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与都铎王朝【豆瓣评分8.7分，都铎王朝历史学家权威研究成果，揭秘血与火掩盖下一代暴君的心路历程；发掘大英帝国不为人知的王朝秘辛，
Author: 约翰·马图夏克
Date: 2020-09-04T16:00:00+00:00
Publisher: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亨利八世与都铎王朝

作者：（英）约翰·马图夏克

译者：王扬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20-06-01

ISBN： 978750574880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作者手记
1 稚气的帝王
2 晋升的王子
3 忠贞之心的黄金时代
4 一手提拔
5 幻影之宫
6 护教之人
7 权势与贫穷
8 激情使然
9 僵局之下的无尽喧嚣
10 至高无上
11 狮子知晓了自己的力量
12 攀龙附凤，终得报应
13 固执己见
尾声
致谢
参考文献及书目信息

献给我的母亲

海伦• 马图夏克

（1920.7.9—2013.2.15）

作者手记

尽管作者们的异见往往会得到谅解，但大多数流传后世的作品都会成为共识的构成，其中有关昔日的作品又尤为重要。有关亨利八世（Henry Ⅷ）统治的历史理所当然地吸引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和能力不凡的通俗传记作家，很多人都已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主题上留下了自己独有的印记。由于他们的卓越付出，目前这一主题的事实材料似乎已经穷尽，更没有什么新颖的成果有待发掘。但如果有人可以重新梳理亨利统治时期史实的主干与旁支，我们终究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全新的整合观点，尤其是在人们关心的某些个别方面。这一点或许也正是历史写作永恒的魅力所在。同时，这也是本书接下来呈现的要旨。

让我们别再为英格兰的尼禄唱赞歌了。

——菲利普·梅兰希通，1540

1 稚气的帝王

你已挫败诸多敌手；你已坐拥诸多疆土；你已征服诸多王国；整个东方都已归于你的治下。纵然如此，你还是疏于统治，或者说你无力统治，连自己思想和身体的细微之处都不曾听命于你。

——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大帝说过的话，

曾被亨利八世的导师约翰·斯凯尔顿

引述给这位未来的帝王

比起哥哥亚瑟，亨利八世的降生明显要低调许多。威尔士亲王亚瑟于1486年9月20日出生，他比预产期早了整整四周便匆忙降临人世，一出生便立刻获得了“英格兰的玫瑰”之美誉，这也成为约克和兰开斯特两个敌对家族之间持久联盟活生生的体现。
[1] 因而他的出生地也经由审慎的选择，得以与他的名字相呼应，以唤起古典之感，同时确认他崇高地位的神秘合法。作为这个国家的传奇古都，温彻斯特（Winchester）的大教堂里仍保留着昔日的圆桌，如今刚刚涂上了都铎王朝的徽记。骑手们在夏末的乡间奔腾而过，将这个“令人愉悦的好消息”传遍国家的各个角落，各地教堂钟声大作，欢快的圣歌在其间回荡。街道上人头攒动，巨大的篝火熊熊燃烧，热烈地表达着“每一个真正的英格兰人的喜悦之情”。而在宫廷里，意大利诗人彼得罗·卡梅利亚诺（Pietro Carmeliano）和乔凡尼·吉利（Giovanni Gigli）则高声吟诵着极度欢愉的拉丁文诗句，以庆贺这位可以治愈这个国家创伤的小王子终于降生。（图1）

图1：彩绘玻璃上的亚瑟王子画像，位于大马尔文修道院北耳堂的“圣母”窗上，时间可追溯到1499年至1502年。

然而，即便有人在大约5年之后，即1491年6月28日亨利八世降临人间时欢欣鼓舞，也并没有任何记录流传下来。他在方济各会教堂受洗，坎特伯雷大教堂的银制受洗池被专门运到该处。整个受洗仪式经由精心安排，寄希望于起到净化邪恶灵魂的作用。亨利八世以高贵的方式来到仪式当中，前面是欢腾的号角和笛声，还有他的教父赠送的金盘银盏。不过，尽管国王和王后认为他们的次子是对王室不错的补充，但他们更希望他成为一个庇护者，而非救世主，为他的兄长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以应对文艺复兴时期波谲云诡的医学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诗人们对此完全无动于衷，民众们基本上也忽视了这一时刻。在万籁俱寂之中，只有皇家历史学家伯纳德·安德烈（Bernard André）在他的作品《亨利七世传》（Vita Henrici VII）中以寥寥数笔记录了这一事件，并在同一段落里还漫不经心地提到了他的姐姐玛格丽特的降生。（图2）

图2：祈祷时的亨利七世一家，位于圣母玛利亚双亲在耶路撒冷金门相拥的画面之下。左侧是国王、亚瑟王子、亨利王子（未来的亨利八世）以及只活了15个月的埃德蒙王子，右侧是约克的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公主、只活到3岁的伊丽莎白公主、玛丽公主以及刚刚降生便夭折的凯瑟琳公主。

同样的漫不经心还体现在亨利出生地的选择上。他的出生地既不在温彻斯特，也不在威斯敏斯特（那是他姐姐玛格丽特降生的地方），这个生命力旺盛的婴儿最终被安排在一座名叫普拉森舍的宫殿呱呱坠地。这座宫殿位于今天的格林尼治，而在当时，此地便以其清新的空气和宜人的河畔风光著称，且与瘟疫时常肆虐的首都相距甚远。但该地的历史意义实在无足挂齿。但正是在这里，亨利王子被涂上了油，洒上了玫瑰水，裹上了镶着金丝边的蓝色天鹅绒布，第一次被放进了皇室的摇篮当中。和所有的新生儿一样，此时的他尚且是一条天真无邪的生命，等待着环境将其浸染改写。（图3）

图3：来自未知画家的速写，被普遍认为是未来的亨利八世最早的画像。画像题字为“英国的亨利”（原文为法文）。

大约6年之前，他的父亲第一次在伦敦以亨利七世的身份，接受人民的欢呼。尽管他已在肖尔迪奇的华丽庆典上受到了欢迎，但在当时他仍是一个来历不明的神秘国王，他的合法性仅仅来自当时英国人民因疲于战乱而产生的绝望。他的曾祖父以威尔士阴谋家的身份声名狼藉，并因谋杀罪受到通缉；而他的外祖父则为亨利五世的遗孀担任了多年的家臣，通过引诱她才攫取了财富与地位。事实上，尽管这位新晋国王的母亲是玛格丽特·博福特，即兰开斯特公爵约翰·博福特的曾孙女，但她只是私生女，尽管议会已经给予了她以及她的孩子们合法身份，但同时也明确禁止他们登上王位。无论如何，即使亨利七世可以通过他母亲的血统获得王位，那么首先登上王位的也应当是他的母亲，而非他自己。然而，尽管拥有这样不幸的血统，这位在博斯沃思战役中奇迹般的获胜者，最终还是在圣保罗教堂悬挂起了自己的战旗，吹响了号角，展示了他对于这片已经习惯了动荡的土地的统治力，以及入主其间的意志。

曾有人说，“法国的堕落是声色犬马，英国的堕落是背信弃义”。当都铎王朝的第一任国王登基之时，所有公正的观察者都会对后半句表示赞同。尽管对于九成的平民而言，今日被我们称为“玫瑰战争”的这场旷日持久、断断续续的纷争只不过是一场“国王游戏”，但一份当时的议会请愿书曾痛陈在这场动乱期间，“整个国家的很多地区发生了令人发指的谋杀、抢劫、敲诈勒索、恶意欺压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不当治理、强行闯入、侵犯私人权利等罪行，而且这些罪行直到今天也未得到惩处”。实际上，非法进入私人领地、绑架女性继承人、随意抢夺这些罪行，是很多被今天的我们看作出身高贵、体面的英国绅士在当时热衷的时髦消遣。例如托马斯·马洛里爵士（Sir Thomas Malory），尽管此人在《亚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中曾写下名句，“我们并非因罪恶而堕入地狱，而是因践行和追寻美德万劫不复”，可他却曾在1485年因盗窃羊只、亵渎神明、敲诈勒索、强奸和谋杀未遂锒铛入狱。

然而，在亨利七世冷酷而高效地行使皇家意志不到10年之后，编年史学家们便不必再苦苦哀求，祈祷良好统治再临人间。威尼斯大使桑托（Sanuto）恰如其分地意识到这位国王“乃能力非凡之人”，而且没有什么比他让王室权威再度得到恢复更能够证明这一点了。的确，他并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但就像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所说，“他关注周边的一切”，而且即便他太关注细节以及对身边人太过多疑的性情有时显然并不受人欢迎，但他知道如何举止得体，如何拒绝其他人“染指、攫取自己的权柄，或接近自己的秘密的方法”。同时，他也能够很好地选择和管理自己的仆从，让他们在诚惶诚恐中对自己保有“敬畏之心”，确保他们即便心怀不满也不敢图谋不轨。到他去世时，尽管并没有国库充盈，但至少暂时不必承受捉襟见肘之苦。

如果说亨利七世通过有条不紊的现实主义手段赢得王冠，并克服重重困难，驯服了一个王国，那么他对于自己麻烦儿子的管教却在特定时间呈现出相反的结果。这个儿子会挥霍自己父亲辛苦巩固的基业，无视他曾经教导自己的诸多原则——这显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讽刺。

在一个宫廷道德观念普遍淡薄的年代，他对自己的妻子始终忠诚，但这并不能算是都铎王朝第一任国王的一项荣誉。和丈夫一样，约克的伊丽莎白也曾饱受昔日动荡所带来的折磨。她是爱德华四世的长女，而当亨利六世短暂恢复了王位时，5岁的她便不得不跟母亲伊丽莎白·伍德维尔（Elizabeth Woodville）一同逃亡，住进了威斯敏斯特的避难所。尽管6个月后，她被自己意气风发的父亲迎回，骑马离开了修道院大门，但到18岁时，父亲突然辞世，她不得不又再一次回到教堂的庇护之下。紧接着，她和她的姐妹以及幸存的兄弟（爱德华12岁，理查9岁）被判定为非法子嗣，她们的母亲则被控为巫女。这还不是伊丽莎白麻烦的终点。后来，到她叔叔加冕为理查三世之后，她的两个兄弟殒命伦敦塔，有流言说他们遭人谋杀。

今天的人们可以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看到亨利八世母亲的遗像，英国国家肖像画廊目前也悬挂着她的肖像，这两幅肖像都展示出她是一位面容姣好、皮肤白皙、一头金发、双手修长而优雅的美丽女子。（图4）然而它们并没能揭示出这个女人的内心世界。

图4：亨利八世的母亲约克的伊丽莎白，爱德华四世最大的孩子，她手握的是父亲的白玫瑰。

事实上，对于所有认识她的人而言，她的虔敬蜚声中外，完全与她对自己丈夫的忠贞与顺从相符。即便是在他最初君临英国的那段危险时期，她也一直站在他身边，尽职尽责地为他装点宫廷，并为他生下七个孩子，其中只有三个得以成年。但当她被描述成为“一位极尽优雅同时精明强干的女性”“十分尊贵”以及“非常受人爱戴”“满怀慈悲之心”时，有两封来自西班牙大使的信，却呈现出不怎么和谐的音符。其中的一封说她“被国王的母亲控制”“急需一点怜爱”，而另一封则观察到国王深受自己母亲的影响，并进一步总结提出这位王后“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喜欢这样”。

实际上，伊丽莎白确实恪守了自己“谦逊而恭敬”的座右铭，一直都是一位善良谦和的人物，但也仅此而已。除此之外，尽管她同丈夫彼此恩爱，但后者在私人关系中始终凌驾于她之上。与同时代其他出身高贵的女性一样，作为妻子的伊丽莎白在婚姻关系中完全处于被动服从的状态，同时她身为母亲的职责只是生育孩子，而非抚养。她并没有亲自喂养自己的二儿子，也没有住在他身边。最重要的是，通过死亡，她才最终给未来的亨利八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对于婆婆的侵扰，她完全逆来顺受，很快便毫无异议地将自己的小儿子交给她来抚养。实际上，仅仅在洗礼后几周，婴儿亨利就离开了母亲的居所，前往位于肯特的埃尔特姆宫（Eltham Palace）。在那里，他将在祖母玛格丽特·博福特的溺爱和肃穆的虔敬，以及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成人。

“尊贵的玛格丽特”并没有给她的第二个孙子留下太多美好回忆，这点并不让人意外。她是这个世纪最引人瞩目的女性之一，经历了四次婚姻，最终在1504年再次成为寡妇，并且立刻决定公开宣誓守贞。她还参与了为自己儿子带来王位的政变，并且比后者宫廷上的任何人都更富政治经验，也更有能力撼动他们的地位。1498年，在西班牙大使看来，她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五六个人之一。也许是为了弥补不允许她自己在位期间直接干预政府的遗憾，亨利七世把宫廷内政全权交由她来负责。结果，她的痴心与野心，在自己的第二个孙子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伯爵夫人
[2] 实际上是一位全然虔诚的祈祷者和研习者，这让她为自己所抚养的这个正处在敏感年纪的男孩，带去了最好和最坏的影响。她最乐意做的事情是阅读和翻译《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一类的虔敬作品。她会在每天早上5点做礼拜，比通常人们起床的时间早一个小时。尽管患有风湿病，但她仍会坚持长时间在地上跪拜。“为灵魂健康”，她贴身穿着一件苦行者穿的刚毛衬衣
[3] ，外面则是一件朴素的长袍，而非华丽的宫廷服饰，这让她更像是一位修女。这还不是她苦行的全部。她始终是一位节食者，对斋戒期一丝不苟，四旬斋期间，她每天只能吃一顿鱼餐。与此同时，她还在自己位于沃金的家里供养了12个穷人，为他们洗脚，在他们生病时与他们一同吃饭，并在他们垂死时观察他们，这样就可以学会当她热切期待的永恒之约到来时，如何安详地死去。

尽管亨利并非定居在祖母身边，但他很可能对她既爱又恨，因为她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机智让人透不过气。既志存高远，又虔诚卑微，同时还伴随着慢慢噬咬人心的关切，更加令人无从消受。毕竟，她从没忘记历史是如何在博斯沃思平原更迭，她所珍爱的儿子如何险些在理查三世手中丧命，变成一具残缺不全、遭人玷污的尸体。正是她的告解神父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注意到她“非凡哭泣”的本领，同时也是他注意到了她病态的悲观主义。“逆境时她会为眼前的不幸而潸然泪下”，他总结说，“顺境中则又会为潜在的危机而忧心忡忡”。命运车轮的隆隆声搅得她不得安宁，而现在则轮到“尊贵的玛格丽特”来搅乱自己孙子的童年了。

实际上，除了圣父和她自己的儿子，玛格丽特版本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个人，似乎正是亨利王子。她很可能从他身上看到了某种顽强的生命力，以及狡猾的求生本能，这些东西在她自己早年逆境求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如何，在她窄小脸庞上深邃的眼睛里，一定熊熊燃烧着家族野心和宗教之火，而这双眼睛现在则盯紧了她的第二个孙子。毕竟，博福特家族三代人都在王位附近徘徊，而既然现在王位已经归属这个家族，那么她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证王位的继承。因此，在保护亨利王子人身安全的同时，她也在致力于拱卫他的地位，到他10岁生日时，她把他选为自己的继承人，恳请国王安排：“不要把我的仆从留给任何人，除了你那标致可爱的儿子，只有他才配做他们的主人。”此外，正如这一事件表明的，她也在努力向他灌输对自己出身权利的自觉意识。

尽管这对祖孙的性别与气质大不相同，但她还是努力让两人至少在一个方面达成了共识：对法国人的强烈怨恨。而这种感情最终贯穿这个孩子一生。众所周知，法国国王仍然欠玛格丽特夫人一大笔钱，这笔钱是她母亲为奥尔良公爵在阿金库尔
[4] 被捕之后垫付的赎金。尽管玛格丽特多次发出请求，但这笔债务一直没有得到偿还，而她后来将这笔钱赠予自己的儿子，希望他能够以武力追回这笔欠款时，她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后者的回信虽然温和，但所表达的意思无非是，目前尚且不是跟如此强大的敌人作战的时候。这位孝顺儿子如此的回应，给习惯掌控的母亲带来的冲击自然不难想象。毫无疑问，对这笔未偿还债务的愤怒一直折磨着她，而这无尽的愤恨自然也将传递给亨利王子。他后来天真地极力想要收回百年战争中败给法国人的土地，其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作为王宫内廷的女主人，这位老夫人同时也一手塑造了都铎王朝育儿所的微缩世界。而这个世界的中心——尤其在亨利出生的最初几个月——无疑是他的奶妈安妮·卢克（Anne Luke）。虽然没有在史料中留下太多身影，但我们基本可以肯定，这位年轻女人的身体与精神素质，应该能够符合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Sir Thomas Elyot）在《统治者》（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ur）一书中为子孙后代指定的严格育婴标准，比如绝对必要的“血色”

皮肤，预示着四种体液中血液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安妮需要有红润的脸颊、浓密的赤褐色头发、丰满的身材以及热情、外向、易于动情的性格，因为这是最有可能产生“在甜度和内容构成上都最为优越”的乳汁的女人类型。她同时也被要求“已成年并发育完全，不小于20岁或大于30岁”，同时“具有正直的品格、行事审慎，对酬金的预期合理”，因为“孩子会由于吸吮乳汁而染上她的恶习”。因此她必须守身如玉，而且如果有任何疾病感染到婴儿，她都必须独自承担责任。哲学家兼内科医生阿维森纳（Avicenna）就曾宣称，毫无疑问，“治疗婴儿的第一件事就是管好他的奶妈”。因此她可能会在任何时间被放血、拔罐、“催吐保健”，或是忍受“导泻清毒”之苦，而且一旦乳汁供应减少，她就会被供应特别的饮食，包括炖牛乳房、干牛舌或是蚯蚓粉。

因此只有当亨利登基后，决定每年给安妮·卢克20镑养老年金，以褒奖她的努力时，这一切才显得合情合理。但即便是这样一位勤恳付出、牺牲自我的奶妈，究竟是否可以弥补这位婴儿王子一出世便缺失的那种天然的、无条件的母爱，显然仍是个问题。无论是安妮·卢克还是当时宫中照料他的其他人，都无法以非正式的方式与他建立起自发的联系，这可能使得亨利在日后总是回避与人交流。从出生起直到7岁，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育儿所当中，他身边围绕着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面无表情的纸片化人物，他们只能提供帮助和供养，而非互动与矫正。如果说这样的早年经历让他更从容地适应了身为王子的角色，可以早早跟成年人平起平坐，那么这段经历同样也使他习惯于漠视他人的内心世界，而这一性格特质在他青春期和成人初期更是飞速强化。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这位小王子的所有需求都得到了即刻满足，不只是保障身体无恙。一旦生病，他都会按照都铎时期儿童护理的最高标准得到治疗。除了其他药物之外，这一标准还包括母狗的乳汁或鸡油，与兔脑的混合物——可以作为治疗牙龈疼痛的可靠药物；用油和蜡制成的膏药“热敷肚子”，可以治疗胃胀气；相对正常点儿的，这位小王子的耳痛可以通过滴没药以及浸泡在蜂蜜和葡萄酒里的橡木渣得到缓解。与此同时，一旦他在摇篮里哭起来，他祖母为他精心挑选的四位“摇篮员”就必须发挥作用。后来，到他蹒跚学步之时，一大群姑娘婆子都会提心吊胆地跟在身后待命，以防他不慎绊倒，伤到脊柱，长成驼背。他的学步历程可能得到了一个黄铜制成的小型玩具的帮助，这种玩具当时似乎风靡全欧洲的皇家育儿所。它有多重功能，下面有轮子，上面则是一个蓄势待发的骑士，因而除了可以帮助一个摇摇晃晃的婴儿行走，同时也可以在一场胡乱打闹中丢来丢去、发出巨响。

当然，这些玩具的设计初衷，是希望王子们能够在一开始就得到恰到好处的军事技能启蒙，这一技能太过重要，实际上，在所有皇室子弟成长的这个时期，都要尽早培育“嗜血本能”的觉醒。奥格斯堡的汉斯·布克梅尔（Hans Burgkmair）曾有一幅表现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王子们游戏的木刻版画，在画中，这场本该温馨的家庭聚会被描绘成一场肆意的大屠杀，一门致命的微型大炮随时准备“炮决”任何经过的野生生灵。一个孩子兴高采烈地射杀了树上的一只鸣鸟，而另一个则精心布下陷阱。在画面另外的地方，一张长弓暂时被丢弃。当然我们也可以推定，亨利的玩具具有类似的意图。尽管他也拥有其他玩具，例如陀螺、骨牌和一匹真实尺寸的木马，但他的玩具武器仍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他不仅是未来与法国人作战的勇士，更是国王的儿子，一生都要与背叛和死亡的恐惧抗衡。

实际上，在亨利王子整个幼年时期，他的父亲对于王位尚没有多少安全感。这个时代无所不在的动荡，似乎很难让这位新晋君主沉得住气。在1485年，至少有10个人在继承王位方面比亨利七世拥有更靠前的顺位，而且后来还会出现两位冒充者：“冒牌王子”兰伯特·西姆内尔（Lambert Simnel）
[5] 以及他更危险、更持久的同行珀金·沃贝克（Perkin Warbeck）
[6] ，后者于1491年至1497年一直在爱尔兰、法国和苏格兰奔走。在导师约翰·斯凯尔顿专门为他编写的拉丁文著作《君主之镜》（Speculum Principis）中，年轻的亨利被说成过着“伤痕与死亡，猜疑与恐惧环绕的日子，身边充斥着不可预知的隐秘仇恨、口是心非，战争的阴云笼罩在头顶，无人可托付真心，却总有无数人前来滋扰，伪装成热忱且卑微的模样”。

因此，当这位小王子在安妮·卢克的呵护下，蹒跚地跟在哥哥姐姐们身后玩耍着他的玩具武器，坐落在起伏不平的开阔地、护城河环绕的埃尔特姆宫仿佛一个避风港，庇护着他得以安全成长。

1497年，当苏格兰人威胁到边境，即将带来一场危机时，康沃尔人在律师托马斯·弗拉曼克（Thomas Flamank）和一个叫迈克尔·约瑟夫（Michael Joseph）的巨人铁匠的领导下，开始在英格兰各地掀起叛乱，气势汹汹地抗议国王用“诡计多端的手段”攫取“暴利的款项”。今天在最早的起义地之一圣凯弗恩（St. Keverne）的停柩门上仍有一块纪念牌，记录了叛乱者们“如何进军伦敦并遭受镇压”。但他们实际上一直挺进到了布莱克希思才最终被挫败。当康沃尔人带着税单、拐杖、镰刀和其他可能造成伤害的器具向首都进发时，这位5岁的王子被迫和母亲一起躲在白塔（White Tower）寻求庇护。而在同一时间，来自英格兰西南部诸郡的15000名“食量惊人，体格粗壮”的士兵已经在法恩汉姆扎营。这时，亨利将目睹伦敦市民在城门前堆起木堆，而防卫塔上的守军则磨刀霍霍。当这对母子因共同的危险困居于一处，等待着叛军兵临城下，这个男孩不可能注意到他的母亲也许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正是在他这个年纪，后者的父亲被敌军击败。

这位小王子倒不会为叛军的下场感到良心不安。6月16日拂晓时分，当皇家军队向这些由农民、渔夫和矿工组成的叛军发动袭击时，他会在塔楼里兴奋不已。据编年史记载，这些人在是否臣服于国王的仁慈方面“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与思想转变”。到那天下午2点，亨利七世策马穿过伦敦桥，夏日阳光让他的甲衣闪闪发光。他要去迎接伦敦市长以及他的“红衣兄弟”。他的身后跟着被铁链拴着的像垃圾一样堆在囚车里的囚犯们，而在布莱克希思，遍地坟头的景象一直延续了两个世纪。再后来，弗拉曼克的尸体被分成四块，分别安置在伦敦的四个大门示众，以儆效尤。亨利王子肯定没看到这些可怜的遗体——它们出现的位置比伦敦桥上的头颅距离观看者更近，而且更加惊悚骇人。

在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看来，这次起义似乎是一件值得怜悯的事：“那场灾难性的内战始于西南各郡的揭竿而起，止于对叛军的惨烈屠杀。”然而年幼的亨利却从中学会了蔑视怜悯。的确，这个男孩和他母亲的漫漫长夜终于结束，但对于突然而暴力的僭越行为的恐惧却仍在持续。而且这还不是全部，他还从自己父亲那里学会了对这些扬言要回归到无法无天的蛮荒时代，给同时代人造成巨大恐慌的“卑鄙的康沃尔人”的蔑视。实际上，当珀金·沃贝克的暴动在同一年被镇压后，亨利对“宽宏大度即软弱无能”的信念已经根深蒂固了。他对于这些敢于以下犯上的“多头怪物”的憎恨也永远不会消退，因为他现在对于自己身执正统的信念达到了顶峰，完全不可动摇。

毕竟，亨利早已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军事及荣誉地位。在还不满12个月的时候，他便被任命为五港总督（Warden of the Cinque Ports），其他荣誉也接踵而至，令他越发尊贵。1494年10月，这个只有3岁的孩子被带到了威斯敏斯特，在持续3天多的仪式中先后被任命为巴斯骑士（Knight of the Bath）和约克公爵（Duke of York）。对于如此漫长的典礼，即便是成年人也会筋疲力尽。然后，在这一年的12月，这位新公爵又被任命为苏格兰边境总督（Warden of the Scottish Marches），次年5月又得到了嘉德骑士勋章。不过这一系列获封晋升背后自有其合理性，并非是暗示他将会获得王位而进行的有意栽培。由于王子尚且年幼，并不具备行为能力，因此国王可以更方便地为其安排副手，真正行使权力。况且这些职位所获得的年金也可以抵消相当一部分为他聘请家庭教师的开支。总之，这位王子的此刻与未来一样，都是光辉灿烂但重重受限的。

但这也并不是说未来的亨利八世在幼年不算显贵人物。作为“约克大人”，他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国王的账目之上，受赏玩骰子的钱，赏给仆人们钱，供养他的傻子宠儿约翰·古斯（John Goose）以及自己的吟游诗人，这些诗人跟他父亲和哥哥并无交集。此外，在1498年，还有传闻说他曾以极高的规格款待了伦敦市长及高级市政官。在清理了城市乞丐，确保沿途的夹道欢迎不会被流民们捣乱之后，伦敦城的大人物们还恰到好处地为亨利献上了一对镀金酒杯。而作为回报，这位王子也恰到好处地回赠了一次致谢演说，宣称他希望日后能够为伦敦市民们“留下伟大而亲切的回忆”。不过可能早在1496年9月，他就已经在温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公众活动，当时的他见证了向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院长授予皇家勋章的两次公众集会。倘若这果真是亨利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那么其中的讽刺意味也同样明显，因为在43年后，正是亨利亲手把这座修道院变为废墟，同时以叛国罪将它的最后一位修道院院长绞死在附近的塔山上。

与此同时，亨利王子频繁在聚光灯下抛头露面的行为，也理所当然地立刻受到鼓励。毕竟，亲近臣民、展现皇恩浩荡是亨利七世对自己王权的重要确认，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请700人在威斯敏斯特聚餐，到重大节庆日时每桌安排60道菜这种场面在他的统治生涯中似乎屡见不鲜。同样地，在漫漫冬夜中安排充满活力的宫廷娱乐活动也是他所看重的事项，在政府宣传中占据重要地位。例如在1494年的主显节上，国王和王后携皇室子弟齐齐出现在威斯敏斯特的“两座大厅”，在这盛大的宴会上从始至终一直陪伴着宾客们。除此之外，宴会结束之后还有一场“城堡中举行的圣乔治式舞会，12位贵族与12位佳丽伪装出席，一起跳舞”。总之，这是一个典型的主题，侧重于强调王权及其拥有者的存在感，同时产生令人兴奋的沙文主义倾向，最终在下一个统治时期付出高昂的代价。

人们也不应该忘记，正是亨利七世把“majesty”（陛下）这个词引入英语当中，以及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有意识地加强了王权的仪式感，同时在其概念中注入了神秘性。列队行进，效忠敬礼时的呼喊，在皇室面前脱帽以及深表崇敬的屈膝礼，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潜在宣传信息的一部分，即这种场面是为了把王权的尊贵推向极致。同时，马夫、伴童、侍者和杂役也都穿上了都铎式的制服，白绿相间，饰有都铎玫瑰。实际上，为了避免有人不清楚英格兰新王朝的强盛与辉煌，国王和王后佩戴的饰链与项链，所有皇家住宅的木制天花板和瓷砖地面，甚至皇家马匹的镀金马具上也都装饰有都铎玫瑰的标志。而在成长过程中，亨利王子也一直被告诫要毫无保留地相信，作为一次政治奇迹的结果，都铎王朝的子嗣与上帝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关系。

然而，“与高贵和成功为伴”的荣耀并没有满足年轻的约克公爵对于获得认可的渴望，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他的这种欲望。而且尽管得以断续品尝到宫廷生活的滋味，但父亲在他成长过程中的缺位却并不能得到弥补。国会官邸仍在威斯敏斯特宫，这里从忏悔者爱德华时代起便成为一个皇家住所，但亨利七世的次子却鲜少有机会在这里出入。从这座宫殿的窗口看去，泰晤士河显得更为宽阔，黯淡地在下方流淌。这座古老的宫殿很潮湿，卫生条件堪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时常被浓雾笼罩。尽管有挂毯抵挡寒风，柴火炉和木炭火盆驱散空气中的寒意，但在威斯敏斯特盛大而隆重的排场背后，却隐藏着强烈的不适之感。在回环曲折的中世纪建筑物当中，国会成员被弹劾，司法得以执行。同样是在这里，国王本人长居于此——远离他小儿子的整个精神世界，令后者只能在埃尔特姆的橡树丛中与世隔绝，独自生长。

大约是在1498年，当亨利7岁时，他终于被迫和安妮·卢克，以及身边自他一出生便开始照顾他的其他人道别，因为在这个时代，所有出身高贵的男孩在长到一定岁数之后，都应当“远离女性的陪伴”。此时的亨利被安排跟随一群学识渊博的导师学习，这些导师将以学术训练的严格标准来要求他，传授他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准教育。其中一位导师是图卢兹的修士伯纳德·安德烈，一位盲眼的历史学家和诗人，他将亚瑟王追认成都铎王朝的祖先。另一位是吉尔·杜·古兹（Giles du Guez），此人教会亨利“读法语、说法语都要拖长音”，同时为了消遣，还传授给他炼金术的一点皮毛。这里同样也有尖酸刻薄的约翰·斯凯尔顿（John Skelton）的身影，他是亨利七世册封的桂冠诗人，声称自己教授的内容，从如何拼写“英格兰的荣耀”，到怎样“得体地坐在肉食旁边”。同样也是这个人，建议他的学生“自己挑个妻子，只爱她一个人”。

尽管这样的建议可能全然徒劳，但斯凯尔顿对这个男孩的整体影响却不可谓不明显。斯凯尔顿出生于1460年，在被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鲁汶大学授予“桂冠”之前，他就已经凭借出色的诗歌天赋和对当时新近流行的古典拉丁语的精通而声名鹊起。此后他还被伟大的荷兰学者伊拉斯谟誉为“英国文学之光”，并在1496年应玛丽·博福特夫人之邀正式进入宫廷，并为她翻译了吉尔劳姆·德·奎列维尔（Guillaume de Guileville）的《人类生命的朝圣之旅》（Le Pèlerinage de la Vie Humaine）。同一年，他成为亨利王子的首席导师，还在1498年成为圣格雷斯修道院的牧师。但尽管他还没有开始撰写那些让他成为这一时代最著名的诗人的下流讽刺诗，对敌人和醉酒的妇女们进行恶毒、猥琐的谴责，他的才华就已经超出了人们对于宫廷诗歌领域的普遍接受标准。而且尽管此人以“快活的斯凯尔顿”为人们熟知，可以欣然迎合那些令他满意的人，但大多数时候他都以自负且愤懑的形象示人，时不时还会发誓自己要“永远和某人为敌”。

由于斯凯尔顿心怀崇高的理想，同时身负出众的才能，将他选为导师注定是个不幸的选择，因为他会教给年轻人的很可能不仅仅是拼写和餐桌礼仪。毫无疑问，他活跃外向的性情根深蒂固，于是在7到11岁之间，亨利始终生活在他智慧的光芒和阴暗的偏见之下。当然，这位王子也有其他同伴与他一同学习，比如他的姐妹玛格丽特和玛丽，同时还有后来到埃尔特姆宫居住的约翰·圣约翰（John St. John），玛格丽特夫人的侄孙。不过尽管国王认为女儿们也应该得到良好教育，但这些年纪各异的孩子不可能学习同样的课程，况且约翰·圣约翰似乎还比亨利小很多，可以想见，这一时期亨利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和斯凯尔顿单独相处的。这不仅对他的性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还让他在对人和生活的观察决断中始终带有隐约的不安。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亨利的早年教育在学术层面毫无意义。毫无疑问，由于这些教学活动的严格要求，亨利从小便多才多艺。随着王子逐渐成长，他可以说能熟练使用法语和拉丁语，对西班牙语也很精通。实际上，他的拉丁语在10岁时就已经十分出色，以至于能够仿照伊拉斯谟的风格进行短文写作。与此同时，他在数学和音乐方面同样展现出非凡的才能，能够演奏鲁特琴、手风琴、竖笛，同时还谱写了不少乐曲，现在已经佚失。建筑与船只设计同样令他着迷。另外有些奇怪的是，尽管还是个孩子，他就已经对调制药物之事颇感兴趣。例如，他设计了一种“旨在无痛苦地治愈溃疡”的膏药，以及一种“去除瘙痒”的软膏。这似乎说明，对于一些“不必要的知识”，他有“充分的洞察力”。实际上，亨利的早年教育很可能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再加上父亲后来对他的婚姻计划漠不关心，使得切尔伯里的赫伯特勋爵在1649年提出他当时可能已经被预定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然而，第二顺位国王继承人发誓独身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有关“大主教预定说”唯一的“证据”，仅仅是1502年占星家威廉·帕隆（William Parron）的占星术预言，声称亨利会成为“一位优秀教士”，以及1619年意大利圣母玛利亚会修士保罗·萨皮（Paolo Sarpi）曾随口提及“亨利的父亲一开始便指定他去做大主教，因此这个孩子从小便接受了广泛的教育”。

实际上，在亨利整个童年及青春期，他的智力天赋都得到了人们最高程度的赞许，但这种依照惯例进行的赞美并不一定实事求是，而且其中一些铺天盖地的夸奖至少应当被怀疑可能仅仅是礼节使然。1499年，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一同造访埃尔特姆宫，他曾对这位王子进行过相当客观的描述。“站在（随从们）中间的就是亨利王子，”这位荷兰人写道，“他今年9岁，举手投足间就已沾染了王室派头。”然而在那不久之后，伊拉斯谟就将亨利称为“一位全才”。而随后，1507年，轮到西班牙人普埃夫拉（Puebla）大唱赞歌了。“这世上，”他夸赞道，“怎能有如此杰出的年轻人！”总的来说，亨利算是个聪明且用功的孩子，但伊拉斯谟和其他人主张他是个“早慧且博学的神童”，则需要放到当时学者们普遍希望得到皇室青睐的背景下看待。这些议论类似于西塞罗常常滔滔不绝说的那些最难听的废话。

与此同时，约翰·斯凯尔顿则继续公然藐视那些他希望在自己学生身上建立的道德标准。例如他很快就要求他的学生“不可暴饮暴食”“用心听别人说话”“永远温和、善良、冷静、谦逊”“学会怜悯”以及“维护正义”。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位诗人却很难以身作则。比如他曾和多次冒犯过自己的人之一，克里斯托弗·加尼什爵士，举行过一次“诗歌决斗”，斯凯尔顿突然开始以典型而残酷的方式，用诗歌向对方发起攻击，提议自己的对手应当在泰伯恩刑场引颈就戮。他还沉迷于通奸淫乐之事难以自拔。即便是他最优美的诗句，曾在宫廷上、在亨利面前吟唱的《我亲爱的雏菊花》（My Darling Dear, My Daisy Flower），讲述的实际上是一个女孩和她两个情人之间的背叛故事。而且在大多时候，斯凯尔顿还很乐意以浪荡子的形象出现在贵妇人们面前，他的攻击往往非常恶毒，以至于一位“尊贵的淑女”不得不把一颗死去男人的头颅送给这位热衷于攻击她的闺中秘闻的敌人“作为象征”——年轻的亨利很可能对此有所耳闻，因为这件事很可能发生在诗人在埃尔特姆宫工作期间。

随后，作为一个尚且只能单相思的年轻人，王子将会读到一些关于犯错的少女过于放纵的浪漫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也将对他产生持久的影响。但当他的热情冷却下来，也许比起其他人的声音，斯凯尔顿的教诲将在他的脑海中徘徊更久。而且随着他父亲的执政越发残忍和自私，男孩所能看到的现实矛盾将进一步在这位导师的言行影响下激化。实际上，1499年1月，当沃里克伯爵由于政治原因被谋杀时，斯凯尔顿便评价说这位伯爵并没有犯什么叛国罪，只是“太蠢，分不清大鹅和阉鸡”。这种愤世嫉俗的论调将有助于王子了解这件事情的皇家道德准则。此外，亨利还会在1512年，也就是斯凯尔顿退休9年之后将他召回宫中，任命他为“皇家演说家”，足见这位学生对昔日导师的爱戴。

不过到1501年，约翰·斯凯尔顿的放荡举止已经让对他一直很宽容的亨利七世有些看不下去了。因此，在为皇室效力5年后，他被正式解雇，除了每年的津贴外，他还得到了额外的40先令，并被派往诺福克，成为迪斯的教区牧师。然而，尽管已经为威廉·霍恩（William Hone）成为皇家导师让路，斯凯尔顿还是撰写了一份颇令人感到好奇的礼物，是一篇拉丁文短篇作品，内容有关如何治国理政。这篇《君主之镜》本身乏善可陈，但非同寻常的是，斯凯尔顿将他送给了亨利，而非已经成为继承人，并且即将与阿拉贡的凯瑟琳联姻的亚瑟。虽然这篇文字是同时关于两位王子的，但这份礼物却表达了某种非分之想，因为亨利唯有通过谋反或是亚瑟的死才有可能获得王位。但斯凯尔顿显然相信自己的学生会继承王位，尽管只是一厢情愿，但能够通过他的学生“与有荣焉”，已经是斯凯尔顿一生最大的抱负了。不过他对于自己学生未来伟大成就的准确预知，倒也不大可能是纯属巧合。

实际上，历史上并没有留下有关兄弟二人关系紧张的证据，但这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记录都被清除了。尽管亚瑟的性格并不讨人喜欢，而且体形较之弟弟更加瘦小，但母亲对他的偏爱却格外明显，而且他跟妹妹玛格丽特的关系也非比寻常。到1501年的春天，尽管亨利年纪已经够大，足以跟亚瑟做朋友，但后者还是以威尔士亲王的身份被送到了鲁德娄（Ludlow）的宫廷。而在那之后，兄弟二人就只能在一些仪式以及圣诞节的家宴上见面。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固定的宫廷法则强调他哥哥必然拥有更靠前的继承顺位，亨利的窘迫无疑会大大加剧。根据祖母定下的规矩，一进入亚瑟的房间，亨利就必须要脱掉帽子，裸露头部，直到亚瑟说“戴上吧”才可以把帽子戴回。同时还有其他一些亨利必须要忍受的微妙且无疑令人恼火的宫廷惯例。比如当他代表亚瑟出席一些国家性质的集会时，尽管可以坐在皇室的华盖之下，但为了强调他不及人君的地位，帷幔的前帘和盖顶必须掀开，令他完全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中。而且在亨利不得不称呼自己的哥哥为“王子殿下”的同时，他也必须使用“约克大人”这个称呼。

倘若这一切已经播下了兄弟不睦的种子，那么1501年秋天亚瑟与阿拉贡的凯瑟琳联姻，则进一步令这些种子得以萌发。按照当时的构想，这场联姻显然标志着都铎王朝在土地疆域方面的大获成功。亚瑟王子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订婚，带来了1489年的《麦地尔德凯姆普条约》（Treaty of Medina del Campo），而当时两人都不满3岁。但直到1501年9月，在经历了多年的讨价还价以及两场代理婚礼之后，16岁的凯瑟琳终于动身，从巴斯克海岸的拉雷多港启航，在长达一个月的海上旅行后抵达了英国。她将不会再回到自己的祖国。由于摩尔人的叛乱、瘟疫以及一场飓风，她抵达英国的行程被一推再推。尽管如此，她最终还是告别了父母，开始了自己的海上旅行。在比斯开湾，她的经历犹如噩梦。猛烈的暴风将船的桅杆吹得粉碎，随从们饱受晕船之苦，祈祷着早日解脱。

凯瑟琳于10月2日在普利茅斯登陆，一上岸便被西南部诸郡人民自发的热情欢迎吓得不轻。随后不久，亨利王子便崭露头角，因为在接下来的婚礼上，他终于有机会博得他渴望已久的公众关注。自从亨利五世征服法国并迎娶法国国王的女儿以来，英国人的婚礼便不曾如此隆重。整个宫廷无疑因此欢欣鼓舞，但国王的二儿子尤其如此，因为宫廷已经决定由他陪伴西班牙公主一步步走入王国的中心，即伦敦内城。对于年轻的亨利而言，这一事件将是他成长中的三座里程碑之一。这一仪式将令他第一次感受到民众令人沉醉的欢呼，也是他第一次接近这位将在他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女孩。这同时也是第一次，他将对他哥哥的好运妒火中烧。

在凯瑟琳于1501年11月停驻在泰晤士河岸边金斯顿镇的短暂时间里，亨利王子冷静沉着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在怀着“比她是救世主还荣幸”的心情，护送公主横穿伦敦城两天后，他身着白色天鹅绒、金丝镶边的盛装，带着她穿过圣保罗教堂的中殿，来到红毯铺地的平台前，亚瑟已在那里等候多时。同一天下午5点，这对夫妇依照惯例举行了婚宴。而当凯瑟琳被“虔诚地安顿”在婚床上，这位弟弟应该也出现在喧闹吵嚷的朝臣当中，伴着肖姆管、维奥尔琴和塔波鼓奏响的欢快曲调，一同护送身着睡衣的亚瑟进入洞房。据伦敦主教所言，当时的现场太过吵闹，没有人能听得清别人说的一个字。而在他们的婚床终于接受了聚集在一起的主教们适当得体的祝福之后，这对新人终于得到了遵照自然法则单独相处的机会。在四分之一个多世纪之后，这张婚床上私人用品的后续细节也被公之于众：这次是出自政治家和教会律师们之手。

然而，正是后来的庆祝活动，让这位弟弟有机会来到自己童年时期的巅峰时刻。婚礼后两晚，皇室子女们被鼓励在宫廷朝臣与高官们面前跳舞，而亨利则在这场舞会上大出风头。在亚瑟以传统英国的方式沉稳地做出了无生气的铺垫之后，亨利迎来了自己的机会。在姐姐玛格丽特的配合之下，他表演了极其出彩的跳跃与踢腿，令在场的旁观者们意犹未尽。在赞许的微笑和喜悦的欢呼声中，王子和公主再次登场，亨利则带来了一场戏剧化的精彩演出。“似乎觉得衣服妨碍了自己的发挥”，编年史学家告诉我们，他“突然脱下长袍，穿着短上衣翩翩起舞”。再次回到刚刚送上一大杯葡萄酒和一碟加了香料的蛋糕的座席上时，亨利已经在英国历史中，留下了第一笔不可磨灭的印记。

然而另一方面，这场婚姻实际上只是强调了兄弟二人在未来前景上无法克服的鸿沟。实际上，倘若亚瑟最终登基，亨利也会立刻从目前相对安全的身份，变成一个危险角色。这样一来，他的亲民形象以及非凡的活力肯定会让他更加无法得到信任。他的叔叔克拉伦斯公爵，正是以大众偶像及王位觊觎者的双重身份，最终成了叛国者，被淹死在一大桶马尔姆塞葡萄酒里。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格洛斯特公爵理查身上。在爱德华四世时代他一直忠心耿耿，但最后还是加入了王位的争夺，最终在博斯沃思平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亨利早已明白，身为国王的弟弟也将使他可能会成为未来国王的叔叔，这种关系极其危险，极有可能招致谋杀或是流放的厄运。还有什么能比托马斯·伍德斯托克（Thomas Woodstock）最终被理查二世草草处死的命运，更能够说明问题？

同时，似乎还有人隐约察觉，亨利王子的父亲对自己这个儿子同样放心不下。按照西班牙大使米盖尔·佩雷斯·德·阿尔马赞（Miguel Pérez de Almazán）的说法，国王正因自己次子恐怕“在日后可能获得过多权力而困扰”。因此到1501年7月，在亨利七世决定自己的次子成年后应当定居在何处时，他也充分考虑了亚瑟成为国王后的长期安全问题。由于对那场由野心勃勃的弟弟发动的内战了如指掌，国王决定将自己次子的主要居所安排在远离国都、无法干涉朝政的德比郡。于是国王以1000英镑的高价买下了由格雷勋爵在13世纪和14世纪建造的科德诺城堡，该城堡周围有大片地产，距离伦敦100多英里。

为了能够让亨利彻底死心，在所有皇室子女中，似乎只有他一人完全没有继承王位的可能。1502年1月25日，在里士满宫的王后前厅，他见证了姐姐玛格丽特与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的代理“婚姻”。她当时只有12岁，而詹姆斯已经20岁，并且因各种各样的桃色新闻而声名狼藉。但她的弟弟很清楚，对于这种涉及地位攀升的联姻，这种瑕疵是无伤大雅的。更令人恼火的是，至少从1499年起，他的另一位姐妹玛丽就已经被指定要与根特的查理联姻，后者是欧洲的哈布斯堡帝国的继承人，同时也将成为西班牙的天主教君王，坐拥新大陆的领土。尽管对于他的三个孩子来说，亨利七世的壮志雄心已然呈现在他们面前，但他的次子却看不到什么未来。实际上，到此时为止，亨利只有一桩亲事曾被提及，对方是查理的妹妹埃莉诺，但此事随后便无下文，这再一次证明了亨利地位的低下。除此之外，他的父亲似乎也不希望通过促使一个敌对的王室分支的建立，来给亚瑟的未来制造麻烦。这样一来，这位国王次子无甚期待可言，除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未来——充其量是碌碌无为，最糟的是危机四伏——或者说，似乎至少是如此。

注释

[1] 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的家徽上都有一朵玫瑰，故15世纪后半叶两大家族争夺英格兰王位的战争被称为“玫瑰战争”。威尔士亲王亚瑟的父亲亨利七世的母系血统来自兰开斯特家族，为巩固王位，他娶了约克家族，同时也是当时败亡的约克王朝的女继承人伊丽莎白为后，故亚瑟的降生被誉为“玫瑰”，成为这两个敌对家族联盟的体现。——译者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注）

[2] 玛格丽特·博福特曾先后与里士满伯爵埃德蒙·都铎以及德比伯爵托马斯·斯坦利结婚，故她的封号是“里士满和德比伯爵夫人”。

[3] 由毛发制成的衬衣，很不舒服，故而经常为苦行者穿着。

[4] 即著名的“阿金库尔战役”。1415年，亨利五世率领的以步兵弓箭手为主力的英军，在阿金库尔击溃了由大批贵族组成的法国精锐部队，为英军在1419年夺取整个诺曼底奠定了基础。

[5] 牛津面包师之子。其因举止文雅、智慧过人，被亲约克家族的牛津教士理查·西蒙斯（Richard Symonds）假托为英王爱德华四世之子爱德华（当时被囚于伦敦塔）。1487年西蒙斯将他带到爱尔兰，5月24日他在都柏林加冕，称爱德华六世。6月16日便被亨利七世击败并被俘。后被赦免并遣至王室厨房工作。

[6] 原系爱尔兰一丝商之仆。在约克家族成员的劝说下假冒约克公爵理查，1497年入侵英格兰西南部地区，自立为王，但随后被抓获，1499年11月被处绞刑。

2 晋升的王子

国王并不只是出于喜爱才把王子带在身边。他希望能让他有所提升。当然世界上不会再有一所比亨利七世这样一位父亲所处的环境更好的学校了。他十分睿智，又十分专注，没有什么能逃得过他的注意。如果他能够多活10年，他一定可以让王子拥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拥有巨大的财富，同时生活在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幸福的环境中。

——西班牙特使埃尔南·杜克在亨利七世去世前6年的评论

1502年4月3日凌晨时分，一位上了年纪的方济各会修士被枢密院的一位信使从浅眠中唤醒，并被告知要他现在立刻前往格林尼治宫，觐见他的君主。这位老人被要求“以最好的方式”传递的消息的确很沉重，即便对于他这样一位已经服侍国王多年的听告解神父而言也是如此。在春日的威尔士边境，气候十分恶劣，而在鲁德娄城堡附近，可怕的“出汗病”已经隐隐张开了魔爪。一些人从病痛中恢复，但大多数人都不幸去世。“一些人撑了3个小时，一些人两个小时，有人欢欢喜喜上了饭桌，饭没吃完就咽了气。”而在这可怕又平等的屠刀之下，威尔士亲王本人也未能幸免，他当时年仅十五岁半。实际上，天命对都铎王朝的影响可谓深远。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疾病带走了它最好的希望，还在于这种疾病本身就是1485年由亨利七世自己的诺曼雇佣军带到海岸上来的。结婚不到5个月，这位王位继承人便撒手人寰，而他“最亲爱的伴侣”，在16岁3个月大的年纪也因同种传染病病入膏肓。现在的我们可以了解到，亨利国王和他的王后“一起承受了痛苦的悲伤”，在疲惫的修士从他们面前退下之后，这对夫妇只能以其余后代作为希望来安慰自己。“上帝无所不在，”王后勇敢地回应说，“而且我们都还年轻。”

于是，就在亨利王子的前途一片黯淡之际，天命似乎果断介入，令他得以从政治阴影中脱身。尽管在1502年6月22日，亨利便被授予了威尔士亲王的头衔，但直到1504年2月18日他才得以正式获封。而直到那时，他才得到这个新头衔的标志物，戴在左手中指上的戒指——根据玛格丽特·博福特的指令，这个标志物意味着他“与正义和公平联姻，并将向四方臣民展示自己的智慧”——以及宫廷的金手杖，“表明他必将百战百胜，把所有敌人和叛乱分子赶尽杀绝”。同样也是在这个时候，根据1504年的议会案卷，他继承了威尔士亲王“以丰厚而闻名的财产”。而这里耽搁两年之久的原因究竟是否是他的父亲对于失去长子的悲痛，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段耽搁的时间大大加深了这位新继承人已经很沮丧的情绪。此外，在这位王子心急火燎、百爪挠心的同时，第二次家庭悲剧的发生也让他更加痛苦。

尽管在36岁时怀孕的风险不言而喻，但约克的伊丽莎白还是在亚瑟去世后一年怀上了孩子。而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磨难，她加倍虔诚地行事，准备为分娩穿上一件被认为曾是圣母玛利亚腰带的圣物。然而由于早产10天的缘故，无论她多么热切地寻求，神的庇护最终都未能奏效。这样一来，她也未能在自己所希望的里士满宫分娩，而只能在潮湿阴冷的白塔完成这一痛苦的使命，并且她所在的房间与当年自己两个兄弟被谋杀的现场仅有一墙之隔。在本就不祥，同时还因是“新生儿健康之必需”而被人们布置得闷热难耐、臭气熏天的环境里，约克的伊丽莎白在1503年2月2日诞下一个病恹恹的，被命名为凯瑟琳的女婴。只过了9天，同时也是自己生日当天，这位皇后在冬日的严寒中裹着皮草，不幸辞世了。在母亲去世后，小公主凯瑟琳也“只在人间逗留了不到一个季节”。她唯一留下的历史记录，是为了抵御致命的穿堂风，人们以1先令1码的价格，为她购买的4码法兰绒。

即便亨利对这位新妹妹的去世无动于衷，但他母亲的去世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母子二人在大多数时间都相距甚远，王子对她品格的评价无疑证明了他对母亲的深情。这位尽职尽责、毫不起眼的女性，实际上是亨利为自己未来伴侣画下的完美画像。事实上，当他将自己母亲身上所有完美品质都投射到未来妻子身上，希望借此实现自己天堂般的生活时，等待他的却通常只有地狱般的失望。在这之后4年，亨利在一封给伊拉斯谟的信中写道，“我最亲爱的母亲”的去世，是一种“可怕的预兆”，而且他似乎将这次打击解释成是自己祖母异常恐惧命运突然逆转的再次发生。面对父亲迟迟不肯承认自己的挫折，他现在也有了更深层次的恐惧，这种恐惧永远都不会消散：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他才能够平复自己对于死亡和致命疾病的恐惧。这位国王次子被这些忧虑困扰，同时饱受母亲辞世的悲恸。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安地开始了自己身为王储的第一课。

至少在1502年这一年中，亨利开始热切地留心自己富于异域风情的守寡嫂子。天命激发了他的野心，而且从表面上看，他的命运之星仍在上风，因为凯瑟琳公主的父母似乎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再次成婚。在给英国国王的悼念抵达之前，西班牙的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先行派遣了一位特使，建议他们的女儿和“现在的威尔士亲王”成婚。然而，如果说年轻的亨利受到了这一提议的鼓舞，那么他的心情也会很快因婚姻生意和权力政治的难看吃相而变得复杂，更何况他的父亲还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实际上，对于第一次全面参与国事经营，亨利王子的感受很难说是称心如意。他很快就发觉，无论如何，他和他未来的配偶都只能是政治上的敌对者，联姻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双方的父母可以满足自己的意愿，从中讨到最大的好处。

丈夫的死已经让阿拉贡的凯瑟琳地位岌岌可危。亨利七世开始更加积极地向费迪南国王讨要她那还没付清的一半嫁妆。但西班牙国王的反对也同样坚决，理由是亨利七世应当先向他支付他女儿作为寡妇继承的那笔遗产。于是，凯瑟琳受困于两个相互争斗的政治大人物中间，在他们的倾轧下变得越发绝望。在从鲁德娄城堡返回宫中后，她的公公起初每月总共给她83镑6先令8便士，尽管这个金额跟当时大多数贵族的月收入相当，但仍不到她作为亚瑟遗孀理应得到的一半，而她已经被迫放弃了这一身份。她住进了她公公在斯特拉特河和泰晤士河之间的达勒姆府，这笔收入也不足以应付她雇用50个家庭仆人的生活开支。而在被国王任命来专门负责限制她生活开支的威廉·霍利布兰德（William Holybrand）的监视下，她不但无法付给用人足够的工钱，甚至连一个跟她身份相匹配的衣橱都无法负担。同时，她的父母对她也是一毛不拔。当她绝望地提出要当掉自己的一部分盘子，来抵消日益增长的欠款时，他们断然拒绝。

当然，凯瑟琳首先是个尽职尽责的乖女儿，她很清楚跟英国人的联姻对于她父母将法国人从意大利赶出去的计划至关重要，因此她决定继续忍受这种动荡不安的处境，承受任何可能到来的、变幻莫测的痛苦。但即便如此，英国国王提出的这份新联姻计划的政治意义，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也有过分夸大之嫌。亨利七世本人此时正在积极寻找自己的第二位妻子，他对此事不够礼貌的执意询问，暗示了他的兴趣和欲望，这种兴趣和欲望既不完全是政治层面的，同时也与他的年龄和地位不符。“倘若国王再年轻几岁，”弗朗西斯·培根写道，“倒会有人称颂他的风流多情。”英国国王不顾两人30岁的年龄差和这桩结合对教会法的违背，令人反胃地反复暗示自己愿意向这位西班牙公主献上自己皱巴巴的老手。毫不意外，这一提议令凯瑟琳的父母大吃一惊。“这是一件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费迪南宣称。而在自己的夙愿可能破灭的情况下，刚刚升级成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的亨利自然也不会对这一不甚恰当的行为无动于衷。

于是在心不甘情不愿的状态下，亨利七世最终还是选择了最初的联姻方案，让自己的次子参与其中。到1503年的夏天，尽管金钱纠纷和一些其他细节问题尚未解决，这次联姻还是在尚未完全尘埃落定的状态下加快了步伐。6月24日，英国方面在里士满与西班牙人签署了一份协议，确认亨利王子将在15岁生日时同凯瑟琳结婚，而在婚礼举行之前，王妃的父母应当将一份丰厚的嫁妆，包括价值10万克朗的盘子和珠宝，送往英国。两天后，“在舰队街索尔兹伯里主教的家中”，这个男孩发觉自己第一次以威尔士亲王的身份，成为宫廷仪式上的焦点。在他父亲和西班牙特使郑重地表示同意这门亲事之后，年轻的亨利在自己12岁生日前4天的时候，牵起凯瑟琳的手，说出了精心练习过的台词。“我很欣喜，”他宣称，“与你缔结婚姻，凯瑟琳，把你当作我的妻子和配偶，并在你我的生命之中，甘愿为你献出一切。”

