦·迪加诺绘制的瓦氏小木屋西北面扩建施工图（标注时间为1935年11月16日），此图于1936年1月22日获得当地建筑部门批准。

施佩尔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建筑师阿洛瓦·迪加诺这个名字。然而正是此人的签名赫然出现在国家档案中保留的贝格霍夫别墅建筑设计图上（见图22至图24）。迪加诺这位建筑师主要工作在巴伐利亚州泰根湖畔小镇格蒙德，以现代化而又不媚俗的阿尔卑斯山区设计风格而闻名。1933年6月他见到了希特勒，此前这位德国总理非常欣赏迪加诺不久前在泰根湖畔圣齐林为纳粹党财长弗朗茨·克萨维尔·施瓦茨设计修建的住宅。当年晚些时候，迪加诺又在上萨尔茨堡设计建造了赫尔曼·戈林官邸，改造扩建了邻近的土耳其旅馆（用作党卫军住所）和普拉塔霍夫酒店。后来迪加诺还为菲利普·布勒、海因里希·希姆莱和麦克斯·阿曼等人设计住宅，设计总理府贝希特斯加登分府。另外还设计了两所精英学校：一所是建在巴德-图尔茨的党卫军军官学校，另一所是建在菲尔达芬的纳粹党干部学校。这样一位备受尊敬、拥有一家大型公司和20年以上从业经验的建筑师，不可能随随便便在一位业余设计者的设计方案上签字提交建筑当局，即使这位业余设计者是阿道夫·希特勒。据当年新闻界报道，希特勒首先提出基本构想，然后由迪加诺加以细化扩展，完成设计方案。但现有证据仍然表明，希特勒既是一名客户，又是一位设计者。1936年9月，慕尼黑及上巴伐利亚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写信给帝国总理府总管汉斯·兰马斯，讨论迪加诺制订的贝希特斯加登总理府设计方案。他警告说应该对建筑师加强监督指导力度，并把希特勒对于以往委托迪加诺所完成的设计方案的影响说成是“决定性的”。他甚至还说：“设计方案基本上是元首本人提出的，迪加诺几乎只是元首构想的执行者。”在贝格霍夫别墅新建主体部分的一张草图上可以看到影响程度有多大。施佩尔在回忆录中收入了这张草图，并确认是希特勒本人所画。虽然这张草图同最终竣工的建筑有所不同，但是仍然体现出尺寸比例和基本特点。比如保留了原有的小木屋，将其安置在又长又斜的屋顶轮廓线下，一楼安装了一扇巨窗，二楼安装上了三扇窗户，建造了一个大阳台，屋顶下面设有一个凉廊。

图23 阿洛瓦·迪加诺绘制的瓦氏小木屋一楼扩建施工图（标注日期为1935年11月16日），此图于1936年1月22日获得当地建筑部门批准。

最初的瓦氏小木屋模仿当地农舍建筑风格。希特勒打算继承这一当地传统，只是规模上有所变化。尽管还有一些明显的例外，比如那扇巨窗，但扩建部分大体上接近当地的建筑形式或当地常规。例如，带有悬吊式屋檐的低矮屋顶在这一地区极为常见，能有效应付多雨的阿尔卑斯山气候（见图22）。楼上的阳台和屋顶下的凉廊也是上巴伐利亚地区农舍常见的建筑特点。扩建部分主要采用工业材料，但是内部覆面却具有传统木材灰浆结构的韵味。建在房屋东侧的低矮耳房其先例原型就是农民住房一侧经常搭建的牲畜棚。再者，保留最初的那座瓦氏小木屋使人不禁想起这一地区的一个常见做法：把较小的建筑纳入扩建部分当中，虽然这样做经常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也许希特勒喜欢老旧房屋，出于感情方面的原因想把它保留下来。他没有必要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才这样做。但是其中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到1935年，这座房屋已经具有偶像象征的意义，得到许多德国人的钟爱。因此，希特勒很想保留由它而引起的强烈联想，力图避免给人留下已同自己的过去渐行渐远的印象。

图24 阿洛瓦·迪加诺绘制的瓦氏小木屋二楼扩建施工图（标注日期为1935年11月16日），此图于1936年1月22日获得当地建筑部门批准。

希特勒开始改造扩建瓦氏小木屋时，于1933年和1934年购买了一批图书。购书发票显示其中有几本民居建筑和乡土建筑方面的专著，包括有关德国农舍建筑的参考书。这表明希特勒当时不仅在考察贝希特斯加登地区的农庄建筑，而且还更广泛地阅读有关此种建筑的建筑史和文化史。希特勒将其私邸重新命名为贝格霍夫，意为“山中农场”，表明他有意将其与农业传统联系在一起。在政治上而言这是一种选择策略，体现着卑微出身，体现着同生产力和德国民众的联系。同时代德国新闻界在报道元首的新居所时，纷纷炒作宣传“扎根于本土，名副其实的山庄”形象。

一走进山庄别墅内部，上述种种幻象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有些房间还能使人想起传统的地域样式或实用功能。特鲁斯特工作室受命负责室内装饰，于1935年晚秋开始施工。当时贝格霍夫别墅正处于建造当中。迪加诺主要负责建筑结构，特鲁斯特工作室则全面负责室内装饰，涉及天花板、墙壁、门、地板、照明设施、家具、陶瓷烤炉、壁炉、窗帘帷幔、地毯、装饰品和艺术品等许多环节。然而这两个公司之间的界线有时也变得模糊不清。至少有一次，戈尔迪·特鲁斯特试图对建筑设计本身进行干预。

在原有的房屋当中，特鲁斯特工作室面对的是符合实业家心中山乡别墅形象那种相当花哨艳俗的内部装饰（见彩图2）。在这层媚俗的装饰之上，希特勒及其追随者们又加上了另一层媚俗——摆上了元首崇拜者赠送的各种全套纳粹礼物。从瓦氏小木屋照片上看到这样的东西摆得到处都是，也着实令人目瞪口呆——冲锋队员以挥手敬礼的身姿出现在吊灯之上，垫子上绣有纳粹党徽图案，就连柳条椅的两侧也编出了纳粹党徽图案。特鲁斯特工作室撤除了这些纳粹党象征之物，使整座宅邸变成了新帝国的一个象征。然而说服希特勒放弃上述那些物品不可能是件容易的事情。当施佩尔前来参观瓦氏小木屋看到大量此类物品时，他说道：“希特勒有些尴尬地对我发表意见说：‘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好看，可许多都是礼物。我真不想把它们扔掉。’”这对于以下情况可能有些促进作用。1933年以后希特勒政府已宣布滥用上述“国家”标志（包括纳粹党徽）为违法。虽然并不总是遵守自己颁布的法律，但是纳粹党当局明令根除含有纳粹党标志庸俗艺术品之际，要是让上述物品出现在公众瞩目的希特勒私邸，形象上显然会有失体统。

从瓦氏小木屋原有乡村风格客厅的前后形象变化可以看出特鲁斯特工作室对室内装饰进行了多大程度的现代化改造，同时又不失地域情调（见彩图2、3）。在改造扩建中保留了原有巴伐利亚特色的隐蔽角落，搬掉了细长而不结实的油漆家具，代之以风格比较简洁的厚重直边家具。传统式深绿色陶瓷烤炉（四周摆放着长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灰绿色陶瓷烤炉，上面饰有慕尼黑艺术家苏菲·斯托克创作的浮雕瓷砖画，画中描绘了身穿当地传统服装的各色人物。顶上安有杂物架的油漆木门被撤掉，装上了一扇圆拱顶有窗的简洁的门。油漆木线脚同样被拆掉，代之以朴素的深色木料。那盏饰有冲锋队员雕像的精致吊灯不见了，安装了一个比较简洁的照亮装置。色调搭配只剩下红、绿和乳白等几种鲜明的颜色。占主导地位的是几何图案，而非花卉图案。然而室内并不缺乏丰富的视觉效果，再加上温暖的烤炉，使整个空间极富魅力。这个房间用作前厅，客人们等在那里准备进入相邻的大厅，或者等待元首从大厅中现身。

乡村风格客厅自身的亲切感觉和其三维尺寸，随着由压缩空间向开放式空间的移动，更加凸显了大厅宽阔宏大的特点。那是一个超大型长方形房间，地板以楼梯为界分为两层，曾经对特鲁斯特工作室构成最大设计挑战（见彩图4，图23）。大厅长42英尺，宽74英尺，高18英尺，大小相当于一个小型体操馆，用作多功能代表性场所，可供希特勒在那里接见国内外贵客，同部长、将军们举行会议、官方聚会、宴饮娱乐与社交活动。大厅南端修建了一个大型的大理石壁炉，对面是一扇全景式巨窗，高12英尺，长达28英尺以上（见彩图5，图25）。据说希特勒就是在家工作潮流的开创者，他最想在这间大厅里坐在舒服的沙发上遥控统治他的帝国。

这样的超大房间可在中世纪大厅里找到先例。此类多功能共用空间通过房间长度、房顶高度或大厅正中壁炉炉床的大小等设计元素，向外界展示着庄园主的社会地位。希特勒也许正是利用这种同封建权力有关联的私邸建筑模式，加强自己同一个当地传说的关联程度。据民间传说，在翁特斯伯格大山里（从大厅的巨窗望去，山色地貌尽收眼底）曾经沉睡着查理曼大帝的王庭（有时说是巴巴罗萨的王庭），等待着天赐良机唤醒国王和他手下的骑士们血雨腥风大战一场，迎接一个光荣新帝国的诞生。希特勒曾经对施佩尔说：“你看那边就是翁特斯伯格山。我的住宅就在它的对面，这绝非偶然。”巍巍高山仿佛将中世纪神勇国王的象征性存在映射进室内，但也许大厅本身就是用来再现希特勒想象中的深山王庭。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为他的私邸所命之名也就带有不同的深意：“贝格霍夫”虽然常被理解为意指“山中农场”，却另有一层“山中王庭”之深意。

图25 贝格霍夫别墅大厅，从中可以看到壁炉（大约摄于1936年）。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许在心中还存有一个现代意味更加明显的大厅建筑先例，符合他自诩的集艺术家和政治家于一身的个人形象。他也许留意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伟大艺术家的著名工作室：那都是一些宽敞的多用空间，既可以从事艺术活动、生活度日，又可举行社会活动。希特勒非常欣赏汉斯·马卡特在威尼斯那间著名的画室及其累积形成的层层“记忆”，他本人想立即打造出用于构建自我神话的各种空间。1885年由鲁道夫·冯·阿尔特创作的以出售前的马卡特画室为题材的著名画作，描绘了艺术家马卡特一幅巨大的历史题材油画，这是马卡特所擅长的。希特勒认为政治即是艺术。他也许将大厅里那扇展现永恒的、不可战胜的“德国”大自然的巨大窗户看作是自己的油画；把窗户下面那张他和手下将军们用来研究地图、长达14英尺的翁特斯伯格山大理石橡木桌看作是自己的画架（这件家具也令人想起了中世纪大厅里的高桌，庄园主就坐在桌前用餐、办公、断案）。

特鲁斯特工作室要使并不优雅的大厅内呈现出一定的和谐韵致着实遇到了一些困难。这可从美国国家档案馆保留的大厅施工照片（海因里希·霍夫曼拍摄）中得到最充分的了解。照片显示洞穴般又大又暗的大厅不仅使置身其中的人，甚至也使专门为其空间设计的大型家具都显得渺小。而那扇巨大的窗户更强化了这种视觉效果。1935年圣诞期间，希特勒同其设计者们一道去建筑工地视察（见图26）。当时或其后特鲁斯特曾试图说服希特勒放弃那扇巨窗。她后来说道，在那次陪同希特勒到工地视察之前她从未见到过建筑施工图，当时施工已经进入构架施工阶段。1938年7月，狂热崇拜希特勒的英国人尤妮蒂·米特福德女士前往贝格霍夫别墅拜访希特勒。当时希特勒对她谈及了特鲁斯特的不同意见。在一封写给妹妹戴安娜的信中（戴安娜是英国法西斯联盟领导人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妻子），尤妮蒂女士以欣喜若狂的话语描述了山庄别墅宅院，尤其高度称赞了大厅里那扇视野开阔的巨大窗户：“视觉效果简直叹为观止。那扇窗户上安装着迄今为止制造出的最大玻璃，可以像电动窗户那样放下来（昨天我就见识过了），使空间视野十分开阔。通过这扇窗户可以看到巍峨连绵的群山。这扇窗户看上去好像一个巨大的电影银幕，如梦如幻。不用说，这是元首本人的绝妙主意。他曾说过，特鲁斯特夫人一心想要安装三扇窗户。”在后来的岁月中，戈尔迪·特鲁斯特声称希特勒通常采纳她的设计建议，但是那次最终还是安装了一扇巨窗，而不是三扇较小的窗户。

图261935年圣诞节前后建筑师与希特勒视察贝格霍夫别墅建筑工地。从左至右依次是伦纳德·高尔、戈尔迪·特鲁斯特、希特勒、阿洛瓦·迪加诺（？）。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

显然希特勒以在这件事上胜过他的设计师而沾沾自喜，因为从那以后他对此事仍然津津乐道。此事也反映出他们各自不同的设计构想：戈尔迪·特鲁斯特意在以优雅含蓄的手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希特勒则一心要取得哗众取宠的设计效果。米特福德女士所写的那封信表明，有时巨窗的销形匿迹，如同其本身的存在一样均可使来访客人深感敬畏。1936年5月曾经受邀前往希特勒慕尼黑公寓的托马斯·琼斯，同年9月在公寓改造修缮后不久陪同英国前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此人为希特勒的崇拜者）“私访”贝格霍夫山庄别墅。琼斯表示，别墅大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最使我们着迷的是北端那扇巨大的窗户，或者毋宁说是当它从面前消失的时候，因为它可以拉上或放下装到一个深槽里，让人看不到踪迹。于是我们面前无遮无碍，只有开阔的天空，连绵的群山和萨尔茨堡远景”。劳合·乔治从中获得灵感，回到英国萨里郡后把自己在丘特乡间的别墅藏书室的一面墙拆掉，代之以类似的全景式窗户。劳合此次拜访希特勒所产生的另一个更大破坏性后果是他在英国报刊上对希特勒充满溢美之词，称希特勒是“德国的乔治·华盛顿”“天生的人类领袖”“把自由和繁荣带到了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希特勒希望他的来访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这一驾驭自然的建筑伟绩所折服，叹赞不已。1937年11月，时任张伯伦政府枢密院院长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前往贝格霍夫别墅拜访希特勒，处理英德关系问题。当时由于希特勒同英国结盟的希望变得渺茫，德国对外扩张的隆隆炮火使得英国对纳粹政权忍耐性一降再降，英德关系已经恶化。在紧张的商讨之中，希特勒“坚持”为英国代表团表演一下巨窗销形匿迹的绝技。英国驻柏林大使馆档案处主管伊旺·柯尔克帕特里克当时也在场。他后来回忆说：“两名体格健壮的党卫军士兵一起走进厅内，把类似汽车启动曲柄那样的东西固定在插孔里，然后用力猛摇起来。巨窗的整体结构静无声息地从地面消失，使大厅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带篷的平台。”柯尔克帕特里克不为所动，离开了贝格霍夫别墅。在他的记忆中，当时希特勒就像是一个闷闷不乐、被惯坏了的孩子。

在安装窗户问题上，戈尔迪·特鲁斯特输掉了同希特勒的争执，之后她似乎也转而赞同把观赏全景巨窗看作是大厅里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体验。作家马修·斯塔德勒认为“希特勒喜爱全景风光”，“他喜欢的房间都按着全景布局加以布置安排。……如果没有外部景观，希特勒便布置室内景观，各处房间就成为这位元首戏剧表演的舞台布景。这些景观的巨大迫使来客观看而不是触摸或感觉社交活动的亲切。这种观赏逻辑是希特勒唯一理解的逻辑”。特鲁斯特工作室绘制的大厅内部立视图以及当时拍摄的一些照片显示，那长长的墙壁的确自成一类全景式景观（见彩图4、6）。家具沿着墙壁或在墙壁附近安排摆放，营造出各式细长景观，室内中央则无一物阻挡或吸引视线。预期效果不是让观者集中注意力，而是分散注意力，让目光扫视在阔大的景观之上。无论是透过巨窗看到的巍峨山峰，还是室内营造的家具与艺术品，以及各式人工景观，甚至有些专门为室内定制的家具也可以说是全景式家具，比如摆放在巨窗附近巴黎哥白林挂毯前面，由特鲁斯特工作室设计的那张16.5英尺长的沙发（见图27）。斯塔德勒认为，希特勒的那些细长桌子“其作用也是把全景式景观带进室内。希特勒把地图铺在上面，站在旁边俯视着巨大的桌面”。

室内对于视觉效果的强调（即斯塔德勒所说的“观赏逻辑”）也反映在电影屏幕和画布的多样性中。上面提到的巴黎哥白林挂毯，本身也是一幅织成的画，遮挡住外面一个电影放映间的一排开孔。对面另一张挂毯遮住了电影屏幕。战争爆发前，希特勒经常在夜晚同客人和别墅管理人员在这里观看电影。不过这肯定是一种经常让观看者扫兴的业余活动，“因为如果希特勒遇上自己不喜欢的电影，他就击掌吩咐换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全景式巨窗本身也可以作为电影屏幕来加以体验，正如米特福德所描述的那样，可以看到梦幻般的露天电影景观。大厅南边摆放陈设的各种绘画和家具同样促使来访者在元首“最好的”房间里仔细凝视一番。这个房间的特点就是让人全神贯注，充满敬意地举目观赏。

正如在传统的艺术博物馆经常遇到的那样，贝格霍夫别墅大厅由于偏重强调视觉效果，反而对一些实实在在的环节关注不够。许多回忆录均对别墅房屋设计在身体上引起的不适发表过评论。琼斯曾经描述说，当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别墅接见劳合·乔治时，“希特勒坐在一把安乐椅上，劳合·乔治坐在一把没有靠背的沙发上，感到不太舒适”。事实上大厅里的长沙发确实都有靠背，只不过座位很深，客人们往往被迫坐在边缘上。施佩尔也曾批评过坐着不舒服的沙发和“笨拙的家具摆放布置”不利于平常谈话，使每个人最终只能压低声音同身边的人交谈。他还提到位于车库正上方的窗户敞开时，汽车尾气直接吹进了大厅里。施佩尔指责希特勒设计水平不高，让来宾的鼻子遭了罪，但这同时也印证了这位独裁者对于视觉效果的重视。山庄别墅其他公用部分也体现出类似的重视倾向，包括狭长餐厅里融入的内外景观（见图30），以及希特勒架着望远镜的室外平台。

图27 从小客厅往里看到的贝格霍夫别墅大厅里的景观。

摄影：慕尼黑摄影师卡明斯基

在任何情况下，大厅的舒适程度都服从于主要功能，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大厅里希特勒会见国王、王子、首相、元帅、宗教领袖、国务卿和各国大使。他在大厅里同那些横在他与他的大德意志帝国梦想之间的欧洲列强进行谈判。就像改造扩建工程一样，大厅也要向外界展示一个“新”希特勒——不是那位在啤酒馆里煽动暴动的前军队下士，也不是那位血腥屠杀对手的冷面独裁者，而是一位有影响力、有文化修养，最重要的是值得信任的政治家。贝格霍夫别墅大厅就是他扮演这一新角色、使众人一呼百应的大舞台。琼斯在描述劳合·乔治同希特勒会晤时便提到了大厅的预期设计效果。他在日记中写道，大厅“立刻给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为在此展开的各种活动增添了一种庄严气氛”。

除了大厅宏伟壮观的外形和动人心弦的辽阔景观之外，其中的家具陈设也突出强化了一位有远见有内涵的当权者形象。同希特勒其他居所的家具相比，此处家具的外形尺寸有了明显增加，而且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住宅面积的增大。建造一个庞大的居住空间不仅需要一些相对较大的室内陈设，而且也使这类陈设成为可能。大厅南边修建了一个壁炉，大得可以站进一个人去，使人联想到豪华版本的中世纪壁炉。壁炉架采用图林根大理石制作，高7.5英尺，长8.5英尺。紧靠东面墙壁立有一个特大橱柜，长15英尺以上，高10英尺，由伦纳德·高尔设计，专门用于收纳希特勒的各种荣誉公民证书——这是大厅内可以看到的德国人民爱戴自己领袖的突出象征。这种爱戴究竟是如何赢得的呢？由柜橱别具一格的特征上可见一斑：出自尤金·亨克之手的五个人头塑像的大号青铜把手（见图28），从左至右分别代表国防军士兵、德国少女联盟成员、元首本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冲锋队员。把手头像体现着希特勒心中的雅利安民族以这位元首为中心的五类理想人物，特鲁斯特将他们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青铜雕像的传统相提并论，比如佛罗伦萨大教堂圣器室北门上伸出的青铜头像（由卢卡·德拉·罗比亚创作）。

窗户附近的地图桌旁边摆放着一个超大型地球仪。查理·卓别林曾在他1940年主演的影片《大独裁者》中对这个地球仪（见彩图7）进行过著名的滑稽模仿。虽然特鲁斯特曾缩小大厅窗户的尺寸，但是她却主张把地球仪做大，使之具有强大的象征力量。于是特鲁斯特委托设在柏林的哥伦布-艾德格鲁伯斯地球仪公司把地球仪做得比普通版大一倍。地球仪底座由高尔设计。这个地球仪高5英尺3英寸，低于希特勒身高4英寸（希特勒一心想要征服地球，倘若这地球仪的高度超过了自己的身高，那是断然不能接受的）。据说希特勒就是在这个地球仪上画出了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战线[1]，作为巴巴罗萨军事行动的目标。这个军事行动的命名得益于一位中世纪皇帝巴巴罗萨，据说此人就沉睡在翁特斯伯格中。这个地球仪显然深得希特勒喜爱，因为他在国王广场纳粹建筑里和柏林总理府里均摆放了一些类似的地球仪。

图28 贝格霍夫别墅的大厅内大型橱柜上的两个人头塑像（刻画的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和党卫军士兵），大约1936年由尤金·亨克创作。

摄影：慕尼黑摄影师卡明斯基

希特勒既要把大厅建得雄伟壮丽，又要使它显得亲切可人。为达到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效果，希特勒下令把大厅建在两层地面之上，在不同落座方位的衬托下给人以“室中室”的感觉。以同样高度安装在大厅四周的核桃木护墙板起着在视觉上自下统一不同层面的作用，而又大又深、花格镶板的核桃木天花板则自上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进一步为大厅增添了庄严的气氛（见彩图4）。在战后回忆录中提及上述设计时，特鲁斯特把天花板的创意设计归功于自己，她说由于大厅本身结构尺寸的原因，她向希特勒提出了自己的有关设计创意。她声称设计灵感来自于她亡夫的施工设计（如慕尼黑褐宫里的白色镶板天花板）。核桃木天花板使人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皇宫，也使人想起21世纪初安装在旧总理府藏书室和吸烟室里的松木天花板（见图6、10）。那些天花板规格比较小，使上述房间（亦用作社交场所）增添了庄严和温暖的气氛。但是由于此处的大厅本身规模巨大，使得花格天花板产生的视觉效果更加气势壮观，而非亲切可人。

戈尔迪·特鲁斯特运用各种色彩重复与色彩协调设计方案使大厅进一步增强了统一的视觉效果。她根据自己对有挂毯的房间的设计习惯，把色彩设计方案建立在两张产于佛兰德斯的大型哥白林挂毯之上。这两张挂毯分别挂在大厅窗户两侧，遮挡住电影放映设备。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她将色彩设计方案建立在挂于长沙发上面的那张名为《前进》的挂毯之上。这是两张挂毯中唯一的古董真品，产于17世纪。特鲁斯特曾委托一位专家对这两张挂毯进行评估，因为挂在钢琴近前的那张名为《战斗》的挂毯色彩俗丽，使她心里不踏实。据专家披露，那是一个现代仿制品，并建议将它放到阳光下晒一晒以淡化令人吃惊的艳俗色调。

戈尔迪·特鲁斯特在大厅及别墅其他房间里使用的色彩和布料均可进行近距离研究，因为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她使用过的布料样本图书（见彩图8）。虽然许多已经失传，但是留在书中那部分的布料样本却得以保存完好。把它们同战后售给贝希特斯加登游客的彩色明信片相比，更觉其鲜亮如故，令人惊奇不已。特鲁斯特在写于1973年的一封信中对于上述明信片所造成的歪曲印象表示出不满：“它们不仅花里胡哨，非常丑陋，而且同我当时使用的色彩设计方案毫不相干。”

在大厅中使用的丝绒和锦缎上面混合搭配着如下色彩：意大利托斯卡纳红和樱桃红、赤褐色、银蓝色、深浅苔藓绿，以及金黄亮色。装饰效果富丽悦目，却也不失庄重雅正。在小起居室和客厅里使用的布料比较朴素，更具有现代感，上面印着植物图案和民俗图案。其中有一种色彩因其用得很少反而更加引人注目，这便是褐色。在用于大厅的布料样本中，它只出现了两次，而且是作为不显眼的元素出现的。与之最为接近的是用在起居室一些枕头上的古铜色布料、乳白色布料和蛋黄色布料。美国亚利桑那州艺术家卡伦·古艮达尔对特鲁斯特进行的一次尚未发表的采访内容提供了一种解释。当问到希特勒喜欢什么颜色时，特鲁斯特回答说他喜欢温暖的黄土色调。然后她说，“他不喜欢褐色”。这一说法令人颇感意外，因为希特勒是褐色革命的发起者，褐衫党领导人，慕尼黑褐宫的缔造者。但是这一说法可由在柏林和慕尼黑拍摄的希特勒的房间室内照片中得到证实。照片中除了室内实木构件以外，几乎看不到褐色。约翰·托兰德在其出版的希特勒传记中写道，冲锋队褐色制服的颜色“纯属偶然，因为当时可大批采购到原本供东非德军穿用的褐色衬衫”。所以尽管希特勒也许领导过“褐色革命”，而且出于象征与实用两方面原因认同褐色，这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喜欢褐色。

同为希特勒承担的其他建筑工程一样，特鲁斯特工作室在贝格霍夫别墅内部装饰设计上只采用优等材料。有位历史学家指出，把针对德国工人的那句纳粹座右铭中的词语调整一下位置，在为希特勒别墅施工时那句座右铭就成了“只有最好才令人满意”。当时德国专业设计杂志在报道贝格霍夫别墅时均强调采用了本土材料，例如产自翁特斯伯格和图林根的红色大理石、核桃木或橡木。实际上，别墅大部分采用工业材料建成，只是将这些建材进行过天然细部装饰处理。这种建材品质费用很高，“超出成本估算很多”。希特勒声称用《我的奋斗》一书的版税收入支付了住宅改造扩建费用，并且对施佩尔抱怨说这几乎使他破产，所以他被迫让出版商预先支付一大笔版税收入。但是现存的财会记录（不可否认尚不全面）并未包含有关出版商艾尔·弗拉格牵涉其中的任何证据（这同改造装修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的情况不一样）。由实业家们“自愿”捐款的私人性质“希特勒基金会”，可能为贝格霍夫别墅改造扩建工程支付了部分费用，如果不是全部费用的话。从1933年到1945年，这一基金会的存款总额达7亿多德国马克，相当于现在的30多亿美元。这笔资金由马丁·鲍曼自由管理，他也曾经监管上萨尔茨堡[2]的建筑工程。天真地相信希特勒的贫穷表白，并在战后表示“他从不为自己大把花钱”的戈尔迪·特鲁斯特成功地寻找到一些捐赠者为贝格霍夫别墅购置一些陈设物品，作为送给这位元首的礼物。其中有一件估价为600德国马克的中国宋代瓷碗，在1936年这相当于一名高速公路建筑工人半年的工资。

虽然希特勒的山庄别墅几乎满眼都是传统材料和工艺，他还是希望在山庄私宅里能够享受到由最新技术所带来的舒适便利。德国首屈一指的乌发（Ufa）电影制片厂为别墅大厅安装了电影放映设备。电影屏幕下面摆放着一个11英尺长的餐具柜，上面饰有理查德·瓦格纳半身像。这个餐具柜遮挡住了嵌入式立体声扬声器、收音机和希特勒收藏的唱片（见彩图4）。然而，拥有最新技术设备并不能保证使用时得心应手。迪加诺曾经在戈林的上萨尔茨堡官邸安装了一套美式燃油供热系统。在迪加诺的推荐下，希特勒为贝格霍夫别墅也订购了一套相同的供热系统。这位建筑师解释说，此套供热系统不产生沉落在住宅上的烟灰，由恒温器控制温度，可使室内各处温度均匀，避免因室内温度过高让元首感到不爽。然而这套供热锅炉却反复出毛病，供货商却对打过去的电话迟迟不予理睬。1936年随着冬季来临，希特勒冻得浑身颤抖，满腔绝望之气全都发到建筑师身上，告诉他：“把那套破东西全都扔出去！”

在如此规模的改造扩建工程中，与设计师看法不同、成本超支、承包商缺席等情况几乎司空见惯。但是这些情况在此还是值得一提，以消除当时流传的有关希特勒建筑工程的种种神话，比如取得超人业绩、施工毫无问题，其中最有名的说法是新总理府不到一年就建成了。这些神话如今还在到处流播。纳粹党宣传机构把元首建筑说成是完全体现了元首的意志，而且其神奇的建造过程（没有劳工争议，没有成本超支，没有供货短缺、误工现象）也体现出德国人齐心协力努力实现元首意志时可以创造怎样的奇迹。时至今日仍不断发表的一些照片展示着当年手戴白手套的党卫军士兵动作精准地布置餐厅，或者从山庄大厅那扇敞开的巨窗前面所看到的巍巍群山等场景。这些照片就出现在描述介绍贝格霍夫别墅的图书里，几乎不做任何批评性评论，旨在引发人们对一个失去时代的怀念追思——那个时代的显著特点是科技奇迹，是井然有序，而不是血腥残酷。

上述那种完美无缺的光环也彰显于这座别墅贵客的迎接上，以精妙的编排，把诸位贵宾从别墅宽阔的车道引向壮丽的山庄大厅。他们乘车来到山庄宅邸北侧，山庄主人则站在楼梯上欢迎他们。在一片喧天鼓乐的伴随之下，宾主一道款步登上一段宽大的楼梯，走向一个平台（全部铺着产自翁特斯伯格的红色大理石）。一路上他们从手持武器、身穿黑色制服的希特勒党卫军仪仗队员面前走过；然后在一段有棚人行道下向右转，走过一道厚重的橡木大门（见图23）进入门廊；天花板低垂、灯光暗淡的穿堂里面竖立着图林根红色大理石圆柱，饰有穹形拱顶，使贵宾不禁想起“大教堂地下室”。洗手间和挂衣架也在这里。从洗手间开始有两种方式走向别墅大厅：走到门廊尽头之后，向右转，穿过一个走廊，来到另一个小穿堂，然后从那里进入客厅。客厅里一个巨大的长方形门洞上悬挂着厚重的门帘（使人想起剧院），昭示着里面那位政治家的现身表演，来访贵宾从此处便可进入别墅大厅（见图27）。另一条进入大厅的路径是：顺原路返回，通过刚进别墅时看到的那扇右侧大门直接进入山庄大厅。在两种情况下，如上所述，由紧凑暗淡的低矮空间，渐次走进光线明亮、宽阔壮丽的大厅空间，使此房间产生了更大的心理冲击效应。

天气恶劣时大厅里有时会奉上茶水。1938年9月15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来访时即是享受如此款待。这位英国首相风尘仆仆赶到上萨尔茨堡商讨有关条件，导致希特勒威胁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两周后做出让步，签订《慕尼黑协定》。英国杂志《英德评论》当时致力于发展“大不列颠同德国之间的良好理解与合作关系”，向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纳粹政府希望和平。《英德评论》在1938年9月那期杂志的封面专题上刊登了一些从“元首著名的小木屋里”传出的具有历史意义、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力突出强调希特勒的热情好客，隐瞒其种种威胁恫吓手段。其实正是后者迫使当时已69岁的张伯伦匆匆赶往阿尔卑斯山区，拼命也要避免战争爆发（见图29）。

如果有幸受邀同元首一起共进午餐，来宾则要重新走进前厅，向东转进入餐厅。餐厅位于新建在别墅主体上的新厢房内（见图30、23），又长又窄，同大厅呈垂直相对位置，上席大桌可坐18人，半圆形凹室可坐6人。凹室是个舒适的地方，早起者可在那里用早餐（希特勒则在书房里用早餐）。餐厅全部用清一色瑞士松木装修。虽然希特勒挂帅的公共工程主打建材是石材，但是据戈尔迪·特鲁斯特透露，希特勒最喜欢的材料是木材。椅子上包裹着红褐色皮革，继续沿用别墅大厅里的色彩设计方案。餐厅里除了嵌入式陈列柜和插在瓶里的花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装饰物品。多节的松木自有一种强烈的绘画效果。希特勒坐在餐桌中间，可以看到翁特斯伯格山景。身穿白色制服招待服侍希特勒及其来宾的党卫军成员，使餐厅里更增添里几分庄重严肃的气氛。据施佩尔披露，“餐厅里既有充满艺术气息的乡村情调，又有城市的优雅氛围，这是富人的乡村别墅常见的特色”。新厢房（紧靠餐厅）东侧的尽头便是为来宾准备饭菜的厨房。

图29 英国首相张伯伦（坐在希特勒左边）和其他客人在贝格霍夫别墅大厅内品茶。这张照片刊登在1938年9月24日出版的《英德评论》杂志封面上。1938年9月15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前往上萨尔茨堡就希特勒坚持主张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引发的国际危机商讨对策。

图30 贝格霍夫别墅餐厅。

摄影：慕尼黑摄影师卡明斯基（大约摄于1936年）

官方来宾会登上穿堂里的楼梯来到二楼，走过17英尺宽、两旁挂满艺术品的华丽长廊，进入希特勒私人书房开始密谈要事（见彩图9，图24）。这个宽敞的房间在大厅的正上方，安有三个法式落地窗，直通阳台，两边是嵌入式书架。书房中间摆放着希特勒的写字台，后面悬挂希特勒父母的油画肖像（根据照片绘成）。对面有一个乳白色瓷炉，上面饰有苏菲·斯托克创作的绿色人物画像。房间西侧在壁炉前边安排了几个落座位置，壁炉之上悬挂一幅由安托万·佩斯尼创作的青年腓特烈大帝画像。四周墙壁包上了磨砂杉木护墙板。戈尔迪·特鲁斯特在挂帘、地毯和家具垫衬布料上采用灰绿色基础色调，配以显眼的赤褐色和浅棕色，再次复现出大厅调色元素（赤褐色是整个四周建筑的主色调，也是保罗·特鲁斯特喜爱的颜色，从而延续继承了他生前所做的工作。赤褐色是“欧罗巴号”汽船色彩设计中的主打颜色，其内部装饰深得希特勒的赏识）。同时代的一家德国设计专业杂志发文描述了希特勒书房给人留下的“温暖如家的印象”。不过当年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舒施尼格肯定没有这种感觉，因为1938年2月12日那天他在这里遭到山庄主人的威逼恫吓竟达数小时之久，目的就是迫使他同意出卖自己国家的主权。

意味深长的是，贝格霍夫别墅里所有用于接待重要来访客人的公用或半公用空间——大厅、餐厅和书房——在传统私宅建筑中均与阳刚之气紧密相连。这些都是别墅里最具代表性展示性的空间，既是办公场所，又是展示山庄主人财富和权力的地方。1936年7月初别墅建筑工程竣工时，距“罗姆暴动”或“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7月2日）的发生只有两年的间隔，当时希特勒杀掉了政治对手和宿敌，其中包括许多冲锋队领导人及其首领恩斯特·罗姆。希特勒指控他图谋政变。罗姆的同性恋倾向也屡次被官方提及，视为定罪理由。1935年6月28日，在清洗活动发动一周年之际，纳粹当局扩大了有关同性恋犯罪行为的法律定义范围，加强了对所谓堕落者的惩处力度。这些举措有助于缓和一些认为希特勒也具有与罗姆同样性取向的怀疑态度，不过有关传言仍然未绝于耳。在希特勒一心要向他最想打动的那些人士展示自己的房间时，他不仅展示自己的权力和修养，而且还展示自己“恰到好处”的阳刚之气——这是20世纪30年代他向外界表演“正常状态”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显而易见缺乏一位有血有肉的女性伴侣的情况下，贝格霍夫别墅大厅里摆放在壁炉前显眼处的一些性感女人画像进一步凸显出希特勒这位异性恋单身汉的私人空间特色及其文化教养。这些画像包括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提香的学生帕里斯·博尔多纳的作品《维纳斯与丘比特》中身体前倾的裸体女神，还有安塞姆·费尔巴哈在1862年为他的模特和缪斯所画的肖像《娜娜》，据说这是希特勒最喜欢的一幅画。

除了大厅之外，贝格霍夫别墅最有名的地方便是其室外露天平台，前方可以看到雄伟壮丽的阿尔卑斯山景色。露天平台是比较轻松随意的处所，上面摆放着桌子和色彩鲜艳的遮阳伞。希特勒在此会见党内官员、青年团体、自己的心腹成员，以及其他一些自己想要轻松会晤的人士。相对于大厅而言，希特勒的阁员们更喜欢在别墅一些气氛轻松的场所聚会见面。希特勒的年轻秘书特劳德尔·荣格后来回忆起在小客厅里感受到的舒适印象：温暖的瓷砖炉，暖房里诱人的鲜花，柔软的扶手椅，露天平台上看到的令人兴奋的美景。别墅大厅在她的记忆中却是“冷冰冰的，尽管厅里铺着厚厚的地毯，挂着气势恢宏的挂毯，墙壁上点缀着珍贵的饰品，还有那些昂贵的家具陈设”。晚上，希特勒的工作人员可以在新建东厢房地下室的球场打保龄球。据希特勒的贴身男仆海因茨·林格透露，希特勒本人也喜欢打保龄球。他说“除了床下的扩张健身器以外，打保龄球是希特勒唯一的健身方式”。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海因里希·霍夫曼拍摄的影集中，就有一张捕捉到希特勒掷球瞬间的照片。

贝格霍夫别墅二楼和三楼专供本庄居民和来访客人使用（见图24）。希特勒的卧室位于二楼他本人的办公室旁边，出于安全或隐私（或两者兼顾）的考虑，希特勒卧室没有设置直对过道的房门，只有从旁边的门厅或者他的办公室才能进入他的卧室。爱娃·布劳恩的卧室邻近他的卧室。他们两人的房间由门厅和阳台相连。每个房间里设有一个私人浴室。在他们的卧室对面，一段楼梯向下通到原有瓦氏小木屋的二楼，当时那里有三个房间，一个共用浴室供值班男仆和司机使用。东厢房二楼和主楼三楼上的房间供来访客人和本庄工作人员使用。在这两处之间并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施佩尔对这种设计布局颇有微词，认为楼下召开正式会议时楼梯所在的位置妨碍楼上的客人自由走动，迫使他们穿越公用空间。

秘书与副官的办公室还是在别墅西侧的旧厢房里。这些工作人员的不同地位反映在他们各自的办公室上。荣格回忆说，首席副官的办公室是“乡村风格的迷人套房”。相比之下，秘书们的办公室则是一个黑暗、“陈设简单的丑陋房间”。她表示“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如此敷衍地对待这个房间。也许因为希特勒本人从来没有踏进这个房间一步”。秘书办公室旁边是设备齐全的牙科医生诊室。来自柏林的雨果·布拉施克教授在需要的时候就同一名牙科护士和几位助手在这间牙科诊室行医治病（战后布拉施克重建的牙科医疗记录被用来确认他医治过的知名度高的纳粹党人的尸体）。这一侧厢房里还设有理发室和保安人员宿舍。

除了用于接待贵客、处理政府公务之外，贝格霍夫别墅还是一处私家宅邸。由于对贝格霍夫别墅进行过广泛宣传报道，贝希特斯加登地区希特勒旅游热持续升温，再加上常有一些引人瞩目的客人来访，官方不得不发布声明说并不欢迎所有来访的客人。1938年10月5日，马丁·鲍曼发布公告，以客气的言辞提醒世人切勿前来打扰：“贝格霍夫别墅本为元首私家宅邸，元首栖身于此主要为了免遭打扰、安静工作。因此元首希望任何人在没有受到明确邀请之时，请勿来此登门探访。”鲍曼以工作为借口，替希特勒维护个人隐私寻找理由，这是纳粹当局为做自我牺牲的领导人开展宣传的典型做法。当时希特勒同除他姐姐之外的另一个女人住在一起，这一秘密德国民众毫不知情。由于希特勒的姐姐安吉拉·劳巴尔对爱娃·布劳恩比较反感，所以在希特勒于1935年将安吉拉·劳巴尔突然赶出庄园之前，爱娃·布劳恩只是偶尔到上萨尔茨堡做客。希特勒赶走劳巴尔，为爱娃·布劳恩入住贝格霍夫别墅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三帝国时期知情人被强迫对布劳恩女士的秘密守口如瓶，战争结束时希特勒私人文件又遭毁迹，因此留下了很大的信息空白，使我们无法充分了解布劳恩在贝格霍夫别墅里的生活情况和希特勒本人的情况。林格在回忆录里谈到山中别墅工作人员把布劳恩称为“囚在镀金笼子里的姑娘”。但是海克·歌特梅克所写的传记却表明，作为别墅的女主人，她并非一点权利也没有。

古艮达尔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看到过布劳恩影集中的贝格霍夫别墅的照片。战后为了回应古艮达尔对这些照片所发表的评论，特鲁斯特明确表示她和元首会面研究工作时布劳恩从未在场。然而在特鲁斯特的布料样本手册里，有一页标有“客房”二字。她在这一页亲手写下爱娃·布劳恩姓名的首字母“E·B”，表明她本人知道这个房间供何人使用。布料上印有常见的动物图案，布料颜色为搭配赤褐、乳白二色，还有赤褐、乳白和暗绿三色搭配。布劳恩影集中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显示一个房间里摆放着一个沙发床，床上铺着带有鸟形图案的床单。沙发床上方悬挂一幅裸女性感画像。布劳恩在照片下面附上了一个标签，上写“土耳其房间——我的房间”。这几个字的含义以及这是否为布劳恩首创的名称，目前仍然是个谜。她的那些传记作者们冥思苦想，有的说同“闺房之夜”的梦想有关，也有的说同室内地毯上的图案有关。

另外一个神秘之处是影集显现出与众不同的一套房间，照片上面标写着“爱娃在贝格霍夫别墅的新房间”。这两个房间的内部空间和家具陈设与那个所谓的“土耳其房间”明显不同。照片及文字说明显示这两个房间是一间起居室和一间卧室。这也符合希特勒首席副官尤利乌斯·绍布在回忆录中的有关描述。他指出布劳恩与其他客人不同，自己拥有一套房间，其中包括起居室、卧室和浴室。但是他没有标明具体方位。然而1936年递交给建筑管理部门的施工平面图表明，希特勒卧室邻近只有一个房间（可能是影集中的那个“土耳其房间”）。其描述的准确性在林格写于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得到确证。他在文章中描述了希特勒的书房、卧室以及旁边布劳恩占用的那个房间。他对上述房间的设计布局以及房间之间的连接空间所做的解说完全符合1936年那份施工平面图。但是除了同希特勒为邻的那个房间外，布劳恩可能在山庄别处另有一套房间。在希特勒办公室正上方的三楼有一套舒适的房间，包括一个通向凉廊的客厅，带有私人浴室的卧室，一个大得能走进人的壁橱（也用作房间入口）。这些也许是布劳恩的房间。邻近这套房间有一个楼梯井，通向希特勒卧室外面的门厅，可使两个房间之间的走动不易引起外人注意。

影集中有一张被布劳恩标示为她本人客厅细节的照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五斗橱，她在上面摆放了一张带框的希特勒头像（见图31）。这幅作品的构图模仿了1932年的一张选举海报，其中也有一张希特勒的脸，没有一丝笑容的脸飘浮在黑色背景之上。这张宣传海报中领袖从一片黑暗之中出现，投射了一种强大的，几乎是超自然的力量。事实上，这也许是受到了遗容脸模照片的启发。在另一张拍摄“土耳其房间”一个窗户角落的影集照片中，我们看到在她的写字台上方悬挂着一张希特勒身穿冲锋队制服拍摄的站姿带框小幅标准像。在德国国内的办公室里全都悬挂着这样的希特勒标准像。这些标准像似乎是唯一悬挂在布劳恩房间里她的情人的肖像。她是否被迫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也继续抱有这种柏拉图式纯友谊关系的幻想，还是她真的首先把他视为元首，我们无从知晓。

贝格霍夫别墅竣工后，布劳恩给别墅里里外外都拍摄了照片，通过相机镜头支配玩味着她的新家。她拍摄的照片表现她私人家居生活中亲与疏两个不同的侧面。例如，有一组照片展现了洞穴般又大又暗空荡荡的大厅，较低的拍摄视角使厅中的超大型家具产生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这些照片中展现的贝格霍夫别墅大厅景观模仿官方宣传照片，向外界明确表示这里是元首的领地。而其他一些照片则是近距离拍摄的希特勒生活照片，表现希特勒挑逗布劳恩的爱犬，或者同她的朋友赫达·施内德的小孩子们在一起玩乐，将别墅大厅变成了家庭房间。许多照片展现的是露天平台上（显然是布劳恩爱去之处）看到的室外景色。除了在那里和朋友们交往，或者自己在那里晒太阳之外，露天平台也是布劳恩给希特勒及其心腹密友拍摄影像的场所。她拍摄的展现露天平台上社交聚会场面的彩色影片被美国士兵发现，后来又于1973年首次在法国戛纳公映。这部彩色纪录片已经牢固地铭刻在将贝格霍夫别墅视为群魔阳光游乐场的战后文化想象当中。

布劳恩拍摄的再现午后步行前往姆斯拉纳克夫山中茶馆场面的

图31 贝格霍夫别墅内爱娃·布劳恩的房间，墙上挂着希特勒带框画像，由西奥多·博纳伯格制作。这张照片贴在了爱娃·布劳恩拥有的一本影集里。

照片进一步描绘出贝格霍夫别墅生活中宴饮交际的快活一面。姆斯拉纳克夫是俯视贝希特斯加登山谷的一座小山，距贝格霍夫别墅大约一英里。这个简单严肃的圆形茶馆由希特勒赏识的另一位建筑师罗德里克·菲克于1937年建造。同布劳恩和一些亲密来宾步行前往山中茶馆是希特勒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圆形茶馆作为贝格霍夫别墅主宅之外的一个幽静去处，具有传统的优雅建筑风格，布劳恩在这里扮演着女主人的角色。建造这样一个茶馆的想法，也许来自18世纪中期腓特烈大帝在其夏宫（位于波茨坦市无忧宫所在地）附近建成的一个圆形“中国式”茶馆。1933年由保罗·特鲁斯特为希特勒委托的旧总理府改造扩建工程设计的餐厅在结构和外形上参照了无忧宫园林的建筑样式。但是就此处的山中茶馆和腓特烈大帝修建的中式茶馆而言，两者的差别极为明确。在无忧宫园林修建的中式阁楼堪称建筑上的奇妙杰作，采用东方式与洛可可式富丽的装饰手法，里面可以看到真人大小的镀金塑像，表现中国人（有男有女）用餐、奏乐、饮茶等生活场面，旨在使人想起茶叶的原产之地，让客人有一种亲临神秘东方之境的生动感觉，而希特勒的茶馆却唤不起这样的奇妙遐想，虽然希特勒吃完点心之后常在这里小睡片刻。

如果说拍摄的那些露天平台照片和茶馆照片体现出布劳恩适得其所的惬意一面，那么从她的影集当中也可以看到她在贝格霍夫别墅的日常家居生活所受到种种限制的一面。拍摄于1939年8月的一组引人瞩目的照片再现了意大利外交部部长加莱阿佐·齐亚诺来到贝格霍夫别墅时，希特勒在房前楼梯上迎接的场景。与往常一样，每当有官方人士来访，布劳恩都要躲在楼上，不准抛头露面。林格透露说，布劳恩非常欣赏齐亚诺帅气入时的穿着风格，并且满怀渴望地感叹道：“要是元首也能像齐亚诺伯爵那样穿着入时就好了。”既然不许同他见面，她就利用相机进行反抗，从二楼窗户（见图32）拍摄捕捉了当时的场景。照片中清楚地显现出窗框和窗芯，突出了拍摄者颇受限制的拍摄位置，似乎她就是一位被关进塔楼里的囚犯。她在照片下面附上的那张打印出的字条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透过窗户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一切！”当时她大胆地推开窗户，继续拍照。这引起了齐亚诺的注意。在其中一张照片里，他好奇地抬起头向上张望。对此，布劳恩又在字条上写道：“楼上有一样不准看……那就是我！”随后希特勒派一名党卫军士兵上楼制止布劳恩拍摄。对此，布劳恩又写了一个字条。

1936年贝格霍夫别墅竣工时总共有30多个房间，其中至少20个房间装修成卧室。希特勒入住别墅时，那些房间供他的工作人员、布劳恩、偶尔来访的客人以及30位山庄杂务人员居住。但是希特勒并不觉得别墅住宅有多大，有多么吸引人。1939年他下令扩建新厢房，使之进一步向东延伸，增建了一个凸窗以及专门用于送货到家的独立车道和入门。不过他原来似乎还有一个规模更大的施工计划，要在别墅宅邸东侧再建一个面积巨大的厢房。设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国家中心档案馆里收藏的一整套鲜为人知、大部分尚未公开的施工图纸当中就包含一些没有实现的增建施工设计方案。虽然这都只是一些画在纸上的设计方案，它们却为深入了解希特勒如何想象他的私家自我、如何让外人看待他的这一形象提供了重要依据。

图32 爱娃·布劳恩影集中的一页四幅照片，记录了意大利外交部部长加莱阿佐·齐亚诺于1939年8月来到贝格霍夫别墅时的情景。

那些最终没有实现的现代施工设计方案当中包含有许多立视图、截面图和楼层平面图，反映出待建新厢房的不同设计样板（见图33至图35）。尽管这些施工设计方案没有签名，没有标明日期，但它们可能大约完成于1939年——正值希特勒扩建东厢房之际；施工总量和施工质量表明，大规模扩建贝格霍夫别墅这样一个想法并非心血来潮时的荒诞想法，而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施工项目，在构思设计阶段花费了大量心血，付出了巨大劳动。如果当时能够顺利竣工，将会改变贝格霍夫别墅的整体建筑格局和施工历程。

设想中的扩建部分是从贝格霍夫别墅主体建筑上向东延伸的第二个厢房，竣工后将与其正面齐平（见图33），而且同1936年建成的东厢房平行，直接矗立在它的前面，这样就遮住东厢房前面的山景，形成一个庭院，继而应和了山庄别墅的第二层含义：山中王庭。按着这样的设计布局将新建一个大型入口，在厢房的远处东端形成一个环形交叉行车场地，从而改变来访客人到达别墅的路径。根据其中的一个设计方案，来访客人要爬上一段宽大的楼梯，然后进入一个宽敞的门厅（见图34）。向右转，穿过一个带有精美拱形天花板的房间，进入一个邻近有浴室的衣帽间。从这里客人们走过厢房，穿过在大窗户旁边新修的门，进入别墅大厅（虽然这一规划并未明确指出，但别墅住客应该可以选择从门厅左转，进入直通二楼的楼梯，而佣人和送货人员则可方便地进入厨房）。这种由扩建的大门而入拜见元首的路线也许旨在制造悬念，使人不禁想起施佩尔在新总理府修建的行进路线，只不过一路上看不到同样的华丽建筑景观。来访客人在贝格霍夫别墅要走过一排排窗户，看到渐次展开的漫长山势全景，然后走进大厅，领略观赏气势最为恢宏壮观的山势全景。邻近门厅处将建有五个成行排列的房间（营造又一处室内全景画面），供外来客人的随行人员使用。这样第二厢房的一楼房间全部供外来客人入住，亦使他们来访别墅的内部行走路线更加激动人心、赏心悦目。同时这样也把他们的临时住所同山庄别墅宅邸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施佩尔所指出的环形绕道问题。

但那一整套终未落实的施工设计图中包括一个更加使人大吃一惊的构想。考虑到战前新闻界对于别墅大厅给予了极大关注，我们惊奇地发现希特勒原本还想启动一个也许风头会盖过别墅大厅的面子工程，即在二楼建造一个大型图书馆（见图35）。图纸上显示这个图书馆所占房间远大于别墅大厅，分上下两层，可藏书量惊人，预计达6.1万册，足可同一些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相媲美。图书馆的入口设在希特勒的书房东侧，一扇门正对着图书馆楼上，从此处有一段楼梯直达下面的楼层（另外还要为房间的对面修建一段较小的楼梯）。在酝酿筹建这个私家图书馆的核心构想中，很有可能以理查德·瓦格纳的私宅及其珍贵藏书作为建馆楷模。图书馆通常引起阳刚力量和创造性方面的联想，因此这一图书馆将突出体现希特勒富有阳刚之气的形象。不过最重要的是，图书馆反映出他不仅仅是一位强势领导人，同时还是一位有文化教养的人物。虽然别墅大厅对于艺术品和音乐的展示已经取得类似的宣传效果，但是在贝格霍夫别墅当中修建这样一个大型图书馆将有力地凸显希特勒的学者形象。

图33 未签字的立视图，反映出为贝格霍夫别墅扩建工程曾经提出的一个西北朝向新正面的施工方案。此方案最终没有落实，也没有标明日期。

遗憾的是，那套施工方案中并未包含有关希特勒为何放弃修建第二东厢房构想的任何确凿证据。保留下来的有关厢房朝北正面的多种设计方案反映出设计师当时也在努力权衡各种形式和比例的关系。其中有一个设计方案是在厢房的东侧修建一个类似房屋的正面结构和露天平台，与其西侧的相同结构相互映衬。其他设计方案则力图回避厢房的巨大结构，主张在厢房正面修建阳台、凸窗，或者巴伐利亚风格的绘画装饰。但是无论怎样变换花样，都很难避免造成类似城堡的视觉效果。希特勒肯定不喜欢附近萨尔茨堡城堡那样的建筑风格，因为它明白无误地代表着贵族统治。希特勒在1942年回顾贝格霍夫别墅的施工工程时承认，当他在1935年亲临施工工地时，“贝格霍夫的规模使我担心与周围的景观发生冲突，后来我很高兴地注意到，恰恰相反，它与周围的景观非常协调。我由于上述原因限制了自己，其实根据我的爱好应该修得更大”。也许希特勒对当初的谨慎感到后悔，只是在1939年扩建别墅宅邸时，他才再次拍板选择了一个铺张华丽程度稍逊一筹的施工方案。山腰斜坡也许是决定放弃施工方案的一个影响因素。无论如何，那批终未落实的施工图纸的存在表明，与施佩尔关于别墅始建动机的解释不同，希特勒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思考如何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他私家生活中的最佳个人形象。

到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时，希特勒长期留住在上萨尔茨堡，远离柏林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年之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他都在贝格霍夫别墅度过。1937年，显然出于享受别墅改造扩建成果的缘故，希特勒在别墅留住的时间接近半年。战争尚不足以使希特勒放弃这些生活享受，而且别墅后来又成为希特勒指挥战争、运筹帷幄的军事大本营。战争年代，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别墅留住时间有所减少，不过他只离开山庄两年——一次在1942年，当时战线向东推进；另一次在1945年，战火烧到了德国国内。希特勒极不情愿地离开贝格霍夫别墅。1942年年初，希特勒置身于设在东普鲁士的元首指挥部“狼穴”之中，尽管他曾使数百万人丧失家园，远走他乡，此时他却禁不住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自己的家园：“我多想到那里去啊！有朝一日我们再次登临那里，那该是多么美妙啊！可是多么遥远，太遥远了！”

图34 为贝格霍夫别墅扩建工程提出的一楼施工方案，此方案上没有签字和日期，最终没有落实。

图35 为贝格霍夫别墅扩建工程提出的二楼施工方案，标出了图书馆的位置。此方案上没有签字和日期，最终没有落实。

1944年，希特勒终于得以在贝格霍夫别墅又留住了四个多月。1944年7月14日他永远离开了那里。临行前他似乎下达了命令：“我不在时不要碰我的东西。”1945年2月4日，马丁·鲍曼的妻子格尔达·鲍曼写信给当时在柏林的丈夫汇报说：“特鲁斯特夫人昨天和今天打来了电话。她可以连着说上好几个小时，别人回答的一切她都能接过来当作谈话内容。她认为贝格霍夫别墅的大厅应该重新粉刷一遍，就按着时间和光线赋予它的颜色去粉刷。不然的话，她认为，拍出来的照片看上去就会很吓人。她说她知道元首吩咐过保持原样，不要动。可是如果不重新粉刷的话，那些墙壁就会遭到损坏。这点活儿几天之内就能干完，而且元首可能不会注意到有什么变化。”（鲍曼拒绝了这一请求。）在德国有一半的人口被炸得有家不能归的时候，特鲁斯特夫人居然为褪色的墙壁操心，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但是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大难快要临头的时候，希特勒仍然信心满满地以为他还可以回到安然无恙的贝格霍夫别墅。

【注释】

[1] 阿尔汉格尔斯克是俄罗斯北部城市，位于北德维纳河河口附近；阿斯特拉罕是俄罗斯南部城市，位于伏尔加河下游流域。——译者注

[2] 即上萨尔茨堡山，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风景优美，是希特勒贝格霍夫别墅所在地。——译者注

第5章　戈尔迪·特鲁斯特——希特勒的另一位御用建筑师

1945年5月2日，德国人得知他们敬爱的元首已在柏林的地堡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将要在没有希特勒的情况下去面对敌人。获悉此消息的次日开始，戈尔迪·特鲁斯特便卧床一周。她曾是希特勒最理想的、时间最久的合作艺术家，从1930年至战争结束一直为希特勒工作。她也是希特勒最忠诚的追随者，即使面对战后清算纳粹余毒的法庭审判时仍拒绝与希特勒断绝关系。要知道法庭不仅会因为她过去的所作所为判决她，还会因为她不妥协的傲慢态度而判决她。但在其他很多方面，她都不太可能是希特勒的合作者。她不符合希特勒内部集团成员的形象，这并不仅仅是性别上的缘故，而且还因为她极其独立的性格以及有时和希特勒相悖的信念，她并不避讳这一点。

