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鲤译丛：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史全4册（蒙古帝国的兴亡+倭寇+永乐帝+中国通史）
Author: 堀敏一; 田中健夫; 檀上宽; 杉山正明; 邵建国
Date: 2020-08-30T16:00:00+00:00
Publishe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总目录

中国通史——问题史试探

倭寇——海上历史

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册）

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

CHUUGOKU TSUUSHI

© Yoko Hori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简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做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目录

- 前言
- 1 中国文明的诞生
- 2 中华民族与中华思想的形成
- 3 古代国家的形态
- 4 从新出土文献看古代官僚制度的发展
- 5 国家和儒教
- 6 秦汉与匈奴
- 7 魏晋南北朝和诸民族国家的发展
- 8 门阀贵族社会的变迁
- 9 隋唐世界帝国和国际交流
- 10 唐宋间的变革和宋代社会
- 11 中国史上的“征服王朝”
- 12 明清间的社会发展和新儒教
- 13 东亚的“大航海时代”
- 14 如何看中国史发展的大势
- 参考文献
- 年表

前言

本书是我随性而写的中国史概说。写这样一本书是我自年轻时就有的愿望。但即使在中国史的领域内，研究者也是年年见增，所刊论文越来越多，其内容也愈发细化。通览这些论文然后再概述性地写部通史，实非易事。久而久之，年轻时候的梦想不知何时也就被我束之高阁了。

但事情有了转机。1997年秋，我受邀去都民college
[1] 作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讲座。其间，我确定了一些学界公认的古代史重点问题，每节课讲解一个。现在这些问题毫无保留地反映在了本书第1～9章的标题上。当然，各章内容几乎都已重写，在此过程中我又逐渐有了续写的想法。只是续写部分与我的专业有些距离，所以笔调上略不同于古代史部分。

正如我前面所说，由于研究的细化，近来写概说一般采取多人合著的形式。历史学是究明事实的学问，读这类书可以习得某些史学知识。但正如从静冈县看到的富士山和从山梨县看到的不同一样，历史事实也会因叙述人的立场（立足点、观点、视点等）而呈现不同的面貌。在这点上，合作著述难以达至清晰明确。

观点、视点，还有史学观之类的，听起来有点夸张，此处我们就称作是历史书写者的心境吧。我的愿望是写一部能够传达作者心境的史书。为做到这一点，信手挥洒也无所谓，但这样难免会遗漏一些重要的地方。考虑到这个，我又作了不少补遗。这样一来，虽然有点觉得原来自由自在的叙述受到了些许影响，但告诉读者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同样是我的目的。

我们之所以想了解历史，大概是出于某种需要吧，或者说是心有疑问而去接近历史。史学研究者自然是先了解研究史上的争论点，然后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而且必须清楚认识到自己所选课题在历史上（中国历史或世界历史）的意义。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问题意识。

可是，一般的概述性专著虽有事实罗列，却对这些事实为何被选、被研究，哪些部分很重要等问题缺乏说明，让读者一头雾水。写一部让读者理解这些问题的通史，正是我的心愿。在写作过程中，我重点考虑的是在看待中国历史时，哪些点是问题所在，哪些点又会因为我们的主观意志而被当作问题。之所以给本书附上“问题史试探”的副标题，也是想表达这层意思。

强调一下，在中国，问题史一词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因为它有时指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分门别类的专门史。这自然与我所说的问题史大相径庭。此外，本书并不是想告诉大家学术史上的争论点。这些大可去读学术史或者研究动向类的书籍，而这类著作和表述作者心境的历史书势必大不一样。我是按照自己的问题意识来写作的。

不过，学习历史、了解历史最重要的还是正确了解各个事实、个别现象。历史研究也是从研究个别事实和现象开始的，不允许出现史实错误或是把有说成无的弄虚作假。社会上有种倾向，举着“史学观不同”的幌子而对一些错误认识或弄虚作假不予追究。可是，依据错误认识建立起来的史学观是不可能正确的。不管愿意与否只有接受已逝的历史事实，所谓的问题意识才能成立。所以，我的问题史也是按照时代顺序叙述的。

在我的整个叙述中或许存有某种基调，基于此须介绍一下我本人注意到的几点。我在战争年代读旧制高中的时候，曾被问到对一本讲亚洲式停滞性著作的感想。我回答：当时中国人也在努力生活，所以历史应该也有所发展。这个回答成为我研究中国历史的出发点，也是本书的基调里所流淌的根本观点。因此，我提醒自己要重视民众的历史，也关注民众中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文化，而不是站在皇帝专制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

诚然，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就有着政治权力集于皇帝的一面。皇帝周围因而出现了庞大的官僚体制，复杂的制度得到高度发展。在中国史研究中，研究者们倾注很大精力来努力解明这种复杂结构，即所谓的制度史研究。这种研究毋庸置疑是必不可少的，但倘若一直进行此种研究，则会忽略民众动向以及历史的变化和发展。

事实上，中国的传统社会里，还存在与皇权相对应的、活动相对独立的民间地方社会。它们时而配合君主的国家统治，时而孕育出批判君主、颠覆国家的人物。古代有位朝臣（指魏徵——编者注）曾进谏君主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2] 这句话十分恰当地形容出国家与民众社会的关系。

关于君主所统治的国家和地方社会、民众社会关系的著作，近来岸本美绪论述明清时代乡绅的文章颇受关注。依我看，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原始民主政体时期，延续到汉代中央和地方近乎共同统治的关系上，又从连接两者的乡举里选制度发展到九品官人法和科举制度。可以说这种关系十分明显地体现在从民间选拔官员的制度中。本书会就这些制度所涉时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作重点叙述。

当然，由于在写作时流露出的强烈问题意识，使得我几乎无力顾及近代史和现代史部分。若要系统地叙述近现代史，我还须多加学习。此书虽然侧重于所谓的旧中国、传统中国的历史，但也会适时言及孙文、毛泽东等跟现代史相关的事项；在第13章的最后，我展望了近现代史的发展趋势，也涉及了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第14章的末尾则阐述了我个人对现代亚洲问题的看法。

包括中国周边的各地区、各民族在内的东亚形势也是中国史的一环，我在书中同样有所论及。读者读后自会明白，这部分内容是中国史范畴内必须论述的问题。

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从事历史研究。因为是日本战败后没过多久的特殊年代，亦是令我难以忘怀的年轻时代，所以对于当时的讲演、著作，我在本书的多个地方不止一次地发出感慨。但是，如今不管是政治形势还是思想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史学界的动向也不例外。执笔写书之际，我尽量也关注了这些新的变化。

我是战争的经历者。在战时随着日本的军事行动，也曾有过亚洲新秩序该如何发展、该怎样看待世界史的讨论。“近代的超克”等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3] 还是学徒的我，所幸没有被这些讨论所迷惑。二战结束后以至现在，历史思潮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今日的思潮也必将延续同样的道路而产生变化吧。这正是所谓的历史。我们在追赶潮流之时，提防不被历史洪流所吞没也是至关重要的。

能够写成这本书得益于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本书文后的参考文献中列有我参考过的专著和论文。为给广大读者提供参考，起初想尽量列举一些简单的文献，但因为必须提供我写作所依据的资料，不得已也列举了一些难懂的书目。敬请读者见谅！参考文献中也有少数中文文献，同理也是作论据用。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参考文献是按照本书所叙要点而列，对某些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有所省略，希望相关作者对此能够理解。

最后，因为是历史书，应编辑要求附了年表，但让读者牢记年代并不是历史叙述的目的。正文中仅仅表记了最小范围内的重要年代，希望读者在阅读此书之际，尽量以世纪为单位宏观了解一下历史，而不拘泥于具体年代。实在在意的话，可以参阅年表。

本书出版之际，讲谈社出版研究所的泷山和男先生、讲谈社学术文库负责人福田信宏先生、坂口美惠子女士给予我莫大帮助，在此深表谢意。最后，谨以此书献给长年辛苦陪伴我共度研究生活的妻子——耀子。

二○○○年三月

堀敏一

[1] 原文为“都民カレツジ”，“都民”指东京都居民，这里是东京都立大学公开讲座的意思。后来东京都立大学在2005年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设立为首都大学东京。——译者注

[2]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

[3] “近代的超克”源自二战末期日本学界召开的一次学术座谈会。座谈会的主要是通过讨论西方现代性的局限而达到超越、克服它的目的，并且在超克近代的意义上强调日本文化的优越性。因此，从狭义角度讲，此概念是为日本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军国主义服务的。二战结束后，日本学界对“近代的超克”产生了两种态度：一种指责知识分子的话语驱使年轻人在战场上送死；另一种则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其进行批判。总体来讲，日本学界对“近代的超克”或者说那场思想运动持否定态度。见〔日〕竹内好著《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编者注（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加注）

1 中国文明的诞生

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

一般认为东亚文明始于黄河流域，所以被称为“黄河文明”。同时，世界文明诞生于大江河畔，而黄河文明又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这两种观点是紧密相连而人所共知的。

然而在今日，黄河文明一词得慎重使用。这个词容易让人产生黄河文明是黄河流域某地的文化不断发展后，影响力渐次波及周边的误读。近年来的中国考古研究发现，原始文化的遗址出现在中国各地。黄河流域有，其余各地也有。各个文化当然是孤立的，也即各地曾有过各自的文化。这些文化不断交流、融合，渐渐地黄河流域成了中心，诞生了早期国家。可以说黄河文明一词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可是，也有观点认为虽说黄河文明是历史演变的结果，但它代表的是黄河流域的王朝的政治性统一，并非文明的一体化。特别是最近，主张长江流域有和“黄河流域”相对立的“长江文明”的观点引起了关注。确实，近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文化独具特征，有的跟黄河流域文化比在年代上也更为久远。虽然将它们统一起来的政治势力在时间上要晚于黄河流域，但在春秋中后期，楚、吴、越等强国于南方崛起，对北方诸国造成威胁，北方诸国为了抵抗而煞费苦心。即便是在秦汉大一统后的中国，楚地一带的文化仍然颇具特色。最近在这些地域出土的众多文物使之更受关注。

另外，在四川地区还发现了既不同于黄河流域也不同于长江流域的文明。这里的三星堆遗址因其独特的面貌而引来关注，但如何定位三星堆遗址的历史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与研究。四川地区虽有长江上游支流流经，但将其纳为“长江文明”恐怕不妥。四川由巴蜀两地构成。巴的中心为今日之重庆，滨长江主干，容易受到长江中游流域文化的影响。蜀地中心为成都，地域环境截然不同于巴，但我以为此地出现三星堆这样的文化绝非偶然。目前这方面的发掘进展有所滞后，我也关注并期待今后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

灌溉农业和专制权力说

对为什么在大江河畔会出现文明，一般解释是因为河畔可以进行农业灌溉从而提高生产力。灌溉农业的良好运行需要辅以颇大规模的灌溉工程，而工程的实施则需要有强大的权力作后盾，因此专制国家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中应运而生。

但是，这样的农业技术和权力的产生既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也是人类历史步入某阶段后的结果。如前所述，在此之前各地存有零星的小规模文化，在这些小规模文化被统合后方才诞生大江流域的文明。

这样的早期文化遗址，为了用水便捷且免于洪水之害，往往出现在临近河川的小山丘附近。人们自古就挖井取水，在七千年前的江南河姆渡遗址中曾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古老的水井。确实从战国以降直至秦汉以后，国家开始有组织地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秦时建造了位于今陕西的郑国渠和四川的都江堰等设施，并开垦了农田，但起关键作用的黄河给农业带来的利益远不如洪灾对土地造成的破坏，所以历朝历代都将修治水利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相较农业灌溉而言）。同时在黄河流域，不需要强大权力作后盾的井水灌溉也非常普遍。

黄土的堆积和农业的开始

有人说，黄河流域以及中国北部平原之所以能够产生先进文化，是因为此地有黄土堆积。黄土是一种颗粒非常细小的黄沙，由于华北地区比较干燥，蒙蒙细尘会乘风卷起，扬至高空。这种被称作黄尘万丈（指沙尘天气——编者注）的现象，有时会乘着偏西风出现在日本上空。可如果遇上水，它们就能成为肥沃的土壤，以促进农业发展。

只是华北地区降水极少，而黄土细小，会不断吸取水分。因此需要一种固水保土的技术，即所谓的旱地农法。当然这种技术产生于农业得到一定发展之后，与原始时代关系不大。被土壤吸收的水分成为地下水，流淌不息，人们挖井再将它们汲取上来。如前所述，黄土地区是盛行井水灌溉的。

黄土与农业的关系始于黄土堆积之时。一般认为黄土从亚洲内陆乘风而来，覆盖中国北部平原是在旧石器时代末期。黄土堆积完毕后，在黄土之上便萌生了新石器文化，继而开始了农业耕种。农业伴随新石器时代而产生，普遍见于世界各地的先进文化中，通常称为“新石器革命”。中国诞生的新石器文化和农业与今日的中国文明紧密相连。在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期，学者们将在新石器早期遗址里发现的人骨命名为“原中国人”（Proto-Chinese），也就是说这时期已经出现了中国人的祖先。

在中国大地上，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已经有人居住。著名的北京原人（北京猿人）属于世界最早的人类之一，
[1] 新中国成立后，研究者又发现了比北京原人更早的蓝田猿人（西安东南部的蓝田县出土），以及更为久远的元谋猿人（云南省元谋县出土）等；元谋人与非洲最早的人类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上述人类与现在如我们一样的智人没有关系，一般被归于早期种类（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北京原人具有东亚蒙古人的特征）。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属于智人的人类现已在中国各地被陆续发现。最典型的如北京原人所在地周口店发现的周口店上洞人（山顶洞人）。他们活动的范围大抵属于黄土堆积快要结束的年代，也有可能是北京原人的后裔，目前学界尚无定论。

北方的仰韶文化

新石器文化中知名度最高的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的命名源于瑞典人安德松（John Gunnar Andersson，中文名安特生）1921年挖掘的仰韶遗址（河南省北部的渑池县）。经日后考据证明仰韶遗址混合了后代的文化，但仍然援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名字。

仰韶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出土了在赤褐色底面上刻画着红、黑、白等色且拥有精美几何图案的土器，中国人称之为“彩陶”（中国不区分土器和陶器，统称为陶器）。
[2] 彩陶类似于西方的“彩色土器”（Painted Pottery）。彩色土器通常发现在以西亚为中心的，从中亚、印度、北非直至意大利半岛的广阔地域内，为此安德松认为彩陶来自西方，尔后他又挖掘了甘肃的几处遗址。然而从当今的发掘进展来看，在中国的中心地区也出土了年代古老的彩陶，与其相较甘肃、青海等地遗址出土的反而较新。据此可以推断彩陶起源于中国。

如今西安东郊的半坡遗址是仰韶文化的代表之一。半坡遗址是公元前5000～前4500年间的古老遗迹，由濠环绕起来的聚落遗址如今成为博物馆，供人参观。当时的人们主要种植粟与黍之类的谷物，还饲养狗和猪，日后华北农民的生活方式显然早已出现。住宅分竖穴和地上房屋两种类型，相对较小的屋子里有各自的灶台，可想而知当时是以小家庭为基本消费单位。可是，邻近半坡的姜寨遗址（陕西临潼）里，这些小房屋围绕着更大的房屋形成了五个小的群组，房屋的入口面对着聚落中央的广场。这表明小的群组和聚落整体并存的双重共同体结构已经形成。

半坡和姜寨等的彩陶里绘有鱼纹和人面等装饰，这被认为是同某种宗教有关。大型房屋的墙壁里埋有头盖骨，可能有举行过割取人头的活动。这种为了守护建筑物而拿人来祭祀的风俗，一直沿传后世。

近年来又发现了一些早于仰韶的文化（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间），如裴李岗文化（河南北部的新郑）、磁山文化（河北南部的武安）、老官台文化（陕西省华县）等。由此可知，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还可继续前溯。

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的称谓取自山东省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这是一个在1930～1931年由中国学者首次运用科学的挖掘方法，并最早出具相关报告的遗址。此处出土的土器中尤受瞩目的是泛着黑色光泽的做工精美的薄土器，它是用陶工旋盘制作而成。在中国此类黑色土器被称为“黑陶”。黑陶不单属于城子崖，也有着龙山文化的常见特征。学界普遍认为这种文化存在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之间。

城子崖还出土了占卜用的骨头，其占卜方法被认为和殷墟里的一样。从土器的形态来看，显而易见龙山文化与后来的殷文化一脉相承。

城子崖遗址里有城墙，其周围又聚集了中小型的聚落遗址，有的聚落中也自筑了城墙。可见，当时以城子崖为中心的文化，阶层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了。当然，从墓的大小和陪葬品的多少也可判断各聚落内部出现了阶层分化的现象。最近有研究称在仰韶文化末期也发现了带有城墙的遗址，但通常认为这一情况是在龙山文化后期才逐渐增多。有代表性的如王城岗遗址（河南登封），好像出土过一些青铜器。另外考古人员在山东的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原始文字。遗址中有城墙、文字、青铜器等是文明的象征，可见当时即将迎来文明的繁荣。

关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很早以来就被视作一种东西并存的文化类型。因为城子崖遗址在山东，而仰韶文化又脉承西方。从文献上来看，夏王朝发源于西方，殷王朝则源自东方，因此可认为这些王朝继承了前人东西对抗的文化传统。

可是后来，在处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发现了证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推移的新遗址，于是人们又认为仰韶代表新石器前期、龙山代表新石器后期的文化。最近凭借放射性碳检测已可清楚地判定年代，正如前述，二者的先后关系现已一目了然。

以前，龙山文化因所在地不同曾有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称谓，现在则认为城子崖等山东龙山文化同河南方面的属不同谱系。因此，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推移是在以河南为中心，包括山西、陕西之一部的中国北部中心区域进行的。于是东西文化差异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如此一来，山东地区又如何呢？据称公元前4000年以前大汶口文化曾于此地生息，而仰韶文化并未波及至此。大汶口文化中，人们依旧种植粟、饲养猪，但也种植水稻，可能是淮河、长江等南方文化的影响所致。然后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山东龙山文化产生了。

南方的河姆渡文化

接下来看看中国南方的文化。首先从广义上的长江下游流域开始，在这里，和北方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相提并论的是杭州湾南岸的河姆渡古遗址（浙江余姚），其具有代表性，也建立了博物馆。此处发现的含有大量米、稻草和谷壳的地层备受关注，也出土了骨制的耜等农具，表明当时的河姆渡先民已种植水稻。河姆渡人居住在高床式的房子里，耕作农业的同时还兼顾纺织，因此衣食方面自给自足。饲养的家畜仍然是狗和猪，也有可能饲养了驯服过的水牛。

河姆渡文化大概存在于公元前5000～前3000年间。河姆渡遗址被发掘后，人们又发现了年代更为古老的罗家角（约公元前5200年，杭州东北）等遗址；同河姆渡一样其也种植水稻。长江中游流域还有比以上更为古老的水稻耕种遗址，具体情况后文再作详述。

水稻种植的发祥地学界一直有着争论。早前，起源于云南至阿萨姆（Assam，印度东北——编者注）一带的说法是主流，近来在中国源自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观点更具权威性。这种稻耕习俗也是日本水稻耕种的源流，但问题是为什么既然华北文化大都经朝鲜输入，可日本相对于旱田选择了稻耕？水稻种植又是源于何处、途经何地方才传入日本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也有华北、华中、华南等各种路径值得考虑，但源于华中也即长江流域的观点恐怕最具说服力。源起华中也有直接从当地渡海和经由韩国南部传入两条路径可供选择。如果考虑从台湾经冲绳、奄美诸岛屿的路径，则福建作为始发地也并非不可能。

良渚文化

那么在比河姆渡文化较新的长江下游流域的多种文化中，有从浙江北部延至江苏南部的马加浜文化（这里也发现过水田遗址），还有稍后出现的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最近，良渚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成为话题。

其一是发现了可称为都市的大规模聚落遗址。它是有着巨大地基的莫角山遗址（浙江余杭），上面还有宫殿或神殿的地基，地基之间能够发现大型柱子的痕迹，以上表明这里可能有过高床式建筑。以该遗址为中心，周边聚集了不少其他遗址。由此在聚落与聚落之间构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从墓地状况可推测阶层分化得到进一步发展，贵族、战士和奴隶均已出现。虽然有人主张以此作为新都市文明的标志，但遗址中并没有发现城墙和青铜器。土器里有些刻有符号，但能否将其视作文字，学界意见暂不统一。不论如何，和北方的龙山文化一样，良渚文化已经接近都市文明是无可置疑的。

其二是良渚文化的软玉制品。虽然中国使用玉器的时间较早，可之后发现的遗址中再没有出土过任何可与良渚文化媲美的量大且质优的玉制品。这些玉器用作身体装饰物，或是用于仪式与祭祀，其中面部雕刻得清晰可辨的被认为是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神祇。

良渚文化的遗物也出现在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中，说明两者之间互有关联。过去良渚文化的北部是青莲岗文化，据说其对山东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影响，目前考古学的挖掘和研究尚在进行中，学界各种假说纷纭并立。譬如设定一个先于大汶口文化的北辛文化代替青莲岗文化，而将青莲岗文化的北部纳入大汶口文化等。由此看来青莲岗文化的定位目前尚不明确。

长江中游流域的诸文化

江西省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古老的遗址已家喻户晓。最近，此遗址及其附近的吊桶环遗址的调查结果表明了公元前10000年前后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并且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地层中发现了水稻种植的痕迹。更上游的湖南省道县的玉蟾岩遗址中也发现了同时期的水稻栽培迹象。

相较而言年代稍后的湖南省彭头山遗址（澧县，公元前7000～前6000年）中也发现了水稻种植的证据。以上种种表明较长江下游的河姆渡等文化，更早期的人类已开始栽培水稻。因为这一带野稻丛生、遍布遗址，所以目前认为长江中游流域就是水稻栽培发祥地的假说最具权威性。基于此，彭头山文化在学界与华北的裴李岗和磁山文化地位相当。

长江中游流域农业文化的繁荣期是大溪文化（大溪位于四川省东部的巫山县，公元前4000～前3000年）和屈家岭文化（屈家岭位于湖北省京山县，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后者包括有着大规模城墙的石家河遗址（湖北省天门市），是拥有更小规模城墙遗址的综合。虽然也可以说此处曾经有过都市，但同样没有发现宫殿的遗迹和青铜器。屈家岭文化末期，受到了北方龙山文化的影响。

据说最近发现了属于彭头山文化末期的由濠和城墙围绕而成的聚落遗址。在华北地区，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和姜寨遗址中，聚落也被濠环绕，但城墙的出现则是从仰韶文化末期进入龙山文化时期的事了。这一新发现，不禁让人们开始想象城墙由濠发展而来的过程，如此一来，此地城墙岂非出现得相当早的推测也应运而生。后来经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石家河的大型城墙。

四川的三星堆文化

四川位于长江上游，文化特征非常独特。众所周知，进入人类历史后，由于诸葛孔明的所谓三分天下的策略，此地通常会诞生不同于华北和江南的国家。体现这一独特文化特征的正是成都北部（广汉）的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之后伴随文明发展进入青铜器时代，并一直持续到西周时期。遗址中的大规模城墙，一般认为建造于青铜器时代初期（大约在商朝早期）。三星堆的主要文物在日本的展览会上展出过，应该有读者已欣赏过了。土器、青铜器、玉器可反映与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文化的关系，眼部突出的怪异的青铜面具，人头像、立人像（神像）和青铜扶桑树
[3] 等是三星堆特有的文物。这些文物被破坏抑或被火烧掉然后就地掩埋，于是三星堆文化一夜之间突然消失。因此不甚明白它们之间的前后关系，有待日后的研究来释明。

成都平原里有城墙的遗址似乎不少，近来成为关注焦点的是成都西南（新津县）的龙马古城。这里有城墙和方形土坛，有人认为它们是都市文明留下的痕迹，但此遗址包括新石器时代到后汉、三国时期的土层，有必要等待今后的详细调查来进一步说明。

青铜器时代与文明

至今为止，我对文化和文明两个词不加注释地使用过来。文化、文明原本都是中文
[4] （关于这个后文再述），此处分别作为Culture和Civilization的译语而使用。这两个词语的内涵大概可谓全世界共通。文化是人们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各种事物要素的综合体，由于表现出人类集体的特征，所以称之为“某某文化”。

文明的原文Civilization是都市化的意思。我在前文屡次使用了都市文明一词。以发掘进行较早的东方国家（Orient）来讲，一般认为环绕都市的城墙、青铜器和文字等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标志因地域而不同，在中国并非一定要按照此标志来判断，但可作为参考。人类诞生后，所居住的地方必有文化。但文明的诞生却仅限于一部分地区。所以有四大文明的说法。中国当然是文明地区之一，但具体是何时何地形成的，今后可能仍然会众说纷纭。

关于这个问题，依据目前考古学的一贯做法，追踪青铜器时代的诞生乃稳妥之举。刚刚提到龙山文化有与殷墟文化相关联的特征，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殷墟（公元前14～前11世纪）出现在青铜器时代的最鼎盛期。这期间虽有着较长的时间跨度，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尚不甚清楚它的具体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失忆”现象。

让人意外的是，1951年发现了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约公元前1500年），紧接着1957年又发掘了更早时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位于二里岗以西，洛阳以东）。这些遗址里出土了比殷墟较为简单朴素的青铜器，二里头遗址四层文化堆积的第三期文化层里发现了宫殿的地基，毫无疑问，这是早于殷墟的王朝遗址。

对二里岗遗址属于殷代早期的事实应该毫无争议，但对于二里头则意见不一。有人认为整个二里头都属于夏王朝，有人则认为都属于殷王朝，有人说前半期是夏王朝、后半期是殷王朝，更有说法认为夏王朝之始可追溯到王城岗遗址（参见前文介绍）。依此推断的话，二里头第三期的宫殿遗址是殷初或更早以前的夏王朝的都城也不无可能。二里头文化包括河南西部与山西南部，范围相对有限；二里岗文化西至陕西东部、东达山东、南到湖北江西之地，范围较广。由此表明殷王朝在进入某一阶段后，其势力范围已经相当广阔。

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文，说明存在过较为成熟的文字。简单的文字在二里岗也出土了，但由于资料甚少，无法推断出文字的发展历程。不过，形似文字的东西在大汶口和山东龙山文化的遗址里也有发现。如前所述，在东方国家青铜器、文字和都市的出现被当作文明诞生的标志。在中国，象征都市诞生的城墙可见于龙山文化的城子崖、王城岗甚至更早时期。也有学者将良渚文化的聚落遗址（没有城墙）视作都市。所以或许可以说，在中国都市和文字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当然，城墙因防卫所需而出现在更早时代也不奇怪。如前所述，现在的长江中游流域极有可能出现过早期城墙。城墙里面并不是民众进行都市生活的地方，而是王和贵族的居所，也即城塞。一般认为文字在东方乃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的文字，比方说殷墟的是和祭政一致紧密相连的神圣之物，仅在少数统治者之间使用。文字和以王为中心的统治权力紧密相连是确凿无误的，所以我以为中国的这种政治世界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出现。

文明与自然、文明与歧视

前文中，我在使用文化和文明二词时，用的是世界共通的意义，而它们原本都是中文，有着其他不同的含义。不错，“文”这个字意味着人类创造的辉煌事物，在这点上和文明意思相近。只是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创造辉煌事物的只有中国人，周边种族仍然处于原始的未开化状态。所以中国人想要向周边种族传播“文”，有时以征服的方式，有时则是周边种族的主动同化。中国人称之为“以文化之”“以文明之”等。这就是文化、文明的原意。当然这是中国人一厢情愿的想法，正是因为在黄河、长江流域很早就出现文明，而周边又处于原始状态，所以产生了这样的观念。

自然，这种方式的文明统治，在春秋时期遭到了异民族人士的批判。简言之：“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诒，此真圣人之治也。”
[5]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百花齐放。儒家重礼乐，重人的修养，高度评价了文明的产物。相反，道家着眼于文明社会的缺陷，主张回归朴素自然的原始社会。孔子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主张文采和质朴相融合方为君子。

现代是强烈批判文明史观的时代。前述文明诞生观和历史进步、发展观有关联。与今日一样，在机械文明破坏自然、恶化环境的那个时代，也有人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甚至对文明诞生观进行过批判。而且认为文明诞生观里隐含着文明化民族对未开化、野蛮民族的歧视。

但是，我们今日并非生活在原始社会。贯彻原始生活中那些好的理念要以今日之文明生活为前提，而并非选择去破坏文明（但确实也有相反的主张：有位美国退休大学教授，在山中隐居，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后因破坏象征文明的高楼而被捕）。我们人类努力创生的过程及结果都是不能否定的。

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并不均衡也是事实，但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绝不能带有歧视。比如，中国和周边的民族之间最初确实存在文明落差。但如果通观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如我前面所言，文明乃各地文化之集大成。周边民族有其自身文化，他们也是在此基础上来推进文明化，只是在时间上晚于中国而已。单方面认为后进民族接受了先进民族的恩惠是荒谬的解释。我们不能忽略各民族为了文明化而作出的自主能动性上的努力。

[1] 原文中作者在“北京猿人”后还标注了日文假名“シナントロプス·ペキネンシス”，即拉丁文中的“Sianthropus Pekinensis”，指北京猿人。多数人类学家将人类发展阶段分为南猿、直立人和智人，但也有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发展阶段可分为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后者即是日本教科书中常见的——猿人、原人、旧人（古人）、新人——分类法。

[2] 在日本不挂釉素烧的器物称作“土器”，而在土器的基础上进一步烧制的质地多孔、略含吸水性、施以釉彩的器物则称为“陶器”。

[3] 即青铜神树，1986年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现藏于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4] 日文中“文化”“文明”二词与中文写法相同。此处是作者站在日本角度上的表述。

[5]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

2 中华民族与中华思想的形成

称作华夏的民族

参考古代文献，中国最初的王朝是夏。现在中国的考古学者正在努力研究释明夏王朝的历史。由于没有出土形似殷墟文的文字，也无法参照古文献来推断遗址的性质，所以诸多观点，众说纷纭。因此，夏王朝历史仍然扑朔迷离，但夏王朝的“夏”后来用作指代中国乃至中国民族却是事实无疑。只不过也有人认为作为朝代讲的“夏”取自地名，所以是中国首个王朝之名变成民族之名，还是先有民族之名的“夏”然后才以王朝之名传承下来，抑或是两者全都正确，暂且只能说结论尚不明了。

夏亦可写作华，合为华夏。近年中国学者热衷于探求国家的民族起源，“华夏族”的起源或华夏族的形成这种说法也常常出现。中国一词，今日作为国家名称被使用，但中国国家的特征是多民族国家，所以在追寻民族起源的时候并不能使用中国一词，何况“中国”也可指代国土和地域。当作为民族名称讲时，可以借用在构成中国的众多民族中占据绝大多数的汉族，但“汉”来自汉王朝，不适合用作早期先民的称谓。所以华夏族沿用至今。

何谓民族

在前一章我谈到了中国文明的诞生，虽然最初各地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但由于它们相互孤立，难以萌生统一的思想意识。人类学者调查了各地出土的古代人骨，发现它们本质上无甚差别，和今日之中国人一脉相承。曾经有人将新石器时代的民族称为“原中国人”，可这种说法与人种别无二致。人种和民族是两个不同概念，民族更具文化性内涵，形成于历经的共同历史。最重要的是与其他相比必须有我们是同类这样的共同认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族是在近代以后被人为创造出来的。Nation在英文中表示民族，也被译成国民或国家。进入近代后，民族开始拥有自决权，便产生了一种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才是理想状态的思想。民族努力建造独立国家的运动被称为民族独立运动（Nationalism）。

这都是到了近代才有的现象，要实现这些必须在近代以前就存在持有同类意识的群体。况且近代不仅存在如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非单一民族国家，也存在包括非洲系、西班牙系、意大利系及各种亚细亚系等少数民族在内的情况。我们称之为ethnic group（族群）、ethnicity（民族）等。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属此类。所以对近代以前持有同类意识的群体也适用这个词（ethnic、ethnicity）。但不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将近代以前或以后的群体统称为民族。我以为民族也因时代和地域而呈现多种多样的形态，nation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中国早期的小民族集团

这种意义的民族在中国形成于何时呢？让我们从中国古代历史来找寻答案吧。我一再讲过，在没有统一的新石器时代里不可能产生民族。即使在新石器时代以后，初期的二里头文化（因为很多人说它属于夏王朝）的范围也很有限，根本没有能够产生像后来的汉族那样大规模民族的条件。当然也有人认为夏王朝时已经出现了小规模民族集团的认同意识。

中国也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初期，各地存在着小规模的民族集团（也有民俗集团的说法）。徐旭生通过分析古代典籍中的传说，认为古代存在三种集团：“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这或许可说刚好和近年考古学解明的“华北的东西两种文化”和“南方的诸多文化”相对应。可以认为，在实现大统一之前，中国已经形成多种民族集团。不过徐氏依据的资料只是传说。《史记·五帝本纪》的开篇写道，黄帝轩辕连续击败炎帝和蚩尤，被诸侯拥立为天子。徐氏认为属于华夏集团的黄帝打败同属于华夏集团的炎帝和属于东夷集团的蚩尤，然后统一了中国。但恐怕这是中国统一之后才诞生的一统天下的神话故事吧。

殷王权的特征

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之后的二里岗文化出现在殷朝前期，而始自这个时代的殷式遗址亦开始分布在广大地区。殷代后期的殷墟出土了甲骨文，由此很多历史事实水落石出。特别是篆刻在甲骨上的国王记录，和《史记》里所记的系谱图几乎一致，于是人们发现《史记》的记载某种程度上是可信的。

殷墟除了出土文字和青铜器外，还发现了巨大型王墓，其伴随的无以计数的殉葬和牺牲现已清晰可知。乍一看，殷王朝的王权似乎强大有力，但依据甲骨文的记载，殷王烧灼甲骨以占卜神的意志，然后依此决定行动。殷王代替神来执行政治，人们也信奉神遵从神的安排，所以殷王权力看起来强大无比。这样的制度叫作神权政治（Theocracy）。

殷王的系谱图显示，政权并非父子相传，而是兄弟相续。而且叫作“子某”的非常多，很难想象他们都是亲生儿子，似乎继承王位的兄弟们的生母也各不相同。所以有人认为殷王朝政权亲族庞大，族内应有多人继承过王位。还有人更进一步说，系谱上的兄弟是虚拟的血缘关系，由被视为兄弟的人代表构成殷王朝的各个氏族而继承王位。按照这种说法，构成殷王朝的至少有10个氏族。不管怎样，殷王朝是近亲或数个氏族的联合政权，并不能说由君王发挥了强大的世俗性权力。

据甲骨文记载，殷经常和周边的小国发生战争。战争中，殷俘虏了很多奴隶。这些奴隶经常作为奉神祭品被烧死，记载中他们多为异族人类。总之，在殷周围存在各不相同的种族，他们或是臣服于殷的联合政权，或是与殷王朝对抗。换言之，处于核心的联合政权与周边的诸国家、诸种族，即便他们臣服于联合政权，双方也很难产生互为同类人或民族一致的认同感。

周的封建制度和小集团意识

殷之后的周朝（公元前11世纪以降），各地依旧遍布着早已存在的众多国家和种族。周王朝在其中选配一族，封以领土，责令建国。这就是所谓的封建制度。殷朝时候，统治者则均居于都城，轮流继位。此即殷、周两代的不同之处。

周代仍然属于青铜器时代，其青铜器和殷代相比，篆刻的文字更多，史称金文。金文有记载，取得天下的武王曾宣告：“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1] 《书经》和《诗经》的一部分也是周代的记录，《诗经》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诗经·大雅·民劳》）等句。这两句意思相同，京师即是都城，中国亦指都城。金文和《诗经》都记录国王身居都城欲治民四方。国这个字，仿照城墙围绕而成的都城形状而造，所以这样的都市当时就是国家。周代各地这样的国家有很多，虽然周掌握统治天下的权力，但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中国”即指居于这些国家正中之国。因此位居中央的周，欲将统治四方国家及其百姓。是时的中国一词，还没有表示后来的全体中国之意。

周人自称“夏”。不过，“夏”也和“中国”一样，用来指称周的都城所在（直辖领地）。《书经》载武王告示曰：“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2] “小子封”指的是武王的弟弟康叔，灭殷之后，殷墟的土地封给了他，即是东土。周勃兴的据点在西方，故称西土。西土又分成“区夏”和“一二邦”。区夏即夏区，夏之区域的意思。邦就是国。所以西土有周的直辖领地，还有诸侯治下的诸国，其中直辖领地才被称作夏。周朝始祖后稷是农神，相传曾事于夏王朝。大概周人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夏文化的继承人。

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在统一之前，对东方的诸侯各国自称为夏。秦是古国，因靠近东周王室领地的西侧，所以沿用了周的叫法。周也好、秦也罢，这种对夏的执着，正是前所述及的小规模民族集团意识吧。

春秋时代的民族意识

秦统一中国前、周朝势力衰退之时，中国进入春秋战国的分裂时期。周最初以镐京（西安的正西面）为都，被异民族占领后，
[3] 遂迁都（公元前770年）到东方的洛邑（后来的洛阳）。以此为界，迁都前为西周，之后为东周。东周时周王朝的权威已经衰落不堪，所以出现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

虽是如此，春秋时期出现霸主，挟周王以令诸侯。春秋前期霸主的口号是尊王攘夷，想要保护周王、击退夷狄。春秋后期，楚、吴、越等虽被认为是南方边境长江流域的夷狄势力，然势逼中央成为霸主，诸侯也不得不唯命是从。

楚、吴、越等是大国，但春秋时期的小型夷狄势力的后人仍然遍布当今中国内部。他们种族不同，所以语言和风俗不同于汉族国家。汉族国家便结成同盟，对抗异民族国家。这时候的汉族国家自称“诸夏”“华夏”“中华”等，相反称异民族为夷狄、戎狄、蛮夷等。由此可见诸夏或华夏这样共通的连带意识已萌生。所以我认为春秋时期，华夏民族也即后来的汉族已然成形。

春秋时期各国分立。但它们之间产生了共通的民族意识。民族的连带意识的出现不需等到国家完成统一。希腊虽然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但一直拥有希腊精神，可以区分自己与非希腊人（barbaroi，即野蛮人）。春秋诸国也是如此。

只不过，取得民族胜利后的希腊在市民中产生了民族自觉性，春秋诸国却只在居于国家统治阶层的士以上才产生连带意识。庶民之间的这种意识更要到战国时期乃至国家统一之后方才产生。市民中的民族意识在这种意义上可谓东西共通。

诸夏、华夏这些共通意识产生的同时，也出现了歧视夷狄等异民族的意识。记载春秋时代的文献里，有“戎禽兽也”，“戎狄豺狼”等语。在警告异民族不要联手西戎，否则会失去诸夏信任的记述里有“犹得兽而失人也”等句。（以上皆引自《左传》）
[4] 可见当时并没有把异民族当人看。当然，这些文献记载的虽是春秋之事，成书却是在战国以后，因此有观点认为这是受到歧视意识强化的战国以后的思想矫饰的结果。这也有可能，但我认为共通意识和连带意识是在与他者的对比中得以强化的，所以歧视意识的起源应该是在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华夏族虽然意识到与夷狄的差别，但相互之间交流却颇为频繁。交流使得夷狄因中国文明的影响而改变，也促进了华夏族同夷狄的同化与融合。河北省内的中山国就是例证之一。中山国遗址被挖掘后，出土文物在日本也展出过，都是代表那个时代中国文明的精品。但其中混有一件能够展现祖先游牧生活遗风的帐篷组件。唐朝著名的太宗皇帝李世民的文德皇后，乃鲜卑族出身。皇太子李承乾因行径怪异，被褫夺太子之位，据说他就曾在宫殿里搭帐篷居住。今日在遗址中尚可窥见中山国气派宫殿之遗风，或许当时真有承继祖先的生活方式而在帐篷里生活的人。

战国、秦朝的华夏族和异民族

春秋时期生活在中国中部地区的夷狄，战国时期被同化，渐渐地不再引人注目。诸国间不断竞争，小国领土被大国吞并，中国逐渐趋于统一的同时，各国内部也逐渐在统一，趋于一体化。说是一体化，可内部却是君主权力越发强大，君主、贵族和庶民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内部的这种差距在外部也有所反映。他们对自己建立的社会的边缘群体，也即对奴隶和异民族的歧视较之春秋时期更加严重。刚才提到，有观点认为记载春秋史实的文献里的歧视意识，体现的是文献成立时即战国以后的思想，这种说法正是基于战国时期歧视观念愈演愈烈的事实。

从战国时期到秦统一六国，华北中部地区异民族的同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周边和外部都有异民族的聚居地。中国西南部的广西、贵州、云南以及四川的边远地区，现在仍是少数民族较多的区域。他们由多种民族构成，历史上统称为“西南夷”。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不久后被文明化，现在不断挖掘出的楚文化遗物，因其独有的特征而备受瞩目。这些国家的正南方居有众多异民族群体。特别是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诸民族被统称为“越”，又有东越（闽越）、南越（扬越）等分别，中原人泛称为“百越”。这片地方由汉民族开垦是唐以后的事了。这种将南方称为“越”的叫法，如今留存在越南的国名中。以上便是大部分生活在中国国境内的民族。同样，在中国南部也有很多异民族，而战国、秦朝时的华夏族（汉族）并没有南进拓展，所以中国几乎没有和东南亚、南亚之间的往来。

但在北方，华夏族已拓展到农耕与游牧的交会地带，和当地的匈奴产生了冲突。匈奴以前也是中国内部的一个异民族，战国、秦、汉时期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频繁地骚扰中原。诸国便从战国时在北方开始建筑长城来抵御攻击，到了秦代扩建成了万里长城，成为中国与外国的分界线。匈奴以及后来的朝鲜诸族住在长城外，保持着同中国的往来。

中华思想的形成

前已述及，中国人脑海里的文明意识，即只有中国人能创建文明，周边的民族皆是未开化与野蛮的，对他们要施以文教，让他们为文所化正是中国的使命。正如前述，这种文明意识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对外蔑视、歧视异民族；其二，征服、同化异民族的同时持续将他们纳入文明内部。这种两面性正是中华思想的特点。

中华思想的两面性并非一同确立的。《春秋公羊传》记载：“《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由此可见按照《春秋》所记，在各国看来诸夏为外，在诸夏看来夷狄为外。春秋时代处于分裂时期，国与国之间、诸夏和夷狄之间存在歧视是时代特征，《公羊传》立书于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正值天下趋于统一的时代。其中自当包括夷狄，所以区分内外的差别意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直到把夷狄也纳入文明内部的中华帝国成立，才可说中华思想已经确立。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世界的成立并不仅仅依靠中华的民族和文化的拓张，如《公羊传》所言，也依赖于王的统一事业。春秋战国时期，君主权力得到强化，成为统合华夷世界的核心。而君主的治国能力一直被认为是君主德行的反映，这种观点开始越发被儒家思想所强调。中华和夷狄的差异事实上是文明不同所致，而不是被换作的君主之德，以及异民族因仰慕中华君主的高尚道德所以归顺而来的说辞。这样一来，秦汉大一统后，皇帝就丧失了仅凭权威等去统治臣民的基础。是否有国外异民族的归顺和朝贡，朝贡的多寡等也关系到皇帝的权威。换言之，在中华思想中，皇帝必须是中国内外各民族的中华世界的君主。

君主的存在以及德之有无，相比华夷间的民族差异更为重要，这种思想古已有之。春秋末期的孔子曾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此句表明君主的有无是人类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华夷之别不如它重要。

战国末期的荀子则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鼓励通过学习礼乐来培养德行。这句话表明华夷之别并非绝对，他更加重视品德涵养的修为。建立在《公羊传》基础上的公羊学主张包括华夷在内的天下大一统，又有丧失礼节则“中国亦新夷狄也”，反之，“夷狄也而忧中国”的说法。中国后来屡次被异民族统治，对异民族的统治者而言，强调德重于华夷的思想更有利于统治，所以他们一如既往地尊奉中华思想。毋宁说正是因此才确保了王朝统治中国的正统性。

毋庸讳言，中华思想强调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差别，包含有对异民族的蔑视观和歧视意识。但同时也允许夷狄仰慕中华皇帝德行远道而来，接受中华文明的同化，成为中华的一员，所以产生了诸民族间融合、亲善的观点。中华思想的两面性，不同于仅强调希腊和barbaroi之间差异的希腊人思想。中国也和希腊不同，原因在于中国建立了囊括异民族在内的帝国，各个国家相对独立，而希腊国仅由希腊人构成。概言之，中国春秋时期存在着华夷之别的观念，后来随着中国实现统一，中华思想逐步发展完成。

中华思想具有两面性，哪面更为突出因时代不一而不同。唐朝建立了诸民族大一统的世界型国家，诸民族间和睦友好的一面更为显著。宋代以后，被辽、西夏、金、元、清等强大的异民族压迫、征服的时代里，相对于征服者强调以德治国、民族融合的观点，在被统治的汉族一方，民族差别则演变为强有力的民族主义而发挥作用。这种民族主义，在19世纪满族的清朝统治下，孙文等发起革命运动之时，最初体现为驱逐满族鞑虏的思想，不久则转化为反抗列强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此时，腐朽的民族差别思想被新思想所继承，脱胎换骨面貌一新。

中华世界和东亚地区

古代中国人认为皇帝是世界唯一且最高的统治者，其统治范围为世界全部，无边无垠。而实际上，中国势力所及范围有限，大约是东到朝鲜、日本，西到西藏及中亚的东部。相对于西亚的伊斯兰世界，这些地区属于东亚世界（可能比大家通常认知的东亚范围更广些）。

当然，中华思想是中国人单方面、自以为是的认知，等到东亚诸民族已然崛起时，各个国家就会依据利害关系而独自行动。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诸民族、诸国家的主体性。而且诸民族在国家成形的时候，只能以当时的中国为模板，因此会仿照中国进行国家建构。譬如，日本引入中国的律令制，派遣遣唐使等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故而，我们还是应试着聚焦中国来研究东亚世界。

由于各国仿效中国的国家制度，中华思想也随之进入各国。朝鲜等包括日本在内也以各自的君主为中心，试图建立让夷狄臣服的小中华世界。高句丽最先使新罗服从，称其为“东夷之寐锦”（寐锦是新罗君主的称号），百济则把加罗诸国视为“蕃”。新罗则自称“王城国”，向日本派遣了使者，此处不难看出其有视自己为天下中心的意图，而这就与将新罗视为附属国的日本的想法相冲突。

日本律令将唐朝视为“邻国”，却将新罗以“蕃国”“外蕃”论，将虾夷、隼人视作更下等的“夷狄”。
[5] 日本吸收中华思想的同时却对边缘族群进行这样的阶层性区分，是它不同于中国的地理位置及政治地位的结果。

从“华夏族”到“汉人”“汉族”

我刚刚是效仿中国学者，以华夏族民族形成的角度对中国的民族形成进行了思考，华夏族是汉族的祖先。接下来我们试着思考一下汉族名称的由来。以“汉”为名最早现于汉王朝建立之时。在此之前，据说汉朝前的秦朝的名称是今日英语或其他欧洲语言所用的China，La Chine等的滥觞。所以让我们先来谈谈这个。

秦强盛以后，其名先是传到了印度，被叫作Cina，Chinas等，然后又传到了欧洲。秦确实成功统一了广袤的中国，不过仅仅维续了15年，可为什么其名却远传他方呢？对此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近些年来，我注意到秦这个名称在汉代已经开始指代中国。早前就有学者指出汉代的西域人将中国称作秦，而实际上在汉代，中国人区分自己人和外国人时，就已经使用了“秦与胡”，“胡与秦”的说法。于是秦之名远播他国的原因也就一清二楚了。

印度梵文的Cina，Chinas等词不同于China等名称，是通过佛典直接传到中国、日本等地的。汉译佛典里就以“支那”“震旦”之名出现。支那是Cina的直译，震旦一词据说译自China staana，是“Cina之地”的意思。支那的称呼在日本被长期使用，日本侵略时因滥用该词蔑视中国人，以致他们非常厌恶日本人对“支那”的使用。语言是有生命力的，用法不同便会产生别样的意味。而且语言能向对方传达意志，所以我们不应该使用那些对方不喜欢的词语。支那一词由来正统，中国人中也偶有使用，但日本人还是不用为好。

欧洲语言系统中，俄罗斯语把中国称为Китай。它原指契丹，在金元时期则用Kytai指称中国北方。后来经马可·波罗（Marco Polo）传到了西欧。英语中的Cathay便源于此。现在仍然用作航空公司
[6] 等机构的名称。

“汉人”的称呼在汉朝便开始使用，但当时仅指汉王朝的人。所以“汉”用来代指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大概是在汉朝灭亡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时期，五胡等异民族占领中国北部建立国家。他们看不起汉人，称其为“汉狗”“一钱汉”等，随后便有了恶汉、痴汉、卑劣汉、无赖汉等带“汉”字的粗言恶语。可另一方面，也有好汉这样的词，这些词产生的前提是汉人、汉语作为指代一般中国人的用语已经得到普及。唐朝后，称中国人为“唐人”的情况已出现；在日本唐人一词用来称呼外国人，如“唐人阿吉”
[7] 。而在中国，汉人、汉族这些词得到普及，沿用至今。

可是元代又出现了称中国北方居民为“汉人”、南方居民为“南人”的说法。与刚刚提到的Kytai相对应，蒙古统治者称南方人为“蛮子”（野蛮人之意），“南人”便译出于此。在蒙古人统治的元代，据说汉族的民族主义表现得相当强烈。而统治者采用的“汉人”“南人”的区分方式，伴随二者的身份差别，发挥了分裂汉族民族意识的作用。

可以说汉族、汉人的称呼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族意识的统一。与之相反，统一的国土名称却迟迟未能确定。这大概因国土实际指的是统治王朝的领土，它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动。例如，从超越王朝限制的角度看“中国”一词，它原本是“中央之国”的意思，西周时期变成指代周的直辖地。到了春秋时期，随着诸夏同类意识的形成，变成了指代诸夏各国的“中国北部”，也即“中原”地区。后来中国继续保留着指代中原的用法。因为它依然援用“中央之国”的本义。这种用法一直持续到清代。由此，我认为中国一词事实上作为全中国的称呼而确立是在近代以后，关于此点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考察。

[1] 见何尊铭文。何尊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青铜酒器，周成王时为贵族“何”所作。1965年出土于陕西宝鸡，今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2] 见《尚书·周书·康诰》。《康诰》与《酒诰》、《梓材》两篇都是周公对文王之子康叔说的话；《康诰》中其反复告诫康叔要明德慎罚，爱护殷民。

[3] 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杀幽王，西周灭亡。

[4] “犹得兽而失人也”出自《国语·晋语七》，系作者笔误。“戎禽兽也”“戎狄豺狼”分别出于《左传·襄公四年》《左传·闵公元年》。

[5] 虾夷是日本古代对居住在奥羽地区至北海道的人们的称呼。隼人指古时居于日本九州南部的民族。二者都不服从并抵抗当时的日本中央政权。

[6] 如香港的国泰航空公司（Cathay Pacific Airways Ltd.）。

[7] 阿吉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蝴蝶夫人》中主人公的原型。

3 古代国家的形态

——两种古代国家论

周和秦的不同

如前章所述，周王朝衰退经春秋战国时期强国吞并小国后，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不同于后来的国家兴亡，不是国家衰落乱世就出现，或者被其他国家统一天下。周朝与始自秦朝的中央集权性质的国家不同，采用封建制度，各地有诸侯支配的小国家，周最初也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但如果各个国家擅自行动则难以保持秩序，所以为了团结，以周王朝为顶点确立了君臣关系。

周王朝威严扫地，诸国开始自立，便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乱世格局。即便如此，春秋时期还不时有霸主出现，图谋号令诸侯，到了战国时则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春秋、战国时期的意义

乱世也好，弱肉强食也罢，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时期。因为社会的发展，旧体制无以续存，新体制将要诞生，这个过程必然充满混乱。这正是从周到秦的变化。此时期铁器的出现成为拉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中国早期的铁制品属于铸造物。因为可以大量生产，最适宜用作农具，但脆而不韧，不适合当兵器用。兵器的话，青铜器是很好的选择，比较耐用。直到战国末进入秦汉时才渐渐变成锻铁和钢铁。

铁制农具于春秋时期出现。在那之前石器农具较多，铁器的出现使农业生产力得到飞跃发展。特别是牵引铁犁的牛耕方式，发挥了巨大作用。铁矿的开发，铁器的制造，贩卖各种农产品的行商得以出现，这些人抓住了成为巨富的机会。

文化方面也有显著发展。《诗经》中的叙事诗，讴歌了关于周的先祖以及众多贵族的传说故事，其多作为西周王朝的宫廷音乐得以保存。春秋时期，诸侯国中还出现了歌唱恋爱、生活苦难等个人情感的抒情诗。这些都是朴素的民谣曲子，战国末期的《楚辞》则出现了被后世汉代宫廷诗人继承的较难曲风。《楚辞》的核心是楚国贵族屈原，他因反对楚王政策而被流放。他在传统将要倒塌之时，回溯传统进而咏唱了自己没落不堪的悲惨境遇。

有观点认为叙事诗、抒情诗和散文是文学出现的一般顺序。叙事诗里经常出现早期国家形成时发挥核心作用的英雄，所以多采用英雄叙事诗的形式。希腊《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便是典型。《伊利亚特》中出现的要赛都市特洛伊，经海因里希·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发掘所证实。这些英雄活跃的时期被称作“英雄时代”。

中国的英雄时代在何时呢？有位中国学者称，大约是在迁都殷墟的盘庚时代。在此以前殷人是不停迁徙、反复移动的。又据《书经》记载，盘庚边和“众”商议边迁都至殷（后来的殷墟），从而稳固了国家基础。《诗经》中出现的周代先祖是农神后稷，这属于神话时代的故事，暂且不计；而从陕西西部的山谷来到位于平原的周原（岐山县）的古公亶父到文王时期，再到武王平定殷及其他各地，或许相当于周的英雄时代。关于此点很少有人讨论，不过请想象一下周族从狭小地域逐渐征服中国的过程吧。《诗经》里还记有关于国家建设及之后的诸侯王和贵族们的故事。

在这样的叙事诗时代过后，出现了个人可以自由表达感情的风气，于是便出现了抒情诗。在中国，春秋时代的《诗经》里的“国风”就相当于抒情诗。叙事诗里是英雄或国王率领共同体的民众开展活动，而一旦共同体崩溃，个人可以成为作家，抒情诗便应运而生。里面既歌唱自由恋爱，也吟咏随生活基础的崩溃导致的烦恼和怨怒。

人类社会即将进入迎来新秩序的艰苦奋斗时代，如何取胜的理论性思考成了当务之急。自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诸子百家创作的散文。当时各国君主为获取胜利必须培养新型人才、制定战术和政策，散文的出现实乃大势所趋。培养这种人才的私塾在各地都有，以孔子的学园最为杰出，其中很多人成为诸侯的家臣，各奔东西。孔子最初也参与鲁国的政治（这种关系的说法多种多样），后来亡命流浪诸国，晚年则醉心于学问，进入至高境界。可以说他们就是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

诸子百家，顾名思义，即向诸侯讲述的学说五花八门，有兵家、纵横家这样直接讲战术、策略的，也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论述理想国、理想社会该如何构建秩序的。关于中国今后的出路，大家各显神通，众说纷纭，其中法家和儒家脱颖而出，最终成为中国统一后的权威学派。

两种古代国家论——专制国家论和都市国家论

西周后经春秋、战国以至秦统一中国的背后存在着上述经济、文化现象。虽说这些内容概说类的书籍几乎都有涉猎，我还是不厌其烦地谈了本书以外的事情。以下就那个时代建立的中国古代国家性质的争论，稍作介绍。

关于此点，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即专制国家论和都市国家论。专制国家或者说专制主义（Despotism）是欧洲人提出来的，相对于欧洲的古代都市国家、中世封建社会、近代民主主义社会，他们认为亚洲的国家始终是君主权力集中的独裁国家。说到独裁，比如近代的法西斯主义，它是建立在镇压民主主义之上，而亚洲的专制国家却建立于民众的无权力之上。国家之下，民众处于完全没有权利的状态。更甚者，有人认为民众处于植物状态，埋没进共同体而不能自立。

一般认为都市国家的典型是古希腊和古罗马。那里施行了古代特有的民主主义。仁井田陞著有《何谓东洋》一书。书中他为了对比亚洲的社会，引用了埃斯库罗斯咏唱波希战争的一节诗。波希战争中，为了抵抗专制主义国家波斯的侵略，希腊拼死奋战到底，“去吧，希腊的健儿们！去守护祖国的自由，为了亲儿，为了爱妻，守护自由吧！……”

此处明显表现出了捍卫自由的自觉意识，和守护祖国、保护妻儿相一致。因为它是民主主义的市民国家。若是像战前日本式的国家主义，个人与国家则是对立的，它要求牺牲自己和家人为国家奉献一切。这样便产生一个问题：国家究竟为谁而建？补充一句，希腊虽然是市民的国家，但除市民外还有众多奴隶。奴隶原则上没有家也没有妻子，没有自己所属的共同体，且不被视为人。古代人的权利意识、人权意识只发展到这个水平。

通过对东方国家、印度等地的发掘发现，不管有没有民族主义，古代早期国家被城墙环绕而成的都市形态，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世界共通。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古印度文明的国家等便是如此。有观点认为中国也没有脱离这种世界史的普遍性倾向。以上是都市国家论。

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也呈现了被城墙环绕着的都市形态。“国”这个字本身便表示城墙环绕的形状。周朝的“封建制”也可用来指称日后日本的武家政治和欧洲中世的领主制。因为君主、领主间结成的主从制度、阶层制度在形式上和封建制非常相似。实际上，中世封建社会的基础在农村，周代的王和诸侯却居住在都市里。各国的君主与君主间结成的阶层制，换言之，其实是都市与都市间的上下关系。说起都市居民，最初统治阶层以防卫为目的而住在城塞里，民众从春秋中期开始陆续进住城内。由此诞生了名副其实的都市国家的形态。

专制国家论者当然对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态一清二楚。只是因提到都市国家便易想起希腊的民主主义，所以不愿使用这个词，以“邑制国家”的说法取而代之。“邑”是所有聚落的意思。不论都市还是农村，其实都是“邑”的一种。所以“邑制国家”之类的说辞是毫无意义的。

多数专制国家论者认为，中国的早期国家虽具都市形态，但性质上实属君主专制体制。对此，都市国家论者认为，中国统一后都市国家的制度仍在留传，所以主张到汉末为止都应算作都市国家的时代。

中国早期的君主制是专制性的吗？

日本有位专制国家论者——法制史学家仁井田陞。在前文我已经介绍过《何谓东洋》中他引用的埃斯库罗斯的一节诗，与此诗形成对比，仁井田还引用了《书经》中的殷汤王讨伐夏的《汤誓》：“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原引仁井田的译文和埃斯库罗斯的诗形成鲜明的对比。“予一人”“余一人”，或者单纯的“一人”，这些词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先秦的古典里经常作为君主的自称出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在东洋，自由局限于君主一人。”正如他所言，“一人”等词非常贴切地表现了君主孤高立于人上的状态。

然而，《汤誓》中汤王的话，顾名思义，乃誓言。这是向被称作“众庶”“众”的民众们呼吁的誓言。可能是把民众们聚集到神前，在神前向民众宣誓，又请求民众代天罚夏，推翻夏王朝。依结果论赏罚也是誓言的一部分。当然，说是“誓言”，其实是汤王单方面的宣讲，也有人称事实上与命令无异。但是，吉本道雅认为，这种形式的盟誓是春秋早期之前，国家确立为祭祀共同体、国人服从祭祀秩序已成共识时的产物。

这种祭祀共同体的瓦解和新生的主从关系的形成将在下章论述。在此之后，专制君主的君权变得强大起来。尔后，也有誓、盟、约等言辞出现，但仅限于民间集团之间或是君主权力尚且弱小的王朝建设时期。

前面所言的“予一人”绝非独裁者，而是包括民众在内的祭祀共同体的领袖，可以说它是受誓言约束的。这个词在后世也一直被使用，再到后来则有了立“一人”并从之方能稳定社会秩序的思想。而立“一人”并支持辅佐他的通常是民众。

“孥戮”一词，仁井田解释为“杀妻儿”，也有说是“沦为奴隶”的意思。无论是杀还是沦为奴隶，都是一种苛酷的刑罚。违背共同体规定的人遭遇这样的命运在当时极为普遍。但那不一定是君主个人单方面施加的。此处以殷王为例，如前章所述，殷代君主的出身是不固定的，也没有世袭。当然，《汤誓》这篇文章由后世所作，即便如此其也大抵成文在对祭祀共同体尚记忆犹新的春秋初年吧。

中国古代有民主政治吗？

中国早期国家呈现都市形态是毋庸置疑的。那么，鉴于希腊的例子，都市国家论者又是怎样认为的呢？很早以前贝冢茂树就认为中国古时有民主制度。

据《周礼》，中国古代的国家有燕朝（内朝）、治朝和外朝之分，发生重大战争、迁都或确立君主等国家大事时，召集“国人”到外朝进行问政。所谓国人，指的是都市国家的主要成员，他们在特殊情况时化身士兵为国家而战。日常政治由君主、卿（大臣）以及大夫（氏族长）来处理，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如果无视全体国人的动向，政治则无法有效运行。贝冢认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古老的贵族政治开始动摇，便产生了这种动向。他认为中国也有和希腊一样的民主化运动。

可是，关于古代亚洲的民主政治还有另外一种观点。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初期存在“原始民主政治”（Primitive Democracy）。依据这种说法，苏美尔的都市国家形成期，存在民会和长老会，日常政治由长老会决定、执行，一旦有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发生，民众就会被召集到一起共同商议。民会是履行军事义务的人的集合，相当于古希腊的市民总会或中国的国人集会。后来君主权力强大起来，东方国家就逐渐丧失了民主政治。

有人认为专制国家时期，君主权力一开始就很大。这种观点是荒谬的。从相对平等的原始社会逐渐发展成国家的过程中，出现过这种民主政治也不足为怪。所以在中国学者中有很多人承认原始民主政治的存在。不仅如此，甚至有学者认为，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原始民主政治已经发展成熟到古典民主政治阶段。他们认为，中国也有诸大夫会议和国人会议、家族长（诸大夫被推为大家族的族长）会议和人民会议。

构成国家基础的民众聚落

就连上述这些主张存在过民主政治的人都认为，中国后来转变成了专制国家。成为专制国家后，之前属于长老会、民会的民众是否突然就变得毫无权利，变成像欧洲学者们所想象的奴隶那样？我看不然。

长老会、民会，特别是民会成员应该来自民间。这样的民众团体，中国古代就有所谓的乡、里等地缘区域和聚落（里是基层的聚落，乡是位于里之上的地方单位）。它们在全国统一后的秦汉时期也继续发挥作用。

君主权力得到强化，正值民众群体纳入权力之中时。春秋中期，民众从农村转移到都市，对君主权力的强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现象，在古希腊称作“集住”，古希腊和中国的兵制改革，使民众成为军队的核心，化为步兵进行集体作战，遂开始“集住”（Synoikismos）（以前是统治阶层驾着由马牵引的战车作战）。随着民众的政治地位日趋重要，古希腊民主政治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在中国，统治都市的君主掌控着民众的军队，君主权力得到强化，最终在乱世中取胜称王。这也可以说是东洋和西洋开始分道扬镳的岔道口。从前住在城外的民众以聚落群体为单位，手持武器进行自卫，但此后这些武装力量变成了君主的兵力。

后来民众移居到都市，城内便出现了民众聚居地，和以前一样叫作“里”。具体来说，城墙环绕的都市里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与大道之间的区域是“里”，它也被墙壁（可能是比城墙简单的土墙）包围，有里门和闾门，进去后有被称作“巷子”的小路，各家各户都面朝巷子生活。

由于耕地在城外，民众每天早晨必须穿过闾门（里门）去地里劳作，傍晚则原路返回。进出闾门时，旁边有里长监视。里内有叫作“社”的土地神，每年春秋会举行两次大型庆祝活动，民众聚集一起加强团结。他们相互认识，共同举办婚丧嫁娶。这样的里民被征调到军队后仍然很团结，所以能组建战斗力非常强的军队。

战国时期，尽管君主权力强大，但都市国家的基本形态仍有残存。近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了魏国的户律，据此可知构成都市国家的各个民众是何种样人。当时的魏国，拥有家庭和户籍、持有土地能从事农业、必要时可以为国弃农从军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国家的一员。外国人、商人、负债的没落贱民（债务奴隶）则不享有这种资格。这和古希腊的市民完全一样。实际上，即使到了西汉大一统后，国家疆域虽有扩大时，国家民众的资格也一如往昔。

统一帝国下的聚落和身份

国家统一、疆域扩大是都市国家征服其他都市的过程，所以都市国家的形态并未消失。公元前4世纪中叶，战国时期的秦国政治家商鞅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施行了县制，小都市被合并到大都市。大都市对从属的小都市进行整理，在小都市上设县，县上再设郡，遂形成象征中央集权政治的郡县制。但郡和县的中心仍然在原来的都市里。下面没有设县的较小都市，则隶属于县，其下可再设乡等单位。

都市如此延续，郡和县使其从属于中央，成为传达中央命令的一种组织。包含县、乡在内的各都市内部又有里。商鞅在里内设什、伍，将百姓分成十人组或五人组，相互监视并承担连带责任。（秦统一中国之时，什被废止，只剩下伍）所以说，商鞅的政策是希望继续沿用原来的都市和聚落的形态，以强化国家统治。

可是，郡、县、乡的官员虽由上级任命，各都市基层的聚落却全凭民众自治。里中又出现了源自民间的互帮互助组织“邻”，它和国家强制推行的“伍”（日后改称为“保”）并存于世，从战国时期一直持续到唐代。

秦汉帝国不仅延续了都市国家的形态，也继承了都市国家的民众身份制。汉朝国家由官员之“士”和一般民众之“庶”构成，庶民之下还有叫作“七科谪”的贱民和奴婢。奴婢即奴隶，被视作家畜。“七科谪”是七种罪人的意思，其中包括着魏国律法规定的商人和负债的没落民众。他们有土地可耕种，但不许入仕。户籍也与他人不同，是“市籍”。而庶民则有一般的户籍，有土地，要服兵役，可被推举从仕。这和之前所述魏国户律中所见都市国家市民的资格相一致。

七科谪的“谪”（也作讁），意为罪。身为商人本就是罪，这和现在所说罪的概念大相径庭。古代，违反共同体或社会的基本原理即是犯罪。如前述，都市国家的市民必须是从事农业者，商人不符合这个规定。在之后的较长时间里，商人一直受歧视，在科举考试中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唐律规定，商人家庭必须经过三代才能做官，汉代经商家庭的人也要经过三代才能从七科谪的身份中解放出来）。

市籍是春秋时期到唐代的一种特殊户籍，生活在都市中叫作“市”的区划里的人拥有“市籍”。那个时代的商业仅允许在“市”内进行交易，这是古代国家统制商业的一种手段。商人属于“市”，从事商业，手工业者，医生、巫女、祈祷师（在古代不区分三者），占卜师等也在市内开店，被赋予市籍。这些身份仍然不同于一般庶民，会受歧视。市里还有游民、流浪者、无赖、侠客、乞丐、癞病患者等游离者，他们一般被社会排斥在外。可对一般庶民来说，市也是购买日用品、饮食喝茶、躲避邻人监视、放松心情的地方。市不断扩大发展，古代都市国家和大一统国家方才得以成立。

总而言之，秦汉帝国是传统社会和集权国家制度的结合体。持专制国家论的学者强调国家集权的一面，而都市国家论者聚焦于都市的延续问题。属于后者的宫崎市定等人强调秦汉时期都属于都市国家的时代。只不过都市和“里”的制度在东汉末期崩溃了，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村出现了新的聚落——“村”（我们今日所说的村即源于此）。因此，都市国家论者实际上所主张的都市国家时期仅仅维持到东汉末年。话虽如此，但它与秦始皇以后确立了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想法大不相同。

家的结构

说到聚落，我顺便讲一下它的构成单位——家的特征，也即有关家族制度的说明。在谈到文明诞生时，我说过据新石器时代的居住地选址，可知那时的小家庭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并且有观点认为，在亚洲的专制国家中，正是由于家庭没有从共同体独立出来，从而使人们一直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有必要阐明家庭在社会中的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状况。

战国时的秦商鞅认识到不仅有必要对国家或聚落等制度进行改革，家族制度也同样如此。他命令一家有两个以上男子的要分家，父子兄弟不能居住在一起。这相当于是命令人们构建我们今日所说的核心家庭。秦地处西部边陲，因此它以国家命令强制性地在东部发达地区构建了自生的小型家庭。周以来的贵族是大家族制，因家族关系而势力强大，大家族被分解成小家庭后，旧贵族势力逐渐衰退，君主权力则得到强化。

中国自战国时期以来，产生了很多这样的小家庭。据汉王朝的人口调查，平均每个家庭是五口余人。基于日本和欧洲的例子，人们普遍认为所谓家庭是从大家族逐渐变小，在临近近代时才成为小家庭。然而中国的例子说明这种变化历程并不具有普遍性。

中国的旧社会自然以农业为中心。中国的农民多是以小家庭为单位进行小规模土地耕作的自耕农。也有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他们在耕种土地时，很少像古罗马那样使用奴隶，多雇用佃农。佃农和自耕农一样，以小家庭方式经营小规模的土地。

不限于中国，近代以前家庭是生产的基本单位。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司和工场成为劳动场所，除少数农家和商店外，家庭仅是消费单位。近代以前，因为家庭是生产单位，所以必须要有能够指挥家庭的、权高位重的人。于是便产生了家长这个角色。家长在古罗马、欧洲和日本等地一般由长子担任，其成为家长手握重权。然而在中国，兄弟之间比较平等，没有家长的权威。所以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家长制。但请不要忘记，在中国父亲的权威是绝对的。父亲在成为家长时便开始发挥强有力的指挥作用。儒教之所以最为重视孝，即在于此。

另外，为了维护父亲的权威，法律和道德规定在其有生之年不得分割家产，子女们必须同居一处。但实际上在父亲生前分家产的现象很多。而且因为兄弟平等，所以家产也是均分继承。如果家中超过三个兄弟，只有其中的一个家庭能和父辈同住，所以以夫妇为中心的核心家庭大量出现。

小家庭对抗饥馑和战乱的能力较弱，相对比较富裕的家庭则会设法联合宗族（男系亲族），不使小家庭过于分散。于是，父亲自是当然，宗族的族长有时也会介入家庭干涉家事。只是近代以后，小家庭的独立性增强，另居他处的父亲和族长们的规制可谓鞭长莫及。家长制较强的社会中，无论家庭还是社会都倾向于以男性为中心。与此相对，家长制约较弱的汉人社会（中国本土、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中，女性就业机会较多，职场的氛围也远好于日本。

回说古代。战国以来小家庭产生后，国家为了掌握情况，制定了户籍，户籍制度、户籍等词由此出现。户籍可以反映整个家庭的构成，也利于国家掌握每个人的情况，这样便可以收税、征兵。日本学界称这种统治方式为“个别人身支配”，描述出中国古代国家专制性的一面。

官僚政治和民众社会

然而在国家君主（皇帝）和民众之间有官僚存在。国家通过官僚进行统治，让我们来看一下秦汉时期的官僚制。统治地方民众的官僚制据点是郡和县，郡县官府的正副官员由中央任命（郡的长官是太守，县的长官是县令、县长，次官又叫丞或长史，此外还有掌管军事的郡都尉及县尉）。长官和次官以下的官僚由长官选任，一般从本地人中选拔。选拔时多选取地方的有势者，或在听取他们的意见后进行选拔，由此政治方能顺利推行。

此外地方长官有向中央推荐官吏候补者的职责。郡长官推荐的人叫“孝廉”，郡以上的监察机关的州长官（刺史）推荐的人叫“秀才”。如前所述，先秦以来的地方组织乡和里依旧存在，推荐官僚候补者的事因此而被叫作“乡举里选”（选拔官吏候补者的事叫作“选举”。“乡举里选”是从乡、里选举候补者的意思），即听取乡里社会的“舆论”，推荐评价高的人（即基于评价的选举）。在这点上古代的民众组织（乡和里）在国家统治之下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或许是原始民主政治体制的遗留。汉代乡里社会间的阶层分化严重，实际上往往是听取学者所说的“豪族”——地方权势者的意见，再推荐候补者。

尽管拥有发言权的是有权势的人，但政治运行在比发言权更高的层面上，所以君主专制并不有效。于是有人认为秦汉时期的统治是中央（国家）和地方（乡里）共同完成的。如前所述，从地方推荐上来的人中也有最终成为中央政府大臣的例子。大臣一般有好几位，他们召开会议共商国是。皇帝的独裁无路可行。

上述的官吏选任方法被魏晋南北朝所沿袭，只是汉代时尚还平等的乡里社会土崩瓦解，以致选举的方法多少有变。政府开始采用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但遵循的依旧是地方举荐的模式。随着乡里社会的瓦解，地方豪族的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开始出现门阀贵族，他们因此得以被推荐而独占朝政。如此一来，皇帝无法独裁，只能对贵族听之任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分裂状态的隋，为了让中央权力渗透到地方而采用科举选拔官僚。隋唐时期，尽管贵族势力依旧很强大，但通过科举考试等从民间首次进入中央的人在逐渐增多。不论如何，总之并不存在建立于民众无权利状态上的专制政治。关于这点，稍后我再展开论说。

4 从新出土文献看古代官僚制度的发展

中国文书的现存情况

历史研究资料可分为文献和遗址、文物。文献中又有诸如《史记》《日本书纪》类的编著、著作和文书。有的文书和遗址、文物一样发现于土中，有的文书则藏于某个历代相传的家族中。大多数文书作为同时代史料而发挥作用，因此比起带有编者、著者个人主观意识的作品，它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古代文书保存下来的很少，以日本和欧洲为例，文书基本只对中世史以后的研究起作用。

然而，中国历史研究的麻烦之处在于，中世以后的文书尽乎无存。并不是中国人不拟制文书，官僚制度发达的中国在很早以前就施行了文书行政，呈送给皇帝、上官的汇报，皇帝、上官下达的命令，各官厅之间的联络，预算和决算的制定及实施等有关钱的出纳也即会计等，都通过发送文书执行。民间结有各种契约，契约书也多有制作。当然私人信件类的文书数量也相当可观。可这些都无迹可寻了。

文书留存甚少的原因有几点。一是中国人侧重于编纂书籍。这可能和中国人较为尊重文章有关系，因为文章是作者深思熟虑精心创作出来的。而文书则是实用类型，形式千篇一律，缺乏创造性。因此，文书在当时大概被用作编纂书籍的材料，事后就被丢置一边了。

二是中国没有日本自古以来的寺院和中世封建制度下的领主世袭制。若有世袭制，则有必要保存记有各种来龙去脉的文书。中国周朝时期的金文就扮演了这种角色。日本中世以后的某些寺院和学校等处还将其所属庄园
[1] 的权利等刻在石头上保留下来。因为纸有可能毁于战火，不能万世永存。

在纸张珍贵的时代，废弃掉的文书人们会拿去再利用，在背面抄经。有的文书会被作为陪葬品埋进相关人士的墓中，若是这种情况，文书一般会在土中腐烂，无法见于后世。但在中国西北地区干燥地带的敦煌、吐鲁番等地，却发现了纸质文书。敦煌的文书是偶然发现被深深涂刻在墙壁上的，大部分是唐、五代、宋初时期的，也有五胡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吐鲁番有一些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时期的陵墓，从中发现了作为陪葬品而埋进的文书。已被发掘的文书仅是一部分，相信今后还会出土更多。

明清以后，有些地主、商人等的家族甚至延续至今。这些家族中曾保存有关各种权利关系、世袭劳动力等的记录。但很大一批在中国共产党实施的土地改革中被烧毁。近年，徽州（安徽省歙县，明朝时期有过大商人）等地发现了大量文书，引起了学界关注。

古代文书的发现

中国很早就创造了文字，但纸的发明要晚很多，因此古代文字一般刻写在龟甲、兽骨、金石、竹木等上。这些媒介虽然已很古老，但不会像纸一样腐烂，所以反而得以保存、被后人发现。商朝的甲骨文和商周时期的金文早就为人所知，其研究也开展得比较成熟。最近，接二连三地发现了刻在玉石上的春秋时代的文书和写在战国、秦、汉、三国等时期的竹木上的文书等。这些新发现的材料给我们的古代史观带来的影响非同小可。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刻在竹木等材质上的文书的形式和名称。文书内容分一行或两行写在细长的竹片或木片上，再用革质绳子串起来。“册”就是它的象形字。一条一条细长的板片称作“简”，根据材料分为木简、竹简。除此之外，有的木板上写有数行字，我们称之为“木牍”。它和简一起称为“简牍”。

这些竹木文书逐渐被纸张取代。纸的出现比我们以前所认为的要早很多。如今考古学家发现，西汉时期已经有纸，只是没有马上取代木简和竹简。1996年，据称发现了10万条三国时期吴国的木制简牍。这个数量超过了迄今为止发掘的简牍总数。西晋时期的户籍是写在木片上的。到了东晋时，顾恺之的画和王羲之的书法风靡全国，由于他们都写在纸上，纸才终于普及开来。

纸张会在土中腐烂，所以在中国内地出土古代、中世时期文书的可能性很小，前所提及的干燥地区应另当别论。日后在中国内地发现纸张出现以前的古代材料则尚存可能。在被发现的文书中，有些极其珍贵，有些甚至可以改写历史。改写历史一般是因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影响了其看待历史的观点而引发的行为。目前，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到战国、秦、汉以至魏晋的简牍时代，很多地方随着新史料的发现有必要进行改写。接下来我将一边介绍新近史料，一边思考凭借这些史料可以勾勒出怎样的古代史像。

侯马盟书和主从关系

出土的古代文书里，除却早有诸多介绍的甲骨文、金文不谈，按照时间顺序来讲，必须要提及春秋末期的侯马盟书。侯马是山西南部的一个都市，曾经是晋国都城所在地。1965～1966年间，这里发现了600余片写在玉石上的朱笔文书。据说其主要部分是晋国权势者赵鞅（赵简子）与其府上部下缔结的盟约文书。

晋本是春秋时期的大国，最初有六大公卿家族，称为“六卿”。晋国王权一衰落，六卿马上变得有权有势。他们戈矛相战，兼并厮杀，最后形成赵、魏、韩三家分晋的格局。史学界一般将此事（公元前403年前后）作为战国之始。

权势者相互斗争期间，臣下离合聚散的现象频发不止。因此新的人主和新的臣下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牢固的主从关系。于是，权势者便召集新的臣下，在神灵前与他们签订盟约。春秋时期，霸主和其他诸侯国之间也缔结盟约。霸主虽为诸侯同盟之首，但同样的盟约在其他诸侯国内部也有缔结。通过缔结盟约，主从关系得以稳固，有力推动了战国以后强大君权的确立。侯马盟书反映这一过程，读来津津有味。

《史记》里也有揭示主从关系确立的故事。《史记·刺客列传》中记有侯马盟约时期豫让复仇的故事。豫让乃晋国人，先后事于范氏、中行氏及智氏。事于智伯时，深受敬重。不幸智伯被赵襄子所灭，豫让想要为主复仇，想尽办法接近赵襄子，伺机行刺。有一次他扮成囚犯模样，装作在粉刷赵氏宫殿的厕所墙壁，不过被发现了。还有一次他全身涂满漆，假装成癞病患者在闹市里行乞，但被朋友识破。最后一次，他藏在桥下等待赵襄子的出现。不料惊动了赵襄子的坐骑，被捕就范。赵襄子问豫让：你曾事于范氏和中行氏，两氏皆为智伯所灭，为何不为他们报仇，却独为智伯复仇呢？豫让回道：范氏、中行氏皆待我一般，我亦待他们一般，智伯敬我如国士，我自当以国士之身相报答。答毕，便伏剑自刎了。

豫让的话道出了当时主从关系的特征。范氏、中行氏和智氏都是六卿之家，此三家被吞并，遂只剩韩、魏、赵三氏。赵襄子便是侯马盟约之主赵简子的儿子。主家一遭灭亡，豫让便需更换人主。但是为了曾器重过自己的智氏，又不惜以身相报。因此，人主能否让臣下忠于自己，要看他如何对待臣下。

战国时期有“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四人都礼贤下士，广招宾客，尝言孟尝君“食客三千有余人”。世间流传有很多关于他们为招贤纳士、为取得宾客信任而煞费苦心的奇闻逸事。四公子中有三人是国君之子，凭借权势和财富便可招揽宾客，但仅凭这些无法取得宾客的信任。孟尝君第一次召见宾客的时候，让人藏在屏风后面，悄悄记录下宾客亲戚家的住址等，待宾客告辞后马上派人送礼过去。平原君的情人见到邻家残疾人而嘲笑他。这个残疾人便向平原君说要取这位女子的首级。平原君一时应承下来，心里却瞧不起残疾人，对此事置之不理。不料宾客一个接一个地离他而去，只剩下一半。可见人主的信义至关重要。

春秋战国时期主从关系的性质

这些故事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主从关系是一种人主施恩、臣下侍奉的相互关系，还没有发展到君主权力绝对化时的专制君主制。但这种关系也不是欧洲中世时期的双向契约关系，而更多属于情义关系的范畴。所以会有像豫让那样，尽管人主的恩惠只在一时，作为臣下却甘愿衷心侍奉至死。增渊龙夫把这种关系称作“任侠”的习俗，但从四公子苦心求贤的事来看，像后世的师徒关系一样，仅凭一宿一饭的恩义是无法让臣下奉仕服从的。只是后来的事实表明，随着君权的确立，这种关系容易逐渐演变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

法家便是主张君主专制的。其中集大成者是韩非子，他主张“术”和“法”二者不可或缺。“术”是指君主操纵臣下的方法，“法”则是依靠法来严格管理臣下。此处人主本应持有的恩惠被由“术”代表的技术性手段所替换，但重要的是把握住臣下的心这点仍然未变。韩非当然也明白这点，所以希望借助“术”和“法”从两方面去强化君主制。

儒家则认为君主应该通过仁义和德去获得臣民的支持。孟子甚至说，如果不这样则会引发革命。“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个比喻一直传到后世。即便是专制君主，也必须获得与他处在相对位置上的臣、民的支持，这点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银雀山竹简和两位孙子

新出土的文献迫使我们要重新书写历史。我们可以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作为例子来说明。该墓发掘于1972年，被认为建立于汉武帝初年。墓主可能是兵家，所以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兵书。其中包含两位孙子的书——《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孙子兵法》由春秋末期事于吴国的孙武所著，从前以《孙子》之名为人知晓。《孙膑兵法》则是首次现世。

《史记》中有给孙子作传，介绍完孙武传记后，写道：“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孙膑曾和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庞涓觉得自己才能不及孙膑，便利用效力魏国的机会暗中召来孙膑，冠以罪名，施以重刑，断其双足。“膑”
[2] 即是被砍掉双腿者的诨名。

孙膑后来事于齐国，成为军师。不久魏齐不和，戈矛相对。孙膑设计将魏国军队引到谷底小道，埋下伏兵，并削掉一棵大树的树皮，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下”，静候魏军统帅庞涓到来。没过多久，庞涓来至树下，看到黑夜中白白一片的树干，便擦起火石，想要看个究竟。这时只见从山谷两旁一齐飞出很多箭矢，直指火光方向，庞涓中箭猝然倒下，魏军陷于大乱。司马迁记完这段故事后写道，“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而事实上，后来世所知晓的仅是冠有孙武之名的《孙子》。孙膑的兵法等不见了踪迹。于是人们疑团丛生。《孙子》一书到底是否孙武所作？会不会是由孙膑所写？关于孙武的一生，只流传有他会见吴王阖闾时充满故事趣味的传说。事实上他到底是否真实存在过，孙武和孙膑又是否同一人等，直到现在依然是个疑问。不过银雀山一同出土的孙武和孙膑的兵法，还是有力地证明了《史记》记载的正确性。

近代人疑心重，动辄怀疑古书记载的内容。诚然，近代史学正是在批判性地研究古书所述内容中才取得了成果。然而上述事例也告诫我们：不能一味地否定古籍中的记录。近代史学是通过理性的和理论性的批判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否定某一事物时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遗憾的是，对古书的批判久盛不衰，古书不可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通识。

云梦睡虎地秦简与法的形成过程

迄今为止出土了很多简牍，其中对我们的历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是出土的大量秦律竹简。其最大贡献是揭示了首次实现中国大一统的秦汉帝国的确立过程，以及帝国的性质。其次，让我们更为详细地了解到律令的起源。唐朝和受其影响的日本律令中的一部分得以留存，此前只能从古书引用的只言片语里了解大概。秦律的出土不仅让我们见到了大量的原文，而且展现了古人对律法所作的解释。由此律令的发展过程不再是不解之谜。

此秦律于1975～1976年间，发现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始皇时期的一座墓中。据当时出土的年谱，墓主名喜（姓不明），秦王政三十年（公元前217年）时去世，享年46岁。虽说是年谱，也只是一种在始皇帝执政期间记有大事件的年表中穿插进自己人生重大事宜的记录。这种做法在当时普遍存在。喜可能是律法方面的官吏，治理着被秦吞并后的楚国故土，所以照所述内容判断似应与秦律有关。除此之外，墓里还发现一本占卜用书——《日书》。该墓出土的竹简共计1100余枚，大部分是秦律方面的文书。

准确来说，秦律方面的文书包括律法原文，还有以“法律问答”形式展开的对律法用语和律法运用的解释，以及称作“封诊式”的事件调查报告书的格式（有具体案例，非常有用）等。律法原文只有部分碰巧留存下来，按种类划分有田律、厩苑律、仓律等。从“法律问答”部分可了解律法的整体发展趋势，由此推断秦律几乎继承了前人魏国李悝的《法经》六篇。

早前的记录显示，中国最早的成体系的法典是由战国初期仕于魏国的李悝制定，包含盗律、贼律、网律（亦称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六篇。其中具律相当于法典的总则，记述了律的原则，由此可见当时对法典的认识已经相当成熟。据说，后来魏人商鞅将《法经》带到了秦国。但关于这件事的史家记录现于很久以后，于是有学者怀疑战国初期是否真有如此成熟的律法。而此次秦律的发现证明：至少战国前期确实有过六篇法典。

可是翻开秦律会发现，此六篇属于“基本律”，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分类详细的律条。大庭修称之为“追加律”。汉代律法的篇名一直流传后世，其中被叫作《九章律》的九部律法是在秦六篇的基础上新增三篇而成。此外，汉朝还有很多律令的篇名流传后世，我以为这些都可被称作“追加律”。秦律可谓也有着相同的构造。

比较《法经》六篇和秦时新增的律法可知，六篇内容是关于盗窃、伤害等罪，调查、逮捕犯人等事，是以维持社会秩序为基本的律法。然而秦朝时新增的律法主要是为了统治人民、规定官僚制的运用。由此可见战国这一过渡时期官僚制发达，所以新增了规定其运用的律法。

这次出土的还有确定与秦以外的诸侯国间关系的律法。也就是说其中包括了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律法。由此可推测，这些秦律大概是商鞅变法以后到秦始皇时期逐渐创制的条文汇总。

后世的唐及日本的大宝、养老律令中，一般认为“律”是刑罚规定（刑法）、令是行政规定。这种律法典和令法典的分工始于西晋初期的泰始律令，而此前律和令没有明显区别。秦统一将法律称为律，令是皇帝发出的命令，根据具体需要而发出的敕令。敕令在施行过程中逐渐成为先例、成为律。君主制国家的法律便是这样生成的。汉代创制了叫作令的法典，也即将皇帝命令汇集一起的法典。由于律法条文不断增多，必须予以整理，所以汉之后的魏开始了整理法典的工作，将其集大成，到了西晋时期得以完成。

中国的律令和罗马的法可谓同是世界最古老的法典，而罗马法的中心内容是私法，尤其是民法。与此相对，律令是公法是国家法。如前所述，后者起自皇帝。由此可见皇帝制国家和都市国家的民主政治之间的不同。家族法一看便知即是私法，这类私法在唐代被纳入户令中。它规定国家统治人民的方法，而家族关系的法也是以统治人民为立足点而成立的。

国家法和习惯法

中国民间也有习惯法。秦律饶有趣味的一点是也从习惯法取过经。譬如，“法律问答”中有一问提到，家里被盗贼侵入时，户主会大声喊“小偷！强盗！”此时如果因人不在家而没有听到喊声的“四邻”、“典”和“老”该如何接受惩罚。所谓典和老是村子的责任人，四邻是村里的互助组织。习惯法规定，上述情况中典和老需接受惩罚，而四邻则可以免责。出现突发情况通过大声呼叫来寻求帮助，是在公权尚未完善的时代，村民出于自卫需要而产生的惯例，人们听到求助声必须奔赴前去救助。这种惯例也存在于日耳曼的古代法典中。

再举一个例子。有位“免老”告某人不孝，希望处其死刑。有人问这种情况下能否赦免被告人前两次的罪责，回答是不能。免老是指被免除赋税的高龄老人，汉末是60岁以上。尚不甚清楚秦时的免老年龄，估计大体和汉末差不多。父母控告儿女不孝的案例在后世也一直存在。但只有秦律规定老人可以控告别家孩子不孝。古时，共同体的规定很严格，村落里的长老可以干涉其他家庭内事。秦律中的上述规定可能就是古代惯例留下来的遗风。

赦免前两次罪责是民间的惯例。给犯罪者两次反省的机会，如果还不悔改仍然依旧，便在第三次处以惩罚。法律中最终并没有保留这一条，但既然有人问及，表明当时民间依旧存在这项惯例。汉末成立的道教团体（五斗米道）吸收了这一点，由此可推断，这条民间惯例一直沿用到汉末。

公权尚未确立的时代，如果被外村攻击而不回击，则整个村落可能会被摧毁。古希腊把这称作“血之复仇”的时代。秦国商鞅严厉打击“私斗”，以至秦国变得“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尔后，依据惯例而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公权强大的新时代。并且，通过皇帝立法，强有力的国家法开始形成。

秦律严格规定了对“私斗”的处罚。譬如，与人相斗，对伤到嘴巴、耳朵，拔掉胡子、眉毛、头发，铰断发髻，咬掉鼻子、耳朵、手指或嘴巴，以及咬到颧骨或脸且伤口宽至一寸深有半寸等种种情况该如何处罚都有详细规定。这般细致的规定没有延续到近代法律中，却一直是唐律之前的中国律法的特征。它充分表明了立法者的意志——一旦发生事件，必须彻底服从律法条文的规定。并且还有规定：路上发生了杀伤案件，在场的人如果不救助，则会处以最高额的罚金。也就是说，连旁观者都不能免责。这种做法或许有助于治安的好转，只是权力的重压也毫不留情地施加在每个人身上。

从肉刑到劳动刑、从无期徒刑到有期徒刑

秦律刑罚中有些部分引人注目。虽说秦律刑罚的主体是劳动刑，但很多时候会同时附加肉刑，这是古代刑罚遗留下来的做法。所以说，秦律处在从肉刑转向劳动刑的过渡时期。更让人惊讶的是，秦律的刑罚没有期限。从现代刑罚的观念看，这显得非常奇怪，但想想秦律中还存有肉刑，也就能理解了。

中国古时的“刑”有死刑、宫刑、剕刑（刖，断足）、劓（割鼻）、墨刑（黥，纹身）五种，统称为肉刑。肉刑会伤害身体的一部分且不能复原。所以有人认为肉刑的本义在于，毁掉人故有的完好身体，让人失去为人的资格，以致被社会流放。也有人据此认为，肉刑最初是和流刑合并使用的。

然而，很早就有把判以肉刑的人充作劳役的做法了。一旦被处以肉刑，人便会受到社会大众的歧视与蔑视。这样的人被用作劳役，实与奴隶无异。而实际上中国最初的奴隶正是异民族的俘虏和受刑者。秦汉时期有个叫“隶臣妾”
[3] 的刑名。臣妾是奴隶的古名，它体现了受刑人和奴隶之间的紧密关系。

受肉刑者被用于劳动后，劳动刑的要素逐渐被重视起来。到了秦律，劳动刑成为主流，但其中依旧见有肉刑的残留。由于受刑者被社会排斥如同奴隶，所以当时难以对刑期有所考虑。

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实施改革，致使刑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次改革把肉刑变为劳动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波及后世，一直受人强调。同时，它规定了五年以下的五等级刑期，此点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项改革首次对秦律以来的无期徒刑规定了明确的刑期。

农业的监督和税制

秦律关于官僚制度运营的条款很多，这些条款不胜枚举。在此，仅以有关农业生产的条文为例。田律规定，降雨多少，谷物种植的多少，未耕地有多少，干旱、暴风雨、洪水、虫害等情况要在旧历八月前由县呈报，并且规定距离远近的县发送文书的方式不同。据此办法便可知哪些地方应该免除租税，还能预测租税的收入。商鞅借助国家力量开垦土地，将其用“阡”和“陌”分开，给予农民。1979～1980年间，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的秦墓里出土了一块木牍，上面写有阡陌的划分法，边界标志的制作法以及它们的维护办法等。也就是说，这是一条规定维护农业生产基础的耕地的律法。云梦的田律规定了要根据耕地的划分来收取田租。

当然，农业无法仅凭耕地维持，还需要肥料、燃料、拥有蛋白质的鱼类和兽类的来源“入会地”
[4] 。日本江户时代，村落持有入会地的经营范围，而古代中国由于村落没有明确边界，入会地由国家管理。田律对砍伐山林、填补堤防、捕猎动物都有季节性的限制。

简单说明一下中国古代村落没有边界的情况。那时候农民群居的地方叫里，如前章所述，春秋以后里变作城墙内的一个区域。国家登记里民，从一定户数的农民中选出里典（汉代叫里正）来管理。所以里是户数单位。土地在城外，指定为某里某人的所有地，但并没有规定某里的土地范围。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赖于铁器的发明和牛耕的使用，而铁制农具和耕牛等只有富裕阶层才有。于是到了秦朝，国家让管理农业和畜牧业的各级官吏养牛，让农民聚居的里也养牛，以备耕作所需。厩苑律规定，要定期测量牛的体重，把握肥瘦增减，据之确定赏罚，铁器可向国家借用。还规定，铁器如果破损至无法使用，使用人须返还器具并出具书面形式的报告，但无须缴纳赔偿金。另外，因为铁器在汉代时属于国家专卖品，还处于普及过程中，国家由此获得了利益，但随后铁器便在农民中也普及开来。

秦代仓律中有规定稻、麻、粟、麦、黍、小豆、大豆等播种量的条文，只是尚不清楚此条文目的所在。1974年在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发掘出的西汉文景时期的墓中，出土了列有借给各户农民谷物信息的竹简。上面记载着各户的户主名、劳动人口数、全家人口数、耕作面积、谷物借贷数，借贷数全部按照一亩一斗的比例发放，这跟秦代仓律规定的粟、麦的播种量相同。汉代时期农民的标准耕作面积是五口之家100亩，而凤凰山竹简记载的农民所持耕作面积要比它少得多。于是便产生了国家借种子给农民的必要性。

由上可知，农民的耕地、耕牛、农具、种子以及很多基本所需都由国家提供。还有些地区要依存于国家建造的水利设施。国家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农民必须依靠国家的分配，所以国家从农民那里征收租税、征发徭役就比较容易了。

农民的税收负担有人头税的“算赋”和田租。秦律规定，征收这些租税的是农民群居的里中的里典和长老，以及来自上级组织乡的部佐。江陵凤凰山出土的木牍中记录有汉代当地的几个里征收算赋的情况。一个里有30多户，一个里正（秦律中称里典）兼任三个里，大约100户农民中设置一个里正。里正征收按月支付的算赋，然后转交给上级机关西乡的佐。这种算赋征收的办法，西北边远地区出土的居延汉简（居延出土的汉代木简，后文会有论述）中也有记载，是由里正和父老（秦律中的长老）负责征收，再由乡上的长官有秩或者啬夫以及乡佐（秦律中记作部佐）两人将赋金带回。

江陵张家山汉简的法律文书

云梦睡虎地秦简的法律文书所记内容非常重要，而在重要性上毫不逊色的还有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出土的汉代法律文书竹简。特别是1983～1984年以及1988年年初发掘的墓里出土的汉律，可以和睡虎地出土的秦律相提并论。前者是吕后时的，后者是文帝初年，所以都属于西汉初期。

大家从前者发掘时的报道中已经了解到秦律的重要性，很多人翘首等待进一步的详细介绍，但至今律的原文仍然没有公布。原因之一是整理、连接律的题名和正文非常困难。只有28种律的题名被公布出来，由题名可知它类似于睡虎地出土的种类繁多的秦律。其中有完全和秦律相同的律法名称。

秦律中继承《法经》六篇的部分只是从“法律问答”中推测出其存在的可能性，而并没有留下正文。但从公布的汉律律名来看，其中基本律的名称有贼律、盗律、具律、捕律、杂律等，它们在《法经》后经秦律被汉代《九章律》所继承。《九章律》在六章上加上兴律、厩律和户律三章，其中有兴律和户律之名。还有告律、亡律、收律等补充捕律和网律（囚律）的条款，有补充兴律的条款，如徭律，还有补充户律的条款，如傅律等。我们期待日后能从张家山汉律看到基本律和各种补充律的原文。

此前讲到，秦朝不仅有为维持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基本律，还有不少属于为适应官僚制发展、运用官僚制而被迫制定的追加律。汉朝《九章律》中新增加的三章，可以说是为了满足官僚制国家的需求而追加的部分。可即便这样，仍然不足以运转庞大的官僚制机构。所以与秦律的状况相同，汉代又补充了不少追加律。

之前介绍过秦律中关于农业管理的部分，张家山汉律中也有田律，也有关于阡陌的条文，和前文所述的四川省青川县出土的秦代木牍几乎相同。关于货币经济，秦律中有关市律和金布律，汉律中则有市律、钱律和金布律，由此可知经济统管于国家。关于其他领域的律法，受篇幅限制，在此略过不述。总之，秦汉律法繁杂的状态表明，时代尚处于官僚制的发展阶段，每次为了满足官僚制运作所需，便发布条令以补充律法。又如前述，这种状态到了汉以后的魏晋时期得到整理与完善。

张家山汉墓里还出土了医学、算数和兵法类等的文书。法律文书中，近来公布了《奏谳书》。所谓谳，是指对判决有疑义的时候，县将疑案送到郡，征求上级的判决；对郡所作判决有疑义，则送到中央廷尉；廷尉也难以判决的时候，则上奏听从裁判的过程。《奏谳书》收录了这些判例。判例都是真实有过的具体案例，所记人物也都是实名，处于秦始皇到汉高祖时期，范围集中于故楚领地南郡。边远地区异民族负担的特别税和徭役的关系以及楚汉争霸时在各自领地间移动的民众、奴隶的状况等，在“书”中都有体现，内容非常有意思。

《奏谳书》中，南郡（江陵中心地区）地方的判例顺序最先且最详细，可同时也夹杂有不能称作谳的普通裁判记录。由此可推断，此判例集是墓主——可能是南郡的统治官吏，编集而成的备忘录。汉律的原文本当由中央发布，在全国实施。此墓出土的汉律估计也是为墓主参考用，而选取了部分汇编而成。前已讲过，睡虎地秦律正是如此方才得以存留至今。

尹湾汉墓木牍和西汉的地方统治

1993年，江苏北部的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里发掘了一座西汉末年的墓，出土了当时的东海郡府制作的木牍。墓主是东海郡一个叫师饶的人，职任功曹史。出土文书里主要是隶属于东海郡郡县以下的官府和官吏的名称，人口数，开垦面积，钱谷收支，官吏的规定人数和俸禄，上级官吏的档案，郡太守官署的属吏名单，兵器、车器等的收藏清单。郡有义务向中央报告每年的政务，叫作上计。这些可能是上计簿的底本（也有人认为部分文书和上计毫无关系）。我们倾向于认为是墓主制作了这些文书，而且其作为上计吏去过当时的都城。因为文书里还记有赠金人的名单，他们可能是墓主上京时前来饯别送礼的人。

据当时的史书记载，上计簿里还记载盗贼的数量、裁判记录等。尹湾汉简存留下来的只是上计簿的一部分。又因为钱谷收支只分别写有总额，所以无从了解税金的详细内容，从而也就无法知晓地方政治的运行情况。但可以从侧面了解到官府数量和官吏的名称、人员、俸禄等制度上的内容。因此，不同于中央发布的律等，尹湾汉简的意义在于告诉了我们地方官僚制度的状况。

根据尹湾汉简，可以知道东海郡辖下的县级官府共计三十八，其中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供给皇太后、皇后和皇女费用的土地）二。另有都官两处，这是专卖盐铁的地方官署，分别为盐官和铁官。实际上盐官有三，铁官有二。县之下的乡有170个，乡之下的里有2534个。民间有个说法叫“十里一乡”，但这里实则“十五里一乡”了。

郡的民政长官是太守，军政长官是都尉，两者俸禄相同，都是两千石。太守所在的太守府有官吏27人，都尉府有11人。县里有县令或者县长，县令是六百或一千石俸禄，县长是三百或四百石俸禄，其下有相当于次官的丞和军事方面的尉从属于他。县的官吏总数少则22人，多则达107人，数目相差大得让人吃惊。这些数已包括县下的乡、亭、邮的官吏。

乡是一般民众居住的都市；亭相等于警署，设在交通要地，也是官吏的栖居宿舍；邮是派送文书的组织。亭和邮里都住着从事邮送业务的人。乡下面的里是处于统治末端的聚落。里是自治型村落，管理村落的里正和父老从里民中选拔产生，因此不算作郡县的官吏。但即使这样，里正和父老也必须协助官署征税。换个角度看，里还具有自卫功能，拥有互帮互助的组织“邻”。所以，里原本是自治性的、共同体性质的村落，秦汉王朝时期被置于政府统治的末端。

从前的史书中记载：汉代时县以下的民众组织叫作“乡、亭、里”。但民众的聚落到底是乡—亭—里式的统治关系，还是说乡、亭、里是分属不同系统的组织，这方面曾有过争议。目前一般认为它们属于不同系统，尹湾汉简证实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关于里和亭是属于乡、被乡统合了，还是属于县、被县统合了，也有过争论。我原先认为乡、里、亭是被县统合的，尹湾汉简出土后证明了这一点。

东海郡的总户数是266290户，平均一里105户。这和“一里百家”的史籍记载几近一致。总人口数是1397343，平均一户5.2人，和当时的全国户口统计数字及“五口一家”的官方言语也相一致。东海郡可谓是一个较为均衡、可以当作范本来考量的地区。

再介绍一件颇有趣味性的有关里的性质的文书。20世纪80年代中期，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县胥浦乡的西汉墓中出土了一份叫《先令券书》的竹简遗书。西汉末年，有位老妇人一度把财产都分给了儿子们，其中一个儿子不肖，又曾因伤害罪服过役。老妇人担心他会把财产耗尽，遂把借给女儿们的土地回收给他后，特意留下遗言告诫儿子不许将这些土地随便转卖他人。

值得注意的是，老妇人是委托县三老，乡三老，乡的有秩、佐、里师等人写成这份遗书，而且还请了里师、伍人和亲族作见证。这意味着遗书内容有征得乡、里的权威者同意，且在里的长老和近邻五家以及亲族们的监督下能够有效执行。里师就是里正，里正是官方称谓。而里是民间的自治群体，有着一套自己的称谓方式，里师即是如此。遗言中所显示的里民同里的领导者以及近邻的关系，很好地表现了当时里作为共同体的一面。不仅家产分配如此，结婚、离婚、收养等关系的确立，里民征求其他里民和伍还有邻的保证是极为普遍的。

张家山汉简的户律里虽然有关于《先令券书》的条文，但由于原文没有公开，无从知晓其内容。

从居延汉简看国境防卫和官僚制度的运行

不同于上述新发现的简牍，中国西北部干燥地区保存有古代木简和木牍的事早已广为人知。20世纪初以来，英国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从敦煌、楼兰、吐鲁番入手了大量汉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木简。特别是1930～1931年，参加了由瑞典与中国政府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人弗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甘肃省额济纳河流域，即汉代居延县所在地，发掘出一万多件木简，轰动一时。它们被称作“居延汉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于1972～1976年间又在此地的三座遗址中发掘了近两万件木简。据说这些木简属于西汉武帝到东汉光武帝时期。

居延是汉代抵御匈奴的防卫基地，也是进攻匈奴的前沿基所。居于长城一侧，城墙和眺望楼沿防卫线依次而建，一旦发现匈奴军队，就燃起烽火发信号、摇动旗帜，若是夜晚，还会点燃火把。这里有隶属于张掖郡的居延都尉府和肩水都尉府辖下的眺望塔岗哨等所有官僚机关。它们不同于东海郡尹湾汉简所示，是边境戍卫的特殊机构。众多官吏和兵士在这里执勤，且官吏中的大部分下级官员还是按照一般做法从当地人中选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木简就是由这些人书写的。另一方面，兵士中也有部分是中原地区的征兵。他们的俸禄也由内地征收的算赋（人头税）来支付。官吏和兵士及其家人每月有口粮，兵士的衣服和武器当然也由官府派发。

木简多达三万件，内容五花八门，从中可以窥得边境生活的实况：眺望塔上的站岗，巡视眺望塔周边，点燃烽火的办法，信号的发送记录，眺望塔士兵之间以及上下级机关间的文书送达，各种杂役、粮食的配给，官吏休假，事务评定，兵士任期及相关迎送等日常事务，还有疾病、事故、死伤、刀伤等意外情况的报告与处理，士兵和官吏的借贷，旅行用文书的发放等。关于这些，可参考大庭修的《木简》和《木简学入门》、籾山明的《汉帝国和边境社会》等。

这批木简中还有中央发下来的诏书。中央政府的丞相等制定好政策后上奏给皇帝，皇帝发出诏书，将命令下达至中央及地方的下级机关。各机关顺次将诏书内容向下传送，从而可知悉政令从都城至边境眺望塔的传输路径。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了解汉帝国是如何将广大领土的每个角落都纳入统治范围的。

最后介绍一下由借贷引发的一则有意思的裁判。文书是一则判决书，是对居延都尉府下的一位甲渠候官粟君投诉住在县城内的庶民寇恩的事件判决。还附带记录事件内容的审查资料。粟君雇请寇恩去觻得县（张掖郡所辖；居延县和觻得县都属于张掖）卖鱼，寇恩没有返还卖鱼所得，所以粟君投诉了他。审讯寇恩的是同乡长官啬夫。寇恩的说法是，他陪伴粟君的妻子花费了不少，寇恩的儿子为粟君捕鱼、无偿劳作，已经足以偿还债务。这份调查报告送至“法庭”，县丞（次官）作出判决，认为寇恩的说法在理，以粟君“为政不直”判处惩罚。

此案趣处在于以守卫边境为本职的武官支使庶民捕鱼、卖鱼。事实上，据审查，本来是甲渠候官粟君的部下华商和周育两人去卖鱼，两人因事无法前去，便送了一头牛和若干谷物给粟君。粟君于是将牛给了寇恩转雇于他。

这件事是公事还是私事，乍一看不甚明了。若是关于国境防卫的工作，粟君有权命令部下。卖鱼属于职务外的事，尽管如此两部下还是难以拒绝这份工作。他们为了逃避进而拿出补偿以示差事的不正当。粟君和庶民寇恩的关系不是徭役而是雇用。整个判决过程中无须指出这一点，说明无论是对部下还是对庶民的使役都是不正当的。

那个时候鱼并不好卖，没有多少收益。如果有收益，早就进了粟君的私囊。可是，关于这点粟君也没有遭到指责。可能是因为甲渠候官以这种方式来增加收入在当时是被允许的。后来的三国时期，魏国屯田官兼营商业的现象也很普遍。现在，日本的公务员被禁止从事副业，但中国曾在某个时段允许政府机关扩展财政来源，想来恐怕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1] 庄园指日本平安、室町时代，贵族、神社和寺院在各藩国拥有的私有土地。

[2] “膑刑”指的是去掉膝盖骨的肉刑。

[3] 秦汉徒刑的一种，指罚为官府服役。男者为隶臣，女者为隶妾。刑期终身，但许以钱或战功、耕作、劳动赎免。

[4] 共同使用地。特定地区的居民拥有共同使用权的山林、原野、渔场。

5 国家和儒教

——汉帝国的政治和思想

秦汉交替期的意义

秦实现政治统一确实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各地区仍然保留有统一前浓厚的地域特色，民众社会（或者说共同体）也一如往昔。虽然曾霸据一方的旧统治贵族阶层并未消失，但统一给了他们沉重一击，相反促进了庶民力量的发展。秦统治全国仅15年便开始崩坏瓦解，于是各地旧贵族阶层和新兴庶民阶层纷纷揭竿而起。近年考古发现楚地尤具独特传统，遂首先成为起义大本营。最先起义的陈胜、吴广大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宣告新时代的到来。紧随其后开始的是庶民出身的刘邦和旧贵族项羽的争霸，最终天下落入刘邦之手，建立了汉王朝（公元前202年）。秦的统一固然重要，然秦本是诸侯国之一，相比而言，秦末楚汉争霸和汉王朝建立的重要意义丝毫不逊于它。

项羽、刘邦争霸家喻户晓，项羽最后退兵至长江边，渡河点的亭长劝他渡到江南以东山再起。可项羽回道：“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遂折回，率兵杀入汉军，最后死于乱刀之下。

刘邦也获得故乡沛县父老乡亲的支持，领“子弟二三千人”举兵而起。建立汉王朝后，某日他回到故乡，“悉召故人父老子弟”大摆筵席，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又谓：“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免除沛县的赋税，和“沛县父兄诸母故人”尽欢数日。

败者和胜者的结局一目了然，当时的英雄与豪杰背后都有乡亲父老所领导的社会和民众的支持。

汉初的政治和黄老思想

秦朝末年的争乱非常激烈，以至汉王朝建立之后没有马上采取激进的政治主张，而是注重让民众休养生息，让疲敝的社会恢复活力。众所周知，秦朝信奉法家，政治苛严，而汉初尊崇无为自然的道家思想很是流行。此时流行的道家学说叫作黄老思想。黄老的“老”当然是道家鼻祖老子，“黄”则是指黄帝。

黄帝原是皇帝，皇帝是皇天上帝，简称帝，代指商朝以来的最高神。但不知从何时起，众神逐渐开始被称为帝，战国时期又从众神中选出五人称为五帝。黄帝是五帝之首。古希腊把神作为和人一样具有喜怒哀乐的故事主人公而传诵，中国人则把五帝视作人间帝王而歌颂。不同的是，中国人逐渐不把五帝当神，而认为他们是古代实际存在的帝王。从而像秦始皇一样，把皇帝之名作为人世君主的称号，开辟了象征君主绝对性的大道。

被冠以五帝的诸神，也即五帝王的由来，说法不一。选出五人，是受战国中期五行思想的影响。而黄帝的名称也受到五行思想的影响。五行思想认为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是木、火、土、金、水五个元素，相当于古希腊所说的自然哲学。例如泰勒斯（Thales）认为水是最基本元素，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则主张地、水、火、风是最基本元素。印度也有类似的思想。但是中国的五行讲究与颜色、德行、方位、季节的配合，其特点是不仅仅解释自然现象，也解释包括人事在内的所有一切现象。

颜色方面，木、火、土、金、水分别和青、赤、黄、白、黑相匹配。五行或五色又分别对应木德、火德、土德、金德、水德五德，代表皇帝和王朝所具之德，五德的消长则代表皇帝和王朝的盛衰交替。譬如，汉王朝是火德，新莽末期，赤眉军起义希望复兴汉朝，当时就是以红色作为标识。东汉末期的黄巾起义以黄色作为标识，表达了取代汉王朝的决心。

方位和季节方面，木代表东和春，火代表南和夏，金代表西和秋，水代表北和冬，然后正中央是土。所以五行五德的中心是土德，是最高神皇天上帝（皇帝）所持之德。而且土德的颜色属黄，所以皇帝逐渐被叫成黄帝。

为什么黄帝会和道家联系在一起呢？黄老思想是道家中相对来说比较关心政治的一派所信奉的。原始的道家是作为在乱世中想尽量避开政治的隐遁人士（隐士、逸民）的思想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其主张避免人为，回归自然。老子描绘的理想国家是人人相识、处处可闻鸡鸣狗叫，范围不过村落大小，说到底是原始部落国家。然而现实是强大的君主制不断发展，所以一部分关心现世的道家把最高帝王黄帝和老子相提并论，同时供为开山祖。

1972～1973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发现了一具栩栩如生的妇人尸体，闻名海内外。此墓是汉初长沙国丞相利苍一家的墓，妇人是其妻子。其儿所在的三号墓里出土了大批帛书（写在绢上的书），其中有《老子》抄本两部，附属于其中一部的四篇是已经佚失的《黄帝书》的一部分，大概是黄老思想当时流行的版本。黄老思想主张顺应道家之道，兼用刑和德。道家若也想参与国家政治，这样的主张在所难免。

《史记》记载，战国中期齐国的有学之士学习了黄老思想。但司马迁举例的都是主张依法治国的人。这种法家思想影响了韩非子等，从而产生了秦朝的强权政治。关于此点，浅野裕一等的研究表明，《黄帝书》虽源于齐国学者的法家思想流派，但不像秦国一样在皇帝个人制定这点上追溯法的起源，而是借助道家的道、天等概念奠定法的权威，同时劝诫为政者不要恣意妄为地用法。不管如何，此抄本的发现为我们解明了黄帝和道家连为一体的原委。

汉初的政治家自然懂得法的效用，开国功臣萧何在汉高祖时期就制定了最基本的律法。可是后来者仅作继承，再没有积极地予以完善，只是打算顺应人世的自然变化。这反而推动了民众力量的复苏。古时，如汉朝一样，政府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凭借百姓的身体劳作，从而易使百姓疲乏困惫。而在民力衰败的汉初，这样的治政方式显然不符合时代，所以采用道家无为自然的思想较妥。

然而，如前所述，道家学说原为避世思想。汉初的为政者推行无为自然的另一个原因要基于当时的宫廷状况。高祖刘邦一死，皇后吕后掌握实权，重用亲族，一时势压刘氏。此时虽然高祖时期的功臣尚在，但由于他们遵循道家义理明哲保身，对政治比较消极，以致出现吕后一手遮天的状况。

汉初儒家和法家的作用

汉初政治里并非没有儒家的作用。由于儒家反复强调仁义、礼仪等，庶民出身的刘邦对此很反感。据说反感到只要有戴着儒冠的客人来，就让他脱掉冠帽，还在上面撒尿。有个叫陆贾的人向其推介《诗经》《书经》等，刘邦大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毫不退让：“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方才听进陆贾谏言。

前些年仙逝的京都大学会田雄次教授，“二战”结束时在缅甸战场被俘，依此经历著成《阿弄战俘营》（阿弄，Ahlone），一举成名。书中有段有趣的描述。在战场上威风凛凛的战士们到了集中营一无是处，什么都不会做，反而是平日察言观色准备粮草（比如偷偷从酒保处偷来）的人非常受欢迎。环境一变人的角色也变，发挥作用的人也相应发生变化。书中很鲜明地描绘出这个道理。

汉初的儒家中有个叫叔孙通的人。此人起初事于秦，后从项羽，最后成了刘邦的部下。他得知刘邦讨厌儒家，立马脱掉儒家服装，一味推荐盗贼、壮士之流。弟子不满，他则说：“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刘邦取得天下后，秦朝律法和礼仪被彻底废除，身经百战的部下们终日在宫中饮酒作乐，争功邀赏以致大声叫嚷，甚至有拔剑斩柱者。刘邦无计可施，叔孙通乘机建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他思量此时正是儒者登台献策的好时机。

于是叔孙通说服刘邦，招徕自己的弟子及鲁国的儒家们，重新制定了宫廷礼仪。据说，某天照此礼仪举办完庄重的仪式后，本性单纯的刘邦感激涕零：“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吕氏势力被肃清，文帝即位后，出现了贾谊、晁错等积极进言的新型官僚。据说贾谊近儒，晁错近法。尽管他们的很多进言遭受当时保守权贵势力的抨击而没有被采用，但仍然对应对诸侯王的措施产生了重大影响。

秦废除周代以来的封建制度，开始在全国统一实行郡县制。而施政缓和的汉朝则封地给同族和功臣，让他们建立各自的王国，置于郡县之间。这就是所谓的诸侯国。刘邦对异姓诸侯王非常警惕，制造借口将他们个个歼灭。留下来的异姓诸侯王只有长沙王。然而同族的诸侯王中也有心怀不满者，甚至有揭竿而起的。贾谊和晁错提议削减诸侯王的势力、分割大诸侯王的领地，其中有些提议被采纳实施。

诸侯王们当然强烈反对这个提议，于是文帝后的景帝一即位，他们便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联兵发动“吴楚七国之乱”（公元前154年）。尽管晁错最终被廷臣处以死刑，但此次叛乱并没能动摇汉王朝的体制根基。反而是中央旗开得胜，平定叛乱后，进一步采取措施，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并且规定诸侯国内部的官吏一律由中央任免，由此诸侯王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性，中央集权得到彻底强化。

汉武帝的政治和法家、儒家与道家

如前所述，黄老政治适用于汉初的社会情势，它的实施使民力恢复，使政府收入增加。据说武帝在位期间（公元前141～前87年），五谷丰登，国仓满溢甚至腐烂有余。在此财力支撑下，汉武帝开始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如出兵进攻宿敌匈奴等。

可是这样一来，不管如何国富民康，都难以满足财政支出。到了武帝后期，朝廷开始注重财政政策，新设盐铁专卖制度、均输平准法、财产税等。所谓均输是指政府把物资从富足有余的地方运到匮乏不支的地方，赚取利益。所谓平准，是指政府在丰收之年买进物品，歉收之年再卖出，从中获取利益。前者利用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后者利用时间上的差异，二者异曲同工。

能够采取这样的政策，尽管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但确实也因为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经济发展使民间有了财富，出现了富裕的地主和大商人，由此也提升了财产税的收益。而且政府一旦发现财产申报有假，会毫不留情地没收财产以便增收。均输法、平准法也是政府和商人利益相争的产物。富裕的地主、商人一般被称作豪族，比前文中父老层的地位要高。武帝统治时期，这些豪族和国家的对立情绪比较显著。

为了抑制豪族，有效地施行财政政策，国家权力必须强大有力。法家思想的施政模式与发动强大的国家权力相契合。所以武帝时期，法家官僚逐渐变得有势力。但是凭借法家思想并不能有效地管理百姓。其缺陷在秦朝时已经得到证实。此外，虽然在汉初很多官吏是跟随布衣出身的刘邦而发达起来的朴素平民，但到武帝时期，有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成为官员的主流。武帝时想建功立业、为治世增光添彩，道家和法家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儒家便有必要登上历史舞台了。

如此一来，汉初以来的道家人士会怎么样呢？武帝初年以前，由于武帝祖母窦太后是个虔诚的黄老思想信奉者，黄老思想在宫廷中也很有影响力。当时道家支持者数量众多，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思想中可见一斑。太后去世，武帝亲政，儒家和法家终于开始抬头，但此时仍然有地方遵从在中央大势已去的道家，如在现安徽省拥有领地的淮南王刘安。刘安很早就招贤纳士，组织他们编撰《淮南子》。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当然是道家思想，同时也混杂了一些五花八门的别家思想。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汉王朝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但依旧密切警惕诸侯王的风吹草动。特别是淮南王刘安，由于他父亲曾经参与谋反而丧命，所以朝廷和刘安相互戒备，互有猜忌。此时恰好出现了不同于中央儒家和法家的思想集团，因此对立也更为激烈。最终，武帝给淮南王和其弟衡山王刘赐戴大逆不道的罪名，从而处死，没收了领地。这也就意味着道家的大本营被摧毁了。

对儒教国教化一说的质疑

汉初儒家的作用是像叔孙通那样为国家制定礼仪。儒家所主张的道德和礼仪虽然成了知识分子教养的一部分，但还没有被政治利用去教化人心。而这一作用的发挥至少要到汉武帝以后。

向来有这样的提法，儒教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成为国教。无须多言，国教的说法起源于罗马帝国把基督教国教化的事实。但西汉的儒教，真的可以被视作国教吗？确实，从汉武帝时期的相关记录可知，那时设置了儒学经典的五经博士，开始了孝廉考试等。但有考证说在朝廷内设置学问负责者——博士之事早已有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博士中虽有负责儒学之人，但五经官齐备是在那以后的事了。据说根据孝廉等德目来选拔人才在汉文帝时便已开始。

至于儒教思想有否在知识分子阶层和统治阶层普及开来，有没有实施基于儒学思想的政治，我认为汉武帝时期虽有施行法家政治，也有很多信奉法家的官吏，但独尊儒教这点尚未达成也是确信无疑的。

所谓儒教的国教化，一般认为以董仲舒的上奏为发端。确实，董仲舒是汉武帝时期的大学问家，他有上奏也属事实。可是现今所能见到的董仲舒的上奏材料是年份各异的内容混为一体，须进行严谨的辨析。可能这些上奏文是因为董仲舒是大学问家，后世想歌颂其功业，才被做成的。

董仲舒学问的特点是结合了儒学和灾异说。灾异指天灾地异、天变地异，原始社会以来的古代人认为这些现象不纯粹是自然现象，也是对人类世界未来事情的一种预示。这种原始心性一直持续到汉代。

最初的儒家教义应该是要克服这种原始心性。人之德这一观念在儒家之前就有提倡，而儒家首次提出它是人由内而发的。他们主张要积极实践这种德，在政治上君主必须依德施政。战国时期的孟子认为，君主失德则会失民心、失天下。

但是在君主权力被强化的时代，官吏自然不会支持孟子所倡议的革命。董仲舒认为，君主之德若欠佳，天会通过自然现象的灾异给出警告，君主之德若可嘉，天也会降祥瑞以称赞。以上表明儒家在不断调整姿态来适应新的时代。

汉武帝之后的汉昭帝时期，有过一场有名的“盐铁论争”（《盐铁论》里记载了论争概要，所以称为盐铁论争）。这场论争由武帝以来的法家官吏和受法家之害的地方上的出身民间的贤良、文学之士发起。贤良、文学之士的主张接近儒家，这表明即便是汉武帝以后，法家和儒家依旧针锋相对。同时，贤良、文学之士以豪族势力为倚靠，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和豪族势力紧密相连。

再之后的汉宣帝时期，儒家思想已经得到大力普及。据传还是皇太子的汉元帝见宣帝重用法家，便谏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脸色大变，回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古是今非，使人眩于名实，”又叹息道，“乱我家者，太子也！”宣帝大概认为儒家太理想化，所以要兼用现实主义的法家。

儒教的普及

今日一般认为儒教得以普及是在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的汉元帝时期。儒教一普及，王莽作为教义实践者声名鹊起。他凭借声望获得人们的支持，制造假的祥瑞，还制造舆论宣扬他有皇帝资格，最终推翻了西汉王朝，坐上皇帝的宝座（公元9年）。宣帝语中。执此之际，董仲舒的学说反而被革命（指王朝更替）利用，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讽刺。

但是王莽生性偏执狭隘、为人狡黠，人格不健全。王莽像数学算式一样实践儒教道德，结果诞生出和他一样的顽固儒士。让这样的人取得天下，统治百姓，也是一大悲剧。在政治上他们遵循儒教经典所记的古时为政之道，但很多已与现实不符，致使民众痛苦不堪。终于民众发起叛乱，王莽政权只在历史长流中昙花一现。

反对王莽的叛乱中最有名的是赤眉军起义。由于参与反叛的民众都染红了眉毛，遂得此名。如前所述，红色表示的火代表着西汉王朝的德，这充分体现民众希望恢复汉王朝的愿望。赤眉军起义失败，取而代之夺得天下（公元25年）的是汉室一门的刘秀，即光武帝。

光武帝即位后，皇帝确立祭天仪式，从官方角度公布承认了与儒教紧密相连的谶纬说。“谶”指的是在汉代盛为流行的预言，记载这些预言的是“纬书”。两者合而为一，将相信预言类的思想称作“谶纬”。“纬书”是依托儒教经典“经书”而造的，汉代儒教中，“经书”和“纬书”相辅相成，颇是流行。自董仲舒以来，儒教有关灾异的神秘色彩部分被浓化，所以它与谶纬相结合也并不困难。而且，倘若要绝对化皇帝权力，采用富有神秘色彩的仪式和思想是恰当的。（这里尚无合理依据）

板野长八认为，光武帝时儒教成为国教已是事实。诚然，谶纬说在东汉一直流行于宫廷，不过也有不少东汉儒者认为，严格来说在原始儒教的角度上谶纬说是异类。而汉朝宫廷也干预了儒教教义的原本内容。西汉宣帝和东汉第三代皇帝章帝分别召开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即是例证，在这里由皇帝亲自裁定、评判教义。所以也有人说白虎观会议确立了儒教的国教化。当然，教义因此被歪曲和改变也就在所难免了。

董仲舒的学问未能流传万世，被称为“今文”，当时的版本是用通行文字书写。秦始皇曾焚书坑儒、弹压儒学，以致许多原典散佚。但有汉以来，各处不断发现古文书写的版本，其中包括从今文典籍中无从知晓的经典，这些被称作“古文”，所以东汉时期古文研究空前兴盛。由于阅读古文需要注释，便产生了“训诂学”，也出现了东汉末期郑玄那样的大学问家。

然而这些只是学问上的变。儒教开始在民间普及是其成为人们进入仕途的必修以后。前面讲过，汉代时期要为官首先得在乡里有声望，而欲想博得声望必须身体力行儒教教义。所以想入仕途的人必须学习儒教。

重复一下，地方官向中央推荐官僚候选人是所谓选举的主要途径。它有两种类型：一是州的刺史推荐的“秀才”“茂才”（初为秀才，后因光武帝刘秀，东汉时期改称茂才以避讳），二是郡太守或国相推荐的“孝廉”。“孝廉”的确立过程前已述明，而它的称谓实际上也和儒教相关联，这充分揭示儒教是举荐标准的基本事实。

东汉儒教特别重礼仪，所以又名礼教。道德履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通过礼仪得以体现。然而据说儒教的礼仪是“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非常复杂。若要领会其中要义，只能拜师求学。于是儒教老师在各地开设私塾，当地的富豪和权势者（豪族）的子弟则进入私塾学习。这应该是儒教得以普及的最大原因。

可实际上，这些开私塾的人不是官员就是和官员有关系的人。所以官员老师手下的学生通常会成为官员的部下，或是被推荐。这种私人关系即便在学生成为官员之后也会持续。后来东汉官僚中出现派阀，把这层关系称为“门生”“故吏”。门生指学生，故吏指原来的部下。东汉末期，拥有门生、故吏越多的官僚在官场越得势。所以，如果说选举把豪族和国家结合在了一起，那么门生、故吏则把官僚化的豪族们联系到了一起。

外戚、宦官和名士的对立

可是东汉时期，又出现了一批和儒教官僚对立的势力群体——外戚和宦官。宦官是在后宫服侍皇帝私生活的人。因在皇帝近侧，如果把其培养成心腹，则便于皇帝专制独裁；但如果用人不当，则容易导致宦官狐假虎威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东汉皇帝多早亡，接二连三地都是年纪幼小的皇帝继位，所以外戚掌握实权。皇帝长大，能够独当一面了，外戚便成为绊脚石。有位皇帝曾利用心腹宦官成功扫除了外戚势力，不料却助长了宦官的跋扈横行。

外戚和宦官的势力一直持续到东汉末期，特别是在东汉末年，官宦已处于权力中枢掌握实权，势极一时。有些地方豪族放弃推选而贿赂宦官以图出人头地，有的甚至成为宦官的养子。曹操的父亲就是成为宦官曹腾的养子后，出重金买到了高官太尉。宦官的势力通过这些人渗透到地方，其中自然免不了还会有贿赂和请托，从而加剧了政治的污浊不堪。

于是便出现了批判、对抗宦官势力的人，他们是学习儒教、从地方进入中央的官僚及其外围人士。起初的反对者是一些在“中央的大学”（太学）求学的官僚后起之秀，尔后应援朝野的名士便多了起来。

宦官政治阻塞了人们的仕途之路，且反对也同利害关系紧密相连。由于儒教学人是对抗的主导，当时政治的混浊显然与他们的理念截然相反，于是这些反对者自称“清流”（与此相对，也有学者称与宦官相结的人为“浊流豪族”），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论（清论、清议）。反对运动进行得十分猛烈，宦官们也对此严加镇压。这个事件叫作“党锢”“党禁”。因为宦官们认为反对者结党结派，遂称他们作“党人”，一律处以禁锢。当时的禁锢是指剥夺官僚（士大夫）身份，命令在家禁闭的意思。党锢共进行了两次（公元166、167年），不少人惨遭杀害。

事实上，儒教官僚的抵抗表现得最为激烈的是整个东汉时期通过举荐从地方进入中央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社交网络，联络也方便。另外，还有前文提到的通过门生、故吏关系建立起来的联合群体。所以宦官称他们为党人也不足为怪。这些反抗者为了推选，之前就已在不断努力提高名声，若受到镇压则会变得更有名望以至更让人敬仰，所以反抗会进行得非常激烈、顽固。如果不与这些名士为伍则会有损声名，所以出现虽没被逮捕却自称是党人的人。据说有个叫张俭的人，为了躲避追兵而四处辗转，不少人不顾牵连可能导致的家破人亡，帮助他隐藏。

可是有个叫岑晊的人，逃到贾彪家时，贾彪闭门不许进，据称是因为他对为了一己声名而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为表示鄙夷。乍一看这种行为像是为了节操，其实里面也有图名图利的部分，所以自然也有人认为名声不过是虚妄而已。还有不同于名士的选择把自己置身于政治之外的逸民，这样的人在东汉末期有所增加。《后汉书》里，与《党锢列传》《宦者列传》等相并的还有《逸民列传》。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名士一系的门阀贵族成为统治者，但即便是在乱世，贵族之间仍然保留着浓厚的逸民情节。

东汉末，外戚为了抗衡宦官而同清流名士联合，最后的外戚何进与名士袁绍结为一气。袁绍家连续四代官至最高位级的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后袁绍带军闯入宫廷，对宦官格杀勿论。这支军队中的将领就有尚还年轻的曹操，他是个有先见之明的人，不同于父亲而选择了跟随清流一方。宦官被歼灭之后，不料何进召来了董卓。董卓率领军队占领了国都，袁绍和曹操仓皇外逃。董卓把皇帝带到了自己的根据地长安，但后来曹操又夺了回来，挟持皇帝掌握了实权。

无论是宦官、清流名士还是董卓、袁绍、曹操这些人，都属于统治阶层。他们的争权夺势，让民众生活得水深火热。这些民众信仰后来称为道教的一种宗教团体，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天师道）。他们宣称人类的罪和疾病有因果关系，让民众坦白、忏悔罪过，给他们护身符，让他们喝灵水、念咒文、作祈祷。虽然其中多有巫术成分，但帮助信者忏悔罪过，解除他们内心的苦楚，又有组织宗教团体，可见已经产生孕育新宗教的萌芽。

五斗米道在陕西、四川的边境地区建立了宗教王国。太平道在华北中部有大量信众，遭到政府压制后他们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史称“黄巾之乱”（184年）。“黄巾”的说法是因为起义军带有黄色标识，说明人们已经不再支持汉朝的火德（红色），转而向往土德（黄色）政权。黄巾之乱被镇压后，世间又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曹操尊奉天子，势力大增。历史遂进入名著《三国志》所描绘的格局。

6 秦汉与匈奴

——古代帝国对异民族的政策

中华世界与诸民族

在讲述中华思想的部分，我提到中国人所构想的世界也包括汉族以外的异民族。这是因为从汉族历史初期开始，就与其他民族有过接触，并且把其纳入己国的疆域或文化圈内。但认为异民族必须从属于汉族却是中华思想的错误所在。更何况，汉族并没能像罗马帝国一样征服异民族。诸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独立、活动自由，正是因为他们从各自的立场不断观察、学习着中国文明的先进性。正如我将在后文讲到一样，诸民族同中国通过各种纽带联结在一起。于这层意义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方才成立。

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草原地区，其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均不同于中国。这片草原地带横跨亚欧大陆内部，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建构了一个可称作“内陆亚洲世界”的独特王国。但这个内陆亚洲世界在东边与东亚世界、在西边与东方国家即西亚世界相接触，分别与他们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并且起到了使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作用。就东亚的中国来说，与游牧民的交往对其的冲击要远大于与同环境下与农业民族的共生。因此，如果忽略与游牧民族的关系，将无从谈起东亚世界的历史。白鸟库吉非常概括性地指出东洋史是南北两民族的，也即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史，我觉得言之在理。

秦汉帝国时中国的统一和领土扩张一直延伸到与游牧世界接壤的边境。秦汉在边界上筑起万里长城，与强大的匈奴势力相对抗。据中国方面的记载，匈奴的祖先起初生活在中原，很早就和华北的华夏族有过接触。周代的金文和《诗经》里有汉族和猃狁族战斗的记录，据说猃狁就是匈奴的祖先。可在秦汉帝国建立之时，匈奴已经转移到了北方的蒙古高原一带。秦汉帝国形成的同时，他们也几乎建立了自己的统一国家，这点与多数东亚民族在秦汉影响的作用下确立国家的倾向大不相同。匈奴穿过横亘东西的草原地带，很早便受到西边的东方国家文明的影响。匈奴的青铜器和敷地用品等的花纹中存在黑海北部的斯基泰文化的影子就是例证。

汉初的汉匈关系

战国时期，中原北边的燕、赵、秦等国在北方国境建筑防护墙，阻止游牧民的侵入。秦统一中国后，将匈奴赶到更北边的同时，把之前的防护墙连接起来筑成长城。据说秦长城东起辽东、西至临洮（甘肃东南），较现在的长城更偏北。汉王朝向西扩张领土时，把秦长城延长到敦煌以西的玉门关附近。

秦末，中原各地群雄并起，匈奴首领冒顿单于统一了蒙古高原。冒顿，在蒙古语中意为英雄，与音译之“巴特尔”等同义。单于全称为撑犁孤涂单于，据《汉书》，撑犁意为天，孤涂意为子，撑犁孤涂也就是天子的意思，总之单于是广大的意思。无论是中原还是北方民族的萨满教对天的崇拜都是一样的。虽然有匈奴是蒙古族或是土耳其族的说法，但由于他们都属于阿尔泰语系，语言上有亲缘关系，所以很难判断孰是孰非。而且，按照现在的民族划分标准来谈论过去的民族，这本身就有欠妥当。

汉朝在饱经秦末的战乱之后，已经不具力量去和匈奴对抗。汉高祖刘邦为了阻止匈奴南下，出兵征伐，在山西北部（现在的大同一带）被匈奴大军包围，通过贿赂勉强得以攻破包围圈一角，狼狈不堪地逃回了长安。于是汉朝与匈奴结下约定，维持和睦：①把公主（皇女）嫁予单于做妃；②皇帝与单于结兄弟之谊；③汉向单于赠送贡品（绢、酒、米等）。这个约定在高祖之后继续执行，文帝景帝时又新增了第四条：在国境开通关贸（关市）。

高祖之后的文帝在给匈奴的国书中写道：“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大概意思是先帝高祖缔结的约议，希望以万里长城为界，生活方式全然不同的两国能够和谐相处。

这份国书还写道：“汉与匈奴邻敌之国。”所谓邻敌，是相邻敌国的意思。敌国不同于现在的意义，和匹敌的“敌”一样，是对等的意思。也就是说，汉朝和匈奴应作为毗邻而居的对等国家相处下去。而中华思想认为所有国家都应仰慕中国、服从中国，但正如实际上和匈奴的关系一样，无法避免出现对等关系。因此，说成是敌国也就意味着某些时候对等国会成为现今意义中的敌国。归根结底，在中华思想的框架里，与其有对等关系的只能是敌人。

这种对等国关系，在汉和匈奴交换的国书中也有所体现。汉朝写道：“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匈奴则回道：“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西汉前期，虽说是对等关系，明显匈奴实力在上。此时，据说汉朝书写国书的木牍长为一尺一寸，匈奴有时却用一尺二寸的木牍，写道：“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这种国书形式被后世承袭。唐朝给敌国或兄弟关系的国家书写国书时，依旧书“皇帝敬问（某国君主）”。“无恙”这个词也有用于日本推古朝送给隋朝的国书中。想必大家听说过“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吧。

汉武帝的征服与统治

汉武帝时期，国力大增，对匈政策开始转守为攻。此时卫青和霍去病等将军大显身手，而匈奴势力大减，对汉已经不再是威胁。其中匈奴右翼势力四万人向汉投降，致使现在的甘肃省地域成为汉朝领土。汉武帝在此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开辟了通往西域的路线。

为开通西域路线创造契机的是著名的张骞。匈奴兴起之前，在其西边的甘肃一带居住着月氏民族，后来因受匈奴压迫，一部分向西迁移，在中亚地带建立了一个叫大月氏的国家。汉武帝计划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遂派遣张骞前去交涉（公元前139年）。张骞在经过前往大月氏的必经之地匈奴领土时，被匈奴抓获扣压10年以上，娶妻生子。但是他不忘初衷，某日趁看守疏忽，逃出匈奴，穿过大宛（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哈萨克斯坦）抵达大月氏。大月氏所在地叫作巴克特里亚，是中亚最富饶的地方。大月氏安居此地，没有答应汉朝的请求。张骞在回程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偶遇匈奴内乱，成功逃脱，在离开汉土13年后终于回到家乡。

张骞此后又出使乌孙（匈奴以西，居住在匈奴和大月氏之间的民族），派遣部下至西域各国，开辟了西域交通。于是，西域众多国家开始纷纷向汉朝贡，大批物资进入中国。其中武帝格外想要大宛产的名马，不惜派大军想把它夺来。西域气候干燥，沙漠广阔，虽偶有绿洲城邦点缀其中，但对被派遣的士兵来说，穿过沙漠实在痛苦不堪。汉军还打算向沿路的城邦征收粮食，不料城邦担心遭到掠夺，紧闭了城门。据说士兵们陆续倒下，进攻大宛全无胜算，勉强回到敦煌的只有一二成。武帝大怒，再次下令远征。这次他准备了很多牛马搬运武器和粮食，又安排了另一支军队前往西域，以防匈奴从侧面进攻。抵达大宛的远征军断掉大宛的水源，逼其降服，获得良马、中马凯旋。

汉武帝还派兵远征东边的朝鲜。其动机可能是想控制住东边，以便和匈奴对战。在朝鲜，秦末动乱时期的燕国流亡者卫满建立了卫氏朝鲜国，起初属汉朝“外臣”。外臣是相对于内臣的称谓，表示处于国外的臣下国。外臣国的国君和中国皇帝缔结的君臣关系，也叫作“册封”，在之后的很长时间，这成了中国统治外国的主要形式。然而，卫氏朝鲜王不久便和中国断绝了关系，所以汉武帝将其消灭，取而代之设置乐浪、真番、玄菟、临屯四郡，使其成为中国的直辖地（公元前108年）。其中唯独乐浪郡存留后世，即今日的平壤。

在南方，同样是在秦末动乱时期，今广州一带建立了南越国。建立南越国的虽然是汉人赵佗，大多数居民却是少数民族的越人。汉高祖封赵佗为南越王，把他作为汉之外臣缔结册封关系。后来，南越王自立，自封皇帝，甚至把疆域扩张到越南北部，但好景不长，文帝时期又转回外臣。汉武帝想把南越王招为内臣，遭到越人的反对。越人不同于汉人，反对直辖统治自是当然。汉武帝也将其灭亡，设南海（今广州）等九郡（公元前111年）。其中交趾郡是今日越南河内。

如此这般，中国疆域一直延伸至越南，在那设置了郡县。此时，中国南部住有很多不同于汉族的其他民族。尤其是四川的一些地方和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现在仍是很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汉将生活在这些地域的民族统称为西南夷。民族众多的西南夷中，实力好不容易达到可以建立国家的是夜郎王和滇王。然而二王不知世界之大，对汉使者问道：“汉孰与我大？”这便是成语“夜郎自大”的由来。

据说汉朝曾赠给二王印玺。关于这种王印，比较有名的是汉赠给倭奴国王的金印，它代表倭奴国王统治国家和人民的权力受到汉朝的官准。这种权限一般是中国的外臣所享有的，夜郎王和滇王的领地上设有郡县，道理上讲应该受汉的直接统治。所以二王相当于是被赋予自治权的外臣。例如，滇王所治之地是现昆明市南边的晋宁，汉朝于此地设置益州郡，赐滇王印，承认其当地首领的身份。

滇王墓在晋宁的石寨山，刻有“滇王之印”的金印便出土于此，且常被拿来和倭奴国王的金印作比较。陪葬品里还有诸如铜鼓类的具有南方特色的物品，附在上面的铜制人偶和动物形状可看到斯基泰式的特征。恐怕当时四川南部、西部一带的少数民族有与北方交流的通路。

尽管中国内地也存在异民族的王，一般而言域内的诸民族都被纳入郡县制的构架内，由汉王朝的官僚来治理。然而，在异民族形成多个集群而居的地区，格外设置了行政区划“属国”和“道”，由属国内的属国都尉来治理。所谓都尉，原是负责郡内的军事、警察要事，属国都尉则已离开郡的治所被安排到异民族的聚居地。除都尉外，如果郡内各地都有异民族居住，有时还会因方位而设置东部都尉、西部都尉、南部都尉等。另外，属国设在郡内，而道则设在县内。中国域内的诸民族，在保持各自风俗习惯的同时不必像汉人一样缴纳税金，但他们大多会向中央纳贡。

匈奴的臣服和通婚政策

匈奴被汉武帝打压之后日渐衰落、分裂，开始内部纷争。汉宣帝时（公元前55年），呼韩邪单于向汉投降称臣，接着又入朝到汉廷。这意味着处于敌国关系的匈奴首次成为汉室外臣。汉朝格外厚待于他。一般情况下，一旦成为外臣会从汉朝获得“某王”“某侯”的称号，而呼韩邪单于继续保持单于旧称，位于诸侯王之上，也即是内臣和外臣的最高位阶。

汉元帝即位后（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时受赐宫女王昭君为妻。和匈奴的通婚政策——一般也称作和亲政策——自高祖刘邦和单于冒顿缔结送嫁公主的约定以来，代代执行。最早汉高祖打算送走自己的女儿，但吕后伤心欲绝向高祖求情，遂改为选派宗室女性。这个政策一直都有施行，但究竟会选派什么样的女性送给单于，其名已无从知晓。仅仅知道有位叫作细君的女性被送给了乌孙。这位女性是某个因谋反罪而自杀的王族的女儿。属于皇族是确定无疑的，只是因为是谋反者的亲人，所以才遭遇这样的运命。

受赠的乌孙王年事已高，语言自是不通，和细君一年也就见一两次，后来就转给孙子，让她做了孙媳。丈夫死后，家族里的人娶走寡妇是北方民族常见的习俗，民族学上称为“转房制”。在日本也经常有丈夫死后与丈夫的兄弟再婚的情况，我们称之为“逆缘婚”。“转房制”源于拉丁语levir，意即“丈夫的兄弟”。但北方民族中不是仅限于兄弟，寡妇再婚对象的范围是丈夫的整个家族。然而，在中原没有这样的习惯，甚至认为这是违背道德的，所以被送到北方的女性为此感到痛苦。

细君终日悲叹，作有一诗，流传后世：“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而实际上，这首诗应该是后人根据细君的传说创作的。

这样的通婚政策主要作为针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怀柔政策而被后世王朝沿用。唐朝称其为“和蕃公主”。如细君诗里所述，这些被强制性送出去的女性生活在与汉人截然不同的环境里，成为国家政策的牺牲品，她们的悲苦一言难尽。王昭君是这些悲剧女性中最有名的典型，古往今来被写进许多故事里。王昭君并非皇族，而是从后宫女性中挑选出来作为牺牲品的，身份上容易博得同情。

据一则有名的故事讲，汉元帝后宫三千，皇帝根据画师的画像来决定侍寝的女子。换作今日就是看照片作决定了。于是后宫女子争先恐后贿赂画师，请他画得漂亮点。王昭君没有贿赂，结果被画得很丑。等到要给呼韩邪单于赠送女子的时候，汉元帝想送出最丑陋的女子，于是参照画师的画召见了王昭君。结果发现王昭君是个大美人，顿生怜香惜玉之心，但元帝重视与单于的信赖关系，还是把王昭君送过去了。但据另一种说法，王昭君因为一次皇帝的召见都没有受到，变得有点自暴自弃，所以主动提出出塞和亲。

唐朝时，大街小巷里流行一种边看画卷边说唱的表演形式，其中王昭君的故事就是主要内容之一，由此这个悲剧便家喻户晓了。元朝有一首叫《汉宫秋》的名曲，故事中王昭君在国境附近的黑河边投河自杀。这种设定反映了当时受蒙古人统治的汉人的民族情感。

李陵和司马迁

在汉与匈奴的对立中产生了很多牺牲者。尤其是汉武帝大宛远征等事，为了满足君主的愿望，牺牲了汉王朝和西域双方的大量士兵与民众。王昭君也是其中一名牺牲者，她被后人作为悲剧性主人公而传唱，让人感同身受。但也有男性和王昭君一样，命运受摆布，不能自主。中岛敦小说中描绘的李陵就是这样一个人。

李陵身为将军，作战骁勇，在深入匈奴境地时，由于对他心存芥蒂的另一位将军没有送来援兵，结果被匈奴大军包围，许多部下阵亡了，他也被迫投降。此段时期，世间传言李陵在传授匈奴攻汉战略，武帝大怒，将李陵一家全部杀害。李陵无奈，只好做了匈奴的将军。汉武帝驾崩后，朝廷发诏令请李陵回汉，李陵拒受，自刎于沙漠。投降匈奴已经甚是屈辱，为什么还要回到故土继续忍受屈辱呢？李陵当时或许是这样一种心情。人们为李陵的命运所感动流泪，像昭君一样，街头巷尾诞生了很多关于他的故事，为世人传诵。

受李陵牵连的人中，有位叫司马迁的史学家。他因为友人李陵辩护而惹怒了汉武帝，被处以腐刑（宫刑）。他的余生也备受屈辱，但与李陵稍有不同。他为了专心撰写《史记》而苟且活命。武帝的时代是自古时以来中国发展最为昌盛的时期，因此会由内而外产生需要编写综合性历史叙述的气象。而司马迁本人正是从父亲的遗言中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为此，他努力活了下来，正是因为《史记》蕴涵了命运悲惨的作者的心血，所以能够感染读者。而且，由于作者的命运使他置身于体制外，所以这本书能够以一种比较客观且自由的态度来叙述当时的治世情况。这对于历史书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接着说回匈奴。呼韩邪单于之后，匈奴内部仍然纷争不断，东汉初期分裂成南匈奴和北匈奴两部分。南匈奴投靠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迁移，不久甚至出现在了欧洲大陆，被称作Hun（Hun大概是匈奴的原名。阿尔泰语中k音和h音相通）。南匈奴被安置在汉朝北边，为抵挡北匈奴等的攻击、保护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类似于罗马帝国边境的日耳曼人所发挥的作用。然而，南匈奴进一步南下，逐渐定居在山西南部一带。后来被纳入曹操的统治范围，成为西晋末期五胡诸民族蜂起的先锋。

西域都护的统治

几乎与呼韩邪单于投降同时，汉宣帝设置了西域都护（公元前60年），负责管理西域。汉武帝在位时，汉曾出兵西域，但由于财政困难和战况不佳，一时放弃了此地。匈奴分裂后，这个地方的匈奴向汉告降，于是西域又成了汉朝的地方。

西域有一些分散的绿洲都市，它们连在一起形成小的国家，所以有西域三十六国或五十余国的说法。此地是东西方商品交会的重要交通要道，因此成为汉与匈奴争夺的对象。匈奴在此地安置官职——僮仆都尉，让他们向各都市征收税金。汉朝一占领此地，便切断了匈奴的财源，这也是匈奴势力逐渐衰弱的原因之一。虽然这片区域成为汉朝的领地，但依旧存在很多各自分立的小国集群。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特征。汉朝不让这些国家分地而治，所以设置了西域都护这一特殊官职来监视他们。

东汉时期，班超作为西域都护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班超出身于书香门第，兄长班固著有《汉书》，小妹班昭是文学家，才情横溢，远近闻名，而班超则不安于案前，想和张骞一样在异乡建功立业。班超在西域待了31年，一直管理着帕米尔以东的今新疆一带的地区。

班超想派部下甘英出使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当时在中国被称作大秦。甘英被大海所阻没有抵达目的地，但由此使得中国人直接到达的地方比起张骞时更向西延伸了。阻挠甘英的大海是波斯湾还是地中海，不得而知。班超长期居住在西域，不免开始怀念故乡。但是西域的去留完全掌握在他一人手中，所以东汉朝廷一直不允许他返乡。后经小妹班昭三番五次地请愿，班超方才得以回家。此时他已经71岁，百病缠身，次月便去世了。

说到大秦，自称是大秦王安敦（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奥古斯都，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的使者，某日来到了属于东汉领地的今越南中部。那时，罗马和印度之间贸易来往频繁，甚至出现了《红海航海记》样的指南。所以罗马商人或是相关人士想要远涉前往中国也相对容易些。但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发展到南方，直到很久以后才和东南亚以至印度开启了频繁的贸易往来。

异民族统治的原则——羁縻

汉代有位文人记道“匈奴臣服，汉惟羁縻，未专制”，另一文人也记道：“盖闻天子之牧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

羁，意为马络头，或缰绳；縻是缰绳的意思。羁縻引申为像控制牛马一样，对异民族进行间接的统治。这是统治异民族的基本原则。

秦汉以来，中国王朝施行郡县制度，直接统治中国域内。但国外的异民族中，还保有着古时的组织，所以原则上一般是这些组织的君主和中国皇帝之间缔结君臣关系。前面讲述的同外臣的关系即属于这种情况。君臣关系缔结后，皇帝颁发册书给臣，也就是任命书。因为是由皇帝直接册封、任命，这种关系叫作册封关系。册封是羁縻政策的最主要形态。汉和匈奴的早期关系是敌国关系，后来汉通过册封以及通婚（和亲）转为怀柔态度。和亲也是羁縻政策的一种形态。册封和和亲都被后世王朝所袭用，羁縻政策则作为针对异民族的传统政策而得以继续。

只是西域有很多小国家，汉朝不可能与每个都缔结册封关系，所以设置了西域都护。都护由汉人担任，它是一个监视机关，在其管理下的各小国仍然保有古时的国家组织。汉朝还在朝鲜设置郡县，进行如中国域内一样的统治，不过在其下层还存续着朝鲜诸族的民族社会。并且中国内地的郡县里也居住着很多异民族，仍然保有着由其自身构成的社会，所以要通过“属国”和“道”这样的特殊统治机关来治理这些地方，即充分运用羁縻的思想。

7 魏晋南北朝和诸民族国家的发展

诸民族的动向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特征

匈奴等另当别论，东亚诸民族大体都在中国文明的影响下，然后社会发展，文化进步，建立国家。而且秦汉帝国或匈奴强盛的时代，他们也经常被征服受压迫。其中较早勃兴的是高句丽和西羌，尤其是西羌，扰乱着东汉边境的安宁。不过就像日本邪马台国是在汉灭后的三国时期建立一样，很多东亚民族开始崛起也恰逢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自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以来，除了王朝更替的短暂时期以外，通常长期处于一种统一的相对和平的时代。尽管有像金和南宋那样南北二分的时期，但金、宋两王朝的领土内还是维持着稳定与统一。仅有魏晋南北朝是个例外，分裂、战乱连绵不断。此时期，东亚诸民族的活动开始显著起来，特别是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游牧民，他们侵入中国、接二连三地建立国家。由此形成中国整体大分裂的时代特征。

可是诸民族的兴起和活跃瞬间拓展了东亚历史的舞台。汉族由于北境为异民族占领而南下至长江流域，建立了国家。汉代之前，虽然国境一直延伸到南方，但汉族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此时由于汉族南下，在江南开拓了新的天地，为后世奠定了将该地区发展成中国经济中心的基础。在文化方面，“六朝文化”盛兴，超越了北方的异民族王朝。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是大分裂的格局，但东亚历史世界扩展显然是其特征之一。

三国的领土扩张和倭国的朝贡

公元3世纪魏晋南北朝初期，正值《三国志》中著名的三国时代。此时期，魏、吴、蜀三国分别在边境扩张领土。蜀国诸葛孔明遣兵到云南，七擒七纵当地异民族首领的故事广为人知。吴国在尚未开拓的江南建国，对当地的山越人进行了数次讨伐。汉人把南方诸族称作越人，然而山越人中也有从中原地区逃来的汉人。

吴国还对今越南北部的领土虎视眈眈，积极地把它纳入己方版图，其目的在于从背后牵制蜀国。同理，蜀国开拓云南也是为了对抗吴国。在越南拥有据点的吴国，向当时被叫作扶南的柬埔寨派遣了使节。这是中国人首次踏入柬埔寨，获取了柬埔寨到印度一带的知识。吴国还让战船出海去探索夷州和亶州。据说夷州就是台湾，而亶州则是海南岛或种子岛。

和日本有关系的是魏国。魏国将军司马懿（字仲达）起初和西边的蜀国对峙，诸葛孔明去世后，他指挥军队向东进发，消灭了东汉末以来占据辽东的公孙氏。公孙氏拥握朝鲜半岛，在乐浪郡的南边设有带方郡，管辖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南部的韩族。魏灭公孙氏时，另派军队把乐浪、带方二郡纳入掌中。公孙氏灭亡是在238年，代表倭国的卑弥呼使者访问带方郡是在翌年。东汉时，倭人数次到访过乐浪郡，又在东汉末期与带方郡接触，说明他们对大陆的形势非常敏感。也因此卑弥呼能对大陆的最新情势敏锐地作出反应。

使者出访完带方郡后，又被派遣到汉朝国都，在那一年的年末谒见了皇帝，并带回了“亲魏倭王”的金印。这意味着卑弥呼接受了皇帝的册封，两者正式建立君臣关系。后来，魏从带方郡派出使者来到倭国，谒见了住在邪马台国的卑弥呼，还介入了倭国内乱。这是魏作为宗主国，为了捍卫倭王权而采取的行动。卑弥呼死后，带方郡的使者直到看到卑弥呼的儿子壹［臺（台）］与顺利即位始才回国。

消灭公孙氏之后，魏将军毌丘俭进攻高句丽，攻陷都城丸都城（现吉林集安），一路追击高句丽军，深入东北内地。由此，连同朝鲜半岛的韩族以及倭国等东方的情况变得广为人知，所以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记有这些信息。根据其中的倭人条项，可以知悉日本早期的国家状态。

魏又是如何看待以邪马台国为首的倭人情势呢？从当时的记录来看，与“亲魏倭王”具有同等地位的只有西方的“亲魏大月氏王”。有人认为两者是东西两边的防卫要地，因而受到重视。若果真如此，让人疑惑的是，为何魏会重视尚未完全统一且未开化的日本呢？

在日本，邪马台国的位置在九州还是畿内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着日本的国家起源，引起关注自是当然。但读过《魏志倭人传》
[1] 会发现魏人所认为的倭国位置比实际地点更偏南。书中写到倭国位于今福州东边的海上，那么便是台湾北端或是冲绳南部一带。持九州论或畿内论的研究者们指出《倭人传》的里程和方位有误，但魏人当时认为该记载正确，并据此制定出对倭政策。如果考虑倭国的位置偏南，则倭国会在吴的背面对其构成威胁，而吴又是魏最大的敌人。因此，这么说来魏国重视倭国的说法也不无道理。不过，也有说法认为由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族反抗日益强烈，所以魏才重视朝鲜背后的倭国。

五胡诸国和人口迁移

取代曹魏政权的是司马懿的子孙建立的晋（265年）。晋初，倭国卑弥呼儿子壹（台）与即位，向晋朝贡。之后，倭国便音信杳无。晋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为区别日后的东晋，史称西晋。西晋将兵权分给皇室司马族，让其治理各地，结果反而招致内乱（“八王之乱”）。内乱期间，异民族五胡蜂起，相继在华北建国。史称“五胡十六国”时期。

五胡指匈奴（南匈奴）、羯、氐、羌、鲜卑五族，羯属于匈奴系，氐和羌属于藏族系，鲜卑和乌桓一并被称为东胡，据说是蒙古族或蒙古族和东胡族的混血种。鲜卑族由宇文氏、慕容氏、拓跋氏等构成。鲜卑建国后从北方境外迁入中国，而其他的胡族其实早已居住在中国域内。所以东汉末期开始，中国域内已经居住了相当数量的异民族，他们为了摆脱汉人的统治而起义、暴动。

西晋末到五胡时期，民族迁徙和民众移居频繁地在东亚各地进行。如前所述，曹魏消灭辽东的公孙氏后，继而征伐东部的高句丽，攻陷了都城。高句丽后来东山再起，向南迁至朝鲜半岛，4世纪初（313年）吞并了乐浪郡和带方郡。

但后来高句丽西部的鲜卑慕容氏崛起（前燕），占据辽西、辽东一带，征伐高句丽，其都城（丸都）再次沦陷。慕容氏后来调转矛头，南下至华北建国，后又被前秦苻坚所灭。苻坚是氐族，兴起于西部，当时压制高句丽的中国王朝已经灭亡，在朝鲜半岛高句丽与百济、新罗或对立或相联合以共同对抗倭军。4世纪末广开土王（好太王）即位，打败新罗和百济以及倭军，进而把势力扩张到辽东一带。这些在集安的《广开土王碑》里仍有记载。

辽东地区从战国时代开始就有汉人移至。慕容氏和高句丽相对立时，这里的汉人或被慕容氏统治，或避难到高句丽的势力范围。据说受慕容氏统治的汉人会按照籍贯建立郡县、居住在一起，可见那时曾有过大量的集群性移居。慕容氏把其中的文人招为智囊，让他们参与政治，又给予农民土地和耕牛，让他们开垦荒地。在高句丽的领地内，乐浪郡原本住的是汉人，后来又有新的汉人避难而来，这些人无疑也提升了高句丽的政治力量和战斗力。

华北中部的汉人，多因五胡所逼逃至边境。他们进入前述慕容氏与高句丽的势力范围，这从侧面反映了东北地区的状况。也有不少人逃到了西北甘肃的各个政权之下。这一带的“五凉王国”兴衰交替，汉人于此也建立各自的郡县，同高句丽一样，文人被录用，劳动力则被用于开垦。后来的隋唐王朝创建者都是出自西北一带的俊杰，因此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文化也对隋唐时期的文化、学术产生了影响。

综上所述可知，汉人先进的知识、技术和劳动力对五胡各政权来说举足轻重。据说统一了五胡各国的北魏，在建国之初就把居住在发达地区的汉人官吏、百姓和诸民族等人口36万、手工业者10余万人强制性地移居到都城（平城，今大同）周围。这样，发达地区来的知识分子成为政治顾问，百姓则为建筑事业提供了劳动力。这种形式和移居到日本的渡来人
[2] 所发挥的作用一样。日本的渡来人也是大陆人口迁移的余波。

东晋、南北朝的对立世界

华北汉人移居最多的地方是长江流域。晋王朝的贵族迁移至此，在南京（当时的建康）拥立西晋皇族，建立了东晋政权（317年）。迁移到江南之初，他们总觉得风也不对山河也不同，难以适应。但不久之后便将夺回故乡作为维持政权的目标，同时开始开拓新的天地。随着东晋政权的建立，南下的汉人非常多，他们集体移居，用故乡的名字建立了郡县。

华北的黄土区域和江南的水乡迥然不同。华北在旱地种植粟和麦，江南则是在水田种植水稻。在此之前，华北的农业很发达，但江南随着汉人的大量迁入，水稻种植技术和产量都得到提升，到唐朝中期，华北变得开始依存江南的谷物。

南北两个世界不仅自然条件不同，而且在华北有五胡诸国，在江南有汉人贵族的政权，他们在很多点上都形成对照。华北的异民族把江南汉人蔑称为“岛夷”，江南汉人则把华北异民族贬称为“索虏”。前一称呼源于汉人的居住地像岛屿一样被水流环绕，后一称呼是因为北方民族把头发编成绳子（索）样垂在背后。后世清朝的发辫习俗即源于此。夷和虏都是野蛮人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相互称呼对方为野蛮人。

东晋时华北处于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各国中，前秦苻坚曾经一时几近征服华北，甚至乘胜追击，欲吞并南方。但在淝水（今安徽）之战中败给了东晋的精锐之师（383年）。从前曹操想要吞并东吴，在赤壁之战（今湖北）中败北，同样淝水之战也确立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东晋后被宋王朝取代，五胡十六国为北魏统一，历史遂进入“南北朝”时期。三国、西晋的统一、东晋和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被统称为魏晋南北朝。

仅就南方而言，从三国时期的吴算起，吴、东晋、宋、齐、梁、陈，有六个政权兴亡更替，所以魏晋南北朝又名“六朝”。这是汉人传下来的名称，所以会重视汉人王朝一方。所谓“六朝文化”，即认为江南地区的文化水平要高于华北的“野蛮人”，这不就是直到后世汉人都蔑视北方胡人的观念所起的作用吗？

北朝的异民族统治和诸民族国家

不过，北朝带来了清新的风气，以及新的时代运势。北朝最初的北魏是鲜卑拓跋氏部族建立的政权。拓跋氏起初在中原的北方边境以外，建国之际，迁都至中原北边的平城（今大同）（398年），开始统治中原地区。五胡国家都为游牧民原有的部族制和传自汉人的州郡制间的矛盾而烦恼。北魏在建国之初废除了部族制，成功地转型为中国式的统治方式。

北魏统一华北是在第三代太武帝在位之时。太武帝信仰道教，实行废佛（禁压佛教）政策。佛教自五胡时期以来，在民间传播的同时，也获得不少胡族信者。大概因为胡族发现佛教中有对抗中华思想的理念吧。另一方面，道教作为民众信仰和佛教相对，太武帝时期出现一个叫寇谦之的人，他宣扬适合统治阶层的新道教，将道教渗透进了宫廷内部。儒教是统治阶层的思想，和民众没有关系，有些贵族反对佛教以保护中华传统。此时，儒家的大贵族崔浩与寇谦之联手支持废佛行动，然而后来他因编纂国史时诽谤祖先获罪被处以死刑。

太武帝死后，佛教复活，与皇权融合渐深。皇权又和中国文化的传统紧密相连，所以为了巩固皇帝权力统治国家，必须摄取中国的文化。北魏中期，孝文帝迁都到中原中部的洛阳（493年），实行彻底的改革，禁止了胡服、胡语，又规定在宫内必须穿汉人衣装，讲汉语。这就是史上的孝文帝“汉化政策”。

只是，我们不能把汉化政策仅仅看成是向中国文化的同化。选择、实行这种政策依靠的是孝文帝所持有的权力，其中军事是核心力量。此时期施行的均田制等（下章详述），也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政策的沿袭，而是依托胜利者的权力对中国社会进行的改组。

北魏后来分裂成东魏、北齐、西魏和北周。在西魏形成了胡族兵力和汉人农民兵士相结合的府兵制度。府兵统帅宇文泰的儿子建立北周，再次统一华北，随后的隋朝实现了中国南北的统一。隋与唐的建立者都生于率领西魏府兵的武将之门。

这些北朝政权都属于鲜卑族王朝，鲜卑族在南北朝初期统治了蒙古高原。他们进入中国内部建立国家后，最先在蒙古高原崛起的是一个叫作柔然（蠕蠕）的部落。此后的北朝末年突厥兴起。在柔然和突厥的北边，有一个叫铁勒（敕勒、高车）的部落联盟。突厥原来也是铁勒中的一个部落。铁勒和突厥应该都是从土耳其语音译而来，很显然，今日土耳其人的祖先出现在那片土地上。也就是说，现在的土耳其人是兴起于蒙古高原，而后渐渐向西迁移的。

北朝诸王朝和柔然、突厥基本上处于敌国（对等）关系。有此强彼弱的时候，但持续时间不长。为了保持实力均衡，相互之间频繁地进行了皇族或王族女儿的交换。换言之，在汉族和胡族之间也进行了汉王朝和唐王朝为了怀柔北方民族而施行的通婚（和亲）政策。可是北朝末期，突厥兴起，北齐和北周为了讨其欢心，争先恐后要求迎娶突厥可汗的女儿。同时，突厥还收到了众多礼物，为此突厥可汗夸口道：“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北周也曾送皇女给突厥，所以北周灭而隋立后，隋和突厥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

北魏和蒙古高原的柔然对立时期，西边的甘肃一带正值五凉王国兴亡之时，其南面的青海在五胡十六国初期到隋唐年间，有一个叫吐谷浑的民族建立的国家。他们原本是蒙古高原南部的鲜卑族，西迁后成了吐谷浑族，由于控制了东西交通要道，久盛不衰。与战乱多发的甘肃相比，吐谷浑所在地区已然统一，所以东西交通经过此地更为安全。吐谷浑还经由四川，向东晋和南朝派遣使者，被宋王朝封为陇西王、河南王，在后续的王朝里同样也得到了河南王的封号。

五凉王国的最后一个是北凉（匈奴沮渠氏），也和南朝通信，获得河西王的称号。南朝之所以优待这些国家，是想把北魏包围起来，并且通过这些国家可以和柔然取得联络。可是北魏灭北凉，占据了整个甘肃，这意味着包围网有了一个缺口。

高句丽、百济和倭五王的朝贡

再看看东边，五胡的前燕（慕容燕）、前秦以及北魏都同高句丽接壤。高句丽向这些北方的王朝派遣使者，接受封号，对东晋、南朝也同样如此。百济因为北边被高句丽所阻，遂向东晋、南朝派遣了使者。奈良县天理市的石上神宫藏有据称是百济送给倭王的“七枝刀”。围绕刻在上面的“泰□四年”的年号，有很多种说法。其中据说最可信的是东晋太和四年（369年）。这说明当时百济臣属于东晋，用的是东晋年号。

高句丽、百济和中国王朝属于册封关系。如前所述，中国皇帝和高句丽王、百济王结成君臣关系，进行册封。当时兵荒马乱，久分不和，中国王朝不具备向东方延伸势力的实力，但依旧在东亚诸国中持有权威。于是诸国向中国朝贡，从中国王朝接受王位，希望借此提高对国内臣下与民众的威信，在国际上也获得相对的优势。而南朝，通过异民族的朝贡，不仅能够巩固皇帝的权威，且能与上述东西双边的势力相呼应，形成包围北朝的局势。

在此局面下，倭国是怎样的状态呢？据记载，公元413年倭国和高句丽一起朝贡，有说法认为这是日本向南朝的首次朝贡。但是，当时的朝供品据说是高句丽的产物貂的毛皮和人参等，所以有人认为是高句丽的使者带领倭国使者去朝贡的。相比而言，我更加赞同坂元义种的观点，他认为是高句丽把俘虏的倭人带过去，以向南朝显示高句丽的威势已经波及很远。如《广开土王碑》所记，那时倭和高句丽是敌对关系，东晋封了王位给高句丽，却对倭王没作任何表示。后来日本遣唐使把虾夷人
[3] 带到了唐土。依照中华思想，让夷狄服从也就意味着君主权威的提高。受到这种思想影响的晋代高句丽和唐代的日本天皇，都想证明自己征服了夷狄。

因此我认为倭国的朝贡始于南朝宋公元421年。有记载说“倭赞”也即倭王赞因朝贡被授予王位。后来整个宋王朝时期，倭王赞、珍、济、兴、武五人皆有派遣使者，史称“倭五王”。自卑弥呼和壹（台）与之后，倭国和中国的交往中断了一段时间。一般倭五王被等同于大和朝廷，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其是九州一带的政权。

五王如果是大和朝廷的天皇，那么“赞”则是应神、仁德、履中诸天皇中的一位，也有人说珍、济、兴不是天皇反正、允恭、安康，就是履中、反正、允恭，总之有各种推测。天皇武雄才大略基本已成共识。《宋书·倭国传》里收武送达的国书。此乃名至实归的美文，略带夸张地描述了武征服四方的情景。近年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以及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此前出土的铁刀铭文，经鉴定都属于这位天皇时期的文物，铭文中称天皇为“治天下大王”。所以一般认为这个时代的天皇自称大王，也有观点认为大王是臣下对天皇的美称，天王才是正式的称号等。如果有大王或天王的称号，无疑昭示了王权的发展。

在此，我们比较一下高句丽王、百济王、倭王从宋王朝获得的称号。高句丽王是“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百济王是“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这些都沿袭了前代东晋的封号。东晋时期二王分别是征东将军、镇东将军，宋初发展成大将军。当时中国的官位有九品，将军是三品，大将军相当于二品。

我们推断倭王赞获得的官号是“安东将军、倭国王”，倭王对此不满。珍即位后，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并且要求得到宋王朝的正式认可。但宋王朝未答应，说明倭王想获得跟高句丽、百济相匹敌的称号，而宋王朝对他却不加重视。也有人指出，征东、镇东和安东这三个将军名号也有地位高低之分。

待到济继位倭王时，终于被任命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同珍的自称之名相比，此时已超过百济，添加了对日中来说与任那同义的加罗，完善了六国诸军事的形式。百济很早开始就向江南王朝朝贡，宋朝自然不想把它置于倭国王的统治之下。但倭执着于统治百济和大将军的称谓。武时，在济的官位基础上再次拔高，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入朝。这一干名号没有被即时允可，直到宋朝末期，他才终于获得“安东大将军”的称号。然而宋在次年便灭亡了，由此倭王和中国的往来再次中断。

中国所赠官号的意义

高句丽王、百济王和倭王受赐之官号，北凉和吐谷浑也同样被赐予。这些官号和魏晋以来赐给中国国内官僚的基本相同。

以前，高句丽有被五胡各国任命为营州刺史、平州牧（刺史改名后的称呼）等，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则是它的升级版。营州和平州都在中国北部。南朝没有统治北方，所以把这一带的统治权交给高句丽也无关痛痒。刺史和牧属于地方官（本是文官），乱世之下，地方官被授予兵权兼任武官以指挥军队。这就是所谓的都督诸军事。都督诸军事一般还会附上使持节、持节等称号。所谓节，是皇帝的旗帜标记，持节则意味着被皇帝授予军队的指挥权。此外，高句丽王的“散骑常侍”是于文字意义上另加的，仅仅是为了提高官吏地位而授予的名誉称号。

百济的都督百济诸军事意味着中国王朝承认百济的军事指挥权，封此称号是理所当然的，而倭王却向宋王朝示以列有众多国名的称号，要求宋承认其对倭国以外其他地域的支配权。倭王把加罗、秦韩（辰韩）、慕韩（马韩）等列在一起，又重复了加罗和任那，还举出前代的地名，以增强称号的威严。而其最在乎的是宋王朝能够认可它有权限对百济、新罗进行支配。

翻阅《日本书纪》可知，日本的王权观念想把百济和新罗当作朝贡国看待。倭王要求的称号表明在5世纪时倭国已抱有这样的野心。或者如《广开土王碑》所记，如果倭军隔着百济和新罗与高句丽开战，那倭王大概是想获得中国王朝的认可，以便让战局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不管如何，这是倭方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实际上百济自主且独立地和中国展开交往，并没有从属于倭国。新罗是在梁王朝时期开始于南朝露面（此时新罗独立与否尚且存疑），而此前的宋朝对其归属并不关心。

如果都督诸军事是表示拥有军事指挥权的官职，那与此同时赐予的将军称号只不过是表示武官地位高低的官位。“将军”原本也是要实际指挥军队的，这个时期开始变成显示身份的一种符号。凭此可以知道地位之高低，所以还是有必要的。征东、镇东、安东各将军之间有地位差距，而且将军和大将军之间也有显著差别。总之，这些称号决定了诸国的国际地位，所以倭王要想超越百济和新罗，不仅要在称号里加入百济，还要执着于索取大将军的地位。

倭王珍在位时，有消息称：珍和倭隋等十三人，请求被授予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名号。倭王济在位时“任命二十三名军郡”。也就是说，倭王不仅给自己也给部下索要宋朝的官位。他们希望借用宋朝的官位来更加明确自己与部下的身份差、等级差。中国的官位不仅在国际、在诸国国内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倭隋”好像是某个人的名字，和前面出现的“倭赞”是相同用法。中国人认为人都应该有姓，所以会在意外国人的姓氏问题。那时的日本人可能还没有姓，所以“倭”在此处被当成了姓。这种情况下，倭不仅是国名，同时也被视作国王的姓，故而倭隋其人应该是皇族。

从平西将军到辅国将军是三品官。倭王的安东将军也是三品，只是顺位排在平西将军之前。如此一来可知，这些部下是倭王身边的皇族或贵族，他们和倭王之间在地位上无甚差别。倭王在此时也尚未持有独断的地位，即倭王只是同等位阶中的第一人而已。

中国没有“军郡”一词，应该是笔误或其他原因所致。不过尽管没有先例，或许可以解释“军郡”作“军和郡”的略语，也就是说他们被封予将军和郡太守的称号。

百济王也封部下十一人为行冠军将军、行征虏将军、行辅国将军、行龙骧将军、行宁朔将军、行建武将军等，并请宋朝正式任命他们为冠军将军、征虏将军、辅国将军、龙骧将军、宁朔将军、建武将军。“行”是暂行职务的意思，百济王应是用这种形式指定将军名，然后以征得宋朝的正式任命。之后的齐王朝，百济王也是事先给四名部下指定将军号或“王”号，而后请求任命。“王”在中国是皇帝下面的爵位，如此一来他们和百济王的关系又将如何呢？对于此点，有人说百济王是大王。总之，从上述任命方式来看，倭国的平西将军等应该也是先由倭王指定，然后征求认可的。

百济王和倭王如此努力地为部下争取中国王朝的官位，正如前述是为了明确君主和臣下间的身份差别，以确立君主权。此时，倭王的例子表明，君主和臣下的差别极其微小，然而通过这种任命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君主权。五王的最后一位——武的“治天下大王”即示明了这点。推古朝时期君主权得到强化，制定了“冠位十二阶”
[4] ；6世纪，百济和新罗也制定了自己的位阶制度。在此之前，他们都是借用中国王朝的位阶来决定国内的官位序列。

1971年，在韩国公州（以前是百济都城熊津）发掘了百济武宁王夫妇的陵墓，出土的墓志里写道：“宁东大将军百济斯麻王，年六十二岁，癸卯年五月丙戌朔七日壬辰崩，云云。”斯麻是武宁王的本名，汉字有多种形式表述，墓志与《日本书纪》上的写法一致。可是这个武宁王的官阶只有“宁东大将军”。宁东大将军是从南朝梁得来的称号，可见中国的官位也通用于百济，用以强化王的权威。

新罗的发展和倭国的局势

朝鲜三国中，相比高句丽和百济，新罗建国最晚。初期，高句丽军驻留其土，指挥新罗。其也有和高句丽一道向五胡十六国的前秦入贡，但后来的南北朝时期，其出现的年代却晚了很多。6世纪以后，有记载显示“斯罗”（即新罗）在502年、508年曾向北魏朝贡。此时是智证王时期，新罗国力不断增强，智证王才始自称“新罗国王”（从前自称麻立干，是个土著称号）。521年，新罗进入法兴王时期，王和百济使节同行来到了南朝梁。这一阶段，新罗完备法律，创制独具特色的官位制度，确立年号为“建元”。年号是国家独立的象征，高句丽在广开土王时期也创建了年号“永乐”，除此之外用的都是中国的年号。

值得注意的是，自478年武向宋朝派遣使者以后，倭王对中国王朝的朝贡就中断了。齐和梁都授予倭王将军号，但这是王朝建国时提高国内外臣下官位的例行公事，实际上倭国使者并没有到场。所以倭国、新罗与中国的交往在时间上擦肩而过。

武派出使者的第二年，齐王朝建国。是年，加罗国王“荷知”前来朝贡，被授予辅国将军、本国王的封号。加罗极像日本的任那，由诸多小国构成，据说派遣使者的是当时加罗诸国的盟主大加耶。不过，该地区夹于新罗和百济之间，遭受两国压迫。532年，新罗击败金官国，562年又攻陷大加耶，统一了加罗诸国。

据《日本书纪》记载，后来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任那的日本府。可是，当时还不曾使用“日本”作为国名，认为它属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据点的观点显然更是谬论。加罗诸国有过独立，它和日本的驻外机关好像确实有着某种联系。而倭王武派遣使者和大加耶派遣使者在时期上刚好擦肩而过也让人饶有兴味。或许是由于倭的控制力衰弱的缘故。何况，新罗合并加罗诸国亦给予倭国以沉重的打击。

倭王要求宋王朝授予他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等国的都督诸军事的地位，希望承认他对这些国家的军事领导权，而倭对中国的朝贡和其想支配朝鲜的意图也有密切的关系。如此一来，丧失上述据点，武以后的一段时期没有恢复和中国的往来也绝非偶然。因此从结果看，中国王朝授予的都督诸军事是否真的有效，值得质疑。

然而倭王和中国王朝的交往还有另一种现实。通过这种交往，倭王政权在同等国中的领袖地位得以确保。武王不久便获得更高一级的“大将军”地位，这样此时期出现“治天下大王”的称号也非偶然。再到后来的推古王朝时，王号已经不再适合于强化后的王权。随着王权的强化，倭王政权必须学习国家统治的体制，于是又同中国恢复国交。由此在送往中国的国书中出现了“天子”“天皇”等语。

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在南北朝末期有向南北两王朝朝贡，然而隋唐统一王朝的建立，让朝鲜半岛感到了压力。三国应对这一局势的政策不同，对立日益激化，后来演变成统一半岛的争斗。倭国不能不考虑这种国际情势，这也是它恢复与中国国交的原因之一。为了应对这种局势，必须进一步强化王权。此外，推古朝时期天皇家和苏我氏针锋相对，最终苏我氏被击溃，天皇开始推行统合权力的大化改新。

[1] 指上述《魏书·东夷传》倭人条所载内容。

[2] 即归化人。日本对古代从大陆渡抵日本的定居者的称呼。

[3] 即阿依努人，住在北海道、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民族。

[4] 日本推古十一年（603年）圣德太子制定的该国第一个官位制度。在德、仁、礼、信、义、智六德目上再分大小两级，以官帽和衣服的颜色加以区别，亦称“官位十二级”。

8 门阀贵族社会的变迁

——从汉到唐

贵族社会说的种种——连续还是非连续

汉代在中国的古典世界中可谓已经发展到头，唐代则承继中国文明的影响，再一次统一了以中国为中心、包括诸民族在内的大世界。此时期，东亚诸民族兴起，关于他们的动态我在前两章有所论述，而这一章我想讲一讲中国自身的变迁。

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应视为断绝还是连续，是连续还是非连续，学者们见解不一。就像如何看待罗马帝国和日耳曼民族迁移后的欧洲关系一样，汉和魏晋南北朝之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诚然，历史变迁中连续和非连续的两面往往同时存在，而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倾向于哪一方面。

内藤湖南虽是首位强调此时期非连续性的学者，但他认为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可以算作一个连续的时代，具有鲜明的“贵族政治”特征。近来也有学者使用“贵族制社会”“门阀社会”等词予以概括。无论哪种说法，现今已普遍确认此时期是贵族与门阀权势遮天的时代。

承认此时期属于贵族政治、贵族社会的学者中，也有论调强调它与汉代的连续性。因为贵族原是汉代豪族。尤其是研究豪族、贵族土地所有制的学者倾向于将两者视为一体。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皇帝权力和贵族的关系。内藤强调皇帝受贵族势力的干涉、自由受到限制。而持连续论的学者们则认为贵族也属于官僚，他们只是皇帝权力的一种寄生。反对者则强调，尽管贵族是官僚，但并没有寄生于皇帝的权力，其势力的基础在于乡里社会一面。

当然，也有见解认为如果将皇帝的权力视作问题，那么较之皇帝和贵族，其与人民的关系更为重要。因为皇帝和贵族都是统治阶级，不能忽略他们统治的对象。这样又出现一种观点，认为从汉到唐，皇帝权力的基础在小农（自家经营小规模土地的农民）一方。这是一种连续论。但小农是属于乡里社会的，豪族在乡里社会的农民中逐渐得势，从而产生了贵族。认为贵族势力在魏晋南北朝得以确立的正是反对寄生官僚说的学者。这则属于非连续论。

豪族、贵族的大规模土地所有和宗族、乡党

正如前述，贵族起源于汉时的豪族，豪族原本是地方势力，当然是大土地所有者（地主）。即便豪族成为王朝的贵族，这点也是不变的。让我们先来看看大规模土地经营的状况。

关于地主所持有的土地是由奴隶耕作还是由佃户（有的地方是农奴、隶农）耕作，学界观点尚未一致。我想可能是地主的直营地由家庭劳动力和奴隶耕作，直营地周围则是佃户耕种。直营地的规模有限，大规模的所有地中应该有不少是佃户租用地。

当然，如五胡十六国、北魏初期那样有很多农地荒废的时期，或许也会扩大直营地，即便使用粗放型的奴隶劳动，也有增加产量的必要性。但一般而言，中国农业的特征是注意力细密的集约化经营，而各个家庭各自耕作更适合这一点。也许是这个原因，使得战国以后家庭成员少、耕作小规模土地的自耕农多了起来。即使是持有大规模土地的场合，为了利用家庭式的小型经营，分割土地、划出佃户租用地从而租给佃户的情况也十分多。

只是由于自耕农增多，大规模土地所有没能占据社会大部。豪族和小规模的自耕农都居住在乡、里这样的地方村落社会，都是乡、里的成员。在表示豪族势力之时，经常会用到“宗族、乡党”。所谓宗族，是指父系亲族。乡党和乡里同义，指乡里的农民。乡和里原是汉代的村落型组织。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村”，但行政上仍较多使用乡、里。党是先秦时期的村落名，
[1] 尽管后来其消失了，但乡党作为固定词组仍被后世经常使用。豪族势力不仅依赖于拥有的大规模土地，更是通过团结宗族来壮大力量，从而影响到乡里的普通农民。

与宗族对应，还有单家、单门这样的词。如前所述，中国人在继承财产时是兄弟均分，所以家产会被分割，随着世代的延续再被细分下去。贫穷的人没有力量去阻止这种趋势，各自为家、分散四处。所以他们被称为单家、单门。相反，虽然豪族也有家产细分的倾向，但同时也能增加家产来弥补损失，即使家产被细分，各家也可团结一致维持势力。这就是宗族的力量。

家产被分割的家庭，随着时间的流逝，出现了贫富差距。但若有宗族的帮助，就可以救济贫穷、阻止没落。并且在战乱、造反发生时，还可以团结一致进行防卫。记述汉末豪族每年定例活动的《四民月令》中有过记载，旧历九月、十月，寒气逼近，宗族救济亲族中生活困难的家庭，替贫困家庭操办丧葬，修理武器并训练战斗，还有义务为迎战盗贼的袭击作好准备。众所周知，后来建立蜀国的刘备，在父亲去世后，家道贫寒。而他幼时和同宗的小孩们一起玩耍，得到这些孩子父亲的学费赞助，从而得以师从当时有名的学者。

由刘备的故事可以想见，宗族共居一地。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咸一族就是大贵族，道路北侧是富裕家庭，南侧则住着贫苦家庭。阮籍、阮咸就住在道路南侧。据说有一次，在晾晒衣服之际，看着北侧居民炫耀似的晾出一排漂亮衣物，阮咸气不过，在庭院中挂起一条硕大的兜裆布以示对抗。阮咸的心情暂且不论，由此可看出宗族集居的状态，这种形式有利于同族的救济和防卫。

魏晋南北朝时期，救济、防卫的准备扩大到乡党的民众间。散财济贫的故事常可见于此时期前期的记载中。而且汉代以后的豪族建有避难用的城堡，称为“坞”。三国到五胡十六国的乱世时期，华北一带有不少“坞主”大显身手，他们将民众聚集到“坞”，共同保卫自己的区域。乡党是豪族、贵族势力的基础，为了维护这个，豪族、贵族们不惜倾囊相助，而民众也倚仗他们愿意服从领导。

然而另一方面，豪族、贵族是大规模土地所有者，如果他们想扩展面积，则将夺取小农的土地，致其没落。豪族、贵族中也有人因为土地的扩充而被乡党怨恨。这种和乡里对立的做法，以及联合乡里、保护乡里民众生活的方式，究竟哪种才是主流呢？

谷川道雄认为，当时的豪族、贵族有着抑私为公的精神（此处“公”也即乡里多数人的私）。这并不是所有豪族、贵族所持有的态度，但可以说他们中确实也存在这种理念。问题是，这种理念或者精神是在他们中怎样产生的。关于这一点将在下一节中讲述。总之，豪族、贵族的势力基础存在于乡里社会，他们得到乡里舆论的支持，遂晋升为王朝的官僚。在这样的结构下，与乡里相联合的正是能够实现贵族阶层利益的人。

从豪族到贵族——曹操的时代和九品官人法

豪族是地方的大规模土地拥有者，在乡党民众间也拥有势力，但仅此还不能称为贵族。要成为贵族，必须取得王朝的高级官僚地位。接下来要讲述的问题是豪族会如何转变为贵族。东汉末期，豪族有清浊之分，贵族产生于哪一流派也是问题之一。

东汉末期宦官掌权，浊流豪族处于体制内，清流豪族则反对体制。但随着宦官的没落，浊流失去势力。浊流的典型代表——曹操的父亲，携大量财产和妻妾逃往四处，最后被军阀（东汉末期的割据势力）杀害。与此相反，曹操有先见之明，与宦官对立，同清流豪族结交。但他在掌握权力后，并没有成为豪族、名士所期待的那种人。那么为何清流豪族会从反体制的一方转为体制内的一方呢？

曹操以破格纳贤而著称于世，甚至宣称“唯才是举”，“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是曹操的用人方针，不同于清流豪族名士的傲慢和出身意识。清流豪族与宦官相对立，又有批评政治和品行的习惯，曹操对此怀有戒备。孔融正是因为没有摆脱这种习惯，总是挖苦曹操，所以被他杀害。曹操的智囊荀彧，长于战略，荐才有功，却终究无法背叛汉王朝，自尽而终。他大概是明白要平定乱世必须借助军阀的力量，但却不希望军阀成为治世的主角。

曹操也深知名士们的实力。名士不仅统治着乡里的民众，在各地也互通有无，拥有全国范围的联络网。在名士们看来，要应对乱世必须支持曹操、袁绍、孙坚、孙策、孙权这样的军阀，遂聚集其下。曹操重用了其中有才能和有执行力的人，由此名士内部产生变化，朝着王朝贵族方向发展的人逐渐增多。这种现象到曹丕时期变得更为显著。

曹操的儿子曹丕（魏文帝）废掉汉朝皇帝，于公元230年建立魏王朝，并且设立了被后世称为“九品中正”或“九品官人法”的官僚任用制度。它和汉代乡举里选的方法一样，也是推荐选举，但相对于由地方官推荐的汉代，此制度设置专任官——“中正”，负责推荐候补官吏。且让中正在推荐之际，将人才分成一品到九品的等级（此举称为“乡品”），然后按照品级高低赐予相应的官吏地位。从此时开始，官职被划分为一品到九品（即“官品”）的等级，和推荐之时的九品级（乡品）相对应。这即是中国官位制度的滥觞。

九品中正的方法是对乡举里选的进一步发展。原本由乡里、乡党的舆论（世论）而举荐成为官僚的人中，在东汉末期之后，逐渐出现已确立名声的豪族、名士家族，他们相互交游，从而建构起某种意义上可称是社交网络的世界。设立中正以推荐专门官员正是为了对应这种社交界。中正从这种豪族社交界中选拔产生，通过听取舆论评议而决定推荐者。中正的推荐书，不仅要写推荐者的德行与能力，还要写有父兄的官位。由此一来，九品中正之法亦是豪族推荐之法，而且父兄的官位决定着推荐的品级，所以地位高的官僚代代辈出的门第也就几无变动。这就是所谓贵族与门阀的家世。

不过，此时贵族、门阀势力的根基尚在乡里。他们联系着乡里的父老乡亲，受他们的世论（乡论）支持。而且，由豪族、贵族形成的地方社交界，以舆论（上层乡论）为后盾，成为王朝官僚，持续独占着高层地位。川胜义雄将这种结构称为“乡论环节的重层构造”。通过这种构造，贵族便能一只脚踩在乡里，另一只脚踏进王朝。

贵族社会的确立——晋与南朝的贵族制

“九品中正”开始于魏朝，从政治局势来说，贵族门第的确立始于西晋，晋王朝由魏之重臣司马氏所建立。魏朝乃军阀出身，和名士、大豪族格格不入，而司马氏本身就属于大豪族，所以能够获得豪族界的支持，掌握实权。因此，九品中正的运营变得更加切合大豪族的利益，高地位的贵族门第逐渐固定下来。于是西晋时期，有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还出现了被称为“门地二品”的家族。后者是指被选为二品的门第，一品都是皇亲，所以二品是实际地位最高的门第。

东晋、南朝时期，贵族门第和下级士族、庶民之间的距离和差别越来越大。东晋政权原是被五胡从北方赶到南方的大豪族拥立司马氏建立而成。他们通过轻视江南地区当地的豪族来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