最奇怪的是，亨利与他哥哥的遗孀结婚所带来的相当多的神学和法律上的复杂问题，几乎都被以一种近乎放纵的态度忽略不计了。教会法以《利未记》为基础，而《利未记》中明确指出，“人若娶弟兄的妻，这本是污秽的事”，并且还继续警告说，任何这样的婚姻“必无子女”。不过当国王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时，上帝又是如何加以评说的呢？无论如何，凯瑟琳坚称自己同亚瑟的婚姻从来都未有其实，这一点也得到了她的保姆，脾气火暴的唐娜·埃尔维拉（Donna Elvira）的证实，她同样表示那个病恹恹的男孩并不是她年轻主人真正的丈夫。倘若这两个女人所言非虚，那么凯瑟琳未来与亨利王子的婚姻倒并不存在明显的障碍，但他们仍需要获得所谓的“妨碍公众诚信的赦免”。这项赦免不需要经由教皇本人即可完成。

然而，关键在于，亨利国王和他的西班牙亲家还确实积极推动了教皇本人亲自参与此事，以便如他们错误估计的那样，可以令这桩婚事获得进一步的支持。双方都非常迫切地想要实现这桩婚姻，但他们又都深信对方的无耻下流已经到了极点，因此决心不再给对方留有任何余地，以便进行进一步的操纵。费迪南和伊莎贝拉也极力想要取消凯瑟琳的嫁妆，但这只有在她已经成为亚瑟暂时但“真正”的妻子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而关于凯瑟琳没有与已故丈夫发生过性关系的传言被从容地压下，广为流传的版本则是人们认为亚瑟确实在新婚之夜“临幸了西班牙”，正如他本人在第二天早上吹嘘的那样。而在教皇朱利叶斯二世为表现自己的深思熟虑而进行的长达几个月无来由的拖延之后，他最终宣称，鉴于亨利和凯瑟琳独有的顺从品格，尽管二人有亲缘关系在身，但他们的结合还是会获得罗马的祝福。就在那一刻，此事也得以暂告一段落：仿佛一块沉重的巨石，微妙地被搁置在一处脆弱的山脊之上。

在短时间内，一些敬陪末座的宫廷人士对未来的前景产生了快乐的期许，而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王子本人。他现在陷入一种对未婚妻标准化的崇拜爱慕之中，这种行为也满足了当时宫廷习俗的日常需要。毕竟，亨利曾经完全沉溺于那些新旧传奇故事里的骑士情调之中，这些故事此时正源源不断地通过印刷机，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英国本土涌现。无论任何地方，任何角落，爱的颂歌似乎都在空气中回响萦绕。年轻的亨利为都铎王朝精心设计的“伪装”而着迷，时时幻想着长发飘飘、笑靥如花的少女从虚构的城堡上方向下探望，等待着年轻的骑士打马赶来，将她们营救到那可靠的座驾之上。而且除非有迷人的少女从旁陪衬，否则任何一场骑士比武都是不完整的。同样地，当皇家礼拜堂的孩子们在晚餐时到吟游诗人的长廊奏响乐曲时，也往往是以爱的力量为主题，与侍臣饭后唱的调子如出一辙。因此，此时的王子心中始终充满了“真理与荣誉”之类的言辞，同时也充满了关于无情少女辜负有情郎的哀伤。因此当他在罕有的机会里，得以见到自己美丽的心上人，身着曾经华丽但业已褪色的盛装，这位即将成为骑士典范的年轻人，内心必然饱受高贵的怜悯之心的煎熬，同时也因保护欲勃发而雄心万丈。

但当年轻的亨利雄心万丈之时，他对父亲的怨恨也随之水涨船高。到1504年时，他已经认为自己年纪足够大，应当以威尔士亲王的身份到自己的公国附近居住了。就连不幸的小爱德华五世，也在比他年纪更小的时候就已经到鲁德娄城堡定居。对于早熟且抱负远大的亨利而言，获得自由和全新地位的前景实在难以抗拒。然而，直到凛冬已过，春回大地，甚至初夏都已经降临人间，他却仍在焦急地等待着国王的命令。而当命令终于到来，亨利的目的地却不是鲁德娄，而是威斯敏斯特，因为国王认为新的王位继承人只有在他眼皮之下才能够得到保护。尽管并不准确，但这个男孩足以感受到这份命令无异于监禁，他随之而产生的愤怒也必将引发严重的后果。首先，这无疑会激起他对那些觊觎王位、伺机叛国的危险分子的仇恨，因为正是他们才促使国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命令带来的怨恨，使得王子不愿从他那过分严厉的父亲身上学习所谓的统治技巧，而后者对自己儿子不遗余力的敦促，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令二者本已十分紧张的关系不断承受破坏性影响：这种影响只会让这位王位继承人的缺点继续放大，而无法得到改善。

在短时间内，年轻爱人的慰藉似乎可以让王子的沮丧得到缓解。但正如凯瑟琳很快就会发现的那样，天命就像一位垂死的母亲的心跳一般多变。1504年11月，当亨利王子罕见地在自己“妻子”的精心陪同下，参观威斯敏斯特宫时，后者母亲去世的消息却随之传来。由于这一突发情况，以凯瑟琳为中心的政治纽带随即土崩瓦解，她也立刻从王子的未婚妻和宫廷宠儿，变成了丧亲者与前途未卜之人。既然她的父亲已经不再是卡斯蒂利亚的合法君王，那么西班牙作为一个统一实体的未来便显得可疑，而凯瑟琳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也濒于崩溃。最关键的是，失去了女王的卡斯蒂利亚的继承人并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凯瑟琳的疯子姐姐胡安娜，她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之子，英俊的勃艮第公爵腓力。腓力打算以他妻子的名义统治卡斯蒂利亚，这一点很快变得明朗，而对于亨利七世而言，同腓力结盟自然就要比联合费迪南更有价值。这样一来，现在还住在英国王宫里的这个西班牙公主就变得没多少政治意义了。

而此时，英国王位的继承人年纪已经足够大，能够看明白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凯瑟琳政治和个人地位的改变。但他还没有经过亲身经历的锤炼，因而在接受父亲交代的任务时，并没有因此产生最为深刻的忧虑。不过，尽管未婚妻被废黜实属正常，但在表面上，真理、荣誉和浪漫情怀仍是亨利的理想。因此1505年6月27日，在14岁生日的前一天，他被要求放弃他倾注了格外多青春激情的西班牙公主的婚姻承诺时，一定绝非易事。此外，他还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放弃了婚约，以至于凯瑟琳仍然以为自己注定要嫁给他。因为只有这样，他的父亲才能够掌握主动，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向腓力抛出橄榄枝，让王子获得一桩更有利的亲事。

这桩不光彩的事情并没有在光线充足的宫廷里完成，而是在里士满宫殿西翼厨房下面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进行，这也算是恰如其分。在那里，王子站在一位穿着黑袍的公证人和一个由枢密议员组成的委员会面前，像一群阴谋家一般挤在一处。身穿宫廷长袍主持这个仪式的人名叫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 Fox），他当时是温彻斯特主教，通过在都铎王朝支持者流亡布列塔尼亚的黑暗日子里为他们鞍前马后而得到了王室的青睐。此时，在这个更加安定舒适的年代，亨利七世则要利用他来缓和这桩微妙的勾当中的道德裂痕。在这位老谋深算的神职人员（以及他身边字迹潦草的公证人员）面前，亨利王子被迫以自己最具男子气概的口吻，郑重宣布他与凯瑟琳的婚姻关系“无效、瑕疵重重、不具有任何效力”，并将此前立下婚约的理由一股脑推脱给年少无知。当所有的真诚善意都在这一记重锤下彻底粉碎，亨利的天真时代也就此告终。

即便国王只是为了以防万一才反对这门婚事，也不大可能减轻这一事件对这个男孩的创伤，因为亨利此时完全是在以违背初心的方式行事。毕竟，作为一位雄心万丈的浪漫传奇故事的男主人公，他怎么可以在将公主从痛苦的命运中解脱出来之后，又随手将她抛进黑暗的旋涡之中呢？然而对于他的父亲来说，政治层面的轻重缓急显而易见，因此并不存在这样的困境。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始终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但亨利王子更纯良的本性，此时还没有被国家利益所蒙蔽。温驯地成长于崇高荣誉与典雅爱情的理想中的他，既不能领会父亲的良苦用心，也不能欣然接受自己曾是这一阴谋的共谋者——尽管事情已经过去许久。因此，解决这一道德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责任推到别处，甚至可能推到受害者自己身上。于是，摆脱内疚感的诉求如蛇般迅速扭动驱驰，使得亨利自此以后的行为都充满了恶毒的特质。尽管随后他渐渐得到父亲的认可，但每一个迹象都表明，未来的亨利八世将会成为第一个“独夫”，进入这肮脏不堪的政治世界。

在一封写给教皇朱利叶斯二世的信里，这位王位继承人很快就抱怨说，凯瑟琳曾威胁说要许下宗教誓言，自己将献身于一种省思及禁欲的生活。也许听闻王子的秘密毁约传闻后，她确实在旁人的建议之下采取了这样的方式，这样做一来以自己的身体和生育能力为要挟，二来也挑战了她“丈夫对她的权威”。可1505年10月教皇做出回应，确认“在丈夫的意愿之外，妻子对自己的身体并没有主宰权”，同时还确认根据丈夫的意愿，“她的任何生活习惯都可以被更改和取消”，这一裁定将带来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在拥有了相当于教皇首肯的“武器”之后，亨利几乎不费什么力气便可说服自己，凯瑟琳的叛逆之举为他最近宣布取消婚约的举动提供了进一步的合理理由。到1505年夏天，亨利王子，这位崭露头角的亲民王子，未来国家美德与“谦卑”的典范，已经为未来学到了宝贵的政治经验——如何从原则上避重就轻地处理自己的过错。随后，他以同样巧妙的技巧，越发熟练地将自己的良心从其他纷扰中解脱出来，并将过错一股脑推到受害者的身上。

在接下来的三个年头当中，这位王位继承人变得越发受人瞩目。他的仪态较之他的父亲更显威严，同时他也意识到，身为一国王子，必须要引领时尚风潮。他身上缀满了亮片与宝石，同时洒满麝香、龙涎香、薰衣草、玫瑰水和橘花水，还会穿上蓝色与红色的天鹅绒以及紫色的绸缎来凸显自己皮肤的光泽。他的穿搭也开始学习最新的欧陆风尚。作为身体上一个引以为豪的独特位置，他的小腿肚在意大利最新出品的及膝短裙衬托下更显优美曲线，而他紧身短上衣的袖管也是以当时瑞士及德国雇佣兵最流行的样式缝制勾勒。为了让自己宽阔的肩膀显得健壮有力，他巧妙地在上面罩了一件外套，而他天鹅绒帽子上的金色花边则进一步衬托他头发的乌黑油亮。当然，他的发型也经过了精心打理，两侧的头发用发钳烫出弧度，使之与下巴的弧线吻合，同时前额留有刘海，“就像威尼斯的牧师一样”。

然而，在这位风度翩翩的王子迅速提升自己壮美优雅的男子气概的同时，他的准新娘却仍在为保持外表高贵苦苦挣扎。她栖身于威斯敏斯特宫外围狭窄的斗室里，这里自1505年12月以来便一直是她的居所，而据她自己承认，她在资金方面几乎“捉襟见肘”。威尔士亲王的15岁生日本该是她的大婚之日，现在却泡了汤，她只能目送自己的珠宝和盘子一件件消失在伦巴第街意大利放债人的保险箱里。公主写道，放债人每天都会来侮辱她。她的厨子已被送回西班牙，结果半路被俘，成了巴巴里的摩尔人的奴隶。此时她身边只剩下了管家阿隆索·德·埃斯基韦尔、财务主管胡安·德·西塞罗、一位孤独的医生，以及5个剩下的女仆，凯瑟琳声称她们非常绝望，以至于已经准备好“上街讨食”了。缓慢但不可避免地，她开始变得性情乖戾，同时，她唯一的希望一点点地变成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角色，而不是她父亲手中一颗半死不活的棋子。

然而，如果说王子跟他的未婚妻仍维持着半死不活的关系，算是一种宽宏大度的屈尊俯就，那么处在仍被父亲控制的麻木从属状态下的他，对自己的位置也并不满意。1508年夏天的事件很好地说明了二者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当时亨利已经17岁，距离王位咫尺之遥，终于有机会第一次在竞技比武中亮相。当时他已经快长到他最终的身高6英尺3英寸，身负意大利出品的最上乘盔甲，他的坐骑则身披装点着鸵鸟毛的华丽布料。他似乎精于自己参加的每一项竞赛，无论是绕圈赛马、持剑操矛徒步作战，还是马上对战，他都博得了众人的一致喝彩。然而一个多月之后，在1508年7月24日，亨利七世要凯瑟琳到格林尼治宫他的密室交谈了一个半小时之久，彼时的王子却仍像是个小学生般被命令从房间离开。

当然，这里有一种诱惑，即把这位父亲的行为归结为一种单纯的怨恨，因为他已然老朽，终将被一个更具魅力与活力且更受欢迎的人取代。但实际上，这位父亲更多是在忧虑，因为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这位新的继承人缺乏成为君王的微妙气质与自制能力，并不适合去完成他父亲指定给他的巩固江山的重任。编年史学家告诉我们，亨利七世有时会“靠在一张高高的镀金椅子上，上面盖着一块金色的布，还有一圈宝石”，同时戴着“嵌着大颗宝石和珍珠的帽子”出现在各国大使面前。但这些开销纯粹是为了政治目的：令那些相信财富即地位的人将他看作真正的国王。与儿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衣服或繁琐的小饰物兴趣寥寥，而且即便他并不反对在年轻的廷臣们中间弥漫的享乐主义，对此也十分轻蔑。都铎王朝第一任君主统治期间，同样没有表现出任何与第二任君主时代过分张扬的自我宣传密切相关的内容。当亨利七世为迈克尔·西托（Michael Sittow）给自己绘制的晚年肖像做模特的时候，他几乎完全轻蔑于此事，头发未经梳理，手指动个不停，仿佛希望这项差事赶紧结束。很显然，亨利七世是个事业心旺盛但没什么情趣的人，即使是在最朝气蓬勃的时候，他也无意像儿子那样在宫廷上打扮成牧羊人、摩尔人或土耳其人吸引众人的眼球。但时代已经改变，未来的亨利八世已经在宫廷的走廊和隔间里，嗅到了全新的、春天般的清新气息。

这对父子之间冲突的先后次序，与他们成长过程的巨大反差有明显关系。作为娇生惯养的国王之子，亨利王子成长于重重保护之下的特权环境中，而他父亲在他这般年纪，却早已在争斗与危机中学到了许多。时至今日，许多家长对这样的困境已经十分熟悉。然而，这位父亲身负的重要职责又令他无法长期对孩子进行言传身教，此时又怎能同他建立起全新的、更加亲密的关系？但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统治者，他不会放任自己的继承人以这样的姿态继续成长。就这一点而言，他完全无法理解儿子的高雅品位与学识，他的小说与幻想，以及他热衷于人前显圣的个性。另一方面，如何才能让这位固执任性的年轻人理解父辈为了千年基业，不惜令自己的行事显得怪异的那些猜忌与牺牲？这些最初只是相互不理解的代沟，逐渐演变成强烈的反感，最终令这位过早衰老的国王下定决心，要将儿子锁在自己的牢笼中——不仅仅是为了王子个人的成长，同时也是为了整个国家的未来。

实际上，直到真正黄袍加身那一刻之前，这位英国王位的继承人一直都过着一种被严格限制的生活，这对他日后自私而不加节制的统治风格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按照在1508年来到英国的西班牙大使富恩萨利达（Fuensalida）的说法，威尔士亲王在如此大的年纪仍然受到如此严密的监视，搞不好此人是个女孩。直到亨利登基前一年，他似乎还经常“像个女人一样被锁在房间里”，这个房间距离严密监视他的父亲咫尺之遥。显然，他只能通过一道暗门离开，并且始终被由他父亲指派的侍者包围。这位大使同样表示，没有人能够接近亨利王子，更不用提跟他说上话了。在公共场合，他几乎始终一言不发。“他噤若寒蝉。”西班牙大使富恩萨利达写道，“除了回应国王的要求，他什么话也不说。”

不过这些都不足以证实所谓的流言，即王子在当时被囚禁在威斯敏斯特宫的一个单人房间里。与多年来为他立传的作家们意见相悖的是，亨利无疑保留了一些自己的仆人，包括男仆、管家和牧师，他还拥有自己的吟游诗人，甚至还有一群乐师。实际上，亨利私人马厩的一位马夫后来郑重地发誓说，这个男孩就和他已故的哥哥一样，享受到了“国王儿子应有的尊严”。所有这些都表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王子是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微型宫廷里生活的，这个被隐藏起来的小宫廷固然重重受限，但至少舒适惬意。在这个小天地里，亨利完全可以保有自己的威仪，在自己王室的罩篷下用餐，而他的仆人则在房间下方仰视着他，跟他保持着恭敬的距离。而在自己的良师益友，以及小5岁的妹妹玛丽面前，他都可以继续摆出文艺复兴萌芽时期的壮美形象，并且做出激动人心的承诺，宣布充满荣光的军事行动即将到来，即便这些都不怎么让人信服。但不容忽视的是，固然这位年幼的、被限制的王子仍可以保有这一切，但他也越发意识到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离他而去，他的实际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这位继承人鲜有机会接触到外部世界，反之亦然。必须有国王的明确许可，人们才能走上通往王子寝宫的大道。而且在下午于公园自由活动期间，除了他被特别指定的同伴，“出于王子生命安全的考虑”，任何人都不得与他交谈。与此同时，任何想要谒见王子的访客，都必须从两个全副武装、手持镀金戟，守卫在国王寝宫大门两侧的卫士身边经过。最能说明他被有意隐匿起来的证据，是1504年至1505年，很少有大使在报告中提到亨利王子。如果这些热衷于探查打听、发掘流言与传闻的使节们都无法制造机会与他见面，他就真的是难以触及的了。当然，当他带着随从前往里士满、温莎或任何皇室居所时，他也同样会和在威严肃穆的威斯敏斯特宫一样，受到严密的保护。

不过，这位王位继承人倒是有机会获得至少一个人物的陪伴，那就是第四任蒙乔伊男爵威廉·布朗特（William Blount）。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贵族，他受国王委托，陪王子一起阅读历史书籍，同时提升他的拉丁文写作能力。1499年，他被任命为王子的“研习伙伴”，而仅仅在两年前，他还帮助国王粉碎了康沃尔叛军的阴谋。像布朗特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这位高贵的贵族坚定地表现了他的英武，捍卫了自己为国王效忠的名声。但此时，更重要的则是他那横溢的才华。在十几岁的时候，这位男爵就已经成为当时才华超群的人文主义者圈子里的重要成员，其他成员还包括托马斯·里纳克尔（Thomas Linacre）、威廉·格罗辛（William Grocyn）、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以及一位名叫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林肯律师学院年轻学生，在当时他便已经获得了“甜嘴蜜舌”的美誉。在他的牧师和皇后学院的一位学者理查德·惠特福德（Richard Whitford）的陪同下，男爵的叔叔安排他在巴黎正式完成学业，在那里，他得到了伊拉斯谟的亲自指导。在回国同年轻的女继承人伊丽莎白·赛伊（Elizabeth Saye）完婚后，他还曾邀请荷兰人到他位于格林尼治的家中做客。在那之后，蒙乔伊男爵便获得了这位欧洲最重要的学者的第一位英国赞助人这一殊荣。实际上，正是在他的鼓励之下，伊拉斯谟才开始了对于《箴言录》（Adagia）的研究。因此，总的来说，这位廷臣似乎十分适合以目前需要的方式，对威尔士亲王的才智进行进一步的丰富与打磨。

然而实际上，蒙乔伊男爵充当的并不只是威尔士亲王的临时导师。他的主要职责，是指导这位正在成长的男孩掌握更为广泛、考究的“绅士风度”。蒙乔伊男爵素以体面优雅、彬彬有礼著称，以迎宾者的身份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外交聚会，这一点绝非偶然。用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的话说，高贵的完美标志，是“对于任何粗鲁的行为都能够用优雅艺术的方式加以掩饰，并且……可以在举重若轻、若无其事的状态下完成”。因此，这一切都要基于最为敏锐的自我认知，以及对他人复杂心思的了如指掌。从这个程度而言，真正的优雅并不是习得的，而是领悟、捕捉到的内容，这也就让蒙乔伊男爵的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因为他的学生的身边人在他身边始终无法做到自然放松，甚至总是让自己像是一件玩物和装饰品。事实上，亨利唯一知道的就只有这种刻意的尊崇，而这种尊崇最终成了他唯一能够容忍的旁人的状态。

因此，通过观察自己导师的一举一动，亨利只是在既广泛又狭隘的状态下，学到了“示好游戏”的皮毛。他当然领悟到了装出一副“温文尔雅、亲近众人的形象”的方法，同时也懂得如何将自己打扮得高贵典雅，如何通过网球、草地滚球、打圆盘或者多米诺骨牌，以及精心谋划的良好友谊来广泛交游。他还在玩各种纸牌游戏的同时，观察到了蒙乔伊男爵如何轻松地打情骂俏，映着烛光看到廷臣们如何对他们的狂热崇拜者投去胜利的一瞥。但当亨利在这些场合里木讷地进行观摩之时，他也受到了蒙蔽，令他从各式各样的恭维者那里，相信宫廷不过是一款齿轮玩具，一切都是为了配合他的步调而设计。他还会相信，只有他一人才是令整个宫廷熠熠生辉的理由。即便蒙乔伊男爵将良好的行为准则传递给了王子，但他也只是成功地教会了后者“绅士风度”的表面文章，而无法触及其本质。

当然，尽管这位光鲜靓丽的贵族很适合为王子的消遣设计“真人秀”，但王子同他的亲密关系很容易暴露出其他问题，并且很快会被人捕捉并误解。蒙乔伊男爵当然不是放浪形骸之徒，而且王子是在其他人那里听闻宫廷中那些不那么体面的地下元素的。但尽管思想正统，男爵对女人的偏爱也的的确确导致他四度结婚。此外，早在19岁时，他就和第一任妻子结了婚，而他在宫廷中“雄孔雀”的地位，与其他跟他类似的人物一起，反映并发展了宫廷上各式各样以求爱为主题的典礼活动，这些活动已经被年轻的廷臣们广泛接受，成为他们文化中的一部分。对于处于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廷臣来说，一个充满爱之吸引力的扮相，跟他胸口沉重的金链子，以及身上浓郁的异国情调一样，都是成为“时尚达人”的关键。而不管结婚与否，出身高贵的情妇的耳边呢喃，也总能为男性平添更多魅力。

有关这一点以及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威尔士亲王无疑都是通过蒙乔伊男爵学习的。然而此时的他却只能在宫廷日常活动中极其边缘的位置露面。实际上，这些年来，他几乎没有在第一等的活动和节庆仪式里扮演主角。例如妻子刚一去世，亨利七世就把基尔代尔伯爵召到英国，以招待他儿子杰拉尔德为名义举行了一系列盛大的娱乐活动，长达3个月，但亨利王子并没有参与其中。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1503年年底，当时在贝纳德城堡和温莎，为庆贺勃兰登堡的马尔格雷夫（the Margrave of Brandenburg）来访，人们同样举行了奢华的娱乐活动。甚至到1504年2月，在为庆祝威尔士亲王获封的一系列奢华活动中，亲王本人依旧籍籍无名。两年之后，当美男子腓力和他的妻子胡安娜造访英国时，年轻的亨利倒是在福克斯主教的严密监视下，陪他们共度了一天一夜，并且在圣乔治教堂的镀金天花板下接受了勃艮第的金羊毛骑士勋章。然而当卡斯蒂廖内和乌尔比诺公爵的其他代表造访，宫廷举行类似的活动时，王子却并没有得到任何参与的机会。1508年阿伦伯爵（the Earl of Arran）及其兄弟被扣留在英国时，里士满和温莎举行了一些活动，但王子同样没能露面。

与此同时，如果说这个男孩在上流社会的活动受到了刻意的限制，那么直到真正掌权，他所获得的政治训练同样也是一片空白。他确实曾在奥蒙德伯爵（the Earl of Ormond）的特许状上签字，让他可以每周进行一次集市活动，还曾给予威斯敏斯特宫圣斯蒂芬教堂的座堂主任牧师及司铎一些拨款。和亚瑟幼年时一样，他的名字也不时出现在一些调解委员会当中。1503年1月16日，他还在威斯敏斯特的一次听审裁判巡回法庭上露了面。但这些无疑都只是空有虚名，他并没有在国家事务中担负任何重要责任。他甚至没被敦促，要密切关注政府的运作方式。他只是偶尔成为官方文件的签署人，而且也没有任何参与议会会议的记录。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严苛残酷的王权技艺领域，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训练，亨利八世便登上了王位。

当然，从某些角度，强加给王子的严格隔离也完全在意料之中。比如人们总是十分小心，以确保当他在场时所有的言论都关乎“美德、荣誉、机警、智慧以及恭敬行为，谨防任何可能导致他堕落的内容”。同样，对于传染病威胁的现实担忧也是尽量避免让王子接触外部世界的一个原因。毕竟在1508年，亨利王子家的几个仆人先是起了传染性的皮疹，随后高烧不退，甚至在临终前身体发臭，最终死于一种未知的致命疾病。随后财务大臣休·康威爵士再次发表了不够恭敬的言论，他表示如果国王去世而王子尚未成年，那么后者大概很难在宫廷中获得足够的支持。不过，当国王透过楼上的窗户，观察王子在庭院里跑跑跳跳时，他的担忧可能并不止于安全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他能不能活到成年，而是他的行为做派能否担负得起王位。

从获封威尔士亲王开始，亨利便在被称为“心腹”的男孩和年轻男子的陪伴下生活。这些人年龄不同，背景各异，其中包括了爱德华·内维尔（Edward Neville）、亨利·柯特奈（Henry Courtenay）和尼古拉斯·卡鲁（Nicholas Carew），但日后他们都可能会被这个现在跟他们一起玩耍的孩子以叛国之名处死。内维尔是拥王者沃里克的后代，跟王子拥有相似的肤色和健壮的体格，因而甚至有传言说他是王子的私生手足。这两个十几岁的男孩确实曾经情同手足，在富丽堂皇的宫廷活动中参与竞赛，身着富于异域风情的服饰，于最具魅力的女性面前散发自己的魅力。但除了甘愿成为王子的陪衬，从不盖过他的风头，内维尔和他的同伴们也很好地扮演了侍从的角色，成为一系列伟大场面的合格点缀。根据场面的需要，他们会穿上华丽的黑色或蓝色天鹅绒礼服，饰以金色的百合花以及其他富丽的象征。他们充当护送者和骑手，而作为回报，他们得以接受皇家教育，学习“与他们身份、年龄相称的语法、音乐以及其他充满智慧与锻炼意义的人类活动”。

在这个由一群吵吵闹闹的年轻人共同组成的茁壮成长的团体中，查尔斯·布兰登对王子的影响尤其明显。布兰登年长亨利7岁，从各个方面讲都是那种自信而莽撞的领袖，任何愣头愣脑的热血男孩都会追随于他。尽管他出身卑微，后来被伊拉斯谟称为“马倌”，但在成年之后，他成了“第二国王……或多或少”。实际上，他的父亲威廉·布兰登是亨利七世在博斯沃思一战中的掌旗手，据说是被理查三世亲手斩杀。而随着母亲死于分娩，祖父也在1491年去世，这个名叫查尔斯的男孩便孑然一身了。但他的运气极佳，由于自己父亲的忠诚，他得以受邀进宫，成为亚瑟王子的玩伴。此后命运女神继续向他微笑，当亚瑟和凯瑟琳公主移居鲁德娄之后，布兰登留在了伦敦，陪同国王的次子生活。在随后几年里，他成了亨利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朋友，成为他的“挚友”圈子的核心人物，并在亨利青春期及成年之后，对他精神世界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布兰登在1502年时业已成年，他身材高大魁梧，一头黑发，性格外向，很有吸引力。尽管精神方面并无太多过人之处，但他在他的皇室伙伴们中间展示了自己显而易见的体力优势，以及摔跤、狩猎、赛跑、骑马比武方面的过人天赋，从而弥补了这一点。他还展现了格外充沛的男性魅力，这毫无疑问成为青少年时期的亨利崇拜他的重要原因。实际上，1505年时布兰登就已经答应迎娶加来总督之女安妮·布朗。尽管并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但订婚协议已经在布兰登的资助人艾克塞斯伯爵面前签署。因此基于教会法，两人的婚约已经生效，而安妮不久便怀孕了。

然而这一切都未能阻止布兰登在女儿出生之后毁弃婚约。同样，这也不能阻止布兰登与安妮·布朗的姑妈——一个名叫玛格丽特·莫蒂默的非常富有的女人——共结连理。他所展现出的这种见利忘义的机会主义倾向，即便是同时代人也有些看不下去。但这还没到布兰登道德范畴的底线。当愤怒的布朗一家将女儿的婚约被毁案告上法庭，他的婚姻很快破裂，但这位执着的婚姻交易经纪人还是跟他那位有钱的寡妇“复婚”，可能还在1508年举行了一场相当体面的婚礼。毫无疑问，这桩肮脏生意的每一个有趣细节都同时被王子看在眼里。到后来，他似乎正是据此，得出了婚姻应当在年轻人诸多事务中处于何种位置的愉快结论。

因此，作为王子的伙伴，布兰登和他的小伙子们显然不甚理想。但国王也清楚，这些人必不可少——不仅是为了儿子的快乐成长，更是为了让他接受军事技能训练。实际上，从那时起，王子便已经对战争和彰显武功的行为越发着迷了。尽管中世纪的骑士传统正在迅速衰败，但至少仍旧活跃在文学里。到亨利出生那一年，仍有几十种颂扬骑士美德和英雄事迹的新书在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那里出版。正是卡克斯顿告诉他的读者们，“于凡人而言，为扬名立万、名垂青史而忍受辛劳与痛苦，是最为正当的事业”，而这种情感令青春期的王子直到成人之后仍为之着迷，并一直伴随着他成为一个饱受痛风之苦的秃顶老人。毕竟他是看着赫克托耳和查理曼的故事长大的——圣杯传奇、兰斯洛特、加拉哈德、崔斯特拉姆和珀西瓦尔始终都是他的思想来源。他也会对当世的一些传奇功业有所耳闻，例如骑士贝亚德（chevalier Bayard），据说此人曾单枪匹马保卫位于加里利亚诺的桥梁，一人对抗200名西班牙士兵。亨利相信，除非自己也能创下如此功绩，否则他永远都不配成为一代君王。

最重要的是，他渴望能够在中世纪英国国王们的老对手法国人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在这段时间，伊拉斯谟曾多次与亨利见面，后来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称王子“儿时的梦想就是光复法国各省”。弗鲁瓦萨尔那些关于英国人在法国土地上压倒性胜利的作品，亨利照单全收，极致的英国式勇气在他的脑海中深深铭刻。他了解克雷西的伟大胜利以及随后卢安固若金汤的城堡如何被攻陷，清楚图尔奈围攻战的每个细节，爱德华三世在数个星期中不断运筹帷幄。最重要的是，他为亨利五世无与伦比的攻击着迷，那是“所有骑士事业的鲜花与荣耀”。在阿金库尔之战前夕，他曾冒着大雨穿过营地，鼓舞士气低落的军队重整旗鼓，夺取胜利。亨利也被十字军东征深深吸引，当时基督教世界尚未达成共识，将永远不会在圣地竖起战旗。随着这位王子单薄的身体逐渐发育成英雄的模样，他的青春期幻想也随之增长。

作为一个年轻人，亨利当真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完美的骑士，源源不断的各种美誉只会让他无拘无束的浪漫主义思想进一步滋长，同他幼稚的自我中心性格并驾齐驱。他学会了用剑、矛和圆盾击退所有来犯的敌人，此时则操练着跟布兰登和其他心腹们骑马比武、吵吵嚷嚷的技艺。他也第一次穿上了圆润光滑、闪闪发光的意大利风格板甲。他还学会了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穿脱铠甲，即使是在酷热的夏天，太阳光让金属变得更加灼热之时。他也可以背负大约60磅的重物快速移动。据说到16岁时，他每天都会按照计划进行锻炼，同时还在长矛技术方面第一次得到了正式指导。每每有机会，他就会像挥舞着弯刀的土耳其人一样，对着真人大小的靶子劈刺砍击。他同时还熟悉了枪支和火药的使用，了解到重型火炮惊人的破坏力。战争技艺的任何一个方面，他似乎都已经了然于胸。他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同龄人进行当面的批评或是严肃的挑战。

随着王子的进步被人们胡乱吹嘘，他开始表现出固执的个性，这不禁让国王对他自娱自乐式的长进感到烦恼。1504年，当英国与西班牙的关系达到顶峰，埃尔南公爵曾宣称：“国王如此喜爱威尔士亲王，真是好事一桩。”但他随后又别有深意地补充道，“但国王把他带在身边并不仅仅是出于喜爱，他希望能敦促他进步。”而根据有机会了解内情的王子亲戚雷金纳德·波尔的说法，国王实际上对王子深恶痛绝，“对他没有感情，也没有幻想”。与此同时，作为王子以及整个宫廷的亲密伙伴，蒙塔古勋爵也曾发表过相似的议论，但这却在多年后成为他被控叛国的把柄。当然，年轻的亨利能够通过叛逆，将国王逼入一种病理性的狂怒状态。他会在国王教训他的时候出神，“眼睛闭着，既没有睡觉，也并非清醒”。按照富恩萨利达的说法，有一次，国王和他的儿子甚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搏斗，“仿佛想杀了他”，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个小时，直到情绪回到正常。

到接近成年时，王子表现出更多令人不安的特质。他的父亲对此无能为力，也无法完全控制。米兰大使在这方面的评论可能格外具有启发性。比如他曾评论说亨利王子“为人单纯坦率”，这句讽刺性的恭维实际上表明了王子令人遗憾的个性，当他发觉没人在意他的时候，他就会不顾场合跑到大厅里玩耍。16岁时，当一位法国侍臣称赞他的箭术高超时，王子天真无礼地回答，这位侍臣的箭术“作为一个法国人已经够不错了”。尽管心地善良，但年轻的亨利的活力却让他的性情变得暴躁易怒，总是烦躁不安。米兰大使称他“恨不能在脚上套1000只鞋子”，他还观察到亨利特别容易感到不耐烦，“从不能保持安静”。最让人担忧的是，他的不安当中伴随着骄傲。伊拉斯谟指出，亨利王子“无法忍受任何人在和他讲话时看着他的脸”。他的固执同样超乎想象。托马斯·沃尔西后来谈到亨利时说，一旦他下定决心，“就算有天使下凡，也没法劝他回头是岸”。“给他建议一定要慎重，”沃尔西警告说，“一旦被他采纳，他永远都不会改变心意。”

威尔士亲王在父亲的严密监视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最终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讽刺的是，当时的国王在体力及精神层面都变得衰老不堪，而他的继承人却被他更为窒息地束缚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于是在他当政的最后几年，这个儿子观察到的是一位脾气越来越坏、越来越偏执的父亲操纵着王权。在这个跟理想主义毫无干系的环境之中，亨利王子开始认为统治的关键，正是时不时暴跳如雷，以及对个人冲动的放纵。因此，尽管亨利七世十分努力，并且毫无疑问是出于好意，但他却无法将王权智慧的基本原则传授给自己的儿子：对待权力，要区分合理的使用与滥用，同时要将个人的思虑置于主体需求之下。

在自己日渐衰败的过程中，国王的统治风格变得色厉内荏，而这成了他的继承人日后的主要风格。有一次，言行浮夸、不够得体的富恩萨利达激怒了他，这让他大为光火，拒绝“和他见面、听他说话”，下令不许西班牙人踏入宫门一步。而当富恩萨利达来到宫门前时，国王甚至让他的仆人勒住大使坐骑的缰绳，粗暴地把他赶走。还有一次，在王子14岁时，他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通过暴跳如雷来解决跟西班牙之间的商业纠纷，因为后者想要解雇800名游手好闲的英国水手。“他说的话简直不堪入耳，”西班牙大使抱怨说，“此人毫不掩饰自己极端的情绪。”在皇室愤怒的施压下，这场危机暂时得以避免，但王子却将这一切看在眼中，并且得出结论：大发雷霆和污言秽语将会是处理日常政治问题的有效工具。

随着国王的暴怒愈演愈烈，他也变得越发残忍和多疑。此时他用以压迫的主要工具是理查德·恩普森爵士，此人出身卑微，是托斯特一个筛子制造商的儿子，而他的助手埃德蒙·达德利则是苏赛克斯柯林平附近阿瑟林顿的一位乡绅之子。此二人都是恪尽职守的行政官员，但对众人，包括最终对自己，他们在履行首要职责——以王权的名义巧取豪夺——之时，无疑都太过忠诚。他们在从别人口袋里掏钱方面似乎有“特别的技巧”：一方面他们会厚颜无耻地指责富庶地主保留了大量家臣，却不向国王缴纳应缴税款；另一方面则会抢占未做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直到所有值得亨利研究的盘剥对象都发觉自己陷入一个债券和以金钱证明效忠的网状系统当中，无处可逃。

在最后这几年中，此前宫廷中可以用来弥补国王的严苛统治及阴暗的不可预测性的些微光亮也已经丧失殆尽了。实际上，随着年老、衰弱和那些昔日值得信任的顾问纷纷失宠，国王开始拒绝自己曾经享受过的那些乐趣，甚至包括由怪胎和傻子演绎的粗俗滑稽剧。对于亨利七世的晚年，弗朗西斯·培根写道：“为了他的兴致，这些都偃旗息鼓了。”尤其是在王后去世之后，整个宫廷便风光不再。上了年纪的廷臣们纷纷开始追忆和蔼、开明的爱德华四世，他在宫廷中“模仿了勃艮第风情”，并进行了创新。历届公爵都得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给整个欧洲树立风尚榜样。但国王现在只想在观察者们面前保留王室风采，曾经在1501年为纪念亚瑟与阿拉贡的凯瑟琳订婚而进行的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此时都已经成了过眼云烟，消弭在如今荒漠般单调无味的宫廷氛围当中。

于是，随着53岁这年春天的临近，这位瘦削、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牙齿“稀少、残破、发黑”的国王，进入他最后一次不断衰竭的“消耗性疾病”中。正是在这种和气、安定、沉闷的背景中，亨利八世终于被加冕为国王。此时的他尚未度过18岁生日，严格来说仍是个未成年人。当老国王大限将至，英国人理所当然地平静以待，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悲伤。实际上，当新国王被压抑许久的自我终于得以释放，很快便导致了一种爆炸性的集体狂热，迅速摧毁了逻辑和所有理智。于是，在经历了一个过分节俭的时代之后，当都铎王朝的第二位国王君临天下，他的铺张浪费被视作慷慨大度的象征。同样，当恩普森和达德利被随意丢到群狼中间，民众中唯一的声音便是“正义虽会迟到，但终究不会缺席”的满意呼喊。而当英国军队践行中世纪的英雄气概，趾高气扬地向苏格兰和法国发动“烧钱战争”，或国王不顾法律上的质疑，毅然迎娶比他大6岁的西班牙公主之时，全国上下也并无反对之声。人们似乎是渴望安宁的，可一旦获得了安宁，他们却会蠢蠢欲动。

3 忠贞之心的黄金时代

我是你的，永远。亨利。

——亨利八世在约克的伊丽莎白的弥撒经书上的题词。此书被作为礼物赠予阿拉贡的凯瑟琳

1509年4月，伴随着春回大地，整个英格兰都充满希望，因为未来注定朝气蓬勃、激动人心。亨利八世刚刚成为这绿意盎然的岛屿王国的新主宰，现在正忙于筹备自己的浪漫婚礼，准备为音乐、游戏和王室的荣耀挥霍自己继承而来的财富。这位性格强势、热情洋溢、精力充沛、努力逢迎的自信王子，被各方人士吹捧成了一位天才。编年史家爱德华·霍尔写道，亨利“天性淳朴、正值年少、生机勃勃、勇猛无畏……是一朵即将盛放的青春之花”。而蒙乔伊勋爵则更进一步，表示整个英格兰现在都已经“欣喜若狂”。托马斯·莫尔对新国王的赞誉过于露骨，以至于一位法国批评家杰尔马努·布里克希（Germanus Brixius）指责他对已故国王不忠。莫尔写道：“这一天，是我们奴役的结束，自由的开始；悲伤就此作古，欢乐奔涌而来。”新的君主将是一位“为每一只眼眸拭去泪水，让赞美代替所有哀鸣”的统治者。与此同时，许多外国人也抱有同样的热情。一位外国人士说：“对这位国王的热爱，对于任何有幸目睹他英姿的人而言是一致的，因为陛下似乎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乃是天神下凡。”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亨利八世手里拥有一手完美的好牌，可以游刃有余地展开属于自己的牌局。借由父亲的政治才能，他是百年以来第一位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登基的英国国王，可以统治一个稳定、和平且无外债的王国。此外，作为都铎王朝的第二位君主，跟第一位相比，他拥有了“纯正的帝王血统”，彰显红白玫瑰的结合。最后这一点并非最为重要，但新国王却极为看重。

从半人半神的伟人到顽劣不堪的暴君，这一转变在1509年亨利八世登基之初是不可想象的。当国王靠的自然不是长相和身材，但外形对于一位供人景仰的统治者确实会有很大帮助。按照一位外国人士的说法，这是一位“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统治者”，自然容易受到崇拜。此外，在继承王位之后，这位英格兰的新国王在跟其他对手的比较中同样优势尽显。比如他在外形上远胜长着朝天鼻和地包天下巴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更不用提心怀鬼胎还连累了长相的阿拉贡的费迪南——他的左眼完全睁不开，同时还因少了颗门牙而口齿不清。至于那位可敬的堕落者路易十二，由于梅毒缠身，此时几乎已经不成人形。

尽管亨利的脖子“相当长且粗”，嗓音尖细高亢。到将近50岁时，一位描述他女儿玛丽夫人的观察者表示她“说话的声音比她爸爸还要更像男人”。可相比之下，他的外形仍旧堪称标致。他赤褐色的头发“梳成了短而直的法国样式”，面容姣好到足以“打扮成一个漂亮女人”。

这位新国王似乎不知疲倦，他唱歌、跳舞，跨上战马与人打斗，似乎什么都不关心，除了挥霍他父亲积累的财富。那些帮助亨利七世填满国库的人成了第一批受害者。无论是理查德·恩普森爵士和埃德蒙·达德利被依法铲除的方式，还是国王在处理这一事端时缺乏的深思熟虑，都成为关于未来事态的不祥预兆。为了与前任划清界限，在登基后不久，亨利便刻意地迎合了公众的偏见，公开邀请全国子民对前任国王的任何仆人提出关于榨取财物的指控。恩普森和达德利成了靶子，但此二人在上任国王统治时期一直是秉公办事，而且想要证明这一点十分容易。于是他们便被扣上了叛国罪的帽子。恩普森被指控在老国王弥留之际决定要和达德利合作“篡夺王位”，而后者则“私自募集骑士，为其效犬马之劳”。合理防范措施被巧妙地重新定义为阴谋。8月，当亨利和他的廷臣们还在温莎寻欢作乐时，两人已经被处以极刑。

“有人看见我们是怎么被判有罪的吗？”恩普森徒劳地抱怨道。尽管对这些曾风光一时的权臣罪名的罗织与审判设计可能并非出自亨利一人之手，但毫无疑问，整个过程中都打满了他随后非正义行为的烙印。从天而降的莫须有罪名和粗暴实用的道德指摘很快成了亨利治国理政的特色，而这一迹象实际上已经被当时一些有心人看在眼里。甚至连在加冕礼上全神贯注赞美他的托马斯·莫尔也欣然承认，对他的主人而言，“如果我的脑袋能为他在法国赢下一座城堡……他肯定会立马把它拿走”。可以肯定的是，1513年，作为对法开战的前奏，亨利将自己的敌手，已经在伦敦塔中被囚禁了7年的埃德蒙·波尔（Edmund Pole）处决，以便让人们了解在国王御驾亲征之际，保持忠诚的必要性。

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残忍的特质尚未暴露，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场为了爱情义无反顾的婚礼，以及不顾一切的寻欢作乐。老国王去世仅仅6个星期，他便和阿拉贡的凯瑟琳在格林尼治的方济各兄弟会礼拜堂里结了婚。随后又是一场盛大的夏日宴会，人们狩猎、跳舞、盛装打扮，即便是几天后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撒手人寰也没有让他们丧失兴致。另一边，6月29日国王祖母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院长的家宅中去世，仅仅成为人们与过去切断联系的另一个标志——周遭的一切都在忙着遗忘。尽管按照她的意愿，人们在她的儿子和儿媳所在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亨利七世小礼拜堂旁边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并下葬，但新国王却不允许她扫了自己的兴。而且这位老妇人的辞世，将会让她的孙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地计划自己不受约束的执政之路。他直接无视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勒姆的建议，一意孤行地许下婚礼誓言，后者曾不止一次提出凯瑟琳和亚瑟之前的婚姻可能是亨利计划中的障碍。但现在，他已经完全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妻子身上了。实际上，无论是这位王后的年龄、她以前的婚姻，还是她将自己全新的归宿视为为父亲重新开辟道路的事实，都会让国王逐渐心灰意冷。但现在的亨利无论如何都要迎娶这位妻子，他也将为此不惜一切代价来美化自己和自己的婚姻。

当然，此时宫廷一切活动的艳俗中心，无疑都是国王本人。在这样一个地位、外表与炫耀性消费密不可分的世界里，人人不甘落后，王室账目上很快便毫不奇怪地出现了大量昂贵物品的款项。比如据说有335英镑以“雅克·马伦”的名义付给了巴黎的一个珠宝商，此人还付了566英镑，用于购买各种宝石以及1000颗珍珠。“他的手指上戴满了宝石戒指，”一个意大利人写道，“他的脖子上戴着一个金项圈，上面挂着一颗胡桃大小的钻石。”据我们所知，亨利还戴着一个船形吊坠，它的桅杆和甲板上嵌满了钻石。可想而知，国王的礼服同样华丽，由威尼斯的锦缎、奢华的丝绸、薄绸、银丝纱制成。这些按照今日金价折算每码造价超过2000英镑的布匹和丝绸锦缎，让佛兰芒裁缝斯蒂芬·贾斯珀忙得不可开交，同时也为亨利赢得了“世界上穿着最好的君主”的美誉。

对于赌博游戏，国王同样饶有兴致，尽管输钱可能会让他感到扫兴。此类游戏在宫廷中人气颇高，尤其是在有外国使臣的仆从参与其中之时。皇家骑士元帅不仅负责组织活动，还曾亲自担任簿记员。英国式的骰子游戏成了这段时间皇家宴会的标准收尾。1511年，国王在一群意大利银行家的怂恿下一掷千金，结果统统打了水漂。他感觉自己被这几个意大利人骗了，于是下令禁止他们踏入皇宫。

不过从表面上看，国王并不完全是一个浅薄浪荡、只顾寻欢作乐之辈。尽管身边围拢着一群阿谀奉承的纨绔子弟，但人们对国王才智的赞颂绝非捕风捉影。对国王的赞美也会出现在当时的一些私人信件中，这一点不容忽视。例如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此人一向很有原则，也曾认为亨利“知识渊博，尤其是在研究天体运动方面”。不过，国王究竟是否真的“对世界充满好奇，热衷于凝望星辰大海”，这一点尚且存疑。实际上，国王的天赋似乎只是在彰显高贵的层面才有所兑现：足以令他飘然若仙，却不足以脚踏实地。

故而很遗憾，尽管亨利虔敬上帝且热爱学习，但这并没有带给他对于傲慢和流血的厌恶。不满足于在国内挥霍父亲留下的财产，新国王不久便决意要把钱花到国外去，购买每一个英武好战的王子都渴慕已久但亨利尤甚的东西：战争的荣耀。毕竟，此时距离那位在巴黎加冕的英国国王的时代只过了80年，新国王急切地希望可以延续阿金库尔的胜利者亨利五世的伟大传奇。此外，根深蒂固的国民情结也为亨利自大狂妄的设想推波助澜。英国人，尤其是伦敦人的仇外情绪在整个欧洲人尽皆知。那些前往法国、威尼斯、西班牙、勃艮第首都的英国商人很少外出闲逛，并且已经做好被暴徒劫掠的准备。而无论是权贵还是平民，都不曾忘记他们的祖父曾讲给他们的那些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统治的日子。尽管充斥着鲜血与混乱，但人们仍骄傲地吹嘘，当年的每个女人都佩戴着她们的丈夫或情人从法国掠夺而来的珠宝或小饰品。

但即便如此，发动战争也绝非稳妥之策。在南面和东面，劲敌——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隔海相望，相比之下，英格兰不过是个人口稀少的小岛国，处于欧洲文明潮湿多雾的边缘地带。亨利八世出生之时，英格兰国王的海外领土范围是400年以来最小的。他不曾拥有一个法国行省，而苏格兰仍是充满敌意的独立王国。与此同时，英国在爱尔兰的控制范围也仅限于都柏林周围的一片狭长地带，沿海岸线纵向延伸30英里，进入内陆不足20英里。除此之外，所谓的英属佩尔地区则是一片“战争之地”，在那里，至少对于英国人而言，唯一的统治者是蔑视与危险。除了爱尔兰的一片沼泽地和海峡诸岛，英国国王的统治区域只剩下了威尔士，尽管他们尚且保留着单方面坚称的法国王位来安慰自己，但他们实际保有的土地只剩下加来和吉斯内斯城堡周围的一片区域，向内陆延伸8英里，沿海岸线延伸20英里。实际上，英国国王的光辉岁月早已成为往事，而此时的外来威胁倒是足够真实。当时的船只很难逆风航行，而英格兰南部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背风岸，易攻难守。

在这种情况下，亨利七世明智地采取了保守的策略，故而16世纪初，一位米兰特使写道，他“一心只想保护本国财富”。实际上，此乃英国之幸，这位英国国王足够谨慎，能够在外交场合采取守势，无意挑起争端。这位意大利人写道，“英王陛下可以坦然地坐看风起云涌”，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与儿子不同，他很清楚自己国家的弱点，并竭力发挥其长处。他也能够机敏地抓住敌人的弱点，并充分利用。1497年，米兰大使松奇诺（Soncino）就曾指出，亨利七世“将永远希望跟法国保持和平，尽管我认为如果看到后者掉进水中，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一脚”。18个月后他写信给自己的主人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Sforza），称亨利七世“尽管不希望法国国王成为意大利的主宰，但他也乐于看见后者因此而分心，从而让他以及他的继承人永保安宁”。因而，对于此时的英国国王而言，有什么比“广积粮，缓称王”更好的选择呢？

然而与之相反的是，亨利八世却鲁莽地决意冒险。实际上，亨利即位后最开始的宣告已经让他跟路易十二针锋相对，后者尽管已是老朽之身，饱受痛风困扰，但其睚眦必报的程度仍不逊于自己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继任者。1509年9月，当费康修道院院长前来恭贺亨利即位时，他发觉自己陷入了非难之中。到达后第二天，他便被邀请观赏一场宫廷比武，但等到场之后，这位肥胖的法国人却发现自己找不到座位。很明显，正如威尼斯特使评价道，亨利“并不把法国国王放在眼里”。此外，亨利不久之后便秘密给自己的岳父，西班牙的费迪南写信，以试探两国精诚合作，共同对付法国的可能。

不过，在亨利七世一手栽培的那些意志统一、坚信海外政策应当以“无刀剑，不流血”为前提的议员的干预下，亨利的骑士们过了3年多才得以为更大的荣耀向法兰西的百合花进发。尽管动机各不相同，但议员们都坚定地站在上任国王的外交立场一边。比如身为牛津校长及大主教，亲手给亨利和凯瑟琳主持婚礼并为他们加冕的沃勒姆。伊拉斯谟形容此人“机智过人、精力充沛，并且十分勤奋”，性情顺从但多疑，据说此人“只读书”，死的时候手里只剩30英镑，“足够给我办葬礼了”。这样一个节俭的、对竞技项目毫无兴趣的人，似乎将战争看作是一种年轻人发泄精力的昂贵消费。温彻斯特主教、掌玺大臣，曾亲自为亨利洗礼的理查德·福克斯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和平更好，尽管更多是出于俗务而非上帝。这个观点跟达勒姆主教托马斯·鲁撒尔不谋而合，通过将日常工作化为殚精竭虑积累广袤土地的狭隘奉献，此人已经成为整个王国最为富有的教士。用约翰·斯托的话来说，所有人都害怕“国王一上来就拥有这么多财富，很容易让他因为年轻气盛而忘乎所以”。而正如斯托随后补充：“他们限制他，迫使他随他们一起了解国家政府的运作，尽管一开始他对于这些麻烦难以忍受。”但就算是这些经验丰富的权谋之士，也无法永远克制国王日益增长的对于战争的渴望。

然而，就目前而言，比起发动战争的夙愿难以达成，还有更痛苦的失望情绪，令亨利难以忍受。1509年11月，他写信给费迪南国王：“王后陛下，我最亲爱的夫人，感谢上苍，怀了个……活泼的孩子，负担很重。”因此，所有的分娩设备很快就绪，其中包括一把“呻吟之椅”，凯瑟琳在整个分娩的过程中会一直坐在上面。它被打造得仿佛镶了金边的贵宾席，在恰当的位置安置了一个镀金的铜碗，用来接纳皇族之血。但最终，这些精心的准备都成了徒劳，1510年1月，经过一天一夜的痛苦折磨，王后诞下一个死胎。这一消息被严格保密，连亨利和议员们一开始都不得而知，这让他们十分愤怒。直到5月，凯瑟琳才把此事写信告知她的父亲，并且乞求他“不要生气”。

而就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王后已经再次怀孕两个月了。到1511年新年最初的几个小时，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亨利，令她的丈夫欣喜若狂。这次怀孕过程中，亨利一直对妻子呵护倍至，而孩子的出生似乎意味着上苍终于对他露出了微笑。因此这次的庆祝活动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奢华的一次，为庆祝王子出生，随之而来的宴会、服装和活动据说花掉了亨利16条战船。毫无疑问，在里士满举行的宴会与其说是国王献给他的妻子，倒不如说只是在庆祝自己的父亲身份。在庆典的高潮时刻，他以一贯的华丽姿态现身，这次身上还装饰了“忠贞之心”的训辞纹饰。他身边是5位骑士，“长靴、帽子和外衣上都缀满了小花束”，并且以“百分百纯金”绣上了国王和王后名字的首字母。

然而仅仅过了10天，英格兰的希望便夭折了。王后得知此事后伤心欲绝，但孩子的父亲却表现得异常克制。尽管他以最高规格，给自己的儿子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了葬礼，仅仅是灵车上的蜡烛就有足足974磅，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哀恸迹象。像往常一样，五朔节依旧“充满欢声笑语”，并且没人为此受到指责。参与王后分娩的助产士伊丽莎白·波茨因夫人甚至因为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了20镑年金。没有任何悲伤和责难，亨利几乎立刻投入为协助岳父远征而即将到来的自己的第一次军事行动的准备当中。也许，对战争的期待将成为这位自尊受挫的国王抚平创伤、重获荣耀的途径。

自9年前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被俘以来，法国人渐渐控制了米兰。到1509年5月，他们又联合费迪南、马克西米利安和教皇，在阿格那德罗击溃威尼斯人，占领了意大利北部。马基雅维利写道：“一天之内，威尼斯人在800年里通过艰苦努力创造的一切便彻底倾覆。”然而到1511年年中，西班牙的费迪南和教皇朱利叶斯二世便彻底从所谓的康布雷同盟中抽身。威尼斯已然臣服，但费迪南和教皇却只能旁观法国人荣利并收却无能为力。于是亨利便被罗马邀请加入神圣同盟，对法国发起攻击，并要求其“以上帝、真理和基督徒的虔诚为名义”交出对所有冒险者而言最邪恶的渔利。风水轮流转，这次威尼斯人成了教皇的盟友，他们也将亨利的野心推向了极致。他们声称法国国王“趾高气扬、傲慢自大”“妄图称霸世界”。但在背后，教皇仍贪婪地注视着威尼斯这块肥肉，而作为这一同盟的另一成员，西班牙关心的只是它对于那不勒斯的控制以及吞并纳瓦拉王国的可能。

当亨利在西班牙的特使约翰·斯蒂尔警告他，他的岳父只关心“他在那不勒斯的统治权”，对英国人的利益毫不关心时，这一情报被置若罔闻。实际上，到此时为止，亨利已经联系枪炮制造商马林的汉斯·波彭鲁耶（Hans Popenruyter of Malines），订购了24门被称为“毒蛇”的1000磅级海军火炮，以及20多支名为“考图尔克斯”的火枪，长度达7英尺，同样造价不菲。他甚至还给火炮们起了名字——玫瑰、王冠、约克和兰开斯特等等。“军火工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就连节日也不曾停歇。”威尼斯大使汇报说。

尽管这些为开战而进行的紧张筹备令沃勒姆、福克斯和鲁撒尔感到不安，但一位正在崛起的事业狂托马斯·沃尔西却感到欢欣鼓舞，此人在国王身边越发受到器重。正是他，作为国王的施舍者，订购了成千上万支手枪、成吨的火药和硝石、无数车食物补给，以及其他一切可以设想到的能为战争提供帮助的东西。同样也是他，将会尽到最大努力渡过起伏不定的海峡，将这一切送到战场上。这让英格兰的国王更加坚定，誓要恢复圣女贞德反攻前的帝国疆域，一直打到卢瓦尔以南。他只需要一个借口，而这个借口即将到来。