戈尔迪·特鲁斯特于1904年3月3日出生于德国的斯图加特市，原名索菲·戈尔丹·威廉明娜·安德森。如果不是因为她与保罗·特鲁斯特的关系，她或许永远都不会遇到希特勒。1923年（见图36），戈尔迪在她父亲的画室里见到了保罗·特鲁斯特。戈尔迪的父亲约翰内斯·安德森是一位室内装潢师，是德国不来梅港市德国木工技术工作室的老板兼主管。该工作室负责指派保罗·特鲁斯特为北德轮船公司塞拉号轮船设计了室内装饰方案。戈尔迪·安德森16岁在杜塞尔多夫女子高中毕业后与父亲一起工作，具体干什么尚不清楚。1924年，戈尔迪·安德森以学习建筑学及艺术史的名义搬到了保罗·特鲁斯特居住的城市——慕尼黑。同那个时代许多女性一样，她也没有读过大学，因为她并不具备读大学必需的条件，她只旁听了课程并上了绘画课。1925年8月5日，21岁的戈尔迪·安德森嫁给保罗·特鲁斯特，当时保罗差两周满47岁。从那时起戈尔迪便一直协助保罗工作，从保罗·特鲁斯特最初的轮船内部设计到后来所承接的纳粹党建筑工程，戈尔迪与保罗形影不离，配合默契。婚后这对夫妇在欧洲开启了他们的年度学习之旅，前往意大利、法国，还到美国游学。1926年，北德轮船公司派保罗·特鲁斯特去美国学习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设计技能，以满足乘客对乘坐轮船舒适度的更高要求——乘客很多是美国人。特鲁斯特夫妇在美国的行程包括参观亚特兰大、布法罗、芝加哥、尼亚加拉大瀑布、费城和华盛顿特区等地的酒店及房地产开发项目，参观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工厂，考察纽约港停靠的船只。保罗·特鲁斯特去世后，他的遗孀在拼命地保护他的遗产的同时，坚持声称从1925年至1934年她与丈夫保持着真正的艺术合作关系。在写于丈夫第一个祭日到来之际的信中她倾诉道：“我们没有孩子，但我们是真正的生活伴侣。我们沉醉在建筑、艺术和音乐的世界里，为了我们共同追求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这就是我们近年来的全部生活。从白天到夜晚，我们分享着彼此的生活。每天早晨6点钟吃早餐时手里还拿着画笔和画板，到晚上就寝之前还在探讨艺术的政治。我几乎每个想法都与他分享过。”

图36 戈尔迪·特鲁斯特和保罗·特鲁斯特（摄于1933年5月）。

对于戈尔迪和保罗而言，这个“崇高的理想”就是他们为艺术献身的方向。这个崇高的理想把他们夫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把他们与他们最重要的主顾——希特勒联系在一起。他们三人都把艺术视为神圣的职责和使命。尽管与另外两位男士相比，戈尔迪·特鲁斯特属于更年轻的一代人，她对于当代的设计及艺术趋势持有更开放的态度，但他们当中每一位都尊重古典的传统艺术，并且抗拒被称为“具体的时代精神”的国际现代主义。希特勒被保罗·特鲁斯特的才华所折服，坚信保罗·特鲁斯特能够将他的民族主义革命精神通过建筑艺术体现出来。而保罗·特鲁斯特则认为他遇到了一位能与他分享深层价值观与伟大抱负的忠诚顾客。因此，促成他们三位在艺术上紧密合作的原因不仅是由于他们对于理想的共同追求，还因为他们都认识到若想实现目标，必须精诚合作，取长补短。

即便如此，特鲁斯特夫妇与希特勒的合作关系并非是必然的。戈尔迪的一本未公开出版的战后回忆录记载了特鲁斯特夫妇首次见到希特勒的场景。据戈尔迪回忆，她丈夫最初并不愿意接受爱尔莎·布鲁克曼的邀请。爱尔莎·布鲁克曼邀请保罗·特鲁斯特参加1930年9月24日在她家里举行的宴会，并介绍保罗结识这位政治家。保罗·特鲁斯特不愿接受这个邀请，比起政治分歧来，他更厌恶这类社交活动。这对夫妇平日深居简出，且保罗·特鲁斯特对于这类聚会并没有兴趣，他认为这纯粹是浪费时间。但布鲁克曼却一再坚持。戈尔迪并没有出席这个“绅士们的晚会”，而是在家弹奏着勃拉姆斯钢琴曲，读着塞尚书信录，等着丈夫归来。（她叙述的这一细节反映出她期待被看作是一位相当有教养的女子，沉浸在音乐和艺术的世界里。这也委婉地解释了她缺席晚会的原因，表明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当保罗凌晨2点回到家时，他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希特勒，说希特勒本人与选举海报上那个严厉的形象一点不像，他支持和热爱艺术和音乐，在这方面知识渊博，并且迫切地希望特鲁斯特协助他完成宏伟的建筑计划。

起初，戈尔迪对于她丈夫痴迷希特勒的态度很怀疑，但她本人见到希特勒时，却也被希特勒的魅力深深地迷住了。戈尔迪初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30年9月30日下午，那是希特勒第一次到访这对夫妇的公寓。她在1930年11月给母亲的信里写道：“与他那咄咄逼人的公众形象相反，私下里希特勒本人以及他与保罗在一起时都是一位优秀、严谨、谦逊而又风度翩翩的人，着实让人印象深刻。他能够深刻地感受建筑艺术，并对建筑艺术感觉敏锐，保罗说他此生几乎没遇到过这样的人。虽然在慕尼黑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但我并不赞同他的政治见地，因为我知道我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德国人。换句话说，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这无疑与希特勒的政治观点相悖。但是与他工作真的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因为他对建筑非常敏感，对保罗也非常热情。”7在一份未公开的战后文件中她更进一步强调了由于她对希特勒政治见地并不赞同，或多或少地削弱了希特勒对她的强大吸引力。她详述了那天下午希特勒登门造访片刻后他们共进晚餐时的情景：“希特勒不吃不喝，也没有吸烟，而是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他讲到自己宏伟的建筑计划以及他对整个德国的政治见解。希特勒离开时已接近午夜，而这对夫妇则继续在深夜里交谈，兴奋得无法入睡，同时也在担忧“民族主义”在纳粹党思想中的意义。她声称“民族主义”和他们的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世界观并不相符。但他们依然坚信希特勒是一位天才，对德国抱有最美好的愿望。他们直到清晨才卧床入睡，不再感到忧虑。

保罗·特鲁斯特当时的职业状况无疑是他们夫妇信任希特勒的重要动因。1930年夏，保罗与北德轮船公司18年的合同结束了。18年的轮船船舱设计使保罗赚得盆满钵满。但经济大萧条使得建造远洋豪华客轮的计划延期搁置，特鲁斯特再得到工作的机会非常渺茫。他也意识到随着国际现代主义艺术风格在德国的传播，自己的设计对于一些企业主来说已经落伍了，或许这使他再无机会在这一产业中重返职业巅峰。遇到希特勒时保罗正每日作画。尽管他与轮船公司的合同使他收入颇丰，足可以安逸退休，但这位52岁的建筑家无疑被再度工作的机会所吸引。这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可能不再是平缓下滑，而是被他的狂热崇拜者推向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新高度。这些工作任务不仅是设计标志性建筑，还包括城市规划。

实际上，当他的才华搭上了希特勒这位新星之后，保罗发现令人羡慕的工程使自己应接不暇，尤其是在1933年后，当其他建筑师纷纷加入了失业大军的时候。在完成褐宫的内部设计之后，保罗·特鲁斯特从希特勒那里接到了大量著名建筑工程委托合同，包括元首宫、纳粹党行政大楼、德国艺术馆、国王广场的重新设计、荣誉殿堂（全都在慕尼黑市），以及改造修缮位于柏林的总理府。他还从尤利乌斯·斯特莱彻、阿道夫·瓦格纳、弗朗茨·里特·冯·艾普和其他纳粹运动中的重要人物那里承接了一些建筑工程，简直让他应接不暇。1934年1月保罗·特鲁斯特去世时，他的大多数工程还停留在计划阶段。如果不是他的遗孀把完成他的建筑工程作为自己的使命以确保他在纳粹万神殿中获得一席之地，他或许只是第三帝国历史上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戈尔迪·特鲁斯特和希特勒建立工作关系是通过她参与其丈夫的项目开始的。从我们仅有的资料中得知，戈尔迪的工作包括设计咨询，尤其是在颜色和面料的选择上，以及协助管理办公室。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很多设计上，戈尔迪激发了保罗·特鲁斯特的灵感”，她不仅影响了保罗·特鲁斯特的想法，而且也影响了希特勒的想法。据戈尔迪回忆，希特勒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参与者，甚至对最小的细节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兴趣。希特勒上台前后都定期拜访特鲁斯特夫妇，有时频繁到每周一次。事实上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特鲁斯特工作室常常是他回到慕尼黑后的第一站。据戈尔迪披露，除了介绍特鲁斯特与希特勒结识的那个“绅士们的晚上”她没有出席外，她出席了随后所有的会面。这一事实得到希特勒副官绍布的确认。1933年4月13日，戈尔迪·特鲁斯特第一次与希特勒独处时，他们共同参观了一个雕塑家工作室，当时这家工作室正在执行保罗·特鲁斯特为纪念1923年啤酒馆政变中死亡的16位纳粹党人而提出的纪念碑设计方案。希特勒下令把纪念碑修建在慕尼黑音乐厅广场上的统帅堂南侧。统帅堂是德国慕尼黑市的一个凉廊，是19世纪为纪念巴伐利亚统帅们而修建的。1933年11月9日，在纪念碑揭幕仪式上生动再现了当年暴动游行情景，自那时起纪念碑就成为纳粹追随者的一处圣地。

在独自会见希特勒后的第二天，戈尔迪在写给她朋友爱丽丝·赫斯的一封长信中描述了她的感受，从而揭示了她是如何从最初对希特勒本人的怀疑态度转变成彻底忠诚的追随者。她说希特勒“精力旺盛，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对设计抱有浓厚的兴趣”。她回忆起希特勒满面笑容地看着在建的纪念碑时说道：“是啊，实际上这样的比例协调，这样的内外部构造外形，只有特鲁斯特能够做到。”然后希特勒开始谈论希腊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以及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馆，戈尔迪听得入神。“我不得不反复强调这点，每次和希特勒聊天都能强有力地吸引我，希特勒那令人振奋的活力，超强的意志力，迷人美好的热情温暖……那些凝视与聆听的时刻使我变得充实深刻起来。无论是在文化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或其他领域里，他在权衡利弊、综合考量，提出并解决问题时都体现出了强大的战略思维能力和出色的逻辑思维能力，着实令人印象深刻。他从不像大多数学者和哲学家那样顽固、狭隘、无趣，或是仅仅坐而论道。”总之，这封信用了整页的溢美之词赞扬希特勒的学识、表达方式和眼光。

戈尔迪·特鲁斯特将她与元首的相遇描绘成历史与宗教的伟大时刻：“相遇的时刻——是不朽的时刻！是充满了丰富、深度、智慧和宗教意义的时刻。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时刻犹如又一个柏拉图在创造世界新理念，犹如康德再一次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而争论，犹如麦斯特·爱克哈特和路德带着强大虔诚的心，再一次聆听上帝的召唤，违抗整个世界，毫不畏惧艰难险阻，纵使恶魔缠身，也坚定地遵从侍奉上帝。”然后戈尔迪的注意力终于又回到她的朋友身上，她强调说，“你很惊讶我在这儿又重复了一遍我给你讲过无数次的话”，并请求对方理解，因为“丰富的心灵是不会允许舌头和笔头保持沉默的”。尽管戈尔迪说尽了崇拜希特勒的话语，但是她仍想让她的朋友意识到这并不足以而且远不足以描述希特勒：“一个人可以爱戴崇拜这种独特的人，但不要妄图对他的伟大和深奥做公正的评价，只有未来才有资格做出评价！能够见证即将到来的世界观以及未来信仰的诞生，我有着无以言表的高兴与自豪。”

几年后，当戈尔迪·特鲁斯特将被传唤到战后去纳粹化法庭受审作证时，她与希特勒的密切关系引出了关于这位独裁者对于妇女的影响问题。1947年1月21日，去纳粹化法庭主席，一位名叫约瑟夫·施莱弗的律师问戈尔迪·特鲁斯特：“究竟这个男人的哪一点使得广大妇女们追随他并为他疯狂，告诉我究竟是哪一点。”（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卡尔·布兰特于两天前在《华盛顿邮报》的突出位置发表了一篇有关戈尔迪·特鲁斯特的文章。文中提到戈尔迪是希特勒女子军团中的一员，非常聪明，但缺乏魅力而且冷酷残忍，支持希特勒政权并从中攫取利润。)戈尔迪·特鲁斯特回答说：“我不知道是哪一点——他是如此的热情善良，并且，顺便说一下，男人也仰慕他。我仰慕他，但我并没有爱上他。”但是从她写给赫斯的信里我们可以看出，戈尔迪·特鲁斯特迷恋希特勒，如果不是迷恋这个男人本身，就是迷恋这个人的思想。

反之，希特勒也非常欣赏保罗·特鲁斯特，认为保罗·特鲁斯特是自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之后最能够为德意志大地增添光彩的伟大建筑家。希特勒在保罗的职业生涯后期发现并挽救了他的才华，使这位建筑家在去世之前完成了自己的杰作。希特勒自视为当代路德维希二世，而保罗就是他的理查德·瓦格纳。希特勒似乎看到了自己的遗产和他那位建筑师的遗产交织在一起，就像那位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和伟大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那样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希特勒于1944年1月21日保罗·特鲁斯特十周年祭日之际在自己的军事指挥部发给戈尔迪·特鲁斯特的信中这样写道：“教授之于我个人的重要意义，是那些不明白我怎样期待着实现各种艺术抱负的人无法理解的。”随着苏联人将德国军队从波罗的海国家驱逐出去，英美盟军攻入意大利半岛，轴心国局势并不乐观。希特勒或许是为了安慰自己在信中写道：“如果新德意志帝国终将成为过去，可留与子孙后代的除了强权政治外还有文化价值。只有通过建筑艺术才能表现出政治秩序的宏伟不朽。”他还写道：“我一直以来都这么认为：神创造了你的丈夫并让我与他相遇，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幸运。”

在战后去纳粹化法庭上所做的证词中，戈尔迪·特鲁斯特陈述说在丈夫保罗·特鲁斯特去世后，希特勒“把对我丈夫的尊敬转移到了我身上”。据希特勒的副官绍布证实，希特勒曾说过“她是唯一一位能够延续特鲁斯特教授事业的人，因为她已深深植根于此”。特鲁斯特工作室幸存的记录材料充分反映出希特勒对她本人以及对她工作的支持。1973年，美国亚利桑那州艺术家卡伦·古艮达尔问戈尔迪她作为第三帝国的职业女性是否曾遭遇过重重困难。戈尔迪回答说，尽管“自然地”对于其他女性来说在这个“男性帝国”里（海因里希·希姆莱用这个词来描述男性主导的国家，其中妇女及同性恋者几乎没有任何地位），工作起来并不容易，但希特勒对她的钦佩保护了她。纳粹政权高级官员包括阿尔伯特·施佩尔、约瑟夫·戈培尔和海因里希·希姆莱都知道希特勒十分尊重戈尔迪·特鲁斯特，因而都尽量与她保持良好关系。每当他们与戈尔迪发生正面冲突时，输的总是他们。

尽管希特勒的支持非常关键，但这并不是唯一使她能够在男性帝国里立足的原因。由于个性使然，戈尔迪·特鲁斯特不会轻易屈服于恐吓和阻挠。再者，她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捍卫丈夫的遗产。绍布坚持认为在特鲁斯特工作室中，“戈尔迪把主调体现在设计上，特别是在微妙的色彩构成中，使希特勒特别能够感受到色彩的和谐”。柏林的奥古斯特-瓦格纳公司的商业信函可以证实绍布的话。该公司为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政党大楼提供艺术玻璃建材。玻璃的设计完全取决于保罗的遗孀戈尔迪。每当戈尔迪缺席会议时，决定工作就被搁置一旁。正如一封由瓦格纳公司写给第三方的信件暗示的那样，戈尔迪似乎是很难讨好的生意伙伴。他们抱怨为了赢得戈尔迪的满意首肯而付出了“数不清的努力”。

在第三帝国时期及其灭亡以后，坊间始终有传言称戈尔迪保卫丈夫遗产的决心远远超过对于工程设计和工程建造的质量监控。在希特勒的首席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的战后回忆录中，他谴责戈尔迪·特鲁斯特使《法兰克福报》在1943年8月被停刊。这家自由主义报纸创刊于1856年，于1934年被I.G.法本公司（I.G.Farben AG，全称为“染料工业利益集团”；这家化工企业后来生产在集中营使用的致命毒气）收购。因为海外公共关系的缘故，《法兰克福报》原本被保护，并享有不同寻常的自由度。据说这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批判戈尔迪丈夫的建筑的文章，其言论激起了戈尔迪的愤怒。据说此后她对该报纸密切关注，并用一个文件夹记录了该报对纳粹主义的批评言论。迪特里希后来回忆道，一次在巴伐利亚酒馆（该酒馆是希特勒在慕尼黑最喜欢去的场所之一）吃午餐时，希特勒从戈尔迪·特鲁斯特那里了解到这家报纸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不顾戈培尔和迪特里希的反对，下令这家报纸停刊。然而整个过程显然比迪特里希所表述的更加复杂。这家报纸当时已经受到纳粹党高官的抨击，希特勒本人也对该报深恶痛绝，认为该报阐述犹太人观点，是德意志的敌人。此外，截至1943年，欧洲几乎没有国家未被占领或继续保持中立，该报被视作是德意志帝国“客观”之音的海外宣传价值也有限。虽然如此，戈尔迪的抗议似乎促使希特勒采取了行动，导致该报停刊。

戈尔迪·特鲁斯特也被指责阻碍甚至毁灭了她丈夫建筑上的竞争对手的职业生涯。施佩尔写道，她“猛烈抨击”、“狂暴攻击”保罗·特鲁斯特的反对者。“她下定决心捍卫丈夫的事业。有时那种白热化的攻击使人非常怕她。”相反，弗里德林德·瓦格纳则认为，戈尔迪是被她自己的嫉妒心所驱使，害怕新人会替代她丈夫在希特勒心中的地位。瓦格纳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个阴险的女人，通过在希特勒心中树立起来的偏见来打击那些任何可能取代其丈夫位置的人，成功地使得希特勒对她丈夫的回忆常葆如新。”

瓦格纳提到了一个有关保罗·舒尔茨-瑙姆布格的例子。保罗·舒尔茨-瑙姆布格是一位保守派建筑师，曾在20世纪20年代掀起了一阵批判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思潮。他是一个十足的种族主义者，把“病态的”现代主义与混血的艺术家混为一谈。他提倡一种基于“北方”民族“血与土地”之上的“健康”的德国建筑。令舒尔茨-瑙姆布格失望的是，在与自己理想相符的种族主义国家建立后，他几乎没有接到政府的任命。他的政治同盟疏远了戈培尔，希特勒也并不在意他的建筑，认为它们风格狭隘。但是据舒尔茨-瑙姆布格回忆，是戈尔迪·特鲁斯特制造了他与元首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1934年，希特勒曾授命舒尔茨-瑙姆布格对纽伦堡歌剧院内部进行改造翻修，结果证明这是他为元首干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建筑工程。在竣工前不久，希特勒在戈尔迪和其他建筑师的陪同下参观了歌剧院。据舒尔茨-瑙姆布格回忆，那次参观进行得很顺利，希特勒也对歌剧院的内部改造翻修表达出了极高的兴致。（对于这一点其他的出席者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希特勒在一开始就情绪低落。）但是，很快戈尔迪对希特勒开始了“耳畔轻语”，随后希特勒突然爆发，用极为激烈的言辞在所有人面前对这个建筑师厉声斥责，并命令舒尔茨-瑙姆布格必须与戈尔迪·特鲁斯特共同负责监督工程施工。正因为如此，这个愤懑不平的建筑师撤出了这个建筑工程。在这令人蒙羞的一幕发生在纽伦堡之后，舒尔茨-瑙姆布格几乎断绝了与希特勒以及纳粹党之间的任何联系。

威妮弗雷德·瓦格纳在于1962年写给她的朋友戈尔迪·特鲁斯特的一封信中，提到舒尔茨-瑙姆布格的遗孀洛特·舒尔茨-瑙姆布格一直迫切请求她的帮助，而且：“始终认为她丈夫是因为你被解雇的，你应该为此负责！！！”洛特·舒尔茨-瑙姆布格生活拮据，还要抚养三个孩子，她请求威妮弗雷德为她作证，如此这般她就可以把丈夫从犯罪者申辩为受害者，从而向政府申请津贴。戈尔迪回复说，她不知道舒尔茨-瑙姆布格夫人为什么会有这样“荒谬”的指控，并怀疑该指控是建立在昔日保罗·舒尔茨-瑙姆布格对她丈夫的嫉妒与怨恨之上的。威妮弗雷德答复道，她一直都并不完全了解这个问题：“我只记得那对夫妇来这里时已经身心交瘁了。那年夏天USA——威妮弗雷德在信函中对“我们敬爱的阿道夫”（Unser Seliger Adolf，即希特勒）的简称——在视察纽伦堡歌剧院的内部改造翻修进程时他们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为此那对夫妇指责的人就是你！”

戈尔迪·特鲁斯特往后再未提及过此事，但是在1999年写给历史学家玛莎·沙德的信中，她给出了自己对于此事的解释。那时她已90多岁高龄。据她回忆，那次视察是希特勒要求她陪同去的。当希特勒问及她的意见时，她回答说：“改造翻新得很好，但我认为画蛇添足之处就在于舒尔茨-瑙姆布格在包厢座位前面安装了巨大的——过于巨大的纳粹标志徽章。”尽管戈尔迪·特鲁斯特说自己的行为是专业的（即使有人质疑舒尔茨-瑙姆布格表现出的种族主义以及他那巨大的纳粹标志是否真的有嘲笑意味），但一些历史学家还是将戈尔迪·特鲁斯特的故意离间归咎于她的报复心理，而非像威妮弗雷德·瓦格纳说的那样，出自于嫉妒心。舒尔茨-瑙姆布格的朋友汉斯·F.K.巩特尔在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得知戈尔迪将接手她丈夫的工作室时，舒尔茨-瑙姆布格蔑视她的能力，并冷嘲热讽地说道：“哦，拜托了，我可不想让一位外科医生的遗孀来给我做切除阑尾的手术。”巩特尔猜测舒尔茨-瑙姆布格不止一次地对其他人讲过这样的话，并且这话最终传到了戈尔迪的耳中，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在希特勒扶植提携的各类艺术专家当中，怨恨、八卦流言和偏执都是日常艺术生活的一部分。由于现代文件缺少相应的记录，很难判断战后对戈尔迪·特鲁斯特滥用权力的批评到底是出于合理的不平，还是出于挥之不去的、对于这个女人曾经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愤慨。尽管如此，还是有其他文件充分证明戈尔迪·特鲁斯特在她丈夫去世后如何小心谨慎地控制保护她丈夫的声誉。1938年，她出版了《新德意志帝国的建筑》一书，概括介绍了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政权批准的建筑工程。该书配有大量插图，再现了纳粹党大楼、纪念馆、纳粹党学校、青年旅馆、管理和政府建筑、营房、剧场、体育场、娱乐和社会设施、工厂、实验室、高速公路、桥、机场、社区大厅、农业建筑以及住宅的原有风貌。文字说明则试图通过重复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宣传论调，将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群结合成连贯的意识形态整体，其论调包括：建筑与种族的“血与土地”之间的“有机”结合；外国人在德国是“流浪汉”，不能在德国的土地上立足；当代德国人与古希腊人在文化与血统方面密切相连；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犹太人和工业化给德国带来了伤害；“新客观主义”建筑风格的文化激进思想；技术从属于艺术；以及建筑作为“种族意识觉醒了的人民”的最高文化表达的重要性。尽管这本书展示的建筑师不包括舒尔茨-瑙姆布格，但他提出的种族理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该书以保罗·特鲁斯特的作品开篇，将他称为建筑形式上新德国世界观的开山鼻祖。第一张照片展现的是光荣殿堂，极具强烈视觉冲击的拍摄手法，质朴的新古典主义形式以及整齐的仪仗队将国家的新气象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该书通过插图充分介绍分析了国王广场、元首宫、纳粹党行政大楼和德国艺术馆的建筑艺术。书中显著位置通过照片展现了特鲁斯特的建筑工程，加强了他作为纳粹风格建筑奠基人的地位。该书文稿部分并不是由戈尔迪·特鲁斯特撰写的，虽然她精心编辑了此书。这本书是她与库尔特·特拉普勒这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合作完成的。库尔特·特拉普勒早前曾发表过有关德国人在生存空间上的需求和权利的文章。他找到戈尔迪·特鲁斯特，表示愿意为《新德意志帝国的建筑》一书撰写文稿并收集照片。戈尔迪确定该书的框架结构，决定入选该书的建筑师，甄选插图并校对文稿。根据他们的协议，戈尔迪对该书的文字和图片享有绝对决定权。该书最终出版时只冠有她一人的名字。《新德意志帝国的建筑》深刻影响了第三帝国建筑艺术的概念，畅销数万册，多次再版（在德国占领荷兰后，该书还被译为荷兰语）。1943年，戈尔迪·特鲁斯特又出版了第二卷，主要介绍了战争中的建筑，包括军校、高射炮塔、空军基地、营房、军事医院、防空洞以及纪念碑。另外两卷计划以纳粹党建筑的内部设计及陈设用品为主题，但始终没有完成。

1938年1月28日至4月18日，在德国艺术馆举办了首届德国建筑与应用艺术展览会。《新德意志帝国的建筑》一书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保罗·特鲁斯特在那次展览会上享有的荣光。这次展览会以建筑为主，建筑展区占据了展厅一层，而应用艺术展览则仅限于二层展厅。建筑和应用艺术展区都有自己的小型评审团，戈尔迪·特鲁斯特身兼两个评审团的评委。建筑评审团（包括伦纳德·高尔和阿尔伯特·施佩尔）对保罗·特鲁斯特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观众们进入正式展厅之前必须通过的一间展室内摆满了保罗·特鲁斯特的作品，悬挂着大型照片，展示着国王广场的纳粹建筑模型。其中唯一一件不属于保罗的作品是出自慕尼黑雕塑家理查德·克莱恩之手的帕拉斯·雅典娜石膏像。这件象征着德国艺术馆的作品突出了保罗·特鲁斯特建筑中对于古典艺术的传承特点。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德国艺术馆的巨大模型被放置在第二个房间的中心位置。该房间还展出了其他建筑家的作品模型与照片。大型照片展示的主要是高尔和戈尔迪·特鲁斯特承接的慕尼黑、柏林建筑项目。（穿过保罗·特鲁斯特的光荣殿堂则是施佩尔设计的纽伦堡纳粹党集会广场的模型、规划书、图纸和照片，布满了第二展览馆的前两个房间。通过这样的陈设布局，希特勒的“首席”建筑师们将展览连成一个整体。）因此，在展览以及后来出版的图书中，保罗·特鲁斯特的建筑成为纳粹建筑效仿传承的典范，形成了观众对于这种建筑渊源的直接感受。在楼上的家具和装饰艺术展览中，展出了很多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桌子、柜子、椅子、灯等室内家具。

尽管那时施佩尔已被认为继承了元首首席建筑师的衣钵，他也懂得在与保罗·特鲁斯特的遗孀一起工作时不抢保罗·特鲁斯特的风头（见图37）。施佩尔很早就意识到戈尔迪的影响力并且寻求她的支持。战后，戈尔迪回忆起1935年施佩尔在总理府建筑工地前徘徊，试图去取悦她的情形。虽然戈尔迪只比施佩尔年长一岁，但戈尔迪惯于扮演导师的角色，经常邀请施佩尔共进晚餐。（后来她说她的弟弟那年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丧生，使她变得“异常心软”。）他们变得亲近起来。在他们相识两年后，当戈尔迪在一次欢迎会上被介绍给施佩尔夫人时，她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在此之前施佩尔从未提及过他的妻子。戈尔迪察觉到了这个不寻常的现象和他的野心苗头；她猜想，施佩尔肯定是算计着如果戈尔迪认为他是单身会对他更感兴趣。尽管如此，两人在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时期仍然保持着亲切友好的关系。1944年8月施佩尔寄给戈尔迪的一封信中写道：“多可惜，我们再未曾彼此见面。”

图371935年6月29日正值举行封顶仪式之际，阿尔伯特·施佩尔（最左边那位）、戈尔迪·特鲁斯特、希特勒和其他人一道视察德国艺术馆建筑工地。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

施佩尔在1969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在其中撇清自己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关系。此时戈尔迪认为这个男人是一个骗子、叛徒，十分厌恶他。在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她个人的文件中，有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是关于施佩尔的，其中包括一些剪报、笔记以及一篇她写的《关于阿尔伯特·施佩尔的问题》短文。很多希特勒核心集团的前成员与她的感受相同；事实上，对施佩尔厌恶这一共同点似乎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戈尔迪并不是只对这些朋友表达她对施佩尔的看法，她还曾在采访中公开批评过他。1971年，戈尔迪在接受约翰·托兰德访谈时反驳了施佩尔传记中的一些论点。此外，她还告诉了托兰德一个有关施佩尔在他书中提到的逸闻，并且她那篇《关于阿尔伯特·施佩尔的问题》的手稿中也提及了此事。手稿中提到的内容值得在这里分享一下，因为它包含了托兰德所写材料中未被揭露的细节部分：

1935年夏，我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总理府官邸与他共进午餐时，戈培尔博士问我：“您现在认识施佩尔有一段时间了，您认为他这个人怎么样？”我回答说：“我可以通过一个比较给你一个最恰当的回答。”我转向希特勒说——我坐在他和戈林中间；我们曾经是一个小团体，其余成员只有副官绍布和布鲁克纳——“那么，您，希特勒先生，”——那时在私下我仍叫他的名字——“假如和我的丈夫说‘尊敬的教授先生，我需要盖一座100米高的建筑’，我的丈夫会回答：‘我要好好考虑一下，但是我明天会给您答复。’第二天我丈夫会说：‘根据建筑结构和建筑美学理论，这座建筑至多只能修到96米。’然后您对施佩尔先生说：‘亲爱的施佩尔，我需要修一座100米高的建筑！’施佩尔会立即回答：‘好的，我的元首——我可以给您建一座200米高的建筑！’然后您会拍着他的背说：‘施佩尔，你真是我的人！’”我们都为这个笑话大笑起来，尤其是希特勒笑得更开心。但是那时我们都没有察觉到这深刻的悲剧事实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有多可怕。

就像最后一句话表明的那样，对戈尔迪来说，她讲述的有关施佩尔性格的笑话揭示出一些比他在建筑上肆无忌惮的自我意识更加黑暗的东西。战后，面对纳粹大屠杀的罪行，戈尔迪拒绝重新考虑她对希特勒的忠诚。戈尔迪并不认为希特勒应该为德国的耻辱负责，反而开始责备施佩尔。她对历史学家马提亚·施密特说道，“他的野心，他对权力的痴迷”，不仅助长了希特勒最糟糕的秉性特点，而且“把我们带入一场灾难当中”。施佩尔在回忆录中抬高了自己在纳粹建筑师中的地位或许使戈尔迪大为不满，尽管施佩尔在回忆录中尊称保罗·特鲁斯特为自己的导师，回忆起他曾多次拜访保罗·特鲁斯特在慕尼黑的工作室时的情形，并与保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一说法激怒了戈尔迪·特鲁斯特，她坚持说保罗与施佩尔从未见过面）。施佩尔清楚地知道他没必要再充当第二的角色了。戈尔迪对于施佩尔把她描述成亡夫不讲情面、咄咄逼人的保护者也心怀不满。

戈尔迪·特鲁斯特确实在保护她丈夫遗产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据绍布回忆，戈尔迪在她丈夫去世后凭借自己的才华独成一方势力。希特勒对她能力的信任与日俱增，因此委托她承揽一些重要的新项目。其中一项就是对卡尔亲王宫的改造。卡尔亲王宫是卡尔·冯·费舍尔于1803年设计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位于慕尼黑市摄政王街头上，紧临德国艺术馆。自1924年以来，卡尔亲王宫一直是巴伐利亚首相官邸，但是希特勒下令住在卡尔亲王宫里的巴伐利亚首相路德维格·西伯特将它腾出来作为接待国宾的宾馆。在那里入住的第一位国宾便是意大利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希特勒不顾一切地要打动意大利领袖，没有节省预算。王宫的结构由国家建筑师弗里茨·加布隆斯基负责改造，拆除了先前增建的北翼，向西扩建延伸了一部分。戈尔迪·特鲁斯特负责包括瓷器在内的一切室内装饰。花在这一处工程的费用高达130万德国马克，可在慕尼黑购买多幢豪华公寓大楼。

因为卡尔亲王宫既不是她丈夫承接的工程，又不是为希特勒改建的官邸，所以戈尔迪便可根据自己的风格自由设计。戈尔迪的风格糅合了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她的这种风格在她自己宽敞的慕尼黑公寓（见图38）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关于家具这部分装饰，她采用手工艺联合公司制作的手工艺品（包括保罗·特鲁斯特的设计）搭配从慕尼黑的一些美术馆和维尔茨堡府邸里借来的古董。油画也是从巴伐利亚州的展区借过来的。仅在波斯地毯上戈尔迪就花费了12.5万德国马克。新装饰过的接待大厅（一张它的巨型照片在1938年的德国建筑和应用艺术展上展出），反映出戈尔迪对于当代设计趋势的认识，特别是在强调水平线、间接照明、丰富的色彩以及富丽悦目的材料方面的见识。例如，为了搭配挂在沙发上方彼得·保罗·鲁本斯的油画《强劫留西帕斯的女儿》里展开攻击的神穿着的红色斗篷，沙发及扶手椅的面料也采用了红色天鹅绒。油画《强劫留西帕斯的女儿》是从慕尼黑的旧美术馆借来的，绘于1618年（见图39）。这种奢华的材料也用在了墨索里尼的浴室，黑色大理石凹形浴盆搭配四周镶嵌着黑色大理石的墙面。整幢宾馆为它尊贵的主人提供了无所不在的舒适与奢华。一张清单上详细规定房间里必须有水果，大厅的桌子上则要摆放天然矿泉水、咖啡机、干邑白兰地、苦艾酒、雪茄还有香烟。图书馆里的藏书均为特别定制，镶着金边，包有皮质书皮。1937年9月25日早晨，墨索里尼在这个宾馆里停留了四十分钟，中午又返回这里停留了十分钟，最后在登上开往柏林的火车之前的那个傍晚再次来到这里歇息了一小时四十分钟。他在1938年回来过一次，仍旧未在此地过夜。此后直到1945年，这幢宾馆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图38 位于希姆勒帝国大街4号的戈尔迪·特鲁斯特慕尼黑公寓客厅。丈夫去世后她就搬到了这里（大约摄于1935年）。

如果资金对于希特勒的那些设计者来说不成问题，那么其他的资源则存在问题。1936年，希特勒宣布开始他的四年经济改革计划，限制从国外进口商品，减少了重整军备所需用的各种材料。该项政策所造成的资源短缺干扰了建筑工程，包括元首指定的那些建筑工程。到了1935年，纯天然纤维，如棉料、羊毛等已停止供应。1936年之后，取代天然纤维的则是那些劣质的人造纺织品。尽管希特勒对整个国家实施了严厉限制措施，但他坚持将最好的自然资源及原料用在他的建筑工程上。元首既不会坐在也不会走在人造纤维上。1936年12月，希特勒吩咐四年计划的原料配给部门的主管官员，他的建筑工程用料应该优先得到满足。1937年，当戈尔迪无法获得希特勒的那些慕尼黑建筑所需的意大利丝绸时，希特勒对经济部下令首先保证特鲁斯特工作室的装饰材料优先供应。而希特勒对于他的建筑规模的要求，使得他的设计者们进一步陷于材料库存短缺的危机当中。就像建筑历史学家保罗·加斯考特的调查研究表明的那样，当阿尔伯特·施佩尔需要大量建筑材料来完成重建柏林的计划时，他通过与纳粹党卫军签订合同，调用集中营的囚犯作为生产砖块和挖掘石料的劳工，这反映出施佩尔作为希特勒首席建筑师而拥有的“资源”。

图39 慕尼黑卡尔亲王宫沙龙，戈尔迪·特鲁斯特设计。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大约摄于1937年）

战争爆发后，留下的合格工匠及工地工人成为希特勒的建筑师们所面临的另一个紧迫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送上了前线。为了保护最有价值的艺术家、设计师以及他授意开工的工程，希特勒和戈培尔根据这些人所拥有的“神赋予的”才能起草了一份免除服军役的名单（这份名单也包括作曲家、表演家、作家和电影制片人）。但这并没有缓解谁来为他们工作的问题。从1940年起持续数年，戈尔迪一直与军队高层做斗争，力图使她挑选的工人从战争中解脱出来，让他们重返工作室。

1939年1月1日，戈尔迪·特鲁斯特与高尔正式解除了合作关系。早在1937年保罗·特鲁斯特的建筑竣工时，他们的合作关系就几乎已经结束。尽管如此，他们仍继续共用特鲁斯特工作室，共同享用特鲁斯特工作室之名，共用一个秘书。高尔保留了建筑工作人员为他的建筑项目继续工作，后来又让他们修复炸弹对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建筑物所造成的破坏。1937年，戈尔迪·特鲁斯特开始在一个新的设计领域工作：为第三帝国设计获奖证书，演示用文件夹与礼盒。战争爆发后，她主要投身于这个艺术制造领域，并且慢慢地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家庭手工行业。正如她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她的职责包括与一两个其他艺术家紧密合作完成设计工作，监督产品质量。她也与她的客户讨论企划，管理着很多供应商。戈尔迪为具有较高威望的奖项设计的证书以及演示用文件夹在纳粹艺术杂志上公开发表。这些制品都是昂贵的手工艺品，其材质与制作艺术均属上乘。获奖证书是在包有金箔的羊皮纸上手写的，礼盒有时则用大量黄金装饰，并镶有钻石、红宝石及其他珍贵宝石，模仿中世纪的圣物箱或宝物包装盒。正如戈尔迪在信中证实的那样，希特勒对此产生了极大兴趣，并亲自为这些奖项的文件及礼盒出谋划策。这些奖项既涉及高级军官，也涉及平民百姓。希特勒试图通过装饰品及纸质荣誉证书来收买人心，在战争年代奖项和证书的种类与获奖人数都大幅增加。1940年11月初，即在英国皇家空军第一次轰炸柏林大约两个月之后，戈尔迪为在新总理府地堡里出生的孩子们设计了教父的证书。这次轰炸深深地震惊了柏林的百姓，因为戈林曾许诺他会保证他们的安全，柏林百姓曾对此深信不疑。希特勒担当起孩子们的荣誉教父角色，对于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说似乎是吉兆的开始，而非梦魇。

德国对外国的占领创造出了新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来源。为了建造位于慕尼黑的褐宫通信地堡（该工程于1943年12月动工），高尔使用了100多名“东方工人”，他们是高尔从德国已经占领的东部国家强行征用过来的工人。戈尔迪与他共用一间办公室，必定知道他的工人们的底细，尤其是其中两个人还被射杀了。在她的商务信函中有一封1944年信件的复印件，该信件是她的羊皮纸供应商发送给总理的，其内容是由于劳动力紧张，再加上“东方工人”逃跑，他无法按规定时间完成元首下达的证书订单。他写信请求获得一份建筑材料的许可，想利用这些材料来扩建一个位于工人营地里的临时储存仓库。这样一来，他就能给两个“东方工人”家庭提供住处，这两个家庭已被承诺供他使用，作为“下一次运输”的额外劳动力。这封信之所以放在戈尔迪·特鲁斯特的文件中，是因为总理府官员曾发送这封信给她，询问他们是否应该出手干预。1942年年末，戈尔迪从被占领的法国收到了大量的钻石、绿宝石、蓝宝石以及其他珠宝，这些珠宝在今天价值数百万美元。战后，她被控告使用从荷兰犹太人那里盗取来的钻石制作军事勋章。这些钻石是罗森伯格特遣部队——一个专门洗劫被占领国家的特别纳粹组织弄到的。尽管她后来宣称同希特勒的其他艺术合作者一样，她对纳粹党的邪恶行为一无所知，但是她的交易记录表明，如果没有在纳粹政权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内部进行运作并参与其犯罪活动的话，戈尔迪不可能执行元首委派的任务。

戈尔迪·特鲁斯特绝不是被迫成为共谋的。相反，她急切地接受了希特勒下达的建筑项目，并向他又提出了新项目（接管证书设计与展示文件盒设计一直是她的想法）。正如她在写给爱丽丝·赫斯的信中透露的那样，她很珍惜和希特勒一起工作的机会，而且这位独裁者似乎也是如此。绍布写道：“对于希特勒来讲，她是理想的交流伙伴；他可以和她没完没了地谈论他的建筑计划。她能理解他，并且能将他的想法付诸设计中。”在战后对戈尔迪·特鲁斯特的审判中，她证实了希特勒“痴迷于建筑学并且很愿意与人谈论有关建筑学的内容”。也许是因为她与元首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她自己的理想主义态度的缘故，戈尔迪·特鲁斯特对于财务方面的事情并不重视。早在1934年她就反对律师的建议，拒绝合并特鲁斯特工作室，因为她觉得在工作室的名字上添加“GmBH”（表明这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带有特有的“犹太人”的余味。在她的心目中，她不想让自己对丈夫遗产“单纯的”艺术忠诚被纳粹宣传机构所说的犹太人没有灵魂的商业动机所玷污。战争结束后，戈尔迪坚决否认她从纳粹政权上获得过经济上的利益，一再强调说她的财产（如今价值数百万美元）是丈夫留给她的。尽管如此，财政记录表明，这位富有的遗孀的财富曾在第三帝国时期飞速增长。除了1934年至1945年她从工作中赚到的几十万德国马克以外，她在1940年、1942年和1943年还收到了希特勒送给她的三份现金作为礼物，每份10万德国马克，并且免税。希特勒习惯于通过这样的大手笔奖励那些他想奖励的人，并进一步拉近同他们的关系。这些人包括军事领导人、政府部长、艺术家以及其他人士，他们都收到现金奖励。在审判中，法官要求戈尔迪说明这些资金的来源。戈尔迪解释说，希特勒的本意是将礼物（只有一个被检察官发现）作为她在总理府以及上萨尔茨堡无薪工作的补偿（在上萨尔茨堡工作期间，她未曾收取酬金）。戈尔迪说她打算拒绝酬金并告诉希特勒，“我不想让我们的私人关系与金钱混淆在一起”。后来他们同意将这笔钱用于建立一个保罗·特鲁斯特档案室，该档案室将成为已筹建的当代历史博物馆的一部分，但法官们并不相信这一说法。

希特勒喜爱的建筑师除在经济上获益外，在这个以（国家认可的）艺术为基座的政权里还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戈尔迪·特鲁斯特不仅设计奖项，她也获得了这些奖项。在1937年4月庆祝希特勒生日时，希特勒赋予她教授头衔。同年夏季，在先于德国艺术馆开幕举行的德国艺术节上，巴伐利亚美术学院授予戈尔迪·特鲁斯特银牌荣誉奖。1943年，希特勒授予她金质荣誉勋章。这是一种稀有的勋章，每年只颁发一次，按照希特勒的意图授予那些曾经对纳粹党或国家做过杰出贡献的人。（更为普通的一种勋章是金质纳粹党党章，它有着特殊价值，用来授予那些会员号码在100000以下，且对纳粹党忠心耿耿的早期纳粹党成员。戈尔迪·特鲁斯特未曾收到过这样的勋章，因为她在1932年8月1日才加入纳粹党，她的会员号码是1274722.）事实上，这些荣誉，特别是她拥有的勋章，会在战后审判中给她带来更大的麻烦。检察官把这些荣誉及勋章看作是她对纳粹政权的价值以及所做贡献的证据。在对她审判时，呈具的证据中有一封她在颁发勋章仪式之后那天下午写给希特勒的信，检察官们的怀疑在这封信中得到了证实：

我的元首，我该怎样感谢您，我该对您说些什么呢？我仍然沉浸在深深的感动当中。我从您手中接过这最神圣的象征，我知道您赋予了我最深沉最美好的义务和快乐，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我的心情，但这就是我此刻最真实的感受。这份骄傲与荣誉是您早期奋斗的黄金时代的象征，是您第一批战士不朽的启明精神，这些鞭策着我的生活和工作，我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努力、更加投入地为您工作。

就像她死去的丈夫一样，戈尔迪·特鲁斯特对于第三帝国精英们奢华的宴会毫无兴趣，并一再婉拒希特勒发出的这类社交晚宴的邀请。希特勒告诉她，她不断地拒绝几乎都成了怠慢别人了。在1936年完成贝格霍夫别墅的内部装饰工作之后，她拒绝加入上萨尔茨堡的社交圈。后来戈尔迪承认“他（希特勒）的社交圈有一部分我毫无兴趣，而且我也需要时间来工作”。但她确实定期出席希特勒的官方艺术节开幕式以及其他文化活动。多年来她在摄影师的镜头前陪同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希姆莱以及其他纳粹高官层参观伟大德国艺术展，在德国艺术节开幕式那天出现在检阅台上，出席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慕尼黑建筑落成典礼活动，参加其他许多公共活动（见彩图10）。她身材修长苗条，引人注目，而且她很清楚自己留给别人的深刻印象。在这些场合里，她更喜欢全身着白色，这样能使她在周围的棕色和黑色制服衬托下显得更加出众，别有风采。

戈尔迪在希特勒旁边不断地露脸，引起德国公众和媒体的注意。1937年7月，《慕尼黑最新消息》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关于她的报道文章，作者为新闻记者索菲·拉佐。这篇报道描述说：“数千人在德国艺术节期间以及德国艺术馆的落成典礼活动中见到过这位女士。在节日活动中她穿着白色套装坐在前排的贵宾席上，靠近元首。这些庆祝的日子同样也是她光荣的日子。她的工作就是为德国人民奉献自己，忠诚服务。”在此之前戈尔迪也不是毫无名气，但是德国艺术馆落成典礼却使这位年轻寡妇大受公众瞩目。1937年7月18日开馆那天，柏林画报周刊《明镜》刊登了一幅拍摄于德国艺术馆的照片，照片中戈尔迪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站在她身边的元首（见图40）。几天前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戈尔迪，称她是亡夫艺术遗产的忠诚托管人。该报认可她的创造性艺术贡献，但仅限于室内装饰领域，尤其是具有“女性特色的”色彩领域。与此不同，记者拉佐的文章则以更加开阔的视角将戈尔迪描述为丈夫的艺术合作者，有能力向前推进丈夫承接的建筑工程，因为一开始她就全心投入到这些工程当中，而且可以利用回想到的和丈夫谈话的内容继续开展工作。在《人民观察家报》的报道描述中，建筑工程初具雏形，特鲁斯特夫人便开始转而管理办公室，做起了守护工作。而在拉佐的文章中，特鲁斯特夫人则经常出现在建筑工地和会议上。拉佐也强调她对应用艺术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将她视为名副其实、富有影响力的艺术家。

图401937年7月18日《明镜》杂志封面。说明文字写道：“元首亲临德国艺术馆。站在希特勒身边的那位女士是德国艺术新家园创造者的遗孀特鲁斯特教授夫人。”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

多年来戈尔迪频频出现在有关希特勒的流行书籍、插图通俗报纸、各大报刊、妇女杂志和设计杂志中。1939年4月，高档生活杂志《新潮流》刊登了一篇特写，报道希特勒九大御用建筑师，将戈尔迪的照片和简介列为榜首（其次是伦纳德·高尔、阿尔伯特·施佩尔；名列第四位的是保罗·特鲁斯特）。戈尔迪的文件档案中有很多要对她进行新闻采访的请求，她并不总是有时间接受这些采访。德国媒体对她的关注报道全是正面积极的，至少直到战争结束时是这样。在同一时期，美国新闻界表现得比较冷淡，却也没有公开进行批评。美联社驻柏林记者路易斯·洛克纳在1938年发表于多家媒体的一篇有关希特勒身边女性的报道中，将注意力引向戈尔迪作为希特勒核心集团人物所产生的影响。他在这篇报道中一开始就描述戈尔迪的外貌特征，表明她是一位很有能力，令人忐忑不安的人物。她的年龄，他写道：“明显有三十七八岁，眼窝深陷，长着一双狂热的深色眼睛，鼻子尖尖的，显得过分好奇。嘴和耳朵长得落落大方，下巴坚定有力。黑黑的短发从额前干净利落地向后梳去。”第二年，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驻柏林记者，同纳粹精英有密切接触的斯格里德·舒尔茨把戈尔迪描述为希特勒的设计助手：“（她）亲自执行希特勒有关室内装饰的建议，把画好的室内装饰草图交给他。目前德国正在大力创造一种新风格，说不定在未来什么时候这种风格就会同法兰西帝国风格、英国齐本德尔风格，或其他具有时代特色的风格不相上下，并驾齐驱。这是希特勒为之奋斗的目标。希特勒手下干将的妻子们急不可待地效仿他，或者不断提出新建议，以此赢得希特勒的青睐。”然而，施尔茨错把戈尔迪当成了弗罗斯特教授夫人。这也许并非偶然。

在德国，戈尔迪发现，媒体关注和公众认可带来一个她并不喜欢的角色——说情人。在政府围着一个人的欲望和意志团团转的国家，能够接近并影响元首可使一个人变得很有影响。元首周围有随从护驾，即使他手下的部长们要想觐见也没那么容易。相反，戈尔迪经常见到元首，通常是在她的慕尼黑工作室里。确有一些资深政治家有时要求她代表他们出面干预，认为她说话元首听得进去。戈尔迪的文件档案中有数不清的信件，大多数都是陌生人写来的，向她求助。纳粹政权造成的人类苦难由此可见一斑。写信求助者当中有千方百计要保住生意、拥有混血血统的书店女老板；有因为性取向问题失去大学教职和自由、身陷囹圄的艺术史专家；有一位商人，一心要营救那些在“水晶之夜”遭到拘捕的犹太人亲属；还有一位寡妇，急着要为她唯一幸存的儿子免除兵役。许多人要求特鲁斯特把信转交给元首，认为她能经常见到元首。她偶尔出面干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她对此类请求均有礼貌地加以拒绝，把信交到总理府。

戈尔迪只消说几句好话就能改变别人的命运，这从拉格纳·伯格的事例中可见一斑。他是一位瑞典出生的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在德国德累斯顿市鲁道夫·赫斯医院工作，直到1936年研究经费用完。也许是由于自身健康问题的缘故，戈尔迪对营养学颇感兴趣，热情很高。她在20岁刚出头时遇到一场车祸，险些丧命，由此造成的创伤一直困扰着她。此外由于压力大，工作过度，她还受到心绞痛的折磨。1942年秋季，戈尔迪经历了一次健康危机，在维纳·扎巴尔博士的贝希特斯加登疗养院里住院疗养三个月。维纳·扎巴尔博士曾经在希特勒的素食餐饮问题上给希特勒的御用医生西奥多·莫莱尔提过建议。（戈尔迪突然病倒，原因可能是由于要完成希特勒下达的不断激增的军事证书订单，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她这样大病一场过后，可能希特勒担心像失去她丈夫一样再失去她，于是给她颁发了金质荣誉奖章。）戈尔迪在疗养院见到了伯格。他向戈尔迪透露他的研究工作已经停了下来。戈尔迪后来把伯格的情况反映给希特勒，结果使伯格又惊又喜：他很快又拿到了研究经费。

戈尔迪多次出面干预，努力帮助那些遭受纳粹德国反犹太主义的立法和政策迫害的人。这些人通常是她通过社交圈或职业友人认识的。其中有一位名叫卡尔·威瑟利，世界著名的眼科专家和教授，在慕尼黑被广泛认为是一位杰出的临床医师和外科医生。他也是犹太人后裔。1935年随着种族主义的纽伦堡法律获得通过，他失去了工作，被拒绝领取养老金。有好几年威瑟利只能在公寓里私下行医。但是到1938年9月，新颁布的法律取消了所有犹太人医生的行医资格。保罗·特鲁斯特去世前得到过威瑟利医生的救治，减轻了痛苦，他的妻子当时也向威瑟利医生表示过感谢。后来她又通过更多具体的方式表达了她的谢意。威瑟利被吊销了行医执照后，戈尔迪在希特勒面前为他的人品和医术医德进行辩护，甚至把威瑟利孩子们的照片拿给他看，告诉他这些孩子的教育也因为拥有犹太祖先的缘故而陷入一片混乱。希特勒起初拒绝她游说自己。1930年威瑟利当选为大学诊所所长时，《人民观察家报》就已经诽谤攻击过他。纳粹势力对他恨之入骨。然而戈尔迪仍然没有放弃努力，并在一次拜访中把威瑟利妻子写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了希特勒，要求他当面把信看完（没有像往常那样交给一名副官）。这回显然说服了希特勒，在他的命令下，威瑟利于1939年重新获得了行医执照，可以继续私下行医。早在1937年11月，戈尔迪也曾见义勇为，出手相助。当时反犹太主义主题展览《永恒的犹太人》在慕尼黑德国博物馆开展（这是一家致力于科技史研究和展览活动的机构）。其中一个展览室的墙上标写着“披着科学的外衣，你毒害了德国人民”一行字，下面挂着威瑟利的画像。经威瑟利妻子的一位朋友提示，戈尔迪向巴伐利亚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提出投诉，最终如愿以偿，撤掉了威瑟利的画像。

毫无疑问，戈尔迪在这种干预行动中表现非常勇敢，而且她的行动不止一次挽救了别人的生命。但同时这些行为总括起来也并不意味着持有更大意义上的对抗立场。艺术家，同时也是特鲁斯特家好朋友的马利亚·纳施迪格尔在战后提供证词时说，戈尔迪反对纳粹常针对犹太人的立场，这使她屡次付出代价，“让她连吃苦头”，也许是因为她和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包括希特勒）作对的缘故。但是其他时候戈尔迪似乎加入并且怂恿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反犹太主义潮流。历史学家沃尔弗拉姆·塞里格认为，她对于瓦拉什公司（这是慕尼黑一家传统巴伐利亚服装和民间艺术品的重要生产商）的雅利安化种族主义行为给予过支持。同样引人注意的是戈尔迪在为希特勒筹建的位于林茨的艺术博物馆购买艺术品时所担当的角色。在从慕尼黑经销商那里购得的70幅绘画作品中，大部分来自于被没收的犹太人艺术收藏品，这一点她肯定清楚。另外，戈尔迪还想方设法帮助尤利乌斯·斯特莱彻，此人曾经聘请她的丈夫为他改造扩建设在纽伦堡的地方行政长官办公总部。后来此人因公开发表在纳粹党看来也属过火的攻击犹太人的言论被革职，以后戈尔迪仍然同他保持友好关系。戈尔迪心甘情愿为希特勒反犹太主义政策的受害者们辩护，我们在考虑这一点时不要忘记她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迫害他们的正是她决意全力支持的政权。正如她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以我的全部努力和忠诚给予支持”。

戈尔迪忠心耿耿效力于希特勒，在纯艺术和应用艺术领域具有极大影响力。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她尽职尽责，完成了丈夫生前承揽的建筑工程，对纳粹建筑进行精心室内装饰，对纳粹政权的精英物质文化产生了明显影响。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设计制作各种证书、演示用文件夹和包装盒上，还体现在为希特勒购置或设计的银器和瓷器等实用物品，以及希特勒要求她设计制作的许多礼品上，其中包括为带有希特勒签名的肖像设计的银相框（希特勒订购了数百个）。另外，戈尔迪还担当某种文化评论者，担任评委、出任各种学术职位、推行自己的艺术观点。战后受审时，戈尔迪被指控“作为希特勒的密友在纳粹时代的艺术生活中占据近乎独裁的地位”。这一评价尽管有些夸张，却也道出了她所掌握的实权，以及人们印象中她具有的权力。她在德国艺术馆担任的评委一职特别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机构，有权批准认可第三帝国统治下从绘画到建筑的各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戈尔迪在战后辩护中说，她曾抵制希特勒排斥现代艺术家的做法。她声称这在她和希特勒之间引发了唯一一场激烈争论，广为人知。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才能入选1937年伟大德国艺术展的首场展览。

戈尔迪参加了几乎全部由男性成员组成的评审团：共有12名艺术家和艺术团体负责人担任评委，受命从1.5万件绘画及雕塑作品中预选出参加首展的作品。德国艺术家（当时这一称号明显将犹太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被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剥夺了公民权）受到邀请将他们“最优秀”的作品送来参展。这一指令并未指明考量的标准。乱上添乱的还有纳粹当局显然甘愿容忍艺术中的激进派和保守派掺和到参展行列里来。然而希特勒本人对于当代艺术无可容忍，这一点所知者不多。评审团选出的作品包括希特勒认为具有颠覆性、更适合参加颓废艺术展的作品。官方展览结束后，颓废艺术展随即在附近一地点开展，其宗旨是作为纳粹当局培育出的新艺术的反面实例警示于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评委（其中大多数在纳粹统治时期才显露头角）存心要激怒希特勒。戈尔迪表示，他们只想根据作品质量挑选出最佳参展作品。