他们率领华北来的民众群体一路南下，用这些劳动力开垦未开之地，很多人试图建立自己的地盘，但和乡里的关系终究不及原来在华北那样亲密，所以加强了对王朝的依存。正因如此，他们的门阀意识进一步高涨，更加强调与地位上比当地豪族、下级士族还要下等的人的差别。此时期，这种等级意识甚至被描述为“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由北方南下的集群武装在身，有的后来成为朝廷的重要兵力。朝廷倚仗这些兵力进行北伐，宣称要平复北方，这应该也是维持政权的必要之举。东晋与宋、齐、梁、陈四朝的皇帝不同，他们皆是手握兵权的武人出身，而非位居政权上层的贵族。武人出身的实权者，采取接受前一王朝皇帝退位的形式（即“禅让革命”），因此即位之前需要完成繁琐的仪式，也须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去取得贵族社会的公认。而贵族们无论王朝是否交替，依旧居于较高地位。

贵族们虽然居于高位，却不愿意处理麻烦的政治实务。于是，皇帝起用一些地位卑微的所谓寒门、寒人等身份低下之人，让他们执行实务。齐王朝时，有个叫纪僧真的人，深受皇帝器重，最终出人头地。可当他向皇帝提出想要进入贵族社会时，皇帝却说即使是皇帝也不能创造贵族，因而转让他去请求贵族。于是纪僧真便去拜访一个叫江敩的贵族。不想江敩却一下子将自己的座椅搬开，远离客人，以表示士庶不同席。纪僧真大失所望，怏怏而归。诸如此类的故事在当时不胜枚举。

由于贵族居高临下不问政事，地位较低的人便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贵族的这种状态继而导致贵族子弟不治学问、不习武艺，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成为一群毫无胜任能力的人。梁武帝时期南朝贵族制达到鼎盛，由于治世不道，武人侯景揭竿而起，幽禁了武帝。这次叛乱中，不少贵族子弟想要逃跑却因不能骑马而命丧九泉。顺利逃出来的人多聚集到南朝第二都——江陵，可又受到北方西魏军队的攻击，以致很多贵族被俘虏到北方。

有个被俘虏到北方的贵族，名叫颜之推。他比较了南北两地，反省了南朝社会的不足，为了鼓励子孙后辈学习终身受用的儒学，著成《颜氏家训》。后来，南朝建立了陈政权，王朝衰落之势不可阻挡，最终被北朝兴起的隋消灭。

皇帝权力的强化和贵族社会——北朝的贵族与农民

北朝的贵族受胡族统治，境遇大不同于掌握统治权的南朝贵族。他们从五胡十六国开始到北魏时期，和乡里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北魏的崔挺，家世乃当时第一等贵族博陵（河北）崔氏。每逢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他都会向“乡人、父老”致信问候，很注意维持与乡里的联系。

北朝贵族在胡族统治的乱世之下，率领宗族和乡党组织自卫团，或者被任命为胡族政权下的地方官，掌握地方政务、维持地方秩序。北魏前期，胡族政权依靠贵族和豪族的力量来统治地方。到北魏中期，皇帝权力日益强大。

北魏皇帝权力的强化始于由国家直接统治原受贵族支配的农民，也就是所谓均田制（485年）、三长制（486年）。秦汉帝国时期，尽管小规模的自耕农较多，却由皇帝（国家）直接掌控。而乱世之下，国家权力衰弱，失去土地的农民逐渐增加。均田制就是国家分给农民土地，让自耕农重新活跃起来。此时，国家根据奴隶的数量进行了土地分配，由此部分承认了大规模的土地所有，但不再允许贵族、豪族支配佃农。所以他们的大规模土地所有经此不得不受到限制。

为了实行均田制，创制了组织农民的三长制。三长制以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并分别设“长”。这虽是按照户数编制而成的制度，但实际上是在古来就有的村落里进行组织，统治着村落的农民上层群体成为三长。如前所述，贵族势力是通过上层群体的父老来统治乡里的农民，三长制则斩断了贵族势力的根，让国家能够直接统治贵族势力下的农民。在这种制度实施于整个北朝的过程中，贵族逐渐开始脱离与下层乡里的联系，而成为国家权力的寄生。

均田制是分配土地的一种规定，但国家并未持有多余的土地，它是在农民原有土地的基础上推行的。国家收回死者或老去之人的土地，然后再分给达到一定年龄的人。均田制的施行情况有着地域差异，农民的土地依据规条被分为露田（日后的口分田）、桑田（日后的永业田）等登记在户籍上，因此能够有效地控制非法土地所有者的扩张。均田制也分给寡妇、老人、病人、残疾人一定的土地，整体上发挥了社会保障的作用。社会保障是现代用语，按照当时的社会来讲，可以说是保障了乡里农民的生活。贵族、豪族保全乡里的责任前章已有表述。但他们也无法抵挡乱世之下农民流离失所的大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异民族作为战胜国的施政策略，均田制应运而生。贵族和豪族虽然是以乡里为后盾而成为国家的官僚，但面对乡里农民的同时还要履行作为朝廷官员的职责，所需努力非同小可。均田制、三长制开始担任保全乡里的职责后，贵族们逐渐脱离乡里而专职于朝廷官僚之事。

均田制、三长制始自北魏中期的孝文帝，他同时把都城从平城（大同）迁往洛阳，积极吸纳中国文化，欲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皇权制度。这时候他面临的是如何解决中国贵族社会与北方民族统治的关系问题。于是孝文帝实施“分定姓族”政策，确定胡汉两民族统治层中各阶层人士的对应关系，创制出两族融合的新贵族体制。所以，由此至唐代的贵族阶层中，包含了很多北方的民族。

然而北魏皇帝权力的强化反而加剧了王族等少数贵族的集权。北魏兴起时北方边境的武人们则开始沦于权力的边缘。北魏末，这些人一怒之下易帜起义，北魏遂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东魏领袖建立了北齐，西魏领袖建立起北周。东魏—北齐的统治地区中，大贵族势力强大，而西魏—北周的统治地区中多是二等贵族。西魏融合二等贵族和武人势力，成功地把他们组织成国家的统治层。陈寅恪将东西两地的贵族分别称为山东集团和关陇集团（关指陕西、陇指甘肃），并指出隋唐皇室、隋唐初期的统治层皆出于后者。

隋唐初期政权的统治层

隋原是西魏—北周统治层的一员，其于581年取代北周建立了新王朝，合并了南朝陈，于589年统一了中国。隋对南北朝以来的统治体制进行了大改革，其中一项措施就是施行科举制。科举制代替门阀推举的九品中正制（九品官人法），实行学科考试。

另一项措施是“废止乡官”，这是针对地方统治体制的改革。汉代以来，由中央任命的各朝廷官署的正副官长可以自主选择下辖官吏。在地方上，乡里的权势者及其代理人被选拔，从而掌控了地方政府，也即乡官。这种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继续沿用。而且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上设有州、郡、县三级官府（汉代，郡、县为民政机关，州是监察机关。汉末，州也开始掌管民政），不受中央控制的官吏泛滥成灾。于是隋废郡，仅保留州、县，地方仅限于选拔下级官吏，主要官员则由中央任命指派。

这两项制度的施行强化了中央集权，但实际上并非所有官员都由科举选拔产生。科举以外，还有子承父业亦可为官的任子、门荫等制度。而且考上科举的人还需有官员任命的手续。此时期身、言、书、判成为选拔的四个基准。身指姿态、容貌，言指言谈，书指笔迹，判指成为官员判案时的书写能力。这些无疑有利于贵族。

唐朝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统一天下，通过贞观之治，奠定了统治基础。但李世民的治世依旧是关陇集团的统治，还是可以看作有庶民阶层的参与呢？中国学界对此存有争论。众所周知，唐在隋末动乱时期推翻、取代了隋（618年），但隋唐建国者及其身边贵族都出身于西魏—北周以来的关陇集团。但隋末发生的是广泛且大规模的起义，起义领袖中有的也来自农村上层群体，问题是这样的新兴阶级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政权。不过从后述看来，庶民的崛起力量还是极其微小的。

不可否认，此时期的传统大贵族在社会上依然德高望重。唐太宗针对贵族受尊重的社会习气，组织编纂了《贞观氏族志》，对全国的贵族进行等级排序。初版中，由于山东贵族崔民干位列第一，于是又命令重编。重编后，皇帝一族的陇西（甘肃）李氏家族成为第一位，外戚次之，崔民干则第三。随着国家势力的增强，这样的干涉成为可能，但可看出山东贵族的势力依旧很强。同级贵族之间可以反复相互联姻，即便到了唐朝后期，皇族仍然不能和他们通婚。文宗遂叹息：“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尽管政治世界中，隋唐初期是以关陇世族为权力中心，可不久后发生了动摇此霸权的事件。唐朝在三代皇帝高宗之前一直世态安稳，但高宗死后，武后（武则天）掌握政权，建立新王朝，改国号为“周”（690年）。武氏想要独掌政权时遭到唐初以来大官僚的反对，而跟随武氏的是不认同由关陇世族独揽权力的官僚。武后政权建立后，关陇世族处于下风，广布各地的其余贵族也都随之晋入政权上层。

据说武后有学问、善识人且重视科举起用人才。尽管科举制源于隋朝，但一般认为科举出身者大量成为朝廷官员始自武后执政时期。科举给地方贵族和门第卑微的地主们提供了机会。武后为了进一步扩大支持范围，还允许卖官：提供一些拥有免除徭役特权的各种类型的官位，从而使庶民中的地主、富商等能够进入官僚制的下层。

盛唐以后的新势力

武后之后，混乱持续了一段时间，随后迎来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开元之治的为政者即是科举取士的官僚。不过表面繁华的玄宗盛唐时期，也是背后体制逐步瓦解的时期。随着均田制下均等规模佃农的分解，均田制以及与其紧密相连的租庸调制（定额均等的税制）、府兵制（农民征兵制）开始崩溃。新兴地主从佃农中分解、诞生出来，有的成为科举官僚，但能力还是有限。

于是，出现了寻找新财源，希望通过接近唐玄宗受他器重而最终出人头地的人。所谓新财源，其实是抓逃户、流民以便课税，挪用储藏在江南的紧急情况备用物资，并为此采取了改善运河的运输、减少相关损失等办法。除此之外，也存在不法榨取。由此产生了专门负责财政的官员，以取代科举官僚。杨贵妃的从堂兄杨国忠就是出身于财政官僚系统，后来成为玄宗在位时的最后一位宰相。

另一方面，此时期异民族的活动也很活跃，而府兵制形同虚设、毫无建树。府兵制的瓦解使很多没落农民没有依归，于是便出现了募集他们的佣兵制度。这一时期，异民族社会变动激烈，进入唐土的有很多，他们同样也应征佣兵。佣兵被派去守护边境，指挥他们的是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节度使粟特人安禄山出入宫廷，深得玄宗信赖，他在和杨国忠的权力之争中败北，掀起了一场“安史之乱”（755～763年）。安禄山和杨国忠的权力之争表面上看起来是个人之争，实则是财政官僚和节度使、唐初体制崩溃中出现的新势力之间的较量。

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的，也是将旧中国历史分为前后两段的划时代事件。所以唐代后半期的社会新动向值得关注。这个问题将在后文详述，下面先谈谈政治势力的变化。

基于此乱，唐朝前半期的繁荣景象落下帷幕。支撑繁荣盛世的中央集权体制完全瓦解。曾经仅被派往边疆的节度使，为了平定叛乱，开始进驻内地，并在平乱后掌握民政成了大规模的分权势力，史称“藩镇”。类似这样的武人崛起，在古代国家末期的日本、朝鲜（高丽后期）等国都可见到，而在中国，武人得势仅出现在唐朝后半至灭亡后的五代时期。五代以后，宋朝统一天下，文官政治再次到来，上层官僚全部由科举制度产生。科举成为一种发挥至高无上力量的制度。此种制度的基础无疑在唐时已然成形。

如前所述，安史之乱以前的官僚中有承继前代的门阀贵族，有科举出身的官僚，也有财政上的专门官僚等。这种划分是随着政治的推移而进行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贵族世家有去参加科举考试的，财政官僚中同样也有出自贵族和新兴阶级的。总之，唐朝后半期的宫廷中有各种势力的活跃身影。

没有财政官僚的话，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再建则无从谈起。尤其是他们根据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展的官营盐业，占据了唐朝后半期朝廷货币收入的一半以上；直至民国时期，它都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之后，财政政策开始不受官僚出身左右，逐渐受到重视。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是取代租庸调的两税法。它是一种针对土地所有的不均等，而根据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来进行课税的方法。

唐朝后半期朝廷官僚组建朋党，分庭抗争，引起了一场“牛李党争”。其中一方由牛僧孺、李宗闵率领，另一方的领导者则是李德裕。前者属于科举官僚派，后者属于古来的门阀贵族派。科举出身的文士和传统的门阀贵族，无论是生活态度还是政策都大相径庭。

但是两派阀中都明显有很多新兴势力。这是因为每当中央派阀盛衰交替之时，反对派的领袖即调职为节度使。此时，早先在藩镇幕府中的不少新兴势力（其中也有没落贵族）被纳为部下，随着领袖复归中央，他们也一同晋升。所以这时期，新兴势力不仅依靠科举，也抓住了藩镇这条通往成功的缆绳。因此，唐朝后半期到五代，政权之下汇集着大量的新兴势力。五代乱世之时，门阀贵族趋向没落。到了宋代，新兴阶层完全掌握了政权。

唐代的基层组织

本章主要讲述贵族社会的变迁，在尾部也谈到了新兴势力，这些都是有关统治阶级的。有关被统治阶级的民众，本书已在魏晋南北朝部分对豪族、贵族和乡里的关系，均田制下的皇帝（国家）、贵族与农民的关系进行过论述。最初和乡里保持紧密联系的贵族们，自南北朝到唐代期间逐渐脱离乡里，以官僚身份定居在长安、洛阳附近，或是以地方官的身份在任职地定居。如此一来，国家成为这些贵族们的群体性的统治机构，民众也成为国家直接统治的对象。

说到北魏三长制时，曾讲过贵族是因为此制度才脱离乡里，成为国家的附庸。三长制后来发展成唐代的乡里制。乡里制把民众以一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的形式组织起来，在里中设置里正，让其负责租税征收和治安维持等。前已述及，汉时农民已经形成了“里”型聚落，但汉代的里同时也是农民现实生活的场所，而唐代的里只不过是为了便于行政管理而将某些户数集合起来的一种单位。唐代农民实际居住的是被称为“村”的聚落。村在汉代里瓦解后于魏晋南北朝时形成。政府对村的自治功能怀有戒备，为了让命令顺利下达、执行，人为地创制了这样的组织。所以，尽管里正是从农民中推举产生，但他唯政命是从。学者一般将这种组织称为行政村，马克斯·韦伯认为创制这种他律性的强制性团体，正是中国式国家（韦伯将它称为“家产制国家”）的特征。

为了配合里，虽然律令对乡也作了类似于行政村的规定，但实际上它是更具象的地方单位。隋以及唐朝初年，设有乡正、乡长，由于乡正是地方有势者，有时会干扰行政的贯彻执行，所以后来便不再设置这种官员。又因为乡是重要的地方区划，唐朝希望以其为单位来掌控民众。户籍等重要公文也都通过乡进行处理，无论是里正还是农民都不以官而以乡作为自己的所属。恐怕这种方式更加符合民众社会的现实。由于乡里没有了行政性官员，文书整理等行政类工作都由从属于乡的里正附带办理。

虽然乡里没有行政官员，但规定要设置乡望、望乡、耆老、父老、耆寿等人。与其说他们是像里正样的国家统治的爪牙，不如说他们是地方民众的代表，是联结行政机关州、县和民众之间的桥梁，是被期待能够成为配合统治的人。之所以能这样说，是因为县令在决定民户等级（唐朝民户共分九级）的时候会找他们商量，他们也可以请愿以减免租税。而且他们会被邀请参加州、县举行的典礼，有的会成为州、县的官员，有的甚至被任命为县令、县尉等。

唐末，里制逐渐瓦解，乡里也开始设置官吏，和村的行政官员一起担负行政职责。大概他们中也有人登上藩镇的高位吧。这些乡、村组织逐渐形成宋代的乡村，从中不断涌现士大夫、士人等新兴统治阶层。

贵族时代的文化——魏晋的清谈和文艺

稍再回顾一下有着贵族时代之称的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文化特征。汉代是儒学全能的时代，成为王朝官僚、实施善政是人们所重视和向往的，而随之拥有富贵之身，也被认为是理所应当。

曹操执政期间，出现了“建安文学”（建安是曹操所拥立的汉献帝时期的年号），掀起了新诗风。建安文学吸取民谣形式的同时，亦把它改良得更加贴合文人的气质，从而为唐诗的形成奠定基础。建安文学的精神是“慷慨”，充分表达了在这样一个朝不保夕、命途难测的艰难时代，奋力地、奔放地生活下去的诗人们那难以抑制的强烈感情。这种感情的流露正是曹氏一派的诗文风格，其中曹操的儿子曹植尤为出名。其兄曹丕（魏文帝）感叹人生短暂、世事无常，却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歌颂文章的无穷。这种无穷、不朽的意识大概为后来老庄及佛教思想奠定了基础。

东汉末的清流名士们，自封他们的议论为“清议”。他们主要是批判政治、品评人物，自然也受当时的宦官政治以及人物的推举制度影响，会以儒教道德为标准。清议是此一时代确立的名士社交界的议论。这种性质的社交界由魏晋时期的贵族继承。然而，魏晋贵族社交界的谈论更像是“清谈”而不非“清议”，其内容比起儒教更加接近老庄思想（道家）。清议被曹操所厌恶，一般认为清谈从魏帝权力衰弱的正始（齐王芳执政时期的年号）年间开始。这期间出现了王弼、何晏等人才，对《易经》和《老子》作注，用老庄思想对儒教经典进行了阐释。尽管儒教有利于强化皇帝权力，但这已经不是贵族们所关心的问题，因为道家支持他们摆脱权力的掣肘、采取自由行动的态度。

清谈中最有名的是“竹林七贤”。这气质相仿的七人被归于一起是后人所为，而并非七人真在竹林中有过议论。他们都是贵族出身，但命运各异。其中尤为著名的是阮籍和嵇康，他们都生活在魏帝势力和司马氏势力水火不容、性命朝夕不保的纷争年代，老庄的逸民思想可谓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司马氏相中阮籍，有意让其与女儿结为连理，不料阮籍终日酒醉不醒，含糊回应，事情不了了之。据说，每逢有人来宣扬儒教，阮籍总是不屑一顾，以白眼相对，于是有了“冷眼相看”一词。

嵇康性格更为率直，生活得自由奔放。有大臣请他为官，他却以绝交书作为答复，让对方怀恨在心。因他与魏氏家族有联姻，最终被司马氏杀害。对于他们而言，老庄思想是对抗黑暗政治的理论基础。

不过竹林七贤中也有位居高官者，如山涛、王戎。山涛等掌管过举荐之事，在贵族社交界渐次流行开来的清谈为了进一步提高名声而利用他们，由此清谈波涛汹涌般地盛行起来。可是如此，就失去了老庄思想对于政治的批判意义，培养出的人光有口才而无能力，最终趋向堕落也在所难免。

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是音乐方面的名人。正仓院藏有一把名为阮咸的琵琶。像这样的游艺之事，是老庄式自由的产物，也是当时贵族应有的一种教养。而在儒教中，文章、绘画、音乐一般被视作劝善惩恶的手段。得益于老庄思想的流行，学艺的价值得到了认可。除阮籍的诗和嵇康等的乐外，到了东晋，还出现了王羲之的书法和顾恺之的绘画。当然，这些成就的取得，与纸和毛笔的发明也有关系。不过那些只提供了技术条件，若没有接受它们的社会思想和风气，学艺也不可能变得如此盛行。

文学方面，继建安文学、阮籍等的诗歌后，东晋末年出现了陶渊明（陶潜）。陶渊明也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他反感黑暗政治，吟《归去来兮辞》隐居故乡，与大自然和酒为友，共度余生。咏唱大自然是这个时代诗人的共同点，这其中也可看出老庄思想的影响。但陶渊明的独特之处是，他在咏唱大自然的同时道出了人生真谛。

佛教与国家、贵族、民众

正当人们对现实的政治世界、无为的大自然、现世的荣华富贵失去兴趣，而对无穷、不朽的世界有所关注时，西方传来了佛教。一般认为佛教进入中国是在汉代，而由于汉代是儒教全盛时期，佛教不可能广泛传播。所以直到五胡十六国时期才逐渐传播开来。当时，北方受异民族统治，战乱不断，百姓生活得水深火热。而异民族的君主又希望获得不同于儒教的统治百姓的思想与能力，于是佛教僧侣受到器重和保护。五胡十六国时期，佛图澄在华北建立起大量寺庙，鸠摩罗什翻译了佛教经典。

为此，五胡至北朝时期，佛教作为国家佛教而得到大力发展，并进一步在异民族和庶民中得到普及。不过它遭到了儒学人士的反击。北魏三代皇帝太武帝沉迷于道教，道教此时已被寇谦之发展得更趋成熟。于是儒教和道教携手进谏太武帝，掀起了中国的第一次废佛运动。但是太武帝驾崩后，佛教复兴，在平城（今大同）郊外修建了云冈石窟。北魏建国之始，便已有“皇帝即如来”的思想，云冈的五尊大佛，分别代表的是北魏开国以来的五位皇帝。之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遂又在洛阳郊外开始建造龙门石窟。该工程一直延续到唐代。

江南的佛教可谓是贵族佛教。其中有名的是东晋慧远主持的念佛结社——庐山白莲社。慧远借助贵族的支持，向皇帝主张佛教团体的独立性，展开“沙门不敬王者”的讨论。他认为，尽管在中华思想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但由于僧侣事关至今的中国人也不知道的来世，所以他们能发挥独特的作用。慧远结合来世，主张神（灵魂）不灭的思想。这也是中国文人的思想中所没有的，所以他和反对者们开始了一场“神灭不灭”（灵魂是否和肉体一同消失）的论争。沙门是否礼拜王者，“神灭”“神不灭”的论争一直持续到唐代。

上面已介绍了国家佛教和贵族佛教的特征，但其实在别处还有与民众接触的信徒。经历了乱世的他们预感到末法的来临，播散了念经给观音、弥勒、阿弥陀等以获取救赎的思想。北魏末至北齐时期的云鸾，坚信阿弥陀的本愿，认为可以借助他力进入西方极乐净土。他成为日本源信、法然和亲鸾的教祖。

以净土信仰为首的佛教，在唐朝以后更为盛行，留下了很多进贡、供养佛像的记录。其中为皇帝的祈愿及对父母、先祖、家族的来世和幸福的祈祷经常列在一起。这充分表明，佛教信仰与皇帝崇拜、家族制度及祖先祭祀相结合的状态已经深入民间。这种形式始于北朝，可能对于之前的民众日常生活，皇帝等并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就与皇帝权力强化同步建立起的隋唐而言，佛教的意义非同小可。当然，或许较之隋唐帝国的现实，民众为超生而祈祷的愿望更为强烈。但即便这样，他们仍然不忘为皇帝祈福。隋唐帝国正是在这样的民众基础上建立起空前坚固的体制。

唐诗和儒学的变迁

如前所述，南北朝末期有颜之推力推儒学。唐朝初期，其孙颜师古制成了儒家五经定本，又与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统一了经典的注释，使其成为科举考试的基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反而阻碍了儒学思想的发展。

科举考试的科目中，最为盛行的是明经科和进士科。明经科考儒学，进士科主要考文学。比起要求以固定形式解答的明经科，进士科相对来说更为灵活，为此也更受欢迎更为盛行。在此背景下，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得到了高度发展。

唐诗在整个唐朝中被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此前的南朝贵族社会中，对偶句和音韵齐整的诗歌形式已发展到极致，初唐诗歌受其遗风影响，仍然有较多固定形式的美文。至盛唐，出现了抒发个人情感和思想的诗歌，其代表是李白和杜甫。两人皆生活在唐玄宗时期及安史之乱平定后，李白家世尚不清楚，据说其父是商人。杜甫出身于下层士族，科举考试一直不中，大半生在四处漂泊中度过。这些非门阀贵族的诗人带来了一股新的风气。另一个代表性诗人王维，虽是名门望族出身，但曾在安史之乱中被俘出任伪职，郁郁不得志而隐居山林。

中唐的代表诗人是白居易（白乐天）。他也出身于下层士族，年轻时候的诗作多批判社会，锋芒毕露，晚年荣升高官，多吟唱闲雅的生活。因为安史之乱后，时代已经不再同于杜甫时期。他们的社会题材型诗歌采取叙事形式，如后来的《长恨歌》和《琵琶行》等；用语又平易，广受读者喜爱，可见诗歌和民众势力的增强紧密相连。叙事诗推动了日后“传奇”小说的出现，两者诞生的前提都是读者群的形成。

中唐时期，文章方面也出现了改革的气象，比如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排斥南朝以来注重形式的华美文章——骈文，主张重拾汉代的散文形式，创作蕴涵作者思想内容的文章。编集韩愈文集的李汉在其序文中写道“文乃贯道之器”，即文章必须阐明儒学之道。韩愈不仅是古文的主要倡导者，还被誉为奠定宋学基础的新儒学复兴的先驱。

晚唐诗人中有杜牧、李商隐等。他们已经不像中唐诗人那样对政治怀抱希望，作品多以当时兴盛的都市市民生活和成熟的娱乐场所为背景，表现了颓废的一面。但同时，目睹唐末混乱的韦庄和皮日休也留下了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

最后补充一下，具有中国统治阶层显著特征的“文人”，如既是知识分子又是高修养者这点，学界一致认为他们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当时他们还被局限在贵族门第这个狭隘的畛域内。这个界限是在唐朝中期以后被打破，诗才横溢的知识分子开始抬头。他们在相互交游中进一步提高教养，并酝酿出政治和文学的改革运动，引领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可以说宋代树立起来的文人类型正是始于唐朝中后期。

[1] 党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地方基层组织。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百家为党。

9 隋唐世界帝国和国际交流

所谓世界帝国——丰富的特色

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分裂的同时，东亚的历史世界也在进一步扩大。这主要源于东亚诸民族的兴起。隋唐结束分裂，实现了统一，但它与秦汉的统一有所不同。即隋唐的统一包含有前一时代兴起的东亚诸民族国家。为此，人们常将隋唐的国家称为世界帝国。

实际上，称秦汉为世界帝国也说得过去，这样的表述偶尔可见。这样说是因为在中华思想中皇帝是中心，所设想的范围广阔无垠，而秦汉帝国的运作也是基于这一思想。但现实中这仅仅是想象而非现实，比如汉王朝与匈奴的对峙就一直没能消解。又因为国家形成前的东亚存在很多民族，汉王朝虽然统一了延至后世的中国疆域，但还不足以称作世界帝国。据此，我们认为世界帝国的形成在隋唐时期。

世界帝国可谓普遍存在于近代以前，如统一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帝国，取而代之且统一了更广区域的阿拉伯帝国、伊斯兰帝国、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帝国等。最后，欧洲查理大帝（Charlemagne）的国家软弱无力，但还是建立起了一个用基督教紧密联系起来的世界。

伊斯兰帝国超越政治上的统治领域，掌握了世界的商业要道，其影响波及东亚和中国。关于这点，后文还会详述。而且其还是近代欧洲各国迈向世界的前沿，本质上等同于近世初期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世界范围内的活跃。以前的世界史，沿袭欧洲人视角的书写方式，从而忽略了此点。直到英国、法国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下，开始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从属国之后，二者的本质才显出不同。由上可知，世界帝国虽可说是普遍性的，但各具特色、不尽相同。

近代西欧各国通过对殖民地的巧取豪夺和剥削压榨而得以繁荣发展。目前看来，这种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因为我们理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与一国范围而是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的。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中，也有人认为近代以前的世界帝国同样通过榨取从属国家获取朝贡物品以至繁荣。但这让人大为疑惑，因为东亚的世界性帝国——唐并非如此。

经济上支撑唐帝国的是全国范围征收来的租税。对于朝贡物品，中国方面也会还礼，据说有时朝廷甚至因此项支出太大而苦恼不堪。那么，隋唐的世界性征服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比起经济因素，更有其他要因，如为了维护中华之国的皇帝权威，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尤其是必须压制北方民族的入侵），为了诸民族的利益（诸民族有向中国寻求安全保障、为建设国家向中国学习以及从中国获得先进物资的必需——当然这也可以说是经济因素），等等。

世界帝国和宗教的关系也很有意思。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非常重视向心性。这个特征为各自的世界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东亚又如何呢？在东亚，佛教的作用举足轻重。此时期的宗教具有日本所说的镇护国家的性质，即以护国宗教的名义来守护世界帝国。所以遣唐的日本留学生中有很多僧侣，他们的使命不光为了引入文化，还要学习佛教以服务国家建设。

只是佛教没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式的顽强的统一性。佛教的特征是一边向各地习俗和信仰妥协，一边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日本的神佛调和就是例证之一，即在融合多样地域特性的同时不断发展。如此多姿多彩的世界最终成为一个世界，即东亚世界。奈良大佛的原型是龙门大佛，也就是华严教的教主卢舍那佛。一即多、多即一的华严教义，可谓非常符合东亚世界帝国的情况。

如佛教所示，东亚世界没有欧洲世界或伊斯兰世界那样顽强的统一性。那么东亚诸地区、诸民族是否还是一盘散沙呢？请想一想中国文明对周边的影响，日本和新罗向唐朝派遣使节、学习政治、采取文化，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终究是一个世界。不过，诸地区、诸民族的关系没有欧洲和伊斯兰地区那么紧密。正因如此，对于东亚地区诸民族的高自立性与主体性，我们应该投以关注。

隋王朝和突厥、高句丽——世界帝国建设的失败

此处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隋唐是如何让诸民族臣服并建立起世界帝国的。北方游牧民族向来是历代中国王朝的最大敌人。这些游牧民族在建造统一国家、侵略南方农业地带时会发挥强大的能量，但由于其国是各个部落的联合体，内部集聚力脆弱得让人不可思议。隋朝建立之前，突厥已是大帝国，拥有西达伊朗国境的广大领土，但后来东西各立可汗，其下又有统领各部族的小可汗，处于内部纷争频发的状态。所以才轻易中了隋朝的离间计，突厥大帝国完全分裂成东西两部，东突厥拥立后来成为隋朝傀儡的启民可汗。因此有隋一代北方得以安定。

二代隋炀帝即位后，巡塞北，幸临启民可汗大帐。大概这一举动或许是想确认可汗的忠诚。可汗聚集起奚、室韦及其他北方民族的首领，当着隋炀帝的面亲自割除帐篷周围的杂草，以示对中国皇帝的恭顺，同时也彰显了皇帝的威慑。突厥对数十部族、民族的统治得到隋的认可，隋则通过统辖启民可汗如期获得北方的安定。启民对隋的臣服也使其确立起对诸部族、诸民族的统治地位。

启民可汗曾向隋朝介绍了一位偶然来到突厥的高句丽使者，由于二者均是戒备的对象，得知他们互有交往后，隋倍受打击。于是，隋炀帝身边出现了一位建言者：“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隋书·裴矩传》）孤竹国和箕子都是传说，自汉武帝将其置于乐浪郡治下后，其同中国域内一样受汉王朝直辖，一直持续到晋初。因为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所以建言者说尽管隋文帝征服高句丽无功而归，但不能置之不管。

隋文帝出兵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与邻国高句丽产生纷争，至于有没有上述考虑，不得而知。但朝鲜原是中国的郡县，受惠于羁縻制下不同于其他异民族的地域属性，隋朝时期的中国人对朝鲜抱有特殊的感情。后代的唐太宗一度考虑立皇族为新罗王，并驻军朝鲜。

总之，隋炀帝的中华意识尤为强烈，对于臣下的提案自无异议。他向高句丽使者表示希望高句丽王来朝，王反而畏惧不敢去。隋炀帝翌年便向高句丽国境挖掘运河。隋朝文帝、炀帝时期，开通了杭州（江南）至长安的大运河，联系起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分裂的南北两地。然而这次的运河（永济渠）与大运河主道不同，从中途开始便通到了今日的北京附近。不言自明，这是为了建设进攻高句丽的补给站点。611年运河开通后，次年隋炀帝便开始第一次高句丽远征。可见自突厥领地事件以来，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筹备工作。

此期间，隋炀帝还在突厥、高句丽以外的地区进行领土扩张，一心想提高中华帝国的国威。西部吐谷浑（青海地区的民族）和东部的高句丽一样，与突厥素有来往。隋炀帝便征伐吐谷浑，威势远及西域，由此开始接受各国的朝贡。在南方，又出兵林邑（现在的越南中部），还派遣使者去琉球催促朝贡事宜。

然而，远征高句丽失败了。隋炀帝过于执着于高句丽远征，三次讨伐后，反而让本国惨遭灭亡。一般将隋朝的灭亡归咎于隋炀帝政权的结构和其本人的性格，此处我只想提一下他过于强烈的中华意识所造成的后果。

高句丽远征征调了大军，准备过程已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开战前已出现农民起义，并且蔓延全国。魏晋南北朝后，中国领土变得更为辽阔，起义范围之广与黄巾起义不可同日而语。如前所述，义军首领中有农村的新兴阶级，可见官僚和豪族也对隋朝开始绝望，遂揭竿而起。之后，唐朝建立者李渊趁乱攻陷长安开辟了新的王朝。隋炀帝喜爱江南，当时身在江都（扬州）离宫而为部下所害。隋朝灭亡了。

唐对突厥、西域的征服和羁縻州的统治——世界帝国初期的统治形态

唐朝二代太宗、三代高宗时期，领土扩张，世界帝国形成。契机源自630年东突厥的灭亡。当时唐朝俘虏了突厥首领颉利可汗，导致突厥群龙无首。从前中国在统治异民族时，一般会保留其君主，中国皇帝和君主之间再缔结君臣关系（即册封），从而利用君主来达到统治异民族的目的。可突厥失去了接受册封的君主。于是一番商议后，在旧属突厥地区设置州县，任命突厥各级要人为州都督、刺史、县令等。此种州县区别于域内的州县，史称“羁縻州”。

唐后来打败了突厥北方的铁勒各部，在铁勒诸部族中设置羁縻州。对于东部的契丹和奚也同样如此。西突厥拥有西蒙古至东西土耳其斯坦
[1] 的辽阔地域，唐逐步削弱其势力，在高宗初期俘虏其首领后，将旧地编成羁縻州。由此，唐朝羁縻州远至西土耳其斯坦（粟特）的绿洲国家，与伊朗国境接壤。

只是，唐在征服了东土耳其斯坦的吐鲁番高昌国后，在那设置了与中国域内相同的州县，并从中央派遣官吏实行直辖统治。因为高昌自前以来就是汉人的殖民地。魏晋南北朝的乱世时期，汉人移居边境开拓边疆，在那建立了汉人政权。以汉人居住范围扩大为背景，始自唐代的由中国中央直接统治西域部分地区的转变，可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对日本大谷探险队（西本愿寺的大谷光瑞派遣的西域探险队）带回的文书研究表明，唐代在吐鲁番施行了均田制，返还、授予农民土地。现在中国吐鲁番地区的陵墓里还在不断出土汉文文书，以帮助我们了解该地区的行政和民众生活等，其解析程度目前要好于其他地区。

这样的特殊地区应另当别论，在异民族居住的广阔区域里，并不能设置中央直属的州县，所以才设置羁縻州，以至于其数量颇为可观。据当时记录，唐朝域内的州大概有328或362个，而羁縻州的总个数却达到856。

羁縻州确也是州县，但它不同于过往的册封，即朝廷任命州、县之长，意在凭借官僚制传达中央命令。可是州县里依然存有异民族社会，所以中央任命异民族社会的首领为州县之长，这沿承了中国异民族统治的原则——羁縻的传统。所以，官僚制统治能否贯彻到底，还有所疑问。于是，羁縻州处地会设立“都护府”，驻扎中国政府的官僚和军队，以便进行监视。其中主要的都护府有东突厥的单于都护府、铁勒的安北都护府、西突厥的北庭都护府、管辖西域绿洲国家的安西都护府、起初在朝鲜后移至东北的安东都护府以及地处今越南的安南都护府等。

唐朝征服东突厥之时，北亚诸民族的君主和首领纷纷向唐派遣使者，请求尊唐朝皇帝为“天可汗”。这个称号后来传到西土耳其斯坦的绿洲国家，被其中某个国家改称为“普天下皇帝”，说明他们也希望被统合到中国的“天下的世界”的版图里。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北方民族和西部诸国都积极接受唐的统治，因为他们希望由唐王朝来保障后继者的册立和统治体制，以此去控制诸民族、诸国家间的纷争以至维护和平。也就是今日所谓的安全保障体制。这也意味着粟特人商业经营的地区内能保持和平、交通顺畅。

隋朝时，突厥启民可汗在隋王朝的保障下统治着诸民族，其中有过各民族间的冲突对立被压制的情况。唐朝时，更广泛的民族间的安全保障也在唐王朝的统治下得以实现。这种状况堪比罗马帝国强权下的“罗马和平”。而通过一个强盛大国的统治来保障一定范围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正是世界帝国的重要作用。只是“罗马和平”被非难为“将诸民族之地夷为废墟的和平”，中国却通过羁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诸民族的自立。

唐朝的朝鲜政策和新罗、日本的友好交往——世界帝国的另一种形态

在东边的朝鲜半岛，自前代以来，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争夺统一大权。中国隋唐强大国家的到来，使得与其接壤的高句丽感到威胁而不得不采取对立姿态。向隋朝和突厥遣送使者便是其对策之一。此前受到高句丽压迫的百济、新罗则联合隋朝，支持对高句丽发动战争。然而随着新罗日渐强大，百济与新罗反目靠向高句丽。唐代时则又是另一番景象：被孤立的新罗向高句丽和日本求援，但以失败告终，于是又转而求助于唐。

唐最开始对朝鲜半岛的纷争避而远之，但由于无法避免与高句丽的冲突，再考虑一下前面所讲的中华思想和对朝鲜的认识，这种政策并非长久之计。于是唐答应了新罗的请求，由此形成唐—新罗阵营对峙高句丽—百济阵营的局面。高宗治世的660年，唐首先出兵百济，在新罗的协助下将其消灭。紧接着668年，唐—新罗联军消灭了高句丽。

高宗沿承前代以来的异民族统治政策，在百济、高句丽故地设置羁縻州，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期统治朝鲜。不想不久便失败了。唐—新罗共同的敌人一灭亡，新罗迅速占领了百济故地，并支持高句丽的农民起义，建立傀儡政权，开始抵抗唐朝。正当此时，蒙古高原突厥遗民起义，建立了突厥第二汗国（后突厥汗国）。在东边，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契丹也发起了叛乱。趁此时机，高句丽遗民和靺鞨人建立渤海王国。唐朝再无余力干涉朝鲜政事，实际上意味着它不得不承认新罗在半岛统一上的地位。

尽管新罗实现了半岛的统一和自身的独立，但其仍有必要获得唐朝的保障，而和唐的贸易又很兴盛，且高句丽遗民和新罗人等不断地进入唐土，所以其必须与唐建立密切的关系。当然也是因为唐有许多值得其为了国家建设而学习的地方。于是，新罗王和唐重归和平，接受了乐浪郡王、新罗王的册封以及鸡林州都督的称号。后者虽是羁縻州都督的名号，但朝鲜内部的羁縻州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称号完全只是虚名。新罗王受封之后，每年往唐派遣使节，让王子作为皇帝身侧的侍卫，还派送留学僧、留学生。据说其数量居唐朝所有朝贡国之首。

另一方面，日本自600年开始派遣隋使，以图恢复478年以来的断交。隋文帝对百济和日本等东方诸国完全不感兴趣。隋炀帝即位后，日本派使节小野妹子来隋，持来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炀帝大感不快。使节来隋是607年，正是隋朝君臣在突厥营中见到高句丽使者那年。于是隋炀帝改变主意开始往日本派使者，重开国交。日本的国书表示日本想要和中国进行对等国交，可隋使带去的国书中称日本天皇为倭王，将日本视为低一等的国家。但是又没有所谓的倭王册封，也没有缔结君臣关系。隋使是为了试探、了解日本国情，还是为了拉拢日本而态度谦恭，原因不得而知。日本则是一心想学习中国，对派遣留学僧和留学生之事尤为在意。

唐朝建立后，这些留学生回国，赞许并建议学习唐的律法和制度。630年，日本开始派遣以传入唐朝文化制度成果为目的的遣唐使。从早期交往上说，日本无法避免卷入朝鲜半岛的诸国纷争。特别是古时以来关系紧密的百济灭亡时，日本还曾出兵支援百济遗民，只是663年在白村江被唐—新罗联军击败，所以日本对唐—新罗的进攻心怀戒备。而新罗在百济—高句丽灭亡后，与唐对立欲统一半岛，唐为此退守安东都护府，无力向东迈进。

由此日本虽与唐的关系暂时中断，却在此期间获得了整备中央集权式政治体制的机会。701年完成大宝律令后，日本又决定复派遣唐使。可见国家体制的整备和遣唐使间关系之密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唐和新罗已经化干戈为玉帛，这为日本抛弃孤立境遇、重开国交提供了良好的机运。或许是因为律令的制成提升了日本统治层的自信，他们认为律令制国家属于小型中国式国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更多向唐学习。但是日本与中国之间没有新罗那样的贸易和移民上的密切往来，所以日本终究没有被册封，遣唐使也只是大约20年派遣一次。日本没有被唐册封，而被视作朝贡国，对此日本心中自是了然。遂有人称日本的立场属于“不臣之朝贡国”。

虽然在这点上新罗和日本大为不同，但两国都并非为中国征服，只是出于作为周边国家的需要而努力去维持同中国的关系。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世界帝国的形成离不开这些周边国家的需要。接受了册封的新罗自不待言，日本这样的不臣之朝贡国也是构成唐朝世界帝国的组成之一。

复兴突厥、回鹘和吐蕃——世界帝国的蜕变

正当唐对新罗的抵抗感到棘手时，蒙古高原曾经的突厥统治氏族阿史那氏乘机而起，复兴了一度灭亡了的突厥帝国（682年），史称“复兴突厥”或“突厥第二汗国”。唐的羁縻州统治继朝鲜之后，在其发源地突厥也崩溃了。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复兴突厥”成了唐的一块心病。突厥可汗希望认唐玄宗为父，并请求唐朝公主下嫁突厥。但唐玄宗仅答应结为父子关系，而拒绝了公主的下嫁。突厥的可汗和隋朝时的启民可汗一样，希望借唐的权威以君临北方诸族，唐也正因此点而犹豫是否要下嫁公主。

突厥于起源地鄂尔浑河流域竖立突厥文字写就的碑文，赞颂复兴突厥鼎盛期的可汗和大臣们的丰功伟绩。唐玄宗也赠予了汉文碑文。以唐和突厥的父子关系为滥觞，之后的五代、宋朝时期，仿照家庭关系确立的国家关系颇是盛行。这也是统御异民族的一种方法。此种关系也可说是构成世界帝国的一环，但和唐朝前期时已大为不同。

复兴突厥衰落后内部出现纷争。于是属于铁勒的回鹘（回纥）部族发生叛乱，取代突厥称霸于蒙古高原（744年）。时值玄宗末年，不久后安史之乱爆发，唐便以允许掠夺百姓、财产为条件引入回鹘军队，平定叛乱。唐王朝收复了失地，百姓却因此而遭殃。之后，唐向回鹘承诺每年赠送绢绸，且赠公主予可汗为妻也成为惯例。公主下嫁之时还有巨额陪嫁相随。回鹘虽然形式上是唐的臣下，但由于存在这层利益关系，回鹘人经常前往长安要求高额赠品，甚至胡作非为。

汉代以来，将公主或后宫女性送与北方、西方的异民族君主为妻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性的政策。唐时称之为“和蕃公主”。像对待突厥一样，唐有时并不直接给予最强大的民族，而是赠予奚、契丹以牵制左右为邻的突厥和高句丽；或是赠予吐谷浑来牵制吐蕃。而且作为公主的女性其实并非真的公主，而是皇室远亲的女儿或臣下的女儿等。但对于回鹘，唐朝抬不起头来，只能代代都以真的公主相赠，所以陪嫁数额相当可观。

吐蕃是唐周边国家中与唐产生冲突最为激烈，结果却没屈服于唐的国家。吐蕃的原音或是起自西藏之名。它于唐初建立起青藏高原的第一个国家，与唐联手消灭了吐谷浑，娶得了唐的文成公主。后来，金城公主也下嫁于此。吐蕃自称与唐是舅甥关系，却又拒绝成为唐的臣下。吐蕃时常予唐书信，要求受“敌国之礼”，即以对等国相待。而唐王朝拘泥于华夷之别，对此不予认可，导致两国边境战乱不断。杜甫的《兵车行》就描述了这种状况：“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战乱之隙也时有和平。此时便会结成“盟”或“誓”，也就是事实上的对等国间的盟约。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了甘肃走廊至长安以西一带，由于进逼都城，于是强迫唐朝承诺赠送绢匹的约定。同时，结成建中会盟（783年）和长庆会盟（821～822年）。就在建中会盟结成前夜，唐还念念不忘中华意识，发诏书：“所贡献物，并领讫；今赐外甥少信物，至领取。”吐蕃抗议：“我大蕃与唐舅甥国耳，何得以臣礼见处？”据说其叫唐将“贡献”改为“进”，将“赐”改为“寄”。在当时没有哪个国敢对大唐如此声色俱厉、态度坚决。长庆会盟的内容至今还记录在拉萨的《唐蕃会盟碑》中，里面明确记载了两国的疆域划分，以及相互承认主权的事项。

唐朝后半期，一度强大的回鹘和吐蕃还是先于唐朝灭亡。因为这些国家内部的部族组织仍很顽强，易生分裂是其弱点。唐灭亡后的北方民族辽、金等则不同，成功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施压中国以至征服了中国的一部分。

外国商人的贸易活动——从起源到唐代

在此之前，本书主要讲述了涵括在隋唐世界帝国内的诸民族国家的兴亡及其与中国的关系。随着世界帝国的形成，该领域内畅达的交通使周边的诸民族大量流入中国。到达中国的个人有前述遣隋使、遣唐使以及作为随附人员的留学僧、留学生，他们是国家之间进行交涉的中坚力量。另外，唐朝官吏以及军人中也有异民族出身者，尤其是守护边境的异民族佣兵已有相当数量。他们也是大唐对外活动的中坚人物。

除国家层面的中坚力量外，还有不少商人为了与中国及中国边境地区进行贸易而来。他们往来于大唐帝国广阔的疆土上，活跃于中国国内的商业或国际贸易领域，成为此期间的一大特征。当然以往国家之间的交流中也多少有此种贸易的意味。中国的鸿胪寺负责调查诸国使者带来的贡品价格，以决定相应的回礼。回礼在此处叫作“回赐”。这虽然不是经济上的价值交换，但好像也存在一定的比率。

一般而言商业源于赠予和还礼。据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讲，这种交换形式存在于美洲印第安人和南太平洋的居民间直到最近。古印度和古罗马、日耳曼社会里可能也有过同样的情况，据说现在的欧洲还存有这些遗风。近年德国史研究者阿部谨也强调，欧洲在进入商业发达前的中世中期时亦有同样的习惯。无须赘言，现在的日本仍然保有这种赠答习惯。如此看来，贡品和回赐的关系显然具有早期商业性质。

除朝贡引起的物资交流外，古代并非没有贸易行为。自汉代以来，中国就准许与周边民族进行边境交易，每隔一段时间在国境处开放市场，称作“关市”“互市”等。但是对此有严格的限制，关市的开放一年只有一次或数次。到了唐代，市场四周被墙壁和濠围上，设有守卫，首先由官役和异民族商定价格，政府购买完必要物资后才允许百姓在官役的现场监督下进行交易。交易中有禁制品，如汉时的兵器、金器、铁器、牝类家畜等；唐代时兵器、各种绢织物、丝棉、绢丝、麻布、珍珠、金银铁、牦牛的尾巴等被禁止卖给外国人。而且，彼此不能越过关市进入对方的领地进行交易。

但是尽管有这样的规定，早已有外国人移居中国境内，其中最早的是南北朝时期的粟特人。为了管理粟特人，北齐、隋时有设置萨甫、萨保，唐朝设置了萨宝的官职且任命粟特人担当。唐朝时期，这个官职被认为是用来取缔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及后来的麾尼教的。萨宝原是粟特语的音译，意为商队率领者，所以一般认为受萨宝管理的粟特人大部分是以商人身份来到中国的。

唐初，西域南道东出口的鄯善（隋代的楼兰）、西域北道东出口的伊吾（今哈密）均有粟特人的殖民地。他们从西土耳其斯坦的家乡来到东土耳其斯坦，以此为根据与中国、突厥进行交易。此地在被编入唐土后，想必往来中国的粟特人会变得更多。他们不仅居住在唐朝在东土耳其斯坦所设的州县里，连长安和中国各州县都有粟特人落户。他们可能已被授予中国籍，遂按照本国人对待，被允许在域内交易。基于中国商业的统制，中国域内外是不能自由地互通往来。但实际上粟特人和故乡间一直有着来往。

北方的突厥领地内也有粟特人的殖民地。游牧民渴望得到与其接邻的农业地区的丰富物资，所以鼓励商业、保护商人。玄宗末期掀起叛乱的安禄山的父亲即是粟特人，其与突厥本地的土耳其女性结婚，生下了他。因突厥内乱，一家人避难到了中国北方。安禄山侍奉节度使，最初从事的是与北方民族互市时的牙郎等中介、翻译工作。不久成为武将，被玄宗器重，最终发展到可与权臣争夺势力的地位。同样的，回鹘领地内也有粟特人的殖民地。回鹘从唐获取了大量的绢，正可以满足粟特商人的需求，然后通过他们再流通到西方世界。

唐中期以前，远在故乡的老粟特人被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的势力席卷。随之，中国域内的粟特人活动也变得黯淡起来。相反的是，从南面海上进入中国南方广州、泉州（福建）、扬州（江苏）等港口的穆斯林商人开始活跃。这些人中应该包括阿拉伯人、伊朗人、土耳其人等。他们在广州等地的开放港口中建造居留地，史称“蕃坊”，也建造清真寺做礼拜，生活上遵守伊斯兰教的律法与习惯。中国政府之所以允许这样的自治，是因为想按照中国对异民族政策的羁縻传统，尽量维持异民族的习俗，遵照异民族的法律来统治。

中国把来航的穆斯林商人的贸易船称为市舶、互市舶等。这些也都承继互市的传统，仍旧在政府的统制下进行交易。市舶一入港，立刻缴纳港税。税额依载货量、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决定。而且，同时还要买下政府规定好的垄断商品。其中就有产自印度、东南亚的香料。香料经由中国又被带到日本，用于佛教寺院，受平安贵族所喜爱。同时也会买下政府、宫廷的必需品，有时市舶还要献纳物品，即某种意义上所谓的贿赂。所有这些都结束后，才允许民间交易。虽说继承了互市的传统，但交易量的大增使政府也鼓励交易。这些事务在唐代都由地方节度使负责，偶尔也会任命市舶使，但直到宋代以后朝廷才常置市舶司。

和穆斯林商人一样定居中国从事商业的还有新罗人。新罗人的商船早在7世纪时期就越过黄海抵达对岸的山东半岛的港口。随之，新罗人在山东、江苏北部一带建起定居点，和蕃坊一样可以自治，都市里也建有“新罗坊”。

蕃坊、新罗坊的“坊”，原用作都市区划的定名。唐朝都城长安里有坊110个左右，均有命名，如西市附近的醴泉坊、布政坊、普宁坊等地有波斯胡寺、胡祆祠（拜火教寺院）等，义宁坊里有大秦寺（属于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布政坊的胡祆祠里还设有萨宝，可想而知这附近聚居着粟特人。新罗坊位于江苏楚州等地，山东的新罗人扩散到农村地区，其管理机关在登州文登县青宁乡。此地是山东新罗人聚集最多的地方。敦煌的从化乡粟特人也很多，吐鲁番则有崇化乡。这些都是以乡作为居住单位。不管是坊还是乡，都是中国的行政区划，居住在此的外国人群体某种程度上可以进行自治。关于蕃坊，容后再述。

唐朝后半期，新罗海盗商人将掠来的新罗贫民卖给中国人为奴渐次增多，成为唐和新罗两国关注的问题。不久，唐节度使治下的张保皋（张宝高）回国，在朝鲜南部的莞岛建立据点，赶走海盗，独占了中国、朝鲜、日本之间的东部海域的贸易。此时期居住在中国的新罗人也在张保皋的统治下开展活动。9世纪中期张保皋被暗杀后，新罗也陷于衰退进入乱世，尽管还有海盗出没海上，但新罗商人的活动逐渐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商人称霸海上。

中国商人的海外进发

前已述及，原本中国人赴海外经商是被禁止的。9世纪后，中国商船依凭证可以前往海外。而当时进入中国港口的船舶大概也变得需要凭证，所以榎木淳一认为，8世纪后半叶到9世纪期间，唐朝调整了对外方针。

中国商船活跃在东至日本、西达波斯湾的广大海域。据宋代记录，中国商船比穆斯林商人的船更大，且装有指南针，这是罗盘针用于航海的最早记录。唐末以后，前往日本、朝鲜的中国商船多从宁波出发，在日本很多中国商人暂住在大宰府外港的博多。伴随着穆斯林商人的来港和中国商人的海外进发，形成了一个东启日本、西抵非洲东海岸，甚至连接有部分地中海在内的贸易圈。

活跃在东部海域的商人中，有渤海商人。渤海自7世纪末建国以至唐末，朝贡于唐，和新罗、日本一样吸收中国文化，被誉为“海东之盛国”。8世纪起，其派遣使节的频率甚至超过日本。虽然最初的意图主要在于牵制新罗，后来贸易成了主要目的。渤海商船越过日本海去到日本，又活跃在中国近海，可见中国东部的黄海、东海以及日本海也形成了一个贸易圈。

那么，如将各国商人的活动仅看作唐朝世界帝国的一道风景，显然不妥。因为就像中国商人在唐朝后半期开始的海外活动一样，这是改变唐帝国性质的关键点。从唐帝国早先对异民族政策来讲，中国和异民族的关系原则上是册封、羁縻州、朝贡等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唐朝后半期这种关系逐渐瓦解，唐帝国灭亡后，国家关系也逐渐变质。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开始了商人牵头的民间人士之间的国际交流。唐朝后半期兴盛的通商活动，给下一个时代带来了新的气息。

佛教僧侣的航海

最后稍微介绍一下来唐的佛教僧侣。毋庸多言，跟随朝贡使、遣唐使入唐的留学僧数量众多，除此以外，孤身赴唐的人也不少，如新罗僧人义湘和元晓。7世纪，他们乘新罗商船登陆山东登州。义湘在在唐新罗人的照料下游学长安，最后自己找寻商船回国。

有一个传说，说义湘所寄居的新罗人家的姑娘善妙倾慕义湘，为了祈祷义湘回国时一帆风顺，投身大海，化身为龙守护船只。日本京都栂尾高山寺明惠上人对义湘、元晓钦佩有加，请人把这个故事写进《华严缘起绘卷》（《华严宗祖师绘传》），留传至今。

朝鲜三国的僧众有唐以前便到过中国，唐建立后如义湘般独自前来的开始增多。日僧圆仁（慈觉大师）日记记载，山东半岛东端的登州赤山村法华院里，有30人左右的新罗僧，他们向在唐新罗人传播佛法。来唐的新罗僧中，还有远涉印度的。唐朝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有七名新罗僧和一名高句丽僧的传记，其中不少客死印度。盛唐时期，新罗僧慧超跋山涉水去到印度，巡游各地归来，著有游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此书堪与唐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媲美。

日本遣唐使时代的入唐僧，智通、智达等是7世纪乘新罗国船渡海而来。但其中大部还是随遣唐使一道入唐的。智通等也是奉天皇之命入唐，还算不上是越洋来唐的民间人士。新罗方面，新罗船和新罗人的往来历史已久，而在日本只有被选拔的精英才有这样的机会，如最澄、空海最负盛名。

不过日本在停止派遣遣唐使后，也出现了孤身越洋前往中国的僧侣。最后一批遣唐使回到日本是在839年，很多留学生被留在了唐土。当时搭乘遣唐使船回国的圆仁，中途下船去了赤山法华院。又和当地官府交涉拿到通行凭证，遍访五台山、长安等地寺院，如此大约10年后才最终回国。圆仁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不仅详细记录了佛教团体、寺院、僧侣的状态，还记述了其同旅居唐土的新罗人、中国人以及官府的交往，日本的年度大事以及日常生活等，成为他人书目无法效仿的珍贵记录。

与圆仁同时航海的僧侣中，还有同仁圆载。他因为获得了留学生（僧）的资格，顺利进入了一心向往的目的地——天台山，但他并没有专心于佛教修行。留学生（僧）当中有因文化冲突而被迫回国的，但圆载却被中国文明深深吸引。于是他向朝廷申请延长留学时间，并成功获得许可。直到唐末，考虑到年事已高，唐朝又日薄西山，他才决定回国，不幸遭遇海难命丧东海。虽然圆载之后访唐而来的后辈圆珍（智证大师）在书中说圆载不学佛教、手染黑钱、满是恶评，但圆载颇有文才，广交文友，他在决心回国之际，中国当时铮铮的诗人们都咏诗为其饯行。

圆珍是停派遣唐使后渡唐僧侣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他也著有日记，但仅有一部分保存了下来。只是他只顾学习，是否拥有圆仁般的广阔视野，值得怀疑。但他带回来的书籍、文书至今还大量保存在所开设的三井寺里。其中当然经书类较多，也有唐朝时期的通关文牒、身份证明等珍贵资料。最近，在吐鲁番也发现了同类文书，由此可以进行比对。因此，之前三井寺的资料确是稀有难得。

刚刚提过圆载申请延长留学时间，这其实是为了让弟子乘新罗船只回国。遣唐使停派后，新罗船和唐船频繁来往于日中间，所以相当多的僧侣可以利用新罗船来唐。朝廷给圆仁和圆载的留学费用（也可能只是留学费用的一部分）也由这些僧侣带来。大量僧侣之所以能够来唐，除朝廷和藤原氏的赞助外，也有比睿山、高野山等宗教团体在背后支持。平安朝末期、12世纪初，日本商船变得可以海出外国，这其中也有寺院的推动。

渡唐僧人当然以求道为目的，朝廷和宗教团体通过他们获得中国方面的信息。圆仁的日记或许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信息传达者的职能。菅原道真时正式停止了遣唐活动，该决定是根据在唐僧人中瓘提供的信息而作出的（894年）。

中瓘的书信里似是记有同温州刺史朱褒的来往。中瓘逗留中国期间，可能受到了这名地方官员的保护。身处浙江沿海地区的官员想必是希望和日本进行贸易。唐代后半期的藩镇为了获取财源对商人提供保护。圆珍交往过的住在博多的中国商人中，有些人就在藩镇担任要职。圆珍通过和这些商人交流，获得了渡唐的种种便利。

到过中国的日本僧人中几乎没有去往印度的。因政变被废黜皇太子位的平城天皇的儿子高丘亲王（释真如）一行是个例外。865年前后，他们从长安出发到达广州，再从海路向印度进发，后据传于罗越国（大概位于马来半岛南端一带）迁化。这个消息在十几年后由中瓘呈报回日本。

除了上述从新罗、日本来到唐土的僧侣，同时还有向东传道的中国僧人。其中最为家喻户晓的是扬州名僧鉴真。鉴真应日本留学僧邀请决定去日本，可时值盛唐，朝廷并不允许僧人出海；加之海盗猖獗，官府亦对此严加打击。鉴真于是想办法偷渡出国，因此被告发而受审讯。旅途中船遇海难，漂泊到了海南岛，如此种种苦难致其失明。但他仍不放弃，在经历了11年的漫长岁月和五次越洋失败后，终于在754年抵达日本奈良，传授戒律。此番经过记录在基于同行弟子资料编就的《唐大和上东征传》里。鉴真在日本创建唐招提寺一事，更无需附言。

刚才讲到，唐代以后挑起东亚各地交流大梁的是民间商人，与此同时，身为知识分子的僧侣的作用也不可小视。特别是对于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和信息传递很长一段时间完全由僧侣承担。到了宋元时期，民间船只的往来变得自由通畅，来往于日中两国间的有名或无名的僧侣更是多到无以计数。于这点而言，仅对遣唐使时期作过高评价是不妥的。

[1] 指亚洲中部以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为中心的横跨东西两方的地区。其中，西土耳其斯坦指中亚五国，东土耳其斯坦归属于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0 唐宋间的变革和宋代社会

唐宋变革

由前可知，从唐朝中期（8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社会逐渐发生变化。唐朝灭亡后，经五代过渡到宋朝建立时（960年前后），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对于这时期的变化，早先有经济史学者加藤繁、政治史学者内藤湖南的研究，后来又有很多学者为研究添砖加瓦。近来，学界普遍将这个变化称为“唐宋变革”，但对于不少问题的意见仍不统一，譬如，此变革期在中国史上的性质和地位该如何确定，是把它看作古代向中世的转型，还是中世向近世的转型，抑或是看作一个将中世或封建社会分成前后两部分的分割点。关于时代划分的问题会在下章讲述，在这里本书想先从变化的具体情况谈起。

虽然下一章将会言及，但这里还是想补充的是，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从唐到宋过渡期的巨大变化后，又经历了一次从明向清的变化过渡。一般而言，明清更迭之际的变化造就了和近代中国直接相连的旧中国社会。一般所谓的中国“传统社会”也形成于此期间。这点是确凿无误的，只是明清时期的变化是在宋代形成的社会基础上发生的。我们如果展望一下宋代的社会环境，便可一定程度上预测出明代的景况。而且，还有人认为尽管明清过渡阶段经济、社会还在发展，但国家制度上并无甚变化。那么宏观来看，唐宋变革的结果是出现了直连近代的社会，这样的理解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在下面的叙述中会不时地提及明代，请读者敬请谅解。

发展农业生产力和开展土地经营

首先，唐宋变革的基础之一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古时，中国人的主食是粟（粟之外，还有稗、稷等，稷是否今日所言之高粱尚存争议），后来才有纷纷种植麦特别是小麦的情况出现。唐代，今日华北的主食——面食流行起来。也就是说，人们开始以小麦粉为原料制作现今所说的面、馒头、烧饼等食物。当时人们给面粉类食物命名时，经常使用饼这个字。中文的饼不同于年糕，有蒸的、煮的、烤的和油炸的，形状也多种多样，总之好像是面粉类食物的总称。那时的胡饼，大概类似于现在的烧饼，呈扁平状、圆形，从名称来看可能受到西亚烤饼的影响（日本的煎饼也是胡饼形状，但原料是大米粉）。

小麦和古来就有的粟被轮番种植，后又与能保持土地生产力的豆类组合，于是就出现了两年三毛作。有人说两年三毛作早在汉代和战国等古远时期就出现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唐代才普及。唐代前半期的租庸调是在粟、稻丰收后征收的；但唐代后半期启用两税法，变成夏、秋征收两次。夏指农历六月前，刚好是麦子收割季节。这意味着麦子的收成很好。

南方水稻的发展也值得关注。水稻种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初见规模，唐代得到较大发展，到宋代已经普及了两季稻和稻麦二毛作。当时耐旱早稻占城（占婆，越南中部曾有过的王国）米的传入和种植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唐代中期，江南的米和纺织物等通过大运河运到了北方，北宋以后华北的政治中心开始依存于江南的大量谷物，大运河成为中国经济的大动脉。五代、北宋时连国都都定在运河旁边的开封，于是有了“苏湖熟，天下足”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江南稻作已开始左右天下的景气。

加藤繁之后的研究一般认为，唐代中期均田制开始瓦解，庄园增多。且庄园由佃户耕作，佃户向庄园地主缴纳田租。可是，对于佃户的地位，以宫崎市定为首的研究者认为他们是独立性的，且自由性很高，而以周藤吉之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佃户从地主那里不仅借耕地，连房子、耕牛、种子、食料都借，隶属性很强。可能在宋代，两种情况兼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前者多过后者。至明代，佃户地位有所提高，永久佃耕权和一田两主制（把一份土地分成田面和田底，从两方面都获取收益，分别进行买卖的土地制度）发展起来，佃户的抗租运动也蓬勃发展。正如周藤反复指出的，其萌芽在南宋时已见端倪。

庄园的土地一般为大地主所有，从庄园地主的角度来看，佃户的类型有两种：寄生于田租收入的和关心庄园经营的。关心庄园经营的佃户，住宅周边拥有少量土地，除奴隶和雇人外，还能动员、使役隶属性较强的佃户。由此可见规模较小的中层土地所有者可以使用家族劳动力、奴隶和雇人。这种使用隶属性较强的劳动力的经营方式一直持续到明初。

小农的自立性和民众自卫组织

近年，有学者将宋代以后的中国视为和日本、朝鲜一样的小农社会。这种说法认为地主所具土地上的佃户自立性很强，堪比自耕农，但地主经营已有前述，该学说在这点上还需稍作修正。这种学说还考虑到与现代东亚资本主义化倾向的连续性。在下章本书还会涉及旧中国的佃农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关系，不过此处让人不解的是佃农到底能有多少积蓄。想必这个过程定是坎坷不平的。如果说到与现代的关系，则必须思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需要实行土地改革。

当然，小农人数众多是中国历代的共通特性。古代的小农生活在村落共同体规制的管理下。起初共同体规制多由豪族控制，北朝、隋唐实施均田制后，始由国家掌管，由此小农受到了国家的保护。基于此，随着唐朝后半期均田制的瓦解，小农脱离了国家的制约，参与商品经济，获得了更高的独立性。但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很安定。

无须多言，民众是无法孤立地生存下去。于是在唐代中期以后，民众开始自发结成内部团体。例如，对于农业十分重要的水利设施在均田制时代虽由国家维持，随着国家机能的衰退，民众发起自组织进行修缮与维护。这些团体一般称作“社”。社为了团体成员的利益而展开活动，葬礼上的互帮互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他们通过在土地神祭祀、寺院活动的时候开办宴会来加强团结。同样的团体在商人之间有“行”，手工业者之间有“作”等。

总之，这种民间自卫、自治团体的形成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色。虽说这些团体也有受权势者领导，和政府有关系的，但可以说这也是一定程度上民众自立性的见证。

商业的发展和货币经济

中国自战国时期以来商业发达，汉代的农民被要求用货币（铜钱）缴纳人头税。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下，国家财政规模庞大，运营中确实需要货币，但农民能否缴纳货币也是个问题。农民为了获取货币，只能依靠出售农产品或者借钱，所以小农们在地主和商人面前抬不起头，必须借后者之手方能把谷物流转入市场。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变强，唐代前半期的租庸调在农民家庭自给自足的经济前提下，征收粟、绢、麻。此时期，绢、麻等纺织品发挥了政府筹措物资时的货币功能。

伴随唐代生产力的发展，各地出现了特产。例如，茶叶由商人运到了全国各地，由此在家喝茶的习惯普及开来。茶叶还起到搭建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因此，陆羽在唐代中期写了《茶经》，介绍了茶叶产地、制作工序、冲泡方法、饮法、茶器等知识。

《茶经》里介绍了用作茶碗的唐代陶瓷。陶瓷是中国的重要工艺品。唐代前半期流行华丽的唐三彩，中期后盛行素雅风格的瓷器，但陆羽认为南方越州（浙江）的陶瓷是最上乘的。宋代，北方有定州、邢州、磁州（河北）、汝州（河南）、耀州（陕西），南方有龙泉（浙江）、建瓯（福建）等地制造青瓷、白瓷、天目
[1] 等，且远输高丽、日本，备受尊重。元、明以后，制作工艺中加入了青花、赤绘等技法，产地几乎都集中在景德镇。明末以后，这些陶瓷被介绍到欧洲，成为今日欧洲陶瓷的母胎。

唐代后半期，朝廷顺应商业的发展，把预估将会带来巨额利益的盐纳为官方的专卖品，以获取更多的货币。对茶叶也课以高税，甚至尝试过把茶叶也作为专卖品。于是，所指定的盐贩和茶贩拥有了强大势力。另一方面，贫民苦于高额盐价，商人即便以低于专卖的价格出售，仍有利润可图，所以私盐买卖盛行。私盐商人对抗官府的取缔，甚至武装自己横行霸道。逃税的黑市茶叶买卖也很流行，据说武装起来的茶叶商人在长江流域的富庶城镇里无法无天。后来给唐朝带来致命打击的黄巢之乱（875～884年）正是由黑市茶商所发起。

根据民众资产课税的两税法开始于唐朝后半期，它取代基于均田制的定额、均等的租庸调，顺应了均田制瓦解后的阶层分化。但为了获取货币，官方也要求用货币缴纳两税的一部分。唐代，村落附近有开设的小市场，称作“草市”，人们在这里进行农产品的集散和日用品的买卖等，有的村落里还开有酒肆，所以铜钱才会流通。但让农民一概出钱还为时过早，于是两税的货币部分逐渐被生产物所替代。宋代，两税变成了恰似课税生产物的地租。

总之，国都和地方州县官僚机关臃肿，唐代后半期政府还必须供养在边境防卫或镇压叛乱的佣兵。以此为目的的物资筹措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更快发展。尽管民间具有商业发展的基础，但也不能否认集权国家的财政政策对其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宋以后的国家被称为“财政国家”不无道理。如前所述，早先的秦汉时期，财政对集权国家的运营意义重大，按照这种说法，唐之前的国家可谓是依靠军事的力量维持下来。宋代以后当然也拥有军事力量，但唐朝前后军事力量的性质并不相同。前代的军事力量依托征兵制，国家建立在征发民众肉体的基础上，而宋以后的军事力量则来自佣兵，并依靠国家的财政运用得以维持。唐以前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征发民众，如均田制所示，国家不仅干涉民众的生活，而且还确立了保护体制。随着体制的崩溃，民众看起来获得了解放，却又一次遭受经济上的无情打击。所以位于经济社会之上的正是所言的财政国家。

如前面所谓盐的专卖，为政府谋利的是大商人，在大商人间的交易中不仅有用于日用品买卖的铜钱，还会牵涉金银，唐末甚至出现了票据，宋以后开始发行纸币。元朝时强制流通的只有纸币，因为朝廷欲吸收民间的金银用于与西方世界和海外的贸易。不过，如果不是中国内部发达的商品经济，官方也无法做出如此强制性的举措。关于元朝的货币和贸易政策，容别章再述。

都市的变化和发展

商业发展的同时促进了都市的体制变化和发展。中国古代的都市可说是政治中心型的。商业发展后，国家在都市中建立了各种制度。县城以上的都市里设“市”，规定商业经营于此在某一时段内进行。这种形式从春秋一直持续到唐中期。“市”内的商人被授予特殊户籍——市籍，身份非同一般。

人们常常强调唐朝长安的繁荣昌盛，但它其实不同于今日的都市。长安是依照大规模的计划建立的，通往城门的大道宽100～155米，其余道路也有39～68米，面向大道的民居外围建有墙壁，但并不朝着道路方向开门。白天人们出行自由，夜晚则有宵禁限制，只有士兵巡视的街道一片冷清。李白有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秋月皎洁，笼罩长安的屋檐。街上人迹全无，只从洗衣声中闻得些许平民生活的气息。多亏了这些庶民家庭出身的士兵守卫边疆，方才保证了长安城的静谧与和平。瑟瑟秋风中，诗人想起了在家苦等夫婿归来的女子。（无论是前章杜甫的诗还是此篇李白的诗，都分别表达了诗人对处于战争和和平年代中国家底层民众的关心与怜悯。）

唐朝时期商业复苏，到了北宋市制完全崩溃。商店遍布城内各个角落，造就了如同今日一般的都市。经营也不再有时间限制，长江和大运河汇合的扬州等地成了唐末中国数一数二的繁华大都市，号称“不夜城”。

虽然古代都市的“市”规约严格，但商店鳞次栉比的杂乱之地也正是民众生息的地方。市制崩溃后的宋代都市，不仅有着往常的政治中心属性，也是商业都市，还是莺歌燕舞的欢乐巷陌。临街而开的酒楼不计其数，尤其还有叫作“瓦子”的娱乐街（据说北宋开封有瓦子八处），那里不仅有酒楼，还有演艺场所，上演各种剧曲、说唱、戏法、马戏等。路边艺人、占卜道士、饮食店等也摆开铺子。

瓦子的演艺发展出了白话文学。元代以后，诞生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著名小说，《西厢记》《琵琶记》等戏曲大作。在此之前的唐代，寺院面向大众说经之时就用平白的话语讲述图绘故事，这种做法显然被游艺人借用。但当时的受众面很有限，直到宋代都市繁荣以后，才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

宋代都市的繁荣景况从北宋张择端描绘都城开封的《清明上河图》、记录开封景致的《东京梦华录》以及模仿此书记录杭州的各类书籍中可见一斑。《清明上河图》描绘的虽是清明节（农历三月）百姓行乐的景象，其中展现出来的百姓风俗、商业活动，杂沓纷繁的样子让人瞠目。同样题材的画后世人也反复画过，各有不同。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的《清明上河图》（日本大仓集古馆藏）表现了明代苏州的繁荣景象。不论如何，这些画都足见都市的繁荣。

都市的商人组建同行组织寻求团结，相当于欧洲的商会，中国一般称为“行”（后来“行”成为个别商店的名称，如“某某洋行”，日本的“银行”等词也有相似遗韵）。同样手工业者中也有称为“作”的组织。明清时代，行开始拥有会馆（或公所），这些都显示了中国社会的特色，多数情况下由同乡人士建设。他们多通过佛教或道教团结一致，有着各种各样的固有的守护神。这一点和欧洲的商会相同。

商业不仅在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市、在很多小都市里也得到发展。这些小都市在此之前是被称作镇、市等的地方，所谓镇，起源于唐代后半期藩镇军队的驻地。那时开始，商业昌盛，于是藩镇在商业中心地带驻扎军队，向商人课税。市的名称则起于定期集市的举办。

更为小型的交易场所则有前面讲到的“草市”（有些地方也叫市集、虚市、店等）。它定期进行，集散了周边农村的物资。镇和市位于若干草市的中心，可想而知，由此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市场网络。镇沿承了藩镇时代的制度，宋代时期还负责农村地区的税收，因为它设在农村市场圈的中心。此外，定期集市也会在大都市的寺院或庙前举办。

君主独裁政治的确立

最早释明唐宋变革政治方面的是内藤湖南。内藤认为，唐代以前君主权力受贵族的制约，而唐末、五代时期贵族没落，权力集中于君主，宋代则形成了“君主独裁政治”。内藤否定了唐以前的专制政治，他说宋以后形成了欧洲那样的专制政治，我认为此点值得商榷。

内藤强调，君主权力独裁化的同时，兴起了相对于贵族来说的平民。这是内藤的重要论点。他论道：“大体而言，所谓历史，从某方面来说，就是对下层人民逐渐向上发展的记录。”（见《关于应仁之乱》全集第9卷130页）他甚至认为1912年的辛亥革命废除君主建立共和制后，也是由宋以来的平民肩负起近代中国的重任。实际上，正是由于平民势力的兴起才导致贵族势力凋落，君主权力得以强化。

有关“平民”问题，稍后再谈，现在想从制度方面讲一讲君主权力集中的初始过程。第一阶段，隋进行了改革。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官僚机关的长官可自由任命属吏。君主能够直辖的只有正、副长官等寥寥数人，长官和属吏之间遂形成了私人关系网。而且，如果是地方官府，属吏和地方有势者的关系也很密切。因此，所谓秦始皇以来的中央集权政治是打折的，实际上分权的性质仍然很强。隋朝改变了这种特征，中央开始直接任命属吏等下层官僚。

隋还始创了科举考试。在此之前是通过九品官人法来选拔候补官僚。该制度下，地方权势者负责举荐，因参照了父祖辈的官位，实际上是贵族的选举。同时，该选举的施行使地方权势者成为官僚，离开家乡，逐渐寄生到中央官僚体制中。所以隋统一后，君主权的强化措施方得以实行。所以，科举仅是选择官吏的候补者，在官吏的实际任命中，出身较好者仍会占据有利地位。唐代，科举及第者只构成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官僚子孙可以袭承官位，所以这仍是一个保证贵族家庭延续的制度。

唐代官僚体制的顶峰在三省六部。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奉皇帝之命起草诏书，门下省对此进行审议，尚书省执行。所以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担政务。从贵族制的角度看，重要的在于门下省可以审查诏书、提出异议。这意味着前朝以来的贵族能够制约皇帝独裁的贵族政治仍在继续。

宰相作为三省首脑本该执掌国政，但由于唐太宗在武德朝皇太子时期任过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此职便不再任命他人；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和门下省长官侍中则相当于正宰相的地位。由于他们身居高位，所以实际上居于下位的人被任命为宰相，称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为“同平章事”。三品是中书令、侍中的品秩，同中书门下三品和中书令与侍中同级，平章意味着公正明理。

宰相们聚集一处商议国政的地方叫作政事堂。政事堂最先置于门下省，唐朝中期移到中书省。这意味着皇帝处于贵族之上，相当于皇帝秘书的中书省变得重要起来。宋代确立了皇帝独裁后，中书省成为国政的中心机关，同平章事成为宰相的别名。宋代，宰相地位也不断遭受台谏（指御史台官员和谏官）的批判，下面的枢密院、三司及其他机构也分别向皇帝上奏。由此皇帝深谙政情，宰相再难独断。

宋代，与中书省地位相当的还有枢密院，枢密使掌握军权，偶尔也干涉政务。唐代后半期，枢密院中宦官势力增强，虽是设于宫廷内部，但此时中央政府的兵力已由他们掌控。武人政治的五代时期，枢密院曾是最高级别的国务机关，宋代实行文治，枢密院作为军事机关留存下来。唐代军事由宰相之下的兵部执掌，宋代时枢密院同中书省的宰相地位相当，直属于皇帝。

此时直属皇帝的还有三司使。三司统合了盐铁、度支、户部等财政三部。盐铁出自掌管唐代后半期的专卖及运河漕运的盐铁转运使；度支原属于唐代掌管财政的户部，唐代后半期成为分掌盐铁使和财务的独立财政机关。五代时期，和户部相列设立三司以统合财政。宋沿承了这种设置，三司使的地位突显了“财政国家”的特征。

宋代以后，即便是地方也由数位官僚分掌政务，使权限不至于集中在某一人手中，各个机构也直属皇帝。例如，宋代的地方行政中最高行政区划是“路”，在此设置转运使、安抚使、提点刑狱等，分别掌控民政、财政，军政以及司法。同样，宋在路的下级行政区划州中设立通判，使其与知事具有同等地位，以便监视。

士大夫社会的出现

内藤湖南认为君主独裁政治形成的同时，平民势力也在抬头。实际上，将新势力一律称为“平民”并不恰当。相对于以前的贵族，新势力虽说是平民的，但因为老式贵族已然消失，平民中又出现了新的统治阶级。曾经的平民开始分离为新的统治阶级和庶民。

这种新的统治阶级，史学家习惯称为“士大夫”。事实上，士大夫一词古来既有，是庶民的对立语。位于庶民之上而又拥有统治者资格的便是士大夫。汉代，士大夫必须是有儒学教养的知识分子。儒学倡导以德治国。汉代的官僚既是这层意义上的儒者又是政治家。但是魏晋南北朝的乱世时期，人们疏远政治，重视文学和艺术，老庄思想和佛教流行，把身怀多层教养作为理想追求。这样的有教养人士称作“文人”。

但是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同时也是贵族。毋宁说因出身贵族，所以得以跻身教养人士之列。当时这可能是粗鲁的庶民阶层所不能及的。唐代在任用官吏之际，重视“身、言、书、判”（见第8章），可见这是多么贵族式的任用方式。科举考试施行后，贵族势力衰退，但科举也是测试教养的。科举原有各种科目，唐代以后最为盛行的是以吟诗作赋为主的进士科。后世所谓的科举，专指进士科。

宋代，科举万能，非科举及第者不能攀就高位。宋代的科举，除诗赋外，也会涉及儒学知识和议政。所以士大夫必须读书、提高教养、做学问。所以这些文人也被称作“读书人”。他们以这种方式凭借实力步入官场，从而具有与以往贵族不同的独特教养和见识。

据说宋代真正的士大夫出现于四代仁宗时期，取其年号称为“庆历（1041～1048年）士风”。欧阳修、司马光等便活跃于这个时代，其中最为典型的士大夫范仲淹曾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后乐园的词源，如今却意为最先享乐的地方）宋代儒者张横渠（张载）宣称“为万世开太平”。他们认为既然自己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代表者，为天下万民治政义不容辞。古来士大夫的理念在此处以纯粹的形式得以体现，宋代的统治阶层被称为士大夫也就不足为怪了。

张横渠和程明道、程伊川都是宋学先驱者。后来南宋出了朱子（朱熹）。他们同时也是宋朝官僚，所提倡的宋学成为国家的教学，甚至在南宋的某一时期还遭到强烈压制。但这件事本身也说明宋学引起士大夫的共鸣而被普及。

庆历时期开始州、县广办学校，为培养科举考生即“官僚预备军”而进行教育。北宋末期学校制度衰微以后，南宋时期私塾书院复兴起来。岳麓书院（湖南）、白鹿洞书院（江西）等是典型，朱子在包括这两所书院在内的众多书院里讲学。与朱子学说相异的陆九渊（陆象山）也被请至白鹿洞书院，在故乡建有象山书院（江西），培养弟子。这些书院排斥为仕而学的功利学问，而聚集了热心探求性理的人。

因此，士大夫虽是国家官僚，但不能简单说是对独裁君主言听计从的臣下。他们拥有不同于宫廷的生活场域。此时期，已开始运用印刷术，人们可以从市场购买书籍。这使得大规模的科举施行成为可能，保证了读书人的生活，但印刷出来的又并非都是考试必需书籍。佛典也被大量印刷，特别是在蜀地刊行了《大藏经》。士大夫中也有憧憬佛教和老庄思想，珍视悠然闲暇生活的人，苏东坡便是代表之一。

书籍印刷需要纸，于是便出现了特产笔墨纸砚的地方。这些所谓的文房四宝也是士大夫生活中的必需品。书法和绘画在宋代尤为发达，连宫廷画院也杰作连连。同时非专业画家的文人画也大为流行。文人画是士大夫闲暇时的产物，在其主观性很强的画风里，表现了远离宫廷的士大夫们的自由精神。只不过不容忽视的是，士大夫能够拥有这样的自由生活乃是源于其特权地位的确立。

作为官僚的士大夫

士大夫无疑是宋代国家的官僚。宋朝兴科举考试，仅从及第者中选拔高级官员；希望通过科举广纳贤才，强化集权和独裁体制。

三代皇帝真宗作有《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取妻莫愁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愁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简言之，要勤勉读书，如是则可捧俸禄、住豪宅、乘气派马车、抱得娇妻归，所以要勤读经书。这篇文章虽是一篇以功名为诱饵鼓励学习、司空见惯的文章，但作为皇帝，只需招纳头脑聪明灵活的官僚即可。而且中国古来便有富贵乃个人读书学习的结果的思想。如前所述，在宋代虽也有觉悟性较高的士大夫，但如《劝学文》所示，以荣华富贵为目的的读书应考者也不少。

科举考试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但是那个时代能读书做学问的人，只能是那些相当于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可以说，士大夫或者说官僚几乎都是地主。而且商业的发达使其中不少人染指商业活动，导致贪腐严重。

当然，科举能否通过终究要看学力。通过科举获得的地位和以前的贵族不同，不能让子孙继承，所以一代而终的可能性也很高。为此士大夫们苦思冥想如何将地位传给下一代。范仲淹在家乡苏州买下大片土地，低价租给别人，用租金救济同族中的贫困者或是资助科举考生。人们将这片土地誉为范氏义庄。朱子提倡的家礼总结了士大夫为团结宗族所作努力的精华，鼓励建立用于祭祀祖先的祠堂、祭田、墓田。

宋代的乡村社会，官僚身份的士大夫居于最高层，志于科举考试的读书人居于中层，他们区别于士大夫一般被称为的士人，地位在庶民之上。他们中虽也有为乡里社会福利贡献力量者，但也有不少胡作非为扰乱乡里秩序的人。此时的乡里社会已大不同于前代乡老统治时期。朱子等的社仓（济贫用的谷物储藏库）和乡约（道德实践的乡人组织）便是为了恢复乡村秩序而设。

随着官僚地位的延续，士大夫的财产逐渐增多。北宋继续施行录用士大夫的政策，大地主、大商人也在增加，中产以下民众的贫困问题日渐突显。又因北宋同辽、西夏不和，经常争战，招募的佣兵体弱无能，军事费用却不断见长，国库开始告急。于是北宋中期，王安石取得神宗的信任，拟施行新法。王安石的改革是在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贷的剥削榨取中保护中佃农和商人，让拥有特权被免除徭役的官吏拿出助役钱，通过民间力量来养兵养马。改革还涉及官制，如废三司、重振三省六部等。

大地主、大商人当然反对。反对新法的旧法党中，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东坡）苏辙兄弟、程颐（程伊川）等大名鼎鼎的士大夫也榜上有名。他们大概认为新法抑制了士大夫的私利，同时也有将士大夫这一颇具独立性的群体逼入绝路的危险。另外，宋朝起自五代时期的北方政权，建朝以来的士大夫也多出身北方，而主张新法的多是来自南方的新兴官僚。故而新法遭到反对和南北对立也不无关系。

宋神宗死后，旧法党的司马光升为宰相，废止了新法的很多项目，不过后来新法党又复活了。只是宋徽宗别说改革，甚至对宰相、宦官们的苛政恶行也置之不理，只求风流快活。宋徽宗擅长绘画，喜欢江南的奇花异石，强制要求民众运搬“花石纲”的故事也非常有名。从这种生活状态也可看到堕落的士大夫生活带来的影响。所以民众起义多发，其中也包括后来成为小说《水浒传》题材的梁山泊宋江等人的起义。加之北方女真族金人入侵，宋徽宗、宋钦宗被俘虏，北宋灭亡。

《水浒传》取材于前面所说的民众起义。有人说，经过南宋至元末的乱世，方才迎来今日的明朝。如今在日本《三国演义》备受欢迎，三国的英雄们是官僚、豪族或知识分子。《水浒传》塑造的是反抗这种官僚世界的民众，他们的形象丰富且饱满。这些人自由豁达的豪情义举让读者或观戏者获有一种释放压抑情绪的快感，博得喝彩。其中“替天行道”的口号正是对统治者等同于天的思想的抗议，即宣言自己一方代表的才是正义。这种口号也被后世起义或秘密结社所继承。

只是，小说后半部分讲的是头领宋江投降，接着讨伐方腊之乱，进攻大辽国。宋江投降是事实，讨伐方腊时也确有宋江将军的参与，但宫崎市定认为此两位宋江并不是同一人。只是一般人将这二人混为一谈，作者也就顺从民意了。进攻大辽国的部分是虚构的，因为宋江死后仍有人据于梁山泊抵抗金的入侵。对于相信天和其代理人天子的民众来说，宋江事于宋朝也不足为奇，以民族抵抗对抗时而入侵的金军被认为是对宋朝效忠也是情势所致。可宋江最终还是被宋朝杀害了。民众的代表终究不为官方所容，惨遭背叛，从这点上来说，《水浒传》归根到底讲述的还是民众的故事。

南宋北部被金占领，与金时战时和，与兴起的蒙古也陷于战争。因此，朝廷持续被秦桧、韩侂胄、贾似道专政独裁。这期间，江南官僚所持有的大规模土地进一步扩大，宋便对拥有免役特权的面积进行了限制，回购部分以充当军粮。此举当然招致反对。后来蒙古入侵，征服了宋，宋朝灭亡。

朱子学的评价

韩侂胄在与金作战中败北，罢免了朱子、弹压朱子学。朱子在野，梳理总结了士大夫的思想体系，制定了行为规范（礼）。如前所述，他又于各地书院讲学，培养门生，广传所学。

朱子的老师程伊川（程颐）言：“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宣言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积累学业获得至高的人格。也就是说，所有人都被赋予平等的机会，天理内在于各人的心中，通过探求天理，便能成圣。这种思想充分体现了这个时代士大夫们的心气、意向，朱子周围就聚集了为此而学的人。守本顺一郎将这看作“个体主体性的确立”，认为它是类似于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的封建思想。而美国人类学者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却认为，这里产生了中国的“自由”传统。托马斯的思想确是封建社会的思想，但这里也萌发了近代理性的萌芽，所以说两种观点并不矛盾。

另一方面，朱子学将君臣、父子、兄弟等人伦视作天理的基础，丸山真男认为它是朱子学的“自然法”（这也可以说是托马斯式的）。一般认为，这种思想符合宋朝的君主独裁体制，所以才会被王权强化后的朝鲜李朝、日本德川幕府所学所用。由此看来，虽然朱子学一贯被认为是拥护体制的学问，可重视个人修养的学问和体制在利害关系上并不一定一致。事实上，朱子学在宋代并没有被国家公认，甚至蒙受了大规模压制。这类似于士大夫与国家若即若离的关系。朱子学所强调的君臣关系，借用岛田虔次的说法，并不如日本一样被置于绝对的地位，而是成立于道义的基础上，因此并不存在无道义的君臣关系。

所以，此时期君臣关系的强化与士大夫的生活态度息息相关。南宋于13世纪后半叶被蒙古（元）消灭，此时广州南方的小岛崖山作过垂死抵抗，宰相陆秀夫背负八岁的皇帝投海自戮，跟随着或战死或投海的皇族、臣下足有十余万。另一位宰相张世杰试图复宋，却遭遇暴风溺水而死。转战于域内的文天祥被元军俘虏，拒绝事元，落狱后作《正气歌》留于后世，最终被处死。贵族政治的时代，贵族无论王朝如何更迭都能超然，但在宋明时期却不乏这样的忠臣、遗臣。因为士大夫的信条和人生观显然不同于贵族式官僚。

[1] 天目茶碗，因浙江天目山的寺院常用而得名，是黑色或柿子色的上铁质釉茶碗的统称，呈研钵形。亦可统称茶碗。

11 中国史上的“征服王朝”

关于“征服王朝”一词

唐宋之间的巨大变动不仅仅限于中国内部。正是因为唐作为世界帝国，其统治势力波及周边，所以变动也影响了邻近的东亚各国。其中之一便是位于中国北方的亚洲内陆地区诸民族社会的变化，这当然影响到中国，以至出现辽、金、元、清，所谓“征服王朝”。

美国东洋学者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首次使用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一词。他把中国历代王朝分为汉族出身的王朝、辽等北方民族出身的王朝，并将后者称为征服王朝。除此之外，还有五胡十六国、北朝等北方民族出身的王朝，但魏特夫不把他们列为征服王朝，而称其为Infiltration Dynasties，译为潜入王朝、渗透王朝等。因为五胡诸族的王朝不同于辽等，他们离开了北方游牧地区，进入中国域内，为中国文化同化。

说到同化，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一直以来就被认作典型。第7章曾强调过，必须重视实行汉化政策的胡族方面的主体性，因为他们想要进入汉人地区施政统治，可供其选择的范围极其有限。也即为了强化中国一贯的皇帝权力，只能积极地采用中国的制度与文化。当然，北魏时期在军制方面还保留着胡族固有的特征，而到了西魏，却形变为混有汉人农民兵士的府兵制度。

对此魏特夫论述，辽以后的“征服王朝”里汉民族和北方民族的文化合为一体，也即产生了文化人类学所说的“文化变容”现象。他认为这不同于上述胡族的同化现象。但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更关注的是北朝的胡族国家和辽以后的北族国家之间的形态差异。毋宁说，日本是从这点上吸收了“征服国家”的概念。

中国的历史学家几乎不使用这个词。最近台湾出了一本书，叫《征服王朝论文集》。书中收录了翻译后的魏特夫以及日本历史学家的文章。编译者在序言中指出了中国学者不认同该定义的理由，一是华夷思想的同化论、汉化论根深蒂固，二是魏特夫是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难以被大陆学者接纳。而且在中国所说的中国史，是以当今中国的国家领土为范围。该范围内的民族，无论古今抑或民族同否，都是构成中国的要件，其历史自然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所以其编译者有言，在中国无论哪个民族当家，中国研究者会认为不过就是麻将桌换了个庄家而已。

如何看待民族史

今日之中国疆域，形成于17世纪以后的清朝。此前的疆域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民族的种类和分布情况也不同于今日。例如，渤海国位于今日中国的东北地区，在中国理所当然地将其纳入中国史，而朝鲜、韩国则认为渤海国属于高句丽族，应该纳入他们的历史。对于渤海的建国者，日本和朝鲜、韩国倾向于高句丽人，但史料方面尚有暧昧之处，中国的史学家则认为其是靺鞨人所建。即渤海便是高句丽人所建，它所统治的大多数民众也是中国东北地区古来便有的靺鞨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所以说用现在的国界线来定论属于哪国历史毫无意义。

日本的史学家可以不为这种问题而苦恼，因为日本四面环海，领土范围一清二楚。然而仔细想来，古代的大和王朝和虾夷相对立，其领土尚未到达东北地区
[1] 的北部。而且整个中世，其在北海道一直与阿依努对立，甚至兵戈相见。日本形成今日领土的时日其实不长，即便把上述范围纳入日本史来叙述（这和中国的历史观相同），也得承认以前的阿依努国家的独立性。同时，即便把冲绳人作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也不能否认中世时期琉球王国有过独立的历史。

关于中国历史，一般而言，日本的史学家承认亚洲大陆诸民族历史的独立性，考察这些民族之间的对立与交往。白鸟库吉说东洋史是南北民族抗争的历史。他并不是仅从这点来理解东洋史，而是要表明汉民族建立的国家和北方民族关系的重要性。但这种观点仍不同于把关系史作为中国史内部问题的中国史学家的看法。

实际上，日本史学家的这种观点，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中国数度遭受外族的侵略、征服，这本是研究领域的问题，近现代日本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却在该问题上把日本作为这些外族的后裔，使其侵略正当化。事实上，日中战争时期，国策研究所编辑了一本《异民族的支那统治概说》（书中的个别研究内容仍有参考价值，如探明了历史学上的某些客观事实。只是，历史学家必须考虑该研究会被如何看待，又会被怎样利用）。

在处理民族史的时候，还需注意另一个问题。以前在研究民族问题的时候，对于近代以前的历史，也总是投以近代国民国家、民族国家的观念，不仅是日本，欧美的史学家、著述者也是如此。前述中早已提过这个问题，国民国家形成于近代，不能将其与近代以前的“民族”相混淆。例如，对于匈奴是土耳其族还是蒙古族有过争议，若从现在的土耳其和蒙古民族的语言、风俗来判断，究竟会产生多少意义？但是受近代的民族主义洗礼过的历史学家想必有研究这类问题的欲望。

白鸟研究的是亚洲大陆的诸民族，他和自己所尊重的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一样，把民族作为主体来思考历史学。这种问题意识由近代的民族主义催生而来，同时还需注意的是民族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存在于一个内含这些民族的世界里。兰克肯定了欧洲作为罗马帝国的后裔统一了世界，也肯定了同样继承了罗马帝国遗产的阿拉伯人的世界。只是尚不知道白鸟是如何认知包括亚洲诸民族在内的世界的。

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含有南北诸民族的世界就是中国，但可以认为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受其影响的世界，即包括中国、朝鲜、日本、蒙古等地的东亚世界。但同时，北方诸民族又属于不同于中国的“亚洲内陆世界”（近年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央亚欧”）。亚洲内陆世界是一个包括东起中国北方兴安岭以东，西达俄罗斯、伊朗的以草原地区为中心的游牧民活动的世界。这一草原地区东、西、南三面邻接肥沃的农业区域，游牧民在其中经常进行商业往来及由侵略引起的或和平或武力形式的交涉。而中国不仅对游牧区和农耕区，对夹在两者中间的半狩猎（半游牧）半农耕的民族也产生了影响。可以说，中国史上的“征服王朝”就发生在这样的形势之下。

辽（契丹族王朝）建国的意义

唐帝国消亡的同时，北亚（即亚洲内陆世界的东部）诞生了由契丹族建立的辽国（916年）。那么在讲述辽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征服王朝之前，必须要叙述一下其在北亚地区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

为什么呢？在此之前，从匈奴到回鹘，都是部族联合式的国家，君主权力并没有绝对至上。例如，突厥虽然统一了从兴安岭到伊朗边境的大片区域，但统合国家全体的大汗之下还有东可汗和西可汗，其下又有各小可汗割据一方，经常为争夺大汗地位而发生冲突。所以隋一介入，国家就轻易分裂，大汗的家世也被更替了。与此相比，契丹族虽也始于部族联合，但逐渐强化了君主权，建立起中国式的年号，创造独有的文字，甚至取了中国式的国号“辽”。这大概意味着他们已有自觉，即其君主权已可与中央集权制的中国皇帝的权力相提并论。

契丹还有一点与之前的异民族国家不同。以前的国家都位于蒙古高原的中部，而契丹族在更向东的草原地区的东端，他们自身虽是游牧民，但与农耕区毗邻相接。辽之后的金也起于东北亚，至于势力中枢迁到东方的原因，在于9世纪中期，回鹘国家解体后，蒙古高原上没有了强大势力。

在此之前，北亚诸民族一直被蒙古高原的势力压制。提到东北亚，前面讲过高句丽因向突厥派遣使者，引发了与隋的战争。契丹族当时也从属于突厥，被突厥派过来的吐屯所监视。进入唐代，渤海趁契丹族反叛之机，建立国家。这样说来，渤海在建国之初和契丹一样也从属于突厥，受突厥吐屯监视，并要纳贡。契丹、渤海和唐建立友好关系后，与突厥断交，之后渤海和回鹘建立通商关系，契丹则开始向回鹘纳贡。

随着回鹘国家和唐帝国的相继灭亡，契丹族的国家获得了独立的机会。此时耶律阿保机确立了超越原来部族联合体的君主权。耶律阿保机以后的契丹国家虽在政治中枢也存有部族制度，因为这种制度表现为与游牧生活密切相连的社会组织，无法废止。但契丹国家的部族制并非原来的联合体，它重组了之前的部族，而且新添了周边的奚族、女真族等。

况且，契丹国家的组织构成不仅有以游牧为主的部族。如前所述，契丹族所在地和农业地区毗邻相接，这里很早以前就有汉人居住，汉代还设置了辽东郡。阿保机建国时也在“汉城”借助了汉人的力量。所以契丹国家的君主权是以该地区为据点，同汉人一起击败诸部族的。在此之前，农耕区北部兴起过渤海国。阿保机消灭渤海国后建立东丹国，任命王子为国王。阿保机（太祖）之后的辽太宗将其合并。由此，契丹开始从游牧国家转为征服国家。

辽、金国家的二重体系

如此这般，契丹国很早便开始将农耕区纳入统治范围，不仅利用汉人、渤海人，还越过长城从当时的五代王朝的领土内掠来大量人口。也有汉人躲避战乱移居到契丹国领土内。契丹国家不能用部族制度来统治这些人，所以效仿汉地，开始设置州、县。

所以在契丹国的领土范围内，并存着统治游牧民的部族制和统治农业民的州县制两种制度。官方的称呼，管理游牧民部族的是北面官，管理农业民州县的是南面官。契丹国的最高统治机关是枢密院，它也被分为北枢密院和南枢密院。尽管这种二重体系在契丹国最为显著，可多少也属于征服王朝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契丹国的辽王朝衰落后，女真族的金兴起了。女真族是位于契丹族东北方的狩猎民族。中国的东北地区在以前被分成三部：契丹国家兴起的西部草原、很早便有汉人居住的南部平原以及女真兴起的东部森林。东部的林区还连接着西伯利亚和朝鲜北部。外山军治认为这些地区分别也是将亚洲大陆一分为三的湿润的农业带、狩猎民所生活的森林带以及游牧民所生活的草原沙漠带。而田村实造则认为，征服王朝的诸制度和特征并非确立在征服、统治中国的基础上，他们在发源地时即已形成原型。他所认为的这种生态各异、诸民族共存的地域产生了征服王朝的原型，倒也是个有趣的事实。

那么，女真族中隶属于辽的是熟女真，在辽疆域外的是生女真。女真族的构成部族比契丹族还多，生女真的完颜部氏族出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1115年）。据《金史》记载，在阿骨打几代以前，完颜部就统一了女真族。阿骨打继而蚕食辽国，将领土扩展到辽东的农业地区，开始统治汉人、渤海、奚、契丹、熟女真等诸民族。

女真国的部落制度被称作猛安谋克。这并非女真固有部族制度的本来面目，而是在君主权的控制下得到了重组。谋克部由三百户组成，十谋克部成一猛安部。一谋克部出百名士兵编成一谋克军，十谋克军编成一猛安军。谋克部、猛安部的首领同时也是谋克军、猛安军的首领，首领称为谋克、猛克。也就是说，它和辽的部族制度同样，是一种既可应对平时又可应付战时的制度。据说猛安是与“千”同义的ming-kan的音译，而谋克是族长muke的音译。

金起初把汉人、渤海人等农业人口编入猛安谋克，后来逐渐变换成州县制。这种做法最初主要是为了确保兵源，后来开始依靠他们的农业生产力，并学习他们收纳租税的方法等。这一点也和辽国的二重体系雷同。

辽、西夏、金和宋的关系

契丹国首位君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东北的农业地区，之后的太宗对长城以南的中国也虎视眈眈。恰巧五代后唐王朝出现内乱，有个叫石敬瑭的人向太宗称臣认父，请求援助。太宗便出兵攻陷洛阳（后唐都城），立石敬瑭为皇帝，辅佐建立后晋王朝。石敬瑭为了回报契丹，把中国北部的“燕云十六州”（燕州即今北京，云州即山西北部的大同）割让给契丹，约定每年贡奉一定的金、帛（绢）作为岁币（938年）。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周边的诸民族向中国王朝朝贡，像这样中国王朝与异民族的君臣关系发生逆转，中国王朝反而又是献领土又是赠礼物等，史无前例。所以说，征服王朝在这个时候迈出了第一步。

而实际上，契丹从此时开始制定中国式的官制，而后又趁与后晋继承者不和一举将其消灭，占领了华北一带，从而仿照中国王朝建国号“辽”。然而，汉人反抗异民族统治，又复辟了汉人王朝后汉。辽虽然退兵至北方，但燕云十六州仍然留在其统治之下。

同时，宋几乎统一了中国，试图收回北方的领土，然而宋、辽出于情势考虑，缔结了澶渊之盟（1004年）。内容为：①国境照旧；②两国以兄弟之礼相交，宋为兄，辽为弟；③宋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作为岁币；④在两国国境开放贸易市场；等等。

除辽以外，此时期让北宋头疼的还有其西面（甘肃、宁夏一带）的西夏。西夏是藏系党项族国家，唐末黄巢之乱时援唐有功获赐李姓，其子孙李继迁被辽封为夏王。后来一度归顺于宋，李元昊时已称帝独立，定国号为夏（1038年，“西夏”则是宋对其的称呼）。后来西夏侵略到宋朝边境一带，辽也不落其后进行骚扰，宋无奈只能议和，作为岁币：①给西夏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三万斤；②另给辽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1044年）。所以宋只对西夏维持了表面上的君主地位，现实中要每年给其送礼。

金兴起后，宋甚觉万幸，提议与金联盟，夹击辽国。只是宋军软弱不敌，还是没能把燕京（今北京）夺回。倒是金军攻陷了燕京，又俘虏了一路逃跑的辽帝，灭了辽国。金将燕京等六州还予宋后，而宋却违背当初赠予金钱和贵重物品的约定。于是金包围了宋都开封，强加了苛刻的讲和条件。宋不但不履行约定，还怂恿契丹族谋反。于是金再度进攻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带到了北方金国的大本营。

金灭掉北宋之后，起初尽量避免直接统治华北，于是立山东地方官刘予为齐国皇帝，把都城从山东迁到开封，为他建起傀儡国家。另一方面，宋徽宗之子高宗于河南即位，复兴了宋室。可又被金军逼退至长江以南，定杭州（临安）为行在，即所谓南宋。（行在指皇帝行幸之时的暂时居所，这个称呼一直用于南宋，在元代也使用。马可·波罗称杭州为“Kinsai”，描写了它的繁荣昌盛，而Kinsai是行在的方言读音。）

宋相继败给辽、西夏、金，被赶到南方。南宋初期，民族意识高涨，主张抗金的呼声很高。特别是武人在辗转各地时势力也得到增强，于他们看来，在士大夫、文人主导的宋朝政局中，战争的继续无疑是让世人意识自身存在感的良好机会。可武人虽然奋力抵抗了南下的金军，但多少也有保存私兵而故意拖延战局的嫌疑。

金从连同皇帝一并被虏获至北方的士大夫中，选出秦桧让其回国劝降。秦桧蛊惑高宗，把武将们召回杭州，任命中央武官，成功地篡夺了兵权。还关押誓死抗金的岳飞，将其陷害致死。于是，宋金两国之间缔结了讲和条约：①以东西淮水—大散关一线作为两国边界；②宋对金称臣，宋君主接受金的册封；③金的皇帝的生日和新年第一天，宋必须派使节前往道贺；④宋赠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作为岁贡；⑤金把宋徽宗的灵柩及其生母韦太后送还；等等。

以淮河为分界，大概因为淮河是金宋势力的均衡之处。金国兵力较少，没有余力将兵站设于长江，而对宋来说若长江不保，则南方也岌岌可危。而且淮河以北是种植麦、粟等的旱地，以南则是种植水稻的水田。中国南北之分，淮河是最自然不过的界线。

讲和条约签订20余年后，金国海陵王独裁确立的同时，也起了吞并南宋的野心。可是这反而引起国内的不和，派往长江的兵士被宋的水军击破，海陵王自身也被部将杀害。继位的世宗与宋讲和，订立如下约定：①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②岁贡改为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减为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1165年）。

通观上述五代、宋朝时期中国与辽、西夏、金等异民族的讲和条件，双方关系经历了君臣（父子）、兄弟、臣君、侄叔的变迁。自古以来，东亚各国以上下身份来确立国际关系。汉代以来的册封是以中国皇帝为君，以周边国家君主为臣的关系。将此君臣关系转为父子等家庭关系是从唐与突厥、回鹘等的关系开始。这虽然是仿制血缘关系来强化联系，但家人间除亲缘关系外，也不免有上下关系，所以它倒也不能算作君臣等身份等级的例外。

国际关系中的身份秩序正是诸国内部间的身份秩序的反映。近代以前的国家，通过建立君臣、父子、良民和贱民（或奴隶、农奴）等各种身份关系以图维持社会秩序。近代以后，以日本为例，自四民平等的关系确立后，便诞生了诸国对等的国际法。

唐代以前的国际身份关系中，一直是中国皇帝居于各国君主之上。虽也有过五代时后唐的明宗和契丹之间的兄弟关系，但孰上孰下实很难说。后来的后晋高祖（石敬瑭）尊契丹太宗为君父。宋在澶渊之盟中，勉强维持己为兄、辽为弟的地位，对西夏则维持了形式上的君主地位，但对金却屈为臣，后来甚至甘为侄。

不管宋和各国地位关系如何，宋对各国都是处于赠礼的一方。这里体现了宋的弱势地位。赠礼的名目依关系而有岁币、岁赐、岁贡等各种说法，而实际上都是贡品。

因此，有人把宋的这种国际立场形容为“同等者中的中国”（一个美国人著作的名字），以此说明了自唐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发生的变化。然而，毋宁说只不过是中华和夷狄对换了位置，东亚世界依然没有从中华思想的咒缚中解放出来。早在汉代，公羊学就预见夷狄会转为中华。有这样的转换，不是因为民族的不同，而是因为重视德礼的有无。对于统治多民族的皇帝而言，强调民族的不同并非良策，德和礼才是重点。所以中华君主一旦失德，便会从夷狄中产生新的君主。

金的统治

金占领中国北部后，强制汉人按照北方民族的风俗穿左前边较短的衣服，命令他们削发，这和后来清朝的辫发令如出一辙。只是由于海陵王时代推进了中国化政策，在黄河以南衣装自由。反而是女真人中出现了模仿汉族风格的情况。

金最初设置刘予齐国，作为对宋的缓冲地带。八年后废弃齐国，与宋签订以淮水为界的讲和约定，紧接着便把用猛安谋克制组织起来的女真人移居到金直辖的汉人居住地，以牵制汉人。这也和清朝让八旗进驻的做法相同。金给移居的女真人分配土地，平时让他们从事农耕，交替守卫边境、国都和州县。可女真人逐渐模仿汉人上流的风俗，把农耕委托给汉人的佃农，过起了奢靡浪荡的生活。

金朝国都原本位于东北内陆的上京会宁府，此地是金国发祥之地，也是完颜氏一族、重臣等的根本所在。海陵王杀重臣夺王位，迁都燕京，欲确立起中国式的独裁君主制，同时改革官制，推进汉化政策。然而，与南宋的战争失败后，各地叛乱不断，海陵王如前述被部将暗杀。

曾经的北魏也解散过部族制、推进汉化政策，成为征服王朝的金却不能瓦解作为统治民族的女真人社会。海陵王之后的世宗把与宋的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减岁币，与宋和睦。然后，保护女真人的生活，尊重女真旧俗，鼓励学习女真文化。尽管如此，已经不可能把埋没在华北汉人社会里的女真人重新拉回到原来的女真生活了。

宋朝方面，韩侂胄成为宰相后，为了收回失地与金再度开战。可金方处于优势，宋屈从于金的要求，不仅增加岁币至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还送上韩侂胄的首级，与金和解（1208年）。

宋金和议达成之时北方蒙古高原成吉思汗也刚即位。不久，在金发源地所在的东北地区，契丹人倒戈迎来了蒙古军队。金为了避免与蒙古正面冲突，迁都至开封，可等待它的最终还是灭亡的命运。

蒙古帝国的形成

蒙古民族和蒙古高原之名源于高原东北部的蒙古小部落集群。部内有个氏族出了一个叫铁木真的人，统一了高原上的诸民族，在1206年被推举为领袖，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从此蒙古一名开始代指全体部落。

蒙古国家也重组了部族制。成吉思汗把游牧民编入95个千户群，其下又设百户、十户，分别任命官长进行管理。又把这些官长子弟召集身边，组建了近卫军团。然后把数个千户分给儿子或弟弟们，把儿子置于西边的阿尔泰山地域，将弟弟们置于东边的兴安岭地区。从而既能维持部族组织，又巩固了可汗的力量。

成吉思汗的国家继辽、金之后于东北亚兴起，与辽、金不同的是它不与农耕区域接壤。所以大蒙古国最初只是作为纯粹的游牧国家在发展。成吉思汗一代从蒙古高原出发，远征连接西方的中亚、伊朗一带。因为草原会一直延伸到西方，远征一是为了获取那里的游牧地区；二是因为伊朗系、土耳其系商人早已出入成吉思汗的统治区，远征可以确保这条商业通道的安全。前章已说过游牧民保护商人、重视通商是为了获得农耕区的物资。

成吉思汗把获得的土地看作家族财产（这点上，政治领土和家产的区别尚不明晰），分予四个儿子。长子朮赤分得最远的地区，那里还没有被完全征服，下一代窝阔台可汗（可汗位于诸汗之上，窝阔台时期开始采用）时期，朮赤的儿子拔都西征，以至蒙古人进军欧洲。二儿子察合台、三儿子窝阔台、四儿子拖雷分别被封予中亚地区、阿尔泰地区和蒙古本土。这些地区成了日后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的基础。

成吉思汗对农业地区似乎毫无兴趣，西征归来后灭掉西夏便去世了。窝阔台可汗灭金，并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将金的领地及华北地区封给了王公贵族或有功之臣。统治中也开始使用汉人官僚，还收取租税，使占领中的中原地区有利于可汗集中权力。

可汗权力进一步强大起来是在蒙哥时期。可汗的大本营本应是蒙古高原，窝阔台可汗在这里建设了都城哈剌和林。然而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已经被封为拖雷家的财产，所以导致君主权和家产之间，换言之，窝阔台家和拖雷家之间出现矛盾。这种矛盾随着拖雷家蒙哥的即位而得以消除。蒙哥可汗积极地向外扩张，想要征服农业地区，他派遣弟弟旭烈兀西征伊朗，派遣忽必烈去征服南宋。蒙哥自己也加入征战南宋的队伍，不幸途中逝世。

此时在哈剌和林还有一个弟弟叫阿里不哥，忽必烈先发制人，在靠近燕京的内蒙古即位（1260年），改年号为中国式的“中统”。阿里不哥也在哈剌和林即位，两人为争夺王位争战了四年，最终忽必烈取胜，改燕京为中都，并迁都。又在中都郊外建设新都城，命名大都。这就是现在的北京。忽必烈还创建了国号大元（1271年）。这当然是仿照了中国王朝的命名，不过以前的中国王朝一般是以出身地命名，而大元之名则取自《易经》的“大哉乾元”（乾元即天道）。后来，明、清在定国号时效仿了这种做法。

大元不久后便消灭南宋统一中国，君临天下。与此同时，皇帝获得可汗一族及蒙古贵族的多数支持，成为大汗，取得了统治整个蒙古帝国的权限。在伊朗扎根的旭烈兀的伊儿汗国、拔都后裔的钦察汗国都予以支持，但蒙古本土至中亚一带仍然纷争不断，最终窝阔台家的海都起兵向元朝宣战，纷乱一直持续到忽必烈以后的时期。元朝可汗仿照中国皇帝建立统治机构，控制中国经济，集权力于一身。相反，对蒙古草原的统治则不是那么顺利。

元朝的统治

元朝为了统治全国，仿效宋朝让中书省执掌民政。但与宋不同的是，除内地的河北、山东、山西以外，还设置了10个左右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发源于蒙古人在征服各地时派遣重臣授予军事、行政等广泛权限的做法，所以将它认作只是中书省的派出机关并不正确。元朝统治确立后，行省的长官依旧持有与中央宰相匹敌的大权。前田直典认为它继承了游牧民封建的分权的特征，但实际上各行省的长官直属于大汗（皇帝），为其尽忠。另外，元朝在各官僚机构都安置了蒙古人的官长或监察官员以牵制汉人官僚，总体上维持住了集权制。

如同唐朝的三省和宋元时期的中书省，“省”原是中央机构的名称，现在日本中央政府机关的名字也源于此；而在中国，如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一样，地方行政区划被称为省。以上都是元朝所设行省的遗留。

元朝的统治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将民众分为蒙古人（国族）、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种，其间设置等级。所谓divide and rule（分而治之），即采用分割统治的原理。色目人以下按被蒙古国家征服的先后顺序排列。按照身份差别来统治在近代以前俯拾皆是，然而元朝的这种身份制极其突出地体现了元朝作为征服王朝的特征。

色目人，顾名思义是指很多种类的人。其中包括旧西夏人，钦察等的各种土耳其人、穆斯林等。据说蒙古人因早有接触西方文明，所以并未被中国文明所震惊。此外，因为蒙古人的数量较少，所以在统治全国时重用色目人。

汉人指契丹人、女真人、汉人等旧金朝治下的人，南人是南宋时统治的人。也即，汉人被进一步分开统治了。蒙古人把金朝也称为契丹，所以汉人或汉人的土地属于契丹，与此相对，南人或南人的土地被称作蛮子。汉人与南人之别，即契丹与蛮子之别。蛮子是野蛮人的意思，由此可见南宋时统治的人尤其受到歧视。华夷思想在此处的用法被逆转了。

自这一时期的蒙古人称华北为契丹以来，该称呼一直远传到欧亚大陆内地的民族中。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俄语还称中国为Kytai（原指契丹）。同时，这一称呼还被马可·波罗传到西欧，英语中的Cathay（华夏）就是从契丹两字的发音讹化而来。

此前，中国王朝的户籍只设定良民、贱民之别以及主户（本来的居住者）、客户（来自他乡的移居者）之别，而元朝的户籍不仅设置上述四种身份，还在民户、军户、匠户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民众细分为站户、急递铺户、打捕户、鹰房户、乐人户、医户、儒户、僧道户等，依此登记。可以说这与印度固定职业让后代承袭的世袭阶制相近，而从国家角度来看，这也是为了便于征发徭役。

关于军人，唐代是国民皆兵，宋代是佣兵，而元代则是指定军户来供给军人，并强制世袭。匠户是手工业者，游牧民自北魏以来便授予他们特殊身份，任其世袭，以确保手工业的发展。另外，蒙古国家为了能在广阔的疆域内保持联络，设置了站赤（驿站），在站赤工作的是站户。急递铺户负责输送文书，打捕户和鹰房户是狩猎人家，这一设置充分体现了蒙古国家的特色。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儒户，它揭示元朝是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登记在儒户的人可以免除徭役，但有担任下层官僚的义务。隋唐以来，科举起用的上层官僚“官”和下层官僚“吏”之间差别较大，元虽废止了科举（辽、金还有施行），却为下层官僚晋升开辟了通道，努力消除知识分子的不满。可是，元朝时期蒙古人和色目人占据上层官僚地位，汉人和南人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元中期的1314年以后，科举得以恢复。但汉人和南人的任官率远不如蒙古人和色目人，且多数是地方官，晋升速度较慢。

以前大蒙古国设置了针对蒙古人的千户制和针对汉人的行尚书省并行的二重体系。元朝建立后，沿袭宋的官僚制，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宰相主要由蒙古人充任，若无蒙古人则任命色目人担任。地方有行中书省，执掌大权，对征服王朝维持地方秩序起到作用。之下与宋一样设路、府、州、县，长官多由汉人或南人担任，其上再设达鲁花赤（掌印者）以作监视。

元朝的经济政策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是重视商业。首先规定纸币作为流通货币，强制要求民间把金、银上交朝廷，以此来交换纸币。小生意中用铜钱以辅助纸币的特征得以保留。这种政策能够施行当然得益于宋代以来货币经济的发展。蒙古贵族在色目人的援助下，将入手的金、银投入贸易，但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全国的经济发展尚不得而知。不管怎样，明代银的流通范围之所以能扩大到农村，其原因之一就是元代纸币的广泛流通。

如前所述，游牧民和商业关系紧密，不过这是内陆的队商贸易。此时期，队商贸易的组织一般被叫作斡脱，这是被提供资金的商人们为了确保利益而建立的共同运营的内部组织。由于元朝重用色目人，所以容易学到其组织构成。于是，元朝国家采用这种组织，让忽必烈一族及蒙古贵族出资以进军海外贸易。而在筹集资金上，所强制施行的金、银上交，流通纸币的政策发挥了作用。中国东边和南边的海上贸易始于唐末开始的穆斯林来航，中国商人也开始出洋经商。由此形成了地中海经印度洋至南海的海洋贸易圈。蒙古人征服了亚洲内陆地区，拥有广袤领土，又参与穆斯林商人的贸易圈，于是有了和欧洲人接触的机会。所以有着威尼斯商人一族之称的马可·波罗来到元朝治下的中国也绝非偶然。

元朝还远征日本和爪哇，但以失败告终，其本意仍是为了推动朝贡、发展贸易。虽然日本的北条氏拒绝了朝贡，但民间贸易船只非常频繁地向元远航。爪哇的麻喏巴歇王朝在击退元军后也向元朝贡。

蒙古和欧洲的接触始于拔都远征，这使欧洲人陷入恐慌。另一方面，当时派遣了十字军的教皇厅和法王路易等希望与穆斯林背后的蒙古建立同盟，寻求传道的可能性。于是柏朗嘉宾和路卜洛克等修道士被派去会见大汗，带回大汗的回信，写成较为详细的报告。马可·波罗之后，约翰·孟德·科维诺（John Corvino）被任命为大都的大主教。因此，可以认为这种蒙古时代的欧洲与东亚的接触铸就了近世欧洲主导的世界史前史。只是，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视点。因为穆斯林早前就开辟了通往东亚的航路，近世的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后几乎重蹈了穆斯林的贸易路线和方法。所以，若是思考世界史的前史，有必要一口气追溯穆斯林的海外进发。

元末的叛乱和民族问题

元朝对反体制的活动极为警戒，禁止宗教性的秘密结社。但元末还是发生了白莲教内乱，将相信弥勒佛会下凡拯救众生的很多民众卷了进来，最终成功推翻了元朝。他们头戴标志性的红色头巾，所以被叫作“红巾贼”。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即出自红巾军。

朱元璋的军队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原来人们将口号理解为针对异民族统治的民族主义主张。近年来，学界认为朱元璋在驱逐掉蒙古人后，有建设包括夷狄在内的大中华帝国的思想，所以不能将该口号扩大理解为一般的民族主义。

诚然，中国统治阶层传统的中华思想通常是诸如朱元璋这样的。不过，著有《大学衍义补》的丘濬曾言：“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为盛德，殊不知德在华夏文明之地，而与彼之荒落不毛之区无与焉。”他道出了中华思想中存在差别的民族意识一面，所以在统治阶层中应该存有相同理解的民族主义。

另一方面，民众与中华思想毫无关系。祈愿弥勒救济的信仰源自悲惨的现实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出现在异民族的统治下，所以他们产生了反异民族的民族情感也不足为怪。民众起初的反抗起义缘于地主的压迫，地主军转劣为优后，“驱逐鞑虏”的口号被诉于民族情感，从而得到了部分民众的支持。

由此，驱逐了蒙古人的明王朝重新建立了汉人政权，明衰落后，女真人（满洲人）建立清朝。关于清朝，将在下章述明以后再讲。

[1] 日本的东北地区指青森县、岩手县、宫城县、秋田县、山形县、福岛县所在地区。——译者注

12 明清间的社会发展和新儒教

明朝的建立和独裁政治

重新恢复汉人统治的明王朝由贫民出身的朱元璋（洪武帝）所建（1368年）。中国史上由贫民建立的王朝有汉、后梁（五代最初的王朝）和明，三个都来自农民起义。朱元璋参加了元末的红巾军起义后，收编了地主的武装势力作为己用。这股势力渐渐地变质成与地主并肩而立的集团，而这种变质是各时代众多起义势力发展的共同趋势，因为可以进一步接近权力的攫取。但是朱元璋手握重权后杀死了很多官僚、地主，因为他疑心重，为了保住皇位便杀掉竞争者。这样的猜疑心也可见于汉高祖刘邦所代表的很多王朝的建立者。

朱元璋和刘邦一样，希望亲族能守住王朝，给同一家族人封侯封爵分领土。这反而成为致命点，朱元璋死后，外加内部为争夺皇位乱成一团，结果北京的燕王（永乐帝）夺取帝位。明朝起于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把都城定在南京。燕王（永乐帝）篡位后，又把都城迁回北京。北京不仅是永乐帝的根基，对压制元亡后的蒙古族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朱元璋通过捏造宰相胡惟庸谋反等一系列莫须有的事件，接二连三地肃清了周围的人。他为了进一步推进宋朝以来的独裁制，甚至废止了中书省及宰相，由皇帝直接统辖六部。军事方面也不设置专管军事的机关，而设五军都督府，直属皇帝。这是名副其实的皇帝独裁制，只是皇帝若非能人又怎能运作呢？于是不久便在侧旁设殿阁大学士（内阁大学士），作为参谋。刚开始大学士的官位并不高，不久便开始兼职高官，实权与宰相相当。

然而，明朝出现了比与宰相相当的大学士更具权势的人——皇帝近侧的宦官。中国史上宦官当权的朝代有后汉、唐代和明代。后汉和唐代的宦官有的甚至能决策皇帝的废立。但一般而言宦官的权力决定于皇帝个人，皇帝交更，宦官也就失势。尽管唐代的宦官与宰相联手，但这也只是个人的关系，是一莲托生的命运，容不得某一方失势。于是有了把民间权势者收为养子的办法，但成为养子的民间人士只是依附在宦官权势上，并不能帮其保存势力。

在后汉和唐代，宦官开始得势一般在王朝晚期权威失衡的时候。而在明代，宦官从建朝初期开始便在国家体制中占据重要地位。朱元璋设“秘密警察”锦衣卫，永乐帝设东厂，任命宦官执掌，让其指挥近卫监视他人活动。皇帝独裁通过这样的间谍政治得到保障。除此之外，还有宦官管理礼仪的机构——司礼监，明朝中期其甚至开始处理内阁呈给皇帝的文书。处理时，宦官被允许自行添加意见。如此一来，宦官逐渐开始掌握政治实权。这就是君主独裁政治的后果。

明在地方行政上沿用宋的做法，让布政使、都指挥使、按察使分别负责民政、军事和司法。中晚期，为了镇压地方动乱，又设都督和巡抚。这种做法被清朝沿袭，清末在列强侵略下日薄西山后，地方上涌现强大的势力，成为后来军阀的基础。

对皇帝独裁和宦官干政的抵抗

面对这样的皇帝独裁和宦官干政以及与此相连的官僚腐败，一些官吏作出了坚决抵抗。明代中晚期的海瑞便是其中之一。海瑞为官清廉、为人刚正诚实，为拨乱反正清除腐败而鞠躬尽瘁。在户部为官时，批评嘉靖帝醉心道教、不理朝政，而被罢官入狱。皇帝死后被释放，做了江南的地方官，后又限制宰相、高官持有的土地面积，收回多余，因此令权势者咬牙切齿，被迫辞官后蛰居家乡。

现代中国历史学家吴晗写就历史剧《海瑞罢官》，歌颂了他的政绩和人品。毛泽东却认为称颂这样的统治阶层的人物是弱化阶级斗争希望旧制度存续的修正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毛泽东、替倒台的彭德怀申冤，于是“龙颜大怒”，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6世纪末期万历帝即位，其在位初期的“宰相”张居正是明代数一数二的政治家。他平定与四方异民族的纷争，提高大运河的运输能力，精简官僚机构，消除浪费。尤其值得称道的功绩是，他在全国实行土地丈量（检地），把握准确的土地面积，普及了即要讲述的新税制一条鞭法。新税制的施行解消了财政赤字的问题，让国库转亏为盈。只是他能如此大刀阔斧改革，是因为他和万历帝、宦官关系紧密，掌握了绝对的独裁权力。晚年，他服丧期间拒绝辞官，于是利益受到损害的官僚以及对违反礼仪和独裁制保持警惕的人对他进行了猛烈抨击，其中便有东林党人。

东林党是反对明末独裁政治和宦官专权的士大夫、读书人，他们尽管遭到弹压，但也偶尔能夺得政权。东林党核心人物顾宪成在无锡（江苏）建立东林书院，通过讲学宣传思想，加强了志同道合者的团结。东林一名即源于此。东林党在被打压消亡后，江苏又出现了应社、复社等结社，巩固了士大夫团体。这些结社扎根当地，不仅包括朝廷中的士大夫，还包含许多尚未参加科举的“官僚预备军”和中小地主等各类人士，其影响范围很大。明朝灭亡后，结社还出现了一些抵抗满族（清朝）入侵的人士。

明朝末年，宫廷铺张奢靡、丰臣秀吉入侵、国内叛乱四起，以致财政不支。于是朝廷为了开发矿山而增加商税（所谓矿税之祸），把宦官直接派往全国各地。宦官在各地作威作福横暴至极，民怨升天。随着经济发展得到壮大的民间势力和上述的东林党对此进行了强烈抵抗。关于这点，稍后再述。

城居地主制和乡绅的出现

明王朝为了强化皇帝独裁，杀害了许多碍事的官僚和地主，又为了复兴元末荒废的农村，开垦荒地，努力创设自耕农。农民受里甲制（轮番管理里的制度，即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还设里长户十户）管理，承担租税和各种徭役，据说里甲制的农民多为自耕农。不过，虽说元末动乱很激烈，但并没有瓦解宋代以来的大土地所有，其无疑一直延续到明。里长户的特别设置就是地主制延续的很好证明。

这种观点成立的基础在于明代中期里甲制瓦解，大土地所有得到发展，而先前的里甲制下又没有贫富差距。可是，明代中期发展起来的大土地所有并不同于宋以来的大土地所有。宋时其所有者住在农村，其中产生的士大夫不仅是朝廷官吏，还是乡村的首脑。明代中期出现的大土地所有者多从农村移居都市，成为城居地主，而明初以来居于乡村的地主则叫乡居地主。换言之，乡居地主开始向城居地主转型。

随着城居地主的产生，乡村里剩下的是地主的土地和佃户。但地主会派家奴去管理，再者城居地主一般不是官僚就是有官僚资格的人抑或是退任官僚，他可以命令地方官员去管理。甚至出现了专门收取田租和借款的专职人员。学界将这种地主兼官僚或准官僚的人称为“乡绅”（乡绅一词古来便有，明朝中期以后使用尤为频繁），认为乡绅社会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

城居地主是寄生型地主，他们对宋代至明初地主所关心的经营毫无兴趣。佃户由此摆脱了地主的直接欺压得以自立，渐次有了自己微薄的财产，于是可以越过地主进行联合。明末以后佃户的抗租运动（不纳田租的运动）此起彼伏，也是缘于上述背景。

城居地主的出现，也即地主移居都市的情况是商业都市发展的产物。城居地主虽是地主，但也从事商业并放高利贷，最主要的生意是把田租收来的米作为商品放到市场上去销售。后文将要提到的地方小市场，其控制者就是他们或是这一类的人。他们和官僚勾连，融通各处，利于买卖。官吏、地主、商人（同时也放高利贷）的三位一体是中国统治层的特色，乡绅的出现让这一特色更为明确。

银的流通和税制改革

城居地主的出现致使明初以来的里甲制瓦解，由此通过里甲制征收上交国家的税、役也变得困难起来，于是税制改革成为当务之急。里甲制以物品经济为基础，而新税制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上缴货币。前面讲过，元代的纸币流通是强制性的，明代无力继续维持，便用传统流通货币铜钱取代利于商业交易的银。银最初从日本等地输入。16世纪后半叶正当中国经济发展之时，从马尼拉流入了大量的墨西哥银（西班牙银圆），使银得到更广泛的利用。于是，要求用银缴纳的税制得以实现。

新的税制称为一条鞭法，于明代中期的1560年代开始实施。原来的税制由两部分构成：以各家土地等资产为对象的物税，以及征发人的徭役。新税把从土地换算过来的地银和从劳动力换算过来的丁银合一，故称一条鞭（编）法。清朝雍正帝时期，即18世纪前半叶的地丁银制度继承了这种税制。地丁银的名称沿袭了以前的地银、丁银之名，容易让人误解。地丁银也称地丁并征，实际上是将以前的丁银部分并入地银，只对土地课税。地丁银的意义在于顺应了地主制的发展，只有土地所有者需负担租税。第10章已讲过，唐代后半期两税法的施行改变了古代以来的人头课税和徭役征发体制，持续到明代中期的两税法还保留了役，但民众征发的制度最终在明清期间瓦解。

只有在农民中也流通起银子，纳银的税制才能实行。此时期，民众的商品生产使农村内部也几乎有银子流通，只是在边境地区还存有部分自然经济，这种税制起到强制促进银流通的作用。

农民和商业关系日益加深，农村地区也广开市场，小商业都市发达。唐宋时期在某些农村地区虽也有过草市，但此时期称作镇、市、集等小商业的都市遍地开花，形成了包括邻近的农村在内的市场圈。同时，小都市之间构成市场网，与全国性的商人市场相联结。此时期建有全国性市场的大商人以新安（徽州的旧名，位于今安徽省）和山西最为有名。他们主要从事盐的买卖和金融业，也在江南农村手工业地区收购绢织物和棉织物等出售到全国各地。

商品生产、手工业和农民阶层的解体

如上所述，自明中期的16世纪开始，在江南的农村地区，原来作为农家副业的手工纺织发达起来，绢丝、绢织物，棉丝、棉织物等商品在全国销售。

绢织物一直是中国服装的原料，在自然经济时代，制于男耕女织的农民家庭。北朝、隋唐时期，作为庸、调需缴纳给中央政府。唐朝都市里还有过装备500台纺织机的作坊，主要给宫廷或富贵人家制作。顺便一提，虽然不知道工种，但据马可·波罗记录，元代杭州有过10～40人织工规模的作坊。据说这种作坊接受来自各都市的订单，至于有没有面向市场制作则不得而知。

《织工对》记录了明初杭州城外的一家纺织作坊。据此可知，四五台纺织机上有10余名雇工工作，这大概也是马可·波罗所记作坊之一。虽然不知道产品的销售方法和渠道，但可知已有面向雇工的自由劳动市场；明代期间，这种都市作坊产品的生产已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

棉花、棉布原产于印度，中亚地区早有引入，中国普及棉花种植是从元代开始。明代江南农村的棉工业作为新兴产业而兴起。日本后来种植的南京木棉便是此类。

农民的商品生产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农民手里的积蓄转化为资本，随而出现工场制手工业（manufacturing）。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学界有过一场明清时代的手工业是否“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争。例如，前面《织工对》中的内容是否可称得上萌芽也是讨论问题之一。这场论争尽管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但观察当今的中国也就能理解这是重要课题的原因了。

日本的研究大家西岛定生考察了明代松江府（今上海市）一带的农村地区从农家副业兴起的棉织工业，得出结论：尽管江南的生产力显著提高，但剩余部分全被专制国家的苛捐杂税掠走，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地主—佃户关系仍旧未变，只有零碎闲钱的农民面对垄断市场的商人的强大力量，只能低价卖出产品以获得货币，并如此往复。

田中正俊对此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把农民从自然经济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脱离手工业开始生产商品，并使其与商品经济挂钩，所以国家才得以用货币收敛民间财富。他还指出，这不是单纯的再生产，经过18世纪短期内的预付生产后，发展成19世纪的包买制预付生产。而且其地主—佃户关系也因抗租运动而几欲断绝。佃户抗租并不是迫于饥饿，而是遭受商品市场的打击，小农地位受到威胁。

但是田中也认为这最终还是不能证明出现了资本主义。如果真是这样，将要解体的小农该何去何从？一条路是成为长工或短工，另一条路是被都市的商店、作坊或农村的地主雇佣。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不发达，劳动市场不免狭窄，劳动力过剩，有的人只能沦为奴婢。

都市产业种类繁多，江南尤以纺织业繁荣。特别是苏州又与周边农村地区的纺织业相连，成为制作完工和高级品制造的中心，自然也吸收了很多雇佣劳动力。纺织业被从皇宫派来的诛求矿、税的宦官介入，导致纺织作坊和批发商连连破产。1601年，“织佣之变”爆发，即遭遇失业危机的纺织工起义，他们得到一部分读书人的支持。

前已讲过，此前的读书人组建东林党，反对宦官恶政。1626年东林党人周顺昌在苏州被抓，苏州民众立即一发而起，史称“开读之变”。因为官兵在把被告送到北京当众宣读圣旨时，引发异议，以致暴动。类似的民众起义在明末各地都有发生，总称“民变”。原来自给自足社会中相对孤立的民众，因商品经济而联合起来。由此可见，起义针对的是商品经济激化导致的社会矛盾。

明初，农村里乡居地主较多，一般使用家人或奴隶来从事农业生产。中期开始，移居到都市的城居地主增多，留在农村的乡居地主也还存在，并自营土地。他们把超规的直营地转给佃户耕作，在直营地上比起奴隶，更多地使用长工（长期雇工）和短工（季节性劳动力）以进行商业模式的农业经营。有学者认为这种经营在商业资本的压力之下趋向没落，而足立启二认为它有发展成富农经营的可能。或许他还认为其有发展成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否认的是，都市和农村中依旧满是穷困百姓和无业游民。这已成了非常时期滋生叛乱的温床。明末，江南各地民变、奴变（奴婢为主的暴动）等暴动多发，明朝也在全国性的农民叛乱中灭亡。明清时期，福建、广东一带很多华侨出海到东南亚一带，致使海盗猖獗，个中缘由农村崩溃的状况恐难辞其咎。

此时期开始，民众的秘密结社增多也可说是农民穷困导致的结果。秘密结社时常带有反社会、反体制的性质。清末孙文的革命运动也有受过结社的援助，国民党同此结社也有关联。

无业游民和下层农民一起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农民运动。国共分裂后，共产党从都市退到农村，比起都市劳动者，其更为注重组织集中农民的力量。红军便是由此而生，成了革命的核心军事力量。虽然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尚较弱小，但农民反体制的能量却是巨大无比的。这便是与资本主义道路相比，引导中国近代走农民革命色彩更浓的社会主义的原因，也是革命成功后毛泽东的特异政策出台的背景。

士大夫的思想和行动——阳明学的发展

自元朝以来朱子学成为科举取士的基准后，也成了国家的御用学问。朱子的学问体系本来就很致密，旁人难比其肩，被科举采用后，虽有大众追随，却失去了学问发展的空间。加之明代科举采用的是按部就班的八股文形式，应考者只求谙熟八股文，却丧失了进行独创性思考的能力。

打破这种停滞不前状态的是明代中期，15、16世纪之交的王阳明。朱子所说的“理”（天理）普遍存于个人内在以及世间万物。朱子重视释明所有事物的道理，不断扩充知识，而王阳明怀疑能否达至真理。某天他恍然大悟，开始主张真理本就存在于内心。相对于朱子的“性即理”，王阳明主张“心即理”；朱子主张人的心中有性和情，情即“人去欲则归本来之性”，也即天理，王阳明对心之情——人欲又是如何主张的呢？

此后的阳明学派中，有些人主张心本无善无恶，肯定人欲是自然之情。这不但否定了朱子学，连儒家本来的教义也否定了。他们被称作阳明学左派或王学左派。王阳明的高徒王心斋，原本从事盐业劳动，其弟子中也不乏农民、陶工、樵夫等，也就是说原本士大夫学习的儒学也开始向士大夫以外的民众开放了。

把阳明学左派发展到巅峰的是明末的李卓吾（本名李贽）。对于李卓吾之前的阳明学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岛田虔次所著《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一书中有详细阐述。李卓吾重视“童心”，拒绝外部的既有道德对无邪内心的强制性影响，肯定人心欲望的“私”，道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岛田认为这是一种突破传统的思想自立，是对自我尊严的一种捍卫，标志着近代精神的诞生。不过李卓吾后以名教破坏者、危险思想携带者的罪名入狱，于狱中自杀。李卓吾本就厌恶党派之争，自杀表明了他的孤立无援。如果他持有近代精神，那这种孤立说明他出生得太过早了。岛田也指出这是因为支撑李卓吾个人精神的新兴阶级尚未成熟。

岛田的文章想证明中国也出现了欧洲式的近代，论点成熟，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及亚洲、非洲的近代化运动蓬勃发展之时。重阅此书，让人感怀不已。不过，也有人批判岛田所说的肯定人欲的思想到底能否称得上“近代”，又能否说是“挫折”。

经世致用之学的定位

上述两种批判中的前者可归结于如何看待与朱子学合理主义发展的关系。关于此时期的儒学发展，一般认为阳明学走到了左派的终端，明末转型为经世致用之学的新学风。这种学风主要由东林党的读书人兴起。如前所述，东林党及其后学批判当时的为政者，但同时他们自己也偶尔为政以期重整王朝政治，所以与李卓吾等的礼教破坏水火不容。而且注重内心省察的阳明学一般被认为对实际的政治毫无作用。他们批判阳明学为空谈，而提倡多读经书和史书，做实际有用的学问。所以被称为经世致用之学。

从这样的经世致用之学中走出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王船山）等明末清初的大学者。他们不但抵抗满洲，在清朝建立后也不屈节、不为官，专心为学。经世致用之学的实践部分，由于异民族王朝的压制，仅在礼教的形式方面被后学继承。稳健诵读古典的学风被清朝的考据学沿承，经学自然在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历史学、地理学、天文学等领域留下了丰硕的成果。清末民初的罗振玉、王国维等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又增添甲骨、金文等新资料，探明了中国的古代史像，开拓了通往近代史学的大道。

不同于这种一般说法，沟口雄三认为始于李卓吾肯定人欲的思想经黄宗羲、考据学的颜元后被戴震发扬光大，并强调了中国思想史的连续性。他又认为人欲（私）被天理（公）所囊括所调和，中国近代革命才呈现如此样貌，所以并没有岛田所说的“挫折”，也不能在中国近代中寻求岛田所说的自我独立。

黄宗羲被誉为“中国卢梭”，其《明夷待访录》成为民权运动的启蒙性著作，极大地鼓舞了近代中国人。然而沟口认为黄宗羲的思想并没有否认君主专制制度，不能将其与近代的民权共和思想相提并论；他同时认为不能在中国寻求欧洲式的近代形态，中国的近代必须在中国历史中寻求。字面上看来，沟口的观点言之在理，但他太过于将中国和欧洲对立起来。欧洲和中国出现相似的现象本不奇怪。欧洲的民权思想也并非从一开始就采取共和主义的形式，而是在保留君主制中被提出被认可的。

沟口思想史的出发点也许是现在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发展至社会主义中国的脉络也构成了他的思想史。历史学是人们用现在的观点去认知历史。关键是这种现在的观点是怎样的，从中又可引导出怎样的把握历史的方法。在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现在中国的特征正是沟口所提倡的史学方法。但同样作为历史研究者，我认为这岂不是把现在的状况已视作固定不变？而追溯过去的做法岂不是不能描绘包括过去时代所发生的各种事象在内的历史图景？当然，上述方法可以让人看到过去的一个横截面，而横截面又是至关重要的。

士人的学问、艺术和商人的关系

沟口有个重要发现：就连东林党人也认可肯定人欲的观点。其背景是明末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隆昌给士大夫们提供了增加财富的机会。与此相关，在美中国人（不知道是不是美籍华裔）余英时（美籍——编者注）指出，明清间的士人和商人已经没有界限。古代商人处于士农工商的底层，如今转型为兼职商人、商人的士大夫逐渐增多，说明商人的地位提高了。

只是对于这种现象，余英时强调宋学以来的儒学倡导“世俗禁欲”，这符合商人的精神。他还指出明清商人诵读儒家经典并学以致用。虽不清楚世俗内禁欲的思想和沟口所说的肯定人欲的思想该如何整合，但可以肯定的是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和商人精神》借鉴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虽然对韦伯认为的亚洲存有这种伦理持否定态度，但余英时借鉴其方法论，指出中国存在该种伦理。余英时也否认明清期间有资本主义萌芽，但认为这种伦理对同时代的商人产生过作用。

前已讲过明代大商人从事盐业，清代时盐业的基地也一直在扬州，新安（徽州）商人住在此地以盐商身份活动，由此扬州变得繁荣起来。清代扬州的盐商和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一样，赞助学者和艺术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者聚集于此。因此认为清代考据学的主要代表几乎都在扬州也不为过。前面提到的戴震出生于安徽，获得同乡盐商和学者的资助后也留在了扬州。与戴震齐名的学者阎若璩的先祖本在山西经商，移居到扬州地区成了盐商，后世子弟多有中举。像这样的盐商家庭官僚、学者辈出，有力地证明了余英时的观点。

关于艺术，宋代以来文人画起源于士大夫的生活，元末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确立了文人画的南画（南宗画）风格。此时正值异民族王朝末年的混乱时期，所以不同于前代文人画只是士大夫的业余爱好，他们全身心地投入绘画中。后世清初的画家也是如此。

换言之，南画流行于明代的另一面即形式的确立，是明朝皇室出身的石涛和八大山人等规避亡国后恐遭打压的学问和文学，而寄郁积之情于画中，创造出超越潮流的个性化画风。雍正、乾隆年间（18世纪）出现了郑板桥等被誉为扬州八怪的画家，他们把个性画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也都是从别处迁往扬州，在自由洒脱的氛围中画出了杰作。

士大夫、士人和民众道德

中国统治阶层的核心教养是儒学。儒学是统治国家的学问，所以古来学习者仅限于士大夫、士人。然而进入明代，民众力量变强，民众意识也得到增强。如前所述民众有时对抗地主、士大夫，有时又与他们联合。于是明代士大夫为了教化民众，编集劝善书（善书），鼓励乡村内的民众学习。

民众教化的推进和善书的刊行始于宋代。宋代，作为政治家的士大夫源出乡村，又作为乡村权势者始与民众接近。北宋的吕大钧创制、朱子补订的《吕氏乡约》便是用来组织乡人学习道德的。明太祖亲自下达“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等“六谕”，国家也积极推动民众学习道德。

劝善书或言善书，其先驱有南宋时代的《太上感应篇》。该书主张人的行为直接招致祸福、左右寿命长短，具有浓烈的道教色彩。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乡绅察觉乡村崩溃危机临近，刊行了很多善书。这些书不仅劝告民众实践儒学教义，也混杂着一些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和道教的祸福、长生等观念，可见士大夫在鼓动民众时，也摄取了一些民间的道德与信仰。

善书中最有名的是“功过格”。该书将人的所思所为分成善（功）与恶（过），确定每项分数，每日、月末、年末统计分数以反省修身。奥崎裕司认为尽管该簿以最终的凶吉祸福为目的，但也告诉民众命运不在神灵手上，个人可以通过努力来自己掌控。

清朝的征服和政治

明代，返回北方的蒙古人势力仍然强大，明王朝因畏惧而称其为“北虏”。但取代明朝再次征服中国的是曾经建立金朝的东北女真族。他们在明代被称为女直，分建州女直、海西女直和野人（东海）女直。建州女直属于明朝设置的建州卫，实行自治，但其氏族制度已崩溃，出现了贫富差距，从狩猎生活变成农耕生活，以汉人、朝鲜人为奴婢。明末，女直中的努尔哈赤统一了诸族，将其编成八旗。八旗既是军事性的又是社会性的组织。努尔哈赤就汗位，国号后金（1616年）。

努尔哈赤在明军的葡萄牙炮火轰击中负伤而死，继位的太宗（皇太极）征服蒙古，起用投降的汉人，建立中国式的行政机关，并在满洲八旗军事力量的基础上编成蒙古八旗和汉人八旗。由此，皇太极把满洲人的国家变成满、蒙、汉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国号改后金为清。

太宗死后，摄政王多尔衮掌握实权的同时，李自成也率领农民占领北京推翻了明朝的统治。清军在把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的配合下，越过长城将李自成逐出北京，轻而易举地夺得了天下（1644年）。太宗幼子顺治帝在北京即位，威加海内。顺治帝和多尔衮对外强调并非清夺走了明的天下，而是平定乱贼为明报仇。这是清作为异民族统治中国时的大义名分。

明末战乱动摇了王朝的统治体制，可随着清朝异民族统治的建立，奄奄一息的统治体制得以苟延残喘，这也实在滑稽。清朝继承了明代的独裁机构内阁和殿阁大学士（内阁大学士），在其上又设议政王大臣。议政王大臣由皇族和高官就任，与皇帝共议国是。雍正年间，新设军机处，任命军机大臣，成为最高级的国政机关。这些大臣都由皇族或相关高官担任，实行征服国家的统治。满洲人初期较朴素，禁止宦官参与国政，康熙帝时期宫廷费用缩减至原来的十分之一。

清朝制度中较独特的是密建皇储制度。中国人的家族制度是财产均分，儿子们平等继承，但继承皇位的只有一人，所以必须确定继位者。只是从家族制度来讲，不能像日本那样一概由长子继承，所以谁来继位事关重大。历朝历代中，为争夺皇太子之位引发了各种问题。一度立下的皇太子如行为不端或太过无能，便会产生废立问题。最麻烦的是围绕皇太子之位，大臣形成派阀你争我夺，从而引发宫廷内乱。

康熙帝执政期间，也为同样的问题而苦恼，临终之际指定后来的雍正帝为继位人。于是雍正帝不立皇太子，将选定的继位者名字放入箱中，放在宫殿“正大光明”匾额后，待皇帝崩后再开箱示众。据内藤湖南研究，多亏了这个制度，有意继承皇位的皇子们更加专心读书，为成为能者而努力。总之，清朝时期围绕继位者的争夺确实几乎没有发生。可以说这也有力地强化了皇帝独裁制。

只是，不管君主独裁制度如何完善，君主本人若昏庸无能，反而会在集权于一身的皇帝周围出现臣下专权或发生暗斗，难免滋生腐败。康熙帝时期平定了三藩之乱和台湾郑氏，统一中国。康熙帝和继位的雍正帝都才德兼备，奠定了清朝的统治基础。

吴三桂、尚可喜、耿继茂三位在清朝建国时立下功绩。清朝便分别授予三位汉人将军云南、福建、广东的领土，许其自治。康熙帝即位后，吴三桂和尚、耿之子掀起叛乱，即三藩之乱。康熙帝经长达九年的苦战终于平定，并且降服了与其联手的台湾郑氏，名副其实地统一了中国。此外，康熙、乾隆年间，朝廷讨伐了西蒙古兴起的准噶尔部，将西藏、新疆也纳入了版图。这些地区此前未必就在中国王朝的统治之下，清朝进行了领土重构，形成了几乎等同今日的疆域。这些领土中，除中国本土和满洲以外的蒙古、西藏和新疆等地都被称为藩部，属特别地区，由政府设置的理藩院管理。

康熙帝兴趣广泛，于中国文化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动员汉人知识分子发起了大规模的文化事业，从而诞生了著名的《康熙字典》等各类辞典。巨著《古今图书集成》将古今书籍中记载的事项进行分类，是一种百科全书样的类书，它由康熙帝发令开始编撰，完成于雍正帝初期。康熙帝还对西洋文化感兴趣，让耶稣会传教士制造大炮、制作历法，还命其执掌天文。受此影响，出现了一些学习西洋音乐、西洋绘画的人。康熙帝还命令传教士测量全国，制成举世瞩目的地图《皇舆全览图》。

清朝因财政安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壮年男子数为基准，其后增加的人口称为“盛世滋生人丁”，对他们不征收人口税（丁银）。为此中国人口急速增多。在此措施下，之后的雍正时代制定地丁银制度，仅仅留下地银，废掉了丁银。

雍正帝为了遏制官僚的腐败风气，着眼于地方官在税收上弄虚作假中饱私囊的作风，令其将多收部分上缴国库。转而除俸禄外，由中央支给他们“养廉银”（只是不久弄虚作假中饱私囊的现象复现了）。

清朝虽然清理了宦官的弊害，但雍正帝从八旗军队中选拔出青年以侦探臣子们的行动，重兴密探政治。大概作为专制君主，不掌握天下的所有情况怕是难以放心。于是雍正帝又在地方上任命总督、巡抚等，要求在派往地方时一定由皇帝亲自面会。总督、巡抚在地方任职后，必须提交书面报告书、意见。皇帝亲自朱批送返，让他们诵读后再回收。这些报告长年积累，最后出版成《雍正朱批谕旨》，从中可看出雍正帝精励恪勤的态度和当时的政治景况。

雍正之后的乾隆年间，中国疆域达到空前辽阔。康熙帝的文化事业也被继承，这期间出现了收集影印中国古今书籍的《四库全书》。康熙帝在位61年，乾隆帝执政60年便退位，为的是不超过康熙帝的执政年数。两人都创造了中国史上最长的在位记录。此时期虽被称作康乾盛世（康熙帝长寿，雍正帝执政时期短且寿命也较短），但乾隆帝时期清朝已经现出没落的端倪。尤其是借着皇帝权威而狐假虎威的权臣专横跋扈、腐败不堪，加之偶有发生少数民族叛乱，乾隆帝退位之时便爆发了白莲教之乱。该叛乱是鸦片战争之前最大的起义。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了太平天国。

乾隆帝让位是在18世纪末，进入19世纪后英国要求开港，人们开始议论鸦片的毒害，最终由于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败北，清朝衰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清朝的异民族统治和民族问题

清朝统治之际，在北京以及长城沿线、大运河沿线、长江沿线、华南海岸沿线等重要地区配置了权力根基的八旗，给予旗地让其安居乐业以维持治安，史称驻防八旗。不久旗人接触汉人风俗，生活费用膨胀，甚至有人把旗地当掉或变卖。到清末，驻防八旗的作用已经丧失殆尽。

疆域中，满洲（今东北）是清朝兴起之地，移居至此的汉人增多，满洲人（旗人）的生活开始受到压迫。中期开始，清王朝实施封禁政策，禁止汉人移民，以保护王朝发源地。然而到了清末，为了防范从北方西伯利亚南下的俄国势力，无奈只得开发边境，便又开始鼓励汉人移民，遂有了今日汉人人口远超满人的情况。

清建立时，明朝遗臣在南方很不安分，不服满人统治。于是为了抑制汉人的民族抵抗情绪，清强行要求他们着满人服饰，梳满人发辫。满式发辫留下头发的中间，剃光周边，把剩下的头发扎成辫子垂在后面。汉人以此为辱，屡次发起暴动抗议，但面对清王朝的强硬态度最终还是被迫顺服。后来太平天国时，参加者都留长发作为反清标志，因此被称作长发贼。而满人服饰依然作为中国服的标志流传至今。

明末以来，汉人读书人的政治运动颇为频繁，清朝为了戒备，对在运动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书院、结社以及通过出版来宣传政治思想的书店予以禁止或统制，竭力使这些机构朝向支持清朝统治的方向发展。如此一来，读书人逐渐被怀柔，开始专注于思想性不足的考据学。康熙帝启动的文化事业也有争取汉人读书人支持的目的。另一方面，读书人的言行依旧受到严密监视，尤其是雍正年间，笔祸事件接二连三，史称“文字狱”。乾隆帝在制作《四库全书》的同时，也检阅内容制成禁书目录。

清朝最为戒备的是“华夷”有别观念。康熙帝及之前的清朝皇帝鼓励满洲人和汉人的通婚，采取向传统同化的方针。雍正帝以后，包括诸民族在内的中华帝国开始主张清朝的正统性，就像汉族以外的民族执政也别无二致的元朝一样，并用礼教将满、蒙、汉等一体化，将不习礼教的西洋人、穆斯林及准噶尔和缅甸人等视为外夷。雍正帝自著《大义觉迷录》强调君臣大义超越华夷之别，以维护满洲王朝的权威。

尽管如此，清末的起义军和会党（秘密结社）仍标榜民族主义反抗满洲王朝。孙文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起初是以颠覆满洲王朝为目的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很多参加革命运动的读书人对此深为共鸣。该民族主义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演变成五族共和论（主要五族汉、满、蒙、回、藏协同运作的共和制）。在金压迫的宋代以后，汉人的民族主义经久不衰，其中不乏五族共和论、传统的中华思想以及华夷思想的不悦之气。

然而在孙文领导的革命实践中，这种陈腐的民族主义被改造成反帝国主义的近代民族主义。五族共和论原也是主张华夷和睦的大中华主义，但其也逐渐向承认少数民族自治、自决的方向演变。于是孙文突破旧观念、树立新思想、实行新行动。近代性的东西和新事物虽是从外面（如西洋）学来，但如果只是嫁接在旧社会的树干上，旧事物依然会留存。可以说，中国是从根本上通过对旧社会的变革以寻求新生。

13 东亚的“大航海时代”

——庶民的交易活动和国家的干涉

“大航海时代”和新的国际关系

唐朝中期开始，穆斯林商人已经航行至中国南方的开放港口，进行商业贸易；住在中国的新罗人和本地商人也有出洋。这样的情况持续到宋代且更为活跃。为此，形成了东到日本，西至印度、非洲的广阔贸易圈，与地中海可能也有贸易往来。

穆斯林商人海上交通的意义，前已讲过，它标志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始。“大航海时代”一般指16世纪时期开始的欧洲人的海外发展。但这是欧洲中心的视点，实际上穆斯林商人是更早的大航海时代的先驱。

穆斯林商人开拓的航路也将中国人卷进，使中国和印度、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关系变得紧密起来。在此之前，由于中国的中心在北方，除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地区对东亚来说是属于印度文化圈的另一番天地。此后，东亚和东南亚逐渐开始了贸易往来。

此时期之后的东亚历史还发生了一个更大的变化。之前活跃在该海域的是东西洋商人，唐以前的国际关系主要是像日本遣唐使这样的国与国的关系，而此时期建立起了以庶民为主角的新型国际关系。佛教僧侣通过商人开辟的航路来往于日本、朝鲜和中国，在这条航路上甚至可以看到亡命的中国王朝遗民。伊斯兰教从海陆两条途径逐渐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范围。由此可知，此时期庶民之间的交流必须受到足够重视。

商人的交易受到国家的干涉和统制，同时国家行为的背后也常常伴随商人的活动。国家如果压制民间商业，民众则变作海盗进行抵抗。商人之间的国际交易不同于国家关系，它经常会建立起跨越国家范畴的民间纽带。正如后文将要讲的，海盗很多时候也有多国党徒混杂。

宋元时期的南海贸易及管理——市舶制度

来到中国的穆斯林商人，从阿拉伯、伊朗各港口出发，经印度及东南亚各地，把其中的贵重货物带到中国。他们所带来的香料、象牙和玳瑁等又被中国商人输入日本。这些货物之贵重早引起中国及日本统治阶层的重视，在唐代已经设有管理贸易的市舶使，中央派遣而来的宦官、割据地方的节度使都企图从中捞取好处。

唐代的市舶使于714年（开元二年）在广州设置，但它并没有定制化，很多时候由节度使和宦官管理贸易。宋初设立市舶司，其长官在初期由州官或上一级路的转运使（负责财务）兼任。北宋末期，据说设有专员——提举市舶（市舶使）。

宋代设置市舶司的有广州（广东）、泉州（福建）、杭州（浙江）、明州（浙江宁波）、密州（山东）等。广州、泉州、杭州和明州是商人的进港登陆地，也是中国商人出航的港口；密州由于在唐代是新罗人的殖民地，所以在宋代成为联系高丽的交通要地。杭州和明州的市舶司在某一时期后被废止，杭州、明州、温州（浙江）、秀州华亭县（江苏松江）
[1] 、江阴军（江苏嘉兴）等地有行政机构市舶务，由各地的地方官来管理市舶业务。

市舶司的职责是征收船舶入港之际的“抽解”税。“抽解”按照船载货物价格的一定比例征收，约为十分之一，有时也会因货物种类不同。另有“榷买（博买）”，即政府购买专卖品的行为。专卖品中包含有犀角、象牙、玳瑁、珍珠、珊瑚、玛瑙以及各种香料等，还有非洲、印度、东南亚产的珍贵物资。政府还能购买特需物品。有时，船主也会主动捐献一些物品给政府作为“进贡（进奉）”。这些结束后，官方才允许海外商人和民间商人进行交易。

南宋时期，以上贸易品的直接课税和专卖所得利益甚至一度占到年收入的五分之一。所以政府大力鼓励外国商人来通商和中国商人出海经商。前面讲过，来到中国的穆斯林在开港都市建立集中居住区“蕃坊”，蕃坊也受市舶司管理。不过蕃坊内的日常生活和仪式活动则由居留民自治，市舶司通过蕃长与他们接触。市舶司的负责人有时与舶来的船主、蕃坊的权势者开宴共饮，以促进贸易的繁荣。中国商人出海经商需要的证明凭证也由市舶司发行。

如前所述，中国船只装有“指南针（罗盘针）”，那时人们已经懂得利用季风了。罗盘针由中国人发明，而关于季风的知识据说是由公元1世纪的埃及人普及开来，将这个知识带到中国的大概也是穆斯林吧。广州有个叫怀圣寺的清真寺，每逢五六月份吹西南风的时候，蕃坊的穆斯林就会攀登此塔，遥望船的到来，祈祷一帆风顺。泉州的市舶司长官和地方官还会举行“祈风典礼”，每年四月，十月或十一月在泉州西北郊的九日山寺庙中举行。九日山中的石头上仍然留有相关刻录。四月祈求顺风西南风，祈愿船舶入港，十月或十一月祈求东北风，希望船舶出海平安。

元代，南海贸易依旧繁荣，也继续沿用市舶司管理贸易的制度。只是元朝的皇族和贵族们纷纷出资企图独霸贸易，甚至禁止一般商人经营海外贸易。这种政策倾向可以说是明代官方贸易和海禁政策的前兆，但不同于明代的是，元代海外贸易的基础是民间商贸船只的往来。

元代有个叫蒲寿庚的名人，是泉州的提举市舶。他原本是蕃坊的居留民，因而有人怀疑他是伊朗人，后来出人头地成为中国官吏。他之所以能长保职位，是因为和元朝势力联盟，掌管海外贸易。他们监督前来通商的穆斯林商人和从泉州出发去海外的中国商人，从中攫取利益。

前章说过，元出征日本和爪哇相继失败，而出征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国交、扩大贸易。日本北条氏虽然拒绝了国交，但后来去元代中国的日本商人和僧侣（尤其是禅僧）很多，元也都接纳了他们。足利尊氏也为了筹集建造天龙寺的费用，于元末派遣了著名的天龙寺船。实际行船通商的则是博多商人，幕府负责护航。此时期，西日本至朝鲜沿海一带日本海盗（倭寇）猖獗，甚至波及中国沿海。

贸易古船的发现

1974年，泉州港湾地区发现了一艘推测是南宋末年的古船。残留下来的部分长24米有余，宽9米多，船舱之间用墙板隔开，外板上重叠堆有两三张板子。所载货物中最多的是香木和胡椒，其次是陶瓷器和铜钱。香料产自印度、东南亚以输入中国，陶瓷器等物是中国输出国外的，它们都集于一处，可见香料是转经中国输出别处的。那么该船可能是日本驶往朝鲜的船。船只现已被复原，陈列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后泉州又在1982年发现了南宋时期的古船。

1980年在浙江南部的温州至连通外海的河川畔，出土了南宋时期的古船。所载货物多是铜钱和铜镜，有人认为这也是运往日本的。然而，中国的陶瓷器和铜钱不仅仅在日本，在东南亚、非洲等地也有大量发现。中国的铜钱和日本一样，在各地被用于商品买卖。在中国，相对发达的货币经济可谓促进了周边地区的货币流通和商业发展。

1976年，在韩国西海岸的新安海域捞上一艘沉船。根据船中的木简可知属于14世纪初年的元代，从宁波（明州）出发航往日本，装载着送给博多和京都东福寺的物品。日本当时进行贸易的主要目的是筹集营造寺院的费用，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一艘日本国船，但从船的结构来看可判断是中国的。所载货物中有很多陶瓷器和铜钱，陶瓷中尤以深受日本重视的龙泉窑青瓷为多，所以有人判断货物从临近龙泉县（浙江南部）的温州装船，在宁波小歇后开往日本。估计从温州装船的货物在宁波有过售卖。船中还载有三个高丽青瓷，所以也有可能是经由高丽然后前往日本。

宋元时期，日本的中国贸易在宁波进行。日本的大宰府里也住着宁波商人，宁波建筑物的墙壁上至今还记载着南宋时期的日本商人给故乡寺院捐赠修缮费的故事。新安船方面，在韩国远海发现了从宁波开往日本的船只。新安船有可能在高丽停留了，但即便没有，也能充分说明当时日本、中国之间的航线十分靠北。

遣唐使船起初穿过朝鲜半岛的海面，取道路途较短的黄海，前往山东半岛。日本和新罗的关系恶化后，开始走东海中部航线，很多船都遭遇海难。据说欧洲古代和中世初期的船只也是沿海岸线航行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748年鉴真漂流到海南岛时，居住在该岛东部的某大首领（土著豪族）每年掠夺“波斯船”，将船员变为奴隶居住在村庄里。此处所记波斯船可认为是穆斯林商船。好像还有其他成为海盗的豪族。来中国的穆斯林商船或许是穿过靠近陆地的浅海，航行在海南岛附近。因此，我认为宋元时期日中间的航路也多偏北，接近朝鲜半岛。

宋元时期的日中交流与遣唐使时期相比较为消沉，但实情如上所述，大量的陶瓷器、铜钱、香料、药材输往日本，僧侣往来也很频繁。入宋僧奝然向北宋宫廷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情况，带回了承继印度马图拉样式的国宝释迦像（嵯峨野清凉寺藏）等物。成寻以高龄渡宋，著有《参天台五台山记》。因为镰仓幕府保护禅宗，荣西、道元等禅僧纷纷留学，中国禅僧也相继来日。镰仓的建长寺、圆觉寺都是这些宋禅僧开创的。

明代的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

明朝一成立，朱元璋（洪武帝）立刻派遣使节出访各国推动朝贡。其目的是把以蒙古人为中心的世界重组为以中国皇帝为中心的世界，改变华夷关系，以期恢复中华帝国秩序。几乎同一时期，明朝开始实施禁止中国沿海地区百姓出海的海禁政策。海禁政策最初是为了禁止百姓和在沿岸地区横行霸道的元朝残余势力、倭寇相勾结。同时与前朝以来的通商政策的变动也有关联，如果一旦恢复了与外国的自由通商，那么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朝贡体制或许会土崩瓦解。于是明将海禁政策和朝贡体制捆绑起来，只允许进行朝贡附带的通商活动。

明王朝除最为信赖的朝鲜（李朝）和琉球之外，给其他各国一定数量的勘合符，命令朝贡船只携带。明核对朝贡船的符文后才授予贸易许可，而且对贡期和船数都有事先规定。朝贡使和随船的商人们在宁波、泉州、广州三地市舶司接受检查后，上京进献贡品，再待朝廷购买完毕，才被允许普通交易。明廷虽也会回赐（回礼），但这本身也含有交易的意味，而且还有官府购买，所以可认为几乎等同于国营贸易。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和中国商人积极向海外发展的前代相比，这种做法是被动、消极的。仅在永乐帝时期，郑和率领船队远征，多达七次。郑和船队经东南亚、印度、阿拉伯，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这种海上活动对中国而言可谓空前绝后，其目的是为了推动各国朝贡，依旧沿袭了建朝初年以来的朝贡体制和国营贸易相结合的方针。

向明朝贡的国家，当然是为了获得贸易利益。以日本为例，足利义满听取了一位博多商人的劝告，向明派遣使节，从明朝皇帝那里获得“日本国王源道义”之位（古代以来的说法则是册封）。此后，足利将军还以源某之名纳贡，但派遣遣明船的实权落入细川氏和大内氏手中，而细川氏和大内氏又分别以堺商人和博多商人为后盾。初期，细川氏和大内氏共同负责船只航运，不久后二者开始竞争。1523年，两方在宁波发生争执，结果发展成一起杀伤明官员事件。之后，在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大内氏坚持了一段时期的派遣，但随着大内氏的没落，遣明船被废止了。

顺道一谈，在日本写国书、担当正使和副使的是当时有学识的僧侣。天龙寺僧人策彦受大内氏派遣入明，留下了一本非常详细的《策彦入明记》。

各国的入港地都有规定，宁波是日本的入港地。琉球的入港地最初是泉州，后来改为福州，福州设有市舶司。广州是暹罗等南海诸国的入港地。

琉球在明初分裂为山北、山南、中山三国，分别向明纳贡，15世纪由中山王统一。中山王很快受明册封，获得了明提供的船舶、人才，从事中国贸易，因此对明的朝贡次数也远远多于其他各国。明自从实施海禁政策以来，变得无法随心所欲地获得南海各国的物产，而琉球居于连接东南亚和中国的有利位置，因中转贸易而得以繁荣。

明末，民间商人的贸易得到认可，朝贡贸易衰落，不过琉球的贸易属于国营贸易，所以朝贡也一直持续到了明末。只是中国商人开始直接和东南亚通商后，琉球中转贸易的利益有所减少。正当此时，日本萨摩军入侵琉球，要求琉球臣服日本，而同时却又承认琉球对中国的臣服。所以琉球的朝贡一直持续到了清朝。幕府公认了这点，并且在日本锁国后，通过琉球轻松获得了中国商品。所以说，日本和中国的交易并非只有长崎的贸易。

私人贸易和“倭寇”

明朝的贸易统制和海禁政策可以说是宋元以来国家干预贸易的极端体现。但是，国家的干预正是建立在民间贸易活动的基础上，无视明朝民间贸易的单方面统制中隐藏着巨大的矛盾。这个政策剥夺了一直以来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沿海（特别是浙江、福建、广东等）百姓的生计。所以出海进行秘密贸易、放弃国内生活移居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人逐渐增多。

对此，明朝只是动员军队进行严格管制，秘密贸易从事者也武装对抗，甚至有些人时而进行双赢的和平贸易，时而摇身一变成为海盗进行掠夺。这种海盗沿袭元代以来的叫法，被称作倭寇，但实际上日本人只占少数，多数是沿海的中国人。所以为了区分，将元末明初的称为前期倭寇，明代中期以后的则为后期倭寇。

移居海外的中国人违反了海禁，所以不能再回国，他们被称为华侨。华侨从中国人海外贸易繁荣的宋代开始增多，明代以后增势尤为显著。他们中以福建人和广东人居多，一般按出身地形成组织而互相援助。他们凭借中国商业的先进经验，在东南亚一带甚至掌握了所在地的经济实权。

后期倭寇最为猖獗时是16世纪的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此时期，特别有名的倭寇根据地是浙江海上的双屿岛和福建南部漳州的港城月港。嘉靖初期，倭寇头目联合葡萄牙人在双屿进行秘密贸易，从此以后双屿成为倭寇据点。葡萄牙人不久之前到过东亚，希望与中国通商，不但遭拒而且在广东遭遇炮击，因此才开始同中国人秘密通商。中国人又邀上日本人，双屿遂成为诸人种进行跨境交易的中心。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派朱纨去清扫倭寇。朱纨击破有超过两根船桅、可以进行远洋航行的大船，袭击了双屿岛，摧毁了倭寇的根据地（1548年）。朱纨明白倭寇背后有乡绅支持，但他没有作任何妥协。双屿被摧毁后，浙江、福建沿岸的乡绅和与此有关的官僚们，开展活动排挤朱纨。朱纨受到弹劾，最终被剥夺官职，自杀而亡。

葡萄牙人后来取得在广州、澳门贸易的许可，1553年前后开始在澳门安定下来，也获得了明朝地方官的许可。最初，他们通过上缴贡金获取租地权，19世纪又借着鸦片战争以后的风潮，对澳门实行殖民统治，直到最近（1999年）才返还中国。

倭寇头目中最为出名的是王直。王直是安徽人，这点确凿不假。也有传言说他经营盐业时破产了，从小就是个任侠、无赖等等。徽州是明代首屈一指出大商人的地方，很多人从事盐业买卖。王直是其中的失败者，所以转身成了海盗。或许是出身的缘故，他有一定的教养和资金，擅长调停海盗间的矛盾，又好救济穷苦人而深得人心。

起初，王直来到双屿，加入海盗集团，后来去了日本把博多海商也带进双屿贸易。由于这层关系，双屿被摧毁后，他把根据地迁到日本的五岛，自己在平户建起寓所，如今当地仍保留遗址。如此这般，他联合日本、中国的海盗经常骚扰浙江海岸；后来还和平户领主松浦氏和浙江沿海的乡绅、官僚联手。无论是日本领主，还是浙江的乡绅们都企图通过投资倭寇获取海外贸易的利益。然而，王直和这些乡绅、官僚的交流成了他没落的原因。负责对付倭寇的明代官吏胡宗宪，命部下前往日本直接和王直接触，谎称只要回国便准许贸易。王直信以为真，回国后即被处死（1559年）。

王直死后，其部下势力逐渐衰落。但倭寇在福建、广东等南方海域重整旗鼓，把漳州作为中心。宋、元及明朝初年，泉州尚还是该地区的通商口岸，明中期开始琉球的朝贡贸易移到福州，漳州则成为秘密贸易的中心。倭寇中有相当多的漳州人，浙江方面的倭寇衰落以后，他们开始活跃起来。

在漳州，1561、1564年，发生了所谓月港二十四将的叛乱。对于24人的性格，学界众说纷纭，但他们合集资金、制造大船、出入海上与倭寇船只和葡萄牙船只进行贸易的事情确定无疑。担心倭寇猖獗的官吏强化了武力镇压，于是24人揭竿而起，参加者众是因为人们的生活与贸易紧密相连。归根结底，用剥夺百姓生活的方式来维持治安本身就很不合理。叛乱虽被镇压下去，但1567年，持续多年的海禁终于解除，沿海居民的海外出航变成合法行为。这对明政府来说，多少有点亡羊补牢的感觉。

在允许私人商船出洋的漳州，船舶出入之际，必须缴纳水饷和陆饷等税，这些税根据船的大小和货物重量而定。另外，此时期开始，远航到菲律宾马尼拉的所谓吕宋贸易船开始增多，对于它们则有特别税种征收。

当时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宾，引进了在美洲新大陆开采的大量的银。出洋到马尼拉的中国商贸船把这些银带回中国大陆。同时期，葡萄牙人输往日本的银，再从澳门转到中国大陆。如前所述，正是这些银催生了中国一条鞭法以至地丁银的银税制。

郑成功一族的抵抗

17世纪初，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荷兰人也来到了东亚。他们以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为据点，在中国海盗的引导下占领了台湾南部。明虽然准许一般商人出洋，但仍然禁止出航日本。所以早前和日本有交易的中国人，依旧从事秘密贸易和海盗事业。

这样的中国人海盗中，有个福建出身的郑芝龙。他年轻时候便来到平户，娶日本女性为妻，生有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郑成功。郑芝龙在日本和雅加达之间的海域横行霸道，袭击了福建沿岸几次后，不久便被招安，反而协助明廷讨伐海盗。由此海盗被一扫殆尽，他成功取得了东海的制海权。

明清更迭后，郑芝龙向清投降。这固然是为了维护既得权益，可郑成功不从，夺走父亲的制海权，坚持抗清。他占领泉州和漳州之间的厦门，以此为根本，与日本、台湾、吕宋和东南亚各地进行交易，博取巨额利益。清见郑成功的势力和沿海地带的人相通，便发布“迁界令”，强行将沿海居民移居到30里外的内陆，在沿海地带制造了无人区。

因此粮草被断和缺少人员的郑成功，遂将视线投往对岸的台湾，驱逐掉荷兰人后把根据地迁移至此。他死后，长子郑经统治台湾，伺机以待准备反攻大陆。三藩之乱时，他联合三藩势力占领了福建沿岸。只是三藩之乱平定后，其又被逐回台湾，不久便去世了。虽有幼儿续后，只是郑氏大势已去、无力回天，1683年投降清朝。由此，倭寇以来的中国沿海民众的自由活动落下帷幕。

前一章曾讲到明代遗民抗击清军，其中有逃亡至日本者。最广为人知的是朱舜水，他加入郑成功部队后，毅然决然去了日本，被水户藩重用，影响了水户学。僧隐元也是亡命者之一，他仿照故乡福州的黄檗山万福寺，在宇治创建了一座同名寺院。该寺院至今仍保存着中国禅寺的建筑样式和佛教仪礼。

清朝的贸易政策和欧洲人的到来

清朝平定台湾后，废止了迁界令，准许沿海百姓与外国通商，也允许他们出洋，在广州、厦门、宁波、镇江设置“海关”，使之成为继市舶司之后的征税机关。不过，清有指定洋行即特许商人，使其为出洋商人作保，让其负责出洋手续及缴纳税赋等事。洋行商人自己也投资海外贸易，所以在通商港口持有特权的大商人势力越发强大起来。

除此之外，清也沿承了明的朝贡贸易。所以福州依旧是琉球的入港地，广州仍然是东南亚诸国的入港地。也就是说，清代时，朝贡贸易和民间的互市贸易同时存在。不过虽说是朝贡贸易，东南亚地区很多时被商人贸易所利用。

如前所述，明末以葡萄牙人为首的欧洲人出现在中国沿海，他们绕过好望角，越过印度洋，驱逐开穆斯林船队，沿着穆斯林曾经开辟的航路，最终抵达东亚。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进行贸易的同时，也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传教。继圣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传教后，中国迎来了利玛窦。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和佛教一样，面临着如何处理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仪礼的关系问题。耶稣会向传统妥协，由此得以接近宫廷，较之传教，他们更多在传播欧洲学术，在地图学、炮火术、天文学等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可对于传教，步耶稣会后尘的其他会派反对向传统妥协，引起了天主教会内部的典礼问题论争，教皇支持后者，耶稣会败北。传教问题在中国宫廷内部也频频被非议，基督教徒遭受压迫，致使传教效果欠佳。

贸易方面，中国政府对欧洲人也持有戒心。清代，继荷兰人之后，来华的基督徒络绎不绝，清朝遂于1757年将通商港口限定在广州一个口岸。而且将和广州外国人交涉的权利委托给被称作十三洋行或公行的少数特权商人。宋元以后，虽然中国的民间商人非常活跃，但作为中华世界的统治者，国家仍旧没有改变将一切活动置于自己统制下的态度。民间商人中又诞生了特权商人，他们与政府相通，所以在清朝出现了这样的体制。

起初，荷兰和英国的贸易在本质上和东亚世界自古以来的商业交易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荷兰和英国都授予东印度公司垄断亚洲的贸易，这和清朝的统制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这阶段中国仍然对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对欧洲的物资没有需求。而欧洲在17、18世纪对中国尤感兴趣（此时欧洲人的中国趣味被称为chinoiserie），陶瓷器等也进入欧洲。特别是由于对茶的需求异常大，东印度公司开始大量引入中国茶，而作为代价必须支付白银。为了消除贸易差额，东印度公司着眼印度产的鸦片，借助从事私人贸易的商人之手将其卖进中国，向中国注入鸦片的毒害。于是清朝官僚们开始讨论禁止鸦片的引入问题。

正是这个时期，英国产业革命进行得风生水起，对广大的中国市场虎视眈眈，却被清朝拒绝了进行自由贸易的要求。另一方面，英国撤销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产业资本家们的意向开始直接反映政府的亚洲政策。其结果是，英国以中国烧毁鸦片为口实，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众所周知，这场战争成为中华帝国走向解体的导火线。

中国近现代史的历程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广州、厦门、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割让了香港；在关税上失去自主权，承认领事裁判权，允许在通商口岸建立不受主权干涉的租界。以上即是不平等条约。紧接着，英法两国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逼清政府增加通商港口，允许外国舰船在长江航行，允许基督教传教，并进一步扩大了香港的割让范围。1894、1895年的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取得辽东半岛和台湾等地，获得了在清国经营制造业的权利。列国以此为契机，19世纪末开始争先恐后地瓜分中国领土以作租借地，并掠夺矿山开采权、铁道铺设权等，为外国企业的进入铺平道路。当时的中国状况被称为半殖民地。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内部发生了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反清排外运动。继主张学习外国的洋务运动后，对传统体制的改革、革命运动前赴后继。康有为的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孙文等人的革命在乡绅和军队中引起共鸣，终于在1911年掀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结束了超过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但中国社会的旧体质（半封建社会）仍然未变。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高涨，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又以“文学革命”为中心，兴起了革新本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

中国以对文化的根本性革新开始的社会改革中有值得日本人深入思考的地方。当然相比于日本，中国自古以来一直都由知识分子执掌权力，用儒教维持体制，所以相对来说迅速意识到文化变革的必要性比较容易。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虽说属于权力之争，但其中也伴随着为夺取权力而有必要从文化方面改善体质的意识。

言归正传。以反帝国主义为首，各种运动和争论蓬勃高涨时，孙文领导的国民党吸纳共产国际的建议与共产党合作，从广州出发开始北伐。孙文在北伐前去世，国民党新领导人蒋介石在北伐途中与共产党决裂，1928年进入北京统一了中国。而此时正值“世界大恐慌”（1929年）的前夜。在前些年便开始面临经济危机的日本出兵山东阻挡北伐，又炸死了东北（满洲）统治者张作霖。之后，由于日本占领了东北，势力范围延伸至华北，国民政府内与共产党战斗，外受日本侵略的威胁。

1936年西安事件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等指挥的前线部队抓获，被迫停止了内战，再度进行国共合作，表示愿意接受全民抗日。翌年，日中战争开始，不久这场战争便被卷入日、德、意的法西斯阵营和英、法、美、苏等对阵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世界大战的终结，中国迎来了胜利，国共内战后国民党迁到台湾，共产党和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数度进行了政策路线变更，这其中也有权力斗争的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引起巨大的混乱，降低了生产力。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主导了改革开放政策，向社会主义体制导入了市场经济原理和经济自由化政策。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经济实力，但同时也留下了地域间和个人间的贫富差距，特权滥用，贪污腐败及如何听取人民意见等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经济政策和政治权力之间的矛盾，政治改革虽然也已提上议程，但因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关联，实行起来举步维艰。

大陆与台湾之间也遗存问题。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海峡两岸的人民存在很大差异也是事实。尽管台湾的投资加强了二者的经济联系，但社会结构和生活状态毕竟不同。而且，由于台湾位于美国地域防卫战略的前线，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这是内政问题，其实存有转化为国际问题的隐患。这对东亚和平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

本书虽主要叙述前近代中国的历史，但丝毫不涉及近代，似乎结构有所失衡。所以在最后附载了近代史概观，也言及现当代问题。此前的论述较多地分析了孙文和毛泽东等人的运动特质，在最后一章，我打算论述整个亚洲的现当代问题。

[1] 松江县于1958年11月划归上海市；1998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区。

14 如何看中国史发展的大势

——时代划分问题和现在的视点

停滞性社会论的问题

本书最后，再回顾一下中国历史。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诞生了以皇帝为顶点的中央集权式的行政组织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对于这种体制，欧洲人称为专制主义，认为权力集中于皇帝，仅皇帝一人自由，庶民则像奴隶一样毫无权利。而且他们发现这样的社会以几无变化的状态持续下来，认为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洋社会的特征，称其为停滞性社会。

这种停滞性社会论曾一度被日本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然而不仅如此，停滞性社会论为明治以后“先进”的日本侵略“落后、停滞不前”的亚洲各国、扮演指导者角色提供了绝好的理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们停止了使用停滞性社会的表述，但专制国家论的拥护者依旧甚多。本书第3章提到的仁井田陞虽是其中之一，但在战后不久我曾听过他一场“东洋社会伦理的特征”（后来以同名书出版）的讲演，甚为感动。讲演介绍了旧时代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无可救药的部分，内容和仁井田所持有的必须一扫残留在战败前日本里的“封建遗制”的强烈使命感相重合。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仁井田对中国人民各方面的革新抱有非常高的期待。所以说，仁井田虽然也把中国旧社会整体的停滞性问题化，但又以热烈的革命论作后盾。于此点和以前的论者不同，也不同于今日单纯把国家形态当作问题的专制国家论。

鲁迅把中国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认为其循环就是“先儒”的“一治一乱”（岩波书店《鲁迅选集》第五卷《坟》第185页）。这种循环论虽也是否定历史发展的停滞论的一种，但鲁迅的意图在于从对这种历史的绝望中来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他强调，无论他如何对人绝望，却不能从外部去发现让人前进的道路，而必须由人自己去开辟道路。

可是，觉得旧中国停滞不前的人们在受到近代欧美列强的冲击后，倾向于认为可以通过引入欧美的文化、技术、制度来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不可否认，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欧洲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亦不可否认，现在中国导入的市场经济和“中国现代化”（中文是近代化）的关系也多少可证实这点。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情形是建立在地方小都市和农村里的民众希望提高生活水平、获取利益的基础上的。这或许是一种传统性的、历史性的存在。如果讨论中国革命和近代化，就必须思考其原动力在何方，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中国史的时代划分论争

欧洲人的停滞性社会论诞生于欧洲对亚洲、中南美洲、非洲等地区殖民地化的时代，并存在于对亚洲的蔑视观中，而实际上其并没有对亚洲历史进行深刻切实的观察。同意这种论调的日本人大都不是历史学家。历史是人们拼命生活、创造各个时代所留下的足迹。如果看看这些足迹，再想想人们为生活所作出的努力，便断不会简单地言说什么停滞。

停滞的反向是发展。表示历史发展大势的典型是时代划分。各地区的历史发展各不相同，自然也各有独特的时代划分，但时代划分的另一个特征是根据时代划分方法来确定各地区历史在世界史中的位置（此情况下需从各地区的特殊发展中寻出普遍性的要素）。古代、中世、近世（或近代）这样的三段式划分便是例子。马克思主义中的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也同样如此。

发展不可等同进步。黑格尔和马克思承认有阻碍进步的消极因素，运用既否定又肯定可跃入下一阶段的辩证法，尝试去掌握历史的变化规律。但是他们认为历史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历史进程中有将来想要到达的目标。这个目标被标榜为他们的理想，并借此来给历史进程赋予意义。针对此点的历史主义思潮认为，历史是无限变化的，各个时代有其固有的内容及意义。借用兰克的话，则是“各时代皆与神相通”。他们主张，虽然不十分清楚变化的终点，但我们是在向未来进发；正因为如此，所以应该树立理想，为实现理想而行动，把自己置身于历史，参与对未来的创造，以此作为个人对待历史的人生观。

那么，该如何划分中国历史呢？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巨大的变化和发展，构建了中国社会的骨架，这是毫无异议的。问题是秦始皇之后，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汉末与魏晋之间、唐末与五代及宋初之间、明末清初之间，都有变化的波浪。只是如果考虑停滞论，则必须追寻各个政治体制之间有过怎样的变化。带着这一问题再次总结后，日本和中国的很多历史学家几乎达成一致，即唐宋之间有过相当大的变化。不过对于该如何评价，意见尚不统一。

对于这点，有人认为是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有人说是古代向中世的过渡。关于这个后面会详述。中国学者对于西周到汉末魏晋之间的哪一时期才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意见并不一致（请参照堀敏一《中国近年的时代划分论争》），但在唐宋之间是封建社会前后二分的时期上则达成一致。欧美学者中，有些人称魏晋南北朝、隋唐为Early Medieval（早期中世或前期中世）。可能他们认为宋以后才是后期中世，也有人称其为Late Imperial China（后期帝政中国）。

内藤湖南的宋以后近世论

内藤湖南主张唐宋之间是中世向近世的过渡。其在1914年的《支那论》开篇写道：有人说所谓近世在欧洲是文艺复兴以来民众势力的壮大，经济和社会组织发生变化的时期，以同样思维来思考日本史的话，可说是武家勃兴、平民势力随之增强的时代，也即近世始于足利末期或更早的镰仓时代。

内藤湖南关于日本的这种观点，应是产生于他与京都大学的同僚原胜郎和内田银藏等的交友中。原胜郎从镰仓时代看出了宗教改革，从江户时代初期寻出了文艺复兴。内田的《日本近世史》一边认可把镰仓时代或明治维新作为近世开端的理由，一边又采用足利末期是过渡期、江户时代初期是近世之始的说法，认为此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非常相似。这可能是今日把江户时代作为近世开端的滥觞。内藤后来在“关于应仁之乱”（1921年）的演讲中讲到历史是下层人民不断向上发展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仁之乱是最下层的人破坏古来的旧秩序、创造了直通现在新时代通道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这和原胜郎的论述相似，也等同于刚刚有关“足利末期”的叙述。另外，新思潮被统一、被整理正是内田所认为的近世。

内藤认为也可采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中国史进行时代划分。迄至唐代，贵族制约着君主权力，唐中期开始则和日本一样武人勃兴，贵族则逐渐没落。这样一来，宋代以后君主集权力于一身，实现了独裁政治。其臣僚即使再卑微低贱，也可通过考试或功劳被任用，因为官位不能世袭，所以其地位实际上和贫民并无二致。宋以后的君主独裁政治是中国“近世”的独特之处，随之出现的贵族没落、平民崛起的趋势也和西方、日本的潮流一致。

内藤既是历史学家也是政治家。《支那论》写于辛亥革命后，论述革命后的中国是将继续帝政还是变为共和制。当时的日本担心中国帝政的瓦解会影响到日本的天皇制，而内藤总结宋以后的历史发展大势，认为中国成为共和制是必然。因为在君主独裁政治以至弊害的另一面，底层的人民力量也在不断壮大，结果必然如此。从论断中可见内藤在“关于应仁之乱”的讲演中体现出来的民主性历史观。

但是，内藤所谓的平民和人民，若是在唐及以前作为贵族的对立面来说毫无问题，只是宋以后这些平民和人民也被分裂进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新晋为统治阶层的人们被称为士大夫、读书人等，在他们具有成为官吏的资格或者致仕后，抑或属于官吏家族等的情况下，不管其在不在官位上，这个身份都不会改变。我们不能将他们与一般的庶民、贫民混为一谈。

内藤在《支那论》以及10年后的《新支那论》中写道，地方乡村的自治团体维持了历代的治安，这似乎表示他很期待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趋向安定。不过这些是被宋以后的士大夫阶层所统治的乡里的末端组织。内藤后来把“近世”改为“近代”，颂扬士大夫阶层形成的“近代支那的文化生活”，甚至暗示这是世界民族生活的未来。所以内藤认为宋以后的近世与现在的时代直接相连，可以说这一点体现了把宋以后作为世界史上的近世（近代）的时代划分意义。

内藤史学的古代、中世论

如上所述，内藤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预测了革命以后的社会后而提倡近世论的。通过将标志近世的独裁君主制和平民的崛起与此前的贵族政治进行对比，近世论被描绘出来。只是对于贵族政治之前的历史该如何划分，内藤并没有言及。

内藤解决这个遗留课题是在约10年后。关于此点的总结性记述可见于1921年后他在京都大学时的授课讲义“支那上古史”的绪言部分。在这里，他说“东洋史是支那文化发展的历史”，可以按照中国文化影响周边的浪潮，和因周边野蛮种族的崛起而影响中国的浪潮结果来进行时代划分。从中可以看出，他将东亚作为文化上一体的中华世界。这不同于近世论中重视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观点，而将重点转移到中华世界内部的中国和异民族的关系上。他从这个观点出发，将后汉中期以前作为上古，经过过渡，五胡十六国至唐中期为中世，唐末五代时为第二个过渡期，宋元为近世前期，明清为近世后期。简言之，划分标准完全不同于以前的近世论。