面对盟友们的突然背叛，法国国王没过多久便做出了反应。他把教皇的背信弃义描述成“一把刺进他心脏的匕首”，并迅速包围了教皇在博洛尼亚附近的军队，同时还在比萨组织了一个分裂教会议会，准备推翻这位狡诈的教皇。结果，到1511年11月，教皇朱利叶斯二世，这个“皮肤黝黑的、好斗的热那亚人”，终于成功获得了英国人的支持，“以保证教会的完整统一”。这位基督的代理人曾让人知道自己年轻时做过划桨手，如今的他就像一个正在度假的水手，抽空经营他的圣职。新联盟成立不久，伊拉斯谟在博洛尼亚的游行队伍中看到了教皇，当时的场面十分嘈杂，“武装的军队、将军们昂首挺进，可爱的孩子们、燃烧的火把、战利品充斥其间，人们的呼喊震撼天穹，锣鼓喧天，仿佛雷鸣”。而在这混乱的局面之上，教皇被人用一顶华丽的轿子抬到了最高处。“当朱利叶斯的号角响彻大地，仿佛全世界都受到其召唤，”这位人文主义者写道，“我梦想着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一个让所有岛屿欢腾的年代……”

早在1510年春天，教皇就曾送给亨利一支金玫瑰，以纪念救世主的激情（the Saviour’s Passion），同时表明此时发动战争的需要。但这只是一系列公开行动的第一步，接下来的行动则逐渐引诱英国国王上钩。当法国主教教会宣布自己决意独立之时，教皇则威胁说自己将会剥夺路易“最虔诚的国王”这一称号，并将此授予亨利。接下来，当法国国王王位的诱惑也摆在面前，亨利便彻底咬钩了，议会中希望保持和平的议员们遭到了重创。到此时，那些反对国王参与战争的主教们已经无法再约束他，他的军事野心和王朝幻想正出人意料地变得正当化。在痛斥法国企图以“残忍、不敬、让人难以启齿”的手段“撕毁基督的无缝之衣”后，亨利即将直接将自己的国家带入一场基督教圣战之中，这将标志着百年战争的再现与争端再起，同时也将决定王朝与他个人的兴衰存亡。毕竟，在欧洲留下自己的名号以及在法国为正义事业搏杀的野心终究无法被一直克制。在格林尼治的模拟比武也终究不可能与御驾亲征相比拟。

尽管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推迟了出兵计划，亨利还是决定单独跟他的岳父一起行动。1512年6月，多赛特侯爵（the Marquess of Dorset）率领7000人从南安普顿出发，在塔斯肯尼登陆。然而按照原计划应当在富恩特拉维亚登陆并对巴约讷发起攻击的西班牙友军却临时变了卦。实际上，在法国人做好准备迎接英国人的突袭之时，费迪南，“这位老谋深算的国王”，已经把自己的军队派到了纳瓦拉，一举攻占后便宣布自己的军事活动业已结束。但与此同时，英国人的火炮却在法国长矛兵和火枪兵组成的全新阵型面前无计可施，整个闷热的夏天都只能绝望地守在圣让德鲁兹湾遥望对岸。“他们的补给里有很多大蒜，”一位编年史学家称，“所以英国人吃的基本都是大蒜配各种肉类，在大热天里喝热葡萄酒，还会吃各种能找到的热性水果，这让他们的血液几近沸腾，身体里的各种液体到处乱窜。”这样一群郁郁寡欢、士气低落的部队“很高兴自己在战场上毫无作为”，步履蹒跚地回到了英国。

费迪南的背叛是不加掩饰的。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为了堵上英国人的嘴，他先发制人，严厉地批评后者在毫无意义地等待了4个月后，在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下就擅自返航，狼狈不堪地逃回了英国。亨利八世第一次欧洲权力迷宫的大冒险，最终以这样屈辱的方式暂告一段落。这次出兵消耗了20万达科特，以及2000名英国士兵的战斗力，却没有换来任何有价值的军事打击。此外，亨利对于这一失败的“荷马式比例”（Homeric proportions）
[1] ，将会为未来几年的事情定下基调。对于富恩特拉维亚发生的事情，他最初的反应是所有言而无信者都应该被绞死，随后在西班牙大使的明确要求下作罢。在没有提出明确抗议的情况下，亨利接受了岳父的严厉谴责，把多赛特军队的首领们召到了威斯敏斯特宫，在枢密院和西班牙大使面前申斥了他们，并且要求他们下跪，以乞求西班牙大使的原谅。这样一来，亨利保全了自己的颜面，并且坚信只要下次对法国的远征能够扬名立万，这一切都会被人们忘掉。

1513年3月25日，亨利还在酝酿下一次远征时，圣保罗修道院院长约翰·柯列特（John Colet）来到格林尼治，给国王做耶稣受难日的布道，并开始谴责那些比起追随救世主，更乐意步亚历山大大帝和尤里乌斯·凯撒后尘的国王。在听说柯列特住在附近的方济各会教士家里后，国王亲自步行，前去跟他讨论他的布道。在一座静谧的花园之中，他告诉柯列特，自己是前来寻求良心上的安抚的，因为他刚才被院长对于战争的谴责扰得心神不宁。亨利问他，是否能够同意阿奎那的观点，认为有一些战争可能是正当的。与预期相反的是，即便两人相谈甚欢，柯列特也拒绝更改自己的说法，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据说国王也一直保持着得体的镇定。实际上，当与这位坚定的教士告别时，亨利还向他保证，自己将会继续对他给予最崇高的敬意。伊拉斯谟可能跟柯列特本人交谈过，据他所说，亨利曾告诉他的廷臣们，每一位国王都有自己最喜欢的博学之士，而他最喜欢的却是柯列特。

这样一来，当时的情景似乎可以定格成为一幅激起人们内心最崇高情感的画面：一位方及弱冠之年的基督徒国王，英勇无畏，正欲率领自己的子民出征，为保卫教会与圣父而战，但同时，他又足够宽宏大度，能够接受一位和平主义者的真挚表达。但与此同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下令诛杀了埃德蒙·波尔，同时将萨福克公爵的封号连同它所有的崇高内涵，交给了老贵族们眼里的暴发户查尔斯·布兰登。此外，在这年夏天，阿拉贡的凯瑟琳还会给沃尔西写信，称自己和女眷们正在为即将对法国发起的征讨“制作军旗、旗帜与徽章，忙得不可开交”。

因而毫不奇怪的是，在1513年的圣周
[2] ，就在亨利和柯列特就和平的美德进行认真讨论的同时，英国舰队沿着泰晤士河航行，在萨里伯爵（the Earl of Surrey）24岁的儿子爱德华·霍华德爵士（Sir Edward Howard）的带领下驶进了英吉利海峡。总共有80艘船向战场进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其中有一艘被命名为“伊拉斯谟”。根据一份记录，除了两倍于正常数量的水手外，这支舰队还装载了16000名士兵，随时准备在战船被俘获后扑向敌船的甲板。他们的目标是布雷斯特和来自罗德岛的战舰部队，后者拥有法国人在巴巴里海岸巡航时由普林特·德·贝杜（Prégent de Bidoux）安排配备的高级火炮和杀伤力巨大的弓弩。但霍华德很快便遭遇了阻碍。当他率领一支轻型划桨部队准备攻击位于布雷斯特入口以北的布兰克-萨布隆斯湾浅水区的船只时，英国舰队便无法继续前进了。据说霍华德只带了一支长矛便离开自己的船，登上一条敌军战舰，结果在同伴们跟上之前就被杀了。

亨利并没有被自己的海军大将战死吓退。他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安排，准备出征法国。实际上，在霍华德苍白无力的结局之前，直接进攻法国的准备就已经完全敲定，因为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终于在1513年4月5日同意加入神圣同盟，从而让一场大规模的四面夹击成为可能。然而此时费迪南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品格，在刚刚冷酷地斥责过自己的女婿贻误战机之后，他又一次背叛盟友，私下与路易十二达成和平协定，从而继续保有纳瓦拉王国。尽管如此，英军的行动，包括以传统的方式，通过将加来作为桥头堡直接攻击法国北部，仍然可以在费迪南缺阵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虽然西班牙人的行为引发了伦敦方面的强烈不满，但英国人的战争情绪仍然高涨，以至于威尼斯人帕斯奎戈能够不带任何讽刺地向自己的兄弟宣称，这位亨利简直是过去1000年里最高贵、最勇敢的国王。

于是，在6月30日的下午4点，一个晴朗的仲夏下午，亨利在多佛同王后分别，率领一支包含了300条船的舰队出发。用他的一位舰长的话说，这阵势连海神都不曾得见。不过在不到一个月之前，有传言说，王后同国王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尽管她刚刚第四度怀孕。尽管如此，亨利仍然谨慎地选择让他的妻子暂代朝政。为了给如狼似虎的部队提供补给，25000头牛，“林肯郡和霍兰最好的畜生”被屠宰并腌制，导致国内牛肉价格上涨了3倍。英国人还从贪得无厌的佛兰芒军火商那里订购了12000套铠甲。亨利自然也不会忘了打扮自己。为了更显气派堂皇，他命令金匠给自己的战马打造装饰品，不必计较成本，结果足足花掉了20门铜制重型野战炮。他的铠甲同样豪华，光是装饰性的链子和纽扣就花掉了1000英镑。除此之外，他还穿了一套完整的十字军骑士制服。

与此同时，在出征前一天，英国方面进行了小小的取舍，同时还遭受了严重挫折。宫廷中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商讨，要将花在服饰上的钱投入军费开支中，让热那亚和托斯卡纳的布商们倍感压力。一项特别的奢侈法案当天被颁布，禁止所有品级低于勋爵或骑士的人穿着丝绸衣物，甚至还鼓励高等级贵族也能够量入为出。同样令人忧心的是，士兵们的啤酒也出现了危机。朴次茅斯已经建起了酿酒厂，每日出产的啤酒不少于100吨。但士兵们很快就开始抱怨乡下的啤酒太容易变酸，不合口味，无法同伦敦的大麦麦芽酿成的美酒相提并论。但即便是更多啤酒从首都专程运送而来，情况也没有好转。海军大将托马斯·霍华德曾抱怨说：“大部分都跟一分钱的便宜货一个味道，而且酸得像螃蟹。”

尽管如此，经过3个小时的航程，船上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杀人工具和腐败的啤酒，英格兰国王从多佛抵达加来。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随即便受到了热烈欢迎。英国舰队在港口西面靠岸，首先便误打误撞地惊到了布洛涅的法国守军，他们错误地以为英军将对他们发动袭击。实际上，英国人的号角和火炮开火或许只是为了取悦国王，或是折磨法国人的神经。他们很快便调转方向，向东面驶去。当加来终于出现在眼前，英国人的炮声有增无减，并且终于得到了架在高墙上的大炮的愉快回应。这一系列炮声十分猛烈，甚至在20多英里外的多佛也清晰可辨。国王的牧师约翰·泰勒博士对此深深着迷，并且及时地给出了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高级比喻，将此看成是“基督复临”（the Second Coming）。

国王一到，他的副官吉尔伯特·塔尔伯特爵士（Sir Gilbert Talbot）便适时地递上了城门钥匙，而查尔斯·布兰登则以陆军元帅的身份与托马斯·沃尔西一道手忙脚乱地监督船只卸货，后者的签名几乎遍布数千份订单、收据和合同书的落款处。实际上，几个月前塔尔伯特还病恹恹的，在出征前不久卧床了两个星期。他对此的解释是由于过于认真地为率领国王的军队出征做准备，怠慢了上帝，结果招来了应有的惩罚。但也许他的麻烦更多是来自沃尔西，他提出了太多的要求，这些要求在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越发明显。尽管塔尔伯特已经牢牢记住，在驻留加来期间，要把酒放进国王专用的酒桶里，但沃尔西要求的黑色“礼服专用布料”却带来了新的麻烦。然而考虑到这位正扶摇直上的教士没人得罪得起，他的每个要求都必须被认真对待，于是信使们被迅速派往圣奥马尔和布鲁日寻找布料。直到最后一刻，这位疲惫不堪的副官才得以长舒一口气，报告这批珍贵的布料已经被及时收购。

这天晚上，当亨利在即将成为加来总部的“富丽堂皇”的斯泰普尔小酒馆入睡时，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因为即便现在就发动攻击，从时令来看也已经有些晚了。如果10月过后，英国人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泥泞的土地将会和当地驻扎场所的匮乏一起成为大麻烦。同时由于英国方面的雇佣军军费太高，已无力支付让他们在冬天继续活动的费用，因此到时只能就地解散。然而，由于此次出征对于亨利而言亦是一次自我宣传，因此他又毫不内疚地花了3个星期时间召开宴会，举行比武大会和射箭表演，每天还会在圣玛丽教堂举办盛大隆重的集会游行。与此同时，他不是在册封骑士就是在赦免轻罪罪犯——尽管有3个把十字军做派带到都铎王朝的“阿尔马恩”雇佣兵，以亵渎神明的罪名被吊死。

最终，亨利的军队直到7月21日才离开加来，而就在那天晚些时候，一场大雨以佛兰德斯及皮卡第地区典型的方式袭击了他们。但国王依旧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前进。11顶金丝布制成的帐篷，成为他的行宫。这些临时住所依旧富丽堂皇，同样彰显了君权的威严。据说其中有一个巨大的镀金餐具柜，里面放的是用来盛酒的金杯。此外，等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之后，亨利将会住进一座包含6个房间的预制木屋之中，还加装了一个特制的铁烟囱。一位德意志参观者说：“木屋里面有一块十分珍贵的金丝布，挂在国王床上。木刻的装饰品都镀了金，雕刻得十分精美。”除此之外，他的随从们，包括骑士们、国王的贴身侍从、门役、餐桌仆人、马倌、实习骑士，以及一个孤独的鲁特琴乐师，总共有579人。而他的内务人员，包括负责他饮食的人，总共又有276个人。

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次出征既不华丽也不舒适。攻击队伍在雾中集结，一旦步兵倒下，骑兵就会从后面踏过去。结果，“根据议会的计划，部队每天很早就要进行集结”。而到行军第一天的夜幕降临，整支部队顶着库洛涅的大风露宿之时，他们只行进了不到3英里。尽管一部分人有幸分得帐篷，但7月4日的暴风雨已经让他们的帐篷受损，而这个晚上的大风又令其进一步遭到破坏。也许这就是国王当晚失眠的原因。他一直在拥挤的营地中巡视到凌晨时分，同时用“我们一开始吃的这些苦，到最后都会让我们获得更好的东西，这是上帝的旨意”来安慰自己的将士们。然而，对于希望能够“像其他国家的士兵一样”在星空下搭建临时棚屋的普通士兵来说，国王的谆谆教诲也许并没有让他们完全感到温暖。有传言说，被英国水手带到布雷斯特的出汗病，现在已经蔓延到军队中间。但这些并不会持续太久，无论如何，在真理时刻到来之前，在战争打响之前，这些英国人仍会像自由民士兵们长期以来保持的传统那样，跪在地上，把土块填进嘴里，用来象征自己的死亡与葬礼，宣告这场战争中的他们将视死如归。

1513年8月1日，亨利八世来到了固若金汤的特鲁昂城外，它正是爱德华三世在克雷西会战后占领的城池，而这并非巧合。亨利相信自己也将会在这里效仿先辈们，开启自己的征程，在历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但在英格兰国王正准备把自己的浪漫军事幻想变为现实之时，被整个基督教世界看成是严重威胁的路易十二，却已经悄悄从巴黎溜走，逃往了与战场相反的方向。他病了，身体衰败，勇气也已经枯竭，对于亨利正热切渴望的堡垒，他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这样一来，不幸的法国人发觉自己完全暴露在英国军队面前，后者对胜利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毫无兴趣。然而当战争真正爆发，国王和他的随从们却发觉自己成了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只能看着一场似乎从没进行过的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

当然，驱使国王前进的骑士风度跟制造残缺不全的尸体关系不大，但后者才是真正从特鲁昂城开始发生的事情。即便是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战争便开始变得工业化了：它不仅是国王的事业，同时也是技术人员和商人的事业。在远征军横渡海峡来到法国前的几个月里，英国方面购买了大量批量生产的设备。于是西班牙军火商约翰·德·卡斯特罗（John de Castro）被委托生产80支手枪，每支都要配备中空牛角以容纳火药。这些枪支每支可以为他带来6先令的收入。类似的委托数不胜数。德·卡斯特罗制造的枪支相对轻便简单，但也有“火绳枪”，一种更为强大的武器，价格是普通手枪的两倍。此外，英国人还购买了数以千计的“完整套装”：使用了“阿尔曼铆钉”的步兵制服，包括胸甲和背甲，一对用来保护手臂的夹板，保护脖子和肩膀的颈甲，以及头盔。这一整套下来大约16先令。

然后大炮当然不能少：射石炮、库尔托炮、“纽伦堡碎片”、手炮、反步兵炮、联装炮——所有这些都会在一处发出巨响，冒出烟雾，然后让另一处的人或是财物化为碎片。这是当时的一种时尚，而在火力全开的情况下，这些被安置在特鲁昂城城墙外的怪兽每天需要消耗大约32吨火药。这里最著名的，要数沃尔西提供的12门重炮，被称为“十二门徒”。这些重炮由24匹佛兰德斯母马拉着，每天可以发射5次重260磅的炮弹。而当它们勤奋工作之时，它们那些相对娇小的法国表亲自然也不会闲着。不幸的吉尔伯特·塔尔伯特，一路从加来追随而来，此时却在敌人的炮火中失去了一条腿；坐在赫伯特勋爵的临时观景台上的一位德文郡骑士，名叫爱德华·卡鲁，被法国人的一枚流弹击中，在众目睽睽之下令人遗憾地跌落身亡。“这就是战争的风险。”赫伯特对身边人讲述此事时说，“如果它击中的是我，你们一定会高兴；但一颗高贵的心永远不会战死在沙场。”

至于亨利本人，他完全与这些细节隔离开来。他会在完全不必沾染鲜血的情况下坐享所有荣耀，这种安排决定了他一生对于战争的看法。他当然是一位杰出的战场英雄，一位英武的救世主。但无论走到何处，他身边都会有14个身穿金丝外衣，披着鲜红斗篷的男孩，以防他被雨淋湿。他们的坐骑挂满了银饰，一旦跳跃，周身的银铃铛就会发出欢快的声响。而在亨利自己的极品枣红马身上，挂的则是“金制的小铃铛，价值连城，璀璨夺目”——跟在他身后的那些在泥泞土地中滚来爬去的德意志士兵如是说。一顶乱蓬蓬的红羽金丝冠斜戴在他缀满珠宝的帽子上，高耸入云。位于下方的亨利的脸上满是胡须，一副帝王气象。“英格兰国王啊，”似乎很热衷于观察这些的德意志士兵写道，“真是个体面人物。”

但随着这些易受蒙骗的德意志士兵来到战场的马克西米利安，他们的奥地利皇帝，则完全是更为精明的存在。他的帝国，包含了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属地，以及瑞士、勃艮第和荷兰，是一个杂乱无章、麻烦不断的集合，一件用无数缝线拼凑起来的寒酸衣服。正如一条箴言所说：“让别人作战吧，但你，快乐的奥地利，只管享乐；战神会光顾其他王国，但你们这里，只有维纳斯流连。”实际上，马克西米利安只是实际意义上的皇帝，他并没有在罗马接受加冕，因为他被禁止从威尼斯通行。而作为一位精于媚强欺弱之道的君主，他被同时代人称为“穷鬼皇帝”。但尽管拥有许多富于想象力的计划，这些计划从未被实施，因为他认为那样会有损他的尊严。

这位皇帝刚刚来到英国军队的营地，他和蔼可亲，气度不凡，年纪大得足以当亨利的祖父，然而却是个狡猾的家伙。尽管如此，他仍贵为神圣罗马帝国之君，是查理曼大帝的继承人。而且尽管做事锱铢必较，但他仍能够与人为善。因此当这位伟人加入自己的阵营，亨利仍视之为不小的成就，尽管尴尬的事实是，这位国王带来的远不是什么强有力的补充。此外，这位精明的皇帝很快就看穿了亨利的心思，因而不失时机地提出，自己所带来的军力实在有限，不具备作为亨利盟友出战的资格，他愿意以圣乔治旗下一名下级将领的身份出战。为了加足戏码，马克西米利安甚至表示，让自己以一名普通枪手的身份为他高贵的友军而战也无妨。他同时宣称，帝国的军队将在英军旗帜下前进。尽管这样一来，英国方面需要为帝国出兵的一切花销买单，但亨利还是沉醉于能够统领这样一位有身份的军官的快乐之中。

这次最高贵的骑士双边交易结束不久，英国军队也确实赢得了一点点至少可以称得上荣耀的表面胜利，尽管这是在亨利烧掉自己父亲大半积蓄之后换来的。8月16日，一队法国骑兵在严令拒绝交战的情况下，搞错了自己的位置，结果迎面撞上了英军，只得调头逃窜。英国人穷追不舍，最终俘获并洗劫了几个出身高贵且身价不菲的贵族，其中包括了奥尔良公爵、朗格维尔公爵以及那位年迈的传奇英雄，骑士贝亚德本人。总共有超过100个贵族被俘，9面军旗被收缴。但在同时代的叙述中，这场对战局本身关系不大的冲突的参战人数被极度夸大，还被冠以 “踢马刺之战”的名字，准确地表述了法国人在慌忙逃窜时猛烈挥动的唯一一件锋利工具。但无论如何，对于气喘吁吁的英国国王来说，他在这场战役中的角色可有可无，尽管这场胜利至少让他得以短暂地跻身不朽的骑士王国——那个神话与幻想交织的国度。

与此同时，当亨利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一场在苏格兰取得的更为重大的胜利让在法国发生的一切都黯然失色。300多年以来，苏格兰人一直是法国人的盟友，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英格兰。詹姆斯四世统治时期，苏格兰的国际地位急剧上升，成为基督教世界中的主要国家。作为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拉丁语学者，詹姆斯不仅能够使用盖尔语和高地人以及低地苏格兰人交谈，同时也精通欧洲所有主要语言。他组建了一支海军，在法夫郡建了火器工厂，介入欧洲政治，并于1503年同亨利八世的姐姐玛格丽特结了婚。他的宫廷十分华丽，除了各路显贵之外，还包括诗人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以及大卫·林赛（David Lindsay），更不用说他还网罗了一众佳丽，其中几个已是他的囊中之物。不过，尽管他的王国拥有3所大学，学者们在欧洲各地教学，而英格兰只有两座，但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民而言，这里仍是一片蛮荒之地，居住着“野蛮的苏格兰佬”，北方则是一片苍茫雪原。

9月9日在弗洛登的大捷是一次真正堪称伟大的胜利，如果这样的说法可以适用于一次血腥的屠杀以及一个骄傲国家的土崩瓦解。詹姆斯四世变卖自己的所有家当，靠“吃土”组建了一支 40000人的军队，还购下7门火炮，人称“七姐妹”，用来对付他的英格兰敌人。随着战争临近，他的贵族们对他全力支持，教士们甚至也愿意合作，他们表示即便发生大规模的屠杀，真正杀人的也是苏格兰军人手里的枪。只有亲手杀人才称得上是邪恶行径。与此同时，英勇坚定的萨里伯爵托马斯·霍华德率领一支22000人组成的英格兰军队。此人在苏格兰国王出生前就在玫瑰战争中第一次踏上战场，年逾古稀的他依旧精力充沛。在向北行进的过程中，他特意从达勒姆大教堂取走了圣卡斯伯特大旗，并将它放在军队最前方，就像1138年和1346年战胜苏格兰侵略者凯旋时那样。

尽管他们在开战4天前被禁止饮用啤酒，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英军在“从12点到3点”的最终决战中打得异常顽强。当詹姆斯的大炮在布兰克斯顿山上用他们“肮脏的秸秆”开火时，准度极差，炮弹几乎统统从敌人头上飞过。随后这些没穿盔甲的高地人脱下鞋子，像“阿尔马恩人那样”从山顶上径直冲向英军的弓箭手，结果成全了后者最后一次在战争中扮演决定性角色。到最后，苏格兰国王、他的私生子以及牢骚满腹的教士们只能引颈就戮，等待被诺森伯兰当地人劫掠，后者总共赶走了上百匹苏格兰马。军中的杂役们的目标则是被屠杀的尸体，准备通过转手倒卖大赚一笔。幸存的英军将士们则痛饮了4天苏格兰啤酒，并表示：“我的家人们没喝过这种酒，所以肯定不会相信它竟然如此美妙。”

凯瑟琳王后正沉浸于身为摄政王的新职责之中，当弗洛登的消息传来，她随即起驾北上。她可能以为自己也有机会像母亲30多年前那样亲自指挥军队。有一个说法称她已经“模仿她的母亲伊莎贝拉女王”向将军们训话，告诉他们“上帝会向那些为自己而战的人微笑，而且他们应该记住，英格兰人的勇气远胜于其他国家”。因此当她向亨利传递捷报时也十分自豪，仿佛这场胜利完全属于她自己。而对于她的丈夫，这可能是把双刃剑。尽管她把这次胜利以及在法国的成功都归结为她配偶的虔诚，但她也笃定地表示，在击败负隅顽抗的苏格兰人的过程中，她也表现出了不逊于他的勇气。而且尽管亨利俘虏了一位公爵，但她的部下斩杀了一位国王。为了证明这一点，她还给丈夫送去了一件他已故去的敌手的格子呢上衣，上面有苏格兰的皇家纹章，同时沾满了后者的血迹。“我想您能够明白我是如何信守诺言，”她写道，“送您一件衣服作为旗帜，它曾经属于一位国王。我原想把他的尸首送过去，但我们英格兰人对此于心不忍。”

为了不在妻子面前黯然失色，亨利此时正怀着特别的热情，着手围攻图尔奈城。亨利向米兰大公吹嘘说：“我们命令炮兵做好攻击准备，然后朝城里放了两枪，应城里居民的要求停止了攻击，给他们两天时间自己投降。”的确，围攻者认为自己足够强大到攻陷全世界，仅仅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大炮；但实际上他们的火药少得可怜，所以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无坚不摧。一位名叫布莱恩·图克（Brian Tuke）的目击者也记录道，图尔奈城里几乎没有守军，只有“很多农民和屠户，而且群龙无首”。于是在9月25日，亨利和马克西米利安在一次火炬游行中接收了这座城池，在钟声大作之时得到了城门钥匙以及6桶勃艮第葡萄酒。这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堡，素有“无瑕少女”之称，拥有足够厚的双层城墙，99座精美的塔楼以及驻区主教。这是一份比特鲁昂更加丰厚的战利品，足以让亨利进一步彰显此次远征的显赫功绩。

同年秋天，薄雾笼罩着皮卡第地区和佛兰德斯，英国人艰难地踏上归程，穿过一些神秘的城镇，如伊普雷和敦刻尔克，他们的后代对这两座城市将会更加熟悉。行军的队伍中包括了夏天时曾在加来的城墙上目睹同胞们抵达的约翰·泰勒，以及布莱恩·图克，此人后来成为英国皇家邮政的第一任局长。前者主要对战争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亨利的毕恭毕敬印象深刻，同时震撼于暴风雨之夜里“营地仍岿然不动”。图克赞同泰勒对那次极端天气的描述，并补充说尽管龙蛇混杂，但军队并没有出现内部矛盾——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准确的，由于“阿尔马恩人”和“勃艮第人”一度剑拔弩张，亨利的将领们不得不发出特别命令才得以保持安定。图克也满怀庆幸地指出，军中非常幸运地没有发生疫情传播的情况，以及补给是如此充足，这些人在战争中过得甚至比平时在国内更加滋润。此人表示，“无与伦比的胜利，足以跟历史上的许多战功匹敌”，同时他认为，此乃上帝善行的明证。

然而回溯历史，我们只能说这次远征只是实现了亨利的个人目标，而且也不甚牢靠。他占领了两座法国重要城镇，一座被摧毁，另一座他则声称自己拥有统治权。他赢得了踢马刺之战，俘虏了一些贵族和将领。然而严格地说，他其实根本用不着出兵打仗，因为在他们从多佛出发之前，法国国王已经跟新教皇利奥十世议和了。如果说这次远征暂时满足了亨利对骑士生涯的渴望之心，它的代价也足够惊人。安东尼奥·巴伐利诺（Antonio Bavarino）向自己的威尼斯商业伙伴报告说，国王随军带了14辆装满金币的马车，以及4车银币——“听上去像是骑士故事，但却千真万确。”与此同时，另一个意大利人洛伦佐·帕斯奎戈（Lorenzo Pasqualigo）宣称，光在炮兵和露营设备上花掉的金币就足以填满一口井。在总结自百年战争后第一次对法国的全面入侵时，甚至连泰勒都正确地指出，这次远征花费了太多的英国货币，“让外国货币都大大升值”。在亨利登基的最初3年间，尽管宫廷夜夜笙歌，但每年的开销仍不超过65000英镑。然而到1512年，开销却达到了28.6万英镑，到1513年甚至飙升到接近70万英镑。再过一年，亨利八世和沃尔西已经开始动用亨利七世积累的有限储备资金了。尽管1516年沃尔西削减了九成军费开支，但国库已经枯竭。

此外，从长期来看，这次远征几乎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其主要结果是让英国背上了不必要的开销，而这部分资金本可以更好地用于加来。一个强大的海峡港口无论在商业、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要比一个貌合神离的前哨城市图尔奈更有价值。如果英国人把这5年的消耗投到加来，那么40多年后玛丽女王可能就不会轻易把这座珍贵的港口拱手相让给法国。而到这个世纪末与西班牙人的殊死搏斗中，英国人可能也会处在更有利的位置。但这位年轻的国王，一个手里拥有大把资金的菜鸟，显然被更年长、更睿智的政治家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迫不及待要让自己的刀剑品尝鲜血的滋味。

与此同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把金丝银线和远大梦想都留给了他的盟友，自己则攫取了真正的战略利益。他利用英国军队在整个作战季节牵制法国人的防线，并且摧毁了特鲁昂，同时让图尔奈在5年多时间里保持中立。对于这些贴心服务，皇帝本来可能会乐意慷慨解囊。但亨利的幼稚正是在这里得到了明证：他反过来给了马克西米利安2万英镑，外加每天20英镑的生活补贴。因此，难怪“在整个征程中，皇帝表现出最大程度的屈尊附就，一会儿把亨利叫作‘我的儿’，一会儿称他为‘国王陛下’，一会儿又唤他‘我的兄弟’”。泰勒博士还告诉我们，在胜利时刻，马克西米利安心甘情愿地鼓励亨利站在自己前面，“这样他就不会贬损英格兰的荣耀”。可悲的是，这位学识渊博的博士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参透皇帝的心思，后者肯定在心里嘲笑自己面前这些欢呼雀跃的人物。毕竟，为了所谓的荣耀，花了一大笔钱，玩了一场游戏，这不就是所谓的“菜鸟”吗？

注释

[1] 代指“愚蠢的”“有戏剧性的”“超过正常比例"的事物。

[2] 指复活节前的一周。

4 一手提拔

国王这些日子会怎样决策真让人好奇。之前他一手提拔的红衣主教和萨福克公爵，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他。

——酒馆里的流言，托马斯·沃尔西的密探

在林肯郡的斯温斯黑德报告（1517）

和英格兰都铎王朝时期的大部分年头一样，1517年是穷人和失业者中间各种弱智谣言满天飞的年代。在12月，一个名叫托马斯·海克斯的人声称：“沃尔西打算把所有乞丐关在仓库里，一把火全烧死。”海克斯还说，国王在没有征得坎特伯雷大主教同意的前提下就拒绝了这一提议，大主教也表示，只有沃尔西把自己“也放上祭坛，跟乞丐一起燃烧”，这样的行为才能以基督之名得到宽恕。与此同时，在首都的小酒馆里，每天都有人把不受欢迎的行为记到沃尔西的头上，人们公开宣称他“会破坏这个王国”。作为一个不祥的征兆，查尔斯·布兰登位于索斯沃克的宏伟尖顶豪宅似乎也证实了这些流言，此人野心颇大，居心不良。还有更可怕的说法，认为国王无法摆脱邪恶力量的影响，他现在已经被其他人控制，似乎无法挣脱这邪恶的束缚。同时这种说法认为，是沃尔西和布兰登“跟魔鬼纠缠不清，以它的力量控制了国王”。这样的流言蜚语也并非仅限于在乡巴佬中间传播。在宫廷中，传说布兰登用魔法让他的死对头威廉·康普顿瘸了腿，另外有传言说沃尔西拥有一枚魔法戒指，还跟一个魔鬼过从甚密，后者经常为他效劳。有人私下说，他测算了国王的星盘，然后“通过巫师作法，蛊惑了国王的思想，使国王比以往更加宠爱他，超出了对任何女人或绅士的宠爱。”甚至是久经沙场的诺福克公爵也认为自己被红衣主教施了法，“魂不守舍，精神衰弱”。

尽管人们通常认为文艺复兴为那个时代带来了普遍理性的繁荣——但无论如何，沃尔西的蹿升速度如此之快，还是让当时的人们将他和魔鬼联系在了一起。作为出生于1470年至1473年某一时刻，伊普斯维奇客栈老板兼养牛人之子，要说他的崛起仅仅是凭借聪明才干，即便不是他的死对头，也不会愿意承认这一点。尽管约翰·斯凯尔顿提到沃尔西的家谱“满是油腥”并非凭空造谣，但他的聪明才智很快就得到了证明：仅仅15岁，沃尔西就从牛津大学的马格达伦学院获得了学位。但即便如此，他仍无法维持学术生涯，在短暂担任过利明顿地区的教区牧师（当地的传统让他在一次集市上获得了热情款待，令他倍感荣幸）之后，他开始在赞助人搭建的阶梯上迅速爬升。他首先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迪恩的牧师，随后开始为加来副上尉理查德·南凡爵士提供服务，接着便成为亨利七世的皇家牧师。他的地位蹿升显而易见，到1509年11月，他就已经成为皇家救济院的管理人“施舍者”和初级枢密议员。然而，只有在亨利八世的战争政策支持和推进的过程中，沃尔西的晋升才得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

用波利多尔·弗吉尔（Polydore Vergil）的话说，沃尔西的晋升“就像是矮子里拔将军”。尽管英国的王室以前也造就过类似的宠儿，但如此有野心或是提升如此之快的人还是第一次出现。尽管此人虚荣且贪婪，但他忠心耿耿、勤劳努力，让英国军队能够吃饱肚子，保持战力。他还在1513年的战事中得到了锤炼，以粗俗的幽默感和接地气的个性赢得了国王的青睐，而这些特质则与他的宗教天职以及用一丝不苟都不足以形容的案头工作形成了古怪的对比。因此，在做了林肯主教仅仅5个月之后，约克大主教之位便成为他的囊中之物，而在一个月后，富裕的图尔奈主教之位也成了他此次出征的个人战利品。而且作为“涝的涝死”这一规律的明证，沃尔西的职位累积并没有就此停止。不久之后，教皇便极力敦促他就任红衣主教之位，理由是：“此人功绩卓著，没有他国王寸步难行，而且在所有最亲信的子民中，他无疑是国王最为尊敬的一位。”这样一来，1515年11月，象征着红衣主教之职的红色方形帽抵达了伦敦，“仿佛向世界昭告英国人取得了伟大胜利，整个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国王正统治着这个王国”。作为英格兰唯一的红衣主教，沃尔西现在的地位甚至已经超过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勒姆，而且在1515年的圣诞夜，他又自然而然地继任了大法官一职。最终，在1518年5月，他抵达了自己这条令人眩晕的晋升之路的终点，被任命为教皇使节。到目前为止，还从未有人能够在教会和国家当中同时集齐这么多职位。就这一点而言，也没有人能够引起这么多仇恨——然而，正如事实将会证明的那样，权力从不意味着实质，一切都将取决于红衣主教摇摆于服侍与控制之间的不安幻想。

在那样一个易受蒙骗的年代，国王和他的宠臣之间具有太多相似性，已经足以让任何迷信的人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某种邪恶的联系。两人都是肆无忌惮的纵欲者，性格外向、任性、残忍，并且对人们普遍会产生羞耻感的道德界限“并不十分关心”。两人都身体健壮，胃口明显超出常人。一位刻薄的批评家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曾把沃尔西描述成是一个“充满欲望与勇气，同时又足够强壮，足以忍耐一切去完成自己目标之人”。同时，沃尔西傲慢而专横，要求人们必须以尊重王室的方式对他表示尊重。尽管总体上他比国王更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似乎有一次，他用“激烈而粗鄙的言语”侮辱了教廷大使基耶雷加托，甚至差点动手打了他。

而在这些恶习之外，沃尔西还跟他的主人同样拥有对“为了炫耀而炫耀”不可抑制的热爱。都铎宫廷中的任何一位参与者都一定了解“伟大人物外在的可敬就像是水果的表皮，尽管很薄，却能够令它永保鲜美”。因此，追求奢华之风绝不是一时兴起。1514年，英国贵族们给安德里亚·巴多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身上挂着特别粗的大金链子，有的足以给囚犯当脚镣，让他插翅也难飞。这些金链子这么重，造价想必也很惊人”。然而，在这场自我宣传的华丽竞赛当中，红衣主教无疑会让其他所有参赛者都黯然失色。作为他的门役和传记作家，乔治·卡文迪许（George Cavendish）写道，沃尔西“上半身衣装全都是猩红色，或者是上等的深红色塔夫绸，再或者是深红色的缎子面”。卡文迪许同时还指出，“英格兰的国玺”和红色方形帽总是放在他身前。实际上，他为这些红色的帽子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它们是专门从法国买来的，用的是在英格兰买不到的鲜红色染料染的色。在他的住所里，一顶镶了金边的帽子是他床架上的装饰，有近千名仆人穿着他特别定制的深红色天鹅绒制服，头上戴着显眼的帽子，上面还绣着仆人名字的首字母，如托马斯·卡迪纳利斯就是“T.C.”。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标志同样肆意地标榜着沃尔西的地位。据说就连他私人厨房里的大厨，“每天都穿着锦缎、缎子或天鹅绒的衣服，脖子上挂着金链子”。

当时的沃尔西确实就如卡文迪许描述的那般，仿佛一只“光荣的孔雀”，而且像是在强调他在成为约克大主教之后的5个月内走了多远。他还从医院骑士团那里获得了汉普顿庄园的99年租约，并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宫廷，足以与王宫相媲美。实际上，有两位威尼斯大使曾在他气势正盛之时拜访过他，两人都估计此人的金盘银盏价值可达15万英镑——而当年他的父亲以8英镑多一点的价格在东盎格利亚买下了一栋房子和一块地，才让他们安了家。而现在，沃尔西像基督本人一般坐在一头骡子上，尽管当时这头畜生身披“深红色天鹅绒，还装备着金子做的前挡、饰钉、扣环和马镫”。同样，在宴会上，红衣主教总是首先得到招待，因为他身为教皇使节，是教皇在英国的直接代表。人们想接触亨利并不难，然而沃尔西却高高在上，高深莫测。除非通过红衣主教的秘书，否则即便是这个王国里的其他高级教士也无法跟他接触，而且任何人想要见他，都必须再三提出申请。

总而言之，托马斯·沃尔西树敌无数这件事其实不足为奇，很少会有人相信他为国王效力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卡文迪许便指出，红衣主教最初得到提拔，就因为他是“整个议会中最兢兢业业的成员，为了讨国王欢心可以不择手段，完全不顾及大局”。当议会敦促好战的国王保持克制时，似乎只有沃尔西坚定地表示既然箭在弦上，那就绝无不发之理。但如果国王倾向于和平，那么他也一定会提出全然相反的意见。据说，正是以这种方式，亨利很快就认定这位施舍者“全心全意忠于自己”，于是他便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角色，不同于任何国家的高官贵爵，而是成了王权的特别顾问。而这其实也正是他所希望获得的角色，因为不管是议会、世俗还是教会中的任何大人物，都难免受到权力结构的牵制。而与他们不同，沃尔西在发迹之初便不必考虑财务管理、田宅税务和教区职责的束缚。因而他可以全神贯注于国王的事务之上，认真地完成让国王天天开心、顺心如意的伟大事业。

表面上看，比起那些可以让国王变得更好的逆耳忠言，沃尔西总是倾向于让他听到自己想听的内容。正如他清楚观察到的，亨利对于国家事务既没有一以贯之的宏观思考，也没有专注的态度。他只想随心所欲，而每每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又会招致身后的奴才们一片大呼小叫。通常情况下，他只有在心情不错或是想要找点乐子的时候才会考虑治国理政。他经常会把身体不适作为一连几天不理朝政的借口，而且后来他自己也忏悔地表示，文书工作对他来说“既乏味又痛苦”——这也许使得他日后给安妮·博林写下的大量情书更显情深意切。政府事务经常会因为一次为圣母进行的特别晨祷而搁置，或者更可能是因为他的“雄鹿与猎犬”。而且，如果他在打猎之后感到疲惫，大臣们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用官方文书去打扰他。1513年，一位米兰大使记录了国王的这种拖拉态度，写下了他是如何“把我们的讨论推迟到另外的时间，因为他正赶着去跳舞，跳完舞还要用膳”。正因如此，一心只想着用最简单但坚持不懈的方法讨国王欢心的沃尔西，自然就被这位年轻的国王当成了完美的伙伴。

事实上，自从成为枢密院成员起，沃尔西便打算在避免让国家事务的繁文缛节打扰国王兴致的情况下，替国王处理朝政。尽管议会成员们十分希望国王能够出席为做出重要决定而进行的会议，但乔治·卡文迪许却十分肯定地指出：“国王最大的乐趣就是做出跟他的廷臣们的意愿截然相反的事情。”沃尔西完全抓住了这一点。卡文迪许还指出：“其他议员劝国王少开宴会，多花些时间处理朝政，而施舍者却赶忙劝他不必如此，这让国王十分开心，也让他对施舍者产生了越发深厚的感情。”甚至就连亨利对妻子的忽视，也在他的干预下有所改善。1513年远征期间，正是他记起当时的凯瑟琳王后已经到了怀孕的最后几个月，并乞求国王多多给她写信，以排解王后独守空房的孤单寂寞之苦。而当亨利习惯性地忽略自己的夫人时，也是沃尔西适时地填补缺口，他向王后保证，她所爱之人正在小心地“避开所有危险与诱惑”。

值得称赞的是，沃尔西很清楚自己的天赋在哪些方面，并且知道如何发挥国王的长处。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天赋异禀的管理者——他一个人就是一部官僚机器，有足够的精力长时间工作，并且善于招贤纳士，比如他发掘了理查德·佩斯（Richard Pace）和格拉斯顿伯里的修道院院长理查德·怀丁（Richard Whiting），此二人足以替他料理日常事务。而且尽管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北方的主教职责，但他也不曾回避过世俗任务中最令人不快的部分。据说他独自一人处理的事务，其工作量相当于“威尼斯所有地方法院和国家法院民事及刑事业务量的总和”。卡文迪许曾描述在一次随团出访法国时，沃尔西是如何工作的。他早上4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国王以及在英国的其他人写紧急信件，偶尔停歇只是为了嘱托他的牧师准备弥撒。他会一连伏案工作12个小时。“无论是哪个季节，”卡文迪许写道，“我的主人都不曾起身去撒尿，也不吃任何肉类，一直亲手写信，头上总是戴着睡帽和方头巾。”最后到晚上，他把信寄出，听了弥撒，散一会儿步，吃一顿清淡的晚餐，然后便上床睡觉，准备第二天继续工作。

尽管如此，沃尔西的敌人仍认为他的成功不过是毫无原则、近乎癫狂的自信以及利用年轻国王的骄纵相结合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亨利对君主责任的轻视，导致政府出现了权力真空，从而使得沃尔西得以从容地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样，亨利盲目自大背后的焦虑和茫然，也让沃尔西有足够的机会把持朝政，让自己的政治理念生根发芽。显然，在荷尔拜因那幅著名画像上充满自信与活力、咄咄逼人的都铎君主，在许多方面都与现实大相径庭。事实上，除去盲目自信的部分，国王的很多决策都繁冗且教条，如果不能解决问题，便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取代实际的理解和真正的责任。面对事务他更愿意拖延处置，就像1519年有人说：“国王宁愿睡一觉，梦到答案，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再解决问题。”

这样一来，红衣主教肆无忌惮的自负便强化了人们心中错误但危险的印象，即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国王，接管了政府。伴随着他越发的位高权重以及越发蔑视众人的态度，他似乎越来越把自己的想法和皇室利益捆绑在一起，更不用说他那如帝王一般的盛怒，用朱斯蒂尼亚尼的话说，所有外国使节都相信，“红衣主教就是国王”。据说亨利只有通过沃尔西的嘴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而理查德·福克斯则代表整个议会表示：“我们必须跟红衣主教打交道，因为他不是红衣主教，而是国王。”实际上，到1518年，托马斯·莫尔也相信沃尔西已经完全掌握了政府的控制权，他似乎可以在国王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行事，而威尼斯人则开始在跟亨利通信之前先和红衣主教进行交流，“唯恐他（沃尔西）会因国王的优先地位感到不满”。与此同时，在海峡对岸，弗朗西斯一世则开始嘲笑这位教士承担的责任，因为这“显示了他所篡夺的那个国王的权威简直不值一提”。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把主仆关系搞错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外表的欺骗。实际上，人们经常引用的那句来自萨伏伊的路易的话——亨利“只关心女孩和打猎”——过分简化了一个多层次的事实。尽管种种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但亨利仍对自己的权力保持着最敏锐的把握，这不是他的消遣，他也并没有因为给自己找了个最好的伙伴而沉沦。尽管在最为重大的场合才能发挥作用，但亨利其实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去确认那些沃尔西不曾确认但理应进行核实的事项。与通常的印象相反，亨利有时也会埋头于大量繁杂的工作当中——给文件归档，做批注，斟酌外交信函中的措辞，以及对后勤问题进行过分的纠察，直至找出明确的解决方案。是国王本人，而非沃尔西，对图尔奈一座新城堡的修建计划进行了逐项检查，希望可以找出省钱的办法。同样也是亨利，仔细研究了他的所有船只以及船员的名单，每天都对部队的位置和部署了如指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国王心情愉快，既不愤怒也不焦虑之时，他终究是能够令人信服地履行身为国王的职责的。

也许有些令人惊讶，国王和他所谓的宠臣其实很少见面。除了如皇家濯足礼之类的重要仪式场合，在通常情况下，国王和红衣主教见面的次数要少于人们的想象，而国王的秘书则要在日常生活中担任二者的中间人。两人都有自己的宫殿，所以他们私下见面的次数远少于在礼拜或是宴会上的碰面。此外，红衣主教也从不曾陪同国王处理政事，他极少在格林尼治和里士满露面，而这对他其实也十分有利，因为与人讨论经常会激起国王直接拍板的欲望，从而把原本的计划搞得一团糟。

但即便两人在生活中不常见面，亨利也是借助了沃尔西潜移默化的影响，才得以如此具有威严地表现自己。实际上，国王曾被耐心地提醒，他在一些场合的行动可能会让大使们感到难堪。例如法国特使曾在国王面前吹嘘在马里尼亚诺战役中，有1万名瑞士雇佣兵被歼灭，但国王却指出，那场战役的参与者至多只1万人。另一方面，当日常政务被交给红衣主教处理之时，皇家的监督也如影随形。有时，一般是在晚饭之后，亨利会和秘书花几个小时时间来阅读寄给他的信件，记录下他的感想、计划以及对他人的指示。例如理查德·佩斯就曾描述，亨利会把一封信读上3遍，在口述回复之前，把每个需要回应的段落都标记出来，通常还会伴随一句指令：“不要再干涉我的措辞。”此外，在1518年，当瘟疫爆发令国王不得不长期闭门不出时，他安排了一个邮递专线，每隔7个小时就向沃尔西传达一次指示。

实际上，国王和红衣主教之间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最重要的是，沃尔西的主要任务是在国王自己没法读懂的时候读懂他的想法，而在差不多15年的时间里，红衣主教依靠自己精湛的技艺完成了这一微妙的任务。此外，那个曾说国王“日以继夜地致力于娱乐和表演才艺，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的外国使臣还很快补充说约克的红衣主教“明智而谨慎地管理着一切”。但无论这是不是一种以恭敬的方式进行操纵的危险技艺，尽管沃尔西已经实践良久，但它能否永远行得通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对国王自我的精心粉饰。在最成功的时期，沃尔西将亨利打造成了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君主，并且大获成功。他不仅以英勇善战的国王和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守卫者的形象交替出现，根据场合需要，他还会成为“随和爱搞怪的亨利国王”。卡文迪许曾描述,有一回亨利突然出现在沃尔西的宴会上，戴着面具，跟其他16个人一起扮成了牧羊人，一人手里举着一支火把。当这些“不速之客”大喊大叫着闯进来，沃尔西尽职尽责地陪着他玩完了这个游戏：他表现得不明就里、慌里慌张。等到亨利摘下面具，他才“如释重负，露出极其愉快的表情，发出欢呼”，仿佛十分高兴。面对这场僭越宫廷规格的豪华宴会，卡文迪许告诉我们，当时总共有200道菜，亨利坐在了本来属于沃尔西的主位上，并对此大加赞赏。而通过这种方式，沃尔西也成功完成了自己一直在进行的任务，为主人塑造了颇具人格魅力的个人形象。

当然，要使国王的形象足够完整，敬畏和怜悯同样必不可少。1517年，伦敦发生了针对来自佛兰德斯、佛罗伦萨、热那亚和波罗的海周边工匠及商人的暴乱，沃尔西则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时机。在保罗十字架下一位牧师的鼓动，以及一个破落掮客约翰·林肯的带领下，一群学徒以及各色暴徒利用五朔节假期袭击并洗劫了伦敦城里外国人的住所，并在城市中四处扫荡。为了阻止国王调兵控制局势，他们还暂时控制了城门，而亨利则留在里士满，直接处于暴徒们的威胁之下。然而只过了几个小时，诺福克公爵和他的儿子萨里伯爵便率领皇家军队攻进城里，恢复了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暴动的损失很小。但一位目击者却写道：“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暴乱，而且所造成的恐慌比实际的损失更大。”

即便如此，亨利还是被沃尔西邀请，从里士满来到威斯敏斯特大厅，亲自对被逮捕的数百名暴徒进行审判。国王身着盛装，和凯瑟琳王后、他的两个妹妹、议会议员、贵族们以及市长和市政官一起端坐在皇室罩篷之下，接着，沿着长长的大厅，400名 “可怜的年轻无赖和老无赖，以及一个平淡无奇、衣衫褴褛的女人，脖子上系着绳子，一个接一个被拴在一起”，被带了上来。他们跪在地上求饶，而这时沃尔西也跪在他们中间，即便国王和他的妻子以及妹妹们加以劝阻，他也坚持要这么做。直到沃尔西泪流满面地为囚犯们日后定会遵纪守法许下担保，国王表示肯定，“所有人脖子上的绳子才被解下，他们随即欢呼雀跃、手舞足蹈”，给旁观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的我们已经知晓，“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美好场面”。国王宽宏仁慈的形象得到了确立，尽管在首都的其他地方，有40具尸体被大卸八块，没能得到赦免，给人们留下了另一种印象。一位来到伦敦的游客写道：“在城门口，人们只能看见绞刑架和罪犯们的尸块，所以从旁边走过是非常可怕的。”

可悲的是，尽管对国王毕恭毕敬，但沃尔西并没有给予其他人应得的尊重。无论是请愿者还是廷臣，都纷纷表示他们宁愿去罗马，也不想跟这位“有史以来最骄傲的主教”打交道。沃尔西声名狼藉如此，甚至就连虔诚的天主教徒达西勋爵最终也提出一条法案，禁止未来任何一位教廷使节来到英国。沃尔西在私下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1517年，朱斯蒂尼亚尼捕捉到了一幅别有深意的景象，他看到红衣主教陷入了沉思，五官不安地扭曲着，眉头皱成一团，“精神极度不安”，甚至啃起了自己的手杖。最重要的是，他越发感觉到自己不断擢升的地位所带来的人身危险，因此在公园散步时，他“不允许任何人靠近，离得越远越好，以免有人对他放暗箭”。

与此同时，亨利的内心一定很满意有这样一位热心且自愿的替罪羊存在，而且一旦到了那时，这位亨利最忠诚、最不知疲倦的仆人随时都会戴着他的红衣主教帽子牺牲。实际上，尽管位极人臣长达15年，但沃尔西始终不过是王室摇摆不定的无意识状态的陪衬。尽管气势凌人，对地位不及自己的人极度蔑视，但这并不是他所面临危险的真正根源。真正的麻烦在于亨利的虚荣心。它不像红衣主教的虚荣心，单靠奉承与掌声便可满足。国王需要万人景仰，并且对公众言论十分敏感，因此“莫名其妙的亨利国王”的种种恶行总是被他的大臣们议论。而再进一步，这些牢骚满腹的大臣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终究也逃不过“卸磨杀驴”的命运。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沃尔西是一头清白无辜的待宰羔羊。相反，他是政坛的头等悍兽，对身份地位有着极其强烈的欲望，总是在抓住一切机会令自己彰显高贵不凡，凌驾于敌人之上。早在1511年，尽管在职位上还只是皇家救济院的管理人，但他已经无视身为人臣正常的等级次序，在宫廷中表现得过于自由和随意。他现存的最早一封信写于1511年9月30日，收信人是福克斯主教。信中说国王身边的主要贵族萨里伯爵托马斯·霍华德，在宫廷上受到了冷遇，第二天就回了家。他随后总结说：“只要再有人加把劲，他可能就永远被排除在外了。恕我愚见，这么做事可没什么好处。”对于一位伊普斯维奇普通民众的儿子而言，这番议论算得上是豪言壮语，毕竟他的整个家乡长期以来都掌握在诺福克的霍华德家族手中。

毫无疑问，后来的沃尔西有时也会越权行事，只是因为没有人敢于驳斥他在王权的反光之下肆意妄为。也许正是在这里，亨利的狡诈和罪行同时彻底暴露。最重要的是，沃尔西乃出身卑微之辈，国王随时都可以让他身败名裂。但亨利有意识放任红衣主教随意行事，只是因为只有在这样出身的首席大臣的陪伴下，一个像他这样性情的统治者才能够完全感到自在。这样一位理想的陪伴者，总能够提供周到的照顾而不会争风吃醋，总是自卑而全无威胁。而再一次地，无论是表面的权势还是显而易见的敛财结果，沃尔西都能够充分满足亨利的需求。这两点显然充分昭示了红衣主教的罪恶，让他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替罪羊。而沃尔西越是成为人们普遍仇视的对象，亨利个人身上招致的仇恨就会越少。而与此同时，亨利也把沃尔西的阔绰当作扩大自己影响的手段。这其中的逻辑既残酷又简单粗暴。即便沃尔西的势力如此强大，他终究还是国王的仆人，故而国王一定因此越发强大。因而亨利便顺水推舟，索性让沃尔西承担政府的责任，而他自己只要等待时机，在需要的时候拿掉他即可。

与此同时，一个在亨利生活和思想世界中的重要性经常被低估的人物也迎来了自己的出头之日。据编年史家爱德华·霍尔所言，实际上，当时“有两个固执的男人把持着一切”，因为除了沃尔西，还有查尔斯·布兰登，他似乎是另一个“权力不逊于国王”的人。亨利与这位身形魁梧、留着黑桃式胡子的伙伴的友谊，当然是从童年时便结下的，而正是这一点，让二人的关系自始至终得以维持。正是布兰登把亨利领进了骑士比武场，让他得以摆脱家教和父亲目光的束缚；也正是布兰登教他学会了如何猎艳求欢。但此人能在亨利心目中占据首要地位的原因并不在此。这个秘密后来被威尼斯大使在无意中一语道破。1531年，他指出国王最好的朋友很少涉足高级政治领域，他更乐意把时间花在“其他更有趣的娱乐活动”之上。比起都铎王朝的其他显贵人物，布兰登是最接近与世无争的存在，而正因为他更乐于尊重自己的生物本能而非政治计谋，才得以成为国王的另一个自我。那些亨利真正看重的东西——他的战功、女人和各种游戏——只有跟布兰登才能开怀畅谈，而且他对这位儿时好友直来直去的心思了如指掌，没有什么比这样的陪伴更能让他在错综复杂的国家事务中抽身放空自己了。比起托马斯，布兰登更讨国王欢心，他也比沃尔西更能理解国王隐秘的指令。尽管布兰登自由放荡的生活即将蒙上危险的阴影，但到目前为止，他的粗枝大叶让他得以跟国王走得更近。

到1512年，国王的这位童年挚友已经先后拥有两位妻子。此时的他还获得了女继承人伊丽莎白·格雷的监护权，她是已故的里斯勒子爵约翰·格雷的独生女。而且和往常一样，他不失时机地要求得到她的头衔和财产。尽管小女孩刚满8岁，他便着手起草了一纸婚约，要求她必须在成年后嫁给他。一年后，布兰登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他获得了里斯勒子爵的头衔，而伊丽莎白也将成为他的妻子。在这之后，这位国王最亲密的朋友会像沃尔西一样向世人证明，战争期间皇室的恩惠总是通往成功顶峰的不二捷径。在出征法国的过程中，作为陆军元帅，他担任的是亨利的副手，并且独自占领了图尔奈城的一个城门。而作为战功的直接结果，他成为萨福克公爵。这一结果惹恼了白金汉公爵，波利多尔·弗吉尔表示“很多人都对此十分意外”。此外，作为这个王国最杰出的两位年轻人之一，他还拥有了迎娶一位名门小姐的资格，不必考虑他的第三任“妻子”。然而令国王始料未及的是，爱上自己这位童年伙伴的名门小姐竟然是自己的妹妹，这种迷恋将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这位不可救药的公爵“置于最危险的境地”。