1937年6月5日，希特勒同戈培尔一道从柏林赶到慕尼黑，在德国艺术馆审查评审团挑选出参展作品，并做出最后决定（由希特勒本人来拍板）。起初评委们陪同希特勒在各展室观看参展作品，可是随着希特勒明显地表现出心中不悦并开始同戈尔迪发生争执（她声称其他人都默不作声），评委们全都开溜了，只留下戈尔迪一人为他们的选择进行辩护。希特勒还对那些遭到拒绝的作品提出质疑。戈尔迪随即说道：“为什么要接受那些已经过时的艺术家呢？”她继而抗辩道，“这样的陈芝麻烂谷子，就连奶奶那辈人也早就不要了。”据戈培尔透露，希特勒当时“勃然大怒”。虽说戈尔迪“以狮子般的勇气奋力抗争”，仍然无法代表现代艺术家说服希特勒。戈尔迪当场辞去了评委一职。希特勒后来又解聘了其他评委，让他的私人摄影师、深知他性情爱好的海因里希·霍夫曼负责筛选参展作品（后来戈尔迪又受到邀请担任评委。除她之外，只有霍夫曼和德国艺术馆馆长卡尔·考尔伯）。

戈尔迪同希特勒发生争执的消息不胫而走，刊登在国际各大报刊上。流亡法国巴黎的德国艺术评论家保罗·威斯特海姆披露，希特勒警告戈尔迪说“她也受到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良影响”。闻听此言，特鲁斯特险些晕倒，不得不退到另外一个房间里。这种说法简直让她怒不可遏。然而还是她自己在战后提供的证词表明当时的争吵有多么激烈。据她回忆道，希特勒说：“莫斯科仍然信守新古典主义，而你则在欧洲拯救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她回答道：“你可以把我关起来，但是我要永远坚守我的艺术信念：这是艺术，那是庸俗。”但很明显，这一变故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特鲁斯特声称希特勒再次光顾她的工作室时，她坚持要把问题从头到尾再探讨一遍，而且要仔细地探讨，把艺术史参考书也搬出来。在这种私下环境里，希特勒更愿意承认戈尔迪观点的价值。回顾那一段往事时，最使她苦恼的是其他评委的表现。她在战后受审时申辩说，她曾经力劝其他评委举行一次联合抗议活动，但是他们无动于衷，只是第二天早晨给她送来“很大一束红玫瑰和一封感谢信”，令她大失所望。戈尔迪并不想指责希特勒。她认为如果其他人有“个人勇气”抵制希特勒，就可以避免德国的“耻辱”，有可能改变希特勒的想法。审判长指出她未能就展览一事说服希特勒，在所有实权位置都被希特勒亲信把持占据的情况下，她这样的对抗既无意义，又很危险。

几十年后戈尔迪在回忆起发生争执的那一天的情况时说道，使她感到既震惊又失望的是戈培尔站到了希特勒一边。这位曾经捍卫过“超级现代艺术家”的人士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令戈尔迪孤立无援。看到戈尔迪陷入如此孤立的境地，戈培尔并非满心不悦。尽管他赏识戈尔迪的聪明才智，却又觉得她既让人恼火，又很有威胁。1936年1月21日，在同希特勒和戈尔迪同进午餐之后，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特鲁斯特夫人说话尖酸刻薄。一贯如此。我不喜欢她。”（如果回想起戈尔迪自己讲述的吃午餐时她怎么开施佩尔的玩笑的经过，人们是否会想向来以说话风趣自负的戈培尔，是否因为被别人抢了风头心怀不满呢。）戈尔迪回忆说，她和戈培尔的关系因1938年创建巴伐利亚电影艺术公司而遭到不可弥补的破坏。这家设在慕尼黑市的电影公司成了戈培尔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它是环球影业公司乌发电影公司的竞争对手。后者的电影制片厂设在柏林市外的新巴贝斯堡。戈尔迪担任巴伐利亚电影艺术公司的艺术顾问（这使戈培尔大为不悦）。她后来说她当时的任务就是扩建公司设在盖泽加斯泰格的电影制片厂。戈尔迪声称她捐献出启动资金用于开工建设，后来又找到一位富有的慕尼黑捐赠者提供其余资金。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戈尔迪在顾问委员会里“密谋”对付他。

1940年11月21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句有关戈尔迪的评语，更具个人攻击性：“特鲁斯特夫人是位聪明的女人，但是颇有蓝袜才女的德行。”德国人用“蓝袜才女”贬损一位受过教育的女子像个爷们儿，另外还强烈暗示这位女子是女同性恋者。事实上，有时“蓝袜才女”就用作女同性恋者的同义语。戈培尔向来密切关注对手们易受攻击的弱点；他也许知道戈尔迪同一位名叫哈妮·乌姆洛芙的女摄影师兼电影制片人关系密切。20世纪30年代初期，乌姆洛芙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乌姆洛芙影业公司，她的弟弟瓦尔特后来加盟该公司，成为合伙人。姐弟二人为政府或纳粹团体（包括妇女团体）共推出32部教学片。有些教学片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例如有关如何循环利用废弃物的教学片《废料——原料》（1938）。另外一些教学片则用作宣传片。例如为纳粹党“帝国妇女领导组织”拍摄的影片《妇女踊跃支援前线》（1940），描写纳粹妇女团体在战争期间动员妇女、帮助妇女的各种场面。影片表现出一个欢乐高效、几乎完全没有男人的家庭战线。乌姆洛芙在彩色摄影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她于1937年开始从事彩色摄影，拍摄的德国风光照片以及具有不同民族风情的肖像照片参加过展览，屡获大奖，并且刊登在纳粹官方妇女杂志《NS-妇女瞭望》上。

戈尔迪同乌姆洛芙相遇于20世纪30年代。1951年3月，乌姆洛芙写给戈尔迪的一封生日贺信表明，那是15年当中她们第一次不在一起欢庆生日。1939年9月，这两位女士在慕尼黑市搬到了一起，一直共同生活到晚年。她们两人关系的确切性质目前还是一个谜。即使各自的家属成员也不清楚各种实情，不过他们认为她们是一对伴侣（这种问题我们不便去问这一代人中的姨妈，而她也不会主动透露实情）。威妮弗雷德·瓦格纳在写给密友戈尔迪·特鲁斯特的一封信中提到戈尔迪和乌姆洛芙之间充满爱意的关系，也提到了她们的“同居”。戈尔迪则在回信中把乌姆洛芙称为“我的哈妮”。朋友们也经常把信同时写给她们二人。在巴伐利亚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戈尔迪·特鲁斯特私人信件中，有一个小信封，里面装着戈尔迪年近九旬时发给她的一张残疾人身份证。那是人们会放在钱夹里的东西。信封里还装有6张小幅照片。有一张是保罗·特鲁斯特的照片，拍摄于他们结婚之前的那个冬季，照片中保罗站在雪地里，身穿毛线衣和宽大运动裤。另一张照片展现着芦苇成片、水波涟涟的自然风光，巍巍群山隐现在照片背景上。这张照片可能拍摄于巴伐利亚大湖基姆湖畔，1936年戈尔迪在那里修建了一个小木屋，作为周末休闲静居之处。另有三张照片是戈尔迪和乌姆洛芙一起在水边的划艇里拍摄的。她们看上去都有三十七八岁，所以这些照片也可能是在小木屋修成之后不久拍摄于基姆湖畔。那天阳光灿烂，她们二人身着泳装，悠然陶醉，似乎忘记了摄影师就在身边。最后一张照片是同一天拍摄的乌姆洛芙的照片，船上只有她一个人。所有这些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戈尔迪在生命的残年岁月也要珍藏着她最热爱的那些人、那些地方的照片。

无论她们之间的关系是否浪漫缠绵，戈尔迪和乌姆洛芙显然共同维系着情谊深长的人生纽带。她们的私家生活同纳粹时代倡导的德国女性的理想境界相差甚远：这两位年轻女士追求着各自成功的职业生涯，丝毫不受男性配偶和孩子的拖累。虽然29岁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戈尔迪决意不再结婚，或者据我们所知，不再与其他男士亲近。用大众眼光来看，她依然缅怀忠诚于自己的丈夫。然而在那些知道乌姆洛芙的存在的人士当中，她的私生活也许使人感到吃惊。虽然纳粹当局主要惩罚男同性恋者，但女同性恋者也生活在恐惧当中，生怕被人发觉。同居的女性伴侣有被邻居或房东告发的危险，随时可能有秘密警察前来查问。希特勒是否了解戈尔迪同乌姆洛芙的关系尚不得而知。不过重要的是，这位单身汉的私家生活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位其私生活大大违背纳粹理想境界的女人精心打造的。

战争爆发后，戈尔迪深感震惊。她后来说，当希特勒向她保证不会爆发冲突，他热爱和平时，她相信了。1939年8月中旬，她卖掉了一处很值钱的湖畔房地产。尽管连买主都跟她说要打仗了，这样做不明智，可就像对待其他劝她的人一样，对此她根本不予理睬。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东边的邻国。一周之后，戈尔迪给自己买了一张波兰地图。购买地图的收据塞入了其他购物票据当中，作为第一个物证证明她意识到生活又像以往那样即将发生变化。

1944年年末，戈尔迪去了东边。可以在元首指挥部“狼穴”里拜见希特勒的女人只有两位，戈尔迪便是其中的一位。“狼穴”位于东普鲁士小镇拉斯登堡（现属波兰）附近的丛林中。1999年，当玛莎·沙德向戈尔迪问起那次“狼穴”之行时，她回应说她之所以到那里去是因为她需要希特勒在一些准备好的证书上签字，另外还有一个她拒绝谈论的“事关个人隐私的原因”。实际上她那次“狼穴”之行的真正目的是应希特勒之邀，给他们的两只德国牧羊犬配种，这是他们两人都喜欢的犬种。戈尔迪通过马丁·鲍曼得到了她那只爱犬；希特勒也通过此人获得了他那只牧羊犬布隆迪。（在新纳粹网站上，希特勒——特鲁斯特幼犬的后代存留问题仍然是一个热点讨论话题）。希特勒的身体状况令戈尔迪深感不安：“他行走起来背驼得厉害，右臂发抖。另一方面他却坚信德军武器装备战无不胜。”戈尔迪表示，他那不可动摇的信心也进一步坚定了她的信心。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

1944年4月24日，一次空袭轰炸损坏了特鲁斯特工作室的建筑。希特勒在元首宫为戈尔迪提供了工作室空间，公司档案存放在防弹地下室里，戈尔迪觉得万无一失。戈尔迪在她的慕尼黑公寓里一直住到1945年4月末，在美军到达之前8天逃往基明小镇。特鲁斯特工作室存放在元首宫的资料被美军没收，转移到前纳粹党政府办公大楼里的中心收缴处。后来这些资料又作为收缴战争文件运往华盛顿，在那里存放了数十年。

在小镇戈尔迪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小木屋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她后来对公诉人说，美军进入慕尼黑市当天，特鲁斯特工作室就关闭了，她的设计项目也停止了。为了生活需要，她后来当了农民。早在1942年，乌姆洛芙就在小木屋的那片湖畔地产上开办了一个小型有机农场。1948年货币改革之前，在物质匮乏、以物易物的经济条件下，戈尔迪和乌姆洛芙这两位女士靠种植出售农产品还可以维持生活。不过这对戈尔迪的健康造成了损害。据戈尔迪的医生透露，体力劳动，再加上房屋阴冷潮湿，使戈尔迪患上了风湿病，审判压力又加重了原来的心绞痛。此外她还营养不良，体重不足，轻瘦。1949年的一篇有关审判戈尔迪的新闻报道中刊登了一张她的照片。照片上戈尔迪看上去神经紧张，憔悴瘦削。但是在那个年代，许多饥肠辘辘、无家可归的德国人仍然会羡慕她头上的屋顶、门前的菜园。

同美军占领区所有其他德国成年公民一样，戈尔迪也经历了清算纳粹的过程，包括填写问卷调查表，交代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干过什么，加入过什么组织。根据参与纳粹政权犯罪的程度把所有人划为五个犯罪等级：头等罪犯、罪犯、次等罪犯、支持者、被证明无罪者——如有必要，在民事特别法庭前提供证词，等待处理。据戈尔迪披露，她也遭到软禁，对此她感到愤愤不平，不仅因为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她后来回忆说只允许她离开去看牙科医生，或者去见美军当局人物——还因为受命看守她的四个非洲裔美国兵。戈尔迪经历的去纳粹化肃整运动前后拖的时间很长，1946年秋季从特劳恩施泰因开始直到三年以后才于1950年春季在慕尼黑法庭结束。这期间造成耽搁拖延的原因有：战后混乱年代难以从各方当局获得证明材料（文件被烧，目击证人或去世，或流落四方），地点发生改变；1949年在中心收缴处发现了特鲁斯特工作室文件；戈尔迪的律师或缺席或更换；她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她本人多次试图掩盖混淆事实，特别是有关她在第三帝国时期获利多少的事实。

她无法掩盖也无意掩盖的就是她对希特勒的效忠。当年媒体获得的她多次出现在希特勒旁边的影像全都对她不利：众人皆知她曾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忠诚追随者。1945年7月11日，基明镇镇长在一份揭发检举戈尔迪的报告中指出，“她在希特勒心腹密友中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这一点广为人知。希特勒经常隐瞒真实身份来到这里看望她。不久前她还出席了纳粹地区领导人克瑞斯雷德在此地召开的大会，以证明希特勒仍然掌控大权，气数未尽……毋庸置疑，她仍然是希特勒狂热的追随者”。戈尔迪的财务顾问威廉·科斯腾在戈尔迪的第一律师缺席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为戈尔迪出庭辩护。在戈尔迪于特劳恩施泰因接受初审（1947年1月21日开审）之前，科斯腾提醒她说：“如果法庭庭长对你印象有误，那他就无法纠正陪审法官的错误看法，这将是非常遗憾的。我怀疑庭长听从了别人的言论，对你抱有完全错误的看法，认为时至今日你仍然拥护第三帝国的思想体系。在你出庭时，法庭庭长要是看到你不属于纳粹政权的罪犯之列，他会感到满意的。”戈尔迪并没有接受他的暗示。她在第一次以及随后几次出庭受审时，喋喋不休地替纳粹做宣传，为希特勒辩护，完全证实了外界对她固执己见、不思改悔的猜测怀疑。

戈尔迪站在证人席上，把她在第三帝国时期的生活描述为平静封闭的小圈子：她的生命、呼吸，还有她的思想，全都同艺术息息相关。她声称，她同希特勒的关系完全是在艺术层面上维系展开的。当庭长施莱弗问她是否对那位独裁者讲过“外面形势如何”时，她坚持说不知道。施莱弗又问：“你肯定不会只看到工作室的墙壁吧？这些墙壁不是障眼物吧？”对此戈尔迪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回应道：“我走出工作室，来到建筑工地和施工作坊，只看到一双双明亮有神的眼睛。从小老太太到建筑工人，我亲身感受到最为动人、最为令人不能自已的场景。这也难怪，因为在经历过可怕的失业岁月之后，他们又能工作了，心里又充满了希望。”施莱弗反驳说：“我不相信你一无所知。尤其是你常去国外，对国内外形势不可能一无所知。”戈尔迪坚持说她不了解情况，她的艺术天地里不设焚烧炉，没有秘密警察的严刑逼供室。1948年2月13日，在慕尼黑第二次出庭受审时，戈尔迪甚至说在她接触广泛的职业友人和社交朋友的圈子里，没有一个人被送到集中营。1950年2月23日至24日在慕尼黑最后出庭受审时，戈尔迪面临同样的质问和怀疑仍然一一进行否定。在整个受审过程中，戈尔迪依靠那些遭受纳粹政府迫害的人为自己辩护。她提供了受过她帮助的几十位人士的证词。他们代表着纳粹政权的广大受害者，暴露出纳粹政权的种种恐怖行径，同时证明她非常了解工作室大墙外面发生的事情。

虽然戈尔迪有时公然撒谎（如她坚持说从未利用她在第三帝国中的地位为自己家人谋取好处。一些私人文件表明，她父亲的生意曾于1932年破产，后来由于她出面帮忙，生意重新开张，日见兴隆），但她证词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其根源也在于深受纳粹宣传影响而形成了自己打自己脸，前后观点认识不一致等缺陷。她问施莱弗：“一个那么善良的人，那么喜欢自己的宠物狗，以慈爱的目光看着孩子，站在艺术品面前怀着深厚的情感沉思默想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是杀人犯呢？我怎么能接受这一点呢？对我来说这是无法想象的。我无法把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戈尔迪还根本不相信希特勒本人知道以他的名义犯下的残暴罪行。不到两年前，这些残暴罪行在纽伦堡审判庭已被充分揭露于天下，但是在她的心中仍然保持着希特勒的纯洁形象，铭记着希特勒的“亲切和善良”。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如果她的好友不应受到责备，她也不应受到责备。

戈尔迪习惯了发号施令，经常向法庭人员发起挑衅，打断他们的发言，提出各种问题，并且要求更改法庭记录。1948年在慕尼黑出庭受审时，戈尔迪被问及她和她丈夫同希特勒见面时的情况，以及他们当时是否谈论过政治问题。她坚持说他们的谈话只同建筑和艺术问题有关。庭长吩咐秘书全文记录审问内容，然后提醒戈尔迪注意“刚才所谈的是一些并不符合纳粹党意识形态的建筑问题和其他问题”。她突然插话说：“请允许我打断一下。我必须再补充两句。首先，必须明确您如何理解纳粹党意识形态。如果你指的是集中营，以及一些令我们深感耻辱的事情，那么这同我和我的丈夫毫无关系。但是如果把纳粹党意识形态理解成做一个社会性的人，就是说对自己的人民心存感激，就像感激贝多芬和康德那样的同胞一样，那么纳粹党意识形态自然是深入我们内心的。”庭长回应道：“这个问题关系到暴政、独裁、酷刑逼供、集中营以及其他方面的内容。”然后吩咐秘书，“写下来：纳粹党意识形态。”

戈尔迪的第二位律师（不是最后一位律师）库尔特·冯·斯塔克尔伯格试图把戈尔迪不思悔改的纳粹思想信念改头换面，说成是艺术家过于浪漫、不懂政治的表现。在一份提交给法庭的书面辩护中，斯塔克尔伯格辩白说：“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公共领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之外，在永恒的艺术世界里，在梦幻王国里过着自己玄思冥想的生活。……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对于在政治生活领域具有创造力的人，必须运用不同的标准。”然而，纳粹政权在艺术同政治的结合方面也许远远超过现代史上的任何一个政权。纳粹政权将艺术家的作用理解为从根本上带有意识形态性质，因此对于艺术活动严加控制。即便如此，在战后时期，包括戈尔迪在内的纳粹艺术家还是一致认为他们承揽的国家工程同政治毫无关系。《南德意志报》在报道戈尔迪1950年的受审情况时写道，她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到困惑不解：建造德国艺术馆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纳粹党的残暴统治。巴伐利亚国家文化教育部创意艺术家主任阿尔伯特·斯登泽尔为肃清伦纳德·高尔所受到的纳粹思想影响撰写了一份专家报告（他也成功地运用了不关心政治的艺术家这一说法）。他在报告中指责说这种立场基本上是不诚实的。由于斯登泽尔具有强烈的反纳粹倾向，他的言论被认为不客观公正，遭到漠视。在以后的几十年当中，历史学家纷纷探讨艺术家所扮演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角色，努力揭示艺术家替纳粹政权粉饰的光泽——体现在海报、电影、游行、纪念碑，以及从收音机到军功奖品等数以千计不同物品上——如何掩盖它的腐臭内核。

作为金质荣誉奖章的获得者，戈尔迪自然而然地被划分为“头等罪犯”，这是级别最高的犯罪等级，所受惩罚包括死刑、监禁和苦役，还有其他一些较轻的惩罚。在法庭被问及如何评定自己时，戈尔迪回答说她提出一个新名称：“体面的，曾经坚守信仰的纳粹党党员”。显而易见，戈尔迪认为她没有做过任何错事。1950年2月24日，戈尔迪最后向法庭陈述时说道，“她一直怀着人道和道义的敏感性行事，因此即使在今天对于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还是感到问心无愧”。1950年3月2日，当法庭进行宣判时，法官们指出戈尔迪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同希特勒的联系。即使在去纳粹化肃整运动中，盟军的政策不仅仅是惩罚，而且还包括恢复正常生活。但是在处理戈尔迪·特鲁斯特这一案件中这一政策却惨遭失败。

戈尔迪最终被划分为“次等罪犯”，比“头等罪犯”低了两级。要不是因为曾经三次收过希特勒每次10万德国马克的礼金，戈尔迪还可以被划为更低罪犯等级。她所受到的惩罚包括缓刑两年（从审判之日算起），以及处以罚金5000德国马克。缓刑期间她每月收入上限被定为200德国马克。她失去了公民权和使用教授头衔的权利。除其他一些限制外，戈尔迪还被禁止拥有汽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小木屋地处偏僻，战后，戈尔迪和乌姆洛芙拥有的汽车又被没收，一连好多年她们只能用自行车运送蔬菜，出门远行）。法庭审判费用巨大，戈尔迪为此还要支付其中的一小笔费用（6500德国马克，即5%的费用）。

相比之下，她的合作者伦纳德·高尔处境好多了。1948年他被定为“头等罪犯”，后来被改为“支持者”，比戈尔迪低一级，为最低类别。他所受到的惩处也轻得多——仅仅被罚250德国马克，另外支付5%法庭费用（3250德国马克）。如果考虑到高尔和戈尔迪曾经是合作者，高尔在纳粹党掌权时期担任许多享有威望的职位，包括帝国文化研究会会员、帝国美术研究会荣誉副会长，1935年被授予教授头衔，1944年获得金质荣誉奖章，那么两个人在审判结果上的差距非常明显。再者，高尔的简短判决书读起来犹如被告所做的道歉。与此不同，戈尔迪的判决还附加一个复杂难懂的解释，其中包括一个心理评价，从理论上说明戈尔迪慑服于希特勒凝视的目光威力（戈尔迪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庭的一个谜，而高尔却不是）。无论出庭受审时，还是在递交的材料中，高尔都恰到好处地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朴实无华的人，不像戈尔迪那样挑战起诉人，为希特勒评功摆好，或者辩论纳粹主义的含义，使起诉人对自己抱有敌对态度。在对高尔处以较少的罚金时还考虑到他主动清理废墟瓦砾达60天之久。法庭认为这种行动是承担责任的表现。高尔没有传唤证人，也没有像戈尔迪那样请那么多帮助过的人为自己作证。而戈尔迪能够出面进行重要的干预，表明她对希特勒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她最终为此，也为思想意识上的顽固不化付出了代价。

戈尔迪（同高尔一样）在列举自己的财产损失提出请求以后，如愿以偿地减少了法庭罚款数量。1934年，戈尔迪清理完在瑞士的全部投资股票后，将资金转移到德国。她自己的投资策略反映了她对新帝国的信心与支持，表明她的和平主义态度正在削弱。她的财产大部分变成了政府债券。直到1944年戈尔迪仍在购买政府债券，不顾战争前线频频传来的不幸消息。另外她还持有希特勒罪恶的战争机器合作者的股票，其中包括诺贝尔炸药公司（德军军火生产商）、I.G.法本公司。战后戈尔迪的许多投资变得一文不值，其余投资大幅贬值。她个人拥有的一些贵重物品，如艺术收藏品和珠宝，有的被没收，有的遭到掠夺。到最后她不仅失去了在第三帝国时期获得的巨额财富，而且也没保住从丈夫和家人那里继承来的财产。除了已有的经济困苦之外，慕尼黑税务局还对她在第三帝国时期的纳税申报表进行审查，要求她缴纳拖欠的税款。

在戈尔迪两年刑期刚到六个月时，巴伐利亚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解除对次等纳粹罪犯的就业限制。戈尔迪立即重操室内设计旧业，做起了独立承包商生意。她经常同两家细木工家具公司进行合作，一家是她父亲以前的公司不来梅德国木艺公司，另一家是生产高档家具的魏因海姆的P.弗格勒-希公司。她到处奔走，会见潜在的客户，委托别的公司制作产品，业务范围主要在鲁尔地区。随着联邦德国财经与政治形势趋于稳定，被炸毁的城市开始重建，建筑工程业务量增加迅猛。20世纪50年代中期，戈尔迪和德国木艺公司已经有大量的联合工程在建，包括很多银行、工业建筑、大酒店、企业办公室以及会议设施。这一时期，戈尔迪又开拓了一个新的业务活动区域——中东地区。1962年，她承接了约旦一家大酒店的内部装修生意。她也是一些埃及商人热衷追逐的专家，他们希望她能出面为他们装修新建在开罗的一家拥有600个房间的大酒店。

虽然业务繁忙，她还是努力拼搏，力图顽强自立。20世纪60年代初期，她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她认为是战后充满压力的岁月造成的），使她越来越难以承揽大型设计项目。再者，她的名字激起了昔日“政治宿嫌”，对她非常不利。戈尔迪还不断遭遇许多严重的经济挫折。她对于父亲昔日公司的忠诚支持使她付出了沉重代价：该公司于20世纪50年代两次破产，每次都使戈尔迪背上了沉重债务（迫使她在50年代末卖掉了基姆湖畔上的住宅）。她发现在第三帝国时期使她扬名立万的那种豪华装饰风格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客户们不再想花高价购买制作精美的家具。高档实木室内装饰也已过时。人们更喜欢价钱更低、更具现代风格的工业材料，比如钢材和玻璃，类似于纳粹精英曾经在其代表性的室内装饰上轻蔑拒绝过的包豪斯学院派审美风格。

20世纪60年代末，戈尔迪承揽的室内设计项目逐渐减少。不过直到70年代末（她已七十五六岁），她仍然偶尔承接一些装饰项目，主要是私人住宅小规模室内装饰项目。闲来无事时，她就帮助乌姆洛芙打理日见兴隆的彩色摄影和印刷生意。1939年，乌姆洛芙在慕尼黑成立了一家小型美术复印社，专门复制古中大师们创作的人物画和风景画。战后时期她又重操旧业，于1952年出版了一本彩色摄影专集《漫游在莱茵河与鲁尔地区之间》，内容涉及工业景观和工厂室内装饰。另外她还制作幻灯片和明信片。戈尔迪和乌姆洛芙这两位女士为了摄影业务到处游走，除联邦德国外，还去过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1970年，戈尔迪在写给威妮弗雷德·瓦格纳的一封信中写道，乌姆洛芙的作品需求量很大，生意兴隆。

戈尔迪同瓦格纳的来往信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第三帝国时期的精英人物在战后如何继续来往交际，继续相互支持。1962年，瓦格纳在写给戈尔迪的一封信中讲述了一次与希特勒昔日一拨“破落贵族”聚会时的情况。她写道：“使我感到非常开心的是，塔西洛·福斯滕伯格在餐馆里大庭广众之下，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些犹太人的笑话，引起一片高声喝彩。”当前纳粹艺术家阿道夫·齐格勒生活艰难时，瓦格纳发起募捐活动，戈尔迪闻讯捐了一些钱（尽管她非常不喜欢他的作品）。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戈尔迪也需要朋友们的帮助了。1975年4月，使她感到痛苦的是，她被迫接受了一笔来自瓦格纳的借款。为了还款，她决定出售尤金·亨克创作的青铜塑像《系头巾的少女》（刻画一位妙龄裸女系头巾时的神态）。希特勒向亨克推荐了这一个题材，并且非常喜欢最终创作出来的塑像，把它摆放在贝格霍夫别墅大厅很显眼的地方。戈尔迪是希特勒同亨克见面的介绍人，所以希特勒又复制了一个青铜塑像作为礼物送给了她，她把这个塑像摆放在慕尼黑公寓里。也许因为不是希特勒曾经拥有的器物，所以这个复制的青铜塑像不易出售。那年夏季瓦格纳写信给戈尔迪，向她谈到了洛特·佩弗-贝施泰恩（埃德温和海伦娜·贝施泰恩的女儿；早年他们用制造钢琴积累起来的财富为纳粹党提供资金）向她提过的一个建议。在一次纳粹旧友相见的茶会上，佩弗-贝施泰恩详细述说了戈尔迪遇到的经济困难。她的一位客人提议是否可以“把塑像卖给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此人目前打算在坎帕拉[1]修建一座希特勒纪念碑。虽然他是黑人，他也是希特勒的热心崇拜者。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与世间俗物无缘，那么把东西卖给黑人也不会有任何顾虑。……我们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尝试一下不会有什么损失。”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戈尔迪把青铜塑像卖给了阿明。不过在她保存的有关塑像的文件中有一张格哈德·恩格尔的名片。此人曾是希特勒的军中副官，国防军陆军中将。恩格尔当时是一家对国外（包括非洲）销售德国军火的公司头目。他说戈尔迪打算通过他了解一下情况。那些年里戈尔迪卖了一些她在第三帝国时期拥有的艺术品，还有希特勒和戈林写给她的一些亲笔信。

像戈尔迪那样在第三帝国最高集团内供职的女人，一直是历史学家们心中的不解之谜。她们所参与的纳粹政权从根本上抱有精英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立场态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把她们视为女权主义者呢？虽然纳粹新闻界把戈尔迪称为她丈夫未竟事业的忠诚继承者，但是她又公开违反性别准则，亲自经营一家在国家很有影响的建筑公司，有权有势，生活独立，没有子女。再者，戈尔迪经常同女性艺术家开展合作，通过她自己承揽的设计项目采纳推广她们的作品。虽然戈尔迪通过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抵触性别准则，提携女性艺术家，她却没有质疑妇女的整体地位，或者代表妇女界出面干预，争取权益。这一点体现在1939年戈尔迪和哈纳·罗夫之间的信件往来当中。罗夫是一位现代派建筑师，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慕尼黑赫赫有名，但是在第三帝国时期找个工作都不容易。“作为元首的密切合作者，”他在信中写道，“你肯定能够回答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只允许妇女给智力和艺术水平或者组织能力都不比她们强的男性当助手，即使这些妇女可以随时证明自己的能力也于事无补，请问，这符合元首的意愿吗？这真的就是第三帝国妇女的命运吗？如果她们具备相应的学识、悟性和才能，她们能有权在自己的业务领域里争取担任高级职位吗？”戈尔迪唐突无礼地回答道：“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吃惊。我请你注意以下事实：

元首已经赞同妇女担任适合她们的领导职位。我想我再做任何回答都是多余的。”对此，罗夫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回信说：“非常遗憾，我每次都发现你几乎是唯一承认对妇女有这种看法的人。很遗憾，这种看法以前根本没有影响到那些有权做出决定的男人们，就连现在也没有。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任用一个有同样能力的女人，就会多出一个男人去前线参战。”戈尔迪没有再做回答。如前所述，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戈尔迪愿意承认职业女性在希特勒的男人国里遇到的种种难处，但是在第三帝国时期她对此坚决予以否认。

如今戈尔迪很少出现在第三帝国的历史当中。那些在戈尔迪生前曾经采访她的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一般对她的丈夫、施佩尔或希特勒更感兴趣，而对她本人的生活和工作兴趣不大。与1940年邀请她前去影片《低地》片场访问的著名女演员兼导演莱妮·瑞芬斯塔尔不同，戈尔迪并没有想方设法引起新闻界的注意。渐渐地，大多数德国人忘记了这位曾经频频出现在希特勒身边的白衣女人。2003年1月30日，戈尔迪去世时并没有引起德国主流媒体的注意。

她的讣告却出现在颇受德国新纳粹热捧的右翼新闻网站Altermedia Germany上。讣告的最后写道：“戈尔迪直到去世仍然忠诚于自己的信念。我就此告别一位正派诚实的德国人，一位当之无愧的艺术家。”这篇讣告后来附带英语译文又被上传到白人至上主义团体论坛Stormfront.com上面。

第三帝国纪念品收藏者也没有忘记戈尔迪，他们满怀热望到处搜寻着她的作品。她设计制作的军事证书的拍卖价格远远高于勋章奖章。虽然戈尔迪不愿意在公共场合下抛头露面，但显然还是希望别人记住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戈尔迪设法协助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搜集了大量记录她丈夫生活、工作以及特鲁斯特工作室业务活动的文件资料。此外这家图书馆还获取了戈尔迪的战后职业活动记录文件和她的一些私人文件，包括时间跨度长达70年之久的往来信件。其中有些资料在她去世之后被封存了15年。等到有关资料在2019年年初全面对外公开时，历史学家们将会为此忙碌好多年。

【注释】

[1] 乌干达首都。——译者注

下篇

第6章　竞选政治与打造希特勒私生活形象

在1932年春季的总统大选中，纳粹党发现了希特勒私生活的对外宣传价值。竞选期间，当时帝国第二大政党领导人希特勒的竞争对手是年迈的在任总统保罗·冯·兴登堡（此人被德国人尊崇为坦能堡会战英雄）和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当年3月13日德国选民踊跃投票，使兴登堡以超过700万张选票的优势遥遥领先，也使期望希特勒被送上总统宝座的纳粹党陷入绝望。然而由于兴登堡未能获得绝对多数，第二个月必须举行决胜选举。正是在这两次总统大选期间，纳粹党运用了一种全新的宣传表现策略。尽管希特勒会输掉下一轮选举，但是这次选举宣传运动加上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得希特勒又进一步赢得了德国民众的支持，夺得选票200多万张，即三分之一的选民支持希特勒。元首的私生活形象被证明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因此成为纳粹党在未来岁月中运用的主要竞选宣传手段。

早期纳粹党对外宣传活动的重点是希特勒作为民众鼓动者和激进政治运动领导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此番以元首私生活作为新的宣传重点标志着竞选策略发生明显变化。在1932年举行的那轮决胜选举中，出于撒大网的需要，纳粹党把对外宣传重点放在了突出表现本党竞选人的个人优点上：希特勒年轻有为，干劲十足，乘坐飞机在德国各地开展竞选活动，广为人知。所有这些均成为重要宣传卖点。针对84岁老迈冷漠、享有贵族荣誉、颇显贵族气派的兴登堡总统，纳粹党则推出本党具有现代思想和个人魅力的总统竞选人希特勒。他乘坐飞机前往德国各地，同选民们直接见面。纳粹党最为大胆的做法也许就是让希特勒的私生活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以突出强调其道德仁义个性，以此把在第一轮投票中大力支持兴登堡的那些资产阶级选民和妇女争取过来。

考虑到希特勒私生活的具体情况，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他本是一个中年单身汉，几乎举目无亲，更没有广为人知的浪漫韵事。1931年9月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在舅舅的慕尼黑公寓开枪自杀后，有关希特勒私生活和性行为的流言蜚语突然间闹得满天飞。在1932年发生重大转变之前，纳粹党公关宣传人员或者回避或者压制有关希特勒私生活的各种传言逸事。此后，纳粹党一边继续压制可能损害希特勒声誉的报道，一边开始打造本党意向中的希特勒私生活形象。“希特勒私下其人”的形象要被重新塑造为一种宝贵财产，而不是本党的累赘。

海因里希·霍夫曼拍摄的取名为《不为人知的希特勒》（1932年）的影集宣告了元首形象的改变。这本影集于1932年3月中旬，即总统大选第一轮过后不久问世。尽管这本影集酝酿构思较早，而且有可能还是独立作品，但仍然被用作纳粹新一轮竞选运动中的有效工具，旨在通过新近发现的“私下里的希特勒”形象争取更加广泛的公众支持。霍夫曼作为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有机会广泛地接触这位德国领导人。他从数千张可自由支配的照片中精选出100张来概括反映希特勒的私人生活。

在影集封面上，我们看到希特勒身穿巴伐利亚夹克衫，头戴软边帽，躺卧山坡的草丛中，身边有一只爱犬相伴（见图3）。这张照片同影集书名一道向读者表明，摄影师的镜头将会展示一个不一样的希特勒，从而就像影集护封上的说明文字所说的那样，满足“千百万追随者”的“热切愿望”，使他们更多地了解希特勒的私生活，及其“广泛的兴趣和才能”。影集中的说明文字还特别声明霍夫曼摄影作品的“文献记录式的真实性”。这样说不仅是为了在展现私下里的希特勒这方面给自己壮胆打气，而且也是为了反驳有些评论者的不敬之词。事实上，正如德国人在战后所了解到的那样，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私生活影集严重失实，而且经过大幅度编辑，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例如，爱娃·布劳恩不会出现在第三帝国时期这样的宣传画面上，尽管到1936年她已经成为希特勒核心集团的重要成员。

影集护封上的说明文字还进一步表明这本影集将用作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形象补充读物。影集开始部分带有生平传记性质，好像一部家庭影集，展现了希特勒婴儿时期拍摄的照片，他出生住宅的照片，父母的照片，上学当兵时拍摄的照片，作为演讲家和政治家崭露头角时拍摄的照片。霍夫曼在记录希特勒的当代生活时收入了各种照片，大多数看上去好像是抓拍的快照，展现着希特勒在各种活动中的形象。这些活动有些属于私人性质，还有些则是希特勒从事政治活动时的外围次要片段，如在去外地演讲途中停下来吃顿户外野餐，或者同一位走近希特勒汽车的工人聊天。其中展现城市风光背景的照片相对较少。相反，希特勒所谓的私生活大部分都以乡村田野为背景。许多希特勒闲暇时拍摄的照片均以上萨尔茨堡为背景；虽然描绘了瓦氏小木屋，但是没有配上相应的照片。休闲照片中的希特勒或同爱犬在山中漫游，或在室外看报读书，散步，或同邻居的小孩聊天，身穿便装（包括吊带花饰皮裤）。此处的说明文字写道，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浮躁”，希特勒可以放松休闲，摆脱政治斗争所带来的“紧张压力”。尽管以私生活为由头，但是这些展现希特勒放松休闲，有时面带微笑的形象绝非与政治无关。在一张照片中，希特勒坐在草丛里读报，咧嘴大笑，旁边的说明文字显示希特勒被敌对报刊上登载的有关他本人的“寓言故事”逗乐了：“香槟宴会，犹太女友，豪华别墅，法国钞票……”影集的观赏者在希特勒目光的凝视下，也被邀请共享这一亲密时刻，与希特勒一起开怀大笑。

在更深层次上，这本影集整体为政治目的服务，要通过私生活这个载体，把希特勒重新塑造成一个“好人”。希特勒青年团头目，霍夫曼的女婿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影集前言中将这意图表露得非常明白。席拉赫在前言中写道，德国民众要求他们选出的领导人无论在处理公务时，还是在私生活当中，都要持有同样崇高的道德价值观。席拉赫声称，这两个优点希特勒兼而有之，从而使他跻身于德国最受崇敬的杰出人士之列（其中包括诗人歌德和腓特烈大帝）。“我要指出的两个特点，我认为是希特勒身上所体现出的两个最突出的特点，这就是力量与善良。这本影集中赫然展现出的正是这两种品质。”席拉赫期望揭示了希特勒“个人经历”的这些照片会在纳粹党之外找到更多的欣赏者，它们所表达的情感也是那些多年来为希特勒效力，从而学会爱戴他的人士内心的情感。席拉赫以伪宗教的口吻承诺，希特勒的秘密定会显现给那些“以坦荡的心怀把这些照片当作忏悔祷文来读的读者们”，即是说“此处展现的不仅仅是一位令人振奋的领袖，也是一位伟大而善良的人物”。

德国人知道希特勒是一位极端反犹太主义者，被定罪的叛徒，街头暴徒准军事力量头目。那么，席拉赫和霍夫曼又如何将希特勒重新解说为“好人”呢？简而言之，他们这样做时重点强调价值观念，而非意识形态。首先，希特勒被说成是一位具有斯巴达人习性，具有极大自我约束力的人。“几乎无人不知希特勒不吸烟，不喝酒，还是一位素食者”，席拉赫在影集前言中这样感叹地写道。“他根本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别人，包括身边那些离他最近的人。他只是严格地遵守自己的生活准则。”席拉赫在为影集插图所写的文字中反复强调上述及其他相关旨意。“这就是这位‘大佬’的生活方式！”这句说明文字以讽刺的口吻写在一张照片下，但见照片中的希特勒神态倦怠，好像刚刚吃完一顿粗茶淡饭。“马克思主义骗子们，”席拉赫继续写道，“对工人们说希特勒沉湎于香槟美女之中。实际上希特勒滴酒不沾！（他也不吸烟。）”

席拉赫进一步指出，希特勒的自我约束精神还体现在非凡勤奋和工作能力当中。他不仅负责党的领导工作，而且还亲自踏上“最为艰难的旅程”外出演讲，“今天在科尼斯伯格，明天去柏林，后天又去慕尼黑，睡眠极少，因为元首通常都工作到次日凌晨”。席拉赫写下的说明文字出现在许多照片中。但见照片中的希特勒一路上风尘仆仆，或受到支持者的迎接，或停下来小憩片刻，有时在车上垂头弯腰睡在司机旁边，“因为组织参与大型集会而感到精疲力尽了”。选用这一组路上照片毫无疑问旨在激发对希特勒工作精神的敬佩，对个人健康所受不良影响的同情。就像希特勒后来租飞机大搞竞选活动那样，这组照片也加强了希特勒同德国民众直接的个人联系。

从工作主题，席拉赫转而又谈到了希特勒的个人爱好，声称由于那些针对希特勒而散布的流言蜚语和谎言的缘故，有必要谈一谈希特勒的个人爱好。希特勒在藏书量达6000册的图书室中找到了最大乐趣。所有藏书他不仅翻阅过，而且从头至尾都阅读过。大部分藏书内容同建筑和历史有关。希特勒也是这两个领域里不容置疑的专家。艺术，特别是音乐，对他来说就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希特勒说过，“如果艺术家们能够猜测出我会为德国艺术做些什么，他们中就没有一个会反对我”，这句话表明了“他在文化方面要有所作为的意向之深”。在拍摄于中世纪修道院、题为《建筑师希特勒》的照片中，希特勒正在向聚精会神的冲锋队听众展示着自己的建筑学识。影集中还收入两张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兵时画的水彩画照片。照片说明文字称这些水彩画展现出希特勒在建筑学方面的“杰出才能”；虽然他没能够从事专业研究，“他还是成为新时代人民大众的建筑师”。

描述希特勒业余爱好的段落具体列出了图书室的藏书数目，而且还特别提到希特勒阅读了所有这些藏书。这表明作者席拉赫有意要把希特勒描写成一位受过教育、有文化修养的人，虽然他在16岁就离开了学校。教育、自我完善以及自我约束力很高的职业道德标准和谦逊态度，所有这些均构成了中产阶级核心道德价值观。把“好人”希特勒的各种品质集中加以展现，也是为了能够争取中产阶级选民，纳粹党希望说服他们不再支持兴登堡。

影集肯定希特勒所拥有的种种优点旨在打动争取社会各个阶层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民众。在评价一张表现希特勒临窗俯视巍巍群山的照片时，席拉赫写道，他“强烈地向往大自然”，但是只能偶尔实现这个愿望，因为他的生活就是斗争和工作。把希特勒同阿尔卑斯山区的景色以及那里展开的各项活动联系在一起，使他显得充满活力，极为喜爱德国的大自然体育运动。这样一种形象姿态看上去（实为错觉）同他那颇有争议的思想意识纲领相差十万八千里。虽然许多人厌恶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立场，觉得他大谈革命令人不安，但是很难对徒步旅行和大自然有什么反对意见。同样道理，希特勒同他爱犬在一起拍摄的照片反映出他热爱动物。席拉赫所做的如下说明文字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爱它们，就像它们爱他一样”。“区别在于，”批评家嘲讽道，“要保持元首和生物之间的距离，以防过分亲密。”为了博得读者同情，席拉赫写道：“一些歹徒要深深地伤害他，他们毒死了他的爱犬。卑鄙小人就是以这样的手段对付一个好人。”1933年以后，席拉赫把“热爱动物的希特勒”这一主题发展成为私下里的希特勒个人形象主题，大受欢迎。这样的照片所传递的有关元首善良品格的信息不仅体现在他对动物的深切关怀上，重要的是还体现在动物对他的信任上。

同样道理，希特勒对儿童的喜爱这一点后来经霍夫曼之手变成了一个经典偶像主题。通过希特勒对儿童的关怀，通过儿童对他的信任，表现出元首的善良品格。“少年儿童热爱他”，在一张展现希特勒被一群少年儿童簇拥的照片的说明文字中写有这样一句话。“无论走到哪里，儿童们都簇拥在他的身边，为他献上鲜花。”在一张表现希特勒同两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交谈的照片下面（其中一位还是幼年童子军成员），席拉赫所写的说明文字声称“即使最年轻的成员也是他的战士”。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在其儿童天真单纯的心性中表现出来的忠诚说明，他们就像动物一样出于本能被吸引到一位值得信任的人的身边。虽然希特勒并不是第一位通过与儿童一起摆姿势拍照片来拉选票的政治家，但是他同霍夫曼合作将这种公关手段提升到一个新的运用高度。让外界看到自己同一群心怀爱戴崇拜之情的儿童在一起，这对于需要争取女性选民，需要使本党咄咄逼人的强硬形象软化一些的单身政治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1932年4月4日，即正式参加决胜选举的第一天，约瑟夫·戈培尔在纳粹党报《冲锋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举例详细阐述新的竞选策略，即大力宣传希特勒在私生活中的好人形象。他反复强调那些已在霍夫曼出版的那部影集中阐述过的主题思想。戈培尔写道，真实的希特勒具有艺术天才，但是为了带领德国民众摆脱苦难，不得不放弃建筑和绘画爱好。“阿道夫·希特勒天生是一位好人。众所周知，他特别喜爱儿童，一直是他们的挚友和父亲般的同伴。”戈培尔声称，“为了给德国儿童谋幸福，希特勒才走上了从政之路，一心要让他们过上比他们的父辈们更好的生活。”戈培尔还称赞了希特勒与同事们结成的同志情谊，对他们的体谅理解，称赞了他的文化品位、对艺术的敏感性、简朴的生活方式、谦逊的态度和超凡的工作献身精神。“这就是希特勒的真实面貌。无论以政治身份还是以个人身份，他都能赢得所有认识他的人士的最高爱戴和忠诚。”在戈培尔见证人般的叙述中，希特勒的善良不仅得到他自身品格的证明，还得到身边那些爱戴他、了解他的“真正为人”的人士们的证明。

左翼新闻界以颇具瓦解分化威力的讽刺手法应对纳粹党在竞选活动中打出的个人情感牌。1932年3月19日，社会党核心机关报《前进报》全文重新刊登了前一天出现在纳粹《冲锋报》上的霍夫曼摄影集的广告词。同影集护封上的说明文字一样，这篇广告承诺能够满足“希特勒千百万追随者们”利用霍夫曼近10年中在希特勒身边拍摄的数千张照片，了解希特勒私生活的强烈愿望。在广告原文下面，《前进报》将推介语做了如下改写：

注意听着啊，千百万朋友们，你们的渴望得到满足了！清晨你们可以看到身穿睡衣裤的阿道夫，晚上可以看到身穿燕尾服的阿道夫，看到他用餐饮酒，聊天写作！近10年来，也就是说自从他年满33岁以来，伟大的阿道夫把大部分生活时光用在了摄影留念上。所以不到4000天的时间里一共拍摄出上万张照片。很明显，一天能拍出好几张照片。

阿道夫就是这样暗自为人民工作，满足了他们的心愿。虽然他们长期以来填不饱肚子，可是他们看着阿道夫·希特勒就能看饱了！你好！

这是一篇辛辣尖锐的评论短文，戳破了希特勒谦逊低调的公关宣传形象。在霍夫曼摄影集的前言中，席拉赫已经预见到类似的批评指责，力图以长篇大论予以回击，疏导舆论，说明希特勒如何不喜欢照相，只是为了本党的利益才勉强这样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前言大部分内容都把希特勒描述成摄影师镜头前很不情愿的影集主人公。但是《前进报》则连掐带算，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虚荣自恋、整天为照相机而活的人物，只给追随者们带来空虚的幻象。

1932年5月末，库尔特·莱恩霍尔德在柏林周刊《日刊》上发表文章，同样运用讽刺手法对霍夫曼摄影集中出现的自相矛盾、夸大事实、掩盖事实之处展开评论。针对席拉赫提出的希特勒的敌人毒死了他的爱犬这一说法，莱恩霍尔德回应道：“纳粹党经常使用左轮手枪、利刃和指节铜套对付别人，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在描述一张被席拉赫称为“谦逊低调的人”的希特勒照片时，莱恩霍尔德写道：“希特勒坐在乡村之间，身下铺着地毯，手里削着苹果。霍夫曼央求道：‘请尽量低调简朴些，拜托了！’每个人都意识到他指的不是平静的生活，而是凯撒大酒店的账单。”（在莱恩霍尔德的文章发表前一个月，柏林自由周刊《周一看世界》刊登了希特勒入住凯撒大酒店的账单。凯撒大酒店是一家豪华大酒店，1933年之前希特勒住在那里，其总部也设在那里。《周一看世界》披露了希特勒及其随从人员在住宿和餐饮方面花费的巨额款项。）莱恩霍尔德对霍夫曼所拍快照的自然自发程度表示怀疑。他察觉出希特勒在镜头前为获得瞬间理想拍摄效果而“冷静地”算计摆拍的迹象。因此，莱恩霍尔德力图揭穿影集的透明度假象以及影集声称打开一扇了解希特勒私下其人窗口的谎言。莱恩霍尔德在影集中只看到同样令人不可理解的“元首面具”。他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元首面具”变得越来越厚了。

尽管遭到上述批评指责，《不为人知的希特勒》却是一卖再卖，到1942年，经过多次印刷再版，总销量已达40多万册。影集大获成功，再加上希特勒需要在统治初期继续巩固德国民众对他的支持，于是霍夫曼再度出手，继续运用影集这种颇受欢迎的宣传方式。希特勒上台执政以后，霍夫曼又出版了三部聚焦希特勒私生活的影集：《希特勒身边的年轻人》（1934年），《大山深处的希特勒》（1935年，见图41),《远离尘嚣的希特勒》（1937年，见图42）。每本影集销量均超过20万册，说明德国读者兴趣不减。除影集之外，霍夫曼又做起了展现工作之余希特勒形象的明信片生意，生意兴隆，并把这样的照片卖给国内外新闻机构（见图43）。例如，1937年《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长达三个版面的特写文章，专论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和儿童在一起的照片。文章承认那些照片纯属宣传照片，但是在复制过程中都配上了富有感情的说明文字。美国历史学家托尼·麦克丹尼尔认为，1938年以前美国媒体在报道纳粹德国时一贯持有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导致了理解希特勒形象上的混乱局面。尤其是报纸杂志上登载的有关希特勒私生活（美国公众对此很感兴趣）的一些报道，带有粉饰色彩，情况更加严重。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照片大受欢迎，根本用不着编辑挑选，说明国内外读者很想看一看纳粹政权初期的希特勒。1934年，德国全国新闻协会刊物《德国新闻界》有篇文章专门阐述德国摄影新闻的国内外市场情况。据此文报道，“表现元首同两只德国牧羊犬嬉戏的照片和那些表现元首同儿童亲如朋友的照片最受欢迎”。即使是美国报纸也喜欢购买带有“人情味旨趣”视角的希特勒照片，比如元首“在爱抚儿童时”拍摄的照片。到1934年，最受追捧的希特勒照片已经不是表现这位新当选的领导发表演讲或检阅部队时的照片，而是那些展现其温情一面的照片。为1932年总统大选而打造的私生活中的希特勒形象已成为世界名人形象。

图41 摄影集《大山深处的希特勒》（柏林：现代史出版社，1935）封面。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

图42 摄影集《远离尘嚣的希特勒》（柏林：现代史出版社，1937）封面。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

图43 明信片《爱好动物的元首》。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

《不为人知的希特勒》树立了希特勒个人形象的主要特点。1933年以后，希特勒个人形象的展演之地主要集中在上萨尔茨堡山上的瓦氏小木屋。在霍夫曼和纳粹党的其他公关宣传人员看来，这座山中住宅已成为纳粹党向德国民众许诺的优裕生活美好追求的象征。这里生活空间广袤，山中空气清纯，太阳仿佛永远照耀在天空，金发儿童一起欢快嬉戏。纳粹党在这里看到了代表全民族的国内“乌托邦”理想形象，进而展开了大力宣传。通过官方认可的各种媒介中关于小木屋的视觉展示——明信片、杂志、书、展览，甚至“自发的”对上萨尔茨堡的朝圣之旅（这在很多年里是被允许的），德国人受到鼓励，对这个小房子展开关于将会到来的幸福的联想。和童话中巫婆用来欺骗韩塞尔与葛雷特的糖果房子一样，这是一个诱人而危险的谎言。

第7章　阿尔卑斯山的诱惑——纳粹宣传与深山中的希特勒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帝国总理时，《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这本书问世了。该书盛赞被希特勒称为家园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是柏林，而是上萨尔茨堡山区和邻近的贝希特斯加登小镇。在该书的想象世界里，首都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距离大得无以复加。书中配有22幅卡尔·舒施特-温克尔霍夫创作的插图，图中描绘了原生态的自然风光，简朴的木屋，身穿传统服装的村民，温暖舒适的室内环境，慢节奏的山区生活。由杰出的登山家、攀缘与滑雪方面的畅销书作家瓦尔特·施密特昆茨撰写的后记，更增强了超越时间之地的感觉，称那里的巍巍群山为“永恒的基座”。该书具有明显的艺术品质，平面设计散发出浓郁的民间艺术气息，采用较厚的乳白色纸张，颇具贝希特斯加登远近闻名的手工制作特色。长方形小开本不禁使人想起艺术家的素描本和明信片纪念册。作为一种图书种类，《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把游记同宣传融为一体，因为书中文字和插图的中心内容就是瓦氏小木屋，而它是刚刚建立的第三帝国赫赫有名的山中宅邸。

1933年，德国还在慢慢了解这位在十年之内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国家领导人的人物。海因里希·霍夫曼1932年出版的《不为人知的希特勒》探讨了这位元首在不同情境下的个人经历，包括在上萨尔茨堡的放松休闲时光。舒施特-温克尔霍夫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则把关注的焦点缩聚在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私家生活上，除了带着读者一起领略山区风光以外，还让读者近距离地观看那座瓦氏小木屋。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读者呈现这些景观，因为他曾经是希特勒的邻居。他的父亲就是紧挨着瓦氏小木屋的土耳其小旅店老板。希特勒自从1923年首次逗留上萨尔茨堡以后就经常光顾那家小旅店，向那里的客人发表演讲。据施密特昆茨披露，希特勒那时给年轻的舒施特-温克尔霍夫（当时他是一位登山爱好者和画家）当导师，并鼓励他背起行囊向东进发。舒施特-温克尔霍夫的第一本书《白山黑帐篷：波斯旅途散记》出版于1932年。这位年轻人回到上萨尔茨堡以后，又萌发了再写一本游记的想法（这次离家更近一些）。他获准走进瓦氏小木屋，并为几个房间（包括最隐秘的总理卧室）画了素描。

这本游记一开始就描绘出贝希特斯加登峡谷和周围高山的一系列景观，从而使读者将小木屋置于具体的地形地貌当中，体验一下希特勒本人亲眼所见的景物。例如，其中有幅风景插图描绘了贝希特斯加登镇的风光。读者知道，当年希特勒在去往当地他经常光顾的霍施伦泽小旅店时沿途就能看到贝希特斯加登镇。霍施伦泽是一家风景优美的山区小旅店，离希特勒住宅大约一个小时的步行距离。舒施特-温克尔霍夫一走进瓦氏小木屋就为插图中的景物设定了构图框架，使读者觉得跟着艺术家的脚步看到了德国总理最隐秘的生活场景，就像书中插图中从希特勒的卧室窗户和阳台捕捉到的景物一样（见图44）。该书营造的亲密感觉体现在好几个方面：此书的小幅开本（便于拿在手中），书中插图的内容，尤其是小木屋内部的景物，还有想象中的凝视目光，通过艺术家将读者同德国总理联系在了一起。

图44 卡尔·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手绘，描绘从瓦氏小木屋内希特勒卧室窗前看到的室外景观。

选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一书（慕尼黑出版社，1933）图10.

也许因为舒施特-温克尔霍夫画插图而不是照相，所以才获准展现小木屋内最私密的空间：楼上希特勒的卧室。这是德国读者唯一一次有幸得以目睹这一场景。插图说明文字只有简短一句“人民总理的卧室”。在插图中我们看到了一张金属架单人床、一个上面摆放着台灯和一瓶鲜花的床头柜、一块地毯、两幅挂在墙上的带框肖像画，还有透过玻璃门看到的阳台以及对面的巍巍群山（见图45）。据施密特昆茨描述，带框的肖像画中人物是希特勒元首“敬爱的母亲”和慕尼黑派著名画家路德维希·冯·赫特里希描绘的耶稣受难场景。上述选择看似颇有头脑：在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地区人们几乎想不出可以挂在一个单身汉的床头上更合适的两张画了。卧室尽管极为简朴低调，但是室内的装饰点缀和床上摆放的又厚又舒适的羽绒被使得卧室里并没有一点苦行僧的感觉。卧室的简朴感也在舒施特-温克尔霍夫对一楼客厅的描写当中显得淡化了一些。这间客厅洋溢着巴伐利亚式的温暖舒适氛围，室内摆放着大型花砖火炉，乡村实木家具；深凹的窗台上养着一些室内盆栽植物，另外还养了几笼虎皮鹦鹉（见图46）。舒施特-温克尔霍夫似乎相当中意动物，他用了两页纸的篇幅再现了希特勒的狗和鸟（见图47）。

图45 卡尔·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手绘画《人民总理的卧室》，描绘瓦氏小木屋中的希特勒卧室。

选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1933）图11.

