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之钥
Author: 詹姆斯·T.施莱费尔
Date: 2020-05-31T16:00:00+00:00
Publisher: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克维尔之钥／（美）詹姆斯·T.施莱费尔（James T.Schleifer）著；盛仁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书名原文：Tocqueville

ISBN 978-7-208-16320-1

Ⅰ．①托…　Ⅱ．①詹…②盛…　Ⅲ．①托克维尔-思想评论　Ⅳ．①B56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9640号

责任编辑　范　晶

装帧设计 COMPUS·道辙

托克维尔之钥

［美］詹姆斯·T.施莱费尔　著　盛仁杰　译

出　　版　上海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6.75

插　　页　5

字　　数　148,000

版　　次　2020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6320-1/K·2929

定　　价　48.00元

Tocqueville
By James T.Schleifer
Copyright © James T.Schleifer 2018
First published in 2018 by Pol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0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译者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对托克维尔的关注，需要追溯北京大学张芝联先生的努力。张先生的眼光和学识素来为海内外所共仰，他在引介西方的史学成果方面也不遗余力。1985年，张先生指导其硕士研究生冯棠先生写作学位论文《论托克维尔史学思想》，这恐怕是国内有迹可循的最早研究记录；1986年，张先生的博士研究生马胜利先生在《法国研究》上发表文章《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看托克维尔对史学的贡献》。随后，商务印书馆在1988年
(1) 出版了由董果良先生翻译的《论美国的民主》
(2) ；1991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由冯棠先生翻译，桂裕芳教授校阅，最后由张芝联先生审订并撰写序言，这些言简义丰的文字至今看来仍未过时。自从托克维尔的这两部经典名著出版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持续升温，新世纪以来研究成果络绎不绝，本书第七章注释中提到的王建勋、李宏图、崇明等先生便是杰出代表。2010年后中国更是掀起了“托克维尔热”，相关的翻译和研究成果接踵而来。饮水思源，今日的蔚为大观，离不开张先生当年的筚路蓝缕。

余生也晚，无缘向先生当面请教学问，不过去年从法国返校，适逢纪念张芝联先生百年诞辰盛会，深感与有荣焉。几乎与此同时，英国的Polity出版社出版了这本由詹姆斯·施莱费尔先生创作的Tocqueville 。而将此书翻译出版，或许亦不失为对张先生的某种纪念，薪火相传，此之谓也。

詹姆斯·施莱费尔先生是美国新罗谢尔学院教授，也是著名的托克维尔研究专家，尤其致力于《民主在美国》的研究，曾翻译由爱德华多·诺拉编辑的四卷本英法双语版《〈民主在美国〉历史辑评本》，出版《托克维尔〈民主在美国〉芝加哥指南》《托克维尔〈民主在美国〉的形成》等，此外他也是《托克维尔全集》法国国家编纂委员会中唯一的非法国学者。眼前的这部著作可以视为施莱费尔教授丰硕成果的浓缩，在这部短小精悍的导论中，他试图传递给读者的是阅读托克维尔的一种方法，即我们需要重点关注托氏思想中的哪些内容，以及可以顺着哪种逻辑予以理解。尽管就深度而言，这本书更适合推荐给一般读者，但其中亦不乏新见，因此专业读者也可从中获得某些启迪。

施莱费尔教授在这项研究中的最大特点在于其辩证性，或许这也受到其研究对象本身的影响，因为托克维尔就是一个偏好或然性之人，他总是在显见的矛盾中寻找精微的平衡。譬如，施莱费尔教授将1835年《民主在美国》第一卷、1840年《民主在美国》第二卷和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三卷著作视为同一本毕生著作的三个部分——托克维尔始终有着同样的问题和目标，甚至有大致相同的解决办法，但他又郑重指出托克维尔的思想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他认为本书的“一项挑战将是充分体现这种运动和兴奋的感觉，同时呈现出其基本原则和持续关注的根本一致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施莱费尔教授首先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阐明托克维尔的“首要原则”和“重要主题”，继而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就托克维尔最为关心的主题“民主”展开论述，并呈现出其思考和反思中的变化。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数对民主之专制的解读，托克维尔从1835年的“多数的暴政”和“独夫的专制”转向了1840年的“新型民主专制”——个人原子化状态下由拥有无限权威的国家所形成的专制模式，不过他对前者的担忧也并未消除。这一点或许回答了作者在第一章中的设问，即广受“信条派”影响的托克维尔为何始终得到研究者的青睐，而“信条派”却几近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当然这种观点见仁见智，对托克维尔研究的不断深化也可能反过来丰富对“信条派”的研究，继而对“信条派”产生不同以往的新认知。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强调托克维尔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甚至刻意凸显其政治行动的重要性。施莱费尔教授指出：“作为思想家的托克维尔的完整形象，有待于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升华。”这与托克维尔本人思想的内在逻辑是相契合的。他一直主张参与政治的公民责任，并且认为只有争取政治自由才可能真正实现自由。当他亲身经历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当他目睹了查理十世的流亡车队满是泥浆地驶出巴黎，除了基于家庭传统而产生的些许哀伤之外，托克维尔真正开始面临政治上的选择。在勉强宣誓效忠路易-菲利普之后，他承受不住内心的煎熬，便与博蒙以考察美国监狱改革为由远渡重洋。重回法国后，在写作《民主在美国》的同时，他也着手写作《论美国的监狱制度及其对法国的应用》《论贫困》以及两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论文。施莱费尔教授认为这些著作可以被视为给竞选活动造势，而且托克维尔将在政治生涯中长期处理的主要公共议题也浮出水面，即监狱改革、纾解贫困和殖民问题。从1839年进入众议院起，到1852年彻底退出政坛，托克维尔一直在政治实务方面努力，他拒绝成为“18世纪的文人”。尽管囿于个人性格的原因，他在政治上并未取得辉煌成就，但也远远谈不上失败。更为重要的是，从政的经历为他的民主思想——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层面——提供了更多参照。托克维尔经常被认为对当时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一无所知，本书第六章的目的就在于纠正这种严重的误读，并表明他对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的观点始终跟他对民主的分析和在平等时代维护自由的目标是紧密结合的。

至于第七章和《扩展阅读建议》的作用更多是授人以渔。托克维尔在各国的阅读和研究状况以及与其他思想家产生的共鸣，既显示出其深远影响，也拓宽了我们的思路。在《扩展阅读建议》中，施莱费尔教授分门别类地推荐了一些相关书籍，而这些书籍的参考书目又能为有需要的研究者提供更丰富的资源。

教授在《导言》中说：“通过探索其思想中延续和变化之间的张力，重审其理论和行动之间的互动，我们将能够追溯一场迷人的思想之旅中的绝大部分。”愿读者们都能享受这场思想之旅！

盛仁杰
2019年11月8日
于北京畅春新园

(1) 董果良先生在《论美国的民主》的《译者序言》中提到1981年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骆静兰同志即催促他翻译此书，时间上早于冯棠先生创作硕士学位论文，但以研究成果面世而言，似仍应首推后者。——译者注

献给我的孙子们，布莱兹和尼科

致谢

向我的妻子艾莉森·佩蒂考德·施莱费尔（Alison Pedicord Schleifer）致以特别的感谢，她作为初稿的文字编辑和首位读者仔细地修订了本书的两部样稿，包括文字风格、谋篇布局和实质内容各方面。她一路上的意见、建议和支持是无价的。剩下的所有错误、缺点或费解之处都归咎于我自己。

于匹兹堡

目 录

译者序

致谢

导言：托克维尔的基本要旨及其思想之旅

第一章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个人小传

第二章　首要原则

第三章　重要主题：平等、民主、自由和革命

第四章　民主之影响：民主如何改变社会？

第五章　改善之建议：需要做什么？

第六章　经济思想和社会改革

第七章　托克维尔的名声与持续影响

结论

扩展阅读建议

注释

参考文献

导言：托克维尔的基本要旨及其思想之旅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作为一位政治和社会理论家的名声，建立在两部著作之上，其一是分上下两部分别出版于1835年和1840年的《民主在美国》，其二是在其逝世前不久出版于185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些作品中，他的根本要旨在于民主（或平等）在现代世界的天意使然的推进，以及旧贵族秩序的同步终结。托克维尔试图定义民主，勾勒出它的前进轨迹，并揭示这场行进中的民主革命的潜在影响，包括好的和坏的。他一贯的双重目标在于：第一，向其读者展示如何发展和维持稳定、自由和繁荣的民主社会；第二，劝说其读者为实现第一个不易达到的目标承担责任。

托克维尔所常见的某些特点理应牢记于心。他坚持认为社会的所有方面是彼此关联的，并且仔细追踪渐增的民主影响公民和政治社会的所有领域的各种方式，包括民主如何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他避免终极答案和明确办法，这也是他的特点。相反，他对民主可能对现代世界产生的影响提出了经久不衰的问题，并为可能的结果和反应提供了一份有洞察力的清单。

托克维尔并不属于常规范畴的理论家。他呼吁“为一个全新的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政治科学”。
[1] 而且，在其两部名著中，他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思想和见解，我们会在随后予以研究。他还采取了一种可能被夸大的公正立场，声称不代表任何特定的政党和观点。他甚至放弃了我们今天喜欢使用的任何简单的学科标签：他以外国观察者和旅行评论家、历史学家、法律或宪法专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或社会心理学家、浪漫主义作家、政治理论家、伦理学家和哲学家的身份在不同时期写作。

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从19世纪20年代末到他去世的1859年，作为作家和政治家的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以贯之的相同问题，在个别案例上关于法国，在普遍意义上关于现代社会。他反复思考同样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追寻同样的根本目标，并为他所认定的民主困境构想大致相同的解决办法。本书认为，从1835年《民主在美国》的第一卷到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第二卷，再到185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本书将这三卷著作几乎视为同一本毕生著作的三个部分。他这两部巨著中的众多类似片段，见证了这种明显的思想一致性。

然而，他的思想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样看待其思想将会是一个相当大的错误。托克维尔作为思想家的故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故事。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会考察托克维尔的心智习性，包括他对思想的不断反思，并看到他总是不断地检验自己的观点，改变方向和重点，并获得新的洞见。不确定的定义、精细微妙的区分、反复出现的含混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思想活力，乃是托克维尔思考和写作的特征。我们研究中的一项挑战将是充分体现这种运动和兴奋的感觉，同时呈现出其基本原则和持续关注的根本一致性。

此外还有其他两个严重的错误需要避免，其一是仅仅依靠托克维尔的主要文本来理解其思想，其二是简单地把他当成作家和理论家来对待。理解作为思想家的托克维尔，《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仍然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也会提到他的许多其他作品，包括随笔、论文、讲稿和报告及其研究《论美国的监狱制度……》（1833年）和其死后出版的《回忆录》。我们同样会大量使用托克维尔的书信，他去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的旅行笔记，以及他主要作品的草稿和笔记。所有这些材料丰富了（本书的）主要文本，并常常阐明托克维尔作为作家和思想家的目的和意义。

本书的研究同样假定托克维尔亲身经历（包括他去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的旅行），尤其是他作为政治人物之角色的重要性。他的社会和政治理论——特别是所谓的他的“政治计划”——能够在他大量参与时政的背景下得到更好的理解。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对18世纪的哲人们进行了著名的批判，这些人在毫无实际政治经验或经历的情况下凭空编织理论。他拒绝成为这种与其时代的政治生活相脱节的哲人。他感受到来自家庭传统和个人抱负的召唤，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他既是行动者也是思想者，既是政治家也是理论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作为政治人物的形象在其人生中意义重大。作为思想家的托克维尔的完整形象，有待于通过将理论付诸实践予以评判。

本书试图成为对托克维尔思想和作品的实用而简洁的导论，提供其人生的简单勾勒，研究其重要的主题和思想，讨论其持续意义和遗产。我需要对读者提出警示。考虑到必然要受限的版本形式，本书可能会过分简化、避而不谈或缩略删减托克维尔思考和写作中某些复杂、多变和附带展开的东西。譬如，下面的研究很少涉及托克维尔本人的资料来源。读者需要记住，描绘作为政治和社会理论家的托克维尔的任务非常复杂和精妙，远远不是这样一部简短的导论类著作能够完成的。然而，通过探索其思想中延续和变化之间的张力，通过重审其理论和行动之间的互动，我们将能够追溯一场迷人的思想之旅中的绝大部分。

第一章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个人小传

预备期（1805—1830）

由于已经有几部好的传记可用，我们不需要在此详述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人生。
[1] 一篇传记的简述将有助于我们的目的。托克维尔（1805—1859）出生于一个根植于诺曼底的古老贵族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在政治上是坚定的保王派，在宗教上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个家族的某些成员在大革命期间被关入监狱并送上断头台，而托克维尔的亲生父母也被投入监狱，只是因为1794年恐怖政治的突然结束而避免了被砍头的厄运。他的母亲从未完全在肉体和精神上从监禁和失去那么多近亲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家人持续不断地提及大革命的暴力和过度以及挥之不去的悲痛，意味着托克维尔将总是对那段历史心怀警觉。

他的家族背景也为他提供了另一种较为积极的遗产。如果说他总是想到大革命中亲友可怕的离世，那么他也珍视其外曾祖父马尔泽尔布（Malesherbes）的重要历史角色所树立的榜样，后者曾是路易十六的顾问，并在1793年审判国王时仗义执言。这种劫数难逃的忠诚姿态导致了众多家族成员被捕，也导致了马尔泽尔布本人在1794年被砍头。在波旁复辟王朝期间，从1814年到1830年，托克维尔的父亲埃尔韦·德·托克维尔（Hervé de Tocqueville），拥有一段卓著的公职生涯，他曾先后担任过法国北部数省的省长。因此，托克维尔的背景为他提供的不仅是与生俱来的保守冲动和对革命极端主义的极力拒斥，同时还有对公共服务的深刻信奉和在政治世界获得高位的持久愿望。这种双重遗产将以许多形式烙印在托克维尔的人生与作品中。

到19世纪20年代末期，托克维尔的许多早期思想和信念发生了重大改变。1821年，当他与父亲居住在梅斯时，他阅读了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Rousseau）、伏尔泰（Voltaire）和其他启蒙作家的作品，并且经历了他后来所谓的思想地震，其青春期的笃定信念在这场地震中崩塌了，让他处于永久的怀疑状态之中。在完成中学学业后，托克维尔前往巴黎学习法律，在巴黎他开始对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产生兴趣，这些理论是19世纪20年代法国思想骚动的一部分，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予以讨论。托克维尔的法学训练影响了他在某些问题上的持续兴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分析方法。作为法学家的托克维尔贯穿于他的作品之中，尤其在《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草稿和正文中。

1827年，托克维尔开始了职业生涯，成为凡尔赛的见习法官。尽管法律并不真正适合他的脾气秉性，但是作为年轻法律工作者的托克维尔结下了几段重要的友谊，尤其是他与同事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的亲密关系。虽然两人性格迥异，但是托克维尔和博蒙有着相似的思想旨趣和政治抱负。后来，他们将会一起游历美洲
(1) 、英国和爱尔兰，分享写作计划，并且除了19世纪40年代的某段短暂时光外，他们是终生的挚友。作为年轻的法律工作者，他们通过阅读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在1829年和1830年，他们参加了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在索邦（Sorbonne）开设的关于法国文明的某些课程。

托克维尔特别着迷于基佐在历史研究法中的视野。他关于基佐的某次讲座的笔记，预示着将社会、政治和文化兼容并包的处理方法，这种方法在《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均有体现：“文明史……应该……尝试同时囊括一切。人类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都要加以考察。历史必须在其行为、习俗、观念、法律及其智慧结晶中，遵循其思想发展进程。总而言之，须予以描绘的乃是在特定时期内的人类的一切。”
[2]

值得注意的是，到1829年，托克维尔已经具有研究文明发展的根本动机。他向博蒙宣布了目标：“我们必须让自己成为政治人（homme politique）。而要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必须研究人类历史。”
[3] 投身公共生活的家庭传统并没有被遗忘。

《民主在美国》的形成（1830—1840）

1830年7月，托克维尔在法国见证了另一场革命。七月革命终结了波旁王朝，开启了宪政的七月王朝，以“法国人的国王”
(2) 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为元首。尽管托克维尔不喜欢新政权，但他同意应要求宣誓效忠。但是作为传统保王派
(3) 家族的一员，他意识到自己的立场无论如何是不够充分的。因此，他和博蒙决定暂时离开法国的政治舞台。访问美利坚共和国的想法已经吸引托克维尔至少一年之久。因此，现在两位朋友构思计划，提议一项时长18个月的前往美国研究其监狱制度的官方任务，当时美国是监狱改革的最前线。隐藏在这个计划背后的是“看看一个伟大的共和国是怎样的”愿望，以及合写一部关于美国的作品的想法，这部作品将会让公众注意两位年轻作家，或许会带来更加光明的前途。
[4]

法国政府接受了他们的提议，两位朋友在1831年4月2日出发去往新世界，他们在那里待了9个月。虽然他们逗留的时间远远短于计划，但是他们在北美进行了广泛的游历。在纽约城待了一阵之后，他们穿过了纽约州，探索了五大湖地区，游览了当时在密歇根州的边界，在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度过了几天，再旅行至波士顿，然后去往费城和巴尔的摩，又西行至匹兹堡，沿俄亥俄河南下至辛辛那提和路易维尔，并经由陆地至孟菲斯，顺密西西比河至新奥尔良，快速地穿行过南部，在返回纽约前回退到华盛顿。他们在1832年2月20日起程回法国。
[5] 他们的最后旅程，部分用于参观某些监狱，部分由冲动的决定、意外的事故、多变的天气以及政府缩短其任务周期而造成的压力所构成。

在美国的时候，托克维尔和博蒙制定了日常工作的方法：设计基本问题，与美国人交谈，进行现场笔录，在日记和信件里写满反思，阅读一些基本书籍，并且不断地互相交流他们的发现和洞见（之后，当一起旅行至英国和爱尔兰时，他们将会沿用同样的交流、思考和写作方式）。他们在美洲旅行几个月之后，托克维尔和博蒙决定书写各自的著作，但他们继续亲密合作，彼此成为他们日后著作的逐次草稿的优先读者和评论者。

在1832年3月返回法国后，托克维尔陷入一种难以改变的无精打采的状态，这迫使博蒙从3月到11月撰写他们关于美国监狱的所有官方报告。最后，托克维尔做了一些补充性的研究，并贡献了注释和附录，但博蒙是《论美国的监狱制度及其对法国的应用》的真正作者。这本书出版于1833年1月，受到了广泛好评，从法兰西学术院赢得了权威的蒙蒂永奖章。这两位年轻人开始引人注意。

1832年5月，托克维尔辞去了他的法官职位，以支持博蒙，后者因为拒绝卷入一场具有政治授意的诽谤案件而被去职。现在两位朋友可以双双自由地着手他们的其他美国作品。1833年8月3日—9月7日，托克维尔第一次游历英国，既希望看到美国的某些起源，也希望获得新世界所见事物的参照点。
[6] 直到10月，他才最终在巴黎安定下来，开始认真地书写其美国作品。

托克维尔写得很快，保持严格的写作计划，奉行其所谓的“偏执”。除了使用他自己的旅行笔记和他按照关键词仔细编入索引的其他书面材料，他还依靠一份引人瞩目的官方文件清单和对“这个伟大共和国”的法学和史学研究。
[7] 他的研究仍然令人印象深刻。他一边写作，一边请求父亲和两位哥哥爱德华（Edouard）和伊波利特（Hippolyte）阅读他的手稿并写下评论。他也跟博蒙和路易·德·凯尔戈莱（Louis de Kergorlay）——或许是他最亲密的发小——讨论其发展的思想，分享其逐次的草稿。这两个人是其“交谈的好工具”
[8] ，是其正在撰写的作品的主要评判者。

反过来托克维尔也为博蒙提供这种服务，他仔细阅读并评论后者的美国作品《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这本书同样出版于1835年。尽管博蒙的著作被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掩盖了光芒，但也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仍然是关于美国人对种族的态度的开创性探索。

《民主在美国》的第一卷几乎立即被誉为杰作，其年轻的作者被誉为“孟德斯鸠再世”。在初版问世后，翻译、重印和重版很快就接踵而来。1838年，托克维尔受邀成为权威的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一员。在取得这样的成功后，托克维尔并未立即着手计划其美国作品的第二卷。1835年1月，他开始写作《论贫困》
[9] ，这篇论文在4月发表于诺曼底当地的一份期刊上（1837年，他起草了部分续篇，但是从未发表）。这篇论文是对经济问题和社会改革事务的初步探讨，或许意在为该地区最终的政治努力打下基础。1833年，托克维尔短暂游历英国期间，曾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会面，这篇文章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此启发。但或许更有意义的是，托克维尔为了写这篇论文阅读了一部关于贫困问题的专著《基督教政治经济学》，其作者是阿尔班·德·维尔纽夫-巴尔热蒙（Alban de Villeneuve-Bargemont），这位法国理论家针对无限制的资本主义提出了深刻的道德批评。1840年出版的《民主在美国》中，将有好几章体现出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分析。之后，从4月到8月，托克维尔再次在博蒙的陪伴下游历了英国和爱尔兰。我们将看到，这第二次英国之旅以某些重要的方式影响了托克维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思考。

其他事情也打断了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写作。1835年10月，不顾家族和挚友的反对，托克维尔迎娶了一位中产阶级女子玛丽·莫特利（Mary Mottley），这场结合无意中象征着他后来的观察结果，即民主社会鼓励跨阶级婚姻。1836年初，托克维尔忙于撰写他答应给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文《1789年前后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这是托克维尔首次发表对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论文将会在1836年4月刊登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上。

1837年8月，托克维尔和博蒙在诺曼底一起度过了大段时光，为他们未来的书稿而工作，包括阅读和评论各自的草稿。博蒙将会在1839年出版《爱尔兰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而在1840年，托克维尔将会最终出版《民主在美国》的第二卷。但是那个夏天，他们的讨论和计划也转向了政治事务。托克维尔和博蒙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现在两位合作者各自决定着手1837年11月的众议院选举。为给竞选活动做准备，托克维尔写了两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重要论文。
[10] 法国自1830年起征服并殖民阿尔及利亚，这激起了方兴未艾的激烈的政策争论，现在他也加入其中。托克维尔正逐渐指出他在政治生涯中将持续处理的三项主要的公共议题：监狱改革
[11] ，贫困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以及阿尔及利亚（和殖民）。更多这类有吸引力的话题将很快出现。虽然托克维尔和博蒙的首次竞选都不成功，但是他们并未放弃自己的政治目标。

1839年初，托克维尔将精力投入第二次竞选活动，这次成功了。3月他成为了诺曼底的瓦洛涅选区的众议员，他将代表这一选区直到1852年政治生涯的结束。作为众议院新成员，他在1839年夏天花费大量时间准备废除奴隶制议案的讲稿，即他的《关于法国殖民地之奴隶制的报告》。
[12] 废除奴隶制成为了频频出现在其公共生活中的另一项重要公共议题。

《民主在美国》终于在1840年出版。这部作品获得的反响比第一卷要复杂得多，许多读者认为该书过于哲学化，甚至思辨化。托克维尔本人也承认第二卷更偏理论性，他形容它更少关于美国，而更多关于民主。无论如何，他作为作家和理论家的声望，让他在1841年进入了法兰西学术院；才35岁出头的年纪，他就成了“四十名不朽者”之一——法兰西学术院成员的称谓。

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30年代仍然是托克维尔的准备期。在30岁的年纪，他已经写出了一部杰出的社会和政治理论著作，它为托克维尔带来的名望和声誉远比他自己想象的更持久，但是他在这10年中的大部分活动，尤其是其他写作和拓展人脉，或许应被视为争取重要政治生涯的手段。这位学问家仍然渴望成为政治家。

政治人：政治家托克维尔（1839—1852）

托克维尔作为政治人物的角色，告诉我们他努力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在《民主在美国》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托克维尔提出了一项非常具体的政治计划，以避免民主的危险，并在现代民主时代维护自由。作为一名政治家，他所采取的立场和追求的政策，都用以帮助阐明这项计划，并明确其社会和政治思考。

1839年刚当选众议员，托克维尔就开启了他充满期待的政治生涯。作为一个还不到35岁的人，他带着令人赞叹的声誉进入众议院。1840年8月，他与皮埃尔-保罗·鲁瓦耶-科拉尔（Pierre-Paul Royer-Collard）分享了他的希望，后者是复辟王朝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一位年长的政治家，同样是众议员，也是托克维尔及其《民主在美国》的欣赏者。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第一卷中明确表示，他渴望一个以伟大原则为基础的政治世界。七月王朝的琐碎政治能否转到这个方向？“您是否相信，先生，有朝一日，对公共利益的热爱——可怜的人类天性所尽量能达到的无私——能够导致某种公共服务系统，并最终将正直诚实置于荣誉殿堂？像我这样的人能否最终得其所哉？”
[13]

尽管从一开始他就与中左翼反对派坐在一起，但是他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并未与任何政党或团体结盟。在《民主在美国》中，他呼吁诚实的灵魂一起支持一种新的自由主义，作为回应，他的长期策略是发展并领导一个由温和的志趣相投者组成的新联盟。这项计划从未实施过。众议院欣赏在讲台上的滔滔雄辩，但托克维尔的公共演讲技巧受限于他的嗓音，他天生的沉默寡言，以及如同写作那样让演讲负担过多细节的癖好。他似乎同样也无法以真正的热情和友好对待他的大部分同事；在私人层面上，他与那些不属于贵族阶级的人进行接触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这是摆架子还是害羞，抑或只是一种天生的冷漠？在任何情况下，他总是感到自己像是局外人，与他的同事隔离开来。他很快发现自己在众议院非常孤立——受人尊敬，但是无法建立任何紧密支持其观点和原则之人的队伍。

1841年末，托克维尔在另一封写给鲁瓦耶-科拉尔的信中，表达了对“我们这个悲惨的政治世界”的沮丧之情。他承认自己讨厌当时众议院中两位最有权势的政治领袖，路易-阿道夫·梯也尔（Louis-Adolphe Thiers）和弗朗索瓦·基佐。他抱怨自己被孤立和无权力，他写道：“我将自己比作一个飞快转动的轮子，但是因为失去了齿轮而做不了任何事也没有任何用。”
[14] 但是，如同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夸大了自己的无用。

1839—1848年，作为众议员的托克维尔的主要活动——通过演讲、委员会工作、报告和论文——涉及已经提过的几项公共议题，包括监狱改革、贫困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及相关社会问题、阿尔及利亚和殖民以及废除奴隶制，还有其他的议题，比如外交政策和法国的世界地位、选举改革以及教育。1848年后，他也将与宪政改革紧密相连。

从1842年开始，托克维尔与以奥迪隆·巴罗（Odilon Barrot）为中心的圈子结成更加紧密的联盟，后者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是众议院中反对派的领袖。19世纪40年代，他越来越担心社会主义吸引力的扩大，渐增的对私有财产原则的攻击，以及不断增加的陷入另一场革命的危险。社会改革提案是他对激进主义抬头的担忧所做出的第一个回应。正如他向拉德诺勋爵（Lord Radnor）所解释的那样：“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和削弱这场革命，那就是尽一切可能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不是被迫这样做。”
[15] 他开始提出一个具体的改革方案，与《民主在美国》中的一些社会和政治思想相呼应。1843年1月，他在《世纪报》上发表了六封有关法国政治形势的信件，谴责过度的物质主义，警告日益加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并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决办法。
[16] 1844年和1845年发表在《商业报》上的一篇社论和一系列文章，再次倡导了一些具体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这份报纸曾在短期内为托克维尔和一小群朋友所有。
[17] 1847年，在一份从未出版的宣言中，托克维尔详细阐述了帮助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某些措施。
[18] 稍后我们将会更仔细地研究其中一些改革建议。

意识到社会和政治剧变的危险越来越大，他的第二个冲动是唤醒他的同事。1848年，他在众议院直率地预言了即将到来的剧变。不到一个月，他所害怕的革命爆发了。随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

七月王朝终结，（非官方）宣告第二共和国成立（1848年2月）

制宪议会召开（1848年5月）

六月起义，一场更为激进和暴力的人民起义，遭到军队的残酷镇压（1848年6月）

起草、讨论和批准新宪法（1848年5—11月）

选举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为共和国总统，任期4年（1848年12月）

立法议会第一次会议（1849年5月）

试图修改宪法，使路易-拿破仑连任总统，但未能成功（1851年5—8月）

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1851年12月）

第二帝国宣告成立（1852年12月）

托克维尔以多种重要的方式参与了这些事件。1848—1852年，他作为一名政治人物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也可予以简要地归类。1848年4月，他在家乡选区通过当时所谓的（成年男性）“普选制”入选制宪议会。1848年5月，在第一轮投票中，他被其议会同事们选中，进入宪法委员会，负责为第二共和国起草宪法。第二年5月，根据新宪法，他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他在立法议会中与中右翼坐在一起）。一个月后，奥迪隆·巴罗任命他为外交部部长，直到10月巴罗政府倒台，他才卸任。1851年5—8月，他积极参与修宪，于12月政变期间被逮捕，并被监禁三日。第二年，他拒绝宣誓效忠路易-拿破仑政府，退出了公共生活，甚至辞去了地方职务。

传统观点——甚至我们之前所叙述的托克维尔政治生涯的某些内容——强调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以及他看到自己杯水车薪而产生挫败感。但他的政治轨迹却截然不同。1839—1852年，在既有限又普遍的选举制下，既在七月王朝又在第二共和国，他以越来越大的优势一再当选地方和国家官员。他被同僚们推选为宪法委员会的成员，也被推选为负责修改宪法的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他受到广泛尊重，并被公认为有部长之才，他曾短暂担任外交部部长，并被考虑担任其他内阁职位。所有这些活动都在1851年的政变中结束了，尽管路易-拿破仑试图缓和托克维尔的情绪并争取他的支持，但是未能达成所愿。

或许，正如安德烈·雅尔丹（André Jardin）曾指出的那样，托克维尔最大的政治失败是其英年早逝。考虑到托克维尔对路易-拿破仑的行动和政权的坚决反对，他个人的正直声誉，以及他对自由民主制度的终生奉献，在第二帝国结束后，在19世纪70年代第三共和国建立初期，托克维尔本可在法国身居要职。一项重大的成功条目很可能加入他的政治履历中。雅尔丹的评论只是推测性的，但至少值得考虑。

为了面对1848年革命，尤其是六月起义的暴力，托克维尔决定坦率地记述这些事件和主要人物，但要私下进行。他写于1850年和1851年的记述，只打算在其死后出版。这就是其《回忆录》的方案，这部作品不同于托克维尔的其他主要作品，既因为表达出强烈的情感和不受约束的观点，也因为这部作品不打算面向广泛的读者，直到1893年托克维尔死后很久才出版。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形成（1850—1859）

托克维尔于1852年彻底退出政治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向公众致辞的活动就此结束。他的声音从政治演说和行动又回到了书本。19世纪40年代，托克维尔两次正式评论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溯及他在1836年关于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和政治状况的论文中所初次接触的主题。
[19] 关于这场伟大革命的起因和影响的主题一直吸引着他。

早在1850年，甚至在路易-拿破仑夺取政权之前，托克维尔就已经开始筹划另一本书，最初构想为拿破仑一世及其帝国的历史。1852年和1853年，他继续推进，进行深入研究，他极大地转移了注意力，并构写书稿，即在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作品展现了惊人的原创性历史分析。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并非产生于革命及其余波，而是早于旧制度的崩溃。通过削弱有效的政治参与和破坏公民联系，中央集权事实上是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因，而不是革命的结果。这本书因其新颖的观点而广受欢迎，托克维尔开始写第二卷，关注革命本身和帝国的到来。可惜的是，这部作品并未完成，只留下了部分草稿和大量笔记。

作为一名作家，托克维尔既没有放弃严肃研究的冲动，也没有放弃利用博蒙和凯尔戈莱，他们是其思想和新出文本的评判者。在起草《旧制度与大革命》期间，他全身心投入巴黎、伦敦和德国的档案材料中，尤其是在图尔，他在那里住了一年。事实上，他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方法仍然是这第二部杰作（指《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特点。但如果这种对档案的艰苦挖掘在当时并不寻常，那么在确定、收集和使用重要资料中的谨慎努力，就是重复了托克维尔在写《民主在美国》时的方法。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过程中，博蒙和凯尔戈莱再次成为了其手稿的读者和评论家。逐次的草稿再三地在他们耳目间传递。

《旧制度与大革命》也证明了托克维尔的习惯，即不断地反思其基本思想，赋予其新的解释，甚至在意想不到的方向上推进这些思想。譬如，在其1856年的著作中，他更少关注民主，而更多关注自由和革命。他从早先的个人主义概念转向他所谓的集体个人主义概念，即社会中的每个阶级或群体趋向于孤立、自我专注、互相敌对，且不参与任何公共生活。他更全面地探讨了观念对社会的影响。他更多地专注于分析贵族的性质，特别是区分正常的贵族阶级与无用的（甚至寄生的）贵族阶级。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区别，《旧制度与大革命》与《民主在美国》有着或明或暗的相似之处，尤其在这些主题上，比如中央集权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危险，公共参与和政治实践经验的重要性，民情的关键角色，社会和政治层面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托克维尔本人强调了这两部作品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他的核心目的：向读者展示如何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的民主社会。“我的生命和思想的统一，”他在1856年对其朋友让-雅克·安培（Jean-Jacques Ampère）说，“这是我需要在公众面前保持的最重要的东西；做人和做作家都应知行合一。”
[20]

托克维尔从来就不健壮。但是在1850年，在上述的混乱事件中，他第一次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几年内就被证明是致命的。他不得不向立法议会请了六个月的假，开始写作《回忆录》，让这段缺席时间得到了充分利用。整个19世纪50年代，他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经常生病。疾病的加剧只会让托克维尔对法国的政治前途更加失望，但他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找到了一种使命感；退出公共生活后，他把日渐衰退的精力投入那本书的写作上。

1858年夏天，托克维尔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地恶化了。在去法国南部过冬的建议下，他和他同样病重的妻子去了戛纳。托克维尔的家族成员和一些最亲密的朋友们——包括博蒙和凯尔戈莱——开始聚集，有些人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提供陪伴和支持。1859年3月4日，当他的忠实亲友们暂时散去时，托克维尔给博蒙写了一封急信。“我亲爱的朋友，没有什么比我将要对你说的话更让我悲伤的了：我请你过来。我们独自在这里……如果你能为我们做点什么，那就是现在……我的朋友，如果不是下面这句话，我还能对你说什么呢：来吧，来吧，尽快过来。只有你能让我们重返战场。”
[21] 博蒙来了，待了约三个星期，但托克维尔再也未能恢复健康，他于1859年4月16日去世。他仅仅享年53岁。

一些传记体评论

在快速回顾了托克维尔的传记之后，我们需要强调他一生中几个永恒的主题。如前所述，托克维尔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渴望得到认可和尊重，并在公共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我的天性，”他在1841年写给鲁瓦耶-科拉尔的信中写道，“是积极主动的，而且我必须承认，是雄心勃勃的。”
[22] 即便他真正地热爱思想的世界，他作为作家的目的之一也是开启有效的政治行动的大门。

关于托克维尔的两个常见假定需要修正。我们已经谈过第一个问题，指出他的政治生涯远非一个失败的故事。第二个假定涉及他的名声，即他相当冷漠，甚至令人反感。对后来的传记作者而言，他在《回忆录》中提供了一幅自毁的肖像，他这个人记不住那些普通或平庸的同事们的名字。
[23] 但在他的一生中，他有一群亲密的朋友，其中有路易·德·凯尔戈莱、古斯塔夫·德·博蒙、欧仁·斯托菲尔（Eugène Stoffels）和夏尔·斯托菲尔（Charles Stoffels）两兄弟以及让-雅克·安培。他也许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习惯性冷漠的人，而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有着温暖而亲密友谊的人。

托克维尔有自知之明。他认识到自己持续不断的不安、焦虑和不满，在《民主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他更普遍地将之认定为民主时代的长期特征。1840年，他向哥哥爱德华描述道：“这种精神焦虑，这种毁灭性的焦躁……这种性格让我在某些时刻充满活力。但是更经常性的，它无缘无故地折磨人，毫无结果地煽动人……我常常莫名其妙地不高兴。”
[24]

1856年，在托克维尔去世前不久写给索菲·斯威特切尼夫人（Madame Sophie Swetchine）的一封信中，他也承认“我一生中都时常受到一种病态的悲伤的折磨”。
[25] 安德烈·雅尔丹和其他传记作家提到过这种抑郁倾向。也许这种反复出现的忧郁，只是反映了浪漫主义时代的情感期望。但是托克维尔的周期性消沉和沮丧似乎不仅仅是一种时髦的情绪；其抑郁症的慢性发作与他母亲的疾病相似，似乎揭示了他的一些基本性格。

我们也需要认识托克维尔对绝对准则的拒绝和对可能性的偏好。正如我们已见到的，16岁的托克维尔，阅读了在其父亲藏书室中所发现的各位启蒙作家的作品之后，经历了一场著名而深刻的精神和思想革命。几年后，他向朋友夏尔·斯托菲尔描述了这段痛苦的经历：“当我第一次开始深思时，我相信这个世界充满了已被证明的真理……但当我想专心致志地去考虑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只感觉到无可避免的怀疑……我最终说服自己，寻求绝对的、可证明的真理……就是缘木求鱼。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某些真理值得人们完全相信，但是其数量肯定是很少的。考虑到我们需要知道的观点如此之多，我们几乎仅仅拥有或然性和可能性。”
[26]

这些性格特征都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了托克维尔的作品和行为。19世纪50年代，他一生的悲观主义倾向更为明显，并越来越为他的作品增色。在他1835年、1840年和1856年所写的三本书中，敏锐的读者总是会注意到阴郁的增多。19世纪50年代，在路易-拿破仑崛起之后，他时常深感沮丧，甚至愤怒和痛苦。
[27]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托克维尔从未对自由和健康的民主社会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希望。他总是能从绝望的边缘抽身回来。正如他在1835年对凯尔戈莱所说，“我不敢相信，几个世纪以来，上帝将两三百万人推向身份平等
(4) ，最终只是为了把他们带到……专制统治之下”。
[28]

他从未放弃自由能够存在于民主时代的信念。直到1857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两年，托克维尔还在谴责阿蒂尔·德·戈比诺（Arthur de Gobineau）的悲观主义，提醒他的朋友，维护民主社会的自由虽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不，我不相信人类这个物种……会变成一个堕落的群体……除了把它交给一小群牧羊人之外，别无他法。请允许我对你的信心不如对善良而正义之上帝的信心。”
[29]

他对绝对准则的拒绝，对或然性和可能性的坚持，尤其影响到他作为社会和政治理论家的要旨。比如，这种个人思维方式促使他接受最初在孟德斯鸠处发现的一个观点。当他起草《民主在美国》第一卷时，他若有所思地说：“前言里的观点……我甚至不相信制度中有绝对的好。孟德斯鸠。”
[30] 从美国写给父亲的信中，他更加直言不讳：“我观察这个国家越多，我越相信如下真理：事实上没有任何政治制度本身是完全的好或彻底的坏，所有制度都依赖于其所适用的人民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状况。”
[31]