不过此时，国王才刚刚从图尔奈班师回朝，心中充满对自己强大力量的幻想。他还在渴望与西班牙的费迪南以及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结盟，到1514年再对法国发动一次更加具有野心的战争。然而《里尔条约》的墨迹尚未干透，那两个老狐狸便开始寻求与法国人谈判，到1514年3月，身在西班牙的约翰·斯蒂尔困惑地写道：“他们所有的方针和手腕似乎都是为了保全自身……丝毫不顾及朋友情谊或天道仁慈。”“我的理解能力太有限了，”斯蒂尔抱怨说，“阁下最好派比我更聪明的人过来，这样才有办法理解他们的作为。”因而此时的亨利只能孤军作战，向他的法国敌人发起攻击，而那些背叛了他的人却不会有什么损失，甚至很有可能从亨利几乎注定的失败中坐收渔利。亨利再一次为自己的荣耀而谋划，这次的他却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蔑视。同样是再一次，这位欧洲未来的裁决人，证明了自己对外交现实视而不见，就像他对那些本应引起重视的风吹草动视若无睹一样。

然而，这两个把亨利耍得团团转的骗子丝毫没有预料到托马斯·沃尔西的绝妙反击：他在这场背后捅刀子大战中给了费迪南和马克西米利安致命一击，同时彻底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沃尔西已经看出，或许只有他一个人看出，马克西米利安和费迪南的小聪明耍得有些过了头。长期以来避免与法国发生正面冲突，令他们丧失了威慑力，路易十二已经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他的头号大敌是亨利，后者自信满满，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斗，是法国安全最大的威胁。于是沃尔西当即提出了一项可以让路易十二欣然接受的和平提议。尽管路易此时已经是个52岁的鳏夫，身患痛风，连自己的口水都管不住，但他仍希望可以拥有一个儿子，而沃尔西正巧有个完美的新娘。在文艺复兴时期微妙的外交世界中，人们自然认为婚姻中爱情的成分并没有联姻所带来的忠诚更加重要，因而说服亨利送出自己17岁的妹妹玛丽夫人，那位“来自天堂的仙女”的难度并不大。而作为回报，亨利将保住图尔奈，同时从他流着口水的前敌人手里获得一笔双倍于当年法国根据《埃塔普勒条约》支付给他父亲的“赔偿金”的巨款，作为将自己妹妹送上一座令人厌恶的婚姻祭坛的补偿。

于是玛丽怀着沉重的心情以及40套新裙子，如期被送往法国，对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一无所知。据说，从没有人见过比她“更加美丽的造物，或者说是如此优雅而甜美的造物”。这位“有史以来最迷人的女性”身高高出平均值，面容姣好，拥有完美的肤色，并且，按照目光如炬的人文主义殉道者彼得（Peter Martyr）的说法，“没有借助任何化妆品”。但玛丽的意志绝不亚于她的美貌。当她接受通过联姻来满足哥哥需求的同时，她的要求是自行决定自己的下一个丈夫。而且毫无疑问，她的选择是查尔斯·布兰登，她已经不可救药地爱上他了。（图5）

图5：玛丽·都铎公主和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两人在1515年秘密结婚，距玛丽的第一任丈夫法国的路易十二去世仅仅6个星期。他们的外孙女便是不幸的“九日女王”简·格雷。布兰登戴的是嘉德勋位的衣领。

总的来说，路易对自己新迎娶的这位娇妻还算慷慨，但他们的婚姻中的一切都不顺利。按照海峡对岸的报告，路易喜欢遵循古老的法式传统，早上8点吃饭，晚上6点睡觉。但他年轻的新娘的习惯是中午时分吃饭，到半夜才就寝。而且没过多久，路易便做主辞掉了玛丽带来的仆人侍女，理由是他们妨碍了夫妻二人的关系，这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年轻的王后跟她毫无魅力的配偶之间的裂痕。不过玛丽并不用苦苦等候丈夫的过世。11月，殉道者彼得写道：“要是他还能活着闻到明年春天的花香，那所有人都能再活500年。”到新年那一天他便辞世了。根据大卫·休谟（David Hume）后来的解释，这可能是“一种多情的性格，到晚年还让他依旧激情澎湃”，法国国王因此“仍旧沉浸在欢愉之中，这对他日渐衰落的健康状况显然是非常不利的”。然而，尽管玛丽摆脱了这一沉重的负担，但她的人生却仍旧每况愈下，而英法两国之间的和平前景亦是如此。

现在被找来登上法国王位的是昂古莱姆公爵弗朗索瓦，他只有22岁，对名利、肉欲和征服充满渴望。在谈到这个随后将成为弗朗索瓦一世的人时，路易十二曾说“这个能干的家伙会毁掉一切”。而事实证明他的观察完全正确，这位新国王即将让欧洲在未来几年里再度陷入动荡。与前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弗朗索瓦生得魁梧、身体健康，而且在各个方面都拥有不错的天赋。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而且在引诱女人和进行武力活动方面都表现出旺盛的精力。他同样也乐于款待学者，自己还写诗，比同时代的任何君王都要讲究排场，在衣着、举止、威严和优雅从容等方面，他都被看作时尚、高贵和美貌的典范。实际上，尽管腿像帐篷支架、大鼻子像鲨鱼鳍，但根据同时代人的说法，他是“这世界上最英俊的国王”。尽管他拥有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可能具有的所有缺点，但他在战场上却英勇无比，以至于已经把自己看成未来欧洲领袖的亨利很快便认定他将是一个难缠而危险的竞争者。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位法国的新国王已经拥有了作为一个岛屿王国国王的亨利无法企及的权力。

当路易咽下最后一口气，查尔斯·布兰登便成了前往法国宫廷执行外交任务的不二人选，尽管他一直都在和这个老对手打交道。即便是在加冕礼的比武场上，面对法国人特意为他准备的德国大块头，他也从容战胜了这个“障碍”，赢得了声望。在比武的一段时间里，交战双方僵持不下，直到第一次休息前，萨福克公爵出其不意地用长矛的末端击中了德国人。而等到两人再度披挂上阵，据目击者称“公爵对德国人的面部发起了攻击，让他鼻子喷血”，德国人“被秘密带走了”。而尽管有两位英国修士奉劝玛丽要远离萨福克公爵，因为他跟魔鬼交往，但她心意已决。她决定把一切都押在亨利的骑士精神，以及他对一个年轻女孩的孤注一掷上。

表面上，亨利是派萨福克前往法国对路易的逝世进行吊唁，但实际上，他是去阻止丧偶的玛丽嫁给萨伏伊公爵，一个在她身边刚刚开始在婚姻市场上蠢蠢欲动的竞争者。由于国王的妹妹和他这位最好的朋友之间的恋情早已暴露，在布兰登离开英国之前，国王要求他立下誓言，自己不会向玛丽求婚。然而到了2月份，在付出巨大努力之后，玛丽还是激怒了他，让他不得不亲自参与竞争，并承担全部的后果。后来她跟亨利坦白，自己“让我的萨福克公爵自己选择，是在4天之内完成婚礼，还是永远也不要喜欢我”。

在英国和法国的宫廷同时焦头烂额之际，萨福克公爵用他那半文盲的土话给沃尔西写了信，他挣扎地表示：“俺要完蛋了，这下宫里肯定全整乱套了。”他说自己宁愿“死球”，也不愿意让亨利“想岔”。“俺了解国王，”他直接地乞求道，“救救俺吧！”泰山崩于前，他的行文也越发怪异：“老天爷啊！她和俺可都指望你了，你脑子好使，能整事儿，你肯定能帮俺们把这事儿摆平。”（“我的上帝，她和我都很信任你，你思维缜密，无论如何都能想出办法，有你的帮助，我们两个肯定能转危为安。”）这封信的内容和语言本身都充分体现了国王这位知心朋友的个人风格。他的刀剑所向披靡，对猎犬的血统了如指掌，却既没办法拒绝一个暴躁的女人的意志，也没办法体体面面地把自己的想法用书面语言表达出来。

当然，对于这桩婚姻的消息，亨利感到“悲痛且不快”。等他们从法国归来，亨利要求玛丽把自己带回来的嫁妆全数上缴，并且要求二人分期支付2.4万英镑的巨额罚金。然而，面对既成的事实，亨利深知面对自己暴躁的妹妹，他那位软弱的朋友肯定无力招架，于是他罕见地做了个宽容的决定。尽管夫妇二人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但亨利在东盎格利亚赏给了他们足够的资产与土地，以帮助他们还清债务。也许有几分奇怪，他最后还对这场婚姻表现出了完全赞同的姿态，亲自参加了自己妹妹和妹夫在格林尼治的灰衣修士教堂举行的第二次婚礼，并慷慨地同意这对夫妇以他的名字给他们的孩子命名。毕竟，布兰登和亨利之间的情谊太过深厚，根本不可能彻底撕破脸皮。而且这段友情的重要性就和沃尔西的存在一样，萨福克公爵行事鲁莽，但他不会挑战国王的权威，更无碍大局。而通过宽恕他的“失误”，国王也恰当地提升了自己的名望。

然而不幸的是，弗朗索瓦一世却没有这么好心肠。1515年，他的军队挺进意大利，一路上所向披靡。到9月13日，他的军队在马里尼亚诺的“巨人之战”中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神圣同盟阵营的瑞士与米兰联军，令弗朗索瓦一世获得了整个意大利北部的控制权。但即便威尼斯大使告知亨利，弗朗索瓦已经由里昂发兵意大利，后者仍坚持拒绝相信弗朗索瓦竟然敢和都铎王朝为敌。他断言：“法国国王今年是不会去意大利的。我相信他害怕我，他不敢越过阿尔卑斯山。”亨利继续吹牛,“换了我，肯定敢出兵。但他没这个胆子。”而为了弥补自己的决策失误，亨利不得不往安特卫普送了10万金克朗以支付瑞士雇佣兵的费用，却无济于事。为了给英国国王已经受了伤的自尊心再撒点盐，弗朗索瓦一世在马里尼亚诺的战功令他赢得了极大的个人声誉。法国国王给他的母亲写信说：“2000年来，从没有过这样一场如此宏大或艰苦的战役。”

对此亨利的反应是一定要复仇，在避免自己出兵的情况下，用金钱来挽回颓势。英国大使理查德·温菲尔德爵士（Sir Richard Wingfield）奉命与马克西米利安谈判，让后者在1516年春天率领 3万德意志士兵和瑞士雇佣兵与法国作战。在弗朗索瓦一世第一次越过阿尔卑斯山时，马克西米利安毫无作为，因为当时正忙着关注匈牙利公主，一位当时还只有十几岁的小女孩。不过现在，在见到英国人的黄金之后，他立马对战争产生了兴趣。于是，1516年3月，皇帝率军越过布伦纳关口，气势汹汹地向米兰挺进。但在得到了多方贿赂后，他又鼓起勇气，返回了因斯布鲁克。而在经过7年奢侈的统治之后，亨利也已经把父亲的家底挥霍殆尽。

与此同时，1516年1月，原本热心地支持英国国王建立反法同盟的西班牙的费迪南突然辞世，令亨利失去了最后一个不怎么靠谱的帮手。殉道者彼得说，他病了很久，“却仍痴迷于打猎和婚姻生活，这两者中的任何一项对一个63岁的男人而言都是致命的”。他的继任者是查理，他是费迪南和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同时也是玛丽·都铎的前未婚夫。这位面容严肃、罗圈腿的不满18岁国王已经成为尼德兰之主，但尚未涉足现在属于他的这个王国。总的来说，他的个性是一种宏大与古怪的混合体，如同有朝一日他将会继承的神圣罗马帝国拼凑起来的国土一般复杂。他不善运动，五官扭曲，举止也令人生厌。他的性格中不存在宽宏大量的部分，也不曾接受骑士精神光芒的照耀。没有任何战功或是治国举措提升他的名望。尽管如此，这位不太像统治者的国王，却在自己的一生中成为欧洲最强大的人物。但就目前而言，他口齿不清、毫无威严，除了血统以外一文不名。因此，他很乐意立即跟他的法国同行签订一份条约。

因此，8月在努瓦永，西班牙人尽一切可能向法国表达善意，并邀请了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一同参与和谈——这样的可能让沃尔西和亨利胆战心惊。查理甚至允诺要迎娶法国国王的小女儿，亨利认为这是可耻的行为，因为新郎17岁，而新娘甚至不到1岁。然而可以预见的是，更多的英国货币，这次是总计两万金币被送出，用以确保皇帝依旧可以留在英国人的阵营。皇帝自然再一次愉快地接受了。据说他曾跟查理笑着说:“我的儿，你要欺骗法国人，而我也要哄着英国人——至少我会尽力。”于是1517年春天，还是在努瓦永，他也加入了和解的行列。至于英国，几乎是不加掩饰地被轻蔑地踢出局，只能在外交的荒野中自谋生路。

然而运气和人们背信弃义的本能，加上沃尔西利用二者的高超技巧，将再一次至少为英格兰国王挽回魅力与威望。沃尔西重新启用1514年时的策略，开始向法国示好，而后者也很乐意在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故技重施之前让他们的算盘落空。更有利的是，马克西米利安中风了。他的预期继任者正是他的孙子查理，但神圣罗马帝国的宪法却要求皇位更迭只能通过选举来完成：弗朗索瓦一世刚好可以保证这样的选举进行。这样一来，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再次变得“情投意合”。至少在目前，双方都可以撇开有关战争的讨论，以此来节省黄金，把钱用在贿赂7位可以控制新皇帝人选的强大选民身上。

托马斯·沃尔西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系列因素，从而在英国、法国、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和教廷之间实现了“伦敦和平”或“普遍和平”。而和平的目的则是全面解决西欧各国的争端，从而再联合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对抗正在迅速入侵中欧和黎凡特的土耳其人。10月3日礼拜日，在圣保罗教堂高高的祭坛上，沃尔西以极度夸张的方式做了弥撒。尽管无人评论仪式结束后亨利在伦敦皇宫主教席上提供的晚餐，但据说当天晚上沃尔西筹办的国宴却要比“克里奥帕特拉或卡里古拉”举行的任何一场宴会都要豪华。晚饭后，亨利和他的妹妹、昔日的法国王后玛丽一起戴上面具起舞，同时不计其数的甜点和其他美味佳肴还在不断上桌。尽管在月光皎洁的英吉利海峡彼岸，图尔奈城的守军仍在苦苦期盼自己每年4英镑的饷银能够早日结清，但在这场宴会上，那些玩骰子的宾客身上的达科特金币却装满了一只又一只大碗。（图6）

图6：萨普森·斯特朗在1526年绘制的托马斯·沃尔西肖像，背景是牛津的基督教堂。尽管这位“骄傲的高级牧师”在两年前将这座教堂命名为红衣主教学院，但在1529年，随着他的倒台，这里也就成了亨利的财产。而到1546年，这座教堂得以重建，并被赋予了现在的名字。

两天后，亨利的女儿，年幼的玛丽公主和神圣罗马帝国储君的代理婚礼在格林尼治举行。第二天，沃尔西安排亨利和弗朗索瓦在加来附近的一个地方再次见面，这个地方后来被人们称为“金锦营之地”。亨利显然是准备留胡子，因此两人见面后他表示自己一定要等到下次见面再剃胡子。而为了不输给他，弗朗索瓦也表示自己在这段时间里不会动用剃刀。可惜的是，两位国王互相表达敬意，准备以荒岛求生者的形象再度见面的美好前景被凯瑟琳王后破坏了，她一点也不喜欢自己的丈夫变得毛茸茸。也是证明了她坚韧不拔的精神，或是她的国王丈夫对他们10年无子的婚姻尚存一丝温情，她最终赢得了胜利。似乎每天，她“都会耐心地提出要求，希望他能照办”，希望可以让他自己——毕竟只有他能办到——说服自己，他和法国国王的兄弟情义“不取决于胡子，而在内心”，直到他真的把胡子剃掉。

5 幻影之宫

在我看来，除了我以外，这世上的任何人都对这个世界毫无信仰。全能的上帝必将知晓这一点，并因此荣耀我的事业。

——亨利八世致威尼斯大使朱斯蒂尼亚尼（1516）

1519年1月19日，快活的老乞丐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死在了韦尔茨，很可能是因为对这些年被他耍得团团转的人的嘲笑过了头。穷其一生，他最值得称道的恐怕只有想象力了。即便连从威尼斯夺取几个城镇的实力都不具备，但他却从没停止用美好的愿望欺骗自己，认为终有一天他能够以胜利的主人之姿，重临土耳其帝国的心脏，或是罗马圣城。而现实中，他却只拥有骗取钱财的天赋。教皇朱利叶斯二世早已看破：“皇帝是个轻浮、反复无常的人，总在乞求别人给他钱，回头就花在猎捕羚羊上。”但对于英国国王，马克西米利安却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欺骗的人。他曾不止一次向英国国王献上自己的王冠，计划一次比一次疯狂。这个想法首先是在1513年提出的，随后马克西米利安又想收亨利做儿子。再然后，1516年，当两国军队作为友军在库阿尔会合，准备一起越过阿尔卑斯山时，马克西米利安再次决定兜售自己的计划。皇帝提出英国国王可以去攻下米兰公爵的领地，之后他将带他去罗马，在那里辞去自己皇帝的职务，并为亨利加冕。而对于马克西米利安来说，他更希望能够成为教皇。这位一生主要以黄金为目的而奋斗的君主，还曾告诉自己的女儿，他希望被封为圣人，这样就能够让她在他死后更加努力地尊敬自己。

马克西米利安最终还是摆脱了尘世的羁绊，前往了彼世。在那里，他或许将会有更好的机会，跟能力相当的对手斗智斗勇，就连亨利八世也能够抵挡他那些关于王冠的拙劣提议。亨利八世的顾问曾告诉他，任何潜在的扩张都是徒劳的，而他倒也破例听过一回。“英格兰的王冠，”卡斯伯特·滕斯托尔主教用一句后来变得很有名的话来劝他，“便意味着一个帝国本身。”因此，进一步的荣誉是不妥当且不必要的。况且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不过是绣花枕头，其荣耀早已腐败不堪。尽管由于早期的历史联系与光环，至少严格来说，与欧洲其他皇位相比，它拥有更显赫的地位与声望，历史意义悠久绵长。而实际上，皇帝的唯一直接职能就是统治德意志，而由于当时的动荡不安，仅凭这一点便理应让所有潜在的竞争者清醒一些。（图7）

图7：伯恩哈德·斯崔戈尔绘制了这幅肖像，肖像中的人物包括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和他的儿子美男子腓力，他的妻子勃艮第的玛丽，他的孙子费迪南一世、查理五世，以及皇帝在其父于1516年死后收养的匈牙利的路易二世。路易在10年后战死在与土耳其人展开的摩哈赤战役当中。

而且等到真正的比赛开始时，无论如何，充其量都只是一场双雄会。西班牙的查理，作为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很可能提出名正言顺的要求，毕竟他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人，这个家族数百年来一直戴着王冠。另一位可能成为德意志统治者的候选人是法国国王，他已经卓有声望，并且拥有多年统治经验。实际上，他在马里尼亚诺的大捷和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倾注的300万克朗选费，将令他占得先机。相较之下，在神圣罗马帝国漫长的历史中，只有一位来自英国的“罗马人皇帝”，即1257年得到任命的康沃尔的理查，亨利三世的弟弟，但他最终也未能加冕。但这些都没能让亨利退缩。实际上，马克西米利安最后的提议让这个挑战变得更加浪漫。对他来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代表了“基督教世界的统治权”，是一个君主所能争取的最高荣誉。到1519年5月，他那强迫症一般的好胜心已经完全征服了他自己。

实际上，亨利受到了混合了虚荣心和嫉妒的心理驱使，而这似乎也有因法国国王而产生的不安从中作祟。从弗朗索瓦登基开始，亨利便令人尴尬地对他心怀嫉妒。例如1515年，在格林尼治的凉亭吃早餐时，威尼斯人帕斯奎戈便被亨利拦住，问了一系列有关弗朗索瓦的问题。首先，帕斯奎戈被问道：“法国国王跟我一样高吗？”威尼斯人回答只有略微的不同。“他像我一样强壮吗？”则是下一个话题，回答是不。最后，亨利问起了最重要的问题，那便是法国国王的腿。他很高兴得知后者的腿很瘦。据说他还当场揭开了衣服的前襟，展示自己的双腿，并表示：“瞧瞧，我的腿多漂亮。”

然而，在1519年，英格兰国王的外形优势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即便看上去像个皇帝，他也没有理由参与竞选。因而，当理查德·佩斯在5月17日匆匆离开英国前往法兰克福，为亨利的参选奔走时，他大概已经向失败者的守护神圣裘德做了祈祷，因为他对这次任务的成功毫无信心。他从当时身染痢疾的沃尔西那里得到的指示是对潜在的支持者的情况进行评估，然后找合适的德国银行家募集资金，购买必要的选票。与此同时，佩斯没有为查理和弗朗索瓦提供任何帮助，只是让他们继续相信亨利仍站在他们一边。

一如既往，对新皇帝的选择将由7位提名的选帝侯完成，他们将在法兰克福碰面，选出新皇帝。不过在教皇为其加冕之前，这位成功当选的候选人还只是“罗马人的皇帝”。无一例外，选帝侯将由一群顽固、果决且全然腐败的王公贵族组成，他们败坏的道德和构成帝国本身动荡残破的领土组成倒是十分契合。比如勃兰登堡的边境伯爵，被奥地利人称为“贪欲之父”，此人影响力颇大，只因他的兄弟美因茨大主教也是选帝侯之一。因此，想要打动他，只能通过特别丰厚的诱饵。至于剩下的6位选帝侯，有两位已经倒向查理一边。12岁的波希米亚及匈牙利国王拉迪斯劳斯已经跟查理的妹妹玛丽订婚，而马克西米利安
[1] 已经买下了科隆大主教的选票。至于其他3位——萨克森公爵、莱茵的普法尔茨伯爵以及特里尔大主教——则正在仔细思考来自弗朗索瓦的贿赂条件。

在佩斯抵达法兰克福之后，他的国王的皇帝梦显然变得更不切实际了。比如当他要求银行家赫尔曼·林克为贿赂选帝侯做出安排时，后者告诉他必须用现金支付贿选金，除非他能够提供由英国皇家担保发行的债券。佩斯还得知他必须准备一大笔现金，因为除了弗朗索瓦提供的大笔资金外，查理也提供了150万金弗洛林。更复杂的情况是，美因茨大主教一开始要求5.2万弗洛林，随后又涨价到12万。而且尽管林克对佩斯这种规模的资金筹措爱莫能助，但查理背后却有富格尔家族的全力支持。与此同时，一种强烈的情感在德意志逐渐产生，德国人认为不应当让外国人成为他们的国王。于是武装力量开始集结，以阻止除了查理以外的任何人被选中。实际上，佩斯当时觉得自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然而，直到最后一刻，亨利才放弃了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一接到佩斯的汇报，沃尔西便认定亨利不应当继续参加竞选，于是他派出自己的牧师约翰·克拉克到温莎，希望能让国王明白这一点。但在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后，这位神职人员发觉自己无法让国王改变心意。实际上，即便经过了苦苦的哀求，国王也拒绝做出决定，只是告诉克拉克等第二天上午再说。当天夜里1点，疲惫不堪的牧师向沃尔西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在谈到他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事业时，我已经竭尽我的智慧让他回心转意，没有偏离你的指令。但据我所知，国王陛下始终坚信这一事业并无危险。”

然而，随着第二天的到来，这些板上钉钉的事实终于撼动了亨利的想法。当时，选帝侯即将在法兰克福举行会议。按照惯例，所有的外国大使都要回到美因茨，直到选举结束。因而命令很快下达，英国国王的贿选行动就此结束。但佩斯还是向选帝侯们支付了一系列小额贿赂，条件是让他们告诉查理，在选举过程中，亨利也为了他的中选竭尽全力。他们还要保证不说出佩斯曾希望他们给亨利投票的这一事实。到此时，英格兰国王终于满足了红衣主教为他设计的“欧洲裁决人”的身份，不再去图谋一个只有炫耀功能的皇帝头衔。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国王努力说服自己接受自己在欧洲的所有帝王中处于首席的想法之时，托马斯·沃尔西却正在努力清除宫廷中那些自他登基以来便一直影响着他的年轻气盛的元素。

实际上，在统治初期，亨利便在宫廷中组织了一个享有特权的同伴圈子，其中包括他的侍者威廉·诺里斯，以及首席贴身男仆威廉·康普顿，此人在1513年的战役中被册封为爵士，并被认为对国王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但这一小部分亨利的同龄人享有特权，只是因为他们能够陪伴亨利，让他免受国家事务的困扰。由于国王天生热情，喜爱交际，这些密友便组成了一个排外的小团体，其中心便是国王本人。他们一起骑马比武，让他在网球比赛中获胜，然后在玩骰子的时候赢走他的真金白银。他们也会在宫廷假面舞会上一起出动，在他出席时伴他左右，和他一起扭屁股，纵情欢唱，彻夜不眠。然而到1519年春天，这个总是兴致高昂，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团体，却越发不受议会，尤其是托马斯·沃尔西的欢迎了。

在6个突然被逐出宫廷的廷臣中，约翰·皮奇（John Peachy）和爱德华·波因茨（Edward Poyntz）的名字在记录中少有出现，而亨利·吉尔福德（Henry Guildford）则是宫廷游艺总管，凭借这一身份，他通过设计和制作各种各样童话般的娱乐项目博得国王和王后的青睐。与此同时，由于拥有“金雀花”
[2] 的高贵血统，他被认为特别适合担任皇家餐桌上地位显赫的“下水道”（sewer）——分菜员（server）一职。此外，尼古拉斯·卡鲁（Nicholas Carew）和弗朗西斯·布莱恩（Francis Bryan）则是以年轻有为的绅士闻名，亨利选他们做“先锋”，给他们装备，甚至在1515年春天把自己的坐骑和盔甲借给了他们。布莱恩会在适当的时刻成为一位出色的竞争者，卡鲁则擅长出其不意。两人都在为国王效力的过程中树立了自己的声望：前者作为士兵、水手、会计、学者以及驻法国大使，后者则是士兵以及无数比武大赛上令人骄傲的英雄。布莱恩曾在一次骑马比武比赛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不得不戴上眼罩，但他比任何一位仆役都善于讨得国王的欢心，因为此人既没有原则，又放荡不羁。绰号“地狱牧师”的他，其升迁一部分还要归功于安妮·博林。不过在预见到她的倒台之后，他便抛弃了她。他还是一位诗人，诗作曾被选入《托特尔杂诗集》（Tottel’s Miscellany），同时还是伊拉斯谟的狂热崇拜者。他是一个有天赋、有魅力且八面玲珑之人。但在1519年春天，他自己以及他的伙伴们的光芒都变得黯淡了许多。

威尼斯大使在5月份时写道：“在过去的几天里，亨利国王对宫廷进行了极大的变革，他解雇了一些年轻的同伴，他们在王国中拥有很大的权势，堪称国王真正的灵魂。”另外一些职务也被一些年纪大的、经验丰富的廷臣取代。当然，这场小小的宫廷革命只是昙花一现，但这些堕落的仆从在亨利的宠爱下所拥有的显赫地位以及他们的突然失宠，则充分展现了亨利的心路历程。从某些角度上看，实际上，驱逐这6位宠臣更多是为了皇室的威严，而非高级政治上的考量。根据爱德华·霍尔的说法，由于国王的庇佑，这些人的行事都过于放荡，缺乏应有的尊重。“不考虑国王的身份地位”，霍尔说，他们“跟他太过熟悉，太把他当自家人，关系过于亲密，以至于忘了自己是谁”。然而在亨利看来，他们的行为要更加令人不安，更加令人反感。

一个奇怪的巧合是，这些年轻的廷臣，包括内维尔和布莱恩在内，最近都陪同国王出使了法国。而他们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正是认为弗朗索瓦那边更加放纵、无拘无束的风格更合他们胃口。每天他们都陪着国王乔装打扮，走在巴黎的街道上，“向人们扔鸡蛋和石头，以及做其他一些蠢事”。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在逗留法国期间学会了沉醉于“法国式的恶习与吹牛皮”。等他们回到英国，人们斥责他们的举止时，这些沉浸于高卢时尚的年轻人竟然公开谴责亨利宫廷的朴素无华和英国式传统。当然，这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沃尔西和议会正是抓住这个机会赢得了国王的支持。顷刻间，亨利对自己的伙伴的容忍度变低了，他变得成熟起来，能够采取行动，对抗那些先前的灵魂伙伴带给他的“深远恶劣影响和轻浮”。

因此，5月的一天，议会在格林尼治开会，要求亨利制止这些无法无天之徒在宫廷中的不可容忍的行为。红衣主教、诺福克公爵和托马斯·博林爵士都对这些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谴责。尽管国王在往日情分和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愤怒之间摇摆不定，但最终还是同意将他们逐出宫廷3个月。于是，卡鲁被派往加来管理一个要塞，布莱恩、内维尔、皮奇、波因茨和吉尔福德则被警告要更加尽职地负责他们的其他工作。尽管这些惩罚“让这几位被称作国王奴仆的年轻人伤透了心”，但实际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因此而永远失去在国王面前的地位。事实上，不到一年，他们便全都回到了亨利身边，陪伴他参加他们——包括亨利在内——所参加过的最为壮观的一次骑士盛会。

1520年6月，英法两国国王在那个被称为“金锦营之地”的地方，举行了一次首脑会谈。这次会谈被看作英法关系的分水岭，用理查德·温菲尔德爵士的话说，这次会谈是为了“给两国君主彼此留下完全和睦友好的印象”，从而让两国关系“永结同心”。实际上，没选上神圣罗马皇帝的阴影早已在亨利的宏图伟愿中散去，红衣主教已经开始准备这次英法国王之间进行的会议，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奢华。两位君主之间的个人竞争自然也滋生了相互之间的好奇心，而沃尔西坚信，只有在两位君主以及两国的朝臣都能够和谐相处的情况下，两国关系才能彻底得到修复。为此，这次筹备中的会谈不仅是一次政治会议，它还将是一支史无前例的骑士幻想曲，令两国长久以来的不信任得到消解，化干戈为玉帛。骑士比武将取代战争，而原本的钩心斗角与百般猜忌，则变成了美妙的音乐、戏剧和宴席。（图8）（图9）

图8：1520年5月31日，亨利率领6000名宫廷成员在“金锦营之地”与法国国王会面。而过了20多年，他仍将这次浮夸的骑士风格大场面视作自己的得意之作。在1545年前后，他命人绘制了这幅表现他从多佛出发时的场面的画作。国王本人在“伟大的哈利”号金色战舰上，那是他最大的一艘船。

图9：在这幅大约绘制于1545年前后的金锦营之地画作中，多赛特侯爵托马斯·格林身背“王国之剑”，红衣主教沃尔西则骑马走在国王身边。右手边的前景是为这次会面特意搭建的宫殿，后面则是亨利八世准备用作晚宴场所的黄金帐篷。竞技场和吉斯内斯城堡同样出现在画面中。

当然，在现实世界中，自古以来的偏见深深地植根于各个层面。这次会议的地点位于英国控制的吉斯内斯和法国小镇阿德尔之间，仅仅4年前，英国士兵刚把后者洗劫一空，将人们的住所化为焦炭。与此同时，法国的孩子们长期以来都在讲述百年战争期间流传下来的故事，“长尾巴”的英国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至于另一方面，很多英国人则对法国农民充满蔑视，认为他们十分落后，受尽剥削，只能喝白水，替主子种地。比如在伦敦，法国商人经常遭到欺诈和恐吓，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尊严都难以保全。他们被禁止参加英国的布品集市，而如果夜间出行时不拿着蜡烛，他们就会被剥光衣服进行搜身检查，并被当成间谍关押起来。此外，这些折磨他们的英国人长久以来都在磨刀霍霍，准备要再度实施一场他们期待已久的冲突。实际上，自1514年以来，不仅在格林尼治新建的军械工厂，还包括遍布首都各处的出租房屋和地窖里，德国工匠们一直在用他们从因斯布鲁克带来的上等铁原料制作各式各样的武器。

当然，英国国王仍对他的法国竞争对手怀有强烈的个人怨恨，温菲尔德描述后者“年轻、强大、不知餍足”。和他的英国对手一样，弗朗索瓦是个好大喜功且野心勃勃的人物，而且他在衣着和举止上的出众，足以让任何潜在的竞争者倍感压力。他的王冠上装饰着未经切割的红宝石与蓝宝石，还带着纯金打造的权杖和金箔包覆的皇家节杖，足以让亨利汗颜。这还不是亨利唯一嫉妒的部分，因为法国宫廷中的妇女们都认为她们的国王是令人无法招架的。毫无疑问，由于他的妻子克劳德王后“性无能、冷若冰霜且相貌丑陋”，弗朗索瓦可以毫无愧疚地寻花问柳。用一位朝臣的话说，他“没什么道德可言，随随便便就溜进别人家的花园，大啖人家的果子”。弗朗索瓦在狩猎方面也是把好手，在自己最喜欢的猎犬哈皮奎死后，他难过了好几天，最后下令把狗皮剥下来制成手套，以寄哀思。

这样两位格外骄傲的统治者，在会面之前的小规模竞争自然不可避免。当然，亨利会继续气势汹汹，告诉所有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弗朗索瓦对英国的武器储备忌惮不已，因此在自己的疆界之内他无所畏惧。亨利声称，法国国王依旧痛恨所有英国人，尤其是英王本人，但虚伪如他却把自己的恶意隐藏在虚假的温暖话语和病态的微笑之下。1518年春季的某一天，在与朱斯蒂尼亚尼和萨古蒂诺两位使节携手散步时，亨利用招牌式的夸夸其谈来发泄自己持续不断的不安。亨利低声说:“我知道那个人觉得我比魔鬼更恶劣，但你们也看见了，他还是对我毕恭毕敬。”“我热爱和平，”他补充说，“但我也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法国国王胆敢攻击我，他一定会发现自己打错了算盘。他那样做无异于给自己挖坑。”正是在这样的剑拔弩张和各怀鬼胎的氛围中，两国的“同心”就要“永结”了。

然而，如果说亨利对他的法国对手的成就心存妒意，那么当查理五世在5月26日从西班牙前往多佛，与英国国王会谈时，弗朗索瓦同样也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之心。当然，自1518年《伦敦条约》签订以来，亨利对外一直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在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斡旋，以便再次组织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因此从他的角度来说，在动身前往加来之前，迎接神圣罗马帝国的船只来到多佛，向落后的英国致以问候并无什么不妥。很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亨利方面更卑微的臣民，也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宽容，并没有过分讨论皇帝扭曲的面容以及杂乱无章的牙齿，而是对“如此高贵的国王竟然如此温和”感到欣喜。毕竟，这位率领着一支华丽的皇家骑兵队从英格兰南部丘陵地带穿行到坎特伯雷的国王，身上还有其他值得称道的特质。比如他不仅是法国人的劲敌，还是低地国家的统治者，尤其是安特卫普。作为英国商品的主要中转地，这座港口城市仍把持着英国经济的命脉。同样重要的是，他还是凯瑟琳王后的外甥，而且看上去和蔼且贤明，深受爱戴。托马斯·莫尔写道，当皇帝造访之时，所有英国人的幸福都难以言喻。

尽管查理已经做了4年西班牙国王，但他仍然只有20岁，而且刚刚在不到一年前被选为皇帝。但即便是在这样经验缺乏的情况下，他也对自己今后的关键任务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亨利统治期间，英国一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坚定盟友，但他最近同法国国王的交好，迫使皇帝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当然，查理此时面对的已是局限多多的残局。比如此时他其实已经没有机会再阻止英国国王与法国国王会面。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激起弗朗索瓦的疑心，并且尽可能讨好自己的姨夫。最重要的是，他还可以巧妙地利用自己手中的王牌：他和英国王后共同拥有的神圣血缘纽带。除了母亲和姐妹们，姨妈是他最近的亲人，而她正在对自己的丈夫准备同法国交往感到焦虑。因此，一到坎特伯雷，查理便立马前去拜访她，于是在他抵达英国的第二天，两人便在凯瑟琳最美丽的25位侍女的簇拥下，在英格兰最神圣的朝圣之地“眼含泪水”地拥抱在一起。

在两位统治者分别前的最后3天，英国王室一行人启航前往加来。就连沃尔西也不清楚亨利和查理之间秘密会面的内容，但从皇帝自己的角度而言，似乎可以肯定，他的造访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通过自己的稚嫩与脆弱，他让自己的力量得以最大限度地彰显。作为一个羞涩、有礼貌的年轻人，他在各国间游走，仿佛一则单纯却复杂的政治宣告，撩拨了亨利的骄傲，同时也安抚了他的虚荣之心。这位皇帝不仅洗耳恭听国王嘴里每一句奉承的废话，而且还积极地鼓励亨利把他看成一个力量薄弱、饱受困扰的儿子，急需有一位慈父点拨指引。在适当的时候，他甚至会写一封感谢信，感谢他“在坎特伯雷给我的建议，您就像我的父亲一样”，彰显自己的“孝顺”。因此，无论在这次访问期间做了什么，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有意无意地以最廉价且有效的方式赚得了英格兰国王的支持：仅仅是让他自我感觉良好。与此同时，亨利则带着仿佛源于生理的活力与好心情，通过这次访问信心爆棚，以至于全然相信基督教世界名义上的霸主也需要他的悉心照料、培育和保护。

查理赢得了亨利的同情，这一点倒是很清楚，因为在离开坎特伯雷之前，两人一起在离城5英里的地方举行了火把游行，并且安排好，等“金锦营”会谈结束，他们还会在敦刻尔克附近沙丘海岸边的格拉夫林再次私下见面。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就查理可能迎娶玛丽公主一事初步达成了一致，尽管后者此时只有7岁，而且已经跟法国王储订了婚。现在看来，跟皇帝联姻对英国来说似乎意味着更美好的前景。显然，自那时起，查理和亨利便建立起了“父子”般的契约，让即将到来的英法国王会面变成了一场昂贵且毫无意义的闹剧。当然，无论如何，这都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蓄起浓密胡须的亨利八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1520年5月31日，查理从桑威奇出发前往佛兰德斯，亨利则从多佛启航前往加来。与英格兰国王同行的还有沃尔西，他得到了查理的7000达科特赏金，皇帝还承诺下次教皇选举时会助他一臂之力。一周之后，在毕恭毕敬的追随者和成千上万的法国平民面前（他们为此爬上一些山丘，这些山丘后来被法国人专门命名为“黄金丘”），亨利终于和弗朗索瓦面对面了。尽管有耽搁、相互为难和私下不可避免的两面三刀，他们还是如沃尔西计划的那样见了面，向众人展现骑士风范，无论在字面还是引申意义上都同样令人眼花缭乱。因为这场为期16天的盛会不仅带给人们视觉上的冲击，其间还隐藏着深深的仇恨和紧张氛围，它们依然像以往一样真实地存在着。

他们最初的计划，是让英国国王和王后住进吉斯内斯城堡，而弗朗索瓦和他的王后则在山谷对面的阿尔德斯城堡下榻。但随后人们发现吉斯内斯城堡已经年久失修，摇摇欲坠，满是死水的护城河里长满了杂草，而且它的堤坝“太过残破而无法修复”。于是，英国工匠不得不疯狂赶工，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城堡的绿地上建起了一座328英尺见方的砖木宫殿。这个工程考验了工人们的技术，同时也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内运输造价不菲的建筑材料。尽管宴会厅的设想最终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装饰华丽的固定帐篷，但宫殿的一楼仍为国王建造出了三个房间，其中最大的一个比威斯敏斯特宫的白厅更加宽敞。根据两个十分震惊的意大利人的说法，这座大厅“与圣贝内托的帕萨罗宫高度相仿，但要更长，天花板上饰有绿色的薄绸和金色的玫瑰，周边则是丝绸和黄金制成的帷幔，还有代表生命的人物和马匹的形状”。宫殿里甚至还建造出一条秘密通道，让亨利可以直通吉斯内斯城堡里的一个私密住处，在那里独自放松一下。与此同时，在这座所谓的“幻影宫”外，英国人的聪明才智和远见卓识最终凝结成了一座工艺古朴的镀金喷泉，里面还有一尊酒神巴克斯的雕像。

此次盛会的华丽也体现在服装上。“在英国从没见过如此浮夸的打扮。”长着一张严肃面孔的约翰·费舍尔说。每个人都被要求“以他们最好的形象出席，按照身家地位进行穿着打扮”，爱德华·霍尔认为他的语言不足以描述“他们富丽堂皇的服装、奢华的珠宝以及形貌各异的各路佳丽”。至于亨利，他炫耀自己的热情甚至超出了往常，每天都会盛装出席，而且一天比一天华丽。几个月之前，他进口了大量各类布料，其中包括了1050码天鹅绒。仅仅是他骑马比武时的服装造价就高达3000英镑。

仅仅是解决会议期间英国随行人员的住宿问题，沃尔西便需要像1513年那样殚精竭虑。法国人在阿尔德斯的一条小河旁边搭建了大约400顶帐篷，而亨利的随从则住满了2800顶，帐篷一直延伸到吉斯内斯后方。英国方面需要供应并运输800头小牛、1300只鸡、9000条鲽鱼、7000条牙鳕、19头鹿，同时还包括英国的厨师们提供的总价337英镑的大量锅碗瓢盆。除此之外，英国人还带来了560桶葡萄酒及啤酒，总价7409英镑，以及4000磅照明蜡烛。无论身为外交官的成就如何，没有人能否认沃尔西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野餐组织者。从700条鳗鱼到26打苍鹭、13只天鹅，以及4蒲式耳的国王蛋糕，用芥末和奶油制成，价值1英镑10便士，他用心处理每一个细节，几乎滴水不漏。而且在整个盛会期间，除了“震耳欲聋的礼炮和音乐声”、马蹄声和宾客们不断高涨的欢呼声，2200头羊和340头牛的叫声贯穿始终：对于一个在伊普斯维奇农贸市场长大的人来说，这种情景倒是分外熟悉。

圣体节下午晚些时候，两位君主举行了第一次会面。为了完全保证两位国王的地位平等，所有程序都按照一个时刻表严格执行，以确保两位国王可以享受完全同等的待遇。于是，两位国王从各自的城堡出发，身后同时响起了礼炮声。周围的山丘上聚集了无数勃鲁盖尔式
[3] 的围观群众——这些未受邀请的人出于好奇，从自己肮脏的家中走出来，克服一切困难极目远眺，不顾法警的威吓阻挠。据说当时有1万人“因受不了挤压带来的痛苦”而退却，但冒着被惩罚的风险留下的人却看到了他们毕生难忘的场景。

当高潮即将到来时，亨利和他的随行队伍从一个方向接近指定地点，而弗朗索瓦则从另一边走来。当双方到达山谷入口前的人工土丘时，据说当时“一阵寂静，接着双方的队伍中都出现了轻微的骚动”。接着，在贵族、骑士和乞丐们的欢呼中，“两个骑士出现了”。“在两个国家的注视下”，他们分别从两侧进入山谷。他们向对方的方向策马疾驰，接着猛拉缰绳，相互拥抱，表现出虚假的情意，先是在马上，然后又从马上下来。一个意大利围观者称，两位骑士先后拥抱了20多次，然后在红衣主教和法国上将的陪同下到附近的一个小凉亭里休息。

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开场足够宏大，而在接下来3个星期的盛宴和竞赛中，两位国王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中相互较劲，尽管他们都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两位国王都没有正式访问对方，尽管英国国王曾骑马到阿尔德斯跟法国国王打招呼，而弗朗索瓦也曾向凯瑟琳致意。不过，即便是这样的场合，双方也难免暗地里剑拔弩张，因为在盛会结束之前，他们其实都是对方的人质，礼炮与真正的炮火只有咫尺之遥。弗朗索瓦罕见地超出计划行事，他在只带着两个侍卫和一个仆人的情况下，径直策马来到吉斯内斯附近，绕开警卫来到亨利的住所，对他说：“我是你的囚徒。”随后，双方互赠了礼物，但即便如此，法国编年史家弗莱兰格斯（Fleuranges）还是记下了弗朗索瓦的顾问们因为国王的冒险行事而吓得半死。人们还准确地注意到，法国国王送出的手镯比亨利回赠的珍珠项链的价值高出了一倍多。

然而，在令人窒息的暗中角力和卑鄙的暗箭准备中，有一个场合更值得注意，两位君主的激烈竞争几乎导致了一场冲突的爆发。在一场射箭比赛中，亨利战胜了弗朗索瓦。过于兴奋的他似乎当着两位王后的面抓住了这位长腿国王的衣领。“来吧，”他对弗朗索瓦喊道，“咱们应该去摔跤！”这次随意行事扰乱了法国国王的理智，于是在随后这次意料之外的比赛中，发生了人们预料之中的事情。弗朗索瓦对英国国王的随便态度感到惊讶，于是猛击亨利的皇家臀部。而如果说法国国王是因为英国国王的挑衅话语丧失了理智，那么后者则是被他行动上的挑衅所吓倒。自父亲过世以来，从没有人约束过他，也没有人胆敢压制他的一时兴起。因此据说，他当时站起身来，一脸不快，许久才压着怒火说：“又来了！”到最后，在双方侍从和两位王后的苦苦相求下，这两位国王才从不成体统的状态中恢复正常。凯瑟琳和克劳德迅速走上前，双方的侍从也赶紧把两人围在当中，用一大堆场面话扑灭了两人之间一触即发的怒火。但即便他们能够阻止亨利下一次的牢骚和抱怨，也无法抹去所发生的一切对后世人们的影响。

即便如此，两位君主及他们随从之间的关系很快又恢复到之前那种生硬的热情状态，一直持续到庆典结束。谨慎的社交行为以有秩序的方式进行，并且确实形成了一个彼此忠诚的整体。但传令官们遇到了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那便是究竟该由哪位君主先把他的盾牌挂到“荣誉之树”上，位置该如何排列。不过最后还是亨利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让弗朗索瓦跟他分别站在两侧，并且将盾牌挂在同一高度。英国女人在骑马比赛中喝酒的习惯也成了麻烦，因为法国观众对此感到不安，更何况她们还习惯同饮一杯酒。尽管如此，在随后的宴会上，弗朗索瓦器宇轩昂地端着酒杯，走在大厅里，依次亲吻了每一位英国女人，“除了四五个聚在一起、相貌平平的老女人”。值得称赞的是，两位王后始终表现得落落大方。在由沃尔西主持的离别仪式上，也有一个关于应该由谁先亲吻圣像牌的问题，不过这个麻烦最终以两位王后相互亲吻的方式得以解决。

经过三个星期的强颜欢笑和由于各种仪式而带来的腰酸背痛，英国人和法国人至少表现出了能够和谐共存的可能。在精心准备的结束仪式上，沃尔西主持了弥撒，两位国王也一同起誓，他们要“为我们的友谊女神”建造一座永久性的教堂，并许诺将经常再临“金锦营”，一同欢庆和平。据说，亨利和以往一样热情，他看上去“对这次访问感到十分满意，仿佛自己再一次开疆拓土”，而弗朗索瓦也同样心满意足。不过，尽管两位君主带着假惺惺的悲伤表情就此分别，但他们的随从却依旧保持着古老的敌意。莱昂纳德·格雷勋爵对自己身边的一个同伴大声抱怨：“要是我身上流着一滴法国人的血，我一定会把自己切开，把那滴血弄出去。”“我也会。”一个同样音量的声音坚定地回答。尽管这两人被亨利下令抓了起来，但他们的言外之意其实已经十分明显。这世上所有的荣华富贵——其中大部分都聚集在1520年夏天的吉斯内斯和阿尔德斯之间——也无法掩盖英法统治阶层的剑拔弩张，以及双方几乎不可抑制的敌意。

不仅“我们的友谊女神”的永久性教堂从未建造，在“金锦营之地”，也从未有任何政治纪念碑得以树立。相反，两位国王的会面和他们最高贵的子民之间的接触，最终只是以粗俗且昂贵的方式流于形式。的确，法国方面重新确认了自己将会支付1475年条约中赔款的承诺，并且双方就英法之间的苏格兰问题也初步达成了一致，晚些时候将由沃尔西和法国王太后商议解决。但除了虚伪地同意继续维持玛丽公主和法国王储之间的婚约，这次会见再无其他实质性内容。甚至在这次会面进行前，伊拉斯谟便预言它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在这一年的年底，约翰·费舍尔主教进行了一次颇具争议的布道，他讨论了天堂的欢愉和人间欢乐之间的区别，并愤怒地将这场在吉斯内斯和阿尔德斯之间举行的“盛夏游戏”作为例证。费舍尔在回忆这次聚会上华丽的服饰时一脸不悦，而在谈论强风吹拂着古时候的强者，把尘土拍在他们脸上，摇撼着他们为追寻天国喜乐而搭建的临时住宅时却充满了倾慕之情。他认为这一系列奢侈的举动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更进一步，它们使两位君主和他们的人民更加贫困。仅亨利一个人便花费了大约1.5万英镑，而法国人则花了10年时间才还完因这次活动欠下的贷款。

实际上，这次会面之所以会继续进行，只是因为沃尔西为它筹措的资金已经无法退回。这一短暂插曲完全属于昔日的理想，英国国王声称自己愿意为此付出，但事实上却对其置之不理。正如日后的事实将会验证的那样，任何企图在欧洲建立友谊的想法，都完全背离了欧洲日益民族主义化的现实。矛盾的是，这次“金锦营会面”敲响了骑士时代的丧钟，同时也宣告了另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教士们可以为国王之间的阴谋披上宗教的法衣。这个休止符由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汇聚而成：贵族、骑士、侍者、牛犊、牛肉、绵羊、鳗鱼、帆布帐篷和蜡烛。它们在红衣主教滴水不漏的意志下得以聚集，以迎合一个国王对一场奢侈表演的浓厚兴致，让他可以成为超级明星。然而，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人们亲眼看到的事实：两位主角仍是针锋相对的竞争者，而那位马里尼亚诺的英雄取得的功绩，早已让英国国王的表演显得愚蠢至极。他没有必要为维持这样的友谊付出持续的努力。在外交方面，弗朗索瓦会将查理（以及他的环形帝国）视为真正有意义的角色。而在前往加来之前便和皇帝见过面的亨利，这个准备在吉斯内斯的营地一拆除就再去与他见面的亨利，只是证明了自己付出巨大代价而建成的这一奇观其实毫无意义。

随后，7月初，国王和红衣主教按照原计划匆忙赶到格拉夫林，与查理会面。在那里见面后不到一天，查理和亨利便赶往加来，那里又建起了一座稍显简陋的宴会厅，“像是一座悬在船桅杆上的剧院”。尽管到达之后强风吹熄了火把，精美的座椅也“横冲直撞”，整座建筑岌岌可危，但宴会仍照常进行。“五颜六色的面具人”身上披着深红色的斗篷，里面穿着黑色天鹅绒和金丝布料的衣服，借着酒劲不畏风雨，在皇帝的临时住所翩翩起舞。与此同时，沃尔西则忙着为这一系列外交行动收尾，再次跟神圣罗马帝国的顾问强调了此前在坎特伯雷达成的共同防御协定，并安排在明年再与他们会面。在调停工作的掩护下，沃尔西找到了一个喘息空间，让查理可以前往西班牙解决一场正处在萌芽状态的叛乱，同时亨利则可以去处理低地国家的问题。至于国王本人，他满脑子想的已经是另外一桩“崇高而伟大的事业”，他要联合帝国的舰队，跟英国的战舰一起，给法国海军以重创。

当然，潜在敌人的会面让弗朗索瓦深感不安，而令他进一步感到忧虑的是，7月14日，就在返回英国之前，亨利与皇帝签署了一份条约，双方同意在未来两年里都不会与法国建立任何新的同盟。但即便如此，弗朗索瓦依旧计划于明年在纳瓦拉开战。到1522年，亨利则会站在查理一方加入这场战争。实际上，用不了多久，法国人在阿尔德斯搭建凉亭的木材就会被用于防御英国敌人。

此时的亨利春风得意，为自己终于在与真正的国外敌人的斗争中争取到了得力帮手感到荣幸和喜悦。现在他回到英国，准备和他想象中的国内敌人开展一次同等重要的大战。当然，在酝酿战争时，亨利总是特别危险，正如埃德蒙·波尔在1513年出征法国前被处决所表明的那样。但现在，他拥有男性子嗣的希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渺茫，于是他的恶意和不安也被同步放大。1518年7月，理查德·佩斯在伍德斯托克写信给沃尔西，告诉他“王后确实在自己的房门前迎接了国王陛下，并向他展示了自己尊贵的肚腹，宣称自己又怀了上孩子”。一听到这个消息，亨利便欣喜若狂，表示“我们应当普天同庆”。但没过多久，凯瑟琳又流产了，玛丽公主依旧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很明显，即便仅仅是为了减轻痛苦，亨利心目中那些可能威胁到他的王位的潜在敌人，也很快就会遭殃。

白金汉公爵爱德华·斯塔福德（Edward Stafford）生于1478年，他是王室内务总管，并且是爱德华三世的直系后代，跟英国王室的古老血统有着很亲密的联系。他以“几乎是王室一员”的身份长大，因此从小便是国王的亲密伙伴，在阿拉贡的凯瑟琳初到英国时，他便是迎接队伍中的一员，当时他是整个王国唯一的公爵。而作为大总管，他曾在亨利的加冕典礼上负责运送王冠，在他的婚礼上也是以贵宾的身份出席。凯瑟琳王后也不会忘记他私下的关心，在亚瑟死后最黑暗的那段日子里，一直是他在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并且在她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时，给她送去水果和鹿肉。（图10）

图10：白金汉公爵爱德华·斯塔福德生于1478年，他是爱德华三世的直系后裔，同时因婚姻关系跟英国旧贵族血统联系紧密。1521年，他被指控有意谋杀国王，并因对他心怀不满的仆人们提供的证据被定罪。

但白金汉公爵令亨利感到碍眼的原因，还不只是曾照顾过他的心上人。尽管此人头脑简单，行事轻率，但他也控制了一块不小的私人领地，总计包括十几个郡。1518年8月，他在肯特郡彭斯赫斯特自己的宫殿式大宅中，与数十位身穿制服的侍从一起热情款待了国王，出尽风头。而现在，他又进一步炫耀自己的影响力，定期在格洛斯特郡桑伯里新建的城堡里举办宴会，召集130名当地绅士共进晚餐。因而，从各个方面，此人都毫不顾忌地表现自己，成为正在迅速消失的旧封建制度中的唯一幸存者。以这样的身份，他也逐步成为宫中新贵沃尔西的头号眼中钉。据说此人曾在端着脸盆给国王洗手时，故意把水泼到沃尔西的鞋子上。

然而，如果说是红衣主教的报复心导致白金汉公爵被处决，这远远不够准确。实际上，这两位竞争对手之间的“愤怒和不满”，只是在事后才被阴谋论者故意放大。尽管查理五世不久后便宣称“屠夫的狗杀死了英国最好的雄鹿”，但把罪责归结到沃尔西身上的，主要还是那些对他怀恨在心的人，比如约翰·斯凯尔顿和波利多尔·弗吉尔。他们十分希望可以借这个事件给沃尔西抹黑。毕竟，是亨利自己在1520年命令红衣主教“好好监视”白金汉公爵。而且也正是他在要求白金汉公爵进宫接受命运审判之前，找人四处散布谣言。况且这次行动完成之后，沃尔西也没能从中获益。相反，真正得利的是诺福克公爵和萨福克公爵，红衣主教这两位众所周知的敌人分走了斯塔福德的遗产中最好的部分。而相比之下，沃尔西却只是建议给死者的遗孀和儿子寄去皇家慰问信。

实际上，白金汉公爵的日记清楚地表明，在1521年4月被召到伦敦回应有关指控他不忠行为的证词时，他并没有料想到自己即将面临灭顶之灾。实际上，在那几个月里，他非但没有策划任何谋反行动，反而因家庭琐事忙得不可开交。他庄园中的花园对他而言似乎格外重要。除此之外，从这一路上的开支明细来看，毫无疑问，在抵达温莎之前，他觉得此次进宫跟以往没什么不同。然而到温莎之后，他注意到有武装人员正监视着他的行动，这才让他开始有所焦虑。而等他来到这段旅途的最后一段，乘驳船前往威斯敏斯特时，他的恐惧彻底表现了出来。“他已经吃不下饭了”，有人记录道，因为“他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

