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有的习惯：18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英）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著；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光启文景丛书／陈恒主编）

书名原文：Customs in common: 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

ISBN 978-7-208-15974-7

Ⅰ．①共…　Ⅱ．①E…②沈…③王…　Ⅲ．①群众文化－文化史－研究－英国－18世纪　Ⅳ．①G24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46208号

书名：共有的习惯：18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

作者：【英】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

译者：沈汉　王加丰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谭宇墨凡

排版：欣博友

ISBN：978-7-208-15974-7/K·2873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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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S IN COMMON

Copyright © 1993 by E. P. Thompso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New Press, New York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说明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由徐光启（1562—1633）为代表的回溯“汉学”、追求“西学”的学术思潮，看作中国近代思想的开端。正是以徐光启为首的一代人，立足中华文化，承续学术传统，致力中西交流，展开文明互鉴，在江南地区开创出思想文化的新局面，也遥遥开启了上海作为近现代东西交流、学术出版的中心地位。有鉴于此，我们秉持徐光启的精神遗产，继承和发扬其经世致用、开放交流的学术理念，创设“光启文景丛书”，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努力构筑优秀学术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台，展示当代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同时，大力引介高质量的世界学术精品，既在自身文化中汲取活力，又积极把自身文明带到世界前沿，以高水准的国际性成果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

丛书推重“经世致用”，即是注重文化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既促进学术价值的彰显，又推动现实关怀的呈现。本丛书以学术为第一要义，所选著作务求思想深刻、视角新颖、学养深厚。同时也注重实用，收录学术性与普及性皆佳、研究性与教学性兼顾、传承性与创新性俱备的优秀著作。以此，关注并回应重要时代议题与思想命题，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与世界学术的交流对话中，努力打造和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及其话语体系，为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贡献绵薄之力。

丛书推动“东西交流”，即是注重文化的引入与输出，促进双向的碰撞与沟通，既借鉴西方文化，也传播中国声音，并希冀在交流中催生更绚烂的精神成果。丛书着力收录西方古今智慧经典和学术前沿成果，推动其在国内的译介与出版；同时也致力收录国内优秀专著，促进其影响力的提升，发挥更大的文化效用；此外，还将留意海内外学者具有学术性、思想性的随笔、讲演、访谈等的整理汇编，结集出版，建构思想操练和精神对话的空间。

我们深知，无论是推动文化的经世致用，还是促进思想的东西交流，本丛书所能贡献的仅为涓埃之力。但若能成为一脉细流，汇入中华文化发展与复兴的时代潮流，便正是秉承光启精神，不负历史使命之职。

丛书创建伊始，事务千头万绪，未来也任重道远。本丛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民俗诸多人文学科，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本丛书综合译、著、编于一体，也需要多方助力协调。总之，丛书的顺利推进绝非仅靠一己之力所能达成，实需相关机构、学者的鼎力襄助。谨此就教于大方之家，并预致诚挚的谢意。

清代学者阮元曾高度评价徐光启的贡献：“自利玛窦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近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追慕先贤，知往鉴今，希望通过“光启文景丛书”的工作，搭建起东西文化会通的坚实平台，打造上海乃至当代中国学术高原的瞩目高峰，以学术的方式理解和阐释中国，阅读与走向世界。

“光启文景丛书”编委会

2017年8月1日

献给非凡的民俗学家

马丁·伊夫（Martin Eve）

目 录

代序：E. P. 汤普森

前言和致谢

第一章　导论：习惯与文化

第二章　贵族和平民

第三章　习惯、法律和共有的权利

第四章　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

第五章　道德经济学的再考察

第六章　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

第七章　买卖妻子

第八章　喧闹游行

索　引

译者说明

代序：E. P. 汤普森(1)

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是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发表多部重要的社会史著作的同时，就当代政治、讲演、讨论和论战等一系列广泛的学术和非学术主题都发表了作品。本书收集的主要是限于他作为一个研究18和19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的作品。尽管最后摘引的资料既有在他的书斋中收藏的家族文件，也有在英帝国广阔的地域内的资料，而他所论及的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收入本书最后的几乎一个世代以前所写的两篇短论中，他提出了对于他正在论及的传统和他有同感的其他著作的看法。

起初，爱德华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有学者派头或学院派的学者，只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历史学家。除了历史著作以外，他还发表了一部小说和一系列的诗歌，它们中绝大部分已被收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一卷文集中。他还写了大量关于早期浪漫主义时期作家的文章，他最后完成的是对威廉·布莱克的研究著作。

1924年爱德华出生时，他的家庭主要是在英国以外的地方生活和工作。他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Edward John Thompson）当时作为卫理公会传教士在印度的事业已接近尾声。他是一个诗人兼学者，战时曾作为随军教士一直在美索不达米亚服务，并因在前线英勇表现被授予军人十字勋章。战争期间当他在巴勒斯坦休假时，遇到了出生于美国传教士家庭在贝鲁特长大的女子西奥多西亚·杰索普，并和她结婚。杰索普后来回到美国去做研究工作并短期在瓦萨学院任教。当他俩回到印度后，约翰·汤普森重新开始了对孟加拉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并同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建立了联系。到小爱德华（即E. P. 汤普森）出生时，他们回到英格兰，此时他们的长子威廉·弗兰克已经4岁了，而老爱德华当时受聘于牛津大学教孟加拉语。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间，他保持并发展了自己与印度文化和政治的联系，并成为英国印度独立运动支持者的主要代言人之一。

因此，E. P. 汤普森成长在一种国际主义的氛围之中。孩提时代，他在黎巴嫩和美国生活过，同时在欧洲度过通常的家庭节庆日。17岁时，他应征入伍，并在1942年被派到非洲，并从那里去了意大利。在意大利他参加了卡西诺战役。他的21岁生日是在意大利山腰的值勤中度过的。1945年他回到英国，并在那年的秋季入读剑桥大学圣体学院。

他所受的教育、他战时的经历，或许还有他的气质，使他从心底批判社会现存权力结构及其制度。当时，只需要两年的学术研究就可以获得一个战时学位，于是他选择了攻读战时学士学位，并且凭他一流的成绩取得的奖学金进行了第三年课程的单独研究。他把这一年时间用于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并且对许多历史哲学家进行了探索（包括维科和马克思）。尽管获得的是历史学学位，他首要的爱好恐怕还是文学，特别是诗歌和戏剧。他在1946到1947年间开始为成人教育班讲授历史课程时，经常谈及文学。他从未把历史看作是文学研究的“背景”，或者简单地把文学看作历史资料的来源。不管怎样，正如研究过去社会的任何其他方面那样，他确实把内容看作理解艺术作品最根本的东西。

他的第一部大部头的著作是1953年出版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它是第一部并且至今仍然是最彻底的一部考察莫里斯的政治学的研究作品。汤普森认为莫里斯的诗歌和设计是和他的政治和哲学观念分不开的。这也开始了他终生的工作，即对英国艺术和政治中的浪漫主义的探究。关于对莫里斯考察的著作，是他第一次转向涉及以某种机械的和目的论的形式来确定历史表象的作品。他发现它们不仅存在于政治和经济史的主流中，而且也存在于他正在写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方面面中。多年以后，他在发表在《激进历史评论》上的采访记中，在回答“为什么一个威廉·莫里斯的传记作者转而在《辉格党和狩猎者》（Whigs and Hunters）中去写温莎森林的生态学”这个问题时，他说：

这产生于贯穿我所有著作的一种成见，甚至在我看出它的……意义之前，根据这种成见，我注意到马克思有一种真正的沉默寡言，它存在于人类学家愿意称之为价值体系的领域中。

如他所认为的那样，问题存在于：

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词汇的退化——它的敏感性的枯竭……（如果你喜欢的话）富于想象力和热情的整个领域的挤压，充满在威廉·莫里斯的晚期著作中……发达工业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造成的伤害，将限制作为初民经济学的人际关系。马克思……设想了革命的经济人。但是，特别在早期马克思那里，它也是含蓄的，而这种伤害从根本上限制了作为“经济的”人。[1]

写作《威廉·莫里斯》时，正值爱德华取得他的第一个教职，他担任了利兹大学院外系导师组织者，为期5年。起初，他把这看作是一个短期的工作——他一开始便决定只干5年——以取得一份收入，这时他取得了作为一个自由作家的经验和联系。事实上，他在那里待了17年，在这个时期，汤普森的3个子女都出生了。

在约克郡西雷丁区的成年人教育工作、左翼政治、战时军队中的经历，以及他对于口传和记载下的文化深深的兴趣和关注，在不同层次上于他的第二部著作，即1963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中得到表现。这仍然是他的一部名著，自出版以来始终没有停止发行。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后，他在新建的沃里克大学取得了一个大学校内职务。他在那里担任了社会史研究中心的第一任主任。他在沃里克全心投入对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育工作。7年之后，他终于能够重新做一个自由作家。这时他的子女已经长大，而他的妻子可以去做全职工作。总之，因为不再要求他从事教师工作，他卷入了197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欧洲和平运动。随后，他从这个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在最后的5年他进行了一场抢时间的战斗，当时他得出版自认为还没有完成的著作，并且要重新发表那些他希望扩展成为第一流研究著作的文章。

他对于历史编纂学或史学理论写得不多，他宁可让理论从历史和文学著作本身之中脱颖而出。唯一例外的是，他的长篇论著《理论的贫困》（Poverty of Theory）采用了一种特别的系列论题的式样。他感到，这严重地抑制了对主题创造性的探索。他时常表示，他和他从事的历史学总的说来受惠于马克思，但是，对于把自己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越来越踌躇。他喜欢说，他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写作。他总是坚持：对于考察社会结构，阶级是一个有巨大价值的概念和工具。但是，他怀疑把它用于许多封闭的和自我确证的理论体系。有一次他说：“如果经过了数个世纪，我们还一直在谈论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恐怕是令人奇怪的，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无论如何，如同他的著作表明的，他确实发现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冲突的定义在分析历史的许多方面的价值。尽管他习惯于用法西斯主义的例子说明还存在其他的东西，但是他感到那并没有解释的力量。

目前有好几本讨论爱德华·汤普森著作的书籍正在印行，而他的绝大多数重要著作仍然在重印。

多萝西·汤普森

注　释

[1] Mahro, Visions of History, New York, Pantheon, 1984. pp. 20, 21—22.

(1)　这是汤普森夫人应邀在2000年8月特地为本书中译本写的序言。

前言和致谢

本书的多个研究论题旨在构成一个密切相关的论证，对此在导论中已反复陈述。可是，我花费了比我曾设想过的要长得多的时间才完成了它。它开始于20多年前我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后不久写成的关于“时间”和“道德经济学”的著作。之后，它被关于18世纪刑法的著作［它们是《辉格党和狩猎者》以及和沃里克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同仁合写的《阿尔比恩的致命之树》（Albion's Fatal Tree）］耽搁下来。然后，到了1980年代初，因为“第二次冷战”的发生以及和平运动的强烈需要，我再一次转变了方向。我对此并不后悔：我确信，和平运动对于驱散降临到政治和精神生活每个领域的乌云一般的冷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些困难（同时也因我健康状况不佳）严重地拖延了本书的写作。

现在我该解释一下，我对连贯地阐述这个论点做了些什么。有两章是早期发表的此次出版时未加修改的论文。这便是最初发表在1967年12月《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38期上的《时间、劳动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和发表在1971年《过去和现在》第50期上的《18世纪英国群众的道德经济学》（以下简称《道德经济学》）。就第一篇论文而言，因为当有趣的关于时间问题的新著完成时，看起来并不要求对我的文章作任何重大的修正。由于别的原因，我把《道德经济学》保留下来。这篇论文一直被广泛地讨论、批评并得到发展，一些论点被以后的研究超越。最初，我努力地去修改它，使它跟上最新的研究成果。但是，这证明是没有希望的苦差。它是对最初目标的一种怀旧活动。我发现，我正在修改一个其他学者已对它作出许多评论的文本。因此，我重新发表最初的论文，并写了一篇全新的、篇幅更长的论文《道德经济学的再考察》，在该文中，我回答了某些批评，并回应了其他人提出的问题。

书中其他的专题论文，既有经过大量修改的旧作，也有在这里初次面世的新作。《导论》与《贵族和平民》收入了最初在《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1974年夏季第7卷第4期发表的《贵族社会，平民文化》和1978年5月在《社会史》（Social History）第3卷第2期发表的《18世纪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些段落。短文《喧闹游行》，最初以《“喧闹游行”：英国的沙里瓦里》为题发表在1972年3月至4月第27年第2期《经济、社会、文化年鉴》（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上。我感谢编者和杂志允许我利用这些资料。

我还要感谢那些研究所和同事，他们接待我并向我提供教学以及在如此长时间里与历史学职业保持联系的机会。这包括若干所美国大学（匹兹堡、拉特格斯、布朗大学和达特莫斯学院），同时还有一系列印度大学以及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道格拉斯·罗布爵士讲座。我特别感谢三所大学冒着风险邀请我去访问——当时我已经荒疏了——使得我能够在长期转而投身和平运动之后，恢复我学者的声誉。这些大学中，首先是安大略省金斯顿的女王学院（在1988年）邀请了我；曼彻斯特大学在1988年至1989年授予我西蒙高级研究员的身份，而拉特格斯大学在1989年至1990年任命我为拉乌尔·瓦伦伯格杰出访问教授，在历史分析中心工作。没有这种慷慨的帮助和有共同思想感情的同事的促进，我恐怕已失去与自己职业的联系。最后，我热忱地向伯明翰大学表示感谢，它授予我人文高级研究学院院士的身份，向我提供图书馆和研究的便利条件。

如果我打算向每一个向我提供咨询的人（例如关于“喧闹游行”和“卖妻”）表示感谢，那么这个前言将会长达几页。在某些情况下，我已在我的注释中向提供者致谢。我必须因忽略了其他人而请求原谅。在那些曾提供信息或与我交换意见的人中，有：John Beattie、已故的Kathleen Bumstead、Andrew Charlesworth、Robin Clifton、Penelope Corfield、Anna Davin、Natalie Davis、Isabel Emmett、已故的G. Ewart Evans、John Fine、John Fletcher、Vic Gammon、John Gillis、Inge Goodwin、Jack Goody、已故的Herbert Gutman、Julian Harber、Brian Harrison、J. F. C.Harrison、Martin Ingram、Joan Lane、Louis Mackay、已故的David Morgan、Polly Morris、Bryan Palmer、Alfred Peacock、Iorwerth Prothero、Arnold Rattenbury、Ruth Richardson、John Rule、Raphael Samuel、Peter Searby、Robert Shenton、Paul Slack、Len Smith、Michael Sonenscher、Joan Thirsk、Keith Thomas、Dror Wahrman、John Walsh、E. R. Yarham、Eileen和Stephen Yeo。还应当特别感谢已故的E. E. Dodd，他在公共档案局为我承担了许多捜寻资料的工作。还要感谢Malcolm Thomas（现任尤斯顿路友好大厦图书馆馆员），他所给予的服务使我有幸得到了一个研究助手；感谢Andrian Randall、Wendy Thwaites和John Walter，因为他们敏锐地批评了我关于“道德经济学”的原文；要感谢先前合作编辑《阿尔比恩的致命之树》的Douglas Hay和Peter Line baugh，因为他们提供了关于法律、刑法和许多其他问题的建议；感谢Robert Malcolmson和Rex Russell，因为他们慷慨大方地就卖妻和农业事务提供咨询；感谢Roy Palmer，他分享了无穷尽的关于民谣和诽谤文献的专门知识；感谢Nicholas Rogers，因为他使我接触到他尚在写作的关于伦敦和地方民众的还未完成的著作；并且感谢Jeanette Neeson，她很快就要发表的关于18世纪平民的著作将改变对那个世纪农业和社会史的理解，并且感谢深深地受惠过的那些具有洞察力的人。还要特别感谢Eveline King，她熟练地辨认我多次修改过的手稿并为我打字；感谢两位多年的朋友，他们是我在美国的出版商、最近直接创意“众神图书”（Pantheon Books）的André Schiffrin，此先在兰登书屋的实利主义政策之下是完全不可能的；以及英国默林出版社的马丁·伊夫，他在我每次遇到困难时帮助了我。他们两位对我长期的拖延，始终表现出特别的耐心并给予鼓励。最后，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一直是我工作的帮手，她在超过40年的时间里分享我的兴趣，并在每一章打印出来后加以评论。若没有她的各种帮助，这部书恐怕无法完成。

我还要向在我的注释中提到的图书馆和郡档案馆致谢。这些当然包括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出版物部和公共档案局。由于得到了英国文书局主管官的同意，阅读了公共档案局中王室拥有版权的正式文本案卷，并感谢被允许复制图5和图7。我还要向塞西尔·夏普府邸的图书管理员致谢；向乔姆利侯爵致谢（他允许我利用乔姆利（霍顿）文件，现收藏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向密歇根州安阿伯的威廉·L.克莱门特图书馆的管理员致谢，因为允许我查阅谢尔本伯爵的文件；向尊敬的圣阿尔德温伯爵致谢（因为允许我使用查尔斯·威瑟斯文件）；向马尔伯勒公爵阁下致谢（因为允许我使用收藏在布伦海姆宫的森德兰伯爵的文件）；向克劳福德勋爵致谢，因为他允许复制图29和图30，并且向在注释中和正文中所有提供其他资料的人表示感谢。第127页（页边码）引自A. W. B.辛普森（A. W. B. Simpson）的《土地法史》（A History of the Land Law，牛津，1986年第二版）的段落得到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许可。我还要向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出版物部致谢，因为他们允许我复制他们藏品中的资料作为插图。

1990年12月于伍斯特

第一章　导论：习惯与文化

本书中的所有研究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与“习惯”（custom）这一主题相联系，而习惯，在18世纪和进入19世纪时表现为劳动人民的文化。我的论点是：习惯意识和习惯做法在18世纪表现得特别强烈，实际上，某些“习惯”是晚近创造的，并且实际上是在要求新的“权利”。研究16世纪和17世纪的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在18世纪，连同巫术、妖术和类似的迷信行为，习惯的使用是衰落的。人民受到上层意欲“改革”民众文化的压力，读写取代了口耳相传，并且启蒙（据说）也是从地位优越的等级向从属等级渗透的。

但是，“改革”的压力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而在18世纪，人们看到，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之间拉开了极大的距离，相互间极为疏远。彼得·伯克在他富于启发性的研究著作《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1978）中指出，这种距离是欧洲普遍的现象，而结果之一是民俗学的出现。社会上层反应敏锐（或感觉迟钝）的观察者，派出了调查团去视察下层平民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并记录下他们各种奇怪的习俗和仪式。在民俗研究脱颖而出之时，这些习俗已逐渐被视为“古俗”或遗风，而民俗学的伟大先驱约翰·布兰德（John Brand）认为有必要在他给《民众古俗观察》（Observations on Popular Antiquities）作序时，对其关注之事进行辩解：

……没有什么与我们的调查无关，更没有什么不值得我们一顾，即便涉及最贫穷的民众；那些处于最底层的小人物，他们在人类的政治事务中并非是最不重要的。[1]

因此，民俗学在最初就表现出屈尊俯就的距离感和从属感（布兰德指出，国家行政组织的那种傲慢和必要性，已经“把人类分割为……各种不同的从属物种”），而且视习惯为某种残存之物。在150年中，收集者偏爱的方法是把这些残存归为“俗艳的习俗”，它们只能在遥远的乡间找到自己最后的藏身之处。如19世纪末一位民俗学研究者所写的，他的目标是记叙：

那些仍旧停伫在本国土地的偏僻处和角落，或者在我们繁忙的都市生活进步的进程中仍然残存的旧习惯。[2]

我们感谢这些收集者仔细地描述了祭水神节、献堂纪念节或是庆祝收获完成的节日，或者甚至还有喧闹示威游行的例子。但是，因为将（为数众多的）习俗视为不连续的残存物，我们缺失的是从整体出发来思考习俗的强烈意识（尽管它有许多表现形式），习惯并不倚仗别的事物，而是自成一类——是环境、心态，是有关话语、合法性和期望的一整套词汇。

在较早的数个世纪中，“习惯”一词用来涵盖现在用“文化”一词所涵盖的许多内容。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弗朗西斯·培根把习惯视为被劝导的和积久渐成的惯性行为：“人们入教、抗议、承担义务、说大话，周而复始。好像他们是无生命的肖像，或者只是为习惯的车轮推动的机车。”那么，对培根来说，问题是要使人尽可能在年轻时养成较好的习惯：

由于习惯是人生主要的法官，要用一切手段使人努力养成好的习惯……习惯从青年时代开始培养是最完美的；我们称之为教育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早期习惯。

培根没有考虑到劳动人民，但是100年之后，像培根那样十分确信“习惯是侵犯我们的暴政”[3]的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极其缺乏善意地对待任何的教育普及。“人民群众”有必要“使他们的身体适合劳作”，既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了供养那些十分幸运的无所事事者、悠闲者和逍遥者：

为了能在最破陋的环境中使社会幸福、人民舒适，这要求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应当既贫穷又无知。知识扩展着并成倍地增加我们的欲望……因此，每个国家和王国的繁荣和幸福，要求贫穷劳动者拥有的知识应当限制在他们的职业范围内，并且永远不要超出（由于事情很明白）与他们的职业有关的内容。一个牧羊人、庄稼汉和任何其他的农民对世界以及与他的劳动或雇佣不相干的事情了解得越多，他便越不可能以兴致勃勃和满足的态度从事疲劳而艰辛的工作。

因此，对曼德维尔来说，阅读、写作和算术“对贫民极其有害”。[4]

如果不给众多的“贫民”（the“poor”）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别无他法，只得回到口头传播，如此也就带着“习惯”的沉重负担。如果说剥离了它们所处的环境的19世纪民俗残余未能意识到习惯是一种环境和心态的话，它也忽略了在每天和每周一成不变的劳动中许多习惯的理性功能。某些时候，许多习惯是由民众的压力和抗议而被支持和强制实行的。“习惯”在18世纪无疑是个“好”词：英格兰长期以来一直以其美德和古老而骄傲。[5]它还是一个尚在使用中的词。如果说“习惯”沿着一条道路传达了我们今天将其归之为“文化”的众多内涵，那么，习惯则沿着另一条路线与普通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法律源于民众的风俗或习惯做法：习惯做法被归纳为规则和先例，它在某种情况下被编纂成法典并可以在法律上被执行。

最重要的例子便是地方法（lex loci），即采邑的当地习惯。这些习惯的记录在某些时候只是保存在上了年纪的人的记忆中，除非被成文法宣布无效，否则就始终具有法律效力。[6]这在第三章有充分的讨论。还有一些工业团体，对他们来说，习惯被宣称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如康沃尔的锡矿工人，他们有锡矿法庭；迪恩森林的自由矿工，他们有“丹尼斯手册”。[7]迪恩矿工所主张的权利可能从13世纪沿袭而来，但是，“矿工的法律和习惯”是在1610年的一次审讯中被编纂成法典的，当时48名自由矿工记载下了他们的习惯做法（在1687年第一次付印）。一种行业或职业经常援引的“习惯”表明，在如此长时间内实施的习惯做法已经带有特权或权利的色彩。[8]因此，在1718年，当西南部的布商试图把每匹织物拉长半码时，织工抱怨说，他们的行为“违反了自远古便有的法律、习俗和习惯”。而在1805年，伦敦的印刷工人抱怨说，雇主通过“对习惯法提出质疑或否认习惯法，以及通过不承认此前一直是唯一依据的公认的先例”[9]，来欺骗他们的愚昧的雇工。在工业革命开始时期，许多著名的斗争对于习惯的攻击与对工资及工作条件的攻击同样多。边码5页

这些习惯中绝大部分可以称为“有形的”：它们以某种形式编纂起来，或者说它们能被精确地加以解释。但是，由于平民文化在许多乡绅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所以其他的习惯人们很少注意。处于布莱策主教保护下的梳羊毛工，处于圣克莱门托保护下的铁匠，处于圣克里斯平保护下的鞋匠，他们行业的游行仪式和典礼过去一直被写进每年团体活动的日程表，在18世纪仍然可以在行加冕礼和周年纪念这些特别的日子举行。但是，在19世纪，这些游行仪式无法得到两相情愿的“行业”支持，雇主和法人团体害怕这些仪式会借机带来高涨的情绪和骚乱（有时的确如此），[10]而且，纪念圣克莱门托的活动不是在街道上而是在行业俱乐部或在酒馆的互助会会议上举行的。[11]

这是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贵族和平民文化分裂的征兆。[12]很难不从阶级角度来看待这种分裂。一位感觉敏锐的民俗研究者G. L.戈姆（G. L. Gomme）把民俗看成属于人民的习惯、仪式和信仰——

而且这些风俗与国家和民族认可的习惯、仪式和信仰之间常常有明确的抵牾。这些习惯、仪式和信仰绝大多数是由传统来保持着活力……它们能够保存下来部分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即广大人民群众并不属于那种高于他们，且并非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文明。[13]

18世纪，习惯是赋予几乎任何请求权、习惯做法和惯例的合法性的修辞。因此，未编成法典的，甚至编成法典的习惯处于不断的变动中。“传统”一词使人联想到的是稳定持久，而与此截然相反，习惯是一个变动的充满争论的领域，对立的利益集团在此提出冲突的要求。这便是为什么一个人必须像对待普遍原理那样也对“民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保持警惕。如果从已经影响了社会历史学家的人类学转向来看，或许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观点是，把这种文化看作“一种共同的意义、态度和价值体系，以及它们被呈现的象征形式（演出、艺术品）”。[14]但是，文化又是包含形形色色信息源的水塘，其中在书面和口头、上层和底层、乡村和都市之间互相往来交流；它是一个冲突因素的竞技场，它要求某种强制性的压力（例如民族主义、流行的宗教正统观念，或是阶级意识）采取“体制性”的形式。并且，实际上，正是“文化”这个词及其对一致同意的乞求，足以分散人们对社会和文化中的矛盾以及整体中的裂痕和对抗的注意力。

在这一点上，对“民众文化”的一般性概括就显得空洞，除非坚定地把它们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披上“习惯”这个华丽辞藻外衣的平民文化（the plebeian culture）（一词），它作为本书的中心论题，无法自我定义或是不受外部影响。面对贵族统治者的约束和控制，它采取了防守姿态。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峙和谈判将在第二章中探讨，随后是习惯心态和富于革新精神的心态（“市场”）之间冲突的案例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我希望“平民文化”成为一个更为具体的和便于使用的概念，不再处于“意义、态度和价值”的空中楼阁，而是处在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剥削和抵制剥削的工作环境）和权力关系（被家长制和服从的礼仪所隐蔽）的具体均衡中。（我希望）通过这种方法使“平民文化”处于它适当的有实际意义的住所中。

让我们扼要地叙述一下18世纪平民文化特征的要点。作为一种演变中的事物，它显示了通常被称为“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在乡村社会中，同时也在人口密集的工业区和矿区（西英格兰的纺织工业区、康沃尔的锡矿区以及英格兰中部烟雾弥漫的工业区），存在着大量习惯定义和期望的传承。学徒制作为掌握熟练技术的一种传承方式，并不限于它形式上的工业含义。它也是一种代际传递的机制。儿童履行着家务职责，首先是为了她的母亲（或祖母），然后（常常）是作为家内或农场雇工，而去做学徒。而一个从事哺育孩子工作的年轻母亲，她是社区中年长妇女的学徒。在没有正式学徒制的行业中情况也是如此。而伴随这些特别技能入门培训而来的，则是对社会经验或社团共同智慧的学习。尽管社会生活在变化，尽管流动如此频繁，但变革仍然尚未达到可以假定相继的每一代人的视野会发生差异的那种程度；文化促进（和疏远）以及正规教育的发动机还没有达到可以插手干预这种代际传递的程度。[15]

惯例和规范都在缓慢发生变异的习惯环境中代代相传。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口耳相传，以逸事的戏目和故事的样本而永久不灭的；在口述传统为书面文字的发展所补充的地方，流通最广泛的印刷品，诸如廉价文艺小册子、历书、诽谤作品、“临终讲演”和对犯罪逸事的叙述，都倾向屈服于口头文化的期望，而不是作为替代物对它进行挑战。

这种文化，无论是以消遣的形式还是以抗议的形式，都非常活跃地传播了（或许还生成了）仪式化或程式化的行为。甚至可能地理上的流动连同扫盲的发展实际上还扩展了这些形式的范围并使它们分布更广：“限定价格”是粮食骚乱的主要行动，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第四章）；通称为“卖妻”（wife sale）的离婚仪式，其起源地并不明确，但似乎其影响已散布到全国各地（第七章）。喧闹游行的证据表明（第八章），在一些更为传统的社区中——而这些绝不总是乡村社区——十分强大的社会和道德规范的自我激励力量在运转着。这一证据可以表明，越轨行为在某个程度内是可以得到宽容的，超过了那个程度，社区便要试图把它自己继承下来的期望强加于违规者，并试图认可婚姻角色和性行为。无论如何，甚至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保持谨慎：这并不完全是“一种传统文化”。以这种方式被保护的规范，与教会或当局诏示的那些规范并不一样；它们被限定在平民文化自身之内，而用以针对声名狼藉的性罪犯的羞辱仪式，同样可以用来针对工贼，或针对乡绅及其猎场看守人、征税官员和治安法官。

因此，就其形式来说，这是一种保守的文化，它呼吁并增强传统做法。其形式也是非理性的；它们并不通过小册子、布道或讲坛诉诸“理性”；它们把暴力、嘲弄、羞辱、恐吓强加于人作为惩罚。但是，很难轻易地把这种文化的内容和目的描述为保守主义的。因为在社会现实中，随着时间推移，劳工越来越脱离传统的庄园、教区、社团和家长制政府的控制，并且远离对乡绅的直接依附。从此，我们拥有一种习惯文化，它在日常动作中并不受统治者意识形态的支配。乡绅们支配一切的统治权也许规定了某种范围，平民文化在这个范围内可以自由行动和发展，但是，由于这种统治权是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或巫术的，它在决定这种平民文化的特质时几乎没有什么作用。控制机制和统治权的概念属于法律，而不属于基督教会或君主政体的超凡魅力。但是，法律既不在城市里以宗教的名义传播姊妹情谊，也不听取罪孽深重之人的忏悔；它的主体既不念经祈祷，也不到圣者的神殿去朝拜——相反，他们阅读诽谤文章并在小酒馆畅饮，不仅毫无恐惧感，而且以一种模棱两可的赞许态度看待某些法律的牺牲品。法律会强调统治者容忍的限度；在18世纪的英格兰，它并没有进入茅舍，为寡妇的祈祷文所提及、作为圣像来装饰墙壁，或者反映一种生活观。

从此，整个世纪出现一种极有特点的悖论：我们有了一种难以控制的传统文化。平民的保守文化通常并不以习惯的名义抵抗统治者、商人或雇主试图实施的经济合理化措施和创新制度（诸如圈地、劳动纪律、未加管制的谷物“自由”市场）。创新在社会上层比在社会下层更加明显，但是，由于这种创新并不是某种不规范的中性的技术或社会过程（“现代化”“理性化”），而是一种资本主义过程的创新，对平民来说，对这种创新更经常的感受则是某种形式的剥削，或者是剥夺其习惯使用权，或者是猛烈地破坏其重要的劳动和休闲娱乐方式（第六章）。因此，平民文化便带有反叛性，但这种反叛的目的是为了捍卫习惯。被捍卫的习惯是人民自己的，而其中一些习惯事实上是建立在相当晚近的、在实践中主张的权利基础之上的。但是，当人民为抗议寻求合法性时，他们时常会回去追求一个更加专制的社会的家长式管制，并且从中挑选那些适合保卫他们目前利益的部分——粮食骚乱的参加者求助于过去的《政令汇编》（Book of Orders），并诉诸立法来反对囤积者，等等。工匠求助于过去的都铎劳工法典的某些部分（如学徒条例）。

许多劳动人民的社会身份也不明确。常常会在同一个独立个体身上发明交错的身份特性，既会很恭谦，又会表现出反叛倾向。[16]这是一个葛兰西自己关心的问题，他用不同的术语叙述过。他注意到民俗传统中的“民众道德”与“官方道德”之间的差异。他的“群众中的个人”可以说有“两种理论上的意识（或者说一种矛盾的意识）”——一种是实践的，另一种是“不加批判地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当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讨论意识形态时，他把它视之为依赖“适合于每个人的自发性哲学”。（他概括说）这种哲学有三个本源：第一，“语言自身，它是一种确定的观念和概念的总和，而不是在语法上毫无内容的单词堆积”；第二，“常识”（common sense）；还有第三，民众宗教和民俗。[17]在这三个来源中，今日绝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恐怕会毫不踌躇地认为第一点（语言）在理论上具有首要地位，因为它不仅是意识的载体，而且对于意识有本质的影响。事实上，尽管现行的语言——例如方言——很少被考察，[18]但已经很流行的是设想平民在某种意义上是被他们继承下来的语言所阻碍了，而这种继承下来的语言反过来又被视为有着不同来源但被贵族分类所固定的不同观念的拼凑之物。平民甚至被看作囚禁在语言牢笼里的俘虏，他们甚至在反叛时也不得不在宪政的、“老英格兰”的范围内行动，要对贵族领袖和家长式统治表现出顺从。

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个论点。但是，葛兰西的“自发哲学”的其他来源，特别是“常识”或实践被忽略了。因为葛兰西还坚持认为，这种哲学不只是为个人专用，而是劳动和社会关系中共有的经验，并且“隐含在一个人的行动中，把一个人与其工友联合在一起而在现实中改变真实的世界……”这样，“两种理论上的意识”可以被视为派生自同一种现实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打算生存下来，就必须顺应现状，需要按照事实上建立的秩序在世间勉强过活，并且遵循雇主和贫民监工所强加的游戏规则；[19]另一方面，来自工友及受剥削共甘苦和受压迫的邻里共有经验的“常识”，它持续地将家长制戏台上演的主题暴露在讽刺批评甚至（不那么频繁的）反叛之中。

这种文化的另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特点是，在某些领域，优先考虑的是“非经济”因素，而不是直接的与金钱有关的惩罚、交易和激励。这种特点在目前广泛的讨论中被称为“道德经济”，它是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主题。当一再考察18世纪劳动人民的行为时，人们发现需要“破译”这种行为和它表现的象征方式，并且揭示与那些对其后的工人运动作研究的历史学家所希望看到的不同的隐性规则。在思考抗议的象征性，或是在破译“喧闹游行”或“卖妻”时，人们也会有某些有人类学倾向的、关注16世纪和17世纪的历史学家的先入之见。从另一种意义上看，问题则有些不同，而且或许更为尖锐，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和非经济的习惯行为处于主动活跃且有意识的冲突之中，如对新消费模式（“需求”）的抵抗，或对技术创新或生产合理化改革的抵抗，后者威胁着要破坏习惯的做法，以及有时要剔除家庭组织的生产性功能。[20]所以，我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18世纪的社会史解读为在富于创新精神的市场经济和平民所习惯的道德经济之间的一系列对抗。

在这些对抗中，很可能看到之后产生的阶级形态和阶级意识的预兆；而旧模式分散的碎片在这种新生的阶级意识中重新复原并整合。平民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民自己的文化：它是对乡绅或教士入侵的抵御；它巩固了那些为他们自己利益服务的习惯；酒馆是他们自己的，定期集市是他们自己的，喧闹游行是他们自我管理的手段。这根本不是什么“传统”文化，而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文化。例如，它不是一种宿命论的东西，没有提供在完全被决定和限定的一生中需要的安抚和防卫。相反，它有点像流浪汉冒险生涯的故事，不仅在显而易见的意义上，即众多民众流动着，走向大海、被战争夺去生命、经历意外和冒险之旅[21]。在制造业和“自由”劳动力不断发展的地区，生活本身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中沿着一条道路前进，无法通过预先的计划来处理和避免路上的危险和不幸：死亡率、物价和失业率的波动，是人们经历的不受任何控制的外部偶发事件；一般说来，劳动人民几乎没有可用于预测的时间标注法——他们从不计划什么“事业”或是规划家庭，或是按照他们面前既定的式样去预见他们的生活，或者在有高收入的时期积蓄些资金，或是计划买下茅舍，或者在他一生中“休假”一段时间（一个青年人该懂得这样做，在一生中有一次出去“看世界”）。因此，当时机到来时，就抓住机会而极少考虑后果，正像群众在起义分子直接行动的时刻用尽力量那样，他们知道他们的胜利将仅仅持续一周或一天。

我早年曾批评使用“文化”一词，因为它倾向于促使我们趋向完全为双方同意的整体性的概念。然而，我又回到了“平民文化”的描述中，而它可能会遭到同样的批评。如果我们把“文化”作为一个松散的描述性的词来使用，可能没有大的问题。毕竟还有其他通用的描述性词语，诸如“社会”“政治”和“经济”：毫无疑问，值得时时对这些词提出质询，但是，如果在每个使用它们的场合我们都不得不忙于辩论其严格的定义，那么知识的话语恐怕真的会变得十分笨重。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应该忘记，“文化”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它把如此多的活动和属性捆成捆，这实际上可能混淆了或掩饰了这些活动和属性之间的区别。我们需要把这捆东西拆开，更加仔细地考察其各个组成部分：仪式、具有象征性的风尚、支配权的文化属性、历史上特别的劳动形式和社会关系中习惯的代际传递和习惯的演化。作为人类学家的杰拉尔德·赛德尔（Gerald Sider）在关于纽芬兰渔村的一系列卓有见地的研究中说明：

习惯做的事情在于——尽管它们可以传递意义，但它们不是对意义的抽象的公式化表述或对意义的探求。习惯无疑与生活和劳作中的物质和社会现实相联系，并植根其中，尽管它们并非仅是这种现实的派生或这种现实的再表达。习惯也许提供了一种人们可以在其中做一些恐怕难以直接去做的事情的场合……它们可以将集体行动、利益的集体调节以及情感和情绪的集体表达的需要限制在遵从同一个习惯的共同参与者所在的领域和范围内，提供一种排斥局外人的边界。[22]

如果要我指出“文化”中那些构成了今日分外引人注意的“平民文化”的组成部分，那恐怕要包括“需求”和“期望”两个方面。产业革命和相伴发生的人口革命，是彻底改变“需求”和摧毁习惯期望的权威过程中的也是历史上最伟大转变的背景。这就是“前工业”或“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最大区别。相继的数代人相互之间不再具有学徒关系。如果我们对于习惯的历史性探索需要一种功利主义的辩解的话——但我想我们不需要——那么可以从下述事实中发现有力的辩解，即这种转变，这种对“需要”的重新塑造，以及这种对物质期望界限的提升（伴随着能使人满意的传统文化的衰落），今天在所有地方都通过普遍的可以利用的交往手段，在越来越大的不可逆转的压力下持续进行着。在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和成百上千万的亚洲和非洲村庄，今天已感到了这种压力。

从我们感到舒服的“北方”视角来讨论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任何劳工史学家总是能用自利和阶级出身限制这样的辩解理由来解释为何穷人将会继续受穷。下面将再次引述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话：

如果一个社会不是同时最有效地把大批民众动员起来，并耐心地确保他们自己为他们自身以外的他人工作，这个社会不太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它会听任它的众多成员生活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中，享用他们所创造的休闲和快乐。[23]

这段文字今天依然有效：它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对话的隐性文本。然而，我们也知道，全球的期望像挪亚面对的洪水一样不断上涨，而且人类在原材料市场层面上明确自己需求和满足——以及把全球的资源都投入这一市场——的意愿也许会以生态灾难的方式威胁人类本身（包括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这种灾难的推动力将是“经济人”，无论是以古典的贪婪资本家的形式，或是以符合正统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反叛的经济人的形式出现。

由于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改造了人性和人类的需求，所以政治经济学及其革命性对手开始假设，这种经济人一直存在于各个时代。我们站在一个世纪的假设期，现在必须对这一假设提出质疑。我们永远不会回归前资本主义的人性，然而，它那不同的需求、期望和规范，可以提醒我们重新认识到人性的可能性有多么广泛。它是否甚至在资本主义的和国家共产主义的需要和期望也许都分解了，且人性被改造成一种新形式时，为我做好准备？恐怕这是用嘴吹出一场台风。它是以一种新形式吁请重新发现一种新的“习惯意识”，相继的世代将再一次处于一种互为学徒的关系之中，物质将稳定地得到满足（如果较为平等地分配的话），而唯有文化满足在扩大，且期望会与习惯的稳定状态持平。我并不认为这会发生。但是，我希望本书的研究可以说明，习惯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的运作又是何等复杂。

注　释

[1] John Brand and Henry Ellis, Observations on Popular Antiquities (1813), Vol. I, p. xxi（布兰德写作前言的年代为1795年）。

[2] R. H. Ditchfield, Old English Customs extant at the Present Time (1896), Preface.

[3]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Harmondsworth, 1970 edn.), p. 191; also p.334.

[4] Ibid., p. 294.

[5] 对1700年至1880年间习惯极好的概览，参见Bob Bushaway, By Rite (1982）。还有R. W. Malcolmson, Life and Labour in England, 1700-1780 (1981），Chapter 4，“Beliefs，customs and identities”。

[6] “与成文法对立的习惯或惯例无效”：但是，地方实施的谷物规定例外，“据说……如果习惯早于所有记忆，当地的习惯当被遵守，并且显然应当不中断其实施”：Richard Bum，The Justice of the Peace and Parish Officer (14th edition，1780), Vol. I，p.408。

[7] 关于中止迪恩森林的惯例，参见C. Fisher, Custom, Work and Mar ket Capitalism (1981）。是否有可能“丹尼斯”（Dennis）是1285年《德多尼斯条例》（Statute of De Ponis）的误用？

[8] E. J. Hobsbawm, Labouring Men (1964）中若干论文便集中地描述了习惯。还可参见John Rule, The Experience of Labour in Eighteenth-Century Industry (1981), esp. ch. 8, “Custom,Culture and Consciousness”。

[9] John Rule, op. cit., pp. 194, 196.

[10] 1837年伍尔维奇的一个店主抱怨说，在圣克莱门托日（11月23日），“一支由铁匠学徒组成的队伍穿过市镇的主要街道，大批暴民加入了这支队伍，一些人举着火炬，另一些人则以极为鲁莽的方式大量燃放烟花，系在惠特利先生的旅馆马车上的马匹……如此害怕以致……转动的马车辕杆穿透了你们回忆录作者的小店的窗户”。Memorial of Robert Wollett of Woolwich, 27 Nevember 1837, in PRO HO 73. 2.

[11] William Hone, Every-Day Book (1826), Vol. I, col. 1499; F. E. Sawyer, “Old Clem Celebrations and Blacksmiths Lore”, Folk Lore Journal, Ⅱ, 1884, p. 321; G. P. G. Hills,“Notes on Some Blacksmiths’ Legends and the Observance of st. Clement's Day”,Proceedings of the Hampshire Field Club, Vol.Ⅷ，1917–19，pp. 65–82.

[12] 关于17世纪文化的分化，可参见Anthony Fletcher and John Ste venson (eds.), Order and Disord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1985）的编者导言；而有关贵族和平民文化之间的“重大分裂”，参见Patrick Curry, Prophecy and Power: Astrolog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1989), esp. ch. 7。

[13] G. L. Gomme, 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Edinburgh，1913), entry on folklore, pp.57–59，cited in Bushaway, op. cit., pp.10–11.

[14] P. 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978)，Preface, Citing A. L. Kroeber and C. Kluckhohn, Culturet: a Criti 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New York, 1952).

[15] 关于习惯可能对物质期望施加的约束，有两篇有趣的研究论文：G. M. Foster,“Peasant Society and 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April 1965;Daniel Vickers, “Competency and Competition: Economic Culture in Early America”,Wil 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Vol. xlvii, no. 1, January 1990。

[16] 参见Hans Medick, “Plebeian Culture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n R. Samuel and G. Stedman Jones (eds.), Culture, Ideolo gy and Politics (1982)。

[17] 参见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971), pp. 419–425; Bushaway,op. cit., pp. 11–12；T. J. Jack son Lears,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gemony: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American Hist. Rev. 90, 1985。

[18] 社会历史学家极少利用方言研究，包括Joseph Wright在6卷本English Dialect Dictionary (1898—1905）中所做的研究，该书为还在使用中的习语提供了丰富的线索。

[19] 参见我的“Folklore，Anthropology, and Social History”, Indian Hist. Rev., Vol. Ⅲ, no. 2,Jan. 1977, p. 265。

[20] 例如，参见Adrian J. Randall, “Work, Culture and Resistance to Machinery in the West of England Woollen industry”, in Pat Hud son (ed.), Regions and Industries: a perspective on the Industri 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Cambridge, 1989)。

[21] 流浪汉一生冒险故事的突出例子，参见Marcus Rediker,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Cambridge, 1987）和Peter Linebaugh, The London Hanged (Harmondsworth,1991)。

[22] Gerald M. Sider, Culture and Class in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Cambridge, 1986), p. 940.

[23] Mandeville, op. cit., pp. 292–293.

第二章　贵族和平民

这个国家现在的悲惨处境就是如此，总之，如果情况继续下去，那么穷人将成为富人的统治者，仆役将成为他们主人的管辖者，平民几乎已经在聚众滋扰贵族……简而言之，秩序被颠倒，从属关系中止，而世界看起来好像彻底颠倒了过来。(1)

丹尼尔·笛福

一

在这一章，我希望考察的是“乡绅”（the gentry）与“贫穷劳动者”（the labouring poor）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概念都很含糊。但是，我们拥有双方都接受的某些概念内涵。在18世纪最初60年间，人们倾向于把乡绅与土地相联系。土地仍然是影响力的标志，是权力建立的基础。如果一个人增加了直接的土地财富和地位，人们就会看到，在直接服务于农业利益的部分工业（运输业、马具业、车轮制造业等）或加工农产品的部分工业（酿酒业、鞣皮业、磨粉业和毛织工业等）中，财富的天平倾斜了。因此，不管伦敦有怎样巨大的发展，利物浦、曼彻斯特、布里斯托尔、伯明翰、诺里奇和利兹等城市有怎样的发展，直到1760年代，英格兰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形象，而许多在城市商业职业中谋得了财富的人，仍然通过把他的财富投入土地来取得乡绅身份。伯明翰的纸商威廉·赫顿（Willian Hutton）在他的回忆录中描绘了他第一次购买土地的情况（1766年）：“从我8岁时起，我已经表现出对地产的喜好……并且希望拥有我自己的地产。这种追求泥土的炽热欲望从未远离我。”[1]

到现在为止，“绅士”和“贫民”都是“乡绅制造的概念”，[2]并且二者都包含有一种历史学家不加批评就采纳的规范化内涵。（例如）我们被告知，“高尚、威严、诚实、慎重、礼貌、骑士精神，是上流人士品格中所必须具备的全部的美德，而它们都部分来自乡村生活的特质”[3]。这里暗示了一种多少有点疏远“乡村生活”的观点，据此——正如从许多18世纪的乡村绘画中可以看到的[4]——劳动者始终是被排除在外的。至于说到“贫民”，这个完全不加区别的词包含了这样的暗示，即劳动人口的主体应当受到乡绅的施惠，恐怕还有施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被乡绅所支持的，而不是其反面）；而这个词把乞丐、极为独立的自由民、小农、农场仆役、乡村工匠等，置于乡绅创造的同一个范畴内。

这两个词虽十分含糊，但这一章将围绕这两极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展开。我将忽略处于它们之间的大量内容：商业、制造业、伦敦的奢侈品行业、海外帝国。而我所强调的将不是那些绝大多数知名史学家所熟悉的东西。这样做恐怕是有理由的。没有谁比研究18世纪的历史学家更易受乡绅生活的诱惑力的影响。这些历史学家主要的资料来自乡绅或贵族的档案。也许他们甚至会在一个古代大地主的宅邸契据室中发现某些资料。历史学家很容易与资料产生共鸣：他们仿佛看见自己骑马驱狗打猎，或者列席值季法庭（Quarter Sessions），或者（如果不那么有抱负）他们至少会看到自己坐在伍德福德牧师吱吱作响的桌旁。“贫穷劳动者”没有在济贫院里堆满档案来让历史学家仔细研究，他们也没能让历史学家对他们极为辛苦的工作产生共鸣。不过，对大多数居民来说，他们的生活观与乡绅并不相同。我可以竭力表达这一点，但是，我们该注意M. K.阿什比（M. K. Ashby）谦逊的话语：“在我看来，大家族把所有好事都归于它自己，而极少有例外，既不对乡村施以恩惠，也不对其加以领导，事实上不过是在压抑其地位和文化。”[5]

若干年前，当我和一些同事对辉格党大乡绅及其律师的美德表示怀疑时，一部分历史学同仁非常反感。[6]我们的威胁被打退了，而对于18世纪英国的一种看法被重新构建起来，在寥寥数语中，社会深层的矛盾被忽视了。我们被告之，它是一个“有教养且从事商业的人民”居住于其中的欣欣向荣的消费社会（不管它意味着什么）。[7]我们根本不记得这是一个平民最终失去其土地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判死刑的犯罪数量倍增；在这个世纪中，成千上万的重犯被流放；而且，在这个世纪中，成千上万人在帝国的战争中送命；这个世纪尽管有农业“革命”和变厚的地租册，但它还是结束于严重的乡村贫困化中。同时，职业历史学家仍持有一种温和的观点：讨论18世纪问题的历史学大会倾向于被置于一种视而不见的地位。我们将试图进行一种无法保证的重建。

始终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抱怨，认为“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或“布尔乔亚的”这些词过于含糊，包括的现象过多而且互不相干，甚至难以服务于严肃的分析工作。可是，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在持续地使用一组新词，如“前工业”“传统”“家长制”和“现代化”，它们看来也容易遭受同样的反对；而它们的理论来源则不那么有把握。

人们可能饶有兴趣地发现，其实，第一组词将注意力导向了社会过程中的冲突和张力，第二组词看起来促使人们以自我控制的社会秩序的概念来看待社会。它们以一种似是而非的科学态度来呈现自身，仿佛它们是价值中立的。它们还有一种怪诞的不受时间影响的性质。我自己特别讨厌“前工业”一词，它是一顶帐篷，在其宽敞的围栏中，西英格兰的布商、波斯的银匠、危地马拉的牧羊人和科西嘉的土匪相互挨着坐在一起。[8]

无论如何，让我们愉快地把这些人留在他们的集市中，相互交换不可思议的文化产品，然后我们更近距离地考察“家长制”。在某些作者笔下，“宗法制”（patriarchal）和“家长制”（paternal）似乎是可以互换的术语，一个语气更重，另一个则多少有点缓和的含义。这两个词在理论上和在事实上都可能发生碰撞。在韦伯对“传统”社会的描写中，分析的要点是部落单位或家庭的家族关系，而从中推测出的统治和依附关系，则构成了“宗法制”社会的整体特点，他尤其将此种社会形态与古代封建的社会秩序形态相联系。曾经竭力提醒我们注意17世纪经济“家庭”的社会集中性的彼得·拉斯利特（Peter Laslett）提出，这种集中性有助于重视家长制或宗法制度和关系，而这将渗透到整个社会——并且直到“工业化”之前恐怕还将继续如此。[9]的确，马克思曾经倾向于把宗法制态度看作是中世纪行会制度的特征，彼时他说：

每一行业中的帮工和学徒都组织得最适合于师傅的利益，他们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使师傅具有两重力量：第一，师傅对帮工的全部生活有直接的影响；第二，同一师傅手下的那些帮工的工作成了真正的纽带，它使这些帮工联合起来反对其他师傅手下的帮工，并使他们与后者相隔绝。

马克思论述说，在“工场手工业”中，这些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但是，这些关系“在乡村和小城市中，仍然带有宗法制的色彩（patriarchal tinge）”。[10]这就留有很大的余地，特别是当我们想到大约1840年以前的任何时候，大部分英国居民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时。

至于“宗法制的色彩”，我们可以替换为更弱的“家长制”（parernalism）一词。似乎这是个具有奇异魔力的社会量子，每天由于不计其数的小工场、经济家庭、大片私有地产的涌现而保持活力，它强大到足以抑制（除了在这里或那里出现的短暂的插曲）阶级对抗，直到工业化带来了这一切。在这发生之前，并不存在具有阶级意识的劳动阶级；没有那种阶级冲突，只有零散的原始冲突；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并未存在，并且，由于事情如此，试图查明不善于表达的贫苦劳动者的真实意识这种极度困难的工作，恐怕是沉闷的和无用的。我们被吸引着去考察一个行业而不是一个阶级的意识，从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维度来思考。我们甚至说这是一个“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

让我们考察一下18世纪拥有大量土地的乡绅的下列叙述，下面是第一则：

一座小村子、一座村庄、一座教区、一座市镇及其腹地和整个一个郡的生活，都可能围绕着大宅院中的大宅邸展开。它的客厅、花园、牛棚和狗舍都成了当地社会生活的中心；它的地产办公室用来交换农场承租权、矿业和建筑物的承租权，并有一所银行负责小额储蓄和投资；它自用的家庭农场永远都展示着最好的可行的农耕方法……它的律师办公室……是法律和秩序的第一重保障；它的肖像画廊、音乐室和图书馆是地方文化的大本营；它的餐厅则成为地方政治的支柱。

下面是第二则：

在为了他自己的安全、方便和利益经营财产的过程中，他执行着许多属于国家的职能。他是法官，他为拥护他的人定分止争。他是警察，他在众多民众中维持秩序……他是教会，他通常任免某些受过或是没有受过宗教训练的近亲为教士，以照看他的居民。他是福利机构，他照顾病人、老人和孤儿。他又是军队，在发生暴动时……他把亲属和侍从武装为私人民兵。甚至，通过一个复杂的婚姻、血缘和教父身份体系……他能够在需要时向乡村或城市中像他自己那样拥有类似财产和权力的大量亲属求助。

这些都是人们可以接受的对于18世纪拥有大量土地的乡绅的描写。然而，碰巧其中一则是对英格兰贵族或大乡绅的描述，而另一则则是对殖民地巴西奴隶主的描述。[11]二者可能都不用做太多修改就可以用来描写古代罗马农村的贵族、果戈理《死魂灵》中的地主和弗吉尼亚的蓄奴者，[12]或者任何一个其经济和社会权威以及简易司法权等等都集于一处的社会中的地主。

无论如何仍然存在某些困难。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经济和文化权威的集中称为“家长制”。但是，如果我们认可这个词，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对于鉴别力的分析而言它还是太宽泛了。关于权力和国家的本质、关于财产所有权的形式、关于观念和文化，它只告诉我们很少的东西；而且它甚至无法清晰地区分奴隶和自由劳动力，也无法区分不同的剥削类型。

而且，就像在前面看到的那样，这个词是对社会关系的描写。这并没有使它失效，但是，人们应当了解，这样的描写可能具有过分的劝导性。如第一则描写是我们唯一能提供的，那么，它过于简单了，以致无法由此而达到那种“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的观点；大宅邸在顶点中心处，而所有交往联系都流向它的餐厅、地产办公室或狗舍。这确实是埋头于研究地产文件、值季法庭的档案或纽卡斯尔公爵通信的学者容易产生的印象。

伹是，除了哈罗德·珀金（Harold Perkin）在前述两段摘录中所提供的方法外，可能还有其他描述社会的方法。教区的生活同样完全可能围绕着每周举办的市集、夏季和冬季的节日和集市、乡村每年的节日展开，就像围绕着那个大宅邸的活动一样。关于偷猎、盗窃、性丑闻和穷人监督人行为的流言蜚语，恐怕在人们头脑中的地位超过远处大宅院里的来来往往。村庄中大多数人恐怕很少有机会储蓄、投资或从事农业改良：他们可能更多地为取得燃料、草地和在公有地上放牧，而不是为农作物的轮种而烦恼。[13]法律可能不是一种“保障”，而是一个恶棍。最重要的是，穷人的文化甚至“政治”与住在大宅邸之人的文化甚至“政治”之间存在着截然的分离，有时甚至表现出对立。

恐怕很少有人会对此表示质疑。但是，从第一种意义上对社会秩序的描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它比那种自下而上构建的观点更为普遍。并且，每当“家长制”的概念被提出时，人们想到的就是第一种意义上的模式。而这个词无法自己摆脱这种规范性的含义：它使人联想到在相互赞同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人的温情；父亲意识到对他儿子的义务和责任，儿子则默认或主动地表现其孝顺。甚至，小经济家庭的模式也传达了（尽管有责任限制）某种情感上的舒适感：拉斯利特曾经写道，“当全部生活在家庭中，在一个有着友好亲切面孔和熟悉喜爱事物的圈子中发展时，时间对人来说就是一切”。[14]如果以《呼啸山庄》中呈现的也是这样的家庭状况为由而反驳这一点，恐怕是不公正的。拉斯利特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小规模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温情可能是对不幸的依附的虚弱反抗，但也经常是一种相互尊重的表现。在工业革命初年，工人时常回想起失去的家长制价值观，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和理查德·奥斯特勒（Richard Oastler）详细地叙述了这种迷失感，而恩格斯则赞成这种抱怨。

但是，这里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家长制作为迷思或者作为观念差不多总是向后看的。在英国历史上，它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古老的、刚刚过去的黄金时代的一种模式，与之相比，目前的生活模式和方式是一种退化。所以，我们在约翰·兰霍恩（John Langhorne）的《乡村的公正》（Country Justice）中看到如下诗句：

当你仁慈的父亲拥有这片广阔的领地时，

悲叹之声再也不是徒劳的了，

事实为他所同情，得到他慷慨的施舍。

有病的人获得医药，年迈者得到面包，

他将他的关心给予没有教区看护的人。

在那里，没有地区行政官对其小小的帝国提出劝告；

没有乡村的暴君使他们挨饿或压迫他们；

他了解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他的救济……

贫民看到他们当然的保护人就在身边，

而法律的制定者是对法律的补充！

对于那些否认这样的关系在目前有任何现实性的人来说：

……一种方式拥有无限的权力

已把救济贫民的法官赶走。

在奥古斯塔的大街上，在加利亚的海滨实施救济

看哪，乡村的恩主不复存在……

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愿意的地方选取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倒退60年或70年回到罗杰·德科弗利爵士（Sir Roger de Coverley）那里去，这是一个晚近还活着的人，一个离奇而有趣的老派人物，他这样真是既滑稽而又可爱。我们可以接着再回溯100年，回到李尔王时代，或是回到莎士比亚的“好老头”亚当的时代；此时，家长制的价值会再一次被看作是“古风”，它们在生气勃勃的资本主义自然人那富于竞争性的个人主义来临之前摇摇欲坠，在那里“父子之间的羁绊被砸碎”，在那里，诸神支持私生子。或者我们回到另一个百年前，即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时代。家长制的现实好像一直退回到越来越古朴和理想化的过去。[15]而该术语迫使我们把现实的与观念的属性相混淆。

扼要地说：家长制是一个不精确的描述性术语。与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这样的词相比，它的历史特指性要少得多；正如前述所见，它倾向于呈现一种社会秩序模式；它蕴含着温情和面对面的关系，暗示着价值观；它混淆了现实和理想。这并不意味着由于这个词绝对不适用而应当放弃它。它的价值和其他概述性的词一样多，也一样少，如“独裁主义”“民主”“平均主义”，若不添加实质性的部分，它们自身便无法用来说明社会关系制度的特征。没有哪个深思熟虑的历史学家会把一个社会描述为家长制或宗法制。但是，正如在沙皇俄国、明治时代的日本或是在某些蓄奴社会中那样，家长制不仅是意识形态也是社会关系的现实制度中介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在18世纪的英格兰，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二

让我们立即把这种诱惑人但完全无益的研究方法置之一旁：试图解释那种神秘的液体，即“宗法制的色彩”在本世纪不同时刻和不同环境下的比重。我们以错误的印象为开始：我们用优雅的或适当的引语装饰我们那些基于直觉的想法；我们也以错误的印象作为结束。

相反，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社会关系的制度表现，那么，这个社会真正的家长制特征看起来就很少。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金钱的重要性。在拥有土地的乡绅中，等级划分主要根据地租收入而较少根据出身和其他身份标志：地租收入一年可达数千英镑。在贵族和抱负不凡的乡绅中，婚恋是由长辈和他们的律师安排的，这些人仔细地将婚姻导向圆满，即一份婚姻授产协定（marriage settlement）。地位和官职能够买卖（前提是这笔交易并不与政治利益发生严重冲突）；军队中的职权、议会中的席位也是如此。使用权、优先权、特许权、兵役——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转化为用金钱统一衡量的等值物：比如选举权、租地权、教区官职或兵役的豁免、自治城市的自由、公地准入权。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纪中，“金钱支持着一切成功”，特权成为财产，而使用权被具体化。拥有古老土地使用权的地皮上的一座鸽舍可以被出售，而这么做则是为了一同出售选举权；一座古代宅院的瓦砾可以被整批收购以支持对共有权利的要求，并且以此支持在圈地时额外分配的公有地。

如果使用权、服役等变成由若干镑价值标记的财产，那么无论如何它们就不会总是成为在自由市场上向每个购买者开放的商品。有赖于纳米尔（Namier），我们知道财产常常只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权力、影响、利益和从属关系的结构中才表现出它的价值。享有声誉但有名无实的官职（如御林看守人、猎场看守人、王室总管）及其特殊津贴可以被买卖；但是，这些也不是能被任何人买或卖（在沃尔波尔统治下，托利党人的或詹姆士二世党人的贵族似乎就不能进入这个市场）；而被政治家或宫廷厌弃的待遇丰厚官职的持有者会发现他们自己受到被法律程序驱逐的威胁。[16]在教会、法律界和军队中占据有利可图高位的人也处于类似的状况。这些职位都是通过政治影响力取得的，它们一旦被取得通常会被终生占有，在任者必须尽其所能榨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宫廷闲职和高级政治官职的任期则不太确定，尽管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减少：拉内拉格伯爵、钱多斯公爵、沃尔波尔和亨利·福克斯便是属于那种在主计大臣这一官职的短暂任期上发大财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作为绝对财产的地产，则是完全牢固的和可继承的。它既是权力和官职的起点，也是权力和官职的终点。租金收入可以通过积极的管理和改进农业提高，但是它们不像闲差、官职、商业投机或幸运的婚姻那样能获得意外的巨额收益。在获得最大利润方面，政治影响可能比四圃轮作制起更大的作用——例如，为像圈地运动这类私人行动铺平道路，或者通过领取一大笔不劳而获的闲差收入赎回抵押的地产，或者通过易行的与意气相投的势力联姻的方式，或者优先认购新股。

这是农业和商业资本主义的掠夺性阶段，而国家本身也成了首要的猎物。高层政治活动中的胜利，意味着对战争战利品的获取，正像战争胜利意味着对政治战利品的获取一样。马尔伯勒战争中成功的指挥官，获得的不仅是公开的奖赏，还有关于草料、运输和军火的军事转包合同所能带来的巨额收益；马尔伯勒有布伦海姆宫，科巴姆和卡多根则有斯托和卡弗沙姆的小型宫殿。汉诺威王朝的继承问题带来了新的一批朝臣强盗。但是，为了获得极大的金融和商业利益，就需要进入朝廷去获取特许状、特权、契约，还有为了开拓贸易道路而要获取的金融外交、军事和海军力量。[17]外交为南海公司取得了在西属美洲进行奴隶贸易的许可证或曰assiento；正是基于对这一特许权所能获取的巨大利益的期望，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被吹了起来。一个泡沫若想吹起来就得有唾液，此处的唾液就是贿赂，不仅是对国王的大臣和情人的贿赂，（很可能）还有对国王本人的贿赂。

我们习惯于认为剥削会发生在底层和生产过程中。18世纪初期，财富就在这种极低的层次上被创造，但是它迅速地上升到较高的层次，积累成巨大的一团，而真正的发大财是通过分销、垄断并销售商品和原材料（羊毛、谷物、肉类、糖、呢绒、茶、烟叶、奴隶）、操纵信贷获取国家官职。一个贵族强盗会为抢夺权力的战利品而竞争，而仅此便可解释为何他们愿意把大宗的钱财用于购买议席。从这个侧面来看，国家并非任何阶级的有效机构，毋宁说是在1688年获利的那个阶级（乡绅）背上的寄生虫。在18世纪上半叶，许多托利党小乡绅都这样认为，并且觉得难以忍受，他们缴纳的土地税都通过公开途径落到朝臣和辉格党政治家的口袋里——落到同样一些贵族精英那里，在这些年中他们将大的地产统一起来以对抗小乡绅的利益。在桑德兰伯爵时代，这个寡头制甚至通过《贵族法案》（Peerage Bill）和《七年法令》（Septennial Act）努力使自己在制度上得到确认，并使自己永垂不朽。在过去几十年中，反对寡头制的合宪性防御努力之所以能坚持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托利党，有时是詹姆士二世党人和独立的农村乡绅（不断得到喧嚷而骚乱的民众支持）的顽强抵抗。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的。正是以国王的名义，成功的大臣能够清除那些并不完全服从他们利益的绝大多数下层国家官员。1715年8月，3位奴颜婢膝的都柏林海关监督官在给桑德兰伯爵的信中写道：“我们用尽一切办法找出心怀恶意的人；并且已经解雇了所有那些我们在其现在的或过去的行为中可以找到哪怕只是最少证据的人。”“我们出于职责，不能忍受任何我们的下属吃皇粮而根本不用一切可以想象出的热情和感情对待他的政府和职务的行为。”[18]但政治掠夺者的首要利益是将国王的影响限制在同侪领袖（primus inter predatores）范围内。当刚即位的乔治二世看起来好像没有沃尔波尔也行之时，事实证明他可能像任何辉格党政治家那样被收买，不过要以更高的代价：

沃尔波尔了解他的职责。还从未有过一个统治者被这样慷慨地对待过。国王一直有一年80万英镑的收入，并且把所有赋税的盈余用于王室专款，加上赫维（Hervey）估算的另一笔10万英镑：女王一年是10万英镑。传言说，普尔特尼（Pulteney）出价更高。如果这样，他在政治上的无能真令人震惊。除了沃尔波尔外，没有人会希望从下议院获得如此丰厚的补助金……他的国王也从未放慢这种掠夺的步伐……

当他的大臣动身前往下议院时，国王感激地轻声说道：“罗伯特爵士，［我］以为这件使我顺心的事也将证明使你感到顺心，使我一生进退维谷的事也将影响你一生。”[19]

所以，沃尔波尔的“职责”就变成了袭击了同一家银行保险箱的两伙盗贼表示出的互相尊重。在那几十年中，引人注目的辉格党对王室的“戒备”，并非因为害怕汉诺威君主会发动一次宫廷政变（coup d’état），并在行使绝对权力时践踏主体的自由权利——那种修辞严格说来只是为了竞选。它产生于更为现实的担忧，即一个开明君主，作为“公正”、合理和官僚化的国家权力的化身，可以在掠夺性游戏之上或之外找出办法来提升他自己的地位。不仅在较小的乡绅中，而且在大量的民众中，这样一个爱国的国王的感召力将会非常之大：正是由于他那正直爱国者形象的感召力，才使得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赢得了公众的广泛赞誉，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尽管政客和宫廷对他怀有敌意。[20]

因而麦考莱才说：“老骑士党的后继者已转变为蛊惑人心者；老的圆颅党的后继者已经转变为谄媚的朝臣。”他继续说：

在许多年中，曾被锡德尼蔑视为奴隶的一代辉格党人继续与杰弗里斯要将其当作共和主义者绞死的一代托利党人进行殊死的战争。[21]

这种特征并没有长时期地延续到世纪中叶。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长期争斗到乔治三世即位之前十年已经大大缓和了，而随后就发生了“无辜的佩勒姆党人屠杀”。大士绅中幸存的托利党人重新进入了治安委员会，重新恢复了他们在各郡的政治地位，并希望分享权力的战利品。由于制造业在财富规模上的上升足以与商品交易和投机行为相抗衡，所以，某些特权和腐败的形式使有钱人感到讨厌，他们开始满足于自由市场理性化的“公正的”竞技场所：现在要发大财已经不需要事先在国家机构内部进行政治交易了。乔治三世的继位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政治游戏的规则——在野党拿出了老的自由意志主义的说辞，并拂去上面的灰尘，对于某些人来说（如在伦敦市区的那些），它具有一种真实且使人振奋的重大意义。但悲哀的是，国王搞砸了使自己成为开明君主和公正官僚典范的所有努力。国家的寄生功能受到越来越仔细的检查和零碎的抨击（消费税改革，对东印度公司的抨击，对高位闲职的抨击和对公地侵吞的抨击，等等）；但是，尽管有高效的税务机构以及有效的海军和陆军，国家的寄生作用还是继续存在。

“旧式腐败”（Old Corruption）在政治分析中是一个比通常认为的更为严肃的术语；因为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政治权力最好不要理解为是任何阶级或利益的直接工具，而是作为从属的政治形态，是可以从中获得或增强其他种类的经济和社会权力的立足点；就它主要的功能而言，它耗资极多而且严重地无效率，而它在这个世纪得以残存，只是因为它并未认真地约束那些事实上拥有经济权力和（地方）政治权力的人的行动。其力量最大的源泉恰恰来自国家本身的虚弱；来自它家长制的、官僚制的、保护主义的权力的失效；在于它提供给农业、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用于自我再生产的许可证；在于它为自由放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22]

无论如何，它很少被视为家长制的肥沃土壤。我们对18世纪政治的习惯看法与此截然不同，而提出这种看法的历史学家却已经习惯了从主要参与者的辩惑学角度来看待这个时代。[23]如果注意到腐败现象，通过判例的暗示能够终止它；如果辉格党是掠夺者，那么托利党也是。没有什么是不合常规的，所有一切都包含在“时代可以接受的标准”中。但是，我提出的替代观点应当也不会使人感到惊奇。它毕竟是在《格列佛游记》和《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Jonathan Wild）之中，部分在蒲柏的讽刺诗中，部分在《汉弗莱·克林克尔》（Humphrey Clinker）中，在约翰逊博士的《人类欲望的虚幻》和《伦敦》，以及在戈德史密斯的《旅行家》中被提出的对高层政治的批评。它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出现在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乡村党”的论战中，并以一种托利党的假象出现在博林布罗克的思想中，而且它以更碎片化的形式并带着辉格式的解释，重新出现在詹姆斯·伯格（James Burgh）的《政治研究》（Political Disquistions）中。[24]在该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将高层政治与黑社会作比较，是一种常见的讽刺手法：

我知道，如果一个人想要讨有尊严的人的欢心，这个人必须学会模仿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通过何种方式谋取钱财和官职。我毫不奇怪，拥有天赋才能的伟大政治家是如此罕见，因为每个月都有许多拥有才能的正值壮年的人在中央刑事法庭被宣布处死。

这便是约翰·盖伊（John Gay）1723年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所写的。[25]这个思想是《乞丐的歌剧》（Beggar’s Opera）的萌芽。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这个人物太过夸张而不予理会。他们不应该如此。

当然，需要一些限定条件。可是，有一个条件不是必需的，它假设一个由职业人士和工业中等阶层构成的有目的、有内聚力的不断扩大的中等阶层抑制了或尽力地监视着这种寄生状态。[26]诚然，这样一个阶层的所有成员正聚集在一起，而最近的历史研究也强调了社会中从事商业、自由职业、农业和零售商业这部分人在财富、数量和文化表现上的成长；[27]城市政治中偶尔出现的独立主张；[28]主要用来为“中等阶层”服务的休闲中心和设施的快速增长。[29]如果在18世纪最初数十年，这些群体能通过明确的保护和依附关系措施来保持地位，[30]那到世纪中叶，在伦敦和一些大城市中，他们的数量便多到不再需要依附少数恩主，并且已经在更加匿名的市场中获得了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等阶级正在创造自己神秘的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远不及一个拥有自己的机构和目标并且有足够自信挑战旧式腐败管理者的阶层。这样一个阶层直到这个世纪最后30年才开始崭露头角（恐怕伦敦除外）。这个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个阶层的潜在成员满足于忍受一种可怜的从属状态。（在1770年代末的协会运动之前）他们都没有作出努力来摆脱选举贿赂和权势的束缚；他们是自甘堕落的成年人。在对沃尔波尔奴颜婢膝了20年之后，不信奉国教者带着他们的回报出现了：每年有500英镑会划拨给每个有功劳的教士的未亡人。50年后，他们仍然没有把握废除宣誓法和公司法。作为国教教徒，他们大多数奉承献媚以取得肥缺，在他们赞助者的餐桌前（痛苦地）吃喝谈笑，并且像伍德福德牧师那样并不排除在婚礼和施洗礼上接受乡绅给的小费。[31]而土地勘测员、事务律师、教师、管家、小商人等，也被置于依附性的限制之中；他们请求职位或宠信的恭敬的信件，都保存在大人物的手稿收藏之中。[32]（如此，这些文献资料便存在史学编纂上的偏见，过分强调了18世纪中的恭敬元素——要知道一个被迫摆出寻求帮助姿态的人，是不会显露出他真实的想法的。）一般说来，中等阶层服从依附关系。有个性的人处处都在摆脱这种关系，但是，甚至艺术作品也因依附慷慨大方的恩主而保持其斑斓的色彩。[33]抱负不凡的自由职业者或小商人试图通过社会组织而不是社会流动（或是地域上向孟加拉或欧洲的“西方”即新世界流动）来减轻他们的不满情绪。他的目标在于通过获得可以使他拥有“独立”、土地或乡绅身份的财富，来换取对服从的豁免。[34]这种依附地位，以及附随的屈辱和它对于有才干者仕途的阻碍所引起的深刻的愤慨，为179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提供了大量的助燃剂；它的余火甚至在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散文代表的冷静的理性主义时代也能把脚烧焦了。

这样，至少在这个世纪最初70年中，我们无法找到可以有效地对掠夺成性的寡头权力的运行起限制作用的工业和自由职业的中等阶层。但是，如果始终根本不存在限制，没有对寄生规则的限制，其结果必然是无政府状态，即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无节制的掠夺。对这种规则主要的限制有四个方面。

第一，我们已经注意到主要的限制是独立小乡绅的托利党“乡村”传统。这一传统是18世纪最初半个世纪出现的唯一受人尊敬的传统；它披着辉格党的罩衣，在1770年代以协会运动的形式再次出现。[35]

第二，报刊。它本身是胜过其他思想表达形式的一种属于中等阶层的存在形式——有多少人识字，这种存在形式就能扩展到多大范围，并且报刊本身知道如何去扩大和维持它的自由。[36]

第三，“法律”。它在这个世纪中的地位比我们历史上其他时期更为重要，它成了“公正”的仲裁权威，取代了虚弱落后的君主制、腐败的官僚制，以及民主，后者对权力的真正干预只是在重复其古老的陈词滥调。民法给相互竞争的利益既提供了一套保护财产的抗辩理由，还有一套保证所有一切不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游戏规则。较高层的法律机构也无法免遭腐败和权势的影响，但是它们比任何其他职业受的影响要小得多。为了保持其可靠性，法庭有时必须支持小人物反对大人物，支持臣民反对国王。就作风来说，其表现是无可比拟的：沉着、不受影响、远离喧哗的风流韵事、头脑清醒，将对古老先例的尊重与对现代思想的灵活吸收相结合。当然，金钱能够买得最好的实行者，而钱多的人也常会拖垮钱少的人；但是，金钱绝不可能公开买断判决，有时很明显会使人挫败。民法提供给以掠夺为生的人得以为某种猎获物去斗争的公正的框架：为了什一税，为了对木材和公地主张权利，为了遗产和限定继承人，他们中较弱小的牺牲者时常会以同一种媒介为他们自己辩护。但是，对于基本上是针对松散无序的那部分民众的刑法，则完全不同。此外，18世纪的法律较少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较多关心财产之间或对财产的要求之间的关系，或是布莱克斯通称为“物权”之间的关系。（参见页边码第135页）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即始终都存在的群众抵抗。群众有时会从小乡绅、职业人士，一直延伸到把穷人包括在内（而在这些人中，前两个集团有时会匿名反对体制），但是，透过他们乡村大宅周围碧绿的薄雾，大人物却认为他们只是由“松散无序的那部分民众”构成的。乡绅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是这一争论特别关注的。

三

在我已经指出的掠夺成性的政权制度下，不会有富于活力的父亲般的责任心和子女的敬从。但是，对一个社会来说，当然有可能在上层出现分裂性的派系活动的同时，下层仍保持着内聚力。军人小集团致力于政变和反政变，觊觎王位者致力于王位易主，军阀致力于军队的进攻和撤退，但是，在社会的基层，农民或种植园工人仍处于被动状态，有的时候屈从于领主的变更，受地方父权制的压制，因为缺少可替代的社会见识而被迫顺从。无论是什么寄生虫大批寄生在18世纪的国家身上，难道不是在他们郡中地位牢固的乡绅让整个社会陷入家长制统治的罗网中的吗？

恐怕不难找到看起来完全如此的大地产或封闭的庄园村庄的实例。而我们之后将回到这样的例子上。恐怕也同样容易找到与牧场和森林相关的日益扩张的国内工业，而这与上述论点相悖。这种实证例子的讨价还价并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我们该问的问题是：在18世纪是哪些制度使得统治者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取得对劳工全部生活的控制，而不是连续购买劳工的劳动力？

最为实质性的事实存在于问题的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世纪中人们看到，半自由劳动力形式衰弱、长工制衰落、劳役的最终灭绝和自由的流动的有工资的劳动者不断发展。这种转变不是轻易而迅速地完成的。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曾经提醒我们关于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对于自由工资劳动者的菜肉浓汤的长期抵抗。人们同样需要注意，他们的雇主长期抵制它的某些影响。这些人虔诚地希望获得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好处，但不要任何一方的坏处。他们坚持把劳动者视为不自由的人或“仆役”，即他们是农业中、工场中或家庭中的仆役。（他们同时还坚持认为这些自由的或没有主人的人就是些流浪汉，得训练、鞭打和强迫着才能去工作。）但是，如果没有现成的和流动的劳动力，庄稼恐怕就无法收割，呢绒就无法生产，商品无法运输，房屋无法建成，圃囿无法扩展；对这些劳动力来说，这种主仆关系的互惠是不方便的，甚至是不可能接受的。主人们放弃了他们家长制的责任；但是数十年来，他们并没有停止抱怨对“从属关系的伟大法则”的违反、服从的减少，而这些都是在他们宣布放弃责任后发生的：

工头敲钟报知穷人，尽管加倍付酬，来的仍是些不客气的、违抗命令的和下贱的人。[37]

在这个世纪大部分时间，最典型的抱怨是工人群众的无纪律，他们就业的无规则，他们缺乏经济依靠，以及他们在社会上的不服从。笛福并非传统的“低工资”理论家，他有时可能看到了高工资带来的提高“制造商”和“工匠”消费能力的优点，他在自己的著作(2)中举出了充分的事例。他论述说，由于仆役的不服从——

庄稼人在败落，农场主没有能力，制造商和工匠在蛮干，在破坏商业……并且没有人在实业经营中雇用大批穷人，他们无法依靠任何他们订立的契约，完成他们着手的任何事情，没有任何法律、权力……迫使穷人诚实地去做他们该做的事。

在商业停滞和普遍需要工作的情况下，他们吵吵嚷嚷策动反叛，从家中逃出来，把他们的妻子儿女交给教区去救济……并且……准备对付各种形式的灾祸，无论是公众叛乱还是个人抢劫。

当商业供过于求之时，他们变得不客气、懒惰、吊儿郎当和道德败坏……他们每周只愿意干两三天活。

家长制对劳动者毕生的控制事实上在被侵蚀；工资评估的做法陷入了僵局；劳动力的流动已变得如此明显；18世纪具有活力的招工会、“法规”宣布了乡村（同时还有城市）劳动者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改换雇主。[38]此外，有证据表明（鉴于劳动者完全不接受要他们服从的劳动纪律），一种新近确立的自由劳动者的心理状态正在不断蔓延。在笛福笔下的一则说教的轶事中，治安法官传唤了被雇主控拆玩忽职守的毛织工人：

治安法官：“埃德蒙你进来，我已经和你的主人谈过了。”

埃德蒙：“（他）不是我的主人，我尊敬的阁下，我希望我是我自己的主人。”

治安法官：“好吧，埃德蒙先生，你的雇主，即这位呢绒商。雇主这个词可以吗？”

埃德蒙：“可以，可以，尊敬的阁下，叫什么都行，只要不是主人。”[39]

就关系而论，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属关系变成了协商关系（尽管是在显著不平等的双方之间）。

18世纪，我们目睹了劳动关系性质的转变，如果我们只是从生产和贸易的规模和数量增长这一点来看，劳动关系的本质就被隐蔽起来了。转变当然发生了。但是，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发生的，即一大部分劳动力在其日常劳动中愈益不受纪律的约束，并且他们在选择雇主和选择劳作与闲暇时更为自由，其整个生活方式与他们过去一直所处的状态和该世纪最初十年处于工厂和时间戒律之下的状况相比，从属性地位减弱了。

这是一个过渡阶段。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非货币的不定期收入减少了，或者说它们转化成了货币薪资。在18世纪初期，这种非货币收入仍然非常普遍。人们更喜欢家长制的社会控制，是因为人们之间同时有经济关系也有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只是为了获取商品或劳务的薪资关系。最为明显的是，在雇主的伙食处就餐，寄宿在他的谷仓或作坊里，就意味着服从他的监督。在大住宅中，仆役依赖来访客人的“赏钱”、女主人的衣物、私下分享的剩余食品，他们一生都在巴结讨好中度过。甚至工业工厂里多种形式的“特权收入”——日益被视为“盗窃”——也更有可能在某些地方幸存下来，因为这些地方的工人将其视为恩惠并服从这种如子女般的依赖关系。

有的时候，人们发现一种特权或服役的消失，而这种消失必然会对家长制控制造成了冲击，这种冲击超出了雇主所获收益的比例。这样，当温彻斯特主教乔纳森·特里劳尼（Sir Jonathan Trelawney）寻求增加他主教教区的收入时，他雇了一个叫赫伦的管事，此人坚定地致力于无情的经济合理化。1707年，由主教法庭的下级官员和佃户提出的对赫伦的指控包括：

他在琐细的事务中……破坏了对你们的领主权只有很小价值的旧习惯……他已拒绝了给在沃尔瑟姆出席法庭的全体陪审员5先令……以为爵爷的健康干杯，这种习惯曾在无法记起的过去就一直存在……他始终否认你们领主的管家和官员享有小小的特权把他们的马赶到沃尔瑟姆，而根据古代的习惯此项花费绝不会超过6先令或7先令……他否认你们领主的佃户砍伐木材以修理几座桥和公地柵栏的权利。

赫伦对此有点不耐烦地答复说：

我承认，我有时起了如他所认为的中断这些细小习惯的作用，因为我注意到，受惠于你的祖先的那些人起来反对你的领主权，并坚决要求权利，而且，他们并不感谢你的领主权；加之，尽管它们均属细枝末节，可是聚沙成塔……最终会形成气候。[40]

经济合理化以这种方式一点一点地蚕食着（并且长期以来一直在吞噬着）家长制的纽带。这一过渡时期其他主要的特点当然是独立于乡绅依附关系的经济部门的扩大。“臣民”经济仍然十分庞大：不仅有大家族直接的侍从、侍女和男仆、马车夫、马夫以及花匠、猎场看守人和洗烫衣物的女工，而且还有经济依附关系更为集中的环节——骑士团的贸易和奢侈品贸易、女服裁缝、糕饼师傅和葡萄酒商、马车制造者、客栈老板和旅馆的马夫。

但是，在这个世纪人们看到了独立领域的成长。在这个领域中，小雇主和劳动者感到他们对乡绅的依赖关系已非常微弱或根本不存在了。乡绅把这些人视为“吊儿郎当和不守规则”的人，脱离了他们的社会控制；从服装工人、城市工匠、煤矿矿工、驳船船夫和搬运工人、粗工和从事粮食贸易的小商人中，可能会出现反社会的人、反对征收通行税的骚乱者以及粮食暴动者。他们保留了许多通常被称为“前工业劳动者”的属性。[41]他们常常在自己的农舍中劳作，拥有或租赁工具，通常为小雇主工作，工作时间常常不规律，并且从事不止一种工作，他们已经摆脱了采邑村庄的社会控制，但还未服从工厂的劳动纪律。

他们的许多经济交易可能是与那些在经济等级制中地位比他们略高的男人和女人进行的。他们不是在大百货店而是在市场的售货摊购物。糟糕的路况使得地方市场非常必要，其中初级生产者之间在这里交换产品可能仍旧使用现在难以见到的直接交换。在1760年代——

从事艰苦体力劳动的煤矿矿工，他们是来自萨默塞特郡和格洛斯特郡的男人和妇女们，他们驾驭着成群的马去到若干邻近的城镇……满载着煤。……通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煤矿工人会在一个大小为2蒲式耳的装煤麻袋中塞满或装满必需的食品……如牛肉、羊肉、被剔光了肉的大块的牛骨头、不新鲜的面包和一块块奶酪。[42]

这类市场甚至更多的季节性的集市不仅提供了经济的而且还有文化的联系，充当了信息和八封交换的中心。

在许多地区，人们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不完全的土地占有。由于许多产业发展采取的形式不是大的生产单位的集中，而是小单位和半雇佣的分散形式（尤其是纺织业），因此存在着用于“独立”的额外资源。这种独立对许多人来说不过只是维持生存：丰收可以带来短暂的富裕，长期的雨季则可能让人们陷入贫困。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可以将多处收入结合起来维持生存，靠公有地、靠收割庄稼和偶尔的手工劳动所得、靠茅舍中的辅助性职业、靠做仆役的女儿、靠济贫金或施舍。而且，毫无疑问，某些穷人会继续他们自己的掠夺性经济活动，例如“大量的散漫、懒惰、不守秩序的人”，他们在乔治二世时期被指控为生活在恩菲尔德猎场边缘，“他们成群地带着斧子、锯子、鹤嘴锄、二轮马车和马匹出没，东跑西窜地去夺取正派人的绵羊、羔羊、家禽……”[43]这些人一再地出现在犯罪记录、地产信件、小册子和报纸上；他们在1790年代仍然出现在各农业郡的调查中；这些恐怕不可能完全是统治阶层的捏造。

因此，劳动者（和小业主）从庇护关系摆脱出来的独立性就被培养起来。一方面是通过将非货币的“恩惠”转化为货币薪酬；而另一方面是借助贸易和工业的扩展，这种扩展是以许多小型生产单元的倍增为基础的，并辅之以大量的兼职（尤其是在纺织业中），这种兼职又与许多持续形成的小型土地使用权（或共有产权）以及对体力劳动的随机需求相符合。这是一幅杂乱的画面，而且是有意为之。经济史学家已经对不同的劳动者群体作出了许多细致的区分。但是，这些与我们目前的调查无关。这些区分也不是由那些来自乡绅的评论家在考虑劳动者的“不服从”这一普遍问题时通常会作出的。相反，他们看到了在猎园门外，在伦敦公寓的栅栏外具有无纪律污名的人士——“吊儿郎当，不守秩序”“暴民”“穷人”“群氓”——并且，他们痛惜——

他们公开嘲笑一切宗教的还有世俗的戒律：他们藐视一切秩序，频繁地使所有的正义受到威胁，并且根据某些细微的动因，便迅速地煽动极端的起义。[44]

像通常一样，这是针对群氓整体不分青红皂白的抱怨。自由劳动者削弱了旧的社会规训方式的效力。18世纪与充满信心的宗法制社会是如此不同，它目睹了旧有家长制所面临的危机。

四

可是，人们感到用“危机”这个词分量太重了。如果说关于穷人无纪律、蛮不讲理、有暴动和骚乱倾向的抱怨贯穿了这个世纪始终的话，那么，在法国革命之前，人们还没有感觉到英格兰统治者已想到他们整个社会秩序可能已处在威胁之中。穷人的反抗是一件麻烦事，但这还不构成威胁。政治和建筑的风格，乡绅使用的华丽文辞和他们的装饰艺术，所有这一切看来都强调了稳定、自信、像往常一样控制了所有对其霸权的威胁。

当然，我们很可能把家长制的危机夸大了。由于直接将注意力放到国家上层的寄生性，以及下层自由劳动力和货币经济对传统关系的侵蚀作用上，我们忽略了中间层次，在那里，旧有的家族经济控制仍然很强大，我们或许已经低估了“臣民”和“恩主”经济领域的规模。有权和有钱的人仍然控制着为数众多的地位在他们之下的人们的整个生活和前程，而且，如果家长制出现了危机，那在其失去全部可靠性之前，工业革命将显示出这一危机必然进一步发展的若干阶段——彼得卢和斯温暴动（Peterloo and the Swing Riots）。

我们通过分析看到，不管怎样，18世纪统治阶层的控制主要落在文化霸权上，而在经济的或物理的（军事的）权力方面的表现只居其次。说它是“文化”上的，并不是说它琐细，分析时过于脆弱不实在。用文化霸权来定义控制并非放弃分析的尝试，而是准备在以下几点上进行分析：权力和权威的形象以及民众服从心态的构成。边码43页

笛福虚构的被召到治安法庭法官面前以说明为何不履行债务的毛织工人，提供了一条线索：“［他］不是我的主人，我尊敬的阁下，我希望我是我自己的主人。”他拒绝对其雇主表示尊敬，但却在蓄意地对那位“尊敬的阁下”的奉承中表现出过多的敬意。他希望通过斗争摆脱每天直接的屈辱的从属地位。但是更强大的权力框架、生活中的身份、政治权威，看起来天经地义，不可避免也不可取消。这种文化霸权确切地导致了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在其中业已确立的权威结构和剥削方式似乎是自然规律。这并未排除怨恨甚至抗议和报仇引起的秘密行动；但却杜绝了积极的叛乱。

18世纪的英格兰，乡绅行使着这种霸权。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经常不是面对面的而是间接的，所以他们更有效地行使了这一霸权。撇开在外地主和总是在场的作为中介的管事和地主管家，由地主、佃农和无地劳动者构成的三层式结构的出现，意味着乡村广大劳动者并不直接面对身为雇主的乡绅，乡绅也不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负直接责任；而儿子或女儿到大家族府邸中去做仆役，看起来不是不得已，而是一种恩惠。

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乡绅们也从经济和社会对抗的极端对立中摆脱出来。当食物价格上涨时，民众的愤怒不是针对地主而是针对中间商、囤积者和磨坊主。乡绅可以从出售羊毛中获利，但是他们看起来对呢绒工人并没有直接的剥削。[45]

在发展着的工业区域，担任治安法官的乡绅通常居住在主要工业中心之外的乡间宅邸中，并且煞费苦心地使自己保持仲裁人、调停人乃至贫民保护者的形象。人们通常认为，“无论何时，只要让商人主持正义，就会存在着专横暴虐”。[46]如果说济贫法非常苛刻的话，那它也并非直接由乡绅实施；即使有应当受到责备的地方，责任也会落到削减支付济贫税的农场主和小商人身上，而这些恰是监督他们的人。兰霍恩描绘了一幅理想化的家长制的画面，力劝乡村治安法官——

对于狡诈的、小偷小摸的、残忍的监督人

要紧皱眉头（严肃对待）；

无法真正让人相信的，推诿自己职责的农场主

像岩石一样无情，贪得无厌地拼命掠夺

此时在其身后的穷人，长期以来不断衰退

无力依靠他自己去开垦掘土

忘却了他身强力壮的时日，

他有利可图的劳作，还有坦率的赞扬，

这种苦役，它的伙食，他以前的劳工已详细记录！[47]

而且，再一次地，在付出很少实际代价的情况下，至少可以维持一种幽灵般的父权责任的形象。同一个治安法官可能先前由于拒绝和解并推倒建在公地上的茅舍，而使得在他自己封闭的教区里与别处同样存在的贫穷问题愈益恶化，但却能够在值季法庭上通过偶尔准许对其他开放教区监工提起上诉，或者通过呼吁整顿腐败的济贫院负责人，来使他自己凌驾于冲突之上。

我们遇到了一个悖论，作为家长制统治者的乡绅，其公信力的来源在于他们某些职责的高度可见性和其他职责的低可见性。大部分乡绅对“穷人”劳动价值的占用，是以他们的佃户、交易和赋税作为中介的。他们日渐脱离与村庄和城镇居民面对面的身体联系。鹿园的流行和偷猎者的威胁，使他们取消了使用其跨越园圃以及高栅围墙包围之地道路的权利；景观园林，加上观赏水景和鱼塘、动物园和价值昂贵的雕像，这些都强调了他们的隐居并强化了对其园囿的保护，只有通过有门房看守的锻铁制成的高高的大门才可以进入。管家保护大乡绅免遭他们佃户的侵扰，他们的马车夫则使其免遭偶然的相遇。他们主要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按照法院的正式手续，或者以民众保护者的身份，在计划好的场合与那作为他们宠信的依附者的下层民众见面。

但是，在履行这类职能时，正像他们可畏的宅第尽管远离村庄和城镇却警惕地守卫着那样，他们看起来很可畏。他们在公共戏台上表现出深思熟虑的自觉意识。除了礼仪的需要，剑被弃置不用；但是，精巧制作的假发和香粉，用作装饰的衣服和手杖，甚至还有再三排练过的贵族的姿势和傲慢的举止及腔调，所有这一切的立意都是在向平民展现权威并强求他们服从。而且，伴随这些还有某种不无意义的仪式出现：狩猎的仪式、巡回法庭开庭的仪式（以及所有的法庭那种夸张的风格）、教堂隔离式的条凳座位和来得晚走得早的举动。同时，他们经常举行扩大的仪式，完全具有家长式统治的功能：庆祝婚姻、成人礼、全国性节日（加冕礼、大赫年纪念或海军胜利），以及在葬礼上救济贫民。[48]

在这里我们研究并且详细说明了霸权的式样，它起一种戏剧表演的作用，大乡绅们从幼年开始就学习扮演这种角色直到去世。即使我们说它是一种戏剧，也并非要降低它的重要性。政治和法律的相当一部分也都是戏剧性的；一旦一种社会体制成为“固定的”，它并不需要通过每日权力宣示来背书（尽管偶尔会突出使用武力来界定该体制的容忍限度）；更重要的事情是一种持续的戏剧性式样。人们对18世纪的评论也就是对这一式样以及运用这一式样的自我意识的详细阐述。

乡绅和（就社交礼仪而言）他们的夫人都能准确地判断与每种等级和身份相称的种种摆阔表现：坐什么样的马车、有多少男仆、使用什么样的桌子，以及何种程度的“豪爽”名声是合适的。这些表现如此有说服力，甚至迷惑了历史学家；人们注意到，与贵族“家长制统治的责任”有关的文献日益增多，而正是基于这一责任，“整个制度都安然无恙”。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注意到的都是姿态和态度，而不是实际承担的责任。大乡绅的表演依靠的不是恒定不变的日复一日的对其职责的关注（除了国家最高层官员外，18世纪贵族以及许多地位较高的乡绅和绅士的几乎所有职责被认为是准闲差，他们的职责都是其下属来承包的），而是不时进行的戏剧性的干预：烤牛肉，为某些竞赛或野外运动提供奖品，在饥荒时慷慨地施舍救济物，请求宽恕，宣布反对囤积者。似乎家长制的幻觉过于脆弱以致不能更长久地暴露在外。

贵族和乡绅表现保护人身份的场合当然值得注意：这种作为社会润滑剂的姿态只会使权力和剥削的机制更灵活地运行。习惯于自己无可奈何状况的贫民，由于他们自己善良的本性，常常总是被迫成为他们自己所受压迫的附属品：一年的粮食短缺能够通过慷慨的圣诞节施舍来补偿。他们的统治者充分了解这一点。《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的一位撰稿人评论说：“在守灵夜节庆（Wakes）和教会年（Tides）的草地上跳舞，不仅应当纵容，而且应当加以鼓励：分发给跳捷格舞或号笛舞中表现突出的侍女小小的奖金，会使她们心情愉快地回到日常的劳作中去，并对上司持报恩的服从态度。”[49]

但是，作出这样的姿态意在得到一种与其开支完全不相称的恭顺的回报，而这些当然不配用“责任心”一词来描述。这些农业大布尔乔亚很少表现出公共责任感，甚至是团体责任感。这个世纪并不是因为公共建筑的规模，而是因为私人宅第的规模而引人注目；而且新慈善机构的建立同几个世纪以来慈善机构的滥用一样地那么引人注目。

乡绅把执行法律和在危机时期维护公共秩序这种公共职能完全据为己有。他们在这一点上特别显眼，变得颇具威严且盛气凌人。这当然是在履行责任，尽管这种责任首先是为了他们的财产，其次是为了他们的权威。伦敦处绞刑的日子，挂在大路旁示众架上腐烂的尸体，还有巡回法庭的列队行进，这些都定期地以令人畏惧的隆重仪式强调了社会制度的宽容限度。无论副作用有多糟糕（旷学旷工的学徒和仆役，在节日庆典上的扒手，对死刑犯的喝彩），很大程度上依靠戏台效应的公开执行仪式是社会规训制度的必要一部分。

在司法行政中也存在着姿态，它带有一般且刻意的家长制统治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在行使宽恕的特权时，贵族和大乡绅能够通过促进或拒绝为定罪进一步说情而明确表明他们的利益勾连程度。并且，如道格拉斯·海（Douglas Hay）已经表明的，甚至对生死权间接地分享，也大大地扩展了他们统治的超凡魅力。[50]生死权的实施有时可能被安排得极为详尽。蒙塔古公爵在1728年给纽卡斯尔公爵的信中提到了“我的侍从约翰·波特”，其因为偷窃了公爵的帷帐被定死罪。蒙塔古希望能改判波特终生流放而不是处决：“我已和市法院法官谈及此事，他在明天市议会公布死刑犯名单时，会提出将波特写进死刑委任状中，但与此同时，还会有对他的一份死刑缓刑命令，直到执行死刑的那天早晨，他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三天以后，蒙塔古忧虑地写信确认缓刑的文书是否会及时送达，因为，如果纽卡斯尔忘掉它的话，“他将被处绞刑，并且，如果他确实如此，我便宁愿与他一同处绞刑，因为我家的女士们一刻不停地让我去救他……”国王在行使宽恕特权中的作用看来恐怕是虚构的。[51]

总之，人们怀疑将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和社会秩序的职能描述为家长制作风能起多大作用。当然，这种功能无论从他们的受害者或围绕着绞刑架的群众那里都得不到如子女般那样的忠诚存在的证据。[52]一个给法令全书增加一百个以上新的死刑罪名的世纪，其所持有的父权观是严厉的（或轻率的）。

五

如果那些大人物在他们的猎园和宅邸中如此远离公众的视线，那么同样，平民在许多活动中也远离了大人物。有效的父权制的统治不仅要求世俗的，而且也要求宗教的或心理上的权威。正是在这里我们看来找到了整个制度最薄弱的环节。

恐怕不难发现，18世纪的教士在这个或那个教区以献身精神履行着家长式统治的功能。但是我们十分了解，这些人并非有代表意义的典型。教区牧师亚当（Parson Adams）这个角色被描绘出来并非要展示教士们的行为，而是为了批评他们；他一度可能被看作是18世纪英国国教会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国教会是彻底的伊拉斯派；如果它真能起一种有效的在心理上令人叹服的家长制统治的作用，那么卫理公会派运动恐怕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了。

所有这些无疑是有条件的。但是，我们主要的意图则在于表明，虽然国教会及其仪式仍然存在，但对人民大众“幻术般的”控制正在变得十分微弱。在16世纪和17世纪，清教主义已开始摧毁偶像崇拜和迷信的羁绊——路边的神龛、华而不实的教堂、地方的奇迹崇拜、迷信行为、忏悔的教士——这些今日在爱尔兰和南欧部分地区仍可见到的东西，曾使普通民众敬畏。复辟并没有复活罗马天主教的一整套偶像崇拜，因为无论如何在英格兰从未特别有意于此。但是，复辟确实放松了对清教引入的新宗规的束缚。毫无疑问，18世纪初期清教出现了大衰退，紧接着，甚至在那些内战时期曾滋生分裂教派的工匠聚集的中心，大众清教徒的规模也在缩小。其结果是增加了穷人的自由，尽管是负面的那种，是不受教士或牧师施加的精神戒律或道德监督的自由。

一个具有活跃的田园诗般心境的教士，通常可以找到一种与异教徒或有异端习惯的教徒共存的方式，无论如此的妥协对神学家来说有多么悲惨，但教士知道“民俗”中许多信仰和实践都是无害的；只要他们接受了基督教会历书，他们便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基督教化，并能用以增强基督教会的权威。民俗学先驱布兰德评述说，圣教会枷锁的锻造者“十分狡猾，用尽苦心编织一些华丽的辞藻使他们能安于座上……用大量幼稚的仪式、壮丽的场面和重大典礼，使人民的注意力从考虑他们真实的现状上转移，并使其感觉良好……”[53]最关键的问题是基督教会应当通过它的仪式来控制个人生活的过渡仪式，并且把民众的节日附属于它自己的历法之上。

18世纪英国国教会并非上述那种产物。它不是通过神父而是通过教区牧师提供服务。除了特殊的例子，它已经废弃了忏悔。它几乎没有招募穷人的后代进入神职。当如此多的神父充当了世俗的法官并像乡绅那样进行同样的法律管理时，他们几乎不能令人信服地把他们自己当作另一种宗教权威的代理人。主教成了政治任命，乡绅的亲戚被安排在乡村生活，他们还在当地扩建了教区牧师的宅邸并且采取乡绅的生活方式，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教会的权威来自何处。

最重要的是，基督教会失去了对穷人“闲暇”、庆典和节日的控制，如此，便失去了对大部分平民文化的控制。当然，“闲暇”一词本身是与时代不吻合的。在乡村社会中，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经济继续存在，而在广大的制造业地区，劳动组织变化多端而且不规则，因此，把“劳作”和“闲暇”截然分开是错误的。从一方面说，社会各场合一年到头都与劳动相混杂——市场销售、剪羊毛和收获、生产资料的运输和买进等等。另一方面，巨大的情感资本的投资不是一点点地在相继的星期六夜晚和星期天的早晨施予，而是在特别的宗教节日和庆典时节。长达数周之久的繁重劳动和节俭的伙食在期待（或回忆）这些特别的场合时得到补偿，到了那时，饮食非常丰富，求婚和各种社会交往便活跃起来，而生活的艰辛则被忘却。对于年轻人来说，每年的发情期则定在这些节日。在重要意义上讲，这些场合是男男女女们生活的目的；而且，如果教会与他们的行为没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再参与穷人情感的历法。

人们可以从字面意义上来看这件事。旧有的圣者纪念日广泛地分布在日历上，而在记载基督教宗教仪式的历书中，事件则集中在不那么需要劳动力的月份，例如从冬季到春季、从圣诞节到复活节。尽管人们仍然把感谢的赞辞献给后两个节日，因为它们仍然是感情得到最大交流的日子，但18世纪民众节日的日历与农历非常接近。村庄和城镇向教堂作奉献的宗教节日和通宵礼拜仪式，不仅已从圣者纪念日换到邻近的礼拜天，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必要时）也从冬季换到夏至日。大约在1730年，文物收藏者托马斯·赫恩（Thomas Hearne）对牛津郡及附近132个村庄和城镇的宗教节日作过记录。所有的节日都落在5月到12月之间；84个（或者说五分之三以上）落在8月和9月；不少于43个（或者说近乎三分之一）落到8月最末一周和9月第一周（按旧历书）。除了相当一批大约20个落到6月底和7月初外，在通常年份中，节日可望分布在干草收割结束到谷物收割开始之间，情感节庆重点集中在庄稼入仓后紧接的几周里。[54]

马尔科姆森博士（Dr. Malcolmson）已经重建了一份18世纪后期北安普敦郡宗教节日的历书，它展示了许多类似的情况。[55]伴随着历书的世俗化，这些场合的式样和功能也开始世俗化。如果不是异教的，那么新的世俗功能就会被添进老的宗教仪式中；酒馆老板、叫卖的小贩和演艺者以他们不计其数的摊位鼓舞了节日的气氛，彼时他们顾客的钱包可是异常饱满；乡村的慈善团体和互助俱乐部接管了圣神降临周老教堂麦芽酒酿造的事业。在班普顿，圣灵降临节俱乐部的庆典上会有一个由鼓手和风笛手（或小提琴手）、莫利斯舞者、携带一个“聚宝盆”（装那些捐赠者的钱）的挂着气球的小丑和一个捧着饼的带剑者组成的队伍。当然，没有耶稣受难像，没有神父和修女，没有圣母玛利亚或圣人的肖像，缺少这些恐怕极不为人注意。记载下来的17首歌或曲子极少与宗教有联系：

哦，我的伙伴，我忠实的伙伴，

什么时候我会再次看到我的伙伴？

当鱼飞过山顶，

那时你会再次看到你的伙伴。[56]

作为生动的民俗博物馆的班普顿，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村落，而是一个皮草业的实力中心；地位如同米德尔顿和班福德少年时代的阿什顿这样的手工业生产中心一样。18世纪，在许多这样的地区和许多乡村地区，很显然，一个人绝不可能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例如）保罗·布瓦（Paul Bois）能够断言18世纪法国西部农民在“教堂的荫庇下，所有的关系都会得到维系”。[57]当然，宗教之人和世俗之人（或异教徒）一直不安地共存，或者说冲突了数个世纪：清教徒关心的是把莫利斯舞者赶到教堂外边去，把叫卖小贩的售货摊置于教堂院子之外。他们抱怨教堂的啤酒被动物的食饵、舞蹈和各种“粗野的”举止玷污了。但是，仍然存在这样一种感觉，即教会是民众传统若干辐条围绕转动的中心；而斯图亚特王朝的娱乐宣言（Book of Sports）努力巩固这种关系以反对清教徒的攻击。18世纪，农时历书成为中心；而教会不再提供动力。这是一场难以定义的变革，但是它无疑是一场大变革。

宗教改革和清教势力衰落的双重经历造成了后复辟时代英格兰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之间显著的分裂。我们不能低估自下而上的创造性的文化形成过程。不仅明显的事物如民歌、同业俱乐部、运谷物的小轮手推车都是从下层形成的，而且对生命的阐释、苦行赎罪和仪式也是如此。以原始的且可能有些奇异的方式进行的卖妻活动实现的是一种离婚仪式的功能，其比上流文化所能提供的离婚途径更加可行和文明。喧闹游行仪式有时可能会很残暴，但也不再有报复的性质，并且确实不比听讼裁判法庭的仪式更奇异。

后复辟时期“快乐的英格兰”复兴的神话，恐怕一直是历史学家过于急切地想要考察的问题。即便排除某些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笛福作为一位优秀的会计师向我们保证，在复辟以后5年间竖立起了6325个五朔节花柱）[58]，但毫无疑问存在着大众娱乐、守灵夜、撒放灯芯草和仪式的普遍甚至有时是极兴旺的复兴。当可敬的奥利弗·海伍德（Rev. Oliver Heywood）这个被驱逐的牧师详细讲述1680年代哈利法克斯地区特有的斗鸡、赛马和板球时，惊呼道：“救救上帝吧！”“啊，这都立的是些怎样的誓言啊！这都干了些什么不道德的事啊！”而他在详细叙述1680年五朔节庆典时悲叹道：“过去大约50年在哈利法克斯还未有过这样的行为，黑暗势力挣脱出来了。”[59]

我们更习惯从知识史的层面来分析那个时代，以及思考黑暗势力的衰落。但是，平民文化中的黑暗势力摆脱了束缚、无法控制，这成了像海伍德和巴克斯特（Rev. Richard Baxster）这样残存的清教徒的不眠噩梦。教会在中世纪加进其历书的异教徒的节日（尽管不完全成功），在18世纪复归为纯粹的世俗节日。守灵的礼拜仪式不再举行了；但是，随后持续一天或一周的盛宴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多越繁盛。在教堂撒灯芯草的仪式在各地苟延残喘；但是，献堂纪念节（灯草节）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还是在靠近哈利法克斯的地方，时任教区牧师（一个叫威特的牧师）在1682年试图制止这些娱乐活动，（海伍德抱怨说）在这些节日中，来自各地的人准备了大量的肉食和麦芽酒，“并且以一种野蛮的未开化的方式吃喝和欢嚷吵闹”。威特先生的门也被搞坏，还被骂成是“补鞋匠”。[60]在这个地区，献堂纪念节仪式又持续了至少150年。但是，正如在绝大多数地区那样，它已失去任何神圣的意义。装饰华丽的马车上的符号变成了铃和色彩鲜艳的壶。男人绚烂的服装、妇女白色的衣裙和花环，看起来越来越像异教徒。包括亚当和夏娃、圣乔治和恶龙、美德天使、道德败坏的丑角、罗宾汉和他的情人玛丽安、木马、赶猪的人、莫利斯舞者在内的壮丽的游行队伍纯粹表现了一种对基督教符号象征的短暂的服从。节日庆典以诱售、摔跤、舞蹈和狂饮为结束，有时还去参观乡绅和富有者的住宅，在那里可以得到酒、食品和金钱。什罗普郡守灵夜的牧师约翰·威廉·德拉弗莱谢尔（Rev.John William de La Flechere）写道：“我无法制止这些狂欢作乐的人。拦截他们的堤坝毫无作用，只会让洪流更加激昂，根本没能停止。”此外，人民已在教堂外找到了庇护人：如果拉弗莱谢尔布道反对醉酒、作秀和逗牛游戏，“酒馆老板和酿啤酒人将不会宽恕我。他们认为，布道反对醉酒与割断他们钱包的串绳是一回事。”[61]

但是，不能把这种文化的复活只归因于酒馆老板所助长的商业化。如果乡绅希望的话，他们有方法通过值季法庭用他们的特许权驱走这些人。倘若没有众多乡绅的许可态度，这种节日庆典简直不可能如此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过符合了时代的逻辑。18世纪富人的唯物主义及其教会的国家至上主义遇到了贫民的唯物主义。富人的赛马会成了穷人欢迎的节假日。许多酒馆请求乡绅默许容忍——正如酒馆标牌上仍宣称的，他们都在寻求显贵的保护。如果乡绅不愿意改变他们自己浮夸和颇有诱惑力的恶习的话，他们恐怕无法令人信服地通过传教来改革穷人的风俗和道德。

然而，这种解释不能最终使人心悦诚服。统治阶层只是在感到自己受到威胁时才害怕宣扬双重标准。曼德维尔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一个颇为讽刺的论点，即个人的罪恶其实会带来公共利益。同一种论点以更温和的形式讲了出来，即奢侈可以向处于悲惨状况的穷人提供就业机会和可观看的表演，这是那个时代经济学黑话的组成部分。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也可不带讽刺意味地提出同一观点：

生下来不为其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消费大地的果实，这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人类中的大部分必须通过艰苦的工作来生产它们，否则社会将不再履行它承担的任务。[62]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引人注目的奢侈和“慷慨”展示是大人物表演的一部分。在某些领域（工资理论、济贫法和刑法典），富人的唯物主义毫无困难地与对贫民的纪律控制结合在一起。但是在其他领域——对于强劲的非基督教民众文化的纵容态度，在处理民众骚乱时的某种谨慎甚至审慎，甚至对于贫民和他们的自由权利的某种献媚——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需要更为精细地加以分析的问题。它表明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一些互惠性；禁止使用强力来反对无纪律和骚乱；警告（富人一方）反对采取可能使贫民过于疏远的措施，以及（不时在“教会和国家”的呼喊声后面团结起来的那部分穷人）通过乞求富人的宠信可以获得切实好处的感觉。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很难不从阶级关系层次上来分析的相互关系。

当然，在18世纪恐怕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单一阶级的社会”。存在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上层和下层、有财产和独立地产的人士以及散漫的无法无天型的人。在中间，应该说一直存在着自由职业者和中等阶层，以及大量的自耕农，至少到1760年代，保护和依存关系仍如此有力，这些集团看来没有发生什么本质上的极化偏转。只有那些“独立”于恩主服从需求的人可以被视为具有完整的政治身份：这一点是如此有利于“单一阶级”论。但是，阶级不只是在政治身份这一点上限定它自身。对菲尔丁来说，在上层和下层民众之间、在上流社会与非上流社会人士之间明确的区分，就像一条文化裂缝横亘在这片土地上：

正当上流人士占有某些场所如法庭、议会、歌剧院、舞厅等为自己所用时，非上流社会人士，除了在国王陛下养熊场的皇家宫邸，其他时候他们都在无休止地举行各种舞会、集市和宴会……非但不像基督教语言说的那样像兄弟一样相互照顾，相反，他们看来并不把彼此视为同类。[63]

这是一个贵族和平民构成的世界；统治者转回到古罗马去寻找一种他们自己的社会秩序模式并非偶然。但是，这样一种阶级关系的两极分化并未因此剥夺平民所有的政治存在形式。他们处于共和国（res publica）必要关系的一端。

平民恐怕不是工人阶级。平民可能缺乏意识上自我限定的一致性、清晰的目标、阶级组织的结构。但是，平民，或者说“暴民”或“民众”的政治存在是明显的；它在很多重要时刻冲击着上层政治——萨谢弗雷尔暴动、消费税骚乱、苹果酒税事件、支持了老皮特事业的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迸发，直至威尔克斯和戈登等地的暴乱。甚至，当家畜似乎都入睡时，自由民众的易怒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政治可能性的界限。有这样一种感觉，即统治者和民众彼此需要，互相监视，为相互的观众席上演作秀和反作秀（theatre and countertheatre）的戏码，调节彼此的政治行为。这是一种比人们通常在“家长制和服从”的公式化思考中更为活跃和互惠的关系。

也有必要超越如下这种观点，即在这个时期劳动人民被限制在兄弟般的忠诚和某些专门行业的“垂直”意识中；以及这抑制了更广泛的团结一致和对阶级的“横向”意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城市手工工匠保存了某种行会的外貌；每个行业有它自己的歌曲（还有行业记载中常提到的手段）、它的小册子和传说。所以，鞋匠的学徒可能会从师傅那里得到一本《愉快、高贵、有趣的制鞋史》（The Delightful, Princely and Entertaining History of the Gentle-Craft），他在其中会读到这样的话：

……从来没有人知道

一个讨饭的去找鞋匠

他们彼此善待

把每个新来的人当作他的兄弟。

他在1725年读到这些，在德克尔（Dekker）时代他也会读到同样的东西。行业之间的差别有时会延续到节日和社会生活中。18世纪初期，在布里斯托尔，每年的圣灰星期三，铁匠和桶匠、木匠和裁缝之间会进行拳击格斗，织工有时加入铁匠一方。在根据他们的经济利益把他们定义为生产者时，技工和工人——泰晤士河畔的码头运煤工人、伦敦的搬运工人、斯皮塔弗德的丝织工人、英格兰西部的制衣工人、兰开夏郡的棉织工人、纽卡斯尔的驳船船员——以更实质性的方式，将他们自己在行业中紧密地组织起来，为日渐式微的家长制统治作风而向国家或团体权威请愿。

实际上在这方面有很多有力的证据；一个行会或“行业”的外观，甚至组织上残存的连续性对早期工会形成影响的程度被韦伯夫妇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1870年，布伦塔诺（L. L. Brantano）调查了在行会、公司和早期工会之间，是否可能存在组织和传统的连续性。[64]但是，韦伯夫妇在他们很有分量的《工会主义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1894）中断然对布伦塔诺表示反对。他们是这样做的，一方面坚持工会主义具有独特的新特征（其结果是老师傅和学徒期满工之间利益的断然分裂），另一方面强加某些限定，使得许多18世纪的证据显得靠不住和不相关——例如，要求组织必须具有连续性并且具有全国性的规模。[65]这样的限定长期以来阻碍了对通过直接行动进行的集体谈判[66]，还有像纽卡斯尔的驳船船员或英格兰西部制衣工人那样的地方或地区性组织的系统调查。边码59页

近年来这类研究成倍地增加，现在很清楚的是——如果没有关于全国规模工会组织任何连续性的记录——在整个世纪存在着工会活动的连续性传统，并且很可能（在制衣工业区）持续存在地方组织和公认的领袖，它们有时采取伪装自己的“喧闹游行”行动，[67]有时则采用友好会社这种具有保护性的面具。这种工会传统一直上溯到17世纪，而我很惋惜晚近若干非常有帮助的论文却给人以相反的印象。[68]数年前，我在英国公共档案局偶然发现了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工会会员卡之一：它来自1725年汉普郡小镇奥尔顿的学徒期满的梳毛工分支，尽管会员卡是在伦敦印刷的，且显示这个俱乐部或“博爱团体”的成立是在1700年（见图1）。梳毛工（在王座法庭）被起诉，结果是长期争端延续了数年之久。布匹商爱德华和理查德·帕尔默在毛织手工工场中雇用了150名工人。他们这些梳毛工组成了梳毛工俱乐部，他们中有15人或20人在“五铃”酒吧中聚会。7名梳毛工人发动了罢工坚持要求强行推行学徒规章，并且要求（也的确这么做了）强行施行只雇用他们俱乐部的工人的政策。雇主通过引进梳棉机来破坏罢工，可车间有两次被破门而入，他们的梳机和原料则被烧毁。这些事件发生前不久，一直使用的公章被卡片或“票券”所取代，其授权会员“在所有那些梳棉工已组成自己俱乐部的棉织业城市中受雇或领救济金”。要是因为雇主支付的酬劳低于一定的数额（低于俱乐部“所定的法律和规矩”）而离开，那能得到的罢工津贴或救济金为5个先令，成员必须带着这笔钱旅行到别的城镇寻找活计。一个被帕尔默从伯克郡沃金厄姆选区招来的梳羊毛工工贼作证说，当他沿奥尔顿的街道走过，他“时常遭到污辱和凌辱”，直到最后他不再受帕尔默雇用为止。8名精梳工被正式定罪，这个案件在全国引起了一定的关注。[69]

图1　现存最早的工会会员卡之一，归档在国王的宣誓书中，时值1725年汉普郡奥尔顿的梳毛工被起诉（见本书页边码第59页）。注意，该工会（或“博爱团体”）有一个伦敦的印刷工，他声称工会是1700年建立的。位于图中央的布莱策主教是梳毛工的庇护人

这看来至少把工会主义的产生日期上溯到1700年，而工匠协会所有公认的特点已经摆在这里——试图构造一个封闭工场，控制学徒制、罢工救济金、游走制度。梳毛工、鞋匠、制帽人、织工等在重要的公共场合（如乔治三世的加冕礼）呈现的精心设计的仪式行列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以下是曼彻斯特队列行进的次序：

梳毛工的队列

两个管事持白色短杖——一个男人身穿白衣骑在马背上，戴着绒毛做的假发和饰带——一支乐队——布菜策主教的纹章展示在旗帜上——司库和书记——一位持白色权杖的王室侍从官——布莱策主教骑在马背上，有10名侍从徒步随行——两两成对，头戴同样的用绒毛做的假发、饰带和帽章——两个手持白色权杖的年龄较小的管事。

梳毛工的守护神布莱策主教被认为是梳羊毛工作的发明者，而且他还曾被有着锐利锯齿的羊毛梳理机撕成碎片。梳毛工社团在此时会吟诵下面的诗句：

所有的观众正在注视着我们，

注视着布莱策主教众多的子民，

这个协会的会员在这里聚集，

庆祝国王和王后的加冕礼……

祝幸福的英国不久就能享有和平：

祝我们的行业日渐昌盛和快乐；

上帝保佑乔治三世国王；让美德照耀

王族家系的所有支系。[70]

1825年布莱策主教的行进式在约克郡的布拉德福德仍然受到热烈的欢迎。布莱策主教的肖像在1838年基德明斯特的会员卡中仍被印在中心位置（见图3）。

图3　这张1838年梳毛工人工会会员卡，仍有布莱策主教的像置于卡上部中央

类似的肖像强调了早期工会主义者对传统的诉诸，以及这样的一种企图，即学徒期满的职工的俱乐部或工会想要取代师傅们的行会或商号而去代表“这一行业”的利益。有时，学徒期满的工人真的从师傅的行会中分裂出来，如1748年格拉斯哥的锻工们组成了自己的社团，并仿照师傅的行会的样式征收捐款，并选举会长和师傅。还有若干与工人组织有关的有趣案例，其中这些组织的出现与更古老的行会关系密切——即使二者是对立的。或许18世纪工人中最持久的好斗的群体——纽卡斯尔驳船船员——无疑充分了解同业联盟的形式，事实上，他们曾与其斗争以夺得对他们自己的慈善机构的控制。驳船船员兼有两种通常不会一起发现的特点：一方面，他们人数众多，受制于每年订立一次的盟约，而且有条件使用群众行动、罢工和恐吓的策略。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相当多的成员是苏格兰人，并且，由于联盟没有给他们在纽卡斯尔定居的权利，因此提供系统的关于疾病、工伤和年老的保障是符合他们利益的。[71]

韦伯夫妇推翻了1880年代和1890年代若干四处流传的浪漫主义的神话，这可能是正确的——这些神话都是工会主义者自己鼓吹的——内容就是说工会起源于行会。但是，他们对于“行业”概念却有意识地轻描淡写；同样被轻描淡写的还有从17世纪后期起，对执行《工匠法令》（Statute of Artificers）中学徒制条款的需要，是如何日渐变为要求学徒期满工人试图利用自己优势进而作为新老形式沟通桥梁的。当布伦塔诺宣称“工会起源于不遵守1563年的《工匠法令》（5 Eliz. c. 4.）时，他恐怕是正确的。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在陶瓷业的社团标志、早期联盟的徽章和箴言中，以及在为每个行业设计的小册子和歌诀中，有证据表明都存在着工艺和行业传统的连续性。这种诉诸合法性和先例（《工匠法令》）的做法能够在17世纪后期埃塞克斯的歌诀中找到：

从此我们的权利会被侵犯，

或者我们的行业受到干涉，

贝蒂(3)女王制定的法律被破坏

所有土地都是自主的[72]

也可以在“纪念伊丽莎白女王的颂歌”中找到，它写在1811年涉及伦敦鞍匠学徒制条款的诉讼案报告的序言中：

工匠仍然热切地回忆起她，

由于她的法律的庇护，现在他们抵抗

其他地方仍存在的对法律的违背；

暴虐的雇主，改革的弄臣，

被她光荣的统治所牵制和限制

对于工人的权利，她仍然是一个保证人……

工匠的权利，将得到保护和捍卫，

而我们这些贫穷无助和不幸的人，常常必须走开

使这个自由的民族往返徘徊。[73]

我们确实在一位科吉舍尔织工的日记中，找到了从行会向工会转变的真正过渡时刻，其中记录了科吉舍尔的布商、漂洗工、干草制作工和新绸布商组成的行会的条例，随后还有那些从该行会转向短命的“梳棉工金库”的，后者无疑是一个地方俱乐部，如此，“我们可以表明我们爱我们的行业，并且为了行业的缘故而彼此相爱”。[74]

如此一来，便有了一种行业凝聚力很强的感觉。但是，推测说这种行业中的友爱必然与更大的目标和团结不一致，则完全是错误的。1640年代伦敦工匠的行业意识并未抑制对约翰·利尔伯恩（John Lilburne）的支持。行业意识可能阻止的是不同生产者群体在反对其雇主时他们之间的经济凝聚力；但是，若把这种与时代不合的假定置于一旁，我们会发现在18世纪的劳动男女中有大量证据表明存在横向的团结和意识。在我曾考察的粮食骚乱者、反对通行税征收的骚乱者、由于公民自由权问题引起的暴动和对城市公有地圈占引起的骚乱的成打的职业名录中，很清楚的是，并未出现因行业不同而发生团结破裂的现象；在服装工人、锡矿工人和煤矿工人占优势的地区，这些人明显地在罪犯名单中占数量上的优势，但是也并不排斥其他工人职业。我希望在其他地方已经表明，所有这些群体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非主要消费者，在粮食骚乱中，在观念和目标上具有一种共同的意识。但是，这些民众也是文化价值观、公民自由权的雄辩的文辞、爱国主义排外成见的消费者；而在这些问题上他们也可展现出同样的团结。在宁静的1750年代，当阿梅莉亚公主试图关闭进入里士满新猎园的道路时，她遭到从富有的当地酿酒人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到格拉布街（Grub Street）的小册子作者的包含整个该地区大众的有力横向意识的反对（见页边码第111—114页）。1799年，当治安法官试图取缔在金斯顿街道上举行的忏悔星期二足球赛时，还是“民众”和“暴民”聚集起来并成功地公然违背他们的命令。[75]可能难以断言暴民具有完美的阶级意识；但是，英格兰的统治者毫无疑问完全是属于同一阶层的野兽。

六

让我们来评估下关于这点的争论。有人提出，家长制实际上既是表演和姿态，也是有效的责任；它非但不是一种亲热的、家庭的和面对面的关系，相反，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只是一种刻意的统治技术。尽管指出具有自己的仪式、节日和迷信习惯的独特的平民文化的存在毫无新奇之处，但我们认为这种文化在18世纪非常强健，离上流文化非常远，并且，除了当作例行公事外，它不再承认教会的霸权。由于地方语言和上流社会的语言发生了分离，所以两种文化间的距离就更远了。

可以确信，这种平民文化不是一种革命文化，甚至连原始革命文化也不算（就它鼓励对社会秩序表示怀疑这一不可告人的任务来说）；但是，人们也不应当把它描述成一种恭谦的文化。它引起了骚乱，而非叛乱：有直接行动而不存在民主组织。人们注意到群众情绪从消极被动到暴动，再到被吓倒后的服从这种迅速的情绪转变。我们在讽刺性的民谣《勇敢的达德利男孩》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我们向前进，

男孩子，

以便把房屋拆掉

而他们，哦！勇敢的达德利的男孩，

男孩子

这些勇敢的达德利的男孩子，哦！

一些人拿着棍棒，一些人拿着板子

男孩子，

为了打败所有的流氓和无赖……

但是，骚乱达到它预定的限度，并且——

……龙骑兵团来了

那时，恶魔抓住了落在最后的人

我们都跑进我们的矿井

男孩子

我们都跑进我们的矿井

惊恐万分的我们失去了理智

这便是勇敢的达德利的男孩……

然后又再主张服从：

上帝保佑达德利·沃德勋爵

男孩子

他知道时世一直如此艰难，

他召回了军人

而我们绝不再暴动……[76]

很容易将其描述为一种幼稚的行为。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坚持通过19世纪劳工运动的镜头来观察18世纪，我们将只会看到不成熟的、前政治的阶级的幼年。而从一个方面来看，这并非不真实：人们一再看到19世纪阶级的态度和组织的预兆；在骚乱中、罢工中，甚至在绞刑架前短暂出现的休戚与共的表情；如此看来，把18世纪的工人看作一个普遍存在的工人阶级是很诱人的，只不过它的演变被一种想法所阻碍，即超越现状的努力是徒劳的。但是，群众那种“墙头草”的特性本身具有极为古老的历史：一个时代的“原始的叛乱”在早年可以被看作更为原始祖先的堕落的后继者。太多的对历史的事后认识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看清群众独特的本来面貌，它们有自己的目标，并且在其自身环境的那种复杂与精巧的力量对立中运作。

在第四章中，我试图通过一个特殊的个案即粮食骚乱来重建群众的目标和群众行为的逻辑。我相信，经过耐心的分析，所有其他的主要群众行动类型都将显示出相似的逻辑：只有那些短视的历史学家才会发现群众的爆发是“盲目的”。在这里，我希望简要地讨论民众行动的三个特征，然后，再一次回到所有这一切所发生的乡绅—群众关系这个范围中来。

第一是匿名传统。在一个完全处于保护和依赖关系的社会中时常会发现匿名威胁乃至个人恐怖行动，它是假装服从的另一面。确切地说，在一个乡村社会中，任何对于统治权力公开的、明确的抵抗，都可能导致直接的报复——如果不成为法律的牺牲品，也会失去住处、雇佣关系或租佃关系——所以人们倾向于采取暗中行动：匿名信，干草垛或外屋纵火，割断牛的蹄筋使之残废，从窗外向屋内开枪或扔砖块，使门脱落，砍倒果园的树，在夜间打开鱼塘的水闸。在白天亲吻乡绅额发的那个人——其可以作为服从的典范而载入史册——却也能在夜间杀死乡绅们的羊、设套捕捉他们的雉，或毒杀他们的狗。

我并不试图把18世纪的英国描述为每天发生恐怖事件的剧场。但是历史学家几乎尚未着手处理通常伴随着匿名恐吓信件出现的大量匿名的暴力行为。

这些信件表明，18世纪的劳动者在安全的匿名情况下，完全有能力粉碎任何服从的幻想，也有能力以一种完全不带感情和不敬方式对待他们的统治者。1767年，一位来自威特尼的作者劝告收信人：“不要忍受这些该死的、哄骗人的、脑满肠肥的以这种残酷方式使穷人挨饿的人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可以参加狩猎赛马并能维持家族的骄傲和奢侈生活。”一位泰晤士河畔亨利镇的居民——他曾经目睹了那些自发行动起来对抗群众的人——自言自语地说“你们这些喜欢称呼自己为绅士的人——尽管你们这么称呼是错的——是世上最可恶的一群流氓”。（一位奥尔德姆的作家在1800年论及类似的论题时写过，“我们并不在意他们把自己称作绅士的士兵，但是在我们看来，他们更像骑在熊身上的猴子”。）有时候，缺乏适当的敬意只是作为轻快的旁白出现：1793年在诺里奇，一名传单作者说“几天前去世的白金汉勋爵有3万英镑财产，他要做的就是每年把自己的屁股坐在上议院然后什么都不做”。[77]

这些信件表明——并且，它们还被散布到英格兰的绝大部分地区，还有威尔士的部分地区——这种服从关系可能真的是非常脆弱的，并且它的形成部分是出于私利，部分是伪装，而只有一部分是出于对权势的畏惧。它们是贫民反对作秀的组成部分。他们想要使乡绅、治安法官和市长的脊背发冷，使他们想起自己的职责，在饥荒时让他们发发慈悲心。

这就引出了民众行动的第二个特征，我称之为反作秀。正如统治者通过一种刻意的作秀方式来宣示他们的领导权一样，平民也通过一种威胁和骚乱的作秀表现他们自己。自威尔克斯时代以降，群众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相对来说已变得“现代”，并且易于辨读：焚烧模拟像；把靴子吊在绞刑架上；用光照射窗户（或者不用光照而是打破窗户）；如乔治·鲁德（George Rude）指出的，揭掉屋顶上的瓦几乎具有一种仪式意义。在伦敦，不得人心的大臣、得人心的政治家，都不需要民意测验专家的帮助；他们可能在街道上被恶语相向或被夹道欢迎，如此便能知道自己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当死刑犯踏上伦敦泰伯恩刑场的行刑台时，观众喧嚷着表明他们对这种惩罚是赞成还是厌恶。

但是，当我们回溯到1760年，我们便进入一个更难以解释的戏剧性的象征主义的世界：大众的政治同情心以一种完全不同于1640年代或1790年代的规则表现出来。它是一种由绶带、篝火、誓约、誓言的拒绝、祝酒辞、煽动性的谜语或古代的预言、橡树叶和五朔节花柱、带有政治双关语的叙事诗，甚至街道上空的口哨声所构成的语言。[78]我们至今对受欢迎的詹姆士二世党人尚了解得不充分，难以确定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情绪，又在多大程度上有实质内容；但是，我们能够确切地说，平民在许多场合成功地把詹姆士二世党人的象征主义作为戏剧效果加以应用，他们清楚地了解这正是激怒和警告他们的汉诺威朝的统治者最适合的剧本。[79] 1720年代，当一份遭到恫吓的报纸隐匿而不是说明民意时，人们发现一种隐蔽的但很有活力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带动下，相互敌对的汉诺威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周年纪念都同时被庆祝了起来。《诺里奇公报》报道说，在1723年5月最后一个星期二，那是乔治国王的生日，全城“都举行了庆祝活动，一如既往地洋溢着欢乐和忠诚”：边码68页

而星期三是国王查理二世幸运的复辟纪念日，他和王室贵族在过于长久和成功地篡夺被认可的暴政之后，在这个城市以一种非常的方式进行庆祝；因为除了敲钟、鸣礼炮和点篝火外，街道上点缀着阉牛，栎木枝竖在门前，在某些街道上，花环和图片挂在外边，并且有各种各样的古怪滑稽的舞蹈表演……为了纪念光荣的查理二世，满街都是人。

像这样不仅对国王而且对他所在郡的大人物明显的不忠诚，并没有给国王的司法官员提供任何口实。

这是一场时而是讽刺时而是恐吓的紧张战争。箭有时会找到它们的靶子。1724年国王的大臣仔细地研究了来自哈里奇的证言，在那里，忠诚于汉诺威王室的核心团体会议被使人极为不快的喧闹游行行动所侮辱：

当市长和其他市政当局成员聚集在市政厅，为国王陛下和其他众多王室成员的健康而干杯，以此庆祝国王陛下极幸福地继承王位时，他这个宣誓作证者……从一扇窗户中真的看到……一个人把角戴在他头上，后面还跟着一群乌合之众。

上述这位“所谓臭名昭著的人物”，即捕鱼人约翰·哈特（John Hart），被其他一二百名同样声名狼藉的人用椅子抬着绕城走过。他们“咚咚地敲着戴绿帽子的圆颅党人的滑稽的调子，而（哈特）来到市长和这位作证者的门前，并用他的双手比画着表示，我们会吻他的屁股”。[80]

即使某些群众的行动能够被看作是反作秀的，但绝非所有的行为都是这样。因为民众行动的第三个特点是群众有能力进行迅速的直接行动。成为群众或暴民的一员是另外的一种匿名方式，相反，做一个持续存在的组织的成员，必然会暴露和遭迫害。18世纪的群众充分了解其行动能力和自己可能采取的策略。行动必须立即取得成功，否则就毫无意义。它必须在军队到现场之前摧毁那些机器，恫吓那些雇主和商人，毁坏工厂，强迫他们的师傅补助他们的生计，还要掀掉屋顶的瓦片。这种方式是如此熟悉，以至于我只需要通过引述一两份的国家文件便能回忆起来。1772年在考文垂——

星期二的晚上……有数量近千的大批暴民……他们由人民中的下层组成……由笛声和鼓声［把他们］聚集起来，根据他们的托辞，由于一个重要的丝带业主降低工资的缘故……他们宣称，他们的目的是推倒他的房子，如果他们能碰到他的话，要废了他；……各种温和的手段……都用来驱散他们，但不起作用，他们通过扔石块和拆掉窗户，开始把他们的意图付诸行动。[81]边码70页

1740年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在粮食骚乱获胜阶段——

大约在星期四凌晨二时，大量矿工和矿车工、铁匠和其他普通工人［同行业举止粗鲁的人］沿着桥走过来，释放了囚犯，并且伴随着风笛的演奏、鼓声，穿着肮脏的衣服，举着手杖，打着旗帜，以良好的秩序行进。以后，他们增加到几千人，挤满了城市主要的街道。治安法官在市政厅开会，不知所措。

结果，治安法官极其恐慌，与群众在市政厅前的台阶上混战一团，子弹齐发，枪杀数人。作为报复——

石块向我们掷过来……像炮弹打穿窗户……最后，暴动者以极端恐怖的义愤驱散了我们。他们确实饶了我们的命，但是迫使我们离开那里，然后，着手私呑和摧毀他们所有的东西。几个高等法院的长凳立刻完全被摧毁，市政府公务员办公室的门被打开，所有的书籍、证书，还有市政府和法庭的案卷都被扔到窗外。[82]

“他们打开橱门，拿走1500英镑，他们……破坏了所有的装饰物、两幅很好的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的画像……他们撕毁了除脸部外的一切……并且随后指挥地方长官到他们自己的屋子里去，以表示一种虚张声势的胜利。”[83]

人们再一次注意到即使在群情激愤时也存在的作秀意识：象征性地摧毁法院的法官席位、书记员的簿册、托利党市自治体的斯图亚特王朝人物肖像，同时在行政长官住处举行模拟狂欢；然而，也是因为上述行为，游行的秩序得以保证且令他们（甚至在已经开火后）也不致丧命。

当然，正像市政官员时常做的那样，群众也会失去理智。但是，有趣之处在于，这种情况无论在哪一方都不经常发生。群众绝非“盲目”，他们常常严守纪律，有明确的目标，知道如何与当局谈判，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能迅速发挥力量。当局时常有这样的感觉，他们简直是在面对一群匿名的群众。1766年一个海关官员从圣奥斯特尔的来信中论及地方走私集团时说：“这些人都是锡铁匠，白天很少能在街市上看到他们，并且他们一点也不怕为我们所知。”[84]即使“集团的头头”被发现，时常也无法得到宣誓证词。但是，他们的团结一致很可能也就止步于此了。如果被捕的话，群众领袖可能会希望在24小时内立即被救出；如果这个时机错过了，他们可能会被抛弃。

可能还有其他的特点：但这三个特点——匿名的传统、反作秀和迅速且易消散的直接行动——看来很重要。所有这些使人们注意到阶级关系的单一语境。存在这样一种感觉，即统治者和群众相互需要，互相监视，在彼此的观众席上作秀和反作秀，缓和着彼此的政治行为。英国统治者尽管不能容忍自由劳动者的不服从，却在实践中表现出使人感到意外的对于民众骚乱的认可。难道在这里真有某种深藏的“结构性”互惠吗？

我发现，乡绅—群众互惠性的概念，还有在等式两侧的双方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对方囚犯的“家长式统治——顺从均衡”的概念，远比“单一阶级社会”的概念、合意概念，或阶级和利益多元性的概念更有帮助。对我们来说，必须关心的是不相容的利益的极化和相应的文化辩证法。17世纪和19世纪存在着对于统治观念和社会制度的明显抵抗：因此，历史学家期待用某种社会冲突的概念来分析当时社会。18世纪，抵抗不那么明显，尽管常常是具体的、直接的和强横的。因此人们必须提供清晰的表述，部分通过对行为迹象的解码，部分透过推翻统治当局的空洞概念并考察隐蔽在它之下的内容。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沦为统治者的假想和他们对自身形象描述的囚徒：自由劳动者被看作是“松散的无法无天的一类人”，骚乱则被看作是自发的和“盲目的”，而重要的社会抗议类型则会被错误地划入“犯罪”范畴。但是，在这种辩证的考察下，很少有社会现象不显示出新的意义。炫耀的展示、涂了白粉的假发和大人物的服饰，也必须——如其所愿——从底层、从阶级霸权和控制的剧场观众席上来看。甚至“慷慨”和“慈爱”在饥荒时代可以看作刻意为缓和阶级冲突所作的行为，并被认为是（在骚乱的威胁下）受到了群众的勒索：（从上层看）一项“给予的行为”，（从下层看）则是一项“获得的行为”。像“盗窃”这样简单的一类行为，在某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村民捍卫以往共有权利而进行的长期努力的证据，或是劳工捍卫习惯赏钱的持续努力的证据。而且，沿着每一条线索找到它们相交的那一点，有可能重建一种诉诸惯例的民众文化，其受到的是与那种上流文化完全不同的经验的滋养，通过口述传统传递，为范例所再造（或许随着世纪的发展，日渐通过文学手段），通过象征或仪式表达，并且与英国统治者的文化相距甚远。

在我把这描述成一种阶级的文化之前，我很犹豫，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人们能够谈论一种工人阶级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中，儿童借由不同的阶级标志通过社会化而进入一个价值体系之中。但是，除非使用阶级的辩证对立、调整和调和的概念，人们无法从经验层面，从它对宗教布道的抵制，从它对城市布尔乔亚节俭美德的冒险传奇的藐视，从它对混乱的现成利用以及它对法律冷嘲的态度来理解这种文化。

在分析乡绅—平民关系时，人们发现，与其说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手之间的一场无法妥协的激烈之战，不如说这是一场社会“力场”（field-of-force）的较量。我想起一种在学校做过的实验（毫无疑问我没做好这个实验），在实验中，电流使得用铁锉屑覆盖的金属板磁化。均匀分布的铁锉屑自身分布到这一极或那一极，那些仍留在原处的铁屑则排成一行，好像粗略地指向相反的吸引它们的一极。这就是我对18世纪社会的看法，在许多场合下，群众处于一极，贵族和乡绅处于另一极，而且，直到这个世纪后期，职业群体和商人集团在磁力线束缚下依附于统治者，或者有时在与群众共同行动中隐蔽他们的面目。这个隐喻使人们不仅可以理解频繁的骚乱情势（和对它们的管理），而且可以知道什么是可能的和可能性的限制为何，权力也不敢超越这一限制。

因此，我在使用阶级冲突这一术语的同时也抵制把身份认同归属于某一阶级。在我看来，“力场”的隐喻能够与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Grundrisse）中的评论很好地共存，后者写道：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特定的生产及其关系，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及其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修饰了它们各自的特殊色调。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一切存在的重力。[85]

这种平民文化最终受乡绅霸权的限定因素的制约：平民始终明白地意识到这种制约，了解乡绅—群众关系的互惠性，留心分寸以便发挥自己的优势。平民自己还吸收了乡绅的某些修辞方法为己所用。因为再一次地，这是一个“自由”劳动力扩张的世纪。而制造业系统独特的特点在许多种工作中表现为劳动者（包括小雇主、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一道）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他们自己的直接关系和工作方式，而与此同时却很少控制他们产品的市场和原材料及食品的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劳资关系的结构和抗议的某些方面，同时还解释了该文化的人工制品及其内聚力和管理上的独立性的某些方面。[86]它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这种意识，这样的英国人自诩为其统治者宪政主义花言巧语的某些部分，并顽强地捍卫他法律上的权利，以及他取得白面包和廉价浓啤酒的权利。平民们意识到，一个将合法性的主张建立在惯例和法律之上的统治阶层，几乎无权凌驾于他们自己的习俗和权利之上。

这些关系的互惠性成为18世纪霸权和抗议的象征性表达的基础。这便是为什么我们把如此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作秀（theatre）这个概念上。当然，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某种表演；当代社会政治生活有许多事只能理解为争夺象征性权威的较量。但是，我要说的绝非是认为18世纪的那些象征性较量只限于那个世纪并需要更多研究。我认为在那个世纪，那种象征性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其他的控制机构很薄弱：基督教会的权威正在消失，而学校和大众媒介的权威尚未形成。乡绅拥有四种主要的控制手段——一种几乎将那些贫民排除在外的势力和晋升制度；法律的威严和恐怖；在地方上实施的恩惠和慈善行为；以及他们霸权的象征性。有的时候这是一种微妙的社会平衡，统治者被迫在这种平衡中作出让步。因此，对象征性权威的争夺，也许不会被视为是践行隐秘的“真实”较量的一种方式，而是被视为一场真实较量本身。有时，平民的抗议没有什么更深层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挑战乡绅霸权的保证，剥去其象征性的神秘把戏的力量，甚至只是为了单纯的亵渎。这是一种为“面子”而进行的争夺，但争夺的结果可能有实质上的影响——体现在济贫法得以实施的方式上，在物价高涨时乡绅认为必要的措施上，以及威尔克斯是被囚禁还是被释放上。

至少，我们必须回到18世纪，给予发生在街道上的象征性较量以充分的注意，就像对下院投票给予的关注一样多。这些较量以各种奇特的方式在各种奇特的地点发生。有时，那就是对詹姆士二世党人的或反汉诺威朝的象征主义的诙谐运用，乡绅的燕尾服会被拽一下。1718年斯特拉特福德博士在伯克郡写道：

我们这个国家的乡下佬非常滑稽也非常傲慢。一些正直的法官聚集在沃特莱顿庆祝加冕礼，而当入夜，当他们的敬拜仪式变得自在之时，他们将会点起篝火。一些乡下佬取来一个很大的芜菁，在上面插了三支蜡烛，正对着切特温德的宅邸……他们来告诉那些敬拜者，为了庆祝乔治国王的加冕日，一只灿烂的星状物出现在切特温德的宅邸上方。那些敬拜者非常明智，他们骑着马前去看这一奇观，可令他们失望的是，那个星星竟然是芜菁。[87]

芜菁当然是詹姆士二世党人在其高兴时选择的乔治一世的特别标志；在不高兴的时候，他是与别人私通的国王，头上的角(4)会代替芜菁。但是，在这些年中，象征性的对抗事实上可能会变得非常狂暴。1724年在萨默塞特的一个村庄，为竖立一根五朔节花柱而发生了一场不太有名的对抗（这是一系列这类事件之一）。一个当地的地主（威廉·丘切）似乎已取下了新近用鲜花和花环装饰的“老的五朔节花柱”，然后，派了两个人到感化院去砍伐一棵榆木来做另一根花柱。作为回应，他果园里的苹果树和樱桃树被砍倒，一匹牛被杀，狗被毒死。当囚犯被释放之时，花柱重新竖立起来，人们以“煽动性的”歌谣和嘲弄性的诽谤文字来庆祝“五朔节”，以此来攻击治安法庭的法官。在装饰花柱的人中有两个劳工、一个麦芽制造人、一个木匠、一个铁匠、一个亚麻织工、一个屠夫、一个磨坊主、一个客栈老板、一个马夫和两个绅士。[88]

过了世纪中叶，詹姆士二世党人的象征性表现衰落，偶尔出现的乡绅派头的冒犯者（或许在群众掩盖下实现他们自己的利益）随之消失。[89]1760年以后，群众抗议的象征性有时非常直接地指向当局。如果不经过深思熟虑或仔细地预谋，也不会采用象征性的手段。在1768年泰晤士河的水手罢工中，当时数千人向议会进军，有幸残存下来的一份文件使我们了解了当时的情况。[90]在罢工高潮时（1768年5月7日），水手们毫不满足，他们的领袖进入码头旁的一家酒馆，叫酒馆老板以极好的笔迹和适当的形式写下一份宣言，他们打算张贴在所有的船坞和河岸阶梯上。酒馆老板读了他们的文件，并发现了“许多叛逆的和造反的措辞”，并且，在最后有“不要威尔克斯，不要国王”的话。老板（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向他们提出了忠告——

酒馆老板：“我请求各位先生不要谈及强迫或因最小的非法行为而被判有罪。”

水手：“先生，你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赶紧挽回局面，那么我们手边就有大炮和船只，我们会在必要的时候使用它们，以达到补偿我们自己的目的，此外我们决心放下河中每艘船的桅杆，然后向你和老英格兰告别，到另外一些国家去……”

在这里水手只是玩弄同一种把戏，就像立法机关反复颁布死刑法令和进行立法上的过分之举；相关的双方都倾向于更多的威胁而非真的要付诸实践。由于对酒馆老板非常失望，水手把他们的文件拿到从事此类文书工作的教员那里。问题的症结又在于宣言的结论部分——在右侧是“水手”，在左侧是“不要威尔克斯，不要国王”。教员更重视他自己的性命而不愿做这种文件的作者。根据他自己的叙述，随后发生了如下的对话，尽管这有点不像在沙德韦尔阶梯上会有的谈话题材：

水手：“你不是水手的朋友。”

教员：“先生们，我当然是你们的朋友，所以我决不愿意作为一种工具，通过宣布你们对我们敬畏的拥有最高主权的国王犯下了叛逆罪，或者说是叛乱的倡导者，或者说在追随你的民众中发表煽动暴乱的言论而猛烈地伤害你，而鄙人以为上述这些正是你们文件的内容……”

水手：“我们中绝大部分人已经以我们的生命为赌注，捍卫了国王陛下个人、王权和尊严，并且为了我们的祖国，我们利用一切机会以勇气和决心攻击敌人，并已经取得胜利。但是，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我们这些水手被轻视，而我们的工资降到如此之低，而粮食如此昂贵，以至于我们无力保证我们自己和家庭可获得日常的生活必需品，坦白地说，如果我们的不满不能迅速地得到平复，在德特福德和伍尔维奇有足够的舰船和大炮，我们将在水中扬起巨大的尘土，而那是此前伦敦人未见过的，所以，当我们已给商人致命一击后，我们将向法国挺进，我们得到充分保证，我们在那里将受到热诚的欢迎。”

水手们再一次失望了；他们草草退场，“难道你们认为这样的水手群体会听命于一个老古板的学校教师吗？”他们在某个地方亲自找了个抄写员，但甚至这个抄写员也拒绝履行全部的委托。第二天早晨，宣言如期出现在海边的阶梯上，在下方右侧写着“海员”，而在左侧写着……“自由和威尔克斯长存！”

这件轶事的重点在于，在水手罢工处于最高潮之时，运动的领袖们花了几个小时在酒馆、教员和抄写员之间辗转，只为寻找一个人愿意写下他们可能想出的对当局最严重的冒犯之语：“不要国王”。水手们可能从任何角度看都算不上共和主义者；但这是他们可以引爆的最大的象征性的“大炮”，而如果在大炮轰击的同时有数千名英国水手表面上的支持，那这恐怕真的是一门大炮了。[91]

与人们相信的神话相反，英格兰在18世纪从不缺少一支常备军。[92]在沃尔波尔时代，汉诺威朝辉格党人的一项特别事业，就是维护这支军队。但是，为了国内控制的目的，它通常是一支不大的应急力量。例如，1766年骚乱期间，它就完全是在硬撑，不足以应对局势的需要。在人口稠密地区永久驻扎军队总是不明智的。在骚乱爆发和军队到来之间总有耽搁，有时耽搁数日。军队及其军官（他们采取打击市民的行动的权力在法庭上可能遭到挑战）发现这种事情极为“可憎”。[93]国王的谨慎戒备，加上贵族的贪婪，导致所有维持秩序的有效机构都软弱不堪。国家的虚弱表现在不能及时地使用武力，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对臣民自由的温和态度，还表现在有一个充斥着尸位素餐、寄生虫和裙带关系的不完全的官僚体系，简直无法拿出一种独立的态度。[94]