为什么会这样呢？通览此时期内藤的文章会发现，他认为中国文化在其他民族之间延伸的同时，其势力和文化中心也在移动，最初是江南民族，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势力开始兴起，最后由元、清统一了整个中国。据内藤所言，日本也居于中国文化圈内，所以也有成为其文化中心势力的资格。这是因为内藤在辛亥革命时所期待的中国安定越发难以实现，反而是期待日本对中国进行改革的心情日渐强烈。前面提到的《新支那论》中，内藤在题为“东洋文化中心的移动”的文章中明确陈述了这点。不过，内藤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之情在这种局势下变得愈发强烈。他疾呼，割离政治和文化，中国在文化上成为世界的模范吧！

像内藤这样的倾慕中国、为了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而以生命相托的人数不胜数。还有参加或协助孙文等的革命运动的人。然而，眼看着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被列强不断剥夺主权，也难怪他们产生让日本做点什么来挽救中国的念头。这种思想潮流叫作“亚洲主义”。但是，后来很多人协助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侵略，亚洲主义的理想遭到背叛。幸运的是，内藤没有目睹这场悲剧。

内藤的时代划分至今仍有不少后继者。但这些后继者并不是像内藤样的政治家，而是专攻学术的学者。宫崎市定把后汉末期以前划作古代，正如第3章中所讲，认为其相当于都市国家时期，而把魏晋南北朝、隋唐作为中世。他说，村落在自然经济中得到发展，犹如农奴般的劳动者——部曲耕作的庄园也发展起来。对于宋以后的近世，他则强调东西两洋的文艺复兴比较、大土地所有的资本主义式的经营等。这种观点与内藤的上古、中世论不同，而是重视近世论中所反映的与世界史的关系。

此处，我也表明一下自己的看法，如在第3章所讲，我基本赞成都市国家论的提法。不过宫崎的论说是国家和都市的形态论。关于都市国家由怎样的市民、庶民构成，其性质如何，我想从近年的出土文献中已经找到了明确的答案。他所指的村落发展这点很重要，村落构成贵族势力基础的同时，也具有导致分权的性质。所以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国家并没有把村落纳入统治机构，以确保皇帝政治的续存。另外部曲身份出现的前提是出现了不同于奴婢（奴隶）的或农奴的劳动力。隋唐国家为了能直接管理他们，赋予他们与奴婢相当的贱民身份，将其放入身份是良民的主人户籍里。所以部曲不能像农奴一样建立独立的个人家庭。关于宋以后，后面再讲。

把唐宋作为古代、中世分界点的论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48年，前田直典提出了新的时代划分方法。他认为唐之前的大土地所有中的奴隶是直接的生产者，遂把唐以前作为古代、把宋以后作为中世。前田主要是为了证明唐以前的奴隶制，后来仁井田陞赞成这种划分，从法制史学者的立场把焦点集中在宋以后的大土地所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法关系上（大土地所有者中诞生了内藤所提出的新官僚、士大夫、读书人）。

我在第8章中曾讲过，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大土地经营中，地主在直营地中使用奴隶，直营地周围则有租给佃户的农田。所以我以为不能像前田那样单纯地认为奴隶制是主流，尤其是魏晋乱世时期，自耕农没落而寻求地主保护的人很多。只是对于此种情况，西晋和东晋制定了给客制（限客制）以限制佃户的数量。到了北魏则施行均田制，采取保护、培养自耕农的政策，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唐中期均田制瓦解后，国家撤除了对自耕农的规制，提高了自耕农的自立性，但同时也加快了自耕农的分解，促进了新的大土地所有的发展。自耕农、大土地所有的地主以及佃户都是普通老百姓，但一旦确立地主—佃户关系，便有了宋代观念中所说的“主仆之分”。如果两者之间发生杀伤事件，宋代法律对地主和佃户的刑罚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仁井田所强调的地方。只是，他称其为中国的农奴制，而佃户也还属于普通老百姓，不同于中世欧洲农奴的固定身份。

于是内藤的后继者宫崎市定主张地主和佃户之间是自由的契约关系。确实，两者关系的确立并非强制性的，而是通过契约，但此契约既非近世也非近代样的，中国早在汉代便已使用契约文书。宋代以后的地主和佃户签署的契约写的都是佃户必须何时缴纳佃租，明显是单方面的条款。地主一方不受任何制约，可以自由苛待佃户、解除契约或是收回土地。所以该种契约的当事者并非对等关系，宋代律法对两者进行差别对待也是理所当然。

前田富有启发性地指出，明末即16世纪时期农村工业包办制的出现、一条鞭法的施行（纳银税制）等是进入近世的标志。仁井田则认为明清律法，尤其是清代中不再有主仆之分，从地主—佃户关系的历史来看，如果把10世纪唐末宋初看作是第一个转型期，那么17世纪前后则是第二个转型期。实际上，明清时期永久佃户权的确立、以此为前提的一田两主制（一块田地分为田面和田底，其所有者各不相同，分别进行买卖或收益的制度）的普及、抗租运动（反对征收高额佃租的运动）等都反映了佃户地位的提高，消除了地主和佃户之间的主仆之分。

然而，一田两主制虽然展现了佃户地位的提高，但一块田地两人以上所有的情形难以说是近代的所有制。一般认为，近代式的所有制特征是在一件事物上行使唯一绝对的所有权。自然，前田所说的近世和近代不同。前田明确表示鸦片战争以前是近世，那么他显然认为鸦片战争以后是近代了。这种以鸦片战争为划分点的想法和现在的中国学者相同。

无论是宫崎的论说还是前田、仁井田的论述，都以地主的大土地所有作为关键问题。与此相对，中国史研究会认为农民的“小经营生产方式”才是基本。该研究会各位成员的主张并非十分明晰，他们大概是认为小经营生产方式应该处于国家的土地所有之下，前期（唐以前）是国家的奴隶制，后期（宋以后）是国家的农奴制。此处，他们考虑在农民的小经营之上还有皇帝集权力于一身的专制国家体制。

确实，中国历史上小经营的农民很重要，在重视这点上我也态度坚定，只是该如何给贵族、士大夫和大土地所有者定位呢？我认为这些人才是位于农民之上的社会统治阶层，国家是这些统治阶层的统治机关。这些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演绎出来的正是鲜活的中国历史。

对近世和近代的看法——作为时代划分论的背景

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是从我们所生活的当下看历史。这种对历史的看法最为充分地表现在时代划分的方式上。内藤和前田、仁井田的时代划分方法不同是因为两者生活的时代、各自与时代的契合方式不一样。渡边信一郎指出，内藤的时代划分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产物，而前田、仁井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期的产物。前章也简单地分析过内藤对辛亥革命所持的态度，以及该态度与其时代划分的关系。

前田、仁井田的时代划分观点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该时期正是近代化成为日本当务之急的时期。军国主义的日本惨遭失败之痛后认识到自己落后的一面，开始高呼近代化和民主化。此时，亚洲、非洲各国也获得独立开始国家建设，中国取得革命成功，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种形势使人们开始坚信变革的普遍性，使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流行起来，也影响了前田等把唐宋变革理解成奴隶制向农奴制发展的这种时代划分观点。内藤的后继者中，也出现了从社会经济史的观点来进一步证实该时代划分合理性的倾向。

关于内藤和前田等时代划分的不同，还有一个重要点。这一点当然也和各自所在时代有所关联，他们的不同源于其对近世、近代思考的不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将历史分为Ancient、Mediaeval、Modern三个时期的三区分法。与此不同，中国则有将古代史分为上世（上古）、中世、近世的三区分法。于是内藤时代的日本学者便把Modern Ages翻译成近世。

内田银藏的《日本近世史》遵循了这种做法，他将日本的文艺复兴时期设定为安土桃山至江户初期。无论是内藤的宋以后近世论还是后继者的宫崎市定，都将宋代比作文艺复兴时期。把日本江户时代称作近世的惯例便在此时期确立下来。而且内田把江户时代作为封建制的确立期，由此诞生了近世封建社会这么一个不同于欧洲的日本特有的概念。

然而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三区分法成立之后，出现了真正的Modern Ages产生于市民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观点。一般认为文艺复兴到市民革命期间几乎是绝对主义时代，此时期封建时代以来的贵族尚且拥有势力，国王拥有绝对权力，进行独裁政治。而只有打破这种制度后，才出现民主的权力。于是，日本将绝对主义时代称为近世，将市民革命以后的时代称为近代，以示区别。同样的区分在日本史领域中也被应用，明治维新以后是近代，这之前的江户时代是近世的认识逐渐成为共识。

内藤的时代划分是原、内田所在时代的产物。该时期的近世便是近代，指代Modern Ages。所以内藤后来将近世改称为近代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后世人虽然继承了内藤的时代划分，也一般将近世之后称为最近世或近代。

前田等的时代划分自然区分了中世、近世和近代。只是他们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开端的观点并不是因为中国实现了近代化。自不待言，内藤和前田等的时代划分都考虑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世界史。由于近代以前世界还没有成为一体，各地区的时代划分在年代上各异。但是在近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体，由此某种程度上共通的年代基准变得必要起来。

那么，世界是如何成为一体的呢？产业革命的成果和产业资本的需求导致必须寻求新的工业商品市场（在英国主要是棉织物），于是欧洲列强开始向全世界扩张。此举揭开了亚洲、非洲等很多地区成为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从属国的序幕。如果要在中国找到这个时点，则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后不久，列强势力也开始侵犯日本，引起了日本幕末的动乱，最终促使完成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

从此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日本则走上了独立、富国强兵的道路，我们往往被这种表面上的差异所蒙蔽，但不能忘记这在世界史上是相关联的事件。既是关联事件，那么也必须注意两者中的共同点。在中国，鸦片战争后爆发太平天国，出现了摸索富国强兵、近代化的思潮和运动。中国对西方的研究开始于鸦片战争以前，毋宁说要早于日本。正是因为有了中国人的长期努力，才有了现在的中国。另一方面，日本在初期也有过半殖民地的状态，近代化不能马上成功的道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中得到了验证。所以说，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和明治维新开始的近代采用的是相同的时代划分方法。

重视内在发展和新近世论

在关于近代的观点中还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即近代和中世的关系。不管是把文艺复兴还是把市民改革作为近代开端，他们都在强调近代和中世的不同。人们通常把中世称为黑暗时代，而强调近代划时代性的崭新一面。但后来，有人开始主张去中世寻找近代的源头。而其源头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观点在很久以前即已出现。

亚洲也同样如此。既然近代化已被问题化，那么指明此前的陈旧自是至情至理。可是像今日这样，人们如果要关注亚洲各国的发展，就必会注意到各国的特征，去哪里找寻内在原动力也就成了问题。所以，出现从亚洲的过往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寻求答案的动向也不奇怪。

下一个问题是：这种动向于此处给我们要讲的时代划分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首先，出现了重视以近代以前的亚洲近世作为Early Modern的倾向。当然，这种倾向来自从亚洲历史寻找近代萌芽的影响。岸本美绪主张，由于16世纪时期开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等，打破旧时代秩序建立新国家的态势在亚洲各地同时发生了。这种态势同样也可见于欧洲的绝对主义时代。

另一方面，以滨下武志为代表的学者指出，旧时代以来的朝贡贸易体系在不断变化的同时，因被重新纳入近代列强对亚洲的侵略过程而被承继。我本人对这个时代是个门外汉，不敢妄加评论，但鸦片战争后产业资本的影响并没有很快展现其实早已被人指出。问题是以前的亚洲贸易圈会持续到何时，它和今日的亚洲各地区的连带问题是否还有关联？以前的亚洲贸易圈在中华大国主义的控制下，所以各国的近代化必须同时面临如何突破来自中华秩序和列强的阻挠、获得自立的问题。这或许便是为何必须暂时切断亚洲贸易圈，进行重新构建的原因。

近世开始于16世纪前后，在中国则始于明清时期。以中国为中心，包括东亚、东南亚在内的朝贡体系的建立也在同时。不过也有人想把这种意义的近世上溯至宋代。这样的话，内藤史学的时代划分恐会以一种新姿态复苏，只是其意义和内容将会作另一种诠释。

现代亚洲的历史诸问题

近年出现的一些观点太过于强调和传统的关系，甚至认为欧洲已然不是基准。他们主张既然鸦片战争是殖民地化的开端，自然不能成为近代的标志。至于鸦片战争后的时代能否用这种观点来看，读者可以结合前面的叙述来思考。正是因为重视内在发展，此时期作为中国革命的前提，学习西欧文化的风潮、反对侵略和封建王朝统治的运动的意义才尤为重要。

当然，这种动向首先始于西欧势力的对外扩张。在这种情势下，亚洲地区“近世”时期的内在发展是如何被继承、亚洲方面又是如何对应等正是岸本、滨下提出的疑问。我们不能跳过这些问题而直接开始讨论亚洲各国的近代化。将来的某一天，或许我们能够谈论近代化后的亚洲各地区通过主体性联系所建构的世界史，而并非所谓以西欧的对外扩张为契机的世界史，但现在还为时尚早。

我想这种观点的产生是受到近年东亚、东南亚各国发展的刺激。中国自不必说，对于韩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所谓的“四小龙”，在关注这些地区的产业发展（尤其是工业）的学者中，有些人仿佛套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试图从儒教伦理寻找推动其发展的内在精神。这些地区除韩国以外，都是汉族主导，韩国也是受儒教影响的国家。儒教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四运动以来，一直被作为中国旧体制的支柱而遭到猛烈批判；近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批判了孔子和儒教。后者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之争，固然不会放过儒教，但其本身有能够被政治所利用的内容也是事实。所以，对儒教的重新评价会是一个涉及众多领域的大问题。

实际上，在对迄今为止的亚洲各地区的发展进行如此高的评价中，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地区的政权多被称作“开发独裁”。因为正是在独裁政权或官僚的指导之下，这些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急速发展。这其中伴随着对民众的榨取以及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国民经济只能畸形成长。当这样的成长达到极限，便是近年亚洲经济萧条的到来之时。所以，经济发展中会时常出现类似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政治变动。除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外，民主化或“政治改革”将成为众多国家的下一个课题。不论如何，亚洲仍然还有很多陈旧的地方。因此，在这个阶段对儒教伦理评头论足还为时过早。

与刚才的欧洲不足以成为模范的观点相联，有必要介绍一下最近关于欧洲近代的一个学说。也即欧洲的近代化发展是建立在持有殖民地并对其进行榨取的基础上，信奉这种观点的人非常多。该观点表明了一定的真理，不能全盘否定，所以亚非各民族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尽管如此，很多问题仍然需要我们以现在的欧洲作为参考来寻求解决方案。要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理解欧洲的内在发展。近代欧洲开始进行殖民扩张也是其内在发展的结果（其内在发展的方式存在问题，此处不作深究）。在欧洲诞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等，今日在亚洲各国人民的能动性努力下生根发芽，当前热议的民主主义、人权思想也是发源于欧洲。这些思想要在亚洲扎根，必须顺应该地区的具体情况，作一些调整。但我们应该谨记，普遍性的人权具有普遍性，其本身就有意义。

近代还诞生了从国民国家和与该国家对等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它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关系中展现的亚洲各国间的旧国际关系相对立。如前所述，中国周边各国在对抗列强时的独立必会伴随中华秩序的解体。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脱近代、超近代的思想。此处暂且不论思想方面的问题，近代所产生的国民国家的绝对性也值得质疑。具体表现为，在欧洲结成欧盟，正在进行一次超越国民国家的实验。这或许应该成为我们思考亚洲未来的一个参考。

现在东亚存在的唯一一个国际组织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除此之外亚太经合组织（APEC）也时常召开会议。当然这些与曾经的中华帝国以及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毫无关系，但对于这些组织，由于亚洲内部大小国的不均衡以及与美国的复杂关系等，存在多种看法。这表示在亚洲很难产生一个像欧盟或伊斯兰地区那样的联盟。即使如此，该问题还是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和平大有关系。

要说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两国之间有自古以来总体上偏于友好的关系，也有近代日本侵略导致的恶劣关系，不管如何这种无法割离的长期关联一直在持续。今后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则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两国的关系史。若要回顾历史展望日本未来，尤其是若要考虑如何发展日本经济以及与世界和平的关系，则与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各地区建立起友好关系和连带性组织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亲爱的读者们对这点必也心领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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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東洋史研究会、一九五六、中公文庫、一九九八、『全集』第六巻）

宮川尚志「禅譲による王朝革命の研究」、「魏晋及び南朝の寒門·寒人」（宮川『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会篇』日本学術振興会、一九五六）

渡辺信一郎「二世紀から七世紀に至る大土地所有と経営』（前揭『中国古代社会論』）

同 　「清」「仁孝」（渡辺『中国古代国家の思想構造』校倉書房、一九九四）

堀敏一「曹操政権と豪族」（『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三九、一九九六）

同 　「九品中正制度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四五、一九六八）

同 　『均田制の研究』（岩波書店、一九七五）

同 　「魏晋南北朝および隋代の行政村と自然村」（前揭『中国古代の家と集落』）

濱口重国「隋の天下一統と君権の強化」、「所謂、隋の郷官廃止に就いて」（濱口『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下巻、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六六）

村上哲見『科挙の話』（講談社現代新書、一九八〇）

吉岡真「北朝·隋唐支配層の推移」（『岩波講座世界歴史』〈新〉9、一九九九）

同 　「八世紀前半における唐朝官僚機構の人的構成」（『史学研究』一五三、一九八一）

気賀澤保規『則天武后』（白帝社、一九九五）

日野開三郎『支那中世の軍閥』（三省堂、一九四二、『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学論集』第一巻、三一書房）

船越泰次『唐代両税法研究』（汲古書院、一九九六）

礪波護「中世貴族制の崩壊と辟召制—牛李の党争を手がかりに—」（礪波護『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同朋舎出版、一九八六）

愛宕元「両京郷里村考」（愛宕『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同朋舎出版、一九九七）とくに第四節

吉川幸次郎『三国志実録』ほか（筑摩書房、一九六二、『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七巻、筑摩書房）

青木正児『支那文学思想史』（岩波書店、一九四三）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一九八八）

佐藤智水『北魏仏教史論考』（岡山大学文学部、一九九八）

礪波護『隋唐の仏教と国家』（中公文庫、一九九九）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庆一九四四年初版；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五六）

9

堀敏一「東アジア世界史への提言」「古代東アジア世界の基本構造」（前揭『律令制と東アジア世界』）

同　 『中国と古代東アジア世界』（前揭）八、九、一〇章

同　 『東アジアのなかの古代日本』（前揭）二、五、六、八章

石見清裕『唐の北方問題と国際秩序』（汲古書院、一九九八）

金子修一「唐代の国際文書形式について」（『史学雑誌』八三—一〇、一九七四）

護雅夫「隋·唐とチュルク国家」（『古代史講座』10、学生社、一九六四、のち「突厥と隋·唐両王朝」と改題、護『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Ⅰ、山川出版社、一九六七）

羽田亨「唐代回鶻史の研究」「唐光啓元年書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巻に就いて」（『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上巻歴史篇、東洋史研究会、一九五七）

佐藤長『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下巻（東洋史研究会、一九五九）

鈴木靖民ほか『〔特集〕渤海と古代東アジア』（雑誌『アジア遊学』六、勉誠出版、一九九九）

池田温編『古代を考える 唐と日本』（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

森公章「古代日本における対唐観の研究」（森『古代日本の対外認識と通交』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

關尾史郎『西域文書からみた中国史』（山川出版社、一九九八）

荒川正晴「唐帝国とソグド人の交易活動」（『東洋史研究』五六—三、一九九七）

E.G.プーリィブランク「安禄山の出自について」（『史学雑誌』六一—四、一九五二）

桑原隲蔵『蒲寿庚の事蹟』（平凡社東洋文庫、一九八九、『全集』第五巻）

榎本淳一「『性霊集』に見える「竹符·銅契」と「文書」について」（佐伯有清先生古稀記念会編『日本古代の伝承と東アジア』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五）

安藤更生『鑑真』（吉川弘文館、一九六七）

佐伯有清『円仁』『円珍』（吉川弘文館、一九八九、一九九〇）

佐伯有清『非運の遣唐僧 円載の数奇な生涯』（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九）

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下册，成都：巴蜀书社，一九九〇）

罗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载《唐代文化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四）

王寿南《唐代的和亲政策》（中国唐代学会编《唐代研究论集》第四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一九九二）

10

加藤繁『支那経済史考証』上下（東洋文庫、一九五二、五三）

西嶋定生「碾磑の彼方—華北農業における二年三毛作の成立—」（西嶋『中国経済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六六）

渡部忠世·桜井由躬雄編『中国江南の稲作文化』（日本放送出版協会、一九八四）

周藤吉之『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宋代経済史研究』『唐宋社会経済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五四、六二、六五）

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教育タイムス社、一九五〇、『全集』第二巻、中公文庫、一九九九、文庫版には関連論文を収載する）

柳田節子『宋元社会経済史研究』（創文社、一九九五）

大澤正昭『唐宋変革期農業社会史研究』（汲古書院、一九九六）

宮嶋博史「東アジア小農社会の形成」（『アジアから考える6 長期社会変動』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四）

土肥義和「唐·北宋間の「社」の組織形態に関する一考察」（『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 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衆』汲古書院、一九九五）

布目潮渢『中国喫茶文化史』（原題『緑芽十片』岩波書店、一九八九、同時代ライブラリー、一九九五）

斯波義信「中国中世の商業」（『中世史講座』3、学生社、一九八二）

曽我部静雄『開封と杭州』（支那歴史地理叢書、冨山房、一九四〇）

伊原弘『中国開封の生活と歳時』（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一）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観」（前揭）、『中国近世史』（前揭）

内藤乾吉「唐の三省」（内藤『中国法制史考証』有斐閣、一九六三）

礪波護『唐の行政機構と官僚』（中公文庫、一九九八）

西順蔵「宋代の士、その思想史」（筑摩書房版『世界の歴史』6、一九六一）

宮崎市定「宋代の士風」（宮崎『アジア史研究』第四、一九六四、『全集』第一一巻）

竺沙雅章「宋代の士風と党争」（『中世史講座』6、学生社、一九九二）

近藤一成「宋代の士大夫と社会」（『史林』六九—三、一九八六）

村上哲見『中国文人論』（汲古書院、一九九四）

佐伯富『王安石』（支那歴史地理叢書、冨山房、一九四一）

宮崎市定『水滸伝 虚構のなかの史実』（中公新書、一九七二、中公文庫、一九九三、『全集』第一二巻）

佐竹靖彦『梁山泊 水滸伝·一〇八人の豪傑たち』（中公新書、一九九二）

守本順一郎『東洋政治思想史研究』（未来社、一九六七）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五二）

島田虔次『朱子学と陽明学』（岩波新書、一九六七）

W.T.ドバリー著、山口久和訳『朱子学と自由の伝統』（平凡社選書、一九八七）

11

田村實造『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上中下（東洋史研究会、下は同朋舎、一九六四、七一、八五）

村上正二「征服王朝」（筑摩書房版『世界の歴史』6、一九六一）

郑钦仁、李明仁编译《征服王朝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一九九八）

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対立」「塞外民族」（一九二六、三五発表、『白鳥庫吉全集』第八、第四巻、岩波書店、一九七〇）

東亜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概説」（一九四三、『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と改名して講談社よリ公刊、一九四四）

津田左右吉「遼の制度の二重体系」（『満鮮地理歴史研究報告』五、一九一八、『津田左右吉全集』第一二巻、岩波書店、一九六四）

島田正郎『契丹国 遊牧の民キタイの王朝〉（東方書店、一九九三）

島田正郎『遼代社会史研究』（三和書房、一九五二）

外山軍治『金朝史研究』（東洋史研究会、一九六四）

三上次男『金史研究 三 金代政治·社会の研究』（中央公論美術出版、一九七三）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の興亡』上下（講談社現代新書、一九九六）

同　 『クビライの挑戦 モンゴル海上帝国への道』（朝日選書、一九九五）

ドーソン著、佐口透訳注『モンゴル帝国史』全六巻（平凡社東洋文庫、一九六八～七九）

箭内亙『蒙古史研究』（刀江書院、一九三〇）

羽田亨『元朝駅伝雑考』（東洋文庫、一九三九、前揭『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上に再録）

村上正二『モンゴル帝国史研究』（風間書房、一九九三）

前田直典『元朝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三）

愛宕松男『東洋史学論集』三、四、五（三一書房、一九九〇、八八、八九）

大島立子『モンゴルの征服王朝』（大東出版社、一九九二）

相田洋『中国中世の民衆文化 呪術·規範·反乱』（福罔、中国書店、一九九四）

相田洋「白蓮教の成立とその展開」（青年中国研究者会議編『中国民衆反乱の世界』汲古書院、一九七四）

12

山根幸夫「「元末の反乱」と明朝支配の確立」（『岩波講座世界歴史』〈旧〉12、一九七一）

鶴見尚弘「明代における郷村支配」（前揭書）

重田德『清代社会経済史研究』（岩波書店、一九七五）

小山正明『明清社会経済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二）

山根幸夫『明清華北定期市の研究』（汲古書院、一九九五）

寺田隆信「新安商人と山西商人」（『中世史講座』3、学生社、一九八二）

藤井宏「中国史における新と旧—「織工対」の分析をめぐる諸問題—」（『東洋文化』九、一九五二、遠山茂樹·永原慶二編『歴史学論集』河出書房新社、一九六一）

西嶋定生「商品生産の展開とその構造—中国初期棉業史の研究—」（前揭『中国経済史研究』）

田中正俊『中国近代経済史研究序説』（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三）

同 　「民変·抗租奴変」（筑摩書房版『世界の歴史』11、一九六一）

足立啓二「明末清初の一農業経営—『沈氏農書』の再評価—」（『史林』六一—一、一九七八）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東林党と復社—』（同朋舎出版、一九九六）

同 　「清初の思想統制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一八—三、一九五九、東洋史研究会編『雍正时代の研究』同朋舎出版、一九八六）

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九）

島田虔次『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筑摩書房、一九四九、補訂版、一九七〇）

同 　『朱子学と陽明学』（前揭）

溝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〇）

同 　『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九）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七）

大谷敏夫「揚州·常州の社会と学術」（小野和子編『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一九八三、大谷『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汲古書院、一九九一）

米澤嘉圃「明清の絵画」（平凡社版『世界美術全集』20中国Ⅳ、一九五三）

酒井忠夫『中国善書の研究』（弘文堂、一九六〇、増補分冊、『酒井忠夫著作集』1、2、国書刊行会、一九九九）

奥崎裕司「民衆道教」（『道教』2、平河出版社、一九八三）

同　 「中国近世の“民衆法”—善書の世界—」（『中国—社会と文化』三、一九八八）

内藤湖南『清朝史通論』（弘文堂書房、一九四四、『全集』第八巻）

岩見宏「清朝の中国征服」（前揭『岩波講座世界歴史』〈旧〉12）

宮崎市定『雍正帝 中国の独裁君主』（岩波新書、一九五〇、『アジア史論考』下巻、一九七六、増補版、中公文庫、一九九六、『全集』第一四巻）

小野川秀美「雍正帝と大義覚迷録」（『東洋史研究』一六—四、一九五八、前揭『雍正時代の研究』）

吴晗《论海瑞》（载《灯下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六〇）

13

家岛彦一『イスラム世界の成立と国際商業』（岩波書店、一九九一）

桑原隲蔵『蒲寿庚の事蹟』（前揭）

藤田豊八「宋代の市舶司及び市舶条例」（藤田『東西交渉史の研究 南海篇』星文館、一九四三）

《海交史研究》特辑《“中国历史上市舶制度与海外贸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海交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和田久徳「唐代における市舶使の創置」（『和田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講談社、一九六一）

草野祐子「北宋末の市舶制度—宰相·蔡京をめぐって—」（『史艸』二、一九六一）

土肥祐子「宋代提挙市舶の官職について」（『史艸』七、一九六六）

前嶋信次「泉州の波斯人と蒲寿庚」（前嶋『東西文化交流の諸相』誠文堂新光社、一九七一）

佐久間重男「日明関係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

同 　「中世 宋元明時代の日中文化交流〉（大庭脩·王暁秋編『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1历史』大修館書店、一九九五）

檀上寛「明初の海禁と朝貢」（『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汲古書院、一九九七）

田中健夫『倭寇と勘合貿易』（至文堂、一九六一、一九六六増補）

同 　『倭寇』（教育社、一九八二、のちニュートンプレスより再刊）

大隅和雄·村井章介編『中世後期における東アジア国際関係』（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七）

片山誠二郎「明代海上密貿易と沿海郷紳層〉（『歴史学研究』一六四、一九五三）

同 　「嘉靖海寇反乱の一考察—王直一党の反抗を中心に—」（『東洋史学論集』四、一九五五）

同　 「月港「二十四将」の反乱」（『清水博士追悼記念明代史論叢』一九六二）

村井章介『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校倉書房、一九八八）

高良倉吉『アジアのなかの琉球王国』（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

小葉田淳『中世日支通交貿易史の研究』（刀江書院、一九四一）

同 　『中世南島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日本評論社、一九三九、刀江書院、一九六八）

石原道博『国姓爺』（吉川弘文館、一九五九）

松浦章『中国の海賊』（東方書店、一九九五）

斯波義信『華僑』（岩波書店、一九九五）

R.ドーソン著、田中正美等訳『ヨーロッパの中国文明観』（大修館書店、一九七一）

『岩波講座世界歴史（旧）21近代世界の展開Ⅴ』（一九七一）以下諸巻

小島晋治·丸山松幸『中国近現代史』（岩波新書、一九八六）

小島朋之『中国現代史』（中公新書、一九九九）

14

仁井田陞『東洋的社会倫理の性格』（白日書院、一九四八、仁井田『中国社会の法と倫理』弘文堂、一九五四、のち「旧中国の法と権威」「旧中国の規範意識の性格と構造」に分割して、仁井田『中国法制史研究 法と慣習·法と道徳』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六四に収む）

堀敏一「中国近年の時代区分論争」（唐代史研究会編『中国歴史学界の新動向』刀水書房、一九八二、前揭『中国古代史の視点』）

内藤湖南『支那論』（一九一四初版、与『新支那論』と合本、創元社、一九三八、『全集』第五巻）

同 　『新支那論』（一九二四初版、『全集』第五巻）

同　 『支那上古史』（一九四四初版）『支那近世史』（一九四七初版）（ともに前揭）

同 　「日本文化とは何ぞや」「応仁の乱に就て」（内藤『日本文化史研究』一九二四初版、『全集』第九巻）

同 　「近代支那の文化生活」「民族の文化と文明とに就て」「支那人の観たる支那将来観と其の批評」（前揭『東洋文化史研究』）

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前揭）

同 　「中国における村制の成立」（『アジア史論考』中巻、一九七六、『全集』第七巻）

同 　「宋代以後の土地所有形体」（前揭書、『全集』第一一巻、中公文庫版『東洋的近世』に収載）

同 　「部曲から佃戸へ」（『アジア史論考』中巻、『全集』第一一巻）

同 　「東洋のルネッ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ッサンス」（『アジア史研究』第二、一九五九、宫崎『中国文明論集』岩波文庫、一九九五、『全集』第一九巻）

堀敏一「部曲·客女身份成立の前提」「隋唐の部曲·客女身份をめぐる諸問題」（前揭『中国古代の身份制』）

前田直典「東アジヤに於ける古代の終末」（『歴史』一—四、一九四八、前揭『元朝史の研究』）

同 　「東アジヤ史の連関性と発展性」（前掲書）

仁井田陞「中国社会の「封建」とフューダリズム」（仁井田『中国法制史研究 奴隷農奴法·家族村落法』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六二）

同 　「中国の農奴·雇傭人の法的身份の形成と変質」（前揭書）

寺田浩明「中国近世における自然の領有」（『シリーズ世界史への問い』1、岩波書店、一九八九）

中国史研究会編『中国史像の再構成』『中国専制国家と社会統合』（文理閣、一九八三、一九九〇）

中村哲編『東アジア専制国家と社会·経済』（青木書店、一九九三）

渡辺信一郎「時代区分論の可能性」（『古代文化』四八—二、一九九六）

岸本美緒『東アジアの「近世」』（山川出版社、一九九八）

同 　「東アジア·東南アジア伝統社会の形成」（『岩波講座世界歴史』〈新〉13、一九九八）

浜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〇）

浜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書店、一九九七）

茂木敏夫『変貌する近代東アジアの国際秩序』（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七）

レオン·ヴァンデルメールシュ著、福鎌忠恕訳『アジア文化圏の時代』（大修館書店、一九八七）

溝口雄三·中嶋嶺雄編『儒教ルネサンスを考える』（大修館書店、一九九一）

浜下武志編『東アジア世界の地域ネットワーク』（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九）

加々美光行『中国世界』（21世紀の世界政治3、筑摩書房、一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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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问题史试探/（日）堀敏一著；邹双双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2

（鲤译丛）

ISBN 978-7-5097-7545-5

Ⅰ.①中… Ⅱ.①堀…②邹… Ⅲ.①中国历史-研究 Ⅳ.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7634号

·鲤译丛·

中国通史

——问题史试探

著者/〔日〕堀敏一

译者/邹双双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冯立君 董风云 责任编辑/陈旭泽 冯立君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1.125 字数：221千字

版次/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545-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5207号

定价/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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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的话

《倭寇—海上历史》，是一九八二年日本教育社出版的历史新书之一。著者田中健夫（已故）是研究中世日本对外关系与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学家。主要著作除本书之外，还有《中世海外交涉史的研究》、《倭寇与勘合贸易》、《中世对外关系史》、《对外关系与文化交流》等多种著述。

远东海域的倭寇问题，是十四至十六世纪中国史、日本史与世界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翻译出版本书的目的，在于向我国史学界洞开一个学术窗口，了解一点战后日本学者对于这一在我国史学界颇有争议的历史事件的看法。战前日本大多数有关倭寇的论著在“皇国史观”的影响下，认为倭寇是日本人辉煌的海外发展。本书作者积累自己数十年研究的成果，摒弃了这一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倭寇观，从东亚史乃至世界史的视野来考察倭寇的活动，用不到八万字的有限篇幅，扼要地描述了延续三个世纪之久而又极为复杂的倭寇活动全过程。所有这些对于我国史学工作者会有学术参考价值的。书后所附参考文献目录，对于了解倭寇研究的历史与进一步研究倭寇问题，提供了不少方便。译文尽可能保持原著本意。

原著附有插图三十幅，译本列出部分。原著系丛书性质，没有注释。译本全部注释是译者为读者阅读方便所加。译时遇有引用汉籍者，则照录汉籍原文，其中译者一时不易查得者，则照原著直接译出。关于外国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专有名词，有成例可循者，则依成例，无成例可循者，则从音译，个别音译有困难者，仍用假名原文，另于括弧内加注假名罗马字拼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冯立君同志为本书译本出版提供了不少帮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表谢意。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切盼学界同人与读者批评指正。

杨翰球

2014年8月

于武昌珞珈山

前言

倭寇这一名词是见于中国与朝鲜文献中的名词，日本文献中是找不到的。它的意思也本来是指日本寇贼或者日本寇贼的行动，但是由于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广泛地使用，人们很难抓住倭寇这一名词所表现的实质。

然而一般所说的倭寇，是指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倭寇与十六世纪的倭寇，本书也是以这两个时期的倭寇作为记述的对象。倭寇是以东亚沿海各地为舞台的海民集团的一大运动，其构成人员不只是日本人，也包含朝鲜人、中国人、欧洲人。因此，倭寇的问题与其说是日本史上的问题，不如说是东亚史上或者世界史上的问题更为合适。倭寇的活动是以东亚各国国内原因为基础，以国际关系的不正常为导火线发生的，在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列岛、台湾岛、菲律宾、南洋各地区人民中，留下了很大的影响与痕迹，影响了这些地区历史的发展。

为了理解十四至十五世纪与十六世纪两个时期倭寇的全貌，首先有必要正确地把握这个时代的东亚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时代，在中国大陆，蒙古民族推翻了汉民族的宋王朝，建立了元王朝，随后明王朝又代替元王朝，恢复了汉民族的统治。在朝鲜半岛，李氏朝鲜王朝取代了连续存在四百年以上的高丽王朝。在琉球列岛，新兴的中山王朝完成了冲绳本岛的统一，并在海外发展中崭露头角。在日本也由镰仓时代
[1] 经过南北朝时代
[2] 进入室町时代
[3] ，武家政权
[4] 逐渐巩固了统治日本全国的体制。其他亚洲各国，可以说也都各自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倭寇在东亚这种动荡不安的时代发生，因而大大影响了东亚国际社会的动向。

紧接着上述两个时期倭寇时代之后，在东亚又相继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历史事件，诸如丰臣秀吉
[5] 出兵朝鲜、郑成功收复台湾、从南洋到中国台湾与菲律宾地区欧洲人势力的变动、基督教的传布、明清王朝的更替、德川政权
[6] 取代丰臣政权、朱印船贸易
[7] 、长崎贸易
[8] 等。如果把这些历史事件同倭寇问题的关系除开，大概就不能够正确地理解它们的意义。

倭寇的活动内容包括掠夺行动、残暴行为、贸易活动、文化交流等要素，展现出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场面。毫无疑问，在他们的活动中充满野心与阴谋，寄托着海上男儿的梦想与哀愁。但是我既不认为倭寇的世界是浪漫的世界，也不能赞同倭寇是“日本人辉煌的海外发展”这一已成为“常识性”的见解。

本书的想法与其说是论述倭寇的功罪，莫如说是从尽可能高的视角来考察倭寇的活动，在东亚国际社会的背景中立体地刻画倭寇的本来面目。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以陆地中心的历史观是主流，可是在这种历史观范畴内不可能理解倭寇问题，因而有必要导入视野更宽阔、以不受国境约束的海洋为中心的历史观。我认为按照这种历史观，倭寇问题必须是这样的一种历史叙述，即它不只是海面上的历史，也包含陆地历史在内；不只是日本的历史，琉球的历史、朝鲜半岛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全世界的历史也都包括在内。我就是根据以本书为“海上历史”的序章这一想法来写本书的，如蒙理解，不胜幸甚！

有关倭寇的史料，数量相当庞大，大部分是中国与朝鲜用汉文写的，此外也有日文与西文的记载。与数量庞大的史料相对应，已发表的先行研究成果也为数众多。笔者在写本书的时候，除了卷末所列参考文献以外，还参考了其他许多专著与论文，限于丛书的性质，恕不一一注明出处，谨向前辈的业绩深表敬意。同时本书决定尽可能地避免原封不动地引用史料原文和考证式的记述，因而反倒有些说明不够充分、不好理解之处，敬祈海涵。

田中健夫

[1] 镰仓时代：从1192年源赖朝在镰仓开设幕府起到1333年北条高时灭亡的约150年时间（本书脚注除特殊注明者外，皆为译者所加）。

[2] 南北朝时代：从1336年后醍醐天皇奉神器自京都进入吉野起到1392年后龟山天皇回归京都的57年时间，称为南北朝时代。其间分为京都和吉野两个互相对抗的朝廷，在吉野的大觉寺系统天皇朝廷为南朝，在京都足利氏拥立的持明院系统天皇朝廷为北朝。

[3] 室町时代：从1392年南北朝统一到1573年第十五代将军足利义昭被织田信长驱逐出京都，由足利氏在京都室町开设幕府掌握政权的时代。

[4] 武家政权：武家即武士，包括将军、大名、小名及其家臣，由武士掌握的政权称为武家政权。

[5] 丰臣秀吉：（1537—1598）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将，继织田信长之后统一了日本，官至太政大臣，为了侵略明朝而两次出兵侵略朝鲜，史称“文禄、庆长之役”。

[6] 德川政权：由德川家康于1600年关原之战以后1603年在江户建立的德川幕府（亦称江户幕府）政权，它一直存在到1867年明治维新开始时为止。

[7] 朱印船：16世纪末17世纪初，日本限制对外贸易，只有领得“朱印状”（盖有将军红色印章的执照）的少数特权商人才能进行对外贸易；带有朱印状的商船叫朱印船。

[8] 长崎贸易：17～19世纪中叶，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禁止日本人出海，只开放长崎一港，允许中国与荷兰商船定期前来贸易，这种对外贸易即长崎贸易。

目录

- 译者的话
- 前言
- 概观 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倭寇与十六世纪的倭寇
- 1 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的发生与活动
- 2 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倭寇与元、明王朝
- 3 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的平息
- 4 十六世纪倭寇的酝酿
- 5 十六世纪倭寇的活动与特点
- 6 中国人眼中的十六世纪倭寇与日本
- 倭寇关系年表
- 参考文献

概观 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倭寇与十六世纪的倭寇

“倭寇”的意思

似乎是有的人一听说“倭寇”，就立即在脑海里模糊地浮现出一副粗野的日本人形象，他们半裸跣足，腰佩大刀，横行海上，进行掠夺。但是这种倭寇形象与历史的真实距离很大。

作为了解“倭寇”真实形象的前提，首先必须弄清“倭寇”这个词是怎样产生、怎样使用的。

最早出现“倭寇”这一名词的史料，据管见所及，是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碑。这个碑在鸭绿江西岸的中国吉林省集安市，它与所谓的《魏志·倭人传》（正确地说应该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一起被认为是有助于阐明日本古代史的最重要的史料。这个碑的第二段有关于倭及百济与高句丽交战的记载，广开土王十四年（四○四）甲辰条说：“倭寇溃败，斩杀无数。”不言而喻，这里的“倭寇”与中世的倭寇并不一样，它的意思可以说是“日本侵略军崩溃”。“倭”这个词指日本，虽然没有错误，但是必须注意“倭”是来自外国的他称，不是日本人自身的自称，而且这个他称当中似乎多少带有轻视的感情，也可以认为相当于目前美国人、英国人鄙视日本人为“Jap”的称呼一样。

“倭”字的使用，一看中国历代的正史，就会更加明确。中国正史中载有日本传的有如下十五种，左边第一栏为正史书名，第二栏是成书时候的王朝名称，第三栏与第四栏是对日本的称呼，详见岩波文库《〈魏志·倭人传〉及其他三篇》。

《后汉书》　南朝宋　　东夷　　　　　倭

《三国志》　晋　　　　东夷　　　　　倭人（《魏志·倭人传》）

《晋书》　　唐　　　　东夷　　　　　倭人

《宋书》　　南朝梁　　夷蛮　　　　　倭国

《南齐书》　南朝梁　　东南夷　　　　倭国

《梁书》　　唐　　　　东夷　　　　　倭

《南史》　　唐　　　　夷貊　　　　　倭国

《北史》　　唐　　　　四夷　　　　　倭

《隋书》　　唐　　　　东夷　　　　　倭国

《旧唐书》　五代晋　　东夷　　　　　倭国·日本

《新唐书》　宋　　　　东夷　　　　　日本

《宋史》　　元　　　　外国　　　　　日本国

《元史》　　明　　　　外国（东夷）　日本国

《新元史》　中华民国　外国　　　　　日本

《明史》　　清　　　　外国　　　　　日本

“倭”是他称，与此相反，“日本”或“日出处”是自称。从上述一览表可以看出，倭的称呼只限于《旧唐书》以前，并且都包括在四夷传中；在日本七世纪末已经使用了的“日本”这一称呼，出现于《新唐书》以后各种正史，虽然在《旧唐书》与《新唐书》中仍然属于东夷传，但是在此后的其他正史中都列入外国传中。可见中国正史在五代至宋朝时候才开始承认“日本”这一日本国自称的称号。“寇”在中国是“群行攻劫”（《书经》）或“外人入侵”（《春秋左传》）之意，在日本称为“寇”、“掠夺”等。这个“寇”字与“倭”相结合的词就是“倭寇”。

可是，“倭寇”这个词是在什么时候作为术语而固定下来的呢？据我的判断是十四世纪中叶以后。

《高丽史》是李氏朝鲜时代文宗元年（一四五一），金宗瑞、郑麟趾等奉国王命令撰写的关于高丽王朝的官修史书，共一百三十九卷，在为数很少的高丽史料中被认为是最珍贵的历史文献，即就倭寇问题而言，也是给我们提供丰富史料的史书之一。《高丽史》高宗十年五月条记载的“倭寇金州”这一文句，一般被认为是倭寇在文字上的最初出现。高宗十年相当于日本贞应二年（一二二三），蒙古人入侵日本是这以后约半个世纪的事情。可是“倭寇金州”当然应该读作“倭，寇金州”，“倭寇”在这里还不是名词，因而不能从此处理解出在这个时期已经存在“倭寇”的固定观念。

倭寇这个词成为惯用语的时间，中村荣孝的意见是高丽忠烈王四年（一二七八），但是我认为是在高丽忠定王二年（一三五○）以后，即《高丽史》、《高丽史节要》等朝鲜史料在记述一三五○年在固城、竹林、巨济等地方有倭寇时所说的，“倭寇之侵，始于此”，或“倭寇之兴，始于此”。这里见到的“倭寇”这个词的用法，显然是作为惯用语的用法，说明这个时期倭寇观念已经明确固定而为朝鲜人所意识到了。

《高丽史》的记载，在写到日本或日本人的场合，并非全都写成“倭”，有时也使用“日本”这一称呼，“倭”还是带有点侮蔑的感情。“倭寇”一词必须理解为，是从外国文献中按照原文把外国人称呼的带有憎恶或侮蔑感情的外语，未经充分审查研究就移植过来，从而变成日本史上历史名词的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不喜欢“倭寇”这个名词，曾经把它从日本史教科书中抹掉过，也有人用史料中从未出现过的“和寇”二字来代替“倭寇”二字，但是使用这种新造名词反而有使倭寇实情含糊不清的危险。最初使用“和寇”名词的好像是赖山阳
[1] 。忌避“倭”字，换上“和”字，反而会忽视“倭寇”的本质。因此，本书仍拟按照史料记载得那样使用“倭寇”这个名词，沿着他们因时因地而变化的足迹进行叙述。

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与十六世纪倭寇的区别

历史叙述中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人、因为什么缘故、做了什么、其结果怎样、有什么历史意义。本书拟将历史叙述的这种通常方法应用于倭寇问题进行考虑。

首先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即倭寇活动的时期问题。倭寇活动的时期问题，不能与律令制度
[2] 从几世纪到几世纪或室町幕府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平民新闻》
[3] 何年开始何年终止这样的一类问题，用同一个想法进行处理。如前所述，倭寇这一词早在公元四○四年广开土王碑铭中就已经出现了，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倭寇这一词更是有不胜枚举的记载，丰臣秀吉的出兵朝鲜，郑成功的收复台湾，近至二十世纪的中日战争，也全都一样由倭寇这一词来表示，的确是从日本历史的开始到现代都不断存在倭寇。

本书决定把记述的对象放在倭寇活动最激烈的十四至十五世纪与十六世纪两个时期，因为一般作为历史事件来理解的是这两个时期的倭寇。人们往往把这两个时期的倭寇称为“前（初）期倭寇”与“后期倭寇”，我也因为有将两者区别分开考虑的需要，沿袭了这种称呼。但是，这两个时期的倭寇正如本书所详细叙述的那样，在性质或内容上并不相同，很难看到他们之间的连续性。我觉得只是因为年代接近就分为前期与后期，有些勉强，不太恰当，因而本书决定不采取“前期倭寇”和“后期倭寇”这种称呼，而采用“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和“十六世纪倭寇”。虽然这两个时期都用同一个倭寇名词相称，但是他们发生的原因、构成人员、活动地区、性质都完全不同，仅仅是字面上相同而已。

其次想考虑“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如果根据文献沿着倭寇活动的足迹进行观察，在朝鲜半岛南岸与黄海沿岸自不必说，日本海沿岸也成了倭寇活动舞台；在中国大陆沿海的辽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整个地区都暴露在倭寇凶威之下；倭寇的足迹更进而向南方发展，到达中国台湾与菲律宾，真的是整个东亚海域都成了倭寇活动的舞台。但是，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与十六世纪倭寇活动的地区并不完全等同，被总括称为倭寇的集团，其活动范围也因时而异。

“是什么人”的问题又如何呢？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中有很多日本人，他们在朝鲜半岛的活动作为日本人罪恶史的一页必须永远记住。但是在倭寇成员中也有不少被叫作禾尺、才人的朝鲜贱民阶层的人参加。

十六世纪倭寇大部分是中国人，中国人自己也记载倭寇当中日本人不过十之一二。中国人把头剃成日本人的半月形发式，乔装为日本人进行海盗活动的事情并非稀奇。而且在中国，新侵入东亚海域从事走私贸易活动的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也一概被叫作倭寇。这一时期倭寇的主力是中国人。

还有，因为大部分关于倭寇的文献是外国文献，对于这些文献资料的处理需要仔细地注意。在中国文献中，有不少是中国官吏为了显示自己的功绩，夸大甚至捏造倭寇残忍与侵略激烈程度的报告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文献中，还有把中国人的海盗行为都作为倭寇活动进行处理的迹象。

在考虑“因为什么缘故”的问题上，也不能用统一的范畴来解释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与十六世纪倭寇的发生。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发生的原因，可以求之于日本与朝鲜交往关系的历史演变；蒙古以强大的力量兴盛起来，称霸亚洲；高丽的土地制度紊乱，国内政治衰败；日本国内发生南北朝内乱，特别是北九州地方御家人
[4] 与农民的贫困。

十六世纪倭寇发生的原因，与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完全不同，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国内社会生产的发展与海禁政策的僵化。

“做了什么”的问题，也是两者外形相似，而实质完全有别。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倭寇以掠夺粮食与人口为主，而十六世纪倭寇的目的是强行走私贸易。暴行虽是倭寇的一个方面，但绝不是它的全部形象。

“其结果怎样”与“有什么历史意义”等问题，将在本书中详细叙述，这里想事先强调的是，倭寇在东亚政治、外交上的作用，经济活动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都不可忽视，一成不变地理解因时代不同其意义与包含的内容也完全异趣的倭寇这一名词是错误的，大有看不见倭寇实质的危险性。

[1] 赖山阳：（1780—1832）江户时代后期的汉学家与历史学家，著有《日本外史》、《日本政记》、《日本乐府》、《山阳诗钞》等。

[2] 律令制度：由《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等基本法制定的古代日本各种制度，开始于七世纪中后期，持续到十世纪。

[3] 《平民新闻》：由幸德秋水等人组成的平民社创办的社会主义周刊报纸，1903年创刊，1905年停刊。

[4] 御家人：镰仓时代直属于幕府的武士。

1 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的发生与活动

倭寇发生的环境

一三五○年的倭寇

一三五○年是倭寇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高丽史》记载，这一年即忠定王二年二月，日本人侵入朝鲜半岛南部的固城、竹林、巨济、合浦（会原）等地，崔禅等击破之，斩获三百余人。一般认为“倭寇之侵”即始于此。《高丽史节要》也记载了大体相同的事情，认为“倭寇之兴”始于此。《高丽史》是关于高丽王朝的官修史书，由金宗瑞、郑麟趾等于李氏朝鲜王朝时代的一四五一年撰成，《高丽史节要》的成书时间是一四五二年。这两部书都是关于高丽时代为数很少的文献史料中可信程度最高的珍贵文献，因而在了解倭寇方面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之一。高丽，不言而喻是公元九一八年至一三九二年存在于朝鲜半岛的王朝，创立人是王建，都城是开城（开京）。顺便提一下，直到公元六六八年为止，还有一个以中国东北地区东部和朝鲜北部为领域，由扶余族建立的国家高句丽，在日本把它也写作高丽，因此很容易混淆，但是高句丽与高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

我们再往下看《高丽史》，忠定王二年（一三五○）四月条记载，倭船百余艘袭击顺天府，掠夺南原、求礼、灵光、长兴等地的漕船。所谓漕船就是运送官府税粮的船只，由此可见粮食是倭寇掠夺的对象。五月条载，倭船六十六艘袭击顺天府，一艘被捕获，十三人被杀。六月条载，倭船二十艘火烧合浦营舍，袭击固城、会原等地，进犯长兴府、安壤郡。十一月条载，倭寇侵入东莱郡，这一年珍岛县令为逃避倭寇移居到内陆地方。

从“倭寇之侵”、“倭寇之兴”始于这一年的记载以及倭寇开始作为惯用语使用来看，一三五○年是值得注意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干支纪年恰好是庚寅年，朝鲜方面的史料有时也以“庚寅以来的倭寇”来表达。

“庚寅以来的倭寇”这一思想，在十五世纪初《高丽史》编纂以前在高丽就已经成为社会上的共同观念。这种事实根据一三六七年来日的高丽使者金龙带来的元朝征东行中书省咨文、劄子以及其他若干文献中的记载，也很明确。

高丽与朝鲜没有本国独自的年号，这是因为高丽与朝鲜是以宋、元、明等中国王朝为宗主国的藩属国，使用中国各王朝的年号。以故，年代的表示，多是像高宗二十年或世宗三年那样来记载国王的治世年代。另外用干支来表示年代的也不少。例如在日本叫作应永外寇的一四一九年（应永二十六年）朝鲜水军袭击对马，是己亥东征；在日本叫作文禄、庆长之役的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是壬辰、丁酉倭乱。附带说一句，一三五○年在日本是南朝正平五年、北朝观应元年，相当于观应骚乱发生之年，这一年足利尊氏与其弟足利直义发生对立，结果足利直义被杀。
[1]

一看卷末高丽、朝鲜倭寇活动次数一览表就会明了，一三五○年以后倭寇活动的次数确实在急剧增加。和辻哲郎
[2] 在《锁国——日本的悲剧》中，一方面说“现在无法知道为什么从一三五○年这一特定年代起，倭寇开始急剧的掠夺活动”，另一方面又认为“一三五○年前后因为发生粮食特别不足的情况，把倭寇赶进了夺取粮食的运动”。可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与其探索某种特别的情况，不如抓住一三五○年以前日本与高丽关系的沿革、日本国内形势、高丽国内形势、蒙古兴起引起的国际关系变动等问题的要点。

日本到高丽的进奉船

高丽时代，高丽与日本政府之间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甚至连礼仪性的修好关系也没有能结成。但是自十一世纪以后，经常有日本船到高丽进行贸易活动。这些到高丽进行贸易活动的日本人，在《高丽史》中被记载为日本国船头、萨摩州人、筑前州商客、对马岛事务官等通好之入，其中出身对马岛的最多，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对马岛位置距离高丽最近，岛民依靠贸易为生。作为进献物品带去高丽的虽然多数场合被记载为土物、方物（即土产品），但也可以看到除水银、柑橘等以外，还有珍珠、宝刀、牛马、弓箭、刀剑等品名，这些都是高丽不出产的物资。

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些日本船被称为进奉船，高丽方面对进奉船不太欢迎，限定进奉船为每年一次，每次船不过两艘。进奉的内容也可以认为是与朝贡大体相同。但是这个时代高丽的商业经济还处在极不成熟的阶段，不可能期望繁荣的贸易活动。

不久就到了进奉贸易断绝时期。这个时期是北方兴起的蒙古向高丽大施压力的时期，而且与可以认为是倭寇先驱的高宗朝海盗开始活动的时期一致。高丽在同蒙古的交涉中耗尽了力量，国力走向衰落，拒绝接纳日本到高丽的进奉船，而日本进奉船一旦被高丽所拒绝，就随时有转变为海盗的可能性。

松浦党袭击高丽

《高丽史》高宗十年（一二二三、贞应二年）五月条记载的“倭寇金州”，是“倭寇”这一文字在《高丽史》中的首次出现，但是如前所述它应该读作“倭，寇金州”，还没有成为作为惯用语或历史观念的倭寇。高宗十二年四月条记载，倭船二艘袭击庆尚道沿海州县。十三年正月和六月条分别记载倭船袭击庆尚道沿海州郡与金州。

我们再看看日本方面与《高丽史》上述记载相对应的史料。以编辑《新古今和歌集》而出名的藤原定家
[3] 的日记《明月记》，嘉禄二年（一二二六、高宗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条记载法眼和尚的一段谈话：“传闻对马与高丽国进行战争，前所未闻也。”日记作者在听到法眼这一段谈话以后，毫不掩饰地写下了他的不安心情：“莫非因为是末世之极，敌国来伐？！可怕！可悲！”十月十七日条又记载：“据说镇西
[4] 名为松浦党
[5] 之恶党等，乘数十艘兵船至彼国别岛（可能是巨济岛）进行交战，烧民家，掠资财。去者半遭杀戮，余者盗银器而归。对于朝廷，很是不妙。”日记认为日本如果得罪高丽，与宋朝的往来也很难进行，并记载了当时有到中国去的日本船一艘在高丽停靠时被付之一炬、人员全部被杀的事件，最后感慨地说：“末世之狂乱至极，灭亡之源乎？！”藤原定家以上所记，虽是京都传闻的记录，不是根据正确的事实报告，但是从中可以充分推测出日本人在朝鲜半岛的掠夺活动，也传入了京都公家
[6] 的耳朵，并给他们以很大的冲击。

《明月记》十二月七日条记载因为有“高丽来袭的疑问”，朝廷进行了讨论，并再次发表“末代之极乎”的感想。藤原经光的《民经记》也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条记载了肥后、壹岐等与高丽国进行战斗，以及日本人进入了高丽王宫之事。

第二年即安贞元年（一二二七）二月十八日，朝廷又就高丽问题进行过讨论。公家就侵犯高丽问题做了什么决定，对此虽然我们很感兴趣，但是决定的内容没有记载。

安贞元年五月，高丽全罗道按察使的使者到日本大宰府
[7] ，列诉日本人在高丽的掠夺暴行，质问其发生的原因。使者带来的牒文收在镰仓幕府的史书《吾妻镜》
[8] 中，落款日期是同年二月，很显然这次使节是为了抗议前一年六月倭寇金州事件而来的。在这个牒文中，虽然明确地写着高丽为对马岛人修建了馆舍，进行暴力掠夺的是旅居高丽的对马岛人，这种暴力行为破坏了从来的友好关系等，但是也写道，日本人因为不能进行进奉贸易而转向暴力掠夺之事可以想象到的。

据《高丽史》记载，同年五月日本国致书来谢“贼船寇边之罪”，愿修好互市，这是大宰府对高丽遣使的反应。另外，京都公家听说大宰府遣使高丽的事情以后，认为大宰少贰资赖
[9] 不经上奏在高丽使节面前捕斩九十个日本歹徒，擅自送书高丽，这是“我国的耻辱”。少贰氏无视京都的动向，可能是为了恢复进奉贸易。《高丽史》记载，这次遣使的结果是倭寇掠夺稍止。少贰氏的行动也在取缔日本海盗掠夺方面收到了实效。

高宗十五年（一二二八、安贞二年）以后，《高丽史》中不见有日本人掠夺的记载，明显的仅有日本方面《吾妻镜》的一条记载，即贞永元年（一二三二、高宗十九年）筑前镜社居民袭击高丽，掠夺珍宝而归，受到了惩罚。高宗十五年以后之所以几乎不见日本人掠夺的记载，可能是由于高丽忙于同蒙古交涉与注意沿海防备体制的影响。

蒙古侵入高丽

日本称为元寇的蒙古军入侵，是日本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所及很大，但是高丽所受蒙古的打击，其猛烈程度远非日本蒙受的打击所可比拟。

高丽自十世纪以来，就不断受到契丹（辽）与女真（金）等北方势力的压迫，但是与这些压迫相比，蒙古的侵略要激烈得多。在元太宗窝阔台继承元太祖成吉思汗王位后的第三年，即一二三一年（高丽高宗十八年），蒙古开始出兵高丽，以后蒙古军蹂躏高丽领土达三十年之久。高丽王朝被迫放弃建国以来三百年一直作为首都的开京，迁都海中的江华岛，由崔氏武臣政权掌握实权，对蒙古的侵略继续进行激烈的抵抗。高丽王朝在江华岛再次雕刻了《大藏经》。原先在契丹入侵时为祈求驱逐外敌而雕制的《大藏经》木版为蒙古兵烧毁，因此在这次外患中又进行了第二次雕刻。蒙古军队在一二三二年、一二三五—一二三九年、一二四七—一二四八年、一二五三—一二五四年，反复对高丽进行侵略战争，由于高丽国王高宗离开江华岛迎接蒙古使者，派王子到蒙古做人质，蒙古军才于不久后撤离朝鲜半岛。

但是，蒙古军队于一二五四年假借口实再次入侵高丽，据说俘虏男女大约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了许多高丽人，所经地区化为灰烬。随后于一二五五年、一二五七年、一二五八年，又三次入侵高丽，直至一二五九年高丽宣布投降，送太子王倎到蒙古做人质，答应迁都开京为止。

一二六○年元世祖忽必烈汗即位以后，蒙古改变了对高丽的策略，由武力征服转为和平的怀柔，使高丽参加蒙古阵营，充当远征日本的一翼。蒙古与高丽联军断然实行远征日本——文永、弘安之役——的时期，正当高丽元宗、忠烈王时代，高丽方面的记录完全看不到日本人侵寇高丽的记载。

作为倭寇发生年代而受到关注的一三五○年，是高丽忠定王二年、元顺帝至正十年，蒙古早已改国号为元。倭寇这一海民运动正好在日本与高丽断绝交往关系、元朝与高丽发生战争、高丽国内陷入空前疲弊状态的一三五○年这个时候掀起了。这就为倭寇事件的随时发生创造了条件。从此以后直至高丽王朝倒台的一三九二年，倭寇骚扰朝鲜半岛沿岸持续了约四十年时间。

倭寇的凶猛

倭寇活动震撼朝鲜半岛

继高丽忠定王之后的恭愍王时期（一三五二—一三七四），是倭寇活动的大规模化时期。高丽王朝的经济因为倭寇受到很大的打击，以致一三五八年财政困难，不能支付百官俸禄。与经济危机同时，军政也走向崩溃，地方行政机构陷于停顿状态。高丽王朝采取了疏散官库的措施，把容易成为倭寇掠夺目标的全罗道等沿海地方的仓库迁移到内陆地区。

恭愍王时期倭寇的特点是：（一）行动的目标在于掠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即以运送租粮的漕船与储藏租粮的官库为主要的攻击对象。（二）不仅骚扰高丽南部沿海，而且还多次攻到首都开京（开城）附近。（三）从开始二十艘左右的船队发展到人数三千或船只四百余艘的大规模倭寇。

从恭愍王时期后半期起，到下一个国王辛禑王（前废王）时期（一三七五—一三八八），是倭寇掠夺的极盛时期。

《高丽史》记载了如下的事情。辛禑王初年有一个叫作藤经光的日本人，声称将率其徒党入寇，以恐吓高丽给予其粮食。高丽虽然答应给予粮食，但是全罗道元帅金先致欲借供给酒食饷宴之机诱杀藤经光。可是计谋泄露，藤经光与其党徒一起逃去海上，仅有三个日本人被捕杀。这个事件以前，日本人掠夺沿海州郡并不杀人。被藤经光事件激怒以后，每每入侵都必屠杀妇女和婴儿，全罗、杨广沿海之地萧然一空。虽然不能说藤经光事件是倭寇问题激化的最大原因，但是从这个时候起，倭寇活动确实日益狂暴。

南原山城的年青头目

这个时期活跃于抗倭前线的高丽武将中，有一位李成桂，他是后来创立李氏朝鲜王朝的人物。一三八○年（辛禑王六年、天授六年、康历二年）九月，李成桂与倭寇在南原山城进行了战斗，《高丽史节要》描述了他在这次战斗中所表现的武勇精神。

李成桂虽然中箭负伤，但是毫不畏惧地杀死倭寇八人，然后指天誓日，环顾左右说：“怯者退，我且死贼。”于是将士感奋，勇气百倍，人人殊死而战。

但是贼军不为所动。

贼军中有一年仅十五六岁的头目，容貌端丽，骁勇无比，乘白马，舞槊驰突，所向披靡，无敢当者。高丽军呼之为阿只拔都，尽可能地避开他。

“阿只”是朝鲜语，意为“幼儿”，“拔都”是蒙古语，意为“勇敢无敌的武士”。“阿只拔都”是“勇敢无敌的年青头目”的称呼。

李成桂怜惜阿只拔都勇锐，命部将豆兰生擒之。豆兰说：“若欲生擒，必然伤人，且彼着兜鍪，护项面，无隙可射。”李成桂说：“我射其兜鍪顶子，若兜鍪脱落，汝便射之。”于是跃马射之，正中兜鍪顶子，兜鍪缨绝而侧。阿只拔都急欲整之，李成桂再射，又中顶子，兜鍪遂落，豆兰即射杀之。

于是倭寇士气受挫，李成桂挺身奋击，大破倭寇。河流尽为血染，赤色六七日不变。俘获敌马千六百余匹。

上述记载，虽然似乎为了渲染李成桂的功绩做了润色，但是有关高丽军因为害怕而不敢接近日本年青武士的地方，描述得绘声绘色，使人犹如观赏一幅画卷一样。从这段记载中还可以发现在倭寇队伍中有骑兵队参加。

高丽贱民与倭寇联合

辛禑王时代的倭寇中有许多高丽贱民参加。据《高丽史》记载，辛禑王八年（一三八二、弘和二年、永德二年）四月，骚扰宁海的倭寇原来是禾尺群聚，诈为倭贼。禾尺即扬水尺。同书还有记载，辛禑王九年六月，交州江陵道禾尺与才人诈为倭寇，寇掠平昌、原州、顺兴等处。禾尺（亦写为水尺）、才人是被朝鲜人视为不同种族的贱民，禾尺是从事屠宰牛马、皮革加工、编制柳器等行业的居民集团，才人是以演假面戏剧与杂技为职业的人们，都是传统上受歧视的阶层。他们与倭寇联合行动，威胁高丽官府仓库。后来李氏朝鲜王朝世宗二十八年（一四四六）判中枢院事李顺蒙在谈到倭寇成员时说过：“据闻倭人只十分之一二，余皆朝鲜人假着倭服聚众结党为乱。”

辛禑王时代倭寇的特点是：（一）倭寇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朝鲜北部的龙州（义州）附近。（二）朝鲜南部全罗、庆尚地方，倭寇深入内地。（三）倭寇北上朝鲜半岛濒临日本海滨的江陵道。（四）出现大规模的骑马队集团。（五）许多禾尺、才人之类的高丽贱民与倭寇联合行动。倭寇活动范围扩大并深入内陆地区，这也许是因为朝鲜南部沿海地区已经不能满足其掠夺欲望。

李氏朝鲜王朝的成立

高丽辛禑王十四年（一三八八、元中五年、嘉庆
[10] 二年）六月，李成桂一党废黜辛禑王，拥立辛昌王。辛昌王在位仅仅十一个月时间，倭寇利用这个时期高丽国内形势动荡之机进行了最后的残暴活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高丽国防体制已由以往的守势转入攻势。辛昌王元年（一三八九）二月，庆尚道元帅朴葳率兵船百艘进攻对马岛，烧毁日本船三百艘，焚毁庐舍殆尽，搜出被掳高丽人百余名带回高丽。

辛昌王被驱逐到江华岛以后，李成桂又拥立了恭让王，恭让王在位两年半。这个时候倭寇也开始趋向衰落。

李氏王朝的建立者李成桂是出生于咸镜南道的军人，在北方平定了侵入高丽的女真势力，又在南方竭尽全力平定倭寇。一三八八年（辛禑王十四年），李成桂率领对抗明朝的高丽政府军，图谋进攻辽东，直到鸭绿江江心小岛威化岛。但是他没有继续前进，而是从此回军高丽首都，驱逐了高丽政府核心人物武臣崔莹，废黜了辛禑王，拥立辛昌王，建立了新政府。随后李成桂又废除辛昌王，拥立恭让王，一手掌握了政治、军事等各种权力，并完成了田制改革。一三九二年（元中九年、明德三年），李成桂又由群臣拥戴即王位，开创了取代高丽王朝的新王朝。最初国号仍照旧称为高丽，同年李成桂派使者到明朝请求册封，希望洪武皇帝在“朝鲜”或“和宁”这两个国号中决定一个，根据明朝皇帝的裁决，第二年改国号为朝鲜，首都也在一三九四年由开城迁到汉阳（首尔）。

十四至十五世纪朝鲜半岛地区倭寇的活动（根据津田左右吉的原图）

倭寇从高丽王朝末期起已经显示出衰落的迹象，朝鲜王朝建立以后，它的衰落速度大为加快。

倭寇的变质与分解

高丽使者来日要求禁止倭寇

为倭寇频繁寇掠所苦恼的高丽，逐渐发现仅仅依靠武力是很难击败倭寇的，于是企图依靠外交交涉来找出平息倭寇的线索。

高丽恭愍王十五年（一三六六、正平二十一年、贞治五年），金逸与金龙为要求足利氏
[11] 禁止倭寇被派来日，两人于次年二月到达京都。当时他们带来的劄付，通告了庚寅年（一三五○）以来倭寇在朝鲜半岛肆行暴虐的情况，要求室町幕府取缔倭寇。使节派遣者的名义是元朝征东行中书省。所谓征东行中书省是元朝设在高丽的地方统治机构，由高丽国王任最高长官，管辖区域为整个高丽领域。室町幕府对高丽劄付的答复，是贼船侵犯外国之事都是四国、九州地方海贼所为，京都方面不可能加以严惩，并首次代替朝廷写了回书，派使者带着鞍马、铠甲、太刀等礼物到高丽。室町幕府也许是因为还处在草创时期，对国内海贼不能加以充分的控制，只有表示这种暧昧的态度。但是，这次的交涉似乎并非完全没有效果。《高丽史》恭愍王十七年（一三六八），有关倭寇的记载一条也找不到，就是这次交涉的实际效果。以后辛禑王三年（一三七七）判典客寺事安吉祥来日时带来的请禁贼书中，也提到：“丙午年间，差万户金龙等报事意，即蒙征夷大将军禁约，稍得宁息。”

值得注意的是恭愍王十七年这一年，也是高丽与对马宗氏之间建立通交关系的一年。这一年七月，对马岛万户遣使高丽，闰七月高丽派李夏生到对马，十一月对马岛万户宗崇庆的使者到高丽，高丽赐给大米千石。宗崇庆可能是宗宗庆书写之误。万户本是元朝的官名，这里大概是相当于对马大名的意思。

高丽的外交交涉政策尽管取得了暂时效果，但是不知为什么只派了一次使节就中断了，从第二年起倭寇又开始活动起来，招致了辛禑王时期的严重倭患。于是高丽在遭受严重倭祸之后，再次采取外交交涉策略。辛禑王时期高丽向日本共派遣了五次使者，即辛禑元年（一三七五、天授元年、永和元年）一次，三年二次，四年一次，五年一次，被任命为使节的有判典客寺事罗兴儒、判典客寺事安吉祥、前大司成郑梦周、版图判书李子庸、前司宰令韩国柱、检校礼仪判书尹思忠，这些人在高丽都是大官高吏，被誉为名臣的人物。他们不仅同室町幕府，而且还同今川氏
[12] 与大内氏
[13] 保持稳固的联系，努力使日本送还被倭寇掳去的高丽人并取得了相当成就。特别是郑梦周还计划同倭寇首领对话，以便买回被掳高丽人，这说明被掳高丽人作为奴隶成了买卖对象。

李氏朝鲜继续进行外交交涉

李氏朝鲜王朝继承了高丽王朝依靠外交交涉平息倭寇的政策。太祖李成桂于即位当年（一三九二、元中九年、明德三年）很快就向室町幕府派出僧人觉
，要求禁止倭寇。足利义满
[14] 接受了朝鲜的要求，决定让九州地方武士禁止贼船，送还被掳人口，并令绝海中津
[15] 写了回书，以寿允为使者送到朝鲜。从此以后，朝鲜一再要求日本禁止倭寇，送还被掳人口，日本也出现了以九州探题
[16] 今川了俊（贞世）
[17] 为首的对送还被掳人口热心效力的人物。太祖四年（一三九五、应永二年）今川了俊致书朝鲜，报告最近贼数已比以前减少八九成。今川了俊因大内义弘
[18] 诬陷被召回京都以后，大内氏取代今川氏出面同朝鲜进行交涉。大内义弘乘今川了俊归京后、新任九州探题涩川满赖
[19] 到达博多以前的短暂间隙机会，开始了同朝鲜的交涉，应永二年（一三九五、太祖四年）十二月遣使向朝鲜国王贡献方物，次年三月遣禅僧通竺、永琳到朝鲜通报禁贼与送还被掳人口，同时求取大藏经。应永四年，大内义弘又派永范和永廓到朝鲜，朝鲜遣前秘书监朴之为回礼使与永范等同行至日本。朴惇之的使命，不仅是向大内氏致谢，也是向足利义满表示敬意，并要求禁止倭寇。朴惇之一行于应永五年夏到达日本，经山口进入京都，要求禁止“三岛之贼”。所谓三岛之贼据估计是指被朝鲜视为倭寇主要根据地的对马、壹岐及肥前松浦地方的倭寇。足利义满对此的答复是欣然同意禁贼，朴惇之得到这个答复后于应永六年五月回到朝鲜。与此同时足利义满遣使送回被掳人口百余，要求朝鲜赐予大藏经木版和佛具。当时足利义满所采取的外交形式，还不是直接给朝鲜国王寄外交文书，而是命大内义弘同朝鲜通好。这个时候足利义满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能够行使外交权的日本最高主权者。

应永六年（一三九九、定宗元年）七月，大内义弘以其先祖出身百济这一传说为理由，向朝鲜要求土地，也就是说因为大内氏的先祖是百济圣明王第三王子琳圣太子的子孙，所以希望在先祖故土获赐土地。定宗虽然让都评议使司讨论了这个要求，但是最后采纳了土地不可赐予的意见。不过因为这一年十月大内义弘背叛幕府发动应永之乱，十二月在堺市失败自杀，请求朝鲜赐予土地的要求也就不了了之。

整顿土地制度与扩充军备

倭寇之所以能够大逞凶威，一个很大原因在于高丽国内政治紊乱，不具有与倭寇相对抗的力量，即高丽土地制度的紊乱以及由此产生的军备制度松弛，有利于长时期的倭寇活动。

高丽初期的土地制度仿照唐朝土地制度，以公地为原则。凡担任文武百官、府兵、乡吏以及其他国家职务者，按其地位赐给田地与柴地，谓之田柴科；功臣与官僚，赐给功荫田柴，允许世袭；各官府衙门，赐给公廨田；寺院、王室、贵人，赐给赐田。租入国库的土地称公田，租入私人的土地称私田。但是到高丽中期以后，农庄私有土地扩大，土地制度开始混乱。农庄私有土地的增加，虽然增加了住在京都的王室、宗室、官僚的收入，但是却减少了国库的收入，国库因而无力支付官僚俸禄。另外，由于田柴科制的崩溃，公民纷纷逃散流亡。公民的徭役比奴隶还严重，因而卖妻鬻子，挨门乞食，甚至出现了公民全部逃亡的州郡。

蒙古的入侵与倭寇的侵掠正是在这种土地制度紊乱的时期发生的，禾尺、才人之类的贱民假冒倭寇进行活动的社会条件已经充分成熟。

田制紊乱的同时，军备制度松弛，府兵成了贫穷者的军队，既无衣食，又没有休息，相继逃亡。私田的扩大引起了私兵的增加，但是私兵的增加是沿着抑制官田、使公民变为私民的过程进行的，这使高丽的国家经济陷入了毁灭的深渊。

高丽灭亡前夕，李成桂断然实行了田制改革，没收农庄土地作为科田分配给官僚。科田与田柴科不同，允许私有，耕种科田的佃户地位得到保证，但同时也就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李成桂采取强化官僚阶层的地主、农奴支配者性质的方针，这就既消灭了倭寇活动的根源，又奠定了朝鲜王朝建国的基础。

军备也随着倭寇活动激化逐渐得到整顿。高丽恭愍王二十二年（一三七三）提出设立水军的议案，辛禑王又新设火药局，制造火药，进行水上战斗与火炮的训练。辛禑王六年（一三八○）倭寇袭击镇浦时，高丽装载火药的兵船冲入贼船阵中，烧毁了全部贼船。朝鲜王朝建立以后，军备更加充实，到太祖六年（一三九七、应永四年）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形势：“近年以来，营造兵船，沿边守御，贼不敢近，居民土著，战舰之功，诚为最大。”经过下一代的定宗时代进入太宗时代，水军配备更加正规完善。太宗八年（一四○八、应永十五年），各道兵船增加一百八十五艘，全国兵船总数达六百一十三艘，水军兵员总额达五万五千余人。此外还努力在沿海设置烽火、建筑城池、改良兵船，优遇对倭作战有功的将领，严惩对倭作战失败的将领，赞赏倭寇入侵时被杀妇女为烈妇贞女。

被怀柔的投化倭人

正当外交交涉与军备扩充显见成效的时候，倭寇开始出现了自掘坟墓的活动，这就是向朝鲜半岛内陆地区的入侵。因为沿海地方蹂躏殆尽，加以高丽税粮运输方法已由海上运送改为陆上运送，倭寇不得不侵入内陆地区。但是与沿海活动相比，入侵内陆则显著不利，经常有全军溃灭的危险性，反过来他们的活动也更加激烈凶暴。

朝鲜对可以说是最后挣扎的倭寇实行的怀柔政策，收到了很大成效。怀柔政策之一，是诱劝倭寇首领降服归顺，如果降服即赐给田地、家具，给予优待，使其娶妻安居。降服的日本人被称为投化倭人、降倭、向化倭人等。

投化倭人的最早例子虽然见于高丽时代恭愍王十八年（一三六九），但是投化倭人急剧增加是进入朝鲜时代以后。太祖五年（一三九六）有倭船六十艘在宁海丑山岛投降，其首领六被朝鲜任命为宣略将军的重要职务，次年二月，朝鲜赐给米三十石、豆二十石，十月又赐给米豆共五十石。这一事件发生以后，投化倭人不断出现，他们似乎多是对马、壹岐、松浦地方的倭寇。在投化倭人中，既有为防御倭寇服务的，也有像太祖六年与妻子一起到朝鲜的僧侣原海那样，因为懂得医术而蓄发还俗被重用为典医博士的。太宗十七年（一四一七），一个名叫藤次郎的船匠参与了朝鲜的造船工作，次年又有铜铁匠从日本来到朝鲜。所谓船匠即造船工人，铜铁匠即采矿或铸造技术人员。太宗七年从对马到朝鲜的平道全，晋升为员外司宰少监、上护军等官衔，在朝鲜与日本的外交交涉和防御倭寇等外交军事工作中很活跃，应永外寇时充任忠清道助战兵马使。投化倭人进入朝鲜政府中枢，其数量逐渐增加。但是投化倭人原是由倭寇转化而来的，因此朝鲜对待他们还是常备警惕，对投化倭人集团集中在一个地方感到危险，于是把他们或者分散安置到各州郡，或者迁移到不是沿海的山间僻地。赐给这些投化倭人的粮食为数很大，因此投化倭人的存在成了朝鲜政府的严重经济负担。

投化倭人中被授予朝鲜官职的称为受职倭人，由朝鲜政府赐予与位阶相当的冠服。后来还出现了住在日本而由朝鲜授予官职、成为受职倭人的日本人，这种住在日本的受职倭人一年一度着冠服，携带告身（任命状）到朝鲜，接受招待。因为他们被允许同时进行贸易，所以受职在另一方面也就意味着赐给进行贸易的权利。

使送倭人与兴利倭人

朝鲜对倭寇实行的怀柔政策之二是许可通商。根据朝鲜方面的史料，随着倭寇记载的减少，出现了西部日本豪族使人频繁到达朝鲜的记载。派遣使人最多的是对马的宗氏及其一族，此外记载名字的还有大内氏与代替今川了俊担任九州探题的涩川氏，肥前松浦党诸氏，筑前宗像社、少贰氏，肥后菊池氏，萨摩岛津氏、伊集院氏、新纳氏以及其他许多豪族。

这些豪族的使人被朝鲜方面称为使送倭人、客倭、使送客人等，受到接待。但是这些使人不限于豪族的家臣，既有从前的倭寇，又有商人，其中也有一人兼任几个豪族使人到朝鲜的。

朝鲜对于使送倭人的到来，开始并未加以限制，因此许多使送倭人从日本各地纷纷来到朝鲜，接待使送倭人成了朝鲜很大的经济负担。太宗十四年（一四一四），日本人在朝鲜举行暴动，朝鲜方面以这次暴动事件为契机，改变了对使送倭人的接待态度。这一年对马宗贞茂使人三十四人、少贰氏使人三十一人、壹岐使人二十人、日向州使人二十人，一行共计一百零五人到达朝鲜，在蔚山要求梵钟，愤于朝鲜赠予的迟缓，以至拔刀动武。朝鲜非常重视这次事件，限定以后只有宗氏、大内氏、少贰氏、九州探题等十个豪族才能派遣使送船到朝鲜，并令对马宗贞茂将这一决定通告日本各地豪族。使送倭人的入港地也限定为庆尚道沿岸各地，世宗时代又规定除富山浦、乃而浦（荠浦）两个港口以外，其余各地一律禁止停靠。

与使送倭人相并列，还有兴利倭人频繁地出入朝鲜。兴利倭人，正如朝鲜用商倭或贩卖倭人的名称称呼他们那样，是为进行贸易到朝鲜的日本人。朝鲜方面有意识地把兴利倭人作为由倭寇转变过来的日本人对待。太宗七年（一四○七）庆尚道兵马节制使姜思德上书说，兴利倭船无限制地散泊各港，窥伺朝鲜兵船虚实，情状危险，乞通谕日本各岛首领，发给兴利倭船行状（亦称路引、文引，即出海到朝鲜的证明书），只许于庆尚左右道都万户防御之所碇泊，以加强统制。还说因兴利倭人与投化倭人往来无禁，有发生叛乱之虞，乞将投化倭人移置内陆远地，使不与兴利倭人接触。姜思德的这些建议完全被采纳，以后来朝鲜的兴利倭人必须携带他们所居地日本首领即对马、壹岐、九州各地大名发给的渡海到朝鲜的证明书。当时到朝鲜的兴利倭人为数很多，以至太宗十四年（一四一四、应永二十一年）出现了所谓“商倭络绎骚扰之弊”的情况。依靠行状进行统制也没有能够收到太大效果，太宗九年（应永十六年）携带对马宗贞茂行状到朝鲜的船，船中所载，皆是来自中国的掠夺物，当受到朝鲜官宪谴责时，船上人回答：“非为寇而来，为贸易而来。”太宗十七年的一个报告中还说到有伪造行状到朝鲜的，朝鲜防御坚固则以所持鱼盐交换民间米谷，防御虚弱则乘机为寇。

日本人的入港地，太宗初年限定为富山浦与乃而浦，世宗八年（一四二六、应永三十三年）又增加了盐浦，共计三个开放港口，合称三浦。在三浦还出现了定居的日本人，他们被称为恒居倭人。三浦作为日本人的侨居地逐渐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使送客人
[20] 与兴利倭人从朝鲜带回日本的物品，从史料来看有虎皮、豹皮、麻布、黑麻布、细麻布、白苎布、红缎子、绢、席子、满花席、人参、松子、叶柏子、米豆（糙米、黄豆）、烧酒、清酒、蒜、干柿子、黄栗、银钟、银盂、天鹅、银鱼、衣服、马鞍等，这些东西都是作为对壹岐、对马、松浦地方豪族与少贰氏的回赐品记下来的。

倭寇的身份改变与分解

朝鲜从高丽那里继承下来的外交交涉与军备扩充、诱劝倭寇降服、许可通商以及倭寇自身过于深入内地自取灭亡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倭寇不得不发生变质与分解。倭寇改变身份的方向有三，第一转变为投化倭人，第二转变为使送倭人或兴利倭人，第三照旧当海贼。继续当海贼的场合，也停止了在朝鲜半岛的掠夺活动，专门以中国大陆作为活动舞台。但是，这三个方面不可能截然分开，第一种人变为第三种人，或第三种人变为第二种人，是经常发生的，三者的区别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的区别，实际上不一定分得那么清楚。

[1] 足利尊氏（1305—1358），室町幕府第一代将军；足利直义（1306—1352），足利尊氏的弟弟，南北朝时代的武将。1350—1352年室町幕府发生内乱，足利直义消灭执事高师直，足利尊氏又杀死足利直义，是为观应骚乱。

[2] 和辻哲郎：（1889—1960）伦理学家，著有《锁国——日本的悲剧》、《日本伦理思想史》等。

[3] 藤原定家：（1162—1241）镰仓前期的和歌作家。

[4] 镇西：日本九州地方的古称。

[5] 松浦党：九州地区武士集团性的海盗帮之一。

[6] 公家：天皇朝廷及其公卿、贵族。

[7] 大宰府：七世纪后半叶，天皇朝廷在九州筑前国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管辖西海道九国及壹岐、对马、多祢三岛。执掌外交，兼防外寇。

[8] 《吾妻镜》：镰仓时代的史书，共五十二卷（第四十五卷缺），以编年体记载了治承四年（1180）到文永三年（1266）共八十七年间的幕府事迹。

[9] 大宰少贰资赖：即武藤资赖（1160—1228）。少贰原系官名，为大宰府次官。资赖原为平家武将，后成为源赖朝家人，平家灭亡后任大宰少贰一职。后其子资能以少贰为姓，少贰氏逐渐成为北九州地区的重要大名，十六世纪中后期衰落。

[10] 此处“嘉庆”为日本年号。——编者注

[11] 足利氏：此处指室町幕府第二代将军足利义诠（1330—1367）。

[12] 今川氏：足利氏的一个支族姓氏。

[13] 大内氏：日本中国地方西部、北九州的守护大名姓氏。

[14] 足利义满：（1358—1408）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

[15] 绝海中津：（1334—1405）室町前期的临济宗僧侣，京都五山的儒僧，土佐津野氏出身，法讳中津，法号绝海，著有《蕉坚稿》等。

[16] 九州探题：探题为室町、镰仓时代幕府的官名，驻边远重要地方，掌管政务及诉讼，并负责治安及防御外寇。九州探题为室町幕府为统治九州而设置，沿袭镰仓时代所设镇西探题而来。

[17] 今川了俊：（1326—1420）室町前期武将，名贞世，历任九州探题、远江·骏河半国守护，法号了俊。

[18] 大内义弘：（1356—1400）南北朝、室町前期的武将，周防、长门、丰前、石见等国的守护大名。

[19] 涩川满赖：（1372—1446）室町时代初期到中期的武将，曾任左近卫府判官、右兵卫府次官，1396年改任九州探题，多次遣使朝鲜。

[20] 疑为使送倭人，但原文如此。——编者注

2 十四至十五世纪的倭寇与元、明王朝

倭寇侵入中国大陆

日元贸易

控制了高丽的蒙古忽必烈（世祖）听从高丽人赵彝的建议，决定遣使日本，一二六六年（至元三年、文永三年）派兵部侍郎黑的与礼部侍郎殷弘经高丽去日本。但是黑的等一行于次年只到高丽巨济岛就中途折返回来，理由是海路危险，与日本通交困难。尽管如此，忽必烈还是再次派黑的等人去高丽，严令高丽把前次国书送去日本。高丽任命起居舍人潘阜与书状官李挺两人携带蒙古国书与高丽牒状前往日本。文永五年（一二六八）正月朔日，高丽使者到达大宰府。这些就是被称为元寇的文永、弘安两役
[1] 开幕序曲。此后日本与蒙古进行了两次战争，两国虽然没有建立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在这种两国关系紧张期间，日本商船还是经常到元朝把中国大陆物品输入日本，这是因为元朝对外国贸易采取比较宽大的政策。可是文永之役以后，元朝采取了防范武装商人的措施，管理贸易事务的市舶司制度也有变迁，贸易统制日见严厉，私人贸易被禁止，出入的内外船舶均须持有元朝发给的叫作公据（公凭）的渡海证明书，按照货物数量进行课税。这些方针对日本船执行得特别严格，开了后来由明代实行的勘合制度
[2] 的先例。

从日本到元朝的贸易船，有不少是以获得寺社营造费用为目的的。正中二年（一三二五）入元，次年嘉历元年归国，为了取得建长寺营造费用而派遣的建长寺船，以及嘉历三年（一三二八）为了取得关东大佛营造费用而计划派遣的关东大佛船，正庆元年（一三三二）为了取得住吉神社营造费用而派遣的住吉社船，历应四年（一三四一）为了取得天龙寺营造费用而派遣的天龙寺船，贞治元年（一三六七）为了取得医师但马入道道仙的疗病院营造费用而派遣的疗病院船等，虽然形式上是受朝廷敕许或幕府许可而计划、实施的，但是内容都是贸易船。例如有名的天龙寺船就是这样入元的，历应四年足利直义允许天龙寺梦窗疏石
[3] 派船两艘入元，以筹备天龙寺营造费用，梦窗疏石推举至本为纲司（船长），至本保证不拘贸易盈亏，回国后向天龙寺缴纳现钱五千贯文。幕府对这些为筹备寺社营造费用而派遣的贸易船，负担航行中的警备任务，防止海盗船掠夺。这些贸易船入元时间，是元英宗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庆元（明州，后来的宁波）市舶司恢复以后的时期，官许船似乎是受到元朝给予的与一般商船不同的特别待遇。市舶司也叫提举市舶司，是中国宋代以后为了管理海外贸易、涉外、征税等事务而设立的官署。

在日元两国的交往中，不能忽视禅僧往来的历史事实。一山一宁
[4] 、清拙正澄
[5] 、明极楚俊
[6] ，竺仙梵仙
[7] 等中国名僧的来日，奠定了日本禅宗文化兴隆的基础。日本雪村友梅
[8] 、石室善玖
[9] 、中岩圆月
[10] 等禅僧入元，在深究僧俗学问的同时，还访问各地名胜，增广见闻，然后归国，带回宋元版本大藏经与为数众多的典籍。元朝木版雕刻师的来日，为京都与镰仓五山
[11] 以及其他各地禅院进行的书籍印刷事业，也尽了很大力量。

依靠禅僧的频繁往来，中国的禅林制度与汉诗、汉文以及儒学、史学、书道、绘画等各种学问与艺术也传到了日本。众所周知，日本禅宗文化的发展，武士的保护起了很大作用，五山十刹制度
[12] 的输入也是镰仓、室町幕府与地方武士进行的。在中国，禅宗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贵族的中国士大夫阶级所迎合，这个阶层即中国官僚贵族的风俗习惯也带进了禅林内部，禅僧都是或多或少具有贵族教养的人。这种通过禅宗而流入日本的中国贵族教养，成为后来东山文化
[13] 的基础。

兼好法师
[14] 的《徒然草》中有元朝物资除中药以外都不需要的记载，《建武式目》
[15] 中也记载有无须特别欣赏唐物以下珍奇之物，这些记载都很好地说明了舶来品的泛滥情况。洞院公贤
[16] 的《园太历》贞和元年（一三四五）九月条记载，“近顷有因咳病流行而丧命者，世谓此病起于入元船舶归来之时”。这就是说在日元贸易中，不仅带来了珍奇异物，而且还输入了传染病，由此可见贸易船往来的频繁。

元朝的倭寇

袭击中国大陆的倭寇不如袭击朝鲜半岛的倭寇那样强烈。由于元代的史料可能因为内乱之类的原因，几乎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对元朝倭寇活动情况知道得不太清楚。但是如果从明初倭寇记载很多这一点进行逆推，也可以认为元代的倭寇相当活跃。

根据《元史》的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日本船至四明港要求贸易，船中藏有武器，元朝很警惕，担心日本船可能图谋不轨，因而设立都元帅府，以严海防。这是最初见到的元朝对日本船的警惕态度，是弘安之役以后第十一年的事情。随后成宗大德八年（一三○四、嘉元二年）于定海路设千户所，防御倭船。大德十年倭商有庆等至庆元献金铠甲。武宗至大元年（一三○八）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元朝官军不能抵抗。作为对应措施，元朝加强了庆元、台州等沿海军备。

日本商人的这一连串活动，笔者认为可以包括在广义的倭寇活动中，从前的各种研究也都一致把日本商人的这些活动视为初期倭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日本商人的活动与高丽忠定王二年（一三五○）以后在朝鲜半岛大逞凶威的倭寇有很多不同之点。第一，他们活动的场所限于庆元附近。因为庆元有市舶司，所以日本船是以通商为目的去庆元的，只是在贸易不能顺利进行时才进行掠夺，如果目的只是掠夺，那就没有袭击庆元的必要。第二，倭船的攻击目标都是指向元朝官宪。这是要求通商的日本船为了对抗通商的不利条件，或者为了对抗元朝政府官吏的蛮横而发生的冲突，与从开始起就把攻击目标放在粮食与人口掠夺上的高丽倭寇，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第三，从时间上看，日本人在元朝的行动也比朝鲜半岛倭寇激化的一三五○年要早得多，没有理由认为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由于以上几点，我认为日本商人在庆元的活动，即使可以视为倭寇的一个先驱性形态，也不能够纳入狭义的倭寇之中。

与日本商人在庆元的暴动相比，十四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山东方面活动的倭寇就显然不同，可以充分指出他们与朝鲜半岛倭寇的密切关系。《元史》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条记载，“倭人寇蓬州，守将刘暹击破之。自十八年以来，倭人连寇滨海郡县，至是海隅遂安”。虽然广东省也有蓬州这个地名，但是根据后藤秀穗的考证，这里记载的是山东省的蓬州。这里见到的日本人的活动，从年代来看，也是紧接着一三五○年以后的时期，在以滨海郡县为攻击对象、不以官宪为攻击对象等方面，情形都与庆元倭商不同。把他们看作是在朝鲜半岛活动的倭寇原班人马向山东方面移动，大概不会错误。从以后作为明初倭寇出现的日本人与朝鲜的倭寇都是同一批日本人这一点来考虑，也可以很容易想象到山东倭寇的实体。

在《元史》中除了上述记载以外几乎再没有关于倭寇的记述，如前所述，这是因为记录不完备，可以认为倭寇活动实际上是相当多的。

明初的倭寇

出生于安徽省一个贫农家庭的朱元璋（一三二八—一三九八）自成为红巾军首领以后，经过连续苦战，于一三六八年（应安元年）正月在南京应天府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为大明，定年号为洪武，是为明太祖洪武帝。明太祖的建国原则是根据儒家学说重建中华帝国，即“中华之主”同时也就是“天下之主”。确立四夷各国向中华帝国朝贡的国际秩序，对于明太祖来说是无论如何也必须实现的政策之一，而倭寇问题，又是为了确立这种国际秩序所首先必须解决的课题。查阅《明实录》，从洪武元年起太祖在位的三十一年期间，几乎没有哪一年不见有倭寇的记载，太祖在位前期最为激烈，中间有一个缓和时期，到后期又激烈起来。如果把明太祖时期中国的倭寇活动与朝鲜半岛的倭寇活动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连带关系，朝鲜激烈时明朝就少，明朝激烈时朝鲜就少。这就证明了主体相同的倭寇集团根据时间的不同而改变活动的场所。倭寇在中国的活动舞台以接近朝鲜半岛的山东沿海为最甚，次及江苏、浙江、广东沿海各地。他们既袭击沿海居民，又掠夺官粮，在明朝也做出了与在高丽同样的行径。

明朝为制止倭寇活动而采取的政策，首先是充实沿海防御。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至德元年），太祖命汤和巡视海岸，在山东、江苏、浙江沿海地区建筑五十九城，设立备倭行都指挥使司。人民四丁抽一为兵，得兵士五万八千七百人，分驻沿海各地。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嘉庆元年）对浙江沿海各卫所兵士六万二千八百五十三人，每人赐钞（纸币）五锭。次年又于福建沿海设立五个卫指挥使司与十二个千户所，以备倭寇。在都司与卫所不仅部署防御兵士，还配备了船舶。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应安五年）采纳了廖永忠建造快速船防备倭寇的建议。洪武二十三年（一三九○、明德元年），命令沿海卫所和巡检司一律备船二艘，巡查海上盗贼。

洪武帝与怀良亲王

明朝在加紧对倭寇警备的同时，还开始努力依靠外交交涉，以使日本臣属，变为朝贡国家。太祖洪武帝在国内着手颁布各种制度，对外国通告新王朝的创立，促其朝贡。所谓朝贡与颁赐（回赐），是近代以前亚洲国际社会中表示政治友好关系的礼节，同时也是物资交换的贸易。浙江宁波（明州）、福建泉州、广东广州，自宋元以来就设有管理海外各国来船的市舶司，太祖恢复了这个制度。

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应安元年）十一月，太祖向日本派遣了第一次使者，但是据说使者在日本五岛附近被贼所杀，太祖通报建国的诏书没入水中。接着又第二次派遣杨载一行使日，他带来日本的《赐日本国王玺书》内容如下：

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岁以来，殄绝北夷，以主中国，惟四夷未报。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

诏书中的辛卯是一三五一年（元至正十一年、日本观应二年），即红巾之乱（一三五一—一三六六，元末兴起的带宗教色彩的农民叛乱）爆发之年，去岁是一三六八年（洪武元年、应安元年）。诏书的主要内容有三点：（一）通告明朝建国，要求日本朝贡。（二）通告倭寇为害中国，要求日本国王携带表文到明朝皇帝那里入贡，若无臣属之意，则要求严厉取缔倭寇。（三）如果倭寇继续为害不止，则发兵讨伐日本。

杨载一行在九州登陆，向大宰府南朝征西将军怀良亲王
[17] （明朝方面的史料写为良怀）呈交了上述诏书。怀良亲王杀了使节团七人中的五人，拘留杨载等人达三个月之久。

洪武三年（一三七○）第三次遣使至日，使者是元朝文人赵子昂之孙、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所持诏书内容与上次诏书无大差别，但是叙述了高丽、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琐里（南洋地方）各国已经顺天奉命，称臣入贡，强调了“华夷之分”，再次催促日本国王入贡，同时还送回了明朝擒获的日本僧侣等十五人。征西将军府对这次明使的反应，是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建德二年、应安四年）派遣僧祖来等九人到明朝赠送马匹与方物（土产），同时送回被倭寇掳来的中国人男女七十余名。《明实录》就这次怀良亲王遣使记载：“至是奉表笺称臣，遣祖来随秩入贡。……仍赐良怀大统历及文绮纱罗。”

表笺也称表文或单称表，是各外国国王呈给中国皇帝的正式外交文书，在外交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奉表称臣入贡这一记载是事实的话，那么这就满足了明朝皇帝所希望的朝贡的必要条件。颁示大统历的行为，表示明朝皇帝已经承认怀良为日本国王。所谓大统历是明代使用的历书，它制成于元惠宗元统年间，接受并使用它，就是使用明朝年号，证明日本已经臣属于明朝。从此以后，明朝方面的文献都用“国王良怀”或“日本正君”这一称号来记载怀良亲王。

足利义满与明朝通好的失败

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应安五年）五月，带着大统历的仲猷祖阐与无逸克勤到达日本博多。但是，这时博多地方已纳入今川了俊支配之下，作为明朝使节交涉对象的怀良亲王与菊池武光
[18] 等已经一起退出太宰府地方，固守高良山去了。仲猷一行被扣留在博多圣福寺一百余日，其间了解到日本南朝与北朝对立的形势，于次年六月到达京都。在京都同室町幕府进行了接触，但其经过不清楚。仲猷一行于洪武七年没有完成使命就回到了明朝。足利义满遣宣闻溪、净业、喜春等人与明使同行到明朝，向太祖贡献马匹与方物，但太祖以无表文为理由，拒绝接受。这或许是因为足利义满希望进行私人性交往而遭到拒绝的。

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太祖令中书省编辑《祖训录》，洪武六年大体完成，洪武二十八年（一三九五、应永二年）改名《皇明祖训》，颁发诸侯。其中有关于十五不征国的记述，即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剌、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浡泥各国，乃僻居一隅之小国，与北方蒙古各族那种可征之国不同，是不值得征伐的国家。

林贤事件

汉高祖开国以后接连不断地诛杀创业功臣一事，虽然是很有名的，但是据说明太祖洪武帝以莫须有罪名杀的举兵以来的功臣宿将，其数比汉高祖杀的还多，胡惟庸事件即是其中之一。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康历二年），左丞相胡惟庸以策划篡夺帝位阴谋的名义被捕，因同谋受牵连而籍没处刑者达一万五千人之多，世称胡惟庸之狱。可是，与胡惟庸事件有关的林贤事件，直到洪武十九年（一三八六、至德三年）才暴露。据说胡惟庸为了举事，先与宁波卫指挥使林贤勾结，伪奏林贤有罪，流放日本，令林贤与日本君臣秘密策划。随后胡惟庸又奏请恢复林贤原职，遣使从日本招回林贤，秘密致书日本国王，要求派兵援助。林贤先一步回国，日本国王给僧如人瑶倭兵四百，伪称入贡，献巨烛，中藏火药与刀剑。但是如瑶到达明朝的时间是在胡惟庸阴谋早已暴露之后，因此这个计划才没有得逞。重提六年前的事件，以惩罚有关人员，这让人觉得是为了想方设法陷害林贤而编造的谎话，但是因为日本国王也与这个事件有关系，作为报复措施，明太祖采取了同日本断绝交往的方针。太祖在努力充实沿海军备的同时，强行实施海禁政策，以对付倭寇的猖獗。所谓海禁，是明朝担心中国人诱致倭寇引起事端，一律禁止中国人出海的国内政策，但是由于采取这个政策，海外各国与明朝交往的道路就只限于朝贡一途。日本与明朝国交的开始，必须等到明成祖永乐皇帝时代。

足利义满对明外交的开始

义满违背传统派遣使节

足利义满虽然早就希望同明朝建立国交，但是如愿以偿是通过明太祖洪武帝死后的应永八年（一四○一）的使节派遣。其时义满已将征夷大将军一职让给其子足利义持，又辞去身居律令官制最高官位的太政大臣，削发为僧，法号道义。义满在任征夷大将军兼太政大臣阶段，始终只不过是天皇的陪臣，因此没有资格作为四夷君主向明朝皇帝上呈表文。应永八年时，义满已是律令体制外的一种自由人，从这方面来看，已经获得了被明朝皇帝承认为“日本国王”的资格。

根据瑞溪周凤
[19] 《善邻国宝记》的记载，应永初年，博多商人肥富从明朝归来，向义满说到日明两国交往之利，义满因而决定派遣使节。从《善邻国宝记》明历三年（一六五七）刊本中有日语读音假名“コイツミ”（koitsumi）这一点来看，肥富的训读法很清楚，但是长沼贤海却认为肥富可能是指安艺豪族小早川氏的分族小泉氏。应永八年的使节，正使是同朋众的祖阿（素阿弥），肥富充任副使。所谓同朋众，是服侍将军与大名侧近，担任有关表演艺术、茶道、杂务等工作的僧人打扮的人，多属具有阿弥称号的净土教时宗派。应永八年遣明船的计划人及经营者，无论是义满，还是肥富、祖阿，很明确都既不属于公家社会，也不属于武家社会，可以说是传统体制以外的人物。

应永八年足利义满致明朝的国书，是由公家东坊城秀长起草、世尊寺行俊誊写的。国书开头写“日本国准三后道义
[20] ，上书大明皇帝陛下”，以下内容是说“遵往古之规法”遣使祖阿、肥富通好，献方物金千两，马十匹，薄样千帖，扇百本，屏风三双，铠一领，筒丸
[21] 一领，剑十腰，刀一柄，砚箱一合，文台一个，并搜寻漂寄海岛者若干送还。

足利义满用作头衔的“准三后”称号，并不是指特定的官职，而是说按照三宫（三后）即太皇太后宫、皇太后宫、皇后宫享受优待。“道义”不用多作解释，就是皈依佛门者的法号。作为外交文书，使用这样的头衔和法号，是极为特殊的事例。足利义满的意图，也许是由于考虑到不让明朝方面意识到自己是天皇的陪臣，而想出使用这种头衔和法号的。这种意图也表现在“遵往古之规法”这一表达方式中。所谓往古之规法，其意思虽然一般理解为传统的外交习惯，但是在日本传统的外交习惯中，外交权的行使者是律令政权的主宰者即天皇，没有征夷大将军出现于外交事务中的。而足利义满特意在外交文书中明确写上“遵往古之规法”，不正是包含着让明朝皇帝承认足利义满已是日本外交权行使者即国政最高责任者的意图吗？

所谓漂寄海岛者，如果按照字面来理解，即是中国的漂流民，但实际上是指倭寇在中国沿海掳掠去的中国人。因为送回这种被掳中国人的问题，从太祖洪武皇帝最初遣使日本的时候起，就一直是中国方面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能是义满看到了这种形势，因而断定送还被掳中国人是符合明朝皇帝心意的行为。

足利义满成为日本国王

以祖阿为正使的遣明使一行，于次年应永九年（一四○二）八月同明使一起回到日本。足利义满特意前往兵库迎接明使，并于北山第召见了明使一行。当时明使带来的明朝皇帝诏书，是署有建文四年（一四○二）二月六日日期的明惠帝（建文帝）的诏书。明惠帝虽是洪武帝的孙子，但因其父皇太子已经病死，所以在洪武皇帝死后，十六岁的明惠帝即位，成为明朝第二代皇帝。由于明惠帝听从亲信的劝告，采取抑制同姓藩王的政策，结果在建文四年六月被洪武帝四子燕王朱棣（以后的明成祖永乐帝）夺去了帝位。

明惠帝颁给足利义满的诏书中，有一段引起人们非议的话，“兹尔日本国王源道义，心存王室，怀爱君之诚，跨越波涛，遣使来朝”，还有“班示大统历，俾奉正朔”这样的语句。关白
[22] 二条满基看到诏书样式与以往的诏书完全不同，感到非常吃惊，以致写下“此乃天下之重事”的感慨。

明使还停留在日本期间，明成祖即位的消息已经传到日本。应永十年（一四○三），足利义满以天龙寺坚中圭密为正使与明使同行到明朝朝贡，并预先准备了致明惠帝与致明成祖两道表文，以便遣明使到达明朝时，不管是谁在位，均可立即呈上表文。从这次遣明使以后，遣明船的正副使都任命五山禅僧担任。足利义满致明成祖的表文，开头写“日本国王臣源表”，内容是祝贺明成祖即位，贡献方物。

即位不久的明成祖，高兴地款待了远涉海洋来朝的日本使节，并立即制定敕书，派赵居任与坚中圭密同行去日本。明使一行于应永十一年到达日本。当时明成祖赐给足利义满阳刻“日本国王之印”字样的金印一颗。据说金印光辉耀眼，重到两手都拿不起。

应永十二年（一四○五、永乐三年）又有明使一行三百人来日本。这次带来的明成祖敕书，表彰了足利义满能遵奉成祖命令，取缔壹岐、对马诸岛倭寇活动使之不为中国海滨之害，并高度评价了足利义满努力禁止倭寇的行动。之所以有这一内容，是因为足利义满在应永十一年捕获了对马、壹岐倭寇首领二十人并送到明朝。

应永十三年与十四年明使带来的成祖敕书中，也写了感谢足利义满镇压倭寇的内容。

明成祖依靠与足利义满的交涉，实现了明太祖以来不断向日本提出的两个要求：一个是日本统一政权的首长（日本国王）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华夷世界——的一翼；另一个是日本政府禁止倭寇。

应永十六年（一四○九、永乐七年）足利义满死后，明成祖派遣周全渝到日本郑重吊唁义满之死，供献祭文，赐谥恭献王。

[1] “文永”与“弘安”，是镰仓时代龟山天皇、后宇多天皇和伏见天皇在位时期的年号。元朝忽必烈于一二七四年（文永十一年）和一二八一年（弘安四年）两次出兵东征日本，均遭失败。日本史称这两次忽必烈侵日战争为“元寇”或“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

[2] 勘合制度：勘合是指一种外国君主向明王朝朝贡的凭证，由明王朝礼部制定，上盖骑缝印信，一分为二，一半发给外国君主，一半留明王朝。明朝海禁后实行规定朝贡国、贡期的朝贡贸易，外国君主遣使朝贡时，必须携带发给的半印勘合与留存明王朝的半印底簿比对朱墨字号是否相符。

[3] 梦窗疏石：（1275—1351）镰仓幕府末期至室町幕府初期的临济宗僧侣，天龙寺的开山宗师，著有《梦中问答》、《梦窗国师语录》。

[4] 一山一宁：（1247—1317）中国台州临海人，普陀山高僧，1299年以元使身份赴日未归，历住建长、圆觉、南禅寺，花园天皇在一山一宁死后，曾赐以国师封号。

[5] 清拙正澄：（1274—1339）中国福建连江人，临济宗高僧，1326年应北条高时邀请赴日，历住建长、净智、建仁、南禅寺，后被谥为大鉴禅师，著有诗文集《禅居集》、《大鉴清规》等。

[6] 明极楚俊：（1262—1336）中国庆元府人，临济宗高僧，1329年赴日，历住建长、南禅、建仁等寺，受到后醍醐天皇与北条高时的崇信，被赐佛日惠焰禅师尊号，著有《明极和尚语录》。

[7] 竺仙梵仙：（1292—1348）中国明州象山人，十八岁出家，师事金陵保宁寺的古林清茂，1329年与明极楚俊一起东渡日本，历住净智、净妙、南禅、建长、真如等寺，受光严上皇与足利尊氏的皈依，除语录外，还著有《天柱集》、《来来禅子集》、《尚时集》、《东渡集》等。

[8] 雪村友梅：（1290—1347）日本南北朝时代五山诗僧，1307年入元，1329年归国，住建长寺，著有《岷峨集》等。

[9] 石室善玖：（1294—1389）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初期临济宗僧侣，1318年入元，1326年归国，历住南禅、天龙、圆觉、建长等寺。

[10] 中岩圆月：（1300—1375）临济宗禅僧，1325年入元，1332年归国，历住万寿、建仁、等持、建长等寺，著有《语录》、《东海一沤集》等。

[11] 京都五山，指京都临济宗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等五大寺院；镰仓五山，指镰仓临济宗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妙寺、净智寺等五大寺院。

[12] 五山十刹制度：禅宗寺院的等级制度。五山是由政府任命住持的五个官寺，地位最高。十刹是地位次于五山的十个寺院。日本的五山十刹制度是仿效南宋的禅林制度建立的。

[13] 东山文化：室町时代中期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当政时代（在政为1449—1473）的日本文化，以能乐、茶道、庭园布置、水墨画等为其典型代表，因足利义政在京都东山建造的慈照寺（即银阁寺）集中了这个时代文化的精华，故名之。

[14] 兼好法师：（1283？—1352？）即吉田兼好、卜部兼好，镰仓末期至南北朝时代的诗人、随笔作家，著有《兼好法师家集》、《徒然草》等。

[15] 《建武式目》：建武三年（1336）足利尊氏公布的法令名称，由十七条组成。

[16] 洞院公贤：（1291—1360）南北朝时代的廷臣，初得后醍醐天皇信任，两朝分裂后受北朝重视，官至太政大臣，著有《皇代历》、《历代最要钞》、《拾芥抄》、《园太历》等。

[17] 怀良亲王：（1329？—1383）南朝后醍醐天皇的皇子，任征西将军，镇抚九州。

[18] 菊池武光：（1319？—1373）拥戴怀良亲王的南朝武将。

[19] 瑞溪周凤：（1392—1473）别号卧云山人、竹乡子、刻楮子，室町幕府中期的临济宗僧侣，历住相国、兴福、景德、等持等寺，三任鹿苑院主，后土御门天皇赐谥兴宗教禅师，善诗文，著有《脞说》、《竹乡集》、《卧云稿》、《刻楮集》、《善邻国宝记》、《卧云禁语集》、《卧云日件录》等。

[20] 原文如此，或为“日本国准三后源道义”，源为姓氏。——编者注

[21] 筒丸：铠甲的一种。从平安时代开始使用，主要用于步兵，室町时代之后逐渐被大铠取代。——编者注

[22] 关白：日本古代官职名。取自《汉书·霍光传》：“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平安时代开始出现的辅政大臣，天皇年幼时称“摄政”，天皇成年后称“关白”，即“摄关政治”。

3 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的平息

应永外寇

望海埚之战

倭寇以高丽辛禑王朝时代为最盛时期，在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沿海大肆骚扰，但是自李氏朝鲜建立后，由于朝鲜、明朝、室町幕府采取的倭寇对策，倭寇开始逐渐走向没落。而对生命将尽的倭寇来说，最大的打击是望海埚之战与应永外寇。

所谓望海埚之战，是指明永乐十七年（一四一九、应永二十六年）六月，三十余艘倭寇船队袭击辽东望海埚，为都督刘江所破，遭到几近全歼的严重打击的事件。这一年是日本足利义满早已去世，日明国交由足利义持
[1] 所断绝的时期。望海埚之战，倭寇所受损失各书说法不一，据估计大体是千余人和十余艘船。据说此后很久没有倭寇活动，可见损失之大。

作为参加这次望海埚之战的倭寇船队的一部分，早在望海埚之战一个月前的五月，五十艘倭寇船突然进入朝鲜庇仁县都豆音串，烧毁朝鲜兵船。接着又有三十八艘倭寇船利用雾气昏暗之机袭击海州延平串，逼取兵粮米四十五石，他们说：“我等非为朝鲜来，本欲向中国。因粮绝而至此，若给我粮，我当退去矣。前日都豆音串之战，非我也，汝国人先下手，故我不得已而应之尔。”这时朝鲜的倭寇对策已见成效，倭寇船队平常只是通过朝鲜沿海去中国。以后对马宗贞盛在致朝鲜书状中说：“都豆音串入侵贼船三十只内，战亡十六只，余十四只还来，七只乃壹岐人，已还本州，七只则我岛人也。”由此看来，入侵庇仁县的倭寇成员，主体是对马、壹岐人。

朝鲜军队攻击对马

协助朝鲜御倭方针取缔倭寇取得很大成绩的对马宗贞茂，恰好在望海埚之战前一年即应永二十五年（一四一八）死去，其子宗贞盛继任岛主，因为年幼，岛内实权为早田左卫门大郎等人掌握。可能是早田左卫门大郎原是对马船越的海盗首领，岛内管制不严，招致了庇仁县倭寇的再度发生。曾经高度评价过宗贞茂取缔倭寇业绩的太宗，对此大失所望。

太宗看到倭寇侵入庇仁县事件以后，决心实行乘虚讨伐倭寇根据地对马、中途拦击从中国归来之贼的计划。太宗虽已让位世宗，自称上王，但大事的裁决权依然保留在上王太宗手中，军事悉听太宗裁断。尽管世宗对出兵对马持消极态度，事态的发展还是按照太宗意向进行。加之为断绝倭寇通道讨伐对马的想法，也并非没有先例，高丽辛禑王时朴葳曾率战舰百艘进攻对马，烧毁贼船三百艘，带回被掳男女百余人，朝鲜太祖也有过征讨对马的计划。

应永二十六年（一四一九、世宗元年）五月二十九日，三军都体察使李从茂遣使对马，谴责倭寇在庇仁县的活动，赞扬宗贞茂在世时为禁止倭寇而付出的努力，希望宗贞盛捕捉岛内倭寇，押送朝鲜。接着到六月，太宗向国内外声明了征讨对马的意图，其中写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对马为岛，本是我国之地，但以阻僻隘陋，听为倭奴所据，乃怀狗盗鼠窃之计。”声明还责问说，尽管朝鲜方面先已救济对马饥馑，允许通商，可是倭寇还是入侵了庇仁县。由此声明可知，在太宗决意征伐对马的背后，除了对马是倭寇根据地这一想法以外，他还认为对马本来是朝鲜领土的一部分。十五世纪末朝鲜政府编纂的《东国舆地胜览》，也记载道：“对马岛，日本国对马州，本属我鸡林（指朝鲜）。”因此十五世纪初，朝鲜似乎就有了视对马为属领的想法。但是，这当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六月十九日，李从茂率领船队自巨济岛出发驶向对马岛。船队共有兵船二百二十七艘，其中京畿船十艘，忠清道船三十二艘，全罗道船五十九艘，庆尚道船一百二十六艘，兵员总数为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五人，并携带了六十五天的军粮。

六月二十日，朝鲜兵船中的十余艘首先到达对马岛，对马岛民误解为本岛人寇掠归来，准备酒食款待。接着因为朝鲜大军涌至位于对马岛中央部分的浅茅湾，停泊土寄崎，岛民抗战者仅五十余人，余皆逃走。朝鲜远征军派以前降服朝鲜的投化倭人到岛主宗贞盛那里投递书信，但没有得到回答。于是朝鲜军在岛内进行搜索，夺得大小船只一百二十九艘，留下可用者二十余艘，其他悉皆焚烧。又烧民家一千九百三十九户，斩首一百零四级，生擒二十人，芟除田中作物。另外还获得被倭寇掳去的中国人一百三十一名。当朝鲜将领向他们询问对马岛的情况时，这些被掳中国人回答朝鲜将领说，对马岛内饥馑严重，虽富者亦不过贮粮一二斗。因此朝鲜军筑栅船越，以遏日本人往来之冲，以示久留之意。

二十六日，李从茂由土寄崎深入浅茅湾内，进至仁位郡，分三军登陆搜索。可是，左军节制使朴实等军遭对马伏兵邀击败北，得力武将战死，战死及堕崖而死的官兵百数十人。右军节制使李顺蒙与兵马使金孝诚等亦遇日军阻击，虽力战击退阻击的日军，但中军终于没有能够登陆。对马把这次战斗称为糠岳战争
[2] ，后来对马编纂的《对马编年略》记载，当时日军战死者一百二十三人，朝鲜军伤亡二千五百余人。总之，战斗相当激烈。

宗贞盛害怕朝鲜军长期留驻岛内，于是提出撤兵修好的要求，并特别转告了七月里气候将发生异常，尽早撤军对朝鲜军来说也很安全的消息。李从茂听从了这个建议，于七月三日率领全军回航到巨济岛。朝鲜军撤退时还把许多日本人作为俘虏带回朝鲜。以往倭寇捕去的被掳朝鲜人送还问题是日朝两国之间的重要课题，此后被掳日本人的归还又作为两国间有待解决的问题遗留下来。

在李从茂回师朝鲜的同一时期，原先袭击庇仁县后去明朝的倭寇船队三十余艘，于归途中出没于黄海道小青岛海岸。朝鲜看到这个情况后，又提出了再征对马的计划，但因舰船损耗严重，远征军士气已衰，不可能实行。

京都的传闻

奇怪的是从朝鲜军攻击对马前一个月起，京都方面就流传有不安定的传说。伏见宫贞成亲王
[3] 的《看闻御记》关于当时京都的动静有如下的记载。五月二十三日条载：“从高丽（朝鲜）传来情报，大唐、南蛮、高丽将来进攻日本，室町幕府非常吃惊。日本是神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吧？！”六月二十五日条载，有情报说大唐发生起义。同条又载，出云大社震动流血，西宫荒戎宫震动；军队数十骑自广田社去向东方，其中有女骑马者，像是大将，神职人员见之，因而发狂；若宫八幡神社鸟居无风自倒，将军正在斋戒祈祷中，笹八木桥破碎。在记述这许多奇怪的传闻以后，还记载了各寺院受命祈祷。二十九日条亦载，北野御灵向西飞去，御殿门户自开，各神社为此怪异所惊恐；唐人入侵，已与前锋船只接战，大内氏年轻侍从二人担任大将到海上出击，在此以前大内氏曾经报告神军中出现过祥瑞。到七月二十日，又有另外的传说，唐人已到萨摩地方，同国人
[4] 作战，双方都有战死者。唐人中有鬼形者，难以用人力进攻。大内氏报告漂浮海上的外国贼船有八万余艘，但九州探题的报告还未送到。接着八月十一日条载：“六月二十六日，唐人入侵，少贰、大友、菊池各氏在对马抗战，大败外国贼人，生捕大将军二人。突起大风，唐船多遭破损而沉于海。唐船大约有二万五千艘，生捕的大将军被带来兵库。八月六日，九州探题的报告送到京都，天下大庆。末世降天意，真不可思议。”八月十三日条，揭示了七月十五日签发、八月六日送到京都的九州探题持范的报告书。报告书中写着如下内容：“诚惶诚恐报告，六月二十日，蒙古、高丽联军向对马岛蜂拥而来，并占领了该岛。少贰氏军队虽不失时机地日夜奋战，但敌我双方战死者都很多，颇为难办，乃督九国军队抗敌，斩杀外国军兵三千七百余人。敌人军船虽有一千三百余艘，但发生了神奇的变化，雷声隆隆，霰粒降下，冷得双手冻僵，溺死者不可数计。一个像是敌人大将的人是一个女人，力气很大，换乘蒙古船后，把兵士三百余人抛入海中。大将以下敌人已被斩杀，剩余的七人押送京都。七月二日，敌船全部撤退，真乃神明之威力。”京都的这些传闻与前述朝鲜军队的实际行动有很大差别，大凡传说、流言之类都有这种倾向，蒙古入侵之恐怖的后遗症在这个时代还强烈地保留着。

宋希璟的来日

应永外寇之后不久，应永二十六年（一四一九）七月十七日，朝鲜上王太宗令兵曹判书赵末生致书对马岛主都都熊丸
[5] （宗贞盛）说：“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对马岛民只有坐待死亡而已，希望举全岛来降，移居朝鲜地方，由朝鲜国王授给岛主都都熊丸官职，使岛民生活安定。”根据朝鲜方面的记载，宗贞盛对使者的口头回答是：“若能将对马作为朝鲜属州，给巨济岛作为对马岛民居留地，赐以印章，则唯命是从。”得到这一回答后，朝鲜通知宗贞盛，将对马岛纳入朝鲜庆尚道管辖下，赐给宗贞盛“都都熊丸”印章，以后对马岛人来朝鲜时，需持宗氏书契。这样一来，根据朝鲜方面的记载，应永外寇的战后处理似乎是大致结束了，但是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被保留了下来。

应永二十六年十一月，无涯亮倪等人在事隔数年之后又作为日本国王（足利将军）的使僧去朝鲜。无涯亮倪等人是与九州探题涩川满赖的使者一起，带着先前倭寇庇仁县都豆音串事件时与朝鲜征讨对马战争中被俘的朝鲜人，以要求佛教经典为名目而到达朝鲜的。因为无涯亮倪等人的这次出使，弄清了应永外寇后对马与朝鲜交涉过程中迄今未知的情况。应永外寇时，朝鲜方面只是拘留了日本人中的对马岛人，而对于九州人则给以酒食，送回日本。涩川满赖对朝鲜这种态度的真意持怀疑态度，于是派博多的僧人宗金到京都，探听室町幕府对朝鲜的意向。可是如前所述，这个时候探题持范的报告书已由少贰氏送到京都。慕府也感到有必要弄清这个事件的真相，遂决定以无涯亮倪为正使，陈外郎之子平方吉久为副使，出使朝鲜。

无涯亮倪等人于十二月十七日，向朝鲜国王进呈了足利义持的书契，书契文中没有使用“日本国王”称号，引起了朝鲜方面的注意。无涯亮倪一行归国时，朝鲜派回礼使宋希璟同行，令其了解日本国内的动静。宋希璟与无涯亮倪一起于次年应永二十七年二月到达对马岛，在这里很快就了解到应永外寇的战后处理完全没有解决。当时对马岛内的掌权者，与其说是年幼岛主宗贞盛，不如说是作为倭寇首领而有名的早田左卫门大郎。宋希璟受到了早田氏就对马属于庆尚道这一朝鲜方面的主张所提出的抗议，早田氏还告诉宋希璟说，这个事情如果传给少贰氏知道了的话，少贰氏即使诉诸战争也是要争夺的。以前宗贞盛口头上所作答复，被认为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宋希璟一行到达京都是应永二十七年四月，在这里他也遭到了冷遇，足利义持似乎仍旧相信少贰氏的报告而怀恨在心。不过宋希璟与幕府的交涉还进行得比较顺利，通事魏天（明朝人）与博多的宗金等人的努力起了很大作用，因而宋希璟一行得以在达到出使日本目的之后，于十月回到朝鲜京城。

朝鲜使节的室町幕府观

作为通事跟随宋希璟来日的尹仁甫的复命报告，成了以后朝鲜决定对日政策的重要情报。尹仁甫的复命报告首先记载了足利义持相信明朝与朝鲜联军入侵日本的消息，因而对朝鲜持警惕态度，接着记载了关于幕府的情况：“日本国没有国家仓库，只令富豪支持财政。国王（足利将军）命令仅及京都周围，国土皆瓜分于诸大名。”此后朝鲜虽然称足利将军为日本国王，但并没有把他作为日本统一政权的代表者从而作为交往的主要对象。朝鲜采取的政策，是寄希望于作为实力派守护大名拥有统治力的，同时作为交往管理者的对马宗氏的政策。因为对于朝鲜来说，同日本的交涉如果不伴随着禁止倭寇就没有意义，朝鲜从对日本国内形势分析的结果，认识到仅仅以足利将军作为交涉对手，不能取得禁止倭寇的实际效果。

在尹仁甫来日十年之后赴日的通信使朴瑞生，关于幕府也有大体同样的认识。朴瑞生在他的复命报告中说：“修好御所（将军），虽为交邻之道，但禁倭效果不大。今后朝鲜除不得已的报聘场合外，没有必要遣使。厚遇大内氏与宗氏等有力大名，以悦其心，对禁止倭寇更加有效。”

被掳朝鲜人的送还与琉球

朝鲜半岛与琉球

琉球使者最初访问朝鲜半岛，是高丽辛昌王元年（一三八九、日本元中六年、康应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根据《高丽史》的记载，这一年琉球中山王以玉之为使者，奉表文，归还被倭寇俘虏去的高丽人，献硫黄三百斤、苏木六百斤、胡椒三百斤、盔甲二十部。

当时的冲绳本岛，山北、中山、山南三王分立竞势，各自向明朝派出朝贡使节。中山王支配冲绳本岛中部的那霸、泊、浦添、中城、具志川、读谷山、胜连、南风原等地区，势力最大。特别是那霸宛如国际港口，来自日本的船也多中途在这里停泊，毫无疑问，被倭寇捕去的高丽人也在这里转卖。那霸是倭寇活动圈的一部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所献方物中的苏木与胡椒是南洋出产的物资。因为明洪武帝执行海禁政策，南洋物资经由中国的流通道路不通，这为琉球的海外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硫黄与盔甲可能是日本出产的。倭寇的活动圈与琉球人的活动圈互相接触，两者复合扩大为把朝鲜半岛包围进去的形状。

高丽派金允原等为报聘使出使琉球。次年金允原归国时，琉球再度派玉之出使高丽，送还被掳高丽人。

李氏朝鲜王朝刚一建立，太祖即位后两个月的一三九二年（元中九年、明德三年、洪武二十五年）九月，中山王察度的使者很快就到了朝鲜，送还被倭寇掳去的男女八名。太祖三年（一三九四），察度与世子武宁派人到朝鲜送礼物，归还被掳男女十二名，要求送还逃至朝鲜的山南王子承察度。随后太祖六年，又以中山王察度的名义送还被掳朝鲜人与海上遭遇风暴的朝鲜人九名。次年山南王亡命朝鲜。

伪琉球使渡航朝鲜

琉球中山王察度之后，世子武宁继承王位，由明朝皇帝封为中山王。可是到一四○五年（应永十二年、永乐三年），佐敷按司尚巴志打败武宁王，将其父尚思绍扶上王位。其后尚巴志讨伐山北，自立为王，一四二二年（应永二十九年）又灭山南，完成了三山的统一。

尚巴志王统建立以后，琉球与南洋各国的贸易突然活跃起来，远远超过察度王统时代。除了早有交往关系的暹罗以外，尚巴志还远向三佛齐（苏门答腊岛东南部）与爪哇派出贸易船，继尚巴志之后的尚氏诸王又向满剌加、苏门答剌（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巡达（爪哇岛西北部）、佛大泥（泰国一部分）、安南（越南）等东南亚各地派出贸易船，扩大了琉球船的活动圈。

到朝鲜世宗时代，琉球与朝鲜的关系出现了转折。一四二三年（应永三十年、世宗五年）正月发生了伪琉球使事件，有人自称琉球国使节向朝鲜国王贡献土产品，因为书契与印章不是琉球的理由遭到朝鲜的拒绝。这是伪称琉球使者进入朝鲜的人物初次登场。从大约两年前发生的琉球船去朝鲜途中被对马岛贼袭击的事件来看，可以认为伪琉球使就是对马人或倭寇的同党。

从此以后，琉球与朝鲜的交往关系主要以日本商人或者倭寇为中介来进行，活跃于朝鲜、九州、琉球交通线上的人物有金源珍、对马的早田六郎次郎与博多的僧人道安。

金源珍送还被掳人

金源珍有说是日本人，也有说是朝鲜人的，不很清楚。金源珍的名字在朝鲜记录中的最早出现，是一四二三年（世宗五年、应永三十年），书中记载这一年他是作为日本肥州太守源省的使者到朝鲜的。根据他的建议，朝鲜把致日向、大隅、萨摩守护岛津久丰的书信委托给他，令其向岛津氏要求送还被倭寇俘去在日本转卖的朝鲜人。岛津久丰按照这个要求，把被掳朝鲜人男五名、女四名交给金源珍，金源珍把他们带到朝鲜，受到朝鲜政府的褒赏。岛津氏这个时候正在努力积极发展同外国的贸易，以加固作为守护大名的地位，因此对金源珍活动的响应，可以认为是作为岛津氏这一计划的一环来进行的。另外，金源珍也希望在岛津氏领内港湾建立立足点，以向琉球方面发展。

一四二九年（永享元年）琉球国人包毛加罗等十五人因风漂流到朝鲜，当时朝鲜委托岛津贵久
[6] 把这些人送回琉球。这是因为岛津氏与琉球之间有密切关系的事实，已由访问朝鲜的日本人口传给朝鲜官宪，成为常识。次年金源珍作为倭通事从琉球回到朝鲜，带回琉球长史梁回致朝鲜政府的书信。一四三五年（永享七年），在朝鲜的琉球船匠吾夫沙豆乘坐金源珍的船返回琉球。这个时候的金源珍名义上是肥州太守源义的使者。一四三七年（永享九年），金源珍又到琉球带回被掳朝鲜人六名。很明显，金源珍在连接朝鲜、肥前、萨摩、琉球的贸易线上，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活动。

对马的六郎次郎

一四三一年（永享三年）九月，琉球国客人来泊朝鲜的乃而浦，如何接待成了朝鲜政府讨论的问题。同月对马的六郎次郎致朝鲜礼曹的书信送到朝鲜，其中说道：“我去年受对马岛主宗贞盛之命到琉球国，但因适值兵乱，不能回还，姑遣代理人致礼。”到了十一月，朝鲜国王世宗在勤政殿接见琉球国使夏礼久、副使宜普结制与船主等人。使节奉呈的中山王尚巴志咨文中有“使节搭乘偶来琉球的对马客商来船一只”这样一句话。使节夏礼久在对世宗的答话中也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琉球国自祖王、父王时起，就一直同朝鲜修交好之礼，其后因倭人阻隔而断绝不通。很早以前就欲如前修好，但无方便机会。去年六月对马贼首六郎次郎商船来琉球，因此顺便搭他的船得以来到朝鲜。贵国由倭寇捕去的被掳人留在琉球者有百余人，虽欲全部带来，但因船只狭窄，海风不利，所以未能带来。”很显然，中山王咨文中所写的对马客商就是夏礼久答话中所说的六郎次郎，被允许同正使一起接见的船主也可能是六郎次郎。六郎次郎是应永外寇后接待朝鲜回礼使宋希璟的对马岛内掌权者早田左卫门大郎的儿子，从被写成贼首这一点来看，在琉球是把六郎次郎作为倭寇首魁来认识的。在琉球国王使节逗留朝鲜期间，六郎次郎都与他们共同行动，直到把他们送回琉球。一四三三年（永享五年），朝鲜又委托他送回琉球国船匠，并赐给米豆五十石。

博多的道安与琉球地图

博多的道安是大友氏属下的僧侣，一四五三年（享德二年）自称琉球使者，带着漂流的朝鲜人到达朝鲜。可是，由于使者一行的姓名是日本人姓名，朝鲜对他们的使者身份抱有怀疑，进行了审议。审议的结果，弄清了他们确实是日本人，撤销了他们作为琉球使者的待遇，而同一般日本人一样进行接待。但是此后，道安进献了四件《日本琉球两国地图模画》，据推定它们是后来文明三年（一四七一）申叔舟编纂的《海东诸国纪》中所载《日本国之图》与《琉球国之图》的基础。《琉球国之图》是现存最古老的琉球地图，对琉球国都、国头城、云见泊（运天港）等地有详细的记载。

一四五五年（康正元年），道安携带琉球国王尚泰久的书契进入朝鲜，请求赐给大藏经。琉球这个时候正是佛教兴起时期，确实迫切需要高丽版大藏经。随后一四五七年（长禄元年），道安又作为琉球国使节向朝鲜国王进献土产品，送还济州等地的漂流民。一四五九年（长禄三年）道安向朝鲜报告，朝鲜送给琉球的绵布、绸缎、书契在对马被海盗抢光。朝鲜向对马宗成职追问这个事情，宗成职分辩说这个传闻没有根据。是道安把礼物侵吞了，还是如他所说在对马岛遇盗，不很清楚。

博多商人之所以心甘情愿做琉球国王使节或伪称琉球国王使节到朝鲜去，这是因为不仅国王使节的待遇比一般商人远为优裕，而且舶载货物的交易条件也更有利。到朝鲜去的日本船，把日本所产铜、硫黄、刀剑等货物与南洋所产苏木、象牙、胡椒等中继物资大量带进了朝鲜。

如上看来，便可明确这样的事实，即由琉球向北延伸的贸易发展线，通过岛津氏、博多商人、对马商人之手，在九州一度被切断，然后再从九州中转，从而将朝鲜和日本的国内市场联结起来。博多成为与那霸并列的东亚国际贸易市场。但是不可忘记的是，在这些交往贸易圈扩大的背后，是倭寇的存在与被倭寇捕捉去的被掳者们悲惨的人生。

和平交往的展开

遣明船与堺市商人

遣明船从应永八年（一四○一）到天文十六年（一五四七）约一百五十年间，共派遣了十九次。

遣明船从原则上说，是日本国王（足利将军）向明朝皇帝敬献表文与贡物的朝贡船。从应永八年（一四○一）足利义满的第一次遣明船到应永十七年（一四一○）的第八次遣明船，全部使船都是幕府经营的船。可是第九次遣明船队除幕府船外，还有有实力的守护大名与寺社经营的船只参加。永享四年（一四三二）由日本去明朝的船队是五艘编制，由一号公方船（幕府船）、二号相国寺船、三号山名氏船、四号十三家联合船、五号三十三间堂船组成。其中四号船是由三宝院、圣护院、大乘院、善法寺、三条家、青莲院、田中（石清水社）、武卫（斯波氏）、畠山（满家）、赞州（细川满久）、细川（持之）、一色、赤松等十三家共同出资经营的联合船。此后的第十次遣明船中除幕府船外，还有相国寺、大乘院、山名氏、三十三间堂的船参加。这次船队于永享六年（一四三四）出发，永享八年归国。

日明·日朝交通图

第十一次船队于宝德三年（一四五一）去明朝，是由十艘船组成的空前的大船队，其组成是一号天龙寺船、二号伊势法乐舍船、三号天龙寺船、四号九州探题船（为筹集博多圣福寺营造费用）、五号岛津氏船、六号大友氏船、七号大内氏船、八号大和多武峰船（长谷寺也参加了）、九号天龙寺船、十号伊势法乐舍船。但是五号船实际上没有成行。这次船队装载了数量巨大的货物，使团一行由一千二百人组成，不过其中被允许去北京的只有三百余人。从此以后，明朝对遣明船的政策逐渐消极，第十二次以后的遣明船大致是每隔十年派遣一次，每次三艘船。

第十二次遣明船队是幕府船、细川氏船、大内氏船，共三艘，宽正六年（一四六五）起航，文明元年（一四六九）夏由宁波出发登上归途。当时日本国内应仁、文明之乱
[7] 正在进行，从来作为遣明船归港地使用的兵库为大内氏所控制，濑户内海也在大内氏势力范围之内。因此，幕府船与细川氏船为避开大内氏势力范围，改从九州南端绕道土佐海面进入堺市港。堺市商人以这次遣明船入港为契机，开始同遣明船保持密切关系。

堺市商人积极参加了第十三次遣明船活动，堺市商人汤川宣阿预先向幕府缴纳抽分钱，承包了遣明船的派遣。从堺市出发的船队为避开大内氏势力圈，经由四国南岸与九州南岸到五岛，再从五岛横渡东海进入明朝。

第十三次遣明船以后，细川氏与大内氏，堺市商人与博多商人，纠缠不休，对立不止。

大乘院船与农民暴动

奈良兴福寺的一乘院与大乘院，多是历代多摄关家子弟作为门迹
[8] 进入，担任兴福寺别当
[9] ，支配诸院、诸坊，使权弄势。大乘院里留下了以《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为首的许多大乘院文书，成为研究中世史的宝库。其中的《大乘院日记目录》永享六年（一四三四）十一月十一日条记载，因“渡唐反钱”事，大乘院四十八所庄园土民蜂起。反钱（段钱）是按照每一段
[10] 土地临时征收的税钱，因此很明显，所谓“渡唐反钱”是以筹办经营遣明船（渡唐船）费用为目的而向农民课取的临时税。不言而喻，这是由于大乘院船参加第十次遣明船而发生的事件。

因为“渡唐反钱”而引发土民蜂起即农民暴动，使人很容易想象到税钱对农民来说是极为苛酷的。大乘院所领庄园原本就和一乘院所领庄园一起占了门迹所领庄园的大部分，到了十三至十四世纪，包括根本领与门迹兼带所领，其仅在大和国内就有庄园三百余所，土地面积千七百七十七町
[11] 。所说四十八所庄园农民暴动，是只限于课取了段钱的四十八所庄园，还是也有虽被课取段钱但未发生农民暴动的庄园，这个问题并不明确，姑置勿论。这里作为问题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向四十八所庄园征收的、多到使农民不得不起来拼命反抗那种程度的巨额段钱，对遣明船的派遣来说是必要的。

遣明船的利润

虽然不可能明确大乘院所领庄园段钱数额是多少，但是可以考察一下遣明船的派遣大体上需要多少费用。首先是船舶的筹办问题。遣明船也和遣唐船时候一样，不是新造海外派遣船，而是租借用于濑户内海水运的民间船舶充当遣明船。根据在安艺高崎筹办船舶留下的记录，每艘遣明船的租钱约需要一千八百贯文，舶载货物约需要一千五百贯文，为了得到勘合而向幕府缴纳的礼钱最低也需要三百贯文左右，此外还有各项杂费。这些为派遣遣明船而花费的金额，从当时的经济状态来看，绝不是一笔很小的数字。这些费用的筹措即便是有实力的寺社也要多方苦思焦虑。首先是向他人借用，其次是向乘船商人分派征收，最后是向所领农民征收段钱。

遣明船的收入，除了抵消上述为筹办遣明船而支出的费用以外，还有剩余利润。据曾经两度乘坐遣明船到明朝的楠叶西忍所说，带回在明朝用二百五十文购得的一斤唐丝，在日本可得到二十倍的价钱，即五贯文，在日本值十贯文的一
[12] 铜到明朝可以卖到四十至五十贯文。虽然用数字来明确表示遣明船的利润很困难，但是从种种史料来考虑，一艘遣明船至少可以获得一万贯文左右的纯利润。

日明间的贸易品

卜部兼好的《徒然草》第一百二十段记载：

唐之物，药以外，即缺亦无不可。唐书已多流行本国，亦可传抄。以唐土舟难行之道，惟载无用之物，大量舶来，愚之甚矣。

生活在十四世纪前后的卜部兼好断言，舶来品虽然贵重，但除药材之外皆不必要，冒着危险带来无用之物是愚蠢的。但是从外国带来的东西，并非如卜部兼好所说只是不急需之物。

《徒然草》第一百零八段记载：

无惜寸阴者，其为人所常知乎！抑或愚而成习乎！对愚而怠者而言，一钱虽轻，如能日积月累，则使贫者变富者，以故商人惜一钱之心切也。刹那虽不觉，若令其进展不止，则终命之期忽至。

虽然是引用积蓄钱财的例子来说明应该珍惜寸阴，但是所谓“商人惜一钱之心切”的记述，却触及了钱币流通盛行时代面貌的一个方面。日本老早就有过皇朝十二钱
[13] 的铸造，但因经济不发达，几乎没有流通。可是到平安时代
[14] 末期，经济的发展需要货币，而当时日本国内没有统一的货币，事态发展到依靠从中国输入宋钱，经济流通才得以进行。钱币的流通就不只是像舶来的珍奇织物与高价药材那样只与贵族社会发生关系，它还与一般国民的生活有深远的关系，所以把钱币带到日本的外国贸易，与民众的生活也并不是没有关系的事情。从明朝除了输入洪武钱、永乐钱等明代铜钱以外，还输入了大量的宋代铜钱，在日本国内起了标准通货的作用。

次于铜钱的重要输入品，是被叫作唐丝的生丝与丝织品。中国道士和贵族仕女们的陈旧衣服之类在中国已不再流行的丝织品，在日本也很受欢迎。此外卜部兼好所说的药材、书籍、书画等也为贵族社会与寺社所需要。

由日本输出到明朝的贸易品，主要是硫黄与铜等矿产物，刀剑、武器、扇子等工艺品。特别是刀剑的输出数量庞大，根据记录，宽正六年（一四六五）三万余把，文明十五年（一四八三）三万七千余把。刀剑的大量输出，招致了因大量生产而引起的粗制滥造，最初每把刀值十贯文，后来下降到一贯文。此外，经过琉球中转进入日本的南洋产苏木等，也是向明朝输出的重要产品之一。

日朝间的贸易品

倭寇平静以后，日本的通好贸易者频繁地访问朝鲜，其中甚至有仅持一刀到朝鲜要求贸易的。对此，朝鲜多次采取忽而强化忽而缓和限制的应对措施。根据文明三年（一四七一）朝鲜人申叔舟《海东诸国纪》的记载，每年能够派船到朝鲜进行通好贸易的岁遣船定约者，除对马岛主宗氏最多五十艘，次于对马岛主的宗氏同族七艘、四艘、三艘等特例以外，一般被允许每年派一至二艘的十四人，只派一艘的二十七人。按照岁遣船定约者看待被称为受职倭人的二十余人，由朝鲜国王授予官职，每年可以到朝鲜一次。以上是能够定期通好的，此外不定期的还有由宗氏介绍来的国王（足利将军）和有实力大名的使船、宗氏为报告特别情报临时派出的特送船等。

来自朝鲜的输入物品中，最重要的是纺织品，即朝鲜特产的苧布、麻布（正布）、绵绸（丝织品）以及木棉布。特别是木棉布从嘉吉三年（一四四三）以后成了输入纺织品的中心，其输入数量大到文明七年（一四七五）二万七千二百零八匹，文明八年三万七千四百二十一匹。到近代初期日本国内各地已经普及了木棉的生产，但是在这以前朝鲜的木棉布是日本人衣料的最大供给来源。

其次在从朝鲜输入的物品中，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经典与佛具。朝鲜半岛在高丽时代佛教兴隆，但是到了李氏朝鲜时代，太祖在京城置成均馆、五部学堂，在地方建乡校，奖励儒教，原来处于国教地位的佛教受到压抑。与此相反，日本室町时代禅宗由于幕府的庇护极为隆盛，为朝鲜佛教经典与佛具传入日本创造了有利条件。高丽版大藏经是数达六千数百卷的大部头佛教经典，是在高丽高宗时代为驱除蒙古入侵灾难用十六年时间动员全国力量雕刻的，但是随着李氏朝鲜王朝执行轻视佛教政策，失去了作为镇护国家象征的价值，转变为显示朝鲜大国风度的再好不过的输出物品。从康应元年（一三八九）到天文八年（一五三九）的一百五十年间，日本向朝鲜要求大藏经共八十三次，得到四十三部大藏经。

足利义持等人虽然要求过约八万六千张十七万余面的大藏经木版，但这果然是难以满足的愿望。这些木版现在还郑重地保存在韩国庆尚南道海印寺的经版库中，被指定为韩国的国宝。另外，琉球因为渴望得到大藏经，所以也从朝鲜引入。日本各地寺院现在还保存朝鲜梵钟的地方很多，这些梵钟多是在室町时代从朝鲜输入的。

从日本输出到朝鲜的贸易品，有国内产的铜、硫黄等矿产物，大刀、扇子等工艺品，染料、香料、药材、陶器等南洋与明朝的物资。由琉球输入日本再中转输出到朝鲜的物资也不少。

倭寇的后遗症

在倭寇大体停止了活动的时期，倭寇入侵所造成的创伤也还深深地保留着。

在为倭寇所俘虏而过着充满苦难的人物当中，有一个叫作张德廉的明朝僧侣。他于应永二十九年（一四二二）被倭寇掳掠带到日本，住在平户与对马，随后到博多，由仁德之人从倭寇那里买出，当了和尚。后来辗转到京都，一面干着书写解释佛教教义的文章草稿之类的杂务工作，一面等待回国的机会，永享六年（一四三四），他终于得以被允许搭乘遣明船归国。张德廉是履历比较清楚的人物，像这种作为被掳人被带到日本的人物此外还有很多。

相国寺瑞溪周凤日记的宽正五年（一四六四）三月二十三日条，更写下了如下的令人感伤的故事。出云海贼入侵大明，捕来幼小兄弟二人，兄七岁，弟六岁，兄弟二人作诗倾吐异国怀乡之情，哥哥的诗是：

异国更无青眼友，

空江唯看白鸥群；

秋风洒泪三千里，

吹满西山日暮云。

弟弟的诗是：

烟水微茫归路口，

沧波万里在他乡；

欲与人语语音别，

终日无音送夕阳。

瑞溪也认为，“纵令日本八十老翁，亦不能言”，同情异国小孩的孤苦凄凉处境。

这里再谈谈谣曲《唐船》中所写的被掳中国人情况。这个谣曲的大概情节是这样的：有一次中国船与日本海盗船在中国宁波发生争斗，一艘中国船被捕带到日本。乘坐这艘船的祖庆官人在筑前的箱崎殿手下当奴隶，饲养牛马十三年。其间与日本妇女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一起饲养牛马，维持生活。正在这个时候，留在中国的叫ソンシ（sonshi）和ソイウ（soiu）的两个孩子，突然带着许多宝物来到日本寻找父亲。祖庆官人夹在日本儿子和中国儿子两种恩爱之情的中间，非常苦恼。最后在箱崎殿的裁决下，被允许连同日本儿子一起带回明朝。

谣曲中收入的这个故事，令人想象到两个事实，一是被掳中国人在日本作为农业劳动者受驱使并不稀奇，二是中国有人为了赎回被掳中国人而万里迢迢来到日本。

文明十八年（一四八六）七月，刚刚从明朝归来的药屋五郎次郎访问了堺市海会寺的季弘大叔，并赠送舶来的北绢一端
[15] 与大茶碗碟二十个。当时在场的金子西插话说：“中国有‘儞的强盗人’这一说法，这是骂人的话，意思是日本强盗。”这段插话可以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倭寇在中国人中间留下的坏印象。

[1] 足利义持：（1386—1428）室町幕府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满的长子。

[2] 朝鲜称“己亥东征”。——编者注

[3] 贞成亲王：（1372—1456）崇光天皇孙、伏见宫荣仁亲王子、后花园天皇父，谥号后崇光院，著有《看闻御记》、《椿叶记》、《沙玉集》。

[4] 国人：指小领主阶层。

[5] 都都熊丸：按《李朝实录》世宗元年七月庚申条作“都都熊瓦”。

[6] 岛津贵久：（1514—1571）室町时代后期的武将，领有萨摩、大隅、日向三国。

[7] 应仁、文明之乱：亦称应仁之乱。指1467年（应仁元年）至1477年（文明九年），以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的继承者问题为契机，东军细川胜元与西军山名宗全各自率领诸大名，以京都为中心进行的武装冲突。此后室町幕府威令不行，日本历史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

[8] 门迹：佛教继承一个宗派的寺院、僧侣，皇族、贵族子弟出家当住持的寺院，本院寺的住持僧，都叫门迹。此处指皇族、贵族出家进入寺院当住持僧。

[9] 别当：东大寺、兴福寺等大寺院统辖寺务的僧官。

[10] 段：亦写作反，日本土地面积单位，大约相当于992平方米。

[11] 町：日本土地面积单位，约合9920平方米。

[12]
：重量单位，1
为36贯，即135千克。

[13] 皇朝十二钱：日本从和铜元年（708）到应和三年（963），在奈良、平安时期共铸造十二种钱币，合称皇朝十二钱，又称日本钱十二品或和朝十二文钱。

[14] 平安时代：从794年桓武天皇奠都平安京到1192年镰仓幕府成立约四百年间，政权中心在平安京即京都的时代。一般分为初、中、后三期，即律令制再兴期、藤原时期、院政时期。

[15] 端：亦写作“段”或“反”，布匹的长度单位，约长10米，宽34厘米，适于做成人的一套和服。

4 十六世纪倭寇的酝酿

倭寇发生的温床

明朝的海禁政策

中国与外国的交往，自古以来就根据中华思想，以朝贡与对朝贡的颁赐（回赐）为原则。明王朝因为是推翻异族元王朝统治而建立的王朝，所以采取了特别坚持这个自古以来的国际秩序的方针。

作为接待朝贡船即各外国国王的派遣船及其随从的船队的机关，明朝开放了广州、泉州、宁波三个港口，在这些港口设置市舶司，处理有关外国船的事务。由朝贡船队运到中国的物资，几乎全都是中国上层阶级的必需品与军备的必需资材，明朝政府独占这些物资的收买，对一般商人仅仅许可在政府监督下，就政府收买以外的部分进行交易。

如果支撑明朝外国贸易的一根支柱是朝贡船制度的话，那么另一根支柱就是海禁制度。所谓海禁是禁止中国人出海与外国人接触的政策，这个政策早在元末以前就曾一度实行过。明朝从建国者明太祖洪武帝时起施行，作为祖法而持久化，持续存在约二百年之久。明朝建国当初，张士诚与方国珍之徒在江苏、浙江沿海地方伸张势力，他们被讨伐后，其残党仍然盘踞沿海岛屿，继续活动，因此明太祖担心无赖民众与他们互相呼应同谋。海禁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禁止无赖之民与方、张残部互相往来，但是取缔倭寇也是海禁目的之一。朝贡船贸易制度是对外国的政策，与此相反，海禁归根到底是以中国人民为对象的国内政策。这两个政策构成互为表里的关系，既是为了防止海贼集团横行的治安政策，同时又是维持政府独占外国贸易的财政政策。

受朝贡贸易制度与海禁政策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沿海各地的商人。在商品流通经济已经相当发展的阶段，强制实行这种政策自始就是没有道理的。明初以来二百年间的海禁时代，未经政府批准的私人贸易即走私贸易顽强地反复发生的事实，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据。到了十五、十六世纪，可以说情况已经发展到贸易的主流已经不是朝贡船贸易的程度，而是完全转向走私贸易方面。

明太祖首次颁布海禁令是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应安四年）的时候，以后洪武二十七年和三十年、宣德八年（一四三三、永享五年）、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宝德元年）、景泰三年（一四五二、享德元年）等年代，又再三重申海禁。如此多次地重申海禁令，从反面证明了中国人出海活动者之多。虽然对违反者处以极刑，但是下海者不仅丝毫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增加。明代初期的海禁，还只是禁止“下海通蕃”，即禁止与外国人交易，但是到了明代中期，就经常使用“寸板不许下海”这一说法来表达海禁了，甚至中国人彼此之间的海上贸易也被禁止，广东船不能到福建去进行贸易。明朝刑律规定未经政府批准私将物资下海交易者杖一百，携带军器、人口等违禁物下海者绞，下海时向外国泄露国情者斩，擅造二桅以上大船进行走私贸易，结聚或向导海贼者处以极刑。这种海禁政策，像是成了明代以后东亚一种对外政策典范似的，与清初迁界和日本闭关只许长崎通商之间，可以找到各种类似之点。

无视海禁开船出海进行海上走私贸易的，是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方以盐商与米商为中心的商人。这些地方居民的生计，靠渔业与沿海航路物资中转运输维持。即使从历史上来看，也有为数很多的港湾作为通向南方与东海的门户，海上活动对居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生活手段，特别是像福建这样的地区，据说靠海为生的居民占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九。

乡绅的动向

不能忽视在沿海居民海上活动的背后，存在着乡绅与富豪。所谓乡绅本来是其出生乡里称呼现职与退职官僚的名称，但是这里所说的是指一度担任中央和地方官僚，休假或退职以后回乡居住的乡绅。特别是作为明代中期以后的一种倾向，因在他乡任地与商业资本结合积蓄了庞大财产的官僚，虽然也有仍旧寄居任地不回故乡的，但是多数人是把在任中所得财产带回故乡，扩大在故乡的所有土地，成为乡村大地主。这些乡绅在乡村中的政治、社会发言权，逐渐增大，地方官忽视这些地方乡绅就不能执行政务。乡绅擅造违禁大船，让作为特权商人的牙行集聚货物，贿赂监督官吏，参与走私贸易。这类为海外贸易图谋秘密出海的人是破坏海禁令的犯罪者，被称为奸商、海盗、海寇等，成为官宪取缔的对象。因此，走私贸易者又转变为对抗性武装集团，或与海盗集团联合对抗官府。不久，北上的欧洲葡萄牙人与遣明勘合船废除以后的日本人，也参加了东南沿海地方的走私贸易，以东海为舞台的严重倭患发生的条件，至此已经充分具备。

宁波之乱
[1]

基于遣明船的中日通好贸易，到大永三年（一五二三、嘉靖二年）迎来了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细川氏与大内氏之间争夺遣明船派遣主导权的斗争达到了极点。永正十六年（一五一九）前后，大内氏的遣明船派遣计划已经具体化，同时细川氏的派遣计划也已成熟，这就是第十七次遣明船。大内氏在丰前池永装备了三艘船，授予正德新勘合一、二、三号，以谦道宗设、月渚永乘为正副使，渡海去明朝，他们的船于大永三年（一五二三）四月到达宁波。另一侧，细川氏强求幕府，取得理应已经无效的弘治旧勘合，以鸾冈瑞佐为正使，使明人宋素卿随从，由南海路渡海。细川氏船到达宁波的时间在大内氏船到达宁波数日以后，但是宋素卿抢先奔走钻营，向市舶司赠送贿赂。市舶司让细川氏船比大内氏船先卸货物，办理东库检查手续，在嘉宾馆宴会的席次问题上，又令细川氏船的鸾冈瑞佐坐于大内氏船宗设谦道之上。对这些安排非常气愤的谦道宗设一伙，于五月一日从东库取出武器，杀死鸾冈瑞佐，烧掉宋素卿一伙的船只，追捕宋素卿至绍兴城下，但未能得手。于是，沿途放火抢劫，捕指挥袁琎，夺船出海而去。都指挥刘锦追至海上，本人战死。

宁波事件之后，宋素卿死于明朝狱中，浙江各贪赃枉法的官吏受到弹劾，嘉靖八年（一五二九、享禄二年）又废除浙江市舶太监制度。从此以后，明朝更加强化了遣明船入港的限制，日本遣明船的派遣也为大内氏所垄断。但是不久由于大内氏的没落，在天文十六年（一五四七、嘉靖二十六年）派出最后一次即第十九次遣明船以后，遣明船制度也宣告结束。这个时候，中国人的海上走私蓬勃发展起来，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展开了国际性的走私贸易，遣明船再也没有恢复，遣明船作为获得中国物资的唯一手段已经不复存在。

欧洲船进入亚洲

通向东方的道路

日本的存在引起欧洲人的注意，一般认为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问世以后的事。这部书正确的译名应为《世界的记述》，它是一二九八年由马可·波罗在热那亚被俘时的狱友鲁斯梯谦根据马可·波罗的口述见闻笔录成书的。书中关于日本的记载，除了记述日本人是肤白、殷勤、优雅的偶像教徒，有食人肉之风以外，特别记载了此地出产莫大数量的黄金。还写了君主宫殿的屋顶全部用纯金铺盖，地板铺满了二指厚的纯金，出产珍珠及其他许多宝物。

欧洲在希腊与罗马时代的记录中已经见过金银岛的故事，由马可·波罗传来的东方有财宝之岛的消息，毫无疑问成了大航海时代开始的引线之一。马可·波罗的见闻在十五世纪前半也传到了葡萄牙。

另外，我们不能忘记，印度与东南亚出产的胡椒之类的香料也是联结亚洲与欧洲的纽带之一。欧洲与亚洲的贸易通道自十一世纪为十字军东征打开以后，除香料之外还给欧洲带来大量的印度产棉布与中国产生丝、丝织品。特别是胡椒，对于以肉类为常食的欧洲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东西，需要很大数量作调味料与贮藏剂用。胡椒最初是由阿拉伯商人中转给意大利商人进入欧洲的，但是十四世纪以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垄断了东西方贸易，征收重税，因此在欧洲开始出现了不经土耳其而直接从亚洲产地输入这些物资的趋势。

同阿拉伯人争夺地中海贸易权的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新的王国，不久又成为侵入亚洲的先锋。葡萄牙人当中有人确信非洲内陆有居住着基督教徒的地方，计划与这些基督教徒携手合作讨伐占据北非的伊斯兰教徒，随着这个计划出现了推动非洲探险的机会。葡萄牙王子亨利出于传布基督教的热情，支持了探险队的活动。到十五世纪，随着非洲沿岸探险的进展，大量沙金存在的事实被了解，黑人奴隶的利用价值被注意，经济的欲望成了探险的动机。一四八六年（文明十八年），巴尔托洛梅乌·缪·迪亚士受约翰二世之命，沿非洲西岸南下，终于到达好望角。

迪亚士到好望角十二年以后，一四九八年（明应七年）瓦斯科·达·伽马船队绕过好望角，远航印度，到达卡里卡特。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达·伽马首次航抵印度与美洲大陆的发现一起，是载入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是葡萄牙人侵入亚洲的序曲。第二年九月，达·伽马船队装载大量胡椒与肉桂回到里斯本，终于实现了亨利航海王子以来葡萄牙人的愿望。达·伽马冒险航海的目的本来是发现基督教徒之王与获得香料，但是这个目的却制约了葡萄牙人此后侵入东方的形式，即葡萄牙人东洋贸易的性质，停留在作为地中海商业延伸的香料贸易阶段，它的东方帝国没有带来殖民地的建立，始终是依靠少数人但占优势的火器威力，统御自古以来就有的由亚洲人建立的印度洋贸易网要冲的“商业帝国”。

阿尔布奎克的东方帝国形成

作为达·伽马的后继者确保印度洋航路的，是一五○五年出任第一任印度总督（印度副王）的阿尔梅达，但是对葡萄牙东方帝国的建立贡献最大的，是第二任总督阿尔布奎克。他于一五一○年（永正七年）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作为东方帝国的据点，一五一一年又进而控制了马六甲，马六甲是十五世纪初建立的东南亚最早的伊斯兰国家，向中国朝贡，作为东亚贸易活动的要冲与联结欧洲和亚洲的孔道，日趋繁荣，葡萄牙人占有这个地方，具有很大意义。阿尔布奎克于一五一三年侵入香料群岛，建立了摩鹿加的德尔纳特商馆，一五一五年占领位于阿拉伯海通往地中海航路上的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岛。阿尔布奎克的方法，是在联结东西方的贸易通路上占领若干战略要点，使之要塞化，同以往东西方交通大致限于几个地域之间的往复相比较，这是企图掌握整个贸易通路的划时代方法。

对于企图独占香料贸易而不断东进的葡萄牙人来说，香料产地摩鹿加群岛的确保理应是最终目标。但是葡萄牙人由于在这个地方了解到亚洲各种通商势力的实际情况，并同中国商人与琉球商人进行了接触，他们对亚洲的认识被迫做了很大改变，从而发现了向东北方向前进的新的道路。

与琉球人接触的托梅·皮莱斯

葡萄牙最早派到中国的大使是托梅·皮莱斯。他于一五一一年（永正八年）到印度，一五一二年到马六甲，一五一五年离开马六甲，把其间的见闻汇总写成《东方诸国记》。该书构成分为六个部分，在第四部分《从中国到浡泥诸国》中，就中国、日本、琉球、浡泥、吕宋的地理以及政治形势与贸易实况做了生动活泼的叙述，特别引人入胜的是关于琉球人的记载：

レケオ（rekeo，琉球）人被称为ゴーレス（gōresu）。人们通过这些称呼中的一个，而熟悉他们，但レキオ（rekio，与レケオ同）人这一称呼是主要的称呼。

ゴーレス这一称呼，从在《阿尔布奎克书信集》、《阿尔布奎克传》等书中见到的时候起，就在整个明治、大正、昭和期间成为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有推定为日本人、高丽人、琉球人、萨摩人、五岛人、台湾人等各种说法，现在已归结为琉球人一说。让我们再引用《东方诸国记》中关于琉球的记载，这些记载明确地记述了十六世纪初马六甲国际市场中的中国、日本、琉球的关系：

国王是中国国王的臣下，（向中国国王）进行朝贡。（中略）他们在中国与马六甲进行交易。他们常常与中国人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交易，也常常亲自到中国福建港口进行交易。福建在中国本土，靠近广东，距离琉球一昼夜航程。马来人对马六甲人说，葡萄牙人与琉球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葡萄牙人收买妇女，琉球人不收买妇女。

琉球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只有小麦、大米、独特的酒与肉类，鱼很丰富。他们是优秀的木匠、甲胄制造者。他们制造贴金的盒子与非常奢华、精巧的扇子、刀剑以及他们独特的一切种类的许多武器。正如我们的各王国谈论米兰一样，中国人与其他一切国民也谈论琉球人。他们人品正直，既不收买奴隶，即使同全世界交换也不出卖自己的同胞。他们可以因此而拼死。（中略）他们是皮肤洁白的人种，穿着比中国人更好的服装，态度倨傲。他们渡海到中国，带回从马六甲来到中国的商品。他们还渡海到日本。日本是距离琉球七八日航程的岛屿。他们在日本用商品交换或买进日本出产的黄金与铜。琉球人任意赊出自己的商品，然后收取货款，这时如果人们欺骗了他们，他们就手持刀剑催收货款。

《东方诸国记》中也有关于日本的记载，但其数量还不足关于琉球记载的五分之一，这也许是因为这个时候，对葡萄牙人来说日本还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对它的关心很少。

葡萄牙船侵入中国

以马六甲为据点的葡萄牙人的中国贸易，开始于一五一四年（永正十一年、正德九年）乔治·阿尔瓦雷斯船队的派遣。一五一七年八月，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船队进入广州附近的屯门，根据中国官宪的指示，不久得以进入广州城，这大概是因为中国方面把葡萄牙船看作了朝贡船。《东方诸国记》的作者托梅·皮莱斯参加了佩雷斯船队一行，他因访问北京的目的留在广州，佩雷斯回马六甲。一五一九年四月，佩雷斯的弟弟西芒·德·安德拉德船队到广州，这时托梅·皮莱斯还未能去北京，仍然待在广州。安德拉德知道这一情况后，认为这伤害了葡萄牙人的自尊心，于是对中国方面进行了种种威胁。他像葡萄牙人此前在其他各地所一直干的那样，在屯门构筑石造要塞，以枪炮进行威胁，买卖奴隶，树立绞刑架，处死船员。他的这些行为冒犯了中国官宪，因而使托梅·皮莱斯陷入不利的境地。一五二○年，皮莱斯一行好不容易才得以进入北京，但没有被允许谒见皇帝。次年他空手回到广州，被关进了监狱。

马尔丁·阿方索·德·梅罗·克亭何，一五二一年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到东洋，次年七月离开马六甲，八月到达屯门，但是他完全不了解前些年以广州为中心发生的葡萄牙人与中国方面的争执。中国方面把克亭何船队的到达视为“佛狼机国人”的入寇，于次年向他们开战，活捉四十二人，杀死三十五人。这个事件以后，葡萄牙人被认为与倭寇同伙，被禁止在中国沿海的正式贸易活动。

虽然根据明朝中央政府的意图葡萄牙人的中国贸易被禁止，但是明朝沿海居民却暗中希望与葡萄牙人进行贸易。这是因为中国的丝织品与生丝，是能在印度市场上有利可图的商品，葡萄牙人带到中国的东南亚产香料与欧洲毛织品，是能在中国市场上高价出卖的商品。于是被赶出了广州的葡萄牙人改变方法，或在马六甲同中国商人交易，或混迹于东南亚国民的船到中国贸易，但是所有这些方法都不能获得什么了不起的利润。因此，他们又变换手段，沿中国大陆海岸北上，直接与中国沿海居民进行走私贸易。广东省广州近海的上川岛，福建省的漳州、泉州，浙江省的宁波附近，成了走私贸易的舞台，特别是靠近宁波的双屿成了走私贸易的中心市场。葡萄牙人称上川岛为タマウ（tamau），双屿为リャンポー（rianpō）。

东亚的白银贸易

在考虑十六世纪东亚地区的国际贸易时，白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之一。中国从宋代起就开始盛行使用白银作为通货，到明代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更加助长了白银的流通。明代货币虽然除了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以外，还有铜钱与钞（纸币），但是白银最受重视。明代初期银产丰富，加速了白银的流通，中期以后银产减少，可是白银的使用继续扩大，必然结果是中国市场上白银的缺乏。明朝白银一两大约值铜钱七百五十文，而当时的日本几乎不使用白银做通货，白银一两只能换铜钱二百五十文。因此，用日本白银交换中国铜钱，给日中两国商人双方带来了很大利润。同时由于欧洲船的参加亚洲市场，葡萄牙与西班牙的白银也大量流入中国。据说进行走私贸易时，日本人是用白银支付全部货款的。

根据朝鲜文献的记载，从一五四○年起就有很多明朝船只漂流到忠清、全罗等朝鲜半岛西南部各岛，这些明朝船只是为了来日本贸易才漂流到朝鲜的，它们大部分是福建船。漂流船上的中国人在回答朝鲜方面的盘问时说，是为购入日本白银而秘密出海的。中国对日本白银的需求极大。

双屿的走私贸易

国际贸易基地的诞生

海禁政策的强制推行与葡萄牙人的侵入中国，是十六世纪倭寇发生的重要导火线。早在十六世纪初，广东、福建、浙江沿海一带就已经有了很多走私贸易者与海寇的活动。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大永二年）有广东海贼方甘同等人的活动，次年有自广东到福建漳泉地方的海寇活动，嘉靖十年（一五三一、永禄四年）有广东海贼董秀山的被捕，十一年有广东海贼的跳梁。嘉靖八年（一五二九、永禄二年）在浙江有温州海贼的警报、盘石卫逃军的兵变，在南直隶有侯仲金之乱等，为负责浙江、福建沿海地方巡视军务，明朝临时增设了浙江巡抚。在远离中央的东南沿海地方，海禁令并没有能被充分执行，军、官、民相互勾连，海防体制也不严格，海上走私贸易实际上是在半公开地进行。

被称为嘉靖严重倭患的倭寇活动，虽然是由于朱纨严行海禁开始的，但是在这以前要先说明一下以双屿为中心的走私贸易问题。

双屿也叫双屿港或双屿山，接近浙江省的扬子江（长江）河口
[2] ，是宁波以东海中的岛屿。据说嘉靖五年（一五二六）福建邓獠以这个地方作为走私贸易基地，诱来南洋各国商人开始进行走私贸易。葡萄牙人自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以来虽然没有被许可在中国正式进行贸易，但是在南洋方面一边同中国商人与琉球商人接触，一边继续进行实际上的中国贸易。嘉靖十九年（一五四○）许栋兄弟据双屿，许栋大规模诱来葡萄牙人到双屿进行走私。这可能是因为许栋以前曾前往马六甲方面进行过贸易。

所谓许栋兄弟，是指许一（松）、许二（栋）、许三（楠）、许四（梓）四兄弟，开始是许二和许三从事海上活动，后来许一与许四也参加了进来。

孟德斯·平托的《亚洲放浪记》，关于嘉靖十九年（一五四○）的リャンポー即双屿有如下的描述：

我们到达由相对的两个岛屿构成的リャンポー港。当时，随着贸易的发展，葡萄牙人在这里建有约千幢房屋，两所医院，一所慈善会馆，住有居民三千，包括一千二百个葡萄牙人和一千八百个其他国家的基督徒，由市长、陪审员、负责死亡者及孤儿的官员各一人、审判官、警官、镇公所书记、市街警察以及其他四个文书、六个办事员等一切种类的官吏进行治理。官职用三千杜卡特或三千杜卡特以上的价值进行买卖。公证人在证书的下边这样写着：“我等遵奉基督教国王，服从リャンポー市法律，正本的正式公证人余某某。”如此确信地书写，好像这块土地就在圣塔伦与里斯本之间似的。葡萄牙人的商业交易，据我所闻，超过三百万两，到一五五三年用日本银锭进行交易以后，他们依靠商品的贩卖，将其财产增加到三至四倍。此等繁荣都因我们的犯罪而被中国人所破坏。

李献璋认为リャンポー是宁波的对音，平托的记述可能是包括双屿与霩衢所在内的。在平托把双屿写成如同葡萄牙殖民地一般的这段文章中，虽然不免有所夸张，但是从中可以充分推察到双屿对葡萄牙人来说已经成了重要的走私贸易基地。

葡萄牙人到达双屿的时候，在双屿进行交易的人当中，除许氏兄弟之外，还有金子老、李光头（李七）与王直。金子老与前揭的邓獠也许是同一个人物。许栋与王直都是徽州歙县出生，可能由于同乡的关系，许栋吸收了王直为部下。但是也有人认为许氏兄弟是在广东潮州出生的。

双屿的贸易家

双屿的贸易本来是违犯国禁的走私贸易，但是最初一段时期却是比较和平地进行的。后来在走私贸易者中逐渐地混进了海盗，或者由于交易者之间的纠纷常发生杀伤事件，还有人为了获得货物向官吏行贿，在地方官吏中也出现了与走私贸易者相互勾结贪图暴利的人。这些人物从明朝官宪来看，当然都是寇贼、海寇、倭寇。他们的活动在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郑若曾撰的《筹海图编》卷八中，被扼要地归纳为《寇踪分合始末图谱》，现照图谱展示加下：

双屿港之寇，金子老倡之。李光头以枭勇雄海上，子老引为羽翼。迨子老去，光头独留，而许栋、王直则相继而兴。

此乃浙直倡祸之始，王直之故主也。初亦止勾引西番人交易，二十三年始通日本。许栋灭，王直始盛。

王直也有写为汪直的，本名锃，开始是盐商，后来经营失败，转为海上贸易家。嘉靖十九年（一五四○）乘海禁松弛之机，与叶宗满等去广东，建造大船，到日本、暹罗、南洋方面，进行硝石、硫黄、生丝、丝绵等违禁品的走私贸易，数年时间积蓄巨额财富。王直移屯双屿以后，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去日本，诱带博多津的倭助才门等三人到双屿参加走私贸易。这个时候不只是王直，中国商人私去日本贸易的相当多。从中国商船天文十年（一五四一）、天文十二年进入丰后神宫寺浦，十五年进入佐伯浦开始，不仅萨摩诸港与肥前平户等九州诸港有中国商船，而且关东后北条氏的港口、伊势和越前三国港也有中国商船进港。如后所述，搭载葡萄牙人到种子岛的船只也不是葡萄牙船，而是中国商人的走私船。

也有中国商船在载货航行日本途中因遇飓风而漂流到朝鲜的。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天文十三年）由朝鲜捕拿的中国人李王乞等三十九人被送回辽东都司。随后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又送回福建下海通番奸民三百四十一人，其时朝鲜国王给明朝政府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捕拿冯淑等前后共千人以上，他们都夹带军器、货物。以前日本没有火炮，最近大量拥有，定是此辈擅将铁炮输出日本之故，恐起兵端，贻患本国。”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朝鲜国王还向明朝献倭俘三人。这些虽然只是留在文献里的少量记载，但是由此能够容易想象到有过中国商人的频繁来航日本及其与倭寇的接触。

双屿港的毁灭

如前揭《筹海图编》中的《寇踪分合始末图谱》所示，双屿毁灭于嘉靖二十七年，许栋被捕，王直率其余党逃走，断然围攻双屿的人物就是朱纨。

朱纨（一四九二—一五四九）是江苏省出生的清廉刚直的官僚，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进士，从景州知州开始，历任诸官，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晋升浙江巡抚（一省的最高长官）。这一年是日本天文十六年，正当大内氏经营下派遣最后一次遣明船的那一年。当时明世宗嘉靖皇帝在给朱纨下达的敕谕中说，福建漳州、泉州，浙江宁波、绍兴等地，走私贸易活动完全放任不管，因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管福州、兴化、建宁、漳州、泉州等海道提督军务。朱纨奉命后立即赶赴福建现场，着手巡视，封锁海上交通，拆毁双桅以上大船，厉行严格的管制。

朱纨特别排除一切同沿海乡绅势力的妥协，嘉靖二十七年即命令都指挥卢镗攻击双屿。经过周密的准备，于四月攻入双屿，活捉由福建人陆观诱引而来的萨摩东乡日本人稽天与新四郎二人，烧毁天后宫十余间、住房二十几间、被遗弃的船只二十七艘，贼徒死者不可数计。首领李光头被捕，许栋、王直逃走，多数葡萄牙船也逃去南方，但是许栋不久也于六月被捕处死。双屿战斗结束以后，朱纨曾想在双屿设营驻兵，但由于平素以海为生的人的猛烈反对而未能实行，只是填埋木石堵塞港口而已。以双屿为中心的走私贸易至此宣告结束。

朱纨在明朝国内乡绅与权势中看到了走私贸易与海寇的原因。他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激烈地谴责了中央和地方官僚势力与走私贸易者勾结以饱私囊的行为。双屿毁灭后，浙江、福建沿海乡绅以及与他们相结合的官僚们全都参加了反对朱纨的运动。朱纨因受弹劾，被夺去官职，召回北京，但他不肯受讯，因而自杀。以后四年时间不设巡抚，海禁复又松弛。

朱纨失脚以后，葡萄牙人据浪白澳，一五五四年（嘉靖三十二年）获得在广州通商的正式许可。三年以后
[3] 的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因协助镇压中国叛兵有功，被许可在澳门居住，据说当时澳门这个村落有居民五百至六百户。

[1] 又称争贡之役。——编者注

[2] 长江不流经浙江省入海，故双屿接近浙江省扬子江河口之说不确。

[3] 按郭棐《广东通志》卷六九“澳门”条载：“嘉靖三十二年，夷舶趋濠境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即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开始混进澳门进行贸易，而不是“获得在广州通商的正式许可”，“一五五四年”与“三年以后”应为“一五五三年”与“四年以后”。

5 十六世纪倭寇的活动与特点

王直与嘉靖严重倭患

王直在日本建立根据地

双屿的贸易，从明朝方面来看，是走私贸易，从事走私贸易的人当然就是海寇、倭寇、佛狼机夷，但这里的贸易可以说大体上是平稳进行的。可是，双屿崩溃以后，走私贸易者加强了武装，越来越凶暴。

双屿崩溃后作为走私贸易者首领出现的是王直。王直在青年时代似曾落魄，但他是所谓任侠之徒，富有智略，对人不惜施舍，得信用，声望高。在被称为倭寇头目的人们当中，他是与日本关系最深的人物。

王直最初到日本的年代，根据日本方面的史料是天文十二年（一五四三），根据中国方面的史料是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所谓日本方面的史料，指作为火枪传入的史料而有名的《铁炮记》。据《铁炮记》的记载，天文十二年八月，有一艘大船来泊种子岛西村的小浦，既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船，又听不懂船员的话；正在离奇不解的时候，船中有叫作五峰的大明国儒生，通过笔谈告知是西南蛮夷的外国商人。所谓五峰是王直的号，正如被称为儒生那样，他是教养相当高的人，对火枪传入日本也起了重要作用。《铁炮记》是文之玄昌于庆长十一年（一六○六）受种子岛久时的委托，为纪念种子岛久时的祖父种子岛时尧最早把火枪引进日本的功绩而撰写的。

中国方面的史料《日本一鉴》认为王直来日本的年代是嘉靖二十四年，这一年相当于日本天文十四年。王直投靠双屿是嘉靖二十三年，所以他首次来日是投靠双屿后的第二年。这一年他与双屿巨魁许栋共同组织船队随同日本贡使来日。这个所谓贡使，似乎就是嘉靖二十三年到明朝未被允许贸易就被明朝命令归国的僧人寿光一行。大概是寿光没有被允许进行正式贸易，于是在宁波附近进行走私贸易，与王直建立了关系。

王直在日本进行完贸易归国的时候，邀约博多的助才门（可能是助左卫门）等三个日本人，把他们带到了双屿。从此以后，不是根据朝贡形式的日本走私贸易商人纷纷渡海到中国双屿，同中国商人和葡萄牙商人进行贸易，开始了被称为倭寇的日本人的活动。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天文十七年），许氏兄弟因为朱纨捣毁双屿而走向没落，在中国沿海已不可能进行平稳的贸易，王直为了寻求能够平稳进行私人贸易的场所，在日本五岛设立了根据地。他率领叶宗满等同族同党，以从子王汝贤、养子王滶（毛海峰、毛烈）为心腹，成为最大的倭寇首领。

王直虽以五岛为根据地，但他自己却在平户修建了住所。传说现在五岛福江市的明人堂与六角井是倭寇的遗迹。王直移居平户大概是由于领主松浦隆信的劝诱。松浦隆信招来瓦匠等很多中国人居住平户，也许是为了发展与王直相联系的海外贸易。据说当时的平户颇为繁荣，人称西都，中国商船频繁出入，中国与南洋珍物荟萃，以京都与堺市商人为首的日本各地商人纷纷前来贸易。住在平户的王直拥有部众二千余人，住着豪华的住宅，经常着缎衣，港里泊有可乘三百余人的大船，指挥三十六岛逸民，过着宛如王者的生活，被称为徽王。现在横亘平户湾深处的鹤峰，有用坚固的石墙筑成的松浦氏古馆，其附近山腰瞭望平户湾的风景胜地，有叫作印山寺邸遗址的地方，据传这是过去王直居住之处。

走私贸易的调停者

王直之所以能登上这种非同寻常的权势地位，是因为他的商业交易方法得当。走私贸易本来是不法贸易，是一方面有很大利润另一方面又蕴藏着不可预测的危险的行为。需求者与供给者经常处于不固定的浮动状态，结账的方法有时候用现金、有时候用货物支付。走私贸易没有信用的基础，即使发生纷争也没有向之提出申诉要求处理的机关。在这种不安定状态下的交易中，需要有为当事双方所信赖，具有断然制裁不法行为实力的人存在。王直由于既有见识又精于算计，加之具有集众望的性格，可以说是具备了充当调停者的条件。王直作为走私头目所履行的职责正是充当走私贸易的调停者。他有时也受交易者委托代行买卖与交易。此外，来航商人住处与仓库的设置，买卖的斡旋，贸易业者的保护、援助等，也是他的工作。他不仅代行日本商人的业务，也代行中国商人与葡萄牙商人的业务。处于既不为中国法律也不为日本法律所约束的场合下的王直，被称为倭寇国王，确是很相称的。

王直在天文二十年（一五五一、嘉靖三十年）曾向大内义隆
[1] 赠送过中峰明本的真迹。这份中峰明本的真迹还有这样一段来历，过去策彦周良
[2] 作为遣明使入明的时候曾得一见，希望得到它，但未能买到手就遗憾地回国了。大内义隆听到这段经历以后，就把这份真迹送给了策彦周良。从这件事来看，王直不仅是在五岛一带建立根据地，同博多与萨摩的日本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且与大内义隆等有实力大名也有接触，以后还与丰后的大友义镇（宗麟）
[3] 有往来。

沥港的扫荡

逃离双屿以后的王直，除了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诱来日本人在舟山列岛的马迹潭进行贸易以外，还积极带领日本人在中国沿海海岸进行走私。当时发生了卢七、沈九与日本人一起侵犯钱塘（杭州）的事件，浙江海道副使丁湛传檄王直等人，许诺如能捕捉贼徒，则允许私市即民间贸易。王直响应檄文要求，捕献了卢七等人。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又在舟山岛定海附近的沥港（列港、烈港），捕献了很有势力的海寇头目陈思盻（盼或泮都是同一个人），夺取了陈思盻的船队与财货。王直依靠打倒与自己敌对的海寇头目这件事，一方面协助、讨好官宪，一方面确立了自己的海上霸权。

王直将所属船队分给王滶、徐碧溪（徐惟学）、徐元亮等人管理，控制航路，进行掠夺。定海关既不能阻止王直与外国船只通过海关，也不能取缔走私贸易之徒混入苏州与杭州。另外，沿海人民不断有人向王直一党提供新鲜的食物与酒米，甚至提供子女。边卫官兵也有人向王直敬献红袍与玉带，把总张四维对王直拜伏叩头，甘为臣仆当手下。就这样，王直与海寇一伙同中国本土官宪、乡绅、富豪结成了串通一气的关系，沥港成了官宪半默认形式的国际走私贸易场所。

但是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天文二十二年），沥港面临了新的形势，因为嘉靖三十一年骚扰上海与浙江沿海的倭寇，其巢穴被认为是沥港。明政府命都御史王忬为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建地方。王忬到浙江后，起用参将俞大猷、汤克宽、卢镗等人防御倭寇。俞大猷率领的官兵大举扫荡了沥港，当时碰巧发生飓风，王直等人得以逃脱。接着王直等人在马迹潭再次受炮击败走，后逃归平户。

最盛期的嘉靖严重倭患

从王直以沥港为根据地的时候起，倭寇活动在中国沿海就已极为猖獗。王直是作为大海贼首领出现在中国官宪面前的。据《明史》记载，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天文二十二年）王直率领倭寇大举袭击中国沿海，其入侵情状是：“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三月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嘉靖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往来，若入无人之境。从此以后的数年时间是为嘉靖严重倭患的最盛时期。

关于嘉靖三十年前后的倭寇活动，仍然拟据《筹海图编》的《寇踪分合始末图谱》来观察。关于金子老、李光头、许栋、王直前已揭载，兹据图谱将其余被视为倭寇巨魁的人物活动简明图示如下：

上图所见人物中想特别提起注意的，是徐海、陈东、叶明。

徐海是徐惟学（本名铨，号碧溪）的侄子，年轻时在杭州虎跑寺为僧，法名普净，在日本被称为明山和尚而备受尊敬。据说王直的伙伴徐惟学从大隅某领主处借贷数万两银子时，曾以徐海做人质，因此他一定在日本大隅逗留过。徐海开始似乎是王直的部下，后来与王直对立。徐惟学死后，徐海以柘林为根据地，大逞凶威，编成军队组织的倭寇军，令全军着红衣，骑马乘轿，甚至带着情妇出去劫掠。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弘治元年）以包括新倭在内的四千余人队伍突然袭击嘉兴，但是遇到总督张经属下参将卢镗与副总兵俞大猷等人率领的官军，惨遭大败，被斩首一千九百八十余人，溺死及逃亡而死者无数，仅剩少量人员逃回柘林。在这个被称为平望王江泾大捷的会战中，倭寇受到了很大打击。先是徐海叔父徐惟学于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天文二十三年）十月被官军追击，战没海上。嘉靖三十四年，徐海与大隅夷酋辛五郎（新五郎）联合，于嘉靖三十五年为报叔父之仇，率领“种岛之夷助才门即助五郎”（与前述同王直一起行动被记为博多助才门的人物也许是同一个人）、“萨摩伙长扫部”、“日向彦太郎”、“和泉细屋”等五六万之众与千余艘船队，出发去进行报复行动。可是途中遭遇暴风雨，只有二万余人登陆骚扰各地，而这二万余人也在近半年抗争之后，被扫荡殆尽。

陈东，据说是萨摩领主之弟，曾任书记
[4] ，但他也许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陈东部下大多数是萨摩人，他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率肥前、筑前、丰后、博多、纪伊诸倭，同徐海一起入寇，三月败归日本。

叶明（叶麻、麻叶）是所谓“骁勇善战为诸酋冠”的人物，与筑前、和泉、肥前、萨摩、纪伊、博多、丰后的日本人一起入寇。

在嘉靖三十五年四月以后的桐乡县城攻防战中，浙江总督胡宗宪采取巧妙的离间计策，使倭寇首领彼此孤立。七月叶明、陈东被捕获，八月企图逃脱的徐海得力助手辛五郎也在金塘山附近海域被擒拿。随后于同月，徐海亦于平湖县沈家庄就缚。至此，骚扰浙江、江苏的各股海寇全被讨平。

嘉靖严重倭患是相继失去双屿、沥港走私贸易基地的中国海上商团与当地居民、日本人、葡萄牙人等合作展开的寇掠，以王直、徐海为中心，从嘉靖三十年起持续到嘉靖三十五年。

明朝的倭寇对策

海防负责人的更迭

从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天文二十一年）入寇浙江起，到嘉靖三十五年止，倭寇活动最为猖獗，是明朝政府为倭寇对策煞费苦心的时期。明朝政府在选择沿海要冲筑城，部署官军的同时，还配备了烽火台之类的设施，实行名为清野之法的计策，即把沿海居民疏散到内陆地区，使之成为倭寇即使登陆也完全是一片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掠夺的土地。

嘉靖三十一年担任提督军务的都御史王忬，虽然赶走了沥港的王直，但是从第二年到第三年，王直一党的入寇却越来越激烈。

嘉靖三十三年王忬转任大同巡抚，李天宠继任浙江巡抚。但李天宠因平庸无策被赵文华谗言去职。以后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作为总督军务，成为浙江、福建、南直隶海防负责人，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在王江泾打败徐海等人的船队，被认为是嘉靖御倭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可是张经也在这个胜利的同时，遭到工部侍郎赵文华的弹劾而被撤销了职务。

继张经之后担任总督的是兵部侍郎周珫，他也仅仅经过三十四天就因赵文华的弹劾而被罢了官，由南京户部侍郎杨宜担任总督。赵文华在《明史》中是列入奸臣传中的人物，据说他阿谀中央权臣，建议祭海神，相继弹劾海防负责人。海防负责人常常根据他的意见而进行更迭。海防负责人的频繁更迭，造成了指挥系统的混乱，结果有利于倭寇的活动。顺便提一下，杨宜就任总督后不久，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就发生了倭寇逼近南京城的严重入侵事件。据说倭寇不过六七十人，从杭州湾登陆后，一昼夜奔走一百八十余里（中国的一里约六百五十米），骚扰浙江、安徽两省各地，逼近南京城下，经江苏省，直到在太湖湖畔被全歼为止，历八十余日，行经数千里，杀伤四千余人。

郑舜功出使日本

作为禁止倭寇的一个方策，杨宜向日本派出了使者郑舜功。郑舜功于嘉靖三十四年从广东乘船出发到日本，逗留在丰后大友义镇那里，详细调查倭寇的动静与日本国内情况，嘉靖三十六年与大友氏的使僧清授一起归国。他是以汉代张骞为榜样的冒险家，怀着很大抱负进行活动的，但他回国时，推荐他的总督杨宜已被赵文华弹劾去职。郑舜功的意见不仅不能被采纳，而且他还被问罪流放四川。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他写的《日本一鉴》，是为了吐露他的关于天文、弘治、永禄年间日本的全部知识和平素怀抱的倭寇对策而向官府提出的著作。

蒋洲、陈可愿出使日本

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弘治二年）二月由赵文华推荐代替杨宜担任总督的，是安徽省出身的浙江巡抚胡宗宪。胡宗宪是被评论为“多权术，喜功名”的人物，早从担任巡抚的时候起就抱有平定倭寇的计策，与杨宜派郑舜功到日本一样，他派遣部下蒋洲和陈可愿到日本，侦察日本国内情况，同时说服王直等人归降。《明史》以下各书都记为“谕日本国王”，所以表面上的第一个目的，是仿照明太祖洪武帝以来的传统与室町幕府交涉，令其禁止倭寇。

蒋洲似乎是与游侠之徒一起游手好闲地度过了青年时代，但他具有才气与智勇，被誉为“纵横之士”或“辩士”，是能说善辩的人物。蒋洲因万表的推荐得以与胡宗宪相见，又因向胡宗宪献上应去日本说服王直归降的方策，而被推荐为提举，担任去日本的正使。陈可愿定为副使。

蒋洲与陈可愿于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弘治元年）九月出发，十一月到达肥前的五岛。蒋洲等在这里遇到王直的养子王滶（毛海峰、毛烈），随后又得以与王直会见。蒋洲等人向王直说明胡宗宪与王直是同乡，王直的妻子在故国曾被关进监狱，胡宗宪把她从狱中救了出来，给予优待，以激起王直的望乡之情；还说明如果王直归国受降，就放宽海禁，允许开市贸易，不再问罪，以利诱之。王直信以为真，大为喜悦，决定接受胡宗宪的要求，首先让王滶与陈可愿先行一步回国。王滶与陈可愿一行于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回到国内。

蒋洲仍旧留在日本，希望与日本国王（足利将军）接触，王直亦予合作。王直与蒋洲一起经过博多，于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到达丰后，会见了大友义镇，又派使僧向山口大内义长
[5] 传达了宣谕日本的意向。蒋洲本来认为宣谕的第一个对象是日本国王，但是根据王直等人提供的情报，觉察到即使与足利将军接触也不能期待有很大的成果。蒋洲一定认为说服大友氏、大内氏之外，还要说服与倭寇有关系的对马宗氏等诸大名，才是更高明的方针。