考虑到他后来的命运，公爵此时吃不下饭实属正常。公爵自己的管家罗伯特·吉尔伯特（Robert Gilbert）和他的牧师约翰·德拉库尔特（John Delacourt）都成了告密者，同时还包括他的前土地测量员查尔斯·克尼维特（Charles Knyvet），此人声称在1511年公爵就曾“想象并议论国王的死”。此后，根据这些杂七杂八的犹大们的证词，白金汉公爵本来有意招募武装战斗人员，表面上是保护他在威尔士的田产，实则是酝酿推翻国王。他似乎还咨询了一位叛国的加尔都西会僧侣尼古拉斯·霍普金斯（Nicholas Hopkins），此人“谎称自己能知晓未来”。1513年，在国王远征法国之前，此人显然被问及战局将会如何，以及苏格兰国王詹姆斯是否会入侵英国。而除了回答这些问题，霍普金斯还表示“国王的身体不会有男性问题”。此后，1519年，白金汉公爵再次前往加尔都西会僧侣在辛顿的修道院，因为他的账目上显示了“给我的辛顿幽灵之父，100先令”。最后，克尼维特做证说，公爵计划在进宫时刺杀国王：“他会在身上暗藏一把刀，这样等跪在国王面前时，他就能够突然起身刺杀他。”

白金汉公爵在威斯敏斯特宫的正厅受审，被告儿子的岳父，已经78岁的诺福克公爵负责主审此案。诺福克公爵得到了萨福克公爵、多赛特侯爵、7位伯爵以及12位男爵的支持，他们都被国王吓破了胆，并且大多数人都能因白金汉公爵的死直接获益。被告自始至终都在坚持对他的起诉“全都是阴谋诡计，目的是要把我处死”，而且实际上，这一结果从没受到过怀疑。到最后，在即将宣判死刑之际，据说有人告诉他，只要负罪并向国王求饶，他可能会免于一死。然而，白金汉公爵表示自己死而无憾，除了对自己的死法有些不满，毕竟原本打算将他处死的方式远低于一位公爵应有的待遇。于是，在定罪后4天，作为对死囚最后请求的回应，国王让步了，他允许将罪犯直接斩首，而非让他的肠子在自己面前烤焦。

毫无疑问，尽管骇人听闻的谣言已经散布出去，但舆论仍倒向已故公爵一边，这令国王十分不安。实际上，普通民众竟然纷纷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叛徒哀悼，这甚至让他感到恐惧。但是，对白金汉公爵的审判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同样令人困惑的内容。实际上，多年的劳民伤财已经逐渐侵蚀了许多英国人对他们的统治者的感情。不过现在，更多的怨言和愤怒情绪集中在了那些由他一手提拔的新贵顾问们身上。实际上，反对处决白金汉公爵的声势如此之大，以至于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已经相信一场针对亨利的民众暴动一触即发，于是纷纷表示愿意出兵相助，以博取亨利的好感。的确，在踏上刑场之时，人们用来迎接公爵的并不是普遍招待叛徒的蔑视目光，而是悲愤的神情和毕恭毕敬的护送，直到他最终抵达伦敦塔。威尼斯大使写道，他的死“令全伦敦为之痛惜”。“而我们意大利人，”他补充说，“同样不愿意看到他这样死去。”

然而，最令人担忧的是，对亨利政府日益加深的不满，同样延伸到了贵族中更广泛的部分，他们感受到了权力更迭的威胁，而这种更迭已经持续了一代人以上的时间。由于税赋上涨，他们的收益受到了影响，同时他们在政府中世代相传的地位也被忽视，特权正在丧失。他们不再与国王分享权力，反倒被他打垮，而那些出身卑微的人则正在被鼓励为显赫地位而奋斗。因此，据说白金汉公爵曾希望联合贵族们“打消这些人的念头”，同时向国王表明他们的不满，“因为他们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大家都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至于他自己，“宁愿去死也不愿意被人踩在脚下”。

但在这种情况下，白金汉公爵希望的公开对决并没有被他的伙伴们采纳。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华美的服饰和奢侈的娱乐来讨得国王欢心，而不是发动一场内战。尽管如此，贵族们还是对自己的地位被一群吵吵闹闹的“男宠”和像查尔斯·布兰登这样的社会新贵剥弱而深感不满。在重新获得国王的好感之后，布兰登也恢复了自己本来在国王身边的地位，负责接待外国贵宾，并与大使们“非常认真地”商谈国际事务。然而最重要的是，英国的贵族们纷纷把怒火继续指向沃尔西。按照约翰·斯凯尔顿的说法，在沃尔西眼里，他们不过都是“酒囊饭袋”和“值不上两个李子的废物”。而随着中产阶级和平民阶层的怒意也不断上升，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太久。

注释

[1] 原文如此。

[2] 金雀花王朝，12世纪—15世纪统治英格兰。

[3] 即农民、贫民。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约1525—1569），16世纪尼德兰地区最伟大的画家，因以农村生活为艺术创作题材，被称为“农民的勃鲁盖尔”。

6 护教之人

亲爱的哈利，请让你我互相捍卫彼此，然后让信仰独个儿捍卫它自己吧。

——国王的弄臣帕奇的一句议论

当亨利八世进入而立之年，所有外在的迹象都表明他仍忠于旧教。在他众多皇家小教堂中，所有装饰华丽的礼拜堂中都放着神圣的圣体（Host），根据基督教的古老教训，那是基督以未经发酵的面包出现我们面前的可见形式。同时，亨利也严格按照天主教教义，进行完整的七圣礼，一年中的圣徒日他也一个不落。对于他和他的王国来说，拉丁弥撒和拉丁文《圣经》仍是神圣不可侵犯之物，而且和他的主教们庄严佩戴的镶有宝石的主教冠一样，亨利也同样十分认真地珍藏着他的圣物、耶稣受难像和玫瑰念珠。即便是万圣夜守夜活动时躺在床上，亨利也会因夜幕中传来的阵阵钟声感到宽慰，他确信自己未来可以得到神圣的赦免，同时也相信正确的行为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因此，国王沉浸在各式各样的仪式中，大斋节开始时，他肆意燃烧一大堆木条，把灰烬涂抹在自己脸上；到耶稣受难节，他则会毫无怨言地跪在十字架上。当他一头扎进宗教仪式当中，心甘情愿地沉浸在天主教向来作用于人心的心理依赖当中时，这种宗教同时带有的来自教皇承认的笃定和最为黑暗的迷信，既激起了他的恐惧，又令这种折磨他的恐惧有所缓解。

当然，在早年教育中，亨利便被要求要充满热忱地祈祷，信守朝圣或十字军东征的承诺，对仪式的细节丝毫不可含糊，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对上帝律法，即由他所属的神圣教会所规定的内容绝对服从，这可以永保他此生安宁，并让他在来世于天堂拥有一席之地。但同时他也对自己的祖母以及其他一些人深深着迷，这些人更加深入地贯彻了中世纪晚期的奉献传统。毕竟，这个宗教传统从不曾轻易放弃它的信徒，圣哲罗姆的信条对这一宗教传统的概括最为恰当：“在所有的行动……思想中，我关注的是四个方面：第一，人生苦短；第二，死亡时时迫近；第三，我的终点模糊可疑；第四，我令人痛苦的离去，以及我的回报、悲恸或喜悦。”不仅仅亨利自己，所有的人家都曾埋葬过夭折的婴儿，每个教区教堂的墙上都挂着悲伤的、褪色的花环，预示着少女的香消玉殒。在这个时代，葬礼是最常见的教堂仪式之一，不过是一口气没喘上来，或者是马一失蹄，便可能让人猝然跌入地狱。此外，在那个时代，地狱也远不像今天恭候着21世纪的灵魂们的舒适遗忘之地那么受人欢迎。在当时，无知无觉的长眠之地被改造成了永恒痛苦的床榻，“比世界上所有的钉子和长矛都要更加让人痛苦”。在那里，即便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贴心随从也很容易会被成群结队、冷嘲热讽的恶魔取代。

即便是预示着一个据说更加开明时代的曙光已然降临，人们也丝毫不曾怀疑自己在死后将面临一场审判。在《灵魂的祈求》（Supplication of Souls）一书中，托马斯·莫尔描述死者将永久面对“残忍的混账精灵，令人作呕、满怀妒意、可恶又可鄙的敌人，一肚子坏水的折磨者，而且他们的陪伴比痛苦本身更加可怕，因为痛苦终有尽头，但他们会不停地撕裂我们，从头到脚循环往复”。应当强调的是，莫尔在这里描述的并不是地狱，而仅仅是炼狱，即关押轻罪罪人的长期监狱。因而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在为永恒的诅咒而战栗不已，亨利八世也不例外。而且他的利己主义和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令他更加恐惧死亡的迫近，因而也就更加愿意寻求天主教仪式的避风港。用亨利自己的话说，他总是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推导出上帝坚定不移的正义能够胜过他反复无常的恩典”，而对于他来说，这样的沉思总是可以在旧教仪式的庇护之下顺利进行。

尽管他的信仰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但就目前而言，亨利所呼吸的空气中仍充满天主教的香气。正如威尼斯大使指出，他不仅接受了正统的仪式与思想，更是以一种真正的热情来拥抱它们。据说他“非常虔诚”，“打猎的时候也会听三次弥撒，而除了参加定期的晚祷和晚课外，有时候他一天能听五次弥撒”。他似乎还一丝不苟地接受了“每个礼拜日的圣餐和圣水”，并且每天都会进行“所有其他值得赞美的仪式”。即便到了执政后期，他对弥撒的崇敬也被认为是“最深刻的”。比如有人说，由于“身娇体贵”，他本不必跪着“崇拜我们的救世主之身体”，可以“坐在椅子上进行交流”，但他却说：“就算让我平躺在地上也没问题，但即便那样，我也不觉得自己足够崇敬，可以进行那蒙福的圣礼。”

尽管今天这个说法也许并不是很时兴，但国王确实也曾坚定地致力于和中世纪晚期奉献方式相关的广泛实践。当然，证据总是可以自由组合并按需排列，但亨利的“支票簿”上确实有大量关于捐款给神龛的相关记录。每年他都会向位于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神龛捐赠20先令，而且去其他地方朝圣时也总不忘奉上一笔捐款。早在1510年9月，亨利第一次作为国王前往位于索斯维克的12世纪奥古斯丁修道院，当时他便充分供奉了圣母玛利亚的神龛。此后他还曾多次拜访圣地，如沃尔萨姆修道院的奇迹黑十字架、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关于忏悔者爱德华的那些部分，以及西翁的圣布里奇特神龛，这些地方都得到了他慷慨的捐赠。接下来，未被封圣的亨利六世在温莎的墓成了下一个被亨利八世瞻仰的地方。1512年，当凯瑟琳生下一名尽管未夭折但身体虚弱的男婴时，为了确保他能够活下来，亨利赤着脚秘密前往沃尔辛厄姆的圣母祠朝拜，并献上价值1镑13先令4便士的祭品。值得注意的是，前往北诺福克，往返需要大约200英里，因而光是这段旅行就花掉了他10天时间。还有一次，在1521年5月，亨利计划进行一次朝圣，目的是感谢他能够从一次严重感冒当中康复。

为私人事务进行祈祷同样是国王喜欢做的事情，尤其是关乎他本人或是亲近之人的利益时。1511年1月，国王宫中的绅士们得到了一笔可观的奖赏，以祈祷王后能够平安分娩。其他时候同样也有类似的支出。亨利也乐于将世俗事务的走向归结到圣徒的干预之上。例如在弗洛登战役之后，他认为这场胜利毫无疑问要归功于圣卡斯伯特的显圣。实际上，这种信念太过强烈，令王后都认为应该告诉他，上帝本人的手段在王国北境的这一光荣事件中的影响也不该被忘记。而当亨利坚持认为苏格兰人的溃败是詹姆斯四世曾掠夺圣徒教堂的结果时，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再次提醒他：“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应该只有上帝才能办到。”

这还不是亨利献身于先辈们的虔诚精神的极限。每个耶稣受难日前一天，他都会参加皇家濯足礼。这个仪式起源于中世纪，最早由约翰王于1210年在英国进行。亨利模仿“最后的晚餐”中耶稣基督的形象，身穿一条宽大的白色围裙，胳膊上搭着毛巾，端着脸盆，身上带着一只防止传染的香囊，跪在地上画十字架，给一些跟他年纪相仿的穷人洗脚，还不时亲吻。随后，在耶稣受难日当天，他还会亲自祝福用他当天捐赠给教堂的硬币打造的“扣环”（cramp rings），然后分发给患有相关疾病的人，包括风湿病、癫痫和麻痹症，相信他的祝福能够起到治愈疾病的作用。而且就像自爱德华二世以来的英国君主一样，亨利也会为所谓的“国王之魔”（King’s Evil）进行“触摸治疗”，这是一种据说可以治愈一种皮肤疾病——“瘰疬病”（scrofula）的仪式。

更奇怪的是，国王似乎也欣然接受了日常生活中其他类型非凡能力的影响。实际上，任何在解释亨利八世信仰问题的过程中，对如此多层面与这些信仰相悖的非理性因素避而不谈的尝试，都是在将他的思想与这些因素所在的时代背景相隔离。国王对大千世界的运作机制中充满了神秘因素这一点深信不疑，因此他会在雷声袭来时画十字，同时把任何气候上的异常解释为上帝审判的确凿迹象。同样，尽管占星术只是他有关天空众多兴趣的一部分，但它又不只是亨利所着迷的一个爱好，而是一份可靠的生活指南。例如他会把彗星当作神圣的征兆，而且他最喜欢的牧师之一是牛津的占星家、数学家约翰·罗宾斯（John Robyns），这绝非巧合。此外，作为一个坚信厄运与预兆的人，国王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都不愿意听到他的主教们谴责所谓的“大凶之日”，即那些注定不宜婚丧嫁娶、出门远行的日子。正因如此，他否决了自己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要求，后者将占星术和面相术都列为“违法且迷信的东西”。

在其他方面，亨利的头脑当中也充满了奇想和假设，这些奇想和假设将他和一个无形的领域联系在一起，而这个领域中的每个细节就像他所统治的这个王国一样实在。比如他毫不怀疑天国中存在着基路伯、撒拉弗以及其他以有形且活跃的方式存在的超智慧生命，包括天使和大天使，据说他们“一整天”都在举行神圣的仪式，只在“晨祷和晚祷之间的片刻工夫”抽出时间来聆听人们的呼唤。他也毫不怀疑天上会有鸡蛋那么大的冰雹掉下来，上面画着魔鬼的脸，雨水会变成血水，或者被斩首的叛徒会抱着自己的脑袋四处逃窜。当大风吹倒圣阿尔克蒙教堂的尖塔时，传说撒旦用自己的爪子在第四钟楼上留下了巨大的划痕，而这对亨利来说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毕竟在一些危急时刻，他有时会非常认真地跳出来说自己前一天晚上跟传说中的猎人赫恩
[1] 见了面，而且在恰当的时刻，他还会成为在汉普顿宫中安妮·博林鬼魂的第一目击者。此外，他在安妮事件前不久还曾抱怨说，自己终于意识到这么多年她对他的影响完全是由于巫术。鉴于他对超自然因素的无比尊重，这一言论也显得格外不祥。

不过考虑到时代因素，当时盛行的思维方式在国王身上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其实也顺理成章。毕竟，当时的男男女女在日常生活的很多时候都需要借助超自然因素的帮助。人们会在女人分娩或母马产驹的时候进行一些神秘的仪式，还有一些可以加快啤酒酿造或是挤奶工作的进程。生病的时候，人们会通过咒语来止血，而发烧和风湿发作则可以通过一种叫作“浇铸心脏”（casting of the heart）的巫术来缓解。与此同时，乡下人会把七里香挂在脖子上，作为对抗巫术的护身符，还会在5月的第二天把花楸的树枝以及忍冬花放进谷仓，以免有魔鬼染指他们的牛。把复活节蜡烛的热油滴在家畜的角和耳朵之间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而将流产的小牛犊埋在路上则可以防止奶牛流产。同样，正如人们可以通过鸟儿叽叽喳喳的叫声预知未来，用煤块也能够避开居心叵测之辈。

此外，这种对于占卜和奇迹现象的痴迷也渗透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亨利的宫廷。贵族们都有宫廷占星师来为他们测算命运，而大学里的博士和学生也总要涉及巫术研究，同时忙着寻找“贤者之石”
[2] 。例如牛津的约翰·罗宾斯就是一位臭名昭著的巫师，他自诩无数达官贵人都被他那昏暗房间里的魔法物件吸引——蒸馏器、大锅、净化器、研磨杵、用来召唤“四王”的雕花魔杖，装在盒子里的蛇皮，以及放在书架上关于魔法及炼金术的论文。即便是那些聚集在国王身边的博学多识之士，似乎也只有部分人能够对这些旁门左道免疫。例如在人文主义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约翰·柯列特，他就曾与一个名叫阿格里帕·冯·内特谢姆（Agrippa von Nettesheim）的人长期通信，此人作为医生的本职工作资助他出版了大量魔法方面的专著，而他将此视为了解上帝最可靠的途径。甚至就连教皇本人，也小心翼翼地根据星星的排列状况来进行自己的宗教仪式。

另一方面，亨利乐于进行的圣徒崇拜，其实也不过是同一枚迷信硬币上较为体面的一面。而这种硬币无论在宫廷还是民间都在以相似的方式流通。圣阿波罗尼亚可能被用来治疗牙痛，圣尼古拉斯会眷顾小偷，而圣奥西斯则会帮那些丢了钥匙的女人找回钥匙。阿登的女人们会为了生病的奶牛向圣布里奇特献祭，而矗立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圣威尔格福蒂斯雕像则被认为是“解脱女神”，只要女人们向她献上燕麦，她们就能够摆脱丈夫。在沃尔辛厄姆、伊普斯威奇、伍斯特、卡迪根、唐卡斯特和其他许多旅游胜地都盛行圣母崇拜的完美骗局，那里也会有一些遗迹和奇妙的景象，只有少数开明之士才能独善其身。实际上，林肯郡曾有一位主教声称自己咬断了抹大拉的玛丽亚的一截手指，并把它带了回来，而这一圣物还曾在费坎公开展出。而在其他地方，比如卡弗沙姆，人们拥有朗基努斯之枪
[3] 的枪头，它显然是由一位单翼天使运送至此，放在一间小教堂里，就像它刺进救世主身体的当天一样闪亮。那里似乎还有犹大用来吊死自己的“神圣绞索”。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王很容易被老掉牙的荒诞故事或宗教骗局蒙骗，也不是就此否定他的宗教观念是经过相当程度的刻苦学习才形成的。实际上，国王还曾试图通过学习神学以及博览其他方面的“群书”来强化自己的宗教信仰，这让他甚至能够击败最有学问的对手。因而理所当然地，他对于教会父老作品的了解程度似乎不亚于那些跟他交往的杰出教士，而他的藏书室中的藏书则充分说明了他知识渊博的原因。例如在威斯敏斯特的那个藏书室，共有1000多册藏书，其中很多是从法国和意大利搜集而来，而他的其他大量藏书则集中在里士满和格林尼治等地。其中除了不可避免的关于狩猎、猎鹰和骑士风度的手册，还包括了很多重量级的论著以及气势恢宏的古典作品，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修昔底德等，所有这些都可以证明国王的思想抱负。

不仅如此，他的藏书中还总会有一个特别的位置，留给他的详注版《圣经》、他的编年史以及教会史记。最重要的是，他还珍藏了那些中世纪伟大学者的著作，包括索尔兹伯里的约翰，阿贝拉尔和博纳旺蒂尔，以及他个人最爱的托马斯·阿奎那，还是沃尔西推荐他看的。这样一来，亨利便拥有了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储备，而通过他独特的死记硬背式学习方式，便可以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源于正统的思想偏见。而且他还会将自己的偏见同时作用于口头与纸面上。实际上，从16世纪20年代起，他便开始深入钻研各种神学问题，并且对别人的思想进行孜孜不倦的纠正。可以预见的是，在这方面他同样会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天真，面对那些专业神学家避而不谈的问题，他也能够天马行空地给出自己的见解。比如主祷文中的措辞，尤其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一句，很快就会受到亨利的严格质疑，同时他还会试图淡化十诫中关于偶像崇拜的谴责。用当时一个人的话说，既然国王是一位“完美的贤者”，那么，还有什么行为能够比改进上帝的话语更符合他这天赐的智慧呢？

除此之外，亨利自己也承认，真理总是“如此确凿，如此明显，如此笃定，如此开诚布公且值得肯定”，任何一个像他自己一样经过长期实践的智者都能够轻易获得。同时，他也同样相信，任何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真理“都应该得到所有基督徒的尊重与认可”。尽管这番言论听上去像是在一个开明虔诚的国家中呼吁人们以理性的方式取得统一，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过是对于顽固的不容忍的许可。也正是因为国王在知识层面的自信爆棚，他的信仰在许多改革者眼里成了绣花枕头，以至于让他到后来对这些人大开杀戒。对于罗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托马斯·比尔尼（Thomas Bilney）和约翰·兰伯特（John Lambert）来说，真正的宗教信仰绝不是毫无目的的仪式和对教规的机械沿袭（而他们最后都会死在亨利手上），也不能建立在对诅咒的恐惧上，而只能源于对被拯救的笃定。然而对于亨利来说，宗教却确实意味着一种明确的行为规范，以及一个能够明确保证他可以逃离深渊的仪式。“我们的国王不在乎信仰。”罗伯特·巴恩斯后来会这样总结，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他看来，亨利的信仰是空洞无物的，通过类似罐头的既定逻辑在头脑中生成。也正因如此，他会始终坚信这一套内容，至死不渝。

然而，这些将国王与旧教联系在一起的线索既多样又微妙，因为它们是充满弹性的。例如他的生活会完完全全被教会相关的内容包围，他的物质环境与日常生活的节奏也会跟教会密切相关。举个例子，在他位于里士满的宫殿附近，坐落着加尔都西会僧侣的西恩修道院，而跟宫殿相距一英里，仅有一河之隔的则是布里奇特教派的西翁修道院，这是一座在伦敦的精英阶层及英国贵族中间具有广泛影响的贵族修道院。实际上，正是新教徒威廉·廷代尔以毫不掩饰的愤怒描述了这一场景，在泰晤士河畔的里士满皇家飞地上，西翁和西恩之间不断回荡的钟声，时刻提醒着这位年轻国王天主教无所不在的影响。廷代尔写道：“当西翁的修士们结束祷告，修女们便开始了；修女们结束她们的仪式，另外一边（西恩）的僧侣又开始了。等他们结束，又轮到修士，他们没日没夜地忧虑，分担着上帝的痛苦。”于是亨利每天早上都会被天主教的召唤唤醒，而到晚上也是听着来自教堂的声音入睡。

与此同时，在宫廷内部，亨利则将自己包裹在密实的保护层中，避免受到任何可能带来巨大变革的猛烈神学暗流的影响。例如在作为国王日常生活重要组成的皇家礼拜堂里，他甚至拥有一把专门用于讨论神学问题的椅子，这把椅子很可能是教皇本人亲自坐过的。礼拜堂里有着明亮的彩色玻璃窗、壁画、华丽的风琴，由威廉·刘易斯（William Lewes）亲自设计，还摆放着圣母和圣徒的雕像，这些装饰在他整个执政期间都不曾有过变化，跟其中的宗教仪式进行方式如出一辙。诚然，随着他统治生涯的延续，更多的重点被放在了讲道上，但在其他要素中，亨利的小教堂则继续如它的装饰雕刻一般表现着稳定与安逸。同样，在他位于里士满的私密房间，有一个由26位牧师组成的队伍，负责在非礼拜日满足亨利对宗教的需要，他们进行的仪式同样需要严格按照天主教的礼仪。和在格林尼治一样，宫殿外面的院子里同样有一座由改革派的方济各会教士建立的全新修道院，这进一步反映和强调了天主教对国王的彻底控制。尽管这座建筑会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成为一个可怕的存在，作为对过去时代的毁灭性和恶意的提醒，但在当下，这里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再次肯定了宗教传统在国王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即便教皇的名誉已经一落千丈，国王对于自己生来便要捍卫信仰的想法也不会有丝毫改变。罗马弗拉米尼亚大门外风传的下流故事，在漂洋过海来到英国时并没有丝毫改变。它们在意大利给人们带来了欢笑，然而在伦敦的小酒馆或者科茨沃尔德的小屋之类的地方却激起了民愤。正如国王所知，一些教皇已经不再以“基督的代理人”这一天赋职能闻名，而开始以巫毒的邪术为人们熟知，而如朱利叶斯二世之流，似乎证实了教皇的贪婪与不道德并非无稽之谈。这个尤其明显的滥用职权的例证，不仅在于他以个人名义对他的敌手博吉亚家族进行武装报复，还在于他甚至穿上了特制的银盔银甲。此外，在不与死敌作战的时候，他似乎主要忙于一些极其奢侈的建筑项目，雇佣的人物中包括了拉斐尔、布拉曼特和米开朗琪罗。比如正是他为全新的圣彼得大教堂奠基，还把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遗赠给自己的后人。但身为建筑商兼承包商还不是他热衷世俗事务的终点。在1513年最终因梅毒撒手人寰之前，他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并且至少拥有3个私生女。而他的继任者利奥十世，似乎也同样醉心于现世的功名利禄。他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儿子，7岁时成为修道院院长，8岁任咏礼司铎，13岁便成了红衣主教。随后，在担任主教期间，他将用超过2000个教会任命，交易到价值300万达科特的财产。他拥有众多波斯良马、一头黑豹、两头猎豹，以及一头名叫汉诺的宠物大象，汉诺的肖像画还是请拉斐尔画的。

然而英国国王对于他的圣父一心一意的奉献精神并没有受这种堕落行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基督教英勇王子。毕竟，虔诚是他从他的勃艮第先辈们身上学来的骑士传统的组成部分，而他的嘉德骑士们同样一丝不苟地对待自己的信仰和英雄主义行为。因此，亨利完全按照亚瑟王故事里的贝德维尔爵士的标准要求自己。在血气方刚之时，他曾毫不犹豫地夸下海口，自己要亲率25000人的大军征服耶路撒冷。事实上，他甚至认为自己可以向威尼斯借调4条战舰，来协助他完成这一宏图大业。尽管这样的激情很快退却，但他不久便被激发出更疯狂的幻想。1516年，“冷酷者”塞利姆（Selim the Grim）的奥斯曼土耳其大军攻陷圣地，在利奥十世诚恳地请求基督教骑士们出手相助时，亨利很快又激情复燃。同样，1518年，当红衣主教坎皮吉奥来到英国鼓吹十字军东征大业时，亨利毫不犹豫地宣布自己愿意把全部身家交给教皇处置。他宣称，他个人的资产与财富，他的皇室权力，甚至他的整个王国，都可以在捍卫基督教、对抗异教徒的神圣事业中全数奉献。

当然，在这种“灵魂的热情”之下，国王的宗教虔诚与他更自私的动机之间仍存在着不可否认的紧张关系。同样应该指出的是，这位虔诚的国王曾随意地把卡丁顿的乡村教堂夷为平地，方便他建造位于南萨奇的梦幻宫殿。此人还欣然修整了位于牛津郊外的雷利修道院的窗户，以保证他在汉普顿宫的保龄球场的采光。此外，亨利在才智方面就像对于服装一样热衷追逐时代潮流，而这也并非没有负面影响。法国外交官曾造访格林尼治宫，随后他们回到巴黎，向弗朗索瓦强调亨利授予那些围拢在他身边的“学者”的重要地位时，后者的整个宫廷都颇为惊讶。伊拉斯谟则写道：“亨利宫廷里的博学之士比任何一所大学里的都要多。”这些后来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的人包括国王的私人医生托马斯·里纳克尔（Thomas Linacre）、国会下院议长托马斯·莫尔、圣保罗大教堂座堂主任牧师约翰·柯列特、此时还是内廷大臣的蒙乔伊勋爵、国王的秘书理查德·佩斯，以及其他一些如录卷主任卡斯伯特·滕斯托尔、国王的听告解神父约翰·斯托克斯利之流。所有这些人都是当时的一流学者，而且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对当时天主教越发神秘化和世俗化的趋势嗤之以鼻。在这样最前沿的思潮的陪伴下，亨利的虔诚很大程度上仅仅借助于他偶尔表现出的带有某些旧教特征的英明愤怒。当然，他也无法抗拒任何送上门的表演机会。

比如，1521年，当听说牛津有人成立了一个名为“特洛伊”的社团，反对希腊语课程的时候，亨利立刻抓住时机，变身为学术斗士。毕竟，他的人文主义英雄们一直都在强调要“重新发现”古希腊人的语言和知识，从而通过福音书的最初版本来深入研究教会教义的重要性。因此亨利很快便采取了行动，当时大学里的一位传教士在阿宾顿的讲坛上对“新知识”的邪恶进行了严厉抨击，而皇室成员当时就在那里。作为回应，亨利要求托马斯·莫尔就古希腊知识的使用问题与那人辩论。莫尔刚开始发表见解，那位倒霉的老者便跪下来向国王求饶，他说自己的冒犯性发言只是因为圣灵附体，想以此为自己开脱。亨利义正词严地说：“什么圣灵，你那根本不是基督的灵，只能是蠢货的灵。”而当传教士后来承认自己从未拜读过伊拉斯谟的著作时，他被国王严厉指责为“一个连书都没读过就胡说八道的蠢货”。

1514年，当教会统治集团笨拙地想要维护自己的特权时，亨利表明十分乐意在政教关系方面表现自己的权威。当时在白教堂区，一位名叫理查德·胡恩（Richard Hunne）的商人卷进了一起可怕的丑闻。一开始是胡恩的孩子在几周大时便不幸夭折，这件事本身问题不大，然而教区牧师却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他拒绝给孩子下葬，除非胡恩可以把婴儿的裹尸布给他作为报酬。尽管婴儿最后还是入土为安了，但事情却并未结束。这位牧师把胡恩告上了教会法庭，理由是他拒绝支付报酬。作为回应，商人把牧师告上了法庭，使得事情大大升级。他状告的理由是牧师通过教会法庭向他起诉，实际上是动用了来自国外的势力——即教皇——而这触犯了所谓的《王权侵害罪法案》（Statute of Praemunire），即禁止神职人员干涉本属于国家王权管辖范围的事务。

但这件事最奇怪的部分，发生在胡恩被伦敦大主教霍西博士以怀有异端思想为由，收押进圣保罗大教堂的塔楼里之后。过了两天，胡恩被发现吊死在自己的牢房里。尽管狱卒声称他是自杀，但随后伦敦验尸官下令进行的调查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指出的证据包括胡恩死时“面容安详……没有任何瞪眼、张嘴或皱眉的表情，没有流口水，也没有出现失禁的情况”。而且他被吊死的同时身上有出血的情况，而他的衣服上却没有沾染血迹。同样，他脖子上的吊索并没有套牢，而且是用丝绸做的，表明它并不足以令此人脖子骨折。尽管他的手在尸体被发现时并没有被捆绑，但他的手腕上却出现了曾经被捆住的痕迹。基于这一证据及其他有说服力的证据，验尸官做出结论，认为胡恩是在批捕他的大主教的授意下被人谋杀的。

如果不是教会当局进一步误判，这一事态本来仍有可能得到遏制。然而当霍西博士和涉案狱卒们被皇家法庭起诉时，伦敦的菲茨詹姆斯主教仍认为此事不该就此停止。他对沃尔西说，他不指望任何伦敦的陪审团能够为他的大主教伸张正义。“那些人是如此堕落”，而他此时突然心生妙计，准备果断地直捣黄龙。而这一计策最终激起了他的牧师同行的广泛怨恨。菲茨詹姆斯不顾后果地继续推进异端审判程序，令胡恩在死后被定罪，并且挖出了他的尸体，在史密斯菲尔德众多愤怒的伦敦人民面前焚烧。

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两项议案交由议会，为胡恩平反。而到春天时，在坎特伯雷的一次会议上，温奇科姆修道院院长进一步重申，在世俗法庭起诉霍西博士，已经导致神职人员的传统特权遭到了侵犯。然而最终，这个案子会到布莱克法尔，在国王面前进行公开辩论。当沃勒姆大主教将这次的争论提交到罗马的教皇法庭时，亨利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宣称：“我，蒙上帝之恩，君临英格兰。而在过去的时代，除了上帝本人，这片土地上没有人比英格兰国王拥有更高的权威。因此在这一事件上，我会像我的祖先们一样，维护皇室的权威。”只有当沃尔西在国王、皇家法院和议会两院面前做出部分承诺之后，亨利才同意让此事告一段落。

通过这一事件，国王明确地表示，如有必要，他将极力捍卫自己的特权，即便要与教皇对抗也在所不惜。然而，亨利的这种表现以及其他任何早期他想要申明权力的迹象都不应被误读，因为胡恩一案既不是后来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早期征兆，也不是未来变局的预兆。实际上，即便很久之后，亨利有意识地试图根据政治需要和当时流行的思潮改变自己的立场，他同自己教会的联系也牢不可破。毕竟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教会十分擅长在契约与交易之间进行钟摆运动，它对自己把握是非的时机计算堪称完美。同时，对于普通人，天主教教会提供了《新约》作为慰藉，但《旧约》的惩罚仍像大棒一样，藏在它无缝的斗篷里。而敬畏上帝的臣民无疑更容易对统治者保持恐惧。同样方便的是，这种以禁忌来救世的宗教代表着一种盲目的实用主义，它时刻准备着对上层人士的诸多道德缺陷予以迁就。总之，天主教教会是一座杂乱无章的巨大宅邸，它的所有者是一位并不在场的上帝，而这里的管理员则经常向魔鬼及其同伴出租房间。因此，它仍旧是英王亨利这样的人的理想住所。

而最终，将会有一位有些神经质的30多岁的奥古斯丁会修士，一位维腾贝格大学默默无名的神学教授，亲手点燃一枚将震撼整个欧洲的炸弹的导火索，让亨利八世悠游自在的精神家园不复安宁。长期以来，马丁·路德一直受困于自己的负罪感，因为他无法达到教会所谓的“因行称义”（doctrine of works），即教导人们灵魂的命运取决于个体在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这样一来，他认为自己将必然被自己推向地狱，因为他似乎无法驯服自身罪恶的驱动力。按照教会的建议，他试图用“人类的方法，人的传统”宽慰自己的灵魂，但却徒劳无获。然而忏悔自己的罪行，却让他在下一次强大诱惑出现之前得到了暂时的解脱。结果，这让他的良心不停折磨着他，对他低语：“你做得还不够……你没有悔过……你只是把罪过抹掉了。”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教会持有救赎的钥匙这一点是否真的无懈可击。毕竟，世间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教皇在内，怎么可能完全参透上帝的意图，甚至还能把上帝的判断和仁慈局限在他们设计的琐碎仪式当中呢？对于路德来说，上帝的道路是完全使人敬畏、不可亵渎的，它完全不能受人左右。路德曾总结说，上帝的“全知全能，以及他永恒的预知能力，将绝对且不可避免地看破我们内心自由活动的理性观念”。实际上，正如他提出的奇怪比喻，理性不过是一个“被欲望吞噬的荡妇”。因此，正如人不可避免有罪一样，教会为了他的得救而进行的机械努力也是全然徒劳的。这些信念被恶魔和地狱之火的噩梦幻象染上了鲜艳的色彩，并毫无疑问地指向了一场灵与肉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终究只有一个胜者和一个结局的可能实在太过可怕，令人无法想象。

而将路德从教会虚假的伪装以及可能会被称为“自然负罪”的重负之下解救出来的，是他对于圣保罗的解读。通过这个途径，他最终找到了这样一个信条：人只有靠上帝的仁慈才能获救，而非他的任何所作所为。因此负罪之人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人类中间人，因为牧师和教皇都不可能对他给予帮助。他必须避免他们那些徒劳无功的得救之道。上帝是宏大且无法言喻的，而天主教教会却让上帝变得狭隘且官僚，成了一位天界的会计，认认真真归罪于人，并且给地上那些善于利用规则的精明代理人安排慷慨的回扣。实际上，任何人唯一的得救途径，就是匍匐在救世主的脚下，怀着卑微的恭敬与悔恨奉献自己的一切。只有这样，他永恒的灵魂才能避免浩劫，得到救赎。

在这样的启示之下，路德似乎立刻感觉自己“全然重生，进入了天堂”。圣奥古斯丁其实已经提出过“因信称义”的理念，但它却被宗教等级制度埋没。在亨利八世的时代，“夸夸其谈”和迷信行为才是天主教的主要内容。而路德的启示却让牧师、朝圣之旅以及炼狱等天主教概念显得毫无意义。而且倘若炼狱不复存在，那么所谓可以让死灵免于在该地受难的赎罪券，也就变成了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骗局。逻辑冷酷无情，路德亦是如此。当然，最后一根稻草便是1517年，一位名叫特策尔的赎罪券卖家来到维滕贝格，为圣彼得大教堂的建设兜售“救赎”。一怒之下，马丁·路德把《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了当地教堂的大门上，一场风暴随即到来。

毫不意外，对于德国方面混乱的开端，英国国王是怀着厌恶与恐惧看待的。1月29日，卡斯伯特·滕斯托尔主教给沃尔西写了一封主要由暗语构成的信，跟他讲述了自己看到的情况。他说：“阿尔马恩的人们对路德十分关心。他的观点受到了教皇的谴责，但与其说他会被教皇压制……倒不如说他会让他们付出很大代价。”他继续说，路德的作品每个识字的人都人手一本，甚至有人用匈牙利语朗读。在滕斯托尔看来：“此事的开端是每年支付给罗马的那一大笔教皇俸禄。这个国家希望摆脱这一负担，因为教皇把这些钱发给了那些服侍他的目不识丁的厨师和马倌，而不是按照约定，赏赐给这个国家里品德高尚的人以及饱学之士。”他宣称，教皇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将会失去来自阿尔马恩的全部崇拜”。至于路德的最新作品《被掳于巴比伦》（Babylonish Captivity），滕斯托尔则祈祷上帝“不要让这本书流入英格兰”。

但主教的祈愿并没有得到响应，因为1521年初，这部作品已经进入了英格兰，4月时来到了亨利手中，他正在“批评”这本书。理查德·佩斯写道：“今早我一到国王那里，就看见他正在读路德的书。”亨利总是很快就会对新的思想话题产生兴趣——顺便说一句，这种兴趣让他一辈子都在忙于自食其言。在他看来，无论是拥护罗马教廷还是赢得博学者的赞誉，都是他事业的一部分，而现在时机已到，于是他觉得要拿起笔开始写作，以便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他是如何捍卫教会的，不仅可以动用军队，还可以通过他的思想资源”。亨利宣称：“由于一个人的不服从，许多人都成了罪人。”这样的局面，自然需要另外一个更加博学、更加坚定的人来完成这一重要的救援计划。异端之徒逍遥法外，这玷污了基督的真谛，也侮辱了圣母玛利亚和圣徒们的盛名，同时还危害了上帝在人间建立的等级制度，因为这种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剥夺了帝王和教士们的一切权力和权威”。此时的危险显而易见，十分可怕，亨利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有机会重申自己对教皇的忠诚。朱利叶斯二世之前已经给了他一朵金玫瑰，而这次的机会很有可能让他赢得自己觊觎已久的头衔。如果西班牙的君主是“最天主教的”，法国国王是“最基督教的”，那么英格兰的国王难道就不能赢得一个这样的头衔，来确立自己在基督教国家等级次序中的地位吗？

素以“敏锐而机智”闻名的国王，在这个任务面前搬出了自己通常在学术辩论中使用的论证套路和拉丁文的陈词滥调，以维护正统的地位。路德理所当然地抨击这部用以回应的著作并非亨利八世亲力亲为，而是爱德华·李博士捉刀，而此人也的确在编辑润色方面做了些工作。路德表示，“我想国王是赏给了这些白干活的好心人一些粗纺的线，他们织了件斗篷，按图样裁了边。”的确，这本书是经过一个专业人士委员会编辑修改的，其中包括了约翰·费舍尔，尤其还有托马斯·莫尔爵士，他不久就要亲自上阵攻击“乡巴佬路德”了。但实际上，对于亨利八世的作品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um adversus Martinum Lutherum，今天更多被人称为《对七圣礼的辩护》，其著作权的归属并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蒙乔伊，就曾向伊拉斯谟保证亨利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而且这部作品的内容在总体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实际上，国王的这部大作最终将被证明是一块笨拙的铁砧，甚至反倒让他自己的教会和圣父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在引用了30部有关《圣经》研究的著作和70篇来自圣奥古斯丁以及其他教会作家的文章，总计100条参考文献之后，《对七圣礼的辩护》基本没能抓住路德论点的要害，即其中谴责天主教的圣礼是“一个人类机构用来蒙骗其成员的戏法”。同样不出意外，国王的一腔热血和他“誓死保卫我的圣母，基督的配偶”的心愿似乎远比他实际拥有的论证才能更有价值。整部作品中，亨利一直在用拉丁语的陈词滥调对路德进行谴责和咒骂，这些话语翻译过来倒是稍显新鲜——“他就是个从地狱恶狼嘴里吐出来的崽子，满嘴恶臭……”诸如此类。当然，这部大作中其他更为精心雕琢的段落将会在接下来几个世纪以不雅的旋律继续回荡。比如其中关于婚姻神圣性的恶臭论述：“淫欲原本平淡如水，经过了上帝的恩典，就变成了上等佳酿。由上帝结合在一起的人儿啊，任何人都不得将他们拆散。”在其他地方，亨利还热情洋溢地发表了维护罗马教会的长篇大论，与托马斯·莫尔有些令人惊讶的建议截然相反：“这是什么样的毒蛇悄然潜入人间，敢于把最神圣的罗马教廷称为‘巴比伦’，将教皇权威视为‘暴政’，还把罗马最神圣的主教的名字叫成‘反基督’？”

实际上，到后来，亨利这些关于教皇至上的言论，会被莫尔通过更尴尬的言论加以掩盖。但至少在短时间内，国王的心意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最终，在8月25日，这部作品已经制作完成，沃尔西便给驻罗马的英国大使约翰·克拉克写信，详细告知他该如何把这一文本呈现给圣座陛下。这部作品总共将寄出28册，而克拉克需要私下呈给教皇本人一册，上面盖着一块金布，还包裹着国王亲手书写的两句话。大使还需要向教皇明显地“暗示”他的国王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将极力捍卫基督教会的天主教信仰，而这个（头衔）也是他应得的”。

到了给教皇献书的时候，据说这位处境艰难的鉴赏家把书捧在手中，赞美了它的装帧和“装饰夹板”。然后，在打开书之后，他一口气读了5页序言部分的内容。克拉克说：“在他喜欢的每一处，他还会做出一番点评。”片刻之后，教皇陛下向英国人宣称“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作品竟然出自国王陛下之手，因为他已然在其他领域建功立业，而其他人就算皓首穷经，也没办法写出与之匹敌的大作”。利奥十世表示亨利在驳斥这个“可怕的怪物”时充分体现了雄辩与智慧，然后还感谢了上帝，赐给人间这样一位国王，协助他捍卫这神圣殿堂。

克拉克下一步的行动，是按照红衣主教的指令，要求举行一次公开的集会，向公众展示亨利八世的著作并阐明其意义。但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的是，利奥十世断然回绝了。毕竟这部作品实际上只是一部泛泛之作，即便它的确是由一位君主亲自创作。如果说教皇确实欠了亨利一份人情，他也不想过分偿还。因此，作为另一种选择，教皇请克拉克去平时举行教会会议的地方等他，然后让人把大厅里待命的教士们召集到会议室，“找20个人就够了”。总之这并不是亨利所希望的，也不是沃尔西计划的。然而事实却证明，这样已然足够。因为在第二天，教皇发表了一份诏书，将“护教之人”的头衔授予了亨利，以表彰他对魔鬼的坚定抗争。

最终，这份诏书抵达英国，亨利随即举办一场盛大的仪式。它于1522年春天来到格林尼治，教皇方面的使节由沃尔西和教皇大使领衔。当时的场面十分庄重，亨利亲自来到他们的房间接见他们，“仿佛他们都是从罗马远道而来”。随后，在向国王致意一番后，“外在与内在皆是如此……我们的主亦是欣喜如斯”，红衣主教颁布了教皇的诏书，宣布了国王的新头衔。尽管一大群人为此大费周章，但客观地讲，教皇的表彰确实让他们欣喜不已，所激起的热情如热浪般不断翻滚。有关教皇将亨利看作自己在上帝事业中的挚友和兄弟的部分也没有被怠慢，朝臣们纷纷盛装出席，与神职人员及其随行人员一同举行弥撒，小号吹响，连同“古双簧管和长号”一起庆贺国王获得了新头衔。实际上，在这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唯一的不和谐音符来自国王的弄臣帕奇。看到国王如此开心，帕奇问他原因。在国王回答这是因为他的新头衔之后，这位弄臣狡黠地说：“亲爱的哈利，请让你我互相捍卫彼此，然后让信仰独个儿捍卫它自己吧。”

当然，强大如罗马教廷，究竟是否真的需要这样吵吵闹闹的异族蛮邦来捍卫它，这仍是一个疑问。诚然，诋毁者们对于罗马教廷的质疑不仅仅是教皇蛊惑大众的行为和他个人的堕落。像包括什一税、安葬及遗嘱检验费、教皇献金、教皇年俸、赎罪券、教会豁免等所造成的沉重财政负担才是这些正磨刀霍霍的人发出抱怨的主要内容。“我们初收的果子都献给了罗马，”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发出质问，“只为了保证教皇的排场和骄傲，没错，还有他发动战争的能力，这合理吗？还有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难道看不出基督教国王和教廷之间的貌合神离吗？”与此同时，红衣主教和主教们在物质上的雍容富庶以及世俗追求，与他们宣称的使徒安贫乐道以及基督教的谦卑精神形成了巨大反差，同样也招致了强烈的谴责。比如约翰·柯列特便首创了“披着羊皮的狼”这一说法，用来抨击英国的主教制度，而裙带关系、买卖圣职、兼任神职、尸位素餐都成了反教权主义者的怒火倾泻的目标。因而，英国最重要的牧师托马斯·沃尔西，似乎就成了他所在的这个专横的权力机构一切错误的缩影。波利多尔·弗吉尔说：“一个十字架都不足以弥补他的罪过。”

僧侣和低阶的神职人员也招致了不少批评。《修道院的大傻个儿们》（abbey lubbers）里的堕落故事广为流传。有人传言如果格拉斯顿伯里男修道院的院长和沙夫茨伯里女修道院院长上床，那么他们的私生子肯定会成为英国最富有的庄园主。与此同时，克里斯托弗·圣日耳曼（Christopher St. German）指出，有些牧师“在赌桌上”以及其他非法游戏中不亦乐乎。托马斯·莫尔也认为郊区的神职人员“大多数是淫棍，难堪大用”。而到16世纪20年代结束之前，格雷律师公会的大律师西蒙·费什（Simon Fish）将会出版他的著名作品《乞丐的请求》（Supplication for the Beggars），对教会发起新一轮的猛烈攻击。在这部作品里，除了人们熟悉的内容以外，他还谴责教皇是“以基督圣徒和殉道者的血为生的吸血鬼，残忍至极、无恶不作”。神职人员也被描述成违背上帝话语的背德者，因而费什请求国王“把这些游手好闲的小偷绑在马车上，扒光了游街，在每个集市上都用鞭子狠狠抽一顿”。

然而，每一位谨慎的法官在面对费什这样的政治煽动者的作品时都会慎之又慎，尽管他愤怒的咆哮看似让旧教信仰风雨飘摇，但它其实仍然稳如泰山。实际上，对于腐败堕落的神职人员的抨击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也很难得到广泛接受，任何一位兰格伦
[4] 或是乔叟的学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主教制度中的成员们绝不会都如沃尔西一般堕落腐化，至于教区的神职人员，尽管西蒙·费什等人抨击他们目无教法，但总体上他们仍是一群规规矩矩之人。亨利八世的臣民们所承受的司法及财政负担，其实也不像这些引人注目的丑闻和骇人听闻的谣言那般不堪忍受。此外，教会得到了政治体制的有力支持，而人文主义者们非但没有砸烂它，反倒为其启动了清除自身弊病的长期关键进程。而另一方面，那些令少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痛恨的同一性迷信特征，实际上却是旧教能够维持广泛控制的根本原因，大多数人仍渴望受到自己日常崇拜的假面舞与故弄玄虚的宠爱。

故而，即便说罗马教廷并不是纯洁无瑕的存在，它也并不全然是邪恶的。尽管不可否认，天主教正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但先前认为它此时已经奄奄一息、充满堕落、不合时宜，在16世纪早期便面临着无法挽回的信任危机的观点，几乎完全站不住脚。同样让人无法信服的是，有人宣称亨利八世最终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即推翻了一个在任何意义上都备受谴责的腐朽组织。然而实际上，当时的亨利国王，所谓的建造者与革新者，看上去更像是一头贸然闯进瓷器店、满怀欲望的莽撞公牛。

注释

[1] 猎人赫恩（Herne the Hunter）是传说中的幽灵，其头上长着鹿角，出没于英国伯克郡温莎森林和温莎大公园。首次书面提及猎人赫恩的文献是莎士比亚1597年出版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最早的版本中书写为“Horne”，后来赫恩又多次出现于其他著作和媒体中，其具体的起源仍有争议。

[2] 贤者之石（Philosopher's Stone，Stone of the Philosophers），是一种传说中的物质，西方炼金术师认为其具有“点石成金”的功能，或可通过它制造长生不老的灵药。又称“哲人之石、点金石、红药液、第五元素”等等。

[3] 朗基努斯之枪（Spear of Longinus），传说中刺穿耶稣基督的枪。根据《约翰福音》记载，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在民间传说中，这名百夫长叫作朗基努斯。当耶稣的血滴入朗基努斯的眼睛，朗基努斯在瞬间被感化，便放弃了原先的身份，成为一名修士，并拥有了行使神迹的能力。后来他被追认为圣徒“圣朗基努斯”。

[4] 威廉·兰格伦（William Langland，1332—1400），中世纪英格兰诗人。传说他是英语诗歌《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的作者或作者之一。该诗由三个梦构成，它号召人们履行宗教职责，并强烈抨击了14世纪剥削阶级的腐化与堕落。

7 权势与贫穷

啊，先生，你曾经为那了不起的亨利国王效力过吗？你们干得可真漂亮！把我和其他人的钱都花光了，跟无赖和恶棍有什么区别！

——多塞特郡沙夫茨伯里的约翰·布罗迪对亨利国王的士兵约翰·威廉姆斯所说（1524）

1521年8月14日夜，英国红衣主教终于骑着他那匹华丽的骡子来到布鲁日城门外，着手进行他主人的战争与征服计划。夏末的树叶恭敬地漂浮在运河之上，整座城市里人来人往，为这位尊贵的客人的到来做准备。实际上，沃尔西此时的地位正值顶峰，同时神圣罗马帝国也迫切需要英国人帮他们在纳瓦拉抵御法国人的进攻，因而查理五世在整个宫廷的陪伴下，等了足足有半个小时。而当红衣主教终于在1050名身披锦缎的骑士的护送下姗姗来迟之时，城楼上钟声大作，城里行会的旗帜随风飞舞，佛兰芒人展现了他们最大的热情。据说每个负责接待的旅馆都备足了“柴火、面包、啤酒、葡萄酒、牛肉、羊肉、小牛肉、羔羊肉、鹿肉，各种以肉类和鱼类烹饪的美味佳肴同样一应俱全”。到和皇帝会面时，沃尔西也没有从骡子上下来，而只是抬了抬他那顶最贵的帽子，同时示意皇帝也上马，让两人可以平等交流。而在前往住处的路上，他唯一的让步只是在并肩骑马时把皇帝让到了右边，以示尊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如此“亲密”的护送，对于任何一个外国统治者的臣民来说都是一种无上的荣誉。而且到第二天，为了确保红衣主教的尊贵地位，查理安排两人一起到这座城市的大教堂听弥撒，还在同一个皇室护篷下面共用同一张跪凳。

此时的他们终于放弃了金锦营之地的虚情假意，开始进入为实际冲突而进行的更有意义的谈判。实际上，从1521年的夏末到整个秋天，沃尔西一直在跟皇帝进行交涉，他对亨利说这一过程“时而狂风大作，时而风和日丽”。这次会面的气氛十分紧张，3天会谈的间歇时间，沃尔西甚至躺在床上都不得安宁，生怕自己被皇帝的御厨下了毒。而查理同样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在一盘肉里发现了一小块长着毛发、气味恶臭的不明物质，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爱情的迷幻剂要比这种物质危险得多。不过到11月，红衣主教拟定了一份条约，为入侵法国铺平了道路，同时还确保他主人的女儿和皇帝之间达成了初步婚约，此事在1520年时便已提出。而且他为达成协议而提出的条件似乎已经不能再好，查理最终只要了区区8万英镑的嫁妆，甚至还答应付给亨利因撕毁和法国方面的条约而损失的赔款。于是英国国王对他的红衣主教的工作相当满意，他明确地向理查德·佩斯感慨，红衣主教怎么能把事情处理得这么好。佩斯对沃尔西说：“国王对你所有的行动都非常满意，就差把表扬你的话刻在我脑门上了。”此外沃尔西还得到了另外一个明确保证，即在教皇之位再次出现空缺时，查理五世会助他一臂之力。

教皇利奥十世并没有让他等太久，1521年12月便撒手人寰，沃尔西立刻被看作是继任教皇之位的热门人选。到此时，人们或许会以为，对于一个年近半百、平民出身的人来说，他的人生巅峰已经触手可及。然而表象完全是骗人的，至少对于这位“骄傲的牧师”来说，他从没认真地设想过要追逐这样的人生巅峰。尽管始终有传言认为他无时不在渴望成为教皇，但实际上，沃尔西对罗马方面的大事小情所知寥寥。比如他不仅对罗马内部的钩心斗角漠不关心，而且从未亲身抵达圣城，并且对那些认为他应该前往那里的建议嗤之以鼻。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他也从没通过扶持其他人当选红衣主教来丰满自己的羽翼。他唯一真正打过交道的红衣主教是洛伦佐·坎皮吉奥（Lorenzo Campeggio），1518年时他几乎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同时利奥十世也经常感到愤慨，在有那么多事情需要汇报之时，沃尔西竟然一直对他默不作声。因而有一次，沃尔西十分坦诚地表示，他之所以会参与竞选，全是为了他的国王的利益，而这和他后来的做法也完全吻合。实际上，无论是沃尔西的想法，还是从实际发生的情况来看，坚持推动他参选的都是亨利八世本人。国王当然对此抱有强烈的意愿，毕竟在12世纪时的尼古拉斯·布雷克斯皮尔（Nicholas Breakspear）成为阿德里安四世之后，英国就再也没出过一位教皇；而且也正是他，在接到利奥十世去世的消息之后，立马派人前往罗马，“仿佛他的心在第一时间前往现场，以表哀思”。亨利认为，如果能够确保沃尔西当选，将会大大提升他的个人名望，同时也有助于在跟法国交锋时拥有明确的政治优势。总的来说，越是莫名其妙的理由，英国国王就越乐意投入热情，只要事情本身跟他的个人荣誉有些许关联。而且和往常一样，他也不惜为追逐梦想大撒黄金。他发誓，这场选举“绝不能因缺少10万达科特的投入而输掉”。

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亨利鼓励沃尔西前去竞争的，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取得的职位，因为后者在一开始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经过了长达14天疲惫不堪的讨论，英国候选人显然没有任何机会，而且皇帝从没打算给他机会。似乎也没有人把这位“约克红衣主教”看成是有力的竞争者，因为在第5次和第12次投票中，他都只得到了7票。根据他的准朋友坎皮吉奥的说法，让沃尔西无法当选的理由是他相对年轻，尽管他也声称根据自己的“个人印象”，沃尔西应该已经超过了55岁，但他的个人感觉显然无法左右秘密委员会的判断。而另一方面，红衣主教佩鲁齐解释说，沃尔西没能当上教皇，更令人信服的理由是他“永远不会来罗马”。不过决定性的因素，其实只是查理五世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帮助沃尔西。取而代之的是皇帝之前的老师，年迈、谨慎又无能的乌德勒支的阿德里安，在皇帝的协助下“成功”成为阿德里安六世。而仅仅18个月后，死亡便免去了他身上的重担。他的墓志铭上写道：“阿德里安六世于此长眠，他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就是成了教皇。”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沃尔西对此次竞选的结果仍是宽慰大于失望，然而仍深深地忧虑他更切实的家园正不得安宁。比如苏格兰方面的事态再度构成了威胁，“任性绝顶”的奥本尼公爵在1515年几乎绑架了还是个婴儿的詹姆斯五世，驱逐了他的母亲玛格丽特·都铎，而此人在法国人的操纵下又蠢蠢欲动了。无论在教育还是情感方面，这位公爵都是法国人，而且一有机会，他就会向英国人发难。而且，此人在极端状况下让人难以捉摸。按照萨里伯爵的说法，“他精力充沛，在同辈人中总是惹人注目”。萨里表示，如果“公爵听到任何违背他的心意或是扫了他兴的事情，通常的做法是突然把帽子从头上摘下来，扔进火堆”“没有人敢把帽子捡出来，只能任由它被烧掉。”萨里继续补充，“达科雷勋爵说，他敢肯定，光是他上次去苏格兰期间，公爵总共以这样的方式烧掉了十几顶帽子。”因而毫不奇怪，这位总是怒气冲冲的公爵很快便抓住了亨利姐姐玛格丽特轻率举动的把柄：在丈夫詹姆斯四世死于弗洛登之后，她很快就改嫁给了不受欢迎的安格斯伯爵阿奇博尔德·道格拉斯（Archibald Douglas）。实际上，正是这种有欠考虑的行为让她被逐出了苏格兰，跟儿子分离。然而对她哥哥来说，不幸的是，这既不是她最后一次鲁莽行事，也不是她最后一次对他的计划造成破坏。