这样，贵族和乡绅为一个有限君主制和虚弱的国家付出的代价不可避免地是对群众的放纵。这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互惠关系的主要结构背景。统治者当然不愿意付出这种代价。但是，恐怕只有当存在一个统一团结的统治阶层，满足于在他们自己之中和睦地瓜分权力的战利品，并且通过他们对谋生手段的巧妙控制进行统治，才有可能迫使群众俯首帖耳。如同数代著名历史学者一直努力说明的，这样的团结在1790年代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出现过。

存在于宫廷与乡村、货币与土地、小集团与家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加深。到1750年或1760年，“乡绅”一词对于我们分析的意图完全没有鉴别力。辉格党和托利党在与群众关系的传统方面存在明显的分歧。辉格党在那几十年里从未说服家长制主义者[95]。但是，在同样的几十年里，在托利党人和群众中间发展起来了一种更为活跃和一致的联盟。许多小乡绅，作为土地税的牺牲品和大地产兼并以对抗小地产的斗争中的失败者，像平民一样愤恨朝臣和金融家。而我们正从这一点看出托利党家长制的特别传统得到了巩固——因为甚至在19世纪，当我们考虑到家长制时，我们想到的是托利党而不是辉格党。在全盛期，即在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统治时期，这种同盟在受欢迎的詹姆士二世党人的戏剧性影响中得到一种意识形态表达。

到50年代，这样的时刻已经过去，伴随着乔治三世即位，我们迎来了另一种风气。乡村和宫廷之间的某些冲突到此时已经减弱，这使得把乡绅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蓄意的家长制作风成为可能。骚乱时期，在处理群众之时，人们可能已经忘掉了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差别——至少在治安法官实践这个层次上——人们可能注意到地方行政官员作为一个整体是按既定的传统行事。为了保持对贫民的支配力，他们必须表明自己既不是罗马天主教徒也不是清教徒。他们必须至少在姿态上表明他们是调解人。骚乱期间，绝大多数治安法官无论他们持何种信条，总是在冲突前面退缩，宁可在诉诸武力之前通过道德规劝进行干涉。甚至，治安法官在骚乱时期的作用可能减低到说出这样的话：“我确信，一个坚定的治安法官必定会在某一天结束骚乱，”一名贵格会教徒商人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谈到1792年在北希尔兹发生的水手骚乱时说道，

首先在这样的时刻，要像一位治安法官该有的样子与水手谈话，然后披上人之情感和仁慈的外衣，许诺把他们所有的抱怨提交给议会……[96]

这种姿态有时出自一种对民众主动的同情心，特别是当乡绅感到，中间人从他们自己和他们佃户的谷物中获利，而他们自己被侵害之时。1753年在汤顿发生的一次骚乱（纽卡斯尔也收到这一消息），起因为“一个在城镇拥有面粉厂的叫伯切的人，他不磨小麦却去欺压穷人，简单地说，人们普遍认为根据法律，他应该因那种不法行为受处罚……”[97]萨默塞特郡的治安长官波利特伯爵清楚地意识到像伯切这样的家伙就是该死的讨厌鬼。这些人为他和议员们工作，当然，秩序必须维持。一般的“起义”和骚乱状态带来了其他恶劣的后果——群众变得粗野，成了不忠言论和反叛思想的中心，“一旦他们起身反抗，就会互相追随，而不是听绅士的”。实际上，在这种时候，“他们中一些人最终会使用一种针对性的批评的语言，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一些人应当富有而另一些人就该受穷”。（甚至还隐约听到对来自法国援助的抱怨。）

但是，维持秩序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骚乱者逍遥法外鼓励了……其他人跟随效仿。委员会中的乡绅们惮于行动，而且由于汤顿和伊尔明斯特也没有他们的军队，在克鲁肯只有一支没有任何军官的草场护卫队，所以对他们来说也不安全。但似乎那些城镇和乡绅的一般处置方式，是让这种情绪慢慢消退，而非因惧怕后果而火上浇油。

可怕的后果是直接的：更大的财产损失，更混乱的秩序，恐怕还有对地方行政长官的人身威胁。波利特伯爵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明显犹豫不决。如果承蒙恩典，他会“让一些主要的团伙头目被定罪”，他恐怕要引起“城镇和附近的乡绅的反对”。总之，无论是这次，还是1740年、1753年、1756年和1760年代以后成百次类似的交战中，都不存在整体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感觉，人们害怕的是地方的“无政府状态”、在当地失掉权威和领导权、社会纪律的松弛。人们通常假设事情最终将平息下来，会显示出来的严重程度——看是不是把一两个牺牲者吊死在绞刑架上——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杀鸡儆猴。我们再一次回到了戏台上。波利特为这些“小骚乱”打扰了纽卡斯尔而向他道歉。一个持詹姆士二世党人下流姿态的哈里奇的捕鱼人更会令国王的大臣担心，而不是成千上万将在30年后向乡村进发，破坏磨坊并夺取粮食的男人和妇女。

在这种形势下，有一种安抚群众的惯用手法。波利特写道：

（暴民）被安抚……办法是乡绅应（他们的）要求走出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想要什么，晓之以后果，并答应他们将对磨坊主和面包师提起公诉，他们应当收集小麦，并由他们自己送到市场上去，而他们将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少量谷物。[98]

但是，在那些群众对乡绅自身造成直接威胁的地方，反对就更坚决。1753年同年，西约克郡为因征收通行税引发的骚乱所烦扰。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写信告诉他的兄弟说，拉塞尔斯先生和他设置的通行税关卡遭到直接的攻击：“冲在头里的是他自己的佃户和一些追随者”。拉塞尔斯与这些暴动者遭遇，并且“堂而皇之地痛打了他们，还俘虏了10个人”。利兹市的法官曾遭到威胁，“并且所有活跃的法官，他们的房屋都被推倒，甚至丢了性命”。针对于此，只有最大限度地展示统治阶层的团结一致才足够——

我一直竭力说服我一直认为极为活跃的几个乡绅……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相当重要的，我相信，只有当这个国家的第一责任人积极捍卫法律，才能完全克服这种局面；因为如果这些人觉得自己只是屈服于军队，而没有看到他们的行为与这个国家第一公民的感觉不符，那么，当军队离开后，反抗行为将重新出现。[99]

这是一篇值得考察的文本。首先，很难想到写这封信的人是英国首相，而且信是写给“内务大臣”的。所讨论的看来是拥有大量财产的私人在处理扰乱其秩序的人时需要采取的方式：首相正在尽力说服他所见到的比以前更“活跃”一些的几个乡绅。其次，这起事件极好地说明文化霸权高于物理层面的霸权。在提供安全保障方面，军队不如重申家长制的权威那么可靠。最重要的是，乡绅和地方行政官员的信誉必须维持。在动乱的早期阶段，应当首先劝说平民抛弃反抗态度，用合法的和恭敬的词语表述他们的要求：他们应当了解，他们从忠诚的请愿中得到的可能会比从骚乱中取得的东西要多。但是，如果当局未能规劝群众放下他们的大头棒并等待矫正弊政，那么他们必要时只好被迫与平民谈判；可一旦如此，更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稍后，十分恐怖的法律剧场在动乱地区会上演它可怕的日戏。为了重建可靠的秩序，必须惩一儆百。那时，乡绅的文化霸权就会恢复。

七

只有在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均势中，这种象征性的竞争才有意义。无法离开这种均势而对平民文化进行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平民文化的定义要与上流文化的定义相对照才能理解。我反复试图表明的恐怕是，这个社会的每种因素如果分开来看，可能都有先例和后继者，但是，当把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整体会超过各个部分的总和：它是一组结构化的关系，在这之中，国家、法律、自由意志主义的观念、群众的感情迸发和直接行动，所有这些都履行着这种制度固有的功能，而且也要在该制度设定的限制内运作，那些限制同时也是对政治“可能性”的限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和智力“可能性”的限制。群众中最先进的部分也极少有可能超越激进辉格党传统的自由意志主义修辞；诗人无法超越富于人情味而慷慨的家长制主义者的情感。[100]来自社会下层深处的暴怒的匿名信件亵渎了乡绅的霸权，但没有提供取代它的策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相当保守的结论，因为我赞成18世纪社会夸张的自我形象——1688年的革命协定限定了它的形式和它特有的关系。鉴于该协定为农业布尔乔亚（agrarian bourgeoisie）确立了统治形式[101]，看来，它似乎既是一种国家权力形式也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形式，决定了未来百年的政治和文化表现方式。实际上，国家虽然在其某些官僚主义的和理性化的职能方面表现得很薄弱，但作为一种生产的辅助机构，它本身是无比强大和有效的：开辟商业帝国主义的道路，在农村强行圈地，通过征税、开设银行和提供基金以及直说吧，通过它自己官员寄生性的榨取，促进资本的积累和流动。正是这一强与弱的特殊结合给出了一种“一般化的理解”，那个世纪的所有特色都淹没其中；也确定了法官和地方行政官的任务；使得文化霸权的戏台变得必要，并且撰写它自己的家长制的和自由意志主义的脚本；提供给群众抗议和施加压力的机会；制定了当局和平民间谈判的条款，并且确定了谈判无法逾越的限制。

最后，我是在怎样的广度和怎样的意义上使用“文化霸权”概念的呢？这既可从实践层次上也可从理论层次上来回答。在实践层次上，很明显，直到1790年代，乡绅还在有效地行使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霸权。无论渎神事件还是零星的纵火事件都没有对此构成质疑；这些事件中并没有提议取代乡绅的统治，而只是对他们加以惩罚。（直到法国革命以前）政治上可能有的局限性，在外部表现在宪政形式上，而在内部，即在人的心理层面，则表现为禁忌、有限制的期望和对传统抗议形式的倾向，目的在于使乡绅时常回忆起他们家长制的职责。

但是，这里也有必要说明这种霸权不需要什么。首先，它并不需要贫民按照乡绅自己的角度或按照他们认可的自我形象来接受乡绅的家长制。贫民可能愿意对乡绅表示敬意，但只是为了获得一种报酬。报酬是实质。而敬意通常连少量的幻觉都无法形成：从下层来看，可以视为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的部分，精心计算所能索取的一切。以这种方式来看，贫民强加于富人的某些家长制的职责和功能，反过来正像施之于他们的敬意同样多。问题的双方都被束缚在一个共同的力场中。

其次，我们必须再次关注上流社会文化和平民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后者真正自我活动的活力。无论这种霸权可能一直怎样，它并未覆盖平民的生活，并且也并没有妨碍他们捍卫自己的工作和休闲的方式，没有阻止他们形成自己的仪式、他们自己满足的生活观。因此，我们要警惕，不要把霸权的概念推得太远，推入不适当的领域。[l02]这种霸权可能规定了政治、社会和实践方面的外部限制，并因此影响了实践的形式：它提供了关于统治和从属关系结构的最基本架构，但是在那种架构中，可以设置许多不同的场景，上演不同的戏剧。

最后，像这样强壮的独立的平民文化甚至会培育向这种霸权挑战的另类期望。这并不是我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解读，因为当1790年代与家长制在观念上决裂时，它首先不是来自平民文化，而较多地来自持有异议的中产阶级的智识文化，并且，从那时起，它被传递到城市工匠之中。但是，潘恩的思想却被这些工匠更广泛地传播到平民文化中，并立即在那里扎根；并且很可能这种强壮的和独立的文化提供的屏障，使它们兴旺并普及，直至它们助长了法国战争末期伟大的毫不恭敬的民众骚乱。

理论上我是这么说的。首先，霸权的概念具有很大的价值，没有它，我们恐怕无法理解18世纪的社会关系是如何构造的。但是，尽管这种文化霸权可能限定了可能性的界限，并抑制了另类视野和期望的产生，但在这一进程中却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或自动的。只有当统治者持续不断地玩弄技巧、作秀或让步，这种霸权才能维持。其次，这种霸权甚至在它成功地实施时，也未把一种包罗万象的生活观强加于人；相反，它给人们戴上了眼罩，抑制了某些方向上的景象，而使其他景象十分清晰。它能够与从人们自身的经验和才智中产生的非常有活力的自激励文化共存（而它在18世纪的英格兰确实共存着）。这种可能会在许多方面抵抗任何外来统治形式的文化，始终构成了对官方如此的现实的威胁；考虑到激烈的斗争经验，加之“煽动性的”宣传描述，支持“教会和国王”的群众可能成为雅各宾派或卢德派，忠于沙皇的海军也能成为布尔什维克舰队。

以下便是我无法接受的在西欧某些结构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圈子里十分流行的观点，即霸权对于被统治者——或者对所有不属于知识分子的人——行使了包罗万象的统治，一直进入他们经验的门槛，并且从一开始就灌输到他们心中的那种他们无力摆脱，并且他们的经验无法纠正的从属关系的范畴。这可能在其他什么地方发生，但不会在英格兰，也不会在18世纪发生。

八

重新陈述并修正这个论点的某些部分，现在可能是有益的。当我在1970年代最初提出它之时，有些人认为这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建立了一种比我自己预想的更为绝对的两分法，而且这中间也没有任何有重要影响的中介力量。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在我的分析中中等阶级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这样的解读中，1790年代出现的中等阶层以及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激进化，像是无法解释的天外来客（deus ex machina）。[103]而批评家始终在抱怨“二元论”和令人沮丧的两极分化，抱怨我不承认作为历史主体的中间等级，并且“轻视城市文化和布尔乔亚持不同政见者的作用”。[104]

我得承认，我的两极模式可能与乡村、小城镇、特别是其扩张超出了任何团体控制的制造业地区（原工业化场所）更为有关，而不那么适合于较大的自治城市，当然也包括伦敦。我无意降低那些在整个世纪（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105]逐渐创造并占有“公共领域”的中间阶级在数量、财富和文化影响力方面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这些包括了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所描述的群体：

……律师、地产经理人、药剂师和医生；煤业、纺织业和谷物贸易的中间人；马车夫、使役、客栈老板；书商、印刷商、学校教员、演艺者和书记员；布商、杂货商、药商、文具商、五金商、各种零售商；刀剑和玩具制造业的小老板，或是都市中所有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商人。[106]

这个名单还能继续扩大，而且当然应当包括宽裕的自由持有农和殷实的佃户。而正是从这样的中间群体中，杰弗里·埃利（Geoffrey Eley）看到了“一个新的自觉的布尔乔亚社会的出现和巩固”：

……城市文化形成的过程倾向于支持一种新兴的政治身份认同，并最终与地区的政治网络组织相联系；一种新的信息交流基础设施，包括报刊和其他文学创作……以及一个自愿联合的新世界；最后是革新的议会制度……从根本上说，与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转变过程相关。[107]

我能够对所有这一切表示赞同。但是，它的出现和巩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且非常缓慢，需要持续百年或更久。如约翰·坎农（John Cannon）教授曾指出的：

虽然在汉诺威朝的英格兰，存在着许多商人和金融家、教师和新闻记者、律师和建筑师、零售商和工业家兴旺发达的证据，但对我来说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相反的——不是他们如何得以控制政府，而是为何他们直到世纪末之前从未向贵族的统治地位挑战？[108]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似乎存在于实际的历史案卷中，而不是存在于任何一种历史编纂学中。而它们继续使诸多流派的历史学家感到窘困。确实，中等阶层在城市政治中“出现”有许多预兆。但是，正如约翰·布鲁尔论述的，中等阶层的独立性一直受到约束并被拉回到对保护人强大控制下的依附系统中：

奢侈商品——家具、马车、服装——的生产者、各种零售商、那些从妓女到舞蹈大师等为富人提供服务的人，所有这些人（而他们在都市劳动者中占相当大的比例）的生计依赖以宫廷、议会和伦敦社交季节为中心的文化。[109]

这种形势没有必要诱导服从：它可能导致憎恨和敌对。直到市场这个竞技场变得更加匿名之前，它还无法产生独立性。

如果我们考虑到始终存在的保护关系、赞助关系和“利益”的控制，我们就被拽回到两极力场的模式中了，正如这样的两极化词语持续出现在历史行动家他们本人口中一样。事实上，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模式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力量。贵族拒不准许中等阶层分享任何现实权力的一种方法，便是拒绝他们采用政治话语的词汇。直到这个世纪末，贵族文化顽强地阻止“中等阶层”概念的生存空间。[110]此外，假定“中间等级”的人数和财富的增长必然缓和和减轻整个社会的阶级分化，则是错误的。在某些情况下，它转移了敌意；如同我们已看到的（见页边码第43—46页），中间群体对于掩护地主或大布商可能有作用。但是，只要那些与仕途、提升和契约有关的许多通路仍被腐朽堕落的恩惠手段所控制，中间群体在数量上的增长只会加剧他们之间的竞争。[111]

所以，我的论点不是关于中等阶层的数量、财富乃至文化影响力，而是关于它作为自治的、自我激励的政治主体的身份认同，它对权力施加的有效影响，它以某种认真的方式对贵族—平民均势的修改。我不希望在本章放弃上述主张，尽管我对目前流行的对于中等阶层的制度和城市政治生活的有意义研究表示敬意。

（我的）论点一部分是关于权力的，另一部分是关于文化隔绝的（参见页边码第5页）。批评意见认为，我和其他更早一代的“民众史学家”主要关注骚乱和抗议，已经不再考察其他的民众表现，包括效忠派和爱国主义感情、选举的党派偏见、仇外和宗教偏见的丑陋证据。[112]我很愿意承认这些问题没有困扰我，并且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些缺失已由其他人来填补。[113]当然，更全面的关于民众的观点正在形成。但是，人们希望这个观点不要过于完善。除了人群的反复无常外，在整个18世纪似乎很少有一般的占支配地位的对平民的政治态度存在。18世纪的人群在状态和规模上都显示出多样性。在这个世纪初年有过啤酒店帮，他们被政客用于反对他们的对手。纽卡斯尔公爵在其晚年说：“我爱暴民。我自己曾做过暴民的首领。汉诺威家族继承王位归功于暴民。”[114]这种反复无常在这个世纪末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人群政治倾向的一般化归纳在普里斯特利骚乱时期（1791年）和二三年后潘恩和改革派最受欢迎时期所能提供的教益是不同的。革命情绪能够在1790年到1801年间（这是海军兵变、爱尔兰起义、抵抗征税和激烈的食品骚乱的年代）啤酒馆里演说家的雄辩之辞和匿名威胁信件中找到，而民众强烈的效忠和反对高卢主义的情绪也都能够在1803年到1805年间找到（这是感到侵略的威胁、对拿破仑帝国扩张表示愤怒的年代，这甚至在原英国“雅各宾派”中激起了敌对情绪，这个时期还是群众参加志愿军和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取得甜蜜而辛酸的胜利的年代）。

这些迅速的转变当然既发生在个人之中，同时也发生在人群的情绪中。出身于格洛斯特郡和威尔特郡边界地区劳工家庭的艾伦·达文波特（Allen Davenport）叙述了他如何在1794年即他19岁那年来到布里斯托尔的：

我有一些爱国心，当时认为英格兰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正当的和合适的；而其他每个反对她的民族都是错的，并且该受惩罚。而刚刚杀掉了她的国王、流放贵族，并且辱骂和亵渎基督教的法国真的非常邪恶；而我则像王国任何一个教士或贵族一样长时期大声地呼喊“教会和国王”。我相信，英格兰不仅有正当的理由，而且也有责任去镇压，甚至如果可能的话，去消灭这样一个由平等派、亵渎神祇者和弑君者构成的不可救药的民族！而这是1794年那时十分之九英格兰人的感受。[115]

达文波特后来成为一个杰出的斯宾塞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宪章运动家。

18世纪的人群可谓千变万化：现在，它使用了詹姆士二世党人的象征主义，现在它尽全力支持威尔克斯，现在它攻击非国教徒的礼拜堂，现在它确定面包的价格。的确，某些主题会一再重复：仇外（特别是反对高卢主义）同时嗜好反对罗马天主教和自由意志主义者（“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华丽辞藻。但是，简单的一般化应该就此打住。也许是对我们这一代许多研究民众的历史学家所显现的过多的同情和防御的反应，某些较年轻的历史学家愿意告诉我们人群相信什么，以及（似乎）他们总是倾向于民族主义，并且通常是忠君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但是，并非所有这些历史学家都花许多时间去研究档案，在那里可以发现神秘而矛盾的证据，而我们之中一些已经这样做的人则更为谨慎。没有人能够直接从出版物上得知“民意”，因为这是由中间等级人士写的并且是为中间等级服务的；这些读者中那种对商业扩张的热情并无必要为那些推动这种扩张、战时在陆军和海军中服役的人所分享。与1960年代民粹主义者的调子相反，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在工人群众中找到顽固的迷信者、种族主义者或实行性别歧视的人，或者在内心深处属于保守主义或忠实于教会和国王的人，是非常时髦的事。但是，传统主义的（“保守主义的”）习惯意识在某些重要关头可能表现为反叛意识；它可能有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共同责任，且无法用头脑简单的方式作类型化处理。“爱国主义”本身可能是一种修辞策略，人群用它来发动一场对腐败的汉诺威王朝权力的攻击，正如在下一个世纪卡罗琳王后（Queen Caroline）的请愿成为一种攻击乔治四世及其宫廷的策略一样。当人群向深得人心的海军将军欢呼时，这可能是指责沃尔波尔和皮特的方式。[116]

我们甚至无法说明，特别是在动荡的1760年代，明确的共和主义观念传播得有多远。人们更多的时候是以一种否定的态度避开这个问题而不是加以研究。但是，我们得到约翰·普拉姆爵士（Sir John Plumb）的告诫：“我感到，历史学家对于1760年代和1770年代盛行的充满仇恨的反君主政体、亲共和主义的情绪从未给予足够的强调。”[117]一种类似的想法游荡在一位更敏感的历史学家克拉克（J. C. D. Clark）先生的头脑中，他曾引述1775年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写给达特茅斯伯爵的信中说到的人们的“危险的不满”状态“遍布全国”“我所走过的每个城市、城镇和村庄”。人们“瞄准”国王本人：“他们完全藐视国王陛下，并且以绝对的敌意仇视他。他们希望用他们的手沾满他的血；他们充满了谋杀和反叛的精神……”[118]人们猜疑在1760年代和1770年代的某些时候，有一部分英国人要比美国殖民者更加做好了脱离国王的准备，但是，他们很倒霉，得不到大西洋天堑的保护。

因此，我支持贵族/平民模式和力场的隐喻，在权力构建方面和在辩证的意识形态激战方面都是如此。然而，不应该假设这种程式提供了揭示每一次人群行动的意义的速成分析手段。每一次发生在特定条件下的人群行动都被地方均势影响，并且时常从统治集团的派别分裂或者从全国政治讨论的问题中找到机会和蓝本。这些问题已由尼古拉斯·罗杰斯（Nicholas Rogers）在《辉格党和城市》（Whigs and Cities）中作了中肯的讨论：他（恐怕不公正地）怀疑我采用了“本质主义”的分析程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罗杰斯是正确的而我则错了，因为他对材料掌握得极好，而他的结论为多年的研究和对城市人群的分析所支持。[119]按照罗杰斯的观点，绝大多数城市人群的行动应当被看作是发生在“一个观念、文化和权力交叉的领域”。18世纪初期，统治者出于自身的原因将这个空间向人群开放，分派给它一种受保护和下属的角色。高教会的教士和公民派系主义者扩大了这个空间。政治的周年纪念日和庆祝仪式——游行、灯彩、选举、焚烧模拟像、狂欢节的沸腾——所有这些都作为任务分配给人群并争取他们的参与。在1680年以后的40年间，“广大劳动人口”以这种方式被吸收到全国政治讨论中来——

在允许普通人拥有更大文化空间的社会环境中，已经创造了一种以王室和国家纪念日为中心的、民众本身就是积极参与者的充满活力和争议的政治文化。

正是在这种指导下，人群学会了主张自己的自治权，并且在有机会时选择它自己的目标。现在，人群是“不得不被教化、训练和遏制”的现象，免得它会逃脱它属下的角色。[120]

我可以接受并且称赞罗杰斯教授的观点和他将这一观点贯穿于他的城市研究之中的做法。它比单纯简化为贵族/平民的两极化要更好，而且——尽管它赋予人群的自治权比我发现得要少（例如，在地方上因为粮食、征税关卡、工业、抓壮丁或反对军队引起的行动中）——它将城市人群的行动放回了更为复杂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但是，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复杂的情况，我仍然必须提出权力两极化的根本性假设——当统治集团发生冲突时，被迫进入并占领任何开放空间的各方势力。甚至在人群明显被管理和控制的地方，统治者也从来不会对他们掉以轻心。人群常常会超出他们被许可的范围，放纵的人群恐怕会退回到“本质主义”的倾向上去，“把官方日程表转变为骚乱和暴动的狂欢节”。[121]在所有人群行动之下，人们能够感觉到一直是作为我分析的目标的形成，即贵族/平民的均势。

这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家长式统治和顺从的古老借口，甚至在法国大革命前便失去力量，尽管在90年代初“教会和国王”的暴民中、军事力量的炫耀和反高卢主义战争时期有过短暂的复兴，但戈登暴动曾见证了平民自由放纵的高潮，也见证了它的神化；而且给统治阶层造成了创伤，这在80年代以日益严厉的规训口气被记录下来。但是到那时，乡绅和平民之间的互惠关系——一会往这边倒一会儿往那边倒——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尽管这种关系极不平等，但乡绅无论如何都需要某种来自“穷人”的支持，并且穷人也感到自己被需要。一百年来，他们并非完全是失败者。他们保持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早期工业主义的劳动纪律；他们或许扩大了济贫法的用武之地；他们推行了可能制止逐步升级为生存危机的饥荒的慈善机构；并且，他们喜欢在街道上横冲直撞和冲撞马车，欢呼着冲开缺口、推倒可恨的面包师或非国教徒的房屋，并且做出使外国来访者震惊的普遍的放荡不羁和不受管辖的自行其是的自由行动，而这些行动几乎把他们引入歧途，使其相信他们是“自由的”。1790年代消除了这种幻觉，而在那些年的经历之后，互惠关系破裂了。随着它的破裂，于是在同一时刻，乡绅失去了他们自信的文化霸权。突然间，世界似乎不再处处受他们的束缚，不再被他们的权力所监视。“无论如何”，人都要保持人的尊严。我们离开了18世纪的力场，并进入了一个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经过了结构性重组的时期。这可能是第一次，我们可以用19世纪的阶级的诸多概念分析历史进程。

注　释

[1] The Life of William Hutton (1817)，p. 177.

[2] 珍妮特·尼森（Jeanette Neeson）向我提出“乡绅造成”“贫民”之说。

[3] F. M. L. Thompson, English Larde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63), p. 16.

[4] 参见John Barrell, The Dark Side of the Landscape (Cambridge, 1980)。

[5] M. K. Ashby, Joseph Ashby of Tysoe (Cambridge, 1961 and London，1964).

[6] 参见我的Whigs and Hunters (London and New York, 1975)和D. Hay, P. Linebaugh and E. P. Thompson (eds.), Albion's Fatal Tree (London and New York, 1975)。

[7] P. Langford, 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 England 1727—1783 (Oxford，1989).

[8] “原工业”（proto-industrial）带来新的困难，但它是比“前工业”（preindustrial）更精确的概念，其说明效果略胜一筹。

[9] Peter Laslett的The World We have Lost (1965）给人以这种印象。关于宗法制理论严谨的见解，见G. Schochet, Patriarchalism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1975)。

[10] 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1845）中极常用的段落。见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1976）, V, pp. 65–67。(5)差别产生于女权主义者在理论上使用“patriarchy”时稍有不同的含义，参见本书页边码第499—503页。

[11] 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00 (1969)，p. 42; Alexander Marchant,“Colonial Brazil”，in X. Livermore (ed.), Portugal and Brazil: an Introduction (Oxford, 1953), p. 297.

[12] 参见Eugene D. Genovese, The World the Slaveholders Made (New York, 1969), esp. p. 96。

[13] 当他们得知他们属于“消费社会”时，可能很惊奇。

[14] 参见Laslett，ibid.，p. 21。

[15] 参见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Oxford, 1973), passim。

[16] 参见我在Whigs and Hunters第8章举出的沃尔波尔进入里士满猎园以及佩珀将军被逐出恩菲尔德猎场的有启发性的例子。

[17] 我们不应该忘记纳米尔（Namier）对议会制最杰出的考察起源于对“美国革命时期的帝国问题”的研究；参见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Preface to first edition (1928)。

[18] Blenheim MSS (Sunderland), D II, 8.

[19] J. H. Plumb, Sir Robert Walpole (1960), II, pp. 168–169.

[20] 参见P. D. Langford, “William pitt and public opinion, 1757”,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ccxlvi (1973)；但是当皮特掌权时，他的“爱国主义”只是政府的一手。作为另一手的纽卡斯尔，“控制了国库、文职和教职的授予权，以及当时用于贿赂议员的秘密服务经费的部分自由支配权。皮特是国务大臣，负责指导战争和外交事务。这样，政府所有令人讨厌的有害的污浊便流入同一渠道。尽管其他的不过是正大光明地流过的净水”[T. B. Macaulay,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Essays (1880), p. 747]。

[21] Ibid., p. 746.

[22] 我必须强调，这是一种从内部来观察国家的观点。从“外部”来看，从它有效的实实在在的陆军、海军、财政、外交和帝国来看，无论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如类似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必须注意它富于进取心这一面。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1989）曾很好地分析了它的军事力量，还有其财政机构和征税官僚的效率——财政部和众多税务官员相对来说摆脱了政府官员中腐败和拍马屁的地方病。这种内部弱点和外部力量的综合以及（在“战” “和”政策上）二者的平衡，把我们引导到18世纪高层政治真正关心的问题上去。当固有的内部寄生性缺点在外部失败（米诺卡岛的丢失和海军上将拜恩成为牺牲品，以及在美洲的灾难）中找到报仇泄愤机会时，统治阶层的这些要素——从纯粹的宗派主义到阶级政治原则——都受到冲击。

[23] 但是，晚近的历史编纂学发生了有意义的转变，即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考虑政治家与“开放的”政治国家的关系。参见J. H. Plumb, “Political Man”, in James L.Clifford (ed.)，Man versus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Cambridge, 1968); John Brewer,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in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Cambridge, 1976);Linda Colley, In Defence of Oligarchy: The Tory Party, 1714-1760 (Cambridge, 1982)。

[24] “在我们的时代，由不计其数的处于用公款购买的各种等级和地位的人加入的腐败的朝廷，与国家独立的部分之间存在着对抗。” [Political Disquisitions, or an Enquiry into Public Errors, Defects, and Abuses (1774)]当然这也是老的“乡村党”对沃尔波尔的批评。

[25] C. F. Burgess (ed.), Letters of John Gay (Oxford, 1966), p. 45.

[26] 但是，注意John Cannon, Parliamentary Reform, 1640-1832 (Cambridge, 1973), p. 49,note 1相关的讨论。

[27] 这是Paul Langford, 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一书，特别是第2章中一贯的有说服力的论题。

[28] 参见Nicholas Rogers, Whigs and Cities (Cambridge, 1989)。

[29] 特别参见P. Corfield, The Impact of English Towns, 1700-1800 (Oxford, 1982); P. Borsay,The English Urban Renaissance (Oxford, 1989); R. Clark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Provincial Towns, 1600-1800 (1984)。

[30] Nicolas Rogers,“Aristocratic Clientage, Trade and Indepe-ndency: Popular Politics in Pre-Radical Westerminster”, Past and Present, 61, 1973.

[31] “1779年4月11日……教堂前停着马车。仪式结束后，卡斯坦斯先生立即来到我面前，并要求我接受一份小小的礼物，它用一张白纸非常精致地包着，并已打开，我发现里面除了4英镑4先令外，没有其他东西。他还给了书记员10先令6便士。”[The Diary of a Country Parson (1963), p. 152]

[32] “使每个下院议员起些微影响的文件包中，装满了选民为他们自己、他们的亲属或他们的下属提出的恳求和要求的书信。在海关和国产税务局，在陆军和海军中，在国教会，在东印度公司、非洲公司和黎凡特公司，所有国家部门中从门房到书记员，为真正的乡绅谋求宫廷职位或爱尔兰的闲差、外交使团和其他任何部门责任不大但薪金稳定的职位。”(J. H. Plumb, “Political Man”，p. 6)

[33] 因此，布莱克愤怒地批评约书亚·雷诺兹说：“什么慷慨大方！我们根本不要慷慨大方。我们要的是与符合一般要求的艺术品相称的价值和公正的价格。”[Geoffrey Keynes (ed.),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William Blake (1957), p. 446]

[34] 关于普莱斯对于服从和依附的猛烈批评，参见Mary Thale (ed.), The Autobiography of Francis Place (Cambridge, 1972), pp. 216–218，250。

[35] 尽管沃尔波尔的乡村反对派的主要要求是形式上的民主政体（每年召开一次议会，限制官吏和腐败，不设常备军等），总体而论对地主乡绅来说民主要求当然是有限的，这在托利党继续支持议员的土地财产资格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参见Quentin Skinner很有帮助的讨论（不管怎样，它忽略了博林布罗克要求的政治民族在“海外”这个维度）：“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opposition: the Case of Bolingbroke versus Walpole”, in Neil Mckendrick (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1974); H. T.Dickinson, “The eighteenth-cen tury debate on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History, vol.lxi，201 (February 1976), pp. 36–40；及（关于老的乡村党与新的激进的辉格党讲坛之间的连续性）Brewer, op. cit., pp. 19，253–255。汉诺威朝辉格党人也赞成对下院议员规定很高的财产资格：Cannon, op. cit., p. 36。

[36] 参见Brewer, op. cit., Ch8；它在地方上扩展的例子，见John Money, “Taverns, coffee houses and clubs local politics and popu lar articulacy in the Birmingham area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istorical Journal, (1971), vol. xiv, 1。

[37] Defoe, The Great Law of Subordination Consider'd (1724), p. 80.参见Christopher Hill, “Pottage for Freeborn Englishmen: Attitudes to Wage Labour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in C. Feinstein (ed.), 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1964)。

[38] 参见A. Kussmaul, Servants in Husband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1981); R. W.Malcolmson, Life and Labour in England, 1700-1780 (1981), pp. 71–74; Michael Roberts,“‘Waiting upon Chance’: English Hiring Fair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 I (1988)。

[39] Defoe, op. cit., p. 97.

[40] Hants CRO, Eccles. II, 415809, E/B12.也参见Whigs and Hunters, pp. 126–130。

[41] Gwyn Williams在Artisans and Sansculotts (1968)中写道：“短暂的、淫猥的、暴烈的、有趣的、千变万化的、传奇式流浪冒险的前工业社会的世界，当时占人口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不仅生活在生存线上以下，而且有时是与法律对抗的化外之民。”这是审视这部分人的一种方法，而这点得到了收入P. Linebaugh主编的The London Hanged (1991)的诸篇论文的首肯。无论如何，这些居民中另一部分不应固定不变地被看作投身工业（包括乡村工业）的猥亵的、有趣的罪犯——特别参见P. H. Lindert, “English Occupations, 1670–1811”, J. Econ. Hist., 40, (1980)，关于“农舍经济”和英国农民的再发现，见David Levine, Reproducing Families (Cambridge,1987)及本书页边码第176页——而围绕整个劳动团体及“原工业化”的讨论，都用来强调18世纪不受乡绅控制的经济中很多发展着的部分。

[42] J. Mattews, Remarks on the Cause and Progress of the Scarcity and Dearness of Cattle (1797), p. 33.

[43] Memorial of John Hale, Clerk of Enfield manor court, to George II n. d. Cambridge Univ. Lib., Cholmondeley (Houghton) MSS. 45/40.

[44] Herald, or Patriot-Proclaimer, 24 September 1757.甚至在猎园大门内，乡绅也被抱怨不守纪律。达官贵人家的仆人于是被指责说，他们在客人离开时，通过在府邸门前排成长队要求赏钱或赠予礼物的方式来威胁在府邸过夜的客人，参见A Letter from a Gen tleman to his Friend, concerning the Custom of Giving and Tak ing Vails (1767)。

[45] 甚至在英格兰西部，那里的正在变成绅士的布商在18世纪上半叶仍然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1787年，一个“英国人”写信给哈林顿勋爵，抱怨“机巧骄傲的布商沉湎于奢侈生活，轻视他们的商务，听任仆人管理他们的事务”，“和贫民在工资上讨价还价”，并用实物支付工资。（他提出）补救办法在于由“极富有的人”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他们可以有充分的独立性去倾听贫穷织工提供的证词：PRO，SP 36，47。

[46] Ibid.

[47] Langhorne, The Country Justice (1774).

[48] 举一个例子，1725年威廉·布莱克特爵士和芭芭拉·维勒斯夫人举行婚礼时，诺森伯兰许多地方都举办了庆典。在纽卡斯尔，篝火燃烧了两天，并有人敲钟和鸣放礼炮。赫克瑟姆的大钟爆发出狂暴的鸣响。在惠灵顿，岩崖被照亮，并有一只装有酒的大酒钵砸在岩石上，等等，Newcastle Weekly Courant, 2 October, 1725。

[49] London Magazine, viii, 1738，pp.139–140。我感谢Robert Malcolnson。

[50] Douglas Hay, “Property, Authority and the Criminal Law”, in Hay et al., Albion's Fatal Tree (1975).

[51] Montagu to Newcastle，19 & 22 March 1727/8，PRO，SP 36. 5，fos. 218–219，230–231.

[52] 参见Peter Linebaugh, The London Hanged，托马斯·拉克尔（Thomas Laqueur）关于当局对于死刑的执行并没有“权威性地”加以控制的断言，为《纽盖特监狱大事表》（Newgate Calendar）之类提供的轶事证据所支持（如伦敦死刑场的特高大写字母小心地复制在大众化的编年史中），但是还从未有人凭借原始资料（国家文件、法律和军事文件等等）加以研究。按拉克尔的推测，执行死刑并不“比装腔作势更可笑”，把来到绞刑架前的群众称作“狂欢节的群众”，既是对群众的误解，也是对“狂欢节”的诽谤。在伦敦死刑场绞死人的日子，时常发生在来自当局随便哪个作者的脚本和来自伦敦死刑场上不讲理的愤怒的群众的脚本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处决中，群众充当执行者（而狂欢节根本不是这样）。这是历史上一种极其残忍的现象，历史学家应该这样看待：参见Laquer, “Crowds, carnival and the state in English execution, 1604—1868”, in Beier et al, The First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1989)。偶尔群众会有另一种表现，即与定罪者团结一致，见Linebaugh, “The Tyburn Riots against the Surgeons”, in Hay et al., op.cit.。

[53] John Brand and Henry Ellis, op cit., Vol. I, p. xvii.

[54] Bodleian Library, MSS Hearne's diaries, p. 175.

[55] R. W. 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1700–1850” (Ph. D. thesis.Univ. of Warwick, 1970), pp. 11–17.

[56] P. H. Ditchfield, Old English Customs (1896), p. 125.

[57] Paul Bois, Paysans de l'Ouest (Paris, 1960), p. 307.

[58] Defoe, op. cit., p. 62.

[59] J. Horsfall Turner (ed.), The Rev. Oliver Heywood. B. A. (Brighouse, 1881), Vol. II, pp. 294，271.

[60] Ibid., pp. 264, 294.

[61] J. Benson, Life of the Reverend John William de la Flechere (1805: 1835 edn.), p. 78，其中描述了1761年时的梅德利守灵夜节庆。（我感谢Barrie Trinder）

[62] An E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Late Increase of Robbers (1751), in Henry Fielding, Complete Works (1967), Vol. xiii. p. 11. Cf.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Penguin edn.,1970), pp. 257, 292–293.

[63] Ibid., p. 164.

[64] L. Brentano. On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Guilds and the Origin of Trade Unions (1870).

[65]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1894/1920), Chapter 1.

[66] E. J. Hobsbawm, “The Machine Breakers”, in Labouring Men (1964）（最初于1952年发表在Past and Present上）重新提出这个问题。

[67] 关于地方和乡镇的工会组织，见Adrian Randall, “The Industrial Moral Economy of the Gloucestershire Weav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John G. Rule (ed.), British Trade Unionism, 1750-1850 (1988), esp. pp. 29–35。

[68] 这样，John Rule主编的很有价值的文集British Trade Unionism: The Formative Years把1750年作为起始的年代。C. R. Dobson, Masters and Journeymen: A Prehistory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1980)涵盖了1717年至1800年。还可参见R. W. Malcolmson, “Workers'combin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M. and J. Jacobs (eds.), The Origins of Anglo-American Radicalism (1984), p. 160, note 38，其中谈到1707年布里斯托尔织工的结社。John Rule在The Experience of Labour in Eighteenth-Century Industry (1981)一书中特别是第151—154页讨论了更接近的问题。这些作者中似乎没有人提到在1715年引起枢密院注意的埃塞克斯科尔切斯特地区织工建立的大量组织。当科尔切斯特市长逮捕了他们一些发言人后，其追随者发动了一次劫狱，“他们有数百人向城市进发，全都用手枪、剑和棍棒武装起来……”并清楚地陈述了他们的不满和要求：参见收在PRO, PC 1, 14. 101 Part II and III中众多的文件。

[69] 证言和调查收藏在PRO, KB 1.3。罪犯势必要在狱中度过数月，并且要向起诉人（他们的雇主）支付80英镑，British Journal, 19 February 1726; Newcastle Weekly Courant 19 February 1726; Ipswich-Journal, 7 August 1725。引自Malcolmson, ibid., p.160 (note 39),p. 157。

[70]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Processions of the Different Trades, in Manchester, on the day of the Coronation of their Majesties, King George the Third and Queen Charlotte (September 22，1761),single sheet folio, Manchester Ref. Lib.

[71] J. M. Fewster, “The Keelmen of Tynesi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urham University Journal, n. s. Vol. 19, 1957–1958.

[72] HMC Var. Coll (1913), p. 581.

[73] Report of the Trial of Alexander Wadsworth against Peter Laurie be fore Lord Ellenborough, 18 May 1811 (1811), in Columbia Univ. Lib., Seligman Collection, Place Vol. xii.

[74] HMC Var. Coll. VIII(1913), pp. 528–584.

[75] Messrs Bytterwood, Cook and Bradshaw to duke of Porlland, 24 February 1799, PRO,HO 42. 46.地方行政长官抱怨汉普顿宫的军人未能支持他们镇压这场足球赛或强行实施《暴动法》，（尽管预先得知消息）警察指挥官自己却未到场。波特兰公爵解释了他的牢骚：“这些家伙没有出面管理此事，并且，他们作为行政长官，可以却无法使人信任，因此必须小心地对付他们。”

[76] 我用非正常的方法从两个不同的版本摘取这些诗句，它们是：Jon Raven, The Urban and Industrial Songs of the Black Country and Birmingham (Wolverhampton, 1977), version (b),p. 50和Roy Palmer (ed.), Songs of the Midlands (Wakefield, 1972), p. 88。

[77] 参见我的文章“The Crime of Anonymity”, in Hay et al, op. cit.。

[78] 关于（詹姆士二世党人和汉诺威王朝）民众政治象征主义的历程，特别参见Rogers, Whigs and Cities, pp. 354–358。

[79] 尽管对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历史研究已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支持它的民众规模仍难以解释。Nicholas Rogers, “Riot and Popular Jacobitism in Early Hanoverian England”, in Eveline Cruikshanks (ed.), Ideology and Conspiracy: Aspects of Jacobitism, 1689-1759 (Edinburgh, 1982)有极好的评估。Rogers教授指出，不能把数量众多的反汉诺威王朝和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公开声明（特别是在1714年到1725年间）看作有组织行为的迹象或叛乱的意图，而应当看作对汉诺威朝统治者象征性的嘲弄，但并非因此“挑衅、挑战和嘲弄”就不重要。Rogers在Whigs and Cities一书各处发挥了这些见解，他还对1715年到1745年间英国城市民众对詹姆士二世党人同情之明显衰落的原因作了推测。

[80] Examinations and depositions in PRO, SP44. 124, fos. 116–132.

[81] Mayor and Corporation to “My Lord”, 7 July, 1772, PRO, WO 40. 17.

[82] Mayor of Newcastle-upon-Tyne to duke of Newcastle, 27 June, 1740, PRO, SP 36.51.

[83] Alderman Ridley, “Account of the Riots”, Northumberland CRO, 2 RI 27/8.

[84] PRO, WO 1. 989.

[85] 一种稍有差别的译文Grundisse (Penguin, 1973), pp. 106—107。无论如何，甚至在这里，马克思的隐喻也不是对阶级和社会形态，而是就同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和居从属地位的经济关系而言。

[86] 在这里我支持Gerald M. Sider在“Christmas mumming and the New year in Outport Newfoundland”, Past and Present (May, 1967)中的观点。

[87] HMC, Portland MSS, pp.vii, 245–246.

[88] PRO, KB 2 (1), Affidavits, Easter 10 GI, relating to Henstridge, Somerset, 1724.在乔治即位时，贝德福德的普通民众“早晨竖起了五朔节花柱”，但一个军官砍倒了它。1725年8月在威尔特郡的巴福德，围绕花柱发生了争执，一个绅士猜测柱子是住户从他的树林中偷的（可能是这么回事）。绅士召集了民团来援助他，但住户们获得了胜利。关于贝德福德的情况，参见An Account of the Riots, Tumults and other Treasonable Practices since His Majesty'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1715), p. 12；关于巴福德，参见Mist's Weekly Journal, 28 August, 1725。

[89] 无论如何，如同五朔节花柱的插曲提醒我们的，回过头去看斯图亚特王朝的“娱乐手册”，以及给民众消遣以恩宠和热情许可的托利党家长制传统，甚至到了19世纪仍属有魄力之举。这个题目过大而无法在这一章加以讨论。但可参见R. W.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1700-1850 (Cambridge, 1973); Hugh Cunningham, Leisur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80), Chapter one and two。

[90] William L. Clement Library, Ann Arbor, Michigan, Shelburne Papers, vol. 133, “Memorials of Dialogues betwixt several Seamen, a certain Victualler, & a S–1 Master in the late Riot”.

[91] 现在不清楚起草这份传单的水手是否是他的同伴们有权威的发言人。另一个目睹水手示威的人记载说，“他们夸耀说，他们支持国王和议会”：P. D. G. Thomas,“The St. George's Fields ‘Massacre’ on 10 May 1768”, London Journal. Vol. 4. no. 2, 1978。也参见G. Rudé, Wilkes and Liberty (Oxford, 1962), p. 50; Brewer，op.cit., p. 190; W. J.Shelton, English Hunger and Industrial Disorders (1973), pp.188，190。

[92] 参见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op.cit., pp. 44–45。

[93] 参见Tony Hayter, The Army and the Crowd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1978), chapter 2 and 3; also pp. 52–53, passim。

[94] 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勉强承认，不管他怎样劝告加强英国的“财政—军事国家”，“用武装力量在英国强制实施权威只有极小的价值”：Brewer，op.cit., p.63。

[95] 尽管他非常谨慎以避免与群众发生对抗：参见Townshend's correspondence with Vaughan, concerning the West of England weavers'riots in January 1726/7, in PRO,SP44,81 fos, 454–458；“国王陛下总是想用最温和的方式来平息这些骚乱”，动用军队对付织工“是完全违背国王意愿的”，“国王不愿意使用不文雅的方式……不留神……（会）导致人民愤激”，等等。

[96] Friends House Library, Gibson MSS, Vol. ii，p.113. Henry Tay lor to James Philips, 27 November 1792.我感谢Malcolm Thomas。

[97] British Library, Newcastle MSS, Add. MSS 32, 732, Poulett to Newcastle, 11 July 1753.

[98] Ibid.

[99] Ibid., H. Pelham to Newcastle, 7 July 1753.

[100] 我不怀疑在乡绅和自由职业集团中存在一种浓厚的值得注意的家长制传统。但那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我的论题是为家长制的范畴作出规定，并按照父权制自己的术语，对18世纪社会关系以家长制为中介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

[101] 当我1976年在普林斯顿的戴维斯中心讲习班上使用这个不适当的结合词（“agrarian bourgeoisie”）时，J. H. Hexter教授很吃惊。10年之前佩里·安德森也感到吃惊：见“Socialism and pseudo-empiricism”, New Left Review, xxxv (January-February,1966), p. 8, “布尔乔亚以城市为基础，这便是那个词的含义”。支持我的观点可参见Genovese, The World the Slaveholders Made, p. 249; Richard Johnson,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xi (Birmingham, Spring 1976)，其对这一论点作出了明智的评论。我对这个（多少有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论点的重新陈述，见“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esp, p.318。我在这里强调的不仅是农业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还有特别的城乡混合体对18世纪乡绅生活方式的贡献；矿泉疗养地；伦敦或城市的社交季节；在教育和婚姻市场上城市周期性的pasagerites以及其他特殊的城乡文化混合的属性。（多布提出的巧妙的）经济论据得到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lxx, February 1976, esp. pp. 62–68的补充。关于可供乡绅利用的城市设施的证据，可见Peter Borsay, “The English urban renaissance: the development of provincial urban culture, c. 1680–c. 1760”, Social History, v (May 1977)。

[102] 在对霸权概念某些用法的相关批评中，莫里斯指出，它“几乎无法用于持有独立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激进观念的工人阶级或那个阶级有组织的部分”。当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被视为“外源的变幻的独立于”从属集团或阶级时，意指需要就此注意知识分子的意见[R. J. Morris, “Bargaining with hegemony”,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History (Autumn, 1977), pp. 62–63.]。还可参见吉诺维斯（Genovese）在Radical Historical Review 1976年至1977年冬季号第98页对这一尖锐批评的回答；以及T. J. Jackson Lears,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gemony”,American History Review, xc. 1985。

[103] 参见Geoff Eley, “Re-Thinking the Political: Soci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18th and 19th Century Britain”, Archiv fũr Sozialgeschichte (Bonn), Band xxi, 1981; 以及Eley, “Edward Thompson, Soci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Harvey J. Kaye and Keith McClelland (eds.), E. P. Thomp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1990)。

[104] Linda Colley, “The Politics of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History”,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4, 1986，p. 366.

[105] Jürgan Habermas, “The Public Sphere”, New German Critique, 3, Fall 1974.

[106] John Brewer, “English Radicalism in the Age of George III”, in J. G. A. Pocock (ed),Three British Revolutions (Princeton, N. J., 1980), p. 333.

[107] Eley, “Re-Thinking the Political”，op.cit., p. 438.

[108] John Cannon, Aristocratic Century: the Peerage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1984), p. ix.

[109] Brewert，op.cit., p. 339.也可参见Brewer, “Commercia-lization and Politics”, in N.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Plumb, The Birch of a Consumer Society (Bloomington,1982)。

[110] Paul Langford, op.cit., p.653指出，准许“中等阶层”一词作为日常用语一事被拖延下来，他还评论说，中等阶层“联合起来不过是其成员决心使他们自己成为绅士和贵妇，因而把自己等同于上等阶层”。我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Dror Wahrman，让我有机会一睹某些他未发表的显然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接受“中等阶层”作为日常用语的研究成果。

[111] 参见Linda Colley，op.cit., p. 371：“如果说社会政治对立在18世纪后期日渐尖锐（而我相信它确实如此），人们恐怕期望看到平民意识和苦难二者的增长，而统治集团则表现出对官职、名誉、财富和不连续的文化同一性更为贪婪。”

[112] 一项精彩的研究见John Walsh, “Methodism and the Mob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in G. J. Cuming and D. Baker,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Cambridge, 1971), Vol. 8。

[113] 例如，见Linda Colley, “The Apotheosis of George III: Loyalty, Royally and British Nation, 1760—1820”, Past and Present, 102, February 1984。

[114] James L. Fitts, “Newcastle's Mob”, Albion, Vol. 5, no. 1, Spring 1973.

[115] Life of Allen Davenport (1845), pp. 18–19.

[116] Gerald Jordan and Nicholas Rogers, “Admirals as Heroes: Patriotism and Liberty in Hanoverian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28, no. 3, July 1989; Kathleen Wilson, “Empire, Trade and Popular Politics in Mid-Hanoverian Britain: the Case of Admiral Vernon”, Past and Present, 121, 1988.

[117] Plumb, “Political Man”，op.cit., p. 15.

[118] J. Telford (ed.), Letters to Rev. John Wesley (1931), Vol. vi, p.178，引自J. C. D. Clark, English Society, 1688-1832 (Cambridge, 1985), p. 236。不清楚克拉克先生在多大程度上赞成韦斯利的危言耸听。

[119] 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他即将面世的著作Crowd,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他许诺将取代所有先前的研究。人们也期待着Kathleen Wilson即将面世的著作“The Sense of the People”: Urban Political Culture in England, 1715-1785。

[120] Rogerst, Whigs and Cities, esp. pp. 351, 368–372.

[121] Ibid., p.372.

(1)　引自The Great Law of Subordination considered or, The Insolence and Insuffrable Behaviour of Servants in England duly enquirecl into (1724)。——编者注

(2)　即Great Law of Subordination Consider'd; or, the Insolence and Insufferable Behaviour of Servants in Englancl duly equir'd into (1724)。

(3)　贝蒂（Betty）系伊丽莎白的昵称，此处指伊丽莎白一世。——译者注

(4)　相当于汉语中的“绿帽子”，原意是“其妻与人通奸的人头上所生的角”。——译者注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8、63页。——译者注

第三章　习惯、法律和共有的权利

一

我们发现，习惯位于法律和农业实践的分界面。习惯本身就是分界面，因为它既可以看作惯例，也可以看做法律。习惯的原型是惯例；我们在17世纪末一篇关于公簿持有权的论文中得知：“习惯是根据民众的见解进行解释的，因为习惯的一般发展、它的培育和形成，都是在世俗之人中发生的，因此被称为‘一般大众的习惯法’”。根据爱德华·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1641年）所说，习惯有“两个标准”——共同的习俗，以及时间久远。按照卡特1696年在《习惯》（Lex Custumaria）中的说法，它有4个标志：古风性、持续性、确定性和合理性：

因为习惯以这种方式为肇端并发展成熟。当一项合理的法令在实施中被证明是适当的并有益于人民时，对它的性质和处理便得到一致赞同，然后，就会周而复始地运用它并付诸实践，如此频繁重复地多次使用这项法令，它便成为一种习惯，而它很久以来便持续不间断地存在，从而获得了法律效力。

习惯具有地方性，是地方法（lex loci），然而，普通法则排除了地方性，例如，正像在“末子继承制”中，小儿子可以有继承权。据说它“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庄园”（费希尔）：“所以，习惯依赖土地”并且“和土地结合在一起”（卡特）。[1]边码98页

被习惯附着于上的土地可以是一座庄园、一个教区、一条延伸的河流、位于一个三角湾的牡蛎养殖场、一个猎园、一座山区牧场，或是如一座森林那样的较大的行政单位。在某种极端的例子中，习惯被清晰地加以界定，并当做法律来强制实施，并且（像在圈地运动中那样）被当作一种财产：这属于法庭卷宗、庄园法庭、习惯的口头回答、村庄地方法概览的事务。在中部，习惯不那么严格：它依靠口耳相传的传统不断更新，正如每年或定期巡视教区边界一样：

杰维斯·奈特……年龄有70岁，甚至从他记事时起便向上面宣誓作证……他了解罗金厄姆森林中农夫走过的林间小道……并且说，甚至从他足够大的时候起……就是说，大约从1664年直到大约1720年，他每年或每两年……与布里格斯托克的教区牧师和教区居民徒步公开勘察同一教区，在那附近提出那里的土地归属要求，并且公布它们的边界……[2]

勘察沿着古代的河床和树篱构成的围墙进行，而在每一个边界点上，会安放一个十字架或在地面上做个标志。[3]

不仅是领主法庭而且连教会都保存了教区的资料，而在18世纪初，人们仍然能够在一些地方找到积极鼓励保存资料的例子。我在《辉格党和狩猎者》中已经评述了像温莎森林的温克菲尔德教区牧师威尔·沃特森（Will Waterson）所起的引人注意的记录者的作用。[4]里士满的教区牧师在一次勘察中领导他教区的居民推倒了里士满猎园的围墙。[5]韦尔登的教区牧师亨利·古德（Henry Goode）先生起了同样积极的作用，这个教区与其他几个教区共同拥有罗金厄姆森林，它的权利遭到布里格斯托克教区的质疑。1724年在一次有关所有的林区都出现的木材和修剪下来的树枝和树梢的所有权的争论中，在森林中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冲突。在圣灵降临节那一周，布里格斯托克的高兰勋爵（Lord Gowran）的仆役在林中农人便道砍倒了一批树木，高兰家族派出他们的佃户用四轮马车把这些木料运走。一个韦尔登的居民说：“你们非常快活，我们也将和你们一样快活。”一会儿，两百多名韦尔登的男子和妇女涌入森林，他们用短柄小斧、伐木用的鹤嘴锄、鹤嘴锄柄和棍棒装备起来，“大声喊叫着……以一种狂放不羁的和威胁的方式喊叫着，‘从马车前面跑过去，推倒马车’……”他们吓跑了马，夺走了一些树枝和树梢。在这次骚乱背后，有着对放牧权利和高兰勋爵下令没收韦尔登的马匹更深的怨恨。一个宣誓作证者说，韦尔登的教区牧师“星期日在教堂的桌前，确实在对其教区居民的讲道或谈话中涉及唆使或鼓励上述暴乱，而在暴动的当日，礼拜堂尖顶上钟声大作，以唤起或激励民众……”[6]古德先生在20年后，通过一封题为“一个下院议员致罗金厄姆森林他的兄弟”的信，继续斗争，在信中，他反复重申了他们的先例和权利。在附言中以教区监护人的身份强调说：边码99页

注意，我要求每个教区在罗金厄姆森林有共有权利的人，在教区的箱柜中保存两份这类信件，它将作为一种教育他们的子女和他们子女的子女的方式，如何在将来的岁月中维护他们对这片森林的权利。[7]

也许亨利·古德和威尔·沃特森有点超出了巡视的职责范围。在连祷周中一种受人欢迎的告诫鼓吹的很多内容是如何避免与附近教区发生冲突和泰然容忍。那些反对教区或共有权利的冒犯者显而易见仍然受到了直接威吓：“全能之神通过摩西布道，谁要是动了他邻居的施舍物和施舍场所就要受到谴责”：

他们经常破坏施舍物和施舍场所的挑衅行为，招致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在古代，那种施舍物和施舍场所是为了分割原野上的村庄和田埂而设置的，它使所有者享有各自的权利。他们的邪恶做法的确推翻了古代的土地划分，以至于以往的老人不得不很痛苦地将它踏平；由此，领主的记录（它是佃户的证据）被曲解，甚至有时用它来剥夺权利所有者的继承权，盘剥可怜的丧父者或寡妇。

如果这些告诫主要是针对那种利用夜晚移动土地界线或者用犁从公共的田埂以及牧场侵占一英尺土地的坏人，那么判决的威吓同样也降临到富人和大人物身上：“所罗门就是证人。上帝将要摧毁这个傲慢者的家：但是将为他的寡妇建立领地。”并且所有的农夫都被告诫：“给可怜的拾落穗者留下一些谷穗。”[8]

如果老人的回忆录、巡视报告以及劝诫被置于指向法律和惯例的分界面的习惯的中心位置，那么习惯在另一个极端就变成了完全模糊不清的领域——变成了从未记录在任何习惯法细则中的不成文信条、社会规范以及在实践中的约定俗成。正因为这一领域只从属于实际行为和口耳相传，所以这个领域极难以还原。或许这一领域对村社中的边缘民众和穷人的生计最有意义。习俗志和地方法不应被看作是实际施行共有权利的习惯法的详尽阐述，特别对那些从公地、荒田及小道边放牧权中获取附带补贴的无地居民或茅舍农更是如此。这些文件资料的来源通常是由地主的管家或者殷实的土地所有者依据新领主的收入而草拟的有偏向的简令；或者说它们是庄园法庭上几个有财产的团体之间谈判和妥协的结果，在那里，茅舍农或无地者对效忠宣誓礼是没有发言权的。正如一位博学的法律古物收藏者指出的：

在庄园账册或庄园法庭案卷中发现的，由领主的管事掌握，意欲确定庄园范围的记录，极易招致极大的怀疑……它们总是由那些沉湎于尽可能多地攫取财产的同伙所记载。[9]

其他的权利都具有永远不会受到质询和查证的特性。例如，1721年英国高等法院的宣誓口供涉及了一个拾落穗的妇女，她在赫里福德郡迪里莫尔之下的霍普受到了鞭打并从土地上被驱逐。那位农场主辩解说他“无法容忍她在那里租地，因为她咒骂了他”。[10]这也许表明那不过是邻里间的争吵，但是过于缺乏证据也难以置信——或许它暗示了还有进一步的不成文习惯。当然，这种咒骂所隐含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今天通常理解的咒骂的含义。无论是诽谤还是威胁都是社会控制恒定不变的目标。但是这种咒骂更甚于诽谤。赫里福德郡的案件或许表明（至少在农场主看来），虽然依照习惯法根据土地而签订了人所公认的契约，但那种咒骂已经严重到足以让这个土地所有者解除习惯加之于土地的世所公认的契约义务的地步。

我还要提出，习惯在社会的规范和容忍的范围内是有效的。它同样在维持生计的日常生活中有效。承认贫民的习惯权利是可能的，但在它们实施的过程中却障碍重重。与埃塞克斯的沃尔瑟姆森林毗邻的劳顿地区的贫苦居民的请愿书声称，他们拥有在树林中砍柴的自由。庄园贵族和贵妇没有对此权利提出质疑，但限定只能在每个星期一砍伐，“如果仅仅确定在这一天砍伐是正当的，这对穷人来说是一种损失，因为在这一天他们自己一般要在整个一周中与雇用他们的农场主一起工作”，而以前他们在雨天无事可做时就去砍伐木材。与此同时（他们抱怨道）领主和贵妇正在砍伐树木，出售原木，把大片森林用于养牛，开垦草地，并建立生产兔皮的养兔场，那些兔子正在“吃光他们未成熟的谷物并破坏他们的草地”。[11]

与土地有关的习惯从来不是事实。它是一种环境。借助布尔迪厄关于“惯习”（habitus，又译作“生存心态”“习性”）的概念或许可以对此获得最佳理解——一个活生生的环境由惯例，世代继承的希望，既对习惯法加以限制又揭示其可能性的规则、规范以及既由法律也由邻里的压力构成的约束力等组成。[12]共有权利的习惯法的轮廓因教区不同而变化，并取决于不计其数的变数：诸如农作物和家畜经济，公地及荒地的范围，人口统计学的压力，副业，时时警惕着的在外地主，教会的作用，法庭严格的或宽松的管理，森林、沼泽地或猎场相互之间的距离，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平衡。在这种习惯中，所有各方都努力使自身获得最大利益。每一方都在侵占其他人的使用权。富人利用他们的财富以及所有的机构和地方当局的威势。一般农场主或自耕农这类人影响地方法庭并谋求制定严格的地方法，作为防范大大小小侵犯行为的藩篱；他们也可能利用济贫法的戒律对付那些地位低于自己的人，偶尔他们也会依据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对抗富人和有权势者。[13]农民和穷人采取了秘密行动，他们了解每处丛林和小路，还懂得人多势众的道理。假定在圈地的高潮到来之前穷人总是失败者是很令人感伤的。认为富人和显贵不会充当违法者和掠夺者便是对他们太恭敬了。读一下土地税督察官关于王室森林连续的报告，会使我们迅速地摒弃上述两种观点。

森林、猎场、大公园以及一些渔场是18世纪关于共有权利诉求（以及拨款的立法行动）冲突的竞争场所。18世纪最初数十年的复兴之后，森林法庭被弃之不用，因此“国王”的直接监控减弱了。但是由受让人、管理者、看守人、森林官、副看守组成的统治集团继续存在，并像以往一样贪婪，而且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地位或者职务提供的机遇所许可的范围内从事着窃取活动。显贵侵占牧羊场，把新的猎舍用栅栏圈护起来，整亩整亩地砍伐森林，或者谋取一点贿赂，就像威斯特摩兰伯爵一样，1718年他被允许以每英亩1法新(1)的价格在惠特伍德林区获得400英亩土地。[14]在统治集团的中层，长期以来，林务官和副看守猎取野味，卖光了砍下的树枝及荆豆，与客栈老板和糕饼师傅、屠夫和制革工人私订协议，以临时收入弥补其微薄工资。[15] 18世纪初期林木和森林总检察官查尔斯·威瑟斯（Charles Withers）巡查了几处森林后写下的一本日记被保存下来。在威奇伍德——

这处森林滥伐得厉害。树木隐约可见，牛羊在吃草；树林或灌木矮林中不出产什么东西；看守员在毫无计划地砍伐，并将木材出售给邻近地区；特别是以此供给伯福德镇。布尔的地主纳什这年买下10车木材；总之，真可耻！

在新森林发现了许多类似的情况。但是，威瑟斯同样发现，林中村庄和森林边缘地的劳动居民一直持续不断地坚持扩大他们的要求。在迪恩森林，矿工“为了自己的矿井正毫无计划地砍伐茂密的森林。他们借口这样做符合惯例，但是现在却变得无法无天，以致他们甚至将这种惯例也弃之不顾了”。[16]威瑟斯1729年在给财政部特派员的建议书中作出这样的描述——

极为常见的是各地的乡下人认为他们对森林中的木材和树木拥有一种权利，而不论这种概念是否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传递下来的。自从国王对这些森林这样宣布以来，围绕森林发生了大规模的斗争和争夺，他也无力做出决断。但可以肯定，他们小心地隐匿了对彼此做出的不良行为，而且总是妒忌在国王权威庇护下做成的每一件事。[17]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共有权利的争论毫不异常。那是很正常的。早在13世纪，共有权利就已经依据“为时代所推崇的习惯法”[18]得以实施了，但它们同时为时代所推崇的方式所阻止。围绕“修缮房屋的木材”和“给租户的木材”（用于围栅栏、修理建筑、充当柴火的小木料）或“泥炭采掘权”（充作燃料的草皮及泥炭）的斗争从未停止；只是这种斗争偶尔会上升到法律诉讼的高度，或［正如与威尔登和布里格斯托克那样（参见页边码第99页）］演化为邻近教区间的殴斗，或形成强大的富人与众多“穷人”间的对抗，比如在阻止运走“树枝和树梢”的事件中就是这样。[19]但是18世纪在一处乡村的森林或猎场不可能不出现任何有关共有权利冲突的某些引人注目的插曲。这不仅是因为鹿从森林中跑出来吃掉谷物而激怒了农场主。生产兔皮的养兔场与庄园领主要求提高自身的收入而不是改善牧场的迫切愿望，在18世纪初共同形成了一种狂热。来自北莱斯特郡查恩伍德的强烈抱怨，把生产兔皮的养兔场与斯图亚特王朝的暴政相提并论：

当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吉米统治这片土地时

他像国王一样统治着。

并且，血腥的杰弗里斯走来走去

把人绞死并吊在示众架上。

养兔场主侧耳倾听着

那是一个恩宠的时代，

狩猎法及公道制定出来

并且兔子迅速繁殖。

它们侵占了我们所有的公地

或者毫无疑问，很快就会那样

但是现在，在乔治二世统治下，

我们将把这些“害人虫”清除掉。

（在森林的“冬青灌木丛”中演出的）这部“查恩伍德歌剧”的台词也许可以追溯到1753年，并且早在此前三四年就提到了其中一些情节。斯坦福德勋爵、亨廷登勋爵以及三个大乡绅在公地上已经建立了大量的养兔场：

草皮在兔子的啃咬下变少了，而现在

从老母牛身上再也榨不出奶来

汤姆·思雷舍的可怜的孩子看起来很悲惨，并且说

他们一天三顿必须喝像水一样的稀饭

1749年，许多居民，邻近村庄的男人、女人及男孩们，包括一群来自科尔奥顿的矿工聚集在养兔场，他们“发出粗鲁的喧闹和狂笑……那种杂乱无序的喧闹声与威胁和玩笑混杂在一起”，在旷野中行进：

看，在那山上，他们怎样站着

——带着狗——手持铁锹铁铲。

战神啊！那是一支可怕的队伍！

假如他们准备战斗，

看哪！他们从各个城镇聚集起来

把这些暴发户的养兔场拆毁

所有的人都为教会和国王

也为他们共有的权利祈祷。

在随后的冲突中，养兔场被冲开了。“骚乱者”与养兔场主及其同伙发生冲突，其中一个骚乱者被杀死。随即而来的是龙骑兵部队，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及审判。共有权利在26个邻近的城镇和村庄得到了证实，并且查恩伍德森林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仍然是未被圈占的。[20]

这有助于提醒我们，围绕共有权利的高昂情绪和动乱插曲在圈地之前就出现了。也许圈地是16世纪和17世纪最明显的不满原因。[21]大概在18世纪最初60年中，有关鹿及其他猎物、[22]有关捕鱼权、有关树木、有关掠夺采石场、沙矿和泥炭的争论，已经变得日益频繁并且十分激烈。与大小不等的财产的偶尔使用权相关的名义经济正在遭到巨大的制约。人口结构的压力和副业增长一同使泥炭采掘、必需供给品等的边际利润更为重要，构成了“穷人”维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此同时，对大地主和庄园领主来说，城镇的发展，及随之而来的对燃料及建筑材料需求的不断增长，提高了诸如采石场、砾石和沙矿坑、泥炭地等资源的市场价值。在与此相伴的运动中，法律正顺应着农业“改进”的时代，并发现不适应与使用权相一致的要求。现代化的管理思想也是如此。1783年对萨尔塞森林的调查注意到了“在同一处地产上把对立的利益混合起来所产生的毁灭性结果”。[23]

假如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的农业土地都像王室森林一样任人盗窃，或者像查恩伍德森林一样为争论缠绕，那么，它们或许就充当了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24]一文中阴郁的论点的有力佐证。哈丁教授一直认为，因为共同拥有的资源不为任何人拥有和保护，就存在一种它们注定要被过分利用的无情的经济逻辑。事实上，这一论点来自英国议会圈地的倡导鼓吹者，并且来自一种特别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变种。[25]尽管这种观点采用了通情达理的调门，平民自身的通情达理却被忽略了。经过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公地的使用者派生出了多种不同的对使用权加以束缚和限制的机构及村社法令。[26]如果18世纪英国的一些森林存在种种生态危机的迹象，那么这既是由于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原因也是由于政治和法律的原因造成的。正像古老的森林机构消逝了一样，它们也因此陷入了一种真空，在这一真空中，政治影响、市场力量和民众主张在没有任何共同规则的情况下彼此竞争着：

新森林目前的状态几乎就是绝对无政府状态（它于1851年寿终正寝）。凭这些纪录难以确定谁被赋予了权利；也无法确定什么法律，究竟是森林法还是习惯法在流行；而因之无法确定，什么官员拥有权力，以及在什么权威之下进行干预。

目前，森林“没有并且也不会有主人。我们似乎回复到了东方的和原始的做法中”。然而，林务员（包括许多公地定居者）认为，无论如何他们是主人，并用非正规的方式临时拼凑了一些规则。当1848年至1849年一位政府视察员被派去检查森林的状况时，人们在林德赫斯特焚烧了他的模拟像以泄愤。副看守出于邀功的目的提供了取自森林中的柴火。[27]

不过，这些是充斥着“野蛮无知和未开化”的黑暗地带。在英格兰其他农业区，既根据习惯法也根据地方法，对于共有权有较严格的规定。牧场的共有权受领主法庭的条例或乡村地方法规制，那些条例有时是经过了数世纪持续不断的演化而形成的。由沃伦·奥尔特（Warren Ault）[28]揭示的中世纪英国有序的乡村农业习惯完全不符合加勒特·哈丁所说的公地对任何人都开放的看法。[29]然而限制可能孕育争论本身。大法官法庭在1689年的一个案件中裁定，即便有“一两个古怪的佃农跳出来表示反对”，（基于“恰当的和自然的公正”）大多数土地所有者都可以规定和限制一种共有权。[30]但“一两个古怪的佃农”的表述在法律条款中过于含糊了。1706年，在格洛斯特郡毕晓普斯克利夫出现了一个新案件，在那里，土地所有者一致同意把公地限定在5000英亩的范围内，但被告（教区长）和其他9个人站出来反对。很明显，这里远不止一两个古怪的家伙，因为法庭认定“一种共有权在没有得到当地各团体同意的情况下不能被改变”。[31]

人们怀疑这种情况在议会决定圈地之初是否就已经存在。这件事有点神秘。因为“在此前通过的第一项私人圈地法案”于1710年2月提交议会。它涉及温彻斯特主教管区内的罗普利公地以及古老的改作别用的法纳姆猎园。这是一个明显不受欢迎和充满极大争议的做法，它促成了一种袭击主教的鹿及最终导致对其进行“讹诈”的坏事。它几乎无法以任何方式通过。[32]

一旦私人圈地法令成为可能，很明显，甚至在一个古怪的土地所有者不同意的情况下，除非有适当的议会程序，“圈地”或许不可能发生。[33]直到1760年代（以及在随后的一些案件中），这一直成为土地所有者的严重障碍。1742年，一位年轻绅士代表他母亲写信给一些贵族庇护人，谈到她在汉普郡奥克利教会教区的境遇——

我母亲在那里掌管着一个最大的农场，而她发现找一个佃户来负责这个农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除非这个教区被圈占了，否则没有人愿意去掌管它，在奥克利的农场主之间意见很不一致，以致他们只是相互泄愤，而不会为了更好地利用公地去管理它们……

圈地大概特别有益于他的母亲，“因为她在那里拥有最大的公地；除了她本人，那里另有3个自由持有农和牧师的地产，他们都同意圈地，只有一个人除外，他别扭地坚决反对……”他的母亲急切地想知道在有一个人不同意又没有议会法令的情况下是否能做这件事，她“对此感到很遗憾，不仅因为那将耗资巨大，而且由于她在议会中没有任何朋友……”[34]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1760年至1820年间这个重要的议会圈地时代不仅证明了革新热情，而且也表明了那些“古怪的”或“有恶意的”家伙为了古老的习惯经济，利用协议坚韧不拔地阻碍圈地。

因此，习惯也可以被看作是在农业惯例和政治权力相交处的阶级冲突场所。阿斯克姆坎伯兰庄园的威廉·劳瑟爵士（Sir William Lowther）的那些普通的佃户在1803年抱怨道：“违背我们古代的习惯，使我们总是感到非常痛苦，并且使我们在生活中的许多时候更加痛苦。”瑟尔博士评论道：

习惯不是某种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东西，并非对两个社会阶级都具有相同的意义。相反，它的定义在涉及阶级立场时变化极大，并因此成为冲突而不是达成共识的媒介。[35]

尽管在这场冲突中的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然而权力必须屈从于某些约束，不仅因为习惯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并且其自身就能够成为一种“财产”，而且还因为，如果对习惯权利的滥用触怒了民众，权力自身会遇到危险。查理一世横暴地追求王室森林的收益，削弱了他的王权。甚至汉诺威朝最掠夺成性的辉格党人也没有忘记这个教训。乔治二世的配偶卡罗琳王后一直“希望关闭圣詹姆斯公园，她问罗伯特·沃尔波尔爵士，这样做会花费她多少钱。他回答说：‘夫人，只要一顶王冠’”。[36]边码111页

当国王查理圈占并将里士满猎园用高墙围起来的时候，他还引发了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围绕共有权的争论。几个教区被禁止享有共有权，而（克拉伦登写道）“民众的怨言和喧嚣……离伦敦太近以致成为公众谈论的话题”。这种怨言持续到18世纪，而且在罗伯特·沃尔波尔爵士（通过其儿子）担任御林看守人期间达到了最高潮，当时猎园的大门被锁起来，爬墙的梯子被搬走了，游客或马车只能凭票入内。因为票（由贱金属做成的）很容易被仿造，因此人们会用邮局盖上印戳的纸票代替它们（为6便士）（而仿造邮戳当时该判死罪）。尽管教区居民在教区范围内游荡时，把猎园围墙推倒了两三次（见图9），可沃尔波尔“忍受了这种冒犯，又把围墙建了起来”。

图9　教区居民在他们的教区牧师的带领下冲击其教区边界，推倒围墙，维护他们进入里士满猎园的权利（见本书页边码第111页）

作为沃尔波尔王家园林看守职务的继承者阿梅莉亚公主，她不再像沃尔波尔一样受人爱戴，却比那个大人物更容易受到挑战。抱怨主要涉及穿越猎园的行路权以及不能接近砾石路、矮树丛、荆豆丛，还有取水权。在这附近的繁荣地区，牵涉的不仅是农场主，而且还有乡绅、商人、零售商贩和工匠。地方权利的维护者包括石匠、酿酒人、一个名叫蒂莫西·本内特（Timothy Bennett）的鞋匠，他的座右铭是“不愿留下比他生前更糟糕的世界”。酿酒人约翰·刘易斯在1750年代领导一次请愿时，运用了约翰·威尔克斯的某些策略：其中有公众集会、在报刊上刊载请愿书（《伦敦晚邮报》）、把一份由广泛签名的请愿书呈交给国王，最后还有一系列守法行动。[37]从诸如此类的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出对“文明社会”的自信在增长。

1753年至1758年间的每个夏天，都有一些案件提交给了（金斯顿）萨里的巡回法庭。1754年，穿过猎园从里士满到克罗伊登的公路权丧失了，但是却取得了从里士满到温布尔登的步行道的权利（通过梯磴或梯子）。约翰·刘易斯随后（1755年）强行通过了猎园大门，并且控告将他驱赶出去的看门人（玛莎·格雷），因为猎园阻塞了三条古老的步行道，其中一条位于东希恩和金斯顿之间。判决延迟到了第二年夏季巡回法庭。那时共有权利的支持者已经出版和传播了一份反映这个案件中他们一方观点的小册子，[38]而曼斯菲尔德勋爵——基于此事会影响陪审员的理由——把判决延迟到随后的巡回法庭。

审判最终于1758年在萨里大斋期巡回法庭由迈克尔·福斯特爵士（Sir Michael Foster）审理，当时他70岁。多达48人的特别陪审员被叫到全体审判员面前，他们对审理一项反对阿梅莉亚公主的案件感到紧张，以至于还要把一个候补陪审员纳入陪审团。迈克尔爵士迅速对缺席者每人罚款20英镑。当起诉方列举了他们的一些证据时，国王的辩护人理查德·劳埃德爵士（Sir Richard Lloyd）说，“由于国王不准备就此审判，对他们来说没有必要继续行使这种权利”，因为在温布尔登教区设置阻碍而被控告，这种情况在莫特莱克确实发生过——

这名法官转向陪审团说，他认为他们到这里来是要判决一种臣民要求的穿过里士满猎园的过路权，而不是对那些与此权利无关的、细小的更低级的目标吹毛求疵……他还认为在指望三个巡回法庭审判这种案件之后，派他们挑选出来的一个辩护人不是行使审判权，却转而对付如此一件小事是有损国王荣誉的。

这个法官作了有利于起诉方的总结，而约翰·刘易斯赢得了这场官司。在提供门或梯子两种方式中，他选择了后者这种更自由的通行途径。（因为鹿在猎园里，大门会一直关着，并且很容易被锁上）当刘易斯回到法庭抱怨梯子的横档设置得对孩子及老头太不友好，迈克尔·福斯特爵士回答道：“我自己已经注意到此事了，并且我期望刘易斯先生你会看到梯子的横档建造得不仅孩子和老头，而且老太太也可以爬上去。”[39]

这个案件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一时间给看门人带来了真正的麻烦，因为获胜的市民在爬过梯子之后并不仅仅限于在道路上行走，而且还会“随意地在草地上走来走去，之后再离开”，他们声称“猎园是一块公地，他们有权随意到……他们喜欢的任何地方去”。这不利于鹿和游猎，并且会大大干扰王室成员对猎园的使用及娱乐。[40]阿梅莉亚公主在大怒之下放弃了王家园林看守员职务。这些事情也成了伦敦舆论的一部分：人们说生而自由的英国老太太战胜了那个王家女士。卑下的市民对显贵或王室成员的这种胜利无疑是不寻常的。甚至于在走过漫长的路程的一两次胜利后，便在法律上具备了一般的合法性，并承认了地产安全赖以为基础的立宪主义的华丽文辞。[41]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里士满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是布尔乔亚平民的胜利，他们掌握了乡村平民很少掌握的金钱和资源。

二

这一章既非论及圈地，也非论及农民的衰落。被发现在那些领域有意消磨时光的农业史的初学者会很快被派上用场。这是对共有权利的习惯，以及对法律和财产权概念肤浅的研究。但人们不可能完全避免稍稍涉及其他问题。而人们必须注意到，对于18世纪那些靠公簿持有权或其他形式的习惯占有条件（诸如来自教会或大学的有收入权益的租借）维持土地持有的人的数量，我们几乎没有确凿的证据。一个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学者承认，17世纪晚期根据习惯占有条件持有土地者的比例问题“几乎完全模糊不清”，但可能有“三分之一之多”[42]。而且到18世纪末依然很多——尽管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开始锐减。正如许多郡档案局可以证实的那样，领主法庭在18世纪生机勃勃的运作常常与一些公簿持有占有条件的残余同时存在。可以肯定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农民，[43]而乐观主义的农业史学家有时在讲述他们的事情时就混淆了土地亩数和人口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总数。[44]正如我在一项早期研究中注意到的，“经济史学家可能发现了扩展农业过程的线索在于‘自由’（即自由持有或收取盘剥性地租）的领域，而社会史学家也许感到大多数农耕社团的心理视野和期望仍限于习惯领域”。[45]

另外，现在日趋明朗的是，在历史编纂学长期反对那些优秀的历史学家，如芭芭拉（Barbara）和J. L.哈蒙德（Hammand）以及他们最优秀的著作《乡村劳工》（The Village Labourer）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一种严重低估伴随共有权利的丧失或公地圈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不是同一件事情）而引发的民众抗议数量的趋向（而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倾向）。看到农业变革的社会结果的胜利图景正在遭到真正的挑战是令人振奋的。[46]即使如此，我们不打算去发现充斥于18世纪，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的抗议圈地的生气勃勃的重大事件。除已经注意到的外，还有更多的事件，但是几乎都不重要。抵抗与其说是生机勃勃的，不如说常常是死气沉沉的。对每一个“以暴乱威胁要杀人或被杀的”平民而言，“他会招募500个帮他砍伐和摧毁护堤及栅栏的人……”[47]还会发现有12个人正把大门从中切断，连根拔起了一些树篱或把圈地布告从教会门廊上扯下来。

然而对圈地的抵抗比过去设想的要多。[48]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范围的估计正是恰当的研究技巧和资料特征所具有的问题。对圈地的抗议很少在中央政府档案中记录或在伦敦的报纸上报道；它们并没有采取极为明显并具有扰乱性的地方“起义”形式。（特别是在1760年以前）它们通常会在庄园管家与不在当地的主人之间的来往信件中找到，这些活动可能（像偷猎一样）被当作是治安法庭的法官利用即决裁判权便可以处置的家内事务。对付较大的骚扰则需要邻居的帮忙，以及征招王室佃户和仆役，甚至地方民团。1710年，当时担任陆军大臣的罗伯特·沃尔波尔（以私人身份）收到了一封他的管家约翰·罗特的来信，信中描述了围绕着贝廷菲尔德公地上的共有权利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对抗。北安普敦郡的名誉郡长卡迪根勋爵以及其他乡绅和骑兵巡逻队都在那里。“暴民从各个角落聚集起来，一些人用面具伪装起来，有的穿着妇女的斗篷，其他人带着斧子、铁锹、鹤嘴锄等。”甚至被名誉郡长召集到地方民团中服役的男子也对暴民表示同情，并帮助一些犯人逃跑。人群暂时被驱散，但是“他们仍坚持说他们享有共有权利，并且他们希望来年看到树篱被摧毁”。[49]

作为沃尔波尔的政治联盟成员之一，北伍顿（诺福克郡）的黛安娜·菲尔丁夫人（Lady Diana Fielding）在1728年至1729年间的庄园通信主要关注的是以劳动者和佃户为一方，以她的管家和教区临时警察为另一方，这二者之间的斗争，斗争涉及砍伐“小修道院旁的荆豆和菖蒲”，因为她以夫人身份在那里圈占了新的土地。对抗的各方聚集在公地上，用马车运走荆豆，“暴民”从管家的马车上夺回他们的荆豆，还扔得到处都是，他们把马拴到马车轮子上，“野蛮地对待”那个管家，“打断了他的3根肋骨，几乎要了他的命”。暴民接着“打碎和摧毁了”新近圈占的土地上的“所有的门及栅栏”。劳动者和佃户参加了这些行动，但是，佃户受到剥夺租佃权的威胁，比较容易遭受惩罚。[50]

人们可以在庄园收藏的文件中发现其他诸如此类的事件。或者说这些事件会在报刊上出现。3年前，在斯托克斯比（还是在诺福克郡），许多穷人，男人和女人们，“拆毁了一个新的面粉厂以及沼泽地上好几处门和栅栏”。他们中有8人或10人被带到诺里奇接受审查：他们说他们正在为“恢复他们的权利”而行动，因为这片沼泽地在被某个绅士侵占并用栅栏圈围之前是公地。报道者评论道：“正是这样的开端导致了凯特起义（Kett's Rebellion）”。[51]这些罪犯被提交巡回法庭。巡回法庭的档案常常显示了针对这些拆毁栅栏及破坏圈地的罪犯的诉讼程序。但是这些行为从来未被法律关注，因为平民声称（并且法律也审慎地认可）这种破坏侵占的[52]权利和这种“占有权”的确是在教区闲荡的目的之一。在“权利”和“暴乱”[53]主张之间存在着一条微妙的界线，并且证据以及权利之间的平衡可能就是在法庭之外解决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约翰·刘易斯这个里士满的酿酒商曾声称拥有通过里士满猎园的权利，他讲述了他发现的用一个锁着的门关闭另一条小径的故事。他和他的一个朋友以及酿酒厂的一些男人在“我们每年游行前往里士满的教区的日子”的前一天路过了那里——

我说：“我的伙伴们，注意明天带上你们的短柄小斧砍倒这扇门，因为我们必须穿过它才能到达我们要去的区域。”我的朋友说：“不要大声讲话，否则道瓦格公主家里的人会听见的。”我抬高嗓门回答道：“哦！我不怕被听见。我是里士满的约翰·刘易斯，打算明天根据习惯法推倒这扇门以打开通道。”

但是，到了第二天，“游行的人”发现，这扇门上的锁已经被拿掉了。[54]

一份教区调查报告说，一些劳动者也许“带上了斧子，鹤嘴锄或铁锹……以摧毁”在公地或荒地上“未经允许而建立起来的任何建筑或栅栏”。[55]他们顽强地坚持这一点，以维护其权利的合法性。而这一点恰好也是几个犯人在巡回法庭档案中受指控的罪行：有人被指控1789年在费肯姆（伍斯特郡）“用双钩、铁锹、鹤嘴锄、斧子、锯子等拆除、推倒和摧毁了”14码树篱栅栏；[56]有人被指控1807年在卡尔姆斯托克（德文郡）带着短柄小斧、锯子、鹤嘴锄、铁锹和铁锨进入了一个花园和一个果园，推倒了栅栏，掘了地，搭了一个帐篷以表示主人（或者说假冒的主人）不拥有这块土地；[57]有人被指控1774年在波洛克（萨默塞特郡）进入了一个花园，推倒了树篱和栅栏，摧毁和夺去了花园里的东西。[58]这些可能就是小的纷争或“骚乱”，[59]或者说可能想用这些行动故意引起一个能够试探他们的“权利”的案子。边码102页

甚至暴乱的确实发生无须为历史学家亲眼所见。治安法庭法官和乡绅期望在不依靠军队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情。1765年当军队被派到“刚刚被圈占的西哈登的土地”（北安普敦郡）镇压暴动时，那里的治安法官被这样提醒：“直到合法权威已经在最大程度上被尝试后，才应该派军队来援助”。[60]同年，当40个古怪的班伯里的暴动者把沃克沃思新圈占土地上的栅栏推倒后，一群乡绅在晚饭时分得知这一消息；他们立刻欣然离开他们的休息处，骑上马，突然袭击了那些“平等派”，并把他们赶走。[61]人们能了解1796年发生在莫尔登（贝德福德郡）的一个有200名穷人参加的很可观的圈地暴动，只是因为与此相关的一封信在陆军部判例卷宗中保存了下来。[62]

但是重新获得证据的技术问题是事件的次要部分。在一项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查我们的方法又要重新考查整个问题的研究中，珍妮特·尼森已经表明，历史学家恐怕一直在一些错误的地方寻找并且寻找的还是错误的东西。她对于假设“议会的反对及暴动是最无效并且也许是最不常见的阻止圈地的方法”，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63]并且，当她重新注意到圈地过程中的整个细节，也就是圈地首次变得通常要耽搁很久才能被执行的时候起，她出示了令人吃惊的有关抗议的卷册并列举了多种抗议形式——到目前为止隐藏在地方档案中难以发现的游说、信件、请愿书、测地员的聚众滋扰、档案的毁坏，以及熟知的放火、暴动、破坏栅栏等，在圈地完成之后，这些形式会持续多年。这种顽强的抵抗并非不起作用。事实足以表明，它使圈地延迟了，有时达几十年之久，并且有时可能改变了它们的条件。“如果地主和农场主最终在这场圈地的战斗中获胜，那么乡村工匠和农业劳动者也许在作出退让的条件下取得了某种发言权。”[64]

如果对其他郡的研究能够用以支持尼森博士在北安普敦郡的发现的话，那么这将改变我们对18世纪圈地以及对大多数乡村团体所持的敌意程度的理解。总之，对抗最终被制服了；到1850年，公地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圈占了，而反抗很少能使公地或荒芜的敞地长久存在，除非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它包括几个村子共有的大片荒地、森林和沼泽地区，以及连接定期举行集市的小镇或较大的城市中心的公地。城市中围绕共有权利的抗议活动常常比乡村的抗议活动更难以对付也更常见，并且，虽则这些活动显然并不具有农业习惯的特征，它们或许仍然提供了对有关共有权利一般性问题探讨的一个切入点。

简而言之，城市获得成功的最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人数较多，以及参与暴乱者大都隐姓埋名。绝对不是所有有效的城市圈地骚乱都发生在合并的自治城市中。但合并问题具有切实意义，因为它区分了约定俗成的权利和由习惯法确立的权利。习惯法基于土地，而约定俗成的权利“据说基于个人”：“它通常以某个个人以及他祖先的名义取得，或者以那些拥有地产的人的名义取得”，并且在正常情况下由最初的转让证书或特许状中的详述确定。[65]根据特许状而合并形成的自治城市都具有合法的性质，其自由民所主张的约定俗成的权利比那些由法律认可的习惯更丰富。在盖特沃德案的重大裁决中（参见页边码第130页），它规定“居民”不能要求别人土地上的收益，有保留的是“除非他们没有组成法人组织”。[66]如果约定俗成的公地使用权由特许状授予一个自治体，那么这些权利的行使（以及被赋予行使这些权利资格的人）就成了不由法庭来决定而由自治体内部来管的事务。边码122页

事实上，经常被引用的市民从中推导出城市土地使用权的特许状，常常就像庄园村庄的权利一样是模棱两可的，并且各种解释也是说得通的。我们可以在考文垂案件中看到这种情况。这种权利据称最初是蒙提尔托的罗杰爵士（Sir Roger der Montealto）（1249年）授予的，让“社区”（communiariis）保留“适当的牧场”以饲养适量的牲畜，“这些牲畜可以用来耕种小农们的可耕地并用于运输，并且对于那些土地，根据习惯和权利，他们应该按习惯拥有公地”。这一点按照美国式讲法应当是：“让所有的小农保留合理的牧场和公地是为了他们在以后能够饲养相应多的牲畜，并且他们应该也习惯于既根据习惯法又根据权利拥有那些牧场和公地”。[67]对此，我对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一个受欢迎的好讲歪理的水手表示了怀疑。由于土地和权利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试图限制这些权利或圈占土地分别在1421年、1430年、1469年、1473年、1495年和1509年遭到了暴动抵制，[68]而1525年进一步的圈地在遇到一次较大范围的大暴动后被成功地抵制。[69]对谁拥有共有权的界定也许只是在17世纪才变得更加严格起来。1663年的民事法庭簿册的记载暗示，所有“缴清按能力负担的教区税的居民”都享有共有权（这比早期条目提出的限定要狭窄得多）。[70]一个更为流行的概念是土地属于“市长、镇长和城市法人团体……而上百万其他人拥有所谓的庄园”。[71]在1674年，这点被清楚地定义为注册登记为团体的自由民。在整个18世纪，自由民的权利小心地被维持着，特别是通过学徒身份延续下来；进入19世纪，莱默斯土地上的权利每年（正如它们在其他城镇一样）都以莱默斯骑兵的出动来表现，彼时，自治体的自由民在田地范围内骑马，践踏上面生长的所有谷物（除非供给他们浓啤酒和食物以缓和他们的行动），并且推倒门和障碍物。[72]

在19世纪那个时候，考文垂四边都被莱默斯土地围住了，人口密度在增大，这意味着建筑用地的潜在价值每年都在上升。最终，自由民在经历了许多争论以及长期和灵活的协商之后，出卖了自己的权利以换取分配给他们这些土地中相当大的部分。到这时，自由民的权利落入了少数人手中（尽管那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约瑟夫·格特里奇这个丝带织工认为，世纪中叶的竞争仅仅涉及一个特权群体的权利。但他对失去土地仍感到遗憾，在1820年代他年轻时，这些土地是“真正的天堂。我可以自由地漫步在那片土地上”。[73]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权利、神话及喧嚣的民众主张的混合物。当城市公地的转让由自治体以变得越发排外和腐败的自由民权利的名义着手进行时，有关权利行使的城市内斗争就出现了。当莱斯特自治体1753年圈占了南菲尔兹并把它们交给了三个承租人（包括两名高级市政官）时，骚乱至少持续了3年，在骚乱中“为圈围上述田地准备的杆子、栅栏以及树筲……”被“大批民众以最粗暴和喧嚣的方式……砍下、拔起和摧毁”。最初试图在1708年开始的圈地一直到1803年才完成。[74]在诺丁汉，有600英亩的莱默斯地产和另外350亩有共有权的牧场一直开放到维多利亚时代，一位在1844年的公地圈占特别委员会作证的目击者发现，这对民众的品行有着特别不好的影响——

总体来说，这是对乡村法律的极大的不尊重；举一个例子……到了土地可用于公共放牧之日（通常是8月12日）……人们蜂拥而出，摧毁栅栏，推倒了门，并且采取许多其他的非法行为，就他们被赋予的共有权利来说，他们当然有权那样做……结果就是持续地滥用暴力。

那个目击者解释说，自由民“都是选民，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幸，他们被一群在选举期间求助于请愿行动的人在尊重他们的权利以及权利价值问题上误导”。他们对莱默斯土地已经行使了多年权利，并且“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团体，其中许多人来自社会真正的底层，他们能够采用任何一个法人团体所不会采取的暴力行动”。[75]约定俗成的权利以及由惯例维护的权利都已变得全然模糊不清。

诺丁汉和其他地方的平民得到了印刷厂提供的“不准圈地！”的歌谣，与歌唱相比它更适合于朗读：“你们诺丁汉所有的自由民来听我歌唱”：

我会让你们保留你们的权利和你们的自由，

看看子孙后代，我想他们总是可爱的；

面对主宰着我们及我们孩子的特许状，

现在我的孩子们应该团结起来，并且不要柱子和围栏……

让我们不再遭受我们的小道被侵占的痛苦，

而是让我们从现在就团结起来，赶走这个暴君；

并且让每一位勇敢的自由民享受其土地权。[76]

一个人看到的越多，他就会更频繁地发现这种争端在大小城市中都很普遍。它们可以是大规模的和非常激烈的，如同1791年发生在谢菲尔德的争端那样。通过一项私人法令圈占了毗邻城镇的6000英亩公地和荒地，只给了穷人2英亩地作补偿。这促成了轰动一时的骚乱，它可能影响市民转向潘恩派或“雅各宾派”。圈地特派员遭到了暴民的袭击；关押欠债者的监狱被砸开，犯人们被释放了；出现了“不要国王！”和“不要征税！”[77]的呼喊声。这些事件可能像1794年的斯特里特姆公地事件一样，是很小的和象征性的，当时6个穿黑衣服的男人乘一辆出租马车疾驶而来并摧毁了贝德福德公爵圈地的栅栏。[78]如果平民不去维护他们的权利，伦敦及其邻近地区今天可能就没有公园了，而随着19世纪的临近，娱乐权比放牧权更重要，而且它被公地保护协会时刻警惕地捍卫着。[79]我们把今天拥有的城市中可供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归功于这些早期的“公有草地”。[80]更而甚者，要不是纽伯里平民顽固地捍卫他们对格林汉公地的权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又能在哪里部署它的核武器呢？[81]

三

然而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约定俗成的权利和由习惯法确立的权利之间的区别。尽管城市平民可以求助于“特许的权利”，但是他们的成功还是通过诉诸习惯法，扩展其人数和政治上的力量获得的。而法律也是可操纵的。“根据传统要求权利”可能是一种合法虚构，一种假定（但没有记载）的授予。[82]也许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反向思考。公地在城镇常常比在农村更能成功地得到保护。这在权利、财产及法律方面告诉了我们什么呢？边码127页

一些有关农业史的著作有这样的论调，即我们无须了解法律。甚至霍斯金斯教授（Professor Hoskins）在其对公地有同情心的和有教益的研究中允许自己说：“与广泛流传的意见相反……所有的公地都是私人财产。它属于个人，无论是某个人还是自治体，并且从远古时代起就是如此。”[83]这也许能找到法律上的正当理由——当然霍斯金斯简化了自己的陈述——但是“所有物”、土地的私人财产权，这些本身就是在历史中演变的概念。封建习惯法的核心概念不是关于财产的而是关于相互的义务的。[84]一个土地法的权威认为——

共有权是作为与原始农村公社中行使的农业公社制度的实践相联系的习惯权利出现的。远古时期，这些村庄恐怕为广阔的荒地包围着……作为一个团体的村民会在这些土地上放牧他们的牲畜，收集柴火和草皮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加和未开垦土地数量的减少，致使人口拥挤并引发冲突，他们的权利势必会被规定得更为明确，但恐怕仍然会是共有的权利，这主要是针对被作为村社自身土地的荒地而言的。土地占有制度把村民变成了佃户，而法律理论把大多数庄园土地的自由持有权置于贵族手中。他们的某些佃户将成为自由持有农，这是事实，但大多数人因为其农奴身份而无法自由地持有这些土地，而领主的卓越地位使其顺理成章地将自己视为荒地的“所有者”。这样，“一种个人所有权的理论”取代了较早的更具有平均主义的观念。[85]（着重为我所加）

那并不完全是来自“远古时代”的“所有物”。这让人想起俄国农奴对他们的领主所讲的话：“我们是你们的，但土地是我们的。”[86]

在托尼（R. H. Tawney）看来，在牧场共同放牧权一类的事情上，“对共有权的渴望是一种感情和习惯，而不是国家的法律”。[87]这些对“共有权的渴望”持续到18世纪，当时它们与共有权利最严谨的条款、乡村地方法（和庄园法庭的地方法）对共有权利的限制（附带权、附属物、全部和部分地）以及根据国家法对共有权利的严格限制并存。法律和习惯法可能常常看起来相互矛盾。当局承认，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许多地方，茅舍农和无地的人行使着对泥炭采掘场、必需供给品的使用权，有时还有荒地放牧权（并且有时是在莱默斯土地或在收获过的公地上放牧）。因此，冈纳（E.K. Gonner）认为：“在整个农村，可以说常常是住在公地附近的穷人——完全毋庸置疑地占有古代的农舍，利用习惯法享受着少量的共有权”，包括放养猪、鹅或者母牛的权利。[88]接着大多数当权者直截了当地陈述道，这些较小的共有权没有法律基础，并被非法行使或占用。根据一种自圆其说的论点，这种陈述被一种穷人在圈地中通常没有得到对其权利补偿的证据而证实了。所以，克里季（Eric Kerridge）称：“济贫法的享有者和其他新建立的农舍的居住者，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荒地上的所有擅自占住者，都没被赋予共有权，因此他们没有份地。”[89]因而，钱伯斯（J. D. Chambers）和明盖（G. E. Mingay）指出：

具有共有权的茅舍农……根据茅舍农的租借权享受着共有权，他们没有得到补偿是因为他们当然不是权利的所有人。这就是所有人和佃户之间完全应有的区别，并且就特派员来看，也没有涉及对茅舍农的欺骗或不尊重。[90]

然而，这以两点为先决条件：第一，“法律理论”对习惯的优先权；第二，使权利与使用者分离的恰当性。但是确切地说，这些是要加以考察的问题。如果遵从科克的定义——“习惯可以定义为没有成文的法律或权利；这些由我们长期使用和我们祖先的认同而建立的习惯，过去一直并且现在每天都在行使着”[91]——那么在许多教区，行使较小共有权也许已被古风性、持续性、确定性和合理性以及土地所有者及享受习惯的佃户证实了。（科克解释道）习惯脱离了普通法，然而普通法也许在这些基础上，特别是在合理性的基础上得到了修正。克里季激烈地攻击托尼说：

普通法只能容许和证实那些合理的、确定的、基于良好动机的、强制性的、对国王没有偏见并对提出要求者有利的习惯法。托尼假设的关于这一点的“合理”是在松散的或一般意义上使用的，而领主的利益对律师来说似乎比客户的利益更合理；但是“合理”和“不合理”是法律上的策略之词，意指“相容”“调和”“不矛盾”“可协调的”或与它们相反的东西。一种合理的习惯能够与那个庄园其他的习惯法以及与普通法相调和。因此否认不合理的习惯几乎在所有的例子中都是指摒弃欺诈性的习惯。[92]

我无法全面接受克里季关于普通法控制习惯的断言，它混淆了本质和细节，忽视了古人的标准和流传下来的惯例，并且误解了二者间的真正关系。[93]普通法并非高高在上，“只是认可和确认”它批准的那些习惯；相反，如果普通法基于这些（和某些其他法律）根据而指责习惯，而且只有在一个案件被提交到普通法法庭时，它可能拒绝承认习惯。正如所发生的那样，我无法找到据克里季所说是托尼讲过的那些观点。

“合理”和“不合理”或许是“法律上的策略之词”，但是根据对判例法最简要的了解，它们是大量其他考虑咕哝着进入普通法领域的门径。在村民坚持边际使用权这个问题上，也许没有哪个案例比盖特沃德案（1607）更经常被引用。这既是先前判例的终结，又是随后许多其他判例赖以成立的基础。辩护人恳请在林肯郡斯提克斯沃尔德镇取得“众所周知合理的平常居住和建筑住房”的共有权利。这一点未予准许，因为被告占据了一所他没有所有权的房屋——

除了他暂时居住外，没有可靠的占有期限或财产权，并且法律不会容忍这种利益习惯，因为习惯应该达到具有确定性和持续性的程度。

这些是“法律上的策略之词”，尽管我们不知不觉地沿着它们从使用权、使用者滑入了他的房子：“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对一所他不感兴趣的房子所在的公地感兴趣”。但是根据更具有合理性的基础否决所有的“居民”或“居住者”时可以补充一点，即“如果能够得到这种公地的话，在任何荒地上都无法进行革新”。[94]法庭恐怕无法了解350年后的情况，当“革新”一词引发了一种新的共鸣时，他们得到许可奔向一条使政治经济学越过公地的高速公路。

盖特沃德案在技术上使一个正在斯提克斯沃德公地上放牧的乡绅受到了限制，尽管盖特沃德似乎在事实上已自告奋勇地成了较贫穷的居民享受习惯使用权的卫士。[95]一百多年来提交普通法法庭的案件很少涉及较小的共有权。它们涉及许多富裕的土地持有者的利益的控制和调节。注意力集中在共有的附属权利和附属物上：附属权利属于可耕地的占有者，而且附带有（给可耕地耕种和施肥的）公共的牲畜在领主的荒地上放养的权利。“回避与忍让”原则（levancy and couchancy）限制那些能够在持有的可耕地上越冬的牲畜的数目。公共附属物不是附着于土地，而是附着于一个居支配地位的占有物，并依据久远的惯例和规定，扩展到其他的家畜，如猪、山羊、鹅。决定并非单方面的。偶尔，领主使公地荒芜、使土壤流失或利用荒地建立“养兔区”的权利会受到限制。甚至有这样的决议，大土地所有者根据驱逐茅舍农的“回避与忍让”原则，同样把领主排除在他自己拥有的成片荒地之外。但在1654年，至少有一项反对萨福克郡的领主的判例被证明无效，并非因为它是一个失效的法令，而是因为无法强制实施它。弗朗西斯·诺思爵士（Sir Francis North）在1675年高等法院一次著名的辩论中注意到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

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案例，领主只关心他所付出的代价，因为自那时起他一直享受反对那个裁决的过程：我可以根据自己的了解评论那件事，因为我知道那群人并知道那个地方……我或许要补充说，这事发生在民众的时代，当时所有的事情都倾向于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96]

到18世纪中叶，法律明确规定“回避与忍让”原则对公共附属物以及公共附属权利都适用。1740年，在一个起源于萨默塞特郡马克涉及萨默·莱斯过度放牧的案件中，法庭承认——

在古书中的确有一些案件……谈到了没有限制的（sans nombre）公地，并且似乎暗示“回避与忍让”只在有关公共附属物的案件中才是必要的，而在有关公共附属权利的案件中是不必要的。但是，以前能被人们理解的有关公地没有限制的看法，自那以后却被突破了，并且它除了与定额使用的公地截然不同，没有任何合理的含义。在定额使用的公地上，人们只有放牧特定数量的牛的权利。[97]

18世纪初，法庭对公共附属物作出了大量的解释。尽管农舍没有土地，但“回避与忍让”仍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一个茅舍拥有一个庭院，因此可能用来放牧牲畜……我们将假设一个茅舍至少附带有一个庭院”。[98]围绕它的斗争反复进行着。难道一个把羊圈在地窖里的屠夫能适用“回避与忍让”原则吗？争论最终在圈地的高峰年份1792年达成了协议。当时决定村舍一定要拥有足够的土地来践行“回避与忍让”。[99]

当较小的共有权无论是在市场（出售黏土、泥炭、木材）上还是在对圈地的补偿中都获得了一种新的价值的时候，法庭对它们给予更严肃的关注。现在盖特沃德案的判决产生了新的效果。1741年当宣称泥炭采掘权是一种“不仅存在于佃户而且存在于”剑桥郡乡村的“占有者”中的习惯时，法庭发现这是“一件极为荒谬的事，因为一个不过是自由佃户的占有者，从来无权拿走领主的土地”。[100] 1772年，高等法院在起因于萨福克郡特伯顿的案件中，对收割灯芯草的权利采取了更为自由的意向，接受了口头声明，称“世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公地上割灯芯草”。[101]但仅仅在两年后，在诺福克郡卢德汉荒地案中，情势就发生了逆转。虽然确认了公簿持有农、土地占有者和古代房屋的占有者的割草皮或灯芯草的习惯，但是“居民则被排除在外，因为居民的含义描述太模糊了”。[102]按照同一传统，来自白金汉郡华顿的“所有”聚集起来并用木钩将腐烂的大树枝分成两个小树枝的“穷困潦倒的房屋住户”的要求被否决了，因为“对贫穷的房屋住户的描述太模糊和不确定了，没有任何限定”。[103]

这并没有暗示这些决议不合理，也没有提到他们否认“法律上的策略之词”。至少一直到18世纪中叶，大多数决议的出现，无意中止行使少量小小的共有权利，而是在较大经营者之间的争端中，有限制无执照营业者和企业家非法利用这些权利的意图。这样，1740年在本内特诉里夫案（Bennett v Reeve）中，抱怨者带来了一份租借老奥斯特一码土地99年的租约，这个租约含有共有附带权，并以这方圆一码土地为基础把64只羊放到萨默利斯去。其他案件起因于非法利用想象的出售泥炭、木材、黏土的权利，或（在诺福克郡灯芯草案中）起因于一位铁匠用运货马车运走了灯芯草。盖特沃德案本身并非针对贫穷的教区居民的牛或鹅，而是针对一个无执照营业的乡绅。

然而，在这种合理性中，正如托尼正确地看到的，正在逐渐形成以后资本主义关于财产权合理化的定义。我不会侵入中世纪历史学家的领地，试图确定“领主的荒地”或“领主的土地”原本是什么含义。但是农业和法律史学家似乎都同意共有权概念起源于王室或封建授予是一种臆想。瑟尔斯克博士曾暗示牧场和荒地上的放牧权也许是公地制度中“最古老的因素”，是从“在远古时就享有的……非常广泛的权利”延伸而来，盎格鲁–撒克逊和诺曼君主及领主对此并没有仁慈地实行，反而加以调节和缩减。[104]而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法律理论”（参见页边码第127页）将自由持有的庄园置于领主之手。但依据并不是随后产生的排他的“所有权”或财产的概念；相反，它的依据是“无条件继承权”和封建法律。只要荒地依然是广阔和无限制的，地主和平民在没有精确的权利定义的情况下可能会共存。晚至1620年，在一个涉及斯帕丁荒原上的霍尔姆的案件中，一位目击者宣誓证明，他不知道60年前在公地上建立的房屋是否出于公道，或根据“自由持有农的默许或疏忽”而具有共用权，因为在它建造时，已形成了“自由持有农对于生产如此少商品的公地几乎不加以计算，而把所说的公地提供给上述平民”的局面。[105] 1682年在对沃里克郡奇尔夫斯科顿的调查中，对敞地上的自由持有权和公簿持有权进行了特别详细的逐条记载，但是当涉及荒地的共有权时，效忠宣誓礼就变得模糊不定：

我们没有办法弄清楚，像这样的庄园领主或他的农夫在科顿或纳尼顿的奥特伍德会饲养羊或别的牛，还是别的什么样的牲畜，但是现在这个领主……的确宣布有权饲养各种牛，只要不至于侵犯我们的公地。

人们注意到“我们的公地”这个用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乡村地方法中，荒地上的共有权常常以含糊或不确定的词语来表述——有时是所有的佃户或公簿持有农，有时是“这个庄园中所有的人”，或“居民”，或“小农”，或“教区居民”——除了法庭提到他们时。法律定义一般要比实际的用法更精确，并且当上升到的法律层次越高，可能越是如此。

有两种场合强行规定了绝对的精确性：依法审判和圈地过程，并且这两种场合都有利于那些有权有钱者反对小土地使用者。在17世纪后期以及确定在18世纪，法庭越来越频繁地规定（或毫无异议地认为），领主的荒地或土地是他个人的财产，虽然它遭到了对其有所掣肘的习惯使用权的限制或削弱。如果领主进入“他的”任何一部分土地的权利真的受到限制的话，“这将是佃户放弃所有革新的必然途径”。[106]

盖特沃德案以及在这种“革新”精神之下的相继的决定，对习惯法躯体做了精确的手术，从使用者手上剥夺了使用权。在一次这样的操作中，出于土地所有者和习惯佃户的利益，它限制了无执照的大经营者、畜牧业者以及其他类似的人，并且它使小土地使用者这种模糊的概念完全不合格，他们既没有土地，也不再享有古代的农舍占有权。虽然这点也许对现行的乡村的习惯没有多大影响，但如果这一案件提交到了法庭，或发生在即将圈地之时，它就会剥夺无地平民的所有权利。使用权从使用者那里转移到了带有古代宅院的住宅，它就不再是使用权，而是一种财产了。边码135页

这一点不是立刻发生的，也并非毫无含糊之处。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逻辑被根深蒂固的公簿持有权和习惯占有权耽搁了。[107]共同拥有的附属物不可能与土地脱离并被出售掉，尽管在圈地时，当然是土地拥有者而不是使用者（如果由一个佃户耕作的话）把这些权利兑现成了现款。共有附属权利可能会同一个农舍或一个古代宅院一起被出售，公地上就会有如此多的门（或牲畜的放牧权）。但是这并不是一种新奇的事情，并且法律史学家会让我们上溯到遥远的12世纪，当时某些精神权利（例如教会的圣俸授予权）开始被看成是财产或“物”。[108]然而这一点被解释成“物”拥有的权利，而不是“拥有”这个物本身——使用或享用“一种现存的权利”。

从科克的时代到布莱克斯通的时代，土地财产权概念正在看涨和具体化，使用权被具体化为可以出租、出售或遗赠的财产。出于善意的考虑，布莱克斯通把他的《英国法律评注》（Commentaries）第二卷冠名为“关于物权”——不是因为这些权利是新奇之物（他们是古代法律中的一章），而是因为与此前相比，这些权利的行情从未如此活跃，在法律诉讼中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频繁地出现。而且，人们可能注意到布莱克斯通提到的不是对物的权利，而是物权。18世纪经历了这种奇妙的法律混合的时期，其中使用权和权利附属于官职或地位，并且在当时被认为似乎轮到它们来支配人类权利了。一个御林或猎园看守人身份与势力、临时津贴和隶属于官职的权利可以被出售。[109]一座古代宅院（或其所在地）支配了公地权利，而且这种物能够在所有者之间转移。并且下院有关争执性案件的决议正在以极为相同的方式趋向于使那些有可能成为自治体选举人的限定具体化。从诸如“居民”或“普通老百姓”模糊的类别到缴税款的居民，而其后是居住在古宅或以古代地基作基础的房屋里的人（Bridport，1628 and 1762；Arundel，1693 and 1715；Bramber，1715）。1676年，在锡福德，镇长、陪审员及自由民“不仅有投票权……而且选举也在民众中进行”，但是在1761年，“民众一词……仅推广到缴税款的主妇”，这个决定与盖特沃德案出于同样的传统。1715年在黑斯廷斯，选举人限于“所有继承房地产的人，或终生住在有议员选举权的城市中有租地权的房屋或土地上的人”。[110]这使尚未改革的下院陷入荒谬之中，因为那里的选举权可以属于鸽棚、猪圈、荆棘丛或采石场，并由各种捏造的或诡计多端的物的所有者行使。“权利隶属于地位，或者换句话说隶属于无生命的物，而不是与地位不相干的人，这种习惯过于荒谬而不能成为合理论点的一部分”——托马斯·潘恩如是说。[111]

使用权具体化并兑现为财产总是在圈地时期达到高潮。是土地的所有者而不是佃户（除非习惯佃户）以权利的丧失换得土地。法律不承认许多习惯法，却承认声明已经失效的财产，以及少数人通过“利害关系”以高官职权为资产。当1812年德拉米尔森林被圈占时，8000英亩中的一半加上另一半每年租金收入为200英镑的土地都给了国王。作为首席林务员、掌林官和镇长的约翰·阿登（John Aden）与他的副看守，因为失去了临时津贴（包括“兔子的放牧权”）而得到了充分的补偿，就像托马斯·乔姆利（Thomas Cholmondeley）“作为被解散的王室河谷修道院和形形色色的宅院、土地、公宅及世袭财产的主人一样，迄今为止部分拥有修道院长和王室河谷女修道院拥有物的一部分”。一切在森林中公地上的权利都被废除了，除了一些太潮湿不能放牧并且无法排水的“泥炭沼坑和泥炭采掘场”，在这里泥炭会继续被挖掉。虽然指令地主（他们的确因为他们的佃户失去公地上的权利而得到了土地）给他们补偿，但交纳盘剥性地租的佃户没有得到作为对失去权利补偿的土地。[112]所有这些在法律上都是正当的：它经过了正当的程序。但是它预示着农业实践的全面改革，在这中间，权利与使用者分离，并且古老的封建头衔在转变成资本主义财产权时得到了充分的补偿。

当克里季写道“几乎每一个例子都说明，不认可不合理的习惯就是拒绝欺诈性惯例”时，他作为一个宣称无所不知的人首先使人感到惊奇。（连伟大的爱德华·科克先生也说过，“要是我着手整理关于若干种习惯的目录的话，我会和西西弗斯一起……从事一项无止境的工作”。）当然，一旦法律将权利与使用者分开了，它就会找到合理的根据否认远古确定下来的惯例。普通法认可那些可以考虑的、与“变革的”政治经济学有关的而不是与法律条文密切相关的“理由”。许多法官都具有改良地主（有理性的人）的心态，并且由于凭借直觉就能了解他们祖先及立法者的真正意图而感到自豪。如阿博特在一个再次驳回“常住居民”要求的案件中指出的：

议会法令以及其他文件中特殊词语的含义不是根据严格的词源学的语言规范，甚至不是根据通俗使用法，而是根据那些法令使用的对象或场合，以及旨在达到的目的来确定的。[113]

如果有关权利语言的“通俗使用法”在法官看来好像不合理的话，那么权利就倒霉了。克里季（和研究圈地的其他权威）[114]未能研究之处在于，根据权利的这种具体化以及有关“革新”理由的引入，是否意味着法律本身还未成为阶级剥削的工具。

通过使不精确的使用者的类目如占有者、居民、居住者、“所有的人”等失去资格，盖特沃德案及相继的一系列案件留给民众或居民的只有行路权或地役权这些例外，“如通向教堂的路或人行道”。[115]这是一个很大的让步。通过把“变革”的问题上升到法理，有可能在“法律上的策略之词”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则之间联姻。1788年高等民事法院反对拾落穗的决议众所周知，但是着眼于法理，重读一遍或许是有益的。

习惯法在这里肯定具有久远约束力，并以其经久不衰的活力持续到19世纪。这种惯例是由习惯法批准的，但也是由乡村地方法[116]调节的。虽然在其他一些地方法中，这种惯例是假想的，并且悄悄地被忽略了，这种调节持续到18世纪，有若干地方法为证。1740年在北汉普敦郡的朗兹，有建议要求严格地控制和驱逐已经接受救助的外来者和贫民：约翰·亚当斯和家人由于拾落穗、没有固定居所而被赠送1先令，并且地方法认为“没有许可证的人要么在田里拾落穗，要么从公地上割荆豆。”[117]1766年高等法院有关权利的这一普遍问题的审判是混乱的。被关在伯克郡的拾落穗者，只是在部分收割了大麦的田里拾落穗。曼斯菲尔德勋爵规定，“打着租借或拾落穂的旗号进行偷窃不是正当行为”。但是另一个很有学识的法官评论说：“租借权的确出现在我们的书中……”[118]因为一次在萨福克蒂姆沃思被圈占的土地上拾落穗而侵扰约翰·霍顿（John Houghton）的妻子玛丽·霍顿（Mary Houghton），这个问题在1788年提交到了高等民事法院。这一案件似乎没有按照习惯（或许因为它当时立即与盖特伍德案确立的先例发生冲突）而是按照普通法对权利的普遍认可进行了辩论。被告人是“合法定居在上述蒂姆沃思教区并且是穷困潦倒的教区居民、居住者及穷人……”拉夫伯勒勋爵（Lord Loughbrough）认为这一主张不明确：边码139页

第一，我认为它与意味着排他享用的财产性质不一致。

第二，对和平及良好的社会秩序有破坏作用，并且形成了一种总体上的变化莫测。

第三，不能享用，因为根本不像一条四季不息的溪流那样无穷无尽，能够被普遍地不加区别地享用。

通过把这一要求由习惯转移到普通法，并没有使被告方摆脱困境，因为“只要这种习惯就是王国普通法的一部分，它就会在王国每个地区流行，并且成为一般的和始终如一的惯例”，鉴于在某些地区这种习惯鲜为人知，而在另一些地区，它得到了各式各样的修改并为人所赏识。就辩护人谋求摩西法支持的努力而言，“犹太人的政治制度对我们并无强制作用，因为甚至在基督教会体制下，对穷人的救济并不是法律规定的义务，而是一种宗教职责”。由此，拉夫伯勒勋爵转到直接从政治经济学方面推导出布道的意义：

产生于习惯而被确认为权利，结果会对穷人本身造成伤害。他们的生计只能依靠生产性工业的剩余产品；无论怎样指责工业，减少用于维持生计的资金是极为目光短浅的，因为，农业经营者的利润正在减少，他不大能把自己那份利润交作教区税；这样，在秋天行使这种假想的权利的穷人，恐怕在春天则容易挨饿。

法官古尔德先生在大量了解和详述先例之后，直率地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但是法官希思先生和法官威尔逊先生站到了拉夫伯勒勋爵一边。希思以非凡的力量表述说：“批准这种惯例会造成欺诈和劫掠，并且使国家遭到诅咒。”他甚至大量地去寻找政治经济学的理由：

摩西法对我们并不是强制性的。它的确与富人应该为无力的穷人提供衣食这种基督教的博爱和普遍的人道相一致；但是提供的方式必须通过明确的机构。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著名的基金。我们已经保证用王国所有地产来维持穷人的生计，这些穷人在某些情况下耗尽了资源。由这种被穷人当作是权利的习惯带来的麻烦恐怕是无止境的……它会开启欺骗之门，因为劳动者为了使其妻子、孩子和邻居……更好地拾落穗，会被怂恿去泼撒谷物。它使穷人更加蛮横……

法官威尔逊先生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对他的法律观点的基础稍作了补充：

没有什么权利能在普通法中存在，除非它的主旨以及要求得到它的人是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中，二者都是不确定的。主旨就是农场经营者选择把散落的谷物留在地里，其数量完全取决于他的兴致。土地是他的，种子是他的，而在自然正义中，他的东西也就是收益。[119]

很难设想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更洗练的表述，在其中，劳动和人类需要这二者都从视野中消失了，而利益的“自然公正”已成为一种法律规定的理性。在斯蒂尔诉霍顿及其妻子案的争论中，我们彻底洞悉了法律牵涉的政治经济学观念，它对于穷人要求的冷淡，以及它对于同时产生的对同一块土地的使用权越来越不耐烦，如拉夫伯勒所说的，“财产的本质……表明了排他的享用”。如果它没有控制排除在财产有形空间之外的蛮横无理的下层等级的权力，又如何才能排他地享用呢？

在这最后几页中，我们已对法律给予了一点注意。我们还要再说几句话，以防止可能产生的误解。《英格兰判例集》（English Reports）没有收集贫穷的平民在最高土地法庭向他们的领主或大地主挑战的案例。自由持有农或习惯佃户一有机会便这样做，他们自己相互间保证分担开支。[120]但是，将案件上诉到高等民事法院或王家高等法院，既不是茅舍农也不是粗工能办到的事。除非某些有坚实利益的党派卷入他们一方，否则他们的权利很容易未经抗争便无声无息地丧失。

我们可以通过评价两起涉及“穷人”权利的案例说明这一点。第一个例子是拾落穗的案例。彼德·金在一部侦探用书的一些精巧的篇章中就这个案例找到了更多的东西。事实上有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在玛丽·霍顿案（1788年）的前两年发生的沃利奇诉曼宁案（1786年），但未能找出法律要点。两个案例都出自同一个西萨福克教区，而起诉可能得到了地方地主捐助支持。本杰明·曼宁和约翰·霍顿都是制鞋工，而金博士认为，只是赖于乐善好施的萨福克地主和治安法官卡佩尔·劳夫特（Capel Lloft）的支持，才使得霍顿能够在所有权上深思熟虑。诉讼案的失败（以及涉及的赔偿金费用），当然并不利于任何被告方的事业。霍顿家族被迫作出抵押，并随后出售他们的小额财产。最后，在济贫法档案中发现，约翰的遗孀玛丽·霍顿每年大约得到6英镑的救济金。[121]

法律总是要防范小土地持有者、茅舍农或拥有一点共有权的人。但是，在19世纪（至少在1860年以后），享有一点共有权的人能够在强有力的博爱主义者或是公地保护协会的帮助下在法庭上争取他们的权利吗？有时这是事实。但是，甚至在这些开明的年份，可能也存在着困难，可以通过威林盖尔先生（Mr. Willingale）的案子加以说明。我们曾经碰到（见页边码第102页）毗连沃尔瑟姆森林的劳顿的贫苦居民提出的林木要求。拥有冬季从一定高度修剪下来的树枝的权利，这是一种习惯，推测它可能起源于伊丽莎白女王的某一次的批准。围绕着维护这种授予的权利聚集起来举行重要的仪式，它必定从11月10日午夜开始，当地居民（通常用浓啤酒取暖）会在森林中巡行。1860年代初，劳顿庄园的领主圈围了森林，给了佃农一些补偿金，用栅栏隔开公众，并开始砍伐树木。

1866年，“一个叫威林盖尔的工人”和他的两个儿子闯进栅栏里，并且像以往一样在那里闲逛。所以这三个人都被定为犯下蓄意非法侵入罪，判处两个月的苦工。一个儿子在狱中染上肺炎死去。当威林盖尔获释后，这件事在东伦敦激进派中成为轰动一时的讼案。公地保护协会当时刚刚成立，它就这一问题展开辩论，并为这一讼案募集了1000英镑资金。因为它只能作为劳顿的一个居民来抗辩，一场讼案便以威林盖尔的名义展开了。由自由党下院议员、王室法律顾问、报纸主笔以及包括T.福韦尔·巴克斯顿爵士（Sir. T.F. Buxton）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内的各派组成了一个持支持态度的院外活动集团。但是，任凭这种支持和宣传，威林盖尔受到庄园所辖的村庄无情的社会控制和支配。在教区内没有一个人敢雇用他，并且，他在村庄内找一个住处也遇到极大困难。而他要做一个常住居民就必须如此。他私下行贿恐怕多达500英镑，以争取放弃这一讼案，但他提出的一切都被拒绝了。

四年之后，1870年老人死了，从而取消了这一讼案，伦敦市政府把它当作一种新的形式（没有必要在庄园内找到住宿处和雇用人）。当它在1879年被依法承认其胜利时，“当地数目达到5000至6000的全部居民在午夜涌到户外”进行了长时间的火炬游行。威林盖尔活着的儿子继续为小土地占有者的共有权利而战斗，而他的未亡人被伦敦市政府授予一份每周5先令的年金。[122]

记下这个故事的埃弗斯利勋爵（Lord Eversley）以及在其中起作用的几个博爱主义者，看来已经忘掉了“老威林盖尔”的教名。很清楚的是，甚至在维多利亚中期的英格兰，劳动者通过法律形式与领主和地主争夺共有的权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百年前这样做又有什么机会呢？

四

1788年高等民事法院的决定当然无法消除拾落穗的做法，除非通过玛丽·霍顿和她在蒂姆沃思的邻居。[123]习惯仍然是地方法律，而当判例法决定，根据普通法不能承认拾落穗这一权利时，仍然可以根据庄园习惯或村庄地方法把这种权利作为地方权利。决定增强了那些希望制止习惯或者对那些在圈地以后拥有自己的劳动力的家庭的农场主的权利。而圈地通过把收割从乡村共同体可以惯常地实施习惯法的宽阔的敞地转移到了各自用树篱或栅栏圈围起来以防止别人接近的土地和私人空地的时候，确实危及了这种权利。如果这些尝试没有遭到特别是来自劳动妇女的最顽强的抵抗，如彼德·金所说，她们面对暴烈的法律的折磨拒绝放弃她们的权利，这种决定可能诱使对拾落穗者的普遍镇压。[124]

普通法法庭没有任何一项决定对于地方习惯法的实践直接起作用，尽管到了圈地的紧要关头，这样的决定能够在暗中支持准备好现金购买土地的地主的权利。在公簿持有和其他习惯占有权的形式残存的地方——确实，无论在哪个残存着共有权利的村庄的土地上——人们可以指望找到某种对使用权的规定形式。若干年前，我出于无知，猜想我已经找到了一把钥匙，能打开在18世纪习惯法的条文中残存的共有使用权，以及在整个世纪中特别在民事法庭和其他类型的教区会议上仍然残存的富于活力的乡村地方法的现实的大门。当时我形成一种习惯，不管什么时候去访问郡档案馆，都要去搜寻卡片索引并搜集关于地方规则的例证。但是，天哪！当我初次着手起草这篇论文并把这一包笔记倒在我书房的地板上时，我发现我沮丧地注视着这些杂乱的从各郡搜集来的资料。

我至少懂得要有一点谦恭。就这种其本身只是部分地把人们引向地方惯例的地方法律来说，只有置于对地方范围训练有素的研究中才有意义。人们必须了解可耕地和荒地、土地持有的集中和分散的比较，了解庄稼和牲畜、土壤的肥力、对市场的进入、人口和济贫税，以及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富于耐心地汇集在一起的所有其他内容。[125]没有这种对来龙去脉的仔细准备，我的装着搜集资料的硬纸袋里装的结果只是一袋粗糠。列举出在每雅兰(2)上或每个农舍允许放牧的家畜的限制定额没有很大的用处，除非人们能够指出谁以及有多少人拥有或租用这些茅舍和土地。

我出于自卫可以这样说，反哈蒙德学派的几位乐观主义农业史学家看来已经忽略了一些尚未审读的资料。但是，人们也没有资格就整个乡村公共权利的使用，而不是就土壤、庄稼或土地持有方式进行不加区别的概括。公共权利的习惯法以及关于这些权利的口述传统，像地理学一样具有特殊性和地方性的特点。恐怕即使没有上下文的推敲，也可以从这些资料中推导出一点东西。正如人们大概期待的那样，人们发现了一种把在荒地上放牧（或擅自进入公地）的权利转化为货币等价物的倾向，一种类似于乡村对于在各处把习惯法具体化的回声。在沃里克郡邓斯莫河畔的赖顿，一个管理得很稳定并且档案记录保存得很好的庄园在1735年规定，“任何一块租给镇外的人的公地……租金不少于5先令”，而教区居民取得这种权利只需付4先令。其还尝试以异乎寻常的严格来规定公地上较小的权利：“不该有教区牧师在公地上割草皮”，而公地上的荆豆只能由人们背回家，并且只能在自己家中作燃料用。在这里金钱已经构成极大的侵害：

此后，在大路上或小道上长出的青草应该用这种方式刈倒出售，而不应该在上面放牧，而每年从中得到的收益应当按照他们各人付出的租金在上述庄园的居民中分发。

1735年，不下于47人因为触犯了地方法被罚款，1741年到1749年间每年有48人被罚款，而人们怀疑每年都会进行这种惩罚控制。[126]

我搜集的资料（它们主要来自英格兰中部）表明，还没有哪个庄园货币化的例子达到这样的程度。在某些地方——1730年在诺丁汉郡的东、西利克和1712年在托斯特——如果贫民和农场雇工无法行使共有的权利，他们将得到货币补偿。[127]在其他地方，养牛的公地的租金有具体规定，而（如在北安普敦郡的哈尔波尔）允许镇民承租饲养6匹母牛的荒芜公地“对任何哈尔波尔贫苦居民来说，他们……将看到需要或有机会这样做”。[128]在同一个世纪的惠尔顿，发现了1699年的一项更为明确的地方法：“如果任何……贫民在当地没有土地或公地……他们可在五朔节……期望得到一块养牛的公地”，他们能够以8先令的价格从拥有土地的人那里得到它。[129]这样，在某些地方，放牧权现在可以租用（但镇外居民很难得到），在其他地方，对没有使用这种权利的人有补偿，而有的时候，将权利和现金混用。有的时候货币被放在一旁，付给那些村庄官员、土地调查员、放牛人等，或者用于地方的改良措施；有的时候在土地持有者中重新分配；有的时候用以抵付济贫税。1744年在北安普敦郡的赫利登，“任何人……只要他们是教区居民或是在赫利登教区的住户……都有自由……在任何公地放牧的时间内在公共放牧地赶走一匹马……按照1年10先令付给做贫民救济工作的教区低级职员”。[130]

所有规则共同的关切点是拒绝教区外的人来使用公地。不过，这种本身很古老的规则时常被人重申：“兹命令牧羊人将不得饲养任何外人的家畜……而只能饲养属于本镇居民的家畜。[131]在那些拥有广泛的公簿持有权和管理有效的庄园村庄，对放牧权的限制根据普通法法庭的原则加以调整。在指定的公地上的权利，按照在敞地上占有土地的比例来估定。然而，在其他教区，与普通法不合的不明确的词——“教区居民”“常住居民”“任何人”——频繁出现。某些地方法不过问公地和荒地的使用，特别是公地饲养牲畜和在收获节放牧；或是它们所指的是在其他教区众所周知的，以至于无须用文字加以详述的做法：“任何人将自由地在圣诞节而不是在圣诞节以后割灯芯草。”[132]对于非法进入公地的惩罚比对非法进入荒地的惩罚要频繁得多。恐怕在拥有大量公地的教区，看来威胁主要不是来自带着零星放纵的家畜的茅舍农或劳工，而是来自赶着未屠宰家畜的畜牧者、屠夫和商人或超过限量的土地所有者。对共有权的限制是通过对有资产者规定最大限额来实行的。[133]

如果存在一个以（各种式样和大小的）农场主为一方，以茅舍农和无地平民为另一方之间的一般的争论场所，或许可能发现持续地控制在公地内和公地周围边缘土地上放牧权的尝试。冈纳告诉我们，“荒地和田埂……有时使牛吃饱，但通常没有什么价值”，可以通过引证1773年一位论及改良的小册子作者的话来证明这一点：

的确，无论是领有者还是贫民差不多都不会获益；因为它们无论对割草还是放牧都太狭窄了，没有男孩会用缰绳牵着家畜到那里去……[134]

他在这里正确地转述了在许多农业史中恐怕当然地成为英雄的改进型农场主的观点。然而，农民对这种在边缘土地上放牧的看法也各不相同，男孩（和女孩）能够把套上了笼头的家畜大量地不费力地赶到那里去。18世纪初期在一些牧草贫乏的英格兰中部的教区，农场主他们自己做的相当大的努力，就是通过放宽道路连接处和“悄悄除去青草”的田埂，来增加覆盖草皮的公地的面积。[135]如果乡村中可怜的人们备受烦扰——并且如果轮到他们的家畜来折磨大农场主——这便构成了边缘放牧权问题；不仅在田埂上，还在小溪、溪流的堤岸、土地的畦界、草皮覆盖的小径、小路旁放牧。人们的做法是“把家畜放到小道上，而不用人跟着”。[136]于是，人们开始对非法入侵、把马散放在田埂上，或借口晒干草来喂马感到忧虑。[137]（马的食量很大，而当一匹马摆脱了它的系绳后，它能够对庄稼造成极大的损害。）在较为宽容的教区，不是用系绳而是用笼头来对待在边缘地带放牧的家畜。可以默许少数羊在小路上吃草。[138]冈纳和他的小册子作者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荒地的利用，对“贫民的”生存经济学具有极大的重要性。1726年《北安普敦信使报》的一位通讯记者（“Apuleius”）写道——

农场主绝不能自己占用或仅仅由他来使用这些公地上的田埂和边地、低湿地和洼地，以及其他荒芜的土地……因为在绝大多数农村，存在着一种茅舍农，他们除了房屋外没有租种任何土地，他们拥有共有的习惯和权利；并且，如果在荒地上建起一座村社茅舍，谁愿意阻止一个穷人饲养一匹母牛和一只羔羊，或者阻止他让一匹牛犊绕行一圈呢？因为直到庄稼收割前，这些事都能在草地上或在大路、小路上偶尔碰到；而那以后，它们便进入公地……在某些地方若干贫民家庭通过这种冒险在适宜的地区谋生。

但是，（记者继续写道）随着圈地的进行，在这些田埂和边地上“一个人单独拥有使用权或占有权……成为其他人议论的话题”。[139]

由儿童或老人赶着家畜在地边上或在田边道路上，或在小路上走，在当时被视为属于贫苦农民经济状况的内容。华兹华斯与博皮（Beaupuy）在他的家乡漫步时遇到如下场景：

一个饿极了的女孩，

她衰弱地迟缓前进，顺应她疲倦的身体，

直到一只跑动的牛犊，被一根绳索

缚在她的手臂上，这样在小路上吃草

在此同时，女孩的两手在紧张地编织，

以此维生……

他们发现关于贫穷的概念遭到极大地冒犯，而他的朋友博皮“焦虑地说：‘这与我们为之斗争的正相反’”。而在阿瑟·扬（Arthur Young）的《北方之旅》（Northern Tour）中，它构成了一种冒犯，还是一种对宝贵的时间和改进带来效力的刺激；当一个人“不稀罕时间之时，他自己常常整天晒太阳取暖，用一条缰绳牵着母牛让它在田埂上吃草，而他自己十分专心地使用鹤嘴锄和铲子”。[140]

“回避与忍让”原则假定某些土地要被回避和忍让。根据伊丽莎白第31年（1589年）第7条法令，可以猜想仍然禁止在不到4英亩的土地上建房。18世纪中期许多未被圈占土地的教区的社会经济现实则完全不同。在仍然可以找到许多小农场主的同时，存在着拥有少量土地的乡村男、女工匠和商人。在许多地方，无地平民的数量在增长。他们没有由国家法庭审查过的习惯权利，如果他们是老茅舍的佃户，这些习惯权利附属于老的茅舍（和它的主人）而不是属于使用者。然而，根据我们从地方法和文字证据中得出的印象，作为惯例的习惯，如乡村的习惯，一般说来，在行使较小的权利时，提供了比从正式法律观念中可以找到的更大的活动余地。

我并没有暗示那些贫民可以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把一头母牛或少许羊在公地上放牧而逃脱责任。在村庄中，任何人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被其他人注意到。我们不需要使用穷人“盗窃”“欺诈”或侵占这样的词语，或者使用地主提出的具有家长制敏感性的词语来解释这种自由。毫无疑问，存在着这两方面的范例。但是，村庄的规则常常是由中、小农场主起草的，他们的精明乃至卑鄙臭名远扬。然而，甚至就精明这个词来说，也有充分理由为较小的公共权利提供余地。最好是劳动力居留在当地，可供割晒干草和收割这样繁重任务和偶尔的召唤，包括用于宅邸、农场住宅和牛奶场中广泛的妇女仆役。在向穷人提供包括燃料和提牛奶的水桶在内的维生权利的同时，采取保持济贫税的手段。[141]而在此之外，还可以补充习惯和邻里关系方面的理由。某些农场主的亲戚没有土地；而他们的邻居拥有盖屋顶、剪羊毛、建疏篱、盖房技术，这两种人之间牵涉作为绝大多数农业社会标志的（不通过任何金钱）持续地用服务换得照顾的行为。甚至可以毫不伤感地推测，包括邻里义务意识和期望的团体准则支配着现实的公众习惯；而这种“不计其数”的实践习惯有力地支持着对权利的拥有。[142]

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在农业社会史学家的专门知识面前让步。共有的权利是一个精巧的并且有时是复杂的关于财产要求、关于等级制度，以及关于优先接近资源、关于调整需求的惯用语，它作为一种地方法，必须在每个地区实行，并且绝不能当作“典型的东西”。对权利有选择地维护，可以引起不仅在“穷人”和“富人”之间，而且在小地主和无地农业雇工之间，或是在法律承认其权利的茅舍农和法律未承认其权利的劳动者之间剧烈的分裂。我将举出一个完全不典型的案例作为这部分的结束，这不仅因为它能代表一般性的案例（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是颠倒的），而且因为它可以说明各种利益是如何通过它们对共有权利的要求，来表达它们的反对立场的。

18世纪开始时，阿瑟斯通是北沃里克郡一个不大的特准按期举行集市的小镇。它位于一个市场所在地，该市场源于亨利八世时代授予的许可，还是一个（每年举行赛马的）定期马匹集市。[143]这个城镇位于大约有700英亩的大片敞地（另加上奥特乌斯的135英亩和15英亩放奶牛的牧场）的中央。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在那里有3种主要竞争者。一个是庄园领主。1730年代他在敞地上只拥有5英亩土地；第二个是土地所有者，在这个世纪初年他们中大多数人通过公簿持有权持有公地；第三个是茅舍农，他们中许多人是公簿持有农，他们依据旧习惯对公地提出权利要求。

1719年，在领主和公簿持有农之间由于更新租契时交纳的地租、租地继承税、司法管辖区对磨坊的权利、“长期不履行基督教徒的友好和友谊”等这些人们熟悉的原因发生争端。佃农指责领主的管家在郡民事法庭上让他们左右为难：

管家……将一些并非公簿持有农因而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的贫民纳入陪审团，并且，尽管有可供法庭开庭的大楼或房间，却把法庭置于私宅中，把陪审团置于一间房间里，而管家私下用别的方法做了一切，而根据古代的习惯，应当由最优秀的公簿持有农组成陪审团，并且所有的事务按习惯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144]

1735年至1738年，圈占阿瑟斯通敞地的意向启动了。敞地上的公簿持有农现在（通过购买）取得了公民权，领主强迫征收更新租契时的地租和租地继承税的努力被挫败。土地得到合并，提出圈地动议的人是大自由持有农亚伯拉罕·布雷斯布里奇（Abraham Bracebridge）先生（不管怎样，他把自己的土地租出去，成了“一个商人，而不是大农场主”）。[145]他现在与庄园领主结成联盟。而反对派则以茅舍农为基础，他们有160人根据放牧两匹马和两头菜牛的旧习惯对公地上的权利提出要求：

已经对几份以前该城的授予证书和特许状进行了研究……茅舍农迄今为止无法在那些文件或其他成文文件中找到关于这种公共权利的起源，但是能够很容易地根据旧习惯或誓言证据证实他们的权利。自由持有农在他们的契约中找到关于公地权利的一般表述……

附注：若干年以来，布雷斯布里奇先生吹牛说他一直致力于与城镇有关的法律讼案，得以查阅和保管所有城镇的书籍和文件，他现在拒绝向镇民们提交和出示这些文件。

但是，城镇的金库仍然处于茅舍农的控制下。[146]

引起争议的是一大块公地，这个案件不寻常之处在于，茅舍农比土地所有者提出了更多的在上面进行放牧的权利要求。他们根据共有权利要求，每个人每年有10个月在公地上放牧2匹马和2头牛，而屠夫要求每人有权放牧10只羊。[147]（牲畜不同时间在公地的不同部分之间移动，但是要保证“供给丰富的青草”。）[148]地主有资格在公地上按每雅兰4匹马、8头母牛和20只羊的比例放牧，在敞地上拥有24¼雅兰土地。根据粗略地计算，我们得出：

只有6个土地所有者在敞地上拥有24雅兰土地，而布雷斯布里奇拥有将近18雅兰土地。而在“小农”这方面，有160人（按照旧习惯作为“常住居民”）要求有“茅舍农”的权利。[149]

布雷斯布里奇与庄园领主、俗人什一税拥有者及几个土地所有者，最初试图不经过茅舍农的同意，“通过协议”圈占敞地。当证实这已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时，起草了若干份议会圈地法的草案，特许按期举行集市的小镇成了偷偷摸摸谈判和喧闹的辩论场所。[150]布雷斯布里奇提供给茅舍农80英亩（随后增加到100英亩），作为对他们失去在整个土地上放牧权的补偿。120名茅舍农和一两名小土地所有者以它会减小他们房屋的价值、减少人口、使穷人增加、摧毁市场，并且“为围绕茅舍农的权利的争吵和争论打下基础……并且在此同时，只是使个别特殊的人致富和荣耀……”[151]为理由，请愿反对圈地。

有证据表明，“茅舍农”这个词包括了若干不同范畴的居民。少数人可能一直是自由职业者（他们中曾出过一个雄辩的小册子作者），其他还有零售商人、小商人、客栈老板和屠夫（广泛的共有权利给他们带来便利）。另一份抗议书草稿——这些传单的手迹非常清晰，并且在全镇不胫而走——暗示，小商人因为有这些权利，一直在阿瑟斯通购买房产。（有人争辩说）“属于较低等级的”小商人需要马匹以便开展他们的商务、运煤、出租，或是与织光毛布和制毛布业这些地方行业联系。可能需要马匹的其他职业还包括“铁匠、木匠、桶匠、石匠、细木匠、制车轮的工匠”。[152]一份开列了阿瑟斯通123名公簿持有农的有注释的名单（涉及的人可能全是谈论中的“小农”）说明，在他们中间有开“玩具店”的，两个客栈老板、一个轮匠、园丁、鞋匠、砖工、织工、麦芽制造人、退休的管事、管子工、理发师、征收消费税的官员和木匠。[153]

其他的茅舍农中有小自耕农，但是看来最大的群体是没有资本和其他资源的劳工。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行使他们的放牧权——尽管在理论上160名小农有权在公地上喂养320匹马，（圈地者争论说）事实上只喂养了80匹马，占用的土地恐怕不多。[154]但是，那些能够饲养牲畜的居住在公地上的人和在敞地上的农场主在民事法庭上通过一项地方法，防范居住在公地上没有任何资本的人把他们在公地上的篱笆门出租给其他人。尽管少许“秘密的”出租仍在进行，这种权利现在在技术上对他们已毫无价值，并且存在着一种针对布雷斯布里奇和圈地者利用它的意图的抱怨。他们试图通过每年20先令的补偿以收买贫穷的茅舍农，使其无法利用已失去的权利。如果这种有吸引力的贿赂，能够把足够多的贫穷茅舍农拉到圈地者一方，那么就可以在议会通过法令。

这是持反对意见的极为雄辩的小册子作者作出的刺激人的答复。他以不容易对付的讽刺语言说“我不得不注意到这些绅士现在如此谨慎地对待贫民的权利”。布雷斯布里奇“似乎打算考虑向下层和中层人民献媚，并促使他们去反对那些处境较好的人……绅士们为了达到他们目的成了平等派”。他还回顾了公地的历史起源和现时的作用：

当土地中的这些公地被摊派给居住在公地上的人使用时，它并不是指我们所说的穷人，因为在那个阶段，他们还不是如此，不过是占有公地的居民中高低等级不同的人而已，但是，它主要的目的是防止贫困，或者说至少为了保证那些与幸运无缘的人能够得到救济，使所有的人可以从事这种或那种职业。

甚至在贫苦的茅舍农无力购买原料时，使用公地是他们经济活动之本：

男人在收获时的劳作将每周得到6先令和一些啤酒，妇女在谷物收获前每周将得到2先令，以后是每周3先令……若在地里拾落穗，一个家庭一季将得到15先令……

对拾落穗的描述如下：

这对任何人都不会造成伤害，尽管那些下层居民中从收获开始时就以此获利的人，当时在社交界被像某先生那样的人称之为贼，我并不认为它比偷猎空中飞鸟过失更大。

对于这点，可以加上既为了使用也为了出售在森林外砍柴火——“众所周知”，每个家庭每周从中可以得到6先令或8先令。男人可能在农业中找到临时性的工作，如在冬季用马车浇粪，开畦沟和脱粒。而对此可作出详细的估算：

在公地上没有资本的下层男子，通过较精确的估算，他们通过劳动，每人每周得到5先令，包括他们的啤酒，他们工作每周收入有多有少，而中间值是13英镑

妇女通过她们在收获时节的劳动、除草、凝结奶油、收干草、收割，我们将准许雇佣她们10周，按每周2先令6便士计算，是1英镑5先令

当她们没有其他工作或过度疲劳时接受她们，她们将通过出售木材每周取得1先令6便士，如此就有3英镑3先令

准许每个茅舍农的能胜任任何工作的一个男孩或女孩……他们将取得和母亲一样多的收入，即4英镑3先令

每个家庭通过旺季拾落穗是15先令

以上总计是22英镑6先令

所有这些没有把纺纱和起绒毛计算在内。[155]

小册子作者议论说，这种形式“便是这种有用的下层人民生活的经济状况”。没有那些“升迁到上等地位的人”的帮助，他们也能够支持自己的生活，而且能比那些居于高位而没有下层人士帮助的人过得更好。由于这些活动“从根本上说是必需的”，到目前为止应当纵容他们，并且在其采取适合其环境的最好方式时予以承认；不要认为他们是贼，对他们和他们后代的权利施展骗术。圈地不仅会剥夺贫穷的茅舍农的生计，而且还会阻止其获得权利，并可能鼓励懒惰。共有的权利是“他可以劳动，为增进他的财产使他能够为购买家畜和农具之类留下余地的可靠基础”。由于这些原因，小册子作者竭力主张贫穷的茅舍农不要放弃他们（潜在的）权利：

假如进行圏地，地位低下的人会变成奴隶，并且不得不按目前称他们为贼的那些商人愿意给予他们的工资去做可以找到的那一点工作。

至于每年作为补偿付给他们的20先令，将“希望每周支付这笔钱以防止陷入绝境，而无法使这些家庭情况更好”。

似乎只有极少数茅舍农被说服接受这笔20先令的贿赂。那些人也没有行使他们牢记的放牧权。他们多半怀疑给他们作为赔偿的100英亩土地恐怕是教区最贫瘠的土地，而他们对此有充分的理由。[156]提出的法令被撤回。1764年，在随后一代大多数茅舍农中达成圈地协议，在一份残存下来的信件中，一位勘测员向布雷斯布里奇的孙子透露了提出留给茅舍农100英亩土地的详情：

我们准备了两块地，我确信其中有80英亩是最坏的地，但是，因为它必须分成一块或两块，如果不把20英亩像低处平地那样的好地那样与之放在一起，便无法去做。

勘测员正忙于把“Fludgate Nuke”和“Sorry Midsummer”（两块地）合在一起，但是遗憾的是，无法把每块沼泽地带和流沙包括进去。[157]

阿瑟斯通案当然未能反映未被圈占村庄的特点，比它更突出的是邻近的萨顿科尔德菲尔德，在那里圈地的企图在一连串的攻击文章，以及1778年“人民的特许权利”之歌的抨击下被挫败了，而1805年又再次延期，部分是由于教区牧师约翰·里兰（Rev. John Riland）的反对，理由是城市的特许状授权给——