最后，我们需要注意其他一些贯穿托克维尔一生的恒久之事。他从未与美国失去联系。他继续与美国的朋友们保持联系，并随时了解那里发生的事情。比如，随着警告越来越多，他关注着19世纪50年代日益恶化的美国南北关系，并认识到内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32] 他也没有忘记英国以及英国通信者。他甚至在1857年夏天，第三次游历英国。

托克维尔的思想是不断演变的。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其思想继续发展，如同20年代和写作《民主在美国》的30年代那样。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托克维尔1840年之后的生活，可以视作他将《民主在美国》中所表达的某些思想和原则付诸实践的努力。他的活动，首先是作为其本人政治参与的实践，作为其本人对公民生活的承诺。其次，他的职业生涯提供了检验其思想的机会，并将其付诸实践，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而一旦政治的大门关闭，作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转而致力于将其思想适用于另一个时代和国家。

总之，托克维尔的一生在两个角色间摇摆不定：作家和政治家。精神生活和公务生活都吸引着他，并激发了他崇高的抱负。我们需要永远记住，社会和政治理论家托克维尔既是一位文学人物，又是一位政治人物。
[33]

托克维尔的思想背景

在继续之前，我们需要简单介绍托克维尔一些主要的资料来源，并研究他的思想背景。这种陈述是托克维尔作为理论家之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资料来源很多，而且非常多样化。正如可用的参考文献所显示的那样，他为撰写《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查阅的著作之广令人印象深刻。
[34] 但是，除了阅读各种类型、各种主题、跨越许多时代框架的著作外，他的资料来源包括在北美、英国、爱尔兰和德国的游历和一手观察；采访和对话，其中一些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几十年；档案研究；总是变成笔谈且维持数年的书信；当然还有从19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的地方、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政治经验。大体上理解，托克维尔的思想起点既包含了传统的和可预测的成分，也包含了更多非正式的和新颖的成分。

众所周知，托克维尔习惯不完全披露他的很多资料来源。在他的两本主要著作的草稿和手稿中所发现的参考文献，揭示了某些作品和作者的大量使用，远远超过其文本中所指出的那些；有时他的论文揭示了一些全新的、完全未被认识的参考依据。因此，以任何确信的方式认定托克维尔的资料来源仍然是困难的。此外，他的许多资料来源，不仅使他成为某些思想或主题的出发点或灵感来源，而且有时起着衬托作用，促进相反观点的思考和发展。例如，细心的读者已然发现，在《民主在美国》或《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隐藏着托克维尔与孟德斯鸠或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或弗朗索瓦·基佐的大量虚拟对话。
[35]

如果我们关注思想谱系，我们就可以肯定托克维尔非常熟悉古典世界的作家，尤其是柏拉图（Plato），他称赞柏拉图追求“不朽和无限”，并提出了“美与善的伟大原则”。
[36] 托克维尔也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作家，尤其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他认为马基雅维利很精明，但批评他根本没有道德。他对这两位人物以及其他人物的阅读，不是快速的，也不是肤浅的，而是“深思熟虑的”。
[37] 他们的观点成了托克维尔整个思想背景的一部分。

然而，对托克维尔影响更大的是17世纪的法国作家，包括莫城主教雅克-贝尼涅·博絮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 Bishop of Meaux），尤其是帕斯卡尔（Pascal）。在以雄辩布道和宗教历史著作而闻名的博絮埃那里，托克维尔遇到了强力的观点，那就是历史是根据上帝的安排展开的。帕斯卡尔的作品似乎对托克维尔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托克维尔说，他几乎每天都读一点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作品。在自己的作品中，他明确地反思了帕斯卡尔对人类灵魂和精神的严正的道德期待和关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托克维尔关于人生目的和人类责任的最基本假设，反映了他从帕斯卡尔那里学到的东西。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两位伟大人物孟德斯鸠和卢梭，也深刻地塑造了托克维尔的思想和写作（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叙述托克维尔与其他一些18世纪作家的关联）。孟德斯鸠的文风促进了托克维尔清雅的散文创作。而孟德斯鸠的一些基本主题——如坚持中间团体的价值；赞扬权力的分离和平衡，包括独立的司法；承认自由和商业之间的联系——再次出现在托克维尔的作品中。托克维尔尤其欣赏先哲们作为理论家的方法和文风。托克维尔与孟德斯鸠在某些方面产生共鸣，如他对温和的偏爱，他的比较方法，他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的习惯，他对宽泛分析或所谓哲学史的喜爱，以及他对作为国家基本特征的精神或普遍精神的强调，这与托克维尔的民情概念是相似的，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然而，与孟德斯鸠不同的是，托克维尔并没有把英国作为参照对象，而是把美利坚共和国作为参照对象。
[38]

卢梭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也更难定义。托克维尔复述了卢梭关于人类社会不平等起源的观点。而且他似乎分享了先贤关于人类性质或人类心理的普遍观点。然而，托克维尔至少含蓄地谴责了卢梭关于人民主权和公共意志之全能的观念。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他写道：“我认为，在政府事务中人民之多数有权做任何事情，这一准则是不敬且可憎的。”
[39] 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一样，托克维尔把法国大革命的过度和暴力部分归咎于卢梭。

如前所述，法国在19世纪早期，特别是在19世纪20年代是一个在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地方。
[40] 当时，面对分裂的革命历史和新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世界，许多重要作家都在寻找一个稳定、自由和繁荣社会的可能基础。这些理论家包括一些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之人，如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也包括其他那些以信条派而知名的人，尤其是皮埃尔·保罗·鲁瓦耶-科拉尔、弗朗索瓦·基佐和夏尔·德·雷米萨（Charles de Rémusat）。这些作家共同塑造了托克维尔的思想背景，甚至比他阅读的早期作家影响更为直接。

贡斯当跟托克维尔一样批判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认为人民的意志并非是无限的；贡斯当与托克维尔同样认为，任何类型的绝对权力以及绝对权力落入任何人之手都是不可接受的。托克维尔也欣赏贡斯当对作为个人权利之自由的强调；但是，我们会发现，他拓宽了自由的概念，不仅坚持独立的个人，而且坚持公民参与和实践自由，以确保真正的自由。最后，两位作家都担心公共生活的衰落，因为私人事务在现代变得越来越重要。

被称为信条派的政治改革家，提出了许多成为托克维尔思想核心的主题，比如民主的到来，从社会和政治两个层面理解民主，中产阶级的崛起，集中或无限权力的危险，追求对自由的最佳保护——包括基本权利、地方自由、结社、出版自由——寻求中间道路，或许最根本的是，努力结束革命，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
[41] 他们所关注的主题，为托克维尔本人的关注点提供了某种备忘录。

鲁瓦耶-科拉尔，波旁复辟王朝期间的重要理论家和政治领袖，在19世纪30年代仍然很活跃，某种意义上是托克维尔的导师。他们的关系建立在相互钦佩的基础上。鲁瓦耶-科拉尔提倡地方自由和结社，尤其将之作为对抗中央集权的缓冲器，并主张出版自由是一种基本的自由。

基佐或许是信条派中最重要的一员。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讲演家，他对历史的广博见解，他对社会各方面是如何相互联系的看法以及他对推进文明的愿景，都吸引了托克维尔在19世纪20年代末的密切关注。基佐也成为了七月王朝的政治领袖之一，并曾短暂担任首席大臣。作为一名政治家，他遭到了托克维尔的谴责，后者指责他抛弃了自己的原则。
[42] 作为一名理论家，基佐赞同权力分立、两院制、出版自由和陪审团审判，这些都与托克维尔产生了共鸣。然而，两位作家对中产阶级和政治民主的态度不同。对于基佐来说，中产阶级的崛起标志着历史发展的顶峰；相比之下，托克维尔怀疑中产阶级是否有能力治理国家，并超越自己的狭隘利益。对于基佐来说，政治民主需要通过有限的选举权来限制；只有那些表现出统治的道德和物质能力之人（主要是社会和经济精英），才应该在代议制政府中获得政治发言权和一席之地。我们将会看到，托克维尔认为，要实现现代世界的稳定，社会民主必须与政治民主相匹配。基佐还将英国视为榜样；而托克维尔，至少在《民主在美国》中，主要着眼于美国。

更宽泛地说，托克维尔对民主之未来的看法，不如信条派尤其是基佐那么悲观。他认为，对民主最好的做法，即节制民主的方式，乃是提供更多的民主，而且政治民主可以通过促进而不是压制公众参与来降低危险。我们将看到，托克维尔在1840年出版的《民主在美国》一书中，也提出了一种新型民主专制的强力观点，这是信条派无法想象的，他们担心更为传统形式的民主过度。

尽管如此，托克维尔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显然带有信条派的烙印。在某种程度上，19世纪20年代法国出现的创造性思想，为《民主在美国》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作者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想框架。但是他的观点在1830年尚未定型。随着本书继续，我们将会看到托克维尔——作为对旅行、一手观察、书信和当面交流、更多阅读、政治经验以及对政权的连续变化、革命暴力的爆发和新型专制的到来的直接见证的回应——思考、反思和修正他的思想。

同时代思想家带给托克维尔的不可否认的影响，还引发了其他问题。是什么让托克维尔具有独创性？为什么我们如此广泛地研究他，却忽略了基佐和其他信条派的作品？是什么继续吸引读者阅读托克维尔？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转到这些问题上来，并试图展现出他的独创性，以及他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理论家的持续吸引力。

(1) 不只是美国，还包括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译者注

(2) 区分于“法国国王”的称号，表明国王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译者注

(3) 此处保王派指的是正统派，区分于奥尔良派。——译者注

(4) 身份平等，该词意涵丰富，主要指公民身份的平等，即各公民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身份平等是区分民主政体与贵族政体的一种标准。——译者注

第二章
首要原则

前进中的民主

本书后面的章节将探讨托克维尔在社会和政治理论中的主题的发展和复杂性。在这里，我们的目标是提出其著作中某些最重要的且（大多）未变的基本概念，以思考哪些可以被称为托克维尔的首要原则。这一努力也将揭示他最喜欢的某些术语以及思维和写作习惯。

托克维尔在其两部主要著作中都宣布了自己最基本的信念，即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从其《民主在美国》第一卷的导论，到《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正文，他提出了同样的基本要旨。“当我研究美国社会时，”他在1835年写道，“我越来越多地看到，在身份平等的情况下，所有的个别事物都好像是由它产生的，所以我总把它视为我整个考察的集中点。随后我把视线转向我们的半球……这种支配美国社会的民主，好像在欧洲也正在迅速得势……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
[1]

随后，他对法国700年的历史进行了精彩的总结，将所有重大事件和发展都与民主进程联系起来。
[2] 作为一位理论家，托克维尔有时使用一种主体或母体思想的概念作为中心出发点，并产生一系列随后的思想和结果。可以说，他关于一场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的论点，是其整个作品的母体思想。

1848年，在《民主在美国》第12版的前言中，他重申了这一基本原则，引用了他1835年的原话：“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势所必至，天意使然；……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
[3] 而且在1856年为《旧制度与大革命》而写的一份笔记中，当他思考封建制度衰落的原因时，他再次断言：“人类大业乃是从一种社会状况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状况，从封建的不平等过渡到民主的平等。”
[4]

托克维尔30年来的一致性是值得注意的，但他的宣言也表明了他或许过于轻易的转变方式，即从身份平等转到民主、民主革命，再到民主的平等，这些词几乎可以互换使用。他所说的社会状况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对于他对民主的定义，对民主和贵族社会的理解，以及对身份平等的解释都至关重要。

他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的第三章中写了“英裔美国人的社会状况”，并描述了美洲殖民地之平等的起源、发展和多样性。他带着为之下定义的企图开始了讨论。“我将频繁地谈到英裔美国人的社会状况，因此首先也最重要的是，我需要说明我所说的社会状况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社会状况是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所处的物质和精神状况。社会状况一般说来是事实的产物，有时也是法律的产物，而更多的是两者联合的产物。但是，社会状况一旦确立，它又可以成为规制国民行为的大部分法律、习惯和思想的首要因素；凡非它所产生的，它都要加以改变。”
[5]

显然，就连托克维尔也觉得这种尝试含混不清，不尽如人意。
[6] 这个词的涵义仍然难以捉摸。社会状况是如何与身份平等或民主相联系的？“首要因素”本身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在托克维尔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中，这并不是唯一具有可塑性且最终无确定涵义的重要概念。不重视严格定义的长期倾向，仍然是托克维尔难以避免的思想特征之一。

三个因素：环境、法律和民情

托克维尔从不头脑简单。作为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当他讲述任何国家或社会的故事时，他意识到有很多因素。举例来说，这些因素包括首都城市的规模、商业活动或金融复杂性的水平、缺少危险的军事英雄以及时运成分。他在《回忆录》中总结了自己的观点。“我相信许多重要历史事实只能用偶然情况加以解释，然而还有很多其他事实是无法解释的，而最后，时运——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我们无法厘清这些次要因素，我们就称之为时运——在世界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中，都起着重要作用。但我也坚信，如果没有事先打好基础，时运就不会有任何成就。”
[7]

然而，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发现如何解释历史以及任何特定社会的成败，涉及的不只是确认众多混杂因素。1831年，当他在美国旅行时，他一直把这个因果关系的谜题记在心里，在其旅行笔记中，他有几次初步列出了美利坚共和国繁荣昌盛的可能原因。
[8] 1834年，当他起草《民主在美国》的第一卷时，托克维尔最终做出了解释，命名为环境、法律和民情，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之历史道路的三个基本因素。在这三位一体中，最重要的是民情。

对托克维尔来说，环境包括自然或地理特征以及历史的开端和发展（起源）。然而，他对环境的定义仍然是不固定的。正如他在《民主在美国》中所写，自然或物质环境包括气候、地理位置和资源，与历史环境相比则有些逊色，前期事实或者起点，是托克维尔又一最爱的术语。
[9]

1835年，在《民主在美国》的第一章中描述了北美的自然环境之后，他在第二章中将注意力转向了历史，“英裔美国人的起点及其对他们未来的重大影响”，他追溯了新英格兰第一批居民在受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法律和民情。
[10] 对起源的探索，甚至在1833年第一次把托克维尔带到英国旅行，以探索美国的起点。当托克维尔在19世纪50年代计划《旧制度与大革命》时，这种对起点的日益强调变得更加明显。他最初的兴趣是写拿破仑及其帝国，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样一个计划需要处理革命本身的原因和过程。托克维尔让自己审视旧制度，以便揭开1789年及之后的大事件的根源。《旧制度与大革命》本身就证明了起点和历史环境对于托克维尔的重要性。

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中，法律包含了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宪政结构。这个词既体现了普通立法者的成果，也体现了宪法制定者的成果；它还呼吁关注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社会的组织和活动以及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和职能。对托克维尔来说，法律意味着界定了每个社会独特轮廓的特定制度和复杂结构。

民情涉及更为广泛的群体。“我不仅将（mores这个术语）适用于其狭义内涵，即心灵之习性，而且适用于人们所具有的不同观念及在这些人中所流行的不同观点，还有形成思维之习性的思想集合。所以我用这个词来理解一个民族的整体道德和思想状况。”
[11]

在民情的各种成分中，观念在托克维尔的分析中占有特殊且日益重要的地位。观念可以推动历史。1835年，他强调了清教主义对美利坚共和国之未来的深远影响。在其《回忆录》以及相关的演讲和信件中，社会主义理论在1848年的事件中发挥了类似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六月起义中暴力的阶级斗争。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启蒙哲人——18世纪的文人——的社会和政治计划，有力地促成并塑造了法国大革命。对托克维尔而言，可以这样说，思维（观点、信仰、观念、理论、思想）之习性与心灵之习性一样重要，其读者有时会忽视对民情的理解。

在1835年的《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坚持认为“民主制度得以在美国维持，必须归功于环境、法律和民情”。但他进一步辩称，环境没有法律重要，法律没有民情重要。“这三个重要的因素，无疑有助于调整和指导美国的民主；但如果必须将其分级，我会说，环境的贡献小于法律，而法律又远小于民情……民情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种研究与经验所不断导向的普遍真理。在我看来，我觉得它处于我思想的中心点；我在自己所有想法的终点都看到了它。”
[12]

1853年，在《民主在美国》第一卷出版将近20年后，且当托克维尔正在起草《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弗朗西斯克·德·科尔塞勒（Francisque de Corcelle）：“你很了解我的想法，知道我认为制度对人的命运只起次要的影响……我深信，政治社会不是由其法律所造就的，而是由情感、信仰、观念、心灵之习性和人们之精神所奠定的。”
[13] 他在计划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卷中提出了警告：“（人们）不能将过多动力归功于立法者的这些特殊程序。决定人类事务的是人的思想和激情，而不是法律的机制。”
[14] （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激情作为民情的成分之一，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他来说，三种因素及民情至上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美利坚共和国，也适用于法国和其他国家。
[15] 他从未偏离自己的信念，那就是民情，而不是经济制度、政治结构或自然和物质特征，在理解和解释国家的发展轨迹方面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位。这一观点与孟德斯鸠的观点相呼应，至今仍是托克维尔社会政治理论的特征之一。

如果说，托克维尔把民情列为三个主要因素之首的决定仍然坚定不移，那么在1835年起草《民主在美国》时，他对环境和法律在主要原因中的排名确实发生了变化。也许环境的狭义定义有助于此，但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一度把环境的影响置于法律之上。“在三个因素中，影响最小的是法律，可以说，法律是唯一依赖于人的因素……人们不能改变自己的位置和原有的生存条件。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可以改变其习惯和民情，但一代人无法做到这一点。它（一代人）只能改变法律……人不仅对周围的环境无能为力，而且可以说，他对自己也无能为力，对自己的命运几乎完全陌生。”然而，当他意识到这一观点的道德影响时，他改变了主意，修改了草稿，得出了他将于1835年发表的结论，并在随后的所有著作中予以坚持。“因此，在共同努力维持制度的三个因素中，最不重要的一个是人类无法随意创造的［环境］，而上帝通过使他们的幸福特别依赖法律和民情，在某种程度上把幸福置于他们手中。因此，物质因素对维持制度的贡献不如法律；法律不如民情。”
[16]

托克维尔认为，法律的运行至少部分地将人类命运置于人类自己手中。虽然民情的变化非常缓慢，但它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可以塑造民情。对伦理学家托克维尔来说，法律的力量为人类的自由和责任留下了空间。对爱国主义者托克维尔来说，法律改善民情的能力带来了希望，即法国能够克服他所痛惜的国民中的某些侵蚀心灵和思想的习惯。

社会的复杂性

托克维尔倾向于用一种宽泛、包容的方法来研究各国的历史。这种思维方式的选择——回应了他从基佐那里学到的东西——源于另一首要原则。他深信社会的所有方面，包括社会、政治、宗教、经济、思想、文化、行为和其他方面，都以复杂的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设想导致托克维尔拒绝对历史、社会或政治发展作出简单而统一的解释。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辩称启蒙哲人表达了对“复杂和传统习俗”的蔑视，提出了“一般和抽象的政府理论”，并“慢慢地建立了一个想象中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似乎都是简单和协调的、统一的、公平的、符合理性的”。
[17] 他谴责这种“统一的精神”，“一种普遍而统一的立法思想，在任何地方都一样，对所有人都一样”
[18] ，托克维尔痛苦地写道，这源于他们完全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对社会在现实中如何运作一无所知。

托克维尔对社会运作的广阔视野也使他看到并确信，民主进步以外的其他力量影响着现代国家的道路。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并不专断。例如，在废弃的《民主在美国》第二卷的草稿中，他不出所料地指出，“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事实”，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接着又说，“工业发展是第二个。两者都增强了政府的权力，或者说两者只是一体”。
[19]

“我必须立即敬告读者，”他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绪论中写道，“不要犯曲解我的错误。看到我把这么多不同的结果归因于平等，他可能得出结论，即我认为平等是今日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唯一原因。在我看来，这是有失偏颇的……不同的原因……不同于平等的事实，存在于欧洲，并且解释了那里发生的大部分事情。我承认所有这些不同原因的存在及其力量，但谈论它们不是我的主题。”
[20] 托克维尔的社会和政治分析所考虑到的复杂性超过其所能表达。作为一名作家，他必须做出选择。作为读者，我们需要欣赏托克维尔对片面且不完整观点的自我承认。

心怀着复杂联系的观点，他还认为，一位敏锐的观察者能够从行为的小细节中发现一个特定社会的普遍性质。“事实上，有一千种方法来判断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政治法则……一个旅行者最琐碎的观察，都如同哲学家的思索评论那样，能让你在这一点上找到真理。在道德人的构成中，所有东西都汇聚在一起，如同身体本质那样，恰如居维叶所说，通过观察一个器官，就能重塑整个动物的身体，我认为，某人能了解一个民族的某个观点或习惯的话，他也通常能构想出这个民族非常完整的画面。”
[21]

在托克维尔的作品中，他一再指出此类有力细节的例证，从致力于假定的社会平等的美国人之间的民主握手，到日益民主的家庭的兄弟或父子之间所表达的温暖感情，或者到民主国家偏爱的诗歌、文学和公共纪念碑的类型。托克维尔所引用的两个具有启发性的细节尤其广为人知。或许是考虑到他与玛丽·莫特利的婚姻，他在《民主在美国》的第二卷（1840年）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中都提到，不同阶级的配偶之间的婚姻是推进中的民主的一个明显标志。
[22]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还指出了“绅士”一词的扩展涵义，视之为贵族种姓衰落的标志。他宣称，这个词的历史“就是民主本身的历史”。
[23]

托克维尔对这些细节的运用不仅展示了他更宽泛的社会和政治理论，还作为一种有用的技巧来吸引读者，使他们相信他的分析是可靠的。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草稿中，他提醒自己：“在所有这些章节中，尽量避免使用抽象的文体，以便让自己被充分理解，最重要的是，能够被愉快地阅读。不断努力地用展现出精确和特定画面的词语，来包含抽象和普遍的思想。”
[24] 托克维尔意识到，正确的细节能够证明其论点。谁不会被精心挑选的快照或有启迪作用的观察所吸引呢？

对绝对准则的弃绝

我们已经指出托克维尔的观点，即确定性或绝对性几乎不存在；人类最多只能达到几近。在他的美国之旅中，他向埃内斯特·德·沙布罗尔（Ernest de Chabrol）吐露：“我对这个国家和一切事物考察得越多，我明白的就越多，而明白人类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的确定性少之又少，我就越害怕。没有任何一个主题不会随着你的求索而变得更大，没有任何事实或观察不会让你产生怀疑……我愿意像握笔一样，掌握政治和道德的真理，但怀疑包围着我。”
[25]

但这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让他感到不安。“还有另一种思想上的疾病，”他在写给鲁瓦耶-科拉尔的信中写道，“也一直折磨着我。这是一种对确定性的不受约束和不合理性的激情……我坚持不懈地追求一个每天都从我身边溜走的空虚的影子，不去抓住它，我就无法安慰自己。”
[26]

如果确定性无法实现，托克维尔至少希望避免完全的相对主义。在《民主在美国》第二卷的草稿中，他写道：“必定能在这部作品中的某些部分发现……我们这个时代中如此不光彩的中间思想。表明用一种坚定、清晰、自愿的方式，来看待和把握两个极端之间的真相。相信并说出真理并不存在于一个绝对的体系中……敢于说出……必须在绝对肯定（一方面）和绝对怀疑主义（或怀疑主义，另一方面）之间提出一种异见，一个可能性的体系是唯一真实的体系，唯一人类的体系，只要那种可能性使你如确信般积极地行动。所有这些都说得很糟糕，但萌芽就在那里。”
[27]

对托克维尔来说，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推论来自对绝对准则的弃绝。第一，他拒绝接受决定论的体系。也许他对这一原则最著名和最充分的陈述，出现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一章中，题为“论民主时代历史学家的某些特有倾向”。在那章中，他抨击了建立体系的习惯，谴责那些专注于宏大且普遍原因的历史解释；或者强调物质性的解释，比如身体状况或种族；或者模糊的原因，如文明之精神；或者把事件和事实用一条紧密而必要的链条连在一起，形成一种宿命论。

这些想法的后果是可悲的。“一项足以同时适用于数百万人的原因，一项足以使所有人都转向同一方向的原因，似乎很容易令人无法抗拒……因此，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剥夺了人民自己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使他们要么听命于死板的天意，要么听命于盲目的宿命……你可能会说，在审视我们这个时代所写的历史时，人既不能为自己也不能为周围做任何事……此外，我要说的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期，这种（宿命）学说尤其危险。”
[28]

拒绝唯物论和宿命论，也导致托克维尔对种族不平等理论进行了明确而有力的批判。这是他对决定论体系的第二个重要结论。在美国之旅中，他已经断然放弃了这种思想，并且自1831年以来，他的观点始终如一。
[29] 在1835年的《民主在美国》中，他不仅谴责奴隶制以及某些美国人以种族低等为由为这一特殊制度辩护的做法，还谴责美国种族主义的根本弊病。
[30] 1853年，托克维尔与他的朋友阿蒂尔·德·戈比诺进行了一次著名的书信往来，后者曾写过一本支持种族不平等学说的著作，托克维尔列出了自己拒绝关于优等和劣等种族的所有观点的原因，并得出结论：“难道你没有看到你的学说自然地引出了永久不平等所造成的一切罪恶吗——骄傲、暴力、对同胞的蔑视、暴政和一切形式的卑鄙？……我们之间的距离太大，无法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在你的学说和我的学说之间，隔着一个思想世界。”
[31]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研究托克维尔对种族平等的赞美，与他对废奴、殖民和帝国主义的更为微妙的态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托克维尔对决定论的弃绝，给细心的读者和他自己留下了一个问题。难道民主的天意推进不是预先注定的、不可避免的吗？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草稿中，他写道：“必然性和宿命的观念……需要解释何以我的体系与人类的自由完美兼容……你并没有像我所预料的那样责备我，说我似乎陷入了本世纪的狂热。但我责备自己，因为我不想陷入其中。你赦免了我，我却谴责自己。”
[32] 但是托克维尔最终提出的唯一解释，出现在此书的总结段落中：“我并非不知道，有些当代人认为，在尘世间各民族从来就不是他们自己的主人，他们必须服从我不知道的某种不可克服且愚钝无知的力量，这种力量产生于前事、种族、土地和气候。这些都是错误的、懦弱的学说，只能产生软弱之人和胆怯的国家。上帝创造的人类，既不是完全的独立，也不是完全的奴隶。的确，它在每个人的周围都环绕着一个他无法越出的命运之圈；但在其巨大的限度内，人是强大而自由的；民族也是如此。”
[33] 这种寻找中间立场、摆脱其自定的宿命论的努力是否足够？这留待其读者来判断。

财产权

托克维尔的另一个基本原则是财产权。在1835年的《民主在美国》中“关于美国的权利观念”部分，他解释了为什么在欧洲对财产不断增长的抱怨，在美国却没有出现。财产所有权广布于“这个卓越的民主国家……每个需要捍卫个人财产之人，都在原则上承认财产权”。
[34] 这句话的含义是，身份平等可以强化对财产权的尊重，这或许与法国的某些民主批评者的直觉相悖。

但托克维尔对这一原则的信奉，在接下来的20年中得以巩固。1848年，在发表于诺曼底的演讲中，他回应了终结七月王朝的二月革命事件以及社会主义理论家对财产的不断攻击。他提醒他的同胞们，共和政府的意思是“由所有人的意志保证每个人的权利的统治方式；它是对各种合法财产的真正尊重”。
[35] 他再次援引美国作为证据。

1848年9月，他在另一场演讲中为私有财产进行了最慷慨激昂的辩护，在演讲中，他反对要求政府为所有身体健全的公民提供工作的提议。在他的评论中，托克维尔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主义这个更大的问题上，他提出“二月革命是否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是显著而激烈的；他的中心观点之一，强调了社会主义破坏“个人财产原则”的方式。“法国大革命，”他说道，“向某些业主发动了一场残酷而激烈的战争，但就私有财产的原则本身而言，法国大革命始终予以尊重和承诺。”他再次提出了美国的例子，“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那里财产权是毫无疑问的。
[36] 在同样出版于1848年的《民主在美国》第12版的前言中，他宣称：“我们仍然需要了解，我们将会拥有一个威胁财产神圣权利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承认并遵奉于这种权利的共和国。”
[37] 对于一位以“自由的神圣崇拜”而闻名的理论家来说，这种关于财产的半宗教性质的话语是引人注目的。
[38]

在财产权问题上，《旧制度与大革命》重申了大致相同的看法。托克维尔认为，社会主义的萌芽，包括“共有财产”这一可悲的概念，早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几十年里就已经存在于各种改革者的思想之中。他甚至指责法国政府在18世纪教导人们轻视私有财产。
[39] 他对财产权原则的执着，是其毕生信念的一个好例子，这种信念不仅在其著作中得以延续，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在其思想中进入了一个更为核心和敏感的位置。

为什么如此忠实于私有财产的原则？我们将会看到，托克维尔强烈倾向于一种由众多小地产而不是较少大地产组成的体系。广布的财产所有权有什么好处？对他来说，拥有财产不仅意味着一种防止贫困的护盾，而且意味着更多的个人独立、财产拥有者之间社会纽带的创建、一种独特心态的发展、鼓励温和节制与有序社会之习惯和民情的发展。这些社会特征都是对民主潜在危险的改善措施。

也许最根本的是，他认为私有财产权对文明本身至关重要。然而，即使在这里，他也回避绝对准则。“我毫不怀疑，构成我们现代社会的法律从长远来看会有很多修改……我越多地研究曾经的世界，越详细地研究今天的世界，当我想到人们从中——不仅在法律方面，而且在构成法律基础的原则方面，以及财产权已采取且延续至今的各种形式方面——发现的庞大的多样性时……我倾向于相信，某些人所谓的必要制度，往往只是我们所习惯的制度，并且相信在谈到社会的构成时，可能性的范围远比生活在任何特定社会中的人所想象的要宽广。”
[40]

公正和温和

托克维尔对介于完全怀疑和绝对肯定之间的中间的偏爱，反映了一种更普遍的思想冲动。他想成为一个没有特定党派之人，远离简单的政治分类。他在1835年的《民主在美国》的绪论中总结道：“最后，我自行指出许多读者将会认为的本书的主要缺点。本书完全不讨好任何人；我在写作本书时，既未想为任何政党效劳，也未想攻击它们；我并不想标新立异，只是想比各政党看得远一些；当各政党只为明天而忙碌时，我已驰想于未来。”
[41] 这种保持公正的愿望，是托克维尔的另一项基本原则。

1837年，在给他的英文译者亨利·里夫（Henry Revee）的一封信中，他宣称：“我乐于见到，根据引用我之人的不同政治激情，而赋予我不同的特征……他们绝对想把我塑造成党派之一员，而我根本不是；他们赋予我激情，而我只有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只有一种激情，那就是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热爱。”他接着解释了自己找到中间立场的能力。“我是在一场长期革命的末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场革命在摧毁了旧政府之后，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持久的东西。当我开始生活的时候，贵族制已经死了，民主制还不存在，所以我的本能不会盲目地把我引向其中一种或另一种。”他形容自己“完全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平衡之中”。
[42]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草稿中，托克维尔非常诚实地承认了自己的立场所带来的影响。“我非常孤独。在我的国家，这种孤立状态常常是使人难受的。我感到痛苦，至少也想尝尝相应的快乐，那就是畅所欲言，不想阿谀奉承，也不怕触怒他人，只对真理感兴趣。”
[43]

尽管说过这些话，托克维尔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触怒他的读者，至少没有必要去触怒。他不偏不倚的立场，不仅为他的大多数社会和政治观点，而且也为他的语言提供了一种温和的基调。正如对《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之草稿的多次修改所表明的那样，作为一名作家，他从最后的文本中删去了过于情绪化的文字或段落以及过于挑衅性的观点。他的一贯目标是尽可能温和而有效地说服读者，而不是用强硬的声明把他们拒之门外。证明托克维尔之习惯的例外，当然是他的《回忆录》，他打算在死后才将其出版。在那里，他纳入了尖刻的描绘、强烈的情感、不羁的评论和不受约束的判断。他的遗作丝毫没有体现出他对立场、语气和语言的一贯节制的特点。

托克维尔所宣称的公正，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反映了他与自己所处时代和常见的政治阵营格格不入的感觉。但他的中立也被过分夸大了；这仍然是一种姿态，以确保和吸引他的读者。在某些问题上，他仍然毫不妥协。

总结评论：伦理学家托克维尔

我们的简要回顾，突出了托克维尔的几个最持久的基本信念，比如：民主的前进；三种因素和民情至上的观点；任何社会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反对决定论、唯物论和种族主义；财产权；寻求温和与中间立场。它还解释了他的一些关键术语——包括母体思想、起点、社会状况、环境、法律和民情——并展示了他某些习惯性的思维和写作方式，尤其是他倾向于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并留下开放式的定义。接下来，我们将探讨托克维尔思想和写作中必不可少的其他主题和概念。但或许已经出现了一个统一的思路。

托克维尔一再重申他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坚定不移的拥护。作为一位研读帕斯卡尔的学者，他一直致力于弘扬人类精神，拓展人类灵魂。在其一生中，他捍卫了人类塑造自己命运的能力，坚持认为他们有责任在民主时代参与维护自由的伟大事业。这一道德事业把他作为作家和政治人物的努力联系在一起，并成为他作为理论家的最重要目标。

第三章
重要主题：平等、民主、自由和革命

平等

现在我们来谈谈托克维尔社会和政治理论的核心，即他在思想和写作中，平等、民主、自由和革命等词的涵义。在其1835年的著作中，托克维尔以对身份平等的顺从为开篇，视之为“我所有观察评论所汇聚的中心点”，随后对前进的民主和伟大的民主革命进行了讨论。
[1] 尽管托克维尔未能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他从未失去澄清自己术语的冲动。

也许解释其平等观的最早努力，出现在1831年6月他从新世界寄给路易·德·凯尔戈莱的一封信中。在信的开头，托克维尔谈到了美国人普遍接受的基础教育（他们的启蒙），随后，在下面的段落中提出了盛行于美国的身份平等的其他基本要素。美国人在很多方面从开始就是平等的，但托克维尔向其朋友解释，自美国革命以来土地继承法的变化如何加速了新世界共和国的身份平等。他强调了地产的分割，大地主阶级的衰落，家庭精神的丧失，任何贵族倾向的终结。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美国，财产迅速易手，土地所有权广布，财富平等程度提高。急速变化（甚至不稳定性）和流动性成为整个国家的特征。这些社会和经济特征伴随着“一种外在的平等”“一种守礼的基调”和“一种共同一致的思想转变”。
[2] 在信中，他还指出，要有一个健康的社会，平等的民事法律需要与类似的政治法律相匹配。托克维尔特别提到了美利坚共和国广泛的选举权利，在那里，政治世界的平等与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平等是和谐的。在他为1840年《民主在美国》准备的一份笔记中，他将坚持这一普遍原则：“从长远来看，政治社会必然成为公民社会的表达和反映。”
[3]

托克维尔将他与凯尔戈莱的最大多数讨论，直接放入1835年《民主在美国》的第三章中，题为“盎格鲁—美利坚人的社会状况”，在那里，他进一步解释了继承法的重要性，并重申了他对各种平等的分类。
[4] 他对以身份平等为特征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描述，包括：（1）物质和经济平等——一般水平的舒适和物质福利；大致的财富平等；分布广泛的财产所有权；经济流动性，伴随财富和家庭的不断兴衰；世袭财富的减少；以及大量的经济机会；（2）社会与心理平等——相似的举止和民情；一个没有固定阶级的相对开放的社会（社会流动性）；相互尊重的期望；某种程度的阶级间的社会安定；顺从的减少；以及与他人平等的感觉（尽管存在具体的不平等）
[5] ；（3）知识平等——共享的基础教育和普遍水平的中等知识；相似的思想、观点和信仰；（4）政治平等——投票和参与政治世界的权利——以及其他基本的政治和公民权利。

托克维尔并没有无视相反的特征；在他的旅行日记及1835年《民主在美国》的草稿和出版正文中，他承认美利坚共和国存在着某些不平等。
[6] 正如他所说，在他关于社会状况那章中的描述，适用于英裔美国人，而不适用于美国的其他种族；非洲裔美国人，包括奴隶和自由人以及印第安人都不适用这种平等的观点。他对美国之平等的描述的某些组成部分，并不包括任何种族的女性。此外，他对监狱制度的研究使他意识到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和贫困问题。尽管他强调美国之平等，但他不会完全忘记这些截然不同的非平等主义特征。

通过提出一个在其著作中不断重现的困境，托克维尔完成了他对美国之平等的描述，该困境作为某种潜台词出现在他关于民主社会之未来的所有思考中。“这种（平等主义的）社会状况的政治影响很容易推断出来。我们不可能认为，平等最终不会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渗透到政治世界……现在我只知道两种在政治世界中保有平等之统治的方式：权利必须要么给予每个公民，要么不给予任何人……因为对于跟英裔美国人到达同种社会状况的民族来说，很难在所有人之主权（人民主权）和独夫的绝对权力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因此，这些民族可以从同种社会状况中得出两种重大的政治结果；这些结果大相径庭，但它们都源于同一个事实。”鉴于所有民主社会都面临着自由或专制的“可怕选择”，英裔美国人“幸运地逃脱了绝对权力”。
[7] 但是，等待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命运是什么呢？这是作为理论家的托克维尔的核心问题之一。

1838年，在起草《民主在美国》第二卷时，托克维尔重新回到了平等的定义，但没有具体提到美国的例子。“在序言中，我相信，我在某处解释了我所理解的几个世纪以来的平等。这并不是所有人都极其相似和平等的幻想时刻，而是以下几点：（1）当他们中的一大批人……或高或低，但离共同标准不远的时候。（2）那些时候将不再有永久的等级、种姓、阶级、任何无法逾越的障碍，甚至没有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样，即便不是所有人都平等，但他们都可以渴望到达同一程度；有些人……害怕失败，另一些人希望成功，由此一种共同标准（感到）所有人事先以之衡量自身，并在即便不平等的条件下传播平等的情绪。”
[8] 在这里，托克维尔再次强调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共同的愿望和焦虑以及心理上的平等感，即使面对着实际的不平等。也许开放社会的概念——那里没有固定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在运动——是托克维尔对身份平等的理解中唯一最本质的特征。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对平等的描述甚至更为笼统。他只是简单地断言了向民主之平等的过渡。他认为，18世纪的法国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和经济平等，其标志是贵族的衰落，甚至是灭亡，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土地所有权的扩大。法国社会目睹了不断增长的对剩余不平等的仇恨、日益高涨的愿望和对坚持人人平等的意识形态的广泛接受。
[9] 但是，没有任何政治平等运动伴随着这种趋向于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心理和思想的平等。托克维尔宣称，这种分裂可能引起爆炸。

到了19世纪40年代初，他对平等的定义体现在某些新的维度，这一扩展根植于他对平等概念起源的理解。他认为，这个概念来源于基督教。对他来说，基督教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坚持人人平等。“所有伟大的古代作家，”他在1840年的《民主在美国》中写道，“他们是奴隶主贵族制的一部分，或者至少他们看到这种贵族制在他们眼前毫无争议地建立起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是为了让人们明白，人类这一物种的所有成员都是天生相似和平等的。”
[10]