实际上，玛格丽特的性情同样极不稳定，到1521年，她厌倦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各方面的关系也都处于紧张状态，而奥本尼公爵再次抓住了机会。前一年的12月他已经回到了苏格兰，“像洞里的狐狸”一样潜伏许久。此时的他再次行动，把年幼的国王从斯特林城堡转移到了“狂风肆虐、住处简陋、遍地岩石的爱丁堡”。作为一种更具挑衅性的夸张行为，这位精力充沛的高卢苏格兰人似乎以“花言巧语”逼迫玛格丽特服从他的意愿。而在警告了可能产生的丑闻以及明确要求他想想“她是从哪里来的，住在怎样的房子里”之后，玛格丽特却仍然“很乐意取悦公爵”，于是两人之间产生了“惊人的情投意合”便不再是秘密，而这种情投意合在一段时间内“夜以继日”地持续着。此时的亨利尽管对“我们的姊妹的不光彩和不知羞耻的行为”义愤填膺，但他已经无可挽回地投身于对法作战的准备中，因此不得不暂时搁置苏格兰方面的传统——背后捅刀子可能带来的风险，即便这种风险已经越来越大。

在亨利孤注一掷，准备到海峡另一边建功立业之时，爱尔兰方面同样也在等待时机。1519年的所谓“纪念”活动，是沃尔西希望能够让国王在政府当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筹备的，同时其中也包括了“如何让爱尔兰的领土更加有序且服从”的议题。然而这一目标说来容易，实现却很难，因为到亨利八世登基之时，康涅马拉的荒原和北阿尔特斯的土地仍笼罩在迷雾之中。英国方面对于爱尔兰的人口也没有任何可靠的估算，更不用说掌握其分布及构成情况了。在16世纪初的一份记录中，这块土地据说被分成了60多个郡或地区，“国王的爱尔兰敌人混杂其间”，而这些郡或地区由60多个酋长管辖，“他们靠刀剑生存，不服从任何其他世俗权力，只用武力说话”。而那些住在“巴罗港以西无法无天之地”的部落同样是一群好勇斗狠之徒，他们进一步佐证了人们有关“爱尔兰野蛮人”的传统观念。这些人穿着青铜时代的破烂衣裳，正如一个英格兰人抱怨的，他们更像是“狼吞虎咽的巨人”，而非“基督教臣民”。就连爱尔兰的教会也没有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润泽，而且很自然，当盛气凌人、拒绝妥协的英国人带着他们的中央政府及其一切剥削来到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外来文化与这片不相容的土地之间的巨大冲突便不可避免。对于盖尔人的编年史家来说，亨利八世毕竟还是“撒克逊人的国王”，而他们早已起誓，将永远与撒克逊人为敌。

由于第二次对法作战的想法当时正萦绕在心头，因此亨利不得不考虑爱尔兰方面不安的状况。在统治之初，他便宣称自己“将会比之前的任何一位祖先都更加努力地把这片混乱的土地纳入一个良好政府的统治之下”。但他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尽管在这方面，他并没有犯下像往常那样高估自己军事能力的错误，但他还是对于自己此时采取的政治手段心存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们和我们的议会（他在1520年告知萨里伯爵）考虑到只要采取谨慎的、明智的手段……便足以……让他们服从……必须以冷静的方式进行，政治手段和好言相劝双管齐下，以法律和理性为基础，而不是通过强制、承诺收买或是其他暴力的形式来完成。

毫无疑问，这种异常温和的做法来自亨利对自己的智慧和谋略短暂的自鸣得意，但在现实中却完全起不到效果。萨里伯爵对爱尔兰已经十分了解，他的判断也更可靠：“依我愚见，除非通过征服，否则这片土地永远无法建成良好的秩序和应有的服从。”然而在1521年，萨里继续写道，即便给他足够的军队他就能够征服爱尔兰，但他也无法省下必要的开支。更何况，他很快补充，“他和他的士兵里没有一个人手里有超过20英镑”。爱尔兰成为又一个被搁置的问题，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国家收入的每一个便士都会被火急火燎地投入对法国的事业当中。

通过古老的纹章学传统发动一场针对法国的、同样源远流长的战争是完全恰当的。毕竟借由仪式上的纹章专家进行攻击和辱骂，是封建时代屡见不鲜的经典手段。而且无论私下的交易有多么不堪，亨利与查理都会决心为骑士传统奋战到底。因此，贬低法国国王荣誉的光荣任务——说来也许有些讽刺，落在了一个官方记录中名叫克拉伦斯的纹章官身上
[1] 。因此，当亨利和查理在坎特伯雷并肩朝觐的时候，克拉伦斯出现在里昂的弗朗索瓦面前，挥舞着他那沉重的证书，受到了应有的接待。随后，他以一场既傲慢又富于挑衅性的夸张演说，阐述了亨利对他先前的兄弟及盟友提出的指控。弗朗索瓦则以得体的优雅态度进行了回应，展示了他的克制力，同时也恰当地驳斥了诋毁他的说法，“他骄傲地保证，如果有人说法国国王不信守诺言，他愿意和此人当面对质”，他又充满男子气概地补充，“而且，如果亨利打算开战，他早已做好了准备”。尽管双方都展现了不凡的勇气，但此时对弗朗索瓦的挑战显然不够理智，因为亨利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毕竟，宣战是一回事，而筹备资金又是另一回事。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整个国家不得不挤压到极限甚至超出限度，以获得足够的军费。

尽管毁灭的艺术一直在进步，成本也水涨船高，但这一时期国家为战争筹备资金仍然只能依赖早已锈迹斑斑且不甚灵光的应急办法。此时，国库中已经有将近5万英镑被指定用于处理苏格兰方面的危机，而在佛兰德斯开战的军费预计令人深感不安。预计参战的陆军包括26000名英国士兵以及8000名“阿尔马恩”士兵，再加上8000名骑兵，光是啤酒，战争每持续一个月就要消耗88.2万加仑。故而军费的开支预算接近30万英镑也不足为奇。与此同时，由3000人组成的“海军”预计将消耗187吨谷物、600头阉牛和18000桶腌鱼，更不用说还有17640吨麦芽啤酒。再加上海军武器的总支出2.8万英镑，如果再把运兵船所需的“管理费”算上，这场战争可能产生的开销将高达372404英镑。这样高昂的开销必然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来支撑，而此举又必然导致亨利政府在民众中的好感度大大下跌。

因而，1522年，在亨利的纹章官对法国国王进行公然抨击前两个月，政府要求首都商人募集两万英镑资金，皇家专员则被派往全国各郡，以确定所有土地及动产、不动产的价值。与此同时，包括外国居民在内的所有伦敦居民的酒桶和储藏桶都按照国王的命令，被摆放在首都狭窄的大街小巷，供国王派出的商贩随意挑选，以低价收购。任何被认为可能对战争有益的物品，无论价值贵贱，都将被没收充公。亨利的宏伟计划所带来的不便还未止于此，到这一年晚些时候，房产税会以国家贷款的形式征收，尽管有关还款的承诺并没有骗到任何人。所有阶层都在不停抱怨，伦敦商人怨声载道并不奇怪，他们提醒红衣主教，国王已经跟他们要了两万英镑，只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整个城市都穷困潦倒”。但以这种方式筹集来的资金仍然不足以完成目前的军事计划，于是1523年年初，亨利认为他有必要召开国会议会：这是他目前为止最坦率的一次承认失败的决定，因为国会议员们已经8年没有被召集到威斯敏斯特宫了。

当国会随后在4月15日于伦敦的布莱克法尔礼堂举行会议时，国王亲自出席，身边是红衣主教和他的议会。但即便是这样一场大型会议，一开始也没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于是两周后，当整个国会仍然处在极度愤怒的状态时，红衣主教不得不再次来到下议院，对其成员进行详细解释。沃尔西强调在讨伐法国国王一事上，国王负有道德义务，他解释了具体的原因，并且详细说明了可能付出的代价。他辩解说：“法国国王违背了对英国国王的承诺，与皇帝开战；他罔顾两位国王在吉斯内斯会面时的约定，即承诺要捍卫联盟中的一切”；他似乎还“拒绝支付图尔奈协议中的款项”，同时“拒绝支付法国王后的嫁妆”。沃尔西希望“下议院能够慷慨解囊，在这个紧急时刻帮助国王出资购买必要的物资，以维护他的荣誉”，总共需要的资金“不可能少于80万英镑”。

在窃窃私语声中，红衣主教昂首离开了，让下议院自行讨论，或者说他希望如此。第二天，议会议长托马斯·莫尔仍要上台为政府辩护，但这一次，他那不痛不痒的论述完全被置若罔闻。实际上，下议院非但没有听从沃尔西的要求，反而将他的观点淹没在无休止的扯皮中。一位议员表示如果支付了这笔钱，忠诚的国民就只能“用衣服交换食物，换来面包和奶酪填肚子”。另一位则抱怨说，这样一来“整个国家都会因为贫穷而变得寡廉鲜耻”。也有人呼吁成立一个委员会，等待红衣主教到来，希望他能说服国王“满足于一笔比现在每镑征4先令的巨额征税更容易筹集的款项”。然而当这一会议按要求召开时，沃尔西，按照爱德华·霍尔的说法，“无礼地表示”，他宁愿用钳子把自己的舌头从嘴里拔出来，也不愿让国王少拿一分钱。他还有些迟钝地表示他的主人现在开销越来越大，这些开销是由于豪华的建筑、华丽的服装以及时下流行的“丰盛宴会”造成的。由于不堪忍受“所有商铺都会因此搬到国外”和要求国王减税的不切实际的呼声，沃尔西决定重新回到国会，名义上是向国王汇报，但却带走了他的全部随行人员。看来，在理智无济于事的地方，戏剧化总会占得上风。

然而，到红衣主教再度现身时，他“带上了自己的全部威严，包括他的权杖、皇家节杖、屠斧、十字架，还有那块大印”，但迎接他的并不是他所期待的敬畏、恭谦与顺从，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奇异而顽固的沉默”。这个在过去会毫不犹豫地责打教廷大使，或者羁押无理取闹的别国大使的人，碰到了一种他无法理解的状况，人们都对他的诡计无动于衷。下议院非但没有同意协助国王完成他的宏伟计划，反而越发尖锐地表达他们对于入侵法国一事代价及风险的担忧。经过了长达16天的“劝说和私下运作”，议员们仍旧坚定地表示，他们不会接受超过原本税款一半的征税额。因此，在用尽全部招数之后，国王和红衣主教现在别无选择，只能表示对这一提议感到满意。尽管事实证明，这样的表态并没有对整个国家产生安抚效果。相反，人们仍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并且随着民众对于征税拟议的细节不甚了解而加剧。尤其是在这个国家的偏远地区，这次税款征收被理解成是一项在伦敦酝酿的大计划的第一步，最终的结果是没收所有人的所有财产。此时，在东盎格利亚地区显露出暴乱的苗头同时，中部各郡也在酝酿“抓住收税官，抢劫他收上来的税款，然后攻下凯尼尔沃思以对抗国王”，尽管这些流言都是空谈，但它们完全表现了普通民众的愤怒之情。

正如人们普遍怀疑的那样，通过税收资助以完成的这项宏伟计划，将被证明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战略误判。诚然，神圣罗马帝国、教皇、西班牙、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甚至包括心怀不满的波旁公爵都在跟法国国王作对，但以往的痛苦经验理应让亨利明白，这些联盟就像他的军事计划一样脆弱不堪。而且在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计划背后，亨利并没有考虑到，即便他能够在极小概率之下决定性地战胜法国，他的国家也要在长时间内忍受欧洲均势被打破所带来的灾难。在谨慎的政策之下，英国方面应当在自己的两个对手不断削弱对方的同时，抓住时机增强国力，开发资源，积蓄力量。这也正是亨利七世奉行的策略。然而亨利八世“自由出入法国腹地”的渴望却推动他采取激进的政策，尽管到战争到来之时，他根本没有机会上演自己梦寐以求的高潮剧情。在法国农民和牲畜被漫无目的地屠杀，一些冒险家被养肥之后，战争并没有让双方的领土范围产生任何明显的变化。整场战争的惨淡历程也没有因任何英勇无畏或运筹帷幄的局部细节有所改观，让这场大规模流血事件增添其他色彩或是意义。

这场肆意杀戮的事业最终将以萨里伯爵，那位光荣的弗洛登胜利者之子为先锋。1522年7月，他攻下并放火烧掉了瑟堡半岛的莫尔莱，但他对自己的攻击目标并不清楚。次月，他恰到好处地袭扰了阿图瓦及布洛涅周围的村庄。然而到此时，他最关心的已经不是战场上的荣耀，而是手下将士的基本生活保障。有一次，他哀求着写道，他们现有的啤酒只够喝12天了，而且用来做燃料的木头也严重短缺。此外海军方面的情况也不乐观，菲茨威廉的船队，萨里抱怨说，鱼和肉都已经吃光了。这样看来，在这场战争中，即便是沃尔西早先已经证明过自己能力的领域——提供啤酒和食物——现在看来也遭遇了失败。

实际上，无论从哪个方面，这次冒险的计划都十分拙劣，只有破坏性行为才能保证它继续下去。当亨利还在艾克塞斯以及赫特福德筹措资金时，萨里告诉红衣主教：

我们烧掉了沿途的所有村庄：所有可以据守的地方，无论是城堡，还是坚固的教堂，都被我们烧了……等我们继续烧掉多兰斯、科尔比、昂克尔、博雷以及邻近的村子，我觉得用不了3个月，我们就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了。

他在信的结尾写道：“我们这里现在非常贫困，对于一支军队来说这很可怕。”他还补充说：“希望国王陛下和您能满意我们的工作。”国王陛下确实会满意这种有计划的无意义野蛮入侵，因为由此产生的严酷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极力主张的骑士理想。此外，这一系列破坏应该也对法国这些已经遭受干旱、瘟疫和贫穷侵扰的地区带来了更大的影响。

当然，这也将是这位弗洛登战役的英雄之子取得的又一份值得夸耀的功绩。他曾在击败那支英勇的苏格兰军队的过程中取得过关键作用，然而现在的萨里伯爵却只能从事对无辜的法国农民的残忍屠杀，连他们的房屋和礼拜场所都要全部毁掉。在德斯维尔附近的洛廷根，萨里的军队烧毁了他们在40平方英里范围内所能找到的一切。在一次据说十分成功的突袭之后，有一座被烧毁的教堂矗立在那里，“看上去更像是战争之家，而非上帝之家”。然而除了这些公然的可耻行径之外，这次被温多姆公爵（the Duke of Vend?me）形容成是“非常肮脏的战争”的出兵，很快就要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因为四处劫掠的他们竟然无法找到可以继续破坏的目标。于是，在攻击埃丹镇未果后，英国人最终被神圣罗马帝国方面的将领说服，停止了他们的游戏。到1522年10月16日，萨里平安返回加来，留下了所有那些无论是否可以让他感到骄傲的残垣断壁。

这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恶作剧也耗尽了到目前为止英国方面筹措的所有战争资金。同样关键的是，它也让英格兰人无法在北部抵御苏格兰人的袭扰，因为在萨里伯爵忙着破坏法国边境的一个又一个小村子的同时，奥本尼公爵已经从法国带回了一支5000人的军队，正在逐步逼近毫无防御准备的卡莱尔。尽管什鲁斯伯里伯爵（Earl of Shrewsbury）被紧急派去执行防御任务，但他却在约克因筹措物资耽误了行程，导致英格兰北境门户洞开。这似乎是苏格兰人等待已久的关键时刻，然而当机会女神来到面前时，奥本尼公爵却无法将苏格兰的各位领主团结起来，而纵然力量薄弱，英格兰北境的常备军还是足以抵御公爵一人的进犯。当亨特利、阿盖尔、艾伦这几位苏格兰最重要的伯爵不想再重蹈弗洛登一战的覆辙，戈登家族拒绝跨过特威德河时，奥本尼的计划也随之搁浅。

因而，这位潜在的苏格兰巨头只得暂时退去。但应该强调的是，这次危机的避免与英国国王的远见卓识或是韬略计谋都毫无关联。面对来势汹汹的苏格兰人，束手无策的英格兰北方军队指挥官达克雷勋爵还是慌了手脚，在苏格兰人本可能前功尽弃之际向他们奉上了一份完全没有皇家授权的停战协议。毫无疑问，由于追随者的分歧，加上弗朗索瓦一世拒绝继续提供超过道德支持以外的东西，奥本尼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停战的请求，而亨利当然也对失去了一次大胜苏格兰人的机会感到痛心疾首。不过，就连英国国王也有足够的智慧明白自己这次也是撞了大运。所以他尽管假装懊悔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但心里也清楚是达克雷的随机应变和苏格兰人对失败的记忆犹新挽救了他。

即便如此，尽管有无数不祥的预兆和挫折擦肩而过，英国对法国的正式进攻还是在1523年开始了。最终，无论如何，萨福克公爵都会率领他的军队逼近距离巴黎40英里的地方，在康比涅的营地，他致信亨利，后者“很可能会赢得在法国的古老荣誉和国王头衔，从而拥有独一无二的荣耀和无上光荣”。然而那时已经是11月了，凛冬将至。随着天气越发恶劣，萨福克军队中的帝国士兵开始逃走，而他也不得不派遣使者觐见国王，解释退兵的必要性。在他的理由中，他列举了当地的严重霜冻，在两天内造成了100名士兵丧命，同时还包括湿冷的气候、无法通行的道路、短暂的白昼和漫长的夜晚，以及“艰难的行军路和食物短缺，每天都会有士兵因此丧命”。即便是最初给他们“带来极大鼓舞”的“战利品”，现在对于英军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小。但亨利已经派出了一支6000人的增援部队，由穆尔西勋爵领衔，并且坚决认为这次战争必须战斗到底。国王宣称：“我们认为军队决不可未战先退。”然而就像1512年那次命运多舛的远征一样，军心现在已经涣散，尽管国王很愤怒，但萨福克还是尊重了部下的意愿，解散了部队。对此，亨利尽管只是表现出了郁闷和烦躁，并没有大发雷霆，但他还是明确表现出了自己的失望，禁止萨福克公爵和他的将领进宫。据说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国王，感到非常沉重和不悦”。

与此同时，当萨福克的士兵们灰头土脸地回到自己家中，将沮丧情绪蔓延到整个英国乡村时，帝国联盟的徒劳无获与巨大代价比任何时候都要显而易见。波旁家族已经被证明完全无用，查理已经因富恩特拉维亚的征服而填饱了胃口，无意继续向事先约定好的吉耶纳前进，并且对盟友的指责置若罔闻。然而亨利造成的长期影响更加严重，由于受到皇帝的蛊惑，他让整个欧洲陷入了一场大战，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正因内部的路德宗异教徒和外部的土耳其人腹背受敌；而且除了几次短暂的平静，这场不断蔓延的战争将会持续整整40年，给他的王国带来巨大的创伤和混乱。这个错误是亨利造成的，然而承担责任的却是沃尔西。而且红衣主教的麻烦并没有止于1523年，因为此时，由于他的国王的突发奇想，他不得不再次承担重任，向教皇之位发起挑战。

随着夏末作物最后一次成熟，阿德里安六世很快就要迎来最终被证明将会致命的肾脏疾病的发作。在去世前6天，他在演讲的过程中步履蹒跚，“像是耗尽了力气”。教皇告诉他的红衣主教们，他预计自己很快就要归顺于上帝的仁慈，而到9月30日，他令人惋惜的死讯传到了英国，亨利眼前却再次出现了一个由英国控制的教皇诞生的幻象。于是，尽管沃尔西私下向佩斯抱怨说自己宁愿不再为国王服务，留在英国，也不想“重蹈旧日覆辙，接近不可接近之物”，承受死亡般的煎熬。如果他能够自己做决定，沃尔西说，他宁愿继续辅佐国王，拿“10个教皇”来也不换。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屈从了命运。“但最重要的是，国王陛下现在全心全意想让我争得那份荣誉。”他写道。

然而，查理却再一次戏耍了亨利。他甚至派出一位大使告诉他那容易轻信的“叔叔”，他已经派了特使前往罗马，并且把他亲手书写的举荐沃尔西当教皇的推荐信的副本寄给了亨利。但他并没有说，自己故意延迟了特使的行程。毫不意外，在得知自己再度落选时，沃尔西松了口气。在写给新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一封信中，他绝非客套地问候了后者，把他当作自己的“密友和亲密伙伴”，还告诉他他赢得选举，成为“所有人精神生活的引导者”是如何实至名归。“这样的结果，比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更让我快乐。”沃尔西接着宣称，他手中的笔已经无法充分表达他对于克莱门特被任命为基督教会最高统治者的极大喜悦。因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沃尔西在其他场合表达的失望之情，其实只是对他主人的沮丧的礼貌回应，毕竟倘若教皇之位真的归于他的名下，他将陷入一个充满怨恨的群体当中，其中的一切都被互相之间积怨无数的教士们撕裂，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自我经营方面的微妙能力都跟他不相上下。而且，即便亨利的愿望能够成真，也无法保证5年之后他亲自扶上位的这位教皇会同意他的离婚请求。

至少到目前为止，英格兰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同盟关系仍在继续，而亨利仍在一如既往地推进他的征服法国计划。1524年，他甚至支付了10万克朗以资助波旁在普罗旺斯发起进攻，还保证如果他能够成功，自己将会亲自率军入侵法国。然而，尽管英国国王还在像往常一样大夸海口，但在萨福克的进军无疾而终之后，英国方面并没有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当然，讽刺的是，此时的亨利退出了战局，然而其损失却比当初开战之时还要大，因为尽管皇帝也没有一帆风顺地取得胜利，但他的战斗成果显然要比亨利的军队在过去一年通过悲惨的失败得到的东西更加丰硕。因而再一次，命运之轮又停在了有利于查理而亨利将受人耻笑的位置，因为在1523年2月23日的午夜，法国军队终于遭遇了一场溃败，而英国军队早已解散，无从分享胜利果实。

法国军队在帕维亚战役中发挥不错，然而却陷入了久攻不下的局面。弗朗索瓦身披银色长袍，肩上装饰着长长的羽毛，率军向一支西班牙火绳枪手及长矛兵组成的部队发起攻击，然而在联盟军队继续迎击的同时，被围困的城镇里的守军突然出动，袭击了后方的法国士兵。结果弗朗索瓦的部队陷入了一个狭小的包围圈中，那里实际上成了个绞肉机。弗朗索瓦挥舞着一柄巨大的金柄长剑，奋勇迎敌，亲手击倒了几名西班牙军官和帝国的一位骑手。但在他突围成功，来到一座可能让他重回安全地带的桥上时，他的大部分军队已经被打散了。这时，一位同样游移在战局之外的火枪兵从背后射杀了国王的马，而当国王倒下时，一个帝国士兵来到他身前，据说他喊道“你不能杀我，因为我是国王，我要向皇帝投降”。随后，一名士兵上前摘掉他的头盔，另一位扯下了他肩上的羽毛，其余旁观者则从他的袍子上扯下布片，用以纪念他们参与了这场击败这位不可一世的国王的伟大战役。

得知帕维亚方面的捷报后，查理五世仍旧十分严肃，禁止宫中进行任何庆祝活动，同时对弗朗索瓦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相比之下，得到法国战败消息的亨利却欣喜若狂，一心只想幸灾乐祸。消息传至王宫时他已经上床准备睡觉，然而这个消息却比他任何可能做出的美梦都要更加美妙。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对送信人说：“你可是跟天使加百列欢迎圣母玛利亚一样受人欢迎！”当他听说自己的仇敌理查德·波尔也在这场战斗中阵亡时，他命人给信使上更多酒，自己一跃而起，去找凯瑟琳王后分享喜讯，并且很快又开始琢磨自己乘虚而入攻进法国的计划。“现在是时候了，”他对一个来自尼德兰的大使说，“法国那边的情况对我和皇帝来说都再好不过，我一刻也不能耽搁。”英格兰人的宿敌似乎突然之间变得不堪一击。在帕维亚，不到两个小时，有8000名法国士兵及雇佣兵毙命，法军的精英将领，包括弗莱兰格斯、加利奥特、蒙莫伦西和亨利·德阿尔布雷特统统被生擒。但他们仍是幸运的，因为其他人的尸首都被粗暴地埋进土堆里，形成了自阿金库尔之战以来为法国贵族挖的最大的一座集体墓葬。这个国家失去了国王，失去了防御，同时陷入贫困之中，似乎正无助地被困在一个既不安全也无希望的十字路口。

因此，亨利再次无可救药地被他梦寐以求的“真正遗产”和“恰当头衔”吸引。他写信给他常驻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罗伯特·温菲尔德爵士：“长久以来，位于基督教世界地理位置中心的法国，都持续掌握在那些没有办法，也不愿停止运用权术和蛮力来扩展其自身疆域的人手中，这些人不知餍足，基督教世界也就永无宁日。”对于亨利来说，法国王冠，或者至少是皮卡迪、诺曼底以及布列塔尼的继承权，理应属于他，这是“明明白白且显而易见的”。而由于这些土地只能通过“暴力和强权”，而无法通过和谈来获得，亨利便命令温菲尔德向查理五世提议立即进行一次不切实际的联合入侵。“由于他过分的骄纵和永无止境的野心”，亨利告诉查理，法国国王遭到了神圣的报应，而除非国王和皇帝能够抓住这个天赐的机会，一劳永逸地消灭他们的敌人，否则“上帝恐怕就会将怒火转向他们，让他们承受可怕的惩罚”。亨利提议，他们可以联手攻入巴黎，让亨利在那里加冕，然后把普罗旺斯、朗多克、勃艮第纳入他们的联盟。接下来查理可以陪同新法国国王到罗马“正式加冕”，而玛丽公主也会被“运送”到巴黎跟皇帝结婚，这样一来，皇帝便拥有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继承权，从而最终将会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和平领主及所有者”。

当然，这样一份疯狂的提议注定无法打动思维缜密、冷静至极的查理五世，他一点也不希望他的英国对手成为法国国王。而且他也没有兴趣亲自征服法国，更没有必要让英国染指意大利的其他地区。无论如何，人人都清楚查理的强大帝国是建立在空空如也的国库之上的。据说他家的仆人工资都经常拖欠，“有人20年没发工资，有人12个月，最少的也有9个月”。因此，他能够负担得起的所有部队都已经被派往深陷困境的德意志各州，那里愤怒的农民正因末世启示录的说教揭竿而起，向他们的主人发泄上帝的怒火。因此，尽管玛丽公主用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回应了查理的特使们的问题，让他们确信自己已经12岁而非9岁，而且还送了查理一枚翡翠戒指，他一直戴在小指上，但他就是不肯帮忙。

对于这一点，驻马德里的英国大使理查德·桑普森博士（Dr. Richard Sampson）看得很清楚，他已经进言，希望英国国王能够明白，皇帝不会提供任何帮助。他写道：“他们现在认为，国王应该自己负责，完成剩下的征服任务。”而在见过查理之后，亨利派去游说他的其他特使也纷纷表示“没必要向一块死煤吹气了”。结果，在出现了一个更具魅力的候选人之后，查理连他的英国新娘也拒绝了。玛丽·都铎在此时只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女孩，但葡萄牙的伊莎贝拉已经19岁了，足以结婚，并且她的嫁妆不少于100万克朗，这无疑进一步平添了她的吸引力。他与玛丽的婚约就此解除，而查理只是在一封赞美他和亨利之间的关系“几乎无法分割”的信里，用轻描淡写的笔触完成了这一工作。

但无论皇帝的算盘怎么打，亨利都对入侵法国信心十足，尽管他连这次冒险的资金都凑不出来。毕竟，筹钱的问题可以交给红衣主教去解决，于是，本已力不从心的托马斯·沃尔西，在自己的精力被主人的夸夸其谈以及与一个比自己小30岁的皇帝的交涉过程中日益耗尽的情况下，现在又不得不转去执行为再一次入侵法国而筹集资金的可怕任务。

实际上，剥削英国人荷包的计划并非出自红衣主教之手，但不幸的是，具体执行方面的任务全都交到了他的手上，从而让他与这一计划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已经被打上了于1523年迫使国会通过同意提案的烙印，并且正如亨利十分清楚的，现在的他将要承受民众越发激烈的反应所带来的全部冲击。十分讽刺的是，这项被称为“善行捐”（Amicable Grant）的征款，包括对世俗财产征收六分之一，以及教会财产的四分之一。各郡都为此选派了专员，而为了推动这项提案落实，最高等级的贵族们也纷纷被动员起来。与此同时，沃尔西也像往常一样拿到了一根毫不起眼的鸡毛令箭，成为亨利在伦敦的征税专员。他最初的活动是向城市的市政委员会和主要商人们详细地表述他的君主越发赖以为生的宏图大愿和迫切请求。而当其中一位听众怯生生地表示大家的生意不景气，日子不好过时，沃尔西直接打断了他，表示“几个人受穷总比国王缺钱好”。毫无疑问，他还用他那字正腔圆的男中音补充：“所以你们要小心啊，不要生气，更不要反抗，不然有人的脑袋可能就要搬家了。”

结果，“善行捐”的征收反而让沃尔西几乎脑袋搬家，因为人们对他在这一计划中扮演的角色很快便达到出离愤怒的程度。年逾古稀的沃勒姆大主教，此时已经远离宫廷，他表示肯特郡的人们谩骂不止，宣称“只要留他们的命，他们一分钱都不会给”。萨福克公爵和诺福克公爵则明确地表示，他们害怕发生全国性叛乱，同时带着一种温柔的满足感告诉红衣主教：“如果真的有暴动发生，那只能怪你。”而即便伦敦的商人们一时屈从于红衣主教的高压手段，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已经决定不再信任他。爱德华·霍尔指出：“穷人被咒骂，富人被驳斥，耍小聪明者被责难，但到头来，所有人都在诅咒红衣主教和他的追随者，认为他们颠覆了英国的法律和自由。”

事实证明，英国东南部成为矛盾集中爆发的地方，无论在礼拜堂还是小酒馆，征款政策都受到了严厉谴责。在剑桥，当专员们试图征收税款时，城镇和大学同时作为反对者站了出来，两万名群众聚集在一起，以示抗议。而在东盎格利亚的其他地区，拉文瀚、萨德伯里和哈德利的反对运动尤为激烈，亨廷顿郡同样有类似的消息传来。而在其他地方，托马斯·博林爵士在梅德斯通受到了粗暴的抵制，而萨福克则有4000名纺织工“站在一具尸体上，摇着铃铛，用死亡威胁着特派专员”。此外，在切姆斯福德和斯坦斯特德，人们公然拒绝付款，而在艾克塞斯的其他地方，人们拒绝与特派员见面——“除非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有报道说，很多人“不敢付款，因为害怕被自己的邻人砍成碎片”。实际上，这场抵抗运动最终会扩散到林肯郡，并在每个城镇和村庄引发叛乱。与此同时，肯特郡人还担心，尽管可能不大，但一旦国王真的征服了法国，那他会把所有的时间和金钱都投入那里。萨福克公爵和诺福克公爵每天都在他们各自位于埃伊和诺维奇的大本营，收到有关平民强烈不满的各种报告。在5月12日的一封信中，他们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们应该明白，国王本该再花些时间召开一次国会议会，好好研究一下究竟该怎么做”，同时向沃尔西极力建议他不应该在一波未平的情况下，再在民众当中掀起波澜。显然，对于税务专员沃尔西来说，他根本没有时间为自己的孤军奋战感到忧愁。

最糟糕的是，一个肆无忌惮的乡巴佬为一代又一代人遭到的剥削复仇的噩梦，如今已不再是一个可怕的幻想，因为它正切实地发生在查理五世自己的领土之上。所谓的“农民战争”（Peasants’War）发端于德意志的黑森林地区，很快蔓延到图林根州。不久之后，一股叛乱的浪潮席卷了施瓦本、弗兰科尼亚、阿尔萨斯，甚至是瑞士的萨尔茨堡和蒂罗尔。起义领袖托马斯·蒙泽（Thomas Münzer）相信永生的上帝“正在我的身体里磨刀霍霍”，而到1525年4月，有超过10万名全副武装、异常愤怒的农民要求恢复他们古老的采邑权，并且援引路德关于基督徒自由的说法来为自己辩护。当然，农民暴动在之前也时有发生，但这样规模的叛乱却前所未有。农民们痛饮抢来的美酒，宣泄着暴力，肆意屠杀法警，强奸修女，劫掠财物。在图林根有70座教堂被毁，弗兰科尼亚则有52座；仅在法兰克福，便有超过30座城堡被破坏。随着事态的发展，蒙泽和他的追随者们开始幻想消灭所有不虔诚的富人，把整个欧洲变成一个人人平等的天堂。

自然，英国此时的混乱与在德国发生的事情，二者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一位瑞士神职人员曾近距离目击过叛军，他写信给驻威尼斯的帝国大使，认为英国和德国的叛乱别无二致。他说自己收到了来自英国朋友的信件，他们说亨利国王的臣民在全国各地反对他，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动乱何时才能停止。当然二者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因为在英国，对善行捐的抵制是由神职人员和宗教组织鼓励和推动的。在人声鼎沸之中，牧师们同样以尖厉的声音强烈反对支付他们被要求支付的任何税款，除非得到主教的批准。例如，在索尔兹伯里教区，没有一个牧师服从国王的命令，而在贝德福德郡、白金汉郡、亨廷顿郡和肯特郡，大多数宗教团体的领袖都宣称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交付足额的税款。

然而到最后，促使政府承认失败的仍是严酷的现实。国王并没有打心底改变主意。1525年5月初，亨利显然别无选择，只能退而求其次，但他还是抓住机会，表示自己是被压迫人民的救世主，而非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他认为议会竟然以他的名义进行如此可疑的事情，这简直就是对他荣誉的侮辱。实际上，他是受人蒙骗的，或者他认为是如此。他抱怨说：“好吧，有人跟我说，这个国家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富裕状态，征收税款不会有任何困难，但现在我发现情况恰恰相反。”然后，他以熟悉的说辞表现了皇室的愤怒，宣称：“我不会再制造这样的混乱了，把这封信传到全国各郡，此事既往不咎，我会原谅所有……”以这样强势的姿态，他完全收回了自己之前的命令，撤销了“善行捐”的提案，并坚持自己从一开始就对此事一无所知。他放弃了之前加诸民众身上的六分之一税赋的沉重负担，只要求“他所疼爱的臣民能回馈以他善良之心”，而且不会惩罚那些带头反对增税的人。

这次失败本身十分彻底，但令国王更加沮丧的是，他现在面临要放弃自己最热切渴望的现实。法国之于亨利，如同米兰之于弗朗索瓦，是他自尊心的基石，而现在正是把法国王冠从它失败的主人手中夺走的大好时机。亨利绝望万分，甚至要求他的代理人约翰·克拉克向罗马教皇提出交涉，认为圣座大人可能会为他的入侵提供帮助。但教皇回绝他的理由也很巧妙，他说“他的责任是成为基督教国王的一位普通牧师，而非任何意在攻伐掳掠的联盟之盟友”。由于别无选择，亨利只得接受沃尔西签署的《摩尔条约》，该条约于1525年8月在红衣主教的赫特福德郡庄园签署，对法国的敌对行动也随之告一段落。

对国王来说，接下来的秋天和冬天，将成为他冷静反思和相对离群索居的时光。当征服法国的希望随着全国性的民众叛乱而破灭时，亨利的眼光范围大大缩小了，相比于先前计划的好高骛远，现在他所关心的内容变得无比世俗和琐碎。实际上，当亨利的征服野心在埃尔坦所谓“静谧的圣诞节”中沉入冬眠状态时，他决定整顿内政，以优化眼前的账目情况。于是，在沃尔西的协助下，他在1526年1月制定了《埃尔坦法令》，该法令不仅反映了政府在此时的财政困境，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供我们了解此时英国王权的日常运作情况。

自登基伊始，国王的奢侈就决定了他的宫廷将发展成一个庞大而混乱的机构。例如亨利在私下进行的会面就十分奢华，结果有太多雕工、端茶员、引座员和侍者出现在宫廷中，这些人还把自己的仆人也带到宫廷里，由国王出资供养。其他一些履行公务的人员，其职责往往由代理人员承担，而这些附属人员的队伍又进一步因为王室仆人的仆人加入进来而变得臃肿。毫不奇怪，在这支寄生队伍中，吵架与普通的不守规矩状况屡见不鲜，甚至国王卫队的管理状况也没好到哪里去。而此时，1526年初，随着严格的经济政策出台，这些弊病也得到了解决。从那以后，每天9点之前，前一晚所有蜡烛的残余部分都要被收集起来重新利用，而那些袒胸露怀或是穿着“粗鄙”服装工作的下等仆人，现在都需要穿上合适的衣服。与此同时，任何卫士、传令官、信使、吟游诗人、养鹰人、猎人或仆人都不得把“男孩或是闲散人员”带进宫廷。更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大规模解雇运动，导致国王私人会客室中的仆人减少了一半，侍者从45人减少到6人，马夫则从69人减少到15人。霍尔表示：“当这些人不得不离开宫廷时，他们该多么悲伤，真是可悲可叹！”

当然，在《埃尔坦法令》的字里行间，红衣主教的影响也表露无遗。十分古怪的是，红衣主教可以在宫中寄养24匹马，而公爵此时的标准是不得超过6匹。但最重要的是，沃尔西借此机会摆脱了一些威胁最大的敌人，比如国王的贴身仆人威廉·康普顿爵士，连同弗朗西斯·布莱恩爵士、尼古拉斯·卡鲁爵士和乔治·博林一起离开了宫廷。然而，这些人的离开，仅仅意味着红衣主教在面临最严峻挑战之前，暂时清理了战场。因为任何一个野心勃勃的国王，都不会满足于仅仅解决内政问题。此时的亨利，一定打起了征服以及处理内政以外的主意。而在国王先前的野心已经把沃尔西逼到极限的情况下，他的新想法必然将让强大的红衣主教彻底崩溃。

注释

[1] 此人的名字与英国纹章院中的一个高级纹章官同名，即克拉伦斯纹章官（Clarenceux King of Arms）。

8 激情使然

一旦下定决心，这位国王不达目的就绝不会罢休。

——神圣罗马帝国驻英国大使 尤斯塔斯·查普伊斯

正如虔诚于教皇多年一样，在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关系当中，亨利八世也一直勤勤恳恳。新婚燕尔，凯瑟琳王后被说成是沉浸在“有史以来最大的欢乐和满足当中”，而在随后的10年间，她和亨利的生活也算和谐，至少算是一对亲密而忠诚的伴侣。比如他们在喧闹的庆典、舞会和其他众多娱乐活动中都出双入对，还会一同骑马进行狩猎。在国王孜孜不倦地为她的荣誉南征北战，把象征着她的石榴挂在战马身上时，王后也出色地扮演了她笑靥如花的“花瓶”角色。而在休闲之时，亨利也在他妻子的住处消磨掉了大部分午后时光，“像往常那样与王后一起共享欢愉”，讨论神学、读书或是接待访客。同样，当夜幕降临，他也习惯和凯瑟琳共进晚餐，并在那之后与她一起参加晚祷。实际上，在1513年，当凯瑟琳把苏格兰国王浸满鲜血的衣服作为胜利和她的深爱的象征献给亨利后不久，后者曾对自己的岳父说：“如果我现在还是单身，她也一定是我妻子的不二人选。”显然，凯瑟琳是一位善良、优雅、满怀深情且任劳任怨的妻子，在第一任丈夫去世之后，她很好地学会了忍耐和谦逊的美德。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品质此时却都不足以让她在这个决心重建自己生活的男人心中，继续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毋庸置疑，在1516年2月18日的格林尼治宫，当这对金童玉女经过努力后终于诞下自己第一枚持久的爱情果实之时，两人的关系堪比金坚，毕竟国王的男子气概得到了证实，而这个国家的前途似乎也不再存疑。在当时，一个健康孩子的诞生无比重要，令王后必须忍受艰难的分娩过程，手里紧紧攥着与她同名的守护圣人的圣物。她甚至没能在第一时间得知她父亲去世的消息，只是为了避免悲伤的情绪影响这次分娩。鉴于她之前在产床上的失败经历，这样严格的预防措施似乎并不为过。1510年，她曾诞下一枚死婴，而1514年11月底，她的胎儿不幸早产，是“一个没活多久的小王子”。实际上，在玛丽公主出生之前，王后总共生下4个男婴，没有一个能撑过几个星期。但此时，在她的医生维特里亚和普罗维登斯的帮助下，她又生下了一个孩子。在激动的孩子爸爸眼里，这个孩子被称作“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小公主”。

然而，就在女儿出生仅仅一年左右之后，亨利的风流行径便开始冒头。虽然之前也有关于打情骂俏的流言蜚语，但那似乎都与当时流行的卖弄风情的时代特色不无关联。比如早在1510年，国王就对凯瑟琳王后的侍女安妮·黑斯廷斯夫人表现出了兴趣。不过这桩绯闻很快便烟消云散。然后1513年，在佛兰德斯，人们注意到这位22岁的国王充满热情地和萨伏伊的玛格丽特
[1] 共舞。一年后，亨利在出征途中认识的一位来自玛格丽特宫中的年轻女士，名叫艾蒂奈特·拉鲍姆（Etienette La Baume），写信给他并提及了他们在里尔共度的时光，国王说他在那里遇到了“很多美好的事物”
[2] 。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没什么意义，在婚姻的第一个10年，亨利在自己的配偶身上兑现的忠诚似乎是独一无二的。而与到1519年之前还洁身自好的亨利相比，他的同行们的私生活就要复杂许多，比如马克西米利安，这位皇帝一共拥有11个私生子。

不过，在这之前的某个时间，“忠贞之心”确实也已经出现了裂痕，让这位丈夫的越轨行径有了实质性的进展。1518年，在法国大使举行的米迦勒节
[3] 盛大的宴会中，凯瑟琳的宫廷女侍伊丽莎白·布伦特吸引了国王的目光。而到11月18日王后的女婴再次夭折后，她绝望地意识到亨利已经让布伦特怀上了孩子。仿佛继续给凯瑟琳的伤口撒盐，1519年6月，后者的儿子平安降生。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将会得到官方的认可，荣誉加身。当亨利的合法女儿玛丽勉强获得威尔士公主的头衔之时，他的这位私生子将成为诺丁汉公爵、五港总督、苏格兰边境总督、海军大臣和爱尔兰郡尉。最重要的是，他成为第一任里士满和萨默塞特公爵——将都铎王朝两个古老而重要的头衔联合在了一起。同时，他还供养着自己的家庭，每年花费4000英镑，花销比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大得多。当王后表示抗议时，亨利只是解雇了她身边三位西班牙侍女，以此提醒她作为一个妻子的言行。更糟糕的是，他很快就开始和议会讨论一个更让人吃惊的计划——让他的私生子继承王位。

当然，鉴于当时对于风流韵事的宽松态度，即便经历了一次失败，国王可能仍会被看作是个品行尚可的男人，毕竟他基本上把自己的放荡行为限制在凯瑟琳怀孕及分娩后的恢复时间。尽管如此，在婚外恋问题中，食髓知味之后总是一发而不可收。在布伦特夫人之后，国王又看上了玛丽·博林，到1521年时，她还是威廉·克里的妻子，同时也是安妮的姐姐。这段特殊的奸情存在特别的刺激之处，如果说亨利已经食髓知味，那么玛丽也一定欣然将自己摆上了他的餐桌。在易受影响的年纪，她便在法国宫廷自由生活，并且十分迷恋那里的放纵氛围，获得了“十分放荡、肆无忌惮、臭名昭著”的名声。弗朗索瓦一世也曾是她的裙下之臣，他以自己一贯的敏锐，形容这匹“英国母马”是“出类拔萃的婊子，在臭名昭著方面所向无敌”。

但在这之后，经历了早先的挫折，亨利做出了决定性的行为。在1525到1526年的某个时间，他和一个20多岁、头发乌黑的女人发生了一次漫不经心的调情，但随后这一插曲变得意义重大。作为一个趋炎附势的家族的后代，1513年8月，安妮·博林和她的姐姐一起被送到了法国宫廷，学习仪态、舞蹈、礼貌的言谈举止以及高级时尚礼仪。但尽管那里的女人们热衷于寻找全新的自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鲁莽，她还是学会了隐忍和低调，虽然后来她也会成为新教思想的坚定倡导者。实际上，在安妮·博林和她的法国小姐妹们一起阅读祈祷书的同时，她们也会花些心思，琢磨纳瓦拉的玛格丽特那本没多少启发意义的《魔法大全》（Heptameron）。在充分了解了这个世界运转方式的同时，她们也会沉浸在情欲和贪婪的迷惘当中。这样一来，到1527年初，博林小姐最终整装待发，出现在凯瑟琳王后家中之时，她已经完全有能力面如桃花，舞动着身子，进入英格兰的历史当中。而在这一年的山茶花凋落之前，她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侍女。

实际上，亨利决心改变自己婚姻的根本原因有时要比公认的理由模糊许多，而且他时常表露的对于王朝根基不稳的恐惧也欺骗了不少历史学家。毫无疑问，国王对于继承人问题的忧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治层面。相较于王子和公主数量充足、枝繁叶茂的法国王室，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的子嗣都很稀少。不过在英国这边，约克家族的后裔都已早逝或不育，王位本身其实并不存在多少竞争问题。除了亨利八世自己的妈妈——她已经通过联姻跟都铎王朝束缚在了一起——之外，爱德华四世的6个女儿中只有一个生了儿子，他将在未来成为埃克塞特侯爵。至于爱德华四世的倒霉兄弟克拉伦斯公爵，他的两个儿子也从不曾对王位构成过威胁。毕竟埃德蒙·波尔在亨利八世登基之初便被囚禁，到1513年就被秘密处决了。尽管他流亡的兄弟理查德毅然打出了“白玫瑰”的大旗，并在1512年被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宣布成为英国国王，但两年后，随着法国与亨利议和，理查德突然被逐出法国，不再享有任何支持。他的流亡生涯最终在1525年画上句号，为弗朗索瓦一世出战的他在帕维亚战役中战死。这一消息让亨利得以自豪地宣布“英国的所有敌人都已经完蛋了”。当然，理查德·波尔的儿子们，亨利·蒙塔古勋爵、雷金纳德·波尔以及杰弗里·波尔爵士，还是能掀起一点波澜，但并不会构成真正的威胁。

对于都铎王朝来说，这算不得什么大麻烦。波尔家族的其他人现在只能坐在扶手椅上讨论阴谋，发表尖酸刻薄的议论，到16世纪30年代末，他们唯一的威胁似乎只剩下诸如亨利“总有一天会暴毙而亡；他那闲不住的腿会杀了他，能让我们乐上好半天”之类的议论。这就是他们精心谋划的阴谋的平均水准。当然斯塔福德那边也可能带来威胁，围绕在白金汉公爵爱德华·斯塔福德周围的一群人最有可能给亨利带来实质性的威胁。但我们也能看到，在1521年，他已经通过自己草率的言论作茧自缚。除了白金汉公爵以外，还有一些人充其量能称得上是边缘竞争者，例如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以及年轻的林肯伯爵亨利·布兰登。但诺福克之流一贯的顺从是显而易见的，更不用说诸如1538年那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所谓“埃克塞特阴谋”，这些都可以用来佐证亨利的王朝有多么牢靠，如果还有这个必要的话。

实际上，在亨利决定与凯瑟琳离婚，并与罗马教廷断绝关系之前，都铎王朝的“敌人们”早就看出他们最有利的姿态绝不是发起斗争，而是与王朝合作。故而他们一直在为国王提供忠诚的服务与支持。例如“白玫瑰”贵族们，在亨利登基之初便进宫当起了他的宠臣。埃克塞特侯爵夫人成为阿拉贡的凯瑟琳的一位密友，同时玛格丽特·波尔夫人，即后来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成了玛丽公主的教母。雷金纳德·波尔不忠的名声也是后来才烙下的。尽管亨利因为他口无遮拦的反对意见想把他“捆起来送到加来”，但1517年国王曾把他安排到索尔兹伯里领受牧师俸禄，不久后又让他统管温伯恩和埃克塞特的修道院。而在一开始，波尔似乎也支持亨利的离婚打算。另一方面，拉特兰伯爵（爱德华四世的妹妹安妮的后代）和血统可以追溯到托马斯·伍德斯托克的巴斯伯爵方面也都在亨利统治期间忠心耿耿，并因他们的效忠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实际上，绝大多数王位竞争者的流言都是捕风捉影，至于所谓的风吹草动，也主要是由于亨利自己过于亢奋导致的误判造成的。

因此实际上，亨利很可能是在王朝内部危机基本偃旗息鼓的情况下，才开始考虑废止跟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而且即便考虑到了继承人的问题，亨利也过高估计了产生状况的可能，低估了女儿作为继承人的潜在可行性。毕竟，正如这个世纪后半叶的事情最终证明的那样，一个男性继承人的需求，从来没有像学者或学生们想象的那般迫切。

当然，在一个普遍认为女子不如男，且被神圣律法约束的社会中，亨利对一个女性继承人的前景感到担忧也顺理成章。毕竟，依照神学理论，女性在道德层面便低于男性一等，中世纪的父权权威也已经对这一判断进行过无数次强调。我们不难想到，这一论调的出发点来自《圣经》，亚当直接由上帝创造，而夏娃却是上帝通过亚当的肋骨间接做成的。也正是夏娃，诱惑了亚当，并因此承担了人类堕落的责任。这一论调不正是表明了作为夏娃的女儿，王后们应当世世代代接受惩罚，永远服从她们的丈夫吗？《新约》中的一些段落也暗示，男人是女人和耶稣基督的中间人，正如耶稣基督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间人一样。比如圣保罗就曾写道：“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像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反过来，经院哲学神学家们也开始吸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所有雌性生物都是“雄性的残次品”，或者换句话说，仅仅是造物过程中的意外。在此基础上，男性成为人类完美的原型，以上帝本人的形象塑造，而女性则成了不完美的象征，背叛了最初的神圣原型。一些权威甚至已经做出了预测，认为在最终审判后，女性必然以男性的姿态复活，而不再是她们原本那不完美的女性形态。

除此之外，女性统治者还将带来一系列重大的实际问题和法律问题，亨利对此早已心知肚明。另外还有进一步涉及历史先例的问题需要考虑，比如人们通常会质疑，一旦战争爆发，女性国王该如何指挥将领、管理议会，或者是与外国国王以及他们的大使平等谈判？如果女人不可在教堂发声，女王该如何对神职人员发出指令？最关键的问题，也许还是婚姻和继承方面的障碍。如果女王尚未婚配，她就无法产生合法继承人，而一旦她结了婚，她对丈夫的依赖很可能会破坏她身为一国之君的权威。同样，如果女王的配偶也算作皇室成员，那么她的政治权力不也应当如她自己的所有物一般归他所有吗？而且理所当然，上世纪的内战，在都铎王朝的神话与政治鼓吹中显得尤其影响巨大。并且毫无疑问，英国历史上此前唯一一位女王的统治远非昌明。12世纪的玛蒂尔达皇后在其执政生涯中始终与篡权阴谋和动乱相伴，至于亨利六世的妻子，安茹的玛格丽特，尽管曾妄图掌权，却没有得到多少响应。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这并不构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禁止女性执政的条件，亨利也完全明白这一点。除了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等人的中世纪文献以外，都铎王朝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部论著出现在16世纪中期，而非亨利统治时期，并且需要根据实际语境解读。此外，像约翰·诺克斯、克里斯托弗·古德曼、托马斯·贝肯以及约翰·博内特等人的公开论辩檄文，指向的其实是女性天主教统治者的不当行径，而非女性统治这件事本身。至于玛丽统治时期寥寥无几的针对女性统治发表的恶毒改革派论著，与改革派在伊丽莎白一世登基时几乎压倒性的热烈欢迎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其实也绝非巧合。

实际上，在亨利统治的最后10年，一些文学作品中呈现的观点甚至与后来的一些极端论调截然不同。比如，尽管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Elyot）爵士认定女性的能力必然有限，但在《捍卫好女人》（The Defence of Good Women，1540）一书中，他也对“很多男人，尽管从未因女性的存在蒙受不幸，甚至从中获益多多，却无时不在贬低女性的价值”感到遗憾。此外，还有很多作品也支持类似此类的温和观点。罗伯特·沃恩（Robert Vaughan）爵士的《试辩女性所遭遇的恶意诽谤》（A Dyalogue Defensyve for Women agaynst Malycyous Detractoures）以及爱德华·戈辛希尔（Edward Gosynhill）的《对所有女性之礼赞》（The Prayse of All Women）两部作品都出版于1542年，这一年还诞生了阿格里帕
[4] （Agrippa）

的《高贵女性》（De Nobilitate）一书的新译本，这部作品的副标题是《女性的卓越》。即便这些作品很难为女性拥有执政能力提供完全的支撑，它们或许也至少暗示了女性统治的前景，并不会像人们普遍认定的那般惨淡，尤其是在没有其他替代方案的情况下。

法律和宪法方面的规定比人们想象的更模糊，如果亨利有意支持女儿获得继承权，他为此做出创造性解释的余地显然也更大。都铎王朝最重要的信条之一，就是遵循上帝的心意，所有人都必须服从造物主的神秘意志。因而从这个角度上看，接受玛丽成为合法继承人，完全可以成为所有忠诚臣民的基督教义务。与此同时，女性继承也可以得到合法继承原则的有力支持，这一原则无疑是当时社会政治思想的根基，尽管都铎王朝在1485年是依靠武力夺取了江山，但其后的都铎君主全都是依赖合法性原则获得统治权威的基础。而且对于统治阶层的精英来说，这同样是不二真理。

更令人意外的是，亨利最终在他统治时期的第三份继承法令和自己的意愿层面，都接受了女性君主产生的可能。他的每一分继承法令都要求男性继承人应当享有优先权，但同时也都接受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玛丽位于继承的第一顺位，其次是她的妹妹伊丽莎白。同样重要的是，第三份继承法令讨论的重点已经是倘若亨利的儿子爱德华一旦去世，唯一的不确定性不在于是否可以由女性继承人继承王位，而是由哪一位女性继承。1554年的法令确认玛丽在成为“继承人”，“继承继承权”时不会受到任何阻碍，女王也可以行使“王室权力”，就和她任何一位男性王室前任一样。该法令同样表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人对玛丽的性别问题提出任何合理的质疑，只有那些“心怀恶意的无知之辈”，可能在未来被人说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和愚蠢”。

但最重要，同时也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一点是，如果亨利放弃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关系，才意味着把英格兰的王位置于不必要的险境，因为他本可以通过自己的女儿，获得一位成熟的合法继承人。实际上，英国国王不顾一切地把选择一位女性继承人的可控风险，换成了对于一个尚不存在的男性继承人的疯狂寻觅。如果他在1527年至1537年，即从他离婚，到爱德华出生这10年间不幸辞世，英格兰的王位将出现一个可怕的继任危机，玛丽公主、亨利的私生子（里士满公爵）以及伊丽莎白公主（1533年之后）都将成为潜在的继承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安妮·博林被处死到爱德华出生之间的17个月，整个王国不存在一个合法继承人，这无疑更加危险。因此，在这10年间，正是由于国王选择离婚，王位才变得不够牢靠的。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男性继承人出生以后，因为他出生的时间太晚了。爱德华王子降生时，亨利已经46岁，这必然会带来一个寡头决策集团，其威胁也无从避免。即便先例表明女性统治的前景似乎颇为不祥，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的亨利五世的辉煌成就，在他留下一个9个月大的继承人便撒手人寰后迅速土崩瓦解。其他的例子，诸如亨利三世幼年登基后面临的寡头政治危机，同样让人无法乐观。

相比之下，玛丽的婚姻可能性反而更加令人乐观，这证明亨利缺乏一定的政治想象力，去探索一些尚未开发的可能。尤其是如果可以让玛丽早早婚配，她很可能会生下一个儿子，后者在这位祖父尚且在世时便可以长大成人，这样便可以彻底解决女性继承人的尴尬，同时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这位继承人即便拥有一个外国父亲，也可以在英国的教育环境中成长。实际上，当时法定的最低圆房年龄是12岁，而1525年的玛丽就已经9岁了。此时亨利对婚姻的焦虑已经开始显现，他本可以为自己的女儿寻找一份合适的婚约。亨利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尽管有些曲折，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付出不少技巧和想象力，却能够带来具有很大历史意义的益处。玛丽可以以优惠条件，与她的堂兄苏格兰的詹姆斯五世成婚，从而一举实现亨利外交政策中曾经的首要目标：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统一。就这点而言，玛丽还可以和约克家族的克拉伦斯公爵的孙子雷金纳德·波尔联姻，从而彻底扫除“白玫瑰”可能产生的后顾之忧。