居民、户主，他们是些居住在公地上的住户、日工、店主和其他小的房屋管理人，而不包括自由持有农。特许状的含意如此，所以我这样做……

“我的意思是说，始终未能取得教区所有的下等阶层这个最大的群体的同意。”[158]

阿瑟斯通和萨顿科尔德菲尔德两地都根据特许状和“共有的权利”，要求其权利和旧有的习惯的特权，仿佛成文法令包含了某些神秘的力量。17世纪沼地上的村民在什一税争端中炫示了“装有盖有大印的契约的黑盒子……如他们所说，经国王（批准）”在哈克西教堂一份14世纪的契约上，领主约翰·德莫布雷（John de Mowbray）在其中发誓，要保存公地使它免于被进一步改进，契约保存在一个包铁的箱子中（为首的自由持有农掌握着它的钥匙）；铁箱傍窗而立，在那里（偶像一般的）“是画在古代玻璃上的德布雷的肖像画，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通常传说它是证书的象征”。[159]

我们已经在其他案例中（页边码第98—100页）看到了教会的作用，而且由于它常常采取一种领主或富裕的自由持有农放弃他们对公地和荒地的权利，代之以获得圈占他们自己土地的许可，因而对这些决定的回忆实际上证明了力量的来源。[160]法庭的簿册可能被“遗失”，或者他们很容易否认它。关于权利的口述传统可以从一些长期被忘却的公告中发现。迟至1880年，在靠近新森林地区的威格利公地的一次争端中，佃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一份宣布他们权利的“老文件”。发现一个公簿持有农拥有一只属于他的很沉的箱子，上了3道锁，被佃户们称作“怪物”。在这个箱子中发现了一份1591年大法官法庭判决的核定誊本，盖着大玺，它确认了公簿持有农的习惯。随后在庄园法庭的案卷中发现了两百年之后（1783年）把这项命令交给3个佃户保管的效忠命令，他们每个人掌握开箱子上锁的一把钥匙。毫无疑问，“怪物”（monster）是拉丁文词语monstravi的讹误。所有者追忆了关于箱子的一切，想起是他的祖父在他被承认作为一个佃户后把它带回家的，他说过：“看，我已经把一个怪物带回家来了！”[161]

五

在资本主义各种范畴内来解释共有权，仍然是一个问题。它们有点令人不舒服。它们的真实存在提出了关于财产的起源和关于历史上土地财产所有权问题。

16世纪和17世纪，土地所有者曾维护他们的土地财产所有权以反对国王的特权，而公簿持有农曾维护他们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和习惯以反对他们的领主。因此，他们已经放弃了关于土地财产所有权的神授理论。然而，如果他们退回到霍布斯的暴力论或征服的权利，他们又如何答复像诺曼人的束缚（Norman yoke）那样生动的反论点呢？当洛克坐下来提出答案时，所有这些都散布在他的头脑中。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他忘记了从先祖亚当那里或由上帝的捐赠得到土地财产所有权的看法。在第二篇论文中，他论财产那章从关于共有权利的使用权被扩展的隐喻开始。上帝把“寻常的人类”赐予世界，而收获者的家畜“是由造物主本能之手造就的”。但是，共有权利被看作是一种否定的而不是肯定的共有物：它不属于任何人，但是向任何索取它的人开放。[162]洛克把劳动（劳动是人类自己和手中最初唯一的“财产”）与共有权的混合作为财产起源的范例：

无论什么原因，那个时候，他已离开了自然提供并身处其中的状态，他在其中混合了劳动……并因此把它变成他的财产。

“通过这种工作，它将把其他人排除在共有权利之外的某些东西附加于它”：

这样，我的马已在吃的草，我的仆役挖的草皮，以及我在任何地方开掘的我与其他人一样对其拥有权利的矿石，都成了我的财产……

不清楚洛克是否已经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为什么草皮是他的而不是他的仆役的，或者确实是他的马的？18世纪的立法决定把“劳动”的论点引入普遍的“改进”的理性。他们时常后退到习惯和地方法以立法假定为基础的问题上来，即习惯使用权势必须以来自某些不为人知的消失在旧时的迷雾中的人的最初授予为基础。法律伪称，在很久以前的某个地方，共有权得到慈善的萨克森或诺曼地主的承认，所以使用权不大像权利，而是来自恩宠。这种假定纯粹属于意识形态性质的：它用以防范把使用权看成是使用者固有的东西这种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平等派或掘地派的后继者会揭竿而起，并要求他们初始的权利。

两个学者曾把洛克的财产理论表述的措辞严格地称之为与更严格的欧洲自然法学家的传统相对立的英格兰的“地方土语”。他“并未遵循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关于使用‘财产’一词时限定的关于排他的绝对所有权的近代含义”。[163]根据英格兰普通法的灵活性传统，财产的意思仍然是多方面的——例如，一种绝对的权利，一种与之一致的使用权，一种优先权的要求，一个人对他自己的生活或特权的所有。毫无疑问，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正确地说明了，在17世纪，财产日渐具有绝对的意义，在18世纪，关于“对物的权利事实上是无限制的和可以出售”的主张取得了胜利。[164]这个过程恐怕不像麦克弗森教授指出的那样具有单一的含义，实际上是具有两面性。对于地主来说，土地财产通过具有流动性的抵押和复杂形式的婚姻财产契约、信托、限定继承权等等，“日渐被纳入契约，也就是说……具有资本的性质和功能”。“然而与此同时，‘下层社会’的共有权和使用权在绝对的个人财产权的名义下受到侵蚀。”[165]

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的头脑非常敏锐，不会在推测上徘徊过久，尽管他附带地表示同意洛克的观点，即承认土地形式的财产起源于史前时代，当时土地“一般说来属于所有个人，但具体地说，它不属于任何具体的个人”。但是，他所关心的是为财产权下定义，因为他当时觉得要为它们提供法律依据。而他断言财产权（就物质空间约束下的土地来说）是排他的和无条件限制的：

……一个人要求的、对外部世界事物实施的唯一的和专横的支配，完全排除了世界上任何其他个人权利。[166]

他随后对于这种苍白的绝对论的定义，并没有继续加以限定。他对按照惯例而来的权利和公簿持有权的说明小心谨慎。而对某些事情（如拾落穗），他倾向于持一种自由观念。然而，却不把这些习惯当作使用权，而是作为附加于物的财产。这些物尽管历史上曾处置不当，在土地上却彼此搅和在一起，把每一种排他的财产在类别上分开，属于法律事务。

政治经济学帮助并怂恿法律。对亚当·斯密来说，“财产既是‘完美的’和绝对的，它又是无意义的”，[167]而面对愤慨的贫民保护财产，这是政府的职责。如他在《国富论》（1776年）中所写的：

唯有在民事长官的保护下，通过多年的或前后相继数代人劳动所得的有价值财产的所有者，才能够安稳地睡上一夜觉。

不晓得什么缘故，语言唤起了人们对现实财产、自由保有权和固定资产的注意，而平民的安稳睡眠却从视野中消失了。（在他的感情发生变化以后，阿瑟·杨报道说，剑桥郡一个村庄的贫穷平民把圈地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看成是“一种恐怖”[168]。）亚当·斯密的成就是“在形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构成措施时”，“把分析的用语从权利的语言转变为市场的语言”。[169]

到了1780年代，无论是法律还是政治经济学，都用极端的耐心对待在同一块土地上共存的所有权。我们记得拉夫伯勒勋爵的看法，“财产的本质……意味着排他的享有”（见页边码第139页）。而这被宣传圈地的无节制的思想热情所附和。千篇一律的同一种急躁的调门在小册子中，在《农业年鉴》中和在农业概览中贯穿始终。反对圈占林肯郡沼地的人希望“彼此之间逍遥自在地生活，像梭鱼一样捕食”；或者，这些平民像“海盗一样”，他们“突出重围，猛冲，或溺死或做贼，就像对他们起诉的那样”。[170]温哥华（Vancouver）在《汉普郡农业概览》（General View of the Argriculture of Hampshire, 1810）中说：

通过逐渐割裂和消灭周边地区的所有公地、荒地和森林中常常见到的懒惰、无所事事、苦难的巢穴和温床，也许会生成一系列农业工作附加的有用的生产手段……

而勘测员则表达了他自己热切的希望，“他现在已经老了，他还可以活到看到每一种公共所有的权利和森林权利都被废除”。“牺牲品”“无所顾忌的冒险家”“割裂和消灭”，这些表述显示了一种对于变化了的定义无动于衷的思想倾向；而且，伴随着圈地的高潮和1790年代政治的极化，对于财产和改进的如此议论与阶级纪律相连接。议会和法律强加给资本主义的定义把地产排除在外。

如果议会党人、土地所有者、法官和许多圈地特派员真的在圈地中成为自然产生的不公正行为的集最大成者，我并不认为他们清楚地了解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遵从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他们是如此深谋远虑地受到了把贫民的使用权转变成土地所有者的财产权的偏见的感染，以至于他们确实发现难以以任何其他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尽管甚至在他们自己的行列中已经存在相反的意见。）使这件事具有更大意义的是，这种法律和这种思想倾向并不在时间和地点上受限制。作为其他的实践必须与之校准的规范，土地排他性所有的概念现在正扩展到整个地球，像一种把所有事物都简化为统一的公共计量标准的货币制度一样。

这种思想被英国的殖民者、行政官员和律师携带着越过大西洋，传播到印度次大陆，并且传播到南太平洋，他们并不了解地方习惯法和土地制度的力量，他们把这些结合到他们的财产标准之中。这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作用预期结果的一种有趣的倒置现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习惯上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术语再三复述它。的确，关于财产权的资本主义表示方法，产生于农业变革的长期物质过程，当土地的使用逐渐不再作为生存的必需之物之时，土地则公开上市。但是，现在这些概念和这种法律（或者说称作英格兰这个欧洲岛屿的地方法）被输送到和强加于处于各种发展阶段的相距甚远的经济中。现在，它成为重新组织（或瓦解）与之相异的农业生产方式，有时是将物质基础革命化的手段的法则（或“上层建筑”）。

可以写出一部全球生态史，它的一个中心插曲发生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关于土地财产观念和翻译过来的帝国主义短论的错误搭配。甚至在不列颠这个主要的岛屿内部，来自苏格兰高地的持续不断的移民和出境许可，是通过法律作出决定的证明，即它没有给从他们认为是有记载以前为他们的氏族公共所有的土地上被逐出的居民提供任何庇护。但是，法律无法承认这样一种公共的个性。它与从事狩猎—采集的民众的公共使用权不属于同一个范畴。洛克在他论财产著作的章节中曾经沉思说：“野蛮的印第安人……不知道圈地，他们仍然是公地的占有者。”这种印第安人充当了一种在财产个体化和得到保护之前的初始状态的范例：“在开始时，全世界都和美洲一样”。洛克作出判断说，美洲印第安人是一些“因为缺少改进的”土地的劳动穷人。由于劳动（和改良）构成了财产权，对欧洲人来说就很容易把印第安人从他们狩猎的场地上撵走。清教殖民者已经准备好诉诸上帝在《创世记》第1章第28节中关于使土地富足，然后征服它的命令，赋予他们占有印第安人土地和行动的道德意义。[171]

狩猎、捕鱼，甚至在没有篱笆的小块地上移植某些谷物和南瓜，这些远未达到驯服土地的地步（总之，这些工作留给了妇女）。不能说这是种“改进”，因而其对于建立财产权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是在老英格兰还是在新英格兰，无论是在管理不佳的森林或荒地，或是在印第安人的狩猎场所，同一种改进的思想倾向，都因为发现缺乏有用的生产劳动力而应受指责。“野蛮的印第安人”和英国茅舍农很相似，在他们之中可以看到一种对于传奇式的流浪冒险，散漫的或漂流浪荡的生活方式和卑鄙的文化服从。约翰·贝勒斯（John Bellers）写道：“森林和伟大的下院使那些依赖他们的贫民与印第安人太过相似”，下院是“一种对工业的障碍，并且……是懒惰和傲慢的温床”。[172]只有当平民终结之后，财产的安全才是完满的。

同样的财产权观念伴随着早期英国殖民者出现在南太平洋。1770年，库克宣称新南威尔士东海岸归国王所有，这并非因为它没有土著居民，而是因为“我们在整个地区没有看到一英寸被开垦的土地”。因此，土地财产所有权取决于“发现”或“统治的真空”（vacuum domicilum）。在新西兰土地上要求土地财产权并非那么容易，在那里，殖民和开垦是如此明显。麻烦之处在于，在毛利人中财产权的个人化和绝对化都不充分。英国驻节公使詹姆斯·巴斯比（James Busby）在1835年承认——

已经查明，在这个国家里，每一英亩土地都被不同的部落占用；而在部落中，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财产利益；尽管他们的占有并不总是被分别规定。[173]

如同在新西兰那样，由于对财产的公共要求，让土地自由地进入市场变得很复杂。与他们在美洲的先驱者相比，毛利人到殖民化时代为止还算幸运，“白种人”移民占用土地的程序显得还算谨慎。在战时，毛利人人数众多，难以对付。1840年的怀坦吉条约（Treaty of Waitangi）试图使关于土地财产的资本主义概念与公有概念相匹配，而这一任务的复杂性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即直到今日，在新西兰的政治生活中对该条约的解释仍占有重要地位。

但是，当殖民当局有可能与土著民族和部落缔结条约时（正如在北美出现的许多例子），如果法律允许把土地财产权转变为现金，这就是另一回事了。甚至当一个胡帕人（hupa）或亚族可以分享成百上千人共同拥有的土地权时，土地如何才能自由进入市场呢？解决的办法必须既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又是法律的。对前者来说，下述做法便是必要的：

如果可能的话，使土著人脱离部落，以摧毁贯穿于他们整个制度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它作为一种障碍矗立在所有把土著人种混同于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尝试过程中。[174]

至于说到后者，新西兰的法律按照1865年的土著土地法来处理它，它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按照英国法中的所有权”来同化土著的土地权。由于英国法从未承认一种共产主义的法律人格，法令的第23款规定，公共权利不能属于10个人以上。一个毛利人证人作证说：“当国王的总督下命令时，法庭要我们到外面去安排，看应当把谁的名字列入，我们出去了——恐怕我们有100人。我们挑选出应当被授权的人。”这种欺骗性方法当时被解释为“按照毛利人的习惯”。[175]

在18世纪后期的英国，已经获胜的关于土地绝对所有权的概念具有政治和法律两个方面的内容。对土地的所有权要求有地主，对土地的利用要求有劳动力，因此，开掘土地要求有劳动力的贫民。正像殖民大臣戈德里奇勋爵（Lord Goderich）在1831年（论及上加拿大时）所说的：

没有某种劳动分工，没有一个阶层的人士愿意为工资去工作，如何才能防止社会陷入一种几乎未开化的蒙昧状态，并且，又如何获得舒适和优雅的文明化生活？[l76]

因此，“财产加改进”需要地方财产所有者的模式，在所有者的关系网络中，按照英格兰乡村绅士（恐怕还有治安法官）的模式，把经济的、社会的，恐怕还有司法的权力结合起来施加于他们的劳动者。

把财产法和地主的社会学模式换位于别国的环境是极富野心的计划，这是英国行政官员在印度实施的土地协议的继续。这些做法中最早的一次——孟加拉的永久协议（Permanent Settlement of Bengal）——提供了始终是我的论题的思想倾向的范例。尽管最终该协议采取了总督康沃利斯伯爵（Lord Cornwallis）宣布的形式（1793年3月22日），但正如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曾指出的，它有漫长的前史。[177]重商主义者、重农主义者和斯密派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提案，都一致同意有必要保证财产安全，并且都集中于一种解决办法，即把这些永久的财产权归柴明达尔（印度的地主，zeminders）所有。《印度斯坦史》（The History of Hindostan，1768）的作者亚历山大·道（Alexander Dow）对于假定的柴明达尔的财产权资格提出怀疑。（按他的看法）土地为“国王”或莫卧儿皇帝拥有，而当授予柴明达尔（实际上是帝国的民政和行政官员和岁入的保证人）之时，不能够说为他们绝对地和排他地拥有。至少在理论上，此种授予可被取消。不管怎样，道赞成土地由柴明达尔制来解决，以此作为一种取代腐败的和压迫人的游离于岁入之外的“农业”压迫制度（许多观察家相信，它促成了1770年可怕的饥馑）。“一种被认定的财产观成了个人并且当然是公共繁荣基础的一切工业的资源。”

这个论点认为，伴随着岁入依附于土地，土地财产所有权出自莫卧儿帝国给予东印度公司真正的或假定的转让权。大概是因为菲利普·弗朗西斯（Philip Francis）感到这种土地财产所有权不牢靠，他对在莫卧儿帝国中统治权始终属于土地所有者这种“错误的看法”提出质疑。他宁可选择提高柴明达尔的财产权的做法，并且举出了“土地可继承性”的证据。在这中间，他错把柴明达尔官职（管理土地和征收岁人）的可继承的特点当作是土地的所有权。而且，如果弗朗西斯真的仔细考虑了存在着大量可继承的权利和对土地要求的例子，仍会感到已有定论的在英格兰法律中缺少绝对财产权的内容：最常见的是公簿持有权。

在复杂的南亚土地制度问题上，人们无须作为一个专家来看待这些争论者，他们有把这里的特点压缩进一种现代化的或“改进的”英格兰假面具之下的企图。弗朗西斯把英国的地主和治安法官放在心上，他写道：“柴明达尔是或者应当是几乎每个市政分支政府的工具。”他甚至把柴明达尔比作庄园领主。一旦孟加拉的乡绅得到确认，那么所要求的社会模式便可以附着于上。“所有伟大的市民社会赖以聚合的那些中间的渐变的等级、权力和责任”，便组成了“相继的从属等级”。[178]这也是所有英国政党可以接受的话术的一部分。在这些声音中，唯有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和他关系密切的集团——正是这些改进者被指控为通过耗尽公司的岁入使他们自己致富的盗贼和寄生虫——建议，把土地授予农夫这些实际耕作者。很可能黑斯廷斯成为一个并不重要的争论焦点。

查尔斯·康沃利斯恰恰是在法国革命前在孟加拉开始任职的。了解他以何种方式形成其很恰当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见解，恐怕是很有趣味的。他的父亲曾经非常幸运地与汤曾德–沃尔波尔家族联姻。无疑，年轻的查尔斯从中学到的不仅有关于芜菁的知识，而且还有贵族对高级权利的僭越。他在特伦特河南部的艾尔短期担任过法院院长，这段经历可能使他厌恶不确定的森林使用权。他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服役的经历使他有足够的机会对改良的土地与未改良的土地的差别作出深思。“改良作为一个关键词频繁地出现在他的笔记和他的通信中。”[179]在他任职的间歇，他的宅邸位于萨福克的库尔福德。在康沃利斯乘船前往孟加拉的第二年（即1787年），玛丽·霍顿在离蒂姆沃思两英里的地方公然对财产权表示藐视，导致了有名的反对拾落穗的判决。彼德·金曾经研究过康沃利斯的地产文件，他还证实了犯罪的霍顿家族实际上住在康沃利斯的土地上，还曾得罪过他的管家或地产管理人，作为一个拥有一所农舍和公共权利的小地主，他有能力阻止一项圈占和重新组织康沃利斯地产的美妙计划。这可能就成为选择玛丽·霍顿来起诉拾落穗者的理由。[180]

金博士已经发现，在康沃利斯残存的通信中没有涉及残暴的玛丽·霍顿。但是，我们无法假定，孟加拉总督处理他在远方的萨福克地产时采取了充分的理性主义的态度。他满意地把处理尘世间事务的决定权交给了担任利奇菲尔德主教的他的兄弟。毫无疑问，兄弟俩都持同样的辉格主义改良的见解。古哈教授已经指出，永久协议的思想起源于重农主义思想，但是，较少有空论习惯的辉格党的家长制则具有同样的意义。[181]属于我父亲那一代人的一位历史学家——确切地说，是我自己的父亲——指出，“在英格兰农民被剥夺了他们对公地所有权的同一个时代，孟加拉农民寄生在他们自己的农村”，[182]而这是通过同样的思想倾向，同样的关于绝对财产权的法官附言，并且有些时候通过同样一些人来实行的。

永久协议的直接动因是便于征收岁入和制止征收中弊端的需要。但是在这背后存在着一种辉格主义的阶层关系模式，如洛克曾说过的：“为了开垦和在土地上耕种，并且取得支配权，我们认为要联合在一起。”支配权给排他的财产权以担保，而地产不仅可以用于种植芜菁，而且还可以用来培植政治利益。亨利·斯特雷奇爵士（Sir Henry Strochey）在1802年写道，我们渴望得到“有财产者的援助，并施加影响以在全国维持和平”，但是这样的财产权应该仅仅限于投资于“有确切范围的地产”：

还不曾有过这样的绅士，政府能够基于他们的正直和诚实、他们突出的精神力量和能动性而信赖他们。在普通民众与统治者之间并不存在那种尊重他们的统治者并被他们尊重的中间等级；他们……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领域……能够为了公共利益劲头十足地有效地发挥他们自己的作用。社会中这样一类人在这里是闻所未闻的。[183]

永久协议的目的是要确立辉格党乡绅的地位，而给大柴明达尔“维持市民社会秩序”的任务，[184]办法便是“有效地把英格兰的土地制度移植到孟加拉当地人中”。[185]把柴明达尔的真实身份描写为“世袭的地租征收者”是不适当的。甚至这暗示了在两种根本不相容的土地所有制之间有可能进行某种直接的置换。这里绝对没有把孟加拉、比哈尔或奥里萨的实践和习惯转化为可以与英格兰的实践和普通法互换的普遍方法。如威廉·亨特爵士（Sir William Hunter）后来所写的：

我自己对于在土地权问题上无数渐变的诸阶层利益有调查的旨趣。在某些地区，土地租用人几乎不受穆斯林总督的支配……在另一些地区，他只是被指派征收地租的管家。再有，在某些地区，农民的权利得到承认，并且，老的公社制度残存下来起了显著的影响；在另一些地区，耕种者纯粹是农奴。这是一个竭力反对康沃利斯勋爵对土地法解释中矛盾的反对理由的秘密……那些不得不与那些成为真正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租种者的地区打交道的征收者抱怨说，永久协议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并且使他们破产；与此同时，那些曾经从穆斯林制度已经在拔起古代房屋根基的部分乡村吸取经验的人，反对康沃利斯勋爵牺牲政府的权利主张和人民的权利，把一批征税者和土地管家提升为虚伪的乡绅。[186]

这里提到是孟加拉的乡村。当亨特逐渐考虑随后发生的奥里萨的授予（1804年）时，[187]他的叙述甚至有细微的差别。在把“不发达的所有权”作为他的论题时，他很清晰地区别了印度王朝亲王授予的“所有”权，以及授予乡村团体或耕作者的“占有”权。在其间，存在着由征税者、土地管家、账房，直至村庄首领构成的复杂分层，为了莫卧儿帝国征收岁入和统治的便利，他们的身份得到了加强：

在拥有抽象的所有权的统治者和享有实际占有权的耕作者之间发展起了由中间持有者构成的一个长链条。这样，上层土地所有者（柴明达尔）从次级使用权拥有者“塔鲁克达”（taluqdar）那里收取地租，后者则通过靠从村庄账房来收取地租的村庄首领那里汇集地租（村庄账房则从单个农夫那里征收地租）。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独立的所有权集……从地位最高者到最低者，他们的权利构成了染指并传递土地税的资格。[188]

但是（亨特警告说）“因为英语中涉及土地权的词汇处在另一个刚开始发展的时期，它们无法拥有稳定性和精确性”，这种叙述比他的证据所证明的“更清楚和更有系统”。奥里萨的永久授予（仿照孟加拉的榜样）试图做的，是把柴明达尔从管理土地和传递土地岁入的“准世袭、能够进行准传递的官员”提升为“拥有充分的土地所有权的官员”。然而，这种财产资格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抽象的”，因为甚至“所有权”也无法给予拥有或占有“那些绝大部分属于实际耕作者的土地”的新“所有者”。[189]在1770年代和1790年代所有的辩论中，辉格主义的英国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忽略，并不再考虑农夫和土地的真正持有人的权利。[190]英国的行政官员“限制并且整顿了土地所有者的资格，而留下耕作者的权利未加确定。前者得到了合法的身份，而后者没有得到”。[191]

查尔斯·梅特卡夫爵士（Sir Charles Metcalfe）把孟加拉的永久协议看作是“最势不可挡的甚至在任何乡村中横行的压迫人的法令，依据它，乡村的全部地产都从一个阶级拥有的权利转变为通过受贿和贪污谋取财富的一伙印度绅士的权利”。（他说）康沃利斯伯爵被视为“印度私人土地财产的伟大的创造者”而加以庆贺。“我应该说……他是把国家岁入变成私人财产的创造者，并且是印度私人财产伟大的破坏者，他摧毁了几十万个财产所有者，而每一个人都不是他创造出来的……”[192]

梅特卡夫争辩说：

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一般说来都是乡村团体中的个人，他们大部分人也是土地本来的占有者和耕作者。

这种非正义行为始终是那些“希望倡导私人财产权，把英格兰的观念和制度应用于印度”，并且“把印度的耕种者、贫穷但是合法的世袭拥有土地的人与英格兰的劳工划为一类”的人做出的。[193]或者说，梅特卡夫所未看到的是对英格兰平民的驱逐，以及英格兰的普通法坚持的“财产的本质……就含有排他享有的意思”，这也成为供孟加拉协议参照的范本。

梅特卡夫大概属于被埃里克·斯托克斯（Eric Stokes）描写成具有家长式统治的面孔或是对于康沃利斯的措施持伯克式的浪漫主义反对态度的那些人中最有人情味的一个。［由于伯克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倡导者（参见页边码第252页）并且并不是以捍卫平民的权利而著称，这个形容词可能用错了地方。］英国统治集团中意识形态的论战围绕着印度土地问题展开。永久协议不同于简单化的辉格党模式。在马德拉斯和孟买，芒罗的土地租佃（ryotwar）制度寻求把财产权赋予小自耕农或中等农民。[194]梅特卡夫甚至谋求维护村庄的公共财产。但是，行政机关对于岁入的坚决要求以及它对拖欠者的驱逐，使所有这些意向瓦解了。随后而来的是功利主义者，是一种对于个人主义、金钱和市场的现代化的城市自由主义，它对于土地贵族和“哥特式的”或印度的习惯表示轻蔑，并且（与边沁和詹姆斯·密尔一道）渴望把西方行政专制主义施加于东方。此后，再一次从缅甸开始并在这个世纪扩展到西非，按照一系列令人吃惊的颠倒的辉格党观念，结合采取抑制私人地产发展的措施，将把广大土地置于国家高等级的所有权之下。[195]

但是，所有这些都属于一个不同的帝国主义时代，它更加专注于金融权利而不是地产。在非洲，殖民主义学会了如何与部落土地惯例以及习惯法共存，甚至创造了习惯法或加以法典化，以制度化的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更加正式的统治结构。[196]一种结果可能是二元经济和二元政体的发展，一元是“现代化”和完全的市场化，另一元（间接统治）隐匿于“习惯”中，市场力量的渗透，使劳动力非常温和地渐渐地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使传统的村社或家庭的财产法规形式瓦解。这些过程并非始终是（而且现在也）意义明确的，同时存在着越来越多关于习惯法的专门文献，这应当是对一个新手的预先警告。我们当然不会期盼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可以用一个涵盖一切的主题来概括，诸如横跨各大陆和数个世纪的所有权个人主义的胜利。孟加拉的永久协议是贵族辉格党人和我仍然坚持视之为农业布尔乔亚的大乡绅的观念之长长的阶梯顶点。而根据它完全无节制的和无法实行的教条主义，它也属于观念形态上的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am）。

六

本篇论文始终在关心研究以法律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一方，以共有权利的习惯和习惯意识为另一方之间的分界面。这并不寻求恢复它们进行某些辩论的旧形式，诸如圈地对于创造无产阶级的作用。使我振奋的是看到这些问题正再一次（以新的形式）被提出来。但是我自己的证据并不能为这种讨论增加很多东西。[197]

在18世纪，习惯是许多利益争夺优势的场所。从根本上说，当公地能够被圈占时，它是一个不够格的阶级冲突的场所。法律被作为一种农业资本主义的工具来使用，以促进改进的“理由”。如果它假称法律是无偏见的，根据它自我推断的逻辑推导出它的法则，那么我们必须回答说这种托辞是阶级骗局。[198]边码176页

圈地的热心宣传者撵走了农奴和与“进步”为敌的难以驾驭的茅舍农、小土地持有者、公有的森林和沼泽地上的定居者和“冒险家”。但是，社会阶级能够起双重作用，而这些群体晚近一直重新成为不同的戏剧中的英雄和女英雄。因为这些农奴看来在“原工业化”或“农舍经济”的发展中起了一种革命作用。他们的贫穷和他们与土地的毗连，鼓舞着他们异常努力地发展新技艺，以及在公地边缘的产业中被雇用。并且，他们大量地从事工艺精巧的制品的生产，成功地从事精纺和花边制造，把牛奶、家禽、黄油和奶酪送到城镇的市场上去，在荒地上放牧他们的驮马，引进织袜机和织布机，并且只是在制鞋、制衣、织呢绒、制家具、制钉的间歇时间才到公地上去劫掠，一般来说都尽可能地发挥了原工业化的优点。

我不知道我在嘲弄什么——可能只是装腔作势，每10年或20年，历史学职业便使时尚颠倒一次。因为毫无疑问，修正是有帮助的，而且毫无疑问，在农舍经济中公共权利的资源是如此重要。[199]1767年英格兰中部的一个小册子作者写道——

在几乎所有敞地教区中，有一些教区中的人有房屋，并在旷野中有小块条地，拥有养一头母牛或三四只羊的共有权利，通过它们的帮助，靠小商业和他们日常劳作获得的利润，他们过着一种非常舒适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为他们提供了小麦和大麦来制作面包，并且在许多地方，还可用蚕豆或豌豆养一两头猪来获取猪肉；他们用稻草盖他们农舍的屋顶，在冬季喂他们的母牛，后者在一年的九至十个月里提供给他们全家早餐和晚餐时饮用的牛奶。这些人几乎完全不赞成圈地。[200]

毫无疑问，阿瑟斯通的某些平民确实如此。其他的则完全从事商业：如屠夫、麦芽制造者、啤酒店店主、各种乡村商业、铁匠、轮匠、石匠和建筑工人、从事木匠、裁缝和鞋匠业。J. M.马丁曾经发现在南沃里克郡圈地中，一些平民被剥夺了基本的生活条件。[201]而且，尼森在她研究北安普敦郡时曾发现，严格地说，正是这些“混合着农业和制造业的村庄”，最猛烈地抵制圈地。[202]

确实，甚至在他们不拥有共有权利的情况下，进入广阔的公有地可能对许多乡村居民的生计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可能租用它以放牧一头母牛，或者寄放在那里，并为他们紧要的运输提供某些燃料：例如，喂养一匹马。在贝德福德郡的莫尔登，那里广阔的公地在1797年被圈占，对于随后发生的骚乱（参见页边码第122页），1804年一位茅舍农告诉扬说，“圈地恐怕会摧毁英格兰；它比十次战争还要糟糕……在教区被圈占前，我养了4头母牛，而现在我甚至连一只鹅也没有了”。在贝德福德郡的伊顿，阿瑟·扬报告说，被1797年的圈地极大地影响和损害的人们是“地位较高者——（他们有）鱼、姜饼、苹果、供出租的运货马车等等；这些拥有马匹而在公地上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他们牢骚满腹，却没有任何这样做的权利”。在1793年剑桥郡马奇的圈地中，有20户挤奶工人“他们完全以此为生计——维持他们家庭过得去的生活；——在圈地以后，他们沦为日工或迁移到外地去。这些人纯粹是被雇佣者，并且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共有权利”。[203]因为他们既不是农场经营者，也不是突现的无产阶级，并且除了对他们自己外，对任何人都不重要，这些人未被历史学家注意。

当20多年前我最初草拟这篇文章时，我拒绝了改进者和现代化派的胜利论调，但是，我注意到激进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特别是哈蒙德夫妇——过于锐利地把兴趣的焦点集中在议会圈地上，也因此提供给我们一种灾难性的范例。但是，这种圈地，包括通过土地持有者之间的协议进行的广泛的圈地，只是数世纪农业资本主义的最后行动。在绝大多数乡村中，关系已经货币化，并且在圈地法冲击以前很久便已附属于市场。公共权利的使用被一根线缠绕在习惯之树上，并且许多过分成熟以致坍倒。他们中早已有人暴躁不安。公簿持有农面对盘剥性的地租已变成佃户，许多茅舍农已变成日工，或者纺一点棉纱和做点小本生意补充他们的工资收入。放牧权已经商业化，进入公地的篱笆门恐怕长期以来已被租借。我记得我曾讲授过，到18世纪后期，未被圈地的村庄的公有形式仅仅是无价值的外壳，它的核心已从内部被金钱吞噬。

现在，我自己的研究和其他学者的研究说服我重新审视。在许多村庄中，共有权利的使用远远超过了形式，尤其是在一些村庄中，那里的人们得靠在公地和荒地资源之间、收获节和路边放牛之间、丰收季和忙时的雇佣劳动之间，以及手艺活和副业之间的互相补充来维持生计。维生不过是贫弱的状态，生活方式也是毫无计划的，但是，它并不迫使人们从青少年直到死亡的整个时期受外部工作纪律的约束。[204]在他们一生的某些时期，“贫民”仍然感到自己是自主的，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自由的”。事实上，“贫民”是一个乡绅制造的词，它有时可以让一位坚毅的农民形象变得模糊。对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来说，未经圈占的荒野也是贫民“自由”的一种象征：

未束缚的自由支配着漫游的景致

没有所有权的栅篱横亘其中

把景色隐藏在目光后面

它唯一的束缚就是环绕着的天穹……[205]

此外，甚至在那些未圈地村庄，共有形式虽是一种空洞的外壳，但形式本身却并非一无是处。形式是对习惯、嗜好、行动的场所和可能性的承认，各种利益知道在其中如何共存和竞争。而且它再造了一种口述传统、一种习惯意识，其中，权利被断言为“我们的”，而不是我的或你的。可以确信，这不是什么慷慨和普遍的共产主义精神。“性质广阔和共有的天空”[206]也是“环绕着的天穹”：教区有界限的、环形的、出于嫉妒的占有意识。[207]公共经济只存在于教区范围并且是排他的：如果韦尔登的权利是“我们的”，那么，布里格斯托克的男人和女人们必然被排斥在外（参见页边码第99页）。但是，对于那些“属于”教区的人来说，仍然存在某种他们“拥有”它的意识，并且对它的管理有发言权。[208]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像圈地来到每个村庄一样，它使习惯文化经历了一次大灾变。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劳动者的世界突然从“我们的”教区退缩到可以不为他们自己所有的村庄：

现在，在所有者小小的领地上，栅栏连着栅栏

在像公园的场地一样广阔的庄稼和草地中

小块的土地难以使人们精神上满意

被囚禁的人和畜群很不自在。[209]

宣布圈地时，私人所有者还挂出了“讨人厌的标牌”，它命令劳工（和任何异乡人一样）不要“非法侵入”他们自己的公地。

尽管对共有权利使用的侵蚀由来已久，并且资本主义对农民经济的渗透也有很长的史前史，但议会圈地仍然“在许多英格兰乡村的社会史上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尼森博士极为清晰地辨认出了这个转折点：

它打击了多样化职业经济的基础，并且教会小农懂得了阶级关系的新现实。约翰·克莱尔对其象征，即新近富裕起来的、有社会抱负的农民的憎恨，正是圈地所体现的阶级日益分化的例证……恐怕这种分化是长期以来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直到圈地之前，它都被其他源自习惯性的农业规则和土地共享使用权的关系所遮蔽。敞地制中的劳动组织鼓励合作，而捍卫共有权利要求在保护较大权利的同时，保护较小的权利。圈地撕掉了这层掩饰，不仅更加清晰地显露了小土地所有者与大土地所有者不同的利益，还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使一些人致富……圈地令人讨厌但却有教育意义。[210]

我们幸运地从约翰·克莱尔的著作中发现了对这种习惯意识的敏锐的记录。圈地在赫尔普斯通究竟带来了更多还是更少的小农场主并不重要。乡村工人的贫困化并非克莱尔的诗所关注的中心（尽管他并未忘记）。他更多地关心的不仅是对劳工（“财富和骄傲必然的工具”），而且是对自然界的新的工具和剥削态度。并不是说（如一些批评者推测的）这个农民诗人更多地为“美学”而不是为社会抗议所触动。并非后见文明，也许可以把克莱尔描绘成一个生态学意义上的抗议诗人：他不是在这里写写人，在那里又写写自然，而是悲叹涉及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受到了威胁：

啊，残酷的敌人和众多的乐土

追求的是如此之多

让草地和牧场荒芜

它以前使人们获利甚多。[211]

草地和牧场以及之上的农民们的互利互惠在“以前”被谈及；现在，这些都已荒芜成为仅由圈地者获利之地。

赫尔普斯通在克莱尔的青年时代被圈占，此后，圈地之前的赫尔普斯通像伊甸园（如同一个失去童稚的天真无邪的世界）一样被人们回忆。毫无疑问，他的回忆相比之下显得更加甜美：

我一点也不轻松，但是，当我与牧羊人和牧童在田野里度过我的安息日和闲暇时光时，我会浮想联翩，有时是在踩踏平整的牧羊小道上玩弹子，或在有麝香草香味的丘墟上做跳背游戏，有时在麦田中奔跑，摘取红色和蓝色的花朵做帽子上的花结来玩扮军人的游戏，或奔跑进森林中去搜寻草莓或偷豌豆……[212]

这表现了他的归属感，因为幼年时期——恐怕特别是在幼年时期——他都生活在一种共享的和“自由”的公共空间中，而这种空间却伴随着圈地而来的私人所有权所围起来的界限而萎缩了。

我们并没有强迫要求其他的支持约翰·克莱尔的证据，因为他的诗就是一种被折磨的习惯意识的证据。如果克莱尔成为一个当地知名诗人，这也属于习惯意识。这里有一套相匹配的习惯规范和实践。在这样的经济中，服务和恩惠之间的交换仍然有意义，而当地地貌的特点则是起提醒作用的。在克莱尔的诗行中如此有效地利用了地方方言的习语，它看来（表面上）会成为一种更加“社会性”的产品，而不大合乎标准的英语。方言在18世纪不是地方或地区言谈的媒介，而是作为地区的平民语言，而它本身是某种习惯意识的标志。[213]存在着管理共同体事务的地方制度，包括在圈地之前仍然以一种粗俗而笨拙的睦邻规则进行管理的济贫法，但是它与“改进”同步，使它们在世纪末把受辱、从属和纪律混合在一起。“教区”一词原本使人联想到家的安全，此时（“在教区”）这个词则暗示了卑鄙和羞耻。而最终，人民在存在着习惯的消遣和仪式的形式中，“为了使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得到休养，而失去了他们的再创造力”。[214]

毫无疑问，我们被告诫不要去为这种前圈地时期的习惯意识而感伤，它自己是狭隘、残忍和迷信的带菌者。这是真实的，但是它有时成为现在被提到的真理的唯一部分。到19世纪，公地和荒地退缩为村庄的草地（如果它们残存的话），而共同享有的习惯退缩为“历法上的习惯”，并由民俗学家收集其残存物。我一直试图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恢复靠现实的资源和习俗来维持的团体的习惯意识。青年克莱尔被一个给公用水泵上锁的农场主逼得发怒——

锁上了水源——毫无疑问这很独树一帜

在基督教国家的习惯之中

这种行为的确不寻常……[215]

毫无疑问，他使用“不寻常”（uncommon）一词有点双关的味道。（对克莱尔来说）圈地代表的是对自然世界的私人占有，这既是对“自然”也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冒犯，而他把我们仍然在工厂化农业中使用的逻辑和水源的私有化看作敌人。

克莱尔的名作，对圈地的哀歌即《风俗》和《回忆》，把我们带回到“无法无天的圈地法律到来”之前那个概念中的世界。在带领我们回顾了儿时在公地上嬉戏的童年回忆后，他话锋一转谈到了猎场看守人的绞刑，令我们猝不及防：

我看到少许腐朽的经纱在风中摇曳

挂在旷野中仅有的一棵颇有年岁的柳树上

当它们正在链条上摇曳时

自然却把她的脸隐藏起来

而在寂静中咕哝着抱怨

这里是平民仍在追求自由的山丘公地

然而，每个平民都走了，而有人正安排军队去杀害

可怜的无家可归的矿工……

这些是真正的暗中反对者，但也是其中一种无家可归的平民形象。人和自然相互之间生态学的重叠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可以相互代表。而克莱尔尽力传达“一个作诗的农民”[216]感觉的力量，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它的界标并不是为私人占有，而是仍然（从共享的意义上说）强烈地被拥有！

沿着兰利丛林，我游荡着，而丛林仍然留在那个小山上

在考珀草地我迷了路，困在陌生而寒冷的荒漠中

而散布在草地上的在它以前已经腐烂的绵密的橡树

写下了它的愿望

面对破坏者的斧头和自身的利益，沦为牺牲品

而克鲁斯伯里的路，数目不少的老橡树和狭窄的小路

和它像传教士一样的山谷的树木，我将再也无法看到

圈地像波拿巴一样，它不让任何一种东西继续存在

它推倒每一处灌木和树木，并夷平每座小山

并且绞死作为卖国贼的暗中反对者——尽管溪流依旧

一条裸露的冰冷彻骨的溪流仍在继续流淌[217]

教区巡视报告中老的界标已不复存在，而整个习惯领域现在只是存在于诗人头脑中的一种回忆。乡绅在对法国战争中伴随着“骨瘦如柴的人来了！”的呼喊，完成了圈地最后的、最急躁的插曲，并且，他们已经以反对共和主义者和平等派的保护财产的联盟驱走了他们在国内的敌手。克莱尔以“实现平等”一语，戳穿了他们的世界，显露了它贪婪的和压抑人的阴暗面。像1804年莫尔登的茅舍农对阿瑟·扬所说的：“圈地比十场战争更坏。”而暗中反对者被绞死并“在风中摇曳”，这恐怕是对1830年斯温暴动和挑选出来上绞刑架的牺牲者的一种暗示——因为《回忆》是在1832年写作的。

这并不是说约翰·克莱尔，也不是说他谈及的平民，是原始共产主义者。从他们的立场来看，以传达一种关于平民的财产习惯的很小的很特别的权利和使用权这种公共形式，表达了一种变化着的所有权的概念。作为与居住权具有同样广度的不精确的措辞，共有权利是一种地方权利，因而也是一种把异乡人排斥在外的权利。使公地与贫民相分离的圈地，也使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异乡人。

注　释

[1] Sir Edward Coke, The Complete Copy-holder (1641); S. C. [S. Carter], Lex Custumaria: or, A Treatise of Copy-hold Estates, 2nd edn., 1701, Ch. 4, 它对1700年前后法律的概括很有帮助。与习惯有关的法律当然为18世纪的判决所修改，而R. B. Fisher,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Copyhold Tenure (1794; 2nd edn., 1803), Ch. 6对1800年前后的情况作了有益的概述。对19世纪习惯法的权威性论述，见John Scriven, A Treatise on the Law of Copy-holds (7th edn., 1896)。对于19世纪末的情况的论述，见J. H. Balfour Browne,The Law of Usages and Customs (1875), Ch. 1。

[2] Deposition of Jarvis Knight, PRO. KB 1. 2 Part2, Trinity 10 Geo. I.

[3] 小男孩有时潜入水渠中，或是以疑惑的神情根据他的记忆指出位置。在各地都可以发现这种做法。在设得兰，“在1818年对尤伊斯特分散的边界地区的一次勘察中……莫厄特先生凭着很好的记性指出汤加就是边界，用他的马鞭……在弗里德曼·斯蒂克尔背上抽了一鞭”：Brian Smith, “What is Scattald?” in Barbara Craw ford(ed.), Essays in Shetland History (Lerwick, 1984), p. 104。

[4] E. P. Thompson, Whigs and Hunters (1975), esp. pp. 298–300.边码99页

[5] Anon., Two Historical Accounts of the Making of the New Forest and of Richmond New Park (1751).1748年约克郡班顿教区牧师带领他的教区居民破坏了由庄园领主设置的围栏；教区牧师威廉·特里特在约克郡巡回审判法庭上了结了这一事件。W. E. Tate, The English Village Community and the Enclosure Movements (1967), p. 152.

[6] Depositions of Charles Gray and of Richard Collyer in PRO, KB 1.2 Part2 (1724).

[7] “A Commoner”[the Rev, Good of Weldon], A Letter to the Commoners in Rockingham Forest (Stamford, 1744), p.18.

[8] “他们在祈祷节那一周在那里巡视时，在这些教区作劝勉布道”，Certain Sermons and Homilies appointed to be read in Churches in the Time of Queen Elizabeth (1851), pp. 529–530。

[9] Stacey Grimaldi, “Report upon the Rights of the Crown in the Forest of Whichwood”,2 vols. (MS in my possession, 1838), i, no pagination, section on“timber and saplings within manors”.

[10] PRO, KB 2.1 Part 2, Rex v John Stallard. 伊丽莎白·布卢斯克被斯托拉德击败而未能达到预想的结果。

[11] PRO, C104. 113 Partl, c. 1720?关于劳顿森林非同一般坚韧的、仪式化的习惯，见Lord Eversley, Commons, Forests and Footpaths (1910), pp. 86ff, 106–108; and below pp.142–143。

[12]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1977), Chap. 4.这是我自己对布尔迪厄严格的定义的注解。

[13] 特别在公簿持有权和习惯占有权牢固地残存的地方，有这种情况：参见C. E. Searle,“Custom, Class Conflict and Agrarian Capitalism: the Cumbrian Customary Econom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110 (1986), esp. pp. 121–132。

[14] Commons Journals, xlvii(1792). p. 193.

[15] P. A. J. Pettit, The Royal Forests of Northamptonshire, 1558-1714 (Northants. Record Society,1968), pp. 48–49.

[16] Earl St Aldwyn's MSS, PPD/7, extracts from journals and diaries, c. 1722, copied in 1830.

[17] Camb. Univ. Lib., C (H）MSS, 62/38/1, Memorial of Charles Withers to Treasury Commissioners, 10 April 1729.

[18] Jean Birrell, “Common Rights in the Medieval Forest”, Past and Present, 117 (1987), pp.29ff.

[19] 参见爱丽丝·霍尔特森林的例子，见Whigs and Hunters, p. 244。

[20] 一位诺丁汉书商给了已故的W. E.泰特一本18世纪中叶版的《查恩伍德歌剧》(“The Charnwood Opera”）：参见Tate，op. cit.，plate X Ⅲ and p. 214；许多年前他厚道地送给我一份抄本。原本现在还可以在雷丁大学图书馆的泰特文件中找到。参见Roy Palmer, A Ballad History of England (1979), pp. 59–61; John Nichols,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County of Leicester (1800), iii, p. 131。圈占查恩伍德森林的法令在1808年通过，但直到1829年才生效。反对养兔场的其他例子可参见Douglas Hay, “Poaching and the Game Laws on Cannock Chase”, in Douglas Hay,Peter Linebaugh and E. P. Thompson, Albion's Fatal Tree (1975); Fifth Reports of Land Revenue Commissioners (New Forest), Commons Journals, xliv (1789), pp. 561, 565。Roy Palmer和John Goodacre正准备出版“The Charnwood Opera”的一个版本。

[21] 参见Roger Manning, Village Revolts (Oxford 1988)。

[22] 参见Whigs and Hunters以及John Broad, “Whigs, Deer-Stealer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lack Act”, Past and Present, 119 (1988)。

[23] Commons Journals, xlvi (1790–1791). p. 101.

[24] Science, 162(1968), pp. 1343–1348.

[25] W. F. Lloyd, Two Lectures on the Checks to Population (1833), extracts reprinted in G. Hardin and J. Baden (eds.), Managing the Commons (San Francisco, 1977).

[26] 参见Bonnie M. McCoy and James M. Acheson (eds.), The Question of the Commons (Tucson, 1987)。这些有关公共资源的文化和生态学的研究转向了捕鱼、放牧和森林资源，而没有谈到产生W. F. 劳埃德观点的18世纪英国农业的背景。

[27] “The Office of Woods and Forests, Land Revenue, Works and Buildings”, Law Magazine and Quarterly Review of Jurispru dence, n. s. 14/o. s. 45(1851), pp.31–33.

[28] W. O. Ault, Open-Field Farming in Medieval England: A Study of Village By-Laws (1972).

[29] 哈丁的“公地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载Hardin & Baden，op. cit.，在对历史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设想公地是“对所有人开放的牧场，可以指望每个牧人试图在公地上饲养尽可能多的牛”。

[30] Delabeere v Bedding field (1689), 2 Vern 103, ER23, p. 676.

[31] Bruges et Al' v Curwin et Al' (1706), 2 Vern 575, ER23, p. 974.这一点为1772年乔治三世十三年第八十一章法令修订。当时如果占有四分之三数量和价值的公地的人同意，公地所在的教区就有权管理他们的农业：Sir W. S. 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xi, pp. 454–455. Sheila Lambert, Bills and Acts (Cambridge, 1971), p.143认为这项法令恐怕已成为“一纸空文”，尽管（林肯郡）伍德瑟罗普中的威森在1790年代正富于活力地使用那项法令的条款(雷克斯·拉塞尔提供的信息）。

[32] 关于罗普利公地和法纳姆猎园的圈地（及骚乱），见我的Whigs and Hunters, pp.131–141; Lords Journals, xix. pp. 50, 65–66, 77, 80, 83, 108, 111; Commons Journals, xvi, pp.374, 381, 385–386, 476, 509。“曾有过的第一个私人法案”在《农业年鉴》（Annals of Agriculture, xxxvii (1801) pp. 226–231）中得到叙述，这项法令被重印在那里。兰伯特在前引书第129—130页中说，“在1706年，圈地法案几乎不为人所知”；也可参见E. C. K. Gonner, Common Land and Inclosure, 1966, p. 58; Joan Thirsk (ed.),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Cambridge, 1985), v, pt2, p. 380表明了对依靠私人立法（进行圈地）的原因困惑不解。那项法案在上院毫无争议地通过了（1710年2月25日至3月17日），但在下院由于一份来自公簿持有农和租地农反对此法案的请愿书（1710年3月23日）而遭到反对，而第二年由于把部分土地划成小块出租及阻碍公路，再次请愿要求废止此法令（1711年2月3日）。议会注意到此事，并有一份反请愿书提交委员会（1711年2月21日），事情似乎就烟消云散。

[33] 阿瑟·扬在1798年仍在抱怨：“一个愚蠢的家伙顽固地坚持他祖父的做法，轻率地以习惯法的羁绊去束缚10个乐于采用圈地革新措施的聪明人，是何等的荒唐”，载“Of Inclosure”，Annals of Agriculture, xxi (1798), p.546。

[34] Henry Worsley to“Honoured Sir”，8 July 1742, typescript copy in Earl St Aldwyn MSS.西奥克利根据协议被圈占，但直到1773年4月才生效。

[35] Searle，op. cit., p.120.

[36] Horace Walpole, Memoirs of the Reigh of King George the Second (1847), ii, p. 220–221.边码111页

[37] Anon. A Tract 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Depravity of the Times (1757); E. E. Dodd, “Richmond Park” (typescript, 1963); C. L. Collenette, A History of Richmond Park (1937); 我的Whigs and Hunters, pp. 181–184; Michael Dodson, The Life of Sir Michael Foster (1811), pp. 84–88; Rev.Gilbert Wakefield, Memoire (1792)很好地描写了约翰·刘易斯的竞选活动，pp. 243–245;Walpole，op. cit., i, pp. 401–402, ii, pp. 220–221。

[38] A Tract on the National Interest，它的一份复本，还有German Crueley: a Fair Warning to the People of Great-Britain (1756)收在PRO，TS 11. 347. 1083，其中还收有国王反对大法官巷印刷工人约瑟夫·谢泼德的诉讼摘要。

[39] Dodson, op. cit., pp. 86–87；Wakefield，op. cit., pp. 247–248；Rex v Benjamin Burgess (1760). 2 Burr. 908, ER97, pp. 627–628.

[40] 收在PRO. TS 11. 444. 1415宗的各种文件，特别是“对圈占里士满新猎场的历史说明”是用于向王室律师详细说明事实的文稿。里士满的市民极其执拗地坚持他们的（或遭王室及贵族非同寻常封锁的）过路权。1806年，“为了考验这一权利”，根据一致同意的侵害诉讼判决，泰晤士河畔昆斯伯里公爵别墅前的铁栏杆被摧毁。陪审团作出支持这种权利并反对公爵的裁决：London Chronicle. 1–3 Apr. 1806。

[41] 参见我在Whigs and Hunters pp. 258–259对“The Rule of Law”所作的评论。

[42] Christopher Clay, in Thirsk (ed), Agrarian History, V. p. 199 and pp. 198–208, and same author's “Life-leasehold in the West ern Counties of England 1650–1750”, Agric. Hist.Rev. xxix, 2 (1981).

[43] 我欢迎Mick Reed发表在History Workshop第18期（1984年）上的“The Peasantry of Nineteeth-Century England: a Neglected Class”一文，尽管我被指责为罪犯。但是，我认为（“Land of Our Fathers”TLS, 16 Feb, 1967）钱伯斯和明盖犯了“削减统计数据”罪，他们用农民来冲淡大雇佣者的总数，因此低估了农业资本主义过程：“在两个极端之间凭印象选取一个平均值，事实上不能说明任何一个极端”。

[44] Christopher Clay, “‘The Greed of Whig Bishop’?: Church Landlords and their Lessees 1660–1760” , Past and Present 87 (1980)，举例说明了这种混乱：（a）它认为那种认为教会获利性的出租与公簿持有权一样，得到习惯保护的主张，“没有合法的有效性”。尽管这是1720年代争论的问题，而且（b）通过把教会土地集中在大世俗佃户手中，人数众多的小习惯佃农消失了，如正统农业史经常说的那样。

[45] “The Grid of Inheritance”, in J.Goody, J. Thirsk and E. R. Thompson (eds.), Family and Inheritance (Cambridge, 1976), pp.328–329.

[46] 涉及共有权领域，特别有J. M. Neeson, “Common Right and Enclo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Northamptonshire”(Univ. of Warwick Ph. D. thesis, 1978); C. E. Searle, “The Odd Corner of England: Cumbria, c. 1700–1914”(Univ. of Essex Ph. D. thesis, 1983)。有说服力的讨论见K. D. M. Snell, 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 (Cambridge, 1985), Ch.4。对于“乐观主义者”研究圈地中中小土地所有者有关的假设和方法论，见J. M.Neeson,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English Peasantry, Revisited”中作了最具毁灭性的批评；见G. Grantham and Carol Leonard (eds.), Agrarian Organization in the century of Industrialization: Europe, Russia and North Ame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5) (JAI Press, 1989)。

[47] 利城的劳工托马斯·肯普被指控与其他12个不知名的人发动暴动，“设立障碍并阻止一个叫约翰·安德鲁斯的人标出某些……圈占地的边界”，Wores, Lent Assize,1777, PRO, Assi 4. 21。肯普被监禁了6个月。有关莫尔文林克公地的圈占，3年后（在1780年大斋期巡回审判中）那里的21个劳工及其中1人之妻，被指控推倒了1100码栅栏。也参见Brian S. Smith, A History of Malvern (Leicester, 1964), p.167。

[48] 关于新近发现的关于骚乱的证据，参见Andrew Charlesworth (ed.), An Atlas of Rural Protest (1983)。

[49] Camb. Univ. Lib., C (H) MSS. correspondence, item 608, John Wrott to Walpole, dated Oundle, 31 May 1710; Sir J. H. Plumb, Sir Robert Walpole (1972), pp.157–158.我不清楚为什么罗特在贝廷菲尔德（现在是贝尼菲尔德）公地，但此信提到沃尔波尔个人对圈地感兴趣（“我希望接到你的命令”）。

[50] Norwich and Norfolk RO, HOW725, 734 (a).

[51] Mist's Weekly Journal, 24 July 1725.也参见R. W. Malcolmson, Life and Labour in England, 1700-1780 (1981), p. 127, pp. 23–35.

[52] 因为法官不会轻易地宽恕直接行动，针对此事的法律小心翼翼，并且主要持否定态度；对受害的平民来说，应该采取的行动方式是新的侵占行动：参见Richard Burn, The Justice of the Peace and Parish Officer, 14 th edn. (1780), ii, “Forcible Entry”。但是，平民采取直接行动支持基于古代法律和先例的权利过大，以致被宣布无效，详细的讨论见Arlett v Ellis (1827), 7B & C347，ER108. pp. 752–764，当时的亨利七世第十五年的年鉴、布鲁克的摘要以及科克的《原理》都属于被引证的权威之作：“如果领主的确圈占了所有土地，并且没有留下足够的公地……平民可以破坏所有的圈地。”这一点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若干案例中得到了证实［如Masonv Caesar (Hilary 27/28 Car2), 2 Mod 65, ER86］，尽管这并没有阻止对平民推翻栅栏的暴动的指控。在16世纪和17世纪，如果暴乱涉及40多人的话，可能定叛逆罪，在18世纪，法律（些微地）支持平民扫除麻烦事、拉倒栅栏，以及扣押在限定的公地上超过限定数额的牛的权利［关于这一点，参见Hall v Harding (1769), 4 Burr 2425, ER98, pp. 271ff］。然而，他也许不会砍倒树木、杀死兔子和挖掘兔穴：这一有争议的问题在几个案件中集中占据了几个法官的思想，而决定性的判决见Cooper v Marshall (1757年), 1 Burr 259, ER97, pp. 303–308，关于它，可参见Hay，op. cit., p. 234。曼斯菲尔德勋爵宣称真正的问题不是兔场合法或不合法，而是“平民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他最终认为平民不可能这样。曼斯菲尔德勋爵从不审理栅栏事件，这对平民的权利也许是幸运的。也可参见Halsbury's Law of England, vi, pp. 250–254, esp. para. 655。栅栏也可以在执行庄园法庭的法令时撤除，参见Roger B. Manning，op. cit., pp. 40–42。

[53] 1698年，有一种加强和实施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六世反对烧毁和摧毁圈地法规的趋势，并且第一次宣读了一项法案，但遭到与埃普沃思公地相邻的林肯郡教区强烈的反请愿，似乎这一法案被取消：Commons Journals. xii, pp. 38. 47, 96。1723年的黑色法令有足够的可用来反对他们的条款：参见我的Whigs and Hunters，多处。在乔治三世第九年第29章法令统治下，赋予议会圈地新的理据，据此，“在执行议会所有法令”时，推倒圈地的栅栏被认为是犯了重罪，会处以7年流放的刑罚。我记不得找到过遭此法令判决的任何犯人。

[54] Wakefield, op. cit., p. 251.

[55] 参见Bob Bushaway, op. cit., p. 83。

[56] PRO, Assi 4. 22, Worcester Lent 1789.被指控者中有1个工人、1个庄稼汉、1个屠夫、1个鞋匠、4个自耕农和4个制针工。

[57] PRO, Assi 24, 43, Devon, Summer 1807.被指控者有1名老处女（“离开了王国”）、4名工人及1名工人的妻子。

[58] PRO, Assi 24. 42, Somerset, Summer 1774: 1个店主、1个木匠、1个自耕农、4个工人被指控，但所有的人都被认为无罪。

[59] 他们当然会激起强烈的反感。当金斯温福德这个制钉村庄的群众推倒了制钉者的栅栏，拔掉他的柱子，摧毁他的马铃薯及蚕豆时，人群中有一个人（伊丽莎白·史蒂文斯）威胁着要杀死两名妇女，并且“用她们的血洗她的手”：PRO, Assi 4. 22, Worcester, Lent 1789。3名制钉工、1名制钉工的妻子、1名工人、2名工人的妻子受到指控。

[60] PRO, WO 4.172.

[61] Gentleman's Magazine (1765), p. 441.

[62] James Webster, 2 August 1796, in PRO, WO 40. 17.我感谢Patricia Bell在1968年任贝德福德郡档案馆档案助理保管时发现了关于这次暴动的很多材料，似乎贝德福德公爵也出场了（我想不是作为一个暴动者）：文件那时收在R box 341。

[63] J. M. Neeson, “The Opponents of Enclo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Northamptonshire”,Past and Present, 105 (1984), p. 117.

[64] Neeson，op. cit., p. 131.

[65] Carter, Lex Custumaria, pp. 37–42; Sir W. Blackstone, Com- 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1765–1769), ii, p. 33.

[66] Smith and Gateward (4 Jac. I), Cro Jac 152, ER79, p. 133.这一点在Grimstead v Marlowe (1792), 4 TR717, ER100, p. 1263中被确定下来：一个要求约定俗成权利的佃户或居民也许只能根据古代宅院占有权，或作为自治体的一个成员，而不是根据独一无二的财产让与权提出要求。

[67] W. Reader, Some History and Account of the Commons and Lammas and Michaelmas Lands of the City of Coventry (Coventry, 1879), pt. One, p. 8; Humphrey Wanley. A Particular and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Common Grounds of... the City of Coventry (1778), p. 4.

[68] Victoria County History, Warwickshire, viii, pp. 202–203.这个研究中世纪考文垂的史学家或许太轻视这些城市之外的小事情（“细节没有影响我们”）：Charles Phythian-Adams, Desolation of a City (Cambridge, 1979), p. 183。有关考文垂历书上公众祈祷节期的巡视报告，参见他的“Ceremony and the Citizen”, in Peter Clark and Paul Slack(eds.), Crisis and Order in English Towns, 1500-1700 (1972), pp. 77–78。

[69] Phythian-Adams, Desolation of a City, pp.254–257.这次暴动成功地重新开放了被圈占的土地，p. 257。也参见R. H.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12,reprint 1967), p. 250，谈到该城与圣·玛丽修道院院长及修女团关于在公地上牧羊的争端。

[70] Coventry Leet Book, transcript and summary (compiled by Levi Fox?). Coventry RO,shelf 16.

[71] 在Bennet v Holbech (22 Charles II), 2 Wms Saund 317, ER85, pp.1113–1116中，那个辩护人提出了这个夸张的要求。

[72] Benjamin Poole, Coventry: its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1879), p. 354.

[73] Joseph Gutteridge, Lights and Shadows on the life of an Artisan (Coventry, 1893), pp. 5–6; P.Searby, “Chartists and Freemen in Coventry, 1838–1860”, Social History, 2 (1977).

[74] C. J. Billson, “Open Fields of Leicester”, Trans. Leics. Archaeol. Soc., (1925–1926) IV,pp. 25–27; Eric Kerridge, Agrarian Problems in the Sixteenth Centry and After (1969), p. 98;Records of the Borough of Leicester v and vi.; A. Temple Patterson, Radical Leicester (Leicester,1953).

[75] PP, 1844, v, pp, 223–226.

[76] A New Song, entitled No Inclosure! Or, the Twelfth of August (Tupman, printer, n, d.), in Nottingham Univ. Lib.; 我要感谢Roy Palmer。

[77] William Eyre, 30 July 1791, in PRO, HO 42. 19; Albert Good win, The Friends of Liberty (1979), pp. 164–165; John Bohstedt, Riots and Community Politics in England and Wales (1983),pp. 199–200.

[78] Gentleman's Magazine, (1794), p. 571.与此同时，由于公爵为了自己获利一直在出售荆豆，“贫穷的暴民”烧掉了公地上的荆豆。

[79] 有关公地的法律的大量信息，特别与伦教周围有关的信息，收在G. Shaw-Lefevre(ed.), Six Essays on Commons Preservation (1867)。维护公地协会于1866年建立。许多有关公地的信息，特别是伦敦周围的信息，见G. Shaw-Lefevre, English Commons and Forests (1894)，后来修订成为Lord Eversley, Commons, Forests and Footpaths (1910)。

[80] 但这可能是双边过程。靠近城镇的公地会成为带有“粗陋”和可疑名声的边际地区，而在受控制的公共猎园可能实施社会惩戒并废除权利：参见Raphael Samuel,“Quarry Roughs”, in Village Life and Labour (1975), esp, pp. 202–227; N. MacMaster, “The Battle for Mousehold Heath”, Past and Present, no, 127, May 1990。

[81] 一群由数百名最放荡和堕落的人定期组成的暴民，1842年在纽伯里的公地上“以极恐怖的唬唬大叫和辱骂”，破坏了一个圈地者的棚栏：“To the Inhabitants of Newbury”, 4 page printed broadside.Signed R. F. Graham Greenham, 30 Sept. 1842, in Berks. CRO D/Ex 24123 I。

[82] 中世纪末期的法律要求说明自1189年以来的使用者：关于假定许可权的虚构学说出现在17世纪初期，但是运用使用权的词语引起了最强烈的争议：根据Lewis v Price (1761），只有享受了20年使用权才可能成为假定转让权的证据：参见A. W.Simpson, A History of the Land Law, 2nd edn. (Oxford, 1986), pp. 107–110, 266–267。在19世纪，60年无争议使用者可以确定森林的共有权——“此法假定了一种转让权”；霍布豪斯勋爵评论说：“用普遍易懂的英语来说，这种有关许可权的假设是为了一种正当的目的而使用的合法的虚构”：Eversley, op. cit., p. 107。

[83] Hoskins, The Common Lands of England and Wales (1963), p. 4.

[84] 参见S. F. C. Milsom, The Legal Framework of English Feudal ism (Cambridge. 1976)。

[85] Simpson, op. cit., p. 108.

[86] J.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Princeton, 1971), p. 469.

[87] Tawney, op. cit., p. 246.

[88] Gonner, op. cit., p. 31.

[89] Kerridge, op. cit., p. 80.

[90] J. D. Chambers and G. E. Mingay,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1750-1880 (1966), p. 97.

[91] Co. Coph. S.33.

[92] Kerridge, op. cit., p. 67.

[93]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i, pp. 76—78，列举了使习惯法完善的基础：（1）古旧（“年代如此久远，相反，人们没有忘却”）；(2）连续性；（3）平和地使用；（4）必须（在法律上）是合理的；（5）确定性；（6）强制性：不可自由选择；以及（7）稳定性。

[94] Gateward's Case (4 Jas I), 6 Co Rep 596, ER77, pp. 344—346; Smith v Gateward (4 Jas I),Cro Jac 152, ER79, p. 133.也可参见我在Family and Inheritance. pp. 339–341中的评论。边码130页

[95] 关于盖特沃德案的背景，参见Manning, Village Revolts, pp.83–86。

[96] Polter v Sir Henry North (26 Charles II), 1 Ventris 383, 397, ER86, pp. 245–254；这个地方是靠近伯里圣爱埃蒙兹的埃林斯韦尔。

[97] Robert Bennett v Robert Reeve (1740), Willes 227, ER125, pp. 1144–1147.

[98] Emerton v Selby (2 Anne), 2 Ld Raym. 1015, ER92, p. 175.

[99] Scholes v Hargreave (1792), 5 Term Rep 46, ER101, p. 26.

[100] Dean and Chapter of Ely v Warren, 2 Atk 189—190, ER26, p. 518.

[101] Rackham v Joseph and Thompson (1772), 3 Wils KB334, ER95, pp. 1084–1087. 一份完整而有趣的报告。

[102] Bean v Bloom (14 Geo. III), 2 Black W926, ER96, pp.547–549.

[103] Selby v Robinson (1788), 2 T R759, ER100, p. 409.

[104] Joan Thirsk, “The Common Fields”, Past and Present, no. 29, December 1964.

[105] Joan Thirsk, Tudor Enclosures (Hist. Assn. 1967). p. 10.

[106] Polter v Sir Henry North (26 Charles II). 1 Ventris 397, ER86, pp. 245–254.

[107] 领对于公簿持有农的木材权遭到强有力的抗争，而且，尽管这种权利在阿什米德诉兰杰案中有利于领主，最终在上院(1702年)以11票对10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参见Allan Greenbaum, “Timber Rights, Property Law, and the Twilight of Copyhold” (MS Osgoods Hall Law School, York University,Toronto)。

[108] Simpson, op. cit., pp. 103–106; C. B. Macpherson, “Capitalism and the Changing Concept of Property”, in Kamenka and Neale (eds.), Feudalism, Capitalism and Beyond (1975), p.110.

[109]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在Whigs and Hunters, pp. 175–181提到的恩菲尔德猎场。

[110] 收集在Shelburne Paper (Univ. of Michigan, Ann Arbor), Vol. 167, W. Masterman,“Compendium of the Rights and Priviledges of Election”中的这些先例（大多来自Common Journals）很有帮助。

[111] Thomas Paine,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Addressers on the Late Proclamation (1792), p. 67.

[112] An Act for Inclosing the Forest of Delamere (1812), pp. 23, 27–29, 33.

[113] Rex v G. W. Hall (1822), 1B & C 136, ER 107, p. 51.

[114] 可悲的是，W. E. Tate在他那本优秀著作The Parish Chest (2nd edn. Cambridge. 1951）第289页甚至更加不合时宜把随后的财产范畴作为证据。他为穷人在圈地中未得到份地感到抱歉，因为“在法学家看来……给他们任何土地只能以牺牲其他所有者即土地的合法主人为代价。敞地和公用牧场属于公众（律师们如是说），一个合作社或一个有限公司也不过如此，并且当敞地上的村庄消失时，其财产便被分割，就像其他的公司满足了股东中的债权人之后的情况一样”。

[115] Smith v Gateward (4 Jas I), Cro Jac 152, ER 79, p. 133.也参见ER 82, p. 157。

[116] 关于一般的拾落穗，见David Morgan, Harvesters and Harvesting (1982); Bushaway, ibid.,esp. pp. 138–148; P. J. King, “Gleaners, Farmers and the Failure of Legal Sanctions in England, 1780–1850”, Past and Present, no. 125 (November, 1989)。

[117] Northants CRO, BOX 1053/2, Manor of Raunds, Court book, 27 November 1740.

[118] Rex v John Price (1766), 4 Burr 1926, ER 98, pp. 1–2.

[119] Steel v Houghton et Uxor (1788), 1 H BL 51, ER 126, pp. 32–39.

[120] 例如，1745年在格洛斯特郡的耶特，有过这种协议，收在Glos. CRO D 2272。

[121] P. J. King, “The Origins of the Gleaning Judgement of 1788”, forthcoming.

[122] Eversley, op. cit., ch. 8。威廉·莫里斯致《每日新闻》的两封信描述了1895年的埃平森林和它截去树梢的鹅耳枥属树。Letters of William Morris, ed. Philip Henderson(1950), pp. 363–367.

[123] 在高等民事法院作出判决几年之后，一个观察者对满是拾落穗者的百英亩土地特别关心，“当时不计其数的成群的儿童在周围嬉戏或劳动”，这发生在蒂姆沃思几英里方圆内：S. Pratt, Gleanings in England (1801), ii, p. 271。

[124] 参见P. King, “Gleaners, Farmers and the Failure of Legal Sanc-tions, 1750–1850”, Past and Present, no. 125 (November 1989)。

[125] 我找到的行使共有权利的最有价值的著作包括（除J. M. Neeson的著作外）W.G. Hoskins, The Midland Peasant (1957); C. S. and C. S. Orwin, The Open Fields (1948); A. C.Chibnall, Sherington: Fiefs and Fields of a Buckinghamshire Village (Cam bridge, 1965); M. K. Ashby,The Changing English Village: Bledington (Kineton, 1974); W. Cunningham, Common Rights at Cottenham & Stretham in Cambridgeshire (Royal Hist. Soc.，1910); Joan Thirskt, “Field Systems in the East Midlands”, in A. R. H. Baker and R. A. Butlin (eds.), Studies of Field Systems in the British Isles (Cambridge, 1973), esp. pp. 246–262; H. E. Hallam, “The Fen Bylaws of Spalding and Pinchbeck”, Lincs. Architectural &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63), pp.40–56; R. S. Dilley, “The Cumberland Court Leet and Use of Common Lands”, Trans.Cumberland & Westmorland Antiq. & Archaeo logical Soc. lxvii (1967), pp. 125–151。

[126] Warwicks. CRO, MR 19.

[127] Sidney P. Potter, “East and West Leake”, Nottinghamshire Guardian, 1 Apr. 1933;Northants. CRO, YZ 4289.

[128] Northants. CRO, YZ 6a, Hundred of Norbottle Grove, Court Leet and Baron, “By Laws, Rules and Orders”, 12 Oct. 1743.配额是4匹母牛和1个养牛人1雅兰土地，但是镇民可以把另外的权利给任何一个只有1 quartern土地的人（因此有权养1头母牛），优惠权利为8先令。

[129] Northants. CRO, YZ 1, M 14，诺尔波特法庭1699年为惠尔顿公地制订的规则。还可参见，阿登河上的汉普顿，1802年10月22日：“在3月1日提出申请的这类贫民……将得到足以饲养一头母牛的公有地”，Warwicks. CRO, MR 20。

[130] Northants. CRO, D 5. 5(c)，1744年10月27日赫利顿的民事法庭和领主法庭起草的命令。

[131] Cunningham, op. cit., p. 237.

[132] Northants. CRO, F(W. W.）501/1/1, orders for Wollaston, 1721.

[133] 例如1742年（威尔特郡）厄普哈文的命令（PRO, TS 19. 3）：“所有商人和羊批发商……不应该饲养超过其租得数目的家畜，并且不应该在公地上养羊……但对其他佃户来说，则应按照占有共有牧场的数量。”

[134] Gonner, op. cit., p.27.

[135] 实例参见Northants. CRO, YZ 6a, By Laws Rules and Orders for Hundred of Norbottle Grove, 12 October 1743。还可参见J. M. Neeson, “Common Right and Enclosure in Eighteenth Century Northamptonshire” (Univ. of Warwick Ph. D. thesis, 1978), esp. ch.2; Baker and Butlin，ibid., pp. 47–48, 131–132; H. Beecham, “A review of Balks as Strip Boundaries in the Open Fields”, Agric. Hist. Rev., iv, (1956), pp. 22–44。

[136] Hants. CRO, 159, 641，沃尔瑟姆主教（汉普郡）1712年3月25日以及1717年4月2日（对于母牛在小路上走而“没有放牛人”感到忧虑）的陈述。还有1721年9月29日汉布尔登的陈述（在绝大多数村庄，一种现成的解决办法是把这样的迷途的牲畜关进栏中）。关于在长草的小路旁放牧，萨福克有一句箴言：“到长草地去喂它们。”George Ewart Evans, The Days that We Have Seen (1975). pp. 50–51.

[137] “人们担忧，即除了在他自己的草地上外，没有人会使用6码长的缰绳……担忧没有人会在马驹只有一个月大时放一匹牡马”：Atherstone Orders Bylaws and Pains,1745, Warwicks, CRO, L 2/89（“Flitting”是用一根缰绳放牧一头家畜）。

[138] 在林肯郡的霍布灵，茅舍农“在4月买进羊羔，让它们到夏季时在小路上跑”：Annals of Agriculture, xxxvii(1801), p. 522。

[139] Northampton Mercury, 17 Oct. 1726.还可参见Malcolmson, op. cit., pp. 32–33。

[140] Arthur Young, A Six Month Tour through the North of England (1771), i, p. 175.

[141] 阿瑟·扬自己当然直到很迟，即在1795年和1800年至1801年的高物价和饥荒年代之后才转而认识穷人进入公地和农舍的菜园有好处：参见“An Inquiry into the Propriety of Applying Wastes to the Better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of the Poor”,Annals of Agriculture, xxxvi (1801), 以及General Report on Enclosures (1808; reprinted 1971),esp. pp. 150–170, Snell，op. cit., reviews this evidence, pp. 174–180。

[142] H. Homer, An Essay upon the Inclosure of Common Fields (Oxford, 1766), p. 23，谈到劳工享有公地上的特权这种“无法追忆的习惯”。

[143] 我最初是通过J. M. Martin的“Warwickshire and the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Movement” (Birmingham Univ. Ph. D. thesis, 1966)了解这一情况的。同一作者的“Village Trader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Proletariat in South Warwickshire 1750–1851”，Agric. Hist. Rev., 37 pt. 2 (1984), pp. 179–188也讨论了阿瑟斯通。

[144] Manorial papers in Warwicks. CRO, MR9, undated but c.1719.

[145] 布雷斯布里奇家族介入了炼糖业、银行业和珠宝业，而亚伯拉罕·布雷斯布里奇1695年在阿瑟斯通继承了一小块地产，他和他的儿子沃尔特从那时直到1730年代积极地买进敞地上的土地。“The Case of Atherstone Concerning Inclosure of the Com. Fields as drawn by Mr. Baxter & Others in January 1738–1739”，in Warwicks.Compton Bracebridge MS, HR/35/25; variouspapers in Warwick CRO，MR 9; M. J.Kingman, “Landlord versus Community: the Bracebridge Family and the Enclosure of Atherstone Open Fields”, Warwickshire History, vii 4 (1988–1989)。

[146] Warwicks. CRO, HR/35/25.

[147] 一个已婚屠夫允许有10只羊，一个单身汉仅准许有5只。每增加一只新的羊，必须杀掉一只在公地上放牧的羊。参见“Orders, Bylaws and Plains made by the Jury...for the Manor of Atherstone”，3 October 1745, in Warwicks. CRO, L 2/89。

[148] 参见Martin, “Village Traders”, p. 183。

[149] 这个数字来自圈地反对者描绘的“阿瑟斯通案”，同时出自圈地支持者起草的文件，Warwicks. CRO, HR 35/7。在计算上存在偏差。

[150] 据说一个（布雷斯布里奇的？）绅士一直受到威胁，因此为自己和他全家雇了一个警卫，圈地的反对者迅速宣布，“我们憎恨暴徒以及他们采取的那种暴徒行径”：Warwicks. CRO, HR/35/12。

[151] “The Case of Atherstone”.

[152] “由阿瑟斯通圈地引起的一些抱怨”，Warwicks. CRO, HR 35/10。

[153] 公簿持有农民单，无日期，经校阅和注释，Warwicks. CRO, HR/35/39。

[154] Warwicks, CRO, HR/35/7.

[155] 没有标题的文件（“在我们面前有一份标题是为圈地辩护的文件”，等等）；计算看来有误：Warwicks. CRO, HR 35/15。还可参见HR/35/14。“Cotting”是用一个木槌打碎土块，“Piking”可以收拾庄稼或者清扫收割后土地的边缘：参见Joseph Wright, English Dialect Dictionary。

[156] 起草的一项法令的条款陈述说（Warwicks. CRO, HR/35/33），提及的公地“绝大部分地方爬满了荆豆冬青和荆棘以及野蔷薇……它的其他部分长满了苔藓”。

[157] Thomas Merler to Bracebridge, 1764, Warwicks. CRO, HR/35.

[158] Rev. W. K. Riland Bedford, Three Hundred Years of a Family Living, being a History of the Rilands of Sutton Cord field (Birmingham, 1889), pp. 131–133.

[159] C. Holmes, “Drainers and Fenmen” in A. Fletcher and J. Stevenson (eds.), Order and Disord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1985). pp. 192–193.还可参见Jack Goody,The Logic of Writing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1986). pp. 163–165。

[160] 参见J. A. Yelling, Common Field and Enclosure in England, 1450-1850 (1977), ch 5, “Piecemeal and Partial Enclosures”。

[161] Eversley, op. cit., pp. 125–128.

[162] 参见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 (eds.), Wealth and Vir tue (Cambridge, 1983),p. 36。

[163] Ibid., p. 35。

[164] C. B. Macpherson, “Capitalism and the Changing Concept of Property”, in E.Kamenka and R. S. Neale (eds.), Feudalism, Capitalism and Beyond (1975).

[165] 参见G. R. Rubin and David Sugarman (eds.), Law, Economy and Society (Abingdon, 1984),esp. pp. 23–42的一般看法。也参见P. S. Atiyah,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dom of Contract (Oxford, 1979), pp. 85–90。

[166] Blackstone, op. cit., ii, pp. 2, 8.

[167] Hont and Ignatieff, op. cit., p. 25.

[168] Annals of Agriculture, xliii (1804), p. 497，描述了莫登吉尔登在圈地以后，给那里一直有养母牛习惯的茅舍农每周6便士，他们让牛冬季待在农场主的院子里，在夏季则把它们带到田埂上去，等等。

[169] Hont and Ignatieff, op. cit., pp. 24–26.

[170] W. Pennington, Reflections on the various Advantages resulting from the Draining, Inclosing and Allotting of Large Commons and Common Fields (1769), pp. 32, 37.

[171] 把法律的和生态学的论题结合在一起的最优秀的研究是William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1983)。我正在进行一项对与康涅狄格的莫希干人有关的这些问题的研究，我希望在短期内结束它。

[172] A. Ruth Fry, John Bellers, 1654-1725 (1935), p. 128.

[173] Claudia Orange, The Treaty of Waitangi (Wellington, 1987), p. 38.

[174] Henry Sewell in New Zealand Parliamentary Debates, q (1970), p. 361; 参见Keith Sorrenson,“Maori and Pakeha”, in W. O. Oliver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 (Oxford,1981), p. 189。

[175] 参见D. Williams, “The Recognition of ‘Native Custom’in Tanganyika and New Zealand—Legal Pluralism on Monocultural Im position?” in Sack and Minchin (ed.),Legal Pluralism (Canber ra Law Workshop,Ⅶ, ANV, 1985), pp. 139–154; 一个明晰而非常有帮助的研究。

[176] 引自Bryan D. Palmer, “Social Formation and Class Formation in North America, 1800–1900”, Proletarianiz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1984)。

[177] 在以下一两页，我大量地引用了Ranajit Guha, A Rule of Property for Bengal (Paris,1963), 还有R. B. Ramsbotham, Studies in the Land Revenue: History of Bengal 1769-1787 (Oxford, 1926)。

[178] Ibid., pp. 105–122.菲利普·弗朗西斯的计划在1776年提出（后来被否决），同一年《国富论》一书出版。

[179] Ibid., p. 172.

[180] 我在1986年3月“过去和现在”学会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就“法律、使用权和地产”作讲演时，首次提出在蒂姆沃思的玛丽·霍顿案与库尔福德的康沃利斯的地产之间存在一种联系的观点。这只是基于推测。现在彼德·金博士已经确认存在着这种联系，而他在“1788年拾落穗判决的起源”一文所作的彻底的考察即将出版。

[181] 当James Mill在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1871）中论及康沃利斯的“贵族的偏见”时，表达了功利主义者的反应。不清楚为什么古哈博士（op. cit., pp. 170–171）欲将此谴责为“夸张的语言”。它难道不确实是一种正确的说明吗？

[182] Edward J. Thompson, The Life of Charles, Lord Metcalfe (1937), p. 268. “为了在岁入和土地所有权这些事务中消除令人厌烦的平静，通过对事物的真正了解，可以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而它可以通过那些认为在这种条件下英格兰数不清的托尔普都尔人享受到如此的幸福，它无法找到任何更好的解决办法的人来实现。”

[183] Fifth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 mons on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812), ed. W. K. Firminger (Calcutta, 1917), ii. pp. 609–610.

[184] Cornwallis，cited in Eric Stokes,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and India (Oxford, 1959), p. 5.

[185] Sir Richard Temple，cited in Edward J. Thompson and G. T. Garratt, Rise and Fulfilment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1935), p. 191.

[186] W. W. Hunter, The Annals of Rural Bengal (1883), pp. 373–4.

[187] W. W. Hunter, Orissa (Calcutta, 1872), “being the second vol ume of the Annals of Rural Bengal”，notable ch. 9.奥里萨的解决比孟加拉更谨慎，从1804年拖到1815年、1836年，直到1866年（第257页）。

[188] Ibid., pp. 214，221–227.

[189] Ibid., pp. 227–228，255–256，260–261.

[190] 在有能力的管理人约翰·肖尔的备忘录中有一个例外的记载，参见Guha, op. cit., pp. 192–194。还有Charles William Boughton Rous,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the Landed Property of Bengal (1791)。

[191] Hunter, Orissa, pp. 264–265.甚至在孟加拉的案例中，承认“占有权”的必要性（1859年第10项法令）也显得过时了(p. 228）。

[192] Thompson, Metcalfe, pp. 267–268.

[193] Ibid., esp. pp. 130–140.

[194] 参见Stokes, op. cit., pp. 15，18–22。

[195] 特别参见Robert Shent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Northern Nigeria (Toronto, 1986),ch.3, 关于官僚连锁的压力(作为权宜之计的赋税）、商人资本和导致这种颠倒的以“单一税制”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说明。

[196] 参见Te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in Colonial Africa”,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1983), esp. pp. 251–262。甚至根据习惯写成的法律能够使它初具形式，并使它表现出新含意和手法：参见Goody, op. cit., pp. 133–156; Don F. Mckenzie, “The Sociology of a Text; Oral Culture, Literacy and Print in Early New Zealand”, in P. Burke and R. Porter (eds.), The Social History of Language (Cambridge, 1987)。

[197] 真正实在地抵制“农业革命”必胜信念的历史学家，不是农业史学家，而是写作《乡村与城市》的雷蒙·威廉斯。

[198] 这在早期工人运动中有清晰的表达。1831年的Poor Man's Guardian写道：“财产不是法律创造的，任何制订法律的人都有权去盗用国家的财富。如果不是他们制订法律，他们便无法拥有财产”；Malcolm Chase, The People's Farm (Oxford, 1988), p. 180。

[199] David Levine. Reproducing Families (Cambridge, 1987), Pat Hudson, “Proto-industrialisation:the Case of the West Reading Wood Textile Industry in the 18th and early 19th Centuries”, History Workshop, 12(1981), pp, 38–45，使我受益匪浅。

[200] Anoa. [S. Addington?], An Enquiry into the Reasons for and against Inclosing the Common Field (Coventry, 1768). Cf. John Cowper, An Essay Proving that Inclosing Commons and Common-field-Lands is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 of the Nation (1732), p. 8，谈到对“木匠、轮匠、制鞋匠、裁缝和其他手工匠人，还有小房东”造成的损失。

[201] Martin，“Village Traders”, op. cit.

[202] Neeson，“The Opponents of Enclosure”，op. cit.

[203] Annals of Agriculture, xlii（1804），pp. 27，39，323.但是，扬补充说：“他们对优越性的叙述，特别在他们被赶走时，是不足凭信的。”

[204] 乡村工业发达的地区，也可能成为密集的家庭自我剥削的所在地：参见J. de Vries，“Labour/Leisure Trade Off”，Peasant Studies, i（1972）。

[205] John Clare, “The Mores”.

[206] John Clare, “Emmonsales Heath”.

[207] 参见John Barreil, The Idea of Landscape and the Sense of Place, 1730-1840: an Approach to the Poetry of John Clare (Cambridge, 1972）。

[208] 关于“真正的”所有者的概念——长期在地方上存在的家庭——参见Marilyn Strathern, Kinship at the Core (Cambridge, 1981)。

[209] John Clare, “The Mores”.

[210] Neeson, “Opponents of Enclosure”.

[211] John Clare, “The Lamentations of Round-Oak Waters”.

[212] The Prose of John Clare, ed. J. W. and Anne Tibble (1951). p.12.

[213] 我发现，Johanne Clare, John Clare and the Bounds of Circumstance (Kingston and Montreal,1987)中许多论点特别有帮助。

[214] 参见ibid., p. 99; Robert W. 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Cambridge, 1973),esp. ch. 4 and Hugh Cun-ningham, Leisur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80), ch. 2.

[215] John Clare, The Parish, ed. Eric Robinson and David Powell, notes p. 90.

[216] 克莱尔写道，“乡村游吟诗人”使他失望，因为“它并没有有力地并且具有乡土性地描述一个作诗的农民的感受”，Selected Poems and Prose of John Clare, ed. Eric Robinson and G. Summerfield (Oxford, 1967), p. 67。

[217] John Clare, “Remembrances”.

(1)　法新（farthing），1961年以前的英国铜币，等于四分之一便士。——译者注

(2)　雅兰(yartland），旧地制单位，约合30英亩。——译者注

第四章　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

他扣下谷物，人民将诅咒他，但会答应他们中为首者出售它。

《箴言》11: 26

一

最近几年乔治·鲁德和其他人一直告诫我们不要使用“暴民”这个不严谨的术语。在本章我希望把这种告诫扩大到“骚乱”（Riot）一词，特别是与18世纪英国有关的食物骚乱。

这个简单的由4个字母组成的词能够隐匿被称为民众史阵发性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在法国革命之前几乎无法把普通人民看作是历史的推动者。在这个时期以前，他们在突发的社会骚乱时期不定期地阵发性地闯入历史画面。这些闯入是在强迫下发生的，而不是自觉地或自我激发的：它们只是对经济刺激的简单反应。提及坏的收成或者商业下降的趋势便足够了，历史解释所需要的一切便都得到满足。

不幸的是，甚至在那些为数不多的使我们增进了对这种民众行动了解的英国历史学家中，也有几个对这种阵发性的观点表示支持。他们只是以一种粗率的方式对这些他们自己揭示的资料加以考虑。贝洛夫（Max Beloff）对18世纪初期的食物骚乱作出如下评说：“当失业和物价上涨相结合使得外界状况难以容忍时，这种愤怒便发泄到小麦商人和磨坊主身上，他们的攻击常常完全变质为指责其犯罪的口实。”[1]但是，我们徒然地搜遍他的著作，却找不到任何频繁地使用“变质”一词的证据。韦尔茅斯（R. F. Wearmouth）在他有价值的关于骚乱的编年史中，允许他自己使用“穷困”这一解释范畴。[2]阿什顿（Ashton）在他研究矿工中发生的食物骚乱时，对家长制表示支持：“当然，矿工的动乱可以用比起政治来说更为初级的东西来解释：它是对于饥饿雄劲的本能反应。”[3]骚乱是“肚子在造反”，并且有一种不知如何舒服地解释的迹象。分析采取了这样的路线：初步的——本能的——饥饿。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继续了这种传统，他说：“由于食物价格引起的阵发性反抗激发了泰恩河畔运煤船船员1709年的暴动，锡矿工人1727年在法尔茅思抢夺谷仓。”一个阵发性的事件导致了另一个事件的发生，结果便是“抢夺”。[4]

数十年来，直到今日，成体系的社会史始终滞后于经济史，只要对前一个学科熟练精通，即可取得后一个学科的资格。因此，人们无法抱怨晚近学者倾向于理解上有困难的牵强附会的数量化的证据。阵发论学派的老前辈当然是罗斯托（W. W. Rostow），他在1948年第一次提出不成熟的“社会张力图”。[5]据此，我们只需要把失业和高物价指数合在一起，便能够绘制出社会骚乱的曲线图。这包含一种自明之理（当人民挨饿时，他们起来抗议）：而按照极为相似的方式，一张“性紧张图表”可以表明，性成熟的开始能够与较频繁的性活动构成相关性。反对的理由在于，这种曲线图如果运用不当，可能终止严肃的社会学和文化学所感兴趣的精确意义上的调查：处于饥饿中（或处于性吸引力下），人民会怎么做？他们的行为是如何被习惯、文化和理性限定的？还有（已经假定，“不幸”的主要刺激来自现实），难道他们的行为对一切更为复杂的文化中介功能作出了贡献，无论它在统计分析的文火中怎样长时间地被煨炖，它就不可能减退到再一次兴奋吗？边码187页

有太多的发展历史学家犯了愚钝的经济简单化的错误，忘记了动机、行为和作用的复杂性，如果在他们类似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指出这一点，恐怕会遭到他们的抗议。这些解释所具有的弱点在于一种对经济人的简单化的看法。有时使人感到惊奇的恐怕是那种自相矛盾的思想倾向，它允许这种计量历史编纂学（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在同样的头脑中）与来源于涂尔干、韦伯或马林诺夫斯基的社会人类学共存。我们了解所有控制着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生活中关于社会规范和交互作用的精巧的组织，以及包含在美拉尼西亚人荷重崇拜中的精神能量；但是，根据同一个论点，美拉尼西亚人这些无比复杂的社会动物（在我们的历史中）成为18世纪英国的煤矿矿工，他们阵发性地用手轻轻拍打肚子，对初步的经济刺激作出反应。

对于阵发性，我愿意反对我自己的观点。[6]很可能在18世纪几乎每次群众行动中都发现某种合法化的倾向。关于合法化倾向，我的意思是说，群众中的男人和妇女被他们的信念告之，他们正在捍卫传统的权利或习惯；而且一般说来，他们得到团体广泛的一致意见支持。有时这种民众的一致意见为当局给予的某些许可的措施所保证。更通常的情况下，这种一致意见是如此有力，以至于它压倒了害怕和服从的动机。边码188页

18世纪英格兰的粮食骚乱是极为复杂的民众直接行动形式，它有纪律并且有清晰的目标。这些目标有多少达到了——亦即，粮食骚乱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行动形式——这个问题过于错综复杂，以至于无法在有限的篇幅中去处理它；但是，至少能够把问题提出来（而不是如习惯的做法那样，未加考察便否定它并搁置一旁），而直到群众自己的目标达到一致之前，这无法做到。说骚乱是为暴涨的物价、为商人的违法行为，或者为饥荒所激发，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些抱怨对民众形成一致意见起了作用，以致引出了在市场销售、碾磨、烘烤面包等等行业中，关于什么是合法的以及什么是非法的实践的问题。这作为一种替代，是以连续的传统观念为基础的。这些基础主要是社会规范和义务、团体中不同部分应有的经济功能，它们合在一起，可以说构成了贫民的道德经济学。与现实中的剥夺十分相似，对这种道德承诺的义愤，成为常见的直接行动的契机。

这种道德经济学无法在任何先进的意义上被描述为“政治的”学说，与此同时，由于它意味着确定的易动情的占有，无论如何它也不能被描述为非政治的、共同幸福的见解——这种见解确实从官方的家长制传统中获得某种支持；人们用以响亮地回答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局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人民的囚徒。所以，这种道德经济学并不只是在骚乱时刻作用于人们，而是非常广泛地冲击着18世纪的政府和思想。“骚乱”一词太狭隘了，以至于无法包含所有这一切。

二

当我们谈到工业革命后出现的金钱关系时，还存在着一种我们称之为18世纪谋生之道的意识。乡村和城市间的冲突以面包价格为中介。传统主义和新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冲突表现在谷物法上。19世纪英国经济的阶级冲突在工资问题上富于特点地表现出来；18世纪的英国，劳动人民受上涨的物价所刺激，以最快的速度采取行动。

这种高度敏感的消费者意识在东部和南部小麦产区与农业改进的伟大时代同时存在。那些使英国农业达到新的杰出顶点的年代，不时被1709年、1740年、1756—1757年、1766—1767年、1773年、1782年，特别是1795年和1800—1801年的骚乱——或者用同时代人时常描述它们的用语，“造反”或“穷人的起义”——打断。这种使人振奋的资本主义工业漂浮在易怒的市场上，它有可能某个时刻便毁在抢劫的团伙手中，他们用大头棒肃清乡村，或是在市场上按照民众的标准“确定粮食的价格”。按照最终的分析，那些精力旺盛的资本家的财富依赖出售谷物、肉类和羊毛；而前两类必须不经过中介过程出售给群众。因此，市场的倾轧把我们带进国民生活的中心领域。

虽然18世纪的劳动人民并不仅靠面包为生，但是［如同伊登（F. M. Eden）和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es）搜集的大量书信所表明的］，他们中许多人在很大程度上以面包为生。这种面包不全是用小麦做成的，尽管小麦面制成的面包到1790年代初相比于其他各式各样的面包已获得了优势的地位。1760年代，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Smith）估计，假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600万人口，那么375万人以小麦为主食，88.8万人吃裸麦，73.9万人吃大麦，62.3万人吃燕麦。[7]到1790年，我们可以判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居民在吃小麦。[8]消费模式部分地反映了相对贫困程度，并且部分地反映了生态状况。土壤贫瘠的地区和高地地区（像奔宁山区）的小麦无法成熟，它们是生产其他谷物的基地。直到1690年代，康沃尔的锡矿矿工主要靠大麦面包为生。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不仅仅是穷人在消费着大量的燕麦粉。[9]对诺森伯兰郡冲突的叙述说明，当这里的乡村和小城镇靠燕麦粉、黑面包、混合粉面包[10]或是大麦和“灰豌豆”混合粉面包为生时，看来纽卡斯尔周围许多没有矿井的村庄似乎在那时已转而吃小麦。[11]

经过那个世纪，白面包再次超过了各种粗面粉制成的暗黑色面包。这部分地反映了附着在白面包上的价值特性，但是绝非完全如此。问题极其复杂，但有几个方面可以简要地提及。出售白面包和好面粉有利于面包师傅和磨坊主，因为从这种销售中一般来说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分是由于家长制对消费者保护的结果，由于面包的法定价格具有防止面包师傅从出售给穷人的面包中获取利润的倾向；因此，出于面包师傅的利益，制造尽可能小的“家庭用的”面包是可能的，并不难办到。[12]）城市里，对掺假的危险很警觉，人们怀疑黑面包为有害的添加物提供容易隐藏之处。在这个世纪最后数十年间，许多磨坊主改造了他们的机器和作筛眼用的麻布，这样，他们实际上便无法加工用作制造中等“家用”面包的面粉，只能生产质量较好的白面包和掺麸的棕色面包，一个观察家发现这种面包“如此陈腐、死硬、有毒，以至于其成分危害人”[13]。匮乏年代，当局把产品划为粗制滥造等级（或者像1795年那种普遍食用的“家用”面包）的企图遇到了许多困难，并且时常遭到磨坊主和面包师傅双方的抵制。[14]

到这个世纪末，等级感深深地笼罩着凡是小麦制成的面包占优势的地方，并且受到一种粗劣的混合粉面包的威胁。存在着这样一种迹象，如果强迫习惯吃小麦面包的工人改食粗劣的混合粉面包的话，他们就会因为很虚弱、消化不良和恶心而无法工作。[15]甚至面对1795年和1800—1801年令人无法容忍的价格，许多工人抵制的还是混合面粉。[16] 1796年，卡恩的行会管事通知枢密院说，“声誉很好的”人民根据当局的要求正在食用大麦和小麦混合粉，而拥有大家庭的贫穷的工厂工人和劳工

通常只吃大麦面包，剩下的大概占贫穷的工厂工人和劳工大约三分之一的拥有小家庭的人（据说他们除了面包外什么都得不到），像在萧条时期之前一样，除了面包师傅烘制的面包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可吃，用小麦面制成的面包则成为他们次要的食品。[17]

赖盖特的镇长用类似的措辞报告说：

……说到贫穷的劳动者，他们除了面包外缺少任何食品，而根据四邻的习惯，总是只吃由小麦制成的面包；在这些人中，我既不能劝告也不能希望（他们吃）混合粉面包。至少不该希望它们胜任支持他们劳动的责任。

那些为数不多的试图吃混合粉面包的劳工，“发现他们自己虚弱、发热、没有一点精力，因而无法去劳动”。[18] 1800年12月，当时政府提出一项法令（通常称作棕色面包法或“毒药法”），它禁止磨坊主制造除粗面粉外的任何其他面粉，民众立即作出反应。在（萨塞克斯的）霍舍姆——

一批妇女……向戈斯顿风车房进发，在那里骂磨坊主一直供给她们棕色面粉，她们拿到了他当时按照面包法的指示烹调餐食用过的桌布，并把它撕成碎片；与此同时，威胁要以这样的办法处理他可能在将来试图用该方式使用的所有类似的用具。这支穿裙子的游行队伍的刚勇的女领袖随后在沙果树酒吧款待了她的伙伴。

行动的结果是，不到两个月这部法令就被废除了。[19]

价格高涨时，一个劳动者家庭每周的生活费有一半以上可能要用于买面包。[20]从地里长出的庄稼如何进入劳动者家庭？乍一看来它显得很简单，这些小麦收割下来，脱粒，运到市场，放到磨坊中，烘烤成面包，然后食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处，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扩散、勒索的机会、骚乱可能发生的爆发点。如果不是以扼要的方式勾画出市场销售和制造过程的家长制模式，而是以传统的理想形式来不切实际地求助于成文法、小册子或抗议运动，它不可能走得更远，不这样做，商业和消费的棘手现实便会遇到阻力。

家长制的模式存在于被侵蚀的成文法，还有普通法和习惯的主体中。直到1770年代，这种模式极为经常地充斥于政府的法案中；而许多地方行政长官继续求助于它。按照这种模式，市场销售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从农场主直接到消费者。农场主应当整批地把他们的小麦送到当地设摊的市场；他们不应该当它还长在地里时就出售它，也不应该出于抬高价格的意愿而扣压它。市场不应当被控制；在规定的时间之前不应当进行买卖，直至铃声响过之后；穷人应当找机会买进重量和容量经过一定监督的小包的谷物、面粉，或上等粗粉。到了一定的钟点，当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应该打第二次铃，（得到正当许可的）大商人可以进行他们的交易。商人们牢记写在发霉的羊皮纸上的禁止批发的法律、禁止囤积或以垄断方式大量收购的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法典的规定，躲开许多限制。他们不应该根据样品来买进（而农场主不应该通过货样来出售）。他们不应该买进尚未收割的收获物，他们也不可以（在三个月内）在同一市场或相邻市场为了牟利买了再卖，等等。实际上，在18世纪绝大多数时间，中间人在法律上始终受到怀疑，而他们的活动在理论上受到严格的限制。[21]

我们从市场监督转到对消费者保护。磨坊主和（相当一部分）面包师傅被看作社会的仆人，不只是为获利而工作，而是为了得到公正的承认。许多穷人愿意直接从市场购买他们的谷物（或者作为工资的补充或者通过拾落穗得到它）；他们会把谷物拿到磨坊去碾磨，磨坊主在那里会按惯例收磨费，然后，他们自己烘制面包。在伦敦和那些大城市，这种规则早已中止了，面包师傅的津贴或收入严格根据面包法定价格来计算，由此，面包的价格和重量会按规定的小麦价格来决定。[22]

当然，这种模式在许多方面是与18世纪的现实相伴的。我还要指出，更令人惊奇的是，它的一部分如此久远，却仍然在起作用。因此，1795年艾金能够这样描述普雷斯顿市场井井有序的管理：

每周举办的市场……管理得极好，杜绝了垄断和囤积。除了本城居民外，不允许其他人在开始后的第一小时，即早晨8时到9时买进。到9时其他人可以进行买卖。在下午1点钟以前，任何没有卖掉的东西都不得撤出市场，鱼除外……[23]边码195页

同年在西南部（另一个以传统主义著称的地区），埃克塞特市政当局试图通过在上午8时到中午的时间内，把“行商、讨价还价者和零售商”排除在市场外以控制他们，到这个时间，市政厅的铃会响。[24]在伦敦和许多设有市场的市镇，整个18世纪始终有效地推行着面包法定价格。[25]如果我们遵循按货样出售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假如过早地废除习惯限制是多么危险。

一般认为，根据货样出售谷物直到17世纪中叶还是很流行的，当时对于东约克郡的实践有很好的描述。[26]当然，到1725年，当时笛福对谷物贸易作了著名的评述。[27]但是，当许多大农场主此时无疑在绝大多数郡中按货样出售时，老的有帐幕的市场仍然很常见，并且甚至在伦敦郊区仍然残存。1718年一份小册子把农村市场的衰落描述成近年才发生的事：

除了玩具店和出售饰物和小摆设的棚店外，人们看不到其他什么……市场税已消失；而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在几个自治城镇中曾在一天内把400担谷物送到城市里去，现在市场所在地长满了青草。

（作者抱怨说）农场主已逐渐躲开市场，而在他们家门口与批发商和其他“无执照经营者”做买卖。其他农场主仍然只把一担货物送到市场去，“在市场上陈列，讨价还价”。但是，主要的交易是通过“被称为货样的放在一个包内或手帕内的小包的谷物”来完成的。[28]

这确实是事物的趋势。但是，许多小农场主继续像以前一样在市场抛售他们的谷物；而旧模式仍然作为一种怨恨的来源为人们记起。新的市场销售方法一次又一次引起争议。1710年，一份代表（白金汉郡）斯托尼斯特拉特福贫苦民众的请愿书抱怨说，农场主和商人“在农家庭院内并在他们的谷仓门口进行交易，这样，贫苦居民无法按照合理的价格用他们的钱买到谷粉，这真是极大的灾难”。[29]1733年，几个自治城市向下院请愿，反对某些做法：（萨里郡的）黑斯尔米尔抱怨磨坊主和面粉商全神贯注于商业——他们“秘密地用同样的方法（使用货样）买进大宗谷物，拒绝通过诸如在公开的市场买卖的方式买进”。[30]有人提出，在做法上有不光明正大之嫌，以及在商品销售过程中缺乏透明度。

随着这个世纪的推进，尽管抱怨之声倾向于向北和向西转移，但并未消失。在1756年饥荒时节，枢密院除了启动反对囤积的旧法律外，还发布了一项宣言，命令“所有农场主为免于处罚，要把他们的谷物拿到公开的市场上去，并且不得根据货样在他们自己的住处出售”。[31]但是，当局不喜欢过于局促地为此施压：在1766年（另一个匮乏的年份）萨里的地方行政官对于按货样买卖是否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该惩罚的罪行作了调查，并得到了奇怪的含糊的回答——国王陛下的大臣并没有以其官署的名义对法律作出解释。[32]

两封信洞察了传播到西部的新的做法。一名通信人在1766年写给谢尔本（Lord Shelburne）的信中指责商人和磨坊主在奇彭纳姆结成“同盟”：

他自己把四分之一的小麦送到市场上去，虽然已有许多担子在那里。而不久，市场的铃声响起来，无论在哪里，对他们代理人的请求的答复总是“这已卖掉”。因此，尽管……为了避免法律的惩罚，他们总是把它送到市场上去，然而，在此之前已经成交，而上市不过是演一场滑稽戏……[33]

（这种做法可能成为骚乱发生的实际理由：1757年6月据枢密院说，“在牛津，民众爆发了起义，并且在几分钟后便扣押并分掉了一批被怀疑是要通过货样进行买卖，并且不露痕迹地在市场上出售的谷物”。[34]）1772年来自多切斯特的通信者的第二封信描绘了不同的市场安排的实践：他断言，大农场主聚集起来，在上市之前便规定了价格，

而这些人中有许多人不愿意以低于40蒲式耳的数量出售，而穷人不可能购买。因此，对农场主没有敌意的磨坊主提出他要求的售价，而穷人必须接受他的条件。[35]

具有家长制作风的人和穷人不断抱怨市场实践的扩展，对此，我们回过头来看，倾向于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和“自然的”。[36]但是，现在可能显得是必然的东西，在18世纪并不一定被认为是必然之事。1768年的一份很有特点的小册子愤愤不平地反对每个农场主像爱护他自己的东西那样支持意志自由，这可能是一种“自然的”而不是“市民的”自由：

那时候还不能说公民自由或一个生活在某个团体保护下的人的自由；倒不如说野蛮人的自由；因此，为了对他自己有利，他不该接受社会权力提供的保护。

农场主在市场上露面是“他职责的实质性部分；不应当允许他们保守秘密或者在其他地方卖掉他的商品”。[37]但是，1860年代以后，有帐幕的市场在英格兰南部和中部的绝大部分地区只起很小的作用，以至于在这些地区，不那么经常听到对于按货样出售的抱怨，尽管关于穷人无法按小包购买的抱怨到这个世纪末仍然时有所闻。[38]在北部某些地区，情况则不同。1795年利兹劳工的一份请愿书抱怨“谷物代理商和磨坊主以及一伙我们称之为行商和粉商的人，他们已经把谷物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可以持有它们并按照他们自己的定价出售，否则他们不会出售”。“农场主从不把任何谷物送到市场去，但是，他们在袋子里装的是自己的货样……这造成穷人非常痛苦的呻吟。”[39]它经过很长时间的过程才找到出路，这至少可以回溯到早先一百年。

可以追随这个例子去说明细节的密度和特征，地方实践的多种多样，以及随着旧的市场实践的改变，民众怨恨可能产生的方式。同样的密度和同样的方式存在于几乎没有得到许可的商品销售区域。家长制的模式当然正在摧毁其他特点。面包的法定价格尽管有效地控制了面包师的利润，但只是简单地反映了小麦或面粉的平均价格，并且绝不可能影响它们。在赫特福德郡和泰晤士河谷，磨坊主现在成了很富裕的企业家，并且有时既是小麦和麦芽商人，同时又是大规模生产面粉的工厂主。[40]在小麦主要的生产区以外，没有代理商的运作，城市市场绝对无法得到供给，而如果反对囤积的立法始终能严格推行的话，他们的活动恐怕已经被扼杀了。

当局在多大程度上承认他们的模式偏离现实？答案必须随着该世纪的时间推移当局所关心内容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能够给出一般的答案：搞家长制的人在通常的实践中承认众多的变化，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紧急状态发生，他们总是退回到这种模式上去。这样一来，他们采用这种模式的一部分作为他们的权利和传统，他们便部分地成为人民的囚徒。甚至存在一种印象，即模棱两可在现实中受欢迎。它在饥荒时节的骚乱地区给了地方行政官员玩弄花招的某种余地，以及他们试图通过劝说以降低价格的某种保证。当枢密院授权（如它在1709年、1740年、1756年和1766年所做的那样）张贴公告，以不堪卒读的野蛮风格威胁说，要用极端的惩罚来对待垄断者、小贩、装货者、小谷物商、行商等人时，它帮助地方行政官员把对上帝的敬畏散布到磨坊主和商人中。反对垄断者的立法在1772年确实就已撤销；但是，宣布撤销的法令草拟得并不好，并且，在1795年下一次大萧条时期，首席法官凯尼恩勋爵（Lord Kenyon）自己谈及它时宣布，根据普通法，垄断仍属刑事罪：“尽管爱德华六世的法令被废除（无论明智或不明智，我对此不加议论），然而根据普通法同时还根据宪法，它仍然是一种罪行……”[41]在整个世纪都能观察到的起诉细流——通常是对小罪过，并且只是在萧条年代——并没有枯竭：事实上，在1795年和1800年至1801年，可能比先前25年中任何时候发生得更多。[42]但是，很清楚，它们意在产生一种象征作用以向穷人表明，当局时时留心按他们的利益行事。

从此，家长制的模式得以理想地存在，同时也是不连续的真实存在。在收成较好、价格不高的年代，当局会变得健忘。但是，当物价上涨，穷人骚乱时，它又复活了，至少起一种象征的作用。

三

至今很少有比新政治经济学的支持者在管理国内谷物贸易事务上取得的胜利更势不可挡。确实，这个胜利对某些历史学家来说是如此绝对，以至于他们很难隐藏他们对于打败敌对派别的渴望。[43]新政治经济学的模式可以很方便地被看成亚当·斯密的理论，尽管《国富论》不仅可以看作一个出发点，而且也可以当作18世纪中期许多重要的讨论线索的重要中心点［它们中有一些，如查尔斯·史密斯《论谷物贸易》（Tracts on the Corn Trade, 1758–1759）清楚地论述，特别关心打破旧的家长制的市场管制］。在反对垄断的立法中达到顶点的1767—1772年间的辩论，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发表前4年便预示着自由放任在这个领域的胜利。这与其说标志着一种新模式，还不如说是一种反模式——它是对于衰变的都铎王朝“供应”政策的一种直接否定。1773年阿巴思诺特（J. Arbuthnot）写道：“让每项关于谷物法的法令都取消”，“让谷物像水一样流动，而它将找到水平状态”。[44]而“无限制的不受束缚的谷物贸易的自由”也是亚当·斯密所要求的。[45]新经济学产生了一种败坏风纪的商业和消费的理论，它一点也不比影响深远的关于取消对高利贷限制的辩论逊色。[46]说“败坏风纪”，并不是暗示斯密和他的同事不道德[47]或不关心公共福利。[48]倒不如说新政治经济学正在消除闯入的道德规则。老的小册子作家首先是道学家，其次才是经济学家。至于商品销售的道德方针，除了作为端倪和结论，它并没有引入新的经济学理论。

从实践方面来说，新的道德以如下方式起作用。在自由市场上供求的自然运行，会在最大限度上满足各方并建立普遍的幸福。市场从未有过比让它自己管理外更好的管理。在一个平常年份，谷物价格可能通过市场机制自我校正。收获后不久，小农场主和所有用实物支付其工资和支付米迦勒节地租的人都会将其谷物脱粒并送到市场上，或者按他们事先订立的契约出售。从9月到圣诞节，预期价格较低。中等农场主怀着市场行情变好的希望把谷物保留到早春；可是最富裕的农场主和从事农业的乡绅会把他们的一部分谷物保留到更晚的时候，如第二年的5月到8月，盼望捕捉最俏的行情。通过这种方式，国家的谷物储备在52周以上的时间里由价格机制合宜地限定，而不受国家任何干预。在中间人干预并事先承包了农场主收获物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更有效地实施这种限定作用。在缺粮年份，谷物的价格可能上升到使人不安的高点；但这还是幸运的，因为（除了对进口商品提供一种刺激外）它还产生了一种限量的有效形式，没有这种限量形式，所有的存货会在一年的最初9个月消费掉，而在余下的3个月，缺粮会变成真正的饥馑。

可能破坏自我调节经济的唯一方式是国家爱管闲事的干预和民众的偏见。[49]必须允许谷物自由地从多余的地区向缺乏的地区流动。因此中间人起了一种必要的、生产性的、值得称赞的作用。对于反对垄断的偏见，斯密将它当作一种与巫术同等水准的迷信，简单地草草了结了。对商业自然模式的干预可能导致地方的饥馑，或是使农场主对增加他们的产量失去信心。如果强制实行提前出售，或者在缺粮时节对价格加以限制，过多的仓储就会被消费掉。如果农场主确实过于长久地隐藏他们的谷物，当价格回落时他们似乎可能遭到损害。对于其他民间的罪人，如磨坊主、面粉商、商人和面包师傅来说，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他们。他们的行业具有竞争性。他们至多只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使价格不正常，而这常常使他们极度狼狈。当这个世纪末价格开始飞涨时，补救的办法看来不是代之以管制贸易，而是更多地圈地、耕作荒地和改进技术。

恐怕没有必要去证明，一种天祐的为所有人的最大幸福尽力的自然经济和自我调整的经济，像迷信一样具有拥护家长制模式的意向——尽管很奇怪，一些经济学家后来放弃了这种迷信。斯密的模式比起家长制来在某些方面更加密切地顺应18世纪的现实；并且，在思维结构的对称和视野方面更优秀。但是，人们不应当忽略这种模式所传达的经验有效性的美观的外表。其实，首先是诉诸一种道德规范——它应当成为人们互惠的职责——其次，看来是说：“这是事物运行的方式，或者说，如果国家真的不加干涉，事情才如此这般。”然而，如果人们仔细研究《国富论》的这些部分，他们感到，它不太像一篇经验调查论文，而更像一篇华美的逻辑上自我确证的论文。

当我们考察18世纪谷物贸易实际的组织时，没有一种现成的经过经验证实的模式可供使用。对商品销售进行的调查始终很少；[50]对关键人物如磨坊主也缺乏第一流的研究。[51]甚至斯密理论的基本原理的第一个入门点——假设高物价是定量配给的有效形式——仍然不过是一种断言。对谷物或面包的需求极度缺乏价格弹性，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当面包非常昂贵的时候，（如一位地位很显赫的观察家曾提醒的）贫民并没有转而改吃燕麦饼。在某些观察家眼中，当价格上涨时，劳动者可以吃到同样数量的面包，但是从他们的预算中割舍了其他项目；他们甚至可以食用更多的面包作为失去其他种类食物的补偿。在正常年景，1先令中有6便士可用于买面包，6便士用于买“杂肉和充足的蔬菜”；但是，在高物价的年景，1先令却会全用于买面包。[52]

无论如何，众所周知，粮食价格的波动无法简单地根据物价供求机制来解释；而用慷慨的支付来鼓励谷物输出，使事情变得更不正常。粮食是仅次于空气和水的首要生活必需品，人们对任何供给不足异常地敏感。1796年，阿瑟·杨计算，小麦全部收成的短缺不到25%，但是物价上涨了81%：（根据他的计算）这给农业社会带来超过通常年景2000万英镑的利润。[53]传统主义的作者抱怨，农场主和商人所起的作用来自“垄断”的力量；他们一再遭到小册子的反驳，说他们“过于荒谬以至于不屑一顾：什么！超过20万人……！”[54]不管怎样，存在争议的问题不在于农场主或商人是否能够作为“垄断者”活动，而在于生产和商业利益从整体上说在环境长期持续有利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利用他们对生活最必需物品的控制而对消费者提高价格，这与今日发达工业国家始终能够对欠发达国家抬高某些工业品价格的做法几乎雷同。

随着这个世纪的推进，如同小麦经过了非常复杂的成网络的中间人之手一样，为市场销售进行的生产变得不那么透明。农场主不是在公开竞争的市场上出售产品（从地方或地区意义上说，这与其说是自由放任模式的目标，不如说是主张家长制的人的志向），而是向商人和磨坊主出售，后者在持有货物和保持市场高价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该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随着人口增长，这种消费继续对生产产生压力，而生产者一般说来能够较好地控制卖方市场。战时状态虽然事实上并未极大地抑制匮乏条件下谷物的进口，但无论如何加剧了这些年份中的心理紧张。[55]确定收获以后的价格之所以重要，在于期望收获带来的报酬：在该世纪的最后数十年间，有证据表明农业院外活动集团的成长，他们充分了解与收获后价格水平有关的心理因素，百折不挠地助长了一种对短缺的期望。[56]饥荒年代，农场主满是笑容的面孔声名狼藉，[57]而在丰收之年，造物主轻率的仁爱招致了对农业“灾难”的呼喊。不管在城里人眼中产量是怎样丰富，每一次收获后脱粒开始时，人们都在谈论霉病、水灾、化为粉尘的枯萎麦穗。

自由市场模式意味着一种结果，即大小农场主全年都在把他们的谷物运往市场；但在世纪之末，由于高价格的年份相继出现，所以许多农场主能够运回其粮食，直到市场价格上升到令他们满意的程度。（这对他们来说终究不是一件例行的市场销售事务，而是严重地涉及消费者的利益：可以说他们的利益一年到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三四个麦垛可卖得的价格。）如果还得继续付地租，乡村金融业的发展使农场主较易获得贷款。[58] 9月或10月的骚乱常常是丰收之后价格未能下跌促成的，并且预示着在幸运的生产者和愤怒的消费者之间故意的对抗。

作出这些说明，并非旨在驳倒亚当·斯密，而仅仅是指出，在我们掌握足够多的知识之前需要警惕之处。我们只需说明，自由放任的模式并未被经验所证明；不像是生来便有的；而且存在着某些相反的证据。晚近一直有人在提醒我们“商人在18世纪创造金钱”，并且谷物商人恐怕能够“通过市场运作”来获得它。[59]这种运作偶尔被记载下来，尽管很少像（剑桥郡）惠特尔斯福德的农场主兼谷物商人在1802年的日记中那样直言不讳地记载下来：

我这次在12月以每夸脱50先令的价格买进裸麦，我大概可以按每夸脱122先令出售它。穷人有他们的好裸麦粉，每配克(1) 2先令6便士。教区把差额付给我，即每配克1先令9便士。它对穷人是一种赐福，而对我是有利的，我买下320夸脱。[60]

这次交易的利润大约是1000英镑。

四

如果人们能够在传统主义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政策之后清晰地重建作为替代物的模式，难道人们能够重建同样的民众道德经济学吗？这不那么容易。人们将面临复杂的理性分析、偏见和回应短缺的传统模式。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不可能清楚地鉴别赞成群众理论的集团。他们由能够清晰表达自己意见的人和不能清晰表达自己意见的人组成，并且包括受过教育和谈吐文雅的人。1750年以后，每一个匮乏的年份都导致大量关于不同价格的小册子和书信的出版。它们普遍地抱怨谷物自由贸易的领导人错误地指导乡绅，为暴民不满之火添油加柴。

这一点是真实的。民众事实上是从家长制的模式中得出它的合法性观念的。许多绅士仍然憎恨侵害他人权利的中间人。在庄园领主保留市场权利的地方，他们因（通过货样来出售等）失去市场税而愤恨。如果他们是地主农场主（landlord-farmers），当他们目睹了肉和面粉以一种与他们自己从商人那里买得的不相称的高价销售时，他们对这些普通商人获得过高的利润感到愤恨。1718年随笔作者对关于此事的文章摘要有这样一个标题“一篇证明谷物、家畜和其他可销售商品的囤积居奇者、大量收购者、垄断者、小商贩和批发商……对于商业的破坏作用、对穷人的压迫以及给王国带来普遍麻烦的论文”。所有的商人（除了牲畜商和把粮食从一处运到另一处去的单纯赶运货车的人）被这种并非没有洞察力的作家看作“一伙卑劣恶毒的人”；并且，按照具有确定的等级身份的人标准的谴责布尔乔亚的措辞说道：

他们是一种漂泊不定的人……他们随身携带所有的东西，而他们的……本钱不过是普通的骑马习惯、一匹好马、一系列的集市和市场，以及不计其数的厚颜无耻。他们具有该隐(2)的特征，并且像他一样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在集市商人和诚实的消费者之间进行一种侵害他人权利的交易。[61]

这种对商人的敌意，甚至存在于许多乡村治安法庭法官的观念中。当民众骚乱横扫他们管辖的地区时，人们指出，他们中一些人很迟钝。他们对于攻击不信奉国教徒或教友会教徒中的经销人并没有表示不快。一个布里斯托尔的小册子作家（很清楚他是一个谷物经销人）在1758年严厉地控诉治安法官是“法律造就的暴徒”，后者在前一年阻止他从塞汶河谷和瓦伊河谷输出谷物，他“数次向若干治安法官提出申请，但都没有结果”。[62]事实上，民众反对垄断者的吵闹声确实在增长，但并没有招致某些当权者的厌恶。它分散了农场主和靠地租利息为生的人的注意力；当时暧昧的教友派地区理事会反对垄断者的威胁使穷人们想到，当局正关注着他们的利益。1766年一个商人抱怨，老的反垄断法边码209页

根据高等法院法官命令，被印在每份报纸上，在每个角落都很醒目，以恐吓那些已经怨声载道的垄断商。普通民众被教导要期待更好的评价并且尊重这些法律……

确实，他指责法官鼓励“超乎寻常的虚伪，有鉴于暴徒的努力和气焰，有必要强制推行法律”。[63]但是，如果法律实际上如此启动，几乎毫不例外地把他们引导去反对小罪犯——地方的骗子或市场售货人，他们把细微的交易带来的小额利润装进口袋——与此同时，大商人和工厂主则不受影响。[64]

这样，一位旧式的执拗的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治安法官J. S.格德勒（Girdler）仿效晚近的范例，在1796年和1800年张贴传单悬赏告发者，在报上刊登信件，展开了一场全面的检举这种罪犯的战役。有几个值季法庭确认了罪行，但是，投机者的收入加起来不过10—15先令。我们能够从他使用那种收到的匿名信的文体推测控告的是哪些罪犯：

我们知道，你们是农场主、面粉商、面包师傅和我们商业的敌人，由于你提出的该死的赏金以及对我们商业的干扰，如果没有我和其他人的祈求，你，你这个娼妇的儿子，恐怕在很久以前便被谋杀了，上帝阻止了你并摧毁你，你再也不会活着看到另一次收获……[65]

各等级的市民加入了像格德勒这样富于同情心的传统主义者的队伍中来。绝大多数伦敦人怀疑每个人都与操纵谷物、面粉或面包等各种敲诈勒索有关。城市的院外活动集团在这个世纪中叶自然特别强大，他们急切地希望取得出口的恩惠，或者在饥荒时节禁止所有出口。但是，伦敦和较大的城市隐匿着无穷无尽的积怨，而一些狂暴的谴责便出自这种环境。1750年代，一个叫曼宁的博士作出断言，即面包不仅掺杂了明矾、白垩、白粉、豆粉，而且还加入了熟石灰和铅白。最耸人听闻的是他宣称，磨坊主在他们的面粉中加进了“成包的地下旧尸骨”：“死人的藏骸所被仔细搜寻过，把污物加入活人的食物”，或者如另一个小册子作者所评论的，“现今正在用最坏的尸骨制造营养丰富的面粉”。

曼宁的控告令人难辨真伪。（一位批评家估算，如果石灰的使用与他的断言成比例的话，那么它更多的是消费在伦敦烤面包业而不是建筑业中。）[66]除了明矾广泛地用于漂白面包外，最普通的假冒形式恐怕就是把变质的面粉掺和进新面粉中。[67]但是，城市居民很快便相信，那些极其有害的掺假是惯常行为，并且这种理解造成了1751年曼彻斯特“舒德山冲突”（Shude-Hill Fight），那里的人们相信一座被攻击的磨坊在它的面粉中掺进了橡子、豆类、骨头、白垩粉、剁碎的麦秆，甚至还有马粪，同时，在另一座磨坊，（群众发现）靠近磨粉机送料斗的地方出现了可疑的掺杂物，这导致了筛选机和筛子被烧掉，并且粉碎器和轮子也被破坏了。[68]

还有其他同样敏感的地区，在那里，传统主义者或城市自由职业者的抱怨煽动起了群众的抱怨。事实上，人们可以联想到，如果骚乱或物价激起的群众行动是按照始终一贯的理论模式进行的，那么，这种模式是对家长制模式的一种有选择的重建，它从其中吸收了那些极有利于穷人并且有希望获得廉价谷物的特点。无论如何它与搞家长制统治的人特征不同。穷人的感受更富于个性：正是这些磨坊主、商人、储藏谷物的农场主，他们激起公愤并使群众采取行动。无论如何，只是当人们对行动中的群众进行考察时，这种由一般的权力观念赋予的特性，才更清晰地暴露出来。因为，一方面群众的道德经济学断然与家长制的经济学脱离：因为民众伦理承认群众采取的直接行动，而在秩序的价值得到支持的地方，家长制的模式显然并非如此。

穷人的经济学仍然是地方性的和地区性的，是从生存经济学中派生出来的。特别在萧条时期，谷物应当在它出产的地方消费。数世纪以来，在匮乏时期出口，会激起强烈的反感。一个地方行政官员就1631年发生在萨福克的一场因出口引起的骚乱写道：“当看到他们的面包这样被从他们那里夺走并送给外国人时，这便把穷人的渴望转变为放肆的狂怒和绝望。”[69]对于78年之后（1709年）在同一个郡发生的骚乱的生动的报告中，一个商人描绘了“暴徒是如何起事的，他认为有好几百人，并且说，谷物不应当运出城去”：“至于暴徒，有的拿着戟，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拿着竿子，而有些人拿着棍棒……”当他们行进到诺里奇时，在途中几个地方，

暴民听到商人打算卖掉这些小麦，便告诉他不应该穿过这座城镇，因为他是骗子和谷物批发商，并且，有人叫喊用石头打死他，一些人把他从马上拽下来，一些人把他打倒在地，并且确信你们确实打他了；他……问他们为何出于他们自己的偏见采用这种非人道的方式，但是，他们仍然叫喊说他是一个打算把谷物运到法国去的骗子……[70]

除了在威斯敏斯特、山区和广阔的牧羊区，人们从未减少对谷物的关注。制造业在乡村极为分散：矿工到麦田旁去上工，家内工人离开他们的织布机和工场去收割庄稼。敏感之处不限于向海外出口，出口地区边缘特别易受影响，在那里，寻常年景只输出少量谷物，但是在匮乏年景，商人们可能希望在伦敦卖出意外的价格，这样使地方的匮乏加重了。[71]金斯伍德、迪恩森林、什罗普郡和东北部的矿工，特别倾向于在这样的时候行动。有名的康沃尔锡矿矿工具有易怒的消费者意识，并且准备付诸暴力行动。1773年博德明的一个绅士以毫不掩饰的赞美口吻写道：“我们遇到了恶魔，他们全都参加了在帕德斯托的骚乱”——

有的人为了输出谷物跑了很远的路……七八百名锡矿工都出动了，他们最初向谷物代理商提出20加仑小麦的价格为17先令；但被告之办不到，他们立即打开地窖的门，搬走了那里所有的（小麦），而不问价钱。[72]

在这个世纪中叶，由于向国外出口有补贴可拿，激起了人们极度的愤怒。由于得到了来自英格兰税收补贴的补助，外国人某些时候以低于英格兰市场的价格买得谷物。因此，出口商时常遭到严厉的讥讽，他们被看作以他自己同胞的开销为代价，秘密地获取耻辱的收益。曾在1740年被浸入河水中的约克郡北部的一个代理商被告之，他“比一个反叛者好不了多少”。[73]1783年，张贴在卡莱尔市场十字架上的一份告示以下面的话作为开始：

彼德·克莱梅塞森和摩西·卢萨特，在这里警告你们，你们必须停止你们的非法交易和诸如此类的想法，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买下谷物运到法国，使卡莱尔城和周围的贫苦居民挨饿，并且，由于把谷物卖到国外而取得法律给予的奖赏。但是，以全能的上帝的名义，我们将以你们的生命为代价给你们奖赏，你这个该死的恶棍……

（布告接着写道）“并且，如果卡莱尔的任何客栈让你或卢萨特把……谷物放在他们的屋子里，他们将为此受到惩罚。”[74]这种情绪在这个世纪的末年，特别是1795年死灰复燃，当时在全国流传着谣言，说有谷物秘密输往法国。更为甚者，在1795年和1800年，一种地区性意识再次达到全盛，就像百年前那样栩栩如生。道路被封锁了，以防止从教区向外运货。运货马车被拦截，在城市中它卸掉货物方予以通行。军队被调动来配合夜间护送谷物运输：

运货马车发出沉重的嘎吱声，

沿着大路开始它们黑暗中的行程。

车轮沿着轮辙，小心地缓慢前行，

装载一半的收获物，走向它们的目的地……

像黑夜里一样，秘密地远征，

隐瞒它的意图，还要躲避光亮……

当贫穷的耕地人起床后，

看见巨大的谷仓，像他们的小屋一样空空如也。[75]

曾有人威胁要摧毁运河，[76]将船砸沉在港口。靠近哈弗福德韦斯特的诺克煤矿的矿工威胁说，要在最狭窄处封闭港湾。甚至在塞汶河和瓦伊河上的驳船也未能免遭攻击。[77]

在面对一个把货物投放外地市场而中断供给当地社区的商人时，愤怒会加剧。1795年一个靠近蒂弗顿的富裕的农场主和客栈老板向陆军部抱怨说，一伙放荡之徒聚众“威胁要推倒或放火烧掉他的房子，因为他收购邻近的农场主和奶场主的黄油，并用通常的运货马车取道他家门口把黄油……运到伦敦去”。[78]同年，在（德文郡的）查德利，群众捣毁了一个磨坊主的机器，由于他根据与海军给养部的合同为舰船提供饼干，而不再向地方社区提供面粉：这已造成了（他用一种泄露天机的措辞说）“一种表象，即我在社区做了许多丑事”。[79] 30年前，一批伦敦商人曾发现，有必要寻求军队保护他们在特伦特河沿岸的干酪货栈：

在爱捣乱的矿工的威胁下……货栈不再是任何包买商的财产，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干酪商团体的财产，并且绝对有必要使他们的干酪受到欢迎，运到赫尔，那里有船运去伦敦。[80]

这些不满与早已指出的对从开放的市场撤回货物的抱怨有关。由于商人搬到离伦敦较远的地方，并且更频繁地参与地方市场，所以，他们能够出价并大量买进，这使得农场主失去满足农民不大的购买要求的耐心。1795年，戴维斯写道：“现在农场主把一蒲式耳的谷物卖给某个穷人已是不合算的买卖了；除非是在某些特定的地方，作为恩惠向他自己的劳工出售。”而在那些穷人不再买小麦而要买面粉的地方，情况依然如此：

无论是磨坊主还是面粉商都不会按照商店的零售价向劳工出售分量不到一包的面粉；而穷人的财力将难以马上买下整包的面粉。[81]边码216页

因此，劳工不得已回到小零售商店去，那里的价格则被抬高了。[82]在老的市场衰落或者还维持着的地方，它的功能改变了。格德勒在1800年写道：“如果一个顾客试图买一块奶酪或半块熏猪肉，他肯定会得到无礼的回答，他会被告知，它们全部被某个伦敦承包人买走了。”[83]

我们可以把某个时候引发的骚乱看作是对这种抱怨的一种表达，1795年丢在索尔兹伯里市长家门旁的一封匿名信写道：

市自治机构的先生们，我请求你们中止这种做法，即诈骗者或其他行商利用你们给予他们的自由去搜寻市场上所有的东西，以至于居民如不到零售商那里去，不付出敲诈性的价格，便无法买到一件物品，他们认为对人民来说这样做很得当，并且甚至很跋扈，因为人们不值得被顾及。但是，只要预报军队将离开城市，那么，他们的好日子就会很快结束。

市自治体被要求下令行商离开市场，直到全市镇居民的要求得到满足，“并且，使所有的肉铺不再一次整只地把肉运走；而是在市场上把它们切碎，并首先满足城市的需要”。信件通知市长，300名以上的市民已经“明确宣誓每个人都要彼此信任，以驱除这些行商”。[84]

在工人群众买得起小袋谷物的地方，重量和分量的不足可能引起强烈的反感。我们看到卢克的劝告：“拿出来，直到给你们，强制使用好的量具，不停地摇动，溢出来，人应当心胸很坦荡。”哎呀，并非所有的农场主和商人在新教英格兰都这样干。查理二世颁布的一项法令甚至给了穷人抛弃量具的权利。谷物对穷人是如此宝贵，以至于在量度上马虎一点，可能对他影响极大，使他一天连一块面包也吃不上。同一项法令试图推行温切斯特计量办法，作为全国的标准，但根本未成功。量度标准种类繁多，甚至在一个郡范围内，一个市场和另一个市场就有不同，这给了小暴发户大量的机会。老的计量单位一般比温切斯特计量单位的容量要大，有时非常大；它们有时为农场主或商人钟爱，更多的时候为顾客喜爱。一位观察者发现，“较低等级的民众嫌它（温切斯特计量单位）容量小，而商人……煽动他们这样做，出于他们的利益而去维持重量和容量的各种不确定性”。[85]

改变量器的企图常常遇到阻力，有时则引起骚乱。一封由什罗普郡克利山的一位矿工写给“受苦难的兄弟”的信宣称：

说是要救助我们的议会却使我们挨饿。他们打算把我们的量器和衡器降到较低的标准。我们大约有1万人立下誓言，在任何时候都做好准备。并且我们还要你们拿起枪和短剑，并相互发誓忠于职守……我们能够牺牲的只有一条性命，而我们不要再受饥寒之苦……[86]

致（萨塞克斯郡）诺锡安的农场主的信警告说：

所有的绅士们，希望你们把这看作对你们所有人的一个警告，要求你们把小蒲式耳量器放到一边，而使用老的量器，因为如果你们不这样，当你们都上床睡觉后，会有大队人马前来烧掉小量器，你们只剩下你们和你们的谷仓和麦秆垛……[87]

1795年，《农业年鉴》的一个来自汉普郡的撰稿人解释说，穷人“抱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晚近市场腾贵之时，从9加仑1蒲式耳改为温切斯特蒲式耳的做法使谷物价格上升了，于是，同样多的钱过去通常能买到9加仑谷物，现在只能买8加仑”。他接着说，

我承认，对于9加仑的量器我干了经过预谋的违法行为，因为这种量器最接近于1蒲式耳面粉（容量）；这样，穷人就能够判断他们该为1蒲式耳面粉付多少钱，而在目前的量度中，要求（他们付出的）比他们明确享用的多。[88]

虽然如此，穷人计算的概念恐怕并非一直不正确。像十进制通货的变化一样，量器的变化有像使用某种魔术的倾向，使消费者处于不利处境。

如果说（在世纪末）穷人在自由市场上始终只能买到较少的谷物，这也表明磨坊主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许多世纪中，磨坊主在通俗的民间传说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既值得羡慕又不值得羡慕。一方面，他以一个难以置信的成功的好色者而著称。从“折磨人”这个词的地方特有的含意上说，他的魔力恐怕是不朽的。恐怕坐落在偏僻拐角处的乡村磨坊，为乡村村妇和少女把她们的谷物带来粉碎提供了便利；此外，他恐怕还要控制生活资料；恐怕他在乡村中的身份使他与这种地位相称——所有这些可能都有助于形成这样的神话：

一个活泼的年轻少女如此活泼和快乐，

有一天她来到磨坊……

那里有很多待磨的麦子，

我只得待一小会儿。

我可爱的俊俏的心爱的人，你过来坐下，

我怕我不能碾磨你的麦子，

我的石头太高，我的水流太慢，

我无法碾磨，因为磨坊无法工作。

随后她坐在一个麻袋上，

他们谈这谈那，

他们谈情说爱，而这爱明显充满柔情，

她很快发现，磨坊可以碾磨……[89]

另一方面，磨坊主的声誉不值得羡慕。内利·迪安在《呼啸山庄》中惊呼：“爱吧！爱吧！难道有谁曾经听过类似的事？我同样可以说我爱磨坊主，他每年一次来买我的谷物。”如果我们现在仍相信这些描述，那么可以说自乔叟写《坎特伯雷故事集》以来，关于磨坊主的故事变化很少。但是，在那些小磨坊主被离奇有趣的中世纪常规指责的地方——太大的收磨费的盘子，面粉存留在窗框子中，等等——他较富有的同行则被控告具有更大的冒险性，即新的侵吞公款的行为：

在那以前，他始终还有鳏夫产权，

但现在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盗贼。

仍有一些乡村小磨坊，它们按照自己的情况勒索磨费，这是一种极端的例子。可以用面粉来付磨费（经常是用“从漏斗中间的拾到的面粉和最好的粗粉”来支付）；而且，由于不论价格如何波动，其比例保持不变，在物价上涨时对磨坊主有利。（甚至在那些磨费始终折算成货币来支付的地方）对于收磨费的小磨坊抱怨倍增，只是时断时续地试图制定规则。[90]由于磨坊主越来越多地参与交易，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向面包师提供磨粉，他们只有很少的时间为（携带一两包拾落穗得来的小麦的）小宗顾客服务；此后便无限制地拖延；还有，从此以后，当返还面粉时，它们可能是其他劣质小麦制成的。（有抱怨说，一些磨坊主以半价购进损坏的谷物，然后将其混入顾客的谷物之中。[91]）随着这个世纪缓慢的推移，许多磨坊转而为工业服务，使得残存的谷物磨坊处于一种更易于获利的地位。1796年，弗朗西斯·巴西特爵士（Sir Francis Bassett）充分感觉到这种抱怨，使他提出了《磨坊主磨费法案》，旨在更加严格地管理他们的活动，还有重量和量器问题。[92]

然而，这些小磨坊主无疑是18世纪的小角色。泰晤士河谷和大城市的大磨坊主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企业家，他们广泛地展开面粉和麦芽的贸易。磨坊主完全不受面包法定价格制约，他们可以随时向顾客宣布提高谷物价格。18世纪在英格兰真正的制造业中心，其中有曼彻斯特、布拉德福德和利兹，也存在未在诗歌中歌颂的付税使用领主磨坊的义务（banalités），包括那些特别的遗风、对谷物碾粉拥有绝对垄断权的司法管辖区磨坊。[93]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拥有区域审判权的不动产赠予人把这些出售或租借给私人投机商。在曼彻斯特的学校磨坊的历史上发生过众多的风波，它们拥有的区域审判权意在作出慈善行动以支持语法学校。1737年拜罗姆博士（Dr. Byrom）的诗中，两个不受欢迎的承租人发出了要求权利的鼓动：

两个瘦削的磨坊主，

想要城市挨饿，几近“皮包骨头”；

但是应该知道，饿成皮包骨头，

那些血肉之躯，简直无法忍受。

1757年，新的承租人寻求禁止向发展中的城市输入面粉，与此同时，（据说）用敲诈勒索和拖延的方法管理其磨坊的做法确实使有血有肉的人无法接受。在那年著名的“舒德山冲突”中，至少有4个人被滑膛枪打死，而区域审判权则最终被取消。[94]但是甚至在那里，也没有获得实际的区域审判权，一座磨坊可以控制一个人口稠密的村落，并且面粉意想不到的涨价或是明显的变质会激起人民的愤怒。磨坊成为这个世纪某些严重的城镇骚乱的凸出的实际目标。位于黑修道士桥的阿尔比恩磨坊（伦敦第一家使用蒸汽机作动力的磨坊）为一个半博爱主义的联合组织管理；然而，当1791年它被焚烧时，伦敦人在街道上跳起舞来并唱起欢乐的民谣。[95]伯明翰的第一座使用蒸汽作动力的磨坊（在斯诺山）处境好不了多少，1795年也成为群众攻击的目标。

乍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当时，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许多地方（当然是在城区）工人群众已相当习惯在面包师傅的店铺中买面包，而不是在市场上买小麦或面粉，而商人和磨坊主在这个世纪末会持续地成为骚乱攻击的目标。我们无法得出精确的变化图表，但显然残存着许多家内烘烤面包的现象。[96]但是，甚至在那里，变化也是彻底的。人们不应当对于形势和群众目的的复杂性估计过低。当然，在面包铺外边存在着大量的小规模骚乱，并且，群众时常使面包“降价”。但是，面包师（他们的行业在物价高涨时很难一直为人羡慕）和所有那些经营人们必需品的人（地主、农场主、代理商行商、磨坊主）一样，日常与消费者打交道；而他们比任何其他人更多地被家长制那些看得见的繁文缛节所保护。面包法定价格明确公开地限制了他们的合法利润（还倾向于把面包业交给人数众多的只拥有少量资本的小商人之手），而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他们免受民众惩罚。有才干的自由贸易倡导者查尔斯·史密斯甚至认为，持续执行这一法定价格是有利的：“在大城镇和城市中，总是有必要确定法定价格，为了满足民众的要求，面包师索要的价格不要高于治安法庭法官认为合理的价格。”[97]

因此，法定价格的心理作用相当大。面包师傅能够希望的只是通过施展小计谋，使他们的利润提高到超出法定价格所承认的水准，其中某些短斤少两的、掺假的、混合进廉价的和变坏的面粉的面包，根据法律需要赔偿，或受到群众直接的报复。确实，面包师有时也得处理自己的公共关系，甚至要争取群众的支持：当凯特林的汉娜·佩因（Hannah Pain）向治安法官抱怨面包缺斤少两时，面包师“煽动一个暴徒逼近她……并且说，她该受鞭挞，人间有如此多的这样鲁莽下贱的人”。[98]在整个这个世纪，许多市自治体作出很多姿态来监督衡器和量器，并且惩罚罪犯。[99]本·琼森（Ben Jonson）所说的“审判过度”仍然频繁地出现在雷丁、考文垂和伦敦街道上：

玛丽，你走进每一家啤酒店，并下到每个地下酒窖；量度布丁的长度……用他的中指来掂估面包的重量……把布丁分给穷人，把面包分给饥民，把奶冻分给孩子。

我们发现，在1795年，按照传统，一个伦敦的治安法官来到塞文迪尔斯发生骚乱的现场，在那里，群众已在拆毁一个面包师傅的店铺，因他被指责出售分量不足的面包。他们冲入店中，没收了面包师傅的原料，将其面包过秤，并发现它们确实分量不足，于是把面包分发给群众。[100]

毫无疑问，熟知顾客情况的面包师抱怨他们无权降低价格，群众转向磨坊或谷物市场。伯明翰斯诺山的磨坊主在谈及1795年的袭击时说：“在仔细搜查了许多面包师的店铺之后，他们蜂拥而入对付我们……”[101]但是，在许多场合，群众清楚地选择了目标，审慎地回避了面包师傅。这样，1740年在诺里奇，人们“涌向城里的每一家面包店，在门上贴上有下列字样的备忘录：小麦每Comb值16先令”。同年，在威斯贝奇，他们迫使“商人以每蒲式耳4便士的价格……不仅向他们，也向面包师傅出售小麦。他们在那里规定了每个面包的重量和价格”。[102]

但是，这里很明显的是，我们面对的是比那种能够解释为民众和个别磨坊主、商人和面包师傅之间面对面冲突更为复杂的行动模式。采取一种更为宽泛的关于群众行动的观念是有必要的。

五

一直有人暗示，“骚乱”一词对于分析众多特别的不满和诱因，是一种无效的工具。用于描述民众行动，它也是一个不精确的词。如果我们要找出直接行动的特点，我们就不要对伦敦以外的面包铺展开争论，甚至也不要就由于对大磨坊主不满引起的大规模骚乱展开争论，而是应该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740年、1756年、1766年、1795年和1800年发生的）煤矿工人、锡矿工人、织工和针织工人很显眼地置身其中的“人民起义”展开讨论。这些“造反”值得注意之处在于，第一，他们守纪律，而且，第二，鉴于他们表现出一种行为模式这样的事实，就其起源而论，我们必须回溯到数百年前：它在18世纪不是缺少而是变得更有经验，在经过了多年平静的历程后，它似乎同时在全国不同的地区重现自己。这种模式的主要活动，不是把粮仓的粮食装进麻袋或是偷窃谷物或面粉，而是采取“降低物价”行动。

这种模式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某些时候以极大的精确性再现了被整理收入《政令汇编》的在1580年至1603年间萧条时期采取的紧急措施。这些紧急措施在伊丽莎白晚年萧条时期被采用，并且以一种多少加以修改的形式在查理一世统治下的1630年付诸实施。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曾要求治安法官参与地方市场事务，

而在那里，你们应当发现，用以供应和供给所谓市场，特别是提供给较贫穷的人（的商品）分量不足，因此，你们应当常去农场主和其他参与耕作的人的住所……看看他们仍存余的已脱粒和未脱粒的谷物的存货和储备……

然后，他们可以命令农场主把“合宜的数量”送到市场上去“并且以合理的价格”出售。治安法官进一步得到授权“降低各种谷物每蒲式耳的确定价格”。[103]女王和她的政务会认为，高物价部分归因于垄断商，部分归因于小麦种植者的“贪婪的欲望”，他们“从来不满足于任何有节制的收益，而是策划谋求保持较高的物价，来明显地压迫贫民”。命令将得到实施，“没有任何偏心，不宽恕任何人”。[104]

此外，《政令汇编》实质上授权地方行政长官（在地方陪审团的帮助下）调查库房中和产粮区的谷物存货；[105]要求供应市场的数量；并且严厉地强制推行立法中关于市场销售业务、许可执照和关于囤积的部分条令。谷物除了在公开的市场上外，不得在其他地方出售，“除非是向某些确实居住在教区内，又不便到有市场的城镇去的手工工人和粗工出售”。1603年的决议并没有严格授权治安法官规定物价，但是命令他们到市场去，保证“把那些治安法官通过认真的劝导而获得的必需的谷物，以较为优惠的价格，提供给贫民”。在紧急时刻确定谷物或面粉价格的权力依赖强迫与劝导并施。[106]

这种紧急状态立法在内战中陷于荒疏。[107]但是，特别是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中，民众回忆涉及的时间特别长。几乎不用怀疑，从1630年的《政令汇编》一直到18世纪，东盎格利亚和西部地区制衣工人的行动有一种明显的传统。（识字的人也留下了长时期的回忆：《政令汇编》1662年再次非官方出版，1758年又再版，附有一个给读者的序言性的致辞，说到目前“邪恶汇合起来造成了匮乏”。）[108]

政令本身部分是对穷人压力的反应：

谷物是如此之昂贵

我没有钱，今年将挨饿——

1630年在肯特的瓦伊教区，一首打油诗体的招贴贴在教堂的门廊上，它这样写道：

如果你对此不注意

你的金钱将迅速不知去向

我们的灵魂非常宝贵

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照料

在我们奋起之前

没有什么愿望会被留心

你处在某个位置

你的职业不会使你丢脸……[109]

130年以后（1768年），煽动性的文件再一次钉在教区教堂的门上（同时被钉在小旅馆的广告牌上）和肯特同一个教区的斯卡雷的板条上，鼓励贫民起义。[110]尽管毫无疑问，直接行动传播的模式在18世纪有了新趋向，但可以看出许多相似的连续性。在许多行动中，特别是在东部和西部老的制造业地区，群众宣称，由于当局拒绝实施“法律”，他们必须为了他们自己而实施。1693年在班伯里和奇平诺顿，由于垄断商要运走小麦，群众“用强力从运货马车中把小麦拖走，他们说，由于治安法官无视法律，他们决意要把法律付诸实施”。[111] 1776年在西部广泛发生的骚乱中，格洛斯特郡的郡长，一位身为呢绒布匹商的绅士，无法掩饰他对骚乱者的敬意——

他们走向……一所农场住宅并且诚恳地要求，他们想要将谷物脱粒并把他们的小麦送到市场，以每蒲式耳5先令出售，这得到允许，并且给予他们一些他们未要求的粮食，他们没有采取丝毫暴力或违法行为便离去了。

如果我们注意到郡长叙述的其他段落，我们便可以洞察这些行动中的基本特点：

在上星期五，一伙暴民吹响号角在这些地区起事，他们完全由人民中最下层人士，诸如织工、技工、粗工、学徒和侍役等等组成……

“他们向靠近城镇的一家谷物磨坊进发……割破面粉袋，分发之，把它搬走，并毁坏小麦等等”，然后，他们来到中心市场，确定谷物价格。三天以后，郡长提出进一步的报告：

他们访问了农场主、磨坊主、面包师傅和行商的商店，按照他们自己的价格出售谷物、面粉、面包、奶酪、黄油和咸肉。他们把一般产品（即货币）归还给所有者，或者当他们不在场时，把钱留交给他们；他们充满义愤和暴怒，但行为极有规矩和节制，他们在那里没有遭到反对；但是，由于他们加以防范，没有出现小偷小摸，现在他们将不允许妇女和孩子与他们一道行动。