对马宗氏一有关于倭寇的情报，就紧急报告朝鲜政府，已成常例，弘治二年（一五五六、嘉靖三十五年）四月也按照常例向朝鲜报告了关于王直的情报。这一年的四月与王直到达丰后的同时，对马使者到达朝鲜，报告叫作五峰的中国人（王直）作为阿波、伊予、赞岐、土佐与五岛贼倭的首领，将入寇明朝与朝鲜。报告中还陈述了去年五月到七月袭击朝鲜南部沿海达梁浦与济州岛，直至攻陷兵马节度使总部的乙卯达梁倭变的海贼集团根据地是五岛，中心人物是王直，并告知有两位大人从明朝带敕书来到日本。很明显两位大人是指蒋洲与陈可愿。对马在弘治三年（一五五七、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又向朝鲜报告，蒋洲给宗氏送来了要求必须努力禁贼的咨文。

王直被诱杀

对马使者刚把关于王直的情报送到朝鲜之后不久，弘治三年（一五五七、嘉靖三十六年）四月，王直就和蒋洲与大友义镇使僧德阳、善妙一起离开松浦（五岛）登上归国之途。蒋洲与德阳的船于七月到达明朝，但王直与善妙的船被飓风吹走漂流到朝鲜，好容易才于十月到达舟山列岛的岑港。进入岑港的王直根据前约，要求互市即自由贸易，但在王直船入港前后，大友氏使者德阳没有携带勘合，表文又没有加盖金印，违反以往的遣明船制度，这件事使蒋洲陷入意料之外的不利境地。越过万里波涛从外国归来的勇士受到无缘无故的误解，被投入了监狱，胡宗宪对蒋洲也坐视不救。但是，蒋洲关于日本与倭寇的知识和情报，以后依靠地理学者郑若曾之手，写成《日本图纂》与《筹海图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十一月，王直与部众千余人一起向胡宗宪投降。对待王直的来降，明朝廷议分为两种意见，即按照王直的愿望允许互市和为尊重王朝体面杀掉王直两种意见。结果是后一种意见控制了廷议，王直被投进牢狱。胡宗宪虽然企图救王直一命，但是社会流传他接受了王直与善妙的贿赂金银数十万两的内容，因而改变态度，放弃了想救王直一命的念头。王直于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十二月被斩首。

胡宗宪的倭寇怀柔政策，虽然是以许可互市为前提，企图消除倭寇发生的根本原因，但是结果却因为诱杀了王直而宣告结束。

徐海的溃败

徐海一党如前所述，嘉靖三十五年春夏仍然大肆进行海盗活动。胡宗宪利用叶宗满进行招抚工作，把王直归顺的消息通知徐海，使之动摇，同时又进行策动陈东、叶明等背离徐海的工作，使徐海与各海贼集团彼此孤立，从而各个击破。徐海缚送陈东后自己也投降了，结果发觉中了胡宗宪的圈套，乃据守浙江平湖沈家庄。胡宗宪令俞大猷、阮鄂等进行攻击，徐海一党遭到毁灭性打击，日本人辛五郎（新五郎）也与徐海命运与共。以后沥港地方改名为平倭港，建立了胜利的纪念碑。

王直的就擒对其他倭寇集团来说是很大打击，叶宗满、王汝贤也相继被擒，仅王滶一党抵抗到最后。胡宗宪因为连年抗倭功绩，从右佥都御史晋升为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又提升为太子太保，但是嘉靖四十一年，他也下台而被投狱自杀。

月港二十四将之乱

王直及其一党灭亡以后，倭寇活动仍在继续。但其活动舞台已经离开浙江，以福建、广东地方为主，也看不到像一五六〇年以前那样猛烈的倭寇了。倭寇的活动据点是福建漳州的月港与浯屿、广东潮州海上的南澳。著名的头目有许老（许朝光、许西池）、谢老（谢策）、洪泽珍（洪迪珍）、严山老、张琏、萧雪峰、林国显、吴平、林道乾、曾一本、林凤等人。

许老、谢老、洪泽珍都是广东出身。洪泽珍作为王直余党与日本往来，王直灭亡以后诱日本人至广东海域，积蓄了巨万财富。他因赎回被倭寇掳去的中国人似乎很有人望。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弘治三年）时，福建漳州府九都地方张维等二十四人共造一船，专门接济倭寇、海寇，卖给粮食与商品，这个情况被官宪发觉后，受到了镇压。二十四人接济的对象，据估计是洪泽珍。被断绝了与倭寇接触的张维等人，率领沿海很多的无名民众起事，占领了九都城。这就是所谓的月港二十四将之乱，即与倭寇相结合的土寇叛乱。嘉靖四十三年，张维等人被斩首示众。

倭寇残余袭击菲律宾

胡宗宪死后，负责福建、广东方面倭寇防御的是戚继光、俞大猷、谭伦等人。

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永禄六年），大伙倭寇侵犯福建各地，从浙江温州来的倭寇与福建连江的倭寇会合，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诸县，从广东来的倭寇与福建福清、长乐的倭寇会合，攻掠玄钟所。他们在来回骚扰各地之后，围攻并陷落兴化府城，占据平海卫。副总兵戚继光从浙江赶到福建，与都督刘显和总兵俞大猷共同努力，大败倭寇于平海卫，几乎全歼占据平海卫的倭寇。随后戚继光又击破占据仙游与同安的倭寇，声威大振。

顺便提一下戚继光撰写的《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作为倭寇对策书后来也给朝鲜和日本带来很大影响。文禄、庆长之役时，朝鲜把丰臣秀吉军队的入侵视为万历倭寇的入侵，企图以戚继光对待嘉靖倭寇的战斗方法作为参考，加以利用，但是因为明朝与朝鲜的国情不同，在实战中并没有使用戚继光的战斗方法。《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后来也传到了日本，在江户时代作为兵法书受到重视。平山潜的《纪效新书》校订本于宽正十年（一七九八），藤川宪的《练兵实纪》校订本于弘化元年（一八四四），分别在日本国内出版。赖山阳等人似乎也很爱读这两本书。

倭寇的残余与海盗吴平联合袭击潮州方面，被官军打败。林道乾于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永禄九年）被都督俞大猷驱赶，逃入台湾北港，与吴平一伙的曾一本串通一气，以台湾为根据地。据说他用赏金召集无赖之徒，每人给白银一两，召集十人者给白银三两并担任小头目，林道乾通过这种方法发迹为滨海巨寇。直到荷兰人来占据以前，台湾一直都是倭寇的基地。

明隆庆、万历年间是倭寇的衰退时期，其活动舞台转向了台湾、菲律宾、南洋方面。其中异常活跃的人物之一有林凤。林凤的活动在冈萨勒斯·德·孟德斯的《中华大王国志》中，以李马奔的名字详细地进行了介绍。林凤决心以四千部众的雄厚实力袭击并征服整个菲律宾群岛，然后由自己做菲律宾的国王。他率部于一五七四年（万历二年、天正二年）安德烈节（十一月三十日）的前一天到达吕宋岛的马尼拉海湾，派遣四百名先遣队，令其市内放火，企图烧杀全体市民。四百名先遣队由二百名枪队与二百名长矛队组成，虽然进行了残暴行为，但因受到马尼拉市民的反击而后退。两天后，林凤部下六百人登陆，可是不能攻下勇敢的西班牙人的防御阵地。

西班牙军团长萨尔瑟特袭击并烧毁了林凤的船队，进行了持续三个月之久的包围战，但林凤等人使用巧妙的计略，脱离了包围。

不久，王望高作为追讨林凤的司令官从中国本土来到马尼拉，受到西班牙军团长的欢迎，与总督住在一起，写了关于林凤穷迫状况的报告书，与奥古斯丁
[6] 会修道士一起回到中国。林凤全军是兵员三千名，船只七十艘，副将中有一个日本人叫作庄公，据说他是四百名先遣队的指挥者。

海禁令的解除

明隆庆元年（一五六七、永禄十年），根据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议，明朝廷解除了自明初以来实行了二百年之久的海禁令，允许中国内地人到海外去，以往被视为走私贸易的现承认为官许贸易。明朝之所以解除海禁令，这是因为舆论指出倭寇猖獗的主要原因与海禁有很深的关系。早从嘉靖年间起，张廉、赵文华、郑晓等人就已不断提倡缓和海禁，以作为倭寇对策的一环。隆庆以后，明朝的商船如果在福建海澄缴纳商税，就可以往来南洋各地进行贸易。

但是这个海禁解除，只限定出海到南洋方面进行贸易，出海到日本以及硝石、硫黄、铜、铁等违禁品的带出海外，仍旧如从前一样被禁止。这个附带条件的部分，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禁止倭寇与海寇的活动，虽说是开海政策，但不是完全的开海。

不过，明朝政策的转变，使得中国人的海外贸易与中国人向以菲律宾为首的南洋各地的移居，变得容易起来，因而促进了中国人这种海外贸易与移居南洋的倾向。残余的倭寇活动也在这种形势中逐渐走向结束。

日本国内统一事业的进展，特别是天正十六年（一五八八）丰臣秀吉海贼禁令的颁布等，也是阻碍日本人参加倭寇的原因之一。天正十七年，丰臣秀吉在给平户松浦兵部卿法印的书信中命令说，因为叫作“てつくわい”（tetsukuwai）的明朝人担任头目来进行海盗活动
[7] ，因而下令希望予以取缔。可以说这种事实表明了丰臣秀吉对确保海上航路安全的关心。文禄、庆长之役刚结束不久的庆长四年（一五九九），丰臣氏五大老
[8] 给岛津氏发出的联名信中，也写有前些年以来因海盗活动
[9] 而禁止渡外这一类意思的话。可以认为继嘉靖严重倭患之后的一连串的倭寇活动，在十六世纪结束的时候大体上平息了。

倭寇的特点

倭寇活动的情状

明朝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二拍”小说集中，收有以倭寇为题材的《杨八老越国奇逢》（杨八老在绍兴府的奇遇），内容是说陕西省商人杨八老，在福建省被倭寇掳去加入倭寇队伍，到日本逗留了十九年时间，在绍兴作为倭寇的一员被明朝官兵捕获，不久得以与他的两个夫人和两个儿子重逢，值得庆贺。小说描写杨八老初遇倭寇时的情状是：

舟车挤压，男女奔忙。人人胆丧，尽愁海寇恁猖狂；个个心惊，只恨官兵无备御。扶幼携老，难禁两脚奔波；弃子抛妻，单为一身逃命。不辨贫穷富贵，急难中总则一般；那管城市山林，藏身处只求片地。正是：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小说关于倭寇还描写有如下的事实：倭寇逢着中国人，也并非尽数杀戮。掳得妇女，恣意奸淫，弄得不耐烦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赠。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硬捕来，留作奴仆使唤，剃去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给予刀枪，训练交战之法。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可领赏，平常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同倭奴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尾其后而进，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以上这些就是中国人眼中的一般倭寇形象。

小说还载有吟咏倭寇战法的诗：

倭阵不喧哗，纷纷正带斜。

螺声飞蛱蝶，鱼贯走长蛇。

扇散全无影，刀来一片花。

更兼真伪混，驾祸扰中华。

这是吟咏倭寇战法中可怕的有名的长蛇阵与蝴蝶阵的诗。倭寇登陆后即排成一列纵队前进，一遇官军就散开埋伏，指挥官以挥扇为号，伏兵从四面舞刀而起，状如蝶舞。又把最强的人安排在一列纵队的先头与后尾，击头用尾攻，击尾用头攻，这是长蛇阵。每队由大约三十人组成，各队之间用海螺为信号进行联络与行动，劫掠之后必然放火烧屋而去。

倭寇的成员

在中国的各种史料中，用各种各样的名称来称呼倭寇，例如真倭、伪倭、假倭、装倭、倭贼、倭奴、勾倭、残寇、贼帆、荒夷等。石原道博精心搜集中国史籍中倭寇名称的结果，共有二百一十六种称呼。这个事实表明倭寇的构成人员与性质是复杂而多样的。

《明史·日本传》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真倭即真正的日本人，占全体的十分之三，其他十分之七是从倭，即从属于倭寇的人，被倭寇掳去的中国人。《明史》还记载中国人，“勾引一二真倭为酋首，自剃其发而从之”。《潮中杂记》也说：“各贼纠集二千余徒，其中二百余人剃发伪装倭人。”所谓伪倭或装倭，是指伪装成日本人的中国人集团。徐阶说其他只占十分之三的真倭，实际上也是由中国人雇募而来的。这就是说，倭寇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中国人。

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弘治元年），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仲律的《御倭五事疏》说，所谓海贼者，多数是中国奸民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人，夷人（外国人）十之一，流人十之二，宁波、绍兴人十之五，漳州、泉州、福州人十之九，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平民。虽然这里关于比率的记载很暧昧，但是作为倭寇进行活动的，福建省一带的居民最多，其次是浙江省一带的中国人，却很明确。海寇头目中有名的邓獠、李光头、叶宗满、谢和等都是福建人，徐惟学、李大用是浙江人。

不能忽视山寇的存在，也是使倭寇活动激烈、受害扩大的一个原因。郑若曾认为福建之患有二，一是山寇，一是海寇，如果剿灭了海寇和与海寇贸易的人，山寇不攻自平。林大春认为岭南（广东方面）的盗贼集团是山寇、海寇、倭寇三寇，“山寇剽急为祸速，倭寇惨烈为害显，海寇则缠绵固护，浸淫郡国，为祸隐而毒也。是三者势相倚而祸相因，彼倭寇之从海上来也，实海寇为之向导，其屯聚而野掠也，山寇为之爪牙”。作为海寇的来源，郑若曾列举有沿海地方乡村的农民与渔民，沿海各府州县的差役，沿海往来商船的商人，不堪赋役而失业的下层贫民，来自其他省份的亡命者，其中也有良家子弟参加的。林大春还记载，在中国本土沿海地方拥有谍报联络组织网的海盗首领，下属设有参军、羽卫等头目，而自居海上巨舰深处，过着王侯般的生活。

倭寇的主体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已如前所见可以知晓，但与此同时中国各书中所见“倭寇”是否真正的倭寇，也有必要鉴别清楚。这是因为中国官宪为了显示自己的功绩而夸大捏造倭寇的残忍性与侵略的猛烈程度的报告书，有不少仍然原封不动地被记在文献中。因此，日本人固不用说，中国人盗贼、葡萄牙人走私贸易者却全都是作为倭寇处理的。

如此，中国的倭寇形象，实体极为暧昧，很难抓住，而这种情况又进一步被中国官宪随意而巧妙地加以利用，有时用来向中国民众灌输对日本人的害怕与憎恶感，有时又利用来把中国民众自己的叛乱谎称为倭寇。此后在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的时候，倭寇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被确实地固定了下来。日本史上的所谓文禄、庆长之役，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倭寇。

倭寇的活动范围

根据《筹海图编》的记载，日本人倭寇中，萨摩、肥后、长门三州之人最多，其次则大隅、筑后、博多、日向、摄津、纪伊、种子岛之人，丰前、丰后和和泉之人也有，是经由萨摩到中国的。包括九州地方大部分与濑户内海沿岸各国和港湾在内的这些地方，是中国人认作倭寇出生地的地方，也是作为来航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接触最多的地方。

濑户内海海贼中有名的伊予的村上氏作为倭寇的一部分很活跃的传说，由于江户时代中期成书的香西成资的《南海通记》的记载而被广为所知，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留下明确的证据。博多等地早就作为中国人居住区域形成了唐人町，这些地方同倭寇的关系似乎更深。

从日本到中国去的船，大体是三月至五月时由五岛或萨摩出发，经大小琉球（冲绳本岛、台湾），到浙江、福建、广东海域。

原来倭寇飘洋，也有个天数，听凭风声：若是北风，便犯广东一路；若是东风，便犯福建一路；若是东北风，便犯温州一路；若是东南风，便犯淮扬一路。此时二月天气，众倭登船离岸，正值东北风大盛，一连数日，吹个不住，径向温州一路而来。（中略）沿海备御俱疏，就有几只船，几百老弱军士，都不堪拒战，望风逃走。众倭公然登岸，少不得放火杀人。

这段话是前引小说集“三言二拍”中由日本渡海至中国时的描写，把倭寇船队航海大致想象为这种状况，大概是不会错的。这个时候关于季节风的知识已经日渐丰富，与遣唐使船相比，航海已变得很安全了，最快的场合，只要数天就可一气越过中国东海到达中国海岸。在由中国人（伪倭、假倭、装倭）、葡萄牙人（佛狼机）、日本人（真倭）进行的国际走私贸易中，日本提供了合适的根据地与构成人员。

连接日本根据地与中国贸易基地的中国东海沿海地域，都是倭寇的活动范围。

倭寇的贸易品

《日本图纂》《筹海图编》《日本风土记》认为，为了制止倭寇，必须知道倭之所好，因而列举了“倭好”专条。所谓倭好，不用多说，是指当时日本需要最多的贸易品，书中开列的贸易品种有如下各项：

丝 所以为织绢纻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赏，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纻，但充里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市银五六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

丝绵 髠首裸裎，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暖。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二百两。

布 用为常服，无棉花故也。

绵
染彼国花样，作正衣服之用。

锦绣 优人剧戏用之，衣服不用。

红线 编之以缀盔甲，以束腰腹，以为刀带、书带、画带之用。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七十两。

水银 镀铜器之用，其价十倍中国。常因匮乏，每百斤卖银三百两。

针 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贡道，每一针价银七分。

铁链 悬茶壶之用。倭俗客至饮酒之后啜茶，啜已，即以茶壶悬之，不许着物，极以茶为重故也。

铁锅 彼国虽自有而不大，大者至为难得，每一锅价银一两。

磁器 择花样而用之，香炉以小竹节为尚，碗碟以菊花棱为尚，碗亦以葵花棱为尚，制若非觚，虽官窑不喜也。

古文钱 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每一千文价银四两，若福建私新钱，每千价银一两二钱。惟不用永乐、开元二种。

古名画 最喜小者，盖其书房精洁，悬此以为清雅，然非落款图书不用。

古名字 书房粘壁之用，厅堂不用也。

古书 五经则重书礼，而忽易诗春秋。四书则重论语中庸，而恶孟子。重佛经，无道经。若古医书，每见必买，重医故也。

药材 诸味俱有，惟无川芎，常价一百斤价银六十七两，此其至难至贵者也。其次则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为常。

毡毯 贵青。
[10]

马背毡 王家用青，官府用红。

粉 女人搽面之用。

小食萝 用竹丝所造而漆饰者，然惟古之取，若新造则虽精巧不喜也。小盒子也亦然。

漆器 文几、古盒、砚箱三者，其最尚也。盒子惟用菊花棱，圆者不用。

醋

以上是通过倭寇活动从中国输入日本的主要物资。从记有价格这一点来看，也可以了解到倭寇活动不只是掠夺，还进行私人贸易或走私贸易。古文钱项下写的日本不用永乐钱和开元钱，这是错误的。不必冗言，永乐钱是构成永高制
[11] 基础的标准通货。古书项下憎恶《易经》《孟子》的记载，意义深远。《易经》《孟子》因含有革命思想而不被尊重的倾向，在这个时代就已经有了。也有这样的传说，即装载《孟子》的船，因不合日本的神意而翻了船。

铁与硝石虽不曾列入倭好之中，但也是倭寇的重要输入物品。火枪传到种子岛后，日本各地开始制造火枪，但是日本铁不坚固，有从福建与暹罗输入铁。火药的原料硝石也因日本不出产而从中国买进，甚至远到暹罗购入，这在《日本一鉴》中有记载。日本从中国输入的贸易品的代价大体上是用白银支付的。

倭寇的船舶

首先拟引用郑若曾的《日本图纂》关于倭寇船舶的记载如下，《筹海图编》与《日本风土记》的记载不过是沿袭《日本图纂》的记载而已：

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缝。不使铁钉，惟联铁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费功甚多，费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国者，皆其岛贫人。向来所传倭国造船千百只，皆虚诳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舰难于仰攻，苦于犁沉。故广福船皆其所畏，而广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悬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之偏；桅机常活，不似中国之定，惟使顺风，遇无风、逆风，皆倒桅荡橹，不能转戗。故倭船过洋，非月余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建沿海奸民买舟于外海贴造重底渡之而来。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

所谓平底船体，是日本式木船独特的大板构造，起倒式桅杆上挂横帆扬帆驶船，也正好表现了日本式木船的特点。关于“惟联铁片”的记载，石井谦治认为可能是因为看到联结船舷踏板的铁钉平头并列成排，而采取了这样的表现。短水草可能是真木皮之误。此外，如果从建造正式的中国帆船并不那么困难来考虑，对于特意贴造重底使之变尖，因而具有和中国帆船相同的凌波性与耐久性的这一记载，也有疑问。因此，认为倭寇船是《倭寇图卷》中所描绘的那种中国式帆船，显见是很自然的了。

关于倭船的乘载人员，从中国方面的史料中搜集来看，有一船二十余贼，一船约倭七十余贼，一船约倭二百余人，一船六七十人，每船约五六十人，二船一百一十余贼，二船各贼约八百余人，三船四五十人，六船约倭三百余人等记载。最大的船每艘四百人，最小的船每艘十五六人，但一般认为倭船平均每艘乘员大体是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船的大小也与此相当。

バハン的意思

倭寇船也叫バハン（bahan）船。其乘员也有叫バハン的。室町时代中期刊行的馒头屋本
[12] 的《节用集》中，已经有了用“番舶”二字来标记バハン的记载。一六○三年（庆长八年）日本耶稣会在长崎书林出版的《日葡词典》中，也列有バハン词条，说明バハン船指到其他国家进行掠夺的盗贼船，バハン指乘船到其他国家进行掠夺的盗贼或海贼。江户时代的《合类大节用集》用汉字“夺贩”、“八幡”来标记バハン。中国各书中见到的“发贩”、“破幡”、“破帆”、“八番”、“波发”、“白波”、“彭亨”等，似乎也都是发バハン音。日本的假借字虽然其他还有“谋叛”、“婆波牟”等，但是作为用例以“八幡”为最多。《松浦家文书》收载的天正十七年（一五八九）丰臣秀吉朱印状中用“八幡”，而十年以后的《岛津家文书》收载的庆长四年（一五九九）丰臣家五老联名信中写为平假名“ぼほん”。

关于バハン的语源，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来源于八幡大菩萨
[13] ，另一种意见认为可能是葡萄牙语或中国语等外国语。把バハン与八幡大菩萨直接联系起来的，是江户时代享保四年（一七一九）成书的香西成资的《南海通记》，这本书在阐述倭寇问题时说：“我国贼船皆立八幡宫旗，到海上侵犯西蕃贸易，抢夺财产。以故此种贼船称为八幡船。”八幡大菩萨的信仰与天照皇大神
[14] 和春日大明神
[15] 等的信仰一起，在当时日本人中已经固定下来，因此到海上去的日本人打着八幡大菩萨旗帜作为守护神，当然是可能的。现在大三岛大山神祇社有据传是三岛水军旗帜的旗帜，上面写有伊势大神宫
[16] 、八幡大菩萨、三岛大明神
[17] 等三种神的名字，但是学界还不能赞成仅仅根据这些事例就简单地认为バハン即八幡与倭寇这一意见，因此关于バハン的语源问题还没有成为定说。

バハン的意思，最初指倭寇，后来又指海贼行为或一般掠夺行为，江户时代更把走私贸易当作バハン，甚至从进入长崎港的中国船上卸下货物的事情也被称为バハン。语言是很有生气的，バハン就是这样在各种意义上被改变与使用着。

[1] 大内义隆：（1507—1551）大内义兴的长子，周防、长门等七国的守护，1551年因家臣陶晴贤叛乱，被迫自杀。

[2] 策彦周良：（1501—1579）室町末期至战国时代的临济宗僧侣，天龙寺妙智院住持，长于诗文，1537年及1547年两度出使明朝，著有《策彦入明记》等。

[3] 大友义镇（宗麟）：（1530—1587）战国时代的大名，居丰后府内，兼并九州大半，皈依基督教，以府内作为对外文化中心。

[4] 《筹海图编》卷八《寇踪分合图谱》说陈东，“此萨摩州君之弟掌书记酋也”。同书卷九《纪剿徐海》说：“而陈东者，萨摩王弟故帐下书记酋。”由这两段文字看来，陈东似乎应是萨摩岛主弟之书记，而不是萨摩岛主之弟。

[5] 大内义长：（1532？—1557）本名晴英，大友义镇的弟弟，大内义隆的外甥，大内义隆自杀以后，由掌握大内氏领地实权的陶晴贤迎入山口继承大内家业，改名大内义长。

[6] 奥古斯丁会：拉丁语为Ordo Sancti Augustini，简称O.S.A，是以奥古斯丁所倡导的隐修原则为基础，于十三世纪中期统一各地会众形成的修道士会，也称奥古斯丁隐修会。它是中世纪四大托钵修会之一。

[7] 原文记载为“八幡”，读为“バハン”，后文有解释。——编者注

[8] 五大老：指丰臣秀吉政权末期的五个实力大名。1595年秀次事件后，丰臣秀吉为图政权安定，设德川袁家、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上杉景胜、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六个实力大名为大老。因小早川早亡，丰臣秀吉死后即为五大老与丰臣家臣的合议制，称五大老制度或五奉行制度。关原之战后，德川家独大，成立江户幕府。

[9] 原文记载为“ばはン”，与“バハン”同义，后文有解释。——编者注

[10] 译者所见嘉靖本与天启本《筹海图编》中此处均无“贵青”二字。

[11] 永高制：室町时代把土地年贡征收量折算成永乐钱数额的制度。

[12] 馒头屋本：室町时代中期奈良点心铺商人馒头屋宗二（林宗二，又名林逸，1498—1581）出版的汉文书，有《尚书》、《左传》、《论语》、《史记》、苏诗、杜诗、《节用集》等。

[13] 八幡大菩萨：奈良时代神佛混淆引起的崇拜对象。八幡神原指八幡宫的祭神（应神天皇、弓矢神），东大寺创建时在奈良成了佛教的庇护神，因名之为八幡大菩萨。

[14] 天照皇大神：即日本皇室的祖神天照大神，亦称太阳神，祭于伊势大神宫。

[15] 春日大明神：奈良春日大社的祭神，藤原氏的祖神。

[16] 伊势大神宫：本来指祭祀天照大神的神宫，这里指天照大神本身。

6 中国人眼中的十六世纪倭寇与日本

倭寇的风俗

倭寇赤身露体

不少人一听到倭寇这个名词，就立即在脑海里浮现出半裸跣足、肩扛大刀的海上强暴之徒的形象。元禄六年（一六九三）出版的松下见林
[1] 所撰《异称日本传》中所收的倭寇画像图，在这种倭寇形象的形成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明治、大正时代的历史教科书大都采用了这个画像图，因此它成了倭寇形象创造的本源，在松下见林以后三百年的长时期内，大大影响了日本人的倭寇观。

《异称日本传》以为这个画像图的出处是《不求人全编》，但是据著名的倭寇研究专家后藤秀穗的考证，《异称日本传》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它的出处是明代百科全书《学府全编》卷十三收载的日本人画像图。《学府全编》正式全称应当是《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捷用分类学府全编》，它用图表示各蛮夷民族的风俗，在日本人画像图边注中加了一个说明：“日本国即倭国，在新罗国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九百余里，专一沿海寇盗为生，中国呼为倭寇。”日本人画像图左邻画的大琉球国（冲绳本岛）人画像图，也是跣足，但不是半裸体，唯独把日本人即倭寇夸张地画成确实像是凶恶之徒的样子。《异称日本传》中的倭寇画像图是忠实地按照《学府全编》中的日本人画像图临摹的，这没有怀疑的余地，但是可能因为是日本人临摹的，相貌要温和得多。

后藤秀穗在研究各种有关倭寇的文献时，感到《学府全编》中的日本人画像图同实际情况显著不同，于是根据自己的构思画了一群想象的倭寇画像图，登在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六月的《风俗画报》上。后藤秀穗在谈到他构思这张想象图的艰辛时说：“为了以穷根究底的考证为基础画成这张想象的倭寇画像图，真是费尽心血到流泪的程度。”这张倭寇画像图画了一位身着甲胄披肩骑马的头目与一群手持海螺、长枪、弓矢、日本刀等武器的半裸体倭寇，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努力把根据文献了解到的倭寇形象再现于画面的痕迹。据说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召开史学会时，曾经展出过这张画像图的修正版，但不知它现在在什么地方。修正版似乎也是裸体倭寇登场，后藤秀穗后来写了倭寇不是裸体的论文，对修正版画像图做了订正。遗憾的是后藤秀穗在世时似乎没有机会见到《倭寇图卷》，如果他见到了《倭寇图卷》的话，关于倭寇风俗定会提出更为具体的见解。

《倭寇图卷》

《倭寇图卷》，可以说是唯一描绘倭寇风俗的绘画史料，它是东京本乡文求堂书店从中国带到日本并卖给东京大学的，在关东大地震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幸免于难，现藏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

《倭寇图卷》旧题是《明仇十洲台湾奏凯图》，十洲是十六世纪前半期擅长画人物、鸟兽、楼阁、山水的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的号。但是据推定，这个旧题《明仇十洲台湾奏凯图》是后人附加上去的，实际上这幅画卷不知是谁按照十七世纪吴派文人画画工画的图卷临摹的，以台湾为舞台也与图卷的内容不一致。

《倭寇图卷》是纵宽32厘米、全长522厘米的绢本着色长卷画，画面构成按照倭寇船队的出现、登岸、观望形势、掠夺放火、明人逃难、倭寇与明朝官兵交战、报捷、明朝官兵出击的顺序，依次展开。画面构成虽然具有日本画卷中可以见到的那种故事性，但是没有类似画卷说明的文字部分。

1 倭寇船队的出现

图卷的开头部分，在辽阔的海洋中画着三艘船，运用巧妙的远近法表现距离与时间的经过。

船是乘着大约七个人到十个人的平底渔船式小船，船尾三个人当中，一个人掌舵，两个人摇橹。船上的人都把头剃成半月形，着浴衣似的单衣，跣足，衣服上没有画带子，关于衣服穿着的描绘很暧昧。船上立着一根桅杆，桅杆上挂着一张如同编席子那样用竹子斜编的类似竹席的风帆。船上飘着中国式的旗帜，图卷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日本式的旗帜。船中的武器有弓箭、长枪、大蓬铲、刀。

2 倭寇的登岸

图卷的倭寇登岸部分，画有大小船各一艘，人物的描绘也很活泼。大船很像《筹海图编》中作为海防船收载的大福船。《筹海图编》关于大福船的说明中记载：“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口张。”大福船是有代表性的中国帆船式兵船，有三根配有桅楼的桅杆，内部有四层。《倭寇图卷》中的船与《筹海图编》中的大福船不同之处，在于与大福船铺盖竹子做装甲不同，此船铺盖幅度很窄的木板做装甲，帆也不是中国帆船所特有的折叠式竹席帆，而是像卷着的日本式草席帆。如果这是写实的话，那就不能不认为是在五岛一带建造的倭寇船只，因为材料的关系不能建造纯粹的中国帆船，就以草席帆代替竹席帆。由于船上没有看到有橹，可见是以扬帆驶船为主。

甲板上共绘有十六人，有手握长枪站立之人，有手抚大刀之人，有张弓射箭之人。与船的大小相比，人物的大小比例是被夸张放大之后绘上的。

船上手拿长枪的人物有三个。关于这种长枪，虽然有人认为画的是日本战国时代发展起来的长二至三间
[2] 让普通士兵拿的长柄枪，但也可认为是中国兵器长枪或标枪。弓不是中国式的弩，而是日本式的弩，据中国史料记载，这种弩近距离的命中率似乎很高。刀也是画的日本刀，其锋利程度也为中国人所一致承认。

大福船跟前的另一艘船，很像是叫作“沙船”的中型中国帆船，不同的是甲板上设有两间竹席屋顶船舱，有席帆似的风帆。值得注意的是在船尾还画了两个长发妇女，其意图也许是为了表现倭寇头目的情妇。

登了岸的倭寇中有一人头戴日本式的盔，身着中国式的甲（与越兵盔甲很相似）。

3 观望形势

倭寇上岸以后的活动，描绘得很生动，有的一个人站在另一个人的肩上，撑住长枪，手搭凉棚状眺望，有的用弓瞄准白色的鸟，有的在头上挥舞着双刀，有的张弓待发，用相当幽默的笔锋描绘着战斗开始前某种悠闲的情景。

在这段画面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倭寇拥有火枪。火枪的普及程度似乎还很低，整个图卷中只是这一部分有火枪。明朝从形状上把西洋式火枪叫作鸟铳或鸟嘴铳。倭寇手中拿的武器，此外还有镰型枪、三刃矛、叫作偃月刀的长柄大刀、海螺、扇子，海螺与扇子在集体行动时做信号使用。

日本的扇子为当时中国人所爱好，与日本刀同是重要输出物品之一。

4 掠夺放火

图卷的这一部分画面，有的一个人肩扛用布包着的掠夺品进行搬运，有的用像弓一样的东西做扁担使用，挂上包袱，前后两个人抬着，有的两个人肩上扛着一个像宝物箱一样的东西，有的一个人用两手合抱着一个箱子，接在这些画面之后，有人用火把做引火物在房屋上放火。房屋像是富贵人家的宅邸，豪华壮丽，描绘得非常精致，直至建筑物的细节都描绘了出来。

这里想顺便说一说流传的倭寇残暴行为，虽然它与《倭寇图卷》没有直接关系。关于倭寇的残暴行为，在徐学聚的《国朝典汇》与郑若曾的《筹海图编》中可以看到有代表性的记述，即倭寇袭击官府与民舍，掠之一空，掳掠少壮，发掘冢墓；杀害庶民，骸骨如山，血流成河；缚婴儿于柱上，沃以沸汤，闻其啼号，拍手笑乐；捕得孕妇，卜度所孕是男是女，赌酒争胜负，剖腹查明以后，输者饮酒，其荒淫秽恶达到不可言状的程度，城野萧条，过者陨涕。这个“缚婴沃汤”与“孕妇刳腹”的残暴行为，在郑晓的《皇明四夷考》与涂山的《明政统宗》中，也有异曲同工的记载，由此看来，“缚婴沃汤”与“孕妇刳腹”似乎已经成了夸张宣传倭寇残暴性的固定化表现。

然而并非所有的倭寇都经常进行这种极端的残暴行为，与此相反，也有明朝官兵捕到倭贼而后切腹的事例，倭寇在掠夺行为之暇似乎有时也表现过温情。

5 明人的逃难

图卷的这一部分画有贵贱老幼男女二十三人的群像，鞋帽散乱，有长袖长发的显贵人物、裸体幼儿、牵着幼儿手的妇女、背着半裸体幼儿的男仆式的男子、拄着拐杖的伛偻男子等。

6 倭寇与明朝官兵的交战

倭寇擅长的是蝴蝶阵、长蛇阵等陆上战法，不是海上战法。这个海上交战图大概是在考虑画面效果之后才画的。

右边的两艘倭寇船，是渔船式平底小船，分别乘着九个人与十个人，每一艘船内一个人掌舵，两个人摇橹，一个人手里拿着插上旗帜的长枪。武器有长枪、弓矢、日本刀。前面的船上有耳足中箭倒下的，有被箭射进口中的。落入水中的倭寇七个人，有的正在遭到明朝官兵长枪的扎刺，有的为了逃走正在游泳，还有的即将淹死。

左边的两艘明朝官船，也是与倭寇船同样结构的船。服装，乃至鞋帽的细节，都画得很细腻，很像正规军的样子，用把后衣襟掖在腰带上的手法与跣足的倭寇形成鲜明的对照。手拿铜锣的人可能是指挥者。船尾搁置有挡箭牌，竖放有长枪、标枪、大蓬铲等武器，飘扬着旗帜。前面一艘船的旗帜上，还可见到写有“护国救民”与“第二哨”等文字。

武器除长枪与弓弩以外，还在船的中央部分一个圆形器内装满了像网球那么大的球形物，这种球形物也许是一种手投式的炸弹。中国火药兵器很早以前就发展了起来，明代构成火器主要材料的硝石是贸易违禁品，倭寇通过走私贸易得到了硝石。《筹海图编》中图示有天坠炮、地雷、大蜂窝、火妖、火药桶、火砖、飞天喷筒等火药兵器。画卷官船中的网球式球形物兵器，因为没有爆炸场面的描绘，不能断定是什么兵器，但可以推测为火妖。

在这部分画面的背景中，精细地描绘了中国避难人民的千姿百态，有群集在水田旁边杨柳下面的人、用锅煮东西吃的人、让婴儿吃奶的妇女，也有把家属与家产装上小船正准备逃去海上的人。

7 报捷

在报捷这部分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朝兵士骑着马，一边挥动写有“报捷”二字的旗帜，一边疾驱即将穿过拱桥的姿态，描绘了向司令部报告胜利消息的情景。有一艘继前段画面两艘明朝官船之后出击的明朝官船，正在从拱桥下边通过，这艘官船装载的网球式球形物兵器，大约有前述官船所载同类兵器两倍之多。

8 明朝官兵的出击

图卷最末尾部分，左上方有写着“海防新堡”四个字的堡垒城门，明朝官兵由此整队出征，堡垒上的三角旗帜迎风招展，城楼上有两个人目送出征队伍。队列中除骑马军官外，还有在背上圆圈里写上“兵”字的徒步兵士。武器有盾、剑、长枪、偃月刀、镰枪等。此外还画有若干种旗帜。

设立这种堡垒的地点，《筹海图编》中有详细的图示，若干堡垒的遗迹至今还有留存。

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扩大

《古今图书集成》与《异称日本传》

中国人由于经历了倭寇时代的缘故，加深与改变了对日本的认识。公认为现在世界上最大类书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由一万卷组成的庞大的类书，中国清代编纂，通过查阅这部类书就能够知道清代以前中国书籍的大略。其中涉及日本记事的部分共有八卷，即第三十三卷到第四十卷，第三十三卷收集了从后汉到宋朝为止的日本记事，第三十四卷包括元朝与一部分明朝的有关日本记事，第三十五卷以后到第四十卷共六卷全都是明代的记事与诗文。涉及日本记事的八卷当中，明代的书籍就占了六卷多，这正好表示了明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急剧增加，即使说这个时候完全改变了从所谓《魏志·倭人传》以来几乎没有变化的中国人的日本观，也不为过。

《异称日本传》的倭寇

另外，在日本，京都儒医松下见林收集外国关于日本的文献编纂的《异称日本传》，也明确地反映了明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加深的倾向。这部书有元禄元年（一六八八）的自序和元禄六年的刊记，由上、中、下三卷共十五册组成，上卷三册收集由汉代到元代的中国文献，中卷八册收集明代的中国文献，下卷四册收集朝鲜的文献，十五册中有八册是明代的文献。《异称日本传》在当时来说，是尽了最大可能进行文献搜集，其丰富的记事对江户时代以后日本人外国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如前所见的半裸体倭寇画像图即其一例。附带提一下，《异称日本传》后来由清代中国商人传到了朝鲜。

鸟铳和鸟嘴铳（《筹海图编》）

《日本国考略》

作为明代日本研究书籍先驱而值得注目的，是定海人薛俊的《日本国考略》。该书的内容包括日本地理图、沿革略、疆域略、州郡略、属国略、山川略、土产略、世纪略、户口略、制度略、风俗略、朝贡略、寇边略、文词略、寄语略、评议略、上当道书略、防御略。其中沿革略到朝贡略部分的记述，大致多照抄中国历代正史日本传或倭人传，但是在其他部分的记事中，可以看到本书的独特内容。日本地理图是中国画的最古日本地图之一，寄语略中收有十五类三百五十八个日本词语，并音译为汉字，其他记事也可以说显著地改变了所谓《魏志·倭人传》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

《日本国考略》刊行的年代是嘉靖二年，这一年是日本大永三年（—五二三），正当细川氏船与大内氏船使者抗争的宁波之乱以后不久的时候。编者自己曾经明确指出，该书是以宁波之乱为契机而写的。这部书在初刊七年以后的嘉靖九年（一五三○、享禄三年），增补《国朝贡变略》以后又进行了重刊，这可能是因为与嘉靖严重倭患爆发的同时，明朝对日本的关心也更加提高。顺带说一下，这个重刊本传到朝鲜后，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永禄八年）又为朝鲜所刊行。朝鲜虽然已经拥有像《海东诸国纪》那样的优秀的日本研究书，但是关于日本的知识不论是什么都要贪婪地吸收，其根本原因可能还是对倭寇的共同恐怖心理。这个朝鲜刊本后来又传入日本，松平定信
[3] 曾经命人抄写过这个朝鲜刊本。

《学府全编》的倭寇（国立公文书馆藏）

《日本图纂》与《筹海图编》

嘉靖严重倭患时代到来以后，中国人的日本研究也愈益正式开展起来。

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十三卷，是研究明代倭寇不可欠缺的书籍，在日本从江户时代起就注意了这部书。构成《筹海图编》基础的，是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永禄四年）五月成书的郑若曾纂《日本图纂》。这个时候，编者郑若曾作为胡宗宪幕下的地理学者、经世家已经成名。他在编纂《日本图纂》的时候，参考书只有《日本国考略》，据说郑若曾在搜集材料的时候，曾向长年火掌（水手）、擒获倭党（被俘倭寇）、贡臣（日本使节）、被掳去人（被倭寇掳掠去的中国人）、通事（翻译）、倭商等各种人做过调查。当他进一步向总督胡宗宪提出问题时，胡宗宪指示他去寻访蒋洲、陈可愿，听到蒋洲与陈可愿的介绍后，他逐渐弄清了日本的情况。蒋洲与陈可愿曾出使日本，是招诱王直获得成功的人物，他们的亲身体验与直接见闻，构成了郑若曾研究的基础。

《筹海图编》编纂的年代，是《日本图纂》成书后的第二年即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虽然是参考了一百三十六种地图与典籍而写的大部头著作，但是关于日本研究部分，多半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日本图纂》的记述，只是增加了倭寇的动向与海防的办法。这部书是研究倭寇的一部权威性著作，至少再版过四次，拥有极其广泛范围的读者。它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邓钟的《筹海重编》，侯继高的《全浙兵制考》附录的《日本风土记》，茅元仪的《武备志》，还有万尚烈作序的《图书编》，以及其他许多著作，都沿袭了《筹海图编》的记述。

火妖和大蜂窝（《筹海图编》）

《日本一鉴》

《日本一鉴》是郑舜功以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弘治元年）到三十六年三年时间逗留丰后大友氏领国的日本生活经验为基础，于嘉靖四十四年写的。书的内容由《穷河话海》九卷、《绝岛新编》四卷、《桴海图经》三卷组成，从航海经验开始，事无巨细、百科全书式地列举了关于倭寇动静和日本历史、地理的见闻，因此在了解战国时代的日本方面，《日本一鉴》也是出色的史料。郑舜功认为日本人是廉耻心很强、憎恨强盗的人，使日本人变坏的是中国流逋。他还认为日本人有擅长武艺、上下都尊重佛教、懂得文字、有教养等许多优点，使日本人衣食安定就可防止倭寇。关于日语，郑舜功似乎研究了《下学集》与《节用集》，对习用日语也很注意。到《日本一鉴》出书以后，中国人完全改变了《日本国考略》以前的日本观，也可以说《日本一鉴》的日本研究是脚踏实地的。

后藤秀穗所考证的倭寇

《日本风土记》

《日本风土记》是作为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文禄元年）侯继高所撰《全浙兵制考》的附录出现的，编者不详。内容虽有很多部分是沿袭《日本图纂》以下各书的，但是对日本文字、语言与诗歌、游戏、习惯，风俗等表现出的兴趣，可以说是它的特长。比如，中国象棋与日本象棋很不相同，它特意用图来说明日本象棋的规则；像万叶假名那样完全用汉字来注读日本的和歌与短歌，并把它们译成汉文。《日本风土记》中没有《筹海图编》与《日本一鉴》中见到的那种因为当时海防而造成的紧迫气氛，甚至给人们留下了以了解日本事物为乐的印象。

这里拟介绍几首日本民间流行歌曲。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被叫作山歌（劳动时唱的一种歌）的日本短歌中，用汉字按照日本发音记下了当时海上男儿唱的以下几首日本短歌，这些短歌现在日本已经没有流传。

心肝丈夫，大心肝丈夫，递弓来放在我肩上，箭袋顶在我头上。（夫归妻接）

十五夜月明，一更时上云，五更复光华，好送有情人。（月夜私情）

十七八岁女，才相合就离，流萍无水养，怎得久在世。（少女别郎）

十七八时，难算二世，好比枯木残花，霎时又是一世。（青春叹世）

这些短歌都是歌唱切切悲欢之情的歌谣，其中也有与狂言
[4] 和隆达小歌
[5] 词句相同之处，作为室町时代的歌谣资料很值得注意。

如上所述，以倭寇活动时代为转折点，中国人对日本以及日本历史的关心与理解，急剧地增长，但是紧接着这个时代的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以后，在德川政权恢复通交的努力遭到失败，明朝灭亡，清朝兴起等事态的发展中，中国人对日本的兴趣逐渐冷淡下去，改变倭寇形象的机会被错失，在中国正确地认识日本的机运直到明治以后都没有出现。顺便指出，渡边三男译注的李言恭、郝杰撰《日本考》（大东选书），与《日本风土记》的内容完全相同。

渔船（《筹海图编》）

大福船

沙船（《筹海图编》）

倭寇在高丽、朝鲜的行动次数

倭寇在高丽、朝鲜的行动次数-续表1

倭寇在高丽、朝鲜的行动次数-续表2

倭寇在高丽、朝鲜的行动次数-续表3

倭寇在明朝的行动地域与行动次数

倭寇在明朝的行动地域与行动次数-续表1

倭寇在明朝的行动地域与行动次数-续表2

倭寇在明朝的行动地域与行动次数-续表3

倭寇在明朝的行动地域与行动次数-续表4

倭寇在明朝的行动地域与行动次数-续表5

[1] 松下见林：（1637—1703）江户中期的儒医、国学家，著有《异称日本传》、《神国言叶遣式》等。

[2] 间：日本长度计量单位，每一间约1.818米。

[3] 松平定信：（1758—1829）江户后期政治家，1787年就任江户幕府首席老中，推行宽政改革。

[4] 狂言：在能剧剧目之间所演的一种滑稽剧，盛行于日本镰仓、室町时代，江户时代逐渐发展成熟，与能剧同为能乐的重要形式。

[5] 隆达小歌：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流行的小歌，为日莲宗显本寺僧人隆达所首创。

倭寇关系年表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1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2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3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4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5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6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7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8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9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10

倭寇关系年表-续表11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拟列举明治时代以后至最近时期发表的著作、论文。

著作按出版年代顺序排列，内容概略为一目了然起见，仅列举目录与收录论文名称。同一著作有改订版的亦予列出。

论文根据执笔者的不同，按日文五十音顺序排列。杂志上揭载过的论文后来又收入著作的，为避免重复，恕不一一列举。

概说书、启蒙书、辞典之类，虽然也有不少关于倭寇的记述，但是一概从略。中国、朝鲜、美国等外国刊行的著作、论文，除主要者外亦予割爱。

著作

外务省 《外交志稿》（外务省记录局 明治十七年）

交聘篇（朝鲜、汉土、渤海、西南诸国、欧罗巴诸国及亚米利加）、战争篇（朝鲜、汉土、肃慎、西南诸国、欧罗巴诸国）、版图沿革篇（朝鲜）、漂流篇（朝鲜、汉土、肃慎渤海满洲及露国东部、西南诸国、欧罗巴及亚米利加）、归化移住篇（朝鲜、汉土、西南诸国、欧罗巴诸国及亚米利加）、学术宗教篇（朝鲜、汉土、印度及西南诸国、欧罗巴及亚米利加）、赠酬篇（朝鲜、汉土、渤海、西南诸国、欧罗巴及亚米利加）、贸易篇（朝鲜、汉土、西南诸国、欧罗巴及亚米利加）、年表第一至第五

菅沼贞风 《大日本商业史》（东邦协会 明治二十五年）

总论、卷一太古时代、卷二上古时代（遣唐使及其废止后时代）、卷三中古时代（海贼时代）、卷四近古时代（欧洲贸易时代）上、卷五近古时代（欧洲贸易时代）中、卷六近古时代（欧洲贸易时代）下、引用文献

附 平户贸易史、附载 菅沼贞风君传（福本日南）、菅沼贞风君手简

*本书于昭和十五年增补菅沼贞风的《变小为大、转败为胜：新日本图南之梦》由岩波书店再版。

星野恒 《史学丛说 第一集》（富山房 明治四十二年）

海贼颠末与海军沿革（南北朝以后称海军为海贼、奈良朝以后内地海贼、南北朝以后海贼（倭寇）侵掠朝鲜、南北朝以后海贼（倭寇）侵掠中国、釜熬之刑、勘合印、バハン船、神代以来船舶的制造与海贼的状况、称船为某丸）、其他

日本历史地理学会 《日本海上史论》（三省堂 明治四十四年）

日韩交通概要（币原坦）、古代日中交通（喜田贞吉）、王朝的海贼（喜田贞吉）、日宋交通（黑板胜美）、源平二氏的交战（大森金五郎）、文永弘安之役（大森金五郎）、海贼与关船（久米邦武）、日明交通与海贼（渡边世祐）、江户时代初期的海外交通（辻善之助）、何谓锁国（内田银藏）、世界大势的变迁与开国（内田银藏）、江户时代的海运事业（藤田明）、幕末海防论的发展（横山达三）、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目睹记（粟屋正臣）、海上历史与日本海海战（小笠原长生）、日本群岛（小川琢治）、人文地理学上反映的海岛帝国（寺田贞次）

三浦周行 《日本史研究》（岩波书店 大正十一年）

天龙寺船、室町幕府的外交、长崎开港始末、元寇、镰仓时代的外征计划、应永外寇、朝鲜的“倭寇”、丰太对外的宏图及其败因、征西将军宫、朝鲜最古的地理志、老松堂日本行录、其他

新村出 《船舶史考》（更生阁 昭和二年）

船的丸号、八幡船考、荷兰船伊拉斯谟号与货狄舟
[1]

*《新村出全集 第十卷》（筑摩书房 昭和四十六年）收有本书。

三浦周行 《日本史研究 第二辑》（岩波书店 昭和五年）

日明贸易的发展、足利义满的对明外交、足利义持的对明外交，古代日鲜关系史、足利时代日本人的居留地朝鲜三浦、新井白石与复号问题、回顾日鲜离合的踪迹、应永外寇真相、朝鲜役、港湾研究、其他

辻善之助 《增订海外交通史话》（内外书籍株式会社 昭和五年）

日本文明的特质、上代的日中交通、任那的兴废、圣德太子的外交、日唐交通、遣唐使与国民精神的萎缩、高岳亲王、同渤海的交通、日本文化的逆输入、日宋交通、宋文化的影响、从源平时代至镰仓时代国民的自主观念、镰仓幕府的外征计划与国民的敌忾心、元明交通与倭寇、怀良亲王的对外强硬与足利义满的国耻外交、足利幕府的卑屈与国民的自觉、八十七岁的遣明使僧了庵桂悟、元明文化的影响、室町时代地方大名的外国贸易与朱印船的起源、十三岁的特派大使、丰臣秀吉的耶稣教禁令、丰臣秀吉征伐中国朝鲜的原因、朝鲜战役与国语问题、丰臣秀吉的南方经营、关于蒲生氏乡的遣使罗马、同朝鲜的修交与当局者的失态、德川家康的海外交通、江户时代远征台湾及菲律宾的企图、有马晴信击沉黑船、浜田弥兵卫、末吉船、南洋日本人町、德川家康的耶稣教禁令、锁国及其得失、德川家光侵略中国的雄图与国姓爷、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西洋文明的影响、锁国时期的西洋交通与开国的气运、开国思想的发展与西洋文化的移植

复制本 《倭寇图卷》（古兵书图录刊行会 昭和五年）

〔解说〕东京帝国大学藏倭寇图卷记（辻善之助）

藤田丰八 《东西交涉史之研究 南海篇》（冈书院 昭和七年）

狼牙脩国考、唐宋时代关于南海之中国资料、室利佛逝三佛齐旧港位置考、玉尔氏注马可波罗旅行记补正二则、大小葛兰考、前汉时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记录、欧势东渐初期海外之日本人、南汉刘氏祖先考、关于伊本柯达比氏之Kantu（Khanton）、宋元时代海港之杭州附上海胶州、宋代之层檀国考、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条例、关于南蛮来袭、琉球人南洋通商之最古记录、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考，宋代输入之日本货、象、古代中国人关于棉花棉布之知识、中国史乘所传二三神话考、榻及毾氍
考、中国港湾小史、叶调、斯调及私诃考、佛徒印像考、南海地图

黎光明 《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燕京学报专号之四］（哈佛燕京学社 民国二十二年［昭和八年］）

上编（因沿海卫所之军腐败—故不能不调客军御倭—当日调到客军之概况—客军统制方法之建议—客军扰害之一班—停止调兵之时论—团练乡兵之办法与成效—军饷之筹支与治理之人物）、下编（狼兵、土兵、北方兵、南方兵、僧兵、水军、其他杂军、附录［严家兵考］）

陈懋恒 《明代倭寇考略》［燕京学报专号之六］（哈佛燕京学社 民国二十二年［昭和八年］）

倭寇之来源、倭寇猖獗之原因、沿海各省之倭祸、倭寇之首领、倭寇之伎俩、倭寇之戡定

*本书于昭和三十三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刊。

稻叶岩吉 《日丽关系》［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岩波书店昭和九年）

无交涉时代、寺院文化、刀伊及女真、蒙古袭来（蒙古称霸朝鲜半岛、忽必烈即位及其国情、征东牵制南宋）、倭寇、余说及其他

秋山谦藏 《日中交涉史话》（内外书籍株式会社 昭和十年）

古代的日中交涉、佛教的传来与金光明经、金光明经与国分寺的创建、日唐贸易与竹取物语、阿拉伯商品与平安贵族、日宋贸易与鹦鹉的传来、西域游戏东渐与武士阶级、徒然草与中国钱的流通、朝鲜使节眼中的中世日本商业与海贼、日明贸易与日本国王、琉球王国的勃兴与佛教、爪哇船的度来与象的传来、神歌集
[2] 与万叶集、朝鲜王国的勃兴与贸易、朝鲜史料记载的应永外寇、葡萄牙人的占领马六甲与ゴーレス（goresu）、琉球人的南海发展与ゴーレス、ゴレス与琉球人、倭寇的掳掠中国人口与谣曲唐船、狂言中留传的日本女子与中国人结婚、欧洲人的发现台湾岛与琉求、中国使节的访问琉球与隋书流求传、流求是台湾还是琉球、中国人的海寇、倭寇与中国人的中华思想、尚贤王所献青铜花瓶与东照宫、锁国前后日中交涉的一个方面、英雄不死传说与东亚各国的形势、女真船的来航与华夷译语，ぼほん船与八幡船及倭寇、中国人绘制日本地图的变迁、中国人的日本研究

濑野马熊 《濑野马熊遗稿》（昭和十一年）

倭寇与朝鲜水军、关于正统四年桃渚的倭寇、今川大内二氏与朝鲜的关系、关于正统癸亥条约、其他

藤田元春 《日中交通之研究 中近世篇》（富山房 昭和十三年）

元明时代的交通、シラ（shira）岛及ゴレス、琉球与南越、室町时代的遣明使、明代人的日本地理、元和航海记航路之研究、叙述御朱印船时代的古地图与地理书、暹罗国行程及海路考、德川光圀的北地探险及其船舶、日本海造船的发达、日本人使用的航诲用旱针盘

秋山谦藏 《日中交涉史研究》（岩波书店 昭和十四年）

［序说日中交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日中交涉史的意义、日中交涉史研究的回顾、交涉史研究的诸倾向、日中交涉史研究的展望、［前论欧人渡来以前日本人在东洋的活跃］第一篇日本人的南方发展与丰臣秀吉的雄图（丰臣秀吉的雄图、秀吉以前的南方发展、秀吉以前的朝鲜贸易、秀吉以前的进入中国）、第二篇欧人的进入东洋与日本人的活跃、（日本人与阿拉伯人的合作、欧罗巴人的进入东洋）、［本论日中交涉的进展］序篇东洋海上贸易的展开与中国（阿拉伯人的进入东方、中国贸易商人的抬头）、第一篇大化改新前后的日中交涉（遣唐使与大化改新、改新政治的进展与遣唐使）、第二篇律令政治的动向与日中交涉（律令政治的动向与遣唐使、新罗商人的渡来与日中贸易、中国商人的渡来与日中贸易、渤海商人的渡来、日中贸易的进展与大宰府商人的抬头、遣唐使的废止）、第三篇平安贵族的生活与日中交涉（遣唐使废止以后的日中贸易、平安前期的贵族生活与日中贸易、王法佛法的祈祷与日中交涉、平安末期的贵族生活与日中交涉、国内产业的发展与日中交涉的转折）、第四篇镰仓武家的生活与日中交涉（镰仓幕府创设前后的社会情况与日中交涉、中国钱币流通的扩充、借上—高利贷商人的抬头、御家人—镰仓武士团的动摇、百姓—农民层的穷乏、社会不安的增大、新佛教运动的进展与日中交涉、元寇与国民精神的昂扬）、第五篇建武中兴前后的日中交涉（元寇以后的国内情况与日中交涉、建武中兴前后的社会情况与日中交涉、倭寇的登台与农民的掠夺、倭寇的禁压与贸易的调整）、第六篇室町时期的日中交涉与倭寇（朝鲜人及中国人的送还与贸易的展开、对外贸易的展开与大名的成立、室町幕府的对中交涉、对中贸易中的细川氏与大内氏的抗争、勘合贸易与走私贸易、朝鲜—琉球—南方各国的交涉、倭寇的活跃与走私贸易、中国人的日本再认识）、［结论］锁国—开国—东亚协同体、索引

竹越与三郎 《倭寇记》［增补版］（白杨社 昭和十四年）

一倭寇记概说、二倭寇波及整个东洋、三日本人向海外的广布、四私人海外冒险精神、五如果有国家的后援、六足利时代幕府寺院大侯商民联合的外国贸易

王婆楞 《历代征倭文献考》（正中书局 民国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

德化倭人时代（周、秦、汉、三国、晋、南北朝）、倭人向化时代（隋、唐）、倭人携贰时代（五代、宋）、武力征倭时代（元上、元下）、戡平倭患时代（明上、明下）、历代征倭制议（制、议）

小叶田淳 《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刀江书院 昭和十六年）

日明交涉的开始与明朝的海外通交政策、遣明船的往来（上）明使船的来朝、遣明船的往来（中）、遣明船的往来（下）、遣明船的经营及组织、明朝的诸制度、遣明船贸易、日明交涉的新展开、索引

冈本良知 《十六世纪日欧交通史研究》［增订版］（六甲书房 昭和十七年）

第一编葡萄牙人渡来以前与日本的交涉（地理大发现黎明时期关于日本的意识、葡萄牙人与日本人在印度与中国的接触）、第二编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通航日本（葡萄牙人的初来日本、葡萄牙船的航行日本、葡萄牙人在中国的贸易港变迁、葡萄牙西班牙船来往年次考）、第三编葡萄牙人的日本通商（贸易港的移动和日本诸势力者的关系、日本贸易、长崎的居民及其社会状态、日本人奴隶输出问题）、增补及订正、引用书名目录、索引

高木真太郎 《应永外寇的前后——中世的日鲜交涉》（八木书店 昭和十七年）

序说、海寇与高丽、李朝建国当初的日鲜关系、应永外寇、日鲜关系的转变、嘉吉条约、日鲜贸易的变迁、结语

登丸福寿、茂木秀一郎 《倭寇研究》（中央公论社 昭和十七年）

第一编（序说、倭寇概论、倭寇在中国的盛衰、中部中国的倭寇）、第二编（防止倭寇的外交工作、海上防御策、海滨防御策、内陆防御策、军队的编成装备）、第三编（明朝朱纨的海禁与浙江财阀的发生、倭寇与华侨的关系、倭寇与抗日宣传）、附录（倭寇的诱导者汪直·徐海的末日、参考文献及史料、明代倭寇史迹表一表二、倭寇大事年表）

小叶田淳 《史说日本与南中国》（野田书房 昭和十七年）

历史上见到的日本与福建的关系、明代漳泉人的海外通商发展——特别是关于海澄的饷税制与日明贸易、福建人与近代的日中交涉——特别是对文化做出贡献的人们、关于福州柔远驿、历史上见到的日本与潮汕地方的交涉、海南岛外国贸易史、海南岛外国贸易史补说、关于应永年间来航南蛮船的一文书、关于砂糖史的研究

西村真次 《日本海外发展史》（东京堂 昭和十七年）

原始时代（移住民的血液混淆、大陆文化的吸收）、摄取时代（三韩的服属及背离、与隋唐及渤海的交通、与宋朝的通商、文永弘安之役）、侵寇时代（“倭寇”的发生、怀良亲王的强硬外交、足利政府的软弱外交、倭寇终于灭掉高丽、半贼半商主义的朝鲜贸易、对明的恐吓贸易、八幡船的侵掠、文禄之征伐朝鲜、庆长之征伐朝鲜）、贸易时代（基督教的传来、少年使节的出使欧洲、丰臣秀吉的南方经营、德川家康的外交、伊达政宗遣使欧洲、御朱印船、菲律宾的日本町、在暹罗的日本人、安南占城柬埔寨贸易、台湾与日本人、澳门的屠杀日本人、国权扩大运动）、封锁时代（禁教令与锁国令、江户幕府的自给自足、开国思想与萌芽）、索引

村田四郎 《八幡船史》（草卧房 昭和十八年）

水上男儿、第一期自然的发作（内海海贼的历史）、第二期外寇的反动、第三期内讧的余波（高丽与八幡船、八幡船年表一、明朝与八幡船一、八幡船年表二）、第四期惯性运动（朝鲜与八幡船、八幡船年表三、明朝与八幡船二、八幡船年表四、琉球与八幡船、南洋与八幡船）、第五期最后一振（八幅船年表五、八幡船与中国戏曲、八幡船与文学、海盗帮与诸雄、八幡船的本营及其进退、关于八幡船的称呼、八幡船与武士道、日本刀、八幡船时代的通商、八幡船说明的日本国民性）

市村瓒次郎 《东洋史统 卷三》（富山房 昭和十八年）

第七章蒙古高丽的末世、倭寇的爆发、安南的情况、第九章北虏南倭的侵寇及安南缅甸的形势、明朝的国内情况、第十章朝鲜的盛衰及日·鲜·明的关系、其他

宫崎市定 《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星野书店 昭和十八年）

留唐外史、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明朝的海禁及其由来、市舶司贸易的变迁、私人贸易的根据地、对沿海贸易的大镇压、王直的调停归于失败、入寇的动机是什么、贸易根据地的南进、扰乱中心移到闽粤、是否允许海市的争论、知日派政客郑舜功、走向御朱印船时代）、江户时代的中国兴趣、称雷为天神、巴黎刊行的北京版日本小说及其他、中国的开国与日本——中国的体制与日本的体制

*本书后来又为宫崎市定的著作集《亚洲史论考 上》（朝日新闻社 昭和五十一年）所收录。

秋山谦藏 《东亚交涉史论》（第一书房 昭和十九年）

第一篇往昔的大东亚圈Ⅰ（缅甸的孔雀、蒙古的骆驼、广东的鹦鹉、洛阳的狮子、印度的象）、第二篇往昔的大东亚圈Ⅱ（爪哇的香料、波斯的波罗、呵梨勒的传来、南蛮的烟草、马六甲的ゴーレス）、第三篇往昔的大东亚圈Ⅲ（女真船漂到日本、朝鲜使节来朝、中国的花瓶、琉球的宗教、ばはん船与八幡船、台湾岛的发现、中国的海贼）、第四篇中国史上的日本观（中华思想与夷狄思想、古代的日本观、大化改新前后的日本观、奈良平安期的日本观、元寇前后的日本观、中华思想的昂扬与日本观、中华思想的动摇与日本观、中国人的日本研究）、第五篇当今的大东亚圈（亚洲面貌的改变、大东亚建设前篇、大东亚建设后篇）、索引

石原道博 《东亚史杂考》（生活社 昭和十九年）

大东亚共荣圈与倭寇、攻略闽粤的倭寇、攻略海南岛的倭寇、御倭储言中见到的倭寇、南洋的倭寇、其他

新村出 《新村出选集 第二卷 南蛮篇 坤》（养德社 昭和二十年）

日本文学的海洋兴趣、海贼的故事、八幡船时代的民谣、其他

*这些论文原载《续南蛮广记》、《南蛮记》、《南蛮更纱》，收入《新村出全集 第五卷》（筑摩书房 昭和四十六年）

青山公亮 《日丽交涉史研究》［明治大学文学部研究报告东洋史第三册］（明治大学文学部文学研究所 昭和三十年）

第一章绪论（附说、公元十九世纪后半以前的日鲜交涉史的时代划分）、第二章日本政府对高丽国来牒的态度、第三章通商关系的一斑、第四章高宗朝与元宗朝的日丽纠葛、第五章高丽对文永之役的态度、第六章高丽对弘安之役的态度、第七章关于倭寇发生的一二考察（附说、关于海贼不断劫掠的原因）、第八章恭愍王朝的日丽关系、第九章关于高丽末年特别是前废王朝时期倭寇的侵入内陆、第十章前废王朝以后的日丽外交、后记

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富山房 昭和三十年）

汉·六朝篇（原始时代中国文化的传播、倭国和汉魏往来、日本和中国南朝的交涉、上古入籍日本的汉人和文化的输入）、隋·唐篇（遣隋使、遣唐使、遣唐使废止以后的日唐交通、遣唐学生·学问僧和文化的吸收、唐人·印度人·西域人的入籍和文化的移植）、五代·北宋篇（五代时日中交通、和北宋的往来）、南宋·元篇（和南宋的贸易、入宋僧·入籍宋僧和文化的移植、和元朝的贸易、入籍元僧和文化的移植、入元僧和文化的移植）、明·清篇（足利幕府和明朝的交通贸易其一、足利幕府和明朝的交通贸易其二、入明僧·渡日明朝人和文化的移植、明朝末年日中间的交通、日本和清朝的贸易、来日及入籍的明清人和文化的移植）、附录（日中通交年表、索引）

*本书是木宫泰彦所著《日中交通史》上、下（金刺芳流堂，大正十五年、昭和二年）的增补修订版。

长沼贤海 《日本海贼》［日本历史新书］（至文堂 昭和三十年）

一所谓海贼、二海贼的发生、三濑户内海航路的发达、四海贼的温床、五濑户内海不为人所注意的地方、海贼的性质、六海贼藤原广嗣与藤原纯友、七日宋文化的交流与宋朝海商、八宋朝客商与国际儿女、九新罗海贼的影响、十宗像氏的海上发展、十一海商起于西海、十二海贼松浦党的结成、十三松浦海贼的联盟与规章、十四航路上的娼妓、十五海贼大将军、十六海商的发展与天主教大名、十七バハン船与东西大海战、十八海贼城与海贼、十九因岛的本主村上氏、二十野岛的海内将军村上氏、二十一宫岛海战与一向宗海贼暴动、二十二海贼战法、濑户内海要地图、北九州要地图

稻村贤敷 《琉球群岛倭寇史迹研究》（吉川弘文馆 昭和三十二年）

第一编序说（倭寇的发生、关于前期倭寇、室町时代的日明贸易与倭寇、后期倭寇的概要）、第二编宫古群岛的倭寇史迹（上比屋山遗迹的概况、关于上比屋山遗迹的传说、上比屋山遗迹的发掘品、出土的假名文书是怎样的文书、关于文书内容的解说、关于文书的年代、关于上比屋山遗迹的考察、宫国村附近的倭寇遗迹、川满部落附近的倭寇遗迹、保良元岛的倭寇遗迹、童名的研究）、第三编八重山群岛的倭寇史迹（石垣岛中部山地的倭寇史迹、竹富岛牛冈的倭寇史迹、波照间岛的倭寇史迹、西表岛的倭寇史迹、关于八重山群岛倭寇史迹的年代考）、附（久米岛的倭寇史迹）

田中健夫 《中世海外交涉史研究》［东大人文科学研究丛书］（东京大学出版会 昭和三十四年）

第一倭寇的变质与日鲜贸易的展开、第二日鲜贸易中博多商人的活动、第三李氏朝鲜王朝世宗时期的日鲜交通诸问题、第四中世的对马与宗氏的势力扩张（附 对马古文书）、第五遣明船贸易家楠叶西忍及其一族、第六《善邻国宝记》的成书情况及其背景——五山僧侣在室町外交中的地位、第七中世日鲜交通中贸易权的变迁、第八《筹海图编》的成书、第九关于所谓的岛井宗室日记、第十中世海贼史研究的动向

田中健夫 《倭寇与勘合贸易》［日本历史新书］（至文堂 昭和三十六年、昭和四十一年增补）

第一章前期倭寇的发生及其活动、第二章勘合贸易体制的成立、第三章遣明船贸易的展开、第四章日鲜贸易的变迁、第五章南洋贸易的盛衰、第六章勘合贸易体制的崩溃、第七章后期倭寇的消长、参考文献、索引

石原道博 《倭寇》［日本历史丛书］（吉川弘文馆 昭和三十九年）

第一问题的所在、第二倭寇的残暴，第三倭寇观的再检讨（一）、第四倭寇观的再检讨（二）、第五倭寇的成立、第六总结、简略年表、有关倭寇地图、参考文献、索引

李铉淙 《朝鲜前期对日交涉史研究》［韩国研究丛书］（韩国研究院 昭和三十九年）

绪论、高丽末年的内外情况、倭寇及对倭政策、入境倭人、对倭贸易、归化倭人、对倭人收税、三浦倭乱始末、壬申条约缔结始末、丁未条约缔结始末及其以后的倭寇、对倭使节的派遣、对倭文化·技术·医药品的交流

中村荣孝 《日鲜关系史研究 上》（吉川弘文馆 昭和四十年）

十三至十四世纪的东亚与日本文永、弘安两役间的国际政局——日本与蒙古之间的高丽、文永、弘安两役相关史料的解释、后百济王与高丽太祖的通使日本、室町时代的日鲜关系、《太平记》中见到的高丽人来日——武家政权接收外交的发端、朝鲜世宗己亥年的征伐对马——从朝鲜方面看应永外寇、对马的历史地位、《海东诸国纪》的撰修与印刷、朝鲜初期文献中所见的日本地名、日鲜交通的统制与书契及文引、浦所的限制与倭馆的设置、倭人上京道路、朝鲜初期的受印倭人、受职倭人的告身、三浦倭人的争乱、严岛大愿寺僧尊海的朝鲜纪行——巨酋大内氏遣使之一例、“右武卫殿”的遣使朝鲜

呼子重义 《海贼松浦党》（人物往来社 昭和四十年）

倭寇——暗中的国防水军、水军松浦党的诞生，朝夷名三郎与松浦党、蒙古来袭、对元寇的报复、征西府和松浦水军、高丽的没落与朝鲜的建国、应永对马之变、代替倭寇的朝鲜贸易、嘉靖大倭寇与松浦海贼、征鲜役与上松浦党的没落、从记录中见到的倭寇出身地、倭寇与现代的问题

中村荣孝 《日本与朝鲜》［日本历史新书］（至文堂 昭和四十一年）

第一华夷世界（中国对东亚的控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国际意识的形成、东亚通商圈、华夷世界的变化）、第二交邻外交的成立（交邻的前提——倭寇对策的进展、足利政权的朝鲜修交、朝鲜的对日交通统制、对马的特殊权益）、第三定约通商的体制（使船定数的确立、日鲜贸易的发展、条约的更定）、第四日明战争与朝鲜（丰臣秀吉的征明计划、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日明间的媾和交涉）、第五交邻关系的新发展（国交的恢复、德川政权的外交体制、朝鲜的日本通信使、对马的掌管交邻、日本与朝鲜的相互认识）、参考文献、索引

田村洋幸 《中世日朝贸易研究》（三和书房 昭和四十二年）

序论 高丽末朝鲜初的倭寇活动及其性质（第一章倭寇时代以前的倭寇概观、第二章关于倭寇时代的倭寇，第三章围绕倭寇的诸问题、第四章倭寇猖獗的基本原因）、本论 中世日朝贸易的展开（第一章对马岛的对鲜贸易、第二章壹岐、松浦地方的对鲜贸易、第三章南九州地方的对鲜贸易、第四章北九州地区的对鲜贸易、第五章畿内地区的对鲜贸易）、补论试论中世纪对外贸易史方法论、年表、索引

*田村洋幸还编有史料集《日丽关系编年史料》（峰书房 昭和四十二年）、《太祖、定宗、太宗实录日朝关系编年史料》（三和书房 昭和四十二年）、《世宗实录日朝经济史科》（厚生阁 昭和四十三年）

须藤利一编 《物与人的文化史 船》（法政大学出版局 昭和四十三年）

1日本船史的系谱（须藤利一）、2古代的船——以日本丸木船为中心（清水润三）、3遣唐使船（森克己）、4遣明船与バハン船（田中健夫）、5朱印船与海外贸易（冈田章雄）、6近世初期的西洋型帆船（石井谦治）、7水军及其军船（小佐田哲男）、8千石船——大和型货船（石井谦治）、9江户时代的海运（柚木学）、10千石船的航海（南波松太郎）、11漂流——太平洋上被外国船救助的日本船（川合彦充）、12近代造船的曙光（山高五郎）、13河与河船的赞颂——芦花开放的大淀川的三十石船与京都的高濑船（立川春重）、14船灵的信仰（樱田胜德）、［附］日本船的历史表、日本漂流船被救助的地点

中村荣孝 《日鲜关系史研究 中》（吉川弘文馆 昭和四十四年）

十五、十六世纪的东亚与日本、丰臣秀吉的外征——文禄、庆长之役、丰臣秀吉对外战争的目的、朝鲜全州的史库及其藏书——壬辰·丁酉倭乱与典籍的保存、明朝朝鲜外交文书集《事大文轨》、朝鲜役的投降倭将金忠善——其文集与传记的成立、朝鲜役的俘虏郑希得的《月峰海上录》、朝鲜役的俘虏金光的遣送、李舜臣的遗宝——朝鲜役海战基本史料、柳成龙家的壬辰·丁酉倭乱史料

中村荣孝 《日鲜关系史研究 下》（吉川弘文馆 昭和四十四年）

岁遣船定约的成立——十五世纪朝鲜交邻体制的基本条约、十六世纪朝鲜的对日条约更定——对马独占朝鲜贸易的过程、江户时代的日鲜关系、朝鲜的日本通信使与大阪、《捷解新语》与《倭语类解》、围绕荷兰船漂来的交涉、竹岛与郁陵岛——与竹岛归属相联系、外交史上的德川政权——大君外交体制的成立及其终末、［别编］朝鲜的古版印刷、《高丽史节要》的印刷与传存、关于清太宗征伐朝鲜的古文书、朝鲜英祖的《承政院日记》改修事业、朝鲜史的编修与朝鲜史料搜集——朝鲜总督府朝鲜史编修会的事业、索引

呼子丈太朗（重义） 《倭寇史考》（新人物往来社 昭和四十六年）

倭寇的抬头与走向军事行动的必然性、向政治活动的转移、以高丽朝鲜为舞台的倭寇、李朝文献记载的倭寇与贸易、倭寇在中国的实况、明朝嘉靖时期倭寇的实情、秀吉的大倭寇式海外扩张时代、关于倭寇的论考与文学、流传至今的倭寇遗闻、倭寇史具有的现实意义、附（《筹海图编》所载《寇踪分合始末图谱》、倭寇活动地图、参考插图）

原色复制本 《倭寇图卷》（近藤出版社 昭和四十九年）

［解说］关于《倭寇图卷》（田中健夫）、关于《倭寇图卷》的绘画表现（川上泾）

田中健夫 《中世对外关系史》［东大人文科学研究丛书］（东京大学出版会 昭和五十年）

绪言——研究史的回顾与展望、第一章十四世纪以前与东亚各国的关系、第二章册封关系的成立、第三章与朝鲜通好关系的成立、第四章与明朝及朝鲜通好贸易的展开、第五章文禄庆长之役与对马、第六章锁国成立期与朝鲜的关系、结论——中世对外关系的性质

补论（关于“吉见”图书、朝鲜文献中关于琉球史料的性质、朝鲜与琉球关系的诸时期及其特质、明朝人蒋洲的日本宣谕——诱引王直与介绍战国时代的日本、关于《倭寇图卷》、丰臣秀吉的水军和石井与次兵卫、菅系水军祖先菅平右卫门尉道长的生涯及其史料）、索引

森克己 《新订日宋贸易研究》［森克己著作选集第一卷］（国书刊行会 昭和五十年）

序说（日宋贸易的特殊性、大陆与海洋的相关性、研究范围的界限、叙述的构成）、第一编日宋贸易的开始形态（第一章东洋国际贸易的普遍型、第二章外国使节与外国商人的差别、第三章平安京贸易的展开、第四章大宰府贸易的展开、第五章宽平、延喜年间贸易统制的改革）、第二编日本被动性贸易的展开（第一章日本政府的对外方针、第二章宋朝政府的对外方针、第三章日本对外方针的内在矛盾、第四章内在矛盾的展开、第五章内在矛盾的激化、第六章内在矛盾的扬弃）、第三编日本能动性贸易的展开（第一章输入物品及其吸收、第二章能动性贸易的基础构成、第三章高丽在能动性贸易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第四章能动性贸易的飞跃发展、第五章能动性贸易的变质）、第四编贸易的展开与关税性质的发生（第一章唐宋时代海关税的发达、第二章贸易中献纳品的性质、第三章献纳品的变质、第四章献纳品的关税化）、第五编从自由贸易恢复到统制贸易（第一章日宋贸易效果向国内经济的内转、第二章日本社会经济向贸易的反转、第三章日元贸易的展开）、附录（日本与宋朝及高丽交通贸易年表、索引）

*本书是昭和二十三年国立书院刊行本的新修订版。

森克己 《续日宋贸易研究》［森克己著作选集第二卷］（国书刊行会 昭和五十年）

凭借海路的东方贸易的展开、日宋交通与海洋的自然制约、日唐及日宋交通航路的发达、遣隋使与遣唐使、欧船来航以前海外交通与技术的制约、遣唐使与新罗和渤海的关系、遣唐使与新罗的关系——答铃木靖民的批评、同古代南方的交涉、万叶集与对外政治、慈觉大师与新罗人、对遣唐使废止的再思考、末期日唐贸易与中世贸易的萌芽、转折时期十世纪的对外交涉、日宋交涉的发展过程、活跃于日宋贸易中的人们、东宫和宋商周良史、关于参天台五台山记、关于戒觉的渡宋记、来航日本和高丽的宋代商人、日宋贸易中的中国商人性质、日宋交通与耽罗、日宋高丽连锁关系的展开、日丽交涉与刀伊贼的来寇

森克己 《续续日宋贸易研究》［森克己著作选集第三卷］（国书刊行会 昭和五十年）

日本商船进入高丽和宋朝的开始、日本与宋朝和高丽的私献贸易、日丽交涉与倭寇的发生、日宋贸易与镰仓时代、镰仓时代的日丽交涉、日元交涉，金泽文库文书中发现的日元贸易、日宋文化与金泽文库、日宋·日元贸易与贸易品、宋铜钱的流出国外、金都上京出土的宋钱、宋铜钱流通的基础、宋铜钱流入日本的开端、日宋贸易与澳洲砂金、日宋交通和地理学的世界观——特别是关于栗棘庵的舆地图、欧船来航以前的海外交通与世界意识、中世对外认识的展开、欧船来航以前的所谓“南蛮”、征西将军宫的对外方针、中世末近世初对马宗氏的朝鲜贸易、近世的对鲜走私贸易与对马藩、附日中交流史年表

森克己、田中健夫编 《海外交涉史的视点 1》（日本书籍株式会社 昭和五十年）

东亚如何纳入明朝朝贡海禁体制下。前期倭寇活动如何、给中国和朝鲜带来了什么影响。对勘合贸易的开始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明朝怎样对待日本勘合船。勘合贸易实况如何。后期倭寇进行了怎样的活动（以上、佐久间重男）。壹岐与对马从古代起在对外交涉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为什么发生了应永外寇与三浦之乱。与朝鲜的贸易怎样变迁（以上、长节子）。琉球怎样推进统一与发展。中世纪琉球的文化怎样、如何同日本进行交流（以上、喜舍场一隆）。其他

长沼贤海 《日本海事史研究》（九州大学出版会 昭和五十一年）

第一编大船回法
[3] 研究、第二编大船回法官署证明文书集成、第三编松浦党及门司氏等诸氏研究、第四编补论（岛津氏的南方交通、国际混血儿、箱崎及大山崎油座）

*长沼贤海于昭和三十二年发表的《松浦党研究》（九州史学丛书）收录为本书第三编。

石井正敏、川越泰博编 《日中、日朝关系研究文献目录》（国书刊行会 昭和五十一年）

京都外国语大学附属图书馆编 《对外交涉史文献目录 近世篇》（雄松堂书店 昭和五十二年）

《遣明船与倭寇》［图说人物和海上日本史3］（每日新闻社 昭和五十四年）

论文

有马成甫 《村上水军与倭寇》（《国史学》二一 昭和九年）

池内宏 《明初日本与中国的交涉》（《历史地理》六之五—八 明治三十七年）

石原道博 《日明交涉的开始与不征国日本的成立——明代的日本观（一）》（《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4 昭和二十九年）

石原道博 《围绕日明通交贸易的日本观——明代的日本观（二）》（《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5 昭和三十年）

石原道博 《倭寇与朝鲜人俘虏的遣返问题（一）（二）》（《朝鲜学报》九、十 昭和三十一年）

石原道博 《“倭寇”的幻影》（《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10 昭和三十四年）

石原道博 《皇明祖训的成立》（《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所收 昭和三十七年）

石原道博 《壬辰丁酉倭乱与戚继光新法》（《朝鲜学报》三七、三八合并号 昭和四十一年）

石原道博 《倭寇的幻影与实体》（《日本与世界的历史》十三所收 昭和四十五年）

石原道博 《关于倭寇的战术》（《海事史研究》二十 昭和四十八年）

伊藤公夫 《嘉靖海寇叛乱再探——围绕王直与嘉靖三十年代前半期的海寇叛乱》（《明代史研究》八 昭和五十五年）

伊波普猷 《琉球的倭寇史料》（伊波普猷《古琉球》所收 昭和十七年）

今枝爱真、村井章介 《日明交涉史的序幕——以〈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为中心》（《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报》十一 昭和五十二年）

太田弘毅 《倭寇时代的日本船舶——以〈武备志〉的记载为中心》（《艺林》十八之六 昭和四十二年）

太田弘毅 《关于倭寇的水、米补给（上）（下）》（《艺林》二十三之一、二 昭和四十七年）

太田弘毅 《关于防御倭寇的江防沦》（《海事史研究》十九 昭和四十七年）

片山诚二郎 《明代海上走私贸易与沿海乡绅层》（《历史学研究》一六四 昭和二十八年）

片山诚二郎 《嘉靖海寇叛乱的考察——以王直一党的反抗为中心》（《东洋史学论集》四 昭和三十年）

片山诚二郎 《明帝国与日本》（筑摩书房《世界历史》11所收 昭和三十六年）

片山诚二郎 《月港二十四将叛乱》（《清水博士追悼念明代史论丛》所收 昭和三十七年）

川越泰博 《关于明代海防体制的形成》（《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报》创刊号 昭和四十七年）

川越泰博 《明代海防体制的经营构造——以创立期为中心》（《史学杂志》八十一之六 昭和四十七年）

川越泰博 《关于明代海防军船的吨数》（《海事史研究》十九 昭和四十七年）

吴玉年 《明代倭寇史籍志目》（《禹贡》二之四 昭和九年）

后藤秀穗（肃堂）《倭寇军船考》（《日本及日本人》五〇九 明治四十二年）

后藤秀穗 《余观之倭寇》（《历史地理》二十三之五、六，二十四之一、二 大正三年）

后藤秀穗 《铁炮论旁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历史地理》二十四之五 大正三年）

后藤秀穗 《以胶州湾为中心的山东倭寇》（《史学杂志》二十五之十二 大正三年）

后藤秀穗 《倭寇说明的日本国民性的一隅》（《史学杂志》二十六之一 大正四年）

后藤秀穗 《倭寇侵入内地最深的一例》（《历史地理》二十五之一 大正四年）

后藤秀穗 《倭寇诗史》（《历史地理》二十五之六，二十六之一、二 大正四年）

后藤秀穗 《姑苏城外的倭寇》（《史学杂志》二十七之二 大正五年）

后藤秀穗 《倭寇史上的中国都市》（《历史地理》二十七之五 大正五年）

后藤秀穗 《倭寇与日本刀》（《历史地理》二十八之二 大正五年）

后藤秀穗 《西力东渐与倭寇》（《历史地理》二十九之一、二、六，三十之二 大正六年）

后藤秀穗 《作为海上国民的倭寇》（《历史与地理》四之一 大正八年）

后藤秀穗 《关于倭寇与バハン船》（《史学杂志》三十之七 大正八年）

后藤秀穗 《倭寇时代日本、朝鲜、中国的贸易品》（《东亚经济研究》五之一 大正十年）

后藤秀穗 《倭寇王王直（1）（2）（3）》（《历史地理》五十之一、二、四 昭和二年）

后藤秀穗 《关于倭寇》（《中央史坛》十三之六、七、八、九、十一、十二 昭和二年）

后藤秀穗 《倭寇风俗考》（《中央史坛》十四之二、三、五 昭和三年）

小叶田淳 《勘合贸易与倭寇》（《岩波讲座日本历史7》所收 昭和三十八年）

小宫山绥介 《倭寇始末》（国学院编《国史论集》所收 明治三十六年）

佐久间重男 《明代的外国贸易——贡船贸易的变迁》（《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所收 昭和二十六年）

佐久间重男 《明代私人海外贸易的历史背景——以福建省为中心》（《史学杂志》六十二之一 昭和二十八年）。

佐久间重男 《明朝的海禁政策》（《东方学》六 昭和二十八年）

佐久间重男 《一个中国贸易商人》（《历史家》创刊号 昭和二十八年）

佐久间重男 《围绕明初日中关系的二三问题——以洪武帝对外政策为中心》（《北海道大学人文科学论集》四 昭和四十年）

佐久间重男 《永乐帝的对外政策与日本》（《北方文化研究》二 昭和四十二年）

佐久间重男 《明代中期的对外政策与日中关系》（《北海道大学人文科学论集》八 昭和四十六年）

佐久间重男 《嘉靖海寇史考——围绕王直的诸课题》（《星博士退职纪念中国史论集》所收 昭和五十三年）

佐久间重男 《中国岭南海域海寇与月港二十四将叛乱》（《青山史学》五 昭和五十三年）

佐佐木银弥 《海外贸易与国内经济》（《讲座日本史3》所收 昭和四十五年）

币原担 《关于倭寇》（《续史的研究》所收 大正五年）

柴田卓郎 《倭寇与元、明》（《历史教育》八之九 昭和三十五年）

杉浦亮治 《亚洲的中世——通过遣使要求禁压倭寇而展开的日丽关系》（爱知学艺大学历史学会《历史研究》十二 昭和三十九年）

濑野精一郎 《作为海事史料的青方文书》（《海事史研究》二十五 昭和五十年）

田中义成 《倭寇与李成桂》（《历史地理》朝鲜号 明治四十三年）

玉村竹二 《被俘的明朝人张德廉》（《日本禅宗史论集上》所收 昭和五十一年）

田村荣太郎 《倭寇物语》（《历史科学》三之五 昭和九年）

长沼贤海 《倭寇与バハン船及宝船》（《史学杂志》三十之二、五 大正八年）

中山久四郎 《倭寇史说》（《日本精神史讲座》八 昭和九年）

中山久四郎 《倭寇的真相》（《历史教育》三之八 昭和三十年）

藤井宏 《新安商人的研究》（《东洋学报》三十六之一—四 昭和二十八、二十九年）

箭内健次 《南蛮贸易》（《岩波讲座日本历史9》所收 昭和三十八年）

李献璋 《嘉靖年间浙海私商及船主王直行迹考（上）（下）》（《史学》三十四之一、二 昭和三十六年）

李献璋 《嘉靖大倭寇的始末》（《华侨生活》二之七、九、十合并号，三之春季号 昭和三十八、三十九年）

李献璋 《嘉靖海寇徐海行迹考》（《石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所收 昭和四十年）

渡边三男 《关于明末日本研究书〈日本一鉴〉》（《驹泽大学研究纪要》十三 昭和三十年）

渡边三男 《明人理解日本语言文本的过程》（《鹤见女子短期大学纪要》二 昭和三十七年）

本杰明·H. 赫札德 《倭寇的形成年代，一二二三—一二六三》（日本文献集，日本文化研究，第二十二卷，第三～四期，东京索非亚大学）

[1] 货狄，相传为中国船舶创造者，荷兰船初航日本的李弗得号船首有伊拉斯谟（约1466—1536，荷兰人文主义者）像，因而称伊拉斯谟像为货狄尊者。货狄舟当泛指荷兰船。

[2] 神歌集：冲绳、奄美诸岛的古代歌谣集成。

[3] 大船回法：日本最古之海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倭寇：海上历史/（日）田中健夫著；杨翰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2

（鲤译丛）

ISBN 978-7-5097-6778-8

Ⅰ.①倭… Ⅱ.①田…②杨… Ⅲ.①海盗-历史-研究-亚洲 Ⅳ.①D730.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7468号

·鲤译丛·

倭寇

——海上历史

著者/〔日〕田中健夫

译者/杨翰球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冯立君 董风云

责任编辑/冯立君 胡亮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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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6.75 字数：132千字

版次/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6778-8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52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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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MONGORU TEIKOKU NO KOUBOU[JOU]—KUNJI KAKUDAI NO JIDAI》

《MONGORU TEIKOKU NO KOUBOU [GE]—SEKAI KEIZAI NO JIDAI》

© Masaaki Sugiyama 1996

All rights reserved，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简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做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目录

- 序 历史的讲述者

- Ⅰ 时代的产物蒙古

- 1 蒙古国的诞生
- 2 征服世界的道路
- 3 帝国的动摇
- 4 与欧洲的碰撞

- Ⅱ 世界史面貌的改变

- 5 忽必烈夺权
- 6 旭烈兀的旋返
- 7 多极化时代的序幕

- 蒙古帝国史年表（1155～1266年）

- 索引

- Ⅲ 陆地和海洋的巨大帝国

- 8 世界的改造者
- 9 草原世界的缓和
- 10 向大河之国扩张
- 11 向海洋扩张的征程

- Ⅳ 缓慢的大统一

- 12 从内陆纷争到东西和睦

- 13 帝国的经济系统

- Ⅴ 蒙古解体与后话

- 14 天历之变
- 15 渐渐沉没的蒙古世界
- 16 蒙古的后裔们

- 后记
- 蒙古帝国史年表（1267～1405年）
- 索引

序 历史的讲述者

托普卡帕的《史集》

土耳其共和国的伊斯坦布尔是原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连接欧亚的伊斯坦布尔海峡已披上落日的余晖。老街道一旁的托普卡帕宫殿便是奥斯曼帝国的旧皇宫，这里总有大量的游客云集。然而在宫殿的一角有一座石筑的图书馆却无人问津，只是静静地伫立着。那里沉睡着奥斯曼帝国在六百年间搜集的各种书籍与旧抄本。研究蒙古历史所需要的最基础、最古老也是最好的史料抄本亦包括在其中。

拉施特主持编纂的、用波斯语写就的《史集》可以说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史书。它是在位于现今伊朗的蒙古政权旭烈兀兀鲁思（俗称伊儿汗国）政权期间完成的。

公元1295年，第七代伊儿汗合赞通过军事政变夺权上台，改信伊斯兰教，并对国家进行彻底改造，推行了行政改革。为了推行改革，他任命自己的御医拉施特为维齐尔（即宰相）。拉施特出生于伊朗西部的哈马丹，有人认为他实际上是犹太人。合赞和拉施特这对主仆为了重振旭烈兀兀鲁思，一边合力推行改革，一边着手编纂蒙古帝国的历史。

修史的目的有很多。从成吉思汗起家以来已经过去了九十年左右，蒙古已经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东西、实至名归的世界帝国。但是蒙古人——尤其是在“大西征”中同旭烈兀一起来到“伊朗之地”并定居在此的蒙古人——开始逐渐遗忘自己的来源和历史：

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为什么会在“伊朗之地”生活，我们与东方的宗主国“大元兀鲁思”以及其他的汗国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有怎样的血脉联系？

合赞从心底尊敬着忽必烈（忽必烈在合赞即位的前一年驾崩），并希望自己能以忽必烈建造的“大元兀鲁思”为蓝本，也像他那样创造出强大坚固的国家和政权。怀抱着这样一种热情，合赞希望能够唤醒所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蒙古共同体”成员心中对蒙古的认同感。他特别希望居住在伊朗的自己的臣民们能够了解到他们自己所享受的光荣和富贵直接源于旭烈兀、源于他们所连接的蒙古血脉。

合赞希望拉施特编纂的是一部能够起到这样作用的蒙古史。所以《史集》中强烈地反映出了合赞个人的政治立场和见解。合赞不仅仅是修史的号令者，还参与了其中一半以上篇幅的写作和编辑工作。

托普卡帕宫博物馆藏《史集》中记载成吉思汗后妃与子女的部分血缘图

在《史集》的编纂过程中，他们也参考了蒙古皇室共有的“Altan Tebder”（即蒙古语的《金柜秘册》）等秘藏史料。除此之外，从蒙古本土派往伊朗（波斯语中称“yi-lan-en·za-mi-en”，伊朗之地）的孛罗丞相等许多人也为编纂过程提供了信息。蒙古各部代代相传的“旧辞”和族谱等口头和书面的史料都被运用到《史集》的编写中。尽管如此，据拉施特记载，其中核心部分许多内容还是以熟知蒙古诸事及秘史的合赞的口述为基础写就的。

负责编纂的拉施特并没有将编写工作往下委派给编纂人员，而是在处理繁重政务的同时，亲自彻夜编纂。有时在骑马移动的马背上，他也会进行反复的推敲。可以说为了不负主公的厚望，他惜时如金，每时每刻都在努力。

但是合赞并没能亲眼看到《史集》完成。1304年，合赞在繁重政务的压力下英年早逝，时年三十四岁。合赞死后，他的弟弟完者都即位，《史集》便被呈献给了完者都。当时这部蒙古史被称为《合赞历史》或《被赞赏的合赞史》（伊斯坦布尔藏本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名为《合赞历史》，其他的抄本名中“被赞赏”一词表达了对已过世合赞的敬意）。

事实上，当我们静下来分析当时的情势就能发现，合赞下令编纂蒙古史（“合赞的蒙古史”一称可能更为准确）的时候，旭烈兀兀鲁思这个游牧民联合体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当时旭烈兀兀鲁思的国库基本是空的，维系游牧骑士军团的经济能力和国家财政面临枯竭。自从1260年创始人旭烈兀带领西征军来到“伊朗之地”正式建立政权以来，兀鲁思一直没有确定的国家机构，而是被放任自由发展，国家内部反复出现内乱。这些问题就这样被抛给了新汗合赞。在这一关系兀鲁思存亡的紧要关头，合赞为了唤醒原先部族联合的“记忆”，展开了“修史事业”。因此合赞修史并不是单纯基于文化角度的考量，而是非做不可，是客观形势的需求。或者说，合赞正是在这种形势的客观影响下才开始修史的。从这个方面来看，这次修史是政治色彩相当浓厚的“国家政策”。

除此之外，合赞还有一个秘密的小心思。从他的立场来看，在他之前的旭烈兀兀鲁思的王位继承都是极为混乱的。合赞的亲生祖父阿八哈（第二代伊儿汗）和父亲阿鲁浑（第四代伊儿汗）死后，其各自的王弟继位，传承王统。至于合赞通过兵变打败的拜都（第六代伊儿汗）则完全是非嫡系的远支旁系。合赞宣扬旭烈兀——阿八哈——阿鲁浑——合赞一脉相承的嫡长子继承是旭烈兀兀鲁斯的正统。他也是据此来指导“旭烈兀兀鲁思”部分的历史编纂的。因此他主张自己并非武装兵变的篡位者，而原本就是正统的继承人。而且只有通过“嫡统”继承的自己如今推行的国家改革，才能够实现旭烈兀兀鲁思的复兴事业。

然而就在合赞去世、修史即将完成时，蒙古帝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激烈的巨大变化。动摇蒙古帝国统治的中亚动乱以海都之死为界，经1303～1304年迅速平静下来，自那之后，蒙古东西一片和谐。欧亚大陆以再次得以统一的蒙古为中心，呈现出舒适祥和之态。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辽阔的和平之地，在这里铺展开来。

在蒙古人眼里，世界已经被掌握在自己手中。当他们看到帝国与整个世界的巨大变动时，第八代伊儿汗完者都在既有的“蒙古史”基础上，又下令追加编纂当时世界上主要“种族”的历史，修史的任务被再次交给了拉施特。拉施特在合赞去世后依然担任着旭烈兀兀鲁思的宰相之职，他不仅将当地学者加入编纂队伍，还将中国和克什米尔等地的佛僧、基督徒、犹太学者等集中起来，一起进行史书的编纂。

这次编修的史书可谓包罗万象：从人类祖先亚当开始的希伯来预言者们以及古犹太的历史、古波斯的王朝史、从预言者穆罕默德开始的哈里发们的历史、被蒙古消灭的从花剌子模王朝到伊斯玛仪教团的伊斯兰各王朝史、从传说中的乌古斯汗开始的突厥历史，还有从传说中的人类祖先“盘古”到南宋最后一位少主的中国各王朝史以及以“法兰克”为名的欧洲历史、包含释迦牟尼与佛教历史的印度史，等等。

此后，一部以合赞的“蒙古史”为核心，集合了世界各地区历史的史书问世了。该史书将以蒙古为中心的世界作为出发点——这是自然的——史无前例地将此前的世界历史系统化。另外，在合赞的“蒙古史”和完者都的“世界史”之间，还存在蒙古帝国本身的剧变这一背景，因而这部史书也象征着“世界的世界化”。哈吉来历七百一十年，也就是公元1310到1311年间，这部被呈贡给完者都的增补版“新版史书”，以“诸史之集”的含义被命名为“Jāmi’ al-tawārīkh ”，也就是《史集》。

《史集》是当时势力极盛的蒙古用波斯语编成的庞大的“蒙古正史”，同时也是14世纪初之前的欧亚各地区的综合史。而且不可忽视的是，它还是一部由合赞和拉施特这两位当事人亲述的、关于旭烈兀兀鲁思及其重组大业的举世无双、完全同步的同时代史。《史集》虽说是用波斯语记载，但事实上夹杂着许多蒙古语、突厥语的用词，甚至还有来源于汉语、藏语、梵语、拉丁语等语言的词语。

若是没有《史集》，蒙古的历史也无从谈起。不仅如此，在欧亚大陆中部展开的突厥—蒙古系游牧民族的历史也很难得以还原，而伊斯兰史、伊朗史也将失去一部意义重大的参考史料。《史集》是人类历史上一部空前的史书，事实上，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视野的开阔性上，以及在最为重要的资料的真实性上，即使在它之后，世界上大概也都没有任何一部史书可以与之匹敌。它不愧是在蒙古这个前无古人的政权与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前无古人的庞大的历史书。

另外，它也确切地证明了蒙古当时已经明确意识到了“世界”的存在。到了蒙古时代，人类的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拙作也多次在《史集》的指引下，踏上了穿越时空之旅——去往蒙古及这一人类史上罕见的“时代”的旅程。

哥伦布的梦想

公元1492年，哥伦布朝着“大汗国”，即忽必烈大汗统治的东方大帝国“大元兀鲁思”，向西开始了他的航海之旅。他的目的地是大元，而非平常人们说的“倭国”或是“印度”，这在他的航海日志的一开头便有明确的说明。

哥伦布出发时，身上还带着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写给遥远的“乞台”大汗的国书（乞台即中国，严格来讲是中国北部。这一名称来源于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时强盛的契丹辽帝国。波斯语中也有Hitai或Hatai的发音，后传至西方）。同时他还带着一本书——依据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这一人物在东方的见闻写成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又名《寰宇记》，俗称《东方见闻录》）的1485年版。

1485年版《马可·波罗游记》。空白部分上的记录是哥伦布的读书笔记

日本神奈川大学图书馆藏。

哥伦布当时携带的《马可·波罗游记》
[1] 遗留到了今天。在这本书里，随处可见哥伦布所做笔记。尤其是“汗八里”一节，哥伦布在正文左侧空白的地方标注了着重记号，并在偏下的位置记录了“商品不计其数”。“汗八里”指的便是忽必烈的皇都“大都”。

我们今天还不能确定“马可·波罗”这一人物是否真的存在。虽然在威尼斯的图书馆中确实保存有当地资产家马可·波罗的“遗产文书”，但我们并不能保证此“马可·波罗”就是14世纪时周游列国的“马可·波罗”。在当时的意大利北部，有许多姓“波罗”的人家。况且“马可”也不是一个稀有的名字，名叫“马可·波罗”的人必然不会只有一个。

《游记》中许多记录与叙述的真实性，是能够通过其他已经确认的历史文献进行确切验证的。例如关于仅由急行军（蒙古语中称“guyukuqi”）
[2] 构成的、可能兼有密探性质的特种部队，《游记》中用很平常的语气提到过这支部队的指挥官的名字。如果不是跟随在忽必烈大汗身边的人，又怎么会知道这种人物的名字呢？关于这名部队指挥官的存在与职务，不久前在某波斯语的年代记和汉语文献中刚刚得到验证。

但是仅凭这些，我们也无法确定“马可·波罗”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关于马可·波罗与其父亲、叔父坐船从印度洋返航的记录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游记》中记录，马可·波罗遵照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命令，护送蒙古公主嫁往旭烈兀兀鲁思所管辖的“伊朗之地”。其中，同行一正两副三名使者的名字与拉施特《史集》的后续史书《瓦撒夫史》中的记录完全一致，而且事情的前后经过也基本相符。唯一不同的是《瓦撒夫史》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一家三人。（《瓦撒夫史》是地位仅次于《史集》的波斯语基本史料。其原名为Tajziyatal-amṣār wa-tazjiyat al-a’ṣār ，即《土地之分割与世纪之推移》。作者瓦撒夫
[3] 将此书呈献给伊儿汗国的完者都汗时，被授予了“Waṣṣāf al-Ḥaḍrat”的称号，意即“御前颂词者”。而这部史书也因为名字太长，而参考瓦撒夫的称号，被简称作《瓦撒夫史》，意为“颂词者的历史”。作者本人也被通称作瓦撒夫。）

像这样的例子在《游记》中还有很多。不管记录有多正确、多详细，最重要的“马可·波罗”一行人似乎还是被推到一边，隐于浓雾之中，怎么也捉摸不到——这也是“马可·波罗密探说”，尤其是“马可·波罗是罗马教皇派往东方探查当地情况的密探”等说法的来源。总而言之，像《史集》《元史》等正史的文献中，完全没有记载能够明确地证明《游记》一书中的“马可·波罗”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游记》中经历和见识了种种事情的原型是一定存在的（原型有可能是一个人，也有可能是多个人，不过这并不重要），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并不能断定。

冠以“马可·波罗游记”之名的抄本有许多版本，并在欧洲各地广泛流传。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游记》是现代的文献研究者、历史研究者从各个版本中选校补订而成的校订本和译注本。虽然研究者都在“情况一定如此”这一设想的前提下整理出一个所谓的“完本”，但是我们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去证明这本书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

马可·波罗本人和他的游记的真实性让人无法看清。但其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在14世纪后半叶之后的欧洲，“马可·波罗”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是绝对存在的。

哥伦布的船队出发时，忽必烈兴建的帝国“大元兀鲁思”早已不复存在。但借马可·波罗及其一家之名，根据多位欧洲人的所见所闻所汇成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得益于15世纪时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游记》就这样成为最早的一本畅销书。

其中最能够吸引欧洲读者的，大概便是围绕着大都展开的对东方之富的描写了。《游记》不惜笔墨，对东方巨大城市元大都那令人惊异的繁华以及那整齐划一的统制之美，做了精彩又浓重的描写。整本书中最不负《百万之书》一称、用百万这一庞大的计量单位描写最多的也大抵是关于大都的部分
[4] 。

在欧亚大陆东西被联结在一起的蒙古时代，东方在蒙古的统治下展现出空前的繁荣。与此相比，欧洲就显得极为微不足道。所以，欧洲人争相阅读《游记》，使“马可·波罗”变得真实起来。即使是蒙古时代已经过去，东方之富的魅力还是一直不断地吸引着欧洲的注意。所以哥伦布也相信了“马可·波罗”的话，带着开拓一条与大汗之国通商道路的信念出发了。憧憬和超越了时空的“记忆”鼓舞着人们去行动。

实际上，在忽必烈的大元帝国解体之后，大都也被更名为“北京”，作为明朝的首都继续存在着，但哥伦布却无从得知这一点。但是与此相对，他为欧洲人带去了另一份贵重的礼物。

美洲大陆上的原住民已经独自经营着自己的世界多年，拥有了很长的历史。在欧洲人眼里，资源丰富、面积广阔的美洲大陆就在他们手边，是他们发展的方向。在那之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征服”开始了。欧洲人既是野蛮的，也是幸运的——不，应该说是有些过于幸运了。

当住在欧亚大陆边缘的欧洲人将美洲纳入囊中之后，人类史的发展方向发生了巨大而激烈的转折。“欧洲人的侵略”是与哥伦布的梦想同时开始的。哥伦布最初想开辟到大汗之国的航线，最后却到达了美洲。不过哥伦布本人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还是坚信自己曾到过的那些海岛是大汗之国的一部分。

蒙古将欧亚大陆联结为一个整体，并开辟了自己的时代。关于蒙古的记忆和遗产无论好坏，都继续推动着整个世界向一个整体的新时代前进。历史由一个一个的偶然发展成了不能否定的必然。

巴托尔德一生的挑战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一名伟大的俄国历史学家出现了。他便是巴托尔德。

他以波斯语文献为中心，结合阿拉伯语、突厥语等多种语言的第一手史料，对亚洲历史进行研究，特别是从欧亚大陆内部对其历史进行了认真仔细的重新建构。巴托尔德依靠非凡的能力和学术天赋，进行了常人所不能的努力和钻研。他对在他之前的历史研究认识发起了从其根源开始的怀疑和挑战。

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巴托尔德生于1869年，逝于1930年。他几乎将人生的每一天都奉献给了研究。特别是在刚进入20世纪的1901年，他就任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之后，巴托尔德就把精力全都放在了历史研究上。革命也好，苏联的成立也好，都没有对他的人生产生太大影响。

巴托尔德

出自《瓦弗·巴托尔德院士全集》。

他的研究可以说是以蒙古时代为中心，这是因为关于蒙古的史料较多，而且蒙古史贯穿了欧亚大陆的古今东西，在重要性上也胜过其他地区和时期的历史。《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便是他的著作之一。这部鸿篇巨制被收录于他的俄语全集之中（共10册），读过的人无不赞叹感喟。

得益于他的研究，原本并无确凿依据、缺乏大脉络而难以捕捉的中亚及亚洲内陆地区的历史变得明朗起来。在此之前，人们认为亚洲内陆是不怎么重要的，但是巴托尔德的研究让人们看到，实际上，亚洲内陆与西亚、中东、印度和西北欧亚大陆等“文明圈”的历史紧密相联。读过他的著作的读者都提不出异议，并将他的主张作为严肃的事实而接受，即欧亚大陆的内陆世界也是人类史上如同钥匙一般的重要地区。同时，他也解释了长时间以来所构建的“世界史”到底是怎样一种东西。

巴托尔德出生时，正值“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亚洲的狂潮。在亚洲内陆勉强度日的游牧民族就如同人类社会的边缘人一般。因此，亚洲内陆和生活在那里的游牧民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也被边缘化了。

这种边缘化的印象在当时的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是思想家和理论家也不例外。例如黑格尔、兰克、马克思、斯宾格勒等人对世界和世界史的看法亦不能免俗。他们怀有一种“欧洲是文明世界”的优越感，并没有想去了解欧洲以外的人和事。

但巴托尔德似乎就没有这样的偏见或思维定式。他通过严谨、纯粹的文献研究，证明了这种共通认知是错误且愚蠢的。人们的认识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不，是“应当”发生了变化。

在当时，新的文献和资料不断从亚洲内陆各地出土，在欧洲学界引发了一种热潮。在这些研究者中有俄国的拉德洛夫，还有法国的爱德华·沙畹和他的后继者伯希和等，不乏有数位开创先驱的泰斗级人物。不仅仅是亚洲史研究，从各个领域来说，欧洲的19世纪到20世纪初都是一个巨匠云集的时代。

但若不顾误解而在此直言，巴托尔德才应该是其中地位最高的历史学家，而且明显比其他学者高出一大截。他不仅研究中亚史，还为人类史和世界史梳理出了一条不可或缺的“主心骨”。巴托尔德并没有沾染近代以来以西欧为中心的价值观，使历史群像被等级化，而是将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平等的考量，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叙述一个宏大的故事。

巴托尔德全身心投入到极为朴实的文献研究世界中。我们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一点轻佻浮夸的东西。而且，他的研究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财产。如果没有他的研究，我们现在普遍承认的历史面貌实际上是无法成立的。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但我们都是站在巴托尔德的肩膀上，借助他一生钻研的成果进行历史研究的。

以时代之名

13世纪，蒙古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版图。此后到14世纪后半期的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蒙古一直是世界和时代的中心。人类和世界的发展进程自“蒙古时代”开始从根本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蒙古帝国站到了欧亚世界中先后兴起又消亡的各个游牧国家、草原帝国的最高点，而且，在蒙古时代后期，它还取得了农耕世界，并扩展到海洋世界，形成了空前的陆海兼备的巨大国家。以蒙古为中心，欧亚世界首次实现了贯通东西的连接，世界、世界史也从这时开始，形成了一个可以一览无余的整体格局。

当我们思考蒙古帝国之时可以发现，虽然有一件件已知晓的事，但还有很多未解的内容。可以说，很多事实直到今日，即使我们游遍了二十多种语言的多语种原始文献海洋，也有可能找不到其含义而只能继续漂浮其中、等待其被发现。但是，就算我们冲出所有谜团，摆在我们面前最难理解的，还是“时代”。为何人类历史会在此时突然汇聚为一个整体？仿佛之前所有的漫长岁月都是迎接这一“时代”的前奏。同时，在蒙古时代之后可以看到，“时代”在漫长的停滞期中不断下沉，只有在帖木儿王朝大放异彩的中亚地区是唯一的例外，这仿佛也是为新“时代”——“大航海时代”的出现所埋下的巨大伏笔。

关于当时蒙古是否肩负着可以称为“时代的使命”的存在，我们不得而知。但从结果来看，蒙古为人类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上，它都为发展至今的世界及其发展过程留下了不可否认的巨大影响。为这个名为“时代”的存在画一幅简单的素描，这便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1] 以下简称《游记》。——译者注

[2] 汉字写作“贵由赤”。——编者注

[3] 本名为Abdallah ibn Faḍlallah sharaf al-Din Shīrārī，14世纪波斯历史学家。——编者注

[4] 《马可·波罗游记》的日译本也称《百万之书》。而马可·波罗由于常用“百万”一词而被称为“百万先生”。——译者注

Ⅰ 时代的产物蒙古

收录在《中国历代帝后像》中的成吉思汗肖像。该图为想象图，可能是在中国化的基础上作成的。若是仔细查看，我们就能发现它与忽必烈画像（第Ⅱ章扉页）的轮廓基本相同。史上几乎没有关于成吉思汗容貌的记载。虽然有波斯语文献称成吉思汗的容貌是具有西方人特征的彪形大汉形象，然而其真伪并不能确定。

1 蒙古国的诞生

黎明之前

公元9～10世纪，整个欧亚大陆正处在变动的前夜，而这变动的源头就位于欧亚大陆正中央的草原上。

唐王朝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变得摇摇欲坠，而在协助唐王朝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欧亚大陆东部霸权的回鹘汗国也于公元840年土崩瓦解。回鹘各部落纷纷离开蒙古高原，向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迁移。此后，突厥人纷纷进入中亚、西亚以及中东地区，即历史上所说的“突厥西迁”。

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有部分突厥人广泛分布在中亚地区。但在突厥西迁之后，中亚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突厥人的世界，时至今日也不曾改变。大部分西迁的突厥人选择了信仰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向西亚和中东迁移的突厥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斯兰世界的版图，并先后建立了塞尔柱帝国、伽色尼王国、花剌子模、马木留克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等——他们强大的军事实力使这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

在南亚，突厥人的伊斯兰政权掌控了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恒河平原，建立了古尔王朝、德里苏丹国（苏丹来源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的sultān，也有苏丹的地位、权利、王权、政权，以及君主制、支配、统治等含义）等政权，直至莫卧儿帝国而终。故而印度北部地区的政治结构与中亚相同。

在东亚，突厥人的活动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大有作为的一支是属于正统突厥人的沙陀族，而另外一支则是与蒙古人更为接近的契丹族。这两个民族在唐朝和回鹘联合的时期并没有登上政治舞台，其势力在回鹘解体、唐朝走向灭亡后才逐渐抬头。

公元907年，盐贼（盐在中国古代价格很高，并由国家独揽贩卖。政府将低价倒卖私盐并用武力抵抗政府取缔、有叛乱可能性的民间私密组织称为“盐贼”）出身的朱全忠结束了名存实亡的唐朝统治，自立为皇帝，建立了后梁，定都于黄河中游的开封。同时期，契丹部落联盟在耶律阿保机的带领下壮大起来，而后者也于现内蒙古翁牛特旗附近即位称帝，是为契丹帝国（契丹帝国于947年灭后晋，入主开封，真正开始了对中华大地的统治，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同年，契丹改国号为“辽”。）另一边，活跃于山西地区的沙陀族在其实质上的首代领袖李克用治理期间，未能击垮位于开封的朱全忠政权。但其子李存勖继承父业，在923年击败后梁后称帝，建立了后唐，正式入主中原。事实上，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都是突厥系的沙陀政权。当时的突厥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含义。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与后唐等突厥人政权不同，北宋是由出身华北的汉族人建立的王朝。北宋成立后并没有统一中国，而是与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当时的契丹帝国除了控制热河地区一带之外，还间接统治了蒙古高原东半部，占领了包括部分渤海沿海地区在内的东北全境以及中原北部的燕云十六州，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使北宋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境地。可以说，10～11世纪的欧亚大陆东部是契丹人的天地。

到了12世纪初期，由于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契丹帝国被金朝吞并。金朝是由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所建立的新兴国家。1125年契丹帝国解体后，半数契丹人归降金朝，或成为金朝重要的军事力量，或成为金朝的官员。

有一部分契丹人在耶律大石的率领下集结蒙古高原上的各势力，迁移到中亚地区。在之后的1132年，横贯帕米尔高原东西的新契丹帝国成立了。这个新的契丹帝国在历史上一般被称为“Kara-Khitai”，不过这并不完全准确。其实契丹人的叫法是“Kara-Khitan（哈剌契丹）”，意即“黑契丹”。“Kara-Khitai”是这一名称的波斯语叫法，因而在伊斯兰世界的史料中出现契丹族时，都会用“Kara-Khitai”来表示。蒙古时代的中国则称这一新的契丹国为“西辽”。

在这之后，欧亚大陆中部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耶律大石与塞尔柱帝国的桑伽在撒马尔罕附近的卡特万平原交战，欧亚大陆东西方势力的正面碰撞开始了。通过贯通亚洲东西，经营游牧生活的契丹人，或者蒙古人，站在了世界舞台之上。另外，契丹帝国虽是其典型代表，但游牧国家本身的内部构造与之前相比也变得越来越严密，这是时代的潮流。

若将目光转向同时期的西方可以看到，11世纪末期欧洲的基督教世界，有一支冠以“十字军”之美名的势力正在向东地中海沿岸袭去。十字军也并非昙花一现，其势力延续长达两个世纪之久，代表了当时世界的另一股潮流。

从东向西、从西向东——就这样，欧亚大陆的东西两半被首次真正地贯通起来，时代演变也更为波澜壮阔。但是在12世纪的欧亚大陆上，并没有存在一个真正大型的政权或是大规模的国家。可能这便是一个横亘欧亚大陆的大国将要出现的前兆。

被黑暗包围的高原

如今，这片土地被称为“蒙古高原”。但是事实上，在大元帝国一半的蒙古人退回这里并且将这里当作自己的活动场所之后，这片高原才成为名副其实的蒙古高原——这是15世纪之后蒙古灭亡以后的事了。

但是为了方便，我们通常把这片高原称为“蒙古高原”。蒙古高原上有欧亚大陆面积最大、质量最优的草原。早从匈奴时代开始，掌控了蒙古高原的民族就能成为欧亚大陆草原世界的代表力量。然而，自从回鹘汗国瓦解以后，蒙古高原便持续了长达约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割据，没有一支力量能够统一蒙古高原。这也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状态。

在这三个半世纪里，首先在蒙古高原上抬头的势力便是契丹帝国。之后金帝国的势力（虽然是间接地）也延伸到了这里，特别是东部一带。虽然在根据史料推测的区域中未出现，但“哈剌契丹”即西辽的影响力也有波及蒙古中西部的迹象。

这几个力量的兴衰似乎都显示出高原上的牧民们“害怕统一”的一面。只要有实力的势力或牧民英雄稍有出现，其他牧民就会推出另外一支力量与之抗衡，持续上演着对立抗争的戏码；如果这些对抗的行动不能奏效，就会大军北上直接与其进行战斗。软硬两方面的干涉持续不绝。

那时，高原上不断涌现出强悍的势力，但都不能长久。结果在事实上和史料表现上，高原都被黑暗所长期包围。

迟暮的苍狼

13世纪，由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在这段黑暗的历史中突然崛起。

虽然次数不多，“蒙古”一词在唐朝的史料中就已经有所提及。然而成吉思汗此人却似乎被种种谜团包围，让人捉摸不透。成吉思汗本名铁木真，生于乞颜氏，即孛儿只斤氏（发源于蒙古高原东北部，是蒙古部的一支小部落）。其父为也速该·巴阿图儿，其母为诃额仑。孛儿只斤氏并非族长，只是蒙古部的一个支流，虽然不是平民，但也不是特别突出的牧民贵族。成吉思汗的血统便大抵如此。

对于成吉思汗生涯的记录，古今东西的著作汗牛充栋，但事实上其可信度都有待商榷。由于关于他的史料大多含有虚构的成分，所以很难分辨哪些是传说和创作，哪些是史实。其中，成吉思汗的子孙也编纂了一些记述其生平的著作。中文正史《元史》、以汉字记载的蒙古语著作《元朝秘史》以及用波斯语写成的蒙古正史《史集》，这三部史料是研究成吉思汗生平的基本史料，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文献可供参考。其实，这些史料之间也有内容不统一之处，以成吉思汗掌权之前的阶段尤甚。

我们今天看到的相关著作，大多都是以这三部史料的其中一部或两部为基础。但要写作能作为历史研究而足以信赖的成吉思汗传，就要求研究者最少能拥有通读中文、蒙古语和波斯语资料的能力，在从根本上对这三部史料进行细致研读的基础上，还需能够搜罗出其所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找出在何处存在何样的问题，并要对每一个细节都有清晰的认识——虽然这是研究成吉思汗的理所当然的基本要求，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而迄今为止，该领域虽已存在不少优秀的著作和学说，但大多都是囿于研究人员和历史学家自身个性的见解、感想、评论和讲述。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各史料一致认为，成吉思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是公元1203年秋，即他打败克烈部的王汗、成为蒙古高原东半部的王者时。也就是说，在那之后，他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受到了来自周围地区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这一点，各史料基本是一致的。成吉思汗于1227年逝世，后人对他的研究便集中在1203年到1227年这二十五年，也就是他作为草原王者的二十五年。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点：成吉思汗真正作为掌权者活跃在历史上时，已经有相当大的年纪了。关于他的出生年，史学界有1155年、1161年、1162年多种说法。综合以上三种说法，成吉思汗在1203年时便可能为四十八岁、四十二岁或四十一岁，都已经是年逾四旬的“高龄”了（另有一种说法为，成吉思汗出生于1167年，1203年时仅为三十六岁）。经营游牧生活的牧民们必须克服严苛的自然环境、进行永不停歇的游牧，所以身体衰老得特别早，四十多岁就算是“老年人”了。草原苍狼事实上是已至暮年的苍狼，这对研究成吉思汗具有不容小觑的意义。

成吉思汗的追求

小小的蒙古部为什么能够成为高原牧民联盟的中心，成吉思汗又为什么能够促成已经消失了三个半世纪的牧民联合呢？

说实话，这些问题谁都讲不清楚。迄今为止的种种观点都是掺杂着臆测的结果论。成吉思汗本人的素质再好，笼络人心的手段再高明，在那可儿
[1] 即“僚友”关系下所集结的幕僚、信臣中的向心力再强，也不能说不存在其他类似的牧民英雄。为什么只有在这个时期，由这个人率领的这样一个集团能够成为牧民联盟的中心呢？这很难解释。

成吉思汗的称霸之路上充满了大量偶然的因素。他打倒王汗靠的是奇袭。铁木真在当时应听命于王汗，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王汗的推动下，蒙古高原正向着联合的方向发展，而铁木真打倒了自己的主人并夺走了这一事业的成果。不过，在铁木真率领的蒙古部幸运地打下蒙古高原东部时，大部分的高原牧民（不仅仅是东部，而是整个高原）应该都对这个领导者和他率领的蒙古部产生了期待的吧。若非如此，铁木真仅用短短两年就在这样一个对立不断的高原上一气呵成地实现统一，只能是天方夜谭。

牧民们所求为何？也许其所求正是“统一”本身。这是由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亲手完成的让高原走向统一和组织化的过程。只有这样，曾经无休止的对草场的武力争夺才会停歇。想必牧民们自己也清楚，只有他们团结起来合而为一，才能形成能与周边地域相抗衡的强大力量。

基于上述条件，已经成为高原东半部霸主的铁木真就成了理想人选。铁木真当时虽已为领导者，有了值得尊敬的血统，但并不是可以以此狂妄自大的名门。上了年纪的铁木真饱经风雨、经验丰富，不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对“伊利”（即同伴）十分热情，调停牧民之间冲突的能力也很强。此外，蒙古部本身是一个较小的部族，后来才逐渐壮大，是一支“刚出炉”的新兴势力，也许这样一种力量反而能够成为联合的核心。

总而言之，实现高原统一的机会可能是偶然与各种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高原的统一却是牧民们共同的期许，我们只能说是成吉思汗和蒙古部具备了与此相称的资格和条件。

淳朴的牧民和坏心的邻人

1221年，南宋的使节来到了成吉思汗统治下的蒙古地区。在其撰写的《蒙鞑备录》中提到，蒙古牧民实际上是一群淳朴的人。在十一年后的1232年，蒙古已由前次使节到访后不久就登基的第二代大汗窝阔台统治，此时又有南宋使团来到这里。在其所写《黑鞑事略》中，也有类似的对蒙古人的描述。

由于这些正面描述出于往往会丑化游牧民族的中原士大夫之口，所以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在这两部书中都提到，当时善良的蒙古人正被一些“坏心”的人所操控。而两书有关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等蒙古掌权者的坏话却意外之少。契丹人和女真人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提到他们时，南宋使节的文字都会变得尖酸刻薄且毫不留情。成吉思汗的重要智囊——耶律阿海和耶律秃花两兄弟也被放在了批判的首列。另外，南宋的使者们对在窝阔台统治时期任职于中书省的耶律楚材、粘合重山等也没什么好印象，尽管他们当时只是基本无实权的必阇赤，即掌管文书的官员。

这些内容反映了一个侧面的事实。成吉思汗从铁木真时代开始，就已经网罗了一些契丹人、女真人甚至是穆斯林作为幕僚。中亚出身的札八儿·火者（“札八儿”是阿拉伯语、波斯语中“Ja’far”的讹音）等穆斯林暂且不论，契丹人和女真人是从金朝脱离出的民族，而金朝应该是蒙古的最大敌人。他们之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在铁木真一统草原的大业前途未卜时加入的，将自己的命运赌在了他身上。

在牧民统一形成之后，幕僚们向成吉思汗建言献策，促成了蒙古的对外远征。其中对金朝的远征包含了契丹人复仇的因素，这大概也是确实存在的。不过事实并不仅仅是这么简单，个人的野心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对于他们而言，蒙古的发展是与其自身、家族和整个部族息息相关的。

在蒙古高原周围，有金帝国、西夏王国、高昌回鹘王国、葛逻禄王国以及所谓的哈剌契丹等大量“坏心”的邻人存在。蒙古的这些邻人既拥有知识和经验，又掌握着丰富的信息并建立了良好的组织。其策略、骗术以及操控人的手段是蒙古牧民所望尘莫及的。要和这类人进行对抗，就需要有这类人的同类的帮助。而将自己的未来赌在成吉思汗与蒙古身上的契丹人和女真人，也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尤其是契丹人，他们的语言与蒙古语基本相同，而且在游牧民帝国统治上也是蒙古人的伟大前辈，用蒙古人的老师来称呼他们也并不为过。这些人中有的同时掌握了汉语和女真语，是会多语的“文明人”。

具有纯朴之心和优秀战斗力的战士，与富于政略、手段和野心的各种“文明人”走到一起，一同构成了世界帝国蒙古的根基。

蒙古帝国的构成

1206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上游附近的草原举行了即位仪式，拥有了“成吉思汗”之称。“成吉思”的含义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汗”则是中亚突厥系与蒙古系人对“君主”的称呼。

成吉思汗即位之后，马上开始对牧民管理进行组织整编。他将处于其管辖之下的牧民重新编为九十五个千户，千户之下又有百户和十户。这种十进制的组织体系是匈奴以后草原国家的传统。在高原统一之前，塔塔儿
[2] 、蔑儿乞、克烈、乃蛮等诸多势力都采用过同样的组织形式。成吉思汗则是将这一组织形式以便于其控制的方式进行了重新编制。同时，成吉思汗还任命了千户长。协助成吉思汗称霸的族长们直接成为千户长，有的人还同时拥有若干千户。总体而言，被任命为千户长的都是来自成吉思汗的“那可儿”。也有人是因为在成吉思汗的命令下召集起了分散在各地的本族人而被封为千户长。百户长与十户长通过千户长的推荐进行任命。

在重编千户和任命千户长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成吉思汗将子民分给了自己的族人管辖。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每人各分到四个千户。他们三人的领地位于蒙古国国的西方，地处阿尔泰山附近，因而王国右翼为诸子兀鲁思。另外，他的三个亲生弟弟合撒儿、哈赤温和斡赤斤则分别得到了一个、三个和八个千户，他们的领地位于高原东部的“金阿林”，即兴安岭附近，因而王国左翼为诸弟兀鲁思。

就这样，蒙古帝国形成了三家在东、三家在西、成吉思汗本人及其小儿子拖雷在中的格局。直属于成吉思汗的多数千户又被分给了孛儿出（在西）和木华黎（在东）两名元老。因而大体上蒙古帝国被分为了左右翼两大部分。成吉思汗又将千户长、百户长和十户长的子弟集中起来，组成名为“怯薛”的近卫军，守护分置于四个地方、被称为“斡鲁朵”
[3] 的游牧宫廷帐篷群。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建造的这一王国的结构，从南面来看，最外侧是分布于左右两翼的各三个同族王，其内一层是大致可分为左右两部分的若干个千户，最内层则是成吉思汗本人以及守卫四处斡鲁朵的怯薛军。如展开左右双翅、尽情舒展的飞鹤一般的样子，就是新兴国家蒙古的形状，这也是日后元朝的雏形。

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国家被称为“也客忙豁勒兀鲁思”，意为“大蒙古国”。这个新国家的成员虽然出身、语言、容貌都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蒙古”。在那时，蒙古还不是一个民族的名字，只是一个国家名，所以将其理解成为由一个单一民族构成的集体实际上是错误的。大蒙古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是作为多个家族兀鲁思组成的多重构造的联合体而起步的。

第一次对金战争

在新国家的组织化和内政管理基本定型后，成吉思汗迅速发动了对外战争。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很有可能因为周边国家的计谋和离间而出现通敌的情况。发动对外战争则能够满足牧民们对战利品的期待，也能够通过将刚刚统一的国家置于战备状态来保证成吉思汗本人继续对国家进行统率和控制。可以说，这是成吉思汗王国使牧民们能齐心协力的最佳手段。

从1211年至1215年的足足长达五年的第一次对金战争是一次举国上下团结一致的大规模战争。成吉思汗仅将一小部分兵力留在蒙古本土，而将其他的军队调往蒙古戈壁的南部，以内蒙古草原为据点，展开了对金历时五年之久的持续攻击。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蒙古王国便将内蒙古草原和在此活动的契丹游牧军团顺利纳入麾下，这归功于耶律阿海和耶律秃花两兄弟的引荐。内蒙古草原上本属于金朝的优良牧场和健硕战马也皆被成吉思汗收入囊中。在战争的一开始，金朝就失掉了有“虎之子”美誉的战斗部队和机动力量。新加入的契丹人，也直接成为了“蒙古”本身的一部分。

战争的第二阶段是在金朝统治之下的东北、华北地区展开的滚碾式作战。蒙古军队不拘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像疾风一样，将一处席卷一空后又迅速将矛头指向下一个地方——他们进行的是掠夺。在蒙古军队的攻击之下，金朝的首都燕京，即中都（现北京城区西南一带）被陷于孤立的境地。至此，皆是意料之中的行动。

在战争的第三阶段，令人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了。蒙古军虽如预料一样包围了被孤立的中都，但之后并没有像其他战争中的进攻方式一样去攻陷城池，而是向金朝要求缔结“城下之盟”。金朝的统治者自然是求之不得，他们向蒙古人献上了宗室女子和以银两、绢匹为主的贡品，并承诺以后每年都要向蒙古缴纳这些贡品作为岁币。得到了好处的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回到了内蒙古草原。对他而言，这些好处应该就已足够了。

然而在那之后金宣宗向南逃难到开封（定都后更名为汴京），只将前线司令部留在了中都，这明显违背了金蒙议和时的盟约。而且，当宣宗启程后，其他南迁队伍行至中都南郊的良乡时，随行的乣军发动了叛乱。由契丹以及其他多个种族构成的乣军开始进攻中都，并向成吉思汗请求支援。可能成吉思汗在发动伐金战争时，并没有想到要把金朝完全消灭，只是想给予其一定的打击，从而消灭军事上的威胁，并获得经济上的支持。但是，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成吉思汗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动，毫不犹豫地攻陷了中都。第一次伐金战争就这样在既成功、又未完全消化战争果实的情况下拉下了帷幕。金朝则于贞祐二年（1214年）五月（年号与月份皆为阴历纪年）完全舍弃了黄河以北，向南逃亡（史称“贞祐南迁”或“贞祐南渡”）。就这样，金朝沦为了一个仅占有河南与陕西的地方政权。黄河以北的地区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大大小小的武装势力此起彼伏。

蒙古通过这场战争得到了内蒙古草原和过去所称的“燕云十六州”。金朝的发源地满洲地区与金朝政府的联系也渐渐淡化，分布于满洲的各个势力纷纷投降蒙古。就这样，蒙古成为了亚洲东部的霸主。

向西进军！

成吉思汗刚刚从伐金的远征中还朝，就开始着手准备对西方的花剌子模王国的远征。1216年，成吉思汗领兵回到蒙古戈壁以北，次年，授予出身札剌亦儿部的老将木华黎“太师”“国王”的封号，并将名为“五投下”的五个强大的部落（札剌亦儿、弘吉剌惕、亦乞列思、兀鲁兀惕、忙兀惕五部）、左翼二十四个千户、新加入的契丹·乣军二十个千户交由其管辖，将现属于中国的领土委任给了他。成吉思汗本人则率领其余的部队西进。蒙古被分成两部分管辖，耶律阿海和耶律秃花两兄弟也被分开，兄长耶律阿海作为“参谋长”与成吉思汗一同向西面进军，弟弟耶律秃花作为木华黎的副将镇守东方。

在成吉思汗将镇守部队和进攻部队安排妥当之后，全体蒙古军队从1216年开始得到了两年的休整时间。为了即将展开的大远征，蒙古可谓做到了在牧民世界中可能做到的一切准备工作，并为了获得情报、施展计谋，向西方派出了通商商队。成吉思汗此番西征的目标是哈剌契丹和花剌子模。

但是此时，西辽国基本上已经走上了自我灭亡的道路。乃蛮部（在成吉思汗即将统一高原时被征服）王子屈出律带领一部分残存的乃蛮军于1208年投奔西辽国王直鲁古，并娶其女儿为妻，做了直鲁古的女婿。之后，屈出律又背叛了他的岳父，篡夺了西辽皇位。

原本信仰景教的基督徒屈出律在成为西辽国王的女婿之后，改信了契丹族的佛教。在其篡位成为国王之后，又强行推行佛教信仰。其本意可能是为了赢得契丹人的支持，但其强硬的做法却招致当地穆斯林们的集体反抗。1218年，成吉思汗的部将哲别率领两万骑兵作为先锋进军西辽，屈出律放弃了刚到手的权力仓皇出逃，但还是在帕米尔山区被捕，后被斩首。当哲别和札八儿·火者带着屈出律的首级抵达当地各城城门之下时，当地居民们都会欢呼起来，热烈迎接他们。

东突厥自然而然地成为蒙古的领土，高昌回鹘和葛逻禄也已臣服于蒙古。特别是高昌回鹘，直接并入了蒙古，成为其一部分。已成为绿洲通商国家的高昌回鹘的人们，将其智慧与信息献给了蒙古人。与契丹人不同，畏兀儿人成了蒙古人的智囊。

绿洲的太阳——花剌子模

1077年成立的突厥系军事政权花剌子模王朝，以锡尔河下游的花剌子模地区为根据地，在进入13世纪后开始了迅猛的扩张。当时的花剌子模国王阿拉乌丁·摩诃末二世若不是不幸与在成吉思汗率领下蓬勃发展的蒙古相碰撞，那么他不仅是在中亚史上，可能在伊斯兰史甚至世界史上都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花剌子模曾与乃蛮部的屈出律联手背叛“老大国”西辽。在西辽逐渐失去宗主国的权威之后，花剌子模的算端摩诃末
[4] 开始活跃起来。算端摩诃末先将被称为“河中地区”（阿拉伯语原意“朝向河流的地方”）的锡尔河、阿姆河两河流域的大绿洲占领下来，接着又灭亡了位于现阿富汗地区的神秘政权——古尔王朝，进而意欲将努力圈向伊朗方面扩大，染指位于巴格达地区、正有实力恢复迹象的哈里发政权阿拔斯王朝。可以说，花剌子模王朝是伊斯兰世界一个不断壮大的明日霸主。13世纪之初的欧亚大陆上，两个太阳正在同时升起，东有蒙古，西有花剌子模，在这样的形势下二者的激烈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1219年秋，成吉思汗令末弟斡赤斤镇守蒙古高原，自己则率领军队迈上了向西的征程。这次西征的导火索发生在一年之前：1218年，成吉思汗派出的商队行至花剌子模东部边境的讹答剌
[5] 时，全部人马尽遭屠杀——这是一直以来的定论，也就是说，成吉思汗的西征是一次报复性的行动。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在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成吉思汗在伐金战争结束后刚刚回朝（1216年），就开始着手策划西征。对哈剌契丹和花剌子模的进攻是一气呵成的，这在拉施特的《史集》中也有记载。被屠杀的商队实际上是成吉思汗派来刺探敌情的间谍团，花剌子模将其全部消灭也在情理之中。

蒙古人的进攻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蒙古军队遵从事前制定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包围攻陷了花剌子模边境的一个个城市和要塞。

与此相对，算端摩诃末采用的基本战略是专守防卫。即，将兵力分散分别镇守在各个城市。这一战略一直受到伊斯兰史学家的强烈批判。可采取如此下策也是无奈之举。

摩诃末能够带领花剌子模如此迅猛地崛起，得益于活跃于咸海北方剽悍的游牧民族，即突厥系康里人的武力。然而，康里人仰仗和直接听命的是摩诃末的生母、同样身为康里人的秃儿罕可敦。花剌子模内部，实际上分裂出了摩诃末及其母亲所代表的两方面势力。所以摩诃末害怕的是将军队集结在一起这件事本身——他害怕康里人会掀起兵变。但这也成了花剌子模王朝的致命伤。蒙古人通过周全的信息收集和地下工作，明白了花剌子模只是“纸老虎”，从而对其进行了彻底的内部分裂。在当时，蒙古人的计谋甚至算计到了秃儿罕可敦。

蒙古军队利用骑兵将战争引入持久战，趁敌方疲惫撤退时再一举反攻将其歼灭。蒙古人通过这样的战术瓦解了摩诃末获胜的希望。在攻城战上，蒙古人也展示出了良好的应对能力。见识了这一点的摩诃末于1220年4月放弃了之前从喀喇汗国后裔手中夺来的、刚刚作为首都的撒马尔罕城，越过阿姆河独自向西逃亡。算端摩诃末还向分散在各地的儿子们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如此惊人的快速撤退也可能是一种战术撤退。蒙古军队并没有向阿姆河以南进发，而是选择向西，展开了游击战。

但是国王自身极为异常的逃亡却导致了“寄木细工”
[6] 式的花剌子模的瓦解。蒙古军队在战争开始后短短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就把花剌子模的势力驱逐出了河中地区。

蒙古并未进行“破坏”？

西征的战场逐渐转移到伊朗东部的呼罗珊、阿富汗地区，但是在这里，蒙古军队的行动却变得奇怪起来。蒙古人的军队似乎失去了计划性，突然一变，开始了无意义的战斗、攻击和杀戮。这恐怕是因为其情报调查工作做得不够，反而被逃亡的花剌子模军队牵着鼻子，糊里糊涂地陷入了此种境地。成吉思汗在呼罗珊地区的战斗陷入了困境。

与此同时，蒙古军队还对平民展开了大屠杀。伊斯兰的史书中记载到，蒙古人在当地各处展开了数以百万计的屠杀。这种认识被人们盲信，是蒙古人一直被称为“屠杀者”“文明破坏者”的来源。

但其实，当时该地区并没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在伊斯兰的史书中，数字表记多用一位数或两位数，本身带有估计的性质。有人认为伊斯兰的史书中记载了大量由蒙古人统计的数据因而较为可信，但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在当时的军事故事中，“破坏”和“杀戮”并不是罪恶，反而是军功的体现，所以尽其所能地夸大也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人权是近现代社会才产生的概念。

说起来蒙古人本身就用“大屠杀”“大破坏”进行造势，希望通过散播其恐怖的形象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是一种刻意为之的“恐怖战略”。当然，蒙古人的确进行过破坏和杀戮，但并不是像人们之前所说的那样穷凶极恶。最重要的理由是，如果真的杀光毁尽，之后要如何是好？得到一片只有废墟和尸骸的土地对蒙古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

事实上，中亚地区在蒙古军入侵之后依然保持着繁荣。已被“破坏殆尽”的赫拉特和内沙布尔从蒙古时代到后来的帖木儿王朝都依旧存在。不过，认为这些城市实际上都是先被破坏又被重建的这种异议或许也有保留的余地。由于文献和遗迹两方面的数据本身就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要将两者完全整合起来得出一个完全准确的结论是非常困难的，尚无定论也在情理之中。

1222年夏，成吉思汗明白自己很难在呼罗珊地区取得战斗的完全胜利，于是命令全军撤退，缓慢地向蒙古本土返回。抵达大斡鲁朵时已经是1225年阴历二月了。

河中地区被委任给耶律阿海管辖，他入住了算端摩诃末的王宫，在那儿进行指挥。而算端摩诃末逃亡之后，于1220年12月，在只有寥寥几名随从的陪伴下去世于里海中的一个小岛上，可谓是一个欲为英雄却壮志未酬的人物。

青草芬芳的帝国

成吉思汗的动作一直很迅速——一般来说，大远征前后都会留出两年的准备和休息时间，可在1226年，成吉思汗又马上发动了对西夏国的远征，而且他又站在了最前线。此番出兵的理由是西夏国之前拒绝跟随蒙古参加西征。

此次出兵西夏，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首先是成吉思汗本人的行动让人不解。当蒙古军队攻陷了西夏的各个城池，并包围了西夏位于黄河畔的王城兴庆府时，成吉思汗本人却选择了南下，在六盘山南麓扎营。有人认为成吉思汗此举意在“避暑”。被称为“蒙古正史”的《史集》记载，此时的成吉思汗是出于某种原因而向“南家思”，即中国南面的南宋进发，在途中于六盘山夏营休息。至于这种说法的真假，就无从考证了。

1227年中秋，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盘山南麓的清水河附近。三天后，西夏国都开城投降。

成吉思汗终归是草原世界的王者，而且他也尽力做到一名王者应做之事。为此，他大量引入契丹帝国的组织方式与政治体系到蒙古，并将蒙古帝国的领土向东西两方扩张。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大石就是成吉思汗的榜样。像驿传制度［蒙古语称“站（Jam）”，突厥语称“扎麻（Yam）”，指在每个驿站更换马匹、传达上命的制度。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使用牛、骆驼、狗拉雪橇、船只等方式进行通信、交通、运输的网络。另外，驿传制度也常被称为“站赤”，其本意为在驿站工作的人员］等诸多后来被成熟沿用的蒙古帝国制度，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已经显露出了萌芽。

即便这样，成吉思汗在有生之年也仅仅进行了“征服”的大业。在成吉思汗领导的时期，蒙古是一个洋溢着青草芬芳的帝国，但它将何去何从还尚不明了。

[1] 那可儿，蒙古语为nökör，蒙元时期怯薛制度的一部分，为王汗的亲兵，速不台即成吉思汗的那可儿。——编者注

[2] 亦称“鞑靼”。——编者注

[3] 也作“斡鲁朵”。——编者注

[4] “算端”为阿拉伯语“苏丹”音译，亦称“摩诃末苏丹”。——编者注

[5] 一作“兀都剌儿”。——译者注

[6] 寄木细工：日语名词（よせぎざいく），是日本神奈川县箱根地区的一种传统工艺，这种工艺是将许多种类不同的木材组合在一起，利用其原本颜色、样式绘制的木艺，在此指代花剌子模王朝是各种势力的拼凑物。——编者注

2 征服世界的道路

疑团密布的继承人选择

成吉思汗去世后的两年间，拖雷行使监国的大权，成为拥有一百零一个千户的庞大“中央兀鲁思”的主人。之后，蒙古人召开了库力台大会，即蒙古的国会。一般认为，窝阔台是在这次大会上被一致推戴为第二代大汗的，但其中存在疑点。

窝阔台的优点是成熟稳重，可并没有什么特别拔尖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平庸”。很难想象蒙古人竟将窝阔台视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死后足以背负蒙古命运的人物，将他推举为大汗。

政治上，窝阔台继承父业也显得困难重重。当时蒙古本土及牧民基本都已在拖雷的管辖之下，而窝阔台自己仅仅握有四个千户，领地也只有叶密立、霍博之间的牧地。窝阔台若要成为大汗，就必须让他的弟弟拖雷将蒙古本土及中央兀鲁思让给自己。蒙古并没有特别固定的继承制度，大致的倾向是在家长继承上是实力主义，而在家产继承上则是幼子比较有利。

东西方的史书在讲到这一段政权交替时，都将其美称为“让国”。但其描述都显得极不流畅、不自然。西征过程中曾与大哥术赤（争夺皇位时已去世）围绕汗位继承权起过激烈争执的、个性强烈而富有野心的察合台，在此时推荐其沉稳老实的三弟窝阔台为汗，并阻挠优秀又有实力的四弟拖雷成为继承人——也许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察合台由于与术赤产生过冲突，自己争取汗位已是不可能。而且察合台待人过于严厉，缺少关键的声望，并不适合成为一名领袖。

不过无论怎样，窝阔台在1229年，是“经由推举”成为了新的大汗。

引人注目的第二次伐金战争

伟大的创始人成吉思汗逝世后，蒙古这一仅有二十五年历史的牧民联合体将何去何从？对此，其周围势力给予了关注。或许它会出乎意料地就这样平淡地走向灭亡？新的窝阔台政权选择攻伐已被逼到黄河以南的金朝来作为自己出发的第一步。蒙古第二次伐金战争引起了亚洲东方各国的注意。

站在蒙古帝国最顶层的四名领导者悉数到齐，共同计划参与了这次战争。原本守卫在帝国西方的察合台接手了蒙古帝国本土。拖雷率领右翼军队，经由陕西省绕大圈迂回到金国首都开封以南。新登基的窝阔台则率领中军从山西南下，压制敌军正面的黄河防线。左翼王之一的斡赤斤率领左翼军队，经由河北沿黄河中游南下，从山东一侧逼近开封。蒙古军此举，意在将倚赖黄河进行守卫的金朝从北、南、东三方进行包围并歼灭。

然而金朝并没有束手就擒。金国人将一切能利用的军队纠集起来，集中安排在潼关到开封之间，其军队人数大约有30万。而蒙古一方投入战争的实际兵力合计起来只有10万，所以这必然是一次惨烈的战争。蒙古军直接进入兵粮充足、防守严密的的敌方心脏，并要设法将其消灭，着实不易。

窝阔台的新政权，在此选择了一条孤注一掷的作战路线。也只有这样，才能努力达到团结新政权内部各方势力的目的。

人口压力作战

从1230年开始的战斗中，背负了最艰巨任务的正是拖雷率领的右翼军。原本镇守在陕西据点城市京兆（今西安）的金军被打散后，分头逃入了陕西、河南、四川交界处的山区。金国的军队边打边走，跋山涉水，越过重重险阻，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通往开封南方的突破口。

窝阔台率领的部队不紧不慢地拿下山西之后，到达了黄河北岸。可是他们只是按兵不动等待引出南岸的金朝大部队，静待时间流逝。

斡赤斤率领的左翼部队的行动也让人摸不着头脑。他们从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缓缓南下，速度慢得惊人，像是赶羊一样。斡赤斤与左翼军的行动让黄河以北的人们感到不安——一直像疾风一样袭来又像疾风一样离去的蒙古军队，现在竟然这样不紧不慢一点一点地逼近。

蒙古军的异样很快就被添油加醋地在华北平原传开。除了处于与蒙古结好的势力庇护下的人以外，其他人都陆续跨过黄河逃往开封地区。就这样，开封内外的人口急剧膨胀，最保守的估计也要达到300万，实际恐怕超过了500万。这样一来，开封地区瞬间出现了口粮不足和社会动荡的问题。本来军粮充足的金国一下变得揭不开锅，人口压力骤然产生。原本金国的首脑们还指望，即使蒙古人突破了黄河，也能够将他们引入瓮中，靠军队的数量优势以肉搏战来一决胜负，但现在幻想破灭了。金军在与外敌战斗之前，就不得不要先与饥饿这一内敌进行战斗了。

金朝政府在接到拖雷率领的右翼军已经渡过汉水的报告后，便马不停蹄地将留守在黄河南岸的二十万主力军队火速调往南方以保卫国都。而窝阔台的大军则趁虚从白坡在敌人眼前强行渡过黄河。战局一下紧张起来。

拖雷的军队和金军主力正面碰撞，相互纠缠着逐渐北上而去。时值1232年农历正月，正好有一股寒流自北南下。完颜哈达率领的约十五万金军与拖雷的右翼军在开封西南郊、钧州三峰山展开了会战。有的史书上记载当时拖雷的军队有四万人，还有的记载其数量为一万三千人。处于人口劣势的蒙古军队竟然放弃了骑兵进攻，挖起了战壕，将战马与士兵藏于其中。背水一战的金军奋力进攻，但还是无法抵抗饥饿和寒冷，逐渐耗尽了体力。蒙古军则转入反攻，金军被赶尽杀绝。经此一役，金军主力全部覆灭。

此后，窝阔台和拖雷各自率领的两支军队会师。失去了主力的金军毫无抵抗之力，留给他们的只有空养庞大人口、孤立在河南平原上的开封。

新汗窝阔台与拖雷北归之后，只留兀良哈部老将速不台和许兀慎部将领塔察儿率领的小部分军队去守开封城。他们认为这样就足够了。后有记载称开封城内发生了疫病，棺椁数高达九十万。但在木材匮乏的华北棺木价格较高，所以实际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九十万。

逃出开封的金王室在两年后的1234年农历一月，行至南宋边境的蔡州时，被蒙古和南宋联军消灭。但事实上，三峰山会战的失利就已经表明金朝气数已尽。

被杜撰出的美谈

蒙古人在伐金战争中取得了近乎完美的胜利。通过这一胜利，蒙古向内外昭示，即使在少有的英杰成吉思汗去世以后，他们也是一个不可撼动、延续不绝的政权，拥有一支无敌的军队。

毫无疑问，伐金战争的英雄是拖雷。新称汗的窝阔台基本没有参与实战。在后方支援的察合台自不必说，率领左翼军队的斡赤斤虽的确通过人口压力作战为整次战争写下了胜利的伏笔，但他基本上只是把军队留在黄河另一边，没有渡河赴险地作战。四名巨头的立场在战争中明朗起来。

然而，三峰山之战的英雄拖雷在与兄长北还途中，在刚行至蒙古高原时，竟不可思议地去世了。彼时距三峰山之战只有短短八个月的时间。有说法称拖雷是代兄而死。即窝阔台得病后，拖雷自愿成为他的替身，于是，拖雷在将酒杯中的除疾之水一饮而尽之后就意识不清，随即撒手人寰。这真是奇妙的“美谈”。在之前的“让国”一事中，东西方史书中对拖雷和窝阔台的叙述就显得不自然。而在后来拖雷暴毙的记录中，被杜撰出的“美谈”也存在疑点。

东方的中国正史之一《元史》是在明朝成书的。不过这是在与元朝斗争仍在继续的情况下，明洪武帝朱元璋出于宣扬元朝已亡的政治目的，下令用较短时间勉强编写而成的。其基本上是将作为元帝国记录的各类实录以及《经世大典》等集合起来的粗略抄本，内容上也是直接引用照写忽必烈王朝的观点。另外，西方的“蒙古正史”《史集》是由旭烈兀王朝编纂的。忽必烈也好，旭烈兀也好，都是拖雷的后代，无论哪一方都不想将自己的父亲与二代大汗窝阔台的争执写入史书。

拖雷一门为了“蒙古共同体”而大度让国，拖雷自己又为了兄长窝阔台汗而牺牲了自己。为了“蒙古共同体”他们可谓是鞠躬尽瘁。然而，窝阔台一门在窝阔台死后将权力私有化，并将蒙古共同体的发展引入了歧途。因而第三代大汗贵由（窝阔台庶长子）殁后，拖雷的嫡子蒙哥成为新的大汗也显得理所当然。随后自然就有了忽必烈王朝和旭烈兀王朝的存在——这种“好像就是如此”式的设定，在《史集》与《元史》中都有记载。

这些记录的虚构性非常明显，恐怕这是忽必烈政权和旭烈兀政权共有的、达成一致的想法。这两个政权在后来展开的帝国权力争夺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没有必要特地去批判抹黑在执政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失误的窝阔台。正式地表明拖雷是因窝阔台而“被消失”，对维护“蒙古联合体”这一方针原则只会起反作用。

总的来说，《元史》和《史集》这两本正史都是根据后来的情况，以蒙古向由忽必烈王朝为中心的宏大世界性联邦发展的这样一种认识为基础而写作的。而且这两本史书都不是私人编纂，而是国家编纂。无论是作为《元史》编纂来源的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时期的实录，还是《史集》，其编纂时期基本一致。两书都可以说是完全正当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完全正统的史书。

消灭了妨碍者的三头体制

在伐金战争结束后，拖雷的实力、名声、功绩都超过了另外三个巨头。对他们来说，拖雷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妨碍者。只要拖雷活着，如果得不到他的支持，那么他们就什么都做不成。

就在此时，拖雷非常“合时宜”地消失了。对其他三人来说，拖雷死的正是时候。从历史进程来看，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从那之后的大约十年间，蒙古帝国在实际上延续着窝阔台在中、斡赤斤在东、察合台在西的三巨头存在的一种三驾马车体制。

斡赤斤作为蒙古帝国中辈分最高的长老，掌握着合撒儿、哈赤温以及自己一家在内的“东方三王族”。不仅如此，他还觊觎着以继承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元老木华黎血脉的札剌亦儿国王
[1] 一家马首是瞻的左翼全体势力，甚至是包括各个契丹军团以及当地汉族势力在内的整个蒙古东部。

另外，察合台毫无忌惮地向所有人夸耀自己是窝阔台无条件的后盾，并频频到弟弟的领地去。察合台虽然名义上不是大汗，却能自由地操纵政权。而且从天山山脉的大本营到西侧国境线之间的蒙古领土，有一半都在察合台的管辖之下。

拖雷去世后，窝阔台也不再畏惧其影响，成为实至名归的蒙古大汗，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像是在等待拖雷之死一般，窝阔台在此之后一个接一个地推出了一些新政策，蒙古帝国进入了新的时代。

草原的首都

1235年，窝阔台政权在蒙古高原的中央建立了都城哈拉和林。哈拉和林的语义是“黑圆石”。这里是蒙古的第一个首都。

鄂尔浑河上游流经的这片土地正好是蒙古高原的正中央，贯通高原东西南北的道路在此交汇。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历代游牧国家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匈奴单于的王庭、突厥可汗的本营都设于此。回鹘汗国时期，“斡鲁朵八里”，即被称为“本营之城”的都城也建造在这里。那些城墙的遗址和建筑结构，留存到了蒙古时期。无论从地形地势还是历史事实上，这里作为以蒙古高原为基地的草原国家的政治中心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成吉思汗时代的指挥中心不断移动，但哈拉和林地区是最为重要的一处据点。

然而，从城市规模上讲，窝阔台时代的哈拉和林都城并不算大。1948～1949年由吉谢列夫领导的苏蒙联合挖掘考古结果表明，哈拉和林的城市形状是一个南北较长的倒梯形——南北长约2500千米，东西宽约1500千米。不过受制于当时的情况，这次考察只能算是一次极不充分的预备调查。今后的正式调查中，也应与既有的大量文献做对比。

哈拉和林的居民不多，但维持蒙古政权中央机能的人和物却面面俱到，它是聚集精华于一点的、小型而又充实的城市，也是一个纯人工的城市。如果没有蒙古政权，就不会有哈拉和林这样一个政治都市。此外，哈拉和林是一个多人种、多文化的混合城市，反映出蒙古帝国领域之广。

通往蒙古帝国各地的驿传线路由哈拉和林伸展而出。当然，窝阔台最先铺设的是朝向天山山脉的伊犁溪谷中的驿传线——那里是他最亲密的兄长察合台的据点。察合台则凭借着驿传线路频繁来往于都城和自己的大本营之间。

中书省
[2] 的实貌

哈拉和林是帝国控制的中心。以窝阔台时期的元老、蒙古武将亦勒该那颜为首的执行部门负责组建帝国的各个职能机关。各种财务与行政机构开始逐渐形成。

兼行财政职权的中书省首届领导是畏兀儿人镇海，负责帝国西方财政和行政的是出身花剌子模的马合木·牙剌瓦赤，负责东方财政和行政的则是契丹族的耶律楚材和女真族的粘合重山。可见中书省的官员构成多民族的。大汗的命令在这里被写成文书后再送往全国各地。

但若用如今的眼光将这个兼有财政部职能的中书省过于放大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在当时当权的蒙古人眼中，中书省的人不论优劣，都只是承担整理文书和账目工作的“下手”而已。他们的地位和立场都比较低微，并不稳固，更谈不上是所谓的“大脑”了，即使他们有时在波斯语文献中被称作“维齐儿（Wazīr）”，或在汉语文献中被记作“宰相”。这种记载是由于在当时的文献记录者所在的文化体系中，并不存在他们这样的角色，所以只能在加上一些夸张和奉承成分的基础上，用上述词语来表达他们的存在。因此，这些称呼只代表他们的职务，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地位（在汉文的记录中，也有实事求是地称他们为“令史”，即下级的事务性官职的情况）。而蒙古人则将他们统称为“必阇赤”，即“记录的人”或“书记员”。

表象与实际相差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耶律楚材。他平时用与现实反差较大的汉式称号“中书相公”“领中书”等自称，但在稍明实情的人面前就谦称“中书侍郎”。可在成吉思汗时期，他只不过是一名“占师”。到了窝阔台掌权的时期，蒙古开始正式统治华北地区。出身于契丹王族末流的耶律楚材凭借与耶律阿海、耶律秃花、石抹也先、石抹明安等人所创立的强大契丹系军事集团之间的亲密关系，得以负责华北方面特别是河北、山西、山东地区的文教和税收等事务。

先不论故事创作或已有印象如何，现实中的耶律楚材是个爱慕名号虚荣、稍显乖僻的人，也会有些故弄玄虚的举动和言论。在中国传统上，只有皇太子或其他极端重要的人作为名义上的政府代表时才会被授予“中书令”。耶律楚材对自己得不到的“中书令”之类的称呼和来自华北汉族文人的奉承，会感到特别的欣喜。另外，他与粘合重山会得意洋洋地用“中书相公”——意即“中书的大臣”——自称，还爱用“位极人臣”形容自己。然而与他向汉文化圈的人展示出的傲慢和尊大相比，其悲哀与无力其实更甚。他的名字在《史集》等波斯语文献中都没有出现，这也实属无可奈何——根本没有记载他的必要。在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耶律楚材狐假虎威，周旋在华北汉人与蒙古人之间。在窝阔台掌权末期及其殁后，耶律楚材得不到重用，在失意中郁郁而亡。他的人生如同反讽一般反映了中书省的实貌。

大汗的命令和指示在哈拉和林的中书省变成书面的文件，由耶律楚材和粘合重山掌管文件的汉译工作。然而，若没有担任首席的镇海在末尾用畏兀儿文字进行附书，就没有任何效用。由此可见，中书省所谓的“大权”全都掌握在镇海的手中。镇海的职位权限横亘蒙古东西各处，他的名字和事迹在波斯语以及汉语文献中都有记载。贵由当政时期来访蒙古的罗马教皇使者柏朗嘉宾在其旅行报告中，也明确地将镇海当作政府首相一类的人物。

中央与地方

在哈拉和林的蒙古中央政府设有兼司财政厅职能的中书省，在华北、中亚、伊朗三大块领地上则分设总督府
[3] ，直接处于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中央政府以窝阔台的元老与亲信为核心，辅设非蒙古人的事务处理机关。各地方的总督府也参照中央，由各自的驻军总部和中央财政厅直接派遣的税务和民政负责人共同构成。

话虽如此，但其实这些总督府最根本的目的是征收税务。或者说是为了强制征税并防止地方因为征税而发生叛乱，在各自地区的各种军队之上设置军政管理总部，提供税务工作所需要的武力保障。

通过以上的种种形式，窝阔台时期的蒙古帝国真正开始了对各占领地区的掌控。在正式的操作中，占据总督府领导层的大多并不是蒙古人，而是与纯种蒙古人相比较为“低下”，但在本民族中较有实力的畏兀儿人和契丹人。这些总督府的官员加上中央派遣的伊朗系穆斯林财务官僚，又从当地有实力的人中选拔人才构成了下层组织。纯种的蒙古人自身并不直接管理行政与财务，并自矜于此。蒙古人归根结底是马背上的民族，对于除了军事和政治以外的繁琐细碎的“小事”，他们并不在意。

像这样的系统只不过是将一个一个的点联系起来，但连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人事组织建设总归是成立了。这与后来的大元帝国相比略显幼稚，但毕竟是初具雏形的统治机构。

在那之后，大汗窝阔台除了在首都哈拉和林一带的宿营地和行宫居住过之外，再没有离开过哈拉和林地区。事实上，他们每天几乎都在游玩、狩猎和酒宴中度日。

话虽如此，蒙古帝国还是得以维续，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经过组织化的蒙古，军事力量十分强劲。蒙古帝国像是某种自动的机器一样，其以战争为自身追求目的的组织不断任意地进行扩大再生产。人类交流的范围和领域也随着蒙古帝国的战争扩张而急速扩大。

重编华北

1235年，蒙古帝国的新都城哈拉和林正处于营建之中。在这一年，蒙古帝国的皇族和将领们在都城近郊的营地里召开了库力台大会。这次会议从春天一直延续到当年的秋天，会场也随季节在京畿的春营地、夏营地和秋营地转移。

这次大会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金朝灭亡后中国北方的领土。经大会推举选拔，由精于计算的失吉忽秃忽在同年于中国北部组织展开了人口调查，并依此编制了户籍名册。根据这一年的干支纪年，此次人口调查被称为“乙未年籍”。

当时的问题在于如何使以蒙古战利品分配的大原则以及这次户籍调查为基础进行的分配，能够满足蒙古皇室、族长和各个将领的要求，让他们都能在华北分到一份自己满意数量的属民和领地。可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蒙古的传统上来看，当一名将领带领军队攻陷城池或村落时，被攻陷的土地和人口就可以归这名将领管辖。所以在当时，华北地区的势力早已错综复杂。

最后，中国北方还是按照蒙古帝国向来左、中、右三分的原则被分给了帝国的将领和王族。其中东方的山东地区被分给了东方三王族和五投下的左翼势力，中部的河北、河南地区被分给了以窝阔台和拖雷两大家族为首的中央兀鲁思的诸王与将领，西部的山西地区则被分给了右翼的王族术赤和察合台等家族。分配的标准与成吉思汗立国时候一样，都是以千户为单位。大致上王族的人得到的千户都是十的倍数，将领得到的千户数量则是五的倍数。如果是有功勋特别显著或者特殊恩典的情况，得到的千户就会加倍。

与此同时，华北各地层出不穷的当地汉族武装势力也被重新整合了。中小努力集团被归入更大的势力集团之中，各地的势力范围也发生了大幅的变动。这在当时被称为“画境”。

“画境”的结果是在蒙古的权威之下，华北地区出现了许多大军阀，如保定有张氏，真定有史氏，东平有严氏，济南有张氏，益都有李氏。这些大军阀的势力范围与蒙古领主的领地产生了重叠。华北一带呈现出蒙古分封势力和当地军阀势力并存的双重权力状态。不管情愿不情愿，这两重势力在华北各地不得不展开较深层次的来往。有的地方呈现出了交织融合，有的地方则出现了冲突与对立。

这次华北人口领属权的重新整合于1236年正式实施，史称“丙申分封”。而在此基础上在华北出现的这种势力分布的新状态直到三十年后忽必烈当政时才逐渐被正式承认。这与金朝之前的行政区划、地方制度基本没有关系，是一种先成为既定事实，再在形式上加以强化的实现过程。

世界战略

1235年库力台大会的另外一大议题便是向东西两方的大远征。

几乎在与对金战争的同时，在东方，窝阔台的庶长子贵由率领一支军队向东进发，灭掉了以东北地区的图们江流域为中心、由女真族的蒲鲜万奴创立的东夏国。在西方，花剌子模王朝的最后一个君王札兰丁（算端摩诃末之子）为了重振势力开始在今伊朗西北一带活动。为此，窝阔台于1229年派部将绰儿马罕率三万“探马赤军”进行西征（探马赤军在波斯语中被称为lashkar-i Tamā，这种部队是为了驻扎于前线而特别进行编制的，多是多部族混合的军队）。

这两次东西出征的规模并不算大。但若是考虑到这是在吞并金朝之后进行的东西大远征的话，其规模远比上一次远征更为宏大。

当时蒙古西征的目的主要是完全控制钦察草原，即当时世界通用语波斯语中的
、Dasht-i Qipchāq。在完成这一目标后，蒙古的目光又会放到更往西的地方。

在成吉思汗原本的构想之中，西北欧亚大陆是将要分封给长子术赤的领地。西方三王族中，术赤的领地之所以被划在最西北边的额尔齐斯河附近，大概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不过术赤在西征花剌子模王朝的后半阶段，率领部队行军到锡尔河以北、现阿富汗一带即将大展身手时，却突然去世了。

因而这次西征也有完成术赤未竟事业的一层意思。担任远征军总司令的则是术赤的次子、当时作为术赤一家之主的拔都。术赤的长子斡儿答由于体弱多病，所以负责镇守其父生前所管辖的钦察汗国，并把家主的位子让给了二弟拔都。恐怕斡儿答这个名字也是表示守护父亲主账（蒙古语称斡鲁朵）的一个绰号。

除了拔都所率领的术赤家的诸王之外，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各王家的长子或其他较重要的王子也参与了西征。后来成为蒙古可汗的贵由（窝阔台之子）、蒙哥（拖雷之子）也在这次战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另外，辅佐这些成吉思家族的王子、实际上扮演了主将角色的则是老将速不台。十五年前，在成吉思汗西征时，速不台奉命抓捕花剌子模的算端摩诃末，与部将哲别一起率领两万骑兵从阿塞拜疆一直长驱直入罗斯（今俄罗斯）。他是成吉思汗“四獒”之一，也是蒙古帝国屈指可数的战斗指挥官，同时又具备西征花剌子模的经验，熟悉当地的地形和政治状况，这次由他来担任副将再合适不过。

这次西征在历史上被称为“俄国、东欧远征”
[4] ，是一次非常有名的远征。与此齐名的还有蒙古对南宋的远征。

蒙古南征南宋主要由帝国东方的诸势力出兵。担任总司令的是窝阔台的第三子，也是被窝阔台拟立为继承人的阔出太子。阔出率领中央军由汉水南下，窝阔台的次子、受封西夏故地的阔端则率领西路军从甘肃、陕西交界的地方深入四川。剩下的东路军由哈赤温家的按赤台率其领辖的左翼势力组成，其跨越势力交错的华北，自山东南下。这次作战采用的依然是蒙古传统的左中右三军式进攻。

西征的拔都和南征的阔出，以及参与这两次远征中的各位王子，已经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一代。大汗窝阔台自不必说，察合台与斡赤斤也都没有直接参与这两次征讨，只是在首都哈拉和林通过驿传线路远程控制蒙古军队。

通过这次东西两大远征，蒙古终于开始具备了一点点可以被称为世界战略的意识。

蒙古军队中的少年部队

成吉思汗时代采用的作战方式是“民族移动”，即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一个千户全体参与战斗，并随着战斗进行迁移。而到了拔都西征时，在长久持续的远距离对外征伐中，就很少再采用这种方式了。主力军从草原牧民中选拔——例如每十户中挑选两名年轻人组成军队。

蒙古远征军的主力是少年部队。出发时，有许多士兵都是十到十五岁的少年。在漫长的远征过程中，经过种种考验和实地训练，他们终于成为素质优良的成年战士。蒙古远征军各部队的指挥官都是手段丰富的老手，而士兵则大多是年纪轻、行动快的人。所以蒙古部队的军事动作也十分迅速。这些少年士兵坦率温顺，也十分听从指挥官们的指令。而且他们大多没有妻室儿女，顾虑较少，能很快适应远征的环境。与中年士兵和老年士兵相比，他们为了战斗的胜利更能吃苦、更为卖力。对这些少年士兵而言，远征也是他们人生征程的开端。

这种作战方式的改变使得蒙古本土的千户群得以保存。大家可能会担心，用这样征兵的方式进行远征，次数一多的话，在蒙古高原生活的成年男子不就会越来越少了吗？但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有这样的顾虑。

蒙古的远征军部队经常会在征服的地方定居下来。出征时的青少年长大成人，并在那里有了自己的后代，但作为“蒙古人”应有的东西依旧存在。他们的兄妹家人和一族亲属还在遥远的蒙古高原上，他们心中所系的依然是故乡蒙古高原。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蒙古人的分布范围也越来越广。在他们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将彼此紧密联系起来——那就是在蒙古高原上长存未绝的大蒙古国。

对于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的“也客忙豁勒兀鲁思”而言，其本土的千户群才是重中之重。高原是他们的祖宗兴隆之地，也是“国家根本之地”。能够管理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千户是大汗地位的象征，也是蒙古帝国所有权力的根源。

首次大败——阔出南征

蒙古帝国的东西远征都开始于1236年（此前一年远征军从本土出发）。然而上演在帝国东部的阔出南征，即第一次宋蒙战争，却以彻底的失败收场。

1236年2月战争刚刚开始，主将阔出便不幸死亡。其死因虽然无从考证，但这种突然死亡无论如何也不像是自然死亡。

不管其死因为何，总之，由于在战争之初便失去主将，蒙古的作战计划从根本上土崩瓦解。中央军为护送阔出遗体而逐渐后退。失去了指挥核心的蒙古军队群龙无首，只是各自进攻南宋的城池。但是防卫严密的南宋并没有让蒙古军得到任何好处。在这场战争中，蒙古军队甚至未能攻至长江，反而被名将孟珙在最前线率领的南宋军队压制。蒙古军队之前攻下的汉江流域被南宋一点点夺回，汉江中游最大的据点城市襄阳最终也失守了。

这次战争是蒙古各大远征中的首次大败。此后，蒙古与南宋在边境的攻守战中都各有得失。这种胶着的状态持续了约20年。

罗斯之地——拔都西征

术赤家的牧地从锡尔河以北延续至乌拉尔山的东南麓，即今天哈萨克草原的东部。1236年，拔都的西征军越过亚伊克河（今乌拉尔河），进入了钦察草原。

古时候起就有突厥系的各部牧民生活在南至里海、高加索、黑海北部，西至多瑙河一带的西北欧亚草原上。这些牧民就是所谓的“钦察人”。在俄语中，钦察人被叫作波罗维赤人。欧洲人则称呼他们为库曼人或昆人。当时的钦察人分为大大小小的诸多部落，分别拥有各自的族长和首领。

蒙古军将钦察人作为西征的第一个目标。虽然有些钦察人进行了抵抗或是向西逃亡，但多数还是被拔都收入麾下，一举壮大了蒙古军队的实力。他们都是游牧民的骑兵军团，而且通过在蒙古统领下被编入、编成成熟的军事组织，从前分散的钦察人摇身一变成为精锐的大军团。拔都西征的第一个目标大获成功。

1237年，拔都率领这支新编的军队向当时被称为“罗斯”的俄国方向进军。除了钦察人，拔都在西进的过程中还席卷了伏尔加河中上游的伏尔加保加利亚王国和大匈牙利王国，断绝了后顾之忧。接着他又向伏尔加保加利亚西邻的罗斯东北发动攻击。

当时的罗斯正处于各个公国分裂割据、反目争斗内忧之中，对蒙古侵略的外患更是没有还手之力，惨遭完败。据说，当时的罗斯全境皆沦为一片废墟，俄国的不幸，即“鞑靼的桎梏”便从那时开始。

但需要纠正的一点是，在蒙古的迅猛攻击中，大多数的城池并没有受到破坏。只有蒙古军行进途中拒绝开城投降的城市才受到了攻击。不仅如此，遭到破坏的城市也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得以重建。1240年发生的基辅大屠杀因柏朗嘉宾的粗略记载而为世人所熟知，但同时期对南面的基辅持冷静客观立场的东北俄国历史记载中，却没有相关的屠杀记录。因而“众所周知”的罗斯灭亡其实存在诸多疑点。反倒有可能是蒙古自己在故意夸大之前进行的破坏，从而宣传其军队的恐怖，在这种恐怖攻势下，自然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在蒙古军事扩张的时代中，这种应用“恐怖战略”的事例层出不穷，此处也有可能是其中一例。

1240年，在蒙古军队尚未退去的时候，诺夫哥罗德公爵亚历山大在涅瓦河畔击退了瑞典军队。因此，“涅夫斯基”——意即“涅瓦河的”——便成了他的称号。1242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又击退了德意志骑士团。他作为俄国的救国英雄一直被人称颂。二战时在与纳粹德国的战斗中，斯大林为了激发国人的民族斗志，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比作可以与古代的亚历山大大帝相媲美的英雄人物，拍摄了一部电影。但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两次英雄战役都发生在蒙古人席卷俄国与东欧的时代。因而他的事迹是当时罗斯并没有因为蒙古大侵略而完全毁灭的最好证明。

或许，“鞑靼的桎梏”是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开始的。他为了成为罗斯的新统治者而向蒙古俯首称臣，并压制各种对蒙古的反抗，其中也不乏他自己的兄弟。1252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蒙古人的帮助下成为弗拉基米尔大公，即东正教（俄罗斯正教）主教。弗拉基米尔大公即是罗斯各个公国的统辖者。

这在后来变成了一种“传统”。罗斯的各个公国公爵为了保存性命和权力，纷纷向蒙古人谄媚。最后的成功者便是莫斯科。而在蒙古人进入俄国之前，莫斯科只不过是一个无从考证的小城镇。对于罗斯人来说，“鞑靼的桎梏”事实上是“罗斯大公的桎梏”。

东来狂风

蒙古军队兵分两路，主力军队进入匈牙利，而余下的部队则对波兰展开进攻。察合台麾下的拜答儿等人率领突击队经由克拉科夫西进，与1241年4月9日在莱格尼察东南部平原大败由西里西亚公爵亨利二世率领的波兰军与德意志骑士团联合军。由于后来在这片平原上出现了名为瓦尔斯塔特的村庄，所以莱格尼察之战也被称为瓦尔斯塔特之战。在德语中，瓦尔斯塔特意为“尸体的村庄”——也是这场战役后当地的写照。

然而，对于在世界史上如此为人熟知的战役是否真的存在，目前还未有定论。在同时期的文献中几乎没有莱格尼察之战的影子，在15世纪的文献中它却突然被多次提及。至少在当时，波兰诸公爵和最多能动员二百至三百人的德意志骑士团在这场战役前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客观来讲，即使这次战役真的存在，它也只是一场规模极小的战斗。

1241年4月11日，即莱格尼察之战的两天后，拔都率领的主力军在赛约河畔打败了国王贝拉四世率领的匈牙利军，史称“赛约河之战”或“穆希草原之战”。在这场战斗之后，蒙古军从多瑙河两岸的布达和佩斯两个城市开始，对匈牙利展开了劫掠。不过除了蒙古人的军队之外，曾被贝拉四世拉拢又被当作危险分子遭到肃清的钦察流亡团体也开始对匈牙利人进行烧杀抢掠。到底是蒙古人还是钦察人造成的破坏更大，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之后，拔都军队的一支分队开始向维也纳郊外的诺伊施达逼近。另外一支分队向达尔马提亚沿岸进发，追击逃入亚得里亚海中小岛的贝拉四世。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国境内涌入了大量来自波兰和匈牙利的难民，西欧陷入一片恐怖之中。

然而在1242年3月，拔都在前线收到了窝阔台驾崩的讣报和西征军撤军的命令。但拔都在接到命令后并没有立刻带兵撤离，而是一边继续扫荡着匈牙利，一边慢慢地向东回返。可以说，西欧是死里逃生。

人们之前把这次西征称作“俄国、东欧远征”，不过对这个叫法是否合适还存在一些疑问。例如1238～1239年，蒙古军在进攻罗斯东北与西南两地的间歇期间，曾向高加索地区北麓一带进军，扫平钦察残部的同时还平定并吸收了阿速族（又称阿兰族，即今天的奥赛梯族）。自那之后，蒙古全盘接收了钦察草原。蒙古人攻下钦察草原、吸收钦察人和阿速族的意义比对罗斯和东欧作战的意义还要大。从这一层事实来说，这次西征应该被称为“蒙古对钦察、高加索、罗斯和东欧的远征”。不仅如此，迄今为止包括俄国在内的种种以西欧为中心的观点都应该要重新加以审视。

总之，西欧在蒙古远征中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损失。对于西欧来说，蒙古的来袭就像是一阵一刮即过的“东来狂风”。

庞大的术赤兀鲁思

窝阔台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构成远征军的诸王家的军队接连东归。然而拔都并没有率领术赤家的军队直接返回蒙古本土，而是在1243年左右回到了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上——拔都在之前就将这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大本营。拔都一部在安顿下来之后，便开始按兵不动，静观蒙古本土的继承人之争。

拔都所领的术赤一家在蒙古帝国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几乎接收了此番西征的全部成果，钦察草原也成为他们独享的领地。此后拔都自己率领的拔都兀鲁思与术赤一家最东方的斡儿答兀鲁思（由斡儿答建立）、以及其他零星分布的小汗国形成了三极并存的结构。除了上边提到的领地之外，拔都还占领了罗斯和高加索地区北麓一带。

当初成吉思汗仅仅分封给术赤四个千户的蒙古牧民。术赤的儿子们分家之后，便以这些蒙古人作为自己力量的基础，吸收了庞大的钦察牧民等部族，逐渐壮大起来。

虽然术赤兀鲁思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但事实上，突厥系的钦察族人占到其人口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是蒙古帝国中的一个特例。术赤兀鲁思的人们在语言和容貌上开始迅速突厥化。拔都的庶弟别儿哥即位后，术赤兀鲁思更是走向了伊斯兰化。现在西北欧亚大陆的突厥系穆斯林分布便与当时蒙古人的政策有直接关系。从事实上来看，我们也可以说是术赤兀鲁思的蒙古人被钦察人同化了。这也是其俗称“钦察汗国”的背景来源。不过“蒙古”在本质上自一开始就超越了人种和民族的意义。

随着蒙古人的到来，西北欧亚大陆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变化。雨水稀少但是草场肥沃的南部大草原是牧民的世界。而雨水较多但土壤贫瘠的北方森林地带则零星分布着勉强为生的农民（如西北方的罗斯人等）。蒙古人到来之后，虽然南北的大致分区没有改变，但在已有效组织起草原力量的蒙古人影响下，原本农牧民缺乏向心力的情况也开始改变，慢慢地走向统合。

这片区域最后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一多重结构联合体的统治者便是拔都一家的家主。其斡鲁朵随着季节变化在伏尔加河南北两畔时时移动。这一巨大的蒙古包在俄语中被称作“Золотая Орда”，意思是“黄金斡鲁朵”，表示蒙古包内部被裴饰为金黄色。在英文中有“Golden Horde”的说法，简化译为日语即“金帳”
[5] ——这便是“金帐汗国”一称的由来。

术赤兀鲁思是世界上首个占有庞大西北欧亚地区的国家。虽然以术赤一家的蒙古族为中心的关系图式逐渐减弱并丧失，但它依旧维续了三百年。后来出现的俄罗斯帝国也是从它之中诞生。从蒙古西征到术赤兀鲁思的一连串历史，都与西欧没有太直接的联系，所以在今天西欧中心论的影响下往往被人忽视。尽管如此，这也是在世界史上真实存在的一段历史。

[1] 木华黎为札剌亦儿部出身，成吉思汗封他为国王时，曾下令其子孙传国，世世无绝。木华黎死后其子孛鲁袭国王位。木华黎后被追谥为忠武鲁国王。——编者注

[2] 窝阔台时期仿中原官制，将掌文书等事的必阇赤机构改称“中书省”。——编者注

[3] 此处及后文“总督府”皆为日文直译，通常华北所设的机构被称为“燕京行省”，西域则多译为“阿姆河等地行省”。——编者注

[4] 即“长子西征”，或“拔都西征”。——编者注

[5] 中文译作“金帐”。——编者注

3 帝国的动摇

混乱的遗产争夺

1241年12月，窝阔台逝世。察合台也于同年去世，但具体时间仍有争论。有人认为察合台是在1241年5月，即窝阔台死前七个月去世的，也有人认为察合台是紧随窝阔台的离世而去世的。总之，窝阔台政权的两名中心人物几乎是同时离开人世。

这两人的死从根本上撼动了十年以来一直稳定的政治结构——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全都不在了。从此，蒙古惊人的扩张戛然而止，在蒙哥政权确立前的十年中，其国内一片混乱，停滞不前。

窝阔台在生前，先后从七个儿子里选出四子合失和三子阔出立为皇太子，但两人在即位前就相继去世。于是窝阔台将阔出的儿子失烈门指定为继承人，又将刻有“东宫皇太子之宝”的印玺赐予二儿子阔端。后者已经在曾经的西夏领土上建立了新的兀鲁思。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蒙古时代汉语记录中的“皇太子”到底是指什么？在波斯语的史料中，阔出、合失和阔端都是“瓦里阿互都”，或“拔里—阿尔—阿互都”，意思是代行统治的人。这个词语和汉语语境中的“皇太子”意思是否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

尽管如此，窝阔台生前想指定后代来作为继承大业的“皇太子”，并对其他人的安排明显不同，这都是事实。但窝阔台的想法终归只在他生前具有效力。对于蒙古帝国的所有子民来说，唯一应当仰仗的只有大汗一人。

下一任大汗并不是由上一任大汗决定的，而是由蒙古人的总意愿来决定——在相当于蒙古国会的库力台大会上，蒙古人将会选出自己希望的下一代大汗。无论在任的大汗是否依据自己的判断来指定继承人，事实上都没有关系。当他去世后，他的话就不再具有任何效用。大汗一变，一切都会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蒙古的大汗交替就相当于王朝的交替。

窝阔台死后，成吉思汗孙子辈的后代开始登上舞台。其中比较出众的除了阔端之外，还有拖雷家族的蒙哥和术赤家族的拔都。当时，察合台的爱子木阿秃干已经去世，继承察合台家族的是其嫡孙哈剌旭烈。由于哈剌旭烈已经是成吉思汗的曾孙一代，所以不具备当选下任可汗的资格。

但是当时阔端正在自己的领地甘肃凉州一带对西藏、四川作战，拔都则在遥远的匈牙利，而蒙哥正慢慢地行进在返回东方的途中。西征过程中，在平定钦察草原和进军罗斯之间，大汗窝阔台的儿子贵由和察合台的孙子不里与主将拔都起了争执，惹怒了大汗。所以大汗下令召回这二人，并由蒙哥一路看守。总之，当时蒙古帝国中有权有势的继承者候选人都不在蒙古本土。

老将斡赤斤的野心

其实在前述候选人中，贵由的情况最为微妙。在父亲的召还命令之下急忙踏上归途的贵由实际上距离蒙古本土最近。

贵由虽然是窝阔台的长子，但却是六皇后（可敦）乃马真皇后所生。所以贵由实际上是庶长子。在窝阔台掌权时，贵由控制着父亲即位之前的领地——叶密立与霍博一带。与窝阔台的其他三个儿子阔出、合失、阔端相比，贵由所受待遇明显要更低——窝阔台对贵由并没有多大的期待。

另外，在窝阔台的宫殿大斡鲁朵里，他的正皇后（蒙古语“也客·可敦”，即大皇后）孛剌合真大皇后已先他一步而去。地位在大皇后之下的昂灰二皇后为他进行了丧葬的仪式，并将大汗驾崩的消息传达给欧亚大陆各处的皇室诸王。此时蒙古的中央机构可以说是一个空壳。

在这个当口上，东方之雄斡赤斤突然发难。由于皇室诸王全都集合到蒙古本土参加葬礼需要很长的时间，斡赤斤就从自己的领地呼伦贝尔出发，率领军队逼近了窝阔台生前的宫殿。

对此，拉施特的《史集》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斡赤斤领军赶到后，出面应对的是乃马真皇后。她向斡赤斤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您为什么带领这么多人，大老远地来找儿媳妇呢？”

“儿媳妇”一词听上去可能有点奇怪。其实在蒙古，可以按照辈分将家族里的人统称为“父、子、孙”等。所以对于成吉思汗的末弟斡赤斤来说，外甥窝阔台的妻子就是“儿媳妇”。

斡赤斤的目的事实上是以上任大汗的遗骸和遗孀作为筹码，让政治形势偏向于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并将自己的命令假托成先帝的遗诏。如果能够顺利控制葬礼和之后的库力台大会的话，就有可能夺得汗位。但毕竟，斡赤斤只是成吉思汗的弟弟，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这是难以克服的弱点。

正巧的是，贵由到达领地叶密立（位于蒙古本土西侧）的消息传到了宫中。由于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归来，斡赤斤“守卫宫殿”的名义就讲不通了——当窝阔台的儿子们全都不在之时，才轮得到家族中辈分最大的斡赤斤出场。

如此看来，乃马真皇后说出的“儿媳妇”这种奇怪的字语可能就是要告诫斡赤斤应遵守辈分。另外，此言还可能包含如下言外之意：如今应当即位为新可汗的人已经是斡赤斤的孙子辈了，斡赤斤作为两代前的人已没有即位的资格，应该认清自己的年龄和立场。

总之斡赤斤的野心只有短短一瞬，很快就消失了。

孤注一掷的乃马真皇后

不久后，昂灰二皇后也离开人世。乃马真皇后和儿子贵由的确是幸运的。

乃马真皇后掌握着窝阔台的斡鲁朵，并拥有全权处理新任大汗即位前的“国事”的立场。她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大汗，用尽了贿赂、威胁和怀柔等手段。即使这样，她的计划也没能很快实现，反而持续了四年多的时间。不过最后，她还是凭借攻势强大而又坚持不懈的努力赢得了多数派的支持，实现了目标。

贵由的幸运有两点，一是最早回到蒙古本土，二是有一个溺爱自己、并掌握了窝阔台的斡鲁朵的母亲。贵由凭借这两点，在窝阔台去世五年之后的1246年夏天，终于通过库力台大会的选举成为新一任大汗。

乃马真皇后的孤注一掷可谓人人皆知。但由于乃马真皇后无视窝阔台的遗志鲁莽行事，窝阔台家族中实际上已经产生了罅隙。贵由即位成为新的大汗这件事，给贵由一派带来的绝不全是好处。

贵由即位之后，对斡赤斤之前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查问。结果归罪于斡赤斤手下的将领校尉们，将他们判处了死刑，斡赤斤本身则没有受到惩罚。不过斡赤斤在那之后不久也撒手人寰。狡兔死，走狗烹。无论是处罚，还是斡赤斤的死，都是存在疑点的。

拥王者

围绕着贵由即位的一系列事件为蒙古帝国埋下了巨大的祸根。

贵由即位之路之所以充满坎坷，一个原因是原本称汗就很困难，另一个原因则是拔都坚持强硬的反对态度。在之前打压自己的两个叔父窝阔台、察合台相继死后，拔都作为独占西征成果的术赤家族家主，无论是实力、年龄、门第、声望还是战绩，在成吉思汗的孙子、曾孙中都是出类拔萃的。但是拔都由于父亲身世之谜的影响，并没有自己称汗的想法。术赤的名字有“客人”的意思，本身就包含有对其身世的怀疑。所以不论身世之谜的真假，术赤的子孙大概都会感觉自己与他人有些不同。

拔都与贵由向来不和。当乃马真皇后竭力请求他参与库力台大会时，拔都静坐在伏尔加河畔不为所动。拔都心里其实是向着蒙哥的——蒙哥在长子西征时曾率领拖雷家庭的部队向拔都施以援手；在后来征讨钦察人、与贵由发生争执时，蒙哥也一样站在拔都一边。拔都与蒙哥两人的父亲都有悲惨的命运，因此两个家族的家主便成了心灵相通的盟友。

还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拔都的母亲和蒙哥的母亲是姐妹关系，因而拔都、蒙哥二人在母亲这边又是“表兄弟”的关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人的母亲唆鲁禾帖尼与拔都的母亲必黑秃惕迷失都是蒙古最高血统原克烈王国的公主，也是景教教徒。拔都的母亲和蒙哥的母亲地位如此之高，自然就看不起母亲出身低微的贵由。在蒙古人心中，母亲的血脉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贵由上台后，立即策划了大西征。他命令股肱之臣野里知吉带带为先锋队长，领军赶赴东地中海，自己则率领军队先到叶密立、霍博地区停留，做好准备后引军西进。然而在向西进军的途中，贵由于横相乙儿暴毙——他的统治尚不到两年就结束了。

大汗的位置再次空了出来。当时拔都听闻贵由西进的情况之后，迅速带兵从伏尔加河畔出发向东进军。新汗贵由与实力强劲的拔都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之即，贵由却突然去世。从很早前就有人猜测贵由是死于拔都的刺客之手。

在贵由死后，拔都借助术赤家强大的军事背景，开始执蒙古帝国之牛耳。同时他打破了以往的惯例，不是在蒙古本土，而是在中亚直接召开了库力台大会，强行推举蒙哥成为新汗。在新汗即位之前，拔都命贵由的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掌握斡鲁朵为中心的、特别是在蒙古本土的诸项事务。虽然之前有乃马真皇后的先例，但拔都仅仅作为皇室中的一员便做出如此决定，也算是超出了其本分的越权行为。

拔都这样的强硬做法受到了窝阔台、察合台两家中的贵由支持者的反对。如果不加以调和，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势力势必会分成两大阵营展开武力对抗。然而，东方三王族的核心、斡赤斤家族的老臣们将刚刚承袭家业的塔察儿（斡赤斤之孙）推出，与另外两个家族一同参加了拔都召开的库力台大会。这一行为向贵由一派发出了强烈的信号。

承认年纪尚幼的塔察儿成为斡赤斤家族家主的正是乃马真皇后。对她来说，承认塔察儿的袭封可以暂时避开斡赤斤家族的威胁。其实在贵由即位不久之后，乃马真皇后就去世了。在她去世时，可能怀着心愿已了的心情——自己的儿子终于登上了大汗之位。然而，乃马真皇后留给蒙古的却是一堆烂摊子。斡赤斤家族对贵由的憎恨也并没有因此消失。