在1835年的《民主在美国》中，他在关于美国“被视为政治制度的宗教”这一分章的手稿中，已经提出了同样的主张。“在所有的宗教教义中，”他写道，“基督教……也是最支持平等的。”
[11] 托克维尔从未放弃过这种信念；几年后，在1857年写给戈比诺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到了这一点。在信中托克维尔认为，他朋友的种族不平等理论不仅是决定论和唯物论的，而且与基督教的信仰和精神背道而驰。“基督教……想要废除所有种族的差别……并（形成）唯一的人类物种，其所有成员都有能力完善自己，变得相似……基督教，”他告诉戈比诺，“必定倾向于使所有人成为兄弟，变得平等。”
[12]

基督教的原则也有助于将平等的涵义推向新的方向。在1840年的《民主在美国》出版后，也许是为了回应他在政治上的新角色，托克维尔在平等的概念上提出了一个更加新式的转变。他在给戈比诺的另一封信中指出，当代的道德准则已经扩展了传统基督教关于平等的观点，包括“所有人都有权利获得一定程度的好处和享受，而首要的道德义务是为他们获得这些东西……这第一种创新导致了另一种创新：基督教曾经把仁慈或慈善变成一种私人美德。我们正越来越多地把它变成一种社会责任、一种政治义务、一种公共美德……我们已（对政府）施加了一种严格的职责去纠正某些不平等，去纾解某些苦难，去支持所有病弱和不幸者”。他宣称，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道德类型”。
[13]

我们将看到，托克维尔对最近这些道德要求的回应，特别是他关于如何最好地减轻贫困和纠正极端不平等的观点，以及他关于政府适当程度地参与这些活动的观点，是复杂的、微妙的，有时是矛盾的。但是，他对这些问题的考虑，为后来提出的各种改革建议打开了大门。

除了他对各种平等的探索，托克维尔还经常书写对于平等的激情，矛盾的是，随着不平等的减少，这种激情变得更加强烈，而且似乎总是比与之相伴的对自由的激情更持久。在1835年的《民主在美国》中，他第一次触及这个话题，他区分了“对平等的有气概且合理的激情”和“对平等的堕落品位”，前者“倾向于将弱小提升至强大的行列”，后者“导致弱者想把强者拉低到他们的水平，这就使得人们更倾向于奴役中的平等，而不是自由中的不平等”。
[14]

这一主题一直存在于托克维尔的思想中，并将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著名章节中重新出现，名为“为什么民主的民族对平等的热爱比对自由更热烈和持久”。“我认为，民主的民族对自由有一种天生的喜好；放任他们自己，他们会寻找自由、热爱自由，当他们看到自己与自由分离，只会感到痛苦。但他们对平等有着热烈的、永不满足的、永恒的、不可战胜的激情；他们想要自由中的平等，如果不能实现，他们仍然想要奴役中的平等。他们将忍受贫穷、奴役、野蛮，但他们将不会忍受贵族统治。”
[15]

托克维尔对平等和自由的双重但不同之激情的分析，也出现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解释说，这两种欲望是法国大革命起源和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阅读本书时，那些仔细研究过18世纪法国的读者，能够看到两种主要的激情在这个国家的胸中诞生和发展……一种更深层次、更久远的仇恨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消除的仇恨……另一种激情是最近才有的，但扎根不深，它使他们不仅想要平等地生活，而且想要自由地生活。”

“在旧制度末年，这两种激情同样真挚，似乎同样活跃。在大革命开始时，它们相遇了；它们混同并结合了一阵子，随后通过接触互相激化，最后瞬间点燃了法国的一整颗心。这就是1789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缺乏经验的时代，但却是一个慷慨、热情、刚健和伟大的时代，一个有着不朽记忆的时代……（从革命开始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对平等的激情，仍然占据着它最初征服的心灵深处……而自由的激情不断改变其外观，根据事件收缩、增长、增强和削弱，对平等的激情始终如一，总是怀着同样的执拗和通常盲目的热情，系于同样的目的，随时准备把一切奉献给那些允许它自我满足之人，为他们提供专制统治所需要的习惯、思想和法律。”
[16] （对路易-拿破仑和第二帝国的直率谴责是显而易见的）

对托克维尔来说，对平等和自由的两种激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刻，提供了一段无比美丽和自豪的短暂时光。对他来说，八九年的精神是法国大革命的顶点。随后的60多年是一段动荡和损失的时期。他不变的目的之一是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另一个是建议可以做什么。

民主

我们已经说过，托克维尔某种程度上互换着使用平等（或身份平等）和民主这两个词。在《民主在美国》的草稿中，这两个术语经常作为同一句话的交替诠释而出现。托克维尔意识到，这两个概念都具有社会和政治两个层面。在1835年著作的工作手稿的空白处，他试图定义社会状况，他也提醒自己：“解释如何理解民主。”

在他关于美国社会状况的那章的开头，他写道：“只要你看看美国的公民和政治社会，你就会发现两个伟大的事实……民主构成了社会状况；人民主权的信条构成了政治法则。这两件事并不类似。民主是社会的存在方式。人民主权……是政府的一种形式。它们也不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与自由相比，民主与专制更相容。但它们是相关的。在民主没有建立的地方，人民主权或多或少都是虚构的。”

然而，托克维尔放弃了早期的这种定义尝试。他发现这是一种误导，在空白处写道：“注意，在本章中，社会状况绝不能与其后的政治法则相混淆；身份平等或不平等，这是事实，至于民主制或贵族制，这是法则。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
[17] 这一纠正的努力也仍然有些模糊，但至少他已经作出了基本的区分。身份平等主要与社会状况有关；民主，主要以法则为主，尤其是政治法则。在这些早期草稿中，托克维尔还阐述了他的社会和政治分析的一个基本观点：与自由相比，民主更容易与专制相结合。作为一个理论家，这也许是他的整部著作中最严正且反复出现的警告。在民主时代，自由如何予以拯救？

托克维尔在其著作（1835年）第一卷的另一篇草稿中，阐述了民主的涵义，其措辞与他对身份平等的讨论惊人地相似：“民主。对民主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没有巨大的财富；而是这笔巨大的财富不会落在同一批人手里。这样，虽然有了富人，但他们并不构成一个阶级。商业、工业在美国创造的个人财富可能比60年前要多（注意托克维尔提出的在美国促进平等的限定条件）。然而，废除长子继承制和继承权，使得民主及其激情、利益和箴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比60年前更有力量。此外，政治权利的平等带来了民主的一个强有力的新因素。美国社会本质上一直是民主的；独立革命使民主的原则变成法则。”
[18] 在1840年的《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甚至更加强烈地坚持将流动性作为民主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那里盛行“一种永久性的骚动”“一种小规模的、令人不安的运动”和“一种不断的轮换”。
[19]

在后来的著作中，托克维尔至少概述了另外两种定义民主的具体尝试。“什么是民主？”他在1848年沉思着。“这是给所有人最大可能的自由、知识和权力。”
[20] 第二次努力，关注政治世界，出现在他关于未完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卷的“总论”中。“民主。民主制度。这些词的各种涵义。由此产生的困惑。最让人困惑的是我们对这些词的使用：民主，民主制度，民主政府。只要我们不能成功地对它们作出明确的定义并就定义达成一致，我们就将生活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思想混乱之中，这对煽动者和暴君大有好处。有些人会说，由绝对统治者统治的国家是一种民主，因为他通过平等的法律或有利于下层阶级的制度来统治。他的政府将是一个民主政府。他将建立一种民主君主制。”

“但是民主君主制、民主政府这些词，从其真正意义上讲，仅能意味着一件事情：一个人民或多或少在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政府。它们的涵义与政治自由的概念密切相关。根据这些词的自然涵义，把没有政治自由的政府称为民主政府是一种明显的荒谬。”
[21]

在这些反思中，托克维尔再次强调民主与政治法则有关（相反，平等与社会状况有关）。他还提出了民众参与的问题，将其作为民主的标志，并努力解决民主政府的合法角色问题，这些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一直困扰着他。

奇怪的是，“民主”这个词很少出现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转而写了贵族制的衰落或某些种类的平等的发展。但他的论证背后，总是隐藏着不可避免的民主推进。1856年，对关于没有政治自由的民主制所具有的特殊危险，托克维尔似乎将18世纪的法国作为案例研究。

托克维尔正在对民主的涵义及其潜在的好处和危险所进行的研究，揭示了他的另一个基本目的。1835年，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弗朗西斯克·德·科尔塞勒，说他的目标是“进步的民主组织”，还说道：“我试图……证实民主社会状况赋予人类精神和制度的自然倾向是什么。我指出了在这条道路上等待着人类的危险。但我并不是说，人们不能与这些被及时发现并抵制的倾向作斗争，不能避开这些提前预见的危险。在我看来，民主主义者（我从好的一面使用这个词），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主义者，我说，对于他们试图引导社会走向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既没有看清其优点，也没有看清其危险，由此他们有可能在使第一个尽可能大，第二个尽可能小的方法上犯错误。因此，我着手清楚明了并竭尽所能地将它们全部（优点与危险）展现出来，这样，你就能面对面地看见你的敌人，知道你在与什么战斗。”
[22] 正如他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一份草稿中所说，“我深信民主是可以约束和组织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是可以做的事，我还要说，这是唯一剩下要做的事”。
[23] 简而言之，这一目标也适用于《旧制度与大革命》。

另一种理解民主的方法是把贵族作为陪衬来考察。托克维尔在1833年和1835年的英国之旅，引发了他对英国贵族的独有特点以及不同类型的贵族——英国贵族、爱尔兰贵族和法国贵族——的持续思考。
[24] 这种扩展研究将会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得到有力体现，托克维尔对比了健康的英国贵族制——抵制革命、相对开放并深涉政治世界，和18世纪的法国贵族制——封闭到成为一种种姓的地步、完全脱离政治生活（甚至是寄生性的）并到了毁灭的边缘。

《民主在美国》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可以被解读为一系列对贵族社会和民主社会的对比描写，作为对相反的理想类型的一项研究。对托克维尔来说，鼎盛时期的贵族制，意味着几代人共同拥有的大片地产，社会阶梯上下的相互责任纽带，可以作为独立和反抗中心的重要个人或家庭以及一个有闲暇提供政治、文化和智力领导的阶级。在1840年的作品中，他不断地将贵族制在思想、艺术、文化、社会、情感、经济和政治上的紧密联系的叙写，转向民主制在这些方面的叙写。甚至在1835年的著作中，他至少有一次把贵族和民主国家的对立特征放在一起，让读者选择他们更喜欢什么样的社会。
[25] 就像剪影艺术一样，勾勒出贵族的轮廓可以揭示民主的特征。

托克维尔坚持认为，他都是以不偏不倚的观察者和评论者的身份，写作《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他对民主持什么立场？他的立场难以捉摸，他的评论常常自相矛盾。1835年6月，他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声称：“出于品味，我热爱自由，出于本能和理性，我热爱平等。这两种激情，很多人都假装有，我相信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我时刻准备为它们做出巨大的牺牲。”在将危险的法国民主主义者与英国民主主义者进行对比后，他赞扬了后者，并总结道：“至少他们的目标才是民主之友必须达到的真正目标。事实上，在我看来，他们的最终目标似乎是，让大多数公民处于适合执政的状态，并使之具备执政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自己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26]

几个月前，托克维尔向欧仁·斯托菲尔解释了他新书的政治目标。“我试图表明……即便民主政府对人类灵魂中某些出色能力的发展不如其他某些政府，但是它具有出色而伟大的一面；也许，上帝的旨意终究是要把一种平庸的幸福分散到所有的人身上，而不是把大量的幸福集中在一些人身上，只让一小部分人接近完美。”
[27] 这些话预示着将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最后一章中出现的段落，托克维尔在最后一章中作了雄辩的总结：“我们很自然地相信，最令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感到悦目的，不是少数人的非凡富裕，而是所有人的最大福利；因此，我看来是衰退的东西，在他眼中是进步；让我不快之事，他却表示喜爱。平等或许不够崇高；但它更为公正，它的公正使它变得伟大和出色。我努力达到上帝的这种观点，寻求以之思考和判断人类的事情。”
[28]

“你看到，”托克维尔在1840年著作的废弃草稿中宣称，“我的倾向总是民主的。我是民主的支持者，但对民主的错误没有任何幻想，也没有不承认民主的危险。我甚至更有过之，因为我认为自己对两者都看得更为清楚。因为我深深地相信，没有办法阻碍民主的胜利，只有与它共同前进，尽可能多地引导它的进步，你才能减少它带来的坏处，产生它所允诺的美好事物。”
[29]

但是其他的片段仍然较为模糊。大约在1841年，他写道：“让我们……真诚地寻找我的基本天性和我的重要原则。我对民主制度有一种理智的偏爱，但我天生就是贵族，所以我鄙视和害怕大众。我热爱自由、法制、对权利的尊重，但不热爱民主。这是我灵魂的根基。我讨厌蛊惑人心的做法、群众的混乱行为、他们对事务的暴力和无知的参与、下层阶级的嫉妒情绪、无宗教倾向。这是我灵魂的根基……自由是我的首要激情。这是真实的情况。”
[30] 这种对本能和原则的坦率承认，谈到了托克维尔对自由的热爱；他对人民进行培养、教育和节制的努力；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他对其所谓的革命精神的憎恨。至于托克维尔对民主的立场，留给我们的印象，一方面，是一种理性的接受以及一种妥善处理不可避免之事的决心，而另一方面，是一种对在人类事务中追求美和正义的不同道路的准宗教赞同。

自由

平等、民主和自由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在托克维尔的思想和写作中，平等和民主常常是可以互换的，有时只是很难区分，那么民主和自由绝非如此。托克维尔承认，民主人民天生热爱自由，但对他来说，民主更容易导致专制，而不是自由。即便民主社会的真正自由至少需要适度的平等，但是自由和平等仍然是两种不等同的激情。

今日托克维尔的读者需要记住这些判断，我们倾向于把民主和自由混为一谈，把平等和自由看作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托克维尔没有犯这些错误。我们已经看到，对他来说，民主使自由处于危险之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和行动者，他想要解释自由的涵义和重要性，展示它如何能消解民主的危险，并建议在民主时代如何保护自由。

托克维尔认为自由是最高的道德价值。“像往常一样，”他在1856年写给斯威特切尼夫人的一封信中吐露道，“我认为自由是最大的好处。我仍然认为自由是有气概的美德和伟大行为的最富饶的源泉之一。”
[31] 他称之为“一种神圣的东西”，正如我们已经指出，他还宣称它是“我的首要激情”。
[32]

“我经常在想，”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道，“这种对政治自由的热情从何而来……在任何时候，让某些人的心如此强烈地依附于自由的东西，是其本身的吸引力，是其本身的独特魅力，而与自由的好处无关；仅仅受制于上帝和法律的管辖，无拘无束地说话、行动和呼吸，这是一种快乐。凡从自由处寻求任何东西，而不追求自由本身的人，都是为奴役而生……不要让我分析这种（获得自由的）崇高渴望；它只能去感受。它自行进入上帝为接受它而准备的伟大心灵；它填满他们，它点燃他们。人们必须放弃让那些从未感受过它的平庸之人理解这种感觉。”
[33] 托克维尔关于自由的语言，让人回想起宗教皈依或神恩降临的描述。

但对托克维尔来说，自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是一个抽象的道德概念；它引发了一系列特定的自由。在《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托克维尔的许多其他文章和演讲中，他常常通过列举各种特殊的自由和保障来定义自由。他认为，一个自由的社会需要很多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如投票权、表达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以及结社和集会的权利；这些是真正参与公共生活的必要条件。他还建议创建独立的司法系统，由陪审团审判，地方和省的自由，财产权，保护个人自由，政教分离；这种制度安排将为主张独立和抵抗任何潜在的专制留下空间。

托克维尔对这些自由的罗列散见于他的著作中。不过，他至少在两个地方提出了重要的摘要，可供参考。第一个，出现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倒数第二章，标题为“以上各章的延续”。
[34] 第二个，鲜为人知，出现于1848年1月在法兰西人文院的演讲中。在讲稿中，托克维尔回顾并强烈批评了瑞士最近的一项民主研究。他认为，瑞士远非民主国家，仍然缺乏他所说的“现代自由”所必需的自由。
[35] 他决定将自己的评论作为附录，收入1848年出版的《民主在美国》第12版中。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托克维尔在他对朗格多克省的讨论中，提出捍卫省的自由，这也包括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附录之中。“当地生活仍然活跃”的朗格多克，为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历史，一个在18世纪的法国“可能会发生什么”的例子，如果公共生活没有被逐渐扼杀的话。
[36]

在托克维尔的分析中，无论是作为一种抽象价值的自由，还是作为特别的法律和制度保护的自由，都不能被轻易授予。一个自由的社会不仅意味着拥有必要的权利，而且意味着将这些权利加以利用。他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他所谓的自由实践。托克维尔将这个词既理解为自由的训练或学徒期，也理解为自由的实际行动或经历。例如，地方自治的实践，培养了在更大的国家舞台上的自治能力。行使投票权、结社权、集会权、演讲权和写作权，促进了有效的公共参与和公民参与。对托克维尔来说，自由是通过行动中的权利而实现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托克维尔描述了两种自由。首先是上面提到的基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些提供了自由的基本先决条件。这些必要的权利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空洞的；它们为真正的自由奠定了基础。其次，也许在他的思想中更为根本的是行使自由，将这些必要的先决条件付诸实施。这种把真正的自由看作是参与公共生活的观点，将托克维尔与许多同时代的理论家区分开来。

因此，自由的实践并不意味着被动或消极的自由，即仅仅被政府或其他社会权力中心所放任，而是一种主动或积极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仅意味着不受约束，而且意味着实际使用权利、浸入公民生活和参与公共事务。托克维尔认为，任何由法律形式构成，但没有实质内容的自由，都是虚假的。例如，如果你不能投票，或者如果没有任何可行的反对党，你就不能做出真正的选择，那么投票权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集会场所经常无法供公众集会，那么集会的自由就显得空洞。在为《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写的前言中，他尖锐地谴责了帝国和拿破仑的虚假自由。“我将展示本届政府如何称呼那些选举人——既不能自行了解情况，也不能组织，更不能选择——的选票为‘人民主权’。”
[37] 对托克维尔来说，自由需要不断地行使和体验权利；对自由的空洞展示是不合格的。

1836年，他写信给欧仁·斯托菲尔：“我认为……国家的大多数人都可以亲自参与自己的事务，政治生活几乎可以扩展到任何地方，政治权利的直接或间接行使可以是相当广泛的……至于方法：对于承认我们必须逐步实现这一目标的所有人，我非常赞同。我带头承认必须慢慢地、谨慎地、合法地进行下去……我希望政府本身能够准备好民情和实践……我希望公民们被引入公共生活到达这种程度，即他们被相信在其中有用武之地，而非不惜代价地试图让他们远离。”
[38] 这些评论回应了已经提过的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说的话，关于“让大多数公民处于适合执政的状态”。
[39] 它们也强调了他温和的天性和渐进主义的做法。在考察其政治计划时，我们将回到托克维尔思想的这些特点上来。

有些国家在行使自由方面享有长期的经验。《民主在美国》显然向读者展示了美国的例子；托克维尔特别赞扬新世界共和主义者的特点——对公共参与的政治实践的经验和冲动。而《旧制度与大革命》将英国人对自由制度的经验与法国人对此的毫无经验，进行了尖锐对比。这部1856年著作的一个关键论点，集中在18世纪法国自由实践的不断衰落上。在1857年第三次访问海峡对岸之后，托克维尔维持了他的论点；他评论了民主因素甚至革命因素在英国的显著衰落，并告诉凯尔戈莱：“我关于政治自由的实践以及如何让它在人们之间发挥作用的理论观点，在我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事物中，没有一个不是再次予以充分证明。”
[40] 他最主要的遗憾是，关于如何最好地管理公共事务，让人们准备好公民参与，如果英国提供了一场宏大的表演，那么法国则提供了一个可悲的对比形象。只有重新引入和实际使用必要的特定自由，似乎才能为19世纪法国的社会和政治提供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研究，自由一旦扎根于（或重新扎根于）一个民族的制度和民情，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主的好处，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民主的危险。然而，在托克维尔的两部主要著作中，他也描述了自由的更普遍的好处。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重申了在《民主在美国》第二卷中已经出现的观点。
[41] 不确定性、混乱，甚至是过度行为有时会掩盖自由的好处，但最终只有自由才能造就杰出的人物和繁荣的国家。1852年，在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并建立第二帝国后不久，托克维尔对弗朗西斯克·德·科尔塞勒说：“我一生之中，从未如此切身相信自由制度的必要和优势。我从未如此清楚地看到，没有它们，一个民族就没有真正的道德伟大。”
[42]

在这封信之后几年，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只有自由才能有效地对抗（民主）社会的固有弊病，使社会不至于从自身所处的斜坡上滑下去。只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正是其境况的独立使其生活在孤立之中，才能每天迫使他们交往，迫使他们通过处理共同事务时彼此交流、彼此说服和彼此满足的需要而聚集起来。只有自由才能使人们摆脱对金钱的崇拜和对个人事务的日常琐碎关注，并教会他们始终看到和感觉到在他们之上和身边的国家；只有自由才能用更高更强烈的激情来代替对物质福利的热爱，产生比获得财富更大的抱负……”

“非自由的民主社会可以是富有的、文雅的，甚至辉煌的、强大的，因为其同质群体的分量；你可以在那里找到私人美德、家庭良父、诚实商人和可敬乡绅……但在这样的社会中永远不会存在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这是我20年前（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的）所说所想。从那以后，没有发生什么事使我改变主意。”
[43] 托克维尔要求自由，是为了解决社会孤立、物质主义和缺乏公共美德，这些不仅侵蚀了18世纪的法国，而且在19世纪50年代继续摧残着他所看到的周围世界。

对托克维尔来说，作为一种道德力量的自由意味着有序、节制的自由。也许他对这一观点最著名的陈述，出现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关于美国起点的第二章。在那里，他把宗教称为对新英格兰清教徒的社会和政治革新的必要约束，赞扬了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常设总督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所提出的“对自由的美丽定义”。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温斯洛普谴责了一种“为所欲为”的自由，但捍卫了“一种公民和道德的自由”。总督宣称：“这是做一切正义与善良之事的自由。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这种神圣的自由……”
[44] 温斯洛普支持的是受道德、正义和善良限制的自由，受宗教信仰节制的自由。托克维尔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总结道：“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足以揭示盎格鲁—美利坚文明的真实面貌。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在他处总是不合的元素的产物（必须永远记住这一起点）。但是在美国，这两者以某种方式成功地融合一处，并且神奇地结为一体。我指的是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
[45] 关于宗教在民主社会中的特殊角色，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一步讨论。

托克维尔坚信，自由需要适应不可避免的民主的未来，坚持自由需要宗教的道德约束，这有助于解释他对新的政治科学
[46] 的呼吁以及作为新型自由主义者的自我认同。他在1836年对其朋友欧仁·斯托菲尔宣称：“对于祖国，常常令我受到打击的是，看到一边排着那些珍视道德、宗教和秩序之人，另一边排着那些热爱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人。这令我受到打击，因为这是人所能看到的最反常和最可悲的景象；因为我深信，我们所分开的这些东西，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紧紧相连的……我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最美丽的事业之一，将是证明所有这些东西并非完全不相容；恰恰相反，它们必然是相互联系的……这是我的总体看法……因此，我将坦率地表示对自由的喜好，以及看到自由在我国所有政治制度中得到发展的普遍愿望；但与此同时，我将对正义和宗教信仰公开表示的如此巨大的尊重，使我不相信人们不会清楚地认识到我是一种新型的自由主义者。”
[47] 托克维尔在其所有的著作和行动中，都希望把善良的人们团结起来，结束法国存在于自由的支持者和宗教的捍卫者之间的不必要的冲突。他的直觉表明，政治上的温和和受约束的自由将是最好的前进道路。

1858年2月，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托克维尔写信给博蒙说：“我不需要告诉你……在自由的价值观念方面……我有多赞同你……但是，要在那些已经丧失了自由的实践，甚至丧失了自由的正确概念的人们中间，牢固地确立自由是多么困难。如果思想和民情不滋养他们，那么还有什么比制度更重要的呢！我一直相信，让法国成为一个自由国家（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努力——我们为之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是高尚而勇敢的。”
[48] 这几句话抓住了自由对托克维尔之意义的精髓：（它是）道德价值，必要实践，以及一位新型的自由主义者为求在民主时代确保自由而不懈努力的需要。

革命

托克维尔经常以对立的一组概念进行思考，比如自由与平等，或者民主与贵族。另外一组对立概念是民主和革命。用这种二元性的想法来区分托克维尔的两部名著是很有吸引力的，将他关于美国的著作当作对民主的研究（鲜有关于革命的评论），将《旧制度与大革命》当作对革命的反思。从这个角度看，从1835年到1856年托克维尔社会政治理论的重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民主转向革命。然而，这种方法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对于托克维尔来说，革命并不是一个迟来的话题。革命这个概念本身就重新唤起了终身的个人和家族记忆。从《民主在美国》的开篇起，他在文中描述了“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此后革命这个主题就反复出现；而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民主的到来。

托克维尔在1835年的著作中（有些错误地）指出，美国没有经历真正的革命，只有一场独立战争。缺少革命性的过去，使描述民主形象的任务变得轻松。“在欧洲，”他说，“我们很难判断民主的真正特性和永久本性，因为在欧洲，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原则之间的斗争。我们也不确切地知道，应该把什么归因于这些原则本身或冲突所产生的激情。在美国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民主）必须被评判的地方。”
[49] 对欧洲人来说，旧秩序与新社会的冲突模糊了他们对未来的看法。

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反复询问为什么美国总是能避免民主的某些最坏的影响。除了有利的环境、制度和民情，包括长期的自由实践，他还断言，缺乏革命激情是美国成功的主要原因。“美国人的最大优势，”他在文中宣称，“是不用经历民主革命就能实现民主。而且生来平等而不是变得平等。”

在一份相关的草稿中，他详细说明：“民主的影响，特别是在确立民主社会状况、民情和法律的革命时期被夸大的有害影响……研究民主的最大困难，就是要分清什么是民主的，什么是革命的。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缺乏例子。民主尚未在任何欧洲民族中确定下来，而美国正处于一种特殊情况。法国思想界的状况不仅是民主的，而且是革命的。公共道德同上，宗教观点同上，政治观点同上。”
[50] 他意识到，民主与革命的相互影响是复杂的；民主无法摆脱革命的（正反面）影响。

请注意，在这些段落中，托克维尔思考的是两场独立的革命：在世界上进行了几百年的民主革命以及1789年开始的法国革命。但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而后者嵌入于前者之中。“当我的眼睛盯着美国时，我却思考着欧洲。我思考着这场即将在我们中间完成的巨大的社会革命，而我们仍在讨论其合法性及其权利。我思考着这条我们正在上面奔跑着的刹不住车的斜坡，谁知道呢，可能走向专制，也可能走向共和，但肯定是走向民主。有些人将1789年的革命视为一场纯粹的意外，他们就像寓言中的旅行者一样，坐下来等待河水流过。徒劳的幻想！……第一推动力在600多年前就已给出。我们当中有些人认为，目前的状况是一个开端，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一个结束。两者都不是；它是一场巨大革命中的一个事件，这场革命开始于它之前，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51]

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意识到，法国的革命并没有结束，但是1848年以后，他对正在进行的、也许永远不会结束的动乱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在《回忆录》中，他说道：“立宪君主制继承了旧制度。共和制继承了君主制。帝国继承了共和国。复辟继承了帝国。随后七月王朝建立。每一次在这些承续的变革之后，人们都会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他们这样说，也这样相信。唉！在复辟王朝期间，我本人也希望它是真的，在复辟政府倒台后，我再次这样希望。现在，法国大革命又开始了（1848年），因为它仍然是以前的革命。我们走得越远，它的尽头就变得越模糊。”
[52]

在另一个段落中，他关注了七月革命，但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当看远景和全景时，我们从1789年到1830年的历史，如同在旧制度和中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法国之间的一场进行了41年的激烈鏖战，让我猛然醒悟。在我看来，1830年结束了我们诸多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场革命——的第一阶段，因为只有一场革命——它始终是一样的，我们的父母见证了这场革命的开端，而我们极有可能无法活着看到它的结束。”
[53]

不幸的是，法国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渡时期，夹在旧的“贵族和君主制度”与新兴的“民主和共和制度”之间。
[54] 托克维尔早在1835年就写道：“由此产生了我们被迫目睹的奇异乱象。”
[55] 他想知道，为什么19世纪的法国会感到如此受折磨和不稳定？托克维尔力图了解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过程和影响，部分原因在于他寻求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他为解决这个困境所作的长期努力中，《旧制度与大革命》只是第一卷，但这项努力最终没有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过渡时期的概念为托克维尔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理论工具，它是介于贵族和民主之间的第三种中间社会状况，它有助于解释法国的困境。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痼疾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坚持不懈的革命精神。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的草稿中，他谴责那些为了达到目的而攻击一切权利和助长暴力的革命者。
[56] 到了1840年，他给这种破坏性的态度起了个名字。“有某些习惯、想法、罪恶属于革命之状况，而一场长期革命必定会产生和传播这些……由于通行的公正和道德观念，已不足以解释和论证革命每天产生的所有新奇事物，你只能紧抓社会效用的原则并创造政治必要性的理论；为了更迅速地达到你所提出的总体目标，你已经自愿地习惯于毫无顾忌地牺牲特定利益和践踏个人权利。这些习惯和思想……我称其为革命的习惯和思想。”
[57]

在一份废弃的选段中，他勾勒出一种对毁灭性的“革命精神的定义。喜欢快速变化。使用暴力以完成这些变化。专横的精神。蔑视形式。蔑视既得权利。从目的出发，对手段漠不关心；功利的信条。对残忍欲望的满足。革命精神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由的最大敌人，在民主人民中尤其如此，因为它与民主之间有一种天然和秘密的联系……一场革命有时是公正和必要的；革命可以建立自由，但革命精神永远是可憎的，它永远不会导致除暴政之外的任何结果”
[58] 。

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将会揭露1848年的主角们所具有的同样可怕的革命习惯和思想。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要展示大革命的全部本质，包括好的和坏的。如果说这场革命有一个辉煌的开端，一个平等与自由结合的光辉时刻，那么它很快就堕落为暴力和残酷。革命精神扎根了。托克维尔在一份草稿中宣称：“法国大革命给世界留下了不安和无政府的精神……这种对变革本身的热爱、对正义和既得权利的蔑视、对暴政的向往、对规则和权威的厌恶和恐惧……所有这些都是同一种疾病的症状。这种病就是革命病本身，是革命中的国家或刚经历革命的国家所特有的一种疾病……如果说人类的这种精神疾病在这次似乎更加可怕，那是因为法国大革命是最猛烈、最深刻、最富于灾难和挫折的，最重要的是，它是有史以来最总体的革命。”
[59]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中，托克维尔的描述变得更加情绪化，他再次将革命的过度行为与民主联系起来。“随着革命的发展；随着其可怕且几近邪恶的特点内在地自行显现；随着其原则和实例中那种狂野、奇异和可怕的冒失的出现；随着其努力似乎被导向对抗上帝本身；随着它像一种新的伊斯兰教越过其边界，并带着新思想、新方法、新策略，打倒、破坏、践踏人民，同时又赢得他们的支持；随着这些事情的爆发，人们的观点发生了变化。革命似乎变成了一个如此非同寻常、如此无法解释的事实，以至于它是人力所不能及的。有些人从革命中看到了地狱的直接行动；其他人从革命中看到了社会的解体；每个人都从革命中认识到人类的未来是未知的，认识到某种无法再被阻止的怪物。一种恐怖的感觉。一种宗教式的恐怖……如何解释革命中几乎无可比拟的暴力程度？民主革命总是比其他革命更加暴力……［但是］这种必须找出并加以分析的现象，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
[60]

然而，托克维尔意识到了一个悖论。如果民主能够培育革命精神，使革命更加危险，那么它也使得大规模的革命更加罕见。某种不可避免的运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损坏着民主社会。一种较轻微或较温和的革命骚动不断地发生着。但深刻的革命则是另一回事。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提醒自己：“如果不能证实此书及前书的上千段文字是虚假的，那么我不能说平等的天然趋势是令人们固定不变。这也不是真的。平等使人不断地发生微小的变化，使人远离大规模的革命；这是事实。”
[61]

在关于这一话题的章节正文中，他提出了原因。大量的中产阶级；大量的中等水平的福利；广布的财产权；保持财富和获得更多财富的双重愿望；特别看重秩序的工业和商业习惯与态度；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特征的根深蒂固的舆论、信仰和原则。所有这些特征都有利于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并阻碍激进的社会、经济或思想转变。
[62]

这些来自托克维尔作品的节选，涉及平等、民主、自由和革命之间复杂的相互联系。被压抑的对平等和自由的渴望，会引发革命：法国见证了这一点。然而，平等一旦确立，就会阻碍剧烈的变化；而革命有时能建立自由。但正如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做出的解释，各国可能会对长期的混乱和不稳定感到厌倦，并不惜任何代价走向秩序。在那种时刻，正在进行的革命将自由置于危险之中，并为专制打开了大门。
[63] 民主可以使革命精神更具破坏性，但革命激情反过来又会腐化和破坏民主，助长民主的缺点，掩盖民主的好处。

亲身经历以及对许多革命的了解，构成了托克维尔的分析，影响了他的判断，控制了他的情绪。他研究了长期的民主革命和更具体的法国大革命，并分别写了一本书。他以大革命以来法国持续不断的动乱为视角，来看待1789年，反过来，他试图以大革命的各种事件为背景，来理解18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相继发生的革命。他通过将法国的经历与美国的（相对）缺乏革命，以及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进行比较和对比，丰富了自己的研究。
[64] 他对19世纪英国避免民主革命的方式特别感兴趣，对他来说，“缺席的革命”
(1) 充分说明了法国旧制度的弱点。特别是1848年以后，他对所谓的革命精神的谴责变得更加激烈和苦涩。托克维尔对革命的着迷与对民主的关注是并行的；两者都终生吸引着他。而在他对两者的思考和反思的背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存在着同样的担忧：自由的未来。

总结评论

随着托克维尔思想的发展，我们看到他在近30年来重新审视平等、民主、自由和革命等关键概念。我们已经揭示了他的许多最持久的关切和思想——那些贯穿其作品的潜台词，如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张力，实践自由的重要性以及民主威胁自由和支持专制的倾向。我们遇到了一些有特点的分析工具：理想类型、过渡时期、心智习性、反复使用比较和尝试定义。我们已经看到了重大的思想和情感变化的某些例子，包括托克维尔对其所谓的新“社会和政治道德”的关注，和他对革命精神日益增长的愤怒。

我们已经强调托克维尔的一些基本目标，特别是他坚定努力地解释民主的优点和缺点，并建议如何达成前者和避免后者。我们已经指出，他解决民主困境的建议方案，往往反映了他对温和与渐进主义的偏爱以及他自称为“一种新型自由主义者”的愿望，即把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结合起来。最后，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托克维尔无情地批判其所处时代的法国的社会和政治世界，既有一般批判，也有对拿破仑、七月王朝和路易-拿破仑的专门批判。为法国和所有民主社会找到一条通向稳定、繁荣和自由的道路，始终是他的目标。

(1) 此处指英美缺少像法国这样暴力和彻底的革命。——译者注

第四章
民主之影响：民主如何改变社会？

托克维尔的目标有很多。在起草著作时，他习惯性地在书侧边栏上提醒自己最深刻的信念、更远大的目标以及写作策略。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最后一章中，他评论道：“在开始写书时（1835年），我说过，平等的进程是不可抗拒的。我越来越相信这一点。”
[1] 他还选定了其结论的主题焦点：“以一个伟大的章节结束本书，尝试总结所有的民主主题，并且雄辩地从中得出对世界的影响，特别是对欧洲和我们（法国人）的影响。”
[2] 民主带来了什么有益和有害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托克维尔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影响，有些是有害的，有些是有益的；其他的影响在心理层面；还有些是民主批评家所想象的影响。本章将简要地，有时以电报般简洁的方式，回顾这些影响中最重要的选择。

有害的影响

对物质福利的喜好

托克维尔认为，所有的民主社会都具有物质主义或渴望物质福利的特征。
[3] 作为身份平等的民主，设想一般水平的舒适和普遍的物质福利。与此同时，它侵蚀了既定的等级，削弱了阶级、种姓、家庭和其他传统群体，为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流动性开辟了道路。因此，民主意味着一个以大致平等、少数固定类别、运动以及不确定地位为特征的社会。

鉴于这些特点，对物质福利的渴望变得普遍起来。人们希望“满足身体最微小的需求，为生活提供最小的便利”。
[4] 他们被驱使去获取、增加，然后保存财富。这些目标不仅在于提高生活水平和物质安全，还在于声明地位。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一份废弃草稿中，托克维尔评论道：“在民主社会，你能超过同伴而享有的唯一可见优势就是财富。”
[5] 在没有传统差别的情况下，金钱成了衡量等级的标准。
[6]

托克维尔第一次接触到这种态度，也许是在他去新大陆的旅途中，他发现美国人坚定不移的金钱至上（观念）；然而，1833年和1835年，他在英国再次见到了同样的欲望。
[7] 在《民主在美国》的第一卷中，他把追求幸福和财富的动力主要描述为美国人的；但到了1840年，它已从根本上成为一种民主特征。托克维尔还从他在美国和英国的旅行中了解到，民主物质主义——可能是极端的民主物质主义——能够加以缓和。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他列举了宗教、道德、适度的物质追求和参与公共生活的奉献，用以约束美国人对物质福利的任何过度激情。他意识到，宗教同样限制了英国中产阶级对财富的热爱。
[8]

然而，在19世纪的法国，这些用以节制的力量没有奏效。“这种追求物质福利的激情，”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中评述道，“以及不惜任何代价获得物质福利的需求，在旧制度下少见得多。有一些近似的激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但是我们所知的那种对物质福利的平静而顽强的激情，它更少使人堕落，更多使人衰弱，它带来更少的混乱和更多的卑劣，与任何其他激情相比，这种激情更确定地使人们受到任何一种不扰乱其平静的政府权力的掌控，更确定地保证其小生意的成功……这种追求安逸、生活便利、增加自己财富并全身心投入其中的想法的品味则更为罕见。”
[9]

对舒适、利润和稳定的渴望——民主的影响之一——已经传遍了整个法国社会。它带来了对个人安逸的关注，对更高目标和非物质目标的放弃，精神衰弱和灵魂萎缩以及对任何不稳定或不确定的恐惧。尤其是最后那个特点，它请求能保证秩序的“任意类别的政府”。这也许是托克维尔最主要的恐惧。关注个人福利，人们会吝惜参与公共生活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并将稳定置于一切之上。“我完全同意，”他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写道，“公共安宁是一件伟大的好事，但我也不愿意忘记所有人民在经受暴政之前，也经过一段秩序良好的时期……一个仅仅要求政府维持秩序的国家，其内心深处已经是一个奴隶。”
[10]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讲述了正在发生之革命的过度和混乱，如何使法国人灰心丧气且精疲力竭，并把他们推入了一位名叫拿破仑的主人的怀抱，他允诺恢复秩序。
[11] 对于民主来说，对物质福利的激情开辟了一条通往专制的道路。