更进一步，英国国王甚至可以探索一些更加匪夷所思的选择，这些选择也许同样能够得到当时教皇的承认。毕竟，教皇已经批准了亨利自己通过乱伦而实现的婚姻，他同样可能会准许类似的在旧式思维中被看作通奸的行为，毕竟它的出发点是政治而非道德，可以促成更有利的局面。实际上，从一些“圣父”个人的经历来看，性放纵与天主教之间并非总是水火不容。除此之外，在亨利这方面，一旦关乎利益，道德对于他来说从来都是不必要的。这样一来，教皇很可能会同意将国王和安妮·博林的非婚生子合法化，或者就这一点而言，让他祝福所谓的“法老式选择”，即同意玛丽公主和国王私生子里士满公爵之间的婚姻，也并非完全不可。即便是最后这种最为极端的方案，对于一个想尽办法维持英格兰的效忠的教皇来说，也是能够接受的。

当然，归根结底，无论是他老来方得的儿子在统治时期的动荡不安，还是这个世纪下半叶他的小女儿执政时获得的巨大成功，都会成为对亨利刻意瓦解自己婚姻的巨大嘲讽。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一个君主如此愚蠢，仅仅为了离开一个即便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却仍旧温柔贤良的妻子，就让整个国家陷入潜在的混乱不安之中。然而，这似乎正是亨利的所作所为。当然，在亨利对安妮·博林的兴趣初露端倪之时，阿拉贡的凯瑟琳确实已经人老珠黄。他和妻子之间6岁的年龄差，在现实层面似乎更加明显。1528年，红衣主教坎皮吉奥造访英国，当时凯瑟琳43岁，但他却形容王后看上去“年逾五旬”。同时，据当时的一位外国大使描述，凯瑟琳“身材矮小、富态、心地善良，还十分虔诚”。换言之，她矮胖又严肃，足以打消很多男性的欲望。她也已经到了更年期。实际上，在1531年，亨利声称凯瑟琳的月经在6年前就已经停止了，而且由于一种让他反感的妇科疾病，国王已经决定不再临幸他的妻子。

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在1516年玛丽出生之后，尽管持续很短，但之前习惯性流产再次发生。1517年秋王后流产，1518年11月她再度流产。即便是在一个新生儿存活率可能不到一半的时代，凯瑟琳反反复复的死产、流产、月经不调也让她的病情记录超出了正常范畴。很明显，英国的医生们并没有提供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这在当时通常依靠饮用或用蒸汽漏斗向阴道灌注怀孕绵羊尿液充当阴道栓剂来治疗不孕症的年代并不稀奇。此外，当特意请来的西班牙医生如维托利亚也表示束手无策之时，国王的挫败感不难想见。尽管凯瑟琳备受折磨，但多年来妇科疾病的折磨不仅让她的身体备受摧残，还让她丈夫的情感也消磨殆尽。然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唯一明智的做法也是让王后身处冷宫，而非彻底将她弃绝。无论是常理还是世俗智慧，也许都会这样选择。然而，身处一个既无法怀孕，又不再具有吸引力的妻子，以及一个风情万种，但如果没有婚姻保障就不肯屈从于自己的情妇之间，亨利却做出了荒唐的决定。

即便安妮·博林确实通过吊足国王的胃口来让他彻底斩断婚姻之结，这也不过表明国王的软弱程度跟他的愚蠢相比毫不逊色。这个女人只有一张众所周知的底牌，他完全有能力战而胜之。简单来说，亨利要么霸占她，要么放弃她，或者也完全可以静观其变，顺其自然。当然，考虑到这个女人背后还有她的父亲托马斯·博林以及舅舅诺福克公爵能够间接地带来一定压力，霸占她似乎并不是合理的选择。然而，1527年8月，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门多萨在伦敦致信查理五世：“实际上，国王已经被激情冲昏了头脑……一般认为，如果他能够离婚，他将会迎娶博林阁下的女儿为妻。”即便可能遇到象征性的抵抗，亨利也完全可以将安妮纳入后宫，避免自己的婚姻和政治生涯产生动荡。尽管寻求通奸令人遗憾，但他不这么做，最终反而在政治层面造成了更大的罪孽。

因此，将政治必要性视为刺激亨利如此行事的原因是错误的。英格兰宗教改革与其说是一种国家行为，倒不如说是“激情使然”。诚然，他对于女性执政前景的担忧，被粗俗的偏见加以强化，但这绝非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换言之，国王“无能为力”的问题，无关统治根基，也无关宗教信念，而是他的个人情感。本质上，促使他如此行事的起因，只是一时色迷心窍，同时被求子不得的郁郁不得志和伪装成良知的迷信浪潮所推动。

随着事态的发展，亨利一次又一次提到“良心的安宁与灵魂的健康”。1529年，他写信给查理五世，解释自己无法“平静或安抚自己的良心，因为与王后相处愈久，他愈是因其高贵的血统和其他美德而无法自拔，直到他看到《圣经》中的神谕，上帝不允许他们的结合”。亨利提到的神谕源自《利未记》（20：21）中的著名段落：“人若娶弟兄之妻为妻，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女。”当然，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在1503年便得到了教皇朱利叶斯二世的赦免，而至少从1522年起，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可能会成为上帝惩罚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逻辑和固执且根深蒂固的迷信，通过上帝非黑即白的话语，统统汇合在国王的头脑中，只会指向唯一的方向。

然而由于《利未记》产生的折磨国王的内容，实际上还不止如此。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曾被亨利描述成他所认识的最有学问的神学家，一度进言自己可以通过经典来解决国王的苦恼。比如《申命记》（25：5）中就有一个直接的神谕，要求男人可以在他死去的兄弟没有留下子嗣的情况下娶他的妻子。
[5] 还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亨利并没有绝后。玛丽公主的诞生，无疑成了这个神学禁区的反例。不过国王的良知不仅仅是润滑剂，让他可以左右逢源，还令他可以再找一个神学家，讲出他需要的答案。年轻的希伯来语学者罗伯特·维克菲尔德（Robert Wakefield）便是国王需要的天才，他对传统和各种殉道都毫无兴趣。此人责无旁贷地提醒国王，《利未记》中的“无子女”指的是没有男性后代。至于《申命记》里“兄弟”一词，指的是广泛意义上的男性亲属。

亨利欣然被说服，这样一来，上帝盛怒的预兆便如滚滚天雷般笼罩在他的四周，并且因回声效应而不断加强。1525年7月，一场瘟疫似乎从天而降，只为了惩罚这个王国。据亨利所知，每天伦敦都有50人丧命，就连王室成员也自身难保。随后，到1526年1月，他的两个侍者因病去世，接下来的两年里，这种可怕的疾病变成了地方性疾病。此外，国王自己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也会加剧他的恐慌，比如1524年3月，在与萨福克公爵骑马比武时，他的头盔还没完全罩好就上了场。不过，按照霍尔的编年史记录，虽然萨福克并没有听到在场观众惊恐万状的尖叫，他也没有注意到眼前的情况，不过长矛还是在距离国王裸露的脸不到一英寸的地方戳到了头盔上，折断了矛尖。一年之后，在狩猎途中，他试图越过一条沟，结果折断了自己的撑杆，头朝下摔进沟里，脸卡到了烂泥中。这次幸亏他的仆从及时赶来，把他救了出来，才免于让他早早前往尘世生涯的大门口——这足以给整个欧洲的宫廷都带去欢乐。

正是在1528年这种“出汗病”肆虐期间，亨利的恐惧达到了真正的高潮。仅仅是“出汗”这个字眼，加德纳主教写道，“都会让陛下恐惧万分”。他不敢以任何方式接近人潮拥挤的地方。他把自己关在沃尔西位于蒂丁汉格的住所里，一待就是很长时间——有时他会躲在一座高塔里，一个人吃晚饭，或是咨询他的私人医生尚贝尔。此时的他甚至害怕一个人入睡，于是要求弗朗西斯·布莱恩爵士整夜在他的密室里待命。

毫无疑问，随着年岁渐长、身体衰弱，亨利对于《利未记》中神谕的恐惧也会加剧。他的陵寝是一座高大的大理石建筑，于1519年完工。在他独处的时候，这座建筑的模样会不会在他眼前浮现？毕竟，1526年时的亨利已经35岁，在当时，超过40岁的人便应该着手安排身后之事，如果年过半百就已经算得上长寿了。1521年，他曾经因发烧而病倒，并且抱怨自己有鼻窦问题。随后，在1528年，他的病情记录中首次出现了慢性头痛，4年后痛风将会侵袭他的身体。如果病痛真的是上帝的传声筒，那么亨利似乎确实是在接收来自上天的信息。

实际上，亨利用于解除自己与凯瑟琳之间复杂法律关系的策略，好比是用推土机完成一场脑部手术。1527年，他对教皇权威和自己妻子的言论进行了一系列不必要的正面攻击。他完全无视凯瑟琳的激烈反对和沃尔西的合理建议，直接表示他妻子与自己哥哥亚瑟的婚礼已经完成，因此他们的结合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这样一来，国王的通奸问题被撇清，而凯瑟琳却要为一个既无地位亦无名声的女人丧失自己的名誉。自然，对于像她这样一位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的公主，这绝对是无法容忍的境遇。作为对自己丈夫背后动作、蔑视和欺侮的回应，凯瑟琳必将放弃同他合作的任何可能。同样致命的是，国王选择的方案还冒犯了教皇的权威，他暗示任何一位教皇都没有权力赦免冒犯上帝律法的罪行。简而言之，亨利决心质疑自己妻子的信誉，借助神学原理和圣经解经教育教会的各位权威，同时还对教皇的工作指手画脚了一番。相比之下，在国王不顾一切横冲直撞的同时，沃尔西提出的方案倒是一种基于规范技术的手术，相对完整且无痛。倘若不是他的主人刻意忽略，这场手术成功的概率也许会大上不少。

始终精于谋算的红衣主教的想法是，把朱利叶斯二世的婚姻赦免看成是对一段并不存在的“关系”的废除，因为凯瑟琳和亚瑟的婚礼似乎从未真正成真。在这样做之后，沃尔西指出，国王便可以着手处理这场婚姻存在的其他错误部分，所谓的“公共诚信”问题，即亨利和凯瑟琳实际上是“姻亲”，从而得出他们的婚姻违反教会法的结论。这样一来，即便教会提供了豁免，他们的婚姻依旧是违法的。此外，这种操作的实际意义，在于既维护了教皇的权威，同时也让王后免于信誉方面的指责。凯瑟琳声称自己在和亨利结婚之前仍是处女这一点不会引起争论，而前任教皇的豁免也可以只被认为是一种顺水推舟的允诺。除此之外，沃尔西还坚决地认为，有必要在一开始就对当年赦免的内容进行彻底、有效但非对抗性的质疑。因为公告中声称当年的婚姻主要是为维护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和平，但这个前提存在缺陷，因为当时英国和西班牙已经处在长期和平的状态。

然而，沃尔西希望将法律程序限定在由他主持的秘密法庭，从而确保整个事件能够迅速而干净解决的想法，很快就破灭了。事件一开始，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门多萨便告知了查理五世，并秘密给凯瑟琳王后送去了消息，通知她听证会即将召开。这则消息彻底激怒了王后，让她逐渐从不安和恐惧转变成负隅顽抗和破罐破摔，以致最终导致亨利彻底和罗马教廷决裂，而他其实仍在希望避免走到这一步。现在，她将坚持向教皇上诉，并极力争取她的侄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此举立马将亨利的家庭矛盾上升为一个棘手的国际外交问题。随着事态的升级，亨利成功解决此事几无可能。1527年5月6日，西班牙和德意志军队攻进罗马，杀死圣城四分之一平民，并让教皇实际上成了查理五世的俘虏。从此以后，倘若没有皇帝的允许，教皇绝不可能轻举妄动。

现在，沃尔西成了国王唯一的希望，毕竟在过去，他曾多次力挽狂澜，上演虎口夺食的好戏。这次他同样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似乎可以一举破解亨利所处的危局。在他看来，教皇被囚，实际上可以成为一种优势，因为这将在教会的权力层面留出真空，而他将在法律和事实层面填补这一空隙。当时，沃尔西最初的计划是在阿维尼翁召集所有自由的红衣主教来进行一次大会。作为主要且非帝国统治下教会的领袖，他将诱使现任教皇克莱门特七世赋予他充分的权力，在他被囚期间代行教皇的职责。这个临时教会从而可以一举解决亨利的婚姻无效问题，还可以指定一个总理事会来处理异端邪说。这份政教协定，加上解救罗马教廷于危难之中，为欧洲带来和平的壮举，将会使亨利成为欧洲最受尊敬的统治者。所有这些，都是令人愉快的沃尔西式伟大构想。不过鉴于红衣主教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外交状况都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的迹象，这个主意也许真的值得一试。

然而最终，这次阿维尼翁会议受到教皇的亲自阻挠，他禁止自己的红衣主教出席。更令人沮丧的举动来自国王本人。6月22日，在沃尔西前往加来前一个月，亨利向凯瑟琳倾吐心声，表明了自己对二人婚姻问题的深切担忧。这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失误，因为在这个阶段，凯瑟琳本来很可能不太知道安妮·博林对她地位造成的全部威胁。实际上，对继承问题的深入剖析，加上谦卑内敛品格，凯瑟琳本来有可能做出积极的回应。然而她丈夫却使用了极其冷酷的言辞来表达这些令人震惊的内容，直接令她泣不成声，心态失衡，无法回应。更重要的是，国王的行为促使凯瑟琳派出自己的心腹仆人费利佩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查理五世，令后者彻底粉碎沃尔西的伟大计划。皇帝似乎确实为此大为震惊，立刻承诺将全力支持凯瑟琳。他还立刻给教皇写信，要求禁止沃尔西审理此案。

尽管与此同时，诺福克公爵、萨福克公爵以及安妮·博林还在趁着红衣主教不在的时候偷偷搞小动作，但他却仍在努力扭转亨利的危局。毕竟，克莱门特七世为人糊涂，办事拖拉，曾被描述成是“世界上最善于隐藏自己的人”，而且沃尔西也敏锐地意识到，不仅查理五世可以威胁到他，他自己同样可以给他施加压力。于是英国和法国一起加入了科涅克同盟，并在1月28日对皇帝宣战。但英国并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因为沃尔西此举只是为了让克莱门特七世让步。斯蒂芬·加德纳和爱德华·福克斯随后被派到罗马进一步施压，当他们于3月20日抵达时，发现克莱门特已经胡子拉碴，不复往日光彩。教皇似乎在哭，挥舞着双臂，在屋子里踱步，像是失了心智。他说如果得罪查理，自己将会面临危险，而使节们则威胁他，如果英国甚至是法国选择与教廷切断联系，他的损失同样显而易见。克莱门特被他们深深打动。与此同时，洛特雷科率领的法军正在意大利境内驰骋，开始围攻那不勒斯。因此，在4月8日，面对持续不断的恐吓，克莱门特终于下达一项任命，委派沃尔西和坎皮吉奥在英国审理此案。

于是，红衣主教、索尔兹伯里的缺席主教（Absentee bishops）坎皮吉奥，作为当时一位经验老到的外交人员，于6月25日向他的两个孩子道别。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个孩子都是合法生子，因为他是在有了孩子、妻子去世后才接受的神职。由于饱受痛风折磨，他只能以蜗牛般的速度从科尔内托出发，当他最终在10月28日抵达伦敦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一阵阵嘘声，因为国王的离婚案已经受到民众的反对。而且，在见到亨利时，他发觉此人急躁异常，一心只想迅速了解自己的案件。亨利似乎快被《利未记》中的神谕逼疯了，就像一头公牛被人攥住了鼻环。此外，尽管亨利心怀很大的期望，但坎皮吉奥和沃尔西都无法直接降下教皇诏书，而没有教皇诏书，他的婚姻就无法解除。此外，就在坎皮吉奥抵达伦敦之前，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尽管洛特雷科战死，皇帝在意大利的事业获得了安德烈亚·多利亚（Andrea Doria）的支持，意大利方面也进行了重组，佛罗伦萨再次宣称自己是个共和国。于是，只有向皇帝妥协，这位美第奇教皇才能拯救自己的家族。于是，在12月，他便写信给坎皮吉奥，要求撤销他的个人委派，从而让亨利的希望与沃尔西的努力统统付之东流。

因而，对于坎皮吉奥来说，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与王后本人磋商。如果她愿意前往女修道院，她丈夫的再婚请求就能够得到充分支持，因为进入修道院就意味着当事人世俗身份的死亡。这个想法最初是由圣博纳旺蒂尔提出的，可操作性很大。曾经是路易十二妻子的瓦卢瓦的让娜就曾顺从地隐居在修道院，遂了丈夫的心愿。此外，据坎皮吉奥自己说，王后最坚定的支持者约翰·费舍尔主教也同意这一想法。毕竟，凯瑟琳的虔诚远近闻名，在修道院中，她仍然可以享受优待、特权以及皇室地位。亨利对此十分热情，他赶忙向坎皮吉奥保证，如果凯瑟琳可以隐退，她将失去的“只有对他的利用”。尽管这一损失无疑让人悲痛，但在其他所有方面，她都将继续拥有应得的荣誉和权利。最重要的是，从王后的角度来看，她心爱的女儿的合法性和与生俱来的特权也将继续保留。

然而不幸的是，10月26日凯瑟琳拒绝了坎皮吉奥的初步提议，而在那之后不久，她的丈夫再次莫名其妙地对她大发雷霆，导致希望彻底破灭。国王的盛怒，似乎是因为想要强迫王后立即接受坎皮吉奥的提议。同样是在10月份，亨利还在枢密院中公开抱怨了王后的行为。他认为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她竟然还悠游自在，穿得富丽堂皇。她应该为正义祈祷，而不是抛头露面。他甚至暗示，王后曾经涉及一个谋杀他的阴谋。这促使枢密院致信凯瑟琳，直言不讳地批评她是“罔顾国王意志的蠢人”。从那以后，阻碍离婚案进展的便不再是国际强权，而是面对无理取闹的丈夫的虐待和咆哮时，一个被轻视的女人的骄傲。现在的凯瑟琳已然决定抗争到底。1529年6月18日，她在布莱克法尔举行的听证会上，公开表示自己的婚姻完全正当合法。

由于坎皮吉奥在绝望中只能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拖延这场不可能有结果的审判，亨利的长篇申诉和凯瑟琳出席听证会之间足足隔了半年时间。然而，当教廷使节法庭如同一只患有关节炎的树懒一般吱吱嘎嘎地采取行动时，轮到王后登场阻挠了。首先，她对这一法庭的合法性进行了抗议，并正式向罗马教廷提出上诉。随后她又对沃尔西担任法官这一任命提出了质疑，并威风凛凛地离开坐席，扔下一句“我不是英国女人，我是西班牙人！”。然而，这位身材丰满、身穿镶有貂皮边饰的红色天鹅绒大衣的女人却为自己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留下了一场最完美的表演。她无视官方程序，夸张地挤过拥挤的长椅和桌子，跪在国王面前，求他不要羞辱她，也不要抛弃他们的女儿。然而亨利却坐在原处，纹丝不动，等她说完也不置一词。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曾在她不在场时发表过一篇支持这桩婚姻的伟大演说，然而毫无疑问，他那雄辩的言辞与王后此时死乞白赖的姿态截然相反。

到7月27日，这桩案件深陷困境。但无论如何，伦敦发生的事情已经无关紧要了。6月，帝国军队在兰德里亚诺击败了法国军队，7月13日，教皇同意签署《巴塞罗那条约》，保证自己将支持查理。在布莱克法尔听证会出席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教皇同样迫于压力，终止了教廷使节的任命，并传唤亨利前往罗马法庭。实际上，这一消息并未在第一时间传达到英国，但即便没有这样的晴天霹雳，这里的形势也不容乐观。7月31日，也就是亨利预计的最终审判前10天，坎皮吉奥宣布按照罗马历，临时法庭休庭放假。这意味着，在10月份之前，这一诉讼都不会有进一步的进展。

毫无疑问，随着这一决定的宣布，法庭上出现了骚动。“看在老天的分上，”眉毛浓密的萨福克公爵怒吼道，“在我们英国，但凡有红衣主教掺和的事就没有好结果。”然而沃尔西机智地提醒他，自己在他和国王的妹妹结婚时曾出手相助，沃尔西大声驳斥：“要是没有我，一个红衣主教，你的脑袋早就搬了家，更别说还能有根舌头在这里大放厥词了！”然而，沃尔西此时的处境已经不及他的大声驳斥那般理直气壮了。国王再次遭受重创，只能躲到沃尔瑟姆修道院，以平复内心的愤怒，同时想到安妮·博林和她那些贪婪的亲戚一定在议论他的红衣主教给他招来的这些麻烦。

尽管一直以来都是亨利的干预导致沃尔西的努力事倍功半，但理所当然，承担责任的总是沃尔西。在8月3日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签订《坎布雷和约》时，亨利的耐心便已经耗尽。因而沃尔西已然穷途末路。不到一个月，这位教会和国家的重要人物，被卡文迪许称为“在世的人中最傲慢的”大老爷，就将摇摇晃晃地来到悬崖边，而安妮·博林和她周围的人物还会继续施加他们全部的影响力，给他最后一击。

于是，1529年10月9日，沃尔西最终以1393年的《王权侵害罪法案》被提起诉讼，理由是他利用教会权力侵犯了国王的法律管辖权。这项指控当然是莫须有的，因为沃尔西唯一的罪过不过是没能满足他主人的反复无常，但一周之后，他便被剥夺了大法官之位，被迫交出了国玺。随后，为了安抚国王，受重创的红衣主教只得放弃约克坊（York Place），以及自己绝大部分财产。即便如此，11月3日，还是有人对他提出了剥夺公民权和财产权的法案。原本完全依赖沃尔西的足智多谋的国王，亲自破坏了他的运筹帷幄，同时又因失败的结果对他施加惩罚。

此后，约克坊被更名为白厅（Whitehall），亨利兴高采烈地把它送给安妮·博林，作为她的私人住所。在红衣主教离开不久，安妮便被秘密安排前去欣赏自己新住所里的精美挂毯和杯盘碗盏。她为这一切的赏心悦目惊叹不已。现在，她就要拥有自己的宫殿，尽管名誉问题尚且存疑，但她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王后。于是，为了满足她拓展宫殿面积以及其他挑剔的要求，人们进行了很大改动。附近住户的房屋土地被征用，以扩建场地，为她的花园腾出空间。帝国大使报告说：“一切都是为了取悦这个女人，她更喜欢国王待在白厅，因为只有这里是她自己的住所。”然而，过不了多久，这位王后也将陷入政治与婚姻的泥潭当中。

注释

[1]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女儿。

[2] 原文为法文。

[3] 米迦勒节，基督教节日，为纪念天使长米迦勒设立，西方教会定于9月29日，东正教会定于11月8日。

[4] 玛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公元前64/62年—公元前12年），古罗马执政官、政治家、将军和建筑师。

[5] 完整的经文是“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人，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

9 僵局之下的无尽喧嚣

从实质上说，他清楚地承认自己已经陷入困惑当中，并且无法忍受。

——法国大使让·杜贝拉描述亨利八世（1530.1）

1529年，随着冬日渐隆，安妮·博林对自己图谋已久的这个男人的控制力似乎越发牢靠了。如今，她住在自己位于格林尼治的住所，“保有的地产让她更像是一位王后，而非一个未婚女子”。而在同一座宫殿里，阿拉贡的凯瑟琳继续缝补丈夫的衣物，骄傲地蔑视着自己的暴发户对手，同时隐忍地坚持着自己选择的毫无意义的抵抗之路。在这个肃杀的冬日里，似乎没有什么能让她免于遭受进一步的折磨。12月8日，安妮的父亲托马斯被任命为维尔特伯爵，随后盛大的庆典在白厅召开，安妮俨然已经成为女主人，坐到了亨利身边。“国王的娼妇”受到了王后般的待遇，端坐在宝座之上。在冬日的烈火和帷幔当中，她似乎再惬意不过。表面上看，这场庆祝活动似乎预示着胜利、喜悦和接下来的婚姻幸福。沃尔西一败涂地，凯瑟琳的负隅顽抗也被弃置一旁。亨利良心上的负担暂时得到了缓解。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国王和他妻子的关系还将在正式场合继续维持。为了体面，他们仍会“每隔几天”就互相拜访一次。然而，1531年夏天，议会命令凯瑟琳从宫中搬出，去沃尔西之前在莫尔的住处。此后便是一连串无意义且羞耻的颠沛流离，包括安普希尔、巴克登以及最后的金伯顿等一系列偏远的皇家庄园。她既不能给国王写信，也不可以看望她的女儿。她的家眷逐渐减少，直到在方方面面都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麻烦。没过多久，她身边就只剩下了一个告解牧师、一个医生、一个药剂师和三个女仆，其中包括“忠诚”的威洛比夫人：25年前凯瑟琳在达勒姆宫经历磨难时她便已经跟随在她身边，却比当时还要不称职。此刻，当她小小的住所变成了一个晦气的存在，自然“鲜有朝臣光顾”。

早在1529年年底，国王的麻烦基本也已经解决，这一点在诸多旁观者看来已是共识，尤其是当时40岁、刚刚来到英国宫廷的帝国大使尤斯塔斯·查普伊斯。这位教会法博士、前教会法官将会在英国宫廷住上16年。尽管一直都是凯瑟琳的热情盟友，但他也留下了一系列详细记录和个人见解。这些内容并非完全客观，但在情感层面绝对真诚。作为一位能言善辩的学者和善于打探秘密的外交家，他几乎跟所有宫廷名流、商人和女仆都有过交流。他的随从来自佛兰德斯和勃艮第，都经过了精心筛选，确保他们英语流利，同时熟悉跟英国人打交道的方式。他的首席秘书蒙托亚作为凯瑟琳的前侍者，已经在宫中服务了20年，对这里的生活了如指掌。就连这位大使自己的痛风病史也成了有利条件，他的英国侍从弗莱明将此在宫中传播，以换取其他有价值的密报。查普伊斯表示：“看上去，英国国王已经搞定了一切，只等牧师把结婚戒指送出去，宣布祝福。”

然而在私下，国王跟自己的新女人打起交道却一点也不容易。就像他那些银背大猩猩似的雄性同类一样，国王经常抱怨自己被这个强势的女人数落。此时的安妮已经接近30岁，她开始变得越发急躁。她在1529年11月怒斥道：“我没告诉过你吗？你跟王后拖得越久，她就越有利……我已经等了太久了，有这段时间我可能早都嫁出去了……但是太可惜了！我的时间和青春就这么白白浪费了！”后来，到1531年1月，她威胁亨利说自己要离开他，逼得亨利不得不屈尊找诺福克公爵和她的父亲帮忙，替自己说情。亨利在自己情妇面前软弱至此，引发了很多人公然的蔑视。一位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访客写道：“他表现得似乎已经全然忘记何为正确，何为尊严与体统。这导致所有人都蔑视他，认为他已然违背良心与真理，弃荣誉于不顾。”对妻子表现得如此软弱尚且是愚蠢，而为了一个情妇如此，似乎只能说是荒唐了。

尽管查普伊斯观察到，在每次争吵过后，他们之间的感情“总是比以前更深”，但亨利前一段婚姻造成的煎熬现在越发严重，把他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而此时，讽刺的是，国王非但没有继续强迫教皇给予赦免，反而开始向安妮求情。华丽的法国式马鞍和马具、细麻布睡衣、金子制成的饰物不断作为请求原谅的礼物出现在安妮面前。她也会不时从国王那里获得用来游玩和购物的小额现金，以及作为新年礼物的超过100英镑巨款。还有很多昂贵的毛皮、钻石和珍珠。1529年12月，安妮便花掉了180英镑，用于购买制作礼服的紫色天鹅绒。

即便是在宫廷中，也没有人愿意对事态的发展假装乐观。诺福克公爵夫人在安妮的请求下被逐出宫廷，“因为她说话没规矩，还宣称自己比王后更受欢迎”。即便是诺福克公爵本人，作为安妮的舅舅，深谙自己外甥女的脾气秉性，也不愿意为她的飞黄腾达感到高兴，他曾表示“除了魔鬼以外，没有人愿意跟她打交道”。至于在议会里，议长不得不公开强调议员们不得议论“国王之所以提出离婚，并非是因为良心上的谴责，而只是色迷心窍”。在乡下人对王后和公主表示热烈欢迎时，牛津的妇女们正跃跃欲试，一旦副校长胆敢在承认国王第一次婚姻无效的文件上盖上牛津大学的印章，她们就会向他扔石头。

安妮地位的蹿升也带来了更多难以预料的后果。1532年9月，尽管博林一族的血统远非显贵，亨利还是为她在贵族当中“安排”了一席之地，这让他的大臣们感到不安。她的曾祖父杰弗里·博林（Geoffrey Boleyn）生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1479年成为伦敦市长之前，他在丝绸和羊毛制品行业闯出了一番名堂。随后，她的祖父威廉·博林爵士（Sir William Boleyn）也表现出了对于机遇的敏锐目光。在奥蒙德伯爵家族家道中落之时，他娶了伯爵的女儿。而在借由后门跻身显贵之列后，安妮的父亲托马斯爵士和诺福克公爵的一个女儿结合，从而完成了这段漫长晋升之路的最后一步，让自己即将成为英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但是，尽管托马斯爵士会被任命为驻弗朗索瓦一世宫廷大使，在1530年时，他已是威尔特伯爵及掌玺大臣，可博林一族的血统却无从更改，既没有崇高的地位，在肯特的赫弗也没有殷实的家底，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在艾克塞斯的罗奇福德那间利润丰厚的木材厂也无法完全弥补这一点。因此，为了掩盖自己情妇的先天不足，亨利别无选择，只得为她“寻找”到两位显赫的祖先——一位是12世纪时的诺曼勋爵，另一位是14世纪的皮卡德。他希望这些东西可以让博林家族略显寒酸的纹章盾至少能看得过去。而随着贵族身份准备就绪，安妮于1532年9月1日在温莎的圣乔治教堂正式被册封为彭布罗克女侯爵。她的一头长发让亨利更容易把冠冕戴在她的头上，她以自己的身份获得了这一新头衔，并且在赫特福德、萨默赛特和埃克塞特获得了每年收入可达1000英镑以上的土地。

对于朝臣来说，安妮“新发现”的贵族身份是一个用来调侃的乐子，但对于普通人，这一事件却激起了强烈反响，几乎对她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从安妮与国王的婚外情公之于众开始，她似乎就受到了很多“嘘声和谩骂”，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却与此大不相同。一份从法国送往威尼斯的报告显示，1531年11月24日晚，一支由7000到8000名妇女聚集起来的游行队伍出现在伦敦，她们行进到河边
[1] 的建筑群，安妮当时正在那里用餐，身边只有几个随从。据说这支游行队伍中还有不少乔装打扮的男人，他们显然准备动用私刑处死国王的情妇。如果不是消息及时传达到她的耳中，这些人很可能会得手。安妮随即向河对岸的避难所移动，似乎很快转危为安。不过奇怪的是，这一事件在官方记录中几乎不见踪影，根据法国方面的报告，理由在于“这是一次妇女行动”。然而，这一事件显然反映了反对国王婚姻的呼声越发高涨。从长远角度来说，这一点不容忽视。

此外，如果说亨利的新欢在各个层面都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那么他驱逐沃尔西之后导致的顾问不足也同样是个让人难以忽视的麻烦。到1529年底，顾问团队组建完成，由诺福克公爵担任议会主席，他领导萨福克公爵和威尔特伯爵构成三人组。但这一表面上形成的“新秩序”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因为对于亨利的婚姻这一核心问题，他们根本束手无策，更不用说完美解决了。这也丝毫不奇怪，因为这三个成为政府骨干的贵族，此时的国王首席侍从，根本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比如诺福克公爵，虽然领兵打仗十分在行，但却是个天生的保守主义者，思维因循守旧。更重要的是，他自认就是个粗俗之人，把自己“从未读过《圣经》，也从没想过要去读”当作谈资来炫耀，同时还不断宣称“在学会能够读《圣经》之前，英格兰是快乐的”。作为一位野心超过能力的奴仆，单单为国王鞍前马后他应该可以胜任，但他完全不具备辅佐君王使其功成名就的想象力。而萨福克公爵，他是个令人钦佩的运动家，一个尽职尽责的士兵，但也仅此而已。如果亨利想要在英国饲养最好的猎犬，萨福克会是他最好的顾问。然而，教会法律、国际外交、政治手腕之事却完全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至于威尔特伯爵，亨利任用他仅仅是因为他是安妮·博林的父亲，并无丝毫战略层面的考量。正如塔比尔斯主教（Bishop of Tarbes）所言，这一行为“完全是出于一己私利，并无其他动机”。因此这些人根本不配得到他们的职位。他们只是因政治动荡而被卷到了负责政府决策的位置，就像一阵因野心而起的骚乱之后留下的一地鸡毛。

不过，亨利此时还有新任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爵士，此人绝非等闲之辈。莫尔生于1477年，是当时英国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技艺娴熟的朝臣，同时还是一位犀利——有时近乎狂暴——的辩手。尽管成年之初曾被加尔都西会的沉思及与世隔绝的生活吸引，但他最终还是听从了世俗而非修道院的召唤，并且成了家。用伊拉斯谟的话说：“因为害怕成为一个淫荡的牧师，他决心做一个贞洁的丈夫。”在第一任妻子简·柯尔特（Jane Colt）去世后，他又娶了爱丽丝·米德尔顿，一个比他大7岁的富有寡妇。莫尔说她“既非明珠，亦非女孩”。伊拉斯谟则形容她的鼻子是“鸟身女妖的钩喙”。实际上，莫尔强烈的禁欲主义似乎是由一种同样强烈的肉欲驱使的，他曾通过刚毛衬衣来惩戒自己，也许也利用了和这位韶华易逝、日渐肥胖的爱丽丝的婚姻来达到相同的目的。他戏称她是他“精明的妻子”，他就像某些男人喜欢他们的扶手椅那样热爱着她，这样的说法显然颇具讽刺意味。尽管如此，在切尔西的家眷和家庭生活在莫尔的心目中仍然占据着主要地位，用伊拉斯谟的说法，他“呼吸着幸福”。而在其他方面，理查德·佩斯称他是“大笑的哲学家”，而伊拉斯谟则对乌尔里希·冯·胡腾说“他似乎是为友谊而生的”。

当然，在虔诚和博爱的表象之下，藏着另外一个莫尔，在这段时间，他性格中的恶意和野心往往会让他的圣洁有所损耗。诚然，在女婿威廉·罗珀（William Roper）为他撰写的第一部传记中，这位圣人性格中一些不便表达但十分突出的部分被一笔带过或忽略。与莫尔同时代的爱德华·霍尔注意到了他的聪明才智，但他也补充说，其中“夹杂着嘲讽和愚弄”，可能是一些天才在跟低一等的凡人打交道时认为自己必须——也许是无意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东西。更令人不安的是，倘若我们相信那些诋毁他的人，这位未来的圣人还准备无情地迫害异教徒。实际上，由于他反异端的过激行为，约翰·福克斯和威廉·廷代尔都将对他进行妖魔化，而且在当代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当年那些丢向他的烂泥现在又重新附着在了他的身上。据殉道者福克斯所言，有人控告说一个名叫特克斯伯里的异教徒被关在显然是莫尔家的门房里，“手、脚、头捆在一处，整整6天”。然后他被鞭打，还被人用绳子对头部施刑，“以致眼睛出血”。公平地讲，莫尔本人始终不曾承认这些指控，并且声称他只同意过两次对异教徒的鞭打。一次是在他的仆人亵渎神圣的圣礼之时，不过他也承认，让此人“像孩子一样伤痕累累”并没有让他感到内疚。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另一个异教徒身上，因为他有一个不良癖好——在教堂里撩女人的裙子。

但无论他还有多少优点或者缺点，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莫尔对于亨利解决罗马方面的麻烦同样毫无帮助。他就任大法官的条件便是自己不会帮助处理国王的离婚案件。而作为一个完全不知晓自己对他人的嘲讽已经成为下意识行为的人，亨利坚定地保证“他绝不会让任何人受到良心上的责难”。由于这些年政府的主要问题就是国王的离婚官司，所以这位大法官在政府事务中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他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定在大法官法庭，努力钻研英国普通法。

于是，此时的亨利身边便没有一个顾问可以解决沃尔西未能解决的问题。诺福克、萨福克和威尔特是天生无能，而莫尔则是自废武功。因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国王饱受自己天资不足之苦。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个统治者的工作是静观其变、抓住时机，而非亲手推动事件向前。现在他贸然踏入了政治与宗教问题一同交汇而成的旋涡，这最终将会导致国家分裂、对外战争以及国库破产，他的儿子和大女儿将不得不在日后面对这全面而沉重的后果。而这还不是亨利缺陷的全部。他的注意力只能维持在眼前的短期事项上，同时也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这导致他的决策总是头脑发热的结果，令他自己深受其害。所以当路德宣称“这位容克
[2] ·海因茨将成为上帝，并为所欲为”时，他自然再一次怒发冲冠。在这一时期，亨利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自己的一时兴起，而自负则是他的船舵。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决策将更加不经大脑，随意点燃手边的导火索，直到让自己不知身在何处。

国王很快便告诉他身边的这些新顾问：“沃尔西比你们任何人都出色。”这并不奇怪。即便是红衣主教在1529年倒台之时，亨利也表现出了一些对他的不舍。比如他不仅允许这位前心腹保留大主教之位，还允许他继续享有每年3000英镑的养老金，以及价值1750英镑的盘子、价值150英镑的80匹马及其全套马具、价值800英镑的挂毯及床铺，以及价值80英镑的52头牛和大约300英镑的衣服。但即便这种安排暂时保住了沃尔西的体面，却无法满足他早已习惯的奢侈需求，国王预付给他的养老金很快便见了底。在1530年春天，他退居到位于约克的主教官邸，但他连修复这栋早已败弃建筑的资金都拿不出来。于是，在几个月时间里，他不得不忍受着漏雨的破烂屋顶，“四面八方都被痛苦包围，不知到哪里才能获得解脱”。更悲惨的是，他还受到了“非常饥饿”的水蛭和“催吐剂”的折磨，令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承认，自己一生中从未像此时这般悲惨。在写给斯蒂芬·加德纳的一封信中，他给自己署名为“可怜的约克红衣主教托马斯”。

但即便到了这步田地，沃尔西的敌人们依旧害怕他会东山再起。不幸的是，1529年的圣诞节刚过，红衣主教便一病不起，国王宣称自己“不会因吝啬两万英镑而失去他”，于是派出了御医巴斯特为他进行免费治疗。与此同时，安妮也奉命“给红衣主教送去一件体面的信物”，尽管这样做肯定不会让她高兴，但她偶尔也知道亨利是一国之君。结果，她从自己的紧身褡上取了一小块金箔，送给了这位她憎恨的红衣主教。更令他们不安的是，沃尔西在1530年2月12日得到了正式赦免，他在约克的职位也得到了承认。实际上，他在名誉上的恢复足以让查普伊斯确信，“如果不是那个女人的存在，国王一定会让他官复原职”。

随着事态的发展，安妮对沃尔西的敌意丝毫没有减弱。红衣主教的门役乔治·卡文迪许注意到她从来没有松懈，“一直在研究彻底击垮沃尔西的办法”。奇怪的是，红衣主教早就察觉到“那个女人会是他的大麻烦”，但归根结底，还是亨利的反复无常和沃尔西自己的粗心大意让安妮·博林的一系列活动畅通无阻。尽管沃尔西很清楚安妮“迂回盘旋”的意图，但他却一反常态地任由这个威胁随意发展。1530年夏天，他定期和查普伊斯接触，并在7月支持查理五世对克莱门特七世的呼吁，让亨利跟安妮分离。此外，在8月，他还亲自致信教皇，询问他为何不进一步支持凯瑟琳王后的诉求。鲁莽的昏招迭出，将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

诺福克公爵抓住机会，贿赂了沃尔西的医生阿戈斯蒂尼（Agostini），让他诬告红衣主教正在怂恿教皇把国王逐出教会，令英国处于教会的封锁之下，这可能会推动凯瑟琳王后谋反起义。这次亨利行事十分果决，尽管他在日后还是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11月1日，一份逮捕沃尔西的诏令被草拟出来，尽管这位一落千丈的大臣一度试图绝食自尽，“希望以这种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而非更加耻辱的死法”，但他还是不得不踏上了向南的路途。作为最后的耻辱，国王要求他在动身之前将自己拥有的一切列出清单，一件也不可遗漏。国王还在港口设立关卡，以确保他不能将任何个人财富走私到国外。

在伦敦，一场针对叛国者的死刑正在等待着沃尔西的到来，而来自高层和民间的斥责痛骂也都准备就绪。多年来受到他压制的朝臣们都在热切等待着对他的厄运幸灾乐祸。对他们来说，他是“口是心非的小人”“邪恶的化身”“罪恶和腐败罄竹难书”“狡猾的寄生虫”。平民也在记忆中搜罗他的罪状。红衣主教先前的心腹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听到一个乡巴佬别出心裁地宣称“让沃尔西给我擦马蹄我都不要”。不过苍天有眼，这位彻底倒台的大臣至少没有受到绞刑架的凌辱。他死在了莱斯特修道院，在返回伦敦塔接受命运审判的路上便被一场严重痢疾夺去了性命。那天夜里，虔诚的诺维奇主教记下了一场风暴是如何席卷整个英国，仿佛黑暗之王打算将自己带离人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未能获得安宁，因为亨利一直要求他说出一笔据说被他藏匿起来的1500英镑巨款的下落。这位败落的大臣最终被火葬在修道院里，他身边除了被查普伊斯称为“暴君之墓”的理查三世
[3] 的安身地之外，别无他物。“哦，这世界真是匪夷所思！”在听说沃尔西的死讯后，伊拉斯谟惊呼道。与此同时，安妮则在宫廷举办了一场名为“红衣主教沃尔西的地狱”的假面舞会，喜气洋洋。

讽刺的是，在沃尔西下台的几个月里，英国政府遭受重创，与其说是瘸了腿，倒不如说是半身截瘫。红衣主教的倒台，除了让亨利获得了一批无能的接任者，还让他的问题更加复杂，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凯瑟琳王后仍然拒不妥协，国际形势中的亨利也完全处在不利的地位。而在这个紧要关头，亨利被自己深深的不安全感所带来的优柔寡断所束缚，并且像往常一样，迟迟不肯继续进行自己已经开了头的伟大事业。跟传说中那个铁腕统治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亨利脑子里仿佛一团糨糊，充满了彼此矛盾的冲动念头，让他无法进行决断。实际上，在亨利诸多的缺陷当中，最严重的可能是他无法感知、承认并遵循事态发展的合理逻辑。眼下的形势的确要求他切断与罗马教廷的联系，但他固有的保守主义、恐惧和直觉却阻止他这样做。在这完全由自己一手造成的困境当中，他狼狈不堪地挣扎着、扭动着、呜咽着、嘟哝着、咆哮着，不由自主地东摇西晃。

当压力越发增大，他身上的暴君倾向便越发明显。他现在唯一的策略就是向教会施压，逼迫它屈从于他的要求，尽管教皇更害怕皇帝冷酷无情的实际压力，而非亨利的虚张声势。在沃尔西倒台后的两年里，英格兰国王好似童话故事里的饿狼，只会对教皇的大门吹气，公然无视这扇大门一定牢牢上了锁的事实。他本不该忘记，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再度入侵威胁对于教皇而言好比火烧眉毛，而且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查理不会改变他在1521年确立的反对路德的立场。毕竟，改弦易辙可以让他在一些臣民中获得更大的声望，更不用说还可以通过交易获得从教会那边掠夺来的大量战利品。

于是，查理五世才是克莱门特七世心目中的重要人物，而他正不遗余力地为他的姨妈维护家庭尊严和正义。实际上，此时的他正在极力敦促克莱门特继续坚定地反对亨利和他的情妇结合，因为，正如他所说：“这是一项为了满足两个傻瓜的欲望而提起的程序，那两个人才应该被指控。”然而，情况越是不利于自己，亨利就越执拗地逆风而行，即便这意味着他最终需要通过改变法律程序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用于达成这一目的的杠杆，即“宗教改革长期议会”或“宗教改革议会”，第一次在1529年11月召集，它将会经过7次单独的会议，一直持续到1536年4月。

人们通常认为，亨利组织这一议会的目的是理顺并利用这种反宗教情绪，它可以追溯到1515年验尸官陪审团控告伦敦大主教和他的两个仆人一起谋杀裁缝商理查德·胡恩，引发议员们的广泛不满。进而，亨利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逼迫教皇妥协。但即便这一解释与亨利对外交技巧一无所知的一贯属性完美契合，它也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亨利一定的政治手腕，但实际上亨利同样没有这方面的素质。事实上，当时的任何人，也许尤其是国王自己，都不可能全然清楚这个新议会究竟有什么目的。比如，当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在议会开幕式致辞时，曾含糊其词地提及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来解决“各种新的灾难”，但对具体是何种“灾难”却语焉不详。另一方面，根据查普伊斯的说法，凯瑟琳确信这个新议会完全是针对她而来。但如果果真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议会在这两年里一直相当不活跃。实际上，直到第三次会议，它才通过了决定16世纪30年代政治走向的关键立法，这项立法最终将导致英国与罗马教廷的彻底决裂。到那时，托马斯·克伦威尔将登上舞台，拿起他的指挥棒。

因而，从一切意图及目的来看，亨利此举最初只是为了摆摆姿态。他觉得自己不能看上去无所作为，于是就召开了议会。但如果国王本打算放出一条穷凶极恶的猎犬来吓唬教皇，那么目前来看，他放出的只是一条牙都没长齐的小狗，因为议员们大肆声张的所谓“反教权主义”并不能带来不言自明的压迫。同时代的主要评论者确实认为议会有意对教皇施加压力，比如伦敦的律师爱德华·霍尔，他本人就是一位公开了自己反教权立场的议会议员。在对下议院议事的记述中，霍尔着重强调了“此前在精神上受到的压迫令他们苦不堪言”，而且议员们也对改变这种状况表达了自己的决心。然而实际上，在第一次议会会议上通过的26项法案中，只有3项与此有关。其中两项讨论的是入殓费和遗嘱认证费，另一项则试图遏制神职人员不在其教区居住及兼职牧师的问题。此外，提出入殓费和遗嘱认证费问题的并非政府，而是伦敦的布商工会。而且即便如此，这一诉求也是在商人行会五点诉求的第五项中才提出来。对一些成员来说，立法的目的与其说是限制部分神职人员的权力，倒不如说是针对一个神职人员，即托马斯·沃尔西鲜活而痛苦的记忆。6个月后，当议会因瘟疫暂停，他们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诚然，在宗教改革议会第一届会议进行期间，公开支持教会的唯有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一人。费舍尔说：“此时的下议院里，对于教会只有一面倒的批评之声；这就是缺乏信仰的证据。”因此，他敦促贵族们，“勇敢地抵抗这些邪恶的念头。”尽管如此，费舍尔在上议院的发言总是深入人心。他言辞犀利、尖刻、勇敢，以本质上其实是自以为是的立场抵抗来自下议院压倒性的反宗教情绪。同时，费舍尔的一些诘问也很有启发性，他认为教会并没有腐败到底，此时的人们也并不需要立即建立一个全新的组织来取而代之。他问道：“难道神职人员们都不想涤清并根除这些堕落行为吗？难道教会没有针对这些行为以及其他行为制定有关的法律章程吗？”换言之，他认为下议院提出的所有反宗教议题，不过是一些老生常谈，针对已经解决的问题不断开炮。

讽刺的是，反倒是费舍尔掷地有声的反驳起到了激化事态发展的作用。正如他的耶稣会会士传记作家弗朗西斯·范·奥尔特罗伊（Francis van Ortroy）后来明确指出的那样，费舍尔是一个古板的圣徒：身穿刚毛衬衣，认真祈祷，对于自我鞭笞毫不懈怠。但如果说他是一个值得称颂的学者和苦行僧，他同样也表现出了极其好斗的自我意识，这无疑来源于他的崇高原则。而且尽管费舍尔是一个真正的受福之人，但他此时其实并无必要把这一问题放大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实际上，这位主教表现出的态度会被很多人看作是教会式的傲慢，仿佛一种英雄主义式的轻率。例如他极具挑衅性地提出眼下英国的处境，就好比是波西米亚的扬·胡斯当年搞出来的异端祸患：“看在上帝的分上，当年的波希米亚何其美好！可随着教会在那里倒台，世俗王国也不复往日荣光。”下议院当然“痛心疾首地应对了这一事态”，派出了一个30人组成的代表团，由他们“谨慎而睿智的议长”托马斯·奥德利（Thomas Audley）领衔，向国王抱怨他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最聪明的人，却被说成缺乏信仰，这就相当于说他们和土耳其人或是撒拉逊人一样野蛮无知”。因而，也许正是费舍尔的反应过度，才导致他的同行们拒绝了他的领导——并不是因为他们面对可能将他们卷入大海的海啸时临阵退缩，而是比起那样一场飓风，他们更想躲过眼前这场泥沙俱下的陆上狂风。

即便如此，费舍尔的鲜明立场还是让他成了“人民公敌”，他们会不择手段地除掉他。1531年2月20日，他的厨师，一个叫劳斯的人，据说是奉安妮·博林之命，在一锅汤里下了一种神秘的白色粉末，然后端到了主教和他家人的餐桌上。两个男人当场死亡，另外还有17个人生命垂危，其中包括一些乞丐，他们不走运地领受了主教家施舍的残羹剩饭。然而，像往常一样胃口不佳的费舍尔却躲过一劫，在经过一阵剧烈腹痛后安然无恙。这一攻击行为引发了广泛的影响，以至于亨利亲自前往上议院，对这一野蛮行径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严厉抨击。实际上，国王的剧烈反应与其说是担心费舍尔的困境或是正义感使然，倒不如说是他自己一直对被下毒心怀病态的恐惧，这是有据可查的。比如他特意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毒杀他人者按叛国罪论处，案犯将被投入油锅。于是主教那位倒霉的厨子就在史密斯菲尔德那群热衷围观极刑的乌合之众面前被炸至金黄了。

然而，在劳斯死于油锅中之前，命运之轮便已经悄悄转向了对一个当时默默无闻的剑桥牧师十分有利的方向。1528年9月，当国王的前秘书、刚刚被任命为温彻斯特主教的斯蒂芬·加德纳在国王的施舍者爱德华·福克斯的陪同下从罗马返回伦敦时，他们碰巧在艾克塞斯沃尔瑟姆修道院里借宿了一晚。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此人已到不惑之年，此前是剑桥的一名学生。克兰默的修习生涯，最初曾因与一个名叫布莱克·琼的酒馆女侍结婚而中断。当琼死于分娩中时，克兰默重新返回了学院，并接受了圣职。当他与加德纳和福克斯见面时，他已经成为剑桥大学耶稣学员中一个鲜为人知但学识广博的福音派学者。

除了据说跨上马背时会表现得很狂野，在大多数时候，克兰默都是个生性胆小的人，他曾承认自己全部的“胆识”都已经被一个“极其严厉且残忍的老师”抽走了。因而此人生活低调，不愿露面丝毫不足为奇。他也无意让自己变得富裕，事实上，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会欣然同意国王和克伦威尔拿走他最好的一些地产庄园。总之，他是个腼腆、不谙世故也缺乏自信的人，拥有学者的风度，而非从政之人的强烈气质。他似乎早已习惯在阴影当中寂静独处。正是这一点让他深得亨利的欢心，以至于克伦威尔曾说：“你可真是赶上好时候了，无论你想要什么或是想说什么，国王都会顺你的意。”

尽管如此，克兰默也有另一面，而这一点如今常常被人们忽略。尽管此人敦厚虔诚、不求权势，但他也不乏学者的虚荣。实际上，他对不识字的普罗大众的愚见和迷信毫无恻隐之心，同时也蔑视所有对德国神学“成果”一无所知之人发表的一切反对意见。他的这一面日后会被他的前辈们以及肯特郡的法官了解。等时机成熟，他也会因心生嫉妒而刻意维护自己的学术权威。最终，作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会继续签发原本由教皇把持的赦免令，还曾冒昧地给接替爱德华·李担任约克大主教的霍尔盖特主教送去了一件教会用的大披肩。他也不会掩饰自己对于荣誉和头衔的渴望，这些头衔和荣誉可以保证他的观点始终权威，并保护他可以不与下里巴人纠缠不清。

在沃尔瑟姆，克兰默提议将教皇朱利叶斯二世的豁免有效性问题交给欧洲的大学讨论，寻求最合理、最公正的解决方式，这给加德纳和福克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当这一想法传到亨利耳中时，他深深为此着迷。他的一生中常有这样的顿悟时刻。“太棒了！”他呼喊道，“这个人知道该把问题交给合适的人去解决！”这样一来，克兰默便获得了亨利的赏识，从此开始了平步青云的晋升之路。一开始他被安排在博林家效力，1530年被送去了博洛尼亚，到查理五世身边进行外交考察，后来又和托马斯·博林一起去了罗马，讽刺的是，他们在那里欣然听到教皇亲口称英国为“忏悔之地”。接下来，在1531年，他被派往维也纳，觐见查理五世，后者本人以及他老于世故的大臣格兰维尔都对他赞赏有加，尽管他们似乎都错误地以为克兰默同意他们的观点。最后，他周游德国，拜会路德宗的神学家，譬如阿西安德，此人不顾教会法律，迎娶了自己的侄女玛格丽特。

尽管这一建议让他得到了国王的赏识，但请求大学讨论此事并没有得到克兰默预想中的突破性效果。实际上，这个计划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他思想中的长处与短板。值得称赞的是，在一个充满挑衅与不宽容的年代，克兰默一贯提倡渐进主义和以理服人。但在大多数时候，他也无法理解和控制影响思想决策的强权压力。尽管亨利最初对这一计划十分热情，但它的缺陷显而易见，因为欧洲主流大学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信仰往往和他们的政治忠诚出奇一致。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北部这些反哈布斯堡情绪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大学里的观点也倾向于亨利。比如在普瓦捷大学宣称支持凯瑟琳之后，弗朗索瓦代表他的盟友亲自下场干涉，巴黎大学被迫服从，奥尔良、布鲁日和图卢兹则紧随其后。而另一阵营方面，阿尔卡拉和萨拉曼卡则按照查理的意愿行事，并且得到了教皇的支持，和皇帝控制的德国大学如出一辙。至于意大利，不出意外，只有费拉拉、帕多瓦和博洛尼亚支持离婚，维琴察原本也有意支持亨利，但随着当地的主教携一群壮丁闯入校园，撕毁9名学识渊博的博士准备的论文之后，这所大学不得不改换了立场。实际上，选定任何立场都需要付出代价。

当亨利用尽一切手段来寻求支持，希望证明自己的诉求在学术上充分合理之时，饱学之士们则获得了充分的物质奖励。最明显的是著名的希腊学者理查德·克罗克（Richard Croke），他夸口说自己已经为国王的事业争取到了110名追随者，更不用说还有不计其数穷困潦倒的犹太拉比
[4] 了。他们从贫民窟里蹒跚走出，支持亨利对《申命记》的阐释，每人可以获得24个克朗。不难想见，克罗克此行必然会不断向亨利申请经费，尽管他总是激动人心地宣称，自己从不会花钱收买别人的思想，他只是在让大家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的过程中，为他们遇到的麻烦买单。

奇怪的是，新教神学家基本都不支持亨利在离婚案中的立场，即便是16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完全与罗马教廷决裂后也是如此。1531年，格里诺伊斯（Grynaeus）受到委托，在新教学者中为亨利拉票，但他只得到了厄克兰巴丢（Oecolampadius）和弗里吉安（Phrygian）的支持，茨温利（Zwingli）对国王的立场表示怀疑，布策尔（Bucer）则完全反对。同样，尽管梅兰希通（Melanchthon）暗示亨利可以像他的父辈一样再娶一个妻子，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自己的赌注，但他还是总结说，他的婚姻是合法的。至于马丁·路德则毫不含糊地支持凯瑟琳，并祈祷“她能够忍受这如背负十字架般的大恶，但不要妥协，更不要屈从”。此外，新教方面对亨利的反对声浪在未来几年还会继续高涨。1534年，罗伯特·巴恩斯游说汉堡的阿尔比努斯（Alpinus）未果，而到1536年，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路德宗的神学家一致决定反对亨利。

与此同时，每当亨利企图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手段，总会适得其反。1530年，当教皇在博洛尼亚与查理会面时，他决定派安妮·博林的父亲去觐见教皇，而这只是给了教皇一个愉快表达自己蔑视的机会。克莱门特毫不犹豫地给威尔特伯爵写了一份诏书，请他的主人自己到罗马来见他。随后，似乎是为了平息他私下表示希望国王能跟安妮成婚的谣言，他虚张声势地进行了一系列威胁，表示如果亨利真的打算一意孤行，他将被永久性地逐出教会，从而一劳永逸地撇清此事跟圣座之间的关系。为稳妥起见，他还禁止任何人发表有关反对凯瑟琳婚姻有效性的言论或著作，同时禁止任何法庭或其他机构对此事做出判决。

与此同时，尽管表面上越发激进，但亨利的内心依旧犹豫不决。他对自己可能被逐出教会这一消息的第一反应是搬出了《王权侵害罪法案》，该法案规定任何将教皇涉及“我们国王陛下、反对他以及他的王权、他的王室成员”的敕令带到英国，或是接受其敕令的人，都应当被“逐出国王及受其保护的土地之外，其田产、财物和动产都应没收充公”。此外，在1530年夏天，《王权侵害罪法案》应用的对象实际上是15名神职人员，包括了除卡斯伯特·滕斯托尔以外所有凯瑟琳的支持者。对他们的具体指控是他们把自己的部分收入交给了沃尔西，协助其犯罪。