东方三王族发出的信号令拔都召开的库力台大会在名义上正当化，同时也决定了大势所趋。

物极必反

两年之后的1251年7月，在蒙古本土再次召开了库力台大会。蒙哥的统治者地位也在这次大会上正式确定下来。

是年蒙哥44岁。他除了能够熟练使用多国语言之外，还精通欧几里得几何学等东西学术、文化知识。东随父到过三峰山，西领兵战过高加索，他见识广博、能力过硬，无论是实力、成绩、名望还是血脉都无疑是王子中的佼佼者。在历史上，像蒙哥一样生来便被寄予厚望，具有成为帝王的宿命，同时又有跨越欧亚大陆东西实战经验的这般真正有实力的人物，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统治者，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贵由则体弱多病，过于细腻且神经质，待人接物也不甚和善。缺少作为可汗的能力和可靠性，并不适合做蒙古帝国的领导人。冒犯地说，贵由做事爱虚张声势，这就是他悲剧的地方。而他的父亲窝阔台可以认清自己的平庸之处，在受到周围掌控的同时掌控周围的人和事，虽说平凡却仍有其优势。

与贵由相比，蒙哥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蒙哥过分的出色也为他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蒙哥继位之后便着手肃清反对派。对窝阔台和察合台两家中反对自己即位、不出席库力台大会，或是意欲突袭即位贺宴的人，不是处以极刑就是判处流放。他进而将窝阔台、察合台两家的领地进行细分，尤其是将帕米尔以西的地方置于自己与盟友拔都的共同统治之下。仅重要将官就多达77名的大肃清风暴，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恐怖。蒙古共同体深入人心的“共享富贵”传统此次受到了巨大冲击。

窝阔台家族分裂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甘肃为中心的阔端兀鲁思，另一部分则是以叶密立、霍博为中心的其他诸王子领地。历史上的“窝阔台兀鲁思”或是“窝阔台汗国”自此便不复存在。

势力遍布中亚的察合台家族被逼回到了蒙古帝国初创时的家族据点伊犁溪谷。莫赤也别
[1] 一系和阿必失哈等旁支后代与阔端家族的人交织呈点状分布在较东的地方。

蒙哥也许在最初即位时便打算成为一名专制君主。他的目的是将成吉思汗留下的种种弊病消去，重新加强帝国的统治。但是他过于果断和极端的做法反而激化了蒙古帝国的不稳定因素，为以后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第二次征服世界的计划

蒙哥的动作向来迅速。在他大量肃清反对派之际，就表明要将攻略东方（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的任务交给自己的弟弟忽必烈。在蒙哥即位大典的一个月之后（1251年8月），忽必烈就出发了。

与此同时，蒙哥完成了以札剌亦儿族元老忙哥撒儿为首的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命，还确定了华北、中亚、伊朗三大领地的财务、税收机关负责人。其中，中央政府的官员是纯正的蒙古人和畏兀儿人。而地方三大征税管辖区在保留窝阔台时代的基本形式的基础上，对人员进行了大换血，并分别派蒙古的驻军团长和伊朗系的穆斯林财务官僚进行管理——这种地方官员的构成格局变得更为明确。东至华北、西藏，西至罗斯，蒙哥下令重新展开在这一区域人口调查和税收统计。从窝阔台时代以来就被放任的诸多弊病被蒙哥清扫一空，中央的统治也变得更为严格。

蒙哥将“伊朗之地”在内的所有西方领地的攻略都交给三弟旭烈兀。在此次大西征中，蒙哥采取了蒙古本土十户挑两名年轻士兵的征兵办法。另外，作为西征的一部分，蒙哥还交给部将撒里那颜一支军队，令其攻打克什米尔和印度斯坦（即现在的印度）。在波斯语的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撒里那颜向蒙哥大汗询问自己的军队要在印度驻扎到何时，得到的回答是“永远”。

就这样，加上之前已经派往东方的忽必烈，蒙古帝国又开始了在东西两方的同时作战。蒙哥的基本政治构想是将欧亚大陆分隔成几大部分，西北边交给拔都率领的术赤家族，西南交给旭烈兀率领的西征军，东南交给忽必烈率领的东征军，东北交给塔察儿为首的东方三王族，西蒙古这一拖雷家族的广大传统势力领地交给幼弟阿里不哥。蒙古本土则由蒙哥大汗全权管辖。除了东西两侧的拔都和塔察儿之外，其余的四人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都是拖雷与王后唆鲁禾帖尼的儿子，从而形成了“兄弟政权”。蒙哥自然也早已在蒙古首脑群体中明确了“征服世界”的意图。

蒙哥大汗可谓踌躇满志。窝阔台时代发动的东西两次远征至少在策划之初是很难说到底有没有“征服世界”的明确意识的。但是这一次，蒙古帝国的第二次远征计划中，就明确地表现出了征服世界之意。还可以看到，蒙哥从其自身的体验和见闻出发，也怀抱着东征至南宋、西征至中东与欧洲的野心。

[1] 莫赤也别为察合台长子。——编者注

4 与欧洲的碰撞

祭司王约翰的传说

1096年，在罗马教皇乌尔巴诺二世的指示下，十字军向圣地耶路撒冷发动了第一次东征。在东征途中，十字军消灭了突厥塞尔柱王朝的部队，并于1099年打败了以埃及为据点的法蒂玛王朝，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耶路撒冷王国、埃德萨伯国、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等十字军国家在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建立起来。

但是在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中，西欧的成功转瞬即逝。特别是当阿尤布王朝的创始人萨拉丁（自称“Salāh al-Dīn”，意即拯救信仰的人）出现之后，形势便急转直下。他在1187年7月，于哈丁（现以色列国最北部，在临近加利利海的提比利亚西北方）打败十字军，夺回了耶路撒冷。在今天有名的英国历史话剧《狮心王理查一世》中讲述的则是此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阿卡（位于今以色列国最北部，海法东北方向的港口城市。阿拉伯语中称
，欧洲语言表记为Acre）攻防战的情形。在哈丁战役的影响下，埃及的阿尤布王朝势力从巴勒斯坦延伸到了叙利亚一带。叙利亚沿岸的以“十字军国家”为名的拉丁小王国群难以为继。

从那之后，这样一条传闻在欧洲流传开来：在比自己的敌人穆斯林更东的位置，有一个信仰景教的国家，他们的国王同样是祭司，在与波斯的穆斯林战斗，这些基督徒攻陷了穆斯林的首都并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发。那个国王的名字便是Presbyter Johannes，也就是祭司王约翰，英语中称Prester John。祭司王约翰可能会成为面临绝境的“十字军”的救世主——这一期待在欧洲和十字军之间逐渐散布开来，这便是“祭司王约翰的传说”。

现今可知的关于祭司王约翰的最早记录出现著名的德意志弗赖辛的主教奥托所著的《年代记》中，1145年的部分。有一名使者向教皇尤金三世汇报“十字军”的艰苦处境，带来了这名不可思议的东方圣王的消息。

仅看这件事的话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因为在四年前，即1141年时，耶律大石率领西辽军队从东向西席卷了中亚，并在撒马尔罕近郊打败了塞尔柱军队。“波斯”的穆斯林可能指的就是塞尔柱王朝。另外，虽然身属契丹王族的耶律大石本身是佛教徒，但他的麾下可能会有信仰基督教聂斯脱里派的牧民战士。

在唐代，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景教）传到了中国本土，这在西安碑林现存的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也有记载。唐代末期，景教徒和佛教徒皆因唐武宗的镇压而蒙受“法难”。后来，景教徒们向畏兀儿和蒙古高原的牧民世界扩散。当年与成吉思汗争霸的克烈部和乃蛮部便是聂斯脱里派信徒。

耶律大石对中亚的压制大概对东部穆斯林世界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些冲击，而这一消息对在东地中海沿岸活动的“十字军战士”来说，反而可能是一丝曙光。不管怎样，这其中一定是有一些事实的。且不论其正确与否，欧亚大陆东西的信息传递确实是越来越容易了。

然而，人们的期待已经远远超越了现实，并且不断膨胀。期待的假象越来越强，现实的影响越来越弱。曾有一封“来自祭司王约翰的信”在欧洲流行起来。当时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德意志国王正处在与罗马教皇对立的白热阶段，而这封信正是前者为了动摇对方而实施的计谋。也就是说，德意志国王想利用祭司王约翰这一“圣者”的形象来贬低罗马教皇。

比较贴近现实的蒙古战士画像（17世纪初，莫卧儿帝国）

被描绘为恐怖且带有恶意的蒙古战士画像（15世纪上半叶，意大利）

欧洲大地被“十字军”和“祭司王约翰”所动摇。虽说现实和幻想被糅合在一起，但与之前相比，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欧洲人对东方越来越关心。这，就是蒙古登场之前的西方。

憧憬与恐怖的东方

成吉思汗开始西征仿佛是实现了传说一样。祭司王约翰也更名为大卫王，开始在波斯攻城略地，最远甚至到达了巴格达一带。这一消息传到了罗马教廷为首的整个欧洲。那一年是1221年，正是十字军第五次东征埃及的最高潮。

这一年，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的确正将花剌子模逼至绝境。据称大卫王的军队共有387000人。而拉施特的《史集》记载，成吉思汗时代的千户集团军总计有129000人——大卫王的军队人数正好是其三倍。此时我们就能看出传说对事实的恣意歪曲和夸大。虽然细节上有夸张成分，但消息本身并非完全捏造，而这一消息不间隔年份地从东往西由亚洲一直传到了欧洲。

中东的伊斯兰世界事实上受到了来自东西两方的攻击。十字军认为幻想中的救世主会从东而至，所以自己也从西方开始对阿尤布王国的首都开罗发动猛烈攻击。结局当然是东方的援军并没有出现，十字军自己也遭到惨败。

不仅如此，这次又有恐怖的消息从罗斯和黑海传来——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先锋队先后踏破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罗斯。虽然这几个地方并不属于罗马天主教会，但它们都是基督教国家。在罗斯的《诺夫哥罗德年代记》中1224年一条有如下的记载。

我等有罪，未知部族自东来。来者何人、自何处来、以语何、人种何、信仰何，我等一概无知。然来者自称塔耳塔罗（Tartar）。

拉丁语中的“塔耳塔罗斯”（Tartaros）指的是冥界、地狱。当时的人们由此产生误解，加深了对蒙古人的恐惧。其实，当时有人用过去高原上的强大势力“塔塔儿（Tatar）”来称呼蒙古人。与新兴的“蒙古”相比，像塔塔儿这样自古已有的民族更为人所知，所以当时的人用塔塔儿来称呼同样发源于蒙古高原东部的蒙古人更为方便易懂。而这个“塔塔儿”刚好又与表示地狱的“塔耳塔罗”（Tartar）谐音，蒙古人也就成了“地狱来客”。

暂且搁置“祭司王约翰”和“地狱来客”这两个完全相反的形象的问题，目前蒙古距离欧洲还有较远的一段距离。欧洲人依然相信，在比伊斯兰世界更靠东的地方，存在一个比充满污秽的欧洲更为和平、富饶的人间乐园——这样的憧憬依然存在于欧洲的土地上。但是也有些欧洲人认为，东方的土地上生存着让人不寒而栗的未知怪物。对东方，欧洲人的心中是一种矛盾二重的想象。

马修·帕里斯的证言

1237年，当拔都的西征大军出现在罗斯大地上时，这一冲击性的消息便立即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来。事到如今，类似祭司王约翰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转眼已化为泡影。

目前欧美研究蒙古帝国史的代表性人物——英国的大卫·摩根援引13世纪西欧最具代表性的英格兰历史学家马修·帕里斯的《大纪年》（Chronica Majora ）一书，为我们介绍了一些颇有意思的关于蒙古进攻的内容。

哥特兰和弗里斯兰的人们因为害怕“蒙古进攻”，哪怕到了鲱鱼收获的季节，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去英格兰的雅茅斯卖掉，而平常他们往往会装上满满一舱的货。正因如此，鲱鱼剩了太多，只能像白送一样低价卖出，哪怕离海最远的地方，四五十条最好的鲱鱼也只卖一枚银币。

由于害怕蒙古军队的进攻，波罗的海的海贼留在母港不敢出动，导致鲱鱼价格大降，这件事就发生在1238年。

同一年，据说有一名叫作“山中长老”（从阿拉伯语、波斯语Shaykh al-Jabal直译而来，由于伊斯玛仪派的教主住在坚固的山城里而得名）的使节从伊斯兰世界来到欧洲，相继向法国国王（当时为路易九世）、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请求基督教国家的援助，以对抗蒙古。如果此事属实，那么就等于“阿萨辛派”（Assassin），也就是俗称的“暗杀者”“暗杀教团”向西欧的基督教国家提议联手对抗蒙古的进攻。

这件看似不可理喻的事情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为人们所怀疑，然而摩根却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可能证实这件事的突破口。据英格兰的史料记载，亨利三世在1241年拥有十便士重的金币。据了解，当时如此重的金币只有在阿富汗的伽色尼，由古尔王朝的苏丹才能铸造。从波斯语史料来看，在蒙古军队出现后，古尔王朝的使节拜访了伊斯玛仪派的教主。当然，我们无法否认在13世纪上半叶，古尔王朝的金币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到达英格兰。但是，这究竟是不是来自阿拉穆特的“山中长老”为请求结盟对抗蒙古出使时带来的呢？谜团反而更增魅力了。

拔都率领的蒙古军队在1240年后，从罗斯继续向东欧进攻，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已不再觉得事不关己，而是感受到了直接的威胁。马修·帕里斯生动地记录下了当时的冲击和震荡，只是他口中的蒙古仍带有些想象和虚构的色彩。由于缺少客观的信息，他们对于真实的蒙古是什么样的还无从得知。但无论如何，恐惧还是占据了上风。

1241年，拔都的军队击败了当时被视作欧洲最强的匈牙利王国军队，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向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请求援军。但对于罗马教皇来说，最紧要的还是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争夺。在如此的危机下，教皇与皇帝的争夺却仍在继续，这给了圣奥尔本斯教会的马修·帕里斯很大的冲击。贝拉所期待的欧洲联合军队最终还是没有实现。

拔都率领的蒙古军队占领匈牙利平原的意图已十分明显，匈人领袖阿提拉曾经统治过的这片草原，对蒙古的战马来说也是块难得的宝地。从1241年到1242年，拔都的军队冬天一直在匈牙利平原上宿营。毫不夸张地说，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已经陷入危机。从匈牙利草原这片绝好的牧地和大本营出发，拔都的军队到底想要攻向何方，谁都不得而知。

但幸运的是，拔都收兵了，而且再没有踏上匈牙利平原。连联合军队都没有来得及组建的西欧得救了。从亚得里亚海的小岛回国的贝拉四世，总结了“蒙古侵袭”的经验教训，带着蒙古军队再次进攻的危机感着手巩固国防，被世人称为“匈牙利第二建国者”。这便是蒙古入侵促进国家和权力组织化的诸多实例之一。

伟人英诺森四世

谁都无法保证蒙古军队不会卷土重来。1243年，出生于热那亚的英诺森四世被选为罗马教皇。在同罗马教廷的宿敌——皇帝腓特烈二世继续争夺的同时，对于不可思议且充满未知危险的东方世界和蒙古，英诺森也必须采取些对策了。

在腓特烈的阴谋策划下，英诺森离开罗马，前往教皇领地之一的法国里昂。1245年6月，他在此召开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里昂公会议，这时距拔都撤兵已经过了三年。

会议除了讨论腓特烈问题、第四次“十字军”（1204年，在威尼斯商船队的鼓动下东罗马帝国被驱逐，即所谓的远征）的结果、支援在君士坦丁堡成立的拉丁帝国之外，还有抵御“塔耳搭罗（Tartar）”，即蒙古再次进攻的对策——包括阻断蒙古军路线的防御墙建设、向教皇汇报蒙古动向、由教会提供经费，等等。

对于蒙古问题，除了直接防御之外，欧洲人也期望让其放弃进攻欧洲，尽可能地将蒙古本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为此，会议决定派出托钵修会的修道士组成使节团出使蒙古若干次。当然，他们也肩负着侦察敌情的重要任务。

作为东方传教的一部分，中东地区的传教由已经开始传教活动的道明会负责，而北方的德国、东欧、罗斯等地区则由方济各会负责。作为教会创立以来最重要的成员——柏朗嘉宾（意大利中部、佩鲁贾西北方向村庄的拉丁语名，意大利语写作Pian del Carpine。通常将出生地作为这个人物的名字）的乔凡尼，其实已经在里昂公会议召开两个月前受英诺森四世之命前往蒙古。教皇在会议上将此事告知了众人。

在罗马教廷，特别是英诺森四世强有力的发起及领导下，西欧基督教世界的蒙古战略得以不断推进。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势力范围以德意志为中心，已经扩大到了意大利北部，进而到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等地区，但他仅仅在拔都军队带来的恐慌达到极点之时，才将号召统一行动的文书送至欧洲各个君主手中。他并没有表现出要主动推进、带领欧洲抵御外敌的姿态。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皇英诺森勇敢面对步步逼近的危险和恐惧，冷静应对，更试图实现同“敌人”的正面交涉，同时还下令收集情报。

英诺森四世志向远大。在教会内部积极推进改革的同时，在对外方面，英诺森意图把以中东地区景教为首的各大流派，以及罗斯地区的正教一并纳入教会，旨在实现基督教会的大统一。他明确地向世人证明，无论是神权还是世俗，能够代表欧洲的领导人并非皇帝或其他人，而只能是教皇。蒙古政策在广义上也是“东方政策”，暗藏其欲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教皇权力的想法。

在十余年教皇生涯的后期，英诺森四世成功压制了意大利南部，在霍亨斯陶芬王朝皇帝的统治中打下了楔子。正因为身处“蒙古恐惧”至极的时代，英诺森四世才得以借此“良机”将统领欧洲和基督教两大“世界”的教皇权力发挥到极致。可以说，英诺森四世是为中世纪西欧“十字军时代”画上休止符的一位伟人。

拉施特耗时近半个世纪完成了《史集》的后期编纂，其中，在“法兰克史”一节里，他毫不怀疑地将罗马教皇看作欧洲最具权力的领导者，法国国王次之。而被称作神圣罗马皇帝的德意志国王的权力，在蒙古看来已微不足道，恐怕现实中也是如此。

幸运的柏朗嘉宾

相传在1180年前后出生的柏朗嘉宾，已经在以德意志为中心的地区领导了二十余年的传教活动，是位年逾花甲的“大人物”。教皇曾交给他两封给塔耳塔罗君主的书简，其抄本仍珍藏在梵蒂冈公文书馆中。文中义正辞言地阐明了基督教的教义，奉劝蒙古停止侵略及破坏，并自信满满地劝告蒙古应及时转投基督教的和平之路。

柏朗嘉宾一行于1245年4月16日从里昂出发，朝拔都的大本营——伏尔加河流域行进。陆路途经他之前的任地科隆，以及克拉科夫、弗拉基米尔、基辅等地，最终到达拔都行宫。拔都自己虽不愿关心蒙古本土的动向，但从书简的内容来看，拔都则劝柏朗嘉宾去面见蒙古的新任大汗。随后，柏朗嘉宾仅由一名波兰的方济各会修道士——贝内迪克特（出生于现在的弗罗茨瓦夫，并有旅行日记留存下来）陪同，经过拔都认可的站赤路线，于1246年7月22日，到达哈拉和林近郊的夏营地“昔剌斡鲁朵”，即蒙古语中的“黄金帐篷”之意。在那里，二人幸运地见证了新帝贵由的即位仪式。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柏朗嘉宾一行会见了贵由及中书右丞相镇海等人，体验见闻良多。特别是在新帝即位的库力台大会上，上至蒙古帝国的重要人物，下至各领地的王侯及有影响力的人士，所有显赫的人物都在此齐聚，因而是观察蒙古的绝佳良机。

同年11月13日，踏上归途的柏朗嘉宾一行原路返回，再次途经拔都的大本营，并于1247年秋回到里昂。柏朗嘉宾在返回过程中，于罗斯写下题为《蒙古人的历史》
[1] 的报告书。

报告书的内容主要偏重于分析蒙古的实际情况及作战对策，其中探查敌情的意图十分明显。也正因如此，文中的叙述十分直接，史料性很高。但不知是柏朗嘉宾的性格使然，还是由于当时以罗马教廷为首的基督教会众的通病，书中总让人感觉到些许莫名的自大，并且有过于主观地评价、描写事态发展的倾向。柏朗嘉宾在描述蒙古时，尤其强调其“野蛮”、破坏和杀戮，并极力主张“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性。同时，还不断强调自己蒙古之行的价值，煽动“危机感”。因此，我们也不能无条件地相信柏朗嘉宾的记载。

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使节的柏朗嘉宾，是西欧目睹并亲身接触神秘蒙古的第一人，他也因此在欧洲一跃成为名人，有着像现在的巡回演讲一样巡游各地的经历。柏朗嘉宾无疑是一位幸运儿。

贵由的回信

柏朗嘉宾带回了贵由写给教皇的回信，这也是蒙古皇帝写给欧洲有权之人的首封“国书”。

据柏朗嘉宾的报告书中所述，这封书信用蒙古语写成，由镇海翻译成波斯语，再由柏朗嘉宾翻写成拉丁语版本。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世上仅流传着拉丁文本。直到1920年，人们在梵蒂冈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波斯文本，三年后，法国东洋学的代表性人物——保罗·伯希和对此进行翻译注释并研究发表。

信中只有开头的三行为突厥语，这是蒙古下达命令的文书中几乎共通的格式。余下的正文部分均为波斯语。在长112厘米、宽20厘米的纸上，印有两处刻着畏兀儿文字蒙古语印记的贵由大印玺。

信中虽将教皇称作“伟大的父亲”即“大教皇”，但贵由仍希望教皇可以带领诸侯臣服于蒙古。像众所周知的那样，他明确表示，无论世界各地是否都已臣服于蒙古，其最终均应向蒙古臣。特别是文中的一句“凭神力，凡日升日落所及之地均为我所有”，被看作蒙古的“征服世界宣言”，也可以感受到当时蒙古，或者说是贵由的极度自信。

我们无从得知以英诺森四世为首的教廷的反应，但这封回信与此前教皇阐述基督教教义的信简内容完全相悖，因此不可能被他们接受。而柏朗嘉宾的报告书有数种抄本和版本，由此可见此书已被世人广泛阅读、熟知；与此相对，书信原件作为最高掌权者之间交流的最权威资料，在之后的六百余年中却无人知晓，或者也可能是被故意“藏匿”了起来。

关于这封书信，尚存许多未解决的疑点。比如说，如果波斯文本为“译本”的话，那么上面为何会印有贵由的印玺？至少我们不得不说波斯文本也是“原本”之一。当时波斯语是国际语言，对于西欧来说，波斯语可能比蒙古语更易于理解。那么，像柏朗嘉宾所说的蒙古语“原本”是否真的存在，甚至是否真的有制作两部“原本”的必要呢？

以上的疑问暂且不论，根据蒙古语的印玺刻字及书信开头的突厥语，人们往往认为蒙古是依靠“王权神授”思想来使自己的“征服世界”正当化。然而，蒙古朴素的“长生天”
[2] 崇拜是否能和欧洲的“王权神授思想”混为一谈呢？此前，南宋使节的随员们在《黑鞑事略》一书里记录下了窝阔台时代的蒙古。书中提到，那时蒙古人一般会先说一句“赖长生天之力”，之后再开始互相对话，可以说，“长生天”崇拜对于蒙古人而言已经成为口头禅一样的日常习惯。与英诺森四世信简中提到的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世界观相比，是否就能断言蒙古一方习以为常的“长生天”崇拜就是“野蛮神权思想的流露”呢？

但是，从这封书信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几个确定的结论。例如，蒙古当时已经开始清晰地意识到“世界”这一概念。这里的“世界”仅单纯分为“伊利（il）”和“不勒合（bulqa）”，即“和平、同伴”与“不服从、敌人”两个概念。这与穆斯林的世界观——“伊斯兰之家”和“战争之家”
[3] 两大概念出乎意料地相似。另外，虽然蒙古并未将基督教世界的欧洲视为强敌，但已经认识到罗马教皇代表着欧洲世界的中心。

不幸的使节团

同柏朗嘉宾的“成功”相比，道明会的使节团却遭遇了不幸。被认为是出身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的亚杰利（Anselmo di Lombar，或为意大利语中Ascelino）带领使节团启程赶往西亚地区的蒙古军队“探马赤军队”大营。

这支特别部队占领了从伊朗西北方向的阿塞拜疆到小亚细亚鲁姆苏丹国的全部领地，拜住从绰儿马罕手里接过指挥权，并扎营在大亚美尼亚（位于高加索地区南麓的原本为亚美尼亚人的土地。那时，位于地中海东部沿岸最北部，塞浦路斯岛对岸的奇里乞亚地区，还存在另一个亚美尼亚王国）的西西安。

1247年，到达拜住营地的亚杰利一行递上教皇的书信，并要求面见拜住。然而，他们不容分说地一味主张基督教的优越性，表现得过于自大，因而激怒了蒙古的大将们。据同行的来自圣康坦（位于法国北部，拉昂西北方向的城市。拉昂位于距巴黎东北120公里的位置）的洗满记载，他们当时只是表达了真实的想法，错在蒙古一方。然而细读其记录的交涉过程就会发现，道明会的修道士一方才是不一般。与无论局面是好是坏都能够应对自如的柏朗嘉宾相比，道明会显然欠缺外交上必不可少的灵活性。

结果，他们没能如愿见到拜住，最后带着落款为1247年7月20日的拜住回信踏上归途。回信为在皇帝贵由领导下，由拜住发出的“令旨”，即蒙古语中称作“话语”（uge）的命令文书。

从蒙古朝廷的习惯来看，只有唯一的最高权力者——大汗的命令或文书可以称为“圣旨”，蒙古语里被称作“君主之命令”（蒙古语发音为jarlir，突厥语发音为yarlir）；而其他的王族、后妃、族长、将领、臣僚等发布的命令全部称作“令旨”，清晰地与“圣旨”相区分。不过无论是国书，还是保护特许状，对蒙古人而言全都意味着“命令”。

拜住的回信里果然还是要求教皇自身要先臣服于蒙古，这同柏朗嘉宾携归的贵由回信的内容如出一辙。可以看出，在贵由即位尚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其想法早已贯彻到了蒙古西边最前线的拜住大营。

英诺森四世接到柏朗嘉宾携归的回信后，没过多久又拿到拜住的回信，此时此刻，他和罗马教廷的人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读完信件的呢？这给世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但必须承认，“蒙古恐怖”丝毫没有褪去。

圣王路易的挫折

在这里我们要介绍教皇之外的西欧另一位领导者，他便是被称作“圣王”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

路易是极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并怀有扩大法兰西王权和进军东方世界的野心。当然，作为“十字军”的路易也曾尝试率领第七次“十字军”进攻埃及。

1248年，路易九世为准备攻打埃及而住在塞浦路斯岛的尼科西亚。一天，两名自称是蒙古长官野里知吉带
[4] 派来的景教的“使者”来访。野里知吉带是贵由新政权中新一代中东进攻军队的前线司令官。二人递上了用波斯语写成的野里知吉带书信。路易九世下令让道明会隆格瑞莫（位于巴黎南西南方向的城市）的安德烈
[5] 将其译成拉丁语。安德烈是奉英诺森四世之命出使中东的另一个道明会使节团的成员，并曾经同阿塞拜疆的景教代表——审温·列边阿答（Simeon Rabban-ata）进行会谈，探求教会统一的可能性。

由这封书信的内容，似乎可以感觉到蒙古对基督教有些好感，同时两位“使者”也通过自己的言行让路易九世感受到了蒙古的好意。他们表明，蒙古皇帝贵由以及司令官野里知吉带均已成为基督教徒。事实上，贵由的确可以这么说——虽然他还不能被称为景教的信徒，但至少贵由确已对景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圣王路易心动了。他为了求得友好与合作，派出了包括安德烈在内的三名道明会修道士作为法国国王的正式使节，与蒙古的两名“使者”一同前往蒙古。这时，已经是1249年2月了。

事实上，贵由已于前一年去世，进攻中东的计划自然也就此结束，而蒙古政局则不断发生急剧变化。已经到达野里知吉带军营的安德烈等人一行，被安排去拜见贵由的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因为在汗位空悬期间由斡兀立海迷失皇后摄政。1250年，安德烈一行终于到达斡兀立海迷失的斡鲁朵，地点为原贵由领地的中亚叶密立河畔。为了祝贺蒙古皇帝改宗，安德烈一行献上了路易九世的礼物，包括帐篷形状的豪华礼拜堂、圣经、圣器等。特别是可移动的礼拜堂，它用深红色的纺织品制成，还带有描绘耶稣基督一生的精美刺绣。

不达斡兀立海迷失皇后似乎对路易的示好提不起兴趣。1251年4月，安德烈一行带着皇后的回信回到巴勒斯坦向路易九世复命。这封回信让路易九世失望了，皇后在信中对路易加以恐吓，要求其必须以金银向蒙古纳贡，否则便可能像其他国家一样被毁灭而走向灭亡。

路易九世为派出使节一事后悔不已。和蒙古皇帝一东一西协同作战，打倒穆斯林势力，光复圣地的愿望不过是一场幻梦。路易在这一年中尝到了两次屈辱的滋味。在前一年进攻埃及的过程中，他将阿尤布王朝逼至绝路，但却一时大意只带了少数随从冲到最前线，最终沦为俘虏。位于达米埃塔的法国军营为救回路易国王，付出了大量的赎金，并不得不撤兵。路易那颗高傲的心承受了接连失败带来的打击。

虽然如此，斡兀立海迷失的处理方式也略显拙劣。法国国王主动提出的中东战略对于蒙古来说无疑是一个良机，她却眼睁睁地任其错过。毕竟，斡兀立海迷失本身可能也不具备领导者应有的判断能力、战略能力和责任感。路易的使节团回国后的第二年，她和镇海及其他贵由旧部就都被新任大汗蒙哥下令处死了。

鲁不鲁乞的旅行

在欧洲处于“蒙古恐怖”的这一长时段内下，方济各会修道士鲁不鲁乞（鲁不鲁乞本是弗兰德地区的村庄，现位于法国里尔市的西西北部）写下了关于蒙古最准确、最有意义的报告书。然而和柏朗嘉宾的《蒙古人的历史》不同的是，鲁不鲁乞的《旅行记》
[6] 只流传有四种抄本，而其重要性也只是到了近年才为世人所知。在漫长的时间里，它的存在甚至有可能是被故意掩藏了。

鲁不鲁乞去往蒙古高原的、从1253年到1254年的这段旅途，并不像柏朗嘉宾一样一帆风顺，反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色彩。

他虽受路易九世之命来到蒙古，却并非正式使节，因为路易九世已经尝到了上一次遣使失败的苦头。路易从安德烈一行的汇报中得知，在蒙古的领地上已经有了众多的景教及雅各派信徒；也有传闻称，拔都的长子，也就是作为其接班人的撒里答也已经成为基督教徒。路易九世仿佛又在东方世界看到了希望之火，但实在不想再次受辱。因此，仅为一介修道士的鲁不鲁乞，为了向撒里答“传道”而自愿踏向前往东方的旅途。虽说他带着路易九世和英诺森四世的亲笔书信，并有两名随从相伴，但同八年前的柏朗嘉宾相比，鲁不鲁乞的旅程显得艰苦和不幸得多。

鲁不鲁乞一行从巴勒斯坦出发，经由依然处于拉丁帝国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渡过黑海，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著名意大利殖民贸易港口苏达克（俄语地名，在欧洲语言中被称作索尼达尼亚）登陆。踏上钦察草原的鲁不鲁乞一行继续赶赴目的地——撒里答大营。撒里答受父亲之托统领“拔都兀鲁思”中包括罗斯在内的西方领土。在《史集》等诸多波斯语史料中提到的撒里答是拔都的“宰相代理”即“接班人”一说，可以从这得到印证。

撒里答并不是什么基督教徒，而且他也无法决定传教是否可行，于是将鲁不鲁乞一行送至伏尔加河畔的拔都营地。拔都告诉鲁不鲁乞，想得到传教的许可必须去见皇帝蒙哥。

人们一般认为有一个叫“拔都萨莱”的城市——或许是首都——拔都和鲁不鲁乞就是在那里会面的。但当时的术赤兀鲁思还没有建成固定的“首都”。“萨莱”为波斯语，有“家、住所、宫殿”等意，可能是人们将移动式帐篷“宫殿”这一拔都的“斡鲁朵”，译成了波斯语的“萨莱”。史上闻名的“拔都萨莱”这座城市，其实并不存在。

不过是一介“传道者”的鲁不鲁乞经历了重重磨难，终于在1253年12月27日，在严寒中到达了哈拉和林南郊的蒙哥的斡鲁朵。在随后七个多月的时间里，鲁不鲁乞会见了蒙哥，参观了哈拉和林都城，并目睹了景教徒、穆斯林、道教徒、佛教徒等宗教信仰者的论争。尽管鲁不鲁乞一直强调自己去到撒里答的领地只是为了传教，但蒙哥却将其看作为臣服于蒙古而来的西方使节。为此，鲁不鲁乞反而得到了蒙哥相应的优遇和恩惠。

1254年7月，鲁不鲁乞带着蒙哥写给路易九世的回信踏上归途。这封回信是应取代三年前斡兀立海迷失回信的信件。从鲁不鲁乞记录留下的内容来看，信中明确否定了斡兀立海迷失的做法，并且承认路易是“法兰克”国王，并命令其在“法兰克”领地即欧洲传达蒙哥的旨意。

无疑，蒙哥的这封回信中也洋溢着蒙古作为“世界”霸主的自信。但是贵由及斡兀立海迷失的回信均有种虚张声势的感觉，蒙哥则恰恰相反，他在信中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现实的情况，足以令人信服。蒙哥将“世界”的“安宁”“喜乐”“和平”作为大义名分来歌颂，如果除去英诺森四世写给贵由的信中的基督教色彩，其实二者的理念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别。从这一点来看，之前人们一味强调蒙古“野蛮的征服欲”的态度尚有待商榷。

鲁不鲁乞在回程时，经过了蒙古的站赤路线，很快到达了伏尔加河畔的拔都斡鲁朵，并南下越过高加索地区，途经小亚细亚，于1255年8月15日到达了的黎波里。然而路易九世此时已经回到了法国，于是鲁不鲁乞来到阿卡，写下向路易九世复命的报告文书，即前述《旅行记》。

鲁不鲁乞的《旅行记》比起柏朗嘉宾的《蒙古人的历史》及其随从贝内迪克特或是圣康坦的洗满等人的记录来说，内容更加充实，信息也丰富得多。同时，他的表述十分直观，处处体现着他敏锐的观察力。《旅行记》也因此成为欧洲人对蒙古及13世纪欧亚大陆中部的最好记录。在柏朗嘉宾和其他人的记录中会经常出现过分夸张的成分，或是为把蒙古塑造成一个危险野蛮的“破坏者”而蓄意歪曲事实的表现，在《旅行记》中则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内容。

可以说，鲁不鲁乞是一个优秀的人，但是他为何未被世人所熟知呢？是因为他所著的《旅行记》只是写给路易九世个人的复命报告吗？这仿佛也不能成为理由。无论如何，柏朗嘉宾为欧洲了解蒙古发挥的作用固然是很大的，但站在重构历史的角度上来看，鲁不鲁乞无疑是现代历史研究学者们更加亲密的朋友。

[1] 此处为日文直译，中译本为《柏朗嘉宾蒙古行纪》。——编者注

[2] 蒙古语为“Mongka Tängri”。——编者注

[3] “伊斯兰之家”，阿拉伯语为Dar al-Islam，指信仰真主、服从真主意志的地区；“战争之家”，阿拉伯语为Dar al-Harb，指尚未皈依的战争地区。——编者注

[4] 亦称“宴只吉歹”，1247年被任命为征西军统帅。——编者注

[5] 即中文著作中常见“安德烈·隆如莫”。——编者注

[6] 此处为日文直译，中译本为《鲁兀鲁乞东游记》。——编者注

Ⅱ 世界史面貌的改变

《中国历代帝后像》中收录的忽必烈肖像图。忽必烈一出生，成吉思汗便说他的脸像是中原人一般。这句话暗喻了忽必烈日后会建立起屹立东方的大元帝国，同时也说明成吉思家族的人容貌并不一定与忽必烈相似。

伊朗描绘旭烈兀的细密画。画面中的旭烈兀将杯子送到嘴边，而弓和鞭就摆在手边，显示出了纵横沙场的大将风范。其蒙古人特色的发型展现出了他自1251年出征至逝世以前六十五年的武人心得。在画面最左边明确地记载着这是旭烈兀的画像。

5 忽必烈夺权

忽必烈和旭烈兀

随着蒙哥政权成立，还有一批人物也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便是蒙哥的弟弟们：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如果不是蒙哥即位，拖雷家族重新掌握了大权，他们三人是否能为人所知还是个未知数。特别是从忽必烈和旭烈兀两人不同的命运来看，大元帝国和旭烈兀兀鲁思甚至可能不会存在。世界史的发展方向也可能完全不同。一个极细微的变化就会引起整个世界历史的巨大变动。

在兄长蒙哥的命令下，忽必烈在东，旭烈兀在西，共同负担起蒙古东西两侧的统辖。但是两者是否有高下之分，或者说是为何你在东我在西，却不得而知。

忽必烈和旭烈兀的前半生都是充满谜团的，从1251年开始，二人才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自登台起，就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关于他们的一切，则存在于自此之后的活动中。

剧变之年

1259年8月，忽必烈率领新编制的骑兵步兵大部队进驻在中原地区中央的汝南之地（位于淮河上游，汝水之畔，同时也是金朝灭亡时的蔡州）。那里正位于蒙古与南宋的国境线上。忽必烈当时的目标正是长江中游的最大据点城市——鄂州，即现在的武汉。兀良哈台则从云南高原出发，从南宋的背后进行包抄，与忽必烈军在鄂州会师。

正在此时，忽必烈的庶弟木哥
[1] 派出的密使从四川的蒙古主力部队带来了可汗蒙哥驾崩的消息。《元史》中记载，木哥的密使是在蒙哥死后一个月的9月26日（换算成公历纪年）到达忽必烈的军帐的，当时忽必烈军队刚好抵达长江北岸。然而《史集》和其他的记录则认为，是密使先到达驻汝南蒙古军的营中，“正式使者”是在其后前来通报的。由于《元史》是在一个政治局势较为微妙的背景下编纂的，所以其记述有一定的政治目的。

忽必烈和木哥是同一年出生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之间虽然没有同母的血缘关系，但是由一个乳母抚养大的乳兄弟，两个人的关系也十分亲近。拖雷的正室唆鲁禾帖尼在生下忽必烈之后，便将他交给了刚刚生下木哥的拖雷侧室——这位贵妇并没有亲自养育自己的儿子。在蒙哥亲征四川时，木哥的部队刚好也归属在蒙哥的主力部队之中，这可以说是忽必烈的幸运。如同自己分身一般的木哥在得知蒙哥驾崩之后，于正式的使者公布这一消息之前便把它第一时间传达给了忽必烈。而且在后来蒙哥大军回撤时，掌握了部队指挥权的不是别人，正是木哥。

此时从成吉思汗白手起家算起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蒙哥本应该掌控着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土地，然而他却在最前线的军营中突然死亡，享年五十二岁。这样的突发事件一下又让蒙古帝国陷入了紧张的气氛中。

此时的蒙古帝国正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侧同时进行着战斗。东方是蒙哥大汗亲自参与的对南宋战争；西方是皇弟旭烈兀一人率领的西征军，当时已行进至北叙利亚。其中东方的战斗本应是忽必烈的任务。情势变化至此，帝国走上了可能分裂的道路。在蒙古分裂的威胁和诸子夺位的影响下，蒙哥驾崩后的1259年至1260年间成为世界史上罕见的剧变之年。

不睦

在南征之前，蒙哥大汗与受命攻略东方的忽必烈之间还有一段纠葛的历史。

1251年，忽必烈将位于蒙古高原东南角、距离中都也不远的金莲川草原设为自己的大本营。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负责经营东方的是札剌亦儿部的木华黎国王家族。忽必烈的指挥中心（金莲川幕府）就是在重编了包括木华黎一家在内的一系列帝国东部势力的基础上建立的。其进攻东方的第一步便是对云南大理的远征。他希望能够从侧面或背后实现对最大目标南宋的包夹。

中原地区中央有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淮河。它南北两岸的带状区域由于金国和南宋长达一百二十年的南北对抗而变得满目疮痍，基本上成为一片荒野。这片长达300千米至400千米的荒野犹如一座“空白之壁”横亘在淮河流域。如果想从华北直接进攻南宋，要如何穿越这一区域、如何在行军过程中获得补给便成为大问题。即使有幸能够突破这片荒野，蒙古军队还要面对长江“江水之壁”这一大障碍。

除此之外，想要逐个攻破被严防密守的南宋城市也并非易事。恐怕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中，中原南部城市的防御能力也是首屈一指的。

因此以忽必烈为核心的金莲川幕府决定不采用对南宋短期决战的方式，避免正面强攻。1253年秋天，忽必烈对云南的远征胜利结束。于是他将后续事务交给了副将兀良哈台，自己则于1254年末返回金莲川。在那之后忽必烈便按兵不动，摆出了长期战争的架势。在1256年春，忽必烈还下令划出金莲川草原的一部分，修建了中国式的小型都城开平府。

忽必烈的这些行为招致了蒙哥的不满。性急的蒙哥以陕西京兆（蒙哥在忽必烈远征云南之前授予他的领地）的财政会计有错为由，派遣政府要员前往监查。当时的监督调查极为严苛，忽必烈为了管辖京兆地区而提拔任用的汉族官僚都被判处死刑或流放。在1257年春天，蒙哥大汗更是决定御驾亲征南宋，他希望通过短期决战来与南宋一决胜负。

忽必烈则被剔出了远征南宋的大军。但是在《元史》的《宪宗本纪》和《世祖本纪》中都没有提到其中的缘由。主要记载蒙哥治世相关内容的《宪宗本纪》大致是以《宪宗实录》为基础编纂的，而后者是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完成的。还有，记述忽必烈统治的《世祖本纪》以《世祖实录》为蓝本编写，但《世祖实录》是又在忽必烈的孙子、元成宗铁穆耳统治时整理完毕的。所以它们并没有“说实话”。而在拉施特的《史集》中提到，蒙哥以忽必烈“脚痛”（即痛风）为由，令其静修。在蒙古，“脚痛”可以作为不参加一切活动的理由，所以忽必烈当时相当于被蒙哥下了禁令，被禁止参与对南宋的远征。除此之外，《史集》也没有明确阐述忽必烈离开南征大军的理由。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蒙哥与忽必烈之间有《元史》和《史集》都不能明说的秘密。而这两人的不睦在其他史书中也基本没有记载。

蒙哥暴毙

不管理由为何，蒙哥和忽必烈两巨头之间的不和是显而易见的了。蒙哥希望让东方三王族盟主斡赤斤家族的塔察儿来代替自己二弟的位置。而当时塔察儿还只是一个可能连20岁都不到的“小孩”。

蒙哥在南征作战构想中继续采用了传统的三军团策略。塔察儿率领以东方三王族和五投下为核心的左翼军团作为东路军。蒙哥自己则率领中央军团和右翼的诸王和将领（中路军），从京兆、六盘山一带进入四川东部。剩下的西路军就是从云南出发的兀良哈台的军队了。

战斗的输赢与塔察儿有很大的关系。他所率领的左翼军团避开了“空白之壁”，从中原中央偏西的位置沿汉水蛇行南下，对长江中游一带进行压制。蒙哥的军队则在之后缓慢进军。1257年秋天，塔察儿率领的左路军开始对汉江两岸的襄阳和樊城展开进攻，但不出一周便引军撤退——这当然激怒了蒙哥大汗。

塔察儿的撤退至今仍是个谜。《元史》中仅将其原因归为持续了长达两个月的阴雨天气，但却没有记载为何仅凭连绵秋雨就逼退了蒙古帝国首屈一指的强力军队，甚至让塔察儿完全放弃了作战计划引军北归。另外，《史集》中记载蒙哥是以“贪酒误事”为由训斥塔察儿的。但塔察儿明知道会激怒恐怖的蒙哥大汗，为何却又会“贪酒误事”呢？其理由和塔察儿的心理活动在《史集》中都没有记载。

作战计划于制订之初就出现了巨大变故。做事果断的蒙哥立即将塔察儿从东路军主将的位置上撤下，反而重新启用了忽必烈。作战计划再次被突然改变。强硬的蒙哥给忽必烈和塔察儿两个“问题人物”安排了更为严苛的作战任务。

新编的东路军在忽必烈的带领下跨越黄河、淮河直接南下逼近长江。当时塔察儿的部队已经归忽必烈统率。塔察儿率领东方三王族的部队在忽必烈的东边，从淮河下游的荆州南下扬州，继而剑指长江下游地区。忽必烈和塔察儿的部队都突破了“空白之壁”，到达了长江“江水之壁”之前。

但此时，问题又回到了蒙哥自己身上。忽必烈和塔察儿忙于东路军的重编时，蒙哥虽贵为大汗，也不得不站到最前线，亲自参与四川的战事。四川的酷暑天气和南宋的山寨这双重难题让他饱尝苦头。由于蒙古方面迟迟打不开局面，战况几无进展，蒙哥便亲自披挂上马了。当时周围有人建议蒙哥暂且北退以避酷暑，可他还是执意进行强攻。

就是那时，一场怪异的疫病袭击了四川的蒙哥军队。《史集》中将这场疫病称作“拔巴”。它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传染病”“痢疾”“霍乱”等，但具体是什么也无人可知。甚至有人猜测那便是“鼠疫”。如果真是这样，在14世纪将以蒙古为中心的繁荣欧亚大陆毁于一旦的黑死病便是起源于13世纪中叶以后的亚洲。可是现在并没有能够确切证明当时的疫病就是鼠疫的证据。

1259年8月蒙哥染病去世了。同时也存在蒙哥被南宋军队的箭矢射中身亡的说法，孰真孰假我们已经无从判断。总之，正是蒙哥一次又一次的勉强进攻，才招致了自己的悲剧。

继承者的资格

据拉施特《史集》记载，忽必烈接到兄长蒙哥去世的密报后，马上与谋士霸突鲁进行了秘密交谈。霸突鲁是木华黎国王家族推荐给金莲川幕府的得力干将，肩负着让日渐衰败的木华黎家族走向复兴的重担。但更为重要的其实是，霸突鲁娶了察必皇后的亲姐姐，也就是说他是忽必烈的连襟，也是忽必烈最信任的人。

是进是退？考虑到要争夺王位，立即北上自然是一计良策。

此时列入蒙哥继承人考虑的有两个群体。一边是胞弟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另一边是儿子班秃、阿速台、昔里吉和玉龙答失。但事实上，蒙哥的儿子们恐怕难以担此大任，那时他们都只有二十几岁。对于蒙古人来说，这个年纪虽然无疑已经是成年人了，但若要成为大汗还要另当别论。

细数蒙古的大汗，从开国的成吉思汗，到窝阔台、贵由、蒙哥，即位时均已过了知天命之年。虽然我们不知道当时蒙古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但可以说四十多岁已经是相当大的年纪了。虽说大汗手握着绝对权力，但这份权力是建立在为“蒙古兀鲁思”这一共同体带来繁荣和安宁的基础上的。也正因如此，大汗是由最有资格的人和大家认可的人“互选”出来的。因此大汗既是“蒙古共同体”的“主席”，也要承担协调诸多事宜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血统多纯正、能力多优秀，没有一定的年纪和阅历的话，都是完全无法胜任“协调负责人”这一角色的。

分散在欧亚大陆的诸多蒙古王族当中，成吉思汗的孙辈也就是蒙哥这一代正值壮年，发挥着“蒙古兀鲁思”核心力量的作用。有三位无论血统年龄都无从挑剔的蒙哥的胞弟在，只能说蒙哥的儿子们的时代还“为时过早”。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三个人。三人在资格上均互不逊色，只是此时旭烈兀远在海外，而选举新大汗的库力台大会必须要在蒙古本土举行。

因此，是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中做选择。且不论两者实力如何，就名分而言，曾与蒙哥对立的忽必烈较为不利。虽说蒙哥已经去世，但原蒙哥政府仍然留在哈拉和林。阿里不哥是拖雷嫡子里边年龄最小的，掌握着拖雷家族在蒙古本土西部杭爱山到阿尔泰之间的许多领地。在之前蒙哥亲征的时候，他被留在蒙古本土，随后一直在哈拉和林。原蒙哥政府必然会站在阿里不哥一边，而蒙哥的儿子及后妃们也没有理由支持与蒙哥对立、间接导致悲剧发生的忽必烈。显而易见，客观形势上是阿里不哥更加有利。

决定命运的赌博

然而，霸突鲁给出的答案并非北还，而是南进。霸突鲁这样解释道：“我方率军如蝗蚁般到达此地。未完成任务如何凯旋？恐落人口实。”

《史集》中描绘出了忽必烈与霸突鲁的雄风，以及简单果断的态度。拉施特用蒙古众人通俗易懂且值得信服的方式，不加主观意见地叙述着国之基本的微妙之处。但《史集》中引用的霸突鲁的话，归根到底只是结论，而事实上做出这一决断并非易事，而是一场命运的赌博。

霸突鲁的判断是正确的。若是在名分上占下风的忽必烈此时匆忙北还，在库力台大会上称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不如就按照前任大汗蒙哥制订的作战计划，包围鄂州。就在人们都猜想忽必烈会选择北还时，他却带领蒙古大军战胜对“海”的恐惧成功渡过长江，展现了其继承前任大汗遗志的态度，这成为扭转舆论劣势的关键点。同时此举也让他自己的军队主动成为散布在中原各地的蒙古各军队的“后卫”，在形象上有了极大的提升。

忽必烈也通过这一行动支援了北上敌军领地的兀良哈台大军。兀良哈台是大将速不台之子，也是拖雷阵营的元老，据波斯语史料记载，他曾在蒙哥即位的库力台大会上，义正言辞地驳倒了政敌的主张。毫无疑问，兀良哈台属于亲蒙哥派。他曾作为副将追随忽必烈参加了对云南的远征，但据传二人之间产生了嫌隙。或许是由于忽必烈过早收兵回国的奇怪表现。对于忽必烈而言，若是不管不顾的话，不仅会背上对友军见死不救的骂名，而且他日若兀良哈台得以生还，必会成为其最强有力的敌人；但若是施以援手，得到的好处就不仅只有支援友军的美名这一点了。

此外，忽必烈还抱有另外一个想法。正如当年蒙哥即位靠的是术赤和拖雷家族麾下兵团的庇护一样，库力台大会说到底还是以兵力为背景的争夺。没有兵力的支持，即使再有能力、声望也只是徒然。尤其是在当时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随时有可能发生伴随着武力争夺的动荡。

虽然忽必烈统率着大部队，但从组编部队到现在还不到一年。据《史集》记载，忽必烈于1258年12月27日被再次起用，当时他匆忙从金莲川开平府的根据地出发，率领的直属蒙古部队只有一万人。而原本应算作忽必烈麾下的五投下军队，在原塔察儿东路军解体之后还留在前线，前文所说的一万人可能也是夸张了。虽说之后南下的过程中，队伍有所壮大，但截止到驻扎汝南之时，纯正的蒙古骑兵也不算多，此外还有契丹、女真、汉族等兵员组成的“汉人”部队，其中大部分编入部队还不足四个月。

第二年，也就是1259年夏天，忽必烈南下到了华北平原，在山东西部汉人军阀严忠济领地驻扎作为夏营地。此地也就是东平地区的“曹濮之间”，即黄河冲积平原上曹州与濮州之间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忽必烈在这块营地度过了炎炎夏日，同时也同严氏幕僚在内的许多华北人士推心置腹地交流。手握“东平五十四城”的严忠济，拥有可以称为地方政权的实力，是当时反蒙情结最强的军阀。对于忽必烈而言，来到这个走错一步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地方，不可不谓之大胆。

事实证明，忽必烈的这招险棋成功了。之后转投忽必烈政权的以宋子贞为首的严氏幕僚，在此被忽必烈打动了。为了翻越“空白之壁”，忽必烈得到了兵站及补给线的保证。不光是兵粮方面得以补充，汉人军队也在此时编入了忽必烈大军。有了这样的支持，忽必烈的东路军便不会因为“空白之壁”和“江水之壁”而一筹莫展了，到了秋天，他们渡过黄河继续南下。

若是此时北上，好不容易编成的军队可能又会四散各地，尤其汉人部队更可谓是一把“双刃剑”，一旦回到黄河北岸，谁都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同各自根据地的留守部队联合起来背叛忽必烈。一向对蒙古内部动向了如指掌的汉人军阀，也必定清楚此时阿里不哥局势占优。因此，为了即将到来的汗位之争，也为了当下的稳定，将大部队控制在自己手中继续南下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另外，此时位于四川的主力部队由于没有了蒙哥的领导，已是军不成军，而蒙古高原的主力部队全部出营，实际上也意味着阿里不哥手下也没有太多兵力。综观蒙古东部区域，只有忽必烈和塔察儿拥有较为完整、稳定的大量兵力。

霸突鲁的话中就藏有这样的考虑和判断，忽必烈遂决意南下。时不我待，忽必烈迅速在汝南阵中与汉人谋士一同商讨，也召集了主要将领召开紧急会议。此时，传达蒙哥死讯的密使的到来也被公之于众。郝经是忽必烈汉人谋士中的一员得力干将，在其文集《郝文忠公集》中对此有明言记载。不管怎样，忽必烈已经下定了决心。

1259年9月10日，忽必烈东路军从汝南出发渡过淮河干流之后，继续南下，只用了两周的时间便到了长江北岸，随后立即准备船只，于同月29日渡江。据《史集》记载，为了让迷信的蒙古将士安心渡江，军中还特意准备了“护身符”让士兵带在其身上。史上著名的“鄂州之战”便就此展开了。

长江之畔

位于长江南岸的鄂州，就是人们所说的武昌。汉阳位于自北流入长江的汉江北岸，汉口则面向汉江与长江的汇合处。武昌、汉阳、汉口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武汉三镇”，也就是现在的武汉。

鄂州不仅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最大城市，更是水陆交通的要塞枢纽。蒙古将鄂州作为攻击目标，是想将靠长江而生的南宋阻断成东西两半。虽说最后这一想法还是以失败告终，但这和“阔出南征”以及塔察儿旧东路军的构想是如出一辙的。

忽必烈大军作为首次横渡长江的蒙古军队，虽然已经摆出了包围鄂州的架势，但事实上并非真的想攻陷鄂州。而南宋却万万没有料想到忽必烈会渡过长江，本应实力强大的南宋水军眼睁睁地任其渡江，这给南宋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此时，从四川东部地区的各个守卫部队也已经传来了蒙古举兵的消息。另外，还有消息称兀良哈台大军在广西、湖南、江西的各个城市间徘徊，仿佛在找寻目的地一般，同时不断改变路线渐渐北上。加之忽必烈大军的渡江，南宋实在无法理解蒙古这一连串的行动。

忽必烈大军的南下和渡江，也给蒙古各支军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首先，分散在中原各地的各支军队开始采取行动与之响应。木华黎国王家族的现任首领——忽林池
[2] 率领着以札剌亦儿部军队为核心的蒙汉大军，直接渡过长江来到了叔父霸突鲁所在的忽必烈军营。

在五投下中，弘吉剌惕驸马家族与木华黎国王家族实力不相上下，也是成吉思汗皇后的孛儿帖的老家。当时家族统领纳陈还在“淮甸”，也就是淮河附近，随后开始在后方支援忽必烈大军。实际上，纳陈同前一年去世的哥哥，也就是家族前任统领斡陈一样，都是忽必烈察必皇后的兄长。也就是说，纳陈通过察必皇后成了忽必烈的大舅子（另，驸马则是指皇帝的女婿，在蒙古语中叫作呼日根，突厥语叫作丘来根。著名的帖木儿被称作驸马帖木儿，就是因为他娶了成吉思汗家的女儿）。

进而，塔察儿率领的东方三王族的军队也表明了与忽必烈大军会合的意向。塔察儿此前与蒙哥及其政府关系并不好，因此便将自己的命运赌在了忽必烈身上。塔察儿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以此为界，情况发生了大逆转。一直在观望事态发展的蒙古诸股势力蜂拥站到了忽必烈一边。就连四川地区的各支军队，包括原蒙哥主力军残余部队的大部分也表示愿意投靠忽必烈。这样看来，目前忽必烈已经没有继续留在长江沿岸的必要了。在11月24日，郝经呈上了请求北上的奏折，这篇名叫《班师之议》的文章也收录在了他的文集中。

忽必烈在同北上的兀良哈台取得联系之后，向麾下的军队下达了北还的命令。为了支援兀良哈台的军队，忽必烈把副将霸突鲁留下作为殿后军队，自己则于12月23日（公历），从鄂州东郊的青山矶再次渡过长江，快马加鞭地踏过华中、华北大地。忽必烈一派各路军队约定在中都集结。

在南宋方面，宋理宗派出宠臣贾似道率救援部队进驻鄂州东部，并暗地里同忽必烈阵营达成了停战协议。然而在与兀良哈台军会合之后的霸突鲁部队，正按照之前的协议准备率军渡过长江之时，却遭到了南宋部分军队的袭击。尽管蒙古一方受损并不大，但贾似道却回报谎称敌军大败，损失惨重。随后贾似道英雄一般地回到了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开始了自己的独裁政权。

鄂州之战就战争本身来说并无特别之处，然而就战争双方及对阵来说，的确给以后的历史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一个时代的转折点。鄂州之战后，诞生了帝王忽必烈和大元帝国，以及贾似道执政的十五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259年秋冬的鄂州和长江之畔，不仅是当时蒙古人、南宋人关注的焦点，也是在回溯历史之时值得关注的时间和地点。

大汗阿里不哥

随着忽必烈大军在中都会合，公元1260年的大幕也就此拉开。

由于阿里不哥留守在蒙古本土，作为其分内工作，他一方面向全国发布了蒙哥葬礼的消息并召集有关人员参加；而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当下手中尚显微弱的兵力，他也向各地派遣了原蒙哥政府要员，风风火火地开展起了征兵工作。

而忽必烈一派的各支军队则在中都近郊开始了集体冬营，到了春天继续北上，前往开平府的金莲川草原。在金莲川草原上，忽必烈先发制人，在蒙古本土库力台大会之前召开了只有己方人员参加的库力台大会，并被推选为大汗即位。那时的忽必烈四十六岁。

而哈拉和林的中央政府以及阿里不哥一派，之前一直要求忽必烈回来参加蒙哥的葬礼，但随着忽必烈态度明朗化，阿里不哥也不再犹豫。似乎是受忽必烈“即位”所迫，阿里不哥也召集了蒙古本土及首都哈拉和林附近的民众，一个月后在位于哈拉和林城西郊阿勒台河畔的夏营地召开了库力台大会，阿里不哥成为新任大汗。

至此，蒙古帝国首次出现了两位大汗并存的情况。从正统性来看，全权操办蒙哥葬礼，并在蒙古本土中央召开库力台大会即位的阿里不哥才是真正的大汗，而未出席前任大汗葬礼仅在蒙古高原东南一隅称帝的忽必烈，至少在当时，应当算作叛乱者。

阿里不哥才是正统皇帝的这一认识，在蒙古内部广泛传开。

别儿哥就是其支持者之一。兄长拔都去世后，其嫡子撒里答，甚至嫡孙乌剌黑赤都接连去世，在这种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不得不由别儿哥继承了术赤兀鲁思的首领位置。由于相距较远，加之阿里不哥库力台大会的匆忙召开，别儿哥没能直接列席大会，但他明确表示支持阿里不哥，甚至还发行了印有阿里不哥名字的钱币。

再来看察合台家族，兀鲁忽乃在丈夫哈剌旭烈去世后，由蒙哥任命为继任的女性首领。由于兀鲁忽乃直接参加了库力台大会，她支持阿里不哥的态度显而易见。

而在帝国纷争中最终建立了新汗国“旭烈兀兀鲁思”的旭烈兀一支中，为留守蒙古高原西部的旭烈兀领地及斡鲁朵而没有随父亲西征的嫡子木木忽儿也参加了拥戴阿里不哥的库力台大会。但在帝位争夺战开始后不久，其父亲旭烈兀听说似乎忽必烈一派更占上风，于是向木木忽儿下达了紧急命令，木木忽儿随后离开了蒙古本土而赶赴伊朗。

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就连拉施特编纂的《史集》中，在《忽必烈纪》之后，不仅似乎按照同样的标准为阿里不哥另立一纪，更是在可以看作“世界皇统图”的波斯语系谱集《五族谱》（请参考下册Ⅳ章1节中“东西和睦”一段）中，将阿里不哥作为历代皇帝之一列入，且没有明确表示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各自是第几代皇帝。由于《五族谱》与《史集》密切相关，那么它必定也是在旭烈兀兀鲁思编纂完成的。旭烈兀兀鲁思虽然有必须否定阿里不哥曾经“在位”的政治立场，然而在现实中却无法抹去阿里不哥曾是“大汗”的历史记录。

随后，在帖木儿王朝沙哈鲁统治下的中亚地区，伟大历史编纂事业的核心人物——哈菲兹·阿布鲁将成吉思汗及帖木儿两大家族放在一起，编纂了一部名叫《显贵世系》（Mu’izz al-Ansāb）波斯语大系谱集。这是关于蒙古帝国及帖木儿王族的基本史料。在这部巨大数据群的前半部分，阿里不哥依旧在历代蒙古皇帝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史集》《五族谱》和《显贵世系》中，关于阿里不哥的一系列见解已十分明了。可以说，编纂时期越晚，人们便越能从将阿里不哥作为禁忌的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记录历史的本来面目。

然而，在保存着唯一的《五族谱》抄本的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中，还收藏着被称作《拜宋豁儿
[3] 全集》的帖木儿王朝绘画、素描和设计集。其中的十几张为成吉思汗、帖木儿两大王朝的皇统简图，并附有主要历代君主的画像。其中也以同等资格收录了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展现了二人朝气蓬勃的英姿。

总的来说，阿里不哥曾做过“大汗”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至少在1264年因忽必烈军变而失败之前的不到五年时间里，蒙古帝国上下几乎都将阿里不哥视作现任大汗。原来人们经常提到“阿里不哥的叛乱”，其实是被当时主张中华式“正统主义”的汉文文献误导的结果。

原本继承蒙哥成为蒙古“第五代”皇帝的应是阿里不哥，之后凭借强大的实力篡位成功的忽必烈，应被看作是从1264年起至1294年在位的“第六代”皇帝，而不是从1260年起。只是这样的话便无法与当时文献中的皇帝顺序相吻合。在忽必烈王朝，忽必烈必须被看作蒙古“第五代”皇帝，而之后的历代大汗都在遵循这个顺序，甚至常常高调地炫耀这一点。

负遗产

然而，且不论正统是谁，依靠武力争夺帝位在蒙古尚无先例。长达四年的帝位争夺战开始了。

关于战况，“叛乱军”的忽必烈阵营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优势，忽必烈的核心部队——东方三王族和五投下实力强大。另外，忽必烈自不必说，将赌注压在忽必烈身上的塔察儿及其他人，若是失败不仅自身难保，连整个家族都将走向灭亡。因此，众人都怀着必死的决心踏上战场。

反观另一边，阿里不哥在乱局中匆忙接手了蒙哥政府，成为堂堂正正的“现任大汗”，但是他却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怀着必死的信念将身家性命赌在阿里不哥身上的支持者也比较少。追随阿里不哥的人，或者被军队动员起来的人们都觉得赢是理所应当，只要维持现状便足矣，原蒙哥系统的人们也依旧狂妄自大。相反，若是竭力奋战之后，结果还是输给忽必烈一派的话，那便更加凄惨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全力作战。

本来，在阿里不哥一派中，大多数人都只是没有背离蒙哥以来的哈拉和林政府罢了，他们并不像从未尝过山珍海味的“叛乱军”——忽必烈阵营一样，拥有必须舍身冒险的理由。在一点点将蒙哥体制过渡到阿里不哥体制的旧蒙哥政府人员中，应该也有不少人对现状抱有怀疑，也会有人对捆绑在“现政权”的名义下、最终走向全军覆没的结局感到不寒而栗。甚至，内心对极其强硬的蒙哥体制感到抵触却又没有表明态度的人也绝非少数。

在阿里不哥阵营中，除了他和整个家族之外，拼命效忠的人屈指可数：只有把阿里不哥作为蒙哥的“替身”拥戴为大汗的蒙哥一族、原蒙哥政府的要员们，以及依靠阿里不哥政权可以获得荣华富贵的阿里不哥妻子家族——斡亦剌惕一族。位于蒙古高原西北部的斡亦剌惕一族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就被认为是独立不羁而实力强大的“森林之民”，除此之外，事实上阿里不哥已经没有可以依靠的势力了。

而现实中，士气饱满且实力强劲的忽必烈大军集结在以左翼军队为核心的周围，将表面上手握“现政权”的阿里不哥牢牢压制。一旦实力上的破绽显露出来，潜藏在蒙哥体制下的种种问题，便无可避免地化为“负遗产”，给予阿里不哥沉痛一击。

察合台家族的背叛

察合台家族的背叛，便正是所谓的“负遗产”。

在军事上的劣势之外，由于忽必烈的经济封锁，从华北向哈拉和林的粮饷、物资运输被切断，阿里不哥政府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为了打开局面，1261年，阿里不哥决定让身边的察合台家族旁系成员阿鲁忽继承该家族家主之位。作为交换条件，阿鲁忽约定从领地内的绿洲运送粮草给阿里不哥。

然而随着阿鲁忽取代女性家主兀鲁忽乃的位置，察合台家族便开始将矛头指向阿里不哥的哈拉和林政府。早在蒙哥即位之时，察合台家族中成年的诸王便纷纷被处死、流放，而自创建者察合台以来形成的巨大的势力范围也被蒙哥和拔都统统没收。对于察合台一族的诸王、诸将来说，延续蒙哥体制的当下政权是被强烈仇恨、无法容忍的存在。

而在察合台一族中，必须追随阿里不哥政权的，可以说只有兀鲁忽乃，她一心想让位给自己与亡夫哈剌旭烈的儿子木八剌沙。但族中其他诸将对兀鲁忽乃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认为她作为一个非察合台家族血统的女人，完全成为蒙哥的傀儡，无视察合台家族的利益，对中央政府唯命是从、任其操纵。也正因如此，即使家主之位被阿鲁忽“篡夺”，他们也没有抵抗，甚至觉得家主之位本就应该由男人担任，并把它看作重振察合台家族辉煌的良机。另外，阿鲁忽本人也认为，一旦自己成为家主，那么在对待察合台家族这一点上延续了蒙哥强硬作风的阿里不哥政权，就只是应该唾弃的存在了。

燃起复仇之火和重振之愿的察合台一族，对阿里不哥现政权展开了打击。忽必烈和阿鲁忽开始合作，而阿里不哥政府可谓是腹背受敌。

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一派，放弃了代表了自身政权正统性的首都哈拉和林，奔赴察合台家族历代的根据地——伊犁溪谷。阿里不哥已经于一年前向正面大敌忽必烈发起了一决雌雄的挑战，结果却被忽必烈军队击退；对于当下的阿里不哥大军来说，除了攻陷并夺取身后的“背叛者”阿鲁忽及其察合台家族领地来缓解紧张局面之外，已别无选择。

遭受蒙哥打压而实力大减的察合台家族，无法抵挡阿里不哥亲率“政府军”的疯狂攻势，因而舍弃了伊犁溪谷，退至河中地区。阿里不哥成为首位打破开国始祖成吉思汗制定的帝国体制原则的蒙古大汗，占领了一个家族兀鲁思的根据地。1262～1263年的冬天，阿里不哥的军队在此宿营，并图谋挽回颓势。

然而在此次冬营期间，阿里不哥却犯下了无法挽回的大错：他将俘虏的察合台家族将士全部处死了。

这只能用愚蠢来形容。蒙古大汗是因“蒙古共同体”的存在而存在的，要对其怀有无限的慈爱之情。即便是“大汗宝座的争夺”，抑或是“骨肉相争”，流血的代价也应仅限于当事两方，一般的“蒙古共同体”成员完全不应为此承受受伤或丧命的代价。也正因如此，之前如此行事的蒙哥已经遭到了许多蒙古人的怨恨，而虽然当时蒙哥留下的阴影已经笼罩在阿里不哥身上，但他似乎也完全没有认识到兄长的这一败笔。

无论是被俘虏的察合台家族将士，还是阿里不哥麾下的将官兵卒，都不曾怀有蒙古人之间自相残杀的想法，更何况阿里不哥如今还面对着占据优势的“叛乱军”忽必烈，是希望得到更多人支持的现任“大汗”。阿里不哥军队上下都为此震惊不已，转念放弃了眼下这位大汗。

分散在中亚地区的窝阔台各派也将对蒙哥的怨恨转嫁到阿里不哥身上，因此，目前已经几乎没有人对明显每况愈下的阿里不哥及其“政府”伸出援手了。至于行宫位于甘肃地区原西夏领地的阔端一族，其现首领只必帖木儿早在刚刚开战的阶段，就对趾高气昂的原蒙哥政府成员怀有不满，现在更是完全归入忽必烈一派，在陕西、甘肃地区为忽必烈的胜利提供支持。

蒙哥的盟友别儿哥所领导的术赤一族可以说是阿里不哥唯一可以依赖的家族兀鲁思，但其东部的“斡儿答兀鲁斯”的统帅火你赤由于其领地距战场并不远，为了明哲保身也放弃了向阿里不哥提供积极支援。事到如今，阿里不哥已被孤立了。

雪上加霜的是，1263年春天，伊犁溪谷遭受了严重的饥荒，民众接连死亡，景象十分凄惨。阿里不哥军队难以承受内部与外部、自然与人为的双重打击，最终走向解体。而孤身无援的大汗阿里不哥，仅带着少数原蒙哥政府成员向忽必烈投降，此时已是1264年7月。

靠政变换来的政权

推翻当下政权，依靠武力迫使时任大汗退位，这在蒙古开国以来尚属首次。

或许称忽必烈政权为“靠政变换来的政权”更为合适。此次忽必烈成功夺取政权的最关键因素，是因为有以东方三王族及五投下两股势力为核心的左翼部队作为强大支撑。

在此之前，成吉思汗的诸位弟弟所领导的东方三王族，除了在窝阔台去世时，斡赤斤曾一度尝试夺取大汗之位以外，从未直接参与过成吉思汗后代们的“骨肉之争”。与其说他们一直选择站在实力较强的一边，不如说他们是将以“蒙古国”东西方力量均衡原则为基础的“正统性”，赋予占优势的一方。可以说他们握有关系到新政权成立的“决定性一票”，也可以说其处世方针便是冷静地判断出“胜利之马”后，毫无差错地选择骑上这匹马。而此次，他们却参加了决定成败的一战，并收获了成功。这是因为此时的帝国纷争，已经不允许他们继续保持首鼠两端的暧昧态度了。

而五投下面临的抉择更难。虽说他们是成吉思汗时期以来势力强大的姻族和同盟集团，但毕竟并非王族，失败对于他们而言就意味着“死亡”。尽管如此，五位首领仍然齐心协力站在了忽必烈阵营的最前列，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

目前为止，人们大体上把这次汗位争夺战看作蒙古本地派和汉地派，或是游牧派和定居派的争夺。这是因为战争结束后新诞生的元朝往往被看作“中华王朝”，而这一印象又被随意代回战乱时期的阵营结构中，从而束缚了思维。但这与事实大相径庭，不得不说只是单纯且牵强的臆想。有趣的是，从前人们通常将阿里不哥派定位为“保守派”，而将忽必烈派称作“革新派”，也就是执着于游牧体制和以农耕定居社会为基础的两大派系。保守派、革新派本身的内涵就很难理解，而假如用这样的标准来看的话，当时的两派几乎都应算作“保守派”。将范围仅局限在中原地区这一“臆想”，只对一部分汉文史料的只言片语做夸大解释，或是随意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能说是狭隘视野下无根据的肤浅论断。

偏爱这种肤浅论断的人们，喜欢将忽必烈的军事胜利归为汉人部队的功劳，这也是一种曲解。当初忽必烈从汉人军阀手中选拔一万、随后扩大为三万的被称作“侍卫亲军”的首都部队，几乎都是为了防备中都地区冬营时的突发状况。其实，这也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对于将内蒙古草原作为根据地的忽必烈大军来说，需要防范身后的华北地区出现不稳定因素，这才是其真正的目的，即“向南”的布局。

两派的主战场在蒙古高原东部，地势平坦，一望无际。除了灵活性较强的骑兵之外，其他兵种难以撑起大局。事实上，在两军正面交锋的前后三次战役中，对阵双方几乎都是蒙古精锐骑兵。

最有名的当属1261年的“昔木土脑儿会战”。阿里不哥大军为了夺回当初战败失去的哈拉和林，假装投降；随后，为了挽回局面，全军一举越过蒙古戈壁，突袭位于开平府的忽必烈大营。这是两军主力部队事实上的“决战”，以《史集》和《元史》为首，东西方的文献中均有多处相关记载，从中我们可以大致把握两军的阵容。

这是一场蒙古高原东西部的决战。阿里不哥大军的主力为蒙古西部的斡亦剌惕部军队，而忽必烈大军则采取了传统的三军作战方式：以忽必烈直属部队为中军，左侧为东方三王族及成吉思汗庶弟——别里古台王族组成的“左翼诸弟王族”军团，右侧为弘吉剌惕部的纳陈驸马、亦乞列思部的帖里该驸马、札剌亦儿部的忽林池国王、兀鲁兀惕部的卡达克郡王，以及忙兀惕部的忽图忽，也就是由各部首领所统帅的五投下军团。我们再回头看阿里不哥的军队：由于是一次几乎没有粮饷储备的奇袭，因而他们不得不早早地撤退至蒙古戈壁以北，凭借自己力量取胜的希望破灭了。

因此这场会战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忽必烈军遥遥领先的游牧战斗能力。所谓游牧派、汉派的分类只是虚构。而补给、兵站的问题，在两军隔着蒙古戈壁对峙的后期便显现出来。忽必烈的背后有汉地这一补给基地；而位于哈拉和林的阿里不哥军队，素日主要依靠从忽必烈的根据地，也就是遥远的汉地获得物资补给。随着战线越拉越长，阿里不哥的劣势便愈发明显。

总的来说，在军事力量和兵站两个方面，忽必烈均占据了上风。以左翼游牧军团为主力，在蒙古帝国东部掀起叛乱并借此建立的政权，便是忽必烈政权。政权的基础从一开始便偏向了东方，这在日后为蒙古帝国，乃至全世界的走向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1] 为拖雷第八子，也称“末哥”“穆哥”。——编者注

[2] 亦称“忽林赤”“虎林赤”等。——编者注

[3] 拜宋豁儿（Gīat al-dīn Bāysonḡor，1397～1433），帖木儿王朝王族，沙哈鲁第三子，在诗歌、绘画、音乐上造诣很深。——编者注

6 旭烈兀的旋返

西征的目的

公元1260年，对于蒙古帝国和世界历史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分岔点。这一年，在东方世界发生巨大变革的同时，对西方的伊斯兰世界及中东历史，抑或是欧洲的历史来说，也都发生了不容忘却的改变。

旭烈兀的征西部队于1253年秋从蒙古高原出发。各个蒙古千户中，每十户出两个年轻的蒙古战士，他们组成了旭烈兀远征大军的主力军团。旭烈兀大军的核心就是这一支“少年部队”。军队成员集合了蒙古本土及其周边的各个部族的人员，可以说这个阵容是整个“蒙古兀鲁思”的缩影。同时，此次远征还带来了预想之外的结果：以远征部队为核心的“旭烈兀兀鲁思”，也理所应当地成为与“也客忙豁勒”（即大蒙古国）一模一样的、仿佛其缩小版一般的“国家”。

旭烈兀此行西征的真正目的，我们还不得而知。目前存在确切或不确切的种种观点。

第一个目标，是打倒被称作暗杀者教团的伊斯玛仪派，这是毋庸置疑的。据鲁不鲁乞的《旅行记》记载，伊斯玛仪派为了杀害蒙哥大汗，向哈拉和林派出了多达四百名的刺客。如果此事属实，那么的确是要无条件地打倒伊斯玛仪派。且不管暗杀蒙哥计划是真是假，蒙古想进一步确立在伊朗地区的统治地位，伊斯玛仪派都无疑是最大的障碍。

第二个目标，是讨伐位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政权。哈里发政权作为逊尼派的象征，在十几年前逐渐从长期国力低迷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慢慢显现出权力回归的迹象。

尽管如此，若是按照一般的观点，旭烈兀此行西征只是为了消灭伊斯玛仪派和阿拔斯王朝两股势力，平定整个伊朗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地准备，又有什么必要派出如此规模浩大的军队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意见，即旭烈兀西征的目的，就是在“伊朗之地”建立“旭烈兀兀鲁思”。依据拉施特《史集》的记载，蒙哥曾暗地里传唤即将出征的旭烈兀，并向他下达了这个秘密命令。

但《史集》里最突出强调的一点，还是“旭烈兀兀鲁思”的正统性。《史集》无法如实记载以下事实，即在帝国纷争愈演愈烈之时，旭烈兀将当时皇室的共有领土“伊朗之地”据为己有。将偶然的结果说成是当初的既定目标，这是“旭烈兀兀鲁思”的想法。而事实上，“旭烈兀兀鲁思”对伊朗的统治并不是蒙哥下达的命令，而是旭烈兀靠实力取胜的结果。

伊朗与远方

实际上，蒙古的统治早已渗透到伊朗地区。当初，窝阔台时期设立的伊朗总督府只负责管辖伊朗东部的呼罗珊地区和里海南岸的马赞德兰地区，随后，其管辖区域开始渐渐向西部扩大。当旭烈兀举兵西征时，位于阿姆河南侧的伊朗总督府的影响力已经由总部所在的伊朗东部，延伸到了整个伊朗。

而在西边，在伊朗西北部从阿塞拜疆到高加索地区南麓，以及安那托利亚高原的东部地区，拜住率领的三万“探马赤军队”早已将高山与溪谷交织而成的草原作为牧地，开始了行动。这支军队作为蒙古在中东地区最前线的驻扎部队，其威慑力不仅集中在伊朗高原，也覆盖了缺少强大统治势力的整个伊斯兰世界东方。

如前所述，蒙哥向“克什米尔”（源自史料记载，事实上为现在的阿富汗地区）派遣了撒里那颜一军作为其在兴都库什至印度地区的布局之一。另外，在呼罗珊地区的主要城市赫拉特，从古尔王朝以来就定居于此的卡尔提德王朝的夏姆斯·阿尔丁·穆罕默德，已经被认为是蒙古体制内的地方权力。

像这样，可以说在阿姆河以南的“伊朗之地”上，蒙古方面的各股势力已经占领了要地。大汗蒙哥希望即将西征的旭烈兀可以吸收、统一蒙古的诸多势力，并取得某些“成果”。

暗杀教团

在伊斯兰世界之中，与占多数的正统逊尼派相对，少数派的什叶派认为，穆罕默德的堂弟、迎娶了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的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是穆罕默德的继任者，是只有其子孙才能成为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的领导人。在什叶派当中，有一支为“十二伊玛目派”，另一支为“伊斯玛仪派”。伊斯玛仪派在与其他派别展开激烈的对立斗争的同时，于10世纪初期，以埃及为中心成立了法蒂玛王朝（以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的名字命名），并建设了开罗城。

在突厥人蜂拥至中亚，塞尔柱王朝占领巴格达并以伊拉克地区为中心绘制了巨大版图的11世纪中叶，伊朗有一位叫作哈桑·本·萨巴的人物度过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他途经伊斯法罕、大马士革来到开罗，用一年半的时间亲身投入伊斯玛仪派的教学后，再次回到了信奉逊尼派的塞尔柱王朝统治下的伊朗。他在不断奔波传教之后，于1090年，定居在了厄尔布尔士山脉深处的阿拉穆特山城。

阿拉穆特城内挖出的石室。阿拉穆特城周围都是悬崖峭壁，只有通过通往这间石室的唯一路径，大概是利用绳梯等，才可以到达阿拉穆特城的中央。室内有13平方米左右，山下情况一览无余。各个山城中还建有各种地下设施。

照片来源：本田实信先生。

厄尔布尔士山脉中伊斯玛仪派的山城群之一，位于拉姆萨尔城南壁一隅的高塔旁边。利用天然地势建造起来了坚固的城墙、壮观的高塔和瞭望楼，这种建筑技术在伊朗空前绝后，通过“十字军”对西欧的建城方式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照片来源：本田实信先生。

从那以后，哈桑·本·萨巴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但他以阿拉穆特的岩石高山为根据地，在厄尔布尔士山脉一带增建山城，并将传教区域延伸到伊朗东部的科希斯坦，以及伊朗西南部的札格罗斯山脉，甚至还将山城建设到了遥远的西方——叙利亚。而面对塞尔柱王朝的打压和攻击，以著名的1092年宰相尼查姆·穆尔克暗杀事件为首，哈桑·本·萨巴用叫作“菲达伊”也就是“献身者”的刺客予以回应。

就这样，在独立山峰及巨大岩山这些天然要害旁通过独特的筑城技术建设易守难攻的山城群，并制造无法预知下个目标的暗杀恐惧，这两大利器使“东方伊斯玛仪派”很快成为让人胆颤心惊的存在，它同法蒂玛王朝的关联也不复存在。那时，在塞尔柱王朝的权力分化和随之而来的政治不稳定的背景下，其宣扬根据“真正的伊斯兰”构建新型世界秩序的口号则牢牢抓住了许多伊朗人的心，“东方伊斯玛仪派”超越了教团界限，隐然成为一大宗教王国。

伊斯玛仪派对伊斯兰其他教派燃起了仇视之火，在叙利亚地区与旨在光复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接触后，与“阿萨辛”，即“暗杀者”这些词语一样，这一充满恐怖色彩的教团的消息也传向了欧洲。其中并不只是将其作为伊斯兰教的过激派，更是伴随着“山中长老”“美女的乐园”“不惧死亡的刺客”等不可思议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

随后，以“马可·波罗”为名的某人在其所著的游记中详细地讲解了关于他们包括吸食毒品在内的内容，充满谜团的阴森气氛更加浓重了。但关于其真实情况，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另外，虽然“阿萨辛”的词源为阿拉伯语的“哈希什”（hashish），也就是“大麻”，但常吸食毒品这一看法实际上只是误解。

对于蒙古方面，第六代教主哈桑三世在成吉思汗西征之时，率先派出了代表臣服的使者。但在窝阔台时期后，蒙古逐渐显现出统治伊朗的欲望，二者的关系也开始对立起来，甚至发生了蒙古部将被伊斯玛仪派刺客暗杀的事件。而到了贵由时期，作为尚未完成的进攻地中海计划的其中一环，他甚至已经开始命令长官野吉知吉带出兵攻打暗杀者教团，即被正统穆斯林贬为“邪教成员”的伊斯玛仪教团。

厄尔布尔士的雪

在蒙古的征西大军之中，由旭烈兀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的行进速度出奇缓慢，几乎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从蒙古高原到达中亚地区，仿佛游山玩水一样悠哉地前进着。并且，他们在阿力麻里受到了兀鲁忽乃统领下的察合台家族上上下下的包括宴请、狩猎等活动在内的热情款待。

而在一路上，旭烈兀主力部队不断充实粮饷、与各路军队途中会合，在到达河中地区时已经发展壮大成为大规模的军队。不仅有王族迭古解儿率领的察合台家族将士、连术赤家族也派出了由王族孛勒合
[1] 和秃塔儿指挥的数以万计的兵力加入。

1255年初秋，旭烈兀大军到达了撒马尔罕，在郊外享受了猎狮之乐后，在同年11月，于怯失受到了伊朗总督阿鲁浑的迎接。而在撒马尔罕一个多月的停留对于旭烈兀而言，是决定远征成败与否的关键。旭烈兀也在此首次将伊斯玛仪派及其山城建筑群明确为首要攻击目标，并统一向“伊朗之地”的所有王侯、首领号召提供参军人员、粮饷和武器，以试探他们的意向。

在西部，以安那托利亚高原鲁姆苏丹国的苏丹为首，包括伊拉克、法尔斯（伊朗西南部的地区。历史上阿契美尼德王朝发祥于此，因此欧洲人也称此地为波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较远地区在内，各地的首领们纷纷赶到了位于怯失的旭烈兀大营。自此，伊朗各地区势力投向蒙古的局面已十分明朗。历时两年行军极其缓慢所带来的无形压力，此时发挥了作用。

于是，公元1256年1月1日，旭烈兀终于渡过了阿姆河。在渡河之前极其慎重地行动，以及选择具有象征意义的吉日来渡河，都明确表示着蒙古以阿姆河为界划下自己的统治范围。在伊朗的传统概念中，“伊朗之地”就意味着“从阿姆到开罗”，即从阿姆河到埃及的辽阔区域，几乎相当于整个古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土地。旭烈兀以“伊朗”为明确目标制订了自己的行动计划。

关于旭烈兀大军讨伐“暗杀教团”的战争，日本杰出的蒙古时代历史以及伊朗、伊斯兰历史研究者——本田实信根据典籍文献进行了精密细致的研究，下文将主要以其研究为根据进行叙述。

早在旭烈兀主力部队从蒙古高原出发之前，蒙哥皇帝已经令乃蛮部的怯的不花带领一万两千人的先锋军队，于1252年7月率先启程。怯的不花大军在第二年3月渡过阿姆河，清除了科希斯坦地区的伊斯玛仪派势力，随后，来到了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中的敌军城池。然而，面对牢不可破的山城群，怯的不花大军无功而返，并没有取得预想的胜利，无论如何攻击，伊斯玛仪教团的阵地似乎都坚不可摧。原本，蒙古在开始正式作战之前都会屡次派遣“先遣军队”试探虚实，这次军事行动也不例外，先试探一下，为正式采取行动做足准备，也可以算作一种敌情侦查。一切行动，都以等待旭烈兀大军的到达为前提。

然而，此时却出现了预料之外的情况。1255年12月，第七任教主——阿刺丁·摩诃末三世竟突然被亲信杀死。这一时间点的微妙之处在于，当时还在怯失扎营的旭烈兀正在筹划如何消灭伊斯玛仪教团，并召集了伊朗地区的全部首领。

阿刺丁虽说没有特意再做防备，但无论如何，他是站在反对蒙古一边的。而取而代之的第八任教主，也就是其儿子鲁克纳丁·忽儿沙，面对节节逼近的蒙古大军采取了与其父亲截然相反的态度，表示要通过臣服和和平来守住其宗教王国。这暗示着刺杀摩诃末三世的人，正是忽儿沙。

在新教主的统治下，伊斯玛仪教团的态度有了巨大的转变。忽儿沙希望可以通过谈判避开蒙古的攻势，尽量保证相安无事。但是，比起稚嫩的忽儿沙，旭烈兀要老道得多。他在亲自将大本营撤后的同时，将麾下的各支部队布署在从伊朗东部到厄尔布尔士山脉南北的区域，在与忽儿沙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背后，其真正目的在于以敌人腹地——阿拉穆特地区为中心，渐渐收起包围之网。

被要求拿出臣服证据的忽儿沙，依次提出废弃部分山城、提供人质等小的让步方案，以观望旭烈兀的态度。但旭烈兀每次得到让步后，都会向忽儿沙要求再度让步和更加明确的态度，而前线部队的威胁攻击也没有停止，用软硬两面不断向其施压。阿拉穆特地区被完全封锁，无法与外界联络，伊斯玛仪教团正逐渐土崩瓦解。

到了1256年秋天，为了迫使一直犹豫不定、不来臣服的忽儿沙做出决断，旭烈兀下令让全军进入战斗状态，尽管如此，忽儿沙还是采取拖延战术，一点点让步，明显在等待冬天和雪的到来。在雪天的阿拉穆特行军打仗，对于哪怕已经习惯严寒的蒙古大军来说，也是不可能的。而一旦撤兵，到了第二年春天冰雪消融，情况可能也有了变数。

究竟是会准时开战，还是议和呢？在旭烈兀大军渐渐迫近忽儿沙所在的城池——麦门底斯堡时，每天都有使者往来于两军之间。1256年11月19日，当蒙古全军在麦门底斯山下集结开始作战后，忽儿沙终于开城投降了。他最终还是没有等到下雪。而整个教团也没有明确给出敌对或臣服的指令，而且随着最关键的核心地区形势每况愈下，伊斯玛仪派的各座城池事实上也已经处于瓦解边缘，他们已经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了。

忽儿沙得到了礼貌的对待，在他的命令下，主城阿拉穆特也和平开城，其他各城依次投降，并被蒙古废除。这样，本来并非可以轻易攻陷的伊斯玛仪教团山城群，通过旭烈兀对忽儿沙的有效利用，除个别城池之外，纷纷不战而降，成为旭烈兀的囊中之物。

自此，让伊斯兰世界和“十字军”毛骨悚然的中东最强势力，在经历了一百六十六年的辉煌后，事实上走向了终结。旭烈兀取胜所用的时间比预想少了很多。伊斯玛仪派的灭亡，对于其他穆斯林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然而另一方面，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消灭了伊斯玛仪派，使得蒙古身上的恐怖色彩变得更加浓重了。

忽儿沙在得到旭烈兀的优待之后，决定前往大汗的宫廷。1257年，蒙哥在亲征南宋启程之前，并不希望伊斯玛仪派的教主家族存续下来，因此拒绝了忽儿沙的谒见。失望的忽儿沙在回程的路上被蒙古护卫军杀死了。而留在伊朗的忽儿沙一族，也在蒙哥的命令下被赶尽杀绝。不过据说有幸存者得以逃出生天，而辗转过后在现在的印度留下古迹的阿迦汗，据说正是其后裔。

巴格达沦陷

蒙古的进攻脚步很快。消灭了伊斯玛仪派之后，旭烈兀在伊朗高原便再无敌对势力了。因此他可以与阿塞拜疆方面的“探马赤军队”联合起来，大范围地分散部署军队。

旭烈兀经过了哈马丹，骑马奔向现在的伊拉克地区。同时，他部署各支军队从北方大范围包围巴格达。此时，没有人愿意援助巴格达的哈里发政权。以“神的赐予”命名的这座城市，从8世纪以来一直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都城。

在旭烈兀周全且迅速的命令下，巴格达一带被蒙古重重包围，陷入孤立状态。旭烈兀也十分慎重，在保持万无一失的包围布阵以及随时可以开战的临战状态之外，同时也进行谈判和谋略，尽可能地避免时间和兵力的损失。

以《史集》为首的史书中详细记载了旭烈兀与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斯台绥木之间的交涉。二者的争论意味深长，也充满了历史的讽刺。穆斯台绥木的言辞脱离现实，过于夸大，他说这块土地上所有的穆斯林都是自己的军队，大有虚张声势之意。哈里发虽说是“信士们的埃米尔”（Amīr al-Mu’minīn），即“穆斯林的领袖”，但这只是表面的虚名，距离现实还远得很。旭烈兀则十分冷静地回应了穆斯台绥木。不合时宜的装腔作势与极其冷静的现实主义均被史书记载下来，而当日后穆斯林读到这一段之后，定会觉得对比更加鲜明吧。

交涉过后，穆斯台绥木拒绝接受旭烈兀的开城劝告，但与此同时，哈里发政权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哈里发的宰相是什叶派信徒，虽然其深知武力抗争毫无益处，但却无法说服哈里发的穆斯台绥木讲和或投降。于是他按照旭烈兀的战略，反而撤掉了一部分巴格达的防卫兵力。政府首脑内部的意见相悖进一步导致巴格达的全城混乱。

最终，哈里发在无法提出有效对策之际，迫于蒙古大军步步紧逼包围巴格达的压力，无奈之下决心投降。1258年2月，巴格达没有经历战火便沦陷了，市民和居民遭到了包围军队的抢劫和掠夺。关于哈里发投降后的结局，有人说他被幽禁在塔里饿死，也有人说他被卷进毯子里遭马蹄践踏而死，而第二种是蒙古处死显贵人士的方法。

自此，延续了三十七代、五百年历史之久的阿拔斯王朝画上了句号。被称为“平安之都”的巴格达随后陷入沉沦，虽然在蒙古时期仍然作为都市得以存续，但已经失去了往昔的荣光，在进入近现代之前一直无缘于历史舞台。

哈里发一族逃往埃及，随后，被马木留克王朝的苏丹拜巴尔封为正统的哈里发，并在开罗建立了傀儡政权。然而，平淡悠闲的哈里发虽然在维护马木留克政权的大义名分和正统性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除了活动范围所在的埃及和叙利亚，仅仅得到了印度的德里苏丹国等一小部分地区的认可。

曾为正统伊斯兰教象征的哈里发在现实中不复存在，而令人惊讶的是，许多逊尼派信徒接受了这一现状。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意义上的哈里发从伊斯兰世界中消失了。直到很久之后，奥斯曼帝国晚期，或者说是其苏丹权力出现阴影和动荡之时，才制造出了苏丹权力与哈里发权力兼具的“苏丹·哈里发”的相关解释和传说。在那之前，“无哈里发”的世界一直没有改变。

对于逊尼派信徒而言，现实中的影响暂且不论，至少在精神上，阿拔斯王朝的灭亡和巴格达的沦陷按理应该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在学者、文人中间，哪怕有人将其看作“天魔作祟”也是理所应当。然而，就如同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庆幸于伊斯玛仪教团的灭亡一样，关于哈里发和巴格达遭受的不幸，也不是所有人都觉得悲伤。什叶派中甚至还有许多人将其看作对信仰歪曲的惩罚，反而感到喜悦。

蒙古仅用了两年的时间，便相继攻克了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核心地区。由此，已经在伊斯兰世界及穆斯林之间被广泛承认的两派对立，以一种迫不得已的方式告终，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无论如何，蒙古为伊斯兰教和中东地区的历史带来了巨大的转机。但对于蒙古来说，那只不过是初战告捷。从旭烈兀渡过阿姆河、踏入“伊朗之地”算起，仅仅过了两年。西征之路才刚刚开始。

命中注定的旋返

旭烈兀随后率兵北上来到地势较高、空气干燥的阿塞拜疆地区，全军休养过后重整旗鼓，启程前往叙利亚。此时正值1260年，是改变命运的一年。

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旭烈兀大军的进击，残存在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实力同样微若。大马士革的纳昔儿王在一战过后即沦为俘虏。2月，普遍认为易守难攻的阿勒颇（阿拉伯语中叫作Habab）被攻陷；4月，重要的城市据点大马士革沦陷。

各路部队纷纷投向了旭烈兀麾下。以鲁姆苏丹国以及摩苏尔（伊拉克北部的重要城市）的阿塔贝格国为首，西亚各地的穆斯林部队也加入进来。另外，在蒙古到来之后，以位于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王国海屯国王军队为首，安条克和的黎波里的“十字军”也加入了蒙古阵营。

“十字军”的指挥官——安条克的波希蒙德虽明知会被教会开除，但他若是不向忽必烈投降的话，其势力必定会被轻松击溃。当下已经不是按宗教派别决定立场的时候了。而蒙古军也没有偏袒或冷落哪一派，而是一视同仁；同时，各路军队既然选择加入蒙古大军，就要无关宗教而同等地向远征军提供部队，这也是应尽的义务。

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历时一个半世纪的“十字军”与伊斯兰势力的战斗，由于双方均缺乏一击致命的能力，一直保持着奇妙的平衡状态。但事到如今，可以颠覆一切的强大力量出现了，它可以征服一切，带来一个虽不知是好是坏但却是全新的时代。

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的苏丹忽都思为抵御蒙古的攻击，向阿卡的“十字军”当局请求支援。尽管马木留克王朝没有得到援兵，但“十字军”当局允许其军队通过基督教徒的领地，也同意向其提供物资。

英国的彼得·杰克逊及大卫·摩根否定了一直以来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对于“十字军”来说，其上述行动意味着错过了与带有对基督教“好意”的蒙古联手，以夺回圣地、清除伊斯兰势力的“大好机会”。而事实也的确如这两位学者所否定的那样。

当时，蒙古不可能加入任何一个宗教。虽说二三年后，“旭烈兀兀鲁思”对基督教采取了友好政策，但这也是因为之后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260年这一决定性的时刻，阿卡当局虽未明确向本应为敌方的马木留克王朝提供援助，却提供了相应的便利，这也是为当时的情况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这些也足以证明当时旭烈兀大军令人恐惧的进攻，以及仿佛要吞噬一切的气势。

1260年2月，旭烈兀率领着由不同人种、宗教组成的排山倒海一般的庞大军团，攻陷了阿勒颇，并继续向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进军，企图再进一步。这时，蒙哥大汗去世的消息传到了旭烈兀大本营。

旭烈兀决定立即返回。据当时在场的亚美尼亚海屯国王的记录，旭烈兀也暗藏争夺帝位的野心。旭烈兀将后续工作委托给了先锋部队指挥官怯的不花，自己率领剩下的所有军队立刻旋返，启程前往阿塞拜疆方面。当回到大不里士之时，使者带来了忽必烈即位的消息。

当时，旭烈兀放弃了对帝位的争夺，转而留在“伊朗之地”上，决定依靠远征大军构建自己在西亚、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他大概想在此基础上，观望蒙古帝国的走向，伺机而动。

以1260年的此时此刻为节点，“旭烈兀兀鲁思”诞生了。在此之前的记述和年代划分中，“旭烈兀兀鲁思”是以1258年阿拔斯王朝的灭亡为标志诞生的。伊斯兰研究者们普遍想把阿拔斯王朝的灭亡作为一个时代的分割点，这个观点反映了学者们的一种心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无可厚非，但却并不符合事实。

大约二十年前，窝阔台的离世将西欧从覆灭的边缘拉了回来，人们认为这次也是蒙哥的突然逝世拯救了马木留克王朝和伊斯兰世界西部。的确是这样，若是旭烈兀没有撤兵返回，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抵挡其庞大军团的进攻，更何况除了纯客观的军事力量比较，蒙古还拥有更加“无敌的神话”和“恐怖的战略”。

在中东世界的人们眼中，旭烈兀大军一举歼灭了具有最强防备的伊斯玛仪派和最高权威的阿拔斯王朝，无疑是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无敌军团。势不可挡、无所畏惧的蒙古大军，自成吉思汗西征以来，便有意识地采取了制造恐怖的战略。旭烈兀也是一样，动员占领地区的民众以展示手下的实力，将自己的军队打造成一个看似拥有无限力量的大军团，并且散播消息称，有人若是哪怕有一点违抗其意志，旭烈兀的军队可以毫不犹豫地施以无理的杀戮和破坏，是一个脱离人之常理的集团。

在五百年古都巴格达沦陷之时，就有消息称当时有八十万民众遭到了大屠杀，这明显也是其战略的一环。哪怕是在巴格达最繁华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民众，更何况那时的巴格达已经明显开始衰败。所谓的“辉煌的文明、文化被破坏”虽然很容易理解，但其中很有可能也涵盖了精神层面。

其中，在1262年旭烈兀写给法国路易九世的书信中，提到在巴格达有超过二十万人被杀，这个数字被许多学者当作支持其观点的一大证据。然而，正是因为这是旭烈兀本人的说法，所以反而不能轻信，其中必定含有夸大的成分。

本来，旭烈兀在那封书信中提到，自己离开叙利亚是因为马匹的饲料和牧草用尽了。令人惊讶的是，真的有学者将这句话当作旭烈兀撤军的真相。试想，倘若真的出现了饲料和牧草不足的情况，只要从后方阿塞拜疆、安那托利亚地区调配过来就可以解决（虽并非易事，但也不无可能）。蒙古一直致力于确保兵站和粮饷的充足，有人说叙利亚缺少适宜的牧地，这一看似很有道理的主张其实十分荒谬。蒙古人口中的“马匹消瘦”“饲料不足”其实都是不想继续行动或撤退时的借口。旭烈兀在写给路易的信件中，不可能说出蒙哥去世、蒙古陷入混乱之类的“真实情况”，更何况在1262年当时，蒙古帝国皇位争夺的结果还并不明朗。

无论如何，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蒙古恐怖”的程度之深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恐惧的威力要高于实际意义上的武力，况且当时的旭烈兀大军势头正盛。现实中拥有高度组织化的最大军团，且当时并无后顾之忧，加之恐怖气氛与强大气势的相辅相成，这对于进攻一方的军队来说，是极佳的状态。

然而最终，旭烈兀收兵旋返了。看似计划周全的远征行动，在即将收获胜利果实的时候，却无奈遭受了挫折。叙利亚以西的亚洲、北非、欧洲地区，无疑是幸运的。

未竟的远征

那么旭烈兀西征的最终目标究竟在哪里？其在“伊朗之地”上几乎均是不战而胜，可以说，只有在以伊朗东部科希斯坦地区和阿拉穆特为首的、分散在厄尔布尔士山脉中的伊斯玛仪派的山城群，以及以巴格达为根据地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政权，才留下了其真正战斗过的痕迹。但那大多也是先通过运筹谋略和外交谈判，从而使敌人自动败下阵来。甚至可以说，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可以称得上是战争的战争。

而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旭烈兀主力部队由于蒙哥去世这一突发情况，无奈从叙利亚北部的进攻中撤回，而且当时先锋部队已经将目标为埃及。至少，旭烈兀想要攻下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这一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野心是毫无疑问的。

换言之，旭烈兀进军地中海的意图已十分明朗。虽然这一目标最终没有实现，但蒙古从贵由时期便已经开始考虑向地中海方面发起进攻了。在仅仅五六年前，且不论其出身如何，作为先遣部队长官的野里知吉带还向当时在塞浦路斯岛上做准备的路易九世派遣了代表友好与合作的使者。

同时，拔都西征的时候也是一样。在这种“举国”远征的情况下，蒙古的军队渴望到达所有可以企及的地方。当然，他们会预先设定几个阶段的目标。但当第一个目标完成之后，便会为了第二、第三个新的目标完善阵容、继续前进，并根据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和情况，选择最恰当的方针。成吉思汗眼见阿姆河以南的作战行动没必要继续下去，便命令他们全军撤回；拔都在席卷波兰、匈牙利之后本想继续向西欧进军，但却因为窝阔台去世的消息而无奈撤回。

而假设旭烈兀的远征军成功控制了叙利亚和埃及地区，那么之后还会攻向何方呢？答案不难想象。路易九世从西向东进攻地中海地区的例子就摆在眼前，蒙古虽然没有船队，但若是真的想要，可以从威尼斯或热那亚等海上势力手中租借，甚至也可以将现有的船舶重新组成“船队”，从东方忽必烈政权的例子来看，蒙古拥有出人意料的灵活性，因此重组“船队”也必定不是难事。我们几乎找不到理由否定旭烈兀军队会向地中海、西欧发动进攻。

当然，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若认为旭烈兀的西征仅仅是为了蒙古以更加稳定的方式控制此前已经在控制范围之中的伊朗及其周边地区，那这也太过于兴师动众了。从古到今，在某种程度上以漫长的时间为前提动员了大量人力、调配了大量物资的大型项目，都是预先设定好了与之相符合的目标的。否则动员是不会成功的。

但归根到底，旭烈兀旋返了，其西征也成了“未完成”的远征。此次远征的真实目的，在史实中并没有显示出来。

阿音札鲁特的惨败

旭烈兀的主力部队撤退了，然而受其委托负责叙利亚地区的怯的不花，在1260年4月攻下大马士革后，向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派遣了劝降的使节团，但使节团却被埃及方面处死。怯的不花看出埃及军队想要进攻叙利亚的势头之后，随即挥军南下。他麾下的部队是自1252年成为先遣队后就一直忠心耿耿的一万二千余人的先锋部队。为何怯的不花仅带着手下的直属部队选择了南下，说实话我们无从得知，或许是因为他低估了马木留克王朝的实力吧。

单就客观而言，既然主力部队已经撤回，那么怯的不花的部队就应该专心确保蒙古在叙利亚的利益。当时的情况对蒙古还是很有利的，除了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之外，在中东地区不存在任何可以与其抗衡的敌对势力。即使旭烈兀大军从伊朗继续向东，怯的不花的地位也完全处于臣服于蒙古的各股势力之上，如果可以有效地将其组织起来进行应对的话，怯的不花军队完全可以压制马木留克王朝一方。仅仅依靠一万二千人开展全面进攻实在有些势单力薄，相反，用这些人将归属蒙古的各股势力集结起来以维持现状，还是绰绰有余的。一万二千人的精锐骑兵部队，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算得上是很强大的阵容了。

或许当时的客观形势超乎我们的想象，哪怕领兵长驱直入埃及也可以有十分的胜算；抑或是怯的不花想利用旭烈兀主力部队撤回的真相尚未公诸世人的时机，趁蒙古制造的恐怖迷雾还未散去之时，从混乱中奇袭敌军的大本营；抑或是当时马木留克王朝北伐之意已十分明确，因此怯的不花判断若是留在叙利亚迎面接受敌人的攻击，那么聚集在蒙古一边的当地势力可能会分崩离析，反而更加危险。具体的情况我们无从得知，但不管怎样，怯的不花的确领军独自南下，并尝试如疾风一般地对埃及展开攻击。

苏丹忽都思率领的马木留克军队也从埃及出发，为迎击蒙古而开始北上。埃及，特别是首都开罗，因为难民较多而杂乱无章。当时马木留克军队到底有没有胜算，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比起南下的怯的不花军队，马木留克军队应该会更加觉得恐惧和不安。

1260年9月3日，两军在巴勒斯坦狭路相逢。确切地说，是在贝特谢安和纳布卢斯之间的位置。在这个无比干燥的丘陵地带流着一条细细的小河，这条小河的上游一带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作“阿音札鲁特”，意为“歌利亚之泉”，来源于《旧约圣经》中年轻的大卫通过奇袭，用投石器杀死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的故事（著名的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刻画的就是当时的姿势）。

根据马木留克方面的记录，其兵力有十二万人，但同时，蒙古军队的人数多计了一位数。虽然无法把握准确的数据，但可以确定的是马木留克一方的人数要稍多一些。

战争以马木留克军队的压倒性胜利而结束。有人说怯的不花战死沙场，也有人说他成为俘虏后被处死。蒙古军队被打得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而蒙古的根据地也依次被占领，不久之后，蒙古军队被逐出了叙利亚。这和五个月之前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蒙古一下失去了原有的威信，“不败的神话”也就此终结。蒙古自此之后不再能继续保住叙利亚，原本不被看好的马木留克王朝反而赢得了埃及民众的热烈支持，在埃及和叙利亚构建了稳固的势力范围，形成了一个长期政权。

蒙古的西征止步于此。伊斯兰教中东世界在1256年到1260年之间，两大旧势力灭亡之后，形成了蒙古和马木留克东西两大新势力对立的局面。而变化不仅仅发生在中东地区。不论性质是好是坏，欧洲对东方的关心程度和与东方的利益相关程度都在日益加深，而随着蒙古和马木留克的情势变化，欧洲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蒙古帝国诞生了之前未曾料想过的权力中心，即东方的忽必烈政权和西方的旭烈兀兀鲁思。蒙古帝国整体上进入了必须在内容和性质上进行变革的新时代。自此，蒙古帝国和全世界一起，迈入了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转型期。

[1] 亦称“巴剌海”。——编者注

7 多极化时代的序幕

讯问

1264年，蒙古帝国的纷争算是告一段落。这时，蒙古帝国几乎有五个政治势力集团同时存在。

这五股势力分别是：东北地区为塔察儿率领的东方三王族，蒙古本土和华北地区及其周边为大汗忽必烈及其直属势力，中亚为阿鲁忽统领的察合台家族，西北欧亚大陆为拥护别儿哥的术赤家族，西亚地区为旭烈兀领导的旭烈兀兀鲁思。其中前两股势力无疑已经融为一体。

在阿鲁忽的领导下实现了复兴的察合台家族，可以说和忽必烈之间存在着同盟关系；而以别儿哥为代表的术赤王国，在诸多势力之中，被视为与忽必烈新政权关系最浅的一方。但事实上，旭烈兀家族对忽必烈政权的态度也并非旗帜鲜明。对于纷乱的蒙古帝国内战，旭烈兀与阿鲁忽的立场较为相近，只不过阿鲁忽在打倒阿里不哥旧政权的血肉之争中选择成为“忽必烈支持者”；反观旭烈兀，他认为无论是忽必烈还是阿里不哥做大汗都可以，而且也不能否定他有等待二者两败俱伤之后伺机而动的想法。但从结果上来看，旭烈兀也是“忽必烈支持者”。

在介绍各个势力集团与忽必烈新政权关系的同时，另一种对立理论出现了，即术赤兀鲁思和旭烈兀兀鲁思的南北对立。

术赤一家很早以前就憧憬着高加索以南的绿意盎然的溪谷和山野，特别是阿塞拜疆的广袤草原，可以说，这是他们的夙愿。在旭烈兀征集远征军时，术赤家族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同意让原本在自己控制范围下的伊朗总督府被旭烈兀吸纳，并向旭烈兀提供援军。对于术赤家族而言，虽然忽必烈新政权的上台是在预料之外，但旭烈兀占领伊朗更是万万没有想到，这触碰到了术赤家族的直接利益。

老练的别儿哥对旭烈兀的动向极为敏感。1261～1262年，也就是旭烈兀独占伊朗的欲望刚刚显露出来之时，别儿哥即亲率大军离开伏尔加河畔，径直南下，意图翻过高加索山。而面对这样的情况，旭烈兀为了自卫，也不得不率领麾下的西征大军主力部队北上迎击。两军的冲突并没有明确的结果。

即使旭烈兀有介入东方的汗位争夺战的意向，但由于北方的威胁，也只能作罢；在西方，即使他想为怯的不花的战败和叙利亚被占领而找马木留克王朝报仇，那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从1260年后半年开始，旭烈兀虽然好不容易建立了“旭烈兀兀鲁思”，但却并不像现代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顺风顺水，旭烈兀自身其实也有许多的无可奈何吧。

如之前介绍的一样，与忽必烈新政权保持一定距离的旭烈兀和别儿哥，已无法继续冷静观望至高权力者，也就是大汗的动向。另外，在察合台家族中，从旁系一跃升为首领的风云人物阿鲁忽，深知自己的立场于内于外都十分危险，于是他以汗位争夺战争中取得的“功绩”为后盾，希望得到忽必烈的正式认可。但最终，三个人的处境均未发生任何变化。

忽必烈和塔察儿充分利用了这一形势。1264年农历七月，随着阿里不哥及其一党的投降，忽必烈接连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首先，他发表了迁都宣言，将都城从多年以来的哈拉和林迁至忽必烈的根据地开平府（后更名“上都”）以及此前金国的首都中都（于前一年的阴历五月，阿里不哥败局已定的时候，将开平府改为上都；而将金国的中都正式作为首都是在阿里不哥投降后第二个月，即阴历八月十七日。进而在两天后，将年号由“中统”改为“至元”）。其次，是对阿里不哥等“反叛者”的讯问。这两大举措若是在平常，必定会引起蒙古全国的抵抗和异议。

忽必烈紧急召开的军事法庭，参加者只有其新政权的核心诸王。其中原委在拉施特的《史集》中有生动的记载。以阿里不哥本人为首，包括幸存下来的拥护者孛鲁合、秃满、阿里察、脱忽思等将领，从《史集》中记载的情况来看，他们在法庭上绝没有输。毋宁说《史集》是借被告人的口，道出了事件的真相。阿里不哥对塔察儿和忽必烈说道：“彼时吾是，今时汝是也。”

而在陕西、甘肃方面帮助忽必烈取得胜利的窝阔台系阔端家族统领只必帖木儿当初实际属于阿里不哥阵营一事，也在暗中浮现出来。当讯问即将结束时，忽必烈这样说道：“孛鲁合必赤于窝阔台汗和蒙哥汗言听计从，故释之以活之。来日提旭烈兀诸王之证言来复。”孛鲁合曾是原蒙哥政府的丞相，作为唯一的畏兀儿长老，是一位难得的文武双全的人物。忽必烈这次只饶恕了他一个人，并派他向未能出席的旭烈兀等皇室成员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证言，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然而，蒙哥的儿子，也是最支持阿里不哥的阿速台得知孛鲁合被释放一事后，与其对质道，“何只孛鲁合获释？吾欲论于其，使其知其大罪”，“汝非曾引蒙古之谚耶？吾起之事端，纵可回头亦不可待，此乃尔之大罪也”。孛鲁合也表示了认同。忽必烈听到之后便说道：“若是如此，那便依法来办。”而《史集》中所说的“大罪”，只能说是站在当下忽必烈掌权基础上的“大罪”。

据说由于蒙古王族之间不能互相残杀的原则，阿里不哥和阿速台得以保住性命。阿里不哥在两年之后去世了。但孛鲁合以下的所有将领全部被判“有罪”，依据“大札撒”即成吉思汗制定的军律，全部处以死刑。

像这样对包括皇室成员在内的蒙古成员的处分，本应在库力台大会上根据所有人的意见进行判决，这在《史集》中也有明确说明。而以忽必烈和塔察儿为首的“靠政变获取的政权”的首脑们，明知这一原则，却利用了蒙古帝国西部的实力派别儿哥和旭烈兀的对立，以及阿鲁忽的弱小，以其“未参会”为由巧妙地清除了障碍。

貌似统一的库力台大会

据《史集》记载，忽必烈和塔察儿为使全国上下知晓并承认对阿里不哥一党的处分，向中亚以西的三名手握实权之人派遣了使节团。

使节团首先来到了最近的阿鲁忽处。阿鲁忽希望可以在新体制中认可自己作为察合台家家主的地位，并提议召开囊括蒙古帝国全部地区的统一库力台大会。由于忽必烈一方本已了解阿鲁忽的这一愿望，因此这可能是阿鲁忽在忽必烈授意下的故意表演。

问题在于余下的两个人。使节团向“伊朗之地”出发了。此时，旭烈兀已经与别儿哥以高加索山为界进行了两次对峙。《史集》中没有明确记载旭烈兀的反应，但无论如何，旭烈兀以别儿哥的参会为条件，同意了库力台大会的召开和出席。

使节团继续向北行进，最后到达的是伏尔加河畔的“黄金斡鲁朵”。据《史集》记载，别儿哥很是犹豫。但对别Repost哥而言，只有自己缺席的话实在说不过去。况且如字面的意思，库力台大会是“皇室总会”，对于这一明确需要其出席的活动若是表态“不参加”的话，就意味着不承认新体制，也就是“忤逆”。再加上别儿哥已经两次派出“南伐”大军，展现了十二分的威风，“马匹消瘦”这一借口也说不过去了。

术赤兀鲁思从拔都时期以来，一直是独来独往，在亲自创建了蒙哥体制后，也一直在帝国西部随心所欲地行动。但既然忽必烈新政府必将持续下去的话，孤立就意味着危险。新任大汗忽必烈已经在与阿里不哥的四年抗争中展现了其毋庸置疑的实力。再加上原本可能与忽必烈相抗衡的旭烈兀，如同他在西征时展现的出色的协调能力一样，是一名果敢、善于运用战略策略的作战家、战略家，而连如此强大的旭烈兀都放弃了汗位的争夺，建立了自己的汗国。若是旭烈兀愿意帮助长其两岁的兄长忽必烈，二人一东一西联合起来讨伐术赤兀鲁思和别儿哥的话，术赤兀鲁思必将走向灭亡。

曾经，别儿哥作为兄长拔都的代理人率领术赤兀鲁思的大军来到翰难河上游地区，参加了蒙哥的即位仪式。对他而言，忽必烈和旭烈兀也可以算是熟知的旧友。那时，不同于今日阿鲁忽等人的一步登天，一旦将往事搁置不提的话，事情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而如今，在取代蒙哥成立的忽必烈新体制下，如果可以与旭烈兀讲和的话，就可以重拾拖雷一族与术赤一族的友好。最终，别儿哥以旭烈兀的参加为条件，同意了大会的召开，并约定于后年，也就是1266年到达忽必烈处。这样，忽必烈与塔察儿的判断和盘算似乎是准确的。

蒙古帝国为了在1266年召开统一的库力台大会，已纷纷开始行动。若是此次库力台大会可以实现，那么就是自窝阔台时期的东西两大远征决议以来，时隔三十年再次召开的全体皇室成员大会。蒙古帝国以窝阔台去世为分界点，陷入了长期的混乱、对立及纷乱，现在终于可以再次通过沟通交流重拾“蒙古共同体”的秩序和安宁。不管怎样，先定下了沟通交流这一基调。虽说各派都有各自的想法和隐情，但如果各个实权人物能以忽必烈为中心，全员坐在一起讨论的话，必定可以实现许多方面的协调。这或许会成为决定蒙古帝国和世界未来的一次大会。

当然，别儿哥和旭烈兀的纷争也应该被纳入议题之中，至于会取得怎样的结果还无法预想，但至少动摇蒙古帝国和欧亚大陆西部的南北对立或许可以在当下的阶段结束。若这一想法得以实现，那么就不会让后来马木留克王朝的苏丹拜巴尔抓住机会，恐怕也不会让叙利亚以西的地区再次陷入危机。而之前拔都和旭烈兀两次西征的“大目标”或许也都会实现吧。

总之，蒙古帝国上下虽说由塔察儿、阿鲁忽、旭烈兀、别儿哥等巨头分成了几个大政治体，但一切都在大汗忽必烈的统治之下，这种人类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统一体或许将会出现。比起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世界历史，那时的历史将会以一种更加一目了然的形式呈现出来，单一主权统治的时代将会首次诞生。

无论如何，一切都只是虚构与假设，历史没有“如果”。但那确实是当时人们乐于虚构、描绘出来的愿景。对于新统治者忽必烈来说，这些愿望不可以像梦一样草草结束，而是要落实到现实的政治计划中，在胸中将这些五颜六色的愿景归入一幅画卷中。忽必烈在随后三十余年的统治生涯中，不断挑战新鲜事物和国家规划，若是没有这幅极其壮观的胸中画卷做铺垫，是无法实现其规模和质量的。

然而，一次实现这一愿景的绝好机会，在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偶然过后，从忽必烈的手中永远地溜走了。因此，忽必烈并没有依靠机遇，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甚至是拼尽全力的较量来一点一点接近梦想。

所谓偶然，是指蒙古帝国西部的三位大人物，在一年之内相继去世。首先在1256年，旭烈兀突然去世；紧接着，别儿哥看到了旭烈兀去世后的大好机会想趁乱而入，于是匆忙挥兵南下，但到了第二年，他在与旭烈兀的庶出长子阿八哈的军队以高加索山南麓库拉河为界对峙时，突发急病去世了；另外，虽然目前我们还无从知晓具体时间，但阿鲁忽也在1255～1256年因病去世了。

他们每个人的逝世都难以解释，特别是旭烈兀和别儿哥之死，更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色彩。但所有的史书都没有关于这三个人去世的具体记载。若是有人行刺的话，可能的继承者也有很多，无法将焦点集中在某个人身上；况且本来三个人就都有可能是病逝的。若真是这样，也可谓是可怕的偶然了。

蒙古帝国和世界的走向

察合台、术赤、旭烈兀这三个“兀鲁思”分别着手选举新首领。在此过程中，之前被阿鲁忽暂时控制住局面的中亚地区又开始被动乱包围了。

以忽必烈的“大元帝国”为中心的蒙古帝国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动乱发生在连结蒙古东西的中亚地区，对于忽必烈来说很是头疼。想要整个蒙古帝国在忽必烈的直接指挥下统一行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旭烈兀兀鲁思和术赤兀鲁思的南北对立没有机会得到大汗忽必烈的直接介入或协调，加上旭烈兀和别儿哥的相继去世，进一步促进了对抗的激烈化，事情变得更棘手了。可以说，二者的对立已经超越了一代人的对立，而演变成两个兀鲁思的宿命之争。

当我们稍稍回顾历史时会发现，这两个兀鲁思的南北对立，对于在阿音札鲁特战役之后杀死苏丹忽都思并取而代之的苏丹拜巴尔而言，是难得的良机。原本提供给旭烈兀的术赤家族军队，在旭烈兀占领伊朗的意图明显化之后，尝试着逃脱；向北逃亡失败后的军队又转而向西，投奔到了马木留克王朝旗下。

苏丹拜巴尔在欢迎术赤家族部队的同时，也尝试通过海上路线与术赤兀鲁思取得联系并进行交涉。当时由于陆路被旭烈兀兀鲁思牢牢控制，走陆路的话太过冒险。而所谓海上路线，是指从地中海到达爱琴海，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再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最终到达亚速海。在塔纳
[1] 登陆后向东行进，不出几日便可到达伏尔加河流域。

问题在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君士坦丁堡一直掌握着这一要冲，在经历了可谓奇妙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一个叫作拉丁帝国的、某种意义上的殖民国家在这里成立，至此已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弗兰德伯爵博杜安为首任国王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国家，可以说实实在在地体现了西欧基督教世界的“真实想法”。这一切存在的关键，就在于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所拥有的历史及地理位置。

对于马木留克王朝来说，关键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被敌方拉丁人统治，但就在此时，1261年，又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沦落在尼西亚城的拜占庭帝国夺回了君士坦丁堡。对于拜巴尔来说，视野又变得宽广了。虽说是“拜占庭皇帝”，但其实力微弱，所以尽管米海尔八世一直注意着旭烈兀的动向，但却没有进行干扰或阻止。此时，以旭烈兀兀鲁思为共同敌人的伏尔加河与尼罗河的南北同盟成立了。

从性质上来讲，这也可以被称作“伊斯兰、钦察同盟”。以拜巴尔为首的诸多马木留克战士其实出生在钦察草原，在很久之前经过以热那亚为代表的从事黑海贸易的奴隶商人之手，那里的年轻人们被卖到中东，于是成了“马木留克”，也就是奴隶军人。因此，也正是突厥系的骑兵军团战胜了怯的不花所率领的蒙古大军。实际上，蒙古军队与马木留克军队十分相似。而迅速突厥化、钦察化的术赤兀鲁思与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在各个方面都发展成了“兄弟国”一般的关系。而且，别儿哥允许其民众信仰伊斯兰教，这对于拜巴尔来说，也是宣扬“伊斯兰大义”的大好条件。

陷入夹击窘境的伊朗旭烈兀及其继承者们，为了应对这一“纵向”同盟，只能向欧洲的基督教世界请求发展“横向”同盟。此时旭烈兀家族中伊斯兰教色彩还不太明显，反而对景教抱有好感的人还占据多数。

在这纵横两种组合之际，以威尼斯、热那亚为首的意大利通商国家联合了起来，在政治、经济、外交、通商等方面纵横交错地开展着令人目不暇接的合作。

无论如何，蒙古以自己为中心竭尽全力统治一切的、单纯的“恐怖时代”渐渐褪去，蒙古本身也在尝试进入多极化的时代。而此时世界同样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国际化、多极化时代，世界模式渐渐由军事转向政治、由对立转向通商合作。

转变之时

一个时代已经宣告结束。自从成吉思汗出兵攻打金国以来，蒙古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令人瞠目的军事扩张，并在1260年一系列震荡与变化中达到高潮之时，迅速收起了战势。当然，在之后的三十余年中，蒙古也曾向南宋，甚至包括日本在内的海洋国家出兵，但其主要目的是实现组织化和经济控制，与之前以战争和征服为目的的出兵有本质上的差异。

随着蒙古的变化，世界各地也发生着改变。由于蒙古的出现而几乎失去存在意义的“十字军”，因以意想不到的形式阻止了蒙古向西扩张的马木留克王朝北上，又一次直面了新的冲击，在随后的近三十年里，其分布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各小型势力集团被一扫而尽。无论影响好坏，在欧洲及伊斯兰中东历史中不容忽视的“十字军时代”，因蒙古和马木留克的存在而画上了句号（认为“耶路撒冷的关键在于开罗”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前述进攻埃及的战役失败后，于1270年向开罗发动侧面进攻，即向突尼斯发起海上进攻。这是作为“十字军”的最后一次远征。然而，虽然路易九世统治东方的梦想破灭了，但他带回了在东方收获的造城方法。无比牢固且结构优美的卡尔卡松城就是由路易九世设计重建的）。

同时，依靠“十字军时代”在欧洲呈现出来的教皇的无上权威与权力，在“蒙古恐怖”中仿佛显得更加辉煌。但随着“蒙古恐怖”的急剧消散，教皇的王牌“十字军”也失去了其存在价值及依据，教皇权力也随之走向衰落。

而与之相反的是，通过“十字军时代”，欧洲各国及其社会相继开始关注东方世界，他们希望通过以蒙古为中心的政治结构的多极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形势的稳定化来从东方获得贸易的利润，同时感受东方自由的多元世界，而这一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要求出现或被触发后，欧洲开始发生巨变。欧洲各国王权的独立化，也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亦随之兴起。此后，欧洲彻底摒弃了“中世”的渣滓，正式迈入下一个时代。

以1260年左右为界，发生了如此种种不可思议的剧变。这些剧变在随后接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开始呈现出明确的姿态。

而在这三十年时间中，曾长时间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依靠蒙古再次实现了政治的统一。这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复兴”，更是旨在构建更大规模的国家，并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斯兰中东世界由于蒙古和马木留克王朝的对峙分为两大部分，即东部的波斯语文化圈和西部的阿拉伯语文化圈，并固定了下来。而上述中国和中东地区的变化，几乎全部延续到了现在。

这些变化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是蒙古自身——以忽必烈所创建的新型世界帝国“大元帝国”为中心——发生的剧变，这将全世界带入了另一个全新的坐标系中。

1260年，无论对于蒙古，还是对于世界而言，都意味着剧变和新时代的开始。自此以后发生的种种变化，几乎经过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渗透进了整个欧亚大陆。而这半个多世纪的巨大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大大地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走向。

[1] 术赤兀鲁思的城池，今俄罗斯罗斯托夫南。——编者注

蒙古帝国史年表（1155～1266年）

蒙古帝国史年表（1155～1266年）-续表1

蒙古帝国史年表（1155～1266年）-续表2

蒙古帝国史年表（1155～1266年）-续表3

蒙古帝国史年表（1155～1266年）-续表4

蒙古帝国史年表（1155～1266年）-续表5

蒙古帝国史年表（1155～1266年）-续表6

蒙古帝国史年表（1155～1266年）-续表7

蒙古帝国史年表（1155～1266年）-续表8

索引

阿尤布王朝 87，88，106，156，185

阿音札鲁特（战役）163，164，175，187

阿契美尼德王朝 149

脚痛 117

亚杰利 102，103

阿速族（阿兰族、奥塞梯族）

阿速台 121，169

阿塞拜疆 63，103，105，144，149，153，155，158，160，167，181

亚速海 175

阿塔贝格国 156

阿卡 88，110，157

阿提拉 95

阿拔斯朝 38，143，153～155，159，161，186

亚得里亚海 70，95，184

安那托利亚【高原】

阿八哈 5，173，188

阿必失哈 84

信士们的埃米尔（穆斯林的领袖）135

阿姆河 38，40，58，144，145，149，150，155，162

阿拉穆特 94，146，151，152，161

咸海 40

阿里 81，85，113，121，122，125，129～141，145，167～171，187，188

阿里不哥 81，85，113，121，122，125，129～141，167～171，187，188

纳昔儿 156

阿鲁忽 135，136，166～168，170，171，173，174，187，188

阿鲁浑（伊朗总督）149

阿鲁浑（旭烈兀兀鲁思）1，2，4～6，9，113，131，132，142～144，157，159，165～168，174～176，187，188

哈赤温 31，53，64

阿里察 169

厄尔布尔士（山）146，148，150，151，161

阿力麻里 148

亚美尼亚 92，103，156，158

亚历山大大帝 69

阿勒颇 156，157，187

安条克 87，156

安条克公国 87

安条克的波希蒙德 156

也客忙豁勒兀鲁思（大蒙古国）32，65，143

也速该·巴阿图儿 24

耶路撒冷 87，88，147，177

耶路撒冷王国 87

伊莎贝拉 7

伊斯坦布尔 1，4，132

伊斯坦布尔藏本（《史集》版本）

西班牙 7

伊斯法罕 145

伊斯玛仪派教团【·派】 6，94，143，145～152，155，159，161，186

伊斯兰、钦察同盟 176

伊斯兰之家（dār al-Islām）102

家族兀鲁思 32，136，138

乙未年籍 60

伊朗系穆斯林财务官僚 59

伊朗高原 144，152

伊朗总督 149

伊朗总督府 144，167

伊朗之地 2～4，9，85，143～145，149，155，158，161，170

伊犁溪谷 55，84，136，138，184，187

伊利（同伴）28，102

伊儿汗【国】 1，2，5，10

亦勒该那颜 56

额尔齐斯【河】 62，180，184

英格兰 93，94

英诺森四世 9，10，95～97，101，102，104，105，108，109，184

维齐儿（宰相）56

《瓦撒夫史》 9，10

梵蒂冈图书馆 100

诺伊施达 70

维也纳 70

畏兀儿/高昌回鹘【人】（788年回纥自请改称回鹘，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建立高昌回鹘，元代称畏兀儿）37，56，57，59，85，89，100，169，180

回鹘汗国 19，23，54

威尼斯 8，96，162，176

威尼斯的图书馆 8

伏尔加【河】 67，72，74，80，81，98，108，110，167，171，175，176，182，183，186

伏尔加保加利亚王国 67

令旨（uge）103，104

马匹消瘦 160，171

右翼 31，48，50，60，118，182

乌剌黑赤 130

弗拉基米尔 69，98，183

弗拉基米尔大公 69，183

乌拉尔山 67

兀良哈部 50，114，117，118，123，124，127，128，185，186

兀良哈台 114，117，118，123，124，127，128，185，186

兀鲁兀惕 36，141

乌尔巴诺二世 87

玉龙答失 121

云南 114，116～118，124，185，187

云南高原 114

对云南【·大理】的远征 116，185，186

尤金三世 87，89

驿传→站赤 45，99，110，183

叶密立 47，77，78，81，84，106，182，184

野里知吉带 81，104～106，161，184

燕云十六州 21，35

盐贼 20

斡亦剌惕 134，140，180

欧洲语言 88，108

黄金斡鲁朵 74，171

乌古斯汗 6

斡兀立海迷失（皇后）81，106，107，109，185

窝阔台 28，29，31，46～55，57～60，62～64，72，75～80，82～86，101，121，137，138，144，148，159，162，169，172，181～185

窝阔台兀鲁思 84

窝阔台汗国 84

窝阔台家族【·一门】 79，83，185

奥斯曼帝国 1，20，155

斡陈 127

斡赤斤 31，39，48，49，51，53，64，77～80，82，118，138，181，182，184，186

斡赤斤家族 82，118，186

讹答剌（兀都剌儿）39，181

斡难【河】 30，180

兀鲁忽乃 130，131，135，136，148，185，187，188

鄂尔浑河 54

完者都 4～6，10

斡儿答 63，73，138

斡儿答兀鲁思 73

斡鲁朵 31，32，43，54，63，74，77，79，81，99，106，109，110，131，171

王汗 25～27，180

海都 5

开平府 117，124，129，140，168，186，187

开封（汴京）20，21，35，48～51，181～183

开罗 91，96，145，149，154，164，177

夏营（地）45，60，99，125，130，181，182，186

画境 61

郝经 126，128

鄂州 114，123，126～129，186

鄂州之战 126，129

《郝文忠公集》 126

哈萨克草原 67

合撒儿 31，53，181，182，185

合赞 2～6

合失【带】 75～77

贾似道 128，129

克什米尔 5，85，144，183，185

伽色尼 20，94，181

伽色尼王国 20

里海 43，67，144，181

乞台（中国北方）7

哈赤温 31，53，64

卡特万平原 22

可敦（皇后）40，77

高加索 67，72，73，83，103，110，144，167，170，173，183

华北平原 49，124

哈剌契丹（西辽）21，23，29，36，39，54，55，57～59，64，99，109，122，130，134～136，140，141，143，168，180，183～185，187

哈拉和林 54，55，57～59，64，99，109，122，130，134～136，140，141，143，168，183～185，187

喀喇汗国 40

哈剌旭烈 77，130，136，184，185，188

哈里发（khalīfa）6，38，143，145，153～155，161，186

卡尔卡松城 178

柏朗嘉宾 58，68，96，98～104，107，108，110，184

汉语【·文】 6，9，30，56，58，76

汉人 57，124～126，140

汉人部队 125，140

汉水（汉江）50，64，118，184

汉族 21，53，57，61，117，124

汉地 139，141

汗八里（帝都）8

基辅 68，98，184

吉谢列夫 55

契丹【人、族】 8，20～23，28～30，34～37，39，45，53，56，57，59，89，124，180，181

契丹系 57

契丹帝国（辽）20～23，45

怯的不花 63，73，150，158，163～165，168，176，187

钦察草原 62，67，72，73，77，108，176，182，184

钦察族 73，183

塞浦路斯岛 103，104，161

乞颜氏 24

《旧约圣经》 164

丘来根（呼日根）128

教皇→罗马教皇 10，58，87，89，90，95～98，100～104，178

匈奴 23，30，54

恐怖战略 42，68

奇里乞亚 103，156

金（金国、金朝）21，29，34，35，47～51，60～62，114，116，168，177，181～183

《金柜秘册》 3

金帐汗国 74

金莲川 116，117，121，124，129，186

古腾堡 11

空白之壁 116，118，119，125

乳兄弟 115

阔出 64，66，75～77，126，183

阔出（的）南征 66，126

屈出律 36～38，180，181

忽图忽 141

忽都思 157，164，175，187

忽必烈 2，7～9，11，12，18，52，53，61，81，84，85，111，113～119，121～141，156，158，162，165～174，179，182，185～188

库曼人（钦察人）67，70，72，73，81

横相乙儿 81

贵由 9，52，58，62，63，77～83，99～101，103～107，109，121，148，161，184，185

急行军（贵由赤）9

库拉河 173，188

克拉科夫 69，98，184

大汗国 7

克里米亚半岛 108，182，184

库力台大会 46，60，61，76，78～83，99，122～124，129～131，170～172，180，182，183，185～188

格鲁吉亚 92，149，181，184

十字军战士 89

卡尔提德王朝 145

忽林池 127，141

格列高利九世 95

军阀 61，125，140，187

荆山 186

《经世大典》 52

京兆 48，117，118，182，186

怯薛（近卫军团）31，32

怯失 149，150

科隆 98

克烈 25，30，81，89，180

《元史》 10，25，52，53，114，117～119，140

《宪宗实录》 117

宪宗本纪 117

严忠济 125

《元朝秘史》 25

兴安岭（金阿林）31

黄河 20，35，43，47～51，119，125，181～183

后汉 21

兴庆 43，182

后晋 20，21

皇太子 57，76

后唐 21

后梁 20，21

古尔王朝 20，38，94，145

国书 7，100，104

《黑鞑事略》 28，101

人口调查 60，85

《五族谱》 131，132

五代 21，133

黑海 67，91，108，175，176

阔端 64，76，77，83，84，137，169，183

阔端兀鲁思 83

阔端家族 84，169

五投下 36，60，118，124，127，133，138，139，141

哥特兰 93

火你赤 138

蒙古戈壁 34，36，140，141

霍博 47，77，81，84，184

歌利亚 164

哥伦布 7，8，11，12

弘吉剌惕 36，127，141

君士坦丁堡 96，108，175，176

蔡州（汝南）114，124，126，183，186

札格罗斯 146

沙陀族 20，21

撒马尔罕 22，40，89，149，181

赛约河之战（穆希草原之战）70

左翼 31，36，48，49，51，53，60，64，118，135，138，140，141，182，183，186，187

左【翼】军 48，49，51，118，135，186，187

萨拉丁（Ṣalāḥ ad-Dīn）87

萨莱 108，109

撒里那颜 85，144，185

撒里答 108，109，130

圣康坦的洗满 110

桑伽 22

梵语 6

三大领地 84

三峰山 50，51，83，183

什叶派 145，154，155

侍卫亲军 140

热那亚 95，162，176

哲别 37，63，91，181，182

失吉忽秃忽 60，181

至元 168，188

十户 30，31，64，85，142

瓦撒夫（Shihab al-Din‘Abd Allah Sharaf Shirazi）9，10

只必帖木儿 137，169

昔木土脑儿会战 140，187

审温·列边阿答 105

沙哈鲁 132

爱德华·沙畹 15

彼得·杰克逊 157

军律（札撒）170

札八儿·火者 29，37

站赤（驿传）45，55，64

札兰丁 62，181，182

札剌亦儿【族】 36，53，84，116，127，141

圣旨（君王之命，jarlir）104

秋营地 60

《史集》 1，3，4，6，7，9，10，25，39，45，52，53，57，78，91，98，108，114，117～121，123，124，126，131，132，140，143，144，153，169～171

十字军 22，87～89，91，96，97，104，146，147，152，156，157，175，177，178，185

十字军国家 87，88

十字军时代 97，177，178

十二伊玛目派 145

朱元璋（洪武帝）52

朱全忠 20，21

斯宾格勒 14

木木忽儿 131

春营地 60

城下之盟 34，181

上都 37，43，76，168

少年部队 64，65，142

襄阳【·樊城】 66，118，119

中书省【兼财务厅】 29，55～58

女真【人、族】 21，28～30，56，62

女真语 30

汝水 114

术赤 31，47，60，62，63，67，72～74，76，80，81，85，108，124，130，138，148，166，167，171，172，174～176，181，182，184，185

术赤（客人）31，47，60，62，63，67，72～74，76，80，81，85，108，124，130，138，148，166，167，171，172，174～176，181，182，184，185

术赤兀鲁思 72～74，108，130，167，171，174～176，184，185

术赤家族【·一门】 76，80，85，148，166，167，175

汝南 114，124，126，186

昔拉斡耳朵（黄金帐篷）99

昔里吉 121

锡尔河 37，38，63，67

失烈门 76

人口调查 60，85

神圣罗马 90，95，97，98

人类祖先亚当 6

西西安 103

瑞典 68

斯大林 68

苏达克 108，182，184

速不台 26，50，63，92，123，181～183

算端/苏丹 20，38～40，43，62，63，94，103，149，154～157，164，172，175，181，184，187

逊尼【派】 143，145，155

西安 48，89

西夏（党项王国）29，43，45，64，76，137，180～182

青山矶 128

清水河 45，182

成宗铁穆耳 117

《世祖实录》 117

世祖本纪 117

西北欧亚大陆 14，62，73，166

西路军 64，118，183

征服世界 46，84，86，101

世界战略 61，64

石抹也先 57

石抹明安 57

塞尔柱王朝 87，89，145，147

千户 30～32，36，46，47，60，61，64～66，73，91，142

宣宗 35，181

战争之家 102

圣奥尔本斯教会 95

北宋 21

宋子贞 125

曹州 125

总督府 58，59

曹濮之间 125

唆鲁禾帖尼 81，85，115

达达尼尔海峡 175

大远征 36，43，61，62，64，66，172，182，183

大汗 7，9，10，12，28，46，47，52，54，56，57，59，64，66，76～82，85，86，98，103，107，115，117，119，121～123，129，130，132～134，136～138，143，145，152，158，166～168，171，173，174，182，184，185，187

伐金战争 35，39，47，48，51，53

大元兀鲁思/帝国 2，7，11

大航海时代 16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89

大西征 2，81，85

大都 8，11，12

《大纪年》 93

大匈牙利 67

大理 116，185，186

大卫 91，93，157，164，165

塔察儿 50，82，85，118，119，124，126～128，133，166，168～170，172，173，183，186，187

塔塔儿（鞑靼，Tatar）30，68，69，92

鞑靼的桎梏 68，69

塔纳 175

大不里士 158，187

探马赤【军】 62，103，144，153，182

大马士革 145，156，163，187

塔耳塔罗（Tartar）92，96

达尔马提亚 70

进攻【·进军】地中海 148，161，162

察合台 31，47，48，51，53～55，60，63，64，69，75～77，80，82～84，130，135～137，148，166，170，174，181，184，185，187，188

察合台家族【·一门】 76，84，130，135～137，148，166，168，184，185，187，188

察必（皇后）121，127，128

乣军 35，36

中央兀鲁思 46，47，60

中【央】军 48，64，66，118，140，182，183

中都（燕京）28，34，35，52，57，58，67，80，116，117，119，128，129，140，168，181，187，188

中统 168，187，188

突尼斯 178

长江 66，114，116，118，119，123，126～129，183，186

绰儿马罕 62，103

直鲁古 36

镇海 56～58，99，100，107

成吉思【·汗】 2，3，18，23～32，34～37，39，41，43，45～47，51，53，54，56，60，62～64，73，75～78，80，82，84，89，91，111，115，116，121，122，127，128，132，134，136，138～140，148，159，162，170，177，180～182

成吉思（汗）家族 63，111

成吉思汗西征 63，148，159

帝位争夺战 131，133

藏语 6

帖木儿 16，42，128，132

帖木儿帝国/王朝 16，42，132

贞祐南迁 35

迭古解儿 148

铁木真 24，27～30，180

秃儿罕可敦 40

长生天 101，102

天山 54，55

高昌回鹘（王国）29，180

葛逻禄（王国）29，180

德意志骑士团 68，70

德语 70

唐 19，20，24，89

库力台 46，60，61，76，78～83，99，122～124，129～131，170～172，180，182，183，185～188

东夏国 62

潼关 48

道教 109

秃塔儿 148

东平五十四城 125

东平地区 125

东方三王族 53，60，82，85，118，119，128，133，138，140，166

秃满 169

东路军 64，118，119，124～127

脱忽思 169

突厥 6，7，13，19～21，30，37，40，45，54，67，73，87，100，101，104，128，145，176

多瑙河 67，70

托普卡帕宫 1，3，132

图们江 62

道明【修道】会 96，102，103，105

的黎波里 87，110，156

的黎波里伯国 87

拖雷 31，46～48，50～54，60，63，76，80，85，113～115，122～124，172，181～183，185

拖雷家族（一门）76，85，113，122，124，185

土耳其共和国 1

突厥语 6，13，45，100，101，104，128

突厥西迁 19

乃马真 77～80，82，184

纳布卢斯 164

乃蛮 30，36，38，89，150，180

内蒙古草原 34，35，140

尼罗河 176

纳粹德国 68

纳陈 127，141

南家思（南宋）6，28，29，45，51，64，66，86，101，114～120，126～129，152，177，182，183，186，187

南宋 6，28，29，45，51，64，66，86，101，114～120，126～129，152，177，182，183，186，187

内沙布尔 42，181

尼西亚 176

尼科西亚 104

尼查姆·穆尔克 147

日本 8，40，149，177

涅瓦河 68

那可儿（僚友）26，27，31

聂斯脱里派（景教）89

粘合重山 29，56，57

诺夫哥罗德公爵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涅夫斯基）68，69

霸突鲁 121～123，126～128

哈菲兹·阿布鲁 132

贝特谢安 164

拜住【·那颜】 103，104，144

拜答儿 69，184

拜都 5

拜巴尔 154，172，175，176，187

巴格达 38，91，143，145，152～155，159～161，186

哈桑·本·萨巴 145，147

哈桑三世 148

哈希什（大麻）147

拔都 63，64，67，70，72～74，76，77，80～83，85，93～99，108～110，130，135，162，171，172，183～186

拔都兀鲁思 73，108

拔都西征 63，64，67，162

哈马丹 2，153

帕米尔 21，37，83，181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4

班秃 121

波罗的海的海贼 93

巴托尔德 12～15

杭爱【山】 122

匈牙利 69，70，72，77，95，162，184

匈牙利平原 95

盘古 6

班师之议 128

东地中海 22，81，89

拜占庭帝国 176

乞台（中国）7

必阇赤（书记员）29，55，56

哈丁战役 88

百户 30，31

《百万之书》（《马可·波罗游记》）8，11

印度河—恒河平原 20

法蒂玛 87，145，147

法蒂玛王朝 87，145，147

法尔斯 149

菲达伊（献身者）147

武汉 114，126

武汉三镇 126

昂灰二皇后 77，79

武宗（唐）89

布达 70

佛教【·僧】 6，37，89，109

驸马（呼日根）127，128，141

弗兰德伯爵博杜安 175

不里 77，184

弗里斯兰 93

腓特烈【二世】 95～97

孛鲁合 169，170

不勒合（bulga，敌人、不服从）102

保加利亚 68

忽儿沙 150～152

旭烈兀 1，2，4～6，9，52，81，85，111，113～115，121，122，131，132，142～145，148～176，182，185～188

旭烈兀兀鲁思 1，2，4～6，9，113，131，132，142～144，157，159，165～168，174～176，187，188

旭烈兀家族【·一门】 167，176

旭烈兀西征 143，161，185，186

祭司王约翰 87～93

匈人 95

丙申年分拨 183

黑格尔 14

贝拉四世 70，95，184

北京 12，34

必黑秃惕迷失 81

佩斯 70

黑死病 120

海屯 156，158

贝内迪克特 98，110

赫拉特 42，145

保罗·伯希和 100

别里古台 140，183

别儿哥 73，130，138，166～168，170～174，176，185，187，188

波斯语 1，3，6，8，9，13，18，20，22，25，29，56～58，62，76，85，93，94，100，101，105，108，109，120，123，131，132，178

亨利三世 94

森林之民 134

诃额仑 24

霍亨斯陶芬王朝 97

波兰 69，70，98，162，184

孛儿出 31

濮州 125

博斯普鲁斯海峡 175

蒲鲜万奴 62

渤海 21

保定张氏

孛剌合真大皇后 77

花剌子模（王朝）6，37，39，40，62，63，181

孛儿只斤氏 24

孛儿帖 127

波罗维赤人（钦察人）67

本田实信 146，149

河中地区 38，41，43，136，148

麦门底斯山 151

马修·帕里斯 93～95

平安之都 154

马合木·牙剌瓦赤 56

马木留克（奴隶军人）20，154，157，159，163～165，168，172，175～178，185，187

马木留克【王朝】 20，154，157，159，163～165，168，172，175～178，185

邪教成员 148

马克思 14

马可·波罗 8～12，147

马尔马拉海 175

忙兀惕 36，141

米海尔八世（Michaēl Ⅷ Palaiologos）176

米开朗基罗 165

江水之壁 116，119，125

埃及 87，88，91，104，106，145，149，154，157，161～165，176，177，185

明7，10～12，14，15，19，26，30，35，39～41，43，45，51，52，55，56，58，69，76，77，84～86，95，97～100，105，109，111，118～120，125，126，128，130，132，134，137，138，141，149，151，152，154，156，157，159～161，164，167，170，171，175，176，178

木华黎 31，36，53，116，121，127，181，182

木华黎国王家族 116，121，127

莫卧儿帝国 20，90

穆斯台绥木 153，154，186

穆斯林 20，29，37，73，85，88，89，102，106，109，145，148，152，153，155，156

木八剌沙 136

穆罕默德 6，145

摩诃末三世（伊斯玛仪派）94，143，145～150，152，159，161，186

摩诃末【二世】（花剌子模）20，36～41，56，63，91，180，181

蔑儿乞 30

孟珙 66，184

《蒙鞑备录》 28

木阿秃干 76，181

大卫·摩根 93，157

木哥 114，115

莫斯科 69

摩苏尔 156

莫赤也别 84

《蒙古人的历史》 99，107，110

蒙哥 52，63，75～77，80～86，107～109，113～115，117～126，128～130，133～138，143～145，150，152，158～161，169，171，172，184～187

蒙哥一族 134

忙哥撒儿 84

蒙古帝国/兀鲁思 1，2，5，6，16，18，30，31，45，48，53～55，58～60，63，66，73，76，77，80，81，83～86，93，99，115，119，130，132，133，141，142，158，160，165～167，170，172～174，180，185

蒙古共同体 2，52，83，122，137，172

蒙古语 3，6，9，25，26，30，45，63，77，99～101，103，104，128

蒙古高原 19，21～24，26，27，29，39，51，54，64，65，89，92，107，116，125，130，131，134，140，142，148，150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蒙古部 24，26～28，65，124，148，184

雅茅斯 93

亚伊克河（乌拉尔河）67

雅各派 107

山中长老 93，94，147

扎麻 45

耶律阿海 29，34，36，43，57

耶律阿保机 20，45

耶律楚材 29，56，57

耶律大石 21，22，45，89

耶律秃花 29，34，36，57

欧几里得几何学 83

犹太人 2

扬州 119

预言者穆罕默德→穆罕默德 6，145

拉施特 1～3，5，6，9，39，78，91，98，117，121，123，131，143，169

拉丁语 7，92，96，100，105

拉丁人 175

拉丁帝国 96，108，175

拉德洛夫 15

兰克 6，14，98，109

李克用 21

理宗 128

李存勖 21

狮心王理查 88

良乡 35

《旅行记》 107，110，143

里昂 96，98，99

里昂公会议 96

临安（杭州）129

路易九世 94，104～110，160～162，177，178，185，186

罗斯 63，67～69，72～74，77，85，91～94，96，97，99，108，175，182～185

鲁不鲁乞 107～110，143，185，186

罗马 10，58，87，90～92，95～99，102，104

罗马天主教 92

罗马教皇 10，58，87，90，95，96，98，102

罗马教廷 91，96，97，99，104

六盘山 45，118，182，186

俄罗斯语（俄国）12，15，63，67～69，72

俄罗斯正教【会】（东正教）69

俄国、东欧远征 63，72

淮河（淮水）114，116，119，126，127

淮甸 127

Ⅲ 陆地和海洋的巨大帝国

此图为“广寒宫图”。广寒宫原本是中国的女神——嫦娥在月亮上居住的宫殿。此画为绢本，是以大都的正中心、皇城中琼华岛上高耸的“广寒宫”为对象，再加上对虚幻的同名空中宫殿的想象绘制而成，是元代绘画作品中的一部杰作，让人不禁怀想起大都壮美的宫殿建筑群。作者不详，但画上盖有鲁国大长公主（嫁入弘吉剌惕驸马家族的公主）祥哥剌吉的朱印。祥哥剌吉是答己皇太后之女、武宗海山之妹，在书画鉴赏收藏上颇有造诣。同时，自答己专权时期开始，她也在大元兀鲁思的政治、文化世界背后，拥有相当强大的实力。

8 世界的改造者

帝国的二重构造

从蒙古帝国的历史发展来说，忽必烈政权的诞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回顾忽必烈之前的蒙古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蒙古向东西两个方向不断扩张的同时，也保持着分封到左右两侧的家族兀鲁思和千户的平衡，权力中枢则一直保持在蒙古高原中央的部分。但是忽必烈新政权的重心过于偏向东方，与蒙古帝国既有的基本形态相比较而言有所不同。

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构成蒙古联合体最初核心的便是分布在蒙古高原上的千户群。是这些千户群构成了“蒙古兀鲁思”。之后他们向世界各地进行远征和迁移，并与当地的原住民进行融合，逐渐形成了蒙古帝国。蒙古帝国整体的联系和团结的关键还是在于原有的千户上。所以对这些千户群的掌控才是大汗号令整个蒙古帝国的证明，也是其权力的直接基础。

忽必烈自然掌握了这些高原上的千户群。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作为大汗号令家族兀鲁思与整个蒙古共同体。不过忽必烈的现实情况又与之前有所不同——忽必烈政权最大、最直接的权力基础是东方三王族、五投下以及其他左翼政治集团。反过来说，这些政治集团又与忽必烈王室在这样一种新的蒙古政权体制中，形成了与之前相较更为紧密的“神圣集团”。

忽必烈之后的蒙古政权也保持着形式上和实际上两重构造的模式，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要想维持蒙古帝国的统一，就需要保持一定的形式。西方各个家族兀鲁思及其管辖下的蒙古牧民在承认忽必烈作为大汗掌控蒙古整体这一形式的同时，作为回报也会向忽必烈要求一些实质上的东西。另外，生存在“祖宗兴隆之地”，即蒙古高原上的千户群也一定会强烈地、直接地向忽必烈政权要求保障其从成吉思汗以来便具有的特权和名誉地位。

若是失去现实的政治基础，忽必烈政权便会瓦解。但倘若失去必要的形式，蒙古帝国本身就会走向分裂。忽必烈政权就是处在这种形式和现实之间的危险平衡上。如果倾向于任何一方，平衡就会被破坏，蒙古帝国也好，忽必烈政权也好，便会在一瞬间土崩瓦解。忽必烈认为，他所面临的帝国运营的重点与亡兄蒙哥时代经营东方时的困难有所不同，是一个需要进行更为宏观考量的难题。

尾大不掉

当时蒙古帝国已经过于庞大，家族兀鲁思的规模也日益增长。比如西北欧亚大陆的术赤兀鲁思、西亚的旭烈兀兀鲁思本身就差不多能够成为一个“帝国”了。

除了最初的蒙古兀鲁思之外，由多人种构成的大大小小的地区政权、原有王朝和当地势力在多个层次上交织在一起，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蒙古帝国。虽然国家的名字叫作蒙古帝国，但是仅靠蒙古一词又无法完全表达清楚其内部的构成——它带有一种范围极广的多国家联合的色彩。

随着时代的发展，成吉思汗那种草原和绿洲王者的形象已经越行越远、渐渐模糊了。在窝阔台时代，蒙古帝国以草原为中心不断向东西两方扩张，帝国的规模和性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随着这种扩张，蒙古帝国内部已经开始不可避免地出现“分裂为几个大的政治团体”的倾向。

在蒙哥当权时，他以可汗的强大权力为后盾，对蒙古的组织力量和军事力量寄以绝对的信赖，并将其威力不断发挥出来。然而，要让忽必烈采用兄长蒙哥的做法却是不太现实的。作为帝王的蒙哥的的确确是一个极有能力的统治者。他在军事指挥上可谓无人能出其右，可是在对国家的经营与发展上却缺乏考量，应该对他“治国”的能力打一个问号。可以说，蒙哥虽然很有才能，但实际上在治国这最重要的一项上却有所欠缺。

忽必烈在品尝了自己的教训的同时，也体会了兄长治国时的挫折。忽必烈凭借实力，通过蒙古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政变夺取和继承了兄长蒙哥的权力。蒙哥的失败可以说正是忽必烈在治国方面最好的反面材料。不过忽必烈所面临的条件明显要比蒙哥的差。兄长蒙哥在位时，蒙古帝国不存在形式与实质之分，整个蒙古都会无条件地遵从可汗的指示。而且蒙哥既有优秀的亲生兄弟，又有拔都和后来的别哥等不可多得的盟友。蒙哥的失败就在于没有充分利用这些优异的条件，而是过分地突出了自己。

而对于忽必烈来说，这样的人却一个都没有。当时蒙哥的身边有一个忽必烈，而忽必烈身边却没有一个类似的人物。他的亲弟弟旭烈兀到底在想什么，我们并不清楚。只有东方三王族的总帅、斡赤斤家族的塔察儿可能成为当年的“忽必烈”。但是塔察儿本人比忽必烈小太多，而且他们两人之间有利害关系。合撒儿家族年迈的领导人移相哥（在成吉思汗逝世时就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年逾七十，却依旧为了帮助忽必烈建立政权而拼命，无论是年龄还是名望都处在蒙古王室的上层。但在13世纪60年代后期，忽必烈政权确立之后，移相哥也去世了。与之前相比，东方三王族便如同一架单引擎飞行的客机——综观蒙古帝国全局，忽必烈俨然已是孑然一人。

从成吉思汗初创蒙古帝国算起，到忽必烈政权的建立，已经有六十年了。蒙古帝国迎来了重新整顿的时机，一旦失败，帝国的统一就会被破坏。在当时的情况下，蒙古帝国更为需要的是治国，是经营，而不再是进行强制征服与扩张，帝国的立足点必须要进行转移。这是忽必烈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帝国的命运就掌握在忽必烈的手中。

老皇忽必烈

回过头看，通过政变于1260年即位称汗的忽必烈已经是四十六岁了。

阿里不哥于1264年投降忽必烈，又在两年之后便不明不白地死去——这个时机可谓“再好不过”。我们很难说其中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不过能够威胁到忽必烈皇位的人总算是暂时消失了。可以说，忽必烈是在他五十至五十二岁时确立了不可撼动的帝位。对于衰老得较早的蒙古人来说，在这个年龄几乎是到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了。可忽必烈一直活到八十岁（1294年），这是当时的蒙古人所不能想象的。而且在这几十年中，他一直站在第一线指挥和掌控着蒙古帝国。

忽必烈的确算得上一个“老年”皇帝——这之中所包含的意义十分重要。

从忽必烈发动政变算起，他治理国家足足三十五年之久，其中有三十年是实至名归的帝王。在这期间，“老人”忽必烈运用自己强烈的个性和卓越的指导能力、判断能力治理着国家。他用令人难以想象的扎实与罕见的计划性，和他的智囊们一起一步步实现了构想规划的国家蓝图。我们不得不说他是一个传奇般的人物。

在历史上，被称为英雄的人物大多是年轻的并且不带有那么沉重气息的人，至少大多在生涯的前半期会有一段耀眼的经历。而且成大事者多薄命，像忽必烈这样在中老年时才登上风口浪尖的人物，我们很难将他和“英雄”一词挂钩。看着画像上他那胖胖的脸蛋，我们脑中都不由得会将他想象成一个平凡沉稳的老人。

当然，在蒙古帝国时代，还有很多蒙古出身的人也可以被称为英雄。成吉思汗当然不用说，而他的部将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英雄。像是跨越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在多次征战中都有出色表现的指挥官速不台。又像是在成吉思汗西征时，代替他独自负担起与宋朝的战事，独自奋战到最后一刻的木华黎。成吉思汗后代的王族中，也有像拔都（术赤兀鲁思的实际创立者）一样的英雄。更有从忽必烈王朝后半段到元成宗铁穆耳统治前期大显身手，在中亚独自建立了势力范围的海都。这些人都是蒙古英雄的代表。

与这些人相比，忽必烈汗则没有那么出众的地方。一眼看去，忽必烈只是一个极为平凡而且没有什么个性的人。但事实上，忽必烈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武勋战功或者英勇之处，相反，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他在七十三岁时披挂上阵，指挥对阿里不哥的战争，并利落地打败了其盟友塔察儿的孙子乃颜。这恰恰体现出了他残酷的一面。可是忽必烈在历史上的形象却是出奇的安闲。

人们一般也不会将忽必烈这样的人称为英雄。可能对于英雄的人物设定来说，需要豪迈和爽快，有时又会需要一种悲壮沉痛。而忽必烈是一个长寿的老人，在他慢慢变老的岁月中还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建设和政治经营。其行事又要求经过深思熟虑，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人员和物资。这样的人物形象与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英雄传说是相差甚远的。

然而我们一旦将忽必烈的后半生独立出来加以分析，又不禁会感到其极大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主要是对其后的历史时代而言的。在历史上，像忽必烈一样仅凭一人之力便在世界史上——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激起层层波浪的人，也着实是少见了。

大统一的计划

那么，忽必烈和他的智囊团们到底对新的世界国家抱着怎样的构想呢？那就是一个能在军事、通商上进行合作的国家。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要实现三种因素的组合。

第一种便是支配蒙古的根本因素：草原的军事力量。这也是无论如何都要保证的一点。同时，还需要以蒙古的骑兵为核心，吸收各个人种组成的军队，以蒙古的名义进行重编，实现军事的系统化。

第二种是确立一个能够直接或间接控制两重构造下的庞大的蒙古帝国的行政机构和财政基础。为此，蒙古帝国需要完全吸收宋——中国从古代便具有的封建行政传统。而宋也是当时欧亚大陆上最富有、生产力最高的地方，蒙古人需要中华的经济力量。

第三种是能够以其财富和生产力为基础，建立起一个由忽必烈政权（即国家）主导的、覆盖欧亚大陆全境的物流系统。人和物应该要突破蒙古帝国内的各兀鲁思进行自由的交流。与此同时，可汗的势力和权位也覆盖到了蒙古帝国的各个角落。掌握庞大物流系统的蒙古大汗忽必烈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商业和流通将蒙古帝国内部联系在了一起。以伊朗系穆斯林为核心的商业团体，和从这些商业团体中拔擢的经济官员们，在忽必烈政权的领导下构筑了庞大的物流体系，然后再通过它赢取利润，为蒙古帝国的国家财政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从成吉思汗称霸蒙古高原的时代开始，穆斯林商人就已经与蒙古建立了联系。在蒙古灭花剌子模之后，两者完全融为了一体。忽必烈政权时，又将穆斯林商人纳入国家管理的核心。这一点也可以说是“穆斯林的商业能力”。

这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条都对欧亚大陆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忽必烈和他的智囊们将这三个因素合而为一。就这样，忽必烈的新国家成为国家、社会和经济紧密结合的整体。这在世界史上可谓首创，而且其覆盖范围也是人类史上最大的。

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这样一点：忽必烈政权在基于以上构想、实施各种计划的同时，还从一开始便将眼光放到了海上。也就是说，忽必烈在一开始就想将蒙古发展成为一个海陆兼重的大帝国。在当时，蒙古帝国已经成为人类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然后在忽必烈执政的三十年中，又将其领土外扩了一圈，同时也开始兼顾海洋。在帝国战乱纷争之中，蒙古帝国多元复合的特点不断加深，也慢慢开始向占据海陆的巨大帝国迈进。

蒙古帝国和亚欧大陆以忽必烈为中心，激起了层层亦好亦坏的波浪。经过了这段蜕变的时代，蒙古和全世界都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面貌。以忽必烈统治的蒙古帝国为主导，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从蒙古帝国境内经由陆海两线开始延伸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一个空前的“欧亚大贸易圈”出现了。

从叛乱者到胜利者的这一转变来看，忽必烈与其祖父成吉思汗有许多相似之处。对于蒙古帝国来说，忽必烈也是可以与成吉思汗并列的第二创业者。在当时效力于蒙古帝国的伊朗政治家、历史学家志费尼将成吉思汗称为“世界的征服者”。而今天，虽然在东西方的史书中并不多见，但我们将忽必烈称为“世界的改造者”，应该亦不为过吧。

夏冬两都

忽必烈的“大建设”涵盖了军事、行政、经济、流通、生产和交通等多个方面。

首先，忽必烈将首都从原先的哈拉和林迁到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平府，并将其重新命名为上都。随后他将经营华北的据点城市中都保留，设为陪都。忽必烈政权在这两个都城之间来往办公——夏天在上都，冬天在中都。

这种两京制度既能同时维持“草原的军事力量”，又能掌握“中华的经济力量”。它与史上不时出现的单纯的两都制度——例如唐朝的长安和洛阳，以及明朝的北京和南京正副两都——都有所不同。忽必烈的两个首都同时将蒙古高原游牧区和华北农耕区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把握在手中。

而且这种两京制度并不单纯地意味着两个“点”。而是以这两个点为圆心，向周围延伸长达三百五十公里的椭圆形的面——这就是首都圈。

在这个“面”中，分布着各种宫殿城市、工艺城市、仓库城市和军事城市等。宫殿城市分布在夏季进行游牧的上都附近，还有风景优美的湖泊和泺河之畔，是按照上都规划进行缩小而建立的小型“都市”。在这些宫殿城市中，除了有供游玩的庭院之外，还有宫殿群和相应的附属设施。在可汗不在的时候，宫殿城市里只有管理人员居住，可以说是一种皇家专用的“度假村”。工艺城市里聚集着生产宫廷专用或者国家直营贸易的工艺品的工匠和技术人员，还设有各种大小工坊。工艺城市里居住的是相关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人，人种也是纷繁复杂。仓库城市中的“仓”是就谷物而言，而“库”是就宝物而言。蒙古语中的“仓”来自汉语，指的是储存粮草用的建筑。蒙古的仓是先在地上挖出一个大坑，再在上边搭建起屋顶而成的。通过这种半地下的方式将粮草储藏在城中而建成的城市就叫作“贮藏用城市”。这样的城市分布在中都和上都的周边。波斯语中的“Kẖzạnh”，即“宝库”，是用于贮藏银子（蒙古帝国的基本货币）与金子、铜币、纸币（辅助货币），以及绢布、瓷器、宝石等宝物的地方。当时蒙古人还建造了许多防守严密的城市用以储藏这些宝贝。最后，军事城市指的是以各军团的大营为基础，设立了各种军事设施以及兵工厂的城市。

忽必烈带领着他的军团与宫廷人员、政府人员随着季节的变换在这些城市间来回移动。直属于忽必烈的游牧骑兵军团在忽必烈的移动过程中，负责保护和管理有“虎之子”之称的马匹。除了上都和中都两大据点之外，忽必烈常常滞留的地方也称为首都。他将这个同时兼备军事、统治与经济多功能的“首都圈”当作了自己掌控政权的核心地带。

忽必烈的这种国家基本形态既结合了游牧民季节迁徙的生活特点，又结合了统治所需的各样硬件需求。在构成政权核心的东方三王族、阔端家族、五投下、汪古部等其他大小王家、姻族、贵族集团中，忽必烈也下令采用这种“忽必烈式首都圈”的统治形式。

他的游牧领地东至兴安岭北部，经阴山地区一直向西延伸到祁连山南北。从整体上看，正好处于游牧区和农耕区的“接壤地带”。各个王室与族长们纷纷模仿忽必烈的夏营地和冬营地，也建起了小型的夏都和冬都，进而学着可汗的样子，在季节交替时带着小型军团和小型的宫廷与王府在它们之间迁移。支撑着忽必烈政权的大大小小的“游牧王国”都变成了这样巡历于两都之间的小政权。它们与忽必烈政权相互联系、不断迁徙，就像是天鹅振翅一样——中央政府忽必烈的“大首都圈”是躯干，兴安岭一带和阴山、祁连山一带的“小首都圈”分别是左翼和右翼。

这片占据了蒙古高原、中国东北、华北平原以及一部分青藏高原的弓形地区便是忽必烈新政权的脊梁。

忽必烈王朝的“三大王国”和“两小王国”

与首都圈的建立同步，忽必烈还起用了他成年的儿子们，赋予他们“副王”的称号，令他们掌管军队。其中，他与大皇后察必皇后所生的嫡子们更受重用。

在忽必烈的四个嫡子中，长子朵儿只没有留下子嗣便早早去世了。事实上的嫡长子真金先是被封为“燕王”，而后被立为“皇太子”，被委以华北地区的各方面政务。真金就在忽必烈的首都圈附近辅佐父皇，承担起了一部分皇权。

忽必烈的三子忙哥剌被授予“安西王”的称号，封地是忽必烈在即位前所领的山西、京兆、六盘山地区。忙哥剌将京兆作为冬都，并在六盘山的高原上新建了开成当作夏都，构建起了一个中型的“首都圈”。他以这个首都圈为据点，统管着今天中国西部的山西、甘肃、青海和四川等省份。

四子那木罕则被封为“北平王”，负责管辖蒙古本土戈壁以北的高原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千户群，是管辖“北方”的王。他将哈拉和林及其周围的地区当作自己的根据地，像原先的窝阔台大汗一样进行季节迁移。

忽必烈把他的这三个儿子当作自己的三个“分身”，分别赋予了军事和地方政务等皇权。他们三人将各自领地内的原有势力吸收到自己麾下并进行重编。从军事上来看，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及其直属的部队对当地的各种势力而言，是“督战部队”的身份。

中部、西部和北部的“三大王国”构成了忽必烈王朝的基本骨架。在蒙古历史上传统的左中右三大分区的同时，忽必烈在自己直接统辖的领地内也划分了三大分区。除此之外，忽必烈的庶子奥都赤被封为“西平王”，领西藏地区；奥都赤的同母兄弟忽哥赤则被封为“云南王”，领云南大理地区。但是这两人与忽必烈的三个嫡子相比，王位等级更低，领地也没有那么广阔。可能将其称为“三大王国”之下、起到辅佐作用的“臂膀”更为贴切。从忽必烈之后，可汗的位置就由忽必烈家族独占。而在忽必烈家族之中，担任三大王的人在汗位继承中享有特殊的资格——三大王国的家族通过彼此争夺来赢取汗位。

至于大汗忽必烈，自然是凌驾于诸王子之上，总揽蒙古的军事政务。而除此之外的行政、经济、税务、财政、物流、驿传（站赤）等则以忽必烈自己的“大首都圈”为核心，由他的智囊团和实务人员负责管理，广泛地调动着帝国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这些都与三大王国之下的大小势力无关。

对军事大权的分割和系统化，以及对行政和经济中央集权的加强，正是忽必烈政权的两个特征。他通过灵活运用犹如硬币的两面一般的权力构造，来统率和操纵着蒙古帝国。忽必烈建立的新蒙古帝国不仅在版图上呈现出双重构造，在国家运营手段上也表现出双重结构的特点。

世界的帝国之都

在新帝国的大致走向已经确定、“草原世界”向“定居世界”的转型也有了眉目的时候，忽必烈终于开始着手正式兴建帝国的首都。

对于世界帝国蒙古来说，金朝兴建的中都显得过于小气。无论是从城市功能还是从美观上来讲，都不适合蒙古帝国继续沿用。而且在蒙古占领后的1221年，中都遭逢火灾，不复往日的繁华景象。当初忽必烈将中都当作自己的冬都，说到底还是为了方便的权宜之计。

1266年末，忽必烈下令在中都东北郊外兴建庞大的皇城——“大都”。在下令建造之初，大都的名字就已经被确定下来。大都开始兴建的那年正好与最终流产的库力台大会同年。忽必烈可能是希望用这样宏伟的工程来向帝国西方的三巨头等其他王族和君侯展示自己领导下的蒙古帝国富强新时代的到来——不管他们愿意与否。

大都的兴建在缜密的计划、特殊的设计以及周到的后勤支持下顺利地开展着。大凡城市的建造，我们都无法说定什么时候才算真正“完工”。但对于在计划下建造的大都来说，到1293年为止已经初具设计的雏形。同年，联结大都皇城及其东郊五十公里外通州的“通惠河”也已经开通。大都的建造大约花费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次年忽必烈去世）。

大都的设计大纲是“黑衣宰相”刘秉忠结合佛儒道三教思想完成的。这与忽必烈的新国家在形式与现实上的双重构造有异曲同工之妙。刘秉忠原名子聪，是当时佛教界大人物海云的弟子。在金莲川幕府时代，忽必烈将他当作自己的“师父”请入帐下。

大都建成后，从外观上来说是正统的、理想的汉式皇城。中国古代的《周礼》中记述了治国的国家制度，对后代影响深远。其中《考工记》的“匠人营国”篇还记录了理想的都城构造。大都就是忠实地按照它的记述而完成的。

大都外郭周长六十里（实测二十八点六公里）。干支循环一轮刚好是六十，所以六十是一个“神圣的整数”。大都城中街市区域的划分在形式上重新采用了里坊制度（在原先的唐代长安等城市中采用的也是里坊制度。但大都里的街市区域只有“坊”的名字，不再像长安那样在每个坊的周围增筑坊墙），其数量是大衍之数——五十（“大衍”的意思是“大的余数”，原本指的是易经中的筮竹之数。古人从五十支筮竹中抽出一支，再用余下的四十九支进行占卜。所以“大衍”到后来也包含有与命运相关的时势的意思），也带有浓重的象征色彩。

不过在那之前，并没有真正的“汉式理想国都”的先例出现过。“汉式理想国都”反而是由外来的蒙古人首次在中原大地上建成的。而且兴建大都的一线工人与技术人员中，既有汉人，也有穆斯林和蒙古人等。在元朝之后的明清以及今天庞大的中国，首都都设在北京，而大都便是北京的前身。事实上，到最后只有大都是唯一按照《周礼》建造的都城。

总之，虽然大都只是大胆照搬了“理想”的纸上规划，但它的秩序井然却能让人大吃一惊。从大都南面的正门“丽正门”北望，大内（即皇宫，皇帝居住的地方）各宫殿的屋脊和瓦片闪着金黄色的光，笔直地排列成一条直线。从东西方向的齐化门、平则门向中央看去，宏伟的寝殿延春阁就会映入眼帘。

除了在视角上的考量之外，大都的建造者们还在其他很多方面下了功夫，将它装点得更为华美。在大都城中央的两个十字路口上，建有鼓楼和钟楼，这在历史上是首创。日本的近代城郭天守阁与其十分相像（虽无考证，但笔者认为大都的这种设计可能真的对日本城池建设起到了一定的影响。继大都之后，中国封建王朝——尤其是明朝——许多都市中都会建有钟楼、鼓楼或者是两者合二为一的钟鼓楼。这种设计可能对日本战国末期——相当于中国明代末期——城郭的营建提供了些许提示。关于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各位专家的探讨与补充）。在大都内外多个地方，还建有高耸入云的汉传、藏传佛教的寺院与高塔。

大都是一座完完全全的“计划城市”，其主要建筑群从一开始便按照规划逐步建成。朝南的皇城是大都的中心，其南侧的街道集合了中书省等中央政府部门，北侧分布着许多官办市场，东侧设有祭奠祖先灵魂的太庙，西侧设有祭祀大地之神的社稷坛。这样的配置完全符合“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原则。而现在北京的观光景点之一——白塔，是大圣寿万安寺的藏式佛塔。市区内的普通住宅则“公开征集”原来中都或各地的富人前来居住，一个居住单位大约为一千四百坪（日本的一坪约等于三点三平方米。——译者注），根据财力的不同，房屋的大小也有所不同，占据着数个居住单位的房屋建筑十分宏伟，鳞次栉比，也就是所谓的“四合院”。同时，市内的各个仓库、窑场也证明大都既是一个消费城市，也是一个产业城市。然而，在图的西南城外，中都曾经的繁华街道作为“平民区”，依然继续存在。

大都用前所未有的整齐划一和宏伟气势征服了马可·波罗等来自外国的旅行者，使他们赞叹不已。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多种文献中都有记载。

而现在的北京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推进现代化的发展，这些古老的宏伟建筑也在一点一点地消失。不过即使是这样，到了北京的人也会被它的整齐划一所打动。这是由于在今天北京的城市基本规划中，依然贯彻了当时大都“可以展现给世人看的城市”的诸要素的缘故。今天的北京依然保持着当时城市的骨架，依然受益于当年的大都。

忽必烈的大都中军事色彩并不是那么浓重，也没有“保护”的意思。忽必烈本人及其宫廷和军团若非参加必要的仪式或是抵御严寒，一般是不会进入大都城内的。在冬季，忽必烈也比较喜欢在城外的冬营地搭建宏伟的蒙古包群，在那里过冬。

总而言之，对于忽必烈来说，大都并不是一个“自己住的地方”，而是用来“让别人居住”的。蒙古的统治者们一直处在移动中，而大都这个不能移动的城市则是用来收容统治国家所需的人力物力的“容器”。换句话说，大都这个雄伟的城市本身便是象征着忽必烈的权力与皇位的一座大纪念碑。

海陆征途的起点

当我们着眼于现实的城市功能时，又能发现一些让人不得不感到惊讶的问题。

大都虽然是一个内陆城市，但是却拥有巨大的城市内港。这个港口经由通惠河联结到通州，再经白河联结到海港直沽。从直沽出发，船只可以南下到达中国南方的杭州、泉州、广州等城市（忽必烈灭南宋后占领），进而联结起东海、南海一直到印度洋的海上路线。设计之时，大都就是一个拥有海港、与海相连的城市。

大都的城内港正是从城中央延伸到西北部的巨大湖泊积水潭。忽必烈的工学技术人员为了维持积水潭的水位而建造了绵长的人工水路系统，从北方较远的昌平一带引水注入其中。水路的建设与大都的建设大约在同时开始。也就是说，虽然通惠河的开通较晚，但将大都和海洋相联结的构想在新皇都设计之初便存在了。与此同时，大都建设的计划也意味着要以占领南宋为前提。对忽必烈新政权来说，与大都建设并行的对宋战争也是新国家建设工程的一环。

在积水潭东北岸一带，设置着官营集市以及与经济相关的政府部门——那里是“经济专区”。从中国南方、东南亚以及西亚涉海而来的商品和物资在直沽港“换乘”河船，从通惠河逆流而上，最终在大都城内的积水潭上岸，进入市场。当然，经由陆路交通送到的商品也会集中到这里。从现实上来说，大都城市功能的一大半都集中在这一片。大都城内的南侧是议政之所。这种城市的南北规划是与《周礼》中的“面朝后市”相符合的。

夹在南部的行政区和北部的经济区之间的就是宫城。这之中还有一汪南北延伸的湖泊——太液池。这个湖泊正是建造大都时将地址选在中都东北郊外的初衷。

在建造大都之前，忽必烈与他的群臣、政府、军团的确将中都当作冬都。但当时只有少数行政机关设在中都城内，除此之外他们都会选择在中都东北郊外的湖边扎营过冬。从鄂州北归的忽必烈手下的军团在“燕京（中都）近郊”过冬，指的应该就是那里。忽必烈和他的手下将那里当作夺取政权的“跳板”，并构想将其当作兴建新皇都的中心——将这块湖泊和周围的“神圣区域”包围起来。

大都的宫城中，太液池以东为大内，以西为皇太子的宫殿。前者被称为“大斡鲁朵”，后者则被称为“太子斡鲁朵”。除了这两片建筑群之外，其余的地方是被花草树木覆盖的“花园”。后来虽然又兴建了“兴圣宫”（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剌时代握有大权的皇太后答己——的住处），但宫城整体还是由湖水和绿地构成的。也就是说，大都这个庞大的城市的中央是一片水光绿意的天地。

事实上现在的东京也是同样的构造。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东京的中央所包围的却是“皇居”——大块的绿地和水。但东京现在的结构是与当时的江户城分不开的（在这一点上，许多直接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为现代化城市的日本主要都市也是相同的）。总之从结果上来说，现实就是如此。与东京相反，大都自一开始便是那么设计的。现在北京市民休憩游玩的北海公园的湖泊还保留着“太液池”的名字。另外新中国政府政要的住处中南海，大致相当于当时“太子斡鲁朵”的位置。

在庞大的人工城市大都竣工后，通往全国各地的公路从这里放射而出。在大都和夏都上都之间，铺设了四条主干道。原先哈拉和林的陆上交通枢纽地位被上都取代，站赤路线被重新联结到上都。华北河运系统被重新启用，通州成为河运枢纽。蒙古占领南宋之后，联结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复航也指日可待。

元帝国的大都是全帝国的交通中心，上都和哈拉和林是内陆交通的副中心，通州是内陆河运系统的中心，直沽是海运系统的中心，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外港。直沽就是现在的天津，而北京和其外港天津的组合形式正是由忽必烈首创的。忽必烈和他的手下以大都为起点，将庞大的人力物力输往各地来改造世界的面貌。对于忽必烈的新国家来说，大都起到了心脏一般的作用。

在蒙古语中，大都被称为Daidu。在拉施特的《史集》与其他元朝时写成的波斯语文献中也是这么称呼的，这就是它正式的名字。马可·波罗等西方国家的旅行者大多将其叫作“汗八里”，在突厥语中的意思是“国王的城市”，即“皇都”，这是一种通称。对于欧亚大陆西部的人来说，“皇都”一词更好理解。

大腾格里之国

忽必烈将国家建设事业引上正轨后，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后述与年号同时出现的月份是指阴历月）改国号为“元”。那之后蒙古帝国的正式名称便改为“大元大蒙古国”，简称大元兀鲁思。

围绕着这个新的国号，我们可以窥得忽必烈和他的手下构思新国家时的一些设想。“大元”这一国号来源于《易经》中“大哉乾元”，这句话非常有名。可是，忽必烈当时为什么会偏偏选中了这句话呢？

“乾元”指天，也有可能指宇宙。进一步对“大元”的生成原理来进行解释的话，对于突厥·蒙古人而言，他们将所有的“源”共通起来进行崇拜，即崇拜“腾格里”。在“元”字的前边加上一个“大”字成为“大元”，即“大源”，是对腾格里的尊称。忽必烈实际上是将自己的新国家命名为“大腾格里之国”。

这在忽必烈下达的最高命令，或命令文书中（蒙古语为Jarliq，即圣旨。其他王室诸王的命令称“令旨”，也就是“话语”的意思。等级差别非常明显）也能窥见一二。忽必烈的圣旨必定以“长生天的气力里”开头（蒙古语为Möngke tngri-yin/küčündür）。在前边我们也已经提到过，这样的开头在忽必烈以前就已经开始使用。不过自从忽必烈开始，圣旨的行文体裁变得更加正式统一，也绝对会固定用这一句话开头。忽必烈和他之后的蒙古大汗，在下达圣旨时就会明确地表明自己的国家是“大腾格里之国”，自己的权力是来自“大腾格里神”的。

“元”的年号和首都的名字都表现出了这一意识。

忽必烈早在与阿里不哥进行皇位继承争夺战时的1260年5月，就初定了蒙古的年号“中统”。这一年号意味着“掌握统治权”，包含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的意志，对于当时忽必烈的立场来说可谓是十分贴切的。在1264年7月阿里不哥投降之后，忽必烈又立即改年号为“至元”。忽必烈在驾崩之前的三十多年帝王生涯中，一直使用“至元”这一年号。很显然，“至元”年号是与“大元”相联系的，而在定国号为“大元”的七年之前“至元”年号就已经开始使用。可能从那时起，忽必烈就已经有了注重“腾格里”的国家理念。

新皇都“大都”的命名刚好在年号“至元”与国号“大元”之间。如果我们将“至元”“大都”“大元”连起来看的话，其中的联系就能一目了然了（但这种联系并非只是字面上的。严格上讲，“大元”这一国号是从至元八年开始使用的）。

在亚洲各地，最初皇城的概念是联结天和奉天命的人间皇帝的地方，位于宇宙的中心。尤其在中国，治理上天所笼罩的人间（即“天下”）的帝王是上天之子——天子。天子所居的都城正是大地的中心。靠近都城的地方（称“近畿”。日本的近畿指的是京都附近）能够沐浴天子的文德教化（这就是汉语“文化”的含义），而距离都城越远，接受的程度就越低。所以说，“都”在概念上有与天紧密相连的意味。

大都也是如此。它的含义并非“大的都城”这么简单，而是意味着“大天”。忽必烈将自己的国家称为“大腾格里（天）之国”，将上天所笼罩的大地中心称为“大都”，将上天所司筹的天时称为“至元”。我们可以看出，忽必烈有意识地将构成世界的“天、地、时”三个要素通过称呼体现出来。

因此，之前认为“大元”是顺应中华王朝的传统而确定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元代以前的中华王朝都是以其发源地或者是类似的地名来命名的。而且像“大唐”“有唐”中的“大”和“有”字只是单纯的“美辞”，然而“大元”的“大”是有实际意义的。与秦、汉、隋、唐、宋等王朝名不同，“元”的全称为“大元”。事实上在元朝结束后，更加庞大的中华民族又建立了“大明”和“大清”两个封建王朝。这两个王朝也不是以地名来命名的，而是抽象概念。这也象征着以忽必烈为界，“中华”的空间和内涵也在无意识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元”在蒙古语中的发音是Daiön。在后来的明朝便讹传为“Dayan”。明代欲反明复元的达延汗中的“达延”并不是他个人的名字，而是以“大元的可汗”为基础造出的称呼。达延汗本人也想将自己的国家称为“大元兀鲁思”。

在今天，蒙古语中Dayan的意思是指“全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学者薄音湖氏认为，蒙古语中象征“全部”一词的Dayan是来源于“大元”的。对于经历了忽必烈及大元兀鲁思时代的、明朝之后的蒙古人来说，“大元（Dayan）”可能就是“全部”的意思。

忽必烈极为重视上天和人间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新的世界国家“大元兀鲁思”的建设。这是他倾注毕生来向“世界”发起的挑战。

9 草原世界的缓和

风云儿八剌

在忽必烈的国家建设正在按照计划进行时，中亚的局势又开始动荡起来，形势变得风云莫测。

在旭烈兀、别哥和阿鲁忽的死中，最让忽必烈头疼的便是察合台家族阿鲁忽的死了。阿鲁忽在生前平定了中亚地区，但在他死后，中亚地区又再度陷入混乱。连接帝国东西的中亚地区的动荡对忽必烈实现他的新构想来说是一个负面因素。

1226年，为盟友阿鲁忽的死所痛惜的忽必烈，将自己身边的察合台家族的分家后代八剌派往了中亚地区。忽必烈希望能够依靠自己的权威，加强对中亚地区和察合台家族的控制。但事与愿违，八剌是一个恐怖的野心家。

阿鲁忽去世后，察合台兀鲁思第二代大汗哈剌旭烈的遗孤木八剌沙担负起了统领察合台家族的任务。这名拥有一个伊斯兰风情名字的年轻人是察合台家名正言顺的嫡子，也是人中龙凤。

木八剌沙的母亲兀鲁忽乃曾经掌控着察合台兀鲁思，但为了防止权力被夺取，竟放弃摄政嫁给了阿鲁忽。对于兀鲁忽乃来说，与一代枭雄阿鲁忽结婚虽然意味着把代表察合台家的名分拱手让出，但同时也保证了自己的儿子木八剌沙能够在以后成为下一任首领。阿鲁忽死后，汗位果然由木八剌沙承袭。到此为止，计划都在兀鲁忽乃的掌控之中。

然而八剌的野心却比当年的阿鲁忽还强。八剌一进入察合台兀鲁思境内，就以可汗忽必烈的命令为后盾，将木八剌沙从首领的位子上拉下，自己当上了察合台兀鲁思的一把手。继而他又想让察合台兀鲁思独立——也就是说忽必烈派去平乱的人反而与自己唱起了反调。

阿鲁忽也好，八剌也好，察合台家族的人竟能容忍如此赤裸的“篡夺”，只不过是因为更不希望自己落入拖雷家族的强权之下。家族之间的恩怨在不断地滋长。

从血缘上讲应该成为察合台家族首领的木八剌沙被完全遗忘了。八剌将其贬为亲卫队中负责掌管狩猎的官员。自那之后，察合台家族原本被广泛认可的无条件的“嫡子继承”制度消失了。后来人则凭借强大的实力——或者是完全相反的没有实力——而被拥立为汗。

塔剌思会盟的真相

八剌开始在中亚公然扩张察合台兀鲁思的势力范围。在大约两年间，八剌对周边的各个势力发动了多次战争。最后到了1269年春天，八剌在天山北麓的重要地点塔剌思河召开了会盟。

参加会盟的除了察合台家族的八剌之外，还有西方窝阔台家族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中心人物海都，以及别哥死后术赤家族的新家主忙哥帖木儿派出的代表。当时蒙古帝国西半部分的各大家族兀鲁思中，除了旭烈兀家族之外，其余的三大势力都参与了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塔剌思会盟”。

在这次大会上，海都被推选为对抗忽必烈的“大汗”，蒙古帝国就此分裂成为忽必烈派和反忽必烈派两大阵营。由于这次大会上选出了“大汗”，所以也有人将其称为“塔剌思库力台”。可是从史料上来看，这个“定论”是毫无依据的，只是史学家的“创作”。将塔剌思会盟算作库力台大会，是将海都当作反忽必烈阵营的巨魁、过大地估计了他的作用和形象的结果。这种看法来源于《蒙古史》的作者——著名的多桑。康斯坦丁·多桑是亚美尼亚人，曾担任瑞典驻法国大使。他在法国任职时，充分发挥了他精湛的语言能力，翻译了巴黎的皇家图书馆（现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地收藏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零碎史料，编著了宏大的蒙古帝国史，编写年代为19世纪初。自此，后来的研究者们就不再直接查阅波斯语的第一手资料，而是以多桑的蒙古史中提到的“塔剌思库力台”为基础，对其他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在故意的歪曲和一定的牵强解释下，历史真相自然也会被扭曲。而在今天，我们是不需要这样的“假象”的，应该借助最原始的史料去客观地审视历史。

拉施特的《史集》中提到，各家族在塔剌思会盟上提出的问题分歧很大，但最急需解决的是停止对中亚地区的瓜分。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如何处置中亚最肥沃的大绿洲——河中地区。

针对这一问题，各方都提出了一些异议。最后结果为，全部岁入的三分之二归八剌所有，剩下的部分由海都和忙哥帖木儿分享。至于如何评价这样的分割比例，则是十分微妙的。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察合台家族总算是“复权”了。然而，在之前的察合台时代，河中地区是完全归察合台家族独自享有的。从一家独占到地区全体势力共占，八剌实际上是做出了让步的。另外，忙哥帖木儿率领的术赤家族权力却是有所下降。原先蒙哥大汗和拔都以及后来的别哥结盟时，术赤家族可以在帝国西部一切自主，现在却需要受到察合台家族等势力的限制。

但是，最初在中亚地区握有权力和势力基础的便是察合台家族。毋庸置疑，经过阿鲁忽和八剌，中亚的察合台家族势力终于复活。考虑到察合台家族的情况，客观来说，忙哥帖木儿能继续保有锡尔河和阿姆河下游流域就应该满足了——这块区域从成吉思汗西征以来就为术赤占有，一直是术赤家族的私有领地。加之忙哥帖木儿并未亲自出席，只是选派代表参加，我们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与这次会盟保持一定距离的，所以这样的结果对他来说可能已经足够。对于河中地区的分割方案，忙哥帖木儿应该也没有特别大的意见。

窝阔台家族的权力复兴

最大的赢家恐怕并不是海都。

从当时蒙古的行事方法来看，岁入的配比分割并不单单指从一年的总收成中抽出一部分归为己有，还包括了对保证其岁入比例的土地的占有。反观成吉思汗时期，窝阔台家族随成吉思汗西征后，他们得到了河中地区的一部分作为回报，但那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这与窝阔台家族原有的霍博、叶密立、海押立等准噶尔地区的领地相较，位于原本无缘的帝国西部的河中平原，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但毕竟是被正式承认的窝阔台家的新领地。