在访问了格洛斯特、斯特劳德和赛伦塞斯特周围的磨坊和市场之后，他们按50人或100人分成队访问了村庄和农场，并进入产粮区，要求将谷物按公正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他们中很大的一队伴随着郡长本人，当他就他们的不正当行为对他们讲话时，他们放下了棍棒，耐心地听他讲话，“高兴地欢呼上帝拯救了国王”，然后，拾起他们的棍棒，并重新开始确定物价的善举。这次行动带有整个制衣工业区总罢工的特点：“暴徒们进入我们的车间……并迫使所有的人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出去加入他们的行列”。[112]

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大规模的和守纪律的行动。但是，故事把我们导向了反复遇到的方面。群众从市场进发到磨坊，以后从那里（如同在《政令汇编》中所说）去了农场，在那里，视察了仓储，命令农场主按照群众指定的价格把谷物送到市场去——所有这些都是共有的现象。有的时候还出现访问者按传统的巡视路线到富人的住宅去，强迫他们或让他们自愿作出捐献。1740年在诺里奇，群众在城内强迫降低物价后，在河中抓获一只装载小麦和裸麦的驳船，要求城里的富人捐献出来：

星期四清晨，通过号角声他们再次聚集起来；而在短暂的谈笑之后，他们分成队，从不同的门出城，在他们前面是长长的一队打着旗幡的人，他们打算访问相邻村庄的乡绅和农场主，以从他们那里强夺货币和浓啤酒等等。在许多地方，慷慨的人民回报的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据说他们通过践踏地里的谷物，发泄他们的愤怒……

这一年巡行的群众很活泼，特别是在达勒姆、诺森伯兰、西赖丁和北威尔士的某些地方。反对出口的示威（1740年4月）从迪斯伯里开始，由一位鼓手领导，并且有“一种旗帜”；他们在当地的磨坊之间有一条不变的巡回路线，他们捣毁机器，割开麻袋，并把小麦和粗粉带走。1766年在泰晤士河谷，一批巡行的群众把他们自己称为“管理者”；一个被吓怕的农场主允许他们睡在他院子里的麦秆上，“可以听到他们在房间里相互交谈谁被吓得最厉害，他们在什么地方取得最大的成功”。这种模式持续到1790年代：在（什罗普郡的）埃尔斯米尔，群众截获了正送往磨坊去的小麦，并威胁单个农场主；在迪恩森林，矿工访问了磨坊和农场主的住宅，并且“从他们在路上遇到的人”那里勒索钱财；在西康沃尔，锡矿矿工访问了农场，他们一手拿着绞索，另一只手拿着一份内容是按照压低的价格把谷物送到别的市场去的协议。[113]

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一种控制而不是骚乱；并且，发生这种行动毫无疑问得到了压倒多数的民众一致的赞成。存在着一种出于深刻感觉到的信念，即在饥荒年代，价格应当加以控制，而暴发户把他自己置身于社会之外。群众遇到机会便试图通过说服或者强迫，争取治安法官、教区临时警察，或某些权威人士来负责对群众征收捐税（taxation populaire）。1766年在（牛津郡的）德雷顿，一批群众来到约翰·莱福德（John Lyford）的住处“并问他，他是不是临时警察。在他承认‘是的’之后，一片欢呼，人们说，他应当和他们一起到十字路口去，收取他们从一个叫贝蒂·史密斯（Betty Smith）的人那里拿走的3撒克(3)面粉的钱，他们打算按1蒲式耳5先令的价格出售”；同样一批群众争取阿宾登的临时警察起同样的作用。1795年在汉德波罗（也在牛津郡），人们也用同样的方式谋求临时警察的支持；群众确定了可观的价格，将被拦截的一车面粉按每撒克40先令出售，而把价值不少于15撒克面粉的现金交到他手中。同年在伊利岛，“暴民坚持以每磅4便士的价格把肉买下，由于市长一周前的星期六在剑桥死了，他们要求治安法官加德纳先生监督出售”。同样的事件也发生在1795年，当时民兵或正规军在一些场合监督强制出售，他们的军官则注视着其他方向。军人和群众的一次联合行动，迫使奇切斯特市长答应规定面包的价格。在韦尔斯，第122团士兵开始时

用嘘声对此表示不满，他们在城市各处搜寻黄油，把黄油收集在一起，设岗哨看守，然后打碎，在一个桶里混合，以后，把同样这些东西零售，称重，尽管批发商标出的价格通常比10便士还要高……但（他们）按每磅8便士的价格出售。[114]

如果设想如此大的户外侵害行动是在顺从中进行的，许多人并没有利用这种机会不付款便拿走货物，恐怕是愚蠢的。但是，存在的大量其他方面的证据，其中有一些使人惊讶。1766年霍尼顿的花边工人从农场主那里夺得谷物，而在市场上以受欢迎的价格出售，给农场主带回来的不仅有货币，还有麻袋；1800年奥尔德姆的群众限定每个人只能买2配克；并且在许多场合，当马车在路上被阻拦下来后，装的货物被卖掉，而货币则交给赶马车的人。[115]

此外，在那些货物被拿走而不付钱的事例中，或是在诉诸暴力的地方，调查一下在这个事件中是否有特殊的激怒他们的环境是明智的。对1795年汉普郡波特西的一次行动的叙述引人注意。最初，群众向面包师和屠夫提出通行的价格：“对那些应允这些要求的人可以严格地照此付款”。但是，那些拒绝这些要求的人，他们的店铺被抢劫一空，“没有收到比暴徒愿意留下的更多的钱”。再有，同年在康沃尔的艾萨克港，采石工人扣压了准备出口的货栈中的大麦，按每蒲式耳11先令的价格付了合理的高价，在此同时，警告所有者，“如果他把剩下的送上船，他们会来此地拿走货物，并且不给他任何赔偿”。经常会出现惩罚或报复的理由。1740年在纽卡斯尔的大骚乱中，当摊贩和平底运煤船的船工冲进市政厅，撕毁了城市的账簿，并且分掉了市政厅装在箱子中的东西，把污物和石块掷向副市长，仅仅经过两个激怒他们的阶段事情便发生了。第一，在摊贩的领袖和商人之间（以一位副市长作仲裁者）达成的确定谷物价格的协议被破坏；第二，被吓慌的当权者从市政厅台阶上向群众开枪。1766年在格洛斯特郡（有人）从一所房屋里向群众开枪（郡长写道）——边码231页

他们极为愤怒地闯进房屋，并且摧毁了所有的家具、窗户，并且把它们部分拆掉，把屋瓦也卸掉一部分，后来他们对这一行动感到很后悔，因而他们很疲惫，因为向他们开火的不是房屋的主人（他不在屋内）。

1795年，锡矿矿工对康沃尔彭林的一个签了约要向他们送大麦但送去的是放坏了并发芽的谷物的商人发动攻击。当磨坊遭到攻击时，机器被毁坏，这时常引起长时期的警告，或者作为对某些臭名昭著的做法的惩罚。[116]

如果我们确实希望对于认为粮食骚乱是单线的或间歇性的观点提出质疑的话，我们只需要针对那种深得人心的关于恐吓的连续性动机的观点便可以了，当时男人和妇女几近饿死，不过他们攻击磨坊和谷仓时并没有偷占食物，而只是惩罚业主。谷物和面粉一再撒在大道和树篱上；倾倒进河中；磨坊中的机器被破坏，并且磨坊的水闸被打开。这些行为作为范例引起了当局的义愤和惊讶。（在他们看来）对于一个头脑被饥饿激怒的民族来说，这是“疯狂的”和不正常的幽默举动。1795年首席法官和阿瑟·扬都曾向贫民发表讲演，指出毁坏谷物不是改善面包供给的最佳途径。汉娜·莫尔（Hannah More）做了一次没价值的布道。1800年的一份匿名的打油诗给了我们一个关于这些对下层的训诫的相当生动的例子：

当你和你乡下的朋友消磨时光，

还喝了大量的酒，而你通常不会那样，

当人们都微醉了，你很可能听见：

“是大批收购者使谷物如此昂贵”；

“他们必须并且也会吃面包，

虽然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大米和汤；”

“以及所有这类软和湿的东西”；

“他们将自我拯救：并且用武力和体力去争取

“对所有在庄稼地里的无赖复仇”。

约翰发誓，只要他一息尚存，就要战斗下去，

“被绞死也比饿死要好”，

“他将要烧掉乡绅储藏的谷物，

“所以他要卷起装窃物的旧口袋，而去推倒他的磨坊”。

现在，当他们准备好干草叉和草耙，

还有参加野蛮的战争的所有家伙……

告诉他们，随之而来的是不幸的不合法的行动，

由愤怒开始，以悲伤结束，

仓库被烧，磨坊被推倒，

将无法生产谷物，也无法果腹。[117]

然而，贫民真的如此愚蠢吗？人们觉得磨坊主和商人有点可疑，他们一方面注意着人民，另一方面关注着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他们比打油诗人更了解自己的写字台（escritoire）。因为贫民有他们自己的信息源，他们在船坞工作。他们在运河中驾驶大平底船。他们驾着马车并操纵着通行税征收关卡。他们在谷仓和磨坊中工作。他们常常比乡绅更知晓当地发生的事情。在许多次行动中，他们准确地奔向治安法官真诚地否认有储藏粮食的隐蔽地。如果传言没有任何限制地传播开来，它们至少总是植根于某些浅薄事实的土壤。贫民知道，要获得丰盈收成，只有挽起他们的手臂。边码233页

六

骚乱的倡导者时常是妇女。我们知道，1693年一大批妇女走向北安普敦市场，“把刀插在她们的腰带间，迫使按她们自己的价格出售谷物”。1737年在多塞特的普尔一次反对出口的骚乱中，据报告，“有如此多的妇女和男人构成的大批群众支持他们，并且宣誓，如果在他们行动的过程中，有任何人对哪个妇女动手动脚，他们将召唤大批男子摧毁船只和船货”。1740年在一个“拿着一根棍棒和号角的妇女”的发动下，暴民在达勒姆郡的斯托克顿起事。1795年在彭布罗克郡的哈弗福德韦斯特，一个老派的治安法官在他的教区牧师的帮助下，试图与煤矿工人战斗，他们抱怨说：“妇女前去为男人助阵，他们完全发狂了。我遭到他们中某些人从背后的攻击……”一份伯明翰报纸把斯诺山的战斗描写成“被狂暴的妇女怂恿的一批乌合之众”的行动。在成打的案例中，情况也是如此——妇女用她自己的马铃薯掷向一个不得人心的商人，或是老练地把她们的愤怒与一种精心的考量相结合，也就是相较于男性，她们较少遭到当权者的反扑；哈弗福德韦斯特的治安法官对军人说：“妇女对公众说，她们知道，她们在他们心中，因而他们不会伤害她们。”[118]

这些妇女看起来属于她们这个性别尚未衰落的前史，并且始终不了解她们的解放还要等待200年。［索锡（Robert Southey）在1807年写下了可以作为备忘录的话：“妇女更具有一种反叛的倾向，她们参加时不那么害怕法律，这部分源于无知，部分是因为她们有性别特权，因而在一切公开的骚乱中，她们在凶猛的暴烈行动中走在前列”。[119]］当然，她们也就成为那些深深地卷入面对面的市场销售业务、对价格的意义极为敏感，对发觉短斤少两极有经验的人。可能妇女极频繁地促成自发行动。但是，其他的行动则准备得更仔细。有时告示钉在教堂或旅店的门上。1740年，“在凯特林的一场足球比赛中，有500人在一边大喊大叫，但是计划是推倒贝蒂·杰斯梅因夫人（Lady Betty Jesmaine）的磨坊”。在该世纪末，分发手写的告示恐怕已变得极为流行。1795年来自韦克菲尔德（约克郡）的一份告示写道：边码234页

通　知

致韦克菲尔德所有的妇女和居民，请于下星期五9点钟……在新教堂聚集……以确定谷物的价格……

会与他们在那里会合的哈利法克斯居民

1801年来自斯特拉顿（康沃尔郡）的告示写道：

致斯特拉顿百户村所有希望从残酷的压迫人的农场主造成的挨饿和死亡这种可怕状况下拯救他们的妻子和儿女的劳动者和手艺人，……立即把所有的人聚集起来，并以令人敬畏的阵容向压迫人的农场主的住所前进，并迫使他们在市场上以公正的合理的价格出售谷物……[120]

小规模的自发行动可以从一种仪式化的表示不满的嘘声或零售商店外不满的低语声发展起来；[121]也可以因拦截一辆装载谷物或面粉通过人口稠密的市中心的运货马车引发；或者从只是聚集起来表示威胁的群众发展起来。它可以从一种讨价还价的局面非常快地发展起来：粮食所有者充分了解，如果他不自愿答应群众提出的价格（而他的允诺在以后难以实行），他会处于一种危险的会失去他全部存货的境地。1795年，当一辆装载成包的小麦和面粉的运货马车在牛津郡的汉德波罗被拦截下来时，一些妇女爬上车帮，把包扔到路边。“一些聚集起来的人说，他们愿付40先令买下一包面粉，他们会买下它，并且不会付更多的钱，如果不愿意这样做，他们会用强力夺取它。”所有者（一个“自耕农”）最终表示同意：“如果必须遵循这个价格，那就按这个价格好了。”强制性谈判的过程在1795年对付面包师托马斯·史密斯时同样看得十分清楚，他驾车进入埃塞克斯的哈德斯托克时，在他的驮篮中装有面包。他被40多个妇女和儿童拦在乡村街道上。一位妇女（一个粗工的妻子）拉住了他的马，

并且问他是否已经降低了他的面包的价格。他对她说，他没有从磨坊主那里得到降价的命令。而随后她说：“如果你的确不降价的话，那么你就不得在这个小镇卖出任何面包。”

当他对一个4磅重的面包要价19便士时，有几个群众提出9便士的价格。他们随后“发誓，如果他不愿意让他们按9便士买一只4磅重的面包，他们会拿走它。而在他作出任何回答之前，围着他的几个人从他的鞍褥中拿走了几个面包……”直到此时，才使史密斯同意按9便士的价格出售面包。双方对讨价还价都很老练；而零售商需要在丰年同时也在灾年抓住他们的顾客，他们常常在看到群众骚乱的最初迹象时便立即投降。[122]

在大规模的骚乱中，一旦形成了群众的核心，其余人就常常会通过号角或鼓声聚集起来。1756年一封来自什罗普郡治安法官的信件是这样开始的：“在上个星期一，来自布罗斯利的煤矿矿工通过号角声聚集起来，向文洛克市场前进……”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坚定的核心已聚集起来。不仅是煤矿工人的“男子气”，他们对于剥削消费者的揭露，还有他们的数量和矿工团体固有的纪律，说明了他们卓越的作用。在盖茨黑德的希顿煤矿的摊贩约翰·托德1740年宣誓证明说：“在星期四早晨夜班未完工之时，大约有60人或80人在矿井里停下了三脚起重机……并提议到纽卡斯尔去规定谷物价格……”1795年当他们从哈弗福德韦斯特的诺克煤矿来到这里（治安法官引述了他的教区牧师说的话，“医生、矿工到这里来了……我看了一下，看到大批由妇女、男人和儿童组成的群众手持栎木大头棒沿着街道走来并大声喊，‘一个个都来——一个个都来’”），煤矿工人后来解释说，他们是应那些对于由他们自己确定价格缺乏信心的贫穷的城镇居民的邀请而来的。

群众作出占领的决定几乎不使人吃惊。它（看来）完全代表了骚乱地区“下层”的作为。在牛津郡的威特尼，我们发现了对1个织毛毯工人、1个裁缝、1个餐馆老板的妻子和1个仆役不利的材料；在埃塞克斯的萨弗伦沃尔登，对2个制衣领工、1个鞋匠、1个砌砖工、1个木匠、1个锯工、1个精纺绒线工人和9名粗工提出的起诉；在几个德文郡村庄（萨姆福德佩弗雷尔、伯尔斯库姆、卡尔姆斯托克）我们发现1名未婚女人、2名织工、1名梳羊毛工、1名鞋匠、1名盖屋顶者和2名粗工被起诉；在汉德波罗事件中，一份情报提到了1名木工、1名石匠、1名锯工和7名粗工。[123]说到那些处在比鲁德和其他人指出的法国生活条件好些的人们[124]，很少责难他们有煽动嫌疑。尽管经常有人暗示，劳动者被地位比他们优越的人怂恿，以一种敌对的语言对待农场主和中间人。1801年一位西南部的评论家评论说，骚乱“当然受到了普通商人、梳毛工和不信奉国教者的指导，他们表面上回避，但通过他们的语言和直接影响控制下层民众”。[125]据说有时工人的大雇主曾鼓励他们自己的工人去行动。[126]

与法国相比，另一个重大的差别在于，英格兰的农场工人与富于活力的葡萄种植者和小农相反，相对来说不那么有活力。当然，许多种植谷物的农场主有着继续把便宜的小麦卖给他们自己的劳工的习惯，在此同时，提供住宿的被雇佣农场仆役与农场主共同进餐。当其他一些群体（如煤矿矿工）形成最初的核心，或者他们在某些活动中聚集起足够数量的地方，乡村劳工确实参加了骚乱。1766年一大帮劳工巡游泰晤士河谷的行动是一批劳动者在一条设征税关卡的路上发动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所有的人全都到纽伯里去，使面包卖得便宜”。一旦进入城镇，他们通过在城镇广场示威游行和三次大声欢呼，唤起进一步的支持。1795年在东盎格利亚，在“筑堤工人”（一批“受雇去清扫下水道和筑堤”的人）中形成了一个类似的核心。筑堤工人比起那些“通常来自不同乡村的陌路人，比起那些生活在当地的人，比起不那么容易使其安静下来”[127]的田间劳动者来，则不那么容易被直接认出来和遭惩罚，或是遭乡村家长制的报复。

实际上粮食骚乱并不需要高度的组织性。它需要地方团体中一致的支持，它具有自己的目标和受约束的继承下来的活动模式。而对坚持这种活动形式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从何种意义上说，它走多远才算是成功的？如果它一直未能达到目标，并且除了留下一些被毁坏的磨坊和绞刑架下的牺牲者外别无其他，难道它能够持续如此多年？真的，有数百年之久。这是一个特别难回答的问题；但是，它是一个必须提出的问题。

七

从短时期来看，好像骚乱和控制价格的斗争未能达到它们自己的目标。农场主有时被恫吓到这种程度，以至于他们在以后数月中拒绝把商品送到市场去。乡村制止谷物的流动似乎只是加重了其他地区的短缺。尽管能够找出骚乱导致价格下跌的例子，但也可以找到相反的例子，并且，还可以找到例证说明，在一些地方，骚乱和非骚乱时期市场价格的变动看来差别很小，无论从整体上说还是从平均来看，都找不到必需的关于在整体的市场形势下骚乱所期待的效果。[128]

我们可以类比战争。实际上战争直接的利益，无论对胜方或者对负方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从战争的威胁中得到的利益可以说是可观的：然而，如果不真正批准战争，威胁不会造成恐怖。如果市场所在地像工业革命中形成的工厂和矿山这种阶级战争的竞技场一样多，那么，骚乱的威胁不仅在灾年，同时也在中等的丰年，不仅在容易引起骚乱的臭名昭彰的城市，而且也在那些当权者希望保持和平传统的城市，影响整个商品销售形势。无论我们怎样仔细地确定可以得到的资料，这些资料无法向我们说明，如果骚乱的威胁已完全被排除，价格会上升到怎样的水平。

具有骚乱倾向的地区的统治者，对付动乱常常是冷静和可以胜任的。这使得人们有时忘记了骚乱是一种灾难，时常归因于共同体中社会关系深度的错位，它的结果可能会徘徊数年。地方行政官常常处于极端孤立状态，如果他们派出部队的话，可能要花两三天或更多的时间才能到达，而群众对此一清二楚。格洛斯特郡的郡长在1766年“起义”的最初几天毫无作为，只是和他的“标枪手”到斯特劳德市场去。1709年萨福克的地方长官避免逮捕群众领袖，因为“暴民威胁，如果他惩罚他们同伙中任何人，就要推倒他的房屋和监狱”。另一位在1740年领导衣衫褴褛、手无寸铁的地方民团（posse comitatus）的地方行政长官，从北约克郡到达勒姆沿途抓捕暴民，沮丧地发现达勒姆的市民聚集起来，并且在监狱大门口释放了他的两名囚犯（这样的营救很普遍）。弗林特的一名谷物出口商在这一年甚至有更加不愉快的经历。骚乱者进入他的房屋，喝了他地窖中的啤酒和葡萄酒，并且站着

用一把出鞘的剑指向他女儿的下胸部……他们有大量的火枪、长矛和腰刀。他们宣称，在他们获胜时，5支长矛中有4支将用来挑起我被肢解的四肢，另一支长矛挑起我的头……

秩序问题并不简单。公民力量的不充分和军事力量的无法动用结合起来了。官员自己富于人情味，并且被十分模棱两可的语言包围着，以至于他们处理民事纠纷的权力在对付这种“可憎的事务”[129]时明显缺乏热情。如果地方行政长官召集部队或者批准使用火器，他们将不得不在部队撤出后继续在该地区生活，而招致当地居民的憎恨，或许会收到威胁性的信件，并成为打碎窗户乃至纵火的牺牲品，指定宿营在城里的部队变得不得人心，甚至那些最初曾召唤他们进城的人对他们也是如此，在不可思议地要求部队增援之后，内务部和陆军部的文件表明，在5周和6周的间隔之后，开始有请愿书要求他们撤离。1800年来自森德兰的以教区长为首的居民的一份可怜又可笑的请愿书要求第68团撤离：

他们主要的目的是抢劫。一些人被打倒在地，并被抢去他们的表，始终是以极为暴虐和残忍的方式进行的。

一个年轻人的头骨被打得破裂，另一个人的上嘴唇被切掉。法灵顿旺蒂奇和阿宾登的居民请愿道：

以上帝的名义……把朗达夫勋爵的团的一部分从这个地区撤走，否则，必然的结果是屠杀，因为这批坏蛋以前从未进入过该城。

一位支持这份请愿书的地方行政长官说：“军队野蛮的行径……最大限度地激怒了老百姓。庄稼人通常在集市和市场上交往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中断了。”[130]

骚乱是一种灾难。骚乱之后随之而来的“秩序”甚至会成为更大的灾难。因此，当局出于忧虑，一方面对事件作出预判，另一方面通过个人到场、劝诫和让步，在其萌芽阶段突然阻止它。1733年被愤怒的锡矿矿工包围的彭林的市长在一封信中写道，城市被300名“暴徒袭击，我们被迫对他们表示愿意谈判，并且达成一项协议，让他们按照所有者最初提出的价格的三分之一获得谷物”。这种多少有点不情愿的谈判非常普遍。沃里克郡一个有经验的地方行政长官罗杰·纽迪盖特（Roger Newdigate）1766年9月27日在他的日记中特别提道：

在11点的时候到了努尼顿……城里领头的民众与贝德沃思的煤矿工人以及暴民汇合了，他们高声喊叫并手持棍棒，提出他们的要求，许诺说，如果愿意让他们和平地扔掉棍棒，就满足他们所有合理的要求，之后，他们所有的人确实会进入草地。然后，这些人一起走到他们期待的屋子那里，他们占用了这些房屋，让五六个人进去搜查，并迫使房主出售被他们找到的奶酪……

在罗杰·纽迪盖特爵士和其他两个人给他们每人半基尼之后，煤矿工人迅速离开了城市，他们实际上是按照《政令汇编》行事。[131]

这种谈判在骚乱开始时，常常导致群众让步。但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地方行政长官和地主在预测骚乱方面的努力。例如，1756年什罗普郡一个行政长官叙述了“如果农场主不把他们的谷物送到市场上去”煤矿工人会怎样，“他们将到他们家里去，并且自行脱粒”：

我已经向我的佃户发出命令，要他们把每个人的若干谷物在周六上市，这是我能想到的用以防止更大暴行的唯一的手段。

在同年，我们看到德文郡的地方行政长官采取了同一种方法。骚乱在奥特里发生，没收了农场主的谷物，并且以每蒲式耳5先令的价格出售，并且还袭击了几家磨坊。乔治·扬（Geoge Yonge）爵士派出他的仆役在市场张贴了一份劝告和安抚的文件：

暴徒聚集起来，侮辱我的仆役，并且恐吓啼哭者……在宣读（这份文件）时，他们宣布不会如此去做，不需要招惹绅士，因为他们会在下一个定期集市日把价格规定为4先令9便士；于是我昨天骑马进城，并对普通民众和富人双方说，如果事态不平定下来，必定会派军队来……

他和两个乡绅邻居随后便把自己的谷物送到当地的市场上去：

我已经命令将我的谷物以每蒲式耳5先令3便士和5先令6便士出售给较贫穷的人，由于我已经决定宁可把价格保持在暴徒所提出的价格上，我将派人到磨坊主那里去，以便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分出一些面粉……

埃克塞特市长答复扬说，市政当局已经下令谷物按5先令6便士出售：“当农场主降价后，一切都会立即平静下来……”1801年德文郡继续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埃克塞特四邻品行端正的乡绅……指导……他们的佃户若避免不卖其租约的惩罚，就把谷物送到市场上去”。在1795年及1800年至1801年，在其他诸郡，传统主义地主频繁地向他们的农场租户下达这样的命令。沃里克伯爵（一个诡诈的搞家长制统治的人，并且是一个高度严肃的提倡用立法反对囤积者的人）独自骑马在他的地产上跑了一圈，对他的佃户下达这样的指示。[132]

骚乱之先采取的这些措施，在搜集谷物上市、限制物价上涨，并在恫吓某种牟取暴利行为方面，可能比曾设想的办法更为有效，并且，对处理骚乱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作为给富人的一个信号，可推动教区济贫和慈善机制，如给贫民补助谷物和面包，起一种良性修复作用。1757年1月雷丁的市自治体同意：

应当开始征集这样一笔捐款，以购置面包在贫民中分发……其价格应当规定得比目前面包的价格低得多……

自治体本身捐赠了21英镑。[133]这种措施随后变得很平常，提出倡议的有时是自治体，有时是单个乡绅，有时是值季法庭，有时是教会当局，有时则是雇主——特别是那些在独立的地区雇用了相当数量劳动力的雇主（比如矿工头头）。

1795年采取的措施特别广泛，多种多样，并有充分的文件资料。它们从直接认捐到降低面包价格（有时是各教区派出自己的代理商到港口去购买进口的谷物），到从济贫税中提取补助金，一直到斯宾汉姆兰济贫体系。对这些措施的考察恐怕要把我们引向济贫法史，这远非我们愿做之事。[134]但是产生的效果有时很奇怪。认捐在使一个地区稳定的同时，它通过唤起一种敏感的不平等感，可以激发毗邻地区的骚乱。1740年在纽卡斯尔，在商人和示威的摊贩代表之间（以郡长为中间人）达成一项降价的协议，导致了“乡村民众”从边远的村庄涌入城市；还有一种不成功的尝试，即限制向持有由“钳工、码头装卸工、穿时髦的燕尾服的人和教区执事”写的证明的人销售东西。有军人参加的1795年确定物价的骚乱，被里奇蒙公爵解释为是由类似的不平等引起的；军人这样宣称，“当农村居民得到他们教区和来自捐赠的救济时，士兵没有得到这样的好处”。加之，当这样的认捐具有花钱以平息骚乱的意向时（实际的和潜在的），常常可能起一种作用：对于那些没有从中得到好处的人意味着提高面包价格。[135]在南德文郡，1801年时当局仍然按照1757年的传统行事，从中可以看出这种过程。埃克塞特群众在市场示威，要求小麦按每蒲式耳10先令出售：

绅士和农场主开会，而人民等待他们的决定……他们被告之，他们提出的任何价格、规定都不会一致通过，因为从原则上讲，规定价格的原则不应当反对。随后，农场主同意按12先令的价格出售，而每个居民买到的需和他们的家庭成比例……

在埃克斯茅斯，关于不满的争论非常有说服力。“让我们按照一种我们能够如愿以偿的价格取得不管多大数量的进货，我们会得到满足；我们将不接受来自乡绅的任何捐助，因为它提高了价格，是对他们的虐待。”[136]

在短缺时节，关键在于不仅仅只有价格是由纯粹市场力量以外的许多其他因素决定的，甚至任何对众多有害的“文字”资料缺乏知识的人都必须了解这一点。注意到市场在其中运行的全部社会经济内容和群众压力的逻辑是很重要的。另一个例子是，到那时为止，自由而嘈杂的市场可以表明这种运行逻辑。（多塞特郡）舍伯恩的一个富裕农场主约翰·图古德（John Toogood）作出了一项报告。1757年这一年是以对高物价“普遍的抱怨”开始的，并且频繁地有报告说在其他地方发生了骚乱：

在4月30日这个定期集市日，许多空闲的蛮横无理的穷人和妇女聚集起来，并在市场的商号那里发动了一场骚乱，他们奔向奥博恩磨坊，抢走了若干袋面粉，并且在那里成功地分掉了战利品。

下一个星期一，在修道院里发现了针对图古德兄弟（他们刚刚已以14先令10便士这样令人满意的价格向一个磨坊主出售了10蒲式耳小麦）的一封匿名信，信中说：“先生，如果你不把你的小麦送到市场去，并以一种合理的价格卖掉它，你的库房将被推倒……”

由于骚乱在舍伯恩完全是一件新事物……并且由于在毗邻的教区对于参加这种活动已准备妥当，我想，人们没有时间犹豫不决了，并且，把这种罪恶消灭在它的萌芽状态是适当的，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采取了下列措施。

在济贫院内召开的会议上，一致同意杰弗里先生和我应当去视察城镇所有必须视察的家庭，这事已做了。我们通过捐款募集了100镑，并且在下一个定期集市日以前，我们的治安法官和一些主要的居民将举行一次横穿全城的游行，并且通过传布公告的人士传布下列告示。

“将按每蒲式耳8先令的价格向我们本城贫穷的家庭供给大量的小麦，使他们每周足以维生，直到收获。并且，如果不管有谁在这个公告公布后，使用任何威胁性的措辞或者在本城从事任何暴动或骚乱，罪犯们将立即被收监下狱。”

随后，他们按照小麦每蒲式耳10先令和12先令的价格签约，并且直到收获，以每蒲式耳8先令的价格提供给“列入贫民名单”的人。（这一期间每周提供60蒲式耳小麦将牵涉一笔100—200英镑的补助金。）“靠这些措施，我们恢复了安宁，附近教区众多放荡的不守秩序的人，手提空包失望地出现在市场上，他们希望不花钱就得到谷物。”约翰·图古德记下这件事以教导他的儿子，以如下的劝告作为结论：

如果类似的情况随后在你那个时代发生，又或者你从事农业经营，那么不要让贪婪的眼光诱惑了你而首先提高谷物价格，而是宁可让你在行动中对于贫民的状况表现出某种怜悯和仁爱……[137]

正是这种场合可以显示骚乱的作用。简而言之，骚乱可能始终起一种反作用，尽管这始终尚未得到验证。但是，骚乱一再成为社会灾难，因此，即使花很大的代价，人们都要避免它。这种代价会在暴涨的市场“经济”价格与群众确定的传统的“道德”价格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可能通过搞家长制的人的干预，可能通过农场主和商人谨慎的自我抑制，或是通过慈善和捐助用钱疏通部分群众来平衡解决。如在汉娜·莫尔的颂歌中，说教者杰克·安维尔这个角色在劝阻汤姆·霍德不要参加骚乱时所唱的：

所以，我想整天劳作，

而到礼拜日，

我将在教堂寻找如何忍受一周所有的需求，

上流人士也将提供给我们粮食，

他们将认捐——并且他们将放弃他们的布丁和点心。

Derry down[138]

真的，Derry down，甚至还有Tra-la-dee-bum-deeay！不管上流人士的本性如何，在相邻教区震动极大的骚乱似乎多半促动了仁慈的上流人士，而不像杰克·安维尔跪在教堂的情景。如1630年贴在肯特教堂门外的打油诗所写的：

在我们发动之前，

愿望没有得到满足。

八

我们已经考察了饥荒时节由一种共同的意念乃至一种团体的道德经济学派生的社会抗议模式。它通常对于考察公开而明了的政治意向并无帮助，尽管有时它们产生了偶然的巧合。时常能够发现反叛的措辞，通常（人们怀疑）它们戏剧性的效果使富人寒心。据说纽卡斯尔的煤矿工人为他们胜利地攻占市政厅而表现得激情洋溢，“打算把老的平等原则付诸实践”，他们至少扯下了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的画像并砸烂了相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743年牛津郡亨利的船夫喊出了“僭主万岁”；1766年在萨福克的伍德布里奇，有人在集市贴出一张布告，地方行政长官发现它“特别大胆、煽动叛变、有极为巧妙的含义”：“我们正希望（据说）我们那被流放的国王能从远方回来或者派回一些官员。”1753年西南地区为“法国人将很快到这里来”所威胁，恐怕具有同样的恐吓倾向。[139]

最寻常的是一般的“平等”威胁和祈求降福于穷人。1767年威特尼的一封信使该镇的镇长相信，人民不愿意忍受“这些该死的呼哧呼哧喘气的肥胖而没有心肝的无赖，通过这种凶恶的方式使穷人挨饿，他们（以为）故意这样做，就可以仿照打猎、赛马等方式，维持他们家族的自豪和奢侈”。1766年张贴在伯明翰斯诺山金十字的由“基德明斯特和斯托布里奇”签署的信，或许是押韵的打油诗体裁——

……我们是3000人以上的军队，早已做好战斗准备，

而我们如果不让国王的军队把屎拉在裤子里，

我们将会受损害。

如果国王和议会真的没有下达更好的命令，

我们将把英格兰变成一个废物箱。

并且，如果东西真的没有变得更便宜，

如果我们没有把议会烧光并使一切变得更好，

我将会受损害……

1772年科尔切斯特一封写给所有农场主、磨坊主、屠户、零售商人和谷物商人的信，警告所有的“该死的无赖”当心点，

因为现在是11月份，而我们大约有两三百游民将聚集起来对付磨坊主，并且除了在全国密谋爆炸外，不承认国王，不承认议会。

1766年汉普郡法勒姆的一个绅士预先得到通知，要准备“对付暴民或内战”，它可能“把乔治从他的王位上拉下来，推倒无赖的房屋，并且摧毁立法者的席位”。次年，靠近赫里福德的一个村民写道：“遭受外来的奴虐也比这样弄得精疲力竭要好得多。”如此种种言辞来自英国绝大部分地区。它基本上属于华丽的修辞，尽管这种华丽的修辞以一种毁灭性方式限定了历史学家对乔治统治时期英格兰社会的团结和服从所使用的辞藻。[140]

只是在1795年以及1800年至1801年，雅各宾的倾向当时频繁地出现在这样的信件和传单中，我们确实对于明了的政治动因真正的潜在倾向有了一个印象。关于它们的一个鲜明的例子是使埃塞克斯郡莫尔登的行政长官感到惊恐的“写信制造者和抬高（物价）者”的一些打油诗：

你们希望用劣酒和谷物喂饱穷人，

那么，在断头台下，你们有希望看到你们的头颅，

因为我觉得，如此去拯救穷人是最大的耻辱——

而我认为，你们之中的几颗头颅拿去展览会很漂亮。

这些年里流传着几十封这样的信件。来自（格洛斯特郡）乌利的信写道：“不要国王，只要宪法，取下、取下，取下，命中注定要取下高贵的便帽和骄傲的礼帽，永远取下……”在萨塞克斯的刘易斯，在参加确定价格斗争的几个民兵被处死后，贴出一份警告：“士兵们武装起来！”

起来，为你们的事业，

向这些嗜血的笨蛋，皮特和乔治复仇，

因为自从他们不再派你们去法国，

像猪一样被屠杀，或者被长矛戳穿，

你们被迅速地送出，又迅速地归来，

像乌鸦一样被射杀，或者轮到你被绞死……

1800年在威尔特郡的拉姆斯伯里，一份告示张贴在一棵树上：

打倒你们奢侈的宗教和世俗的统治机构，否则你们就会饿死。他们已经夺走了你们的面包、奶酪、肉，等等。不但如此，他们在远征中甚至夺走了你们成千上万条性命，让波旁家族捍卫他们自己的事业，而让我们这些真正的不列颠人照顾我们自己，让我们把一些人放逐到汉诺威，他们来自那里的丘陵地区，靠你们的宪法建立一个共和国，否则你们和你们的后代将饿死。亲爱的兄弟，我们时代的幸存者，难道你们愿意在吃人者面前倒下去，并让你们残存的后代处于现正吞食你们的流氓政府的重压之下。

上帝拯救穷人，打倒乔治三世。[141]

但是，恐怕需要单独讨论这一战争危机年代（1800—1801年）。我们接近于一种传统的终结，而新的传统几乎没有出现。在这些岁月中，经济压力的新形式——工资的压力——正变得更加有力；在煽动暴乱的言论后面存在着比夸张的文风更多的东西——如地下工会组织、誓约、朦胧的“联合起来的英国人”。在1812年，传统的粮食骚乱和卢得运动重叠。在1816年，东盎格利亚的劳工不仅起来确定价格，他们还提出最低工资额的要求，并要求结束斯宾汉姆兰济贫体系。在1830年，他们期待着完全不同的劳工反抗。一直到1840年代甚至更迟，较陈旧的行动方式还是徘徊着不离去：它特别深深地植根于西南部。[142]但是，在新的工业革命地区，它经过若干阶段转变为其他的行动形式。战后小麦降价减缓了这种转变。在北部城镇，反对谷物批发商的斗争让位于反对谷物法的斗争。

之所以1795年和1800年至1801年把我们引入极难对付的历史学领域，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一直在考察的行动形式依赖一种特别的社会关系集合，在家长制的当局和群众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均势。这种均势在战争期间被排除有两个原因：第一，乡绅激烈的反雅各宾主义导致了对任何形式的民众自我行动的新恐惧；甚至在那些没有这种煽动存在的地区，地方行政长官愿意看到确定物价行动中有煽动暴乱的迹象，对入侵的担忧导致了组织志愿军，而这样就给了统治权力更多的镇压和对付群众的手段，而不是去会见他们和做出让步。[143]第二，由于政治经济学新观念的胜利，这种镇压在中央和众多地方当权者头脑中是合法的。

内务大臣波特兰公爵被看作是这种天国的胜利在世俗生活中的代表。在1800年到1801年间，他不仅在对付骚乱时，而且还在压制和规劝那些仍拥护旧的家长式统治的地方当局时表现出全新的坚定性。1800年9月，在牛津发生了一起有意义的事件。在市场上始终存在一些规定黄油价格的事情，而骑兵出现在城市中（根据披露出来的秘密，是根据副大法官的要求）。在市长和治安法官的指导下，市公所的秘书长写信给陆军大臣，表示他们“对于一队骑马的士兵居然在清晨出现感到惊讶”：

我很高兴地通知你，除了把一些篮子装的黄油带进市场并按每磅1先令出售它，并且向黄油的所有者说明按他们所说的付账，牛津人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暴力倾向……

“尽管当时存在极大的压力”，市镇当局仍然“明白地确认”，“这个城市不存在任何需要出动常备军的必要条件”，特别由于治安法官正极其积极地参与制止“他们认为造成物价高涨、垄断、大量收购和囤积之类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

市公所秘书长的信交给波特兰公爵，而从他那里得到一项有分量的谴责：

阁下……希望你周知市长和治安法官，由于他的官职地位，使他能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体会到，由于目前粮食缺少的缘故，已经在王国多个地区发生的持续的骚乱活动必然地不可避免引发的这种公共灾祸的广度，所以，他认为将更加刻不容缓地号召行使他自己的判断力和辨别力，提出应采取的适当措施，以立即有效地抑制这种危险的活动。因为正如阁下为这一暴动原因感到悲哀那样，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了，它们能够造成的结果，除了增加超出一切预测的不幸外，不会有其他结果。因此，阁下无法让他自己对于你信中谈到“牛津的人民到目前为止已经表明没有任何暴动的迹象，只是把若干蓝黄油带到市场上并以每磅1先令的价格出售，并向黄油的所有者付账，能够列入这种描写”的那部分保持沉默。

你信中表达出的浅薄的见解，绝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甚至推测它与类似的其他情况没有联系而且性质更危险，值得担心的是它并非这种情况）。阁下在观察它时，视之为一种暴烈的和非正义的对财产的攻击，它包含着对牛津城以及各种叙述中提到的它的居民极为致命的后果；而阁下授权市长和治安法官采取这项措施时，必定考虑到，凭借直接的理解来镇压和惩罚、扣留罪犯，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144]

在整个1800年和1801年，波特兰公爵自己忙于推行同样的原则。纠正骚乱的办法是派出军队或志愿军；甚至由于消耗资本而劝阻对廉价谷物的认捐；说服农场主或商人降低价格，成为反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罪行。在1801年4月，他写信给蒙特·埃奇库姆伯爵（Earl Mount Edgcumbe）说：

爵爷必定为自由辩解，我接受并且注意到你提及的协议，让农场主自愿进入康沃尔，按降低的价格向市场提供谷物或其他生活物资……

公爵得到消息说，农场主已经屈从于郡当局的压力：

……我具有的经验……使我看到，每一项这类的保证，就事情的性质来说都无法证明有道理，必然是无法避免的，并且立刻加剧和恶化了自称是要减轻的贫穷，而我还将冒险地强调，它可以提供得越广泛，其结果必然更有害，因为必须防止在农业领域使用资本，它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145]边码252页

在饥荒时期曾经变得绝对必要的“事情的本质”，至少在统治者和贫民之间的某种象征性的休戚与共，现在支配着统治者与“资本使用者”之间的休戚与共。如果说，正是那些综合了病态的反雅各宾主义与新政治经济学的空想家，在他们所赞赏的貌似有理的修饰学篇章中，签发了家长制统治的死亡许可证，恐怕是合适的。“贫穷劳动者让行动得到同情，”伯克惊呼，

……但是，希望不再出现对他们状况的悲叹。对于他们可悲的状况没有任何救济；这只是对他们可悲的智力的一种侮辱……应该向他们推荐忍耐、劳作、节制、节俭和信仰；其余一切明显都是欺骗。[146]

反对拉姆斯伯里布告中的语气是唯一可能的答案。

九

我希望通过这种叙述呈现一幅与通常的描述多少有点不同的画面。我试图评述的，不是一种无意识的痉挛，而是一种特罗布里恩德岛民无须感到羞愧的行为模式。

很难重新设想另一种社会结构的道德前提。对我们来说，很难想象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时代，在那时，其中一种较小的较完整的团体看起来似乎“不自然”时，任何人都将从其他的必然性中获益，而假设在饥荒时节，“必需品”的价格应该保持在通常的水平，即使周围价格可能要低些。

R. H.托尼写道：“中世纪城市经济是一种消费品在公众心目中大概占有首要地位的经济，正如经济效果的无可争议的仲裁人，又如19世纪依附于利润一样。”[147]当然，这些假设在18世纪以前很久便遭到强烈的挑战。但是，在我们的历史学中，我们过于经常地省略了伟大的变迁。我们把囤积和价格公正的原则留给了17世纪。我们接受了19世纪自由市场经济的历史。但是，老的关于生活物资的道德经济学的死亡，正如家长制对工业和商业的干涉的死亡一样，被延长了。消费者对其旧的权利观念的捍卫，正像（恐怕是同一个人在起另一种作用）一个工匠捍卫他技工身份那样顽强。

这些权利观念表达得十分清楚。它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得到教会批准。1630年的《政令汇编》设想把道德戒律和先例作为应急措施的主要部分：

所有好的方法和劝导都被法官在他们若干地区中使用，并且在教堂布道的训诫和劝勉中使用……可以按照便宜和厚道的价格向贫民提供小麦。而使较富有的人被基督教徒的仁爱真挚地感动，促使他们按市场通行的价格向较贫穷的人出售粮食：这种仁慈的行动无疑将得到全能的上帝的奖赏。

至少在1630年值季法庭开庭之前，查尔斯·菲茨–杰弗里牧师（Rev.Charles Fitz-Geffrey）在康沃尔的博德明和福伊所做的一次这样的布道，仍然为18世纪的读者所知。谷物囤积者被谴责：

他们是些愤世嫉俗的人，反对公益，好像世界只是为他们造就的一样，他们想要擅自使用土地，把果实都归他们自己……随着鹌鹑长肥了，对其他生物是毒药的毒芹同时成长起来，这样造成大量的死亡……

他们是“上帝和人类共同的敌人，反对二者的恩典和造化”。至于在紧缺时出口谷物的商人，“金钱的味道对他来说是甜的，尽管清扫水坑在欧洲是最污秽的职业……”[148]

随着17世纪的临近，特别是在清教徒中，这种告诫声减弱了。在巴克斯特那里，道德训诫这部分内容被用伦理判断是非以及商业的精明所冲淡：“仁爱必须与公正同时实施”，并且，在期待物价上涨时可以扣压商品，这样做时必须不“损害共和国的利益，好像……控制它的原因是发生了饥荒”。[149]老的道德说教日渐在以主张家长制的乡绅为一方，以反叛的平民为另一方之间分化。在沃里克郡的斯通利教堂，有一篇利夫人（Lady Leigh）的看门人汉弗莱·豪（死于1688年）的墓志铭：

这里躺着一位穷人忠实的朋友

是他从领主的仓库里分发救济品

不要悲哀地以为，轮到贫民去死

领主本人将每天发给你面包

即使市场真的价格上升，也无碍于他们的价格

在利夫人的石门前，物价将依然如故[150]

老的箴言在整个18世纪都在回响，还可以不定期地在布道坛听到它们：

任何种类的苛捐杂税都是卑鄙的，但这种谷物捐税是最卑鄙的一类。它沉重地落到穷人头上，如此做便是掠夺他们……公开地杀害他们，因为发现他们已经半死，并且掠夺败落的人士……西拉之子谴责这些凶手，他曾说，穷人的面包就是他们的生命：诈取它们的人便是残杀成性之徒……把这种压迫者称为“凶残成性的人”很恰当；而那些残杀成性的人将要交到穷人手中，用他们的那种方式消灭。[151]

他们更频繁地从小册子或报纸上看到：

使生活物资一直以如此高的价格出售，以使贫民……买不起，是最大的罪过，任何人这样做只能是犯罪；它一点不亚于谋杀，不，它是最残酷的谋杀。[152]

有时候在大张的印刷品和歌谣中写道：

你们这些冷酷的富人，现在滚吧！

在你们不幸、悲叹和哀号时

你们溃烂的金钱会起来反对你们，

而证据揭露着你们的灵魂……[153]

“不要把你们的金钱当作上帝”，频繁地出现在匿名信件中。1772年，纽伯里的绅士遭到警告：

当你们想到要进入天堂或地狱时，你们这些大人物要想到穷人，要想到3月15日为母亲布道时的训导，如果我们不为你们劳作，难道你们不想一想，几乎就是如你母亲的儿子般的穷人会饿死……[154]

1795年，康沃尔的锡矿矿工对康沃尔的一个谷物囤积者说，“讨厌的妇人！我们……决定集结起来并立即进军，直到我们来到你如此尊重它的你们的偶像，或你的上帝或摩西（原文为Mows，疑为Moses）面前，推倒它，同时包括你的房子……”[155]

今天，我们不屑一顾不受控制的市场经济的敲诈机制，因为它给我们绝大多数人带来的只是不方便、无法掩饰的艰难。18世纪，情况不是这样。饥荒是真实的，高物价意味着腹部肿起和有病的儿童，他们只是因为食用了霉臭的面粉制成的粗劣的面包。至今还没有发表什么证据说明，在18世纪的英国有任何与古典的生存危机（Crise des subsistances）相类似的危机。[156]1795年的死亡率确实没有接近当年法国的死亡率。但是，存在着被乡绅称为“真正的痛苦”的灾难：（一个人写道）上涨的物价“已从他们背上剥下了衣服，从他们脚上扒下了鞋子和长袜，并且从他们口中抢走了食物”。[157]在康沃尔锡矿矿工反抗之先已有苦难的景况：人们在工作中昏过去，并且不得已由状况好不了多少的他们的同伴送回家去。伴随着饥荒而来的是一种称为“黄热病”的传染病，很可能与濒临饥饿有关系。[158]在这一年中，华兹华斯的“传播谣言的人”漫步于农舍之间，并且看到

时节艰辛；许多富人昏倒，

像是在穷人梦中一样，

而许多穷人不再那样，

而从他们的处所知道他们不再那样……[159]

但是，如果绝大多数工人群众察觉市场是他们被置于剥削之处，那么，特别是在乡村或分散的制造业地区，它成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组织起事之地。在成熟的工业社会中，商品销售（或“买东西”）日渐变得不具有人格。在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并且在南意大利部分地区、海地、印度乡村或今日非洲），市场仍然是一种社会和经济连杆。一百零一种社会和个人的交易在这里进行；消息在这里传递，传闻和流言蜚语流传不绝，政治（如果有的话）在集市广场周围的小饭店或酒馆中讨论。市场是人民在片刻间感到他们很强大的地方，因为他们人数众多。[160]

在“前工业”社会中，市场对抗当然比任何民族的经验要普遍得多。而关于“合理价格”的基本的道德格言同样普遍。人们确实可以设想，在英国，异教意向的残存物达到了比基督教的象征性更加晦涩的层次。到18世纪末，很少有民间仪式像收获完毕的所有用具，与它的风韵和晚餐、它的集市和节日那样，以这样的活力残存。甚至在制造业地区，年度仍然按照季节周期转换，而不是按银行年度转换。饥荒总是作为一种深度精神冲击降临到这些社区。当它伴随着关于不平等的知识和对控制下的匮乏的猜疑到来之时，冲击便转化为狂怒。

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人们为流血现象的发展、为它同化为对面包的要求所感动。1812年在诺丁汉，妇女们在游行时把一个面包插在一根竿子顶端，加上红色的条纹，并用黑色的绉纱系着，用以象征“饥荒造成的流血覆盖在麻布上”。1816年在萨默塞特郡的约维尔发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说，“流血、流血、再流血，他们必然会有一场总革命……”签署这封信的是一颗粗糙的滴血的心。同年在东盎格利亚发生的骚乱中，有这样的警句，“在晚餐前我们将流血”。在普利茅斯，“一个脑袋浸在血中，一颗心靠着它，在街上被发现”。在1831年伟大的默瑟尔骚乱中，一只牛犊用作献祭，一个面包浸在血里，钉在一根旗杆上，作为反叛的标志。[161]

这种因为粮食引起的狂怒，是农业改进时代热闹的最高潮。在1790年代，乡绅自己处于窘困中。有的时候，过于丰盛的食物使其失去战斗力，[162]作为刘易斯·纳米尔信徒的地方行政长官，经常把他们刻苦编纂的档案置之一旁，去窥视麦田中疏树草场上那些饥饿的劳工们。（在这个危急时刻，不止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在写给内务部的信中描述了只要他不是因为痛风而被关在他的屋子里，他们便可能采取的用以反对骚乱者的措施。）剑桥郡的军队指挥官写道，乡村在收获时节没有一些士兵帮助“绝不会平安无事，因为他听到人们在小麦成熟时说他们意欲自救”。他发现，这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心态”，并且，“在这个开放的乡村，极有可能至少是偷偷地付诸实施”。[163]

“你不该罩住踩踏麦苗的牛的嘴。”关于自由市场的新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进展，同时也是关于生活物资的老的政治经济学的崩溃。战争之后，所有残留的东西不过是慈善和斯宾汉姆兰德体系。民众的道德经济学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才会消亡：它被早期的合作面粉厂、被一些欧文派社会主义者拾起来，它还在某些地方合作批发会社内部存在了若干年。它最后消亡的一个征兆是，我们已经能够如此长久地接受一幅简略的、“经济的”画面，把粮食骚乱描绘成一种对饥饿的直接的、阵发性的、无理性反应的画面，这种画面本身是一种缩小了人类与工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的产物。1766年格洛斯特郡郡长的评价是很宽大的，但也是非常有权威的。他写道，这一年暴民已经采取了许多暴力行动，“一些行为放纵和无节制；而在另一些行动中，某些行为有胆识、谨慎、正当，并且坚定地朝着他们宣布要达到的目的前进”。[164]

注　释

[1] M. Beloff, Public Order and Popular Disturbances, 1660-1714 (Oxford, 1938), p. 75.

[2] R. F. Wearmouth, Methodism and the Common Peop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45), esp. chs.1 and 2.

[3] T. S. Ashton and J. Sykes, The Coal Industry of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 1929), p.131.

[4] Charles Wilson, England's Apprenticeship, 1603-1763 (1965), p. 345.法尔茅思的地方行政官向纽卡斯尔公爵的报告（1727年11月16日）是真实的，报告说，“难以驾驭的白铁匠”曾“撬开并抢劫了一些酒窖和谷仓”。比起某些现代历史学家，在结束报告时他们评论说，他们无法更多地理解白铁匠直接行动的根本原因：“按照暴动者自己的说法，这些义举发生时恰逢该郡缺乏谷物，但这种暗示很可能是捏造的，因为绝大多数抢走谷物的人送掉了谷物或者以四分之一的价格卖掉了”。PRO. SP 36 / 4 / 22.

[5] W. W. Rostow, British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1948), esp. pp. 122–125. 关于物价、收成与民众骚乱相关的很有趣的研究，见E. J. Hobsbawm,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Some Social Movements”, in Labouring Men (1946)和T. S. Ashton, 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England, 1700-1800 (Oxford, 1959)。

[6] 我发现R. B. Rose, “Eighteenth Century Price Riots and Public Policy in England”,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i (1961)和G. Rudé, The Crowd in History (New York,1964)书中的开拓性研究对我帮助很大。

[7] C. Smith, Three Tracts on the Corn-Trade and Corn-Laws, 2nd. edn. (1766). pp. 140，182–185.

[8] 参见Fitzjohn Brand, A Determination of the Average Depression of Wheat in War below that of the Preceding Peace etc. (1800), pp. 62–63，96。

[9] 这些普遍性的情况为1796年给枢密院的报告书“城市对于吃什么面包的答复”所证实，PRO，PC 1/33/A. 87和A. 88。

[10] 关于由多种谷粉混合制成的面包，参见Sir William Ashley, The Bread of our Fore fathers (Oxford, 1928), pp. 16–19。

[11] 参见Smith，op. cit., p. l94（关于1765年）。但纽卡斯尔市长1796年5月4日报告，黑面包“为煤业中的雇佣工人广泛食用”，而一份来自赫克萨姆修道院的报告说，“贫穷劳动者、农场仆役，甚至许多农场主”只吃由大麦、大麦和灰豌豆、蚕豆做的面包，而城镇居民吃黑面包或混合粉面包：PRO，PC 1/33/A. 88。

[12] Nathaniel Forster, An Enquiry into the Cause of the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1767), pp. 144–147.

[13] J. S. Girdler, Observations on the Pernicious Consequences of For estalling, Regrating and Ingrossing (1800), p. 88.

[14] 这个问题在[Governor]Pownall, Considerations on the Scarcity and High Prices of Bread-corn and Bread (Cambridge, 1795), esp. pp.25–27有透彻的讨论。也可参见Lord John Sheffield, Remarks on the Deficiency of Grain occasioned by the bad Harvest of 1799 (1800)，esp.pp. 105–106说明，（1795年）“在伦敦没有用次等面粉制成的面包”。1766年霍尼顿的一封来信把次等面粉制成的面包描述为“被筛过的放在地上的麸皮加进未分类的最坏的粗粉的低级混合物”：HMC, City of Exeter, series lxxiii (1916), p. 255。关于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可进一步参见S. and B. Webb, “The Assize of Bread”,Economic Journal, xiv（1904），esp. pp. 203–206。

[15] 参见Lord Hawkesbury to the duke of Portland, 19 May 1797, in PRO，HO 42/34。

[16] 参见R. N. Salaman, The History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Potato (Cambridge, 1949)，esp. pp.493–517。抵抗从以小麦为食物的南部和中部扩展到吃燕麦粉的北部；1795年来自斯托克堡的一封信指出：“一直在进行非常广泛的募捐，以便在贫民中以降低的价格分发燕麦粉和其他粮食——我十分抱歉地说，这些措施很难使那些仍然吵吵嚷嚷地坚持要小麦面包的群众满意”：PRO，WO 1/1094。也可参见J. L. and B.Hammond, The Village Labourer (1966), pp. 119–123。

[17] PRO，PC 1/33/A. 88.可以与埃普索姆教区牧师J.鲍彻1800年11月8日的报吿作比较：“我们的穷人不是靠最好的小麦面包，而几乎是靠面包为生。”

[18] PRO, PC 1/33/A. 88.

[19] PRO, PC 1/33/; a. 88. Reading Mercury, 16 Feb. 1801.强制实施1800年法令以抵制制粉业中的变化，这在萨里和萨塞克斯特别有力。控诉者向萨里的治安法官提供了新面包的货样：“他们送上它，是因为讨厌它的味道（而它确实如此），因为它完全不能胜任支撑他们的日常劳作，因为给他们特别是他们的子女造成了排便的痛苦”：Thomas Turton to Portland, 7 Feb. 1801, HO 42/61。法令在1801年被废除：42 Geo.Ⅲ，c. 2。

[20] 特别可参见D. Davies, The Case of Labourers in Husbandry (Bath, 1795) 中的生活费预算；以及Sir Frederick Eden, The State of the Poor (1797)。还有D. J. V. Jones, “The Corn Riots in Wales, 1793–1801”, Welsh Hist. Rev, ii, 4 (1965), App. I, p. 347。

[21] 对于18世纪谷物销售业务最好的综合性研究仍然是R. B. Westerfield, Middlemen in English Business, 1660-1760 (New Haven, 1915), ch. 2。也可参见N. S. B. Gras, The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Corn Market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Mass., 1915); D. G. Barnes,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orn Laws (1930); C. R. Fay, The Corn Laws and Social England (Cambridge, 1932); E. Lipso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6th edn. (1956), ii, pp. 419–448; L. W. Moffitt, England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25), ch. 3；G. E. Fussell and C. Goodmen, “Traffic in Farm Produc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Agricultural History, xii, 2 (1938); Janet Blackman, “The Food Supply of an Industrial Town (Shef-field)”, Business History, v (1963)。

[22] S. and B. Webb, “The Assize of Bread”.

[23] J. Aikin,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from thirty to forthy Mi-les round Manchester (1795), p. 286.对18世纪组织得很好的市场一项极好的残存记录是关于曼彻斯特的。这里的市场在18世纪始终都任命了市场检查员对鱼和肉、对谷物的重量和标准、对白肉、对面包的法令价格进行检查，任命了啤酒试尝员和官员，以防止“大量收购、垄断和囤积”，对短斤缺两、出售不可出售的肉食等等进行罚款，直到1770年经常这样做；此后，监督有点例行公事的味道（尽管继续进行），到1790年又恢复了警惕性。在1734年、1737年和1748年，还在1776年，对在市场铃响前出售大宗谷物者处以罚款（当时威廉·怀亚特“因为在铃响之前出售，并且宣称不管庄园领主和任何其他人怎么做，他将在一天中任何时候出售”，被罚款20先令）。The Court Leet Records of the Manor of Manchester, ed. J. P. Earwaker (Manchester, 1888/1889),vii, viii and ix, passim.关于曼彻斯特对垄断的管理，参见本章注[64]。

[24] Proclamation by Exeter Town Clerk, 28 March 1795, PRO, HO 42/34.

[25] 参见S. and B. Webb，op. cit., passim；以及J. Burnett, “The Bak-ing Indus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usiness History, v. (1963), pp. 98–99。

[26] Rural Economy in Yorkshire in 1641 (Surtees Society, xxxiii, 1857), pp. 99–105.

[27]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1727), ii, pt. 2.

[28] Anon., An Essay to Prove that Regrators, Engrossers, Forestallers, Hawkers, and Jobbers of Corn, Cattle, and other Marketable Goods are Destructive of Trade, Oppressors to the Poor, and a Common Nuisance to the Kingdom in General (1719), pp. 13, 18–20.

[29] Bucks. CRO, Quarter Sessions, Michaelmas 1710.

[30] Commons Journals, 2 March 1733.

[31] PRO, PC 1/6/63.

[32] Calendar of Home Office Papers (1879), 1766. pp. 92–94.

[33] Ibid., pp. 91–92.

[34] Gentleman's Magazine, xxvii (1757), p. 286.

[35] Anonymous Letter in PRO. SP 37/9.

[36] 例子来自在Gentleman's Magazine, xxvi (1756), p. 534上发现的一篇内容丰富的文献。Anon. [Ralph Courteville], The Cries of the Public (1758), p. 25; Anon. [“C. L.”], A Letter to a Member of Parliament proposing Amendments to the Laws against Forstallers, Ingrossers, and Regraters (1757), pp. 5–8; Museum Rusticum et Commerciale, iv (1765), p. 199; Forster, ibid., p. 97。

[37] Anon., An Enquiry into the Price of Wheats Malt, etc. (1768), pp. 119–123.

[38] 例如，参见戴维斯（Davies）（见本书页边码第216页）。1795年来自康沃尔的报告说，“许多农场主拒绝以小批量（把大麦）出售给穷人，引起了极大的抱怨”：PRO, HO 42/34；1800年来自埃塞克斯的报告说，“在有些地方，通常按照常例进行销售，在那里，买方和卖方（主要是磨坊主和代理商）在一起进餐……市场的利润似乎落到邻居手里”；“下层群众以极大的愤慨”谈起这类做法：PRO, HO 42/54。

[39] PRO, HO 42/35.

[40] 参见F. J. Fish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don Food Market, 1540–1640”, Econ.Hist. Rev., v（1934–1935）。

[41] 凯尼恩勋爵对什罗普郡巡回法庭大陪审团的指令，Annals of Agriculture, xxv (1795),pp. 110–111。但他没有说明他对法律的新见解：1780年版伯恩（Burn）的《法官》（Justice，ii，pp. 213–214）不顾1663年和1772年的法令，曾强调说，“根据普通法，所有任何旨在提高任何商品通常价格的努力……无论是传播假造的流言，或是在市场惯常的营业时间之前买进商品，或者在同一个市场再次买进或卖出同一种商品”均属犯罪。

[42] 格德勒（Girdler）在上引书第212—260页开列了在1795年和1800年的一系列有罪判决。在几个郡建立的民间协会对垄断者提出起诉：见the Rev. J. Malham, The Scarcity of Grain Considered (Salisbury, 1800), pp. 35–44。直到1844年，根据普通法，垄断仍属于犯罪：W. Holdsworth, History of English Law (1938), xi, p. 472。也可参见本章注[63](疑原书误，应为注[64]——译者注）。

[43] 见Gras, op. cit., p.241（“……如亚当·斯密已经指出的……”）；M. Olson, Economics of the Wartime Shortage (North Carolina, 1963), p.53（“人民迅速地找到一个替罪羊”）。

[44] J. Arbuthnot（“A Farmer”）An Inquiry into the Connection be tween the Present Price of Provisions and the Size of Farms (1773), p. 88.

[45] Adam Smith's “digression concerning the Corn Trade and Corn Laws” is in Book IV,Chapter 5 of the Weath of Nations.

[46] R. H. Tawney在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26年）中涉及了这个问题，但这不是他论述的中心。

[47] 无论如何，某些斯密的敌人作出了这种暗示。一个自称熟知他的小册子作者宣称，亚当·斯密曾对他说，“基督教使人类精神贬值”，还说过“鸡奸是一种本身无关紧要的事”。对于他对谷物法的无情的看法不用惊奇：Anon, Thoughts of the Old Man of Inde pendent Mind though Dependent Fortune on the Present High Price of Corn (1800), p. 4。

[48] 就意向而论，我认为没有理由不同意A. W. Coats教授收在E. J. Jones和G. E.Mingay合编的Land, Labour and Population (1967年）中的“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the Labourer”一文。但是，用意向来衡量思想兴趣和历史结果是糟糕的尺度。

[49] 斯密看到二者同时出现：“谷物法在任何地方都会被看作牵涉宗教的法律。人民感到自己对他们现世的生存和他的来世的幸福之间的关系兴趣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必须对他们的偏见让步……”

[50] 无论如何，可以参见A. Everitt, “The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e”, in Joan Thirsk (ed.),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1500-1600, vol, vi（Cambridge,1967）和D. Baker, “The Marketing of Cor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Northeast Kent”, Agric. Hist. Rev. xviii (1970)。

[51] R. Bennett and J. Elton, History of Corn Milling, 4 Vols（Liverpool, 1898），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52] Emanuel Collins, Lying Detected (Bristol, 1758），pp. 66–67.这看来为戴维斯和埃登的生活费预算（参见本章注[20]）和19世纪的观察家所证实：参见The Unknown Mayhew, eds. E. P. Thompson and E. Yeo (1971), App. II. E. H. Phelps Brown and S. V.Hopkins, “Seven Centuries of the Prices of Consuma- bles compared with Builders'Wage rates”, Economica, xxii (1956), pp. 297–298。只允许全部家庭预算的20%用于购买用谷粉制成的食物，尽管戴维斯和埃登（在高物价年份）的生活支出表说明平均为53%。这再次提醒人们，在这种年景，面包的消费仍然是稳定的，但其他项目则被完全取消。在伦敦，到1790年代，可能饮食已经极度多样化。P.Colquhoun在1795年7月9日给波特兰的信说，在斯皮特菲尔德市场有丰富的蔬菜，特别是“作为面包主要代用品”的马铃薯、胡萝卜和萝卜：PRO, PC 1/27/A. 54。

[53] Annals of Agriculture, xxvi (1796), pp. 470, 473. 1699年戴夫南特（Davenant）曾估计，产量短缺十分之一会使物价上涨三成：Sir C. Whitworth, The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Works of Charleo Davenant (1771), ii, p. 244。问题在W. M. Stern, “The Bread Crisis in Britain, 1795–1796,”Economica, new series, xxxi（1964）和J. D. Gould, “Agricultural Fluctuations and the English Econom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 l. Econ. Hist xxii（1926）中得到讨论。古尔德博士提出了一个时常为当代辩护论著提及，并给予极高评价的重要观点，例如，在Farmer's Magazine (ii, 1801, p. 81）中，他指出，小规模种植者在萧条年代需把他们全部收获物留作种子，还要留给他们自己消费：他在诸如此类的事实中发现了“近代初期　谷物价格变动不止的主要理论解释”。人们在确信这种解释之前，恐怕需要对市场的实际运行作更多的调查。

[54] Anon. [“A Country Farmer”], Three Letters to a memb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concerning the Prices of Provisions (1776), pp. 18–19.其他例子参见Lord John Sheffield, Observa tions on the Corn Bill (1791), p. 43 Anon., Inquiry into the Cau ses and Remedies of the late and present Scarcity and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1800), p. 33; J. S. Fry, Letters on the Corn-Trade (Bristol,1816). pp. 10–11。

[55] 参见Olson, Economics of the Wartime Shortage, ch. 3; W. F. Galpin, The Grain Supply of England during the Napoleonic Period (New York, 1925)。

[56] 参见Anon.[“A West Country Maltster”], Consideration on the Pr-esent high Prices of Provisions,and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1764), p. 10。

[57] 约克郡一个地主在1708年写道，“我希望若干年来似乎一直要到来的谷物匮乏，会使我们从农耕中获益，以开垦并改进我们所有的生地”：cited in Beloff, op. cit.,p. 57。

[58] Anon, A Letter to the Rt. Hon. William Pitt ... on the Causes of the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Hereford, 1795), p. 9; Anon.[“A Society of Practical Farmers”], A Letter to the Rt. Hon.Lord Somerville (1800), p. 49. Cf. L. S. Pressnell, Country Banking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xford, 1956), pp. 346–348.

[59] C. W. J. Grainger and C. M. Elliott, “A Fresh Look at Wheat Prices and Marke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 Hist. Rev., 2nd series, xx, (1967), p. 252.

[60] E. M. Hampson, The Treatment of Poverty in Cambridgeshire 1597-1834 (Cambridge, 1934). p.211.

[61] 将近60年后，亚当·斯密注意到“人们对于在匮乏时期这种可以真正获利的时代，有声望和走运的人参与谷物贸易，表示了……普遍的厌恶。这对于一批低劣的商人来说很无耻”。25年以后，菲茨威廉伯爵再次写道：“谷物商人因为害怕与那些已使他们对如此多的污名和诽谤负有责任的人，在某种商品上做肮脏的生意，并且，在对从那些应该说更明智的人那里获得保护毫无信心的情况下，为无知的百姓驱使，而退出交易”：Fitzwilliam to Portland, 3 Sept. 1800, PRO, HO 42/51。但对像霍华德、弗赖和格尼这些家族命运的考察，可以对这些文学描述提出质疑。

[62] Collins, op. cit., pp. 67–74，在1756年英格兰中部粮食骚乱期间，若干教友派的会所遭到攻击：Gentleman's Magazine, xxvi (1756), p.408。

[63] Anon.,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and the Complaints and Disturbances arising therefrom (1766), pp. 26–27, 31.

[64] 与一般的假设相反，关于垄断的立法18世纪上半叶落到被废止的地步，但是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他们在开放的市场上管理小额贸易起了某种作用。在曼彻斯特（参见页边码第195页注，即本章注［23］），从1731年到1759年每年某些时候对垄断和囤积的罚款（7种罚款），有时是每两年或三年进行一次。涉及的日用品包括黄油、奶酪、鲜奶、鸡背肉、鱼、肉、胡萝卜、豌豆、马铃薯、芜菁、黄瓜、苹果、豆类、醋、栗酒、无核小葡萄干、樱桃、鸽子、鸡，但很少涉及燕麦和小麦。1760年以后不那么经常罚款，但发生在1776年（小麦和黄油）、1780年（燕麦和鳝鱼）、1785年（肉类），以及1779年、1797年和1799年（都是对马铃薯）。从1730年到1795年间，象征性的预防垄断的民事法庭的法官，每年由任命3至4名，猛增到1795年的7名、1796年的15名、1797年的16名。此外，罪犯在值季法庭开庭时被处决（如在1757年）。参见Earwaker, Court Leet Records (cited p.195), vii, viii and ix and Constables'Accounts (p, 212), ii, p. 94。关于其他犯罪的例子，参见Essex Quarter Sessions, indictments, 2 Sept. 1709, 9 July 1711（关于大量收购燕麦的诉状）还有1711年涉及囤积鱼、小麦、稞麦、黄油的案例，还有1729/1730年1月30日的案例：Essex CRO, Calendar and Indictments, Q/SR 541. Q/SR 548, Q/SP b b3; Bury St. Edmunds and West Suffolk CRO, DB 1/8(5); ditto for forestalling of butter. Nottingham, 6 Jaa 1745/5, Records of the Borough of Nottingham (Notting ham,1914), vi, p. 209；在阿瑟斯通民事法庭和男爵法庭，判决囤积鸡有罪（罚款13先令4便士），1748年10月18日：Warwicks. CRO, L 2/24, 23；对囤积黄油等提出警告，伍德布里奇市场，1756年8月30日：Ipswich and East Suffolk CRO, V 5/9/6-3。在1757年以前绝大多数值季法庭和市场的档案中可以找到残存的起诉。1766年写《对目前粮食高价的观感》（页边码第209页引用）的作者说，用这些“几乎被人遗忘和不为人注意的法规”来控告“某些谦恭的行商和贫穷的或被威胁的批发商”，并且暗指“主要的经销人”始终蔑视“这种恐吓”，相信它们是拙劣的法律（第37页）。关于1795年和1800年，参见本章注[42]；起诉大商人最重要的案例是拉什比囤积燕麦的案例（1799年），参见Barnes，ibid., pp. 81–83，还有伍斯特巡回法庭宣判沃丁顿垄断蛇麻绳有罪：参见Times, 4 Aug. 1800，以及（关于上诉的有罪判决）I Eastl 43 in ER. cii, pp. 56–68。

[65] Gidler, op. cit., pp. 295–296.

[66] Collins，op. cit., pp. 16–37. P. Markham, Syhoroc (1758), i, pp. 11–31; Poison Detected: or Fright ful Truths... in a Trea tise on Beard (1757), esp. pp. 16–38.

[67] 参见John Smith, An Impartial Relation of Facts Concerning the Malepractices of Bakers (n. d.[1740?]）。

[68] 参见J. P. Earwaker, The Constables’ Accounts of the Manor of Manchester (Manchester, 1891),iii, pp. 359–361; F. Nicholson and E. Axon, “The Hatfield Family of Manchester, and the Food Riots of 1757 and 1812”, Trans. Lancs, and Chesh. Antiq. Soc., xxviii (1910/1911),pp. 83–90。

[69] Calendar State Papers, Domestic, 1631, p. 545.

[70] PRO, PC 1/2/165.

[71] 参见D. G. D. Isaac, “A Study of Popular Disturbance in Britain. 1714–1754” (Edinburgh Univ. Ph. D. thesis, 1953), ch. I。

[72] Calendar of Home office Papers, 1773, p.30.

[73] PRO, SP 36/50.

[74] London Gazette, March 1783, no. 12422.

[75] S. J. Pratt, Sympathy and Other Poems (1807), pp. 222–223.

[76] 数年前韦奇伍德曾说，它“威胁……要摧毁我们的运河并把水放掉”，因为粮食从东盎格利亚通过斯塔福德郡运到曼彻斯特：J.Wedgwood, Address to the Young Inhabitants of the Pottery (Newcastle, 1783)。

[77] PRO, PC 1/27/A. 54; A. 55–57; HO 42/34; 42/35; 42/36; 42/37;也可参见Stern，op. cit., and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enguin, 1968), pp.70–73。

[78] PRO, WO I/1082, John Ashley, 24 June 1795.

[79] PRO, HO 42/34.

[80] PRO, WO I/986 fo. 69.

[81] Davis, op. cit., pp. 33–34.

[82] “当面包师来到一个教区，他确定的首要原则是使所有穷人对他负债；因此，他按

照他高兴的重量和成分来制作面包……”Gentleman's Magazine, xxvi (1756), p. 557。

[83] Girdler, op. cit., p.147.

[84] PRO, HO 42/34.

[85] Annals of Agriculture, xxvi (1796), p. 327; Museum Rusticum et Commerciale, iv (1765), p.198.蒲式耳容量的差别可能非常大：和温切斯特的蒲式耳合8加仑不同，斯坦福德的蒲式耳合16加仑，卡莱尔的蒲式耳合24加仑，切斯特的蒲式耳合32加仑：参见J. Houghton, A Collection for Improvement of Husbandry and Trade (1727), no xlvi, 23 June 1693。

[86] London Gazette, March 1767, no. 10710.

[87] November 1793, in PRO, HO 42/27.提到的容器是量麦芽的。

[88] Annals of Agriculture, xxiv (1795), pp. 51–52.

[89] James Reeves, The Idiom of the People (1955), p. 156.也可参见Brit. Lib. Place MSS, Add MSS 27825: “A pretty maid she to the miller would go” (verse 2)：

然后，磨坊主让她靠着送料斗，

作乐的灵魂如此放肆，

他拉掉她的衣服，并且压在她身上，

因为她说，我要使我的谷物渣滓很少，还要免费。

[90] 参见Markham, Syhoroc, ii, p. 15; Bennett and Elton, op. cit., iii, pp. 150–165; 1740年关于约翰·斯皮里诉米尔布里格磨坊案的报道说，有时取六分之一，有时取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作为罚金：West Riding Sessions papers, County Hall, Wakefield。

[91] 参见Girdler, op. cit., pp. 102–106，212。

[92] Annals of Agricuilure, xxiii (1795), pp. 179–191; Bennett and Elton，op. cit., iii, p. 166; 36:Geo III, c. 85.

[93] 参见Bennett and Elton, op. cit., iii, pp. 204 ff; W. Cudworth, “The Bradford Soke”, The Brad ford Antiquary (Bradford, 1888), i, pp. 74 ff。

[94] 参见本章注[68]以及Bennett and Elton, op. cit., pp. 274 ff。

[95] Ibid., iii，pp. 204–206.

[96] 1796年各城市对枢密院调查的答复，在PRO, PC I/33/A. 88：例如，1796年4月16日约克市长称，“贫民能够从公众的烤炉中获得他们的烤面包……”；4月10日兰开斯特市长说：“每个家庭买回他们的面粉并为他们自己烘面包”；4月4日利兹市长说，这成为习惯，“买进小麦或粗粉，拌和做成他们自己的面包，然后他们自己烘烤或代别人烘烤面包”。对1757年（北安普敦都）科比百户村的面包师傅的调查表明，在31个教区中，一个教区（威尔巴斯顿）有4名面包师傅，一个教区有3名面包师傅，3个教区各有2名面包师傅、8个教区各有1名面包师傅，而14个教区没有常住的面包师傅（4个教区没有答复）：Northams. CRO,H(K)170。

[97] Smith, Three Tracts on the Corn Trade, p. 30.

[98] Examination of Hannah Pain, 12 Aug. 1754, Northants, CRO, H (K) 167 (1).

[99] 值得注意，在饥荒年份对这些罪犯的惩罚极为频繁，毫无疑问，有象征性地使用暴力的意图：这样，1740年5月伯里圣埃德蒙兹法庭开庭时，提出了6起关于短斤少两的陈述：Bury St. Edmunds and West Suffolk CRO, D8/I/8(5); 1766年10月在梅登黑德对6起分量不足实行罚款：Berks. CRO, M/JMI。在雷丁，无论是丰年还是灾年，监视看来完全成了持续不断的事：雷丁中心公共图书馆，R/MJAcc.167, Court Leet and View of Frankpledge。直到1750年代，曼彻斯特市场行政人员时时警惕着，以后则变得非常偶然，但在1796年4月非常活跃：Earwaker, Court Leet Record, ix, pp. 113–114。

[100] Gentleman's Magazine, lxv (1795), p. 697.

[101] MS notebook of Edward Pickering, Birmingham City Ref. Lib. M22. 11.

[102] I pswich Journal, 12 and 26 July 1740.（这条注释我感谢安大略女王大学的R. M.Malcolmson）群众绝没有错把面包师当作他们主要的敌人，而施加压力的方式时常是相当复杂的；这样，1768年在滕特登周围贴出了“煽动性的”宣传品激励人民反抗，并强迫农场主以一担10英镑的价格向磨坊主和穷人出售小麦，并且威胁要驱逐那些给农场主高价的磨坊主：Shelburne, 25 May 1768, PRO, SP 44/199。

[103] “A Coppie of the Councells her[e]for graine delyvrd at Bodmyn the xith of May 1586”:Bodleian Library, Rawlinson MSS B 285.fos. 66–67.

[104] E. M. Leonard, Earlv History of English Poor Relief (Cam bridge, 1900); Gras, op. cit., pp.236–242; Lipson, op. cit., iii, pp. 440–450; B. E. Supple, Commercial Crisis and Change in England, 1600-1642 (Cambridge, 1964), p. 117，对于《政令汇编》的实施有一些叙述。描写其实施的文件收在Official Pa pers of Nathaniel Bacon of Stiffkey, Norfolk (Camden Society, 3rd series, xxvi, 1915), pp. 130–157。

[105] 一个例子可见Victoria County History, Oxfordshire, ed. W. Page (l907), ii. pp. 193–194。

[106] 根据1534年的一项法令（25 Henry VIII, c, 2），枢密院有权在紧急时期确定谷物价格。在一个有点使人误解的注释中，Gras（op. cit., pp. 132–133）认为在1550年以后这种权力从未使用过。无论如何不要忘记：1603年的一项公告像是要固定价格（Seligman Collection, Columbia Univ. Lib., Proclamations, James I, 1603）；1603年的《政令汇编》结束时提出警告：“如果谷物老板和其他粮食所有者……不愿去履行这些决议”，国王陛下将“下令确定合理的价格”；枢密院试图通过1709年的公告限制价格，Liverpool Papers, Brit. Mus., Add. MS. 38353, fo. 195；事情在1757年实际上被详细调查过——参见Smith, Three Tracts on the Corn Trade, pp. 29,35。但是（除了面包法定价格条令外），其他规定价格的权力始终在拖延。1681年牛津市场（为大学控制的）规定了黄油、奶酪、家禽、肉、火腿、蜡烛、燕麦和豆类的价格：“The Oxford Market”，Collectanea 2nd ser. (Oxford, 1890), pp. 127–128。似乎规定浓啤酒法定价格的做法1692年在米德塞克斯失败（Lipsom，ibid.,ii. p. 501），而在1762年授权啤酒商以合理的方式提高价格；但是，当1773年有人提议将每夸脱浓啤酒价格提高二分之一便士时，约翰·菲尔丁爵士写信给萨福克伯爵说，提价“不能认为是合理的；臣民也不愿接受它”：Calendar of Home Office Papers, 1773, pp. 9–14; P. Mathias, The Brewing Industry in England, 1700-1830 (Cambridge,1959), p. 360。

[107] 参见G. D. Ramsay, “Industrial Laisser-Faire and the Policy of Cromwell”, Econ. Hist.Rev., 1st series, xvi (1946), esp. pp. 103–104; M. James, Social Problems and Policy during the Pu ritan Revolution (1930), pp. 264–271。

[108] Seasonable Orders Offered from former Precedents Whereby the Price of Corn... may be much abated (1662)—a reprint of the Elizabeth Orders; J. Massie, Orders Appointed by His Majestie King Charles I (1758).

[109] Calendar State Papers. Domestic, 1630, p 387.

[110] Calendar of Home Office Papers, 1768, p. 342.

[111] Westerfield, op. cit., p. 148.

[112] Letters of W. Dalloway, Brimscomb, 17 and 20 Sept. 1766, in PRO, PC 1/8/41.

[113] Norwich, 1740—I pswich Journal, 26 July 1740; Dewsbury, 1740—J. L. Kaye and five magistrates, Wakefield, 30 Apr. 1740, in PRO, SP 36/50; Thames Valley, 1766—testimony of Barthol omew Freeman of Bisham Farm, 2 Oct. 1766. in PRO, TS 11/995/3707; Ellesmere, 1795—PRO, WO I/1098, fo. 359; Forest of Dean—John Turner, mayor of Gloucester, 24 June 1795, PRO, WO I/1087; Cornwall—see John G.Rule, “Some Social Aspects of the Corn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Roger Burt (ed),Industry and Society in the South-West (Exeter, 1970), pp. 90–91.

[114] Drayton, Oxon—短暂地反对威廉·登利和其他3个人, in PRO, TS 11/995/3707;Handborough-information of Robert Prior, constable. 6 Aug. 1795, PRO, Assizes 5/116; Isle of Ely—Lord Hardwicke, Wimpole, 27 July 1795, PRO, HO 42/35 and H.Gunning, Reminiscences of Cambridge (1854), ii, pp. 5–7; Chi chester—duke of Richmond. Good Wood, 14 Apr. 1795, PRO, WO I/1092; Wells—“Verax”, 28 Apr.1795, PRO, WO I/1082 and the Rev. J. Turner, 28 Apr., HO 42/34。关于一个临时警察因为参加锡矿矿工在圣奥斯太尔的骚乱而被处决的例子，参见Rule, op. cit.,p. 90。

[115] 参见Rose, op. cit., p.435; Edwin Butterworth, Historical Sketches of Oldham (Oldham, 1856),pp. 137–139, 144–145。

[116] Portsea—Gentleman's Magazine, lxv (1795), p. 343; Port Isaac—Sir W. Molesworth, 23 March 1795, PRO, HO 42/34; Newcas tle—Gentleman's Magazine, x (1740), p. 355, and Various Sources in PRO, SP 36/51, in Northumberland CRO and New castle City Archives Office; Gloucestershire, 1766—PRO, PC 1/8/41; Penryn, 1795—PRO, HO 42/34.

[117] Anoa., Contentment: or Hints to Servants, on the Present Society (broadsheet, 1800).

[118] Northampton—Galendar State Paper, Domestic, 1693, p. 397; Poole—memorial of Chitty and Lefebare, merchants, enclosed in Holies Newcastle, 26 May 1737, PRO, SP 41/10;Stockton—Edward Goddard, 24 May 1740, PRO, SP 36/50（“我们遇到一个女子拿着棍棒和号角到诺顿去发动人民……从她手中接过号角。她始终使用非常恶劣的语言步入城市，尽其所能发动人民……号召妇女发动起来……她一路上大声疾呼，你们都该死，难道你愿意看着我受罪或者被送到牢狱中去吗？”）；Haverfordwest—PRO, HO 42/35; Birmingham—J. A. Langford, A Century of Bir mingham Life (Birmingham,1868), ii. p. 52。边码233页

[119] Letters from England (1814), ii, p. 47.除了凶猛以外，妇女还有其他方法：一个志愿兵上校悲叹道：“恶魔般的妇女现在施展其所有的影响力来诱导个人摧毁他们对官员的依附”：Lt.—Col. J. Entwisle, Rochdale, 5 Aug. 1795, PRO, WO I/1086。

[120] Kettering—PRO, SP 36/50；关于其他的利用足球（比赛）聚集群众的例子，参见R.M. 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 lish Society, 1700–1850” (Warwick, Univ.Ph. D. thesis, 1970); Wakefield—PRO, HO 42/35; Stratton—handwritten notice, da ted 8 April and signed “Cato”, in PRO, HO 42/16 fo. 718。

[121] 1795年7月2日来自伦教罗斯玛丽巷的一个记者抱怨说，在早晨5点钟就“被一种该称之为号叫的极可怕的呻吟声”唤醒：PRO, WO 1/1089 fo. 719。

[122] Broseley—T. Whitmore, 11 Nov. 1756, PRO, SP 36/136; Gates head—information of John Todd in Newcastle City Archives; Haverforwest—PRO, HO 42/35.

[123] Witney—information of Thomas Hudson, 10 Aug. 1795, PRO, Assize 5/116; Saffron Walden—indictments for offences on 27 Ju ly 1795, PRO, Assize 35/236; Devonshire—calendar for Summer Circuit, 1795, PRO, Assize 24/43; Handborough-information of James Stevens, tythingman. 6 Aug. 1795, PRO, Assizes 5/116.特别巡回法庭在对伯克郡所有13名暴动者审判时称之为“粗工”；在被提交格洛斯特1766年特别委员会审判的66人中，有51人被称为“粗工”，10人为“粗工”的妻子，3人为未婚女性，记叙中透露的情况很少：G. B. Deputy Keeper of Public Records, 5th Report (1844), ii,pp. 198–199，202–204。关于1793年至1801年的威尔士，参见Jones, “Corn Riots in Wales”, App. III. p. 350。关于1722年的邓迪，参见S. G. E. Lythe, “The Tayside Meal Mobs”, Scot. Hist. Rev., xlvi (1967), p. 34；被起诉的有1名搬运工、1名采石工、3名织工和1名水手。

[124] 参见Rudé, The Crowd in History, p. 38。

[125] Lt. -Gen. J. G. Simcoe, 27 Mar. 1801, PRO, HO 42/61.

[126] 于是，有人断言，在1740年弗林特因输出引发的骚乱中，托马斯·莫斯廷爵士的管事曾为他自己的煤矿工人提供军械：各种各样的证言收在PRO, SP 36/51。

[127] 关于纽伯里简要的材料收在PRO, TS 11/995/3707; East Anglia—B. Clayton,Boston, 11 Aug. 1795, PRO, HO 42/35。

[128] 毫无疑问，对于与骚乱有关的短期物价运动的详细调查将有助于澄清这个问题；但是，变数是如此之多，关于某些问题（对骚乱的预测、对佃户、商人等等的劝说、慈善募捐、申请济贫税等等）的证据常常无从捉摸并且难以确定其数量。

[129] “……一种只不过因为它必要而证明其有道理的极可憎的仪式”，Viscount Barrington to Weymouth, 18 Apr. 1768, PRO. WO 4/83, fos. 316–317。

[130] 森德兰的请愿书，收在PRO, WO 40/17；旺塔格和阿宾顿给G.扬爵士和C.邓达斯的请愿书，同上引处，1795年4月6日。

[131] Penryn, PRO, WO 40/17；Warwickshire—H. C. Wood, “The Diaries of Sir Roger Newdigate, 1751—1806”, Trans. Birmingham Archaeological Soc., lxxviii (1962), p. 43.

[132] Shroshine—T. Whitmore, 11 Nov. 1756, PRO, SP 36/136; Dev-on—HMC. City of Exeter, series ixxiii (1916), pp. 255–257; Devon, 1801—Lt. -Gen. J. G. Simcoe, 27 Mar.1801, PRO, HO 42/61; Warwick—T. W. Whitley, The 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on of the City of Coventry (Coventry, 1894), p. 214.

[133] MS diary of Reading Corporation, Central Public Library, Reading: entry for 24 January 1757.“鉴于目前面包的高价格”，在1795年7月12日支付了30英镑。

[134] 收在Annals of Agriculture (xxiv and xxv, 1795）中对来信的答复特别有用。也可参见S. and B. Webb, “The Assize of Bread”, op. cit., pp. 208–209; J. L. and B. Hammond, op.cit., ch. vi; W. M. Stern，op. cit., pp. 181–186。

[135] 在任何定量分析中有一点应当注意：虽然在一次骚乱或骚乱威胁后，最终贫民可能按照补助率取得谷物，但在骚乱余波中，官方报告的市场价格会上升。

[136] 关于纽卡斯尔——1740年6月24日的广告，收在市档案馆；里奇蒙公爵，1795年4月13日，PRO, WO 1/1092；德文郡——詹姆士·柯勒律支，1801年3月29日，HO 42/61。

[137] MS diary of John Toogood, Dorset CRO, D 170/1.

[138] “The Riot: or, half a loaf is better than no bread, & C”, 1795, in Hannah More, Works (1830), ii, pp. 86–88.

[139] Newcastle—MS account of riot in City Archives; Henley—Isaac, op. cit., p. 186,Woodbridge—PRO, WO 1/873: 1753—Newcas tle MSS, Brit. Lib. Add MS 32732, fo.343.萨默塞特郡的军队指挥官波利特伯爵，在另一封信中向纽卡斯尔公爵报告说，某些暴徒“开始使用平等的语言，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明白为什么一些人致富，而其他人陷入贫穷”：op. cit., fos. 214—215。

[140] Witney—London Gazette, Nov. 1767, no. 10779; Birmingham—PRO, WO 1/873;Colchester—London Gazette, Nov. 1772, no. 11304; Fareham—ibid., Jan. 1767, no. 10690;Hereford—ibid., Apr. 1767, no. 10717.

[141] Maldon—PRO, WO 40/17; Uley—W. G. Baker, Oct. 1795, HO 42/36; Lewes—HO 42/35; Ramsbury—enclosure in the Rev. E. Meyrick. 12 June 1800, HO 42/50.

[142] 参见A. Rowe, “The Food Riots of the Forties in Cornwall”, Re port of Royal Cornwall Polytechnic Society (1942), pp. 51–67。1847年在苏格兰高地发生了粮食骚乱，1867年11月在泰恩茅斯和埃克塞特发生了粮食骚乱；而在诺里奇，迟至1886年发生了一起古怪的事件（the“Battle of Ham Run”）。

[143] 参见J. R. Western, “The Volunteer Movement as an Anti-Revo lutionary Force, 1793–1801”, Eng. Hist. Rev., lxxi (1956)。

[144] W. Taunton, 6 Sept. 1800; I. King to Taunton, 7 Sept. 1800：PRO, WO 40/17 and HO 43/12.波特兰在私人信件中甚至更加有力地施加自己的影响，在给牛津耶稣学院的休斯博士的信（9月12日）中说到“你们愚蠢的自治体不公正和判断欠妥的做法”；Univ. of Nottingham，Portland MSS，PwV VIII。

[145] Portland, 25 Apr. 1801, PRO, HO 43/13, pp. 24–27. 1800年10月4日波特兰在给牛津大学副校长（马罗博士）的信中谈到，民众的威胁“已让位于那种认为他们的困难不能归因于那些并非以垄断方式大量收购的人，正确地说，应归因于食物征发官和精明的公共财务管理人的贪婪和掠夺的见解”：Univ. of Nottingham,Portland MSS, PwV VIII。

[146] E. Burke, 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 Originally presen ted to the Rt. Hon. William Pitt in...November, 1795 (1800), p. 4.毫无疑问，这个小册子对皮特和波特兰都产生了影响，并且可能有助于形成1800年的强硬政策。

[147] 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26), p. 33.

[148] C. Fitz-Geffrey, God's Blessing upon the Providers of Corne: and God's Curse upon the Hoarders (1631; reprint 1648), pp. 7, 8, 13.

[149] Tawney，ibid., p. 222.也可参见C. Hill, Society and Puritanism in Pre-Revolutionary England (1964), esp. pp. 277–278。

[150] 我感谢David Montgomery教授提供了这个证据。

[151] Anon.[“A Clergyman in the Country”], Artificial Dearth: or, the Iniquity and Danger of Withholding Corn (1756), pp. 20–21.

[152] Letter to Sherborne Mercury, 5 Sept，1757.

[153] “A Serious Call to the Gentlemen Farmers, on the present exorbi tant Price of Provisions”, broadside, n d., in Seligman Collection (Broadsides—Price), Columbia Univ.

[154] London Gazette, Mar. 1772, no. 11233.

[155] Letter from “Captins Audacious, Fortitute, Presumption and dread not”, dated 28 Dec.1795, “Polgooth and other mines”, and addressed to Mrs Herring，ibid., 1796，p. 45.

[156] 这并不是说，这种关于地方和地区性人口统计学的危机的证据不可能很快出现。

[157] Annals of Agriculture, xxiv (1795), p. 159 (evidence from Dun- mow, Essex).

[158] Letter of 24 June 1795 in PRO, PC 1/27/A. 54; various letters, esp. 29 Mar. 1795, HO 42/34.

[159] W. Wordsworth, Poetical Works, ed. E. de Selincourt and Helen Darbishire (Oxford,1959), v. p. 391.

[160] 参见Sidney Mintz, “Internal Market Systems as Mechanisms of Social Articulation”,Intermediate Societies, Social Mobility and Communication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1959);以及同一作者的“Peasant Markets”, Scientific American, cciii (1960), pp. 112–122。

[161] Nottingham—J. F. Sutton, The Date-book of Nottingham (Not tingham 1880), p. 286;Yeovil—PRO, HO 42/150; East Anglia—A. J. Peacock, Bread or Blood (1965), passim；Merthyr—G. A. Williams, “The Insurrection at Merthyr Tydfil in 1831”, Trans. Hon. Soc.of Cymmrodorion, 2, (Session 1965), pp. 227–228。

[162] 1795年，当有补贴的黑面包分发给他自己教区的贫民时，伍德福德牧师并没有在提供自己准备的晚餐这一他持续的职责面前退缩：3月6日“……为晚餐准备了一对煮鸡和猪头肉，非常好的豌豆汤，极好的煮牛腿肉，一只很好的大而肥的烤雄火鸡，还有通心粉、奶牛面糊乳蛋布丁”，等等：James Woodforde, Diary of a Country Parson, ed. J. Beresford (World's Classics, 1963), pp. 483, 485。

[163] Lord Hardwicke, 27 July 1795, PRO, HO 42/35.

[164] W. Dailoway, 20 Sept. 1766, PRO, PC 1/8/41.

图2　1785年分理羊毛工友好协会的资格证书，上面的文字恳请同行业的联合，与田园生活而不是与工业结合

图4　这幅单面印刷品把视觉的、文学的形式与古代口述押韵的“预言诗”的形式结合起来。书商威廉斯因出版威尔克斯的《北方不列颠人》第45期而被处以颈手枷刑。民众向他欢呼，他们“建立起一座梯形绞架，把一只长统靴(国王亲信布特伯爵的象征)、一把斧头和一只苏格兰无边有带的女帽挂在上面。一会儿，他们把这些东西拿下来，用斧头砍去长统靴的顶部，然后把长统靴与女帽扔进一堆大篝火中”

图7　这是著名的兰开夏郡讽刺画家约翰·科利尔（或“蒂姆·博宾”）1766年创作的讽刺画。他把人民对爱国主义的呼吁及对兼职教士的憎恨结合起来

图8　J.彭克斯曼的《Artachthos：小麦、面包、麦芽等的历史与价格的真实叙述》，初版于1683年，再版于1765年。这幅卷首插图下方有如下的话：“来自原先在威斯敏斯特国王的国库财政部最初的画板，后为尊敬的牛津的爱德华伯爵所拥有。”该图表明，对小麦的称重和度量有严格详细的规定，并对哄抬物价者和囤积居奇者会施以上刑枷的惩罚

图10　1801年当价格开始回落时，漫画家们嘲笑手边仍有存货的谷物囤积者。农业劳动者（右边的一个）则被描绘成无辜之人

图11　本图基于1800年8月发生在德文郡毕晓普克利斯特（Bishop's Clyst）的事件。在德文郡，长期以来有民众走遍乡村，到那些以囤积谷物闻名的农业经营者家中用绳子威胁他们的传统。在这次行动中可以看到妇女的显著作用

图12　“解决粮食问题的合法方法”——致敬首席法官凯尼恩勋爵，他曾主持对谷物商拉斯比的审判和定罪，因为后者囤积燕麦（1800年7月），而且他企图恢复反对哄抬物价等行为的古老法律，理由是——尽管已被废除——这些法律仍为普通法所承认

图13　1800—1801年的粮食危机中，内政大臣波特兰公爵积极支持自由放任政策，而在1801年3月他向各郡郡长发出一封通函，谴责那些一直致力于恢复古老法律以反对凭货样出售的地方当局

图14　1801年粮食危机期间，市民对地主和农场主共同密谋以抬高粮价的看法

图16　1801年秋，物价确实下降了

图17b　赫里福德郡莱德伯里的谷物市场，建于1617年初。约50年后，在上面加盖了一间间谷物储藏室。在下一个市场日之前，任何未售完的粮食都可以储存在里面。到18世纪谷物开始按货样出售，储藏室也被租出去，下面仍作为家禽和黄油市场

图18　泰恩河上纽卡斯尔沃克的海神场，人们祈求海神尼普顿赐予时间、工作和平安

图19　这件石膏面板画位于萨默塞特郡尤维尔附近的蒙塔库特府邸大厅，大约画于1601年。图中负责照料婴儿的丈夫正偷偷摸摸喝啤酒，突然被妻子逮个正着。她用一只鞋敲他的头，而这一切都被一个邻居（在后面）看到了

图25　印刷商T.巴彻勒（Batchelar）在1817—1828年间使用了该图片作为契约前言（根据罗伊·帕尔默提供的资料），如此一来，这一“召集令”就将戴绿帽子者的肖像和斯基明顿活动的形象一直延续到19世纪

图27　这是根据1857年出版的格里姆斯比地方史而构思出来的一个“骑木棍”的场面。一个代表（或邻居？）坐在上面，带有几分舒适，而此时受害者则忧心忡忡地从窗口向外瞧

图28　喧闹游行的最后几天：沃里克郡一个村子（布雷里斯）1909年时的一次“lewbelling”。这帮人在“一对犯错误的男女”的模拟像前游行，这对模拟像就树立在该妇女的门前。三个晚上后，这对假人被烧掉。注意，这帮人全是男性，用来弄出声响的“历史悠久的乐器”也已让位于水壶、搅乳器和波纹铁

图29　约翰·霍布斯（John Hobbs）：像常规的民谣贩卖者的大部分存货一样，这是故意用来娱乐的东西，没有任何证据价值

图30　这幅当地印刷的塞特福德卖妻招贴海报可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只是为了娱乐

图31　这是法国一本旅游书上的一幅小插图及一段文字，讲述伦敦出售妻子的情况，像许多其他游记一样，该段文字夸大了卖妻习惯流行的程度（上面写“每天都有人卖妻”）

图32　《伦敦幽默讽刺周刊》刊登的“求爱的生理学”：其意图是如法国人、德国人所设想的那样，使这成为英国人求爱方式的典型特征。该场景的发生地点是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右边，“尊敬的布朗先生阁下（市长老爷的长子）正向他的女同胞作出一个冷淡而正式的姿态，表示宣布他对这位年轻的小姐，一个公爵的女儿，有感情……”左边，可以看出是一位职位高贵的教会人士怒气冲冲地把他的妻子卖给一个陆军元帅，且是现金交易——这是令人悲哀的，但也是因为我们岛民的脾气不相容性而非常频繁发生的结果

(1)　配克（peck），英制计量单位，1配克等于8夸脱，1夸脱等于1.136升。——译者注

(2)　该隐（Cain），《圣经》中亚当的长子，曾杀害其弟亚伯。——译者注

(3)　撒克（sack），质量单位，约为101.6千克。——译者注

第五章　道德经济学的再考察

一

上一章本是一篇论文，最初发表在1971年的《过去和现在》杂志上，我未作修改就把它再次印行。我看没有任何理由放弃那些结论，而且现在该文已进入随后的历史学术活动的潮流中——有人已经评论过它，就它的各个命题也已提出各种相关的见解。如果我要改动别人据以批评过的原文，会造成这些文献的混乱。

但是，对我的评论者作出某种评论还是有必要的。这种评论对那些探讨同类问题的重要著作也是必需的，即使其很少或没有涉及我的文章。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市场”原来是社会史、经济史和心智史之间的一个接合点，以及对许多种交换的敏感的隐喻。“道德经济学”不是要把我们引向一种单一的争论，而是引向多种争论的汇合，对每一种声音都公平对待将是不可能的。

先就我的文章讲句话。虽然最初是1971年发表的，但我着手写它是在1963年，那时我正在等待《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校样。这项研究开始时是与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合作，为的是同时进行1790年代英国和法国谷物骚乱的相关研究，他的优秀著作《1793—1795年的恐怖和生存》（Terreeur et Subsistances, 1793–1795）出版于1964年。那时他在利兹，我在哈里法克斯，格温· A.威廉斯（Grwyn A. Williams）（那时在阿伯里斯特威斯）也被拉来作为我们这个项目的合作者。我不记得为什么或什么时候这个项目成了泡影，只记得这个三人小组朝不同的方向分开了。理查德·科布去了牛津，格温·威廉斯到了约克，而我自己则进了沃里克大学。到1970年，科布出版了《警察和人民》（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我们的计划确实已落空。没有必要为了最终未能完成我在这个项目中承担的工作而遗憾，因为，罗杰·韦尔斯（Roger Wells）现已在其《悲惨的脸》（Wretched Faces, 1988）中以大量细节考察了1790年代英格兰的食品问题及其调节的每个方面。

但这一解释有助于认识我的文章，这不是一项随便涉及的事业，而是近10年时间里我的研究兴趣的中心所在。我的一个个文件夹鼓鼓地装满了收集来的关于各种工厂的、市场买卖的和吃大户的暴民的等各方面的材料，由于大部分这类材料已表现为我的文章所引证的根据，现在没有必要再把它们陈列出来。但这里许多工作构成了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所以如果我急躁地对待一些琐碎的异议，或许也是可以得到谅解的。

二

重述我的文章所论及的内容可能是必要的。它不是论述所有种类的民众，一个读者如果这样想的话，他会变得蠢不可及。[1]这是一篇关于民众的“道德经济学”的文章，一篇在该文所限定的“道德经济学”定义范围内的文章。它不是关于18世纪英格兰或威尔士的粮食骚乱的文章——不是说明这些事件在什么地方发生、为什么发生及什么时候发生，虽然该文确实涉及这些问题。我分析的对象是“心态”（mentalité）或如我更喜欢称呼的，是最经常卷入市场活动的劳动人民的政治文化、期望、传统，而且确实还有迷信；以及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种种关系——有时叫协商，这些关系被归结到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骚乱”的概念之下。我的方法是：重现一个家长制下的粮食市场买卖的模式，在缺粮时，它表现为制度上的保护性措施和应付非常事件的惯例，这些措施和惯例部分源自早年的爱德华和都铎王朝的供应和市场管理政策；再把这个模式与新的政治经济学关于谷物买卖的自由市场的理论相对照，首先是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有关理论相对照；以此表明，在高价格和艰难时期，民众可能粗野而直接地行动起来，逼迫实施保护性的市场控制和物价管理措施，有时他们还主张一种产生于家长制下的市场模式的合法性。

理解任何特定民众的行为，可能需要注意特定的市场地点和交易时特定的买卖习俗。但要理解民众可能行动起来和可能与当局谈判的“政治”空间，就必须进行范围更广泛的关于双方关系的分析。不能把“道德经济学”的研究结果直接应用于任何“农民市场”，也不能直接应用于所有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市场以及共和2年2月大革命中法国、19世纪的马德拉斯（Madras）。不同时期与不同的地方，生产者、商人与消费者间的冲突惊人的相似，但我是在18世纪英格兰各种关系发生特定相互作用的范围内，来描述这类冲突的产生的。

我的论文没有提供一个该世纪英格兰粮食骚乱的综合性看法；（比如）它没有把骚乱的发生与价格运动联系起来，未说明为什么在某些地区骚乱比其他地区更频繁，也未试图用图表解释十几种其他变量的作用。近年来，关于这类问题的大量新证据已涌现出来，其中有许多是在审查安德鲁·查尔斯沃思（Andrew Charlesworth）的《1548—1900年间不列颠乡村抗议地图集》（An Atlas of Raral Protest in Britain, 1548-1900, 1983）时提出来的，非常有用。约翰·史蒂文森博士（Dr. Johh Stevenson）埋怨说：“关于某些地方几乎持续不断地出现动乱而其他地方几乎始终完全没有动乱的问题”，“道德经济学”“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2]但这不是该文的论题。一直从事这类题材研究的学者（诸如史蒂文森博士）的研究成果，总是必然与我的研究结果相冲突或相对抗，这也没有任何意义。从事经济史、社会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是不参与敌对政党的政治活动的，虽然人们有时可能会这样想。研究各种工资与价格，和研究各种行为准则与期望，可以相互补充。

还有少数不可救药的实证主义者仍然在徘徊，与其说他们反对社会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如说他们不承认自己的问题。他们建议说，唯一需要甚至是唯一适于提出来讨论的只有一套关于粮食骚乱的直接经济解释，即有一套与谷物贸易、收成、市场价格等有关的问题的解释。有一个奇特的例子，是戴尔·威廉斯（Dale Williams）1976年发表的一篇短论文，叫《“饥饿”的骚乱者真的饥饿吗？》[3]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我讲的“道德经济学”说成是我有意“取代”经济的或计量的探讨方法的理论。他不知怎地头脑里有了这种想法：骚乱要么是关于饥饿，要么是关于“涉及地方习惯和传统权利的社会问题”。但必须回忆一下，在我论文的开头，我明确地说要提防这种混淆，并用一张性紧张曲线图作类比：“反对的理由是，这样一张图，如果轻率地使用，可能就在发现其严肃的社会学或文化的重要性时结束调查研究，只是简单地发问：挨饿（或产生性欲）时人们做什么？”（见页边码第187页）。当然，粮食骚乱者是饥饿的——有时几近于饿死。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行为如何“被习惯、文化和理性所制约”。

不过，这说明了我们太容易想当然的特点。对粮食骚乱的比较研究必然不可免地已深入曾经发生过粮食骚乱的国家的历史。有的国家提供了从缺粮到转入饥荒的证据——有时这类证据非常之多，令人悲哀，但是人们并没有看到它们经历过的具有欧洲特性的骚乱阶段，也很少有人对这些国家的历史作比较性的思考。过去有过许多饥荒（如同在爱尔兰和印度），今天非洲的一些地方仍遭受着饥荒，如我们的电视屏幕所展现的，这些饥荒都被人们以一种宿命论的、有时被误认为是淡漠或顺从的态度加以接受。这不仅仅是因为饥饿超过某种程度后，这些营养不足的人的体力或情绪都已无力掀起骚乱。（由于这个原因，骚乱必须发生在人们尚不是如此衰弱之前，并且骚乱可能必须以谨慎估计将来的供应和市场价格为前提。）骚乱正是一群人、一个社区或一个阶层对危机的反应；这不是少数参与骚乱的个人的力量所能控制的。它也不必然是集体行动的唯一的或最明显的方式——可能存在其他选择，诸如向当局进行群众性请愿，过斋戒日、献祭和祈祷；在富人房子周围闲荡；或全村迁徙。

骚乱在穷人的文化中不一定受到支持。它可能激怒神灵（神灵已送来缺粮作为“最后审判”），它必然会使统治者或富人疏远饥民，而只有他们才可能分发出一点小额救济品。人们会以忧虑和敬畏的心情注视着一次即将到来的歉收。“饥饿使用它自己的先遣队。已经经历过饥饿的人不仅能看到天空，而且还能看到田野在报告饥荒的到来。每一年，人们在炎热的夏季月份里，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以日益增长的焦虑仔细察看着饥饿的预兆……”[4]在18世纪，不列颠正从“人口的旧制度”（demographic ancien régime）中浮现出来，这种人口的旧制度的特点是，饥荒和瘟疫的周期性天祸，及一旦缺粮就会唤起对饥荒的古老回忆和恐惧。饥荒能使整个社会秩序遭受极大的折磨，统治者也因其对饥荒的反应而经受考验。确实，通过各种看得见的和大肆宣扬的努力，在缺粮期间，统治者实际上可以加强自己的权威，如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和基斯·赖特森（Keith Wrightson）就曾根据17世纪的例子论证过这一点。中央政府发布公告，援引一系列以《政令汇编》知名的法规，以及宣布国民节食日；地方当局则连续发起轰轰烈烈的行动，反对一般违法人员，从小贩、哄抬物价者、囤积居奇者到醉汉、咒骂者、安息日破坏者、赌徒和流氓都有。通过所有这些努力，政府可能实际上取得了一部分居民的信任，他们被说服了，相信缺粮是上帝的审判。[5]至少，当局向公众展示了自己对他们的关心。最好的话，当局可能抑制物价的上升，或说服农民把他们的库存粮食公开投向市场。

骚乱甚至可能是旧制度正在结束的一种信号，因为这不是真正的饥荒，谷仓或粮仓或驳船里有粮食可以抢，或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还可以就其价格展开谈判。真正的饥荒（就是那儿真的没有粮食储存）并不常常伴随着骚乱，因为对骚乱者来说只有很少几种合理的目标。晚至1590年代和1620年代，在英格兰西北部牧区，居民们似乎遭受过饥荒带来的死亡。但是，“穷人们……静静地饿死，没有对他们的统治者制造过秩序问题”。[6]在1845年至1847年爱尔兰的饥荒中，早期阶段有过少数几起反对粮食输出的骚乱，[7]但从女王1847年的讲话来看，他们仍能得到女王的祝贺，因为他们以“耐心和顺从”接受了磨难。骚乱常常是一种理性的反应，它不是发生在那些无依无靠或绝望的人群中，而是发生在那些觉得有一点力量帮助自己的人群中，如物价剧涨、就业机会减少，而他们又能看到大宗粮食运出自己所在的地区。

在亚洲，饥荒受害者的消极状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旧制度下东方的饥荒中（如1770年奥里萨的可怕的饥荒），多个地区因死亡和逃亡而导致人口灭绝。印度农民逃离他们维系生命的土地。“被饥饿和疾病所折磨的可怜的人群像洪流般日夜不停地拥入各个大城市。”那些留在土地上的人们：

卖掉了耕牛，卖掉了农具，狼吞虎咽地吃掉了粮食种子；他们卖掉自己的子女，直到终于再也找不到买孩子的人；他们吃树叶和田野里的青草……

但他们没有骚乱（在这个词我们一直使用的意义上）。在1866年孟加拉的饥荒中他们也没有骚乱，那时“许多农村家庭里的人慢慢地饿死，没有发出一声怨言或作出怨恨行为的迹象”，正如1847年爱尔兰西部流传的故事，整个整个的家庭在他们的小屋中走完人生的历程。[8]

在1873年至1874年孟加拉的饥荒中，人们转向政府，把它看成唯一可能的供应者。40多万人沿发放救济品的道路两侧住下来，恳求得到救济和工作：“他们害怕离开这条路，这是他们想象中唯一可以得到口粮的地方。”有一个地方，从各个受灾的村子里来的人力车、畜力车和人群排成20英里长的队伍。开始时，妇女和孩子们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乞讨硬币或谷物。后来，“成千上万的人们，一排又一排地默默地坐在地上……”[9]

这不是对饥饿的一种单纯的、“动物的”反应。甚至在孟加拉，各种迹象互相矛盾，难于解释。有证据表明，一些男性家长抛弃他们的家庭（见页边码第347页），其他的证据则说明了强烈的家庭团结和自我克制。1915年一个在孟加拉农村从事救济工作的人员告诉了我们一个平常的故事：

中午，我坐在一棵大树脚下吃我的一小份中饭……人们发现了我，我刚吃了一点点，一群饥饿的人已站在我的周围。我没有吃完。我自己留下一块面包……把其余的分给孩子们。一个小家伙接过给他的一份后马上把它分成四片，他的母亲、两个姐妹各得一片，把小得多的那片留给自己。[10]

这是对饥饿的一种有训练的反应，现在甚至小孩子都知道这样做。乞讨也是分派给孩子们的一种角色，是对饥饿的另一种经过学习的反应或策略。偷窃食物也是饥饿的一种反应，所以也可能对富人构成种种威胁。[11]

“骚乱”是一个笨拙的措辞，它展示的东西有限，更多的东西可能被遮掩起来了。它不是对饥饿的一种“自然的”或“显而易见的”反应，而是一种老练的集体行动形式，是对个人主义的和家庭的生存策略的一种集体选择。当然，饥饿的骚乱者是饥饿的，但饥饿并不意味着他们必定会骚乱，它也绝不决定骚乱的形式。

1984年，戴尔·威廉斯在《过去和现在》上发表名为“道德、市场和1766年的英民众”的文章，[12]对“道德经济学”发起直接攻击。该文从他自己1978年提交的内容充实的博士学位论文《1766年英国的饥饿骚乱》中引用了一点点资料，但其意图主要是论战性的。令人厌烦的是，近20年过去后，你发现有人请你回过头去检验自己的观点，并再次把每件事都论证一番。

安德鲁·查尔斯沃思（Andrew Charlesworth）和阿德里安·兰德尔（Adrian Randfall）非常友好地纠正了其中的错误，并指出了威廉斯的自相矛盾之处。[13]对他们的批评我只想加上一点，即威廉斯的几处出击点看来是直接反对他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的。威廉斯远远不是反驳我关于行为准则和行为的叙述，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民众与“道德经济学”中的论述是一致的。在物价升高和粮食缺乏的各种信号预先出现时，英格兰西部的服装工人阻止从该地区进一步输出谷物，以独特的纪律控制市场，强制性地说服农民把余粮送到市场上去，使当局的某些成员，包括格洛斯特郡郡长达罗维先生都一度成为他们要求下的“囚犯”，促进了地方上的慈善和救济措施。（如果我没有看错威廉斯博士的文章的话）这些措施本来是有可能防止缺粮发展为饥荒的。而且如果戴尔·威廉斯希望看到各种能说明民众头脑中充满对“地方惯例和传统权利”的例子，他只需转向戴尔·威廉斯的博士学位论文，在那儿他将会发现足够的例子，诸如民众毁坏磨坊的筛粉机以示对磨坊主的惩罚，还有附录里收集的那些匿名信件，都充满了对批发商、哄抬物价者、囤积居奇者、积聚谷物者、凭货样出售粮食者及对其他类似行为者的恐吓。[14]

威廉斯博士并没有把原则性的问题带到争论中来，他只是简单地被他自己问的那些问题弄糊涂了。在他的攻击背后，也可能存在一点意识形态上的压力。当我第一次发表“道德经济学”时，“市场”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意识形态的天空中飞得那么高。在70年代，某种称为“现代化理论”的东西扫过西方学术界中一些没有防备能力的头脑，结果是，对“市场经济”的赞美已成为凯旋仪式，几乎全世界都是如此。这种对“市场”的信任的恢复可以在威廉斯博士的文章中发现，他的文章指责我没有“充分重视生产财富的体制（system）”。“1766年的各个骚乱群体都是……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参加者，到1760年代，这个市场体制已发展到一种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可比拟的精致程度。”“道德经济学”已受到怀疑，因为它以怜悯而不是以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必要性来考察经济原则……并对亚当·斯密的正确性提出了一两处值得怀疑的评论。

“道德经济学”发表后，很快就有一些更有礼貌的批评家担忧类似的问题，A. W.科茨（A. W. Coats）和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教授（Elizabeth Fox-Genovese）就是这样的批评家。对他们的评论我一个也没有答复，因为这些箭从我的耳边飞过去了。科茨教授的评论[15]致力于从逻辑一致性的角度（但没有求助于经验的证实），复述斯密关于国内谷物贸易的教义。他不加批判地重复这一说法：“高价格主要是因为物质匮乏。”就好像对价格运动的这种解释足以说明所有的情况，但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它做不到。接着科茨与我的“关于贸易和消费理论的非道德化”的观点辩论，该理论是内含在新政治经济学的模式之内的。我是这样说的：

“非道德化”与其说意味着斯密及其同事所说的不道德或不关心公众的利益，不如说它意味着新的政治经济学清除了扰人的道德原则。旧时的小册子作者首先是个道德家，其次才是经济学家。而在新的经济理论中，诸如市场上买卖的道德状态这样的问题，在序言和结束语之外是不会出现的。

科茨把这段话作为凭证，意思是说我承认“实证的”经济学是一门清除了道德准则的科学，而且他提醒我记住“斯密的经济分析的道德背景和含义”。但我不曾忘记斯密也是《道德情操论》（1759年）的作者。我曾设想，我已在一个脚注中涉及过科茨的论点。在这个注中，我曾承认斯密有服务于公众利益的意图，但进而讲道：“就衡量意识形态上的兴趣和历史的种种后果来讲，意图是一种坏标准。”完全可能的是，关于粮食贸易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教义在意图上可能曾是合乎道德规范的（即亚当·斯密相信这会促使粮食更加便宜和丰富），而在结果上则可能是观念形态上的（即这些教义所设想的非道德化的唯科学主义，结果常常是掩饰其他利己的交易及为其辩护）。

我曾想过，我的观点是陈腐的。都铎的“供应”政策不能仅仅作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策略来看待。它们还依赖关于国家的各种理论，关于缺粮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惠的责任和义务的理论以及关于家长式社会控制的理论。17世纪初，这些政策仍具有强烈的宗教的或巫术的成分。1700年至1760年间，在重商主义理论的支配下，我们处在某种理论的中间通道里。都铎时期的理论中所含有的巫术成分大大削弱了，理论的社会定位变得更为模棱两可，一些传统主义的绅士和地方官员在缺粮时仍乞灵于巫术，而理论界的权威，如同任何可以接受及合乎道德规范的市场实践的主张一样，正在迅速受到腐蚀。家长制的“供应”义务与重商主义关于最大限度促使粮食出口的规则是冲突的。同时，还存在某种从统治者的理论向民众的理论的移动。

不过，大部分经济问题争论的形式仍（在所有方面）保持其道德色彩：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援引道德规则（国家、地主或商人必须服从的义务）使自己合法化。这类规则很普遍地渗透在经济思想中，任何经济思想史的学生都熟悉这一点。一位历史学家曾写道：

经济理论把它当前的发展归于以下事实：某些人，在考虑经济现象时坚定地暂时停止所有关于神学的、道德的和公正的判断，乐于只把经济看成只不过是一种复杂的机制，暂不去过问这种机制是否产生善的或恶的结果。[16]

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py）曾证明，17世纪中叶道德经济学“在退却”，但道德准则与“机制”间的紧张关系在18世纪时再度变得受人瞩目。一个最具经典意义的事件（locus classicus）是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中的等式所激起的公愤，这个等式是说个人的不道德行为等于公共利益，试图把道德命令与经济过程这两个方面严格分离开来。一些人认为这是对官方道德的一种践踏。通过使经济过程非神秘化，它要剥夺家长制合法性的权威。1723年，该书被米德尔塞克斯的大陪审团作为一种公害而展示出来。

这样，作为非道德准则的研究对象并具有独立于道德命令的客观机制的“经济学”这个概念，在重商主义时代使自己与传统理论分离开来。这种分离带有极大的困难。在某些领域这种分离困难较小（国家的簿记，关于贸易与金银块的论点），但在那些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内部分配有关的领域，各种困难变得非常大。因为，如果统治者在缺粮时拒绝履行自己保护穷人的职责和职能，那么他们就可能会减弱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种看法是如此顽固和强烈，以致晚至1800年，首席法官凯尼恩勋爵（Lord Kerion）仍这样宣布说，囤积居奇仍然是普通法上的一种罪行，这一事实“对于这个国家的生存是最根本的事情”。“当人民知道存在可以求助的法律时，他们的头脑就会镇静下来”，这就消除了“暴动”的威胁。[17]这是一种不是来自经济学，甚至也不是来自法律，而是来自国家最高利益的观点。

亚当·斯密的“道德”绝不是待裁决的问题，但就有关国内谷物贸易的方面看，其论证所使用的措辞和词汇确实成问题。“市场经济创造了新的道德问题，”阿蒂雅教授（Professor Atiyah）曾写道，“那时，它可能还不像后来那样变得非常明显，这主要不是一个把道德与经济学分开的问题，而主要是在特定形式的经济利益中采用特定形式的道德的问题。”[18]或许我可以让这一点表达得更明晰，即“序言和结束语”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学者的意旨中具有真正的重要性：它们比修辞方法蕴含有更多的东西。科茨教授（Professor Coats）提醒过，斯密的经济学“无疑是建立在18世纪启蒙运动自由道德的哲学基础上的”。这一点近年来已成为强烈的学术兴趣的一个中心，后面我们将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困难可能在于“道德”这个词。“道德”是突然把大量争论的血液带进学术头脑的一个信号。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下述看法更使我的那些批评家们感到愤怒的了：一个粮食骚乱者可能曾比一个亚当·斯密博士的信徒更有“道德”。不过，这不是我的意思（不管这种判断在上帝眼中可能是怎么样的）。我是在区别两套不同的假定，区别两种不同的论述，说明这种不同的证据很多。我写到了“传统上关于社会的准则和义务，及关于共同体内几种人员特有的经济功能的一贯见解，把这些加在一起，可以说就构成了穷人的道德经济学”（见页边码第188页）。在此基础之上，还有粮食市场交易过程中新增的一系列先例和习俗。或许我可以称之为“一种社会逻辑的经济学”，一种原始意义上的经济（oeconomy），指一个家庭应有的组织形式，其中，每一部分都联系于整体，每个成员都认可她或他的几种职责和义务。事实上，其与“政治经济学”一样带有或更多带有“政治的”意义，但习惯上古典经济学家若无其事地借用了这个术语。

大半因为同样的原因，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的箭从我耳边飞了过去。[19]她发现，传统的和古典的经济学都可说是“道德的”（至少在它们各自理想中的形象上如此），而且两者也是“各种更广泛的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与我的论点相冲突，甚至与我的论点交战的东西并不多。可能福克斯–吉诺维斯真正要强调的区别在于，她感觉到“我倾向于对传统主义者持一种浪漫的观点”。我“对家长制统治的偏爱”导致我忽视了，“即使市场社会的兴起带来了种种无可置疑的可怕事物，但强调个人选择自由、自我改善的权利及最终强调政治参与的机会，也是它带来的”。

这也是现代化理论家向我们做出的或习惯于向我们做出的保证。当然，骚乱者在其生命的某一段时间里，已深深卷进了市场经济的劳动、服务和货物的交换中。（我会避免提及那些提出以下愚蠢见解的批评家以保存他们的颜面：曾有人建议使道德和市场经济绝对隔离开来。[20]）但在继续考虑所有这些毋庸置疑的人类福祉前，我们必须停下来考虑一下缺粮时期作为口粮分配者的市场问题，只有这一点与我的论题有关。因为尽管有这么多关于“市场”或“市场关系”的讨论，历史学对现实的谷物、面粉或面包销售的兴趣，在今天一点也不比1971年时更明显。[21]

市场就是一个市场吗？或市场只是一种隐喻的说法？自然，它可能两者都是，但关于“市场”的太多讨论往往传达了某种确定的意思——一种交换的空间或机构（可能是伦敦马克巷的谷物交易所？）——虽然事实上，有时这个词的使用者并不知道的是，它是被用来作为经济过程的一种隐喻，或作为这一过程的理想化或抽象化的概括。或许是为了承认这第二种使用方法，伯克使用这个词有时不加定冠词：

市场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发现各自需要时的会见和协商。我相信，曾以任何沉思的眼光来观察市场的人，对它解决需求平衡的精确性、恰当性、礼貌和普遍的平等不会不感到惊讶……当政府出现在市场上时，所有的市场原则都将颠覆。[22]

这是一种兜圈子的语言：它完全是自我完备的。而且今天在建立更高级的市场关系的理论中，正大量使用着同样反馈式的兜圈子语言。政治经济学有其复杂精妙的智识谱系，它的历史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学术讨论过程，它有自己的各种定期刊物、争论和会议。在这过程中，人们反复提及那些已经被认可的主题：普芬道夫、善、自然法、波科克、格劳秀斯、重农主义者、波科克、亚当·斯密。这些和谐的声音具有魅力，对鸣钟人来说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智力训练，但这钟声可能变得过于吸引人，以至于它淹没了其他的声音。心智史，如其前的经济史一样，成了帝国主义者，企图控制全部的社会生活。有必要不时停下来回忆一下：人们如何想象他们的时代与这些时代最终如何，这两者并不必然一样。一些人对待“市场”的方式不能证明市场就是这样发生的。因为亚当·斯密提出的是“一种清晰的分析论证，旨在说明生活必需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如何能以符合严格公正及人类自然法的方式使自己达到平衡”。[23]这并不是说，任何可以经验地观察到的市场都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它也没有告诉我们，对财产权的严格公正如何能与对劳动人民的自然人性相平衡。

霍恩特和伊格纳蒂夫（Hont and Ignatieff）先生在剑桥国王学院从事颇有声望的“1750—1850年的政治经济学与社会”项目的研究期间，曾读到我的关于“道德经济学”的文章，他们指责它不符合剑桥的政治思想中的各种指标：

通过复原穷人的道德经济学和他们所诉诸的管制体系，汤普森使斯密明显地处于反传统观念的立场，认为他第一个提出了废除附着在财产上的传统社会责任的理论。然而，这两种表面上合理的原则之间——道德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的自相矛盾之外使两种立场都变得很滑稽。一方成为发育不全的、传统的道德说教，另一方成为“清除了侵入经济的各种道德命令”的科学。为穷人提供一份足够的口粮可以称之为一个道德命令，在这一范围内，这是家长制主义者与政治经济学家共同享有的一个观点……另一方面，把道德经济学称为传统主义，等于把它简单地描绘成一套发育不全且对市场运行的实质性争论毫无所知的道德优先论。实际上，所谓的传统主义者同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反对者一样，完全有能力在同样的领域内表明自己的立场。确实，关键的一点是，对市场或对为穷人提供口粮的“治安”策略的争论，使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区别开来。在斯密看来，他们之间分裂的程度与民众中的分裂一样深刻。确实，把斯密看成欧洲启蒙运动阵营中一系列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跨出汤普森的讨论所限定的英国的历史背景这个范围，在整个欧洲的环境中来考虑这种争论，这一点就变得明显起来。斯密的《顺便谈谈谷物贸易》（“Digression on Grain”）的关键背景，不是与英格兰或苏格兰民众的冲突，而是法国对1764—1766年间国内贸易自由化的争论，这场争论发生在……斯密本人在法国的时候。[24]

这里有一些故意混淆的地方。关于这段文章，第一点要谈的是，正如不可救药的实证主义者一样，它主要不是就我的观点进行争论，而是拒绝承认我提出的问题。霍恩特和伊格纳蒂夫喜欢在超然的政治思想和花言巧语的学科中操作。他们不希望知道，各种思想是如何在市场上，在生产者、经纪人与消费者之间作为各种人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而且，他们暗示说，这不是观察这些思想的合适途径。对霍恩特和伊格纳蒂夫来说，以下可能是“关键性的一点”，即对市场策略的争论在哲学家中造成分裂的深度，不亚于这一争论在民众与斯密之间造成的分裂。但我的文章是关于民众的，不是关于哲学家的。霍恩特和伊格纳蒂夫指责我写了一篇社会史和通俗文化方面的文章，而不是有关被认可的剑桥论题的文章。我本应该抓住一根钟绳，大声敲响魁奈及普芬道夫、波科克、格劳秀斯、休谟和其他人所发出的一样的钟声。

即便如此，霍恩特和伊格纳蒂夫的种种非难也是过分草率，不能满足这桩公案的要求。非但没有把“第一个提出废除附着在财产上的传统社会责任的理论”（他们的话，不是我的）“归于”亚当·斯密，我还尽力注意到了相反的情况，把《国富论》说成“不仅仅是18世纪中许多重要的讨论方式……展开的出发点，而且也是这些争论的一个重大的中心目标”。事实上，不是汤普森，而是霍恩特和伊格纳蒂夫写道：“到1776年，斯密仍是鼓吹谷物贸易‘天生自由’的唯一旗手”，[25]他们通过把英国背景与经历了面粉战（guerre des farines）灾难的法国背景相混淆而编了这个弥天大谎。至于把“道德经济学”说成“一套发育不全且对市场运行的实质性争论毫无所知的道德优先论”的问题，麻烦再次出在民众的粗俗上。他们不是哲学家。他们确实如我的文章所显示的，对市场的运作持有实质性的、有见地的论点，但这是关于现实存在的各种市场而不是理论化的市场关系。我不相信霍恩特和伊格纳蒂夫读过很多小册子和报纸——更不用说懂得民众中的各种关系——在其中将会发现这些论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必须贬低我或民众。

我自然没有把斯密看成“欧洲启蒙运动阵营中一系列观点的典型代表”，我认为，斯密的《顺便谈谈谷物贸易》（《国富论》第4篇第5章）在英语著作中最清楚地表达了新政治经济学关于口粮分配中市场关系的立场，由此，它对英国政府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众多的书籍中，只有极少数章节能对政策产生比这更明显的影响，或曾被更广泛地用来为已颁布的政策辩护。皮特和格伦维尔（Pitt and Grenville）在1780年代一起读了这一章，并完全成为它的信徒；当皮特在1800年的危机中动摇时，格伦维尔叫他回到他们旧有的信仰。[26]伯克是该政策的热烈拥护者，曾独立地到达了类似的立场。1772年在废除古代的哄抬物价法的活动中，他是主要提议人，他还使政治经济学的“法则”道德化，称这些法则是神授的。[27] 19世纪，一批批的行政官员被派往印度，他们在海利伯里学院都被充分灌输了斯密的《顺便谈谈谷物贸易》，都准备对印度饥荒的非常事件作出反应时，坚决抵制对市场的自由运行作任何不恰当的干预。1805年受任为海利伯里政治经济学教授的T. R.马尔萨斯，是这方面早期的一个聪明教员。

霍恩特和伊格纳蒂夫知道，斯密的《顺便谈谈谷物贸易》的“关键背景，不是与英格兰或苏格兰民众的冲突，而是法国对1764—1766年间国内贸易自由化的争论”。我感到奇怪，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比起英格兰或苏格兰的民众来，法国的哲学影响声誉更好一些，而且亚当·斯密当然深深地受重农主义思想的影响。“法国争论”的影响可能是猜测，但在斯密谈谈谷物贸易的那几页书中，这种影响不明显。关于贸易自由化的争论是在英格兰及苏格兰开始的，并在1756—1757年的缺粮期间变得更激烈起来。这时英格兰的许多地方当局已象征性地实施了一些旧有的保护性立法措施。[28]碰巧的是，斯密在顺便谈到谷物贸易时所引证的唯一权威不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而是查尔斯·史密斯，他的《关于谷物贸易的三篇论文》注明的日期是1758年。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很可能既曾受到法国经验又曾受到苏格兰经验的影响，但他关于谷物贸易的讨论几乎完全是根据英国的习俗和法律来论证的。[29]

一些人把我的文章看成既贬低了亚当·斯密，又贬低了“自由市场”。在那个时代，亚当·斯密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我的评论是恭敬的、温和的和不可知论的。这些评论提出：

不是驳斥亚当·斯密，而只是表明在我们的知识尚不够多的情况下，什么地方应该小心行事。我们只需要说，自由放任的（laissez-faire）模式在经验上尚未证实，也不像是内在固有的东西，而反面的证据倒是有一些。

200多年后，仍不存在最后的历史定论，因为亚当·斯密建立的是一种完全竞争状态下的理论，而这个世界仍在等待这种状态的到来。

但是，即使我们设想更完善的市场条件，在取得必不可少的口粮的市场上仍存在种种独特之处，这些独特之处会提出它们自己的理论问题。从长远看，问题不在于交通工具的改善、国内的及最终是国际的谷物或稻米市场的形成，是否对各方都有利。一旦这个问题提出来，答案就是自明的……我们进入了一个反馈的怪圈。这一潮流的直接障碍，不管是由地方当局还是民众造成，都可能是十足反动的。但缺粮和饥荒总是短期的而不是长期的事情，而医治短期的危机，亚当·斯密却只有长期发展的药方（诸如以高价格鼓励开垦更多的土地以种植谷物）。到1776年，当《国富论》出版时，希望全国谷物贸易更为流畅的说法，已成了陈词滥调。所争论的问题（法国与英国一样）是当局在高价格和缺粮时可能或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这里，不同的意见广泛存在，不仅存在于传统主义者（当然还有民众）和政治经济学家之间，也如霍恩特和伊格纳蒂夫所表明的那样，存在于各种身份的政治经济学家之中。[30]

亚当·斯密甚至在缺粮时期也釆取自由放任不可侵犯的立场，比他的许多同事更严厉、更教条化。他坚持说（国内）商人的利益与“大部分人民”的利益“严格地说是一样的”，“即使在大荒之年”也是这样。“由于不受限制、不受约束的谷物贸易自由既是防止悲惨饥荒唯一有效的方法，所以也是缓和缺粮带来的不便的最好方法”。[31]斯密不是“鼓吹谷物贸易‘天生自由’的唯一旗手”，但他是那个甚至在大荒之年仍赞成这种自由不受控制的较极端的旗手之一。而且他一定非常了解，缺粮时期是否采取紧急措施正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在写作《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Oeconomy）的过程中，他的著名先驱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Sir James Steuart）曾拒绝过这种辞令，并且其还是一个常平仓的倡议者。[32]斯密的后继者和传记作者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是一个真正的斯密遗嘱的执行者，在整个1800年的危机中，他毫无保留地讲授“不受限制的谷物贸易自由”这一问题。[33]关于这个问题，亚当·斯密既没有被“庸俗化”，也没有被“误解”。

这里所争论的不是（如某些叙述所暗示的）《国富论》的整个理论结构，而是这本书中斯密《顺便谈谈谷物贸易》的那几页内容。这几页内容获得了神谕般的权威，每当缺粮发生——英国是1795年和1800年，爱尔兰、印度和殖民帝国其他地方则发生于整个19世纪大部分时间——政治家和行政官员们都背诵着这几页上的论点。在1790年代的英国，政府和福克斯反对派(1)都赞同这些论点。当内政大臣波特兰公爵用政治经济学的说教来折磨传统主义的郡治安长官、行政官员和地方当局官员，并命令他们保持市场的自由时，他并没有把斯密博士的观点庸俗化，而是严格地践行了这些观点。

于是，当诺丁汉市政当局批准民众关于限制最高价格的强烈要求，迫使地方农民根据规定的价格向市场提供粮食时，波特兰用斯密的语言坚持说：

不管什么时候，任何靠恫吓来实现削减商品价格的做法，从来都不能持续下去。此外，若让事物离开其自然的和有秩序的过程，几乎必不可免，总会发生的，不是坏事得到补救，而是转向不断增长的暴力。[34]

而且，波特兰以他自己的特殊热情，对斯密关于财产权天生公正的论题作了补充，说“私有财产应得到……宗教仪式般的尊敬”。牛津郡治安长官、传统主义者和喜欢家长式统治的马尔伯勒公爵接到的命令是：

如果财产的使用不安全，如果每个人都没有感到只要他喜欢，他就有权保有他拥有的东西，并以他选定的时间、方式和价格再分配它，那就必然是工业信心的终结，是所有各种有价值、有道德的努力的终结……事物的整个秩序都会被推翻和毁灭。

大家都必须“维护财产完全自由的原则”。[35]

1812年印度西部发生饥荒，同样的原则和同样的权威被搬了出来。盖拉的法官和行政官曾敦促政府进行干预，进口谷物并以略高于成本的价格卖给零售商。该建议被否决：

尊敬的总督在议会里不得不考虑到……那些得到赞赏和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规定谷物贸易中实行完全的、无约束的自由，对任何现有的缺粮情况和防止饥荒来说，这些是最合适的救济办法，特别适用于古哲拉特邦（Goozerat）的谷物商……在《国富论》中这位著名的作者顺便谈及的谷物贸易问题……特别是就尊重国内商人来讲，是令人信服的和不可抵抗的，适用于每一种社会状态，只要那儿的谷物商人或交易人可以营业。[36]

马德拉斯政府1833年的命令中表达了类似的说教。这些命令论证说，高价格是最安全的反饥荒措施：“政府对这类紧急事件的干预……打乱了自然的趋势（靠不干预政策，贸易是自由的，就情况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对任何商品的需求，必然会有相应的供应来满足），及有一种使缺粮季节转变成绝对的饥荒时期的倾向”。[37]

尽管有爱尔兰大饥荒骇人听闻的例子，在印度1860年代和1870年代的饥荒中，斯密的准则继续指导着政策的制定。贝尔德·史密斯（Baird Smith）关于1860年至1861年饥荒的报告，鼓掌欢迎《国富论》中的不干涉主义原则，并劝告说：解决缺粮的良方要留有“自然秩序，即使自然秩序偶尔产生了悲惨的苦难，它确实也为舒缓这些苦难普遍提供了最有效的方法”。[38]（仅在奥里萨）1860年时饥荒死亡人数估计为1 364 529人。[39]曾有人指出，一些行政官员完全从字面上来理解并赞同马尔萨斯的教义，强化了不干涉的政策。[40]印度总督劝告巴特那的行政官，虽然“救治不幸的粮荒……超出了公共当局的能力”，然而行政官们可以“采取许多措施以缓和危难，使人民的愤怒平静下来”：

通过对他们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通过人道、耐心和宽容地听取他们的怨言，通过鼓励他们盼望即将到来的收成……可以说服他们顺从地忍受不可避免的灾难，他们本来就是在这些灾难下费力走过来的。[41]

这不仅使人回想起斯密和马尔萨斯，还使人回想起埃德蒙·伯克的《关于粮荒的思考》（Thoughts on Scarcity）。

政治经济学所禁止的，是任何“对贸易过程的暴力干预”，这些暴力干预包括迫害投机家或囤积居奇者，规定最高价格，及政府干预谷物或稻米交易。[42]实行救济必须采取的形式是（不管“自然秩序”使价格上升到什么高度），把小额购粮款分配给那些在公共救济工程中通过了劳动审查而被证明为贫穷的人。[43]这些政策或这些政策施行的地方产生的种种负面后果，其理论基础——不管其他学者如何详尽地阐述过——都依赖亚当·斯密谈谷物贸易的那几页内容。

所以，这几页内容属于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拥有全球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恶劣的。其论点使在缺粮时期传统的保护性干预措施变得不可信或不可取，可以用来为投机和囤积辩护，通过赞赏无所作为的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性来为当局辩护以抚慰他们良心上的不安。经济学家对斯密关于谷物贸易的观点怀有职业习惯上的自满情绪，两个鲁莽的印度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怀疑，但受到了霍恩特和伊格纳蒂夫傲慢的非难，说他们已“忽视了”：“传统的公正理论构成了斯密讨论缺粮和饥荒时期粮食货物自由贸易的基础。”他们还引用了斯密谈谷物贸易的这段话：

阻止农民随时把货物运到最好的市场，显然是为了追求公共效用，或国家的某种理由，而把正义的一般法则丢开了。立法者的这种行为，除了在迫不得已的场合，是不应该有的，是万难原谅的。

不知怎的，霍恩特和伊格纳蒂夫发现这段话认可了他们的结论：“斯密论述的无关实际上的饥荒状态，这属于对‘冲破所有法律’的重大必要性的论述。”但人们可能徒劳地在《国富论》的“谈谈谷物贸易”或任何地方寻找这种“重大必要性的论述”。矫饰地被称之为一种“论述”的东西，至多只是一个简约的短句子（与“除了在迫不得已的场合，是不应该有的，是万难原谅的”这句话相比较），对于这种比较的后果我们只能保持长时间的沉默。[44]

至于“构成斯密讨论自由贸易的传统的公正理论”，公正就是财产权。如同霍恩特和伊格纳蒂夫在别处意识到的，斯密“坚持谷物商和农夫的财产优先权，几乎绝对地优先于穷苦劳动者要求提供帮助的主张”。这种立场比许多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和重农学者的立场更为极端；确实，狄德罗考虑过，饥荒时期给私有财产以特权是一条“吃人的原则”。[45]

我的论点不是（如被理解的那样）打算证明，亚当·斯密是个吃人的人。从长远看，斯密倡导的谷物自由贸易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在危机时期只有负面的影响。因为他的药方，诸如增加粮食生产，要长时期才能见效，而诸如提高价格则根本不是救治方法。斯密学说的不足之处还包括：（1）这曾是空谈理论的和反经验主义的，它不想去了解现实中的市场是如何运转的，其今天的信徒在这方面做得要好一些。作为教条，它可以用来为无所作为辩护，上述爱尔兰和印度的几次灾荒就是这方面的例子。（2）它促进了以下见解的形成：高价格是医治缺粮的一剂（痛苦的）药方，会吸引存粮进入遭受饥馑折磨的地区。但吸引存粮的不是高价格，而是钱包中有足够的钱付高价粮的人。缺粮时期一个独特的现象是，它带来失业并使人们的钱包干瘪下去。在通货膨胀的价格下，购买生活必需品的人们不再有能力购买无关紧要的生活用品。鞋匠、织工、织长袜者、渔夫、理发师、搬运工及许多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均跌入艰难之中。[46]所以，有能力付高价的人数在受灾地区减少了，粮食可能会输出到邻近受灾较不严重的地区，那里的就业没有减少，消费者仍然有钱买东西。在这过程中，高价格实际上能使供应退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近代饥荒研究的主要权威阿玛蒂亚·森博士注意到，在饥饿甚至饿死人的情况造成市场衰退或“几乎没有什么市场吸引力”时，在许多饥荒中，粮食常从受灾国家或地区运出去。1840年代爱尔兰的饥荒就出现了这种臭名昭著的情况，它在印度的饥荒中也被观察到了：

亚当·斯密的主张，事实上是关于如何才能有效地满足市场需求的问题，但由于缺乏以市场为基础的行为能力以及购买力之不足，现实生活中的需要没有转变成有效需求，而关于这种需要如何满足，它什么也没说。[47]

（3）最不幸的错误在于亚当·斯密把价格隐喻成为一种分配方法。斯密论证说，高价格抑制消费，使“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注意精打细算过日子，对下层人民来说特别是这样”。通过把抬高价格的商人比之于向船员分配口粮的“谨慎的船长”，他提出了一个公平分配有限资源的有说服力的建议。这些资源不仅在各个消费者之间分配，而且还超越具体时间，把缺粮的“种种不方便”尽可能平等地分配到全年的每个月份、每个星期和每一天中去。

不管这比喻怎样有说服力，但这里省略了由价格所确定的各种现实关系——因为这一论点自那时以来一直在重复，言犹在耳——这种省略意味着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智力花招。通过价格而实现的分配并没有在需要者之间平等地配给资源；它只把物资保留给那些出得起价钱的人，而排除那些付不起价钱的人。18世纪时可能有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英国人是在刚刚能维持生存的边缘上挣扎过来的，处在当价格一上涨就跌入生存线以下的危险中。近来一份权威的研究表明：

在困难年月，可能有20%的居民即使已能砍到所有其他开支，也无法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买到足够的面包；而且……在很艰难的年月，全部居民中有45%会被抛进那种赤贫之中。[48]

道格拉斯·海在18世纪的英国所发现的事实，威廉·亨特爵士和其他观察家在19世纪的印度也发现了。甚至在正常年份，五分之一的居民“没有足够的粮食度日”。[49]缺粮时价格的上涨可能把他们一起逐出市场的“分配”过程。

有些东西人们必须牢牢记住：面包的高价格对富人几乎没什么影响，只会给中等人家带来不便，使长期从事雇佣劳动的人感到痛苦，但会威胁穷人的生存。这就是为什么高价格马上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正是为了反对靠钱包来“分配”的社会不平等，粮食骚乱才成为一种抗议手段和一种可能的救治方法。

这可以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消灭缺粮或饥荒。这问题占据了许多有才华的人物的注意力，如人们可能期望的，一些最有关的工作出自印度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之手。对他们来说，饥荒不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然而，在行政、法律和意识形态上，他们又与英国享有一些共同的历史。一种令人注意的方法见之于阿玛蒂亚·森的《贫穷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该书使用了“权利（entitlement）理论”，还使用了一种先进的统计手段。“权利”暗示着人民得到基本粮食供应的所有形形色色的手段，不管是通过直接的粮食生产，或是通过雇主或（其家庭内的）主人的供给，还是靠在市场上购买。饥荒是由于这种权利的损坏引发的。这种方法的功绩是，它不仅告诉我们可得到的粮食存在着量上的减少，而且也考察了“为什么一些集团必须遭受饥饿而其他的集团却能够酒足饭饱……是什么东西允许一个集团而不是另一个集团控制那儿存在的粮食？”[50]

森博士考察了20世纪里亚洲、非洲的饥荒，这方面的统计材料比我们研究18世纪时的任何材料都更可靠。在考察了更多的实际例子后，他下结论说：不能把饥荒简单地归于“可得到的粮食的减少”。凡是出现庄稼歉收的地方，“生产上一定程度的不足”会“转变成粮食市场投放量的异常缺乏”。不能把市场从它所处其中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关系网中分离和提取出来。一旦饥荒进入向下的螺旋轨道，就会变成一个累积的过程，“不管某次饥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中止它的办法需要公共分配系统供应大批粮食”。[51]

这种研究方法对19世纪欧洲的缺粮也是有用的。[52]并比以下最通常采用的方法更为可取：集中于歉收本身，似乎这些歉收对随之产生的所有事情都能提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充分的解释。森博士如此论证这种“可得到的粮食的减少”的探讨方法：

对饥饿的因果机制的研究能提供的思路非常有限，因为它不涉及人们对粮食的关系。可得到的粮食的减少的观点不管它可能具有什么神谕的力量，它肯定是含混不清的，因为它对关键问题缄默不语。[53]

总的说来，18世纪的英国穷人受到济贫法和慈善事业的庇护，避免了全面饥饿，但森博士的论证仍是有效的。斯密和马尔萨斯关于缺粮年份的解释极大地依赖庄稼歉收（可得到的粮食的减少），而对人们与粮食的关系和获得粮食的权利的社会差别问题则语焉不详。

“人们与粮食的关系”包括权力、财产和法律的制度。市场上获得粮食权的冲突可看成是一种阶级斗争的论坛，如果当今大部分的历史家不是过分娇气以致不用这个措辞的话，这样讲是合适的。它也可看成是“城市”对“乡村”的利益冲突，即制造业工人、呢绒工人或矿工同农夫和商人发生冲突的场所。

在拿破仑战争的那些高价格的年份里，两种冲突的形态都可以在英国看到。由于政府以教条和武力进行干预，支持农业资本主义的自由行动，哪些阶级及哪些人的利益会取胜是不用怀疑的。明格教授（Professor Mingay）曾估计，在他调查过的那些地区，1750—1790年间地租上涨了40%—50%，1790—1815年间进一步涨到80%—90% [54]，同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现实的农场建筑物仍可看到）中等的和富裕的农夫完全有能力付清这不断增加的租金，而且事业日益繁荣，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设想越来越好。地租是地主们抓住他们享有的那份农业利润的工具。这些租金的提高意味着农业资本家阶层在财富上的极大增加（在这种富裕中农业劳动者享受不到任何成果）；反过来，这种财富增加的情况也为向城市销售粮食，特别是销售谷类的情况所证实。地主的财富由于圈地而进一步增加，这在战争年代达到顶峰，这时300万英亩，或9%的英格兰土地面积进入议会批准的圈地范围，大部分这类土地成为种植谷类庄稼的耕地。[55]

这种繁荣并非没有引起注意，住在繁荣的农业区附近的呢绒工人、矿工、“始原工业化”的制造业主都注意到了。1795—1796年和1800—1801年的对抗就应该从这种背景来理解。罗杰·韦尔斯博士（Dr. Roger Wells）的《悲惨的脸》（Wretched Faces，1988）研究了缺粮年份的每一个方面，是我们拥有的或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最丰富的文献研究成果。人们应当对他表示感谢，感谢他研究档案的勤奋及从他的许多页书中流溢出的光彩。然而，他的某些结论看来有些固执己见，与他自己的证据相矛盾。这可能是因为甚至韦尔斯博士也曾不适当地受到了斯密的探讨方法（可得到的粮食的减少）的影响，因为这种探讨方法看起来已是常识。

在那些年份当然存在过严重的歉收，如果不是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这个国家可能会面临真正的饥荒局面。[56]但当罗杰·韦尔斯写到“道德经济学”的实施是“医治灾难的一个处方”时，[57]他是用过于狭窄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他反对“道德经济学”的例子时就像埃德蒙·伯克或波特兰公爵那样，是一个危言耸听者。“道德经济学”这个词在他那儿成了一个装杂物的容器，在他的主要研究中，他都用这个词来指当局采取的或民众强加的任何保护消费者、管理市场和控制物价的措施。他论证说：市场骚乱“毁坏了将来的供应，然后促进了通货膨胀”；“价格控制助长了暴力的影响”：“面包的法定标准起作用的地方必然伴随着大混乱”；道德经济学“直接刺激了狂暴的民粹主义的干预，同时削弱了共同体遏制动乱的决心”。[58]而且，他变戏法似的幻想出一个邪恶的怪圈，即“骚乱阻挡了供应，空空的市场刺激了新一轮的暴力行为，进一步的动乱消灭了商业信心”：