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物质主义主要反映了中产阶级的野心。“对福利的激情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激情；……带着这种激情的中产阶级变得占主导地位。”
[12] 他不乐意接受这种支配地位。尽管他承认美国人——他称之为“英国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13] ——的成功，但他怀疑中产阶级的执政能力，至少在法国是这样。
[14] 在为《旧制度与大革命》做研究工作时，托克维尔阅读了1765年的一份关于市政管理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这才是真正的法国资产阶级，狭隘、自私，当它不能单独治理时，就更想要一个主人。它在1764年是怎样，它在1854年便是怎样。”
[15] （这一次独裁者是路易-拿破仑）

在其《回忆录》中，托克维尔将七月王朝描述为中产阶级的统治，这一点“是确定的，而且如此之彻底，以致所有的政治权力，所有的选举权，所有的特权以及整个政府，都被限制，并以某种方式被挤压在资产阶级的狭隘范围之内，在法律上排除一切低于资产阶级的东西，事实上排除一切曾经高于资产阶级的东西”。由此，“中产阶级特有的精神成为了政府的普遍精神”。从积极的一面看，托克维尔将这种精神描述为积极的、勤奋的、总体上有序的，从消极的一面看，却通常是欺诈的、虚荣的、自私的、胆小的、对福利的喜好毫无节制的、平庸的。他坚持认为，中产阶级造就了“一个没有美德和伟大的政府”。他们“让政府变得像私营企业……很容易忘记人民”。
[16]

1847年，在写给纳索·威廉·西尼尔的一封信中，他抱怨道：“实行了17年的行政管理制度（始于1830年），使中产阶级如此堕落……以致这个阶级正逐渐变成一个腐败庸俗的贵族阶级。”
[17] 尽管有一个中产阶级妻子，还有几个亲近的中产阶级朋友，包括欧仁·斯托菲尔和让-雅克·安培，托克维尔对资产阶级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看来，中产阶级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与过度追求物质福利的结果相重合。

托克维尔所反对的唯物主义哲学学说，与对物质福利的喜好是不同的。尽管如此，托克维尔担心对物质需求的过度关注，比如唯物主义哲学，会削弱对更高、非物质目标的追求，削弱灵魂。另一方面，他认为物质贫困也会使精神匮乏。该怎么办？

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关于宗教信仰和非物质享受那章的废弃草稿中，他写道：“只关心满足身体的需要而忘记灵魂。这就是唯物主义所导致的最终结果。你们要逃到旷野，叫自己受苦受穷，好过属灵的生活。这就是唯心主义的最终结果……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两条路之间找到一条路，而不是在这两条路里选择一条。因为如果这两条相反的路适合某些人，那么这条中间的路就是唯一适合人类的路。”他考虑增加一个小章，在其中他将提出一条“中间道路”，并说明“为了让人们自己关切其灵魂的需要，你绝不能告诉他们忽视身体的需要 ……（以及）一定程度的物质福利对灵魂的提升是必不可少的……”
[18] 托克维尔再一次避免了绝对准则，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对物质福利的民主喜好，或许对托克维尔来说是令人反感的，即使它是受限制的，但只有当它变得吞噬一切时，才会变得危险。

商业和商业态度的统治

在其1835年爱尔兰旅行日记和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草稿中，托克维尔重温了关于自由与贸易之间关系的旧争论。虽然他同意孟德斯鸠的观点，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关系，但他还是温和地纠正了他的前辈。“人们说，贸易的精神自然赋予人们自由的精神。孟德斯鸠在某处断言过这点……但我认为首先是自由的精神和习惯激发了贸易的精神和习惯。”
[19]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重申了同样的观点，但用了反证，说明何以自由制度的缺乏——由于阻碍了诸如合作和冒险等有益习惯——限制了17、18世纪法国的经济创新。

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正文中，他把主要注意力转向民主而非自由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他解释了民主如何通过鼓励对物质福利的激情，推动人们从事商业和工业职业，促进商业和工业活动。他指出，民主甚至把农业变成了商业企业。
[20] 尽管可能产生各种形式的繁荣和提高，但其负面影响是显著的。民主不仅导致社会所有领域（包括文学和艺术）的商业化，而且创造了一种消费主义文化，其特征是大量生产人人都能获得的普通产品。他特别提到了纽约那些漆成大理石模样的木头房子以及人人都能买到的普通手表。商业价值观把一切都简略为钱的问题，创造了人们总是急于购买和积累的景象。
[21]

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个由民主创造、由中产阶级价值观主导的商业和物质世界，以特定的方式威胁着自由。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个人福利有可能成为首要目标。尽管商业习惯和商业参与促进了温和与稳定，但它们也助长了一种危险的意愿，即交易带有混乱和不确定性的自由，换取带有可预见性和安全的秩序。他对社会的民主商业化的疑虑，与他对中产阶级物质主义的厌恶是一致的。
[22]

个人主义

民主社会的第三个不健康特征：托克维尔称之为个人主义。用这个词，他既不是指美国人所夸耀的自力更生、顽强坚毅的个人主义，也不是指有时在英国受到赞扬的、略显古怪的个人主义。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概论中，托克维尔将个人主义定义为民主的有害影响，“一种人类心灵特有的疾病”。
[23] 这个词在托克维尔的时代相对较新，对他来说，它意味着一种冲动，要把自己从更广泛的社会中孤立出来，退回到一个由家人和朋友组成的小世界中去；它暗示了一种极端的利己主义，为私人美德留下了空间，但却破坏了公民参与和社会责任的公共美德。个人主义瓦解了更广泛的公共关系，让人们对更广泛的社会漠不关心。在托克维尔看来，它主要来自对物质福利的渴望。这是一种“深思且平静的情绪”，把致力于同胞和公共事务的努力，视为对追求个人舒适和安全的分心。

1856年，他重申了1835年和1840年说过的大致相同的话，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定义了个人主义，把它联系到“对物质福利的激情……它容易地混合并可以说交织了某些私人美德——对家庭的热爱、善良的品行、对宗教信仰的尊重……它容许正直诚实而阻止英雄主义，擅长塑造品行端正之人和懒散懈怠的公民”。
[24] 然而，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超越了他在1840年的描述，引入了集体个人主义的新概念。“我们的祖先没有‘个人主义’这个词，这是我们为自己所用而创造的，因为在他们的时代，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不属于一个群体，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认为自己是绝对独立的；但是组成法国社会的这上千个小团体，每一个都只考虑到自己。这是一种集体个人主义，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用词的话，它为我们所熟悉的真正个人主义做好了准备。”
[25] 集体个人主义是走向个人主义的一个驿站，是走向社会纽带完全解体和放弃公共责任的危险步骤。

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托克维尔开始更加广泛地将更多注意力投入构成法国社会的所有群体以及阶级划分。关于这个话题，他没有忘记美国，在那里他认识了富人、中产阶级、穷人和城市工人阶级以及非裔美国人，包括奴隶和自由人；没有忘记英国，他普遍描述了那里的贵族、中产阶级和人民（或者下层阶级），并特别指出了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工厂工人的悲惨处境；也没有忘记爱尔兰，在那里他见证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鸿沟。阶级分化的主题出现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尤其是在题为“工业为什么可能产生贵族制度”的一章中，他描绘了工业工人阶级潜在的兽化。
[26] 而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反思了1848年的事件，对“怨恨”“嫉妒”和其他“后来会……引发阶级斗争”的激情感到遗憾。
[27] 在1857年第三次英国之旅后，他为弗朗西斯克·德·科尔塞勒进行了英法态度的比较，在英国，各种阶级愿意合作（尽管有某些挥之不去的敌意），而在法国，“阶级仇恨和嫉妒……曾经是我们所有痛苦的根源，现在却摧毁了我们的自由”。
[28]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到这个主题时，托克维尔指出法国国王如何分裂阶级并保持其分离。“在法国君主制的整个漫长历史中……没有一个（统治者）努力把各阶层聚集起来，并以任何方式使之联合，而是使之屈服于同样的依赖……阶级分裂是旧君主制的一项罪行。”这种集体个人主义的有害后果仍然存在。“把几个世纪以来如同陌客或敌人般生活的公民同胞重新聚在一起，教他们如何处理共同事务，这不是一件小事。分裂他们要比后来再统一他们容易得多。我们向世界提供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例证。60年前（法国大革命初期），在被如此多的障碍隔离了如此之久后，组成旧法国社会的不同阶级重新彼此接触，他们起初只是互相摩擦对方身上的痛点，互相接触只是为了把对方撕成碎片。即便今天（1856年），他们的嫉妒和仇恨比他们存续得还要久。”
[29]

因此，《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部分地解读为托克维尔的集体个人主义概念的研究，解读为有助于解释法国大革命原因和进程的极端阶级分裂的研究。在讨论了法国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差距之后，托克维尔写道：“在继续之前，让我们在这里停下来，通过我刚才描述的所有这些小事情，思考一下上帝在社会行为中最伟大的律法之一。”
[30] 分裂并孤立团体，导致集体个人主义，最终可能会把社会变成一片尘埃，留下一群难以区分的相似但又分离、软弱的个体；使专制政府变得更容易，但摧毁了任何实质性的支持中心；并使整个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轰然倒塌成为可能。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托克维尔总结了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所带来的危险。在几个段落中，他描述了民主社会的情况，其特点是：贵族制度的破坏，人民之间没有任何种姓、阶级、行会或家庭的联系（一种社会原子化）；专注于私人利益，扼杀公共美德（个人主义）；失去“所有共同的感觉，所有共同的需要，所有沟通的需要，所有共同行动的理由”（社会和政治孤立）；一个具有“惊人流动性”的社会，“没有什么是固定的”；对物质享受和个人财富的过分渴望，对利润的热爱以及把金钱作为“区分人的主要手段”的衡量标准（对物质福利的激情）；一种对地位焦虑和对混乱恐惧的社会心理；人类精神和灵魂的退化，因为琐碎之事，且失去了追求更高目标的动力；也容易受到专制政府或专制统治的影响。
[31]

与托克维尔早先对美利坚共和国的民主社会的描述相比，这样一幅图景与之产生了一些重要且更黑暗的差异。但正如他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所阐明的那样，美国由于其特殊的环境、法律和民情，有更好的机会摆脱个人主义、极端物质主义、共同感情和行动的崩溃、公共道德的侵蚀以及民主专制的到来。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概述这一观点时，更直接地想到的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社会和政治世界，尤其是在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他的悲观描述不幸地适用于他自己的同胞。

鉴于托克维尔对个人主义的谴责，记住他对个人独立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混淆这两者将是另一个错误。“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在《民主在美国》第二卷的草稿中写道，“那些担心过度个人主义的人是对的，那些担心个人极端依赖的人也是对的。这是必须在某处表达的想法。”在另一种变体中，他阐述道：“在任何社会力量面前支持个人，为他的独立、力量和独创性保存一些东西；这必须是民主时代所有人类之友的不懈努力。正如在民主时代，有必要提高社会，降低个人。”
[32]

托克维尔并不是在打哑谜。在1840年给亨利·里夫的一封信中，他阐明了自己作为理论家的思想和基本目标。“你可以肯定，民主时代的最大危险是社会各部分对整体的破坏或过度削弱。现在任何能够加强个人观念的东西都是健康的。任何赋予类型以活力并强化其概念的东西都是危险的。我们的同代人自然地倾向于那个方向。当把实在论者的学说运用于政治时，会导致民主的所有滥用。它助长了专制、中央集权、对特定权利的蔑视和必然论。它支持使社会有可能镇压人民的所有制度和学说；那样就把国家变成一切，把公民变成虚无。这是我的中心观点之一；我的许多想法都向它靠拢。我对这个观点胸有成竹，我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这种信念传达给读者。”
[33] 在面对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全部力量时，个人主义并未使个人得到加强，而是变得软弱和孤独，这是一个悖论。

多数的暴政

在托克维尔指出的民主的有害影响中，多数的暴政是最为知名的。在其1835年的著作中，他提醒读者，政治民主在本质上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并解释了美国人在他们的州宪法中是如何增强这种自然优势，使多数变得所向披靡。“在美国，多数实际上拥有巨大的权力，而舆论的力量也几乎同样强大。”
[34]

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威很容易变成专制。“在我看来，无限权威本身就是一种邪恶和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我只承认上帝才可以拥有无限权威，却不致造成危险，因为他的智慧和正义总是与他的力量相等。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权威，其本身如此可敬或被赋予如此神圣的权利，使我愿意让它不受控制地行动或不受阻碍地支配。因此，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为所欲为的权利和能力时，无论其被称为人民还是国王、民主制还是贵族制，无论运用于君主国还是共和国，我都会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
[35]

从这种多数的无限权威中，不仅出现了多数暴政的威胁，还出现了立法专制的威胁。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断言，“在所有政治权力中，立法机关是最愿意服从多数的”，并宣称：“威胁民主之存在的两个主要危险是：立法权完全屈从于选举团的意志，（和）政府的所有其他权力集中于立法权。”
[36] 或许他尤其想到了国民公会的滥用和大革命期间的恐怖政治，他将在1856年再次谈到这些民主的歪曲。

对于他关于美国多数暴政的理论，托克维尔提出了两点警告：第一，这种权力的滥用更多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并且不经常发生；第二，它威胁的不是国家层面，而是州层面，而这一限定常常被忽视，尤其是被他的美国读者忽视。在美国，联邦制、行政分权、律师和法官的作用以及陪审团制度都是对多数之滥用的制约。更通常地说，托克维尔认为人性、正义和理性是对多数之权力的普遍限制。
[37]

尽管有这些保障措施，托克维尔还是举了几个例子，说明美国的多数对个人和少数造成了直接的人身和法律威胁。
[38] 他也认为，在美国，多数对思想和舆论施加了令人不安的权威。“就我所知，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在普遍意义上盛行更少的思想独立，却有真正的讨论自由。”通过指出在美国出版反宗教或淫乱书籍绝无可能，以及他所谓的新世界共和党人的“永久自我崇拜”，托克维尔直言不讳地认为：“美国没有思想自由。”
[39]

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在题为“关于民主国家的信仰的主要源泉”那一章，他详述了思想自由的丧失和多数对思想的控制这些主题。如同在别处那样，在这第二章里，托克维尔的注意力从美国转移到了一般的民主制。他辩论道，人类至少需要一些公认的信念和观点，而在民主社会，公共或民众的判断“将一种所有人之思想的巨大压力施加于每个人之才智”，并且成为这些必要的公认态度的主要源泉之一。舆论的影响日益塑造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观念。1835年提出的多数的暴政，演变成了1840年提出的舆论的思想权威。对托克维尔来说，两者都严重危及“思想自由”。
[40]

当计划和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他继续探索舆论的力量。他向乔治·刘易斯（George Lewis）解释了自己的研究需要：“我的目标与其说是叙述革命事件本身，不如说是描绘相继产生革命事件的情感和思想的运动，因此我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历史文献，不如说是能体现每一时期公众思想的作品，比如报纸、小册子、私人信件和行政通信。”
[41] 在1856年的正文中，托克维尔反复寻求“公众思想”，并追溯了舆论对正在进行的大革命的影响，尤其是由启蒙哲人塑造的那些。
[42] 对他来说，群众的思想影响仍然是对个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主要威胁。

独夫的专制

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不仅担心多数的无限权威和立法的暴政，还担心独夫——特别是军事暴君——的专制。在反思民主对自由的潜在威胁时，他总结道：“我预见，如果我们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们中间建立起最多数人的和平统治，我们迟早会导致独夫的无限权力。”
[43] 到了1840年，托克维尔的担忧已经急剧转移了焦点，但他并没有忘记对暴君的担心，尤其是军事暴君。在他关于民主社会的和平与战争的那章中，他解释了战争如何通过集中政府权力和为获胜的将军夺取权力开辟道路，使自由处于危险之中。作为例子，他在正文中引用了苏拉和恺撒，在草稿中引用了波拿巴。
[44] 在文章中，他的恐惧有时变得很强烈。“将要来的第一个暴君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但他正在接近……这一至高的权威，这一可见的上帝——我们已将之建立于我们之中，使之能够践踏最神圣的法律，随心所欲地施暴于我们的心灵并行走于我们的头顶——还需要什么？战争。和平为专制做好准备；战争建立起专制。专制不仅是战争胜利的一个结果，而且是战争本身出于对权力及其所创造的集权的需要。”
[45] 在其《回忆录》中，他承认，“我天生……对军事暴政怀有恐惧”。
[46] 这种恐惧并未消失。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保留了暴君——尤其是军事暴君——的概念，虽然没有把它当做民主制的主要影响，但是当做一个重要的潜在影响。在研究笔记中，他提醒自己，“当我讲到帝国的时候，好好分析一下这个结构：一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独夫专制；……最无限的专制”。
[47] 这些持久恐惧的潜台词似乎展现出托克维尔对拿破仑的着迷；他渴望了解和解释波拿巴在历史上的成就和角色。我们应该想到，在托克维尔的想法中，《旧制度与大革命》起初是一本关于拿破仑的著作。他对旧制度的研究，是为了寻找大革命和拿破仑最终崛起的背后的起点。托克维尔对这个人的评价是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托克维尔认为拿破仑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天才，“最非凡之人……他已出现在世界上好几个世纪”。但是“英雄的一面掩饰了暴君的一面”。
[48]

无论拿破仑取得了什么持久的成就，具有如何积极的特点，对托克维尔来说，他仍然是军事专制的象征。1851年12月政变之后，路易-拿破仑作为对同种民主暴政的苍白模仿而出现。“这个国家，”托克维尔在写给诺曼底一位同胞的信中厌恶地写道，“忘记了在过去的34年里，官僚主义和军事专制是什么样子……它再次品尝着这种滋味，而这一次，没有了伟大和荣耀的佐料。”
[49] 我们再次看到，托克维尔的第二部大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多么以两位拿破仑为背景而写就的。

中央集权和新型民主专制

从1835年《民主在美国》第一卷，到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民主和中央集权之间的联系是贯穿托克维尔作品始终的主线。但20多年来，这种联系在他的思想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他对最受民主青睐的中央集权的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1835年，他通过区分两种中央集权而开始讨论：政府集权，领导全国共同事务的权力，如普通法律和外交事务；以及行政集权，领导与国家某些地区和其他特定利益有关的事务的权力。他称赞第一种，声称：“就我而言，我无法想象一个国家在没有强大的政府集权的情况下能够生存，或者，最重要的是，能够繁荣昌盛。”然而，他认为第二种是破坏性的，“只适合削弱臣服于它的人民”。
[50] 他认为，美国社会和政治福利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缺乏行政集权。
[51]

托克维尔认识到，他的简单区分并不完美。“当政府的所有属性都已赋予同一权力时，它很难不去尝试介入行政的细节；而且它几乎总能找到这样做的机会。”
[52] 他意识到，政府集权几乎总是转变为行政集权。但民主与中央集权的密切关系仍然很明显。“我确信，”托克维尔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写道，“没有哪个国家，比那些社会状况为民主的国家，更有可能落入行政集权的枷锁。”
[53]

托克维尔的英国之旅极大地强化了这个观点。1833年，约翰·鲍林爵士（Sir John Bowring）曾告诉他英国分权的好处——“我们在文明上取得巨大进步的主要原因”。1835年与亨利·里夫的对话，强调了民主与中央集权之间的联系。在与里夫交谈之后，托克维尔在他的旅行日记中写道：“中央集权，是民主的一种本能，为专制主义做好准备。为什么中央集权对民主的习惯如此重要？如果我能将之写进我的作品（1840年的部分），这是一个深入研究的大问题。一个基本问题。”
[54]

虽然托克维尔在1835年提出了各种可能的专制制度，但其《民主在美国》的第一卷总是给读者留下一种严酷的选择。在起初终结其1835年著作的最后一章中，托克维尔宣称：“我觉得我自己被引导去相信……很快将只有民主的自由或恺撒的暴政，别无他处。”
[55] 然而，当起草1840年的《民主在美国》时，他既放弃了对两种中央集权的有缺陷的分析，也放弃了先前提出的严峻选择。在1838年写给博蒙的一封信中，他描述了自己在书的末段所做的工作，即“关于民主的思想和情感对政治社会的影响”：“我已经开始……从理论上确立民主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使他们自然地倾向于……把一切权力集中在中央和国家当局手中……你看到，我的想法远远高于行政集权的观点，后者最重要的是指由中央权力取代次级权力。我不仅想说明这一点，而且还想说明国家是依次控制一切的，它从各个方面来代替个人，或者把个人置于监护，它管理、调控、统一每件事和每个人。”
[56] 真正的危险远远超出了他最初的想象。

到了1840年，托克维尔称自己在1835年对独夫之无限权力的设想是“陈腐而肤浅的”，并宣称：“对这个主题更为详细的研究以及5年的新思考，并没有减轻我的担心，但担心的对象变了。”
[57] 他反复思考的习惯，把他的思想推向了另一个方向。现在，不谈恺撒的专制，托克维尔预见了一种新型的民主专制；他把1840年作品最后的第四部分，用于写作他的新思想。
[58]

托克维尔试图找到一个原创的词来适配这个陌生的概念。在一份草稿中，他写道：“我替未来几代人感到担心的专制统治，在世界上没有先例，也没有名字；因为缺少任何更好的名字，我将称其为行政专制。”
[59] 但这个词没有奏效。“我认为，民主人民所受威胁的那种压迫与世界上以前的压迫完全不同；……我自己徒劳地寻求一种措辞，确切地再现并包含我正在形成的思想；专制和暴政的陈词是行不通的。这个事物是新的，由于我不能为其命名，所以必须给它下定义。”
[60]

在关键的一章，名为“民主国家害怕哪种专制”，他对新的民主专制作了以下冗长而重要的描述：“我试图想象，这种专制会以哪些新的特点呈现于世；我看到无数相似而平等的人，整天为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微小且庸俗的享乐而奔波。他们每个人都离群索居，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在他看来，他的子女和亲友就是整个人类。至于其他的公民同胞，即使站在他们身旁，他也视而不见；他与之接触，但并不以为有这些人存在；他独自生存，并且只是为了自己而生存，如果说他还有一个家庭，那么你可以说至少他已经不再有祖国了（一幅带有个人主义所有缺点的肖像）。”

“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上，耸立着一种巨大的监护性权力，它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的一生。它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持久稳固的、深谋远虑的，而且是十分和善的……（它）喜欢公民们享乐，而且认为只要设法享乐就可以了。它愿意为他们造福；但是它想成为公民福利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者；它照料其安全，提供其所需，便利其娱乐，指挥其主要事务，领导其工业，安置其产业，分配其遗产；它怎么不干脆让他们摆脱思考的麻烦和生计的困难？……”

“在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把每个人都握在它有力的手中，并按照其意愿塑造他之后，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把它的手臂伸向整个社会；它以一张由细小、复杂、细微、统一的规则织成的网络覆盖着社会的表面，即便是最原创的思想和最活跃的灵魂也无法突破这些规则而变得出类拔萃；它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它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它很少强迫你采取行动，但它不断妨碍你的行动；它并不破坏，但它阻止新生；它不专制，它阻碍、压制、削弱、消灭、愚化，最后它把每个民族都变成一群胆小而勤劳的动物，而政府就是它的牧人。”
[61]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对新型民主专制、行政或官僚暴政的谴责更加尖锐。他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论点，即这种权力集中在国家层面的现象，是在旧制度时期发展起来的，并在18世纪中叶随着重农学家的改革思想达到顶峰。18世纪这群有影响力的改革者，包括魁奈（Quesnay）、杜尔哥（Turgot）、勒特罗森（Le Trosne）和老米拉波（the elder Mirabeau）等人，他们支持绝对政府，敦促集中控制以重塑和彻底改变法国，并不理会任何地方或省的自由和真正的政治参与。

对托克维尔来说，旧制度主要指的是从1750年到大革命爆发这个时期，其间进行了各种重大的改革。到1780年之时，他写道：“政府已被改造。它的代理人未变，但这些代理人被另一种精神推动。随着政府变得更包罗万象、更扩大，它也变得更划一、更有见识。它在成功接管一切的同时，也使自己变得温和起来；它压迫少、控制多。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毁了这个庞大的君主制度；它在1800年（由拿破仑）重建。人们常说，在公共行政问题上，在当时及之后取得胜利的是1789年的原则，但是恰恰相反，得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在当时得以复兴并仍在存续……如果中央集权没有在革命中消亡，那是因为中央集权本身就是这场革命的开端和标志。”
[62] 这是托克维尔的1856年著作中最具原创性的论点之一。

在另一章中，他描述了由国家抛在法国社会之上的精密控制网。“在旧制度下——现在也一样——在法国没有一个城市、城镇、村庄、小村庄、医院、工厂、修道院或学院能够对自己的事务拥有独立的意志，或自由管理自己的财产。当时，就像今天一样，政府把法国人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如果当时还没有发明出‘家长主义’这个傲慢无礼的词，那么事实已经存在。”
[63]

如前所述，托克维尔把行政专制、无限权威和干预的政府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重农学家。“在重农学家看来，国家不仅仅统治国民，而且以某种形式加以塑造；由国家按照预先设定的特定模式来培养公民的思想；它的职责是使公民的头脑充满某种它认为必要的思想，使他的心灵充满某种它认为必要的感情。实际上，其权利没有限制，其可行之事也没有界限；它不只改造人们，而且转变他们……这种巨大的社会权力……这种暴政的特别形式……我们称之为民主专制。”
[64]

托克维尔认为，重农学家的家长主义并不是最糟糕的。“我们认为，我们今天所知的以社会主义命名的破坏性理论是最近才产生的；这是一个错误：这些理论与第一批重农主义者是同时代的。”他宣称：“中央集权和社会主义是同一片土地的产物。”
[65] 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表达的对社会主义理论家——在他看来，这些人促成了1848年的事件——的愤怒，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许多段落中又重新出现。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托克维尔在写作1856年的作品时，一定程度上想到了拿破仑（和路易-拿破仑）。这本书也是托克维尔对理解和解决19世纪法国反复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探索。他对国家的民主专制的越来越有力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的强烈谴责，也构成了该书的框架。那些主要将托克维尔视为政府家长制或福利国家之批评家的读者，或许不应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1840年的《民主在美国》上，而应该放到185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上。在后面那部作品中，他的论证更为详尽和富有激情。

有益的影响

特别是因为对新型民主专制的描写，托克维尔更知名的或许是他对民主的有害影响的描述，而非他对有益影响的论说。但他关于平等的潜在好处的列举，仍然至关重要。1835年，他用了整整一章来论述这个主题：“美国社会从民主政府中获得的真正好处是什么？”
[66] 他明确表示，他的结论不仅适用于新世界共和国，而且适用于一般民主社会。他还在书中反复提醒读者，没有自由的民主会滑向专制。我们需要强调他的信念，即如果没有自由，推进平等所带来的可能的好处是难以捉摸的。他关于民主好处的一章，突出了以下积极的特点。

社会活力、经济活动和增长的福利

如前所述，身份平等意味着更开放的社会，没有固定的等级，并以社会和经济流动为特征。托克维尔认为，这样的社会释放了人类的潜能。在他关于民主好处的一章中，他首先比较了自由社会和不自由社会，指出了自由社会的活动和运动，指出这些特点甚至更适用于民主共和国。在政治生活中，充斥着“一种骚动，一种混乱的喧闹”，它证明了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与某些屈从于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所表现出的冷漠和不参与形成了鲜明对比。
[67]

在公民社会，民主的结果同样显著。由于参与公共事务且与他人互动，个人获得了更大的自尊，开阔了自己的思维，变得更加开明。人们还培养出“对事业心的普遍喜爱”和提高改进的动力。托克维尔关于经济问题的观点将在后面进行更详细的探讨，但在这里我们需要认识他的论点，即民主“在整个社会体系中传播着一种焦躁不安的活跃、一种富足有余的力量、一种非它不可的能量……能够带来奇迹。这些才是它真正的好处”。
[68]

这种社会和经济活动带来了更大的繁荣。托克维尔写道：“在所有政府中，尽管民主政府存在缺陷，它仍然是使……社会繁荣的最佳选择。”
[69] 在阐述这一观点时，他对比了贵族社会和民主社会的潜在好处，并宣称，如果你想“生活在一个繁荣的社会中；如果……在你看来，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为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提供最多福利并避免最痛苦之事；那么就让身份平等，并构建民主政府”。
[70]

正义

对托克维尔来说，更大的正义可能不仅是接受身份平等到来的根本论据之一，也是民主最重要的好处之一。对托克维尔来说，正义不会带来极端的不平等，而会带来一个没有不可逾越之障碍的流动社会。在这些条件下，这个世界上的美好事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会在更多人之间更公平地分享。身体、思想和精神的幸福将会更广泛地得到实现。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全面地探讨托克维尔的正义观，但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他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对英国富人的严厉言辞，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创造了最大的贫富差距。
[71] 他正在示意我们称为分配公正这一民主的好处。“民主的真正好处……是为最大多数人的福利服务。”
[72] 请记住前文引用过的他的宣言：“平等就是……更加公正，它的公正造就了它的伟大和出色。”
[73]

公民身份

这种有益的影响与个人主义的威胁截然相反。在托克维尔看来，被理解为真正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导致了公民身份。公民参与增加了实际的政治经验并提升了托克维尔所谓的公共美德：与他人的沟通和互动，社会意识，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的意识，尊重法律，对权利的敏感以及公共精神。
[74] 他关于民主好处的一章依次检视了这些成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大部分内容都证明了有效参与政府的必要性；1856年的著作阐明了当公民权利被扼杀，当人们没有发言权，人与人之间没有联系，不再参与公共生活，当公共美德被遗忘或抛弃时，可能会发生什么灾难。
[75]

托克维尔心目中的美德抵制了公民的冷漠和退入个人主义的倾向。他还强调了拥有和使用权利的民主参与，如何加强了对权利的尊重。
[76] “我想知道今天有什么办法向人们灌输权利的观念……；我只看到一个，那就是给予他们所有人对某些权利的和平运用。”
[77] 他特别关心政治权利和财产权。“民主政府使最底层的公民都能接触到政治权利的概念，如同财产的分割（身份平等的另一个特点）使所有人都能普遍理解财产权的概念。在我看来，这是它最大的优点之一。”
[78]

托克维尔坦率地承认广泛授予政治权利所面临的挑战，但他认为，尽管如此，必须进行尝试。“我并不是说，教所有人使用政治权利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只是说，在可能的情况下，产生的效果是伟大的。我多说一句，如果有一个世纪必须尝试这样一项事业，那么这个世纪就是我们自己的世纪……在奇迹之中，没有什么比自由的艺术更富有成果；但没有什么比在自由的学徒期更加艰难。”
[79]

心理的影响：新的民主人

托克维尔作为一个理论家的优势之一在于他对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敏感。在他的作品中，托克维尔试图展示的，不仅包括民主将如何重塑社会，而且包括它将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人性。对他来说，一个新的民主社会秩序的到来，意味着一种新的个人的出现，即民主人。在《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收录了许多简要的快照，以展示民主如何改变了人类的观念、态度、期望和情感。
[80] 他认为某些特征大多是正面的；其他的主要是负面的。但很少是纯粹的非黑即白；如果不加约束或加以夸大，许多可能会变得具有破坏性。像往常一样，托克维尔倾向于温和。下面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归纳，列出了民主带来的一些较为重要的心理结果。

他列出的新的民主人格的其中某些积极特征包括：

●　对自由和自由制度的本能追求，以及对独立的热爱。
[81]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平等的激情可能会掩盖对自由的渴望，而对独立的冲动可能会鼓励托克维尔所谓的个人主义。

●　更加温和、更少苛刻的民情和更温暖的家庭关系。托克维尔在1840年的《民主在美国》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论述这些特点。
[82]

●　提升的自尊和对他人更大的同情和尊重。这些特点也导致了更仁慈或慈善的态度。“事实上，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所有公民中，都存在着一项法则，使他们能够根据需要互相提供帮助。条件越相似，人们对共同义务的这种互惠性倾向就越多。”
[83]

●　与他人相似的感觉。
[84] 这种同胞之情可能会削弱有利于“人类之伟大纽带”的国家认同（考虑到过去200年的历史，托克维尔可能犯了一个较为明显的错误，即他预测民主国家的世界将更加和谐、和平）。但是，相似感的最大危险是多样性的缺失、平庸的趋势以及麻木的划一性。“在（新社会的）所有这些特征中，”他写道，“我寻找的是在我看来最普遍、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几乎所有的极端都变得柔和而迟钝；几乎所有的突出点都被磨掉，为一些中等的东西让路……我的眼睛扫视着这无数由相似之人组成的人群……这种普遍的一致性让我感到悲伤和寒冷……”
[85]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一再谴责重农学派和其他改革家，说他们助长了这种趋同化的趋势，忽视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各种不同情况，更喜欢划一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划一性作为一种学说和一种选择，成为他批评旧制度时最喜欢的主题。

●　稳定的习惯和对秩序的偏好。
[86] 这种鼓励政治稳定的倾向与追求物质福利有关；但是，毫无节制地追求秩序，当然会导致专制。

●　积极的、革新的、有野心的气质。
[87] 如前所述，这种态度有助于释放各种能量，特别是政治和经济能量。在一幅草图中，托克维尔获得了这些思维和行为的某些特征。“（一个人）渴望改变，过去让他不快，现在让他疲惫，只有未来才值得他去思考。他蔑视年龄，嘲弄经验。他不停地制定、废除、修改他的规则。一切都因他不知疲倦的活动而改变，甚至连支撑他的大地也改变了……有人说这就是美国精神，我说它是民主精神。”
[88]

托克维尔讨论过的民主的一些更为消极的心理结果包括：

●　对物质福利的渴望，对个人主义和冷漠的冲动——托克维尔称之为“个人主义的果实”。
[89] 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涵义和危险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这些已经讨论过。

●　无根和孤立的感觉。民主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纽带。民主社会面临的挑战是找到新的方法来培养团体感和归属感。

●　对人群的软弱感和屈从感。
[90] 这是相似性的另一个消极方面，也是舆论权力过大和大众社会兴起的根本原因。

●　对理性和无限完美学说的倨傲自信。
[91] 虽然托克维尔想要鼓励个人独立和自信，但他把对人类力量和控制的夸大观念称为“一种病态”，并在一定程度上把革命的某些错误和过分行为归咎于这种骄傲。

●　焦虑和不安。
[92] 物质欲望总是超过所得。每个人都急于尽可能多地、尽可能快地获得。永不餍足，民主人没有时间来获得他想要的一切。尽管拥有舒适和相对福利，但还是产生了一种长期的忧郁。对地位的焦虑依然存在。

●　挫折、不满、嫉妒和怨恨。
[93] 托克维尔意识到，剩余的小的不平等反常地变得更令人恼火，而且随着平等的推进，人们对它的怨恨也越来越深；完全平等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此外，他发现，向所有人开放道路意味着道路上挤满了竞争对手，前进变得困难。托克维尔还引入了相对正义的相关原则。“人类更容易被同一阶级内部存在的不平等打击，而不是被不同阶级之间所看到的不平等打击。”
[94] 特别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正如我们所见，托克维尔解释了不完全的平等和挥之不去的特权是如何导致阶级之间的怨恨甚至仇恨的。正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民主对于新的民主人的后果，显然不是平静、满意和满足。

●　“不断上升的期望。”这是作为理论家的托克维尔的又一独创性。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了中央集权并非来自大革命或拿破仑而是来自旧制度的观点，其新颖之处已经被提及。但托克维尔也认为，17世纪和18世纪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平等——即便不够均衡，革命之前的几十年也是一个日益繁荣的时期，并且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王室政府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他断言，1789年发生的事件，不是由于严格的不平等，不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经济苦难，也不是由于顽固的专制。相反，他描述了一种“敏感性”，我们称之为“不断上升的期望”。剩余的不平等变得无法忍受，经济增长增加了物质野心，使挥之不去的苦难变得不可接受，改革强调了仍然存在的结构性滥用。

●　“我如何坚持这点都不过分……正是繁荣、进步……在某种意义上使革命变得无法解释……实际上却解释了革命，而且应该认为它预示了革命，是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人们已经变得足够成熟，能够明白自己更需要什么，并承受更多的痛苦，尽管他们所受痛苦的总和比以前少得多。其敏感程度的增长，比其解除痛苦的速度快得多。对自由的不满，对平等的不满，对金钱的不满，都是如此。挖掘这一源泉，因为这里不仅有一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伟大观点，而且是一个理解统治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的良机。”
[95] 托克维尔的心理学洞见仍然引人注目。在他的著作中，他发现并揭示了许多关于人类情感和行为的违反直觉的事实。请注意，他又一次在寻找统治社会的基本法则。

想象的影响

托克维尔忠实于自己的目的和正义感，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民主的优点和缺点。他希望预先警告拥护者所忽视的那些潜在的民主缺陷，并说服反对者，民主提供了他们应该承认和鼓励的可能好处。与此同时，他希望消除被错误地归因于民主的某些指控。《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部分目的都在于缓解批评家的恐惧。这些保证中的一些可以非常简短地加以概括。

第一，民主没有破坏宗教。托克维尔坚持认为，民主与基督教信仰是相容的，并以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例，说明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如何能够成功地融合在一起。在《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都未将大革命及其捍卫者的反宗教情绪归因于平等的原则，而是归因于教会和旧制度之间过于紧密的联系。
[96]

第二，身份平等并没有导致不道德和家庭的毁灭。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仔细解释了民主是如何加强天然的家庭纽带，强化道德行为，允许男性和女性扮演传统角色，甚至产生一种新的荣誉观念。
[97]

第三，民主并不意味着无政府状态和持续的动乱。事实上，托克维尔担心的恰恰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警告人们不要冷漠，不要拒绝参与公民事务，不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秩序。

第四，民主并不意味着文化和思想的停滞、创新的终结和人类社会优秀品质的丧失。在这个问题上，托克维尔的立场仍然模棱两可。即使在美国旅行时，他也担心平等可能意味着一种整体水平的下降，而不是一种上升。
[98] 在1835年的《民主在美国》中，他指责美国几乎没有著名的文学或科学人物。
[99] 到了1840年，他谨慎地解释说，美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上的平庸并非源于民主，而是源于特定的环境，尤其是这个国家处于初生阶段，并且新世界的共和主义者可以轻松地利用英国（和欧洲）的成就。他认为，民主所产生的能量和活跃将渗透到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给一个民主的民族启蒙和自由，”他在一份草稿中总结道，“你就会看到他们……给科学、文学和艺术的研究，带来他们在其他领域所表现出的同样狂热的活跃。”在正文中，他总结道：“因此，说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在天性上对科学、文学和艺术漠不关心，实与事实不符；我们唯一必须承认的是，他们是用自己的方式培养这些。”
[100]

然而，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其他地方，托克维尔仍在思考，思想的麻木是否可能是民主的影响。在“为何伟大的革命将变得稀少”这章的最后部分，他把注意力从政治上转移到精神生活上，对民主停滞的描述有力而雄辩，就像他对新型民主专制的描述一样令人担忧。“我不由自主地担心，人们将会到达这种地步，即把每一种新理论都看作是一种危险，把每一项创新都看作是一种不幸的麻烦，把每一项社会进步都看作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并且他们会完全拒绝前行，因为担心自己会被裹挟而去……你们相信新的社会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而我担心它们最终会毫无变化地固定在同种制度、同种偏见、同种民情；由此人类停滞下来，变得受限；思想永远地复归其本身，而不产生新的思想；人在微小、孤独、枯燥的运动中变得疲惫不堪，即使不断地运动，人类也不再进步。”
[101] 首先是保证，然后是警告。在这个问题上，托克维尔给他的读者留下了双重要旨。