窝阔台家族到底占有了河中地区的哪一部分，虽然对历史发展有如同“钥匙”一般的作用，但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缺少能够证明的资料（在十年后，海都成为中亚新的所有者。波斯史料中记载他原来的领地是在“塔勒斯和塞塔姆之间”，但那指的是“游牧世界”的牧场范围。波斯语史料中提到的那块区域到底是不是窝阔台家族最初得到的封地，我们无法排除其中的疑点）。不过这在当时政治形势上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它标志着窝阔台家族像察合台家族一样，迈出了在帝国西方“复兴”的步伐。

随着最初蒙哥对贵由一派的压制，窝阔台家族中除了较靠东的阔端外，西方的几个分家基本上面临被消灭的境地。即便是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皇位时，处于较西方的窝阔台家族也没有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虽然也可·合丹在忽必烈手下立下些许功劳，但他只是分家的一个年迈之王。包括海都在内的其他分家都选择了袖手旁观的态度。

西方家族的“本家”是由贵由的儿子禾忽继承的。他在纷争之初便分析局势，认为形势对忽必烈有利。但紧接着，他就受到了向伊犁溪谷进发的阿里不哥军队的追击，放弃了在霍博的牧场，带领着自己的族人在中亚各地辗转逃窜。

在这中间还有一段题外话：当时耶律楚材的孙子耶律希亮和他的母亲也在禾忽的大队人马之中。我们今天可以从耶律希亮的汉语记载中了解当时流亡中亚的悲惨过程。耶律楚材的爱子、耶律希亮的父亲耶律铸先是在蒙哥手下任职，蒙哥死后又为阿里不哥效力。后来耶律铸也看透了形势发展，转而独身投入忽必烈一派，得到了忽必烈的礼遇。被父亲“遗弃”的耶律希亮虽然只是一名少年，却不得不带领其他家人辗转躲避阿里不哥的追捕。饱尝艰辛的希亮在逃脱中几次眼看就要被阿里不哥的手下抓到，最终还是虎口脱险。希亮母子在逃到西方的霍博后，为禾忽所解救。但那里始终也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居住的地方，于是希亮母子又跟随禾忽家族踏上了西去之路。

其实希亮的祖父耶律楚材本身也有一段类似的历史。耶律楚材放弃了金朝投靠成吉思汗时，也抛弃了自己的生母和正室，还有嫡子耶律铉。耶律铸是他带走的侧室所生的。耶律楚材和耶律铸父子都颇爱创作，并在创作中美化自己。所以历史上才会留下他们与实际不符的虚名。有许多人认为这对有名的父子宗教信仰有所不同，父亲信佛而儿子信道（这种说法来源于中国学界的领导人物陈垣所撰写的论文，但实际上两人的信仰差异并没有那么明显。事实上，当时华北地区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儒佛道三教兼通的。所以将这对父子的宗教差异分得这么明确，反而引发了错误的认识）。不过从言行不一的自我美化、过强的名利欲望和略微的吹牛癖好，以及抛弃妻子这种“怪癖”行动来看，这对父子的相似之处还是很多的。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简单来说，西方的窝阔台家族在蒙哥即位的1251年之后，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混乱与分裂，并且对这种局势无可奈何。原本，在整个蒙古帝国激起波澜的汗位继承战正是窝阔台家族各派重振的好机会——就像察合台家族的阿鲁忽一样，但到最后察合台家族也没有什么大的动作。不用说直接介入纷争之中了，他们就连坚持第三者的立场、只在适当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从旁干涉都做不到。

海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的。他是窝阔台四子合失大王的长子。合失是窝阔台生前最初定立的“皇太子”，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海都的血统并不差。但是在拉施特《史集》的记载中，海都的母亲是天山东部的别克邻族人。所以从生母的血统上来讲，海都又处于劣势。可以说海都的出头并不是因为他的血缘，而是凭借自己的实力。那时窝阔台家族的主力支派都疲软无力，再加上八剌到来，于是海都就在1266年（或1267年）站到了窝阔台家族的领导位置。

我们在提到海都时，往往会认为他是在皇位继承战的初期就成为反忽必烈派巨头的。但事实上，海都在13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才完全成为中亚地区的“霸者”（详情后述）。在重新探究历史时，脱离了史料的夸大和臆想是十分危险的。

会盟的意义

通过回顾可知，关于河中地区这种属地的处理，原本是需要大汗或大汗主持的库力台大会予以裁决的。然而，八剌和海都，以及作为旁观者的忙哥帖木儿却表示，至少要按照他们的意见来决定河中地区的处理方案。

他们并非全盘否定大汗忽必烈的做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且不说忙哥帖木儿，海都能否加入会盟都是一个疑问。当时的海都并不具备与大汗忽必烈唱反调的实力，他们只是表示不想对忽必烈言听计从而已，并巧妙地把这一点作为三大王族联名的“共同声明”提了出来，这只靠单独一方是无法做到的。

当我们回顾当时的大环境时会发现，事到如今，忽必烈已经比任何人都果断，他坚决地表明了对整个帝国“全新模式”的追求。同时，存在于“伊朗之地”的旭烈兀兀鲁思，虽然没有机会得到整个皇室的正式认可，但感觉上还是模模糊糊地得到了承认。且不论好坏，蒙古帝国的现状与从前有很大的差别，在并在没有征求所有皇室成员意见的情况下继续向前发展着，这明显违反了从前蒙古共同体重视会议的原则。但现在，一切都在事实先行的基础上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蒙古帝国被“事实先行”和“循序渐进”的时代浪潮包围，而这样看来，可以说塔剌思会盟本身就存在于这个浪潮之中。当下的时代依旧处于转换期中，分歧随处可见。

随着既成事实不断累积，不可否认的是，“忽必烈新秩序”已经快要形成了。且不论持续低迷的窝阔台家族，就连拥有庞大稳定势力的术赤家族也明显受到了冲击。此时，在被认为是忽必烈新体制派的察合台家族中，出现了一位名叫八剌的野心家。他借此机会，由包括自己在内的三大王族共同提出了“异议申诉”。仅由直接相关的人员来处理这块属地的决定已成了既定事实。而解决问题的角色则由势力最弱的窝阔台家族的海都来担任，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窥探到这个会盟的真实状态。对于海都来说，塔剌思会盟成为他崭露头角的机会，并为他命运的转折画上了一条分界线。因此，虽然在内容上与以往的“定论”有所不同，但对于海都来说，这次会盟的确意义重大。

八剌的梦

即便如此，此时在中亚地区最具实力的依旧是八剌。性格慎重的海都试图将八剌的力量转向“西方”，从而避免自己的新“核心”、还在重建过程中的窝阔台领地遭到干涉。因此，海都提出了建议，让窝阔台家族“向东”、察合台家族“向西”，从而设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和发展方向，而八剌同意了这一设定方法。

利用了忽必烈的“失算”而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一定意义上的掌权者后，八剌对自己的地位感到十分不安，或许他对塔剌思会盟时提出的河中地区分配方案本身就不是十分满意。但是会盟至少可以“保证”与皇帝忽必烈对抗的并非他一人，海都负责控制“东侧”地区，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帮助，他可以借此避开与旧主忽必烈大汗的直接对峙。而且，进军西部也是察合台自汗国成立以来的夙愿，在察合台家族看来，旭烈兀兀鲁思的出现本身就是意料之外的。不论他们内心是否赞同，从结果上来看，察合台家族上下都没有“否定”八刺成为他们的首领这一方针，对此，八剌感到十分激动。

随后，八剌根据海都的建议，开始思考“西方拓疆”的计划，即或是打倒旭烈兀兀鲁思，或是将其吸纳进来，从而构筑从中亚到西亚整个区域的巨大版图。八剌梦想着成为西方的霸主。当八剌喊出进攻西方的口号之后，中亚各地的游牧势力纷纷予以响应，无论对谁来说，伊朗的财富都是诱人的。为了赶上即将成立的“八剌新体制”，大家“一传十，十传百”，一个巨大的军团就此形成了。1270年，八剌率领游牧骑士组成的大军团，向西渡过了阿姆河。这时正值塔剌思会盟后的第二年。

根据拉施特的《史集》记载，八剌大军士气很高，全军上下似乎已经完全不把旭烈兀兀鲁思放在眼里。尤其是八剌，对自己军队的规模之大感到十分得意，反而忘了谨慎，愈发骄傲自大。连将军都是这样的心理，可以想见拼凑起来的八剌大军更是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无组织的零散状态。

而旭烈兀兀鲁思从八剌渡过阿姆河之前开始，就频频接到关于其动向的谍报。此时统领旭烈兀兀鲁思的，是旭烈兀的长子阿八哈。旭烈兀兀鲁思当时正处于北有钦察汗国、西有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的“钦察、伊斯兰同盟”的夹击之中，在如此艰难的时刻又要迎接中亚强大的游牧骑兵军团的进攻，形势岌岌可危。

实际上，旭烈兀兀鲁思的军事力量并不算强大。无论是在北方与钦察汗国对抗的高加索战线，还是在西部附属国鲁姆苏丹国所控制的安那托利亚高原，或是对抗马木留克王朝的叙利亚战线，以旭烈兀为首的历代首领根据当时的紧急情况而迫不得已派出的“虎之子”骑兵战队，怎么看也只有三万的规模。而恐怕这也是旭烈兀兀鲁思可以打出的最后一张牌了。

当然，在未实现现代化的世界里，装备齐全的熟练骑兵拥有最强的战斗力，如果拥有三万骑兵，其威力是相当可怕的。在此基础上，旭烈兀兀鲁思还有部署在各条国境线上的骑兵以及以当地伊朗人势力为核心组建的军队。把这些全部加起来后，旭烈兀兀鲁思军队的总人数应该可以达到几万人。然而，以《史集》为代表的波斯语史书上，肆意地写着“二十万”“三十万”之类的数字，这过于脱离现实——只是为了夸示自己的军队拥有无限强大的实力（为此，就连敌军人数也有所夸张）。这类“主办方发布”的人数，和真实人数可能会差上十倍之多。

旭烈兀兀鲁思是以旭烈兀西征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西征军中，钦察汗国提供的部队有一万人，但后来这些人或是回到了北方的祖国，或是逃进了西方的马木留克王朝。另外，一万二千人的怯的不花先锋军，也在阿音札鲁特战役惨败之后仓皇溃逃到了叙利亚，留下的人还不到原来的一半。旭烈兀主力军有三万人，以主力军为核心，再加上原阿塞拜疆和阿富汗驻留军队，便是旭烈兀兀鲁思的“蒙古军”了，而历代旭烈兀兀鲁思首领率领的“王牌军队”应该也有三万人。

我们无从得知八剌大军的人数，但不管是从《史集》一反常态地描述其悲怆场面，还是从八剌大军异常热烈活跃的气氛来看，其人数肯定都要远远超过旭烈兀兀鲁思，这是毋庸置疑的。

阿八哈的陷阱

旭烈兀兀鲁思迎来了莫大的危机。普通的蒙古人会无比喜悦地迎接八剌大军的到来，自然会有很多人认为八剌会像这样不战而胜。是迎击还是投降，这成了旭烈兀兀鲁思的一块试金石。

阿八哈继承父亲的基业成为“伊儿汗”即“部众之王”已经五年了。在这个即将决定汗国命运的千钧一发之际，阿八哈宣布领兵迎击。而旭烈兀兀鲁思的人们也受到了阿八哈的鼓舞，士气大振，紧紧团结在了一起。拉施特在《史集》中记录了阿八哈英勇的表现，同时也对紧密团结在阿八哈周围的旭烈兀兀鲁思民众予以赞美，关于这一部分，拉施特的记录分外生动鲜活。阿八哈是拉施特主人合赞的祖父，拉施特似乎在努力证明，正是由于阿八哈的这一决断和壮举，旭烈兀兀鲁思才得以存续下来。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阿八哈率领着所有能够调动的军队，从伊朗西北部的大本营朝着东方的呼罗珊行进。到达赫拉特附近之后，阿八哈布下了一个陷阱。他故意破坏已经搭好的营地，把帐篷、粮饷、兵器扔得遍地都是，故意制造一个假象，让八剌认为已经安营完毕的阿八哈军队在看到自己的大军逼近之后，顿时吓得溃不成军、四散逃跑了。此时的阿八哈将武器装备全部丢下，丝毫没有吝惜之心。

而八剌大军落入了这个陷阱，他们相信阿八哈大军已经解体了。曾以为会战在所难免的八剌大军将士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在争夺散落一地的财物的同时，天真地以为之后只要一直向西行进就可以了，他们还在赫拉特南郊举行了庆功酒宴。随后，宿醉未醒的八剌大军零零散散地继续启程追击，已然完全失掉了军队应有的凝聚力和紧张感。

在距离赫拉特两天路程的地方有一处平原，流淌着一条名叫“哈里”（突厥语意为“黑水”）的河。阿八哈将此地选为战场，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屏息等待着八剌大军的到来。

“只涅平原之战”不仅决定了八剌和阿八哈的命运，更左右了整个蒙古帝国的未来走向。作为蒙古人之间的会战，其规模之大在历史上屈指可数。原本蒙古人之间就不会互相挑起战争，而作为大军团的正面冲突，就只有在忽必烈去世后、成宗铁穆耳在位之时，大元帝国军队与海都、都哇联军在外蒙古高原发动的那次战争。当时是1301年，海都也因为在战争中负伤而去世了。由此来看，这两次会战均可谓意义重大。

八剌大军在看到阿八哈大军之后，吓得目瞪口呆。但八剌还是暂时稳住了动摇的军心，并在慌乱之中重新整理了队列。

阿八哈大军的弱点在于左翼包括伊朗兵在内的混编部队，而八剌大军的“头号”猛将札剌亦儿台则率领麾下的蒙古将士向其薄弱之处发起攻击，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此。阿八哈见势便将弟弟雅失木忒率领的精锐部队调往处于崩溃边缘的左翼，当札剌亦儿台部队如刺刀一般的猛攻遭遇了顽强的抵抗之后，连维持队形都十分勉强的八剌也已经没有发动“第二波”攻击的能力了。

阿八哈随即命令全军一齐进攻，其麾下的将士迅速将手中的弓矢换成刀、枪、矛，全军切换至突击模式。当时，已经九十岁高龄的旭烈兀兀鲁思老将苏尼台下马坐在两军之间，面向自己的军队对阿八哈素日的恩宠表示感谢之后，大喊：“汝等，勇而战之！”全军上下都被这位亲自站出来吹响战斗号角的老人感染了，士气大振。阿八哈的将士们跃跃欲试，所有人的战斗欲望凝结起来发起了突击，在三次正面攻击之后，八剌的军队终于难以支撑瞬间崩溃了。这样一来，八剌的军队成了“乌合之众”，七零八落地朝着阿姆河方向溃逃，大多数人都死在了逃跑的路上，即使到了阿姆河的人也因为勉强渡河而被淹死了。八剌最终茕孑一人逃到了位于河中地区的布哈拉，那时的他已经精疲力竭了。

战败之后，曾不满于八剌的篡权和暴政的察合台家族的王族、将士们，大多放弃了八剌转而投向窝阔台家族的海都一边。海都看到当下便是打倒八剌的一大良机，于是假借救援之名发起进攻，包围了八剌的帐营，当晚八剌便突然去世了。在《史集》之后编写的波斯语史书《瓦撒夫史》中明确记录了八剌因遭暗杀身亡。当时，是1271年。

混乱的中亚

察合台家族的权威瞬间一落千丈。他们从自立门户急转直下，陷入了没落和内部分裂的低迷之中。

反观旭烈兀兀鲁思，在全国上下与阿八哈团结一心战胜危机之后，其根基已经十分稳固了。凭借空前的大胜，旭烈兀兀鲁思也得到了整个帝国的认同，而旭烈兀兀鲁思以阿姆河为东方国界的划分方式也已经渐渐确定下来。

再来看整个蒙古帝国，自此之后，除了忽必烈及其相关势力直接控制着东亚地区之外，西北为钦察汗国、西南为旭烈兀兀鲁思的这一框架已经固定下来。而中间的中亚地区再次回到了混乱的状态，“塔剌思会盟”也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然而，尽管八剌已经去世，但海都并没有立刻成为中亚的霸主，在察合台家族与窝阔台家族两股势力互相交错的状态之中，直到得出新的结论之前，混乱与摸索的时期格外漫长，持续了近十年之久。

八剌留给察合台家族的只有无尽的混乱，之后，察合台家族内部大约分成了三股势力，分别是血统为“正嫡”的木八剌沙、前任首领阿鲁忽的儿子合班和出伯，以及八剌的儿子别帖木儿、都哇、卜思巴、兀刺台等人。这三股势力各自持有不同的立场，在各自的利害关系之间错综复杂地离合聚散。

木八剌沙和合班、出伯站在“反八剌”的立场上，在接到八剌去世的消息之后，他们第一时间来到海都身前，将其奉为自己的“阿干”，这也代表了整个察合台家族的表态。

“阿干”在蒙古语中是“哥哥”的意思，当然，“哥哥”这个词语里边也有敬称、尊称的意义。窝阔台统治期间，便将实际的“哥哥”、实力强大的察合台称作“察合台阿干”，这在东西方史料中有多处记载。然而，此处的“阿干”还带有更多特别的意义，即作为“游牧集团领袖”这一含义。

目前，人们一般会将察合台家族及窝阔台家族的首领称作“汗”，而与此相对，将窝阔台及蒙哥以后的历代蒙古皇帝称作唯一的“大汗”，作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与普通的游牧集团领袖区分开来，这一点的确没错。但在现实中，各个汗国的首领或领导人究竟是被如何称呼的呢？这其实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关于旭烈兀兀鲁思及钦察汗国的首领，至少在其汗国范围之内，似乎是被称作“汗”的。但随着混乱的持续，中亚两大家族已经无法维系其作为“汗国”的稳定状态，也无法轻松地行使其作为中央政权的权力，因此，并没有证据可以确切证明当时也使用了“汗”这一称呼。而随后，在海都的帮助下成为察合台家族首领的都哇被称作“都哇阿干”，可以看出“阿干”一词之中似乎还蕴含着集团领导者甚至“首长”的意义。据史料记载，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窝阔台系的阔端兀鲁思的第一任首领阔端，以及全力拥护忽必烈登基的合撒儿家族第三任首领移相哥，当时都被称作“阿干”。所以，还是可以感觉到“阿干”中含有超过“哥哥”这一敬称的含义。而木八剌沙和合班、出伯正是将海都奉为了“阿干”，象征着海都是超越王统“框架”的、两大家族共同的“长辈”“领导者”和“首长”。

然而，没过多久，出伯兄弟二人就与海都分道扬镳了。《瓦撒夫史》如是记载：“八剌留有四子，即别帖木儿、都哇、卜思巴、兀剌台。而后，阿鲁忽之子合班、出伯率一军与其联合。两军一致开始向海都抗争。自苦盏之境至布哈拉为止，开始了破坏与惩罚。”

作为八剌之子，他们对海都有杀父之仇，海都曾杀死了当时已经陷入绝境的父亲，现如今又试图压制察合台家族，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转投海都门下。另一方面，从八剌生前的情况来看，作为前任首领的儿子，合班与出伯也不可能与八剌的儿子们关系融洽。然而尽管如此，这两派最终还是联起手来对抗海都势力，这又是为什么呢？据《史集》记载，海都曾经想趁八剌死后插手察合台家族，并先将首领之位许诺给了捏古伯，随后又许诺给不花·帖木儿，这二人都出身旁系，且显然性格软弱，而海都的目的便也一目了然。出伯两兄弟与八剌的儿子们正是站在保卫察合台家族的立场上，选择联手对抗海都的“乘虚而入”。

中亚地区再度陷入了“塔剌思会盟”前的纷争状态。八剌的后代们与海都在河中地区展开战斗，但最终还是海都大获全胜。

然而在这时，一股意外的力量介入了进来，这便是旭烈兀家族的阿八哈。阿八哈担心两派争端会波及自己位于呼罗珊的领土，决意摧毁纷争的导火索——河中地区。他于哈吉来历671年（公元1272～1273年），向布哈拉及花剌子模地区派遣了两支军队，其中一支在七天的时间里，在布哈拉肆意掠夺，并将五万名容貌姣好的少年、少女带到了阿姆河畔。

出伯两兄弟率领一万骑兵紧随其后，带回了俘虏中的一半。但是，根据《瓦撒夫史》的记载，在三年之后，也就是哈吉来历674年（公元1275～1276年），这次是出伯两兄弟及八剌的儿子们从残留的布哈拉居民处掠夺了“一第纳尔黄金、一曼谷物”（第纳尔是伊斯兰世界中金的重量单位，曼是计量干燥物品的单位，根据不同地区的计算方法，其重量相当于四十至八十四磅）。而无论是拉施特，还是瓦撒夫，都认为河中地区的荒废是八剌死后无休止的战乱导致的。但有趣的是，关于所谓“成吉思汗西征”所带来的“破坏”却只字未提。

最终，出伯两兄弟与八剌儿子们的抵抗没有成功，这是由于在八剌诸子当中，都哇与卜思巴在抗争接近尾声之时转而投向了海都。贾马尔·卡尔希在当时的中亚地区留下极其珍贵的阿拉伯语著作，他于哈吉来历681年（公元1282～1283年）记录了都哇正式就任察合台家族首领一事。当然，这是源于海都在背后的支持。

全新的格局

至此，在中亚地区出现了新的格局，即由海都统领的窝阔台一族，以及在海都麾下予以协助的、都哇统领的察合台一族组成的格局。而后，这两大势力的连带关系持续了近二十年。自从蒙哥1251年登基并对这两大家族施以强烈打压之后，经过了三十年，蒙古统治下的中亚地区终于再次恢复了其应有的稳定状态。

另一侧，被海都—都哇同盟排除在外的出伯两兄弟和八剌长子别帖木儿来到了东方忽必烈的领地，八剌的儿子们也由此分成了两派。他们首次出现在汉文史料中是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当时，他们来到了天山东部至甘肃地区的大元帝国西部边境，并“向西”与中亚的同族们形成对峙之势。察合台一族也就此分成了东西两部分，这样一来，察合台家族和窝阔台家族均各自分成东西两派，同时出现在欧亚大地上。

东察合台以出伯为中心重新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渐渐变成了实质上的“出伯兀鲁思”；而西察合台势力为“都哇兀鲁思”，也就是此前的那个察合台兀鲁思。同样，东窝阔台家族就是之前提到的“阔端兀鲁思”；而西窝阔台各派势力再次集结在海都周围，形成了“海都兀鲁思”。

这样看来，目前为止出现的“海都大汗说”自不必说，关于中亚地区的“窝阔台汗国”“察合台兀鲁思”等论调，以及这两大“汗国”对忽必烈政权的“抵抗”等“定论”，均是不符合现实的单纯设想，等同误解。

之前提到的“正嫡”木八剌沙在海都篡权的过程中，逃向了旭烈兀兀鲁思的领地。据《史集》记载，他“受到了特别的尊敬和优待”，成为“哥疾宁地区捏古迭儿人之主”。哥疾宁就是现在阿富汗南部的伽色尼，捏古迭儿人指的是以哥疾宁为根据地的、由蒙古驻军和当地民众混编而成的前线驻扎特殊部队（这一部队起源于窝阔台统治时期，由术赤家族派往印度驻扎的武将乃古答儿，波斯语称为“捏古迭儿的人们”，即捏古迭儿人。这是一个从蒙古时期到帖木儿王朝，在伊朗东部和南部、印度北部大肆破坏掠夺的实力强劲的集团，也可以称为憨哈纳思。由于所谓的以“马可·波罗”之名的某人将这个名字传扬开来，人们一般也只听说过这个名字）。就这样，木八剌沙作为印度附近的军团长官终其一生。

加上之后要介绍的“昔里吉叛乱”，1280年可以将察合台家族及窝阔台家族，甚至整个中亚分成前后两个阶段，这两大阶段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之下各自书写着不同的历史。

10 向大河之国扩张

郝经的雁书

忽必烈在军事上同时面临来自内陆草原和中华大地两方面的压力。从忽必烈举兵争夺帝位开始，他就处于这样一种两头作战的境地。无论对于建立新的国家，还是建国时的军事斗争来说，双线作战都是忽必烈的“宿命”。

那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忽必烈面临着怎样的战斗呢？我们需要将时间回调一些。

早在1260年，忽必烈由政变即位后的第二个月，就派遣汉人亲信郝经作为“国信使”前往南宋的首都临安（杭州）。郝经的任务有两个，第一个是告知南宋皇帝忽必烈即位的消息，第二个就是重开鄂州的停战协议。这是忽必烈政权与南宋之间的第一次交涉。然而郝经一行人却一去不复返了。

位至南宋宰相的贾似道害怕宋理宗知道自己与蒙古所签订的停战协议，于是令驻屯在扬州的两淮制置使（东部军的总司令官）李庭芝在南宋国境的真州将郝经一行人扣押下来。郝经一直到1276年南宋灭亡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都一直被扣押在真州。郝经在真州忠义军的监舍中，用绢帛写就了一篇书信（即帛书），绑在了北飞的大雁上，以期告知忽必烈大汗自己还活着。这封帛书在郝经被救出的同年于真州西北的开封被找到。它证明了郝经的清白和忠诚，也造就了“雁书”的佳话。

说到“雁书”，我们就会想起西汉时期被匈奴扣留的苏武。不过苏武的雁书是汉使节为了要求匈奴释放苏武才编造出来的故事。有趣的是，苏武的雁书和李陵的事迹被一同写入了儿童启蒙书《蒙求》中而广为流传。在郝经自己的雁书中，还有一首关于苏武故事的七言绝句。“虚构”的故事成为真事，变成了“现实”，历史有时就是会做这样的“恶作剧”（《蒙求》一书是幼儿汉语启蒙时的诵读用书。该书将中国古代相似的名人名事两两成句，用四字韵语的方式串联起来。书名来源于《易经》中的“童蒙我求”，为唐代李瀚首作，南宋徐子光加注后变得尤为普及。郝经自身也是在徐子光注本的影响下长大的。日本江户时代以后，作为教科书的《蒙求》在日本也广为流行）。

郝经进入南宋国境之后音讯全无，于是忽必烈在第二年秋下诏向南宋派出“问罪之师”（即质问对方罪行的军队）。不过忽必烈可能只是做做样子。因为当时的忽必烈政权还不是一个“合法政权”，也没有向南宋问罪的余力。事实上，在那之后阿里不哥马上发动了大反击（昔木土脑之战）。忽必烈在腹地遭袭的情况下无奈北归，但对于早晚会兵戎相见的南宋来说，只要先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就足够了。

李璮的“叛乱”

忽必烈派终于抵御住了阿里不哥的奇袭，重新在皇位争夺战中夺取了优势。但是在中统三年（1262年）二月，山东沿海城市益都的汉族大军阀李璮又突然发难了。当时忽必烈已经退回了哈拉和林，并开始对退往伊犁溪谷的阿里不哥展开了追击。如果继续放任李璮不管，华北必将大乱，进而也会影响到忽必烈的大本营内蒙古地区。于是，忽必烈出于慎重考虑而引军东还——李璮在某种意义上拯救了阿里不哥的“政府”。

李璮发动叛乱之后，忽必烈就不得不考虑双线作战了。其实在消灭南宋以前，蒙古一直都是两面受敌。当时蒙古应对李璮的想法和经验为之后对南宋作战的方针也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当然，忽必烈还是把主力的蒙古骑兵军团安排到了对阿里不哥的战斗中去，只将尽可能少的蒙古骑兵派往对李璮的战斗前线。接到了李璮叛乱的消息后，忽必烈迅速与真定的大军阀史天泽等当地的汉人势力取得联系，并与其立下对蒙古永远忠诚、协助平叛的约定。

担任平叛的前线总司令官是刚刚在陕西和甘肃一带对阿里不哥西部战线上大放异彩的宗王合必赤。合必赤虽然是蒙古王族，但是在政治上的声音较少。正因为此，忽必烈才任命他为总帅。而担任副将同行的是老将兀良哈台的儿子阿术（又译阿述）。当然，阿术麾下的从速不台时期开始积累的精兵也被带到了前线。他们作为“督战部队”，一同构成了蒙古前线的总部。然而他们的兵力却只有区区一千骑兵。

忽必烈和他的军事参谋们决定对李璮采取持久战的方针——不去考虑强攻或速战速决，反而是花些时间，孤立他的军队，逼他慢慢走上绝路。忽必烈惧怕当地汉人力量呼应李璮而争相起兵，所以不去刺激他们，反而向他们表示自己的信赖，因为让他们为蒙古所用才是最重要的。一旦平定了阿里不哥，李璮自然也构不成什么威胁了。

事变的经过

那么我们来看看李璮叛变的详细经过吧。

李璮将自己所驻沿海地区的涟水、海州等三城献给南宋以表示臣服。之后，他将被派去支援他的蒙古驻屯军队悉数杀死，率领军队和战舰北还益都。

回到益都后，李璮将分驻在城中的蒙古士兵、忽必烈的亲信以及他们的家人全部杀死以扩大声势，并且开始进行募兵。但事与愿违，周边各城的人要么逃入山中，要么紧闭城门，根本没有人回应他。如果从蒙哥时代算起，李璮离开益都城已经有八年了。而且他也不像其他的汉人军阀一样会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百姓加以抚恤，只是把军事力量放在首位，从一开始便与人们保持距离。从这一点来看，不管是好是坏，李璮将父亲李全的“不羁”与“任侠仗义”的行事风格完完全全地继承了下来。

因得不到周围的支持而消沉的李璮突然注意到益都城并不算是一个利于防守的险要据点。于是他转而对西邻的汉族军阀张宏所掌握的济南城发动突袭，并在那里盘踞下来。李璮放弃了从前的根据地，选择驻扎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他心里盘算着自己盘踞在济南的时候，周围的汉人势力会站出来向他提供帮助。然而大多数的汉人势力更多的只是在一旁袖手旁观，或者是作为“忽必烈政府军”向李璮施加压力。结果李璮的势力只有不到一万人，陷入了被完全孤立的境地。

忽必烈的军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围绕济南城的四周搭建了木栅和堑壕，完全封锁了李璮的出路。除了在攻防的焦点济南城之外，忽必烈军还在山东全境内铺开了同心圆状的防御线和警戒线，并在各大军事要冲布置了大部队镇守。这一战术也被用于之后的对南宋战斗中，而且规模更大。

南宋认为此时是驱逐蒙古人的一个好时机，于是果断地出兵北上。南宋一方派遣自己擅长的海军插入敌人腹地的渤海沿岸，试图震慑和扰乱对方，并且在黄河（金朝时黄河改道向南迁徙，即“南流夺淮”）一带命令水军从淮安大规模逆流而上，意在策反忽必烈一方的汉人部队。

然而这些牵制作战与正面的计划都被忽必烈的防御网拦下。于是南宋便以夏贵为主将，率领两淮置制司大部队一举北进，欲同济南的李璮军直接会师。但是夏贵在北上的过程中被忽必烈的排兵布阵与坚强和周到的防御所震慑。到达华北之后，起兵呼应的也只有邳州的李杲哥。夏贵在失望之余，只得率军南回。

屯兵济南的李璮终于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窘境。李璮为了激发将士们的斗志，便强征城内女子当作奖赏，并且强行进入民家征粮。这种做法使李璮完全失去了民心。将卒和百姓们大小成群，接连逃出城外。失去守城士兵的李璮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爱妾，又投身于济南城内的大明湖自尽。然而因为水浅未死，李璮被蒙古兵抓获，押解到了蒙古主帅合必赤的面前。当时蒙古副将级的汉人大军阀史天泽也在场，李璮便责问史道：“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天泽则向合必赤建言：“宜即诛之，以安人心。”就这样，李璮与通敌的蒙古军官难加一起被斩断四肢，斩首示众。李璮举兵仅半年，便在中统三年（1262年）七月被平定。

仅从结果来看，忽必烈所采取的应对政策有可取的地方，事变也很顺利地平息了。可是问题还在后边。

中统三年六月，李璮还在屯兵济南之际，山西北部察合台家族的投下领地太原一带的蒙古达鲁花赤（原来的“监督”职位）戴曲薛和太原路总管李毅奴哥被逮捕，原因是他们协助李璮私通阿里不哥。同时李璮在太原周边发布的檄文也被蒙古发现。加之李璮在临刑前对史天泽抛出的话造成一定的冲击，像史天泽这样公认亲蒙、亲忽必烈的人也都被染上了怀疑。人们不禁判断李璮叛乱的劝诱之深之广，除了当地的汉人力量这一主体之外，还涉及蒙古的武将和当地官员。

对于忽必烈来说，继续对汉族的势力抱以无条件的信任是十分危险的。尤其是不能对李璮这样的大型地方势力放任不管。当然大家都能看得出，李璮并不是因为受冷落才起兵叛乱的，而是优厚的待遇点燃了他的“野心”。

华北的变动

通晓政事且又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的汉人幕僚姚枢是忽必烈在登基之前就十分信任的智囊。汉人军阀史天泽也在李璮事变之后一心向主。忽必烈在平定了李璮的叛乱之后，便与这两人商讨未来大计。姚枢与史天泽两人一文一武，不仅通晓蒙古语，而且从金末以来就饱尝华北动乱的灾难。两人在亲身经历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建言献策也是深刻辛辣，影响深远。

忽必烈与此二人的会谈决定了以后的忽必烈政权，以及再后来大元帝国华北政策的基本路线。说得再远一点，蒙古打败南宋后统治中国的方针政策，可能也正是在这次会谈中确立的。

忽必烈、姚枢和史天泽三人商讨之后，决定削弱窝阔台以来直接统治华北长达三十年的汉人军阀和其领地之间的联系。为此，就要将原本军阀一人兼有的兵权和政权分开。

首先以史天泽等真定军阀为例，大小的汉族军阀都将自己掌控的户口版籍奉还给忽必烈。除此之外，这些军阀和他们的家族、有关联的人都可以提出自己想担任的军职、民职甚至加入忽必烈亲卫队的期望。从原则上来讲，无论是军职还是民职，都不能在原领地担任。

令人意外的是，汉人军阀们没有任何反抗。尤其是之前被认为最棘手的严忠济率领的东平军阀之中，由于此前宋子贞等核心幕僚们曾于南征之时通过合作（参照上卷一百四十五、一百四十六页）为忽必烈新政府效力，因此即使严忠济本人再不甘心也无济于事，事情出乎意料地得到顺利解决。真定与东平两大军阀与明治政府成立之时的萨摩藩与长洲藩一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原来的汉人军阀每个人受到的待遇都不差，所以个人层面的不满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调离任职之后，不管是担任武官还是文官都可以世袭。对于依旧保留军事集团的人来说，基本都是整个军团调往黄河以南的河南、淮北以及四川等与南宋交战的最前线。以前线驻扎军的身份“幸存”的方式可谓大受欢迎。

当时，最为关键的就是消除华北军阀们残留在当地的影响。为此忽必烈政权在个人层面上设置了大量的世袭军官、文官，“科举”制度也失去了设置的必要；在集团层面上，转移到了南方的真定军阀史天泽、保定军阀张柔等人，在继续保有华北这块“大本营”（户籍上的籍贯地）的同时，未来还可能再次调任得到封赏，成为具有“盆栽”性质的军事组织。以这两派为首的几大军阀，均在忽必烈王朝的统治下化身成为军事贵族世家。

这些措施给华北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袭的地方军阀不复存在，随后，其他旧军阀中希望担任领地行政职位的人作为新的行政统辖总管走马上任，其下属的行政职位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调任的旧军阀幕僚担任的。作为此前的所谓“定论”，大家认为忽必烈正是依靠这一政策，实现了从封建当地军阀割据状态，到以传统中华王朝式的州县制度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巨大转变。但不得不说，这是只看到了汉文史料的字面意义，而得出的较为草率的结论。

在平定李璮之后不久，华北的地方行政区划被重新组编。与从前的金朝大不相同，华北被分成了路、府、州、县。乍一看这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向“中央集权式的州县体制”的“大转变”这一结论也是以此为依据得出的。然而，如之前所述，这只不过是自1236年“丙申年分拨”以来近三十年，以忽必烈政权的名义再次承认汉人军阀统治下的现状。同时，由于汉人世袭军阀不复存在了，新的官方区划正是以蒙古首领的投下领地为基础设置的。

华北地区自窝阔台时期以来，几乎全部被投下领地所占据。在拥有双重身份的汉人军阀被取消之后，取而代之的是蒙古投下首领们的力量。无论是否情愿，他们必须直接参与自己领地的统治。总的来说，作为“中间人”在华北地区代理君主统治领地的汉人军阀消失之后，最终形成了蒙古分地首领和中央政府的两极结构。

此后，华北在真正意义上被纳入忽必烈的统治范围。投下首领分别在路、府、州、县等各自的领地里，推荐作为其代理人的达鲁花赤，并得到忽必烈政府的承认。从与“投下制”密切相关的“州县制”角度来讲，旧军阀系列的文官被政府任命为“总管”级别以下的行政实务负责人（达鲁花赤也被称为达鲁花，本来蒙古语中“控制”的含义，用“达鲁花”便足以表达了。而汉文中，它被记录为“达鲁花赤”，也就是“控制者”的意思，加上了表示“人”的接尾词“-chi”而写成“某某赤”。虽然不是为了在汉文中体现出蒙古语原词的意义，但如必阇赤=书记员、火儿赤=弓箭手、速古儿赤=内府掌服者、宝儿赤=司膳等用法一样，均为以“赤”结尾的游牧官职）。

在最大的地区单位“路”中，其达鲁花赤与总管建立了一个叫作“都达鲁花赤总管府”的双重职能地方机关，并一同驻留在此。实际上，与每隔三年调任一次的“三年一任”原则相去甚远，在忽必烈王朝的中、后期，中央集权式的地方官员“迁转制”并未得到充分的实现，而几乎一直保持在世袭状态之中。与汉文史料的官方记录不同，这一纯粹的中国式制度并未得到彻底的落实。

也就是说，蒙古在忽必烈时期，将华北“内地”化了。同内蒙古地区一起，被称作“腹里”，也就是“怀中之地”，十分看重。这一转变的导火索，毫无疑问正是李璮之乱。

伐宋之战的方针

对阿里不哥一派投降的处置以及镇压李璮的善后几乎同时进行。在事情暂且告一段落的至元四年（1267年），又有两大政治问题几乎同时摆在了忽必烈面前，一个是动荡不安的中亚局势，另一个便是充满悬念的伐宋之战。忽必烈在大举推进双线作战的同时，分别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针。

如之后所述的中亚地区作战中，忽必烈以北平王那木罕为总司令官，以蒙古骑兵团作为主力部队制订作战计划。动员的对象上至忽必烈政权的核心支柱、最高领导层的东方三王族及五投下，下至各王族、族长全家，甚至还包括在蒙古本土的传统千户集团，范围极广。

在此基础上，钦察、阿速、康里、党项等各族军团也一齐被动员起来。这些军团为了弥补忽必烈身边的兵力不足，在政权确立之后作为大汗直属的常备特殊亲卫军，一心一意地在新组编的军队中效力。他们虽然地位较低，但可以说是战斗欲望最强、忠诚度最高的机动部队了。中亚地区的战场大多是草原，忽必烈正是将草原上的战斗力派向了草原战场。

此外，他也调用了中国北方的汉人部队。他们主要负责军事据点、兵站基地等以“点”的形式存在的这些要地的防卫、保障工作。其中，也有专门负责筑城、屯田的部队。包括补给、联络网等后方支援情况在内，与蒙哥时期相比，忽必烈时期的军事系统化、效率化要完善和强大得多。

而在草原上，最根本的还是骑兵的优势。因此不妨说，内陆战线上忽必烈政权的两大强项便是，一方面可以有效、持续地保证大规模蒙古骑兵军团的组织化，另一方面也为支持前线作战的辅助技能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然而，问题依旧出现在伐宋之战上。

南宋不仅扣留了郝经，更看透了皇位争夺战时蒙古的混乱局势，并不断地向蒙古施加压力；而在李璮举兵之时，又向华北深处部署了水陆海军，企图颠覆忽必烈政权，自始至终都示人以好战的姿态。若是任由南宋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华北的汉人势力必将土崩瓦解，从而陷入危险的境地。

同时，从忽必烈在大都建营一事上也可以明显看出，忽必烈及其谋士们从最初就以灭宋为前提，计划并推进着各项工作。他们希望在尽可能不破坏其原有状态的前提下，将欧亚地区的最富有之地——南宋完完整整地吸纳进来。

但南宋国所在的江南地区，遍布着以长江为首的大小河流湖沼，可谓大河之国。这与蒙古一直以来成功攻下的干燥地区不同，是一个被水、湿气和酷暑笼罩的湿润地区。最适合骑兵发挥威力的还是广阔干燥的大草原，而在被水和丘陵分隔成小块、各地区之间复杂交错的江南地区，其威力会大打折扣。同时，马匹虽然耐寒，但是难抵酷暑。

蒙古最初对南宋产生想法，是在1234年蒙宋联手灭金之后（参照上册年表）。从那时起直到忽必烈登基以后新政策开始实施的1266年，已经过了三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双方虽然有过数次攻防战，但每次都因蒙古一方的失策和混乱无果而终。

忽必烈对伐宋之战的难点心知肚明，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南宋是蒙古最想攻下，却又最难攻下的目标。而原来以骑兵为主题的作战思路是否真的有效，本身就存有疑问。首要的一点，即使忽必烈想像蒙哥时期一样投入庞大的蒙古骑兵军团，但在现实中由于中亚地区局势不稳等原因，也无法实现。

那么到底如何是好呢？忽必烈及其军事参谋们做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他们参考镇压李璮时的作战方式，几乎不投入蒙古骑兵，取而代之的则是由华北各当地军阀长年培养出来的私人军队。忽必烈政权将他们作为伐宋之战的主力军，并制定了在忽必烈统率之下有效实现组织化的大方针。而纯粹的蒙古骑兵只是将军直属的少数军队。在此基础上，便组成了在汉文史料中被称作“蒙古汉军”的特殊军团。

这一特殊军团是从原来木华黎国王统治华北时期以来，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过程后组编完成的，驻扎在华北及其周边地区。从名称来看，“蒙古”与“汉军”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它是在以极少数蒙古骑兵为核心的基础上，契丹、女真、汉族等民族将士占大多数的混编部队。从兵种上看，有步兵、骑兵两种。每支部队自成立之时起均已过了三十到五十年，或许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在广义上已经被认为是“蒙古军队”了。

随后，旧汉人军阀以步兵为主的大兵团，也加入这一双重结构的“蒙古大军”中，最终组成了三重结构的庞大复合军团。这一复合军团在一贯的指挥系统中得到整合，上述所有兵力便成为“蒙古大军”，这是忽必烈政权创立的新型“蒙古大军”。

这里潜藏着贯穿整个忽必烈大元帝国的关键之处。在忽必烈的新国家中，政治、行政、经济自不必说，就连军事也处于多民族混合的状态。国家组织与军事组织均超越了人种和民族的框架而存在（先不论“人种”，“民族”这个先验的想法和概念，原本就是近代由西欧创造出来的）。而且，这也是忽必烈政权有意为之的。

伐宋之战被认为是一场持久战，并以蒙古骑兵并不擅长的攻城战为主，作战士兵还必须耐住酷暑的煎熬。因此以汉人步兵部队为主力的、兵种多样的编队方式同时具备了持久性和应变能力两大关键要素。

这一方针中还含有另外一些考虑。若是将汉人部队推到伐宋之战最前线的话，反过来在华北地区，旧军阀的影响便会慢慢减少，对于蒙古而言，华北地区会更加稳定。同时，以江南的自然环境为理由将纯蒙古势力排除在外的话，在收复南宋之后也不必向他们分配领地。不劳无获，这是蒙古共同体的原则。南宋必定会为自己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忽必烈正是想将其据为己有。

襄樊包围战

忽必烈及其军事参谋们用了一年的时间认真讨论、反复琢磨伐宋计划。就攻击路线而言，他们认为要避开棘手的“空白的障壁”而选择汉水流域。自然，蒙古军攻击的首要目标便集中在了汉水中游的要冲——襄阳及其对岸的樊城这两大城市上。据说这一计策是由从南宋转投蒙古的刘整提出的。只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要实现具有实际意义的大部队进攻，无论是谁大概都只能想到汉水流域。忽必烈做出了这一理所应当的选择，而南宋自然也预料到了这一点。

将开封作为兵站基地的补给网络十分完善，而当时“前线财务厅”的负责人是穆斯林经济官僚阿里·贝格。名字颇像景教徒洗礼名的马鲁·优抚那（马鲁意为先生，优抚那意为约翰）也参与了军事物资的调配工作。与战争相关的一切经济事务，均由以伊朗系穆斯林为首的犹太教徒、景教徒负责。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至元五年（1268年）九月，三重结构的远征部队以阿术为主将、以汉人部队的负责人史天泽为副将，从河南平原向西南出发了，人数约有十万。这支“蒙古大军”首先包围了汉水左岸的樊城。

而南宋一方也十分重视这两个城市，将其作为保卫国土的前线据点，做好了迎战的充分准备。管辖着长江中游流域和汉水流域的“京湖制置司”（或为荆湖制置司）军阀吕文德，与南宋政府的权贵贾似道关系密切。他在贾似道的授意下，为击退蒙古大军，将以私人军队为主体的最精锐部队交给了弟弟吕文焕，同时将大量的军饷、装备运进城内。很明显，他们想通过持久战，将蒙古大军的进攻就地拦截下来。

襄阳、樊城之战虽为首战，但从一开始就带有两军决战的色彩，在前后大约六年的时间里，这里成为蒙古、南宋两国攻防的焦点。

但奇怪的是，蒙古大军非但几乎没有发动进攻，反而开始大兴土木。

十万大军所到之处，寸土必掘。先是挖壕并将泥土垒砌起来，到处都建起用来监视敌情的墩台。吕文焕率领的守兵们跃跃欲试打算开战的计划落空了，他们惊愕地看着蒙古的行动。而当他们发现这一动向的时候，在襄阳、樊城两大城市周围已然出现了绵长的“环城”土墙。

此后，土墙日益牢固，襄阳的南面出现了两大包围圈。蒙古军队的司令部及各部队总部设在地势较高的地区和山丘上，这些据点连接起来形成的包围线有百余公里之长。而且，蒙古一方在各个军事、交通要塞建起了堡垒和“临时城池”，共计四十余处，在汉水的江中也搭起了堡台，并在与两岸要塞之间的位置打上桩子，起到封锁的作用。这样一来，这两大城市与外界完全隔离开来。

蒙古大军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在成为重点武装地区的包围网一带及其外侧，广泛分布着蒙古各支军队的驻营基地，兵士们在这里开始了“生活”，而完全不见进攻之势。

相反，发起进攻的是守城一方。当樊城的守卫队长张汉英和防守襄阳的吕文焕直属部队迫不及待地出击之后，位于壕垒后方的蒙古大军躲在壁垒之后，发动密集的弩炮、弓矢，甚至各种火炮火器攻击，而绝不会与敌军进行亲自挂刀上阵的肉搏战。守城一方除了不断引兵出击之外别无他法。

蒙古也并未将所有兵力全都部署在包围线上，而是根据形势需要派兵前往开封的兵站基地，甚至渡过黄河前往北方根据地，或是回到首都的忽必烈身边。而环城的守卫也采取了轮班制。

襄阳、樊城被“土之城墙”这一复合体渐渐包围，在沉不住气而主动出击之后，又被“远程武器”再次击退，这与普通的作战方式截然相反。在这种空前的战术之下，守城一方的士气渐渐消沉下来，相反，连各种商人、游艺人都来到了长期驻扎在城外的蒙古大营中。襄樊近郊一带俨然开始呈现出了战争时活跃发达的经济城市之景。

战争的系统化

战斗只是随意地偶尔出现，从表面上看似乎风平浪静的状态仍在继续。实际上，蒙古一方已经突然开始了下一个布局，也就是水军的建设，据说这也是刘整的建议。关于这一部分，《元史·世祖本纪》似乎都在有意识地突出刘整的贡献。

南宋军中实力最强的便是水军。与金朝南北对峙约一百五十年之后，以南宋最大的“北部防守”屏障——长江为首，包括汇入长江的诸多河流上，有许多巡航监视的水上部队，它们现如今已经发展成了可以称为“常备舰队”的规模。南宋作为一个“大陆国家”而拥有的舰队战斗力，不仅在中国史上，在世界史上也是值得注目的。

对于忽必烈来说，他必须考虑要如何与这样的水上力量对抗，因此，水军的建设和培养也不可避免地被提到政治日程上来。而刘整只是把理所应当的事情理所应当地提了出来而已。据说忽必烈对此十分高兴，决定以刘整为核心组编“蒙古水军”。在这些汉文的官方记录中，究竟是想暗中赞扬“叛徒”刘整，抑或是想体现忽必烈用人的巧妙高超之处，在史料和历史之间存留着微妙的罅隙。

据记载，这支水军由五千艘船舰、七万人组成，但关于其详细情况还不得而知。只是我们很难想象七万人的“水兵”全部都由“新人”组成，若说是从不久前的土木工程里抽调部分华北士兵组成水兵，或许更加合情合理。不管怎样，“蒙古水军”已经开始在包围线的上游和下游开始了训练，训练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又与陆上各支军队联动起来进行了数次整体军事演习。襄樊郊外已然化身成了蒙古“水陆大军”的演习场。

蒙古大军不同于以往，摆出了长期驻留的架势，这一消息无疑也传到了南宋的中央。贾似道前后两次派出援军北上，但都被蒙古轻松击退。至元八年（1271年）六月，贾似道再次派出由范文虎率领的十万水陆机动部队，沿着汉水启程北上，这支部队可谓是南宋的王牌军团。

蒙古一直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在纯骑兵、步骑混合兵、纯步兵三种陆战队的基础上，再加上新组编的水军，他们利用各个要塞、堡垒布开了巨大的作战阵地。而南宋军此举无异于自投罗网，水陆两端被打得落花流水也是自然的结果。这是忽必烈及其谋臣们的胜利，他们并非主动穿过这“空白的障壁”，而是将对方吸引到自己的位置来，从而一举歼灭。这是一个政权的规划力、组织力、执行力的胜利。

忽必烈试图从战争中排除个人能力以及偶然因素，这并不只是一场战斗，更是从制订作战计划到编队、补给等方方面面，都被作为一项“综合性事业”执行。镇压李璮的经验也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此后，忽必烈将所有战争全部系统化，统筹大量物资及作战计划，可谓战无不胜。

南宋一举陷入劣势。由于王牌部队被蒙古击溃，整个南宋陷入了恐慌之中。之后，南宋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挽回局面，它的消亡之日也就不远了。

每当提到襄樊之战，人们的目光往往会被吸引到非比寻常的完全包围战上来，但事实上，正是襄阳南郊的大会战才成为两国命运真正意义上的分水岭。

西方传来的新兵器

随后，发生了史上著名的吕文焕之战。正如文中所述，吕文焕在两年时间里一边鼓励着被团团包围孤立无援的两城将士、百姓，一边苦苦支撑着局面。

伊朗的细密画中描绘的攻城场景。右下角便是投石机——“曼札尼克”。

而忽必烈开始投入使用新兵器，也就是在旭烈兀兀鲁思开发、改良的巨大投石机。波斯语叫作弹射器（发音曼札尼克，manjaniq），汉语称之为“回回炮”。

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人被旭烈兀兀鲁思首领阿八哈举荐给了伯父忽必烈，他们制造了数台这种攻城兵器，并在忽必烈等人面前展示了其威力。在忽必烈看来，这种首次出现在东方世界的巨大新型兵器，对于处在胶着状态的襄樊之战来说再适合不过了。

至元十年（1273年）一月，在樊城郊外出现了一架弹射式机器，巨大的石弹摧毁了樊城的城墙，蒙古大军由此杀入城中，张汉英率领的守城军队投降了。随后，搬入樊城城中的投石机将目标瞄准了襄阳。

巨大的石弹轻松越过了宽广的汉水河面，从上空向襄阳袭来。即使是现在，位于襄樊两市之间的汉水也有七百到八百米宽，而当时这一武器至少具备了这样的飞行距离。而与弓矢、弩砲、火炮不同，它的攻击根本无法抵挡。在可以逐一击破城楼、兵舍、民宅，并横扫所有守兵、百姓的这一新兵器的恐怖威力之下，吕文焕开始想要放弃了。最终，在第二年二月，以保全全军、全体百姓的性命为条件，吕文焕开城了。

忽必烈政府对襄阳极尽优待，不止按照之前的约定不杀一兵一民，还反而任命吕文焕为“襄汉大都督”，拥有汉水流域绝对的军事权力，其麾下将士也被授予忽必烈直属的“侍卫亲军”的地位，并和从前一样由吕文焕统领指挥。

这对于吕文焕及其部下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优待。首先，对自己六年以来的守城之战给予高度评价的，正是敌军蒙古；其次，他们得到了作为蒙古大汗直属部队的特权以及比以往更大的势力范围，并被评价为最好的勇者，这对于习武之人来说算得上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了。吕文焕及其将士们的感激之情是自然的，家族、百姓们的喜悦也是自然的。在守城之战中，两军死伤极少，因此在蒙古军队与吕文焕军队之间并没有彼此萌生恨意，甚至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并肩作战的感情。通常伴随战争而来的血腥，在这次战役之中几乎没有出现。

相反，吕文焕大军及襄樊的百姓们开始对南宋中央政府失去信任。对于吕文焕来说，尤其是在守城之战中哥哥吕文德去世后，贾似道的态度就仿佛是想要吕氏军阀全军覆没一样，甚至故意抛弃了他们。的确，贾似道当时极度的束手无策也确实会让人作此联想。

怀疑进而越过了愤怒，直接升级为复仇之心。此时，抛弃自己的人与认可自己的人、南宋政府与蒙古政府的区别一目了然。在忽必烈政权中有许多汉人在为其效力，能力主义、绩效主义这一原则超越了人种及文明的差别。口头上的书生之论很少出现，靠华丽辞藻伪装自己的文人官僚之间的“党派斗争”亦很少发生，比起包括书生在内、上上下下都充斥着无限嫉妒与斗争的临安南宋政界，这里自然是完美得多。

吕文焕及其兵团向忽必烈立下忠诚的誓言，并自然而然地申请担任下一轮伐宋之战的尖兵。而蒙方关于吕文焕等人“变节”“背叛”一类的论调或评价，几乎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

吕文焕的选择

吕文焕的这次“变节”决定了整个南宋的命运。

吕文焕利用以长江中游为中心长年积累下来的基础与人脉，开展了广泛的协调工作。经过吕文焕的离间和瓦解，在蒙古大军进攻之前，南宋的防守便已经开始呈现出“液化”的态势。不管怎样，由于抵御蒙古进攻而在南宋国内名声很高的吕文焕得到了蒙古的优待，并乐于为蒙古效力，这一点无疑成为最好的保证书。

原本南宋这个国家，一直披着君主独裁制的“皮”伪装自己。但事实上，自从在金朝的压力下勉强于长江以南保住国土之后，南宋便带有浓重的军阀集合体的色彩。沿着南宋北部的国境线，从长江上游依次为四川制置司、京湖制置司、两淮制置司（进而还分为淮东制置司与淮西制置司）三个巨大的军团，他们成为南宋军阀们的主要根据地。

“鄂州之役”之后，贾似道首先立足于这些军阀、武人的实力均衡，进而在暗地里导演了武人内部的斗争，最后，从弱势的力量开始予以强行肃清。他曾长期拥有宰相的独裁专权，因此从对南宋的旧疾——军阀权力施以压制、统率这一点来看，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成功的，但也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而已。毕竟军阀们还是成功抵抗了来自北方的压力，并在南宋的统治下控制着各自的领地。南宋政府不过是搭建在军阀们的实力之上而已，且不论表面如何，南宋政府如若失去了现实中的立国之根本——军阀们的支持，便只会变成一只纸老虎了。

吕文焕与贾似道的关系就存在于这微妙的状态之中。在兄长去世后成为吕氏军团总帅的吕文焕选择效忠于忽必烈，而不是贾似道。将抛弃自己的人抛弃掉，认可表示认可自己的人，这一选择最终决定了时代的走向。

吕文焕的行动有极大的影响力。贾似道却嫉妒其赫赫战功、害怕自己“救国英雄”的美名落到吕文焕身上，最终误国误民，其所作所为无疑是愚蠢的。

大举进攻

随后，伐宋大军势如破竹，一举前进。就在此时，中亚地区陷入八剌失利后的乱局之中，形势告急，为此，忽必烈开始考虑暂时停止进攻南宋。

然而，以阿术为首的前线将领们则认为，如今已经击败了最重要的南宋机动部队，又有吕文焕大军作为先锋军加入，应该抓住这一良机一举吞并南宋。已经进入暮年的姚枢等汉人谋臣以及作为文化顾问的朱子学者许衡等人，也纷纷向忽必烈谏言，认为这是实现“统一中国”的绝佳机会。慎重的忽必烈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最终决定向南宋发动大举进攻。

一旦下了决心，便不会再犹豫。蒙古用了一年的时间，做好了完全的准备。战线从淮东到四川，覆盖了整条南北国境线。忽必烈任命左丞相伯颜为全军总司令官，同时向中亚战线上的北平王那木罕处派出了右丞相安童，采取了对称的措施。

伯颜出身于名族八邻部，不久前作为旭烈兀兀鲁思的使者来到了忽必烈身边，而忽必烈惊异于其飒爽英姿及过人才干，提拔他加入了自己的政府首脑层。有趣的是，忽必烈政权之中，包括作为权力中枢的自己在内，老年人很多；而实际站在战场上的，以伯颜为首，几乎都是年轻面孔。忽必烈利用了老练的智慧和年轻的霸气，并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

为了除去华北之军，忽必烈组织了一支空前庞大的军团。在新编成的部队之中，也有尚在服刑的犯人；而原李璮手下的士兵们被特别编成了两万人的“益都新军”，由代为管理近邻合撒儿王族的华北投下领地的原西夏皇室李恒指挥，其作用异常显著。

至元十一年（1274年），赶赴南宋前线的蒙古大军一举发动了进攻。如果说襄樊之战是“点”的攻防的话，那么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就变为了“面”的攻防。

总司令官伯颜率领二十万主力军队，沿着汉水下行；而依靠吕文焕船队的“引航”，阿术的直属骑兵作为“路上先锋队”，构成了双驾马车的先锋军阵容。在途中的郢州、鄂州两地，南宋舰队为阻挡蒙古大军而拦断了汉水，但在极为了解地形的吕文焕的指引下，蒙古大军分向了支流。依靠这一妙计，蒙古的船队得以顺利通过。

到了长江，阿术的陆战队在淮西制置使夏贵率领的南宋舰队面前，强行渡江来到了南岸，而担心在水陆两端遭到夹击的夏贵船队陆续逃到了长江下游。至此，南宋失去了阻止蒙古大军的最好机会。随后，伯颜主力部队也全部顺利来到了长江南岸，成功通过决定远征成败的第一道关卡。对于蒙古来说，在穿过“空白的障壁”之后，“水壁”也远远消失在身后了。

在长江中游最大的要冲鄂州，张晏然和程鹏飞手中握有重兵，但看到伯颜主力部队顺利渡江之后，他们也觉得抵抗无益，便放弃了。至元十一年（1274年）一月，蒙古在鄂州不战而胜，全体南宋守卫士兵向蒙古打开了城门。

年轻的总司令官伯颜给予降军很高的礼遇，并让其各自留任原职，同时严厉告诫自己军队的将士，不许掠夺一分一毫，不许伤害一兵一民，就这样，鄂州及其周边被伯颜悄无声息地吸收过来。

接收南宋

自此，蒙古首次获得了长江以南的落脚点，并且是极其重要的落脚点。

夏贵水军放弃作战，紧接着是鄂州和平开城，这对南宋的全体将士来说是个冲击性的消息。曾经得以依靠的“长江之守”失去了意义，绝望和放弃的念头迅速扩散开来，而一个意外的传言也同时传播开来——在鄂州，官民都与往常无异，过着安全、正常的生活。蒙古既没有破坏也没有杀戮，于是在南宋一方，一种安心感油然而生。若是得以保持现状的话，没有人喜欢战争，因此倒不如早日开城以示欢迎与友好，而这对将来也是大有益处的。南宋政府的统治力早已从人民心中消失了。

在鄂州周边的城郭、城市中，全体将兵、官吏、百姓陆续开始开城，而鄂州附近的动向进而传到了长江中游的各个城市，最后波及整个江南地区，出现巨大的“雪崩现象”。最终，由于象征着“长江之守”的鄂州失守，南宋国便从内部开始迅速地崩溃瓦解了。

当然，这其中还有吕文焕起到的重要作用。此外，忽必烈在伯颜出征之前对他语重心长地说过，此次远征的价值并不在于在战斗中给对方造成多少杀伤，而在于如何和平地将对方接收过来。伯颜也彻底践行了这一承诺，包括远征军的纪律、统一行动、对投降者的欢迎及优待等，同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伯颜的军队水陆并行，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每当到达一个城市，就将当地的部队收编进来，成为一支可怕的大军。可以说，这并不是战争，而是行进。随着伯颜大军的步伐，南宋国正慢慢地被重新编入蒙古的范围之中。

至元十二年（1275年）三月，南宋宰相贾似道不得不为了摆出迎击之势，率军来到芜湖，此时南宋尚有二千五百余艘战舰，但此时的军队已然失去了统一性和战斗欲望。伯颜先派蒙古骑兵来到长江两岸，接着在战舰上让巨炮一齐攻击。南宋军乱了阵脚，夏贵第一个逃跑。错愕的贾似道鸣金收兵，试图阻止逃跑的士兵，但无济于事，全军瞬间崩溃了。南宋的命运也自此终结（贾似道因为战败而被追责，在流放的途中被绞死了）。

伯颜大军自鄂州出发以来，没有进行一次短兵相接的战斗便最终到达了临安。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在这位来自“伊朗之地”的年轻将军面前，临安也和平开城了，南宋王室与政府的投降异常平静，有的临安百姓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时南宋成立已有一百五十年，若是再回溯到北宋建国之时，就意味着一个存续了三百一十六年的王朝和国家灭亡了。中国本土也回到了久违的政治统一状态。

在南宋宫廷与中央政府无条件投降后，反投降派势力带着两名年幼王子，随船队逃亡东南沿海地区，最后，于三年后的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广州湾内的山被全部消灭。有人把此时作为南宋灭亡的时间节点，但这只不过是惋惜“中华王朝”灭绝的后人们的幻想罢了。

几乎在临安开城的同时，整个江南以令人惊异的速度成为蒙古领土并安定了下来。南宋的国家系统，随着临安开城而被蒙古接替过来。此后，蒙古开始渐渐转型为一个拥有陆地和海洋的巨大帝国。

11 向海洋扩张的征程

向海洋时代进发

蒙古在吞并南宋之后，继而向海洋迈出了脚步。原本驰骋在内陆草原上的蒙古人是没有见过大海的。而且对于蒙古人来说，这片海洋是吹着湿润高温季风的“热海”。忽必烈的“双线作战”从此之后就变成了同时兼顾陆地和海洋。蒙古的历史在此迎来了划时代的转变。这也是世界上首个以游牧民族的身份崛起的国家兼顾海洋世界的例子。

南宋在灭亡之前，就已经拥有了相当力量的海上舰队。虽然有一部分战舰逃脱出去，在山等地沉没海底，但被大元接手的完好舰船还是占到了大多数。当然蒙古人接手的不仅仅是南宋的船队，还有与之相应的造船能力、技术力量、航海技术以及与海洋文化相关的知识与信息，蒙古人将这些一并学了过来。蒙古人所继承的是长江以南的人类社会集聚的智慧。从“海”的方面来说，蒙古是南宋的接班人。

不过，蒙古和南宋在根本上存在差异，那便是国家的性质和体制。

早在8、9世纪时，来自阿拉伯和伊朗等地的商船就陆续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停靠。唐末879年，广州因黄巢之乱而陷落，其惨状亦有阿拉伯语的记载，在今天成为有力的史料。在自西而来的浪潮推动下，中国的海上通商与海上文化开始逐渐觉醒。在那之后约五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本土的东南沿海一带追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发展着对外贸易。在利益的触动下，中国的商船也开始踏上向南方海洋的征程。中国人对海洋的兴趣渐渐变得越来越深。

南宋政权在表面上也是乘时代之浪潮而不断地开发海洋，但实际上只是被经济利益所吸引。虽然南宋有奖励贸易的政策，但是政府自身却很少率先组织航海活动，或是亲自进行海外交易。他们观察海的视野和海洋政策仅仅是停留在因贸易而繁荣起来的海港都市上。可以说南宋在海洋上所摆出的是被动的姿态，南宋的海洋活动始终是依存于民间行动的。

被大河和海洋所包围的南宋王朝的体制是“内陆型”的。南宋朝野对“恢复中原”的呼声虽然仅仅是一个口号，但事实上也意外地象征着这个政权的性格。南宋被逼在江南立国，也不得不建立舰队来保证国防。可南宋政权主动向海洋进发的欲望却非常薄弱，他们无法想象浩浩荡荡的远洋舰队行驶在东西往来的水路之上的场景。

忽必烈率领的蒙古人却正好相反。蒙古原本就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政治军事集团，忽必烈的国家意志又尤为强烈。作为国家，蒙古的想象力、计划能力、组织能力和实践能力都非同一般地强大。

在接收了富足的江南之后，忽必烈和他的智囊便重新计划以那里为起点，控制海上航线，进而构筑一个超广范围的“蒙古圈”。蒙古吞并江南已经成为完成时，那么下个阶段的第一步就是开放临安。在这里，有一件我们不能忽视的事。

在后边我们会说到，原本蒙古（特别是忽必烈政权）就已经与活跃在陆地上的伊朗系穆斯林商业势力有很深的来往。而且在与南宋作战的过程中，他们与海上穆斯林商人也产生了交集（当时这些海上穆斯林商人以中国东南沿海海港为中心，占有了强大的地盘和商业圈）。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阿拉伯系（一说伊朗系）的商人蒲寿庚。

蒲寿庚本人就是一名“海洋企业家”。不仅如此，他还是南宋政府任命的“提举市舶”。他以泉州为据点，掌握贸易和船舶长达三十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超越了人种的海洋商业势力大总管。南宋政府在现实中赋予了蒲寿庚政府行政长官的头衔，并从后者的商业利润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回报。当位于临安的南宋宫廷和中央政府即将不保的时候，以蒲寿庚为中心的穆斯林势力转投正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帝国的蒙古亦是顺理成章。

在旭烈兀兀鲁思的统治之下，蒙古已经掌握了中东地区的东半部分。东西两边的穆斯林势力以及印度洋到中国南海的航线都被蒙古收入囊中。蒙古迈向海洋已经是大势所趋。

经过唐代、五代、北宋以及南宋一百五十年的发展，江南已经成长为一片成熟的海洋指向型“生产社会”。大元帝国也是世界上罕见的不断进取的国家指向型“军事政权”。这两者的结合使得陆地与海洋以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联系起来，“海洋时代”拉开了序幕。世界开始发生更为急剧的变化。

半岛的悲剧

元朝吞并江南之后，向海洋迈出的第一步就是第二次对日本的远征。不过在讲这次出征之前，我们要先回顾一下更早的历史。

在成吉思汗时期，高丽国就与蒙古展开了来往。1218年，原金朝统治下的契丹军团意欲独立（被称为“黑契丹”），这支契丹人经由中国东北地区闯入了高丽国。然而在蒙古和高丽的两面夹击下，他们很快就被消灭了。到此为止事件的发展都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后来，历史的情况却变得越来越复杂——单从蒙古的入侵路线图上看不出的复杂。

事实上，当时的高丽正面临国内外的急剧变动。高丽国内武人势力逐渐抬头，高丽的王氏皇族被架空，变得名存实亡。当时的情况正好与日本镰仓幕府出现之际的皇族与幕府并立的状态相似。只不过朝鲜半岛的都城开城中，皇权和武人政权是共存的。从这一点来看，此时的朝鲜半岛与清盛时期的日本列岛更为相似。半岛与列岛最大的区别在于，半岛与陆地相连接，非常容易受到来自大陆的风浪的影响。“蒙古来风”也毫不例外地刮到了朝鲜半岛上。

1224年末，成吉思汗西征未归，就在那时高丽发生了蒙古使节被杀的事件。从那之后的七年时间里，蒙古和高丽之间就没有再互派过往来信使。而这一事件就是导致朝鲜半岛悲剧的最直接的导火索。

窝阔台在登基后第三年（1231年），命令撒里台率领一支蒙古军队向高丽进军。此行的目的是催促高丽履行平定黑契丹时签订的条约。当时，高丽人洪福源率领一千五百户投降蒙古。在那之后，洪氏家族就变成了高丽人的一块心病。撒里台征高丽正好与窝阔台征金同时进行，在朝鲜半岛的撒里台率领部下对高丽的进攻势如破竹。高丽国投降后，蒙古在高丽境内留下七十二名达鲁花赤来监视其动向。蒙古军在得到这一条件后，便撤军北回了。

但是刚刚躲过一劫的高丽又有动作了。高丽先是在表面上采取适当的手段应付蒙古人，在准备妥当之后，又于翌年六月突然发难，杀死了蒙古的七十二名达鲁花赤并迁都江华岛。虽然江华岛距离开城并不远，但至少是一个岛，与本土之间隔着一片海。高丽人摆出了抗争到底的阵势。在保证首都和政府的安全之后，高丽本土各地的军队、官员以及百姓一同逃入了各个朝鲜式的山城中固守不出。除了新的首都江华岛与本土各处的山城之外，其余的领地都被高丽人放弃了。城外的田野自然也慢慢地被荒废掉。

蒙古经过多次的进攻，也想要和高丽签订“城下之盟”，奈何有一道海洋的墙壁挡在面前。于是高丽本土的抗争和偏安小岛的政府间的暂定求和反复交替。在受到蒙古进攻的欧亚大陆各地区中，高丽与蒙古的战斗最为惨烈。战争的始作俑者自然是蒙古，对于高丽来说这是外来压力引发的悲剧。

虽然战况惨烈，但战争持续时间却意外的长。即使在蒙古进攻的间歇，高丽一方也不会解除战备状态。从蒙古起兵攻打高丽开始，到最后南方济州岛上反蒙古抗战的终结，前后经过了约四十二年。如此长久的战争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高丽在四十多年的持续战斗中，同时发动了国家和一般百姓的力量。南宋在抵御蒙古时，只有北部国境附近的军队投入了战争，高丽一方却让所有的人民都加入了战斗。

然而高丽一方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长期战争让大量的百姓牺牲，也让整个半岛化作一片焦土。这样的残局实在让人不知所措。

高丽的武人们也绝对不是上下一心的。无论是在开城还是在后来的江华岛，武人作为高丽王朝的重臣掌握着权力，但在他们之下还有大量的竞争者。与镰仓幕府时的北条政府不同，高丽的武人不是一个在稳定的武力集团基础上建立的执政机构。高丽武人政权的最高掌权者会采取强硬的对蒙路线，也会用这种态度来压制高丽皇室，阻碍他们发声。武人们在强调“国难”的同时，又都希望依靠自己的指挥去结束这场灾难。

但是从现实上来看，高丽和蒙古双方本可以采取更加柔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首先，蒙古自身也不得不在战争中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其次，双方实际上具备了足够的交涉与长期停战的余地。此后，真正的高丽皇族迈上了复兴之路。

忽必烈与王典

在蒙古和高丽交战期间，忽必烈政权的上台使局面出现了很大的转机。而高丽一方的代表人则是高丽国世子倎（王典）。

1259年，王典奉父王高宗的命令觐见蒙古大汗，但在途中就接到了远征四川的蒙哥的死讯，王典只得率人无功而返。也正在那时，忽必烈骑兵队正从南方的鄂州快速北还。两人在路上相遇了——这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是，这次会面使得两国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王典亲自到襄阳郊外迎接忽必烈，两人便在那里相见。

各怀心事的忽必烈和王典两人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交流。

次年（1260年）阴历三月，在忽必烈尚未举行即位仪式称汗时，王典就接到了因高宗驾崩而召自己回国继承王位的命令。自然，当时在高丽国内也出现了阻碍王典还国入境的情况。

同年阴历四月，“即位库力台大会”结束，刚登上皇位的忽必烈紧接着向王典下达了谕旨。谕旨上写到，忽必烈作为“皇帝”，向王典表示同情，并决定在回国之后要对王典进行正式的册封（“诏”“谕旨”“制书”等是汉文诏敕中的相应表达方法）。

王典在蒙古的军事力量与“新帝”忽必烈的权威之下君临高丽，继承了王位。当时蒙古帝国国内的皇位继承争夺战正处于最高潮，如果考虑到这一点的话，王典其实进行了一次赌博。后来庙号元宗的王典对蒙古的事情可谓了如指掌，因此他将宝押在了忽必烈的身上。王典认为忽必烈终将取得争夺战的胜利，只有加入忽必烈一边，高丽才能有未来。这意味着他将自己和高丽皇族的未来与命运全都托付在了忽必烈身上。

忽必烈的霸权确立之后，元宗王典在高丽国内的话语权和权威就自然变得更重。王典明确表示出自己的亲忽必烈路线，频繁地北上觐见忽必烈，并且还会拔擢一些现实、稳健的武人和幕僚。高丽经过长年的抗战已经陷入疲敝之中。武人主导的强硬路线无视现实，随自己的喜好为所欲为。元宗及其周围的人都与武人的做法相反。

蒙古的“王政复古”

元宗允许蒙古军事力量进入高丽等外交手段引发了高丽国内的不满。元宗响应忽必烈的要求将都城从小岛中迁出，回到本土建都，由此和武臣势力的对立开始尖锐起来。先是元宗杀害了金俊等权臣，接着在至元六年（1269年），武臣势力的头领林衍发动了武装政变，废黜元宗，另立王典的弟弟淐为帝。

忽必烈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于是他将三千兵力交给前来觐见的高丽世子愖，让他急速回国平定“国难”，并急速派遣蒙古部将蒙哥都率领二千士兵南下。除此之外札剌亦儿王家的忽林池和他手下的大部队也被派往高丽北边国境，向高丽施加压力。元宗、元宗弟弟王淐以及林衍等当事人按照忽必烈的命令按兵不动，蒙古一方则摆出了全面介入的架势。

在这场动乱发展到高潮时，林衍暴毙，其子林惟茂世袭了“高丽令公”的位置（高丽令公是武臣中最高官衔。古代中国的传统中，“令公”是中央政府最高官员中书令的尊称。虽然在高丽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令公是实际上的最高官员“门下侍中”引退后的名誉称号，但是崔氏武臣当权时被改为现任中书令的称号。从那之后，这一惯例便延续下来，成为武臣最高官员的代表）。高丽国侍郎（第二级官员）洪文系担心在林氏政权统治下高丽国会走向灭亡，于是在皇宫内掀起兵变，杀死了林惟茂。

林衍余党裴仲孙纠结起林党的残余势力，推立高丽皇族的旁系王温为帝逃出江华岛。他们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珍岛盘踞下来，自称高丽国政府。于是，高丽国中便出现了两个政府。

在此期间，高丽国的都统领（地方军事长官）崔坦以林衍反叛为名，带着以西京（今朝鲜西北部的平壤）为中心的五十多个城池直接归顺了蒙古帝国。忽必烈政府将西京更名为东宁府，依慈悲岭划分了与高丽国之间的新国境线。这条国境线在今天的三八线偏北的位置。

至元三年（1266年）以后，高丽降民在辽宁平原的沈州（今沈阳）上正式建立起聚居地，之前我们提到过的洪福源家族也将这里设为新的据点。后来沈州不断得到发展，成为一个高丽人、女真人、契丹人杂居的“国际化城市”（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朝结束，清朝始祖努尔哈赤起兵时）。

纵观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从北往南共有洪家掌握的移民聚居地沈阳路、崔氏麾下的西京军阀、支持元宗的高丽国以及名义上由王温掌控的裴仲孙珍岛临时政府这四个政治体——他们就像是念珠一样被串联在一起。

忽必烈在至元六年（1269年）十月先向中国东北的东京（辽阳）派遣一名心腹赵璧临时管理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的派出机关行中书省作为这四个政治体之上的统率机构。之后又以札剌亦儿国王忽林池代之，驻兵在西京。

高丽国内外风云突变，复辟之后的元宗遵从蒙古行省官员忽林池等人的建议，从江华岛迁出，还都旧京开城。

但是当时也有许多人拒绝从江华岛迁出。他们以高丽国首都警卫常备军“三别抄”为主力发动了“叛乱”。三别抄沿着海边南下，与珍岛势力合流。从此开城政府便与珍岛政府对立。

开城的元宗政府的军事力量所依靠的是蒙古驻扎在高丽的军队。对珍岛的讨伐作战是海战，因此元宗任命忻都为主将，领五千名蒙古骑兵驻扎在朝鲜半岛南部沿岸的金州。同时洪茶丘（洪福源之子，已承袭父位）带领自己的百姓编制成私兵开始屯田。当时，发生在中国本土中央的襄阳之战正处于最高潮。

在蒙古的指令下，元宗政府开始了造船工程。1271年，蒙古将领阿卡伊指挥的第一次攻击大败而归。当年阴历五月，忻都率领蒙古高丽联军在夏天渡海，珍岛在猛攻之下沦陷。王温被捕后遭到斩首。对于蒙古来说，虽然这次胜利规模并不大，但事实上这是他们首次在海战中取得的胜利。

三别抄的首领金通精等人逃到了高丽的同盟国耽罗（即今天的济州岛），驱逐了耽罗国王后将那里变成了自己的根据地。

1273年初，在忻都指挥下的一万两千士兵分乘一百零八艘舰船，越过冬天海洋的怒涛对耽罗发动了海上进攻，并成功镇压了三别抄。这标志着高丽国内同族相残的战争最后结束，也意味着蒙古完全平定了朝鲜半岛的周边海域。耽罗岛中央是隆起的丘陵，适合放牧马群（详见89页图），再加上它与中国南方隔海相望的地理位置，那里成为蒙古绝佳的海上基地。

在蒙古的庇荫下，高丽王氏皇族的“王政复古”完成了。虽然蒙古驻高丽的军队并不庞大，但却一直留在了那里。这之后，高丽国成为蒙古最为忠诚的附属国。从元宗的儿子忠烈王开始，形成了高丽王子必须娶大汗的女儿为妻的惯例。蒙古公主生下的男孩长大后就会成为下一任国王。就连王氏皇族的血脉也与蒙古联结在了一起，这是亘古未有的。

从此朝鲜半岛的历史与日本列岛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仍然像以前一样，持续着当地武装政权割据的主流。如果从“当地”原生政权发展和统一的历史来讲，朝鲜半岛事实上是背负着浓厚的负面因素的。从朝鲜半岛整个发展历史来看，由蒙古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悲剧屈指可数。像是在蒙古的影响下植根的肉食文化等，也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对“国书”的过分解读

蒙古与日本的关系是以高丽元宗政府为中介开始的。

最初是在至元三年（1266年），黑的（在日本广为所知，但他的身世与他的名字都不甚明朗。他有时被称为黑的儿，有时被称为赫德，有时又被称为赫德儿。从这些汉字的写法推测，他的名字应该是音译自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中的Khizr，或者是Haidar的讹传“Heider”）与殷弘作为正副国信使，被忽必烈派往日本（殷弘在日本也比较出名。但我们今天除了知道他是当时的礼部侍郎之外，对他也是一无所知。但是在胡祗遹的文集《紫山大全集》中，出现了两处送别殷弘出使的诗文。在诗中，殷弘被略有夸大地比作张骞和苏武。王恽的《秋润先生大全文集》中也出现了吊唁殷弘逝世的七言律诗。胡祗遹和王恽都是忽必烈统治时的中级官员，与他们成为知己的汉族人殷弘大概也是同样的人物，处于同样的立场）。

但是这两人只是到了濒临对马海峡的巨济岛之后就返回了——理由是“海路险阻”。也有可能是想回避责任的高丽一方故意带他们看了艰险的海洋。到底是黑的与殷弘两人的问题，还是高丽的问题，抑或是他们二人与高丽的合谋，其真相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总之能够确定的是，高丽人既不想让他们去日本，也不想自己前去。

忽必烈想送给日本国王的国书《蒙古皇帝国书》抄本（现收藏于东大寺）

但是忽必烈政府并不轻言放弃。到至元十一年（1274年，用日本国号文永纪年也是十一年）第一次远征日本为止，忽必烈又向日本派遣了多次使节团。其中有四次安全抵达了大宰府，以忽必烈为名的汉文致日本国王书被转交到京都的朝廷和镰仓幕府手里。但日本方面并没有给出回信，只是置之不理。

这些国书与高丽国王的牒状（牒是官方公文的一种）都留下了抄本，被收藏在奈良的东大寺之中。其中最初的国书在某种方面上来讲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这封国书写于至元三年八月，并于次年通过高丽传入日本。除了东大寺的抄本之外，《元史·世祖本纪》中至元三年八月丁卯条和《外夷传》的日本部分也记录了国书全文。

这封国书以“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开头，文章也极为简单，容易解读。其后半段有这样的句子：

日本密迩（即“近”）高丽，开国以来，（此处抄本中有“亦”字）时通中国。至于朕（指忽必烈）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国王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抄本中为“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指治理天下的天子，此处即忽必烈）以四海为家，不相通时，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白）。

行文的确毫无波澜，这封国书就像是一封问候信。1334年元朝政府指导编纂刊行的《元文类》第四十一卷中，重新收录了五年之前颁布的政书《经世大典》中的各篇序文。在关于日本的部分中，每篇国书结尾都是“不宣白”，即“不进行宣白”，“不向群臣公开”。也就是说这个结尾句标志着对大臣们保密［东大寺的抄本结尾为“不宣”——《元史》中收录的两处都省略了最开头和最后结尾的固定句子。《元文类》中出现了三处“不宣白”，而且还附有标注。在东大寺抄本的影响下，迄今为止的国书都被读成“不宣”，而“白”则被硬放到了后边的句子中。忽必烈在即位后的第二个月，即1260年阴历四月七日向南宋皇帝发出的古汉语国书中用的也是“不宣白”。这样看来，只能说东大寺中收藏的著名的致日本国书抄本出现了错误。不过从意思上来讲，“不宣”和“不宣白”都是“不告知”。在拙著《大蒙古的世界》（角川选书1992年版）第247页中使用了“不宣”这一错误的表述，在此订正并表歉意］。

国书开头的“奉书日本国王”令人惊讶地表达出了忽必烈的低姿态。而且，与历代中华王朝向周围小国发出的“国书”相比，这种态度是前所未有的。原先这种书信的态度大多是傲慢无礼的，而且充满了恫吓日本的内容。因而有很多人认为日本采取顽固的态度也是无可奈何的。这样的反差实在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而像是表现傲慢的首句“上天眷命”，实际上是蒙古特别是忽必烈政权时期使用在文章开头的定式用法（这句话从蒙古文直译为汉语是指“长生天的气力里”，再改为古汉语的文雅用法即为“上天眷命”。在前边我们提到的致南宋的国书中，唯一一次使用了“皇天眷命”的用法。但这是我们今天所能确定的蒙古首个古汉语圣旨开头用例，也不能排除最早使用“皇天”，后来又经修正和统一改为“上天”的可能性）。这样的定式句被普遍使用在元朝的汉语古文敕令中。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奉天承运”，其实跟“那么”“某某敬启”等用以提示的表现方法类似，类似于没有实际意义的语气助词。史学家们将其当作傲慢自居的表现，这种解释是与事实相违背的。

与忽必烈给高丽国的制书和谕旨相比，这篇国书的行文更为简单易懂，甚至有种“亲切过头”的感觉。在这里可能会让人感觉到不自然（可能这篇国书是由蒙古原文结合文章情感翻译成古汉语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对照着每一个词语将它还原成蒙古文）。京都的贵族们对汉文自然不陌生，即使是镰仓的武士中可能也有不少人能读懂这样简单的中文。用这样的文字就能把他们震慑住的情节只能存在于小说创作的世界中。

国书中有一句“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有的日本历史学者认为这其中带有无可否认的威胁含义。但只要是对中文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这句话只不过是中文里的常用套话。用日本的汉语读法解读时，不论显得多么的严肃或严峻，那也终究是日语的感觉。因此，凭这份国书解读出“蒙古的威胁”是一种误读。那么怀着这样的误读去分析当时的情况，势必引发更大的误解，这种过分的解读必须要避免。

况且在至元三年（1266年）八月时，忽必烈政权其实并无暇考虑征服日本。当时，忽必烈正忙于处理对阿里不哥战争和对李璮战争的后续事务，还没有正式下达营建元大都的命令。另外，对南宋的襄阳之战尚在两年之后；高丽方面元宗也只是刚刚站稳脚跟。从当时的形势分析，蒙古发动对日本的远征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的真相是，忽必烈作为一名蒙古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至少会先向日本派出正式的交往使节和亲善文书。

那么日本为何会一直保持冷冰冰的态度呢？从客观上来讲，毕竟至少忽必烈政权采取了稳妥的方式派遣了多次使节团，而且当时的国书也是采用方便日本人阅读的汉语文言写就。

即便日本认为蒙古别有用心，也应该采取一些适当的方式应对。最重要的应该是，越是危险的对手就越应该去了解。例如蒙古的野心有多大，本身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包括高丽在内的国情如何等。国家政权层面的试探与交涉、兼顾外交的敌情探查等都是理所应当的。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高丽在与蒙古交流时就会一直运用这些手段。这并不是邪门歪道，而是很正常的措施。

单用对大陆事态漠不关心的理由来解释日本的态度是不够的。“置之不理”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代表“零”。它意味着即使惹怒对方也无关紧要的态度——有时甚至是主动激怒对方的手段。那时日本的当权者们大都给人一种只在国内互相应对，却尽量避开重要的国际事务的印象。当然，用现代的眼光去分析历史是不可取的。但我们无法否认，至少日本直到开战为止，作为国家应对外国事务的意识是十分淡泊的。

第一次对日远征的意义

历史上蒙古对日本发动了两次远征（日本称“蒙古来袭”）。每次远征都有它独特的背景，其结果也都对日本、蒙古、高丽等国家及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而且这些变化和关系都不是集中在特定的方面或事件上的。这既是“国际事件”，也是“政权间的战争”。这些“国际问题”是与每个国家的“国内问题”相联系的。阴和阳、因和果，各种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他们之间并非毫无关联，从古至今一直如此。

日本和蒙古的关系就如同高丽与蒙古的关系一样，并不是用短短的两次进攻与交战以及其中间歇的休战就能说清的。战争之前、之中、之后的过程中看得见的活动和看不见的意图跨越海洋不断地纷繁交错。从忽必烈最初向日本天皇发出亲笔信（忽必烈常亲自用畏兀儿文字撰写诏令和书信。汉语版本既有可能根据忽必烈的蒙古文原文翻译而成，也有可能是直接由汉人幕僚撰写）到正式向日本开战为止经过了至少长达四十年的时间。在这四十年的时间里，局势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最后终于演变成了战争。在战争结束后，其影响也必定不是短短数日。

至元十一年（1274年）蒙古开始了对日本的第一次远征，这也是同年开始的对南宋作战的一环。

至元十一年正月，元大都的宫殿部分建造完毕，忽必烈在新的宫殿里接受了首次朝贺之后，便在同月为远征日本追加钦点了十万人。三月庚寅，忻都、洪茶丘以及原先的蒙汉驻扎军、女真族部队、海军等合计一万五千人受命伐日。正式出征是在同年阴历七月。次日（三月辛卯），忽必烈公布了伯颜及随行的攻宋成员名单。这两场战争之间的联系是毋庸置疑的。

依然是至元十一年三月，木速塔八和撒木合两人带着忽必烈的诏书进入高丽国。高丽国作为蒙古征日的援军，纠结了五千六百人的军队和千料大船、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艘共计九百艘的舰队。汲水小舟顾名思义，并非作战用的船只，其他两种则是战舰。“巴阿图儿”在蒙古语中是“勇者、勇士”的意思，在当时也是军队中用来表示站在最前线拼命奋战的士兵和军队的词语。拔都鲁轻疾舟便是冲在最前线进行战斗的快速舰。千料大船是一种大型舰船，由指挥官们和主力军搭乘。我们可以想象众多的攻击和登陆用的小艇围绕在其周围的样子。

据说蒙古舰队包括水手在内共有两万七千人，这支舰队从合浦出发，席卷了对马和壹岐之后进入博多湾，并在那里登陆了。当时已是至元十一年阴历十月。

战斗呈一边倒的形势，日本陷入了被动。蒙古和朝鲜的军队在集团作战上拥有丰富的经验。而日本擅长的是个人与小规模的战斗，并不适用于对蒙朝联军的作战。这可能也算是通过战争形式进行的“异文化接触”。在弓箭军备上，两方也存在差异。日本的弓是长弓，蒙朝联军的弓是合板强化短弓，后者射程是前者的三到四倍。而长弓跟弩更是不能相比。不过我们并不能考证到底有多少弩炮队投入了战斗。日本的史料记录中出现了“铁炮”，这种能够爆炸的杀伤性武器凭借其夸张的外观和巨大的声响震慑了日本军队，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搅乱敌方的作用。

说到这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日本反抗时的骁勇。进攻的蒙朝联军一方至少有超过二万人的有效战斗力。虽然蒙朝一方并不是每个人都直接投入了战争，但是可以说，这么庞大的军队是列岛上的日本人前所未见的。大宰少贰、镇西奉行武藤家族作为日方大将，仅仅率领主要以北九州各地的当地势力组成的军队应战。虽然日本一方陷入苦战，但也并没有遭受过大败或者处于被歼灭殆尽的境地。日本一方的守卫军可能不到一万，而且作战时也不仅是据守要塞，反而是在空旷的场地进行会战。山东出身的著名女真将领刘复亨在作战中手部严重受伤后撤退。来自大陆的将领们不能不深感日本的强劲。但是被压制的日本军队不得不舍弃掉沿岸的博多和箱崎向大宰府方向撤退。蒙古将这一战记作自己的胜利，自然无可厚非。

进攻的蒙朝联军一方重新在博多湾登船，防止日本一方依靠地利发动奇袭。驻扎在博多湾的蒙朝联军遭受了台风暴雨的袭击损失巨大，于是放弃继续攻击，返回高丽。《元史·外夷传》中记载“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然而在高丽的记载中，这次远征共折损一万三千五百人，立场明显有所不同。

忽必烈政府并不认为此次远征“战败”。与《外夷传》一样同属《元史》的《世祖本纪》，与《经世大典》等逾半个世纪以上再行编纂的“二手史料”不同，它可以说是“一手史料”。但是在《元史·世祖本纪》中，对第一次征日也没有用“战败”或者是“失败”的表述。这应该是蒙古一方所公开承认的看法。

事实上，蒙古军确实没有在战争中失败。受到的损失似乎也是集中在随行的高丽士兵与水手上。这次远征作为征讨南宋的侧面作战，目的是对之前就与南宋有海上交通的日本施加压力，所以蒙古在远征中向日本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就已经足够。他们是不会拘泥于陆上作战，让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海上战斗力面临覆灭的危险的。忻都早早地结束了作战行动进行撤退——这是作为一名身关珍岛与耽罗战役以来舰队建设的蒙古将领的妥当判断。

蒙古第一次对日远征让彼此遭受一定损失的同时，还让双方加深了互相的认识。不管是蒙古还是日本，都明白了绝对不能小瞧眼前的这个对手。

日本一方不禁出现了国家层面的危机意识。蒙古这次只是一个小小的试探，日后必定还会再次来犯。日本从蒙古这个外来力量的攻击中，意识到自己与外来力量的不同——自己是一个整体。这种认识和反应在日本散播开来，也没有遭到反对。这便可以称为国家意识或是作为国家的自我认同。日本人从此开始有了“日本国”的意识。

第二次远征日本的真相

蒙古第二次远征日本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七年光阴逝去，南宋也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吸收了南宋及其海上力量的忽必烈大元帝国面目焕然一新。在蒲寿庚控制的泉州湾，大元帝国政府正在急速地推进大型海洋舰艇的制造工程。

从杭州（临安）和平开城时起，已经过去了五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在可以称为杭州海上城门的庆元（原来的明州，后来在明代改称宁波，也就是现在的宁波），一支承载着十万人的由三千五百余艘船只组成的大舰队朝着东海出发了。这是在欧亚东部从未曾出现过的巨大舰队，而作为一支非内海的外海航行舰队，恐怕也拥有人类史上空前的超大规模。自此，蒙古正式迈出了成为海上帝国的第一步。

这一在史上被称作“江南军”的巨大舰队之中，作为主力战舰的大型舰大部分都是新制造出来的，而并没有将原南宋舰队按原样再次组编起来。因此，这是一支以新造大型舰艇为核心的、新旧混编的大型舰队。蒙古在接收江南之后，仅仅用了五年的时间，便拥有了可以一次承载十万人的强大的海运力量，虽说有南宋作为基础，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忽必烈政权有可怕的应变力、适应力和组织力。

与夺目的舰队本身相比，分别搭乘在各艘战舰上的将官、兵卒看起来却意外地低调。无论是出发前因“病”被接替的阿剌罕，还是继任的阿塔海，都只是蒙古武将里的中级指挥官，原本是没有率领十万大军出征资格的。作为副将同行的范文虎则是在襄阳南郊的决战中被击败的原南宋军司令官，在那之后向蒙古投降。对于他来说，这次的舰船作战是在新蒙古体制下，从多数原南宋降将之中脱颖而出的绝佳机会，也只有他对此次海上进攻大战异常积极。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十万的普通士兵，或者严格地说，他们根本不算是“士兵”。无论如何考证，我们都看不出他们当时进行了必要的武装，这些人只是应征的士卒，并且是从原南宋政府军中应征而来的，而并不像人们误解的那样，是强征来的。而且，他们并不是“精兵”。

远超过一百万人的原南宋大军，由于在南宋几乎没有参加战争，所以大部分都直接向蒙古投降了。他们是职业军人，是靠薪饷生活的人。虽说南宋为蒙古留下了许多遗产，但不见得都是积极正面的。对于忽必烈政权来说，如何安置这些人成为棘手的“遗留问题”。首先，绝不能对他们放任不管，他们如果失去了工作，无疑将成为统治江南这块新领土之时的不稳定因素，这意味着必须为他们创造工作。

忽必烈政府将这部分庞大的潜在武力调往各地参加军事活动，其中最优秀、战斗能力最强的士兵们被首先选拔出来，或是编入忽必烈自己的直属侍卫亲军，或是送到对抗昔里吉、海都和都哇等势力的中亚战线中去。稍后我们便可以看出这些人发挥出了怎样让人预想不到的作用。第二批被选拔出来的人被派往广东、广西地区的山岳扫荡战中，随后又被派往可以实现陆地进攻的越南、缅甸战场。

然而，蒙古还留下了大量未被选拔出来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弱兵”。虽说是职业军人，但未必所有人都有强大的战斗能力，相反，更多的是无法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老兵、伤兵以及小兵。因此，这里所说的职业军人只是指被包含在政府预算中的人，并没有其他意义，其中甚至还有人因为继承家业而成为军人。无论如何，这些人只要本人登记成为军人的话，哪怕整天无所事事也可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

同时，在历代中华王朝中，兵为卑的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北宋和南宋，标榜文明国家，但现实中又是有庞大军事支出的军事国家，而在统治者、士大夫的意识里却还是以文治为尊，以兵事为贱。自然而然，军队就成了弱兵和无业人员的集团，在和平年代，这也可以看作是维护秩序和风俗的一种社会政策；然而一旦战火点燃，便出现了耗费预算却又不起作用的负面结果。北宋、南宋的弱点之一就在于此。

忽必烈政权希望将这些“弱兵”投入海外进攻中去，其最初的尝试，便是第二次远征日本的“江南军”。他们带在身上的似乎并不是武器，而是农具，也就是说，十万大军中的大部分更接近于迁徙的“移民”，或者可以说从庆元出港的这支大舰队，实际上是一支“移民船队”。进行武装的恐怕只有阿塔海等蒙古武将率领的少数监视部队而已，若是这样的话，那么派出一名中级武官也就足够了。对远征十分积极的范文虎，可能也兼任着管理这些“移民”南宋旧兵的职责。

这样一来，在第二次远征中可以成为实战力量的，便只有从高丽出发的“东路军”了。与第一次远征时相同，这是一支由忻都担任主将，洪茶丘辅佐，蒙古、汉、女真族军队组成的“蒙古军”与由金方庆率领的高丽军队组成的联合军。虽说这支军队总计四万余人，但其中水手及补给工作人员较多，实际的战斗力与第一次并没有很大差别。这支部队已经有过一次远征经验，现在为了一定程度上的长期作战准备了充足的作战工具、装备和粮饷，率先到达日本并发起了进攻。随后，搭载着“江南移民”的大型舰队直接经过东海也到了日本。这似乎并不是依据作战计划的行动，如果是的话，那么像一般的定论中提到的——“东路军”是因为贪功才违反约定、率先行动，从而导致了这一番苦战——这种勉强的解释也就没有必要了。

蒙古原定的两阶段作战计划并没有实现。在七年的时间里，日本也发生了改变，他们已经做好了全面充分的迎敌准备。

在第一次远征的翌年，也就是至元十二年（1275年）由忽必烈派出的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鲁丁等人，在五年后被掌权的北条时宗于镰仓和龙之口斩首处死了。日本不仅拒绝了书信往来，还杀死了所有的官方使节，这无疑是一种“蛮行”。只是，和当初不考虑结果的胡乱杀人不同，这次是有意的开战后的表态。且不论其做法是否合适（也可以通过遣返来表态），但这种向国内外阐明自己作为日本国不惧交战的决心还是可以理解的。其中，第一次的交战意义重大。

北条执政的政权在实务处理上有能力且十分果断，一旦决定迎击便会及时应对。首先，以九州和日本西部为中心，实现了“异国警国”的轮班制和赋税的组织化；在预测敌军登陆的博多湾一带沿岸，通过分工协作建起了“石筑地”；在九州北部和本州最西部的长门，还搭建了以北条得宗家族为首的防卫、警备联络网。

至元十八年（1281年），蒙古军的第二次远征日本，在双方都准备充分的基础上正式开战了。打个比方来说，就是绷在弦上的箭终于发了出去。

这次战争变成了水战，“东路军”未能顺利登陆，他们被石墙以及部署在周围的日本军队阻拦在外，经历了一番苦战。在远道而来的舰队发挥出其陆上战斗力之前，日本军便在岸边将其击退，这一切合实际的作战计划也收到了应有的效果。最终，“东路军”在博多湾进退两难，作战计划被完全打乱。

六月，庞大的“江南军”虽然到达了北九州的西北部却无计可施。由于没有战斗能力，这样的结果也是必然的。如今，两军会合之后形成了超过五千艘舰只的舰队，犹如迷失的巨象一般，全部漂浮在海面上无法自由移动。于是，他们从平户湾向鹰岛附近海域移动，仿佛在特意等待着什么一样，日子在毫无进展的情况下一天天过去了。就在这时，飓风袭来，蒙古来袭最终为飓风来袭所终结。

不管有没有飓风，第二次远征可能都会以失败告终。只是忽必烈政权似乎对这次失败并不在意，或许是因为损失主要集中在“江南军”上，新制造的大型军舰毫发无损。“移民”乘坐的中小型舰船及旧船可能都在飓风中沉没了，而作为军事力量的海上战斗力几乎没有损失。消失在海面上的南宋旧兵实在可怜。若是说得残酷一点，就蒙古政权而言，将他们赶出海外本身就是这场战争的目的之一。

“海外移民”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海外弃民”。尽管如此，南宋旧兵们落入海里也只是一个结果，而并非忽必烈政权预先设计好的初衷。应该说，这在本质上与国家故意导演的“逃难船民”相比有根本的区别。

蒙古征日的余波

战后，日本依然保持紧张的气氛。北条执政府仍旧没有解除迎击态势。与此同时忽必烈政权则更加积极地准备对日远征。对日远征已不再作为南宋作战的战后处理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中央政府主导的关乎国家威信的重要一战。

如果忽必烈的战略成为现实，日本将遭受巨大的不幸。但是历史并非如此。我们将在后面说到，忽必烈政权的最大拥护者东方三王族为了拥立塔察儿的孙子乃颜当盟主，发动了大规模叛乱。忽必烈政权遇到了最大的危机，整个东北亚都变成战场。为对日作战征召的部队因此也不得不转而投入这场战役。随后，在长达五年的大乱战后又过了一年多，忽必烈去世了。后来，海都又向忽必烈的继承者，也是他的孙子成宗铁穆耳的政权发起挑战。这一系列战乱的余波一直影响到14世纪的最初十年。阻止第三次蒙古来袭的是蒙古内部的暴风雨。

尽管如此，北条政府直到政权倒台为止都始终没有放弃抵抗。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蒙古来袭的时代”是国家与政权对立的时代。来袭前以及在来袭的过程中，日本的贸易船只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来袭后，两国甚至迎来了一大波经济文化交流的浪潮。实际上明治时期之前，这么大规模的中日交流非常罕见。政权层级相敌对，民间层级交流密切——这就是“蒙古来袭时代”的真相。

到后来足利政权上台后，足利尊氏和足利直义都热衷于日本和元朝间的贸易往来。日本名副其实地成为以大元为中心的“欧亚大贸易圈”的一员。

“蒙古来袭的时代”在日本一方产生了奇妙的副产品，那就是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中的神国思想。这与后醍醐天皇的由王主导的一元国家观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有趣的是，后醍醐的身边散发出受到藏传密教影响盛行于忽必烈王朝的密宗的浓烈味道。后醍醐和亲房很显然都是蒙古时代的产物。（顺便提一句，后醍醐考虑纸币发行等事件就是其象征。日本与大陆文明的交流不能单纯停留在口号上，在认真研究大陆局势的基础上，是否有必要重新考察从镰仓末期到南北朝之间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呢？）

江户后期由国学者重新提起的神国思想与亲房相比，只能说是封闭的时代环境和心性的产物。“蒙古来袭”在那时来的正是时候。“元寇”这个词也是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应时而生的词。寇是小偷、贼的意思。

倭本来是一种负面形象（指扭曲、萎缩的人）。这两个字连起来的“倭寇”有中华思想的背景。暂且不提其中人种差别的文明观，文字自身微妙的感情色彩是可以感受到的。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基于大陆文明的视角，来自海贼、海盗这些生活在海洋文明下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它是从历史事实中诞生的文献上的词。另外，元寇从汉字组合上来看很奇怪。代表中华王朝的“元”和表示贼的“寇”，本来是很难连在一起的。这其中包含了日本列岛强烈的政治姿态。越是在意历史上的“倭寇”一词，就越是刻意地通过以牙还牙创造“元寇”一词来表达政治信息。

也可以说，这是用狂热的头脑和情绪故意造出的词。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蒙古帝国形象，是在强调日本国家的特殊性和一体性的基础上进行欺瞒性宣传的方便工具。就像对于在“强大的美军来袭”时为“保卫国土”而挺身突击的形象的联想中，“神风”这个词语不幸地出现了。而当我们回想起那些为之付出了宝贵生命，或是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人时，沉痛的心情就无法抑止。

到了二战时期，与之相对应，“元寇”一词时常被用在其他国家抵抗蒙古侵袭但失败的情况下，这个词的出现是为了唤起亚洲其他民族的连带感情。作为学习历史的人，我再次感到诚实地对待历史事实之难。

欧亚大贸易圈

在第二次远征日本之后，在江南驻留、发展的大元帝国各军队，开始频繁地向东南亚半岛地区及多岛海域出兵。原南宋国的职业军人自不必说，蒙古在吸收和平定广东、广西地区的“非汉族地带”，以及湖南、江西、福建等山区居民之后收编的多种族部队，也经重新编制而被征用。那时的蒙古军已经成为毫无游牧民色彩的“蒙古军队”。

向东南亚的“进攻”通过陆路和海路两条路线展开。特别是通过舰队进行的海上进攻，将目标瞄准了位于现在越南南部的占婆国（汉字也写作占城，或占八），以及现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这样的“东南亚侵略”，除了在云南大理直接经由陆路到达现在的缅甸北部实施进攻之外，几乎全部失败了。这几次出兵确实也有军事进攻的一面，然而，进军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平常所说的长久统治，而是为了确保通商和交通上的据点与路线。如果将这些失败看作是大元帝国“殖民地统治”的挫折，那就大错特错了。

而进攻大军的指挥官们，也是从原来在江南驻军的二等、三等将官中选出级别最低的予以任用；从阵容上看，且不论舰队本身，陆战部队的士兵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不值一提。从蒙古的整体水平来看，可以说这些部队是根据目的地的不同，经过各自斟酌之后，直接在当地征兵后所组成的。若是忽必烈中央政府认真考虑实施军事进攻的话，无论是在人员上还是编队形式上，都会有更好的选择。

以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东北亚内陆地区乃颜之乱爆发为分界线，忽必烈王朝对待东南亚、印度洋地区的政策明确转换为以经济、通商为基础的和平友好路线。这一年，以星剌哈的威（现斯里兰卡）的锡兰岛为首的“南海”（指印度洋南端的海域）二十四国向忽必烈派遣了使节团，情况迅速回到了和平共处、经济友好的轨道上来。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蒙古“远征爪哇”时，由于陆战部队草率地介入了当地的内战，导致其不得不从关键的沿海港湾地区撤离。这件事可以说是一次意外。然而，这次事件也成为蒙古遭受误解的原因之一。

蒙古与穆斯林海洋企业家集团联动开展的此次“爪哇远征”，初衷是在东南亚多岛海域开展国家层面上的通商活动，也是国家主导的海外通商振兴政策的一环。然而，搭乘着一万五千名人员的大元帝国舰队，是出现在南海及爪哇海上的史上规模最大的舰队。

虽然有些“定论”中提到了“东南亚侵略的失败”，可在至元三十年（1293年）前后，南海—爪哇海—印度洋这一南方海上路线却正式并入了蒙古的势力范围，关于这一点我们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瓦撒夫史》与《马可·波罗游记》中都一致提到，同时承载着“马可波罗”一家的这支大元帝国使节团舰队，载着即将嫁到旭烈兀兀鲁思王室的蒙古公主从泉州出海，途中寄停在各沿岸城市，最终到达了伊朗的忽里模子港口。这也是忽必烈去世之前一年的记录。虽然“马可·波罗”这一形象十分模糊，但的确有人经历了这一切，同时，当时的公主、使节、舰队也都确实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此时，从中国到印度的海域已迅速成为大元帝国舰队掌控的范围了。从中国沿岸出发的船只开始在海上航行。从印度向西，伊朗、阿拉伯的阿拉伯帆船（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小型船只。以每根桅杆上挂一面三角帆为特征，侧板不用钉子，而是用椰子纤维缝好固定）往来频繁，旭烈兀兀鲁思的权威笼罩着这片海洋。13世纪末，在蒙古的势力范围下，内陆与海洋两大世界，以及贯穿二者之间的交易通道互相连接，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循环体系。此时的欧亚世界，从东方的日本列岛到西方的不列颠岛，都被这个宽广的连锁网络连接起来。据确切的记录显示，这是史上空前的。

从那以后，在以蒙古为核心的稳定的国际环境中，东西方的通商往来与交流变得异常活跃，首次出现了一个可以称为“欧亚大贸易圈”的全世界规模的整体。

东有泉州、广州等地，西有靠近波斯湾的忽里模子，而在二者之间偏南的地方有苏门答腊岛的巨港渤淋邦、婆罗洲岛的文莱、接近印度南端的马拉巴尔海岸以及马八儿海岸各港口，北边黑海沿岸的苏达克、朝向亚速海的塔纳等港口城市也十分繁荣。哪怕是在蒙古的敌人——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的统治之下，“卡里米商人”的商业活动也离不开同东方的贸易合作。地中海的威尼斯、热那亚等港口城市国家便更不用说了。

在各种商品中最能象征这个时代精华的便是中国的青花瓷，日本叫作“染付”，波斯语中的意思为“青金石制作的东西”。这种瓷器是在中国原有的白瓷上用钴蓝色的颜料绘制而成，生产于中国景德镇，大量出口西方世界。

然而奇怪的是，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海上商线说成是“传统亚洲贸易系统”。我们不能否认相应基础条件存在的事实，但是，它们此前还未以完整的形式被系统化，也就是当时还有人抱有不愿意认同与蒙古之间关联的心理。关于陆上、海上两个方面，也有人提出了“前期世界系统”的论调，但这也还是存在想向最近被炒得火热的“世界系统论”靠拢的心理。姑且不管这些难得出现的用语，此次东西方大规模交流是蒙古与忽必烈两大历史条件重叠的产物，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此后，蒙古国以至人类的历史，都开始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Ⅳ 缓慢的大统一

14世纪，旭烈兀兀鲁思的细密画中描绘的宴会场景。画中有坐在王位上的国王、王妃及环绕在周围的群臣。

12 从内陆纷争到东西和睦

第一次反弹

忽必烈政权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初成功吞并了南宋国，在这个延续着胜利之喜的夏天，中亚的伊犁溪谷又发生了大事件。

五年前，为了直接协调八剌失利后陷入混乱的中亚局势，忽必烈将动员了皇室、族长和传统千户而编成的大军交到了四子——北平王那木罕手中。在忽必烈嫡子之中，那木罕因性格勇猛果断而最被看好，于是他率领最强的蒙古大军进驻察合台家族本部的阿力麻里，以威慑镇压乱局之中的窝阔台、察合台各派。

正式被忽必烈册封为“可汗达鲁花赤”的阿八哈所统率的旭烈兀兀鲁思则派出东部方面军团常驻伊朗东部呼罗珊。忽必烈家族同旭烈兀家族的合作之意已十分明确。

如果东西“夹击”的局面持续下去，那么“海都兀鲁思”和成立于14世纪的“察合台兀鲁思”都将不复存在，或许忽必烈的霸权从此以后便可以直接笼罩整个蒙古。但事情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蒙哥去世后的一系列变动现如今出现了反弹之势。

原可汗蒙哥的儿子昔里吉和前任可汗阿里不哥的儿子药木忽儿、灭里·帖木儿都在伊犁溪谷的那木罕军中，但他们此时却加入了拖雷家族旁系脱黑·帖木儿的计划。他们将昔里吉推举为盟主，在军中发动了政变，把将军那木罕送到术赤家族的忙哥帖木儿手中，把副将军——札剌亦儿家族的安童送到海都手中。

安童是原谋将霸突鲁的遗孤，从母亲的血统来看，可以算作忽必烈的外甥，那木罕的表兄弟。忽必烈在起用自己三个儿子的同时，任命安童为臣僚中级别最高的右丞相，使其成为中央政府的首要人物。在事变发生的前一年（1275年），忽必烈将一支军队交给右丞相安童，让其作为副将与那木罕的进驻军队会合。而在同时进行的进攻南宋战争中担任将军的，是地位仅次于安童的左丞相伯颜。蒙古以右为尊，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忽必烈政权此次双线作战中两方各自的意义及地位。

然而事态骤变，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镇压中亚地区的那木罕大元帝国军队一瞬间土崩瓦解，整个帝国的势力平衡也发生了剧变。忽必烈政权迎来了危机。

促使“叛乱者”发动政变的，正是潜藏于心底的怨恨。忽必烈对他们来说既是伯父也是敌人，他们希望推翻忽必烈政权后，尽可能由不含有忽必烈家族及旭烈兀家族势力的拖雷一门建立新的政权。

然而他们的愿望落空了。海都和忙哥帖木儿都没有做出回应，二人都想避免与忽必烈直接对抗，而选择在旁观望。这也是自然的，二人并不像昔里吉等人一样有着“仇恨”之心，反而希望叛乱者一家可以得到整治。虽然因怀有同样的怨恨而发动了政变，但拖雷各派缺少一个领袖，因而注定不会有结果。昔里吉等人曾妄想海都和忙哥帖木儿会“响应”“臣服”于自己，实在有些单纯了。当时在大元帝国境内确实出现了响应昔里吉等人的动向，但都被反应敏捷的忽必烈即刻镇压下来。

争夺的关键在于“祖先兴隆之地”——漠北的蒙古高原。南宋之战的英雄伯颜此时同南宋皇族、高官一起，带着历代图籍和稀世珍宝回到了上都，忽必烈立即将其派往漠北地区，而他麾下的主力部队也被紧急从南方调往北方。因此，在临安开城后的江南，留下的兵力寥寥无几。尽管如此，蒙古还是很快收复了江南地区，很明显，这并不是蒙古军队实力上的胜利，而是江南地区民心所向的结果。

伯颜在北部的蒙古高原也立下了大功。他将保护要塞哈拉和林作为重点，将军队朝着哈拉和林大规模铺开，逐一击溃了从西边进攻过来的昔里吉“叛军”。而原本就是各自抱有奢望而临时集合起来的昔里吉等人，在未能如愿占领蒙古高原之后，弱点暴露无遗，从内部自然解体了。

自从八剌失利之后，大元帝国军队差一点就实现了直接统治中亚地区的目标。此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出现。在那木罕军队面前，曾退居到河中地区的海都再次大显身手。再加上“叛乱军”之中，大多数人都选择向忽必烈政权投降，只有阿里不哥一门的核心人物药木忽儿和灭里·帖木儿因为惧怕忽必烈的处罚，选择寄身于海都门下。阿里不哥一门继承了原拖雷领地的大半部分，其牧地范围也逐渐扩大到了蒙古高原西部的阿尔泰地区。

有意回避忽必烈体制的海都的西方窝阔台家族、海都的傀儡都哇率领的西方察合台家族，以及统治着阿尔泰地区的阿里不哥家族，从西向东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集团。当时波斯语史书记载的“mamlakat-i Qāydū’ī”即“海都之国”指的就是这个集团。

如之前所述，从1280年前后开始的近二十年时间里，这一形态在中亚地区固定下来。最终忽必烈政权还是没有解决中亚问题，只是此时的“危机”还不算大。

乃颜举兵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距“昔里吉叛乱”爆发近十年之后，巨大的震荡再次袭击了忽必烈政权。斡赤斤家族的年轻首领乃颜，率领东方三王族举起叛旗，想取代忽必烈掌握政权。东方三王族对于忽必烈政权来说，是中流砥柱一样的存在，而这次正是从这里燃起了反叛之火，政权的基础很有可能瞬间崩塌。

在中亚地区势力已十分稳固的海都也予以响应，这便形成了东西皇族的庞大势力集团首次联合起来威胁当下政权的局势。蒙古本土阔列坚王族的首领野不干也与之遥相呼应。阔列坚是成吉思汗晚年的宠妃忽兰之遗孤，虽为庶出，但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政权交替时，获得了象征最高级别王族的四千人分封，在外蒙古高原的中央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家族兀鲁思。阔列坚在蒙古本土拥有自己的领地，这在皇室汗国之中实属少见。

这样，在蒙古的各东西汗国之中，除了最西边的旭烈兀兀鲁思和钦察汗国之外，几乎所有集团都参加了此次“乃颜叛乱”。

回头来看，早在第二次远征日本之后，东方三王族中就已经出现了微妙的动向，忽必烈政权位于辽东地区的分支机构在与东方三王族的势力范围接触时，二者之间不断发生着碰撞和摩擦。在为屡次出征日本而开展造船活动时，忽必烈政权在属于东方三王族的满洲北部砍伐木材，并为了伐木、搬运、造船等一系列工作征用女真族人，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就是纠纷的原因之一。

从至元二十年（1283年）前后开始，忽必烈朝廷中开始有人明确提出和讨论需对东方三王族保持警惕一事。而一旦互相之间的信任被破坏，越是之前无条件相互信任的伙伴，就越会因为一点小事而激发更大的不满和不安。事态逐渐升级，蒙古帝国内早已不是当初远征日本时的状态了。在持续的紧张之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忽必烈政权在辽阳以东京行省的名义，首次正式设立了地方机关，这也是中央政府中书省的外设机关之中最高级别的地方机关。

在不信任的漩涡之中，这看似理所应当的举措反而直接暴露了忽必烈政权的警惕之心，可以说是下下之策。自然，东方三王族一方十分愤怒：我们是这个国家成立的功臣，忽必烈到底在防备我们些什么？这成为随后事件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忽必烈政权见状连忙将东京行省换成了低一级别的宣慰司，但为时已晚。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四月，东方三王族遵循一直以来的惯例，以斡赤斤家族的首领乃颜为盟主，集结成军一跃而起。

东方三王家家族的军队跨越兴安岭的东西两侧，大范围地开始了军事行动。乃颜手中的斡赤斤家族大部队作为主力部队，直接推进到了势力范围的南部——西拉木伦河（辽河）附近。而哈赤温、合撒儿家族的各王族将领，也做好了同时挥军南下的准备。

忽必烈政权面临有史以来的最大威胁。而此时，原本支撑着忽必烈大元帝国的主干力量——燕王、皇太子真金，北平王那木罕（在昔里吉叛乱之后，被钦察汗国送回），安西王忙哥剌三位嫡子接连去世，三大王国也只能由孙辈继承。本来可以依靠的亲生儿子也已经不在了，这在忽必烈的一生中，可谓是最大的危机。

忽必烈的最后出击

已是七十三岁高龄的可汗忽必烈决定亲自领兵迎击。这是一次悲壮的进攻，但忽必烈十分果决。下令做好迎击准备之后，阴历五月十三日，忽必烈集结了身边的军队，领兵冲上前线。这是一次从象背的龙辇里发动的进攻，其他各路军队均大受鼓舞，紧随其后，忽必烈的主力大军则快马加鞭。这成为取胜的关键所在。《元史》等汉文史料和波斯语史料《史集》，以及“马可·波罗”对这段历史的记录几乎完全一致。

第二年六月三日，忽必烈亲自率领的直击部队突然接近位于西拉木伦河北侧的乃颜大营。乃颜疏忽大意了，他一心以为无路可走的忽必烈必定会忙于应付各方面的危机，不可能直接攻打自己，更没想到已是暮年的忽必烈会直接挑起主力军队的决战。乃颜似乎是景教徒，在他自己的帐营上还挂有十字架。当他和爱妻在寝殿休息时，突然传来了忽必烈大军出现的消息，乃颜大吃一惊从床上一跃而起。但是此刻，突如其来的打击是致命的。

忽必烈当机立断，向混乱之中阵容不整的乃颜军队发起攻击。此时悬念再次出现，忽必烈大军和乃颜大军的武将们曾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双方上了前线后只是骑马互相问候，并没有开战的意向。忽必烈判断这样下去整个奇袭计划可能会化为泡影，于是亲自率领以象队为核心的特殊亲卫军（侍卫亲军中的最精锐部队）突击乃颜军营，这是一场赌博式的行动。

在此，两军一举进入决战。在忽必烈突击队如锥尖一样深深刺入敌军内部的逼人气势下，战意低迷的乃颜军队溃不成军。但这时，仅率领少数兵力发动攻击的忽必烈陷入了危险之中，忽必烈的战象由于遭到敌军弓箭过于密集的攻击而不得不逃向后方。而在混乱的战况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忽必烈作为自己的“常备军队”努力培养的，由钦察、阿速、康里等各族军团组成的特殊亲卫军。

他们作为西北欧亚地区的外族，素日为大汗的日常生活服务，以“驯鹰人”“酿造黑马奶酒的人”（马奶酒中以黑马奶酒为最上乘）“跑腿”等身份往返于大都和上都之间。但这只是他们的“表面身份”，实际上他们各自分为几个集团在上都附近的草原地带设置营地，一旦发生紧急事态，便立刻转换为对大汗忠贞不贰的机动部队。

这些人是在蒙哥随拔都西征之时被带回东方的。忽必烈成立政权之后，为了补足直属军团的空缺，便将这些突厥系的游牧民们收编进来，之后也继续积极地从西北欧亚草原上引进人马。当我们留意他们的故乡、编入军队的过程以及作为外族出身的突厥系“隶民战士”的身份时，我们不禁想起在中亚、西亚、北印度的伊斯兰世界中广泛出现的、推动了时代发展的“马木留克”，即所谓的白人（来自突厥等派系）奴隶军。或许我们可以将忽必烈旗下的这些战士称为“来到东方的马木留克”吧。

这样的特殊亲卫军在蒙古地位低下，甚至受到了蔑视。对于“被埋没”的他们来说，与纯正的蒙古人一同作战是一次绝好的机会。面对敌军的蒙古将士，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兵戎相向。凭借由钦察、阿速、康里等非蒙古系军队的殊死一搏，忽必烈大军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见到大局已定的乃颜大军放弃了抵抗，立即投降了。或许他们也是由于明知蒙古人不可能杀害蒙古人才这样做的。事实上，败军中几乎没有人被处死，只有领兵的乃颜被捉拿，也只有他按照贵族的礼仪被不流一滴血地处死了。只要“反叛军”的象征——乃颜死了也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对其他人施以刑罚。六月十五日，忽必烈军队还彻底接纳了乃颜的辎重军，乃颜军队从此便不复存在。这从可汗忽必烈出击开始，只过了一个多月。

年轻的乃颜作为公子哥，几乎没有实战经验，再反观身经百战的忽必烈，一切便都可以见分晓。无论是为奇袭敌军大本营的紧急出击，还是战场突击，忽必烈的指挥都十分出色，他凭借自己的实力渡过了最大的危机。

东方三王族“叛军”在主力军队被消灭后，之前开展的一系列作战行动失去了意义，纷纷在辽宁平原及蒙古各地无条件投降。为了响应乃颜且已做好进攻蒙古本土的准备而逐渐向东推进的海都等人的计划也只能无疾而终。第二年，忽必烈亲自进驻哈拉和林，其无形的威慑力迫使海都等人统统退回了大本营。

事态渐渐平息了。东方三王族几乎全部再度回到忽必烈体制中并迅速稳定下来。只有哈赤温家族旁系的老首领合答安及其一党还在继续转战，忽必烈此前曾下令将哈赤温家族的继承者由胜纳哈儿变为也只里，这恐怕是让合答安感到不满的一个原因。

合答安及其子老的从满洲北部闯入了朝鲜半岛。东北亚地区的骚动持续了大约四年，但在大元帝国军队和高丽军队的协作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初，最初的“叛军”最终消失在鸭绿江附近。这一系列纷争被统称为“乃颜、合答安之乱”。

海都的焦虑

在接连不断的皇室叛乱之中，忽必烈依旧努力推进国家建设事业，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岁。

大元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忽必烈一代的产物。在忽必烈与世长辞之后，大元帝国将何去何从，这成了当时内外关注的焦点。但是，忽必烈在位三十年间建立的政权组织却丝毫没有动摇。

同年四月，“库力台大会”在上都召开，已故的真金的三儿子——铁穆耳即位了。铁穆耳在忽必烈晚年被授予“皇太子”玉玺，其背后有在忽必烈统治后期名声赫赫的军事英雄伯颜及其影响下的大兵团的支持。铁穆耳的庙号后被通称为成宗，其蒙古语尊号为完泽笃皇帝，即“幸福的可汗”之意。

中亚的草原英雄海都在成宗铁穆耳即位后，突然向后者发动了连年不断的浩大攻势。自然，在曾经他所忌惮的忽必烈去世之后，海都想借此机会乘虚而入，而且过度嗜酒导致身心俱疲的成宗铁穆耳的实力本身就与祖父相去甚远。用过去游牧草原的理论来讲，成宗铁穆耳无疑是一名“弱将”。在海都眼中，若是对以铁穆耳为首的大汗政权施以压力的话，或许很快便会使其土崩瓦解。除了这样的判断之外，一条让海都不得不将胜算置之度外而发起进攻的导火索出现了。

海都建立“中亚王国”的原因之一便是对皇帝忽必烈的畏惧之心。忽必烈的汉语庙号为世祖，蒙古语尊号为薛禅皇帝，意即“贤明的可汗”。忽必烈虽然聪敏过人，但对于履行职务时的怠慢之举和违法行为却意外严厉。皇室内部不断发生的反叛，也是源于在以惊人的规模和速度推进“帝国改造”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迷惑、反感，甚至对帝王忽必烈本人的恐惧。因此，对于无法认同忽必烈体制，或是被驱逐出忽必烈体制的人来说，海都那里是再合适不过的避难所了。无论王族还是臣僚，相当多的人都选择寄身于海都的势力范围之下。正所谓有忽必烈才有海都，我们无法否认海都的“中亚王国”作为忽必烈体制的对立面，其本身也是一个反作用力的结果。

然而在忽必烈去世之后，这些“避难者”便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海都身边了。若是寄身于以传统的游牧生活为骄傲的海都身边，就不可能享受到大元帝国统治下的经济生活和丰厚的恩赐。蒙古自创立以来已经过了近九十年，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差距，但王族、族长、朝臣将士们的城市贵族化及生活奢侈化已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成宗铁穆耳即位三年后的1297年，阿里不哥一族的实力派玉木忽儿、蒙哥的孙子兀鲁思不花，以及曾作为忽必烈麾下第一将军、害怕因失策受到惩罚而投向海都门下的朵儿朵哈三人率领一万二千人的骑兵军队一同投归成宗铁穆耳麾下。对于蒙古德高望重的王族和武将的回归，铁穆耳政府十分欣喜，并在阴历二月将年号由元贞改为大德。自古以来，只有在政变后成立新政权，或是出现了极大的凶险或吉相时，才会中途改元，这类先例十分罕见。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铁穆耳政府的喜悦之情。

这对于海都来说却是很大的冲击。在一代英杰忽必烈去世后，整个蒙古帝国呈现出一种出乎预料的安定氛围，若是不加以阻止的话，那么海都的“中亚王国”定会从内部瓦解，如梦幻泡影一般消失而去。海都此前一直努力回避与大汗中央政府的直接对决，但这次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政策了，他与察合台家族的傀儡首领都哇、残存的阿里不哥一族首领灭里·帖木儿一同，倾尽所有兵力，发动了孤注一掷的战争。

史上最大的蒙古会战

面对从西边向蒙古本土大举进攻的海都军队，大元帝国政府部署了四个阶段的准备。

在哈拉和林方面，北平王那木罕没有留下子嗣便驾鹤西去，随后，作为长兄曾与成宗铁穆耳争夺皇位的晋王甘麻剌及其长子也孙铁木儿（后来的泰定帝）继承了那木罕留下的领地，并统领着曾为“北方王国”的传统千户群。然而，本应成为蒙古皇帝的晋王甘麻剌此前已多次品尝过大败的苦果，亲自证实了自己果然不是皇帝的合适人选。成宗铁穆耳政府认为只靠这对父子还远远不够，于是命令“西方王国”的主人、安西王阿难答（忙哥剌的次子）也紧急转移至蒙古高原战线上来。同时，将中央军当下的王牌精锐部队——钦察、阿速、康里等各族军团交给了“中央王国”里铁穆耳的侄子海山（早逝的铁穆耳次兄答剌麻八剌的长子）手中，并将其部署于阿尔泰地区的最前线。

大德九年（1305年）九月三十日，当时带着怀宁王封号进驻阿尔泰的海山，在西藏著名的夏鲁寺发出的八思巴蒙古文令旨。在东西和平后、海山“大回归”前一年半左右写成。文字竖向书写，按从左到右的顺序阅读，其中三处印章为“怀宁王之印”的音译八思巴文。

在大元帝国的“三大王国”全部投入战斗后，几年前与大元帝国重修旧好的东方三王族，也由三大现任首领率领大部队参与战斗。大元帝国的军队拥有空前庞大的阵容。虽说此时没有像忽必烈一样卓越的领军人物，但忽必烈所留下的凝聚力这一遗产，是其最为锋利的武器。

从1300年到1301年，蒙古高原西部到阿尔泰之间的地区见证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会战。这是蒙古人之间、精锐骑兵之间的战役。战线拉得长，作战范围广，激烈的战斗在各个地区爆发。

晋王甘麻剌及也孙铁木儿父子率领的晋王家族军，原本应该成为蒙古本土防御的中坚力量，却被海都大军痛击，饱尝败绩。在战争结束后，哈拉和林部队之中由于惨败落荒而逃的人被调配去云南，这等同于流放（晋王甘麻剌在第二年的正月去世了，或许这与战败不无关联）。年仅二十岁的年轻人海山一马当先，带领军队挽回劣势，这一英勇事迹同其麾下的各族军团一样传遍了整个蒙古帝国，家喻户晓。

最后，大元帝国的大军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海都军队，在数次遭遇战之后，海都的膝盖被弓箭射中，于是他放弃了所有的马、骆驼、武器和战斗工具仓皇逃走，就这样，海都的中亚大军向西撤退，海都本人也在1301年由于这次负伤去世了。

东西和睦

这次大会战对蒙古来说，是决定一个成熟大帝国今后走向的分岔点。它向世人证明，大汗政权在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是任何势力都无法抵抗的，即使忽必烈不在了，大元帝国也依旧是一个无法撼动的国家和政权。

在中亚地区，海都的殊死一搏以全面失败告终，而海都的死也带走了整个“王国”团结起来的向心力，事态急转直下。长年以来，都哇安心扮演着海都身边的二号人物，他筹办了海都的葬礼，向世人宣告如今自己是当下中亚地区的一号人物了。虽然海都生前在众多子嗣当中点名让优秀的斡罗斯作为继承人，但都哇无视这一点，故意推选不得人心且愚昧的庶出长子——察八儿继承西方窝阔台家族。

都哇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以海都家族为中心的窝阔台一族一分为二，陷入了内战状态。都哇在努力维系窝阔台系诸多王族的团结之外，暗地中也和盟友察八儿一起与大汗铁穆耳保持联系。在都哇这一系列行动过后，中亚地区的王族和将领均再次向成宗铁穆耳宣誓臣服，这样一来，长期纷乱的引火石——中亚地区终于回到了大元帝国怀抱之中。

1304年，大汗政府派出了宣告全面和平的使节团，并在途中与大元帝国统治下以出伯为首领的东方察合台家族、中亚地区都哇统领的西方察合台家族、察八儿统领的西方窝阔台家族等使节团会合成一个“大型旅行团”，接连拜访了钦察汗国国王脱脱及旭烈兀兀鲁思国王完者都。

整个蒙古帝国均对这样的统一表示欢迎，大家都明白皇室之间的纷乱和对立事实上对于任何一方都是没有意义的。回头来看，从蒙哥突然去世时开始，更直接的是在八剌出现之后，帝国纷争就以内陆草原为主战场一直延续着，直至大德七年（1303年）才宣告终结。大德九年（1305年），蒙古帝国的东西方进入了完全的和睦状态。

在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收藏着一封由“伊朗之地”的蒙古君主、旭烈兀兀鲁思第八代伊儿汗——完者都写给时任法国国王的美男子费利佩（四世），日期为1304年的畏兀儿文字蒙古语“国书”。其中，完者都高调赞扬了自己所在的蒙古帝国再次恢复全面协调与融合的状态。记录世界历史的《史集》也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诞生的。

同时，在内容上与《史集》的“世界史”相关联而创作出来的《五族谱》，也反映了当时东西和睦状态下蒙古的世界观。在《五族谱》中，构成“世界”的各个种族，特别是关于犹太、伊斯兰、蒙古、法兰克（欧洲）、乞台（中国）五个民族，其历代掌权者、王统均以图谱的形式呈现出来。现存的唯一抄本被收藏在托普卡帕宫博物馆里，若是我们将其中各页拼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五大部分均能各自构成一幅巨大的系谱，世界“五大种族”的历史、系统、兴亡之路便都一目了然了。

恐怕蒙古主要汗国的首领们，正是一边看着这部“视觉版世界王统图”，一边理解着人类和历史的发展潮流，思考现实世界中的政治结构，这正体现了蒙古想将“世界”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愿望。

都哇篡夺中亚

这样东西和睦的局面，对于纷争发源地——中亚地区来说有另外的意义。都哇和他的儿子们开始了篡夺“中亚王国”的行动。都哇一族在明暗两面与成宗铁穆耳政府保持联系的同时，试图从内外动摇海都家族及窝阔台一族，将中亚地区据为己有。这成为八剌去世后海都所作所为的翻版，从这时开始，恩仇又将继续。

即使在东西和睦之后，海都率领的大元帝国中央军团依旧驻扎在阿尔泰一带，对中亚施加有形或无形的压力，而都哇一族则直接与海山保持着联动。反观海都家族及窝阔台一族，在内部，察八儿与斡罗斯的争夺愈演愈烈，在外部，由都哇一族统领的察合台家族军队和由海山率领的大元帝国军队对其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随后，窝阔台势力被逐个击溃。

在这样的乱局之中，1306年，曾作为原海都王国中重要臂助的灭里·帖木儿的“阿里不哥兀鲁思”脱离原有的联盟，正式被认定为成宗铁穆耳政权下的一个家族兀鲁思。

从1306年到1307年，海山麾下的大元帝国驻军向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窝阔台家族本部发起攻击，并施以军事占领。从此以后，所谓的“窝阔台兀鲁思”，也就是实际上的海都兀鲁思这一政治联合体便彻底消失了。

在大汗的权威下，中亚地区确立了以都哇一族为首的察合台家族独立主权，也就是“察合台兀鲁思”的诞生。察八儿在扮演小丑之后遭到了抛弃，最终于1308年逃入大元帝国，作为从前海都的投下领地、河南汝南地区的小首领终其一生。

这里的汝南，也就是蔡州，曾是金朝灭亡之地，也是忽必烈决定南下鄂州并夺取政权的一块跳板，不得不说真是因缘巧合。

“皇太后”卜鲁罕的阴谋

然而，始于中亚地区的变动之波并未就此停息。

大德十一年（1307年）一月，一直卧床不起的成宗铁穆耳去世了，在位十三年，终年四十二岁。成宗铁穆耳有一个儿子，汉字写作“德寿”，蒙古语中也按汉字的读音叫作“德寿”，成宗即位后曾被立为皇太子，但不久便夭折了。而之后成宗一直没有儿子，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再次出现了悬念。

铁穆耳在位后期，由于染病甚至无法主持朝政，实权掌握在正室皇后去世后继承了其地位的伯岳吾族卜鲁罕皇后手里。事实上，无论是大会战还是之后的东西和睦，都是卜鲁罕皇后借成宗铁穆耳之名指挥着大汗中央政权。

已经习惯了长年掌握大元帝国的宫廷和政府的卜鲁罕皇后，事到如今已不想失去掌权者的地位了。她使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手段。她向“西方王国”的主人、安西王阿难答派遣密使，请求其立即来到大都继承帝位，并承认自己“皇太后”的地位及权力。此时，阿难答已经离开了长年驻留的蒙古本土，与刚投降不久的“阿里不哥兀鲁思”首领灭里·帖木儿一同，为谒见成宗铁穆耳而踏上了朝拜之路。

安西王阿难答陷入了狂喜之中，同时拉拢了整个皇室中屈指可数的实力派——灭里·帖木儿。根据东西方史料记载，阿难答似乎向灭里·帖木儿保证，若来日政权到手，一定将其奉为“副王”。的确，当时阿难答的形势十分有利。随后，阿难答与灭里·帖木儿联手进入了大都，虽然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事实上，阿难答政权的确一度建立起来了。

虽说是“三大王国”之一的首领，但阿难答只不过是先帝成宗铁穆耳的堂兄弟，他的即位招致了大元帝国中央政府各层的排斥。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卜鲁罕“垂帘听政”运作的结果。首先，先帝的二哥答剌麻八剌留下的两个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都是“中央王国”下属的贵族，也就是先帝的侄子，根本没有理由特地从“西方王国”召回阿难答即位。

这一点卜鲁罕也早就心知肚明，但她却不想那样去做，她有她自己的理由。事实上，这源于女人之间的复杂感情。波斯语史书《瓦撒夫史》最为详细地记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生母答己，是卜鲁罕最痛恨的女人，因为在二哥答剌麻八剌去世后，成宗铁穆耳曾一度想将其遗孀答己娶入自己宫中。

答己出身于联姻民族弘吉剌惕，即使在以美貌著称的同族人当中似乎也是出类拔萃的美女。成宗铁穆耳为答己的美貌所倾倒，积极主动地邀请答己来到自己的后宫。虽然体弱多病，但铁穆耳似乎十分喜欢女人，而且他也有迎娶亲哥哥的正室答己的正当理由。

这是因为在欧亚中部的突厥、蒙古系游牧社会中，“嫂婚制”（人类学的术语叫作收继婚）十分普遍。它指的是儿子、弟弟、侄子或外甥等地位较低的一方，可以收继过世的父亲、哥哥、叔叔等人的遗孀。这在历代的汉文文献中被视作有违人伦常理的羞耻牲畜之道，并成为自古以来中华文化人士攻击游牧民族及其社会的最佳理由。然而这种社会习惯的形成有相应的背景，至少首先，他们不会迎娶自己的亲生母亲。

牧民社会的收继婚主要有两种。首先来看普通牧民的情况，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女性在丈夫去世后便失去了男性劳动力，想要单独生活或是母子相依为命都十分困难，而收继婚便可以保护这些难再改嫁的女性。

其次是贵族、族长等富裕阶层。在游牧社会中，牧地的草量受到限制，很难在同一个地方集中大量牲畜，因此放牧不得不分散成几个地点，并委托妻妾们进行管理。也正因如此，游牧君主们均拥有多个斡鲁朵（营帐群）。而在继承某个人的遗产之时，也必须要收继其遗孀们，这对难再改嫁的已婚女性来说，无疑是维系稳定生活的保证。少夫“娶”老妻的情况也比比皆是，而对于性的过于强调，无疑是鄙俗的心理在作祟。

对于成宗铁穆耳来说，答己便是合情合理的收继婚对象，至少作为一种礼节，铁穆耳必须要向其求婚。同时，从铁穆耳的角度来说，若是收继了答己，除了亡兄的财产之外，也可以收养其两个遗孤——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这对于膝下无子的铁穆耳来说，便可以一举收获两位“继子”。

这是卜鲁罕所无法忍让的。且不论作为女人和妻子所感到的屈辱，而且答己出身要比自己尊贵得多，更符合正宫皇后的资格。若是海山或爱育黎拔力八达当上了皇太子甚至下任皇帝，卜鲁罕势必会落在答己的下风。

卜鲁罕对此反应十分激烈。此时成宗铁穆耳已经卧病在床，1292年，握有实权的卜鲁罕首先以本土防御的美名，将答己的长子海山送往蒙古高原战线的最前线；接着以封赏为名，将其痛恨的答己本人及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赶出大都，送至原答剌麻八剌的投下领地——河南怀孟（黄河流域中段最大渡口所在的北岸孟津及其周边地区），事实上这完全等同于流放。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过，卜鲁罕在丈夫铁穆耳去世之后，才会想着将帝位传给安西王阿难答。在被看作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三大王国”的王族之中，阿难答是距离帝位最远的人，这在卜鲁罕看来却是刚好合适。

海山的夺权

阿难答即位后，“西方王国”的人脉便会进入中央政界，原中央政府及“中央王国”的相关人士对此十分排斥，害怕会因此失去自己手中的特权和地位。他们暗地里集结起来，计划阻止阿难答登基。然而本来最接近帝位的海山此时远在阿尔泰西麓，因此以哈剌哈孙为首的中央臣僚们自然会想要拥立近在怀孟的爱育黎拔力八达。

大德十一年（1307年）二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答己母子启程前往大都。此时大都爆发了政变，实力强劲的察合台家族旁系秃剌杀死了与卜鲁罕阵营的左丞相阿忽台，并逮捕了卜鲁罕皇后、阿难答和灭里·帖木儿。这样一来，在大都的中央宫廷政府，中央派成功地卷土重来，并一度建立了爱育黎拔力八达政权，仅从事实关系上来说，爱育黎拔力八达恐怕已经成为第七代大汗了。然而大戏并未落幕，第三幕即将上演：海山从阿尔泰山西麓“大回归”了。

接到成宗铁穆耳驾崩及阿难答东进的密报之后，海山向麾下的将领们征求了意见。他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出发夺回帝位。海山的决断也很迅速，留下监视中亚地区形势的部队之后，他率领着剩余军队向东方进发了。蒙古高原的牧民们，对挥军东进夺取皇位的海山，给予了从上到下的热烈欢迎。据波斯语史料记载，海山为人耿直、惹人喜爱，凭借其意气风发的武者气质和冲锋最前线的英勇气概，无论敌我，收获了许多蒙古牧民的好感。十七岁那年，海山在帝国内战的最高潮临危受命，并在随后的八年时间里，在战火中与所有兵士一同流血流汗、并肩奋战，这样的同情和认同感包围着这位年轻的皇子，帮助其不断成长。

三月，海山军队进入旧都哈拉和林，据《元史》记载，在当时的哈拉和林“诸王勋戚毕会”，海山也可以选择在此召开“库力台大会”一举宣告登基。但海山和他的谋士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出了以钦察、阿速、康里等诸族亲卫军团为核心的最精锐部队，以传统的左、中、右三军方式编队挥军南下。海山自己站到了中央军队的最前列。

海山“大回归”的消息让沉迷于政变成功的大都爱育黎拔力八达政权很是困惑，再加上海山极得民心，以及其怒涛一般的进击之势，使这困惑进而转变为恐惧。对新政权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能止步于画饼充饥，在这样的形势下，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大都智囊团开始集合起来商量善后策略，最终，他们决定欢迎海山大军。大都政府并没有足以与海山大军抗衡的兵力，虽说将政权拱手相让令人懊悔，但总胜过在没有胜算的战役里被海山打得溃不成军。

爱育黎拔力八达及其下属，还有大都的重要人物均北上来到上都，和和气气地迎接海山大军。五月，“库力台大会”在上都举行，海山在全蒙古人民的支持下登基成为第七任大汗。延续爱育黎拔力八达原政权的决定，阿难答和灭里·帖木儿被处死，卜鲁罕被流放。而在其他的判决上，新帝海山不喜欢严苛处理，而是本着以和为贵的原则均予以原谅。

最终，从中亚世界掀起的风暴导致了蒙古中央政权的交替。

“蒙古和平”的到来

海山是真正受到整个蒙古的支持而即位的大汗，这在蒙古已是久违之事了。在他的领导下，蒙古上下再次回到了东西和睦、齐心协力的状态。

海山即位第二年，也是改元至大的第一年（1308年）七月，在政权基础已大体稳固之时，他向帝国西半部分的三大首领，也就是察合台兀鲁思的首领宽阇（都哇长子）、钦察汗国的首领脱脱，以及旭烈兀兀鲁思的首领完者都分别派遣了由王族、得力的大臣、将士组成的庞大使节团。拦在内陆通道之间的“政治之墙”如今已被打通，东西方的交流不再局限于民间层面，在政治层面上也很快活跃起来。

西方三大汗国之中得“利”最多的，是察合台兀鲁思。都哇及其儿子们依次站上了首领的位置，几乎已经在中亚地区完成了牧民联合体的重组，这时，盟友海山开始了之前提到的大规模进击。在海山成为蒙古大汗之后，以都哇一族为盟主的“察合台兀鲁思”得到了正式承认，对于都哇的儿子宽阇来说，在三大使节团一事上能得到与钦察汗国的脱脱、旭烈兀兀鲁思的完者都同样规格的对待，已是十分难得的政治成果了。

大元帝国和忽必烈王朝曾经的“火药库”，如今已然成为最亲密忠诚的“友邦”。至此，整个蒙古帝国的框架已经形成，以东部忽必烈王朝为盟主，都哇王朝、拔都王朝、旭烈兀王朝的“王朝联盟”位于其他各个地方权力之上，形成了一个自由的统一整体。这便是蒙古帝国在经历了种种起伏转折之后所到达的终点。

海山在向西方派遣使者的第二年，即至大二年（1309年），又通过海路向从东南亚多岛海域到印度洋地区、各个海湾城市国家派遣了皇帝特命的友好代表团。这是因为海山新政权希望再次施行从忽必烈时期以来在政经一体的基础上控制海上路线交易圈的战略。可以说，在所谓的“蒙古和平”基础上，全世界规模的梦幻般的和平、稳定状态，已经于政治、经济两方面，以及内陆、海上两方面毫无障碍地体现出来。而文化、思想、技术、信息、宗教、产业之间的障碍，在此之前便已得以清除。

已故忽必烈大帝的构想，在此时真正实现了。从如疾风怒涛一般地进行建设与变革的忽必烈时代开始，直到完成这一目标，确实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海山的作用，正是因为他有融贯东西的视野和资格，以及出类拔萃、受人爱戴的性格，才成就了现在这番大业。

王朝阴影兆现

海山的统治使得整个帝国都沸腾起来。他为了响应民众的支持，登基之后向整个蒙古范围内大发褒奖和赏赐，并将燕王、晋王、秦王这些曾经只允许封给忽必烈嫡系成员的王号，授予了主要的王族和姻族。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一举获得十三项最高待遇的家族。他还邀请所有的臣僚参加宴席。曾帮助海山夺取政权的武将们自不必说，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分散在庞大的帝国领地的人们都纷纷被中央政府授予高官，同时，拥有丞相、平章（第二级别的宰相、平章政事）头衔的人也比比皆是，毫不稀奇。

其中在历史上拥有重大意义的，是以海山即位为契机得以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钦察、阿速、康里等特殊亲卫军团。他们被海山一手提拔到等同于纯粹蒙古传统贵族的地位上来，成为新“蒙古人”。自此之后，他们登上了政治舞台，大元帝国中央政治的实权也逐渐开始由他们掌控。

海山在明白自己“散漫财政”和“松散政治”的基础上，有意地想完成曾祖父忽必烈梦寐以求却未能完全实现的蒙古势力大统一。然而此时，海山的周围已然暗藏阴影，并且有两处之多。

首先，是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14世纪初，在欧亚地区的东西方，长期的异常气象已经开始出现。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洪水、地震等罕见的自然灾害，歉收、饥荒、流亡、暴动等形成的阴霾，开始笼罩在欧亚大陆的天地之间。探求14世纪席卷北半球的长期天灾的原因，对于我们来说绝非事不关己。只是人们仅将目光局限在当时发生了天灾这一事实，以及这巨大的自然灾害给当时的政治、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在我看来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另外一处阴影出现在政权内部。

至大四年（1311年）元旦，皇帝海山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不豫”，七天之后便在大都城内的玉德殿去世了，年仅三十一岁，在位也仅有三年半的时间。刚刚开始的“新政”突然被打上了终止符。

海山的死充满了离奇之处，这种离奇在他死后也还在延续。在海山的葬礼尚未完成、推选新帝的“库力台大会”尚未举办之际——在其去世仅仅两天之后，作为海山新政中央机关的尚书省被废止，包括政府首席尚书右丞相康里脱脱（据《瓦撒夫史》记载为女真族）在内的主要臣僚全部遭到拘禁。紧接着，在四天之后，除了有一人被流放海南岛之外，其余臣僚均被处以极刑。就这样，在海山突然去世仅六天之后，其中央机关便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正式即位成为大汗。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政变了。相关的详细经过，汉文史料均缄口不提。然而，主谋和凶手就是事后受益者的这个原则是无关时代的真理。因此，哪怕海山的亲生母亲、弟弟，也就是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再如何让身边的汉族文化人士为其施以华丽辞藻的美誉，也难免被推上历史的被告席。

虽说蒙古帝国东西和睦的潮流并没有因此停滞，但也绝没有再取得新的进展。海山欲将忽必烈的构想在更大范围内予以实现的志向和希望，就此终结了。

对于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及把他们从怀孟请回来的原铁穆耳政府要人来说，海山的夺权是十分令人懊恼的。而海山的统治，正如当时汉文史料所记载的“三宫鼎立”一样，除了皇帝海山，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及皇太后答己都被赋予了等同于皇帝的特别优待。成宗铁穆耳以来的高官们也没有因为拥立爱育黎拔力八达而被降罪，而是被直接调入海山体制内任职。即便这样，他们也依然感到不满。最终，海山未能彻底清除不安定因素，反而将其直接引入政权之内，这种天真与和善要了他的命。

从此，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新政之下，海山的影子被彻底抹去了。有人将其看作是中华重心主义与蒙古本地主义对立的结果，但现实根本没有那么高尚——这无疑是源于被夺取政权之后人们的复仇之心。

此后，大元帝国中央政权开始急剧“内向”化。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如愿以偿坐上帝位之后，不知是因为已经满足于现状，还是畏惧于亡兄的幻影，整日精神不振，将自己关在宫内不愿外出。这时，权力已然掌握在了偏爱“稳重”的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答己手里。

答己也可以算作“女中豪杰”了。身心俱疲而陷入自闭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延佑七年（1320年）一月，即在位十年后去世了。答己将他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孙子硕德八剌推上皇位作为傀儡，自己继续掌握实权。汉文史料将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和英宗硕德八剌的在位时期誉为汉族文化人士得到优待的“好时代”，但这不过是“表象”。现实中，年老的答己在这十二年间，每天同其宠爱的亲信一起，恣意地游玩放纵，并沉迷于藏传密教和五台山（密宗倾向极强的文殊信仰中心区）信仰之中。

虽说如此，大元帝国这个组织仍在继续运行之中。但由于过度的放纵而长期挥霍金钱，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中央财政崩溃了，而逐年恶化的天灾无异于雪上加霜，国家的根基产生了松动。在仁宗、英宗时代，蒙古也没有继续向西方三大汗国派遣使节团。由于帝国过于庞大，中央政局的混乱和大汗权力的空洞化所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

同时，仁宗、英宗的统治模仿中华王朝的模式，恢复了小规模的科举制度，即选拔高等文官的考试制度。有人将此举奉为美谈，但实际上，正如我们只能注意到中华文化人士的评价一样，科举制度是当下极度萎缩、封闭、弱化的政权所带来的充满讽刺意味的产物（当我们纵览当时的汉文文献，可以发现汉族文化人士对仁宗、英宗以及答己极尽赞美之辞。而到目前为止，也有许多学者对此深信不疑并予以美化、赞扬。然而，在这个多语种史料并存的时代背景下，若是仅仅依赖某部特定的文献，而不进行文本批判的话，便会陷入该史料歪曲和虚构事实的陷阱中去。特别是，当该史料群本身就是为了“别有用心”的阿谀虚构而存在的时候，就很难再将虚幻的历史重新构建起来了）。

在答己专权的十二年间，明显出现了帝国解体的裂痕。蒙古帝国在实现了东西和睦，并意欲将这一成果发扬光大之时，却因为自然与人为原因的相互作用，遭受了莫大的打击。时代的光影交替循环，但跨越东西方的人员往来与物资交流，依旧以人类史上空前的规模继续进行着。

13 帝国的经济系统

企业家群体

由忽必烈构想并投入建设的国家系统，到了海山时期于内于外都暂且算是完成了。当我们研究整个系统时便会发现，究其根本，其最大的特征还是在于优先发展经济。将控制经济和流通作为整个国家运行的中心支柱，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凝结了智慧和汗水的军事组织及行政机构建设，以及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完善陆上海上物资运输网等一系列活动，都是达成国家掌握经济命脉这一首要目标的手段。从宏观角度来看，蒙古帝国原本只是一个简单的军事大国，但从忽必烈即位后，开始转向重视经济，成为一个带有通商立国的态度和色彩的、大范围的军事—通商国家。忽必烈的国家经济政策与随后在西欧出现的重商主义十分相似，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经济政策虽然由国家在主导，但还是一直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

承担这一任务的人分为两大部分，即从建立国家之时起便与蒙古国结下不解之缘的伊朗系穆斯林商业势力和畏兀儿商业势力。这两股势力虽然相似，但其实并不一样。

在蒙古时代初期的汉文文献中，二者作为一个整体，以“回鹘”或是“回纥”的名称出现。这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从8、9世纪的回鹘汗国时代开始，作为政权集团的畏兀儿与作为国际商业组织的伊朗系粟特商人已然融为一体，在此基础上，自从畏兀儿由于帝国解体而“西迁”之后，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绿洲通商国家。站在中国本土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来自伊朗系还是畏兀儿国的商人，都是来自西方的集团。“回鹘”或是“回纥”的用法是从唐代开始的，到了蒙古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这两大集团的不同之处，并使用“畏兀儿”来更加准确地音译出来。反观穆斯林方面，为了避开容易产生误解的“回鹘”及“回纥”，“回回”的表记开始普及开来（将伊斯兰教称作回教，便是来源于此）。只是，在穆斯林里，现实中与蒙古融为一体的只是讲波斯语的伊朗系人民。他们完全继承了曾积极开展内陆通商的粟特商人的传统与血脉，而当时在蒙古统治之下的世界，波斯语也成为书写与会话的通用语言。

另外，实际上此时的畏兀儿几乎完全等同于佛教徒，关于这一点，在研究者和普通人的认知中经常出现误解。他们的信仰其实正是完全囊括了摩尼教精髓的“畏兀儿佛教”，畏兀儿在政治、经济、文化、行政等各个方面均是蒙古的“老师”，而畏兀儿文字也成了蒙古全国共通的官方文字。在此基础上，作为突厥语的一支，在欧亚中部地区的突厥人最终均成了“准蒙古人”的现实情况之下，畏兀儿语在与波斯语不同的意义上，成为最通用的口语。

由“斡脱”联结的欧亚大贸易圈

这两大商业集团帮助蒙古实现了领土的扩大，并在蒙古的管理下发展起来，忽必烈也极力将其进一步纳入国家经营的范围中来。当时，形成了突厥语为“ortaq”，即带有“伙伴”“联合会”意义的企业组织。在波斯语中叫作“ūrtaāq”，汉语写作“斡脱”，蒙古语也按照突厥语原语，将其读作“ortoq”。忽必烈将这些公司组织的商业、企业家集团纳入了大元帝国政府行政许可的范围之中，而这些集团在进入国家管理框架内部的基础上，也得到了蒙古权力的庇护，可以优先使用蒙古靠公费维护、管理的陆路、水路、海路的运输、交通以及住宿机构，可以说是一种“特殊许可公司”。这样一来，畏兀儿商业势力和伊朗系穆斯林商业势力之间的关系定位，比起相互对抗来，还是相互合作、协同更为有利。

忽必烈时期之后，大元帝国的财务、经济官僚主要以伊朗系穆斯林为中心，畏兀儿与其资格同等，而女真族、汉族等善于经营管理的人成为其下属官僚。在这些人当中，正如最大巨头阿合马一样，或是“斡脱”商人出身，或是受其影响的人，均得到了有意的提拔。因此，这些人计划中的大元帝国经济政策、经营战略无疑会沿着与“斡脱”一体化的路线而不断推进。

不过，以曾经花剌子模王朝人民为主力的伊朗系穆斯林商业势力，比起以东部天山地区为根据地的畏兀儿商业势力来说，其资本规模更大。为此，在处理“斡脱”的统一、重组问题时，大多以由伊朗系穆斯林占主导，畏兀儿予以协助。

总之，曾属于内陆通商竞争关系的两个集团已经融为一体，而二者关于政治、文化、信息的能力与门路，被广泛且有效地发挥出来。如之前所述，其联络网已经发展到了以穆斯林为主体的海洋企业家集团当中。大元帝国控制着拥有欧亚地区最多财富的中国，而与蒙古协作的公司组织覆盖了商业、企业体等多个方面，依靠物流和通商关系与内外保持联系。

13世纪末，以打出自由经济大旗的大元帝国为中心出现了“欧亚大贸易圈”。而建设这一贸易圈的中坚力量正是被忽必烈及其经济官僚所保护、培养的陆海企业体。这样的规模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白银循环，世界旋转

与之相关，忽必烈的国家系统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在忽必烈之后的中央财政并不依赖从农业生产中得到的税收，其岁入的八成到九成都是由专卖和通商产生的商业利益所构成的。可以说这是一种重商主义的财政运营模式。

其中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盐引”交易，即通过卖出专卖品——盐的兑换券而获得的销售收入。这并不是让实物的盐流通起来，而是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下操作“盐引”，即发行与珍稀的盐相关的有价证券。

同时，以阿合马为首的忽必烈经济官僚，将中国原有的“盐引”与蒙古的基本货币白银联系起来，这便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随着蒙古帝国不断扩张，日益膨胀的货币需要几乎已经无法得到满足。当时白银的绝对数量并不多，同16世纪以后美洲大陆出现白银之后相比所处的条件完全不同。与盐这一实际价值挂钩的“盐引”成为难能可贵的辅助货币。国家管理下盐的专卖活动，以及代替白银的高额实际“纸币”的使用，正是忽必烈王朝经济运行的着力点。

仅次于“盐引”的收入是向各种商业交易征收的“商税”，即所谓的间接税。原则上税率为三十分之一，即大约3.3%。从前，每经过一个城市、港湾、渡口以及关隘时，商人都要被征收转口税，而忽必烈则将其完全撤销，所有出售物品的营业税，只需在最后交易地点一次性缴清即可。这是一次跨越历史的英明决策，使得大规模的远程交易可以更加顺畅。作为其必然趋势，大小物流都得到了激活，流通量急剧增加，提高了经济对整个社会的关联带动作用，商税收入大幅增加。

更进一步，商税的缴纳可以通过白银，或是与白银相联动的盐引与纸币来进行。如此一来，大元帝国的以白银为媒介的经济运营模式构建得以全面完成。

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们以每年正月的“常规赏赐”等方式，使白银以各种各样经济支援的名义变成维系皇室家族政权的手段。得到了大量白银赏赐的蒙古王族们，将其以返利为条件借给来来往往的“斡脱”们，换言之，蒙古的王族们成为投资家。“斡脱”们则依靠这些集资获得了巨大的资本，在帝国各地开展各种商业、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庞大的物资循环网。忽必烈王朝的可汗们也以大都为中心实行经济管控，再次将白银收入手中。总结起来，一方面，王族及各地的大小宫廷全部变成了“资本家”，唯一的可汗扮演总经理的角色。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依靠白银和“斡脱”，整个蒙古已完全变成一个庞大的经济、金融组织。

另一方面，贯穿整个蒙古统治的另一根支柱——站赤，如今也已经超越了当初的军事、政治意义上的急行驿站，成为可以为陆、河、海全方位提供各种便利的一个全面且不可或缺的经济与流通手段，并且具有超广域网络化的明显特征。蒙古的统治已经大大促进了欧亚各地大小物流的发展。

就这样，以大元帝国为核心的蒙古及欧亚世界，以看不见的方式，通过白银的循环而被广泛联结起来。这正是忽必烈及其谋士们制定的，以经济、通商为手段的“世界战略”。

出人预料的文书中心行政

忽必烈将成吉思汗以来的做法仔细过滤之后形成的蒙古统治之道，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特点。

本来，蒙古不存在成文的法度。作为建立国家的贤君而被神化的成吉思汗制定的“大札撒”（或是札萨克，突厥语为雅撒或雅撒克），也是沿袭了口传模式，在现实中作为“军律”而存在。而在极大地影响着蒙古各项制度的畏兀儿世界里，有一种叫作“tole”的普通习惯法被引入蒙古世界中来。

结果，根据当时的情况需要，由大汗及以下的王族、将相发出的命令成为一切的法源。其中，至高无上的唯一君主——大汗所发出的圣旨“jarliq”（突厥语为yarliq）是最权威的法源，也是最优先的依据。换言之，只要有圣旨在手，一切都能成为可能。因此，上至王族、宰相、将官，下至商人、宗教人士、普通人，都希望得到将大汗口谕记录下来的“敕书”。这是一个以圣旨为名的“特许状”最具权威的时代。

而得到圣旨的人，会将记录着自己的职务、特权、免税、免劳役等的“特许状”雕刻在自己中意的石碑上——在尽可能大的、气派的美石上，将文书保持原文的字体和格式复刻下来。之后他们将刻好的石碑立在最显眼的位置，在立碑当天举办盛大的仪式，以彰显自己或集体的权力。直至今日，不仅在中国，在蒙古高原、中亚甚至伊朗等地还存留着这样的石碑。石碑上的文字各式各样，包括汉字、畏兀儿文字、八思巴文字、阿拉伯文字、藏族文字、叙利亚文字等。可以说，蒙古时代便是特许状的时代，也是碑刻的时代。

另外，行政、法务官员们（在现代化之前的亚洲，行政与司法还没有明确分离）将大汗的圣旨，或是与其相应的王族、后妃等的“令旨”，作为行政判断或法律根源搜集起来，制成文档。因此，在各行政部门的档案厅里，便积累了大量的文件及其副本，特别是中央行政部门在现实中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文件库”。

被制成文档的文书或事务记录，依靠政权提供的资金，陆续在民间书店出版发行；或是由官吏进行整理，制成方便使用的行政手册。现在流传下来的汉文《元典章》及波斯语的《书记规范》便是其中的代表，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研究，都是十分珍贵的材料。

大汗的“总统制”

蒙古出人意料地实行了文书行政，这与蒙古大汗的性格不无关联。原本大汗就是由皇室之间互相推选而决定的，原则上，要推选最有实力让这个共同体或国家实现安定幸福的人选。因此，被推选出来的大汗拥有履行职务的绝对权力，但又绝非权力与生俱来的绝对专制君主。事实上，蒙古大汗可以发挥的私人权力极少，而人们往往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点。

蒙古大汗其实也是一个机构，只不过是由于众望所归、能力本位而被推选出来，即位之后便要无条件地统领全局。但这份权力只局限在这一任大汗身上，如果由其他大汗继任，那么以中央政府为首的一切机构都会进行人员调整，前任大汗的特许状将会失效，若是没有被授予新的特许状，那么原有的权益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大汗的更替实际上等同于王朝的更迭。

这样看来，蒙古大汗和美国总统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作为超越了人种主义的存在，还是作为庞大的军事、通商国家，二者都有相似之处，同时，联邦政府凌驾于各州之上，其意义和特点也十分类似于大汗政权。无论是蒙古大汗，还是美国总统，都是凭借实现理想的实力赢得了成员的支持；但若是缺少提出国家共同目标的气魄，在失去了半数成员支持的情况下，其政权也会立刻瓦解。

但是由于每次政权交替都会带来剧烈的变动，对于政治、行政的稳定持续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容易使官吏们感到不安。尤其是蒙古行政上的失败，均需要负责人以血的代价来埋单。因此自然而然地，对于行政负责人来说，哪怕是自己职权范围内完全可以裁决的事件，也从不妄下判断，而是一级一级地向上申请，最终送到大汗手中。因此，文书行政的出现也有其必然之处。

尽管如此，蒙古时期的民众应该生活得很自由。税收负担很轻（但临时附加税依然存在，这无论在哪个时代或地区都是民众沉重的负担）；死刑也出乎意料地少；虽然各个地区不尽相同，但普通民众服兵役的要求与之前的时代相比要宽松许多。最重要的是，蒙古政权并没有将特定的意识形态或理念强加于民众身上，与前前后后的时代相比，在蒙古统治之下的东西方，因宗教或意识形态不同而爆发的叛乱和抗争是极少的。

无论何时何地，蒙古对于领地统治的关心十分淡薄。人们往往称赞蒙古是一个对待任何宗教都极为平等宽容的国家（蒙古一直以来就有极其朴素的“上天”崇拜情结，因此才会出现沉溺于藏传密教的人，而信奉伊斯兰或基督教的情况也是一样，总的来说都是对“天”的崇拜），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宽容也可以说成是漠不关心。无论是宗教、技术，还是思想、信息，都只不过是统治的手段，而在忽必烈以后的时代，则选择采用经济统治这一手段。

蒙古统治之下的社会始终处于多种族共存的状态，若是强加以特定的价值观，势必会引发纷争和对立。蒙古时期，尤其是后期，虽然在局部地区仍有不和谐的情况出现，但一言以蔽之，“无意识形态的共生”已然蔓延到了蒙古的各个角落，人们应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就权力的本质而言，蒙古归根到底都是朴素的，并未像近现代政权一样凶狠狡诈。

宴会政治

作为蒙古政治的另一大特点，我们不得不提到宴会政治。

在突厥语、蒙古语中，宴会被称作“toi”。库力台大会自不必说，每当举行集会、仪式或会议前后，蒙古的所有君主、王族、将相均会汇聚一堂参加宴会。参加者根据身份和地位，穿着统一颜色、统一设计的相应宴会服装。青色较多，也有红色或茶色。而且，即使颜色相同，王族的服装也会缝上许多叫作“塔娜”的大颗珍珠和宝玉，背后施以龙的刺绣，以象征其地位。另外，在蒙古时代，蓝色，尤其是钴蓝色十分受欢迎，可以称之为“时代之色”，而龙的图案也在欧亚东西部流行开来，迎来了“龙的时代”。

宴会当中人们也会互相交流，疏通关系。宴会对于蒙古的政治运行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一般会持续三五天，有时也会有一周之久。

随着蒙古的不断扩张，宴会也逐渐开始呈现国际化的色彩。蒙古之外的各地君主、王侯、权威人士及其代理人们也纷纷前来参加。在宴会上可以结识更多的人，拉拢关系，联络感情。

尤其是在14世纪前期，蒙古成为毋庸置疑的世界国家，时代也处于和平共存的大潮之中，宴会成为反映蒙古的世界性、聚集当时欧亚地区最上流人士的社交场合。在各国语言纵横交错的环境之中，蒙古语成为王族通用语言，而突厥语和波斯语则作为参加者通用的国际语言得以广泛使用。或许出席者也大多会讲这三种语言吧，如若不然，站在执政者身边可能会变成一件很尴尬的事。

这样的“世界宴会”也是一个国际社交场合，能够出席这一场合，对当时欧亚地区的人们来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这一宴会也正是诞生“国际人士”的最佳场合。

Ⅴ 蒙古解体与后话

“成吉思汗石碑”的拓本。到了蒙古时期，将文字刻在纪念碑上的习惯广泛流行开来，并远远超出了中华的范围。回鹘文字深深地刻在了这块石碑上，无惧风雪侵蚀，时至今日也依然清晰可辨。这就是所谓的“深刻”。

14 天历之变

昏君也孙铁木儿之死

1328年，阴历七月的初秋时节，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在上都去世了，在位仅五年。

也孙铁木儿是位昏君，不，可以说他原本就不是应该登上皇位的人。这里另有内情。

让我们回到五年前。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癸亥，秋天将近，第九代蒙古大汗元英宗硕德八剌由夏都上都向冬都大都行进，途中驻营于南坡店驿站时，在御史大夫（在中华式的官员制度中，属于监察机构御史台的长官）铁失等高官的阴谋策划下，在移动帐营里与右丞相拜住等人一同遭到了暗杀，史称“南坡之变”。那时硕德八剌只有二十一岁。前一年九月，他那手中握有至高权力的祖母——答己太皇太后去世，而其宠臣、控制着中央政府的太师、右丞相铁木迭儿也在一个月之前的八月去世。这样，硕德八剌好不容易才可以开始自己的“新政”，然而他掌握实权的时间却只有短短一年，算上全部在位时间也只有不到三年。

回头来看，在成宗铁穆耳以后，除了武宗海山之外，大汗的权力急剧弱化。成宗铁穆耳在位的前期一直处于生母阔阔真可敦（真金的皇后，出身于弘吉剌惕部，又名伯蓝也怯赤）的监督下，后期又由卜鲁罕可敦掌权。而在海山“新政”遭遇挫折后，蒙古便成了答己专权的天下。就这样，在忽必烈大帝离世之后，蒙古的中央政府掌握在女性手中，可谓是“母系时代”。换言之，也是大汗本身过于软弱了。他们已然失去了尚武的风姿，成了深居宫中的贵公子，高贵却软弱。他们一直为刚毅的女性所压制。

无论如何，大汗的软弱化及蒙古中央权力的空洞化已是难以挽回的大趋势。青年新帝硕德八剌在祖母答己去世后，摘下面具意图建立“新政”，这对于蒙古大汗来说是理所应当的。然而，硕德八剌却对收回权力过于心急了。在答己专权的十二年间，从答己手中得到权势或被赋予特权的人已遍布宫廷、政府内外。硕德八剌气势逼人地将与答己有关联的人视作政敌，从正面施以打压、肃清。这时，年轻的硕德八剌冷静透彻、残酷无情的一面逐渐显露出来。硕德八剌也打破了蒙古人不伤害蒙古人的大原则。

陷入恐慌的原答己一派，开始集结于铁失周围，最终激发了此次事件。蒙古王族——晋王也孙·帖木儿被推选为暗杀的实施者。也孙铁木儿出身显赫，而且是个无能、优柔寡断的人，是最为合适的傀儡人选。

然而铁失等人的阴谋仍有失算之处，他们本想作为也孙铁木儿新政权的功臣，从暗杀大汗的罪人一跃成为权力的拥有者，但也孙铁木儿比他们想象中还要软弱。对抗势力威胁称自己的政权将背上篡位政权的骂名，于是这位新帝害怕了。他捉拿了已经放松警惕的铁失等人，以触犯国家大罪的叛乱者为由将其全部处死，也孙铁木儿终于果断了一次。

这便是经历种种迂回曲折后成立的也孙铁木儿政权。如文字记录一样，这是一次充满了血腥的帝位争夺，它也为成宗铁穆耳之后三十年的政治剧变画上了句号。

海山的遗孤们

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在位的五年，也只是接下来更加激烈的剧变之前的短暂停顿。

本来，也孙铁木儿的死就带有隐秘的色彩。那年春天，泰定帝在大都近郊的皇室狩猎柳树林中病倒，随时可能去世。尽管如此，期望借泰定帝之死制造事端的人们还在观望。而晋王家的家宰倒剌沙（他不只是名字带有穆斯林色彩，而且实际上就是伊朗系的穆斯林），从“内史”一路升至中央政府右丞相，握有政府实权，并对颠覆政权的企图十分敏感。

大都是蒙古皇室及大臣们夏季巡游时的必经之地，发生在大都的这次政变无疾而终。然而，在接到泰定帝也孙铁木儿驾崩的消息之后，还留守在大都的各股势力开始蠢蠢欲动了，带头人物就是钦察军团的首领——燕帖木儿，站在同一战线上的还有钦察、阿速、康里等各族亲卫军团。

到了夏天，皇室的绝大多数人都会前往上都，而少数留在大都的人之一，察合台旁系的阿剌忒纳失里（梵语“Latolaxiuli”的畏兀儿语、蒙古语转写，为“宝吉祥”之意），开始与燕帖木儿联手。阿剌忒纳失里是在阿难答事件时，为宫廷内政变做出贡献的诸王秃剌之子。

燕帖木儿等人想要拥立的是远在中国南部的江陵（现属于湖北省）的海山次子——图帖睦尔。燕帖木儿家族中流淌着钦察部落族长的血液，父亲和祖父两辈人均效忠海山，为其与海都的战争和“大回归”浴血奋战，为海山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不只是燕帖木儿，包括钦察、阿速、康里等各族军团，均将已逝的海山奉为“德”的象征，成为“海山党”。

然而，海山的遗孤，和世与图帖睦尔二人在叔父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及兄弟英宗硕德八剌在位时期，也就是祖母答己的专权时期受尽了压迫。回头再看，我们甚至还可以发现其他的线索。海山在即位之时，在母亲答己的强烈恳请之下，不得不将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立为“皇太子”，也就是下一任皇帝，但是答己要保证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之后，将皇位传给自己的长子和世
。不过，在海山去世后这个约定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答己和仁宗及其宠臣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将和世从中央驱逐出去，在其作为“周王”前往封地云南的过程中设下圈套，试图在中途的陕西将其暗杀——仅仅是“左迁”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和世好不容易从暗杀中逃脱出来，直接赶赴西北地区，投靠曾与父亲结缘的察合台兀鲁思。最终，在泰定帝时期，和世在父亲曾经驻留过的阿尔泰山西麓地区开辟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察合台家族一起形成了“联合兀鲁思”。

海山的次子图帖睦尔在英宗硕德八剌、答己及其宠臣铁木迭儿的阴谋下，被流放到了海南岛（随后，在泰定帝时期被召回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之后又转移至江陵）。仁宗、英宗父子虽然是手无实权的傀儡皇帝，但却异常积极地对海山遗孤予以排斥。

至此，若是人们被汉文文献的记载所迷惑，便会认为这对父子是“汉化的名君”。但这只不过是有文化的汉人对父子二人表面上的“谄媚”和“奉承”而已。

仁宗、英宗时代，对于燕帖木儿等“海山党”各民族军团来说，是不幸的时代，在遭到敌视的同时，还接二连三地被暗杀或贬官。其中，也有人由于过于愤慨，参加了铁失等人暗杀英宗的计划。只是在燕帖木儿眼中，铁失之辈不过是属于“答己党”而已。在泰定帝也孙铁木儿进入中央政界后，大部分的“海山党”仍在静观其变，等待最好的时机。

两都内战

1328年阴历八月，燕帖木儿等人终于在大都发动了起义，将旧主海山的遗孤中便于联络的次子图帖睦尔作为举兵的象征。图帖睦尔连忙北上。上都的倒剌沙等人则将泰定帝的遗孤阿速吉八立为皇帝。大元帝国南北两大皇都——大都和上都之间的内战终于爆发了。

以传统蒙古势力为中心的上都一侧率先举兵出击，对大都形成了包围之势。激烈的战争在居庸关一带全面展开。

而大都一方一直在顽强抵抗。当看到上都久攻不下这一意外形势之后，许多人都转而投向大都一方，形势瞬间逆转了。

恰好这时，东方三王族之一、合撒儿家族的齐王（合撒儿家族拥有山东东半部分，也就是古代齐国领地加上华北的投下领地——参考上册44页的地图——在武宗海山执政以后，其家族首领继承了齐王这一王号）月鲁帖木儿开始从侧面奇袭上都。为攻击大都已用光所有棋子的上都遭到突然袭击，已是空城的大本营就此被击溃了。

最终，耗时两个月的南北内战，以大都方面的全面胜利落下帷幕。

“中都”的兄弟阋墙

这还只是故事的前半部分。位于阿尔泰山西侧的和世在察合台兀鲁思援兵的帮助下，开始向东方进发。在和世落入仁宗政权的圈套而险些在陕西丧命以及后来逃向西方时一直追随左右的旧臣们，也依旧在队伍中。

当和世大军抵达阿尔泰时，蒙哥皇帝的后裔、声望极高的彻彻秃等蒙古有权势的人全部前来迎接。那之后也一样，在冬季即将降临高原时，和世从蒙古高原向东部的进军也受到了牧民们的欢迎。牧民们像欢迎其父亲海山一样，热烈地欢迎这位命途多舛的孤儿。

第二年，也就是1329年阴历正月，和世在旧都哈拉和林北方，凭借蒙古及中亚地区的支持称帝。而早在前一年的阴历九月，其弟弟图帖睦尔已经在战火纷飞的大都登基，并改国号为天历。于是，兄弟两人一南一北分别称帝，事态立刻有了爆发大规模“南北战争”的苗头，这仿佛是二十一年前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之争的翻版（继续追溯的话，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对峙也是一样）。不同的是，这次大都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哈拉和林地区的和世阵营和大都的图帖睦尔阵营之间，一直有探查敌情的使者相互往来。大都方面，图帖睦尔的即位诏书中写道，“谨候大兄之至，以遂朕相让之心”。这样一来，图帖睦尔就必须做出要让位的姿态，而大都方面很有实力的人物——燕帖木儿也故意做出了这种姿态。

到了严冬，两方军队进入了冬营状态，等到春天再开始行动。同时，和世遵循亡父的先例，发出了夏天在上都召开“统一库力台大会”的消息。

和世充满了自信：“朕若赴上都，则众人皆至，非寻常朝会之可比也。察合台家主亦从于朕，迢迢而至。需做万全之备。”和世虽饱经风霜，但或许认为多年的辛苦终于能看到回报，于是明显松了口气，缺乏慎重之心。

原本对于燕帖木儿等“海山党”而言，推选和世也没有任何差别。只是事到如今，眼睁睁放弃通过“南北战争”与上都浴血奋战而得到的权力是不可能的。同时，和世一直在极力表示对察合台家族的感恩之心，在燕帖木儿等人看来，若是将政权交到和世手里，日后大元帝国很有可能被察合台家族窃走。自此，燕帖木儿已经做好了决定。

春天到了。阴历四月，燕帖木儿来到了正在南下途中的和世行宫，拜见和世并率百官奉上了皇帝玉玺。随后，从外蒙古到内蒙古，和世悠然地一边休息一边南下，权当成了一场凯旋之旅。只是察合台家族的大军并没有随之同行，而是留在了戈壁以北，这便是燕帖木儿的真正目的。

阴历八月一日，和世一行到达位于广袤上都地区的行宫营地——“王忽察都”，在蒙古语里意味着“有船筏之地”。这个地方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过去父亲海山曾将此地取名为“中都”（并不是著名的燕京中都，而是因为恰好位于大都和上都之间，因此如是命名）并着手建造新的都城，但在其离世之后建设也就停止了。两天过后，和世与从大都北上而来的“皇太子”图帖睦尔进行了久违的会面，在大营帐之中，与皇室成员、诸王、大臣们举行了庆祝盛宴。四天之后，和世突然驾崩，年仅三十岁。

燕帖木儿做了充分的准备。当日，“皇太子”图帖睦尔行哀哭之礼，随后，燕帖木儿以已故和世皇后的名义，将皇帝玉玺再次交回图帖睦尔手中，同日，大都一方的各路人马立即离开了“王忽察都”。而在九天后的八月十五日，在上都主殿大安阁内，举行了图帖睦尔的“复位”仪式。真是一场全天下都洞若观火的闹剧。

前半部分为上都和大都的两都之争，后半部分为察合台大军的东进与和世的挫败。这两部分合起来被称作“天历之变”。

消失的大统一

对于蒙古帝国历史而言，“天历之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那时起，大元帝国的中央政局开始掌握在钦察、阿速、康里等各族亲卫军团手中，大汗则成为被操纵的机器人。

亲卫军团的首领们各自手握强大的军事、政治权力，发展成了军阀。在他们之上的燕帖木儿则被封以忽必烈皇室最高级别的“秦王”封号，身兼数职，与日本镰仓幕府后期的得宗执权一样，成为具有独裁权力的执政者。

蒙古大汗的权威自此跌至谷底，与此同时，传统的蒙古王族、贵族的权势地位也一落千丈。燕帖木儿等人谋杀了曾支持过和世
、在皇族中实力强劲而被封为“郯王”（源自中国古代春秋时期位于山东省的郯国）的彻彻秃，自此以后，每当出现绊脚石，便都会一一将其清除。

大元帝国政权完全变了样。此前帝国内尽管会出现裂缝，但大元帝国一直努力维系着整个帝国的融合和团结，而这样的努力瞬间化为泡影。一直以来支撑着整个蒙古的发展、以大汗为中心的蒙古共同体的团结正在不断流失——这一结果已无法避免。

整个帝国所面临的形势，从内至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为支持和世而进军东方的察合台兀鲁思军队，从燕帖木儿执政政府得到了莫大的“礼物”，回到了中亚地区。此时，包括吐鲁番盆地在内的东部天山一带，作为巨大的察合台领地，正式由大元帝国中央政府“转让”给了察合台兀鲁思。这片曾作为历代畏兀儿王国根据地的区域，如波斯语史书记载的一样，一直都是东西蒙古皇室的必争之地，并长时间处于两边共同管辖之下（高昌回鹘王国将位于天山东脉博格达山脉北麓的庭州作为夏都，南麓的哈剌·火州作为冬都——参考下册第15页地图。前者作为唐朝以来的重要遗址，近年来被不断挖掘、调查研究；后者作为所谓的高昌旧城，成为吐鲁番重要的观光胜地之一）。

蒙古新的边境划分也在著名的《元经世大典舆地图》上有明确的体现。图帖睦尔在天历之变后沦为傀儡皇帝，也是为了排解忧愁，他编纂了这本记录整个大元帝国的汉文官修政书《经世大典》作为即位纪念，而《元经世大典舆地图》便是其中的一幅地图。其中的边界划分只能代表1329年以后的情况，但后来的研究者们误认为很久以前的边界就是如此，因此产生了对蒙古帝国的认识偏差。

从此，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全球规模的天灾不断持续并愈发严重之时，人们对作为统一向心力的大汗政权失去了信任，这种不信任慢慢蔓延到了整个蒙古，蒙古帝国开始渐渐走向解体。从天历之变开始，直至1388年忽必烈王朝灭绝的六十年时间里，以军阀开始执政为转折点，蒙古的中央权力一落千丈，最终失去了蒙古共同体的大统一。

15 渐渐沉没的蒙古世界

三大汗国的动荡

蒙古权力的动荡也在帝国西部的三大汗国发生了。

先看旭烈兀兀鲁思，1335年，第九任首领不赛因（第八任首领完者都之子）在宫廷里遭皇后杀害意外去世，旭烈兀一脉断绝了。而阿里不哥的后裔——阿儿巴（在波斯语中写作Arpā Kā’ūn，其中Kā’ūn是由蒙古语表示“儿子”“王子”的“Kouwen”、“Kaiwen”转写而来）被拥立成为继任者。阿儿巴是因阿难答事件一同被杀的灭里·帖木儿的儿子明罕的孙子。中亚地区因都哇一族的篡位夺权而产生动荡，明罕与东行的父亲相反，选择了西行，转投旭烈兀兀鲁思。因其为皇帝阿里不哥的后裔，在“伊朗之地”获得了尊崇。

然而，尽管阿儿巴出身显贵，但他仍旧无法替代创建了这一王国的旭烈兀血脉。曾集结于旭烈兀王朝周围给予支持的几个实力集团，纷纷推选自己阵营的尊贵人士，互相对立起来。如此一来，旭烈兀兀鲁思的团结逐渐瓦解。1353年，成吉思汗后裔也已经消失，突厥、蒙古系以及伊朗系的地方政权，进入了在伊朗高原各地割据对抗的“分立时代”。

只是，这些中小政权中依旧留有许多蒙古统治的痕迹。而战胜分立，并于16世纪再次将伊朗统一起来的萨法维王朝，虽然是由信仰伊斯兰什叶派的萨法维家族建立起来的“教团国家”，但回溯到蒙古时期本来就圣俗混杂的地方势力，支撑着该教团的军事力量结构也带有浓重的突厥与蒙古色彩。

察合台兀鲁思在1330年后，以东部天山地区为中心和以西部河中地区为中心的势力集团两极分化日益加深，这反映了保持传统游牧习惯的东部势力和憧憬肥沃绿洲城市的西部势力的差异。只是关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还有很多我们不得而知的内容，当时政治势力的分立可能更为复杂、多元化。

从1338年至1339年，作为历代大本营的伊犁溪谷一带遭遇了严重的疫病侵袭，有人说是“鼠疫”，但无法证实。在疫病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政变，正统首领也孙铁木儿（与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同名，非同一人）被打倒，从那以后正统之争便陷入混乱，并曾一度失去了地区的团结。很长时间之后，东部的秃忽鲁帖木儿出现了，在其1346年至1363年的在位期间才再次实现了东西的重新统一。

秃忽鲁帖木儿据说是都哇之子——叶密立·火者的遗孤，但关于其身世还存有许多谜团。在可以称为英雄的秃忽鲁帖木儿去世之后，在西部的河中地区出现了继承蒙古传统巴鲁剌思部落血统的帖木儿（波斯语为Tēmōr）。之后，东部的天山地区成立了继承秃忽鲁帖木儿血统的“东察合台兀鲁思（蒙兀儿斯坦王国）”（蒙兀儿斯坦是波斯语意为“蒙古的土地”），西部形成了庞大的帖木儿王朝，二者保持着爱恨交错的近亲关系，开始在中亚地区并存。

1341年，由于已担任了二十八年首领的月即别去世，钦察汗国的中央权力也开始出现阴影。随后，在1359年，随着月即别的孙子别儿迪别去世，拔都王朝绝灭了。统一庞大的术赤一族变得越来越难。在曾与帖木儿对抗的脱脱迷失（术赤庶子脱花帖木儿的第七代孙）去世之后，便不再存在拥有强大中央权力的君主，而在欧亚大陆西北部的蒙古系各股势力则形成了极为松散的权力集团。这样的模式一直延续了近二百年。而通过与拔都家族君主进行合作并崭露头角的莫斯科也曾是这个权力集团的一员。

然后，到了16世纪中叶，伊凡雷帝（四世）把曾作为拔都家族根据地的伏尔加河流域的喀山与位于阿斯特拉罕的蒙古系两大王国（严格来说，只是继承了蒙古血统的王族，现实中，其上至王族下之臣民均带有突厥系的优越感）合并了起来。欧亚大陆西北部以钦察汗国为基础出现了一个名为“俄罗斯帝国”的庞大的历史世界，成为包罗万象的大型化时代的起点。

顺帝妥懽帖睦尔的末代政权

军阀执政的傀儡、文宗图帖睦尔在位三年之后，于至顺三年（1332年）八月，怀着对杀害亲哥哥的自责之情去世了，年仅二十九岁。

燕帖木儿等人此时迫切需要一个无能的象征性的存在。文宗曾留下遗言说让位给哥哥的儿子，于是燕帖木儿利用这一点，将当时只有七岁的和世次子懿璘质班推上帝位，即为宁宗。然而懿璘质班仅仅在位四十三天后便去世了。无奈之下，被流放至广西桂林的和世长子妥懽帖睦尔成为新帝候选者。可由于当时妥懽帖睦尔已经十三岁了，燕帖木儿便有些犹豫，迟迟未做出决定。然而，随着实权拥有者燕帖木儿的去世，第二年六月，妥懽帖睦尔登基了。

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位时间长达三十七年，这甚至超过了忽必烈的在位时间。其统治往往被人们归纳为权力斗争、民众叛乱，以及淫乱的宫廷生活这一固定模式，在其晚年发生的中国沦陷，也被认为是其昏庸统治下理所应当的报应。但事实上，这其中有一半都是捏造出来的。妥懽帖睦尔的前期统治，也只是作为燕帖木儿去世后的军阀执政者们的傀儡，无论是权力斗争还是民众叛乱，都与毫无实权的妥懽帖睦尔无关。容易让人们浮想联翩的宫廷淫乱一事，也只是在明朝的官方记录和野史之中才被绘声绘色地描写出来。所谓腐败黑暗的时代这一形象，多半也含有明朝故意引导的成分。

覆盖了整个元朝末期的罕见“大天灾”确实十分黑暗。但是，同分五次以数千人至数万人不等的规模对中央政府官僚及其家族施以大屠杀的绝对专制者——洪武帝朱元璋的“狠毒”相比，顺帝妥懽帖睦尔的“混乱”简直不值一提（在日本，人们往往认为朱元璋从“农民”起步打下“天下”，并从“野蛮的异族”手中夺回“中华的荣耀”，建立了“汉族国家”等，有过度美化的倾向。姑且不论小说中如何描写，若是冷静、客观地分析现实中的朱元璋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上面的结论。朱元璋作为政权拥有者，强行实施其脱离现实的种种荒唐的“原理主义”或“突发奇想”，喜好镇压、压制，只能说他是一位无药可救的“帝王”）。大明帝国，至少在其初期，才是人类史上屈指可数的“黑暗帝国”。而沉溺在“汉族王朝”的美名之下，无视事实，反而将“元末”比作人间地狱的人，只能说受到旧有“中华思想”的荼毒太深了。

进入14世纪40年代，“大天灾”更加严重。在欧亚大陆西部，“黑死病”（也就是鼠疫）从钦察汗国的克里米亚半岛传播到了叙利亚、埃及以及欧洲等地区。据说在欧洲死亡人数超过了四千万。之前提到的在察合台兀鲁思大本营——伊犁溪谷流行的疫病，恐怕也是黑死病。

在至正二年（1342年）以后，黄河数次爆发大洪水。河南、山东、淮北已完全瘫痪。为了吸引疲于黄河治水工程的民众入教，一个叫作白莲教的武装宗教集团开始笼络人心，河南、长江以北一带被战乱笼罩。以红色布头为标志，因而被称作“红巾”的反叛集团们，由于缺少相互联系，被镇压军队逐一击破。在长江以北持续战乱的同时，在江南一带，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朱元璋等人领导的武装势力开始出现，并发展壮大起来。

这样一来，从江南经由海运或大运河向北方大都输送粮食和物资的路径被切断，大都、上都等“首都地区”很快陷入困境。由于天灾，蒙古高原的牧民纷纷南下来寻求支援，但朝廷也已经无力提供救援物资。江南的动荡直接命中了大元帝国的要害。

而最致命之处在于，眼下的朝廷失去了忽必烈建立的中央财政两大支柱——盐和商业税的收入。淮东和江南本是盐的主要生产地，是发行盐引的基础。同时，杭州、苏州、扬州、泉州及广州等江南各大城市也提供了一大半的商业税收。由于一直以来支撑着大元帝国的物流机构和经济政策的关键在于江南的富有，因此这一根本一旦受到威胁，那么依靠经济统治帝国的整个系统都会陷入瘫痪状态。

江南决战的霸者

至正十四年（1354年），手握军阀执政实权的脱脱将控制着海运线路和盐产地的张士诚视为重点。随后，他大力动员传统蒙古贵族军队，并组编出一支不可思议的庞大军队。脱脱亲自率兵，包围了淮北沿岸的高邮。大元帝国的军队此时还拥有着压倒性的武力优势，若是这支军队可以继续南下的话，那么在江南形成割据之势的各股势力定会被轻松击溃，恐怕明朝也就不会存在了。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脱脱率领的这只军队过于庞大，宫廷与政府内外都在怀疑并惧怕脱脱想要自己称帝。而一直对收回实权有所期待的顺帝妥懽帖睦尔更不会错过这一良机，下令逮捕脱脱。与宫廷取得联系后，包围高邮的阵营中爆发了“政变”，脱脱被迫下台。但结果，失去了主将脱脱这一最高权力者的南征大军，也开始瓦解分散，最终从高邮撤退。