最终，从综合的观点看，整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群众性干预的各个“积极”方面，如阻止商业不法行为，反对最大限度的剥削，使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穷人的困境，促使采取更多的救济措施等，都黯然失色。因为这些抗议造成的积极方面，无论怎样重要，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历史学家对骚乱的评价也必须采用政府的标准。与对谷物贸易的微观经济考察相对立的宏观考察，揭示了抗议在总体上对民族生存，特别是对各消费中心造成了种种危险。要在各个最脆弱的地方避免饥饿，有必要以最快速度镇压骚乱。[59]

麻烦在于，饥饿通常是“地方性”的（在胃部），饿死的人看起来像是地方性的微粒。罗杰·韦尔斯读了太多战争期间皮特政府的文献，被诱导引进了这些文献反馈的环形腹中。此外，在他过分夸张的语言中（“灾难”“毁灭”“暴力”“狂暴的民众主义干预”“消灭”）中，我们已远远离开了那些自我约束的、常常是不流血的民众的直接行动，而回归到坏的、旧派的立场，即民众中的每个人都被说成是一个凶猛而轻信的“暴民”。近年来的历史学已搞清楚，而且为韦尔斯博士自己的研究所证实，这是一些有其自己“礼仪”的、“有秩序的动乱”。[60]

韦尔斯所说的情况也有一些道理，特别是他引用1795年夏天的事件时，这一点表现得最强烈，这时民众到处封锁运粮的水陆通道。这种禁运本来是会把诸如伯明翰、诺丁汉和莱斯特这些消费中心抛进灾难之中的，虽然这实际上没有发生。在其他问题上，韦尔斯（缺乏针对地）提供了浅薄而不确切的证据。他举的少数几个例子不能让人相信价格管理总是“毁灭”被管理市场将来的供应。在那些城镇或制造业地区依赖地方粮食供应的地方，农夫们也依赖他们地方的顾客，而且民众可能到农夫家里去恐吓他们以便获得粮食。最终农夫必须回到市场，对他们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他们与消费者的关系、与他们的地主的关系、与他们自己的良心的关系。

罗杰·韦尔斯断言“面包的法定标准起作用的地方”，必然产生“大混乱”，他还以1800年牛津郡一件单独的轶事来证实。但碰巧牛津是经过我们详细研究过的，是18世纪时面包的法定标准起作用的一个中心，这些研究结果绝没有证实关于“大混乱”的断言。温迪·思韦茨博士（Dr. Wendy Thwaites）的研究表明，在平常年份，法定面包标准的实施可能曾勉强使牛津的面包价格提高，但在缺粮年份却抑制了价格上升。该法令向市场当局、面包师和消费者提供“一种互相联系的安全感”。[61]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该法令孤立起来看，而应把它看成包括重量和质量控制在内的更广泛管理的一部分。整个18世纪，伦敦也制定了面包的法定标准，远远没有什么“大混乱”，粮食骚乱在这个首都很罕见。[62]

罗杰·韦尔斯得出了一个过分单方面的结论。伯明翰最大的商人面粉厂主皮卡德在1800年9月民众的敌视行动中被迫停业，这是真的，[63]但这并未使伯明翰失去粮食供应。还有另一个蒸汽面粉厂，即“联合面粉厂”，虽然它供应面包的对象主要限于无数的零售商和预订过的工人用户，但它是以原价供应，可能这是“道德经济学”原则向早期合作制转变的一种形式。[64]而且皮卡德的面粉厂并未关闭：作为一项应急措施，它被租给一个新公司，以保证继续为这个城市供应粮食。皮卡德的儿子爱德华记下了这个应急的“慈善先生”公司飘忽起伏的命运：

第一个租期（6个月的租期）开始了，这时伯明翰已处于一个可怕的影响中：这个城市真的会失去粮食供应。一位慈善先生在赫尔大胆地作了一笔很大的小麦买卖……这批小麦刚从波罗的海运到，就因为这个新公司的缘故而送往伯明翰。怎么付这批小麦的钱及谁付的钱我不知道：我设想是他们的银行家为他们提供了这笔钱……即使这时期小麦的价格已过高，它还是出乎意料地大幅上涨。虽然公司由此得以比一般的商人更低的利率向穷人每周供应大量面粉，然而到6个月结束时，他们发现利润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害怕公布账目时会引起某种群众性的愤慨。于是，他们向我父亲请求延长租期，他们说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利润，可向公众提交一份更让人满意的财富报告。我父亲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在这新一期的经营中，小麦价格开始下跌，并继续跌落直至租期结束。结果是，这方面的损失，还有这后一租期初期其他几次大批量买卖中经受的损失，这些使慈善先生不仅失去了他们在前6个月的全部利润，还失去了他们投入的全部资本。[65]

这个故事在性质上既不符合斯密的学说，也不符合“道德经济学”的学说。它意味着，在那些不规则战争时期的条件下，谷物市场上所有各方都扮演着热心盲人的角色。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仅仅限于这些战争年月的例子来对粮食骚乱的特征和功能作出种种概括，这是危险的。因为这些例子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产物，这时骚乱传统的高潮和终结都处于战争和入侵的恐惧中，而绅士与其家庭则处于备战状态（如义勇骑兵队）与反雅各宾派的恐慌状态中。在18世纪最后几年，在市场的顾客构成和市场习俗的变化上也是一道分水岭，处于供应地方的市场向更非个人关系的大城市市场过渡的中间地带。就前者言，消费者和农夫、地方行政官和商人，互相都知道对方的某些东西，可以互相面对面地来到一起，可以“协商”价格，甚至通过“骚乱”来协商；后者的情况下，农夫很少来到市场，由在遥远的市场从事买卖的商人提供粮食。[66]此外，1790年代的经历由于统治当局内部深深的分裂而进一步变得更为复杂。这时，中央政府强制推行自由放任的教条，但一些地方当局和传统主义的地主企图靠说服来控制物价，向民众表示一点同情。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我们很容易提出互相矛盾的研究成果及一些“大混乱”的例子。

最强烈的事件有助于骚乱的“成功”，这是长期存在的关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观点。两个研究17世纪的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骚乱“在激发当局行动以减轻苦情上总是成功的”。[67] 18世纪的历史总的来说也是这样。连价格管理也可能成功。关于民众骚乱成功的最有说服力的分析，见于约翰·博施泰特（John Bohstedt）的《1790—181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骚乱和共同体政治》（Riots and Community Politics in England and Wales, 1790–1810，1983）中的“德文郡的古典粮食骚乱”一章。他表明，中小城镇的市场是民众直接行动的经典场所（附近农民到市场上来探望证实了这一点）。他还提出，各共同体内水平的和垂直的关系网都支持了这类行动，这些共同体有自己的传统，并记得他们自己有过的各种先例。他提出说：在垂直的关系中，“社会庇护”可能是一个比“家长制”更有用的措辞，这种庇护关系不管怎样总包含着互惠的义务与职责。尽管骚乱，或直接压低价格的行动绝非合法，然而当局和民众都遵循一种公认的“礼仪”：骚乱者“不直接向整个财产和权力体系挑战”。只要不超出这一点，且避免了暴力，当局有时会做他们规定价格行动的帮凶，承认“社会和平比绝对的财产权，或不如说是获利权，更为重要”。所以，骚乱者“修改了农夫和粮商的财产权……他们在非法与合法的界线上发挥自己的力量，即使受到限制，也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力量的运用”。确实，“在这种财产和权力的体系内，骚乱是一种历史动力的组成要素”。[68]

约翰·博施泰特自信地声称德文郡的骚乱是成功的：“如果不曾存在报偿，骚乱就不可能这样经常发生，也不会这样有秩序。”当然，粮食骚乱也出现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首先是欧洲和中国，[69]随后是印度和其他地方。有些迹象表明，骚乱是一个过渡阶段的标志，即从地方性的绝对的人口生存危机的旧制度，向只由价格和警察来调整管理的“现代”国家的“自由市场”过渡。[70]如果不曾存在某种报偿和某种行动空间，骚乱就不会这样普遍地出现。在这种空间中，直接行动成为一种保护方法，使穷人不被新近解放的农业利益集团的胃口所吞没，是对投机者和奸商的一种警告，是要求当局使应急措施和赈济行动投入运转的警报信号。这类行动可以（及能够）采取许多形式，从谦卑的请愿到写恐吓信和纵火，[71]或封锁和攻击磨坊、面粉厂，但它总是一种有深刻背景的经济和政治事件。

骚乱在其本身的界限及允许它存在的空间内，作为“一种财产和权力的体系内历史动力的组成要素”，在不同国家的历史上曾明显地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具有不同的意义。在英国，必须从贵族、平民关系的特定结构来理解，这种关系我们（在第二章中）已考察过。但是，我们重新看看从印度和爱尔兰的证据到英国的证据。戴维·阿诺德（David Arnold）在其清楚明晰的研究中调查了印度粮食骚乱传统的出现，大概开始于1876年马德拉斯管区。大约有120次事件在1918—1919年间横扫南印度，与18世纪英国、法国的骚乱有类似的特征和目标：阻止粮食出口、强制降价、迫使地方官员采取措施保证供应。恰如两个世纪前的英国，对粮店的“抢劫”并非常常导致偷窃，而是货物被糟蹋掉。其意图是羞辱粮商，民众认为这些粮商在特别困难的时期犯了囤积粮食、大发横财的罪行。这样，骚乱的一项功能是抑制因“自由市场”的发展而释放出来的谋利的胃口。阿诺德就是把骚乱的主张与以下过渡阶段联系起来认识的，即从基于地方的市场向正在形成的全国性粮食市场的过渡。这种过渡伴随着粮价的突然涨落，伴随着从受缺粮困扰的地区输出粮食的不正常现象及习惯的交流渠道的中断。他还提出说，至少在短期内，从骚乱本身的目标角度看，骚乱是成功的。[72]这里可能的意思是，骚乱有特定的功能，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在同样的过渡阶段，都可期望看到它的出现。

那么，为什么在爱尔兰的历史上它没有表现出这种功能？在“大饥饿”以前很早，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爱尔兰有过一系列严重的饥荒。但爱尔兰的情况有时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清楚。常常有人说，在爱尔兰不存在粮食骚乱的传统。[73]然而，在1740—1741年的严重饥荒中，都柏林的报纸《小道新闻》（Pue's Occurrences）报道说：都柏林的暴民砸开面包房和面粉商的店铺，登上利菲河上的一条船（1740年6月），反出口的骚乱在高尔韦被军队镇压（8月），在尤格尔和在闵斯特普遍地发生反出口和限定物价的骚乱（12月），骚乱者闯入利默里克的店铺（1741年3月），一条装载着燕麦到沃特福德去的船只在苏尔河上的卡里克受阻，军队向民众开枪（1741年4月）。[74]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没有粮食骚乱传统的国家。1757年韦克斯福德有报告说，妇女参加了骚乱。[75] 1758年约翰·韦斯利发现，“暴民”在斯莱戈港上忙于把一条荷兰船上的谷物卸下来，这些谷物本来已被垄断市场的粮商部买下，以便“饿死穷人”。这些暴民把谷物全运往市场，“以普通价格代粮商把它卖掉。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他们这样做时都极其镇静和沉着，没有攻击或伤害任何人”。[76]

这样，18世纪的爱尔兰人一定是知道“古典的”粮食骚乱的，各种通史著作可能低估了这方面的情况。如果说粮食骚乱未能阻止粮食出口和缓和饥荒（如在1740—1741年），可能是因为这传统随着该世纪的逐渐消逝而在衰落。[77]至于不同的民族有不同传统的原因，人们只能猜测。可能爱尔兰的粮食骚乱者的“政治”影响较小，因为没有以同样的直接方法威胁在乡下的统治贵族的稳定和“面子”。（在没有济贫法的地方）他们不可能以同样的方法促进救济机构的建立，甚至也不能（尽管有某些例子）促进贵族的慈善事业。[78]

这样，在爱尔兰，粮食骚乱没有“奏效”，部分是因为这里不存在平民可以向其统治者施加压力的政治空间（如在英格兰）。从这些事例回头看，我们可以再次一瞥已在考察中的英格兰的证据。20年前，粮食骚乱可能曾有一些积极功能的想法很少会得到历史学家的注意。斯密的学说把这些骚乱看成社会功能失常的例子，同时还假定歉收（可得到的粮食的减少）足以解释大部分粮价上涨的原因。一个学者曾说过，“把早期现代社会看成以经济个人主义为标志的市场社会是一个错置了年代的看法”，这种错误的实质，是相信“马尔萨斯的社会和经济变迁模式”，该模式提出了收成、价格和（直到17世纪）死亡率之间一种毫无疑问的、无中介的关系。[79]

但近来在历史人口学上的进展正向我们展示一套更复杂的事件。A. B.阿普尔比（Appleby）清晰地识别出了1596—1597年间和1622—1623年间西北部的地区性灾荒，以种种引人入胜的方式提出了为什么英格兰的其他地方设法避免了饥饿的问题。曾有人提出几个有说服力的原因来说明西北部与南部间“饥荒生态学”的区别。此外，还可加上各种救济措施的不同效果，有效的救济措施能保证把可以得到的少量剩余粮食带到市场上来，或作为补助金转移到那些最需要粮食的人手中。《政令汇编》可能曾不只具有象征性的功能，（由于济贫法和慈善事业的协助）还曾减轻了南方缺粮的不利后果，而西北地区不仅因以畜牧为主、缺少谷物，而且也缺乏推行《政令汇编》的行政和财政结构。[80]

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Wrigley and Schofield）的重要著作《英格兰人口史》（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研究这些论点。虽通常认为饥荒的威胁到1650年前已从英格兰消失，但直到1745年仍可看到粮价与死亡率之间一种微弱的联系。这种微弱的联系（当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概括时）可能掩饰了尖锐的地方危机或死亡率上的差别，即过多的死亡发生在“穷人”或某些特别缺乏保护的群体中。此外，离饥荒的威胁其实并不远。里格利和肖菲尔德多年来考察了1541年和1871年间404个教区的实例，其中许多教区的死亡率显著地高于一般趋势。1727—1729年和1741—1742年是缺粮和骚乱的年份，表上的死亡率也上升（高于一般死亡率30%—40%），尽管其他骚乱年份——1709年、1757年、1795年——不是这样。[81]但不能自信地认定这是由于地方性生存危机，因为时疫可能造成高死亡率。[82]

这是一些复杂的问题。从证实我们的论点看，注意到以下事实就已足够了：地方性的危机持续到18世纪，歉收或高价格对不同的（甚至附近的）共同体有不同的影响，国民统治系列图表中意义不大的变化可能掩饰了非常尖锐的地方性苦难。此外，“［地方］危机造成死亡的最高综合发生率是在西南部，这是一个从格洛斯特郡南部和威尔特郡西部通过多塞特到德文郡的地区”，正好是18世纪发生最强烈的粮食骚乱的地区之一。[83]

这表明，骚乱者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担心并走向自卫行动。在高价格年份，他们被迫走向生计的边缘，结果甚至是市场形势的小小改变都可能造成生死区别。有许多取得口粮的方法，不是所有这些方法都依赖市场。[84]在非常时期，“穷人”并非都没有对策。在一个低就业和高价格的时期（1741年），一个记者在西部的一个“制造业聚居区”写了一篇报道，其结论为：

月复一月，穷人更穷了，他们的衣服显然都穿成了碎片，他们没有能力买新的。他们几乎已卖光了仅有的一点奢侈品。或可能一个人有一只金戒指，另一个人有二三个白镴盘子，第三个人有一个黄铜罐或水壶；他们一直在处理这些东西，以此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买回面包……[85]

这（还）不是一场生存危机，但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背景。

人们不应误释“权利理论”，然后得出结论说：不存在诸如没有粮食供应之类的事情，每一次缺粮都是人为的。森所显示的是：在歉收的情况下，粮食在各社会集团间分配的方法明显是人为的，这种分配依赖于配给方式的选择，市场价格只是众多的配给方式中的一种。甚至在缺粮时，总会有一些粮食供应，问题是如何把这些剩余粮食从粮仓、谷仓中挤出来并使其进入那些最急需粮食的人手中。[86]包含在《政令汇编》里的措施合情合理地得到执行，效果非常好，不清楚的是为什么1630年后这些措施消失不用了。乌思怀特博士（Dr. Outhuaite）在一篇论证清晰的文章中曾提出，操作的复杂性和效率差导致“不再对它们抱有幻想”。[87]但随着市场导向的发展，生产谷物的地主阶层在政府中变得更有影响，利益和意识形态也可能起了一些作用。因为在1660年后的长时期中，问题不是缺粮，而是产量丰富。低价格、租金拖欠及重商主义理论使人们专注于谷物出口（及补助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都铎的供应措施处于冬休状态，尽管在高价格年份人们并未忘记它们。1693年，在牛津郡民众夺取谷物，“就好像这些谷物是被垄断者运走一样；他们还说他们决心要执行法律，因为官员们忽视了这一法律”。[88]“我们的一些骚乱者”，1766年一位粮商写道，“头脑发昏到这种程度，甚至认为只有他们在帮助执行有益的法律……”[89]

曾减轻因《政令汇编》的取消而带来的痛苦的，是济贫法的效率日益提高，它向有居住处的人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安全网。中央政府所拒绝的职责重新由教区或市镇自治机关来承担。在缺粮季节，除了有限的救济，地方慈善事业的传统具有比人们有时承认的更大的活力。某种意义上，都铎王朝的“当家”和好客的惯例一直延续到18世纪，这时，土地贵族为了保持在地方上的影响，通过做出大量慷慨的姿态，出来竞争。[90]

在每一个高价格的年份，至少直到1760年代，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殷实的地主就主动站出来为其他人树立榜样：把谷物降价送到市场上去，在其大门口销售便宜的粮食，命令其佃户以适度价格向市场供应粮食，加入郡的各种协议降低粮价，告发那些凭货样出售粮食的人、囤积居奇者，以及有诸如此类行为的人（到1780年代和1790年代，舆论更为对立，那些像沃里克伯爵那样继续从事古老善行的人，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称为传统的“托利党”家长制主义者）。这种显而易见的慈善传统部分可归之于人道主义动机，归之于乡绅的一种受赞许的自我形象，即作为穷人的保护者，反对残忍的雇主、卑鄙的教区专管救济的人员和贪婪的经纪人。但这也是在贵族与平民以相同的文化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反对各个中等阶层的同盟中，一种故意设计出来的立场。它把人们对地主的繁荣的注意力分散到那些著名的非国教派和贵格派(2)信徒身上去，这些人属于大发横财的粮商。[91]

从这个方面来看，济贫法和紧急状态时的慈善行为，是该财产和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确实，补助金和赞助经常可看成是收买骚乱的直接步骤，或甚至是对不骚乱的一种奖赏。[92]约翰·博施泰特曾警告我们：

把这些无疑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慈善行为与其维护阶级统治的功能分开，对历史学没有用处。平民的悲惨冲击着有钱人的良心，并对他们的救治能力提出挑战，正如这种悲惨威胁着要侵袭他们的财产及挑战他们政治垄断的合法性。

在1790年代，“衰退中的‘家长制’……只不过是隐瞒得不够巧妙的自我保护”。[93]

从1790年代来看，情况正是这样，所想象的雅各宾主义的威胁对此提供了额外的刺激。但在较早的几十年间，人们可看出一种较少计算花费而更多是无意识的社会交易，一种为每天行使盟主地位而付出的责任费。它使某些乡绅有了一种慷慨的品质，使人们原谅他们的其他罪行。“在这种意义上”，约翰·沃尔特曾写道，“缺粮年份继续为穷人和他们的上司提供一种舞台，在这舞台上他们可以继续再次协商社会责任的性质”。但在相当长的过程中，一度被设想为是互惠的义务（劳动者认为是权利），逐渐被重新定义为“不公平的和自行决定的慈善行为”。即使“穷人躲过了亚生存危机的打击”，也是以“陷入遵从和依附的罗网”为代价的。[94]然而，如果说这对英格兰的乡村，恐怕还有一些城市，是正确的话，粮食骚乱的记载却表明了另一种情况。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只把救济措施作为一件表示或行使社会控制的事情，耸耸肩而不屑理睬。有理由设想，这些措施曾缓和了生存危机。如果一个穷人平常的生计与（使各群体处于危险中的）饥荒时的生活差别不大，那么，向最需要的人进行再分配，使他们得到勉强能维持生命的粮食，对人口统计数字的变化非常有关。甚至在相邻的城市之间，骚乱或救济的不同表现形式可能都曾影响死亡率。济贫法、慈善活动、补助金，甚至微小的措施，如限制酿麦芽酒，禁止使用发粉，或向各恭敬的中等阶层推荐简朴的饮食，所有这些加起来像一锅大杂烩，可能都对某个人的生存作出过一份贡献。

这里简单地复述一下：粮食供应（而实际上是人口学）有其自身的政治性质；在这种政治中，骚乱可以看成是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的良方。如果不曾存在粮食骚乱，那么这种煞费苦心的大杂烩似的保护网可能绝不会形成。如果我们与罗杰·韦尔斯一起说，“要在各个最脆弱的地方避免饥饿，有必要以最快速度镇压骚乱”；那么，我们是采纳了非常时期关于需要的一个短期的看法，即用武力打破群众封锁，维护粮食运输正常进行。从两个多世纪的长期观点看，骚乱及其威胁可能曾避免了饥饿，有时实际上迫使价格降低，更通常地是迫使政府注意穷人的困境，并促进了教区的救济工作和地方慈善事业。所以，这里的论题应该是城市劳动人民的团结和集体活动，在制造业和采矿业地区做些结束生存危机的事情。然而相反——但作为更尝试性的一个假设——事情可能是，19世纪爱尔兰和印度的粮食骚乱的相对缺乏，是使缺粮转变成饥荒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如果这是确实的话，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帮助挨饿的国家的最好事情，是向它们派出推动骚乱的专家，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经验。[95]

我这样说部分地是开玩笑，这里争论的问题是共同体的防御能力和劳动人民的政治影响。至少，统治者很可能会更多地做些救济穷人的工作，如果他们担心不这样做他们的统治就会受到骚乱的威胁。当然，我并未设想过去有过（及现在仍存在）一套可供选择的普遍的药方，“道德经济学”能成功地克服缺粮并防止饥荒。我一直在论证的正是反对这样一种普遍的教条（“自由市场”）。或许，在危机时期所有能期望的，是随时根据现实条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用手边有的任何资源和可供选择的办法。如果政治经济学依赖劝诱性的但却是误导的比喻（诸如“配给”），那么道德经济学就会培育着它自己的种种非理性主义的观念和迷信，诸如群众都深信每次缺粮皆是囤积和投机的结果，是“人为的缺乏”，甚至是某种恶意的“饥荒条约”（pacte de famine）造成的。

一个事例总是由问题的两个方面组成。把牟取暴利者[96]或进行欺诈的粮商作为典型加以惩罚，有时对价格会产生行善的效果，但严厉地实施限价政策间或会招致黑市或生产者的罢市（农民拒绝供应粮食），造成有害的后果不亚于自由放任教条的危害。城市革命者的心态有时对农民是深刻敌视的，20世纪，集体主义的国家像自鸣得意的受政治经济学指挥的国家那样，曾多次突然陷入骇人听闻的饥荒。今天的一些理论家有兴趣记住前者而忘记了后者，后者作为政治经济学思想运用中微不足道的和不宜说出来的东西而被清理掉了。就为这个原因，我重新讲述了这番话，以表明骚乱者有他们的理由。

而且（在结论中）在使用“市场”这个词时更谨慎一些可能是合适的。我回到我较早的问题：市场是一个现实的市场还是一个比喻？这些日子，到处都听到在谈论“一种市场经济”。当把这与旧式的集体主义国家的集中管理相对照时，人们才明白这里讲的是什么。而且十分肯定的是，这里的“市场”在促进多样性和表达消费者的选择时是有益的，也可以说是民主的。但我不能清楚地说出18世纪英格兰的“一种市场经济”为何物；或不如说，我不能找到与它相对应的一种非市场经济。一个人不可能思考一种没有一个市场的经济，甚至最积极的粮食骚乱者，诸如科尼什(3)的锡矿矿工或金斯伍德的矿工或英格兰西部的服装工人，[97]都无法使自己摆脱市场，既作为生产者又作为消费者。如果没有市场，他们怎么可能生存一个月或一个星期呢？我们所发现的只是有利于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市场管理的不同方法，或操纵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交换的不同方法。我们所关注的正是缺粮时期“生活必需品”买卖的特殊情况，民众所喜欢的交易模式显然是小生产者自由竞争的“公开市场”，而不是大粮商在小客店后面的私人谈话室里私自就样品进行讨价还价的封闭市场。[98]

我猜想，“市场经济”常常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种比喻（或面具）。它甚至可以作为一个神话来使用。该神话最激发人的意识形态兴趣的地方，在于有关市场的概念，即把市场想象为某种中性的但（偶然）行善的实体。或者如果不是一个实体的话（因为可以发现它不存在于空间而仅仅存在于头脑里），那么它就是一种给予活力的精神，一种分化的、社会流动的、个人化的、创新的、增长的、自由的精神，像某种具有魔法般扩大力量的邮局分类站，能把每封信转变成一个小包，又把小包转变成包裹。这种“市场”可以设计成一种宽厚的、经双方同意的力量，它会无意间最大限度地增进最好的民族利益。看起来甚至可能：曾“生产了”这个民族的财富的正是这个“市场制度”——或许“这个市场”也生产了所有这些粮食？

市场确实是一种极好的和神秘化的比喻，用来描述资本主义交换形式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及所打开的需求（选择），但这个比喻忽略了所有的冲突与矛盾。（当从这种角度看时）市场是特定的利益所戴着的面具，这些利益与“该民族”或“该共同体”的利益并不一致，但首要的是，这些利益对被误解成这样很感兴趣。那些设想确实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市场的历史家们，必须向我们展示这种文献。一种比喻，不管它的智识谱系如何显赫，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三

下面让我们着手讨论妇女在粮食骚乱中的作用问题。1982年，詹尼弗·格里梅特和M. I.托米斯（Jennifer Grimmett and M. I.Thomis）发表了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的文章[99]。他们提出了两性中哪一种性别在骚乱中更突出的问题，但他们没有作出回答。肯尼思·洛格（Kenneth Logue）在研究苏格兰的“吃大户的暴民”时发现，妇女们非常积极，尽管在法庭上受到指控的人中她们只占28%。但大概因为“她们被告发的可能性较男性同伴小”，结果这个问题也悬而未决[100]。1988年约翰·博施泰特试图给出一个结论性的答案，写了一篇扎实的文章，号称要推翻“女性粮食骚乱的神话”。[101]边码306页

博施泰特的结论如下：

妇女没有支配粮食骚乱，粮食骚乱不是一种有女性特色的活动领域……典型的情况是，妇女在粮食骚乱中加入了男人的队伍……妇女与男人合作的观点，比妇女在这种运动中起垄断性作用的旧观点要远远有意义得多。在要求面包的骚乱中，妇女是男人的重要伙伴，部分是因为在前工业社会的家庭经济中她们是赚取面包时必不可少的伙伴，部分是因为在稳定的中小规模的传统城镇中，面包骚乱仍是一种有效的政治生活。

这些结论用两种方法来证明。第一，约翰·博施泰特展示了号称为1790—1810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骚乱的精确统计数字。第二，他用几页的篇幅思索了原工业化时期家庭经济中性别的作用问题。

我曾表达过我对博施泰特研究骚乱的主要成果的赞赏，而且在这篇新的文章中有令人感兴趣的材料，但这篇文章混乱的地方与它揭示的东西一样多。第一个困难是，不存在需要推翻的“女性粮食骚乱的神话”。没有人，没有历史学家曾提出过妇女“垄断”了粮食骚乱，或认为这种骚乱受女性支配，博施泰特不能举出这样的例子。他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继续指责芭芭拉和J. L.哈蒙德的一本书（写于1911年），该书把1795年这一危机之年看成是“家庭主妇暴动”的年份，因为在粮食骚乱中“妇女起了显著作用”。[102]这并不构成一种“神话”，结果是我们被引入一个虚假的论争中去了。以前的历史家或许并非总是充分注意妇女在骚乱中的作用，但大部分人都已同意在骚乱中很容易见到妇女，她们常常卷入骚乱。既然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表明骚乱中也很容易见到男人，或男人与妇女共同行动，那就是说没有人曾经暗示，粮食骚乱是“一种有女性特色的活动领域”。

渴望从粮食骚乱问题上驱赶这个神秘的对手，博施泰特引用了他制作的各个图表。他以极大的勤奋，把1790—1810年间617次骚乱集合成一个“样本”，而且他通过各种统计手法操练他的样本。现在我不知道该对此说些什么。有时他的数据是有帮助的，如对造成骚乱的不同场合进行大致的区分。博施泰特是位细心的学者，他有时记住了他的证据起作用的界限。但总的来说，他越是沉溺于他自己的数据，越远离“书本的”和背景关系的资料，他的历史著述就变得越不可信。这是因为他用的大量资料都太“软”，不能用于一个图表所要求的铁一般的明确性。当人们看一下博施泰特的某些计算时，争论点可能显得很荒唐。在他提出的617次骚乱中，他能识别出240次是粮食骚乱。这些粮食骚乱进一步被细分为：

如果除去D，把A和B相加，那么158次粮食骚乱中有77次或有49%有妇女参加，或51%的骚乱没有妇女参加。这样，如果一个人想主张妇女参加了“大部分”粮食骚乱，他会对这2%感到不知所措。但把B和C相加，人们会发现158次骚乱中有123次或有78%的骚乱有男人参加，这可能成为走向一种男性的粮食骚乱神话的第一步，这种神话又会被下一代的电子计算者推翻。

当博施泰特通过更精致的手法（诸如暴力和混乱在骚乱中的份额），试图操练这些数字时，他必然会使任何熟悉他正在用的这些资料的人大笑不已。让我们来解释一下其中的某些难点。首先，在收集任何可靠的数据上有诸多难处。对此大家很熟悉，并曾经常讨论它们。[103]博施泰特的样本是从以下材料中归纳出来的：《年度纪事》（The Annual Register）、两份伦敦的报纸和写给内政部的关于骚乱的信函。这是一份广泛的概括，但伦敦的新闻报道对各地的覆盖范围是参差不齐的，治安法官可能并不总是希望把他们地方的事务向中央当局报告，这个样本倾向于过分注意戏剧性的或暴力的吵闹事件，不上报比较平和的事件（所以可能漏报了一些妇女参与的事件），如此等等。当与使用地方资料的地区性研究成果比较时，博施泰特的样本显示出严重的漏算问题。阿兰·布思关于同样的年份英格兰西北部粮食骚乱的一份最彻底的研究，列举了46次骚乱，只有12次包含在博施泰特的样本中。布思进而说道：“在大部分记录着性别组成的骚乱中，妇女都显得更为众多和特别活跃”，他一口气引了13个例子说明这一点。所以，布思关于该地区妇女参与骚乱的例子（他没有说这些例子已详尽无遗）超过了博施泰特关于该地区所有类型的粮食骚乱事件的总数，博施泰特的样本想必少算了女性参与的次数。[104]

下面，我们必须考虑所使用的证据的性质问题。在82个实例（或三分之一以上实例）中，参加者的性别不甚清楚，这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81个实例中只有男人参与，其证据是可靠的还是“软”的？这种证据常常来自性别上不确定的词汇：“骚乱者”“暴民”“穷人”“居民”“平民”。让我们了解一下1740年7月12日写自诺里奇的一封信，刊登在《伊普斯威奇杂志》（Ipswich Journal）上，它描绘了“普通人”“最卑贱的人”“大众”掀起的一次骚乱：

大约晚上8点，市长把制造动乱的4个家伙中的3个送进监狱。该举动大大激怒了暴民，他们砸开监狱，放出他们的同伴，整个监狱几乎没留下一块完整的窗玻璃……在这些暴民蛮横逞凶时，据说有一个绅士未假思索地从一个龙骑兵手中夺过一支滑膛枪，向一个人射击，射穿了他的头颅。你可以想象这会如何激怒那些平民，那个晚上的行为的后果是，3个男人，1个孩子和2个妇女被打死……[105]

该报告以性别不祥的D开始，变成只有男人的C“制造动乱的家伙”，只有当提及龙骑兵向民众近距离平射，把这作为一个随意的例子时，才急剧地转移到B——妇女与男人。在所有这些不确定性别的（“暴民”“平民”）和男性的词汇中，这份冗长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及妇女，是在她们中有2人被打死的时候。1757年，一批类似的性别不确定的民众袭击赫里福德的一个磨坊主，坚持要搜查他的房子和磨坊，看看有没有谷物。该磨坊主拒绝了：

然而他们坚持要再搜查一次，说即使他没有谷物也应有一些钱。凭这种声明，就有必要向他们开火，打伤了4个妇女和2个男人，其余的人则四散而逃。[106]

一次又一次，关于“暴民”的报告都没有说清他们的性别，直到某个行为或逮捕涉及个人时，这一点才明显起来。报告人方面也找不到任何性别歧视倾向的迹象。这种倾向（如果有的话）更可能存在于20世纪历史学家和读者的头脑中。当他读到该有关的报告、读到“暴民”时，他相应地就自然地认为这些民众是由男人组成的。或许在19世纪后期，“暴民”成了一个男性的名词？这些集体名词在18世纪的头脑中唤起的形象是极不相同的，对他们来说，一个“暴民”意味着妇女、男人和（常常是）大一些的孩子，特别是男孩。我想博施泰特的表格会使人误入歧途，D栏（性别不详）中的许多骚乱和C栏（只有男人）中的一部分骚乱可能是男女混合的事件。

此外，列入这些表格的数字，不管是来自新闻报道还是来自给内政部的信件，通常都是报告一次骚乱中的特定时刻，也可能还有关于骚乱的危机，但很少描述其演变过程。然而，一次骚乱可能经过几个阶段，比如，它可能由妇女的行动开始，接着男人加入进来，结束时则只有男人。我的看法是，在两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指望发现男性占压倒优势的民众群体。第一，训练有素的、习惯于一起行动的工人团体带头掀起骚乱，煤矿工人、驳船船工、科尼什锡矿矿工和海员的骚乱可能就属这类情况。第二，当预期要与当局发生严重冲突时，妇女们有时看来会退却，或可能是男人们要求她们这样做。

然而，这方面的证据不像前者那样令人满意。煤矿矿工和锡矿矿工是男性骚乱者的原型，但整个共同体都参与了运动，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通常认为金斯伍德的“暴民”是男性，如毁坏收税栅和收通行税的关卡的一般是男人。但有时抵制当局的事件更像是一场整个地区的起义。在1738年反对苹果酒税的骚乱中，征税官员“受到了这些野蛮的携带火器之人的抵抗”：“现在在森林里有不下于1000个武装的男人、女人和男孩子，毁坏了他们面前的一切东西”。[107]1740年，金斯伍德的矿工进入布里斯托尔，在市政厅前示威，反对谷物价格上涨。他们没有带“他们通常有的武器：各种各样的棍棒”，但“一些织工、矿工们的妻子和许多其他妇女”跟随着他们。[108]没有“盔甲”及妇女在场，这些意味着（这时）大家都还信奉息事宁人的方针。

1740年，粮食骚乱席卷了东北部，以洗劫纽卡斯尔市政厅为最高潮（参见页边码第70、231页）。矿工和船工在其中起突出作用。表面上看，这可能像是一场男人的骚乱。但更长期更密切的观察将会表明，男人与妇女是交替出场的。在斯托克顿地区，反对粮食输出的地区性行动，开始时是由“一个手持木棍和号角的女士”引起的（参见页边码第233页）。妇女与男人一样登上装载着谷物的船只，迫使这些船只把货物卸下来交给站在岸上的民众。[109]经过三个星期的群众性禁运，当郡长召集地方治安部队对付他们时，斯托克顿的人民，达3000之众，“派人去请埃德黎和凯特霍恩的矿工”。[110]同时，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有一些小规模的骚乱，一群妇女也加入了。她们“在一个自称为（将军）或简·博热（Jane Bogey）的领头妇女的煽动下，摇着铃敲着钟，阻止运粮的马队从城里通过”。[111]5名妇女被扣押后，[112]纽卡斯尔的动乱才平息下来。但6月中旬，动乱以大得多的规模重新开始，运煤船上的船员和煤矿工人也卷入了（矿工们砸矿井）。在第一阶段，“三四百号男人、女人和儿童”进入城里，要求降低粮价。他们冲进粮仓，并欢呼雀跃、吹着喇叭胜利地在街道上行军。地方官员于是召集并武装保卫人员，把一些人抓入狱中；然后，民众里男性人员越来越多，都是“矿工、车夫、铁匠和其他普通工人”，他们用棍棒武装起来，砸开牢房，释放囚犯，纪律整齐地走过城市，打着鼓、吹着风笛，披着假绶带。[113]

接着发生了其他事件，包括向民众开枪和袭击市政厅。我的看法是用实例说明参与粮食骚乱的民众之构成的演变，这种民众现在可能是妇女们煽动起来的，然后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性别和年龄的人加入进来，再然后可能变得由男性来支配（当目的是营救和对抗时）。但这些都不应成为陈规。在这问题上，最细心的历史学家观察到，在对随后过程的调查研究中，妇女和儿童的作用被低估了，而矿工的作用却被高估了。妇女们对暴力过程中的各种肉体的和口舌之争的场面都作出了贡献。她们冲进粮仓，一位妇女跪在地方官面前，喊着：“以血还血！”[114]当局向刚从斯托克顿的一条船上卸完小麦的妇女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115]在纽卡斯尔，当局选定一个矿工作为起诉对象，但忽视了妇女。

这表明，整个地区都行动起来了。由于各种性别承担不同的角色，一种性别或另一种性别在不同的场合进入显著地位。其中某个情节可能属于约翰·博施泰特所划分的各种类型的任何一种，他是根据在事件的不同时刻写下的报告来划分骚乱类型的。其还表明，民众可能由不同的成分组成，在相互合作中有意识地扮演不同的角色。还有其他一些场合，这时报告中讲到，“人们”受派遣去请矿工来帮助他们。1740年在圣阿瑟夫（弗林特）一次反输出的骚乱中，有人讲到“塞弗罗尔的船员和矿工”加入了“男人、妇女和男孩子们的队伍”；不仅如此，而且还有人断言，有人蓄意让“属于”托马斯·莫斯廷爵士（Sir Thomas Mostyn）的煤矿工人停工，给了他们棍棒，鼓励他们加入骚乱。在这次事件中，他们完全支配了事态，一起在莫斯廷的旗帜下游行，并呼着“一个莫斯廷！”的口号。[116]在考文垂（1756年），穷人们——大概男人女人都有——“拍着矿工们的背，怂恿他们参加他们已经开始的骚乱”。[117]同一年在诺丁汉，矿工们与市长谈妥了一项协定，然后当他们正离开城市时“许多妇女……给他们钱要他们回来，领他们去看一架风车……镶着法国宝石”。矿工们为之所动，砸烂了邻近的几家磨坊。[118]（与此相对照）1737年在普尔（多塞特郡）的反输出骚乱中，妇女们行动起来，男人们支持她们并发誓说：“如果任何人试图骚扰参与他们行动的任何一个妇女”，他们就要召集大群男人，把船只及船上的货物全破坏掉（参见页边码第233页）。[119]

有两个说明性别行动的不寻常的例子来自苏格兰。1813年1月在蒙特罗斯，地方官员企图威胁城里的马车夫把谷物装运到船上去，车夫们勉强答应去做；但（令人惊讶的是）回到家时，他们发现自己没法这么干了，因为他们的妻子已把马厩锁起来或把马送走了。1801年在埃勒尔，当局命令志愿兵集中，对付可能发生的“吃大户的暴民”。“当他们要去参加检阅时，一些妇女，主要是这些志愿兵的妻子和母亲，拿走了他们的枪支，不过马上还给了他们。”然后，一批民众泰然自若地用石头袭击了一间小酒馆。肯尼思·洛格提出说，“事情可能是这样，妇女们只不过是去掉了部分发射装置，使武器变得毫无用处，使他们无法履行这倒霉的任务——向他们自己的市民开火”。[120]

1757年埃克塞特的文献描述了一系列更深思熟虑的行动：

上次集市日，一些农民对每蒲式耳小麦要价11先令，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已商定提价到15先令，统一立场不再允许讨价还价。但那些“希腊人”（人们这样称呼圣斯特韦尔的居民）听到这一共谋后，决定把其妻子大批派到市场上来。同时，决定小麦价格最多不超过每蒲式耳6先令，如果农民们不以这一价格出售，就要以武力抢粮；这些妻子们如不遵守这一协定，便要受到她们伙伴的狠狠抽打。这样决定后，她们列队来到谷物市场，向农民们宣讲了一番大道理，竟使得农民们把价格降到8先令6便士。面包师们来了，想以这个价格买走所有的谷物，但这些刚勇的妇女发誓说，她们要把第一个试图这样做的人带到市长面前去。面对这种情况，农民们发誓说他们将不再把粮食运到市场上来。这些自信的妇女威胁农民说，如果他们不把粮食运来，她们就要到村子里用武力从他们的粮食垛子里取粮。农民们屈服了，以6先令的价格卖给她们；对此，穷苦的织工和梳毛工们很满意。[121]

有人怀疑，这些“希腊人”的男人是否可能“派他们的妻子”从事这样一种需要老练行事的需要前后协调的行动，除非他们已经相互商定了他们的性别角色：（在这件事中），行动和思考的事情归妇女，留给男人的只是张口吃饭。

一个更大的（并且是不可克服的）困难是，不管你如何老练地使用来自1790—1880年间的证据，都不能用来证实种种关于女性在粮食骚乱中作用的概括，这种骚乱已整整延续200年了。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1812年后粮食骚乱让位于其他性质的（政治的、工会的）抗议。所以约翰·博施泰特的数据来自传统骚乱方式的最后阶段，其中，如他自己所表明的，妇女的地位可能已发生了变化。至少，各种概括本来应该通过考察17、18世纪的证据来证实。[122]

约翰·博施泰特没有这样做，而是完全跳到另一种论证方法。他对妇女是否真的在市场上起过重要作用提出种种怀疑。确实，在西方学术界，人们都在追求颇为时髦的手法，使自己显得比其他人更像一个男女平等主义者。他提出说，那些把妇女说成是在市场上做买卖的人，是兜售性别歧视陈辞滥调的小贩。我是他嘲笑的一个靶子，因为在我的文章中，在特别注意妇女发挥的极其积极的作用时，我曾提出，她们能发挥这种作用的一个理由可能在于，她们是“那些最直接面对面地卷入市场、对价格的重要性最敏感、在察觉缺斤少两或低劣质量上最有经验的人”（参见页边码第234页）。博施泰特向这个论点挑战：“设想妇女在粮食骚乱中的作用产生于某种女性作为家庭购物者的特殊地位，这是一个时代错置的错误。任何地方都没有证据表明以下经常出现的假设：这一时期，妇女是主要购物者……”“平民妇女是有收入的生产者，是赚钱的人，不是无工资收入的家庭主妇和购物者，不是后来被性别所限定的‘持家’的角色。”[123]他甚至对他自己发明的陈辞滥调转而气愤起来：“妇女不单单是做家务的泼妇，擦干双手走向市场或在那儿作为一群购物者而激动起来。”他没有试图说明，谁在购买家庭生活用品，或为什么是这样；[124]但他倒是发展起一种假设，关于原工业化时期家庭经济中女人和男人之间“近乎互相平等”的假设。

我同意“家庭主妇”和“购物”（在其当前的用法上）是具有时代错置性质的两个措辞，虽然我没有使用过它们。我有一个小小的异议，我不把在市场上购买或持家的技巧看成不重要的或低劣的；虽然这是真实的，即男性支配的文化可能使它们看起来是这样，然后可能企图把妇女限于“低劣”的角色。但这里确实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经验的问题——谁上市场购物及为什么是这样？另一个是关于原工业化时期家庭经济的理论问题。我们将按这一顺序进行讨论。

要确定市场上买卖者的性别，不存在关于这方面的单独的资料。妇女当然作为食品销售者出现在市场上，虽然少数人是有执照的商人。[125]在一个有市场的城镇里，人们可以指望发现许多出售家禽、蛋、黄油、蔬菜、水果和其他地方产品的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妇女，是当地农夫们的妻子、女儿和用人，而其他的人常常是来自劳动人民的小商人。在一个管理严格的市场上，她们中一些人可能付摊位税——比如，在黄油十字市场（参见图17a），但更通常的是，她们总把自己的货物摆在市场边缘地带出售。[126] 1816年，一位地方史历史学家这样描述比斯特市场：

图17a　牛津郡威特尼的黄油十字市场建于1683年，并于1811年重修。17世纪建立的许多市场建筑，至今仍提供着有力的市场控制的证据

我曾听许多上年纪的居民说，从前他们曾见到过整座作为市场的小山都摆满了装着谷物和其他许多产品的麻袋；通往市场的街道挤满了农夫们的妻子，她们的篮子装着黄油、蛋和家禽……[127]

实际上，家禽、水果和蔬菜的市场有时以“妇女们的市场”而闻名。一位有经验的商人在回顾1760年代时，描述了巴斯繁荣的旅游市场，那里“农夫和他的妻子、女儿或用人”，在人群中费力地挪动，带着“最好的乳制奶油、乳清奶油、乳酪……烤猪……肥肥的熏猪肉……黑白布丁、满满的猪油，及由整洁的牛奶房女工的手制作的非常干净的小肠，各种各样的家禽……各种新鲜的蛋……水果、鲜花、药草、蜂蜜和蜂窝，等等”。[128]到1790年代，这种买卖被“批发商、挨门挨户叫卖的小贩等所取代”。[129]随着农夫们变得更加富裕，出现了一种常有的埋怨声：农夫们“为其女儿买钢琴而不是把他们的黄油和蛋送到市场上来”。[130]

较不容易的是确定这些购买者的性别，尽管男女都有是没有疑问的。18世纪的牛津谷物市场管理得很好，但关于小宗买卖，它几乎没留下什么记录。档案显示的主要买主是面包师、磨坊主和商人，但小宗买卖可能没有记录下来，或可能是劳动人民不常买一蒲式耳一袋的麦粉。[131]露丝·皮尔斯（Pierce Ruth）1753年在迪韦齐斯市场异乎寻常的环境中死亡，对该事件的调查表明，她曾与另外三个妇女凑钱向一个农夫买了一袋小麦。[132]各地区的习俗有区别，但该世纪中，南部和中部的许多地方，劳动人民买面粉或面包，不是小麦。[133] 5个涉及违反法定面包标准（斤两短缺等）的案件发生在牛津普劳利百户村，1758年主显日时在郡值季法庭上审理，购买者的誓词都记录下来了，他们中有4个是妇女。[134] 1766年关于赫斯特·皮特和简·皮特（Hester Pitt and Jane Pitt）的王室诉讼要点摘录表明，她们在斯特劳德附近的鲁斯孔勃拦住了玛丽·库克，这时她坐在驮着16打面包的马背上，她们把她推下马，拿走了面包。[135]这使我们想起，在该世纪下半叶，面包师和小贩的商店变得越来越平常，可以用马或马车来运送面包，会发生妇女反对妇女的骚乱。

对我来说，这证据意味着，到1790年代时，劳动人民不只能在市场日时在市场上买小麦、麦粉或面包，而是到处都可以买：小酒店、商店或面包房。凯瑟琳·菲利普斯（Catherine Philips）在1792年告诉我们说，“以前的习惯是劳动者和工匠的妻子们在市场日去买2—3加仑的麦芽，这些麦芽一周内大概会酿出不错的餐桌啤酒”，但她们现在已不这样做了，因为麦芽税使麦芽价格提得太高。[136]在离城不远处，到城里市场买卖的行为流行起来，凡这样的地方，人们可能是抓住某种交通工具，女人、男人和较大的孩子挤成一堆往城里赶。无疑，丈夫和妻子常常一起去赶市。1800年有一个观察家注意到，一个男人与其妻子进入一间酒店买一配克小麦，“小麦量好后，妻子对丈夫说：‘约翰，我想要点钱到杂货店去买些茶叶、糖和黄油。’”[137]在这种性别角色的分工中，女性的工作是去买所有商定要买的东西，男性的工作（无疑）是留在小酒店里喝酒。

所有各种年纪、外形、身材和性别的人，都常常一起在繁忙的市场上挤来挤去。随着这一世纪的消逝，绅士风度在消失；绅士们不喜欢在满是平民的人群中被推来搡去，他们派仆人去市场为自己购物。（他们更可能派厨师或帮厨女工去买供应品，而不是派男仆去。）茅舍农的妻子和女儿在卖掉蛋或樱桃后，可能继续留在市场上把她们那一点收入花在布或丝带或各种家庭用具上。（由这类产品换来的钱属于家庭预算中“女性方面”的收入。）有的农夫常留下来喝酒，必须由他们的妻子接回家。[138]市场常常有车夫、旅店中料理马和骡的人、民谣歌本叫卖商，可能有一两个小提琴手和一个打牌作弊的行家；常常有眼睛睁得很大的孩子，希望偷一个苹果；常常有求爱的男女想互相看望时就在这一天出来；还有面包师和磨坊主、叫卖商和批发商、市场管理官员。大群的买主，他们中许多人是妇女。一般说来，烘面包、酿啤酒和煮饭是女人的工作。比如，玛丽·科利尔（Mary Collier），一个洗衣女工，1739年时雄辩地证明了妇女作为挣工资者和家务劳动者的双重角色。[139]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假定，妇女在购买家庭生活用品上起主要作用。这观点未曾充分证实过，但如果针对这问题展开研究，那么对其结果我不会有什么怀疑。边码319页

任何情况下，市场都是一个伟大的社交场合。难道有人敢于提出，市场日实际上可以是供娱乐用的吗？如果说妇女在使家务联结成一个社区的过程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说她们竟不抓住市场这么重要的一个社区社交（闲聊）的机会，这怎么可能呢？博施泰特没向我们提供什么证据，只是提出说，家庭进款和必要的物品购置“可能是男人们一周一次去货栈和市场时干的”。他所考虑的是一个“原工业化时期的”裁缝或制铁钉工人在自己家庭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但必须采购原料并把成品交付给包买商。但他交“货”的那一天并不总是市场日。而且，直到1790年代或更晚，大部分家庭中，纺纱是妇女工作的主要部分。妇女们（妻子们或未婚女子）常常得同样频繁地到她们自己的包买商或包买商代理人的店主那儿去。一份1741年的小册子表明，在汉普郡、威尔特郡和多塞特，妇女们坐着农夫的马车进入市场，把她们的精纺纱送到布商那儿去，“然后买上少数几样她们需要的东西，再折回到小酒店，等马车把她们带回家”。（可能有数量多达300到400的穷人，主要是妇女，在市场上做这些事情。[140]）1794年，一位精通这种情况的观察家写到了一个劳动者的沮丧，“他的妻子和孩子从邻近的一个市镇回来，带回糟透了的消息：羊毛商不再发放手工活了……”[141]

如果妇女们在家庭经济中总是承担煮饭的事，如果某些（不是全部）妇女的粮食骚乱有市场上的目标，那么常识表明，妇女们就会知道大量关于粮食买卖的事情。根据各种报告，事情看来经常是这样。1740年在纽波特帕格内尔（这时正是民众封锁粮食输出的时候），农夫们向代理商出售了两马车小麦。小麦经过伪装，堆在车上好像是乳酪，但“一些狡猾的老年妇女”怀疑其中有诈，拉住了马车，（300多个妇女加入进来）开始与农夫们展开一次冗长而成功的交火。[l42]约翰·博施泰特希望减弱女性在市场上的作用，因为他想强调妇女在原工业化家庭中的生产性作用，使妇女们“在社区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实际上与男人平等”。妇女参加骚乱“不是作为家庭妇女，而是作为家庭收入的正式提供者”。“她们应被看成是地方政治和经济的主要公民和代表，在主张其为家庭提供面包的权利上几乎与男人相等。”边码320页

我不想争论从事制衣和金属制造的家庭中妇女劳动的重要性。但没有理由说，为什么她们不应该同时也曾经是市场上主要的食品买卖者，正如同男人想必曾经是最经常地买卖其行业的工具和原材料的人一样。可能导致错误的是，把来自我们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契约社会的“平等”和身份的概念用到她们身上。那些妇女（及那些男人）干活是为了她（他）们自己，不是为了我们，对她（他）们来说，不存在什么主要不主要。在某种竞争的意义上讲，她们不会为平等的观念所烦扰，因为她们深深地习惯于接受男女角色不同的观念，而且认为这种不同是恰如其分的。当然存在各种角色交叉的地方，而且还常常有一种性别参与另一种性别的工作（常常是女的比男的更经常）的场合。但在值得称道的强调妇女独立地位的尝试中，在提出女人和男人在家庭或茅舍经济中的角色几乎无法区分时，[143]博施泰特走得太远了。

相反，不同性别的角色被严格地区分开来，或许严格的区分在于：每一种性别的责任领域可得到另一性别的尊重。1730年左右，约克郡西区有一首诗歌，主要是文学上的资料，是“描述布商的生活方式”的。确切地讲，这是一出关于“原工业化”家庭中性别角色的风俗喜剧，虽然这是一个小师傅的而不是帮工身份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食物当然是女主人做的，由“没有什么经验的女性帮工”帮忙，所做的食物包括肉汤、燕麦糕、羊肉、（家焙的）面包、“汤团”及家酿的淡啤酒。“师傅”监督纺织上的需要，他或他的儿子（或学徒们）会从丘陵地区买来羊毛，分交给纺纱工，再把它上浆、染色等等。女主人必须监督下人操办酿啤酒的酵母（可能来自一个邻居）、麦芽和使啤酒带苦味的蛇麻子，还有肥皂和染料。她与帮工还必须“坐在纺车边”（纺纱）、染布、洗涤（和洗餐具），送孩子到学校及接他们回家，当主人不在时还要监督为她们劳动的人。还有十几件其他的事情。[144]

确实，正是妇女作用的广泛性和明显的重要性、多方面的职责及每种职责都需要专门的技巧，使她赢得了在家庭中的权威和在社区中的尊重。她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她十分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企图根据“近乎平等”的程度来给女性和男性的工作领域定级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在法律、宗教和财产的公共领域，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但在家庭经济中，我们所需要的措辞是“权威”“价值”和“尊重”，多半是相异的两者之间的价值对等和相互依赖。[145]

如果说在制造业家庭经济强劲的地方，如服装制造盛行的地区，妇女在粮食骚乱中的作用特别突出，这部分是因为她们在这种经济中的作用使她们拥有力量和自信。但这不是因为性别角色几乎无法区分。女性的权力范围可能包括大部分食物的买卖，在家庭中，妇女的责任是烘面包、酿啤酒、照管整个家庭吃饱。因此，她们对食物的价格和质量特别敏感，当受到缺粮威胁时，是全家第一个必须制订出节约措施和生存战略的人。尽管家庭的大部收入可能是男人挣的，但这种作用使她们成为既是男人的又是家庭生存的保护人。她们不仅在市场日，而且在日常与四邻交往的场合，都会与其他妇女讨论生活中的问题、愤怒或焦虑。艾丽斯·克拉克（Alice Clarke）很早以前就指出，这有助于“形成一种女性对时事的舆论”。这样，各个家庭会因此结合起来，成为直接行动的核心。[146]

通过贬低上述作用及把自己的分析集中于制造业家庭中妇女作为挣钱者的作用上，结果是与他自己的意图完全相反，博施泰特几乎以恩人姿态自居，叙述了妇女在粮食骚乱中的作用：“在粮食骚乱中，典型的情况是妇女加入了男人的行动”（见页边码第306页，强调部分为我所加）。这一说法想传达的是，作为男人的“近乎相互平等者”，妇女们表示了她们与男人的团结。但证据给我们的感觉不像是这样。在这些问题上，妇女常常是社区舆论的领导者，行动的发起人；有时，她们是行动的唯一执行者，是男人加入进来与她们团结一致，正如她们常加入男人的行动。

1766年及以后，市场上民众的自发行动减少了，因为在市场出卖的谷物减少了。谷物销售转到了小旅店，一些地方公开的市场消失了。南部和中部地区，劳动人民越来越多地转而购买面包。面包的价格或（如果一块面包的价格不变的话）重量可能波动，对此作出判断更加困难。在1790年代价格很高的那几年里，在许多城镇中，按标准烘焙的四磅重一块或两磅重一块的大面包，“穷人”已无能力享受，他们“被迫买面包屑，这些面包屑都曾暴露于阳光、空气、苍蝇、灰尘中，并沾有小贩子的店铺会有的各种东西”。[147]但一个小贩子的店铺最终会成为那些希望降低谷物价格的人们无效的攻击目标。此后，民众必须计划得更周详，选择好目标，通常是市场外的，诸如小酒馆、水道、码头、粮仓、农场、磨坊、路上的马车。这些围绕着小麦和面粉发生的行动，在劳动人民的社区中一定不断有人在讨论（囤积和投机的流言也会不断流传）。

妇女们在市场上的自发行动在该世纪上半叶更为频繁，因这时小麦和面粉仍在公开的市场上出售。于是，1693年时的牛津，我们发现妇女们在市场上“用石块攻击磨坊主、面粉商、面包师等等”；[148] 1740年，这一类骚乱大部分是反对粮食输出的，但也有关于市场上粮食骚乱的报告，诸如在彼得伯勒，“市场日上许多妇女在喧哗声中起来闹事，把农夫们赶开，把其麻袋中的谷物撒在街道上”。[149]妇女们发起类似的市场行动，1757年在比尤德利、伍斯特、汤顿、莱姆脚下的纽卡斯尔和索尔兹伯里都有报告。1766年在基德明斯特，当一些穷苦妇女正在谷物市场上为一袋小麦讨价还价时，一个面包师开出了比她们高的价格，“人们马上骚乱起来”。[150]即使这类事情随后就被平息下去，妇女们仍可能（而且真的）在市场上就其他的食物价格，如马铃薯或肉类，自发地行动起来。1766年在阿什比德拉朱什，一个农夫把每磅黄油的价格抬高2便士时，“一位老年妇女一只手拍着他的颈背，另一只手往他的脸上涂黄油”。[151]

在有记录的粮食骚乱中，搞清楚妇女是否参加了其中的50%以上或以下，这没有什么意义。仍然有意义的，而且确实令人注意的，是200多年间在英国的许多地方，存在着妇女积极参加粮食骚乱的广泛证据。[152]至少在英格兰，没有其他问题能使妇女这样全心全意、始终如一地支持这种运动。[153]考察一下18世纪下半叶西部和牛津的巡回审判法庭的起诉书，有几个案子看来与社区保卫贸易习俗（但不是正式的贸易工会主义的）、反对圈地、喧闹游行及在古老的服装工业城镇保护市民政治有关。看来，女性值得注意地卷入了所有这些案件。但最经常讲到妇女的诉状是关于粮食骚乱的。有一些全部是关于男性的诉状。[154]正如有些全是关于女性的一样。[155]从有的诉状看，似乎存在挑选出来作为骚乱象征的妇女，[156]正如似乎存在作为骚乱象征的男人一样。[157]从一些其他的案子看，对诉状的处理是公正的，[158]但这些诉状证明妇女强有力地参与了骚乱。

之所以存在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的空间，是因为至今仍无人系统地对一段长时间的法律档案进行过探询。我们也不应期望统一的答案将会唾手可得。约翰·博施泰特注意到，1795年和1801年德文郡54个送交审判的骚乱者中，只有7个是女性；但1795年在曼彻斯特，被控告参与粮食骚乱的12个人中，9个是女性。[159]我自己对巡回审判法庭档案的研究表明，在西部巡回审判区与牛津巡回审判区间存在类似的差异。在西部巡回审判区（取1765—1772年间德文郡、威尔特郡、多塞特和萨默塞特的骚乱），114个受控告的人中只有14个是妇女；在牛津巡回审判区（取1767—1774年间赫里福德郡、伍斯特郡和什罗普郡因粮食骚乱受控告的人中），有20个妇女，而男人只有5个。[160]这些数字是暗示了性别行为的不同还是治安和起诉习俗的不同呢？[161]

我们不知道，当局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像对待男人一样来起诉妇女，也不知道妇女是否必须犯下特殊的“暴行”后才会被起诉。[l62]有些证据表明，在有深厚骚乱传统的英格兰西部，粮食骚乱几乎是一种被容忍的“谈判”方式，当局发现控告女骚乱者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1765年，蒂弗顿被反对市长和市政府的社区和行业骚乱所震撼，这当中（按文学上的证据）妇女的作用最为突出，她们从一间小酒馆的窗户爬进去，冲到市长面前，拉掉他的假发，威胁说如果他不签署一份文件，就要杀死他。但因这次骚乱而被控告的26个人中，只有6个是女性。[163]可是，这样的话，起诉的功能是什么呢？在西部巡回审判区，对粮食骚乱者的起诉看来是一个随意的且常是一个宽大的过程。说服大陪审团认定受理对粮食骚乱者的指控常常是困难的，而且（一旦认定）小陪审团也可能宣布其无罪。1767年在德文郡发生了一起攻击筛粉作坊的事件，21个人受到指控，在两份诉状中，大陪审团认定有一份诉状“不能受理”，而同样在该郡发生的在奥特里圣玛丽的另一起攻击磨坊的事件中，被指控的18个人全部被认定为“不予受理”，[164]等等。1795年和1800—1801年陪审团对处理这类事件表现了稍微多一点的热情。但1801年在德文郡发生的一起强买事件，处理结果是被控的5个男人宣告无罪，唯一的妇女未经历任何诉讼程序；同时，也放弃了对2个男人的起诉，他们恐吓一个农夫（用一条绳子勒住他的脖子），要他在一份票据上签字。另一方面，蒙塔库特（萨默塞特郡）的4名妇女被指控犯了大盗窃罪(4)，因她们强迫伊丽莎白·霍普金斯（Elizabeth Hopkins）以她自己不愿意的低价向她们出售72个面包，玛丽·加德（Mary Gard）和萨拉·贝克（Sarah Baker）被判有罪。[165]

在西部巡回审判区和牛津巡回审判区的其他几个案子中，罪犯需具结保证交纳1先令的罚金，或作为“靠救济过活的贫民”（pauptrs）才能被释放。[166]这意味着，起诉的功能是在秩序得以恢复前造成短暂的恐怖，及通过对审判的焦虑和厌恶感，把受指控者带入一种应有的悔悟状态。起诉带有种种难处：选出罪犯，训练不乐意的证人，对起诉人的憎恨；还有，地方官员（在西部巡回审判区是声名狼藉的）不愿启动诉讼程序。[167]由于起诉是选择性的、不确定的，起诉只是为了提供一个“惩戒的样本”，这样本不必然与骚乱事件直接有关。但不能由此便认定选择这种样本是不分性别的。除了那些骚乱中妇女明显起支配作用的情况，当局可能曾觉得弄个男人做样本更方便。

甚至还可能有一个起诉级别的等级制度，在每个级别上有不同的性别比例。在这等级制度的顶端总是听审和判决特别委员会，这是政府在1766年下半年设立的，目的是在多事地区树立惩戒样本。那些被带到这里接受审判的人主要是男性：伯克郡是13个男人，没有妇女；威尔特郡是15个男人和4个妇女；格洛斯特郡是54个男人和12个妇女。[168]或许存在某种做法，不愿使妇女进入可能处其死刑的诉讼程序。[169]不过，这种程序一旦开始，法庭是否会给她们任何优待就很难说了。[170]威尔特郡受审的妇女中，普丽西拉·詹金斯（Priscilla Jenkins）因在一座住宅里偷窃被判死刑（后减为终身流放），伊丽莎白·穆迪和玛丽·纳什（Elizabeth Moody and Mary Nash）因在一处住宅里偷窃价值1先令7便士的东西被处以7年流放。寡妇萨拉·潘恩（Sarah Pane）被认定偷窃了价值6便士的面粉，在秘密受鞭笞后释放。这看起来是足够严厉的了。但这里是有所打算的，一直以来陪审团给人定罪就是基于这些打算。进一步观察一下，似乎这些妇女选择出来接受审判，是因为她们（萨拉·潘恩除外）的行为超越了“粮食骚乱”的范围，进而从农夫或商人的家里偷窃。普丽希拉·詹金斯被认为拿走一条熏猪腿、一副长统靴、头上顶着一条手帕扎起来的一包东西……及一条枪。伊丽莎白·穆迪和玛丽·纳什倒不是这样孤注一掷的重罪犯，但她们被指控破门而入、砸碎窗户、捣毁某些家具，并拿走那家人的衣服。[171]

可以从格洛斯特郡的被指控者身上，看出稍多一些东西。[172]格洛斯特的听审和判决特别委员会受到一个大陪审团的制约，该陪审团不愿做一枚橡皮图章，同时还可能受一个难驾驭的小陪审团的制约。准备接受审判的21个妇女中，一个大概是作为有夫之妇而没有被起诉，其余的一半以上要么是宣布无罪（8人），要么是被大陪审团裁定为“无知之人”（3个）。在75个男犯中，大约有同样比例的人免于处理：18个宣布无罪，20个是“诉状不予受理”。定罪的比例也没有很大区别：21个妇女中有7个被定罪，75个男人中35个被定罪。(5)显著的区别是在定罪和判决的严厉性上。男犯中16个被定为重罪，19个是轻罪，而只有2个女犯被认定为重罪，5个被认定为犯了轻罪。9个被判死刑的骚乱者都是男的，虽然在6个案子中判死刑者都被缓期执行；9人被处以7年流放，其中2个是女的。

进一步观察这些案子并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6个被宣告无罪的妇女是由于支持针对农夫科利特的乳酪骚乱而受指控的，卷入此案的一个男人也宣告无罪，另一个男人被定为有罪。玛丽·希利尔（Mary Hiller）跟着明钦汉普顿的暴民跑，“告诉他们巴特先生已回家，开枪打死了两个孩子，希望他们回来推倒他的房子”。大陪审团认定此案不予受理。伊丽莎白·拉克利和伊丽莎白·威茨（Elizabeth Rackley and Elizabeth Witts）都被判处流放，罪名是偷窃价值10便士的面粉，但不是单独偷窃，是和夜间几次闯入理查德·诺里斯（Richard Norris）的磨坊抢劫的几个人一起。正是夜间破门而入的行为使她们成为重罪犯。[173]性别歧视表现得最清晰的是关于约翰·富兰克林和妻子萨拉·富兰克林（John Franklyn and Sarah Franklyn）的案子。他们共同犯界，进入斯特劳德地方的一间店铺，都用衣兜拿走肥皂、胶水及其他东西。似乎萨拉没有被定罪，大概因为她是与丈夫一起行窃，根据是有夫之妇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法律条文。她是幸运的，因为约翰·富兰克林被定为大盗窃罪，处以7年流放。[174]

这表明，法庭在判重刑的时候，对妇女可能略为从轻；但刑罚较轻时，就无需表示同样的视性别而作出的宽严变化。即时判决而入狱的，或地方官员为平息闹事民众以一般扰乱公共治安而定为有罪的，并不考虑性别差异。比如，1740年写自林肯郡的一封信特别提道：“我们在伯恩目睹了一场暴民的动乱，他们把船上的一些麦袋割开，并一度堵塞了船只通向斯波尔丁的水道，但被城镇的官员及时平息下去，5个妇女被送交感化院。”[175]这些事件不易在国家档案中留下踪迹，虽然1760年代后，它们更可能送交地方值季法庭审理[176]。

约翰·博施泰特告诉我们“镇压不问性别”，他还说，军队常常接到向混合的民众开火的命令，这是对的。从1629年埃塞克斯郡的莫尔登的安妮·卡特（Anne Carter）到1812年曼彻斯特的汉娜·史密斯（Hannah Smith），断断续续有受害者或女英雄被送上绞刑架，其他的人则被判处流放。[177]然而，我不那么肯定的是，以下情况仍是可能的：“惩戒的样本”一次又一次树立起来，用妇女做样本的例子不多；妇女有时享受“她们的性别优待”；大多依地点、时间和当局的脾气而转移。

如果中央当局坚持必须树立样本，那么性别就没有关系。1766年政府和司法官员非常需要选出几个首犯，财政部法务官遗憾地说：“在莱斯特，证据一点不够分量，只证明一个妇女把马车上的乳酪扔给暴民，如果不属于大道抢劫，算不上死罪。”[178]（近50年后，汉娜·史密斯因向民众强行廉价出售他人的黄油，被定为大道抢劫罪。）结果，1766年没有妇女因参与骚乱而被处绞刑，虽然萨拉·黑明斯（Sarah Hemmins）因她在伍尔弗汉普顿的骚乱所起的作用而定为死罪，伹该城镇为她求生，判决改为终身流放。[179]1800年，《泰晤士报》记者哀叹诺丁汉及其郊区由于不逮捕妇女这群“最重要的攻击者，骚乱平息连一丝的前景也没有”。[180] 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妇女曾是微不足道的人群，她们具有一种“二重矛盾的法律身份，处于法律权限的边缘”。在圈地骚乱中，她们声称：“女人是无法无天的，不像男人那样受国王法律的管辖，而且可以……犯法而不必顾虑法律的恐怖或受法律的惩罚。”[181]18世纪时即使关于性别的错误观念得到了纠正，某种“优待”妇女的观念也可能在诸如西部各区的罪犯和起诉人中停伫很久。

还有其他体现女性特征的东西输入进粮食骚乱中来吗？我怀疑按性别列表说明混乱和暴力是否有价值，部分是因为证据的不完整性，部分是因为所有的骚乱必然包含某种性质的混乱和暴力。当事态陷入直接对抗，用棍棒反对火器时——攻击磨坊，冲入监狱救出囚犯——占支配的性别总是男性。在有关的报告中，妇女更通常地是投掷各种可以扔的东西——石头或马铃薯——而在1766年英格兰中部的一次骚乱中，她们“站成五六排”，守着一座桥梁，用石头和碎砖块反对骑兵。[182]对这种社区中妇女与男人间性别的互惠关系和相互尊重，不管我们得出什么结论，设想这种关系和尊重化解了性别的种种差异是愚蠢的。无疑，男人与女人和士兵与民众之间肉体上的对抗，唤起了两性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可能通过妇女粗野下流的语言表达出来，通过男性“维持秩序”的军队表现出来，在这些军人心中，禁止暴力与由性别激发出来的进攻性之间相互冲突。[183]有时，军人喜欢蔑视妇女。1795年，派往布罗姆斯格罗夫去对付一次骚乱的军队司令高傲地埋怨说，他们发现骚乱的起因是“一群老妇人……如同这个国家这一带所有自称的骚乱一样”。但这群妇女（并不都是老的）已干了很出色的事情：她们中约70个人拦住了1辆马车和6匹马，拿走了29袋小麦面粉。[184]

当妇女们闹事时，她们从不试图掩饰自己的性别或利用性别为自己辩解。在我看来，在粮食骚乱中女着男装或男着女装的事极少，虽然在未经证实的报告中，有一两次提到了男人穿女人衣服的情况。[l85]这种“颠倒的习惯”或者可能是简单地运用最方便的伪装方法，更经常地出现在税卡骚乱（turnpike riots）和“狂欢节”（“carnival”）抗议中，及后来的卢德运动中。[186]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颠倒”，恰恰都不是妇女希望达到的结果。她们远不是希望呈现一种不祥的阴阳人的形象，而是企图展示她们特定的权利。按传统和性别角色，她们是孩子、家庭、共同体生计的保护人。使用象征的手法——把沾着鲜血的面包挂在长杆上，大声敲击厨房用具——是妇女们抗议的特色。她们显示了特马·卡普兰（Temma Kaplan）所称的“女性意识”，而不是男女平等主义。这种女性意识的基础是“她们接受了两性分工的原则”，该原则“分配给妇女的责任是维持生活”。在维持生活的过程中，她们体验到她们间存在的互惠关系和她们的权限，并使她们渐渐产生一种管理日常生活是她们的集体权利的观念，即使必须对抗权威，她们也要这么做。[187]

没有比让自负的男性的“侵犯性”出丑更让女骚乱者高兴的事情了。1754年在蒂弗顿的一次骚乱中，一个叫萨蒂的中尉凭自己的热忱吸引民众的注意。人们听到他对一个治安法官说：“先生，请允许我命令士兵开火，你会看到这些家伙像豌豆一样跳起来。”骑兵受命向民众冲过去，他们“策马穿过街道，用大刀砍，用刺刀刺”：

当骑兵正执行命令四处冲击时，一些妇女抓住萨蒂中尉的领口，拿走他的军刀。这把刀他再也没能找回来，这对他的傲慢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他的朋友中，这成为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取笑材料，这些朋友很残酷，不愿让他忘记他与妇女们的小规模战斗及他不光彩地失去自己武器的经历。[188]

任何情况下，缴械象征着阉割。

有权的男人仍害怕暴力和女性舌头的煽动性（见页边码第501—502页），妇女们有时通过愚弄、侮辱，或通过规劝使农场主或商人感到羞愧从而达到她们的目的。1767年，诺里奇的苏珊娜·索恩斯（Susannah Soons）因为“几次发表诽谤性和煽动性谈话”而被宣判有罪，莱斯特的玛丽·沃茨（Mary Watts）因“以下流轻蔑的语言和手势攻击”地方官员，也被定罪。[189] 1812年在蒙特罗斯，当地方官宣读完《反骚乱法》（Riot Act），部署好驱散民众的军队时，伊丽莎白·贝蒂（Elizabeth Betty）喊道：“就没有人把这张纸从他手里拿过来吗？”并试图从这位官员手中把《反骚乱法》夺过来。[190]

伊丽莎白·贝蒂知道自己行为的性质。但1629年时安妮·卡特也这样做过。她明显地蔑视地方当局的虚饰，1622年时把莫尔登的一位主要官员叫成“该死的笨蛋并说了……其他许多不适宜的措辞”。当执行官审问她为什么不去教堂时，她顶嘴说，如果他会提供生活必需品，履行他的职责，她就会上教堂。在骚乱中，她把自己说成是“上尉”，命令道：“来吧，我勇敢的莫尔登小伙子，为了我们不再挨饿，我要做你们的领导。”[191]1740年纽卡斯尔的“简·博热将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卢德小姐”也是，这是1812年诺丁汉和利兹两地骚乱者领袖的自称。[192]同一年在曼彻斯特，这样做的还有54岁的汉娜·史密斯，好几天内她“率领暴民”使马铃薯、黄油和牛奶的价格降下来，她吹嘘能在一分钟内召集大群民众。[193]正是由于她们性格中有与骚乱一样不能为当权者容忍的抗上性质，使得安妮·卡特和汉娜·史密斯被处以死刑。哪个教士曾想到过要为她们的性格作个证明，哪个贵族曾想到过要为这些悍妇求情？

妇女骚乱的暴力成分可能不及男人的骚乱那样明确、那样多。但她们不退缩，做事情不假正经。她们经常把事情闹到高潮：牵住前头的马，爬上马车，把一袋袋粮食扔给自己的同伴；有时她们把马拉离车辕，自己把马车往后推到一处便于分发货物的地方。[194]1740年在纽波特帕格内尔的冲突中（见页边码第319—320页），妇女与农场主战斗了相当长的时间，宣布说她们“不愿这么多的小麦竟然运离这个王国，这正是她们需要面包的时候。并发誓说，只要她们不死，粮食就不能运走”。最后，“在一片欢乐的呼叫声中，粮食从马车上卸下来了”。《北安普敦信使报》（Northampton Mercury）的记者发现这件事值得评论一下：

征服者们现正在召开一个盛大的会议，考虑她们如何处理好这些粮食。在这温柔和纤弱的性别身上表现出如此罕见的勇敢和果断，对那些称自己为她们的专制君主和万物之灵的男人们来说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195]

这种勇敢并不罕见。妇女们经常面对军队并遭枪击。一个粮食骚乱者在一封信（他留下的仅有的信件中的一封）中写到了诺丁汉的一次大骚乱（1800年）：“看到这些妇女，你的心就会发痛，她们呼叫着面包，宣布她们会奋战到底、至死方休……这些人的举动……她们以如此大无畏的勇气顶住自耕农的火力攻击，使这些乡绅深感震惊。因为她们从四面八方像泼水一样向他们投来一阵阵石块，他们向她们开火后就无法再往枪里装火药……”[196]

或许两种性别的穷人在艰难时世互相合作得比我们设想的要好。可能在粮食骚乱中男人比女人更为突出，也或许不是。[197]但如果有人把已经知道的都加起来（还有许多未发现），我们就可看到，卷入粮食骚乱的妇女非常之多。有时是她们单独发动骚乱，更经常的是男女混杂的事件，这里面存在一种忠实的两性伙伴关系。

200多年来，粮食骚乱是劳动妇女抗上及与权威争执的最明显、最公开的表达方式。这些证据本身反过来辩驳了女性顺从、胆怯，或囿于家务之个人世界的陈辞滥调。罗伯特·索锡毕竟不可能这样蠢。确实，一旦激发起来，妇女在口才上可能比男人更热烈，对后果更不在意；从其作为家庭保护人的角色出发，会更坚决地去迅速取得成果。[198]如约翰·博施泰特所提出的，可能有许多妇女比男人更多地沉浸“在道德经济学中，较少迷失于市场经济里”，她们处于最后放弃道德经济学习俗的人群中。[199]

这是关于妇女与权威关系的全部真理，但粮食骚乱提供了许多重要且有分量的证据，对此不应视而不见。这可以扩大我们对女性“本质”的种种可能性的看法。更困难的问题，可能不是为什么妇女有时要骚乱，而是在19世纪中，为什么公众抗议的传统变得如此衰弱不堪，及为什么妇女退缩进一连串私人家务的小天地中。[200]或许（与后来的情况对比）一个“女性粮食骚乱的神话”毕竟还是要恢复？

四

我不知道，必须往回走多远才能找到“道德经济学”这个措辞的起源。我想，它产生于18世纪后期，但我现在还不能找到出处。可以肯定的是，它出现在1830年代前后，[201]宪章派布朗特里·奥布莱恩（Bronterre O'Brien）1837年使用了这个术语。在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一次辩论中，他说道：

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像真正的家庭经济学；它不单单在于奴役和积累；存在着一种道德经济学，如同存在政治经济学……这些冒充内行的骗子总是在瓦解慈爱，不断地把它换成生产和积累……确实，他们始终不愿纳入视野的就是道德经济学。当他们谈论大量资本集中、分工、增加生产及使商品便宜的倾向时，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一种独特的、不变的职业所必不可免地一定要造就的下等人的情况。[202]

这种直接反资本主义的用法，与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里的用法差不多。那里，我认为粮食骚乱是把“古老的道德经济学的假定合法化，这种经济学告诫说……从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中牟取暴利是不道德行为”。而且我又把1795年的粮食骚乱说成是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努力”，为的是重新强制推行“旧家长制下的道德经济学”。[203]

我随后给这个术语作了更仔细的解释，说明了与它相联系的习俗，及家长制控制与民众叛乱的各种矛盾成分。对此进行追根溯源考察的原因在于，一种道德经济学的理论在不止一个方向上及在专家研究的几个领域中现在已全面展开，而我的文章有时是作为权威意见来引用的。尽管这个术语对每一个可证明为合理的进展都是有效的，但我自己的用法总的说来一直限于市场上对接近（或有权得到）“必需品”——基本的食品——所造成的对抗上。这不仅是因为存在相当多可辨别的与缺粮时期市场上粮食买卖相联系的信念、习惯和表达方式，用一个共同的术语把它们结合起来会方便一些；而且，由缺粮激起的深刻的情绪，在这种危机中民众向当局提出的种种要求，及在生死存亡关头被向他们牟取暴利的行为所挑起的义愤，都传递着一种特定的表示抗议的“道德”指控。所有这些，结合起来理解，就是我所说的“道德经济学”。[204]

如果这个术语延伸应用于其他相关内容，那么，它必须重新定义或它将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中心。阿德里安·兰德尔（Adrian Randall）在18世纪把它应用于《格洛斯特郡织工的工业道德经济学》一文时，就曾这样重新给它下过定义。[205]卷入粮食骚乱（1766年）的那些纺织业社区此前已卷入了产业革命过程（1756年）。但这些社区的织工仍怀有同从前一样的价值观，显示了同样的社区团结及用同样的方式来维护道德准则（诸如用喧闹游行反对违反行业准则的人）；像以前那样求助于习惯，求助于都铎和斯图亚特的成文法（当这些法律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时），像以前那样坚决要求凡涉及社区经济福利的地方，市场的力量和私人的利润必须屈服于习惯。此外，兰德尔表明，工业民众也会试图迫使乡绅扮演调停者和仲裁者的角色，以便使“道德经济学成为家长制模式的主要方面”。

这一论点大体上使我信服。在英格兰西部从事服装生产的各个城镇，都有一个社区认可和支持的、密集的行业仪式和习俗惯例的网络，这可看成是重商主义工业的阴暗面，顽固而粗俗。当然，这些工人养成了与一种有市场的经济打交道的习惯，但市场是在习惯准则的范围内运行；在有冲突的时候，他们就坚持维护“行业”的优先权，或把保卫工人社区的利益提高到少数人牟利的利益之上。所以，如果“道德经济学”这个措辞有助于我们识别这些准则和习俗的话，那么就让人们使用它吧。它确实有助于我们看到这种民众文化所具有的强烈防御性质，而且在这种意义上，它具有保守的性质。

但在哪儿我们可以划定道德经济学的界线？海盗相互间有强力起作用的习俗和惯例，他们中也有一种道德经济学吗？[206]基思·斯内尔（Keith Snell）指出，穷人主张安居的权利“形成了这些‘道德经济学’价值观念始终不变的一部分”，这我已经分析过了。而且他把准备纳入道德经济学的候选名单普遍地扩大到济贫法、整年的雇佣和“公平工资”，甚至扩大到“大众消费、风尚和休闲活动”中，然后，他反倒因我的道德经济学的“乱七八糟的特点”而狠狠训斥我。[207]

我赞赏斯内尔博士的著作，但此时我感到困惑，因为我几乎没看到什么转而说明他很了解关于缺粮时期围绕着粮食问题而形成的各种紧张关系的证据。所谓“乱七八糟”是他自己使用这个术语时扩大其含义的结果，产生于以下错误：设想凡在争论的东西就是“道德经济学的价值观”。但如果价值观本身就能构成道德经济学，那么我们就会在所有地方都发现道德经济学。我个人对粮食市场上民众的道德经济学的看法包括理想模式或意识形态（正如政治经济学那样）。在各阶层或各社会力量的某种特定平衡中，这种道德经济学既指派经济所承担的各种角色，又赞同各种习俗和惯例（一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学”）。正是把“价值观”或“道德态度”从一种特定的历史架构的背景中提取出来的做法，使斯内尔得出了各种乱七八糟的结果。

然而，我无权获取这个术语的专利。一些历史学家喜欢在一种更描述性、更松散的意义上来使用它，我无权反对。任何其他的术语看来都不能像它那样把以下含义表达出来：在农民社区和早期工业社区里，许多“经济”关系是按照非货币的准则来调节的。这些非货币准则一直作为一套习俗和惯例存在着，直至受到货币关系合理化的威胁，才自觉意识到它们作为一种“道德经济学”而存在。在这一意义上，道德经济学是在抵制“自由市场”经济的号召中产生的。[208]如查尔斯沃思和兰德尔曾讨论过的，“道德经济学的基础就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共同经历所产生的社区意识”。[209]资本主义市场的合理化或“现代化”损害了社区生活的准则，并不断地召唤一种“道德”对手的产生。

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在《市场文化的兴起》（The Rise of Market Culture）中进一步作出的概括，是道德经济学含义的一种延伸。在他看来，道德经济学是“被技术和商业变化所扰乱的一套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

保卫这种道德标准不必靠对过去的回忆而激发起来。市场语言的缺陷经常因不良的工作条件本身而引起劳动者的注意。

而且雷迪下结论说：“某种像道德经济学的东西，在任何工业资本主义传播的地方都必然要浮出水面。”[210]这样认识的好处是，抛弃了“道德经济学”必须始终是传统的、“向后看的”等等观念。相反，作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批判，作为一种抵制运动，它不断地更新自己。[211]我们使用了接近布朗特里·奥布莱恩的语言。但在广度上得到收获时，它失去了中心，而新手则可能断章取义，不顾它的前后关联，把它看成是说教的花言巧语。[212]

在农民研究领域，在警觉的理论讨论中这种危险较小，其中，“道德经济学理论”现在是争辩的中心。这要归之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他的《农民的道德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1976）对下缅甸和越南的研究的争论作了概括。道德经济学这个措辞引自我的文章，但现在他让这个术语与“农民关于社会正义、权利和义务、互惠的观念”发生关系。但斯科特的用法与众不同的是，它比对“价值观”或“道德态度”进行描绘性叙述（descriptive accounts）走得更远。对农民来说，既然生存依赖于拥有土地，那么现在分析的中心是土地使用及有权占有其产品的习惯，而不是粮食的买卖。惯例被看成（以对饥荒的记忆为背景）生存规则的永恒化，是共同体预防风险的习俗。这些生存规则也表现于保护性的地主和佃户（或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中，表现于对技术革新和市场合理化的抵制。在经历危机时，技术革新和市场合理化可能产生种种危险。斯科特分析了村庄里的再分配制度和宗教慈善义务，证明“有充分的理由把互惠和生存权的准则看成是真正的‘小传统’的道德组成部分……”小传统指普遍存在于农民文化中的传统。欧洲的扩张和市场的合理化过程造成了对这些制度和准则的威胁，这些威胁经常激起农民参加革命运动。[213]

这里与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有一些相像，虽然斯科特没有详细阐述这种比较，而且事实上他的兴趣主要是在村庄里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而不是在标志着欧洲粮食骚乱传统的那些对抗和协商上。[214]可以预见的是，他的理论受到了“市场力量”的提倡者的有力批驳，塞缪尔· L.波普金（Samuel L. Popkin）在《理性的农民》（The Rational Peasant，1979）中反对以“道德经济学家”面目出现的人。该书把农民的特性说成是一个理性的演员，他追求自我利益的满足，以无准则的方式精明地适应于市场经济。这样，道德经济学家与政治经济学家间的古老争论，看来很可能在东南亚的水稻田里重新展开——加入这种争论对我来说将是愚蠢的，虽然我确实同情詹姆斯·斯科特。

然而，斯科特教授在其《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中已把这一争论往前（及往小路）转移，移到了可能有利于进行比较探索的领域。这不仅是一个弱者、穷人抵制权力的各种顽强方式的领域，即“以奚落、好斗、嘲弄、不顺从的各种小动作、佯装不知而不睬……不相信精英的说教，以稳健和难熬的努力坚守自己的阵地，反对压倒性的不平等”；[215]它还是并同时是弱者对强权施加压力的界线。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非正义》（Injustice）中论证的：

在任何分层的社会中……统治者和臣民，统治集团和从属集团所能做的事情之间，都有一条界线。还有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一套相互间的义务。这类界线和义务不是正式写在宪法或契约中的……

（不如说）有“一套不是用言语表达的相互间的默契”，“真正发生的事情是，统治者和臣民双方都在不停地探索，以便找出什么是他们能侥幸做成的事，以便试探和发现服从和不服从的界线”。社会互惠的观念，或如摩尔更喜欢说的相互的义务（“一个不意味着负担或义务平等的措辞”），[216]把我们带回到了“道德经济学”。这是从我在第一章里考察过的平衡或“力场”的意义上说的，通过不平等的社会力量间的讨价还价而表现出来。在这种讨价还价中，弱者仍认为自己有权对强者提出各种要求。在近来发展了这些思想的人当中，我与迈克尔·沃茨（Michael Watts）特别有共鸣，他在《沉默的暴力》（Silent Violence）中考察了北尼日利亚豪萨人的粮食与粮荒问题。他认为集体生存所绝对必要的道德准则和习俗渗透在农民的世界中，但他看到这一点时毫无感伤之情：

道德经济学并非特别合乎道德，哈里发统治的地方当然不是卢梭关于农民福利和慈善的庇护人的世界。不如说，道德经济学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生存都是必要的，是占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为了维护和再生产充满剥削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付出的代价。

没有必要把涂尔干、卢梭和拉斯金的遗产强加在道德经济学上面。[217]

许多十分有趣的讨论现已在“道德经济学”的大标题下从非洲、亚洲扩大到拉丁美洲，[218]或扩大到爱尔兰的研究，与我（1971年）的用法几乎没什么关系，但与不平等的相互关系（需要和义务）的社会辩证法有关，是大多数社会的中枢神经。“道德经济学”这个措辞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比其他措辞（诸如“辩证的、不对称的互惠关系”）有较少麻烦，否则就可能不会用它。当一个爱尔兰历史学家写到“道德经济学”时，他写的是18世纪的家长制统治、遵从及非经济的（如不赢利的）“懒散的农耕习惯”，诸如低租金和对欠款的容忍。[219]学者保罗·格里诺（Paul Greenough）写到1943—1944年孟加拉的饥荒时，下了一个远为宝贵得多的定义：

道德经济学，我的意思是各社会集团间、各个人之间的一组交换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对交换双方的福利和价值的考虑，优先于其他诸如这一方或另一方的得益的考虑。[220]

这些宽泛的定义，当然会涵盖大部分我们可能希望引进来的事物，而如果这个措辞会鼓励历史学家们发现和描写所有那些正统的经济学曾视而不见的人类交换领域，那么这是一种收获。

如果我们使用阶级这个术语，那么这种定义的“道德经济学”可能会使人认为阶级关系是通过协商形成的。它表明支配权是如何在共同体的日常交往中产生的，而不仅仅是强加（或争夺）的结果，并只有靠让步和恩惠（在好时代），或在坏时代至少靠保护的姿态才能维持。[221]这个措辞的两部分中，“经济学”部分现在或许无需多加说明，因为每个学者的实践中，都会对它作出明确界定。正是“道德”这一部分现在可能需要更多的关注。把这个措辞运用于对各地农民的研究而自然产生的一个好处是，可以认为它在各种文化中都是有效的，虽然这些文化的道德前提并不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道德前提一致。[222]

没有人比格里诺教授在研究孟加拉饥荒时把这一点表达得更清楚的了，他是在对生存危机进行直接比较的基础上来表达这一点的。格里诺展现了孟加拉农民价值体系的一览表，[223]他得出这一点，不是（像斯科特那样）靠稀少的记录及采用危险的回避战略，相反，是根据孟加拉丰富的传统。该价值体系的中心是拉克什米（Laksmi），拉克什米的含义既是秩序和富足，又是带来幸运的慈善女神。幸运从上面，从拉克什米或从“国王”、庇护人或父母亲向下流动。在其最简单的形态上，只有两种情况：大米的给予者和接受者。而在危机时期，农民的习惯做法是寻求庇护者与被庇护者关系的避难所，去寻求新的庇护人，或耐心等待拉克什米的礼物重新到来。格里诺还发现“一种顽固的、孟加拉式的对个人主义主张的反感”：

寺庙艺术、学术书籍和民间格言，都反复宣讲，一个人不论得到什么成功，只能来自在上者的仁慈……不存在广泛接受的关于商业积累的信条。[224]

如果这一简单的总结有希望给我们留下这样的认识，即“给予”和恳求“保护”——而不是“义务”和“权利”——对处于危机时期的农民的讨论是关键性的，那么这总结将是有用的。格里诺在这里发现了一种对饥荒的孟加拉式反应的解释。在1943—1944年骇人听闻的情况下，攻击粮仓或商店的事很罕见。“各种各样的食物摆在他们眼前”，而人们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挨饿而死，“但没有人企图用武力抢粮”。人们持的是一种“完全顺从”的态度，“他们只把自己的悲惨归于命运或业力（karma）……”一位英国的医疗官员把这与旁遮普或联合省的情况作了比较，在后者那里，“你将碰到可怕的骚乱”，而且：

丈夫们和兄弟们会打开那些粮食商店，但在孟加拉，他们死在门外堆着粮食的粮店前。

问：谷物堆到门外？

答：是的，他们死在街头上，就在谷物堆到门外的粮店前。

问：因为他们买不起吗？

答：是的，这是由于这些人消极的、宿命论的态度，到处都未发生骚乱……[225]

一个孟加拉共产党的领导人以赞赏的态度写到这些农民，说他们“浸透着对和平和诚实的爱”，离开强夺的道路，以“无限的坚忍……站在死者的行列里”。[226]关于这个证据，格里诺下结论说，这种行为表明，“在危机中这些牺牲者所继续接受的，就是此前一直支撑着他们的那些价值观”：

被抛弃的牺牲者所能做的，只是怀着再次激发起新一轮善行的希望，戏剧性地表现自己的无依无靠：行乞、喊叫和恸哭，种种哀求的手势，陈列死者和垂死的儿童——所有这些都是贫民们尝试的一部分，目的是唤起人们的施舍及把向他们供粮的责任转移到新的“命定的提供者”身上。[227]

格里诺教授介入道德经济学的讨论非常受欢迎，但这种介入确实出现了某些困难。一部分困难产生于他对复杂证据的解释。他重建孟加拉农民价值体系的方法带有某种完全来自人类学的训练特征，而且没有为多样性和矛盾留下空间。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因长期缺粮、家庭分散及父亲遗弃妻儿而造成道德沦丧的讨论中。格里诺下结论说：“家庭的瓦解看来不是随便发生的，而好像是有意把价值较小的家庭成员从家内扶养中排除出去的结果。”这种排斥是“令人绝望但不应受到指责的”，“这从孟加拉的道德观念中可以得到说明”。（在他的叙述中）家庭中最受优待的成员是男性家长，即使万一全家只他一个人活下来，他也可能重新组成家族的世系。由于这些家长制的价值观念如此深地渗透在人们的血液中，以致被遗弃者对自己被家庭遗弃采取了消极赞同的态度。[228]遗弃采取了消极赞同的态边码347页

这可能是对的，或可能部分是真理。[229]但格里诺的一系列解释手法依赖于单薄的证据——叙述了几个遭“放逐”的妻子或被家庭遗弃的事例，各种选择性的解释也没有经过检验。[230]然而他以越来越自信的方式肯定自己的各个结论，就好像这些结论都是无可争辩的发现。在某一页里是“令人绝望的”措施，过了50页后，却变成了囊括一切的主张：“证据表明，农民家庭遗弃了众多受赡养者，这些人在后危机时期家庭和社会的重组中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231]在极端情形下发现的东西，如今却似乎被当成了常态：“丈夫和家主们占用了家庭的财产，遗弃了他们的配偶，父母亲卖掉自己的孩子以获得现金。”[232]

我们应把这些问题留给研究孟加拉文化的专家，但这些问题强烈地影响了格里诺对骚乱作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这种牺牲的形式与欧洲的狂热和反叛的传统完全不同。在欧洲，饥荒引起的暴力既能向“外”，又能转向“上”，反对冒犯众怒的地主、商人和官员；在孟加拉，其传统是使暴力转向“内”和转向“下”，进而反对被庇护者、受赡养者。这是遗弃、中断养育的冷酷暴力，而不是流血和骚乱的火热暴力。[233]

如果格里诺不是在解释欧洲证据时错成这种样子，以至于突出了那种传统的暴力性质，那他的比较会更能令人信服。他宁愿相信雷纳尔神父（Abbé Raynal）写的一封易使人激动的信，却不喜欢研究骚乱的历史学家们较不耸人听闻的结论。在这位神父的信中，1780年代欧洲的粮食骚乱者被说成手持匕首、互相追逐、“互相残杀”“撕开并吞食他们自己肢体”的人等等。[234]这样草率地使用证据，即把顺从的蒙难者与“愤怒的掠夺者”相比较，降低了其比较研究的价值。

当然，这仍然是对不同文化中与生存有关的“道德”前提的探讨，是有意义的。在批判《农民的道德经济学》时，格里诺论证说：

斯科特的道德经济学模式……在本质上是合法的。斯科特说，农民到处都在主张一种生存的权利，这种主张被认为是正义的，这种认识产生于一种互惠的准则；进一步而言，供养从属于他们的农民是精英的责任，在这些方面的任何疏忽，都要损害他们作为精英的合法性（legitimacy）。这一拉丁语的措辞来自对17世纪到19世纪爆发于西欧的众多粮食骚乱的研究，但它在解释孟加拉情况时的合适性方面值得怀疑。孟加拉人在危机时曾说到他们需要“恩惠”（bar）、“帮助”（sahajya）和“赠与”（dan），但极少谈到他们的“权利”；他们讲“恩惠”而不是“互惠”，讲“dharma”（法则）……但很少谈到一种可强制推行的阶级“责任”。

这恰好不是“一个术语含义太狭隘的问题，而是由于使用这类措辞而想象出来的认知结构和习惯的行为途径的问题”。[235]

这部分地是一个学究式的语言游戏，不幸的是，拼凑这个游戏为的是再次贬低斯科特。因为格里诺已把历史题材的语言（和认知结构）与学究式的解释者的语言混淆起来了。英格兰的粮食骚乱者与缅甸的农民，行动时都不会依照挂在他们嘴边的“互惠”或“合法性”等表示各种“准则”的用语来进行；同样，格里诺教授用来解释的用语（“宇宙论”“等级制的”“拟人化”）可以看成是拉丁语的（或希腊语的）术语，如同斯科特的一样，或许甚至更不可能从孟加拉农民的嘴里说出来。

但是，让我们原谅他论战的热情，因他已提醒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就连极端的饥饿、最简单的准备食物的行动都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表现：“在孟加拉，耕地、烹调、分享、吃米饭这些事相当于履行一系列仪式……要分辨出经济活动领域及贴上（生计）标签，等于把社会的、宗教仪式的甚至宇宙的各种联系分离开来”，准备食物和共同进餐可能就代表了这些联系。因为这些理由，格里诺猜想，“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水稻的道德经济学要比经济史和政治史学者们已准备承认的确实更加有道德，蕴含有更多的意义”。[236]但没有理由把这些思想限于亚洲或限于水稻。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面包，在主祷文里是一个重要角色，面包和盐是欧洲农民曾用来欢迎来访者的礼物，而圣餐仪式中的圣饼也是未发酵的面包。

他还提醒我们说，我们总是处在一种危险中：把历史证据与我们自己用来解释的措辞相混淆。粮食骚乱者有时确实求助于正义（或“公平”价格），他们当然抗议不公平的做法；但各种“义务”“责任”“互惠”甚至“权利”的语言大部分都是我们才有的。骚乱者辱骂那些在市场上不择手段的人，称他们为“流氓”，在双方对抗的场所，匿名信作者精心运用恐吓的语言技巧，说要谋杀、放火，甚至反叛。[237]然而，如果我们要找出探讨粮食骚乱者认知结构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基本前提，这些前提不是表现为《圣经》上最简单的“爱”和“宽容”的措辞，就是表现为困窘时期人们相互间“负有”责任的各种概念，这些概念可能与任何基督教的教诲没有什么关系，但它们产生于基本的物质生活交流。

这里有一种平民的“论述”，它几乎未达到清楚地表达自己思想的水平，它呼吁团结行动，但又深藏不露，论述者几乎都没有名字，只是在我们拥有的（很不完整的）档案中偶尔得到表现。沃尔特·斯蒂芬斯（Walter Stephens）1766年12月因骚乱被格洛斯特郡特别委员会起诉，据说他曾宣布：“暴民所做的都是对的、正当的；不久后，他们要让所有正义的行为都达到某种水平”。[238]这当然不是规范的政治思想，剑桥的国王学院不会承认它。但沃尔特·斯蒂芬斯是在这样一个时刻说这番话的：他正处于因这些见解而遭审判，有生命危险的时刻（就我所知，那时任何国王学院的研究人员都不会这样），他的意图值得我们尊敬。

用比较方法深入探讨什么叫“有道德”（不管是作为准则还是认知结构），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含义。这是进一步研究的议事日程。使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无事可做将是一种耻辱。不管如何，即使我确实是把“道德经济学”这个措辞强加于当前的学术讨论，这个措辞也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来源。我不会否认它与我的关系，但它已到了法定年龄，我不再对它的行动负责。看到它将如何往前走将是饶有趣味的事情。

注　释

[1] Mark Harrison谴责我把“民众”（crowd）这个词用于“群众组成的一个非常特定的范畴”：Crowds and History: Mass Phenomena in English Towns, 1790-1835 (Cambridge,1988), p. 13。我仿效George Rudé和Eric Hobsbawm，喜欢用“民众”，而不喜欢以前一些史学家曾用过的含有轻蔑意义的“暴民”（mob）这个词。虽然Harrison注意到民众的多样性是有帮助的，但从未有人假定过所有的民众都是骚乱者。Harrison还宣称，我的文章“具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将在第六章作更详细的考察”。由于该书第六章没有提到我的文章，这些缺点在书中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所以我仍然在等待着打击的降临。

[2] J. Stevenson, “Food Riots in England, 1792–1818”in R. Quinault and J. Stevenson (eds.),Popular Protest and Public Order (London, 1974), p. 67. Also J. Stevenson，“The‘Moral Econo my’of the English Crowd: Myth and Reality”，in Anthony Fletcher and J. Stevenson (eds.), Order and Disord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1985)，这篇文章对讨论几乎没增加什么东西。

[3] Past and Present, no. 71, May 1976.

[4] R.C. Cobb, 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Oxford, 1970), p. 323.综合性的比较，参见David Arnold, Famine: Social Crisis and Historical Change (Oxford, 1988)。

[5] John Walter and Keith Wrightson，“Dearth and Social Ord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ast and Present，71 (1976).也见（作为一种激烈的权威的主张）John Walter, “Grain Riots and Popular Atti tudes to the Law: Maldon and the Crisis of 1629”，in John Brewer and John Styles (eds.), An Ungovernable People (1980）。For the Book of Order, see A. Everitt，“The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e”，in J. Thirsk(ed),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iv, 1500-1640 (Cambridge, 1967), pp.581–586; P. Slack, “The book of Orders: The Making of English Social Policy, 1577–1631”, TRHS, xxx (1980); R. B. Outhwaite, “Food Crisi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atterns of Public Response”,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Edinburgh, 1978), pp. 367–374; R. B. Outhwaite, “Dearth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English Grain Markets, 1590–1700”, Econ. Hist. Rev., xxxiii, 3(1981)；and Buchanan Sharp, “Pop ular Protest in 17th-Century England”，in Barry Reay (ed.),Pop ular Culture in 17th-Century England (1985），esp. pp. 274–289，Sharp争辩说(p.279）：17世纪的粮食骚乱“经常企图实施官方批准的市场规章，在许多情况下，不应视其为攻击既定的秩序，而应视为实施这一秩序的努力”。

[6] Sharp, op. cit., p. 275. A. B. Appleby在其关于16世纪后期、17世纪初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饥荒死亡率的经典叙述中，没有讲到骚乱，见Famin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ivepool, 1978)。

[7] Cecil Woodham Smith, The Great Hunger (1970), pp. 120–121; James S. Donnelly, Jr.,The Land and the People of Nineteenth- Century Cork (1975), pp. 89–91.

[8] W. H. Hunter, The Annals of Rural Bengal (1883), i, pp. 26–27.爱尔兰西部各郡的许多穷人发高烧躺在自己的家里，见W. P. MacArthur, “Medical History of the Famine”，in R. D. Edwards and T. D. Williams (eds.), The Great Famine (Dublin, 1956），esp. pp.270–289。

[9] Richard Temple，爵士、孟加拉副总督，关于1873–1874年饥馑的备忘录，见Extra Supplement of the Gazette of India, 26 Feb., 1875, pp.25, 56–57。

[10] J. Mitchell, Bankura Wesleyan College Magazine, January 1916.

[11] 关于对饥荒作出反应的许多稀奇古怪和矛盾的证据见Robert Dirks, “Social Response during Severe Food Shortages and Famines”, Current Anthropology, xxi (1980), pp. 21–44。

[12] Past and Present, 104 (1984).

[13] A. Charlesworth and Adrian Randall, “Morals, Markets and the English Crowd in 1766”,Past and Present, 114 (1987), pp. 200–213.关于1766年的骚乱，也见A. J. Randall, “The Gloucester shire Food Riots in 1766”, Midland History, x (1985); W. J. Shelton, English Hunger& Industrial Disorder (1973), 及我自己对该书的评价，载Econ. Hist. Rev., 2nd series, xxvii(1974), pp. 480–484，还有Peter Linebaugh的书评，载Bull. Soc. Lab. Hist., 28 (1974),pp 57–61。

[14] 威尔士大学哲学博士论文。Dale Williams的优秀论文“Midland Hunger Riots in 1766”（in Midland History, iii, 4, 1976）甚至本来可以用例证道德经济学的方法来写。1976年和1984年间发生了什么事，使1766年的事件都变了样？

[15] A.W.Coats, “Contrary Moralities: Plebs, Paternalists and Political Economists”, Past and Present, 54 (1972), pp. 130–133.

[16] W. Letwin, The Origins of Scientific Economics (1963), pp. 147–148.无论如何要读一下Joyce Appleby, 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rince ton, 1978),pp. 258–259，可证实这些观点。

[17] Douglas Hay,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Lord Kenyon and Mr. Waddington”, Past and Present (forthcoming).

[18] P. S. Atiyah,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dom of Contract (Oxford, 1979), p. 84.

[19] Elizabeth Fox-Genovese, “The Many Faces of Moral Economy”, Past and Present, 58 (1973).

[20] 有人想起了David Thorner的聪明警告：“如果我们企图设想农民经济完全是‘生存’导向的，并企图怀疑农民显示了‘市场’导向的那些证据的资本主义性质，那我们必然要误入歧途。作为一个出发点，想当然地认为长期以来农民经济一直具有‘生存’和‘市场’的双重导向，会合理得多。这样，可以避免许多关于所谓的‘生存’经济本质的无效讨论。”在讨论“原工业化”经济时，要是把这同样的警告牢记在心，该有多好！见“Peasant Economy as a Category in History”，in Teodor Shanin (ed.),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 eties, 2nd ed. (Oxford, 1987), p. 65。

[21] 优秀的例外是Wendy Thwaites, “The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e in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shire”（Univ. of Birmingham Ph. D. thesis，1980）。也见同一作者的“Dearth and the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e: Oxfordshire, c. 1750–1800”, Agric.Hist, Rev., xxxiii (1985), pt. ii; John Chartres, “Markets and Marketing in Metropolitan Western England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in Michael Havinden (ed.), Husbandry and Marketing in the South-West (Exeter, 1973), pp. 63–74，及John Chartres, “The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e”，in Joan Thirsk (ed.),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 v, pt 2 (Cambridge, 1985), ch. 17。至于谷类加工方面的沉默局面最终已被John Orbell打破了：“The Corn Milling In dustry,1750–1820”，in C. H. Feinstein and S. Pollard (eds.), Studies in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Oxford, 1988），该文表明（p. 162），谷物加工业资本投入的年增长率非常快，从1761年开始上升，到缺粮（和骚乱）的1801年，这种投入达到一个顶峰。

[22] Edmund Burke, “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1795），in Works (1801), vii, pp.348–351.

[23] 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 “Needs and Justice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I.Hont and M. Ignatieff (eds.), Wealth and Virtue (Cambridge，1983), p. 43.

[24] Ibid., pp.14–15.

[25] Ibid., p. 18.

[26] Roger Wells, Wretched Faces (Gloucester, 1988), p. 88.

[27] 见Douglas Hay,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op. cit.; C. B. Macpherson, Burke（Oxford,1980）, passim；Burke, “Thoughts and De tails on Scarcity”, p. 354；“商业法则，是自然的法则，因而是上帝的法则。”

[28] 亚当·斯密与法国思想家的“实际接触”发生在他访问巴黎期间，从1765年12月到1766年10月。见Adan Smith, An Inquiry in 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 ed.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Oxford, 1976), i, pp. 22–23, note 8。所以，1766年骚乱达到顶点期间，他该不在英国。但斯密自己坚持说，他的自由放任的观点1749年时就已形成。见Jacob Viner, The Long View and the Short (Glencoe,Illinois, 1958), p. 215。

[29] 甚至斯密的著名比较，即把反对囤积居奇的群众性偏见比作相信“巫术”，都可能借自一本较早的小册子。见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and the Complaints and dis turbances arising there from (1766), p. 39，该小册子也谈到了巫术，并注意到在任命地方官员的委任状中，“妖术、巫术、魔术、哄抬价格、囤积居奇、垄断都排列在一起，作为性质类似的罪行，因为它们都是由邪恶的人用令人惊异的、人们不知道的手段干出来的”。

[30] Hont and Ignatieff, op. cit., pp. 16–19.

[31] 这些段落是Salim Rashid选来作强调用的，见“The Policy of laissez-faire during Scarcities”, Economic Journal, 90 (1980), pp. 493–503。

[32] Sir James Steuart, “A dissertation on the policy of grain”, in Works (1805；reprint 1967), v,pp. 347–377。Steuart最早提出这个建议是在1757年，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坚持这个主张。

[33] Dugald Stewart,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Edinburgh, 1855；reprint 1968), ii, p. 52.

[34] Wells, Wretched Faces, p. 238.

[35] Roger Wells, “The Grain Crisis in England, 1794–1796, 1799–1801” (Univ. of York Ph. D, thesis, 1978), pp. 472–473.也见Wells, Wretched Faces, pp. 238–239。

[36] Srinivasa Ambirajan, “Economic Ideas and Indian Economic Poli cies in the 19th Century” (Manchester Univ. Ph. D, thesis，1964), pp. 363–364. 1811年马德拉斯税务部的一封传阅的信函，几乎逐字引述了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的话，见Arnold,Famine, p. 113。也见Ambirajan, S.,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 my and British Policy in India (Cambridge, 1978)。

[37] Ibid., p. 336.认为饥荒总是当局好心干预的结果，这种干预破坏了贸易的“自然”流动，这是亚当·斯密最不受支持的主张之一。他说道：“谁要是细心研究本世纪或此前两个世纪中折磨欧洲任何地区的缺粮和饥荒的历史”，都会发现，少数情况下，缺粮由战争的浪费所引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年成不好；还会发现，饥荒产生的原因，只是由于政府企图以不适当的、粗暴的手段来救治缺粮造成的困难”。（着重为我所加）以这种无所不知的态度自居，斯密及其门徒得以宣布保护性措施是不公正的。斯密还断言：“几年前孟加拉的干旱，本来也许只会引起极大的粮食不足。后来由缺粮转为饥荒，也许是东印度公司的人员以不适当的规章，不明智的限制，强加在大米贸易上而造成的。”(6)这一断言已受到挑战，见H. Sur, “The Bihar Famine of 1770”, Indian Econ. & Social Hist. Review, xiii, 4（1976），他发现一个更好的解释，即饥荒与传统的莫卧儿帝国行政管理的崩溃及随之造成的真空关系很大。

[38] B. M. Bhatia, Famines in India (Bombay, 1967), p. 105.

[39] Ambirajan, thesis, p. 367.

[40] 见S. Ambirajan, “Malthusian Population Theory and Indian Fam ine Policy in the 19th Century”, Population Studies, xxx, 1（1976）。

[41] Ambirajan, thesis, pp. 366–367.

[42] 见Bhatia, op. cit., p. 105。

[43] 政治经济学不干预主义的绝对性在1880年的“饥荒法规”中缓和下来，虽然不干预谷物贸易的总的原则“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受到侵犯”。见Arnold, op. cit., p. 114。

[44] Hont and Ignatieff, op. cit., p. 20。Adam Smith在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 D. D.Raphael and A. L. Macfie, Oxford, 1976）中发现，“饥饿造成的暴力”是违反“礼节”的一种罪过。虽然有时它“不可避免”，但这“始终是不合适的”。（p. 27）

[45] Ibid., p. 22.

[46] 这样，在1873年的孟加拉，最早挨饿的是“非农业劳动阶级”——织工、金属制造工、木工、渔民、仆人，接着是田间劳动者、小农。Extra Supplement to the Gazette of India, 26 Feb. 1875, p.33.

[47] Amartya Sen, Poverty and Femines (Oxford, 1981), pp. 161–162. “粮食从受饥荒袭击地区输出可能是市场的一种‘自然的’特征，它尊重权利胜过尊重需要。”

[48] Douglas Hay, “War, Dearth and Thef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 ry”, Past and Present, 95(1982), p. 132.

[49] 见Bhatia, op. cit., p. 39。

[50] Sen, op. cit., p. 154.

[51] Ibid., pp. 75，79.

[52] 见Louise Tilly，“Food Entitlement, Famine, and Conflict”，in R. I. Rotberg和Theodore K. Rabb (eds.), Hunger and History (Cambridge, 1985), pp. 135–152。

[53] 见Sen, op. cit., p. 154.以及参见A. K，Ghose, “Food Supply and Starvation: a Study of Famin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Oxford Economic Papers, xxxiv (1982)。

[54] G. E. Mingay, “The Course of Rents in the Age of Malthus”, in Michael Turner (ed.),Malthus in his Time (Basingstoke, 1986), pp. 90–91.

[55] Michael Turner，“Corn Crises in Britain in the Age of Malthus”，in Turner, op. cit., p. 120.

[56] 亚当·斯密在《顺便谈谈谷物贸易》里提出的不干涉粮食贸易的教条，限于国内谷物贸易。Wells设想，缺粮时期政府在谷物进口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违反了斯密的戒律，这是对斯密的误解。但（在斯密的教义中）政府随后不应干预国内市场，不强制进口粮食以低于自动调节的市场价廉价销售。1790年代大体上都避免了这种干预，办法是在到达港口直接廉价卖掉船货，从国内各城镇和教区来的销售代理人经常光顾这种港口。

[57] Roger Wells, “The Revolt of the South-West, 1800–1801”, So cial History, 6 (1977), p.743; Wells, Wretched Faces, p. 230.

[58] Ibid., pp. 178–181, 230–236.

[59] Ibid., p. 181.

[60] John Bohstedt, Riots and Community Politics in England and Wales, 1790–1810 (Cambridge,Mass., 1983), p. 27.

[61] W. Thwaites, “The Assize of Bread in 18th-Century Oxfordshire”, Oxoniensia, li (1986), pp.171–181.

[62] 关于伦敦粮食骚乱十分罕见的不同解释，见George Rudé, Paris and London in the 18th Century (1970), pp. 55–57; John Stevenson,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England, 1700–1870(1979), pp. 99–100; Bohstedt, op. cit., pp. 208–209。无疑，保证伦敦的粮食供应，是政府优先考虑的事情。

[63] Wells, Wretched Faces, pp. 180–181.

[64] Anon, “A Record of the Life from 1796 to 1900: at the Old Mill of the City”，Birmingham Magazine of Arts and Industries, iii（1899）.也见J. Tann, “Co-operative Corn Milling: Selfhelp dur ing the grain crises of the Napoleonic Wars”, Agric. Hist. Rev., 28 (1980), p.52；该联合面粉厂建于1796年，有1360个出资人，主要是劳动人民。

[65] MS notebook of Edward Pickard, Birmingham Reference Library, MS 22/11.

[66] 这些论点是Bohstedt发展起来的，见其前引书，特别是他把曼彻斯特与德文郡的市场作比较的地方。仍然是1800年，伯明翰的联合面粉厂正式取得了对伯明翰市场或20英里半径内的供应权，J. Tann, op. cit., p. 54。

[67] Walter and Wrightson, op. cit., p. 41.

[68] Bohstedt, op. cit., esp. chs. 2 and 9 and pp. 54, 202, 220–221.参见Thwaites, thesis, pp.522–527，关于骚乱促进消费者受保护的有效性的估计。

[69] 18世纪中国清朝成功地提供了一个官僚机构管理粮食供应的例子。缺粮时期，中国政府采取意义深远的措施向人民供粮，这些措施包括使用公共粮仓、供应贷款、阻止囤积、鼓励通过运河和道路的粮食流通。“儒家”赞成“乐善好施”原则的价值体系支持这种做法，任何不能克服诸如饥荒和洪水这类灾难的政权已“失去了上天的委任”的群众性信念，也支持这种做法。所以，在饥馑时期，每一件与粮食分配有关的事情都具有高度敏感的政治含义。中国农民不乞求施舍，他要求救济，认为提供救济是官僚机构的固有责任，是富人应尽的义务。中国粮食骚乱者的许多行为与欧洲的非常相似——封锁运输、攻击囤积者、向官吏和富人进行游说，骚乱是落实政府救济措施的一种得到承认的方法。Lillian M. Li,“Introduction: Food, Famine and the Chinese Slate”; R. Bin Wong, “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 Paul R. Greenough, “Comment”; all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ugust 1982.

[70] 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上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见Charles Tilly, “Food supply and Public Order in Modern Europe”，in C.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Europe (Princeton, 1975), pp. 380–455; 以及Louise Tilly发表在Rotberg and Rabb(eds.), Hunger and History, pp. 143–148。

[71] 关于恐吓信件，见我的“The Crime of Anonymity”，in Douglas Hay et. al., Albion's Fatal Tree, pp. 325–341。关于放火，见Wells, Wretched Faces, pp. 165–167。

[72] David Arnold, “Looting, Grain Riots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 South India, 1918”,Past and Present, 84 (1979).

[73] 比如，见George Rudé, Protest and Punishment (Oxfords, 1978), p. 57，他说，在1829—1831年之前，粮食骚乱“几乎没什么作用”。

[74] 这些例子收集在外交部和爱尔兰事务部1847年印行的一本小册子中，名为Famine in Ireland, 1740-1741 (1847）。

[75] Gentleman's Magazine, May (I757).

[76] Wesley's Journal, 27 May 1758.

[77] 但是1792年有粮食骚乱的报告，见Samuel Clark and J. S. Donnelly (eds.), Irish Peasants (Manchester, 1983), p. 55; 1793年也有这类报告，见C. H. E. Philpin (ed.), Nationalism and Popular Protest in lreland (Cambridge, 1987), p. 196 (counties Cork and Waterford)。

[78] 见L. M. Cullen and T. C. Smout, Comparative Aspects of Scottish and Ir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Edinburgh, 1977), p. 10 and Ch.2。

[79] John Walter, “The Social Economy of Dear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in John Walter and Roger Schofield (eds.), Famine, Diseas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Early Modern Society (Cam bridge, 1989), pp. 82, 121.

[80] John Walter and Roger Schofield, “Famine, Disease and Crisis Mor tality in Early Modern Society”，in ibid., p，47.

[81] E. A. Wrigley and R. 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of England, 1541-1871 (Cambridge,Mass., 1981), p. 653. 1766—1767年的骚乱年份表明，死亡率超过平常年份的10.4%。

[82] Ibid., pp. 668–669.

[83] Ibid., p. 692.

[84] 见John Walter, “The Social Economy of Dearth”，在18世纪早期，许多东西仍然适用。

[85] “Philo-Georgius” to duke of Newcastle, 7 Dec. 1741, Brit. Lib. Add MS 32, 698, f. 496.

[86] 森教授继续大力强调20世纪饥荒的政治背景。要对公众舆论负责的政府比不对舆论负责的政府更有可能努力采取救济措施，“在一个民主制国家里，拥有新闻自由和积极的反对派，很难发现一件饥荒发生的事例”。Amartya Sen, “Individual Freedom as a Social Commitment”，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 14 June, 1990.

[87] Outhwaite, “Dearth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 404.

[88]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Wood, Antiquary of Oxford, 1632–1695”, ed. A. Clark，cited in W. Thwaites, “The Corn Market and Economic Change: Oxford in the 18th Century”, Midland History.

[89]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 p.27.

[90] John Walter写的关于17世纪缺粮时期的慈善行为，有许多可同样用来理解18世纪前70年的情况。Walter, “Social Economy of Dearth”。

[91] 贵格派商人的不端行为极其普遍，以致公谊会教友1800年时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公谊会……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被诬蔑为社区里勤劳和贫穷阶层的压迫者。他们联合起来垄断那些生活必需品，如谷物和面粉，认为他们自己是受召唤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正直的人……”Meetings for Suffering, xl. pp. 404–406, 6 October 1800(Friends House Library, London).我在这里对图书馆管理员Malcolm Thomas表示感谢。

[92] 1766年，梅尔克沙姆的地方乡绅“考虑到那些没有参加该城镇到处发生的后期骚乱的穷人”，举行了一个认捐活动，向1600多穷人分发了牛肉，但牛肉是11月份给的，这时危机的顶点已过去几个月了。Randall博士提出，奇彭纳姆、斯特劳德、弗罗姆或布雷德福（威尔特郡）的暴乱的穷人可能曾做得更好。A. J. Randall,“Labour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West of England Woollen In dustry” (Univ.of Birmingham Ph. D thesis, 1979). p. 166.

[93] Bohstedt, op. cit., pp. 96–97，48. 也见Peter Mandler关于这些年间地主乡绅思想变化的讨论，从一种承认穷人的习愼权利的但已淡薄的家长主义转向一种“自然秩序”的语言（如Smith和Malthus所解释的那样），认为“唯一的、真正的自然权利”是财产权：“The Making of the New Poor Law Redivivus” , Past and Present，117（November 1987）。

[94] Walter, “Social Economy of Dearth”, pp. 127–128; Walter and Schofield, “Famine,Disease and Crisis Mortality”, p. 48.

[95] Wendy Thwaites友好地读了这些文章的手稿，曾明智地指责我甚至开了这个玩笑。她指出，自18世纪以来，使饥饿的国家现代化的对策已有了进展，并［援引Nigel Twose, Cultivating Hunger (Oxfam, 1984）］描述了在海地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发展起来的一种阻拦粮食骚乱的工具：“AMAC-1型装甲车，有19个射击口，4个复合的手榴弹发射器，1门水炮，1架监视用的红外线电视摄像机，本身能经受7000伏电压的触击。”她的结论是，要发起动乱，“就得考虑某些强制性因素，当局在镇压的道路上将会走得多远”。正式出版时我没有删去这句俏皮话，因为它也有可能使我把她非常有想法的告诫包括在其中。

[96] 亚当·斯密在《顺便谈谈谷物贸易》的章节中对投机者持一种宽厚的观点。因为：1.缺粮年份的高利润弥补了粮商在正常年份利润欠高的情况；2.少数人获得过分的利润，这可能是普通公众为市场的功能不可避免地付出的代价。无论如何，如果价格下跌，囤积者和投机者（如果他们对市场判断错误）也会上当。还没有人成功地找到一种系统地研究18世纪高价格年份囤积和投机是如何操作的方法，要看出如何可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但这不应成为以下广泛承认的教条的理由：其结果（如果真有结果的话）是不重要的，不能因为过高的价格（这也是在销售者的市场上的价格，受到谷物法的支持）而提起诉讼，这种价格把小消费者的财富转到粮食生产者的身上。一些学者在诸如老鼠和跳蚤的行为，或谷物种子与可得到的收获量的剩余的比率这类问题上，表现出伟大的专业特长，而顽固地拒绝承认诸如人的贪婪这类相当主要的因素。

[97] 关于这些群体的工人，不论是他们作为（难对付的讨价还价的）生产者的能力，还是作为（暴乱的）消费者，我们都幸运地拥有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连“习惯”也不是先于市场或非市场的东西，而是关于工资和价格管理的一种特定的共同体的與论。见J. G. Rule, “The Labouring Miner in Cornwall, c. 1740–1820”（Univ.of Warwick Ph. D. thesis, 1971），esp. pp. 116–180; R. W. Mal colmson, “A Set of Ungovernable People”，in J. Brewer and J. Styles (eds.), An Ungoverable People (1960)，讲的是金斯伍德的矿山居民；A. J. Randall, “Labour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West of England Woollen Industry” (Univ. of Birmingham Ph. D. thesis，1979)。

[98] Mist's Weekly Journal, 12 March 1726报道，在北安普敦、凯特林、昂德尔、韦林波罗、斯托尼斯特拉福德，暴民在市场日闹事，因为农夫们不把谷物送到市场上来，“而是把其藏在小酒店里”。在托斯特，有人高声通知说，谷物必须送“进公开的市场”，而阻止了一场骚乱。

[99] Malcolm I. Thomis and Jennifer Grimmett, Women in Protest 1800-1850 (1982），chp. 2.这是一本概括性的研究著作，基于已出版的资料和使用了1800—1812年间的某些报纸。

[100] Kenneth J. Logue,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Scotland, 1780-1815 (Edingburgh, 1979), pp.199, 202–203.

[101] John Bohstedt, “Gender, Household and Community Politics: Women in English Riot,1790–1810”, Past and Present, no. 120 (August 1988), pp 88–122.推翻“女性粮食骚乱神话”的主张在pp. 90, 93。

[102] Ibid., p. 88。J. L. and B. Hammond, The Village Labourer (1911；reprint 1966），pp.116–118.

[103] Roger Wells的评论写得最好，“Counting riot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ulletin of Lab. Hist. Soc., 37 (1978), pp. 68–72。Alan Booth在其杰出和缜密的研究中讨论了其估计上的连续错误，见“Food Riots in the North-West of England, 1790–1801”,Past and Present, 77（1977），esp. pp.89–90。

[104] Bohstedt, Riots and Community Politics, pp. 11–14, 230–231; Booth，op. cit., pp. 98–99.

[105] Ipswich Journal, 26 July 1740.这一点我受惠于Robert Malcomson。

[106] Bristol Journal, 11 June 1757，Cited in Jeremy N. Caple, “Popu lar Protest and Public Order in 18th-Century England: the Food Riots of 1756–1757” (Queens Univ. Ontario, M. A.thesis, 1978), p. 102.

[107] G. Blenkinsop, 14 Oct. 1738 in PRO, T 1/299 (15).

[108] Northampton Mercury, 6 Oct. 1740; R. Malcolmson in Brewer and Styles，op. cit., p. 117.

[109] Edward Goddard, 24 May 1740 in PRO; SP 36/50/431 and SP 36/51内各种各样的作证材料。

[110] J. J. Wiliamson，Sheriff of Durham, 10 June 1740 in PRO, SP 36/51.

[111] Joyce Ellis, “Urban Conflict and Popular Violence: the Guildhall Riots of 1740 in Newcastle-upon-Tyne”, Int. Rev. Social Hist., xxv, 3（1980）.

[112] 几天后，她们在法庭上被释放。

[113] “Account of Riots” , by Alderman Ridley in Northumberland CRO, 2R1 27/8.

[114] Ellis, op. cit., pp. 341–346.

[115] 在达勒姆的巡回审判中，Anne Withy、Hannah Crome和William Young因为在斯托克顿把大量小麦从船上卸下来，被判处7年流放，另外3个妇女和1个男人受审后宣判无罪。Newcastle Journal, 9 Aug. 1740.我再次感谢Robert Malcolmson。

[116] William Price, 13 June 1740 in PRO, SP 36/51，以及SP 36/50和SP 36/51的各种各样的作证材料。

[117] PRO, SP 36/135.

[118] Caple, op. cit., p. 82.

[119] Holles Newcastle to Secretary at War, 26 May 1737, PRO, SP 41/10.

[120] Logue, op. cit., pp. 21, 44.

[121] R. W. Malcolmson, Life and Labour in England, 1700-1780 (1981), p. 118.

[122] Wendy Thwaites已发现，在1693年、1713年、1757年、1766年、1795年牛津郡的粮食骚乱中有妇女在场。见Thwaites, thesis, table p. 472（说明1795年的骚乱的），pp. 485–486。

[123] Thomas(7)and Grimmett, op. cit., p. 10，他们还以同样的理由，谴责我“即使不是严格地把妇女放在厨房里的洗涤盆边，但已经把她们牢固地放在市场上”。但他们也未就家庭的买卖怎么完成的问题提出过任何有价值的见解。

[124] 博施泰特不可思议地前后矛盾。他提出，市场上买卖的事是男人的（p. 116），但妇女（她们在正常情况下不去市场买卖，所以限于做家务？）不知怎么的仍然在编织着邻里关系的网络。比如，他称赞法国的一项研究成果，该研究注意到，在“取水和采购家庭给养上”，家务劳动“流溢进共同体的合作中”（p. 98，着重号为我所加）。

[125] 见Wendy Thwaites的杰出研究成果：“Women in the Market Place: Oxfordshire c.1690–1800”, Midland History, ix (1984), pp. 23–42，关于更早的传统，见Rodney Hilton, “Women Traders in Medieval England”, in Class Conflict and the Crisis of Feudalism (1985), p. 213。

[126] 在18世纪早期，伍德布里奇（萨福克郡）的市场主管恐吓说，要起诉那些在市场日“带着鱼、家禽、水果、黄油、乳酪、蛋到这个城镇里来的人”，及那些拿着这些东西挨家挨户叫卖而不是在市场上租个摊位的人。见Ipswich and East Suffolk CRO, V5/9/6–3（3）。或许，1712年在牛津以囤积的罪名对小商贩接二连三的起诉的背后，就是类似的控制市场的尝试，在24个被起诉的人中，21个是妇女：Thwaites p. 30。

[127] J. Dunkin, cited in ibid., p. 29.

[128] J. Mathews, Remarks on the Cause and Progress of the Scarcity and Dearness of Cattle... (1797), pp.9–10.

[129] Ibid., pp. 70–71.

[130] J. Malham（多塞特郡赫尔顿的教区牧师，威尔特郡郡监狱的忏悔牧师），The Scarcity of Grain Considered (Salisbury, 1800), p.43。

[131] Thwaites, thesis, i, pp. 208–221小心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132] “Inquisition on Ruth Pierce”, Wiltshire Archaeological and Natural History Magazine, xii (1870),pp.256–257.我感谢Mary Prior。

[133] “A Person in Business”, Two Letters on the Flour Trade (Lon-don, 1757, 1766), pp. 7–8；信是作者从汉普郡写出的。也见Wendy Thwaites, “Dearth and the Marketing of Agricultural Pro duce: Oxfordshire”, Agric. Hist. Rev., xxxiii (1985), p. 121。

[134] Thwaites, “Women in the Market Place”, p. 37.

[135] PRO, TS 11/1138/5956: Special Commission, Gloucester, 14 Nov, 1766, Crown Brief.

[136] Catherine Phillips, Considerations on the Causes of the High Price of Grain... (1792), p. 7.

[137] William Brooks, The True Causes of our present Distress for Provisions (1800), pp. 29–30.我感谢Thwaites博士。

[138] F. W. Steer (ed.), “The Memoirs of James Spershott”, The Chi chester Papers, 30 (Chichester,1962).

[139] 见Mary Collier, The Woman's Labour, ed. Marian Sugden and E. P. Thompson（1989）。

[140] Alice Clark, Working Life of Wome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919；reprint 1982), pp.108–109.

[141] “A. B.”, Observations on the detriment that is supposed must arise to the family of every cottage... from the loss of Woollen spinning... (1794).

[142] I psxvich Journal, 7 June 1740.

[143] 博施泰特在吸收Hans Medick的意见时可能走得太远了。Medick, “The protoindustrial family economy”, in Peter Krie-dte, H. Medick and Schlumbohm,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1987), pp. 60–63.

[144] 全文发表在Publications of the Thoresby Society, xli, pt. 3, p. 95（1947）。其摘要见于H.Heaton, Yorkshire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 (1920), pp. 344–347;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p. 300–301。

[145] 见Dorothy Thompson, “Women, Work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Problem of Authority”, in Jane Randall (ed.), Equal or Different (Oxford, 1987), pp. 61–63。

[146] Clark, op. cit., p.51.也见Maxine Berg关于这种邻里关系网的看法，The Age of Manufactures (1985), pp. 164–167，及对家庭经济中妇女工作的杰出评述：Bridget Hill,Women, Work, and Sexual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1989），Ch. 3 and Ch.4。

[147] Thomas Parsons, letters to an M. P. on the absurdity of popular prejudices... (Bath, 1800).

[148] Thwaites, thesis, ii, pp. 468–469.

[149] Gloucester Journal, 24 June 1740.

[150] 比尤德利——Northampton Mercury, 6 June 1757；伍斯特—Worcester Journal, 19 May 1757；汤顿、莱姆脚下的纽卡斯尔、索尔兹伯里、基德明斯特——均见R. W.Malcolmson, Life and Labour in England, 1700-1780 (1981), pp. 117–118。

[151] Dale E. Williams, “Midland Hunger Riots in 1766”, Midland History, iii, 4 (1976).

[152] John Walter证明，在肯特（1595年）、埃塞克斯（1596年）的骚乱中，及在南安普敦（1608年）把一条船上的粮食卸下来的骚乱中，都有妇女在场。见其发表在Charlesworth (ed.), An Atlas of Rural Protest (1983）中的文章。

[153] 在18世纪末的苏格兰，引起妇女高度参与直接行动的问题，“是其反对世俗庇护人不顾全体教徒的普遍愿望执行本届教会的庇护职责”。粮食骚乱尚属首次。Logue, op. cit.，pp. 199–204.

[154] PRO, Assi 24/42, Devon, Winter 1767：21个男人因攻击一个筛粉厂而被起诉，其中17个是织工，2个梳毛工，2个工人，1个鞋匠，(8)同上，奥特里圣玛丽有9个男人因推倒一个水力磨坊（及接着的两个案子）而被起诉；同上，1766年萨默塞特惠灵顿乳酪骚乱，13个梳毛工、织工等被起诉；同上，1767年夏季萨默塞特乳酪骚乱，特鲁布里奇的7个工人被起诉（但均认定为无罪）；同上，1767年冬季威尔特郡，8个男人被起诉，5个是宽幅织机织工，2个（粗）梳毛工，1个工人。

[155] PBO, Assi 24/22, Shropshire, Summer 1767，5个卡尔明顿的妇女因割开粮袋把谷物扔在地板上而被起诉。Assi 4/20，Worces tershire, Summer 1768，7个妇女因拿走60蒲式耳小麦被起诉。Assi 4/21 Worcestershire, Lent 1775，7个来自奥德斯温福德的妇女（1个寡妇、2个老处女、2个矿工的妻子、2个工人的妻子）因参加一次有200人的面粉骚乱而被起诉。Assi 24/43，Somerset, Lent 1801，4个妇女强行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面包被起诉。

[156] PRO, Assi 24/43 Devon，Summer 1801，5个工人和1个单身妇女强行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大麦被起诉。

[157] RPO, Assi 24/42, Somerset, Summer 1767，黄油骚乱，5个妇女和1个工人被起诉。

[158] 因参与1757年比斯特（牛津郡）的一次小麦骚乱，4个男人和4个妇女受审判，其中1个男人和1个妇女被处以7年流放；因一次涉及豆类的骚乱，2个男人被流放，1个妇女被处以打上烙印的刑罚。Thwaites, thesis, pp. 471, 473.

[159] Bohstedt, “Gender, Household and Community Politics”, p. 120, note 116.

[160] PRO, Assi 24/42，24/43，4/20，4/21，4/22，我只是算了一下明确地与粮食有关的骚乱案子的人数。

[161] Douglas Hay已经发现，1740年、1757年、1783年和1800年斯塔福德郡粮食骚乱是妇女领导的。见“Crime, Authority and the Criminal Laws in Staffordshire 1750–1800” (Univ. of Warwick Ph. D. thesis, l975), p. 265，及私人通信。

[162] 1795年，从迪恩森林来的矿工搜查塞汶河上奥里地方的一条平底船，发现有小麦和面粉。100个男人、女人、孩子带着马和驴从森林里出来，运走了500蒲式耳粮食。按证人的说法：“妇女比男人更狂暴”。但被捕的是5个矿工，其中2人以偷面粉罪而被处绞刑。PRO, Assi 5/116; London Chronicle, 17—19 Nov. 1795.

[163] PRO, Assi 24/42, Devon, Summer 1765; F. J. Snell, The Chronicles of Twyford (Tiverton,1893), pp. 199–201.

[164] PRO, Assi 24/42.在奥特里圣玛丽，大陪审团“裁定无罪”的被起诉人中，包括4个木匠、4个梳毛工、3个农民、2个裁缝、2个工人、2个鞋匠、1个盖草屋屋顶的人。

[165] PRO, Assi 24/43.

[166] 在汤顿的一次奶酪骚乱中，11个男人和6个妇女被起诉。全部被认定为“贫民”而被释放。这些“贫民”包括3个梳毛工、2个哔叽织工、2个鞋匠、2个工人、1个锡匠、1个漂洗工；及3个纺织女工，分别是1个鞋匠、1个工人和1个锁边织工的妻子。PRO, Assi 24/42, Somerset winter 1767.

[167] 见Wells, Wretched Faces, Ch.16“The Role of the Courts”。

[168] 这些是Baga de Secretis, G. B. Deputy Keeper of Public Re cords, 5th Reporr (1844）中的正式陈述，见该报告附录二。但一些囚徒继续关押着留待后来审判或其案子被驳回。1766年12月15日的Gloucester Journal报道说，那时在狱中的96个骚乱者中，16个是妇女；也见Williams, thesis, pp. 162–163。但其他记录提到有多达22个妇女被拘禁：涉及一两个妇女的案子被遗漏了，没有记下来，别的涉及她的同伴们的案子能说明这种遗漏，见Crown brief, PRO, TS 11/1188/5956和“A Calendar of the Criminal Prisoners in the Castle Gaol of Gloucester”, 13 Dec. 1766（annotated），in TS 11/995/3707。

[169] 这是John Beattie在一篇权威性的文章里提出来的，见“The Criminality of Wome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nial of Soc. Hist. viii, 1975, p. 113, note 57。也见Beattie, Crime and the Courts in England, 1660-1800 (Oxford, 1986), pp.436–439。

[170] Booth，op. cit., p. 106，在1790—1801年兰开夏郡的法庭上，“看来在两性之间不曾存在区别对待”。

[171] Crown briefs in PRO, TS 11/1116/5728. 伊丽莎白·穆迪和玛丽·纳什都是孕妇，受审后马上分娩，纳什生了双胞胎，但不清楚对她们的判决是否得到执行。见Williams，op. cit., pp. 167, 170。

[172] 以下某些推论是基于对PRO, TS 11/995/3707中的囚犯一览表的粗略注释，但这些注释难以辨认，而且并非总是准确的。也见TS 11/1188/5956; Williams，op. cit.,Gloucester Journal, 22 Dec. 1766; Gloucester CRO, Q/SG 1767–1770, Gloucester Gaol Calendar, 13 Jan 1767。

[173] 伊丽莎白·拉克利后来得到了宽恕。

[174] Gaol Calendar in PRO, TS 11/995/3707.关于已婚妇女，见Blackstone, op. cit., iv, pp.26–27和John Beattie, op. cit., p. 238, note 71。

[175] John Halford 1740年7月1日写的信，藏Lincs., Archives Office, 3 Anc. 7/4/14。

[176] Ann Welford和Barbara Mason因企图与许多其他人，“主要是妇女”，拦截一辆市场运货马车，在1796年北安普敦地方值季法庭上被处以6个月的苦役。Northampton Mercury, 9 Apr. 1796.我要感谢Jeanette Neeson。

[177] 关于Ann Carter，见John Walter, “Grain Riots and Popular Atti tudes to the Law: Maldon and the Crisis of 1629”, in Brewer and Styles (eds.), An Ungovernable People, pp. 47–84，这是一份杰出的研究成果，从当时的地方记载中清理出骚乱者的事迹。关于Hannah Smith，见Thomis and Grimmett, op. cit., pp. 43–44。

[178] 财政部法务官关于陈述粮食骚乱者事迹的备忘录（1766），载Shelburne Papers, Vol.132,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Uni 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也见PRO, SP Dom 44/141。

[179] Williams, “Midland Hunger Riots in 1766”, p.277.

[180] Wells, op. cit., p. 121.

[181] John Walter in An Ungovernable People，p. 63；也见Roger B. Manning, Village Revolts (Oxford, 1988), pp. 96, 116。

[182] Williams，op. cit., pp. 273–274.

[183] 在一个海军上校的“一再恳求”下，布伦特伍德的警官才不乐意地在“帆船酒馆”里逮捕了两名妇女，她们一直“在布伦特伍德的街道上唱着一首指责军人的歌”。见Essex CRO, Q/SBb 352/55 (Aug，1793)。

[184] PRO, WO 1/1091, 5 and 8 Aug. 1795；Assi 2/26 and 5/116.

[185] Jackson's Oxford Journal, 28 May 1757报道说，在巴思，一群穿着妇女服装的暴民抢走了一车小麦。在18世纪的文献中，我还未曾发现过对粮食骚乱中的这一类违法行为进行起诉的情况。

[186] 见Natalie Davis, “Women on Top”，i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s,1975）。我想Davis忽视了这一事实：妇女的长外衣是一个矿工或茅舍农使自己伪装起来的最容易得到的装束。一些颠倒的象征性的影响（对此她刻画得非常好）是结果而不是意图。攻击税卡更具有军事上的象征意义，“Deponent说……他们听到了嘈杂的吹号角的声音……不久，出现了许多手持火枪和斧头的人，其中一些人伪装自己，涂着黑脸，穿着妇女的衣服……”这是一次对赫里福德郡莱德伯里税卡栅门的冲击。工人James Baylis很理解这一点，他说他用烧过的软木把自己的脸涂黑，他穿戴的外衣、围裙和草帽是妻子的，见PRO, TS 11/1122/5824, 4 Nov. 1735。

[187] Temma Kaplan,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Collective Action: The Case of Barcelona,1910–1918” Signs, vii, 3 (1982), pp. 545, 560, 565.

[188] Snell, The Chronicles of Twyford, pp. 194–195.这是一次选举骚乱。

[189] Williams, thesis, pp. 203, note 2, and p. 279.

[190] Logue, op. cit., p. 22.

[191] Walter, op. cit., pp. 58, 72.

[192] Ellis, op. cit., p. 340; Thomis and Grimmett，op. cit., p. 31.

[193] Ibid., pp. 43–45.

[194] 例如，见Derby Mercury, 10 July 1740（Derby 1740）。Elizabeth Beer和Elizabeth Bell因在这次骚乱中的作用各被判处7年流放。Thos. Higgins告发Ann Burdon的报告，Ann Burdon（1795年8月）在长汉德波罗拦住他的马车，把辕从马上卸下，并钻进辕里以防止马被Higgins推回来。见PRO, Assi 5/116。

[195] Northampton Mercury, 2 June 1740; I pswich Journal, 7 June 1740.

[196] 截获的J. and L. Golby给“亲爱的兄弟姐妹”的信，1800年9月7日写于诺丁汉，收在PRO, HO 42/51内。该信的摘要见Quinault and Stevenson (eds.), op. cit., pp.58–59，及Wells, Wretch ed Faces, pp. 120–122。

[197] 或者答案依地点和时间而不同。Walter, op. cit., p. 62：“在这时期（即17世纪初），几乎每次粮食骚乱中都有妇女，而且某些骚乱完全是女性的事情。”

[198] Tom Wedgwood在写给他父亲Josiah的信中，描述了1783年3月产陶区的“暴民”，“妇女们比男人坏得多，比如斯尼德牧师鼓动起约30个男人跟他跑……但一个妇女叫道：‘不，这不行，这不行。’这样，他们又都折回并达成协议：拿到船上的谷物应以公平价格出售。”The Wedgwood letters, ed. Ann Finer and G. Savage (1965), p.268。我感谢Douglas Hay。

[199] 1847年英格兰西南部，在传统的制定价格的行动中，妇女和矿工起了显著作用；在苏格兰东北部，则是妇女和渔民起了这种作用。A. Rowe, “Food Riots of the Forties in Cornwall”, Royal Cornwall Polytechnic Society (1942); E. Richards, The Last Scottish Food Riots, Past and Present Supplement (1981）.也见Roger E. Swift, “Food Riots in Mid-Victorian Exeter, 1847–1867”, Southern Hitstory, 2 (1980)。Robert Storch在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中，表明了1867年在德文郡和牛津郡，粮食骚乱、喧闹游行和“盖伊·福克斯”(9)狂欢的传统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其中，妇女和化装的“篝火男孩”起了领导作用。见“Popular Festivity and Con sumer Protest: Food Price Disturbances in the Southwest and Ox fordshire in 1867”, Albion, 14, 3–4（1982）。虽然在这些事件中，妇女常常是最积极的参加者，但只有很少几个妇女被捕或受审判。见Storch, p. 233, note 41。

[200] Dorothy Thompson, “Women and Nineteenth-Century Radical Politics: a Lost Dimension”，in Juliet Mitchell and Ann Oakley (eds.),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Women (Harmondsworth，1976), pp. 112–138.

[201] 例如，Robert Southey主张接受“道德对政治经济学”的提法。见David Eastwood,“Rober Southey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Romantic Conservatism”, Eng. Hist.Rev., civ (1989), p. 323。Andrew Ure博士在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1835）一书中，在很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工厂制度的道德经济学”的概念。

[202] Bronterre's National Reformer, 21 Jan. 1837，本出处要感谢Dorothy Thompson。

[203] (Penguin, 1968), pp. 67–73.

[204] 在不同国家的历史上，类似于“道德经济学”的论题也有人曾作过考察。这方面主要可见：（France）Louise Tilly, “The Food Riot as a Form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France”, Journal of Interdisci plinary History, i (1971), pp. 23–57，以及Cynthia A. Bouton,“L' ‘économie morale’et la Guerre des farines de 1775” , and also the editors’“Introduction” in Florence Gauthier and Guy-Robert Ikni (eds.), La Guerre du Blé au XVIIIe Siécle (Paris, 1988）；Laura Rodriguez, “The Spanish Riots of 1766”, Past and Present, 59 (1973); Barbara Clark Smith, “Food Rioter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Alfred F. Young (ed.), Beyo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Urbana）；John Rogers, “The 1866 Grain Riots in Sri Lank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xxix, 3 (1987)。

[205] A. J. Randall in John Rule (ed.), British Trade Union-ism, 1750-1850 (1988), pp. 29–51.也见Charlesworth and Randall, “Morals, Markets and the English Crowd”, pp. 206–209。Charier Tilly教授在一封私人通信中曾提出一个更深一层的定义：“当要求某一种商品的人可以对这种商品援引非货币的权利，而其他人可以行动起来支持这种要求时，‘道德经济学’就有了意义。比如，当社区的成员关系取代价格成为权利的基础时，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把道德经济学限于这样的范围，那只意味着传统、习惯或确定的市场以外的交换，它就失去了概念上的力量。”

[206] Marcus Rediker,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Cambridge, 1987），ch. 6.

[207] K. D. M. Snell, 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 (Cambridge, 1985), pp. 99–199, 103.

[208] 1984年伟大的英国矿工的罢工，是这样一种对抗的晚近的例子，虽然这时这个国家的每一种资源，外观上都已受“自由市场”的支配。

[209] Charlesworth and Randall, “Morals, Markets and the English Crowd”, p. 213.

[210] William Reddy, The Rise of Market Culture (Cambridge, Mass., 1984), pp, 331–334.

[211] Carl Gersuny and Gladys Kaufman, “Seniority and the Moral Economy of U. S.Automobile Workers, 1934–1946”,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xviii（1985），他们把道德经济学的概念延伸到非“经济”的工会的保护手段。

[212] 这是Reddy本人在其续集中也未能完全避免的一种危险，见其Money and Liberty in Modern Europe (Cambridge，1987），在该书中，“不对称的货币交换”成为整个近现代史的关键，在这当中，“荣誉”和“金钱”进行着不平等的竞赛。

[213] 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1976).也见James M. Polachek,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Kiangsi Soviet”,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ii, 4 (l983), p. 825。

[214] 关于建设性的批评，见David Hunt, “From the Millenium to the Everyday: James Scott's Search for the Essence of Peasant Politics”, Radical Hist. Rev., 42 (1988), pp.155–172; Michael Adas, “‘Moral Economy’or ‘Contest Stat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xiii, 4 (1980)。

[215]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1985), p. 350.也见Andrew Turton and Shigeharu Tanabe (eds.), History and Peasant Consciousness in South East Asia (Osaka, 1984)之编者的话，以及Journals of Peasant Studies, xiii, 2 (1986)。

[216] Barrington Moore Jr., Injustice: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1978), pp. 18, 506.

[217] Michael Watts, Silent Violence: Food, Famine and Peasantry in Northern Nigeria (Berkeley, 1983),pp. 106, 146.

[218] Leslie Anderson, “From Quiescence to Rebellion: Peasant Politi cal Activity in Costa Rica and Pre-Revolutionary Nicaragua” (Univ. of Michigan Ph. D. thesis, 1987); Erick D. langer, “Labor Strikes and Reciprocity on Chuquisaca Haciendas”,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lxv, 2, 1985.

[219] Thomas Bartlett, “An End to Moral Economy: The Irish Militia Disturbances of 1793”，in C. H. E. Philpin (ed.), Nationalism and Popular Protest in Ireland (Cambridge, 1987).

[220] Paul R. Greenough, “Indian Femines and Peasant Victims: The Case of Bengal in 1943–1944”, Modern Asian Studies, xiv, 2 (1980), p. 207.

[221] 见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ch.8。该章讨论日常意义上的“盟主权”非常出色。

[222] 也见Charles F. Keyes, “Economic Action and Buddhist Morality in a Thai Villag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ii, 4 (1983)。

[223] Paul R. Greenough, Prosperity and Misery in Modern Bengal (Oxford，1982），esp. ch.1，Greenough从印度教的宇宙论推断出自己的叙述，至于对印度教和穆斯林的村民间是否有任何不同保持沉默。

[224] Paul R. Greenough, “Indulgence and Abundance as Asian Peas ant Values: a Bengali Case in Poi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ii, 4 (1983), p. 842.