总结评论

我们对民主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回顾，显示了托克维尔的抱负，特别是他作为理论家的独创性。他想揭示支配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但他尤其擅长于出人意料和违反直觉的论证。他认为中央集权是对旧制度的继承，并探索了“不断增长的期望”的重要性，这些思想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托克维尔寻找新的词汇来表达其思想。有时他成功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个人主义。有时他也失败了：他找不到一个词来表达新的民主专制的概念。在贴标签的做法之外，托克维尔经常使用简略描述来阐明他的思想，帮助读者理解他的分析。在《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我们看到了几个例子：对民主社会、民主人、新的民主专制、民主停滞的引人注目的描写。

最后，我们注意到托克维尔警惕极端主义，如过度的物质主义，并专注于自由的需要。他认为，民主的有害影响通常可以通过节制加以缓和。并不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的所有后果都会发生。有些是相互排斥的，例如个人主义和公民身份。其他的仍然只是潜在的，如民主专制的几种形式。但是，为了尽量减少民主可能带来的有害结果，并鼓励潜在的有益结果，自由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民主的影响，或好或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社会能否保持自由。在下一章，我们将研究托克维尔为在民主时代保护自由而建议的一些最重要的机制和保障措施。

第五章
改善之建议：需要做什么？

在《民主在美国》行将结束之际，托克维尔评论说：“政治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从现在起，我们必须为新的弊端寻求新的改善措施。”
[1] 对于他所预见的民主的影响，趋吉避凶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在《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提出了一套标志性的改善建议，从1835年到1856年基本未变。

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倒数第二章中，托克维尔指出，最根本的任务是“让自由从上帝让我们生活的民主社会中涌现出来”
[2] ，并总结了他在两部书中呈现给读者的经验教训。在应对民主挑战的建议中，他列出了：独立的次级团体，包括地方、省和协会；个人权利，唤起我们已经研究过的具体的政治和公民自由的个人权利，例如投票、言论、写作、结社、集会和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尊重形式和既定程序；民选官员，而不是世袭官员；独立的司法制度；以及新闻自由。在1835年和1840年两卷书的其他地方，他还建议协商会议、两院制、陪审团审判、政教分离。有时，托克维尔简单地将这些建议——主要是法律性和结构性的机制——称为“自由制度”。他还提出了另外三种重要的改善措施，它们与民情的关系比之与法律更密切：“充分理解的利益”学说、宗教的影响以及对更高目标的需要；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鼓励自由的各种习惯，这些习惯对自由民主社会至关重要。

托克维尔之建议的总目，无法在一部简短的导论性作品中进行详细研究。相反，我们将关注他在思考和写作中看起来最重要的几个要素：次级团体、个人权利、出版自由、“充分理解的利益”信条、宗教的作用以及对更高目标的需要。

次级团体：地方、省和协会

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高度赞扬了新英格兰的市镇，将其作为“美式自由的原则和生命”的地方独立的典范。
[3] 对他来说，他仔细研究过的大体自治的地方是美国权力分散的例证。他解释了居民密切参与公共生活的市镇，如何产生各种重要的道德和政治影响，包括市镇或公民精神、自由技巧的训练以及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广泛实践经验。
[4]

在他对市镇的讨论接近尾声时，托克维尔突然将其论证从地方机构转向省级机构
(1) 。“我认为省级机构对所有人民都有用；但在我看来，对这些机构最真实的需求，似乎莫过于一个社会状况是民主的国家。”
[5] 他引用在英美从政治观点迥异之人处的所学所得，宣称：“我从未遇到任何一人不把省的自由看作是一件大好事……只有少数或没有省级机构的民族才否认它们的效用；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一无所知的人才会说它的坏话。”
[6] 向其法国读者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如果要在一个日益民主的未来中维护自由，就必须给市镇和省份更大的自由。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托克维尔作为负责起草新宪法的委员会成员，仍然忠实于这些观点，并坚决支持市镇更加独立的想法。地方自由将抵消行政集权，为公民提供“自治的才智”，并允许他们“实践自治”。
[7] 简言之，地方自由为人民提供自治训练和实用政治教育。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又写到了市镇和省。他哀叹18世纪的法国市镇对市镇事务毫无兴趣：“这些人……住在国内，就像住在外国一样。”
[8] 到1750年，他断言，“地方自由正在越来越多地消失。独立生活的活力标志到处消失；各省不同的特征性状混合在一起；从前的公众生活的最后痕迹被抹去了”。
[9] 在没有地方自由的情况下，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省，法国人再也找不到机会保持联系或相互合作；如前所述，孤立和集体个人主义是有害的结果。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份重要附录中，如前所述，托克维尔将注意力集中在革命前夕的朗格多克这个例子上，在那里“真正的省的自由仍然存在”。朗格多克告诉读者“旧制度下的省的自由是什么样子”。
[10] 托克维尔描述了该省的显著特点，包括一个消息灵通和有效的议会以及各种重要的次级机构——市镇、村庄和行政区。他指出，在朗格多克，来自不同阶层的人混在一起，共同参与政府工作。

不幸的是，朗格多克是一个例外，而非常规。“我已指出，王室政府——已经废除了省的自由，并在四分之三的法国土地上让自己取代了地方当局——是如何把所有的事情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无论大事小事；……法国是欧洲政治生活历史最悠久、消亡最彻底的国家……”
[11]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呼吁恢复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中所赞扬的地方和省的自由。他希望纠正法国长期以来过度集权的传统，这种权力的巩固会带来一系列可能的民主专制。

在对权力分散至关重要的次级团体中，托克维尔将公民协会和政治协会包含在内。在他去新大陆的旅途中，美国各种各样的协会使他着迷。1835年，通过讨论政党，并将市镇、城市和县列为永久协会，托克维尔开始处理该问题。随后，他聚焦于政治协会，即个人和团体为推进特定的政治观点和事业而建立的即兴、临时组织。他还探索了结社和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和投票权之间产生关联的方式。他指出，结社的权利包括集会的自由和言论与书面表达的自由；广泛的选举权减少了秘密的、破坏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协会的危险。
[12]

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公民协会，并提出了关于结社之科学或技巧的更为完整的理论。
[13] 在贵族社会中，有权和显赫之人扮演着天生的领导角色；但在民主社会中，传统的纽带被瓦解，个人变得孤立和软弱。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由政府或社会权力承担。该做什么？他在一份草稿中写道：“在一个民主的民族内部创造贵族人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把两种制度的优点结合起来。我用贵族人意指永久且合法的协会，比如城市、选区、省或自发的和临时的协会……确切说来这将部分地具有属于贵族制的优点，但没有缺点。这将不会造成永久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它将创造出强大的个人，有能力做出巨大的努力，完成庞大的项目，进行坚定的抵抗；它将以另一种方式把人们绑在一起，但跟贵族制一样紧密。”
[14]

因此，对托克维尔来说，作为消失的贵族人的一种人为但必要的替代品，协会是具有共同思想、计划和目标之人的聚集点，也是中央集权的制衡力量的中心。“一个政治、工业、商业甚至科学和文学协会，是一个开明而强大的公民，你无法在暗中随意左右或压迫他们，他们通过捍卫自己的特殊权利，对抗权力的要求，从而拯救了共同的自由。”
[15] 无论协会是政治的、道德的、思想的、宗教的、商业的、工业的、一般的还是特殊的、大的还是小的，它们都会教授如何团结公民同胞以追求共同目标的科学。通过刺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16] ，这样的群体培育了人类的心灵和思想。托克维尔没有忽视结社技巧的道德结果。

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继续探索政治协会和公民协会之间的联系。不管他在新世界见证了什么，他都拒绝承认在政治事务中有无限的或绝对的结社权利。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协会都是有益的；就法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而言，托克维尔担心那些可能是秘密的或暴力的政治群体。但是他断言，政治协会具有促进公民协会的重要优点。“因此，政治协会可以被视为伟大的自由学校，所有公民都可以在这里学习协会的一般理论……当你允许［公民］在任何事情上自由结社时，他们最终会在协会中看到通用的且可以说是唯一的方式，人们可以之实现他们所提出的各种目的。每一种新的需求都会立即唤醒结社的想法。随后，结社的技巧就变成了……基本知识。”
[17] 托克维尔认为结社的冲动是美利坚共和国所享有的精力、活跃和繁荣的主要原因。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公民协会和政治协会被纳入自由机构之列，但这些机构在大革命之前几十年的法国消失得无影无踪。托克维尔哀叹省的自由、地方自由、“活跃的政治团体”以及“有组织的政党”的缺失，哀叹能够制衡中央政府的所有次级团体或有组织力量的缺失。“当革命发生时，”他总结道，“人们在法国大部分地方可能都找不齐十个拥有协同合作习惯之人，而且能负责自我防卫；只有中央权力被设想去关照革命，因此中央权力……发现没有任何可以阻止革命，甚至是让革命慢下来的东西。同样的原因使君主政体如此轻易地垮台，也使它垮台后的一切皆有可能。”
[18]

在笔记中，托克维尔提出了18世纪协会的一个具体例子。他引用农业社团作为聚会的例子，在那里成员们“讨论不同阶层感兴趣的问题”。关于共同利益的共同讨论，打破了1750年法国所特有的森严的阶级隔离。“即刻感受到人们的和解与交往。”
[19] 这些法国社团的社会和道德作用，反映了他预测的结社活动的好处。

为避免权力集中而威胁民主国家之自由，托克维尔还把联邦制列为方法之一；在新世界共和国，每个州是另外的次级团体，它们分割权力，并在国家层面成为潜在暴政的障碍。他认为，美国联邦制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肯定会作为当今政治学的重大发现而引人注目”。
[20] 但是，作为一项宪政安排，它需要大量的政治经验，而且不容易转移到其他国家。总的来说，他称赞联邦制是大国好处和小国好处相融合的一种方式。
[21] 但就法国而言，他摒弃了联邦制的可能性，也从未将其纳入他针对民主危险的改善建议之中。他指出，他自己的国家仍然处于军事强邻环伺之下，因此不会冒险采取分裂主权的任何形式。

个人权利

在对民主可能带来的有害后果的改善措施中，个人权利在托克维尔的政治和社会理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如同自由的地方和省的存在一样，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使参与公共生活和行使自由成为可能。在为1835年《民主在美国》所写的导论中，托克维尔描绘了一幅理想的美利坚共和国形象，视之为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他想象了一个权力分散的民主社会，在那里“公民的自由联合将……能够取代贵族的个人权力”，在那里“每个人都有权利，并有把握维护自己的权利”。
[22] 在1835年的整部著作中，托克维尔列举并讨论了具体的个人权利的重要性：投票、结社、集会、发言、写作和拥有财产。拥有并利用这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培养了公民精神、对法律的尊重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权利意识。“公民精神，”他宣称，“在我看来，与政治权利的行使密不可分；我认为从现在开始，我们将看到欧洲公民数量的增减与这些权利的扩展形成比例。”
[23] 他相信，权利将使公民取代脱离社会的居民。

然而，托克维尔对温和与渐进主义的本能也出现在这里。在草稿中，他承认：“我并不是说，时至今日政治权利必须赋予全体公民；我的意思是，权利的无限扩展是你必须始终指向的目标。”
[24] 但他坚持尊重公民和政治的基本权利的立场依然明确。1840年，他宣布：“因此，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民主时代，自由和人性伟大的真正朋友应当接连不断地挺身而出，设法防止社会权力为了全面推行其计划而随意地牺牲某些个体的特定权利。在那些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如此微不足道，以致令他身受压迫而不非常危险，没有任何一项个人权利如此无关紧要，以致你会屈服于不受惩罚的专横恣意。”
[25]

在为《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写的前言中，托克维尔对他所高度重视的个人权利，给予了雄辩的支持，即便是间接的。“只有自由能够有效地对抗（民主）社会的天然恶习……只有自由能够使公民摆脱……孤立……，能够通过在处理共同事务时互相沟通、相互说服和相互满足的需要，每天迫使他们交往和聚会……这是我20年前所说所想的。从那以后，没有发生什么事使我改变主意。”
[26] 在共同利益中相互联系的可能性，是个人自由的根本好处。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其他地方，托克维尔对权利的讨论变得不那么具体。他反复使用诸如自由制度、自由政府或政治自由等字眼，在每种情况中，他都唤起广泛而真正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这种参与本来可以避免实际政治经验的灾难性缺失，而这正是旧制度的特点，这种经验的缺失不仅使完全人造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具有影响，而且还导致了革命及其余波的过度。在其解释18世纪的知识分子何以变为法国的首要政治家的一章中，他相继照看了关键社会群体——文人、贵族和资产阶级——并描述了何以每一群体无法发挥任何直接的政治作用，何以每一群体强烈支持一种“抽象和文学的政治”，与管理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国家的现实完全脱节。“我们常常惊讶地看到，旧制度的上层阶级带有一种奇怪的盲目，从而加速了他们自己的毁灭；但他们又能从哪里了解到呢？自由制度对领导层公民的必要性——指点他们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并不少于对最卑微公民的必要性——使他们确信自己所拥有的权利。一个多世纪以来，公共生活的最后一丝痕迹在我们中间消失了……”缺乏对自由的习惯性使用，“即使是那些掌控一切的人”（大臣、法官、地方行政长官）也深受缺乏经验之苦。只有“自由制度的运用”，他宣称，才能教授“伟大的政府科学”。
[27] 没有权利和自由政府，就没有人享有实践自由艺术的机会。

对理论家和《民主在美国》的作者托克维尔而言，拥有投票权是培养真正的公民身份所必需的一项政治权利。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托克维尔对选举权的看法是前后矛盾的。在1835年和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他都提倡普遍的选举权。他认为，人民的主权和共和政府的主权都推定了当时所谓的普选权，即所有成年男性的投票权。此外，对他而言，美国证明了普选权并不像他的同胞们所想象得那么危险。广泛的选举权传播了实际的政治经验，激发了公民精神，促进了对法律的尊重，并通过使任何团体都难以声称代表沉默的多数发言，减少了结社带来的风险。
[28]

但在《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也表达了对过度民主的恐惧以及对未经过滤的民主统治的不信任。他似乎更喜欢——至少在州和国家层面上——美国宪法中关于间接选举的各种各样的规定，这些规定旨在节制民意。美国越来越多地使用委托权令他深感不安。作为对普遍投票权潜在危险的另一种抑制，他还赞扬了代议制民主的概念。“关于代议原则。代议原则是现代共和国与古代共和国的显著区别。然而，这种在古代不完全为人所知……（的代议原则）给现代共和国带来了优越性，那就是共和国的可操作性。”
[29]

我们还需要承认，从1840年起直到1848年二月革命，托克维尔停止支持扩大选举权。这种反常现象很难解释。在此期间，他选择将重点放在选举腐败问题上。他显然还担心，扩大选举权的要求会迫使当权者限制其他重要的自由，比如结社权和出版自由。然而，在19世纪40年代，托克维尔继续毫不留情地批评七月王朝过于狭隘地以中产阶级的利益为基础，对工业工人阶级日益高涨的期望和日益加剧的躁动视而不见。正如他所认识到的那样，那个时代自私和短视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部分（约3%）法国成年男子的态度，根据七月王朝的法律这些人可以在全国选举中投票。
[30] 他知道，严格限制的投票权是法国所面临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原因之一。

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的投票权扩大到所有成年男性，托克维尔对此变化表示欢迎。然而，两年后，新共和国的保守派领导人担心城市工人阶级和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吸引力，他们推翻了这一措施，剥夺了大约三分之一新获得选举权之人的投票权。托克维尔强烈反对普选权的这一倒退，称这“几乎是一种犯罪”。
[31] 他哀叹法律破坏“普选权之权威”和“权利之观念”的做法
[32] ，并在第二年，即1851年，致力于废除该法律（未曾实现）。托克维尔最初的立场似乎又出现了。对他来说，投票权仍然是有效参与公共生活的必要先决条件。

出版自由

如果说托克维尔在其活跃的政治生涯中对普选权的立场发生过变化，那么他对出版自由的看法则始终如一。他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宣告了自己的立场
[33] ，在书中详细阐述了绝无可能在审查制度和出版自由之间找到任何合理的停止点，对他来说，出版不仅包括报纸和期刊，还包括书籍和其他印刷材料。他形容人民主权原则和出版自由原则是不可分割的“相关事物”。虽然他承认滥用下流报纸和粗鄙记者的可能性，但他认为出版自由是传播思想和观点、聚集志同道合的公民、促进结社以抵制民主社会权力集中的一种基本手段。“我越思考出版独立的主要影响，我就越相信，在现代人民中，出版独立是自由重要的或者说基本的成分。”
[34]

1843年，托克维尔在《世纪报》上发表了几封信，尖锐地谴责政府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所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旨在限制七月王朝所承诺的一些自由，尤其是结社权和出版自由。
[35] 1848年革命后，他还反对1850年6月颁布的另一项法律，该法律限制了出版自由，他宣称此类法律攻击了对自由至关重要的新闻媒体。
[36]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特别批评了作为君主制审查工作特点的折中限制政策，他辩称完全的出版自由本该是更好的政策。
[37] 1835—1856年，他对出版自由的支持似乎从未动摇过。

宪政委员会

托克维尔为保护民主社会中的自由，提出过法律和宪政方面的建议，研究其中某些建议的另一种途径，是回顾1848年他作为宪政委员会成员的工作。
[38] 如前所述，他主张男子普选权的原则，他认为这对一个共和国的选举合法性是必要的。我们也已经提到，他在委员会里支持市镇拥有更大的自由。这一努力失败了。而且考虑到他对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的记忆以及对立法专制挥之不去的恐惧，他提议为法国建立一个两院制立法机构，并明确引用了美国的例子。当这一建议也被否决时，他主张直接普选总统，认为这样的程序将确保在面对一院制议会时，有一个强大和独立的行政领导。为了避免在竞选连任期间出现选举腐败的可能性，托克维尔还建议，行政长官只能担任一个任期。这项建议获得通过，结果证明是一个对共和国致命的错误。1851年7月，一项允许连任的修正案被否决后，路易-拿破仑发现自己被禁止连任总统，于是发动政变，事实上结束了第二共和国和托克维尔的政治生涯。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将法国制宪委员会与美国制宪会议作比较，抱怨了法国的人员才干和微小成就。
[39] 但是，尽管失败了，他自己在委员会中的角色，至少重申了他应对民主挑战的一些基本改善措施。

托克维尔所支持的所有法律和制度安排，最终都有助于培养公众参与和公民身份的习惯和态度，他认为这是自由和稳定的民主社会所必需的。他关于在平等时代促进自由的另外三个重要建议——“充分理解的利益”学说、宗教的作用、更高目标的优点——更直接地触及观点和信仰。他认为，这一套改善建议直接塑造了人类的行为和价值观，对健康的民主制至关重要。

充分理解的利益

在其新世界之旅中，托克维尔发现了美国人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融合个人利益与大众利益，并且乐于甚至热切地参与公共生活。他所看到的似乎是全新的。托克维尔把新英格兰的市镇想象为社会的典范，在那里公民们意识到共同利益及他人利益，习惯于协同工作，在那里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是水乳交融的。
[40] 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他解释了这种不同寻常的对利益的理解，并描述了由此产生的值得称赞的行为。
[41]

到了1840年，托克维尔将这种态度发展成他所熟知的利益学说，并将其描述为美国普遍采用的一种独特的社会和哲学理论。
[42] 他把这一概念作为一种新的道德价值提出，与古代的共和美德截然不同，但却适合于民主时代。与牺牲个人利益来实现共同利益不同，对利益的充分理解意味着，公民不仅对普遍利益有深刻的理解，而且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幸福与整个国家的幸福密切相关。这不仅仅是这样一种学说，即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都会以某种方式自动地提高普遍利益，并带来更大的好处。这个想法假定一个积极的个体，他同时拥有自我利益和普遍利益的意识，并同时追求这两种利益。

因此，参与公民生活并不是从私人关切中分心，而是既确保公共成功与繁荣又促进个人利益的一种必要手段。予以正确理解的话，个别利益和共同利益不存在竞争，而是互利共赢、不可分割的。对托克维尔来说，通过鼓励公民参与和实践自由，“充分理解的利益”有效地抵御了民主的两种危险，即个人主义和公共生活的崩溃。

尽管他的分析很有独创性，并且“充分理解的利益”这个想法在《民主在美国》第二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个概念的轨迹非常短暂。“充分理解的利益”是托克维尔提出的民主改善措施的一个例子，1840年以后，无论以何种特定的方式，这一改善措施都从其作品中大体消失了。这个想法仅有一处间接的回响存在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此处他解释了何以法国人——未涉及18世纪及其所处时代的任何真实的政治角色——失去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联系的所有意识，屈从于个人主义（或集体个人主义）这种民主的危险，并陷入一种具有极度毁灭性的自私自利。

宗教

托克维尔在1831年和1832年的美国旅行日记和家信，包含了许多关于新世界共和国的宗教及其重要性的描述。他将大量的旅行评论直接移植到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在此书中他强调了美国的宗教方面，将它称为最初映入眼帘的特征之一，讲述了独特的美式结合——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的清教起源，并描述了宗教在美国的直接和间接力量。
[43]

对托克维尔来说，这些特征揭示了几个重要的原则。首先，尽管他的许多同胞心存恐惧，但推进民主并不一定会破坏宗教；正如他在1835年的著作中所指出的，这两者并非天生矛盾。
[44]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重申了这个观点：“认为民主社会天生就对宗教怀有敌意，就是犯下大错；在基督教中，甚至在天主教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违背民主社会精神的，而且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有益的。”
[45] 此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托克维尔认为基督教是人人平等之思想的主要来源。衡量其作为理论家的独创性的标准之一，是他将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结合起来的不懈努力；他想把有宗教信仰的人和自由的朋友们放在一处，成为民主的共同支持者。他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首次宣布了这一目标。将近20年后的1853年，他告诉其朋友弗朗西斯克·德·科尔塞勒：“人类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自由情感和宗教情感的和谐；……30年来，我唯一的政治热情就是实现这种和谐。”
[46]

新世界的第二个经验来自托克维尔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宗教在美国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既支持民主，又节制民主。宗教如何在那里保持其力量和影响？他意识到答案是谨慎的政教分离。
[47] 他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指出，欧洲反宗教情绪的高涨源自“政治与宗教的亲密结合。欧洲的不信教者把基督徒当作政治敌人，而不是宗教对手……在欧洲，基督教允许自己与世俗力量紧密结合。今天这些世俗力量正在衰落，基督教仿佛被埋葬在它们的残骸之下。基督教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有人想把它和死人绑在一起；切断捆着它的绳索，它就会再次起身”
[48] 。

1840年，他甚至更加直言不讳。“（至于）国家宗教，我一直认为，如果有时它们能暂时为政治权力的利益服务，它们迟早会对教会造成致命的伤害……我深信，当信仰的解说人参与公共事务时，信仰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危险，我深信基督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新的民主国家内得到维护，因此我宁愿把神职人员锁在圣所内，也不愿让他们离开圣所。”
[49] 1840年《民主在美国》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反证。托克维尔之所以不认可伊斯兰教，正是因为其“不仅提出了宗教教义，而且还提出了政治信条、民法和刑法以及科学理论”。
[50] 伊斯兰教超越了宗教的可接受范围，并将自己嵌入政治领域；托克维尔认为，这一特点使之不适合现代世界的自由民主社会。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表达了同样的要旨，即让宗教远离政治权力。在这部1856年著作的几章中，托克维尔问道，为什么革命会如此猛烈地攻击宗教和教会。他坚持认为，原因“不是因为教会无法在正在建立的新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是因为它在正被摧毁的旧社会中占据了最强大、最优越的地位”。
[51] 在解释“非宗教倾向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如何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这一章中，他列举了几个原因，其中包括教会“与政治力量联合的方式……（并且）沦为统治者的附庸；统治者和教会之间建立了一种交流；统治者赋予教会世俗权力，教会赋予他们道德权威；统治者让教会的戒律得以遵循，教会让统治者的意志得到尊重。一场危险的交易……”
[52]

因此，为了在民主时代保持影响力，宗教需要与政治机构保持距离。对托克维尔来说，政教分离最根本上意味着没有既定的或国家的宗教，没有神职人员的政治职务或正式的政治职能，也没有有组织的宗教强加给社会的详细的社会或政治（或科学）规定。他坚持宗教应在其适当的范围内，部分是为了保护教会。将宗教与暂时的、有时是短暂的政治权力捆绑在一起，会让宗教变得易受攻击，并导致非宗教的兴起：大革命及其余波见证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托克维尔保卫宗教的热心，源于他相信宗教——通过促进健康的道德观念，对抗诸如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危险，并缓和民主的过度——对于在现代保持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他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断言：“没有民情的自由统治是无法建立的，没有信仰的民情也无法建立。”
[53] 在一篇草稿中，他宣称：“当民主伴随道德和信仰而来时，它将导向自由。当民主伴随着道德和宗教的混乱而来时，它将导向专制。”
[54]

尽管有这些话，托克维尔意识到宗教并不自动地支持自由。他再次反对孟德斯鸠的观点，坚持认为最终支持专制政府的不是恐惧，而是宗教。
[55] 他抱怨道，尤其是在19世纪50年代，宗教说教过于注重个人美德，而忽视了必要的公共美德，比如公民的相互义务。“在我看来，”他在1857年写给索菲·斯威特切尼的信中写道，“道德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在上帝的眼中，每一部分都和另一部分同样重要，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神职人员以一种非常不平等的热情教导我们。一种与私人生活有关：这些是作为父亲、儿子、妻子或丈夫之人的相关责任……另一种涉及公共生活：这是每个公民对其国家及其所属的人类社会所承担的责任。我是否错误地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职人员只专注于道德的第一部分，而很少关注道德的第二部分？”
[56] 托克维尔希望宗教承担起促进公民身份的任务。

对他来说，宗教仍然是民主疾病的一种基本的潜在疗法，抑制民主的无限权威，缓和极端的社会和政治行动。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他写道：“在法律允许美国人民做任何事情的同时，宗教阻止他们想入非非，禁止他们恣意妄为。因此，宗教虽然从未在美国人中直接参与社会管理，但必须视之为他们最重要的政治制度。”
[57] 20多年后，当回忆起自己在新世界的经历时，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重申了大致相同的论点：“不管是在他的国家还是在其他地方，我拦住我遇到的第一个美国人，问他，是否认为宗教有助于法律的稳定和社会的良好秩序；他立即回应说，文明社会，但特别是自由社会，没有宗教是无法生存的。在他看来，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和个人安全的最大保障。”
[58] 宗教不仅用作道德约束，而且用作有序自由的保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托克维尔将革命的极端和野蛮归咎于非宗教的兴起。

在托克维尔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宗教有几个重要的功能。它支持健康民主所必需的道德观——态度、观点和行为；控制民主极端主义；教导道德价值观，包括私人美德，理想的话，还有公共美德；通过提升人类视野，超越鼠目寸光，从而扩展人类的心灵和灵魂；向人们提供难解的精神问题的权威答案；并支持自由。虽然托克维尔通常把宗教看作是应对民主危险的一种可能的改善措施，但他并不仅仅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待宗教。他深信人之本性与生俱来倾向于宗教、信仰和精神上的东西。对他来说，宗教超过其用途的总和；它与人类的灵魂产生共鸣。

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的段落中，托克维尔总结了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所存在的宗教和政治之间的惊人和谐。“在公民自由中，宗教看到了对人类才能的一种高尚行使；在政治世界中，宗教看到了造物主为聪明才智所提供的一片场地。宗教在自己的领域里自由而强大，满足于为它保留的空间，它知道自己的统治之所以建立得如此牢固，是因为它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统治，在没有其他支持的情况下支配着人们的心灵。在宗教中，自由看到其斗争和胜利的伙伴，其早年的摇篮，其权利的神圣源泉。自由认为宗教是民情的保障，认为民情是法律的也是自由本身存续的保障。”
[59]

关于作为民主改善措施的宗教，这一分析概括地揭示了托克维尔所持有的若干基本和持久的原则：需要分离宗教世界和政治世界；为了从宗教的力量和影响中获益，将宗教和公民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看似矛盾的目标；以及宗教作为“道德保障”的角色，适合于维持自由。

更高目标

在民主社会中，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鼓励微小需求和狭隘欲望，为了对抗这种固恋以及琐碎的趋向，托克维尔还建议追求更高的目标，特别是爱国事业。在他看来，民族自豪感有助于消解冷漠，提升视野，拓展心灵；爱国主义是医治民主弊病的另一种可能的办法。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未完成部分的研究笔记中，托克维尔写道：“当我们以广泛和普遍的观点来看，爱国主义，尽管它激发了所有伟大的行动，但似乎是一种虚假的和狭隘的激情。爱国主义所建议的伟大行动是出于人道主义，而不是出于人类中限于特定范围——我们称之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一小部分人。”但他宣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上帝创造了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他所爱的对象变得更大时，他就变得不那么忠诚了。他内心需要特殊性；它需要限制它的情感对象，以便紧紧地、持久地拥抱这个对象……我相信，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利益，我们只给予每个人一个特定的国家去热爱，而不是指望代表人类去激发他，否则无论我们做什么，他只会带着一种疏远、飘忽和冷漠的凝视予以考虑。”
[60]

这种反映了托克维尔本人强烈的民族主义的信念，有时使他陷入矛盾的境地。例如，尽管他知道战争肯定会导致中央集权，甚至可能导致他所害怕的军事专制，但他仍然赞扬战争是一种解决民主之目标平庸或缺失的办法。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他指出：“我不想说战争的坏话；战争几乎总是开阔了一个民族的思想，提升了心灵。在某些情况下，对于从平等中自然产生的某些趋势的过度发展，只有战争才能加以制止，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民主社会所患的某些根深蒂固的疾病，战争必须被认为是必要的。”
[61]

他还热切地希望法国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崇高的声望，这意味着支持法国帝国主义。1830年开始的阿尔及利亚征服和殖民引起了托克维尔的注意。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写了各种文章和报告，发表了演讲，并两次游历阿尔及利亚（1841年和1846年）。尽管他批评了法国军事行动的过度暴力和野蛮行径，但他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事业，认为法国有合法的教化使命，需要在北非维持法国的存在。起初，他相信有可能融合法国人和阿尔及利亚本地人。然而，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一设想，宣传两个独立民族的观点——生活在一起，但居住在不同的区域。为了鼓励法国移民，他提倡殖民者的基本自由，包括更大的地方自治，但是他对自由的承诺并没有延伸到阿尔及利亚人的基本自由。
[62]

这种态度暴露了托克维尔思想中的一些矛盾。他认为战争既是中央集权的引擎，是军事独裁的温床，又是民主倦怠的补药。我们将看到，他好战的态度后来使他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产生了分歧。托克维尔还信奉帝国主义，欣然接受法国特殊使命的概念，并推动在阿尔及利亚的一种人（法国殖民者）的基本自由，但不推动另一种人（阿尔及利亚的各种土著群体）的自由。在这件事上，他对民族荣誉的热爱似乎超过了对自由的依恋。这些托克维尔没有解决的矛盾，继续在一些读者和评论家中玷污着他的声誉。

总结评论

关于其社会和政治理论的更大目标和基本假设，托克维尔的建议告诉了我们什么？通过提倡他所谓的自由制度，呼吁宗教的重要作用，接受“充分理解的利益”学说以及发扬爱国热情，托克维尔的首要目的在于扩大公共生活的参与和促进自由的实践。正如定期举行宗教仪式有时被认为是通往真正信仰的道路一样，在托克维尔看来，习惯性地行使自由可以导向真正的自由。

当然，托克维尔提出的改进措施，特别是其法律和制度建议，也表明他在面对作为整体的社会时，希望分散权力，强化次级团体（特别是地方、省和协会）。
[63] 统一的权力——无论它在哪里积累——预示着民主专制的未来，而不是民主自由的未来。抵抗中央集权仍然是托克维尔民主自由计划的核心目标。

但是，他的社会和政治理论的核心不仅在于对权力集中的警惕，而且在于对培养自由习惯的坚持。他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写道：“在奇迹中，没有什么比自由的艺术更富有成果；但没有什么比自由的学徒期更艰难。”
[64] 只有自由的实践才能教导自由所需的民情。自由的训练培养了公民意识和公共美德，并有助于对抗民主的许多有害影响。在托克维尔对中央集权的警惕的背后，是通过行使建议的权利和自由来保障自由的主题。也许读者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中央集权的问题上，而没有认识到自由之实践的关键作用。对托克维尔来说，健康、稳定和自由的民主社会，需要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在他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中，民主意味着参与式民主。如果没有广泛参与公民生活的机会，民主和自由本身都是一场骗局。

在贯穿于托克维尔著作的原则中，还包括他的信念，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可以重塑民情，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类。他提出的捍卫自由的大多数措施，本质上都是法律或结构性工具，旨在产生他认为对健康的民主国家至关重要的态度、习惯、价值观和行为。正确的民情可以平衡消极的民主道德倾向，诸如过度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冷漠，并能培养出有公共事务经验、熟悉权利、意识到社会和政治复杂性并警惕可能的民主滥用的公民。行使托克维尔所建议的自由，能通过让公民彼此接触，迫使他们相互交往、深思熟虑、学习如何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并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从而开阔心灵与思想。这是托克维尔所珍视的公民身份所必需的许多公共美德。降临在立法者和立宪者身上的任务，是颁布法律并制定教育和塑造民主人民的制度。托克维尔对促进公民生活参与的持久兴趣，也强调了他对人类道德责任的坚持。最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民主社会的公民承担着选择民主是导向自由还是导向专制的重担。

在我们回顾托克维尔的改善措施时，我们再次看到了他对温和的偏爱。他扩大权利的意愿，特别是选举权，但这种扩大未必要一次达成或给予全体；他对过度民主或未经过滤的民意的反复担心；他对“一种由信仰、民情和法律所约束的温和、规范的自由”的关注
[65] ；以及他对学徒期的专门用语：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他渐进主义的天性。当我们研究他在政治生涯中对社会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某些建议时，我们将看到这一特征的其他例子。

我们还需要记住，托克维尔提出的化解民主危险的办法主要是针对他自己的国家。在1839年写给亨利·里夫（《民主在美国》的英语本译者）的一封信中，托克维尔解释了他这本书的基本目的。“简而言之，这本书主要为法国而写，或者，如果你喜欢现代术语的话，那就是以法国的角度来写。我写作时身处并为之书写的这个国家，其平等的事业从今往后取得了胜利，再也没有可能回归贵族制。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的责任在于特别强调平等可能带来的不良倾向，以防止我的同代人屈服于此。对于斗争已然结束的国家的那些作者来说，这是唯一的光荣任务。因此，我总是非常努力地将真理说与今日的法国社会以及一般的民主社会，但我是以朋友的身份说这些话的，而不是以批评家的身份。甚至正因为我是一个朋友，我才敢说这些话。”
[66]

这一目的也清楚地说明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在那本书的前言中，托克维尔写道：“我不想假装没有带着激情来写（眼前这本书）。一个法国人在谈到他的国家和思考他的时代时，几乎不可能毫无感觉。我承认，在研究我们旧社会的各个方面时，我从未完全忘记我们的现代社会。我不仅想知道是什么病杀死了这个病人，而且还想知道这个病人本可以如何被治愈。我像医生一样行动，解剖每一个器官，以便发现支配整个生命的规律……我还注意揭露那些吞噬旧社会并继续侵蚀当代社会的恶习，以便在看到它们所犯的罪恶时，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它们仍会犯的罪恶。”
[67] 因此，托克维尔的两部主要作品，首先都是为法国而写的。他希望说服他的同胞接受并充分利用前进中的民主。他的意思是，他的书指导人们如何避免民主陷阱，找到好的前进道路，最终不是走向专制，而是走向自由。

最后，很重要的是认识托克维尔提出的这组改善措施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性质。他标志性的解决方案包括：对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承诺，对积极自由的偏好以及对参与式民主的坚持。对托克维尔而言，真正的自由受到道德约束的影响，只有投身参与公共生活才能实现。在为1840年《民主在美国》所写的草稿中，他概括了自己的要旨：“用民主来缓和民主。这是向我们敞开的唯一的救赎之路。在不敌视民主原则的情况下，在不想当然地抵触民主的情况下，去认识那些能够以无论何种方式纠正民主的不幸倾向并在改造民主时与之结合的情感、思想和法律。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愚蠢和轻率的。”
[68]

(1) 原文是provincial constitutions，就美国而言指的是州，但托克维尔所指的对象是次于国家又高于地方的行政单位，因此翻译为省级机构。——译者注

第六章
经济思想和社会改革

托克维尔经常被描绘成一个社会和政治理论家，一个政治哲学家，对当时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一无所知，也很少有兴趣。这种观点是对托克维尔思想和写作的严重误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探讨了他对现代民主社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看法。
[1] 最近的两项研究极力赞扬了其经济思考的宽广性和独创性，以及他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见解的透彻性和开拓性。
[2]

经济思想

托克维尔甚至在其美国之旅以前，就开始阅读和研究政治经济学。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可能是他那一代人中最重要的法国经济理论家，他在1828年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后来以《实践政治经济学完整课程》出版。
[3] 萨伊的作品引起了托克维尔的兴趣。他在第一次阅读时做了详细的笔记，然后带着萨伊的书横跨大西洋继续学习。托克维尔通过萨伊探讨了利己主义在政治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长的贫困的严重危险、经济和政治自由之间的联系、支持广泛持有小地产的社会和经济论点，以及工业在现代社会中的主要经济作用。托克维尔也记录了萨伊对重农学派的批评，将近30年后，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将重现一份可能更多关于政治而非经济的评估。

托克维尔也从纳索·威廉·西尼尔的作品中学到了很多，后者是19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
[4] 托克维尔第一次与西尼尔会面是在1833年，在其初次且短暂的英国之旅期间；两人很快就建立了长久的友谊。然而，尽管有许多信件和谈话，西尼尔对托克维尔经济思想的影响仍然有限。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过于狭隘和抽象，难以吸引托克维尔。西尼尔认为这一领域本质上是一门科学，并希望将经济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他也支持大地产而非小地产。或许西尼尔对托克维尔思想的主要影响来自1834年英国《济贫法》，这部法律主要由他制定。托克维尔赞同萨伊的观点，坚决反对西尼尔帮助穷人的方式。托克维尔认为，英国的立法创造了一种公共慈善体系，这种体系恶化了穷人的境况，迫使他们留在自己的教区，把他们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依赖他人的阶级。但是，该法律及其结果，无疑刺激了托克维尔对现代社会贫困问题的兴趣。

托克维尔研究的第三位或许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家，是阿尔班·德·维尔纽夫-巴尔热蒙，他是《基督教政治经济学，或关于法国和欧洲之贫困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34年）的作者。
[5] 托克维尔认识维尔纽夫-巴尔热蒙并读过他的书，他与这位同胞的宽泛路径及其对经济问题之道德层面的强调产生了共鸣。维尔纽夫-巴尔热蒙对托克维尔思想的持久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贫困的原因和可能的解决办法；把新工业贵族描绘成一种残酷的新封建主义；个人和社会对日益增长的贫困负有道德义务的论点；以及一份解决贫困问题的建议清单。