除了为我们再现小木屋里的所见所感之外，舒施特-温克尔霍夫还在书中画了一页他标注为“邻居们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伟大邻居’的住宅”的插图（见图48）。图中描绘的是四位住在瓦氏小木屋附近的邻居：土耳其旅馆老板卡尔·舒施特（舒施特-温克尔霍夫的父亲），立着一把铁锹，身穿一件背心，系着一件长围裙；波登农场佃户“波登佬豪叟”，靠赶牛车运货为生；弗雷丁农场上了年纪的约瑟夫·拉斯普；还有当地的一位林务员。除了转过背去的林务员以外，其余三位邻居都站在那里目光直视艺术家（和读者）。而艺术家如画题所示，占据着希特勒住宅或希特勒本人的位置。这样读者就被置于同希特勒邻居的目光交流之中，使人感觉到在“伟人”和普通邻居之间存在着的那种密切联系。这四位邻居的画像尽管各具特色，同时也体现出当地居民很接地气的一些普遍特点。希特勒选择与他们为邻，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反过来又把自己作为大地之子的一些品格投射在这位“人民总理”身上。在后记中，施密特昆茨突出强调了在邻居们、希特勒和那片土地之间存在着的不可割舍的天然联系：“希特勒住宅深深地嵌入第二故乡的泥土里，带着兄弟般的归属情义坐落在波登农场和弗雷丁农场之间，情深意长，无法想象没有它的情形。邻居们把总理视为萨尔茨堡人，当作自己人，而他就像他们一样同这片自由的德国土地永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书中最后一页插图描绘的是希特勒小木屋住宅上扩建的车库和客房（1933年5月至6月施工建成）。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聚焦于传统生活方式的插图叙事，乍一看显得有些令人吃惊。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没有展示现代建筑设备和卡车，而是描绘一头公牛和一匹马拉着木轮货车，车上载满大石头。四周石匠和劳工手里拿着镐和铁锨，拎着水桶。看不到黑色奔驰汽车要进车库，也看不到外地来的纳粹党客人要入住客房。书中的插图部分就这样以令人感到安慰的情调结束了，对于体现在这些强壮男人和动物身上的乡村生活方式的代代相传脉络和优势力量深信不疑。尽管书中承认确实有过一些改变——瓦氏小木屋的扩建恰好同希特勒掌权同时进行，因而代表着一个新的政治时代的来临——然而上萨尔茨堡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摆脱了时间的影响，自有一番洞天。施密特昆茨坚持认为，虽然住宅有些变化，但是选择它并把它布置装修成栖身之家的精神依旧，不可侵犯，就像四周的巍巍群山一样，就像草地、森林和那片土地一样。换句话说，即使小木屋的外观有所改变，但是希特勒和那片土地依然如故，丝毫未改。

图46 卡尔·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手绘，描绘瓦氏小木屋内希特勒的起居室。

选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1933）图14.

图47 卡尔·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手绘，再现希特勒的爱犬趴在瓦氏小木屋外的一个木牌旁歇脚时的情形。木牌上写着：“猛犬咬人！勿进！”

选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1933）图4.

图48 卡尔·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手绘，上面标有说明文字“邻居们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伟大邻居’的住宅”。

选自《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1933）图13.

书中把希特勒同那片土地的一些永恒特点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他虽然没有出现在舒施特-温克尔霍夫的书中——艺术家登门造访时这位“伟大邻居”没有在家——同时他又无处不在。施密特昆茨声称，希特勒同上萨尔茨堡（“在它的岸边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终于抛下了锚”）之间的特殊联系建立于1923年，当时他同“纳粹党的主要干将和开拓者”迪特里希·埃卡特、安东·德莱克斯勒和赫曼·伊瑟尔初次来到那里。“在贝希特斯加登活动的那些日子，”他写道，“把阿道夫·希特勒同那些巍巍群山，同那片土地密切联系在一起，那里后来便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对于希特勒而言，施密特昆茨解释说，那片宁静的土地连同巍巍群山和远方奥地利的景致，绝非逃避乱世之地，而是酝酿思想并使之成熟的地方。因此，那片土地也被视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几乎就像另一位“主要干将和开拓者”一样，为铺就通向第三帝国的道路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将元首和那片土地进一步融合在一起，施密特昆茨暗示有关那些巍巍群山的神话传说同第三帝国的兴起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尤其是他特别强调同翁特斯伯格有关的两个传说。翁特斯伯格巍峨的山峰正对着希特勒住宅的正面（后来便成为透过大厅窗户看到的一大景观）。第一个神话传说（如第四章所述）讲述的是查理曼大帝的故事。查理曼大帝于公元800年征服并统一了西欧和中欧广袤的疆域，复兴了西罗马帝国的帝王传统。据说，查理曼大帝中了魔法以后，在皇室家族的簇拥陪伴下，沉睡在翁特斯伯格深山之中。只有当德国的宿敌大兵压境，国家危在旦夕之时，他才会从沉睡中醒来。每当出现这种国家危情时，渡鸦便不再绕着山头盘旋，国王的胡须增长三倍，盘绕着他坐立而睡的大理石桌。他一醒来就要发动人类最后一场残酷的大决战，血流成河，堆骨如山。这一传说在德国各地流传，经常把12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红胡子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说成是那位沉睡的帝王，把图林根州的屈夫霍伊瑟说成是他的沉睡之地（在有些版本的传说中，如前所述，也把巴巴罗萨同翁特斯伯格联系在一起）。第二个传说承接第一传说，从其根源来说也有大自然特色。传说那场决战的地点是萨尔茨堡附近瓦尔斯村外的旷野，地处翁特斯伯格的阴影中。皇帝要把他的盾牌挂在一棵高大枯萎的老梨树上，使之长出树叶。在皇帝盾牌的纹章之下，施密特昆茨写道：“德国人众志成城，联合起来打败所有敌人。越过被打败的敌军，德国大教堂的钟声将响彻千年帝国。”这最后一个润饰的细节反映出上述德国神话传说如何被融入了纳粹党的说辞之中，希特勒上台执政则被说成是实现了民间预言。

在将元首同阿尔卑斯山地形地貌的自然与象征力量联系起来的造势宣传中，瓦氏小木屋是重要的精神归宿。它不仅被描述为希特勒的家园，而且还被视为希特勒经常凝神眺望窗外、从大自然中汲取力量的地方。在阐发小木屋的意义时，施密特昆茨描述了从窗户和阳台看到的景观，增加了读者对屋内居住者的认同感，而且还通过视线把小木屋同周围壮丽的自然景观联系在一起。同时他又把关注焦点向室内移去，移到壁炉边简朴的舒适生活上，将中世纪帝王和最后的决战统统丢在了室外。施密特昆茨认为是希特勒的姐姐安吉拉一手操持着温暖舒适的家。他不止一次提到她亲手制作的“抹着黄油的厚面包片”是让希特勒和孩子们无法抗拒的美味。施密特昆茨通过描述希特勒如何在大山里睡眠良好（与首都不同），描述爱戴元首的儿童（他们的爱戴之情得到了元首的回报），描述希特勒的忠诚爱犬，暗示着有益健康的家庭生活状态。施密特昆茨笔下展现出的希特勒私家生活以上细节及其他细节到1933年似乎已经成为固定套式：素食主义者，不吸烟，不喝酒，由藏书体现出的文化素养，休闲时间很少，强烈的工作责任感，从大自然获取灵感和力量，喜爱儿童，喜爱狗。20世纪30年代，以上种种优点成为纳粹官方描述希特勒私家生活的关键内容，变化不大，其宣传要点已经由约瑟夫·戈培尔、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和海因里希·霍夫曼在1932年确立完成。

对于施密特昆茨来说，希特勒私家生活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缺乏了不起的精彩可陈之处。“希特勒的住宅，”他写道，“愤世嫉俗者们想方设法要把它说成是豪华‘王宫’。其实它里面既没有隐藏秘密，也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东西。”但是施密特昆茨认为，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日常特点，吸引着朝圣者前来观看希特勒的住宅。希特勒在1933年1月成为帝国总理以后不久，前往上萨尔茨堡的朝圣之旅就开始了。欣喜若狂的人群看到元首，甚至同他握手时的情景也被霍夫曼的照相机镜头捕捉下来，日后变成了更加有利可图的商品。这些非常有名的照片遮掩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希特勒不在那里居住时，人们也满怀热望前来观看希特勒的住宅。瓦氏小木屋被当作象征元首其人的圣地。那些一心要同元首亲密接触的朝拜者们发现，只要他们走进他的住宅就可以如愿以偿：

现在他们知道，这就是元首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他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睡在楼上朝向西南的窗户里面；他的写字台在一楼的凸窗后面；是的，那些就是帝国总理非常喜爱的德国牧羊犬！马克，那条黑犬，性情凶猛，训练有素，守护着主人的宅院，好像真正知道要保护的是谁。沃尔夫生性顽皮，活泼有趣。布隆达是那条毛色浅淡的母犬。前来观看的人明察秋毫，看到了那个汩汩流淌的喷泉，喷头雕刻得妙趣横生；他们还看到窗前和阳台上盛开的鲜花，并且知道：从这个恰到好处的位置，元首用他那双闪烁着欣喜神采的眼睛眺望体悟着那片宏伟壮丽的巍巍群山。对于有些旁观者来说，也许正是这样的深沉思绪才使他们第一次幡然醒悟，领略到那种灿烂荣耀的境界。

施密特昆茨由此断言，前去参谒瓦氏小木屋的朝圣之旅可以提升精神境界，而且朝圣之旅本身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亲眼看到希特勒，而是学会像希特勒那样看世界。施密特昆茨本人对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插图所做的阐述解说同样自始至终引导着读者，提示他们观看什么，感悟什么。通过引起共鸣的视角，朝圣者代表读者进入希特勒私人的主观世界，置身于他的家屋空间，吃着他的黄油面包，爱着他的宠物，面向窗外凝视那片巍巍群山，领略着它们的宏伟壮观，汲取着它们的无穷力量。瓦氏小木屋及其纯朴生活情趣不仅用文字和插图展示出来，而且还体现在让人感到亲切的图书版式开本上。读者同瓦氏小木屋及其纯朴生活美感的接触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与苏珊·桑塔格在她那篇很有影响的《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一文所分析的感受大有不同。尤其是她指出1935年莱妮·瑞芬斯塔尔拍摄的记录纽伦堡纳粹集会的影片《意志的胜利》赞扬了那些狂喜而被规训的民众，他们精力旺盛，让自己服从于元首的意志。相比之下，《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一书中所引发的对瓦氏小木屋的感受是一种更为理智、更具个性的体验：设身处地、主客相融地看待希特勒的私下其人（正如他的住宅所体现的那样）。通过这样的认同感，走进希特勒超然之境的核心所在。从一定意义上说，瓦氏小木屋的旁观者和纽伦堡纳粹集会的参与者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认为元首至高无上。但是一方仿佛穿着希特勒的鞋子，感同身受，主客融合；另一方则好像是被鞋子踩在下面，骨筋折断，却乐此不疲。

瓦氏小木屋的朝圣者们也许从各自的漫长旅程中受益匪浅，茅塞顿开，但是他们的到来却使小木屋的居住者及其邻居日益感到烦恼不堪。朝圣热潮每天吸引多达5000名游客驱车驶向总理车道，阻塞附近道路，使当地各方生意不堪重负。如果恰逢希特勒暂住在此处，热情的人群要等上好几个小时，齐声高喊：“我们要见元首！”有些情绪高涨的人还拆下元首住宅围栏中的尖木桩，留作“文物”。希特勒想方设法要拉开自己同喧闹游客之间的距离，另外也需要为自己的警卫人员找个安身休息之所。于是他要求邻居土耳其小旅馆老板卡尔·舒施特把邻近的一处地产卖给他（见图48）。舒施特以替六个孩子着想为理由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是主动提出让希特勒免费使用那片土地。舒施特支持过早年的纳粹党，而且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是一名纳粹党员，还与希特勒本人相识十年。但是舒施特很快就发现，只要有人挡路，以前的忠诚对元首来说一钱不值。

在舒施特拒绝希特勒要求之后一个月，他被控侮辱了经常光顾他的小旅馆喝醉酒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士兵。这件事情引发了纳粹党贝希特斯加登支部成员的抗议抵制行动。他们堵住旅馆门口，赶走客人和员工，只把家属留在里面，当他们想要离开时，早就在瓦氏小木屋附近等待着的那些朝圣者就向他们扔石块，吐口水。纳粹当局以卡尔·舒施特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为名，对他实施“保护性拘押”，监禁两周，希特勒同时完全拒绝和邻居们接触。随着旅馆经济状况陷入了亏欠，舒施特开始寻找买主。当本地官员明确表示旅馆营业执照不能重新办理时，买主开出的条件全部作废。希特勒那位烤面包的姐姐安吉拉·劳巴尔对邻居所处的困境毫不同情，只是由此遇到的种种不便使她愤愤不平。最后她把情况反映给马丁·鲍曼，后者迫使舒施特卖掉房地产。等他们全家于1933年11月离开后，鲍曼又把旅馆改成希特勒党卫军警卫的兵营。舒施特一家人不准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附近任何地方重新定居；家中的男性成年人被迫签订一份协议，不得向外界透露他们曾经是希特勒的邻居，不得透露他们遭到驱逐一事。当舒施特向他新结识的邻居说出真相后（他们对一个不肯谈论自己过去的人产生了怀疑），他再次入狱。然而在贝希特斯加登周围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议论舒施特一家的遭遇，迫使镇上的纳粹党分部于1934年1月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布告，禁止继续议论“舒施特案”。那些拒不服从者遭到警告，要把他们划为国家的敌人，送往达豪集中营。心灰意冷的卡尔·舒施特为家人遭到灭顶之灾而自责，于1934年死于心脏病突发，终年58岁。那些踊跃购买《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故乡》一书的读者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本关于“伟大邻居”的图书很快变成了一部人间苦难故事。

土耳其小旅馆的得手并未使纳粹党止步不前。他们还要在上萨尔茨堡山上争取更多的空间，为希特勒日益增加的随从人员安排住处，为政府办公和接待外宾提供场所。随着纳粹政权的压迫机器不断造就出众多的受害者——仅在1933年上半年就有大约4.5万德国人被关押在集中营和非官方的刑讯中心——保护希特勒的需要也变得日益紧迫。在舒施特一家人遭到驱赶以后的那些年里，鲍曼对上萨尔茨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强迫原住民搬迁，为戒备森严的纳粹精英聚集地腾出地方。正如施密特昆茨所言，即使希特勒的邻居们将他看成自己人，显而易见他也没有对这种美好的情感予以回报。尽管有一些村民对收到的补偿金感到满意，自愿离开了，但是许多村民拒绝搬迁。有些村民的生意随着旅游业的升温刚刚开始兴隆。还有一些村民感到鲍曼所给的补偿金严重不足。另有一些村民就是不肯离开他们的住宅和农场，那常常是他们代代相传的家产。有些犯上作乱者遭到鲍曼严惩。在冬季，纳粹驱赶村民时喜欢用的手法就是掀掉里面还有人住的房屋屋顶——那些居民在冰天雪地里往往维持不了多久。在其他情况下，那些拒不服从的居民往往受到被送往达豪集中营的威胁。这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有实例为证：有位名叫约翰·布兰德内尔的年轻摄影师因为损失掉了店铺，竟斗胆直接向希特勒喊冤，被送往达豪集中营关押两年。到1937年，大部分原有居民均被赶走，房屋被拆除以正希特勒观瞻，或者满足新建纳粹精英社区的需要。在掠夺田产、驱赶居民的整个过程中，纳粹宣传机构还在继续赞美正被其逐步摧毁的上萨尔茨堡的生活方式，继续赞美那里的居民。

1935年，霍夫曼出版了一本赞颂希特勒山居生活的摄影集，通过书名展现出这位纳粹党人的私有化心态：《大山深处的希特勒》（见图41）。影集中收录的86幅照片记录了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住宅中和南巴伐利亚其他一些地方工作休闲的场景。席拉赫在摄影集的前言中写道，瓦氏小木屋“名扬世界”，已成为“元首坚定不移精神的象征”。时至今日，他写道，（小木屋）同样“未经改变的山墙依然面对着翁特斯伯格，就像居住者政治生涯刚刚起步时那样”。他承认这间住宅确实有所变化，增建了一些工作室，但当秘书们打字机的咔咔声和电话机的铃铃声全部停下时，依然可以感受到阿尔卑斯山那未曾改变的迷人的魅力。“晚上这幢山中宅邸坐落在浩瀚的星空下，元首站在那里，沉醉在月光融融的夜景之中，对几十年来眼前景观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席拉赫巧妙地运用了诉诸情感的形象化语言，并在施密特昆茨的引导下有意回避了如下事实：这幢住宅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经过1935年至1936年的改造扩建之后，已经成为希特勒巨大财富和权力的最好见证。

前往瓦氏小木屋的朝圣之旅在影集中占有突出的位置。霍夫曼的镜头捕捉到希特勒向聚集在住宅栅栏外面的人群挥手致意，同别人握手，在举起手臂的人群中行走的场景。不同于莱妮·瑞芬斯塔尔镜头下的那些受到约束的人群，霍夫曼摄影集中的朝圣者们簇拥在元首身旁，不停地向前推搡靠近，就想触摸一下元首。他们也不像瑞芬斯塔尔所喜欢的年轻强壮、理想化的那类人。在一张照片中，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举起手臂向希特勒敬礼，另一只手紧紧抓住自己的小提包；另一张照片中，希特勒握着一位老年妇女的手，她开怀大笑，露出了口中的龋齿（在随后拍摄的朝圣者照片中，霍夫曼把镜头对准了一群又一群金发少女）。霍夫曼摄影集中的这些人同瑞芬斯塔尔镜头下的那些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霍夫曼会在众人当中突出拍摄某一个人，比如同希特勒握手的人，或者受到特别瞩目的儿童。席拉赫解释说：“不时有人从人群里冲出来，通常是个小男孩，遇到一些烦心事。也许他爸爸失业了，妈妈生病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找希特勒求救。而希特勒的确出手相助。在这位小男孩清新面孔的背后，他那双明亮的眼睛看到了威胁这个小家庭的不幸命运。于是，希特勒作为忠诚可爱民众的父亲以实际行动给予安慰，所言甚少，就像以前千百次做过的那样。”

从朝圣人群当中挺身而出，有时也能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场面。霍夫曼1934年出版的摄影集《希特勒身边的年轻人》专门描绘希特勒同德国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影集当中收入了一张照片，再现了元首从人群中抱出一名儿童的情景。席拉赫在前言中解释说，1933年夏季的一天，当希特勒向簇拥至房前的朝圣者们问候时，一名儿童的声音从人群中清亮地响起，当众宣布那天是她的生日。从密集的人群中，“元首找出一位长着明亮蓝眼睛的金发小女孩”，并邀请她一起去喝茶。实际上这位小女孩的登门拜访是经过事先安排的，但是席拉赫仍然像照片中表现的那样讲述了那个美丽“童话故事”，就好像朝圣者们在瓦氏小木屋那里可能会偶然遇到的许多奇妙幸事一样。第一张照片在《幸运的生日女孩》这个标题下描绘一位面带微笑的小姑娘；第二张照片表现希特勒领着她沿车道走去，渐渐离开聚集的朝圣者人群，走向瓦氏小木屋（见图49）。附加的说明文字更突出了她享有的特殊地位：“从人群中走来”。接下来我们看到她在室内吃甜食（“生日宴席”），看到她与希特勒一起站在露天平台上，希特勒用双手捧着她的面庞。在第55张，即最后一张照片中，小女孩踮着脚站起来，以一个“长吻”感谢希特勒。

在瑞芬斯塔尔拍摄的文献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当中根本不会出现上述情景。虽然影片镜头记录了人群中的一张张脸、一个个声音，但是没有一时一刻单独挑选出一个人享受元首的特殊待遇。这部影片对观众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他或她对象征新统一国家的影片中密集人群的认同程度。在银幕上展现密集人群及其现场表现需要根据宏大场景进行特殊布局，就像纽伦堡纳粹集会的现场一样，有大型练兵场，有大型看台，也有体育场。与瑞芬斯塔尔的电影观众不同，霍夫曼影集的读者同舒施特-温克尔霍夫游记一样，被鼓励想象那种独特的激动狂喜——不是隐没在人群中，而是从人群中挺身走出（至少暂时如此）。元首私家生活的布局安排（在尺度规模上有个性，显亲密）成为其他独特体验的舞台。这两次同元首幻想中的初次相见（无论作为清一色民众的一员还是作为个人）以及各自的布局空间特点（一个规模巨大，另一个为私家布局）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开辟了通向元首的不同道路：诚如桑塔格所说，一个通过快乐的服帖顺从，丧失自我；另一个通过幻想中的认可与亲密，无论多么短暂。

图49 希特勒护送“幸运的生日女孩”到他的上萨尔茨堡私邸。

选自海因里希·霍夫曼摄影集《希特勒身边的年轻人》（柏林：现代史出版社，1934）。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席拉赫把瓦氏小木屋朝圣之旅看成是再次体现了国家统一，这种统一是希特勒通过推翻可恨的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而实现的。“阿道夫·希特勒同其民众之间的每日相见深刻反映出新德国的统一。因为向希特勒欢欣致意问候的广大民众本身就是新国家归属感的形象体现。我们看到来自西部的工人，他的旅途得到了‘快乐力量’组织的资助，他的身边站着来自东普鲁士的男孩子们，来自南巴伐利亚的农民们，此外还有官员、教师、学生和士兵。为了能够见到元首，他们一大早就启程，在上萨尔茨堡炎热的天气中站了七个小时或更长时间。最后在下午那个翘首以盼的时刻到来时，他们终于可以注视着元首的那双眼睛。对于他们当中有些人来说，元首就是他们近十年斗争的象征。”在上萨尔茨堡，民众和领袖相聚在一起，其真诚坦率的程度，席拉赫认为，超过了以前议会体制下的相同场面。霍夫曼发表在上一本影集和其他影集中的朝圣照片似乎在问：既然我们可以同领袖一道吃糕点，谁还需要民主制度？这使人想起据说是玛丽·安托瓦内特讲过的一句类似名言。

《大山深处的希特勒》继续打造着在1933年之前就已确立的

图50 希特勒在瓦氏小木屋露天平台上为“幸运的生日女孩”亲笔签名，前面的餐桌上放着一盒巴尔森饼干。

选自海因里希·霍夫曼摄影集《大山深处的希特勒》(1935).

元首喜爱儿童的神话。在霍夫曼拍摄的照片中，这种喜爱之情不仅表现在微笑中，也表现在身体接触上：希特勒不时地抚摸着儿童的脸庞，把一只手放在他们的肩膀上，而且还紧紧地拥抱他们。他非常慷慨地为他们签名，送给他们糖果，同他们亲切交谈（见图50）。如同对朝圣者们一样，瓦氏小木屋在希特勒接见德国儿童的活动中成为关注焦点。这种情景经常出现在露天平台上，而不是室内；阿尔卑斯山则为霍夫曼的拍摄镜头提供了宏伟壮观的自然背景。

研究希特勒亲属精神病问题的历史学家们认为，他选择不要自己的孩子可能是因为担心自己家族有缺陷的基因会传给孩子。但是霍夫曼具有神话魔力的镜头打消了这种疑虑，并把希特勒塑造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理想的雅利安种族的先辈。“你们传承着我们的血肉，传承着我们的精神”，在1933年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希特勒对汇聚一堂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这样宣称道。霍夫曼拍摄的照片也在重申着这一论断。《希特勒身边的年轻人》这部摄影集展示出完美人类的可信风貌：“德国部落有许多，”为表现不同男女儿童的拼贴照片的说明文字这样写道，“但是种族只有一个。”在有些情况下，霍夫曼对照片进行大幅度修饰润色，以使照片中的儿童看起来更加漂亮。1934年以后他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这不符合当代读者更具自然主义倾向的摄影欣赏趣味。但是他继续刻画那些与希特勒在一起而且身体特征又能反映纳粹当局种族理想的儿童形象。外貌就是一切。1933年有人向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告发说，那位在瓦氏小木屋里享用甜点并被搬上照片的金发蓝眼生日女孩有部分犹太血统。当时她的照片已印在明信片上首次发表。尽管这一情况得到保密，但此后她再也没能前往上萨尔茨堡。不过希特勒仍然批准在纳粹党对外宣传中继续使用她的照片，包括在《希特勒身边的年轻人》这部影集当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希特勒身边的年轻人》仍把她表现为希特勒喜爱的人物，雅利安人的典范。

无论在希特勒之前还是在希特勒之后，政治家们早就看出与儿童们在公共场合一起露面，或者展现出国父的形象有种种益处。但是希特勒及其宣传机构打造他同儿童具有特殊关系的煞费苦心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举动至少在外国新闻界看来也是极为罕见。在纳粹党力图通过优生学以及保健与教育等手段改善人种的计划中，儿童占据着核心地位。认为希特勒真正关心儿童这种信念为家长们树立了信心，他们愿意把自己孩子的幸福托付给国家。1936年，慕尼黑一家报纸刊发了一张希特勒同一名少女在瓦氏小木屋露天平台上聊天的照片，并且发问：“一个人得到孩子们的称赞和信任，还有比这更好的评价吗？”希特勒的未婚状态以及力图避免被影射为“怪异”单身汉的需要使上述宣传造势显得尤为重要。希特勒与儿童的合影在其任第三帝国元首时期的照片中最受欢迎，这一事实表明德国读者多么珍视这一神话。

希特勒与儿童亲密无间这一说法流传甚广，继续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其实我们非常清楚，多达数百万儿童死于安乐死计划，死于集中营和劳改营，死于希特勒统治下爆发的战争与饥荒。除了这一时期的宣传造势以外，几乎没有证据支持上述说辞。理查德·赖特是希特勒于20世纪20年代末追求过的16岁贝希特斯加登少女马利亚（米米）·赖特的侄子。他也曾是经常被邀请前往瓦氏小木屋做客的当地儿童之一。当时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就是这些参观做客活动的发起人，理查德·赖特与此人有特殊关系。当被问到希特勒是否真的喜欢儿童时，赖特在私下里回忆道：“他表现得相当呆板，不太清楚该如何对待我们。”相比之下在照相机面前，“由于他善于表演，所以看上去好像喜欢孩子。”

希特勒同邻居以及当地其他人的近距离接触场景在《大山深处的希特勒》中占有突出位置。毫无疑问，这些拍摄场景也经过幕后的精心策划。但是此处更加使人吃惊的是，霍夫曼拍摄发表的把希特勒描绘成好邻居的那些照片很快就与事实相悖了。例如影集中收入了一张再现希特勒同农民邻居约瑟夫·拉斯普握手情景的照片。说明文字提到了元首“非常关怀体贴老年人”。早在1935年，希特勒就买下了这位78岁老人的房地产，但是合同赋予指定的家庭成员（包括拉斯普本人在内）终生居住权。可是到了1937年夏季，在违反合同的情况下，拉斯普及其家人被强迫搬迁，他们的房屋也被毁坏。拉斯普过后不久就去世了。20世纪40年代，霍夫曼继续把上述那张握手照片作为表现希特勒“关怀体贴老年人”的证据。同希特勒喜爱儿童的神话一样，希特勒同邻居关系甚好的谎言当时流传甚广，而且至今仍见诸一些历史书籍当中。

如果说那幢山中小木屋是希特勒同其追随者（不分长幼）交流谈心之地，那么它也是纳粹党有关希特勒面对大自然力量的宣传背景。影集《大山深处的希特勒》描绘了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徒步旅行时的情景，描绘了希特勒面对壮丽的日落景观和高耸入云的山峰而陷入沉思时的情景（见图51）。霍夫曼1932年出版的摄影集《不为人知的希特勒》展现了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休闲放松的愉快状态。与此不同，1935年出版的摄影集中所收入的照片表现的是与大自然更深入、更有目的性的接触。希特勒首席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在1934年出版的有关希特勒上台掌权过程的一本书里，把上萨尔茨堡描写为圣殿和灵感之源：“在宁静的上萨尔茨堡大山里，我们的领袖常常制订出最重要的计划，做出最伟大的决定，完善了事关重大的各种部署。”能够在大山里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希特勒自称如此），而不光是可以睡一夜好觉那样简单。希特勒在书中还被描绘成能够利用和引导浮现于周围的天地之元气。在为影集《大山深处的希特勒》所写的前言里席拉赫写道：“他在这里口述《我的奋斗》第二卷内容，仿佛这座大山恢宏壮丽的架构也再现于这部书的结构当中。这部书给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支持，带来了希望。”席拉赫因此认为，元首不仅仅置身于大山之中，大山也置身于元首之中，不断地融合，影响着元首言行的力量。

希特勒与上萨尔茨堡之间那种想象中的关联在现代德国文化中引发了很多丰富联想。18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与作家率先对人类在威严崇高的深山大自然中的经历体验进行了探索研究。德国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雷德里希在其风景画中运用了孤独匿名人物背影表现手法，鼓励观画者通过与此人物心神合一，去想象感受由面对崇高的大自然而产生的极其强烈的情感。弗雷德里希是希特勒喜欢的艺术家之一。在霍夫曼所拍摄的一些照片中，希特勒或坐或站，同四周壮丽的大山景观进行无言的交流。此情此景使人想起弗雷德里希画中那孤独的人物背影。然而与他们不同，希特勒从不匿名。如果我们想要感受一下大山深处的情感震撼力，永远要通过希特勒。

图51 希特勒坐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奥伯湖边。

选自海因里希·霍夫曼摄影集《大山深处的希特勒》(1935).

德国观众不需要直接借助于18世纪绘画意象就可理解希特勒的思想。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期间，由阿诺德·弗朗克、莱妮·瑞芬斯塔尔和路易斯·特伦克等人拍摄的影片中展现出的对于巍巍高山尤其是阿尔卑斯山的迷恋情怀，为希特勒的宣传机构打造同阿尔卑斯山有关的希特勒个人形象提供了积极联想的丰富源泉。这些德国导演与奥地利导演把阿尔卑斯山描写成救治颓废文明的灵丹妙药，描写成充满天地元气、自然活力与英雄抗争之地。缠绵的爱情情节在令人惊叹的自然风光当中渐次展开，人类的情感也在其中不断映现，不断增强。在记录展现高山景观当中，摄像机镜头调用了浪漫派艺术意象（包括腓特烈绘画意象），以唤起充满神秘、压倒一切的崇高美感。那些雄奇神秘的巍巍高山在大自然当中颇有唯我独尊的浩大气势，召唤着顺从帖服，甚至死亡。1947年，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后来还有苏珊·桑塔格在上述那些自然与艺术元素当中察觉出法西斯心态的肇始苗头。虽然近期有关高山题材影片的学术研究表明这只是一种很有限的表现手法，但是其浪漫的理想主义，哀婉动人的情感特色以及对于超绝力量的强烈关注，这些都是纳粹党宣传机构在刻画阿尔卑斯山中的希特勒处于最佳状态时所体现出的显著特点。

同这些早期传统相比，纳粹党人并没有在大自然面前瑟瑟发抖，而是把它视为又一个被其征服的对象。元首，而非阿尔卑斯山，才是宣传赞美大山中的希特勒时的终极力量。在一处偏僻的山岩上傲然矗立着的别墅“鹰巢”，它的修建就是对上述态度的形象解说，尽管这处建筑并不向公众开放。贝格霍夫别墅大厅里那扇巨窗把翁特斯伯格收纳进希特勒的私家空间。那扇巨窗经常被摄入照片之中，成为当时最具象征意义的驾驭自然的照片（见图25）。对外发表的那扇巨窗照片中从来没有出现一个人物，因为窗框与远处的巍巍群山将使人物变得非常渺小。与浪漫风景画中有时出现的渺小人物不同，霍夫曼几乎从来都是以近角度在上萨尔茨堡山上拍摄希特勒室外照片，以便同周围的巍巍群山形成恰当的比例关系。在影集《大山深处的希特勒》中，希特勒与帝国总工程师弗里茨·托德特（此人负责监管阿尔卑斯山道路建筑）拍摄的照片更突出了元首重整山河的意志。这些照片还描绘希特勒将现代风尚带到了大山里，意在表明科学技术非但不会摧毁传统生活，反而能够服务于传统生活，促进传统生活。在1933年出版的《德国的觉醒》一书中以及一些明信片上（见图43），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亲手喂鹿的照片展现出希特勒另外一种温文尔雅而非机械冷漠的情怀。与再现希特勒与儿童的合影一样，这些照片意在暗示天真无邪的动物本能地感觉到希特勒具有天生值得信任的品质。

纳粹宣传机构在对外宣传展示上萨尔茨堡山上希特勒的私家生活形象时呈现出明显的地形地貌特性，而希特勒现身于大山深处对于德国空间而言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一打开《大山深处的希特勒》这部影集就可以看到一张展现贝希特斯加登山谷远景的照片，其说明文字这样写道：“贝希特斯加登，元首在数周刻苦工作后必去的休养目的地（Ziel）"。这便为读者确定了影集的观赏背景，同时也要让人意识到这广袤的空间是长期渴望回归的家园，是经过艰苦斗争之后安静休息、享受回报之地。"Ziel"一词不仅可以译为“目的地”，也可译为“目标”“雄心”和“结局”。在这部影集的其他照片当中，希特勒举目向窗外望去，凝视着开阔的自然空间（包括从瓦氏小木屋的阳台和露天平台处眺望前方，见图52）。希特勒的私家生活就这样同想象中的阿尔卑斯山的广袤空间联系在一起，这又进一步被表现为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身心的恢复，养育多名健康金发儿童和忠诚宠物的私家生活，同务实的邻居们建立的温情关系，以及丰盛的食物、纯净的饮用水与清洁的空气等大自然的恩赐。简而言之，纳粹党宣传机构把希特勒的山中住宅置于纳粹生活空间概念之中，这在他们眼里就是种族乌托邦，值得用战争和种族屠杀的手段加以实现。当德国人购买了那些描述置身于这广袤自然空间中希特勒私家生活福祉的霍夫曼摄影集和明信片时，他们便有意无意地买进了一个由瓦氏小木屋体现的福地梦想。由此而论，前往瓦氏小木屋的朝圣之旅不仅仅可以视为向希特勒致敬，也可以视为体现了去往福地的美好心愿，即希特勒奉为牺牲与受苦最终报偿的富裕之地。瓦氏小木屋坐落于最富“德国特色”的地区——阿尔卑斯山中，赋予生活空间以具体的形式形状，使之成为一个具体可感、可以实现的目标。在帮助德国人树立争取生活空间的心愿这方面（想象中风景如画的小型家屋，四周充满自然的恩赐），希特勒的私家生活形象在纳粹宣传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

图52 希特勒从瓦氏小木屋的阳台上俯视着众多朝圣者。

选自海因里希·霍夫曼摄影集《大山深处的希特勒》(1935).

与左翼新闻报刊针对影集《不为人知的希特勒》的讽刺挖苦不同，1933年以后，纳粹党残酷压制言论自由，几乎没留下当时相关的任何出版物，使我们无法就德国读者针对影集《大山深处的希特勒》所做的反应进行评价。在戈培尔的严格控制下，德国新闻界参与打造了上萨尔茨堡神话。有关瓦氏小木屋的正面报道（经常配有霍夫曼拍摄的照片）在希特勒夺权之后很快见于各家报刊。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外国新闻界也在传播纳粹宣传内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些流亡国外的德国媒体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也属意料之中。1937年4月，流亡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民主党报纸《新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带刺铁丝网背后的元首》的文章，直接对希特勒亲近德国民众、德国民众爱戴希特勒的神话提出挑战。该文披露了在新近改造扩建过的贝格霍夫别墅四周采取的戒备森严的安保措施，其中包括在上萨尔茨堡山上扩建的禁区，禁止民用车辆靠近，竖起瞭望塔，拉起带刺铁丝网，设置巡逻士兵，150名纳粹党卫军士兵一天24小时守卫着希特勒。该文指出，一些同情纳粹的记者跟风发表的有关希特勒山中别墅的高度理想化的报道有意忽略以上事实及其内在含义。

这家流亡境外的德国报纸还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小木屋的大规模改造扩建上，而纳粹宣传机构则想方设法对此加以掩饰，强调巍巍群山或希特勒精神的永恒性质。1937年6月，巴黎流亡左翼出版物《巴黎每日新闻》刊登了一篇文章，将贝格霍夫别墅描述为“宫殿式豪宅”，其“宽大卧室”总共可以接纳”40位或更多”客人，室内摆放着“精美家具”，可同豪华旅馆相媲美。为了进一步剥去舒适温暖的私家生活外衣，记者指出以前是希特勒的姐姐为希特勒操持家务，现在这个任务则落在了“熟练酒店职员”的手中。文章还点评了戒备森严的保安措施，包括在大山周围修建的防空工事，在上萨尔茨堡山深处修建的防弹防毒气掩体。为继续凸显希特勒脱离民众的程度，记者称纳粹党人经常把一些少年儿童从贝希特斯加登带到贝格霍夫别墅，在希特勒“抚摸着他们的头时”同希特勒一起拍照，而希特勒本人却从未到镇上看望他的民众。文章最后指出：“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高山之巅统治着德国，就像坐镇喜马拉雅峰顶的达赖喇嘛那样遥不可及，无懈可击。”

虽然关于德国国内情况缺乏客观的媒体报道，但是有其他证据表明瓦氏小木屋以及小木屋中理想化的希特勒私家生活形象在德国读者当中极受欢迎。如前所述，霍夫曼出版的描绘希特勒“私下其人”的摄影集，包括《大山深处的希特勒》，取得了巨大商业成功，销量达数十万份，并多次再版。另外，霍夫曼还同那些有意通过他的照片推销产品的公司进行合作，从事有利可图的商业交易。如里姆茨玛烟草公司经销专门收藏霍夫曼所拍照片的纳粹收藏者影集。影集中收录了戈培尔和迪特里希等纳粹发言人撰写的文章，页面设计上包括安放照片的指定位置，而照片可通过印在里姆茨玛公司香烟盒上的礼品券获得。1936年烟草公司经销的影集《阿道夫·希特勒：元首生活照片》总共制作了约230万册，其中有一部分专门收藏瓦氏小木屋照片。这些大型影集以富丽的色彩装帧书面，上面饰有图片和烫金字体，“适于摆放在家中，就像家庭影集和旅游影集那样”。消费者把香烟盒礼品券交出去后收到邮寄的成盒照片，然后把照片摆放在适当的影集位置上，一本收藏影集就此完成。这个过程也突出了影集的私人性质（也很系统）。霍夫曼总共销售印有照片的明信片数百万张，那些照片有些曾收入他的影集中，而更多的照片却没有收入。元首的山中住宅在改建成贝格霍夫别墅前后似乎都是受到特别追捧的形象。这一形象就建立在霍夫曼和其他摄影师拍摄的印在明信片上的无数相关照片基础之上（见彩图1、11）。

把希特勒的私家生活照片和其他纳粹宣传图案用于商业销售，此事很快引起了纳粹当局的关注。纳粹党于1933年1月夺取政权之后，国内对希特勒的支持率直线上升，诱使许多德国生产商利用纳粹宣传图像标志提高产品竞争力。戈培尔迅速采取行动，规范整治到处充斥的含有纳粹主题的各类商品，并于1933年5月19日通过《国家标志保护法》。当地管理部门被授权收缴违规商品，处罚那些以有损尊严的方式利用纳粹标志销售产品的生产商和经销商。官方国家报纸《德国帝国日报》定期刊载违禁商品名单，包括商家名称和地址。多年来这样的违禁品包括上面饰有纳粹党徽的冲锋队食用的姜汁饼干、葡萄酒瓶、烟灰缸，上面印有“你好，希特勒”字样的妇女仿钻石胸针，以及播放纳粹国歌《旗帜高高飘扬》的闹钟。最初的司法措施后来很快发展成一场更加广泛的文化运动。连篇累牍的报刊文章就庸俗时尚可能对德国民众造成的伤害提出警告。20世纪初，德国工厂联合会在其设计改革运动中早已提出过上述观点。从1933年开始，政府与文化管理部门希望加强消费者教育，于是多次举办展览，展出各类印有纳粹标志的违禁商品和“没有品位”的类似产品，吸引了数十万观众，也引起国际关注。同当时针对德国艺术所发表的观点非常类似，针对庸俗产品所做的批评也运用医学隐喻揭示相应的威胁。有位纳粹发言人宣称“庸俗是腐蚀我们民族灵魂的精神可卡因”，并且谴责文化屈从于市场力量。

因为瓦氏小木屋（后来是贝格霍夫别墅）同元首密切相关，其商业用途也受到新立法的约束，由此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威胁到这幢住宅的“尊严”？在戈培尔看来，踢一个上面饰有纳粹党徽图案的皮球，或者用带有纳粹党徽图案的纸巾擦嘴，都是很成问题的，这不难理解。相比之下，就瓦氏小木屋而言，商品质量是决定批准商品设计方案的决定因素。因此饰有瓦氏小木屋图案的陶瓷装饰盘子往往获得批准，可以生产销售，但是赤褐色盘子则行不通。与此类似，用在天鹅绒垫子上的元首乡间别墅设计图案被视为“没有品位的产品”，遭到拒绝。对纳粹产品庸俗品质的担心并不仅限于瓦氏小木屋。新法解释指南强调要提高设计创意和实施标准，要拒绝所有“艺术水平低劣的”纳粹标志复制品。然而许多产品还是获得了批准，缘于纳粹党意识到这些大受欢迎的消费品会加强他们对广大公众想象力的控制。消费者随商品把这些象征标志带到家里，带到亲人中间，使之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于是儿童们玩着瓦氏小木屋实木玩具模型，把他们的零钱存入瓦氏小木屋复制品硬币银行里；带框的瓦氏小木屋彩色版画挂在起居室墙上；霍夫曼摄影集放在咖啡桌上；邮递员送来印有瓦氏小木屋照片的明信片。邮寄这些明信片的朋友有的在南方巴伐利亚度假，有的就想写句问候的话语。

在高档市场顾客那里，瓦氏小木屋的营销作用另当别论。《室内装饰》是一家1890年创刊的杂志，以促进室内设计新发展为己任。1938年2月，《室内装饰》在其封面上刊登了一幅贝格霍夫别墅的照片，并配发两篇阐述其修建过程的文章。1939年4月，生活杂志《优雅世界》（专门刊登家居装饰、时尚休闲方面的报道文章）以略微改动的形式重新刊发了上述两篇文章，并配发了一系列精彩的别墅室内照片。尽管上述两家杂志拥有不同的读者，但是有关贝格霍夫别墅的报道文章针对的是这样的高端读者：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读者，他们对设计感兴趣，也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聘请专业人员为自己建造新住宅，或者重新装修现有住宅。这两篇文章特别关注希特勒与其设计师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希特勒的室内装饰专家戈尔迪·特鲁斯特的作品。

作为客户，希特勒是住宅改造扩建工程的核心人物。读者了解到希特勒的愿望就是扩建旧宅，修建一个“大厅”，虽然此厅面积很大，很有气势，但是仍要保留诱人的家庭舒适感。希特勒的这一愿望成为室内设计的决定因素。通过具体的物质形式表现“元首的愿望”这一艰难而又很有意义的任务首先落在了设计师阿洛瓦·迪加诺身上。他巧妙地通过整体互锁结构将老屋新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该地区特有的传统宽大斜式屋顶将住宅的各个部分统一起来。文章还提到了窗户与墙壁表面的处理工艺，细节装饰材料的重复使用，还有地面和天花板高度的动态平衡以求整体协调之感。最后落成了一个安稳宁静却颇有气势的建筑物，避免了任何带有宫殿气息的元素，保留了山庄真实的本土特色。

在实现元首保留“家庭舒适感”愿望这方面，戈尔迪·特鲁斯特功劳最大。她的明确责任包括同装饰、颜色选择以及布料有关的所有环节。“真不知以何等有把握的品位，”那《室内装饰》杂志的撰稿人感叹道，“她设计完成了室内装饰，营造出特有的氛围和韵律，使所有的房间均适合居住。”文章详细阐述了戈尔迪采用的创造色彩和谐效果的方法，特别是她如何在房间里选用一个物件作为配色和对比变化的基准。在小起居室里那个被选中的物件是灰绿色瓷砖烤炉，在大厅里是一张17世纪法国哥白林挂毯。颜色在房间里重复使用，使整个住宅里都呈现出色彩和谐的效果。文章作者还指出，家具外观的基本简约样式成就了一种统一整体住宅的视觉语言。当读者们了解到戈尔迪如何巧妙地把色彩同外观形式结合在一起终于使元首拥有了梦想家园时，这无疑使读者对戈尔迪的专业水平赞叹不已，同时也突出了室内装饰的复杂性。通过重点阐述戈尔迪和迪加诺如何克服了装饰过程中所遇到的建筑与美学上的巨大挑战，上述两篇文章非常认可聘请专业人员承揽住宅改造装饰工程。另外，这两篇文章所展现的合作设计的正面形象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

为了深入了解迪加诺和戈尔迪是如何工作的，文章鼓励读者去思考贝格霍夫别墅最重要的设计特点。文章重点阐述了宜居的空间、谨慎的用料、简洁清晰的设计以及执行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同样值得称道的是，通过阳台、窗户和露台把室内装饰同室外自然景观有机融合在一起。这一点在《优雅世界》杂志上所刊登的生动彩色照片中进一步得到了形象化展示。所有这些原则自19世纪末以来均在设计改革运动中得到了提倡，其中包括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所谓国际化风格运动。后者提倡使用现代工业材料，比如钢筋混凝土建筑材料。与此不同，描述贝格霍夫的文章强调使用传统本土材料，比如产自附近翁特斯伯格，用于修建元首室外楼梯和露台的红石。尽管贝格霍夫别墅建筑工程中使用了新技术和工业产品，文章忽略了这一事实，把阐述重点放在了自然“真实”的装饰细节上。再者，贝格霍夫别墅重视复杂色彩搭配，使用高档编织品和毛绒面料，突出实木材料在内部装饰中的作用，凡此种种体现出对于色彩富丽、“更加温暖”的家居环境的向往。这些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纳粹德国对于工业美学和现代主义方法所做出的反响。但是与此同时，文章中所提倡的设计价值观也反映出欧美等国更加广泛的发展趋势，即向更具商业接受性、“更柔和”的现代设计方向发展。顺应这一发展潮流的设计师们愿意满足客户需求，把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融合在一起，优先考虑舒适度，巧妙运用特色装饰。因此，上述两家杂志向富裕的读者们传递如何打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有品位的住宅（如贝格霍夫别墅所示）这样的信息，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对于鼎盛时期的现代主义所做出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应，因为鼎盛时期的现代主义也继承了过去的改革运动传统，继承了德国境外更加广泛的美学风格发展趋势。

在纳粹党为教育德国大众提高审美水平和生活品位方面所做的各种努力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措施见于慕尼黑的德国艺术馆。一年一度的伟大德国艺术展始于1937年，展出各种思想意识正确、获得国家批准的雕塑和绘画作品，每年吸引数十万观众，也引起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如今名气较小的是在冬季举行的德国农业与应用艺术展，同夏季举行的美术展相得益彰。广大公众和专业人员从设计展览会上了解一些国家级建筑与城市规划项目，经过官方认可的装饰艺术和室内设计方面的最新发展动态。除了收纳个人物品的橱柜以外，展会手工制品展区还展出室内全套家具，涉及客厅、餐厅、家庭办公室和儿童房间。优质展品通常采用手工技术与高档材料制作而成，价格不菲。但是这些展览大受欢迎。第一届展览从1938年1月持续到4月，吸引观众26万人，展出的产品售出三分之一。第二届展览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4月，吸引了更多观众——多达29.5万人。随着战争爆发，非战略建筑物受到限制，继续举办展览的计划搁浅。不过美术展览一直持续到1944年。

虽然纳粹党于1932年强迫关闭了设在德绍的包豪斯建筑设计学院，并且广而告之，但是在第三帝国时期，现代设计根本没有从德国住宅中销声匿迹。官方房产当局拒绝接受魏玛时期激进的现代风格，但是现代主义风格住房和室内装修仍然拥有私人市场。同样，商业公司与零售商为其客户提供了多种家居装饰选择方案，其中就包括现代主义风格。一些设计杂志，比如《室内装饰》《新潮流》以及《美丽家园》继续发表现代主义设计师（包括女性设计师）的作品，直至战争爆发。甚至在第三帝国官方出版物中人们也能发现包豪斯产品。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指导手册与设计杂志中出现的家庭室内装饰形象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保罗·特鲁斯特所设计的第一批纳粹建筑项目的影响，体现出纳粹政府对功能性古典主义的偏爱。纳粹“血与土地”的艺术形态也使得继承地区传统的乡土风格受到更大重视。此外，木材成为受人喜爱的设计材料，这种变化并非完全具有政治色彩。纳粹党人把德国木材视为与外来国际现代主义工业材料做斗争的本土“英雄”。1935年至1936年，随着希特勒开始全国备战，金属也成为稀缺材料。也许德国人更加喜欢购买20世纪30年代早期风靡一时的平板状金属家具。1935年至1936年期间，以重整军备为核心的经济使得设计师能够获得的材料不断减少。随着纳粹政府颁布更加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和美学目标，德国住宅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

在德国艺术馆举行的第一届建筑与应用艺术展览会上，人们在二楼手工制品的展区内看到了体现这种保守变化的家居设计实例。传统的手工织物、乡村风格的陶器、镶嵌饰品以及具有中世纪色彩的装饰产品琳琅满目。展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深受艺术装饰风格影响的现代设计方案。此外，还有许多具有保罗·特鲁斯特古典风格的设计产品。虽然保罗·特鲁斯特已经去世四年，在展览会上到处可以看到他的影响。位于一楼的建筑展第一和第二展厅把他的纳粹建筑设计项目摆在了最显耀的位置，凸显出他在纳粹建筑师中的核心地位。楼上的手工展品由戈尔迪·特鲁斯特陈列在像房间一样的开放式展区中，其中的整套餐厅与客厅家具展示了保罗·特鲁斯特的家具和装饰风格。同时展出的还有他妻子的设计实例。毫无疑问，展会上最为引人注目的要数他们夫妻二人联手创作的展品：在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一个暗色餐桌上展示着他的遗孀为元首设计的整套餐具（见图53）。

图53 戈尔迪·特鲁斯特为元首设计的整套餐具，在1938年德国艺术馆举行的德国建筑与应用艺术展上公开展出。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

图中的餐桌和餐具呈现了元首家居生活的一个侧面，其展出目的是教育和提升广大公众的家居设计品位。这种高雅品位由元首御用设计师确立，由元首本人身体力行。图中瓷器由戈尔迪·特鲁斯特设计，委托德国历史最为悠久、名气也最大的陶瓷生产商尼姆芬伯格陶瓷公司制作。浅盘上饰有连环缠绕图案，颜色为金橘色，看上去好像编制产品。餐具的传统图案与色彩选择表明这是为贝格霍夫别墅设计的产品。由瓦尔特·弗伦茨在别墅餐厅拍摄的餐桌彩色照片证实了这一点。银器由F.H.旺丁格公司制作，上面带有希特勒姓名首字母和纳粹党鹰徽图案。玻璃餐具由弗朗茨·斯塔泽瓦尔茨·涅夫公司和设在茨维瑟尔的玻璃工艺学校制作。线轴蕾丝垫由联合手工艺作坊编织。所有这些生产厂家均位于慕尼黑或巴伐利亚，体现出戈尔迪一贯提携扶持巴伐利亚艺术家与商业公司的做派。

当然，希特勒使用的餐具并不是供出售的展品。即使人们无法把它带回家里，至少可在想象当中拥有它。如果说希特勒的餐厅家具和陶瓷餐具令大多数参观者望洋兴叹，但是那种使人感到亲切的摆设——餐桌只设了四个座位——使得展现希特勒家居生活的这一情景显得平易近人。这里摆放的桌子并不是王子或趾高气扬的百万富翁使用的桌子，而是普通人使用的桌子，似乎如希特勒的宣传机构反复申明的那样，“就像你和我一样”。戈尔迪·特鲁斯特制作的风格简朴、工艺精美的展品强调了希特勒在日常生活中情趣高雅、为人低调的宣传主题。如果观众想在展品中寻找有关希特勒人品的证据，他们很可能会想象着那位神秘山中居士邀请儿童享用茶点，关心邻居，抽出稀缺的空闲时间阅读艺术书籍。这肯定不是妄自尊大的独裁者使用的餐桌吧？

如果那些盘碟能够开口讲话，观众们就会听到另一个故事。尼姆芬伯格陶瓷公司由鲍姆兄弟于1938年从他们父亲阿尔伯特·鲍姆手中接管。1888年当阿尔伯特·鲍姆最初租得这家公司时，它早已处于长期衰落状态。他重新实行艺术高标准，恢复了公司声望。合作过的艺术家当中有保罗·特鲁斯特，他同公司从1908年即保持合作关系，直至去世。鲍氏三兄弟主管公司期间大获成功。他们把公司生产扩大到新领域，生产出价格便宜的“大众餐具”。但是到1938年，鲍氏兄弟生活陷入困境，因为他们的父亲是犹太人（皈依了天主教）。从1934年开始，鲍氏兄弟就面临着那些企图接管公司、见风使舵之辈的控告。在为戈尔迪·特鲁斯特战后受审所写的书面证词中，大哥弗里茨·鲍姆披露了戈尔迪（自1925年她同保罗·特鲁斯特结婚后弗里茨·鲍姆就认识她）如何为了他们兄弟三人去巴伐利亚首相路德维格·西伯特那里进行有力的干预。另一个威胁来自海因里希·希姆莱，他一心要把尼姆芬伯格陶瓷公司并入他主管的党卫军陶瓷工厂（设在达豪）。这家纳粹陶瓷工厂利用集中营劳工来生产昂贵的纳粹主题陶瓷用品。但是希姆莱犯了个错误，偏偏在戈尔迪也在场时走进了房间，要同希特勒商议此事。据鲍姆作证，由于戈尔迪的“有力干预”，终使希姆莱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鲍姆还指出，即使她知道他们的犹太人背景，她仍然“冒着极大风险”继续同他们的公司展开合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曾经接手的一个委托订单正是为希特勒生产餐具。

鲍氏兄弟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出现在1944年10月，当时他们被告知很快就会被送往图林根的一个矿区，那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个外围地点。他们兄弟几个将被迫在苛刻的条件下做苦工；许多在这个地区劳工营里工作的人，包括那些被强迫在地狱般的米特波-多拉矿区地下工作生活的苦工，都死于过度劳累、疾病和饥饿。弗里茨·鲍姆在证词中讲述了向政府各个部门申诉无果的情形，讲述了“在最后时刻”他们兄弟几个向戈尔迪·特鲁斯特求助的情形。经过“长时间磋商之后”，戈尔迪设法说服了慕尼黑与南巴伐利亚代理行政官保罗·吉斯勒，使他撤回了命令。“因此，”鲍姆写道，“特鲁斯特夫人拯救了我们，使我们没有被送到集中营里。”

正如上述审判文件所披露的那样，戈尔迪·特鲁斯特确实多次勇敢地保护了那些同她和她的丈夫有工作关系和私人交情的人士。但是在纳粹德国其他无数人没有任何同上层人物有关系的朋友。观众在德国艺术馆欣赏完希特勒的那些精美瓷器和水晶制品之后七个月，德国的犹太人教堂、犹太人店铺和犹太人住宅的玻璃都被打碎，全国的街道上都洒满了玻璃碎片。1938年11月9日夜晚，纳粹冲锋队在有组织有计划的暴乱当中把他们的仇恨发泄到全德国的犹太人身上，他们焚毁犹太教堂，把犹太人男男女女杀死在家里，在大街上公然殴打犹太人，把3万犹太人关进集中营，捣毁了数千家犹太人店铺和住宅。但是即使在被称为水晶之夜的11月大规模迫害屠杀犹太人事件为世人所知之后，希特勒宣传机构为其打造的正人君子光环仍然没有褪去。许多德国人拒绝谴责他们的元首，相信他最终会恢复秩序，结束在他们眼前发生的极其残酷的迫害行径。戈尔迪·特鲁斯特即是其中一员，即使面对朋友们的噩梦，却仍然相信自己曾帮助打造的温文尔雅的希特勒形象。

第8章　贝希特斯加登的乡绅——打造神话的外国新闻界

在30多年的时间里，新闻记者兼小说家威廉·乔治·菲茨杰拉德足迹踏遍世界，每到一国便挥笔书写报道那里的政治事件和那里的人民。从秘鲁高原修建新公路，到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的武装力量，到日本对海外市场日益产生的影响，菲茨杰拉德的关注兴趣和评论范围似乎海阔天空，毫无限制。菲茨杰拉德使用假名艾格纳修斯·裴瑞发表了许多被认为是内容充实、见解深刻的第一手记述文章，为他赢得了政治观点各不相同的编辑和读者们的信任。时至今日，使他史上留名的是他前往贝格霍夫别墅，访问“私友”阿道夫·希特勒时所写的一系列热情洋溢的文章。从1936年到1938年，菲茨杰拉德把他所写的希特勒采访报道卖给了至少七家国内外报刊：《乡村生活》（1936年）、《当代历史》（1936年）、《家园月刊》（1936年）、《星期六评论》（1936年）、《温莎杂志》（1936年）、《美国犬舍杂志》（1937年）、《家居与园艺》（1938年）。这些报道也广泛刊登在澳大利亚报纸上。无论是在英国里茨阅读《家居与园艺》，在美国波士顿阅读《当代历史》，在加拿大温尼伯阅读《家园月刊》，还是在澳大利亚悉尼阅读《周日画刊》，全球英语读者都被菲茨杰拉德私访希特勒报道文章的细节深深吸引住了。他称希特勒为“瓦氏小木屋乡绅”。

以菲茨杰拉德的国际阅历与好奇心而论，乍看上去似乎他不可能成为阿道夫·希特勒的拥护者。菲茨杰拉德可以满怀激情与同情为被压迫者奋笔疾书。在1919年所写的一篇题为《美国种族仇恨》的文章里，他谴责在美国对非洲裔美国人实施私刑，记录了加害于无辜受害者身上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他还报道了非洲裔美国犯人所受到的虐待，对黑人选举权的压制以及种族界限模糊不清等事实。大约15年以后，他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于继续实行奴隶制的关注，描述了在市场上拍卖妇女儿童和男人的场景。他认为正是对奴隶劳动的需求——“家庭的需求，农业的需求，工业的需求”——以及从贩人勾当中所获的利润使奴隶制继续存在。他还批评殖民大国只盯着自己的经济利益，对国内外这些事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如果再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菲茨杰拉德的全球经历反倒使他更加相信高度分化的人类格局。1873年，菲茨杰拉德出生在伦敦的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最小的弟弟戴斯蒙德是一位诗人和革命者，参加了1916年都柏林复活节起义，被英国当局监禁。戴斯蒙德后来在爱尔兰自由国家政府中崭露头角，最终当上了国防部部长。毫无疑问，他的哥哥威廉发现这一层关系对他有机会私访希特勒很有帮助。1923年，随着爱尔兰自由国家的建立，菲茨杰拉德出版了一部文集，《爱尔兰之声：种族与国家全方位考察报告》。尽管书中的撰稿人阵容强大，其中包括都柏林犹太人领袖人物大拉比，菲茨杰拉德在副标题中明确表示爱尔兰不是一个多种族国家。这种排外心态在其他作品中也有明显反映。菲茨杰拉德声称，拥有种族与领土主权完整性的国家在全世界最有竞争力。例如，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在外贸方面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是“抱成一团的民族……按照伯克的国家定义，他们是真正的一家人。他们在这种特殊竞争当中所具备的竞争力胜过西方任何一种政体”。在1933年出版的《美国会长久吗？》一书中，他认为美国永远不可能“在稳定持久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因为它缺乏古老国度的那种统一，“那种由清一色种族和有限的疆域构成的名副其实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对菲茨杰拉德而言，国家的强大不仅取决于种族的纯正单一，而且还取决于种族类型。第二年，他在论述利比亚的那篇令人愤恨的文章中认为，“黑人国家”这一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毫无意义。希特勒关于德国自主自决的言辞一定同菲茨杰拉德有关国家与种族的理念产生过共鸣。