且不论好坏，缺少实力派将领的大元帝国中央政府，在脱脱之后再也没有了镇压江南的霸气和凝聚力。割据江南的各股势力获救了。除了张士诚之外，其他各股势力也由于惧怕蒙古政府军而尽量回避冲突，为保全在江南的势力范围拼尽全力。

朱元璋无疑是一位幸运儿。本无力抗衡的蒙古军在选择打击实力最强的张士诚之后，又走向了自我灭亡。可以说，朱元璋的幸运来源于顺帝妥懽帖睦尔心中那一丝作为大汗的骄傲。

这样一来，江南的霸权之争便集中在得以保存实力的陈友谅和朱元璋之间。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在鄱阳湖的船队决战中取得了胜利。自称“吴王”的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宣告称帝，改国号为“大明”，改年号为“洪武”。

落日

在即位的同时，朱元璋还将军队交给徐达、常遇春，发动了“北伐”。由于长期为天灾、饥荒，以及战乱所累，江北、华北等各城市早已没有了战斗力。明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般继续北上。

顺帝妥懽帖睦尔开始向各地的蒙古军阀及传统势力请求支援，但最终各路军队均选择了按兵不动。八月，妥懽帖睦尔带着整个宫廷和军队，来到了内蒙古地区弘吉剌惕驸马家族的夏都应昌（参考下册第15页地图）“暂时避难”。明军因此不耗一兵一卒地占领了大都。大都遭到了明军肆意抢夺、施暴和破坏，火烧过后，这座世界之都里，烧毁的建筑物残骸惨不忍睹，焦土遍野。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元朝灭亡”。而且至少在中国本土，人们甚至认为明朝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了。然而，这只不过是中国传统“王朝史观”的产物。此时明朝的汉族士大夫阶层还无心出仕，政权能否长期存续下去还要打上问号。在随后的约二十年时间里，北方的大元帝国和南方的大明政权以华北地区为界处于长时间的抗衡状态，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南北朝”状态。

1370年顺帝去世，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位成为大汗。他将总部设在旧都哈拉和林，并直接或间接地统率满洲地区、甘肃、西藏、云南以及中亚的诸多蒙古势力，向明朝施压。当时的大元帝国还保持着昔日成吉思汗帝国一样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亚洲东部陷入了浩大的“南北两朝对立”的状态中。

1378年，命运的分界线出现在了辽东地区。札剌亦儿国王家族中拥有二十万兵力的纳哈出，由于粮饷不足，不得不向冯胜率领的明军投降。严重的天灾给蒙古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同在1378年，由于哥哥去世，脱古思帖木儿接过了大汗之位。当时，为了与纳哈出相呼应，发动打倒明朝的全面进攻，脱古思帖木儿活跃于蒙古高原东部的呼伦贝尔地区。然而纳哈出的投降却打乱了整个计划。1388年，遭到蓝玉率领的明军突然袭击的脱古思帖木儿及其宫廷瞬间崩溃。向西逃亡的脱古思帖木儿在图拉河一带，被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儿杀害，忽必烈王朝就此断绝。

约在1392年，也速迭儿在蒙古高原成为大汗，并任用了许多成吉思汗后裔。他们也将也速迭尔称作名义上的“大元可汗”，也就是所谓的“达延可汗”（另外，在明朝的汉文记录中也有“小王子”的表达，带有浓重的贬义色彩）。但这一政权的实际情况却与当初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帝国相距甚远。

蒙古系统的各股势力分散留在欧亚大陆各地，写下了新的历史篇章，而曾作为世界帝国的蒙古，却从历史的表面消失了。但我们还无法确定蒙古帝国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灭亡的，总之在14世纪下半叶，蒙古在种种风云变幻的形势下凝聚力渐渐削弱，在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之中逐渐走向消失解体。

16 蒙古的后裔们

遗存于亚洲的四大帝国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漫长的蒙古解体及其后续发展时可以发现，虽然各个地区的强弱色彩不同，但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蒙古时期留下的痕迹还在延续。简单来说，之后的世界开始进入以欧洲为中心的“海洋时代”和“地球世界化”时代，巨大的转变正在慢慢发生。

但仔细来看，蒙古的种种影响还笼罩着欧亚地区的大陆和海洋，蒙古时期的经历和记忆将世界带到了一个与蒙古出现之前完全不同的层面上来。欧亚地区的许多区域都以蒙古时期为界，形成了明显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也可以将其设定为蒙古时期与后蒙古时期。

作为后蒙古时期的突出特点，虽然规模不及蒙古帝国，但在其之前未曾实现的“大帝国”们同时出现了。在亚洲，以及欧洲和非洲的一部分，东、西、南、北四大帝国进入了长期并存的状态。

东方为大明帝国，从17世纪中叶开始变为大清帝国；西方为奥斯曼帝国；在南方，16世纪，以中亚为根据地平定四周的帖木儿帝国南下至印度，建立了被人们称作“莫卧儿王朝”的帝国；在北方，三百余年的蒙古统治过后，在16世纪中叶，俄罗斯帝国出现了（俄罗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向东方的西伯利亚和亚洲发动了“进军大陆”行动，随后俄罗斯也一直将着力点放在亚洲上，而向西方的欧洲进军则是其晚期的行动）。

这四大帝国不仅规模宏大，更是历时弥久。即便是最早解体的被称作“莫卧儿王朝”的“第二次帖木儿王朝”，也存续到了18世纪后叶。若是从帖木儿时期开始算起的话，也有四百年了；仅作为印度帝国，也存续了二百五十余年。而剩下三大帝国全部成为20世纪的“老大帝国”。最后，大清帝国于1911年、奥斯曼帝国于1922年、俄罗斯帝国于1917年相继被不同的“革命”推翻。

19世纪，在西欧列强推行“帝国主义”之前，实际上亚洲经历了漫长的大帝国时代。随后，起步较晚的西欧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侵略蚕食传统的亚洲大帝国，而俄罗斯帝国虽然作为一个分饰两角的奇妙存在，但考虑到“西欧化”程度很深的“欧洲俄罗斯”部分统治着东部巨大的“内部殖民地”，也完全可以将其纳入这一形式中来。

另外，当亚洲及其周边的欧洲、非洲部分地区分为四大帝国之时，剩下的欧洲地区里，中欧出现了哈布斯堡王朝，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之后的荷兰、英国也开始走上了“海上帝国”之路。

在将目光投向海洋的同时，西欧渐渐踏上了通商立国之路。在蒙古时期之前，这种情况是不被认可的，或许是由于蒙古时代后期形成了横跨欧亚全境的大贸易通商圈，使得不可能成为可能。

同时，在西欧国家纷纷选择出海之时（即近年来日本所说的“大航海时代”），俄罗斯帝国还在继续向东部大陆拓进，并与大清帝国产生了“国界争端”。大清帝国在争夺阿尔泰——天山地区由“漠西蒙古”组成的准噶尔王国、蒙古高原以及中亚地区东半部分领土的同时，作为内陆大帝国，还在逐渐扩大着势力范围。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围绕黑海、克里米亚地区，先后展开了十一次激烈的“俄土战争”。

世界史上由大陆向海洋的这一转变，并非只是一次单纯的交替，而是在不断的重复交错之中发展起来的。若是大胆地将这一变化予以总结，那么后蒙古时期的种种现状便直接成为连接近现代的一座桥梁，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蒙古的解体为很久以后的近现代打开了一扇大门。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亚洲及其周边的四大帝国集团都以各自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与蒙古帝国有所关联。当然其中包含的意义各不相同。但共通的一点是，若是没有蒙古帝国，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四大帝国。广义上来看，他们或许均是蒙古为世界留下的“遗产”。

黑暗的继承者大明帝国

当我们进一步站在世界史的角度上观察当时的形势时就不难发现，大元帝国曾将蒙古帝国与欧亚世界带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那么继承了大半个大元帝国的大明帝国在当时四大帝国当中也一定具有突出的意义。

实话说，对于大元帝国来说，明朝是极不合格的继承者。蒙古时期，特别是忽必烈时期之后的许多遗产都毁在了大明帝国手里。而且，大明帝国还最终无意识地导致了世界史和人类史上两大重大转变——东西力量的逆转，以及西欧对东方世界的侵略。明朝这一政权，可谓是“倒退”的存在。

例如，尤其值得注目的是，蒙古时期的经济、货币系统以白银为基础，配合盐引、纸币等其他形式，规模浩大，成为近代西欧社会的先驱；而这一切到了对经济运行和货币管理一无所知的洪武政权手里，则开始急剧下滑，到最后只保留下来了一小部分。在贯通陆海的通商方面，由于明朝初期的政权似乎对商业、贸易较为反感，因此通商也受到了强烈压制而没落下来。相反，整个社会回到了接近物物交易的自然经济状态。政权和国家在朴素的农本主义基础上，根据“里甲制”，将土地分给大多数农民并实行彻底管理。蒙古时期活跃的经济活动已成为昔日景象，一去不返。

这便是人类史上罕见的、极其膨胀的皇帝权力。围绕在独裁专制君王身边的宦官之祸，也为世界史上所罕见。特别是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洪武帝，如之前所述，曾亲手以万人为单位分五次对中央政府官僚的一家老小施以大屠杀。可以说，洪武帝如同不需要其他“头脑”的存在一样，将文化人、知识分子从世上彻底一扫而空。与此相比，因“焚书坑儒”而背负骂名的秦始皇等人也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这样的政治、社会形势当中，明代前期人们的生活被黑暗所包围，在前后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著作及文人学者出现，这与蒙古时期的繁华截然相反，是一个荒芜的时代（虽然到了16世纪后叶的明朝后期，反而呈现出一种恣意的兴盛景象，但那是由于当时出现的“经济全球化”现象——“新大陆”的白银流入所致）。当时的明朝政权偏爱使用残酷手段，例如砍断四肢和手指以杀人的“凌迟处死”
[1] 十分盛行，可谓一个充满杀气的凄惨时代。与“明”这一名字恰恰相反，可以说，明朝实质上正是一个“黑暗帝国”。

除了永乐帝，明朝全面放弃了大元帝国时期的海上进军和海上发展，这给世界和未来留下了极大的影响。同时，明朝甚至以“海禁”为名，断绝了一切民间往来。

而在日本，不知为何足利义满的日明贸易家喻户晓，人们往往容易认为它促进了日中两国的交流。现实恰恰相反，日元两国之间的贸易通过足利尊氏、足利直义的“天龙寺船”，以及其他方方面面，开展得如火如荼。除了明治以后和近些年来之外，在日中关系史上，由于未建立国家、政权之间的正式外交而出现的民间主导型的经济、文化交流等，以日元之间最为积极。

正如“勘合贸易”的字面意思一样，日明贸易是特定的通商团体在国家的管理下进行的贸易往来。由于“海禁”政策，明朝向足利义满提出以政府间协议为基础实行贸易管理，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倭寇”的猖獗出现。而“倭寇”这种民间贸易，在元朝是再正常不过的形式了。正是因为“倒退”的政权强行打压这种民间贸易，使得他们在日中两端都变成了“海盗”，被政府贴上了“倭寇”的标签。

尽管如此，只有第三代政权，也就是永乐帝执政时期，才沿袭了大元帝国的进军海洋战略，有了著名的“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但却依然遭到了其后代政权的全面废止。在蒙古时期，中国已经成功建造出了五百吨级别的大型船舶，但到了明朝，大型船舶却被全面禁止，与海洋相关的知识、技术、传统、视野甚至热情，也都逐渐消失了。

在这期间，西欧却进一步提高了蒙古时期从东方学到的航海技术及火器技术。在15世纪初到16世纪初这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东方在“海洋时代”“海船和火炮”这一人类历史的巨大转变上大大落后于西方，直接导致了最后西欧“统治世界”。如果我们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明朝前期的极度封闭化政权招致了这一后果，大概也不为过。

然而，明朝和之后的清朝这两大帝国，无论如何也是建立在蒙古时期庞大的“中华”基础上的。明清帝国不仅幅员辽阔，在多民族共生这一点上，更是大大地沿袭了元朝时的情况。为什么日本会将大明帝国视作仅由汉族组成的“民族国家”（被译为“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的近代西欧所谓的“nation-state”——即单一民族国家思想，这种认知方式本身就是虚构出来的），产生这一明显的误解呢？

曾作为大元帝国核心的人只有一半还残留在大明帝国。在蒙古时期大举来到东方的穆斯林以及迁徙移民到“中华本土”及其周边的畏兀儿人同原来一样留了下来，但在明朝强烈主张宣扬的汉族中心主义政策之下，大多数人不得不改姓汉姓。直至今日，这些人的子孙后代还在港口和大城市，特别是进出口等交通、通商枢纽地区经营着小型社会，抑或是在中国大陆的山野里过着牧羊生活。这些人或许也是蒙古时期的一个“遗产”吧。

回归北方的蒙古人

从蒙古的角度来看，之前所叙述的均为间接的人群和“遗产”。而此时此刻，最重要的蒙古人结局如何呢？

在大元帝国的蒙古人当中，随着中国沦陷而来到北方高原的人占了大约一半。他们也由许多不同的种族组成，不仅有纯粹的蒙古人，还有原欧亚大陆西北部的钦察、阿速、康里等各部族军团，他们同样作为“蒙古”的一员选择了北上。

例如，阿速部将大本营设在了高加索北麓，在后蒙古时代成为汉字写作“阿苏特”的蒙古集团之一。从清朝时期到现在，其后代都一直延续存在，而其位于高加索的故地现在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小型自治共和国，即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无论是留在那里的人们，还是作为蒙古集团生活在东部的人们，在七百五十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是血脉相承的。只是恐怕东西两边的人们互相均不知道这段历史吧。

在朝高原进发的人群之中，还有一部分被称作“鄂罗斯”的来自罗斯的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俄罗斯人。另外，也许人们并不了解一同北上的还有相当多的汉族人，他们作为曾经的官僚或宫廷的佣人，主动选择与大元政府、宫廷一同行动。

来源各不相同的人在北上的过程中自然互相融合在了一起，同时，与大元帝国时期一样，他们在高原上也过着传统蒙古千户制的生活。因此，过度地强调“血脉之别”没有任何意义。而以北部的蒙古人为核心，加上与大元帝国政权一同北上的各种族人群的大融合，新的“蒙古”逐渐形成了，这一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蒙古时期不存在“长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然而，15世纪，明朝由于惧怕在北方重新建立起来的小型“大元帝国”再次掀起攻势，在蒙古高原与中华大地之间强行修建了一道绵长坚固的人工边境线以作为屏障，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万里长城”。

这样一来，北部的高原如字面意思一样，成为蒙古高原。从那以后，集结成小型“大元帝国”的人们也成为“民族”意义上的蒙古人。原本超越“民族”意义而存在的蒙古，便开始踏上了“民族”之路。

生活在清朝的蒙古人

在亚洲东方，当蒙古和明朝的“南北朝”时代结束之后，位于满洲地区的大清帝国开始崛起，收复了中华。作为大清帝国基础的满洲时期地区国家——“满洲固伦”（在满语中，满洲为文殊、固伦为国家，因而为“文殊国”之意），由满、蒙、汉三个民族组成。其中“蒙”的核心，是原东方三王族的后代科尔沁部。以女真族努尔哈赤为始祖的这一政权，在1627年，也就是第二任首领皇太极时期，通过与西部相邻部落科尔沁部结成攻守同盟，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一提高不仅体现在军事实力上，而且为吸纳其他蒙古部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被视为正统蒙古家族的察哈尔部首领把“大元帝国”以来的“传国之宝”（这里的“宝”指的是皇帝御用的玉玺）转交给清朝之后，清朝便获得了蒙古帝国继承者的名号。历代的清朝皇帝从此便扮演了两个角色，对南边而言是中华皇帝，对内陆世界而言则为蒙古大汗。由于皇帝的双重身份，大清帝国开始拥有庞大的统治范围。

在大清帝国时期，科尔沁部是地位最高的亲王家族，与大清皇族享受着同样的标准；其他蒙古部落也纷纷被授予王号、爵位，成为清朝体制下的贵族。当时清朝的统治也是由满洲贵族和蒙古贵族两大统治阶层组成的，可以说，清朝是两大贵族手下的联合政权。

由于蒙古牧地的分配被极度细化，蒙古人移动的自由受到了束缚，也就渐渐失去了“蒙古族”的“活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上，清代大多数蒙古人也过上了稳定安宁的生活。

近现代的风暴

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受到辛亥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两大浪潮的冲击，以及随后日本的伪满洲国统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等一系列的剧变，蒙古也发生了很大的震荡。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便是内外蒙古的分离。

近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随后苏联解体，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1992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更名为“蒙古国”。如今，内外蒙古均被卷入了自由化和开放经济的大潮之中。

其中，人们渐渐发现，许多继承了成吉思汗血统的人分散在各地，尤其是在中国。另外，清朝时期级别最高的贵族科尔沁部原名为“合撒儿”，也就是成吉思汗弟弟的血脉，而科尔沁部的后裔一直与清朝的爱新觉罗家族保持着紧密的联姻关系，直至现在其规模也十分庞大，其中的许多人还进入了社会的领导阶层。

关于曾生活在蒙古帝国西半部分的蒙古人，曾经有人说他们在蒙古帝国解体后“回归”了遥远的东方故土。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依然在原地居住生活。

原本自成吉思汗以来，真真正正的蒙古人只有少数。而人种意识淡薄的蒙古人将中亚以西的突厥人作为“准蒙古人”大量吸纳进来，钦察汗国自不必说，察合台兀鲁思甚至旭烈兀兀鲁思也大多选择这样做。也就是说，原本在蒙古或与蒙古相邻地区生活的突厥人变成了“蒙古人”，因此，在蒙古的国家体制解体之后，他们也根本没有回到何处的必要。

曾一度以“蒙古”为名聚集起来的人们，在后蒙古时代，又分别以不同的名义重新组成了新集团或政治单位。也就是现在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喀山、巴什基尔以及克里木等地，同时也与现在的各个“民族”有各自直接的联系。在伊朗建立了萨法维王朝的突厥系游牧集团中的许多人，也曾经属于“蒙古”名下。大小各异的各个“旧蒙古集团”如今广泛地分散于蒙古高原以西的地区，继续存在。

在以西欧式文明为绝对价值的近现代浪潮中，他们与蒙古高原的“蒙古”人一样，被看作边缘性的存在，并被强加以“蒙古”所象征的负面形象，时而被当作“累赘”，时而被看成“野蛮”，甚至被觉得“危险”。与其说通常观念中的“文明地区”将这些蒙古的“负遗产”强加于他们，不如说实际上是他们遭到了近现代“文明”无理的蔑视与否定。“文明”世界的人们则沉浸在优越感中，一心将自己看作是“被害者”的后代，为了给其无理的歧视和憎恨找一个正当的理由，有意无意编造出了这种形象。

然而，现实中生活在内陆世界的人们都是善良的，在他们当中，至今还有许多人与平原或山谷中的牲畜一起，过着踏草逐溪的生活。在触碰他们的心灵、共同体会他们的生活时，我们必须回到原点去思考“文明”和“朴素”真正的含义。

名为历史的存在

在苏联时期被称作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中有块石碑，叫作“移相哥纪功碑”，一般被人们称作“成吉思汗石碑”。碑文用畏兀儿文字蒙古文刻制而成，被认为是现存最古老的蒙古语碑文。

1224年，从中亚远征归来的成吉思汗召开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并在宴会上举办了远距离射箭比赛。成吉思汗二弟、已经去世的合撒儿之子移相哥获胜。成吉思汗去世时移相哥也在场，随后帮助其孙忽必烈成功夺取政权。移相哥在获胜后的某一天，来到领地本部所在的蒙古高原东部、流入额尔古纳河（俄语为Аргýнь，参考下册第127页地图）的乌卢龙贵河支流乌儿墨儿河畔，立起了这块纪念碑。在移相哥王宫统治的这块土地上，至今还留有城址，以及多种多样的建筑物遗迹。

碑上这样写道——

成吉思汗

征服了撒儿塔兀勒百姓，蒙古国之

那颜们欢宴于布哈·苏赤海时，

移相哥·洪古图尔远至三百三十五庹

处射箭以中。

开头的“成吉思汗”一名，位置最高。而王族“移相哥”的名字虽然位置较之略低，但也被抬高了一些。而代表游牧贵族阶层的“那颜”虽然同正文高度相同，但也是另起一行。“蒙古国”一词没有另起一行，而放在普通的正文之中。从这里便可以明显看出当时蒙古国由上到下的帝王、皇室、贵族及一般牧民所形成的四个阶级，特别是“成吉思汗”名字的位置在彰显成吉思汗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同时，也含有尊敬崇拜的意思（另外，在文章体裁上，这种通过抬高文字位置明确区分地位的做法，在写有皇帝命令的“圣旨”，以及写有皇室成员、将相命令的“令旨”中都需要严格遵循）。

这块石碑于19世纪被首次发现，许多研究者曾尝试解读。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通过《元朝秘史》中代表花剌子模国的“撒儿塔人民”，以及拉施特《史集》中提到的位于蒙古本土西端被记录为回归之地的“布哈·苏赤海”的所进行的解读。因此，这块石碑也被高度评价为“最古老的蒙古语碑文”，而一举为世人所知（只是严密来讲的话，我们无法判断是否能无条件地承认其为“最古老”。移相哥成为合撒儿家族首领是在蒙哥执政后期，而且他似乎活到了13世纪60年代后期。因此，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这块石碑并不是在1224年刻字、立碑完成的，而很有可能推后到1270年左右）。

从碑文内容上看，称之为“移相哥纪功碑”是正确的。然而在完成碑文解读后，人们一直称其为“成吉思汗石碑”，这样称呼的背景和心理也暗藏于石碑之中。在不过短短五行的碑文中，包含了成吉思汗和蒙古国的名字，更证明这是一块纪念并祈祷蒙古的团结与发展的石碑。因此，这块石碑对于饱经历史风霜的蒙古族人民来说，是一块代表着“民族认同感”的无可替代的纪念碑。

这块石碑自从被俄罗斯保有后，在苏联时期也未曾返还，直至今日仍收藏在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里。在沙俄、苏联时期，成吉思汗一直被视为“文明的破坏者”，尤其是“破坏俄罗斯的元凶”，成为当时的禁忌。而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消灭英雄崇拜”思想也成为俄国带走“民族纪念碑”的正当理由。然而，历史车轮再次转动，终于迎来了蒙古内外可以自由谈论成吉思汗的时代。现在，俄罗斯再次被要求返还民族认同感之基础的“成吉思汗石碑”。或许某一天，这块石碑可以再次回到它位于蒙古高原河畔的家乡。

当我们思索蒙古在历史上的意义，再将目光投向现在的蒙古人时，这块穿越了七百余年岁月，承载着先人们点滴过往的遥远的石碑中，有一种“莫名的感觉”便会涌现出来。在蒙古的往日与今昔交相辉映下，世界史、人类史上的巨大转变如同二重唱一般再次出现。

或许，正是今昔的蒙古穿过鲜明对照后留下的这种“莫名的感觉”，才是“时代”，才是“历史”吧。

[1] 原文如此。作者对“凌迟处死”的理解不准确。——编者注

后记

1986年12月，当我从当时所居住的西德飞到伊斯坦布尔，在托普卡帕宫博物馆里第一次看到了拉施特《史集》最古老、最完好的古抄本，当时胸中的澎湃之情至今难忘。

在此之前，我只能接触到西欧人、伊朗人和俄罗斯人经手的校订本和译释本，这些版本大多或是以质量较差的《史集》抄本为基础完成的，或是由于见解的浅薄和文献调查的不充分而暴露出很大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每个版本都只是《史集》中的某一部分。我也一直在用心地编制粗略的日译本，但那一刻我决定放弃了，并下定决心以这部抄本为基础，完成值得信赖的全新校订本、译释本和研究著作。

从那时起已过了十个年头，但这一计划却完全见不到曙光。首先，我需要将伊斯坦布尔版《史集》与对应各个部分的其他抄本进行对照；其次，要与超过二十种语言的庞大繁杂的蒙古时期相关多语种文献进行核对，当然还有必需的反复验证。总之，这成了一个相当耗费时间的工程，用一整天的时间确定一个单词也是常有的事。曾经，我以为有十年的时间足以完成这项工作，但现在，我只为我当年的无知感到羞愧。

就这样，我同伊斯坦布尔版《史集》一起，度过了进展缓慢的每一天。但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结果我再次完整地重新回顾了“蒙古时代”。在这十年的工作中我反复思考，其中的部分成果最终形成了现在这本简单的书。当然，由于篇幅限制，我无法断言一定可以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一交代清楚，尤其是本书的后半部分，关于伊朗和俄罗斯方面的叙述还尚有不足。这是由于关于这两大地区，我还没有将史料中的叙述通读下来的决心，这一点也恳请各位读者海涵。

本书以托普卡帕宫的《史集》开篇，自然是因为《史集》在历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暗含了我十年前的心情。关于一同制成微缩胶片的《五族谱》及《拜宋豁儿作品集》，本书也有所涉及，这是因为我还是想让世人知道，奥斯曼王朝藏品的丰富性不只局限在美术品上。同时，能尽一点绵薄之力，为NHK特别篇《大蒙古》的制作提供伊斯坦布尔版《史集》和《五族谱》，并使其通过视频首次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我感到不胜欣喜。

在世界范围内，蒙古时代历史的研究是一个具有相当古老传统和积淀的领域。近些年来，特别是在日本，新的潮流不断兴起。所谓“新潮流”，就是让东方的汉文史料和西方的波斯语史料双剑合璧，跨越多语种史料的壁垒，从人类的统一视角来眺望当时跨越东西范围的整个“时代”的研究角度。这也暗含了从根本上重新认识“世界史”的意图。无论如何，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也正因如此，从中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于此前关于蒙古帝国和那个时代的普遍认识。本书也尽量吸收了这些最近的研究成果，将其浓缩于一本。同时，我也直截了当地叙述了专业论文里不会提到的一些事实。在一段叙述过后本应该附有明确和大量的参考文献及取证过程，但我大多都予以省略。在蒙古时代史的研究中，要做的事和要取得的进展不计其数，若是一一写成论文的形式，那么推进研究本身的时间就不够了。很幸运，我可以在本书中以“预支”结论的形式来一次性叙述整个过程。

从整体来看，本书有一点需加以说明。日文中的人名、地名全部用片假名来表记，这是让我十分头疼的问题。因为很多情况下，仅靠日语的片假名无法将其完全表记出来；也有些音原本就无法确定当时到底如何发音。最有代表性的就是“カン”“ハン”“カアン”“ハーン”等。首先，“カン”与蒙古时期的发音很相似；其次，据当时所有的语言文献记载，只有唯一的蒙古皇帝才能被称作可汗（カガン、カアン属于这一类），而其他的君主、王侯都称作汗，等级分类十分严格。以这两点为原则，本书选用了“カアン”和“カン”来表达。人们往往容易将二者统一用“ハーン”来表示，这不仅存在发音上的问题，也违背了当时蒙古皇帝和其他王侯之间严格的等级差别原则，例如，“旭烈兀ハーン”与“忽必烈ハーン”曾经同时出现，这实在很荒谬。而原来的“四汗国分裂”之说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混用了君臣称呼。在此基础上，本书尝试使用既忠实于事实又发音相近的片假名进行表记。

四年前，在拙著《大蒙古的世界》（角川选书）出版、《大蒙古》放映结束后，我荣幸地接到了邀约写作本书。那时，我恰巧在思考可以通过文章而不是视频的形式来将蒙古帝国的完整形象凭借自己的解读从始至终地叙述下来，而不是之前著作中那种间断的描写。因此，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对此我充满感激。只是因为一直有其他安排，很少有时间动笔，之后还去了美国，想想实在是自私至极。然而，最终还是写成了这本书，这要归功于负责此书出版的川崎敦子女士。在剑桥市的宿舍生活时，我曾多次接到她的电话，作为到了这个年代还用铅笔写稿子的“旧人类”，我曾向她抱怨美国的铅笔实在难用，她便立即寄来了很多日本生产的铅笔，还留言说“这是日本文化的精华，请您使用”。那时我就在思考，的确，不仅仅是铅笔，日本早在江户时期便已经形成了精细型生产社会，这与美国（且不论其好坏）的粗放型开拓者精神相比，从“物品”生产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回国之后，我把写好的原稿给川崎女士彻底过目了一遍，之后包括初次校对、再次校对的整个过程，她一直给我提供许多精彩的建议，如此优秀的编辑让我大吃一惊。借此机会，我要向她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由于我的写作过于杂乱，导致文章篇幅无法控制在预定范围之内，为此，我也要向同意将本书分成上下两册出版的讲谈社表示由衷的感谢。

同时，我也得到了本田实信先生（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名古屋商科大学教授）的慨允，将其大著《蒙古时代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中刊载的地图及伊斯玛仪派山城的照片刊载在拙作上。本田老师是蒙古帝国史研究的大家，是日本研究伊朗、伊斯兰史的第一人，同时，他也把以《史集》为首的波斯语史书原著的历史研究正式引入了日本。本田老师开辟了多语言历史研究这条充满困难的荆棘之路，并对我们这些后辈给予大力的支持。在此，我要为素日承教之恩，怀以无限尊敬之情，向本田老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蒙古帝国史年表（1267～1405年）

蒙古帝国史年表（1267～1405年）-续表1

蒙古帝国史年表（1267～1405年）-续表2

蒙古帝国史年表（1267～1405年）-续表3

蒙古帝国史年表（1267～1405年）-续表4

蒙古帝国史年表（1267～1405年）-续表5

蒙古帝国史年表（1267～1405年）-续表6

蒙古帝国史年表（1267～1405年）-续表7

蒙古帝国史年表（1267～1405年）-续表8

蒙古帝国史年表（1267～1405年）-续表9

蒙古帝国史年表（1267～1405年）-续表10

蒙古帝国史年表（1267～1405年）-续表11

索引

阿难答 137，143，146，148，172，180，217

爱新觉罗 201

阿音札鲁特 42

奥都赤 17

哥哥（阿干）46，47，76，144，183，189，220

阿忽台 146

足利政权 113

足利尊氏 113，196

足利直义 113，196

足利义满 196

阿术（阿述）56，68，79，80，212，213

阿速【族】 64，131，132，137，147，150，172，174，178，198

阿苏特 198

阿塞拜疆 42，222

亚速海 118

阿塔海 108，110

安那托利亚高原 41

阿八哈 40，42～45，48，75，123，212～215

不赛因 180，218～221

阿富汗 42，50，218

阿合马 158，159，214

阿姆河 34，40，44，45，48，212，218

美国总统 163

美洲大陆【·新大陆】 159

爱猷识理达腊 188，222

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24，143～148，152，153，172，173，176，217～219

阿老瓦丁 75

阿剌罕 108

阿剌忒纳失里 172

阿拉伯语 33，49，85，97

阿拉伯文字 162

阿速吉八 174

阿里不哥 124，143

阿里不哥兀鲁思 143

阿鲁忽 30，31，34，37，46，47，216

阿尔泰【山】 126，137，138，141，146，173，175，217，218

阿儿巴 180，181，220，221

阿力麻里 123，213

亚美尼亚人 32

安西王 16，130，137，143，146，217

安西王阿难答→阿难答 137，143，146，217

安西王忙哥剌→忙哥剌 130

安童 79，124，213

伊凡雷帝 182

也可·合丹 35

壹岐 104，214

英国 193

石筑地 111

也速迭儿 189，190，223

伊斯玛仪 211

伊斯兰 31，41，48，132，140，156，164，181，211，216

伊斯兰什叶派 181

移相哥 6，47，203～205

移相哥纪功碑→成吉思汗石碑 203，205

也孙铁木儿（泰定帝）136，138，169，171，172，174，181，219～221

家族兀鲁思 3～5，32，127，141

伊朗系穆斯林 10，68，86，156，158

伊朗系穆斯林商业势力 86，156，158

伊朗高原 181

伊朗之地 38，83，140，180

伊犁溪谷 35，55，123，124，181，185，221

懿璘质班（宁宗）183，220

伊儿汗 42，140，214～218

殷弘 97

阴山 14

印度帝国 192

印度尼西亚 115

印度洋 23，87，116，117，149，218

瓦撒夫 45，47～49，117，144，152

《瓦撒夫史》 45，47，48，117，144，152

畏兀儿【人】 103，140，156～158，161，162，172，179，197，203，215，222

畏兀儿语 157，172

畏兀儿商业势力 156，158

畏兀儿佛教 157

畏兀儿文字 103，140，157，162，203

回鹘汗国 156

越南 109，115

威尼斯 118

伏尔加【河】 182

令旨 27，137，162，204

右丞相 79，124，152，169，170，172，213，219

乌兹别克 202

月即别（术赤家族）182，218～222

右翼 14

兀良哈台 56，212

兀鲁思不花 135，216

云南【·大理】 17，116，138，173，188，220

云南王 17

郢州 80

永乐帝 196，223

《易经》 19，27，54

驿传→站赤 17

益都 55～57，79

益都新军 79

也只里 133

江户时代/后期 54

江户城 24

野不干 127

叶密立 34，182

叶密立·火者 182

额尔古纳河（阿鲁浑河）203

燕帖木儿 172

埃尔米塔日博物馆 203，205

盐引 159，160，186，194

燕王 16，130，150，223

延春阁 20

绿洲通商国家 156

王恽 97

应昌 188，222

王府 14

鸭绿江 133，215

大回归 137，146，147，172

窝阔台 5，16，32，34～39，45～47，49，50，52，60，62，88，123，126，127，139，141，142，212，216，217

窝阔台兀鲁思 142

窝阔台家族【·一门·诸派】 32，34～39，45，46，50，52，126，139，141，212，216

窝阔台领地 39

奥斯曼帝国【·王朝】 192，193，223

斡赤斤 6，127，128，215

荷兰 193

月鲁帖木儿 175

兀鲁忽乃 31

完者都 139，140，148，149，180，217～219

完泽笃皇帝（成宗铁穆耳）134

斡鲁朵 24，25，145

斡脱（联合会、企业组织）157，158，160

斡罗斯（海都家族）139，141

鄂罗斯（罗斯）198

温（王温）94，95

王忽察都（有船筏之地）177，220

汪古部 14

卡里米商人 118

可汗 5，6，10，13，14，17，29，31，123，124，130，133～135，160，190，209，215

《外夷传》 98，105

海云 19

回回【穆斯林】 75，156

海禁 196

海军 58，65，103

回鹘（回纥）156，168，179

海山（武宗）2，24，137，138，141，143～153，155，170～177，216～218，220

海山党 172，174，176

海州 56

开城 75，81～83，88，89，91，95，107，125，213

开成 16

海都 8，32～35，37～40，44～50，108，113，124～127，133～136，138，139，141，142，172，212，214～217

海都家族 139，141

海南岛 152，173

开平府 12

开封 54，68，71

海洋企业家集团 117，158

夏营地 14

夏贵 58，80，81，83，213

科举 61，154，218

郝经 53，54，65

鄂州 24，53，78，80～83，91，142，213

鄂州之役 78

哈萨克 202

合撒儿 6，47，79，130，174，201，203，204，221

喀山 182，202

合赞 43，216，217

合失 37

贾似道 54，69，72，76，78，82，83，213

大地 28

哥疾宁（伽色尼）50

合答安 133，215

哈赤温家族 133

合浦 104，213，214

夏都 14，16，25，169，179，188

合班 46～48

高加索 41，198

合必赤 56，59

何文著 110，214

华北平原 14

镰仓 88，91，98，101，111，114，178，214

镰仓幕府 88，91，98，178

神风 115

海押立 34

憨哈纳思→捏古迭儿 52，214

哈拉和林 12，16，25，55，126，133，136，138，147，175，176，188，215～217，220，222

哈里河 43

只涅平原之战 43

哈剌旭烈兀 31

哈剌·火州（高昌旧城）

宦官 195

汉语【·文】 13，28，35，54，75，99～103，135，157

勘合贸易 196

汉字 97，114，115，142，162，198

雁书 53，54

环城 69，71

汉人 20，53，56～65，67，69，76，79，103，173，214

汉水 68～70，72，75，80

汉姓 197

汉族 55，57，59，60，67，97，115，152～154，158，184，188，197，198

汉族王朝 184

汉族士大夫阶层 188

汉族中心主义政策 197

舰队 71，80，84，86，104，106，107，109～112，115～117，213

汗八里（帝都）25

汉族文化人士 152～154

北奥塞梯 198

北畠亲房 113

契丹【族】 67，87，88，94

契丹军团 87

怯的不花 42

绢布 13

钦察【族】 40，41，45，47，64，127，130～132，137，139，147～150，172，178，182～184，198，202，214，220

钦察、伊斯兰同盟 41

钦察军团 172，220

宫殿城市 12，13

京都 28，98，101，211

匈奴 54

玉德殿 151

许衡 79

巨济岛 97

御史大夫 169，219

基督教 164

祁连山 14

金 13，16，18～20，36，42，48，58，60，62，66，71，77，83，87，88，93，95，110，118，130，134，142，153，160，162，170，215，216，221，222

银 13，159～161，194，195

近畿 28

征金 88

金州 95

金俊 93

金朝/代 18，36，58，62，71，77，87，142

金通精 95

金方庆 110

金莲川 19

政变 6～8，53，93，124，125，136，146，147，152，172，181，187，212，217，220

空白的障壁 68，73，81

忽必烈 3～14，16～19，22～32，35～40，44，45，47，49，50，53～68，71～73，75～79，82，84，86，91～95，97～105，107～110，112～114，116，117，119，123～128，130～136，138，139，142，149～152，155～161，164，170，176，178，179，183，186，190，194，203，210，212～216，223

忽必烈王朝 8，16，17，62，63，114，116，149，159，160，179，190，223

忽必烈家族【王室、帝室】 17，124，125

忽必烈政权 3，4，6，7，10～12，14，17，50，53，55，60～62，64～67，76，79，86，91，100～102，107～109，112，113，123～128，130，215

忽必烈体制 126，133，135

麾下 16，44，49，56，76，94，125，135，138，141，146，213

马奶酒 131

贵由 35

忽兰 127

克里米亚【半岛】 184，193，202

库力台 18，32，33，92，134，147，148，151，165，176

忽林池 93，95，212

黑契丹 87，88

军事、通商国家 163

军事城市 13

军阀执政 183，184，186，220

庆元 107，109，214

京湖制置司 69，77

经济官僚 68，158，159

《经世大典》 99，106，179

经世大典舆地图 179

京兆 16

景德镇 118

桂林 183，220

王子（Arpā Kā’ūn）17，83，96，180，190

元 1，8，11，20，25～29，44，48～50，60，64，67，68，71，72，75，80～84，87，92～101，103～107，109～111，113～117，123，125～128，130，133～139，141～143，147～149，151，153，157，158，160～162，169，174，176～179，181，184～188，190，194，196～200，204，205，212～223

乾元 27

建康 173

元寇 114，115

《元史》 71，98，99，105，106，130，147，222

元宗 92～96，101

严忠济 61

《元朝秘史》 204

元贞 136，216

《元典章》 162

《元文类》 99

兴安岭 14，128

黄河 58，61，71，145，185，221

江华岛 89，91，94，95

皇居 24

工艺城市 12，13

洪茶丘 95，103，110

杭州 23，53，107，186，213

广州 23，83，85，118，186，213，214

广州湾 83，214

行【中书】省 95，128

兴圣宫 24

高宗 91，92

黄巢之乱 85

皇太后 1，24，142，143，152，170

皇太子 16，24，37，130，134，142，145，152，173，177，188，215，220，222

皇太子宫（太子斡鲁朵）24，25

江南军 107，109，111，112，214

洪武 184，187，194，195，223

洪福源 88，94，95

洪武帝→朱元璋 184，195，223

洪文系 94

高邮 186，187，222

高丽【国】 87～89，91～99，101～106，110，133，212，213，215

高丽令公 93

江陵 172，173

吴王 187，222

国书 97～102，140，217

国信使 53，97

黑的 97

阔阔真可敦 170

胡祗遹 97

和世
172，173，175～178，183

《五族谱》 140，208

五代 87

后醍醐天皇 113

五台山 153

黑海 118，193

阔端 14，35，47，50

阔端【王】家 14，35，47，50

五投下 4，14，64

戈壁 16，177

霍博 34～36

阔列坚【王】家 127

火儿赤（弓箭手）163

鼓楼 20

弘吉剌惕【驸马家】 1，144，170，188

宽阇 148，149，217

济州岛（耽罗）89，96，213

崔坦 94

济南 57～59

左丞相 79，124，146，213

左中右 17

撒都鲁丁 110，214

萨法维王朝 181，202

撒木合 104

左翼 4，14，44

撒里台 88

撒儿塔兀勒百姓（花剌子模）203

仓 12，13，21，42，88，91，98，101，111，114，138，178，214

三宫鼎立 152

三教 19，36

圣彼得堡 203，205

三军团作战方式

三八线 94

梵语 172

三大汗国（兀鲁思）149，153，180

三大王国 16，17，130，137，143，146

三别抄 95，96，213

侍卫亲军 76，108，131

热那亚 118

瓷器 13，118

至元 26，28，49，64，68，72，75，80～83，93～95，97，98，101，103，104，107，110，111，116，117，123，127，128，133，134，212

至治 169，219

至顺 183，220

至正 185～187，221

四川制置司 77

至大 140，148，149，151，217

执政 11，91，111，112，166，174，178，179，183，184，186，196，204，214，220

硕德八剌（英宗）24，153，169，170，172，173，219

史天泽 56，59～61，69，212

驯鹰人 131

慈悲岭 94

纸币 13，114，159，160，194

昔木土脑之战 55

军律（札撒）161

贾马尔·卡尔希 49

站赤（驿传）17，25，160

札剌亦儿国王【家族】 95，188，212，223

札剌亦儿台 44

圣旨（圣言，jarliγ）27，100，161，162，204

爪哇【岛、海】 115～117，215

远征爪哇 116

志费尼 12

周王 173

自由经济 156，158

州县制【度】 62，63

《史集》 25，33，37，40～42，45，48，50，130，140，204，207，208，211，218

重商主义 11，156，159

自由贸易 11

速古儿赤（内府掌服者）63

朱元璋 184，185，187，222

朱子学 79

【大】首都圈 12，14，16，17

《周礼》 19，20，23

准噶尔 34，193

准噶尔王国 193

顺帝→妥懽帖睦儿 183，184，187，188，222

王淐 93

城下之盟 89

襄汉大都督 75

常遇春 187

尚书省 151

商税 159，160

上天眷命 98，100

上都 12～14，25，116，125，131，134，148，169，172，174～177，185，216，217，220

襄樊 68，71～73，75，76，80，213

昌平 23

钟楼 20

《书记规范》 162

徐子光 54

女真【族】 67，94，103，105，110，128，152，158，200

女真族部队 103

各族【亲卫】军团 64，131，137，138，172，178，220

徐达 187，222

术赤 5，8，32～34，38，50，124，182，212，214～222

术赤兀鲁思 5，8，212，215，217～222

术赤家族【一门】 32～34，38，50，124，214，216，218，219，222

汝南（蔡州）142

西拉木伦河（辽河）130

叙利亚 41，42，162，184，213，214，216，217

叙利亚文字 162

昔里吉 52，108，124～127，130，213

昔里吉叛乱 52，127，130，213

锡尔河 34

秦 29，150，178，195

清【朝】 5，6，20，29，54，78，88，94，103，150，152，160，167，170，178，192，193，197～201，208，221

晋王甘麻剌 136～138

秦王 150，178

晋王也孙铁木儿→也孙铁木儿（泰定帝）171，219

晋王甘麻剌 136～138

晋王家族 138

辛亥革命 201

神国思想 113，114

人种 5，10，13，67，76，86，114，163，201

真州 54

沈州 94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24，153，154，172，173，174，175，219

真定 55，60，61

真定军阀 60，61

胜纳哈儿 133

《神皇正统记》 113

秦始皇 195

星哈剌的威（斯里兰卡）

沈阳 94

隋 29

水军 58，71，72，81

瑞典 32

苏达克 118

苏尼台 44

西班牙 193

速不台 8，56

苏门答腊岛 118

齐王 174，175

西欧帝国主义列强 192

西夏 79，214

齐化门 20

西京 94，95

西京军阀 94

制书 92，101

世祖（忽必烈）71，98，106，135，215

成宗铁穆耳 8，44，113，134～137，139，141～146，152，170，171

世祖本纪 71，98，106

西平王 17

西方王国 137，143，146

西方窝阔台家族 32，126，139，216

西方察合台家族 126，139

西北欧亚大陆 5

世界系统论 119

世界的征服者 12

世界战略 161

世界的改造者 3，12

积水潭 23

薛禅皇帝（贤明的可汗）135

禅 135，215

千户【群、集团】 3，4，16，64，123，136，199

战国末期 20

泉州 23，86，107，117，118，186

泉州湾 107

迁转制 63

千料大船 104

宗 1，4，8，24，36，44，54，56，91～97，101，111，113，114，134～137，139，141～146，150，152，153，154，161，164，169，170～175，178，183，185，213，214，217～221

总管 59，62，63，86

草原的军事力量 10，12

仓库城市 12，13

宋子贞 61

粟特商人 156

苏州 186，222

苏武 54，97

染付 118

苏联 201，203，205

大安阁 177

大运河 25，185

太液池 24，25

大衍 19

大汗 4，10，16，17，27，31～33，37，38，40，46，50，54，64，76，91，96，131，132，134，136，139，142，146，148，149，152～154，161～164，169～171，178～180，187～190，200，216～220，222，223

戴曲薛 59

大元 2，26～29，44，50，60，67，84，87，107，113，115～117，125，126，130，133～139，141～143，149，151，153，157，158，160，161，174，176，178，179，186～188，190，194，196～200，213，215～220，222，223

大元大蒙古国 26

大元帝国/兀鲁思 1，26，29，44，50，60，67，87，107，115～117，125，126，130，133～139，141～143，149，151，153，157，158，160，161，174，176，178，179，186～188，190，194，196～200，213，215～219，222

太原 59

大航海时代 193

太皇太后 170

太师 170

大清 29，192，193，199，200

大清帝国 192，193，199，200

大帝国 1，11，83，138，191～194，197

泰定帝→也孙铁木儿 136，169，171～174，181

大都 2，18～25，28，65，75，101～103，131，143，145～148，151，160，169，171，172，174～177，185，188，212，218，220，222

大都 2，18～25，28，65，75，101～103，131，143，145～148，151，160，169，171，172，174～177，185，188，212，218，220，222

大唐 29

大德 136，137，140，142，146，216

大内（大斡鲁朵）20，24

大明 29，59，184，187，188，192，194，197

阿拉伯帆船 117

倒剌沙 172，174，220

鹰岛 112，214

塔察儿 6，9，113

答己 1，24，144～146，152～154，170～174

大宰少贰 105

大宰府 98，105

塔纳 118

珍珠、宝石（塔娜）

大元（Dayan）2，26～29，44，50，60，67，84，87，107，113，115～117，125，126，130，133～139，141～143，149，151，153，157，158，160，161，174，176，178，179，186～188，190，194，196～200，213，215～220，222，223

达延可汗（大元可汗）190

塔剌思会盟 32，33，38～40，45，48，212

塔剌思河 32，212

达鲁花赤 59，63，88，89，123

答剌麻八剌 137，143～145

郯王 178

党项 64

耽罗→济州岛 95，96，106

彻彻秃 175，178

地中海 118

察合台 30～35，37～40，45～50，52，59，123，124，126，136，139，141，142，146，148，149，172，173，175～179，181，182，185，202，212，214～221

察合台兀鲁思 31，32，50，124，142，148，149，173，175，178，179，181，182，185，202，212，217～221

察合台家族【一门、势力】 30～35，37～40，45～50，52，59，123，126，136，139，141，142，146，173，176，177，212，214，216，218

察合台领地 179，218

天时 28

察八儿 139，141，142，216，217

察哈尔部 200

察必 16

占婆国 115

中亚 8，30，32～35，37，39～41，45～50，52，64，66，78，79，109，123，125～127，132，134～136，138，139，141，142，147～149，162，175，178，180，182，188，192，193，201，203，216，217

中亚王国 135，136，141

中央王国 137，143，146

中华王朝 29，62，83，100，109，114，154

中华皇帝 200

中华思想 114，184

中华的经济力量 10，12

中华文化人士 144，154

中书省 21，95，128，212

中书令 93，94

中都（燕京）8，12～14，18，20～22，24，117，175，177，204，212

中统 27，55，59

中南海 25

忠烈王 96

出伯 46～50，139，216

长安 12，19

张晏然 81

张汉英 70，75

张骞 97

长江 65，69，71，77，80～83，85，185，213

张宏（济南军阀）57

张士诚 185～187，222

朝鲜半岛 88，94～96，133

赵璧 95

直沽 23，25

陈垣 36

成吉思【·汗】 3～8，10～12，34，36，49，87，88，102，127，161，167，181，188，190，201，203～205，221，223

成吉思汗石碑 167，203，205

成吉思汗西征 8，34，49，88

真金 16，130，134，170，215，216

镇西奉行 105

珍岛 94，95，106

陈友谅 185，187，222

通惠河 18，23

通州 18，23，25

对马 97，104，214

对马海峡 97

提举市舶 86

帝国主义 192

帝国纷争【·内战】 140

德寿 142

帝国首都/皇都 23，24

西藏 17，137，188

青藏高原 14

藏传密教 114，153，164

藏族文字 162

程鹏飞 81

帖木儿 32～34，37，38，46～50，124～126，136，138，141，143，146，148，169，171，172，174～178，180～184，189，192，212，214，215，217，219～223

帖木儿帝国【·王朝】 192

郑和下西洋 196

铁失 169，171，174，219

铁木迭儿 170，173

铁穆耳→成宗铁穆耳 8，44，113，134～137，139，141～146，152，170，171，216，217

腾格里（天、上天）26～28

传国之宝 200

天灾 151，153，179，184，186～188

天山 32，37，50，141，158，179，181，182，193，216

天津 25

天龙寺船 196

天历 169，175，177，179，220

天历之变（内乱）169，177，178，179

宴会 120，165，166，203

唐【朝·代】 12，19，29，54，85，87，156，179，184，220

都哇 44，46，47，49，50，109，126，136，139，141，142，148，149，180，182，214～217，219，220

都哇一族【·一门】 141，142，149，180

都哇兀鲁思 50

都哇王朝 149

统一库力台 176

冬营【地】 14，22，176

铜币 13

投下制 63

投下领地 59，62，79，142，145，174

东京（日本）24，25，95，128，211

秃忽鲁·帖木儿 181，182，221

东京（辽阳）24，25，95，128，211

东京行省 128

东西和睦 123，138，140～142，148，152，154

东大寺 98～99

冬都 14，16，18，24，169，179

东宁府 94

东平军阀 61

东方三王家 128

东方察合台家族 139

吐鲁番盆地 179

东路军 110，111，214

康斯坦丁·多桑 32

图拉河 189，223

脱花·帖木儿（术赤家族）182

不花·帖木儿（察合台家族）42，48，135，215，216，218，219

特殊亲卫军团 150

脱古思·帖木儿 189，223

督战部队 17，56

得宗执权 178

康里脱脱（尚书右丞相）152

脱脱 139，148，149，182，186，187，214，215，217，218，221，222

脱脱迷失 182

脱黑·帖木儿（拖雷家族）124

图帖睦尔（文宗）172～177，179，183，220

长生天的气力里 27，100

妥懽帖睦尔（顺帝）183，184，187，188，220～222

杜世忠 110，214

都达鲁花赤总管府 63

特许状 162，163

都统领 49，94

托普卡帕宫博物馆 140，207

拖雷 31，124～126

拖雷家族（一门、诸派）31，124

突厥语 25，43，157，161，165，166

朵儿只 16

朵儿朵哈 135，216

秃剌 146，172

内蒙古【地区】 29，55，64，177，188，222

纳哈出 188，189，223

长门 111

乃颜 9，113，116，127～128，130～133，215

乃颜【·合丹】之乱 9，113，116，126～128，130～133，215

南海 23，25，87，116，117

难加 59

南京 12，173，187，222，223

南宋 23，25，53～58，60，61，65，66，68，69，71～73，76～87，89，99～101，103，106～110，112，115，123～125，213

南宋舰队 80，107，213

南宋作战【·攻击·大进攻】 55，86，103，112

接收南宋 81

南坡店 169，219

南坡之变 169

南北战争【·内战】 175，176

南北朝（日本）114，188，199

南北朝（蒙古·明）114，188，199

黄河 58，61，71，145，185，221

捏古迭儿（捏古迭儿的人们）50

西亚 5，23，40，115，132

日明贸易 196

日本 20，21，24，28，54，87，88，96～107，109～115，118，127，128，178，184，193，196，197，201，208，210，211，213，214

远征日本 98，103，107，109，111，115，127，128，213，214

日语 101，209

日本【国家】 20，21，24，28，54，87，88，96～107，109～115，118，127，128，178，184，193，196，197，201，208，210，211，213，214

日本国王 98，100

日本列岛 88，96，114，118

宁波 107

努尔哈赤 94，200

乃古答儿 50

捏古伯 48

聂斯脱里派（景教）68，131

农本主义 195

那木罕 16，17，64，79，123～126，130，136，213

那颜（游牧贵族）204

霸突鲁（木华黎国王家族）124

巴阿图儿（勇者、勇士）104

拔都鲁轻疾舟 104

八邻【部】 79

拜住【右丞相】 169，219

裴仲孙 94

宝儿赤（司膳）63

博多 104，105，111，213，214

博多湾 104，105，111，214

白河 23

蒙古和平 148，149

幕府 19，88，91，98，114，178

箱崎 105

宝库（Kẖzạnh）13

巴什基尔 202

八思巴文字 162，212

拔都 6，8，33，104，132，149，182，222

拔都王朝 149，182，222

拔都家族 182

拔都西征 132

哈布斯堡 193

伯岳吾族 142

伯颜 79～83，104，124～126，134，213，216，220，221

鄱阳湖 187，222

八剌 24，30～34，37～40，42～50，52，78，123，126，137，140，141，143～145，153，169，170，172，173，212，214，219

巴黎 33，140

哈剌哈孙 146，217

巴鲁剌思部 182

樊城 68～71，75，212，213

范文虎 72，108，110，213

万里长城 199

碑【刻/石/文】 22，162，167，203～206

东海 23，107，110

邳州 58

别失八里乞台（中国）140

必阇赤（书记员）63

白莲教 185，221

平壤 94

平户湾 112

乌儿墨儿河 203

平章 150

忻都 95，96，103，106，110，213

汉传、藏传佛教的寺院与高塔 20

印度 23，50，52，87，115～118，132，149，192，218，223

美男子费利佩 140

冯胜 188

布哈·苏赤海 204

忽哥赤 17

芜湖 82，213

卜思巴 46，47，49

佛教徒 157

布哈拉 45，47，48

薄音湖 29

附属国 41，96，213

兀剌台 47

法兰克 140，215，217

法国国家图书馆 33，140

不列颠岛 118

卜鲁罕【可敦/皇后】 142～146，148，170

呼伦贝尔地区 189

旭烈兀 5，6，30～32，38，40～45，47，48，50，75，79，87，117，121，124，125，127，139，140，148，149，180，181，202，210，212，214，216～221

旭烈兀兀鲁思 5，38，40～45，47，50，75，79，87，117，120，123，127，139，140，148，149，180，181，202，212，214，216～221

旭烈兀王朝 149，181

旭烈兀家族 32，48，124，125

旭烈兀西征 41

文永 98，213

“文化大革命” 201

焚书坑儒 195

文宗→图帖睦尔 183，220

丙申年分拨 62

平则门 20

北京 12，20～22，25

哈吉来历 48，49

黑死病（鼠疫）184，185

赫拉特 43，212

别哥 6，30，32，33

波斯语 13，25，33，35，41，45，50，75，97，118，126，130，143，147，156，157，162，166，179，180，182，209，211

波斯湾 118

别儿迪·别 182，222

包围线【作战】 70～72

方国珍 185

北条执政府 112

北条时宗 111，214

北条得宗家 111

里坊制度 19

苦盏 47

禾忽 35，36

北宋 83，87，109

博格达山脉 179

北平王 16，64，79，123，130，136

北平王那木罕→那木罕 64，79，123，130，136

蒲寿庚 86，87，107

后蒙古时期 191～193

北海公园 25

渤海 58

北方王国 136

保定军阀 61

呼罗珊 43，48，124，212，218，219，221

花剌子模（王朝）10，48，158，204，218

花剌子模地区 48

科尔沁部 200，201

葡萄牙 193

婆罗洲岛 118

忽里模子 117，118

大本营 43，55，61，133，175，181，185，198

皇太极 200

马八儿海岸 118

河中地区（马瓦拉痕那儿）33，34，37～39，45，48，49，126，181，182，212，22，

摩尼教 157

海都之国（mamlakat-i Qāydū’ī）126

马木留克（奴隶军人）41，118，132，213～220

马木留克王朝 41，118，216，218～220

马拉巴尔海岸 118

马可·波罗 22，25，117，130

忙哥剌 16，130，137

弹射器（回回炮）75

满洲贵族 200

伪满洲国 201

满洲固伦（文殊国）199

中国东北（日本称“满洲地区”）14，87，94，95

满、蒙、汉 200

诏书 104，176

水壁 81

南海 23，25，87，116，117

缅甸 109，116，214

明朝（明帝国）12，20，29，94，184，186，188～190，192，194～197，199，222，223，194

明罕 180

民族（nation）29，67，84，115，140，144，174，197，199，200，202，205，214

民族国家（nation-state）197

木华黎【国王】 8，66

莫卧儿王朝 192

木速塔八 104

穆斯林 10，11，20，68，86，87，117，156，158，172，197

穆斯林经济官僚 68

穆斯林商人 10，86

穆斯林的商业能力 11

木八剌·沙 31，46，47，50，52

明治 61，113，114，196

别克邻 37

灭里·帖木儿 124，126，136～141，143，146，148，180，217

蒙汉驻扎军 103

《蒙求》 54

蒙古汉军 66

蒙古征日（日本称“蒙古来袭”）104，112

“蒙古来袭”时期 112～114

东察合台兀鲁思 182，221

蒙兀儿（蒙古的土地）182，221

莫斯科 182

蒙哥 5，6，33，35，36，46，49，57，65，66，91，93，124，132，135，140，175，204，212～216

忙哥·帖木儿 16，32，33，34，37，38，124，125，130，137，212，214，215

蒙哥都 93，212

蒙古高原战线 137，145

蒙古兀鲁思 3，5

蒙古帝国（兀鲁思）3～8，10～13，17，18，26，32，33，36，38，43，45，92，94，114，121，128，136，138～140，149，152，154，155，159，177，179，190，192，194，200，201，209～212，217

蒙古【·大元】舰队 104，213

蒙古贵族（清朝）186，200

蒙古贵族军队 186

蒙古骑兵军团 55，65，66

蒙古骑兵 55，64～67，83，95

蒙古共同体 4，38，68，178，179

蒙古语 13，25，27，29，46，60，63，104，134，135，140，142，157，165，166，172，177，180，203，204

蒙古高原 3，4，10，12，14，44，125～127，137，138，145，147，162，175，186，189，190，193，199，202，203，205，223

蒙古时代 114，156，162，165，193，198，202，208，209，211

《多桑蒙古史》 32，33

蒙古人民共和国 201

蒙古水军 72

蒙古文 100，101，103，137，203

蒙古联合体 3

问罪之师 55

耶律希亮 35，36

耶律铉 36

耶律楚材 35，36

耶律铸 35，36

有唐 29

游牧骑兵军团 13，41

欧亚大贸易【通商】圈 11，113，115，118，157，158

谕旨 92，101

犹太 68，140，215

犹太教徒 68

扬州 54，186

姚枢 60，79

雅失木忒 44

药木忽儿 124，126，216

老的 9，22，133，153，203，204

洛阳 12

拉施特 25，33，37，40，42，43，49，204，207，216，219，220

泺河 13

蓝玉 189，223

李毅奴哥 59

李瀚 54

李恒 79，214，215

李杲哥 58

里甲制 195

李全 57

李璮 55～60，62，64～66，73，79，101

李庭芝 54

刘整 68，71，72

刘复亨 105

刘秉忠 19

两京制度 12

两都之争 177

凌迟处死 195

辽东 127，188，223

辽宁 94，133

辽宁平原 94，133

双线作战 53，55，64，84，124

辽阳 128，212

两淮制置使 54

两淮制置司 77

吕文焕 69，70，73，75～80，82，213

吕文德 69，76

李陵 54

临安（杭州）53，77，83，86，107，125，213

林惟茂 93，94

林衍 93，94

鲁姆苏丹国 41，213

丽正门 20

嫂婚制 144

联合兀鲁思 173

涟水 56

六盘山 16

俄国革命 200

俄罗斯联邦 198

俄语 203

俄罗斯帝国 183，192，193

俄土战争 193

淮安 58

淮西制置使 80

倭寇 114，1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帝国的兴亡：全2册/（日）杉山正明著；孙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2

（鲤译丛）

ISBN 978-7-5097-7910-1

Ⅰ.①蒙… Ⅱ.①杉…②孙… Ⅲ.①蒙古（古族名）-民族历史 Ⅳ.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2605号

·鲤译丛·

蒙古帝国的兴亡

著者/〔日〕杉山正明

译者/孙越

校者/邵建国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冯立君 段其刚 责任编辑/冯立君 胡亮 张卉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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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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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RAKUTEI KAI-CHITSUJYO NO KANSEI

©Hiroshi Danjou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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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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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简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做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目录

- 引言
- 1 “中华”的世界
- 2 大明帝国的诞生
- 3 皇统的走向
- 4 夺权的道路
- 5 历史的转折
- 6 坠落的时代
- 7 天命所在
- 8 超越忽必烈
- 9 华夷秩序的统治者
- 10 永乐帝的遗产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文库版后记

引言

公元1402年（中国明代建文四年）盛夏。

酷暑下的明朝首都南京正陷入一场空前混乱之中。受封于抗蒙前线基地北京的燕王，统率数万大军，攻下南京，武力夺取皇位。他发动靖难之役，悍然举兵反叛，攻打侄儿建文帝朱允炆（1377～1402？年），历时四年战事，成为明朝第三代皇帝。

他就是明太宗朱棣（1360～1424年），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的第四子。后来，与他一样出身、由藩王成为皇帝的明世宗嘉靖皇帝（1507～1566年）尤其尊崇太宗朱棣，并改其庙号为“成祖”，此后史书多称朱棣为“明成祖”或者“永乐皇帝”。自明朝以后形成了一皇帝一年号、以年号称呼皇帝名号的惯例，“明洪武帝”“清康熙帝”等都是如此。

朱棣是在杀戮与反叛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的即位实际上是不合法的篡夺帝位。他即位之初，清洗了近一万人，这与其父朱元璋在位期间杀人达十万人没有本质的区别。明朝初期，出现了他们这样两位性格残忍、猜疑心极强、手段残酷的皇帝。但是，在明朝建立之初，他们的杀戮行为与其说是出于本性，不如说是为了强化皇权采取的手段，这样说绝不是为他们辩护。

实际上，洪武、永乐并称，是因为明朝的国家体制是由朱元璋和永乐帝两代皇帝确立的。朱元璋打下基础，永乐皇帝强化了皇权，这已是定论。这话应该所言不虚吧。历来像“太祖”“高祖”等带有“祖”字的庙号，都是授予王朝的开创者的，后来永乐皇帝的庙号被嘉靖皇帝由“太宗”改为“成祖”，这说明后世认为明成祖朱棣与明太祖朱元璋拥有同等地位。

当然，二人是绝不相同的。布衣出身的朱元璋以勤俭著称，即便在对外政策上，除了必需的花费，他也是比较消极的。与此相反，喜好排场的永乐皇帝在位期间，相较于内政，他更愿意在外交方面发挥才干，始终贯彻积极的外交政策。声势浩大的蒙古亲征、郑和下西洋等都是在朱元璋时代无法想象的大事业。而从他们的外交政策中可以看出的这种差别，同样也能从后世对他们的评价中看出。

例如，谈及在促进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作用，后世对二人的评价很低。正是由他们确立的明朝专制国家体制阻碍了本应顺利发展的中国近代化，使得此后中国被世界远远甩在了后面。可以说，曾经作为世界先进国家的中国由强盛转为没落，就是从他们在位期间开始的。因此，他们二人作为中国社会“负面体制”的确立者，成为“近代”话语体系中被排斥的对象。

但是，对于永乐皇帝的施政政策，也有一部分正面评价。如他的积极对外政策促进了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明朝的安定与发展，也带来了民族间的融合。

在中国国内，即便是从民族问题的角度出发，提出这种看法来肯定永乐皇帝的作为，也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与前面提到的近代化问题都是功利主义的看法，从中可以窥见中国人对待永乐皇帝的普遍态度。

认为永乐皇帝是民族融合推进者的看法虽说有些极端，但是他的确有时能获得中国人的理解和同情，原因何在呢？这恐怕是由于永乐皇帝推行了积极的外交政策，将中华文化广播于海外，这也是他与其性格极为内敛的父亲朱元璋的最大差异吧。中国人是否意识到这点暂且不论，但永乐皇帝确实激发起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在由于现代化的成功而充满自信的中国，自1990年以来，相继出版了不少永乐帝的传记，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但本书并不想从永乐皇帝对现代中国近代化的功罪得失的角度来进行中国史的研究，而是以14、15世纪的中国与周边东亚诸国的关系为轴，重现永乐王朝，客观分析永乐皇帝的作为及影响。同时，在探讨异于欧洲的中国式近代化模式的过程中，尝试冷静地对永乐皇帝的政绩做出定位。

为此，我觉得有必要首先要明确已经对永乐皇帝盖棺定论的中国式世界观、中国式伦理，即完全异于欧洲中心发展史观、世界观的独特的中国式世界观，并最终从中展现出与欧洲不同的中国式近代化模式。在我们将视线聚焦14、15世纪的中国明朝之前，首先来了解一下永乐皇帝毕生追寻的“中华”的内涵。

永乐时代的欧亚概略图

1 “中华”的世界

（1）中华与夷狄

“中华”的概念

自古以来，中国自称本国为“中华”。

所谓中华，就是居于天下的中心、拥有最优秀文化的地区。居于东亚之首，广传文明，始终作为周边各国、各民族领袖的中国人经常自信又自负地这样称呼自己。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当中依然保留着“中华”的字样，由此可见一斑。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清王朝的灭亡，在中国大陆上演王朝兴衰更迭的，确实是曾居于世界之冠的中华帝国。

“中华”一词本身并不是自古就有的。最早也不过是从东汉至三国时期出现的。此前，在西周（公元前11～前8世纪）时期使用过“夏”“华”“诸夏”“华夏”“中国”“中州”“中土”等称呼。当然，这些称呼并非指现在的中国全境或中华帝国，而仅指以位于陕西的周王朝政权为中心的一定地域范围。一般认为，周王室与同族、同盟各国之间相互产生的一种强烈的一体感，逐渐催生出了这些称呼。

其中，“夏”源自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华”则由“华美”转义而来，含文化优秀先进之意。概言之，“诸夏”“华夏”都是彰显中国文化先进性的称呼。

另一方面，“中国”“中土”“中州”则是表明本国位于世界的中心，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提出的称呼。周王室及其同盟各国自己命名为“华夏”或者“中国”，旨在强调、尊崇自身文明的先进性，而俯视除自身之外的周边各国或异民族。

两种概念范围的“华（夏）”与“中”最终相互连接产生了“中华”的概念。“中华”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地理上，都处于世界的中心，进一步说，“中华”成为规范世界体系的概念。此后，虽然“华”及“中国”等称呼也一直在使用，但那始终是“中华”词义的简称，或者说，并不是“中华”概念之外的其他含义。

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

认为自己处于世界中心的“中华”的观念，早在“中华”一词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于中国人的意识之中。“中华”的词义本身虽分为“中”与“华”两个部分，但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是浑然一体的，“中华”就是他们的精神家园。虽说“中华”是以周王朝为中心的同族、同盟意识的产物，但也包含了很多对“中华”以外周边世界的想象。

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中华”的四方存在着被称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夷狄”，将他们与“中华”区别开来，确保了中华世界的优越性。

一般来说，“中华思想”的世界观，其思想主体并不是脱离现实的。中国处于周边异民族的包围之中，在与现实存在的周边各民族长期接触、交往（包括战争、对立、妥协、和平等）的过程中，把异民族贬低为“夷狄”，并确认了中华世界的优越地位。正因为“夷狄”的存在，“中华”才会成为世界的中心，所以，中华思想也可称为“华夷思想”。

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统一的过程中，中华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虽然认为与异民族之间存在差异，但并不是太歧视他们。直到战国时期以后，“夷狄”在儒家典籍中反复出现，成为侮蔑的对象，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儒家思想强调“华夷之别”，认为夷狄与禽兽无异，被视为野蛮人，自此，“夷狄”的概念被确定下来。

假如仅仅是满足于区别与“夷狄”之间的差异，那么中华思想也就仅仅是一种民族排除的理论，而也许它本身也有那样的倾向。在世界上也存在与中华思想类似的思想，如古埃及、古印度都有过类似的思想。但中国与那些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设定了“中华”与“夷狄”之间的差异，而且将“中华”置于“夷狄”的上位，并将两者共存的世界提升为一种思想体系。

而给予这种思想体系的形成以巨大贡献的，无疑就是助长“华夷之辨”的儒家思想。先假设存在这种差别，然后再将其归纳成一种思想体系，这确实是强调中国优越性的巧妙手段，但必须承认，中国为处理与周边民族的现实关系而架构的“中华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

天命思想

具体地说，在处理华夷关系中发挥作用的，是作为中国思想基础的“天命思想”。

对中国人来说，作为宇宙主宰和万物本原的“天”是一种绝对性的存在。天的观念产生于周朝，随着历史变迁，其内容虽有变化，但这种观念始终贯穿于中国人的意识中。他们认为从天体运行到四季变迁，万事万物万象皆是基于天的意志而存在。

其中，天的最大作用就是让有德者承天命，来治理天下。天作为抽象的存在，本身并不能统治天下，因此要让有德者代行上天的意志。天子是得受天命的天之子，必须要修身养德，教化民众，以应天命。

天子一旦失德，百姓离心，上天就会另选有德者改奉天命，这就是所谓的“革命”。想要避免“革命”，天子就必须不断用心德治，教化民众，充分发挥自身“德”的能力。

天子以德治国，恩德广播四方。夷狄仰慕天子之德、中华之文化，四方来朝。中华与夷狄之间形成了新的关系。

作为天子与百姓之间媒介的“德”起到了使夷狄臣服的作用。“有德君民（有德者成为民众的君主）”的天命思想就是天子教化民众的“德化思想”，它成功地将中华与夷狄结为一体。

五服图

谋求华夷共存的中华思想在古代中国人的意识中塑造了如下的思想世界。

以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或《荀子·正论篇》为代表的很多儒家典籍中都记载了有关“五服图”的记述。五服图就是将天子恩泽所及的地域，以天子为中心用同心方框划分出来的五个范围。也可以说，是以对天子的臣服程度划分出的五个区域的概念图。

五服图

根据五服图，中央区域是天子直辖地域，方圆千里（一里大约四百米），称为“甸服”，然后，沿中央区域外侧依次再向外分别扩展五百里，即为侯服、绥服（也称宾服）、要服、荒服四个区域。荒服的外延，东至大海，西到流沙，北达朔，南及南，最后远达“四海”。被“四海”包围的地域，就是所谓“天下”。

从最外侧荒服的边界来统计，是方圆五千里的范围，用现代计量单位来测算，大约是四百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中国领土总面积（约一千万平方公里）的二分之一弱，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辽阔。中国人思想中的世界已经超越了现实世界的地域范围，具有无限扩展性。

位于天下中央位置的甸服是天子直辖的京畿地区，居民从事耕作，为天子提供各种服务。侯服、绥服（宾服）是诸侯的领地，担负守卫京畿地区的责任。再往外，就是异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要服是蛮夷居住地，荒服是戎狄居住地，都属于未开化地区。

《荀子·正论篇》中，按照天子举行仪式的标准划分了这些地区。

天子在甸服举行的仪式称为“日祭”，那里的百姓参加每天一次的祭祀仪式，侯服的百姓要承担的义务是“月祠”，即每月一次的祭祀仪式，宾服（绥服）的百姓要参加称为“时享”的季节性礼仪活动。这三服都是亲近天子的地域，称为“中华”。

与之相对，要服地区的百姓每年一次携带贡品来中原向天子问安，称为“岁贡”；最外侧的荒服地区，只是在天子更迭的时候才会来中原朝贡，称为“终王”。与前面的三服相比，夷狄与中华的关系相当疏远，勉强依靠朝贡关系维系。也就是说，中华天子对夷狄德化的证明以及夷狄对中华文化的向慕，具体归结为这种朝贡行为。

话说回来，天下的中心就是受天命的天子所统治的中华世界。中华世界以外的同心方框就是夷狄世界，“华”与“夷”之间存在明确的差异，而维系、沟通华夷之间联系的就是被天子德化感召的夷狄对中华的朝贡关系。

并且，从中华思想的伦理角度来说，华夷差异的本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夷狄受天子德化感召，接受了中华之礼（文化）、义（道义心），则同样被视为中华子民，而不再是未开化的野蛮人。

再思辨

如果再进一步剖析中华思想，华夷之辨就不只是民族性差异的问题了，必然涉及文化范畴的探讨。一方面，如果夷狄被中华礼义同化，就会成为中华子民；另一方面，即便是中华子民，如果丧失了中华礼义，则与夷狄无异。中华思想中对夷狄的歧视与包容经常以互为表里的关系共存。事实上，汉代公羊学派的“天下”思想，就打破了中华与夷狄的界限，构架起一个“天下一统”的中华世界。

尽管如此，华夷秩序依然是以民族差异为基本前提，并加入了中华道德伦理而形成的。如果夷狄始终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那他们就很难成为中华子民。礼义原本出自中华，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影响力也越来越小。如同在水面投一颗石子，会产生一圈圈的涟漪，当涟漪扩散到最大限度时就消失了。夷狄所受到的中华道德影响的深浅，决定了它与中华的关系的亲疏。由此形成的华夷关系就是华夷秩序。

纵向模式的天命思想与横向模式的华夷思想，两者以天子为基点垂直交叉，构筑起中华世界。其中，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中华都处于世界的中心，包括周边的夷狄世界，就形成了“天下”。而且，在这个世界中，起到维护或破坏作用的只是天子。天子失德则失去天命，夷狄也不再朝贡。相反，天子勤修德政则能保持天命不绝，而夷狄则会四方来朝，中华世界盛世来临。

来中华朝贡的夷狄数量的多寡，标志着天下安定的程度。四方夷狄来朝，就证明天子是以德治国，恩泽四方。后世，中国历代皇帝都积极地促使周边各国朝贡，就是这种传统观念的反映。现实世界中的皇帝都借助中华世界的思想伦理来证明自己取得皇位的正当性。

汉武帝时期，儒教成为国教后，这种思想倾向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华的范围一度扩大，“中华”的观念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曾经为少数人所持的“天下观”，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为政者通过意识形态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反过来意识形态也限定了为政者的行为。皇帝扮演着儒教世界的天子角色，来维持现实世界的统治秩序。

意识形态决定现实走向，华夷秩序也不例外，中华思想创造了中华帝国。

（2）中华世界的变迁

大唐帝国

“中华”思想之下的华夷秩序在国际政治中的具体化，就是中原王朝对周边各国、各民族的“册封”。

册封制就是中原王朝的皇帝封夷狄的首领为王，并以此确定君臣关系的制度。但这种华夷君臣关系与中原王朝朝廷内的君臣关系不同，夷狄的首领受封之后，被称为“外臣”，册封时被授予代表其身份的“印章”，并且要按期朝贡。中华的“德化”与夷狄的“朝贡”体现为“册封”与“朝贡”的互换，通过这种行为来维持中原王朝与周边夷狄间的国际秩序（君臣秩序）。

册封制本身产生于统一王朝建立之后的汉代。朝鲜及南越国（现在的广东到越南北部）是最早受册封的夷狄政权，后来，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民族接受册封。公元57年，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倭奴国”被东汉光武帝赐予金印。西域各国也仰慕汉王朝的威势，陆续来朝，从西汉至东汉，出现了四夷来朝的中华盛世。

不过华夷秩序最完善成熟的时候当然是在唐朝时期。被誉为“世界帝国”的唐王朝凭借绝对的军事、经济、政治实力君临东亚世界。当时的朝鲜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以及渤海国等都受到唐朝册封成为藩属国。周边各国都利用唐王朝具有权威性的册封来证明、强化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当时的东亚国际形势确实是以唐王朝为中心发展变化的。

但是，同为东亚国家的岛国日本却没有接受唐朝册封，而是始终谋求与唐朝的对等地位。但这只是日本单方面的想法，与唐王朝的想法完全不同。日本是什么？唐朝认为日本只不过是一个地处偏远的朝贡国，它的遣唐使被认为是朝贡使，既然是朝贡国，那么，按照华夷思想的逻辑，日本只是受到大唐恩惠的夷狄。

羁縻政策

唐王朝被称为“世界帝国”的理由，一般认为是唐王朝文化、民族的多样性及其积极的对外政策。与汉王朝相比，唐王朝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策略，势力范围空前扩大。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羁縻州（府）”的设置，即“羁縻政策”。

所谓“羁縻政策”就是唐王朝在其周边夷狄地区设置中原王朝式的府、州、县，使其行政管理模式内地化。但这种“内地化”与汉族管制又不尽相同，他们拥有民族自治权，中原王朝仅通过授予夷狄首领官职实行间接管理。管理羁縻州的机构是“都护府”，不仅是在中亚、蒙古，在中国东北部及越南等地也都设置了都护府，作为唐王朝管理周边各国的据点。

“羁縻”原本是驾驭牛马等牲畜的意思，在这里则是将异民族视为禽兽，防止他们脱离唐王朝控制的怀柔政策。羁縻州数量最多时接近900个，由汉人担任都护官职直接对夷狄首领实行管理，比“册封关系”具有更强的控制力。

当然，不是所有的周边民族都会臣服于唐王朝的统治。唐王朝的边境地区经常会受到周边强大的少数民族——如突厥、吐蕃、维吾尔等民族——的侵扰、威胁。而唐王朝则通过与这些民族缔结“盟约”来缓解军事冲突，达到和平共处。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盟约”关系是一种基于儒家思想的家族血缘关系。

缔结盟约之后，两国则根据双方势力的强弱确定为父子、兄弟或者舅甥的关系。中原王朝处于绝对优势的时候，双方是父子关系，反之，则是兄弟或者舅甥的关系。而且，中原王朝的皇帝通常将自己的女儿（实际上多为其他女子）下嫁夷狄首领，通过政治联姻来强化盟约关系，即所谓“和亲公主”。对于册封关系不适用的周边民族、国家，大唐帝国就通过“和亲”方式与它们建立拟家族血缘关系而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政治权力的结果

以大唐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基本上包括以下四种情况：一是以朝鲜等国为对象的册封关系；二是以日本为首的朝贡关系；三是对弱小民族的羁縻关系；四是与周边强大少数民族间的盟约关系。这四种情况是在华夷秩序下根据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强弱由中心向四周依次排列的。

距离中心最近的是受中原文化熏陶最深、居住在中原王朝境内、羁縻体制下的各民族。它的外围是对天子执臣下之礼、受中原王朝册封的各国家，再外围则是仰慕中原文化、时常来朝的处于边远地区的朝贡国。这在理论上是按照受中原文化熏陶程度排序的，但实际上是基于唐王朝在政治、军事上可以控制的程度排序的。

另外，对于敌对的各民族，唐王朝采取缔结盟约，建立不同于君臣关系的拟家族血缘关系，并扮演关系中的长辈来保持自身的领导地位。

君臣秩序也好，家族秩序也罢，最终的基本原则就是将周边各国、各民族纳入华夷秩序之下，建立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对于周边各国各民族来说，不论目的如何，强化自身政权也好，学习中原文化也好，还是为了纯粹的贸易往来，都必须与唐王朝结成某种程度的关系。唐王朝则巧妙地利用他们的各种欲求，充分发挥政治影响力，维护唐王朝在东亚的领导地位。大唐世界帝国就是唐王朝政治影响力的结果。

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蒙古势力的抬头

以大唐为中心建立的世界帝国国际秩序随着唐的灭亡迅速崩溃了。公元907年大唐被节度使朱全忠所灭，中国历史进入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交替更迭的五代十国分裂时期。而中原王朝对周边各国的政治控制力显著下降。

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始终向中原朝贡的契丹族，在唐灭亡后，势力迅速壮大，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辽称帝。

契丹灭了东部的渤海国之后，开始入侵中原，灭了后唐政权。随后，因契丹帮助而建立起来的后晋政权，割让给辽以今天的北京为中心的燕云十六州，并向辽帝称臣。中华屈服于夷狄之下，在华夷交往史上，首次出现了中原王朝如此屈辱的情况。

即便在北宋统一中原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变化。

一般认为，中国近世是“征服王朝的时代”。大金兴起灭辽之后，出燕云十六州，南下灭北宋，占领中国华北地区。其间，大宋在与金、辽对抗中经常处于劣势，每年都要向金、辽缴纳大量“岁币”以换取和平。

这一时期的国际秩序，宋辽之间是兄弟关系，而金与南宋之间是君臣关系（后来又变成叔侄关系）。无论宋朝想法如何，它始终都不具有在国际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治军事实力。

诚然，大宋与高丽之间的册封关系依然存在，依旧维持着以宋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是，大宋与金之间却是相反的君臣关系，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秩序是极其复杂的。唐王朝时期一统天下的国际秩序已不复存在，政治上呈现多极化状态。夷狄的实力已经强大到颠覆传统意义上的华夷秩序的程度。

13世纪初，新兴的蒙古势力抬头，并最终灭掉南宋，统一中国，建立元朝。自此，中华与夷狄的地位完全逆转。中华处于夷狄的统治之下，这是史无前例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忽必烈全盛时期

蒙古势力凭借绝对的军事实力席卷中国社会，并很快建立起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忽必烈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定国号为“元”，也将势力范围向周边扩展。最重要的是，元朝不必再像以前的中原王朝那样烦恼于北方少数民族侵扰之苦。虽说元朝统治上层也出现过“海都之乱”的权力争夺，但盘踞长城以北的势力依旧同属于蒙古族。元朝疆域也扩大到宋朝未曾有过的程度。

忽必烈时期，高丽完全成为元朝的附属国，同时，忽必烈又向越南占城、缅甸、爪哇等南方各地派军远征，使之内附元朝。到13世纪末期，很多国家都处于元朝的统治之下，与元结为君臣关系，史称“忽必烈全盛时期”。自唐灭亡以后，处于混乱状态的东亚国际秩序结束了，曾经的华夷秩序重新建立起来。

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处于元朝统治下，众所周知，元朝远征日本、爪哇等国都失败了。周边的一些国家因不满元朝的野蛮统治也奋起抗争，拒绝朝贡。

“元寇”两次远征日本，原因在于日本多次拒绝元朝的招降使者。宋朝没有强制日本臣属，而元朝是采取恐吓方式才被日本拒绝的，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

当时，日本为什么拒绝元朝的招降，详细情况并不清楚。可能是对元朝傲慢态度的反击，抑或当时的日本不重视对外关系。但日本对元朝的使者不予理睬，后来又在镰仓的龙口斩杀了元朝的使者，这至少表明了日本绝不臣服元朝的立场。换言之，日本拒绝参加以元王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框架，也不承认元朝属于中华正统王朝。

最终，日本与元朝之间没有建立政治秩序，站在元朝的立场，日本甚至连边远地区的朝贡国都算不上。领邦日本处于华夷秩序之外，这对元朝来说是唯一的遗憾吧。据说，忽必烈至死都念念不忘要第三次远征日本。元朝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并未如忽必烈所愿，就功亏一篑了。

商品流通的世界

宋元时期的东亚国际秩序在政治、军事上并不处于稳定状态，时有冲突发生。但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却比唐以前更加紧密了，尤其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宋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丝绸、棉布等纺织品以及茶、陶瓷器等各种各样的商品以销售为目的被批量生产，通过经贸活动流向周边国家。

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与以往时代截然不同，民间贸易成为主流。与以前附属于朝贡活动的“朝贡贸易”不同，民间商人独自乘船往来于各国之间，统一的东亚经济贸易圈逐渐形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宋贸易”。日本与大宋之间并没有正式的政府交往，但大宋商船经常驶往日本的博多进行贸易。到南宋时期，平清盛开放兵库港口（大轮田泊）允许大宋商船通航濑户内海，旨在独占日宋贸易的利益。

周边各国需要中原王朝的各种商品物资，同样，中国也需要外国商品，但生活必需品比重很少，大部分属于奢侈品及贵重商品，旨在满足上流社会的欲求。因而，宋元时期，国际经济贸易在朝廷的支持下十分发达，最典型的就是“南海贸易”的发展。

唐朝时期，阿拉伯商人就频繁来航中国沿海地区。他们从阿拉伯海出发，经印度洋穿过东南亚海域，到达中国广州，与当地中国商人交易。

唐朝在广州设置“市舶使”，管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阿拉伯商人带来了香料、药、象牙、犀牛角、玳瑁（鳖甲）、珠宝等奢侈品，这些商品迅速在上流社会流行。

而宋代则仿照唐代设置了“市舶司”，除广州外，在浙江的杭州、明州，福建的泉州等地都设置了这一机构，旨在将海外贸易利润收归朝廷。南海贸易的相关事务主要由广州和泉州的市舶司进行管理。

北宋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额占南海贸易的九成以上；南宋时期，距离都城杭州很近的泉州贸易空前繁荣。在泉州、广州设置了供外国商人居住的区域“蕃坊”，领导人称为“蕃长”，“蕃坊”拥有治外法权。南宋末年，在海外贸易中成为巨富，并担任泉州市舶司长官（提举市舶）的蒲寿庚，就是“蕃坊”里的外国人。

元朝灭南宋、吞并江南地区后，依托当地雄厚的经济实力，促进了南海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元朝政权让治下的穆斯林商人代表朝廷代管南海贸易，采取“半官半民”的方式，由朝廷独占海外贸易，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为了确保海外贸易的航线通畅、安全，元朝多次出兵海上，同时，促使东南亚各国来中原朝贡，以确保奢侈品的供应。

其结果是，以印度西南端的奎隆为首，有很多国家地区向元朝纳贡，自印度洋经南中国海，到达东中国海域，形成了以元朝为中心的贸易圈。通过穆斯林商人的活动，联系到了西方的阿拉伯、波斯地区。

正如杉山正明所说，大元帝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中国南方的经济实力，利用穆斯林的商业网络，成功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经济贸易圈。马可·波罗在他的《东方见闻录》中，用“世界最大港口”来称赞位于这一贸易圈东端的泉州的繁华景象。

元朝的衰退——大动乱的开始

然而这种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绝不是稳固的。

14世纪初，随着元朝的没落，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逐渐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民间秘密的海外贸易及海贼活动的出现。从朝鲜半岛经中国东海到南海的海域，成为倭寇、海贼等武装商人活动的范围，元朝建立的经济贸易圈已经被他们主导，海外贸易秩序处于混乱的状态。

同一时期，元朝周边各国也发生了政治上的动乱。朝鲜半岛及安南（越南）的旧王朝被推翻；日本进入南北朝时代，政权分裂，政治陷入混乱。这些国家的政治状况，是不是元朝统治弱化的联动结果，尚无定论。但是，周边各国的政权更迭或政治动乱，恰逢元朝的衰败，无疑助长了东亚局势的混乱，已经无法恢复到原有的秩序。

如同日本与元朝的关系一样，以元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没有完善起来，加之周边国家政治上的动乱，使得既存的国际秩序开始崩裂，而倭寇与海贼的出现加剧了东亚秩序崩溃的速度。倭寇、海贼原本是随着东亚国际贸易商业化伴生的破坏性存在，他们趁着东亚国际秩序的崩坏，横行海上。而东亚各国正自顾不暇，谁都不再具备足以震慑他们的力量了。

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东亚国际旧秩序崩毁在即，各国重新洗牌已成趋势。为此，打破旧体制，用新的王朝取代元朝统治，使局势焕然一新，已经成为必然。而大元帝国的衰亡并不仅仅是一国的问题，以此为导火线，引发了14世纪东亚全境的大动乱。

明朝成立前夜的东亚世界秩序，就处于这样一种亟待重建的混乱中。

2 大明帝国的诞生

（1）中华秩序的恢复

洪水·疫病·倭寇

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天下大治。14世纪后，元朝统治迅速崩溃。围绕着皇位的继承权归属问题，元朝统治阶层内部权力斗争不断，甚至爆发内乱。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天历元年（1328年）爆发的上都派与大都派之间的内战，双方为争夺帝位，将都城所在的华北地区化为战场。元朝不仅没有建立起新的国际秩序，连国内的统治都很难达到稳固。

元朝的内乱不止发生在统治阶层内部，而且自上而下，遍及社会，其中最悲惨的就是下层百姓。他们不仅受到官吏、地主的残酷剥削，而且每年都会遭受水灾、旱灾、蝗灾等不可抗拒的天灾袭击。饱受饥馑的百姓为求生存，只能抛家舍业，远走他乡。几万、几十万的饥民、流民为了生存逃亡各地。

加剧这种事态的是至正四年（1344年）开始发生的黄河大泛滥。华北一带持续的暴雨致使黄河决堤，咆哮的河水吞没了河北至河南、山东一带的大片土地，无数百姓丧生。甚至还发生过造成黄河改道数百公里的大泛滥。

持续的天灾最终造成了瘟疫的爆发。在这场瘟疫中，早已饱受饥馑、仅以草木为食勉强存活的百姓完全无力抵御，每天都会成千上万地倒下，其景惨不忍睹，如同人间地狱。而此时，始终忙于争权夺位的元朝统治阶层早已无暇顾及，无力回天了。

实际上，欧亚大陆的西端也在同时发生着同样的情况。

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地区，即“饥饿草原地带”突然发生了黑死病。1347年黑死病向西传染至君士坦丁堡后，迅速在整个欧洲蔓延爆发。一说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被感染死亡，人数达3500万，“是由于异教徒犹太人下毒造成的”的传言在当时盛行，由此也造成了大量犹太人被无辜屠杀。

此后，黑死病肆虐欧洲数年，在欧洲社会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终于沉寂下来。黑死病作为欧洲中世纪末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至今仍深深铭刻在人们心中。

那么在中国发生的瘟疫究竟是不是黑死病呢？这个问题至今尚无法确认。但是，当时沟通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十分繁荣，发源于中亚的黑死病通过丝绸之路被带到中国，这种可能性也并不是没有。事实上，也确实存在持这种看法的研究者。这种观点对错暂且不论，但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同时发生天灾瘟疫，夺走无数生命，这确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以及随之发生的社会动乱，两者之间并非没有关系。恰在此时，欧亚大陆最东端的朝鲜半岛沿岸则倭寇猖獗。

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位的至正十年（1350年），用中国的干支纪年就是庚寅年，朝鲜半岛受到了倭寇如潮涌般的大规模袭击。自此以后，倭寇源源不断，蜂拥而至，高丽王朝饱受倭寇之苦，不得不投入大量财力用于抗倭。史书中常说“庚寅以来之倭寇”，正是因为庚寅以后才有了倭寇极度猖獗的现象。

天下大乱，弥勒下世——红巾之乱

14世纪中叶，东亚地区正处于极度混乱之中。特别是元朝统治下的民众中确实不断积压着不满情绪，但是，民众并没有把这种不满对谁发泄出来。

民众的不满情绪被信仰所化解。元末民间非法宗教组织“白莲教”宣扬弥勒佛下世救度众生的教义，吸收了大批信众，势力迅速壮大。贫苦的民众抱着一丝希望入教，更加坚定了他们反元的决心。“天下大乱，弥勒下世”的教义，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

河南地区的白莲教主韩山童在传教的同时，打着“复宋”的旗号准备举兵反元，对元朝的残酷统治早已不满的广大民众，很快聚集在“复宋”的旗帜下。在“复宋”的号召下，包括无赖、野心家在内的各类反元势力及社会阶层纷纷加入白莲教。白莲教组织不再是当初单纯的民间宗教团体了，已经变成了谋求改变社会现状的革命集团。

反元起义之火首先在距离白莲教活动地区很远的东南沿岸燃起。

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台州（在今浙江省）出身、以海运为业的方国珍在海上聚众起义，附近的民众纷纷加入到起义队伍中，势力迅速壮大。腐败的元朝已无力镇压，更害怕从江南到大都的海上粮道被截断，只能对方国珍实行封官招抚的政策。方国珍完全控制了台州一带的制海权，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这是元末首次反元起义。

至正十一年五月，一直处于秘密反元活动的白莲教徒，在头领刘福通的率领下，在颍州（在今安徽省）举兵反元。起义迅速扩大到周边地区，饱受十几年天灾肆虐及元朝残暴统治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反元起义一时间遍及河南、安徽。

起义军的标志就是头扎红巾，所过之地，不管是地方官府还是平日欺压百姓的地主，都受到起义军的冲击——“红巾之乱”由此爆发。

同年八月，湖北地区也发生了白莲教起义，他们同样头系红巾，并逐渐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战略要地。按照地理位置划分，通常称安徽起义军为“东红巾军”，湖北起义军为“西红巾军”。但两地红巾军之间没有任何统属关系，各自为战。之后，西红巾军四面出击，势力范围从湖南、湖北扩大到江西地区。在红巾军起义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元朝统治就出现了华北、华中两大政治真空区。

在这种形势下，各地起义不断，遥相呼应，至正十二年二月，定远（在今安徽省）豪族郭子兴率领数千青年攻打濠州（今安徽凤阳），赶走朝廷官员，占领濠州作为起义根据地。出身贫民、曾为云游僧人、后来成为明太祖的朱元璋，三月的时候参加了郭子兴的义军。

至正十三年（1353年）五月，浮海贩盐出身的张士诚在江苏泰州举兵起义，并迅速发展成为拥有一万人的地方武装。后来，他把根据地转移到苏州，凭借着苏州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最后成为能与朱元璋争霸的对手。

两类义军

元末农民起义军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东、西红巾军所代表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起义军。当然，这类义军并不都是白莲教徒。虽然白莲教是起义农民的精神支柱，但同时也被那些趁乱图谋扩大势力的野心家所利用。东系红巾军的实际领导者刘福通正是这类人，之后，从西系红巾军中崛起的陈友谅以及与东红巾军有关联的朱元璋也都是这类人。

另一类是完全不带有宗教色彩的义军，如方国珍、张士诚等人。他们原本就依靠海运为生，起义后，仍然依靠海外贸易所得利润作为发展、壮大自己势力的财源。他们只以自身利益需求为行动准则，有时甚至对与元朝官府合作也毫不介意。这类义军没有政策及原则上的一贯性，自始至终也并没有统一天下的志向。某种意义上讲，在元末国际商业化大发展的背景下，他们正属于趁着社会动荡迅速崛起的近世叛乱者。

朱元璋成功的秘密

在众多起义军中，朱元璋最终取得了胜利，原因何在呢？当然可以认为有各种原因，但是，提出“不杀”的口号，获得了民心，以及用铁的纪律管理起义军，这两点或许可以说是其他义军所不具备的特点。此外或许还有一些侥幸的因素吧。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以江南要地南京为根据地，凭借江南富庶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发展壮大，争霸天下。

朱元璋参加了凤阳郭子兴义军之后不久就带着少数部下南下。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渡过长江，至正十六年攻占集庆路，改名为“应天府”，这就是现在的南京。应天府有“奉应天命”之意，既是表示朱元璋对南京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他的志向非同一般。

此时，朱元璋获得了江南地区地主阶层的广泛支持，已经成长为拥有众多知识分子的地方政权。江南地区的地主阶层给予迅速壮大的朱家军团财政上的支持，以获得成为朱元璋治下地方官吏的好处，并进而更加积极地支持朱元璋政权。朱元璋占据着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同时，又得到江南地主阶层人力、财力的全力支持，这是他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正当东系红巾军轰轰烈烈北伐大都之际，朱元璋却独自南下江南，足见其先见之明。宋朝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朱元璋顺势应时，不能不说他很幸运。

当然，朱元璋在复杂的局势中做出正确的判断，独自南下取得江南地主阶层的支持，这是他个人能力的表现，而与江南地主的合作，也是他努力的结果。后来朱元璋以江南为中心建立明王朝，也绝不是偶然的。

竞争对手——陈友谅和张士诚

至正十年爆发的反元起义，历经二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北伐失败后，东系红巾军开始走下坡路，而西系红巾军内部也发生分裂，局势进入了弱肉强食、群雄割据的时期。各地义军各自为政，为争夺霸权相互角逐。各路英雄为了生存下去，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锋。

这其中，最有可能问鼎天下的，有坐镇九江（在今江西省）的汉王陈友谅、占据苏州的周王（后来改为“吴王”）张士诚以及据守南京的朱元璋。其中出身西系红巾军的陈友谅是朱元璋最强的对手。从陈友谅暗杀首领徐寿辉夺取义军领导权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为夺取天下不择手段的冷酷无情的枭雄。而且，他占据长江中游地区，可以随时顺江而下威胁南京，地理位置占据优势。

再者，虽说苏州的张士诚野心不大，但他拥有长江三角洲无可匹敌的雄厚财力，实力强大。张士诚麾下有众多的富豪和文人谋士，而元朝末年的苏州也已经发展成为经济、文化中心，他治下的人力、财力都很雄厚。朱元璋恰好夹在陈友谅与张士诚之间，腹背受敌。

这种情况下，持久战的局面对于朱元璋极为不利，于是，他采纳了军师刘基的建议，首先攻打野心勃勃的陈友谅。经过多次交锋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朱元璋在鄱阳湖大败陈友谅，全歼其军队，消灭了一个劲敌。在这次胜利后领土迅速扩大的朱元璋于第二年自立为“吴王”，却没有急于称帝。

击败陈友谅后，朱元璋全力备战应对最后一个强敌张士诚。经过周密的准备，至正二十六年八月，朱元璋派遣二十万大军对苏州发动总攻。

面对朱元璋的进攻，张士诚的抵抗虽十分顽强，但已无力回天。苏州城在坚守半年之后，于第二年六月终于被攻陷，张士诚兵败自杀，苏州城包括官员、将士在内的二十万人被强制迁移到南京城。张士诚政权被消灭，朱元璋一统江南富庶地区，结束了元末群雄争霸的局面。朱元璋投身反元斗争十五年后，中国历史再度进入了天下统一的倒计时。

洪武——大明帝国的诞生

至正二十八年正月三日，朱元璋在南京城外圜丘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称帝即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大明帝国诞生了。在战火尚未冷却的江南，贫农出身的朱元璋在南京发布一系列诏命，高调宣示新时代的到来。当时，朱元璋年仅四十一岁，妻子马氏立为皇后，长子朱标被册封为皇太子。新王朝各种制度的整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大明朝的前途充满生机。

大明朝虽然建立，但当时实际控制的疆域仅仅是北至黄河、南达福建的区域，远没有控制中国全部疆域。最重要的是，大明朝的最大敌人大元政权仍然盘踞北方。元朝不灭，大明朝就没有真正统一中国。换言之，此前，朱元璋在群雄争霸战中成为最后的获胜者，也只不过是取得了挑战大元政权的资格。朱元璋是群雄中的佼佼者，却未必是最终的胜利者。中国未来的走向全要靠朱元璋了。

早在前一年十月，朱元璋就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大军二十五万，向大都方向展开北伐。北伐军兵锋所指，所向披靡，夺回了华北各地。

面对朱元璋的北伐，失去大半领土的元政权已经无力抗衡，各地元军纷纷溃逃，元朝土崩瓦解。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大都陷落，元顺帝不战而向北逃逸。徐达兵不血刃和平接收大都，并没有遇到预想中的抵抗，北伐落下帷幕。

之后，明军继续追击元军残部，逃到上都的元顺帝马上又跑到应昌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东北），最后病逝于应昌。明军随后突袭应昌，顺帝之子元昭宗带着少数部下继续北逃，顺帝的孙子被俘。

洪武三年六月北伐军凯旋，朱元璋颁布《平定沙漠诏》，昭告天下。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北归夷狄之地，念其顺应天时，朱元璋赐予谥号“顺帝”。元明之争在此尘埃落定。

（2）从元到明

元明革命是民族矛盾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明朝推翻元朝政权是汉民族对蒙古统治的反抗，因而，反元起义是民族革命。一般认为，反元起义之初，北伐檄文中明确提出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那么反元起义的开端就是民族矛盾。而朱元璋作为汉民族的代表，取得了民族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中国学术界认定朱元璋不仅是民族英雄，他所建立的明朝甚至是中华辉煌复兴的象征。显然，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反映出来的极具情绪化的政治性解释。

近年来，中国学界再也没有出现“元末农民起义是民族革命”的观点。普遍认为，官僚、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是元末农民起义爆发的主要原因。贫农出身的朱元璋也由于其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在反元过程中发生转变，倒向地主阶级一方，最终建立起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王朝。反元起义过程中发生了由民族斗争向阶级斗争的转变。这种观点对于中国的多民族现状来说，不给那些民族分裂势力以任何挑拨和制造民族矛盾、民族分裂的机会。

围绕这个问题，在日本学界也进行过激烈的探讨。最后得出的权威结论是，元末农民起义基本上属于阶级斗争，但最终由朱元璋将所有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朱元璋在倒向地主阶级一方后，必然要实现地主阶级统治的正当化，他为了将阶级矛盾隐藏在民族矛盾之下，大力宣扬汉民族国家的复兴。

在这个解释当中，最初的研究者一方的先入观点发生了很大作用。即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属于异民族的征服王朝，而驱逐元朝的大明朝理所当然成为汉民族的王朝，这样的观点毫无疑问地成为默认的前提。

奇妙的解释

日本学界得出的结论却使日本社会流传着一种奇妙的解释，即朱元璋不是民族英雄，反元起义也不是民族革命，但大明朝确是汉民族国家的再兴。

这种奇怪的观点实际上只是片面理解“中华”一词，并以此推断原因，简单地将“中华”等同于汉民族或者汉民族国家，而忽略了问题的本质。通过“明朝=中华=汉民族”和“元朝=夷狄=异民族”这种二元对立的图式来理解元明政权更替的过程，在削减了“反元起义=民族革命”的虚构性之后，就只留下“汉民族国家的再兴”这样的观点了。

这种看法的错误不再赘言。原本，华夷思想（中华思想）包含了以民族、人种划分中华与夷狄的观念，同时也具有超越它的理论。即如果能领会中华之礼仪，夷狄也会成为中华之民，那么丧失了礼仪，即便是中华之民也会沦为夷狄。这种极富融合性的思想才是传统的华夷思想。

前面提到的檄文中，朱元璋阐述了同样的主旨。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太祖实录》吴元年十月丙寅）

朱元璋在檄文中不问汉民族还是非汉民族，表明了一视同仁的看法，明确了大明王朝的建立并不是以纯粹的汉民族国家的复兴为目标。

一提到汉民族国家，通常会认为是只由汉民族构成的单一民族国家，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存在过那样的政权。明朝也不例外，大明政权成立伊始，社会上仍然存在元政权的残留影响，社会构成上依然是多民族杂居的复杂民族状态。朱元璋的部下中有很多包括蒙古人在内的非汉族将领，他的众多妃子中也有蒙古人、高丽人等。大明朝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北伐即便是民族革命又如何

中华的恢复，无论从理念上还是事实上，都不能说是汉民族国家的复兴。从夷狄手中恢复中华之民的中华，在明朝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一个全新的中华世界，这成为身为中华天子的朱元璋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首要之务，就是驱逐前元王朝的势力，并使得明朝对中国的统治正当化。这并不是单纯的驱逐异民族的问题，而是有必要在包容异民族在内的中华理论体系中找到反元革命正当化的理论。

这一理论就是在中华历史上历代王朝更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有德君民”的天命思想，即旧王朝不修德政，新王朝承天命取而代之的模式。

如同朱元璋在讨元檄文中所说，他秉承“天授”取代了元朝对中国的统治。他说“彼时（忽必烈时代）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即便是夷狄，如果能修德政，同样可以成为中华天子，朱元璋十分赞赏忽必烈政权，“四海以内，罔不臣服”。

但是，元朝末期，政治腐败，导致进入了混乱无序的黑暗时代。问题在于，元朝统治者失德，已经重新沦为夷狄身份，却还想要继续君临中华之地。既然天命已失，元政权就应该让位于新天子，自己重回夷狄之地。对于不想让位的夷狄，只能以武力讨伐。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让中华与蛮夷各得其所，重新确立华夷体系。出于这种考虑，朱元璋当然要通过天命思想和华夷思想使得反元革命正当化。

对于明朝来说，北伐是否属于民族革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是正“华夷之辨”的“圣战”。将夷狄驱逐回夷狄之地，由新天子统治中华。“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只是基于传统的中华理论体系的“革命”口号。因此，不能认为反元革命就是排他性的民族革命。

不知不觉中

冷静下来，仔细地阅读一下檄文的内容，就会发现上述理论很容易理解。但为什么会让人产生误解呢？恐怕是历史学家的眼光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近代民族国家观的影响。

此前的单一民族建立国家的事实，造成了将中国仅视为汉民族国家而忽略其他少数民族的结果。既然汉民族国家是一种常态，大明朝当然也是汉民族国家，并由此推演出反元革命等同于民族革命的假设。

历史早已证明，民族国家观本身是不切实际的。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性民族问题，一元化的民族国家观已经行不通了。以多元化民族状况为前提，谋求民族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共识。

与此相同，欧洲中心史观也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同的地区都有各自的固有观念，都在提出自己的要求。

同样，一定要依据中国的国情来理解中国，这样的原则在近年来越来越被重视起来。可以说，围绕着元明政权更迭的问题，也到了放下成见重新解读的阶段了。

宋元与明清——时代区分的问题

与欧洲中心史观的发展趋势相关，近年来几乎被人淡忘的课题就是时代区分的问题。

战后历史学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在欧洲发展史观的基础上，如何克服“停滞论”的影响，更加合理地研究理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到哪个时代发展到古代奴隶制、从哪个时代开始封建社会或者什么时候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等，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发展轨迹是研究者最关心的问题。

关于明史研究，把明朝视为与清朝连接的一个时代，那么处于中间位置的明末清初时期就被赋予了“变革期”的特殊意味。明末清初时期或被视为封建制度的崩溃期，或被理解为重新整合期，或被明确认定是封建社会确立期，各种观点说法纷纷登场。虽然这场争论最后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无果而终，但是在将“明清”视为一个整体的时代范畴这一点上，研究者们达成了共识。

在日本东洋史学界，自从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年）将宋元时代划分为近世前期、把明清时代确定为近世后期以来，将宋元与明清视为两个时代范畴的看法也开始流行起来。战后，明清史研究的课题与宋元史课题研究的差异也很快明确了。宋元史的研究围绕着“唐宋变革期”的评价问题展开，而明清史的研究则聚焦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时期。

宫崎市定的卓见——元明的连续性

这一观点在于强调处于宋元与明清时代过渡时期的“元末明初期”具有极其微妙的地位。在宋元史研究的课题中，只不过把它归纳为元末农民起义略加关注；明清史研究者也仅仅是将它作为讨论明末清初的导入部分。总之，不管从哪个立场出发，元末明初都没有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特殊时期被学界广泛意识到。

元史研究中没有展望明史的视角，而明史研究中没有上溯到元代的相关诸问题。加之，学界将元明革命视为民族革命的关系也好，以及异民族王朝与汉民族王朝的异质性也罢，都使得双方在研究领域上达成一种彼此敬而远之、互不插足的默契。

实际来讲，在日本学界，元史研究与明史研究的互不接续的状态所形成的元明时代相互断绝的观念已经定型。

基于这种研究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末，首先提出元明连续性的学者是宫崎市定。他意识到元朝与明朝统治民族之间的断绝性，但他想要从风俗、习惯等领域展现贯穿于社会基层的主流思想。对于一直无条件认可元明断绝性的日本学者来说，这种想法崭新且值得注意，本应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当时的研究者都墨守各自的研究领域，没有继承、发展宫崎的观点，这种状况历经四十年，一直持续至今。

面向新的框架组合

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价值观的多样化给日本史学研究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欧洲中心发展史观正在退出主导地位，但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体系还难以确立。换言之，就是既有对社会发展的怀疑论，也有认为“近代”本身是相对化的见解。走在历史前面的“近代”并不是前途一片光明。对“近代”和“发展”坚定的绝对信仰在眩目般展开的历史画卷中开始不停地动摇。

受这种趋势影响，中国史研究也要面对新的框架组合，新角度的研究正在摸索中进行。就明清史研究而言，曾经仅仅作为明末清初研究导论部分的明初期的研究已经开始担负特殊的意义了。

由朱元璋一手打造的“明初体制”在14世纪的中国社会具有怎样的价值，它在其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又处于怎样的地位呢？与历来的研究不同，不是从明末上溯到明初来研究明史，而是以明初为起点透视明末乃至现代中国，这种新的角度已经开始成为日本学者研究的热点。

新的研究视角旨在探求元明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探讨元末，就无法准确定位明初。对于这么明显的道理，我觉得现在有必要冷静下来仔细地思考一下。那当然不止于简单地讨论元明的内在联系，而是整体把握和理解宋元与明清两大时期的内在关系，对于元明革命的评价问题或许也会在此有所突破。

新的框架重新组合之际，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研究者们最关心的现代性课题。

（3）明初体制的意义

被固定化的秩序

结束元末乱局、登上帝位的朱元璋，当务之急就是要确立大明朝的政治基础。以朱元璋为起始的明初执政者为证明大明政权的正当化而极力推崇儒家思想，同时，又以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秩序为依据进一步稳固大明政治体制。其中，成为大明政治理论基础的当然就是天命思想和华夷思想。

具体而言，即依据基于天命思想的君—臣—民的政治秩序来整肃大明社会的各阶层，依据出自华夷思想的与周边诸国的宗藩关系（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确立国际秩序。而朱元璋居于中心，作为统治者发挥作用，以他为轴心的中华与蛮夷共存的世界——久违的华夷秩序终于出现在东亚。

这个秩序框架本身并不是明初特有的。自古以来，每次王朝更迭，新王朝的开创者们都会将这种思想作为自己王朝的政治理论基础。只是亲身经历元末乱局的明初为政者们认为，仅仅单纯地恢复传统的政治秩序还不足以避免社会乱局的再次发生，因而，为长期稳固统治秩序，有必要使政治秩序固定化。为此，必须强化皇帝作为秩序统括者的权力，并在强权政治的背景下施行统治。

严刑酷法与“三拜九叩”——提高皇帝威望

事实上，朱元璋在位的三十一年间，对皇权的强化和秩序的稳固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通过几次大案，肃清大批破坏既有秩序的腐败官员、不法地主，以及废除抗衡皇权的宰相制度，整备官僚机构等，皇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这场明初政治体制改革中，牺牲者远远超过十万人，造成元末社会乱局的官民一体的腐败结构在表面上暂时瓦解了。

朱元璋在扫清障碍、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高度关注强化皇权。

为了羞辱官员，在朝堂上进行对官员棍棒加身的“廷杖”之刑；设置直属于皇帝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施行以“凌迟（切割身体致死的刑法）”“剥皮”为代表的严刑酷法；提出与皇家有关的文字忌讳，用“文字狱”的方式处罚大量文人。这一切措施旨在强化对皇帝的恐惧，从而提高皇权。

其结果是使得皇帝与一般官民的身份差距如同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一样。皇帝被高高奉养在深宫，不能被一般官民轻易见到。官员在觐见皇帝时，不允许站立，只能遵守极其屈辱的礼节，即跪拜皇帝三次，每次还要磕头三次的“三跪九叩头”之礼，据说“三跪九叩头”之礼用于觐见皇帝就是始自朱元璋。不仅如此，如果朱元璋脾气不好的时候，即便是大臣也不免廷杖的惨祸，被打死者也为数不少。正是在这种充满杀戮的恐怖政治氛围中，明朝专制体制确立了。

儒家思想的具体应用

但是，如果认为以上措施都是由于朱元璋个性残忍造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确实，现在看来，他的所作所为荒谬之极，是不能被接受的。即便是为了巩固政权，也不能杀十万人吧。当然，对于造成他实施这些措施的明初时代特性及当时能够容忍这种情况发生的中国社会结构有必要深入研究，但最重要的是他实施的政策本身，实际上并没有脱离儒家思想的范畴。

一般认为儒家思想中，皇帝以德政引导民众，而以法（刑罚）来处罚不能以德化之的“小人”。当然，使用刑罚仅限于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法治国不是儒家的本意。它要求天子必须推行德政，法只不过处于辅助的位置。

这种理论在现实中却完全变成了不同的结果。现实世界的皇帝以法治国，德仅仅成为使法律的实施正当化的手段。即以法为主、以德为辅，在以德治国的外衣下，包裹着严刑酷法。皇帝逆用了儒家的理论，打着德治的旗帜，却以法治维持政治秩序。

符合社会需求

受到统治的社会一方，同样有积极容纳法治的基础：对民众来说，要保障自己的生命财产，就必须维持现行的秩序。社会期待着皇帝施行德政，作为秩序统括者的皇帝却依靠法治。为惩罚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脱轨者，人们甘愿接受皇帝的专制统治。

皇帝（国家）与社会对于维持政治秩序的双向选择，最终决定了儒教世界在现实社会中的脱胎换骨。传统儒学中的以德为基础的君—臣—民的政治秩序，在现实世界却不得不借助专制统治的形式即皇帝—官—民的国家政治秩序发挥作用。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皇权强化，是国家与社会相互政治角力的结果与要求。皇帝独裁体制绝不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每次社会秩序崩坏后，在重建传统政治秩序过程中儒家思想自身的演变与选择。

朱元璋的政策始终是遵循儒家理论的，在大明体制建立之初的社会需求背景下，他借助实现德治之名推行彻底的法治。即依靠法治惩罚秩序的破坏者、脱轨者，同时，也依靠法治强制性使政治秩序固定化。与此有关的数次疑案和恐怖政治则是朱元璋个性使然，远远超出了社会预想的发展，造成了无数的牺牲者，但这一切也都随着他的离世逐渐平息了。中国的儒家理论借助皇帝来维持政治秩序的结果，就是在明代初期造就了一位疯狂而又执着的皇帝。

“科举”的变化

最终，在明初出现了一个以皇帝为顶点的极权专制国家。无论是官僚还是民众都处于皇权统治下，社会各阶层都被赋予一定的社会地位，一整套社会生活秩序保障体制在皇权统治下建立起来。官员随时处于皇帝的监视之下，不允许有任何过失。官员每天只能在锦衣密探的监视下谨慎度日。官员名义上是皇帝职责的分担者，其实只是皇权专制下的客体。

朝廷官员的任用也更具有统治性。原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官员任用制度是科举制，即选取乡里等社会基层组织的有德者即“士”任用为各级官吏，这是儒家理论的制度化。即便对于作为预备官员群体的“士”，朱元璋也想要将其纳入国家政治秩序框架当中。

他限定了科举考试的对象，仅限于学校的学生（中央国子监的监生和地方各府州县学的生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其他人等禁止参加科举。要想成为官员，首先必须上学，才有可能取得学生的身份。这里的“士”已经成为一种身份，一种出仕必备的资格。“士”作为未来官员的预备队，已经被提前整体纳入国家身份秩序框架中，这足以显示朱元璋的深谋远虑。

户籍制度与分类管理

朱元璋的极权统治不可能不涉及普通民众，他制定的基本政策就是户籍制度，每户都拥有一个户籍。并且，根据民众的职业不同，实行户籍分类管理。

按照规定，普通农民属于“民户”，手工业者属于“匠户”，士兵属于“军户”，盐业劳动者属于“灶户”，其他依此类推。每户职业世袭，不许改换户籍。户籍制度将每个普通民众都牢牢地控制在各自的社会生活领域和地域范围内。

朱元璋在乡村推行“里甲制”，将所有民众纳入“里甲制”管理中，实施征税与治安管理。“里甲制”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在里内，由国家任命的“里老人”担任法官，有地方势力的户担任“里长”负责征收税粮。“里甲制”的施行，使得明代极权专制的触角延伸到社会最基层组织，并且向民众宣传教育敕语《六论》，灌输谨守各自本分的思想。

现实世界的皇帝—官—民的政治秩序在明代初期达到了完善和稳定的程度。每个人都对应各自的阶层、身份，被牢牢控制在各自的社会地位上。朱元璋想以个人的权力与法治来维持这一秩序，取代元朝成为新帝的他建立起了一个他律且强制性的儒家政治秩序。这个遵循儒家政治理论建立起来的儒家世界在现实中却以完全相反的姿态呈现出来，它就是明朝专制国家，一个真实不虚的实体。

北元与倭寇

对于开创不久的明朝来说，国防上最大的威胁是逃到北方的蒙古残余势力“北元”与在中国沿海地区侵扰的“倭寇”。

北元虽然遭到明军的毁灭性打击，但不久又恢复一定实力，对大明来说，不能忽视它的存在。朱元璋在北部边境地区设置常驻将军，实行军政管辖，随后，又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封王，领兵驻守在长城沿线，负责北方边境安全。这样既防止了将军专权的危险性，又强化了对长城沿线的控制。洪武末年，北元势力分裂，加之明朝北边防御的强化，北元的威胁消失了。

而倭寇问题就比较复杂一些。当初，一直活跃于朝鲜半岛的倭寇，趁着元末中国国内社会混乱之机，侵扰中国沿海地区，并迅速蔓延开来。明朝创立之后，亟待解决的就是倭寇之害。

使倭寇问题复杂化的原因在于，元末群雄中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的残党与倭寇勾结，成为肆虐中国沿海的海盗。这些元末群雄残部不愿顺服朱元璋的统治而逃到海上，勾结沿岸不法奸民从事反明活动。明初沿海骚乱大幅增加，正是因为他们与蜂拥而来的倭寇联起手来，这也成为侵扰大明沿海的巨大危害。

为解决倭寇问题，洪武初年，明朝采取了强制措施，断然施行“海禁”，禁止沿海民众出海。其实，元代也曾经禁止商人出海，但却不限制一般民众。因此，明初沿海普通民众的海上活动也很活跃。明朝实行海禁后，在沿海地区又设置了众多城堡要塞及军事组织“卫所”，旨在以此防御倭寇侵扰，强化海防体制，断绝倭寇与沿岸奸民的勾结，彻底解决倭寇问题。

海禁

提起明代的海禁，一般会认为是国家要独占海上贸易的巨大利益而禁止民间的自由贸易。但必须说，这种看法是无视明初国情的一大误解。海禁的本来目的不是禁止民间海上商贸，确切说，是以平定倭寇侵扰、对内维持治安为目的。

明朝实行海禁之初，与宋元时期一样，都是通过市舶司推行民间海外贸易的。贸易商人只要在市舶司办理正规手续，就可以自由出海贸易，而海外商人来华贸易自大明创立后就从未断绝过。大明初期，海禁与市舶司贸易始终没有任何矛盾地并存着。因此，与宋元时期相比，明初的对外政策并不是很消极的。反而应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明朝向周边国家频繁派遣使者、促进朝贡等，充分重视对外政策。

从洪武元年到洪武二年，大明向高丽、安南、日本、占城、爪哇、西洋（印度东南沿岸各国）派遣使者，递交即位玺书，并继续向其他国家派遣使者。与对待蒙古、倭寇在军事上加强防御、在经济上设置市舶司贸易的政策不同，明朝对外谋求重建与周边诸国的政治秩序，重振国威。重新平衡元末以来混乱的国际关系，确立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这正是新王朝的责任。

市舶司的废止

洪武七年（1374年）市舶司的废止，是明朝对外政策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洪武初年，曾在江苏太仓设置市舶司，但由于担心贸易纷争波及首都南京而废除了，不久又恢复到传统的宁波、泉州、广州三地。至洪武七年，三地市舶司也被废除了，民间的海外贸易被禁止，对外交流仅限于与周边国家的朝贡的形式。

对外贸易仅保留国家间的朝贡贸易，又恢复到唐朝以前朝贡制度与朝贡贸易一体化的国际交流的形式。即朝贡使节除了进献给中国皇帝的贡品外，将其他的物资在指定的场所与官府进行交易，最后剩余的物资才被允许与民间商人交易。

国际贸易一旦限定在国家之间，那么此前一直从事海外贸易的民间商人就要失业。民间商人只能以身犯禁进行秘密贸易，与想取缔他们的大明朝之间开始了无休止的拉锯战。

原本为防御倭寇侵扰而实施的海禁，一变为封禁民间海上贸易的经济措施，成为朝贡体制的辅助手段。作为大明对外政策的一环，海禁发生了质的转变，至此，形成了明代朝贡制度—朝贡贸易—海禁三位一体的独特的对外体制，即所谓的海禁、朝贡体制。

贯穿中国历史的最大谜题

在元朝得到迅速发展的市舶司贸易，为何会突然被禁止呢？禁止民间海外贸易，企图切断大明民间与周边各国联系的海禁政策当中，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目的呢？这不单是明初的问题，而且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大谜题。

的确，将原因归结为国家独占贸易是很多人的看法。但前文已经解释过关于海禁的本因与目的，贸易独占的说法只不过是后人以今度古的一种推测，而严格地说，这种推测是错误的。

朱元璋完全无视朝贡贸易带来的利润。朝贡贸易中，朱元璋对朝贡国进献的贡品，既不要求贵重，也不求多，简易足矣，但他“回赐”的物品却远远超过贡品，并对来访使节所带贸易物品施行免税的政策。不仅如此，朝贡使节驻华期间的费用全部由大明承担。对于朱元璋来说，朝贡中的贸易无足轻重，只是对朝贡国施予恩惠的手段。

假如说国家独占贸易的理由不成立，那为何市舶司会被废止呢？

诚然，明初东南沿海地区，有民间商人、武装商人团、海盗、倭寇、走私商人各色人等，异常复杂，他们相互勾结，联络、拉拢当地不法官员，从事海外贸易，构成了大明统治不安定因素。为了彻底解除海外贸易引发的各种问题，明朝经过深思熟虑，断然废止了市舶司。

另外，海外商品大量流入大明境内，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可能会动摇明朝统治基础，这也应是原因之一。经历了元末的社会混乱，明初的中国社会发展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萎缩，不管是租税还是徭役，都以实物形式征收。对外贸易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将民众被动卷入商品经济中，不仅使他们的生活状态不安定，甚至会危及立足于自然经济的大明社会的安定。对自然经济体制崩溃的恐惧符合政策的基础，从这一点来看，废止市舶司是没错的。

但是，尽管存在上述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对建立明朝国家统治的迫切愿望吧。明朝在建立起极权专制体制的同时，也将这种体制推及周边国家，以使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秩序化。即明朝以东亚宗主国的身份，整肃海外贸易，将所有对外关系归结到与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上。其结果就是市舶司的废止以及与之相关的朝贡制度、朝贡贸易、海禁的一体化。

“勘合制度”的意义

洪武十六年（1383年）施行的“勘合制度”更加彻底地贯彻了上述方针。

大明三位一体的朝贡体制直接引发了以朝贡贸易为目的的伪装的朝贡使的大量出现。针对这一问题，为避免与周边各国发生矛盾，明朝推出“勘合制度”，即发给朝贡国勘合（一种符契），来华朝贡时必须携带，以此甄别朝贡使的真假，达到正常发挥朝贡制度机能的目的。勘合制度是体现明朝本位的一种强制措施，随着它的不断强化，周边国家被更强力地控制在明朝国家统治下。

在这种严格统治下，周边诸国仍然频繁来华朝贡，原因何在呢？对周边诸国来说，中国丰富的物资极具吸引力，他们更容易将勘合理解为来华的贸易许可证。必须说，这是倾向于朝贡国想法的单方面解释。勘合绝不是贸易许可证之类的东西，只不过是辨别朝贡使身份的证明书。

但是，明朝在看透周边诸国的意图后，也确实在利用勘合制度控制周边诸国。明朝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周边诸国的贸易需求为筹码，实现了对周边各国的统制及国际秩序的安定。

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确立实际就是周边诸国来华朝贡的体制。即便有些国家不接受大明册封，而是以贸易为主要目的来华，只要他们携带国君的“表文（国书）”，那他们也会与被册封国一样，受到朝贡国的待遇。假如有从遥远的海外来的“边远国家”，他们的贸易需求也会得到满足。就明朝而言，不管是以自身王朝正当化为目的也好，还是为了国际秩序的安定也好，周边国家的朝贡体制都是必要的条件。

元末乱局带来的动荡的东亚国际秩序，在明朝稳步努力下逐渐回归到正轨。并且，明朝建立的国际秩序与以往的唐代、元代时期的不同，是禁止一切民间对外交流的极权统治体制。元代时期那种开放自由的情景不再出现，周边诸国的一切注定被卷入这种既束缚又压抑的明朝体制下。而把这一切变成可能的就是朱元璋创立的拥有政治经济实力的大明朝。

华夷秩序的理想型——中国社会的体制性归结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明朝专制体制是华夷秩序最完善、最理想的体现形式。华夷秩序本意就是中华与蛮夷各得其所，表现为蛮夷向中华朝贡。明朝尤其执着于四方来朝的朝贡体制，其深层也必然包含着完全实现理想的华夷秩序的希望。

明朝禁止一切民间对外交流，仅限定于国家间的官方交流，目的就在于凭借强大的政治权威和经济实力强制构建华夷秩序，并使之固定化。如同君—臣—民的天下秩序理念通过皇帝—官—民的国家政治秩序形式固定化一样，基于“德化”与“朝贡”的华夷秩序以极权专制统治的形式在明初的东亚出现了。

盛行于元代的市舶司贸易在明初被强行禁止了，因此，有一部分人提出明朝初期对外政策是“向后”或“向内”倒退的负面评价。中国学界关于明初海禁的普遍看法，也都强调海禁是阻碍明初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主要原因。朱元璋建立的极权专制主义自然被曲解为是使本应顺利发展的中国社会受到强力阻碍甚至是后退的体制。

的确，明初的海禁政策阻碍了宋元以来海外贸易的发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以现代化发展为目标的中国对明初海禁的否定性评价也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基于传统史观的正反评价都不能揭示海禁问题的本质，大概只有介入超越传统史观的中国式理论才能得出正确的评价吧。

作为历代中华帝国存在依据的天命思想和华夷思想，发展到明朝初期，造就出少有匹敌的专制国家。明朝对内推行皇权专制体制统治民众，对外建立大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规范周边诸国。大明皇帝以天下秩序与华夷秩序交叉构建起统括中华与蛮夷的世界体系。它既反映了历经元末混乱创立的明朝在恢复政治秩序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儒家思想，也是中国社会随着历代王朝更迭专制程度不断强化的体制性归结。

3 皇统的走向

（1）燕王的事迹

没有正式命名

帝王出生时，为强调其异于常人之处，经常附会各种异象。据传，朱元璋诞生之时，屋中红光满溢，夜晚从外面看，好像着火一样。据明朝的官方记录《明实录》记载，永乐皇帝出生时情景大致相同，屋中充满五色霞光，映照在宫门之上，几天都没有消失。大概是寓意永乐皇帝继其父朱元璋之天命，承接皇统。

明朝第三代皇帝，明成祖永乐帝，名朱棣，朱元璋第四子，元代至正二十年（1360年）四月十七日生于南京（当时称应天府），是在朱元璋起兵反元八年，也就是他以南京为根据地四年之后出生的。

当时的朱元璋，西面陈友谅，东临张士诚，处于二者夹攻的不利局势中。随着自身势力的发展，必然与周边群雄发生冲突。当时，陈友谅占据长江上游，图谋攻占南京，朱元璋则一度采取守势。随着形势变化，朱元璋开始转守为攻，恰在此时，朱棣出生了。朱元璋把南京作为根据地后，就一直在率军征战，朱棣出生后，仍然在不停地打仗。

恐怕是由于这种频繁征战的关系，朱棣出生后，朱元璋一直没有时间给他起正式的名字。朱棣和他的三位兄长［朱元璋的长子朱标，至正十五年（1355年）生于太平（今安徽省当涂县），次子是朱樉，三子是朱棡］一样，都只有小名。直到他第七个儿子朱榑出生后，朱元璋才开始给他们正式命名。

官方记录

朱元璋给儿子正式命名是在明朝成立仅十天后匆匆忙忙完成的。

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元璋在刚刚竣工的太庙中举行祭典，在祖先牌位前确定七位皇子的名号。

新王朝的创设在稳步进行，各项制度准备就绪，只等举行即位仪式，宣布王朝的成立。而此前，当然要向大明内外宣布众多皇子的存在，以此证明新王朝前途安泰。此时，朱棣八岁，第二年册封为皇太子的朱元璋长子朱标也刚刚十三岁。

长子朱标和四子朱棣，这两个将成为宿命中的对手的兄弟，据说都是朱元璋正室、孝慈皇后马氏的儿子。朱元璋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子嗣最多的皇帝，有皇子26人，公主16人。

明初帝系略图

据《明实录》记载，孝慈皇后生有五子，长子朱标、次子朱樉、三子朱棡、四子朱棣、五子朱橚。《明史》沿袭了这一说法。在官方记录中，朱棣为孝慈皇后嫡子一事是作为不争的事实流传下来的。

并非嫡子

但是，经过很多中国学者的诸多考证，现在已经确定这种说法是捏造的。事实上，朱棣不是孝慈皇后的嫡子，而是朱元璋众多后妃中的一个妃子所出的庶子，孝慈皇后也没有过儿子。自朱元璋投身反元起义以来，与他同甘共苦的孝慈皇后始终没有生过儿子，于是她就把朱元璋后妃所生的儿子带在身边，当作亲生儿子一样养育，前面的五个皇子都是这种情况。长子朱标、次子朱樉、三子朱棡都是淑妃所生，朱棣及其弟弟朱橚乃出自硕妃。

实际上，朱棣是不是皇后嫡子的问题，在他去世后不久，就流传到民间，成为议论的焦点。当时关于朱棣生母的传言，很多史书中都有记载。当然，传言的目的在于追究朱棣继承皇位的正统性问题。

其中甚至有传言怀疑朱棣的母亲是元顺帝的妃子，大意是明军攻陷大都后，已经身怀有孕的元顺帝妃子洪吉喇氏被朱元璋纳入后宫，不久就生出了朱棣，所以，朱棣的父亲就应该是元朝最后的皇帝顺帝。这当然是极其荒谬的谣传，但它也能反映出朱棣生母的问题已经成为民间街头巷尾的话题了。

最终彻底澄清这一问题的证据就是《南京太常寺志》这本书。太常寺是负责皇室礼仪等方面的机构，它编辑的《南京太常寺志》一书中明确记载着朱棣是硕妃之子。这本书现在应该已经不存在了，好像它一直留存到清初，书中只有部分内容分别被引用到其他各类典籍中才得以保留到现在。后世学者对这些引文进行分析研究后，现在基本确定了朱棣的生母是硕妃的说法。

捏造事实的目的

朱棣隐讳生母、自称孝慈皇后嫡子的原因何在呢？不用说，当然是为了使自己篡夺皇位名正言顺。后来，他起兵反叛已经成为皇帝的自己的侄儿，暴力夺取皇位。对于这种不争的事实，朱棣并不是不能敷衍一时，但从皇位正统论的立场出发，要想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就必须是皇后嫡子的身份，否则没有资格。因此，一有机会，朱棣就会表明自己是孝慈皇后的嫡子，这就是要表示自己是正统的继承者吧。

作为官方记录，《明实录》将朱棣记为孝慈皇后的嫡子，那么皇统当然可以由朱棣继承。皇帝自己都说是皇后的嫡子了，史官当然就会照此记录了。他出生的秘密从史书中抹掉了，他的愿望被制造成为真实的历史。也就是说，皇帝在此凭借个人的意志篡改了史书。

中国历史上，虽说这种事例不在少数，但在永乐时期的官方记录中这种现象却过分地多。明明不可能的事情却被当作像真的发生过一样被记录着，如果不能推测出隐藏在文字里面的真相，很可能犯下不可想象的错误。永乐时期的这种情况绝大多数都与朱棣皇位正统问题有关。

他从即位开始，就背负着无法抹除的过去，他一生都在与自己的过去斗争。因此，他必须要成为世人公认的伟大皇帝，而事实上，他也为此苦苦奋斗，并最终达成了愿望。仅从这一点来看，他并不是普通的皇帝。但是，现在讨论这个问题还略早。

首都问题与北方防卫——摆在眼前的大问题

洪武元年八月，明朝驱逐了元朝势力，恢复了中华王朝，但蒙古的威胁并未解除。作为一个王朝，元朝的确灭亡了，但蒙古人只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蒙古，作为草原上的势力并没有被消除。残余的北元政权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实力威胁着大明，如何解决北元的威胁仍然是大明必须面对的问题。

与历代中原王朝相比，明朝的建立具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条件。定都位于江南的南京完成统一大业的，明朝是首例。中国历代中原王朝都定都华北地区，如长安、洛阳、开封等，都在黄河流域设立国都。因此在布防军队防御北部地区时，从首都调控军队也很容易，中央的力量足以威慑北部边疆。

明朝没有那样做，与北部防御不同，明朝定都南京旨在依托江南富庶的经济进行发展。但其结果，对于北部防御却是极其不利的。难以调控防卫北方的军事力量始终是大明定都南京的致命弱点。假如在定都南京不变的情况下操控防卫北方的几十万军队，容易造成将军擅权作乱的危险。北方防卫与定都问题成为朱元璋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朱元璋似乎早就发现了定都南京的局限性，大明成立之初，他就让大臣们讨论建都问题，提出都城的候选地。大臣们提出西安、洛阳、开封、北平（今北京）等地，并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最后朱元璋决定还是定都南京。因为如果现在迁都，必定要进行大规模的都城修建，给百姓带来过重的负担。如今王朝基础尚不稳固，不适合迁都。这样，都城问题暂时搁置了。

南京远离北部边境

都城设置是关系到国家体制的重大决策。甚至可以说，国防问题事关国家命运，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会导致国家灭亡。视首都位置来建立国防体制是新王朝夯实根基的先决条件，但定都南京给北方防卫带来极大的困扰。

如前所述，明朝国防上的遗留问题是防御北方的北元势力的威胁和东南沿海地区猖獗的倭寇问题。明朝颁布海禁令，禁止沿海地区民众与倭寇的勾结，强化了海防体制，完成了对倭寇的打压。在解决倭寇问题上，南京京师体制确实起到了有利作用，首都位于东南地区，使得海禁政策和海防行动更容易实施，对海上贸易统治的完成起到相当有力的效果。都城南京发挥了前线基地的作用。

但是，对海上防卫有利的优点同时也是北方防卫的缺点。南京距离北边过于遥远，它们之间是包括黄河流域在内的中原地带的广大地区。

在北方防卫上，明朝面临三个突出问题。

一是用何种方式进行防御；二是如何在位于东南方向的南京操控布防北边的庞大军队；三是如何利用北边到南京的广大中间地带做好都城防御。

特别是第三点，中间地带不仅是北方防卫线的大后方，也有必要在国内发生叛乱时采取特别的措施。

诸王分封

针对这些问题，朱元璋实行了诸王分封的对策，封皇子为王，率军驻防全国各地。因为都是皇帝自己的儿子，所以也不担心他们会脱离中央的控制，通过他们就可以将北边的军事力量直接掌控在皇帝手中。这样一来，北方大军的统率权得以保障，而将军独揽军权、犯上作乱的危险也解除了，北方防卫万无一失。而且，分封到各地的诸王成为国家的屏障拱卫京师，发挥着防波堤的作用。

朱元璋前后三次封王，即洪武三年、十一年、二十四年。洪武三年第一次封王，分封次子朱樉为秦王、三子朱棡为晋王、四子朱棣为燕王等共计九位王爷。

但当时诸位皇子还未成年，并没有立即前往封地，他们真正离京就藩是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以后，这一年，秦王到陕西西安，晋王到山西太原。洪武十三年时，燕王到北平就藩。此后，朱元璋的儿子都是成年以后就藩的，除一人夭折以外，总共分封了二十四位藩王（如果包括洪武九年就藩的侄子靖江王，就是二十五位）。

诸位藩王的封地如同一个扇面一样，是以首都南京为基点，从东北向西南展开配置的。每个诸王都位于扇轴上，而位于扇面基点的是他们的父皇朱元璋，坐镇中央掌控全局。扇面无论是打开还是合上，都是按照中央的旨意，诸王完全掌握在南京的控制之下。诸王分封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同姓分封体制，并不是建都南京的大明朝所特有的。

曾经普遍流行于汉代和晋代的诸王分封制度，随着皇权的强化已经逐渐废止了，连皇子本身也成为官僚机构中的一员，这是人所共知的。至少，在唐宋时期没有皇子就藩的例子。明朝恢复诸王分封制度是以定都南京为先决条件的。但可以看出，分封皇族和功臣为王，这一点明显是受了元朝的影响。

元朝的分封制中，诸汗国对自己的封地拥有实际统治权，而明朝诸王仅拥有自己封地的税收权。虽然元明分封体制各异，但明朝诸王就藩与王国形成则几乎完全承袭了元朝的制度。实际上，明朝虽然提出光复中华之汉唐文化，但在具体制度及机构等很多方面是学习元朝的，诸王分封制也不例外。在否定元朝政权的基础上建立的明朝也在无意识中肯定了元朝的统治，在很多方面都不能不承认元明之间的连续性。

诸王分封图

九名“塞王”

明代诸王就藩的同时开设王府，与王府官共同负责王国的治理。王府官制度几经变迁，最后演变为“长史司”的设立，长史负责藩王的教导、规劝，管理王府全部庶务。

为保护王国安全，设置了“护卫”，规定一王府三护卫，但也不一定都遵守这个规定。据《明史》记载，护卫少的藩王有三千士兵，护卫多的藩王拥有士兵一万九千人。各藩王封国内一旦发生紧急军事情况，藩王有权调动王府直属护卫及附近卫所官兵，指挥行动。

明朝的军事制度实行的是以每卫5600人为单位的“卫所”作为其基层军事组织。全国各地设置卫所，各地卫所直属于各省都指挥使司，各省都指挥使司又隶属于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即由皇帝—五军都督府（中央）—都指挥使司（地方）—卫所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指挥系统，都指挥使司的长官为都指挥使，他们只有持皇帝颁发的“圣旨”，才能有权调动卫所军队。

王府护卫在组织上与普通的卫所相同，但从指挥系统来看，王府护卫不直属于中央五军都督府，确切说是属于藩王亲军。王府护卫的武官都由藩王亲信担任，因而，藩王在护卫中的控制力很强。另外，对王府附近卫所的军队，原则上藩王必须持有皇帝的圣旨才有权指挥，但同时还规定，在紧急情况下，藩王拥有指挥卫所军队的权力。那么，可以说，藩王在地方上拥有绝对的军事权。

沿长城一线分封诸王御边的措施，暂时解决了定都南京带来的北方防卫薄弱的问题。御边的藩王与内地的诸王不同，被称为“塞王”，至洪武末年，由东向西顺序，有广宁（在今辽宁省）的辽王、大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宁王、北平的燕王、宣府（在今河北省）的谷王、大同（在今山西省）的代王、太原的晋王、西安的秦王、宁夏的庆王、甘州（在今甘肃省）的肃王等，共计九名塞王御边，威慑北方。

如同东南沿海的倭寇问题通过强化海防和海禁政策才得以解决一样，如今，长城防卫线也开始启动，它是稳固大明边防的专守防卫措施。即使与历代王朝相比，明朝的国防也都是毫不逊色的。

叶伯巨，触逆鳞

但是，诸王分封制从一开始就孕育着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从旨在强化皇权与中央集权的明朝中央方针的角度看，无论如何，分封制都是与之相悖的，具有“分权化”的危险。的确，朱元璋在世时，皇帝与诸藩王是父子关系，儿子反叛父亲的可能性是相当低的。朱元璋认为，与其让异姓将军们把持军权，不如交给骨肉至亲，这样更有安全感。

当然，朱元璋并不是不知道诸王分封的危险。他饱读诗书，熟知历史上诸王分封的弊害。但是，要将几十万戍边大军全权交给异姓将军，朱元璋还是不放心。他在提出诸王分封制之时，一再表明，这不是出自自私的目的，而是“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的措施。虽说历史的教训已毋庸赘言，但确立现实的国防体制，才是此时的当务之急。

因此，对于分封制持不同意见者，朱元璋采取断然打压的措施，洪武九年（1376年）的大明体制改革中，众多官僚被下狱或降职，人人自危。其间，发生了异常的天象变化，朱元璋下诏求直言。以此为契机，在改革中始终处于恐慌状态的官员们则借机发泄心中不满。此时，平遥（在今陕西省）县学训导叶伯巨在上书中预言诸王分封制将来必留祸根。

叶伯巨上书万言，豁出性命苦谏朱元璋。谏言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针对诸王分封制。他提出分封制恐怕会使藩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不利于中央集权，事实上朱棣夺权恰恰验证了他的先见之明。他极力建言废止分封制，并引用汉代“吴楚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作为佐证，强调分封制的弊害。但他的谏言反而激怒了朱元璋，叶伯巨被关押狱中，死于非命。

集权与分权的夹缝

对于一介地方教师的苦谏，朱元璋的反应未免过于激烈了。这恐怕是因为朱元璋在对诸位藩王的信任中仍然保留着一丝不安吧。而叶伯巨的直言恰恰戳到了他心中的痛处，因此，对叶伯巨的打压乃是特意为之。对于妨碍国家方针的言行，必须抹杀在襁褓之中。同时，也是要消除自己心中的不安，朱元璋牺牲了叶伯巨。朱元璋在分封藩王之时，确实采取了分化藩王权力的万全之策，即各藩王对封地内的土地及民众不具有统辖权。由地方最高行政机关布政使司管理封地民众，禁止藩王与地方官员接触，藩王只能接受地方官员提供的俸禄，自身没有向民众征税的权限。朱元璋赋予藩王的权限仅限于军事方面，禁止藩王干涉一切民政。他甚至把这一规定写入《皇明祖训》中，以告诫后世子孙。

尽管如此，朱元璋去世后不久，燕王朱棣即举兵反叛，夺取了帝位。所以说，分封制并不完善。

永乐帝继位后，历经数年，逐步采取了将藩王迁往内地、削减藩王护卫等措施，从根本上清除了分封体制对皇权造成的威胁。这恐怕正因为朱棣是利用分封制夺取了皇位，才更加熟知分封制的危险性而将之清除。自朱棣之后，藩王变成了依靠地方供养俸禄维持生存的普通王侯，并由此成为明末财政吃紧的主要原因。明初和明末相比，虽说藩王形式上没有区别，但实质上已经完全不同。

藩王分封体制是朱元璋定都南京期间，在集权与分权的夹缝中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政策。朱元璋采取的让皇子领兵戍边的措施，解决了北边将领分化、威胁皇权的危险。但由此产生的藩王分封体制却如同叶伯巨预言的那样，加深了分权化的程度。只有在朱元璋健在时才能发挥作用的分封体制，也随着他的离世瞬间崩溃了。朱元璋亲手创建的南京京师体制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发挥其效力。

藩王教育

对于一心建立皇帝集权统治的朱元璋来说，官员只不过是皇帝实现这一目的的棋子，作为皇帝的代理在集权体制中发挥作用，维持整个统治体制的秩序，确保大明体制的长治久安。作为大明国家防卫屏障的藩王也同样是集权体制的组成部分。正如朱元璋所说的“藩王分封不是出自私心”，表明了他的真实想法。无论是官员还是藩王，在他所设计的国家建设的蓝图中，都只不过是在各自的位置上各尽其责。

不过，官员和藩王还是有区别的。对于官员，无论是免职还是处罚，皇帝都可以随意决定，但藩王不能随意更换。这不仅由于藩王是骨肉亲人，也是为了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皇统的延续。因此，肩负着下一代重任的藩王必须要养成符合皇帝期望的技能，同时，教导藩王也是对他们寄予厚望的皇帝的责任。

洪武三年，藩王分封制施行的同时，朱元璋也开始全面推行对藩王的系统教育。其实，早在大明建政前，朱元璋就邀请了当时声望最高的大儒——金华（在今浙江省）的宋濂出仕，对皇子进行全面系统的儒家教育。朱元璋从未上过学，但他的皇子们却从小就接受儒学大家的培养、熏陶，熟读四书五经及各种史籍，并且熟知儒家礼法。洪武六年，御制的《昭鉴录》及《祖训录》等皇家专用训诫书编纂完成，其中的训诫成为皇子、藩王必须恪守的规则。就在这种系统的皇家教育模式中，皇子被培养出了将来作为藩王所应具备的技能和本领。

朱元璋绝不希望他的皇子们被培养成白面书生那样的贵公子，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像自己一统天下一样，成为不畏惧任何困难、精通文武之道、统御天下的英明王者。

大明皇子到一定年龄之后，按照规定要到演武场习武，每天的训练是必须完成的义务。洪武八年（1375年）以来，朱元璋多次带领皇太子及诸藩王回到故乡凤阳，让他们到自己的出生地实际感受创业的艰辛，然后在野外进行实地战斗训练。总之，他就是让将会成为明王朝统治者的儿子们亲身体会他们自己肩负的重要责任。

燕王就藩北平

对于诸皇子，朱元璋一律是平等对待的，并没有对哪位皇子特别宠爱，只是特别重视皇太子，皇太子作为皇位继承人，受到重视也是理所当然的。身为五位皇子母亲的孝慈皇后也同样注意自己的言行，对诸皇子一视同仁，尽量避免自己的喜好影响到皇子间的关系。

当然，如何评价皇子间能力差别的问题留作后话，这里暂且不提。朱元璋历经数次生死决战，最终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铁血生涯使得他依然能够冷静客观地对待自己的儿子。

这一点从他对诸藩王领地的分封可见一斑：次子秦王封地在西安，三子晋王封地为太原，四子燕王封地在北平。西安乃汉唐古都，作为仅次于皇太子的次子秦王的封地是再适合不过了。另外，太原也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是抵御蒙古入侵的重镇。但是众所周知，如果将西安、太原、北平三地比较而言，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具有更重要意义的地点莫过于北平了。

北平仍残存着元代都城宫殿。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为营建都城，将北平内众多元朝宫殿拆解后运往南京。而就在几年前，北平还作为被誉为“世界之都”的元大都号令世界。能有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封地的藩王当然是具有过人之处的人才。

朱元璋将北平封给了燕王而不是他的两个哥哥，足以表明他对燕王的期望甚高。而且朱元璋还将与燕王青梅竹马的、开国功臣名列第二的徐达的女儿选为燕王妃，也可佐证他对燕王的重视。燕王早在年轻之时，就已经在言行中展现出了足以让朱元璋赏识的才能。

燕王就藩之时，朱元璋允许他直接使用元朝的宫殿开府建藩，其中的隆福宫就成为燕王府，自此，燕王在北平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岁月。朱棣即位之后，再次返回了北平。北平既是他的创业之地，也是大明朝的新起点。可以说，就藩北平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从他二十一岁之时的北平之行拉开了序幕。

（2）暗斗

朕无北顾之忧

洪武朝后半期正是藩王分封制发挥效用的时期，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不用说自然是分封到北平的燕王。自洪武二十三年以来，他与皇兄晋王多次率军出击蒙古，纵横驰骋漠北地区，取得了辉煌战果。

燕王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洪武二十三年初次作战。相对于晋王的无功而返，燕王运用计谋俘获了数万蒙古人，赢得了此次北伐的成功。看到燕王大捷的战报，朱元璋大喜：

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

（《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癸亥朔）

自此，始终默默无闻的燕王一鸣惊人，向世人展现出自己的能力。

此时的朱元璋恐怕更是洋洋自得吧。曾经被叶伯巨苦谏诟病的藩王分封制不是正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发挥作用吗？藩王的存在稳定了北部边防，明王朝的未来似乎是一片光明。

但实际上，藩王分封制的内在矛盾已经开始出现。朱元璋沉浸在藩王分封制取得成效的喜悦中，与之相反，燕王的功绩却使得一个人痛苦伤心，他就是皇太子朱标。

为人友爱——皇太子的秉性

史书上评价朱标“为人友爱”，与其父朱元璋的性格完全相反。他天性温厚，一身的文弱书生气质，据说这类人大多都神经质且心思细腻。明朝建立之初，他就被朱元璋册封为皇太子，与其他的皇子完全不同，他所接受的教育是彻底的帝王教育。自洪武十年（1377年）朱标二十三岁时，朱元璋让他接触朝政，培养他管理朝政的能力，所有官员的奏疏都必须由皇太子过目，以此积累他作为守成之君的实际经验。

朱标也十分认真地处理政务。他深知身为皇太子的责任，殚精竭虑，以此回报父皇对自己的期望。

但他温厚的性情似乎不能符合朱元璋的统治方式。朱标向来不赞成父皇的严刑酷法，但他性格软弱，即便偶尔向朱元璋提出反对意见，反而惹得朱元璋大怒斥责，他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主张了，充其量是动之以情，希望以此能改变朱元璋的心意。朱标性格软弱是不争的事实，朱元璋对此也是略有不满的。

如前所述，永乐时期编纂的史书中有诸多不实之处，作为明朝官方记录的《明实录》也是一样，记载朱元璋政绩的《太祖实录》中，所有不利于燕王的记述完全被抹去，改写成对其有利的情况。燕王孙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完成的《太宗实录》则完全袭用了《太祖实录》对燕王的记述，没有任何更改。

被收录到《太宗实录》卷首的《奉天靖难事迹》中记载着朱元璋与马皇后关于皇位继承人的对话，即皇太子性格软弱，朱元璋想将太子之位让位给燕王，但马皇后对这种轻率的言论提出了责备。

而且，这段轶闻的出处源自永乐年间编纂的官方史籍《奉天靖难记》。但《奉天靖难记》中的记述则变成了由于皇太子朱标性情乖张，诅咒朱元璋，又向朱元璋索要兵权，因此，朱元璋非常害怕，所以与马皇后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简直就是太过于荒唐的判断了。皇太子的性格软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即便是《奉天靖难事迹》也改变了相关的记述，将改换皇太子的原因归结为朱标性格上的柔弱。

被隐藏的史实太多

当然，这段轶闻的可信度相当低。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对话，自然是发生在马皇后在世之时，但马皇后已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去世，此时，燕王二十三岁，到北平就藩刚刚两年，还未北伐蒙古，他的能力也没有被世人共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就废除皇位正统继承人皇太子朱标，甚至不考虑燕王的两位兄长，直接册封燕王为皇太子，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这倒可以视为永乐皇帝朱棣夺取皇位后，为了标榜自己帝位的正统化而篡改的史实之一。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前文提到的洪武二十三年燕王北伐之事，恐怕也有润色夸张之嫌吧。燕王率军北伐的确是事实，但他的身边还有颍国公傅友德、南雄侯赵庸为首的一批沙场宿将率部同行，他们都处于燕王的节制之下，而实际上绝大部分战斗应该都是由这些将领指挥的。但在史书中，他们的战功都被抹杀了，所有战果都为燕王一人独占。即便史书没有被篡改，但被隐藏的史实也太多了。

更有甚者，《奉天靖难记》竟然说北伐中毫无战功的晋王勾结皇太子，指责燕王独霸战功，而朱元璋不相信他们对燕王的指责，并开始怀疑皇太子的品行。从朱元璋与朱标的关系来看，这段记述纯属捏造的可能性很大。历史的真相是，秦王、晋王等藩王品行恶劣，激怒了朱元璋，要处罚他们，而皇太子朱标一再为他们求情辩护。像皇太子这种“友爱”的性格，很可能会被人在篡改历史中利用。

在永乐时期编纂的官方史书中，对燕王的三位兄弟评价都较低。非但评价低，而且给人留下了他们无法成为合格的领导者的印象，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认为就应该让燕王继承大统。

在相当于《奉天靖难事迹》底本的《奉天靖难记》中，建文帝在位四年间的记录完全是站在燕王的立场上编纂的。在书中，原本作为叛军的燕王军队变身为旨在清除建文帝身边“奸臣”的“清君侧”的正义之师。如果不带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看这本书的话，很难分清究竟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永乐时期官修史书的基本情况由此可见一斑，但其中记载的史实也不能一概而论。

虽说永乐年间编纂的官方史书捏造、篡改了大量史实，但还不尽然。即便是《太祖实录》，其中大部分内容也大概还是保持原状未经改动的。关于燕王的记述，除去被捏造的部分，其余的内容虽说略有夸张，但还是有可信度的，或者说，现在只能相信它，毕竟没有比它更原始的史料记载了。

比如洪武朝后半期对蒙古作战的记载，是否全是燕王一人的战绩暂且不论，但他在对蒙古的作战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这的确也是事实。

争执与纠纷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燕王与皇太子朱标之间的关系。早在《太祖实录》的记述中，字里行间就已经流露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奉天靖难记》及《奉天靖难事迹》等史书中也都记载着这样一段轶闻：洪武二十年参加北伐蒙古的大将军蓝玉凯旋后，有一天，他向皇太子询问，陛下的几位皇子中谁最受宠爱，皇太子当即回答是燕王，大将军蓝玉也认同这一点。

蓝玉多次随大军北征，当然了解北平燕王府的情况。而且，蓝玉是开国功臣中名列第三位的常遇春的义弟，而常遇春的女儿就是皇太子妃。也就是说，蓝玉和皇太子朱标是亲戚，那么，他们之间出现上述那段对话也绝非不可思议。反过来看，皇太子通过蓝玉来探听燕王的动向，这种可能性也存在。即便并非如此，皇太子常伴朱元璋左右，也自然熟知他父皇的秉性好恶，对他而言，燕王就是令他时刻不安的存在。

那么，由此可以推断，皇太子在燕王面前有强烈的自卑感。以朱元璋对皇子们所期待的文成武就的标准来看，无论朱元璋如何偏爱朱标，皇太子都欠缺军事才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众多皇子中称得上文武兼备的唯有燕王。

皇位继承的问题暂且不论，朱元璋对燕王寄予厚望却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了。那么，对心思细腻且性格软弱的皇太子而言，恐怕身为皇太子本身就让自己觉得不安，确切地说，假如燕王与皇太子之间确实存在矛盾，那应该是皇太子自身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会更加强烈。

总是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兄弟在和自己相比较，一般来讲，做兄长的心里是无法忍受这种极其不舒服的感觉的，最终会形成一种自卑、不安等混杂在一起的纠结心理，进而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做皇帝。皇太子这种疑心必定会随着燕王获得的战功越来越大而变得越来越重。应该说这是身为皇太子的一种不幸吧。他的后半生始终在和燕王的影子争斗，一直到死也不会从阴影中解脱出来。

皇太子之死——犹豫的朱元璋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天降噩耗，年仅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在苦闷的煎熬中突然离世。前一年朱标在巡查迁都候补地西安之时过于疲劳，回京后一病不起，再没恢复。

朱元璋得知噩耗，异常悲痛。虽说皇太子文弱的性格令他有一丝不安，但皇太子的离世，对六十五岁的朱元璋造成的打击看起来非常大。和当年糟糠之妻马皇后去世之时一样，朱元璋也是毫不掩饰地扶灵大哭，伤心欲绝。

但是，身为皇帝，他不能沉湎于悲伤，即便是自己的儿子死了，他也要尽皇帝的职责。朱元璋身为大明皇帝，很快从悲伤中恢复过来，开始着手新皇储的人选问题。《太祖实录》及《太宗实录》对于立谁为太子之事记载说，皇太子死后，朱元璋召集近臣商讨太子人选问题，当时，朱元璋力推燕王为太子。

（朕第四子贤明仁厚、英武似朕，朕欲立为太子，何如？）

朱元璋在近臣面前透露出了长期隐藏在心中的想法。却立即遭到了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反对，他说：

（陛下言是，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

被他这样一说，朱元璋再没回答，不得已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

这就是事实

史书中的这段记述旨在告诉世人，朱元璋原本是要立燕王为太子，结果，皇位由皇太子的嫡子继承，但那并非朱元璋的本意。关于这段文字的真伪，有过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普遍认为这也是永乐皇帝捏造出来的。因为《明实录》同样有很多被篡改之处，所以普遍认为这段文字也属于这一类。

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川越泰博先生发现了记载相同内容的新史料，即朱元璋在位时的起居注（记录皇帝日常生活起居的日记体官方史书）残本，经过研究分析后确认史料是真实的。起居注是唯一专门记录皇帝言行的史书，由此可以断定，朱元璋与近臣对话的史料是真实的，朱元璋当时的确考虑过让燕王继承皇位。

而且，这种想法恐怕不是在皇太子死后突然产生的，在皇太子生前就有过些许期待，而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才会脱口而出。那么，我们也就能够理解皇太子在世时的苦闷了。

燕王也一定会敏锐地感觉到父皇对自己的期望，幸运的话，皇位轮到自己继承也并非没有可能。当然，这种可能性接近于零，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的规定，只要皇太子朱标没有犯下特别大的罪过，废黜太子几乎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此，皇太子之死，使得燕王在此前勉强维持的心理平衡瞬间倾覆，指向了皇位继承。因为皇位继承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自己继承皇位的概率相当高。

事实上，从皇太子死后到皇太孙册立，朱元璋思考了近半年之久，足以表明他内心的犹疑不决。直到最后，他仍然无法决断。不用说，朱元璋自然了解燕王与皇太孙的关系要比燕王与皇太子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复杂。没想到皇太子之死竟然使得北平与南京之间内在的冲突一下子尖锐化了。历史的齿轮在这一刻开始转动了。

隐忧

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的皇太孙朱允炆，即明朝第二代皇帝建文帝，是皇太子朱标的第二子，洪武十年（1377年）十一月出生。由于朱标的长子早逝，他就被册立为皇太孙，当时的朱允炆年仅十六岁，还是一个略带稚气的少年。

史书记载，朱允炆性格“仁厚”“至孝”，秉承了他父亲的柔弱气质。据说朱标病危之际，他不思食寝，守候床前，把自己的身体熬得消瘦，甚至他的祖父朱元璋都心疼得要他保重身体。

据说朱允炆的头型有些偏平，朱元璋就昵称他为“半月之子”，同时，也是担心那是一个不吉之兆。总之，不管怎样，心思细腻且神经质的文人类型的朱允炆，远远不是朱元璋心目中的皇帝形象。在朱允炆被册立为皇太孙的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策划发起了“蓝玉案”，杀了一万五千人，明初功臣宿将被杀戮殆尽，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为朱允炆坐稳皇位铺平道路。

虽然诛杀了大批功臣，但朱元璋担心的事情似乎还没有解决。实际上，对朱允炆而言，他最担心的莫过于北方的藩王。

有一天，朱元璋向朱允炆自夸藩王分封制的成就。朱允炆的回答如下：

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

朱元璋无言以对，询问朱允炆有何对策，他回答说：

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人，又不可则废之，又甚者则举兵伐之。

（《明史窃》卷三《革除记》）

虽然朱元璋赞同朱允炆的见解，但心中必定会有一丝不安。同样，朱允炆也不过是用自己说的话来消除内心的不安。

尊与卑——燕王与皇太孙的微妙关系

皇太孙与皇太子，他们与诸藩王的关系截然不同。皇太子是各藩王的长兄，处于“兄弟秩序”中的上位，而皇太孙则是各藩王的侄儿，在“尊卑秩序”中处于下位。在重视家庭伦理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长幼尊卑的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按照尊卑秩序，晚辈必须要立于长辈的下方。对朱允炆而言，所有的藩王都是他的叔父、他的长辈。当然，按照国家政治秩序，身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处于各藩王的上位，但是同时在家庭伦理处于下位的他，却必须在心理上承受来自长辈的威压。

而对藩王来说，就要做自己侄儿的臣子，虽说这个侄儿就是将来的皇帝，但心理上还是很难接受。他们似乎不经意间就会对皇太孙表现出傲慢的态度。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流传着这样的逸闻。

有一次，燕王开玩笑地一边重重拍着朱允炆的后背，一边说：

不意儿乃有今日！

目睹他们谈话的朱元璋指责燕王无礼，朱允炆反而为燕王解围说：

臣叔父爱臣故耳！

（《建文年谱》卷上）

为了不辜负祖父对自己的厚望，年仅十六岁的朱允炆过早地背负起身为皇太孙的重任。在政治和道德两个方面，他尽可能地发挥出超常的才干，从来没有倚仗皇太孙的身份责难或忤逆长辈的行为，以期获得世人的认可。

性格“仁厚”“至孝”的朱允炆，在礼仪方面忠实地实践着家庭伦理的尊卑秩序，同时，还必须巩固自己皇位继承者的地位。对于年轻的皇太孙而言，这实在是一种困局。

再无顾忌——两位兄长离世

自洪武二十五年朱允炆被册立为皇太孙，到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的六年间，在朱元璋的威望下，大明朝野平稳过渡，没有任何大事发生。皇太孙与各藩王都各守本分，相安无事。连一向引人瞩目的燕王，也在册立皇太孙之后的第二年返回北方，专心御敌，不再回京。朝野上下一片平静，一如暴风雨前的宁静，充斥着压抑与不安。

而就在此时，历史的齿轮又极其精妙地转动了，如果说这是天意，好像让人觉得确实有一种神秘力量在左右历史的走向一样。此后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阻碍燕王登上皇位的两位兄长相继离世——洪武二十八年三月，秦王去世；洪武三十一年三月，晋王离世。从燕王的角度来看，除了他的父皇朱元璋，再没有人值得他顾忌、能阻挡他继承皇位了。

燕王在各藩王中最具才干，且已成为藩王中年纪最大的兄长，又率领大军，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北部边疆的强大防御，可以说，在各藩王当中，对蒙古的攻防能力无出其右者。燕王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年间，三次越过长城，出击并重创蒙古。在燕王的武力震慑下，北部边疆固若金汤。

太祖驾崩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燕王势力的强大则是足以威胁南京安全的双刃剑。在频繁出击蒙古的过程中，燕王借机与驻扎北平的将领及地方官员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似有若无的关系网。

按大明律法规定，平时禁止藩王与当地官员接触，但凭借燕王的才干，把他们拉拢过来并非难事。但要在南京遥控北平地区，难度却相当大。而且，勉强维持北平与南京平衡的只有时日不多的朱元璋。

就在这种表面平静但暗流涌动的局势下，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结束了他波澜起伏的一生，享年七十一岁。遗体安葬在南京郊外位于钟山的孝陵。遵照朱元璋遗诏，皇太孙朱允炆即位登基，这就是有着悲剧命运的建文帝。

此时，建文帝年仅二十二岁，而燕王已经三十九岁。至此，朱元璋在世时燕王与建文帝之间潜藏的冲突迅速表面化、尖锐化了，朱元璋的离世再次加速了历史齿轮的转动。

4 夺权的道路

（1）南人朝廷

建文新政

在明初政治史上，如何定位建文时代呢？

建文时代介于恢宏的洪武时代与永乐时代之间，仅有短暂的四年历程，几乎不受世人关注。建文帝在位四年，仅有的建树就是他推行的“削藩政策”和“官制改革”，但也正是这两项重大政策直接导致了建文政权的垮台，饱受后世诟病。近年来，学界考虑到建文时代与明初政治体制确立的关系，对它的关注日益增加，开始重新认识它的历史地位。

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旨在削弱藩王势力，但最终引发了燕王的叛乱，即“靖难之变”，导致了建文政权的崩溃。这个问题我们还会在下文中详细阐述。

而官制改革则是标榜《周礼》、追求理想主义、充满复古倾向的改革。结果仅仅是更改了官职名称，基本没有发挥作用。

可以说，削藩政策导致了建文政权的倒台，官制改革也没有任何实质作用。因此，学界往往强调建文政权的无能，对其基本没有什么积极评价。

“书生亡国”——黄子澄、齐泰、方孝孺

传统评价中，有三个人被认为是推行“削藩”与“官制改革”政策、造成建文政权崩溃的始作俑者。他们就是太常寺卿（掌管国家祭祀、礼乐的官员）黄子澄、兵部尚书（相当于陆军大臣）齐泰、翰林侍讲学士（相当于国立大学博士）方孝孺。其中，黄子澄、齐泰负责削藩事务，方孝孺主导官制改革，这都是大家熟知的了。

黄子澄是洪武十八年科举会试（中央礼部考试）获得第一名的一位才子，建文帝任皇太孙时，他伴读东宫。建文帝非常信任黄子澄，在他被册立为皇太孙之后，首先就向黄子澄咨询削藩之事。当时，黄子澄以汉朝吴楚七国之乱为佐证，很乐观地认为，如果藩王叛乱，只要出动朝廷大军，叛乱不难平定。这种乐观的估计日后却成为致命的错误，这恐怕是当事人想象不到的。

齐泰是与黄子澄同年参加科举考试成为进士的，在朱元璋晚年时受到重用，朱元璋临终时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他的记忆力超强，无人能出其右，但他并不具备军事才能。在削藩过程中，他的建议仅作为参考，真正掌控主导权的是黄子澄，其实齐泰本来也没有掌控作战大局的能力。由这样的两个文人来担任作战首脑，那么足以预见建文政权的悲剧了。

与他们相比，方孝孺的情况稍有不同，他是陕西汉中府学的教授，是世人公认的一代大儒，洪武年间曾两次被举荐入京。但是他的主张与朱元璋推行的法治政策不符，所以他只被委以闲职，担任地方学校的教授。不过，朱元璋对他的学识评价很高，认为可以在适合发挥他才能的时候再起用他。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按照太祖遗命，召方孝孺入京，作为特别顾问参与朝政。

这三个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属于空有理论但缺乏实际政务处理能力的文人类型。自此，建文政权短命的原因被归结为柔弱仁孝的皇帝加上不懂世事的文人官员，作为“书生亡国”的典型世代流传着。当然，由于朱元璋的肃清政策，大批优秀将领被杀殆尽，致使燕王叛乱之时，建文帝无可御敌之将，这也是建文政权失败的重要因素。

但是，“书生亡国”足以概括建文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吗？

二者性质不同

这里想说的是，齐泰、黄子澄负责削藩，方孝孺主导官制改革，这些的确是事实。在历来的研究中，往往将“削藩”与“官制改革”这毫无关联的二者在“书生”决策这一共同点上来研究其具体内容与实施过程，但却很少注意二者在性质上的不同，对他们三人也总是同等评价。

但实际上，这三个人的关系并不是十分融洽，而是相当微妙。方孝孺应诏入京之时，已经掌握实权的齐、黄两人拒绝他的加入，理由是方孝孺名望太高并且与他们意见相左。为此，方孝孺只能居于“顾问”的地位。齐、黄两人与方孝孺对建文政权都抱有各自的理想，正是这种差异，衍生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削藩”与“官制改革”两种毫无关联的政策。

的确，如果从建文政权当时所处的情况来看，实行“削藩”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朱允炆被册封为皇太孙之时就向黄子澄咨询削藩之事，是因为作为长辈的他们在那时就已经开始显现出“不法”之心了。

据记载，建文帝在实行削藩之际，以晋王怀有异谋、秦王为人残暴为名，将二人召回南京。这段记述出自《明实录》，所以不能断定其真伪，但可以肯定的是，与中央集权制背道而驰的藩王分封制的威胁性已经表露无遗。建文帝为巩固政权，削藩势在必行。

但是建文帝实行削藩想要一蹴而就，却是过于性急了，超出了形势的需要，反而起到了反作用。而后来永乐皇帝采取缓行之策，将驻边藩王移封内地，削减藩王护卫，历经数年，最终完成削藩。与之相比，建文帝的做法实乃不智之举。无法否认，当时藩王势大，但归根到底，是齐泰、黄子澄的无能，使得建文朝廷没能事先进行充分的准备，这应该也是失败的原因。可以说，建文政权在自身尚未稳固的情况下，就与藩王分封制近身肉搏，最终溃败。

而官制改革则略有不同，负责官职改革的方孝孺，是继承了宋元以来正统朱子学的“浙东学派”的领袖。他是要借助建文帝改革来实现“浙东学派”的理想，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而官制改革只是其中一环。这种理想主义政策是建文时代所独有的，是空前绝后的。这也就意味着，相比于削藩政策，浙东学派的理念更为重要，现在我们必须从中寻求建文时代真正的特征。

浙东学派的理念

何谓“浙东学派”？它指的是以金华为中心，在浙江省东部一带发展起来的朱子学派。元末明初时，金华有“小邹鲁”之称，历史上是众多思想家辈出之地。所谓“邹鲁”，当然是孟子和孔子故国的称呼。以金华为中心的广大浙东地区，即便在文化先进的江南地区，也称得上是儒学的渊薮，思辨风气浓厚，放眼江南无出其右。

因而，至正十六年（1356年）占据南京的朱元璋，刚一进入浙东地区，就全力拉拢当地名家、大儒。而对元朝早已失去信心的浙东学人，同样盼望着新的统治者的出现，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很多的浙东学人都曾致力于大明朝的建立，其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就是他们的领袖刘基和宋濂。

刘基作为朱元璋的首席军师，谋略无双，名望甚高，世人尊称“当世孔明”，辅佐朱元璋一统天下。宋濂负责皇太子及皇子们的教导之责，此外，还担负明朝各项制度、礼仪的创建，为大明体制的确立贡献良多。方孝孺就是宋濂的弟子。

“浙东学派”的思想特点，最重要的就是经世致用，他们不是单纯地空谈理论，而是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民众生活问题。早在元末社会动荡时期，“浙东学派”就协助当地官员在浙东各地试行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他们积极支持朱元璋壮大实力，旨在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结束元末混乱的局面，重新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以此实现他们的政治理念。

但是，明朝建立后，为确保王朝的统一和强化以皇帝为中心的极权统治，朱元璋对朝廷官员及江南豪族势力进行了彻底的打压。虽说建立起了“浙东学派”追求的中央集权体制，但过程与手段则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下层民众，都被卷入到恐怖的政治漩涡中，他们自身也成了牺牲品。

作为“浙东学派”领袖的刘基和宋濂逐渐从权力中心被疏离出来，最终都死于非命。可以说，洪武朝后半期，是包括“浙东学派”在内的“南人（指在过去南宋统治下的江南出身的汉人）”的受难日。

时机成熟

因此，朱元璋的离世也意味着南人重回权力中心的时机到来了。事实上，建文政权中最活跃的三个人都是南人，由此也产生了与洪武时期明显不同的状况。

而且，他们三人的背后，有性格仁厚且至孝的建文帝的支持、保护，可以一心埋头实施新政。建文帝也将削藩事务交给齐、黄二人全权负责，自己专心处理其他政务。建文帝和他的父亲一样，反对祖父朱元璋的严刑酷法。说建文帝年少气盛也好，有一扫藩王的雄心也罢，无论如何他都在全力以赴地为实现心中的“圣王时代”的理想而努力。

怀有同样理想的方孝孺则成为建文帝实现目标的最佳拍档。儒家所推崇的上古盛世，是周公辅佐他的外甥周成王实现的。方孝孺则自比周公，而把建文帝视为成王，一心要开创盛世。

他的理想就是要在建文政权实现“浙东学派”的理念，弥补在洪武朝的遗憾。而且，现在有建文帝的支持，实现“浙东学派”的“养民”政治理念也不是不可能的。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方孝孺比他的老师宋濂更具有理想主义倾向，因为他将毕生心血致力于在建文时代再现上古盛世。如今前景可期，他正要一鼓作气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具体化，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仿效《周礼》而推行的官制改革。

方孝孺推行的政策不仅有官制改革，还包括各种减轻民众负担的措施，如减轻刑罚、减免租税、削减各地关税、大赦天下等各种重视民生的政策。可以说，方孝孺一力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与朱元璋时代的为政理念完全相反的。他所推行的理想主义政策是对洪武时代的批判，或许确是“书生”的空想主义，却深深刻着“养民”的烙印。的确，从实效性来看，理想主义政策很多方面与现实脱节，反而造成麻烦。而且，短暂的建文时代也很难产生真正的实效，这也许是方孝孺的不幸。

但在后世，建文时代却成了世人憧憬的田园牧歌式的对象，而被憧憬的内容全部都是基于成为现代社会主流的社会民生政策。方孝孺推行的养民政策，即便是“书生”的空想，却也触动了暗藏人们心底的某种东西。或许可以说，建文新政穿越了时空，符合中国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它已经成为流传后世的传说。而齐、黄的削藩政策则属于其他范畴，这是毫无疑问的。

绝对的自相矛盾

由于决策者立场不同，制定推行的政策也截然不同。建文时代并行的两种政策“削藩”与“官制改革”，不仅内容上毫无关联，甚至连各自的目标都截然相反。“削藩政策”旨在弥补洪武体制存在的不足，消除藩王分封对中央构成的威胁，强化以皇帝为核心的集权体制，保证建文政权的稳定。因此，“削藩”政策可以视为洪武朝以来大明中央集权制确立过程中的一环。

另外，以官制改革为代表的重视社会民生的改革政策则是建立在否定洪武体制的基础之上的。建文政权施行的所有民生政策都是对洪武时代的批判。可以说，建文新政一改洪武时期恐怖的“法治”政策，高举“德治”大旗，提倡“养民”，自下而上地巩固政权基础。不难发现，削藩与官制改革同样都是以稳固政权为目的的政策，但两者的方向却是全然相反的。

“削藩”旨在强化皇权，而重视民生、强调民本必然伴随着皇权相对弱化。在这种绝对的自相矛盾中，建文政权起航了。如果我们从建文年代上溯到元明交替，在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内，再来思考这两种政策的话，就能发现建文政权在两种政策的矛盾中的状况。同时，这也如实反映了建文政权在大明成长初期孜孜以求上古盛世的状况。

本来，强化皇权（法）与重视民生（德）并不是不能相容的。使两者之间达到平衡，政权就会稳固。建文政权的悲剧在于两种政策完全出自不能相互配合的决策者，权力中心缺乏一个能够平衡两种政策的核心决策者。

两种政策互不协调，各自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削藩最终引发了“靖难之变”，大明国内陷入内乱。但是，据说即便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建文帝仍致力于开创上古盛世，再现圣王时代，对于北方的战火，几乎是毫不介意。

即便没有燕王的叛乱，恐怕建文政权也会从内部崩溃。这也可以算作又一个“书生亡国”的事例吧。

太祖遗诏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朱元璋驾崩，随后，遗诏马上就被送达到各地藩王手中。遗诏确定由皇太孙继承皇位，同时昭告天下，太祖葬礼期间大明臣民必须遵守的各项条款。其中，有这样一条规定：“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

遗诏发布后，各地藩王是如何应对的，具体情况无从得知。但唯一例外的就是燕王，史书详细记述了燕王此时的情况，从中可以略窥他与南京之间的博弈。但是，站在燕王立场的官方史书与记载建文帝的野史，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有若干不同。例如，正史《太宗实录》做了如下记述：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宫召上。已至淮安，太孙与齐泰等谋诈令人赍敕符令上归国。及太祖太渐问左右燕王来未，凡三问无敢对者。

太祖崩。是夜即敛，七日而葬，皇太孙遂矫诏嗣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逾月始讣告诸王，且止毋奔丧。上闻讣哀毁几绝，日南向恸哭。

按照这段记述，燕王是奉太祖的召唤，赶赴南京探望病情。朱元璋是想要让在世的儿子中最年长的燕王即位，而不是让皇太孙即位。但是，由于皇太孙的阴谋，燕王不得已中途返回北平。《太祖实录》及《奉天靖难记》中也都记载了大致相同的内容。

按照字面的意思理解，由于皇太孙的阴谋，太祖临终前，没能与燕王见面，太祖驾崩后一个月，朱允炆才公布遗诏。而且，遗诏是皇太孙与齐泰伪造的，并非太祖本意。太祖朱元璋原本想让燕王继承皇位的，但是，齐泰等人阴谋矫诏，篡改太祖意图，皇太孙才登上了帝位。或许是这个原因，太祖遗诏没有被收录到上述三本史书中。

实际上，遗诏的确是太祖所写，遗诏中也明确由皇太孙继承皇位。

16世纪初编纂的官方史书《大明会典》中全文收录了太祖遗诏的内容，这表明太祖遗诏是官方认证无误的事实。皇太孙继承皇位、禁止藩王参加葬礼等也都是事实。这应该是朱元璋担心举行葬礼时发生不测而预先安排下的。从燕王夺权篡位至《大明会典》成书，历经百余年，真相终于大白天下。

前述《太宗实录》等书的记载，可以理解为站在燕王立场篡改史书的例证之一。它强调燕王才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而皇太孙集团从中阴谋破坏。齐泰等人被演绎为皇帝身边阴谋矫诏的奸佞之人，为后来燕王能够站在“大义名分”的道德高度，以“清君侧”的旗号名正言顺地举兵夺权埋下伏笔。史实就这样被非常巧妙地篡改了。

野史中的记录

野史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与官方史书有差异。比如明末嘉靖年间（1522～1566年）编纂的《建文皇帝事迹备遗录》是如下记载的：

太祖高皇帝崩。遗命燕王不许渡江进香，除朝廷大事许令藩臣赍表，毋得擅自离国。时诸王子皆得赴京奔丧吊泣，惟王于中途闻此而止，王大怒，欲令进舟，见江口设兵以阻，遂不果。

道衍进曰：“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违治命，反为不孝也。惟愿殿下养成龙虎之威，他日风云感会，羽翼高举，则大江投鞭可断也，今日何得屑屑于此哉？”王深然其意，遂返国。

这段记述与《太宗实录》明显不同，它不以太祖遗诏的真伪性作为问题，而是主要强调觊觎皇位的燕王受阻于南京的严密防守，不得已返回北平，等待时机。有别于官方史书，认为燕王早有篡位之心，是大多数野史的共同的认知。

明中后期，围绕建文时代的史事，出现了众多野史。其中大多数是怀念建文时代的，对悲惨去世的建文帝抱以同情态度，确切地说，更多的是对燕王的批判。因此，必须要注意野史中那些与永乐时期官方史书存在出入的地方，它们很多都是站在建文帝的立场上捏造出来的，比如《致身录》《从亡随笔》等完全都是伪书。

虽说《建文皇帝事迹备遗录》不是伪书，但它记述的也不是全部都是史实。如燕王受阻于长江、道衍出谋划策等情节，是颇为戏剧化的。道衍作为燕王的幕僚、军师，在靖难之变中非常活跃，是一个怪僧。在野史中，他被描绘成一个筹划、煽动燕王夺权篡位的幕后黑手。

总而言之，永乐时期的官方史书是以使燕王继承皇位正当化为目的编纂的，而野史则是以燕王谋朝篡位、野心不断膨胀为线索展开的。《建文皇帝事迹备遗录》中燕王与道衍的对话也略显做作，这恐怕是为了渲染燕王起兵而夸张的情节。

燕王上京了吗

那么，事实上，太祖驾崩之后，燕王与建文帝相互博弈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实际上，在中国的正史、野史之外，第三方史料中还保存着客观真实的记述。

专门研究建文时期史料、史实真伪的王崇武先生，在20世纪，著有《明靖难史事考证稿》一书，关于这个问题提供了一则史料。那就是由朝鲜编纂的官方史书《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一段记录：

（建文元年）三月，军一人自辽东逃来，本国人，属（大明）东宁卫，以辽东役烦逃还。言：“燕王欲祭太祖高皇帝，率师如京，新皇帝许令单骑入城。燕王乃还兴师，以尽逐君侧之恶为名。”（《定宗实录》己卯元年三月）

在朝鲜半岛，高丽灭亡之后，朝鲜取而代之。朝鲜保留着各个朝代的实录，不仅有朝鲜的历史，还包括关于明清两朝的各种史料，一直保存到现在。朝鲜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它所编写的关于中国的史料，比起中国官方自己编纂的史料更具有客观性。可以说，《朝鲜王朝实录》中的这段史料，可信度相当高。

诚然，这段史料在说明事情经过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建文元年三月这个时间点。我们知道，燕王是在七月起兵的，而不是三月。如果着眼于这点，那么这段史料的可信度就会降低，客观性也难以成立。

但是，无视时间上的顺序，将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放在一个地方记述，这是史书编纂的惯用方法。我认为这段史料也可以归为这一类。《朝鲜王朝实录》借逃亡军人之口，将这段历史归纳为从燕王进京祭奠到发动靖难之变这样一条线索。如果仅根据时间上的不符而降低这份史料的价值，无论如何我是难以认同的。

终现的决裂

燕王率军南下进京的确是事实，而且，也不是奉遗诏回京的。当时，燕王已经到达南京城下，南京朝廷也就没有固守遗诏不许燕王入京祭奠，而是规定燕王只能单骑入城。对于这样苛刻的附加条件，燕王是无论如何不会答应的，恐怕他也能感到只身入城的危险吧。

按照《皇明祖训》的规定，藩王离开封地回京之时，是允许带领护卫同行的。此次，燕王率军回京，并没有违反规定。

但是，从南京政权的反应来看，燕王统率大军回京祭奠，确实有小题大做的味道了。或者说，燕王要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展示实力，向建文政权示威呢。

对燕王十分警惕的建文政权，自然不能允许他率军入城。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允许燕王单骑进城，以此来测试燕王的真实意图，也是建文政权眼下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应对措施。但是，燕王拒绝了这一要求，这明确表示出燕王已经决定与建文政权公开决裂。燕王这种无视皇帝旨意的行为，显然已经构成了对新皇帝的大不敬。

不难理解，燕王兵临城下，建文政权理应能感觉到他意图不轨，而燕王自然也不会只身入城，身陷险地，最终选择与建文政权公开决裂。他们之间的猜忌和敌意，通过这次事件毫无疑问地再次深化了。的确，燕王此次南京之行，也确定了篡位的最后决心。燕王的反应，也迫使建文政权必须变被动为主动，先下手为强了。

太祖驾崩而失去控制的历史齿轮再也无人可以阻挡它的转动了。

（2）举兵前夜

拥有“重兵”

建文帝即位之时，各藩王的实力究竟如何呢？建文帝断然实行削藩，各藩王的实力确实都能威胁到南京政权吗？很多史料都强调，藩王拥有“重兵”，已然达到无视南京政权的程度。就如同叶伯巨所预料的，藩王势力已经尾大不掉，最终与南京政权开启战端。

诚然，朱元璋为防止藩王势大，采取了万全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军队统帅权收归皇帝手中，各藩王只能奉诏指挥军队。这种情况下，藩王不会对南京政权形成军事威胁。至少朱元璋在位期间，各藩王是否觊觎皇位暂且不论，仅就军事力量而言，各藩王从未形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但是，建文时期有所不同，太祖在位时，与各藩王是父子关系，以此为基点分封制可以充分运转起来。当建文帝被突然扔到这个系统里时，他必定难以胜任对叔父辈的藩王的驾驭。藩王仅拥有对军队的指挥权本身，在建文帝看来，恐怕就已经是拥有“重兵”了。尤其对活跃于北部边境的燕王，建文帝更是会感到难以名状的威胁，这很容易理解。

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威胁到建文政权的并不是藩王分封制本身，而只是燕王的势力。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必须说，这种看法只是从事件结果反推出的一种理解。

建文时期的藩王分封制乃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太祖时期完全属于朱元璋个人的独有体制，还没有形成完善运转的制度，尚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这种情况必然会诞生燕王这样的人物。而谁也不能保证将来不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燕王。

削藩

在各地藩王中，当数燕王对南京的威胁最大。这是因为燕王在在世诸王中年纪最长，又长期戍守北边，在常年对蒙作战的实际经验中锻炼出一身卓越的军事才能。因此，建文帝断然削藩，其首要目标当然就是燕王，夺其军权、削其封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关于削藩的顺序，在建文集团内出现了分歧。

齐泰建议直接对燕王下手，黄子澄则认为，剪除燕王，首先要从其周边实力较弱的藩王着手，先断其羽翼，最后再灭燕王。黄子澄这样考虑是顾忌燕王的军事实力，同时，他觉得直接针对燕王，师出无名，假如是对付历来不法的藩王，那就没问题。最终，建文帝采纳了黄子澄的意见。必须说，建文政权在这个决定上铸成了大错，为燕王起兵反叛提供了充分的准备时间。

建文帝即位仅两个月后，洪武三十一年七月，断然实行了第一次削藩。首先被削藩的是周王朱橚，周王是太祖朱元璋第五子，素来行为不法。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这个，而在于他是燕王一母同胞的兄弟，燕王与周王同是硕妃所生。削除周王封地，正是按照黄子澄的建议，斩断燕王手足。

以此为开端，建文政权连续展开削藩。同年十一月，齐王被削藩，第二年即建文元年（1399年）正月是代王，四月是湘王，六月是岷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总共有五个藩王被剥夺王位。其中，最悲惨的当数湘王：他不屑于被官差抓捕，关闭王府大门，放火自焚，悲愤而死。削藩绝不是不会流血的。

告发者是十岁的儿子——捏造的吗

致力于建文时代研究的川越泰博先生认为，削藩是按照极为周密的计划进行的，并从中发现了一定规律。首先藩王府内有人告密，检举藩王的谋反计划，然后里应外合，一举拿下王府，软禁藩王。告发和拘留、软禁变成了削藩的固定模式和特色。

而且，据南京政权公布，抓捕周王之际，告发者是周王的第二子，年仅十岁。十岁的孩子告发自己的父亲，这种事很难让人相信。

此外，被抓捕的藩王还会招供出同谋的藩王，然后再顺藤摸瓜逐渐扩大规模，前述的几位藩王都是这样被削藩的。很明显，藩王谋反是捏造出来的，这种不问真假的蛮横做法，与朱元璋制造的疑狱事件没有任何差别。

南京政权在剪除燕王周边羽翼的同时，也在周密进行针对燕王的计划。

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建文帝派近臣掌管北平地区的军事及民政事务，监视燕王的动向。负责民政、担任北平布政使的是工部侍郎张昺，负责军事、担任都指挥使的是谢贵。他们二人赴任后，将燕王的动向逐一汇报给南京，一直持续到燕王起兵叛乱。

建文元年二月，建文政权为视察全国民生情况，新设“采访使”一职，全国各地共派遣采访使二十四人。担任北平采访使的是刑部侍郎暴昭，他同样身负监视燕王行动的密旨。南京政权推进削藩政策的同时，针对燕王，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监视体系，连一只苍蝇都别想逃过皇帝的眼睛。

剥夺军权

南京政权不仅对燕王进行严密的监视，同时，还密谋削弱他的军事力量。南京政权最忌惮的就是燕王麾下的虎狼之师。燕王一手培养的护卫部队，跟随他屡次出击蒙古，出生入死，因而，燕王深受护卫拥戴，在护卫中威望甚高。有鉴于此，南京政权不可能放任其发展壮大，为防止削藩中发生意外，必须剥夺燕王的军权。

建文元年三月，建文帝采纳了齐泰、黄子澄的献策，以强化边防守备为名，命宋忠为都督，统率三万大军驻扎在北平以北的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附近）。而且，要从燕王护卫中征选精兵编入宋忠麾下，旨在从根本上削弱燕王的军事实力。对于皇帝的命令，燕王竟然没有任何违背，将大部分护卫部队都给了宋忠。同时，南京政权还召还了燕王护卫中任官职的大批指挥使回京，比如蒙古族的猛将关童等，大批优秀将领从燕王手中被调回南京。南京政权不仅削减燕王的兵卒，而且选拔精兵勇将，想要从根本上瓦解燕王的军事力量。据说，后来燕王起兵之时，部下只有八百人，可以说，南京政权的一系列措施使燕王的军事力量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南京政府安排周详，同年三月，建文帝还命徐凯为都督，率军驻扎临清（在今山东省），以耿瓛为都督驻军山海关，与开平的宋忠遥相呼应，迅速对北平形成了牢固的三角包围之势。他们与北平城内的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联手，厉兵秣马，准备抓捕燕王。

燕王被剥夺了军权，如同孤家寡人，不仅时刻处于监视之中，而且被大军合围，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诚然，对燕王来说，若先对南京政权发难，不仅客观形势不利，而且还师出无名。但若任由事态发展，则自己难免要步其他藩王的后尘，被抓捕削藩。燕王面临自受封北平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

暗中练兵，葛诚背叛

面对南京政权步步紧逼的削藩政策，燕王绝不是束手待毙。当初，建文帝对周王削藩之际，燕王立即上书建文帝，为周王求情，而且，言辞极其恭敬卑微，以“至亲之情”恳求建文帝不要重罚周王。

当然，燕王自己也知道上书不会起到任何作用，这只不过是他起兵计划中的一环，旨在为起兵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上书被驳回后，燕王立即称病卧床，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以此蒙蔽南京政权的监视耳目，借机闭门不出，隐身王府内，暗中筹谋起兵大计。其间，他在北平附近招募青壮充实护卫，并在各地寻求奇人异士等，加紧起兵的准备。

燕王府原本使用的是元朝的宫殿，占地很大，周围建有城墙堡垒，在王府的后院，由军师道衍亲自指挥，每天操练士兵。王府的地下设有秘密工场，日夜不停地打造兵器。为掩人耳目，在地表上建有建筑，周围建有围墙。而且，在王府后院饲养了很多鸭子和鸟，它们的叫声足以掩盖军队操练及打造兵器的声音，只是有不雅之嫌。

建文元年正月，为祝贺新年，燕王派长史葛诚进京。长史是负责藩王府内长史司的官员，承担对藩王的指导及总管王府政务的要职。燕王派深得自己信任的葛诚进京，表面上是为了庆祝新年，实际上是让他伺机探听南京政权的情况。

出乎意料的是，葛诚在建文帝召问之时，竟然背叛了燕王，将北平的情况和盘托出，并且约定，南京政权对燕王削藩时，愿做内应。葛诚大概是对陷入绝境的燕王失去信心了，为谋求自保而选择投靠南京。