[225] Greenough, Prosperity and Misery, pp. 266–267.

[226] Ibid., p. 268.

[227] Ibid., p. 271.

[228] Ibid., pp. 215–225 and “Indian Famines and Peasant Victims”, pp. 225–233.

[229] Megan Vaughan in “Famine Analysis and Family Relations: 1949 in Nyasaland”, Past and Present, 108（1985）中有类似的扰人的证据，说明老人、儿童和残疾人被抛弃以及丈夫们遗弃其家庭。又见M. Vaughan, 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mine. Gender and Famine in Twentieth-Century Malawi (1987）。

[230] 一些离开了家庭的男人可能是希望找到工作（及汇款回家）或期望在他们不在家期间，妻子的亲属或村子里的赈济行动能维持家人的生存。妻子们可能曾受到鼓励出去乞讨，作为反饥饿的最后手段。同样，出售孩子可能曾是拯救他们生命的最后策略。Greenough设想，出卖孩子的“占支配地位的动机”，是获得现金以购买父母亲所需的粮食，要不就是“使自己从孩子要食物的无法忍受的叫喊声中获得解脱”！（Prosperity and Misery, p. 221）Greenough没有尝试把自己关于饥荒时期不同年龄死亡率的叙述，与历史人口学关于生存危机时期通常遇到的人口发展趋势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确实，Greenough关于历史和人口统计的论述是傲慢的，见David Arnold, Famine, pp. 89–90。

[231] Prosperity and Misery, pp. 215 and 264。参见Greenough, “In dulgence and Abundance”,pp. 832–833：家长们“冷酷地遗弃了”他们的依附者：在“一种用极端方法实现家长制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把毁灭的威胁引向受庇护者、妇女和儿童这些较不重要的人员变得可以让人接受”。

[232] “Indulgence and Abundance”, p. 847.

[233] Ibid., p. 847；Prosperity and Misery, pp. 270–271.

[234] Ibid., p. 268.

[235] “Indulgence and Abundance”, p. 846.

[236] Ibid., p. 848.

[237] 见我的文章：“The Crime of Anonymity”, in Hay, Linebau-gh and Thompson, Albion's Fatal Tree, esp. “Sampler of Letters”, pp. 326–343。但甚至这些书信也是经过思考的、“文学的”产品。

[238] Crown brief in PRO, TS 11/1188/5956.我无法查明沃特·斯蒂芬斯发生了什么事。TS 11/995/3707中的监狱囚犯一览表上没有他的名字。控告他的案件可能被遗漏了，或者他可能就是那个托马斯·斯蒂芬斯。他因骚乱、多种严重违法行为及重罪而被关押，名字出现在囚犯一览表上，并注明“宣布无罪”。

(1)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 J. Fox，1749—1806），政治家，长期反对乔治三世的政策，反对奴隶贸易。——译者注

(2)　又叫教友会或公谊会，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17世纪初英国人福克斯创立，主要分布在英、美。——译者注

(3)　Cornish，康沃尔（Cornwall）郡的旧称。——译者注

(4)　grand larceny，盗窃12个便士以上的罪名。——译者注

(5)　21个女犯和75个男犯中，各有2人未曾交代。——译者注

(6)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第96—97页，这里的译文根据注中引文有所调整。——译者注

(7)　原书有时也作“Thomis”，可能有印刷错误。——译者注

(8)　这里加起来有22人，但原文如此。——译者注

(9)　Guy Fawkes，1605年英格兰火药阴谋主谋之一，每年11月5日，是他被捉的纪念日，要举行庆祝活动。——译者注

第六章　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

我们让一个老佣工不断地工作，但工资是按周计算的，他的名字叫赖特，职业是修造车辆……一天早上，碰巧一辆车坏在路上……老人被叫到车发生故障的地方来修理；当他正忙于工作时，一位认识他的乡下人走过，用通常的问候向他打招呼：“早上好，老大爷，愿上帝保佑你工作成功。”老人抬头望着他……以一种确凿无疑的愉快口吻回答说：“我不在乎上帝保佑不保佑，这是按日计酬的工作。”(1)

丹尼尔·笛福

对上等人来说，时间是一个敌人，而且……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消磨时间；可对其他人而言，时间和金钱几乎是同义词。(2)

亨利·菲尔丁

苔丝……开始沿着那黑暗和弯弯曲曲的巷子或街道上路了，造这小巷时根本就没想到走得快的问题；它是在咫尺土地变得有价值以前设计的，那时，使用一根指针的钟把一天分成几个小时就已足够了。

托马斯·哈代

一

1300—1650年间西欧的认知文化在对时间的理解上经历了重要变化，这是常识[1]。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公鸡仍然扮演着自然时计的古老角色：雄鸡香缇克利尔（Chauntecleer）——

它把眼睛投向太阳光，

太阳在金牛宫已转过了二十一度有余，

天性告诉它已是辰正，何用下界的知识灌注，

这时它兴高采烈，啼唱起来……

虽然“它天性能通晓那经度里昼夜平分线的每一度转移”，但在“天性的”时间和时钟的时间之间的对照还是在这形象中体现出来了——

它在棚舍里唱歌司晨，

比一座钟或寺院中的时计还要准确。(3)

这是一种很早的时钟：乔叟（不像那只雄鸡）是个伦敦人，知道宫廷的时间、城市机构的时间，也知道后来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年鉴》上的一篇富于启发性的文章所讲的“商人的时间”，它曾与中世纪教会的时间相对立。[2]

我不想讨论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变化要归于14世纪以来时钟的传播，多大程度上它本身是一种新的清教徒的纪律和城市布尔乔亚精确性的象征。然而，我们看到了它，这种变化确实存在。时钟走到了伊丽莎白时代，把浮士德最后的独白转变成了与时间的对话：“星星静静地移动，时光在流逝，时钟将敲响。”从有文献以来就得到描述的根据恒星测定的时间，现在已一下子从天上移进屋子里。随着“快速移动的指针”（Snayly motion of the mooving hand）[3]跨过钟面的刻度，人们感到死亡和爱情都更加打动人心。当表挂在脖子上时，它好像是较不规则的心跳。在伊丽莎白时期的传统看法中，时间是贪婪的、破坏性的东西，是一个血腥的暴君，一个使用大镰刀的人，时间的这些形象非常古老，但表现出一种新的性质：直截了当和不容异议。[4]

随着17世纪的进展，时钟装置的意象在延伸，直到牛顿时，它已充斥了整个世界。到18世纪中期（如果我们相信斯特恩的话），时钟已渗透进更深的层次。比如，特里斯特拉姆·尚迪（Tristram Shandy）的父亲——他是“曾存在过的对其所做的每件事情……都赋予最大规律性的人之一”——“在他生命中的许多年间都把下述行为作为一条纪律来遵守：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的夜里……拧紧我们立在后楼梯顶端的一个很大的家用时钟的发条”。“他也曾逐渐把一些家庭所关注的不大的事情放在同一个时间去做”，这使特里斯特拉姆能非常准确地确定他的思想形成的年代。它还激发作者创作出了《钟表匠强烈反对造物主》（The Clockmakers Outcry against the Author）：

我为农村制造几个时钟的指示被撤销了；因为现在没有一个端庄的女士敢提为给时钟拧发条这件事，如果她不想遭受家人躲躲闪闪的斜眼和嘲笑……不仅如此，街头行人的一般表情好像是说：“先生，你想让人为你的钟拧发条吗？”

（“钟表匠”抱怨说）有道德的主妇现在正把她们的时钟扔到了放杂物的屋子里，认为它们会“刺激好色行为”。[5]

然而，这种泛泛而谈的印象主义做法未必能推进当前的探究：在什么程度上，以什么方法，这种时间感上的转变影响了劳动纪律，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它影响了劳动人民内心对时间的领悟？如果说向成熟的工业社会的过渡必须有某种劳动习惯的剧烈再建——新的纪律、新的刺激和这些刺激可以有效地对某种新的人类本质的产生和相互协调有重大影响，那么这种再建在多大程度上是与内心的时间标志的变化相联系的？

二

众所周知，在原始人群中，时间的衡量通常与熟悉的工作或家内杂务的循环过程相联系。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曾分析过努尔人（Nuer）的时间感：

牛群的日常生活程式就是每天的时钟，对努埃尔人来说，牧人工作的一个循环，一天的时间和时间通过一天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一天的工作依次相连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在南迪人（Nandi）中，对工作时间的划分不仅已做到以每个小时为单位，而且白天的时间已精确到半个小时——早上5点30分，公牛已去牧草地，6点羊群已放开，6点30分太阳已出来，7点天变得暖和了，7点30分山羊已去牧草地，等等——一种十分难得的井井有条的经济。与此类似，各种时间间隔的长短是根据完成某件工作所需的时间来衡量的。在马达加斯加，时间可能用“煮一次米饭”（约半小时）或“煎一只蝗虫”（一会儿）来衡量。有报道讲，克罗斯河的土著会说“这个人在玉米尚未完全烘熟的时间内就死了”（不到15分钟）。[6]

在文明程度上更接近我们的一些人的时间观念中，也很容易发现这类例子。所以在17世纪，智利的时间常常用“信经音乐”（credos）的时间来衡量：1647年的一次地震被描绘成持续了两次信经音乐的时间；而煮一个蛋的时间可以用大声说一句“万福玛利亚”来衡量。在近代缅甸，早上“当光亮已足以看见手上的血管时”，僧人们开始起床。[7]《牛津英语词典》给了我们英国的例子——“念主祷文的时间”“念《圣经》第51诗篇（miserere）的时间”（1450年）及（在《新英语词典》但不是《牛津英语词典》中）“撒尿的时间”——一种有点儿随意的计时单位。

近年来，皮埃尔·布尔迪厄曾更周密地考察过卡比尔（阿尔及利亚）农民对时间的态度：“一种屈从时间的推移和若无其事的冷漠态度，没有一个人渴望控制、用光或积蓄时间……紧迫被看成有失体面及掺和有恶魔的野心。”时钟有时被认为是“魔鬼的作坊”；不存在准确的吃饭时间；“精确无误的约定这种观念闻所未闻；他们只同意‘在下一次集市时见面’。”一首流行歌曲这样唱道：

追赶世界毫无用处，不会有人能赶上它。[8]

辛格（Synge）在其观察细致入微的关于阿伦群岛人的叙述中，给了我们一个经典的例子：

我与迈克散步时，某个人常常向我走过来问这天的时间。然而，很少有人足以有能力习惯现代的时间而对小时的常规用法有较不模糊的认识，当我告诉他我的表现在是几点钟时，他们没有满足，问到黄昏还有多久。[9]

岛上关于时间的总体认识非常奇怪，依赖风的方向。几乎所有的村舍都……建有两扇朝向相反的门，其中遮蔽得更好的那扇整天都开着，以便让光亮射到屋里来。如果风从北吹来，朝南的门就开着，门桩的阴影移过厨房的地面意味着到了一定的时间；然而一旦转为南风，就会打开另一扇门，此时这些从未想到建造一个原始日晷的人就不知所措了……

如果风来自北方，那个老妇人能很有规律地为我做饭；但在其他日子里，她常常在3点钟而不是6点钟为我沏茶……[10]

这样一种忽视时钟时间的做法，当然只可能出现在农耕和捕鱼共同体里，这种共同体只有最低限度的买卖和管理结构，其中一天的工作（可能差异很大：从捕鱼到农耕、建筑、修补渔网、用茅草盖屋顶、做一个摇篮或一具棺材）在一个小农场佃户的眼中看来，是按需要的逻辑而依次展开的。[11]但他的叙述会有助于突出时间的不同标志法的基本决定条件，这些时间标志法取决于不同的工作条件及其与“自然”节律的关系。显然，猎人们必须使用夜里的某几个小时去设陷阱，渔民和海员必须使自己的生活节奏与潮汐相一致。1800年来自森德兰的一份请愿书含有这样的词句：“考虑到这是一个海港，在这里许多人被迫彻夜不眠地专注于潮水及他们在河上的各种活动。”[12]这里起作用的措辞是“专注于潮水”：海港上的社会时间模式遵循着海水的节奏；这在渔民或海员看来是自然的、能理解的——强制来自大自然本身。

与此类似，在一个农业共同体里，从黎明到黄昏的劳动可能显得“很自然”，特别是在收获的那几个月：大自然要求在雷暴雨到来前把谷物收获进来。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其他农业或工业工作的类似的“自然的”工作节奏：羊在生小羊的时候应得到护理，及应保护它们不受其他动物的捕食；母牛应有人挤奶；炭火应有人看管，不能让它在烧尽泥炭时熄灭（管炭盆的人必须睡在旁边）；一旦着手打铁，就不应让炉火火势减弱。

在这类背景下产生的时间标志法曾被描述成任务导向的（taskorientated）。在农民的社会里，这也许是最有效的导向，在乡村和家内工业中这种导向仍然很重要。在今天英国的农村地区，这种联系并未完全消失。关于任务导向可以指出三点。第一，工作导向的劳动比规定时间的劳动更能为人性所理解，这是人类固有的感觉。农民或劳动者看来总是听候着有必要遵守的那些事情。第二，一个任务导向相同的共同体看来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几乎没什么区分。社会交往和劳动混合起来了——工作日按工作的具体情况延长或缩短——在劳动和“度过一天的时间”之间不存在很大的冲突感。第三，对习惯于按时钟来规定劳动时间的人来说，这种对劳动的态度显得浪费，缺乏紧迫性。[13]

当然，这样一种清晰的性质是有条件的：我所谈及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必须具有独立地位。但任务导向的问题在劳动力是受雇的情况下变得大为复杂起来。小农的整个家庭经济可能是任务导向的；但其中在农夫与其孩子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劳动分工、角色分派，以及一种雇用——被雇用关系的纪律。甚至在这里，时间开始变成金钱，变成雇主的金钱。一旦雇用现实的人手，从任务导向向定时劳动的转变就明显表现出来。的确，工作时间的安排可以独立于任何时间标志法，而且确实早于时钟的传播。但在17世纪中期，大量的农场主仍用“日工作量”来计算他们对雇工劳动的期望值（正如亨利·贝斯特那样）——“坎尼加思地方，包括各块河边低地，一个优秀的收割工需要4个大日工作量”，“斯拜楼地方，4个一般的日工作量”，等等；[14]亨利·贝斯特为他自己的农场所做的事情，马卡姆（Markam）企图以一般的方式描述出来：

一个人……一天可以割1.5英亩小麦，像割大麦和燕麦一样，如果麦子很茂密、茎秆绵软、倒伏在地上，就应把工作量定得公平，不要割断穗头，并留着茎秆好使未来能抽出新枝。但如果小麦密度适中，并且很好地竖立着，那么他一天可以割2英亩或2.5英亩；但如果小麦矮而稀疏，那么他一天可以割3英亩，有时可以割4英亩，不会过度劳累……[15]

这种算法是困难的，而且依赖许多变量。很清楚，直截了当的时间计量更为便当。[16]

这种算法包含一种简单的关系。那些被雇用的人体验到他们雇主的时间和他们“自己的”时间的差别，而雇主必须使用他的劳动力的时间，要注意它不会被浪费掉：当转化为货币时，不是工作而是时间的价值才是支配性的。现在，时间是通货：时间不是自然消逝而是被花费掉了：

在对待时间和工作的这些态度中，斯蒂芬·杜克（Stephen Duck）的诗歌《打谷的劳动》（“The Thresher's Labour”）中有这么两节，我们从中可以观察到这种差异的某些迹象。[17]第一节描绘了一种劳动境遇，我们已把它看成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准则：

我们的酸苹果木棍从坚固的木板上跳跃，

谷仓墙壁的回声与嘎拉嘎拉的打谷声交织混合。

瞧，我们多节的武器在空中飞舞，大家

都以同样的力量把它们举得高高然后才往下打。

一齐打下来，一齐往上举，这么协调和准时，

独眼巨人的锤子奏出的谐音不可能比这更真实……

我们的汗水像咸味的溪流飞快往下流淌，

从我们的绺绺头发上往下滴，或流过我们的脸。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工作中没有休息；

这个吵闹的打谷场必须运转不已。

主人不在的时候，人们可以自由地游戏；

这时，这沉睡的打谷场确实变得名不副实。

然而快乐不可能在这种厌烦的劳动中产生，

这样消磨掉的几分钟不可能有甜蜜的笑声，

我们能像牧羊人那样讲一个愉快的传说？

这声音消失了，被嘈杂的连枷声所淹没。

我们从事着这单调的工作，一星期又一星期，

只有在扬谷子的日子才会让人感到新奇；

确实，这是一种新的，但常常是一种更坏的感觉，

打谷场生产利润，但主人还是诅咒我们散漫松懈：

他计算着多少蒲式耳，计算着一天多少进账，

然后发誓说我们已经虚度了一半时间。

你为什么发呆，你以为你可以偷懒？无赖！

你的邻居打的谷子是你的两倍。

这看起来是描述过去千篇一律的劳动生活的，与快乐无关，描述了通常是工厂制度所具有的利益的对抗性。第二段是描写收获的：

终于，一排排饱满干燥的谷子覆盖着田野，

丰收在望，正是把谷子收入谷仓的季节。

我们的主人非常满意，高兴地看着这一景象，

为了把谷物收回来，我们都派上了用场。

很快，田野上到处都出现了一片混乱，

工人的耳朵里一片喧哗，令人头晕目眩；

钟声、击打碰撞声，交替作响，

还有嘎拉嘎拉的马车压过地面。

小麦收进来了，豌豆和其他谷物也收进来了，

到处都一样，田野很快变得光秃秃的了：

在喧闹的凯旋声中最后一车收获物开始移动，

响亮的呼喊宣告了收获的成功。

当然，这是18世纪农耕诗歌中一首按固定形式创作的作品。而且这也是对的：劳动者的良好风纪是由他们在收获时期得到的高工资支撑着的。但从对经济刺激作出直接反应的角度来看收获的局面，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它也是这样一个时刻：较古老的、集体的工作节奏压倒了新的工作节奏，某种民间传说和乡村习惯的影响可以说是收获期心理满足和仪式功能的有力证据，比如，各种社会区别的短暂消失。“现在，有几个人知道”，M. K.阿什比写道，“90年前一次收获是多么重要！虽然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他们只能享受收获果实的一小部分，但他们仍享受着它的成就，深深地卷入收获活动并为它而快乐。”[18]

三

在工业革命时期，准确的时钟时间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这情况一点也不清楚。从14世纪以来，城市和有市场的大城镇都立有教会的时钟和公共的时钟。16世纪末，大部分英国教区的教堂想必都拥有时钟。[19]但这些时钟的准确度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在17、18世纪和19世纪，日晷仍在使用（部分是用来校正时钟的时间）。[20]

17世纪，继续有人为鸣响晨钟和晚钟进行慈善性的捐献（有时把钱花在立钟的地皮上，称为“钟地”“叮咚地”或“晚钟地”）。[21]所以，沃金厄姆（伯克郡）的理查德·帕尔默在1664年时划出土地让人托管，付钱给敲大钟的教堂司事，每年从9月10日到来年的3月11日，在每天晚上8点和每天早晨4点或尽可能近似于这样的时间时会每半小时敲一次。

由此不仅可能敦促所有住在钟声范围内的人晚上会及时休息，以及在清晨早早起床各自干活去、履行各自的职责，（做那些通常从事的并会因节俭和熟练而得到报偿的事情）……

而且，冬天夜里在钟声范围内的陌生人和其他人“都可能被告知夜里的时间，使他们受到某种引导，走上正道”。他设想，这些“理性的目的必然会受到任何考虑周到的人的大力欢迎，这个王国里大部分城市和有市场的城镇及许多其他的地方，已做过同样的事情并深受赞扬……”钟声还会提醒人们记起他们的死亡、复活和审判。[22]听报时的声音比看时钟更受人欢迎，特别是在制造业正在发展的地区。在生产呢绒的西雷丁区，在波特里斯，（还可能在其他地区）早晨仍用喇叭唤起人们。[23]农夫有时从农舍里唤醒他自己的劳工；无疑，挨家挨户叫人起床的人一定是最早投入令人厌倦的劳动的人。

1658年后，随着钟摆的使用，家用时钟的准确性有了重大进展。从1660年开始，有摆的落地大座钟开始更广泛地普及，但有分针的时钟（与时针一起）只是在这以后很久才变得平常起来。[24]至于更轻便的计时工具，即袖珍表的精确性一直有问题，直到1674年后改进了擒纵器及使用了螺旋形平衡弹簧，问题才得到解决。[25]绚丽的装饰和华美的设计仍比朴实耐用更受人喜欢。一个萨塞克斯的人在1688年的日记中写道：

买了……一块银壳的表，花了我许多钱……这只表显示一天的每一个小时，一年的每个月，一个月的每一天……及水的涨落；转一圈发条能走30个小时。[26]

奇波拉教授（Professor Cipolla）提出，1680年是英格兰钟表制造领先于欧洲竞争者（近一个世纪）的时代。[27]时钟制造是从铁匠的技艺中产生出来的，[28]在成千个独立的制钟者中还可看到那种姻亲关系。19世纪里他们分布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有市场的城镇甚至大的村庄中，在自己的店铺里为其他地方的订货而工作。[29]尽管这些工匠中的许多人所能想象得出的只不过是那种农夫家里拧上发条能走上一天的时钟，有着长方形的外壳，但天才的工匠就在这些人中产生。所以，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这个洪伯河上的巴顿（林肯郡）的制钟者和前木匠，改善了航海用的天文钟，1730年他声称：

他已经制造了一种时钟，比所能想象的还要准确，考虑到一个月的时间含有大量的秒，在这一个月中，它的误差不会超过1秒……我相信，我能使它精确到一年的误差在2或3秒的范围内。[30]

还有纽顿（蒙哥马利郡）的钟匠约翰·蒂博特（John Tibbot），1810年时改善了一种时钟，（他声称）两年多时间误差不超过1秒。[31]在这两种极端的中间，是那些众多的、精明的、能力高强的工匠，他们在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技术革新中发挥了某种关键性的作用。确实，这一点不用留给历史学家去发现，其在1798年2月钟表匠反对征税的请愿中就曾有力地表达过。例如来自卡莱尔的请愿书写道：

……棉织业和毛织业完全受惠于钟表制造工匠，它们达到这种完美状态是现在所使用的机器造成的；而过去若干年来，这些工匠的绝大部分……不仅受雇于主管这类机器，也受雇于发明和建造它们……[32]

小城镇的制钟业在18世纪里继续存在，虽然从该世纪早期起，地方的制钟匠从伯明翰购买现成的零件并在他自己的作坊里装配起来的现象已很平常。对比起来，从18世纪早期起，制表业集中在少数中心，其中最重要的是伦敦、考文垂、普雷斯科特和利物浦。[33]精细的劳动再分工早就在该产业中发生，推动了大规模生产并使价格下降。该产业在其高峰的年产量（1796年）有不同的估计，从12万只到191 678只不等，相当大的一部分出口国外。[34]皮特判断失当而向钟表征税的尝试虽然只从1797年7月延续到1798年3月，却是标志着该行业命运的一个转折点。1796年时，钟表业就已抱怨法国和瑞士制表业的竞争；19世纪初期，这种抱怨继续增长。钟匠公会在1813年时声称，便宜金表的走私已占去大部分表的市场份额，珠宝商、缝纫用品店、女帽及妇女头饰商、做女服或童装的裁缝、法国玩具店、香料商等等，“几乎为上层社会的用品服务的所有商店”都在卖这类表。同时，一些便宜的走私货想必通过当铺老板或旅行推销员之手已深入较穷的阶层中。[35]

很明显，1800年左右，市场上有大量的钟表，但不够清楚的是谁拥有这些表。多萝西·乔治博士（Dr. Dorothy Geoge）讲到18世纪时提出：“与工匠一样，劳动者经常拥有银表”，但从年代和单薄的证据来看，这种说法是不明确的。[36]1755年至1774年间在雷克瑟姆，地方造的简单的长方形外壳时钟的平均价格是2英镑到2英镑15先令；莱斯特一份新钟的价格表表明，1795年时一个无外壳的新钟的价格是3英镑到5英镑。一个构造精致的表的花费当然不会比这少。[37]从表面判断，根据伊登或戴维·戴维斯记录下来的劳动者的家庭收支情况，除了收入不菲的城市工匠，没有一个劳动者有能力考虑花这么一笔钱。在该世纪中期，（有人怀疑）记录时间的行为仍属于乡绅、师傅、农场主和工匠；钟表设计上的复杂化，使用贵金属制造的偏爱，都是深思熟虑地突出其拥有者身份的标志。

但同样是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1797年至1798年因试图向所有的钟表征税而激起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证据。在皮特政府所有的征税项目中，这可能是最失民心的，而且肯定是最不成功的税种：

如果他能拿你的钱——为什么要留下你的马裤；

如果他得到你的马裤，为什么不可拿你衬衣的袋盖；

如果拿走衬衣，为什么要留下皮肤；如果拿走鞋，为什么要留下光脚板。

所以，绝不要介意征税——我们已打败了荷兰的舰队！[38]

税额是一只银表或金属表要征2先令6便士，一只金表是10先令，一个钟是5先令。在关于该税种的争论中，大臣们的陈述只是暴露了他们的自相矛盾。皮特宣布，他期望该项税收每年将有20万英镑：

事实上，他认为付税的家庭数有70万，在每个家庭中，可能只有一个人戴表，仅向表征的税就会达到这笔金额。

同时，大臣们在回答批评时坚持说，持有钟表是奢侈的标志。财政大臣面前有两条路：表和钟“当然是方便的物品，但它们也是奢侈品……一般是相当富裕的人才有能力购买使用……”“然而，对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由较贫苦的阶层持有的那种较简陋的时钟，他的意思是要免税”。[39]这位大臣显然把该税看作一种摸彩袋；他的推测超过代征税估计数的3倍以上：

推测表

对这增收的前景，皮特的眼睛闪闪发光，他修改了自己关于表是奢侈品的定义：拥有一只表（或狗）可以看成是拥有一种方便的物品——一个以前曾是“富裕的标志”。[40]

很不幸的是，对这种经济增长的量度没有计算进去一件事：这种税是不可能征收的。[41]所有的户主都接到命令申报他们家中持有的钟表清单，违者会被处以可怕的惩罚。征税按季进行：

皮特先生关于这个国家剩下的财源有各种很恰当的想法。对表征收的半个克朗银币（half-crown(4)）税指定按季征收，这是伟大而高贵的行为。付7个半便士铜币支持宗教、财产权和社会秩序，就能使一个人拥有一种重要的气派。[42]

事实上，征收该项税被认为是愚蠢行为，是建立了一套谍报系统，是对中等阶层的打击，[43]引发了一次买表人的罢工。金表持有者把表壳熔化掉，换上银的或金属表壳。[44]该产业的中心地区陷入危机和萧条之中。[45] 1798年3月该法令撤销，皮特悲哀地说，这项税的收入本来应该大大超过原来的预算。但不清楚的是，这不知是他自己的预算（20万英镑）还是他脑子里的财政大臣的预算（70万英镑）。[46]

我们仍然（但已经比其他人知道的多得多）全然无知。1790年代前后存在许多种时计：着重点从“奢侈型”转向“方便型”，甚至茅舍农也可能拥有价值低于20先令的木制时钟。确实，钟表的普遍使用（正如人们期望的）出现在一个精确的时刻，即恰逢工业革命要求一种更高水平的劳动。

一些很便宜的但质量差的时计开始出现，但在几十年间真正能用的时计价格仍超过工匠正常的购买能力。[47]但我们不应让正常的经济优先权误导自己。这个规范工业生活新节奏的小小工具，同时也是工业资本主义呼唤出来推进自己发展的很紧迫的新需要之一。一个钟或一只表不仅是有用的，而且使它的持有人拥有声望，一个人可能乐于不恰当地使用自己的资源买一个。有多种多样的资源，多种多样的使用机会。几十年来坚固耐用而且便宜的表像涓涓溪流一样在扒手和销赃者之间流动，典当商和公共小酒馆就是这类销赃者。[48]甚至劳动者在一生中也可能有一两次意外收获，也会把它挥霍在买只表上，民兵补助金、[49]收获时的工资或仆人按年发的工资就属于这种收获。[50]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钟表俱乐部建起来了——出现了集体的分期付款购买。[51]此外，时计是穷人的银行，是一种储蓄投资。在生计不好时，可以把它卖掉或典当掉。[52]“这个嘀嗒嘀嗒响的东西”，1820年时一个伦敦腔的排字工人说道，“刚买来时只花了我5英镑钞票，我曾把它典当了20多次，并曾在它身上共拿到过40多英镑钱。对小伙子来说，当你缺钱时，它是一个守护天使，是一个担保。”[53]

任何时候任何群体的工人进入一个改善生活水准的阶段时，观察家所首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就是获得计时装置。在闻名遐迩的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关于1790年代兰开夏郡手织机织工的黄金时代的叙述中，那些人“每个都有一只表放在口袋里”，每个住宅“都很好地摆设有一个优雅的桃花心木或花样奇特的盒子样的时钟”。[54]在曼彻斯特，50年后同样的特征吸引了一个记者的目光：

所有曼彻斯特的工人都有一个钟表，这是他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无论何处，你都能在较富裕阶层的家庭里看到一个老式的金属表面的时钟，拧一次发条走8天，但最常见的物件是那小小的荷兰机械，有一个忙碌的摆，在整个世界面前公开而公正地摆动着。[55]

30年后，使用黄金的表链仍是成功的自由党、工党的工会领导的象征；作为对50年间接受严格控制的苦役的报赏，开明的雇主会给其雇工一个雕刻有图案的金表。

四

让我们从钟表回到工作。劳动中对时间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需要同步进行。但只要制造业仍然在一种家内或小作坊的经营规模上进行，不存在复杂的工序细分，对劳动同步进行的要求程度就很低，任务导向仍然盛行。[56]包买制的大量工作和时间都花在领取、运输和等待原料上。坏天气不仅对农业、建筑业和运输业造成破坏，还破坏纺织业，因为成品布匹必须在张布架上拉开来晾干。当我们更仔细审视每项工作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某个村舍或作坊里同一个工人或家庭成员必须做的辅助工作的多样性。甚至在较大的作坊里，工人们在他们自己的长凳上或织机边连续干某种独特的工作，有时也可以走来走去，表现了某种灵活性，那些因害怕偷工减料而施加严格监管的情况除外。

由此，在大规模机器工业到来以前，我们知道劳动形式具有不规则的特性。在对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的工作任务作一般性要求时，如织多少布、制造多少钉或多少双鞋，具体的工作日可以延长或缩短。此外，在制造业及采矿业的早期发展中，还残存着许多混合职业：科尼什的锡矿矿工还涉足捕捞沙丁鱼，北部的铅矿矿工也是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村庄里的手工业者兼职各种各样的工作，如建筑、驾驶运货马车、从军，家内工人会放下工作到田间收割，奔宁山脉的小农同时也是织工。

正是这类工作的这种性质，使精确的、典型的时间预算不会存在。但从1782年至1783年间一本写得井井有条的农民织工日记的摘录中，可能使我们了解到工作的多样性。1782年10月，在纺织的同时，他还受雇从事收割和打谷。在一个下雨天，他可能织了8.5码或9码布；10月14日，他要运送织好的布，所以只织了4.75码；23日他“精疲力竭”地一直干到3点钟，日落前织好了2码，“晚上还要缝补我的外套”。12月24日“11点前织了2码。我把煤堆好，清扫厨房屋顶和墙壁，堆粪（垃圾？）。一直忙到夜里10点”。除了收获和打谷、制黄油、开沟和园艺劳动，我们还看到下面这些条目：

1783年1月18日：“我受雇去准备一个小牛棚及把三棵普通木材的树冠拿回家，这些树长在一条小巷里，是那天砍下来卖给约翰·布莱格布拉夫的。”

1月21日：“织了2.75码布，母牛已怀了小牛，需要好好照料”。（下一天里，他走路到哈利法克斯去为母牛买药。）

1月25日，他织了2码布，走路到附近一个村子，做了“各式各样关于车床及工场里的工作，并在晚上写了一封信”。其他的工作包括用一匹马和马车的杂活、摘樱桃、修筑磨坊的水坝、参加一次浸礼会团体的活动及一次公开的绞刑。[57]

这种普遍的不规则性要置于不规则的工作周（而且确实还有工作年）的循环中来看，它在17世纪大大激起了道德家和重商主义者的哀叹。1639年出版的一篇韵文以挖苦的口气向我们描述道：

星期一是星期天的兄弟，这你知道；

星期二是另一个这样的兄弟；

星期三你必须到教堂去祈祷；

星期四是半个假日；

星期五开始纺纱已经太迟；

星期六又是半个假日。[58]

1681年，约翰·霍顿愤愤地向我们叙述说：

当织造长筒丝袜的工匠的产品能卖好价钱的时候，人们看到他们很少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干活，而是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酒馆里或玩九柱戏……织工们与他们一样，在星期一酗酒，星期二头痛，星期三工具发生故障。至于鞋匠，通常认为，只要他们有一个便士的钱或值一个便士的信用……即使要被绞死，也要在星期一纪念圣克里斯平(5)。[59]

这是紧张的与闲暇的劳动交替进行的一种工作模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所有人都控制着自己的工作生活。（今天，这种模式在某些非为雇主工作的行业——艺术家、作家、小农，恐怕还有学生中继续存在，并挑起了以下问题，即这是不是一种“自然的”人类工作节奏）。按传统，星期一或星期二手织机会与缓缓的“时间很充裕，时间很充裕”的赞美诗为伴，星期四和星期五的赞美诗是“还有一天，还有一天”。[60]早晨多睡一个小时的诱惑把工作推到了晚上烛光闪烁的时间。[61]没有行业不被说成是推崇懒散的星期一的：鞋匠、裁缝、矿工、印刷工、陶工、织工、针织品工人、刀匠、所有的伦敦佬。尽管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许多伦敦的行业都充分就业，但一个见证人抱怨说：“在这个伟大的城市中，懒散的星期一的习惯仍如此充满宗教色彩地保持着……还通常都伴随着一个懒散的星期二。”[62]如果我们相信18世纪后期谢菲尔德一首叫《快活的刀匠》（“The Jovial Cutlers”）的歌，这种习惯会引起家庭内的紧张关系：

在一个懒散而愉快的星期一，

在打铁的火炉边坐下来，

谈论着星期天的事情，

真令人激动和心醉，

很快，我听到打开活动天窗的声音，

我的妻子站在梯子上吆喝说：

“杰克，你该死，我要向你们的眼睛撒灰尘，

你过着讨厌的醉醺醺的生活，

你膝盖上放个大水罐，

坐在这里不干活；

你混账，你总是鬼鬼祟祟。

为了你，我得增加多少劳累。”

这位妻子继续往下说，身子的动作“比我以星期五的节奏玩耍烦人的木棍游戏还要快”，以此来有效地表达了消费者的要求：

“你瞧，看看我穿的是什么紧身胸衣，

你看，这双鞋像什么东西；

睡衣和衬裙破破烂烂，

长筒袜没有一根完好的线……”

并送交了总罢工的通知：

“你知道我讨厌吵架打骂，

但我既没有肥皂又没有茶；

老天遗弃你，杰克，罚你下地狱受苦受难，

否则，你首先得做到绝不再向我撒谎。”[63]

凡是小规模的、家内的和户外工作的产业存在的地方，确实懒散的星期一看来曾经几乎普遍受到尊崇，通常发现于煤矿，并不时地延伸到制造业和重工业中。[64]在英格兰，由于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该习惯在19世纪——实际上进入20世纪后[65] ——仍长期存在。在某些行业中，小师傅本身接受了这个惯例，接受和分发活计都放在星期一进行。在谢菲尔德，那儿的刀匠多个世纪来都顽强地尊崇懒散的星期一，这已成为各钢铁厂本身尊崇的“固定的风俗和习惯”（1874年）：

星期一无所事事，在某种情况下，是由以下事实造成的：星期一是用来修理大型钢铁机器的日子。[66]

在这种习惯根深蒂固的地方，星期一是留出来用于做买卖和个人事务的。同样，如迪沃（Duveau）讲到法国工人时说的，“星期日是家庭日，星期一是友情日”；随着19世纪的推进，把这一天用来享乐是收入较好的工匠拥有某种特殊身份的体现。[67]

事实上，我们在自称为“一个老陶工”的人晚至1903年出版的一份叙述中，看到了某种对不规范的工作节奏的最敏锐的观察，在较古老的陶器制造业里，这种工作节奏延续到19世纪。陶工们（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对懒散的星期一有一种虔诚的敬意”。虽然按年雇用的习惯盛行，实际每周的工资是计件的，但熟练的男性陶工雇用孩子，并按他们自己的进度工作，几乎没受到什么监督。星期一和星期二，孩子和妇女虽然来上班，但普遍存在一种“假日的感觉”，日工作时间比平常短，因为陶工们相当长的时间都不在工地上，而是用他们前一星期挣来的工资喝酒。然而，孩子们必须为陶工们做准备工作（如，做陶工可能扔掉的陶罐的柄）；从星期三至星期六，他们工作的时间都特别长（14个小时或16个小时一天）：

后来，我曾想，要不是每星期开始时所有从事制陶业工作的妇女和儿童都得到了调剂，最后四天极端繁重的劳动可能无法维持。

“一个老陶工”是一个持有自由派激进观点的卫理公会的世俗教士，他视这些（他所痛惜的）习惯为制陶工艺缺乏机械装置的结果；他极力主张日常工作的纪律应同样影响整个生活方式和制陶业工人阶级的组织。“机器意味着工业运转的纪律”：

如果一台蒸汽机已在每个星期一早上六点钟开动，工人们本来会养成正规的和持续勤奋的习惯……我也曾注意到，机器看来导致了计算的习惯。制陶业工人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好，令人遗憾；他们像孩子一样生活，对他们的工作或其结果没有任何仔细分析和预测。在某些北部的郡中，这种计算的习惯已使他们表现得极其精明，在许多方面都令人瞩目。要不是由于机器的使用造成了计算的习惯，他们伟大的合作社就绝不可能有这样巨大和有成效的发展。让一台机器在一个星期中工作这么多小时就会生产出这么多的纱和布。几分钟都会让人感到会影响到生产结果，然而在制陶业中，几个小时或甚至有时是几天都很难让人觉得有什么影响。一个星期总是存在最后几天的早晨和夜晚，它们总是被用来弥补该星期前几天因忽视所造成的损失。[68]

这种不规范的工作节奏通常与周末的大吃大喝相联系：在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禁酒的小册子中，懒散的星期一是一个攻击目标。但甚至最有节制、最自律的工匠都可能认同这种工作节奏交替的必要性。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在1829年时写道：“我不知道如何刻画这种讨厌的恶习，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它不时地占据了工人的心灵，使他们完全失去劳动意志，不去追求他通常的工作。”对此，他还以个人经历为证加了一个注：

近6年来，有工作做时，我每天工作12至18小时，当由于已提到过的原因不能再继续工作时，我总是离开工作的地方，尽快跑到海格特、汉普斯特德、马瑟尔山，或诺伍德等地去，然后“呕吐着回来”……我已知道的每一个工人都是这样。如果这类事情发生得更经常，且持续更长时间，那么这样的人是毫无希望的。[69]

最后，我们可能注意到，直到19世纪最初几十年，劳动日和劳动周的不规范性是在不时被传统的假日和集市打断的更大的劳动年的不规范性中被塑造出来的。同样，在17世纪里尽管安息日成功战胜了古代各个圣人的节日，[70]人民仍执拗地迷恋于他们习惯的教区节庆（守灵夜）和宴会，甚至可能在气势和广度上都使它们扩大了。[71]

这一论点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从制造业延伸到乡村劳动者？从表面上看，似乎这里每天、每周的劳动可能都是不松懈的：在田野上劳动的人没有懒散的星期一。但仔细辨别不同的工作条件仍然是需要的。18世纪（和19世纪）的村庄本身就有不为雇主工作的工匠，也有许多人受雇于无规律的劳动工作。[72]此外，在没有圈地的乡村，反对敞田制和公有地的传统情况是无效的，是浪费时间，因为那些小农或茅舍农：

……如果你给他们提供工作，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必须去看自己的羊、割荆豆、把他们的牛从牛栏里放出来，或可能说，他们必须拉他们的马去钉蹄铁，或可能带它们去参加赛马或板球赛。（阿巴思诺特，1773年）

在跟着牛闲逛时，他学会了一种冷漠的习惯。一天的四分之一、二分之一，有时是一整天都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日工变得令人讨厌……（关于萨默塞特的报告，1795年）

当一个劳动者拥有超过他及他的家庭能够在晚上耕种的土地时……该农夫就可以不再依赖于他自己的不断工作……（《商业和农业杂志》，1800年）[73]

对此我们应加上农业改革家对浪费时间的不断抱怨，这种浪费既表现在各个季节性的集市上，也表现在（在村庄商店产生之前）每周的市场日上。[74]

农场雇工或正规的挣工资的田野劳动者，在规章所规定的整个时间或更长的时间里连续劳动，他们没有公地使用权，而且会（如果不住在雇主家的话）住在雇主租给的小茅屋里。无疑，不管是在17世纪或19世纪，这些人都受紧张的劳动纪律约束。1636年时马卡姆（Markham）饶有趣味地描述了一个（住在雇主家的）犁田者的一天：

……这位犁田者必须在早上四点钟以前起床，在为他的休息而感谢上帝及为他劳动成功而祈祷后，他必须走进马厩……

在清扫马厩、洗刷马匹、喂它们吃饱并准备好用具后，他可能吃早饭（早上6点至6点30分）。他必须一直犁地到下午2点或3点钟，之后才用半个小时时间停下来吃饭。然后照料马匹等事情，到他回来吃晚饭时，可能已是下午6点30分了：

……晚饭后，他要么必须傍着火炉补他自己的或他家人的鞋，要么踩踏大麻或亚麻纤维，或采摘和压碎苹果和酸果，制苹果酒或酸果汁，或用手推磨碾碎麦芽，挑选蜡烛芯用的草，或做一些户内的农活，直到晚上8点整……

然后，他可能再次照料他的牛，然后（感谢上帝给他的这一天的恩惠）便可以休息了。[75]

即使这样，我们也有权对此表示某种怀疑。在这种工作的性质中有一些明显的难点。犁地不是一种全年都有的工作。工作时间和工作种类应随着天气而变换。马（即使不是人）必须得到休息。还有监管的困难。罗伯特·洛德（Robert Loder）的说法意味着，雇工（当超出视线时）并不总是因有人雇佣他而跪下来感谢上帝的恩惠：“他们愿意才会工作，要不他们就会偷懒。”[76]如果要使所有的雇工总是在干活，农场主自己必须工作异常多的时间。[77]如果农场的雇工不喜欢自己的雇佣生活，可以维护他按年雇佣的权利，设法离开。

这样，圈地和农业改良在某种意义上都涉及雇工耕作时间的有效利用。18世纪末圈地和劳动剩余的增长为那些受规范雇佣束缚的工人拧紧了螺丝钉。他们面对的选择是：不完全受雇佣或接受济贫法的救济，或从属于更严苛的劳动纪律。这不是一个采用新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在抓住机会的资本家雇主更强烈地意识到时间节约的问题。这在规范的雇佣工资劳动的鼓吹者与“承包工作”（taken-work，如某种特定的计件工作的雇佣劳动者）的辩护者的争论中表现出来了。1790年代，莫当特·马丁爵士（Sir Mordaunt Martin）这样指责“承包工作”的方法：

人们同意这种方法，为的是他们自己可以省去监视工人的麻烦：结果是工作做得很差，工人们却在酒馆里吹嘘他们“钱很多”，可以“大量”花费，并使得挣中等工资的人们感到不满。

“一个农夫”反驳说，承包工作和规范的工资劳动可以明智地结合起来：

两个劳工应允割一块草地上的草，工钱是每英亩2先令或半个“克朗”银币。我派了两个家内农场雇工到田野里去，带上他们的长柄大镰刀。这件事我可以信赖，他们的伙伴关系会使他们坚持工作；这样我……从我的家庭雇工身上同样得到了附加的劳动时间，这是我的雇工自愿奉献的。[78]

19世纪，这种争论主要以有利于按星期计算的工资劳动制来解决，但辅之以因特殊需要采用的计件工资制。威尔特郡劳工的工作日，如里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在1870年代所描述的，极少有比马卡姆所描述的更短的情况。在抵制这种不停劳作的过程中，劳工可能因“他走路笨拙”和“看起来渗透在他所做的每件事中的麻木和缓慢”而著名。[79]

所有工作中最艰苦、延续时间最长的是乡村经济中劳工妻子的工作。这工作的一部分——特别是照料婴儿——是最具有任务导向特点的工作。另一部分是在田野里，从田野回来后她必须继续做家务。如玛丽·科利尔在尖锐地反驳斯蒂芬·杜克时所抱怨的：

……当我们回到家里，

哎呀！我们发现工作才刚刚开始；

这么多的事情要等着我们去做，

如果我们有十只手，我们就都用来干活。

把我们的孩子放上床，我是多么小心翼翼，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回家可以好好休息：

你吃完晚饭，径直上床睡觉，

你一直睡到第二天，忘记了昨日的疲劳；

而我们，哎呀！只有一点点睡觉的时间，

因为不听话的孩子们又哭又喊……

每件工作中，我们都承担了自己特有的份额；

从收获季节真正开始，

直到收割好谷物并运回家里，

我们每天都极端辛劳和疲倦，

甚至难得有做梦的时间。[80]

这种时日之所以能够忍受，只因为是工作的一部分，照料孩子和家务，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不是一种外部强加的东西。这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尽管女性进入了上学受教育的时代和电视时代，她们在家里的工作节奏并非完全能按照时钟指定的时间进行。孩子尚小的母亲的现代时间感是不完整的，会按另一种人类的时间观念行事。她还没有完全走出“前工业”社会的传统。

五

我曾因某种原因把“前工业”一词加上引号。向成熟的工业社会过渡需要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术语分析，这是正确的。诸如“时间偏好”和“向后倾斜的劳动力供应曲线”这些概念，在试图寻找描述社会问题的经济条件时常常显得不方便。但同样，试图为一种单一的、设想为中性的、技术决定论的及以“工业化”而闻名的过程提供各种简单的模式，也值得怀疑。[81]这不仅是因为18世纪法国或英国高度发达的、技术上活跃的各种制造业（及由它们支持着的生活方式）因语义上的曲解而只能被说成“前工业”（这样一种说法为以下行为打开了大门：在经济水平相差极大的各个社会间作无休止的、不合理的类推）；也因为从来不曾存在任何“这种过渡”的单一类型。对过渡的强调集中到整个文化上：抵制变迁和赞成变迁产生于整个文化。这种文化观表达了权力、财产关系、宗教制度等的体系，不关注仅仅对各种现象作自圆其说的和浅薄无聊的分析。首要的是，不是简单地向“工业主义”过渡，而是向工业资本主义或（在20世纪）向其各种特征仍不明确的其他制度过渡。这里我们所考察的不仅仅是制造业技术上的种种变化，这种变化在任何社会的劳动中都需要更大的同时性，在时间程序上要求更高的精确度；而且也要考察新生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过的种种变化。我们同时关心这种社会中受技术发展情况制约的时间感，及作为劳动剥削工具的时间计量。

英格兰这种过渡特别漫长并充满冲突是有各种原因的：其中最常提及的原因中有一条就是，英格兰是第一个出现工业革命的，那时没有凯迪拉克、钢铁厂或电视机，在人们追求经营活动目标时没有什么东西可起示范作用。此外，工业革命的开端是这样长，在18世纪早期的制造业地区，一种朝气蓬勃的、公认的群众性文化已经逐渐形成，宣传纪律的人带着沮丧的心情注视着这一切。格洛斯特郡的教长乔塞亚·塔克（Josiah Tucker）在1745年宣布：“下层人民”完全堕落。外国人（他在布道时说）发现“我们大众化的城市里的普通人是地球上最无耻、最放肆卑鄙的人”：

这样的野蛮、傲慢，这样的道德败坏、没有节制，这样的游手好闲、漠视宗教信仰、漫骂诅咒，蔑视所有的规则和权威……我们的人民在用自由之杯来酗酒。[82]

上一节对不规则劳动节奏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重商主义教条的严肃性，以及压低工资以防止懒惰的必要性，而且，看来要到18世纪下半叶，“正常的”资本主义的工资刺激制度才开始广泛发生作用。[83]其他人已经考察了关于纪律问题的对抗性意见，[84]这里，我的意图是更详细地触及有关时间纪律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见之于非凡的克劳利铁工厂手则读本。就在制造业中大规模的企业刚刚出现时，旧的独裁者克劳利（Crowley）就发现有必要制订一部完整的民事和刑事法典，洋洋洒洒10万多字，以管理和规范那些桀骜不驯的劳动力。40号条令（关于工厂监察员）和103号条令（关于监督员）的前言，就占据了监视行为的道德制高点。40号条令中说道：

各种各样按日计酬的工人在职员们的纵容下一直在可怕地欺骗我，我按时间付出的工资比工人问心无愧地工作所必需付的多得多。隐瞒那些按日付酬的工人的懒惰和玩忽职守，一直是各种职员的卑鄙和变节行为……

103号条令说道：

一些人曾认为凭他们的敏捷和能力能在比他人少的时间内完成足够的工作，因而自称有某种闲荡的权利。还有一些人曾如此愚蠢地认为仅仅到场而不干活就已足够……其他的竟如此厚颜无耻地以他们自己的邪恶行为为荣，谴责那些勤奋的人……

为了使懒惰和邪恶得到揭露，正义和勤奋得到奖励，我一直在考虑需要由监督员建立一种计算时间的账目，以便使劳动有秩序。并特此命令和宣布：从早晨5点到晚上8点和从早晨7点到晚上10点都是15个小时，这中间1.5个小时吃早饭、正餐等等。这样还有13.5小时是纯上工的时间……

这种上工时间的计算必须是“扣除以下行为后的时间：去酒馆、淡啤酒店、咖啡馆，吃早饭、正餐，玩，睡觉，抽烟，唱歌，读新闻故事，吵架，争执，辩论或任何与我的生意无关的事情和任何闲荡行径”。

工厂的监督员和监察员（warden）奉命每天都要填写工人的工作时间记录卡，一分不差地记下“来上班”和“工作进行”的时间。在监督员条令中，第31节（一条较晚增加的内容）宣布：

有人告诉我各种职员曾采用了如此不正当的手段，以至于下班时用走得最快的钟来计算，而且在他们下班时间到来前就打铃，上班时则让钟走得很慢而铃在他们上班时间过去后才响，那两个黑心的内奸福韦尔和斯凯乐恩故意允许这样做。有鉴于此，这里命令：除了监督员的钟，任何人因此之故不得以其他的钟、铃、表或日晷来计算时间；除了管钟人，这个钟指的时间绝不允许任何人变动……

该工厂的监察员奉命“极其严格地”看管表，“任何人都不可以有像他那样改变钟点的权力”。他的职责还规定在第8节中：

每天早晨5点钟，监察员打铃让人开始工作，8点吃早饭，半小时后重新工作，12点吃中饭，下午1点开工，8点铃响工人下班，并把所有的厂房都锁好。

每星期二他移交记载劳动时间的账本，并作如下宣誓：

这里的劳动时间是在没有任何偏袒或钟爱、厌恶或敌意的情况下记下来的，确实相信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为约翰·克劳利先生服务过的时间与账中所记丝毫不差。[85]

早在1700年，我们所熟悉的有纪律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景象就已经出现了，也有了工作时间记录卡、记时员、告密者和罚款。大约70年后，同样的纪律被强加到早期棉纺厂的工人身上（虽然机器本身是对计时员的一种强有力的补充）。由于制陶业在规范工作步伐时缺乏机器的帮助，原本被认为是非常严厉的纪律实施者的乔塞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却降低了对陶工的纪律要求，代之以令人惊讶的柔和的纪律条款。制陶业职员的职责是：

早晨第一个来到工厂，工人们进厂后使他们迅速投入自己的工作——鼓励那些总是按时来的工人，让他们知道厂方已恰当地注意到了他们有规律的工作习惯，对他们经常作出赞许的表示，用送礼物或其他适合于他们年龄的评价等等，使他们与较不守秩序的那些工人区别开来。

应该注意那些比规定的时间来得晚的人，如果我们在作出反复的不赞赏的表示后他们仍不按时上班，必须在账上记下他们工作不足的时间。发工资时，如果他们是按时间计酬，其大部分工资应停发；如果他们是按件计酬，经反复警告仍不改正，就把他们开除。[86]

这些规则后来有所强化：

任何在主人允许的时间过去后通过门房进厂上班的工人罚款2先令。[87]

麦肯德里克（Mckendrick）已表明，韦奇伍德是如何全力对付古罗马伊特鲁利亚人所曾经历过的让公民守纪律的问题，并最早采用上班打卡制度。[88]但看来可能的结果是，一旦乔塞亚本人的强大存在往后退缩，不可救药的陶工就会恢复许多旧的行为方式。

然而，仅仅把这看成一种工厂或车间纪律的事情是太随便了，我们可以粗略地扫视一下家庭手工业地区企图推行“节省时间”的情况，及其对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冲击。几乎所有主人希望看到强加给工人的东西，都可以在一份小册子中找到，即J. 克莱顿牧师（Rev. J. Cloyton）的《对穷人的友好忠告》（Friendly Advice to the Poor），这是1755年应曼彻斯特城前任和现任官员的要求而撰写和印行的。“如果懒汉只把手搂在胸前，而不是把它们用于工作；如果他在闲逛中消磨时光，因懒散而损害了体质，因怠惰而使精神迟钝……”那么，他所能指望的酬报只会是贫穷。劳动者不应在市场上无所事事地游荡，或在买卖中虚度光阴。克莱顿抱怨说：“大批看客挤满了教堂和街头”，在观看婚礼和出殡的行列，“他们尽管处于饥饿的悲惨状态中……却毫无顾忌地浪费白天的大好时光，仅仅为了看热闹……”茶几是“时间和金钱的可耻的吞噬者”。教区守灵夜（wakes）、假日和各种友好会社每年举行的宴会也是这样，还有“早晨懒在床上消磨时光”：

早起的需要会使穷人感到及时睡觉的必要性；由此避免半夜狂欢作乐的危险。

早起还会“把一种精确的规律性引入他们的家庭，把一种奇妙的秩序引进他们的经济”。

这一连串的说明我们很熟悉，其可以同样令人满意地从前一个世纪的巴克斯特那里找出来。如果我们可以相信班福德（Samuel Bamford）的《早年岁月》（Early Days），克莱顿未能把很多织工从他们的旧生活方式中转变过来。尽管如此，道德家的长期干扰，是对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形成的群众性的习俗、娱乐和假日进行相当尖锐攻击的预兆。

学校是一个可以很方便地用来反复灌输“节省时间”精神的非工业机构。克莱顿抱怨说曼彻斯特的街头满是“闲荡的、衣衫褴褛的儿童；他们不仅失去了时间，而且还养成了贪玩的习惯”，等等。他赞扬把勤劳、俭朴、秩序和规律性教给孩子们的慈善学校：“这里的学生必须按时起床，得极其严格地遵守各种时间规定”。[89]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在1770年时倡议说，穷人的孩子4岁时就应送到贫民习艺所去，那里可以使他们从事制造业劳动并每天接受2个小时的正规学校教育，他的见解清楚地表明了这一过程的社会化影响：

他们有相当大的用场，设法让他们不断地劳动，至少12小时一天，不管他们是不是赚自己的生活费；因为通过这些手段，我们希望这正在成长的一代将会非常习惯于经常性的雇用，最后会证明，这种雇用对他们来说是令人愉快的、是引人入胜的……[90]

1772年，鲍威尔（Powell）也看到教育在培训“工业习惯”上的作用；当小孩子的年龄达到6岁或7岁时，他应变得“习惯于劳动和疲劳，虽不能说这已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91]威廉·特纳牧师（Rev.William Turner）1786年时在纽卡斯尔写的书中，推荐了雷克斯（Raikes）的学校，把它作为“一个秩序和规律性的奇观”，并引了格洛斯特的一个大麻和亚麻业制造商的话，断言说这个学校已产生了非凡的变化：“他们……变得更听话、顺从，较少吵架、较不具有报复心。”[92]所有早期学校的校规中都有规劝准时和规律性的条例：

星期天早上9点和下午1点半，每个学生都必须待在教室里，否则下星期天她将失去她的座位，并最后离开。[93]

一旦进入学校大门，孩子就进入了新的有严格时间规定的世界。在约克郡的卫理公会的主日学校里，教师们如不守时便要受罚。学生们学习的第一条规则是：

我必须……在9点半到来前几分钟到学校……

一旦到校，他们就受军人准则的支配：

主管人必须再次敲响铃声——一当他的手敲响第一声，所有的学生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敲响第二声，学生们转身；敲响第三声，都缓慢而沉默地走向指定的座位去背诵课文，然后他发布命令“开始”……[94]

当然，从如此众多的方面猛攻人们旧的工作习惯并非没有异议。在第一阶段，我们发现了简单的抵制。[95]但在下一个阶段，随着新的时间纪律的推行，工人们开始战斗，不是反对时间的，而是关于时间的战斗。这里的证据不完全清楚。但在组织得较好的各种手工业中，特别是在伦敦，随着组织化的进展，18世纪的工作时间无疑在逐渐缩短。利普森（Lipson）援引了伦敦裁缝的例子，他们的工作时间在1721年时缩短了，1768年再次缩短。在这两次缩短工时的决定中，中午停工吃喝的时间也缩短了。白天被压缩了。[96]到18世纪末，有迹象表明，一些有特权的行业已得到了类似10小时工作日的成果。

这样一种局面只能够在特殊行业和在有利的劳力市场上才能维持下去。1827年的一本小册子提及“英格兰从早晨6点到晚上6点的工作制度”[97]，这可能是一种更可靠的材料，表明1820年代伦敦以外地区对技工和工匠的工作时间的一般期望。在那些不光彩的行业和户外行业中，工作时间（当有工作干的时候）的变化可能朝着另一方面移动。

正是在那些最严格地施行新的时间纪律的行业——纺织厂和工程车间，对时间的争夺变得更加紧张。起初，一些最坏的雇主企图不让工人知道所有关于时间的知识。一个见证者宣称：

我在布雷德先生的工厂里工作，在那儿，夏天我们得干到天黑得看不见的时候，我说不出我们是在几点钟停止工作的。除了主人和他的儿子，谁都没有表，所以我们不知道时间。有一个人有表……但被人拿走了交给主人保管，因为他曾把白天的时间告诉其他工人……[98]

一个邓迪的见证者提供了差不多相同的证据：

……事实上，不存在有规律的时间：雇主和管理人员随其高兴与我们一起干活。工厂的钟常常早晨时往前拨而在晚上时往后拨，不是把时钟用作衡量时间的工具，而是用作欺骗和压迫的托辞。虽然雇工们都知道这种欺骗，但大家都不敢说，所以普通工人不敢带表，因为解雇任何擅自知道太多关于钟表知识的人，是很经常的事。[99]

各种卑劣的发明用来缩短吃饭的时间并使白昼延长。一个证人在马具商委员会前作证说：

每个工厂主都希望马上成为有身份的人，他们想尽可能地控制每一个角落，以至于（吃饭）铃会响到时间过去半分钟后才停止；而（开工时）他们会让它提前2分钟响起来……如果钟像这样用的话，分针等于处在引力的作用下暂时不动，但一过引力点，它就一下子往前走了3分钟。这样他们留给工人的只有27分钟，而不是30分钟。[100]

大约在同时，托德莫登的一张罢工布告更直率地说出了这一点：“如果这片肮脏的板油，这个‘老罗伯肖的机械管理员’，不留心他自己的任务，任由我们单独干活，我们会唐突地问他给我们多久时间，因为他接受1及尔(6)的淡啤酒会把钟往前拨10分钟。”[101]第一代工厂工人受到雇主关于时间重要性的教育；第二代在10小时工作制运动中组成了他们的短期委员会；第三代罢工反对加班加点或要求相当于每小时工资一倍半的加班费。他们已接受他们的雇主限定的各种范围，并学会在这些范围内来反击雇主。他们已吸取了教训，非常清楚地知道时间就是金钱。[102]

六

至此，我们已看到某些要求实施这一纪律的外部压力的东西。但这一纪律内在化的东西是什么？它在什么程度上得到了实行，在什么程度上它是一种假定？可能我们得再次改变看这个问题的方法，把它放在清教的道德演变中来理解。人们不能主张：在工业的说教中或在对懒散的道德批判中存在任何激烈的新东西。但由于那些本身已接受了这一新纪律的道德家告诫劳动人民接受它，这里恐怕存在一种新的坚决性，强调得更加肯定。远在工匠有能力使用可藏在口袋里的表以前，巴克斯特和他的伙伴已向每个人提供了他自己内心的道德计时装置。[103]所以，巴克斯特在其《基督教指南》（Christian Directory）里关于时间的救赎论题玩弄了许多变奏的手法，“完全从有利于履行职责的角度来发挥”。时间作为通货的比喻强烈地凸显出来，巴克斯特心灵的眼睛中流露出他似乎愿意拥有一批商人和手艺人的听众：

记住……在商品交换中或任何贸易中救赎时间是多么有益；在耕作或任何营利的过程中，我们习惯上这样说一个由此致富的人：他曾利用了他的时间。[104]

奥利弗·海伍德在《青年人的监督员》（Youth's Monitor，1689）中也对同样的听众讲话：

观察交易的时间，留心你的市场；有一些特别的时节将会宠爱你，很容易促成你的生意成功；有一些很凑巧的时刻，即使你的行动减弱，它们也可能使你飞速向前：有利可得的或收到好处的时节并非永久存在；美好的东西不会整年延续下去……[105]

道德上的花言巧语在两个极端之间快速移动。一方面，是各种人生苦短的呼语，并把他们与最后审判的确定性结合起来理解。这样，海伍德在《天堂上合适的东西》（Meetness for Heaven，1690）中写道：

时间不会停留，而是迅速飞逝，但永远持续的东西依赖于时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么获得要么失去永恒的幸福。伟大的永恒的砝码悬挂在那小小的、脆弱的生命之线上……这是我们的工作日，我们交易的时间……哦，先生，现在睡觉吧，在地狱里醒来，那里不存在拯救。

或者，再从《青年人的监督员》中引一段话：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一种商品，不可小看……这是金链条，悬挂着沉甸甸的永恒；丧失时间是不能忍受的，因为它不可恢复”。[106]或者说从巴克斯特的《基督教指南》中引一段：

哦，那些人的脑子在哪儿，他们铁硬的心是用什么金属做的？他们竟能闲荡、浪费掉这些时间，短暂的时间；而只有时间，是给予他们使用的，以便永远拯救他们的灵魂！[107]

另一方面，我们对时间的节俭有最率直的、最庸俗的告诫。所以，巴克斯特在其《穷人家庭读本》（The Poor Man's Family Book）中劝告说：“让你的睡眠时间仅仅符合健康所需要的那么多，因为宝贵的时间不是为了不必要的懒惰而消耗的”；“马上穿上衣服”；“始终勤奋地从事你的劳动”。[108]两种传统都通过威廉·劳（William Law）的《庄严召唤》（Serious Call），而延伸到约翰·韦斯利。正是“卫理公会教徒”这个名称强调这种时间的节俭。在韦斯利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这两种极端——猛击道德的神经，注重实际的说教。正是前者（不是地狱火的恐怖）有时使他的布道有一种近似于歇斯底里的性质，并使皈依他的人突然产生一种有罪的感觉。他也继续使用了时间就是通货的比喻，但较不那么明确地强调商业的和市场的时间：

看到你谨慎小心地走路，使徒说……救赎那些时间，尽你可能积累时间，并把它用于最好的目的；从罪恶和撒旦的手中，从懒惰、安逸、放荡和世俗事务的手中，全部买下每一刻疾驰的光阴……

韦斯利从不放过自己，直到80岁时他每天总是早上4点起床（他命令说金斯伍德学校的孩子们必须这样做）。1786年他在以小册子的形式印行的布道文《早起的责任和优点》（The Duty and Advantage of Early Rising）中说：“这么久……浸泡在温暖的被窝里，肉体都好像因热得难受而变得柔软和松弛。同时，神经也相当衰弱。”这使我们想起了艾萨克·沃茨（Isaac Watts）说到懒汉时的声音。每当沃茨观察自然现象时，如看“忙碌的小蜜蜂”或他所说的太阳在“固定时间”的升起，他总要为不改悔的人复述同样的训诫。[109]与卫理公会教徒一样，福音派信徒也拣起了这个题材。汉娜·莫尔就“早起”问题写出了不朽的诗句：

懒惰，你这沉默的凶手

我的心已不再向往你的引诱；

睡眠，不要让我和你浪费

另一个小时，这是邪恶的犯罪。[110]

在她的一本小册子《两个富裕的农夫》（The Two Wealthy Farmers）中，她成功地把时间是通货的比喻带进了劳动力市场：

每当星期六夜里我叫劳工进来给他们付工资时，我经常想起那伟大和普遍的清算日，彼时，我和你及我们所有的人将受召唤接受盛大和威严的清算……当我看见我的一个劳动者未能拿到他本来应该拿到的工资，因为他一直以来在一个集市上闲逛，另一个人则因赴宴而少拿了一天的工资时……我不禁对自己说，夜晚来了，星期六的夜晚来了。对这些穷人来说，现在任何忏悔或勤劳都不能使一个没有好好工作的星期变得好起来。这个星期已经成为永恒的存在了。[111]

然而，在汉娜·莫尔以前很久，热心地讨论爱惜时间问题对清教徒、韦斯利派或福音派的教义已变得很平常。本杰明·富兰克林终生都曾对时钟工艺有兴趣，算得上是考勤钟的发明人、德比的约翰·怀特赫斯特（John Whitehurst）的朋友，正是他对此作了最不含糊的世俗表达：

既然我们的时间被简化为一种规范，一天的金块被铸造成一个个小时，不同行业中勤奋的人知道如何使用每一点时间，使它对自己真正有益处：挥霍自己时间的人实际上是一个浪费金钱的人。我记得一个著名的妇女，她充分意识到时间的固有价值。她的丈夫是一个鞋匠，是一个优秀的手艺人，但从不介意一分一分的时间是如何过去的。她徒劳地向他灌输时间就是金钱的思想。他太有才华了以致不能理解她的见解，这证明是他毁灭的原因，当与他的一群无所事事的同伴在酒馆里时，如果有人觉察到钟打了11下，他说，我们所有人当中，谁知道那是什么？如果她叫孩子送口信来说12点钟已经打过了，他就回答：告诉她放心，绝不会有比12点更多的时间了。如果这时钟已打了13点，他就说，告诉她安心，绝不会有比13点钟更小的时间了。[112]

这段回忆材料并非直接来自伦敦，（有人猜想）它来自1720年代富兰克林工作的地方，这时他是一个印刷工。但他在自传中再次向我们保证说，他决不学他的工人伙伴的样，他不过懒散的星期一。韦伯在说明资本主义伦理[113]时，向他提供中心文本的思想家竟来自新大陆，而不是旧大陆，在某种意义上，这样讲是对的。这个将要发明时间记录器的世界，是研究时间和运动关系的倡导者，并由于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到来而达到顶峰。[114]

七

靠使用所有这些方法——劳动分工、劳动监管、罚款、铃和时钟、金钱刺激、说教和正规学校教育、压制定期集市和娱乐，新的劳动习惯形成了，一种新的时间纪律得到了实行。有时这花了好几代人的时间（如在制陶业），我们可以怀疑它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已充分完成了：不规则的劳动节奏一直存在（甚至被制度化了）并进入我们所处的世纪，在伦敦和大港口特别明显。[115]

整个19世纪，节约时间的宣传继续针对劳动人民，言辞变得更加恶劣，对永恒的称呼变得越来越陈旧，说教变得越来越刻薄和平庸。在维多利亚早期针对群众的小册子和读物中，人们会被大量此类材料压得透不过气来。但永恒已变成对那些虔诚的临终者（或为闪电所击中的罪人）的无休无止的叙述，尽管各种说教已变成小小的斯梅尔斯式（Smilesian）的片段，讲的是谦卑的人因早起和勤奋而成功的故事。有闲阶级开始发现群众的有闲“问题”（关于这，今天我们听到许多）。相当大一部分手工工人（一个道德家惊恐地发现）在结束工作后留下了下面这些：

几乎为所欲为地花掉的几个小时。这些没有思想修养的人是……以什么方式花掉这些宝贵的时间的呢？……我们会常常看到他们只是简单地把那一天天中留下的时间消磨掉。他们一个小时或连续几个小时……坐在长凳上，或躺倒在河堤上、小丘上……沉湎于完全的空虚和麻木之中……或成群结队站在路边，不管有什么东西经过，随时寻找机会，开个粗野的玩笑。他们还以过路人为牺牲品，作出一些无礼的举动，或经常说出一些庸俗下流的嘲笑的言辞……[116]

很清楚，这比宾果游戏（Bingo）还要糟糕：非生产性，混合着无礼行为。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消费的、做买卖的时间都必须是有用的；如果劳动者仅仅是在“消磨时间”，那是一种冒犯行为。

但这种宣传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成功了？多大程度上我们有权谈论任何激进的人的社会本质和工作习惯的重建？我在别处曾说明以下设想的某些理由：这种纪律确实是内在化的，从19世纪早期卫理公会的派别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包含着的心理危机的轮廓。[117]正如文艺复兴时期商人和乡绅的新的时间感，在于发现一种突出必死性意识的表达方式，所以人们可以说工业革命时期这种意识向劳动人民的扩散（与该时期的危险性和高死亡率一起），有助于解释面向工人阶级的布道和小册子中过度强调死亡的原因。或者（从一种正面的立场来说）人们可以注意到，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工资刺激和扩大消费的驱动显然是有效的，这二者是可感知到的对时间的生产性消耗的奖励和对未来新的“前瞻性”态度的证明[118]。到1830年代和1840年代，通常都能看到，使英格兰产业工人与其爱尔兰工人同伴区分开来的，不是更大的艰苦劳动的能力，而是规则性，是井井有条地付出精力的方法，可能还有抑制用无拘无束的老方法娱乐自己的能力，但不是抑制享受。

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用数量来表示一个或一百万个工人的时间感。但提供一张比较性的清单是可能的。因为重商主义道德家们就18世纪英格兰穷人未能对刺激和纪律作出反应所谈的那些东西，今天经常被谈论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观察家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家所重复。所以墨西哥的债农（paeorus）在该世纪早期被看成是一种“懒惰的和孩子般的人”。墨西哥的矿工有回到他们的村子种植谷物和收获的习惯：

他缺乏首创精神，没有能力积蓄，不去参加太多的节庆，即使为了偿付生活必需品，一个星期也只愿意工作3天或4天，对酒精有贪得无厌的欲望——所有这些都被指出来作为天生低劣的证明。

他未能对直接的日工资制的刺激作出反应，但（像18世纪英格兰的煤矿工人或锡矿工人）对合同和分包合同制反应较积极：

如果有一份合同，保证他挖出的每吨煤将得到如此多的钱，及保证他做这种事不论多久或不论如何频繁地坐下来思考生活都没有关系，在这些情况下，他会以非凡的精力投入工作。[119]

在另一份关于墨西哥劳工状况的研究所证实的概括性意见中，维尔伯特·摩尔（Wilbert Moore）评论道：“在非工业社会里工作几乎总是任务导向的……因而……在新发展起来的地区把工资与任务相结合而不是直接与时间结合可能是合适的。”[120]

在“工业化”的文献中这个问题以十几种形式反复出现。对经济增长的策划者来说，它可能看似是一个旷工问题——公司如何处理喀麦隆的大庄园中那些顽固不化的劳动者，他们宣称：“一天又一天，一天也不缺，一个人如何可能像这样工作？他不会死吗？”[121]

……一个特定长度的工作日中，非洲的整个生活习惯使人们的劳动强度和持续时间，在心理和身体上造成的负担要比在欧洲更大。[120]

按欧洲的标准来看，在中东或拉丁美洲，人们对时间的许诺常常有点随便。新工业部门的工人只能逐渐习惯于正规的时间安排、正规的上下班、正规的工作步伐。交通时间表或物资的交付并不总是可靠的……[123]

看来，这可能是一个使伴有各种节日和宗教假日的农村的季节性的工作节奏，适应工业生产需要的问题：

工厂的工作年必须与工人的需要相一致，而不是一种从最有效地进行生产的观点出发的理想的工作年，管理者们改变这种工作模式的一些尝试变得毫无结果，工厂回复到一种坎特兰诺人（Cantelano）能接受的工作时间表。[124]

或者，这看起来可能好像在早期孟买棉纺织厂中所做的那样，以延续低效生产方式为代价维持劳动力的问题——弹性工作时间表、无规律的休息和吃饭时间等等。最通常的是，与英格兰的经历相比，新工厂制度下的无产阶级与其农村亲戚（及可能持有土地或对土地有权利）的联系远为密切得多、远为长久得多的那些国家中，这显得是一个训练劳动力的问题，因为这些劳动力还仅仅是部分地、暂时地受工业生活方式的“约束”。[125]

证据很丰富，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这种丰富性提醒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已变得习惯于不同的纪律了。所有形式的成熟的工业社会都是以时间节约为标志的，并在“工作”和“生活”间作清晰的区分。[l26]但是，就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来说，我们得以以18世纪的方式稍微提高一下我们自己的德性。这里所讨论的不是“生活标准”问题。如果增长理论家希望我们这样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同意说，古老的群众文化在许多方面是怠惰的，理智上是空虚的，缺乏刺激，以及极端的贫困。如果没有时间纪律，我们可能不会有工业人的坚持不懈的精力；不管这种纪律是以卫理公会的或斯大林的形式，还是以民族主义的形式产生，它都将走向发展中的世界。

需要说的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优于另一种，而在于这里是一个最有深远意义的冲突的地方，在于历史记载不是一种中性的和必然发生的技术变革的简单记录，它也是剥削和抵抗剥削的过程，在于价值观在得到一些东西的同时又失去了一些东西。迅速增长的关于工业化的社会学文献，好像已被多年的道德干旱所摧毁的风俗画卷；人们必须在每个符合人类现实的绿洲间穿过大片被烘干的沙漠——那里有成千上万个与历史无关的抽象单词。西方有太多的增长的策划者都显得太沾沾自喜于他们手头掌握的关于性格形成的理论，把它作为礼物带给他们落后的兄弟。克尔和西格尔（Kerrand Siegel）告诉我们说：

劳动力的组织……包括制定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付酬的方法和数量，从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及从一种职务到另一种职务的规则。它包括有关维持工作过程连续性的规则……有意图地尽量缩小个人或有组织的反抗，提供世界观、意识形态导向、信仰……[127]

维尔特·摩尔甚至曾草拟了一份“对社会发展目标高度有关的普遍的价值观和规范的导向”的清单——“如果要实现迅速的经济社会发展，以下态度和信仰的变化是‘必要的’”：

非人格性：功绩和行为的判断，不依据社会背景或与此无关的品质。

根据前因后果和相互作用的限度来看各种关系的特性。

合理性和解决问题。

准时。

承认各自受限制但系统地联系成相互依赖的整体。

纪律，服从合法的权威。

尊重产权……

摩尔教授再次向我们保证说，这些以及“成就和各种多变的抱负”，不是

提出来作为现代人的一份综合的优点表……“完整的个人”还要爱他的家庭，尊敬上帝，及表示他的美学才能，但他应使这些其他的各个方面“各守其位”。[128]

毫不奇怪，20世纪的巴克斯特们提出的这类“意识形态导向的条款”会受到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不过，它们竟这样经常地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各类出版物中，这是较不容易解释的事情。

八

这是一个发展中世界的人民必须经过并由此成长起来的问题。有人希望他们会提防各种人为的、受操纵的模式，这些模式只把劳动群众看成一种无生气的劳动力。但在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它还有一种意义，它不再是过去提出的那种性质的问题了。现在我们正处在社会学家讨论闲暇“问题”的时刻。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是：它是怎么成为一个问题的？清教主义是使闲暇与工业主义方便地联姻的代理人。它使人民转变态度，对时间进行新的评价，使孩子们甚至在婴儿期就要接受让每个小时都发出光彩的教育，使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浸透着时间就是金钱的等式。[129]在西方工业资本主义中一种经常发生的反叛形式，不管是波希米亚人还是“垮掉的一代”，已常常采取藐视敦促尊敬时间价值的形式。于是有趣的问题产生了：如果在过去的贫困经济突破到工业化世界的过程中，清教主义是必要的工作道德的一部分，那么清教对时间的评价是否会因贫穷压力的减弱而开始分解呢？它已在分解了吗？人们将开始失去这种焦虑的敦促，并不再希望有目的地消费时间吗？本来大部分人都怀有这种心情就好像他们都在手腕上戴一只表一样。

如果在自动化的将来，我们拥有了更多的闲暇，问题不是在“人们将如何有能力消费所有这些附加的闲暇的时间单位”，而在于“那些拥有这种非指定生活用途的时间的人，其体验这种时间的能力将是怎样的”。如果我们保持一种清教徒的时间评价法，一种把时间看成商品的评价法，那么这些时间如何投入使用或有闲产业如何开发这些时间是一个问题。但，如果有目的地使用时间的标志法变得较不带有强制性，那么人们可能必须重新学习在工业革命中失去的某些生活艺术：如何以各种丰富的、更闲适的个人的和社会的联系来填补他们一天中各种空余的时间；如何再次破除工作和生活间的各种障碍。由此，一种新的辩证法将会产生，其中某些旧有的进攻性的精力和纪律迁移到新的工业化国家里去，同时旧的工业化国家企图重新发现在工业化写成历史前就已开始被忘却的经验模式：

……努尔人没有与我们语言中表达的“时间”相对应的词，他们因而不能像我们这样在说到时间时，就好像它是某种真实的东西，是流逝的、可以被浪费掉、可以被储存起来等等。我认为他们从未经历过我们具有的感觉，反对严格规定的时间或必须与一种抽象的时间段落的划分协调行动，因为他们的时间衡量标准主要是行动本身的需要，这种需要通常具有悠闲的特点。各种事件遵循着一种逻辑的秩序，但它们不是由抽象的制度来控制，不存在自律的衡量标准以便使行动符合精确的时间规定。努尔人是幸运的。[130]

当然，任何文化都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再现。如果人们要同时适应高度同步性的自动化工业和极大地扩大了的“自由时间”领域这两种需要，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使旧的和新的成分达成一种新的综合，找到一种既不基于季节也不基于市场而是基于人类需要的意象。严守工作时间应是尊敬一个人的工作伙伴的表示；漫无目的地消磨时间应是文化赞许的行为。

这可能很难得到以下这些人的赞同：他们用似乎中立的但实际上深深地含有价值评价的措辞来看待“工业化”的历史，把它看成是一个服务于经济增长的不断合理化的过程。该论点至少如工业革命一样古老。狄更斯认为《艰难时世》中的葛擂硬的象征（“随时准备去权衡和测量任何部分的人类本质，并准确地告诉你其结果是什么”）是在他的天文台里的“致命的统计的时钟”，“它以一种敲击棺材盖的节拍计量着每一秒钟”。但从葛擂硬时代以来，理性主义已在社会学的各个新领域里发展起来。正是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他用同样受宠爱的钟匠的形象，即用企业家来取代机械唯物主义的上帝：

如果现代经济理性主义是一个像时钟那样的装置，就需要有某个人在那儿拧紧它的发条。[131]

今天西方的大学里挤满了理论上的钟表匠，都渴望着取得新的发条旋钮的专利权。但迄今没几个人曾进展到托马斯·韦奇伍德（乔塞亚·韦奇伍德的儿子）那样的程度，他设计了一个计划，要把伊特鲁里亚（Etruria）的时间观念和工作纪律带进孩子意识形成时期每一个正在工作着的细胞里：

我的目标很高——我曾一直致力于某种妙举，它会预测一个或两个世纪内人类素质大幅度改进的情况。此前这种素质进展的每一个步伐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各种优秀品质的影响。现在，我的观点是，在教育这些品质中最伟大的品质时，10个小时里最多只有一个小时是用于这种影响所依赖的这些品质的形成的。让我们设想我们自己拥有关于某些杰出天才生命的最初20年的详尽的陈述，那是一堆多么混乱的概念……在非生产性的职业中，有多少小时、多少天、多少个月已被挥霍浪费掉了！大量半形成的印象和早产的概念掺杂成一个多么混乱的大杂烩……

在当代最有规范的头脑中，如果不曾存在或现在没有某种小时的观念，每天不是会在幻想中任性地、毫无针对性地思索中度过吗？[l32]

韦奇伍德的计划是设计出一种新的、严格的、理性的、封闭式的教育制度：华兹华斯被提出来作为一个可能的监督人。他的反应是写了《序曲》（The Prelude）——一篇一个诗人意识成长的文章，它同时也是论战性的文章，其反对——

我们心智的向导、监察人，

和我们劳动者的管家、看守人

及富于盘剥时间技巧的哲人，

他们有预知的能力，会控制

所有的事件，会限制我们，

使我们走上他们已设计出来的道路，

像一件件刑具……[133]

因为不存在这一类事情，诸如经济增长但同时不是文化的发育或变化；社会意识的成长，像诗人心灵的成长一样，归根到底绝不可能靠计划来进行。

注　释

[1] Lewis Mumford在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1934）中提出了这种富有启发性的主张，特别是其中pp. 12–18、196–199；也见S. de Grazia, of Time, Work, and Leisure (New York, 1962), Carlo M. CipoIla, Clock and Culture 1300-1700 (1967), and Edward T. Hall,The Silent Language (New York, 1959)。

[2] J. Le Goff, “Au Moyen Age: Temps de L'Kglise et temps du marchand”，Annals E. S.C., xv（1960）；同一作者的“Le temps du travail dans le ‘crise’ du XIVe Siècle: du temps médiéval au temps moderne”，Le Moyen Age，lxix（1963）。

[3] M. Drayton, “Of his Ladies not Comming to London”, Works, ed. J. W. Hebei (Oxford,1932). iii, p. 204.

[4] 这种变化在Cipolla, op. cit.中有过讨论；Erwin Sturzl, “Der Zeitbegriff in der Elisabe-thanischen Literatur”，Wiener Beitrage zur Englischen Philologie, lxix (1965); Alberto Tenenti,Il. Senso della Morte e l'amore della vita nel rinanscimento (Milan, 1957）。

[5] Anon., The Clockmaker's Outcry against the Author of... Tris tram Shandy (1760), pp. 42–43.

[6] E. E.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Oxford, 1940), pp. 100–104; M. P. Nilsson, Primitive Time Reckoning (Lund, 1920), pp. 32–33; P. A. Sorokin and R. K. Merton, “Social Time:a Methodo 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 Jl Sociol, xlii (1937); A. I. Hallowell,“Temporal Orientation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in a Pre-Literate Society”, Amer.Anthrop., new series, xxxix (1937).其他关于原始社会时间推算的资料见于以下书中：H. G. Alexander, Time as Dimension and History (Albuquerque, 1945), p. 26, 以及Beate R.Salz, “The Human Element in Industrialization”, Econ. Devel. and Cult. Change, iv（1955），esp. pp. 94–114。

[7] E. P. Salas, “L'Evolution de la notion du temps et les horlogers à l'époque coloniale au Chili”，Annales E. S. C. xxi (1966), p. 146; Cultural Patterns and Technical Change, ed. M.Mead (New York, UNESCO, 1953), p. 75.

[8] P. Bourdieu, “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 time”, in Mediterranean Countrymen, ed. J. Pitt-Rivers (Paris, 1963), pp. 55–72.

[9] Cf. ibid., p.179：“西属美洲人不像英国人那样用时钟来规范自己的生活。乡村和城市的人都一样，当被问及什么时候他们打算去做某事时，他们给的回答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约2点或4点钟’”。

[10] J. M. Synge, Plays, Poems, and Prose (Everyman edn., 1941), p. 257.

[11] 在Synge的时代，这里岛民与外部经济发生关系的最重要的事件是蒸汽船的到来，它到来的时间会受到海潮和天气的很大影响。见Synge, The Aran Islands (Dublin,1907), pp. 115–116。

[12] PRO, WO 40/17.注意到承认航海的时间与城市的常规是有冲突的那些例子，是令人感兴趣的：海事法庭被认为始终是开着的，“因为外国人和商人、海员们必须利用潮水和风向所提供的机会，不可能不顾毁灭和很大的损害而出席庄严的法庭和拖拉的辩护”，见E. Vansittart Neale, Feasts and Fasts (1845), p. 249，而在一些主张严守安息日的立法中，也为安息日在海边观察鱼群的渔民们留有一条例外。

[13]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aris, 1958），ii, pp. 52–56，提出了两种时间的区分：一种是“循环的时间”，产生于农业中行业的季节性变化；一种是城市的、工业组织的“线性的时间”。更富启发性的是Lucien Febvre的“真实的时间和度量的时间”的区分，见La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en XVIe Siècle (Paris,1947），p. 431。一份有点图解式地考察原始社会经济的工作组织的材料，见Stanley H. Udy, Organisation of Work (New Haven, 1959），ch. 2。

[14] Rural Economy in Yorkshire in 1641... Farming and Account Books of Henry Best, ed. C. B.Robinson (Surtees Society, xxxi- ii, 1857), pp. 38–39.

[15] G. M., The Inrichment of the Weald of Kent, 10th edn.（1660），ch. 12: “A generall computation of men, and cattel's labours: what each may do without hurt daily”，pp.112–118.

[16] 当然，工资估算仍采取黎明到黄昏为一天的旧例，迟至1725年，在一份兰开夏郡的估算材料中还这样规定：“从3月中到9月中，他们必须从早晨5点工作到夜里7到8点之间”——据此，“春天时从早到晚”，喝饮料两次各半小时，一个小时吃正餐，半个小时睡觉（仅在夏天）：“另外，每旷工一小时减去一便士。”见Annals of Agriculture, xxv（1976）。

[17] “The Threshers Labour”, ed. E. P. Thompson and Marian Sugden (1989).

[18] M. K. Ashby, Joseph Ashby of Tysoe (Cambridge, 1961), p.24.

[19] 关于时钟的早期演变，Cipolla, op. cit.中多处讲到；A. P. Usher, A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 rev. edn (Cambridge, Mass., 1962) ch. 7；Charles Singer et al (eds.),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Oxford, 1956), iii, ch. 24；R. W. Symonds, A His tory of English Clocks (Penguin, 1947), pp. 10–16, 33; E. L. Edwards, Weight-driven Chamber Clocks of the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 (Alrincham, 1965)。

[20] 见M. Gatty, The Book of Sun-diales, rev. edn. (1900)。关于详细解释如何用晷来校正时计的专题论文的一个例子，见John Smith, Horological Dialogues (1675）。关于捐助建日晷的事例，见C. J. C. Beeson, Clockmaking in Oxfordshire (Banbury Hist. Assn., 1962)pp.76–78; A. J. Hawkes, The Clockmakers and Watchmakers of Wigan, 1650-1850 (Wigan,1950), p.27。

[21] 由于许多早期教堂的时钟不能报时，就用敲钟来代替。

[22] Charity Commissioners Reports (1837/8), xxxii, pt. 1, p. 224;也见H. Edwards, A Collection of Old English Customs (1842)，esp. pp. 223–227；S. O. Addy, Household Tales (1895), pp. 120–139; County Folk-lore, East Riding of Yorkshire, ed. Mrs Gutch (1912), pp. 150–151; Leiceisiershire and Rutland, ed. C. J. Bilson (1895), pp. 120–121; C. J. C. Beeson，op. cit., p. 36; A. Gatty, The Bell (1848), p. 20; P. H. Ditchfield, Old English Customs (1896), pp. 232–241。

[23] H. Heaton, The Yorkshire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 (Oxford, 1965), p. 347.在波特里斯，看来韦奇伍德是第一个用钟来取代喇叭的人，见E. Meteyard, Life of Josiah Wedgwood (1865), i, pp. 329–330。

[24] W. I. Milham, Time and Timekeepers (1923), pp, 142–149; F. J. Britten, Old Clock and Watches and Their Makers, 6th edn (1932), p. 543; E. Burton, The Longcase Clock (1964), ch. ix.

[25] Milham, op. cit., pp. 214–226; C. Clutton and G. Daniels, Watches (1965); F. A. B. Ward,Handbook of the Collections illustrating Time Measurement (1947), p. 29; Cipolla, op. cit., p. 139.

[26] Edward Turner,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Richard Stapley”, Sussex ArchaeoL Coll., ii(1899), p. 113.

[27] 见CipoHa, op. cit., pp. 65–69中关于英国工业起源的令人钦佩的概述。

[28] 迟至1697年，伦教的铁匠公会尚在与时钟制造者公会（建于1631年）争夺制钟垄断权，理由是“众所周知，他们是最早的、专门的钟表等的制造者，对此有充分的技能和知识……”S. E. Atkins and W. H. Overall, Some Account of the Worshipful Company of Clockmakers of the City of London (1881), p. 118.关于一个村庄铁匠/制钟者的叙述，见J. A. Daniell, “The Making of Clocks and Watches in Leicestershire and Rutland”, Trans. Leics. Archaeol. Soc., xxvii (195l), p. 32。

[29] 这类制钟者的名单见Britten, op. cit.；John Smith, Old Scottish Clockmakers (Edinburgh,1921); and I. C. Peate, Clock and Watch Makers in Wales (Cardiff, 1945)。

[30] Records of the Clockmaker's Company, London Guildhall Ar chives, 6026/1，关于哈里森的天文钟，见Ward, op. cit., p. 32。

[31] I. C. Peate, “John Tibbot, Clock and Watch Maker”, Montgomer yshire Collections, xlviii, pt.2 (Welshpool, 1944), p. 178.

[32] Commons Journals, liii, p. 251.兰开夏郡和德比的目击者作了类似的证明：ibid., pp. 331，335。

[33] 1798年请愿反对征税的钟表制造中心是：伦敦、布里斯托尔、考文垂、莱斯特、普雷斯科特、纽卡斯尔、爱丁堡、利物浦、卡莱尔和德比。Commons Journals, liii, pp.158, 167, 174, 178, 230, 232, 239, 247, 251, 316。据称，仅伦敦就有2万人从事这一行业，克拉肯韦尔区有7千人。但布里斯托尔只有150到200人从事这一行业。关于伦教，见M. D. George, London Lif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25), pp. 173–176;Atkins and Overall，op. cit., p. 269; Morning Chronicle, 19 Dec. 1797; Commons Journals, lii,p. 158。关于布里斯托尔，ibid., p. 332。关于兰开夏郡，见Victoria County History,Lancashire。

[34] 较低的估计是一个证人在关于钟表匠请愿的委员会上作出的（1798年）：Commons Journals, liii, p. 328，他估计每年本国消费5万只，出口7万只。也见关于1813年钟表制造的另一类似估计，Atkins and Overall，op. cit., p. 276。较高的估计是根据金匠会所打上标志的表壳作出的，银表壳1796年时185 102个，1816年降到91 346个，见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Petitions of Watchmakers, PP, 1817, vi and 1818, ix, p. 1, 12。

[35] Atkins and Overall, op. cit., pp. 302, 308.估计（高估？）每年有25 000只金表和10 000只银表从国外输入，大部分是非法的；Anon., Observations on the Art and Trade of Clock and Watchmaking (1812), pp. 16–20。

[36] George, op. cit., p.70.当然人们使用各种各样不用时钟的报时方法；The Book of English Trades (1818), p. 438上的梳毛工雕像雕着梳毛工和放在他长凳上的一个沙漏；打谷的人们靠光从门上移过谷仓地面来计算时间；科尼什的锡矿矿工在地下用蜡烛来计算时间（这些资料来自J. G. Rule）。

[37] J. C. Peare, “Two Montgomeryshire Craftsmen”, Montgomery shire Collections, xlviii, pt. 1(Welshpool, 1944), p. 5; Daniell, op. cit., p. 39. 1792年机械表出口的平均价格是4英镑：PP. 1818, ix, p. 1。

[38] “A loyal Song”, Morning Chronicle, 18 Dec. 1797.

[39] 该法令（37 Geo. III, c. 108, cl., xii, xxii and xxiv）中的豁免对象包括：（1）任何免于窗户和住房税的（即住小屋的村民）持有一个钟或表的住户；（2）“用木材制造或固定在木材上的”时钟及“那些通常由制造者分别出售的，其价格不超过20先令的时钟……”；（3）家仆。

[40] Morning Chronicle, 1 July 1797; Craftsman, 8 July 1779；Parl. Hist., xxxiii，passim.

[41] 在结束的那一年，1798年4月5日（法令废除后3个星期）该税已征收了2 600英镑：PP, ciii, Accounts and Papers (1797–1798), xlv, pp. 933 (2) and 933 (3)。

[42] Morning Chronicle, 26 July, 1797.

[43] 从征收欠税的懒散拖延中可以看到一种迹象。征税始于1797年7月，到1798年1月年终前征收了300英镑。1798年3月取消该税，征收的拖欠税款在1799年1月年终时是35 420英镑。1800年1月年终前又征了14 966英镑，PP, cix, Accounts and Papers (1799–1800), li, pp. 1009 (2) and 1013 (2)。

[44] Morning Chronicle, 16 Mar. 1798; Commons Journals, liii, p. 328.

[45] 见petitions，本章注释[33]所引；Commons Journals, liii, pp. 327–333; Morning Chronicle, 13 Mar. 1798。据说考文垂三分之二的表匠失业，ibid., 8 Dec. 1797。

[46] Craftsman, 17 Mar. 1798.该法令的一个成就是导致了——在小旅馆和公共场所——《议会时钟法》的采用。

[47] 1813年有人引证说进口表价格低至5先令：Atkins and Overall，op. cit., p.292。也见本章注释[39]。运行正常的英国产银壳袖珍表的价格，1817年时有人引证说（关于表匠请愿的委员会，见PP, 1817, vi）是2或3个基尼；到1830年代，1英镑就可买到一种运行正常的金属表，见D. Lardner, Cabinet Cyclopaedia (1834), iii, p. 297。

[48] 在伦敦的下层社会中，许多表想必转过手。1754年的立法（27 Geo. II, c. 7）是针对为偷来的表窝赃的人的。当然，扒手继续不受阻拦地干他们的行当。例如，见Minutes of Select Committee to Inquire into the state of the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 (1816), p.347：“拿来的表可以像任何其他东西那样方便地处理掉……一只受专利保护的可能是很好的银壳表卖2英镑，金壳的只卖5或6英镑。”据说销赃者把在格拉斯哥偷来的表大量拿到爱尔兰乡村出售（1834年）见J. E. Handley, The Irish in Scotland, 1798-1845 (Cork, 1943), p. 253。

[49] “一般作为自愿民兵的指定集合地点之一的温切斯特，曾是一个骚乱、浪费和荒唐的奢侈场所。有人猜想付给这些民兵的十分之九的补助金，至少达到2万英镑，都当场花在小酒馆、女帽及妇女头饰商店、表匠、帽商等等那里。仅仅是为了嬉闹就真的把钞票夹在面包和黄油之间吃掉。”Monthly Magazine, Sept. 1799.

[50] 在1817年的特别委员会前作证的人抱怨说，有人在乡村集市上吹捧劣质货（有时以奸商表著名），并以假拍卖的手法卖给轻信的人。PP, 1817, vi, pp. 15–16.

[51] Benjamin Smith, Twenty-four letters from Labourers in America to their Friends in England (1829), p.48.这里涉及的是萨塞克斯的各个地区，20个人结合起来（如同在一个奶牛俱乐部里一样），在20个星期里每人连续每星期付5个先令，凭抽签决定顺序，每人先得到一个价值5英镑的时计。

[52] PP, 1817, vi, pp. 19, 22.

[53] [C. M. Smith], The Working Man's Way in the World (1853), pp. 67–68.

[54] W. Radcliffe, The Origin of Power Loom Weaving (Stockport, 1828), p. 167.

[55] Morning Chronicle, 25 Oct. 1849.但J. R. Porter，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1843）中，仍把拥有钟看成“就工人而言是某种成功和个人有社会地位的表示”，见该书第3卷第5页。

[56] 关于这里及下一节讨论的某些问题来说，特别见Keith Thomas, “Work and Leisure in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Past and Present, 29（1964）。也见C. Hill, “The Uses of Sabbatar-ianism”, in So ciety and Puritanism in Pre-Revolutionary Eng-land (1964); E. S.Furniss, The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in a System of Nationalism (Boston, 1920; reprint 1965);D. C. Coleman, “Labour in the Eng lish Economy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con.Hist. Rev., 2nd series, viii (1955–1956); S. Pollard, “Factory Discipline in the In dustrial Revolution”, Econ. Hist. Rev., 2nd series, xvi (1963–1956); T. S. Asht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55), ch. vii; W. E. Moore. Industrialization and Labor (New York, 1952); and B. F. Hoselitz and W. E. Moore,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ety (UNESCO, 1963)。

[57] 惠特利的Cornelius Ashworth的日记手稿，藏哈利法克斯参考书阅览室（Halifax Ref. Lib.）。也见T. W. Hanson, “The Diary of a Grandfather”, Trans. Halifax Antiq.Soc. (1916)。M. Sturge Henderson, Three Centuries in North Oxfordshire (Oxford, 1902), pp.133–146，103，从1784年一个查尔伯里的织工日记中引了类似的段落（织布、杀猪、砍树、销售）。比较更原始的农民经济的时间安排是饶有兴趣的。例如Sol Tax, Penny Capitalism a Guatemalan Indian Economy (Washington, 1953), pp. 104–105; George M. Foster, A Primitive Mexican Economy (New York, 1942), pp. 35–38; M. J. Herskovits,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s (New York, 1940), pp. 72–79; Raymond Firth, Malay Fishermen (1946), pp. 93–97。

[58] Divers Crab-Tree Lectures (1639), p. 126，cited in John Brand, Observations on Popular Antiquities (1813), i, pp. 459–460。H. Bourne在Antiquitates Vulgares (Newcastle, 1725), p. 115及其后各页宣称：星期六下午在乡下和村子里“所有的村庄都充满不下地的、心旷神怡和安逸的劳动者”。

[59] J. Houghton, Collection of Letters (1683), p. 177, cited in Furniss, op. cit., p.21.

[60] Hanson, op. cit., p. 234.

[61] J. Clayton, Friendly Advice to the Poor (Manchester, 1755), p. 36.

[62] Report of the Trial of Alexander Wadsworth against Peter Laurie (1811), p. 21.这种抱怨特别是对准马具工的。

[63] The Songs of Joseph Mather (Sheffield, 1862), pp. 88—90这个主题看来曾在民谣作者中很流行。伯明翰有一首叫《狂饮日或懒散的星期一》（Fuddling Day, or Saint Monday，这里，我得感谢已故的Charles Parker）的民谣这样唱道：

懒散的星期一带来了更多的罪恶，

因为不仅花掉了钱，

也典押掉了孩子的衣裳，

由此造成了不满；

当夜里摇摇晃晃走回家，

他不知道该怎样交代，

狂欢日里，连傻瓜

都比他更有男子汉的风采。

[64] 1800年时这种习惯受到墨西哥织工的推崇，见Jan Bazant, “Evolution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of Puebla, 1544–184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iii(1964), p. 65。关于1850年代和1860年代法国人习惯的有价值的叙述，见之于George Duveau, La Vie Ouvrière en France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1946), pp. 242–248，及P. Pierrard, La Vie Ouvrière à L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 (Paris, 1965），pp. 165–166。Edward Young在概述欧洲的劳动条件时（得到了美国领事的帮忙），提到了1870年代法国、比利时、普鲁士、斯德哥尔摩等地的习惯。见Labour in Europe and America (Washington, 1875), pp. 576, 661, 674, 685, etc。

[65] 在煤矿中很显著。一个年老的约克郡矿工告诉我，他年轻时的一个习惯是，在晴朗的星期一早晨用掷硬币来决定是否去工作。还有人告诉我，在特伦特河上的伯顿，少数桶匠仍用纯粹早期的方式来尊崇“懒散的星期一”。

[66] E. Young, op. cit., pp. 408–409（Report of U. S. Consul）.类似的有，在某些矿区，雇主承认“有偿的星期一”，开放矿井仅为修理：在星期一，只有“非生产的工作才会继续进行”。见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carcity and Dearness of Coal. PP, 1873, x, pp. 177, 201–207。

[67] Duveau，op. cit., p. 247. T. Wright专门用“A Journeyman Engi neer”这整整一章来描述“懒散的星期一”，见Some Habits and Custom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1867），esp.pp. 112–116，他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这是“相对较近的”制度，是蒸汽动力产生“无数高技术和高报酬的工人”——特别是工程师——的结果！

[68] “An Old Potter”, When I was a Child (1903), pp. 16, 47–49, 52–54, 57–58, 71、74–75,81, 185–186, 191.威斯康星大学的W. Sokol先生曾指导我去注意1853—1854年间在Staffordshire Potteries Telegraph中报道的许多例子，那里雇主们成功地对常常在星期一和星期二玩忽职守的工人进行罚款或把他们投入监狱。这类行动是在破坏合同（按年雇用）的借口下执行的。关于这，见Daphne Simon, “Master and Servant”,Democracy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ed, J. Saville (1954)。尽管有这种迫害运动，保留懒散的星期一的习惯仍被注意到了，见Report of the Children's Em ployment Commission, PP, 1863, xviii, pp. xxvii-xxviii。

[69] F. Places, Improvement of the Working People (1834), pp. 13–15：Brit. Mus. Add MS 27825.也见John Wad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3rd edn. (1835), pp. 124—125。

[70] 见Hill，op. cit.。

[71] Clayton, op. cit., p. 13声称：“共同的习惯已建立了这么多的神圣的日子，其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里，我们制造业部门的劳动者很少有人严格或正规地工作着”。也见Furniss, op. cit., pp. 44–45及我的论文的摘要，发表在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History, 9（1964）。

[72] “我们有4或5个小农场主……我们有1个泥水匠、1个木匠、1个铁匠和1个磨坊工人，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经常为国王的健康干杯的习惯……他们干活是不均匀的，有时活儿很多，有时没有，一般而言，他们有许多闲暇的时间，因为……［他们把他们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让一些他们雇来的人去干了……”。“一个农夫”1798年时这样描述他自己的村子，见本章注[78]。

[73] 转引自J. L. And B. Hammond, The Village Labourer (1920), p. 13;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 p. 220。

[74] 例如，见Annals of Agriculture, xxvi (1796), p. 370n。

[75] G. Markham, The Inrichment of the Weald of Kent, 10th edn. (1660), pp. 115–117.

[76] 企图说明为什么他在1617年小麦储藏不足时，Loder写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对此我不知道；但正是在这一年R.皮尔斯和阿尔斯做我的雇工，那时他们正处在热恋中(这表现得非常明显），是否他把小麦给我的马吃了……或它怎么变得没有了，只有上帝知道”。Robert Loder's Farm Accounts, ed. G. E. Fussell (Camden Society. 3rd series, liii, 1936), pp. 59, 127.

[77] 关于一个积极的农夫的一天生活的叙述，见William Howitt, Rural Life of England (1962), pp. 110–111。

[78] Sir Mordaunt Martin, Bath and West and Southern Counties Society, Letters and Papers (Bath,1795), vii, p. 109; “A Farmer”, “Observations on Taken-Work and Labour”, Monthly Magazine. Sept. 1798, May, 1799.

[79] J. R. Jefferies, The Toilers of the Field (1892), pp. 84–88, 211–222.

[80] Mary Collier（此时是汉普郡彼得斯菲尔德的一个洗衣妇），Woman's Labour: an Epistle io Mr. Stephen Duck; in Answer to his late Poem, called The Thresher's Labour (1739), pp. 10–11，reprint 1989。

[81] 见André Gunder Frank的有价值的批判：“Sociology of Develop 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Catalyst (Buffalo, summer 1967)。

[82] J. Tucker, Six Sermons (Bristol, 1772), pp. 70–71.

[83] 更开明的雇主的思想意识可能同时表达了这种变化，见A. W. Coats, “Changing attitudes to labour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Econ. Hist. Rev., 2nd series, xi (1958–1959)。

[84] 见Pollard, op. cit.；N. McKendrick, “Josiah Wedgwood and Fac-tory Discipline”, Hist.Journal, iv (1961年);也见Thompson, op. cit., pp. 356–374。

[85] 第103条训令全文收录在The Law Book of the Crowley Iron works, ed. M. W. Flinn（Surtees Society, clxvii, 1957）。也见法规第16条“计算方法”。训令第40条在“Law Book”，Brit. Lib. Add MS 34555。

[86] 手稿中的“指示”部分，约1780年，收在Wedgwood MSS (Barlaston), 26. 19114。

[87] “这个工厂30多年前的某些章程和规则”，注明日期大约为1810年，收在Wedgwood MSS (Keele University), 4045. 5。

[88] 一个“考勤”钟保存在巴拉斯顿，但这些“考勤机械”（德比的约翰·怀特赫斯特工厂从约1750年开始制造）只用来保证守夜人等等的按时巡逻和出勤。第一个打印式时间记录器是1885年在美国由Bundy制造出来的。Ward, op. cit., p. 49；还有T. Thomson, Annals of Philosophy, vi (1815), pp. 418–419, and vii (1816), p. 160; Charles Babbage,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rs (1835), pp. 28, 40; Bruton, op. cit., pp. 95–96。

[89] Clayton, op. cit., pp. 19, 42–43.

[90] Cited in Furniss, op. cit., p. 114.

[91] （Powell）：A View of Real Grievances (1772), p. 90.

[92] W. Turner, Sunday Schools Recommended (Newcastle, 1786), pp. 23, 42.

[93] Rules for the Methodist School of Industry at Pocklington, for the instruction of Poor Girls in Reading, Sewing, Knitting, and Marking (York, 1819), p. 12.

[94] Rules for the Government, Superintendence, and Teaching of the Wesleyan Methodist Sunday Schools (York, 1833).Also see Harold Sil ver, The Concept of Popular Education (1965), pp. 32–42;David Owen, English Philanthrophy, 1660-1960 (Cambridge, Mass. 1965), pp. 23–27.

[95] 关于雇主问题的最好叙述见之于S. Pollard, The Genesis of Mod ern Management (1965），Ch. V, “The Adaptation of the Labour Force”。

[96] E. Lips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6th edn. (1956), iii, pp. 404–406.例如，见J. L.Ferri, Londres et les Anglais (Paris, An xii），pp. 163–164。关于工作时间的某些证据在Langenfelt, The Historic Origin of the Eight Hours Day (Stockholm, 1954)中有所讨论。

[97] A Letter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Labouring Classes in America (Bury, 1827)，作者为费城的一个聪明的移民。

[98] Alfred [S. Kydd], History of the Factory Movement... (1857). i, p. 283, cited in P. Mantoux,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48), p. 427.

[99] Anon., Chapters in the Life of a Dundee Factory Boy (Dundee, 1887), p. 10.

[100] PP, 1831–1832, xv, pp. 177–178。也见工厂委员会的例子（1833），见Mantoux，op.cit., p. 427。

[101] 见我拥有的这份布告。

[102] 关于对下一阶段，即对工人已学会“游戏规则”时的讨论，见E. J. Hobsbawm,Labouring Men (1964），Ch. xvii, “Custom, Wages and work-load”。

[103] 1628年，John Preston使用这种时钟机构的图像来说明这个道理：“在这种奇怪的宗教的时钟机构里，每一根针和每个轮子如果有了差错，就会搅乱整个机构”。见Sermons Preached before His Majestie (1630), p.18。参看R. Baxter, A Christian Directory (1673), i, p. 285说的：“一个聪明和训练有素的基督徒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有条有理，每一种平凡的职责都应该了解自己的位置，所有人都应该是……一个钟或其他的机械的零件，所有的零件都必须结合起来，每个零件都应处在恰当的地方”。

[104] Ibid., i, pp. 274–275, 277.

[105] The Whole Works of the Rev., Oliver Heywood (Idle, 1826), v, p. 575.

[106] Ibid., v, pp. 386–387；also see p. 562.

[107] Baxter, op. cit., i, p. 276.

[108] R. Baxter, The Poor Man's Family Book, 6th eda (1697), pp. 290–291.

[109] Poeticat Works of Isaac Watts, D. D. (Cooke's Pocket Edn., [1802], pp. 224, 227, 232.当然，这个题材不是新的，乔叟的牧师说到过：“不声不响地睡上很长的时间，等于为纵欲增加大量营养。”

[110] H. More, Works (1830), ii, p. 42.Also see p. 35, “time”.

[111] Ibid., iii, p. 167.

[112] Poor Richard's Almanac, Jan. 1751, in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ed. L. W. Labaree and W.J. Bell (New Haven, 1961), iv, pp. 86–87.

[113]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30), pp. 48–50.

[114] Ford的创业生涯从修表开始：因为在地方时间与标准的铁路时间之间存在差异，他做了一个表，有两个刻度盘，用以指明两种时间。这是一个不祥的开端。见H.Ford, My Life And Work (1923), p.24。

[115] 有大量19世纪码头工人的文献能说明这一点。然而，近年来港口的临时工不再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受害者”（如Mayhew所说的），他们的特点是喜欢拿高工资而较少考虑保障问题。见K. J. W. Alexander, “Casual labour and Labour Casualties”,Trans. Inst. Of Engineers and Shipbuilders in Scotland (Glasgow, 1964）。我不曾触及这篇文章中讨论到的工业社会引进的新职业的时间表——特别是夜班工人(煤矿、铁路等等）。见“A Journey man Engineer”［T. Wright］，The Great Unwashed (1868), pp.188–200; M. A. Pollock (ed.), Working Days (1926), pp. 17–28; Tom Nairn, New Left Review 34 (1965), p. 38中的观察。

[116] John Foster, An Essay On the Evils of Popular Ignorance (1821), pp. 180–185.

[117] Thompson, op. cit., ch. 11 and ch. 12。

[118] 关于预测和预示的态度及其对社会经济行为影响的重要讨论，见Bourdieu, op. cit.,

[119] Cited in M. D. Bernstein, The Mexican Mining Industry, 1890–1950 (New York, 1964)，ch.7；also see Mead，op. cit., pp. 179–182.

[120] W. E. Moore, Industrialization and Labor (Ithaca, 1951), pp. 310, 44–47, 114–122.

[121] F. A. Wells and W. A. Warmington, Studies in Industrialization: Nigeria and the Cameroons (1962), pp. 128.

[122] Ibid., p.170; also see pp. 183, 198, 214.

[123] Edwin J. Cohn,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Emer gence of Innovations”,in Social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 ment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Conference,Istanbul, 1964), pp. 105–106.

[124] Manning Nash, “The Recruitment of Wage Labor in the Develop ment of New Skill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cccv (1956), pp. 27–28. Also see Manning Nash, “The Reaction of a Civ il-Religious Hierarchy to a Factory in Guatemala”, Human Organization, xiii (1955), pp. 26–28, and Salz, op. cit., pp.94–114.

[125] W. E. Moore and A. S. Feldman (ed.), Labour Commit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Developing Areas (New York, 1960).关于适应工业的劳动节奏和旷工的有价值的研究包括W.Elkan, An African Labour Force (Kampala, 1956)，esp. ch2 and ch3；及F. H. Harbison and I. A. Ibrahim, “Some Labor Problems of Indus trialization in Egyp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cccv (1956) pp. 114–129。M. D. Morris, The Emergence of an In dustrial Labor Force in India (Berkeley, 1965)低估了19世纪后期孟买棉纺织厂中的纪律、旷工、雇用上的季节性波动等问题的严重性，但在许多论点上，他的主张显得与他自己的证据不一致，见pp. 85, 97, 102；也见C. A. Myers, Labour Problems in the In dustrialization of India (Cambridge, Mass., 1958)，ch.3.，and S. D. Mehta, “Professor Morris on Textile Labour Supply” Indian Economic Journal, i, 3(1954), pp. 333–340。关于对仅仅是部分受“约束”的劳动力的一份有价值的研究：G.V. Rimlinger,“Autocracy and the early Russian Factory System”, JI. Econ. Hist., xx (1960), T. V. von Laue, “Russian Peasants in the Fac-tory”，ibid., xxi (1961)。

[126] 见G. Friedmann, “Leisure and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Soc. Science Jour., xii (1960),pp. 509–521。

[127] C. Kerr and A. Siegel, “The Structuring of the Labor Force in In dustrial Society: New Dimensions and New Questions”, Industri 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ii (1955), p. 163.

[128] E. de Vries and J. M. Echavarria (eds.), Social Aspects of Eco- 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UNESCO, 1963), p. 237.

[129] Lewis Mumford and S. de Grazia的著述对这个等式有富于启发性的评论，见本章注[l]; Paul Diesing, Reason in Society (Urbana, 1962), pp. 24–28; Hans Meyerhoff, Time in Literature (Univ. Of California, 1955), pp. 106–119。

[130] Evans-Pritchard, op. cit., p. 103.

[131] “Capitalism”,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1953), iii, p. 205.

[132] Thomas Wedgwood 1797年7月31日致William Godwin的信，发表在D. Erdman的重要文章“Coleridge, Wordsworth and the Wedgwood Fund”, 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lx (1956)。

[133] The Prelude (1805), book v, lines 377–383.也见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ed. E.de Selincourt and Helen Darbishire (Oxford, 1959), v, p. 346里的草稿。

(1)　引自The Great Law of Subordination Considered; or the Insolence and Insufferable Behaviour of SERVANTS in England duly enquired into (1724)。

(2)　引自An E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late Increase of Robbers (1751)。

(3)　这里大体采用了方重的译法，见《乔叟文集》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682、676页。——译者注

(4)　合英旧币2先令6便士。——译者注

(5)　圣克里斯平（St. Crispin），3世纪时罗马的殉教者，鞋匠的保护神。——译者注

(6)　1及尔（gill）等于四分之一品脱。——译者注

第七章　买卖妻子

一

直到几年前，在英格兰关于买卖妻子的历史记忆，如果说得好听一点，好像被遗忘了。谁愿记起这种野蛮的习俗？到1850年代时，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持有以下观点：（1）这种习俗极端罕见；（2）它完全是违反道德的（虽然某些民俗学者开始玩弄异教残余的概念作为辩解）。

钱伯斯在《时代读本》（The Book of Days，1878）中的腔调是有代表性的。他说，这幅买卖妻子的图像“只是对正派的一种凌辱……只能把它看成是我们一部分乡村居民的糊涂无知和丧失人性的证据”。更重要的是不承认和痛斥这种习俗，因为不列颠的“大陆邻居”已注意到这种“偶尔买卖妻子的事例”，他们“严肃地相信这是我们所有阶层人民的一种习惯，并经常引用它来作为我们文明程度低的证据”。[1]法国人，习惯上充满变化无常的仇恨心理，是贬低英国人的最坏的罪人，他们把约翰·布尔先生（Milord John Bull）描绘成在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上穿着靴子，戴着踢马刺，喊道：“我的妻子卖15个里弗”的形象，而约翰·布尔夫人则被迫站在一个围栏里。[2]

《时代读本》得以收集到的只是1815—1839年间的8个实例，这些实例和另外三四个实例在文物收藏家和新闻工作者的叙述中流传了50多年，几乎没有人作进一步调查。随着启蒙运动的增强，好奇心衰退了。因为该世纪上半叶，历史的记忆通常满足于偶尔提及18世纪的通俗报道中的流行习惯。这通常是作为一种（与上层的礼拜仪式）对立的礼拜仪式中吸引人的文化成分而提出来，是为了把穷人的肉欲文化（杜松子酒巷、泰伯恩刑场、绞刑看台、纵犬咬熊戏，把鞭炮扎在动物身上燃放、穿有钉的靴拳击、裸奔、买卖妻子）与任何形式的启蒙运动相对照，他们设想启蒙运动已取代了这种肉欲文化。[3]

在这种冷漠的背景下，有人仍维护着一种强有力的影响：在一种可信的人类关系内小心地重建一次买卖妻子的过程，这在一部主要小说《卡斯特桥市长》（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的情节结构中很有意义。托马斯·哈代是一个有超常能力的流行习俗观察家，而且他的风格的最可靠表现可以说就在这本小说中。但在迈克尔·亨查德于一个路边集市上把妻子苏珊卖给过路水手的插曲中，看来哈代不是依据观察（或直接的口头传说），而是依据报纸上的资料。这些资料（正像我们即将看到的）通常都莫名其妙并难以理解。他在小说里描绘的这一插曲，其资料的出处很随便，表达方式也令人难以忍受，由此看来，这不符合证据应更具有“典型”意义的原则。拍卖苏珊·亨查德的过程缺乏仪式上的特征，购买者偶然到来并凭冲动出价。虽然哈代非常成功地重构了这个插曲并揭示了它的结果，展现了一般群众对这种交易的合法性及对其不可撤销性质的首肯，这种肯定也是为苏珊·亨查德所深信不疑的。[4]但在最后的分析中，哈代的描述仍落入与《时代读本》一样的俗套。“就我来讲”，醉醺醺的亨查德说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已经有妻子但不要她们的男人竟不愿摆脱她们，就好像那些吉卜赛人处理他们的老马一样……为什么他们竟不愿把她们放到市场上公开拍卖给那些需要这类货物的男人？

哈代的书和《时代读本》里的这些自负的言词都显著地表明，买卖妻子是一种直接的动产交易。一当这种老一套的说法确定下来，从这些叙述中看出此类证据就非常容易。所以可以认为，妻子是像一个畜生或动产一样被拍卖的，可能违背她自己的意志，要么是因为这位丈夫希望摆脱她，要么仅仅是出于贪财。这样说来，该习惯不允许任何严格认真的考察，因它可能被当成一种令人伤感的压迫可怜女性的例子，或作为婚姻在贫穷的男人中被草率对待的例证。

但不是妻子间或被卖掉这种事实，而正是这种刻板印象才需要加以审查。任何情况下，在提出自信的解释前收集一些证据，这看来是可取的。1960年代，在许多朋友和通信者的大力帮助下，我开始建立18世纪和19世纪关于买卖“仪式”的档案；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我在英国和美国的许多讨论会上和听众讲述这一章的草稿。到1977年，我的索引卡片上大约有了300个实例，虽然它们中至少有50个非常模糊或值得怀疑，不能作为证据。同时我推迟发表我的研究成果，虽然在其他学者的著作中这些成果已简短地讲到了。[5]进一步的拖延导致我的研究成果被人超过，这就是塞缪尔·派亚特·梅尼菲（Samuel Pyeatt Menefee）的内容充实的《被出卖的妻子》（Wives for Sale），其于1981年出版。

梅尼菲先生的人种学研究是在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作为学位论文来进行的，当我把关于这题材的一篇文章提交该系的一次讨论会时，该议题可能曾引起了该系的注意。确实，我不能声称对这个题材的所有权，我的意思本来是激起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兴趣。然而，我的最初反应是我自己的工作已拖了太长的时间。梅尼菲先生以极大的勤奋从事这个题材的研究，曾跑过许多图书馆，查阅过许多机构的档案，收集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材料及一些有关的材料，其附录附有387个实例，比我收集的要多。此外，通过把他的书的副标题定为“英国民间离婚形式的人种学研究”，他对“仪式”重新下的定义与我一样。带着一点感伤，我把我的论文放在一边，因为这个题材一些年来曾占据着我的学术兴趣。

现在它又复活了，勉强地把它呈交给公众，因为我认为，梅尼菲先生和我毕竟不是相互复制或研究一些相同的问题。梅尼菲先生是作为一个人种学的新手来写作的，他对英国社会史及其训练的知识是初步的。如此他对社会背景懂得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标准来区分牢靠的和掺杂讹误的证据，他的那些强烈地吸引人的例子只是在一大堆不相关的材料中及在一些矛盾的解释中显露出来。我们可以感谢他的书，这本书付出了巨大的辛劳，详细提供了许多文献依据。但这不应看成是关于买卖妻子问题的最终结论。

仪式可能勉强让人产生兴趣，可能对性行为或婚姻准则几乎没有什么普遍性的关系。对这些问题它只提供一扇小小的窗口。然而这一类窗口虽不多，但直到拉开每个窗口的窗帘及搞清各个窗口的景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前，我们将决不会有一个全面的观点。根据这些零碎的和谜一般的证据，我们必须进入一种已消失的文化的准则和情感，进入穷人内部的各种危机，梳理出我们能够获得的知识。

二

关于买卖妻子及其频繁程度的大量证据，在大部分方面都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所以我们将从这里开始。我曾收集了约300个实例，对其中50个我有怀疑。梅尼菲列了387个，但这包括许多模糊的和可疑的实例，常有对同一个事实重复计算及不是“真正的”仪式买卖的例子。让我们说，我有250个可靠的实例，而梅尼菲有300个。但两张表中约150个是相同的——都来自诸如《札记与问题》（Notes and Queries）、《泰晤士报》的索引、民间故事集等显而易见的资料来源。这样我们一共收集了约400个实例。

即使这样，我已感到有必要删节这些材料，特别是早期（1760年以前）和那些像晚于1880年的例子。为了性欲或家务的需要而买卖或交换一个妻子，看来曾不时地发生于大部分地方和大部分时代。这可能仅仅是一种脱离常规的交易，有或者没有一个假托的契约基础，有时今天仍有这方面的记载。不幸的是，关于所记录下来的这种习俗的性质，一些较早的例子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一个地方历史学家的“来自与比尔斯顿有关的古老文献”的记载是这样的：“1692年11月，蒂普顿的约翰，其是内森·怀特豪斯的儿子，把妻子卖给布雷斯格德尔先生。”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能说明，可以把这看成是有仪式的从而是有尊严的妻子买卖。[6]一些晚近的例子虽然记载得好些，但也表现出各种难处。所以一个年轻的已婚妇女1913年（在一件有关赡养义务的案子中）在利兹违警罪法庭上作证说，她曾被她丈夫以1英镑的价格卖给住在附近街道的同事。她的孩子是第二个丈夫的：在孩子6周大时他承认这一点，然后要她把孩子溺死。但这是一个已婚的男人，随后他就回到他的妻子身边了。[7]如果这是一桩买卖妻子的事件，那么这种风俗已处在进一步的解体阶段，这种做法已与前人所接受的习惯不一样。

1760年前和1880年后有一些证据更充分的实例，但为了计算的原因，我决定减去1760年前的实例，让更有资格的历史学家去解释，同时略去1880年后的实例。这样我还剩下218个我认为是1760年至1880年间的可靠的实例：[8]

买卖妻子：可见到的实例数

手头的这些实例来自英格兰的每一个地区，但来自苏格兰的这一时期的实例我手头只有一件，来自威尔士的只有很少几件。有10个或10个以上实例的郡是：德比郡（10）、德文郡（12）、肯特郡（10）、兰开夏郡（12）、林肯郡（14）、米德尔塞克斯郡和伦敦（19）、诺丁汉郡（13）、斯塔福德郡（16）、沃里克郡（10）和（这个表上最多的）约克郡（44）。

除了这一习俗确实在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存在过这一事实，这些数字告诉我们的东西很有限。这数字只是可见到的例子，至少应从三方面来理解可见性的含义。第一，这是一些其踪迹偶尔落入我视线的事件。当梅尼菲和我提供这同样的问题的总的轮廓时，我们两个都已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引起民俗学者注意的或大都市的报刊记载下来的东西。不存在可以使一个人从中抽象出一个系统的样本的资料，这只是浏览每个地区可以自命为是这样一种样本的各种地方报纸的一个结果。[9]第二，只有那些达到某种程度的臭名昭著的事件，才会在记载上留下一些痕迹。大城市市场上有仪式的妻子买卖可能会有人注意到，但在小旅馆里的私下交易可能不会，除非它伴随有某些异常的情况。由于1830年或1840年后，某些地区喜欢用第二种方式交易，一般都取代了第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绝不可能希望发现任何关于买卖妻子的准确数字。

但关于可见性还有第三种意义，是三种意义中最重要的，它能在最大限度上说明数量的正确性，也说明了我们必须处理的证据的难以捉摸的性质。一桩妻子买卖什么时候才会吸引上流社会或中等阶层公众的目光，并因此成为值得公共出版物注意的新闻呢？这必须联系社会意识、道德标准和新闻价值的微妙变化来回答。这一习俗要到19世纪初才成为一件更经常得到报道和评论的事情。但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报刊并不是评论这类社会或家庭事务的工具。有充足的理由设想妻子买卖在1790年前广泛地存在着。这种习惯之所以很少报道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不值得报道，除非某种附加的情况（富于幽默感、戏剧性、悲剧性、令人反感至极）使它变得有趣味。这种沉默可能曾有几个原因：上流人士的无知（报纸读者的文化与穷人文化的差距很大），不关心这种极其平凡的无需探究的习俗，或出于厌恶。妻子买卖变得有新闻价值与福音派的复活同时发生，其特点是通过提高中等阶层容忍的门槛，把一件普遍“疏忽”的事情重新界定为一种公共丑闻。

这产生了一些不幸的后果。因为虽然这种习俗在1790年后是偶尔作为喜剧或人类有趣的事来报道，但它在报道时更经常地用一种道德上强烈不赞成的腔调，强烈得像要抹掉只有客观性才能产生的证据本身。比如，一些报道说，买卖妻子表明：一种“人肉的买卖制度”不“限于非洲海滨”；或许更好地使用套在妻子身上的绳索的办法，是用它来绞杀或抽打各个交易的当事人；（通常）这是“一种最让人厌恶、最丟脸的场景”（史密斯菲尔德，1832年），是“那些令人作呕的场景之一，是文明社会的一种耻辱”（诺里奇，1823年），是“一种下流的、堕落的交易”（约克，1820年）。出售妻子的丈夫是“一个人形的野兽”（诺丁汉，1844年），而该妻子本身要么是一个“厚颜无耻的荡妇”，要么是一个感情脆弱的可怜人。

这就使研究变得困难起来。1800—1860年间每10年的已知实例的合计表明：1800—1809年是22起，1810—1819年是32起，1820—1829年是33起，1830—1839年是47起，1840—1849年是22起，1850—1859年是14起。[10]如果画一个折线图，那么这种买卖会表现为一条上升的曲线。在1830年代初达到高峰（1833年有9起），然后迅速下降。但一种实际买卖的图可能与这里已知的买卖的图正好相反。因为后者不是一个买卖的图，而是一个被买卖所激发起来的道德义愤的图。这种义愤伴随着行政官员、警察、市场管理人员和道德家们日益增长的反对这种买卖的行动。它也与群众文化内部本身的不赞成思潮的兴起相结合，这种思潮是由福音派、理性主义者和激进派或工会人士哺育出来的。非常可能的是，实际的买卖数大概在18世纪或19世纪刚开始时的某一点上达到了某种高峰，1820—1850年间使这种买卖公开化可能已经太晚了，已是一种衰落中的习俗的有点羞愧的残存。反过来，这种公开化可能曾有助于把买卖妻子赶出公开的市场，使它采取更秘密的形式。

一些文学作品上的证据支持这种看法。所以，1777年出版的一篇题为“法律尊重妇女，犹如她们注重自己的自然权利”的独具匠心的法律论文，清楚地描述了关于有仪式的妻子买卖、公开拍卖及套着绳索付货的情况。1777年前清楚地表明有仪式的妻子买卖的实例，不管是我还是梅尼菲都没找到许多，然而这位注重实际的论文的作者不会产生捏造这种事情的动机。约翰·布兰德（John Brand）在《民众古俗观察》中也报道了这一习俗，所用的措辞意味着这是一种更强有力的传统的残留：

一种令人注目的迷信仍盛行于我们最底层的平民中间，一个男人可以合法地把妻子卖给另一个男人，只要交货时他在她的脖子上套一根缰绳就行。[11]

从这种情况看，我们可以设想在1777年时有仪式的妻子买卖很平常，几乎不值得评论，并且一个或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这样。我认为这未必尽然，报纸上报道的这种口气意味着一种不同的演变。所以1789年牛津的一个实例被作为“近来采取的粗俗的离婚方式”而引起注意；1790年德比的一份报道注意到一起用缰绳把妻子套起来转让给他人的事例，称之为“以近来一直在实行的通常的方式”；同一年德比和伯明翰的报纸感到有必要注意“买卖妻子的事近来在下层人民中经常发生”，这类买卖是“非法的和无效的”。[12]这可能意味着这种妻子买卖的方式，即放在市场上拍卖及用缰绳把妻子套起来的仪式，在1777年盛行于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时，只是慢慢地向其他地方传播。[13]到1800年，报纸得以这样谈及妻子买卖：“以通常的方式”和“近来变得太平常的不光彩的场景”。[14]但关于这种演变的证据是不确定的，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容许继续争论。

这些报道到的事例是冰山之一角呢，还是这类买卖发生频度的真实标志，这始终是不明确的。[15]在1790—1830年前的任何时候，不能拿可见性来暗示这种事情具有例外的性质。当拉特兰郡克利普舍姆的教区长在1819年因一个教区居民买妻而起诉他时，有人注意到，“买主是选出来受惩罚的，作为一个最富裕、最合适的典型”，而这时克利普舍姆只有33户家庭共173个居民。[16]然而，到1830年代和1840年代，有更多的迹象表明，可见的实例已被看成异常情况或一些残余。1839年威特尼的一桩买卖被说成是“那些可耻的事情之一，所幸的是……不经常发生”；而前一年在布里德灵顿的一次买卖被比作10年前同一城市里“一桩类似的交易”。[17]

19世纪中开明舆论的一致意见是，该习俗只存在于最底层的劳动者中间，特别是在遥远的农村地区，如布兰德所说过的，只存在于“我们普通百姓的最底层”。这可以通过我的样本中的丈夫或买妻者的职业而得到证实。尽管报道的性质不一定能保证准确性，但有158个实例向我们说明了他们的职业属性。

妻子买卖：丈夫或购买者的职业

劳工（labourers）15例

矿工（包括煤矿工人和其他矿工）8例

挖土工（包括挖沟工和掘土工）7例

马车夫（包括驭马者和马夫）6例

铁匠、农夫、农场工人或“乡下人”、鞋匠、士兵、裁缝各5例

扫烟囱者、园林工人各4例

砌砖工、制砖工、屠夫、木工或细木工、工厂工人、买卖马或牲畜的人、制钉匠、补锅或小修小补的工人各3例

面包师、职员、赶驴者、清除垃圾者、绅士、牧场主、磨刀工、铁器工人、水手、制长袜工、船工、织工各2例

制篮者、叫卖毛毯的小贩、制马裤者、制纽扣者、运货马车夫、烧炭人、缝衣工、卖煤人、掘地者、皮革匠、叫卖姜饼的小贩、制帽匠、卖干草者、赶公猪者、驳船船夫、泥瓦工、制褥垫者、办事员、漆匠、酒店老板、收破旧的商人、运沙人、锯木工人、炼钢工人、石工、切麦秆工人、店主、森林管理员各1例

由职务、境况等而不是由职业指明的有：穷人（2例）、领年金者（2例）、流放回来的人（2例）、偷猎者（1例）、亨利·布里奇斯第二代钱多斯公爵

人们会在这一数据上加上一般性的（但不明确的）意见，即妻子买卖盛行于某些职业团体中，诸如修路工人、驳船船员、补锅或小修小补的工人或旅行者。但高度传奇式的流浪冒险的职业，如水手和士兵，这些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及命运面临众多意外事件的职业，看来曾鼓励不同的“婚姻”标志法，婚姻在当事人双方看来都是一种更短暂的安排。

这张职业表不会让人感到（除了钱多斯公爵）奇怪。[18]有很大的一批人（19个）是以某种方式从事牲畜饲养管理和运输行业的，很可能常常要到家畜市场上去。另一群人（14个）来自建筑业，与挖土（修路等）工人一样流动性很大。难以与其他人混在一起的是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在两个有名的绅士中，一个是1766年在萨默塞特的米德萨默诺顿花6个基尼买了一个缝衣工的妻子，没有提到任何公开的仪式，该买卖是用私人契约的方式进行的，而且按她自己的说法，没有人和她商量过（见页边码第431页）。另一件买卖1822年发生在普利茅斯，一位作为丈夫的绅士想把妻子卖掉，我们将回到这个文献异常充足的事例上来（见页边码第440—441页）。还有一件是1815年发生在史密斯菲尔德，恰恰因当事人的财富和地位而引起人们注意：卖妻者是一个养牛的牧场主，买者是一个“有名的马商”，买价很高（50个基尼和“一匹值钱的马，买者骑在上面”），“该女士（买卖的对象）年轻漂亮，穿着讲究。她被四轮大马车带到市场上，陈列在要买她的人面前，她肩上围着一根丝带，再包着一块贵重的白色饰带的头巾”。报刊特别指责说，“迄今，我们只在社会下层中见过这些如此使自己堕落的场景”。[19]

这一样本使人联想到的职业的基本面貌既不是奢侈品行业，也不是有熟练技能的工匠，而是那些比它们更早并长期与它们并存的更古老的平民文化。进行大宗工业品生产的工人，如纺织工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一点也不突出。约克郡比任何其他郡都提供了更多的买卖妻子的例子，它表现在矿工和非熟练工人行业，但没有修剪工人，只有两个织工。在样本中，有铁匠但没有技师或器械工匠，有挖土工人但没有造船木工，只有3个工厂工人或工厂技工。作为妻子的妇女，是根据她们的面容、举止或所想象的道德行为来刻画的，但很少写到她们的职业。但我们确实知道有两个是在矿井边选煤的姑娘；至少有两个是穷人，被卖掉以免交教区济贫税；一个是工厂工人，另一个是一个工厂里的卷线工。

确定买卖妻子价格数量的涨落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其原因将会变得明白）。这名单的第一个实例（一件不能令人满意的事例），是1865年时一个伍尔弗汉普顿的煤商据说以100英镑的价格把妻子卖给一个美国水手，两个孩子每个各加上25英镑。[20]在另一个极端中，妻子给别人不要钱，或只要一杯淡啤酒；金钱交易的最低价格是3个各值四分之一旧便士的硬币（farthing）。可能2先令6便士到5先令是中间价格的变动范围，虽然许多实际买卖的价格是在这以上或以下。但丈夫经常在交易价格之外索要一碗混合甜饮料或一加仑啤酒，有时是索要一些其他的东西——一只表、一些布、一些马铃薯。一个威斯敏斯特的赶驴人以13个先令和一头驴的价钱把妻子卖给另一个赶驴人。在卡莱尔发生的一个广为引用的实例中（1832年），一个承租42英亩的农夫以20先令和一只很大的纽芬兰狗把妻子卖给一个领取抚恤金的人。他把草绳从他妻子的脖子上滑出来（他是用它把妻子拉到市场上来的），然后把这条草绳套到他刚刚得到的狗的脖子上，到最近的酒店里去了。[21]

三

对那些喜欢唠叨定量的人来说这些数字都非常之好，但我们现在必须着手开始严肃的工作和探询：我们一直在试图计算的这种行为的方式有什么意义？报刊上的这些资料大部分常常以简略的或有时是耸人听闻的形式出现，因而难以调查清楚。下面的报告可能是最简短的：

2月25日，星期二，一个叫赫德森的带他的妻子到斯塔福德的市场上来，通过公开拍卖来处置她。经过多次喊价出价，最后以5先令5便士成交。[22]

上星期，在雷特福德的公共市场上，一个叫杰克逊的家伙以10先令6便士的价钱把自己的妻子卖了。[23]

或者一篇报道可能更带有诙谐的口吻：

上星期一，威特姆的园工乔纳森·赫德以6个基尼的价格，把妻子、孩子、1只家禽和11头小猪卖给同一地方的一个砌砖工人。这一天，该砌砖工人决定要买这些东西，在一大批围观的人群中他张开双臂接受了这些东西。知情人认为他有过很艰难的讨价还价。[24]

或者，这种报道可以稍微更充实一些。1841年的《德比信使报》（Derby Mercury）描述了斯塔福德市场上一幅“可耻的景象”：

一个叫罗德尼·霍尔的劳动者，习惯于懒散和放荡，住在靠近彭克里奇的邓斯顿希思，他带着妻子来到镇上，用一根缰绳围着她的身子，目的是把她陈列在公共市场上让出价最高的人来买。把妻子带进市场并付了人头税后，他领着妻子绕着市场转，转了两圈时遇见了一个日子过得和他一样的叫巴洛的人，后者用18个便士和1夸脱淡啤酒买他的妻子。她被正式交付给买者。于是各当事人走向“蓝色的邮政旅馆”去认可这笔转让……[25]

一个进一步的例子于1847年发生于洪伯河上的巴顿（林肯郡）：

星期三……市场的传呼员宣布说，巴罗的乔治·雷的妻子……11点钟将放在巴顿市场上拍卖……时间一到，卖妻人与妻子一起出现了，后者有一根新的缰绳扎在腰上。在旁观者的呼叫声中，货物开始拍卖……击锤卖定，船夫威廉·哈伍德花了一笔1先令3个半便士的钱，买回一个“吉利”。哈伍德与他的微笑着的廉价货臂挽臂走开了，就好像他买了一件新外套或帽子一样平淡。[26]

通常，这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材料。只有在很少的几个事例中，比如当某个事例在法庭上暴露出来时，我们才能得到更多的信息。但这些材料不是没有价值，随着有人对它辛勤钻研，某些形式就会浮现出来。买卖一个妻子绝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而且很少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是高度仪式化的，它必须公开并用公众认可的礼节来操作。可能存在两种妻子买卖形式，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对它们各有所爱，但它们互相重叠并互相混淆。这两种形式是：（1）一种是要求公开性的形式，在市场上进行并使用缰绳，我称之为“真正的”有仪式的妻子买卖；（2）一种是包括一份书面买卖合同的形式，有证人和在公共酒吧举行的某种简略的“交接”仪式。我的218起事例中，有121起指明是在市场上买卖，10起买卖中有一起是在小旅馆里进行的（在证人面前），在5起买卖中有一起是通过私人的书面合同（没有提到小旅馆）。108起买卖中提到套着缰绳，通常是在市场上，但偶尔也存在发生于小旅馆里的交易。在剩下的82起买卖中没有关于采用什么形式（在市场上、在小旅馆里或套着缰绳）的证据。

在真正的妻子买卖中，必须执行下面规定的某些形式的仪式，虽然存在地区间的各种差异，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下面讨论的每一种形式都必须要做到。

（1）买卖必须在公认的市场或类似的交易关系中进行。古代风俗或熟悉性影响着交易地点的选择。买卖双方常常选中古老的“十字形”市场或有某种显著特征的地方进行交易：在普雷斯顿（1817年）是在方尖塔下，在博尔顿（1835年）是在新建的“煤气槽”（gas pillar）旁边。[27]如果买卖是在一个没有市场的大村庄里举行，那么双方应在该地主要酒店前或任何习惯上举行公共交易的地方履行仪式。但这种村庄里的交易看来很少发生，甚至大村庄的当事人也通常出发到城镇去交易，要走上很多英里路。[28]

有时，交易地点是某种其他的公共商业中心或交易所。如在达特茅斯是在公共码头（1817年），[29]或者如哈代的小说所讲的，是在一个集市上。对这类交易的合法性问题，看来舆论曾经摇摆不定。巴思市场上有一件令人糊涂的事例（1833年）：一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士被套着丝带带到市场上来出售；虽然该星期初在兰斯当集市上她曾被卖过一次，价格是2先令6便士，“但该交易被认为非法，因为第一，该买卖不是在公共市场上举行，第二，买者已经有一个妻子”。[30]两个原因中后一个可能更重要，因为在其他集市上肯定也会有这类交易。[31]

（2）有时，这种买卖举行前会先有某种公告或广告进行宣传。可能使用了城镇的传呼员或敲钟人，或者可能由该丈夫拿着一张打算出卖妻子的布告穿过市场。巴林–古尔德（Baring-Gould）记录了一个德文郡酒馆老板的故事，他张贴了一张布告——

布　告

这里敬告公众关于詹姆斯·科尔准备如何拍卖他的妻子的消息。她是一个正派的、清白的妇女，年龄25岁。该买卖将于下星期四7点钟在新旅馆举行。

人们感到这个报道（及其自我意识到的喜剧式的叙事方法）的措辞不恰当，尽管巴林–古尔德坚决认为这是真的并声称该妇女在他写作时仍活着（1908年），[32]但无疑出现了某种事先预告的做法。

（3）缰绳是仪式的中心部分。妻子是套着缰绳，通常是围在脖子上，有时是围在腰间，被带到市场上来的。这往往是普通的绳索，是新的（价值约6个便士）。但也有丝的缰绳、装饰着缎带的缰绳，还有草帽辫和仅仅是“便宜的拉狗的绳”。

缰绳的象征可能曾经历过某些变化。关键的词是“交付”。一些早期的报道提及，有时丈夫和购妻人先达成一项买卖协议（这可能作为一份文件草拟出来），然后妻子会在第二天或下一星期套着缰绳被公开“交付”给买方。在一个晚期的例子中（斯托克波特，1831年）我们看到这些措辞的实际应用方式。丈夫同意把妻子卖给一位叫布思·米尔沃德（Booth Milward）的屠夫：

我，布思·米尔沃德以5个先令买下威廉·克莱顿的妻子，定在1831年3月25日交付，在约翰·洛马克斯先生的房前套着缰绳交付。

这份在一家啤酒店里起草的协议是由丈夫和3个证人签署的。[33]

但“交付”并不具有交付杂货或一个口信那么随便的意思。1800年前在其普通用法中，它更多的是表示“让……自由，把……完全放弃，把……交出，把……交给另一个人持有或保管”（《牛津英语辞典》）。所以套着缰绳交付象征着把妻子交给另一个人持有，这种仪式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公开宣示说，该丈夫是一个乐意（或顺从）交出妻子的当事人。这种公开性也是必要的，因为它体现了该妻子的同意——或如果她不同意，这种公开性使她有能力拒绝接受她丈夫与另一个人讨论出来的合同。

无论如何，把妻子套着缰绳出卖的仪式产生了，不管这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到18世纪末，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都把它看成是“合法”转让的一种必要的组成部分。1789年在泰姆发生了一起再次卖妻的事件：一个男人曾卖过妻子，要价半个基尼。两三年后他的邻居告诉他“这种交易不合适，因为没有把她放在公共市场上出售”。于是他“用一根绳拉着她走了7英里路到泰姆市场上，在那儿以2先令6个便士的价格把她卖掉，又交了4个便士的人头税”。[34]

这位妻子可能是套着缰绳被带进市场的，或者缰绳也可以在买卖时套上去。（如果该妇女害羞的话，她可能宁愿把缰绳沿着她衣服的下方围在腰上，把余下来的部分放在她衣服的口袋里。当拍卖开始时，丈夫拿着该缰绳的末端。）这一类仪式有助于孕育出各种有自己地方特色的巧妙的发挥和迷信。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认为带着她沿着市场不可思议地走上三圈是必要的。[35]在其他的情况下，该妻子从家里被带到市场的一路上都套着缰绳，然后以同样的方法被带到她的新家。[36]这种象征手法显然产生于牲畜市场，这里和那里都有更煞费苦心的形式被发明出来以维护这一借口：该妻子是一头家畜。或许这是用一种民间古老的方式哄骗魔鬼（或上帝）的把戏？最经常附加的业务是把妻子拴在市场的围栏上，把她系在羊圈里，带她穿过收税卡的大门（有时不可思议地反复三次），或最经常的是向市场官员付牲畜交易税。在某些市场上，市场官员收取这种税看来曾是公认的习俗——包括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一度也是这样。[37]

（4）在市场上，某个人必须履行拍卖人的职务，至少必须有一种公开拍卖的样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丈夫亲自拍卖自己的妻子，但有时会由某个有官员身份的人——一个市场管理官员、济贫法官员、拍卖商或买卖牲畜的商人履行这个职务。

极大的独创性表现在采用一个合格的拍卖商的做法中。关于这种仪式处于最低潮时的情况，我们可参考一个格洛斯特老编年史作者的回忆，1838年时他还是一个孩子，一天在牲畜市场上闲荡时，他和同伴们看到一个乡下人带着一个“疲惫的、满身灰尘并套着缰绳的妇女”：

一个滑稽的老猪商大声叫道：“喂，老家伙，带来了什么东西？你准备如何处理这个老妇人，把她淹死，把她吊死，或是什么？”“不，我准备把她卖掉。”乡下人回答说。这些话激起了一片笑声。“她是谁？”猪商问道。“她是我妻子，”该乡下人严肃地回答，“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她是一个健康、庄重、勤俭、劳动努力的造物。她像一朵石竹花那样清白、健康，爱钱如命地存下每一个6便士的硬币；但她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从早上到半夜不停地唠唠叨叨，所以我们同意分手，她已同意在市场上到最高的出价人那里去……”“你愿意被卖掉吗，夫人？”有人问。“是的，我愿意。”她很尖刻地回答说。“那么，现在她卖多少钱？”这个人问道。出现了一阵停顿，这时一个拿着白蜡树手杖的老牛倌高声叫道：“一个6便士硬币，我要她！”该丈夫一只手拿着缰绳的一端，另一只手抬起另一端，用已成陈规的腔调叫道：“6个便士，谁出1先令？”另一次冗长的停顿。这时，我这个活泼的青年……冒失地叫道：“1先令！”“出……出1先令。你们都同意啦？”这位丈夫喊道……旁观者大笑着、打趣着，一个声音高叫：“干得好，小伙子！她会是你的了！”我意识到自己的冒失，因害怕而急出汗来……卖主重新一本正经起来，又喊道：“谁愿出18个便士，任何时候她烘的面包或做的苹果布丁都是第一流的。”让我紧张的心情松下来的是，一个整洁的、面貌令人尊敬的男人出了价，该丈夫两只手一起拍起来，高声喊：“她是你的，男子汉。你做了一笔便宜生意，得到了一个好女人，她除了爱唠叨什么都好。要好好待她。”该买主付了18个便士后，抓起缰绳的末端，带着这位女人走了。[38]

这篇叙述对50年前的谈话回忆得过于细致，令人生疑。无疑，这里说的是修饰过的东西。但这段插曲确实包含着大部分妻子买卖仪式的特征：妻子的公开同意。（“你愿意被卖掉吗，夫人？”有人问。“是的，我愿意。”）正式的拍卖过程，缰绳的转手。这位丈夫不注意来自孩子的轻浮的叫价，但立即接受了一次严肃的叫价（这可能与他所期望的价格接近）。

拍卖商的赞辞（“她像一朵石竹花那样清白、健康”），是按所卖物品必须称心合意的要求煞费苦心构思出来的，也是民众所期望的。这是一场高度戏剧性的交易，这位丈夫有时以打趣般的、虚张声势的方式按这一原则办事，用部分是传统、部分是精心排练过的喋喋不休的语言来娱乐观众（这恐怕是一种办法，为的是勇敢地经受暴露于公众面前的局面）。几乎不能相信报刊为吸引观众而添油加醋的说法，[39]更不用说民谣和大幅的印刷品中关于妻子买卖的描述，这些是印刷商标准的材料。[40]但来自比尔斯顿（斯塔福德郡）的一首民谣《塞缪尔·莱特》（“Samuel Lett”），至少使因拍卖激发起来的幽默的期盼——一种令人开心的赞扬和诋毁的交替——具有一种可信的感觉：

这是第三次发出通知：

两腿向外弯曲的莱特

为了得到其他东西，

要卖掉妻子萨莉。

12点钟到来时

买卖就要开始。

你们这些淫荡的家伙都可以

带上钱罐准时来到那里。

萨莉长得很漂亮

说起话来像铃铛响，

如果你听过她说话

你就会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她双手灵巧，面包烘得非常好

但把面包都吃掉了；

酿啤酒她是一把好手

但能整杯整杯往肚里倒。[41]

所以，公开拍卖是仪式的关键，但允许即席发挥及多样性的表现。它绝不总是愉快的。它可能损害拍卖各方的名声，特别是被拍卖的妻子的名声。

（5）仪式要求花费一些金钱。这通常是1个先令或以上，但有时也有少于这个数字的。购妻者一般都同意在买价外加一定量的饮料，有时还为缰绳另外付一笔钱。“为了吉利”，卖主常常要向买主归还一部分购妻费。在这当中，双方都遵循着古老的——并仍很流行的——牛马市场上归还“运气钱”的交易方式。

（6）有时还通过一种类似于婚姻仪式的互相发誓来使实际转让缰绳的时机显得隆重起来。“‘夫人，你愿意跟我吗，你认为我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愿意。’她回答说。‘先生，你愿意按我的出价把她卖给我吗？’‘我愿意，’他说，‘并愿意通过这场交易把这条绳交给你。’”[42]有时，报道注意到妻子把她的旧戒指还给丈夫并从买她的人手中接受一个新戒指。绳索的末端从卖者转到买者手中也可能伴随着一个前者作出的公开声明，说他现在与他的妻子脱离关系，并将不再为她的债务或行为负责。它也可以是一个充满感伤的告别时刻，如同1786年斯波尔丁（林肯郡）的一份记录中所说的：

汉德拿着缰绳，把它放在她身上，并把她交给哈代，作了如下声明：“现在，亲爱的，我把你交付到托马斯·哈代的手中，愿上帝保佑你们两位幸福无比。”哈代回答说：“现在，亲爱的，我以上帝的祝福接受你，为幸福祈祷吧。”等等；并拿掉她身上的缰绳，说：“来，亲爱的，让我吻你一下来欢迎你；而你，汉德，应该吻一下再离开。”[43]

这种转让和语言的交流可以是这件事的结束，这对新结合的人迅速离开买卖现场。但有时紧接着这种仪式的是，所有三方当事人，及证人和朋友转移到最近的小酒馆，可能在那儿签署文件来“批准”该桩买卖。当然，也可能靠饮酒时的发誓来保证（如我们已见过的，有时酒钱包括在购妻款中或由卖者为“吉利”而归还的钱中）。