再者，菲茨杰拉德的观点具有强烈的反民主倾向。正如那一时期的许多人一样，他希望出现一个“期盼已久的领袖”。他在1933年出版的那本论述美国的专著中写道：“从银行家到黑帮成员的所有社会阶层都非常清楚，民主体制已经垮台，只有强硬的掌权者才能使美国摆脱腐朽和衰亡。”在南美洲漫游时，菲茨杰拉德自称感觉到对于政治强人秘鲁总统奥古斯都·列圭亚，“在钦佩之中仿佛还带有一些崇敬之情”。他认为列圭亚之所以成功地使自己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原因在于他坚持整顿“政治秩序”。但是菲茨杰拉德却未提到实现政治自由所付出的代价。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菲茨杰拉德开始评述希特勒时，他似乎以同样的视角评判希特勒。

1936年3月，德国莱茵兰地区重新实行军事化以及次年8月柏林奥运会，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德国及其领导人身上。菲茨杰拉德当年趁此机会发表多篇报道他私访希特勒大山家园的文章。作者同希特勒之间的个人关系成为文章主要卖点：《同希特勒度假：私人朋友畅谈私访元首——极少私人偏见》，这就是1936年7月菲茨杰拉德发表在当期《当代历史》杂志上的文章大字标题内容。杂志首页的照片展现希特勒面带微笑现身室外，穿着西装，在大山环绕的背景中显得放松自如。照片的配文写道，“阿道夫·希特勒：不同的姿态”，一语概括文章寓意。当时莱茵兰地区的事态早已引起国际社会对爆发另一场战争的忧虑。菲茨杰拉德将他的私访日期安排在这一形势出现数月之后。菲茨杰拉德仔细思考着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所说的那位有能力使欧洲摆脱恐怖阴影的独裁者，与飞机一降落在上萨尔茨堡就急忙跑上前来接机的那个人究竟有何差异：“迈着我非常熟悉的同样轻快的步伐向我跑来，面带衷心欢迎的笑容，举起一只圆胖的手敬礼。这还是那个无所不能的独裁者吗？这简直难以置信。”

看到他的主人没有戴帽子就赶来了，“不易整理的‘前额头发’披散开来”，菲茨杰拉德写道，“希特勒好像是个园丁，穿着粗花呢旧外套，扣子系得很紧，对他来说这外套太短了。破旧的裤子也不合身。他手里拄着一根从樱桃树上掰下来的弯树枝”。菲茨杰拉德并不想说希特勒看上去像是一位手里掌握着欧洲命运的独裁者。他要使读者确信希特勒的行为举止也不像是一位独裁者——至少在上萨尔茨堡他“仅有的唯一家园里”不是。菲茨杰拉德在此表示，离开了崇敬的人群和首都的压力，希特勒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展示出另外一个自我——瓦氏小木屋乡绅。

在已经发表的一系列描述居家希特勒的文章中，菲茨杰拉德诱使读者摆脱元首那高声咆哮、救世主般的可怕冷酷形象，向他们展现平易近人、给人安慰的乡绅形象，尤其针对英国及英联邦读者。根据菲茨杰拉德的说法，瓦氏小木屋“绅士”是一位“内向保守的人”，“一位非常谦逊，甚至是朴素卑微之人”。作为元首的“私交”友人，菲茨杰拉德声称他拥有必要的洞察力和近距离接触的条件，向读者介绍私下里的另外一个希特勒。菲茨杰拉德往往根据不同刊物变更报道细节，以迎合读者口味。他为《家居与园艺》杂志撰写的文章描述了元首的窗帘和招待客人的美食，而投向《当代历史》杂志的稿件则报道了希特勒在奥地利的那段人生历练经历。尽管存在一些细微变化，这些文章大体上运用相同素材，表现共同的主题，旨在改变希特勒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

首先是菲茨杰拉德对希特勒衣着的描写。远离了柏林政治和纳粹党群众，大山深处适合平民着装。如上所述，菲茨杰拉德把读者注意力引向希特勒所穿的粗花呢旧外套，意在表明他是一位不修边幅的单身汉，一位拥有土地的乡绅。为了进一步强调与英国服装的联系，菲茨杰拉德特意指出希特勒所穿的粗花呢套装出自慕尼黑的一位“伦敦裁缝”之手。菲茨杰拉德还以轻松的语调提到希特勒身穿男士宽大运动裤徒步旅行一事。那是一种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由威尔士亲王普及的运动马裤。穿上这样的服装适合在山中开展各种活动。

据菲茨杰拉德透露，除休闲娱乐以外，希特勒还维持着一个小农场。菲茨杰拉德把希特勒在瓦氏小木屋四周买下的土地称为“庄园”。他写道：“精心饲养的牲畜在这里干点儿农活。领袖还种植一些小麦和苜蓿。他的樱桃在整个奥德边界地区都很有名。”住宅周围，菲茨杰拉德注意到：“花园设计得非常简单。不同高度的草地上种植了开花灌木、玫瑰和其他应季开花植物。我再补充一句，元首非常喜欢在家里摆放切花。”他还亲自过问园丁工作活动，“每天早晨9点钟”向他们交代当天要干的工作。

菲茨杰拉德还告诉读者，希特勒除了对种植和园艺感兴趣以外还在庄园里养狗。菲茨杰拉德在写给《家居与园艺》杂志的那篇文章中指出，“所有外来客人都被领去参观主人的模范狗舍，他在那里饲养了一些非常棒的阿尔萨斯狼狗”（见图54）。文章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展现希特勒在草地上放松休息，旁边还有一只他养的“纯种宠物”。希特勒并不狩猎，但菲茨杰拉德还是通过谈论他的爱犬间接提及狩猎活动，其中有一只爱犬（马克）被误认为是一只寻回犬。这是一种英国贵族饲养的猎犬。菲茨杰拉德声称，希特勒“同猎人攀谈的时候最开心不过了”。

有一篇特写文章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希特勒的养狗活动和其中的犬种关系。这篇文章题为《希特勒说他的狗是真正的朋友》，1937年1月发表在《美国犬舍杂志》上。这是一本养狗的人和喜欢狗的人广泛阅读的杂志，经常刊登一些讲述“大人物”及其爱犬的文章，将希特勒也列入像亚伯拉罕·林肯那样令人敬畏的大人物中间。菲茨杰拉德在报道瓦氏小木屋的文章中特别强调希特勒对于德国牧羊犬犬种纯度的高度重视。“从帝国各地，”菲茨杰拉德写道，“阿尔萨斯狼狗的爱好者们把他们最好的品种作为珍贵礼物献给希特勒。”但是希特勒还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买自己喜欢的狼狗。不然的话，瓦氏小木屋就可能变成杂种狗收容所，就像美国总统罗斯福主政时的白宫花园那样：当年罗斯福总统在各大洋沿岸做政治访问时别人送给他上百只狗。罗斯福总统确实喜欢到处是宠物的白宫，那里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既有纯种狗又有杂种狗。但是此处这种对比却有一种并不高明的指桑骂槐之嫌，暗指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暴露出的缺点。

图54 艾格纳修斯·裴瑞1938年11月发表在《家居与园艺》杂志上的文章标题页。

种植、饲养、园艺狩猎还有养狗，这些通常都是拥有土地的英国绅士们追求的闲情雅兴。谈论完积极活跃的生活之后，菲茨杰拉德还对比了一下拥有土地的绅士阶层深深根植于田产之中的情怀和希特勒对其上萨尔茨堡庄园所拥有的深厚感情。那里离他的故乡奥地利很近。这位德国领导人从自己的山中住宅就可以深情眺望眼前的故乡。对从事革命活动那段时日的回忆，对老朋友迪特里希·埃卡特等人的回忆也把他同这里紧紧联系在一起。菲茨杰拉德声称，最重要的是希特勒同这片土地有着梦牵魂绕般的情感联系，在那里他可以找回真正的自我。“你热爱这个地方吗？”菲茨杰拉德问他，“我吃惊地望着这位‘与平时不同的’人，晚餐过后他来到洒满月光的露天阳台上和朋友们有说有笑。”希特勒回答道：“我在这里很开心……在这洒满阳光的高坡上我可以尽情呼吸，自由思考，可以真正地生活！一想到城镇的喧闹嘈杂就使我心里发慌。还有令人乏味的官场生活，大惊小怪，戒备森严，有人欢呼，有人投掷鲜花，这一切也让我不堪忍受。再说我感到这里的老乡们尊敬我。你看，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知道我可以与他们同甘共苦。”

希特勒认为大山使他和“乡亲们”离得更近了，这一想法也融入了菲茨杰拉德把元首粉饰为乡绅的宣传手法当中。纳粹宣传把上萨尔茨堡想象成领袖与国家合而为一之地。菲茨杰拉德袭用了这一理念，但是将之换成了英语表达，使人想起乡绅与佃户。在刊登于《当代历史》杂志上的如下段落中，菲茨杰拉德描述了这位“乡绅”出门拜访村民时的情景：“元首面带微笑轻轻敲了敲敞开的门，然后走了进去——也许恰逢吃饭时间——他继而询问婴儿们吃什么（他至少要看望四个家庭）。当然他一定要细说一下他食用的奶汤、桂皮米饭、土豆饼和其他食物的营养价值。”希特勒被描述为性情温和、体贴别人、略微有点古怪的人。就这样经菲茨杰拉德的手笔，希特勒变成了一位心地善良、慈悲为怀、体贴民众的19世纪绅士原型。

这位乡绅为他最小的村民准备了特殊的快乐礼物。在餐桌上他对菲茨杰拉德宣称：“明天……我们要举行一次儿童聚会。所以我们要去高原村庄邀请客人，然后再去贝希特斯加登把名单填满。”第二天，“大约4点钟，一大群他的小朋友就已经分散在高坡草地上了。希特勒非常兴奋；从来没有哪位中年单身汉这么喜欢和小孩在一起”。也许为了突出儿童“露天游乐场”有益身心健康，菲茨杰拉德在1938年发表于《家居与园艺》杂志上的文章中写道：“戈培尔夫人与戈林夫人身穿精美的巴伐利亚女装，安排了舞蹈和民歌表演。”在发表于《乡村生活》杂志上的文章中，女监护人的责任落在了霍尔茨·克林克夫人身上（来自妇女劳动战线），她将陪伴一队队少年儿童向那位“乡绅”致意。

菲茨杰拉德称，希特勒同样慷慨优雅地招待了成年人来宾。那些习惯于阅读了解有钱人餐饮品位的《家居与园艺》杂志的读者们获悉，希特勒虽然是位“终生食素者”，却也是一位美食家，“慷慨地招待那些拥有大众品位的客人”。元帅赫尔曼·戈林、维尔纳·冯·布隆伯格、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将会在此聚会就餐。客人们将会品尝到美味佳肴，有幸喝到由品酒专家冯·里宾特洛甫精心挑选的优等葡萄酒和烈性酒。在露天阳台举行的这次宴会上还要适当点燃雪茄。希特勒本人则既不吸烟也不喝酒。菲茨杰拉德在此又精心选择了描写内容。包含香酥炸鸭与葡萄酒炖鲑鱼的菜单显示出元首私家生活的高雅品位和精湛厨艺。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仿佛使人看到这位乡绅提枪打猎，在自家庄园池塘河流边垂钓的身影。烈性酒和雪茄又为瓦氏小木屋平添了一种奢华阳刚之韵，也许为了同描写霍尔茨·克林克夫人和儿童“露天游乐场”段落形成刚柔互补的效果。

除了描写希特勒餐桌上的精致享受以外，菲茨杰拉德还重点突出了这位“乡绅”的温文尔雅形象，讲述他的艺术品位和艺术才华。菲茨杰拉德把希特勒描绘为“他自己的装饰专家、设计师、家具商、建筑师”。他认为希特勒策划主持了瓦氏小木屋最初的扩建工程，“与原来简朴的木材线条保持和谐一致”。菲茨杰拉德非常欣赏希特勒“对18世纪德国家具和绘画显示出的精湛鉴赏水平”。菲茨杰拉德在希特勒的客房中看到了“元首自己画的水彩画。他在空闲时仍然挥毫作画——主要是建筑题材的画作”。在参观了希特勒的大量藏书以后（菲茨杰拉德估计为6000册），菲茨杰拉德注意到“足有一半的藏书同历史、绘画、建筑和音乐有关”。

上述这些希特勒日常活动和才能品位的多角度描述，在读者心目中树立起了文雅绅士形象，给瓦氏小木屋的客人又加深了这一印象：“希特勒特别喜欢与才华横溢的外国人在一起，尤其是画家、歌唱家和演奏家。”到了晚上室内响起了音乐之声，希特勒的朋友，哈佛毕业的首席新闻官和朋友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坐下来满怀热情地（即使不是非常娴熟地）为他的主人弹奏钢琴。“汉夫施丹格尔先生为我们弹奏了优雅的莫扎特音乐，中间穿插着轰鸣震响的李斯特音乐。谢天谢地，最后一首狂想曲总算弹完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欣赏由导游和猎人们用长笛和弦乐器在附近的樱桃园里为元首演奏的忧伤小夜曲了。”

但是在某些方面菲茨杰拉德特别注意把希特勒与有关田产乡绅的一些不良联想区分开来。他特别强调说，希特勒并不是继承家庭遗产的受益人，而是一个白手起家、靠自我奋斗获得成功的人，经历了“维也纳那五年的困苦岁月”。瓦氏小木屋不是继承的遗产，是他用《我的奋斗》一书的稿费购买的私人财产：“这地方是我的，”他简短说道，“是我用自己挣的钱修建的。”希特勒的住宅不是宏伟的庄园大宅，而是“温暖舒适却又低调的小木屋”，里面“养了几盆仙人掌植物”，还有几只“养在镀金笼子里的哈茨山金丝雀”，摆放了崇拜者们赠送的各种礼物——有家具、瓷器、银器、地毯等——以单身汉那种笨拙的方式摆放在室内。菲茨杰拉德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提到自1935年11月至1936年7月实施的住宅大规模扩建工程，还有最终建成的贝格霍夫别墅。1938年发表在《家居与园艺》的一篇文章写道，希特勒“不断地对那个地方进行扩建，增建了多间客房”。文中还配有一张室内新装饰照片（希特勒书房），但是除此之外在这份及其他出版物上发表的所有照片和描述文字均同原有的瓦氏小木屋有关，展现的还是1935年至1936年实施改造之前的老样子。

菲茨杰拉德重述他在希特勒住宅留宿一夜的经历时并没有忽略住宅里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对这些活动设置了框架，使之符合他意欲打造的温文尔雅的乡绅形象。因此他写道，希特勒离开家门时“天刚刚放亮，他身穿宽大的运动裤；寻回犬马克，或者另外一只训练有素的阿尔萨斯狼狗布隆达慢慢地跟跑在他身后；这只狗背负着一个小食物篮子，里面装着土豆三明治和水果，几瓶矿泉水。而后在松林中，或是在十字架和神龛旁边的小圆丘上，希特勒先生坐下来，仔细思考他的问题和演讲词”。政治活动就这样被简化成抽象概念，淹没在令人分神的文字叙述中，使读者的注意力从“问题和演讲词”的实质内容转向野餐食物篮子里装的各种东西。菲茨杰拉德曾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研究探讨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在叙述瓦氏小木屋里的所见所闻时那种分析头脑却全然不见了。他把戈培尔那样的人描述成滑稽可笑的擅长讲故事的人，把里宾特洛甫描述成葡萄酒鉴赏家，把汉夫施丹格尔描述为钢琴演奏者。在菲茨杰拉德的笔下，希特勒自称所讨厌的喧嚣吵闹、小题大做的政治场景均被抛到九霄云外，既为了读者也为了元首本人。二者在菲茨杰拉德的文字叙述中只欣赏山中美景和幽居的氛围。

菲茨杰拉德通过精心策划，运用手中生花妙笔使独裁者摇身一变成为乡绅，打造了一个颇具魅力、令人欣慰的正人君子形象，足以消除读者心中的恐怖。虽然表面看上去令人欣慰，使人感动，但是菲茨杰拉德所写的报道文章却是漏洞百出，有些失实之处可以说是虚构的产物。由于想给他描绘的传统画面上增添一点现代韵味，菲茨杰拉德就在希特勒庄园上虚构了一个飞机起落跑道，声称元首利用它往返于柏林和上萨尔茨堡之间。希特勒喜欢阿尔萨斯狼狗（即德国牧羊犬），但是希特勒在这方面比较保守，并非菲茨杰拉德所言那样像英国乡绅一样繁育或推广阿尔萨斯狼狗。也许为了彰显一下英德皇室迷人的魅力，菲茨杰拉德有时用英德两国君主的名字给希特勒的狗重新命名，比如奥托、弗里茨和维多利亚（实际上这些狼狗的真名是远为逊色的马克、沃尔夫和布隆达）。菲茨杰拉德对希特勒樱桃园、小麦和苜蓿作物的描绘，也使希特勒看上去更像一位名副其实的乡绅，而实际情况是那里土壤贫瘠，海拔又高，难以满足这样的种植条件。菲茨杰拉德笔下描写的希特勒拂晓时的徒步旅行，或者早晨同园丁们聊天的情景看上去那么令人精神振作，实际上希特勒在山中的日子一般要到中午时分才刚刚开始，所以上述描写情景不符合希特勒真实的生活习惯。以上只是艺术虚构、喧宾夺主的诸多实例当中的几例而已。

有些更为明显的漏洞却让人难以忽略。最为明显的是（如前所述），瓦氏小木屋已经湮没在1935年11月开始修建的贝格霍夫别墅之中。到菲茨杰拉德的有关报道文章发表时，他以满怀深情的笔触描写的那个地方已经不复存在。再者，上萨尔茨堡山上的大规模防御工事，以及强迫当地居民外迁等措施意味着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邻居可供那位“乡绅”拜访。让希特勒离开戒备森严的庭园去敲邻居家房门，然后大讲奶汤的营养价值，这在1936年几乎行不通。另外，汉夫施丹格尔同希特勒关系本不亲密，终于在1934年秋季失宠，此后从未在瓦氏小木屋中或其他任何地方见过希特勒。到1938年《家居与园艺》当期杂志出刊，读者从中了解到汉夫施丹格尔在上萨尔茨堡山上弹奏元首喜欢的钢琴小夜曲时，实际上汉夫施丹格尔当时正生活在英国，他早在一年前就已经逃离德国。汉夫施丹格尔失宠一事，在菲茨杰拉德于1936年发表私访希特勒报道文章之前德国境外已经广为人知。而且在他遭到蓄意刺杀威胁之后，各大报刊于1937年报道了他在英国的流亡生活。换句话说，尽管有些情况广为人知，菲茨杰拉德还是坚持虚构年代更为久远、更加迷人的故事，就像超越时间的不朽神话故事一样。在所有与事实不符的报道素材中，最为恶劣的是菲茨杰拉德在《当代历史》杂志上声称他于1936年春季造访过瓦氏小木屋。而实际情况是，当时那里早已成为完全无法入住的建筑工地，希特勒本人也不居住在那里。总而言之，菲茨杰拉德不可能像他自己声称的那样在当时的上萨尔茨堡拜见过希特勒，或者曾是希特勒留宿的客人。

再往深挖掘真相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报道叙述细节是从别处抄来的（有时一字不差）。菲茨杰拉德记述过一件逸事，他说是希特勒于1936年在瓦氏小木屋用餐时讲过此事，基本内容同当天较早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有关。实际上菲茨杰拉德的报道素材取自1934年发表在《时代》杂志上的两篇文章。他对希特勒慕尼黑公寓（自称登门拜访过）的简短描绘，其基本素材取自1935年发表在《每日电讯报》上的一篇文章。但是最令人深感不安的擅自挪用内容取自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宣传影集，尤其是1935年的《大山深处的希特勒》。虽然这些图书针对的是德国读者，但在国外也有知名度。《大山深处的希特勒》甚至还受到《观察家》报的好评。该报认为这本书“展现了这位纳粹领导人的朴素乡绅形象”。也许就是这句评论给了菲茨杰拉德提笔撰文的灵感。

菲茨杰拉德把霍夫曼摄影集当作挖趣闻逸事的丰富矿藏，从中获取一些细节，或者是一些被提到的基本素材，经过扩展充实，写成一篇篇报道文章。这样一来，如果把霍夫曼的书同菲茨杰拉德的报道文章放在一起翻看阅读，就会在读者心中产生一种奇异的回声反射效应，影集中的照片人物场景屡屡再现于菲茨杰拉德的报道文章中。例如，霍夫曼在《大山深处的希特勒》影集中收入了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中一位小女孩（大约6岁）站在已落座的希特勒身边（见图50）。希特勒一只手里握着笔，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张卡片。不知是小女孩要从希特勒手中取过这张卡片，还是正在把卡片送到希特勒手中。照片配文这样写道：“又见真情：请给我签名吧！”不妨把这张照片同菲茨杰拉德记述的在瓦氏小木屋里举办过的儿童聚会（他自称也参加过）做一下比较。他首先描述在柏林看到工作时的希特勒显得如何忧郁不安，转而写道：

可是在这里，在他的山中鹰巢里，希特勒完全变了个人，气定神闲，他可以开心大笑，一把抱起一个小孩子让她看一看小型机场上发生的所有开心的事情。有时一位6岁或8岁的乡村女孩鼓起勇气悄悄靠近他，细声细语地说道：“请给我签个名吧，我的元首。”只见金笔一挥，希特勒的名字片刻之间就草写出来，连笔迹专家也难以辨认。他们说他的亲笔签名在帝国各地可值10个德国马克。用写有”A.希特勒”的亲笔签名纸片已经建成了许多孤儿院和医院，从这里一直建到远远的东普鲁士。

读者会觉得菲茨杰拉德目睹了希特勒和小女孩的整个交流过程，并在此见证希特勒的善良。我们的叙述者继续无中生有，把希特勒潦草的亲笔签名变成了一大批慈善机构。因此同菲茨杰拉德相比，即使是纳粹宣传行家也自叹不如。

菲茨杰拉德几乎全部采用霍夫曼1935年出版的摄影集照片为自己所写的希特勒主题报道文章提供实例说明。当时运用霍夫曼拍摄的照片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并不罕见，因为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元首拍照，但是《乡村生活》和《家居与园艺》杂志却认为影片的拍摄者是菲茨杰拉德，使他作为亲密观察者的身份更加可信。菲茨杰拉德有时以误导的方式更改原有的照片说明文字，以配合支持自己的叙述报道。例如，为说明这位绅士同当地村民们关系融洽，菲茨杰拉德动用了一张被确认是霍夫曼拍摄的表现希特勒向卡尔·里格曼将军问好的照片（后者当时正在访问上萨尔茨堡）。菲茨杰拉德把文字说明改为：“邻居们：希特勒说‘你好’”。菲茨杰拉德作为一个叙述报道者表现得如此不可靠，使人想起《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对他那本1933年出版的《美国能长久吗？》一书所做的评论：“裴瑞先生随心所欲地对待姓名、引言和日期。”

考虑到上述报道文章中大量存在着虚构之处，菲茨杰拉德在其访问上萨尔茨堡的专题报道中出现的失实剽窃之处情节如此严重，使人不能不认真考虑其报道真实性的问题。小说家出身的菲茨杰拉德难道从未做客瓦氏小木屋拜访希特勒？难道整个叙述报道都是精心编造的虚假之词吗？爱尔兰前首相加勒特·菲茨杰拉德在回忆他的伯父威廉·乔治时说道：“他在晚年生活中是一名病残者，一直生活在伦敦直至1942去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也许菲茨杰拉德身体很好，可以前往德国去旅游；也许他在伦敦的病榻上编造出同希特勒在乡间度假的故事。不管是哪种情况，菲茨杰拉德从多处剽窃素材（包括纳粹宣传），将它们写进报道文章里，冒充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由重要出版物的编辑们将这些谎言当作严肃新闻传播给成千上万的读者。

这么多有名望的报刊为何没有从中看出蛛丝马迹呢？即使编辑们没有看出其中的失实剽窃之处，有些吹捧希特勒的荒诞奇闻逸事也应该为人们敲响警钟。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纳粹政权令人发指的暴行已广为人知，很难相信上述报刊编辑们没有注意到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粉饰之词。《当代历史》那篇文章的副标题承认报道有“个人偏见”，却把它归因于作者同希特勒之间的友谊。菲茨杰拉德30年的记者生涯也许可减轻人们对其报道观点和真实性的怀疑。如前所述，他的政治报道常常以其见解深刻而广受推崇。但是他的声誉也并非毫无漏洞。据加勒特·菲茨杰拉德披露，他的伯父“编辑过《大千世界》杂志。这本杂志本应仅仅发表内容真实的游记，却辜负了读者的信任，刊登了一篇这样的报道：一个勇敢的探险者骑在海豚背上横跨太平洋。结果《笨拙》杂志为此刊发了一幅漫画，画的是我伯父乘坐木筏子遭遇了海难，忽然看到在远处有一只小船，并大声疾呼：‘大甩卖！大甩卖！’”

有些情况下，这与为菲茨杰拉德刊发报道文章的编辑本身的政治观点也有一定的关系。例如，在极为保守的休斯顿女士领导下的《星期六评论》变成了极右势力的宣传喉舌，支持法西斯势力。菲茨杰拉德所写的亲希特勒报道的准确性不可能受到一本声称英国需要独裁者的杂志的质疑。但并非所有刊发菲茨杰拉德文章的编辑们都和他持有相同政治观点。也许最重要的是，菲茨杰拉德的最大卖点就是他可以作为局内人直接窥视“使欧洲上空布满恐怖乌云”的那位独裁者的私家生活；他让德国以外的人们既感到恐怖，又分外着迷。即使编辑们心存疑惑，他们也会置之不理，急着刊发菲茨杰拉德的“抢先报道”。

我们要问：为什么英语读者会对菲茨杰拉德有关“瓦氏小木屋乡绅”的报道那么感兴趣？毫无疑问，许多读者急于想得到菲茨杰拉德提供的安慰，即希望山上的那位看似宁静淡泊的希特勒能够控制帝国总理府的那位好战元首。德国国内外人士均抱有这种希望。再者，不少外国读者同情希特勒，一定非常满意他们的正面观点得到菲茨杰拉德所描绘的希特勒形象的佐证。1936年，菲茨杰拉德大部分报道得到发表，这一年标志着希特勒的声望在英国如日中天。但是从整体上看，在德国读者和其他读者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有政治文化的差异，也有历史方面的差异。纳粹宣传机构或者利用国内原有的神话，或者打造新的神话，以便通过在希特勒和大山之间建立强有力的联系来影响德国读者。但是有关沉睡的巴巴罗萨帝王的神话，或者有关元首与民众情同手足的神话，对于全世界广大读者没有多少吸引力。那么，为什么我们的里茨读者、波士顿读者、温尼伯读者或悉尼读者会有兴趣聆听菲茨杰拉德同希特勒共同度假的美谈呢？

菲茨杰拉德之所以能成功地把自己的报道文章推销出去，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名人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随着广播、录音以及电影新技术的问世，演艺人员和政治家们走进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名人既高于生活，又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由此创造出一个渴望了解这些亲密陌生人生活的巨大市场。20世纪30年代中期，希特勒也许是使欧洲上空布满阴云的独裁者，同时也是一位名人。那些包括莱妮·瑞芬斯塔尔在内为他打造形象的人士巧妙利用了名人文化这部机器提高了他们这位“明星”的知名度和曝光率。

英语大众对希特勒的私生活很感兴趣。1936年2月，希特勒的姐姐安吉拉·劳巴尔再婚，一时成为《每日快报》头版新闻。这篇闲话报道把婚礼细节和蜜月细节和盘托出，并且写道：“希特勒先生失去了这位姐姐……她多年来在阿尔卑斯山隐居之地的瓦氏小木屋里，给他既当妈妈又当老板，为他做饭，为他织补袜子。他失去的姐姐嫁给了大高个黑皮肤、相貌英俊的德累斯顿市教授马丁·哈米茨……瓦氏小木屋今天空荡荡的。这位独裁者的爱犬布隆达将在那里迎接他，布隆达是只阿尔萨斯牧羊犬。”其他报道总想把这位单身汉同其他极富魅力的女人扯在一起，即使她们是有夫之妇。例如，报业联合会驻伦敦记者以赞赏的笔调写了一篇文章，讲述漂亮的戈培尔夫人同那位“坚定的单身汉”希特勒之间那种相互信任的亲密关系。

对于名人住宅的好奇心左右着广大公众的兴趣，使他们一心要透过名声的外表看一看其中的“真实”为人。自19世纪以来，欧美中产阶级就把家庭环境视为展现真正自我的场所。好莱坞影迷报刊闲话栏目总是大谈特谈名人们在家里的所作所为——“吃什么，美容秘诀是什么，养什么宠物，开什么车，穿什么服装”。报道电影明星豪宅的文章常常把建筑与室内装饰细节同他们的性格融为一体，使读者们极为兴奋，他们自以为同演员的关系从此更加亲密。除了影迷杂志和闲谈栏目以外，主流媒体也对报道名人豪宅趋之若鹜。20世纪30年代《建筑文摘》定期刊发专题报道，向读者介绍好莱坞影星和导演的豪宅。

刊发名人豪宅照片既应和也促进了广大公众通过影像资料了解名人私生活的愿望。在德国，这样的照片已成为自1932年就开始的扩大希特勒影响力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到1935年，英语新闻界也已开始向其广大读者提供描绘希特勒私家生活的快照。1935年3月，《新闻周刊》声称已经“在美国获得独家刊登阿道夫·希特勒快照的首发权利。它们是展现帝国领袖私家生活的唯一非正式记录资料”。在这篇占有两版篇幅的专题报道中，通过快照可以看到希特勒在瓦氏小木屋中的形象，可以看到希特勒踏雪徒步旅行，逗弄他的爱犬马克，在阳光浴室里阅读，“同邻居们分享一碗炖煮的菜肴”。大多数照片由霍夫曼拍摄，收录在同年为德国读者出版的摄影集《大山中的希特勒》。到1936年，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菲茨杰拉德自我推销的努力，种类繁多的英语出版物纷纷刊发这种貌似随意拍摄的幕后照片，让他们的读者了解到了希特勒的私家生活。

通过影像资料了解富人名流私家豪宅的兴趣越来越大，这其中也有客观原因。具体而论，在20世纪20-30年代名人故居博物馆备受欢迎，人们在那里可以亲身体验“历史伟人”的家居环境。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193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幸运的是伦敦拥有越来越多的名人豪宅，为国家买来，里面保留着他们坐过的椅子、用过的杯子、雨伞、五斗橱和衣柜。”这些豪宅的主人，伍尔芙写道，在室内装饰方面也许没什么艺术品位，“但是他们似乎拥有更加罕见、更加有趣的天赋——他们能够让自己在住宅里适得其所，把桌椅、窗帘和地毯融入自己的形象当中。”伍尔芙认为，这些故居物品远比传记更能让我们了解这些历史名人。

1936年8月，美国版《时尚》杂志带着早已深谙时尚界内幕的读者们通过照片，参观三位“外交决策者”的宅邸。这三位“外交决策者”是阿道夫·希特勒、本尼托·墨索里尼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见图55）。“所有这些房间均明显体现出各自国家与国民的典型特点。安东尼·艾登的伦敦宅邸颇具英国特色，有沉默寡言、冷淡客观之风，就像英国外交一样；希特勒的小木屋颇具德国特色，虽显杂乱，却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情调；墨索里尼的别墅装饰色彩强烈，宏伟壮观，足以唤起激昂的民族自豪感。”伍尔芙认为每个人的个性特点可在其家居环境中体现出来。《时尚》杂志更进一步指出，可以在一国名人的家居装饰中品读该国的民族心理特色。

《时尚》杂志以一张张照片展示了三位名人宅邸的室内装饰特点，简短的说明文字道出了各位名人房间的实际用途：“希特勒在这里用餐”，“墨索里尼在这里拉小提琴”，“艾登在这里就寝”，等等。希特勒的私家宅邸展示的是瓦氏小木屋一楼的餐厅一角，照片摄于1935年至1936年改造扩建之前。“在大山一侧小木屋呈现出郊区特有的精致小巧风貌，日光浴室中养着几只金丝雀。小木屋的房间同照片中的一样，里面摆放着时钟、小矮人和带有纳粹党徽图案的垫子。”配发的照片（霍夫曼拍摄）同描述文字相符，展现出几个隐藏在屋角处的小矮人，一个落地式大摆钟，一个摆放在显眼位置上的带有纳粹党徽图案的垫子。有人会问不知犹太人读者会如何看待《时尚》杂志的如下主张：这种室内布局连同其凸显纳粹党徽的装饰特点“明显体现出国家与国民的典型特点”。这一主张把那些游离于带有种族特色家居定义之外的人士统统变成了“非典型的”德国人。

与德国领导人私邸的那种“亲切友好的”情调不同，墨索里尼的托洛尼亚别墅里的“豪华房间”在《时尚》杂志看来体现出“帝国华丽风采”。《时尚》杂志展示了墨索里尼那个“巨大的椭圆形餐厅”，里面摆放着“著名的罗马雕像艺术藏品”，还展示了他的卧室，“气势恢宏，令人叹为观止，尽呈曲线之美，金碧辉煌”。艾登的房间有一种“旅馆的阴郁氛围和经过修整的优雅情调”，不同于温暖舒适的希特勒小木屋和令人生畏的墨索里尼的别墅，自成第三种家居特色。《时尚》杂志认为，艾登的房间“以其色彩鲜亮的印花棉布和精心效仿的18世纪风格，呈现出虽略显古怪呆板，却也颇具贵族气派的优雅品位”。配图展现了艾登的客厅和卧室。整体看来，在为文章挑选配图时主要着眼于强化有关国民性格的模式化思想观点。希特勒卧室的特点是布置简朴，很难将之形容为“混乱”或“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情调”。所以希特勒卧室的照片没有摆在墨索里尼和艾登卧室照片的旁边（也有可能《时尚》杂志未能获取这些照片）。

图55 1936年8月15日出版的美国版《时尚》杂志刊文报道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艾登各自宅邸的特色。

《时尚》杂志对这样由窥视名人隐秘私生活所带来的快乐予以首肯纵容，也对这些“外交决策者”的国民性格进行了风格分析。同菲茨杰拉德带有浪漫色彩、几乎毫不掩饰的宣传报道文章相比，《时尚》杂志对政治家们私家生活空间的描绘还算比较温和平实。不过这家杂志也走过一次危险路线。1936年8月《时尚》杂志发表这篇文章时，奥运会冒着国际抵制的威胁在柏林举行。纳粹政府对其国际形象十分敏感，也急于获得观众带来的外汇收入，面对种族歧视的指控采取相应措施，让一名犹太人运动员加入德国代表队，并从首都街道和其他公共空间撤出了反犹太主义宣传标语。《时尚》杂志采用比较手法，在这种正常化举措中推波助澜，将两位法西斯独裁者和一位议会当选议员放在平起平坐的位置，模糊了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向他们的室内装饰问题。这样欧洲敌对国家的各种分歧就被建立在民族风格气质上，而不是建立在更为直接相关的政治思想分歧上。再者，文章重点强调舒适美观，回避了墨索里尼政权和希特勒政权犯下的极端残酷行径。战争结束时，《时尚》杂志又刊登了李·米勒拍摄的集中营照片，准备向读者全面揭示纳粹思想所造成的各种后果，但是在1936年对于《时尚》杂志而言，纳粹党徽仍然是枕边装饰之物。

从1935年到1941年，《纽约时代杂志》绞尽脑汁，反复研究如何展示希特勒的私家生活。杂志屡次重新回到希特勒山中住宅主题，发表四篇文章，通过不同记者的眼睛探究希特勒的私家生活与私人空间。1935年10月，该杂志首先刊发一篇短小的赞誉文章，《希特勒是自己的建筑师：他在简朴的小木屋上实践自己的艺术主张》。文章指出，希特勒曾经想成为一名建筑师，认为希特勒主持实施了住宅改造扩建工程（当时住宅还比较小）。文章称赞了小木屋的朴素雅致风格：“瓦氏小木屋除了扩建部分以外与成千上万个其他巴伐利亚小木屋均有不同，它比巴伐利亚农民的一般住宅布置得更为简朴，品位更为雅致。”读者们了解到小木屋室内的绿色色彩搭配手法，有品位的室内陈设，以及崇拜者们赠送的奇异别致的礼物。“在希特勒卧室里挂着一张他母亲的肖像（他18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一个由无名追随者送给他的镶有宝石的狩猎号角，还有一张阿根廷朋友送给他的由四张银狐皮组成的华美地毯。”文章还以追忆的笔调点评了周围美丽的自然风光，阐释了纳粹与大山的历史渊源。《纽约时代杂志》在首次详细报道希特勒的山中住宅时，给读者留下了明确积极的甚至是富有诗意的印象。

1937年5月30日，《纽约时代杂志》封面刊发了一张令人难忘的贝希特斯加登镇大幅照片，下面写着：“希特勒梦想与决策之地”（见图56）。该刊驻柏林记者奥托·托里舒斯撰写了那篇占有三个版面并配有照片的专题报道。他在报道中一开始就对希特勒山中私邸的深刻含义进行了颇有洞察力的点评：

第三帝国首都柏林管理着德国。纳粹党首都慕尼黑激励鞭策着德国。元首与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则从高山之巅统治着德国；他在那里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巍峨的乡村宅邸，并在那里度过大部分时光，退避幽居之中思考着国家大事，做出那些时常震惊世界的重大决策。贝格霍夫别墅，就是这座宅邸的现有名称，它正在迅速成为决定德国命运之地。

托里舒斯继而描写把瓦氏小木屋改建成贝格霍夫别墅时发生的种种变化，并且表示这种命运也许并不令人欣喜。

图561937年5月30日《纽约时代杂志》封面。

风景如画的贝希特斯加登，托里舒斯对读者说，“正在迅速成为小型国都”。交通系统改善了，乘坐汽车和飞机可以很快抵达那里，新建的办公大楼满足了不断增加的政府机构需要，包括帝国总理府贝希特斯加登分部。帝国总理府总管汉斯·兰马斯在其命名典礼仪式上解释说：“建立这样一个分部是必要的，因为元首总是在履行公务，即使在度假时也不例外。”那里的气氛也随着基础建设工程发生了变化。“一个强大国家的元首在这里，”托里舒斯指出，“正在改变那里原有的质朴乡村风貌，给它带来了一种令人惊叹的战备氛围。”

上萨尔茨堡山区这些变化见诸守卫希特勒的新兵营里，也体现在为保护希特勒的住宅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上。希特勒的住宅由原来的乡村农舍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贝格霍夫别墅笼罩了一层神秘色彩：“任何人无权谈论它；除了一些官方照片和表示赞扬但又含糊不清的解说文字以外，不许发布任何报道；甚至那些建筑工人也被迫发誓保持沉默。”有传言议论说，贝格霍夫别墅拥有防毒气防弹掩体，“四周布满了高射炮”，可以击落“一个机群，使它们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搞破坏”。在树木葱茏的庄园四周，“一个个小塔楼看上去非常浪漫”，实际上它们是警卫队岗楼。“整个山坡面积达数英里”，已经被围上了带刺的高高铁丝网。纳粹精英们就把家安置在这片受保护的区域内，“但是其他一切，包括儿童疗养院和十几户农民住宅，全都被拆除了”。贝希特斯加登小镇“据报道已经清除了不可靠因素”，游客们还要回答警察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所有这些防范措施“详尽得使本地人相信，一旦战争爆发，贝希特斯加登就会成为真正的国都”。

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托里舒斯使英语读者注意到了贝希特斯加登小镇周边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他是第一批发表如此报道的新闻记者。他描述了希特勒住宅“从一间山中小木屋变成一座雄伟别墅”的扩建过程。托里舒斯并不特别喜欢这种设计，把它称为“不可言喻的现代主义风格大厦”。但是他在描述一些细节时却表现出同读者闲聊的热情，比如“使客人感到非常兴奋的那部具有自动接通功能的室内电话，上面有个按键标有‘元首’字样。客人也许会心里美美地在想：只要按下电话按键就能同主人通话。但实际上做不到”。

整体来看，托里舒斯并没有向读者展现一幅令人欣慰，或者说传统式的希特勒私家生活画面——它处在当代交通系统、军事防御设施以及通信技术大环境中——直到他开始叙述希特勒时情况才发生变化。在对上萨尔茨堡新军事区进行一番冗长描写之后，文章语调从第二段末尾出现的下述句子中开始发生变化：“随着人身安全和个人隐私得到保障，希特勒可以放松自如了，开始向来宾们展现他最为可爱的一面。”在探究希特勒只有在家里才展现出可爱一面时，文章笔锋一转，更加贴近菲茨杰拉德那种人们所熟知的叙述笔调。像其他作者一样，尽管与他在描述贝希特斯加登形势发展时所提供的例证表明情况正相反，他还是坚持认为希特勒希望尽可能在家中“减少操心的公务”。于是，读者们就了解到他的日常生活中最没有政治色彩的那部分内容，托里舒斯对其“波西米亚式”生活特色的描写准确程度超过了菲茨杰拉德。轻松悠闲地用完“牛奶、面包、燕麦片、蜂蜜和奶酪”等早餐食物之后，希特勒就去山里散步。只有在这时工作日才算正式开始，吃午餐时便暂告结束。像菲茨杰拉德一样，托里舒斯也关注元首的素食习惯；他还让读者了解到希特勒喜欢吃甜食，特别是喜欢吃巧克力。午饭后，他告诉读者，希特勒又走进“在贝格霍夫别墅建造的一个特殊工作室”，在那里尽情享受“他喜欢的业余爱好——建筑”。到了晚上，“同客人们一起围坐在大厅壁炉旁”，有时还举行音乐演出，但更经常轻松地聊一聊当前形势。后者有助于希特勒在做决策时准确地揣度民意。

在探究元首“可爱的”私家生活一面时，托里舒斯非常感兴趣的是它如何影响了在贝格霍夫别墅初次见到希特勒的那些人。“即使那些刚来时带着矜持态度的人，”他写道，“也被元首在这些环境里表现出的完全轻松自如的风度所吸引。”最后他引用了一位捷克评论家公开发表的佐证材料，后者在见到他那位务实的“同志般”主人时完全改变了看法：“他坐在我们中间，仿佛我同他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至少度过了两年时光。”他驳斥了用在他头上的“独裁者”称号。托里舒斯承认大多数去贝格霍夫别墅拜访的客人并没有经历过这种情感态度上的重大转变。不过他仍然坚持认为在家里的希特勒和在柏林总统府的希特勒给人留下非常不同的印象。

托里舒斯又回过头来谈论标题中提到的梦想，他以下面这段逸事作为文章的结尾：

事业刚刚起步时，有一次希特勒和麦克斯·阿曼（他的出版商）在这片大山里登山漫游，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下顿饭在哪里吃。后者开玩笑地说：“要是我们发了财就在这里建造家园。”据说希特勒这样回答：“我永远不会发财，但是有一天我的同胞会在这里给我盖一间房子。”希特勒的梦想，就像他曾经抱有的其他梦想一样，终于实现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最初梦想。

读者在这篇叙事报道中游览贝格霍夫别墅时，从令人不安的备战堡垒被领到了一个摆满礼物、充满梦想的温情之地。在如何看待私家生活中的希特勒这一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展现出托里舒斯所描写的充满诱惑的过程，其中的含义令人难以理解。托里舒斯描绘出希特勒私家生活有天壤之别的两个不同情景：从外面我们看到了自由遭到压抑，到处都是军事秘密的堡垒要塞；从里面我们看到了充满同志般温暖、时常有炉边闲谈的家居环境。我们应该心里充满对堡垒要塞的恐惧呢，还是应该希望受到邀请去家中做客呢？托里舒斯把贝格霍夫别墅内外世界的不和谐搁置起来，这最终反映出由希特勒非人道的政策所引发的混乱，也反映出他在私家环境里树立的博得众人同情的形象。

尽管文中含义有些令人不解，但是托里舒斯的文章已经使《纽约时代杂志》在报道希特勒私家生活时改变了自1935年起就拥有的不做批评的立场。人们非常惊讶地看到《纽约时代杂志》封面刊登的第三篇报道希特勒私家别墅的文章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希特勒先生的云端别墅》这篇报道于1939年8月20日发自慕尼黑，作者海德维希·莫厄·辛普森。

这篇报道首先简短介绍了希特勒山中别墅的历史，认为从瓦氏小木屋变成贝格霍夫别墅反映了元首的政权得到了“巩固加强”，反映了承担政府和外交功能的需要，降低了这幢住宅的私密性。辛普森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希特勒放弃了随时自如退隐的特权。”辛普森似乎按照元首的指引，将注意力由外部世界引向贝格霍夫别墅“日常生活”空间及各种例行活动。

文章作者非常欣赏那里的室内装饰效果，“住宅内部按照最优秀的德国传统装饰布置得非常和谐”，并且拥有“漂亮的共用房间”，包括一个“朝西的客厅俯视着阿尔卑斯高山之间的一块低洼地区，那便是古老的贝希特斯加登集镇”。元首的日常活动便在这种背景下一一展开，这种叙事内容已为周日版杂志读者所熟知——晚用的早餐，山中散步，素食饭菜。原创性方面所缺失的内容辛普森就用各种细节加以弥补。比如，希特勒餐桌上的番茄质量，他不仅爱吃巧克力，而且爱吃醋栗馅饼等等细节。她还将报道的笔触伸向希特勒所处理的公务内容，比如亲自过问由“党内殉难者遗孀和子女”提出的个人请求。这样的公务要占去上午“大约两到三小时”时间，然后希特勒便接待来访者。再往后宾主双方聚在一起“轻松地”享用午餐。餐后小憩片刻，希特勒便邀请客人步行至附近的茶馆。下午打开别墅大门，迎接前来拜谒领袖的朝圣者。辛普森在文中描绘了一个元首和百姓初次见面的典型情景：“长着满头浅色卷发特别漂亮的小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于是海因里希·霍夫曼拍下了那些表现希特勒俯下身去看着小孩，使纳粹党人士深为感动的照片。”（实际上陪同客人漫步这一活动好几年前就已取消了。）

身穿晚礼服的女士们同身穿暗色休闲套装的希特勒共进精美晚餐之后，便坐在“熊熊燃烧的炉火面前”品饮咖啡。希特勒的客人“来自德国各行各业，有的还来自国外”。众人轮流品饮咖啡之时，希特勒借机观察别人的印象。“希特勒可以非常耐心地倾听别人讲话。他让美国独舞演员和德国电影明星同他攀谈，多有收获。这些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的人物经常不经意地或者含蓄地跟他讲的一些事情，往往是他手下那些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竭力向他隐瞒的事情。”辛普森在报道文章结尾处所描绘的正是希特勒在火炉边同舞蹈家和电影明星攀谈交流的上述情景。

上述那篇有关贝格霍夫别墅田园牧歌式的报道内容，往轻了说，同1939年8月20日《纽约时代杂志》头版揭示的世界景象相差甚远（辛普森的报道文章也在同一天发表在那本周日版的刊物上）。有三分之一的报道描述了欧洲日益加剧的动荡局势。大约10万德军集结在波兰边境。当时表示同希特勒合作的斯洛伐克军队已经开始军中总动员。“成队的警察”被派往布拉迪斯拉发犹太人贫民区，保护那里的居民免遭少数德国人的反复毒打，制止蓄意破坏活动。布拉迪斯拉发德语报纸《边疆信使报》在头版发表一篇社论，号召“迅速彻底地惩罚犹太人的恶意挑衅行径”。教皇庇护十二世在意大利对朝圣者发表讲话，“强烈呼吁和平”，希望欧洲政治家能够成功地避免战争。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提前结束休假，返回伦敦开始在外交部展开工作，更加重了英国民众的忧虑情绪。瑞典开始向靠近德国和意大利的边境地区增兵。

很难想象当读者在翻阅期刊的过程中看到辛普森的那篇文章时该做何感想。她那篇洋溢着欢快和谐情调的寓言式报道根本反映不出头版所描述的严酷现实。报道配图是一些反复使用的贝格霍夫别墅照片和希特勒徒步旅行照片，还有一幅伦敦画家大卫·劳创作的社论漫画。这幅漫画描绘希特勒心事重重，在贝格霍夫别墅中坐在可爱的和平女神雕像与身披裹尸布的不祥战争男神之间的餐桌旁。漫画有可能是编辑后加上的，与头版报道倒也相关，但是同辛普森的报道毫无关系。

由于对辛普森的背景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只能推测她以严重误导的方式报道希特勒及其贝格霍夫别墅日常生活的真实意图。这篇报道似乎是她以辛普森这个笔名在《纽约时代杂志》或其他出版物上发表的唯一一篇报道。但是引起人们质疑的还不仅仅是作者的身份背景和真实意图。人们也许要问《纽约时代杂志》为何决定在这极度令人焦虑不安的时刻发表一篇赞颂贝格霍夫别墅生活的报道。把希特勒描述为喜欢孤儿、爱吃醋栗馅饼的人，这也许更易使人希望刊登在头版的那些都是夸张不实的报道。12天以后德军入侵波兰，此时《纽约时代杂志》读者，与全世界其他人士一样，才知头版报道所言不虚。

第9章　战争风云与英语媒体如何评价私家生活中的希特勒

1939年10月末，正当美国人民忐忑不安地密切关注着德军战胜波兰，关注着武装冲突在欧洲到处蔓延的战争局势时，《生活》杂志的读者翻开这本周刊，发现一篇色彩斑斓的有关阿道夫·希特勒绘画作品和山中别墅的特别报道（见图57）。10月30日出版的那期杂志延续了《生活》杂志的一贯做法，把政治报道同比较轻松有人情味的内容前后穿插，既报道德国U型潜艇击沉英国皇家橡树号战舰，也报道极富魅力的得克萨斯牧场女郎精彩的运动神技。这篇报道题目为《阿道夫·希特勒画作：这位政治家渴望成为艺术家，协助设计出自己的山中别墅》，也拘谨地采用了上述那两种穿插式新闻报道方法。虽然希特勒在美国继续拥有自己的支持者，但是如果再以赞同的笔调描绘这位几周前以毁灭性秘密武器威胁欧洲的独裁者，《生活》杂志的大部分读者都不会接受。编辑们在处理报道一位战争贩子热爱艺术及其室内装饰这一棘手问题时，运用了一种新式武器：讽刺。

图571939年10月30日《生活》杂志标题页，刊文报道既是艺术家又是设计师的希特勒才艺。杂志的文章正文版面标题却略有不同——《阿道夫·希特勒画作：这位政治家渴望成为艺术家，协助设计出自己的山中别墅》。

特写文章一开始就引用了希特勒对英国驻德国大使尼维尔·亨德森爵士说过的一番话，表示他要有一天放弃政治，重新开始年轻时对艺术的追求。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生活》周刊的编辑们表示“世界将会失去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又多了一位非常拙劣的画家”。虽然当年遭到艺术学校的拒绝，但是“希特勒想成为艺术家的抱负从未因为缺少才能而减少分毫”。这位年轻的奥地利人当时“靠画明信片和刷墙为生”，经常出没于慕尼黑咖啡馆，希望引起成名艺术家的注意。文章在解释那些成名的艺术家为何忽视希特勒的原因之后，又转而点评复制在两个完整彩色版面上的希特勒早期画作。文章声称这几幅希特勒画作是从德国偷带出来的，第一次公开发表，然后对希特勒画作的优点和缺点（主要是缺点）进行评价，以飨读者，比如技法粗糙，过于专注“空荡荡的荒凉空间”。一幅名为《维恩号战舰》（此为奥地利战舰，1917年遭鱼雷袭击）的画作招致如下批评：希特勒用一片烟迹隐去了船尾，因为“他太疲劳或太懒惰，没有画完细节”。

文章大体上否定了这位德国领导人的艺术技巧之后，接着又阐述他对德国的艺术创作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作为德国艺术的捍卫者，”文章写道，“他从中清除了现代主义的影响，然后把艺术交与了学者。”文章附带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希特勒在戈尔迪·特鲁斯特的陪伴下拍摄的，另一张是纳粹高官当月初在参观伟大德国艺术展时拍摄的。文章还指出纳粹党人喜欢“刻板、非常露骨的裸体画”，为此搭配了一张阿道夫·齐格勒拍摄的油画《四大元素》照片，这幅油画在1937年那届伟大德国艺术展上初次展出就声名狼藉，因其突出了雅利安人的阴毛。文章就这样通过揭露其捍卫者的淫荡好色戳穿了纳粹党自称捍卫德国艺术纯洁性的谎言。

当文章论及希特勒作为顾主和创意者涉足建筑领域时，挖苦讽刺的语气开始减弱。文章认为希特勒的艺术激情主要倾注在建筑上，他常常在山中别墅里挑灯夜战，非常兴奋地“审看建筑师们的设计方案。他亲自批准修建所有重要的公共建筑施工方案”，这些建筑方案“正在凝结成希特勒坚持提倡的体面却又平凡的现代风貌同古典风格融为一体的建筑”。

对贝格霍夫别墅的赞誉之词比较清晰明了，说它是一座“巨大的山中广厦”，并对读者表示，由希特勒协助设计。整整两版彩色照片是大多数美国人见到的第一批贝格霍夫别墅室内装饰照片，以其五光十色的画面展现出不同房间的室内装饰效果。紫红色和翠绿色为主要色彩，把观者目光引向色彩浓郁的入口门厅红色大理石栏杆，引向希特勒书房中给人以温暖之感的抛光实木护墙板。同时代读者已经听过许多有关希特勒“士兵般”简朴审美品位的评论，当他们看到希特勒别墅鲜艳繁复的室内装饰色彩搭配时定会非常意外。

文章先从建筑本身谈起，将“现代木屋与巴伐利亚木屋风格的融合”描述为“笨拙但也有趣”。室内布局“由希特勒积极参与设计装饰”，房间是男士喜欢的舒适类型，呈现简朴、半现代、时而比较夸张的风格。室内陈设很有品位，“由帝国最优秀的工匠采用上等木料和其他优质材料加工制作”。文章还敏锐地注意到在室内陈设中反复巧妙运用了大厅内悬挂的法国哥白林挂毯色彩。由一楼通向楼上的主楼梯受到特别点评，称其为“引人注目，颇有些现代建筑风采”。文章对设计水平赞许点评之后，笔锋一转，继而又对挂在墙上的绘画作品嘲笑一番：“与其他纳粹领导人一样，希特勒也喜欢裸体画和废墟画。”不过文章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是在形势更加稳定的德国，希特勒也许会干上室内装饰这一行，而且成就斐然。”编辑们以其讽刺挖苦的赞美之词来暗示：“那位重新规划欧洲版图的人痛失了重新布置家具陈设这个真正适合他的职业。”

并非所有《生活》杂志的读者都很开心。在11月20日当期杂志中，大量来信雪片般飞向编辑部，为希特勒的艺术品位抱打不平。俄亥俄州坎顿市的一批读者严厉斥责《生活》杂志自以为是的态度：“不要把个人看法同艺术批评混为一谈。”针对希特勒“太疲劳或太懒惰”所以没有画完维恩号战舰尾部这一评论，他们反驳说其余部分画得很好。文章所批评的“烟迹”表明“当时思考得很多，下了不少功夫”。密歇根州庞蒂亚克市有位希弗莱德夫人来信说：“阿道夫在房屋装饰方面肯定比罗斯福总统家人更胜一筹。也许罗斯福家里女人太多了。”希弗莱德夫人认为白宫被专横的女人搞得乌七八糟（矛头直指总统那位心直口快的夫人埃莉诺，还有他的母亲萨拉），这一评论肯定让单身汉阿道夫暗自喜欢。有位芝加哥读者最后申辩说：“爱好裸体画和废墟画那是男人的正常浪漫情怀……爱好建筑，无论精美建筑还是简洁建筑，只不过体现出正常创作愿望，正常的展示与拥有愿望。”在那位读者看来，《生活》杂志力图通过艺术品位和装饰品位对希特勒进行心理分析，其结果如何实在无所谓，没人关心。

其他读者将《生活》杂志所做的分析更向前推进一步。在仔细审看了希特勒画作之后，还有几位读者一致认为“希特勒画作中的所有线条明显向右倾斜”。这意味着他的思想意识同他的画笔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有位读者认为，在观察贝格霍夫别墅的基础上，弗洛伊德“不仅可以诊断出幽闭恐惧症，还可以诊断出希特勒厌恶同别人进行任何亲密接触，甚至到了用餐桌把密集摆放的椅子隔开的程度”。还有一些读者不经意地揭示出已在美国本土深深扎根的忧虑情绪，因为他们相信在画作《维恩号战舰》上的一个模糊不清的微小细节处看到了美国自由女神像。因此在这幅几十年前就完成的画作中他们看到了希特勒想要入侵纽约港的不祥之兆。希特勒书房照片并没有打消他们的担心。编辑们在照片说明文字中把读者的注意引向了摆放在写字台明显位置上的一本世界地图册，上面有一个放大镜，随时供查阅地图册使用。