葛诚返回北平复命时心神不定，燕王立即判断出他已经投靠南京了。但燕王装作不知，让他继续与南京联络，以免惊动南京方面的耳目。

燕王来朝的怪事

在这种双方交锋的紧张局势下，发生了一件让南京政府震惊不已的事件。在葛诚进京一个月后的建文元年二月，燕王突然出现在南京。姜清的《姜氏秘史》中做了如下记载：

燕王来朝。御史曾凤韶是日侍班，王由皇道入登陛，不拜。凤韶劾奏曰：“殿下宜展君臣之礼，宫中乃叙叔侄之情，燕王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帝曰：“王至亲，勿问。”

记录燕王来朝的史书绝不在少数，但大多都只是记载了燕王对建文帝的不敬以及燕王的优柔寡断，而没有记载南京政府的应对措施。除了户部侍郎卓敬上书建议将燕王移封南昌以外，连积极推动削藩的齐泰、黄子澄都没有任何行动。最后，燕王不仅没有被软禁，反而平安返回北平。

抓捕燕王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就这样被眼睁睁错过了。假若历史真是如此，对燕王来说，实属侥幸，而对建文政权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致命失误。但是，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燕王到底为何来到南京呢？燕王每天都处于严密的监视、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敌方阵地南京，本身就非比寻常。

官方看法之外

实际上，关于燕王来朝的事件，一直存在诸多疑惑。清朝初年，朝廷召集很多学者编纂《明史》，对明代的各种疑案进行分析、考证及事实确认。其中，关于燕王是否来朝的事件也进行了充分慎重的考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发生燕王来朝一事。根据有两个方面：其一，燕王当时处于严密的监视与包围之中，不可能轻易出来；其二，后来燕王起兵，在建文四年渡过长江兵临南京之时，曾感慨道“已数年未过长江矣”。当年太祖驾崩，燕王赶赴南京时被拒于长江对岸后，数年来一直没有进京朝拜。在最后决定胜负之时，眺望长江景色，他说出了上述的感慨。由此判断，燕王来朝事件是假的。

自从清政府的官方见解出来后，这个疑案似乎是解决了。但近几年的研究，不知为何，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燕王来朝是事实。关于燕王来朝的目的，普遍认为是为了迷惑南京政权，同时，燕王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枭雄，把自己置身于险地，谋求打破僵局。

燕王来朝否定说，立论根据是燕王所说的那句感慨，但是，从建文元年来算，这时也已经过去三年了，这不能成为燕王在建文元年没来朝拜的理由。除此之外，燕王来朝肯定说还认为，《皇明祖训》规定藩王每年有义务进京朝拜，所以，燕王来朝也是正常的。燕王来朝的说法似乎越来越成为不可动摇的事实了。

仍然存在疑点

但无论如何，燕王来朝的说法依然存在疑点，理由有两点。一是按照时间上的顺序关系看，前后时间不符；二是史料被明显篡改过。

关于第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清初学者谈迁（1594～1657年）编写的《国榷》，书中所记载的建文年间的内容还是比较真实的。官纂史书《太宗实录》完全没有记载燕王来朝的事情，而《国榷》中明确记载了燕王来朝的具体时间。据它所载，燕王在建文元年二月乙丑（二十五日）来到南京，三月辛卯（二十六日）离开南京，在南京滞留二十七天。
[1]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间燕王以世子（后来的大明第四代皇帝明仁宗）为首的三个儿子也来到南京，参加太祖的小祥（周年忌）。关于这一点，在《奉天靖难记》及《太宗实录》中建文元年三月的条目中，也记载着燕王世子等三人都在南京，说明这是事实。

他们来京的具体时间不明，但离京时间在《国榷》中有明确记载，是四月丁卯（二十八日）。这就是说，燕王父子在同一时间齐聚南京。而且，在《国榷》三月辛卯的条目中，还记载了燕王离京之际，让三个儿子继续留在南京的内容。

假若这是真实的，那么，在时间前后顺序上就出现问题了。根据众多野史记载，燕王决定派三个儿子赴京，以此迷惑南京政权，手下谋士中立即有人提出反对，担心世子等人去南京后，被当作人质扣留。但燕王心意已决，而当三个儿子出发之后，他却又非常后悔。据说，当三个儿子平安归来时，燕王父子喜极而泣，同时，他们还带回了南京方面的大量情报。

这就是说，燕王既是在北平为三个儿子送行，也同样在北平迎接儿子归来。假若仅限于野史的记载，则难以想象他们父子在南京相聚的事情会是真的。假如真有此事，那么情况应该是这样，继三个儿子出发后，燕王也随即奔赴北平，在南京与三个儿子相聚后，又先于他们离京。但问题是，既然决定上京，为何不一起出发，或自己一人赴京，而一定要采取这么复杂的方式呢？如果按照野史所示，是由于燕王对儿子的担忧才会去南京相聚，又未免过于牵强了。

如果按照《太宗实录》的记载，燕王世子上京是事实，那么，野史与《国榷》记载的内容就是相互矛盾的。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燕王来朝一事是假的。若不这样解释，恐怕就难以理解燕王送迎儿子这一喜一忧的理由以及儿子带回南京情报这条脉络。将原本不存在的事情与燕王世子进京的事实强行联系在一起，这是《国榷》中不合理的地方。这是证明燕王没有来朝的第一个理由。

史料上的篡改

那么，在谈迁的《国榷》中为何会出现“燕王来朝”的虚构呢？这就要提到第二个理由，史料被篡改的问题，这一点相当重要。

最初记载燕王来朝的史书是姜清的《姜氏秘史》，具体的成书年代不明，不过，据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一位叫信天缘生的人所写，《姜氏秘史》大约成书于明末嘉靖年间（1522～1566年）。《姜氏秘史》明确记载了燕王从皇帝专用御道进殿、面见建文帝不行君臣之礼等。这段记述始见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刊行的《建文朝野汇编》一书中，此后，其他野史大多沿袭了这一说法。

但是，在年代更久的野史中，却发现了略有不同的记载。至少是在正德年间（1506～1521年）以前编纂出版的《革朝遗忠录》以及正德十五年（1520年）刊行的《革除遗事》等书中记载，来京朝拜的并不是燕王，而是变成了“诸王”或“藩王”，燕王的名字从未出现。

那么，最初的史料记载是“诸王（藩王）来朝”。至于为何而来，是祝贺建文帝即位改元，还是按照《皇明祖训》的规定定期朝拜，并不明了。但至少可以确定，建文元年初，很多藩王聚集南京确是事实。

按照《革朝遗忠录》及《革除遗事》的记载，来朝期间，由于藩王之中有人对建文帝不敬，遭到御史曾凤韶的弹劾。这说明藩王中肯定有人看不起这个当皇帝的侄子，言行间对建文帝不够尊重，虽然建文帝没有追究，却被曾凤韶以“大不敬”之罪弹劾。

这两部书中，都没有明确说明对建文帝不敬的是燕王，而仅仅记载为“藩王”。当然这个“藩王”有可能是燕王。但是，当时正在南京政权严密监视中的燕王特意跑到南京的建文帝面前故做不敬之行，按照常理，这是不可能的。

燕王不能来朝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他此前称病卧床，闭门不出，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往来，已然是无法上京。而且，这正是他不进京朝拜的最好理由。官纂史书《太宗实录》仅仅记载了燕王的三个儿子进京，当然是没有燕王来朝这件事了。

“燕王来朝”传说的生成

一件与燕王无关的事件发生了，但燕王反而被换成了这件事的主角。岁月流逝，对建文帝抱有同情心的野史将“对皇帝不敬的藩王”替换成了“燕王”，一个虚构的故事诞生了。

恰值万历年间，连朝廷内部都有要求恢复建文帝声誉的呼声，“建文”年号得以解禁，被抹杀了近二百年的仅存在四年的建文政权的历史终于被承认是属于明朝正史。

也许是受到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燕王不得不成为塑造建文帝形象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燕王在这个以悲剧结尾的剧本中，扮演了活跃于舞台的重要角色。至此，“燕王来朝”的传说生成了。

[1] 原文如此。二十七天似有误。——编者注

5 历史的转折

（1）靖难之变

一场大戏

燕王，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永乐皇帝，在他六十五年的生涯中，成为他人生转折点的莫过于在他四十岁到四十三岁期间发生的靖难之变。

在这次内乱中，他获得胜利，成为大明第三代皇帝。他在位的二十二年中，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将大明推向了政治、经济发展的顶峰，史称“永乐盛世”。仅从他所开创的大明盛世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称得上是一代有为的帝王，这一点并无夸张。

但是，假若没有发生靖难之变，或者靖难之变中他没有获胜，也就没有他后来的丰功伟绩。他所引发的靖难之变伴随着戏剧性的效果成为大明走向永乐盛世的前奏而广受世人瞩目。暂且不论他的皇位正统问题，在我们谈到永乐时代之时，如同舞台戏剧的开幕，首先亮相的就是靖难之变。

而且，靖难之变本身就是情节完整、故事复杂的一场大戏。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北平与南京，时而平行，时而交错，构成了一幅色彩、线条、明暗搭配都浑然一体的复杂壮丽的画面。它宛如一首叙事诗，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巨大的全景图。故事按照起承转合的节奏高速发展，瞬间就已达到高潮。

起句就是南京政权推行的削藩政策以及由此陷入困境的燕王的情况。承句是被逼无奈的燕王起兵反叛，以华北地区作为舞台与南京军队展开大战。转句是燕王进逼南京，在南京城下展开攻防战。最后的结句（合句）是南京陷落，燕王登基。

假若再加入建文帝的悲剧，那么，靖难之变就会延续为另一个与永乐治世完全不同的故事。事实上，若将靖难之变当成一个故事，那么，它既可以成为以建文帝为主人公以天下为舞台的悲剧，也可以成为以燕王为主人公的夺取天下的成功传说。这样一个内容丰富的故事，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与意愿来解读。

明快的起承转合

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史书的一种体裁，它不同于正史中的纪传体及按年代顺序编写史书的编年体，而是将某一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写清楚，最后以作者的一段评论为结尾的历史叙述。当然，纪事本末并不是故事，而是以原始史料为基础的第二次史料的汇编、总结，它必须是忠于史实的史书。

明代纪事本末的代表著作，有明末学者高岱编写的《鸿猷录》及清初学者谷应泰编写的《明史纪事本末》。两部书都对靖难之变的描写着墨甚多，而且并不是一概而论，恐怕是有意识地针对读者的立场刻意琢磨而成。两书都将靖难之变分为若干部分展开叙述，各个部分之间完全可以按照前述的起承转合的格式归纳。

例如《鸿猷录》中关于靖难之变的内容标题：

①靖难师起

②转战山东

③再出河北

④长驱金陵

⑤入正大统

按照起承转合的格式，起句是①，承句是②和③，转句是④，结句是⑤。

《明史纪事本末》中也是如此：

①削夺诸藩

②燕王起兵

③建文逊国

这里①是起句，承句、转句包含在②中，③是结句。《鸿猷录》的结句是“入正大统”，明显是站在燕王的立场，而《明史纪事本末》恰恰相反，“建文逊国”是站在建文帝的角度。但对靖难之变的叙述顺序，两部书完全相同，而起承转合的格式也完全适用于这两部书。

史实与虚构

《明史纪事本末》完全是站在批判燕王的立场，而《鸿猷录》则对建文帝抱有同情的态度，但最终承认永乐皇帝奉“天命”继大统。两部书的立场不尽相同，但都没有故意虚构历史、曲解事实，归根结底，两部书都称得上是真正的史书。

但另一方面，靖难之变本身所具有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已然不能认为是纯粹的史实了，最终从史实中脱离一步，就进入了虚构的世界。明末以建文帝为题材的伪书的出现（如《致身录》《从亡随笔》等），就是最好的例子。书中对南京陷落后建文帝的下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相当有故事性。这大概是对建文帝深表同情的人煞费苦心杜撰出来的。

虽然出现了伪书，但丝毫没有影响靖难之变的戏剧性，而事实却因虚构而被扭曲了。并不是说虚构不好，关键是借助史实来表达对建文帝的同情的过程中，用虚构代替了事实。

即使是出于单纯的动机，也不可以将虚构的故事当成史实。捕捉、提炼人们内心热烈的情感，那属于文学的范畴，而最早通过文学方式描述靖难之变的是远在中国东方的岛国日本。

幸田露伴的《命运》

日本大正时期，一位文豪以靖难之变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他的这部代表作从正文开始发表到最后写完自跋，总共花了十九年的时间。这部小说就是幸田露伴的《命运》。

他从《明史》开始，精读了与这段历史相关的各种史书，用带有汉文味道的优美语言编写了一个故事。他的这部小说完全忠于史实，按照前述的起承转合的格式叙述情节，最后以方孝孺为建文帝殉节结尾。作品的主题特意采用了古老的表现手法，从建文、永乐交替的历史风云中发掘出了毁灭之美。

从他执笔的动机来看，他既不对建文帝表示同情，也不对永乐皇帝进行批判，而是将这一切结果都视为本该如此的、冷静的宿命论。他用“数”来表示宿命。

“数”是什么？所谓“数”就如同所说的命数、定数，被定下的机缘，也就是命运。“数”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它是超出人的知识范畴的、无法计算的一种存在。他从宿命论的角度解读靖难之变，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在他虚拟的宿命的世界中，史实变成了虚构，虚构变成了史实。史实与虚构被幸田露伴结合在一起。可以说，靖难之变在幸田露伴的《命运》中完成了在异于历史维度的文学层面上的升华。

想要品味富有文学色彩的靖难之变的读者，我建议不妨读一读《命运》，这本书大概能让你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何为命运多舛。

但在讨论永乐时代之前，有关靖难之变的相关知识，我们还是有必要预先了解的。靖难之变拉开了永乐时代的帷幕，这是大家熟知的。在这里，我想以《鸿猷录》《明史纪事本末》为参考，略微加入一点我的个人见解，重新探寻“靖难之变”的大致经过。某种意义上，大家也可以将本章所讨论的靖难之变视为新版的《明史纪事本末》。当然，文章的格式将与原版的《明史纪事本末》相同，依然采用起承转合的四段论法（中国文学研究者、诗人福本雅一先生，旁征博引，为幸田露伴的《命运》做了极其详尽精彩的注释，希望大家可以参照阅读）。

一生中最大的骗局

面对南京政权的重重监控，燕王决定派三个儿子进京，以此迷惑南京政权，为自己争取时间。但这一决定很可能使自己的三个儿子被南京政权当作人质扣留软禁，可以说，这是燕王孤注一掷的豪赌。而南京政权没想到燕王如此应对，仓促之间确实有扣留他们的打算，然而，黄子澄害怕因此会刺激燕王立即起兵反叛而反对扣留，最后，决定放还燕王的三个儿子返回北平。这是南京政权的又一次大失误，而燕王自然是非常高兴地欢迎三个儿子归来。

尽管燕王费尽心思努力应对，但形势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峻。南京政权连续出招，一步步将燕王逼入绝境。

建文元年五月，北平布政司及按察司的官员被南京政权以接受燕王府贿赂的罪名判处流放或降职。紧接着，六月又以参与燕王谋反计划为由，诛杀了燕王府护卫，燕王也因此受到重责。至此，南京政权抓捕燕王、削其封地只是时间问题了，建文帝的削藩诏书随时都有可能送达北平。

就在此时，看似大势已去的燕王演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骗局——装疯。在密切监视着他的南京政权的眼皮底下，燕王突然以疯子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他时而在北平的大街上奔跑、喊叫，时而冲进民居抢东西吃等，做出各种怪异行为，有时甚至在大街上昏倒，一整天都不起来。燕王发疯的消息迅速扩散，北平内外尽人皆知。

消息传到南京，据说当时南京政权还真的信以为真，可见燕王的演技相当高超。但是，南京方面很快就识破了燕王逼真的演技，原来是葛诚暗中向南京告密。南京方面随即密令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开始实施抓捕燕王的计划。

掉落的瓦片——决断之时

然而，南京方面抓捕燕王的密令却被了解内情的都指挥佥事（都指挥司的属官）张信泄露给了燕王。一直以来，张信非常崇拜燕王，但在燕王与南京之间，他始终摇摆不定，难以抉择，直到此刻，他最终决定站到燕王一方，向燕王坦白了建文帝的密令。

事已至此，燕王立即召来军师道衍连同一众亲信，着手起兵事宜。起兵在即，王府内一片紧张的氛围。在《明史纪事本末》的“燕王起兵”一节中，用非常具有戏剧性的画面记录了这一时刻：

乃召僧道衍至谋事。适暴风雨，檐瓦堕，燕王心恶之，色不怿。道衍以为祥。王谩骂：“和尚妄，乌得祥！”道衍曰：“殿下不闻乎？‘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坠，天易黄屋耳！”王喜。

道衍的话当然是为了打消众人心中的不安，但是，在这样恶劣的暴雨情景，非要说它是好事，燕王心中不悦，于是马上问道：

和尚妄，乌得祥！

面对燕王不满的责问，道衍看起来毫不惊慌，从容不迫地做了如下回答：

殿下不闻乎？“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坠，天易黄屋耳！

不用说，龙当然是皇帝的象征。另外，按照中国的五行学说，土德居中，其色尚黄。因此，明朝的制度规定，皇宫的瓦片为黄色，藩王宫殿的瓦片为青色。道衍所说，把青瓦换成黄瓦，象征着燕王将成为皇帝。据说，燕王听闻道衍振振有词的解释，非常高兴，一扫之前的不安，变得信心十足。能将不吉利的征兆转瞬间变为吉祥之象，道衍不愧为天才的谋士，心智超群。

唯有起兵

南京方面对燕王削藩已经进入倒计时，留给燕王的时间不多了。燕王命令护卫指挥使朱能、张玉率领八百精锐勇士防守王府，整个燕王府进入临战状态。陷入绝境的一部分北平官员，有的甚至躲到寺院中避难，北平处于危险状态。

而南京方面的做法相当明显，已经预先确定了进攻王府的日期。都指挥使谢贵统率北平内外所有卫所的士卒，将燕王府团团包围，还在端礼门等四门外面构筑栅栏，切断燕王府通往外界的一切通道，意图将燕王府一网打尽。

不久，建文帝剥夺燕王爵位、抓捕燕王府所有官员的诏书送到北平，并很快递交给燕王。随后，张昺、谢贵率领士兵威胁燕王府交出要抓捕的官员，否则立即攻打王府。士兵中有弓箭手向王府内射箭，战斗一触即发。事已至此，对燕王来说，不管结果如何，要打破困境，唯有起兵反抗，否则只能引颈就戮。

但燕王府寡不敌众，若不讲谋略死拼硬打，那很快就会失败。燕王没有那样做，他与朱能密谋以计取之，首先诱杀张昺、谢贵，他们一死，南京朝廷兵马群龙无首，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必然发生内乱，那时，燕王府的危机自然化解。于是，燕王以交出获罪官员为名，巧妙地把他们二人骗了过来。

一块西瓜引发的政变

建文元年七月四日，燕王以病体痊愈为名在王府设宴，又派人邀请张昺、谢贵赴宴。他们二人都算得上很谨慎稳重之人，不接受燕王的邀请。于是，又以查验、抓捕获罪官员为名邀请二人前往燕王府，没想到他们竟然很痛快地同意了。随后，他们率领大队人马，戒备森严地来到了燕王府门前。

他们准备进王府时，门卫以随身卫兵人数过多为由，只允许他们二人进府。一向谨慎小心的二人竟然没有任何怀疑，很轻易地就按照门卫的要求，只身进入王府，现在看来这有些不可思议。恐怕他们二人早就认为，在南京政府的强大攻势下，燕王已然无力反抗了，因而就毫无防备地进了王府，掉进了老奸巨猾的燕王为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

宴会就设在宫殿之内，燕王很恭敬地款待他们二人。宴饮在非常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此时，王府又为他们二人摆上新鲜的西瓜。据说这是新采摘的西瓜，所以，燕王一再盛情邀请他们品尝。燕王自己也拿起一块西瓜，在放到嘴边刚要吃的时候，突然一下子站了起来，对着二人怒骂：

今编户齐民，兄弟宗族尚相恤，身为天子亲属，旦夕莫必其命。县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为乎？

燕王说完，就将手里的西瓜猛地摔在了地上，而这正是事先约定的信号。此时，隐藏在殿外的士卒一拥而上，将张昺、谢贵二人擒下。这一切就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随即，早已投靠南京方面的长史葛诚和护卫指挥使卢振也被推搡着押上来。燕王对着他们高声怒骂：

我何病，迫于若奸臣耳！

随后，将张昺、谢贵押出殿外，全部斩首。建文元年七月四日，燕王起兵。

靖君王之难

当天夜里，张玉等人受燕王之命，趁夜色混入北平九门之中，夺下其中八个城门，基本控制了北平全城，而剩余的西直门被攻下也只是时间问题。

第二天，燕王以道衍为军师执掌全军，同时宣布否认建文帝年号，而继续尊奉洪武年号。

之后，燕王向麾下将士发布誓师檄文，声称此次起兵并非谋反，而是因为当今皇帝年幼，为奸臣所蒙蔽，所以要诛杀奸臣，清君之侧，实乃不得已而为之。所谓君侧之奸臣，自然是指齐泰、黄子澄等人。

尽管如此，公然向皇帝举起反旗的燕王还是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利的立场上。虽然他是在被逼无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兵反叛，但只要与皇帝为敌，那就是谋叛。而且，他诛杀朝廷官员，那就意味着与天下为敌。因此，燕王无论如何都必须为自己迄今为止的和今后仍要继续的行动找到一个正当的具有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靖君王之难”。

这也是《皇明祖训》规定的藩王的义务。原本太祖朱元璋分封诸王旨在消除朝廷危难，巩固社稷，现今奸佞之臣执掌朝政，皇帝却被排斥在权力之外。从奸臣手中夺回皇权、辅佐新帝，这样的大义名分对燕王来说是起兵反叛的最好借口。

他将麾下军队命名为“靖难之师”，以“清君侧”的旗号在各地为自己正名。此次内乱前后历时四年之久，史称“靖难之变”。

真实意图是为夺权

燕王在麾下将士中散发檄文为反叛正名，同时郑重地向建文帝呈送了一份书信。信中列举了若干不得已起兵的理由，大概内容如下：

臣守藩于燕，二十余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诚以君臣大分，骨肉至亲，恒思加慎。然奸佞齐、黄剪削宗藩，加害无辜，迫言臣谋不轨。如今已至生死存亡之际。亲藩既灭，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睹《祖训》有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谨俯伏俟命。

（摘自《燕王令旨》）

燕王当然没有真心想要“清君之侧”，尽管信中所说至情至理，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谎言一目了然。最明显的就是他引述的《皇明祖训》中的内容，实际上，恰恰说明了他的行为违反了《祖训》的规定。

按照《皇明祖训》的规定，诸王起兵勤王必须以接到皇帝密诏为前提。不用说，燕王当然没有建文帝的密诏。而且，燕王在这封上书中故意省略了这条祖训的后半部分，即规定诸王讨伐奸佞后，收兵拜谒天子，然后必须返回封地。燕王当然要删掉这一部分了，因为他的真正目的不是“靖难”，而是“夺权”。

真的很幸运

在麾下将士中散发檄文也好，上书建文帝也好，都不过是燕王夺权之前说的场面话，而他的真实意图不可能说出来。

若要自己起兵反叛师出有名，必须要高举“清君之侧”的旗号，以这样的大义名分来洗白叛军之名。那么，必须说，作为削藩推行者的齐泰和黄子澄就成了最好的靶子。不管南京方面如何出招，燕王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自己的对策。

从燕王初期的作战行动就可以证明，他虽然标榜“靖君王难”，却并不是一举南下南京，而始终在北方地区作战。当然，当时燕王兵力不足，想要直取南京也是不大可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壮大自身实力，彻底扫清北方地区，首先免除后顾之忧。

起兵两天后，即七月六日，燕王以世子高炽镇守北平，亲自带领次子高煦、三子高燧从北平出发投入战场。首先攻下北平以东的通州，八日再占蓟州，随后相继攻占居庸关、怀来、遵化、永平等地，仅用了两周时间，燕王就全线占领了北平周边要地。

燕王军队势如破竹，席卷河北。他抓住了南京方面瞬间的失误，断然起兵，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战果。这是在绝地反击下起死回生的一场反叛大戏。

（2）理想的破灭

法治还是德治

仅靠八百将士起兵的燕王，在与自诩强大的南京方面交战中，最终取得了胜利，原因何在呢？至今为止，学界有诸多看法，大家各持己见。

例如：燕王多次与蒙古作战，军事才能过人；由于朱元璋的肃清政策，南京方面的优秀武将几乎被杀一空，无可用之将；齐泰、黄子澄等人对战局的认识过于幼稚，等等。虽说这些都是从结果推测原因，但主要原因基本上就是以上这几种，学界至今还没有提出更有说服力的新理由。

但是，为何这些理由同时出现在建文时代呢？大部分的解释反而变得平淡无奇、索然无味了。这恐怕是因为这种结果论始终欠缺一种足以将诸多偶然因素必然化，从而找到决定性因素的视角。即使我们察觉到这个问题，也无法用一种明确的理论阐明它。

如前所述，建文政权迅速崩溃的最大原因是其政治体制没有确立。当然，其中也包括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这些书生掌权却不通军事，且彼此政见不和不能协同平叛，但失败的原因绝不是那么简单的。在元末明初的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新旧王朝的更迭如同孕妇分娩前的痛苦，确切地说，建文时代只是大明成长过程中的摇篮时期。

建文时代以方孝孺为代表的“浙东学派”高举“以德治国”的旗号推行重视民生的政策，这是对洪武时代依靠“酷法治国”政策的批判。但同时，由齐泰、黄子澄针对洪武朝以来的藩王分封制断然实行的过激的削藩政策，却同样也是基于“法治”。某种意义上，建文政权的悲剧正是由于这两大政策不能相互磨合造成的。可以说，齐泰、黄子澄与方孝孺从未有过共聚一堂共商朝政走向的情况。

当初削藩实权掌握在齐泰、黄子澄等削藩派手中，由于政见不同，方孝孺被他们排挤，没能进入到决策中枢。即便如此，削藩派内部对于削藩的具体措施、步骤依然存在诸多分歧，并非铁板一块。比如，高巍主张效法汉代主父偃的“推恩令”，分化诸王及其子弟，卓敬则提出将燕王移封南昌。各种方案里，最为激烈的莫过于齐泰、黄子澄的方式，主张武力围剿燕王。难怪燕王将他们二人当成“清君之侧”的标靶。

建文政权自成立以来，事关政权未来发展的决策中枢就存在分歧。深受建文帝赏识重用的齐泰、黄子澄在内部分歧未解决的情况下，就执意进行大刀阔斧的武力削藩。此种状态下，假若身为建文政权舵手的朱允炆能发挥出作为最高决策者的领导能力，或者事态能够转好也未可知。但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身为皇帝、集政权内部矛盾于一身的建文帝的犹疑不决，最终导致了建文政权的悲剧。

建文帝自成为皇太孙以来，就衷心向往着“德治”。建文帝深受儒家教育熏陶，他心目中的理想多半来自儒家传统理论中被理想化的“仁政”思想，而非冷酷的现实社会。一旦要求他作为皇帝决定国家大政时，他就会在“德治”与“法治”之间摇摆不定，无法决断。而且，当危难离去，建文帝很快又回到他的“德治”理想中，很有第二代皇帝独具的乐天派特点。可以说，正是建文帝的优柔寡断、踟蹰不前早早注定了建文政权的失败。

难以置信的失败

建文帝对于形势的盲目乐观和临危应变能力的欠缺，在内乱勃发之初就已经显示出来了。据说，燕王起兵后，建文帝毫不在意，依旧每天与方孝孺等人讨论《周礼》，幻想着重现上古盛世。当黄子澄提醒他早日剿灭燕王叛乱时，一向重视黄子澄谏言的建文帝却很轻松地说“燕王不足虑”。直到建文帝整备好北伐叛乱的征北军时，燕王已经起兵反叛二十天之久了，这时是七月二十四日。

这天，建文帝以开国功臣之一长兴侯耿炳文为征北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督宁忠任左右副将军，引兵三十万讨伐燕王。耿柄文时年六十五岁，身经百战，此次担当北伐燕王的重任。恐怕建文帝送别大军出征之时就十分笃定北伐必然大捷，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失败。

他最担心的莫过于背负“弑叔”的恶名，大军出发之际，他多次严命全军将士绝对不能杀死燕王。不许杀死敌军大将，这种命令想必会挫伤出征大军的锐气吧。仅从这一点也能如实反映出建文帝优柔寡断的性格。

征北大军行军缓慢，直到八月二十日才到达真定（在今河北省境内）。耿柄文坐镇真定，分兵三处，其中大军先锋九千人在北平以南百余公里的雄县扎营布阵。但是，没想到燕王趁大军立足未稳，在十五日夜率军偷袭雄县，耿柄文先锋九千人无一生还，八千匹战马全部落入燕王手中。

而燕王又趁胜南下，在真定城外与征北军展开激战。此战，征北军大败，副将军李坚、宁忠被俘，阵亡士兵无数。

致命的选择——点将李景隆

大战中险些没命的耿炳文逃回城内，立即重新整军，加强城防，备战燕王攻城。虽说首战失利，但他手里仍有几十万大军，数量上依然占有很大优势。燕王大军包围真定，猛攻三日不下。攻坚战对燕王大军消耗过大，强攻不下，燕王果断撤军返回北平。对征北军来说，在真定暂时遏制住了燕王继续南下的势头。

征北军战败的消息很快传到南京建文帝的耳朵里。原本不应该失败的征北军失败了，对于从未怀疑过征北军定会取得大捷的建文帝来说似乎是巨大的打击。随后，建文帝立刻召集黄子澄前来商议对策。黄子澄劝道，“胜负常事，不足虑。”

不论黄子澄怎么劝说，惊恐万状的建文帝充耳不闻，他免去了耿炳文的职务，另选李景隆为大将军。这成为决定建文政权命运的关键一步。

李景隆是朱元璋姐姐的儿子，也是开国功臣李文忠的长子。他的父亲是文武兼备的一代名将，表面看，李景隆颇有将门虎子之风，但他实际上并没有领军作战的能力，仅仅凭借勋贵子弟的身份赢得建文帝的信任。据说，深知李景隆无能的燕王，在得知是他接任征北大将军时欣喜不已。

果然不出所料，建文元年十一月初，李景隆统兵五十万，在北平城外遭遇燕王大军埋伏，惨败而逃。无数士卒战死，大量武器、粮食等辎重被夺。但李景隆压下战败的消息，不敢上报建文帝。据说，建文帝还在次月犒赏了李景隆，特赐予太子太师之位，表明李景隆深得建文帝赏识。此后，李景隆每战必败，充分暴露了他的无能。

乱了阵脚的朝廷

李景隆战败不久，建文元年十一月九日，燕王挟大胜之威向天下发布檄文，同时，再次上书建文帝，为自己的行为正名。与上次上书一样，言明自己乃是不得已起兵，并强烈要求建文帝处罚奸臣齐泰、黄子澄。可以说，这严重超越了南京方面容忍的底线。

然而，建文帝却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行动。他突然罢免了齐泰、黄子澄，满足了燕王的要求。谁也不明白建文帝为何要这样做、他是如何考虑的。或许他认为，罢免了齐泰、黄子澄，燕王至少也会停止进攻吧。事已至此，建文帝依然没有意识到，燕王的真实意图并非清君之侧，而是要篡夺皇位。

代替齐泰、黄子澄的是新任兵部尚书茹瑺。据《明史》记载，他与黄子澄不合，又因为受贿刚被降为地方官员，此时，特意被召回京城担任要职。后来，燕王兵临南京时，他和李景隆一起率先投降，因此他被燕王封为忠诚伯，变身为“靖难”功臣。建文帝竟然将军国大事托付给这种人，却放弃了绝对忠诚于他的齐泰、黄子澄，足见当时的他是多么的焦头烂额。

方孝孺领军指挥

随着战局的不利，建文帝心中的不安感愈加强烈。不久，茹瑺也被撤职，齐泰、黄子澄被重新起用了。建文三年（1401年）闰三月以后，建文帝再次罢免了二人，命方孝孺全面指挥对燕王作战。曾经不赞同齐、黄二人削藩的方孝孺如今却要为削藩买单，只能说是天意弄人。

方孝孺几乎是豁出了性命想要扭转局面，但为时已晚。他指挥的作战未曾一胜，每战必败，建文政权就这样一点点被蚕食，每况愈下。

指望原本为学究的方孝孺能与军事专家燕王对抗，这未免过于天真了。应该说，只有在没有战争的太平盛世才能真正发挥出他的才干，这也是朱元璋在世时所期望的。

在“德治”与“法治”之间始终摇摆不定的建文政权最终统一在重视“德治”的方孝孺手中。但那是因为，在这种局势下，已无暇再论建文政权的体制确立，而足以担当起大局的人物，恐怕除了方孝孺再也没有更适合的了。

此后建文政权如同怒海中挣扎的一叶小舟，深陷迷途，无力回天。当方孝孺将内部所有分歧统一时，建文政权已经走到了尽头。

人心所向在于金陵之战的成败——燕王进京

时间已经逼近建文三年年底，十二月，燕王命世子高炽领一队人马镇守北平，自己统率全军南下直逼南京。燕王起兵已经两年有余，虽然在与征北军的交战中屡战屡胜，但实际控制的地区只有北平附近的几座城池。两年多来，双方都没有找到决战之机，战局陷入胶着状态。

仅在华北地区与征北军展开拉锯战是无法打开局面的。虽然在具体战役中取得胜利，但当燕王大军离开，征北军立刻就抢回来。燕王军队在人员、物资的供给方面与南京方面差距还很大，想要将南京方面逼入绝境，常规战法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一旦双方进入持久战，时间越长，战局对燕王越不利。经过两年的内战，北平方面已经日渐不支。

此外，还有一点对燕王极其不利，那就是“叛军”的头衔。不论燕王打下多少城池，取得多大胜利，只要建文政权存在，就无法改变自己“叛军”之名。因为建文政权具有毫无疑问的正统性，只要战局没有决定性的变化，就意味着，“政府军”对“叛军”的对抗模式会一直持续下去。无论你“靖难”也好，“大义”也罢，燕王起兵反叛这是有目共睹的。

但也不是说局面对燕王完全不利。虽说燕王反叛，但靖难之变实质上属于皇室内部的皇位之争。对大多数人而言，谁当皇帝都无所谓，如同高岱的《鸿猷录》所说，人心所向取决于金陵（南京）之胜负，都在观望谁能取得最终胜利。

即便是叛军，若能夺得天下就会成为天子之师。何况，燕王本来就是太祖朱元璋的儿子。目前对燕王来说，只有攻陷南京，推翻建文政权，继承皇位，号令天下，那么这一切问题才可以解决。

恰在此时，南京方面传来一则消息。与太祖朱元璋一样，建文帝对待宦官极为苛刻，因此宦官中有人不堪忍受，愿意投靠燕王。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南京防御极其空虚，可以一举拿下。燕王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决定直取南京。出发前，道衍一再忠告，途经的所有城池一律不要理睬，直插南京。当然，燕王早就明白其中的重要性。

此后，直到建文四年六月，半年时间内，燕王离开北平，深入敌后，谋求打开新局面。当然，燕王大军南下并不顺利，建文四年四月，淝河、小河、齐眉（均在今安徽省）的作战都曾遭遇惨败，几乎就要撤退返回北平了。能够渡过这些难关，依靠的就是军队在反复战斗中培养起来的强大的凝聚力。

胜负已分——灵璧之战

此刻，南京方面早已乱了阵脚。在之前的战役中，尽管政府军取得了连胜，但南京方面认为惨败的燕王军队必定返回北平，不但没有加大追击力度，反而特意调回一部分军队加强南京防御。而为防备燕王骑兵攻击，政府军挖壕筑砦，费时费力，延缓了追击攻势，错失了良机。命运之神眷顾了燕王一方，休整恢复后的燕王大军主动出战，给予政府军以致命一击。

大败的政府军退守灵璧，重新整军集结，固守城池，与潮水般涌来的燕王大军对峙。灵璧是防卫南京的最后藩屏，若这里被攻陷，南京将彻底暴露在燕王大军的攻击下。政府军中谁都心知肚明，建文政权存亡的命运在此一战，这将是他们的背水一战。

但是，在燕王大军势如破竹的攻击下，无论是谁都已经无法阻挡攻势了。决定胜负的灵璧大战最后以有幸屡次获得幸运之神眷顾的燕王大军完胜告终。这也就意味着，持续了四年之久的内乱，就要接近尾声了。据说，消息传到南京，黄子澄心如刀绞仰天痛哭：

大事去矣！吾辈万死不足赎误国之罪。

经此一役，政府军兵败如山倒，此前一直处于观望态度的各地守将开始迅速倒向燕王，争夺天下的靖难之变终于迎来了最后一幕高潮。

南京陷落

建文四年五月，燕王大军继续南下泗州（在今安徽省），当地守将不战而降。燕王大军迅速南进，渡淮河、破盱眙（在今安徽省），一路直下扬州（在今江苏省），扬州守将绑了监察御史，献城投降。

扬州失守，南京震惊，扬州与南京近在咫尺。于是，建文帝下罪己诏，同时，急诏各地发兵勤王，但没有任何回应。

此时，束手无策的建文帝采纳了方孝孺的缓兵之计，向燕王提出划地而治，希望以此能暂缓燕王大军攻势，借机在南方紧急募兵，等待勤王之师的到来。

建文帝即刻派燕王的堂姐庆成郡主作为特使与燕王谈判，但胜利在握的燕王当然不会给建文帝可乘之机，在完成“靖难”之前，绝不收兵，他拒绝了建文帝的要求。庆成郡主只好无功而返。

谈判期间，南京方面的守将趁机陆续投降。六月，都督检事陈瑄率水军投到燕王帐下。有水军相助，燕王大军渡江如虎添翼，虽遭到南京方面的抵抗，但终于成功在镇江登陆。镇江守将自觉大势已去，不愿做无谓抵抗，开城投降。据说，得知长江天险被突破、镇江陷落，建文帝面色忧郁，在宫殿前久久徘徊。

燕王大军已然近在眼前，已经打光所有底牌没有任何保护的南京方面采取了最后一条策略：中国传统的战法“坚壁清野”。方孝孺提出，将南京城外的百姓全部迁入城内参与防守，拆毁城外所有房屋，销毁城外可能被燕王利用的一切东西。南京方面命令城外百姓将拆解的木料、石料等运到城内，在酷暑下无数百姓因为饥渴难耐一个又一个地倒在运输途中死去。不堪忍受的百姓有的甚至点着了自家房屋，酷热下火势迅速蔓延，南京城外瞬间化为一片火海。

燕王大军距离南京越来越近了，对固守南京不再抱有希望的大臣们纷纷劝建文帝放弃南京，暂避一时，日后图之，但却遭到了方孝孺的强烈反对。他建议建文帝留守南京，只要等到勤王军队到来，就能反败为胜。当时，齐泰、黄子澄等人正拼命地在南京周边地区招募军队，对于他们的努力，方孝孺大概还抱有一丝希望吧。

六月十三日，燕王大军从容进驻位于南京城西北方长江边上的金川门。当时，金川门守将是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九子谷王和李景隆，他们二人为避内乱逃回南京，在这里任守备。他们在城楼看见燕王大军到来，立即打开城门投降。

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去向

南京城破，燕王大军蜂拥而入，在一片混乱中，逐一接收官府衙门。在建文元年削藩中被囚禁的周王和齐王也很快被解救出来。据说，他们二人与燕王重逢，喜极而泣。

不久，燕王与周王登上金川门城楼，听着城内的喧嚣声，怀着满腔的思绪，眺望着南京街头。远处的东南方向，大明皇宫的红色墙壁和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忽然间，他们看见皇宫方向升起一股黑烟，很快冒出红色的火光，就在燕王的注目之下，整个皇宫被大火吞没。

震惊的燕王立即派心腹宦官前去查看，等宦官到皇宫的时候，火势迅速蔓延，已经无法控制了。燕王大军将士拼命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但在皇宫的废墟中只找到了被烧得焦黑的皇后尸体。找遍皇宫，也没有发现建文帝的尸骸。在《明史》本纪中简单记载了建文帝的行踪：

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变”就这样谢幕了，以一种谁也无法预料的悲剧性结局告终。人固有一死，虽说这是人之常理，但是由于皇太子的死而失常的历史齿轮在没有修复的状态下就加速运转走向毁灭，最后在无谓的空转声中自我解体，仍然是难以逆料的。必须说，大明王朝建立仅三十余年，历史就发生了转折。

6 坠落的时代

（1）建文帝出逃

自焚还是出逃

燕王大军进入南京，建文政权垮台，在混乱中，建文帝最后下落如何呢？

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很多种说法，但至今未有定论。原因在于存在两套完全相反的史料，但无论哪套史料，都没有决定性的根据。

一套是以《奉天靖难记》《太宗实录》为代表的官方史料。它们详细记载了南京城陷落之际，建文帝自焚而死，燕王找到他的尸体并厚葬的全部过程。后经多方考证，可以确认并未发现建文帝尸体，由此，一般认为这套官方史料属于捏造。但是，若是自焚而死，尸体被烧光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自焚说还有一定的可信度。

另一套史料则属于野史。它们记载南京陷落时，建文帝化妆成和尚，随同一部分亲信离开南京，然后辗转各地，隐姓埋名幸存下来。野史生动描述了建文帝出逃之后的详细情况。

据野史记载，燕王大军压境，建文帝企图自杀，被身边亲信制止，劝说逃走。当时，有一个亲信说，太祖临终之际曾留下一只密匣，说危难之际打开它。众人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度牒（僧人的身份证明）、袈裟、草鞋、僧帽以及一些盘缠。于是，建文帝剃发换装，由神乐观道士引路，在数名随从的保护下离开了南京城。

官方史书之所以采用“自焚说”，是燕王（即永乐帝）要顺利继承皇位，必须要确认前任皇帝已死。身为篡位者，昭告天下前任皇帝已死，这应该是必须要采取的措施。只有谎称遗体已经被找到，才能按照皇家礼法举行葬仪并继承皇位。而野史的记载对“自焚说”是持怀疑态度的，在野史中，非常逼真地描述了永乐皇帝下令用皇后的遗体代替建文帝举行葬礼的详细情况。

另外，野史采用的“出逃说”则源于民间对建文帝的同情，由于民间对建文帝的绝对支持，也使得建文帝“出逃说”更加深入人心。一般来说，建文帝“出逃说”本身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材，再辅以野史本身的创作特点，使得“出逃说”更具有传奇色彩，当然也不能否认其中难免诸多夸张之处。比如，前述“太祖密匣”之事多为传言附会。总之，如前所述，随着“出逃说”流传得愈来愈广，附会夸张的内容也随之增加，最后甚至出现伪书。

并非完全荒唐无稽

但是，若因此断定“出逃说”是荒唐无稽的谬说也未必完全正确，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很多史料都提及，就在“靖难之变”结束不久，建文帝出逃的传言在民间广为流传，连永乐帝也在想方设法寻找建文帝下落。

例如，据《明史》胡濙的传记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胡濙身负寻找建文帝行踪的秘密使命，游历天下，历时十五年，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回京复命，据说，当时永乐帝已经就寝，闻报立即起身召胡濙觐见，听其汇报情况直至天明。

另外，《明史》道衍的传记中也有暗示建文帝出逃的线索。永乐十六年，道衍生命垂危之际，请求永乐皇帝释放一个法名“溥洽”的和尚。溥洽曾任建文帝的主录僧（顾问僧），因为有帮助建文帝出逃的嫌疑而被监禁。据说，永乐皇帝同意了道衍的请求，很快就释放了溥洽。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永乐帝对于建文帝出逃一事怀有强烈的不安。

而且，在永乐皇帝消失二十年之后的正统五年（1440年），在广西省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个和尚冒充建文帝，但由于年龄不符露出马脚，被捕后死于狱中。或许是野史中记载了建文帝化装成和尚出逃后的落脚地点就在广西、云南等西南地区，才会出现冒名顶替的事件。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建文帝出逃的传言在民间流传之广。

完全相反的两种见解自靖难之变后同时并存，而且，互不让步，各自形成了一套体系。两种说法的依据都在于建文帝遗体未被发现这一事实。遗体未被发现既可以解释为尸体被大火烧光了，也可以理解成建文帝出逃隐藏起来了，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同时适用于两种说法。至于偏向于哪种说法，自然是由历史叙述者的立场来决定。总之，不论是自焚说还是出逃说，可以说都有根据，也都没有根据，建文帝下落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而成为历史疑案。

明朝末期万历年间（1573～1620年），以“铁血宰相”著称的张居正（1525～1582年）掌权期间，当时的万历皇帝在讲读课上询问“建文出逃”的问题，张居正的回答则完全是按照野史的记载支持出逃说。他不用前朝遗老的说法，而是将民间的传言讲得绘声绘色。

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大明国家体制的固定化，出于对大明体制的维护，明朝统治阶层也开始认可那些为建文帝殉节的忠臣。明朝末期“建文复权”运动的兴起正是由此而来。

到明朝末年，朝野上下普遍认可了建文帝出逃说，明初以来的官方见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有关建文疑案的真相也因此更加扑朔迷离，甚至连官方与民间说法的界限也消失了。

《明史》编纂中的混乱

清朝初年，编纂《明史》之际，涉及建文帝本纪的编写，因此，建文疑案如何解决再次成为难题。由于牵扯到“燕王来朝”之谜的实质，围绕着建文帝自焚还是出逃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由《明史》负责人王鸿绪决定采用“自焚说”而告终，但并没发现新的证据支持“自焚说”。明朝以来的官方说法与野史之间的分歧就这样被保留到《明史》当中。

如前所述，《明史》本纪中，对建文帝最后的行踪做了如下记载：

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

但在下文中，又做了这样的补充：

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这种说法多少介绍了建文帝出逃的传闻，可以看出建文帝本纪最终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也佐证了《明史》编纂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混乱。不得不说，尽管负责《明史》编纂的王鸿绪人为决定了建文帝“自焚说”，却无法改变“建文出逃”在《明史》中的疑案性质。

疑案的始末

《明史》究竟为何要倾向于建文帝“自焚说”呢？战前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一语道破了其中关窍：官方立场否定建文出逃，与清初“朱三太子案”有很大关系。

清朝初期，屡次发生假冒大明皇室后裔朱三太子之名的谋反事件。此时，肯定建文帝出逃说，让人容易联想到明朝皇室后裔的出逃，很可能成为对朱三太子的一种支持。王鸿绪力主“自焚说”，可以视为这是他讨好清朝皇帝的结果，而绝非通过史实考证得出的结论。

那么，当代学界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中国学者大多支持出逃说。建文帝出逃时，野史中记载的太祖遗言的真伪问题暂且不论，但普遍认为建文帝为躲避战火出逃的可能性很大。近年来，中国学者徐作生先生在苏州一带考察研究了与建文帝相关的史迹，进而提出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建文帝隐居在苏州穹窿山皇驾庵，死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这种说法的支持者不少，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大。

另外，日本学界几乎没有支持“出逃说”的学者。确切地说，日本学者对这个问题并不感兴趣。迄今为止，日本学界唯一的一部关于永乐皇帝的传记，即寺田隆信先生的《永乐帝》，也仅仅是将这个问题作为建文帝悲剧的一个附说，并未再做深究。至今从未出现过正面支持“建文出逃”的研究著作。

中日“感觉”上的差异

中日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差，原因何在呢？

日本学界的这种情况比较好理解。日本历史上，那些悲剧的末路英雄往往会在传说当中重生。这应该是由于日本民众对不幸的英雄会寄予更多的同情吧，日语中甚至出现了“判官びいき（判官赑屃）”
[1] 这样的专用词。比如义经传说及丰臣秀赖隐居萨摩藩等，都可以归为这一类传说。相应地，在日本的文化氛围中，“建文出逃”也只是被看作建文与永乐时代交替过程中的一段轶闻，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在中国情况却有所不同。

中国历史上，史料搜集、整理的传统方式是由官方史料和民间史料构建的双重史料系统。虽说无论哪个国家的历史都有这样的史料搜集系统，但中国的这种情况极其显著。这应该是长期处于专制体制下民众反抗的结果。有时民间史料才是真实的，因为官方史料只记载对当权者有利的方面，不利的方面不是被篡改就是被抹杀。与其说野史采纳了官方史料的东西，不如说民间史料担负着更多的消息来源。

当然，这并不是说野史的内容都是真实可信的。野史中附会的内容与真实的史料都很多。但真正能够弥补官方史料空白的也只有野史才能做到。

当代中国的众多研究者都支持建文出逃说，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是抨击官方史料矛盾之处的结果。但也无法由此断言中国学者就完全专注于野史中特有的史料，而应该看到其中包含着中国学者对官方史料的难以摆脱的怀疑。围绕着“建文出逃”的疑案，中日学者之间的差异也可以说是两国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

两种观点不妨并存

关于“建文出逃”的问题，中国学者中并不是没有持异议者。著名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在对《明史》详细考证后，得出如下结论：

余以为惠帝（建文帝）或死或出亡，既皆无可凭之的证，则不妨两存其说。（《明史考证》第一册）

真相依然隐藏在未知的黑暗中。

至此，本书不再继续探讨“建文出逃”的疑案，我认为不管是自焚说还是出逃说，选择哪种观点都可以。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南京城最混乱的时候，建文帝行踪不明，最后也没有发现他的遗体。这一事实注定要纠缠永乐皇帝一生，他将始终无法摆脱对建文帝出逃的疑虑。

对篡位的永乐帝来说，建文帝的影子超乎沉重地压在了他的心上。在这里，可以确定的有建文帝的遗体没有被发现以及永乐皇帝处于焦躁中这两点，也就足够了。

（2）走向死亡的人们

四种类型

建文四年六月三十日，南京城陷落之际，城内官员的所作所为展露无遗。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①南京陷落前临阵脱逃者；

②为建文帝以身殉节者；

③抢先投降者；

④投降或被捕却未变节，最后被处刑者；

特别注意的是燕王对③和④两类极端做法的人的处理方式。

燕王入主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建文政权，为靖难之变画上句号。

进入南京当天，他马上发布“奸臣榜”，下令抓捕二十九名建文官员。其中包括起兵之际他指为奸臣的齐泰、黄子澄，此外，还有建文末期以一己之力独掌朝政的方孝孺。紧接着，他又发布了第二批奸臣榜，列出了五十多名官员，主要的“奸臣”基本上都凑齐了。其中大部分都是放弃抵抗的文臣。

投机者和抓捕奸臣

不惩治奸臣，内乱就不可能终结。除了南京陷落时被抓的方孝孺之外，一场大规模抓捕奸臣的行动开始了。

朱棣将奸臣封为“首恶”和“从恶”，对抓捕到奸臣的人也给予相应的奖励。很多逃亡各地的奸臣一个个被人抓捕、押送南京。属于“从恶”的官员只要对新皇发誓效忠就可以被免罪，而“首恶”则按程序审问后立即处刑。四年内战的一切责任，朱棣当然要全部归罪于“首恶”。虽说这都是战乱年代常有的，但是胜者为王的道理，就这样毫不掩饰地展现出来。

在大肆抓捕奸臣的同时，建文时代的官员相继投降。他们没有打算与建文帝同命运，在生死抉择前，为求自保，抛弃旧主，选择了投降、效忠于谋权篡位的燕王这条道路。至此他们再也不用纠结于复杂的形势，转眼间就匍匐在了燕王的御座之下。

曾经深受建文帝重用的兵部尚书茹瑺，甚至在南京陷落的当日，就立即率领大批官员特意向燕王“劝进”登基。虽说大势已决，但毕竟登基时机尚早，燕王拒绝了这个要求，但这些建文官员的变身速度足以让人瞠目。后来成为永乐朝名臣的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等人都是这一时期投降的。

一切按照洪武旧制

但是，对燕王来说，并不是接受完这些建文旧臣的投降就万事大吉了，还有燕王帐下自就藩以来亲自培养的官员以及起兵之后投到麾下的众多将士，燕王对这些与自己共患难的部下理应给予优厚的待遇，必须与那些新投降过来的建文旧臣区别对待。但或许从燕王的角度来讲，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就是“靖难之变”的善后工作，这离不开建文旧臣的参与。将曾经敌对的两班人马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新政权基础的构建，这比开创新王朝还要有难度。而且，这个任务必须要在短期内完成。

以“不德”为由，数次拒绝“劝进”的燕王，不久就按照预定的计划，于六月十七日即位登基，并将建文时期变更的法律、制度等全部复归为洪武时代的旧制。继而，他在七月朔日发布即位诏书，定次年为永乐元年，同时，发布二十五条施政方针。至此，因内乱而松散的大明政治体制，被太祖朱元璋的后继者重新确立、完善起来。

总之，对永乐帝来说，要想打开局面、渡过难关，只能扮演太祖朱元璋的忠实继承者，除此别无他法。他在强调自己是太祖嫡子的同时，将建文政权以违反祖制定为“叛逆”，并完全恢复、沿袭洪武时期的法度。在永乐政权下，以批判洪武政权为基点建立的建文政权的存在意义被完全否定了。

当然，对建文政权的这种否定并不是对建文旧臣的否定。若将全面清洗建文旧臣作为对建文政权采取的报复性措施，这对永乐政权未来的体制构建来说，绝非上策。既然特意设计了清除奸臣作为内乱的终结，那么接下来，永乐政权的发展也需要将建文旧臣纳入永乐体制中来。永乐政权刚刚建立，建文帝行踪不明，永乐皇帝要洗白篡权者的身份，即便是出于稳定政局的目的，建文旧臣的参与也是不可欠缺的。

变节与殉节的抉择

朱棣重新任用建文旧臣之际，公开说道：

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法、乱政经耳。（《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丙寅）

对于蛊惑皇帝破坏祖法的“奸臣”肯定要除掉，但对建文帝尽职尽责的人则一律免罪，对皇帝尽忠职守那是身为臣子的本分。对此，朱棣衡量的标准非常明确，对建文旧臣之前的所为概不追究，希望他们今后为永乐政权尽心尽力。

事实也证实了他的话。皇宫中残留的建文时期的奏折，有很多都是针对燕王的对策，其中不乏诽谤永乐帝的言辞。而朱棣将与军事、经济无关的奏折一律烧毁，以此安抚建文旧臣。在他看来，那是他们忠于建文帝的证明，今后同样可以为自己效忠。朱棣展示出宽容的姿态，以此换取建文旧臣的忠心，并对他们抱以很高的期望。

诚然，永乐皇帝宽待建文旧臣的做法也引起了部分下属的不满。永乐帝宣称，建文旧臣全部都是洪武时期太祖朱元璋长期培养出的人才，以此压制内部的不满。永乐帝高调提出回归洪武祖制，不管部下有怎样的不满，恐怕都不敢冒犯皇威。建文旧臣变身永乐官员，在名分上获得了容身之处。

最终，建文旧臣中，继续忠于建文帝的人就是“奸臣”，反之则成为“忠臣”，忠臣与奸臣的区别仅限于是否对永乐帝效忠。这种区别的反差太大了，变节者会受到优待，而守节者就会遭到彻底的镇压。

是舍生取义保持名节呢，还是忍辱偷生明哲保身呢？在变节与殉节的抉择之际，他们迷茫了。变节的建文旧臣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在无法回头的极限状态下，做出一个以全部人生为赌注的苦涩的选择。

壬午殉难

燕王入京后，开始大规模抓捕“奸臣”，伴随着对“首恶”的抓捕，抓捕行动迅速演变成一场杀戮狂潮。不仅仅是“奸臣”本人，连同他的家族、同族甚至好友都被牵连抓捕，押到刑场处以极刑。有时连续行刑数日，甚至连未成年的孩子都不放过，刑场哭声震天，惨不忍睹。各地被杀的“囚犯”，总人数超过一万人。建文四年为壬午年，所以这场杀戮史称“壬午殉难”。

《明史纪事本末》中的“壬午殉难”卷以及殉难者的传记等书，都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一直保存至今。总之，杀戮之恐怖难以想象，杀戮数量之大、刑罚之残酷绝对不亚于杀了十万人的朱元璋时代。况且，永乐帝为了报复建文政权，肆意杀戮，被杀者凄惨无比。

被永乐帝列为第一首恶的就是主持削藩的黄子澄。

南京陷落时，黄子澄正在苏州招募勤王军队，不久就被抓捕押送到南京。他绝不承认永乐帝的即位，审问中也不停抗辩，抵抗到底。永乐帝大怒，先斩其双手，又断其双脚，最后全身被一寸一寸剁碎至死。阖族六十五人，不分老少全部斩首，妻族数百人流放边境。当时是六月二十五日，南京已陷落十天。

名列第二的首恶齐泰也是同样的结局。

南京陷落前，齐泰积极募兵，以图东山再起。为隐瞒身份，他把惯用的白马染成墨色。然而，马在酷暑下开始流汗，不知不觉中冲掉了墨色。身份暴露后，他被抓捕回南京，与黄子澄同样，被永乐帝残杀，族中所有人被处以死刑或流放，唯一免罪的是他年仅六岁的小儿子。

礼部尚书陈迪，情况更加悲壮。

和其他首恶一样，他被永乐帝亲自审问。在永乐帝面前，他毫不胆怯，大义凛然地指斥其恶行。不久，他和他的六个儿子一起被处刑，行刑前，他的一个儿子哭喊道是父亲连累了他，但他呵止住儿子，然后继续怒骂朱棣。永乐帝大怒，命人把他几个儿子的耳朵和鼻子割下来，煮熟之后灌进陈迪的嘴里，然后残忍地问他味道如何。陈迪答道：

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

（《皇明逊国臣传》卷二《礼部尚书陈公传》）

他对朱棣责骂不已，被行刑后，在他的怀中发现了一首绝命诗，悲怆壮烈，昭示了对建文帝的忠烈之心，可见他早已做好杀身成仁的准备了。

“瓜蔓抄”

“瓜蔓抄”，一个在谈到壬午殉难时耳熟能详的词。所谓瓜蔓抄，就是如同提起一根藤蔓就带出来很多瓜果一样，无限制地扩大连坐者，然后全部抓捕处刑。

在学界，也有观点把瓜蔓抄与壬午殉难同义理解。原因在于，壬午殉难者中大部分人是被连坐处刑的，看起来很像是瓜蔓抄。实际上，瓜蔓抄只不过是壬午殉难中的一个事件，源于御史大夫景清暗杀永乐帝未遂事件。

建文初年，时任北平布政司参议的景清被召回南京，升任御史大夫（建文时期，都察院都御史更名为御史大夫），并任此职位直至内乱结束。南京城破，很多大臣为建文帝殉节，他则倒向永乐帝一方，并利用与永乐帝旧交的关系，仍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加入永乐政权。但实际上，他并不认可永乐帝即位。

有一天，他身藏利刃进宫，之前一直隐忍不发，就是为了这一天刺杀永乐帝。但是，他刺杀时被永乐帝察觉，被抓了起来。

意识到已经无法逃脱，景清全力做出最后的抵抗，高声怒骂永乐帝。被激怒的永乐帝下令打掉他的牙齿，景清反而口含鲜血喷向永乐帝，血沫飞溅到龙袍上。

暴怒之下，疯了一般的永乐帝用了最残酷的“剥皮”之刑，活生生地剥下整张人皮，再把他的身体全部碾碎，然后，在人皮内塞满稻草，悬挂在长安门示众。

即便如此，永乐帝仍然怒气未消，下令屠其全族，没收其老家的全部财产，连他的好友都连坐被杀，受牵连者无数，老家化为一片废墟，人称“瓜蔓抄”。人们谈及此事，无不心有余悸。

女性的悲剧

类似瓜蔓抄的悲剧各地都有发生，无辜受死者不计其数。但悲剧的主人公却不仅仅是刑场上的殉难者，还有那些幸免于刑侥幸活下来的人在遭受着比死刑还要悲惨的境遇。死刑不过是一时之痛，但是还有些人只要活着就会在痛苦中受折磨。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奸臣”的妻子、姐妹、女儿等与政治完全无关的女性。

齐泰、黄子澄等人被处死后，他们的妻子、姐妹全被发配到教坊司。所谓教坊司，名义上是掌管朝廷歌舞娱乐的机构，但实际上所辖教坊多为官办妓院，主要都是罚没罪臣的妻女为妓。教坊内的官妓不仅要表演歌舞，还要给来此寻欢作乐的男性“荐枕”，遭受凌辱，有的罪臣的妻女还因此怀孕了。永乐十一年，教坊司请旨询问如何处理怀孕的官妓，永乐帝冷冰冰地答道：

由他，不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立斋闲录》卷二）

这些女性的生命在他心中不过是蝼蚁一般地低贱，无足轻重，生杀予夺，肆意玩弄。

女人们的悲剧还在继续。

副都御史茅大芳及其子被处死后，他的妻子同样被送进教坊司。当时，她已经五十六岁，同年因病去世。教坊司请旨如何处理。据说，永乐帝下旨，把尸体扔到南京上元县城门外喂狗。从这些轶事当中，不难看出永乐帝对“奸臣”恨之入骨以及他极其残暴的性格。
[2]

靖难之变将大明卷入战乱，战火所及，生灵涂炭，更使得难以计数的人置身生不如死的悲惨境遇。很多罪臣的妻女不愿进教坊司受辱，为保名节而自杀，而更多的女性被迫沦为永乐功臣、官员的奴隶，遭受非人的待遇。悲剧往往不会在历史的表面展现，而只在暗影中默默潜行。又有多少悲剧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呢？答案已经不为人知了。必须说，靖难之变的后遗症也因此变得很严重。

燕贼篡位——方孝孺就义

提到后遗症很严重，在无数悲剧中，没有比方孝孺就义更具有冲击力的了。永乐帝对方孝孺的处罚不仅仅是纯粹的对“奸臣”的报复，更重要的是企图抹杀建文政权的理念。

建文三年十二月，永乐帝离开北平之际，军师道衍一再请求：

南有方孝孺者，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方孝孺代表的不仅是“浙东学派”，更是天下无数读书人敬仰的楷模。若能笼络住方孝孺，等同于获得天下读书人对永乐政权的支持。永乐政权刚刚起步，要步入正轨，他们的支持必不可少。因此，永乐帝也想让方孝孺活着。

结果却事与愿违。方孝孺身为天下名望第一的大儒，永乐帝希望他能为自己起草即位诏书，而方孝孺只回应了四个字“燕贼篡位”。永乐帝大怒，下令用短刀割裂他的嘴，然后投入大牢。为了逼他就范，每当抓捕他的家人、门生后，永乐帝就会在方孝孺的面前残杀他们。

他的几位弟弟也惨遭杀害，妻子与几个儿子全都自杀，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而亡。最后，方孝孺、黄子澄、齐泰同一天在闹市中被处以极刑，连坐者八百七十三人，流放者无数。这是壬午殉难中最大的惨剧。

所谓“十族”——理念的抹杀

据说，方孝孺殉难时被诛“十族”。通常的说法都是诛“九族”，诛“十族”的说法很少。所谓“九族”，即四个父系的家族、三个母系的家族、两个妻系的家族，合成“九族”，若再加上朋友、门生“一族”，即为“十族”。当然，这个新词仅限用于方孝孺的悲剧。况且，众多朋友、门生被杀，背后有特别的意义。

永乐帝诛杀“十族”的理由无须多言。洪武时期怀才不遇的“浙东学派”，随着建文帝的登基得以推行、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主张“德治”的他们与继承太祖“法治”的永乐帝本来是无法相容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浙东学派”一贯坚持“正统论”，这是身为篡位者的永乐帝绝对不能容忍的。

永乐帝拉拢作为“浙东学派”领袖的方孝孺，是出于谋求自己皇位正统性的政治意图。即便双方没有共同的政治理念，也可以保护“天下读书种子”。永乐帝在意的是方孝孺及其所代表的天下读书人的口诛笔伐。若能让方孝孺臣服于自己，那么既可以强化永乐政权的权威，更能达到笼络天下读书人的目的。永乐帝此举，大概是为了谋求彻底否定建文政权的同时证明自己继承大统的正当性。能否得到方孝孺的支持就成为影响永乐政权未来走向的一块试金石。

因此，当方孝孺拒绝为永乐帝起草即位诏书，并以“燕贼篡位”四个大字决意殉节时，他和他的信奉者们瞬间变成需要被诛杀的对象。对永乐政权而言，他们已经成为一种障碍，而且再也没有利用价值。进一步说，为了不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方孝孺，即便是“天下读书种子”也必须根除。在维护永乐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建文政权的政治理念随同“十族”一起被抹杀掉了。

皇帝的原罪

南京城陷落后开始的杀戮狂潮一直持续到年底终于平静下来，这场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都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名义上是要追究内乱的罪魁祸首，结果却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这代价不仅包括壬午殉难中的殉难者及所有受牵连者，更为永乐帝之后的治世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原本喜庆热烈的新皇出行，却满是压抑与阴郁的氛围。这是燕王起兵之际就已经被注定的原罪。虽然它非永乐帝所愿，却如同他不甘心却又无法摆脱的篡位者身份一样，这就是宿命。

如何清洗篡位与杀戮的污名呢？这无法逃避的如此冷酷的宿命，注定要伴随他的一生，如影随形。

[1] 判官赑屃一词为日文谚语，源自日本平安末期的源、平之战，源义经在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广受民众赞誉，却因此受到其兄长源赖朝的妒忌、追杀，史载其死时年仅三十一岁。民众同情义经的遭遇，这才有了“判官赑屃”一说。这里的“判官”是指义经因战功而获得京都判官之职，原意为同情义经，后来被引申为同情弱者。——译者注

[2] 事见《立斋闲录》卷二。——作者注

7 天命所在

（1）圣王治世

革除

所谓“革除”就是从历史上抹杀建文朝四年的史实。当然，历史事实本身又是无法去除的，所以这是个极其自以为是的词。具体言之，革除就是要在明朝的正史中削除“建文”年号，同时，不承认建文帝是明朝的合法皇帝。

明朝皇帝即位时编纂的《明实录》记载了历代皇帝的事迹，作为明朝的正统史书流传至今。但永乐帝始终没有编纂《建文实录》，对他而言，建文帝并不是先帝，仅仅是“建文君”，而建文朝的四年也是一个没有皇帝的时期。因而，这时一般把建文年间称为“革除年间”，称建文帝为“革除君”。

“革除”一词的由来，源自永乐帝即位后废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一事。太祖朱元璋在位终结于洪武三十一年，加上建文朝的四年，就是洪武三十五年。当时，并没有正式使用“革除”一词。后来的野史逐渐用“革除年间”来表现“建文年间”，“革除”一词才固定为专有名词。《革除遗事》《革除逸史》等都是由此而来。

但是，清代大儒顾炎武（1613～1682年）对“革除”一词的含义提出异议。他在《革除辨》（《亭林文集》卷一）中指出，永乐帝并不是要抹杀建文时代的一切，永乐帝要“革除”的只是从六月十七日即位到当年年底这半年的时间，只是将这半年时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而次年开始都改为“永乐”年号。此前的建文元年元旦至建文四年六月十六日的这段时间，即便在他在位时编纂的《奉天靖难记》中都没有采用洪武纪年。书中既没用建文年号，也没使用洪武年号，只是表记为元年、二年等。

是否完全用洪武年号代替建文年号，大概永乐帝心里也始终犹豫不决，最后决定去掉年号，仅保留年份。他即位后的这半年时间不能没有年号，当然以他的立场，他是绝对不会再使用建文年号的。

以太祖继任者身份自居的永乐帝最终决定这半年时间使用太祖的洪武年号，将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以后的半年定为洪武三十五年。

虽说永乐帝并不是完全抹杀建文年号，但他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在大臣当中，也有人故意曲解“革除”之意，讨好永乐帝。他们上奏之际，揣测永乐帝圣意，特意将建文元年称为洪武三十二年、建文二年称为洪武三十三年。随着“革除”的含义被人为地扩大延展，久而久之，人们产生了“革除”就是抹除建文时代的一切的这种错觉。而在野史中，“革除”被扩大成永乐帝为使自己帝位合法化而采用的欺骗手段。就这样，“革除”一词偏离了永乐帝的本意，演变成悲剧的建文时代的代名词。

《太祖实录》的三次编纂

被认为与“革除”同样目的的，是由官方编纂的《明实录》。这里所说的《明实录》并不是指建文帝实录，而是永乐帝的父亲、太祖朱元璋的实录《太祖实录》。一般来说，皇帝去世后，继位者整理上一代皇帝的“起居注”及朝臣的奏疏，编纂出皇帝实录。《明实录》包括从《太祖实录》到《熹宗实录》总共十三位皇帝的实录。迄今为止，历代王朝保存完好的实录只有《明实录》和其后的《清实录》。

明代《太祖实录》先后三次编纂。第一次编纂是在建文年间，历时一年，建文三年（1401年）十二月完成。但第一版《太祖实录》编纂于“靖难之变”时期，书中有很多诽谤燕王的言辞。何况很多参与编纂的人都是“壬午殉难”的牺牲者，永乐帝当然不会让这样的实录流传后世，重修《太祖实录》势在必行。

建文四年（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永乐帝下令重修《太祖实录》，而负责监修的官员就是曹国公李景隆和忠诚伯茹瑺。无须赘言，他们曾是建文政权的重臣，也是永乐帝攻打南京时率先投降的变节者。永乐帝命他们两个降臣作为编修实录的代表，意在提高再版《太祖实录》的权威性。可以说，历经百战的永乐帝不仅残暴，也精于谋划。

再版《太祖实录》只用了八个月的时间，至永乐元年六月就完成了。但永乐帝似乎不太满意，永乐九年（1411年）下令第三次编修《太祖实录》，此次编修历时七年，永乐十六年五月完成，最终成果流传至今。至于前两版的《太祖实录》，则在编修期间废弃了，至今已经无法得知前两版的具体内容了。

几次修订《太祖实录》的目的自不必说，永乐帝是要赋予自己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正当性。重修之后有很多内容被篡改，前面的叙述中，我们也举出过几例。后世史书都认为“嫡子”问题是永乐帝编修第一版实录的最大动机。前两版实录都已不存世，我们无法了解其具体内容，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第一版实录中很可能记载着永乐帝庶出的史实。

“皇位继承”合法化的布局

《明通鉴》作者夏燮（1800～1875年）遍览群书，搜罗史料，对永乐帝几次修订《太祖实录》的前因后果做出如下推测。

第一版实录不仅记录了永乐帝庶出的事实，还记载了周王与永乐帝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再版实录的编纂者为了讨好永乐帝，篡改了这一事实，即永乐帝与周王都是马皇后的亲子，而皇太子、秦王、晋王都是庶出。再版实录中，永乐帝变成了太祖的嫡长子，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不存在任何障碍。

永乐帝担心将皇太子定位庶出，反而会招致后世的疑议，于是，下旨姚广孝（道衍的俗名）第三次修订实录。第三版实录将皇太子、秦王、晋王、永乐帝、周王都定为马皇后的亲生儿子，自此，这种说法成为明朝官方定论。但第三版实录又保留了永乐帝与周王“同母”的记述，前后提法自相矛盾。永乐帝死后编纂的《太宗实录》同样沿袭了这种矛盾的提法。

不管怎样，夏變的观点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确凿的根据。他推测的依据，就是在永乐帝下旨第三次重修实录的诏书中曾批评再版实录的编修者“心术不正”。夏變就依据“心术不正”四个字，认为这是李景隆等人谄媚永乐帝，并由此延展推测整个编纂实录的过程。至于推测是否准确，至今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自此，庶出的永乐帝在正史中被确定为皇后“嫡子”。已经握有至尊皇权的永乐帝轻而易举地篡改了历史。《太祖实录》庚子（1360年）四月癸酉一节记载了永乐帝的出生：

皇第四子生即 今上皇帝 孝慈皇后出也。

永乐帝背负着篡权与杀戮的污名即位，他在“革除”建文年号的同时，为清洗污名、证明自己皇位继承的合法性而务必首先要进行的布局就是重修《太祖实录》。

非法即位的合法化

按照中国传统的“正名”论，可以说，永乐帝采用了“革除”建文及篡改史书确定“嫡子”身份的策略一步步为自己继承大统正名。但这些措施不过是为了敷衍皇室内部各种限制，还不能成为他注定要做皇帝的积极根据。若使他的非法即位合法化，仅凭太祖朱元璋的权威还不足为恃，必须借助超过他父皇的权威来为自己正名。那就是“天命”，唯有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在”，才能堵住天下悠悠众口。任何王朝、任何皇帝都要借助“天命思想”来证明自己的王朝或帝位的正统性。“天命思想”中具备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权威与理论。没有“天命”的依据，就无法保障新天子的诞生。永乐帝在数次拒绝“劝进”后，不得不“顺天应人”（出自即位诏书）举行了登基仪式。通过登基仪式正式向天下表明自己是奉天命继承大统。

若永乐帝即位是天命所归，那么，他此前的所作所为就是顺应天命所为。由此推之，靖难之变就是奉天意以靖国难，有功之人就是“奉天靖难”的功臣，应该大受表彰。

永乐帝从出生到即位的生涯全都浓缩在官纂史书《奉天靖难记》中，无论从皇家血统还是从天命角度看，这部书都成功地虚构了新天子的诞生。

但是，仅凭这些虚构还不足以为自己继承皇位正名。若没有实质性的作为，这些也不过是篡权大戏中的敷衍之策而已。永乐帝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公认为大有作为的皇帝，是他在背负着篡权与杀戮的罪名之外，真正实现了“永乐治世”。他要以无可否认的“盛世”来为自己正名、确立永乐政权的基础。确切地说，他的终点不是大明朝的皇帝，而是要成为中华世界的天子。

盛世的证明——《永乐大典》编纂工程

在学界，有观点认为永乐帝的对外成就显著，但内政平平。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如同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到的永乐帝辉煌的对外成就，在永乐二十二年的治世中，他在内政方面同样成就了一番事业，成功塑造了中华天子的形象。

为了证明取代建文乃是天命所在，永乐治下天下必为盛世，盛世之下必然文运昌隆，永乐帝致力完成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大量学者编修《永乐大典》。

再版《太祖实录》完成不久，永乐元年七月，永乐帝下令翰林侍读学士解缙搜集当时保存的各种典籍，编纂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即将古今各种典籍按照类别和内容，原本抄录或摘其精要。编纂工作历时一年有余，于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完成。这部书最初命名为《文献大成》，按照永乐帝的要求，从经（儒家经典）史（历史、地理）子（诸子百家）集（文学）以至天文、医卜、技艺，等等，涵盖了所有领域的典籍，终成一部鸿篇巨制。

大概是由于永乐帝的一再催促而在仓促之间完成的关系，完成后的《文献大成》内容相当不完备，与永乐帝期望的目标相去甚远。永乐帝大为不满，下旨命姚广孝等人重新编修。此次编修不仅组织邀请了民间学者，还派遣通晓典籍的官员到全国各地重金收买书籍。

最后，由二千一百六十九人按照太祖的《洪武正韵》中韵部的顺序将搜集来的各种典籍分类排序，总共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书，在永乐五年十一月上呈永乐帝。实际上，全书是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构成的大百科全书，根据年号命名为《永乐大典》。真正符合“永乐盛世”的中国最大的类书诞生了。

“制作者”永乐帝

靖难之变余波未平，永乐帝就急于编纂《永乐大典》，意欲何为？最终就是要上演一出“永乐盛世”来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在。但一般来讲，学界更加关注的问题是在这个大前提下，永乐帝编纂《永乐大典》的直接目的又是什么。普遍认为，永乐帝让反对他即位的文人参与编纂《永乐大典》，旨在笼络天下的读书人。的确，让这些文人编纂一部足以留名青史的巨著来弱化他们的不满情绪，这也是事实。

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让天下所有的读书人都参与编纂，反倒应该回到永乐帝编纂大典所要采取的“类书”方式这一点上分析他的目的。永乐帝在《永乐大典》序言当中如下表述：

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

圣王之所以为圣王，在于身为秩序统治者能循天道而创礼乐、制度。正因为他们是“圣王作者”，才得到了上天的支持。永乐帝按照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形式而非“丛书”形式归纳历代典籍，恐怕也是意在“圣王作者”的原因吧。

作者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将天下万物万象归类到各类典籍中。永乐帝依据自己的标准评判古今典籍，重新编修为类书，就是意在划定万物万象的秩序。天下万物万象皆散载于古今各典籍之中，篇帙浩穰，不易查阅。正是通过他的“制作”分类归纳统而为一，一部旷古绝今的文化巨典在永乐帝手中诞生了。而之所以能够完成这部巨典，就在于他是天道的实践者，也就是天子。他把自己视为“圣王作者”，也就是统治天下的圣王。

而且，《永乐大典》收录的各种典籍按照《洪武正韵》韵部顺序归类，这表明大典附带了同为“制作者”的太祖朱元璋的权威。也就是说，《永乐大典》由于是两位天子的“制作物”而成为带有双重权威的盛世象征。这一点是我们要格外注意体会的。

《永乐大典》的命运

《永乐帝大典》最初收藏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之际运往北京，收藏在紫禁城，直至明末清初毁于战火。其间，嘉靖四十一年（1561年）为防止正本损失，嘉靖皇帝下旨誊写了副本，这些副本免于战火，由清朝完整继承下来。众所周知，乾隆帝（1735～1795年）在位时期，编纂中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时，参考了《永乐大典》的很多内容。

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副本伴随着清王朝的悲惨命运，或毁于战火，或被外国侵略者劫掠，损失过半。尤其在清末“亚罗号战争（1856～1860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义和团运动（1900年）”等混乱中惨遭浩劫，遗失国外。据统计，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总共不足八百卷，只占原来总数的百分之三。现在，《永乐大典》残本已经复印、出版，供国内外学者参考、研究。与《四库全书》不同，《永乐大典》完全忠实于原典，据说没有删改一字一句。清朝时期根据《永乐大典》复原了不少书籍，如宋代的基础史料《宋会要》就是其中之一。若《永乐大典》得以保存，那么，很多彻底遗失的书籍典章就会重现人间。每每想到那些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消失的珍贵典籍，就觉得无比可惜。

（2）德治的本质

《圣学心法》

通常认为，永乐帝尊敬唐太宗李世民，效法唐太宗推行内政。当然，这种看法带有片面性，但它的理由也很明显，那就是永乐帝觉得唐太宗与自己一样，都属于非法即位。

杀了作为皇太子的哥哥和弟弟而即位的唐太宗在中华大地开创了旷古绝今的大唐盛世，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被誉为“千古一帝”，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被后世树为典范。翻开中国历史就会知道，不只是永乐帝，很多皇帝都将唐太宗视为榜样。

对为政者来说，所谓实现中华盛世，说到底就是再现“贞观之治”。尤其对于与唐太宗有相同境遇的永乐帝来说，“贞观之治”就是他追求的典范。为实现“盛世”，他效仿唐太宗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为数众多的典籍编纂工作就是其中之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作为帝王规范的《圣学心法》的编纂。

唐太宗晚年为了教导不肖的皇太子李治（后来的唐高宗）为君之道，编纂了训诫书《帝范》。《帝范》由“君体”到“崇文”共十二篇内容构成，是一部讲解历代帝王治国之道的帝王心得书。永乐帝与之相同，在永乐七年（1409年）为皇太子朱高炽（后来的仁宗洪熙帝）编纂了《圣学心法》，汇集了先儒的典籍及语录，阐释了帝王应有的典范。他标榜尧舜以来“道统（圣贤之道的传统）”的传承，将“治国平天下”的要略全部浓缩到这部书中。

但这部书却没有涉及“治国平天下”的实际层面，也与永乐政权的实际政务脱节，仅仅是理想化的空泛理论，因而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大，反倒不如作为帝王学范本的宋代以来的《大学衍义》及《资治通鉴》。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永乐帝借助唐太宗之名为自己正名的一种手段。《四库全书》的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甚至非常严厉地批评《圣学心法》是敷衍事实的欺瞒之书。或许应该说，永乐帝在《圣学心法》上的谋算是失败的。

《大全》出而经说亡

从意义层面考虑，与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圣学心法》不同，同样是效仿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另外一次典籍的编纂却在后世引发了各种议论，即永乐十三年（1415年）《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三本“大全”的刊行。效仿唐太宗时编纂《五经正义》，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永乐帝命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读杨荣等人编纂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解读书，旨在将此前对“四书五经”的各种解释统一规范为三本“大全”的解读。

按照这一方针，完全站在“朱子学”立场解读“四书五经”，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永乐十三年九月，三本“大全”完成了。在编纂过程中，《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是参照了与朱子学相关的各种讲义而完成的，而《性理大全》则是汇集了宋元时期性理学（朱子学）相关的专著及各家的语录、诗文而成。

“大全”刊行之后，立即配置到中央国子监及各地方学校作为解读“四书五经”的标准教科书，可见永乐帝对“大全”的重视程度。同时，规定科举考试的内容及标准完全依据这三本教科书的解释，对于此外的所有解读一律不予承认。通常认为，此后，读书人的自由思想完全被禁锢在朱子学的思维中。总之，后世对“大全”的评价不高。

不仅如此，后世的评价认为，三本“大全”编纂时间不到一年，内容难免疏漏，而且是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都有蓝本的前提下抄袭而成，要将这样粗制滥造的东西当作官方教科书来统一读书人的思想，这对于明理的读书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慨叹，在某种意义上是悲怆的：

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

（《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

与《圣学心法》不同，必须承认“大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

刊行的意义

永乐帝刊行“大全”的意义究竟何在呢？他在序文当中做了如下叙述：“《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之道明，则天地、圣人之心可见，而至治之功可成。”天道的实践者自然是天子，但这不过是为了强化“大全”权威性的冠冕堂皇的套话，并非永乐帝的本意。既然“大全”是由官方强制推行的，必定有更直接的政治目的。

若从结论来说，永乐帝编纂、推行“大全”旨在将朱子学定为官方正统儒学，以此确立国家政治理念。

南宋时期已经集大成的朱子学，当初被作为“伪学”受到打压，元朝时期却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但元朝推崇朱子学并不是用来强化政治理念。李焯然先生认为，明太祖尊崇儒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明朝专制体制，但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以朱子学为核心的思想统治体系。永乐帝编纂、刊行“大全”则标志着朱子学作为儒学之正统上升到了独尊地位。

若再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种结果也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何在？如前所述，太祖朱元璋确立的皇权专制体制，是基于儒家理论的“体制性归结”，那么，若要强化这种体制，与之相匹配的独一无二的统治思想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在“皇帝—官—民”的国家政治统治身份秩序确立之后，接下来就要求为政者赋予政治统治秩序以理论根据，即确立统治思想体系。“大全”的刊行是明朝专制体制的必然结果。

可以说，太祖建立了政治、经济上的专制体制，永乐帝则完成了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体系。“大全”的刊行标志着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朱子学”中，这种指责不应该由永乐帝一人承担。作为太祖朱元璋的后继者，他只不过完善、强化了朱元璋所建立的专制体制并使之延续下去，而且是和他的父亲朱元璋一样，强调儒学治国，并以天子的身份完成的。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两位“天子”彻底完成了明朝专制体制的确立。

内阁的设立

永乐帝在内政上的成就当然不止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他在具体的行政制度等方面也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强化专制体制。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设立内阁制度与重用宦官。

如前所述，在建立专制体制的过程中，太祖朱元璋实行独裁统治，在伴随着杀戮的政治改革中，自古以来的宰相制度被废除了，所有权力集于皇帝一身。按照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力学原理，一个无与伦比的专制皇帝在明初出现了。朱元璋甚至在《皇明祖训》中三令五申，严禁恢复宰相制度，以防止皇帝独裁体制受到动摇。

当然，朱元璋建立的专制体制最初并不完善。废除宰相制度完成了权力的一元化，同时，也增加了皇帝的负担。此前，宰相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宰相废除后，一切政务都归皇帝裁决。恐怕这种结果并非朱元璋所愿。

据统计，即使是普通的政务，皇帝每天都要批阅两百篇以上的奏折，处理四百件以上的案件（《太祖实录》洪武十七年九月己未
[1] ）。即便是励精图治的朱元璋，每天要处理如此繁重的政务，也必定异常辛苦。

为解决这一问题，朱元璋在废除宰相官职后，立即设置了“四辅官”协理政务，随后，又仿效宋制设置了“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减轻政务负担。虽然他们作为近侍常年在皇帝身边听用，却没有实权，地位仅相当于正五品官职，严防出现揽权弊害的情况。殿阁大学士只不过是皇帝独裁体制下的咨询机构，不能直接接触到机密。

永乐时期，永乐帝改良了殿阁大学士的制度，把它升格为“内阁”。洪武三十五年（1401年）七月，永乐帝即位不久，即命翰林侍读解缙等七人入文渊阁，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参与机密政务。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初设置的内阁。与殿阁大学士相同，虽说官品低微，但已经从曾经的“顾问”地位一跃成为有权“参与机密”的重要职位。

正因为是在明初

永乐帝即位后，在政权尚未稳固的情况下创设内阁，意图何为呢？可能是由于靖难之变造成的混乱，官僚机构尚不完备，诸多问题亟待处理，急需组建直属于皇帝的顾问机构协理政务。永乐帝从翰林院精英中选拔敢于锐意进取的才俊协助他共同处理政务。

永乐帝最初选拔的七人都是建文旧臣，与他也没有过任何交往。而且，七人之中，年龄最大的胡俨当时也只有四十三岁，其余六人都是三十几岁的青年。永乐帝在建文旧臣中选拔青年才俊，旨在亲自培养他们成为自己执政的基础，同时，利用他们的才干与冲劲打开局面。在当时混乱的政治局面下，这是能够快速解决内乱遗留的诸多问题，让政治局面迅速回到正轨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选择。

假若在稍长的一段时期内考察内阁制度作用的话，那么，它也是强化皇权专制体制的一环，这无须赘言。

宰相制度的废除弱化了官僚个人的权限，取而代之的是官僚机构，即实行了六部负责制。内阁是与官僚机构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确切地说，它是皇帝专属的辅佐机构。内阁是皇帝想要完全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的、彻底排除官员掣肘、能够行使绝对皇权而专门创设的机构。也可以说，内阁的创设标志着明初专制体制的强化过程已经到达最后的阶段。

明朝中期以后，内阁大学士兼任六部尚书等要职，曾经的低等官员一飞冲天，身居高位。首辅大学士的权限已堪比宰相，至明末张居正任首辅时，权力几乎达到顶峰。

但即便如此，内阁大学士也必须首先获得皇帝的信任，才能拥有那样的权力。这与以官僚机构为后盾对抗皇权的宰相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正是在皇帝独裁体制处于过渡期的明朝初期，才会产生内阁制度。

宦官的跋扈——东厂的恐怖

宦官政治的出现与内阁制度的产生大体相同。为防止宦官干政，太祖朱元璋采取了彻底打压的政策，与之相比，永乐帝则在各方面积极利用宦官。据《明史》列传记载，宦官拥有出使、远征、监军、镇守及特务等大权，全部都是从永乐年间开始。如永乐帝任命宦官为出使国外的使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郑和下西洋；或者派遣宦官到全国各地任军队的监察官及镇守官。其中，最能体现出永乐帝对宦官信任的就是恶名昭著的特务机关“东厂”。众所周知，太祖朱元璋的恐怖政治依靠的就是“锦衣卫”的间谍活动。锦衣卫是直属于皇帝的禁军之一，它的职能是派遣众多特务、间谍监视、刺探全国臣民的言行。锦衣卫有别于其他正规的官僚机构，它拥有独立的裁判所，即从逮捕、审问到处刑的一整套程序都可以在锦衣卫内部完成。由于锦衣卫审讯、处刑的方式过于残酷，朱元璋晚年的时候取消了锦衣卫，但它在强化皇帝极权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永乐帝一方面恢复了锦衣卫，同时又新设了东厂，派遣宦官充当特务、间谍，加强了对臣民的监视。

朝野对永乐帝即位之前的事情有所反应，永乐帝对此极其敏感，他也一定亲身感受到了除了一部分亲信外其他朝廷官员及民众对他的强烈不满。无论他采取怎样的措施，都不可能一举消除篡权的污名。

有别于肃清“奸臣”的政策，永乐帝觉得有必要下一剂猛药压制官民对他的不满。他采取的对策就是借助锦衣卫和东厂的特务活动，进一步强化政治恐怖。后来，这两个机构被称为“厂卫”，是专制皇帝的忠实走狗，成为所有人都恐惧、忌惮、讨厌的存在。

内廷与外廷的联系者

一般认为，永乐帝宠信宦官的理由之一，是由于靖难之变后期建文帝身边的宦官暗中提供情报，永乐帝才能一举攻下南京结束内乱，因而，他对宦官格外倚重。不能否认，这的确是事实，但原因绝不会如此单纯。

诚然，永乐帝特殊的即位方式加速了宦官的专权。永乐帝需要绝对信任的部下，我们能够理解他在宦官中挑选这些亲信。但后来出现的宦官作乱，我们也不能把原因都归结到永乐帝的个人嗜好上。重用宦官与创设内阁相同，都是皇帝专制体制强化产生的必然结果。

明朝初期专制主义高涨，在以皇帝为中心的极权专制统治体制确立的过程中，皇帝与官员之间的差距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为了维护皇权的威望，皇帝切断了与官员的直接接触，在内廷（皇帝私生活的场所）与外廷（皇帝的政治场所）之间树起了一道巨大的屏障。内廷与外廷之间的联系人既要是皇帝的亲信，又要是住在内廷的人，那当然只能是宦官。为了能够与朝廷官员顺利地沟通，或者说便于监视官员的行动，宦官成为必不可少的存在。

后来，内阁地位提升、首辅大学士等同于宰相之时，利用皇帝近侍的特权掌控大权的仍然是宦官。

作为明朝宦官之首的“司礼监”不仅拥有行政权、人事权，还握有东厂的监察权，权力极大，有“影子内阁”之称。即便是以“铁血宰相”之名著称的张居正，若没有宦官的帮助，也不可能获得首辅大学士的地位。朝廷官员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要仰宦官的鼻息，不知不觉中，谄媚宦官的风潮充斥官界。

专制皇帝的影子

这些想要把持大权不放的宦官，若是一旦失去皇帝的宠信，就如同板上鱼肉，任由皇帝处置，没有任何抵抗能力。那时，无论拥有怎样的权力、地位，都不能保住项上人头。明代宦官与在幕后操控皇帝，甚至连皇帝即位都可以随意决定的汉唐时期的宦官有本质的不同，这一点要格外注意。明代宦官对皇帝的寄生程度越发地强化了，是如同专制皇帝的影子一般的存在。

内阁和宦官作为明代政治表与里的主角，是在永乐帝的带领下登场的时代的产物。在明初这一时期，上演着追求盛世的大戏，恰恰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成为可能。与圣王治世相距甚远的现实，或许在永乐帝继承太祖朱元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天子名义下的皇帝极权的强化和充满着痛苦呻吟的专制统治，才是永乐帝在新政权起航时标榜的“德治”口号背后的本质。

[1] 《太祖实录》洪武十七年九月己未条：“给事中张文辅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故有此统计数据。——编者注

8 超越忽必烈

（1）四夷来朝

稳妥的，和平的

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变”，对明王朝的国防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洪武时期，太祖朱元璋针对北方蒙古族及东南沿海的倭寇，确立了专守防卫的国防体制。一方面，对蒙政策采取藩王分封的策略，在长城沿线筑起一道屏障；另一方面，对倭寇的袭扰则实施了海禁与海防的对策，在东南沿海建起严密的防御体系。防御体系形成后，洪武朝后半期国防上暂时获得了安定局面。

但是，“靖难之变”引发的国内混乱不仅导致了国土疏于管理，明朝国防体制也受到动摇。

其一，内乱导致了北方藩王防卫体系陷入瘫痪，一直被打压的蒙古族趁机重新得势。其二，内乱期间，海禁、海防体制废弛，诱发海上走私贸易及倭寇扰边抬头。可以说，不管永乐帝是否愿意，他即位伊始就面临着重建南北国防体制的问题。但是，内乱之后，明朝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攻势解决国防问题。永乐政权首要之务是解决内政问题，全力巩固政权的基础。因此，在外政方面的主要对策只能是暂时维持现状，采取稳妥、和平的招抚政策，为内政建设营造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

利用瓦剌牵制鞑靼

当时，蒙古草原有两个强大的部族，一个是源自蒙元系统，位于东部地区的鞑靼部，另外一个是位于西北部的新兴的瓦剌部。特别是瓦剌部迅速崛起后，大大改变了蒙古草原原有的势力版图。在靖难之变最高潮时，瓦剌部派遣使者向燕王示好，并与鞑靼部保持距离，不断加强自己的实力。

永乐帝对蒙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互相牵制，彼此消耗实力。最初，明朝很重视鞑靼部，多次让他们来大明朝贡，但他们始终没想要归附明朝。反而是瓦剌部在永乐六年（1408年）主动来大明朝贡请封，永乐帝分别册封三位部族长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与之结成君臣关系。至此，利用瓦剌牵制鞑靼的体制初步完成。

这期间，明朝对蒙古草原的东西两端都采取了招抚政策。在东部的满洲地区，明朝积极招抚、拉拢当地女真族，使得众多女真部落归附大明朝廷，并逐一编入卫所。洪武年间设置的“羁縻卫所”仅有五个，到永乐中期数量已经有将近二百个，就这样，大明不知不觉中构筑起对蒙古的严密监视体系。

另外，在蒙古草原的西部，对于天山山脉东端的哈密王家，册封其王为“忠顺王”，设置哈密卫，作为对蒙前线基地，采取间接统治的策略。哈密王家原本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控制住他们，从对外贸易及战略角度出发都是不可或缺的措施。至此，永乐初期，由女真、明朝、哈密构建的从东、南、西三个方向的对蒙包围网正式形成。

不择手段奖励朝贡

与北边一样，在东南沿海地区，永乐帝依然采取怀柔政策。

永乐帝即位不久，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九月，针对东南沿海地区活跃的国内外走私贸易，他颁布诏书，大致内容如下：

凡番国之人，即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赉。遣还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1]

由于内乱而无暇管理的沿海走私贸易者若能回归到传统的政治秩序中，则过往之罪绝不追究。这一措施究竟能有多大实际作用暂且不说，重要的是永乐帝执着于朝贡的形式这一事实，可以了解到他所要建立的国际秩序的模式。和朱元璋一样，他规定只能采取朝贡贸易的形式进行国际贸易，在他看来，利用朝贡制度谋求国际秩序的确立是第一重要的。

但永乐帝与太祖朱元璋的不同点在于，为了奖励朝贡，永乐帝几乎不择手段。前述对走私贸易者的宽大措施就是其中的一例，总之，只要能按照朝贡的程序从事贸易，哪怕稍有违规也不会追究。对于周边各国的朝贡使即使携带违禁品，只要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怀柔远人”为理由不予处罚（《太宗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这是太祖时期想象不到的宽容对待。

复兴华夷秩序

永乐帝如此执着于朝贡制度的理由何在呢？

原因之一，当然是与周边各国缔结君臣关系，确立东亚国际秩序。洪武时期初步形成的国际秩序在建文年间废弛，永乐帝即位后谋求重建国际秩序。这也的确是新政权要面临的政治诉求。永乐帝即位后立即向周边各国派遣使者，积极促进各国来华朝贡，这些国家包括朝鲜、安南、日本、暹罗、爪哇、琉球、占城等国。永乐帝促进各国朝贡，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为了洗刷篡位的污名。因而，他觉得必须要树立起天子的形象。

越来越多的国家来华朝贡，成为蛮夷之国仰慕有德之君的证明。对永乐帝来说，四夷来朝是为自己正名的必要条件。这也是永乐帝执着于四夷来朝的最重要的原因。

永乐帝在外政上最终达到的，是在四夷朝贡的盛世表面下所包含的复兴国际秩序的实质。前述的对鞑靼与瓦剌的招抚也可以说是其中一环。至少在永乐帝即位后的数年间，就没有过利用武力维持国际秩序的想法，在军事方面尽量不动用武力，保持平静。在永乐帝积极促进四夷朝贡的政策推动下，以大明王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逐步建立起来。

与日本的关系

明朝与日本之间正式缔结国交是在永乐时期。

日本自公元5世纪“倭五王”时期后，就从中国册封体制中脱离出来，而遣唐使废止后，日本就完全脱离了华夷秩序体系，独自开展外交。宋元时期，中日两国间的正式国交中断了，仅维持着民间的贸易往来及留学僧之间的文化交流。即便有忽必烈的威胁，也没能改变日本的这种外交方式。

明朝建文年间，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当时，室町幕府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结束了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多元化状态，然后，一反历来的外交政策，转而走起依附中国的外交路线。学界曾有观点认为，足利义满改变外交策略旨在利用明朝的权威维持其凌驾于天皇之上的绝对地位。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中日之间贸易往来获得的巨大利润是足利义满决定向明朝称臣的最大理由。

太祖朱元璋在位时，足利义满就曾两次派遣使者来华，谋求恢复中日之间邦交。但在名义上，当时的足利义满将军只不过是天皇的陪臣，明朝方面并不把他当作谈判对手。确切地说，太祖朱元璋认为的日本国王是当时在日本北九州大宰府任南朝征西将军的怀良亲王（明朝史书记载的是良怀）。

这大概是因为怀良亲王长期控制对华交往的窗口大宰府，朱元璋才会误认为亲王就是日本国王。或者，当初斩杀明使表示反抗态度的亲王也肯定想要利用明朝的权威建立自己的政权，即后来的“九州王朝”。太祖朱元璋与亲王之间缔结君臣关系，本身就是日本政治多元状态导致的结果。

因此，足利义满在统一南北朝成为日本实际统治者之后，正式向明朝示好，谋求恢复中日邦交。此时，他使用的名号是“日本国准三后源道义”。“源道义”的“源”起于足利氏，是源氏的正支，“道义”则是足利义满出家时的法名。大概他也在犹豫是否自称为“日本国王”吧，最后，使用了“准三后”这种没有任何实际官职的名誉称号，想要与明朝修复邦交。应永八年五月，若换成大明的年号，则正相当于靖难之变激烈进行中的建文三年（1401年）。

日本国王源道义——再次成为册封体制的一员

接受日本朝贡之后，建文四年（相当于日本应永九年），日本遣明使归国之际，建文帝也派明朝使者同行。足利义满特意前往兵库港迎接明使，继而在北山第招待、接见明使。足利义满按照明朝的礼仪方式大礼拜领了中国皇帝的国书，国书中写有“日本国王源道义”的文言，并颁发明朝“大统历”，以示奉正朔。虽然无法确认日本与明朝之间册封的事实，但日本加入了明朝华夷秩序是确定的，中日两国正式恢复了久违的邦交。

但中日关系进展并不顺利。明使在日本滞留期间，传来了燕王篡位的消息。应永十年（相当于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为以防万一，足利义满分别准备了两份国书（呈给建文帝的和呈给永乐帝的）然后送明使回国。回国之后燕王即位，使者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递交了送给永乐帝的国书，内容是祝贺永乐帝登基，特献上礼品。

与上次的国书不同，这次足利义满以“日本国王臣源表”开头，毫无顾忌地自称“日本国王”。大概是因为得到建文帝的承认而信心大增吧。永乐帝即位伊始，日本国王就派遣使者前来祝贺，永乐帝也非常感动，热情款待了日本使者一行。次年，永乐帝赐予足利义满龟纽金印和百道堪合，正式册封他为“日本国王”，以表彰其忠心。至此，永乐帝与足利义满之间正式结成了君臣关系，日本再次成为册封体制的一员。

互相依赖——永乐帝和义满

此后，义满每年都派使者朝贡，并应明朝的请求抓捕倭寇押送到明朝。而永乐帝每次都派使者慰劳，对义满大加赞赏，并赐予很多奖赏。特别是永乐四年（1406年）封阿苏山为“寿安镇国之山”，亲自作碑文赠给义满。将日本的山川等同于中华山川对待的措施是永乐帝对义满示好的最大证明。在周边各国国王之中，大概永乐帝很希望极为恭顺的义满成为大明的外臣中的典范吧。

因此，永乐六年（应永十五年）义满的突然去世肯定给永乐帝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次年，永乐帝派遣使节赴日本吊唁，在义满的灵前宣读“祭文”，以祈冥福，赐谥号“恭献王”。二人始终都没有谋面，但从谥号中可以体会到永乐帝对义满深深的信赖和哀悼之情。

永乐帝如此厚待义满，原因之一，当然是义满对中国异常臣服。义满爱好中国文化，不仅搜集宋元时期的书画，甚至身着明朝服装与明朝使者共同观赏红叶。当时的日本确实流行过中国文化的热潮，但义满对中国文化的热衷还是有些过分了。不过在永乐帝眼中，义满作为“蛮夷”的首领如此仰慕中华文化，绝不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永乐帝也有他自己的想法。时隔九百年，再次将日本纳入册封体制中，不仅稳定了东亚国际秩序，更是自己成为圣王的证明。它意味着忽必烈都无法实现的愿望在自己手中完成了，这不恰恰标志着“永乐盛世”的到来吗？永乐帝和义满当然是互为对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

并非“屈辱外交”

15世纪初，在永乐帝的推动下，迅速重建起东亚国际秩序。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于，不仅是中国方面在推动，周边各国同样需要借助中国的权威。元朝势力的衰退对周边各国的政治变动造成多大的影响暂且不提，只是如同受到元明革命的连动影响，周边各国内部也相继发生政权更迭。

在朝鲜半岛，随着高丽的衰弱，1392年朝鲜王朝兴起并取而代之，永乐帝时期正式接受明朝册封。同在1392年统一南北朝的日本，也在时隔九百年之后主动向明朝称臣。在安南，胡氏从陈氏手中夺取了政权，永乐初期来华朝贡请求册封，但由于其夺权即位而招致疑议，最后发展成为明朝的武力介入，平定安南。谋求自身政权的正当化以及贸易往来，是这些国家来华朝贡请求册封的主要目的。

14、15世纪时期，伴随着东亚地区社会、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产生的倭寇肆虐、贸易圈的扩大等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当然这也暗示着东亚一体化的趋势与东亚各国政治层面的发展有密切有机的联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日本加入册封体制，它象征着东亚在政治上的一体化。如果日本愿意，东亚地区确实有接纳它的共通基础。

但东亚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周边各国在明朝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辐射下完全失去了主体性。至少它们根据自己的判断自主行事，这一点务必要注意。华夷秩序只不过是它们决策的准则之一，究竟是利用它还是无视它，完全在于周边各国的自主决断。相反，为了实现“四夷朝贡”的盛况，明朝有必要进行相应的理论宣传与实践。

因此，义满向大明称臣纳贡并不是“屈辱外交”，以此为由对他的批评、指责都大错特错了。

义满只是遵循当时的国际秩序登上了东亚外交舞台。除了室町幕府第四代将军义持以外，其他继任的将军几乎都沿袭了义满的外交政策。

在日本学界，主要批评义满是东亚朝贡体制开端的罪魁祸首。这种观点在二战前、二战期间时局多艰的日本学界非常流行。今后，日本学界对义满的评价会发生何变化尚不明确，但是，我不希望它走上最近抬头的、向战前回归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方向。

父子相同

通常认为，永乐帝将唐太宗视为终极目标。我也不想正面否定这种观点。但是，若从结论而言，这种观点过于片面，它只着眼于两个人人生境遇的相似性，却完全忽视了唐代与明代的时代差异。唐代以前，中国还不是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但是，明朝建立前，蒙元世界帝国已经存在了。这一点不同非常重要。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强调元明之间的连续性，1969年他提出一种新观点，认为永乐帝以元世祖忽必烈再世自居。在当时，这种观点过于激进，赞成、支持者很少，不足以改变传统认知。但是，现在看来，我们不得不敬服宫崎先生卓越的见识和敏锐的洞察力。

实际上，鲜为人知的是，永乐帝的父亲太祖朱元璋也是忽必烈的信奉者。每当有事，他都会言及忽必烈在位时“四夷朝贡”的盛世，公正地评价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四海内外莫不臣服”这句话最能代表他言及忽必烈时的深思与向往。考虑到北元势力，他不能直接赞美忽必烈，但可以肯定他经常在心中欣赏忽必烈。对于曾经身为元朝人的朱元璋来说，忽必烈就是近在咫尺的存在，这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但大明开国不久，他身为皇帝只能致力于稳固政权基础，不可能像忽必烈那样开疆拓土。对他而言，建立起大明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就已经足够了，不必要的对外征伐只能是浪费民力和财力。他在《皇明祖训》中规定大明为“不征之国”，严禁随便使用武力，这也正是他的政治体制的表现。他怀抱着对“忽必烈盛世”的憧憬，却始终没能成为忽必烈。

但是，永乐帝却不同。

应该效仿谁

永乐帝展开了与朱元璋完全不同的积极的外交策略，他在位期间，明朝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虽然对蒙古及安南诉诸武力，但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周边各国来华朝贡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洪武时期。在东北地区黑龙江（阿穆尔河）下游流域设置奴儿干都司，将满洲完全置于明朝管辖之下。以对西藏的分割统治为开端，和西方的交流也日益频繁。洪武时期在西南地区云南等地实行的“土司制度”此时更加完善了。

据说，永乐帝积极的外交策略，与他青年时在北平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北平是元朝的故都元大都，是众多民族杂居的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国际性大都市。它与完全是汉人居住的南京相比，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永乐帝自然而然想去外面开阔眼界，这与他个人雄才大略、气宇轩昂的性格相辅相成，正是这种开放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外交上的积极进取。

的确会有这方面的因素吧，可以想象北平的国际化氛围对他的思想形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建设元大都的忽必烈也肯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尽管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他即位的非法性吧。

如前所述，永乐帝即位之时，就以太祖朱元璋的继任者自居。但若他仅满足于太祖的继承者，就无法洗刷篡位者的污名。若想使“王朝内革命（即篡位）”合法化，创造出新的皇统，就必须开创一个任何人都要认可的“盛世”，那是对太祖政治的继承，更是一种超越。

那么，怎样做才能超越太祖，获得众人的认可呢？那当然是实现太祖时代从未有过的“四夷朝贡”的盛世，塑造出一个真天子的形象。这种情况下，永乐帝应该效仿的不是唐太宗，必定是元世祖忽必烈。

开创新中华

忽必烈君临横跨欧亚大陆的“天下”，统治着中华帝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永乐帝以忽必烈再世自居，想要接近并超越忽必烈，以此为自己正名。

忽必烈是否将成为中华世界的天子作为目标，这里暂不讨论。依据中国式理论即华夷秩序的观念，四夷朝贡的“忽必烈盛世”被赋予特殊意义，忽必烈被推上“真天子”的神坛。太祖朱元璋也是因此推崇忽必烈，而在这一点上，永乐帝和朱元璋的出发点没有区别，都是遵循传统的华夷秩序。

永乐帝热衷于建立华夷秩序，而太祖朱元璋更重视内政。因此，可以说，永乐帝既是太祖朱元璋的继承者，同时，又是元朝或者说忽必烈的后继者。他超越了朱元璋，开创了一个新的中华。永乐帝去世后，被赋予了与“太祖”同等尊贵的“成祖”的庙号，从他的成就来看，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永乐帝即位之后，再度上演了一出堪比元明革命的大戏。

（2）扩大的中华

郑和的南海之行

在永乐帝积极推进的各项外交政策中，大放异彩的当数由宦官郑和担任总司令官的南海远征。从规模程度来看，真正空前绝后的是从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九年间的七次远征海外。最后的第七次远征时，已经是永乐帝的孙子宣德帝在位时期，所以，永乐年间的海外远征只有六次。

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队远征海外。例如，第一次远征时，随行的士兵就有二万七千八百余名，舰队中大的战船就有六十二艘，还包括很多小船。据统计，被称为“宝船”的最大战船全长约一百五十米，船宽约六十米。确切数字可能或有出入，但可以想象到“宝船”是相当规模的大战船。只有这种规模的大航海才足以载入史册吧。

他们不仅数次访问东南亚诸国，而且每次大航海都延长航线，到达过印度洋、波斯湾、红海沿岸诸国，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途经访问的国家多达三十几个，每次航海归来，都带着出访国的使节回国。郑和七次大航海虽被称为“南海远征”（中国称为“郑和下西洋”），但并不是武力征伐，而是以建立和平友好的国际关系为目的的访问。

郑和大航海尽管规模宏大，但它真正伟大的意义在于它开始的年代是15世纪初叶，比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提前一个世纪左右。最早到达郑和活动的主要海域的欧洲人是著名的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他在阿拉伯人向导的指引下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港口时，已经是1498年了，远远落后于郑和。达·伽马在非洲东海岸停靠补给时，当地居民还隐约记得郑和之事，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给予访问国怎样的震撼力了。

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航海集中在15世纪初叶，之后为何突然中断了呢？围绕着这个疑问展开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各种猜测、解释始终不断。有人说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逃亡南方的建文帝，有人说是为了清剿元末群雄张士诚部残余，有人说是为了开拓海外市场，还有人说是为了扬国威于海外……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诸多说法之中，现在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是，郑和的航海行为总的来说是为了海外贸易的扩大与发展。

太祖朱元璋建立了“海禁-朝贡”的二元体制，永乐时期则完全禁止了民间自由贸易。这种情况下，明朝要稳定地获得所需物资，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强朝贡贸易。尤其是明朝上流社会奢侈之风盛行，海外奢侈品的需求量日益加大，因此，对海外贸易的期望也随之逐年提高。可以说，在这种国内背景下，郑和的远征当然就是以促进海外贸易为目的的海外扬威。

郑和远征年表次数

贸易为次

但是，郑和远征海外的目的果真如此吗？况且，他的航海不止一次，而是连续七次远航。且不说七次远征能获得多少利益，远征所耗费的财力、物资之巨远超所得，这也是非常明显的。若以获取海外物产及经济利益为目的，可以通过很多种渠道获得，完全不必特意采用这种复杂的方式。

说起来，永乐时代的对外贸易往往被永乐帝的积极外交所掩盖而产生诸多被误解之处。比如永乐帝放宽海禁、奖励国际贸易以及免除朝贡贸易中附带物资的关税等，容易让人认为永乐帝重视对外贸易。如果把朝贡国数量的增加也理解为永乐帝重视对外贸易的结果，这些想法就大错特错了。

永乐时期的海禁-朝贡体制与洪武时代相比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相比于经济层面更加重视政治层面，永乐帝几乎完全无视朝贡贸易带来的利润。我们从永乐帝的话中可以断定，他的终极理想就是用儒家礼仪秩序规范“四夷”，确立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并将其永远维持下去。

帝王居中，抚驭万方，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十月辛亥）

可以看出，永乐帝时刻梦想着“四夷朝贡的盛世”。为了奖励朝贡，即使朝贡使节稍稍违反禁令也不予追究。对永乐帝而言，贸易是次要的，而“朝贡”的形式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舟车所及之处

确切地说，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永乐帝振兴贸易的策略，以及把明朝实施海禁理解为国家独占海外贸易的利润，这两种传统看法的基点是相同的：都只是从后世的情况上溯到明初的一种推测，而绝不是结合明初的实际情况来考虑的。

永乐帝谋求的并非贸易获得的利益，而是四夷来朝的“永乐盛世”。塑造中华世界的天子形象和确立有序的国际政治秩序是他的终极愿望。相较于经济层面，明初发展的主要特征更侧重于政治层面的运作，这一点需要格外注意。

明朝海上帝国的宏图随着郑和之死而烟消云散了，此后，明朝的海外事业再无进展，对此，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学界一片惋惜之声。了解近代中国屈辱外交历史的人就会明白为何会有这种惋惜了。郑和远征海外有国内社会背景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永乐帝自身的特殊情况。伴随着他的离去，海外交往随之迎来了终结，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洪武末期，周边诸国来华朝贡有减少的倾向，但到了永乐年间，朝贡国激增，最多时达到六十多个。《明史·西域传》做了如下描述：

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

在永乐帝积极外交政策的推动下，“四夷藩王”相继来朝。菲律宾、马六甲、所罗门等国的国王率领本族部属、臣僚数百人亲自到紫禁城朝见永乐帝。这是在洪武时期从未有过的情况，永乐帝自然把它当成“永乐盛世”的象征四方传扬。只要是能够促进海外诸国来华朝贡的事情，永乐帝都会尽力去完成。应该说，郑和乘风破浪七下西洋的努力的确获得了回报。

“五服图”——大明华夷秩序的完成

洪武时期以来建立的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框架，经过永乐帝的完善最终得以完成。在华夷秩序中，以永乐帝为中心，中华与夷狄各居其位。15世纪初叶的东亚政治格局就像“五服图”所展现出来的一样。

“五服图”的构图中，中央是天子及其臣下（内臣）统治的地域，外侧周边是诸侯的领地，最外侧则是夷狄居住的蛮荒之地。理论上，永乐时期的周边诸国、诸民族被纳入以永乐帝为中心构成的环绕着他的同心圆形状的华夷秩序中。

“五服图”中，最接近中央的部分是国土之内被编入羁縻卫所及土司制度的诸民族。他们居住的“满洲”“哈密”“西南地区”原本都是“蛮夷”之地。当这些地区成为中华领域之后，他们也就被当成中华子民在这里居住。

既为中华子民，明朝就以“内臣”的标准对待他们。他们的首领更迭或王位继承必须获得明朝的认可，一旦明朝发生战事，他们就有义务出兵助战。此外，还必须定期朝贡，履行“朝贡贸易”。总之，他们相当于内臣，却又不是内臣，恰恰处于内臣与外臣（册封国）之间的位置。

“五服图”中，他们的外侧是接受明朝册封的“外臣”，是与中国皇帝之间结为君臣关系的“册封国”。册封国有义务向中国皇帝朝贡，并专门设定了朝贡的“贡期”“贡道”。

关于贡期，具体而言，比如规定日本是“十年一贡”、琉球是“二年一贡”、东南亚诸国“三年一贡”等。册封国未必能够严格遵守贡期，但必须要定期地按照规定的贡道进京朝贡。

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恢复了宁波、泉州、广州三地市舶司，作为接待朝贡国使节的窗口。海外诸国在其中一个港口的市舶司办理登陆手续，然后按照规定的贡道进京。例如，规定日本使者要在宁波市舶司办理登陆手续，琉球使节由泉州市舶司（后改为福州市舶司）负责、东南亚及南海诸国朝贡使则归广州市舶司管理。曾经作为民间贸易管理机关的市舶司，在明朝海禁-朝贡体制的运营中改变了职能。

如果携带国书

永乐时期来华朝贡国激增，不用说，这当然是“郑和下西洋”的结果，但这些朝贡国多以贸易活动为主要目的，并不接受册封。即便如此，明朝规定，只要他们带来“国书”，就按照“绝域朝贡国”的标准给予相应待遇。对于他们的要求，永乐帝理解为，远邦之国来我大明谋求贸易之利，乃是因为仰慕中华天子之德，虽然他们处于华夷秩序的最外围，但也要把他们纳入大明的统治秩序中。

按照华夷理论，以永乐帝为中心，周边诸民族及国家依次排序，暂时完成了以华夷秩序为核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的构建。理论上，周边诸国及民族是按照中华天子的德化程度排序的，实际上，是基于明朝的政治统治力的程度来排序的。按照“五服图”的排列，完全听命于大明朝廷的是羁縻卫所及土司制度下的各个民族，他们在形式上属于中华子民，即给予“内臣”的待遇。然后，依次是作为“外臣”的册封国及没有正式臣属关系的朝贡国，越往周边，明朝的影响力越低。

诚然，永乐时期的华夷秩序乍一看似乎与唐朝时期的华夷秩序很相像。唐代也设有羁縻州，同样在积极的对外政策推动下出现了“四夷朝贡”的盛世，中华帝国的版图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疆域，唐太宗甚至被北方诸民族尊称为“天可汗”。若仅从表面观察，明代的华夷秩序可以视为唐代的翻版。“羁縻—册封—朝贡”形式的华夷秩序，唐代与明代完全相同。但是，坦率地说，唐代与明代的华夷秩序存在根本的差异。

以对中国物资的需求为筹码

最根本的差异就是明朝实施的海禁政策。

大唐世界帝国的崩溃导致了东亚国际政治秩序瞬间瓦解，但周边诸国之间依然保持着经济贸易上的联系。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周边诸国的经济成长相辅相成，在东亚地域形成了一个非常密切的贸易圈。虽然元代的经济贸易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但民间的海外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

但是，国家间在缺乏有序政治框架的情况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元朝末期的东亚海域内出现了混乱。元末东亚各国商业化的发展中伴生的倭寇、海寇、海贼等，在朝鲜半岛至中国沿海一带肆虐。加之东亚各国内部的政治混乱，也使得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獗。不论是元朝还是周边诸国都已经不再拥有足以剿灭他们的力量了。

因此，明朝成立伊始就面临着两大课题，即重建唐亡以后崩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以及恢复东亚国际贸易市场的经济秩序。

明朝凭借其强大的国家实力，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成功解决了这两大课题。这就是从洪武时期至永乐时期建立并完善的海禁-朝贡体制。

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把周边诸国对中国物资的需求作为筹码，将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推广遍及东亚全域。若周边诸国想要与中国进行商贸往来，就必须要置身于明朝制定的华夷秩序框架中，受其规范。明朝禁止民间的海外交流，而将其限定在国家间的朝贡贸易当中，旨在与周边诸国之间建立起国际性的政治经济秩序。而拥有这种实力的就是新兴的大明王朝。

超越忽必烈——中华“世界体系”的建立

14、15世纪东亚世界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唐代所无法比拟的高度。在这一过程中，明朝凭借政治权力控制经济发展的模式，实施了全面的海禁，同时，建立起强制性的国际政治统治秩序。前面多次谈到了，明朝专制国家的出现以及东亚诸国甘愿臣服于明朝统治的对中国经济的依存现状，是东亚国际秩序得以建立的背景。

不用说，永乐帝的积极外交促进了东亚国际秩序的进一步完善。他想要将所有的周边诸国都纳入体制当中。明朝颁发“堪合”的国家达到十五个，说明即便是需要服从明朝的统治，以此谋求贸易利益的国家也依然很多。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日本，不管足利义满最初的想法如何，但明朝时期的中日关系的确是通过“堪合贸易”不断发展。

永乐时期在东亚世界建立起一个以明朝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高效有机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华与夷狄的关系被秩序化，并以朝贡贸易的利润为媒介维持着华夷秩序的稳定。正是凭借着中华的绝对政治经济实力，构想了一个中华独尊的开放性的统治世界。由此，我们也可以把永乐时期的东亚国际秩序称为中华“世界体系”。

永乐帝对于自己建立起来的新世界秩序是否感到满足，我们无法知晓。但至少可以肯定，日本接受明朝的册封成为外臣，对“永乐盛世”而言，绝对是锦上添花。

对永乐帝而言，他在完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达成了日本的属国化，实现了忽必烈无法完成的奢望，意义重大。当时永乐帝一定很自豪自己超越了忽必烈。明朝华夷秩序的完成不仅寄托着永乐帝的自信和矜持，更是他的苦心经营的结果。

[1] 《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二上。——编者注。

9 华夷秩序的统治者

（1）顺逆之理

出兵安南

永乐帝构想的新世界秩序，即中华“世界体系”，当然并不都是和平实现的。以郑和远征海外为例，虽说是发展友好外交为主，但偶尔也难免发生武力纷争，造成死伤。有别于那种偶发事件，永乐帝即位之后，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武力维护华夷秩序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出兵安南”和“北征蒙古”。

明朝成立之初，最先来华朝贡受封的国家就是安南陈氏政权。但到了洪武末年，安南权臣黎季犛（又名胡季犛）、胡苍（又名胡
）父子专权自大，甚至出兵侵扰大明边境。后来，明朝因“靖难之变”处于内乱之中，胡氏父子趁机篡权夺位，废黜陈氏，自立为王。

永乐帝即位后，胡伪称自己是安南国王的外甥，遣使请封，永乐元年（1403年）闰十一月受大明册封。

但是此后，安南仍然屡次侵犯大明领土，还侵略邻国占城，一再挑衅大明权威，触犯永乐帝的神经。不仅如此，经安南陈氏遗臣的证实，胡氏父子篡权夺位虐杀陈氏一族的真相最终水落石出，也使得永乐帝有了武力征伐之意。

就在此时，发生了陈氏后裔陈天平流亡事件。陈天平经由老挝到达南京，他向永乐帝哭诉胡氏父子的罪行，请求大明出兵干涉。永乐帝立即责问胡此事，胡认罪，并表示愿意归还侵占大明的领土，迎陈天平回国为王。于是，永乐帝派五千明军护送陈天平回到安南。但胡早有预谋，途中伏兵四起，陈天平被杀。被触逆鳞的永乐帝非常愤怒。他觉得自己被小小的安南属国耍弄欺骗了，立即下旨发兵安南，命靖难功臣成国侯朱能为征夷将军，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统率八十万大军，出广西、云南进攻安南。此时是永乐四年（1406年）十月。

虽有安南军队抵抗，但明军势大，年末即攻占安南要地，一路南下追击胡氏父子，永乐五年五月将他们抓获押送南京。永乐帝严厉地谴责了他们，然后将二人释放。虽说胡氏父子都是战犯，但因为他们毕竟是永乐帝亲自册封过的安南王，才会最终决定不杀他们的吧。

永乐五年六月，永乐帝改安南为交趾，在当地设置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任命汉人官员为三司长官，按照中国内地的行政制度划分府州县制，同时配置卫所。至此，安南完全内地化，持续了约四百年的独立王国消失了。

为何选择安南

出兵安南的始末基本如上所述，但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明朝在“靖难之变”之后，为何一定要对安南动用武力呢？为何必须将其内地化呢？其真实目的何在呢？确切地说，永乐帝早就有意出兵安南，只是一直在寻找机会。另有观点认为，所谓陈氏后裔陈天平，实际上纯属捏造，他只不过是永乐帝为了出兵安南而伪造的口实。陈天平是不是陈氏后裔，虽不能确定其真伪，但他的出现的确有些突然。明军进入安南后，向当地官吏、军民发布檄文，说明了大明朝廷此次出兵安南的因由。永乐帝在檄文中列举了胡氏父子的二十条罪状，以此震慑胡氏政权，同时昭告天下大明师出有名。檄文中似乎暗藏着解开永乐帝出兵安南之谜的关键。根据檄文的内容，胡氏父子的罪行可以列出如下三项：

第一项是弑王篡权，诱杀陈天平，非法继承安南王位；第二项是屡次侵犯明朝西南边境（广西、云南等地）；第三项是侵略邻国占城，意图称霸东南亚地区。

这些理由与其说事关明朝存亡，不如说是更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理由。这三项的共通之处是都强烈谴责安南胡氏政权的所作所为超出了外臣的本分。若仅仅是不遵守外臣的本分尚可稍加宽恕，但是安南无视大明朝宗主国的妄自尊大的态度，则是对华夷秩序本身的挑战。对身为宗主国皇帝的永乐帝而言，这种挑衅与僭越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予以惩罚。

一朵空花

但是，假若没有其他重大原因，仅凭这些理由，还不足以使用武力征伐他国。实际上，太祖朱元璋在位时就知道胡氏父子的专横，却没有发兵讨伐。

但永乐帝不同，他有更重要的原因。因为安南无视君臣之分的傲慢态度已然超越了明朝与安南之间的问题，而是事关永乐帝身为“中华世界”天子的尊严问题。若要成为中华世界的真天子，他就必须通过讨伐安南向天下展示顺逆之理。

此外，还有其他理由。蒙古曾经三次攻打安南，但都没能将其纳入版图。而征服安南，使其成为中华版图的一部分则会成为永乐帝超越忽必烈的又一个证明。将安南划入大明版图也正是在永乐帝以忽必烈再世自居的时候完成的。所以，我认为这一点是永乐帝出兵安南的最重要的原因。

反言之，统治安南是永乐帝站在个人立场上考虑的，而非为明朝谋求实际利益。因此，永乐帝的孙子宣德帝（1425～1435年）在即位后，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安南。安南民众对明朝的顽强抵抗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明朝统治安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得不偿失。贤明的宣德帝则放弃了安南，舍名而取实。统治安南不过是“永乐盛世”开放的一朵不结果的空花。

亲征蒙古

永乐年间，活跃于蒙古高原东部的鞑靼部处于分裂状态。永乐六年（1408年）鞑靼部出现了一个名叫本雅失里的人，他是元朝皇室后裔，因在元朝灭亡后蒙古各部的纷争中失利，本雅失里投奔到蒙古高原西方帖木儿帝国的撒马尔罕。帖木儿死后，一心向明朝复仇的本雅失里为了一雪前耻，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蒙古旧地。

本雅失里被推举为可汗后，在他的带领下，鞑靼部迅速统一起来，与明朝的矛盾不断升级。前面我们已经叙述过了，鞑靼部与西方瓦剌部的冲突越来越激烈，陷入困境的瓦剌部为了与明朝联盟，年年向明朝朝贡。但是，鞑靼部却公然敌视大明，拒绝招抚，坚持分裂。

永乐七年四月，本雅失里杀害了前来招抚的明朝使者，一直隐忍自重的永乐帝被激怒了。鞑靼部的无礼行径是身为中华天子的永乐帝所不能容忍的。永乐七年七月，永乐帝任命靖难功臣丘福为大将军，统帅大军十万出征鞑靼。

但是，丘福轻敌冒进，中了本雅失里的埋伏，全军覆没。丘福当然是兵败被杀，更有无数辎重落入敌手。

令人难以置信的败讯传至朝廷，永乐帝大为恼怒。本来要严惩鞑靼，树立天子形象，结果反而在天下人面前失去了皇帝尊严。为了确立华夷秩序，也为了雪耻，击败鞑靼彻底消除边患，永乐帝决定来年春天统帅大军亲征蒙古。

五出三犁

自永乐八年至永乐二十二年的十五年间，永乐帝先后五次亲征蒙古。中国历史上，身为汉民族至高无上的皇帝，越过万里长城、亲自率军出击的唯有永乐皇帝一人。虽说他在燕王时期有过丰富的对蒙作战的经历，但身为皇帝五次亲征蒙古确实是他人生中的一大壮举。明代学者高岱，在其《鸿猷录》中称赞永乐帝“五出三犁（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从结果来看，亲征蒙古耗费的人力、物资无数，而取得的成果未见得多。五次亲征之中，真正发生交战的只有永乐八年的第一次亲征和永乐十二年的第二次亲征，其余的三次亲征几乎没有发生过战斗。数十万大军穿行漠北，却从未遭遇过敌人，御驾亲征的效果都是众所周知的了。

诚然，由于鞑靼部与瓦剌部之间相互争战不休，永乐年间北方边患确实是减少了。或者也可以说这是永乐帝亲征蒙古的效果。但是，永乐帝去世后，仅仅二十年余年，明英宗正统帝（1435～1449年）就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了瓦剌的俘虏，充分说明了亲征的效果不过是暂时性的。永乐帝苦心努力的结果如此而已。

北征蒙古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为何永乐帝还要一再坚持亲征呢？特别是永乐帝二十年开始的连续三年的后三次亲征，无论如何都让人觉得永乐帝所表现出来的对亲征的执着非比寻常。谁都清楚，屡次亲征已是兵民疲敝、财政空虚。尽管如此，永乐帝却不顾大臣的强烈反对，如同被什么东西迷住了一样，反复亲征。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刑部尚书吴中因为反对亲征被关进大牢，直到永乐帝去世都没有被释放。而兵部尚书方宾害怕受到牵连竟然自杀了，据说他死后仍然没有逃脱惩罚，永乐帝对他的尸体处以凌迟之刑。不得不说，此时永乐帝的行为已经脱离常轨了。

未能实现的理想

那么，驱使永乐帝这样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坦率地说，那就是他想要成为中华世界天子的近乎疯狂的执念吧。

在永乐帝构想的世界秩序中，若蒙古没有纳入华夷秩序框架中，就不能算作真正地实现了“永乐盛世”。相比其他朝贡国，永乐帝更加盼望能让蒙古称臣纳贡，在自己面前行臣下之礼。尤其，对于永乐帝而言，只有像忽必烈那样真正地统一了蒙古，才能与他比肩。

虽说实质性效果不大，但不能否定永乐帝亲征蒙古的意义。对他而言，亲征并非毫无意义，乃是统合中华与夷狄的终极手段。打败蒙古，向天下展示顺逆之理，显示中华天子的威光，这其中包含着他身为华夷秩序统治者的志向和尊严。

永乐二十年开始的连续三年的亲征是在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之后发生的，从永乐帝迁都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的意图。永乐帝迁都北京最终完善了国内的政治统治体制，随即开始了他统合华夷秩序的最后一个目标，即必须要将唯一没有被统合到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框架中的蒙古纳入明朝版图，完成中华“世界体系”的梦想。年逾六十的永乐帝所有的心思肯定都离不开他的梦想。

因此，他无论如何都一定要让蒙古臣服。反对他亲征蒙古就等同于阻止他成为中华世界的天子。连续三年的亲征中，永乐帝始终怀着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恐怕只要他活着就不会停止亲征。似乎他的晚年只有在亲征中才能找到慰藉。

永乐二十二年，在第五次亲征的归途中，永乐帝在蒙古大地上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在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中，他的人生落下了帷幕。距离洪武三年（1370年）他被封为燕王，已经有半个世纪了。一个未能实现的理想，在遥远的长城的那一方，成为永远也无法实现的传说。

（2）天子之都

首都的景象

与亲征同样，另一件让永乐帝怀有执念的大事，就是以统合中华与夷狄为目的，兴建天子之都。换言之，就是迁都到他的根据地北平（北京）。

首都定在何处，国家政治重心也会相应改变。定都问题，历来是中国历代王朝争论的焦点。

一般来说，中国历代都城的变迁可以分为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以中国国内的华北与江南的分界线为轴，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王朝都城也从西北向东南移动。二是宋代以后，随着征服王朝对中原的入侵，王朝都城基本都在游牧地带与农耕地带的分界线上。

秦汉、隋唐时期，长安和洛阳并称为“两都”。特别是东边的洛阳，在隋唐时期称为“东都”，凭借其发达的经济实力支援都城长安，因为它临近输送江南经济能量的大运河的终点开封。史书上有一则有名的传闻，据说，每当长安粮食不足时，大唐皇帝就会率领官员、军队行幸东都，才能勉强缓解粮荒的问题。

到五代、宋朝以后，王朝都城继续向东迁移至作为物资集散地的开封。江南物资沿着运河北上汇集到开封，除了在当地消费之外，大量物资从开封运往全国各地。开封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非常繁荣的商业中心。正是在近世江南地区商业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下，开封作为王朝都城登上历史舞台。

元明时期，王朝都城继续东迁。明朝凭借江南发达的经济实力一统天下，都城就是位于江南中心的南京，足以说明当时江南经济发达的程度之高。南京因具备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优势，而成为中华帝国的首都。伴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王朝都城逐步东迁的过程以大明王朝定都南京为标志走向终结。

经济发展的程度是决定中原王朝都城的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不同，征服王朝的都城始终在北方都城北京。它在宋代以后一跃成为各种政权瞩目的焦点，如契丹建立的辽国、女真建立的金国、蒙古建立的元朝，都将北京定为都城或陪都。辽国的燕京、金国的中都、元朝的大都指的都是北京。北方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基本上都是将北京当作立足北亚、统治中国的据点。

中国近世历史中，随着北方民族的崛起，它们与中原政权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如辽与宋、金与南宋、元与南宋，一般称为“第二次南北朝时期”。元灭南宋一统天下，结束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但元朝却无法对中国南北地区同时实行一元化的统治，在华北与江南地区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租税制度，主要因为元朝还不具备足以掌控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政治力量。

即便是雄才大略的忽必烈也无法做到真正统治江南。当然，这与南宋以来江南地区地主制度的发展，以及随之形成的特定传统文化不无关系。从元朝实行的等级制度来看，江南出身的人被划分为身份最低的“南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不难看出，元朝缺乏统治江南地区的自信。正如爱宕松男先生一语道破的那样，元朝在江南的政治统治力十分脆弱，这的确是事实。

经济与军事的纠结

元末明初，以北京为根据地的元朝与在南京诞生的明朝在中原地区对峙的局面，就如同第二次南北朝时期征服王朝与传统中华王朝的对峙。不久之后，随着明朝的“北伐”以及元朝残余势力的北撤，南北对峙的局面亦随之落幕。然而，统一天下的明王朝很快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即如何解决大明帝国经济中心（南京）与军事中心（北京）南北分离的问题。

经过激烈讨论之后，朱元璋最终决定按照历代王朝的传统定都南京，并且实行“藩王分封制”解决北方边患问题。北京成为对抗蒙古的前线基地，由诸王之中最有才干的燕王率领大军驻守。至此，北京失去了首都的地位，成为基于发达的江南经济背景的南京京师体制的补充和完善。

但是，南京京师体制从建立之初就孕育着巨大的矛盾，又是位置过于偏南的闭锁的“南人政权”，因而，始终存在藩王分封制所附带的分权化危险。朱元璋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目的是在保留藩王分封制的前提下，等待时机迁都北方，最终完成明朝从“江南体制”向“统一体制”的蜕变。但这些计划由于皇太子的突然离世等情况而未能实现，那么，很多未决的课题都留给了下任皇帝。

因此，建文帝即位后，南京京师体制蕴含的矛盾一下子爆发出来。由于掌握实权的南人官员错误的削藩政策，藩王分封制的分权化萌芽瞬间被激发膨胀，引发了靖难之变。结果，建文政权没能完成“统一体制”，在一片混乱中垮台了。但那也可以说，明朝成立以来的京师体制在发挥了一定作用之后迎来了它的终结。

永乐帝即位后，谋求用一种全新的体制取而代之。一言以蔽之，就是实现朱元璋没有完成的夙愿，即完成从江南体制到统一体制的蜕变，同时又解决北方防卫问题。藩王分封制废除之后，能够同时满足这两点要求的办法恐怕只有迁都北方这一条途径。

况且，对永乐帝而言，迁都北方还有他个人的因素，即他所背负的超越忽必烈的宿命。他所承担的使命并不是单纯的对北方边患的消极防御，而恰恰是积极完成中华与夷狄的统合。负有这种历史使命的永乐帝，选择他身为中华世界的天子所要发号施令之处，绝不会舍弃北京这个选项，这里曾经既是征服王朝的都城，又是他的根据地。在他即位那一刻起，迁都北京就已经是大明帝国的既定目标了。

首先升格为陪都

永乐帝即位后不久，即效仿其父朱元璋把故乡凤阳定为中都的做法，在永乐元年正月，改北平为北京顺天府，升格为陪都，以此彰显北京乃“承运兴王之地”。永乐帝此举当然是为了将来迁都北京做铺垫。北京地位提高，与南京并立，即所谓“南北两京制度”开始了。现在南京和北京的地名就来源于此。

北京升格为陪都后，立即展开了相应规模的都城建设。同年二月，设置北京行部（负责行政）和北京行后军都督府（负责军事）管理北京地区，同时，设立北京国子监培养人才。同年八月，强制迁移三千江南富户到北京落籍，充实陪都。“靖难之变”造成北京地区大量土地荒芜，为增加农业人口、开垦土地，永乐帝又从山西迁来大量民户及罪囚，鼓励农垦。

永乐四年开始建造陪都宫殿，并且派遣专员到全国各地采伐、筹措建筑用木材。但是，这一时期，郑和海外远征、永乐帝出兵安南、亲征蒙古等几件大事同时进行，致使财政紧张。由于缺乏资金，陪都宫殿建设进度一推再推，最后不了了之。再次动工已经是永乐十四年的时候了，大约又经过了四年时间，永乐十八年末，北京宫殿才竣工。从开始筹划到竣工完成，实际用了十四年的时间。

当然，其间永乐帝并没有袖手旁观等待北京宫殿的竣工。而是多次巡幸北京，并借机长期驻留，使北京在迁都前就已经开始执行首都的职能。早在永乐七年（1409）永乐帝第一次巡幸北京时就已开始逐步建立北京京师体制。

这一年，永乐帝命皇太子在南京代行朝政，即“监国”，然后，带领众多大臣北巡，在北京驻留约一年半的时间。其间，在当地设置的官府机构都被冠以“行在”二字，由此次随行官员担任长官。形式上，南京是大明首都，但实际上，永乐帝所在的北京成为明朝真正的政治中心。永乐帝决定亲征蒙古也正是在这一年。

永乐帝巡幸北京是为将来迁都做准备。因此，此次在北京滞留期间，永乐帝对迁都北京的事宜只字未提。原本朝野上下对永乐帝就极为不满，若此时公开表明迁都北京，对篡权者永乐帝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因此，迁都北京的计划必须非常慎重地缓步进行。

迁都北京

迁都北京，事关重大，但相关事宜都必须在暗中秘密进行。迁都后解决北京的粮食供应问题就是其中一项。既不能让人发觉迁都的计划，还要在限期内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因此，永乐帝决定开凿大运河，一次性使得江南的经济实力可以为北京所用。

元朝初期也采用河运，但大运河需要经常疏通河道，若是不修缮、维护河道，泥沙就会淤积堵塞河道，无法行船。果然，不久大运河就因泥沙淤积不能使用了，此后就改为海运。海运由元朝政府直接负责经营，从长江下游的刘家港出发运到天津，每年运送粮食大约三百万石。

明朝建立之初，定都南京，不存在粮食供给问题。因此，朱元璋就没有疏通大运河，仍然依靠海运解决北方军队的粮草供应。永乐初年，每年仍旧依靠海运将大量粮食运送到北京和辽东地区。

但是，迁都北京进入日程后，单纯依靠有危险隐患的海运输送粮食已经无法解决北京的粮食供应问题了。以永乐九年会通河的挖掘为开端，永乐帝开始开凿、疏通大运河，确保通往北京的粮道畅通无阻，但对外宣称的理由大概是减少海运之苦之类。总之，永乐帝为迁都北京所做的各种筹备，难以一言概述。全国的经济和军事通过大运河连接起来，以北京为中心的新体制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

此后，一直到迁都前，永乐帝两次巡幸北京，全心致力于新体制的运作。第二次巡幸是从永乐十一年四月到永乐十四年的三年半的时间，其间，永乐帝第二次亲征蒙古。第三次巡幸是从永乐十五年五月到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第二次与第三次巡幸的间隔只有半年多时间。而且，永乐帝第三次巡幸后，再没回过南京。

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北京宫殿（紫禁城）完工后，终于颁布迁都诏书，永乐十九年正月，正式定都北京。而此前在北京官府机构上附加的“行在”二字也被去掉了，南京自然被降格为陪都。虽然在形式上依旧保持着“两京体制”，但北京与南京的地位已经完全逆转，名副其实的北京京师体制的时代到来了。

从洪武到永乐

永乐帝在迁都前多次巡幸北京，因此，学界有观点认为，南京反对永乐帝的势力很强，使他有所忌惮，所以他才断然迁都北京。不能否认，的确有这方面原因。永乐帝在南京杀戮过重，致使江南士族对他极为不满。因此，直到迁都前，永乐帝都不敢公开表明迁都北京，这也确是事实。

但迁都的原因当然不会如此单纯。前面已经多次叙述过，永乐帝迁都北京有多方面因素。主要有两点，其一，迁都北京，大明政权完成了从“江南体制”向“统一体制”的最后蜕变。其二，对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具有重大意义。迁都北京标志着明初的南京京师体制转变为全新的北京京师体制。

两种体制存在多方面的差异，可能有人会认为洪武政权与永乐政权之间是割裂的，没有连续性。诚然，太祖时期，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未提出过迁都问题。而一心想要统合华夷秩序的永乐帝把都城迁往位于华夷世界分野之处的北京也是事实。因此，把迁都北京视为永乐帝个人的大事业也不能说就是无理的解释。但是，若从结论而言，迁都北京仍然在太祖政治方针的延长线上，洪武与永乐之间绝不是割裂的。

作为中国社会的体制性归结，在洪武年间已经极权化的明朝国家，凭借着强大的政治权力将社会各阶层全部纳入政治统治当中，加速了明朝国家统治秩序的建立。在南人政权向统一政权转变的过程中，原本基于经济原理的中国历代都城的南迁，却由于政治原理被强制性地拧向北方，那是凭借国家权力才会成为可能的。实际上，洪武时期，朱元璋即便想要迁都，但由于诸多原因，那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明朝通过“堪合制度”等一系列强制性的朝贡贸易措施，将周边各国、各民族纳入以大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框架中，实质上是明朝对内统治秩序的外延。当初，即便是对待最大的强敌蒙古，明朝也曾采取积极的攻势试图将其纳入明朝统治下。但在洪武五年土拉河畔大败元军之后，对蒙政策随即转变为以防御为主，沿长城一线布防固守。明朝定都南京、重心南移之后，对北方的控制力度随之减弱，客观条件不允许对蒙继续采取攻势政策。

洪武时期，无论是完成对内统治，还是对外确立华夷秩序，迁都北方都是必要的条件。之所以没能实现，是因为受洪武时代的历史条件所制约。与朱元璋心目中完美的政治体制相比，南京京师体制是朱元璋在建立统一王朝的各种尝试中，在明初历史条件下不得已采取的次善之策。归根到底，南京京师体制只是暂时的过渡性体制。

尽管如此，那么，南京京师体制就一定会过渡到北京京师体制吗？两种体制之间确实存在割裂，但并不是洪武与永乐之间政权的割裂，而是实现统治程度的体制层面的割裂。从洪武时期到永乐时期，在强化极权统治这一点上始终是一贯的、连续的。也可以说，南京京师体制过渡到北京京师体制之后，明朝彻底完成了国家政权的确立。

历史的必然

永乐朝基本上继承、发展了洪武朝的方针，建立起强大的专制体制。从洪武朝基于经济原理的南人政权向统一政权转变的图景，通过永乐帝的迁都北京扩大为东亚规模的华夷秩序的图景。永乐帝真正继承并超越了朱元璋，他确立了真正的统一王朝，以忽必烈自居，迁都到曾为征服王朝都城的北京。迁都北京也是为近世宋代以来的“第二次南北朝时代”打上终止符的值得纪念的一刻。

永乐帝的优点就在于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他都始终在实践中执着地追求华夷秩序理论的实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要完成中华“世界体系”的确立，迁都北京成为必然。总之，迁都北京并不是加强北方防卫、忌惮南京的反对势力等这些敷衍的理由，而是完成统合华夷秩序的最后一步。迁都后，连续三年的蒙古亲征也是永乐帝对自己一生的总决算。

永乐帝死后，北方的安定状态并未持续太久。如前所述，“土木堡之变”皇帝被俘、偶尔北京被围困等情况都出现过，甚至曾经考虑要还都南京。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大明都凭借坚守北京，屡次渡过了亡国之危。永乐时代作为天子之都而建的北京，此后成为防御北方的前线基地，发挥出了它的作用。

的确，亲征蒙古的效果只是暂时性的，不可能永远维持华夷秩序。但是，永乐帝积极扩张的对外策略却给后世的中国社会留下了诸多痕迹。首都北京的诞生就是其中之一。

明朝和清朝都定都北京，现代中国也沿袭了这一传统。迁都北京虽说很大程度上附带了永乐帝的个性特色，但实际上却是历史的必然。迁都北京后，中国仍然是中国，但北京却必定永远作为天子之都存在。

10 永乐帝的遗产

（1）盛世的阴翳

多病的结果

如果说掌握绝对权力的永乐帝实际上体弱多病，恐怕难以使人相信。但事实的确如此。他年少的时候经常患病，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质越来越弱。

史书上记载他患有“风痹”“风疾”。但那究竟是一种什么病，至今无法明确。一般认为那是“中风”或者“风湿病”，但从他发病的症状来看，似乎也不是太符合。台湾学者朱鸿先生根据永乐帝发病的症状推测为“癫痫病”。从症状推测病症属于一种看法。

具体的病症暂且不管，永乐帝体弱多病的确是事实，而且似乎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燕王时期，面对南京政权的严密监控，他称病闭门不出，以及起兵前他又装疯在北京大街上奔跑，都是借病来迷惑南京方面的一种伪装。南京方面相信他发疯，也是因为熟知他发病时的症状。

但是，起兵前被充分利用的疾病在永乐帝即位后依旧不断折磨着他的精神和身体，年年加重的病症使他似乎很难处于正常状态。与他在外交上取得的辉煌耀眼的成就互为表里，关于他个人的传闻、轶事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如同靖难之后的惨剧一般黑暗、沉重。

“鱼吕之乱”

永乐帝除了一个孩子夭折外，共有八个孩子，其中三个儿子、五个女儿，都是他即位前出生的。他成为皇帝之后，再没有过孩子。永乐五年，德高望重的徐皇后早逝之后，永乐帝宠幸的妃子很多，但没有一个妃子怀孕。一般都认为，这是永乐帝为治顽疾常年服药留下的后遗症。

与其父朱元璋一样，他非常热衷于在后宫收纳众多嫔妃。特别是对待朝鲜方面，永乐六年以来，屡次下旨令朝鲜献上美女。每次选美都是朝鲜王朝的屈辱经历，朝鲜王朝有时要下令禁止年轻女子结婚以供选美，若不符合明朝使者的要求，甚至要重新选美。据说这些女子启程前往中国之日，她们的父母亲人想到此生都无法再与孩子相见，哀声恸哭，沿路不绝。

不仅对朝鲜王朝这样，永乐帝在中国国内选美也是如此。但是在选拔的众多美女中，能得到永乐帝宠爱的只不过是极少数。而大多数女子，永乐帝连一眼都没有看，她们只能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后宫中终其一生。尤其是永乐帝久病不愈，精力更加不足，后宫受宠的妃子就更少了。

也正是在此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迁都北京之后，永乐十九年初，后宫妃子吕氏、鱼氏与宦官长期私通，奸情被发现后，两人畏罪自杀。据史书记载，后宫中发生宦官与嫔妃私通的情况绝不在少数。通常来讲，永乐帝都佯装不知。但事已至此，永乐帝不能置之不理。永乐帝把吕氏的婢女抓起来严刑审问。婢女经不住拷问，不仅交代了吕氏与宦官私通之事，居然还招出了要谋杀皇帝的口供。

此事一出，被连坐抓捕的宫女、宦官竟然达到两千八百人，他们全部被杀。而且，皇帝每次都要亲自看着这些人被杀。有一个妃子在临刑前怒骂永乐帝：

自家阳衰，故私年少寺人，何咎之有？

（《朝鲜王朝世宗实录》甲辰六年十月戊午）

后来，永乐帝还让画工把吕氏与小宦官相抱的情形画下来，以此惩戒后人。恐怕是永乐帝实在忍无可忍才这么做的吧。

对于“鱼吕之乱”的真相，永乐帝未必不清楚。但他为何要借机扩大株连的范围呢？所谓要暗杀永乐帝，可以说，实现的可能性接近于无。尽管如此，永乐帝仍然按照供词“瓜蔓抄”式地增加连坐者。诚然，被抓捕刑讯的嫔妃、宫女也都把与自己有矛盾、纠葛的人招供出来，造成了更多无辜的人被连坐处死，这也是事件扩大的因素之一。

但是，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下令行刑的永乐帝自己。无论如何都很难认为此时的永乐帝还能保持在正常的精神状态中。实际上，“鱼吕之乱”数年前，永乐帝的病情就已经恶化，几乎不能处理国政。经常陷入虚脱状态，时而突然发怒，时而连续沉睡几天，他的老毛病严重地破坏了他的身体状态。这次事件不就是他对自己身体状况极度不满的情绪爆发吗？必须说，“永乐盛世”走向终点的时刻确实到来了。

娘，吾去

话虽如此，但“鱼吕之乱”在中国官纂史书中并没有记载。前述“鱼吕之乱”事件的始末都是出自邻国的《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朝鲜王朝之所以关心这一事件，是很多出身朝鲜的嫔妃在“鱼吕之乱”之中被连坐处死。国小势弱的朝鲜与大国中国相邻，不得不经常向中国“事大（侍奉上位者）”，从《朝鲜王朝实录》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朝鲜作为属国的悲哀与愤怒。

比如，《朝鲜王朝实录》在叙述了“鱼吕之乱”事件之后，接着又记述了朝鲜嫔妃的悲惨经历。

永乐帝死后，生前服侍过他的嫔妃、宫女三十人为其殉葬，其中就包括在“鱼吕之乱”中幸免一死的朝鲜出身的妃子韩氏。殉死之日，按照程序仁宗洪熙帝与她们一同用过送行酒宴之后，她们被带到别殿赴死。别殿里早已并排摆好木制脚凳，等待着她们的到来。仁宗洪熙帝与她们道别之后，她们就被催促着登上木凳套上绞索，宫殿内哭声一片。

行刑的时辰一到，顿时，嫔妃们哭声震天，旁边的宦官立即踢倒木凳，她们相继赴死。韩氏在临死前，向着服侍她的乳母喊着：“娘，吾去！娘，吾去！”

语音未落，她的身体已经在空中飘舞。

殒命前的瞬间，韩氏究竟在想什么呢？是对自己无力抗拒的不公的宿命的悲愤与遗憾吗？后来，韩氏的乳母回国之后，朝鲜王朝才得知了她们的遭遇。韩氏的遗恨通过他的乳母至少能得到一点点的慰藉吧。

紫禁城失火——发泄不满

“鱼吕之乱”的惨祸尚未平息，永乐十九年四月八日夜半，紫禁城上空突然乌云密布，骤然间大雨倾盆。电闪雷鸣中，一道闪电伴随着轰隆隆的雷声击中紫禁城正殿。紫禁城中规模最大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转瞬之间被大火包围，连同周围建筑化为一片火海。大学士杨荣冒死冲进大殿拼命抢出几本重要典籍。大火一直持续到天亮，三座大殿化为一片灰烬。

紫禁城位于天子之都的中心，正殿遭遇雷火化为灰烬，这就是代表上天惩戒的“天谴”吧。永乐帝心中非常恐惧，是自己的所为出现什么问题了吗？还是对百姓实行苛政了呢？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哪里违反了天意。于是，永乐帝颁布诏书，求问于天下。

随即，各地官员纷纷上奏各表想法。他们的要求一言概之，就是停止不急之务。其中，受到批评最多的就是刚刚完成的迁都北京。人们认为建造都城北京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不计其数，尤其是迁都后，江南地区每年要往北京运送大批粮食，江南军民负担之重、困难之大前所未有。

对迁都北京批评最为激烈的都是出身江南的官员，他们绝大多数主张还都南京。此前，他们不敢公开反对迁都，借此机会，似乎是要把所有的不满一下子发泄出来。北京京师体制确实要让江南地区做出很多牺牲。因此，北京京师体制的不足之处受到这些江南官员的强烈批评。

当然，永乐帝并不是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反对迁都。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迁都之前就进行了各种充分的准备。

例如，永乐十八年十月，迁都诏书颁布之前，永乐帝在北京东安门外公开设置了特务机关“东厂”，将一直在暗中隐藏的东厂的存在公开化，目的在于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同时，永乐帝也没有忘记拉拢这些江南官员，在名义上保留了与北京官府机构完全相同的“南京官”，做出重视南京的姿态。

尽管如此，江南官员仍然不满意，或者说恐怕永乐帝也没有预料到他们会怀有这么强烈的反对。紫禁城大火成为他们攻击都城北京的发泄口。

方迁都时，与大臣密议，久而后定，非轻举也。

（《明史·夏原吉传》）

永乐帝这样一反驳，群臣纷纷上书反对迁都。最后，永乐帝处罚了反对迁都最激烈的礼部主事萧仪，同时，又以事态“不急”“不便”为由，下诏废止了二十项工程，暂时避开群臣的攻击。

不听劝谏

北京迁都前后，接连发生了数起不测之事。在与外廷官员无关的后宫发生了“鱼吕之乱”的丑闻，永乐帝身为男性的尊严被撕得粉碎。紫禁城的三座正殿毁于天火，永乐帝身为天子的尊严在天下人面前尽失。众多大臣反对迁都，身为皇帝的尊严破碎了。在他周围发生的全都是触怒他的事情，对于本已病情恶化的永乐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永乐帝在这种极度糟糕的身心状态下，再度坚持决定亲征。北京迁都次年，永乐二十年三月，永乐帝第三次亲征蒙古，而且是连续三年，每年一次。对他来说，亲征蒙古已经成为他树立威信挽回面子的最后的大事业。他要亲自站在蒙古的土地上成为华夷秩序的统合者，以此印证自身的存在价值。或者可以说，唯有亲征蒙古才能使他的精神获得慰藉。

不仅是身为天子的责任，当然还包括作为篡位者的负疚、身体病情的恶化以及对自己年老的忧虑等各种负面情绪交织在一起，此时的永乐帝已经处于混沌的精神状态。唯一驱使他亲征的是始终没有完成的执着与信念，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他都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只有执意反对亲征的户部尚书夏原吉冷静地察觉到了永乐帝病情的严重程度。

夏原吉从财政角度对亲征提出异议后，向永乐帝委婉地提出了忠告：

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明史·夏原吉传》）

但永乐帝完全无视夏原吉的劝告，反而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又把他关进监狱。可以说，此时的永乐帝已经听不进去任何反对亲征的劝谏。

最后的亲征

第三、四次亲征蒙古都是无果而终，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永乐帝再次下旨，命皇太子在北京监国，然后，他亲自统率数十万大军开始了第五次蒙古亲征。四月四日，永乐帝率大军从北京出发北上，与前几次亲征一样，过居庸关，继续北行，从独石翻越长城，进入沙漠搜索敌军。

与前两次亲征同样，明军没有遭遇任何敌军，只是在浪费时间。到六月末，历经两个多月的沙漠行军，人马疲惫至极，粮食也已不足，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搜索敌军，于是，永乐帝下令启程返回北京。

随行的大学士杨荣建议，将军中粮食协调分配，即皇帝所用粮食剩余的部分分给军中缺粮的士兵，同样，军中粮食充足的士兵也可将多余的部分分给缺粮的人，日后加倍返还。这足以说明大军粮食供应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下，想要继续亲征已经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了。

虽说大军缺粮，但还不至于不能行军的饥饿状态。七月七日，明军到达名叫清水源的地方，永乐帝下令杨荣在一处数十丈高的岩壁上刻字，记录明军经过此地之事，传于后世。具体内容虽然不清楚，但在此时还有心思从容刻字留念的，恐怕只有永乐帝了。然而，一周后的七月十四日，大军刚刚到达翠微冈，永乐帝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一些平时从来不曾说过的话竟然脱口而出。永乐帝召集亲信谈话之时，不慌不忙地回过头来，向贴身宦官问道：

“计程何日至北京？”

“其八月中矣。”

永乐帝听完，只是点头不语。

不久，永乐帝转过头来慢慢地对杨荣说道：

东宫历涉年久，政务已熟，还京后，军国事悉付之，朕惟优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

（《北征记》）

此次亲征，永乐帝已是极度疲惫了，确切地说，不仅仅是疲惫，永乐帝连续三年带病远征，不知不觉中已然病入沉疴，他终于想要休息了。三年的亲征给他本已病弱老迈的身体带来了太大的伤害。

临终之地——榆木川

两天后的七月十六日，永乐帝的病情突然恶化，尽管左右侍从悉心照料，但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甚至随着病情的恶化，永乐帝时而嘟囔着说起了胡话。

夏原吉爱我。（《明史·夏原吉传》）

永乐帝在意识模糊之时，想到的竟然是担心自己身体又反对自己亲征的夏原吉。七月十七日，大军到达榆木川（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之时，永乐帝陷入病危，始终处于昏睡状态。在失去意识之前，永乐帝把因出兵安南有功而颇有声望的英国公（从新城侯晋封）张辅召到枕边宣布遗命：皇太子朱高炽即位，自己按照太祖遗制葬礼从简。这是永乐帝弥留之际下达的最后的命令。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榆木川的营帐内，在一部分亲信的守候下，永乐帝走完了他六十五年波澜起伏的一生。永乐帝逝世了，在位二十二年零一个月，但在只相当于太祖三分之二时间的在位期间，他取得的成就足以与太祖比肩，或者说超越了太祖。二十二年的皇帝生涯在他走过的人生中或许已经足够精彩。永乐帝一生不辍追求的“永乐盛世”随着他的离去永远地终结了。

归来

永乐帝驾崩，营帐内一阵慌乱。为防备万一，几位重臣决定隐瞒皇帝驾崩的消息，暂时秘不发丧，一切等回到北京后再行处理。盛夏时节，尸体很容易腐烂，为了防止臭味飘散，马上把军中所有的锡制器皿集中起来，命军中工匠把这些器具熔化制成棺木盛放遗体，随后将工匠全部斩首封锁消息。为免让人察觉出任何异常，每天照常为皇帝准备早晚用餐。

其间，杨荣等人率领本部人马提前出发赶往北京，将皇帝驾崩的消息禀报给皇太子。皇太子得知消息后，当天即派遣皇太孙（后来的宣宗宣德帝）到开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附近）迎接皇帝灵柩。皇太孙悲伤之余，着手让夏原吉等人准备葬仪。据说，皇太子亲自前往狱中来到关押夏原吉的牢房，流泪告知永乐帝驾崩的消息时，夏原吉当场哭倒在地，久久不能起来。

八月七日，皇太孙赶到漠北军营，正式公布永乐帝死讯，为皇帝发丧。然后，载有梓宫（天子灵柩）的龙辇（天子座驾）在一片庄严肃穆中启程，文武百官、将士、民众到居庸关迎接皇帝灵柩，哭声震天。八月十日，灵柩到达北京。亲征时场面威武壮观，归来时却悲怆肃穆。

归来之日，皇太子到北京郊外迎接，亲自护送皇帝灵柩进入紫禁城仁智殿，在那里重新安放遗体。然后，举国服丧，禁止一切娱乐、喜庆之事，连续数日举行悼念仪式。九月十日，永乐帝被定谥号“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定庙号为“太宗”。

在复杂肃穆的葬礼仪式后，十二月十九日，永乐帝遗体安葬在即将完成的“长陵”。长陵位于北京以北的天寿山，早逝的徐皇后就葬在那里。分别已久的他们终于可以在地下世界重逢了。他们的子孙也都埋葬在那一带。明十三陵中，最大的陵墓——长陵的主人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2）中国史的转折点

逆流

永乐帝之后，仁宗洪熙帝即位，大明朝堂风云随之一变。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仁宗向天下发布即位诏书，定次年为洪熙元年，同时，颁布三十六项恩赦及施政方针。其中包括停止采办“下西洋”用的宝船及云南、交趾地区的金银、香料，仁宗明确修正了永乐帝的政治轨道。事实上，其中多项措施都是根据夏原吉提出的方案制定的，意在调整永乐帝醉心于对外征伐所造成的财政紊乱。

但洪熙时代并不是单纯的对永乐时代的清算，确切地说，洪熙帝施行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与永乐时代的方针完全相反的。

这场政治变动就如同永乐时代这道洪流由于皇帝之死突然受到阻碍而掉头向相反方向流去。这场变动，大概最终不得不演变成“还都南京”的奔流。

曾经在紫禁城失火之际力主还都南京的势力，在永乐帝强力压制下暂时蛰伏了，却如同一股暗流一样，不断寻找机会随时准备再度喷发。永乐帝死后，对南京怀有深刻感情的洪熙帝继承皇位，成为他们复起的良机。当然，究其原因，是南方官员对给江南强加负担的北京京师体制的强烈不满。

洪熙帝即位伊始，朝廷内外官员相继上书请求还都南京。之所以一再上书还都，只是因为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了新皇帝的心思。在他们的支持下，洪熙帝开始着手准备还都事宜。就在此时，街头巷尾欢迎还都的传言似乎也越来越多（关于新皇帝与还都推进派的想法一致以及围绕还都的一系列问题，新宫学先生对此有深入研究）。

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一日，以“谒祭”凤阳皇陵（朱家祖先的陵墓）和南京孝陵（太祖朱元璋的陵墓）的名义，洪熙帝派皇太子（后来的宣德帝）去南京，为还都南京做前期筹备。同月二十八日，洪熙帝正式下诏还都南京，北京官府机构再次附加“行在”二字，北京行部和行后军都督府重新启用。皇帝尚未还都，南京已经成为都城，北京再次降格为陪都。

洪熙帝暴亡

尽管如此，洪熙帝的还都计划还是过于性急了。先皇下葬长陵不过三个月的时间，一般来说是不会在这个时候急于考虑放弃北京的。

这恐怕是由于他对永乐帝晚年无视朝野舆论执意迁都北京以及亲征蒙古怀有不满。总而言之，由于永乐时期的蒙古亲征，洪熙帝即位之初，朝野上下，举国疲敝。这种情况下，洪熙帝满足社会舆论的要求，毅然决定还都南京，恐怕也有发泄情绪之嫌。

最能体现洪熙帝心思的代表性事件，就是对郑和的安排。一方面，曾经屡次远征海外的郑和被召回内陆，任命为南京守备。宣德帝即位后，郑和最后一次远征海外之前一直都是这个官职。随郑和出海的官兵直接编为南京守备军，在洪熙帝驻留行在（北京）期间负责“首都”防卫。对洪熙帝而言，凡是属于“远征海外”这类只是耗费国家财力的项目一律终止，他对此没有任何的留恋和期待。

另一方面，四月四日，洪熙帝下旨修筑“都城”南京的皇城。永乐时期迁都北京后，虽说保留了南京的官府机构，但由于南京降格为陪都，皇城破损增多，需要修缮。第二天，洪熙帝命曾经和郑和一起出海远征、现任南京守备太监的王景弘传旨，来年正月返回南京。至此，南京成为名实相符的明朝都城，南京京师体制的启动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然而，就在此时，突然发生了一起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五月十二日，在位仅十个月、发布还都旨意不过四十三天的洪熙帝突然去世，暴亡原因不明。但有传言，洪熙帝虽以“仁宗”为庙号，但身体极度肥胖，即位后又荒淫无度、不注重保养身体，大概是因此致祸。虽然他在遗诏中提到继续还都南京，但还都的最大推动者突然离世，意味着还都南京的计划只能暂停。

不了了之

洪熙帝死后，宣德帝即位，但他却不想还都南京。宣德帝与他的父亲洪熙帝不同，他从小受到永乐帝的宠爱，而且，在北京生活时间很长，所以，他从来就不打算回到南京。洪熙帝的遗诏在前，他当然不敢公开表示终止还都，但始终对还都之事悬而不决不做处理，最后不了了之。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宣德帝取消了北京行部和行后军都督府的设置，间接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图。虽说如此，但此时，北京仍然是陪都，形式上，仍采取南京京师体制。

直到正统六年（1441年）十一月，紫禁城烧毁的三座正殿重建，北京才重新被定为都城。至此，北京官府机构上的“行在”二字再次被去掉，北京正式成为明朝都城。自洪熙帝下诏还都以来十六年的名实分离的不正规的体制结束了，全新的北京京师体制的时代到来了。

从永乐帝去世到洪熙帝去世期间，还都南京的计划是最引人注目的重大国事。但它是在暂时的热情和喧嚣的带动下推进的，随着洪熙帝的暴亡而终止，不久，就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当然，善后处理需要一些时间，最后终于尘埃落定。此后的明朝历史中，还都南京事宜再也没有被提上日程。应该说，永乐帝毕生的努力没有徒劳而终。

牢固的体制

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日本学界，“明初体制”成为研究热点。原因之一，是日本学界要重新研究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之前的旧体制的作用。战后日本的明清史研究是以明末清初的变革期为中心展开的，将明初体制问题作为研究明末清初变革期的必要课题，可以说是明清史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原因之二，是针对现代化课题的研究，想要通过明初历史的考察来探索现代中国的起点。对此，中国学界把明初体制评价为阻碍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的要因，日本学界同样正在重新认识明初体制的价值，以此考察中国式的“近代”发展状态。总之，对于不同于欧洲式“近代”的中国式“近代”的理解，应该重新回到作为明清时代起点的明初时期，研究其理论及构成。

那么，对于明初体制的基本认识，借用岸本美绪先生的话来形容，是“牢固”的体制。所谓“牢固”，换言之，也可以称为“统治性”吧。明朝不仅在国内实行极权统治，而且，对周边各国也都施行前所未有的强化统治。反过来说，明朝确立起足以建立统治秩序的强大的国家政治权力，然后，再凭借国家政权的强大能量将国内外都强制性纳入这种统治秩序当中。

赋予皇帝权力，皇帝使用权力统治社会、维持秩序，这是中国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中国皇帝的权力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加强化。每当秩序崩坏之后，权力都会被身为秩序统治者的皇帝再次集中，明朝专制国家的产生就是权力集中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明朝专制国家是中国社会的“体制性归结”，那么，当然可以说，明初体制是一种“牢固”的且具有“统治性”的体制。

时代的邂逅

诚然，永乐帝即位的方式及其个人的资质，使得永乐时代具有极其明显的特异性。但是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它在中国式的逻辑中的特异程度。永乐帝矢志追求的只不过是将太祖朱元璋建立的专制统治扩及国内外。可以说，他是要“终结”明初时代，结果是完成了明初体制的确立。

虽说明初体制是中国社会的归结点，但不能以此断定中国社会就此固定化了。的确，明初之后的统治者仍然在不断强化明初体制，竭力维持专制统治。但另一方面，社会却逐渐从专制体制中游离出来，试图冲破甚至要推倒它。按照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力学原理，明初时代成立的这种体制，从它完成那一刻起，就必然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的乖离。

本书前面阐述的海禁-朝贡体制，在洪武、永乐时代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外走私贸易的活跃等，不断受到抵抗，最终，明朝末期不得不放宽了海禁政策。在思想方面则表现为与作为统治思想的朱子学对抗的阳明学的兴起，以及一批批判专制体制的思想家在明末的出现，如黄宗羲（1610～1695年）等人。伴随着各个领域既存秩序的破除，明初体制已不再作为明初体制存在了，明朝最终在农民起义中灭亡了。当明末混乱的政治秩序被再次规范，出现了清朝专制国家之时，其中也孕育了中国式的“近代”。

明初时代既是中国史的一个归结点，同时也是新时代的出发点。尤其是最终完成明初体制确立的永乐时代达到了旧时代的一个顶峰，也可以把它视为新时代萌芽的分界点。时代与时代邂逅的时期，姑且称为“中国史的转折点”吧。此后，中国社会在明初体制的制约下，向着中国式的“近代”迈出了缓慢的一步。

这不是欧洲标准的“近代”，至少是带有引号的近代。那是符合中国社会的中国特色的“近代”，而这种中国式“近代”的旧体制的起源就在遥远的明初时代。永乐帝所留下的遗产将会描绘出一幅怎样的中国“近代史”画像呢？这是在欧洲式“近代”相对化的今天，历史赋予我们史学研究者的重大课题。至今，永乐帝仍然具有现代意义，他在邀请我们来到明初时代。

参考文献

本书的写作参考了许多先行研究，但由于本书的性质所限，不可能将所有的研究都收罗介绍。因此此处在必要最小的范围内，有限地列举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研究。

Ⅰ 永乐帝的传记及与他相关的专著

1.寺田隆信『永楽帝』、人物往来社、一九六六年。のち一九九七年に中公文庫として再版。

2.David B.Chan. “The Usurpation of the Prince of Yen，1398-1402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Inc.，San Francisco，1976.

3.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17），一九八八年。

4.商传：《永乐皇帝》，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5.张奕善《朱明王朝史论辑（太祖、太宗编）》，“国立”编译馆，一九九一年。

6.晁中辰《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7.毛佩琦、李焯然《明成祖史论》，文津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8.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9.王熹《建文帝 永乐帝》，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Ⅱ 多章均有参考的文献

1.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五》，一九四五年。

2.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八》，一九四八年。一九七五年1、2合冊、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再版。

3.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一册至第八册，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六年。

4.檀上寛『明朝専制支配の史的構造』、汲古書院、一九九五年。

5.川越泰博『明代建文朝史の研究』、汲古書院、一九九七年。

Ⅲ 各章参考文献

第一章

1.那波利貞「中華思想」、『岩波講座 東洋思潮』第十七巻、一九三六年。

2.小倉芳彦『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青木書店、一九七〇年。

3.堀敏一『中国と古代東アジア世界——中華的世界と諸民族——』、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年。

4.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5.西嶋定生『日本歴史の国際環境』、東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6.中村栄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上、吉川弘文館、一九六五年。

7.森克己『新訂日宋貿易の研究』、『森克己著作選集』第一巻、国書刊行会、一九七五年。のち二〇〇八年に勉誠出版より『新編森克己著作集』として再版。

8.桑原隲蔵『蒲寿庚の事蹟』、岩波書店、一九三五年。のち『桑原隲蔵全集』第五巻［岩波書店、一九六八年］に収録。

9.陈高华、吴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10.杉山正明『クビライの挑戦——モンゴル海上帝国への道——』、朝日新聞社、一九九五年。のち二〇一〇年に講談社学術文庫として再版。

11.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への興亡』上·下、講談社現代新書、一九九六年。

12.浜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書店、一九九七年。

第二章

1.吴晗《朱元璋传》，上海三联书店，一九四九年。のち『呉晗史学論著選集』第四巻［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に収録。

2.谷口規矩雄『朱元璋』、人物往来社、一九六六年。

3.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4.谷川道雄、森正夫編『中国民衆叛乱史』2、平凡社東洋文庫、一九七九年。

5.檀上寛『明の太祖 朱元璋』、白帝社、一九九四年。

6.宮崎市定「洪武から永楽へ——初期明朝政権の性格——」、『東洋史研究』第二十七巻第四号、一九六九年。のち『宮崎市定全集』第十三巻［岩波書店、一九九二年］に収録。

7.檀上寛「初期明帝国体制論」、『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11 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統合』、一九九七年。

8.檀上寛「明初の海禁と朝貢-明朝専制支配の理解に寄せて-」、『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汲古書院、一九九七年。

9.田中健夫『中世対外関係史』、東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

10.田中健夫『倭寇——海の歴史——』、教育社、一九八二年。のち二〇一二年に講談社学術文庫として再版。

11.佐久間重男『日明関係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年。

12.蔵持不三也『ペストの文化誌——ユーロッパの民衆文化と疫病——』、朝日新聞社、一九九五年。

第三章

1.吴晗《明成祖生母考》，《清华学报》一九三五年第三期。のち『呉晗史学論著選集』第一巻［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に収録。

2.佐藤文俊「明·太祖の諸王封建について」、『和田博徳教授古稀記念 明清時代の法と社会』、汲古書院、一九九三年。のち3とともに『明代王府の研究』［研文出版、一九九二年］。

3.佐藤文俊「洪武九年葉伯巨の獄死」、『明代史研究』第二十号、一九九二年。のち2とともに前掲『明代王府の研究』に収録。

第四章

1.阪倉篤秀「建文帝の政策」、『人文論究』第二十七巻第三·四号合巻、一九七八年。

2.朱鴻《明惠帝的用人與政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十三期，一九八五年。

3.John W. Dardess. “Confucianism and Autocracy：Professional Elites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London，1983.

第五章

1.幸田露伴著、福本雅一注釈『運命』、『日本近代文学大系6 幸田露伴集』、角川書店、一九七四年。なお『運命』は、他に岩波文庫（一九三八年）、講談社文芸文庫（一九九七年）などにも収められている。

第六章

1.孟森《选刻四库全书评议》，《青鹤杂志》卷一第二十三期，一九三三年。のち『明清史論著集刊』［世界書局、一九五九年］に収録。

2.徐作生《明惠帝出亡穹窿山新证》，《史学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第七章

1.間野潜龍『明代文化史研究』、同朋舎、一九七九年。

2.李焯然《明成祖史论》（思想编），文津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3.山本隆義『中国政治制度の研究』、同朋舎、一九六八年。

4.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一九四九年。のち一九七一年に汲古書院より再版。

5.三田村泰助『宦官』、中央公論社、一九六三年。のち一九八三年に中公文庫として再版。

第八章

1.和田清『東亜史研究（蒙古篇）』、東洋文庫、一九五九年。

2.佐藤進一『足利義満——国家の統一に賭けた生涯——』、平凡社、一九八〇年。のち一九九四年に平凡社ライブラリーとして再版。

3.村井章介『アジアの中の中世日本』、校倉書房、一九八八年。

4.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一九八〇年。

5.寺田隆信『鄭和——中国とイスラム世界を結んだ航海者——』、清水書院、一九八一年。のち一九八四年に清水新書より『中国の大航海者 鄭和』として再版。

6.ルイーズ·リヴァシーズ著、君野隆久訳『中国が海を支配したとき——鄭和とその時代——』、新書館、一九九六年。

第九章

1.山本達郎『安南史研究Ⅰ——元明両朝の安南征略——』、山川出版社、一九五〇年。

2.奥崎裕司「永楽帝のヴェトナム遠征の原因」、『東アジア世界史の展開』、汲古書院、一九九四年。

3.愛宕松男『アジアの征服王朝』、河出書房、一九六九年。のち一九八九年に河出文庫として再版。

4.愛宕松男『中国の歴史6 元明』、講談社、一九七四年。のち一九九八年に講談社学術文庫より『モンゴルと大明帝国』として再版。

5.新宮学「初期明朝政権の建都問題について——洪武二十四年皇太子の陝西派遣をめぐって——」、『東方学』第九十四輯、一九九七年。のち『北京遷都の研究』［汲古書院、二〇〇四年］に収録。

第十章

1.新宮学「南京遷都——永楽十九年四月北京三殿焼失の波紋——」、『明清時代の法と社会』、汲古書院、一九九三年。のち2とともに前掲『北京遷都の研究』に収録。

2.新宮学「洪熙から宣徳へ——北京定都への道——」、『中国史学』第三巻、一九九三年。のち1とともに前掲『北京遷都の研究』に収録。

3.岸本美緖「清朝とユーラシア」、『講座世界史2近代世界への道——変容と摩擦——』、東京大学出版社会、一九九五年。

后记

写一本关于永乐帝的书是我在写朱元璋传记时就萌生的想法。或者说，我涉足明代史研究的契机，就是源于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强烈个性和他们所生活的明初时代的浓厚兴趣。朱元璋和永乐帝在我的头脑中始终是连带存在的。

多年前我偶尔整理关于朱元璋的传记，从个人角度描述朱元璋时，心中总觉得欠缺点儿什么。明朝专制国家的确立源自朱元璋和永乐帝，更严谨地讲是源自包括建文帝在内的明初政治史，只有把握从洪武至永乐的历史脉络，故事才会更完整。仅从朱元璋一代的传记来看，明初的政治史是不连贯的，因此也可以说，本书是前书的补充。

尽管如此，事实上本书与前书并非一体，阐述的是完全独立的观点。与上本传记式的叙述不同，本书尝试问题设定的叙述方式，深入刻画永乐帝人物特点，解析明初政治史。其成功与否暂且不提，本书通过永乐帝阐述我前述的研究课题的意义很大。作为明朝专制体制的完成者，永乐帝在历史舞台上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从本书的副标题可以看出，永乐帝的雄才大略在外交方面也得以充分发挥。这与相对重视内政的朱元璋的政策相比，看似缺乏连续性。其实，正如本书所论述的，两者之间的政策在根本上是连续的。在构成中华思想根基的天命思想和华夷思想之中，洪武时代进一步强调基于前者的“君—臣—民”的天下秩序，永乐时代则确立并致力于追求反映后者的华夷秩序。决定两者行动的，归根结底是中华思想理论。他们追求的是在世界上重新确立这两种秩序。貌似不连续的施政方式，其实是在相同理论基础上，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的确，永乐帝从个人情况出发，有积极开展外交的理由。但是，仅仅是以华夷秩序为前提的积极对策而已。而欧洲近代的重商主义政策则完全属于不同层次的问题。

本书的目的不是强调永乐帝如何夺回政权和重新评价他的政绩，而是通过中国传统理论考量他采取的系列政策，重新分析他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永乐帝确立的体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东亚各国都奠定了“近代”以前的社会基础。不论该制度的好坏，一直受中国影响的周边各国，在那个时代形成了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所有行动也被束缚在该秩序内。

不仅在明朝，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也沿袭了“海禁-朝贡”贸易体制，并影响到周边各国。朝鲜和安南也采取了海禁，日本江户时代也实行了众所周知的“锁国”政策。锁国作为海禁的翻版已经成为今日共识。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确立正是在永乐时代。因而可以理解永乐时代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

受讲谈社学术局的横山建城先生之邀，我从事永乐帝相关文献整理已经四年了。最初约定去年（1996年）秋天完稿，随着年龄增长琐事缠身以及与生俱来的惰性，我的工作推迟了一年。此外大概还有一个借口，就是阪神大地震的影响也非常大。

虽然给编辑部添了不少麻烦，但对我来说多出的这一年非常有意义。本书执笔前完成了两篇论文（见参考文献），开拓了我的视野。明初的华夷秩序的印象也是在两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逐渐清晰的。

加上今年七月首次访问冲绳，再次认识到“冲绳是琉球国不是日本”这一事实，使我受益匪浅。将日本相对化，尝试从多个视角观察问题，可以更好地进行对中国的相对化思考，从而避免陷入中华思想独善的弊病。如今一想，这个时期有机会踏上冲绳这块土地，是非常幸运的。

一直没有着手写这本书，实在有些对不住编者横山先生。但是，我开始动笔之后，经常得到横山先生悉心的引导，最终得以完成本书的撰写。如果没有横山先生的鼓励和引导，本书的完稿将会更迟一些。包括照片选择和插图制作都得到横山先生的关照，借此机会再次致谢。

本书完成之际，我在学校已经连续三年进行永乐帝相关教学。尽管是相对抽象的授课内容，但京都女子大学的学生一直坚持参加课程，还有琉球大学的学生们在集中讲课的间隙，在酷暑下陪伴我访问了大量历史遗迹，是他们的支持才使得本书可以顺利完稿，在此对各位同学表示感谢。

文库版后记

本书原著《永乐帝——中华“建立世界体系”的梦想》作为讲谈社选集之一出版，至今正好十五年，在（地震）灾后重建最关键的平成九年（1997年）的盛夏，我在神户家中利用暑假的大部分时间完成原稿写作，那种兴奋好像发生在昨天一般。

十五年的岁月似乎十分短暂，但是仔细想一想其实已经相当长。这次，受讲谈社学术文库之邀，我重新读了一遍原著，岁月流逝的感觉更加强烈。重读原文，不用说那些对主题的深入思考，就连行文的口吻、笔调，还有各章的小标题等，都让我读来有点“自鸣得意”的感觉，想来果然是只有当时的自己才能写出这样一本书吧。如今，即使要求我再写出相同主题的作品，恐怕很难再达到超过原著的水平了。作为地震的亲身经历者的那种焦躁和冲动都交织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那种能量推动我一气呵成完成了这本书。

的确，十五年间学术界变化很大。当时属于非主流的前近代对外交流史以及国际关系论，今天却成为研究的主流，每年有大量成果发表。讨论东亚国际秩序时，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成为惯用说法，在该框架之内分析国际关系，在明清史领域是十分盛行的。另一方面，转眼观察中国社会，国内民族问题以及古今中日之间不稳定因素，使得“华夷秩序”这个词的负面影响如同幽灵一般时而被唤醒，因此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华夷秩序”都是热门课题。

正如大家注意到的，原著副标题“中华‘建立世界体系’的梦想”更改为“华夷秩序的完成”。这并不是为了应和现在“华夷秩序”一词的流行趋势，唯恐落后而匆忙更改的。华夷秩序这个词，在我的原著中已经频繁使用，在第九章还使用了“华夷秩序的统合者”。华夷秩序不仅是原著的主题，对现在的我来讲也是很大的课题。本书在重印之际，除了修订错误和做部分修改外，可以看到几乎没有对原著内容进行更改。

但是毕竟十五年比较长，虽然在原著中表达的个人观点至今没有变化，但有些想法又有深化。首先，我认识到了永乐帝的“梦想”其实在当时暂时地实现了；而从“梦想”到“完成”的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到对永乐帝政绩的评价，也影响了我个人深入分析永乐帝的认知基准。更直接地说，在我心中永乐帝的政绩更加鲜明了，以下简单补充说明一下。

古往今来，在中国理想世界的概念是“天下一家”。《礼记》的《礼运》篇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在圣天子的指导下，发挥每个人的德行，对待他人如同对待自己一样，这样天下仿佛一个大家族。没有盗窃、没有怨恨、消除一切对立的世界，那就是天下一家。历代为政者也经常将自己统治的国家看成天下一家，以此证明王朝统治的正当化。

历代王朝建立之际，为政者都会用“天下一家”来附会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例如，王朝的建立就是统一了天子之家的天下，是天下一家的表现；假若王朝的统一是建立在平定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前提下，那么为政者会说中华与夷狄是一家，这是另一种天下一家。天下一家通常也称为“四海一家”“六合一家”等，被用作表示王朝建立或安定的标志性说法。而在这些词语中，用“华夷一家”代替“天下一家”的说法，则是由永乐帝开始的。

在现代学界，“华夷一家”通常用来作为属于多民族复合国家的清王朝的统治理念的标志性用语，它作为以满族为首的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象征概念，广泛应用在清史研究中，以体现清王朝的政权特点。但是，清史学者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第一次使用“华夷一家”的人是永乐帝。永乐帝之前，没人用过“华夷一家”，可以确定它是永乐帝首次提出的。那么，永乐帝为什么不延用“天下一家”，而一定要提出“华夷一家”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呢？这与在明代之前的元代建立了统合华夷的强大的多民族政权有密切关系。

对于经过元明革命而建立的大明王朝来说，要想使自己的统治正当化，就必定要统治与元朝相当的或者超过它的疆域。仅仅是复兴华夏还不足以超越元朝，还要实现对夷狄的统治，这成为对大明政权的必然要求。于是，明朝成立伊始，就积极地与周边诸国建立朝贡体制。朱元璋时期有十七个国家前来朝贡，与大明缔结君臣关系。从国内外政治的角度，朱元璋积极宣传华夷一统，他曾自豪地提出“统一华夷”“君主华夷”等目标。但是朱元璋的这些口号最后并没有升华到华夷之天下成为一家的高度。我想这恐怕是由于夷狄中势力强大的蒙古一直未被彻底平定，致使他犹豫不决，始终不敢提出“华夷一家”。

这种情况在永乐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雄心勃勃的永乐帝对外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在永乐年间，先后有六十多个周边国家、地区向大明称臣纳贡，出现了“永乐盛世”的局面。其间，永乐帝五次亲征蒙古，一度让蒙古向大明朝贡，这是洪武时期未曾有过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举。此外，辽东女真各族相继编入羁縻卫所，安南（越南）也并入明朝版图等，一个真正的以多民族复合国家政权为特点的大明体制在永乐帝时期完全建立了。而能反映永乐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就是永乐帝所说的“华夷一家”。

明朝取代元朝之后，太祖朱元璋时期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朝贡体制（君臣关系），首先将“君主华夷”的观念体制化，实现了初步的华夷统合。但若要实现超越元代的元明革命，就需要有超越“君主华夷”的更高一层的新的政治理念。那就是在“华”与“夷”的天下中，达到华夷统一的终极境地，即能够将“华”与“夷”融合为一个大家族的“华夷一家”的理念。实际上，明朝在继承了元代之时，就被赋予了实现华夷一家的历史使命，而这一使命最终是由将超越忽必烈作为目标的永乐帝完成的。

永乐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仅限于提出“华夷一家”的政治理念，而是将这种理念付诸行动，在现实的国家政治中将其实现。永乐帝册封周边诸国藩王时，在赐予他们诰命（辞令书）、印章、历书的同时，还赐给藩王专用服饰，并定为惯例。当然，明朝以前，中原王朝也有赏赐给藩王冠服的情况，但没有成为定例，朝服、常服、礼服等服装规格也不统一。而永乐帝赐予藩王的冠服则规定为大明皇帝及宗室成员在举行国家重要典礼、仪式时穿着的礼服。也就是说，永乐帝下赐的是宗室专用的礼服，可以看出他的心思缜密。

原本，明代皇帝及宗室穿用的礼服按照举行国家仪式的重要程度不同，大致分为冕服和皮弁冠服两种。冕服是在祭祀天地及宗庙等最重要的仪式时穿用的，皮弁冠服是皇帝接见朝贡使节、科举进士等次要的仪式时穿用的。明代以前，一般官员也可以穿着这些礼服，但明朝时，这些礼服就变成了皇帝及宗室专用的礼服。当然，即使同样是冕服、皮弁冠服，也有上下等级之分，皇帝、皇太子、亲王、郡王等宗室成员由于身份地位的不同，礼服的样式也各有不同。

永乐帝独创之处就在于，开创将原本是宗室成员才能穿着的专用礼服授予周边诸国藩王的制度。这一制度旨在将亲王（皇帝之子）身份的冕服、郡王（皇帝之孙）身份的皮弁冠服赐予周边藩王，以此与藩王之间缔结一种父子或祖孙的“拟家族关系”。例如，赐给朝鲜和日本国王的是冕服，赐予琉球、安南等地藩王的是皮弁冠服，将所有的臣属藩王都定位在家族秩序之中。正是永乐帝将华夷一家的理念在现实中具体化、可视化，而大明的朝贡体制也由此具有了理论根据。同时，这也意味着永乐帝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最终完成了自己多年来“一统华夷”的梦想。

的确，朝贡体制在永乐后期出现裂痕，永乐帝不得不亲自维持体制的稳定。如同着魔了一样，永乐帝拼命反复亲征蒙古，对永乐帝来说，打倒宿敌蒙古是他毕生的夙愿。最后，永乐帝倒在亲征蒙古的途中，成为不归之人，每念及此，应该说永乐帝的理想最终止于一场幻梦。但是，他提出的“华夷一家”的观念却历经明朝一代深深烙印在人们的意识中，永乐帝的遗志仍然在后世延续。即便是代明而起的清朝，依然是通过另一种形式继承了永乐帝“华夷一家”的观念，这就是清代为什么会有符合多民族复合国家统治理念的为政观念的原因吧。

大清对中国的统治始于顺治皇帝，顺治帝强调“满汉一家”的观念，旨在促成满族与汉族的融合。到了确立了清朝的国家体制的雍正时代，夷狄出身的清朝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的观念，并使之成为清朝统治中国的根本理念。雍正帝自认是夷狄，但他提出“华夷之别”在于德之有无，进行了著名的“华夷之辨”的论战。而且，自诩为通过对外扩张达到中国最大版图的乾隆帝时期，更是全面提出了“中外一家”的观念，宣传五族共和的盛况。用满、汉、蒙、回、藏这五族共和的所谓“皇清中华”与周边诸外国的“外夷”合并而成“华”与“夷”的天下，就是这种观念夸张化的表现。

如前所述，提起清朝的统治理念，很容易让人想起“华夷一家”，但这一词语在整个清朝只在雍正年间使用过。而且，继雍正之后的乾隆时期，这种观念被认为是危险思想而被否定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外一家”的提法。某种意义上，“华夷一家”的说法是符合清王朝民族实际性质的恰当用词，但却很难承认它是符合当时历史实情的适当提法。乾隆以后，清朝的对外政策或者说世界观都是从“中外一家”的观念出发的。这就如同曾经的“天下一家”的说法，会根据为政者的不同情况而加以不同的解释，“中外一家”提法也同样在使用中被赋予了各种含义。追寻、研究“天下一家”观念的发展演变同样是很有意义的课题，但那是另外的研究课题，在此不再赘述。

不管是雍正帝的“华夷一家”，还是乾隆帝的“中外一家”，都源自永乐帝的“华夷一家”的观念。“华夷一家”的提法产生之前，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中，决定中国人意识的是天下一家的观念。而“华夷一家”则是适应明初这一时代的要求，由永乐帝独创出来的。这一观念的内在理念，在永乐帝之后，变身为另外一种称呼被清朝继承下来，历经发展，一直延续至今。永乐帝在位的明初时代，以及他所留下的政绩，即便在他离世之后，依然带给中国社会极为深远的影响。从“天下一家”到“华夷一家”，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永乐帝至今仍然向我们追问华夷秩序的实质。

讲谈社学术文库出版部的姜昌秀先生电话告知我本书刊行之事的时候，正是今年九月十八日的傍晚时分。那天恰是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也正是中国反日示威游行最高潮的时候。当时正看电视出神的我接到了姜昌秀先生的电话，谈话中知道了拙著再版刊行之事。不用说，在接到了意想不到的邀请后，我当即表示同意。原版绝版至今已有十年，我本以为这本书不会再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了，没想到姜昌秀先生将拙著发掘出来，我非常开心。

如前所述，这十五年间，我对永乐帝的研究当然有更深化的部分，因此在文库版后记中略做叙述。当然，主要观点仍然都在本书中论述，后记中只是做一点补充。尽管如此，我在校正本书的过程中，仍深深地感受到如同原著后记中也叙述过的那样，永乐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次，沿着永乐帝的人生轨迹再次追溯这段历史，那种感觉愈发强烈。这样的大人物，在人的一生中恐怕是难得见到吧。再次感谢姜昌秀先生给予我这样珍贵的机会，我也在和老朋友永乐帝重逢的喜悦与格外愉快的气氛中完成了这篇后记。

2012年11月

檀上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日）檀上宽著；王晓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2

（鲤译丛）

ISBN 978-7-5097-7631-5

Ⅰ.①永… Ⅱ.①檀…②王… Ⅲ.①明成祖（1360～1424）-人物研究 Ⅳ.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0865号

·鲤译丛·

永乐帝

——华夷秩序的完成

著者/〔日〕檀上宽

译者/王晓峰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冯立君 段其刚 责任编辑/冯立君 胡亮 张卉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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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9.125 字数：161千字

版次/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631-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10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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