凡是这种交易是事先安排好的地方，这一部分程序大概要依赖于无法预知的总的气氛友好或不友好的情况。在坏心情支配的情况下，也需要有一份“文件”，这可能是在公开拍卖前草拟的，在交易现场各当事人就可能永远分开。凡是友好气氛占主导地位的地方，所有当事人会去喝酒并一起起草一份文件。这一类“合同”的实例有许多存留下来，最经常引用的，是伯明翰埃德格巴斯顿街贝尔酒馆收费簿上的一条账目：

1773年8月31日，威伦霍尔教区的塞缪尔·怀特豪斯……这一天公开在市场上把自己的妻子玛丽·怀特豪斯卖给伯明翰的托马斯·格里菲思，价值1先令。她的所有缺点也都由他来承受。

在塞缪尔·怀特豪斯、玛丽·怀特豪斯的签名后面，接着签的是一个证人。[44]约80年后，我们又有一个伍斯特的例子：

托马斯·米德尔顿把他的妻子玛丽·米德尔顿交付给菲利普·罗斯丁斯，换取1先令和1夸脱淡啤酒，今后两人完全彻底分离，终生绝不相互烦扰。

连署人：托马斯·米德尔顿，他的花押

连署人：玛丽·米德尔顿，他的妻子

连署人：菲利普·罗斯丁斯，他的花押

连署人：佛莱尔街克朗酒馆S. H.斯通[45]

可以推测，S. H.斯通是签署该文件所在酒馆的老板。有意思的是，三方当事人中只有玛丽·米德尔顿不能签她自己的名字。

这种文件作为受尊重的社会行为的证据，像“结婚证书”一样是受到保护的。所以，1881年有人引用了里彭一个叫邓恩太太的人说的话：“是的，我曾与另一个男人结了婚，但他把我卖给邓恩，得了25个先令，我让人把买卖我的事用白纸黑字写出来，上面有收据印花，因为我不愿人家说我现在过着通奸的生活。”[46]人们如此确信该步骤的合法性，以致他们在起草这类文件时要试图取得代理人的帮助，或竟用官方的印花来担保这类文件。在博尔顿（1833年），经过市场上的拍卖后，三方当事人来到一间名为“独一无二的马蹄铁”的商店，在那里“卖方给了一张贴有印花的收据后，买方付了购物款”，接着该妻子被“正式交付”给买方。“此后，这伙人一起分享牛排，作为离别之餐，还买了两夸脱的淡啤酒……”[47]丈夫和妻子是从5英里外的一个村子来到博尔顿的，买者系来自同一地方的邻居。从一份更简洁的或更耸人听闻的报道看，一场看来可能是无组织的、公开的拍卖现在可以看成是被仔细安排过的。边码426页

这件事包括了“真正的”有仪式的妻子买卖的主要特征：公开的市场、公开宣传、缰绳、拍卖的形式、金钱过手、庄严的转让及有时通过文件来认可。有时还会发现增添了一些细节或奇异的形式（诸如确实踏进前夫的鞋，表示接替他的地位）。[48]但有清楚的证据留下来的唯一有意义的选择形式，是在一个小酒馆的公共酒吧间里更具私人性质的交易。虽然这是在证人面前进行的，但这种交易形式避免在众目睽睽的公开市场上买卖妻子。所以这方面的情况可能存在严重漏报。[49]大多只是当某种其他的事情（济贫法的实施与孩子的监护）使它们暴露在当局面前时，这类事件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1828年，这种买卖的三方当事人都被带到西肯特郡值季法庭前，罪名是行为不端。法庭的程序透露了关于妻子买卖的形式及人们对这种事情的看法的一点线索。三个人在斯佩尔德赫斯特享有一间教区农舍（根据济贫法而享有），他们同意在汤布里奇附近的“守护神和飞龙”酒店里见面：

斯金纳第一个进来，要了一壶啤酒。他坐在厨房里。他的妻子也接着进来。一会儿后萨维奇进来了。他们都一起喝酒，一会儿后萨维奇走出去。他很快回来，然后斯金纳对他说：“你要买我的妻子吗？”他回答说：“你把她卖多少？”斯金纳说：“一个先令和一壶啤酒。”于是萨维奇付给他半个克朗银币，斯金纳把妻子交付给他。他们一起喝酒，然后离开。在场的大约有四个人，在他们离开前，这位女人从她的口袋抽出一条手帕，这似乎本来是围在她的腰间的，斯金纳拿起手帕说：“我现在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了，你可以与萨维奇走了。”

关于这一次事情，我们也知道有关买卖的一些原因。村子里流言很多，说斯金纳夫人已把萨维奇当成情人。结果教区救济管理员（他拥有该小屋）命令斯金纳把萨维奇赶走，否则他也要被赶走。从其最简单的意义上来看，这三个人看来曾设想，通过一次买卖（或离婚和再结婚的行动），教区当局会允许萨维奇和萨维奇的新夫人继续不受干扰地据有这座小屋。但汤布里奇的教区委员会不是这样容易安抚的。或许一当这桩买卖大白于天下，所有三个人都要被从小屋赶出去。或可能是斯金纳孤独地从“守护神和飞龙”走向教区济贫院，在法庭诉讼期间他住在那里。

在移交给更高层次的监视道德劝诫的机构前，在对所有这三个人宣布判决时，这位“很有学问”的首席法官任由自己沉溺于有些干巴巴的说教（“这位女士当然没有认为自己有很高的价值，因为一壶啤酒和一个先令就是对这种有用商品的仅有考虑”）。妻子买卖的习俗是“高度不道德和非法的”及“有一种把神圣的婚姻状态带进没有羞耻的倾向”。但，如果这次妻子买卖是在公开的市场上举行的话，那就是犯下了更大的“罪行”。还考虑到这一事实，这罪过是“在一种无知的状态下”犯下的，他认为把他们每人都判处一个月的监禁已经足够了。至于在地方监狱里是否比在地方济贫院里过得更好一些或更坏一些，这没有留下记录。这几个被宣判的重罪犯几乎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出来为自己辩护的了。斯金纳夫人说：“我的丈夫不再能符合我的愿望，这就是我想离开他的原因。”（一阵大笑）[50]

四

虽然在1960年代当我开始收集这种证据时还不能这样讲，但现在已清楚，我们不应把妻子买卖归入不人道的动产交易的范畴，而应把它放在离婚和再结婚的范畴内来看待。这仍可能产生不恰当的看法，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两个男人间用一种仪式交换一个女人，这种仪式羞辱这位女人，把她看成一只野兽。然而，这种象征性不能仅仅在这个方面来理解，因为其在公共市场上公开宣传拍卖的重要性及套在缰绳里“交付”的重要性，也进一步提供了这样的证据：三个当事人都赞成这次交易。妻子的同意对交易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这不是说，她的同意可能不是在强迫下获得的，毕竟一个想（或威胁）卖掉自己妻子的丈夫不是一个好配偶。在雷德鲁斯被丈夫卖掉的一个妇女（1820）与买她的人一起被带到了在特鲁罗的地方值季法庭，她“说她的丈夫异常频繁地虐待她，并表示决心要把她卖掉，所以有人劝她把这件事暴露出来以便摆脱他的折磨”。这种情况在某些事例中想必是真实的，但在雷德鲁斯的这起案子中或许并不完全真实，因为该妻子接着承认“在她被……公开卖给她现在的丈夫前，她已与他生活在一起”。[51]在许多买卖中，甚至外表上看来具有公开拍卖和公开叫价的情况下，买主是事先安排好的，他已经是该妻子的情人。

要发现任何关于婚姻史的“真理”是不容易的：在已经过去150年后企图从报纸的片段中发现它，是徒劳无益的。甚至在买卖前已直接断言妻子有“不端行为”的事例，所能给予我们的证据只是流言蜚语或丑闻。然而这种证据并不是真的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让我们看看三个实例，它们都发生于1837年。

第一个实例讲的是布拉德福德（西约克郡）的黄油市场上的一桩买卖。报道指明：“所宣布的分离原因是妻子失节，说一个年老的挖地人已使她的感情不专一，这位老人偶尔还在他们的房子里吃饭。”当其丈夫开始拍卖时，“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真诚的出价”就是来自这个挖地人的1个金镑。这“马上被接受，并且付了钱，这对夫妇在民众的咒骂声中走开了”。[52]

第二个实例发生在沃尔萨尔市场。这里一个男人从8或9英里远的一个村子把妻子套上缰绳，带进来，几分钟后以2先令6便士价格把她卖掉了。买主是一个制钉匠，来自同一个村子。报道说所有的当事人都很满意。事实上该妻子此前已与买主生活了3年。[53]

第三个实例发生在德比郡的威克斯沃思。约翰·阿兰（John Allen）的妻子在前一个夏天与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私奔。这位“受伤害的丈夫”听说这对男女住在惠利布里奇，就上那儿去并在他们的住处发现了他们。“他要求还他为她做衣服的3个金镑，泰勒说他愿意按以下条件付这笔钱：他要陪他们在市场日到威克斯沃思去，并如他所说的，按照法律把她交付给他。”这里我们有一个清楚的“交付”的例子：阿兰把缰绳的末端递给泰勒，并作了一个正式声明：

“我，肖特尔的约翰·阿兰，在去年7月11日被肖特尔的詹姆斯·泰勒夺去了妻子。我已把她带到这里来出售，价格是3先令6便士。你愿意买她吗，詹姆斯？”詹姆斯回答说：“我愿意，这里是给你的钱；而你是证人，托马斯·赖利。”——他向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一个酒店侍者叫道。

戒指还给了阿兰，付给他的还有3个金镑和3先令6便士。阿兰与妻子及其情夫握手，希望他们到哪里都有好运气。[54]

可以论证的是，第一个例子只不过是提供了流言蜚语，但第二个和第三个例子不能这样轻易地视而不见。买主不是碰巧在开卖时从8英里外的同一个村庄到达现场：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这里也不像是记者虚构了一个先前私奔及同居的故事。确实，经常发生这种事情：把妻子卖给她已与之一起生活的男人，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已这样生活了3个、4个或5个年头。[55]这类事情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如果私奔和遗弃是可能的，为什么偶尔妻子方面如同丈夫方面一样，各当事人仍感到有必要忍受一次公开的（及耻辱的）买卖仪式呢？

我将回到这个在研究的问题上来，虽然该答案或许最终只能在每一事例的个人的历史中才能找到，但这不容易搞清楚。这里的困难不仅在于可作证据的材料极其不足，还在于不可能明确地下结论说什么事例是有“代表性的”。今天必须履行的方法论上的规则是量化，但个人关系的复杂性特别与这种做法相抵触。“典型的”新闻简报完全不涉及各当事人的动机，只不过是有关某一次买卖的苍白的报道。

尽管如此，我曾企图勉强把这些证据进行粗糙的分类，结果如下：

1760—1800年间卖妻或企图卖妻的实例中

妻子同意与否的数据统计

由于“没有报道”意味着没有关于诸如此类内容的信息，所以这里表明：妻子表示同意或积极参与的事例与不同意的事例是91：4。如果我们看看1831—1850年间的卖妻事件（这是这方面的新闻报道走向最详尽的时期），我们发现：

1831—1850年间卖妻的实例中妻子同意与否的数据统计

与这一章中对文本和背景作严密侦询的“硬”证据相比较而言，我把这些数量看成是文学上的、印象主义的证据。分成这几类的目的还不是很明确，让我们对之逐个进行考察。边码431页

妻子不同意。这时期道德家的评价，如同许多随后的历史评论一样，都意味着妻子是一个消极的动产或不愿作这种交易的当事人。事实上，第一张表中列的四个不同意的事例中，有三个最终未发生出售之事。在这三个事例中，材料都说到丈夫和购买人私下达成了一桩交易，但接着被妻子所否认。

例外的一个事例是依据1768年1月9日安·帕森斯（Ann Parsons）写给萨默塞特地方法官的一封信：

我是住在鲁什山脚的安·科利尔的女儿，年轻时我感到莫大耻辱的是，我与一个不尊重他自己或不注意抚养我和我的孩子的男人结了婚。在最后一场战争开始时，他加入了国王的军队。先生，他从军前及他从军回来后对我的凌辱，我对你怎么说都不到十分之一。最后他为了继续挥霍，把我卖了，卖了6镑6个先令，我一点点都不知道，直到他把卖我的事告诉我。同时他要求我抚养最小的孩子……

为了支持这一叙述，她附上她丈夫米德萨默诺顿的织布工人约翰·帕森斯（John Parsons）和同一教区的绅士约翰·图克草拟的买卖票据：把安·帕森斯转让和移交给约翰·图克（John Tooker），转让的内容还包括“任何根据正当的财产权所提出来的各种服务和要求”。

这里已说得非常清楚。但安·帕森斯继续抱怨，不是抱怨发生了这桩买卖，而是抱怨她的丈夫不尊重这桩交易。丈夫把她卖掉（发生在1766年10月24日），但三个月后又“来看我，要求更多的钱并辱骂我，这位把我卖掉的人非常猛然地强行打开我的屋门，诅咒说他要死给我们两个人看”，并继续骚扰，直到她请求地方法官的保护。法官让人把约翰·帕森斯送进了谢普顿马利特的拘留所。上次米迦勒节时他曾被关押过，安·帕森斯现在担心他获得自由后可能进行报复。她向法官请愿的原因是要求保证继续扣押她的丈夫。要了解产生这件事的原因是不容易的。安·帕森斯可能（如她所表明的）是在自己不知道及不同意的情况下被卖掉的，或她可能认为这是告诉她寻求保护的法官的最合适的说法。一旦被卖给（注意）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男人，她肯定希望这一买卖合同得到尊重，她是在巧妙地、成功地报复前夫。[56]

在另几个不同意的事例中，接着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得比较少。在一个事例中（约1866年在德文郡的北博维）据说丈夫与一个卖主订了一份私下协议，卖掉妻子，价格是1夸脱啤酒。她不承认这份协议，带着两个孩子到埃克塞特去了，只是后来为参加她丈夫的葬礼才回到北博维。[57]另一个例子是1823年在伯明翰，因一项重婚案而引发审判才为世人所知。一个叫约翰·霍默（John Homer）的退伍士兵，据称他对待妻子很残忍，最后不顾她反对把她套在一根缰绳里在市场上卖掉。但买主是她自己的兄弟，他用了3个先令“买断”她的婚姻关系或把她“赎回来”。（不知道该把这个事例归入哪一类：妻子没有同意的还是安排好的离婚。）然后霍默设想他已是自由了，可以再次结婚，犯下了举行一次正式的教堂婚礼的错误。他被宣判为重婚罪，处以7年流放。[58]另一个事例1775年发生在斯温登集市，据说一个来自伍顿巴西特的“著名鞋匠”与一个牛贩子达成一项正式协议：把妻子卖给这位牛贩子，价格是50英镑，“第二天早上付款时取人”：

买主欣然同意这桩交易，坐着一辆驿站马车出发了，许多朋友陪着他，他们的帽上用朵朵白色的花结装饰起来，为的是如果他们失望地发现自己既不是克里斯平也不是克里斯皮亚娜的而是其他原因使他们扫兴时，他们可以要求履行这桩买卖。[59]

一些同时代人注意到，这些事例并不与以下规则相冲突：妻子的同意是必要的。当妻子有力地否认买卖企图时，这点进一步得到了证实。1817年一个到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参观的人看到一个男人极力把一条缰绳往自己妻子的脖子上套，这是一个惊人美丽的年轻女子，在不断扩大的大群民众中，这位妻子使出全身力气扯开他手中的缰绳。民众和警察加以干预，把他们带到地方法官面前。丈夫解释说，他的妻子对他不忠，所以他有权把她卖掉。[60]在该妻子对缰绳的抵制中，我们可以确定：要使这种交易具有合法性，缰绳和她的同意两者均不可少。甚至当买主不是事先安排好，而是公开叫价的真正的拍卖，妻子也能行使否决权。所以从曼彻斯特来的一份报道（1824年）说，“经过几次叫价出价后，有人出5个先令买她，但她不喜欢这位买主；于是把她重新拍卖，最后以3先令和1夸脱淡啤酒成交”。[61]在一次更可疑的布里斯托尔的案例（1823年）中，被拍卖的妻子对她的买主“相当满意”，然而，他接着就把她转卖给另一个人。“这位女士……不喜欢这次转让，与她的母亲迅速离开”。她拒绝第二位买主把她带走的要求，提出除非“有地方法官的命令，而地方法官不受理这件案子”。[62]

想必曾有过一些强行把妻子卖掉的事例，这当中妻子因受到恐吓而答应或头脑太单纯或没有朋友帮助而未能抵制。[63]在小旅馆里想必还有其他事情发生，人们在这里喝醉了，稀里糊涂地办事。威廉·赫顿（William Hutton）在一首叫《婚姻生活的快乐》的诗中，重现了这些事情中的一件，这可能是在《卡斯特桥市长》中描述过的妻子买卖的一种模式。一位叫汉娜的妻子找到一个啤酒店，要她丈夫回家去帮忙照料“一群小羊羔”；丈夫勃然大怒（尽管“他花了她赚来的钱”），以一品脱淡啤酒的价格把她卖给一个叫威廉·马丁（William Martin）的酒友，马丁是一个年轻的长袜织工：

叫来了一品脱淡啤酒，生意成交，

未曾为了好运而作出什么回报。

当事人只想到给她套上缰绳的仪式，

但他们发现这要花费一个4便士的银币。

套缰绳的计划马上就变得渺茫，

因为这要花费2倍买汉纳的金钱。

任何一方都不愿接受这4个便士的花费，

而且为此她还可能被征收交易税。

但这两个男人还是草拟并签署了一份买卖妻子的契约，两个婚生的孩子也被分开：会走路的孩子归父亲，尚在怀中的孩子归母亲。在这整个过程中，这位妻子被说成是不同意的当事人。但她确实与这位年轻的长袜织工走了，与他从欣克利徒步走到拉夫伯勒，他们相爱了，幸福地生活了一年。接着这种生活遭到了破坏，这时那位丈夫悔悟过来，要欣克利教区救济员把她带回来：

她跟着走了，但极度痛苦地呼叫，

哎呀，这种结合也可以取消！[64]

诗歌不是证据，但它也不完全是杜撰，因为这是基于诗人自己1740年代做长袜织工学徒时的经历，这位买主威廉·马丁是他自己的朋友。当然，该诗写于（或改写于）1793年，无疑是对遥远的回忆重新创造的结果。[65]我这里不是说妻子们被强迫出卖的情况任何时候都不存在，而是说如果她们明确反对交易，那么按照习惯知识和准则，这不会被认为是一桩好买卖。相反的观点，即把妻子买卖看成违反妻子意愿的动产交易，却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因为这可能会在许多问题上违犯法律，很可能是一种可说成强奸的行为。一些妻子可能是太无知，未能诉诸法律，也没有亲属来保护她们。但甚至在18世纪，村民们都知道如何找到地方法官、牧师或教区官员的大门，这就排除了这一类事情绝不会产生的观点的可能性。如果任何这类案子摆到法庭面前，那么法庭——在1815年后的任何时期——都会以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实施警戒性的惩罚，因为有教养的意见已开始憎恶这种习俗。治安官员和警察常常试图干预和阻止这种事件发生。但任何这一类行为的记载，关于妻子的请求或关于她的亲属或朋友方面的请求，都还没有发现。

妻子同意。这是一个最不令人满意的范畴。这里的证据来自某些资料中明确提到同意的地方，否则就是提到某种诸如此类的表达：妻子与其买主“欢天喜地地”、看来“非常幸福地”“非常中意地”或“渴望地”离开了。少数几个其他的事例也包括在内，这几个事例中同意的迹象非常强烈，以致不允许有其他的推论。比如，第一次婚姻只是按习惯法结合，而在这桩买卖后接着马上在教堂里举行第二次婚礼或登记结婚的情况；或者丈夫立即后悔这桩买卖，试图设法使妻子回到身边但她加以拒绝。

没有报道。在这些事例中，有关的资料没有提供关于妻子是否同意的信息。但这里对资料的解读是很严格的。在许多事例中，有可能从间接证据推导出她是否同意。例如，当所有三方当事人从一个村子走上几英里来到一个有市场的城镇；妻子是把她卖掉的文件的签署者：妻子是被卖给房客或邻居；那些丈夫把他们的行业的原材料或工具与妻子一起卖给（或送给）买主的事例（由此意味着他让这对新人拥有他的生计）；那些丈夫向新人们显示了强烈的嫉妒，或作出异常慷慨的表示的事例；或者是少数由地方历史学家记载下来的事例，他们在讲完事情经过后继续加上一句说这第二次婚姻是幸福的、持久的。我对我自己的思想感到满意的是，在许多这类事例中，妻子是一个积极的交易当事人，但既然证据不充分，我抵制了把这些事例转移到另一个范畴的诱惑。

安排好的离婚。在纳入这个小小的范畴的事例中，有四个是把妻子卖给她自己的亲戚——卖给她的兄弟、母亲和（有两例）她的姐妹夫。这意味着，妻子买卖可能不仅是丈夫间的一种交易；它也可以是一种手段，用这种手段妻子可以废除现存婚姻或从现存婚姻中被“赎出来”。然后双方当事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新配偶。如果丈夫使妻子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她可以同意拍卖，并对“购买”她自己作出安排。[66]至少，有一个例子中她被称为她自己的买主，这是怎么成为可能的，我们将在发生于普利茅斯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见页边码第440页）中看出来。看起来，购买者（在公开拍卖中）还不必是妻子期望与之最终生活在一起的男人，因为可以由代表这个人的（或甚至代表她自己的）一个“代理人”来购买。[67]最后，这组实例中有两个情节很简单，它只是告诉我们说这桩出售是“事先安排”好的。在三个实例中，卖妻子的是济贫法官员。[68]

这些实例中的一个是由于《济贫法专员第二次年度报告》（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Poor Law Commissioners，1836）才为人所知，从中我们看到官方机构（济贫院、教区救济人员、教区委员会、教会）与非官方的惯例共存。1814年，有一个靠救济过活的穷人，叫亨利·库克（Henry Cook），住在萨里的埃芬厄姆，“在萨塞克斯被斯林福德的教区官员拘押”，说他是斯林福德一个妇女的“私生子的父亲”。“按照旧制度，一桩强迫的婚姻就是已成定论的婚姻”，但人们猜测这对男女没有住在一起，因为6个月后库克夫人和她的孩子是在埃芬厄姆的济贫院里。该济贫院的院长，他每年以一笔固定的钱承包下这个职位，抱怨这些新来者的花费。教区救济人员因此告诉这位院长把库克夫人（在亨利·库克的同意下）带到克罗伊登，在那儿她被套着缰绳在市场上正式卖给了来自萨里的多金教区的约翰·厄尔（John Earl）。没有说到厄尔是否是库克夫人的情人，也没有说到如何及为什么厄尔成了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厄尔买库克夫人的一个先令是埃芬厄姆的济贫院长给他的，显然这位院长非常焦急地要摆脱赡养库克夫人母子的费用。他们草拟了一张收条，贴有一张5先令的印花，济贫院长是这份文件的一个证人。接着这对新人被带回到埃芬厄姆济贫院，在这里度过他们蜜月的第一夜，第二天被送到多金。在那里，（经过正式公布结婚预告）他们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值此时机，埃芬厄姆教区官员送了一条羊腿作为他们喜宴的食品”。所有这些交易费用都记在教区账本上，并“在一次教区委员会会议上正式批准通过”。这个故事以不幸开始，以同样的不幸结束，厄尔夫人（现在有7或8个孩子）被厄尔遗弃了（他已“弄清楚”，他的婚姻是“无效的”，可能因为库克–厄尔夫人是被那些威严的共谋者——教区救济员、济贫院长和教区委员会——逼为重婚的吧？），重新迁回埃芬厄姆接受济贫法官员的恩惠。

我们确实无法从这件事情的深处证明什么东西。指证库克是第一个孩子的父亲的人是发伪誓了吗？厄尔是库克夫人的情人吗？所能肯定的只是：这三个人的婚姻史受到单从经济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官员们的重要影响；在1814—1815年，用仪式出售妻子的合法性在埃芬厄姆教区和多金教区是毋庸置疑的。

妻子被卖与情人。这组实例中不包括任何例外，都是资料中明确说明有这种结果的。无疑，从“同意的”和“没有报道”的两组中，有许多实例可以加到这组里面来。这可以用一些文学方面的证据来证实。关于这种习惯最充分的叙述之一是皮耶（Pillet）少将写的一本书，他在法国战争期间作为一个战俘（在以荣誉宣誓永不逃脱后）在英国广泛旅行，书中关于该题材的一章名为“普通百姓中的离婚”。在他的叙述中，卖妻总是在妻子的同意下进行，并通常起因于她的“行为不端”。买主很可能是单身汉，“一般是所出售商品的情人，对这商品非常熟悉。她只是为了形式的目的而被带进市场”。[69]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出售只发生在——如一个德文郡的民俗学者注意到的——“当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70]

这种危机是如何到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放弃所有典型研究的做法。我还没有碰到任何这样的实例：其证据允许我们重构一部详细的婚姻史。但有两个实例，由于偶然的原因，一些信息残存下来了。第一个实例，是在萨默塞特的斯帕克斯顿教区和斯托古姆伯教区间的一桩居住地之争。1745年15岁时，威廉·培根（William Bacon）在斯托古姆伯做了一年雇工而取得了一块居住地。三年后（1748年）他被“接受”作为一个尚未出生的私生子的父亲，其母亲是同一教区正怀孕的玛丽·加德（Mary Gadd）。二人被迫结了婚，虽然威廉·培根后来作证说，他只是通过道听途说才知道自己的婚姻，因为他是“被教区官员们带到斯托古姆伯教堂去的”，而且“醉得一塌糊涂，不知道他是不是结了婚”。这二人从未在一起生活过。威廉离开了在斯托古姆伯的玛丽，在几英里外的布里奇沃特找到了工作。1748年12月玛丽生下了孩子贝蒂（在威廉不在的时候）。几年后，她已与罗伯特·琼斯（Robert Jones）一起生活。在1757—1775年间，她与琼斯又生了10个孩子。在以后的年代里，威廉与另一个女人一起生活，他们生有几个孩子。

所有这些都没有经过任何妻子买卖的仪式，直到1784年，威廉和玛丽都应该是50多岁的人了。那时，斯托古姆伯的济贫法官员再次干预了他们的婚姻（或附加的婚姻）事务。威廉·培根的地位已稍有改善，成了斯帕克斯顿教区一些磨坊的承租人，年租金是16个基尼，所以这里成了他居住的教区。同时，玛丽和4个最小的孩子似乎在将来某个时间会成为靠救济过活的人，其中的一个——年轻的玛丽——已“怀了孩子”。她已约20岁，她的怀孕成了斯托古姆伯教区官员申请一份把她迁出这一教区的命令的理由，“不容许她在这个教区有孩子，这可能是个私生子”。1784年12月18日，威廉·培根被拖进来由两个法官审问他的居住地问题。迁移命令也已拟好，不仅是年轻的玛丽，还有她的母亲和3个兄弟姐妹，虽然这时她们都还不到受指控的年龄。济贫法行政上的专制主义即将袭击两个家庭。玛丽（母亲）和她4个年轻的孩子要被迫与罗伯特·琼斯（这些孩子的父亲）分开，并被送到斯帕克斯顿那位磨坊主的家并由他供养——36年以后还发生这种事情！2天后（12月20日）威廉·培根来到斯托古姆伯市场出售玛丽和她的孩子，他共要价5个先令（即每人1先令），罗伯特·琼斯“以这个价把她们买下来”。这发生在迁移命令——把所有这5个人驱逐到斯帕克斯顿——制定的同一天，这两个家庭用这种买卖作为蔑视该命令的手段。[71]边码440页

如果不是济贫法官员做出这种过分卑鄙的事情，这件案子本没有什么典型之处。看来在教区救济员企图拆散这个现实的（即使不是合法的）家庭前，对任何有仪式的离婚，威廉和玛丽都不感到有任何需要。（可能妻子买卖在萨默塞特是相当晚近的发明？）另一个实例来自1822年的普利茅斯，由于双方当事人的财富和地位，它吸引了非同寻常的注意。这里我们能够增加一些关于丈夫和妻子互相证实的而且并不互相矛盾的细节。有人贴出布告，一个年轻而端庄的并将很快要继承600英镑财产的女士，将要骑着她自己的马到城里来并在牲畜市场上出售。她由“埃克斯茅斯老爷”旅店的马夫陪同着，准时到达，她的丈夫到场迎接她。拍卖中出价达到3英镑时（该马夫的出价），警察出来干涉，丈夫和妻子都被带到市政厅市长面前。

经讯问，该丈夫说他认为这样做没有“任何害处”。他与妻子已很长时间不生活在一起了，他们结婚已有约两年半时间，结婚3周后，她给他生了个孩子，这孩子“直到生下来他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这里表明的无知是令人惊讶的）。该婴儿随后很快就死了——

他为婴儿做了一具棺材，付了丧葬费用，很轻松地把这件事处理好，一点也没有责备妻子的行为，但这些友好的态度一点也没有用。她很快遗弃了他……

——此后，她与另一个男人一起生活，与他生了个孩子，并希望再生一个。这桩买卖是应她的要求安排的。她说有人准备用20英镑买她——手头有3英镑，17英镑在圣诞节付。他曾有三个市场日在莫德伯里张贴关于这桩买卖的告示，并在她约定的时间到过普利茅斯。妻子证实了他的说法，并补充说由于她有些怀疑她的情人是否会履行诺言，在拍卖时来买她，所以她雇用了“埃克斯茅斯老爷”旅店的马夫用她自己的钱把她“买”走，从而废除这场婚姻，只要买价不超过20英镑就行。双方都设想这种仪式是合法的。这位丈夫说：“在农村有许多人都吿诉他可以这样做。”妻子进而说道：“各种人都曾告诉她这件事可以做，可以在市场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这里面不存在任何不可告人的事情”，该丈夫说。[72]

这件案子很不典型。售妻仪式的语汇可以转用于许多目的。该案子似乎清楚地说明了这些语汇的意义及群众对其合法性的普遍认可。这是一个有趣的几种共存文化的变异的例子，它允许许多人同意法律和教会的某一种仪式和认可的东西，但仍然支持偶尔会践踏它们的习惯。“上帝保佑你的荣誉，”一个西部乡村人对巴林–古尔德牧师说：“你可以问任何人，是否这是不好的、不健康的、非基督徒的结婚形式，那么每个人都会告诉你，它就是。”[73]

五

有仪式的妻子买卖可能是一种“虚构出来的传统”。[74]可能直到17世纪晚期它才发明出来，甚至可能更晚一些。当然，在1660年前已有妻子被卖的例子，但我知道18世纪以前的例子没有一个是有清楚的公开拍卖和套在缰绳里的证据的。[75]

这种象征的手法来自市场，但不必然（开始时）来自牲畜市场。几个早期的实例是以称重量来出售的，记载得最详细的文献（依据教会执事的叙述）来自1696年的钦诺（牛津郡），那儿有一个叫托马斯·希思（Thomas Heath）的制麦芽人，因以每磅“2便士”的价格把妻子卖掉而受控告（并确实以苦行赎罪）。[76]这意味着这种交易开始时借自麦芽、乳酪或黄油市场的形式，随后（缰绳、拍卖、收税栅大门、捐税、围栏）是牛、马市场的交易形式。

这意味着这不是一种若干个世纪一直留传下来的、已记不清起源的古代习惯，而是出于各种新需要的压力：寻求一种排除异议的仪式。19世纪的观察家提出来的一种解释是：出售妻子是战争的一种结果，战争导致了分离和新的结合。这一点在法国战争结束时特别被注意到了：

1815年和1816年，在制造业地区，月复一月，难得有一个市场日没有这类妻子买卖的事。这时当局装作视而不见，人民则确信这一程序是完全合法的。[77]

有迹象表明，关于这种妻子买卖存在着这么一种情况：长期离家（或按推测已死去）的丈夫从海外或战争结束后回家时发现妻子有了新的丈夫和家庭。[78]法国战争迫使大批人离开自己的教区，想必大大增加了这种机会。许多做妻子的，像华兹华斯的《毁灭的小屋》（“The Ruined Cottage”）中所写的玛格丽特一样，被留在后方而得不到丈夫的任何消息——

她一直没有

她丈夫的音信，即使他活着，

她不知道他活着，如果他死了，

她也不知道他死了。[79]

但这类事例只占我们收集的事例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妻子买卖不是由战争引起的。

它们是由婚姻破裂造成的，是使公开离婚和两个男人通过交换一个妻子（不是任何女人）而再结婚成为可能的一种手段。要使这样一种手段产生效力，需要某些条件：教会及其法庭对性行为的惩罚性的监视在衰落；社区的同意及有教养的人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平民的文化；一个显得有一定距离的、管得不太多的或容忍的世俗权力。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些条件英格兰都具备，在这当中这种仪式扎下根来，成为既定事实。

一个人几乎不需要解释婚姻破裂是怎么回事，某种形式的离婚是一件方便的事情。当然，在这时期英格兰人或威尔士人离婚还没有这样容易。可以选择的是不正式的交换和同居。在实践上，离婚制度的缺乏通常对男性配偶有利，他可以——如济贫法和法庭记录所证实的——遗弃妻子和孩子，远远比妻子遗弃他们容易得多。男人或许有能力从事某种职业，一旦藏在城里避开教区救济员的追踪，他可以利用“习惯法”与一个新配偶建立家庭谋生。做妻子的要摆脱一桩无法维持的或暴力婚姻的正常出路，是回到她父母亲或亲属的家——除非她已找到了新的情人。

50年前历史学家中有一些说法：18世纪里相当一部分劳动人民生活在无规则、不成体统的动物般的杂交关系中。这种略带挖苦性的见解已得到很大改正，但它的某种回声仍残留着。妻子买卖有时被说成是这种兽性的一种典型表现。但当然，恰恰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说性行为和婚姻准则是没有章法的，那么对这种高调的公开交易仪式的需要又是从哪儿来的？妻子买卖是平民文化的发明，这种平民文化有时是轻信的或迷信的，但它高度尊重仪式和体统。

我们已注意到这种文化的堡垒——那些有时被说成前工业的、由亲属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纽带紧紧编织起来的共同体。从事这些经济活动的人有矿工、刀匠、针织工人和织长袜的工人、黑乡的铁匠、织工、那些为市场和交通服务的人。在这种共同体里，是否教会的或习惯法的婚姻最受欢迎或不是最受欢迎，这没有太大关系。[80]私生子数量和婚前怀孕率是否上升也没有关系。一旦要使用这些方面的指数来说明一个家庭和孩子们时，它们不会告诉我们所有我们可能希望知道的关于婚姻的准则、期望、互惠关系和夫妇的地位。一桩婚姻（不管是正式的还是习惯法的）涉及对亲属、邻居、工作伙伴的种种强制；它所包含的东西比这两个人首要关注的要远远更具有使情感激荡的利益因素。我们将会看到，当我们着手考虑“喧闹游行”时，社区的种种期望渗透在家庭住宅中，指导着、有时制约着婚姻行为。亲属的和邻居的戒备的眼光，意味着婚姻上的罪过很容易在社区内产生广泛影响。大门常常关不住婚姻争端，它就像表演给别人看的街头戏剧，对邻居有一种萦绕不绝的感召力，他们就像倾听庭审的陪审员。

这不属于清教徒的文化，卫理公会派和福音派的改革家认为它导致了放纵，他们对此感到震惊，特别对年轻人和未结婚者性纪律的松弛感到震惊。但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种社区舆论的作用，就是推行某些礼节和准则，保卫婚姻本身的制度或家庭的制度。

户既是一个“经济的”又是一个家庭的单位，确实，要表明“经济”关系终结的地方和“个人”关系开始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种关系是在同一个总体背景下互相叠盖着的。当情人们互相吸引时，他们互为“心肝宝贝”，但当他们结合成一个新的单位时，他们是相互的“伴侣”，这个词带有的感情和家庭功能或经济作用的程度是一样的。设想男人和女人因为有一种经济上相互支持的需要，或设想在家庭日常工作中有抚养他们孩子的需要，所以他们必然排斥钟爱之情并产生一种冷淡的工具主义，这是错误的。“因为对相互生存来说，这些关系是‘经济的’和关键性的，所以感情可能变得更亲切或更强烈，而不是更弱。”[81]

在这种社区内，变换婚姻伴侣，搬到相邻的街道或相邻的村子，建立新的家庭，而不造成日常的、持续不断的丑闻，这是不可能的。分离，特别是在有孩子的情况下，会在亲属关系的网络中造成一道裂缝、扰乱运转着的邻里关系。[80]它看起来会威胁其他的家庭。但这对新伴侣或许没有能力走一条容易的出路，如移居到最近的城市，依赖城市对“匿名”更为容忍的态度。理由很简单：这不容易做到。那儿的行业（制钉、针织行业、煤矿）可能是地方性的，不需要其他的雇工，没有其他的小屋出租。如果他们待在自己的社区，必须找到某种承认这种交易的仪式。

我赞成英国研究民众婚姻的最细心的历史学家——约翰·吉利斯（John Gillis）的意见：妻子买卖在这些平民或原工业的社区中受到最强有力的支持；总的说来，这不是农民的习惯，“仪式本身不意味着处理涉及财产的婚姻”；[80]大城市里，“人们可以分离和重新结婚而不被任何其他人知道或关心”，妻子买卖逐渐衰落了。这讲得过分了，因为在任何城市街道中人们都会知道或把发现这种事当作自己的业务。简言之，我们已从一种使用土地的习惯转到货币经济：一种含有家庭的婚姻从新娘和新郎（或许是仆人或学徒）的共同积蓄中建立起来，而不是靠嫁妆或土地权利。但我们仍然处在一个这样的社区世界中，它有不停地运转着的大家知道的邻里关系及其市场联系。即使该社区是由亲属关系和共同的工作编织在一起的，它也有共同的文化使其串联起来，构成这种共同文化的是强大的口述传统（这对传递民间仪式是必不可少的）和所继承下来的习惯和轶事，这些是普通百姓使用的地方语言中的密码。

在这类共同体中，一种标志离婚的仪式之所以必不可少的一个进一步的理由，会把我们带进那些男人和女人的心理根源，会比我们所能领会的更深刻。人们可以冒险猜想一下：甚至当一对夫妇已改变了伴侣关系并移居到其他某个地区，如果不曾存在使他们从先前的忠诚或誓言中解脱出来的仪式，那么头脑较“单纯”的人（如哈代所描述的苏珊·亨查德）会继续剧烈地感到精神不安。一个誓言对这时期的男人或女人会有一种恐吓性的约束作用，有一种无情的义务；结婚时的发誓带有整个传统知识的分量。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对某种仪式的需要，仪式本身也足以说明这一点。它可以看成是一种惨淡的交易或街头戏剧演出，或一种可耻的仪式。我们可以接触到对整个事件作过分描述的最近的材料，是在一个观察力敏锐的记者重新编成的书中，他把它看成黑乡的一种风俗喜剧（参见“本章附录”）。但其形式灵活得足以携带许多不同的信息，以所涉及的实例和公众的裁判为转移。

这可由这种交易中付出的金钱的功能来说明。钱的多寡相差很大，从最纯粹意义上的礼节性的付出到相当可观的损失。这是来自我的笔记的一些例子。1787年，在斯托马基特有一个农夫以5个基尼卖掉妻子。接着他送给她1个基尼去买一件新的长外衣，并吩咐为这一时刻敲起钟声。[84] 1796年在谢菲尔德，一个丈夫把妻子卖了6便士。然后他付了1个基尼包了一辆四轮大马车送她和她的买主回曼彻斯特。[85] 1806年在赫尔，一个男人以20基尼把妻子卖给在他们家寄住了四年的一个男人。这看起来像是一种惩罚性的损失。[86] 1832年在史密斯菲尔德，丈夫把妻子卖了10先令，给赶牲畜上市的人的佣金是2先令。然后这位妻子从围栏里放出来，三方当事人接着走进对面的“半月”小酒馆。在这小酒馆里，前夫把大部分卖妻所得款项花在白兰地和矿泉水上。[87]1821年在波士顿（林肯郡），卖妻子的价钱只有1先令，前夫还给买主11便士祝他们“好运”。[88]1817年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丈夫把妻子卖了3个四分之一旧便士的硬币，而且他还“把她的随身用品、一只羊的前腿、篮等等移交给买主”。[89]

很清楚，对该妻子来说这种象征性的仪式是丢脸的。大部分妻子（像本章“附录”中的“拉夫·莫伊”的妻子）在某一时刻都要流下眼泪。但不能因为有报道说一个妻子被“拖”着套上缰绳出卖时，“几乎要晕过去需要人扶持”（达特茅斯，1817年），我们就推断说，在这桩交易中她必然是个不情愿的当事人。我们知道，在这件实例里，她是被卖给“她最好的心肝宝贝”，她的不情愿可能同样来自对暴露于大庭广众之前的羞愧感。[90]羞辱感也可能扩及丈夫，他正意识到他已被戴上了绿帽子。如果报道可信的话，一个住在罗瑟勒姆附近的农夫乔纳森·乔伊特（Jonathan Jowett），勇敢地做了一笔“荒唐的生意”（1775年）。他同意把妻子卖给陶工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价格21基尼，他怀疑泰勒是她的情人，在一次“正规的列队行进”中把她交付给对方：

乔伊特走在前面，按他自己的愿望，他的头装饰着一对很大的镀金的公羊角，公羊角的前方用金色的字母写着一句话：“被威廉·泰勒戴了绿帽子”；他的脖子上固定着一条很宽的护肩，用一根粗线把一个铃悬挂在护肩上，他的一个邻居牵着他。他的妻子脖子上围着一根缰绳，在一千多个围观者的呼叫声中由丈夫牵着来到指定的地方——乔伊特还给买主1个基尼祝他们好运，双方看起来对这桩交易都很高兴。[91]

这件事是在公众眼前履行的，正如死刑犯处死前一样，各当事人都在遵照人们的期望扮演自己的角色。但允许他们即席发挥他们自己擅长的东西。对丈夫言，这个场合为他提供了挽回面子的机会。他可以在拍卖商的饶舌中嘲笑和羞辱自己的妻子；或者他可以提出一种嘲弄意味的价格，表示把妻子卖掉对自己有好处；或者他可以追求一个慷慨的名声，让钟敲起来，向这对新人送大量礼品，或雇一辆四轮马车以显示他的好意；或他可以像“拉夫·莫伊”那样，表明一种喜剧性的顺从——“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所以我们不必对它如此光火。”

并不是所有的分离都是顺利的。在少数实例中，有报道讲丈夫对对手表示了愤怒或嫉妒。在其他实例中他“后悔”这场买卖，骚扰新结合的夫妇。安斯蒂（莱斯特郡）一个长袜织工1829年时把妻子卖给另一个长袜织工。几星期后他经过这对新人的房子，“看到她正在织袜架边劳动，显然非常满足”。看到他以前的伴侣现在正在给他的对手帮忙，使他醋意大发。他回去拿来一枝子弹上膛的枪，从窗子里向她瞄准，这时一个过路人干预了此事。[92]另一个在不愉快中分手的例子发生在古尔市场上（1849年）。这里，一个叫阿什顿（Ashton）的船夫曾因膝盖感染而在赫尔医院住院治疗，同时（按该报告所说）他的妻子与情夫私奔，还带走了他的相当一部分财物。阿什顿出院后查到了他们的行踪，于是双方同意举行一次买卖仪式。按要求妻子站在市场里的一把椅子上，腰部围着一根缰绳。经过有一点“精神饱满”的叫价出价后，

终于击锤成交，这位女人被卖给他的情人，价格5先令9便士。她的手指在丈夫的脸前击打得噼啪作响，呼喊着说：“好啦，我已不值钱，给你的太多了。”她边说边与她的新丈夫和主人离开，带有显而易见的兴奋心情。当他们从这位丈夫面前走过，丈夫向她伸出手来说：“老情人，分手前，让我们握一下手。”[93]

但并非都是这样“野蛮”，绝不是像通常在20世纪的离婚法庭上所发生的事情那样野蛮。确实，正是说教的记者的语言有时看起来比所报道的行为更野蛮。如同这里的一个例子，是1829年约克郡一家报纸报道的：边码450页

按照通常的习惯（丈夫）买一根新的缰绳，为此他花了6便士，把它围在他妻子的脖子上后，要她沿着大街游行，这位厚颜无耻的荡妇很乐意这种公开展示她的动人之处。一位买主很快出现了，他出价18个便士要这个女人和她身上的绳，她的丈夫很快与他谈妥价钱。一桩买卖就此成交，这些无耻的当事人在围聚起来的民众的嘲笑声中离开了，来到一家小酒店把这钱花掉，这个荡妇的前主人为买主的运气干杯，该轻佻女人宣布说她相当满意这桩转让，因为她已“怀了她所爱的人的孩子”。[94]

在这些蹩脚语言的背后，人们可以觉察到幽默、慷慨和独立的头脑。

当演出这种街头戏剧时，观众起什么作用？民众有时很多——有时报道有“好几百”——但更通常的是一般市场日的人群。就我们所能推断的来看，决定民众反应的态度的，是他们对在他们面前演出的特定婚姻事件中当事人的权利和所犯错误的看法。凡丈夫虐待妻子是众所周知的地方，这对新人会沿路受到欢呼。凡在该丈夫受人爱戴，人们设想他的妻子和情人背叛了他的地方，他们可能用责骂和诅咒来围观这一场景。1815年在费里布里奇（约克郡）人们用雪和泥浆攻击买主和他的新妻子。[95]一个北约克郡的例子，那儿的人们认为一个老人被他年轻的妻子背叛了，就在村子的草地上烧掉其妻子和她的情人的模拟像。[96]还有其他一些用喧闹游行反对新夫妇的实例，大部分都发生在1850年以后，正是该仪式正趋于废弃不用之时。[97]在其他场合，看来民众曾捍卫着买卖妻子的当事人的权利。法国战争期间皮耶将军在阿什本（德比郡）看到过这样一个场景：当一个治安官员企图阻止一桩妻子买卖时，民众成群结队涌上来向警察猛烈攻击。在博尔顿（1835年）民众以类似方法保护这种买卖不受干预。[98]

人们的印象是，直到19世纪初，教俗当局在非难任何一方当事人时都没有过分热心。一些乡村教士和行政官员非常了解这种习俗，在洗礼的登记簿上可以发现这样的条目：“摩西·斯特宾（Moses Stebbing）的女儿艾米（Amie），是由买来的妻子套在缰绳里交付给他的”（埃塞克斯的佩雷，1782年）。[99]地方官员企图干预阿什本市场上的妻子买卖，但没有成功。他向皮耶将军承认说，他的行动理由不充分。他可以反对扰乱和平的当事人（“以某种吵闹的方式进入市场”），但“至于买卖行为本身，我认为我没有权利制止……因为它建立在人民保持着的一种习惯上，或许，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利将是危险的”。[100]战争结束后，强化纪律的腔调越来越明显，表现在法院和报刊的有力和愤怒的指责，警察驱散买卖妻子的人群，各当事人被拉到法庭上。[101]但并非完全清楚的是，法庭能如何处理他们。[102]因为在法律的眼光看来，妻子买卖的仪式是一种被期望但未实现的事件（如果它被作为一个事件来接受，这可能定为重婚罪）。从法律上讲，各当事人可能在参加一场哑剧的演出。确实，当1819年关于两个教区间3个孩子的抚养之争摆在波士顿（林肯郡）的法庭上时，法官们认为，按法律拥有父亲身份的应该是妻子的法定丈夫约翰·福曼（John Forman），尽管他17年前就已把她卖给了另一个男人约瑟夫·霍姆斯（Joseph Holmes），从那时开始不再与她生活在一起，而3个孩子中的2个（其中最大的是12岁）已登记在洗礼登记簿上作为约瑟夫和普鲁登丝·霍姆斯（Prudence Holmes）的儿子。辩护人论证说这桩妻子买卖是“一件丑恶的行为”，在婚姻期间生下的孩子必须认为是他们法定父母的孩子，“容许一个丈夫站出来判定他自己妻子的子女是私生子，这将是可怕的”。法庭支持了这些观点。[103]

既然大家都同意妻子买卖是“可怕的”和“丑恶的”，所以法庭可以用轻罪来起诉，但不是重罪。我们已经追踪了不幸的查尔斯和玛丽·斯金纳及约翰·萨维奇的命运，了解他们从济贫法的小屋或济贫院经过汤布里奇的“守护神和飞龙”的酒吧间到进入监狱的过程（见页边码第426—427页）。他们是通过一桩很庄严的起诉而被投入监狱的，起诉书以英国高等法院的方式（侵权行为）写成：

他们是一些邪恶的、心灵堕落的人，完全丧失了正派、道德和宗教……所应有的意识，凭武力，联合起来共同谋划，一起商定要蔑视神圣的婚姻生活……败坏陛下臣民的道德，鼓励通奸、邪恶和放荡……嘀嗒、嘀嗒、嘀嗒……把他的婚姻权利全卖掉……嘀嗒、嘀嗒……就为了考虑一定的价值，（即）一笔1先令的钱和一壶啤酒……嘀嗒，微不足道的砰的一声……让全能的上帝极大不满，对神圣的婚姻生活、宗教、道德、正派和良好的秩序是极大的耻辱和颠覆性的行为，是蔑视我们国王陛下的行为，等等。[104]

这些可怕的堕落行为在被起诉时享受特殊待遇。拉特兰的一个买妻者不得不对起诉他的这些罪行表示满意：“一种最邪恶、淫荡、好色、堕落、自我放任的心灵和气质，并完全失去了正派的道德感和宗教感。”为此，他被罚款一个先令。[105]妻子们受到法庭折磨的事较不常见，因为法律设想她们是在丈夫的掩护或控制下行动的。如梅尼菲曾表明，在1830年代，这种事只有在执行监禁判决的时候（1个月、3个月甚至6个月）才会登记进标准的行政官员的参考书中。[106]

这某种程度上可能曾有助于“制止妻子买卖”，虽然可能性更大的是把这种买卖从市场赶进小酒馆里去。在这种仪式衰落的过程中，发生过更大影响的应该是它的合法性在群众舆论中的衰落。面对来自内部的批评，古老的平民文化很快失去自己的支撑点，对它自己的认可和习俗准则感到没有把握。激进派和宪章派的报刊把这习俗看成耻辱。[107]甚至意识到这种买卖的离婚功能的伊丽莎·沙普尔斯（Eliza Sharples），这位理查德·卡莱尔（Richard Carlile）的合乎“道德”（习惯法）的妻子，也感到这种习俗是令人作呕的、野蛮的：“如果分离是安静的，给每一方都留有新的和自由选择的权利，那将会多么好。只要妇女会答应被当作低于男人的人来对待，那我们只能指望男人是畜生。”[108]

到该世纪中，在导致1857年的《婚姻诉讼法》（它第一次建立了世俗的离婚程序）的宣传鼓动中，有更多的人评论了双重的离婚标准：允许富人通过教会法庭和上议院实行一种困难的、花钱的离婚程序，但不准穷人有这种权利。虽然，如《伦敦幽默讽刺周刊》（Punch）提出的，这同样的程序，穷人也是可以自由使用的：

在中央法庭，一个叫斯蒂芬·卡明斯的漆工，被认定犯了重婚罪。他把妻子卖了6个先令，并拿出“一个先令为健康而干杯”。这场交易可能是以正当的方式进行的，卡明斯拿出一张收据作为证据。判处卡明斯监禁并服一年苦役的市镇首席法官说：“在任何情况下，一个男人在他妻子活着时与另一个女人举行婚礼，这是一种重大犯罪行为。”但当时穷人是如此堕落，如此无知！他们不会上教会法庭，他们不会向上议院上诉。合法离婚，即转让未来的结婚权，始终需要出示合适的证据才行，然而穷人不管这一套。[109]

卡罗琳·诺顿（Caroline Norton）用同样愤怒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从亨利八世以来，英国的离婚方法“一直是贵族专有的一种任性行为”：

较贫穷的阶层中没有离婚的形式。富人在上议院里与妻子离了婚，再缔结一次新的婚姻：他的新的婚姻是合法的，他的孩子是由合法婚姻所生的……穷人重新结婚，没有与他的妻子在上议院里离婚，他的新婚姻是无效的，他的孩子是私生子，他自己有可能会因重婚而受审判……并非都是明知故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克服穷人的无知。他们相信一个地方法官能够让他们离婚，相信七年不在家会使婚姻的纽带失效，或他们可以作出互惠的许可而离婚。在一些乡村居民中，盛行着相当粗俗的信念：一个男人可以合法地卖掉妻子，这样就算是剪断了使两人结合起来的纽带！他们相信任何东西而不相信什么是事实，即他们不能合法地做他们所知道的他们上面的阶层所做的那些合法的事情……[110]

到1850年代，妻子买卖已是一种残余，存在于古老的“平民”文化仍持续存在的那些小块地区。1858年在布拉德福德（约克郡）有一个较晚的事例，表明当这些口头传播的形式正在崩溃时，文化也处在一个不稳定的时刻。哈特利·汤普森（Hartley Thompson）把他的“具有令人喜爱的面貌”的妻子放在布拉德福德郊区一家啤酒店前出售。按一种说法，这是一对工厂工人，他们“已相互对对方感到厌倦，据说，已经相互背叛了他们结婚时的誓言”。买卖妻子的事发生了（没有解释用什么方式），买主是妻子的情人艾克·邓肯（Ike Duncan），也是一个工厂工人。“然而，后来发现，某些人们认为基本的手续被忽视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每个可能的礼节都做到了。让打铃人到处宣布这次买卖；妻子套着一条新的缰绳出场，绳上装饰着红的、白的和蓝的飘带；一个拍卖商坐在马背上做好了准备；一大群民众聚集过来。但雇用他们的工厂主阻止了这桩买卖，威胁说要解雇任何参与这件事的人。艾克·邓肯被关在工厂里工作，该妻子宣布说“除了艾克……她不会被卖给任何人”。这场买卖被取消了。[111]边码455页

从1850年代以来，该习俗采取了更秘密的形式，退避进小酒馆的酒吧间里由证人作证写下书面合同。在我收集的事例中，有一个特别提到一条缰绳的，1889年发生在谢菲尔德附近的哈克诺尔托卡德。那儿“一个救世军的领导成员”以一个先令的价格把妻子卖给一个朋友，并用一根缰绳把她牵到这位朋友的房子里去。[112]书面合同更经常地暴露出来：在洪伯河上的巴顿一个林肯郡的村民要求印花税务局在他的买卖妻子合同上贴一张印花。[113]这些交易是悲哀的，有时是鬼鬼祟祟的，在小酒馆里或小酒馆外进行。一位目击者回忆起在怀特查佩尔的一家酒馆外的一桩买卖：丈夫“看起来是一个可怜的家伙”，其妻子是“一个穿着值得尊敬的妇女，年纪约30岁”；店主充作拍卖商，还有一个“人们知道将会出最高价的”年轻人。这新组合的一对人走开了，“男的带着虚张声势的样子，女的带着嗤之以鼻的神情”，而前夫“看起来闷闷不乐，（他的）邻居们既不表示同情也不表示赞成”。[114]在英格兰中部和北方，据说妻子买卖发生在挖土工人、一些煤矿工人、驳船船夫及一些劳工当中。现在看来这种仪式所要求的只是公开性。报刊报道（1882年），一个星期六夜里，在艾尔弗雷顿一家小酒馆，一个妇女被丈夫卖了，价格是一杯淡啤酒。“在一间挤满男人的房子前他提出用她换一杯淡啤酒。一个年轻人接受这个价，她很快同意了，拿下结婚戒指。从这时起，她就把自己看作是买主的财产。”[115]

1870年代和1880年代民俗学家和记者指出，该习俗的合法意识仍持续着。1881年，《标准报》（Standard）的一篇社论中声称，在制陶业、某些矿山地区和在谢菲尔德的钢铁工人中，仍在小酒店中举行这类买卖。缰绳已很少使用。社论撰稿人写道，“卖妻者，被卖的‘动产’和买主都坚定地相信，他们正参加一项严格的离婚和再婚的法律行为”。[116]在同一天，内政大臣威廉·哈考特爵士（Sir William Harcourt）在众议院中接受一个下院议员关于这个问题的质询，该议员是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他的回答是草率的：

每个人都知道不存在这样一种习俗。［“哦！”］很好，先生，如果从爱尔兰来的尊敬的绅士知道有关这个国家的情况不是这样，我没有话可说……

但在这位内政大臣看来，这种习俗在英格兰“没有发现过”。[117]

六

妻子买卖曾有助于激发道德说教雄辩术的训练。在19世纪里，法国人和其他大陆邻居用愤怒或滑稽的手法攻击英国人的妻子买卖。［女权主义者卡罗琳·多尔（Caroline Dall）写道］美国人也“热心于理解这种暴行。一个禁止买卖黑人的政府不能禁止买卖一个萨克森人的妻子，这是可能的吗？”[118]甚至盎格鲁—印度人或“欧亚混血儿”的共同体也显然不满他们不甚明白的种族身份，提出这个问题加以指责。[119]英国有教养的阶层，如我们已在大量材料中看到的，反过来又谴责穷苦的劳动者的野蛮。

由于证据没有这样一种确切的“感觉”，我开始了研究，并在一定的时候着手本章的写作，作为一篇特殊场合的讲座。到1970年代后期，我已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即使我不曾被其他事情分散注意力，无论怎样我也真的愿意当时不曾把它作为一堂讲座。因为一些女权主义者判定我的讲座是用男人的眼光看证据，违反了看“妇女史”的正确眼光。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以卡罗琳·多尔的传统风格最强烈地表示了这种批评。在一所只有一点名声的大学（耶鲁）里，当我离开报告厅，一位教授叫起来，说我的讲座是“一出骗人的把戏”。在另一场合，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学者强烈申斥我，说我隐瞒了一个事实：当妻子被卖时，她的嫁妆和伴随的权利都被骗走了。但关于这样的证据我还没有碰到过。[120]

简言之，消息传开来，说我正要宣讲一场反女权主义的讲座，欢迎我的听众都是事先安排的。虽然英国听众的心情比较好，我却对在这些问题上对我怀有敌意的腔调变得厌倦起来。在一些人看来，好像我正试图向听众兜售某种假货，而且还是有一点害处的东西。由于我曾设想自己是支持女权的（向我质问的人急于要我纠正的一种设想），所以我把这讲座放弃了。只有在男性控制历史学若干代后，才会出现这种智力的大吵大闹。这是有功劳的，是为女性读物和女性见解的迅速进展付出的一点小小的代价。

我所做的是唤起某种期望，然后把期望变成失望。我的题目“妻子买卖”曾使听众产生期望，希望它是学者讲解妇女所受悲惨压迫的又一个专题演讲。但我的东西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准确地符合这种老套套。确实，我的意图是解码中等阶层的道德家（大部分是男人）的刻板印象中的行为（甚至是人际关系）。对女性的压迫是一个从属的主题。

或许这样估价太高了，或许这一章所讲的人的行为已被太多地看成是想当然的东西。人们不能老是重复一个社会及其性别关系的基本组织形式，正如如果一个人总是从语法上分析演说的各个部分，那么他就不可能听清每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一个人在男人和女人间所能发现的关系只有父权制，那么他可能正在错过其他重要的东西。妻子买卖确实告诉我们男人支配妇女的某种东西，但有些东西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可能不知道的、尚未研究过的，是可能提供给妻子的维护个人主张的小小空间。

让我们毫无保留地同意，妻子买卖发生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其法律、教会、经济和习惯使妇女处于一种低下的或（形式上）无权的地位。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可以称这为家长制，虽然一个男人不一定要做一家之主，及对（他自己的阶层的）大部分妇女拥有特权。所有阶层的男人对妻子和孩子使用一套权威的、所有者的词汇，而教会和法律鼓励这样做。所以，妻子买卖看来是普通买卖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妻子是像一件动产一样被卖掉的，而使她显得像一匹牝马或母牛的仪式，起了贬低的作用，是为了有意贬低她。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批临时凑合起来的民众从她的性的本质的角度审查她，向她开粗鲁的玩笑。虽然把她卖掉是她自己同意的，但这是一种深刻而屈辱的经历，有时激发起她的女同胞发怒，[121]有时引起她们的同情：“没关系，萨尔，鼓起勇气，绝不要说死！”（见页边码第464页）

甚至即使我们重新解释说，妻子买卖是经过同意的离婚，这也是两个男人间交换一个女人的行为，[122]不是两个女人间交换一个男人（事实上，档案中有买卖丈夫的事例，但算起来不会超过一只手的手指数）。[123]仪式是在一个社会的形式和语汇的范围内发生作用，其中性别关系以上级和下级的方式组织起来，这无疑是一个事实。

然而，在这形式内有一些东西在发生作用，它有时与它的意图相冲突。妻子买卖的发生不一定对丈夫有利。我们也不应设想这些劳动人民的准则与教会和法律的准则是一致的——这产生了严重误解。在这些“原工业化”的工人社区中，两性间的关系经历了某些变化。这已不再适合于使用一套“权利”的词汇，或许“值得”或“尊敬”是我们所需要的措辞。女人在这些辛勤劳作的家庭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也是她们的责任，这相应地产生了一个她们的权威和独立的领域。当我们考虑喧闹游行时，我必须提出，男性在这种日益增长的独立性面前的不安，可以解释传统西方的“喧闹游行”，为通奸所困扰与害怕女人“领先”的某些原因。我们曾看到过的站在粮食骚乱的前列的那些坚强的女人，很少落入可怜的牺牲品的地位——几年前某些校园的女权主义者的正统学说认为她们只能扮演这种角色。

把妇女史看成无变化的牺牲品身份的历史，好像1970年前的任何东西都是女性的史前史，这可能导致许多争论。但这几乎不能讨妇女的喜欢。在作为成年人的教师的生涯中，我很早就省悟了这一点。当我在林肯郡北部的一个集镇给一个工人教育协会的日间学校讲课，渐渐变得用恩赐态度滔滔不绝地高谈关于妇女受的压迫时，一位靠自学成才的年长村民的脸绷紧起来，那是一张敏锐而饱经风霜的脸，最终冲口而出：“我们妇女知道我们自己的权利，你该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我在窘迫中意识到，我强调女性的牺牲品地位时缺乏经验，这位老年妇女及其他听众把这当成了一种侮辱。她们教育了我：劳动人民的妇女已创造了她们自己的文化空间，有推行她们自己的准则的方法，并务必要得到她们应得的“权益”。她们的权益可能还不是今天的“权利”，但她们不是历史的消极臣民。

许多年后，我出席新英格兰某个地方的一次会议，一个发言人正在轻松愉快地痛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作者的“雄性等级”的罪行，并暗指我的疏漏，赢得阵阵掌声。听众都是女性，但我的朋友，已故的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感到我需要做点消除人们疑虑的工作，在我的耳边私下说：“你知道，这些人正在犯一些黑人历史学家所犯过的同样的错误。他们总是希望表明他们辩护的对象是受害者。他们否定她们具有自我能动性。”[124]由于赫伯特的耳语声音很大，不如说是咆哮，他的评论使我们前后五或六排的听众骚乱起来。没关系，他是对的。

在18世纪劳动人民的个人政治中，妻子买卖大概是一种可以采取的（即使是极端的）行动。然而，这种政治的规则是由男性支配的，虽然共同体中的妇女是家庭制度的特别捍卫者。但看来会有这种情况：有技巧的妇女，偶尔能使行动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转移。我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有什么人会设想这是“反女权主义的”结论。

在这些被卖的妻子中当然有一些受害者，[125]但更经常得到报道的是她们的独立性和她们作为女性的活力。这些妇女被描绘成“有漂亮的面容”“丰满”“具有诚实的外貌”“一个看起来秀丽的乡村姑娘”，或“喜爱嬉戏和非常欢乐”。[126]萨莉在《塞缪尔·莱特》这一比尔斯顿民谣中，给了我们民间那种可能被卖掉的妻子的典型：

所有的人都这么说

她当家作主；

但莱特不愿让她

随心所欲。

她破口大骂

像一只好斗的公鸡，

给了她的老家伙

许多次狠狠的打击。[127]

我们至少可以确定，有一桩妻子买卖（发生在19世纪刚开始时的赫里福德市场）符合这种类型：

这就是那个在面包骚乱中运送染血面包的妇女。我看见了这一切。我看见她领导着那些妇女们抢粮车。老西蒙兹博士告诉她把她右腿上的吊袜带拿下来系在前面的马上，让拉车的马一起往前走，她们照办了……她们作了一首很好的歌，歌唱所有这些抢粮的妇女。开头是这样的：

你没有听说过我们赫里福德郡的妇女？

她们如何离开纺车往外跑，

她们如何奔跑着，没有戴帽或帽上没有羽饰，

去为了面包而战斗，她们风雨无阻。

哦，我们勇敢的赫里福德郡的妇女！[128]

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她是在这次闹事前还是闹事后被卖掉的。[129]但她听起来不像是一个能让人卖的人，除非她已经希望这样。

另一个1830年代在文洛克市场上以2先令6便士被卖掉的妻子，对这桩买卖态度很坚决。当她的丈夫走进“市场时，他变得胆怯起来，试图避开这场买卖，但马蒂夫人坚持要卖。她把围裙往带她来的男人的脸上一抛，说‘让你卖吧，你这个流氓。应该把我卖掉，我想变化一下’”。[130]

附录

下面的叙述来自弗雷德里克· W.哈克伍德（Frederick W. Hackwood）的《斯塔福德郡的习俗、迷信和民间传说》（Staffordshire Customs, Superstitions and Folklore, Lichfield, 1924），第71—73页。他把这说成“发生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温斯伯里，由一个旁观者写下并印行，是一个关于妻子买卖的描写性的叙述”，但没有进一步告诉我们该资料的细节。

“城镇的传呼人站在一间低矮的小酒菜馆前，摇着铃吸引人们的注意，然后用缓慢和深思熟虑的语句通知说：‘今天下午——四点钟——一个女人和她怀中的婴儿——要被她的丈夫——摩西·马格斯——带到市场上来——出售。’”

他的预告引起一阵大笑，接着是阵阵响亮的“呼啦”声，因为这里提到的是该城镇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名人”，人们一般叫他拉夫·莫伊。他是一个矮胖结实的家伙，约45岁，他的脸因一次天花而留下了众多深深的疤痕，但这一疾病的印记——麻子爆发的结果——已被深蓝色的皱纹犁得简直像一条条沟壑。他已失去一只眼，一条腿，用一段木头腿支撑着身体。无论是面貌还是形象，他都不令人喜爱。

店主们走到他们的门前交换对摇铃人的通告的看法，妇女们双手叉腰沿街三三两两地站着，聊着同一个话题。其他对此感兴趣的游手好闲之徒把这场讨论转移到最近的酒吧。传呼人沿街走过去，到其他地方重复宣布这个消息，后面跟着一群衣衫褴褛的顽童。

就在这指定的时间到来前，一批民众聚集在市场的“白狮”酒馆前，这是一间人来人往的酒菜馆，今天又是最热闹的日子，四个高大的家伙手持棍棒，清理出一块场地，维护秩序，不让心急的看客挤倒场中的三个人：一男、一女和一个幼儿，他们是当天的名人。

女的比男的年轻，大概23岁，相应于她的生活状况而言——与这样一个男人结婚或“租给”这样一个男人，把他作为自己的配偶——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怀中抱着一个约12个月大的孩子，这孩子几乎没有受到周围吵闹声的影响。该女人显然穿上了她最好的衣服，脸刚刚洗过，头发在脑后拢成一个发髻，用一条蓝色的丝带扎起来，发端在华丽的丝饰带后伸出来飘动着。无疑，这是为了纪念这个时刻。边码464页

虽然有一条普通的大麻缰绳松散地围着她的脖子，缰绳末端抓在她丈夫或主人的手里，按她的外表来判断，她没有感到这种情形是难受还是愉快；对诸如“没关系，萨尔，鼓起勇气，绝不要说死！”之类鼓励她的呼喊，她以欢乐的笑声作为回应，并向她的听众保证说，她将会很高兴摆脱这个老恶棍，这是她与这样一个老流氓结婚的报应。

然后现场有了一定的秩序，有人弄来了一些淡啤酒，四个壮实的汉子拿出两只桶，把它们倒放在空地上，该女人及其孩子在别人帮助下登上其中一只桶，她的丈夫则站在另一只桶上。几个主角喝啤酒时，有人找来一个小提琴手，让他奏上一二首愉快的乐曲活跃买卖过程。

在买卖过程的间歇，来自民众的询问由监察员记录下来，引出了以下事实。拉夫·莫伊曾把一件新长袍和其他服饰物品送给一个约只有他一半年纪的坚实的矿山少女，又招待了她两个星期，使她与自己结了婚。一段时间后，少女把爱慕转向一个漂亮年轻的矿工，对此，做丈夫的当然要嫉妒并开始打她。但这并没有使她回心转意，而只是唤起她的报复思想。由于莫伊夜里回家时总是神志不清，烂醉如泥，她经常温柔地解下这个沉睡的醉汉的木腿，就用这条木腿痛打他，直打到心满意足为止。最后，这位狼狈不堪的丈夫对这种事态感到厌倦，决定通过他所熟悉的唯一方法结束这种生活，即举行一次“合法的”转让，在公开的市场上把使他失望的妻子卖给她的爱慕者。

琴声停止了，民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现场的主要演员身上。那位左手握着缰绳的男人，右手高高举起盛满一夸脱淡啤酒的酒壶，独眼狡诈地眨动着，用响亮而沙哑的声音说道：“女士们、先生们，这里祝你们大家身体好！”——他把声音拖得很长很长，然后以一声长长的满意的叹息结束，“啊——啊——啊！”同时把酒壶倒过来表示酒已喝光。他的许多朋友（或如他所叫的“挚友们”）答以“谢谢你，莫伊”，而妇女们则向着他喊道：“干得好，老家伙！”

这位女人旁边站着一个高大结实的年轻人，显然是有意买她的人，他给她倒了酒。她正与围着她的妇女们进行连珠炮般的舌战，但尽管她持这种虚张声势的态度，人们看到她的眼中不久就充满了泪水，她的胸部开始不停地起伏，好像她的心正在受抑制的激动所造成的极度紧张中剧烈地跳动着。然后她的声音颤抖起来，匆忙把孩子交给这位年轻人，在木桶上坐下来，把脸埋在两手中，失声痛哭。霎时所有的笑声都停下来，不再听到喧哗，妇女们的脸色都变得愤怒起来。甚至某些男人看来也不能压下一种受伤害的感觉，这是对那位预期的买主态度的反应。他用一种残忍的声音嘘道：“现在，过来，老家伙，既然干了这种蠢事，那就凑合着过吧！”

于是老拉夫·莫伊继续凄惨地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儿，所以我们不必对它如此光火。”然后他又喝了口酒给自己壮壮胆，可怕地眨着他那唯一有用的眼睛，继续说：“女士们、先生们，我要求你们注意相反的事情。一个非常秀气的妇女和一个漂亮的小孩子，要么属于我，要么就属于某个其他的人。”这时旁观者中响起一片笑声，好心情又重新在旁观者中占了上风。

“她是一个能干的创造物，”业余拍卖商继续叫道，“有人管束时是只非常好的呆头鹅，只需要稍微抽几鞭。她能像一个基督徒一样煮羊头。她做的肉汤像达特茅斯老爷的一样好。她能从整整3英里远的煤矿把150块煤块运回来。她能把煤块卖出好价钱，并在不到3分钟时间里把它塞进喉咙里。”

这些俏皮话引起了另一阵大笑，又一杯酒赏给了这位演说家。莫伊重新振作起来，继续说：“现在，我的伙伴们，出场吧，出价勇敢一些。按照法律办事，一切都不会错。我是通过收税栅把她买来的，为她出钱付过税。我用一条缰绳把她带到这里来，并让传呼人大声宣告过；这样，每件事都是按法律做的，一点没错，不用再付出什么了。来吧，出价吧，如果你为了这个女人向我出个好价钱，我会把这个小娃娃包括在这桩买卖中，一起给你。现在，先生们，谁出价？来啊，来啊，来啊！我不能耽搁了，如拍卖人说的，我不想详细讲我的命运了！”

演说停了下来，他的努力获得了一阵欢呼声。人群中有一个声音叫道：“18便士。”

“18便士，”莫伊重复了一句，说，“一个强壮的、丰满的年轻女人只值18便士！为什么，你必须为结婚向牧师付7个或6个便士，这是一个快要成为你的妻子、做你帮手的女人——你只出价18便士！”

“我愿出3个半克朗，拉夫老家伙。”声音来自那位年轻人，大家都知道他将是该女人的买主。

“我要告诉你知道，杰克，”莫伊说，“如果你加上3加仑饮料，她就是你的，这个孩子我一个钱也不要，而这根缰绳子值一夸脱。来吧，说6个先令！”

经过一阵小小的讨价还价，该年轻人同意为这3加仑啤酒付钱，按规定这是必须马上兑现的，以便他的新买的妻子、他本人及几个选定的“挚友”，不要忘了那位乐于助人的提琴手，能通过喝酒和保证，参与认可这桩买卖。

这桩买卖就这样结束了，那条缰绳放在年轻人的手中，而年轻的女人接受了众多邋遢的伴娘的祝贺。她擦去眼泪欣喜地笑着，她的新丈夫在她丰满的脸颊上发出响亮尖锐的吻声，以示认可。当这对新婚的人离开时，人群慢慢散去。这个粗野的黑乡生活的悲喜剧结束了。

注　释

[1] The Book of Days, ed. R. Chambers (1878), i, pp. 487–488.

[2] 早在1776年就出现了对这种习惯的有趣的评论，见Courrier de L'Europe，26 Nov.。此后，法国报刊就经常刊登这方面的例子，并给予恰当的评论。也见[J. E. Jouy]L'Hermite de Londres (Paris, 1821), ii, p. 324；Anon., Six mois à Londres (Paris, 1817);Piliet，见本章注[69]。J. W. von Achenholtz的文章引了这方面的许多例子，见Annals, v, 1790, pp. 329–330, ix, 1796, pp. 187–188。

[3] 买卖妻子的事Wesley Bready已提到过，见其England Before and After Wesley (1938）中的一节，该节小标题是“Immorality as Sport”。

[4] 哈代把苏珊的这种确信归之于“她理智的极端单纯”：通过买卖，她的买主“已对她获得一种道德上看是真实的、无可非议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的确切含义和法律限制实际上是模糊的”。

[5] 我在“Folklore,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History”，Indian Historical Review, iii, 2（1978）中汇报了某些结论；其他报告，见J. Weeks,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1981）和Robert W. Malcolmson, Life and Labour in England, 1700-1780 (1981), pp. 103–104。

[6] F. W. Hackwood, Staffordshire Customs, Superstitions and Folk- lore (1924), p.70.

[7] Leeds Weekly Citizen, 6 June 1913.

[8] 这里汇报的数量基于我1977年时的研究。我未试图对S. P. Menefee, Wives for Sale (Oxford, 1981）的附录中的实例（此后就作为Menefee的实例而被引用）进行核实和异文合并，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本文发表后我新发现的事例，也没有加进来。

[9] 我收集这类资料时可能太过注重约克郡（我过去常常住在那儿，那儿的A. J.Peacock很友好地收集了许多实例）和林肯郡（那儿的Rex Russell也友好地帮我收集），可能对英格兰西部注意得太少。

[10] Menefee（附录）的数字是：1800—1809年32起；1810—1819年45起；1820—1829年47起；1830—1839年48起；1840—1849年20起；1850—1859年18起。

[11] John Brand, Observations on Popular Antiquities, arranged and revised by Henry Ellis (18l3),ii, p.37.该修订本还说道：“看到这类事例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报纸上，很令人痛心。”

[12] Jackson's Oxford Journal, 12 Dec. 1789; Northampton Nercury, 19 Dec. 1789; Derby Mercury, 4 and 25, Feb. 1790; Birmingham Gazette, 1 Mar. 1790.

[13] 康沃尔可能是慢慢采取在德文郡广泛流行的习俗的地方。1819年在雷德鲁斯有这样一桩买卖，报道称在那儿“第一次有这样的买卖”。见West Briton, 17 Dec. 1819。

[14] 例如，Norfolk Chronicle, 9 Feb. 1805; W. Andrews, Bygone Eng-land (1892), p. 203。

[15] Lawrence Stone作出以下结论是过于自信了：“在从1780年到1850年这高峰期的70年间，整个英国发生的买卖妻子的事件不到300起”（见其Road to Divorce, Oxford 1990, p. 148）。如果是这样的话，以下事实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梅尼菲和我从对印刷资料有些随意的抽样检查中发现的数字竟然几乎与这一样。我认为，许多这类买卖，特别是发生在1820年前的，毕竟不会都被记录下来。Stone教授低估了用文雅的（包括他自己的）方式检查平民文化的难度；然而，当他说到与（男人）遗弃和私奔的数量相比，妻子买卖是“很少发生的事情”，这是对的。见ibid., p. 142, 148。

[16] The Times, 2 Feb. 1819.该案件来自拉特兰值季法庭（设在奥克姆），可能是从整个郡寻找出来的一个典型。也见Roy Palmer, The Folklore of Leicestershire and Rutland (Wymondham, 1985), pp. 58–59。

[17] Jackson's Oxford Journal, 4 May, 1839; York Herald & General Advertiser, 27 Oct. 1838; Hull Advertiser，cited in Operative, 4 Nov. 1838.

[18] 钱多斯公爵的第二个妻子玛丽亚可能确实是买来的，约1740年在纽伯里买自一个旅店的管马人之手，理由是这个故事不断地与他的名字紧紧缠结在一起，还有一些有关他的详细的附加情况。但说玛丽亚是被套着绳索在一个小旅馆的院子里出卖的，这一点难以令人相信，钱多斯出现在交易现场不会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件事流传了130多年，细节问题有出入是难免的。见N & Q, 4th series, vi (1870), p.179。也见Menefee, op. cit., p. 214（Case 15）。

[19] John Ashton, Social England under the Regency (1890), i, pp. 374–375.

[20] Wolverhampton Chronicle, cited in Yorkshire Gazette, 28 Jan. 1865.

[21] 这个在很多印刷品上出现的例子看来源于Lancaster Herald，然后刊在1832年4月26号的The Times上和1832年的Annual Register上。这报告中丰富多彩的情节可能是记者妙笔生花造成的，见Chambers's Journal, 19 Oct. 1861。

[22] Monthly Magazine, ix (1800), p. 304.

[23] Derby Mercury, 18 Aug. 1841.

[24] Chelmsford Chronicle 18 July 1777, in A. J. Brown (ed.), English History from Essex Sources (Chelmsford, 1952), p. 203.

[25] Derby Mercury, 18 Aug. 1841.

[26] Stamford Mercury, 12 Mar. 1847.其结局，见同上1849年5月25日：哈伍德（Harwood）（在郡法庭上）拒绝承认他的“妻子”在被他买来前欠下的一笔债务，“因为他买下这个女人时，他没有把她的债务也一起带过来。法官（惊讶地）说：‘买这个女人，你指的是什么？’被间接提到的这位女人走上前来说，她是以通常的方式被买来的……法官先生看来被弄得目瞪口呆”。

[27] Preston Chronicle, 3 May 1817; Bolton Chronicle，cited in British Whig, (Kingston, Ontario), 8 May 1835.

[28] “这一天，一个女人在市场上以4先令被卖掉，买卖双方来自斯托克戈尔丁”：Anon., Memorandum Book of Occurences at Nuneaton（typescript in Warwicks.CRO of original in Nuneaton Public Library), entry for 1 June 1816。

[29] The Times, 12 Apr. 1817.

[30] Ibid., 27 Aug. 1833 and Man, 1 Sept. 1833，cited in Bath Chronicle.

[31] 比如，马基特德雷顿集市，见Shrewsbury Chronicle, 27 June 1817；贝克韦尔集市，见Derby and Chester field Reporter, 14 June 1838；霍尔舍姆马驹集市，1820年、1825年和1844年，见Henry Burstow, Reminiscences of Horsham (1911), pp. 73–74；黑德里集市，见W. W. Capes, Scenes of Rural Life in Hampshire (1901), p. 302。也见Menefee，op. cit., ch.3。

[32] Sabine Baring-Gould, Devonshire Characters and Strange Events (1908), p. 61.

[33] The Times, 6 Apr. 1831.

[34] Northampton Mercury, 2 Jan.1790.

[35] 1839年在威特尼的一桩买卖中，有人报道说该女人被带着沿市场走了三圈，后面跟着好几百人。“该女人挥舞着一条蓝色的手帕”，显示了“一种最露骨、最令人作呕的厚颜无耻”。见Jackson's Ox ford Journal, 4 May 1839。

[36] 有一个丈夫在把买来的妻子带回阿伦德尔市场前，先把她套在缰绳里走出离城一英里远的地方，“有人曾告诉他，在这段距离内他必须把绳索套在她身上走，否则这桩买卖将会不合法”。见The Times, 25 Dec. 1824。

[37] 至少我有14个收付这种税的事例及其他给拍卖人或赶牲畜上市的人的佣金，Menefee有其他的例子。

[38] Frank W. Sterry, “H. Y. J. T.” [H. Y. J. Taylor] (Gloucester, 1909).

[39] 最经常被引用的，是设想为一个叫约瑟夫·汤普森的小农1832年在卡莱尔喋喋不休地说的话，他被设想为曾告诫民众要警惕“讨厌的妻子……要按你的意愿让她变成一只疯狗、一只咆哮的狮子、一枝上了子弹的手枪、霍乱病、埃特纳火山”，等等。但接着他继续推荐玛丽·安妮：“她能读小说，挤牛奶……做黄油和申斥女仆；她能唱穆尔（Moore）的歌谣(1)，及为她衣服的饰边和帽子打摺；她不会做朗姆酒、杜松子酒或威士忌，但她有长期品尝它们的经历，对它们的质量有很好的判断力”等等（见本章注[21]）。我认为该演说（但不是该买卖）是一个记者的发明。

[40] 罗伊·帕尔默曾极其慷慨地传给我许多这方面的实例。有些是欺骗性的或仅仅是影射性行为（列举每个行业的各种工具——“这位皮匠用两个大蜡球使妻子毛发倒竖起来”）的借口。也见Menefee, op. cit., ch11。

[41] 在比尔斯顿中心图书馆（Bilston Central Lihrary）馆藏的劳雷（G. T. Lawley）的笔记中，乔恩·雷文（Jon Raven）发现了这首民谣。他按他自己的音调把它记录在Kate of Coalbrookdale (Argo ZFB29）中。也见Jon Raven, The Urban and Industrial Songs of the Black Country and Birmingham (Wolverhampton, 1977), pp. 143–144, 253。

[42] 一个“九十多岁的人”的回忆，载Here ford Times, 21 May 1876; E. M. Leather, The Folk-Lore of Herefordshire (Hereford, 1912, reprint 1970.），p. 118。

[43] Menefee, op. cit., p. 100.

[44] Annual Register, 1773.

[45] Worcester Chronicle, 22 July 1857.

[46] N & Q, 6th series, iv (l881), p. 133.

[47] Bolton Chronicle，cited in British Whig, 8 May 1835.

[48] Birmingham Daily, Mail, 29 Mar. 1871.

[49] 在肯特这可能曾是最受欢迎的形式，我有那儿的几个例子。关于在东伦敦发生的一起在小酒馆外面买卖妻子的事，见页边码第455页。

[50] Morning Chronicle, 125 July 1828.

[51] West Briton, 14 Apr. 1820.

[52] Halifax Express，cited in The Times, 9 Feb. 1837.

[53] Wolverhampton Chronicle, cited in Globe, 27 Oct. 1837.

[54] Derbyshire Courier，cited in The Times, 22 Aug. 1837.

[55] 例如，见Derby Mercury, 3 Jan. 1844；诺丁汉的事例见The Times, 23 Sept. 1834；Menefee, op. cit., p. 279 n. 32; London City Mission Magazine, Aug. 1861, p. 189。

[56] Brit. Lib., Add MSS 32, 084 ff.pp. 14–15.谢谢Douglas Hay为我摘抄这份材料。

[57] Devon N & Q, iv (1906–1907), p. 54.

[58] Birmingham Chronicle, 7 Aug. 1823.

[59] Jackson's Oxford Journal, 23 Dec. 1775.

[60] L'Hermite de Londres, ou Observations sur les Moeurs et Usages des Anglais au Commencement du XIX Siècle (Paris 1821）, ii, pp. 318ff.

[61] The Times, 29 June 1824.

[62] 见Menefee, op. cit., p. 68。

[63] Menefee, op. cit., pp. 115, 117提出了一些实例，但其中我查阅过资料的那些事例缺乏说服力。在1807年发生在格拉辛顿的一个实例中，妻子“拒绝被转让”。见Annual Register, 1807, p.378。有一个恐怕是在爱丁堡的格拉斯市场上出售妇女的实例（1828年）中，一张单面印刷品对此作了过分渲染的叙述，说“因为这位女性所受到的侮辱”，700个妇女向该丈夫扔石头，攻击他。见纽卡斯尔的一个印刷商W. Boag, Bibliotheca Lindesiana (1898), no. 1656。然而，在Madden Collection的一张单面印刷品（no. 1872）上，同样有一个700个妇女的与此相同的故事，但不是说发生在爱丁堡，而是在利物浦。也见Menefee, op. cit., Case 215，p. 239。

[64] William Hutton, Poems: chiefly Tales (1804), Menefee, op. cit., pp. 194–195的资料来自Hutton的诗歌，但他是经由G. T. Lawley的一篇文章（可能是“In the Good Old Days” , in County Advertiser for Staf fordshire and Worcestershire, 7 Aug. 1921）的片段而转引的，两者对诗歌的理解都有一点错误，并删除了汉娜（Hannah）反对把她卖掉的情节（但随后她接受了这桩买卖）。

[65] Hutton, Poems里的部分作品是靠回忆30年或30多年前的手稿而重新写成的，这些手稿在1791年伯明翰骚乱中与他的房子一起被烧掉了。关于威廉·马丁（William Martin），见Llew ellyn Jowitt, The Life of William Hutton (1872), pp. 144–146;Catherine Hutton, The Life of William Hutton (1817), 128。

[66] 例如，见Yorkshire Gazette, 3 Aug. 1833（哈利法克斯的卖给妻子自己的母亲的例子）；Derby & Chester field Reporter, 12 Feb. 1835; Birmingham Chronicle, 7 Aug. 1823（妻子被卖给她自己的母亲）。

[67] 麦克尔斯菲尔德（Macclesfield）的例子，见Lincoln, Rut ford & Stamford Mercury 1817年11月7日的报道。牛津的例子，见J. R. Green, “Oxford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in C. L. Stainer (ed.), Studies in Oxford History, xl (1901), pp. 218–219，该文提出买主可能一直作为巴格利的伍德沃德（Woodward of Bagley）的代理人在活动。我征集的一起只在口头上流传的售妻实例中，家族传统——如同该妻子的外孙描述的——是丈夫与她结婚以便占有她的房子，然后试图把她廉价出售。但“邻居们收留了她”并带她回到她父母亲的家。这些是萨默塞特郡皮尔顿的已故的Bob Hiscox（那时84岁）1975年告诉我的。这次出售发生在谢普顿马莱特，可能就是1848年9月或10月的Castle Cary Visitor所报道的事例，在这次卖妻事件中，该丈夫受到了民众的粗暴对待（来自John Fletcher的消息，他介绍我认识了Bob Hiscox）。

[68] 斯沃德林科特（Swadlincote）有一个年轻的妇女，丈夫“潜逃以来已有一些时间”，她生活没有着落，只能由教区负责，被教区官员带到市场上卖掉。见Derby Mercury, 4 Feb. 1790。

[69] R. Pillet, L'Angleterre vue à Londres et dans ses provinces (Paris, 1815）。英文本译为Views of England, during a Residence of 10 Years, 6 of them as a Prisoner-of-War (Boston, Mass., 1818)，ch. 33。

[70] Devon N & Q, iv (1906–1907), p. 54. “总的说来，这是在买者、卖者和被卖者三者间一种事先安排好的事情，看来通过一种假冒的拍卖仪式而减少了他们良心上的不安”，见“Better-Half Barter”，in Chambers's Journal, 19 Feb. 1870。The laws Respecting Women, as they regard their Natural Rights (1777）把这种出售说成普通人民中“废除婚姻的一种方法”。这时“丈夫和妻子发现他们自己彼此完全厌倦，同意分手；而该男人又想通过公开化使她声名狼藉，来证实这有意的分离”。“买妻者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事先约定好的。”见该书第55页。

[71] Somerset CRO. D/P/Stogm, 13/3/6（有关居住地的诉状）。我这里谢谢Polly Morris博士和萨默塞特郡助理档案保管员R. J. E. Bush先生。也见L. G. Mead,“What am I bid?”, The Greenwood Tree, vol. 10, Autumn 1985，该文对教区登记册作了仔细的审查。边码440页

[72] Public Ledger, 23 Dec. 1822; The Times, 23 Dec. 1822; H. F. Whitfield, Plymouth and Devon port (Plymouth, 1900), pp. 296–297.

[73] Baring-Gould, op. cit., pp. 59–60；在某些事例中，这些“演员”可能曾真正把各种买卖妻子的仪式和基督教的结婚形式结合起来。Glouster Journal在1766年11月24日报道说，索恩（约克郡）有一位丈夫曾把他的“旧”妻子套在一根缰绳里以5个先令的价格卖绐一个邻居。然后两个男人走到唐卡斯特（Doncaster）去申请结婚证书，在婚礼上，前一位丈夫把新娘交给她的新丈夫。（司仪的牧师对此中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

[74] 见Eric Hobsbawm为下面这本书写的导言：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1983)。

[75] Sir Keith Thomas, Martin Ingram和其他通信者很友好地把断言是早期买卖妻子的实例传给我。这些实例看来都是私下交易，遵循一种特定的形式。Ingram博士是16世纪和17世纪教会法庭记录的权威，他曾鼓励我坚持我自己的观点；通过仪式来出售妻子是17世纪很晚时期和18世纪的一种创造。见Martin Ingram, Church Courts,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70-1640 (Cambridge 1987), p. 207。

[76] S. A. Peyton, The Churchwarden's Presentments in the Oxford shire Peculiars of Dorchester, Thame and Banbury (Oxford 1928), pp. 184–185.其他的实例有：妻子卖四分之三便士一磅（但事实上有人“猜测”是7先令6便士），Aris's Birmingham Gazette, 11 Mar. 1745；在罗利（斯塔福德郡）有一个丈夫把妻子卖了每磅6盎司面包，然后“当兵去了”，ibid., 18 Mar. 1745；Case 33 in Menefee，p. 216，1770年纽马基特（Newmarket）有人把妻子卖掉，每磅5个半便士。

[77] N & Q, 3rd series, iv (1863), p. 450.

[78] 比如，Sherborne Mercury, 13 Sept. 1784和Aris's Birmingham Gazette, 6 Sept. 1784（伍斯特的例子，丈夫“去海外几年”后归来）；Jackson's Ox ford Journal, 20 Aug. 1785（利物浦，归来的水手）；Independent Whig, 28 May 1815（10年后归来的士兵）；The Times, 10 Nov. 1838（德文郡达尔弗顿，丈夫从流放地回来）。在一个著名的哈利法克斯案例中，归来的士兵把妻子卖给她的三个孩子的父亲，后者只是在25年后才有能力与她结婚，这时她的第一个丈夫已死。她被她的孙子送给别人。见William Andrews,Curiosities of the Church (1890), p. 177–178。

[79] W. Wordsworth, Poetical Works (Oxford 1959), v, p. 35.

[80] 最好的一般性的现察是John R. Gillis, For Better, For Worse: British Marriages, 1600 to the Present (Oxford 1985);也见R. B. Outhwaite (ed.), Marriage and Society (1981)。

[81] 见我的“Happy Families”, New Society, 8 Sept. 1977; H. Medickand D. Sabean, Interest and Emotion (Cambridge, 1984)，pp. 9–27。

[82] 在妻子买卖的报告中，如果提到孩子们，通常的解决方法是，怀中的婴儿和学步的小孩随母。偶尔，一个家庭分裂了，较大的（到了工作年龄？）孩子随父。

[83] Gillis, op. cit., p.218。

[84] I pswich Journal, 28 Jan. 1787，cited in J. Glyde, New Suffolk Garland (Ipswich, 1866), p.286.

[85] The Times, 30 Mar, 1796，cited in Sheffield Register.

[86] Annual Register, 1806.

[87] The Times, 25 Feb., 1832.

[88] Hull Advertiser, 2 Feb. and 23 Mar. 1821.

[89] Stamford Mercury, 7 Nov. 1817.

[90] The Times, 12 Apr. 1817.

[91] Sherborne Journal, 24 Aug. 1775. 1848年有人报道了在威特尼的一桩妻子买卖：妻子被丈夫用缰绳牵到市场上来，丈夫头上戴着一副巨大的角。见Gazatte des Tribunaux，22 June 1848。

[92] Morning Chronicle, 9 Feb. 1828.

[93] Doncaster, Nottingham & Lincoln Gazette, 14 Dec. 1849.

[94] York Courant, 30 June 1829.

[95] N & Q, 2nd series, i (1856), pp. 420–421.在诺里奇，当民众得知买主是个已婚的人及他已把自己的妻子赶出家门时，把他推来推去，见Nor folk Chronicle, 3 May 1823。另一个受到投掷的例子发生在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见Sherborne & Yeovil Mercury, 21 Oct. 1833 and Western Flying Post, 21 Oct 1833。

[96] N & Q, 6nd series, v（1882），署名为A. J. M. —.即A. J. Munby，其日记手稿（藏Trinity College Library, Cambridge）第4卷（1860年2月27日）最早记下了这个故事，这是“J. W. & J. S.牧师”告诉他的。Munby在日记中这样结束叙述：“现代文明的影响已达到这样的程度，整个村子都愤怒起来，他们甚至在草地上烧掉了这对人的模拟像。可怜的家伙！”（谢谢Anna Davin告诉了我这条资料的出处）

[97] 关于民众对这种妻子买卖发怒的一个片段，见Bury Times, 12 Nov. 1870。该妻子事先已“把她的爱慕转向”住在街对面的一个邻居，他自己的妻子是在这桩买卖妻子事件5个星期以前死去的。这位妻子有8个孩子，其中4个（“在担保书上”写明）由她带到买主家。这桩买卖发生后，先是在这位妻子的新房子前烧她的模拟像，第二天烧她的买主的模拟像。这篇报道表明妇女在这次大声喧哗中起主导作用。Menefee有其他的好例子，见其书pp. 117, 126。

[98] Preston Pilot, 7 Feb. 1835，cited in Bolton Chronicle.

[99] 见Menefee, op. cit., Case 47, and p. 270 and 198 note 16。也见福姆比天主教徒登记簿（Formby Catholic Register）1799年4月9日的一条记载：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和玛丽·约翰逊（Mary Johnson）生了一个孩子，“这个玛丽·约翰逊是被她丈夫在福姆比十字形市场上出售，詹姆斯·赖特花15先令和价值一克朗的一大杯混合饮料把她买下的”。见Lancs. CRO, RCFO 1 (1799), p. 7。我谢谢Robert Malcolmson。

[100] 见本章注[69]。

[101] 1815年，在曼彻斯特一个男人因卖妻被处以三个月的监禁并处以颈手枷刑示众，见Derby Mercury, 3 Aug. 1815。Edward Christian法官在其Charges to Grand Juries (1819, p.93）上，号召起诉那种当时如此流行的“无耻和丑陋的习俗”并提议可以把卖妻者、买妻者送去接受颈手枷刑。由于颈手枷刑已于1816年废除（乔治三世，案例第178），这一指责大概是1815年或其前作出的。

[102] 该习俗被描述成“只不过是赞成通奸罪的借口”，见Birmingham Gazette, 1 Mar.1790。

[103] Stamford Mercury, 12 Feb. 1819.关于发生在沃里克值季法庭（Warwick Quarter Sessions）上的一个类似的决定，见Warwick Advertiser, 15 Apr. 1809。

[104] Sunday Herald, 27 July 1828.

[105] Palmer, The Folklore of Leicestershire and Rutland, p. 58.

[106] 见Menefee, op. cit., ch.8，及（关于判决）p. 299 note 24 and p. 300 note 25 and 27。

[107] 例如，见Northern Star, 3 Mar. 1838。但1833年7月13日的Destructive and Poor Man's Conservative在发现妻子买卖是“一种凌辱”时，又说道：“必须由立法机关为卑微的阶层提供某种直接、便宜的离婚方法……”这样一种法律将会“结束这类场面”。

[108] Isis, 5 May 1832。

[109] Punch, xvii (1849), p. 129.

[110] The Hon. Mrs Norton, A Letter to the Queen On lord Chancel lor Cranworth's Marriage and Divorce Bill (1855), pp. 14–15.

[111] Brad ford Observer, 25 Nov. 1858; Stamford Mercury, 26 Nov. 1858.

[112] Yorkshire Gazette, 11 May 1889.

[113] Stamford Mercury, 22 Aug. 1856.

[114] S. C. Hall, Retrospect of a Long Life (1883), i，pp. 43–44.然而这可以参考1850年前的一桩买卖。Menefee，op. cit.，事例245提到的1833年时的一次。

[115] South Wales Daily News, 2 May 1882.

[116] Standard, 30 May 1881.后来的一些例子见Daily Mail, Mar. 1899, Globe, 16 Nov. 1903.和A. R. Wright, English Folklore (1928)。

[117] Parliamentary Debates, 261. col. 1646–1647, 30 May 1881.

[118] Caroline H. Dall, “Woman's Right to Labour” or Low Wages and Hard Work (Boston, Mass.,1860), pp. 44–46.

[119] Herbert Alick Stark, Hostages to India (Calcutta, 1936), p. 78.

[120] 关于工人群众中嫁妆的衰落我们知道得很少，虽然Alan Macfarlane, 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 1300-1840 (Oxford，1986）讨论了这个问题，见该书第12章。在少数事例中，在乡村地区被出售的妻子可能失去对农舍的共有财产权，见Bob Hiscox的话，本章注[67]。盖斯利（Guisely）的教区长和克雷文（约克郡）的副主教J. F. Howson在1930年代回忆起他与他教区的一个老人的谈话，该老人说：“我的一个祖母是这样被卖掉的，她就是有这种遭遇的人。我曾听我父亲讲过很多次。他们把一根缰绳围在她的脖子上，他们显然都知道要使这场买卖合法……最坏的是……我们失去了两间小屋及里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见E. R. Yarham与我的私人通信。

[121] 见Menefee, op. cit., cited in p. 124。

[122] 甚至这一点也必须是有限制的，因为（如人类学家警告我们的）这里所交换的东西不是“一个女人”而是对一个女人的权利，见J. R. Goody, “Marriage Prestations,Inheritance and Descent in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p. 40。

[123] 有一篇关于丈夫被套着缰绳在杜斯伯里十字形市场上出售的含义隐晦的报道，见Cambridge Gazette, 26 Aug. 1815, Warwick Advertiser, 19 Aug. 1815。另一个（1814年？）发生在德罗赫达的例子被广泛引用，比如，Pillet, op. cit., p. 185。一份单面印刷品（Bibliotheca Lindesiana, no. 1631）详细地叙述了1824年发生在德文郡的托尼斯的一个鞋匠被他妻子出售的情况，但我怀疑这件事，它看起来像印刷商拼凑出来的复制品。有几个私下通过合同买卖的真实事例，比如一个已离开了妻子到澳大利亚去的丈夫，见Birmingham Daily Post, 12 Jan. 1888。

[124] 在某种意义上，Herbert G. Gutman,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 ery & Freedom (New York,1976）是关于奴隶制叙述的一次重大修正，原先的叙述低估了奴隶的文化特性。

[125] 1821年在斯皮尔斯比（林肯郡）被出售的一个妻子在下一个星期时被押送到了教养所，因为她威胁说要放火烧掉她前夫的房子。见Stam ford Mercury, 7 Dec. 1821。有一篇被卖的妻子强烈谴责把她卖掉的丈夫的文章，1841年7月在剑桥被Martha Barnard发表在一幅贴在墙上的招贴画上，收录在Philip Ward, Cambridge Street Literature (Cambridge, 1978), p. 48。

[126] 以下是许多例子中的一部分：British Whig, 8 May 1835; Leeds Times, 10 Aug. 1844; Derby Mercury, 11 Oct. 1848; John Hewitt, History and Topography of the Parish of Wakefield (1963）。还有Menefee, op. cit., p. 276 n10。

[127] 见本章注[41]。

[128] “Nonagenarian”, Here ford Times, 15 Apr. 1876.

[129] 这里可能是指1800年的那些粮食骚乱。有报道说一个屠夫于1802年在赫里福德把妻子卖掉，价格是1英镑4先令和一碗混合甜饮料，见Morning Herald, 16 Apr. 1802。

[130] C. M. Gaskell, “Old Wenlock and its Folklore”, Nineteenth Century (1894).

(1)　克莱门特·克拉克·穆尔，1779—1863，美国希伯来文学和《圣经》学者，得名于所写的一首歌谣的第一句话：“在圣诞节的前夜”。——译者注

第八章　喧闹游行

一

“喧闹游行”（rough music）是17世纪末以来英国人用的一个措辞，一般用来指一种粗鲁的、不和谐的音响，具有或不具有精心设计的仪式，通常针对违犯了某些共同体行为准则的人，对他们表示嘲笑或敌意。[1]

总的说来，它似乎相当于法语中的沙里瓦里（charivari）、意大利语中的scampanate，以及德语中的几个习惯用语——haberfeld-treiben、thi-erjagen和katzenmusik。[2]确实，它表现为多种多样的仪式形式，存在于欧洲各地，起源非常古老，但这多种多样表现形式间源流关系的远近是需要探讨的。[3]

把沙里瓦里作为刻画这种行为的各种表现形式的总名称，已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1972年，我遵照这一做法，把我用法语发表的一篇研究成果题名为《“喧闹游行”：英国的“沙里瓦里”》。[4]但这种等同引起的难处很快就变得很明显。因为“沙里瓦里”这个措辞本身产生了不恰当的期望，并按法国人产生问题的方式来构成主题，即它强烈地强调沙里瓦里是由第二次婚姻引起的，同时也强调未婚的年轻人起的作用。1977年一个关于沙里瓦里的学术圆桌会议在巴黎召开时，一些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来的与会者有理由感到那些讨论用的措辞是“以法国为中心的”，用于他们自己国家的证据不合适。然而，不存在其他能在国际范围使用的通用术语。这就是说法国类型学已支配了法国边界以外地区，把它往外输出，也就是说在民俗学、人种学和人类学方面向法国的强大传统纳贡。[5]1970年代，不可能设想在一座英国的大学里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共同讨论喧闹游行问题，所以我们应该鼓掌称赞法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

但在为此鼓掌喝彩时，我们应抵制不合适的解释。实际上，就大部分论题而言，或许人们应一起抵制沙里瓦里这个词（除非他正在钻研法国资料），而在研究英国资料时应该坚持“喧闹游行”的用法？

“喧闹游行”也是一个一般化的措辞，甚至在不列颠群岛上，该仪式的形式也是如此众多，甚至把它们看成性质截然不同的种类都是可以的。然而，在所有那些精心构思的仪式下面，可以发现一些基本的人类特性：沙哑的、震耳欲聋的吵闹，不怜悯的大笑，对淫行的模仿。在托马斯·哈代的描写中，构成“喧闹声的是切肉刀、钳、铃鼓、木桶、一种长方形弦乐器、手摇风琴、蛇形的吹奏乐器、公羊角和其他历史上有过的各种音乐”。[6]但如果手边没有这类“历史上有过的”工具，那么把石头装在锡壶里滚动或任何即兴拿来的可以抽拉的马口铁器皿、铲都可以拿来奏乐。在一本林肯郡的方言词汇汇编（1877年）中，定义是这样的：“锅和盘的碰撞声。当任何很不得人心的人正离开村庄或被送进监狱时，有时要敲击起来。”[7]

然而，这不只是喧闹声，虽然讽刺的喧闹（不管是轻松的还是野蛮的）始终是存在的。喧闹声形成了用仪式来表示敌意的一部分，甚至即使用19世纪晚期记录下来的那些事例的（或许是降格的？）形式也是这样。该仪式连续进行几个夜晚，但渐渐减少为几则打油诗或反复吹打的“音乐”。在其他的情况下，仪式可能得到详尽发挥：包括可能要受害者(1)（或其代表）骑在一根杆上或一头驴上；戴上面罩跳舞；煞费苦心地当众讲述；在一辆车上或平台上粗鲁地模仿受害者的行为或把这作为街头戏剧；模仿一种追猎捕获受害者的仪式；或（经常地）示威游行及烧毁模拟像；或事实上，是所有这些形式的各种各样的结合。

在英国，这些仪式扩展到广泛的范围，从对新结婚者的愉快的打趣到最野蛮的讽刺都使用它。康沃尔的“制造盛大喧闹”（shallals）可能仅仅是共同体对新娘或新郎的一种轻松的品头论足，评论他们婚前的性行为的名声及是否该把他们看成是好人或坏人。[8]这类事情与萨克森的“闹婚之夜”（polter-abends）[9]没有什么不一样，跨过大西洋，以“喧闹的庆祝”（shivarees）的形式久久残存在美国一些地区。[10]

在这使用范围的另一端，或许从心理上看属最残忍仪式之一的，是德文郡的追猎牡鹿（staghunt）。这种仪式要一个戴着角（有时还有毛皮）的年轻人扮演受害者，作为他的代表。通过事先安排，他要被人们“发现”，发现地点可能是在一座靠近村庄的林子里，并被“猎狗”（村庄里的年轻人）追逐着穿过街道、后院、公园，然后隐藏起来，但人们又向他泼水把他从小巷里和马厩里往外赶。这一追捕过程要持续一小时或更长的时间，是一种心理上的虐待狂的精心安排，直到最后被“杀死”前，该“牡鹿”要避免太接近所嘲弄的受害者的房子。最终，“猎杀”发生了——缓慢、残忍而逼真。该“牡鹿”藏在受害者门前的石阶上，戴在他胸部的一个小公牛的膀胱被一个猎手的刀刺破，从中流出来的血滴在受害者家门口的石头上。[11]

这里有人注意到这种追捕的仪式含有追猎恶魔的意思。[12]在19世纪的威尔特郡仍能看到的“wooset-hunting”的表现形式也包含了一种类似的象征意义。1830年代一个观察家在威尔特郡的一个村子遇到了一行队列，人们敲着炸锅、摇着装有石头的金属水壶，吹着羊角，摇着羊铃。四个男人拿着长长的棍子，上面插着挖空的萝卜，萝卜里放着蜡烛——

一个举着木质十字架的人跟在他们后面……十字架有7英尺高；十字架的横档上放着一件女式无袖衬衫，架顶放一个马的头盖骨，头盖骨两边固定着一对鹿角，好像它们是从头盖骨里长出来似的；在头盖骨下部，下颚骨是这样粘上去的：拉动一根绳，上下腭骨一起碰撞，犹如头盖骨大声咀嚼着马勒；在喧哗声暂时停顿时，这种碰撞发出一种咬东西的噪声。

这一队列是“村子里的小伙子组织起来的”，该队列连续三个夜晚走过受害者的房子或其几间房子，前后连续举行三次，每三个连续的晚上之间有个间歇期，一共有九个晚上。（该观察家说）这是用来反对“婚姻上的不忠”的。[13]

还可以引证其他地区各种十分讲究的仪式。但我们可以说大部分其他形式都属于以下四种类型，虽然它们的部分内容可能互相重叠，并相互借用了对方的一些特点。这四种类型是：（1）与威尔士一些地方的“丽贝卡骚乱”（Rebecca Riots）相结合的木马型（ceffyl pren——威尔士语）；（2）“骑木棍”（riding the stang），广泛分布于苏格兰低地地区和英格兰北部；（3）“斯基明顿”（skimmington）或“斯基米蒂”（skimmety），19世纪里在西部农村仍十分流行，但南方仅某些地方还有残余存在；（4）单纯的喧闹游行，不伴随着骑任何东西，但很经常地伴随着焚烧受害者的模拟像，几乎到处都存在，通常是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确实，不清楚的是，未加修饰的喧闹游行是一种独特的形式呢，还是只不过仍然存在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较古老的精心制定的仪式消失后的残余形式？所以在20世纪最初十年的剑桥郡，该仪式所留下来的，只是猛敲锡罐和摇动装有石头的水壶。[14]

我们将回到“木马型”。当我们描述特定的场合时，单纯的喧闹游行的各种形式会变得相当明白。“骑木棍”和“斯基明顿”需要某种正式的描述。

在“骑木棍”中，不管是罪人还是一个代表他的人（有时是一个相近的邻居，有时是一个年轻人），都被放在一根长杆或木棍上，伴随着一支粗俗的“乐队”，或叫一“大群孩子‘好哇好哇’地喊着，并抛掷着各种各样的污物”。[15]如果骑在上面的是受害者本人，那么这支队伍就可能把他在养鸭的池塘或水沟里略微浸一下后才四散离去。[16]有时，可能用一架梯子或一头驴来代替“木棍”；更经常的是用一辆车，车上放着受害者的模拟像。[17]如果骑木棍的是代理人，在城镇或乡村的不同地区要喊着一种传统的宣叙调或称之为“诺米尼”（nominy）：

我们唱着喊着来到这里：

我骑着木棍，

不是因为我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你的原因，

而是为了那个长着鹰爪鼻的男人杰克·纳尔逊。

住在这排房子里的好人们，你们都到这里来，

我要你们接受警告，这是我们法律的规定：

如果你们中有的丈夫真的打了他们的好婆娘，

让他们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要让他们骑木棍。

他打她，他狠狠地打她，他真的狠狠地打她，

他老是在她不应该挨打时狠狠地打她，

他狠狠地打她，既不用柴枝、石头、铁块，也不用木头，

而是拉起一只三条腿的凳子推她，

她被推倒在床后的楼板上，

发出一声巨响。

在楼下门后，

他拳打脚踢逼她发誓。

现在如果这个先生不改变态度，

他的厚厚的毛皮就要进入鞣皮工人的作坊：

如果鞣皮工鞣得不好，

他就得骑在一根门柱上；

如果这根门柱碰巧断了，

他就得骑在魔鬼的背上；

如果这个魔鬼竟然碰巧逃走了，

我们就要用打野鹅的枪向他开枪，

如果这支枪竟然碰巧失灵，

我就要向你说声晚安，因为我已非常疲倦。[18]

这种程序反复进行，有时在几个教区，有时接连三个晚上。如果带着一个模拟像，就向它射击，把它埋掉，或最通常的是把它烧掉。

这种韵文或“诺米尼”——这个例子来自约克郡东区的赫登——允许加上各种即兴创作，以便突出惩罚受害者的理由。[19]人们可能高声呼喊着罪人的名字，虽然在某些地区这是偷偷进行的，以避免成为一种诽谤性的行动，[20]或者用双关语轻巧地伪装起来。当一个叫兰姆的丈夫挨妻子打骂时，人们让一个代表他的人“骑”起来，所唱的“诺米尼”与在赫登唱的类似。韵文的第三行是这样的：“但这是因为老母羊，敲打可怜的兰姆”。[21]这类韵文种类繁多，地理上的分布很广阔，整个北部和中部地区都有。在格拉辛顿，

他不吵闹也不用棍棒，

但他举起拳头把她打翻在地。

他出手这么有力，拳头深深陷进肉里，

鲜血流下来，像一只刚被刺死的羊。[22]

“诺米尼”的要点看来已像儿歌那样，是抹不掉的记忆。收集者曾发现，那些向他们提供这些材料的上年纪的人都是一字不漏地把它记在心中。或许那些在民间传说集子上印刷出来的词句，可能是略经删改过的东西，不是经收集者之手，就是经提供材料者之手。50多年前，一名美国的收集者保存了一份文本，它的最后两行比优秀的收集者古奇夫人保存的赫登的文本更可信（押韵也更好）：

如果枪碰巧丢失了，

我们就用一桶炽热的尿烫坏他的皮，让他死掉。[23]

当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在约克郡北部的乡村女教师记录一则关于“木棍”的故事时，向她叙说的一位约60岁的男人拒绝向她重复那些话，而只有在她离开房间后才把这些话在她的打字机上打下来。

“骑木棍”的形式几乎在不知不觉中与“斯基明顿”混合起来，在英格兰中部的部分地区，要分清这两者几乎没什么用。东区的“骑木棍”（见上文）和萨默塞特西部的“斯基米蒂”所使用的“诺米尼”显然有共同的来源：

现在，吉姆西·哈特，如果你不改变态度，

我们要把你屁股的皮肤送到鞣皮工人的作坊，

如果这位鞣皮工人不能把这东西鞣好，

我们要把它挂在地狱里的一枚钉子上；

如果这枚针子开始发出断裂声，

我们就把它挂到魔鬼的背上；

如果魔鬼跑走了，

我们就让它挂在那里度过另一天。[24]

民间某些关于“骑木棍”的说法看来很像“斯基明顿”，比如下面这则来自柴郡诺森顿的形式。约1790年时，有一个织工的妻子，名叫艾丽斯·埃文斯，是一个强壮有力的、运动员般的妇女，她“责罚她自己的老爷和主人，因他做出某种无节制的行为还玩忽职守”——

相邻的那些天生的老爷们因害怕他们自己的配偶也可能像她那样使用权力，决定惩罚（她的）这种行为。于是把他们中的一个人扶到一头老驴的背上，这个人穿着女性的服饰，手握着一架放在衣服下摆上的手纺车，背对着驴的头。两个人牵着驴穿过左邻右舍，几十个孩子和闲荡的男人跟在后面。他们使水壶、炸锅叮叮当当地响起来，用母牛的角吼叫，发出最可怕的喧嚣，并不时停下来让坐在驴背上的人作如下声明：

哐啷哐，哐啷哐，哐啷哐，

艾丽斯·埃文斯夫人打了她的好男人；

既不用剑、矛、手枪，也不用刀，

而是用一把钳，她发誓要他的命……[25]

由于“斯基明顿”在西部乡村残存到19世纪，它有两点显著特征；仪式经过精心设计，被讽刺的对象常常仍然（如同200年或300年前一样）[26]是那些与家长制的价值观相左的妇女：骂人的、打丈夫的妇女和泼妇。1618年威尔特郡地方值季法庭的记录使我们对可能的精心设计有了一个概念：

大约中午时候，另一个鼓手又从卡恩来到奎默福德……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三四百个男人，有些人用枪和其他武器武装起来，有些像是士兵。一个男人骑着马，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睡帽，两只耳朵边挂着两只鞋拔，下巴上粘着用鹿尾巴做的假胡须，外套顶端盖上一件女式衬衣。他骑在一匹红马上，在他下面挂着一对罐子，罐子里装着一定数量的酿酒的谷物……

来到受害者的房子（磨刀匠托马斯·米尔斯及其妻子阿格尼丝）后，枪手们鸣枪，“风笛和号角吹起来，羊铃和其他小铃……及公羊角和雄鹿角也一齐吹响起来”。人们向这房子的门窗扔石头，把阿格尼丝从她自己的寝室里拖出来扔进泥淖里，打她，威胁说要把她带到卡恩缚在刑椅上供人嘲笑。[27]

此后两个多世纪，西部乡村仍有关于“斯基明顿”的记载，即使已没有同样的规模，但仍要求精心准备。1888年，即阿格尼丝在奎默福德成为其牺牲品的270年后，在厄普希尔（萨默塞特郡），一辆马车在薄暮中驶过街道：

马车前面是一队五花八门的乐师，用旧水桶、炸锅、水壶和锡罐敲出一种吓人的归营的声音。这辆车旁边有一队六个卫兵，坐在马上，穿着怪诞的骑士服装，装出庄严的样子骑马走过。马车的平台上立着两个模拟像。

队列绕着村庄走，然后转进一块场地，在“哀乐”声中焚烧了这两个模拟像。[28]

这种仪式有许多变体，并允许多种多样的即兴创作、发明和乔装打扮。如果受害者是一个专横的妇女或一个会打丈夫的妻子，两个扮演代理者的人会被安排坐在一辆车中，或面对面坐在驴背上，用烹饪用具互相猛烈拍打，或背对背坐着，一个男人握着驴尾巴。[29]凡在妻子不忠已经世人皆知的场合，队伍中会有人带着一件衬裙或女用衬衣，还有各种动物的角、酿酒的谷物和其他象征通奸的东西（见图23）。[30]晚至1884年在多塞特郡记录下来的一个场景中，受讽刺的有三个人，一个男的，两个女的：两个女人都骑在驴背上，而其中一个“被展示成有一条特别长的舌头，其往后缠绕把脖子绕起来，同时她的一只手拿着一些信纸，另一只手拿着笔和筒”。[31]

图23　罗兰森（Rowlandson）画的“斯基默顿”（Skimerton）（为“Dr. Syntax”作的插图），是一次捉奸后的狂欢，采用象征手法，把一个妇女的特有用品展现出来，与霍格思的画相比，这里的妇女更积极地参与了行动

形式问题就讲这么多。还有许多可以说，但说的已不少了。不幸的是，那些对我们帮助很大的19世纪的民俗学家，许多关于仪式的最好叙述都出自他们之手，但他们感兴趣的基本上是形式本身；如果他们进一步往前考察的话，最经常的是思索关于这些形式的起源和关系问题，把植物学的分类方法用于人类生活，对各种喧闹游行的形式进行分类。对形式的令人赞美的观察和叙述可能只包含关于该事件的最偶然的、不重要的、随便提到的事情：受害者的身份，所想象的他们的过错，喧闹游行的结果。

尽管如此，在开始讨论前，让我们看看这些形式本身向我们提供了什么证据。

（1）这些形式是表演性的：它们是一种“街头戏剧”。照此，它们的直接功能适宜于宣布丑闻。此外，这种表演通常采用列队前进的形式。或许有人会说，它们在以下意义上又确实是反列队行进的：骑手、鼓手、旗帜、提灯人、车中的模拟像等等，以某种有意识的应答轮唱嘲笑着政府的、法律的、市政仪式的、行会的和教会的列队行进仪式。

但它们并非只是嘲笑。喧闹游行的讽刺形式与上流社会的体面形式间的关系绝非简单。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行列可能试图维护权力的合法性。在某些事例中，这可能具有惊人的直接提醒作用。因为喧闹游行的形式和沙里瓦里的形式是表现了某种性质的社会所具有的一部分象征的语汇，这是一套所有人都可使用的语汇，可以用它们表达许多不同的格言。这是一种说教，其材料来源于口头传递（尽管往往同时需要读写能力）。这种口头传递是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中完成的：它通过这些表演性的形式，如庄严的队列，露天表演、公开显示正义或博爱，公开的惩罚、展示各种典型和所赞赏的东西，等等，使权力和道德行为方面的许多事务得到规范。[32]

形式上的各种连续性有时是惊人的。把淫荡的女人或妓女带去裸体游街，或“乘车游街”，是一种一度曾由教会和世俗当局施行的惩罚。所以1556年在林肯主教管区，埃玛·柯克比（Emma Kerkebie）被认定犯了通奸罪，处之以公开的苦行赎罪：“所讲到的这位埃玛必须坐在一辆车中穿过街道和市场，并伴随着用盆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响声”，即用喧闹游行来处理。[33]1642年议会军军官使用了一种类似的惩罚，其对象是“一个从伦敦跟到我们军营里来的妓女”。她“先是被带着沿城市游街，然后戴颈手枷示众，在笼子里关过后，再把她突然按进水中，最后把她逐出伦敦”。[34]骑在一根杆子上或一匹“木马”上是一种公认的军队的惩罚，用来处罚那些所作所为（殴打、小偷小摸）危害与普通百姓的关系的士兵。所以在1686年，一个军事法庭对一个被控偷盗2个银杯的士兵所处的刑罚是“下一个市场日在市场上公开骑木马……时间2个小时，胸前贴一张纸，上面写明他犯的罪行”。[35]这种惩罚是在大庭广众面前羞辱罪犯，所以在想象中它修复了罪犯对军民关系造成的危害。[36]

这种惩罚直到19世纪初仍可能按军规来实行。1845年在约维尔，同样的惩罚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制度，有报道说——

上星期四，这个城镇里一群建筑工人复活了这种几乎过时的“骑木棍”或骑木马的惩罚。由于怀疑他们中的一个成员擅自吃了他同事的饭，这些建筑工人把他双手绑起来，放在一段木头上游街，他的背上用粉笔写着一个“贼”字。这些行私刑者曾设法使这种惩罚的残酷性显得更精致，把这个不幸的伙伴乘坐的椽木的棱角削得很锋利，并把椽木的好几个地方做成锯齿状。星期五他被放在一辆车里带回布拉德福德阿巴斯的家中时，已伤得非常厉害，不能走路。[37]

我不知道这类惩罚的正式的（法律的）和非正式的（习惯的）使用，是否与晚期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相一致；也不知道这些群众性的、自我规范的形式（它在开始时常常与任何掌权的人无关，并有时在行事过程中奚落这些有权的人）是否就是把当局正停止不用的形式接过来使其具有新的用法。答案可能是“两种情况”都存在。直到19世纪初，公开性是惩罚的本质。对犯有不大的过错的人，只着眼于在其邻居面前羞辱一下他或她。对有更大过错的人，则把他作为一个典型。这是公众执法的象征，它使18世纪的群众文化有了光彩，并对喧闹游行语汇的发展有很大贡献。[38]精心制作的罪人的模拟像置于车上或放在牲畜背上穿过社区，总是以把它绞杀或焚烧而结束——这使人想起烧死异端的事。在极端的例子里，在把模拟像“埋葬”前会先为它举行模拟的葬礼。若把这仅仅看成一种荒唐的笑料，我们就会犯错误。把某个仍然活着的人的像烧掉、下葬或对其读悼词是一种可怕的共同体的判决。在这当中，受害者成了弃民，被认为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39]这是被逐出共同体的最高表现。

焚烧模拟像并非喧闹游行所特有。在英国和北美，人们常常能发现它独立于其他形式的喧闹游行，而且当然，它曾是并仍然是盖伊·福克斯日的中心内容。[40]11月5日是焚烧模拟像和喧闹游行恰巧重合的一天，而当地或公共的宿怨也能得偿所报。[41]各种政治的、宗教的示威行动都使用各种模拟像。它们只是一种（有效和持久地）可使用的象征性语汇的成分，它可以与其他成分（吵闹、强烈地针对个人的讽刺文章、猥亵行为）结合起来使用，或可以完全与它们分开使用。在任何地方，在政治的、实业的和各种私人冤情方面，都能发现这方面的许许多多例子。边码481页

随着识字者的增多，各种各样的模拟像、讽刺诗和贴在教堂大门上的匿名信或文章都可以一起使用，米德尔塞克斯郡哈德利的治安官和教区长查尔斯·杰弗里斯·科特雷尔牧师（Rev. C. J. Cortell）1800年时被迫采取法律行动保护自己，因为有人向他邮来一幅把一个裸露着生殖器的牧师吊在绞刑架上的画像，题字是“嗬，我看来确实多么像一个可怜的拉着臭烘烘大便的教条主义的道学先生，是一个愚人节中被愚弄的人”（见图6）。根据随附的作证材料，看来反对他的这场运动的首要发起人是苗木生产商和种子商艾萨克·埃默顿（Issac Emmerton），他还曾在他自己俯瞰北方大道的一块土地上建立过一个10英尺高的绞刑架，架上吊着一个穿着黑衣服的模拟像，是他从一个地方上承办丧葬的人那里搞来的。科特雷尔是地方税收委员会主席，埃默顿有冤情要反对他。但显然，这种“牧师和正义的傻瓜”的角色总是不得人心的，附近的巴尼特的人喜欢类似的“荒唐可笑的图画”，这类图画到处传播。艾萨克·埃默顿很有道理地解释说：模拟像是吓鸟用的稻草人，为的是保护某种“奇怪的种子”；“除了一件黑衣服，没有什么东西能回答”所指控的问题。[42]

图6　1800年苗木生产商艾萨克·埃默顿被起诉，起因是他写了这样的讽刺文章及树立了一个10英尺高的绞刑架，架上吊着一个模拟像，嘲讽尊敬的地方治安官C. J.科特雷尔，科特雷尔还是米德尔塞克斯郡哈德利的教区长和地方税收委员会主席（见本书页边码第481页）

这已经使我们有点离开了所论述的问题。但甚至像考虑模拟像这样一种象征的语汇的常识部分也加强了以下观点：这种象征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权力对敬畏和正义的虚饰；喧闹游行在心理上可能是矛盾的，在嘲笑权力和赞同权力之间游移，既诉诸传统又威胁要反叛。到了18世纪，喧闹游行通常是——但不总是——独立发动起来，不受任何掌权者或有乡绅地位的人的影响，而且有时是在反对这些人的情况下产生的。由于英国的教会法庭从17世纪晚期以来就在衰落，在对家内犯罪和性犯罪实行处罚时已力不从心，这就不免使人想起，18世纪喧闹游行的活力意味着在这类事务上从教会管理向共同体自我管理的转变。但这一假设未曾得到认真证实；或者，即使人们看到处理这类事务时官方的方式与群众的方式间的应答轮唱，我们仍可以问一下，在新教的英国是否由于仪式和宗教列队活动的衰落，在群众的方式中讽刺的、反宗教队列活动的成分也成比例衰落？天主教的社会更有生气地维持着各种教会的和国家的列队活动和节日，讽刺性的喧闹游行的队列活动形式是否更长久地保持了它们构思精巧的方式？

（2）这些形式是容易适应的。确实，它们有很大的灵活性。甚至在同一地区，类似的形式也可以用于表达一种好心情的玩笑或激起共同体的无情对抗。殚精竭虑地发挥的“斯基明顿”有时成了共同体开的玩笑。比如，1817年在埃克塞特，骑手、“乐队”、24头驴和许多随身道具组成的骑乘队列举行演出，嘲弄一个地方马具工的第二次婚姻，他在法国战争中因喜爱吹牛和好作自我卖弄的爱国者而使人们反感。[43]1844年在巴恩斯利，两个当地人的婚姻因某种缘故被认为很滑稽，使用动力织机的织工们精心策划了一次列队活动而把它“公布”出来。两个人领头，一个穿着毛皮，另一个拿着一面写有“赶快去看婚礼”的旗；接着是一辆骡拉的车，一个提琴手跨坐在骡子背上，坐在车上的几个人则吹着哨子，敲着锡罐头。[44]这一类玩笑可能很容易变得乏味。当纽波特的怀特岛上的一个屠夫与“一个年龄较大而十分有钱的未婚女士”结婚时（1782年），他的屠夫伙伴们甚至持髓骨和切肉刀来参加庆祝活动。新郎发火了，命令他们走开：

他们曾期望得到招待而不是作为一伙暴民而受到投入监狱的威胁。他们回来了，每人都在自己头上安上一对公羊角，他们雇来的一个鼓手……吹打着嘲弄戴绿帽子者的进行曲。极度愤怒的新郎向他们开火，打死一个，打伤两个。[45]

“斯基明顿”的一个变种也可以用于建立人们熟知的“角集会”（horn fair）——在德文郡，如果一场“斯基明顿”或“斯基维顿”的骑乘行列无异议地穿过一个城镇，并把一对角用钉子挂在教堂的门上，那么这就算是发出了建立（并确认）集市的主张。[46]“在卡尔斯托克，一个妇女打丈夫的后果，”1800年一个记者向波特兰公爵写道，“是矿工们举行了一次列队示威，通过邻近地区和几个有市场的城镇，其目的如他们所说，是为了在卡尔斯托克城建立一个角集会或戴绿帽子集会；第一个这样的集会下星期二将在那里举行。”人们理解到“后果具有骚乱性”，因为他们中有“几个十分臭名昭著的坏家伙”。[47]大概起源于某种类似情况的最有名的角集会，是在伦敦与肯特交界处的查尔顿举行的。到17世纪，它已成为一个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在圣路加日举行。18世纪，它是由印刷好的传票来宣布的（见图24），其组成人员是“一群狂闹的暴民，他们……在德特福德附近的‘戴绿帽子处’集合，从那里列队行进，穿过这座城镇和格林尼治，来到查尔顿，头上戴着各种各样的角。在集会上……甚至姜饼都做成好像有角的样子”。[48]参与这种按想象是放肆的、狂欢的事件的并不限于平民——有教养的年轻人也可能参加进来——戴着面罩，穿着异性衣服作伪装，关于“斯基明顿”和通奸的所有这些有象征意义的语汇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见图15）。[49]

图15　1801年5月，垄断商带着未出售的谷物离开了，市长正在制定面包的法定标准。一位农业劳动者从窗外往里看，他说：“该死，我要是不事先考虑到，最终也会落到这个下场！”

图24　一张召唤人们到查尔顿的角市（布莱克希思北面）集合的召集令。18世纪，捉奸后的狂欢被认为是极其古老的传统，受到许多上流社会年轻人的庇护。人们戴着面具，穿上女装；头上装饰着各种极其明显的角，是人们想象的戴绿帽子的丈夫头上长出来的

我们考察的证据越是多样，要确切地给喧闹游行下一个定义就越难。有时，我们所看到的喧闹游行只不过是在一对夫妇的新婚的第一夜，一些共同体的未婚年轻人喝醉后在他们的小屋外寻乐吵闹，虽然大多数吵闹声都带有某种讽刺的腔调。[50]喧闹游行的某些形式也用作节日里的游戏或作为加入某种行业的仪式。[51]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东北地区，当一个矿工结婚时，他的矿工伙伴就要他“骑木棍”，把他放在一根杆子上抬到一家小酒店，要他招待这些伙伴喝酒：

一当我重新上班，

他们要我骑木棍。[52]

这是一种愉快的习惯，其唯一的功能是敲诈一点酒。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骑木棍”是很严厉的，有时会造成残废，是由矿工们和海员们在罢工时对工贼或对告密者或兵贩子施加的一种惩罚。[53]

（3）甚至当喧闹游行表达了共同体居民最坚决的敌意时，其意图也是驱逐一个罪人或把他赶走，该仪式的出发点可以看成是引导或控制这种敌意。看来曾存在过一个逐渐与直接对肉体施加暴力相分离的过程，尽管证据不够有说服力。马丁·英格拉姆博士（Dr.Martin Ingram）向我们表明，17世纪时隔壁邻居做骑乘的代理人，就如19世纪时经常这样找代理人一样。但200年后还可以发现如同1618年时奎默福德的阿格尼丝·米尔斯肉体上受到攻击，又被扔进泥淖里，这类攻击，或以扔进粪堆或养鸭的池塘为结束的“骑木棍”的例子。[54]而如我们所见到的，“骑木棍”可以用作使人残废的工具。在加洛韦，打妻子的人被赶去参加“诺米尼”，

啊，这种权利不会有错，

打妻子就要骑木棍。

对“妻子”和“木棍”这两个词，他们尽可能唱到最高音，然后再让声音突然降下来。每次他总会因受痛打而大病一场，那些专门用来惩罚他的树枝及留在他身上的伤痕都是可怕的。

你知道吗？木棍是放在你的两腿之间。[55]

这样，任何的一般化归纳都必须是有保留的。一场“斯基明顿”或“骑木棍”可能失去控制，如果被害者反抗，或当一个代理人或模拟像展示在其房前时受害者不明智地企图从房子里冲出来，结果很容易发生某种暴力。但同时一场喧闹游行也是一种得到允许的化解敌意的方法，要不这种敌意会爆发出来而无法控制。一个研究美国南部各州喧闹游行和私刑的学者提出：“仪式仅仅部分放松社会控制；它刚好限制了参加者可以走多远，因而也维护了稳定和秩序。”[56]与一个实行私刑的党派比较，这可能是对的，虽然三K党也使私刑仪式化。

认为喧闹游行的仪式是一种暴力转移的方式的论点有几分真理，因为它不是按照受害者个人的具体情况，而是以象征的方式来行事的。我的印象是，在19世纪的英格兰，常常用代理人和模拟像来代表罪人。[57]喧闹游行并不仅仅表达共同体内的一场冲突，它也把这种冲突控制在一定的方式内，这些方式确定了种种限制并施加各种约束。（还有）我的印象是，这种仪式在口头传统中仍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地方，喧闹游行的骚乱是最有“条理的”，尽管它们跨过大西洋，移居到一个通常持有火器的社会中重新演出后有某种不确定性，结果是更经常的暴力行为。[58]在加拿大，甚至变得温和的“喧闹的庆祝”，其形式都可能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可能以更野性的方式表达出来。加拿大这种“喧闹的庆祝”的传统可能更多地受法国而不是英国的影响，经常使用于再婚的场合。一位作者描述了一个逃亡黑人（一个理发师）与一个爱尔兰妇女结婚之际，一场受到“城里的一些年轻绅士”支持的喧闹游行。显然，种族主义使这种仪式染上了邪恶的色调。一个冬天的夜里，这位年轻人被从他的床上拖出来，要他骑在一根横杆上，几乎裸着身体，结果他死于这场灾难。[59]

（4）当牡鹿倒下来，被刺破的膀胱的血滴在门前的石阶上时，当模拟像在小屋前焚烧时，当夜复一夜喧闹游行的“乐队”在游行，而受害者在屋内听着时——所有这些行为所宣布的就是使耻辱完全公开。喧闹游行的种种形式有时仪式化了，不会宣布受害者的姓名或使整个行动与具体的个人无关，偶尔演奏者戴着面具或乔装打扮，更经常的是他们夜里才来，但这并不使不体面的感觉有任何减轻。确实，它不是对与邻居的一次偶然争吵表示意见，而是作为共同体的判决来宣布耻辱的。在这以前曾是闲聊或含有恶意地睥睨的东西现在变成共同的、公开的、被剥掉伪装的东西，不论如何无价值和矫揉造作，都是日常生活交流、传播的一部分。

或许我们是靠技巧来保护自己免受彼此间的攻击的，这一点比我们实际上意识到的发挥了更大作用。对一桩社会性的虚饰行为，甚至当双方当事人的任一方都完全了解对方是假装的，但仍都由于这种技巧而得以共存。甚至虚伪也是一种使相互间强硬地敌视的目光模糊起来的薄雾。但喧闹游行是把以前仅仅私下说的东西公开说出来，在这以后，就不再有这层薄雾了。下一个早晨，受害者必须走出家门，他知道在共同体每个邻居和每个孩子的眼中，他或她是被看成一个丢脸的人。

所以，喧闹游行，除了其最轻微的形式之外，使受害者带上了永恒的耻辱。这并不令人惊奇，观察家经常注意到这一点。喧闹游行的意图，特别是当它夜复一夜地重复进行时，确实是把受害者（们）“轰出”邻里关系。“斯基明顿造成许多笑声，”一个观察家注意到，“但它所针对的当事人绝不可能摆脱它给他们带来的嘲弄和耻辱。”[60]“一般说来，”另一个“骑木棍”的观察家说道，“有罪的当事人此后不能忍受这样加于他们身上的臭名，而选择了‘月夜迁移’，即秘密离开街坊。”[61]关于在沃金（萨里郡）的喧闹游行，有人注意到它“带有贝壳放逐法的性质”：

在不止一个事例里，人们不正式雇用被喧闹游行宣判过的人，店主和其他的人拒绝他们做事并非不寻常。[62]

有时，喧闹游行会导致死人，要么是羞辱所致（如哈代在《卡斯特桥市长》中所说的），要么是因为自杀。[63]

并非所有，也许并非大多数喧闹游行的事例都像这里讲的这样野蛮；19世纪的共同目标是好争吵的两口子或打妻子者，处理起来通常较为轻微。对某些罪过，一旦罪人缴纳了受羞辱的罚款，就可能被认为他们已经抵偿了自己的罪过，随后就不再追究。[64]但一些性犯罪是不被饶恕的；关于这种罪人，我们必须指出，他们要遭受某种神奇的敌视，即一种仪式上的追猎。被追猎过的人是不受保护的，共同体靠驱逐这样的人来界定它所允许的行为范围。

这里，人们会想起一个村子或小城市的共同体或紧密形成的城市街坊。因为不仅个人或家庭，而且各种共同体也需要保持声誉。有些村庄或街道获得了“粗野”的名声。[65]一个共同体内的邻居可能因他们的行为而感到惭愧——“他们会认为我们都是野蛮的。”这一类共同体可能会以极端保留的态度来对付任何外人提出的质询，以保护它的“自己人”。甚至不可容忍的东西也要容忍，或不让外人知道，[66]直到除非该罪过极其严重，被喧闹游行捅出来，这意味着这些罪人被挤出来了，他们的邻居（甚至可能还有他们的亲属）不再把他们看成“自己人”。[67]

（5）在某些叙述中有一种说法，举行喧闹游行，不管有时看起来如何朦胧不清，事实上是地方共同体在实行某种深思熟虑的判决。“秘密法庭(2)是自命的，位于酒菜馆里，不传唤也不听取被告陈述”，一个在德文郡观察追猎牡鹿的观察家这样说道。[68]斯塔福德郡的一个村庄“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审查这个案子。然后要该村子的诗人用韵文把这件事的历史写下来”。[69]在南威尔士的部分地区，有一种“Coolstrin”法庭，有时它把罪人传唤到法庭上来，法庭庭长头上戴着马的锁骨。在沃金（萨里郡），那里喧闹游行看来异常强盛，已经制度化了。许多人都知道那儿有一种村庄“法庭”，这种法庭“在一个酒馆里组织起来……但什么时候、由谁组成及为什么事开庭，是极度秘密的事情”。[70]托马斯·哈代提到了这样一种法庭，在一家叫“彼得的手指”的小酒店里举行，“前偷猎者和前猎场看守人肘对肘地坐在一起，他们都曾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乡绅迫害过”。[71]在较不正式的意义上，共同体体现了自己的支持：妇女们向他们出借了厨房用具，男人们凑钱为“乐队”买啤酒。[72]

甚至不存在审判用的法庭的地方，喧闹游行的基本特征看来也是：只有受害者所犯下的罪行确实发生了恶劣影响，即（第一）只有这位共同体的受害者的罪过足以使他丢脸，值得接受喧闹游行的处理，（第二）只有喧闹确实表达了共同体的一致意见[73]——或至少包括了足够多的一部分居民，他们在共同体中占支配地位（通常的情况是，几乎都受到孩子们的支持，他们发现骑乘是一个针对大人的使刺激和侵略合法化的大好时机），有力量吓唬其他可能不赞同举行这一仪式但同样对受害者怀有某种程度的不赞许的人，或使他们沉默，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喧闹游行才能发生作用。

哈代在《卡斯特桥市长》里非常好地表明了这一点。有一些人，如朗韦，他们听到了即将举行“斯基米蒂”的流言，感到“这是一个太粗暴的玩笑，易引起城里的骚乱”，但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阻止它。于是在这一天，当局事先没有得到警告，警察们不知道民众躲在一条小巷里正把棍棒用一根水管套起来，谨慎的市民们待在屋子里。当官方的力量终于到达现场时，人们没有看见“斯基米蒂”，没有人会告发任何曾参加过的人。在街上，仅仅几分钟前，喧闹游行的队伍还在吹打着粗哑的噪声走过去，“灯的火焰在摇曳，人行道上的树木在飒飒作响，几个闲荡的人站在附近，手插在口袋里……模拟像、驴、灯笼、乐队，所有的东西都像科摩斯(3)的随员一样消失了”。

二

同时，像科摩斯的随员一样，他们也从20世纪写成的不列颠的历史中消失了，仅仅是过去的十多年间才进入我们的视野。[74]如果我们要探讨喧闹游行及其功能，我们必须回到19世纪的民俗学者和观察家那里去。他们自己可能曾经是家长式统治者，观察了一种与他们有广阔的社会距离的“流行古风”，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异己文化。

他们对喧闹游行的评论常常是言不尽意，而且自相矛盾。所以，关于德文郡的追猎牡鹿，一个观察家告诉我们说，它“只有在人们认为两个结婚的人有罪时”才可以举行。在德文郡的另一个地方，它“不会应用于已婚的人”，而是用于“犯了严重道德罪行”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地方，受害者是“一个堕落的男人”。有一个见证人进一步给了我们另一个定义：

追猎牡鹿要么发生在一个男人与一个性格轻浮的姑娘的结婚之夜，要么是在妻子被怀疑对丈夫不诚实的时候。[75]

证据中一种类似的冲突产生于“斯基明顿”和“骑木棍”。一些观察家设想“斯基明顿”只有一个目标：“用于那些女主人支配了主人的可耻的家庭”；另一些人强调引起它的理由是通奸；然而其他人则把“斯基明顿”和“斯基默顿”（Skimmerton）作了区分，认为这两种形式分别应用于不同的目的。[76]

最有帮助的定义，可能是那些最不确切但意味着一种流动性的功能的定义。所以罗伯茨把几种理由都用“斯基明顿”统一起来：（1）当一个男人与其妻子争吵而他向她投降；（2）当一个女人对丈夫不忠，而他逆来顺受，并未对她的行为表示不满；（3）已婚者任何肉体上的放荡行为。[77]“骑木棍”也有一个类似的证据上的冲突，布罗克特的观察是有用的：

该仪式施加于私通者、奸夫、严厉的丈夫及诸如在特定的节日或假日或在禁止的时间内继续做工的人，这时，工人们停止工作或他们有联合活动。[78]

另一种说法同样很灵活：该仪式“公开宣布谴责某些不体面的行为，即违反第七条戒律的罪行，残忍对待妇女，特别是丈夫打妻子，罢工时工人对自己的伙伴不忠实，及生意上玩弄不诚实的把戏”。[79]

把这些理由分成两类，这即使是武断，也是有用的，即可以把它们分为“家内的”和“公共的”，并分别加以考察。“公共的”类型我们将放在后面探讨。关于“家内的”类型，从许多理由来看，我们可以尝试对那些引起喧闹游行的罪过作一个初步的再划分。

（1）违反关于婚姻角色的家长制标志的一些具体的罪行。这些罪人包括：打或攻击丈夫的妻子；悍妇或泼妇，或“专横的”或唠唠叨叨的妻子和顺从的丈夫；老是吵架而声名狼藉的夫妇；戴了绿帽子而又殷勤的丈夫或百依百顺的丈夫（mari complaisant）。在所有这些事例中，虽然造成这种罪过的可能是女方，但双方当事人都在公众面前丢脸受嘲弄，因为丈夫未能建立夫权。

（2）喧闹游行的演出可以反对寡妇或鳏夫的再婚——虽然有时性质上较为轻微；反对共同体认为某种意义上很不般配的、荒唐的、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婚姻，表现为年龄上或甚至身材上的极大差异，或该结合中至少婚姻的一方在婚前有很多性方面的坏名声。

（3）许多性方面的罪过能引起喧闹游行。不幸的是同时代人关于罪过的定义通常含糊其词、缺乏确定性。最通常的理由看来是两个已婚人间的通奸。因引诱年轻妇女而出名的人（特别是如果他是已婚的）会成为牺牲品。有时同性恋或其他“不可名状”的被看成反常的行为，也是这方面的目标。婚姻的破裂或出售妻子结果也可能（但通常不会）带来喧闹游行。

（4）丈夫打妻子或用其他方法虐待妻子；对孩子很残忍。

在进一步考察这些理由以前，注意到其他研究的发现将是很有意思的，这些研究不是基于英国的而是法国和欧洲的材料。声称“她手头”已有270多个沙里瓦里事例的维奥莱特·奥尔福德（Violet Alford）提供了以下分项统计数字：

77　寡妇或鳏夫重新结婚。

49　妻子打丈夫。

35　通奸。

24　关于新婚夫妇的。

89　“其他原因”（其中一些可能属于我的“公共的”类型）。

她提供的事例很有趣，但因为它们是来自欧洲的南部、中部和西部，时间上可能跨越8个世纪，所以必然缺乏背景的确定性。[80]

学识渊博的法国民俗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没有尝试把他的研究成果制成图表，但提出说，几个世纪来，法国沙里瓦里的主要理由是寡妇或鳏夫的再婚。沙里瓦里也曾用来针对如下情况——

被妻子打的丈夫；天生的小气鬼；一角一分都斤斤计较的教父和教母；路过时定居下来的外国人，但未请客感谢当地人的欢迎；各修会的发疯的修女；奸妇；不可救药的、粗暴而好闹事的酒鬼；告密者和诽谤者；逛下流场所的丈夫；总之，所有那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惹恼地方共同体舆论的人。[81]

关于性方面的理由，还可加上拒绝在该共同体里有好名声的求婚者而嫁给其他有钱人、很老的人或外国人的姑娘；婚礼时穿白色衣服的怀孕的新娘；因贪图她的钱财而把自己“卖”给某个女人的年轻小伙子；不尊重亲属禁忌的婚姻；把已婚男人作为自己情人的姑娘；百依百顺的丈夫，或“不是由男性而是任由女性支配家务”的丈夫。[82]所有这些罪人（如果我们不计某些可以归入“公共的”类型的事例）看来都属于我划分的（1）（2）和（3）的类型。范热内普好像只引了一个妻子打丈夫的例子。[83]边码495页

列维–斯特劳斯以P.福捷–博利厄未发表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断言所考察的92.5%的沙里瓦里的实例由再婚而引起，这种再婚伴随着以下情况：年龄或财产的悬殊，或两个结婚的人年纪都很老，或在再婚前的寡居期间有不恰当的行为。[84]不幸的是，这些研究成果是基于1937年作的一个概括性的调查，这项调查（正好是）关于对寡妇或鳏夫再婚之际的反应的，所以它有一种内在倾向，即认可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概括：沙里瓦里标志着“婚姻结合链条的理想的延续性”的一种破裂。[85]

纳塔利娅·戴维斯（Natalie Davis）在其重要研究成果中考察了16世纪法国沙里瓦里的某些方面。她的发现表明，绝大部分事例属于（1）和（2）的类型，再婚是该仪式的一个基本目标。她写道：

村庄中沙里瓦里的最通常的原因与第二次婚姻有关，特别是当新娘与新郎之间年龄相差过分悬殊的时候。于是戴着面罩的年轻人拿着锅、铃鼓、铃、拨浪鼓和各种角，在受害者的房外可能闹上一个星期，直到该夫妇决定付出一笔罚金。

在一个以城市为背景的例子中，她发现了一种转变：第二次结婚较少受到注意，而丈夫打妻子和丈夫被妻子打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因为按照神法和民法的规定，妻子从属于丈夫；如果丈夫使自己蒙受妻子的统治，那么他们可能也是放弃了做丈夫的职责。”看来得到重视的还有通奸及各种各样的“邪恶行为”（faits vicieux）——偷窃、谋杀、异乎寻常的婚姻、诱奸，但妻子打丈夫的事极少。[86]

随后戴维斯和其他人的研究完善了这些观点，并已加上了一些新的原因，但并没有对它们作重要修改。[87]马丁·英格拉姆关于早期现代英国喧闹游行的著作表明其与法国的情况既相类似又有差别。未婚的年轻人或法国年轻的“修道士”所起的公共机构性的或半公共机构性的作用，未曾证明在英格兰也存在过。[88]英格拉姆发现，“在早期现代英格兰，家庭内的情况，特别是女性支配的家庭是引发喧闹游行最通常的原因”，正如它们在17世纪的里昂或日内瓦能引发沙里瓦里一样。[89]这样，令人形成的印象是，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喧闹游行可能曾比法国的沙里瓦里更粗暴也更具惩罚性；虽然这也是可能的：直到最近沙里瓦里才稍微温和下来，成为法国民间（folklorique）传统中很别致的画面。[90]19世纪和20世纪民间传说的收集者对这些丰富多彩的当事人一直很熟悉，他们把很多精力花在婚礼上，向新婚夫妇唱小夜曲，直到拿到钱或喝了酒才离开：

哦，同你说，老东西

如果你不愿意

向这个地区的本地人

向我们付结婚税。

如果你要反抗

那么我们来向你警告，

在一星期内

我们要举行沙里瓦里！[91]

按照预期，这就变成了沙里瓦里曾经为何以及相应的仪式是如何被理论化的问题。沙里瓦里的范例看来就是在寡妇或鳏夫再婚时唱小夜曲。

但从德国、中欧、东欧和北美的某些地区看到的证据没有这样看重第二次婚姻。在巴伐利亚，惩罚性的赶山羊（haberfeldtreiben）经过几个分阶段，但主要是针对违反性准则的人，[92]而在西德意志造成“刺耳的音乐”（katzenmusik）的似乎曾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与“斯基明顿”和“骑木棍”一样。[93]在这些地方的事例中，极少提到再婚，罗马尼亚也是这样，那里发现了喧闹游行的其他特征，如吵闹、戴面具示威、展示模拟像和猥亵的韵文。[94]确实，在匈牙利也很少提到再婚，直到最近，它还有许多丰富多彩的、有时是惩罚性的习俗，包括大声喧闹（把犁头扎在一起及发出猫的叫春声）、伪装成动物、用模拟动作嘲笑婚礼仪式、贯彻公众生活准则的影子法庭（如在巴伐利亚）和强烈的讽刺性文章。[95]在北美，特别是在法国影响强烈的地区，再婚确实被证明是喧闹游行的一个原因，但其证据如英国一样是多种多样的。[96]

让我们暂且满足于这样说：证据是不合适的，甚至没有向我们表明法国的沙里瓦里或英国的喧闹游行是不是某种欧洲共同血统的不同变异；或确实，在最简单的吵闹和嘲笑这两种成分中，喧闹游行和沙里瓦里是否也可能是不一致的。