《生活》杂志在报道希特勒私家生活空间时采用批评甚至是带有恶意的语气，开始背离英语主流媒体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显现的正面评价倾向（这种倾向最后体现在数月前《家居与园艺》杂志和《纽约时报》刊发的奉承赞赏式报道中）。这种表示赞赏的报道文章在希特勒的艺术实践活动中看到的是这位业余爱好者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才华，而在有些人眼里同样的艺术实践活动却使他们看到一位无才无能、妄自尊大的半吊子涉猎者令人难堪的癖好。然而语气的变化并没有且完全排除赞赏之情，只不过表达得更加勉强，而且幽默机智中带有一些防范意味。照片是《生活》杂志新闻报道的重中之重，读者已习以为常。《生活》杂志刊发这样表示赞赏的希特勒别墅的彩色照片也必须被视为一种表达善意之举。表述文字也许嘲笑过不在场的别墅主人，但是精美雅致的室内装饰替代了他，展现出他的品位修养。

《生活》杂志对希特勒的艺术装饰品位进行了轻微的嘲讽，但是《纽约时报》则采用了比较中立的语气。1941年3月中旬，《纽约时报》在周日版刊发了一篇占用两个版面带有插图的特别报道，旨在使读者了解希特勒贝格霍夫别墅内幕。文章作者是杂志记者C.布鲁克斯·彼得斯。这篇题为《在希特勒的小木屋里》的文章要向读者解说一种新式混合型建筑的运作情况：一座住宅兼做工作场所——在这种情况下用作军事中心。彼得斯又拾起了由奥托·托里舒斯于1937年开启，后来又被该刊放弃的新闻报道线索。大多数早期报道均把贝格霍夫别墅描述为希特勒躲避政治生活喧嚣吵闹的退避静居之地，彼得斯则使《纽约时报》读者注意到一个悄悄发生的深刻变化：“因为在曾经沉睡的巴伐利亚村庄附近一个山坡小木屋里，不断召开一些公开会议和秘密会议，这些会议可能对欧洲以及世界未来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彼得斯似乎担心他同时代的人由于习惯了民主与开放形式的政治话语，也许不易理解在那座僻静的山中小木屋里所发生的事情究竟有何意义。“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记录这个时代的历史事件时会毫无疑问地仔细研究在贝希特斯加登、上萨尔茨堡以及贝格霍夫别墅来来往往的那些人；那里是希特勒的私人领地，远离战争前线，远离帝国首都的外交喧嚣；他在那里带着三只牧羊犬漫步在庄严的山间小路上，或者与最亲密的顾问们坐在炉火前研究要事，一直到深夜。”因此彼得斯是把政治活动明确地写进别墅画卷的第一人，并没有简单地将其看作是元首在午餐之前处理的事情。

彼得斯在文章一开头即展现出诱人的新闻线索——贝格霍夫别墅的双重生活，爱犬与将军成为那里的日常场景——彼得斯后来又放下这一线索，以便于叙述报道别墅的情况。他首先利用希特勒的新闻秘书奥托·迪特里希于1934年透露的情况，简略回顾了瓦氏小木屋的历史。然后他又阐述了小木屋的改造扩建工程（说成是由希特勒负责设计），描述了扩建后的贝格霍夫别墅室内装饰。继而彼得斯又把报道笔触从住宅空间转向了住宅的居住者。值得关注的是他并没有描写希特勒本人。我们从中了解的是希特勒喜欢陪伴在身边的年轻男副官和年轻女秘书。他还向我们介绍了希特勒的大管家亚瑟·卡农伯格，这是一位英俊活泼的人物，到了晚上又拉手风琴又唱歌，使元首非常高兴。文章最后列出了贝格霍夫别墅常客名单，包括海因里希·霍夫曼（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阿尔伯特·施佩尔、西奥多·莫莱尔和卡尔·布兰特（元首的御用医生）。文章结尾处没有给出任何结论，但是读者可以自己就“真正”私家生活的缺失得出自己的结论：希特勒的别墅到处是宠物、官员和雇员。

彼得斯的叙述报道并不特别生动，也没有讲出多少其他记者尚未披露的内容。对希特勒本人及其私宅极力美化的照片以前也都被反复采用过。早在1937年，托里舒斯在《纽约时代杂志》上就已经披露过贝格霍夫别墅四周的秘密。1941年那里的情况只能更糟。彼得斯的报道枯燥无味，与其说掌握的情况有限，还不如说一心要避免公开称赞或批评希特勒。描写贝格霍夫别墅的文字尽管笔调愉快，却也字斟句酌，比较谨慎。报道描写元首身边的人而不是别墅主人，也许是为了取得中立效果而采取的一种策略，避免托里舒斯报道中明显体现出的诱惑危险。结果报道语气比《生活》杂志更为毕恭毕敬，却远不如两年前海德维希·莫厄·辛普森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那篇赞扬报道色彩斑斓。彼得斯是否担心冒犯读者或者冒犯那位德国领导人，目前尚不清楚。文章间接提及了纳粹党人对外国记者所发电讯稿的审查制度，他们有可能因得罪纳粹政府而遭到报复。但是彼得斯在一张展现半山腰处贝格霍夫别墅的照片文字说明中略微表露了自己的真情实感：“闪电战的宁静诞生地”。

《生活》杂志温和的讽刺报道及《纽约时报》克制的中立立场反映出新闻界明白在1939年战争爆发后谈论希特勒的私家生活就是在处理一个变化无常的题材。美国新闻界继续刊发这类报道，尽管数量比以前大为减少，反映出编辑们仍然认为读者会对了解希特勒私家生活感兴趣。但是编辑们对于这类报道引发的读者反应却没有多少把握。《生活》杂志上发表的读者来信明显地体现出读者反应的广泛程度。尤其是新闻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小心翼翼地通过报道希特勒的私家生活把希特勒描绘得更加人性化，或常把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描绘得正常一些，不那么疯狂可怕。

处理这个新闻题材的第三个方法是采用开放式写法，让观察敏锐的读者形成自己的批判观点。《华盛顿邮报》分别于1940年12月和1941年1月刊登了由4部分组成的系列报道，以第一手采访素材近距离报道两个敌对阵营的战争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和阿道夫·希特勒。这些系列报道分别描述了每个领导人一天的生活情况，同时也披露一些有关他们个性和私家生活习惯的鲜为人知的细节。头两篇报道由美联社驻伦敦战事记者休·瓦格农撰写，专门报道担任英国首相只有7个月的丘吉尔的个人情况。第一篇报道的标题是《丘吉尔每天把17个小时用在他唯一的爱好——战争——上面》，为系列报道确立了格调。瓦格农描述了这位“精力充沛的66岁首相”如何把他“异于常人的精力”和漫长的日子都用在战争动员上，密切注视一切动向。“他喜欢了解所发生的一切。”虽然在和平时期他是“一位如饥似渴的读者”，现在他只读新闻报道。他“几乎没有时间顾及普通家庭生活，但是每天都与丘吉尔夫人见面，并‘尽可能地’和其他家庭成员见面。他们一家常在一起吃饭”。他的锻炼活动就是“在白厅附近漫步，或者徒步巡视战斗部队、防守区域以及遭到轰炸的地方”。由于工作他甚至还减少了吸烟数量，不过他还是“每天吸六支哈瓦那长雪茄”。晚上他喜欢吃“老英格兰烤牛肉”，或者“半熟的厚牛排”。

在树立起这位英国领导人强壮有力的阳刚形象之后，第二篇报道开始描述他那具有男子气概的强大心理世界。比如读者们从文中了解到由于他强烈反对妇女解放，两次遭到“手持打狗鞭的愤怒选民们”的袭击。虽然坚持提倡传统的男女地位，他似乎非常欣赏有自知之明的女性，声称他取得的“最辉煌成就”就是说服他的夫人嫁给他。文章再次描述丘吉尔的形体外貌时写道，这位首相喜欢“吸大号雪茄烟，常常非常惬意地撑开手掌把它夹在指间”。他“身体强壮”，“两肩宽厚高耸”，“一颗大头往前倾着，走起路来好像往前快跑的足球队员”。文章换了一下比喻手法，接下来又说道，当丘吉尔“意志坚定牙关紧咬时”，他看上去就像一只英国斗牛犬。在伦敦这位首相喜欢穿“有褶皱的礼服，领带斜系”。但是他对衣装自有见解，并且还设计了几顶自己喜爱的礼帽。如果这能引起对丘吉尔男子汉气概的任何怀疑的话，读者们还了解到“在他很少现身的乡村，他有可能穿上工作服，亲自动手砌砖”。他的特有幽默更突出了他那斗牛犬式的强悍气势。他的特有幽默“属于那类给人当头一棒的政治幽默”。几周前他向下议院做报告时曾俏皮地说道，他不喜欢将阿道夫·希特勒与拿破仑相比，因为“我不喜欢侮辱死者。”

美联社驻柏林战事记者普莱斯顿·戈洛佛撰写了后两篇有关希特勒的报道文章。第一篇的题目是《希特勒过着不眠斯巴达人的生活》。这位德国领导人的日子“排满一堆堆难干的工作”，不过希特勒是一位没入军事编制的巴伐利亚人，不喜欢普鲁士人的纪律。在宫殿般富丽堂皇的新总理府里，希特勒住在“朴实无华的”私人房间里，每天晚上在“军用床”上睡4~6个小时。他一早起来就开始快速浏览报纸，“连体育栏目和歌剧栏目也不放过”。相反在他的山中静居之地，“如果不受紧急情况所迫，他便放松自己，一睡方休”。希特勒吃东西不挑剔，但是既不吃肉也不喝酒。他喜欢小动物，不想看到它们被杀害，他一上台掌权就下令阻止活体解剖。同其他传闻相反，戈洛佛告诉读者希特勒“极为善于倾听别人讲话，记忆力超群”。晚上他研究1000多年前的战役地图和有关书籍。他喜欢歌剧和电影，但是不亲自参加任何体育活动。他的锻炼活动仅限于走路，或者在工作中消耗能量。戈洛佛在报道中指出，希特勒的同事们一再坚持说希特勒喜欢儿童，即使他从未结婚。“他经常在‘宣传照片’中同孩子们摆好姿势拍照，显得呆板不自在。”

第二篇报道一开始就亮出醒目标题《军阀希特勒业余设计银质餐具》。普莱斯顿承认很难把“给欧洲大动痛苦换脸手术之人”的形象同花费时间潜心设计银质餐具的形象连在一起。即使这位独裁者的心腹密友们（普莱斯顿称其为消息来源）也吃惊地发现，“阿道夫·希特勒在闲暇之时静静地坐在餐桌旁，称量那些他准备送作结婚礼物的刀叉汤匙重量”。普莱斯顿还认为希特勒为贝格霍夫别墅和柏林总理府设计了一些银器。尽管文章这样过于关注设计细节，读者们从文中还了解到希特勒并不太在意日常琐事，在帝国总理府他的下属那种“普鲁士人的守时习惯”让他大感不快。

文章接着以一定篇幅描述了希特勒官邸和私邸居所，包括他在慕尼黑长期占有的那套公寓以及大酒店里为他专留的豪华套房。读者们从文中了解到慕尼黑有好几个地方为他专留了常客餐桌。希特勒的心腹密友称，他是一个“善于交结朋友的人，而且很擅长讲故事”。虽然希特勒可以是一个很可爱的同伴，但他还是更喜欢和他那些心腹密友在一起。希特勒的同事们还经常讲到他私生活的那些典型的善良慷慨行为，“很多人发现这很难同那位为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就可以下令毁掉整个城市的人联系在一起”。戈洛佛最后提到了希特勒早期发表的一篇战争演讲词，希特勒在其中说道“他能像一块巨大磁铁一样影响广大民众，吸引他们做出最大努力”。

乍看起来，这样近距离报道希特勒并没有任何明显贬低之意，相反却显得非常包容大方，好像写出来为了取悦戈培尔的新闻审查。在上述系列报道发表时，德军已入侵半个欧洲，轰炸城市，所过之处数十万人丧生或无家可归。报道希特勒的“种种善举”和招待活动肯定会使一些读者认为这是在新闻客观性上做过了头。

如果同报道丘吉尔的文章对照阅读，并且注意由此而产生的细微差别，就会另有所获。首先鼓励读者想象一下丘吉尔身穿工作服动手砌砖的情形，也许他还抽着一支雪茄烟；与此同时希特勒则在其富丽堂皇的总理府里仔细称量着一个银叉的重量。这并不是说细节不准确，而是要质疑文章究竟要传达什么信息。例如希特勒和丘吉尔都是业余画家，但是上述系列报道却有意回避他们之间的相似性。相反却让读者看到一个爱吃半生不熟的牛排，而另一个食素，非常喜欢小动物；一个爱吸雪茄烟，另一个根本不吸烟；一个是不可战胜的英国人，另一个是未入军队编制的巴伐利亚人；一个是爱家的男人，另一个是尴尬的单身汉。两组报道看上去不露声色，保持中立，只要细读就会发现同丘吉尔相比希特勒显得行为古怪，带有女人气。这一组系列报道采用了对比手法，鼓励读者以这种方式去评价那两位敌对的领导人，从文章中搜寻线索，看一看哪一位领导人“具备相应的条件”最后胜出：是英国斗牛犬，还是那位斯巴达人？

如果我们要根据上述新闻做出判断的话，美国读者尽管在打另一场欧洲战争方面意见有分歧，他们也不愿放弃给人以安慰、喜爱优雅家居环境的德国领导人形象，似乎高雅的设计品位能够对抗野蛮行径。如果认为这样的品位能使希特勒疏于备战，那再好不过了。相反，1939年之后英国人也不必在报道中含糊其词，或者谨小慎微，尽管在战前英国记者也曾像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通过描绘希特勒的私家生活形象错误地粉饰希特勒。德国战机轰炸英国以后，英国人很快对希特勒先生如何饮茶失去了兴趣。随着英德敌对关系的确立，英国报刊上那些赞扬希特勒绅士般私家生活品位和个人追求的报道文章销声匿迹。然而对希特勒本人及其室内装饰的关注并没有消失。元首作为优雅乡村庄园的创建人重新出现在政治漫画当中，不过身份有所降低——“刷墙匠希特勒”“糊墙纸工匠希特勒”。

1940年10月4日，英国讽刺杂志《笨拙》刊登一幅漫画（作者欧内斯特·霍华德·谢帕德），标题是《糊白墙纸的人》（见图58）。这幅漫画描绘希特勒身穿罩衫在墙上糊着白纸，纸上写着“美国阴谋”“波兰”；破损的墙面上涂写有“盖世太保野蛮行径”“德国战争暴行”“谋杀”“纳粹残酷行径”等字样。墙上还可以看到血迹斑斑的手印。戈培尔在漫画中给希特勒帮忙，把胶水抹在墙壁纸上。漫画寓意直指德国在入侵波兰之后发表的一系列白皮书，把战争的责任推到波兰、法国和英国头上。1940年3月末纳粹党扩大了战争指责范围，矛头指向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瑟夫·P.肯尼迪）、美国驻法国大使（威廉·C.布里特），还有漫画中提到的“美国阴谋”。英美两国政府一致谴责这些白皮书，认为是戈培尔授意炮制之作，旨在掩盖纳粹在波兰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这一指责由漫画家通过“糊墙纸工匠希特勒”这一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

1941年8月6日，《每日快讯报》漫画家乔治·巴特沃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发表一幅漫画，描绘希特勒坐在艺术装饰风格的扶手椅上点评着他周围的“作品”：四面墙壁代表着他领导的纳粹政权残酷征服的国家，画满纳粹党徽图案的墙壁纸用“新秩序糨糊”和“盖世太保胶水”仓促用力地粘在了墙上（见图59）。漫画标题《拙劣的室内装饰》暗示，希特勒建造的房屋不会屹立不倒，因为不同于从平地往上盖房的建筑师，这位糊墙纸工匠的作品只是粘贴在墙体表面，没有根基。

最早描述希特勒的新闻报道甚至追溯到他在慕尼黑啤酒馆里充当政治鼓动者的那些日子，先后描写他以前曾经干过的各种职业：签约画家、石匠、建筑工匠、机械修理工、糊墙纸工匠和刷墙匠。有时同时描写他干过的这些职业。希特勒在1925年出版的自传《我的奋斗》中有意掩盖了一些事情。关于他作为一个年轻人和有抱负的建筑师在维也纳度过的那段时间，他写道他在建筑工地上干些粗活养活自己。由于缺乏证据，历史学家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靠。无论真实与否，希特勒作为一个诚实劳动者的形象符合纳粹宣传机构的宣传目的，他们要把他描述为人民大众中的一员，进一步宣传这种说法。

图581940年4月10日英国《笨拙》杂志391页刊登的社论漫画《糊白墙纸的工匠》。

作者：欧内斯特·霍华德·谢帕德

图591941年8月6日《每日快讯报》上刊登的社论漫画《拙劣的室内装饰》。

作者：乔治·巴特沃斯

20世纪30年代初期，正当希特勒开始在政治仕途中向总理府一步步走去时，他的对手们重新亮出了希特勒自以为是的商人形象，以煽动德国文化阶层和统治阶层的社会偏见。1932年4月8日，左翼自由派《维也纳周日周一时报》刊发了轰动一时的曝光文章，揭露希特勒的过去，受到国际关注，纷纷加以转载报道，甚至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文章报道说，派往阿道夫·希特勒的出生地北奥地利布劳瑙的记者从教区登记档案中查明，如果当时身为海关职员的希特勒父亲没有因继承遗产的缘故而改变了姓名的话，希特勒的追随者们就要改口高喊：“你好！舒克尔格鲁巴！”文章还透露：“希特勒先生在布劳瑙一所不知名的学校干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去维也纳做糊墙纸工匠和刷墙匠的工作。1914年2月，他前去应召入伍遭到拒绝，因为他‘身体太弱，不适合扛枪打仗’。”这篇含有羞辱之意的报道在希特勒参加德国总统大选的前两天见诸报端，以破坏这位纳粹党新打造的“个人”希特勒形象。

随着希特勒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稳步上升，外国主流媒体中把希特勒称为糊墙纸工匠、刷墙匠，或冠以其他藐视性称呼的做法明显减少了。但是一些流亡海外的德国作家，比如贝尔托·布莱希特，以及希特勒的外国评论者还在使用上述称呼。1937年，芝加哥罗马天主教大主教卡迪纳尔·蒙德雷恩在对500名高级教士和牧师发表演讲时，谴责纳粹党针对德国天主教会采取恶意行动，散布恶意言论，称希特勒为“奥地利糊墙纸工匠，而且还是个拙劣的工匠”。这位主教的言论激怒了纳粹政权，使纳粹同梵蒂冈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纳粹政权对侮辱元首的这种行为表示抗议，而美国刷墙匠、室内装饰工与糊墙纸工匠兄弟会则对侮辱他们职业的行为表示抗议：“那位自私自大反对劳工的独裁者也许曾经糊过墙纸，但是那并不证明他很有资格享有‘糊墙纸工匠’这一光荣称号……希特勒在近十年中唯一糊过的就是德国人民的自由。”

在蒙德雷恩的话语引起国际争论之后，美国漫画家找到了许多途径把“糊墙纸工匠希特勒”形象呈现在他们对当前时事的批评之中。例如，1938年3月初，正当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奋力抗击纳粹入侵时，《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幅漫画，题为《糊墙纸工匠回来了》，刻画了身穿工作服的希特勒正在往代表奥地利的墙上粘糊纳粹党徽图案。德军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以后伤亡人数急剧增加，一些美国漫画家把希特勒想象成令人恐惧的糊墙纸工匠，用长长的伤亡名单装饰着他的帝国墙壁。1942年2月，一篇流传甚广的新闻报道为漫画家们提供了新的灵感。本尼·努斯鲍姆是一位移居纽约的糊墙纸工匠，他说他认识希特勒，当年希特勒名叫不起眼的舒克尔格鲁巴，干的是糊墙纸的活。努斯鲍姆评论说：“他不仅性格古怪，连墙纸也糊不整齐。他的活干得很糟糕。我用一只手都比那家伙干得好。怪不得他放弃了。”当年晚些时候，纽约人表达了他们对努斯鲍姆所说的以前那位同事的感情，在约克威尔一个路灯柱上“挂上了希特勒身穿糊墙纸工匠服装的怪异画像，脸部抹上了糨糊，衣服上别着一些糊墙纸皮，右手里塞着一面美国国旗”。约克威尔是曼哈顿一个区，那里住着许多德国移民、中欧移民和犹太移民。

也许并非巧合，努斯鲍姆讲上面那番话时军事形势已开始不利于希特勒。1941年年末，由于遇到了事先没有防范的恶劣天气情况，德军对苏联的进攻开始呈现败势。当年12月11日，希特勒进一步扩大战火，对美国宣战。由努斯鲍姆披露的无能糊墙纸工匠形象已成为成熟的漫画素材。1942年，美国报纸上突然冒出一大批漫画，描写苦恼万分的希特勒从一个战线急匆匆跑向另一个战线，试图抓住在他身边开始崩溃解体的纸糊帝国（见图60）。德军在围攻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以后，1943年冒出的又一批美国漫画设想那位绝望的首相千方百计要重操旧业，再干糊墙纸老本行。1944年1月，随着德军在东线迅速撤退，盟军已经感觉到敌国士气低落。威廉·希拉报道说，德国民众谴责希特勒在苏联造成了重大灾难，悲观情绪甚至也出现在纳粹最高决策层。据希拉披露，连戈培尔都开始动摇了。几周之后发表的一幅漫画描写戈培尔站在希特勒画像下，轻声对戈林说道：“我私下里跟你说，赫尔曼，我现在开始怀疑他是否连糊墙纸都干不好。”

图60 《芝加哥每日新闻》上刊登的社论漫画《忙个不停的糊墙纸工匠》（1942年5月10日转载于《纽约时报》）。

作者：沃斯·舒马克

随着战线向德国推进，贝格霍夫别墅形象开始出现在英美社论漫画中。当希特勒首次成为德国总理时，成千上万德国人潮水般涌向贝格霍夫别墅进行朝拜。随着盟国轰炸强度不断增加，人们再次涌向贝希特斯加登小镇，但此次是作为德国被毁城中撤离的难民，迫使纳粹当局发布公告，禁止民众靠近这一区域。1943年8月27日，伦敦漫画家大卫·劳以上述禁令为素材创作了一幅漫画，描写希特勒脚下撒满有关被炸城市的新闻报道，他面带忧虑地向外看着那些透过世界最著名巨窗窥视他的无家可归人的脸（见图61）。1943年，莱格·曼宁在《亚利桑那共和报》刊物上发表了一幅漫画，描绘偏僻的山峰上坐落着一处带有希特勒面孔的阴森城堡，四周围站着一些幽灵般的人物（见图62）。标题非常简短：《最闹鬼的凶宅》。

图611943年8月27日发表的社论漫画《窗外的窥视面孔》（据德国新闻报道，严禁遭轰炸地区的难民接近贝希特斯加登小镇）。

作者：大卫·劳

曼宁漫画中描绘鬼屋处于极端孤立当中，紧密贴近希特勒受害者们的鬼魂，而不是贴近德国民众，这恰恰形象地捕捉到了英语新闻界突出希特勒山中别墅孤独处境的报道新焦点。在战争最后岁月里出现的这种报道视角上的变化，标志着英语新闻界明显地（尽管迟缓一些）脱离了德国官方媒体报道贝格霍夫别墅的思路。因为希特勒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上萨尔茨堡度过的，所以纳粹宣传机构下大力气要消除同此山有关的孤独联想。他们发扬以往的浪漫主义传统，使此山成为德国和德国思想意识的象征。当希特勒退到此山之时，德国宣传机构认为，他同民族精靠得更近了。希特勒即使在山上同样贴近他的民众，这一思想也由于崇拜者们前往别墅朝拜而得到了强化。纳粹宣传机构先是鼓励崇拜者登山朝拜，继而利用这种现象证明希特勒平易近人。希特勒的山中静居之地就这样被树立为德国领袖与民众之间的斡旋调停之地，体现出人民与领袖之间更加“真实”的沟通交流形式，胜过此前的魏玛共和国民主体制。

图621943年《亚利桑那共和报》上刊登的社论漫画《最闹鬼的凶宅》。

作者：莱格·曼宁

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时期，英语主流新闻界沆瀣一气，共同延续了贝格霍夫别墅作为团结民众与元首之地的神话。菲茨杰拉德把希特勒吹捧为生活在佃户中间的乡绅时，他是在以英国读者熟悉的语言重写纳粹故事。当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在战争最后岁月里，有关贝格霍夫别墅的报道从突出别墅主人与同胞们心心相印，转变为突出他们之间的隔阂距离，这倒也符合德国流亡作家一贯表述的见解。1942年在发表于《纽约时代杂志》上的一篇评述希特勒人格和政治时运的文章中，华盛顿新闻记者沃尔特·布朗引导读者关注希特勒“暴发户式”大讲排场的私人生活方式，以及他对于“华丽铺张，常常几乎是病态奢华生活环境”的喜爱。他把希特勒在建筑和装饰上的奢华品位同凡尔赛宫进行比较，一针见血道出了纳粹政权颓废和必遭灭亡的命运。这篇文章的漫画描绘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别墅巨窗前面用血淋淋的利爪紧紧抓住地球仪，而室外一群衣衫褴褛的受害者正在向他走近。除了被视为财富分水岭以外，希特勒的山中别墅日益被描写为希特勒同德国民众身心相离的象征，描述为他一心要躲避同胞、躲避盟军敌人的处所。“藏身之地”“堡垒宫殿”“城堡”“山中堡垒”等词语常见于对贝格霍夫别墅的报道描写当中。贝格霍夫别墅曾经被誉为见证亲切友好之地，后来被重新想象为孤立盘算之地。

同贝格霍夫别墅相比，战争爆发后“鹰巢”在外国观察者看来更能体现出这位独裁者在建筑方面的愚蠢。这座阁楼式建筑位于距贝格霍夫别墅数英里的鹰巢峰上，由马丁·鲍曼承建，罗德里克·菲克设计，是纳粹党的形象工程，据说也是献给元首五十大寿的礼物。鹰巢内部造价昂贵，采用石料和木材装饰，拥有一间宽敞的八角形接待大厅，里面设有意大利风格大理石壁炉（据说此为本尼托·墨索里尼赠送的生日礼物），一间餐厅能容纳30人；面积较小的休息室内安装有可伸缩的全景窗户，设有希特勒专用书房，一间厨房和警卫室。此外还修建一个室外露天阳台，用于晒太阳、散步。整个施工过程得到德国和奥地利最优秀工程师的指导，数千人在各种天气条件下昼夜施工，耗时一年多一点时间全部竣工。此外，还为鹰巢特地修建了一条多隧道危险山路，开凿坚硬岩石数百英尺，修建了一个直达鹰巢的电梯井。鹰巢坐落在裸露突出的山岩上，海拔6000多英尺。这个建筑项目吹嘘纳粹政权驾驭征服了大自然最为奇险坚固的高山地段。鹰巢耗费巨额资金，又搭十名工人性命才告竣工。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希特勒总共使用那座楼阁式建筑仅仅14次，1940年陪同意大利王妃马利亚·约瑟最后一次游览鹰巢，从此再也没有来过。这个奢侈浪费的建筑项目修建于物质匮乏、经济紧缩时期，在德国没有进行对外宣传报道，知情者不多。1939年1月，有关它的报道文章开始出现在境外报刊上，其信息来源主要是1938年受希特勒邀请参观游览鹰巢的几位外国人所写的新闻报道。

战前英美新闻报道非常欣赏而且痴迷于被其称为“鹰巢”的那座楼阁式建筑。1939年1月，为《华盛顿邮报》撰稿的拉尔夫·巴纳斯把鹰巢比作德国神话或《一千零一夜》中的神奇建筑。巴纳斯写道：希特勒“在那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眺望皑皑雪峰的壮丽景色，或者俯视家乡奥地利的远处山谷”。由于没有照片可供参照，新闻记者描述的一些细节并不准确。例如，鹰巢楼阁式建筑被说成是采用钢材和玻璃修建的，实际上它是比较传统的砖石结构，外面砌着坚固的花岗岩。也许因为没有照片可供参照，在记者笔下充满敬畏的文字描绘中晶莹明亮的鹰巢秘居高耸于云端之上，每天阳光朗照，青铜巨门直对着深山幽谷，电梯在山岩中穿行。所有这一切均激发起读者生动的想象力，仿佛使他们看到了一处巧夺天工、魅力无穷的建筑杰作。

德国人入侵波兰以后，那些赋予鹰巢的童话般特点开始黯然失色。1939年12月，法国政府发表黄皮书，其中包含记述着自《慕尼黑协定》出台到战争爆发时期法国同德国的外交关系状况的文件。另外还有法国驻德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特提交的一些报告，一份有关他于1938年10月18日前往鹰巢之行的冗长记述材料。当时希特勒邀请他在那里研究《慕尼黑协定》结果，然后他就动身前往罗马担任新的外交职务。弗朗索瓦-庞赛特以颇具文学才情的笔触对作为希特勒之谜组成部分的鹰巢建筑展开了如下分析：

来访客人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做梦，必须掐一下自己，以确信不是幻觉。

这是圣杯骑士们当年住过的蒙沙瓦特城堡，还是为修道士们沉思冥想而修建的圣山修道院？抑或是在阿拉斯山中耸立的安迪尼亚宫殿？这难道是维克多·雨果用来装饰波格拉夫《百万富翁的梦想》手稿页边空白处的漂亮图画变成了现实，抑或仅仅是强盗土匪藏身休息、积累财富的巢穴？这是正常人的劳动成果，抑或是修建它的人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一定要愚蠢地大讲排场，念念不忘既要统御他人，又要独居幽处？或者他仅仅是一个受到恐惧折磨的人？

美联社刊发的一篇文章以说不上雄辩，但以更加简洁的语言总结概括了弗朗索瓦-庞赛特给别人的印象：“这位特使拜访希特勒的鹰巢之行肯定使他感到既紧张又害怕。”如果希特勒读到弗朗索瓦-庞赛特的报告，他也许后悔当初不应该那么热情好客。但是他更有可能高兴地看到自己的愿望和行动继续使对手们感到迷惑不解。

几年之后，外国记者对鹰巢的象征意义不再存有任何疑问。弗雷德里克·奥施纳在1942年写给《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称希特勒是“目前在世的最危险、最精明的政治恶棍”。奥施纳具备了解真实情况的条件，因为他曾经担任美合众社驻柏林记者站站长。他在德国被拘押六个月后刚刚回到美国。奥施纳认为，所谓鹰巢体现着希特勒“极端的自私自利”与“荒诞的奇异冲动”。他写道：“在那高高的静居处所里召开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发生过创造历史的争论，也发生过浪漫的自杀事件；希特勒偶尔在那里狂欢作乐，使那里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疲惫的商人在第一排欣赏滑稽歌舞杂剧表演时看到的场面。”奥施纳对于在鹰巢发生过的事情所做的耸人听闻（带有很大夸张成分）的描述重点强调它是一个堕落的地方，是道德妖魔的巢穴。另外，他还表示那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是一个配备有“强大无线电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堡垒”，里面还设有保护“纳粹最高级秘密”的保险库，设有“装满炸药的密室”，一旦引爆，任何人都无法到达山顶。奥施纳警告说，“邪恶天才”希特勒正是在鹰巢那里制订出目前正在实施的各种计划，企图让全世界都屈服于他的“优等民族”。1944年6月，发表在《每日邮报》上的一篇文章重点强调鹰巢是纳粹最后的堡垒这一看法，并举例报道说开来了“装满货物的大卡车”，车上所载货物多得“足以”使希特勒坚守多年。这样的传言除了增加人们对纳粹坚守能力的恐惧以外，还迷惑人们对于贝格霍夫别墅同鹰巢之间关系的认识。这种关系似乎已经使鹰巢融入了一种奇异的体系之中（前面讲过的曼宁漫画已经暗示出这种组合体系，只不过漫画是对元首别墅的象征描绘，而非准确描绘）。

到1944年，新闻媒体对“鹰巢”的描述已经变成《纽约时报》所说的“大魔头巢穴”，一个“妖魔童话故事”里才有的地方，希特勒在那里“既看不到烧焦的废墟，也看不到由他造成的遍布欧洲的尸堆”。这个人与其说是真人，还不如说是《格林童话》里的人物，“让自己站立在高山之巅，凌驾于世界，凌驾于人类，把自己摆在缔造国家和平与国际和平的法律规章和种种限制措施之上”。这篇文章写于盟军在法国北部开始进攻数周之前，有意识地让美国读者看到鹰巢对于把欧洲大陆从希特勒控制下解放出来这一巨大任务意味着什么：“在向他的堡垒发起猛攻之前的这一段紧张时刻里，最好把这个我们与之奋战的罪恶势力象征同我们为毁坏它所冒的危险联系在一起。”对于已经临近的善恶大决战而言，鹰巢已经成为整个战争的象征。

在德国，随着战争爆发，希特勒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霍夫曼继续再版发行他拍摄的影集（如《大山深处的希特勒》），再现希特勒欣赏自然风光，在担任总理的初期在家里同邻居和朋友们聊天休息时的情景；与此同时，有关这位元首的最新式宣传活动则突出强调他作为国家军事领导人所担当的角色。在德国军人跨出国门打着一场不义之战，留守在国内战线的人们担负着更大重担的时候，表现希特勒享受私家生活的照片就会传递错误信息，使人怀疑希特勒是否愿意做出自我牺牲。希特勒也不会急于强调他在远离德国首都的上萨尔茨堡度过了多长时间。

也许为了减少这样的疑虑，在20世纪40年代希特勒为德国新闻纪录片在贝格霍夫别墅数次拍摄录像资料。把希特勒的高山别墅拍成新闻纪录供大众欣赏，这样的做法实属罕见。1940年至1945年，由乌发电影公司每周摄制的黑白新闻纪录片是“二战”期间广泛发行的宣传片，德国的公共影院在放映每部影片之前必须放映这种带有宣传性质的黑白新闻纪录片。纪录片中展现贝格霍夫别墅的内容一般持续一两分钟，从中可以看到希特勒身穿军装的工作镜头：同戈林交换意见；接受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递交的国书；同将军们研究地图；会见友好国家元首，包括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安特·帕韦利奇和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观众看到的贝格霍夫别墅部分是室外大门入口，来访客人首先到达那里，有时还能受到希特勒接见。其次观众看到的是大厅内部，那是希特勒召开会议的地方。黑色大型奔驰轿车的到来使气氛更加隆重热烈；仪仗队员立正而站，但闻鼓乐齐鸣，一派欢庆气象；客人与元首在别墅里时进时出；军装与勋章魅力四射；在大厅巨窗的光影里，窗外便是壮丽雄伟的阿尔卑斯山景色。别墅后面的露天平台在影片中只闪现一次，当时帕维里奇正在把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使用的一面旗帜和腓特烈大帝使用的一套棋子交到希特勒手里。两件文物均取自设在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国家博物馆。这两件礼物明显有运筹帷幄和旗开得胜之意。在这种战争宣传中，贝格霍夫别墅被描绘为庄重而充满活力的外交之地和政府办公场所，明显不同于霍夫曼早期拍摄的影集对山中别墅中的希特勒所做的宣传描绘。

虽然纳粹当局不再认为向德国公众展示希特勒更加“温和”纯朴的一面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们仍然相信这类宣传对其他国家公众可以继续产生影响。1941年摄影集《领袖与人民》的出版表明，纳粹当局及其支持者可以自欺欺人地无视希特勒个人魅力的局限性。这本影集特为法国读者编辑制作，几乎可以肯定由德国人提供出版资金。影集的编辑制作者们认为，他们可以说服被征服的民族欣赏崇拜外来征服者。在战前岁月里，为促进德法睦邻友好关系所做的努力，以及德国人对法国新闻媒体的直接干预（在任何情况下均倾向右翼），为同情描述希特勒和纳粹文化打下了基础。对于狂热的合作者来说，德国于1940年入侵法国并没有否定希特勒的一片好意，也没有说明这两个国家不能维持良好关系。他们就像戈培尔和霍夫曼在德国那样继续宣传希特勒的“善良”形象。他们认为可以说服法国同胞，使他们相信德国的占领有益于法国。

狂热的亲纳粹法国作者阿方斯·德·夏多布里昂在其为《领袖与人民》撰写的前言中解释说，这本影集“让法国人民亲眼看一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与人民亲密接触时表现出的人格魅力”。他还说这本影集还要纠正希特勒的对手们针对他散布的可恨的“歪曲诽谤”言论。希特勒的对手们包括未能领会其旨意的以往统治阶级、妒火中烧的希特勒败军，以及在希特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畏缩不前的一些国家。夏多布里昂表示，影集中的照片均为精心挑选之作，以唤起读者的“兴趣、理解和明智的同情”。夏多布里昂将希特勒尊崇为新一代领导人的“典范”，其重要意义并不仅限于德国民众。他利用在他指导下的亲纳粹法国新闻周刊报《麦捆》版面鼓吹同法国占领者进行合作。当他受邀为《领袖与人民》一书撰写前言时，他“自然”地同意了。

那些为法国读者“精心”挑选的照片，实际上就是把霍夫曼多年来一直向德国和外国读者兜售的老照片重新利用一下而已。然而由于缺乏创新才于此处显得更有意义，说明影集的编辑制作者认为在和平时期非常有效的宣传手段在战争时期也同样有效。影集中的大多数照片再现了希特勒在国内同德国人相互交流的情景；有时他还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少数德国人“解放者”和奥地利人民“解放者”的形象出现在照片中。只有少数照片再现了希特勒在法国时的情景，而且配有他赞扬法国人“英勇”的引语。夏多布里昂声称，影集中的照片展现出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新型领导人形象。因此与国籍相比，照片中所体现的领袖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性质更为重要。夏多布里昂正是着眼于这一发展动力才鼓励法国读者认真品读这些照片。

在这本着力探寻同支持者拥有亲密精神关系的新型领导人形象的影集当中，贝格霍夫别墅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影集中一开始看到的那些照片展现出贝格霍夫别墅内外的不同景观，其中有一张照片再现“数千名来访者每天到达贝格霍夫别墅的情景，他们要拜见的主人对于民众而言不仅仅是国家元首”。在后面看到的照片中，希特勒或者同上萨尔茨堡的邻居们悠闲聊天，在贝格霍夫别墅和儿童们相互交流，或者在大山背景中陷入沉思。换句话说，这些都是在战前时期被有效用来诱惑德国读者和外国读者的老一套手法。即使在一个被德国占领者搞得四分五裂的国家里，希特勒的宣传机构也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来自贝希特斯加登的那个人的照片赢得民心民意。

第10章　地堡里的秘密——轰炸、劫掠与再造希特勒私家生活神话

到1945年4月中旬，上萨尔茨堡没有受到盟军轰炸和地面作战行动的影响，似乎可以从战争中幸存下来。随着德国抵抗力量全面崩溃，美法军队迅速向南推进，直扑贝希特斯加登。4月16日，盟军空军部队摧毁了赫尔曼·戈林仅存的那些纳粹空军力量，900架飞机中的大多数在遭到轰炸时仍停留在地面上——由于缺乏燃料和飞行员无法起飞。当晚，美国驻欧洲战略空军指挥官卡尔·斯巴茨将军宣布赢得了这场针对德国的战略空战。美英重型轰炸机接下来就可以重点对地面作战部队给予战术支援，以便“实现最终目标——彻底打败德国”。在战争最后那些日子里，4月25日针对贝格霍夫别墅空中打击行动使许多人大吃一惊，纷纷质疑摧毁贝格霍夫别墅对于彻底打败德国究竟有何帮助。

从1944年春季开始，盟军空军部队数次制订轰炸上萨尔茨堡的计划，但每次都遭到否决或取消。赞成轰炸的主要理由是有机会消灭希特勒，由此加速纳粹德国的灭亡，提前结束战争。但是由于上萨尔茨堡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希特勒有可能躲过这样的空袭行动，引发德国民众举行抗议示威。有些人表示在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消灭希特勒是否明智，因为他那无能的军事指挥正在帮盟军大忙。1944年6月20日，美国陆军航空兵指挥官亨利·阿诺德将军在日记中写道：“盟军空军部队高级指挥官普遍认为，‘我们的秘密武器就是希特勒，所以不要轰炸他的城堡。不要让他受伤，我们要让他继续犯错误’。”另外，盟军部队也不敢肯定他们发动空袭时希特勒就在贝格霍夫别墅。如果他不在那里，整个别墅作为军事目标意义不大。在经常覆盖着厚厚云层的大山里飞行，而且还有可能遭遇地面炮火猛力攻击，这非常危险，使空袭行动作为象征性的表示难以成立。

尽管如此，盟国官兵以及活跃在国内战线上的平民百姓对于希特勒多年强加给他们的恐惧和艰难困苦深恶痛绝，非常盼望这次空袭行动。1945年2月21日，一队美国空军雷霆轰炸机由于没有完成在意大利的轰炸任务，转而向贝希特斯加登方向飞去，轰炸了那里的货场。飞行队长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飞机正在希特勒别墅上空飞行，后来报告说他们把空汽油桶扔在了附近，引发媒体纷纷猜测贝格霍夫别墅遭到轰炸。在消息透露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将媒体反应描述为“全世界都听到的一声绝妙的政治呐喊”。后来得知贝格霍夫别墅安然无恙，广大公众的反应失望得无以复加。3月1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一封写给编辑部的信中有位读者说，为什么“盟军这样谨小慎微避免轰炸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的隐身之处”。这位读者推测道：“数月中我们的飞机和英军的飞机一直从意大利起飞，前去轰炸奥地利的一些地方，这其中肯定有一些机会在希特勒的别墅留下一张访问名片。希特勒非常喜欢那座别墅，许多给盟军造成麻烦的计划都是在那里酝酿出来的。我还真记不得在那个灾难性的9月里，德国空军在轰炸伦敦的公共和民用建筑时犹豫过。为什么盟军如此处心积虑地避免摧毁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军事部署呢？”即使希特勒本人似乎也认为早就该那么干了。2月24日在贝希特斯加登货场遭遇轰炸三天后，希特勒发表讲话：“我从英国的报纸上了解到有一个要摧毁我的贝格霍夫别墅计划。使我几乎感到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他解释说，他“将非常高兴”承担其他人必须承担的每一个责任，暗指数百万德国人因战争无家可归。毫无疑问，许多德国人也从心里像元首那样感到遗憾。当贝格霍夫别墅燃起熊熊大火时，有位名叫约哈纳·斯坦戈辛格的年轻妇女从山谷对面与她的家人一起望着熊熊燃烧的大火，仍然感受到八年前马丁·鲍曼使他们被迫失去上萨尔茨堡家园时感受到的痛苦。她转过身来对父亲说道：“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丽的景象。希特勒的房子着火了，就像我们的房子当年被烧一样。”7

1945年4月25日空袭行动终于来临时，盟军以壮观的火力弥补了之前的耽搁时间。随着欧洲的空中打击集中在数量已减少的战术目标上，因此可以调动大批轰炸机执行这次空袭任务。一个有利飞行的晴朗早晨，由359架兰开斯特轰炸机和16架蚊式轰炸机组成的英国皇家空军机群，在美国空军88架P-51野马战斗机掩护下，分两个批次飞到上萨尔茨堡上空。据英国皇家空军作战记录显示，第一次轰炸发生在上午9点51分至10点11分，第二次轰炸发生在上午10点42分至11点，最猛烈的轰炸首先发生在10点左右，继而又发生在10点48分至10点58分（当地时间）。各个编队穿过时而非常猛烈的高射炮火，在下面的建筑物以及周边地带上投下了1232吨炸弹，其中包括最后一颗重达1.2万磅的“高个男孩”炸弹。这种号称“地震级”的炸弹足以夷平一座小型城市，专门用于地下爆破，摧毁钢筋混凝土目标。此前盟军情报部门发现了一批建造在地下的巨大地堡系统，于是特地挑选相当型号和重量的炸弹，目标是穿透并摧毁这些地下结构和地上目标。然而地下掩体还是挺了过来：大约3000人安全地躲避在地下。就空袭规模而言，后来报出的死亡人数偏低，其中还包括在露天地里被炸的儿童。

第二天，全世界的报纸均以大字标题纷纷鼓吹“希特勒巢穴”被“复仇的英国兰开斯特轰炸机”彻底摧毁。一位英国飞行中士回忆说，他看到“希特勒别墅上闪现出一道可怕的火光”，而别墅则被说成是“被从地球上抹掉了”。作为主要目标之一的鹰巢据信遭到轰炸，只是尚不清楚阁楼建筑本身是否遭到毁坏。在第一轮和第二轮轰炸中，党卫军兵营被“炸得粉碎”。另据报道，两架兰开斯特轰炸机失踪。后来得知这两架飞机被防空炮火击中，四名机组人员丧生，其余生还者被俘虏，后来很快被赶来的盟军部队解救。上萨尔茨堡空袭是皇家空军针对德军采取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击行动。一位返回的领航员对记者说：“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期待着执行这次任务。”

从地面看来，此次空袭并不像英国空军指挥部描绘的那样成功，由于建筑物和周边地区覆盖着皑皑白雪，使轰炸目标难以辨析。周围的高山阻挡了无线电信号，难以对轰炸地点进行精准定位。一些机组成员汇报说，周围的高山和他们领命前往的飞行方向使他们难以看清目标，直到为时太晚。尽管英国空军部声称所有目标都得到了成功辨认，但是617飞行中队作战记录表明，14名兰开斯特机组成员有10名因无法发现主要攻击目标而放弃了轰炸任务，或者把炸弹投向别处。许多受损严重的建筑物，比如马丁·鲍曼和赫尔曼·戈林的官邸、捷克工人营地、被疏散儿童居住区，似乎都是次要攻击目标。党卫军兵营因其特有的四方形状和较大面积，作为第一攻击目标清晰可见，遭到“高个男孩”重磅炸弹最准确的轰击，整个院落被炸得粉碎。鹰巢则安然无恙，只不过它周围的土地上布满弹坑。这座建筑物面积不大，估计只有17平方码，不利于直接攻击。在另一个主要攻击目标贝格霍夫别墅那里，积雪使房屋难以看清。一位兰开斯特机组人员说“当时轰炸得非常分散”。无论英德两国报道，还是空中拍摄的照片以及第一手回忆叙述均表明，有三颗小型炸弹击中目标。有一位在空袭结束后不久就赶到贝格霍夫别墅的目击者亲眼看到东翼和西翼被高爆炸弹击中后浓烟滚滚，别墅主体（即大厅和希特勒房间所在部分）屋顶燃起熊熊大火，可能被燃烧弹击中。希特勒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回忆说，别墅的原有部分瓦氏小木屋旁边落下了一颗炸弹，整个小木屋被“炸开了”。在新扩建的室内部分地板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瓦砾，大部分家具遭到损坏。尽管贝格霍夫别墅遭到损坏，但是远远未被毁灭，与媒体报道不相符，绝大部分房体仍然挺立，包括东翼和大厅大部分房体（房顶和三楼受到损坏，巨窗被炸碎，散落一地玻璃碎片）。5月4日，党卫军卫队在撤离之前往贝格霍夫别墅上泼洒汽油，一把火点燃，别墅室内大部分被烧毁，使别墅在空袭中本已受到的结构性损坏更加严重（见图63、64）。

图63 《神话的终结》，贝格霍夫别墅燃起熊熊大火。这张照片刊登在1945年7月英国版《时尚》杂志上。

摄影：李·米勒

图64 1946年10月末遭到轰炸焚毁的贝格霍夫别墅，从中可以看到主台阶和别墅东翼（远处左侧是土耳其旅馆）。

摄影：马尔伯格

针对上萨尔茨堡展开的如此大规模轰炸袭击造成了严重风险和沉重代价，特别是在德国即将战败的时刻。当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庆贺胜利时，他们似乎无法讲清实施空袭的确切理由。英国首相张伯伦从伦敦向美联社发表讲话时，将这次空袭描述为“要取元首性命的明显企图”。同时他也承认尚不清楚希特勒的藏身之处。“德国广播宣传机构一再表示希特勒就在被包围的柏林市中，指挥着猛烈抵抗。但是来自欧洲许多地方的报道倾向于认为希特勒已经躲藏在贝希特斯加登静居之处，多年来他将外国元首召到那里做客，他们不是精心挑选的受骗者，就是甘心听他召唤。”但是如果空袭的目标是刺杀希特勒，那也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如此显眼的目标以前没有遭到轰炸”，张伯伦指出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官方解释”。

张伯伦在寻求答案时避而不谈对希特勒的个人攻击。自1944年以来一直有传言说，纳粹准备在南阿尔卑斯山区修建一个“国家防御工事”，作为希特勒最狂热追随者的最后藏身堡垒。据传说，上萨尔茨堡和鹰巢拥有巨大的地下堡垒网络，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可能是山中堡垒的关键枢纽。虽然国家防御工事最后证明只是一个神话，随着柏林陷落，包括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内的盟军西方面军领导人非常担心纳粹南窜，那样他们就可以扎根在阿尔卑斯山区，在那里长期打游击。据张伯伦透露：“有位英国皇家空军成员以非官方身份今天表示，随着柏林陷落为时不远，贝希特斯加登便被视为纳粹首都，这是纳粹党旗唯一飘扬的地方。因此，选择这一时机进行轰炸具有心理震慑作用。可以认为德国人正在那里聚集，做最后一搏。”这样空袭行动就被非官方解释为打垮死硬纳粹分子的斗志，铲灭他们在阿尔卑斯山最后一搏的期望和基础。《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在超级大本营报道时做出同样的推理：只有担心纳粹党从山中防御工事进行凶猛抵抗，希望彻底铲除这一危险，才能解释为什么展开如此大规模空袭，“不然就很难让人理解为什么昨天在这片狭小的区域内聚集了那么多重型轰炸机，即使它是希特勒大本营”。

约翰·W.司尼德1945年曾任过美国战争动员与重建机构主管。1968年，他在回顾上萨尔茨堡空袭时指责英国开展这样奇怪的空袭行动，忘记了其中也有美国空军的贡献：“英国人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在战争结束以后飞过来狠狠地轰炸了那个地区，谁也说不清是为什么；战争结束了，他们飞过来以炸毁希特勒密营为乐趣。”司尼德以前政府官员的身份发表了上述评论。他曾于1945年9月周游德国，为美国总统杜鲁门评估剩余财产处置情况。虽然他支持那些战略轰炸目标，但是在沿途中所见到的破坏规模却使他深感厌恶。也许他对上萨尔茨堡空袭行动抱有消极看法。使人感到吃惊的是，甚至一些参加空袭行动的机组人员也同意他的看法。无论是作战行动记录档案，还是多年后机组人员的回忆均表明，空袭活动策划不足，造成空中混乱，致使飞机到处乱飞，几乎相互碰撞，相互轰炸。这种情况，加之在战争最后阶段还损失两架兰开斯特战斗机，使一些机组人员甚感愤怒，他们把这次轰炸任务看成是一种公关手段。即便如此，“在回去的路上，在回到基地时，都有一种庆祝胜利的感觉”。

有些历史学家以其马后炮式见解的优势同样质疑那次空袭的战术价值。在轰炸当天，英国皇家空军官员向首相张伯伦所做的全部理由说明支持了美国指挥官斯巴茨九天前发表的意见，即未来空袭的重点是“彻底打败”德国。在盟军看来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心理上也要彻底打败德国。空袭上萨尔茨堡产生的预期影响不仅仅限于那些在人们的想象中还在挖山打洞的纳粹党人。盟军非常清楚，贝格霍夫别墅有着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通过霍夫曼拍摄的照片以及纳粹宣传机构的聒噪宣传，贝格霍夫别墅在德国民众心里同希特勒本人密切相连，俨然成为希特勒本人的形象标志。摧毁贝格霍夫别墅可使盟军在希特勒藏匿之际从心理仪式上消灭希特勒，加速纳粹政权的垮台。由轰炸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具有极大的潜在威力，可以越过阿尔卑斯山向德国全国传递一个信息——这似乎正是那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的弦外之音。

再者，战争的胜利者不仅要结束战争，而且还要彻底胜利地结束战争，他们也从空袭行动中受到心理上的鼓舞。对于艾森豪威尔将军来说，上萨尔茨堡就是“纳粹傲慢的象征”。看到“我们的轰炸机把那个地方夷为平地”的照片，使盟军指挥部“喜形于色，非常满意，这可以理解”。在英美两国国内对1945年2月那一番“恐怖轰炸”德国城市的行为提出批评之后，英国皇家空军指挥部首领、有“轰炸机”之称的亚瑟·哈里斯想要最后再执行一次英雄任务，以便让政治家和广大公众认识到空战在打败第三帝国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英国首相张伯伦的一篇文章反映出战争结束时在胜利者当中普遍拥有的不安情绪，也许这也是促使他们想要把上萨尔茨堡炸得无影无踪的一个因素。英国前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哈利法克斯勋爵、英国报界大亨罗瑟米尔勋爵、英国首相张伯伦、英国大使尼维尔·亨德森、温莎公爵与公爵夫人、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特、美国前驻比利时大使约翰·库达西都在贝格霍夫别墅访问过希特勒，皆属“挑选出的受骗者”之列，因此都支持过希特勒自称受尊敬的世界政治家的狂言。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别墅会晤，协商瓜分捷克斯洛伐克一事，这本身也支持了希特勒的信心，他认为西方强国不会反对他的帝国计划。回想起这一幕，特别使人痛心。记者们在报道上萨尔茨堡空袭时都提到了那次访问，提了张伯伦当时可悲地错误认为他实现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到1945年，贝格霍夫别墅还矗立在那里，使人们很不光彩地回想起同盟国当年如何通过否定与绥靖政策引发了那场欧洲大灾难。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以那么强大的火力前去摧毁贝格霍夫别墅，这本身就表明有人希望从记忆中抹去屈从纳粹的污点。

即使盟国空军希望使贝格霍夫别墅消失得无影无踪，空袭后出现的史诗般趁火打劫场面却对他们大为不利。希特勒别墅里剩余的物品被保存起来，然后送到地球上遥远的另一边，分类打包储存在地下室、客厅和阁楼里，仿佛贝格霍夫别墅继续存在一样。《时尚》杂志战事记者李·米勒在5月4日夜里贝格霍夫别墅正在熊熊燃烧时到达了那里（见图63）。“第二天上午，”她写道，“大火几乎熄灭，那些趁火打劫者也被迫离开了”。先前法美两国大兵为争抢攻占希特勒山中别墅的首功吵得面红耳赤，几乎动手打起来，这会儿又兵合一家，一起搜寻战地纪念品。米勒目睹大兵们痛饮狂欢，在倒塌的废墟中搜寻战利品的情景。她以挖苦的语气评论说：“根本没有为那个大战犯博物馆留下一样东西，世界各地人民永远只能看到据说是希特勒用过的餐巾环和泡菜叉。”结果证明她说对了。

空袭轰炸上萨尔茨堡揭示了近乎荒诞的纳粹奢华程度。理查德·赖特17岁，是一名党卫军通信兵，小时候去过希特勒别墅。4月23日上午，他被召至营临时指挥部。该指挥部位于贝希特斯加登以北一个名叫皮丁的巴伐利亚村庄外。他受命要把从柏林总理府收到的一个公文包送到上萨尔茨堡党卫军独立小分队指挥官伯恩哈德·弗兰克那里，此人当时已将戈林软禁在家中。派赖特前去执行这项任务，是因为他对当地很熟悉，可以走偏僻小路，避开当时离贝希特斯加登不到90英里的敌军。他刚把公文包交给指挥官，防空警报就拉响了，弗兰克为赖特指了一下戈林防空掩体旁边那个单人防弹掩体，然后就走进房内不见了踪影。轰炸一结束，赖特从掩体里走了出来，他看到戈林的官邸好像海盗的洞穴，被炸得财宝满地。赖特并不知道地下修建了庞大的掩体系统，他以为被毁房屋里的人全都死光了。他从废墟瓦砾里捡起了一个波斯银盘、一个镶有珠宝的波斯猎刀，把它们塞进了夹克衫里，然后骑上摩托车向贝格霍夫别墅飞驰而去。他在别墅车道上稍停片刻，看到了大量成套艺术品从希特勒别墅里炸了出来，烧得焦黑，散落在附近的地面上。他俯身捡起一个好像烧得较轻的艺术品，放到了挎包里。他后来才发现那上面印着米开朗琪罗画在罗马梵蒂冈西斯廷教堂天顶上的六幅人物画，其中包括《旧约》先知耶利米，在画家的笔下他正在悲叹耶路撒冷的毁灭。

随着第三帝国垮台，上萨尔茨堡纳粹精英住宅以及里面的财富成了大兵和平民眼里的猎物。希特勒死后第一批洗劫贝格霍夫别墅的人正是他那些往日最忠诚的追随者——身为帝国安全部队的希特勒御用党卫军警卫队。贝格霍夫别墅雇员们雇来了卡车，把各个房间洗劫一空。紧接着又涌来了一大批当地居民，他们非常惊讶地凝视着那些“在帝国其他地区早就看不到的东西”：地堡储藏室里堆放着大量食糖、黄油、面粉、蜂蜜、咖啡豆——经过多年粮食定量供应，吃着难以消化的代用品之后，眼前这些物品简直都是想象不到的奢侈品。其他房间里装满了衣物、肥皂、鞋子、碟盘和家具。在鲍曼掩体附近，那些趁火打劫者更为惊讶地“发现了大量法国香槟酒、葡萄酒和法国科尼亚克白兰地酒”。旋即场面一片大乱。当地居民赶在盟军部队到来之前，用手推车、大车、自行车和马车把能拉走的东西全拉走了。