这三人当然不是对托克维尔产生影响的所有政治经济学家。
[6] 然而，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审查其资料来源，而是强调他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兴趣，并思考他经济思想中的某些主流。

托克维尔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已经体现在他的美国之旅中。与某些评论家的观点相反，在新世界，托克维尔掌握了当时的美利坚共和国正在发生的物质、技术和经济变革。
[7] 在他的旅行日记中，他记录了诸如移民统计、城市和州的人口增长、建造和运营汽船的成本、经营甘蔗种植园以及支付公职人员薪水等细节。更广泛地说，托克维尔在旅行笔记以及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描述了普遍的福利水平、普遍的财产所有权以及作为美国特征的普遍运动。一切东西，甚至土地，似乎都在运动。他目睹了一种追求改善和新机会的普遍动力，这种动力无情地把盎格鲁—美利坚人从一个职业推到另一个职业，从一个地方推到另一个地方。即便他在旅行中没有参观任何一家工厂，但他确实认识到制造业的崛起，甚至注意到一种新型商业和工业协会——公司的兴起。他感觉到整个大陆在地理上和经济上都在发生变化。

美国人是如何实现这些奇迹的？他们的做法促使托克维尔重新考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将反复讨论这个问题。“我只知道一种提高人民富裕程度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应用是绝对正确的，”他在一本旅行笔记中写道，“这种方法正是提升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便利。在这一点上，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既新奇又有益……美国承担并完成了一些大运河的建设。它已经拥有比法国更多的铁路；无人不知蒸汽动力的发现极大地增强了联邦的力量，促进了联邦的繁荣……至于所用的方法……这就是我关于此事所注意到的。”

“欧洲普遍认为，美国政府的最大信条是自由放任……；那是一个错误。诚然，美国政府不像我们的政府那样干预一切。它没有宣称预见一切并执行一切；它不提供补贴，不鼓励贸易，也不资助文学或艺术。但是，关于公共事业的大工程，它却很少把它们留给私人照料；而是由国家亲自执行这些任务……但有必要注意的是，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规定。公司、地方和个人的活动以上千种方式与国家的活动相竞争……所以没有排他性制度；美国在任何方面都未体现出一种取悦我们这个时代肤浅和玄奥的头脑的统一制度。”
[8]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托克维尔也认识到，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如何鼓励人们追求物质福利，刺激社会和经济活力，促进繁荣，培养商业态度和习惯的。在他的旅行中，他仔细观察了奴隶制对经济的有害影响，特别是对俄亥俄河两岸的自由和奴隶制进行了对比。他也没有错过西进运动。盎格鲁—美利坚人向太平洋迅速且几乎天意使然的扩张让他感到震惊，但他对美国人贪婪地攫取土地和资源表示遗憾，并预见了其他国家和民族在这种大陆命运中的可能性结果，对墨西哥是危险的，对美洲原住民可能是致命的。

监狱研究——新世界之旅的表面原因——所要求的调查，也让托克维尔意识到了美国的犯罪和贫困问题。尽管他最终把身份平等作为美国社会的典型特征，但他知道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依然存在。特别是贫困问题将成为他社会和经济思想的主题之一。

我们记得，托克维尔从新大陆回来后，曾在1833年在英国进行了为期约五周的短暂游历。在那里，他开始了对开放贵族制和封闭贵族制的长期比较，这一区别将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重新出现；在各个法庭见证了英国济贫制度的运行；遇到了另一个像美国那样以金钱力量为标志的国家；深化了对社会和政治阶级的思考；并第一次瞥见了英国工业的发展。

1835年，在《民主在美国》第一卷出版后，他重返英国，并游历了爱尔兰，这对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理论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9] 如前所述，英国的例子促使托克维尔更全面地分析民主与中央集权之间的联系。但经济方面的经验同样重要。他对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访问证明了工业化的惊人规模和人力成本。他被迫研究进步的工业和日益增长的贫困之间的联系，并考虑新的工业工人阶级可怕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在其旅行日记中，他描述了在曼彻斯特的所见所闻。

“三四十个工厂建在山顶上……它们的六层塔楼屹立着；它们巨大的围墙从远处发出工业集中化的信号。穷人的破屋杂乱地散布在它们周围……一堆堆的粪便、建筑物的瓦砾、腐烂的东西、死水潭，在房屋之间随处可见……但是，谁能描述得出来，这些地方的内部是怎样的呢？它们是罪恶和贫穷的家园，包围着工业的宏伟宫殿，将之紧紧地裹在它们可怕的交叠中……狭窄而曲折的道路两旁是一栋栋平房，那杂乱的木板和破损的窗户，让它们即便从远处看来，也如同人们在贫困与死亡之间所可能找到的最后避难所。在某些简陋的房屋下面有一排地窖，一条下陷的走廊通向它们。12—15个人乱七八糟地挤在这些潮湿、令人厌恶的洞里。（其中一条河）臭气熏天，泥泞不堪的河水，被流经的工厂染成上千种颜色，在这个贫困的避难所慢慢徘徊……它是这个新地狱的冥河。”
[10] 托克维尔永远不会完全忘记这个可怕的景象。

爱尔兰表现出的不是新的工业贫困，而是根深蒂固的农业贫困。在托克维尔的爱尔兰笔记中，他发现自己不仅重新考虑了经济上的问题，而且还重新考虑了分布广泛的小地产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优势。爱尔兰的贵族阶层为他提供了另一种（令人不安的）贵族模式。托克维尔又一次面临着惊人的贫困，迫使他去寻找可能的原因和可行的解决方法。1835年7月9日，他参观了都柏林的一家济贫所。“内部景象：最可怕、最令人厌恶的悲惨景象。一间很长的屋子，里面都是妇女和儿童，其年龄或虚弱的身体使他们无法工作。穷人乱七八糟地坐在地板上，如同坐在猪圈泥地上的猪。很难不踩到半裸之人。在左翼，一个小房间里坐满了老人和残疾人。他们坐在木凳上，挤得很近……他们根本不说话；他们一动不动；他们什么也不看；他们似乎没有在想事情。他们对生活既不期待，也不害怕，更不抱任何希望。”
[11] 这种堕落的形象和人类精神的空虚，将继续萦绕着托克维尔后来的思想和写作。

除了从阅读和旅行中习得的经验，托克维尔在其主要作品《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表达了什么重要的经济观点？1835年《民主在美国》的手稿和文本包括了各种值得注意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大部分讨论关注美洲的物质和经济特征，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但它们都是某些主题的早期声明，这些主题将继续出现在托克维尔的后期作品中。在各种草稿中，托克维尔提到了某些事情，但他决定不将其纳入1835年作品的最终版本中。譬如，他的手稿包含了某些额外讨论，有税收政策和税收、制造业地区的危险以及（哪怕在美国）工业对平等造成的威胁。
[12] 尽管托克维尔暂时把这些特殊观点放在一边，但在其《民主在美国》的第一部分中，他确实谈到了其他几个重要话题。例如，他研究了民主社会对公共支出的压力，表达了他对越来越多的工业工人集中在大城市的担忧，并解释了现代劳动分工如何削弱了工人。
[13] 或许同样重要的是，他还探讨了奴隶制的经济学，谴责这种“特殊制度”不仅不道德，而且效率低下，对经济发展具有破坏性。他在后来关于废除死刑的著作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
[14]

在关于美国社会状况的一章中，他还讨论了继承法的重要性，因为它鼓励了广布的财产所有权，并加速了任何传统的土地准贵族在美国的消亡。他断言，有关土地继承的法律在身份平等的到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我很惊讶，”他写道，“古代和现代的政治作家都没有把对人类事务进程的更大影响归因于土地继承法……继承法以某种方式构成，它重新统一、集中、聚集了财产，不久之后，它又将权力集中在某些人周围……在其他原则的推动下，沿着另一条道路，它的行动更加迅速；它分割、分享、散布财产和权力。有时人们会被它行进的速度吓到……凡是挡在面前的东西，它都能将之压碎或摔成碎片；它不断地在世界上起落，直到什么也看不见，只留下一片移动的、无形的尘土，民主就扎根于其上。”
[15] 托克维尔对继承法的兴趣以及他对小地产的偏好，将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和其他文章中得以延续和再现。

19世纪40年代以前，托克维尔对现代民主社会中经济和社会问题最广泛的论述出现于《民主在美国》第二卷。在1840年的著作中，他谈到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最为著名的一章是“工业为什么可能产生贵族制度”，它反映了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影响。
[16] 在那里，托克维尔提出了“工业科学的两个新公理”：规模经济和劳动分工。他再次讨论了工业化不仅导致了贫困加剧，还创造了威胁民主平等的新型贵族。他哀叹工业家和工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相互义务或纽带的丧失。但他最关心的还是工人的兽化。他宣称：“随着工人技术的进步，他作为人的本质却日益下降。”
[17]

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别处，托克维尔提出了其他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继承法的概念适用于防止家庭财富的永存，但仍允许财富的积累
[18] ；支持流动的民主社会并鼓励社会和经济流动的必要性；民主与追求物质幸福的激情之间的联系；商业习惯和自由习惯之间的联系；民主对工作之理念和对所有职业之尊重的推动；民主对工资、租金和合同的影响；鼓励在民主社会进行商业和工业活动，甚至把农业变成贸易；社会的普遍商业化、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发展以及对计划报废的接受。我们已经谈到了其中的几个话题。

他还谈到了与工业化有关的关键问题，包括承认“平等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两大事实”
[19] ；大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再次发生工业危机的危险；工业阶级（实业家）受到“管制、监督和约束”的需要，和工业协会（公司）受到社会权力一定程度的管控的需要
[20] ；以及工业化和国家权力集中之间的危险关系。走向中央集权的动力不仅来自民主，也来自工业化。

1848年革命之后，尤其是经历了六月起义的暴力事件之后，托克维尔经济思想的重点发生了某种转变。在其《回忆录》中，他特别关注与财产有关的问题，把六月起义描述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新冲突的标志。他强烈谴责社会主义理论助长了阶级对立，损害了财产权。他认为，持有财产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所有者之间建立社会纽带，促进社会和谐。他还指出巴黎工业工人日益集中的危险，他们是受社会主义影响最大的阶级。
[21]

所有这些话题都会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重新出现。但在1856年，托克维尔将会抛出一张大得多的思想之网。他相当详细地介绍了旧制度的经济政策和失败，揭露了用来增加税收的腐败方法和税制的严重不公。“在所有区分人与阶级的方法中，”他写道，“税收不平等是最有害的。”
[22] 重回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首次提及的话题，他还研究了土地继承法的影响。托克维尔也讨论了大量的农村小地产，和法国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所面临的经济压力。他追溯了重农学派的经济和政治设想，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对重农学派的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对国家的无限权威地位。托克维尔承认18世纪中叶法国资产阶级财富的增长，法国的普遍繁荣，但正如他所指出的，中央集权和错误的经济政策扼杀了创新，抑制了工业发展。并非所有都是负面的。他还简要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的经济成就。
[23]

总的来说，托克维尔在其1856年的书中对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的经济层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对经济话题的处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或许能以另一种方式加以解读，作为对旧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断言，错误的经济政策有助于解释君主制的崩溃和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总是认为社会各领域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相互联系。不出所料，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家，他的方法首先强调了经济学更为广泛的道德层面。他不认为政治经济学只是一门脱离民情和社会制度的科学。
[24] 在他看来，经济的部署和发展不是由抽象的科学规律，而是由态度、行为、思想和信仰——简而言之，是由心灵和思想的习惯深刻塑造的。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他还认识到并反复研究了促进身份平等、经济和工业发展、贫穷问题以及国家的适当角色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四重奏——民主、工业化、贫困、政府干预——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经济思考和写作的展开模式。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贫困问题成为托克维尔对经济问题感兴趣的核心。他在19世纪20年代及以后的阅读，他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对监狱改革的研究以及他的亲身经历，尤其是1835年的经历，都证明了民主和工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工业化的发展意味着（对某些人来说）贫困的加剧。他所学到的东西给他出了一道复杂的难题。托克维尔发现自己面临着关于贫困的原因及可能的解决办法的难题。这位既有理论又有行动之人，扮演了温和的社会改革家的角色。

社会改革

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我们需要抵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上的诱惑。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其他作品，完整地描绘了他作为政治经济学家和温和派改革者的形象。

1835年《民主在美国》出版后，托克维尔在起草1840年的著作时，写了两篇关于贫困问题的重要文章：第一篇是出版于1835年的《论贫困》，第二篇起草于1837年，未完成也未发表。除了关于美国监狱制度的报告（1833年），这两篇文章是托克维尔关于社会改革的最早作品。他关于减轻贫困的建议，可以理解为对现代民主社会所面临的特殊危险提出的附加办法。

与托克维尔关于社会问题的其他著作不同，《论贫困》是一部非常严肃的文献。它严格区分了两种福利：私人、个人慈善和公共或法律慈善。托克维尔以英国各种各样的济贫法为例，展示了合法的慈善机构是如何“创造了一个懒散的阶级”，他们陷入依赖，道德沦丧。因此，他写道，必须避免公共慈善，或“穷人获得社会帮助的权利”。但是，他认识到，发展中的工业化给一些人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和繁荣，也使另一些人日益贫困。托克维尔承认，单靠个人的慈善，还不足以缓解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他在结束对穷人的严厉描述和对政府援助的强烈谴责时，提出了一系列一般性问题，这些问题只是暗示了他稍后将提出的解决方案。
[25] 他也承认：“我不仅承认公共慈善适用于不可避免之弊端（如婴儿的无助、老人的衰落、疾病和精神错乱）的效用，也承认其必要性。我甚至承认它在公共灾难中的暂时有效性……我甚至理解……为穷人的孩子开办免费学校的公共慈善。但是，我深信，任何旨在满足穷人需要的永久性、经常性的行政制度，都会造成比它所能医治的更多的痛苦。”
[26]

在1837年的那篇文章中，托克维尔表达出殊为不同的风格。在那篇文章中，他超越了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了几项减轻贫困的具体措施。
[27] 他以描述农业和工业贫困开始写作此文。他认为，至少在法国，拥有小地产的农村贫困人口在经济衰退期间不那么脆弱。工业工人阶级的根本困难在于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他们一无所有，在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资源。

对托克维尔来说，解决之道是开发新方法，使工业工人成为某种独立财产的拥有者，并在他们中间开发财产所有权所培养的精神和习惯。在其文章中，他探讨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几种可能方法，但最终决定由政府建立一些特殊储蓄银行，并与改革后的法国monts-de-piété （即向穷人提供担保贷款的典当行）体系相结合。这样一种新型的储蓄和贷款机构将允许工业工人阶级建立小型个人账户，把他们变成财产拥有者，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必要的资源。托克维尔并没有建议那些极度贫困的工业工人如何找到多余的钱来储蓄，但他对贫困人口的处理远没有那么苛刻，至少提出了一个针对经济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他将在19世纪40年代反复提出这个方案。

1839年另一项重要的改革提案，不是针对贫困，而是针对奴隶制。托克维尔将其《废除奴隶制报告》作为他新当选众议院议员的就职演讲文稿。
[28] 作为负责审查法国殖民地废除奴隶制问题的委员会成员，他总结了研究小组的结论。在强调奴隶制的公认罪恶和终将覆灭之后，他突出了委员会商定的三项原则：立即（而不是逐步）解放的激进立场；向奴隶主支付赔偿；对新解放的奴隶实行严格的学徒制度，包括自由习惯的教育和训练。这种学徒制的想法与托克维尔本人的自由实践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自由的经历，”他写道，“才能促使人们形成适合自由国家公民的意见、美德和习惯。”
[29] 法国政府将是被解放劳工的“唯一监护人”，支付工资并监督其待遇。运用适当的政府主动性和权威性，将在托克维尔其他的社会改革建议中再次出现。最后，委员会的建议未获采纳，而作为另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托克维尔将在1843年12月撰写一系列文章，宣传和支持一组关于解放的修订建议。这项努力也会失败。直到1848年，法兰西帝国才废除奴隶制。

1843年初，托克维尔授权《世纪报》刊登了几封关于法国国内局势的信。除了谴责自1830年以来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受到侵蚀，他还讨论了作为七月王朝标志的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导致政治冷漠和对任何现行混乱的本能恐惧。他认为，更深远的威胁来自日益加剧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和压力。在一封信中，他特别提到了他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谈到的工业所有者和工业工人之间的鸿沟。“（在工业社会）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雇主的利润与工人的工资不成比例；工人所处的地位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他与雇主之间有很大的社会差距，而且依赖雇主。在一个社会中，这种令人震惊的不平等不可能持续太久而不引发深层次的问题。”
[30] 极端的不平等不可能长期持续。可能的结果是阶级冲突和革命。他再次指出了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提出许多具体的解决办法。

1844年，托克维尔和几个朋友买下了《商业报》，其目的是表达一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他获得了编辑控制权，并于1844年7月写了一份声明，阐述他希望推行的政治和经济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也发表了几篇文章。事实证明，这个风险投资项目在财务上并不成功，并于1845年6月歇业。究竟哪些文章真正出自托克维尔之手仍然存疑，但他参与写作的文章似乎包括论行政集权、宗教和教义自由、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贫困以及阶级对立的兴起。为了解决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托克维尔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改革，包括对贫困儿童的免费公共教育、更广泛的政治权利、信贷协会、互助社、储蓄银行（在工人的控制下）、政府支持的医院以及对贫困人口的直接公共援助。
[31]

1847年保守派赢得大选胜利后，托克维尔试图与几个政治盟友组成一个新的反对派，名为“年轻左派”（Young Left）。他起草了部分宣言来宣告和宣传这个新团体的纲领。基本目标包括慢慢扩展政治权利的圈子，使下层阶级参与政治，将工人阶级的精神和物质命运作为立法行动的主要关切，平衡公共费用并终结财政不平等，保证穷人的法律平等和物质福利。在这些措施的背后，托克维尔显然想到了三个熟悉而普遍的目标：复兴政治生活、减轻贫困和保护财产权。
[32]

为了达成宣言的目标，一份相关的“社会政策片语”列出了一些详细的建议，这些建议集中在援助穷人的直接和间接方式方面。“财富的不平等不可能不体现在税收上，就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托克维尔注意到，“我们至少应该倾向于让人们尽可能少地感觉到它。我们可以通过采用这些……规则来达到这个结果。（1）免除最贫穷之人的税务，这是那些负担最重之人。（2）不要对必需品征税，因为那时候人人都有义务纳税，穷人就有重担。（3）当税收施加在必需的或非常有用的东西上时，让税率变得对所有人都非常低，由此穷人和富人都不会关注税务。（4）当税收高的时候，试着让它与纳税人的财富成比例……”

“能为下层阶级做的事情可以分为几个类别……让我们看看援助穷人的直接方式是什么。建立专门供穷人使用的机构，使穷人能够利用它们来教育自己，充实自己，例如储蓄银行、信贷机构、免费学校、限制工作期限的法律、庇护所、讲习班、互助社。最后，直接向他伸出援手，用税收资源减轻其贫困：医院、慈善机构、贫困税、商品分配、工作和金钱。最后，援助下层阶级的三种手段：（1）免除他的部分公共负担，或至少只让他按比例承担。（2）把那些能帮助他渡过难关的机构建在他可企及的范围内。（3）主动帮助他，直接帮助其所需……革命的真正涵义是平等，更平等地分配世界的利益。新成立的政府或新上台的阶级，除非在这方面尽一切可能，否则无法维持自身。”
[33]

从这些相继出现的信件、文章和草案中，我们看到了托克维尔为应对19世纪40年代他在法国看到的社会和经济挑战，而设想的一系列独特的改革措施。在这10年中，他还对缓解省一级的某些社会问题表现出兴趣，在那里他集中注意穷人或被遗弃的儿童、孤儿和单身母亲所面临的贫困。1843—1846年，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向省委员会提交了四份报告，确认地方层级的合法慈善机构有必要向面临贫困的儿童和单亲母亲提供服装、食品、教育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他还呼吁在国家层面进行类似的改革。
[34]

1848年9月，托克维尔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反对所谓的“工作权”。尽管他早些时候曾表示支持使工人阶级受益的改革，但他强烈反对国家对工作权利的任何认可，反对国家对政府作为最后雇主以保障就业的任何认可。他把这样的政策视为社会主义的先驱，猛烈地抨击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抨击方式很快就会重现在《回忆录》中，并为《旧制度与大革命》埋下伏笔。托克维尔断言，政府必须动用一切手段来“拯救所有受苦受难之人，拯救所有那些——如果国家不伸出援手，在耗尽自己的所有资源之后——将陷入悲惨境地之人”。但就业保障最终将使国家变成唯一的实业家和所有者，并导致社会主义。对托克维尔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没有自由的平等和私有财产的末日。
[35]

在我们刚刚仔细审视过的文字中，某些主题反复出现。在思考社会问题时，托克维尔不断回到财产权和所有权的重要性上来；减少极端不平等和支持经济和社会流动的目标；促进各阶层之间的合作和更广阔的社会视野（更少的集体个人主义）；激发政治生活；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政府的适当角色——必要但严格受限。这些原则对他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仍然至关重要。

托克维尔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改革措施仍然相当温和：他想激励和调动那些不愿面对不断发展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之人，但又不愿使自己陷入激进的立场。他的方法通常是渐进的，经常使用这样的词，如趋向或缓慢实现一个特定的目标。1848年6月的暴力事件后，他也有些向右倾斜，变得更加谨慎。可以说，托克维尔追求温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保守的目的。1848年5月，他对拉德诺勋爵说：“我们正处于开化民族的普遍革命之中……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和削弱这场革命，那就是尽一切可能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而不是被迫这样做。”
[36] 我们需要记住，他提出的许多社会改革建议从未获得签署或发表，只出现在草案和私人文件中。这种默默无闻严重削弱了世人对托克维尔作为一位温和的社会改革家的认可。尽管如此，他提出的改革建议意义重大；它们相信政府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政府角色

托克维尔关于行政集权、国家或中央权力对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以及新型民主专制的危险的警告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种充满激情的辩论，不应使读者对贯穿于其思想和写作中的第二条要旨视而不见。我们已指出的社会改革措施，包括减轻贫困、缩小极端不平等、抑制过度工业化以及改革监狱和废除奴隶制，都需要立法行动和强力政府。

此外，托克维尔关于在民主社会中维护自由的基本思想之一，要求政府和领导人努力规范、引导、驯服和教育民主。
[37] 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建议的手段范围，不仅包括政治或结构机制，例如独立的地方、协会、扩大的选举权和其他扩大公众参与和支持自由实践的措施；还包括不太被广泛认可的改革措施，例如对赤贫者的援助、税收政策和继承法的变化以及更公平地分享生活中物质和非物质利益的手段。

托克维尔对民主危险和解决办法的广泛分析，以及他的经济观点和温和的改革建议，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政府在民主社会的适当角色是什么？早在1830年，托克维尔就在给夏尔·斯托菲尔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政府来说，剩下的唯一任务就是尽力把自己放在（本世纪不可避免之趋势的）首位，以对该趋势加以领导，尽力由自己发号命令，以确保该命令不会成为他人手中的凶残武器。”
[38] 这一重要指责并不意味着一个虚弱的政府。

在1835年到英国旅行的笔记中，托克维尔也有类似的反思，尽管有些不同。“一个人应该如何理解社会对其成员的义务。社会是否有义务，如我们在法国所认为的那样，保障个人并为其创造福利？或者社会仅有的任务，是给予个人方便而确定的手段，令其自我保障并自我创造福利……关于这个问题的实际讨论。逐步引入英美原则——事实上它只是自由民族的普遍原则。要保持一种强大的中央权力，但也必须采取预防措施。”
[39] 在这里，托克维尔似乎倾向于一个足够强大的政府，为个人活动和成就开辟道路，但又不至于膨胀到试图指挥一切。

他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在书中他敦促采取行动，帮助面临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和棘手的贫困问题的工业工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一部分工业人口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依赖和痛苦的状态，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实，与它周围的一切相反；但正出于这个原因，没有任何事实比这个事实更严重，更值得引起立法者的注意。”
[40] “工业，”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通常把许多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它在他们之间建立了新的复杂关系。它使他们面临贫富之间巨大而突然的转变，在此期间，公共安宁受到威胁。最终可能发生的是，这些工作损害了那些从中谋利或献身其中之人的健康甚至生命。因此，工业阶级（工业家阶级）比所有其他阶级更需要受到管制、监督和约束，很自然，政府的属性也随之增加。”
[41] 请注意，托克维尔这里所担心的权力集中，不是在公家手中（中央政府），而是在私人手中（工业阶级）；托克维尔不能接受其中任何一种。对他来说，民主国家中潜在的权力滥用既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

在草拟的片段中，托克维尔更多地从理论上探讨了这个问题，但得出了同样的明确结论。“法国人认为中央集权是法国的。他们是错误的；它是民主的，我敢预测，所有那些社会状况将是相同的且只遵循这种社会状况所暗示之本能的民族，都将达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在平等时代中，一个强大而明智的中央政权是首要的政治需要之一。大胆地承认它。”在页边空白处，他补充道：“在一定范围内，中央集权是一个必要的事实，我还要说，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为之高兴的事实。”
[42]

在他总结1840年作品的倒数第二章中，他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这次不是在草稿中，而是在其正文中。“这是民主国家的体制本身和国家的需要导致的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主权的权力必须比其他地方更统一、更集中、更广泛、更深入、更强大。那里的社会自然更加活跃和强大；个人则更顺服和虚弱。一个做得更多；另一个做得更少；这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指导民主人民的中央权力是积极和强大的，这是必要和令人向往的。要做的事情不是让它变得软弱或懒惰，而是防止它滥用其机敏和力量。”
[43] 这就是托克维尔的基本立场。政府必须足够强大才能有效，但在行使权力时必须保持在严格的限制内。

托克维尔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一书中，就政府的角色起草了两段简短的文字，每一段都有特别的例子。第一个涉及美国道路，即已经提及的混合制度，达成“并不真正具有国家特色的结果，但它执行起来很困难”。他写道，在美国，政府参与了这些活动，而不是将其仅仅留给私人协会。从这一观察中，托克维尔得出了他的一般结论。“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有时比其他人更需要被允许自己做事，有时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别人为他们做事。这要视情况而定。在民主国家，最伟大的政府艺术在于明确区分各种情况，并根据情况如何引导政府而采取行动。”
[44]

第二份草拟的片段，论述了强调科学的实际应用和支持中等智力标准的民主倾向。为了解决这些相关问题，托克维尔敦促政府支持理论科学和学术团体。“关于民主制下的学术机构。如果一所学院的目的是把才智之士集中在某种计划中，并把方法强加于他们，那么它与民主的精神背道而驰；它是一个贵族机构。如果一所学院的目标是让那些投入艺术与科学之人举世闻名，并以公费为他们提供民主的社会状况所常常拒绝给予的舒适和休闲，那么它是一个不符合民主国家品味的机构，但它从不会与民主国家的存在背道而驰，有时它会是民主国家存在的必备条件。这是一个非常民主的机构。关于民主国家对有偿学术机构的需求。随着各国人民转向民主，这种需要也在增加。民主国家很难理解这一真理。这是必须克服的对立的自然倾向。美国人向它让步了。”
[45]

1848年的一段话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是民主政府？这个政府不会限制人类的自由，而是千方百计地为之提供帮助；这个政府不会为自由设限，而是打开各种视野；不是设置新的障碍，而是摧毁拦路者；这个政府并不操纵自由，而是提供知识和资源，并接受（不完整的）自由。这个政府使每一个公民，甚至是最卑微的公民，都有可能像最高公民那样独立行事，并使其独立发挥同样良好的作用。”
[46] 这个定义并不是对“最小政府”的描述。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手稿中，再次提到了合法慈善的问题，并敦促采取适当的立法行动。“我知道所有反对政府慈善的言论，但这并不妨碍我认为它（有时）是必要的……从富人阶层不再有直接和永久的兴趣、不再有严格的义务来帮助穷人阶层，使他们免受最极端的苦难的那一刻起，法律就有必要迫使他们这样做。接下来，当贵族阶级自身让位时……为穷人提供最紧迫需求的立法就更有必要了。当旧等级制度的最后一丝痕迹最终消除，个人彼此孤立，相互独立，互不关心时，这样的立法就变得绝对不可或缺。民主社会，政府慈善，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47]

因此，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活跃的政治人物，托克维尔并不主张政府只对社会进行最微小程度的介入。人们不应认为他是只希望政府袖手旁观，支持自由放任政策的理论家。托克维尔让他的读者陷入两难境地：在其作品中，他一再呼吁政府领导和立法行动；但与此同时，在其著作中，他始终习惯性地警惕过度的政府和权力集中在中央权威手中。

托克维尔想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能够对抗他在作品中所呈现的民主弱点和危险。但是，对他来说，政府也必须坚决保持在严格界定的权力和责任范围内。超越这一合法领域，意味着走向民主暴政。他对适度的执着，对极端的回避，再一次变得明显起来。关于政府干预，他给出的不是明确的支持，而是温和的判断。这就是民主时代最伟大的政府艺术的核心。

重归正义

我们已经注意到，托克维尔认为正义也许是支持民主的基本论据。更大的正义也是他提出的社会改革建议的基本目标之一。20多年来，托克维尔对正义的理解始终如一。1835年，对于纳索·威廉·西尼尔对《民主在美国》第一卷中所作论断的指责，托克维尔予以回应。托克维尔写道，在英国，“穷人的好处最终被牺牲给了富人的好处”。在其异议中，西尼尔把好处解读为财富。托克维尔对好处有更宽泛的看法。“我自己想谈谈，与生活中的幸福相一致的所有事情：关心、政治权利、获得正义的便利、思想的愉悦以及其他上千种间接有助于幸福的事情。”
[48] 对他来说，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意味着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更容易获得。

12年后，托克维尔在写给普罗斯佩·昂访坦（Prosper Enfantin）的一封信中重申了这一观点，后者是《商业报》的撰稿人之一，曾是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派的领袖。托克维尔在1847年收到了昂访坦的新书，他承认尽管两人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他表示自己与昂访坦有一个重要的共识。“在你的书中，充斥着一种对穷人之痛苦的强烈感受，以及一种做一切事情使人们在世间所享有的全部幸福得以均等的冲动。我还认为，这场先辈们看到开头而我们看不到结尾的漫长革命，其意义在于在世间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并越来越平等地分享革命带来的美好事物。”
[49]

1856年，也就是托克维尔去世前几个月
(1) ，他在给索菲·斯威特切尼的一封信中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那些领导人类事务的人能够考虑的最大目标，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更平等地分配好处（美好事物）和权利。”
[50] 在托克维尔的思想和写作中，这是一种对理想之正义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引人注目的融合。请注意赋予那些领导社会之人的责任。这种对最广义上的分配正义的持久愿景，部分源自托克维尔认为的基督教道德的当代扩展。我们已经引用了1843年他写给戈比诺的信，信中赞同“所有人都有权利获得特定的好处和享受，而首要的道德义务是为他们取得这些东西”
[51] 。

理解托克维尔正义观的另一种方法，是回顾他大量列举的对正义的冒犯。在美国旅行日记和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描写并谴责了印第安人和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受到的残酷对待，包括奴隶和自由人。
[52] 他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旅行笔记中，包含了对英国工厂工人和爱尔兰穷人可怕的生活条件的描述，我们已经加以引用。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他揭露了被他坦率称为新工业劳工之兽化的现象。

除了描述亲眼所见的虐待、残忍和堕落，托克维尔还创作了几幅人工肖像，概括了他书中描述的某些不公正。其中之一，出现在1835年《民主在美国》中，是一个多数之暴政的假想受害者。“当一个人……在美国遭受不公时，你希望（他）向谁上诉？向舆论吗？正是它形成了多数。向立法机构？它代表多数，并盲目地服从它。向行政权力？它由多数任命，并如同一个被动工具为其效力。向警察吗？警察只不过是带着武器的多数。向陪审团？陪审团是被授予了判决权的多数。在某些州，法官本人由多数选举产生。因此，无论你所遭受的判断多么不公正或不合理，你都必须服从它。”
[53]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提到了法国农民，他们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和剥削。“想象一下18世纪的法国农民……你看他……如此热爱这片土地，以至于不计价钱、用尽积蓄把它买下来。要获得它，他必须先支付一笔费用，不是给政府，而是给其他一些当地的地主……最后，他拥有了这块地；他带着种子，全心投入。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属于他的那一粒尘埃，使他充满了自豪感和独立感。然而，仍然有同一批邻居把他从田地里拽出来，强迫他到其他地方无偿工作。如果他想保护自己的庄稼不被他们的猎物吃掉，这些人是不会允许的；同一批人在渡口等着向他收过路费。他们又来到集市上，把出售自种庄稼的权利卖给他。当他返回家中，想要自己用剩下的麦子，就是在他眼睛和手底下长成的麦子，他不得不去这同一批人的磨坊和烤炉里研磨和烘烤。他微薄财产的部分收入必须用来支付他们的费用……无论他做什么，他在任何地方都会遇到这些麻烦的邻居。他们扰乱他的快乐，妨碍他的工作，吃掉他的出产；当他跟他们了结时，还有其他人出现，这些人身着黑衣，拿走他收成中最好的部分。想象一下他的处境、需求、性格、激情，如果可能的话，计算一下他内心的仇恨和嫉妒。”
[54]

读者应该认识到托克维尔对正义的坚持。
[55] 在他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中，更大程度的公平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人们更为熟悉的他对民主中央集权的警惕那样。

总结评论

为什么不断增长的贫困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这两个问题，始终吸引着托克维尔的兴趣？他对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如何融入他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思考？在此，我们不需要重复他最重要的经济观点，也不需要审查他提出的一揽子社会改革方案。目前的问题是，他在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著作中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观点，如何与他对民主的本质、优势和劣势的独特分析，以及他在平等时代维护自由的计划联系起来。对托克维尔来说，民主的基本涵义仍然是身份平等。但他意识到，工业化有可能带来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不平等。工业的兴起引起了诸多事情，包括阶级分化和贫困。因此，经济发展挑战了他对民主的基本论点，并对他关于促进民主好处和避免民主陷阱的建议提出了质疑。

他的改革目标之一是避免革命或长期的不稳定。为对抗社会主义者更为极端和激进的理论，需要努力纾解下层阶级的困境，社会主义者质疑中产阶级财富的合法性，并攻击私人财产。没有改革的话，托克维尔认为对文明社会至关重要的财产权就会受到威胁。但托克维尔对经济和社会动力的理解，并没有简单地将他推入防守阵营，而是敦促温和的改革，以削弱更激进变革的吸引力。伦理学家托克维尔有其他的目标。有时他明确指出，随着无限制的工业化，人类的思想和精神将会崩溃。

1835年，在曼彻斯特的所见所闻，让他在旅行日记中评论道：“一个人，除了星期日，每天工作大约12个小时，他的精神生活还能有多大的空间呢？”
[56] 呼应着亚当·斯密，他在1840年《民主在美国》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一个用20年时间做针头的人，你还能指望他做什么？……当一个工人以这种方式消耗了他生活的相当一部分时，他的思想就永远地停留在他日常的劳动对象周围了；他的身体已经染上了某些固定的习惯，让他无法戒掉；总之，他不再属于自己。”
[57]

托克维尔已经见证并认识到了真正的不公正，它需要解决办法。他还生发出一种分配正义的强烈意识。他提出的解决贫困问题的计划，符合一个基本的道德目标，即更公平地分享世界上的美好事物。有些人不应该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被完全置于脆弱、依赖和残酷的境地。正如我们所知，对托克维尔来说，美好的事物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利益，如舒适和安全，而且还意味着思想和精神上的利益，如教育以及体验和享受生活中无形乐趣的机会。

托克维尔还担心，不平等和贫困削弱了民主自由的可能性。更大的公平将允许人们真正而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对托克维尔来说，极端的不平等和极度的贫困使自由的实践无法实现，并把自由本身变成了一种假象。参与式民主要求公民不仅拥有名义上的权利，而且具有行使这些权利的能力——时间、精力、觉悟和思想广度。公民责任、公共美德和公民意识的发展主要来自将权利和自由付诸行动。但是被边缘化的个人和阶级，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公民领域。就像托克维尔理解的那样，为了实现民主的自由，初步平等（至少是机会的初步平等）和减轻赤贫是必要的先决条件。

所有这一切都与托克维尔的更大目标有关，即缓和并启发民主的人民，使他们迈向民主的优点，远离民主的缺点。在托克维尔看来，身份平等和自由结合在一起，会提升人的灵魂，激发人的伟大。托克维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理论的道德维度，始终是其思想的核心。

(1) 此处原书有误，托克维尔去世于1859年。——译者注

第七章
托克维尔的名声与持续影响

初步成功和持久兴趣

任何对托克维尔思想和写作的研究，都需要简要地叙述其两本主要著作——《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非凡成功和名垂青史的故事。1835年，一些著名的学者、社会和政治人物——在当时构成了法国严肃作品的读者群
[1] ——为《民主在美国》及其年轻的作者喝彩。“好吧，”没有心理准备的出版商戈瑟兰（Gosselin）说道，“看起来你写出了一部杰作。”在接下来的4年里，甚至在《民主在美国》第二卷出版之前，1835年的第一卷已经印刷了七次。1835年出版的这本书在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地方得到了广泛的评论和赞誉。1840年《民主在美国》的反响稍显有限，但大体上仍是积极的。1856年读者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接受也遵循了同样的模式。第一版在两个月内售罄；3年内，又重印了四次，售出了九千册。再一次，以美誉居多的评论出现在法国、英国、德国和其他地方；由于《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在俄国也变得有名。
[2] 这些都是最小的细节。

某些判断甚至更令人印象深刻。一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把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称为“有史以来关于民主的最佳著作，也是关于美国的最佳著作”。
[3] 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最杰出的法国大革命史专家，他把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称为“整个法国历史编纂学中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最为重要的作品”。
[4] 评论家，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不管他们可能提出何种批评、保留意见或纠正意见，似乎都普遍重视托克维尔作品的雄辩、独创性和理论才华。

与一种广为流传的错误说法相反，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美国，人们对托克维尔和《民主在美国》的兴趣始终如一。
[5]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当这部著作的声誉被认为开始走下坡路时，它的几个重要的新版本，包括学术版和通俗版，分别在1898年、1899年、1900年和1904年出版和再版。那个时候，《民主在美国》还继续被摘录，并被用于学校，以教育美国年轻人了解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不过，即便托克维尔在美国的声望没有在19世纪末消失，但一种不可否认的兴趣高涨确实始于20世纪30年代，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断上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人对托克维尔及其首部伟大作品的迷恋只增不减。

自2000年以来，《民主在美国》的三部全新译本已经在美国出版，另有一部在英国出版。而《旧制度与大革命》和《回忆录》的新译本和辑评本，分别于1998年和2016年在美国出版。
[6] 此外，托克维尔到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的旅行笔记也已出版；文章、专著、托克维尔书信和其他作品的大量摘录的汇编以及研究托克维尔的专家的论文集，继续大量涌现。所谓的“窝棚产业”（cottage industry）似乎并未停止。