寡妇或鳏夫的再婚，如果伴随着其他情况的话，诸如年龄的差异或一个年轻女子嫁与一个有钱的老鳏夫而被认为贪婪，在英国可能曾是引起喧闹游行的原因，但这方面的实例很少。喧闹游行，特别是“斯基明顿”，直到19世纪都是针对那些违反男性统治的规范和原则的人（类型1）。一场“斯基明顿”——

只是一次骑乘，当然使用它

是在牝鸡司晨之时，

是在支配家务时，贪婪的女人

仍争斗着要扩大她们巨大的权力。[97]

或在安德鲁·马弗尔（Andrew Marvell）的《给一个漆工的最后命令》（Last Instructions to a Painter）中讲的：

发起一场惩罚，先是威吓

男子气的妻子，她违背了自然法。

当这位强壮的女人不顺从时，

她就殴打丈夫直到他为求和而低声下气，

陪审团没有关注他所受的伤害，

不公正的法官也没有约束她的行为。

但正直的街坊毫不犹豫地闯入隔壁的住房，

要这对邻居夫妇骑在瘦瘦的老马上，

纺纱杆敲击着，谷子从壶里往外飞舞，

男孩和女孩成群结队呼喊着跑过去……

在18世纪及在19世纪时的某些地区，对难驾驭的妇女，或对那些（如成语所说的）“牝鸡司晨”的家庭实行“家长制的”羞辱仍是一个突出的题材。[98]亨利·米松（Henri Misson）在伦敦街头碰见一个妇女，她拿着一个稻草做的头顶一对精致的角的模拟像，“前面有人擂着一个鼓，后面跟着一队暴民，敲打着钳、烤架、炸锅等，发出一种非常刺耳的嘈杂声”，有人告诉他，这是“一个曾因丈夫说她让他戴绿帽子而把丈夫狠狠揍了一顿的女人。在这种场合，这个可怜的、清白的、受伤害的创造物（被诽谤的可怜人）的一些好心的邻居全体参加了这种仪式”。[99]这大概是在伦敦发生的不再那么严厉的“斯基明顿”，所嘲笑的对象既是妻子，同样也针对丈夫。但晚至1838年，加斯克尔夫人（Mrs. Gaskell，一个可靠的观察家）在给玛丽·豪伊特（Mary Howitt）写信时，讲到“骑木棍”，说它是“一种在柴郡到处流行的风俗”，是以其较古老的男性支配的方式进行的：边码499页

如果任何妇女，特别是为人妻的更是这样，一直以来谩骂、殴打或用别的方法凌辱异性，并已名闻四邻，就要她骑木棍。一群人在白天的工作时间结束后趁着黄昏聚集起来，带来一匹蹩脚的、衰竭的老马。他们把一位罪人搜出来，要她骑上他们的那匹老弱瘦马，两脚分开，脸朝着马尾巴。这样他们把她游街示众，穿过邻近的村庄或城镇；用敲打炸锅等的嘈杂声淹没她的骂街声和叫嚷声，这嘈杂声大得可能惊动一窝蜂。虽然我曾知道这种事情发生了许多次，但我从未听说有哪位妇女寻求任何纠正的办法，也从未看到报复者一旦在要罪人骑过一次“木棍”后继续做更多的其他目无法纪的行为。[100]

我曾把“家长制的”加了引号，因为这个词会把我们卷入困难之中。女权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家长制发挥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很少是历史学家，而且有时对历史学家的异议不耐烦。结果，“家长制”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拿来使用于男性统治的每一种情况和惯例。“家长制的麻烦”［如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botham）很早以前警告过的那样］不仅在于它把一套很具体的理论和惯例一般化了——在这些理论和惯例盛行的地方，君主或一家之主对臣民、妻子、孩子、学徒、仆人等有统治权，但它们在17世纪受到了挑战并开始解体——而且还在于这个词极其不问青红皂白，以致它在关于男性统治的程度甚至男性统治的性质的问题上都没有提供任何表达差异的词汇。如罗博特姆警告过的：

“家长制”意味着一种固定的结构而不是种种男女相遇形式的万花筒。它并不带有任何关于妇女可以如何行动起来改变她们性别处境的见解。它甚至也没有传递妇女曾如何坚决地在一个总的从属背景下设法获得了一种较好地位的感觉……

此外，“男女关系的某些方面显然不是单纯压迫性的，而是包括不同程度的相互帮助。‘家长制’的概念没有为这种微妙的关系留下空间。”“‘家长制’意味着一种宿命论的从属，不给妇女向它挑战的种种复杂性留下空间。”[101]如果这样讲是对的话——在其意识形态上的普遍使用来说确实是这样的——那么这没有阐明妇女的历史，而是模糊甚至取消了它的某些部分。

男性的统治是个确定的事实，但这可能经由兄弟、邻居、雇主、法律和宗教的结构来进行，同样也可经由菲尔默（Robert Filmer）的家长制理论中不言自明的家长来进行。[102]此外，“家长制”给了我们一个贫乏的词，来表达男性统治和控制、性别异化或（有时是）性别合伙关系的种种经过重大更改的形式。两性都可能发现他们自己致力于责备对方，认为再没有比做“放荡和目无法纪的人”更明确的过错了。[103]但在落后的或“传统的”地区，如果妇女是劳动人民而且属于没有男性控制和保护的家庭组织，她们就可能被假定为“放荡和目无法纪”。这些假定在托马斯·塞克斯顿（Thomas Sexton）的一份宣誓书（1704年）中有清晰的表达，塞克斯顿是萨福克郡的一个农民，他为老处女乔安娜·博克斯（Joanna Box）指控他强奸未遂案而为自己辩护：边码501页

乔安娜·博克斯和玛丽·博克斯是两个精力充沛、年轻的荡妇，过得很好，很富足，没有出去帮佣，但与她们所称的母亲住在一间小屋里；没有土地，也没有任何见得到的财产或公债，这是过一种诚实的生活所需要的，除了纺织，而自战争(4)开始到现在纺织已成为一门悲惨的职业。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与她们一起生活，除了一些名声不是很好的男人常去那里，在那儿逗留，与她们为伴。[104]

乔安娜和玛丽的母亲曾和一个扫烟囱工人结过婚，但已离异。这个萨福克的农民假定，他可以让人相信任何这类没有主人的妇女就是妓女。

这类真正的“家长制的”态度在19世纪（而且确实在20世纪）继续存在。在18世纪时浸水椅（ducking stool）(5)仍用来对付老是骂人的人（几乎总是对付女性的舌头），[105] 19世纪初甚至还有使用恶毒的惩罚骂人者的口钳（scold's bridle）。关于这有一份值得注意的回忆，来自传统深厚的一个小城——什罗普郡的文洛克。公开的惩罚——鞭笞、足枷或手枷、用于泼妇的口钳——放在星期一执行，这天正是市场日：

我曾常常看到可怜的朱迪·库克森衔着惩治泼妇的口钳走遍城镇，据说她是这一自治城镇最会骂人的人，她会为了3个半便士——这就是骂人费——去骂任何人。

这种口钳“惩罚一个厉害的基督徒”，“这个可怜的造物的脸流着血”，她的两颗牙齿在去掉口钳时掉出来了：

朱迪过去常常辱骂代理人沃特金斯先生，骂一些非常可怕的话，他们称他为“科林斯的国王”，因为他办事随心所欲，没有人敢说个不字。她是一个可怕的饶舌妇，这是对的，朱迪就是这样的人，但我从不知道这种口钳给她带来什么好处。这使我感到头脑模糊……只是想到那些星期一的日子，亲戚们都在诅咒叫喊，姑娘们笑着、打趣着，律师们驻足旁观，看着他们的法律得到了执行。[106]

我不应把自己限制起来不去好好研究这篇值得注意的回忆，它对辱骂和诅咒的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一种无畏的饶舌妇，诸如朱迪是在承担着为受恫吓的多数派辩护的功能。从这同样的资料中，我也必须引用另一份回忆，它说明传统对性行为的控制如何能够（确实，始终如此）对妇女施加最大的压力。直到19世纪，最传统主义的教士对那些被控性过错（包括婚前怀孕）的会众成员的处罚方法，还是站在教堂入口处的一块白床单上。在文洛克，这种方法的施行对象特别是那些“失去好名声”的姑娘。一天，在村子的水泵旁一个邻居遇见了贝蒂·比曼（Betty Beaman）：

我握着桶，她把水抽进桶里。她忽然流下泪来，她是一个可怜的人，想起了她年轻时的日子。她说：“萨莉，在我赎罪后，我已不是过去那个人了，将来也绝不恢复。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站在那块白色的床单上的事已经好像从我身上拿走了什么东西，从未回来过。精神甚至罪孽，都离开了我，虽然我能每天吃几次饭，但不知怎的，我像死人一样活着。”[107]

在惩罚生私生子问题上的性别歧视一直来更加臭名昭著。未婚母亲，特别是如果她们是“再犯”的话，可能在感化院里禁闭一年，只吃面包和水。一个改革派的行政官员报告说——

一个妇女生了孩子后……被送进来……原因是一个月内她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她很恰当地问我为什么勾引她的男人无需像她本人一样关进来，我只能回答说：“因为女人不是立法者，而男人是教区官员。”[108]

我很乐意把这些控制称之为“家长制的”，虽然这个词没有什么帮助：这些攻击和羞辱不是由“家长们”，而是由邻居、行政官员、济贫法官员、地产监守员、好管闲事的教士来施行的。但人们未必能发现诸如口钳、水浸椅和苦行赎罪这一类习俗仍残存于18世纪的曼彻斯特、利兹或格洛斯特。[109]如果我们要解释喧闹游行和“斯基明顿”的意义，这可能具有真正的重要性。戴维·昂德当（David Underdown）的一篇重要文章，曾引起人们注意1560年至1660年间在性别关系上普遍有的一种不安全感，表现在告发巫术，更强有力地惩罚辱骂者，及对喧闹游行形式的精心设计和具体操作上。[110]他已注意到，这些现象发生在英格兰西部，在从事农业耕作的村庄并不像在林地和草原地区那么多见，后者正是乳制品业和呢绒工业的基地。这两种工业为妇女提供了就业并（借助乳制品业）承担了妇女负责人的角色。昂德当提出，对“领头妇女”的折磨（折磨手段既有官方羞辱人的仪式——浸水椅和口钳，又有非官方的仪式——“斯基明顿”）不必简单地归之于西部乡村的“传统主义”，倒不如可以这样说，这是男性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感的表现，因为妇女在事实上变得越来越有独立性和自信。[111]这恰好可以在那些“受经济变化带来最不确定影响的共同体”中看到。[112]当我们看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原工业化地区（西部乡村呢绒业是其中之一）向所假定的较为平等的两性关系变化的趋势。在讨论妇女在粮食骚乱中的作用时我们已讲过这一点（见页边码第320—322页）。确实，在职业和共同体都在变化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比“家长制”更灵活的词，来考察两性关系间的各种矛盾和分析其波动和缓和的情况。喧闹游行反对打妻子的丈夫，是在施行一种不同于“斯基明顿”的准则和价值观，“斯基明顿”是针对“穿马裤的”妇女(6)的。如果我们试图把这两者都放进家长制的范畴里来理解，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仍然得把每件事都解释一番。

许多例子都可以说明，喧闹游行是由（2）和（3）两种类型的罪过引起的。讽刺很不般配的婚姻有记载可查。1737年在伦敦的查令十字街，一个70多岁的男人与一个18岁姑娘的婚姻引起了“一场重要的滑稽而讽刺的斯基明顿，由这个阶层的会长和其他人组成”。[113]19世纪里，用喧闹游行来反对辱骂者和反对打丈夫的妻子仍不时有所记载。[114]为反对奸夫、诱奸年轻妇女的人和其他种类（通常无法称呼）的性犯罪者，也继续举行喧闹游行。[115]讽刺性的喧闹游行适用于回家的私奔男女或结过婚的夫妇，他们在婚姻关系破裂后又一起回来，也适用于卖妻。如果他们以某种特定方式有意冒犯四邻的舆论，就可能发生烧毁模拟像、发出阵阵敲打声的事情（见页边码第450页）。[116]然而，19世纪初期喧闹游行的原因有一个重要的转变：类型（4）的罪人，即打妻子者迅速上升到显著地位。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是否有类似的转变，还未曾有记录可作证明。

这一转变是如此之大，从1850年代开始，大部分《札记与问题》的撰稿者，及同一年代地区民间传说的收集和方言汇编的大部分评论者和编者，都设想禁止打妻子主要是喧闹游行的作用。有充分的证据向我们肯定，这不是民俗学家的虚构，他们的一些叙述意味着观察的准确性。下面是从萨里或萨塞克斯的一个村庄得来的材料（1840年代？）：

天刚一黑，一支队伍组织起来了。首先来了两个男人，拿着很大的母牛角；然后，另一个人把一口很大的有柄的椭圆形旧鱼锅挂在脖子上……接着来了这队人的演说者，接着是一批混杂的队伍，带着手摇铃、锣、母牛角、口哨、锡壶、拨浪鼓、骨头、炸锅……按规定的信号，他们暂停前进，演说者开始背诵许多拙劣的诗句……开头是：

“这个地方的一个人

曾经打他的妻子！！（有力地：一次停顿）

曾经打他的妻子！！（非常响亮地）

这对所有住在这个地方的人

都是很大的耻辱和丢脸的事情

我敢打赌说，这是真的！！”

接着这支粗野的乐队突然敲响所有的乐器，伴随着嚎叫和呵斥声。“然后生起一堆大火，整队人就围着大火跳舞，好像他们都发疯了似的。”2英里外都能听见吵闹声。半个小时后，有人宣布安静，演说人再次走向那所房子，表达他将无需再回来的希望，敦促该丈夫改过自新。[117]

报纸报道或法律文献有可能使人们稍微更仔细地窥视这类事件。1787年在沃兹登（白金汉郡）的一场内容充实的喧闹游行中，当200多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至少两次向一个叫约瑟夫·福勒（Joseph Fowler）的人唱小夜曲时，福勒（在院子里）解释说，这场吵闹的原因是他有一个私生子，而他认为该孩子没有得到好好对待，所以抽了妻子三下。[118]我们应注意到，这里提到的不只是一件简单的事件（打妻子），而是共同体十分清楚的有一段历史的事件。看来受害人（福勒）被认为在一段时间内用不止一种方法虐待妻子；虽然她已在家中接纳了他的私生子，但他继续凌辱她。

1839年在伯克郡的一个实例中，我们有多得多的细节资料。这事件的直接历史是这样的。受害人威廉·戈布尔（William Goble）是一个小农，拥有一间茅舍和几英亩土地；他是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先生的佃户，但他的农场处在一个相邻的地主西蒙兹先生（Mr. Simmonds）的地产当中。在8月17日星期六这一天，他与他的妻子吵了起来，“以打架结束”。19日星期一，戈布尔夫人“身体很不舒服”，从沃金厄姆请来了一名外科医生。该晚发生了第一次喧闹游行，有16个或18个男人和男孩，带着旗帜、角等，在他的房前游行。有更多的人重复了这样的喧哗，不下于8次。在第6次时，沃尔特先生的儿子（即这位地主的儿子）、他的园林工人和其他几个雇工来帮助戈布尔，双方发生了扭打，结果是诉诸法律。

从大部分方面看，这看来是一场独特的喧闹游行。卷入次数最多的成年人包括8名劳动者、2名木工、1名锯木工人、1名铁匠、1名鞋匠、1名砌砖工人，还有西蒙兹先生的男仆、赶马车的人、猎场看守人、磨坊工人。这事件中的这种不平常的成分，是因为两家地主的家庭事务——争夺地产——卷入进来；在随后的诉讼中，看来似乎是这样，西蒙兹先生帮助并鼓励了这场喧闹游行（持续天数异常之多），希望戈布尔（他的土地侵入了西蒙兹的地产，使西蒙兹很不方便）无法再租佃这块土地。在这两个先生争斗的下面，我们又发现了更深一层的竞争，即在附属于沃尔特地产（比尔伍德）的家庭、年轻人与西蒙兹地产（阿博菲尔德）间的竞争。在这事件的过程中，比尔伍德的园林工人（他是赶来帮助戈布尔的人之一）收到一封匿名信，指责比尔伍德的人是“寄生虫”，把比尔伍德的男管家比作“站在一块牛肉上的雄山雀”。信的结尾是：“如果我是你的妻子，你的茶里就不会有一点糖，我会放一块粪便进去看看茶会不会甜起来……”[119]

这是一个不能让人满意的事例，但如果一个人知道关于任何案例的更多的事情，可能非常容易证明同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使一个问题很突出：背景通常比任何表面看到的东西所揭示的更浑浊、更复杂。打妻子是一个简单的解释，但在任何共同体内，妻子和丈夫及其婚姻史都为邻居们所知，甚至“家内”最秘密事件的发生都有其他各种紧张和忠诚的关系在起作用。所以在这个案子中，我们似乎拥有了这样一段婚姻的插曲：它在一些人中激发起传统的反应，同时为另一些人提供了借口。在某种意义上，受害者是一个处在边界上的“外来人”，因为他的土地处在另一个人的地产中间。他的罪过触发了两个相邻绅士的争执，也触发了两个毗邻的乡村共同体的家庭和年轻人的争执。

第三个事例想必会令人满足，它发生在1904年的剑桥郡。在这个事例里，喧闹游行直接针对一个男人，当地村子里的一个姑娘在伦敦做女佣时曾与他结过婚：

这桩婚姻并不成功，所以该姑娘已回到她的家里去了。一段时期后，她的丈夫，一个酒鬼，跟踪来到了这里。流言开始传开，说他虐待妻子，她经常出现在村子里，眼光很阴郁或脸上有伤。然后，一个冬天的夜里，他喝醉了回到家，把她从床上拖下来扔到屋外去。

两个邻居过来帮助妻子，把丈夫痛打一顿，又用绳子把丈夫捆起来。此后一段时间内，丈夫很安静。接着丈夫又开始喝酒，虐待妻子也恢复了。最后，喧闹游行开始了：用锡壶和平锅吵闹了两个小时，呼喊着：“离开！离开！”次日早晨，丈夫离家去了伦敦。[120]这件事再次突出这一点：我们正在处理的不是一个孤立的插曲，而是一件大家熟知其历史的事件；再次，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共同体反对“外来人”的封闭性的成分。

译解这些喧闹游行的密码的含义可能不像初看起来那么简单。甚至针对再婚的古典式的沙里瓦里也不断激发起互相冲突（但有说服力）的解释。喧闹游行的形式和发生场合的多样性，会使主张任何一次具体的“斯基明顿”或“骑木棍”都只有单一的功能的人沮丧。这些形式如我曾提出过的，是这时期象征词汇的一部分，可以用具有不同意义的句子表达出来。但不仅仅是任何词汇，因为每种象征凭本身资格就会唤起一种意义：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支纺纱杆的男人，被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男人痛骂；模拟像和绞刑架的象征主义；追猎的隐喻。结构主义的分析是，可能曾造成沙里瓦里的那些神话成分支配着社会过程，并用形式逻辑取代了这个过程；即使我们抵制这种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是对的，我们也应该提防让这些神话的特征分解成一种就事论事的可随便塑造的经验主义，不能仅仅由它们表现出来的功能来界定。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曾提醒我们，在作为一方的神话与作为另一方的功能之间，存在着各种预演仪式和传递仪式所具有的中介性。[121]那些制定这些仪式的人可能很早以来就忘记了它们的神话根源。然而这些仪式本身会有力地唤起神话的意义，甚至即使只有零碎的和模模糊糊意识到的理解时也是这样。喧闹游行是一种语汇，它使作为一个极端的狂欢和另一个极端的绞刑架都涂上自己的色彩；它还准备跨过被禁止的边界或混合外来的类型；它以异性模仿欲和同性恋做交易；它闪耀的火焰可能使人回忆起异端或甚至地狱，地狱里戴着角的主人让人想起被嘲弄的戴绿帽子的人。在这个世纪初，一个孩子（我后来知道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在工业化的约克郡见过一次喧闹游行，并说这“像魔鬼的魔法”。（参见页边码第532页）

但这个语汇不是由乡下佬不自觉地重新制定的，好像他们是拥有一种“民间记忆”的梦游者。如果我们总是抛弃参与者们自己赋予某次事件的意义，而代之以研究一种秘而不宣的、更符合神话结构的意义，那么，这等于低估了这些演员的理性和精神的发展程度，低估了不识字人民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不曾读过《神话学》（Mythologiques）(7)，但对于他们整队游行可爱是为了什么，他们有自己的见解。

这些“乡下人”不完美、不可爱，但也不是对所有的生活准则都一无所知。他们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有选择地使用继承下来的语汇。喧闹游行对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可能不在于任何单个的功能或一组功能，而在于这一事实：只要我们能洞察这些演员的内在动机，这些插曲是关于性行为准则或婚姻角色的见解正在变化的最敏感的指示器。它也证明，甚至最私下的或“个人的”关系方式也是由社会所施加给他们的各种准则和角色所决定的，夫妇就在这个社会中活动、吵架和爱。社会是主人，而夫妇是它的舆论的人质。被丈夫打的妻子或有个不忠的丈夫的妻子，可能也是该共同体内其他人的女儿、侄女或甥女、姐姐或妹妹、堂姐或堂妹。妻子辱骂丈夫或对丈夫发脾气，把他的财政和生意上的事务都揽到自己手上来，这种例子如果不受到责备，就会威胁她邻居的婚姻平衡。1604年在萨福克发生了针对一个打丈夫的妻子的骑乘，一个参加者解释说骑乘的目的“不仅在于可使犯罪的妇女可能受羞辱……而且还在于可以通过羞辱她来告诫妇女们不要犯这一类错误”。[122]比起撬开共同体道德法典秘密的工具来说，这种仪式就其本身来说可能较不令人感兴趣，因为朝气蓬勃的喧闹游行能向我们显示可容忍和不可容忍之间的界限。

19世纪的不列颠，喧闹游行把主要攻击目标转向打妻子者，这可能是性别关系中发生深刻变化的一种标志。它意味着，相应于“斯基明顿”的消失，一些古老的“家长制”结构也解体了。尽管这类喧闹游行总的来说是由男人或青年人领导的，[123]孩子们（两性的都有）跟随其后，有少数证据表明，妇女偶尔领导了这种行动或利用了它们。[124]

在19世纪初的格拉摩根郡，有一则故事说一个共同体的妇女们拒绝支持一支喧闹游行的队伍，因它所针对的是一对丈夫曾被妻子打过的夫妇。当一些人“集结起来嘲弄”受害者的房子，并“发泄出一片混乱的喊叫声”，把喧闹游行的乐队的声音都盖住时，妇女们都留在家里，“透过窗口嘲笑（那些男人）”。[125]有人怀疑是否其他的共同体目睹过这种类似的转变趋势。在林肯郡的一次（不完整的记忆？）变种的“骑木棍诺米尼”行动中，妇女们被煽动起来用她们自己的方式处理打丈夫的人(8)：

哐啷啷，哐啷啷！

大家敲响旧锡壶、旧锡盘。

老艾布拉姆·希格贝克一直在惩罚他的好妻子；

但他惩罚她既不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只是举起拳头，打得她昏天黑地。

现在所有年老的妇女，这些和善的老年女人，

集中起来，万众一心；

扭住他的领口，把他带到拉大便的房子，

从头到脚，把大便往他身上淋。

现在如果这样不能使他改恶从善，

就要把他屁股的皮肤送到鞣皮工人的作坊；

如果这还不能让他改邪归正，

就把他带到地狱挂在地狱的钉子上。

如果这枚钉子偶尔断了，

就用你的袋盖拍打他，使他不停地小便。[126]

在这些可爱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巧妙发挥和“现代化”的证据。

所以，对打妻子者的喧闹游行意味着群众习俗的某种“改革”或妻子们命运的改善，这是可能的。但我不能享有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那样的自信，他引了我自己早期的文章，争论说这证据证实了“英格兰家庭关系的现代化”：

当丈夫和妻子间的平等主义关系传播开来时，共同体开始发现诸如随便打骂妻子的权利这类早期家长制权威的残余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喧闹游行转向指责那些打妻子的人。[127]

我不了解1850年前丈夫与妻子间“平等主义的关系”正传播开来的扎实证据。某些历史学家已注意到，工业革命期间对妇女的尊重有某种衰落。我重复我早期的警告：反对打妻子者的喧闹游行数量的增加，可以有同样的理由把它看成是一些妻子所遭受的野蛮对待在增加的标志，或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失去了其他“传统的”保护的标志。甚至这一点也还不清楚：较古老的传统的“家长制权威”是否包括赞成丈夫“随便打骂妻子”。因为在一种较古老的男性的荣誉和耻辱的礼教习俗中，存在着这类打骂是“非男子汉的”观念，这可以使妇女躲避男性的暴力。在大部分传统社会中，保护受虐待的妻子是其男性亲属的责任，首先是她兄弟的责任。这种保护可能由教士的干预来补充。在1800年至1850年间的英格兰，各种因素都可能共同发生作用，这产生了一种新的危机。地理上的迁移可能使更多的妻子失去其亲属的保护。英格兰的教士没有要信徒忏悔，也不怎么承担牧师的角色，作用相当小——他们并不经常造访劳工的家庭。对受到丈夫野蛮对待的妻子，法律几乎没有提供什么保护。会不会有更多的禁止婚姻中男性暴力的手段崩溃了？在古老的共同体中，这些禁止手段本来是由邻里间的舆论或亲属支持着的。在这类情况下，共同体可能由于这种新的原因转而采用了古老的喧闹游行的形式。

无论如何，喧闹游行不是机械的行为，并不总是因为一桩罪过就会发动攻击。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前工业社会”：“共同体的行为准则会以钢铁般的力量使自己得到执行”，好像表演着某种继承下来的文化的程序表，直到“现代化”带来启蒙。[128]不是所有的打妻子者都受到了哐啷啷或烧毁其模拟像的处理，在某些情况下，喧闹游行可能曾是“一种有点单纯的娱乐”的借口，或产生于某种长期冲突的“讽刺……个人怨恨和报复”的托词：

或许一些人可能怀有一种想法，认为他们正在对弱者和无防御能力的人提供帮助和保护……但经常发生的是，他们无意识地使自己成为发泄私人不满的工具……[129]

当目标是性犯罪者时也是这样。不能因为某些奸夫受到了喧闹游行的处理，就假定说我们观察到了一个异教的清教徒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把婚姻的忠诚看成是一种命令。诚然，这些仪式强调劳动人民不能过临时的、无固定结合的乱交的性生活。甚至在那些忽视教堂婚姻仪式的地方，或普遍相当容忍婚前性交的地方，其社会仍维持着清晰的性行为准则。

然而，这些准则的建立不会是绝对的。相反，我猜想：每一次奸夫和犯有类似罪过的人受到喧闹游行处理时，他们这种行为都有一段人们已知的历史；较明显的事实会导致我们特别加深对一桩罪过的愤怒，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未受到人们注意就过去了，或仅有人在闲聊中谈及而已。激起公众耻辱感的不一定是通奸本身，而是特定的奸夫（或许因其他原因已经不受欢迎）“行事”的方式。

凡通奸成为明显攻击目标的地方，激起共同体愤怒到这种地步的原因，可能主要不是犯罪事实，而是犯罪者“明目张胆”的犯罪方式，它可能威胁婚姻制度本身。如一个已婚者与另一个已婚的伴侣私奔，[130]或两对夫妇（或两个伴侣）企图交换配偶但仍生活在同一个小小的共同体里，[131]或三个人共同生活。[132]在那个叫“拉克莱斯”（Lark Rise）的村子里，私生子是被接受的，但劳动者的妻子与房客在该劳动者自己的家里通奸，则会招惹喧闹游行，他们三人都会被逐出该教区。[133]

喧闹游行的仪式是现在必须履行的称为社会“交往”（discourse）资源的一部分。它们的使用有时很聪明、很理智，其他场合则含有偏见（反对革新者、“反常的人”、外来人）和积怨。[134]这些仪式像一个键盘，可以轻盈地、讽刺地弹奏或野蛮地敲击。喧闹游行可以用于共同体内的派别冲突，其过程中没有什么是机械地进行的东西，大都依赖一个共同体内力量平衡、家族关系网、个人历史、自然产生的领袖的理智或愚蠢等情况。

决定性因素可能在于：有罪之人是否因其他原因而已经不得人心。萨默塞特一个提供消息的人告诉我，曾有一个人因被人察觉养着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他是在一个集市上碰到她的），她是他的秘密情妇，因而招致了喧闹游行。但这并不能证实说在这个工业化的村庄里所有这类私通都会引来喧闹游行。因为这个罪人因其他原因而不得人心：他住在一间孤立的小屋里，是一个正式入教的卫理公会教徒和绝对戒酒主义者，靠向小酒店送苹果酒为生。他被认为是一个外来人和一个吹毛求疵的伪君子。无疑，喧闹游行是在地方小酒店里策划的，其顾客乐于使这位反对他们的这位绝对戒酒主义者的丑闻公开化。[135]

所以，只汇编喧闹游行的理由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的是少数特定事件的详细的历史，甚至其内部的历史，及重新找出这些事件的背景。这就是为什么戴维·罗里森（David Rollison）令人注意的研究成果如此有助于增加我们的理解，即他关于1716年格洛斯特郡韦斯通伯特村的“呻吟”（“groaning”）的研究。[136]这种“呻吟”是一段街头戏剧，所有的人都被召集到这儿来，野蛮地嘲弄一个殷实的农夫和一个地主的管家，他们被指控有鸡奸罪；它使用了各种喧闹游行的语汇的成分——异性模仿欲、亵渎、猥亵和戏剧。但它没有证明所有的同性恋者都遭受了喧闹游行。罗里森在复原这个片段时，得到了异常丰富的存档信件的帮助，这是这个村子与其不住在本村（但关注本村事务）的地主之间的一些通信，这个地主感到自己受到了诽谤，在侮辱他的管家时良好的秩序和既定的宗教受到了嘲笑。这段插曲产生于一段历史，所假定的罪人因其他原因是一个绝对不受欢迎的人。他把这一“呻吟”放到这种背景里来理解，同时用古怪的、不安的眼光来全面打量这一背景，于是它的意义扩大了，复杂性也增加了。这是一份典型的研究，可以把它与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中所写的“斯基明顿”相提并论，后者也是在某种背景和一段历史中获得自己的意义的。

三

以“家务”为背景的喧闹游行具有可塑性，其各种形式也可以适用于“公众场合”以及过去可能常常有的为反抗者所利用的情况：1628年至1631年间人们猜想“西部起义”的一个领袖是在“女士斯基明顿”的名义下进行的。[137]喧闹游行适用于许多目的。邻里间小偷小摸的行为看来也曾是一个理由。1691年在沃里克郡的一个村庄，两个罪人受到了喧闹游行的处理，领头的是一个铁匠（穿着一件老妇人的衣服）和一个农夫（戴着公羊角），后面有上百人的队伍，他们“在三个小时里……吵吵嚷嚷地、狂欢放纵地穿城过市，跳着一种忽前忽后的舞蹈”，在受害人的房子外一齐呐喊，“付木棍费，你这个流氓，你这戴绿帽子的狗，你偷东西”及“把数鸡、鸭(9)的钱拿来，你这个婊子”。[138]但它同样也可以用于完全不同的方向，如用于“表示不赞成地方官的一项决定”，[139]或不赞成一项非正式的或苛刻的告发行为。1878年在艾弗（白金汉郡）告发一个（常偷鸡蛋的）男孩子的人给自己招致了一场喧闹游行，他的模拟像被焚烧，同时伴有“骗子，骗子”的呼叫声。[140]更严重和持久的是1817年在安特希尔（贝德福德郡）的一次喧闹游行的爆发，是地方上一个男人被定为强奸罪并处死刑而引发的。约200个人连续几夜聚集在告发者的房前，展出她本人、她父亲母亲的令人可憎的模拟像，用石头砸其房子，“向这个曾使该男人处绞刑的家庭呼喊和攻击”，直到有4个“演员”被投进监狱，事情才结束。[141]

喧闹游行也用来反对不受欢迎的官员。1797年，1个油烛制造人、1个自耕农和5个劳动者因他们在贝尔夏姆圣保罗（埃塞克斯郡）的一桩事件中的作用而被起诉，他们曾把一个常驻的货物税官员的模拟像放到一匹驴背上，在该官员的房前游行，向该房子放枪，把模拟像放在草坪的一个桩上焚烧。这样做了3次。[142]还可以发现用喧闹游行来反对各种对象的许多例子：反对警察[143]、告密者[144]、盗尸人[145]、兵贩子、不得人心的传教者[146]和摩门教徒[147]；反对不公正地解雇仆人，并把他从因受雇而享有的小屋中驱逐出去的人以及反对猎场看守人。1878年在一篇报道得相当完整的发生在奇尔顿（白金汉郡）的事件中，20个或30个男人和男孩的人群（第三次）举行喧闹游行，反对奇尔顿宅邸的奥古斯塔斯·坎贝尔（Augustus Campbell）先生、他的猎场看守人和他的马车夫。很明显，村民们相信猎场看守人按坎贝尔的命令射杀或毒杀他们的因迷路而进入其地产的狗。游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3个人组织起来的，一个是地产与坎贝尔的地产毗邻的农夫，另外是因为前几天的一个事件涉及他们幼犬的两个人。但这位地主及其仆人可能曾因其他原因已不得人心。坎贝尔是从伯克郡来的移民，这群人在他的门前唱道：“伯克郡曾有过的最卑鄙、最可怜、最低级的人。”在该马车夫的房子外，他们叫喊道，“谁偷了这些狗？”“画眉！”在猎场看守人的房外，他们叫道，“回家去，吉卜赛人，吉卜赛的看守”及“吉卜赛国王！”[148]边码518页

19世纪，喧闹游行和各种讽刺的形式仍可能被有产者用于相互攻讦，有时推出较卑下的人们做具体工作，自己藏在他们后面。1805年在蒂克斯伯里，有人雇了一个驾驶货车的人运送一些嘲弄用的模拟像，模拟像放在车上随着游行的“行列”穿过城镇；该车手声称，他不知道这些模拟像代表税务鉴定员和稽查员。[149]1790年代，一场长期的、激烈的世仇在汉兹沃思（斯塔福德郡）附近两家相邻的地主间发展起来。这些敌对行为涉及猎物的争执，但扩展到十几个其他问题，还把其中一个地主的姐夫，即汉兹沃思的教区长托马斯·莱恩牧师（Rev. Thomas Lane）卷入进来。显然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曾卷入推倒一些小屋，关闭各家酒店的事件。他的反对者用喧闹游行的语汇攻击他，说服他在汉兹沃思的佃户展示令人讨厌的模拟像和传单（见图5）。[150]但绅士卷入的情况现在已不多，喧闹游行被看成是平民的行为，由于这个原因，其被认为具有潜在的颠覆性。

图5　讽刺一位牧师治安官的文章（见页边码第518页）。1796—1800年间，斯塔福德郡的两个绅士约翰·高夫先生与汉兹沃思教区长兼地方治安法官托马斯·莱恩牧师长期不和，这些“临终遗言”被认为是他们留下的。约翰·高夫正要谋取其佃户的支持，所以在此巧妙地将视觉讽刺与最流行的文学形式，即死刑犯的“临终遗言”结合起来

在沃金，喧闹游行用来支持共同的权利，用来反对那些多占公有地或切削过多的草皮、砍伐过多柴薪的人。[151]如果我们要假定烧模拟像与那些喧闹游行的仪式属于同一系列（且大部分这一类仪式都伴随着沙哑的吵闹声和列队行进时唱的歌），这份名单可以无限地延伸开去：反对征收鲱鱼什一税的代理人，反对过分热心扩大自己捕鱼权的地主，反对圈地和反对任何残暴地践踏地方习惯的人。伍德福德牧师（Rev. James Woodforde）记录了克里德法官与他的教堂执事们关于教堂楼座的一场争论，这位法官想把它们拆掉，歌手不同意拆。争论升级了，教堂内的一场争吵转变成一桩法庭上的案件，而法官的模拟像

被放在消防车上……穿过凯里堡的街道，然后带进公园，直接在这位法官的房前把它放在一堆大火中烧掉……整个教区都反对这位法官。[152]

任何拥有丰富笔记资料的历史学家都能编辑出他们自己的这种名录。喧闹游行通常适用于工业冲突。西部农村织工对付工贼的“cool-staffing”（或“cowl-staffing”），都是要受害者骑在一根杆上直到把他们扔进养鸭的池塘里。[153]正如东北部的矿工、水手使用“骑木棍”的方法一样。这种做法在西部特别广泛，那里是“斯基明顿”流行的中心地区。这种仪式的语汇也用在反对济贫院和收税关卡的行动中。[154]在伦敦，一辆手推车可以用来取代“木棍”：1696年人们把它当“木棍”反对一个做帽子的帮工，因为他以低于规定的工钱承揽活计。[155] 1770年，萨瑟克的染帽子工匠们——

拘留了他们的一个帮工兄弟，他们指控他超时间工作但不收任何加班费，收取的工资又低于规定标准。他们强迫他骑上一匹驴，走过这个自治城镇中雇用制帽工人的每一个地方。在他前面，一根长杆上挂着一块标签，指出他的罪行。许多男孩子拿着铁锹参加了这场喧闹游行的演出。为了提高自己的工资，在他们经过的所有做同样生意的店铺里，他们都迫使人们罢工。[156]

一个类似的“骑驴子”的实例1818年发生在考文垂，是在一次丝带织工的罢工中，但这一次，游行的受害者是一个年长的丝带工厂的厂主。[157]直到19世纪末，伦敦人仍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使用喧闹游行，特别是在伦敦东南地区。1870年在伍尔维奇发生了一场仪式盛大的喧闹游行，反对一个证明有罪的船工，因他获取的船费超过了允许他持有的份额。在这个事件中，他的船工伙伴与一队喧闹游行的人带着他的模拟像游街，然后把它放在一只驳船上沿泰晤士河漂流，向它开火，最后把它烧掉。[158]

人们可能引用许多其他的例子。这些都是很平常的工业冲突，至少直到19世纪初都是这样，对工贼的“哐啷啷”直到20世纪都还存在。但在英国，只有一次事件中，各种仪式形式曾与大规模活动深刻相关。这些发生在19世纪初的威尔士，并与“木马型”联系在一起。

这种仪式的形式与“骑木棍”的几乎一致：

夜里，一群脸涂得黑黑的暴民手中拿着火炬，中间夹带着一个像马的东西，来到以下任何一种人的门前：在家内的行为可能已使自己暴露于邻居的指责，或可能曾因告发另一个人，及为实施法律出过力而已使自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马”背上坐着一个人，当这队列在某个受害者住处的对面暂停时……他向暴民们讲话，宣讲他们集结起来的理由……

当这种表演是直接针对“家内的”罪人时，它伴随着“最粗野下流的言行”。1820年代和1830年代，在南威尔士的部分地区“木马型”越来越多地用来反对“公共的”——造成农民冤情的——罪人，如那些小偷小摸案件的起诉人、不受欢迎的市政官员等等。当局以焦虑的眼光看到这种仪式从个人向公共领域的转变：

这样被僭夺的审判……另一个人的家内行为的权利，当然是一个社会处于粗陋状态的特征；当同样的措施被应用于……阻挠这个国家法律的运转时，他们有了远为严重得多的含义。这完全是爱尔兰人的原则，而且……包含着抵制法律秩序的萌芽。[159]

1840年代在南威尔士反对道路通行税的“丽贝卡暴动”中，上面的观察因使用“木马型”而得以证实。1820年代早期，矿山地区的“苏格兰牛”（Scotch Cattle）的骚乱（主要在蒙茅斯郡）已显示出仪式的各种成分：把脸涂黑、穿着像女人一样，用各种角、毛皮和面具像动物似的打扮起来，吹打着各种角，学牛的哞哞叫，链条的嘎拉嘎拉的声音，在工贼或告密者的房外放枪。[160]

从1830年代到进入1840年代，“木马型”的习俗扩展到卡马森郡，直到“国家的法律”让位于“丽贝卡”的法律，“丽贝卡”是农民起义的神话般的领袖（也是化名）。[161]在骚乱的高潮中，“丽贝卡”把她的权力同时扩展到个人和公共的领域。她的追随者把孩子们分送到被认为是其父亲的房门口，威胁那些拒绝与自己已“背叛”的姑娘结婚的年轻人，警告那些打妻子的丈夫停手，强迫感到吃惊的教区牧师班戈·泰费与他离异的妻子和解。同时，她还从事各种运动：反对收税栅，明确表达农民的苦情，恫吓反对她的规矩的告密者。

她的一些行为很古怪，但也有很深的启发意义。约三年前，一个年轻的劳工从一次婚礼回来的路上，处在“醉醺醺的嬉戏中”时遇见了一个未婚的女地主，吻了她一下。为此罪过，这里更多的是违反身份而不是违反名誉，他被罚款20先令。现在，“丽贝卡”的追随者要求归还这笔罚金。当遭到拒绝时，他们就破坏了判处这笔罚金的地方法官的和那位被冒犯的女士的庄园。“这表明”，另一个地方绅士评论说，

这里公众的正义观是反常的，从政治的观点看，这是一件比对付只是抢劫的土匪困难得多的事情。

还应该加上说，它表明了群众的苦情激发起了那么多的燃料，愤恨的余火能燃烧那么长的时间。它还表明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卡马森郡甚至最穷和最被人瞧不起的人可以一瞥真正的民众正义的理想。两个星期后，同一个绅士写道：“一个贫穷的白痴姑娘”曾到他的门上乞讨。当他拒绝她并告诉她去找那些受憎恨的济贫法官员时，“她平静地说她会告诉‘丽贝卡’的”：

我告诉她，如果她行为不端，继续使用这种恐吓，她会被送进监狱——她唯一咕哝出来的回答是（用威尔士语）“我要告诉丽贝卡”。[162]

最终，“丽贝卡”放弃了她的世俗权力，但无疑她的精神专制的残留时间要长久得多，这种种残留的方式只有一个说威尔士语的历史学家才能揭开。晚至1898年有一份从拉德诺郡的兰比斯特来的报告，描述了一起“丽贝卡”帮袭击人的事件，他们把脸涂黑，进攻那些“违反某些道德原则”的男女的（单独的）房子。在一种几乎裸体的状态下（这还是在1月份里）两人被迫在一条溪流里来回走上20分钟，再在田野上前前后后跑动，同时用皮带和木棒抽打他们。然后把他们拖回到这位男人的房子里，“丽贝卡”坐在那儿审判他们。他们被判决进一步经受鞭打，手拉手地在田野里来回行走。他们的头发被剪掉，并用柏油和羽毛来威胁他们（这不是在最后才用）。[163]这事件提醒我们，喧闹游行和沙里瓦里的仪式跨过了大西洋，不仅保留愉快的“喧闹的庆祝”的特点，而且还可能为私刑和三K党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164]最终，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再次看看20世纪某些群众性的惩罚现象，看是否类似的仪式成分也可能在别的现象中出现，她在欧洲各国获得解放后公众对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陪伴占领军成员的妇女的羞辱。

四

“公众的”喧闹游行几乎没提出需要分析的问题。在其各种工业的形式中，工贼犯下的罪行和对他们施行群众“法律”的情况都非常清楚。随着18世纪伦敦和各个城市里群众政治生活的情况越来越多地为人所知，喧闹游行语汇的各种成分——嘲弄、猥亵和通奸的各种象征——证明到处都存在。托利党人、辉格党人、威尔克斯的追随者和无法无天的“暴民”都同样使用它们。甚至着手引证各个实例都将是愚蠢的，因为这类象征符号是讨论的中介，有时是平民和城市显贵间协商的中介。民众的行动有时几乎就是操纵这些象征符号，目的是努力使权力非神秘化或嘲笑政治反对派（参见页边码第68—69页和图21）。[165]

图21　霍格思（Hogarth）为“Hudibras”作的插图之一，表现了伦敦街头的政治场景。人们正在圣殿酒吧街烤牛排，并准备把模拟像投入篝火中（“Hudibras”为英国人塞缪尔·巴特勒的一首讽刺叙事诗的题目，亦为诗中主人公的名字。——译者注）

有人怀疑讨论这个问题是否有用：是否喧闹游行属于一种平民的传统，与经双方同意的契约传统形成对照。当然，直到18世纪晚期，这个词是所有社会阶层都非常了解的。在以下意义上，针对家内问题的喧闹游行在社会含义上是保守的：它保护习惯和男性统治的传统。英格拉姆曾论证说，精英们认为它没什么威胁，只是偶尔企图制止这种实践。另一方面，喧闹游行总是潜在地具有颠覆性，借助它的各种颠倒的仪式、它的亵渎和猥亵的行为，以及如罗里森在韦斯通伯特的“呻吟”的研究中所表明的，它可能迅速获得一种有争论的社会意义。18世纪，由于城市显贵的文化与平民文化差距的扩大，喧闹游行更明显地成为一种平民的活动形式。它首先是在某些种类的“农民”和原工业化的共同体中作为一种自我规范的手段而繁荣起来。[166]然而，喧闹游行不能称作“工人阶级”的传统，因为其各种形式并没有完全整合进早期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中。卢德主义的成功依赖小股人群悄悄地、迅速地行动；非法工会的宣誓和各种仪式产生于其他不同的仪式。所以，看来较老练、较有组织及较有政治觉悟的运动，表现为较少受惠于民间暴力的传统形式，这是真实的。蒙茅斯郡的宪章派就拒绝考虑“苏格兰牛”的各种形式。[167]

焚烧模拟像，伴随着骚乱或唱着列队行动的歌，看来可能对上述概括提供了一个例外。这种活动一直得到强有力的应用，直到进入20世纪（今天也绝未消失），而且“激进派”也经常使用它。使用它的例子（在许多事例中）有：英国1790年代的“雅各宾派”改革家，1819年的“彼得卢”事件后反对地方行政官和自耕农，为1832年的改革法案而进行的鼓动宣传期间，1870年代东部各郡劳工鼓动反对不受欢迎的地主或农场主。

但焚烧模拟像不是宪章派的主要做法，一般而言也不是改革和工会鼓动宣传的主要方法。这可能是因为改革家在这些形式本身中，觉察到了人们有一种偏袒传统，或甚至返祖的情绪，因为这是传统主义者自觉地用来反对改革家或“外来人”群体的一种形式。仅次于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这位不列颠历史上模拟像被烧得最多的人的，无疑是托马斯·潘恩。官方激发起来的以“教会和国王”的名义焚烧的潘恩的模拟像，其数量和分布，特别是在1790年至1793年间，从未计算过。但它极其众多，几乎发生在英格兰每一个城镇和许多乡村。无疑许多这类事情利用了喧闹游行的仪式。在亥克蒙德维克（约克郡）有人发现在一些矿坑中有一个假冒潘恩在读《人的权利》的人。他被抓起来，他的脸盖着一个可怕的面罩，被一条绳拉着穿过市场。接着有人很灵巧地把该面罩做成一个稻草模拟像，把它靠在一根灯杆上，对它射击，同时伴随着巨大的起哄声，并喊着：“教会和国王。”[168]

在少数城市里，改革者强大到足以用同样的手段作出回答。主教霍斯利在上议院里说“人民大众除了服从法律，与法律没有任何关系”，接着他在自己的教堂所在城市罗切斯特受到了理应得到的惩罚——自己的模拟像被焚烧。[169]但更多的是改革者成为这类事件的目标，改革派厌恶它们具有的“暴民”特征。凡在1815年后喧闹游行的仪式残留下来的地方，看来其社会观的性质也日趋保守。

可见，把事情记下来是很容易的，而且它意味着的东西可能比看起来的要小，因为辨别19世纪喧闹游行存在得最久的共同体绝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尽管这些仪式的精心设计的形式显然是一个民俗学者的乐事，尽管诸如“wooset-hunting”和追猎牡鹿等形式是在各个独立的西部乡村记载下来的，这些乡村的名称是奥格本圣乔治、怀特彻奇卡罗尼科鲁姆和奥克福德菲茨派恩，这些形式可以看成是栩栩如生的人类文化学的残余，是乡村的琥珀里的有着异国情调的绿头苍蝇；但同时，在某种城市的和工业的背景中，愉快的、旧式的喧闹游行仍旧很有生气。我们曾在伦敦东南地区注意到这一点，它也朝气蓬勃地存在于19世纪中叶约克郡西区工业带上的哈德斯菲尔德或帕德西。[170]在曼彻斯特附近的戈顿，当曾与一位病人的妻子私奔的一个已婚外科医师成为嘲弄目标时，戈顿各家棉纺厂停工半天，以便800个工厂工人可以参加游行。[171]

甚至在这类情况下，仍有一种观念，即喧闹游行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个城市“较陈旧的”“较粗野的”部分。但难于准确察觉的是含有这种观念的描述意味着什么，除非重复说凡喧闹游行继续存在的地方想必都是粗野的。托马斯·哈代提出，他的“斯基明顿”出自米克森莱恩地区——

这里是所有周边农村的阿杜拉姆(10)。这是那些处于贫困、欠债及各种麻烦中的人们的藏身之所。一些农业劳动者和其他农民，即那些在从事农耕时干点偷猎的人及在偷猎时喝点酒、吵点架的人，或迟或早都来到了米克森莱恩。乡村的运行方式太懒散，无法使之机械化，乡村的仆人很难管束，不会好好服务，不知不觉或被迫进入米克森莱恩。

但已有的证据并不能完全证实哈代讲的特征。在本章“附录一”里描述的生气勃勃的喧闹游行发生在20世纪初的西德尔，这是哈利法克斯的一个地区，工业以一家大毛纺厂为主，还有一些采矿、采石和制砖的企业。工人阶级和传统占决定性的优势，然而西德尔也是最早发生独立工党选举地方议会议员（1892年）的地方。很明显，喧闹游行的“古老文化”能极其顽强地在更“现代的”文化形式旁边生存，可以与现代文化形式共存。但并非到处都是这样，人们应探讨这种共存的其他解释。芒比（A. J. Munby）发现，1860年代在萨里的里普利，各种旧形式作为一种背景残留下来：

在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的前一天，他们仍在街上玩足球，在狂欢节（“盖伊·福克斯日”）他们出现在戴面具和演哑剧的长长的队列中。他们仍用髓骨和切肉刀这种复仇的标志来追捕每一个残暴的丈夫。

在五月节，穿着薄纱织物的年轻姑娘仍挨家挨户出售小小的扎着花的五朔节花柱。但芒比未指出这些习惯继续存在的原因，该村子与世隔离，离铁路6英里，除了每周一次的邮递员的车子，与伦敦没有其他接触。[172]

在同一年，芒比访问了里普利。这里的一项法律规定不怎么鼓励喧闹游行：追猎牡鹿在威廉四世第5和第6年的《王国法规》第50章的含义是“一种游戏”，所以禁止在街道上进行。[173]此后所有在街道上进行的喧闹游行都是被禁止的“游戏”，这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是否对喧闹游行的衰落有过很大影响值得怀疑，衰落是不可抗拒的，但非常缓慢。1930年《伦敦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报道说：

妇女们灰白的头发在微风中飘动，手握着手沿着一堆火庄严地跳着舞，三个人的模拟像正在火堆里燃烧。她们脸上没有笑容，她们的嘴唇里发出对一个年轻丈夫的诅咒。一大群男人、妇女、儿童围着她们，他们唱着单调的赞美诗，敲着锡罐、旧水壶和破钟。

在伯克郡的伍德利村的这种“hussitting”(11)是直接针对一个男人的，他曾被传唤到法庭，因妻子控告他行为残忍，及反对他的与妻子不和的母亲和姐妹。最年老的村民中有一个人说道：“自从我们最后一次举行喧闹游行以来已过去30年了，当时所针对的是一个老是打搅姑娘的已婚男人。”[174]

我要冒险猜测一下：在喧闹游行的连续性与当地方言的连续性间有一种联系（“木马”在诸如卡马森这种说威尔士语的地区一直坚持着，非常有生气）。这些仪式属于一种口头传播的文化，方言的力量也标志着一种传统意识的韧性，（或许）那些由亲属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的如里普利和伍德利之类的村子都坚持这样做。方言和习惯能一起进行自我再生产，都能长期坚持并进入成熟的工业社会。但在某种意义上，那些文化促进、提高识字率、学校教育的手段与日益增长的国内迁居和普遍流动结合起来，会“渗透进”古老的文化之中，作为一种活跃的实践而传播开来，使古老的情感崩溃，只留下古物的残余。

所以，在城市区域内的小块地方，更经常的是在遥远的农村，有时由某些特定职业团体所维护的古老传统可能残存下来的，这些团体与更文雅的现代行为准则不一致，他们被其邻居视为“粗野的人”或“流氓”（即“粗野的暴民”）。在约克郡北部的柯比马尔泽德村，到19世纪末“骑木棍”仍在使用，带有某种古老的“诺米尼”的变异特征。它通常发端于小酒馆。“在他们的时代，所有的事情都发端于小酒馆。他们愿意大家都当‘领导’”，一个提供消息的人1971年时回忆说。发起者是一小群男人、一些建筑工人、一个铁匠，以及从事各种巡回工作的劳动者（如在庄园、集市场所劳动的人，在冬天时筑篱笆、堤坝的劳工）。“他们是各种粗鲁类型的人物”，还有偷猎者、酒鬼等。“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能得到一杯啤酒，他们就会大声叫出来。”但他们也是那些使“小雄牛犁地”（Plough Stots）和复杂的柯比马尔泽德剑舞保持活力的人，而且他们是为钱或酒而在市场上和在花展时表演的：

这类人过去常常跳剑舞——但他们总是习惯于把钱花在啤酒上，并在树林子里睡觉过夜……但其木棍是不同的。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工人阶级的人员比有社会地位的人更忠于自己的妻子。任何人如果毒打妻子或孩子，他就是一个坏人。确实，他们不得不非常、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种蠢行。那时这是一个大耻辱，是公开进行的。他们并不是仅仅为了一次玩耍而这么做。

柯比马尔泽德的最后一次“骑木棍”是因一个劳动者经常打妻子引起的：

他有一屋子的孩子——10个或12个。消息传出来说他一直在粗声粗气地叫他的妻子——她与这一屋子的孩子曾待在小酒馆里，回家后，他就开始满头满脑地揍她。

他们做了一个很大的模拟像，把它扎在一辆手推车上，“这些大声吵闹的家伙来到他的房前撞击房门”。当走过村子的街道时他们敲起一个大钟，并不间断地唱着“小调”。“他们习惯于弄出这样一种骚扰声和混乱局面，人们会付任何东西以便把他们打发走。”[175]

这听起来很随便，甚至很让人放心，但喧闹游行也可以是一种闹饮和敲诈的借口。它可能使年轻人的侵犯合法化，（如果我们可以私下说一下的话）在每个历史事件的背景中，年轻人并不总是理性或变化的倡导者。我很强烈地提出这个观点，以部分是我自己的感觉的方式来论证，因为我发现喧闹游行中有许多东西吸引了我。对一个社会来说，合适的做法是：正义的原则并非完全由别人来代表，或转化成一套官僚主义的东西，而是应由共同体来制订，从共同体内部产生出来。当看到对一个明显的作恶者——某个非正式的公众人物或一个残暴的打妻子者——演出喧闹游行时，我们就不免会对这种仪式的消失而伤感。但受害者并非都是这种类型的人，他们可能同样是一些孤独的在性关系上不服从一般准则的人，如某个休·布赖德黑德和裘德·福莱(12)未经神圣的婚姻结合而生活在一起。可能带给他们并对他们发生影响的心理上的恐怖主义是真正可怕的：火焰的闪耀和栩栩如生的模拟像，加上它们与古代烧死异端和破坏圣像的联系；戴面具和用动物的毛皮伪装意味着魔法的或超凡的力量，夸耀猥亵行为，用吵闹把坏人赶出来。

喧闹游行属于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法律的某一部分仍属于共同体，并靠共同体来执行。关于这人们可能会赞成。它表明了社会自我控制的方式和对某些种类的暴力和反社会罪（侮辱妇女、虐待孩子、打妻子）的惩戒方式，在今天的城市里这些方式可能正在崩溃。但当考虑这些我们曾考察过的社会时，我们必须附加上几句话。因为法律属于人民，它不是与人民疏远或被委托给他人，从而没有必要把它弄得更“美好”和容忍，更舒适和随便。它的美好和容忍只能限于人们所能允许的偏见和行为准则的范围内。某些喧闹游行的形式从历史上消失了，是在它与偏执行为、沙文主义和更坏的事情结成模糊的同谋关系中消失的。在萨塞克斯，喧闹游行用来对待“亲布尔人(13)”，包括威廉·莫里斯的好朋友乔治·伯恩–琼斯。在巴伐利亚，赶山羊（haberfeldtreiben）的最后表现是与黑手党般的敲诈行为、反犹太主义，以及在最后阶段是与纳粹主义的崛起结合起来。[176]对它的某些受害者来说，想必已感觉到遥远的（即使是异己的）法律和一个官僚主义化的警察机关，是从某个“个人的”暴政下获得解放的一种方法。

附录一边码532页

已故的汉森·霍尔斯特德（Hanson Halstead）19世纪末出生在哈利法克斯的西德尔。好几年间，他是工程师，积极的工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全国劳动学院委员会（NCLC）的成员。但他看起来更像一个乡下人，是一个坚决说方言的人，在其晚年照管一个兼养猪的小农场。1960年代初，当他的生命即将终结时，像旅馆里擦皮鞋、搬行李的仆人的日记那样，他开始草草记下自己对往事的回忆（他把这给了我）。下面的插曲没有注明写作日期，但可能属于20世纪最初几年。

焚烧泼妇

玛丽下班后回家时，总要带回很多新闻。她说：“比尔，你听说了吗，有个叫杰克的人与某某姑娘一起住在欢乐路？”“是吗，我该死。那么看来你还没有劳累一下把这件事搞清楚。”“当然，但我还没有把整个事情都告诉你。”“唷，你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可同我讲的？”“嘿，明天晚上，他们准备把他们烧掉。”“那么，将有好戏看了，是吗？”“当然，简单点说，他们正在做两个很大的假人，把锯屑和一种油料（pariffin oil）塞进去。它们将在一根长杆上面对面坐着，要组织起一列队伍沿着村子走，走到欢乐路结束。”

许多人期望着它的到来，这些人自己也不见得更好些。这天夜里，天暗下来时他们去取出这两个假人，真像某个魔鬼用巫术变出来似的。他们沿着村庄出发了，队伍变得越来越大——人们拿着铃、可抽拉的罐头盒、蛋糕罐头盒等所有会发出吵闹声的东西，几乎像无线电发出的爵士乐队的吵闹声一样动听，估计有价值2000英镑的乐器发出的声音。队伍沿着村庄走，登上欢乐路。正谈着向人们宣传这件事！警察就在那儿，混蛋，他们不得不弄许多人来为这两个假人冲开一条路。挤在欢乐路上的人比住在西德尔的人还多，但未向他们宣传过。咳！两个假人走过来了。警察企图把它们没收，但妇女们在它们前面跳舞并在警察前面的街道上坐下来不让他们接近。然后队列继续前进，走上斯卡霍尔的台阶并折回讨厌的贝克霍尔德巷，迂回来到欢乐路。然后他们把假人点上火。当他们来到这两个人的房前时，它们喷发着火焰，像地狱之火似的。警察保护着房子的门，所以他们把燃烧的假人扔到他们面前。两天后，这两个人搬走了。他们不拘礼仪地用蛋糕罐头盒和可拉开的罐头盒把他俩轰走了。但那是一些民众！你本来可以在他们的头上走。在欢乐路绝不会再有这样的民众了，也没有人宣传这种事。（有一点点野蛮。）别认为我在把西德尔说成一个非常有道德的地方，我没有这样做。它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像牧师的卵。

（有一二处拼写和标点上的修改。）

附录二

我们曾注意到（见页边码第495页）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第一卷《生食和熟食》中引用了一份未发表的材料，是由P .福捷–博利厄写的关于沙里瓦里习俗的调查报告。根据这篇文章，他得出以下结论：所考察过的事例中，造成沙里瓦里的原因有92.5%是再婚。

福捷–博利厄的调查报告的一些摘录发表在《法国民俗学和殖民地民俗学评论》第11卷（1940年）上。原来对他的调查表的答卷仍在国立群众艺术和传统博物馆的档案室里（见MS B 19, 1 a 620和MS 44, 390），我非常感谢勒·孔塞弗得先生和博物馆工作人员，他们友好地允许我和帮助我查阅了这些档案。

该调查报告写于1937年6月和8月之间，调查方式是按福捷–博利厄设计的提交给市政府的问卷调查表进行的，那时他是民俗学协会的宣传秘书。事实上，该调查表没有提到沙里瓦里，其标题很简单，只是“对鳏夫和寡妇再婚时的反应”，要求尽快作出回答，以便使福捷–博利厄能为即将召开的国际民俗学大会准备那个《鳏居、寡居和再婚》的报告。

所以这次调查不是针对沙里瓦里的习俗本身，而是针对对再婚的任何类型的反应。因此值得惊诧的不是92.5%的回答引证说明再婚是沙里瓦里的原因，而是说再婚造成沙里瓦里的比例少于100%。但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回答都不是一种可以用严格的量化处理来说明的东西。在307份答卷中，123份表明发生了用某种手段表达对再结婚的看法（通常是沙里瓦里），113份表明没有什么反应，42份说明这种反应不再发生，29份表明“子虚乌有”。在123份肯定的答复中，恐怕有一半是草率地、匆匆忙忙地完成的（“是”“不是”），而约有30份或40份回答得很审慎、详细。除了少数例子，即除了市长传给地方民俗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那些调查表，其他答卷人不具备回答这些问题的专业条件。可以推断，这种表格常常交给市政府的一个秘书，而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市长本人是一个拥有丰富的地方知识并善于观察的人，并乐于做日常业务中一种不熟悉的工作。

所以，这份调查报告的价值不在于任何量的推断，甚至是最基本的量的推断，而在于大约30来份更自觉的答卷里提供的资料。在讨论这些资料前，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告诫：1937年的这次调查不是讨论一种处于生气勃勃状态的习惯，而是这种习惯的痕迹和残余。所以我们根据这份报告来推断属于一种习惯的成熟时期的功能可能是不恰当的。“当前这种只存在于农村的习惯是青年们的一种玩笑和一种消遣”（罗德兹，阿韦龙省），即使有的话，它也是作为一种愉快的勒索方式而存在，“为了喝酒”而筹集几个钱。

就这类残余能提供的证据来看，有些答卷支持了沙里瓦里的学者所争论的大部分假设。布里夫（科雷兹）：“再婚的寡妇不太被看成不忠于对已故丈夫的记念”；或相反，“由于婚姻被看成是一种神圣的事情，道义上讲夫妇甚至在死后都没有权断绝关系”（卡斯蒂永，阿列日省）。少数答卷以某种方式暗示说，在沙里瓦里中会出现已故配偶的精灵：“人们追念过去的夫妻生活，他们的生活习惯、殷勤的生活，偶尔殷勤得很过分”（东泽尔斯，德龙省）。嘲弄老年人的，特别是年龄相差悬殊的夫妇的性生活，是经常提到的话题。只提到过一次的一种解释是“为了赶走不祥的鬼神”（奥普，瓦尔省）。有限的“合格者的联合”（pool of eligible）的理论也出现了——无论如何，第二次婚姻“至少要剥夺其他人选择的可能性”（塞兹，萨瓦省）。朋友的、邻居的、父母的（或已故配偶的父母的）嫉妒及孩子的嫉妒也是更经常提到的。在耶尔（瓦尔省）发生的一场沙里瓦里是一个鳏夫的已长大的孩子组织起来的。其功能是保护“第一次婚姻生下的孩子的利益”（勒米雷芒，孚日省）；“第一次婚姻生下的孩子经常要受父亲或母亲的第二次婚姻的折磨——由此产生了这个贬义词：后母”（卡霍尔，洛特省）。沙里瓦里与不同的继承习惯的关系是没有疑问的，就我所知，这曾是适当追求的目标。

尽管大部分回答假定沙里瓦里的发起者是“年轻人”，少数回答说得更细致：有一份答卷把发起人说成“有敌意的邻居和特别是对这种结合不满的父母或亲戚”（于泽斯，加尔省）。不管谁是发起人，支持沙里瓦里的人，如大部分答卷所清楚表明的，“几乎都是下层阶级的人”（布尔泽，阿尔代什省）；虽然在某些地区，参与者中有一些区别：

在一些年龄差距十分突出的情况下（老头子与年轻姑娘签约结合），参加示威的妇女比男人还多——虽然那个男人有钱，但这里起作用的可能是厌恶而绝不是嫉妒。

（卡斯蒂永，阿列日省）

显然，再结婚本身很少激起沙里瓦里，它的产生通常有一些其他的伴随情况。在某些地区，存在一种明显不赞成再婚和（相应地）尊崇守寡的倾向，这是真的：

在这个村子里，遵守寡居之道的寡妇非常受欢迎。邻居们帮她做家务，男人们星期天早上自愿来做杂役，为她砍树、割草和耕地。

(卡斯蒂永，阿列日省）

相反，如一位感觉敏锐的答卷者所注意到的，在其他地区，家庭经济的本质使得再婚成为必要。所以在尼贝尔–圣索沃尔（卢瓦雷省）不存在反对再婚的示威游行。

这个公社的成员大多数是在乡村经营自己土地的小所有者，家庭生活是一种需要。结果，鳏夫和寡妇……在一段短短的时间内一般都重新结婚……

或许最富有思想的答复来自达克斯（朗德省）。(14)“沙里瓦里”（Calhibari）常常由再婚引起，“但必须还有一种使再婚变得怪诞、丑恶或引起反感的情况”。这样一种情况可能在于：（1）该夫妇年龄的差异；（2）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如当“一个有房产或地产的‘先生’与一个年轻的女农民结婚”；（3）财富上的差异，这意味着夫妇中的一方是为了钱而结婚；（4）寡妇或鳏夫体弱多病，“人们总要猜想这是拍卖他或她自己”；（5）任一方在再婚前有性行为，比如，“如果人们猜疑他们在死者（他或她）生前就已相处得十分好”（这可能是最无畏地举行沙里瓦里的理由）；（6）如果双方当事人是老人。

许多答卷都讲到沙里瓦里的发生需要出现某些使情况恶化的情况：“当加上她年龄的不相称时”（穆兰，阿列省）；“当这未来的夫妇——不是鳏夫就是寡妇——有点招致批评和嘲笑时”（布尔泽，阿尔代什省）；“不如说是因为这个再婚的寡妇操行不端”（拉费，夏朗德省）；“一个老财主与一个年轻的穷女人结婚……特别是已有了第一次婚姻留下的成年的孩子们”（布里奥德，上卢瓦尔省）。没有这类使事态恶化的情况，甚至在一个沙里瓦里很流行的地区，再婚双方避免沙里瓦里的“祝贺”也是可能的。维科（科西嘉岛）的一个答卷者根据个人见识出人意料地说道：

我们不如考虑一下特定的情况：造成这些情况的人是一个再婚的鳏夫，他曾得到过沙里瓦里的特殊待遇，因为他是镇里的小学教师，与一个女教师结了婚。

一份有价值的答复提供了这类特殊性的个案史。阿布扎克（吉伦特省）最近一次的沙里瓦里“是针对一个成年人的，他要与一个人们知道已经怀孕的年轻姑娘结婚，并且他还有更值得怀疑的行为”。人们组织了一支示威的队伍，其中有多头驴拉的三辆运货车。第一辆车载着一只山羊，上有这样的标语：“低价肉”；在第二辆车里是“一个完全瘫痪的老头子”；第三辆车上是“一个扮成奶妈的年轻人，装出给一个巨大的娃娃喂奶的模样，还用一根有裂口的黑麦秆模仿着新生儿的哭叫”。当沙里瓦里在1930年代能达到这样一种高潮时，没有理由对此感到惊奇：约全部答卷数的16%都表明它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临时性的暴力行为。比如，达克斯（朗德省）、泰泽（下比利牛斯）、康奎（阿韦龙省）、贝米雷芒（孚日省）都说到了这种情况。我们感到疑惑，1837年这个百分比可能曾是怎么样的？

关于再婚就讲到这里为止。（看来）不属于这种类型的另外7.5%的事例有什么重要性？想必这只是简单地意味着，这一小部分答卷者的答复超出了调查表所询问的范围，加上了未要求他们回答的信息。康奎的答复中有：“当一个妇女把丈夫的脸打伤，人们把该地方所有的驴和骡都赶来，排在示威的行列中，走过城市的街道。”沙里瓦里曾在埃希雷（德塞夫勒省）举行，原因是订婚的一方“确实受到了伤害，对方有私情、私生子等等”。当普尼埃（科雷兹）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个案史：

在朱伯蒂村有一个家庭，有父亲、母亲和儿子三口人，生活也还自在。一个60来岁的女人突然来到这里，搅乱了这幸福宁静的生活。父亲迷恋上了她，但他自己不能与“这位漂亮的女人”结婚，因而希望把她拿来做他自己儿子的妻子。儿子26岁，但头脑有点单纯，答应与这位60来岁的女人结婚。

这次沙里瓦里具有暴烈的、悲剧的气氛：该父亲企图投水自杀，想向这场沙里瓦里的一个组织者的家纵火（未遂）。这件事虽然不属于调查表问答范围之内，但无疑答卷者极想把它写出来，因为它就发生在调查前的2个月——1937年4月，并曾使市长非常关心。

一份进一步的答复值得引用——一份增补的答复，或许是作为一种事后的思考：

“沙里瓦里”有时适用于鳏夫和寡妇以外的其他人，如用于神甫、学校教师，也用于常驻在村里的公职人员，如果居民对他们不满的话。

（上比利牛斯省，塔布）

该证据推翻了所设想的“92.5%”的统计。

注　释

[1] 《牛津英语辞典》（OED）提供了一个早期使用“喧闹游行”（rough music）的例子，发生在1708年；但R. Cotgrove, A Dictionarie of the French and English Tongues (1611）中注明，这是“敲击水壶和炸锅的和谐的声音”。各种地方性的专门用语，诸如“skimmington”（斯基明顿）、“lowbelling”、“hussiting”和“riding the stang”等(15)，可能用得更广泛，关于这可见Joseph Wright, The English Dialect Dictionary, 6 vols.(1896–1905)。

[2] 关于法国的资料见以下著作的文献目录：Le Goff and Jean Claude Schmitt (eds. ), Le Charivari,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Paris, 1981, pp. 435–442。下面就以Le Charivari来引用。关于意大利见A. del Vecchio, Le Seconde Nozze，Firenze,1885, esp. pp. 290–301。关于德国，见E. Hoffman-Krayer and H. Bachtold-Staubli,Handworterbuch des Deutschen Aberglaubens, Berlin, 1931–1932，其中的katzenmusik、haberfeldtreiben、Thierjagen等条目；G. Phillips, Ueber den Urspring der Katzenmusiken, (Freiburg im Breisgau, 1849)，以及Le Charivari中, Ian Farr和Ernst Hinrichs的文章。

[3] 见Violet Alford, “Rough Music or Charivari”, Floklore, Ixx (1959), p. 507; H. Usener,“Italische Volksiustiz”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lxi（1901）及Le Charivari中论古代和中世纪欧洲的那些文章的章节。P. Saintyves, “Le charivari de l'adultère et les courses à corps nus” in L'Ethnographie，1935, pp. 7–36，该文全面评述了对通奸的惩罚和羞辱，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但我们必须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就沙里瓦里的仪式来说，他提出的大多数例子都是不恰当的。然而，在引自波斯和北印度的仪式中（Saintyves. pp. 22, 28），存在惊人的相似性，还有高尔基（Gorki）在克里米亚看到的野蛮虐待型的仪式，见A. Bricteux, “Le Châtiment Populaire de l'infidélté conjugale” in Revue Anthropologique, xxxii (1922), pp. 323–328。关于匈牙利，见Tekle Dömötör , Acta Ethnographica Academice Scientarum Hungaricae，Pest, 1958, pp.73–89。

[4] Annales E. S. C (1972），该文的一些段落写进了本章。

[5] 见Le Charivari里对讨论的概括，pp. 401–403。

[6] 见托马斯·哈代的观察入微的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一本莱斯特郡的方言辞典进而讲道：“拨火棍和火钳、髓骨和切肉刀、长柄炭炉和锡壶、因风动而发出格格响的放在樱桃树上赶鸟的器具（cherryclacks）和哨子、警察用的格格响的器械（constables’ rattles）和内装有豌豆的囊状物、母牛角和茶盘”，还有“叫喊和嘘嘘声”，见A. B. and S. Evans, Leicestershire Words, Phrases and Proverbs (1881）。比较：Diderot and d'Alambert, Encyclopédie (Paris, 1753）第208页上的释义是，“人们在夜间用长柄平底锅、盆、小锅等等敲打出来的嘲弄的噪声”；A. Van Gennep, Manuel de Folklore Francais Contemporain (Paris, 1946）说：“小锅、有柄平底锅、铃、牛铃、发铃或骤铃，长柄镰刀、铁块或锌块，各种动物的角做的喇叭”，等等（该书第1卷第2部分，第616页）。与意大利的比较：G. Gabrieli, “La ‘Scampanata’ o ‘Cocciata’nelle nozze della Vedova” in Lares，ii (1931), pp. 58–61。

[7] E. Peacock, A Glossary of Words used in... Manley and Cor- ringham Lincs, (English Dialect Society, 1887), p. 208.

[8] 见M. A. Courtney, “Cornish Folk-Lore”, Folk-Lore Journal, v (1887), pp.216–217; A. L.Rowse, A Cornish Childhood (1942), pp. 8–9。

[9] 当把陶器在新婚夫妇的门上敲得粉碎时，关于这种仪式的很好的描述见Henry Mayhew, German Life and Manners as Seen in Saxony at the Present Day (1864), i, p. 457。

[10] 见Alice T. Chase, American Notes and Queries, i, p. 263 (Sep. 1888); W. S. Walsh. Curiosities of Popular Custom (Philadel phia, 1914），据报道，“喧闹的庆祝”广泛分布于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所有结婚的夫妇都可以期望一次“喧闹的庆祝”这只有请民众喝酒和好客招待才可以避免。关于这及关于更粗鲁的（有时是狂暴的）事态，见Bryan Palmer精彩的研究成果：“Discordant Music:Charivaris and Whitecapp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North America”, in Labour/Le Travailleur，iii (1978); Alfred D. Young, “English Plebeian Culture and Eighteenth-Centu ry American Radicalism”, Margaret and James Jacobs (eds.), The Origins of Anglo-American Radicalism (1984); Bertram Wyatt-Brown, “Charivari and Lynch Law”, in his South Honor: Eth ics and Behaviour in the Old South (New York, 1982), ch. 16。愉快的喧闹游行用来庆祝婚礼的做法也以“敲锡罐”的形式传到了新西兰，今天仍偶尔实行着。1988年我在奥克兰大学讲课时有人友好地向我说了许多关于“敲锡壶”的口头回忆。这材料现在在R. C. J. Stone教授手中。

[11] Sabine Baring-Gould, The Red Spider (1887), ii, pp. 78, 109; Theo Brown, “The‘Stag-Hunt’in Devon”, Folklore, xliii (1952), pp. 104–109.参看Carlo Ginzburg, “Charivari,associations juveniles, chasse sauvage”，in Le Charivari, pp. 131–140。

[12] 在多塞特，直到最近还存在一个这类仪式使用的可怕的、恶魔的角做的面罩，见H. S. L. Dewar, “The Dorset Ooser” (Dorchester, 1968)（图26）。

图26　这是一个恶魔的面具，以“奥瑟”（Ooser）之名著称，为多塞特郡梅尔伯里奥斯蒙德一个农场所拥有，但现已丢失。面具的下颚可以移动，是用一根绳子来拉动的；在它消失前的那些年里，人们设想它是用来吓唬不守规矩的孩子的

[13] F. A. Carrington, “Of Certain Wiltshire Customs”, Wilts. Ar chaeological Magazine, i (1854),pp. 88–89.

[14] Enid Porter, Cambridgeshire Customs and Folklore (1969), pp. 9–10.

[15] J. T. Brockett, A Glossary of North Country Words in Use (Newcastle-on-Tyne 1829).

[16] S. O. Addy, A Glossary of Words Used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Sheffield (1888), pp. 185–186;Thomas Wright, The Archaeo logical Album (1845), pp. 54–56.

[17] W. E. A. Axon, Cheshire Gleanings (Manchester, 1884), pp. 300–301; Mrs Gutch, County Folk-lore: East Riding of Yorkshire (1912), pp. 130–133.

[18] Mrs Gutch，op. cit. 这类宣叙调或“诺米尼”（nominys）的其他的例子，见A.Easther and T. Lees, A Glossary of the Dialect of Almondbury and Huddersfield (1883), pp.128–129; R. Blakeborough, Character, Folklore and Custom of the North Riding of Yorkshire (1898), p. 89; George Ratcliffe, Sixty Years of It (London and Hull，n. d.［c. 1935］)，p. 2; G. Oliver, Y Byrde of Gryme (Grimsby, 1866), pp. 207–208; Thomas Miller, Our Old Town (1857), p. 198; Axon, op. cit., p. 301; E. Cooper, Muker: the Story of a Yorkshire Parish (Clapham, 1948), p. 84; Yorkshire Notes and Queries, ed. C. F. Forshaw (Bradford, i, 1905), p.209; N & Q, 9th series, i (ll June 1898), p. 479; Folk lore Journal, i (1883), pp. 394–396。

[19] “诺米尼”（传统上伴随着骑乘行为的打油诗）与为该场合写作的针对个人的强烈的讽刺文章或韵文是不一样的，Martin Ingram把它与喧闹游行一起作过论述，见其“Riding, Rough Music and Moc king Rhym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in Barry Reay (ed.), Popular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1985)。

[20] Edwin Grey, Cottage Life in a Hertfordshire Village (St. Al-bans，n. d.），pp. 160–162.

[21] James Hardy (ed.), The Denham Tracts (1895), ii, p. 5.

[22] Robert White Collection, Newcastle University Library, Bell/White 3.谢谢Dave Harker。

[23] 1920年代晚期和1930年代早期James M. Carpenter在收集这类东西。我谢谢Roy Palmer和Malcolm Taylor（图书管理员）向我展示了Cecil Sharp家族的档案复制品，原件藏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关于后期维多利亚和爱德华七世时期的收集者对民谣中淫秽内容的审查情况，见Vic Gamman, “Folk Song Collec ting in Sussex and Surrey, 1843–1914”, History Workshop Jour nal, 10（1980）；以及“Song, Sex and Society in England, 1600–1850”，Folk Music Journal (1982), pp. 219–220。

[24] Joseph Wright, English Dialect Dictionary (1903), v, “Skimm-ington” .

[25] Axon, op. cit., pp. 330–331，cited in Charles Hulbert,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y of Salop (l828）.

[26] 特别参看Martin Ingram, “Ridings, Rough Music and the ‘Reform of Popular Culture’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105 (1984); David Underdown, Revel, Riot and Rebellion (Oxford, 1985），passim。

[27] 见Ingram, “Riding”, p. 82，他发表在Folklore (xli, 1930, pp. 287–290）中的副本对这一点作了修改。

[28] Somerset County Herald, 24 Aug. 1946；也见1952年8月23日、30日。谢谢John Fletcher，他指引我找到了这份材料和其他材料。

[29] G. Roberts,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Lyme Regis and Charmouth (1834), pp. 256–261.

[30] 比如，见N & Q, 4th series, xi (1873), p. 455，指的是“约30年前”发生在Bermondsey（伦敦）的一个场面。

[31] J. S. Udal, Dorsetshire Folklore (Hertlord, 1922), pp. 195–196.cited in The Bridport News, Nov.1884.

[32] See C. Phythian-Adams, “Ceremony and the Citizen: the Communal Year at Coventry,1500–1700”, in Peter Clark and Paul Slack (eds.), Crisis and Order in English Towns, 1500-1700 (1972).

[33] J. Strype, Ecclesiastical Memorials relating chiefly to Religion and the Reformation (1822), iii, p. 409.在16世纪和早期17世纪里，脸向着马尾巴倒骑是伦敦的法庭和星室法庭对伪誓、腐化等等施加的一种惩罚：见Ingram, “Riding, Rough Music and Mocking Rhymes”。

[34] Nehemiah Wharton的信件，载Archaeologia, xxxv (1853), pp. 310–334。

[35] PRO, WO 30/17, pp. 68–69.也见Young，op. cit., p. 190，讲到了路易斯堡（1746年）和波士顿下议院（1764年）使用军队的惩罚方法。黑人士兵在美国内战中仍受到这种惩罚，见Bell 1. Wiley, Southern Negroes 1861-1865 (New Haven, 1965), pp.317–318。

[36] 木马在一些地方可能曾是一种民法用的常备惩罚性刑具，与颈手枷和足枷一样。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在1654年有过一次反对一个男人的行动，该男人诽谤另一个人，说这个人是“一个卑鄙的乞丐似的无赖，曾欺骗了议会一百次，应该在桑德山（Sandhill）上罚骑木马”。Tompkins v Clark (1654), Style 422, ER 82, p. 829.

[37] Sherborne, Dorchester and Taunton Journal (1845），见Somerset County Herald 1952年8月23日的报道。

[38] 见Douglas Hay, Peter Linebaugh and E. P. Thompson, Albion's Fatal Tree (1975)。比较Natalie Z. Davis, “The Rites of Vio-lenc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 1975)。

[39] 下葬的事例中有：Leicester Herald, 17 Apr. 1833（织工们用喧闹游行来对待一个不受欢迎的雇主，把他的模拟像放在绞刑架上，开枪执行死刑，并把它放进一个墓穴里，然后烧掉）；Hampshire and Berkshire Gazette, 4 Feb. 1882（一个人抛弃了他多年来一直在追求的女子，人们带着他的模拟像走过村庄，敲起丧钟，吊起模拟像，把它砍倒、向它射击并烧掉）；Gloucester Ctandard, 8 Oct. 1892（在一次靴匠和鞋匠的争论中，一些“工贼”受到了喧闹游行的处理，包括奏“哀乐”）。

[40] Alfred Young, “Pope's Day, Tar and Feathers and Cornet Joyce, Jun”，讨论了美国和英国的资料；C. S. Burne, “Guy Fawkes Day”, Folk-lore, xxiii, 4（1912）。

[41] 在11月5日，喧闹游行通常很活跃，这时的习惯是制作村子里“任何干丑事的人、坏人或不受欢迎的人”的模拟像，并在他们的房前把其烧掉（一对未结婚的人的例子），见Trans. Devon Assoc., lxvi（1934）。见下面的优秀论文：“‘Please to Remember the Fifth of November’: Conflict, Solidarity and Public Order in Southern Eng land, 1815–1900”, in Robert E. Storch, Popular Culture and Custom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1982），esp. pp. 82–84。John Fletcher是皮尔顿一个有名的奇才，他曾收集了许多19世纪盖伊·福克斯日喧闹游行的例子，萨默塞特、格拉斯顿伯里、韦尔斯和布里奇沃特在这方面特别热情洋溢。

[42] 证词和信件藏在PRO, King's Bench Affidavits（高等法院宣誓书），KB 1.30（Easter 40 Geo. III, no. 2）。关于匿名的恐吓信，见我的“The Crime of Anonymity”，in Hay, Linebaugh and Thompson, op. cit。

[43] Exeter Flying Post, 2 Oct. 1817; U. Radford, “The Loyal Saddler of Exeter”, Trans. Devon Assoc., lxvx (1933), pp. 227–235.

[44] Halifax Guardian, 20 Jan. 1844.谢谢Dorothy Thompson。

[45] Hampshire Chronicle, 11 Feb. 1782.谢谢John Rule。

[46] J. R. Chanter, “North Devon Customs”, Trans. Devon Assoc., ii (1867–1868), pp. 38–42.

[47] J. P. Carpenter to Portland, 22 June 1800, PRO. HO 42. 50.

[48] Francis Grose, A Classical Dictionary of the Vulgar Tongue, 2nd edn. (1788).

[49] John Brand, Observations on Popular Antiquities (1813), ii, p. 112; William Hone, The Every-Day Book (1826), i, cols. 1386–1388; Robert W. 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 lish Society (Cambridge, 1973), pp. 77–78.

[50] 已故的G. Ewart Evans先生很友好地借过我一盘关于叙述这种事件的磁带，是1964年时住在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附近的Flack of Depden Green夫人给他的。她说直到1920年这类“喧哗”在婚礼上都是非常普遍的。“各种各样”的人聚集起来，受邀请去喝酒。她记得只有一次是用来反对被认为有罪的人的。在伦敦和其他地方，屠夫们组成乐队，用髓骨敲打着屠刀（摩擦着发出像阵阵铃声那样的声音），参加结婚酒会，直到付给他们钱或给他们啤酒才离开。见R. Chambers, The Book of Days (1878), i, p. 360。

[51] 见Ingram, “Riding, Rough Music and Mocking Rhymes”, pp. 94–96。“Wooset”或“hooset”看来是圣诞节时使用的性质相近的活动形式，都属伪装成动物的习惯，诸如肯特东部的木马和柴郡的抓灵魂（souling），见P. Maylam, The Hooden Horse, an East Kent Christmas Custom (Canterbury, 1909)，ch. 4；Violet Al ford, The Hobby Horse and other Animal Masks (1978)。

[52] Thomas Wilson, The Pitman's Pay, and other poems (Gateshead, 1843), pp. 56–63.

[53] Newcastle Chronicle, 7 and 21 May 1785, 4 Nov. 1792; Sunder land Herald, 12 Feb. 1851; W.Henderson, Notes on the Folk lore of the Northern Counties of England and the Borders (1879), P.30. 1783年2月在第一次美国战争结束时，水手们上岸休假，向那些把他们出卖给拉壮丁队的告密者实行报复，要他们“骑着木棍”穿过街道，妇女们用许多臭蛋、起泡沫的肥皂水、泥浆等等涂到他们身上去。有一个人在“木棍”上受到了极严厉的对待，随后就死了。见“The Press Gang in the Northern Counties”,Monthly Chronicle of North Country Lore and Legend, v, 47 (1891)。

[54] 对工贼特别是这样，对性过错者也是这样，如果在作案现场被发觉的话。见W.Woodman, “Old Customs of Morpeth”, History of the Berwickshire Naturalists'Club, xiv(1894), p. 127。19世纪的英国把一个受害者逐出城里的事常有发生，（比如，R. L.Tongue 1965年出版的Somerset Folklore第181页说到，一个“刻毒的”老妇被放在一个囚笼里赶出来，四周系着锡罐，跟着一支喧闹游行的乐队——一种在新世界变得更平常的习俗）。

[55] R. de B. Trotter, Galloway Gossip: the Stewartry (Dumfries, 1901), p. 442.谢谢Roy Palmer。

[56] Wyatt-Brown, op. cit., p. 447.

[57] 更严格的实施法律和更有力的管辖可能曾有助于这一点。

[58] 见Palmer, op. cit., and Wyatt-Brown。加拿大有强大的喧闹游行的传统，该传统来自英国和法国，应用于许多目的。也见Bryan Palmer, Working-Class Experience (Toronto,1983), pp. 41–45。1837年在下加拿大沙里瓦里伴随着反叛，他们常常得到年轻而有教养的人的支持，所用的面具和化装舞会的服装都是精心制作的。晚至1846年，安大略的金斯顿通过市镇法规，要“禁止这种无用和愚蠢的称为沙里瓦里的习惯”（Minutes in Kingston City Archives）。

[59] Susanna Moodie, Roughing It in the Bush; or Life in Canada (1852), i, pp. 230–231.谢谢Robert Malcolmson。

[60] Roberts, op. cit., p. 260.

[61] N & Q, 5th series, v (1876).

[62] A. C Bickley, “Some Notes on a Custom at Woking Surrey”, Home Counties Magazine, iv(1902), p. 28.

[63] 关于由喧闹游行而造成的自杀，见Caledonian Mercury, 29 Mar. 1736（由打妻子而引起）；Northampton Herald, 16 Apr. 1853，一个已婚劳动者企图自杀，他曾与一个年轻未婚妇女生有一个孩子。

[64] 参见Nicole Belmont, “Fonction de la derision et symbolisme du bruit dans le charivari”，Le Charivari, p. 18。

[65] 参见M. K. Ashby, Joseph Ashby of Tysoe (1974), pp. 150–151。

[66] 民间传说收集者经常发现这种保留相当费解，特别是在性问题上。他们不仅在地域上讲是外来人，而且从社会上来讲也是这样（属于有教养的人或中等阶层）。向我提供消息的一些人曾要求我不要提及50年或50多年前受到过喧闹游行处理的人的名字或其细节情况，因为其孩子或孙子们仍生活在村里。其他调查人告诉过我，他们遇到过同样的阻力。

[67] 在约克郡，“自己”仍有这种含义。见Wright, English Dialect Dictionary对“自己出生的教区”的解释，和“自己”作为“承认、认为……一致、意识到一种熟识的关系”的意义。

[68] Baring-Gould, op. cit., ii，p. 78.

[69] N & Q, 1st series, ix, 17 June (1854), p. 578.

[70] Bickley, op. cit. 同一个作者在一本叫Midst Surrey Hills: a Ru ral Stay (1890）的小说中，花了一章篇幅刻画了这种酒馆“法庭”。关于在铁匠铺的一次协商会议，见Hardy(ed.), The Denham Tracts, ii, p. 4。关于南威尔士的“Coolstrin”法庭，见W. Sikes,British Goblins: Welsh Folklore & c (1880); John Gillis, For Bet ter, For Worse (Oxford,1985), p. 133。

[71] 见Hardy,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ch. 36。

[72] 比如，见N & Q, 2nd series, x (1860), p 477。Gustavus Pettit of Leamington Spa先生是一个向我提供资料的长者，在上世纪的最后几年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曾见到过一次喧闹游行。他告诉我，他无意中听到成年的劳工们在一间附属于一个多幢小屋公用的洗衣房里谋划这种事情。也见Coventry Evening Telegraph, 10 Sept. 1970。

[73] 一些人把沙里瓦里称为一种“贬黜的仪式”或相反。要使它有效，必须带有一种非个人的或共同体审判的力量：“斥责受害者的人必须表明自己是见证人，他在斥责过程中应使人们不把他看成默默无闻的个人，而是一个公众已知的人物。他应该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以个人的、独特的经历来行事的人。不如说，他应该被看成是一个公众人物，以自己的能力来吸收公众怀有的、已证实的经验来行事。”见H. Garfinkel, “Conditions of Successful Degradation Ccremonies”, Amer. Jour. of Sociology vol. 61, March 1965, p. 423。

[74] 在英国，在民俗学者中某种兴趣一直存在。然而，英国学术戒律直到最近还对民间传说表示了极大的敌意，视其为“学者的古玩收集与古怪想象的混合物”。见TLS, 16 Sept. 1969。甚至Keith Thomas开创性的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1971）也只是在一处地方随便提及沙里瓦里。学者们对这方面兴趣的复活来自海峡对面，来自Claude Lévi-Strauss的Mythoiogiques I. Le Cruei le Cuit (Paris, 1964），及来自Natalie Z. Davis的重要文章“The Reasons of Misrule”，in Past and Present, 50（1971）。我自己写这一章的最初尝试不是在英国发表，而是1972年发表在法国的Annales E. S. C.上。从那以来，在大西洋两岸越来越多的研究中这些现象已很明显，并一时变得很时髦。见Edward Shorter,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Family (New York, 1975),pp. 218–227。

[75] Brown, op. cit., pp. 104–107; Baring-Gould，op. cit., ii, p. 78; Baring-Gould, A Book of Folklore (1913), pp. 251–252.

[76] N & Q, 4th series, iii, 26 June (1868), p. 608；ibid., 4th series, xi, 15 March (1873), p.225；ibid., 4th series, iii, 5 June (1869), p. 529; Tongue，op. cit., p. 181.

[77] Roberts, op. cit., pp. 256–257.

[78] Brockett, op. cit., “Riding the Stang”.

[79] W. Henderson, Notes on the Folk-lore of the Northern Counties of England and the Borders (1879),p. 29.

[80] Alford, “Rough Music or Charivari” , op. cit.

[81] Van Gennep, op. cit., i, p. 202。

[82] Ibid., i. pt. 2 pp. 614–628。

[83] 引自发生在弗朗什孔泰省（Franche-Cormté）的例子，ibid., p. 619注2。Diderot and d'Alambert, Encyclopédie (Paris, 1753）第208页上设想：喧闹游行针对的是“那些第二次、第三次结婚的人；甚至与那些年龄太不般配的人结婚的人”。

[84] Lévi-Strauss, op. cit., pp. 293–295.也见P. Fortier-Beaulieu, Mariages et Notes Campagnardes dans... le Department de la Loire (Paris, 1937）。

[85] 见附录二。

[86] N. Z. Davis, “The Reasons of Misrule: Youth Groups and Charivari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50（1971），这位作者只引了一则由妻子打丈夫引起喧闹游行的例子，1583年5月发生在第戎，见第45页注13。

[87] 特别见André Burguière和Nicole Castan在Le Charivari中的文章。

[88] 然而，Bernard Capp提供了某些启发性的证据，见其“English Youth Groups and The Pinder of Wakefield”，in Paul Slack (ed.), Rebellion, Popular Protest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1984）。

[89] Ingram, “Riding, Rough Music and Mocking Rhymes”, p. 169 and “Ridings”, pp.90–91; Natalie Zemon Davis, “Charivari, honneur et communauté à Lyon et à Genève au XVIIe siecle”，Le Charivari, pp. 221–228.

[90] Alford暗示了与喧闹游行相联系的自杀和血仇的报道，见其“Rough Music or Charivari”，pp. 510，513–514，还与一些通俗作者写的更有传奇色彩的叙述作了对照。比较“el vito”（维托舞曲）的心理暴力，如J. A. Pitt Rivers所描述的，见其The People of the Sierra (1954), pp. 169及以下各页。

[91]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et Traditions populaires，Paris，MS B 19，来自托讷（上萨瓦省）的诗歌。本诗的一种变体见Shorter, op. cit., p. 221。

[92] 见Ian Farr and Ernst Hinrichs in Le Charivari。

[93] Hoffman-Krayer and Bachtold-Staubli, op. cit.,“Katzenmusik”.

[94] 见Dominique Lesourd in Le Charivari。

[95] Tekle Dömötör , op. cit.,

[96] 特别见Bryan Palmer, “Discordant Music”。

[97] 引自文学上关于“斯基明顿骑乘”的最完全的叙述，见Samuel Butler, Hudibras, Second Part, Canto Ⅱ，ed J. Wilders (Oxford, 1967), pp.142–149。该诗第2部分最初发表于1663年。该段诗的下面是这样的：

当妻子改变她的性别角色，像野兔那样，

骑在她们丈夫身上，像梦魇一样，

这时，道德上的斗争消失了，

他们的特权也被剥夺了，

要靠战争的权利，判处吉尔斯们①

接受纺车杆、角②和轮子③；

因为男人被他们的妻子吓住时，

他们当然免不了要戴绿帽子。

①吉尔斯（Gills）：女孩子、姑娘；②角（Horns）：戴绿帽子的象征；③轮子（Wheels）：手纺车（如纺纱杆一样）是妇女工作与女性角色的象征。

[98] Robert W. Malcolmson, Life and labour in England, 1700-1780 (1981), p. 105.

[99] Henri Misson de Valbourg, Memoirs et Observations Faites par un Voyageur en Angleterre，Paris,1698. p. 70; H. Misson, Memoirs and Observations in his Travels over England (1719), p. 129.

[100] J. A. V. Chappel and Arthur Pollard (eds.), The Letters of Mrs. Gaskell (Manchester, 1966), pp.29–31.谢谢David Englander。

[101] Sheila Rowbotham, “The Trouble with ‘Patriarchy’”, New Statesman, 21–28 Dec. 1979，reprinted in Rowbotham, Dreams and Dilemmas (1983), pp. 207–214.

[102] 见G. Schochet, Patriarchalism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1975)。

[103] 这方面的事例可以在大部分CROs（中央档案馆），特别是在感化院或教养院的入院执行书中找到。关于众多的“放荡的和目无法纪的”人的入院执行书（两性的）比如，见Hants. CRO, QSB/xvib/2/5, Calendars of prisoners in House of Correction, April, July and October 1723。或1760年代赛伦塞斯特的一个非同寻常地热情的地方官（Thomas Bush）经常把入送交感化院，因为这些人诅咒（不平常的人）不服从主人（学徒）、“流氓和懒散行为”及因为（1766年7月28日被送交的安·朗德尔）“是一个非常下流闲荡和目无法纪的人，而且她拒绝保证改恶从善”，见Gloucester CRO, Q/SG 1763–1766。所有这一切都是正常的；见Joanna Innes, “Prisons for the poor: English bridewells 1555–1800”, in Francis Snyder和Dougla Hay, Labour and Crime (1987），esp. pp. 84–85, 99, 114 note 21。

[104] PRO, KB2.1（Part One），Affidavits，Anne (Misc.): Regina v William Copsey.

[105] “根据戈斯波特（Gosport）的约翰·莫里斯的妻子玛丽自己的坦白和辩解，她被宣判犯有常常骂人和扰乱邻居平静生活的罪行，在温切斯特城处以浸椅刑的惩罚……”Hants. CRO, QM/5, Minute Book, 6 October 1724。

[106] C. M. Gaskell, “Old Wenlock and its Folklore”, The Nineteenth (Feb. 1894).

[107] Ibid. See also John Gillis, op. cit., p. 131.

[108] Sir G. O. Paul, Address to His Majesty's Justices of the Peace for the County of Gloucester, Epiphany General Quarter Sessions 1809 (Gloucester, 1809), pp. 129, 135.然而，虽然形式和理论上允许这种性别歧视的做法，18世纪晚期的实践已较为宽容。Paul收集的犯人身份的材料表明了1807年前的16年间在郡监狱和感化院的“罪犯”的人数：因“生私生子”而被囚禁的有241个男性（他们大概未能付私生子的父子关系鉴定费，而这种关系是有人发誓指控的）和39个女性。还有213个人因离开了由教区负责济贫的家庭而被囚禁（大概全是男性）。性别歧视的法律对怀有恶意的地方官员和济贫法官员仍是适用的，但使用的次数在减少。这时已被釆纳的还有：公开鞭笞妇女是“一种过错，违反了普通的体面”；到乔治三世32年第45个案件时（1792年），这种刑罚不可再用于判有流氓和流浪罪的女人，ibid., pp. 8–35。

[109] 或者我设想是这样。这件事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110] See Keith Thomas, op. cit., pp. 528–531; D. E. Underdown, “The Taming of the Scold:the Enforcement of Patriarchal Author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Anthony Fletcher and John Stevenson (eds.), Order and Disord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 bridge,1985).

[111] 从制造花边和呢绒的城镇霍尼顿庆祝安妮女王的加冕典礼（1702年4月23日）中，可以看到女性存在和自信的一个例子：300个秩序井然的妇女和姑娘，排成两队，横列两两对齐，有3个女鼓手和25个骑马的小伙子组成的一队卫兵，从早上10点到晚上8点在全城上下穿行，高声欢呼着，摇晃着长长的装饰着流苏的白色枝杆，这些流苏是用白色和蓝色的绶带（女王的绶带）和带骨的饰带组合成的；见F. N. Poynter (ed.), The Journal of James Yonge (1962), p. 210。带有枝杆的类似的队列有时也是那些救济女性的会社的周年纪念日的标志。Thomas Hardy在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的第2章中，说该俱乐部“已走了几百年了”可能是对的。

[112] Underdown，op. cit., p.135。Also see David Underdown, Revel. Riot and Rebellion, (Oxford,1985), esp. pp. 102–103.

[113] Reed's Weekly Journal, 16 Apr. 1737.

[114] N & Q, 4th series，iv (1869), p. 105 (Somerset, 1826)；ibid., 5th series, v (1876), p. 253（Lancashire, late 18 century？）；ibid., 2nd series, x (1860), p. 363.

[115] 夫妇间的不忠——双方当事人在驴背上被背对背系在一起，见W. H. K. Wright(ed.), The Western Antiquary (Plymouth, 1882), p. 31; 1872年在林肯郡的马基特雷森（Market Rasen），反对一个持有“婚姻生活特权的荒淫观念”的煤商，见Stamford Mercury, 19 Jan. 1872；1887年在诺萨勒顿（约克郡）反对一个已证实对其新婚妻子不忠的旅店马夫，见York Herald, 1 Mar. 1887；1882年反对曾在汉普郡一个村庄遗弃其女主人的年轻人，见Hants and Berks Gazettte, 4 Feb. 1882；及许多其他的例子。

[116] S. P Menefee, Wives for Sale (Oxford, 1981), pp. 117, 126–127, 183; Northern Standard, 4 Nov. 1882; Bury Times, 12 Nov. 1870; Katharine M. Briggs, The Folklore of the Cotswolds (1974), p. 116–117.

[117] N & Q, 2th series, x (1860), p. 477.

[118] Bucks Herald, 27 July 1878.这是群众中很固执地持有的一个信念：丈夫有权责打妻子三下，但不能多，用一根小棍子，不能大于他自己的大拇指。

[119] Berks. CRO，D/EW1, L. 3中的其他文献。谢谢John Faine，他指导我找到了这些文献。

[120] Porter, op. cit., pp. 9–10.

[121] 见Carlo Ginzburg, “Charivari, associations juveniles, chasse sauvage”, Le Charivari。我发表在Annales E. S. C.的文章中，讨论了列维–斯特劳斯在Le Cru et le Cuit中解释沙里瓦里时拘泥形式的结构主义。金兹伯格反过来批评我持有无定形的经验主义，为表面上明了的功能所迷惑，并试图表明我们在仪式的形式和功能上的各种立场有共同的基础。我能接受他的纠正。

[122] 引自Ingram, “Riding, Rough Music and Mocking Rhymes”, p.174。

[123] 关于参加者的证据尚无定论，按所针对的具体过错情况而各有不同。男人们要扛起一根“木棍”或“骑斯基明顿”时，妇女常出来跟着起哄和猛敲平底锅（见图23）。当事情闹到法庭上时，被起诉的人几乎总是男性。所以1803年发生在伯顿（牛津郡）的事例的情况是，15个劳动者被起诉，5个处以监禁，见Oxfordshire CRO, QSM I/7; 1811年在沃里克郡的一起事件中，被起诉的是2个修造车子的人、1个农民、1个农场主、1个劳动者、1个鞋匠及1个制造油烛的人，见Warwicks,CRO, QS 32/3, bundle 3。

[124] 18世纪里，妇女有时领导了喧闹游行：1747年在比林赫斯特一个虐待并不给妻子吃饭的丈夫被妇女们从他的房子里轰出来，把他放进一块毯子里，往池塘里按（转引自Sussex Agricultural Express, 28 Oct. 1848）。1748年一个伊斯灵顿的商人用枝条抽打妻子，“直到鲜血从她的脚后跟往下流”，她“有正当理由反对他，把他带到地方法官那里，他被……投入监狱。在送往监狱途中，要他穿过街道，让全城三分之二的妇女向他投掷脏物、轰赶和追打”，见Northampton Mercury, 11 July 1748。在苏格兰低地的部分地方，有报道说妇女要一位打妻子的人“骑木棍”，亲手把他抓起来，见R. Forsyth, The Beauties of Scotland (Edinburgh, 1806), iii, p. 157。

[125] Charles Redwood, The Vale of Glamorgan (1839), pp. 289–295, cited in Gillis，op. cit., esp. pp. 133–134，但在威尔士的中、北部部分地区，“家长制”的喧闹游行久久存在，见Julius Ro denberg, An Autumn in Wales (1856), translated and ed. by William Linnard（Cowbridge, 1985）。

[126] Stowe收集的斯特顿（Sturton）的民谣，James M. Carpenter有关Cecil Sharp家族的收藏品。

[127] Shorter, op. cit., p. 235.

[128] Ibid., p. 218.

[129] 摘自一份代表一个喧闹游行的受害者的辩护状，Berks. CRO, D/EW 1.L3。

[130] N & Q, 6th series, vi（1882）；Ibid., 5th series, v（1876）.

[131] 见附录一。

[132] 在曼彻斯特的戈顿，当“发现一个漆工正与两个女人和睦地生活在一幢房子内”时，“骑木棍”就发生了，见N & Q, 5th series, v (1876)。

[133] Flora Thompson, Lark Rise to Candle ford (Oxford, 1954), pp. l45–146.

[134] 1900年在奥克希尔（萨默塞特），一场志在报复的“斯基明顿骑乘”降临到一个园丁、他的妻子及他妻子的兄弟身上，该妻子及其兄弟是德国人，村民们不愿相信他是她的兄弟，见Shepton Mallet Journal, 31 Aug. 1900。

[135] 已故的萨默塞特皮尔顿的Bob Hiscox 1975年时给我的消息，指的是约1910年时的事。

[136] David Rollison, “Prope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Culture in a Gloucestershire Village,1660–1740”, Past and Present, 93（1981），收录在上引Slack主编的书。关于另一个有丰富文献记载（但不可思议）的事例，见Jean R. Kent, “Folk Justice and Royal Justice in early 17th-century England: a‘Charivari’ in the Midlands”, Midland History, viii(1983)。

[137] D. G. Allan, “The Rising in the West, 1628–1631”, Econ. Hist. Rev., 2nd series, v, i (1952–1953); Buchanan Sharp, In Contempt of All Authority (Univ. of California, 1980），他争论说（p. 105），不存在任何一个名为“斯基明顿”的领导，正如不存在任何名为卢德将军或丽贝卡的人。

[138] Warwickshire Quarter-Sessions Proceedings, ed. H. C. Johnson and N. J. Williams (Warwick,1964), pp. xiii-xiv.

[139] J. H. Bloom, Folklore, Old Customs and Superstitions in Shakespeare Land (1930), p. 53.

[140] Bucks Herald, 13 July 1878. 一个沃里克郡的妇女因起诉自己的孩子而招致喧闹游行，起诉原因是她的孩子从她钱包里偷了6先令9便士，见Leamington Chronicle, 16 July 1870。谢谢Chris Ryan。

[141] Bedfordshire CRO, QSR 23, 1817, pp. 230–231.

[142] PRO, KB 11.59.

[143] 比如，见W. E. Haigh, A New Glossary of the Dialect of the Hudders field District (Oxford,1928), p. 118; John Bland, Bygone Days in Market Harborough (Market Harborough, 1924),pp. 102–103。

[144] A. Boyer, Political State of Great Britain, LIII, 1737, p. 116.

[145] 比如，见Ruth Richardson, Death, Dissection and the Destitute (1987), p. 138。

[146] 1767年在托斯特反对一个“补鞋匠”的说教，见Northants. CRO, Quarter Sessions Grand File, 1767。早期卫理公会的历史提供了许多对布道者和著名人物实行喧闹游行的事例：来自John Walsh的信息。菲林哈姆的教区长就受过“哐啷啷”的处理，他的模拟像在烧毁前被“骑在木棍”上，见Stamford Mercury, 23 May 1884。

[147] 1853年4月的愚人节，在索厄姆（剑桥郡）地方摩尼教信徒的房子外面举行了模拟嘲笑摩尼教的婚礼，“婚礼”中7个坐在驴子上的“新娘”与一个唯一的“丈夫”结婚，见Millenial Star, xv (1853), p. 269。谢谢J. F. C. Harrison。

[148] Bucks. Herald, 19 Oct. 1878.

[149] PRO, KB 1. 33 (Part One), Rex v James Attwood, John Sashand and Henry Rickett, affidavit of James Attwood.

[150] Handbill in KB 1.30 (Part Two), Mich. 41 Geo. III, no. 1: affidavit of Joseph Storrer（1800）and papers in file 41.关于该案件的背景，见Douglas Hay, “Crime, Authority and the Criminal Laws in Staffordshire, 1750–1800” (Univ. of Warwick Ph. D. thesis,1975), pp. 309—314。

[151] 见Bickley, op. cit。

[152] James Woodforde, The Diary of a Country Parson (1949), p. 53.关于牛津郡产生于教堂争端的事件实例，见J. C. Cox, Churchwardens'Accounts (1913), p. 53。

[153] W. E. Minchinton, “The Beginnings of Trade Unionism in the Gloucestershire Woollen Industry”, Trans. Bristol & Gloucs. Arch. Soc. (1951), pp. 134–135; Adrian Randall,“Labour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West of England Woollen Indus try”（Univ.of Birmingham Ph. D. thesis, 1979），esp. pp. 300–301, 541; F. J. Snell, The Chronicles of Twyford (Ti verton, 1893), pp. 186–187, 191–192, 232–232.关于Banbury的长绒织工，见John Money, Experience and Identity, Birmingham and the West Midlands, 1760-1800 (Manchester, 1977), pp. 240–241; Robert Spillman, 25/26 August 1793 in PRO, HO 42/26。

[154] 1725年5月，一百多个男人和妇女（宽布织工？）聚集在斯特劳德，推倒济贫院，把一个管救济的人员放在一根棍子上在教区内游行。他们还威胁说要把“绅士”中的一个也放到木棍上，如果碰见他的话。见PRO, Assi 5. 44（i）。关于一个收税栅的事件，也发生在斯特劳德，见SP 36. 32。

[155] S. and B. Webb, 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1920), p. 28. 1743年有人报道说，萨瑟克有一个未经过学徒训练的制帽工人被迫“骑木棍”，由于过度受暴力虐待而死亡，见Sherborne Mercury, 18, Oct. 1743。

[156] Annual Register (1770), p. 74.

[157] 在考文垂丝织工业中“骑驴子”非常活跃，被用来反对那些蔑视“行业”规则的工人和雇主。见The Times, 20 Aug. 1819; Report of the Trial of the Prisoners Charged with Rioting and De stroying the Machinery of Josiah Beck (Coventry, 1832), p. 3; PP, 1835, xxv, p.1834；来自Peter Searby的信息。

[158] Greenwich & Deptford Chronicle, 12 Mar. 1870.谢谢Geoffrey Crossick。

[159] First Report of the Constabulary Commissioners (1839), pp.83–84; PRO 52. 35 and 73.4（memorandum of Sir E. Head）；J. C. Davies, Folklore of West and Mid-Wales (Aberystwyth, 1911), p. 85.

[160] See D. V. J. Jones,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Wales, 1792–1823”（Univ. of Wales,Aberystwyth, Ph. D. thesis, 1965），esp. pp.217, 195ff.

[161] 见D. Williams, The Rebecca Riots (Cardiff, 1955), Williams教授写道（p. 56）：“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丽贝卡暴动是‘木马’习俗的一种延伸。”也见D. J. V. Jones,Rebecca's Children (Ox ford, 1989），esp. ch. 6。

[162] 这里的叙述基于PRO, HO 45. 454（i）and（ii），及特别是我们前面引用过的Edward Lloyd Hall先生的报告，见（ii），fos. 521–523、664及以后各页；H. T.Evans, Rebecca and Her Daughters (Cardiff, 1910), “Rebecca in West Wales”, West Wales Hisi. Records, Vll (1917–1918)。

[163] Hull And North Lincs. Times, 15 Jan. 1898.

[164] 见Wyatt-Brown, op. cit., pp.435–561。在18、19世纪的北美“坐手推车”、涂柏油和插羽毛、骑在一根木杆上等事情很平常，有时用来反对违反“公德”的人，有时用来反对违反家内道德的人，包括打妻子。见J. E. Cutler, Lynch-Law: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istory of Lynching in the Untied States (1905），esp. pp. 46–47, 60–71,63–67, 92, 103; R. B. Morris, Government and Labor in Early America (New York, 1965), p.147; H. D. Graham and T. R. Gurr (eds.), The History of Violence in America (New York,1969), p. 70。

[165] 见Nicholas Rogers, “Popular Protest in Early Hanoverian London”, in Slack (ed.) op.cit., Peter 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Sev enteenth-Century London”, in Reay (ed.) op.cit., John Brewer,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Cambridge,1976），passim。

[166] Gerald M. Sider令人信服地论证说，各种强调对其劳动组织进行自我规范的团体也支持某些仪式，见“Christmas Mumming in Outport Newfoundland”, Past and Present, 71（1976）。

[167] 关于民间暴力的衰落，见Dorothy Thompson, The Early Chartists (1971), pp. 16–17，and“Chartism as a Historical Subject”，in Hull. Soc. Lab. Hist., 20 (1970), p. 12。

[168] Frank Peel, Spen Valley: Past and Present (Heckmondwike, 1893), pp. 307–308.

[169] Parliamentary Register, xliii, pp. 351–354. 1792年11月5日，在肯辛顿的公地（Kensington Common）上，人们举行了把不伦瑞克公爵（Brunswick）的模拟像处以绞刑和焚烧的仪式，见刊登在1793年2月2日的Pittsburgh Gazette上的伦敦来信。1796年诺里奇发生了一次嘲弄性的列队游行，行列中，皮特（Pitt）、温德姆（Windham）和罗切斯特（Rochester）主教的模拟像被人用手推车拉着，脖子上绕着绳索，然后被燃起的堆堆营火烧掉。

[170] 比如，见Easther and Lees, op. cit., pp. 128–129; J. Lawson, Letters to the Young on Progress in Pudsey (Stanningley, 1887), p. 66。

[171] N &. Q, 5th series, v (1876), p. 253.

[172] Munby diaries in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vols. xvii, p. 241, 4 March 1863; xix, pp.4–5, 7, 13, 2 May 1863.谢谢Anna Davin。

[173] 见Pappin v Maynard, in Law Times, 21 Nov. 1863. 17世纪英国高等法院的决定曾把“骑斯基明顿”定为骚乱，见Ingram, op. cit., p. 101。

[174] Evening Standard, 3 Oct. 1930.

[175] 已故的Kathleen Bumstead于1971年收集的叙述。

[176] 见Le Charivari, pp. 294, 306。

(1)　本章的“受害者”（victim）就是“罪人”（offender）。所谓“罪人”主要指其违反了当时公认的行为准则；所谓“受害者”指的是“受惩罚”者（一些当时公认的“犯罪”行为现在已得到容忍或同情）。——译者注

(2)　即Vehm-Gericht，12—16世纪间流行于威斯特伐利亚。——译者注

(3)　科摩斯（Comus），希腊、罗马的宴乐之神，年少英俊，左右侍立着童男童女。——译者注

(4)　这件事发生在1704年，这里的战争当指1701年至1713年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译者注

(5)　英国过去的一种刑具。——译者注

(6)　指当家作主的妇女（马裤是男人的服装）。——译者注

(7)　当指前述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译者注

(8)　原文如此（husband-beater），这里似应为“打妻子者”（wife-beater）。——译者注

(9)　这里大概指他偷了很多邻居的鸡和鸭，以致很难数清。——译者注

(10)　阿杜拉姆（Adullam），《圣经》中的古城。——译者注

(11)　意思大体上相当于“骑木棍”。——译者注

(12)　托马斯·哈代作品《无名的裘德》中的男女主人公。——译者注

(13)　布尔人（Boers），移居南非的荷兰人的后裔。1899年至1902年他们与英国军队发生了战争，史称英布战争，结果是布尔人接受了英国人在南非的统治。——译者注

(14)　据“小屋农”（Borda）协会的秘书长阿帕里西–塞雷斯（Aparisi-Serres）博士所言，见《民俗学……评论》（Revue de folklore...），第11卷（1940年），第17—19页。——原注

(15)　这几个词意思都差不多，后者可译为“骑木棍”，参看图20及其说明。——译者注

图20　在这幅蒙塔库特画版的右边，要么是那个丈夫，要么是一个代表骑在杠棒上让人抬着走。这通常是用以描绘骑“斯基明顿”，但“正式”的斯基明顿有两个骑者，一个扮演痛打丈夫的妻子，她面对马或驴的尾巴（见图22）。蒙塔库特的这种骑法可能恰好等同于骑木棍（英格兰北部），或等同于西部地区的cool-staffing

图22　霍格思为“Hudibras”创作的关于斯基明顿的插图

索　引

Abbott, Charles, lord chief justice查尔斯·阿博特，首席法官

Abingdon阿宾登

Alford, Violet维奥莱特·奥尔福德

Alfreton艾尔弗雷顿

Allen, John约翰·阿兰

Alton（Hants.）奥尔顿（汉普郡）

Amelia, Princess阿梅莉亚公主

Ampthill安普瑟尔

Ansty（Leics）安斯蒂（莱斯特郡）

Appleby, A.B. A. B.阿普尔比

Appleby, Joyce乔伊斯·阿普尔比

Aran Islands阿伦群岛

Arborfield阿博菲尔德

Arbuthnot, J. J.阿巴思诺特

Arnold. David戴维·阿诺德

Arundell阿伦德尔

Ashburn（Derby）阿什本（德比郡）

Ashby, M. K. M. K.阿什比

Ashby-de-la-Zouche阿什比德拉朱什

Askham（Cumb.）阿斯克厄姆（坎伯兰郡）

Atherstone（Warwks.）阿瑟斯通（沃里克郡）

Atiyah, P. S. P. S.阿蒂雅

Ault, Warren沃伦·奥尔特

Awre（Glos.）奥里（格洛斯特郡）

Bacon, Sir Francis弗朗西斯·培根爵士

Bacon, William威廉·培根

Baker, Sarah萨拉·贝克

Bamford, Samuel塞缪尔·班福德

Bampton班普顿

Bangor Teify班戈·泰费

Banbury班伯里

Barford（Wilts）巴福德（威尔特郡）

Baring-Gould, Rev. Sabine萨拜因·巴林–古尔德牧师

Barnet巴尼特

Barnsley巴恩斯利

Barton-on-Humber洪伯河上的巴顿

Bassett, Sir Francis弗朗西斯·巴西特爵士

Bath巴斯

Bavaria巴伐利亚

Baxter, Rev, Richard理查德·巴克斯特牧师

Baylis, James詹姆斯·贝利斯

Beaman, Hetty贝蒂·比曼

Bearwood比尔伍德

Beattie, Eizabeth伊丽莎白·贝蒂

Bedford贝德福德

Bedford, fifth duke of第五代贝德福德公爵

Bedingfield Commons贝廷菲尔德公地

Bellers, John约翰·贝勒斯

Beloff, Max马克斯·贝洛夫

Bengal孟加拉

Bennett, Timothy蒂莫西·本内特

Bentham, Jeremy杰里姆·边沁

Berkshire伯克郡

Best, Henry亨利·贝斯特

Bewdley比尤德利

Bicester比斯特

Billingshurst比林赫斯特

Bilston比尔斯顿

Birmingham伯明翰

Bishop's Cleeve（Glos.）毕晓普斯克利夫（格洛斯特郡）

Black Country “黑乡”

Blacket, Sir William威廉·布莱克特爵士

Blackstone, Sir William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

Blaize, Bishop布莱策主教

Blake, William威廉·布莱克

Bodmin博德明

Bogey, “General”Jane简·博热“将军”

Bohstedt, John约翰·博施泰特

Bolton博尔顿

Bombay孟买

Book of Orders《政令汇编》

Booth, Alan阿兰·布思

Boston（Lincs.）波士顿（林肯郡）

Bourdieu，Pierre皮埃尔·布尔迪厄

Bourn（Lincs.）伯恩（林肯郡）

Box, Joanna乔安娜·博克斯

Bradford（Yorks,）布拉德福德（约克郡）

Brand, John约翰·布兰德

Brantano, L. L.布伦塔诺

Brewer, John约翰·布鲁尔

Bridlington布里德灵顿

Bridport布里德波特

Brigstock（Northants.）布里格斯托克（北安普敦郡）

Bristol布里斯托尔

Bromsgrove布罗姆斯格罗夫

Broseley（shrops.）布罗斯利（什罗普郡）

Brydges, Henry亨利·布里奇斯，第二代钱多斯公爵

Burke, Edmund埃德蒙·伯克

Burke, Peter彼得·伯克

Burlescomb（Devon）伯尔斯库姆（德文郡）

Burne-Jones, Georgie乔治·伯恩–琼斯

Bury伯里

Busby, James詹姆斯·巴斯比

Butler, Samuel塞缪尔·巴特勒

Buxton, Sir T. F. T. F.巴克斯顿爵士

Byrom, Dr.拜罗姆博士

Calcutta加尔各答

Calne卡恩

Calstock卡尔斯托克

Cambridge剑桥

Cameroons喀麦隆

Campbell, Augustus,奥古斯塔斯·坎贝尔

Canada加拿大

Cannon, John约翰·坎农

Carlile, Richard理查德·卡莱尔

Carlisle卡莱尔

Carmathenshire卡马森郡

Caroline, Queen卡罗琳王后

Carrick-on-Suir苏尔河上的卡里克

Carter, Anne安妮·卡特

Castle Cary凯里堡

Chambers, J. D. J. D.钱伯斯

Chambers, Robert罗伯特·钱伯斯

Charing Cross查令十字街

Charles I, King国王查理一世

Charles II, King国王查理二世

Charlesworth, Andrew安德鲁·查尔斯沃思

Charlton（Horn Fair）查尔顿（角市）

Charnwood Forest（Leiscs.）查恩伍德森林（莱斯特郡）

Chaucer, Geoffrey杰弗里·乔叟

Cheshire柴郡

Chichester奇切斯特

Chilton（Bucks.）奇尔顿（白金汉郡）

Chilvers Coton（Warwks.）奇尔夫斯科顿（沃里克郡）

China（food riots）中国（食品骚乱）

Chinnor（Oxon）,钦诺（牛津郡）

Chipping Norton奇平诺顿

Cholmondeley, Thomas托马斯·乔姆利

Christian, Judge Edward埃德华·克莱斯蒂安法官

Chudleigh（Devon）查德利（德文郡）

Church Oakley（Hants.）丘奇·奥克利（汉普郡）

Cirencester赛伦塞斯特

Clare, John约翰·克莱尔

Clarke, Alice艾丽斯·克拉克

Clayton, Rev. J. J.克莱顿牧师

Clayton, William威廉·克莱顿

Clee Hill（Shrops.）克利山（希罗普郡）

Clipsham（Rutland）克利普舍姆（拉特兰郡）

Coats, A. W. A. W.科茨

Coke, Sir Edward爱德华·科克爵士

Colchester科尔切斯特

Collier, Mary玛丽·科利尔

Common Preservation Society公地保护协会

Cook, Henry亨利·库克

Cook, wife of Henry亨利的妻子库克

Cornwallis, Charles, Earl查尔斯·康沃利斯伯爵

Cottrell, Rev. C. J. C. J.科特雷尔牧师

Coventry考文垂

Creed, Justice克里德法官

Crome, Hannah汉娜·克罗姆

Crowley Iron works克劳利铁工厂

Croydon克罗伊登

Culford（Suffolk）库尔福德（萨福克郡）

Culmington卡尔明顿

Culmstock（Devon）卡姆斯托克（德文郡）

Cummins, Stephen斯蒂芬·卡明斯

Dall, Caroline卡罗琳·多尔

Dartmouth达特茅斯

Davenport, Allen艾伦·达文波特

Davis, Natalie纳塔利娅·戴维斯

Dean, Forest of迪恩森林

Defoe, Daniel丹尼尔·笛福

Delamere, Forest of德拉米尔森林

Deptford德特福德

Derbyshire德比郡

Devizes迪韦齐斯

Devon德文郡

Dewsbury迪斯伯里

Dickens，Charles查尔斯·狄更斯

Doncaster唐卡斯特

Dorchester多尔切斯特

Dorset多塞特

Dow, Alexander亚历山大·道

Dublin都柏林

Duck, Stephen斯蒂芬·杜克

Dudley达德利

Duncan, Ike艾克·邓肯

Dundee邓迪

Dunn, Mrs邓恩太太

Durham达勒姆

Durkheim, E. E.涂尔干

Earl, John约翰·厄尔

Eaton（Beds.）伊顿（贝德福德郡）

Eden, Sir F. M. F. M.伊登爵士

Edinburgh爱丁堡

Effingham（Surrey）埃芬厄姆（萨里）

Eley, Geoffrey杰弗里·埃利

Ellesmere埃尔斯米尔

Ely, Isle of伊利岛

Emmerton, Issac艾萨克·埃默顿

Enfield Chase恩菲尔德蔡斯

Epping Forest埃平森林

Epworth Common（Lincs.）埃普沃思公地（林肯郡）

Errol埃勒尔

Evans, Alice艾丽斯·埃文斯

Evans-Pritchard, E. E. E. E.埃文斯–普里查德

Eversley, Lord埃弗斯利勋爵（以前的肖·利菲弗尔）

Exeter埃克塞特

Falmouth法尔茅思

Fareham（Hants.）法勒姆（汉普郡）

Farnham法纳姆

Farrington法灵顿

Feckenham（Worcs.）费肯姆（伍斯特郡）

Ferrybridge（Yorks.）费里布里奇（约克郡）

Fielding, Lady Diana黛安娜·菲尔丁夫人

Fielding, Henry亨利·菲尔丁

Filmer, Robert罗伯特·菲尔默

Fitz-Geffrey, Rev. Charles查尔斯·菲茨–杰弗里牧师

Fitzwilliam, second earl第二代菲茨威廉伯爵

Flechere, Rev. J. W. De La, J. W.德拉弗莱谢尔牧师

Flint弗林特

Ford, Henry亨利·福特

Forman, John约翰·福曼

Formby（Lancs.）福姆比（兰开夏郡）

Fortier-Beaulieu, P. P.福捷–博利厄

Foster, Sir Michael迈克尔·福斯特爵士

Fowey（Cornwall）福伊（康沃尔郡）

Fowler, Joseph约瑟夫·福勒

Fox-Genovese, Elizabeth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

France法国

Francis, Philip菲利普·弗朗西斯

Franklin, Benjamin本杰明·富兰克林

Franklyn, John约翰·富兰克林

Franklyn, Sarah萨拉·富兰克林

Gadd, Mary玛丽·加德

Galloway加洛韦

Galway高尔韦

Gard, Mary玛丽·加德

Gaskell, Mrs Elizabeth伊丽莎白·加斯克尔夫人

Gateshead盖茨黑德

Gateward's Case盖特沃德案

Gay, John约翰·盖伊

Geneva日内瓦

George I, King国王乔治一世

George II, King国王乔治二世

George III, King国王乔治三世

George IV, King国王乔治四世

George Dorothy多萝西·乔治

Germany德国

Gillis, John约翰·吉利斯

Ginzburg, Carlo卡洛·金兹伯格

Girdler, J.S. J. S.格德勒

Glamorgan格拉摩根

Gloucestershire格洛斯特郡

Goble, William威廉·戈布尔

Goderich, Lord戈德里奇勋爵

Godwin, William威廉·戈德温

Gomme, G.L. G. L.戈姆

Gonner, E.K. E. K.冈纳

Goode, Rev. Henry亨利·古德牧师

Goole古尔

Gould, Mr. Justice法官古尔德先生

Gowran, Lord高兰勋爵

Gramsci, Antonio安东尼奥·葛兰西

Grassington格拉辛顿

Gray, Martha马撒·格雷

Greeham Common格林汉公地

Greehough, Paul保罗·格里诺

Greenwich格林尼治

Grenville, William Wyndham,威廉·温德姆·格伦维尔

Grimmett, Jenniffer詹尼弗·格里梅特

Guha, Ranajiit拉纳吉特·古哈

Gutch, Mrs古奇夫人

Gutman, Herbert赫伯特·古特曼

Gutteridge, Joseph约瑟夫·格特里奇

Habermas, Jurgen于尔根·哈贝马斯

Hackwood, Frederick弗雷德里克·哈克伍德

Hadley（Middlesex）哈德利（米德尔塞克斯郡）

Hadstock（Essex）哈德斯托克（埃塞克斯郡）

Haileybury College海利伯里学院

Halifax哈利法克斯

Hall, Radney罗德尼·霍尔

Halstead, Hanson汉森·霍尔斯特德

Hammond, Barbara and J. L.芭芭拉和J.L.哈蒙德

Hanpshire汉普郡

Handborough（Oxon.）汉德波罗（牛津郡）

Handsworth（Staffs.）汉兹沃思（斯塔福德郡）

Harcourt, Sir William威廉·哈考特爵士

Hardin, Garret加勒特·哈丁

Hardy, Thomas托马斯·哈代

Harpole（Northants.）哈尔波尔（北安普敦郡）

Harrison, John约翰·哈里森

Harrison, Mark马克·哈里森

Hart, John约翰·哈特

Harwich哈里奇

Harwood, William威廉·哈伍德

Haslemere（Surry）哈斯尔梅尔（萨里郡）

Hastings黑斯廷斯

Hastings, Warren沃伦·黑斯廷斯

Haverfordwest哈弗福德韦斯特

Haxey哈克西

Hay. Douglas道格拉斯·海

Heard, Jonathan乔纳森·赫德

Hearne, Thomas托马斯·赫恩

Heath, Mr Justice法官希思先生

Heath, Thomas托马斯·希思

Heckmondwike（Yorks.）亥克蒙德维克（约克郡）

Hedon（Yorks）赫登（约克郡）

Hellidon（Northants.）赫里登（北安普敦郡）

Helpston（Northants.）赫尔普斯通（北安普敦郡）

Hemings, Sarah萨拉·黑明斯

Henley-on-Thames泰晤士河上的亨利

Hereford赫里福德

Heron, Dr赫伦博士

Heywood, Rev. Oliver奥利弗·海伍德牧师

Hill, Christopher克里斯托弗·希尔

Hiller, Mary玛丽·希利尔

Hinckley欣克利

Hobsbawm, E. J. E. J.霍布斯鲍姆

Holmes-on-Spalding Moore斯帕丁荒原上的霍尔姆

Holmes, Joseph约瑟夫·霍姆斯

Holmes, Prudence普鲁登斯·霍姆斯

Homer, John约翰·霍默

Honiton霍尼顿

Hont, Istvan伊斯特万·霍恩特

Hope-under-Dynemore（Hereford）迪里莫尔之下的霍普（赫里福德郡）

Hopkins, Elizabeth伊丽莎白·霍普金斯

Horsham（Sussex）霍尔舍姆（苏塞克斯郡）

Horsley, Bishop of Rochester罗切斯特主教霍斯利

Houghton, John, writer约翰·霍顿，作家

Houghton, John, husband of Mary约翰·霍顿，玛丽的丈夫

Houghton, Mary玛丽·霍顿

How, Humphrey汉弗莱·豪

Howitt, Mary玛丽·豪伊特

Hucknall Torkard（Notts.）哈克诺尔托卡德（诺丁汉郡）

Huddersfield哈德斯菲尔德

Hull赫尔

Hungary匈牙利

Hunter, Sir William,威廉·亨特爵士

Hutton, William威廉·赫顿

Ingnatieff, Michael迈克尔·伊格纳蒂夫

Ingram, Martin马丁·英格拉姆

Ireland爱尔兰

Italy意大利

Iver（Bucks.）艾弗（白金汉郡）

Jacobins雅各宾派

Jacobites詹姆士二世党人

James II, King国王詹姆士二世

Jefferies, Richard理查德·杰弗里斯

Jeffreys, Judge杰弗里法官

Jenkins, Priscilla普丽西拉·詹金斯

Jones, Robert罗伯特·琼斯

Jonson, Ben本·琼森

Jowett, Jonathan乔纳森·乔伊特

Kaira凯拉

Kaplan, Temma,特马·卡普兰

Kemp, Thomas托马斯·肯普

Kent肯特

Kenyon, Lloyd, Lord Chief-justice劳埃德·凯尼恩，首席法官

Kerkebie, Emma埃玛·柯克比

Kerridge, Eric埃里克·克里季

Kettering凯特林

Kidderminster基德明斯特

King, Peter彼德·金

Kingston（Surry）金斯顿（萨里郡）

Kingswinford（Staffs.）金斯温福德（斯塔福德郡）

Kingswood金斯伍德

Kirkby Malzeard（Yorks.）柯比马尔泽德（约克郡）

Ku Klux Klan三K党

Lancashire兰开夏郡

Lane, Rev. Thomas托马斯·莱恩牧师

Langhorne, John约翰·兰霍恩

Lansdown Fair兰斯当集市

Lasqueur, Thomas托马斯·拉克尔

“Lark Rise” “拉克莱斯”

Lascelles, Henry, second earl of Harewood亨利·拉塞尔斯，第二代哈雷伍德伯爵

Laslett, Peter彼得·拉斯利特

Le Goff, Jacques雅克·勒高夫

Leake（Notts.）利克（诺丁汉郡）

Ledbury莱德伯里

Leeds利兹

Leicester莱斯特

Leigh, Lady利夫人

Levi-Strauss, Clande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Lewis刘易斯

Lewis, John约翰·刘易斯

Limerick利默里克

Lincolnshire林肯郡

Liverpool利物浦

Llanbister（Rodnershire）兰比斯特（拉德诺郡）

Lloft, Capel卡佩尔·劳夫特

Lloyd, Sir Richard理查德·劳埃德爵士

Locke, John约翰·洛克

Loder, Robert罗伯特·洛德

Logue Kenneth肯尼思·洛格

Lomax, John约翰·洛马克斯

London伦敦

Loughborough拉夫伯勒

Lough borough, first baron, chief-justice common pleas第一代拉夫伯勒男爵，高等民事法院院长

Loughton（Essex）劳顿（埃塞克斯）

Lowther, Sir William威廉·劳瑟爵士

“Luddy Lady” “卢德小姐”

Ludham Waste（Norfolk）卢德汉荒地（诺福克）

Lyford, John约翰·莱福德

Lyndhurst（Hants.）林德赫斯特（汉普郡）

Lyons里昂

Macpherson, C. B. C. B.麦克弗森

Macaulay, T. B. T. B.麦考利

Madras马德拉斯

Malcolmson, Robert罗伯特·马尔科姆森

Maldon（Essex）莫尔登（埃塞克斯郡）

Malinowski, Bronislaw布劳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Malthus, T. R. T. R.马尔萨斯

Malvern莫尔文

Manchester曼彻斯特

Mandeville, Bernard伯纳德·曼德维尔

Manning, Dr曼宁博士

Mansfield, first earl，lord chief justice第一代曼斯菲尔德伯爵，首席法官

Maoris毛利人

March（Cambs.）马奇（剑桥郡）

Mark（Som.）马克（萨默塞特郡）

Markham, G. G.马卡姆

Marlborough, Duke马尔伯勒公爵

Martin, Sir Mordaunt莫当特·马丁爵士

Martin, William威廉·马丁

Marvell, Andrew安德鲁·马弗尔

Marx, Karl卡尔·马克思

Mason, Barbara芭芭拉·梅森

Maulden（Beds.）莫尔登（贝德福德郡）

Melksham（Wilts.）梅尔克沙姆（威尔特郡）

Menefee, Samuel Pyeatt萨缪尔·派亚特·梅尼菲

Merthyr默瑟尔

Metcalfe, Sir Charles查尔斯·梅特卡夫爵士

Mexico墨西哥

Midlands英格兰中部

Middleton, Mary玛丽·米德尔顿

Middleton, Thomas托马斯·米德尔顿

Midsomer Norton（Som.）米德萨默诺顿（萨默塞特郡）

Mill, James,詹姆士·密尔

Mill, John Stuart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Mills, Agnes阿格尼丝·米尔斯

Mills, Thomas托马斯·米尔斯

Milward, Booth布思·米尔沃德

Minchinhampton明钦汉普顿

Mingay, G. E. G. E.明盖

Misson, Henry亨利·米松

Montacute（Som.）蒙塔库特（萨默塞特郡）

Montagu, Duke of蒙塔古公爵

Montrose蒙特罗斯

Moody, Elizabeth伊丽莎白·穆迪

Moore, Barrington巴林顿·摩尔

Moore, Wilbert威伯特·摩尔

More, Hannah汉娜·莫尔

Morris, Mary玛丽·摩里斯

Mostyn, Sir Thomas托马斯·莫斯廷爵士

Mount Edgecumbe, earl蒙特·埃奇库姆伯爵

Munby, A. J. A. J.芒比

Munster闵斯特

Namier, Sir Lewis刘易斯·纳米尔爵士

Nandi南迪人

Nash, Mary玛丽·纳什

Neeson, Jeanette珍妮特·尼森

New Forest新森林

New South Wales新南威尔士

New Zealand新西兰

Newbury纽伯里

Newcastle, duke of;见Pelham-Holles

Newcastle-under-Lyme莱姆的纽卡斯尔

Newcastle-upon-Tyne泰恩河上的纽卡斯尔

Newdigate, Sir Roger罗杰·纽迪盖特爵士

Newport纽波特

Newport Pagnell纽波特帕格内尔

Newton（Montgom.）纽顿（蒙哥马利郡）

Norris, Richard理查德·诺里斯

North Bovey（Devon）北博维（德文郡）

North Shields北希尔兹

North Wootton（Norfolk）北伍赖（诺福克郡）

North, Sir Francis弗朗西斯·诺思爵士

Northampton北安普敦

Northenden（Cheshire）诺森顿（柴郡）

Northiam（Sussax）诺锡安（萨塞克斯郡）

Northumberland诺森伯兰

Norton, Caroline卡罗琳·诺顿

Norwich诺里奇

Nottingham诺丁汉

Nuer努尔

Nuneaton纳尼顿

O'Brien, James Bronterre詹姆斯·布朗特里·奥布莱恩

Ogburne St. George（Wilts.）奥格本圣乔治（威尔特郡）

Okeford Fitzpaine（Dorset）奥克福德菲茨派恩（多塞特郡）

Old Swinford（Worcs.）奥德斯温福德（伍斯特郡）

Oldham奥尔德姆

Orissa奥里萨

Ottery St. Mary（Devon）奥特里圣玛丽（德文郡）

Oundle昂德尔

Outhwaite, R. B. R. B.乌思怀特

Oxford牛津

Pain, Hannah汉娜·佩因

Paine, Thomas托马斯·潘恩

Palmer Richard理查德·帕尔默

Pane, Sarah萨拉·潘恩

Parsons, Ann安·帕森斯

Parsons, John约翰·帕森斯

Pelham, Henry亨利·佩勒姆

Pelham-Holles, Thomas, duke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纽卡斯尔公of Newcastle爵

Penkridge彭克里奇

Penryn（Cornwell）彭林（康沃尔郡）

Perkin, Harold哈罗德·珀金

Philips, Catherine凯瑟琳·菲利普斯

Pickard, Edward爱德华·皮卡德

Pierce, Ruth露丝·皮尔斯

Pillet, Maj-Gen.R. R.皮耶，陆军少将

Pilton（Som.）皮尔顿（萨默塞特郡）

Pitt, Hester赫斯特·皮特

Pitt, Jane简·皮特

Pitt. William（the elder）威廉·皮特（老）

Pitt, William（the younger）威廉·皮特（小）

Place, Francis弗朗西斯·普莱斯

Ploughley Hundred（Oxon.）普劳利百户村（牛津郡）

Plumb, Sir John约翰·普拉姆爵士

Plymouth普利茅斯

Poole（Dorset）普尔（多塞特郡）

Popkin, Samuel L.塞缪尔· L.波普金

Porlock（Som.）波罗克（萨默塞特郡）

Port Issac（Cornwall）艾萨克港（康沃尔郡）

Portland, duke of波特兰公爵

Portsea（Hants.）波特西（汉普郡）

Potter, John约翰·波特

Poulett, earl波利特伯爵

Prescot普雷斯科特

Preston普雷斯顿

Priestley Riots普里斯特利暴动

Quakers教友会教徒

Quemerford（Wilts.）奎默福德（威尔特郡）

Rackley, Elizabeth伊丽莎白·拉克利

Ramsbury（Wilts.）拉姆斯伯里（威尔特郡）

Randall, Adrian阿德里安·兰德尔

Raynal, Abbé雷纳尔神父

Reading雷丁

“Rebecca” “丽贝卡”

Reddy, William威廉·雷迪

Redruth雷德鲁思

Reigate赖盖特

Retford雷福德

Richmond, duke of里奇蒙公爵

Richmond Park里士满猎园

Riland, Rev. John约翰·里兰牧师

Ripley（Surrey）里普利（萨里郡）

Ripon里彭

Rockingham Forest罗金厄姆森林

Rogers, Nicholas尼古拉斯·罗杰斯

Rollison, David戴维·罗里森

Ropley Common罗普利公地

Rostins, Philip菲力普·罗斯丁斯

Rostow, W. W. W. W.罗斯托

Rotherham罗瑟勒姆

Rowbotham, Sheila希拉·罗博特姆

Rude, George乔治·鲁德

Rutland拉特兰

Ryton-upon-Dunsmore（Warwks.）邓斯莫河畔赖顿（沃里克郡）

Saffron Walden萨弗伦沃尔登

St Asaph圣阿瑟夫

St Austell圣奥斯特尔

Saint Monday圣星期一

Salcey Forest萨尔塞森林

Salisbury索尔兹伯里

Sampford Peverell（Devon）萨姆福德佩弗雷尔（德文郡）

Savage, John约翰·萨维奇

Schofield, R.S. R. S.斯科菲尔德

Scott, James C.詹姆斯· C·斯科特

Seaford锡福德

Sen, Amartya阿玛蒂亚·森

Severn, river塞汶河

Sexton, Thomas托马斯·塞克斯顿

Sharples, Eliza伊丽莎·沙普尔斯

Sheffield谢菲尔德

Shelburne, earl of谢尔本伯爵

Shepton Mallet谢普顿马利特

Sherborne（Dorset）舍伯恩（多塞特郡）

Shorter, Edward爱德华·肖特

Siddal（Yorks,）西德尔（约克郡）

Simmonds, Mr西蒙兹先生

“Skimmington Lady” “斯基明顿小姐”

Skinner, Charles查尔斯·斯金纳

Skinner, Mary玛丽·斯金纳

Sligo斯莱戈

Slinford（Surrey）斯林福德（萨里郡）

Smiles, Samuel萨缪尔·斯梅尔斯

Smith, Adam亚当·斯密

Smith, Baird贝尔德·史密斯

Smith, Betty贝蒂·史密斯

Smith, Charles查尔斯·史密斯

Smith, Hannah汉娜·史密斯

Smith, Thomas托马斯·史密斯

Smithfield Market史密斯菲尔德市场

Snell, Keith基思·斯内尔

Sombart, Werner沃纳·松巴特

Somerset萨默塞特

Soons, Suannah苏珊娜·索恩斯

South Sea Bubble南海泡沫

Southey, Robert罗伯特·索锡

Southwark萨瑟克

Spalding（Lincs.）斯波尔丁（林肯郡）

Spaxton（Som.）斯帕克斯顿（萨默塞特郡）

Speldhurst（Kent）斯佩尔德赫斯特（肯特郡）

Stafford斯塔福德

Staffordshire斯塔福德郡

Stebbling, Amie艾米·斯特宾

Stephens, Walter沃尔特·斯蒂芬斯

Sterne, Laurence劳伦斯·斯特恩

Steuart, Sir James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

Stevens, Elizabeth伊丽莎白·史蒂文斯

Stevenson, John约翰·史蒂文森

Stewart, Dugald杜格尔德·斯图尔特

Stixwold（Lincs,）斯提克斯沃尔德（林肯郡）

Stockport斯托克波特

Stockton斯托克顿

Stogumber（Som.）斯托古姆伯（萨默塞特郡）

Stokesby（Norfolk）斯托克斯比（诺福克郡）

Stone, Lawrence劳伦斯·斯通

Stoneleigh（Warwks.）斯通利（沃里克郡）

Stony Stratford（Bucks.）斯托尼斯特拉特福（白金汉郡）

Stourbridge斯托布里奇

Stowmarket斯托马基特

Strachey, Sir Henry亨利·斯特雷奇爵士

Stratford, Rev. William威廉·斯特拉福德牧师

Stratton（Cornwall）斯特拉顿（康沃尔郡）

Streatham Common斯特里特姆公地

Stroud斯特劳德

Suffolk萨福克

Sunderland森德兰

Surry萨里

Sussex萨塞克斯

Sutton Ccoldfield萨顿科尔菲尔德

Swindon斯温登

Swing Riot斯温暴动

Synge, J. M. J. M.辛格

Tate, W. E. W. E.塔特

Taunton汤顿

Tawney, R. H. R. H.托尼

Taylor, James詹姆斯·泰勒

Taylor, William威廉·泰勒

Temple, William威廉·坦普尔

Tenderden滕特登

Tewkesbury蒂克斯伯里

Thame泰姆

Thames Valley泰晤士河谷

Theberton（Suffork）特伯顿（萨福克郡）

Thirsk, Joan琼·瑟尔斯克

Thomis, M. I. M. I.托米斯

Thompson, Hartley哈特利·汤普森

Thompson, Joseph约瑟夫·汤普森

Thorne（Yorks.）索恩（约克郡）

Thorner, David戴维·索纳

Thwaites, Wendy温迪·思韦茨

Tibbot, John约翰·蒂博特

Tilly, Charles查尔斯·蒂利

Timworth（Suffolk）蒂姆沃思（萨福克郡）

Tipton蒂普顿

Tiverton蒂弗顿

Todd, John约翰·托德

Tonbridge汤布里奇

Toogood, John约翰·图古德

Tooker, John约翰·图克

Totnes托尼斯

Towcester（Northants.）托斯特（北安普敦郡）

Trelawney, Sir Jonathan, bishop主教乔纳森·特劳尼爵士

Trent, river特伦特河

Trowbridge特鲁布里奇

Tucker, Josiah乔赛亚·塔克

Turner, Rev. William威廉·特纳牧师

Uley（Glos.）乌利（格洛斯特郡）

Underdown, David戴维·昂德当

United States美利坚合众国

Uphill（Som.）厄普希尔（萨默塞特郡）

Van Gennep, Arnold阿诺尔德·范热内普

Vilers, Lady Barbare芭芭拉·维勒小姐

Waddesdon（Bucks.）沃兹登（白金汉郡）

Wakefield韦克菲尔德

Wales威尔士

Walpole, Sir Robert罗伯特·沃尔波尔爵士

Walsall沃尔萨尔

Walter, John, historian约翰·沃尔特，历史学家

Walter, John, landowner约翰·沃尔特，地主

Waltham Forest沃尔瑟姆森林

Wantage旺蒂奇

Warkworth（Oxon.）沃克沃思（牛津郡）

Warwick, earl of沃里克伯爵

Warwickshire沃里克郡

Waterford沃特福德

Watts, Isaac艾萨克·沃茨

Watts, Mary玛丽·沃茨

Watts, Michael迈克尔·沃茨

Wearmouth, R. F. R. F.韦尔茅思

Webbs, Beatrice & Sidney韦伯夫妇

Weber, Max马克斯·韦伯

Wedgwood, Josiah乔赛亚·韦奇伍德

Wedgwood, Tom汤姆·韦奇伍德

Wednesbury温斯伯里

Weldon（Northants.）韦尔登（北安普敦郡）

Welford, Ann安·韦尔福德

Welingborough韦林波罗

Wellington惠灵顿

Wells韦尔斯

Wells, Roger罗杰·韦尔斯

Wenlock（Shrops.）文洛克（什罗普郡）

Wesley, John约翰·韦斯利

West Haddon（Northants.）西哈登（北安普敦郡）

Westonbirth（Glos.）韦斯通伯特（格洛斯特郡）

Wexford韦克斯福德

Whaddon（Bucks.）华顿（白金汉郡）

Whilton（Northants.）惠尔顿（北安普敦郡）

Whitechapel怀特查佩尔

Whitchurch Canonicorum怀特彻奇卡罗尼科鲁姆

Whithouse, John约翰·怀特豪斯

Whithouse, Mary玛丽·怀特豪斯

Whithouse, Samuel塞缪尔·怀特豪斯

Whithurst, John约翰·惠特赫斯特

Whittlesford（Cambs.）惠特斯福德（剑桥郡）

Whittlewood Forest惠特伍德森林

Wigley Common威格利公地

Wilkes, John约翰·威尔克斯

Williams, Dale E.戴尔· E.威廉斯

Williams, Gwyn A.格温· A.威廉斯

Willingale, Mr威林盖尔先生

Wilson, Charles查尔斯·威尔逊

Wilson, Mr Justice法官威尔逊先生

Wiltshire威尔特郡

Wimbledon温布尔登

Winchester温切斯特

Wirksworth威克斯沃思

Witham（Essex）威瑟姆（埃塞克斯郡）

Withers, Charles查尔斯·威瑟斯

Withy, Anne安妮·威西

Witney（Oxon）威特尼（牛津郡）

Witts, Elizabeth伊丽莎白·威茨

Woking沃金

Wokingham沃金厄姆

Wolverhampton伍尔弗汉普顿

Woodbridge（Suffork）伍德布里奇（萨福克）

Woodforde, Rev. James詹姆士·伍德福德牧师

Woodley（Berks.）伍德利（伯克郡）

Woolwich伍尔维奇

Wootton Bassett（Wilts.）伍顿巴西特（威尔特郡）

Wocester伍斯特

Wordsworth, William威廉·华兹华斯

Wray, George乔治·雷

Wrexham雷克瑟姆

Wright, Joseph约瑟夫·赖特

Wrightson, Keith基斯·赖特森

Wrigley, A. A.里格利

Wrott, John约翰·罗特

Wychwood Forest威奇伍德森林

Wye（Kent）瓦伊（肯特郡）

Wye, river瓦伊河

Yeovil约维尔

Yonge, Sir George乔治·扬爵士

York约克

Yorkshire约克郡

Youghal尤格尔

Young, Arthur阿瑟·扬

Young, William威廉·扬

译者说明

本书代序和前言、第一章至第四章及索引由沈汉翻译，其中孙庆译出英文版第101至140页之中文初稿。第五章至第八章由王加丰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