当法国和美国大兵于5月初抵达贝格霍夫别墅时，开始了又一轮疯狂抢劫。戴维·凯尼恩·韦伯斯特原是第506空降陆军团E连的一名军人，后来又成为一名记者。他在《星期六晚邮报》上讲述了自己当时如何喝到了“希特勒的香槟酒”（见图65）。他首先描述了前往贝希特斯加登那段漫长迂回的路上，战友们先后穿过“美好温暖”的乡村地带和弥漫着尸臭的德国城市。随着巴伐利亚境内阿尔卑斯山越来越近，他们心中的焦虑情绪也随之增加：“我们全都听说过太多有关所谓国家防御工事的传说。据说希特勒在那里已经组织好党卫军准备最后大干一场——这就是他经常下令手下人去做的要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实例之一——我们没想到在战争几乎结束时还要来到阿尔卑斯山执行清剿任务。我们沿着慕尼黑至萨尔斯堡高速公路驱车前行，抬头望了望右侧那些宏伟深沉的鲨鱼齿形高山，心里在想那里是否藏匿着最后一批狂热分子。”盟军部队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但是一小股潜伏在山中的党卫军残部袭击了三营，“致使数名从一开始就在该团服役的战友，在最后这次悲剧性伏击战中丧生”。

图65 "1945年5月第3师官兵在贝希特斯加登半山腰希特勒的贝格霍夫别墅痛饮收缴的葡萄美酒”，这段说明文字和照片一同出现在戴维·凯尼恩·韦伯斯特1952年撰写的回忆文章《我们痛饮了希特勒的香槟酒》当中。该文刊登在1952年5月3日出版的《星期六晚邮报》25页上。

韦伯斯特所在的第二营比较幸运，他们于5月5日一进入贝希特斯加登小镇就开始放松休息，尽情享受起来。他们在小镇正北发现一处小型郊区房地产，那是“为当地党卫军警察及其家属精心建造的住宅”。他们限里面的住户半小时内打包离开，并且说“这栋大楼已经出租了”。在那些“非常现代化，具有阿尔卑斯山区风格的住宅里面”，韦伯斯特和他同一个班的战友吃得很好，“喝着公寓里剩下的烈性酒，在浴缸里泡了一会儿之后就躺在了具有东方豪华情调的床上，身披床单听着收音机”。后来他们遇到一些大兵从希特勒别墅带着成箱的香槟酒回来。见此情景，他们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于是也奔着上萨尔茨堡匆匆赶去。一路上他们发现，“镇里的每一个人显然也有我们同样的想法，但见侦察车、半履带车、六轮驱动卡车、水陆两用车以及大众汽车纷纷向山上蜿蜒而行，拼命奔向寻宝之地”。当他们抵达别墅时，遇到了“我永远不能忘记的疯狂场面：深更半夜洗劫希特勒别墅……前院里乱糟糟堆满了木材、碎玻璃、砂浆和砖头，一心要寻宝的大兵们夜晚冒着雨在那里疯狂乱转”。

正当美国大兵一面喝着香槟酒，一面为他们死去的主人祝酒时（“你好，希特勒，这个杂种”），《美国佬》杂志记者哈里·希恩斯中士又去寻找其他猎物，要在别墅中搜寻以前的住户留下的各种痕迹。希特勒“在办完使一个国家陷入厄运的公事以后，曾经在里面接待过外国领导人的那间大厅眼下空荡荡的，熏黑的房间里散发着溅出的葡萄酒和烧过的木材气味，天花板大梁微微向下垂着”（见图66）。在二楼希特勒以前的办公室里面只留下一个保险箱，里面“只放着几本带有亲笔签名的《我的奋斗》”。希恩斯接着又来到希特勒的卧室和浴室，那里“也遭过洗劫，但是也留下了足够的痕迹表明这两个房间陈设简朴。不过希特勒的那张组合床和白天用的长沙发已被烧毁，其余家具也不见踪影。浴室比较一般，就像纽约市廉价公寓里的浴室一样，坐便器、盥洗台和浴缸都是普通的白色陶瓷制品。浴室内设有淋浴，有时元首就把橡胶淋浴软管固定在浴缸的水龙头上，类似于美国打折药店里以1.98美元出售的淋浴软管。药箱里放着一瓶蓖麻油，一瓶治疗风湿病的搽剂，一瓶标有德文‘非出售品’字样的漱口剂样品”。在这些最具私人特色的房间里，希恩斯有一种奇怪的既亲近又平庸失落的感觉。眼前那幅谦逊低调之人的肖像使人神秘地回想起早期的纳粹宣传，它也许已经影响到在废墟里仔细搜寻元首蛛丝马迹的那些参拜者的经历。人们几乎可以想象出席拉赫在过分激动时说出的那句阿谀奉承之词：“瞧，希特勒和我们一样：他也喜欢免费样品！”但是与席拉赫利用平凡之物来称颂希特勒是人民中的一员不同，毫无疑问，希恩斯是通过提及蓖麻油和风湿病来贬低德国境外许多人心中的元首形象：一个可怕的、近乎不可战胜的力量。对于李·米勒来说，这种贬低手法本身就很可怕。

图66 明信片：盟军轰炸后的贝格霍夫别墅大厅巨窗，窗外为翁特斯伯格景观。

制作：L.阿蒙

几天前在大约100英里之外，米勒考察了希特勒在慕尼黑市的私家生活住处。她同45师179团的大兵们一起逗留在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公寓里。此前，她在达豪集中营里目睹骨瘦如柴的成堆尸体和僵尸般的活人，并拍下了照片。达豪集中营于4月29日得到解放。公寓大楼在战争中未受影响，公寓内的物品大部分完好无损，使米勒感觉到好像走进了一个住户刚刚撤离的住宅。实际上的确如此。希特勒的管家安妮·温特尔数小时前刚刚离开。当米勒来到慕尼黑同希特勒进行更加密切的接触时，心里的恐惧之感有增无减。“到今天为止他从来没为我活过。这些年来他一直是个冷血恶魔，直到我拜访这些因他而出名的地方，和那些认识他的人交谈，研究那些暗中流言，吃睡在他的住宅里。他的传奇形象削弱了，因此他变得更可怕了；现存的一点证据表明他还拥有一些算得上是人的习惯，就像一个猿人做出各种姿态使你难堪，使你自惭，以漫画的形象映出你的身影。”

米勒在追踪进入这位魔鬼的巢穴之后，她从达豪一路赶来，最终却发现了一些司空见惯的景象，使她深感不安。“从外表上看，"1945年她在7月当期英国版《时尚》杂志上写道，“几乎每一个有中等收入、没有祖传遗产的人都可能买得起这套公寓。它缺乏典雅魅力，缺乏一种亲切感，也不气派。这套公寓里还有一些物品，不便转租，但是只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清理一下橱柜（特别是医药柜），而且不介意上面标有‘A.H.’字样的亚麻织品和银器，任何一位新租户就可以搬进去住了”。米勒并没有渲染那些象征着元首的物品，比如带有他本人姓名首字母的水晶器皿和陶瓷器物，而是把它们放在他平庸乏味的审美品位和私家生活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没有任何东西显得特别好或特别坏：他卧室里“平庸乏味”的艺术品，印花棉布料（见图67），摆放在门厅里的跑调钢琴，甚至还有那棵橡胶树植物。历史事件的影响同样渗透到这些平庸乏味的私家生活空间当中。《时尚》杂志上刊发了一张米勒拍摄的照片，照片中一只做成国王乔治六世头像形状的啤酒杯摆放在桌子上。米勒解释说，那只啤酒杯一拿起来就能播放出《上帝保护国王》的乐曲，是英国首相张伯伦1938年去元首公寓协商《慕尼黑协定》时赠送给希特勒的礼物。希特勒命令在警戒期间把它带到地下防爆掩体里去。通过这样的细节，米勒揭示出她所发现的那些“还能说得上符合人性的习惯”非常令人困惑不安，但在此处带有一点幽默色彩，让读者自己去想象那只啤酒杯沿着楼梯被送到希特勒防弹掩体时，一路播放《上帝保护国王》乐曲的情景。

图671945年中士亚瑟·彼得斯躺在希特勒慕尼黑公寓的床上，正在阅读《我的奋斗》一书。这张照片刊登在1945年7月出版的英国版《时尚》杂志。

摄影：李·米勒

对于米勒来说一切都过于司空见惯，让她难以容忍。一种具有诱惑力的舒适温暖情调让她既入迷又反感。介于平庸与邪恶之间这种令人不安的张力充满着她从德国发来的报道之中，最后体现在《时尚》杂志同一篇报道所配发的那张米勒坐在希特勒浴缸里的著名照片上。照片由《生活》杂志摄影师、米勒的恋人戴维·舒尔曼拍摄（见图68）。这张照片显示米勒裸体摆着不事张扬的姿势，举起手臂往肩膀上抹着肥皂，周围摆放着两件能够体现出元首精神特质的物品——一幅希特勒身穿军装、表情严肃的带框肖像，一座能够体现希特勒古典审美情趣的完美女性人体雕像。这两件物品都是由米勒自己摆放在那里的。在曾经干干净净的浴缸前鞋垫上，摆放着米勒的两只靴子，上面还带着达豪的泥土。米勒一脱掉靴子泡进浴缸，就把靴子摆放在了那里。公寓内另一侧还有一个供佣人使用的浴缸。由此推断，米勒显然有意举行这种净身仪式，但由于无法洗去她在希特勒地盘上所目睹的一切，这种净身仪式未免使人有些伤感。

图68 李·米勒坐在希特勒慕尼黑公寓的浴缸里。这张照片刊登在1945年7月出版的英国版《时尚》杂志。

摄影：李·米勒与戴维·E.舒尔曼

米勒在写给她所供职的《时尚》杂志编辑奥德雷·威瑟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没有任何其他记者曾经去过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这绝对是一篇独家报道。”就像那篇独家报道肯定使编辑威瑟斯大喜过望一样，如果她听说还有一篇专访爱娃·布劳恩别墅的独家报道肯定会感到更加兴奋。爱娃·布劳恩的别墅离希特勒公寓不远，位于瓦瑟伯格大街12号。希特勒的宣传机构一直对德国公众保守着布劳恩这一秘密。只是在希特勒死后，他们才发现元首并没有像他自己长期声称的那样已经娶了德国这个国家为妻，而是娶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女人。那些随同盟军到达巴伐利亚南部并且进入希特勒与布劳恩私家生活空间的记者们，成了第一批调查这一秘密生活，调查希特勒为了什么样的女人而放弃国家新娘的外来新闻工作者。希恩斯在上萨尔茨堡，米勒在慕尼黑，均通过仔细搜索来研究布劳恩的私家生活遗物，力求把握布劳恩的某些本质特征。她们的发现促使有关希特勒私家生活的叙述报道转变官方对元首孤独禁欲生活的描绘，进而关注其性生活。性生活这个话题自魏玛共和国倒台对新闻界实施严格控制以来，一直处于噤若寒蝉的状态。但是希恩斯和米勒对住宅进行搜索调查所得的结果均表明，研究对象的私家生活比较寻常乏味。这种看法很快就被其他新闻记者急于搜寻哗众取宠类新闻的行踪所替代。

米勒来到布劳恩的住处时发现房屋完好无损，只是遭到过洗劫，里面一片狼藉。看来打劫者们一直主要寻找食物和酒，而家具和一些个人物品则保留下来。与刻意保持观察者距离的希恩斯不同，米勒则近距离献身于她所追求的职业目标。在希特勒公寓，她裸体坐在他的浴缸里；在布劳恩别墅，她躺在布劳恩的床上，小睡片刻。通过亲身接触体验这些最隐秘的私家生活空间，米勒重新经历了希特勒和布劳恩生活中的脆弱时刻（在浴缸里与睡眠时），似乎她想要体悟一下共有的人性，或者使自己能够坚强地面对这种人性。关于上述经历，她在《时尚》杂志上写道：“感觉不错，但是躺在一对已经死去的男女情侣用过的枕头上小睡片刻也很可怕。让人欣慰的是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米勒在描述这些侵犯他人隐私的情景过程时，避而不用耸人听闻的叙述语气，也没有粉饰渲染布劳恩的别墅。在展现布劳恩床上“自带条纹的冰蓝色缎子”等奢侈品时（“自带条纹”同强迫打在达豪集中营被收容者身上的条纹形成对比），米勒强调的是居住者留下的“百货商店”类型家具和零星杂物的普通品质，比如她卧室橱柜中留下来的物品（几条皮带，一顶粗花呢贝雷帽，一个用来装冲洗器的袋子），梳妆台上的物品（镊子，伊丽莎白-阿登牌的口红膏体），卧室写字台上的物品（文具，夹子，铅笔，一封没写完的信，内容同“去乡下买些鸡蛋”有关）。米勒在描述浴室时称它“极为正常”，只是两个药箱里装有一些药品和一些混合剂，似乎反映出主人一贯怀疑自己有病。通过积累这种平淡无奇的细节，加之平实的叙述语气，米勒似乎模糊了极为正常和离奇荒诞之间的界限。只要想象一下那位恶魔和他的情侣所拥有的那种“近乎符合人性”的私家生活就深深让人感到不安。米勒既追求这种感觉，又排斥这种感觉。

在贝格霍夫别墅布劳恩的房间里，希恩斯中士发现了与希特勒那种带有清教徒色彩的禁欲生活状态，与蓖麻油和价值1.98美元的浴室软管截然不同的一面，但是同米勒描述慕尼黑市的布劳恩别墅一样，希恩斯的叙述描写同样给人一种平庸乏味之感，尽管中间闪现着几处充满活力的神来之笔。“她的卧室面积约为18×27平方英尺。室内修有一个壁炉，摆放着枫木家具，有些家具已被损坏，有些已遭到洗劫。散落在地面上的是一些爱娃·布劳恩的文具，浅蓝色，没有任何气味。角落里摆放着《大英百科全书》。房间里还能看到一些她的访问名片，几本讲述业余电影拍摄技术的小册子，还有一张标注日期为1940年8月6日的制衣账单。这套衣装花费了希特勒500德国马克，约合125美元。”接着希恩斯又窥视了一下更加具有隐秘色彩的内部空间：“在一个壁橱里有数百个衣挂和鞋楦，还有一本1942年11月出版的巴黎时尚杂志《女性时尚》。”在布劳恩客厅的一个角落，希恩斯发现了“一个信封，背面潦草地写着一份购物单”。最后，希恩斯走进了最具隐秘色彩的私家生活空间，她发现“爱娃·布劳恩的浴室陈设简单，根本不像好莱坞想象中的大独裁者情妇的浴室。盥洗盆、冲水马桶和浴缸都是普通的白色陶瓷制品。盥洗盆上方的药柜里装着一小罐阿登纳润肤霜、一瓶运动员脚部使用的消毒剂”。希恩斯的叙述报道使人确信，布劳恩享受的生活待遇使大多数德国人望而兴叹。一套价值500马克的衣装价值超过一名熟练工人一个月的薪水。然而文章中又提到匆忙写下的购物单：“普通的浴室软管和运动员的脚部”，这使布劳恩看上去又不那么陌生、遥不可及。如同米勒所写的报道文章一样，希恩斯的读者从文章中所获得的有关希特勒和爱娃私家生活的印象是平淡无奇，而不是引人入胜。随着欧洲发生的恐怖事件全面曝光，这种形势使那些想同制造恐怖者拉大距离的人深感不安。战争爆发之前，德国读者和国外读者受纳粹宣传影响，均被他们的普通生活与元首生活之间的种种相似处所吸引。一旦他大开杀戒的真相遭到揭露，这种亲近感反倒成为一种威胁，而非安慰。

韦伯斯特描述的那些趁火打劫的美国大兵并不太在意调查贝格霍夫别墅的生活空间，探讨希特勒与爱娃的内在心理。他们想要的是酒和财宝。他们在追逐自己的欲望时，对于希特勒和爱娃的私家生活也有他们自己的说法，不同于希恩斯和米勒的叙述报道，有时还相互矛盾。韦伯斯特和他的伞兵战友们在茫茫夜色中到达贝格霍夫别墅。他们踏过废墟瓦砾，来到了一个大型防弹酒窖门前。酒窖安然无恙，只见“一直堆放到天花板下的”排排储酒架上摆满了“世界上各种品牌、各种配方的葡萄酒。于是这些胜利者开始寻欢作乐，享受这些战利品。一伙又一伙豪气冲天的勇士们一手拿着葡萄酒喝，另一手借着飘忽不定的火柴光、烛光和手电筒，忙着往箱子里猛塞葡萄酒。不断有酒瓶落在地上摔得粉碎；大兵们一边高声叫骂，一边手里抓着酒瓶；灯光忽明忽暗，大家一时都很开心”。在他们毫无节制的狂欢当中，大兵们所讲的故事不仅同“开心享受战利品”有关，而且还同战利品本身有关。正如英国轰炸机轰炸希特勒的别墅一样，关于在贝格霍夫别墅举行的战后聚会的报道“炸毁了”纳粹宣传机构多年来鼓吹的有关希特勒谦逊低调、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私家生活神话。这里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当广大民众受苦受难时，希特勒自己却沉溺在无比奢侈的生活当中。非但没有所谓的“国家防御工事”，盟军部队反而发现了世界上储量最丰富的葡萄酒窖。“在我看来，”有位陆军上校对哈里·希恩斯说，“他们好像要用酒瓶子守卫这个地方。”

正当韦伯斯特和他一个的战友准备带着缴获的希特勒香槟酒离开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法国人在卡车上什么酒也没装。一个很务实的民族，他们拉走了比较经久耐用的战利品。他们在公路对面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暗道，大部分希特勒的家具都藏在那里。我们看见他们带着希特勒的银器、亚麻织品，还有希特勒的家具。但是实在没办法，我们最后还是决定不帮他们处理庄园里剩下的东西”。但是其他美国大兵的确在希特勒别墅参与抢劫了各种各样“被解放的”物品，并把它们运送回国。法国盟军大兵因祖国同第三帝国的特殊关系而深受困扰，他们回国时很大程度上只能把自己的战利品藏起来，不能示人。与此不同，许多美国大兵兴高采烈地向朋友、向家人、向报界宣布自己在战场上的可喜收获。他们感到这样做很开心。尽管军方一再坚持强调趁火打劫属违法行为，但是这一立场却遭到削弱，因为有些最严重的趁火打劫犯罪者都是高级军官。例如1945年8月，一篇美联社刊发的报道称，得克萨斯“奥斯丁市的维拉德·怀特中校与夫人举办了一次战后社交活动”。那是一次晚宴，展出了阿道夫·希特勒的餐桌台布和他曾经使用过的100多件带有饰章的银器。这是时任1269战斗工兵营指挥官的怀特先生和率先抵达贝希特斯加登镇的其他官兵收集的“战利品”（报道没有提到这只是怀特先生所获战利品的一小部分。他一直被称为“很有可能是在贝希特斯加登收集战利品最多的人，其销售所得足以使他在回到美国时活得非常阔绰”）。那年夏初，报纸上刊登了艾琳·多兰·莫里斯太太的照片。她是弗朗克·莫里斯上校的妻子，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接收了上校从慕尼黑市的希特勒公寓里带回来的银器、台布和盘子。照片中莫里斯太太和小女儿玛格丽特在桌子旁边摆着姿势，展示着那些来自希特勒公寓的物品，上面悬挂有上校的另一件战利品——一面纳粹大旗。

1945年年末，一列推销战争债券的火车驶过得克萨斯州，当地居民终于有机会目睹来自元首私家生活中的遗物。1945年11月与12月，6列火车满载战利品穿过40个州，环游500个城市，向公众宣传战争债券买到的丰厚物品，以进一步促进战争债券销售量。车上展品由获得勋章的退伍老兵负责看守，每辆列车各不相同，但是都包含一些日本和德国投降文件，美国参战武器装备和各种“战利品”，比如缴获的日军和德军武器、军装。列车每到一站均受到成千上万名民众欢迎。在一列驶向亚特兰大的火车上，“最吸引人的展品可能就是从纳粹党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那里缴获的镶有珠宝的绝世元帅权杖”。抵达得克萨斯州的那列火车也有一件星级遗物，那就是“希特勒在慕尼黑公寓用过的银质餐具”。在德克萨卡纳，一小组记者受邀登上火车使用希特勒银质餐具就餐。警卫人员小心翼翼地把银质餐具摆放在一张很漂亮的餐桌上，随后厨师端来一大盘牛排放在上面。“紧接着摄影师们走了进来。他们用了20分钟的时间拍下了我们凝视着银质餐具的快照。牛排凉了。咖啡也凉了。牛排一点没吃就被端走了，银质餐具随后也被拿走了。”美联社记者威廉·伯纳德在描述这件奇怪的事情时却声称，当时使用了一个咖啡匙搅拌咖啡，待警卫人员犹豫片刻之后，他“终于从一杯冷咖啡里取出一只咖啡匙，没等有人把它从我那抢走，我就仔细地把它擦干净，妥善地锁藏起来”。

早在推销战争债券的火车隆隆驶过美国大地之前，那些既绚丽耀眼又富有道义魅力的被收缴的大量纳粹战利品就已经登上世界各大报刊头版。自1946年起就有各种报道提醒人们，纳粹政府正在被他们占领的国家里大肆抢掠黄金、艺术品和其他各种珍贵物品。例如，从1940年3月2日起，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有篇文章披露说，波兰被迫交出“可追溯至1850年前的所有贵重物品”。这些贵重物品包括油画、蚀刻版画、图画、家具、玻璃器皿、木刻、所有金银器物、名人亲笔签名、手稿、微小模型、画框、硬币、徽章和戒指。所有这些物品一概不予补偿，全部送往德国。即使博物馆也未能幸免于难。凡是违犯纳粹命令者，都要缴纳大量罚金，最高刑期可达15年。只有侨居波兰的德国人才能免除上述义务，致使德国人疯狂淘宝，纷纷从其波兰邻居手里尽其所能购买宝物。

1945年春季，盟军挺进德国腹地，他们发现那里的抢劫规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4月4日，图林根州莫克斯村落入乔治·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第90步兵师手中，几天后便有了一个惊人发现，被媒体广泛报道。在当地一个矿区，部队工程师炸开了一道假墙，一个巨大的房间随即显现在眼前，大约75英尺宽、150英尺长，里面藏匿着100吨金块、金币、银条、铂条，以及大量的外币，包括200万美元。这个师偶然发现的帝国银行黄金储备，其中大部分是纳粹党从欧洲各国中央银行和党卫军受害者那里抢劫的赃款。

5月初美国军队占领贝希特斯加登以后，随即便有了一大批新的发现，揭示出纳粹精英阶层所享有的令人无法想象的财富和奢侈品。这些财宝（包括容易变卖的和其他种类财宝）是美国大兵们在仍然冒着烟的贝格霍夫别墅废墟里发现的。这只是个开端。路易斯·洛克纳于1939年曾经报道过鹰巢，当时只有一小部分纳粹精英才能进入那里。在盟军部队抵达贝希特斯加登之后，他直接向神秘的鹰巢奔去想自己看个究竟。由于当时电梯不能运转，他就在一群大兵的陪伴下，同其他两名记者一起步履艰难地向着白雪皑皑陡峭的山上走去。在到达那座洛克纳比喻为“豪华城堡”的阁楼式建筑之后，他们随即便被“皇宫般的希特勒鹰巢”及其“昂贵的家具陈设”所震撼。洛克纳详细地描述了每一个房间，对“主厅中巨大的淡紫色砂岩墙壁”甚为惊叹，说使他想起中世纪城堡；主厅里摆放着沉重的橡木家具，其中包括一个“直径为12英尺的大圆桌”，还有一个“用带有白色条纹的巧克力色大理石修成的巨大壁炉”里面装饰着“中世纪马上骑士画像”。记者还注意到餐厅里使用的昂贵德国麦森瓷器，上面带有一个红色“中国龙图案”，精美的亚麻织品和玻璃器皿上面“全都带有希特勒姓名首字母‘A.H.’”。除了华丽的房间本身以外，记者还报道了“面积巨大的葡萄酒与烈性酒酒窖，那里储藏着最精美的饮品，包括年份可追溯到1832年的法国科尼亚克白兰地酒，还有极为罕见的法国香槟酒。另外还储存有大量的食品”。洛克纳在报道新发现时力图“揭穿元首生活简朴的神话”。他还更进一步以城堡和中世纪要塞做比喻，让读者们对于希特勒的私家生活获得更为令人满意令人欣慰的了解，胜过米勒和希恩斯的新闻报道，恰如其分地给那位邪恶的大领主赋予了狂热、专横跋扈的个人形象。这篇文章不仅揭露了纳粹宣传的欺骗性，而且还鼓励读者们自己去想，“你瞧，希特勒跟我们不一样”。在更为明显的个人层面上，它还可以使洛克纳修正早年在德国新闻检察官的严密监视下，于1939年3月写成的有关鹰巢的正面报道。

洛克纳在1945年写过几篇有关希特勒私家生活空间的报道文章。他是为数不多的与希特勒有私交、报道这一题材的记者之一，自1924年以后一直担任美联社驻柏林记者。1932年8月，他造访上萨尔茨堡，在那里采访了希特勒。他非常熟悉早期的纳粹宣传，他们声称希特勒最精彩的想法都是在山中别墅中产生的。他认为贝格霍夫别墅是“元首整个工作的象征——完全被摧毁了”。与米勒和希恩斯一样，但是报道焦点放到不寻常之处而不是寻常之处，洛克纳又使人想起了曾经存在过的那些事物：“再也看不到大厅里那扇著名的30×20英尺巨窗了，希特勒的目光经常透过这扇巨窗，越过深谷，遥望巴伐利亚最著名的高山瓦茨曼山；再也看不到那间宽敞的餐厅了，他曾在那里招待过欧洲大亨；再也看不到特供来访的朋友们入住的接待大厅和私人公寓了；同样再也看不到那些昂贵的绘画和雕塑作品了，它们曾经使瓦氏小木屋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艺术博物馆。”洛克纳推测那些艺术品“也许就藏在希特勒庄园后面大山里的某个隐秘之处”。他采访过的一位当地居民声称，在盟军部队到达两天前，“纳粹党卫军已经用大石头把许多财宝封存到大山里去了，打开这些藏宝之地就会有许多惊人发现”。洛克纳使人再度想起的贝格霍夫别墅是人们对于过去的辉煌和未来财富许诺的一种记忆。换句话说，属于希特勒私家生活空间的巨大财富正在渐渐滑向（或者说被推向）神话传说的王国。

洛克纳循着米勒的脚印又去探访了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但是他对于“豪华”住宅的描述与米勒的报道毫无共同之处。洛克纳提到了“昂贵的家具陈设，宽大的房间，还有现代化的小巧器物，昂贵的绘画”。他还探讨了战争一爆发就为希特勒修建的地堡，称它是“整个德国最现代化、物资储备最丰富的防弹地堡之一”。地堡掩体顶层“由7英寸钢板构成，嵌入在4英尺厚的混凝土里，每个房间以钢门与邻近房间隔开。里面设有一个现代化的小型通电厨房，一个面积不大的舒适卧室，还有几个小型地下客厅”。与米勒不同，对于洛克纳而言，这些私家生活空间把希特勒与普通大众分离开来，而不是体现出他们之间的相似性。“越是研究希特勒的不同藏身之地，”洛克纳写道，“人们就越认识到官方宣传机构把他吹捧为人民大众中的普通一员是多么虚伪，说什么他清心寡欲，把每一小时的时间都用在了德国福利上，根本没有时间顾及个人私生活。”

洛克纳承认自己受到过愚弄。他建议读者重新评价有关希特勒清心寡欲的报道。当年米勒多多少少描绘出一种普通私家生活方式。相反，在洛克纳笔下情况则截然不同。在室内看到的希特勒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的一幅肖像和一个半身塑像之后，洛克纳有感而发：“据报道，希特勒掌权后不久，她就在这个公寓卧室里自杀身亡，因为她被舅舅抛弃了。但是希特勒一怒之下把她勒死这一传言却从未消失过。”米勒认为很平凡的希特勒卧室，在洛克纳看来却“有女人气，只是像长沙发一样的床非常坚硬。长沙发套、椅套的颜色都是柔和的浅淡颜色”。但是在布劳恩的别墅里，洛克纳几乎同米勒一样看出了近乎平凡之处，“似乎把元首同前任摄影师的助手联系在一起”。洛克纳完全根据布劳恩的藏书推断出这一点。那些藏书反映出布劳恩同样对艺术和建筑很感兴趣，里面还包括一些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送给她的个人礼物。但是布劳恩本人对于洛克纳而言还是一个抽象概念。他根据布劳恩的油画肖像，把布劳恩描述为一个“长着蓝眼金发的日耳曼年轻女子，和蔼可亲”。

上述那些文章以及后来推销战争债券的一列列火车，均有助于重新调整那些自称领导德国民众达到新的道德境界的当权者在广大公众心目中的形象。5月中旬，在贝希特斯加登举行了一次引起广泛宣传报道的展览会，公开展出戈林本人的艺术收藏品，进一步揭露了纳粹精英们的贪婪本性。对于那些使展出的艺术藏品获得解放的人来讲，这也是一次欣赏艺术的机会，但是展会的布展形式以及前来采访的各家报刊均鼓励观众和读者把展出的艺术藏品更多地作为掠夺品来看待，而不是欣赏其艺术美。据当时媒体广泛报道，展出的藏品包括绘画、挂毯、雕塑以及各种金银器物，在1945年估价为2亿美元。这的确是一个天文数字，要知道当时纽约帕克大街上一幢带有顶层套房的公寓大楼售价远低于100万美元。被戈林占为己有的这些艺术品当年或者是从欧洲各地的艺术藏品中劫掠而来，或者通过压价的形式强行购得。后来发现这些艺术品被藏匿在贝希特斯加登（或附近）的有轨机动车上、房屋里，还有一些被藏匿在地堡里。“在史上最奇怪的艺术展览会上”，这些收缴的艺术品在以前的巴伐利亚酒店公开展出。这家“三层楼的乡村酒店”位于贝希特斯加登南边小镇温特斯登。虽然展会由自称发现这些艺术品的美国101空降师担当警卫任务，很有面子，安保措施还是不到位，有些展出的小幅绘画作品失踪，说明美国大兵的劫掠行为问题日益严重。

在这处临时展馆“装有松木墙板的狭小展室里”有作品展出的艺术家包括伦勃朗、克拉纳赫、鲁本斯、布歇、弗拉戈纳尔、梅姆林、荷尔拜因、凡·德·韦登、勃鲁盖尔、凡·代克、贝里尼、安德里亚·萨托和雷诺阿等名家。艺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让观众大为惊叹：“仅在一个展室里就展出两幅伦勃朗画作，其中有一幅是此前不为人知的画作《梅灵林·马多娜》。”估价为24万美元。还有三幅克拉纳赫的作品。展出的绘画作品总共有1000多幅。据记者报道，所有这些作品“原来都要挂在戈林官邸的墙上。”《纽约时报》记者理查德·J.H.约翰斯顿从贝希特斯加登报道说，展会“证明赫尔曼·戈林或者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或者是最有眼光的窃贼”。

那次艺术展览会轰动一时：“几十名美国官兵从外地赶来，小心翼翼地穿行在艺术展品和迷宫似的‘请勿吸烟’公示牌中。哈里·安德森是一位在101空降师服役的艺术史学者，曾经负责寻找戈林艺术藏品并确保这些艺术藏品的安全。举办这次展会的想法就是由他提出的。尽管场地拥挤，安保方面也存在问题，其中却不乏专业水准亮点。比如有位展会解说员‘耐心地’向有兴趣多了解展品的观众讲解他们正在观看的作品。此人正是戈林的首席博物馆馆长瓦尔特·安德烈斯·霍弗尔。他也是戈林的主要采购代理人，因此深深卷入洗劫欧洲艺术收藏品的活动当中。然而他坚持说所有藏品都是正常购得，他不是纳粹党人。闻听此言，美国大兵心照不宣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在新闻界广泛报道的一番言论中，霍弗尔吹嘘他在同希特勒数名艺术品经纪人竞争当中成功胜出，如愿以偿地收购了人人希望得到的艺术杰作，暗示元首也参与了相关活动。1945年5月中旬，在巴伐利亚州新天鹅堡发现了“同戈林和希特勒有关的大规模（艺术品）盗窃罪确凿证据”。后来在贝格霍夫别墅希特勒个人财务中又发现了同希特勒有关的证据：12本洗劫来的艺术品专集表明“他曾经翻阅过这些专集，也许为他的山中别墅从中挑选一些作品”。有位记者以嘲讽的口吻对纳粹高层官员贪婪地收集艺术品的行径发表了如下评论：“他们都是有文化修养的绅士。”

在盟军开进德国的最初几周内，探明纳粹藏匿的大批艺术品、黄金和其他财宝的轰动性发现披露得如此之快，人们还没来得及深入理解有关某个奇异藏室之处的新闻报道的含义，又有一项重大发现很快浮出水面。1945年6月，新闻界宣布美军又发现一批纳粹藏匿的财物，其总价值估计为50亿美元，远超在莫克斯发现的那批纳粹财物。这批新发现的财物主要有代表奥地利和德国巴伐利亚州财富的国内外证券，以及窃得的珠宝、金条、教堂器物，比如布拉格一座教堂里的黄金圣盒。对于大多数人而言，50亿美元是一个超现实的近乎想象中的数字，就像其他被发现的纳粹劫掠财物估计出的价值一样。1945年5月29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刊发一篇报道，披露美军中士乔治·莫菲引爆炸药，将希特勒藏匿在莫克斯矿区中的黄金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篇报道能够帮助我们从更加人性的角度理解这些数字。那批被发现的黄金白银以及货币初步估价为5.2亿美元。后来莫菲急匆匆地请假回国看望病重的母亲。当他回到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家中时，“衣袋里只剩下15美分”。

1945年7月新闻界报道，盟军已将他们发现的所有劫掠财物转移到法兰克福市的帝国银行，以便对其总价值进行评估。这项任务异常艰巨。《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上有篇文章称，纸币“装在帆布袋里一直堆放到天花板上”，金条“码得像木材堆一样”，大桶里装满珍珠、红宝石和蓝宝石。一名叫朱迪·巴登的记者获准参观金库。后来她写道：“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根本没法同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强盗、杀手们相提并论。”如果说这样的文学隐喻充分体现出财物的巨额程度，那么由其所指的累累罪行却都是真实确凿的。在收缴的一些纳粹党卫军劫掠品木箱里装满了从数万被害犹太人牙齿上抠掉的金银填料。在另一个财物藏匿之处，“从德国、波兰、希腊和其他被占领国家女性纳粹受害人手指上撸下的结婚戒指用绳子串上，看上去就像乡下香肠一样”。如果在这种罄竹难书的罪恶贪婪行径面前还谈论希特勒低调简朴的生活方式，谈论他手下那帮纳粹精英的自我牺牲精神，那简直就是令人作呕，无耻至极！

然而，一个神话破灭了，又一个神话紧跟着又冒了出来，并对广大民众产生了深远长久的影响，使他们为之入迷倾倒。海因里希·霍夫曼在他拍摄的那些著名照片中，把贝格霍夫别墅作为重点场景加以表现：他以相机记录了希特勒在露天平台同朋友、儿童和爱犬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时的无数个镜头，意在向德国民众传递展现一种光明正大、摆在眼前的善良健康形象——所见即所得。盟军到达之后获得的一系列发现，又将上萨尔茨堡变成了布满地下之谜、秘密洞穴以及埋藏财宝的地方。希特勒故居后来同邻近的翁特斯伯格民间传说联系在一起。那些传说中的国王和大臣们就藏身在这座大山深处。上萨尔茨堡的表面生活显得很有欺骗性，于是人们开始关注表面之下掩盖的真相，关注纳粹挖出的山中洞穴。有人认为那里至今还埋藏着纳粹财宝。

就在盟军占领希特勒别墅之后数周内，一个截然不同的元首私家生活形象开始显现出来。秘密、奢侈与罪行取替了平易近人、谦逊低调与道德操守。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人们开始认识到精心打造早期元首私家生活形象的关键所在是什么，为什么这一形象在德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揭露纳粹瞒天骗局所带来的启示教训表明，可以原谅那些先前深受纳粹宣传机构欺骗的德国民众和外国人士。每个人都不去思考那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自己也曾与他人一道喜欢并且愿意接受元首为人谦逊低调，是个与人为善好邻居的早期个人形象，尽管大量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每个人反而更容易把自己视为希特勒的一个“挑选出来的上当受骗者”。

第11章　阿道夫再也不住这里了——希特勒宅邸的麻烦后事

战争结束了，上萨尔茨堡显然不再是以前的旧模样了。纳粹政府在其统治期间把几百年来在山坡上生长繁衍的原有居民强行赶走，将其祖屋强行拆除，代之以军营、地堡、防御工事，以及为纳粹精英修建的豪华住宅。1945年4月25日，盟军展开灭顶之灾般的空袭行动彻底改变了这里的景观，将树木撕成碎片，堆起了新的小山丘，炸出了巨大的深坑。空袭还留下成堆的烧焦建筑瓦砾和无法通行的扭曲道路。被炸成废墟的高山胜地看上去很难使人想到它曾经在20世纪初吸引各地游客蜂拥而至，前来欣赏充满魅力的自然风光。1945年夏季，有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游览了上萨尔茨堡，他报道说：“希特勒以前那个戒备森严的山中静居隐身之处，现在仿佛成了美国科尼岛的一个附属游乐场所，免费参观，游人接近10万人大关。写在墙上或者说写在残垣断壁上的个人签名来自美国所有的州。”游客不仅没有回避，反而大批地涌到上萨尔茨堡。但是此时此地吸引人的不仅仅是清洁的空气和优美的山中景色。希特勒同此地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旅游卖点，既为当地居民创造了经济机会，又是政府当局面临的一个难题。这是一种从未消除的紧张状态。

对贝希特斯加登的占领始于1945年5月，美军在那里一驻就是50年。美军欧洲演艺特别服务队那年夏季为鼓舞留守欧洲的美军士气（他们不再打仗，但暂时不许回家），编排了劳军演出节目，划分出各个劳军地区。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就是贝希特斯加登。1945年夏季，那里“络绎不绝地来了许多游客，大多为美国军人和军中护士，也来过美国参议员、众议员、将军和其他‘尊贵的客人’”。对于当时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撰写文章的罗纳德·斯蒂德来说，贝希特斯加登的气氛与他漫游过的这个战败国被毁坏的萧条城市相比极为不同。他写道，“露天游乐场的气氛一开始就比较明显”，当时他驱车一进入小镇就看到一个指路牌，“上面写着‘希特勒故居’，画出的箭头指着道路方向”。这就开始了胜利者们前往贝格霍夫别墅的胜利大游览，完全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朝圣参拜之旅。当时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来到这里向全能的元首表示敬意。而胜利者们对于希特勒安乐窝的毁灭由衷地感到高兴，遗留下的景物也使他们深为感叹。

斯蒂德在一家曾经住过希特勒客人的大酒店里停留时，看到美国101空降师的一名下士正在接待处忙着分发地图，向客人介绍当地的旅游景点，包括鹰巢。这名下士建议斯蒂德不要在下大雨和有雾的天气里去那里，因为“在一处发卡弯道上很容易使吉普车悬空，从一侧陡峭地摔下去”。第二天，斯蒂德经过一番艰苦攀爬，最后来到了鹰堡山顶上的那个阁楼式建筑面前。那里的景色使斯蒂德深为赞叹：“特别是在天气清朗的日落时分，参差不齐的巴伐利亚山峰染上了一层渐渐变深的淡紫色，上面间或点缀着一些深红色和乌黑发亮的阴影。借用一位美国大兵的话来说，‘那简直就是迪士尼乐园’。”除了壮丽景色以外，鹰巢也以其原有的面貌吸引着游客——“没有遭受任何战争创伤”，几乎同纳粹如日中天时的面貌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是，”有位军官说道，“阿道夫再也不住在这里了”。

贝格霍夫地堡的地下世界同样是（虽然比较隐秘一些）使人感到异常兴奋的景观。到那里为止，坑道禁止公众进入，由军人把守。虽然在空袭之后遭到过数次劫掠，但是地下室里仍然存放着大量家具和物品，俨然有一种活文物的神秘感觉。1945年6月，《巴尔的摩太阳报》驻外记者普莱斯·戴获准单独参观坑道。同那些在头顶上贝格霍夫别墅到处乱转的人群相比，戴感觉在黑暗的坑道里“极为孤独，非常恐怖”，很快就迷了路。坑道状况很好。戴说“灰浆和柜子看上去好像上周刚刚放进去一样”。壁橱里仍然摆放着物品，包括纳粹党卫军使用过的玻璃器皿和瓷器。但是引起戴特别关注的是那些“崭新松木书架上的上千册图书，其中既有皮革封面的十五卷建筑史，也有讲解如何烤制糕点的小册子”。罗纳德·斯蒂德也获准进入了坑道，对希特勒那间陈设简朴的卧室发表了评论，还亲自试用了一下那张床，感觉不舒服。同鹰巢一样，地堡也反映出纳粹精英们的奇异心态，这种心态把亲切的私家生活与神一般的力量和末世备战等种种幻想结合在一起。好像人们遇到一位在奥林匹斯山上坐在舒适扶手椅里的恶魔宙斯，他一面用精美瓷器小口饮茶，一面阅读着一本烹饪书。他的雷霆霹雳就挂在墙上，随时准备同巨人族大战一场。正是这种亲切与狂热的奇异混合，才使得地堡空间对游客们具有一种完全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是现世没有的科尼岛，充斥着鬼魂出没的迷宫，以及要把全世界都开拓成殖民地的恐怖魔宅。

重新回到地面之后，斯蒂德最后又参观了贝格霍夫别墅的厨房，这里是保存最好的一个房间。但是大部分游客则前来观看大厅内的那扇著名巨窗，站在希特勒曾经站过的地方，眺望那片曾经激励希特勒制订出称霸世界计划的壮丽景色。据戴回忆说，整个大厅凌乱不堪：“宽大的主厅被烧到了混凝土地基，只剩下几块烧焦的木头和熏黑的木框……原来安装在天花板上，现在却掉落在地面上。还有一些椅子和长沙发弹簧，以及英国大兵的口香糖包装纸。”巨窗玻璃在盟军空袭中被炸得粉碎，只剩下一个长方形窗框勾勒出窗外景观的轮廓。理查德·赖特曾于1946年至1948年间在贝希特斯加登担任劳军特别队导游和翻译，陪同劳军服务队数百次慰问过美军官兵。他后来回忆说，有两处游客必看的景点：贝格霍夫别墅巨窗和鹰巢。在第三帝国时期，巨窗已成为象征性景观，而有关鹰巢壮观景象的传闻直到战争结束时才得到证实。两处景点的突出特点都是在那里可以看到的壮观自然景色。借助于眼前的景色，游客们似乎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理解了他的心理，理解了他那几乎征服世界的强大意志和力量。由此他们不知不觉地重复着第三帝国时期的舆论宣传，客观上促使德国民众产生共鸣，以元首那种驾驭一切的目光扫视大自然，就像通过他的山中别墅体验到的那样。

像希特勒那样看过大自然之后，贝格霍夫别墅的游客们也希望能够被别人看到，于是便在铭记于数百万人心中的别墅里刻下自己的姓名身份，以示同在。根据戴发表于《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的报道披露，那幢别墅“现已成为美国陆军大部分官兵的立体值勤表。他们把自己的姓名、军中级别、籍贯，有的连同序号一起都刻写在每一平方英尺被熏黑的墙壁上。只有靠近天花板的那小片墙壁上还空着”。签名对于官兵们而言，就是一种自发的个人纪念方式，纪念那次为打败别墅主人而展开的漫长艰苦斗争。斯蒂德在更广泛意义上把别墅废墟解释为“一座纪念碑，在更大意义上象征着希特勒所建王朝的崩溃覆灭”。1945年6月，菲利普·汉姆伯格在《纽约客》杂志上撰文，称别墅废墟为“具有教育意义的丑陋垃圾堆”。一年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希特勒故居不会重建，只保留废墟，为未来世世代代揭示希特勒给德国曾经带来的灾难。”但是“即使在这种状况下”，文章继续写道，“游客们仍然能够了解到纳粹宣传机构所描绘的‘他的简朴私家生活’的奢侈豪华一面”。因此，贝格霍夫别墅废墟将发挥揭露纳粹编织的有关希特勒私人形象的谎言的作用。同样对于戴来说，贝格霍夫别墅，连同四周的党卫军兵营、暖房、办公室和工人营地等服务建筑一起，反映出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已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正如那位站岗守卫“希特勒大门”的美国大兵所言：“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好像太麻烦了”。在针对别墅废墟的情感体验中，还缺少犯罪者同其罪行之间的直接关联环节。人们倾向于以概括抽象的语言来确定别墅废墟的内在含义。这表明纳粹舆论宣传的影响仍然存在。这种舆论宣传承认希特勒的山中别墅是他制订计划、策划军事行动的灵感源泉，另一方面则坚持认为它同工作和政府公务无关，尽管有证据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贝希特斯加登当地居民几乎没有兴趣强调盘踞在山上的纳粹党人同欧洲灾难之间的联系。

也许上萨尔茨堡的完全毁灭及其状况在这种分离关系当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不同于从根本上揭示纳粹罪行的集中营和劳工营，也不同于曾经驻扎着吃了败仗的可恨敌军、现已经沦为废墟的德国城市，有些游客认为上萨尔茨堡以前那些居住者一逃离开，或者一死去，罪恶也就离开了上萨尔茨堡。1945年5月，亨利·泰勒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表示很快就对参观希特勒故居感到厌倦了：“希特勒的山谷别墅废墟就像一顶破旧的礼帽一样死气沉沉，毫无趣味。你在那片废墟也只能转悠这么长时间，不会太久。”他认为希特勒在鹰巢的“藏身之处”倒是一个吸引人的去处，其中部分原因，如前所述，是它仍然保留着以前主人的一些存在印迹。几周之后，《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戴参观完地堡后将其贝格霍夫别墅之行总结如下：

此地不再有趣，甚至也不再邪恶。如果说有何教训的话，那仅仅是虚荣的教训。此地目前乏味得让人几乎难以容忍。

匆匆看一眼装满圣诞树饰的架子，包括底座上还留着旧蜡残迹的烛台，然后返回走上67个台阶，走进室外清洁的空气中，又从山上走了下来。

对于戴的许多读者而言，宣布贝格霍夫别墅遗址死气沉沉，令人厌倦，无疑令人感到宽慰。那座曾使全世界沦为囚徒的邪恶堡垒如今只剩下待售车库里的几样物品。它已变得乏味无趣，而我们则可转身离开，摆脱别人的二手垃圾，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由。

然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仅仅置身于那里体验一下希特勒平庸乏味的私家生活就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爱丽丝·B.托克拉斯于1945年夏季游览了贝格霍夫别墅遗址。虽然斯泰因文学观点激进，但是她的政治观点保守，甚至有些反动。她崇拜强权统治者，比如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将军和法国元帅菲利浦·贝当。在纳粹占领期间，斯泰因一直侨居法国，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与她的同性恋人生活在一起。据她本人披露，纳粹秘密警察在战争期间去过她的巴黎公寓，发现她不在家，“便偷走了家庭日用织品、服装、鞋子、厨房用品、碟子、床罩和枕头。但是最重要的是没有偷走她那些非常珍贵的现代艺术收藏品”。珍妮特·马尔科姆在她为那两个女人所写的传记中问道：“这一对上了年纪的犹太女同性恋人是怎么逃脱纳粹之手的呢？”她和其他评论者认为，斯泰因的朋友、维希市官员兼秘密警察成员伯纳德·费保护了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另外，斯泰因对贝当及其亲希特勒政府的认可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她那种通敌的勾结活动被夸大了，斯泰因和托克拉斯也得到了邻居们的保护。1944年，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在法国东部她们居住的乡村住宅前，由卡尔·米丹斯（当时随美国第7军一部分官兵同行）为她们拍摄了《生活》杂志要刊发的照片。斯泰因建议文章题目定为《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解放》。现在战争结束了，她写道，在美国空降兵运兵大队老朋友的一再要求下，“我们动身前去拜访希特勒”。

斯泰因为《生活》杂志记叙了她的德国之行。除了有些行李出了点问题以外，德国之行她似乎完全感到满意，尤其在贝希特斯加登逗留期间。她写的有关报道于1945年8月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近六年前这家杂志曾发表过一篇大体上赞扬贝格霍夫别墅的文章。1939年10月，《生活》杂志读者目睹了希特勒别墅室内的彩色照片，室内陈设被称为“很有品位”，“是一个男人喜欢的那种舒适房间陈设”。而今《生活》杂志读者则看到斯泰因和一群美国军人站在损毁的露天平台上，身后就是烧焦的巨窗窗框，他们摆着“希特勒的姿势”，这种大胆的姿势看上去好像（不完全像）纳粹敬礼姿势。这种模仿的讽刺动作同文章的语气配合得恰到好处，表现出胜利者兴高采烈的心情。

这一群游客先是停下来参观戈林的艺术收藏品，斯泰因非常欣赏，尽管她本人是一位更具现代品位的艺术收藏者。不过她对戈林评价不高，认为他的那些艺术收藏品之所以很有档次是因为他“显然听取了很好的建议”。当前往贝格霍夫别墅遗址游览的时间来临时，文章的语气几乎变得兴奋起来：

接着我们都爬上了自己的交通工具，那就是我们的汽车，然后动身去看望希特勒。真是令人兴奋。去那里真是令人兴奋。其他房屋遭到轰炸，但是希特勒的别墅没有遭到轰炸，只是被烧了，没有完全毁掉。我们站在那扇巨窗前，希特勒就在那里称霸过世界。一群美国大兵兴高采烈。那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由衷地兴高采烈，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责任，简直成了一帮傻孩子，往上爬着，到处爬着，爬上了山顶。托克拉斯小姐和我非常惬意地坐在希特勒别墅阳台上摆放的花园椅子上。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虽然有些荒唐，却也很自然，有趣极了。

虽然要让读者自己去断定斯泰因所说的“虽然有些荒唐，却也很自然”究竟是什么意思，她本人显然对于在预示着大灾难的这个荒原里还存在着普通的生活享受——喧闹嬉戏、坐在花园椅子上晒太阳——感到欢喜。在她兴高采烈的记叙当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胜利者的欢庆之音，而且在这下面还可以听到幸存者如释重负的感叹。斯泰因的生活和工作深深地根植于、依赖于她同托克拉斯之间的亲密私家生活。战争爆发时，她担心会失去生活的重心。尽管她的朋友和美国官员好言相劝，她仍然拒绝离开她移居的国家前往中立国或盟国避难。斯泰因当时并没有私下里自称犹太人，也没有特别感受到纳粹迫害的威胁。她决定留下来不走首先是因为她需要家庭生活的舒适、家庭生活的支持。后来法国解放了，她那时才感受到可能失去什么的恐怖。在废墟上初次接触希特勒的私家生活无疑是件快事，因为这证实了她自己的私家生活是安全可靠的。

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坐在露天平台上，大兵们则在废墟中搜索。“他们开始搜索纪念品。他们发现了照片，还有一些X光片。他们认为那是希特勒试图自杀后拍的手臂X光片。我需要一个暖气片，希特勒的确有一些很棒的暖气片。只有一个暖气片，好像别人都没注意到。那是一个很大的暖气片。他们问我要它干什么。我说把它放在露天平台上，在它上方养花。但是我们的勇气可比不上它的重量，我们遗憾地把它放弃了。”侵吞、改革希特勒私家生活的这一愿望，通过达达主义的重新发明驯服了这位独裁者。希特勒仍然存在的迹象被变成了无害而荒唐的东西——这位颇让人恐惧的独裁者沦落为一片暖气片，而暖气片又被改造成养花的木架。这也算把比分扯平了：纳粹秘密警察拿走了斯泰因的日常织品，所以她要拿走希特勒的暖气片。即使她把暖气片留了下来（她拿走了希特勒受伤手臂的X光片），她也是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我们一直游玩到很晚才离开，下了山，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这一天过得很开心。”把游览希特勒别墅之行轻描淡写地说成是“这一天过得很开心”，好像是去了一趟科尼岛，这一再表明斯泰因的无所畏惧的态度。以前曾是象征着希特勒可怕力量的地方，在她眼里只不过是胜利者的露天游乐场，既开心又平常。

到了1947年，盟军占领的贝希特斯加登被报刊媒体吹捧为“世界上最佳游乐场之一”。维克多·琼斯在《每日波士顿全球报》上报道说：“陆军与作战部队的文职人员从欧洲各地来到这里，度假游玩三到七天。”贝希特斯加登驻军所在地150平方英里的区域内，“有旅馆14家，750个床位，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这处杂乱建造的旅游度假地1947年接待游客15万人，由20名官员、20名妇女陆军中心成员和100名军人负责管理运营，“还有当地几乎所有居民提供帮助”。就其慷慨便宜的服务价位而言，游客需求是预料之中的：“美国军人、平民百姓及其家属每天只需花上几美元，就可以享受到战前只有英国贵族和美国百万富翁才能享受到的豪华度假地生活。”旅馆每个房间每晚住宿费仅一美元，军人吃饭免费，饮料每份仅30美分。另外游客还可以报名参加许多免费活动，比如学习滑雪，邀请“欧洲最好的”教练，还可以同导游一起狩猎打鹿。其他娱乐活动每天都有：“每家旅馆在吃饭时间都会派出一支交响乐队为游客助兴，每晚夜总会上有丰富的表演节目，巴伐利亚舞伴随叫随到。”为了进一步吊起胜利者的“性趣”，琼斯报道说：“美国军人甚至可以躺在床上吃早餐。我听说早餐由一位小姐给他端来。她们已经学会让美国军人伸手去够托盘，而不是把托盘放在桌子上，她们离开时客人的手仍然端着托盘。”

尽管有许多相互竞争的旅游景点，但是游览希特勒别墅废墟及其邻居们的民宅废墟仍然很受美国游客和盟国游客的欢迎。即使纪念品的数量越来越少，收集纪念品的热望仍然不减。当贝格霍夫别墅内的东西消失殆尽时，贝格霍夫别墅本身也开始消失了，因为那些搜寻纪念品的人纷纷将其房体结构上的一些部件材料拆掉带走。20世纪30年代初期，朝圣者们就曾经把希特勒木栅栏上的木板条带回家去。战后那段时期，贝格霍夫别墅大厅里大理石壁炉上的大块石料特别抢手，希特勒浴室内的瓷砖也是如此。导游也做起了贩卖大理石料和瓷砖的兴隆生意，每份一美元。当希特勒浴室内的所有瓷砖都被扒光时，“有位精明的当地商人生产出上千上万块瓷砖出售给游客”。

经过批准的纪念品行业也在当地发展起来，销售明信片和其他小纪念品，包括手工制作的影集。自那时起，这种影集就成为无数档案收藏中的一种特殊藏品。这种小开本影集名叫“贝希特斯加登纪念品”，或称“鹰巢纪念品”，由贝希特斯加登小镇上的一家照相馆制作。虽然不全一样，但开本样式大体类似：黑白照片贴在厚纸上，采用白色墨水和哥特字体，以英文标注照片主题。上萨尔茨堡其他建筑，比如普拉塔霍夫酒店、党卫军兵营、鲍曼和戈林的官邸也出现在影集当中，其中还包括鹰巢周围的风景照片和鹰巢照片。纪念影集就以这种方式概括展示着纳粹高山密营，重点聚焦在同希特勒密切相关，常常令游客们不舍离去的两个观光景点：贝格霍夫别墅和鹰巢。

比照片本身更令人感兴趣的是照片的排列呈现方式。纪念影集的作者把纳粹在上萨尔茨堡如日中天时拍摄的照片（采用纳粹明信片或其复制品，尤其是那些由海因里希·霍夫曼制作的明信片）同1945年盟军空袭后拍摄的照片并列在一起。空袭轰炸前拍摄的照片首先呈现在纪念影集中，然后再展示战后拍摄的照片。因此，由霍夫曼拍摄的大厅内那扇将翁特斯伯格壮丽景色收入框内的著名巨窗照片，在透过鲍曼被炸毁的官邸屋顶焦黑下垂的大梁拍摄的贝格霍夫别墅废墟照片中得到了扭曲变形的回应返照（见图69）。同样，在早期阿尔卑斯山冬季景观中拍摄的刚刚扩建后的贝格霍夫别墅，后来又从类似的角度重新拍摄了一次，看上去好像在山坡上炸开的一个炮弹壳。四边笔直、保存完好的党卫军兵营在第二页上已变成在其废墟上吃草的牛群。但是大多数照片展示的都是以往纳粹建筑和上萨尔茨堡景观的原有风貌。

通过这样选择排布照片，加之老式字体以及温馨的开本样式，纪念影集给人一种私人或家庭收藏的手工制作的感觉，引起强烈的怀旧感。这些有关纳粹失去的高山密营的小小纪念品由战败国艺人制作卖给战胜国游客，这本身更使它们显得颇不寻常。然而美国人收藏这些纪念影集的数量足以表明，那些既造成毁灭又前来游览遗址的美国军人很喜欢这些纪念影集。也许会有人问：美国读者是否会感受到由德国制作者培养的情感影响力？是否会以不同方式解读纪念影集及其前后不同叙述阐说文字，把它当作道义故事和正义的证据来解读？无论如何，针对那个再次漠视其受害者的暴虐政权，纪念影集构建了一个关于其沉浮存亡历史的阐释空间。诚然，这也是一段纯粹的建筑史话，照片当中根本看不到人的身影。

图69 战后贝希特斯加登出售的纪念影集《贝希特斯加登纪念品》中的一页。

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德国对于上萨尔茨堡纳粹昔日的怀旧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公共问题。战争结束后，纳粹废墟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一直被列为德国人的禁区，除非他们有美国主人陪伴。官方组织的参观游览活动只使用英语解说，只对盟国游客或得到批准的外国游客开放。1949年5月，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美国陆军首次采取措施对纳粹遗址解除限制。这一决定引发了对纳粹遗址道德危害性的关注。1949年12月，美联社刊发的一篇文章发问道：“希特勒以前的山中别墅能否成为纳粹圣地？”文章列举了贝希特斯加登军事指挥官、美国陆军公关前主任斯坦利·格罗根为防止出现上述结果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更换同纳粹有关的地名，撤除“在鹰巢公开展示的希特勒半身塑像”，将其存放在地下室里。当问题确实出现时，其根源不在于器物景观，而在于其解说者。到1951年，20名德国自由职业导游组织游览上萨尔茨堡，他们当中有些人毫不掩饰对纳粹的同情之心。同时，他们对纳粹政权的“不幸”结局表示哀悼，甚至还谈到“从废墟中复活”。还有一些人捏造细节以弥补他们对纳粹遗址了解上的不足。有位导游偏爱披露希特勒的刑讯室，其实这纯属子虚乌有（纳粹秘密警察在别处倒是设置了不少刑讯室）。随着每日游客数量猛增至数千人，有人担心由历史好奇心驱使的原本“无害”的旅游活动最终会变成耸人听闻的朝圣活动。