美国人对托克维尔的欣赏，有几个需要指出的转变。第一，直到20世纪末，《旧制度与大革命》在美国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对美国人而言，托克维尔是《民主在美国》的作者。第二，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编辑们已经认识到，自托克维尔1831—1832年访问以来，新世界共和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是20世纪初出版新版《民主在美国》的编辑中最博学的一位，他在1898年列举了自60年前托克维尔的书出版以来，美国不可否认的变化。他列举了大陆的扩张、显著的人口增长、更广泛的种族和种族多样性、巨大的财富和强大的工业巨头、著名的文化和教育机构、更复杂的政府机构、美利坚帝国的开端以及美国在国际上的新角色。吉尔曼甚至在1898年指出了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并怀疑托克维尔的日益平等的观念是否仍然适用于美利坚共和国。尽管如此，如同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其他编辑一样，他强调了托克维尔的著作作为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研究的持久重要性和价值。

第三，从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评论家们几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托克维尔1835年的著作上，集中在他对美国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分析上。读者认为1840年的《民主在美国》演绎偏多，过于抽象，与美国无关。然而，到了20世纪中叶，人们的注意力明显转向托克维尔著作的第二部分。托克维尔在1840年对民主社会做出了描述，美国人，尤其是那些新近对美国研究和美国文明感兴趣的人，越来越被其中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维度吸引。在美国，包括美国历史学家在内的读者，不再主要把托克维尔视为一位关注美国的分析家，而是开始欣赏托克维尔更多的作品，包括《旧制度与大革命》。他们越来越多地将托克维尔当作社会和政治理论家来关注，因为他剖析了民主的各种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也研究了法国和欧洲内部以及美国背景下的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变化。他的详细讨论显然没有局限于新世界共和国。

第四，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托克维尔在美国受到了欢迎，特别是更为保守的政治理论家的欢迎，他们尤其被他对新的民主专制的描绘吸引，还有他对中央集权和过度政府的批判，他对宗教角色的强调以及他对现代民主社会可能存在的缺陷的警惕，包括道德滑坡、个人疏离和无归属以及共同价值观的削弱。引入瞩目的是，托克维尔让连续几代美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染上了自己的颜色。在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他被称为进步主义者。到了20世纪中期，他成为了共识发言人的化身，代表着共有的自由主义传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国文明的特征。到了20世纪晚期，随着对现代世界的悲观情绪更加普遍，托克维尔成为了深度保守主义观点的代言人。

新世界共和主义者对《民主在美国》的基本诉求，一直是托克维尔对美国制度和美国模式的积极描述。他认为美国的榜样对法国乃至整个现代世界都很重要。而且，和其他民族一样，美国人喜欢被称赞，并被视为处于全球发展前沿的国家。然而，矛盾的是，托克维尔也谈到了美国人在不同时期对自己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所产生的不断变化的担忧。对于每一代人来说，他都能够提出困扰美国人民的问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表达不断变化之担忧的能力，解释了为什么托克维尔在今天的美国被如此大量地阅读。如今，人们对其《民主在美国》的研究，更多是因为他对美利坚共和国的警告而非赞扬。与这种情绪相匹配的当代读物比早期的要晦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托克维尔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期几乎被人遗忘的经历，更多适用于法国而非美国。在《托克维尔与法国人》一书中，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Françoise Mélonio）指出，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直到1951年，法国没有出版过任何新版的《民主在美国》。
[7] 法国评论家认为托克维尔对美利坚共和国的描述基本上是不准确和过时的。对于法国人来说，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托克维尔的名声主要建立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上，而非《民主在美国》。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梅洛尼奥的说法，《旧制度与大革命》完全实现了托克维尔的期望。这本书重新激起了法国人对自由的渴望。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法国，确实出版过一些关于托克维尔的重要著作。到了20世纪50年代，法国人对托克维尔的兴趣映射了美国的轨迹，发生了戏剧性的复苏，从重新欣赏1835年《民主在美国》开始，再到支持1840年那卷。出版托克维尔全集这一权威而庞大的项目始于1951年，现已接近完成。到了20世纪70年代，很大程度上由于孚雷的影响，《旧制度与大革命》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许多法国知识分子来说，托克维尔的思想取代了衰落中的马克思主义分析。1984年，法国也出版了托克维尔的第一部完整传记，作者安德烈·雅尔丹是20世纪最杰出的托克维尔专家之一。梅洛尼奥描述了重新发现托克维尔的整个过程，并追寻了一系列对托克维尔解读的常见特征。在法国，就像在美国一样，他在不同时期被右翼、左翼和中间派的评论人士索求，他们反过来又突出了其书中不同的、有时是相互抵触的成分。

由亨利·里夫翻译的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与法语版同步在英国出版，使作者在英国知识分子、政治领袖和贵族中成为一位著名的、广受欢迎的人物。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同样的翻译和赞美再次在英国上演。英国成为了托克维尔的第二故乡，并始终是赞赏托克维尔思想和写作的主要国家。在英国，有来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对《民主在美国》的反思（1835年和1840年都有），它们或许是史上有关托克维尔著作的最佳评论，当然也是托克维尔最珍视的评论，因为它们抓住了他的基本要旨；有以英语写成的托克维尔的第一部完整传记
[8] ；以及一长串的其他专著、文章和版本，包括已经提到的2003年的译本。

对托克维尔著作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欧洲和新大陆。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结束了幕府统治，恢复了天皇的权威，开启了现代国家的历史。不久之后，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些日本思想家和政治人物开始阅读托克维尔的著作，尤其是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他成为那个时代日本研究托克维尔的主要旗手。1835年《民主在美国》的某些章节早在1873年就被翻译出来，1881—1882年出版了第一卷的完整译本。自19世纪末以来，日本人的兴趣未曾间断，诞生了一长串杰出的托克维尔专家，他们探讨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包括平等的展开、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的重要性、民主对公共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影响、中央集权问题、民主民情的出现——尤其是家庭关系和价值观的改变。最近，一些日本托克维尔学者也将注意力转向《旧制度与大革命》，探索法国大革命与明治维新之间的异同。在2008年，松本礼二（Reiji Matsumoto），可能是他那一代最杰出的日本托克维尔学者，出版了四卷本的托克维尔《民主在美国》的日语全译本。
[9]

托克维尔的研究传统在日本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对托克维尔思想的浓厚兴趣在中国出现得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展。尽管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专家关于托克维尔的重要著作得以出版，包括其主要著作的各种版本、旅行笔记、书信选集以及未完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草稿选集。由董果良翻译的《民主在美国》的中文全译本出版于1988年。如果说日本学者主要关注的是《民主在美国》，那么中国读者最近更关注的则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该书的中文全译本出版于1991年。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原因和余波的研究，提供了两个与当代中国相关的不同问题。第一，考虑到日益的繁荣、增长的期望和改革的开始，一个国家（中国）如何才能避免1789年发生在法国的革命和政权崩溃？或者，第二，一个国家（中国）怎么能在变革后恢复和保持稳定？
[10] 托克维尔对法国提出的这些问题，对21世纪初的中国也同样适用。

对托克维尔的兴趣继续扩散。最近出版的几本论文集中的论文将他的思想和方法与各种非西方国家联系起来，不只是中国和日本，还有韩国、缅甸、阿根廷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其他国家。
[11] 因此，托克维尔的学术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

这些写于19世纪中叶的有关政治和社会理论以及历史分析的作品，受到如此持久而广泛的关注，我们该如何予以解释？这种日益增长的兴趣本身就是托克维尔思想和写作价值的体现。永不过时是其遗产的另一个标志。如前所述，托克维尔分析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似乎吸引了后世，仿佛他是同时代的人。他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处理——包括对它的好处和危险——似乎反映了连续不断的评论家和普通读者的不同观点和关切。

此外，托克维尔某些最典型的思维和写作方式继续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包括他对复杂性和细微差别的偏爱，他的独创性，他不断反思的习惯，他的分析能力，他提出困境并解决歧义的能力，他对国家和历史背景的敏感以及他对作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的民情和社会状况的关注。

他也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失去其针对性。在平等的时代，自由如何得到维护？一个特定国家的成功或失败、稳定或动荡、繁荣或贫穷、自由或专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民主的涵义和影响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从民主中得到最好的，避免最坏的？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最好地促进权力分立，避免中央集权？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真实而非空洞的自由？面对多数、群众、舆论或任何社会力量的聚集，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保护个人的独立？在日益转向物质主义和商业价值的社会中，我们如何能够维护共同的价值观和更高的道德目标？宗教在民主社会中的适当角色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鼓励公众参与、积极的公民生活以及更好地意识到共同的权利和责任？如何说服当今世界的人们为自己的社会和政治未来承担责任？托克维尔的名声可能更多地仰仗于他提出的问题，而不是他提出的办法。

共鸣

作为社会和政治理论家，另一个表明托克维尔始终切中肯綮、至关重要的标识，是他与19世纪末、20世纪和21世纪其他著名政治思想家之间的共鸣。在对相似点进行简短但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描述之前，我们需要给出三项基本说明。首先，我们无意通过简要描述托克维尔和其他一些社会和政治理论家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评估托克维尔或其他所提作家之观点的准确性。谁的分析更正确、更连贯、更有说服力，并非此处的题中之义。其次，我们并不假设所引用的理论家们将托克维尔作为思想来源，或者其观点是基于托克维尔的；这些思想家并不一定在任一意义上与托克维尔相呼应。如果有思想家认为他的观点是与己相容且有益的，那么也会有思想家尖锐地批评或反对他的观点。接下来的讨论，只是试图提醒人们注意，他们在处理的问题、提出的困境和设想的办法方面所具有的某些重要的密切关系。最后，下面的评论只是想指出某些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它们根本不是对上述政治思想家的考察，也不是对与托克维尔相似之处的全面探索。我们希望，有兴趣的读者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自己的研究。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2）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作为托克维尔的同代人，可能是19世纪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最为著名的作品是《论自由》（1859年）和《代议制政府的思考》（1861年）。他与托克维尔的关系，建立在1835年两人在英国初次见面后迅速建立起来的友谊之上。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密尔为两卷《民主在美国》都书写了敏锐、严谨和赞美的评论，深得托克维尔欣赏。也正是受密尔之邀，托克维尔在1836年首次写了一篇关于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的论文。这两个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直到19世纪40年代初。当时托克维尔在法国外交政策上表现出沙文主义和好战倾向，这令密尔感到不快，并与之断绝通信好几年。
[12]

这两位政治理论家作为自由的杰出代言人闻名于世。密尔也许比托克维尔更关注被动的或消极的自由，即不受干涉的自由，托克维尔坚持自由的实践，坚持权利的实际行使或使用。尽管如此，两人都支持基本权利或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并主张扩大选举权和广泛的政治参与，在密尔这里包括妇女的投票权。两人都强调公民参与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培养公民意识、开阔视野和充分发挥个人潜力以及加强个人独立的一种方式。

但是密尔和托克维尔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在思想上有一些广泛的相似之处。他们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尤其是以下智识习惯：避免绝对准则，尊重语境，并寻求如何最好地平衡相互矛盾的原则。虽然托克维尔似乎并未反映出得自密尔的重要影响，但是这位英国思想家在其自传中将某些值得注意的经验归功于托克维尔。最重要的是，密尔在阅读托克维尔1835年的著作时，对代议制民主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评估，认为代议制民主可以缓和直接民主的一些最严重的危险。后来密尔对这一概念的推动远超托克维尔的处理范围，并提出加权投票，允许各种精英阶层拥有复数投票权。这种做法违反了平等的基本原则；托克维尔认为，没有任何政治、法律或宪政制度能违背这一原则且在现代民主时代长期存在。

显然，托克维尔也拓宽了密尔对地方自由和中央集权的思考。《民主在美国》使密尔意识到过度集权的潜在危险，并说服他相信扩大地方控制可能带来的好处，前提是实行代议制原则，并且公民受教育程度更高、经验更丰富。也许，托克维尔的多数人之暴政的概念及其在1840年转变为舆论之暴政的概念，也让密尔强化了他自己关于现代社会中舆论的压迫力量的观点。密尔在《论自由》中确实重申了“多数人之暴政 ”这个词。然而，在关于宗教之影响的问题上，两人意见相左。对密尔来说，宗教在形成压制性的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之相反，对托克维尔来说，宗教作为对道德观的支持，对一些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民主过度行为起到了必要的抑制作用。

这段关于两位朋友之关联的简短讨论，需要认可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密尔的抱怨，他认为托克维尔没有充分理解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作品。虽然有这样的指责，但托克维尔当然还是赞同密尔对那个时代经济体系的许多批评，尽管他从未像密尔那样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跟密尔都对贫困问题感兴趣，如贫困的原因及减轻贫困可能需要的改革。然而，与密尔早就倡导妇女权利相比，托克维尔对妇女在政治生活中享有完全平等和合法话语权的无视，仍然令人深感困扰。托克维尔对美国白人妇女的处境非常满意，甚至予以称赞，在他访问的时候，这是一种“区分但（可能）平等”，一种政治区隔，一种法律和政治的从属制度。他对盎格鲁—美利坚妇女的教育、勇气和道德标准的钦佩，并没有解除他对妇女权利问题的观点的更大局限。
[13]

托克维尔对密尔的影响程度不应被夸大。这里的意图不是重复法国人作为密尔老师的神话，而是简单地指出密切关系，强调两位同代人所共有的一些思想和关切，也承认一些关键的差异。
[14]

马克斯·韦伯（1864—1920）

以某种观点来看，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极力让自己疏远托克维尔。他断言，界定现代世界的不是民主的进程，而是官僚国家的崛起。但他对官僚主义及其作用的理解，与托克维尔对新型民主专制的著名描述相去不远。在新型民主专制中，个人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都由书记官监督和决定。韦伯的官僚化理论与托克维尔对双重民主危险（权力集中于国家和行政集权）的担忧相吻合。

韦伯也赞同托克维尔的观点，即信仰和态度强力地塑造着经济体系和行为。对托克维尔来说，民主民情鼓励物质主义和社会各领域的商业化。对于韦伯来说，尤其是宗教信仰（新教）激发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和发展。对两位作家来说，民情仍然是解释历史、社会甚至经济变化的核心。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概念，把握住了托克维尔考察贵族社会状况和民主社会状况的方法的大部分精髓。
[15]

汉娜·阿伦特（1906—1975）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现代极权主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托克维尔对民主专制的描述。每一位理论家都认为他们所描述的专制主义是世界上新出现的，其特征是任何次要机构，如协会、地方或其他独立团体的消失；公民社会萎缩，所有权力都集中在国家手中。

他们对新专制主义之原因的阐述表现出相似之处，特别是个人在面对大众社会时的日益孤立和软弱。与此同时，他们对现代暴政的主要特征的理解也存在着明显差异。阿伦特强调了在塑造极权主义的过程中领导人的作用、政治运动或政党的必要性以及种族主义的重要性。对阿伦特来说，极权主义意味着一种暴力和恐怖的体系。对托克维尔来说，民主专制虽然同样具有侵入性和窒息性，但本质上仍然是温和的或软弱的，更少依赖于暴力，而更多依赖于满足公民的最小需要和最轻微的物质欲望，以获得他们的默许。
[16]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2）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被公认为自由市场的有力倡导者和福利国家的批评者。他认为，任何旨在鼓励社会和经济更加平等或分配公平的政府干预，最终都是无效的，而且会破坏自由。他非常欣赏托克维尔，而他对政府介入的反对，看起来几乎是在模仿托克维尔对行政集权的谴责，和托克维尔对将公民变成绵羊的新型民主专制的描述。

但是哈耶克在政府干预经济的问题上，是阅读了还是错读了托克维尔呢？正如我们所见，托克维尔当然强烈反对社会主义和监护国家的理念。然而，与此同时，他认为政府除了提供安全网之外，在减轻无限制资本主义的最糟糕的特征方面，还有一个合法的角色。政府的规章和政策，特别是有关税收和继承的那些，可以试图纠正市场的不平等。托克维尔并不是自由市场的代言人。
[17]

迈克尔·J.桑德尔（1953—）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被公认为在政治理论中大力提倡社群主义方法的主要代言人。当他的思想与托克维尔的思想并置时，出现了几个显著的相似之处。他也担心这些问题：贫富差距的扩大，用市场语言来衡量一切的习惯，既不公正也不自由的不受限市场的滥用以及腐蚀性个人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桑德尔坚持认为，重要的不是个人的自我，而是个人共享的社区和传统，是塑造身份、信仰、价值观和行为的社会群体以及帮助定义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对他来说，共同评理和参与公民生活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活动最好在社区中进行，也就是说，在传统聚会、协会组织以及当地或基层参与之中。这种对协会和地方作用的强调，也许是与托克维尔的观点最明显的相似之处。
[18]

托马斯·皮凯蒂（1971—）

托克维尔的著作描述了身份平等的天意推进，并探讨了平等的意义和多样性。与之相反，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将不平等问题视为现代世界的一个典型特征，此书于2014年出版时在美国引起轰动。
[19] 出现了大量的文章予以回应，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他坚持认为，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造成了任意的且不断加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资本主义并不像自由市场的传统倡导者认为的那样，会自动进行自我纠正，以实现更多的平等，更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财富。

皮凯蒂认为，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时期，不平等加剧尤其不可避免。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正在回到极端和不可持续的不平等水平，这种不平等曾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末的欧洲盛行。对于美国，皮凯蒂专门描述了自1980年以来不平等现象的激增。他断言，美国现在的不平等程度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相似，而且高于当代欧洲。与皮凯蒂一样，托克维尔批评原始资本主义，正是因为它常常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对两人来说，资本主义都需要监管或节制，而这反过来又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对皮凯蒂来说是实质性的干预，对托克维尔来说则是有限的干预。

当心怀着托克维尔阅读皮凯蒂时，其他一些重要的共鸣浮出水面。托克维尔和皮凯蒂都称赞民主具有更多的正义。对他们来说，民主带来了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更公平的分配。两位作者都认为严重的不平等对民主是危险的。正如我们所知，托克维尔认为一种健康、自由、稳定的民主，需要一种大致的身份平等，没有极端或固定的不平等；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真正的社会和经济流动性。对他来说，这也意味着一个有意义的政治话语权，不仅仅是空洞的投票权，而是真正参与公民生活的可能性、公民习惯的养成以及更多的公共利益意识的出现。在著作中，托克维尔尖锐地谴责了两个拿破仑所提供的空洞的自由，和他所认为的七月王朝的中产阶级自私而短视的统治。皮凯蒂也担心，收入和财富的极端不平等将把真正的社会和政治权力交到少数处于经济金字塔顶层的人手中，从而破坏民主的结构。对他来说，这种集中的权力，某种托克维尔一直害怕的东西，有可能创造一种空洞或虚假的民主。与托克维尔的观点相呼应，他强烈主张民主是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公民参与。

皮凯蒂描述了自18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资本资产类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土地所有权转向了其他类型的资本。为了减少不平等，他提出了征收全球资本税和重新关注继承法等措施。托克维尔也承认继承法的重要性。但是，1835年《民主在美国》所处的时代，最重要的资本资产是土地，该书专注于有关土地继承的法律，特别是取消继承权和长子继承权的法律，还有在法国要求平等分割的法律。
[20] 作为19世纪40年代的一位政治人物，托克维尔继续提出征收遗产税，允许家族继承，但同时也避免代际间越来越大、越来越固定的财富不平等。

这两位法国理论家还努力研究平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联系，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前景。托克维尔指出，那些享受社会民主的人不会长期忍受政治民主的匮乏。皮凯蒂反推这一观点，他认为那些拥有政治民主的人不会长期忍受极端的经济不平等。他针对世界上日益加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提出了警告。

如果正如皮凯蒂所言，不平等是现代世界的典型特征，那么托克维尔错了。他关于民主革命的中心论点，关于平等不可阻挡的前进，是错误的。但是，皮凯蒂对极端不平等的看法所引起的不安，甚至是恐慌，证明了平等心理的影响，证明了当今世界根深蒂固的平等主义道德观。鉴于这种反应，托克维尔是正确的。托克维尔知道，平等的涵义远比用经济标准所能衡量的更为多样和复杂。

总结评论

这种对托克维尔阅读——出现在不同国家并作为其他理论家著作的背景——的选择性调查分析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经验教训。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继续吸引着读者，受到深思熟虑的关注和几乎普遍的赞美。托克维尔的思想和写作似乎不断地吸引着更广泛的读者。

他的思想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治观点的许多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中也引起共鸣。这种相似之处未必反映出是否一致的问题，而是反映出在类似的议题、熟悉的问题、有时相似的办法中共有的兴趣。托克维尔与某种程度上随意选定为讨论对象的作家们之间的共鸣，反复围绕着其最有趣和最原创的一些概念：民情的力量，平等的涵义，参与式民主和积极自由的必要，民主可能的优点和缺点，民主心理学的特征，特别是他描绘的新型民主专制的生动而难忘的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托克维尔的声望和影响是超越时间的，从19世纪延续到21世纪；是超越空间或地理的，从欧洲和美国到世界各地；也是超越政治党派的，从右派、左派到中间派。这样的遗产是罕见的，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也应该记住托克维尔自己的判断。“我取悦了许多意见相左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理解我，而是因为他们只从一个方面考虑我的作品，从中发现有利于他们当下激情的论点。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希望有一天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今天只有某些人能看到的东西。”
[21] 他的话可以提醒他所有的读者和解释者谦虚谨慎。

结论

关于社会和政治理论家托克维尔，我们学到了些什么？正如在开始时所承认的，一项必须简短的介绍性研究，只能审查托克维尔作品中部分的主题和复杂性。有许多话题，如果提起过的话，也只是浅尝辄止。能说的还有很多，比如托克维尔的思想来源；他与某些人的隐性对话，比如孟德斯鸠、伯克或者基佐；他的文风和用语（作为作家的托克维尔）；作为历史学家的托克维尔的历史观和历史哲学；他关于教育的看法；他对理想共和国的设想；他对激情的兴趣，特别是政治和宗教的激情；以及他对民主对文学、艺术和语言的影响的探索。

尽管有这些未谈或近乎未谈之事，我们还是看到了托克维尔的许多思考和写作习惯，包括他寻找新的或几乎是新的词汇来标记新概念（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个人主义），他倾向留下开放式的定义（最著名的就是民主的涵义），而当想不出新词汇时，他就决定加以描述（尤其是新型民主专制）。因为托克维尔不仅要准备其主要作品，还要准备各种报告、论文和演讲，所以他忠实地进行全面研究，涵盖更为新颖的方法，比如游历、采访和档案调查。他的思想具有复杂性、平衡性和紧密联系的特点，从一个观点到另一个观点，反映出他对社会各领域相互联系的信念。由于个人和思想上的偏好，他努力追求适度和公正。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他也避免给出绝对的或最终的答案，而是不断地重新考虑他的初步结论。

托克维尔思想的其他主要特点是坚持比较法，并强调历史和国家的背景。他相信，通过游历、观察、研究和比较一个特定的社会或时代，另一个国家或时代的独特特征会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这种涉及法国、美国、英国，有时还涉及德国的比较，无论是在两者还是三者间进行，都贯穿于《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讨论中。

对自我及其目标读者的认识，也是托克维尔作为作家的特色。他早期的计划、笔记和两本主要著作的逐次草稿，揭示了一种明确的自我反省模式。在他的工作底稿中，他不断地提醒自己他的基本目的和论证线索，并在他的论述中找到正确的语调和表达方式。托克维尔在写作时，总是心怀着法国和法国读者。
[1] 他知道自己的目标读者是怎么想的；为了说服他们，他懂得如何最好地组织自己的推理。例如，在《民主在美国》的草稿和手稿的空白处，他经常评论说，他最初的语言过于强硬，或者他的措辞过于教条；然后，他写出了更令人满意的版本。托克维尔还喜欢用细节来概括更广泛的图景，提出出乎意料的反直觉观点，挑战已被接受的观点，并提供相反的证明。这些方法引起了其读者的注意，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才能和独创性。

对其同胞之思想、设想和恐惧的了解，有时会把托克维尔变成一个修剪工，为了不疏远其读者，他会修改和软化自己的思想和表达。或许，托克维尔为了避免被指责为极端主义或过度激情，而故意淡化其话语的最好例子，就是他决定只在死后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他偶尔也会放弃或忽略一些与他的基本主题不相符的例子。例如，他的美国之旅的旅行日记显示出，他对新世界共和国存在的财富、教育、阶级和肤色不平等的认识，比他在《民主在美国》中所承认的要深刻得多，除了关于三个种族那一章。
[2] 他的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差别，而是把重点放在身份平等上，将其作为美国的基本特征。
[3]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托克维尔意识到了不符合其框架的成分。作为理论家，他不可避免地要做出选择，既要使其要旨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又要使其基本主题更加连贯。

托克维尔故意避免给出明确的结论，但他有时会留下一些严重的未解问题，提供几乎相互矛盾的要旨。他提出了相互冲突的观点，例如，关于民主国家的思想和文化创造力。民主所释放的能量会刺激创新吗？或者民主社会会屈服于停滞和对变革的恐惧吗？对于战争，他也提出了相互对立的看法，既把战争视为中央集权和可能之暴政的先兆，也将其视为解决民主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爱国方案。还有投票权应该扩大得多广、多快？在19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托克维尔在选举权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模棱两可，令人遗憾。

托克维尔也给读者留下一些恼人的盲点，包括他对妇女权利的兴趣匮乏，他的沙文主义，他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信奉，他不愿意给被征服的阿尔及利亚人某些权利，他建议为刚刚从奴隶制中得到解放且新近获得自由的人设置一段学徒期或监护期。对自由的承诺和平等的支持并不总是适用于所有群体或所有事项。

在近30年中，托克维尔的思想和写作不出所料地显示出一些重大转变。我们已经勾画了这些重要变化，譬如，1835—1840年，他越来越认可民主与中央集权的关联，认可出现了一种危险至极的威胁民主社会的专制主义新概念（新型民主专制）；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他让英国取代美国，成为与法国进行比较的首要对象
[4] ；1848年后，他越来越关注社会主义，并不断对其提出尖锐的批判。我们还注意到，他对贫困问题的兴趣越来越大，这也许始于他在美国对监狱的研究，但在1835年的英国和爱尔兰之旅中有了实质提升，并在19世纪40年代加速提升。他逐渐认识到，工业工人阶级的长期贫困和经济不安全严重威胁到社会和政治稳定，并使自由处于危险之中。

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但根本上的一致性仍然是作为理论家的托克维尔的标志。我们所称的首要原则并没有改变，如民主的不可避免的前进、民情的首要地位、对决定论的拒绝以及私有财产的权利。他的基本目的也是如此。他努力展现出一种对民主社会的准确描述，也提及了它的潜在影响，包括好的和坏的。他试图把革命的效果和民主的效果区分开来，并探讨革命的原因和影响。他努力把宗教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结合起来，把有良好意愿的人团结起来，共同捍卫信仰和自由。最重要的是，他的目标是在平等的时代维护自由。为了避免危险和促进民主的好处，他提出了一套独特的建议政策和方法。总之，托克维尔的目标和建议界定了他所说的新的政治科学。

我们已经研究了托克维尔政治计划的主要内容，最重要的是：分散权力或地方分权（有活力的地方、省、协会及其他自由组织）；实践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使用、公民参与和参与性民主）；加强个人独立（保护个人，对抗大众、多数、公共或私人力量的合力，或任何视社会为整体的说法）；避免新出现的或固定且极端的不平等。

作为一位理论家，托克维尔针对政府在民主国家中的适当角色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人们对他印象最深的或许是他对行政集权和过度政府的警惕。但是，他呼吁共同努力，对民主社会的人民进行教育、指导和节制，确保他们有民主参与和行使自由的机会。他为民主之危险提出的补救方案，不仅包括广泛的制度和结构性建议，发展健康的民情的建议，还包括一系列具体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谁或什么将承担这项努力并启动这项计划？谁或什么能够保护民主国家免受来自私人领域的潜在侵犯，比如新工业贵族；压迫的，甚至暴力的协会组织；或者披着民主权威外衣的专制多数？正如托克维尔所认识到的那样，政府在民主社会中具有合法和日益必要的职能。最大的困惑仍然是如何界定公共干预的适当界限。

作为其计划的一部分，托克维尔追求更大的平等的目标经常被忽视。无论在《民主在美国》还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都很少用“公正”或“不公正”这两个词。但在他的书籍、信件和其他写作中，他不时地呼吁更公平地分享世界上的美好事物，并谴责他见证的不公正行为。他希望避免新的不平等，促进真正的而不是空洞的自由，并确保参与式民主，这使得他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了重大的社会改革建议。托克维尔的一致性超出了理论的范畴；它还把他作为作家的思想和作为政治人物的建议联系在一起。

托克维尔的计划旨在为实现自由、稳定和繁荣的民主社会开辟道路。他的努力在现代世界有广泛的应用，但法国才是他的主要目标。他想理解并治愈法国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以结束正在进行的革命。他的两部主要作品都是围绕这一任务展开的。

托克维尔作为社会和政治理论家的独创性不应被忽视。他将宗教与自由结合起来的努力，他提出的在平等中确保自由的改善措施，他对公民参与的强调，他对自由作为积极使用基本权利的理解，使他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社会和政治理论家有所区别。托克维尔也擅长提出新的洞见。他对民主的心理影响的探索，特别是在他1840年的作品中对民主人的描述，仍然是鲜活和敏锐的。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的论点——关于期望上升的危险、改革之初的风险以及法国中央集权的真正根源——无疑是新颖且出人意料的。

托克维尔始终是一位伦理学家，他认为人类对民主革命的结果负有责任。托克维尔在一封信中宣称，1835年《民主在美国》的结论倾向于“民主的进步组织。我一直在寻求揭示民主社会状况赋予人类思想和制度的自然倾向。我强调了人类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面临的危险。但我并不是说，如果诊断及时，人们不能与这些危险作斗争并阻止这些危险”。
[5] 然而，人类会成功地驯服平等和维护自由吗？1835—1856年，托克维尔变得越来越悲观，有时甚至感到痛苦。然而，他从未完全陷入绝望。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草稿中，他宣称：“感谢上帝，我不认为我们所患的疾病是无法治愈的。在我国这样一个充满差异、逆转和资源的国家，我认为人们决不能对未来期望过多或恐惧过多。”
[6]

1836年，托克维尔在给朋友欧仁·斯托菲尔的一封信中——早先已部分引用过——试图澄清自己的观点。“你认为，我要提倡激进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理论。那你就错了。我已经表现出并将继续表现出对自由的强烈和合理的兴趣……因此，我将坦率地表现出这种对自由的渴望，这种希望它在我国所有政治制度中得到发展的普遍愿望；但与此同时，我将承认对公平正义的强烈尊重，对秩序和法律的真心热爱，对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深刻而合理的拥护，我不相信你会看不出我是一个新型的自由主义者。”这封信宣告了他许多重要而持久的主题：自由、自由制度、正义、秩序、温和、道德和宗教。托克维尔总结道：“这里有我的全盘规划。”
[7] 他确实是一位新型的自由主义者。

扩展阅读建议

以下清单，有必要简短些，旨在将某些最重要的关于托克维尔的材料介绍给读者，以扩展阅读。可以推荐许多其他有价值的书籍，但是读者可以使用以下书籍的参考文献和注释来查找其他感兴趣的东西。这里所推荐的书籍将为读者寻找其他有用的研究成果和作品集指明道路。这份清单只包括英文书籍，只有一本例外。不包括任何学术论文或作品集。

迄今为止，最详尽、信息量最大的传记可能首推安德烈·雅尔丹的《托克维尔传》（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8），由丽迪雅·戴维斯（Lydia Davis）翻译，最先以法语出版，名为《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Paris： Hachette, 1984）。

对于托克维尔主要著作的英文译本，笔者推荐：两卷本的《民主在美国》（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10），由爱德华多·诺拉（Eduardo Nolla）编辑，詹姆斯·T.施莱费尔翻译，也出版了四卷本的法英双语版；两卷本的《旧制度与大革命》（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2001），由弗朗索瓦·孚雷和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编辑，阿兰·卡汉（Alan Kahan）翻译；以及《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及其余波》（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6），由奥利维尔·茹恩思（Olivier Zunz）编辑，阿瑟·戈德哈默翻译（Arthur Goldhammer）。推荐的这三本书都包含了大量的分析、注释、托克维尔书信的摘录、参考书目和其他重要的相关资料。

关于托克维尔的美国之旅，参见乔治·W.皮尔森（George W. Pierson）的经典著作《托克维尔和博蒙在美国》（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以及里奥·达姆罗什（Leo Damrosch）简短些的研究《托克维尔的美洲发现》（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有关其美国之旅的笔记和其他相关资料，请参阅《美国之旅》（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由J.P.迈耶（J.P. Mayer）编辑，乔治·劳伦斯（George Lawrence）翻译；以及奥利维尔·茹恩思编辑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和古斯塔夫·德·博蒙在美洲：他们的友谊与他们的旅行》（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0），由阿瑟·戈德哈默翻译。

关于托克维尔与英国，最重要的作品仍然是西摩尔·德雷舍尔（Seymour Drescher）的《托克维尔与英国》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而有关英国与爱尔兰的旅行日记，参见J.P.迈耶编辑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英国与爱尔兰之旅》（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68），由乔治·劳伦斯翻译。

关于托克维尔与法国，参阅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的《托克维尔与法国人》（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of Virginia, 1998），由贝斯·G.瑞普斯（Beth G. Raps）翻译，最先以法语出版（Paris： Aubier, 1993）。

关于《民主在美国》的主题和研究，笔者推荐自己的两项研究成果：《托克维尔〈民主在美国〉芝加哥指南》（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12）；以及《托克维尔〈民主在美国〉的形成》（2nd ed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0； 1st ed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读者应该参阅罗伯特·T.甘尼特（Robert T. Gannett）的《揭示托克维尔：历史学家及其〈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资料来源》（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以及理查德·赫尔（Richard Herr）的《托克维尔与旧制度》（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关于极有价值的英语版的托克维尔通信选集，参见由罗杰·波西（Roger Boesche）编辑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关于政治与社会的书信选集》（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由詹姆斯·图平（James Toupin）和罗杰·波西翻译；以及奥利维尔·茹恩思和阿兰·S.卡汉主编的《托克维尔读物：文学与政治的一生》（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关于法语版的重要选集，参阅由弗朗索瓦丝·梅洛尼奥和劳伦斯·盖莱克（Laurence Guellec）编辑的《托克维尔：书信选集/回忆录1814—1859》（Paris： Gallimard, 2003）。

关于托克维尔的资料来源和思想背景，参见奥雷利安·克雷托（Aurelian Craiutu）的《受困的自由主义：法国信条派的政治思想》（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3）；以及杰里米·詹宁斯（Jeremy Jennings）的《大革命与共和国：18世纪以来的法国政治思想史》（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有关托克维尔关于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思想，关键著作是西摩尔·德雷舍尔编辑的《托克维尔与博蒙论社会改革》（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8）；米歇尔·德罗莱（Michael Drolet）的《托克维尔，民主与社会改革》（New York： Palgrave, 2003）；以及理查德·斯维德贝格（Richard Swedberg）的《托克维尔的政治经济学》（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关于托克维尔与帝国主义，参阅詹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编辑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关于帝国与奴隶制的作品》（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关于托克维尔与宗教，参见阿兰·S.卡汉的《托克维尔、民主和宗教：民主精神的制衡》（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注释

导言：托克维尔的基本要旨及其思想之旅

[1]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ed. Eduardo Nolla, trans. James T. Schleifer, 2 vols.（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10）, 1：16.两卷本的英语版，之后引用为DA （LF）。还有一个四卷本的法英双语版；两卷本和四卷本的页码是相同的。

第一章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个人小传

[1] See André Jardin, Tocqueville： A Biography， trans. Lydia Davis（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8），之后引用为Jardin； Hugh Brogan, Alexis de Tocqueville： A Lif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之后引用为Brogan； and Jean-Louis Benoît, Tocqueville： Un Destin paradoxal （Paris： Bayard, 2005）。也可参见有用的年表于Françoise Mélonio and Laurence Guellec, eds., Tocqueville： Lettres Choisies/Souvenirs 1814—1859 （Paris： Gallimard, 2003）, 37—96，之后引用为Mélonio, Lettres； and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Olivier Zunz, trans. Arthur Goldhammer（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2004）, 878—906，之后引用为DA （Library of America）。

[2] Jardin, 82.

[3] Jardin, 81, letter to Beaumont, October 25, 1829.

[4] Jardin, 90, letters to Charles Stoffels, August 26 and October 4, 1830；在Mélonio, Lettres 中，第二封信的日期是1830年11月4日。

[5] 他们美国之旅的细节可以在一些书中找到。尤其可参见George Wilson Pierson的经典研究，Tocqueville and Beaumont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以及Leo Damrosch简短些的作品，Tocqueville's Discovery of Americ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也可参见讨论于James T. Schleifer, The Chicago Companion to Tocqueville's “Democracy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15—27，之后引用为Schleifer, Chicago Companion。

[6] See Seymour Drescher, Tocqueville and Engl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之后引用为Drescher, England； and J.P. Mayer, ed., Alexis de Tocqueville： Journeys to England and Ireland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68）；之后引用为Mayer, Journeys to England。

[7] 托克维尔所用作品的完整目录或许可参见DA （LF）, 2：1377—1395。

[8] See James T. Schleifer, The Making of Tocqueville's “Democracy in America，” 2nd edn.（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0）, 31，之后引用为Schleifer, Making 。

[9] Seymour Drescher, ed., Tocqueville and Beaumont on Social Refor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8）, 1—27，之后引用为Drescher, Social Reform。

[10] See Jennifer Pitts, ed., Alexis de Tocqueville： 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5—26，之后引用为Pitts, Empire and Slavery。托克维尔将在1841年和1846年游历阿尔及利亚；参阅他的其他作品于Pitts, Empire and Slavery， 36—58（旅行笔记），59—116（1841年随笔），and 129—198（1847年报告）。

[11] 参见托克维尔的1842年报告和1844年讲稿于Drescher, Social Reform， 70—97。

[12] See Drescher, Social Reform， 98—136；并注意托克维尔1843年关于该主题的论文，pp.137—173。

[13] Roger Boesche, ed. and trans., with James Toupin, trans., Alexis de Tocqueville： Selected Letter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46, letter to Royer-Collard, August 15, 1840，之后引用为Boesche, Letters。

[14] Boesche, Letters, 155—156, letter to Royer-Collard, September 27, 1841.

[15] Boesche, Letters, 212, letter to Lord Radnor, May 26, 1848.

[16] See Jardin, 346—347 and 350—352, and Drescher，Social Reform， 193—200.

[17] See Jardin, 388—397； also see Roger Boesche, Tocqueville's Road Map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6）, 189—209，之后引用为Boesche, Road Map。

[18] See Jardin, 398—403.

[19] See Françoise Mélonio, ed., Mélanges, œuvres complètes， vol.XVI（Paris： Gallimard, 1989）, 185—198 and 251—269，之后引用为Mélanges 。

[20] Quoted in Drescher， England， 1, letter to Ampère dated August 1856.

[21] Boesche，Letters， 377—378, letter to Beaumont, March 4, 1859.

[22] Boesche，Letters， 156, letter to Royer-Collard, September 27, 1841.

[23] See Mélonio, Lettres， 814—816； from Tocqueville's Souvenirs （Recollections）.