这一时期在德国兴起了新纳粹团体。正当有人忧虑民主制度再次在欧洲动摇之时，新闻界迅速对法西斯主义已经回归上萨尔茨堡的传言做出反应。1951年夏季，《慕尼黑画刊》派出资深记者于尔根·聂文-杜·蒙特前去秘密调查德国组织的参观游览活动。导游当中有一位曾经是戈林的管家齐斯基先生。他以怀旧的姿态向游客们炫耀他在戈林已被炸毁的小木屋里当年居住的房间（也已炸毁）遗址。齐斯基站在贝格霍夫别墅的露天平台上，回忆起元首对儿童的喜爱，回忆起他为儿童们主办的聚会。“当年这里竖着红伞。”走进别墅里面，聂文-杜·蒙特听到另一个导游称赞简朴的室内陈设。那些深为感动的听众也交口称赞那曾是一幢“多么漂亮又简朴的房屋啊”，纷纷叹息它的毁灭是一种“奇耻大辱”。导游接着又说，元首的生活比居住在波恩的那些政治家简朴得多。话音刚落，博得游客一片低语赞同。在别墅主厅里，聂文-杜·蒙特描述道：“导游们特别指着元首壁炉上一块红色大理石，它一天天地在变小，因为那上面的碎片不断被游客当作纪念品带走。‘许多人还想把元首的一些火种带回家去’。导游们解释说。”聂文-杜·蒙特认为他们的导游解说方式集宣传造势与“你瞧，这就是希特勒的牙刷”类型的哗众取宠于一体。

有些听众对导游同情纳粹的立场表示反感，包括一些懂德语的外国游客。另外一些游客则壮了胆。有位上了年纪的德国人，误以为正在秘密调查的记者是位观点一致的同胞，同意在他从别墅废墟中取一块东西当作小小纪念品时给他拍一张照片，同时还解释说：“我仍然忠于元首。我们再也不会拥有那么美好伟大的时代了。”聂文-杜·蒙特后来看到他在许多出售纪念品的亭子当中选定一个，买了一些照片和一张“上萨尔茨堡今与昔”主题画作。记者进一步报道说，他们还向游客出售参观游览地堡禁区的门票，地堡的墙壁上不仅潦草地写有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名字，还画着纳粹党徽、党卫军标语符号，比如“党卫军万岁！”“向我们伟大元首致敬！”等语句，明确反映出涂鸦者的政治立场。最后，报道文章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展示一个饰有贝格霍夫别墅图案和花卉图案的手帕。这种花俏俗气的商品甚至连戈培尔也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取缔。聂文-杜·蒙特由此得出结论，上萨尔茨堡刚刚兴起的希特勒旅游热具有多方面的危险性：导游和游客会劝说易受影响的年轻一代改变政治信仰，鼓励民族主义朝圣活动，以感伤态度对待恐怖活动，损害巴伐利亚的国际声誉和旅游业。他敦促当局进行干预，并且问道：“这种特殊类型的旅游业是否对巴伐利亚州有益？”

聂文-杜·蒙特的报道文章还刊登在很有影响的《南德意志报》上，使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们大为震怒。在纳粹执政期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曾经被关押在集中营里，或者被迫流亡国外。社会民主党人、巴伐利亚内政部长威廉·霍格纳读完报道文章后，给贝希特斯加登地区行政官员写信（标注日期为7月12日），要求核实上萨尔茨堡的纳粹活动，并表示如果聂文-杜·蒙特报道的情况属实，“就应该把整个区域圈起来，留给岩羚羊和北山羊”。尽管这一想法听上去令人满意，但是让山羊取代不思悔改的纳粹分子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把废墟封闭起来，不允许朝圣者进入，也许可以保留它们，像1945年那样有效地把遗址列为禁区。为解决眼前的问题，当地政府下令将上萨尔茨堡那里的地堡用围墙围起来，通往鹰巢的道路禁止汽车通行，把导游从废墟上赶走，将纪念品统统没收。8月2日，霍格纳同一些巴伐利亚内政部长实地考察了别墅遗址，然后和该地区代表们协商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实地考察过的大部分政治家赞成在上萨尔茨堡彻底清除纳粹建筑，包括鹰巢。当地发言人则致力于保留鹰巢；有人认为鹰巢是无可指责的建筑（希特勒本人很少去那里，而且它不同于希特勒的住宅）。他们希望前往那座楼阁式建筑亲自体验一下那里的迷人风光，具体认识一下拆除鹰巢可能遇到的技术难题有助于改变内阁成员们的看法。

政治家们进行实地考察后的第二天，当地一家保守报纸《贝希特斯加登广告商报》（老板是前纳粹党成员）就“独断”处理上萨尔茨堡未来的行为在读者当中搞了一次民意调查。这家报纸认为，上萨尔茨堡的未来应该由最受影响的那些人——当地居民来决定。该报声称，在收到的300份调查回复答卷中大多数反对消除纳粹废墟，或者铲除留下来的纳粹建设。该报自称从收到的300份调查问卷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回复刊印出来。一位被称为“家庭妇女”的调查对象问道：“难道民主就是这样吗？就像1933年那时候少数人说了算？”一位“职员”身份的调查对象认为，在资源匮乏的地区这样的措施是一种经济浪费，建议循环利用废墟材料在当地建房。他补充说，毁掉鹰巢完全是“荒诞不经”；如果想要避免通过纳粹建筑纪念纳粹政权，那么由此推论，政府应该把纳粹修建的高速公路也挖掉。一位“精密工程师”认为，战争已经毁坏很多，用于拆除纳粹建筑的资金最好用来修缮可利用的建筑，缓解战后出现的住房拥挤现象。另一位读者问道：为什么要反对保留贝格霍夫别墅废墟呢？其他国家已经把历史上“最大政治犯”纪念碑保留下来了。他心目中的那些“最大政治犯”指的是拿破仑、罗马皇帝尼禄和突厥征服者帖木儿。有位“雇员”表示，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那座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夏日行宫已被奥地利政府改造成为宫殿式大酒店，吸引着国外高档宾客，为国家赚取了所需外汇，把前政权遗产变成了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有位自称“传教士”的读者建议把贝格霍夫别墅遗址封锁起来，不让游客进入，再把一面条幅横挂在那扇巨窗留下的空当前面，上面写着“世界荣耀就这样消逝了”，提醒政治家们他们的说教和计划转瞬即逝。他还警告说，如果要防止上萨尔茨堡变成法西斯朝圣之地，在清除纳粹废墟的同时，必须为从帝国各地流落到贝希特斯加登的那些一无所有的德国人创造就业机会，修建住房。如果仅仅铲除灾难重重的过去遗留下来的痕迹而又不能创造新生活，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另一位读者认为，那些通俗小报上刊登的有关希特勒及其心腹密友的无穷无尽报道在宣传法西斯方面超过了任何废墟。

1951年上萨尔茨堡仍归美军管辖，德国官员们就遗址处理问题咨询了美国驻巴伐利亚土地问题高级专员乔治·舒施特。8月6日，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主席瓦尔德马尔·冯·科诺林根宣布政府内阁决定拆除贝格霍夫别墅及其周边废墟，就地种植树木和青草。科诺林根解释说，德国国内保留下的大量纳粹废墟足以说明纳粹政权遗产遗址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任何理由保留上萨尔茨堡废墟使其成为培养新纳粹的纪念碑。不过科诺林根说明不拆除鹰巢，要把它留下来，让后代永远记住纳粹政权不承担社会责任，在掠夺民众的同时大建空中城堡。11月，考虑到贝希特斯加登当地居民的强烈呼吁，美国高级专员正式加大拆除计划力度，使之成为将上萨尔茨堡房地产（鲍曼官邸、戈林官邸、党卫军兵营和贝格霍夫别墅）归还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具体措施，即“彻底铲除那些建筑物，清除那些能够显示其具体所在位置的全部建筑证据”。这样美国当局就对已经忽略多年的一个责任做出了最终裁决。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美国陆军于1947年要拆除那些纳粹遗迹时，他们遭到了美国劳军特别服务队的阻拦，因为后者通过收取遗迹参观门票赚了很多钱。

在8月宣布拆除纳粹废墟之后的几个月里，《广告商报》大力开展游说鼓动活动，反对拆除废墟，列举出多条保留废墟的理由，但是最重要的是强调其旅游观光价值——可以为当地赚取外汇。游客人数似乎支持这一要求：从1951年7月到10月，来上萨尔茨堡废墟参观游览的游客人数共计136560人，其中80%来自德国境外。社会民主党认为是自然美景把游客吸引到大山里来了。《广告商报》则坚持说游客来到此处是为了参观废墟，并且向美国媒体寻求证据。例如，该报终于从《丹佛邮报》找到了一篇文章，证实贝希特斯加登的纳粹废墟是吸引外国游客的主要旅游景点。8月中旬该报还引用了不久前新闻媒体刊发的一篇有关一位“著名美国大酒店老版”的报道，说这位老板提出要买下贝格霍夫别墅废墟，将其运到落基山山区经营的一家大酒店那里，然后予以重建。那篇报道暗示，如果一位资本家尚且把贝格霍夫别墅废墟视为发展旅游业的金矿，并提出要在美国西部建立一个希特勒主题公园，那么如果巴伐利亚人失去了由本地原有历史遗迹带来的经济机遇，那将是愚蠢的行为。

与此同时，一家持有相反观点的报纸《东南信使报》——总部设在邻近的巴德-雷森霍尔镇，由社会民主党人约瑟夫·菲尔德这位“老牌的达豪集中营囚徒”坐镇领导——坚持正视纳粹的过去以及再次出现的同情法西斯倾向，从而招至该地区的保守派的不满。为了反驳《广告商报》声称当地所有居民都希望保留废墟的言论，这位《信使报》负责人也让拥护拆除纳粹废墟的人士在报上发表意见。菲尔德赞成本党将废墟视为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社会民主党驻巴伐利亚议会代表赛普·齐恩在11月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指出，拆除纳粹废墟的决定是由民主选出的代表们集体做出的，他们对公共利益的考虑超越了上萨尔茨堡售货亭主人的个人利益。他认为随着联邦德国力图在世界面前取得合法地位，比当地商人利益更重要的一些大问题迫在眉睫。

对于许多联邦德国民众而言，在战后寻求某种形式的正常化状态涉及有选择地保持对第三帝国的记忆。正如历史学家们大量记载的那样，虽然有些地方在1950年以前修建一些受害者纪念碑，但是在更大范围内真诚地对待国家所犯罪行这样一个心愿足足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才得以显露。1968年，年轻一代对历史遗忘症表示反抗，促进了探讨纳粹遗产，尤其是探讨父母那一代人参与大屠杀方面的公开透明度。直到1989年冷战结束后，上述两个问题才得到充分认识。在德国长期以来拒不补偿也不纪念受害者苦难的情况下，上萨尔茨堡非常引人注目，很早就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直接正视保存纳粹遗迹这样一个问题。但这是否可以解释为认真反思过去值得怀疑。山中遗迹同纳粹政权的当权者们有关，同其受害者无关。赞成保留的那股势力将其视为大体上无害之地，只不过是一群恶棍的度假去处。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一些人当中，拆除废墟的建议几乎激发不出对利用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政权赚钱这一行为的自我批评意识，反倒使他们觉得在位于一个遥远的州的政治家和美国占领者手里失去了经济自由，他们有一种受害的感觉。相反，那些赞成拆除纳粹废墟的人将上萨尔茨堡山视为充满个人崇拜力量的地方，这体现在希特勒别墅所具有的那种危险吸引力上。他们在力图清除上萨尔茨堡山吸引过来的法西斯“细胞”的同时，同样关注努力保护巴伐利亚作为一个民主改革州的形象。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小心翼翼地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地区对希特勒的同情支持在多大范围内仍然存在。而这并没有妨碍赞成保留纳粹废墟的那些人认为，过于关注那几个坏人给整个地区居民脸上都抹了黑。因此关于如何处理纳粹废墟的讨论，与其说重点在于尊重纪念以往的受害者，对过去的罪孽负责，倒不如说重点在于捍卫当前利益。双方调动大批力量对纳粹废墟的解释针锋相对，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在科诺林根宣布有关决定后数周时间内，问题变得如此牵动人的情感，《广告商报》同《信使报》之间有关“上萨尔茨堡问题”的争论离开各自报纸版面，进入了当地的啤酒馆里。日益加剧的紧张气氛和双方阵营的论辩引起国际媒体关注，使人想起30年前发生在巴伐利亚的啤酒馆宣传鼓动活动。美国作家保罗·莫尔在写给《哈泼斯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了报纸之间的唇枪舌剑如何演变成了呐喊竞赛：《广告商报》9月7日当期头版上刊登的一篇七栏社论，明确否认贝希特斯加登存在着新纳粹势力。第二天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反对派报纸《信使报》的菲尔德先生指责《广告商报》发表的上述言论。到了晚上，一声“真正唯一的罪犯是犹太人！”的呐喊响彻云霄。随即局面失控，一时人声鼎沸，阵脚大乱。当月晚些时候，社会民主党召开大会召集支持力量，没承想出现了数百名激烈反对者，晚上又惨败收场。

到了10月份，莫尔继续写道，社会民主党非常焦虑，甚至举办了一场科诺林根同海因茨·艾里希·克劳斯之间的辩论会。克劳斯以其笔名海克·劳闻名遐迩，是一名来自奥地利的年轻人，当时在编辑一本纳粹地下月刊《德国来信》并任该刊撰稿人。此人一直在当地大会上聚众闹事。10月26日，贝希特斯加登火车站（一个大型的第三帝国建筑）拥挤不堪的餐馆里，老练的政治家、社会民主党最优秀的演讲家科诺林根向人群呼吁放弃仇恨，客观评价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克劳斯随后登上演讲台，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在场的听众进行侮辱挑衅。他质问科诺林根，多亏希特勒他才有了现在的地位，为什么还要指责希特勒（科诺林根年轻时即有雄辩之才，因批评希特勒被迫于1933年逃亡外地，过了12年的流亡生活，为抵抗力量效力）。当天夜里，克劳斯在警察的保护下被送出室外。据莫尔披露，这样的聚会“第一次公开证明社会民主党成员所说的有关这里存在着纳粹复兴现象的言论也许有一定道理”。反对拆除纳粹废墟的那些人本希望抗议活动能加强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无意当中引起媒体对这一地区的关注，这反而更坚定了内阁成员拆除纳粹废墟的决心，使他们下令在11月中旬开始动工。

戈林和鲍曼被盟军炸毁的官邸被列入第一批拆除的废墟。莫尔于1951年冬季来到上萨尔茨堡时注意到废墟旁边停了几辆卡车，有些人正在往卡车里铲装碎石砖。“以这样的方式拆除拥有一段显赫历史的建筑显得有些虎头蛇尾，”莫尔写道，“然而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废墟极不结实稳定，不需要爆破。只要把它们推倒，捡起来装车运走就行了。”在此之前进行的有关争论中，双方考虑到废墟结构上的潜在危险状况，政府不得不花费一大笔公共资金对游客安全负责。很难想象一个新兴民主国家在努力克服灾难性的世界大战造成的劫难、努力医治残存的法西斯创伤的同时，还能同意花费资金来维护希特勒及其心腹密友遗留下来的旧居废墟。无论如何，那些废墟已经严重破败，有人甚至质疑是否还能把它们保存下来。美国国务院官员艾弗里特·舒宁对莫尔说：“那些废墟必须拆除……成千上万游客在那里爬上爬下很不安全——在空袭中没有被炸毁的部分非常不稳定，摇摇欲坠。”

为了给纳税人节省清理废墟的费用，巴伐利亚政府把回收废墟建材的权力卖给了当地一家建筑公司，并附加了一个严格条件：不许把回收的任何材料当作纪念品转售出去。除了处理废墟以外，这家公司还同意拆除与纳粹政权有关的大量建筑，包括希特勒曾在其中撰写《我的奋斗》第二卷的“奋斗木屋”。所有这些工程必须于1952年5月完工。随后要在原址上重新植树绿化，总费用约为10万德国马克。由于担心新纳粹分子抗议，霍格纳在拆除现场布置了30名警察，以“保卫民主成果”。冬季停工，第二年春季继续开工。到4月末，工作人员几乎已将贝格霍夫别墅遗址拆除完毕。最后要拆除的就是别墅正面大墙，那里曾经矗立着面对翁特斯伯格的那扇巨窗。毫无疑问，它也是整个别墅最具象征意义的部分。4月30日在希特勒自杀七周年，几乎与希特勒当年自杀同一时刻，贝格霍夫别墅剩余墙体被爆破拆除。当时曾详细记录了整个过程的《贝希特斯加登广告商报》抱怨道，在离爆破拆墙仅仅还有两小时的时候才发布有关消息。该报记者匆匆赶往别墅遗址，发现一小群美国官员和巴伐利亚政府代表早已聚集那里观看爆破。为了再现这次国家级爆破行动，记者把别墅废墟的最后时刻分分秒秒地记录下来，直到下午5点5分炸药引爆，“只见一团褐色的烟尘笼罩在爆炸现场上空，持续了几分钟”。爆炸现场随后由美国和德国政府官员负责进行了复查。贝格霍夫别墅正面墙体爆破拆除的照片在全世界发布，对于许多观者而言一定有着宣泄情感的作用。正如《生活》杂志所说的那样，“希特勒时代及其结局在贝格霍夫别墅那里得到了印证”。为了纪念这次爆拆行动，《生活》杂志以今昔对比的形式刊发了一组贝格霍夫别墅照片，使人回想起别墅当年盛况与今日消亡的结局。曾经大量报道过贝格霍夫别墅的《纽约时报》指出：“希特勒那焦躁不安的鬼魂不得不另外再寻找一个出没之处了。”

如果说希特勒的鬼魂在贝格霍夫别墅遗址被爆炸拆除以后出走别处，游客们却仍然故我，照来不误。使当地商人感到高兴的是，在上萨尔茨堡纳粹废墟有争议地被拆除之后几十年里，游客人数一直稳步增长。尽管美国拆除搬运协议规定所有纳粹建筑痕迹一律消除，但是负责拆除废墟的那家建筑公司还是留下了地基与其他地下结构，包括希特勒的车库。这些留下来的建筑部分，连同庞大的地堡和鹰巢（后作为餐馆重新对外开放）一起吸引着具有历史好奇心的游客来到这个地方观光旅游。前往上萨尔茨堡的车辆人流络绎不绝，原打算在被清理完毕的废墟原址上种草绿化以掩盖纳粹建筑痕迹的计划也受到影响。即使在大部分建筑结构消失之后，贝格霍夫别墅废墟仍然是德国无须广告宣传的最大旅游景点，吸引着数十万游客前来观光。1962年，德国《明镜》记者彼得·布鲁格把卸客的公共汽车以及在废墟地基上沉思不语的人群比作庞贝古城旅游盛况的再现。

纳粹废墟被拆除后，有关上萨尔茨堡的报道大幅度减少，但是接下来的40年里，德国媒体与国外媒体偶尔刊发的有关报道提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以及历史遗址问题并不会随着贝格霍夫别墅废墟的爆炸拆除而随之消失。除了游客以外，有些纳粹同情支持者也来到别墅废墟原址上，留下了他们顽固存在的身影。随着新纳粹主义日益被视为一种全球现象，这些纳粹朝圣者不再仅限于德国人。布鲁格曾经记叙道，他一到达上萨尔茨堡就走进希特勒的车库，看到墙上用英语写着“希特勒是对的”这句话。这可能是某位外国游客带着一罐事先准备好的油漆来到此处涂写的。

但是布鲁格对于上萨尔茨堡地面上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尤其是那里仍然缺乏一种对纳粹遗迹进行批判性理解的大环境。有关上萨尔茨堡那段纳粹统治时期的严肃历史研究比较缺乏，再加上当地优美的自然风光，使昔日那段历史有待重新挖掘。游客们在鹰巢露天平台上喝着豪夫啤酒，陶醉在蓝天和优美山景之中，很容易不知不觉地赞叹希特勒颇有审美眼光。周围的一切是那么赏心悦目，很难使人想起鹰巢是建立在人类痛苦之上的。无论如何，这里明显缺失一些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的事物。

上萨尔茨堡纳粹废墟遗留下来的那部分除了锈迹斑斑的“请勿靠近”警示牌以外，再没有任何官方标志。由于政府一再表示没有留下任何可看的东西，所以也没有官方组织的旅游活动。但是自由职业导游们则根据他们以为游客想听的内容组织旅游活动。布鲁格采访过的一位导游声称，他既不赞扬也不批评希特勒，只是尊重事实。“我组织的旅游必须客观不带偏见，”他坚持宣称，“我不能说‘希特勒那个杂种曾经在那里住过’，人们不想听到这样的话。”该地区出售纪念品的商店店主在卖货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态度。纪念品包括那些当地推出的对山区纳粹历史作过删节处理的图书。图书内容以20世纪30年代宣传材料为基础，重新采用了同时期拍摄的一些照片，将当年纳粹在上萨尔茨堡的活动再现为有益健康、大部分同政治无关的娱乐活动。翻开这些出版物可以看到，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别墅露天平台上放松休息、戈林在结冰的水池上玩冰上溜石游戏、爱娃·布劳恩在晒日光浴等单纯的日常生活场面。出售纪念品的摊位上还卖一些1945年以前和拆除纳粹遗址之前制作的明信片、彩色幻灯片。1986年，当地社会民主党驻巴伐利亚州议会代表彼得·库茨抱怨说这些纪念品带有怀旧色彩，引起不小轰动。每当有带着明显政治内容的材料可供销售时，总是以脱离上下文语境的方式呈现出来。1978年，有位去上萨尔茨堡观光的游记作者惊讶地发现，一些店主向游客展示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讲录音，放在平克·弗洛伊德与普拉斯提克·贝特朗的唱片旁边。

虽然政府当局偶尔取缔一些比较令人难堪的纪念品，上萨尔茨堡还是普遍可见放任自由的经营状况。土耳其旅馆老板色雷斯·帕特纳利用宽松的经营环境招徕游客参观贝格霍夫别墅地堡系统。卡尔·舒施特的女儿帕特纳曾经同为数不多的上萨尔茨堡原有居民一起要求归还当年被鲍曼夺去的房地产，最终如愿以偿。通向地堡系统的入口先是被美国占领军封死，后来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又被巴伐利亚当局封死。帕特纳声称，1954年一个梦境引导她走到旅馆下面一扇被堵住的大门前面。门一打开，她发现有一条长长的地道直通邻近的贝格霍夫别墅下面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地堡房间。随后她便开始招徕游客，从每年游览地堡的5万名游客那里发了一笔横财。她偶尔粉刷的地堡墙壁变成了表达亲纳粹和反纳粹情感的涂写画布。1966年，为了回应“贝希特斯加登利用希特勒遗迹赚钱”的投诉，巴伐利亚财政部长下令封闭贝格霍夫别墅地堡。这一罕见的干预行动立即成为美国各大报纸头条新闻。然而舒施特一家人继续向游客售票，让他们参观游览通过其旅馆可到达的地道及地堡房间。

当1995年美国陆军宣布关闭贝希特斯加登部队娱乐中心时，这座大山的模糊的历史记忆再也不可被继续忽略下去了。虽然几十年前上萨尔茨堡山上的纳粹财产已经合法地转移给巴伐利亚州，但是美国人仍然独占着大部分山区，经营着他们的娱乐中心。后来占地范围又扩大到几个乡间小屋、一个滑雪场和一个高尔夫球场。而现在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前纳粹建筑，包括曾经奢华一时的普拉塔霍夫酒店（后改名为沃尔克将军酒店）、马丁·鲍曼的实验农场可以对所有人开放了。长期以来，德国官员认为上萨尔茨堡有美军存在限制了新纳粹的活动。他们对于用什么来填补美军撤离后出现的空白感到忧虑。新纳粹朝圣者已经变得更加胆大妄为，在贝格霍夫别墅废墟原址那块树木葱郁的林地上竖起了希特勒临时祭坛。斯蒂芬·金泽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美国人的离去，“将使贝希特斯加登孤独地与鬼魂厮守在一起”。

接下来有关如何处理上萨尔茨堡的争论是在冷战结束、德国统一的大环境中展开的。这一时期经常看到人们愿意面对国家血腥的过去，却又把它同振兴国家经济所需要的投资对立起来。其实这两者在针对1989年之后骤然增加的新纳粹活动的斗争中都是必要的。当时由于缺乏有关第三帝国的教育，加上就业前景和事业提升前景黯淡，使得前民主德国一些年轻人被吸引到极端主义集团怀抱。另外，在迅猛追求新市场的过程中，人们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意识有时也半途消退。1991年，在拉文斯布鲁克妇女集中营外（位于柏林附近前民主德国一个小镇上）一条由奴隶劳工铺成的鹅卵石大道上要修建一个购物中心，此事在国际上引起一片哗然。德国政府甚感难堪，只好中止这一建设项目。巴伐利亚财政部长库尔特·法尔特豪泽为上萨尔茨堡再开发提出一个“双支柱模式”：在修建一个豪华度假大酒店的同时再修建一个历史文献中心，让大酒店客人和其他游客了解山上的那段纳粹历史。法尔特豪泽这种“双支柱模式”旨在取得一种平衡整合效果。但是一些持批评意见的人士认为，这个计划自相矛盾，等于用一只手纪念往事，用另一只手把往事抹去。

正当少数贝希特斯加登居民对当局游说要求修建某种形式的纪念碑时，另外一些人则担心使人们关注该镇的“褐色”过去会永远让该镇受到罪恶的玷污。“我们这里不需要另一个达豪集中营，”贝希特斯加登镇长鲁道夫·肖普说道，“这里没发生过任何可怕的事情。这里只不过是一群强盗度假的地方。”贝希特斯加登政务会委员马丁·赛德尔声称：“原则上我不反对这个提议，但是这样一个中心应该建在柏林或者慕尼黑，不应该建在这里。”然而曾经担任过上述项目顾问的柏林犹太人领袖安德烈斯·纳查马强调需要提高现场历史意义。他说上次到贝希特斯加登期间使他“感到强烈愤慨的是没有历史讲解，只有纪念品”。

1999年10月，在前纳粹宾馆地基上修建的上萨尔茨堡历史文献中心对外开放，有效地驳斥了上萨尔茨堡只不过是希特勒度假之地的言论。那些精心搜寻到的展品证明上萨尔茨堡曾经是纳粹权力的中心枢纽，也是纳粹领导人研究策划其罪恶活动的大本营所在地。根据收藏的史料得出的这一结论要求人们突破只关注山中精英居民日常生活的狭隘视野，把目光放大到在整个欧洲展开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上去。文献资料中心展出的内容也揭示出有关上萨尔茨堡的对外宣传如何树立起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威望，进而也有助于巩固他的政权。最后，与土耳其旅馆不受管制的观光方式不同，文献资料中心还组织观众从展品尽头进入地堡空间，亲身体验一下躲身地堡的感觉。文献资料中心并没有像有一些记者担心的那样损害当地旅游业，相反它自身已成为一个很大的旅游景点，2007年，接待游客人数突破100万人大关。

在偿还完历史记忆欠账之后，巴伐利亚政府又致力于忘却历史的建设工程，计划在戈林官邸原址上修建一家五星级贝希特斯加登洲际度假大酒店。这家带有矿泉浴场的五星级大酒店打出“来大山中休闲养生”的招牌，为那些一心要放松休闲、把烦忧抛之脑后的富有顾客提出多种休闲养生服务。不同于将纳粹建筑遗留部分明显地整合在设计中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心，洲际度假村大酒店通过具有现代艺术韵致的门面装饰和多曲线的表现形式，明显地要摒弃过去的陈迹。乔纳森·马戈利斯在为《独立报》撰写的一篇旅游评论中将这家五星级大酒店比作“软件公司的科罗拉多总部”。慕尼黑著名设计师赫伯特·科施塔在设计这家大酒店时，力图“在地球上最迷人的自然美景面前表现人类的自信心”。在他一开始为这家拥有138个房间的大酒店设计的建筑方案中，包括有向外略微扩张的两个平行翼部，最后这两个翼部在中间段由一个中心走廊连在一起。但是正如历史学家提摩西·赖贝克所说的那样：“当模型制作完成，可以清楚地看到从飞机上或者从邻近山峰上俯视大酒店时，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字母H打烙在地面上，使人很不舒服地想起山中最臭名昭著的那位原有居民。”于是科施塔修改了设计方案，使大酒店两翼向内倾移，然后在北端将两者连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现在的马蹄形状。设计过程表明，现代主义绝非是针对纳粹建筑或其在大地上造成的“审美污染”的简单矫正方法。

2005年3月1日大酒店开业时，它已经面临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报道。大部分批评意见来自德国国内，但是英语媒体也一直表示强烈不满，主要原因是总部设在伦敦的六洲酒店集团（拥有洲际与其他酒店品牌）也参与进来。2002年9月，英国通俗报纸《太阳报》以其典型的挑衅口吻，将贝希特斯加登五星级大酒店戏称为“希特勒-希尔顿大酒店”。米切尔·西蒙斯随后不久在《每日快报》上撰文指出，“人们游览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没有错，但是他们不应该在那里度假，你们也不应该靠它赚钱”。他对六洲酒店集团董事们提出了如下要求：“不要再忸怩作态，干脆开连锁店吧。华沙犹太人区皇冠假日大酒店，奥斯维辛假日大酒店，特雷布林卡洲际大酒店——你懂的。”巴伐利亚财政部长法尔特豪泽承认大酒店坐落在非常敏感的地点上，但是他坚持认为应该恢复上萨尔茨堡作为旅游胜地的本来面目，就像希特勒来到之前那样。问题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还能恢复正常状态吗？对于许多涌入贝希特斯加登要对大酒店做一番品评的新闻记者来说，这是他们在心里要问的一个最重要问题。作家、《卫报》撰稿人艾安·布鲁马沉思着说：“在养生保健大酒店坐在舒适的椅子里，手里拿着一杯上好的葡萄酒，欣赏着希特勒看过的景色，这是一种渎圣行为，难道不是吗？”

五星级大酒店的管理层充分意识到酒店必须渡过的难关，时刻警惕防备着可能出现的各种麻木不仁和危险情况。大酒店来自不同国家的雇员全都经过警方背景调查，并且签了一份表示支持德国民主理想的声明。他们也受训了解该地区的纳粹历史，学习如何应对别人的询问，引导客人参观附近的文献资料中心。在每个房间的床头桌上不仅摆放着一本基甸国际赠送的《圣经》，而且还摆放着一本厚达800页毫无保留的展览目录《致命乌托邦》。新闻记者麦克斯·戴维于2005年3月在大酒店逗留期间，泡完矿泉浴后在房间里拿起展览目录开始阅读，“我从小酒柜里倒出一杯啤酒一边小口喝着，一边翻看书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黑白照片，那半小时过得可不舒服”。（其他客人也发现这种书读起来让人心神不安，于是后来这种书就被转移到酒店图书馆去了。）除了采取上述措施以外，大酒店还努力防范新纳粹团体预订房间召开大会的可能性，通过定价措施把那些“对社会不满的无业青年”挤出市场。作为另一项预防措施，大酒店在开业第一年里拒绝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的所有预订房间要求，收入损失达一万欧元。大酒店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巴伐利亚州政府通过巴伐利亚州立银行给予资金支持，并参与管理这个项目。洲际大酒店连锁集团只提供品牌及预订系统。这样的安排方式使大酒店获得了极大自由，也使巴伐利亚纳税人背负偿债义务。当大酒店客房不能住满客人时，纳税人就要承担巨额亏损。在巴伐利亚州政府因其上萨尔茨堡再开发计划所遭到的诸多批评中，财务上的不负责任做法也成为众矢之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的消失成为最具争议的问题。在1995年至2008年期间，巴伐利亚州政府在恢复上萨尔茨堡的旅游娱乐中心的过程中采取了炸山平地的措施。曾经坐落着戈林官邸的那座小山在第三帝国时期正式名称为阿道夫·希特勒山。1945年5月5日，美国第3步兵师把星条旗插在了那座小山上。为了腾出更多平地修建大酒店，此山也被铲平，致使巴伐利亚州政府被指责参与“虐待大自然”，使人想起了纳粹政权。建筑承包商也几乎铲除了山中遗留的所有可见的纳粹政权历史遗迹，只保留鹰巢和其他几个建筑物。大规模毁掉巴伐利亚州政府自己曾经宣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结构，在德国内外激起了愤怒抗议。在拆除贝格霍夫别墅附近那座希特勒曾经存放建筑模型的房屋地下室时，赖贝克就在现场。他描述了挖掘机如何猛烈撞击墙体，全然不顾室内文物的情形。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米切尔·弗莱德曼反对用新建筑替代历史遗址，因为这样掩盖了山上实际出现过的历史真相。例如，以前的普拉塔霍夫酒店已成为停车场，党卫军兵营遗址已改造成酒店客人练习驾驶技术的赛格威代步车跑道。巴伐利亚绿党领袖约瑟夫·杜尔认为，那些历史遗址对于民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他谴责保守的巴伐利亚政府“要把纳粹的过去尽可能地抹掉”。另外一些人士认为，随着纳粹时代最后那代人的去世，纳粹建筑就成了同那段历史相关的唯一物证。

作为肃清纳粹在山中遗留痕迹的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1995年，希特勒的车库以及上面的露天平台均被铲除，使巴伐利亚州耗费了巨额资金。在当时计划建造的文献资料中心附近残留着一个新的纳粹朝圣之地，不仅存在着破坏活动危害（中心在建过程中曾被抹上纳粹涂鸦文字图案），而且对于国际公共关系也存在着潜在危害。1999年，由于偶然发现了一批迷宫似的地下房间，导致贝格霍夫别墅地下室一部分被拆除。当时政府下令毁掉材料，从遗址上清除所有瓦砾。如今一面残留的墙壁和微小地基痕迹就是贝格霍夫别墅仅存的可见物证。然而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遗址仍继续吸引着希特勒的一些忠实信徒。不过自文献资料中心对外开放以来，前来朝圣的希特勒忠实信徒数量明显减少。希特勒车库被拆除以后，他们把纳粹党卫军标志刻在1952年拆除别墅废墟种下的参天大树上，以显示他们的存在。这些党卫军标志被发现之后，或者扒去树皮，或者把整棵大树伐倒。赖贝克和当地历史学家弗洛连·贝艾尔认为，那一片原址树木葱郁，瓦砾上长满青苔，很容易使人产生浪漫化的想象；消除原址神秘感的最佳方式就是将之揭示在众目睽睽之下：“还废墟历史真相有助于消除当前围绕在这片遗址四周的个人崇拜光环。”2008年，自从盟军于1945年到达贝格霍夫别墅并以胜利者姿态宣布对其拥有所有权以来，首次竖起了一个指示牌标明希特勒别墅的原有方位。指示牌用英语和德语介绍的别墅简史对于将别墅视为私家生活之地的简单看法提出了质疑：“希特勒大权在握时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这里度过。重要的政治会谈和谈判也是在这里举行的。此外在这里还做出过各种锋芒毕露的决策，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种种大灾难和大屠杀，造成数百万人丧生。”那些有兴趣欲知详情的客人可在箭头的引导下参观游览文献资料中心。在指示牌德语那一侧“大屠杀”这个词刚刚重新刷上去，因为此前被划掉了。

如果巴伐利亚州政府认为采取上述行动就会遏制贝格霍夫别墅遗址产生的毒害作用，那么当他们得知其真身痕迹以预想不到的方式令人难堪地再现人世时，简直惊讶得如雷轰顶。2010年，巴伐利亚历史遗址保护局（该局曾因山上历史遗址被毁掉遭到猛烈抨击）发言人理查德·尼米克披露，1995年从贝格霍夫别墅露天平台上拆下来的红色大理石板在魏格纳舍小教堂被用来铺设地面。这是座1977年在巴德雷申霍尔修建的路边天主教小教堂。虽然政府下令消除原有遗址的一切残留痕迹，但是以这样方式循环利用建材的事情时有发生。游客、当地居民和参与清理遗址的工作人员都曾将拆下的建材和纪念品偷偷带走。小教堂建筑师、州建筑管理机构负责人马提亚·弗瓦格纳承认，由于他舍不得毁掉石板就保留了一些，因为那些石板工艺精湛，还有实际用途。石板装上卡车后被运送到管理机构的建材大院里。两年后铺设小教堂地面时，保留下来的石板既方便使用，又不花一分钱。

就在尼米克披露红色大理石板去向之后不久，历史学家赖贝克和贝艾尔在《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有关石板重新利用的报道：

小教堂建筑师马提亚·弗瓦格纳申辩说，他的设计方案对希特勒时代的石砖工艺进行了明确的处理使用。弗瓦格纳介绍说，他将红色大理石板布置成十字架形状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它们是由犹太人奴隶劳工开采的，必须通过苦难与挽救的这一象征来“赎罪”。他还安装了一个玻璃天花板，让它像圣灵一样“飘浮”在石板之上。“我的想法是那些石板需要得到净化，变得圣洁。”弗瓦格纳如是说。他还表示，他将这座路边小教堂视为“心怀恶意”的人可以停下来洗心革面的地方。

在后来的采访中，弗瓦格纳指出，从贝格霍夫别墅上拆下来的建材已经用在了当地许多民用和公用建筑上，“你在本地区几乎找不出一个家里没有保存着上萨尔茨堡石料和圆柱的石匠”。

赖贝克和贝艾尔在两大国际报纸上披露的情况，进一步引起媒体批评巴伐利亚政府对上萨尔茨堡纳粹遗址处理不当。有些争论的重点同赖贝克和贝艾尔的披露行为有关。一些论者认为，他们披露的情况为恼人丑闻提供了报料。相反，《明镜》则赞成“认真清算解决一下希特勒大理石板”这件事情，因为那些石料具有很高的象征价值。元首曾在那著名的露天平台上拍下了与儿童嬉戏的照片，拍下了招待纳粹党高官（比如希姆莱和戈培尔）的照片。有些当地居民要求拆除那座小教堂，并抱怨说“许多留着光头，身穿皮夹克衫的‘朝圣者’在那里留下了称颂希特勒的字条，点燃蜡烛纪念希特勒”；在房顶木梁上还出现了一个小型的纳粹党徽雕刻图案。弗瓦格纳后来说那些石板可能来自普拉塔霍夫酒店，而不是来自贝格霍夫别墅，不过他也不能肯定。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有关循环利用“被玷污”建材的争论表明，巴伐利亚州有关机构原本负有将希特勒的鬼魂从该地区驱逐出去的使命，由于其工作缺乏透明度，实际上反倒使希特勒的鬼魂留存下来。尼米克披露石料去向已使新闻媒体密切关注小教堂可能被玷污的地基，密切关注到他所在的机构为更好保护上萨尔茨堡为数不多的历史遗址（包括贝格霍夫别墅遗址）而面临的更大压力。赖贝克和贝艾尔称赞尼米克在提倡公共问责制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战后贝格霍夫别墅的历史动荡不安，先后涉及啤酒馆争斗、警方布置警戒线、爆炸拆除废墟、重新植树绿化、新纳粹团体以及政治丑闻，而位于摄政广场上的希特勒慕尼黑公寓则冷冷清清，似乎显得有些虎头蛇尾。直到1946年，公寓大楼还被美国武装力量占用着。那一年巴伐利亚州资产管理与归还办公室（负责管理被盟军收缴的第三帝国财产并归还德国当局，处理纳粹受害者提出的所有权要求）接管了公寓大楼。1969年又被交通违规管理局接管。自1998年起，整幢公寓大楼一直被警察占用。警察的占用确保了大楼的安全，震慑了新纳粹朝圣者、纪念品淘宝者以及寻衅滋事者。只有一楼那些住过希特勒党卫军卫队的房间正常对公共开放。凡走进房间者都会看到原有室内那种飘逸飞动、多曲线的新艺术装饰风格（始于20世纪初期）。不是前来找警方办事的外来人员不得在此停留，因为这里是警察局，不是博物馆。希望参观希特勒公寓的请求一律遭到礼貌而坚定的拒绝。

毫无疑问，公寓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建筑意义。一进入明亮的开放式门厅，看到戈尔迪·特鲁斯特改造装修的实际效果，我们就会明白同大楼里其他套房相比，这套公寓曾经显得多么有现代情调；其实现在也仍然如此。这也使我们认识到李·米勒公开发表的那些照片给人一种古板拥挤的空间感觉，有意回避捕捉亲身体验到的明亮或空间效果。简而言之，如同任何建筑空间的切实体验一样，保留下来的希特勒公寓内部装饰效果只能通过调整感觉方式，在脱离原有家具陈设、书面文字甚至照片的情况下进行观察体悟了。虽然原有家具陈设已经搬走，战后又对一些房间进行了改动，整套公寓仍然保留完好，令人惊讶。保留下来的戈尔迪·特鲁斯特的室内改造装饰特点包括拼花地板、木门、护墙板和其他实木构件、大理石壁炉、内嵌式家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摆满希特勒藏书的那个暗色橡木书架。希特勒曾于1938年在里面会晤英国首相张伯伦并与他研究《慕尼黑协定》的那间客厅现被用作会议室。藏书室书架上摆放着以当地名称命名的伯根豪瑟警察足球队赢得的奖杯（见彩图12）。格力·拉巴尔和温特尔夫妇曾经用过的房间现在用作办公室。这些房间保留着装饰精美的天花板和嵌入式家具。希特勒的卧室在公寓另一侧，现在用作更衣室（见彩图13），警察在那里更衣穿上警服。

从外表来看，希特勒公寓是个空荡荡的实用空间。但是对于研究充满前任房主累累罪行的第三帝国的历史学家而言，来公寓参观考察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离奇体验过程：站在希特勒曾经暖暖和和、安稳入睡的房间里，心里面想着那些饥肠辘辘、瑟瑟发抖的希特勒受害者，望着英国首相张伯伦曾经坐过的角落，想一想事情可能会有怎样不同的结局。对于在这幢公寓大楼里工作多年的总督察哈拉尔德·弗洛恩多弗来说，摄政王大街16号里并没有藏匿着这样的恶魔，它只不过是由四壁围起来的一个空间而已。他和手下的100名警员每天早晨来这里上班，即使后院里还有一个保留完好的豪华地堡。弗洛恩多弗希望人们忘记这幢大楼同希特勒的联系，而且阻止对外宣传这幢大楼，生怕引来新纳粹分子危害社区安全。尽管人们支持他的担忧，还是禁不住在想到秘密行动的可能性。

无可否认，自1949年以来对那幢公寓大楼的实际占用有效遏制了上萨尔茨堡所遭受的那种捣乱活动。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没有成为权力中心，而且在第三帝国时期也没有成为对外宣传对象，这也使这幢公寓大楼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与贝格霍夫别墅不同，这里除了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来访以外，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政治事件。1933年以前，希特勒曾将他的公寓用作纳粹党办公室，经常有一些戈培尔和希姆莱那样的纳粹高官前来拜访。从警方的观点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对公众开放这幢大楼，因为它只不过是一处住宅建筑。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其历史吸引力在于：从1929年至1945年，希特勒把这个地方称为他的自己的家。另外，完好的保留状况也使其吸引力有所增加，特别是其他同希特勒有关的遗址不是破败不堪，就是完全消失了。这些遗址在纳粹诞生地、纳粹运动之都慕尼黑曾经比比皆是，但在战后慕尼黑市兴起的大力清除城市中纳粹痕迹的活动中，这些遗址被一一铲除，那段耻辱过去的记忆也随之烟消云散了。这样的历史遗址消失得越多，残存下来的历史遗址面临的压力就越大。近年来，随着同具体地方有关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新闻记者、学者和电影制片人不断要求把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内部空间如实记录下来，从而增加了使之摆脱公众注意力的难度。但是除了现有的保护方法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替代方案可以实施尚不清楚。难道摄政王广场16号仅仅是警察局所在地吗？然而没有任何人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巴伐利亚州似乎也无意急于讨论这个问题。

希特勒死后由其各地故居所产生的不安定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德国，还通过拍卖行和博物馆波及其他国家。战争结束时，从希特勒各地故居劫掠的物品在一些国家重新出现，令人困惑不安。纳粹纪念品在美国和英国可以合法出售，但是在德国、奥地利、法国和匈牙利，出售纳粹纪念品属违法行为，或者受到限制。希特勒私家生活物品受到收藏者的特别追寻，售价很高；赝品也很常见。近年来拍卖的来自摄政王广场16号公寓和贝格霍夫别墅里的物品包括银器、瓷器、台布、餐巾、带有名字首字母的床上织品、台灯、写字台、地球仪、大理石镇纸以及其他物品。大多数第三帝国纪念品交易都通过中间商和古董商在暗中进行，几乎无法查到每次交易的来龙去脉。相比之下，拍卖活动在明处进行，经常引起媒体关注，引发抗议活动。抗议的人士主要是犹太人团体成员和一些幸存者。他们认为这些交易粉饰希特勒，利用死去的大屠杀受害者大发不义之财。那些想要在生活中使用希特勒的床单和鱼叉的人背景复杂，动机也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有人同情希特勒，有人是历史爱好者，还有一些是家人被害的犹太人。有位收藏纳粹军用物品的犹太人对《纽约时报》解释说，收藏这些物品可以有一种胜利占有的感觉：“你可能杀害过我的亲人，”他说道，“但是现在我占有了你。”

希特勒的私家生活物品在私人收藏者圈子以外很难见到。虽然许多博物馆也收藏有这些物品，但几乎从未公开展出过。2010年，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破天荒地举办了一次主题展览《希特勒与德国人：国家与罪行》，旨在探讨纳粹政权被德国社会广泛认可接受的原因。这是自第三帝国灭亡以来首次举办的大型希特勒主题展览。策展者们不无理由地担心由此会重新激发对这位独裁者的崇拜之情。于是，他们拒绝展出希特勒的任何个人物品，担心这些“文物”仍然具有危险的吸引力。凡是被视为极具吸引力的第三帝国时期物品均被遮挡起来，以免观众受到不宜景观的诱惑。例如，由阿尔伯特·施佩尔设计的曾经摆放在希特勒新总理府的一个餐具柜被单独摆放在一个角落里，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黑色网筛。这种遮挡方法相当于给危险品套上了一个保护罩，其作用是打消观众的观看念头，使观众远离不宜观看的物品。

2012年1月，纽约历史学会宣布即将展出该学会收藏的银器，包括希特勒曾经拥有过的一对带有名字首字母的刀叉餐具。这两件扁平餐具是1939年为庆祝这位独裁者50岁生日而专门制作的整套餐具的一部分，由一名美国军人从贝格霍夫别墅带走，于1946年交给了纽约历史学会。据该学会装饰艺术学部策展人玛格丽特·霍弗披露，这副刀叉从未公开过，因为没有“合适的展出环境”。这次展览共展出该学会收藏的150件“最具审美与历史魅力的藏品”，其开阔的文化视野诚如展览名称所示，《纯银制品发展历程：纽约银器四百年大展》。对于有犹太亲属从纳粹德国逃出的霍弗女士而言，展示的那两件扁平餐具代表着战胜暴政，就像当年回国的美国老兵自豪地炫耀自己的战利品，1945年推销战争债券的列车向美国公众展示希特勒银质餐具一样。

战争结束66年以后，在参战那一代人大体上缺场的情况下，对战利品的阐释已经发生了变化。专门研究大屠杀历史的德博拉·德沃克教授认为，在展览中展出那两件银质餐具“完全没有品位”，“纯粹出于哗众取宠的目的”。德沃克教授认为，那副刀叉“使得希特勒及其支持者犯下的罪恶行径显得微不足道了”。事实上，从事第三帝国研究的历史学家们一直认为，从大规模集会游行场面到日常生活用品的审美设计在纳粹政权所具有的大众吸引力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希特勒使用过的刀叉本身的确也有要讲述的“纯银制品发展历史”，将设计、权力与暴力融为一体。德沃克教授的评论反映出纽约历史学会未能讲述出应该讲述的那段历史——未能将展品的政治背景同纽约联系在一起。希特勒使用的那两件扁平餐具在一个名为“优雅进餐”的展位上展出。这个展位主要展出同美国进餐习俗有关的物品。展览内容有些不协调，展品目录说明主要涉及那两件银质餐具的设计风格以及被美国大兵发现的过程，并没有把贝希特斯加登进餐习俗同纽约进餐习俗联系起来加以评论。一个比较引人入胜的叙说方式是探讨一下希特勒私家生活对战前美国读者和观众所具有的吸引力，因为正是这一点才使得他们对于美国大兵从德国带回来的战利品分外着迷。那时《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些有关贝格霍夫别墅生活的吹捧性文章（其他很有威望的报刊也是如此），使读者对于元首优雅的生活细节和爱吃醋栗馅饼的饮食习惯分外着迷。借助于这一点，可以深入探讨摆放在玻璃展柜中的展品同曾经为美国读者观众树立的那位独裁者形象之间的关系。然而，尽管希特勒使用过的刀叉已从收藏之处公开现身，但是它们同美国名人新闻的关联仍然秘而不宣。

2003年11月，发表在英国《卫报》上的一篇文章揭露英国媒体不愿意调查自己当年同其他媒体串通一气，通过吹捧美化战前希特勒私家生活为希特勒打造个人魅力形象的行为。《卫报》记者西蒙·瓦尔德曼回忆说，那年初春的一个晚上，他的岳父自豪地拿出了一件传家宝——1938年11月版《家居与园艺》杂志，向他展示一篇有关他父亲设计的现代风格平房的特写报道。瓦尔德曼在翻阅那本杂志时发现了《希特勒山中家园》一文，那是艾格纳修斯·裴瑞撰写的瓦氏小木屋专访报道。瓦尔德曼惊讶地看到英国室内装饰杂志居然像时髦设计杂志一样刊登有关希特勒的报道文章，于是便对文章进行扫描处理，将它上传到他的个人网站上。出乎他的预料，介绍希特勒的私家生活那几页内容吸引了全世界数万读者，于是他便给那家杂志编辑伊索贝尔·麦肯兹-普莱斯写信，询问是否可以为他提供有关那篇文章的更多信息。那位女编辑声称瓦尔德曼侵犯了该杂志文字与图像版权，迫使他删除了网站上的扫描图文内容。

随后瓦尔德曼把他与女编辑之间的通信内容上传到网站上，引起读者的更大兴趣。在由此引发的在线讨论中，裴瑞的真实姓名得到确认：威廉·乔治·菲茨杰拉德。但是其他信息一概不明。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文章作者一直同情支持希特勒的信念，他有可能从未到过瓦氏小木屋，只是根据纳粹宣传材料拼凑成一篇献媚吹捧性的文章。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史学家对瓦尔德说，那篇文章配发的照片实际上是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拍摄的，其版权并非归《家居与园艺》杂志所有。后来瓦尔德曼又将照片上传到个人网站，但是没有上传那篇文章。报道希特勒私家生活的那篇文章受到封查的消息被各大新闻网站披露，而且还进一步由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戴维·S.维曼大屠杀研究所在国际上广泛报道。该研究所组织70名大屠杀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签名请愿，要求拥有《家居与园艺》杂志的IPC传媒公司（英国最大的传媒集团）“正视过去”，将那篇文章公之于众。出版商态度缓和下来，承认无法确定版权归属，并不反对复制那篇文章。维曼对此回复感到不满意，坚持要求IPC传媒公司就当年把希特勒描述为“园艺家和美食家”、树立希特勒正面形象一事负起责任。当时希特勒的国家正在公开残害犹太人。在同维曼研究所经过一番讨论之后，IPC传媒公司发表一份声明，承认对于《家居与园艺》杂志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纳粹宣传欺骗感到非常震惊。另外IPC传媒公司还指出，“世界上大部分新闻媒体”都遭到过类似欺骗。

由瓦尔德曼引发的国际争论重点是新闻人应负的责任，但是对读者观众所言甚少。战前在德国境外刊发的一个有关希特勒私家生活的报道，不仅反映出外国媒体愿意传播吹捧那位独裁者的新闻报道，而且也说明存在着一大批热心读者。大体上发表纳粹宣传文章的菲茨杰拉德可以把他撰写的东西兜售给许多媒体，其中既有探讨世界事物的杂志，也有通俗养狗杂志，这反映出相关读者市场需求确实很大。外国新闻界在粉饰希特勒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必须加以认真剖析。另外一个重要环节是不要忽略全世界报刊读者愿意相信虚假掩饰之词这样一个事实。全世界数万名读者访问浏览过瓦尔德曼上传的希特勒页面内容。后来又把这些页面内容上传到其他网站上，这说明还有许多人对这样的内容感兴趣，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批判态度。《家居与园艺》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自重见天日以后经常被上传到网站上，当作揭秘希特勒山中静居隐身之地的第一手可靠报道文章来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年轻一代正再次通过那位在1938年就曾经误导过读者的假新闻记者了解“瓦氏小木屋里的乡绅”。65年以后，歪曲事实的希特勒私家生活形象继续在欺骗着世人。

致谢

在追寻希特勒私家生活遗迹的过程中，我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来到了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一路上遇到的尽是热情好客和慷慨相助的善举。迪特尔和马吉特·乌姆劳夫把我热情迎进他们的家，跟我讲述他们的家史。查尔斯·特纳多次提供很有价值的资料。弗朗茨·安德烈朗让我有机会查阅封存已久的戈尔迪·特鲁斯特的个人文件，尼诺·诺迪亚帮助我在尚未编目的馆藏文献中查找适用的资料。理查德·赖特向我讲述当年的往事，并回答了我提出的有关上萨尔茨堡的一些问题。哈拉尔德·福罗恩多弗亲自带我参观了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大楼。我感谢他们所有的人使我能够顺利开展研究，并使我的研究内容进一步丰富起来。

我的研究寻访之旅得到了格尔达·亨克尔基金会、格雷汉姆美术高级研究基金会、德国学术交流服务中心（DAAD），以及布法罗大学鲍尔迪法律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慷慨资助。作为莱斯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我很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觉，能够与其他学者密切合作，在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细心周到的协助下开展学术研究。承蒙迈阿密海滩市[1]的沃尔夫森-FIU博物馆为我提供了研究员职位，使我得以在乐于助人的馆员协助下对第三帝国收藏品开展研究。我对于这些支持我研究工作的各家机构表示深深的感谢。布法罗大学同样慷慨大度，准许我延长假期，使我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并写成此书。我特别要感谢罗伯特·施伯雷、奥马尔·可汗和威廉·马克多奈尔使这一切成为现实。我还要感谢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希米连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的波西·多格拉马西，这是我在德国遇到的一位最理想的学术东道主与合作伙伴。

从最初酝酿构思到最后写成书稿，我从许多同事的睿智和学识中受益颇多。他们在关键时刻给予我鼓励，并为我提供反馈意见。在此我要感谢丽奥拉·奥斯兰德、理查德·贝瑟尔、乔伊·加里科、詹姆斯·范戴克、肖恩·弗朗泽尔、戴安娜·哈里斯、希尔德·海嫩、吉斯·霍尔茨、艾迪娜·梅耶-马里尔、芭芭拉·米勒·莱恩、芭芭拉·宾纳、莱斯利·托普和丽贝卡·左拉克等人的热情支持与帮助。戴维·威尔贝利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DAAD德国学夏季研修班促使我重新思考叙事手法在我的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特别感谢莱斯大学的彼得·考德维尔、克里斯丁·艾姆登、卡洛琳·拉文德（当时任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乌维·斯坦纳、萨拉·怀廷和劳拉·威尔登萨尔。慕尼黑市艺术史中心研究所的克里斯丁·福尔美斯特和埃利斯·劳特巴赫，以及负责联合工作坊档案管理工作的米凯拉·拉莫特-戈茨让我分享了他们的专业学识，并指引我查阅新的文献资料。

在本书反复修改、润色整合的最后阶段，我更是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的卡伦·菲斯和德保罗大学的保罗·贾斯科特这两位专家读者以其真知灼见和渊博学识使书稿增色不少。我还有幸同两位杰出编辑共同合作：米歇尔·考米的信心与热情将这个研究项目成果带到了耶鲁大学出版社；凯瑟琳娜·伯勒的专业水准和理解能力使这一研究成果得以顺利出版。我还要感谢目光敏锐的玛蒂娜·卡马和劳拉·亨斯雷，她们分别从德语和英语视角识别出偶尔出现的不合适词语，并给予适当处理。海蒂·唐尼和玛丽·梅耶在本书制作过程中给予了熟练的专业指导。格雷汉姆基金会再次给予大力支持，赞助了一笔出版费用。

最后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那一封封明信片和共同分享的回忆，我的研究寻访之旅又会是怎样的呢？我要对我的亲朋好友们说，谢谢你们往来不断的信函，时时刻刻的关爱，还有那不绝于耳的爽朗笑声，千万次真诚地感谢你们。

【注释】

[1] 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一城市。——译者注

Table of Contents

- 希特勒的私家生活

- 上篇

- 第1章 结束漂泊希特勒定居有家——1928年后单身汉希特勒的转变

- 第2章 总理的日常生活——旧宫殿里的新政权

- 第3章 精心设计的室内装饰——1935年摄政王广场公寓改造修缮工程

- 第4章 从瓦氏小木屋到贝格霍夫别墅——帝国的私家面孔

- 第5章 戈尔迪·特鲁斯特——希特勒的另一位御用建筑师

- 下篇

- 第6章 竞选政治与打造希特勒私生活形象

- 第7章 阿尔卑斯山的诱惑——纳粹宣传与深山中的希特勒

- 第8章 贝希特斯加登的乡绅——打造神话的外国新闻界

- 第9章 战争风云与英语媒体如何评价私家生活中的希特勒

- 第10章 地堡里的秘密——轰炸、劫掠与再造希特勒私家生活神话

- 第11章 阿道夫再也不住这里了——希特勒宅邸的麻烦后事

-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