[24] Boesche, Letters， 147, letter to Edouard, November 2, 1840； dated September 2, 1840, in Mélonio, Lettres， 464.

[25] Boesche, Letters， 325—326, letter to Madame Swetchine, January 7, 1856.

[26] Boesche, Letters， 63—64, letter to Charles Stoffels, October 22, 1831.

[27] See Jardin, 473—474.

[28] Boesche, Letters， 93—94, letter to Louis de Kergorlay, January 1835.

[29] Boesche, Letters， 347—348, letter dated January 24, 1857. 将这些话与托克维尔在1840年的《民主在美国》中所描绘的新民主专制进行比较，DA （LF）, 2：1249—1252。

[30] Schleifer, Making， 53—54.

[31] Olivier Zunz, ed., Alexis de Tocqueville and Gustave de Beaumont in America， trans. Arthur Goldhammer（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0）, 30，之后引用为Zunz, America； letter to Hervé de Tocqueville, June 3, 1831。

[32] See Aurelian Craiutu and Jeremy Jennings, eds., Tocqueville on America after 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and Zunz, America， pt.7.

[33] 在19世纪早期的法国，把文学或历史写作与政治生活结合起来并不鲜见；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和基佐以及其他许多人可以证明。

[34] 参见Eduardo Nolla所编纂的参考书目，DA （LF）, 2：1377—1395。了解托克维尔为《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准备的印刷资料，查阅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ed. François Furet and Françoise Mélonio, trans. Alan Kahan, 2 vol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1：263—496 and 2：317—434，之后引用为OR （Chicago）。

[35] Consult esp. Robert T. Gannett，Tocqueville Unveiled： The Historian and His Sources for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Schleifer, Making， 103—104, 140—142, 340—342； and editorial notes throughout DA （LF）. Also see Aurelian Craiutu, Liberalism Under Siege：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French Doctrinaire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3），之后引用为Craiutu, Doctrinaires。

[36] Boesche, Letters, 130—131, letter to Beaumont, April 22, 1838.

[37] See Boesche, Letters， 109—110, letter to Royer-Collard, August 25, 1836； and Mélonio, Lettres， 358—359, letter to Kergorlay, August 5, 1836.

[38] 关于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参见经典论文Melvin Richter, “Comparative Political Analysis in Montesquieu and Tocqueville，” Comparative Politics 1（1969）, 129—160.

[39]
DA （LF）, 1：410.

[40] 关于这一时期法国的政治思想，尤其可参见Jeremy Jennings, Revolution and the Republic：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France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and Aurelian Craiutu, A Virtue for Courageous Minds： Moderation in French Political Thought, 1748—183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41] 关于信条派的基本主题，查阅Craiutu, Doctrinaires。

[42] See, for example, Boesche, Letters, 126—131, letter to Beaumont, April 22, 1838.

第二章　首要原则

[1]
DA （LF）, 1：4—6.

[2]
DA （LF）, 1：6—10.

[3]
DA （LF）, 2：1373.

[4]
OR （Chicago）, 1：259.

[5]
DA （LF）, 1：74 and 74c； also see 1：75—76，此处的定义甚至变得更加模糊。

[6] See Schleifer, Making， 13—15.

[7] Alexis de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1848 and Its Aftermath， ed. Olivier Zunz, trans. Arthur Goldhammer（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6） 45；之后引用为Recollections （UVA）。

[8] See, for example, in Tocqueville's travel diaries, Journey to America， ed. J.P. Mayer, trans. George Lawrence（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Alphabetic Notebook 1, 181；之后引用为Mayer, Journey to America。

[9] See Schleifer, Making， chs.3—4.

[10]
DA （LF）, ch.1, 1：33—44, and ch.2, 1：45—73.

[11]
DA （LF）, 1：466—467，笔者着重指出。

[12]
DA （LF）, 1：495 and 499.

[13] Boesche, Letters， 294, letter to Corcelle, September 17, 1853.

[14]
OR （Chicago）, 2：62.

[15] See DA （LF）, 1：494—504, and esp. “Importance of What Precedes in Relation to Europe，” 1：505—514.

[16] See Schleifer, Making， 79—81.

[17]
OR （Chicago）, 1：196—201.

[18]
OR （Chicago）, 1：149 and 235.

[19] See Schleifer, Making， 215.

[20]
DA （LF）, 2：691—693； also see 2： 986a.

[21]
DA （LF）, 2：1072—1073c. 乔治·居维叶（1769—1832）是一位著名的法国博物学家。

[22] See DA （LF）, 2：1054—1057, and OR （Chicago） 1：153.

[23]
OR （Chicago）, 1：153—154.

[24]
OR （Chicago）, 1：321.

[25]
DA （LF）, 2：841v, letter dated November 19, 1831. Cf. Mayer, Journeys to England， 53, travel notes dated September 7, 1833.

[26] Mélonio, Lettres， 410—411, letter dated April 6, 1838，笔者翻译。

[27]
DA （LF）, 2：1281e，托克维尔着重指出。

[28]
DA （LF）, 2：853—859, esp. 857—859. Cf. Recollections （UVA）, 45.

[29] Consult Schleifer, Making， 82—96.

[30] See DA （LF）, 1：Part II, ch.10, esp. 515—521 and 548—582.

[31] Boesche, Letters， 297—301, esp. 299—300, letter dated November 17, 1853； also see 342—348, letter dated January 24, 1857.

[32]
DA （LF）, 2：1284—1285k.

[33]
DA （LF）, 2：1284—1285； also see OR （Chicago）, 2：377.

[34]
DA （LF）, 1：390； also see 2：1136.

[35] Drescher, England， 172, note 6； “Address to the Citizens of Valognes，” March 19, 1848.

[36] Drescher, Social Reform， 181—182, 184, 186—187, speech on the Right to Work, September 1848.

[37]
DA （LF）, 2：1374.

[38]
DA （LF）, 1：26.

[39]
OR （Chicago）, 1：213—216 and 230—231.

[40]
Recollections （UVA）, 54—55.

[41]
DA （LF）, 1：32.

[42] Boesche, Letters, 115—116, letter dated March 22, 1837； also see letter to Kergorlay, December 15, 1850, in Boesche, Letters, 257.

[43]
OR （Chicago）, 1：318； also see 2：27—28.

第三章　重要主题：平等、民主、自由和革命

[1]
DA （LF）, 1：4—6.

[2] Boesche，Letters， 53—56, letter dated June 29, 1831.

[3]
DA （LF）, 2：1033 note 1.

[4]
DA （LF）, 1：74—90.

[5] See the 1840 chapter on servant and master，DA （LF）, 2：1013—1015.

[6] See, for example, DA（LF）, 1：85d and e； and esp. the chapter on the future of the three ra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 （LF）, 1：515—648.

[7]
DA （LF）, 1：89—90.

[8]
DA （LF）, 2：692e； draft dated June 22, 1838.

[9]
OR （Chicago）, 1：244—246； also see 1：106, and Tocqueville's notes, 1：259 and 351.

[10]
DA （LF）, 2：733 and 733h.

[11]
DA （LF）, 1：469.

[12] Boesche，Letters， 343—344, letter dated January 24, 1857.

[13] Mélonio, Lettres， 516—518, letter dated September 5, 1843，托克维尔着重指出，笔者翻译。

[14]
DA （LF）, 1：89—90.

[15]
DA （LF）, 2：872—80 and 878； also see 872a and b.

[16]
OR （Chicago）, 1：244—246； also see 1：85—86； 2：68—69, 151 and 450.

[17] For these drafts, seeDA （LF）, 1：76f, 75—76，笔者着重指出，and 76g, respectively； also consult Schleifer, Making, ch.19, 325—339。

[18]
DA （LF）, 1：85e； also see the text, 1：85.

[19]
DA （LF）, 2：780； also see 2：763b, 771—774 and 772h； also consult in the 1835 Democracy the section entitled “Activity That Reigns，” in DA （LF）, 1：395—401.

[20] Olivier Zunz and Alan S.Kahan, eds., The Tocqueville Reader： A Life in Letters and Poli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 250，之后引用为 Zunz, Reader。

[21]
OR （Chicago）, 2：162—163，托克维尔着重指出。

[22] Mélonio, Lettres， 318—319, letter dated April 12, 1835，笔者翻译。

[23]
DA （LF）, 2：1285m.

[24] See Drescher, England, 121—124； also see Tocqueville's English and Irish travel diaries： Mayer, Journeys to England， 42—45, 51—59 and 149—152.

[25]
DA （LF）, 1：400—401； also see the 1840 Democracy, in DA（LF）, 2：1279—1285.

[26] Boesche, Letters， 100—102, letter dated June 1835.

[27] Boesche, Letters， 98—99, letter dated February 21, 1835.

[28]
DA （LF）, 2：1282.

[29]
DA （LF）, 2：1079m.

[30] Zunz, Reader， 219—220, 托克维尔着重指出。

[31] Zunz, Reader， 272, letter dated January 7, 1856.

[32] Mayer, Journeys to England， 106, remarks written in Dublin, July 7, 1835, Tocqueville's emphasis； Zunz, Reader, 219—220； remarks dated 1841.

[33]
OR （Chicago）, 1：216—217； also see 1：396—397.

[34]
DA （LF）, 2：1262—1277； also see the chapter, “Of the Idea of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1835 Democracy, in DA （LF）, 1：389—393.

[35]
Mélanges， 203—220, esp. 206—208.并参见他所提到的另外两种自由：“贵族的”和“资产阶级的和民主的”，in DA （LF）, 1：51。

[36]
OR （Chicago）, 1：249—256.

[37]
DA （LF）, 1：85—86.

[38] Boesche, Letters， 112—115, letter dated October 5, 1836.某种程度上，这些评论反映了基佐的能力概念。Also see DA （LF）, 1：511—513.

[39] Boesche, Letters， 100—102, letter dated June 1835.

[40] Boesche, Letters， 355—357, letter dated August 4, 1857.

[41] See, for example, DA （LF）, 2：876—877； OR （Chicago）, 1：216—217.

[42] Zunz, Reader， 265, letter dated May 13, 1852.

[43]
OR （Chicago）, 1：88； cf. DA （LF）, 1：157.

[44]
DA （LF）, 1：68—69.

[45]
DA （LF）, 1：69，托克维尔着重指出。

[46]
DA （LF）, 1：16.

[47] Zunz, Reader， 152—153, letter dated July 24, 1836，笔者着重指出。Cf. DA （LF）, 1：24—26； also see Boesche, Letters， 354—355, Tocqueville's letter to Francisque de Corcelle, dated July 29, 1857.

[48] Boesche, Letters， 365—369, letter dated February 27, 1858.

[49]
DA （LF）, 1：313； also see 1：455—456.

[50]
DA （LF）, 2：886 and 886c； also see 2：1273—1274.

[51]
DA （LF）, 1：28o.

[52]
Recollections （UVA）, 47—48； also see OR （Chicago） 2：260.

[53]
Recollections （UVA）, 4.

[54]
DA （LF）, 1：23f.

[55]
DA （LF）, 1：24； also see 1：22—26 and 389—390t.

[56] See DA （LF）, 1：628—629z.

[57]
DA （LF）, 2：1273—1274.

[58]
DA （LF）, 2：1273u.

[59]
OR （Chicago）, 1：323—324.

[60]
OR （Chicago）, 2：263—365； also see Boesche, Letters， 372—373, letter to Kergorlay, dated May 16, 1858.

[61]
DA （LF）, 2：1133b, Tocqueville's emphasis.

[62] See DA （LF）, 2：1133—1152 and 780； also consult Drescher, Social Reform, 193—200, letters by Tocqueville in Le Siècle， January 1843.

[63] See DA （LF）, 2：951—952 and 1201—1203； OR （Chicago）, 1：85—86 and 244—246.

[64] 关于光荣革命，参见Mélanges， 558—561, “Quelques notes sur la Révolution de 1688 et 1830，” dated 1842。

第四章　民主之影响：民主如何改变社会？

[1]
DA （LF）, 2：1279b.

[2]
DA （LF）, 2：1279b.

[3] See, for example, DA （LF）, 2：930—934 and 935—938.

[4]
DA （LF）, 2：931.

[5]
DA （LF）, 2：934g，托克维尔着重指出。

[6] Mayer, Journeys to England， 104—105，引自1835年旅行日记，July 7, 1835。

[7] 参见托克维尔的美国旅行日记，Mayer, Journey to America， 69, 234, 245, 260； Boesche, Letters， 39, letter to Ernest de Chabrol, dated June 9, 1831； DA （LF）, 1：463—464；关于英国，Mayer, Journeys to England， 104—105。

[8] See, for example, DA （LF）, 2：935—938, esp. 935a, 948—953, and 954—962；关于英国中产阶级，参见DA （LF）, 960j。

[9]
OR （Chicago）, 1：376； also see 2：67.

[10]
DA （LF）, 2：951—952； also see 1201—1203.

[11]
OR （Chicago）, 1：85—88； also see 244—246.

[12]
DA （LF）, 2：933—934.

[13]
DA （LF）, 2：767f.

[14]
DA （LF）, 2：1278a.关于这个问题，托克维尔全然不同意基佐，后者认为中产阶级是最有资格进行统治的阶级。

[15]
OR （Chicago）, 2：296—297，引自未完成作品的研究笔记。

[16] 关于这些引文，参见Recollections （UVA）, 4—5；并参阅Boesche, Letters， 150—151, letter to John Stuart Mill, March 18, 1841。

[17] Boesche, Letters， 188—189, letter dated August 25, 1847.

[18]
DA （LF）, 2：960—961j，托克维尔着重指出。

[19] Mayer, Journeys to England， 105—106, Dublin, July 7, 1835； also see DA （LF） 2：948—953, esp. 948—950c.

[20] See DA （LF）, 2：948—953, and 969—979, including notes.

[21]
DA （LF）, 2：788—795 and 813—814.

[22]
DA （LF）, 2：951—952 and 1136—1840.

[23]
DA （LF）, 2：881a；参阅关于个人主义的章节，2：881—894。

[24]
OR （Chicago）, 1：178； also 1：357 and esp.1：377. Cf. DA （LF）, 2：881—884.

[25]
OR （Chicago）, 1：162—163.

[26]
DA （LF）, 2：980—985.

[27]
Recollections （UVA）, 53.

[28] Boesche, Letters， 354—355, letter dated July 20, 1857.

[29]
OR （Chicago）, 1：170—171； also see 1：152—163 and 163—171.

[30] See OR （Chicago）, 1：190—192.

[31]
OR （Chicago）, 1：87—89.

[32] See Schleifer, Making， 318，托克维尔着重指出。

[33] Zunz, Reader， 158, letter dated February 3, 1840，托克维尔着重指出。

[34]
DA （LF）, 1：407； also see 402—426（esp. 410—15） and 427—450.

[35]
DA （LF）, 1：412—413； also see 410—415.

[36]
DA （LF）, 1：403 and 249—250, respectively.

[37] See DA （LF）, 1：410—411, 415, 425（Tocqueville's own note 6）, 427—450, and 630.

[38]
DA （LF）, 1：414 and Tocqueville's own note 4.

[39]
DA （LF）, 1：417 and 419； also see 1：416—420.

[40]
DA （LF）, 2：718—719 and 724； also consult 711—725.

[41] Letter to George C.Lewis, dated October 6, 1856； cited in OR （Chicago） 2：5，编者导言，笔者着重指出。刘易斯，英国作家和政治家，时任英国财政大臣。

[42]
OR （Chicago）, see esp.1：197—198 and 195—202, 202—209, and 209—217.

[43]
DA （LF）, 1：514，托克维尔着重指出；also see 1：505—514, esp.510—511。

[44] See DA （LF）, 2：1160—1162 and 1160h； also see 1：453； OR （Chicago）, 2：27 and 185—189.

[45]
DA （LF）, 2：1254o.

[46]
Recollections （UVA）, 106.

[47]
OR （Chicago）, 2：247—248.

[48]
OR （Chicago）, 2：185； Boesche, Letters， 158, letter to Paul Clamorgam, April 17, 1842； Mélanges， 264，笔者翻译；and consult 251—269, esp. 258 and 263—265。

[49] Cited in Jardin, 461； also in Mélonio, Lettres， 741—743, letter to Jean-Bernardin Rouxel, December 14, 1851.

[50] See DA （LF）, 1：142—148, esp. 146 and 147, 162—163, and 249—250.

[51] See, for example, DA （LF）, 1：155—156 and 160—161.注意他会对英国地方分权的好处说同样的话。

[52]
DA （LF）, 1：163.

[53]
DA （LF）, 1：162； also see 1：148—149 and 249—250.

[54] Mayer, Journeys to England， 45—46, August 24, 1833, and 62—63, May 11, 1835，托克维尔着重指出。也可参见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对话，66—67, May 26, 1835。

[55]
DA （LF）, 1：505—514, esp.511.

[56] Mélonio, Lettres， 418—420； letter dated July 8, 1838，托克维尔着重指出，笔者翻译。

[57]
DA （LF）, 2：1249e and 1246； also see 1245—1248, esp. 1247d.

[58] See DA （LF）, 2：1194—1199, 1200—1205, 1206—1220, 1221—1244, and 1245—1261.

[59]
DA （LF）, 2：1249e，笔者着重指出。

[60]
DA （LF）, 2：1248—1249.

[61]
DA （LF）, 2：1249—1252； also see the draft dated March 7, 1838, 2： 1247d. Cf. from the 1835 Democracy， in DA （LF）, 1：157, and from OR （Chicago）, 1：377.

[62]
OR （Chicago）, 1：137； cf. 1：237.

[63]
OR （Chicago）, 1：131； also see 1：118 and 350, 2：296.

[64]
OR （Chicago）, 1：212.

[65]
OR （Chicago）, 1：213 and 214； cf. Recollections （UVA）, 53—55, 71—72, 74, 85—86, 96—97, and 118—119.

[66]
DA （LF）, 1：375—401.

[67] See DA （LF）, 1：395—396.

[68]
DA （LF）, 1：398—399； also see OR （Chicago）, 2：304.

[69]
DA （LF）, 1：379； also see DA（LF）, 1：383 and 395.

[70]
DA （LF）, 1：400. Also consult Richard Swedberg, Tocqueville's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6—37，之后引用为Swedberg, Political Economy。

[71]
DA （LF）, 1：382—383.

[72]
DA （LF）, 1：380, and 1：382—383. Also consult Mélonio, Lettres， 591—592, letter to Prosper Enfantin, November 10, 1847.

[73]
DA （LF）, 2：1282.

[74] See esp. DA （LF）, 1：384—389, 389—393, and 393—395.

[75] See, for example，OR （Chicago）, 1：87—88.

[76]
DA （LF）, 1：389—391.

[77]
DA （LF）, 1：390.

[78]
DA （LF）, 1：391.

[79]
DA （LF）, 1：391 and 393.

[80] See, for example, DA （LF）, 1：400—401, and 2：987—988b, 1091—1092, 1280—1281； also see OR （Chicago）, 1：87—88.

[81] See DA （LF） 1：89, and 2：1191—1193 and 1277b.

[82] See DA （LF）, 1：400—401, and 2：987—994 and 1031—1040.

[83]
DA （LF）, 2：1006, and 2：1005—1006 and 1281.

[84] See DA （LF）, 2：837—838 and 1281.

[85]
DA （LF）, 2：1281, and 1：400—401, and 2：1091—1092.

[86] See DA （LF）, 2：1091, for example.

[87]
DA （LF）, 1：399, and 1：397—401； also see OR （Chicago）, 2：304.

[88]
DA （LF）, 2：987—988b.

[89] 关于政治冷漠，参见DA （LF）, 2：1150—1051, 1150x and 1293—1294, Tocqueville's own note。

[90] See DA （LF）, 2：711—725.

[91] See DA （LF）, 2：759—762； also see OR （Chicago）, 1：208 and 223； 2：29.

[92] See DA （LF）, 2：942—947.

[93] See DA （LF）, 2：945—946, and 1203.

[94]
DA （LF）, 1：571.

[95]
OR （Chicago）, 1：402, Tocqueville's notes and drafts，笔者着重指出；also see 1：224—225。

[96] See, for example, OR （Chicago）, 1：96—97； DA （LF）, 1：478—488.

[97] 参见适当的章节，DA （LF）, 2：1031—1040, 1052—1061, 1062—1067, and 1093—1115。

[98] See DA （LF）, 1：89； and consult Tocqueville's American travel diaries： Mayer, Journey to America， 160； comments dated November 6, 1831.

[99] See DA （LF）, 1：419 and 489.

[100]
DA （LF）, 2：770g and 774； also see 771—774. Also consult OR （Chicago）, 2：258—259.

[101]
DA （LF）, 2：1150—1151； also see 1142—1151.

第五章　改善之建议：需要做什么？

[1]
DA （LF）, 2：1275.

[2]
DA （LF）, 2：1264.

[3]
DA （LF）, 1：65.

[4]
DA （LF）, 1：99—114, esp. 111—112； and 1：142—166, esp. 155—157 and 160—166； and 1：466.

[5]
DA （LF）, 1：162.

[6]
DA （LF）, 1：165—166.

[7]
Recollections （UVA）, 121； and see 119—131.

[8]
OR （Chicago）, 1：127； cf.类似的话见DA （LF）, 1：157。也可参见托克维尔对美国市镇、英国教区和旧的法国教区的专门比较，drafts, OR （Chicago）, 1：345—346。

[9]
OR （Chicago）, 1：146； also see 1：160—161, 163, and, from Tocqueville's notes, 2：332—333.

[10]
OR （Chicago）, 1：249—256, esp. 249 and 250.

[11]
OR （Chicago）, 1：242.

[12] See DA （LF）, 1：302—312； also 1：160 and 2：908—909.

[13] See DA （LF）, 2：895—904, 905—910 and 911—17, esp. 914 and 917.

[14]
DA （LF）, 2：1268o，托克维尔着重指出。

[15]
DA （LF）, 2：1269.

[16]
DA （LF）, 2：900.

[17]
DA （LF）, 2：914.

[18]
OR （Chicago）, 1：242—243.

[19]
OR （Chicago）, 1：283, Tocqueville's note 26.

[20]
DA （LF）, 1：252.

[21] See DA （LF）, 1：246—276； and 1：465—466 and 497.

[22]
DA （LF）, 1：20—21.

[23]
DA （LF）, 1：387.

[24]
DA （LF）, 1：392v； also see his text, 1：391； cf. Boesche, Letters， 112—115, letter to Eugène Stoffels, October 5, 1836.

[25]
DA （LF）, 2：1272； also see Brogan, 435.

[26]
OR （Chicago）, 1：88.

[27]
OR （Chicago）, 1：195, 198 and 199；关于这一章，参见1：195—201。

[28] See DA （LF）, 1：313—314 and 387, text and noter；托克维尔关于选举权之观点的完整讨论，参见Alan S.Kahan, Liber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Limited Suffrag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之后引用为Kahan, Suffrage； and Robert T.Gannett, Jr., “Tocqueville and the Politics of Suffrage，” The Tocqueville Review： Special Bicentennial Issue， XXVII, 2：2006, 209—225，之后引用为Gannett, Suffrage。当然，在当时的美国，普选制意味着对象为白人成年男子。

[29]
DA （LF）, 1：336—337, 337p, and 404.托克维尔的观点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30] See Drescher, Social Reform， 174—178, Tocqueville's draft of a Manifesto（1847）； Gannett, Suffrage， 216—218； and Kahan, Suffrage， 35—37 and 45—46.

[31] Cited in Boesche， Letters， 259, note 25.

[32] See Mélonio, Lettres， 688, letter to Francisque de Corcelle, August 1, 1850.

[33]
DA （LF）, 1：289—301 and 302—312； cf.2： 905—910 and 2：1149.

[34]
DA （LF）, 1：305.

[35] See Jardin, 350—352.

[36] Mélonio, Lettres， 688； letter to Francisque de Corcelle, August 1, 1850.

[37] See OR （Chicago）, 1：202—209, esp. 205—206.

[38]
Recollections （UVA）, 119—131, Tocqueville's own account； also consult Jardin, 417—420； Brogan, 451—457.

[39]
Recollections （UVA）, 120.

[40] See Schleifer, Making， 294.

[41]
DA （LF）, 1：385—386 and 384—401.

[42]
DA （LF）, 2：918—925, 926—929, 948—953, and 993.

[43] See DA （LF）, 1：68—70, 467—488, and 479.

[44] See DA （LF）, 1：476—477.

[45]
OR （Chicago）, 1：97； cf. variant, 1：322.

[46] Boesche, Letters， 294—295, letter dated September 17, 1853； also see Mélonio, Lettres， 539, another letter to Corcelle, November 15, 1843； also consult Jardin, 362—368.

[47]
DA （LF）, 1：70, 478—488, esp. 480, 484, 487—488.

[48]
DA （LF）, 1：487—488.

[49]
DA （LF）, 2：961—962； cf. Boesche, Letters， 132, to Paul Clamorgam, January 1, 1839.

[50]
DA （LF）, 2：746—747； see Zunz, Reader， 227—228, Tocqueville's notes on Islam（1840）.

[51]
OR （Chicago）, 1：96—97.

[52]
OR （Chicago）, 1：205.

[53]
DA （LF）, 1：25.

[54]
DA （LF）, 1：117d.

[55]
DA （LF）, 1：158—159.

[56] Boesche, Letters， 338, dated September 10, 1856； also see 356—357, letter to Kergorlay, August 4, 1857.

[57]
DA （LF）, 1：475.

[58]
OR （Chicago）, 1：206； also see 207—209.

[59]
DA （LF）, 1：70.

[60]
OR （Chicago）, 2：262； and see Mélonio, Lettres， 461—462, letter to Royer-Collard, August 15, 1840.

[61]
DA （LF）, 2：1159.

[62] See Jardin, 316—342； Pitts，Empire and Slavery， esp. the Introduction； Duan Demin, “Reconsidering Tocqueville's Imperialism，” Ethical Perspectives 17/3 （2010）, 415—447； and Cheryl B.Welch, “Colonial Violence and the Rhetoric of Evasion： Tocqueville on Algeria，” Political Theory 31/2（2003）, 235—264.也可参见托克维尔对普遍的欧洲帝国主义的称赞；Boesche, Letters， 141—142； letter to Henry Reeve, April 12, 1840。

[63] See Zunz, Reader， 158, letter to Henry Reeve, February 3, 1840.

[64]
DA （LF）, 1：393.

[65]
Recollections （UVA）, 47； see Boesche, Letters， 112—115, letter to Eugène Stoffels, October 5, 1836.

[66] Mélonio, Lettres， 455—456, letter to Henry Reeve, November 15, 1839，托克维尔着重指出，笔者翻译。

[67]
OR （Chicago）, 1：86.

[68]
DA （LF）, 2：1279b； also see 1：512k，笔者着重指出。

第六章　经济思想和社会改革

[1] 参见Drescher的开创性作品，Social Reform （1968）及其Dilemmas of Democracy： Tocqueville and Modernization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8）； also Jean-Louis Benoît, Tocqueville moralist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4）； Benoît and Eric Keslassy, eds., Alexis de Tocqueville： Textes économiques, anthologie critique （Paris： Pocket, 2005），之后引用为Benoît, Textes； Boesche, Road Map，包含了Boesche的很多论文，包括三篇关于经济问题和社会改革的论文，条目2（1981）, 3（1988）, and 9（1983）； Michael Drolet, Tocqueville, Democracy and Social Reform （New York： Palgrave, 2003），之后引用为Drolet, Social Reform； Eric Keslassy, Le Libéralisme de Tocqueville à l'épreuve du paupérisme （Paris： L'Harmattan, 2000）； Mélanges， Mélonio所作导言以及许多文件（1989）； and Swedberg, Political Economy。 Also consult the biographies already cited by Jardin, Brogan, and Benoît.

[2] See the introduction in Drolet，Social Reform； and the introduction and epilogue in Swedberg, Political Economy.

[3] 关于萨伊的影响，参见Drolet, Social Reform， 39—57； Swedberg, Political Economy， 81—83。关于托克维尔对萨伊所做的笔记，参阅Mélanges， 425—435。

[4] 关于西尼尔的影响，参见Swedberg, Political Economy， 87—91。

[5] 关于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影响，参见Drolet, Social Reform， 95 and 101—111； and Swedberg, Political Economy， 83—86。

[6] For example, Drolet，Social Reform， and Swedberg, Political Economy，都讨论了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及其他人的影响。

[7] See Schleifer, Making， 97—111； Swedberg, Political Economy， 6—37.

[8] Mayer, Journey to America， from Notebook E, “Means of Increasing Public Prosperity，” 270—273.

[9] 关于托克维尔的旅行笔记，参见Mayer, Journeys to England； Drescher, England。

[10] Mayer, Journeys to England， “Exterior Appearance of Manchester，” July 2, 1835, 94—95.

[11] Mayer, Journeys to England， “Visit to the Poorhouse and the University，” July 9, 1835, 112.

[12] See DA （LF）, 1：49e, 85—86d and e, and 345—348.

[13]
DA （LF）, 1：333—356； 1：454, Tocqueville's own note 1； and 1：642—643.

[14]
DA （LF）, 1：557—561.

[15]
DA （LF）, 1：74—90, esp. 79—80.

[16]
DA （LF）, 2：980—985； cf. 1025—1030.

[17]
DA （LF）, 2：982.

[18]
DA （LF）, 2：771—772.

[19]
DA （LF）, 2：1241.

[20]
DA （LF）, 2：1232 and 1238.

[21]
Recollections （UVA）, 45 and 62.

[22]
OR （Chicago）, 1：157； also see 2：336—337.

[23] 关于大革命的经济成就，参见OR （Chicago）, 2：201—204。

[24] See Mélonio, Lettres， 307—308, letter to Kergorlay, September 28, 1834.

[25] 关于1835年的随笔，参见Drescher, Social Reform， 1—27。

[26] Drescher，Social Reform， 24—25.

[27] 关于1837年的片段，参见Mélanges, 140—157。

[28] See Drescher, Social Reform， 98—136. 1843年托克维尔关于解放奴隶的作品，参见Drescher, Social Reform， 137—173； Pitts, Empire and Slavery， 199—226。

[29] Drescher, Social Reform， 102.

[30] See Drescher, Social Reform， 193—200, esp. 200； and consult Jardin, 350—352.

[31] See Boesche, Road Map， 189—209； also see Jardin, 386—403； Drolet, Social Reform， 153—160.

[32] See Drescher, Social Reform， 174—178； Benoît, Textes， 183—191； also consult Drolet, Social Reform， 161—162； Swedberg, Political Economy， 169—170.

[33] Zunz, Reader, 224—225.

[34] See Drolet，Social Reform， 161—173； also see Benoît, Textes， 322—351.

[35] See Drescher, Social Reform， 179—192, esp. 192.

[36] Boesche, Letters， 211—212, letter to Lord Radnor, May 26, 1848.

[37] For example, see Tocqueville's Introduction to his 1835 book, in DA （LF）, 1：16.

[38]
DA （LF）, 2：1371, letter to Charles Stoffels, April 21, 1830.

[39] Mayer, Journeys to England， 83—86, “Deduction of Ideas，” June 25—30, 1835，托克维尔着重指出。

[40]
DA （LF）, 2：1030.

[41]
DA （LF）, 2：1232； cf.2：1238 and 1265.通过讨论工业产业及其业主（工业家）数量的增加，托克维尔开始了工业化研究 （2：1231—1241），并指出，与地产相比，此类产业受规则、规章和先例的约束及保护更少。在他自己的笔记中（#5），他提到了矿主，随后又在正文里继续介绍了越来越多的工业协会——公司，并承认对其管理的实情。

[42]
DA （LF）, 2：1255p.

[43]
DA （LF）, 2：1265.

[44]
DA （LF）, 2：903—904，最终并未包含在内。

[45] DA（LF）, 2：869—870h，最终并未包含在内；cf.2：775a。

[46] Zunz, Reader， 250.

[47]
OR （Chicago）, 1：378，引自托克维尔的草稿。

[48] Boesche, Letters， 96—98, letter to Nassau William Senior, February 21, 1835；该讨论涉及1835年亨利·里夫的译作；also see DA （LF）, 1：382—383, text and note j。

[49] Mélonio, Lettres， 591—592； letter to Prosper Enfantin, November 10, 1847，笔者翻译。

[50] Boesche, Letters， 336—337； letter to Sophie Swetchine, September 10, 1856.

[51] Mélonio, Lettres， 516—518； letter to Gobineau, September 5, 1843，托克维尔着重指出，笔者翻译。

[52] See DA （LF）, 1：517, 526—527, and 554—555.

[53]
DA （LF）, 1：414.

[54]
OR （Chicago）, 1：117—118.

[55] See, for example, Drolet，Social Reform， 52—53, and elsewhere in Drolet's book.

[56] Mayer, Journeys to England， 97, note 43, Manchester, July 2, 1835.

[57]
DA （LF）, 2：982.

第七章　托克维尔的名声与持续影响

[1] See Françoise Mélonio, Tocqueville and the French， trans. Beth G.Raps（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94—97 and 149，之后引用为Mélonio, Tocqueville and the French；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Tocqueville et les Français （Paris： Aubier, 1993）.

[2] Consult Jardin, 224—230, 500—508 and 517, and Brogan, 283—304, 344—346, 562—565 and 587—596. For Gosselin's remark, see Jardin, 224. Also see Richard Herr, Tocqueville and the Old Regi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89—91 and 107—119.

[3]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and trans. Harvey C.Mansfield and Delba Winthrop（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see Mansfield's Introduction, xvii, hereafter cited as DA （Chicago）.

[4] François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Elborg Forst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6；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Penser la RévolutionFrançaise （Paris： Gallimard, 1978）.

[5] 关于托克维尔在美国的反响和名声，参见Matthew Mancini, “Too Many Tocquevilles： The Fable of Tocqueville's American Recep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9/2（April 2008）, 245—268； “From Oblivion to Apotheosis： The Ironic Journey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45/1（Feb. 2011）, 21—37； and Alexis de Tocqueville and American Intellectuals： From His Times to Our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chs. 4, 5, and 6，之后引用为Mancini, American Intellectuals。关于相反的观点，参见Robert Nisbet, “Many Tocquevilles，” The American Scholar 46（Winter 1976—77）, 59—75。Also consult James T.Kloppenberg, “Life Everlasting： Tocqueville in America，” in his The Virtues of 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71—81； Isaac Kramnick's Introduction in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Kramnick, trans. Gerald E.Bevan（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ix—xlviii，之后引用为DA （Penguin）； James T.Schleifer, “Democracy in America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lexis de Tocqueville，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ean-Claude Lamberti and Françoise Mélonio（Paris： Laffont, 1986）, 667—699； and Olivier Zunz, “Tocqueville and the Americans： Democracy in America as Read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in Cheryl B.Welch,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cquevil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59—396。

[6] 《民主在美国》的新译辑本已经被引用：DA （Chicago） in 2000； DA （Penguin） in England in 2003； DA （Library of America） in 2004； and DA （LF） in 2010。《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新译评本也已被引用：OR （Chicago）, 1998/2001。也可参见《回忆录》（UVA）, 2016。

[7] See Mélonio, Tocqueville and the French， esp. chs. 4, 5, and 6.

[8] Brogan（originally 2006）； J.P. Mayer在之前已出版了一部简短的传记体研究，The Prophet of the Mass Age （London： J.M. Dent and Sons, 1939）。

[9] 参见Reiji Matsumoto的各种论文，“Tocqueville and Japan，” in Aurelian Craiutu and Sheldon Gellar, eds., Conversations With Tocqueville： The Glob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9）, 295—317，之后引用为Craiutu, Conversations； and “Tocqueville and Democracy in Japan，” in Christine Dunn Henderson, ed.， Tocqueville's Voyages： The Evolution of His Ideas and Their Journey Beyond His Tim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14）, 425—455；之后引用为Henderson, Voyages。 Also consult the special issue on China, Japan, and Tocqueville, The Tocqueville Review 38/1（2017）, which includes articles by Reiji Matsumoto, Hiroshi Watanabe, and Yasutake Miyashiro.

[10] See Jianxun Wang, “The Road to Democracy in China： A Tocquevillian Analysis，” in Craiutu, Converations， 271—294； Li Hongtu, “Transformation des sociétés et naissance des révolutions： La mode de Tocqueville dans la Chine actuelle，” The Tocqueville Review 36/1（2015）, 215—233； and the articles by Ming Chong and Cheryl Welch in the special issue of The Tocqueville Review 38/1（2017）.

[11] See Craiutu, Conversations； Henderson, Voyages； Ewa Atanassow and Richard Boyd, eds., Tocqueville and the Frontier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and Joshua Mitchell, Tocqueville in Arab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12] Boesche, Letters， 149—152, letter to John Stuart Mill, March 18, 1841.

[13] On this topic, see Jill Locke and Eileen Hunt Botting, eds.,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4] 关于密尔，除了其本人的作品，参见Dale E. Miller, J.S. Mill （Cambridge： Polity, 2010）； Ross Harrison, “John Stuart Mill, mid-Victorian，” in Gareth Stedman Jones and Gregory Claey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95—318； H.O. Pappe的经典论文，“Mill and Tocquevill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5/2（1964）, 217—234； and Swedberg, Political Economy， 91—99。

[15] 关于韦伯，除了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5） and Economy and Society （1922）及其他作品，参见the essay by Antonino Palumbo and Alan Scott, “Weber, Durkheim and the Sociology of the Modern State，” in Terrence Ball and Richard Bellam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68—391； and Alan Kahan, Tocqueville, Democracy, and Relig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95—212。

[16] 关于阿伦特，除了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1），参见Mancini, American Intellectuals， 228—236； Boesche, “Tocqueville and Arendt on the Novelty of Modern Tyranny，” in Road Map， 169—188； and Jeffrey C. Isaac, “Critics of Totalitarianism，”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181—201。笔者的简短讨论大体上总结了Boesche的论文。

[17] 关于哈耶克, 除了The Road to Serfdom （1944）和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1960）及其他作品，参见Chandran Kukathas, Hayek and Modern Liber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Also see Benoît, Textes, 135—194. 即将出版的关于托克维尔和哈耶克的作品，由Christine Dunn Henderson和Chadran Kukathas共同执笔，计划于2019年出版。

[18] 关于桑德尔的其他作品，参见Michael J. Sandel,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and David Miller and Richard Dagger,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Contemporary Analytical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446—469。

[19]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 Arthur Goldhammer（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2014）；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Le Capital au XXI siècl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13）.

[20]
DA （LF）, 1：76—85.

[21] Boesche, Letters， 98—100, letter to Eugène Stoffels, February 21, 1835.

结论

[1] See, for example, Boesche，Letters， 191, letter to Kergorlay, October 18, 1847.

[2]
DA （LF）, 1：515—648, esp. 515—582.

[3] Consult Mayer, Journey， 217—219 and 258—261； also see DA （LF）, 2：735m.

[4] See, for example, Boesche, Letters， 354—355 and 355—357, letters to Corcelle, July 29, 1857, and to Kergorlay, August 4, 1857.

[5] Zunz, Reader， 136—137, letter to Francisque de Corcelle, April 12, 1835.

[6]
OR （Chicago）, 1：316.

[7] Mélonio, Lettres， 352—353, letter to Eugène Stoffels, July 24, 1836，笔者翻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