然而，到12月，在对此案做出裁决之前，这项指控的范围扩大到了英国全体神职人员。在谈到这一法案时，查普伊斯表示：“没有人能够参透它的奥秘。它的解释权只归国王自己，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放大或缩小其适用范围，并把它用在任何他想用的人身上。”相应的刑罚，其随意性也很大，比如在这次事件中，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都是破财免灾，但前者交了10万英镑，后者却只交了18840英镑。除了财务上的服从，神职人员们还不得不——关键是——承认了亨利是他们“唯一的保护者，唯一的和最高的主……甚至是至高领袖”。这样一种承认，显然为王室倘若在某个时间选择加强对教会事务的控制，铺平了道路。

然而，尽管有这些表象，但神职人员接受王室的这些条款，并非明确的迹象，证明亨利已经打定主意要破坏罗马教廷的权威。因为在承认国王权威的同时，神职人员们还谨慎地被允许加上一个限制条件，即“不违反教会法律的情况下”。而在现实中，亨利的挑衅姿态、恶意威胁以及象征性的自信表现，只能表明他越发沮丧，深陷僵局之中。因为他企图动用不可抗拒的力量撼动教皇不可撼动之位的努力业已失败。他已经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陷入四面楚歌的危局之中。实际上，在布莱克法尔召开的公使法庭结束后的12个月里，国王的政策仅仅在困惑与混乱的层面引人瞩目。例如1530年6月，当他的案件最终被罗马方面撤销时，亨利立即把自己的主要大臣召集到宫廷上，代表他做出判决，因为，或者他自己声称，这些在整个英国甚至是欧洲最了解此事的人，显然有资格做出正确的判决。然而，与此同时，他却仍在敦促自己驻罗马的代表威廉·班纳特（William Bennet）不惜一切代价，拖延罗马方面的决定。

当然，在这一期间，亨利的滑稽举动还不止毫无意义的暴跳如雷和欺软怕硬。比如，国王很可能知道教皇不会因为他的恐吓而屈服，而他仍在持续不断进行恐吓的原因，只是希望克莱门特不要把他的离婚案驳回。在这样的目的下，亨利主要的侧重点就是拖延时间。或者换言之，阻止教皇下达不利于他的决断，等待局势中某些变数产生改变，让事情得以进一步发展。比如克莱门特暴毙而亡，或者是国际局势中发生某些变化，让皇帝可以放松对此事的控制。这样的推测似乎能显得亨利精明一些，但仍然不够好，因为恰恰是我们这位国王自己挑起了事端，却不知如何进行，只能等待一个意外变故来为他救场。

然而，即便如此，就像迷宫中的梦游者一样，亨利也确实在这段时间跌跌撞撞地找到了正确的出路，即便不能说是一条精确的路线，至少也达到了他的目的。尽管作为“信仰的捍卫者”，背离罗马天主教的基本交易原则是不可想象的，但在法律层面的背叛对于他的自尊和钱包都很有好处。整个1530年，这种认识在他脑中不断加深，比如1529年的平安夜，他就曾对阿拉贡的凯瑟琳表示，“他珍视、热爱坎特伯雷大教堂，就像远渡重洋前往圣城罗马的人们一样”。1530年4月，他告诉法国大使，他打算在国内解决自己的离婚案，不再求助于教皇，“他认为后者很无知，算不上称职”。再然后，1530年9月，他宣称自己是“最尊贵的人”“世间无人可匹敌”；他还宣布，英格兰的国王在他自己的王国里，“既是皇帝又是教皇”。亨利在写给滕斯托尔的信里提到自己是教会的最高领袖，这进一步表明他正在考虑采取最终手段，正如他断断续续对教皇使节提到的那样。当然，所有这一切也都可以被解读成是为了恐吓教皇而进行的又一轮捶胸顿足。然而非常重要的是，叛国法的初稿，早在1530年就秘密开始起草了，这一法案最终将用于镇压那些反对王室权威至高无上的人。

因此，随着亨利的挫败感越发强烈，他的思路似乎有了新的方向，这部分是由于他吸收了一些刚好符合他兴趣的思想。比如在这一时期，他似乎读了威廉·廷代尔的《一个基督徒的服从》（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尽管在大约6年前，他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把作者赶出了英国。亨利此时郑重宣布：“这本书是写给我以及所有国王看的。”尽管国王留下的书面言论有自相矛盾之处，但此时的他也确实越发频繁地坚称，自己没有必要在教皇面前陈述案情，因为他不受教皇权威和教会法庭的管辖。“《利未记》的诅咒”似乎变得越发无关紧要，取而代之的是英国特权的新概念。于是，在摸索和踌躇当中，亨利把自己的重点从经文的细枝末节、教会法的泥潭以及欧洲学者纠缠不清的灰白胡须，转向了在他看来可以作为坚定基石的政治理论，以及可靠的历史事实。

此外，爱德华·福克斯、托马斯·克兰默和约翰·斯托克斯利的研究在为亨利提供大量证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证据将帮助他完成自我合理化和自我辩解，而这两项活动恰恰一直为他所热衷。这三位专家共同努力，在1530年9月为亨利编纂出了大量法律和历史证据，取名为《万物集》（Collectanea satis copiosa），支持英国从罗马教廷获得司法独立。《旧约》中所罗门和大卫的例子，以及中世纪天主教权威们（如沙特尔的伊沃）都可以证明国王的崇高地位。该书认为，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The Council of Nicaea of 325）以及随后的议会都表明，任何法律案件都不应在其实际发生的教会省以外进行审理。此外，这部文集中还收录了一封书信，据说是教皇埃卢瑟利乌斯在公元187年左右撰写，信中他称呼传说中的英国国王卢西乌斯为“上帝的代理人”。与此同时，威廉·班纳特和爱德华·卡内爵士获得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要在罗马查阅所有的梵蒂冈机密文件，并把其中支持亨利的“帝王权威”的内容摘录出来。

亨利同时也关注到了英国本土的思想资源，比如亨利二世统治时期的《克拉伦登宪法》（The 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就赋予英国以司法特权。亨利的文化考古专家们喜欢的另一个来源是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的神话编年史，其中提出了英国历史的另一个版本，即基督教实际上是由亚利马太的约瑟于圣经时代便带到了英国，与罗马教廷无关。亨利的档案保管员们也试图通过亚瑟王将英国国王的血脉追溯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身上。波利多尔·弗吉尔原本已经戳穿了这些神话，但这并没有阻止亨利的探险家们的脚步。他们认为，首先授予教皇权力的是所谓的君士坦丁的遗嘱，但这份遗嘱无论如何都可以被证明是伪造的，故而英国的统治者始终独立于教皇。因此，通过各种各样扭曲的逻辑和可疑的学术成果，亨利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即基督教世界最初，并且现在，仍是一个自治联盟，由各地教会构成，每个由上帝任命的国王都应该统治他们自己国家的教会，而罗马教皇的普遍权威只是一个弥天大谎。

然而，如果说亨利果真在考虑要另辟蹊径，他的策略也仍旧存在致命的不足。试图用从故纸堆中寻觅而来的证据推翻教皇的企图，就像克兰默试图由各个大学对案件进行裁决一样，仅仅是一种隔靴搔痒式的努力。无论如何，教皇仍在外交层面发挥着约束作用，无论是言语和石块或棍棒，一样都无法令他屈服。因此，当亨利终于缓慢地开始确定正确的目标时，他依旧无法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恰当方法。实际上，到1530年年底，亨利和他的大臣们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的。查普伊斯指出：“议会时不时漫无目的地讨论几句，仿佛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提议具体是什么意思。”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亨利真的有意提出由他自己来控制国家教会这一概念，他就需要其他人为他提供实现这一概念的实际方法和真正的理论依据。同时，他也需要有人能够推动宗教改革议会，使之朝着更具“建设性”的目标前进。

注释

[1] 即泰晤士河。

[2] 指亨利八世，有讽刺之意。容克（Junker）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指年轻或者地位较低的贵族，类似英国的乡绅。

[3] 即约克王朝的末代皇帝，被亨利七世诛杀。

[4] 指有学问的人。

10 至高无上

只要让国王经议会同意，宣布自己是英国国教的领袖，他的所有困难便会迎刃而解。现在的英国是一只双头怪物，如果国王把世俗和宗教权力统统揽入怀中，那么一切不和谐都会戛然而止。神职人员们会立刻认识到自己应对国王而非教皇负有责任。他们会立刻臣服于王室的意志。

——据说是托马斯·克伦威尔所言，来自雷金纳德·波尔

《雷金纳德·波尔诉之于查理五世》

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出身可能要比现在很多人认为的更加卑微且不幸。他出生于帕特尼的一个小村庄，距离首都大约4英里。因此，虽然不是伦敦人，但他很快就会感受到大城市的尖顶房子和熏天臭气的吸引力，而他也将在那里，度过自己有权有势的岁月。有人认为，他出生的时间，恰逢博斯沃思之战和都铎王朝的胜利，因此他必将与都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克伦威尔确实出生于1485年，那么他很可能与很多著名人物共享了这个出生年份：瑞士宗教改革领袖茨温利、墨西哥征服者科尔特斯（Cortés），以及威尔士亲王亚瑟，他的早逝注定与克伦威尔的崛起关系密切，而所有这些人物都是在这一年诞生的。不过同年出生似乎是这个来自帕特尼的男孩最开始跟这些重要人物联系的极限，因为当他默默无名地开始闯荡世界，背负着身份低微的父母给他的重担时，没有人能够料到他竟然能在历史上占据如此显赫的地位。如果真的如一些人所说，他是诺丁汉郡的富商拉尔夫·克伦威尔勋爵（Lord Ralph Cromwell）的后裔，但他的成长过程中似乎毫无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没有地位、人脉和财富，甚至连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都不曾拥有。实际上，在1529年的遗嘱中，他曾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穷亲戚们”依然健在，而在随后的生活中，他曾有一次在一众朝臣面前握住一位赛昂宫老敲钟人的手，向他表达歉意。据一位消息人士所说，在他童年时，“这个人的父亲曾多次为他提供晚餐”。

至于克伦威尔的父亲，他在大多数时候都身兼数职，但基本上都赚不到什么钱。尽管这位沃尔特·克伦威尔（Walter Cromwell）经常被人描述成是酿酒师，但他主要的工作是钉马掌和浆洗，而他的副业显然是酿造劣质啤酒，因为他多次因制售私酒被判入狱。此外，除了经常撒谎和偶尔酗酒外，他还时常跟人起口角，并且因斗殴事件和侵占别人的土地成为当地治安官的常客。但是，尽管老克伦威尔过着一种非常典型的浪荡生活，但他也不乏本地人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诡计多端、无所顾忌的父亲，很可能对他的儿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年轻时的克伦威尔就已经呈现出一种非常强硬的不羁气质，这种气质伴随他成年，甚至一直让他引以为豪。后来，他向永远一本正经的托马斯·克兰默坦白，毫无疑问，对于自己年轻时“是个流氓”这一点，他有些沾沾自喜。查普伊斯也会证实，他曾经“犯了一些错，被关进监狱，然后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然而，如果说这个开端有些惨淡，但其中也并非没有益处。他从此踏上了一段长达10年的欧洲之旅，而这将会使他成为完成今后任务的不二人选。

尽管我们无法确定查普伊斯所说的克伦威尔离开英国的原因是否属实，但我们也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在1503年12月，他18岁时，曾在驻意大利的法国军队里担任过士兵或是侍从。我们同样知道，在结束了军事冒险之后，他留在了意大利，为佛罗伦萨的银行业世家弗雷斯科巴尔迪家族效力，并在那里广泛游历，主要是在佛罗伦萨，但也去过比萨和威尼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意大利期间，他接触到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知识，同时欣然接受了当时刚刚兴起的理性主义精神，这将在日后对他所扮演的角色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接触到了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glio of Padua）的开创性著作《和平保卫者》（Defensor Pacis），该书强调了世俗统治者在教会中的首要地位。但更重要的是，他丰富的商业经验强化了他将效率和结果作为重点的思考倾向，让保守的传统退居末席。在旅途当中，他也接触了一些宗教改革者的作品，并且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不过与人们直到现在仍怀有的误解相反，这一阶段宗教改革思想对他的影响也许并没有那般巨大。奇怪的是，1527年，在他位于伦敦家中的物品名录中，出现了很多旧教的信物，包括圣母玛利亚和圣克里斯托弗的两幅镀金画像，以及藏在楼梯下面的一幅圣安东尼的镀金皮革画像。此外，克伦威尔的“新房间”中央似乎是一个象征着耶稣降生的华丽镀金祭坛。就连他的珠宝首饰中，也包括一只“金羔羊”，上面刻着圣母和圣乔治的画像。

实际上，克伦威尔早年活动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是模糊不清的，但可以肯定，在回到英国之后，他很快便成为“人才市场”上的“抢手货”。毕竟，这是一个凭借聪明才智、实际经验、敏锐眼光，以及一副足够厚的皮囊，便可以与贵族公爵竞争的年代。他只需要对那些真正掌握晋级之门钥匙的人适时脱下帽子，表现得体的谦卑。而再一次，作为一个“新人”，他在16世纪日益自由灵活的社会背景中崭露头角，凭借简单的诀窍，他掌握了政治的内在逻辑和事件本身的运作规律，对于任何处在僵局中的玩家来说，他都是一件无价之宝。克伦威尔被说成是拥有过人的精力和远见，最终，他将表现出同样超出常人的决心，誓要把自己尝试的一切进行到底。因而毫不奇怪，1520年到1524年，当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他已经成为一名律师，事业蒸蒸日上。他在普通法方面的造诣，将帮助他直接从沃尔西本人那里得到重要业务。实际上，到1525年，他就已经成为红衣主教的头号心腹，当时，他奉命查抄了29家修道院——这个任务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实际上，正是有沃尔西这个贵人相助，克伦威尔的晋升之路才得以展开，而且幸运的是，在红衣主教倒台之后，克伦威尔也能够在长期动荡中维持自己的地位。在诺福克公爵的帮助下，他正式当选为宗教改革议会在唐顿召开的第一届会议的新成员。除了让他获得不错地位的埋头苦干，他还展现出了对于时代风向的敏锐把握，以及对时机的第六感。尤其是他在1529年11月和12月两次在议会的反宗教辩论中扮演的角色，恰好与国王的心情和需求完全吻合。与此同时，克伦威尔也得到了机会，可以展现对于任何怀有抱负的公职人员都至关重要的忠诚姿态。不同于斯蒂芬·加德纳之流，在沃尔西倒台之初便从他身前逃走，克伦威尔直到最后一刻都尽可能地站在自己老主人一边。实际上，当趋炎附势的秃鹫们都围着沃尔西打转时，只有他打算替红衣主教说话，说服下议院否决上议院针对他提出的否决公民权法案，并最终为四面楚歌的红衣主教争得了一份盖有国玺的赦免令。

这样一来，这位钉马掌铁匠的儿子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忠诚的名声，此后他便平步青云。到1530年秋天，他终于以一个可靠的侍从的身份获得了国王的青睐。此外，在帮助亨利利用从沃尔西那里没收来的温彻斯特和奥尔本修道院的财产充实国库的过程中，这位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还展现出了不俗的执行力，这一点在亨利现有的顾问当中似乎十分匮乏。他还表现出了无穷的忍耐力，这将永远成为他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起草法律、整顿政府机构，还是对国家敌人穷追不舍，克伦威尔都能做到一丝不苟。因此，到1530年年底，他便加入了国王的议会，并在一年内成为核心成员。实际上，在为亨利解开罗马教廷对其束缚的过程中，克伦威尔展现出了微妙的魔力，这将使他的崛起变得不可阻挡。到1533年年初，他成了国王的首席大臣；1534年，当他被任命为国王的首席秘书时，他的影响力得到了空前的巩固。他的父亲沃尔特可能对此引以为豪，但他儿子的野心却远比此刻已经让他头昏眼花的成就要大得多。（图11）

图11：在这幅霍尔班绘制的早期肖像中，托马斯·克伦威尔身穿严肃的黑衣，身处简单的背景之中。不过，木制镶板、锦缎墙面和土耳其挂毯还是提供了这位肖像人物身家不菲的蛛丝马迹。他身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书——可能是祈祷书、一支羽毛笔、一把用于裁剪书页的剪刀，以及一个用来装大印的软质羽毛包。

整个1531年，政府盲目且徒劳无益的折腾仍在继续，由此引发的怨恨也在蔓延，因为从1月开始的第二届宗教改革议会只带来了进一步的抵制和争吵。3月30日，布莱恩·图克爵士（Sir Brian Tuke）以一封来自国王的长信，给上议院带去了出乎意料且多此一举的信息，暴露了国王良心不安的状态，并且重申了各个大学对他目前婚姻的反对意见。亨利的告解神父林肯主教发表了一次精心准备的演说，赞成亨利离婚。伦敦主教也郑重其事地表达了自己的赞同意见。然而令政府失望的是，巴斯和圣亚萨主教却提出了激烈反驳，托马斯·莫尔也拒绝支持离婚。此外，什鲁斯伯里伯爵乔治·塔尔伯特也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而在他讲话过程中人们窃窃私语的附和声，也表明了他的同伴们对此事的全面反对。在这位贵族释放出令人不安的信号之后，图克迅速离开上议院，准备在支持他的主教们的陪同下，到下议院碰碰运气。在那里，他再次宣读了国王的长篇大论，两位主教也凭良心起誓，宣称自己认为国王的婚姻是无效的。然而议员们“若有所思，却一言不发”。就连议长似乎也无话可说了。因而图克和他的主教们只得再次撤退，直到10月亨利自己突然闯入议会。

尽管罗马教廷的拖延让凯瑟琳备受煎熬，但亨利继续攻击王后的努力也没有得到结果。克莱门特一度告知皇帝，听证会将于1530年9月举行，但直到1531年6月，他仍旧毫无行动。此时亨利再度对自己妻子的坚定立场发动了正面攻击。这次的手段是众人的大肆抨击，发生在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二夜里，王后即将上床就寝之时。在诺福克公爵、萨福克公爵和威尔特伯爵的带领下，一个大约有30名议会议员组成的小群体，其中包括6位主教和一群眉头紧锁的教会法学家，与王后当面对峙，希望让她相信自己的举动有多么愚蠢。实际上，正是诺福克发表了一番声势浩大但语无伦次的演说，作为这次声讨的开场。他很快便进入了支离破碎的混乱叙述，谈论王后的父亲在征服纳瓦拉的过程中是如何依赖了英国人的帮助。到最后，诺福克又神奇地找回了自己的主要观点，接着强调了国王的痛苦和惊诧，他的妻子竟然一意孤行到这般地步，执意要让她的案件在罗马开庭。公爵表示，教皇传唤亨利到庭，对于英国来说是莫大的羞辱。如果她决心不放弃徒劳无益的法律判决请求，那也应该接受由一位公正的法官在英国举行一场中立听证会的合理安排。

也许不难想见，凯瑟琳王后对这番漫无目的的攻击所做出的反应，就和她对自己事业的坚持一样坚决。她说，虽然没有任何人会比她对于给亨利带来的麻烦感到后悔，但是她丈夫自己首先把这个案子提交给了教皇。此外，她毫不掩饰自己的痛苦，她没有任何理由再指望陛下施给她恩惠，因为到目前为止，他所带来的帮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非说他带来了什么，那也只有一再拖延给她带来的伤害。关于诺福克提到国王打算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新领袖，她表示欣然接受，她的丈夫本来就是整个王国的主和主人，在世俗层面。但在精神领域，只有教皇“在这世上拥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成为永恒真理的镜像”。对于这个原则，她绝不屈服。她还会向上帝祈祷，保佑她的丈夫永远不要再有其他非分之想。

此时的亨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穿着睡袍、身材发福、四面楚歌的王后以无懈可击的回应送走了这群英格兰的大人物，同时推动了接下来这场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大规模山体滑坡的第一颗鹅卵石。毫无疑问，与教皇决裂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这真的导致了和查理五世之间的战争以及和佛兰德斯之间商业关系的断绝，政府很可能会陷入迄今为止最大的危机之中。当然，与安妮结婚这一企图本就使国王臭名昭著了，如果再加上伴随着战争而来的高额税负和贸易中断，事情的结局将无人知晓。毕竟，这一年中的事情表明，公众情绪正处在极度不安之中，当伦敦的神职人员被要求缴纳《王权侵害罪法案》的罚款时，一场针对主教官邸的暴乱袭击随即发生。而当有传言说信徒也可能因这一法案被要求缴纳罚款时，下议院立刻传出了一些极端的回应。“这个国王，”有人议论，“比他之前的三四位国王征收了更多的苛捐杂税，让国家和人民苦不堪言。他应该好好想想，是人民的情感赋予了他力量。”与此同时，苏格兰边境的守备力量依然薄弱，而在爱尔兰，就在德斯蒙德伯爵宣布不再对亨利效忠的同时，一位西班牙使臣突然造访。外部的威胁已然隐隐显露。

即便如此，在整个王国处在十字路口前的同时，它的国王却依旧手足无措，仿佛不需要考虑真正有效的行动，而只要有些动作便可以解决问题。6月的某一整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他都把自己锁在一间密室里，单独审讯一个异教徒。其他时间，他继续选择把自己淹没在艰深的理论论证中，最终的结果是在11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真相之镜》（A Glass of Truth）。它通过一位律师和一位神灵对话的形式，继续重复着那些早已失去效力的陈词滥调。而且，即便是这样一部蹩脚之作，似乎也已经耗尽了他那微薄的心力储备。“为了完成我的著作，”在最刻苦之时，他写信给安妮，“我今天花费了超过4个小时的时间。我只能给你写这样一封短信，因为我现在头很痛。”结果，写作对于他的影响似乎更多是关乎性欲，而非离婚进程，因为他在信的结尾写道：“真希望我能躺在我的小可爱怀里，亲吻她漂亮的胸脯，我相信很快就能实现了。”而到12月，除了随便宣布了几项针对乞丐、异教徒和十字弓的法令以外，亨利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举动。

随着事态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议会不愿再继续攻击教会的地位。可以肯定的是，国会议员中存在反教权主义者，他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但绝非纯粹地信仰这一点。他们对神职人员滥用权力深恶痛绝，但也不愿意承担前途未卜所带来的恐惧。此外，教会本身似乎也正在努力肃清自身的问题。当然，这样的举措既无法取悦也无法满足那些一心想要让它臣服于自己的人。但即便如此，教会还是开展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改革计划，对神职人员的居住条件和任职资格进行了更严格的控制，加大了对于通奸的惩罚力度，并要求在职的神职人员每周要进行至少6个小时的“业务学习”。

于是，从1532年1月起，当宗教改革议会第三期会议召开，便有不利于政府政策的声音传出。比如下议院便有人提出警告，称有人正在试图进一步征收税款。他们同时呼吁亨利尽快恢复和王后以及女儿的关系。也许，国王对这些风言风语无动于衷，似乎也不足为奇，因为在倨傲的姿态之下，面对眼前微妙平衡的局面，他的内心依旧困惑不解。他宣称对于议会上公开讨论他的私人问题“一点也不惊讶”，尽管如此，他还是屈尊向议员们再次重申自己良心上的不安，拒绝承认此次行动中的一切与他的性欲有关。“我已经41岁了，”他提醒下议院，“这个年纪的男人，不会像年轻时那么精力充沛。”亨利的语气很威严，但非专横，言下之意也很明显。他非但没有匆忙赶往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反而小心翼翼地沿着一条终点不明的小路走了下去。

政府的贿赂和恐吓活动，以及向公众派发小册子的宣传行动，同样收效甚微。一个公然在圣保罗大教堂宣讲反对离婚观点的牧师被捕，但当亨利要求英国所有牧师都为他说话时，他们却也不敢如此行事。在索尔兹伯里，一位宣传政府观点的牧师便遭遇了群众的嘘声，被轰下了台。与此同时，下议院的一位名叫特姆斯的议员趁着一个财产法案讨论的机会发言说，如果国王肯迎回自己真正的妻子，他就不会在基督教世界里树敌，更不必用严格的要求来压迫他的人民。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与佛兰德斯互通有无，害怕国王跟皇帝开战的伦敦商人，自然也站在特姆斯这一边。同时，安妮的目中无人也让一些此前支持她的人渐渐疏远，尽管一年多以来她一直在进行攻击，比如迫使亨利·吉尔德爵士从议会中解职，并一直夸口说再过几个月她就能成为王后，但这些都不能让人们屈服或是中立。在查普伊斯看来，即便是诺福克公爵，也十分厌恶自己的外甥女，同时害怕激起民愤。所以他同样反对国王离婚，除非后者能够“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不惜一切代价”。

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废除婚姻的讨论对这个国家精英阶层的团结造成了很大破坏。这年2月，当诺福克公爵召集自己的盟友，希望他们支持这一婚姻诉讼应由世俗法庭判决而非教会管辖时，却被直接回绝。曾经热心支持诺福克公爵的达西勋爵也直截了当地驳斥了他的提议，认为这荒唐至极。但这不过是诸多事例中的一个。贵族阶层的一系列分歧已经不可调和，例如贵族妇女们纷纷站在了凯瑟琳王后一边，诺福克公爵夫人已经为此与丈夫疏远，而埃克塞特侯爵夫人和索尔兹伯里侯爵夫人同样支持凯瑟琳王后。

而另一方面，男人们在面临党派之争时更容易被激怒，而他们的脾气现在都已经来到了临界点。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长期以来一直对亨利打算立安妮为后的计划持反对意见，1530年，他向国王讲述了一个可怕的故事，关于安妮与一位朝臣有染，随即被逐出宫廷。然而，当他重返宫廷时，又不得不为自己的妻子玛丽对国王的情妇所说的“可耻的言语”负责，再一次面临惩罚。结果，1532年4月，一伙诺福克公爵的随从在索斯维尔兄弟会三个成员的带领下，一路追赶萨福克的随从威廉·彭宁顿（William Pennington）到位于威斯敏斯特的避难所，并在那里将他刺死。而在国王出面镇压之前，萨福克一度决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然而到最后，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是安妮为这一事件画上了句号。她指责来势汹汹的萨福克，说他曾勾引自己的女儿。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克伦威尔出现在一艘没有船舵、船体破败的大船船头。随着第三次宗教改革会议的召开，克伦威尔很快成为政府事务的管理者。而此时，随着国王的挫败感达到了极点，他将有机会实施更加激进的计划。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的始作俑者，因为在广义上讲，爱德华·福克斯和托马斯·克兰默在议会中的位置都要优先于他。然而这两人都未能在实践中展示如何摆脱教会管辖的方法，因为解决此事的方法既需妙到毫巅，又需大刀阔斧，以至于那些本就处于其中的人很难看出破解这一体制的办法。因而在下一年，克伦威尔将为完成这一计划设计全新的工具，并向他的对手以及国王展示继续前进的道路。

然而就目前而言，亨利更多考虑的仍是行动，而非结果，这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此时似乎很容易沿着他的仆人为他设计的全新道路前进，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凭借高超的技艺，克伦威尔故意把讨论引向自己深知的即便聚集一众知名律师却仍无从解决的问题，即教会法庭的活动。他将这一点和国王一直希望控制的议会立法权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而抛出了一个极其诱人的诱饵，即便是最犹豫不决的议员也难以抗拒。于是，克伦威尔在3月18日起草了《下议员反对教会管辖陈情书》（Supplication of the Commons against the Ordinaries）。这是一份清单，列举了涉及教会的种种滥用职权行为，但主要集中在教会法庭方面，特别是与诉讼费用和时效延误有关的滥用职权问题。这份陈情书还着重攻击了教会的裙带关系问题，对于逐出教会惩罚的随意使用，神职人员担任世俗职务的数量，以及教会法律框架下的教会机构拥有的独立权力。这样一来，对国家内部的单一主权和效忠国王的强烈要求也变得清白无辜——实际上，已经无辜到几乎没有人会完全意识到他们所做的决定会引发怎样的后果。

于是，到5月11日，在其首席议员的陪同下，亨利下令召集议会，向他提交过去及此次会议提出的立法要求，供他核准。5天以后，议会提交了法案，同时还提交了所谓的《神职人员服从声明》（Submission of the Clergy），表态将会服从国王的所有要求。这样一来，英国教会立马归属国王管辖，亨利找到了自己前进的道路，而克伦威尔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正如查普伊斯所言，这一行动使得教士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甚至不如鞋匠，后者尚且能够召集自己的同行行会，而教士却没有这个权力。第二天，莫尔辞去了大主教的职务，尽管如此，他依旧保持沉默，不再“研究或是干涉这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与此同时，亨利背叛了自己捍卫了大半辈子的东西，同时带着大仇得报的满足，洋洋自得。

1532年5月（议会休会）到1533年2月（议会重新召开）是一个关键时期。尽管伦敦陆续发生的殉道事件被视作是“预示未来恶果”的凶兆，但克伦威尔仍在运筹帷幄，并且坚信事情正在走向他们计划好的高潮。诚然，罗马方面仍拒绝妥协，但即便如此，英国国内教会已经噤若寒蝉，其他迹象也表明战略主动权正在转向国王一方。比如托马斯·莫尔的辞职被看作是一种消极应对，但他依旧是一个颇具影响力且不可放过的对手。更重要的对手也许是沃勒姆主教，他此前在每个转折点都会给亨利带来麻烦，但在亨利通过威胁，迫使教皇亲手拔去这颗眼中钉，并以永远顺从的克兰默取代他之后，沃勒姆主教于1532年8月23日撒手人寰。而随着一位大主教以适当的方式成圣，并获得教廷使节的权力后，亨利终于能够以满足自己对“合法性”执念的方式废除先前的婚姻了。只是此时东风未至，于是1533年1月，在担任过驻帝国大使之后，托马斯·克兰默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可以预见的是，在他于3月30日举行的授圣职典礼上，他无疑通过宣称对教皇的忠诚不能约束他对英国法律和上帝权力的效忠，来表达自己的忠心耿耿。而当这一切条件都顺利达成之后，克伦威尔无疑可以着手进行最后的计划，它现在已经拥有了全新的能量。（图12）

图12：这幅来自约翰·福克斯《殉道者之书》（1570）的木刻插画描绘了端坐在王座上的亨利八世，他的左手边是托马斯·克兰默，身前放着一本《圣经》，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则匍匐在他的脚下。克兰默身后站着托马斯·克伦威尔，约翰·费舍尔托着教皇的脑袋，而红衣主教波尔则扶着他的后背。背景里的一群教士以诧异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

1532年9月前后，安妮终于同意跟国王上床，结果到1532年12月或1533年1月，她怀孕了。然后，1月25日，亨利在他位于白厅的私人教堂里和她举行了秘密婚礼。在这样一个和她预想的完全不同的低调婚礼中，据说只有四五位证人到场。讽刺的是，其中还包括了国王的近身侍从亨利·诺里斯（Henry Norris），此人后来被指控与这位新娘有染。不过，尽管国王已经举行了婚礼，但他仍需要一件重要的东西：一个令人信服的机智理由，以证明这场婚礼的合法性，从而让下议院、世俗贵族以及温和派的教会成员满意。此外，为了让英国以外的人们满意，国王还需要一个具有政治家风范的理由，为自己这一系列行动辩护。为了这些目的，这个案子必须变得不言自明、无可置辩，因而，亨利需要有人能从先前并未考虑过的角度，给这个案子做一个决定性的收尾。这样一来，作为律师和议会事务的管理者，托马斯·克伦威尔的所有专业技能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不过，如果能在这个事件中运用必要的想象力和缜密的思维，解决方法本身其实非常简单。最重要的是，克伦威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巫师，他能够充分解读相关的符文，让事情的进展尽在掌握，又顺其自然。他避开了神学的流沙坑，而把解决这一问题的地基建筑在宪法的花岗岩之上。尽管全知者的倾向性显而易见，但教皇主张的无效性同样可以在有历史先例支持的法律基础上得到证明。实际上，教会管辖权所带来的时效延误、诉讼费用和种种不便，确实对世俗法律造成了破坏。简而言之，教皇和他的仆从们将被赶出教会法规和解经的密林，置身于切实的历史事实和现实需求的清冷日光中，接受人们的直接审视。

所有这些原则，在1533年通过的《禁止向罗马教廷上诉法令》（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 to Rome）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在一位技艺娴熟的巫师的推动下，这一开创性的活动剥夺了凯瑟琳和教皇就离婚问题诉诸罗马法庭，寻求法律援助的机会。该法案还概括了随后亨利改革的理论基础，即“大英帝国思想”，将英国看作一个绝对独立的政治单位，与任何“外国国王”的法律权利完全隔离且独立。当然，完全可以预见的是，在这样一个对任何变化和新奇事物都感到不安的年代，亨利的帝国抱负本应以“古老的真实历史和编年史”来加以证明，即便那只不过是一系列明目张胆的捏造。然而实际上，如果说目前的任何一项措施都是依靠其自身主张的自信而获得了不可抗拒的推进力，那么这同样也适用于所谓的“上诉法令”。同样可以预见的是，与罗马教廷的决裂，与其说是一场道德领域的十字军东征或是历史分水岭，倒不如说是一次例行的整顿工作。它真正的性质和意义始终都不曾得到阐明。因此，对于整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国王本人）来说，在一时的恍惚之间，这项措施几乎就成了不言自明的金科玉律。

由于凯瑟琳现在已经没有法律途径可走，她的命运便可以被随意处置了。4月2日，人数大大减少的英国教会宣布，一个男人迎娶他已故兄弟的妻子是非法的，教皇的特赦无效，而凯瑟琳和亚瑟王子已经结婚这一点确凿无误。几天之内，她还被告知自己的丈夫已经再次成婚的消息，而她将恢复威尔士王妃的身份。她很可能也已经听说，在复活节前夜，安妮是如何获得比自己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优越的对待。在号手的引领下，有60位侍女陪伴她光荣地走向皇家礼拜堂。在那里，她将以王后的身份进行公开祷告。为了结束诉讼，5月23日，托马斯·克兰默在邓斯特布尔宣布凯瑟琳和亨利的婚姻在一开始便不具有效力。最终，王后无路可走，被毫不留情地缚住了手脚。她的西班牙式自豪感、荣誉感和固执将会在未来几个月里令她占据道德高地，展示自己受到的创伤，但显然无法抵御这场正在萌发的宪政革命浪潮。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事。6月1日，圣灵降临节当天，安妮·博林被加冕为英格兰王后。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她并没有得到自己极度渴望的热烈氛围。相反，这些庆祝活动被帝国大使描述成是“冷漠、寡淡且质量低劣的，人人都不舒服、不满意”。新娘“一头披肩长发，坐在宝座上”，戴着一串“比鹰嘴豆还大的珍珠”。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她被一群拒绝为她欢呼的人簇拥在当中。沿途的任何地方都听不到“上帝保佑王后”的例行呼喊，当安妮的一位侍女要求伦敦市长管教他的市民，让他们更有礼貌时，据说后者犀利地反驳道，他可没法做到像国王那样操纵民心。这个责任随后落在安妮的弄臣身上。为了捍卫自己的主人，这个早年曾在耶路撒冷游历甚广的女人使出了自己最高的讽刺技巧。在看到路边的人们很少对新王后脱帽致意，她大喊：“我想你们都长了癞头疮，所以才不敢摘帽子！”

亨利应该也不会对民众普遍冷漠的反应感到惊讶。毕竟，他不顾议员们的反对，公然无视凯瑟琳的尊严和地位，娶回了安妮。他同时也公然无视了教皇和皇帝方面的巨大威胁。“全世界都为此惊讶不已，”一个经历了亨利和安妮成婚这一事件的同时代人表示，“因为这就像是一场梦，即便是站在她一边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这些年来，宫廷充其量是看在国王的面子上，才对这位新王后表示尊敬。而实际上，在这期间，她疏远了大多数亲信，甚至包括自己的亲戚。比如安妮的舅妈诺福克公爵夫人，此时便拒绝参加安妮的王后加冕礼。此外，安妮无法抑制的尖酸刻薄，不仅冒犯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也让舅舅诺福克公爵心怀不满。后者认为她是一个“女魔头”——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理由，那就是她当面侮辱他的次数据说“比侮辱狗还多”。因此，也就难怪她在1533年的复活节周露面时，据说国王对朝臣们对他第二任妻子的反应“非常敏感”，甚至在事后央求他们“去拜访她，多向她献献殷勤”。

当然，如果说亨利的朝臣是不尊重安妮，那么平民百姓对她则是深恶痛绝。“值得注意的是，老百姓一直都很讨厌她”，西班牙商人德·瓜拉斯（de Guaras）写道。即便这个西班牙人的观察不一定完全准确，这一点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比如，威尼斯大使就曾在1530年8月做出预测，一旦亨利和安妮结婚，英国很可能发生叛乱。同一年查普伊斯也曾写道：“全国人民都希望国王维持现有的婚姻，让那位夫人赶快垮台。”女人们对安妮的敌意似乎更为严重，总爱发表意见的厌女症人士爱德华·霍尔将此归因为“女人们总是比睿智或博学之士更任性”。前往牛津推动废除王后婚姻程序的王室代表和愤怒的妇女正面遭遇，她们手里都拿着石块。而在索尔兹伯里，一位支持国王行动的传教士“面临妇女们的极大威胁”，直到被人救出重围。同时，在伦敦的圣保罗教堂，一位妇女激烈回应了一场赞成离婚的布道，抨击布道者是骗子，同时扬言国王必将因破坏婚姻制度遭到报应。

当然，人们对这场婚姻的担忧往往并不理性。比如1532年，一个科尔切斯特人因为他的预言——由于国王抛弃了他真正的妻子，一场“牧师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而受到了传讯。换作其他时候，他的满口胡言也许并不会引起官方的重视，但在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紧张时期，这种意义不明的言论却让当局十分紧张。在其他地方，很多平民因为另一个预言而“群情激愤”，预言的大意是这个王国即将因为一个女人而毁于一旦。一直以来，一系列神秘的奇迹和宛如天启般的征兆似乎证实了严重威胁已经迫在眉睫。据说有一条长90英尺的巨大死鱼在北部海岸搁浅，不久之后，一股反常的潮水涌入泰晤士河，持续了9个小时，导致河水前所未有地暴涨，甚至漫过了格林尼治教堂的台阶。更为不祥的是，有人声称自己看到有一颗火球从天上掉落，还有人看见一颗长尾巴的彗星“像一撮亮银色的胡子”，一连几周在黎明时分出现在空中。

如果说加冕礼的沉闷和一系列超自然征兆令人不知如何是好，那么亨利一度希望教皇能接受克兰默宣布婚姻无效判决的渺茫希望很快便破灭了。大主教是以“使徒教会使节”的身份做出判决的，但这一身份完全缺乏可信度。此外，至少在这一次，教皇的合法性观念远不如国王灵活，同时他在强大的查理五世和粗鲁无礼的亨利中间扮演丑角的兴趣也很快减弱。于是7月的时候，克莱门特宣布安妮并非英格兰国王的妻子，而亨利则被逐出教会。尽管缓刑到9月执行，给了亨利放逐自己的情妇并向教会悔过的机会，但这纯粹是一种名义上的姿态。这5年以来，亨利一直在破坏英国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而在看到即便努力修复也无济于事之后，教皇便亲手斩断了这最后的一点联系。无论如何，当克莱门特的最后期限到来，事情又有了变化，因为在9月7日，亨利的第二个女儿降生了。

宣布继承人出生的信件早已在继承人出生前写好，但现在，所有信件中的“王子”一词都要改成“公主”了。亨利对伊丽莎白公主降生的失望简直深不见底。“上帝完全把他抛弃了，”查普伊斯写道，“它要通过令他更加固执来惩罚和毁灭他。”17年前，玛丽公主出生时，亨利并不怎么失望，因为他相信王子们会接踵而至。但现在的他已至中年，他只会更焦虑，更沮丧，更迫切，因为他的时间越来越少。毕竟，安妮已经失败了一次，伊丽莎白公主的降生并不能带来任何慰藉。在这次分娩结束后，亨利和安妮都没有参加随后在格林尼治宫举行的洗礼仪式，在查普伊斯看来，这个“小杂种”的洗礼是“场面冷淡而令人不快的”。亨利厚颜无耻地要求凯瑟琳交出玛丽公主洗礼时用的长袍，尽管后者拒绝照办，因为那是她从西班牙带来的，是她自己的财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这样的怨恨也无法冲淡国王心头的忧愁。他原计划举行的比武大会取消了，烟花也没有燃放，伦敦中心传统的庆祝篝火同样没有燃起。不出意料，这一事件也招来了嘲讽。比如两位修士因声称他们听说伊丽莎白公主在热水里受洗但“水不够热”而遭到逮捕。

随后，在1534年1月中旬至3月举行的宗教改革议会第五次会议期间，英国和罗马教廷之间仅存的最后联系也被彻底切断。其中通过的一项法令，即《神职人员服从法令》（Act for the Submission of the Clergy），延续了1532年的《反对教会管辖陈情书》，将教士的服从变成法定形式，任何违反这一规定的行为都会招致罚款或是监禁。同样，向罗马法庭提出上诉，前一年还只是部分禁止，此时则变成了全面禁止。原本向大主教法庭提出的上诉现在改向大法官法庭提出。而一项全新通过的《圣职首年收入法案》（Annates Act）则确定了前一年7月讨论的内容，即英国的圣职首年收入不再交付给教会，而是由官方提名的主教强制接收。其他宗教献金也在《豁免法案》（Dispensations Act）中进行了讨论，确定所有宗教献金都将不再交付罗马教会，包括教皇献金。该法案还规定，准许背离教规的豁免日后将由坎特伯雷大主教来颁布。同时，尽管仍在顽强抵抗，但阿拉贡的凯瑟琳还是被降格为威尔士王太妃（Dowager Princess of Wales）。

尽管如此，奇怪的是，即便到这样一个木已成舟的阶段，亨利可能仍在寄希望于罗马方面能回心转意。他把《豁免法案》的生效日期定在了施洗约翰节，即大约3个月之后，除非他自己再下诏令。在这3个月期间，他随时都可以改变部分法令，甚至撤销全部内容。然而，跟罗马和解已经全无可能，因为在1534年3月23日，即议会同意亨利与安妮结婚的同一天，克莱门特再次重申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管辖权。到这个时候，他一定是松了口气，而非感到懊悔，于是他郑重宣布亨利的第一次婚姻是有效的，从而结束了这桩罗马教廷一直在“考虑中”的王室案件。一个月后，克莱门特去世，到1535年9月，他的继任者保罗三世确认亨利被逐出教会。讽刺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亨利宗教改革的结果其实是罗马方面与英国决裂，而非相反。也许，鉴于亨利几乎病态的优柔寡断，这件事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在教皇采取决定性行动之前，亨利痛苦地等待了许久，现在他则以无济于事的当机立断进行了回应。他立刻起草了一份公告，命令将教皇之名从所有祈祷书中删去，以便它“不再被人们记起（除了不断受到谴责），而是永远被压制和漠视”。尽管这场比赛的致命一击是对手完成的，但亨利也一定要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1534年3月，至少在表面上，亨利的政治危局已经被化解。《王位继承法》（The Act of Succession）现在规定，任何亨利和安妮的后代都可以毫无争议地成为王位继承人。当然，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对于亨利来说，离开或接受一个新教会都无关紧要，但他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男性继承人，并且一定要通过能够让他良心所托的女人来获得。然而，这份法案还包括了对于继承的宣誓，即任何英国子民都需要进行宣誓，宣誓的内容包括明确承认英国王权至高无上。显然，这就是克伦威尔亲手伪装的那枚炸弹，它比法案本身更加意义重大。

就目前而言，宗教国有化的进程最终在1534年11月通过《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完成。长期以来，天主教会的权力都来自教条和一个实行经济垄断的全面纪律体系，它将信徒的思想和财富统统束缚在罗马教廷。而现在，亨利试图通过一个涉及思想和经济的协同征用计划，在理论和实践上确定自己的权威。《至尊法案》赋予了国王对教士纪律的控制权和纠正传教士观点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国王拥有了审判异端案件的权力，这样一来，他便拥有了关于宗教体系的一切控制权。从这个角度上说，至少在技术层面，亨利不仅控制了人民的行为，还控制了他们的信仰。

所谓的《首年金与什一税法案》（Act of First Fruits and Tenths）则是必要的配套措施，先前需要支付给教皇的税金现在都要交给国王，所有享有圣俸的神职人员每年都要把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上缴国库。此外，国王自然也不会像教皇那样满足于1292年时进行的资产评估结果，因为这必然不符合16世纪通货膨胀螺旋曲线。既然亨利已经掌握了教会，他便必然需要得到丰厚的回报，为了确保能够得到自己应得的一切，他在宗教事务上的新代理人托马斯·克伦威尔下令编纂一份《教会财产记录》（Valor Ecclesiasticus）（图13），要求列举所有神职人员的资产情况。克伦威尔实际上是在打劫教会，并把收获献给亨利，而他也不会为此愧疚。“拉丁语里的‘神父’（Papa）”亨利·布林克洛（Henry Brinklow）在《罗德里克·莫尔斯的抱怨》（The Complaint of Roderick Mors）一书里写道，“翻译成英语就是‘神付’（Pay Pay）了。”

图13：《教会财产记录》的标题页插画。该书完成于1535年，是托马斯·克伦威尔为亨利八世炮制的一份针对英国教会土地及财产情况的调查报告。

但更为不祥的是，在1534年通过《至尊法案》的同时，克伦威尔还创造了用以镇压反对派的工具。他的《叛国法案》（Treason Act）史无前例地扩大了“叛国”的范围，将口头或书面攻击国王、安妮王后和王位继承人囊括其中。这种所谓的“言论罪”是为了将那些“罗马教会权威的亡魂”斩草除根，而且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下，人们几乎逃无可逃。比如现在只要议论国王是异教徒、分裂者、暴君、异端者、篡权者，都构成了犯罪，等到1536年，随着《废除罗马主教权威法案》（Act Extinguish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Bishop of Rome）的出台，拒绝对《至尊法案》宣誓也成了犯罪。保持沉默不再是合法的避难途径，正如托马斯·莫尔爵士所付出的代价。“这个世界是奇怪的，”蒙塔古勋爵在当时议论道，“说句话就能叛国。”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叛国法案》将在下届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被废除，理由是这份法案“在其他国家的人和国王陛下的臣民看来可能是十分狭隘、粗暴、极端和恐怖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在人们的言行尚未被“建构”成叛国的1534年之前，同样也有人因为自己的言行丧命。证据不太经得起推敲一直是此类政治审判的特点：1478年的克拉伦斯案和1499年的沃里克案便是典型的例子。必须指出的是，对于这样一份严苛的法案，它的执行倒并不十分残酷，平均下来，每三次相关的起诉中，大约只有一次会被定罪。例如在听说一位年逾八旬的咏礼司铎一时口误为“凯瑟琳王后”而非安妮祈祷时，克伦威尔并未追究其责任。无独有偶，当诺森伯兰伯爵夫人的一位仆人在酒后声称国王“腿脚有毛病”而入狱，最终也得以无罪开释，因为他的女主人替他求了情，表示此人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信口开河，而且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当时说了什么。

尽管如此，因为所谓的“不当言论”便审问和逮捕国王的臣民，势必会促成一种相互猜忌和指责的文化迅速蔓延。即便被控犯有叛国罪的人中有三分之二被宣判无罪、赦免或撤诉，但在1532年至1540年，还是有多达130人被处以极刑。此外，亨利八世此举的真正恐怖之处与其说是其覆盖范围，倒不如说是其本质，因为这是一种针对人心的迫害。人们很容易受到无端的指控，接受莫名其妙的审判，随后被残忍地处决。同样值得谴责的是，这种恐怖无益于维护国王和他的王国，而只是日常政治中一种愤世嫉俗的武器。1538年，一位线人写信给国王的舅妈莱尔夫人（Lady Lisle）：“民间传言，如果一个人说这个月会一直下雨，下个月会有人因此丧命，再下个月会爆发战争，那么他就得被关进伦敦塔里，直到证明他的说法不是造谣。”亨利自己也曾对克兰默说：“如果他们把你关起来，很快就会有三四个无赖跑来指控你。”至于安妮·博林，在听伦敦塔的看守说“只有国王最贫穷的臣民才完全清白”时，她大笑起来。这也许并不奇怪。

11 狮子知晓了自己的力量

罗马主教的权威正当且合法，在这个王国中沿袭已久。相反，国王的行为却是受了蛊惑之后的篡夺之举。国王之恩典竟然无法满足于他那勤勤恳恳、无可指摘的妻子凯瑟琳王后，这真是咄咄怪事。

——罗伯特·霍布斯，沃本修道院院长，于1538年6月14日受审，随后被判处马刑
[1] 。

随着16世纪30年代的时局动荡，有关英格兰腥风血雨的种种消息也传遍欧洲。一个意大利人写道：“英格兰发生的事情，比野蛮人的暴行还可怕。”另一个人则评论说：“在英格兰，死亡夺走了所有有价值之人的生命，幸存者也因恐惧噤若寒蝉。”而法国大使马利亚克则观察到，在1540年3月，“这个国家的所有指控都会以叛国罪论处”。对于本国人来说，他们同时心怀震惊和沮丧。“上一辈的人从没见过这样一个世界。”一个住在伯克郡的男人悲伤地表示。1529年到1539年，这个由国王大权独揽的国家的议会总共颁布了44项新法案，包括驱逐和处决那些没能离开的吉卜赛人，严格贯彻言论叛国法（只要有一个证人便可以定罪），迫害格拉顿斯伯里、诺维奇和其他地方的诚实僧侣及修士。这位国王甚至还会因为自己的残忍行径洋洋得意。比如1535年圣约翰节前夕，伦敦就上演了一部世界末日主题的滑稽剧，其中扮演国王的演员尤为显眼。亨利十分渴望看到这出戏，据说他特意从乡下赶回来，“两小时走了10英里夜路”。他的努力似乎也没有白费，因为当演员们描述他疯狂斩首神职人员的情形时，他像是在观众面前“找到了自我”，轻松地大笑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暴力的时代，酷刑和残忍行为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并无出入。毕竟，在1539年7月的某个星期天，那两万多人不正是自发聚集在一起，一同欣赏伦敦的刽子手克劳特维尔因抢劫巴托洛缪市集的一个摊位而被处以极刑，在绞刑架上疯狂挣扎的可怕场景吗？再比如4年前，曾有13个荷兰再洗礼派教徒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根本无人替他们惋惜，就连名字都没有被官方记录下来。所有都铎王朝的英国人都深知，按照国王自己的话来说，“生在这样一个国家，人们必须更加服从权威”。而且即便如此，当亨利建议德比伯爵，可以把索利的修道院院长和修士统统在“一根从他们的修道院的塔尖上伸出来的长木头上”吊死时，他似乎和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完全没有顾及社会秩序或者政治正义的问题。埃塞克斯的一个木匠约翰·怀亚特，只是因为说了国王的坏话，一只耳朵便被钉了钉子，钉子上还连着一块木板。这已经足够野蛮，然而他还要戴着一顶上面写着“污言秽语”的帽子当众游街，接受羞辱。是什么样的罪行需要让一个男人承受这样的残忍嘲弄，直到他有勇气扯断自己的耳朵？一个更好的统治者，本可以踏上宗教改革的道路，这条道路必然疑虑重重。但在亨利的案例中，这种疑虑却总会被无情的自负和盲目的男子气概的致命结合而驱散。

和很多强烈成瘾现象一样，亨利对于残暴的依赖开始越发严重，而暴行本身同时也因周围人的恪尽职守不断升级。作为一个坚定的法律维护者，若不是公义不容，亨利八世早就大开杀戒了。与此同时，作为国王的盛怒的首席执行者，出于忠诚和冷血的实用主义，托马斯·克伦威尔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要打击那些拒绝向他的主人宣誓效忠、拥护新秩序的人。对于亨利和克伦威尔来说，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既没有超凡脱俗之人，亦没有清白无辜的不服从者。因此，政府精心设计的间谍系统对贵族绅士和醉酒的乡下人都是一大威胁，格林尼治方济各会修士、西翁的布里奇特修士，尤其是伦敦的加尔都西会修士，可能都没有办法静观其变，保持沉默。像托马斯·莫尔爵士那样以沉默应对，最终却在全欧洲引起反响的行为，绝对不可以再发生。国王将采取一切手段，剥夺人们沉默的权利。

实际上，令国王开始进行疯狂镇压的导火索，是一个名叫伊丽莎白·巴顿的女孩的案子。她患有癫痫，经常产生幻觉，但她的幻觉很少成真。她的崇拜者奉她为“肯特圣女”（Holy Maid of Kent），她曾被阿丁顿教区一个主教的管家托马斯·科布雇来做家里的女仆，那里距离坎特伯雷大约12英里。当时的巴顿18岁，1525年复活节前后，她第一次被重病缠身，正是从那时起，她开始产生的恍惚状态为她带来了匪夷所思的声望。有人说她在昏迷之时“说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话”；还有人说在昏迷时，她的舌头会伸出来，眼睛从眼窝里神奇地往外凸出，“一个声音在她的肚子里发出声响，念叨着甜美的语言，仿佛来自天堂，一会儿又变得可怕，像是从地狱传来”。在碰巧预言了雇主的一个孩子的死亡之后，预言成了她的专长。阿丁顿教区的主教立刻意识到这一专长的市场价值，很快，她开始在法院街的圣母殿展现自己兴奋狂喜的状态，人们立刻趋之若鹜，甚至连周边的居民也因此发了财。没过多久，一个名叫爱德华·博金的人也加入其中，他是克莱斯特彻奇的修士和管理员。他先后成为她的听告解神父、精神导师和经纪人。

起先，国王对巴顿并不在意，直到巴顿把目光投向了国王，因为很快便有一些人前去造访，他们渴望听到国王婚姻变故，或是关于异端举动、分裂教会行径的神谕。对于这些问询者，她宣称在第二次婚姻中，亨利活不过一个月，因为一旦与安妮结合，他就不再是上帝眼中的国王了。1532年，预言变得更加险恶，她声称自己看到了基督因国王的通奸行为被重新钉上十字架，以及安妮·博林被狗吃掉的幻象。她还表示，天使们已经在地狱里给亨利安排了位置。这样一来，在1532年10月的坎特伯雷，她成功让自己获得了直面王室的机会。尽管伊丽莎白·巴顿显然是由博金操纵的，而且就像很多受到蒙骗的人一样，她自己其实也是受害者之一，但在国王离婚案中，她成了反对这一进程的道德英雄，成了人们瞩目的焦点。现在，她开始和教廷使节沟通，并给教皇本人写信。

于是，在1533年7月，政府决定将“疯女”或是“伪装圣女”当作国家的敌人来对待。在伦敦，巴顿和她的同伴们，包括博金和马斯特兹，都被送到刑事法院接受审讯，并在酷刑之下被迫认罪。1533年11月23日，“圣女”和她的6名同伙被要求公开忏悔。但这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尽管“圣女”受到重创，但她所代表的精神却仍旧根深蒂固，因此，政府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把她和国王的其他“敌人”联系在一起。有鉴于此，议会议长托马斯·奥德利在11月公开谈论起这一案件的“幕后黑手”，同时亨利则要求司法部门宣布，宗教异端只是表象，“圣女”真正犯下的乃是叛国罪。再然后，1534年3月20日，伊丽莎白·巴顿和另外5人被判叛国罪，到4月20日，这些人便被押送到提伯恩的绞刑台上，他们将在这里被吊起，并在尚有一丝气息之时被枭首示众。

在这一期间，也有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市民表达了自己对这桩婚姻的蔑视。4月，牛津的一位助产士因提到“大眼睛妓女南·布伦
[2] ”而锒铛入狱。牧师罗伯特·费伦同样因宣称“国王的新妻子是个荡妇，婊子安妮，比猪还臭”而入狱。随后还有牛津沃特灵顿的布尔金夫人，她因为在临产时对助产士大喊“你真是个好人，手法熟练……真希望你能给英国王后接生——凯瑟琳王后，可不是现在那个安妮，她不配，她就是个婊子，一头母猪”而不得不到3位大法官面前接受审判。国王自己也不能从污言秽语中幸免，拉特兰的曼顿学院的校长约翰·加勒把国王在生儿子方面遇到的困难归结为“他养了太多情妇”。而伦敦的灰衣修士梅德兰博士，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扬言自己希望看到“国王和那个婊子一起被凌辱致死……然后被埋掉”。当然，我们无法估计这些五花八门的谴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市民们对此事的厌恶，比如其中一些谴责者，如阿玛达斯夫人，似乎并非出于义愤填膺，而只是精神上有些错乱。她说国王“被上帝亲口下了诅咒”，随后又断言国王一直在讨好自己，想让她也满足他的卑劣欲望。

即便如此，政府此时面对的最大阻力，还是来自那些最理智的群体。伦敦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位于城墙之外，靠近史密斯菲尔德。这是一个平静祥和的地方，加尔都西会修士聚居于此，每日修行祈祷，与世无争，直到这次风波把他们也卷入其中。因此可以想见，当国王的专员们来到这里，要求修士们对最新的《继承法案》宣誓效忠时，院长约翰·霍顿不卑不亢地表示，“国王的事务并不是他的职责或是使命所在，国王的臣民们亦是如此”。然而，在进一步的逼迫之下，霍顿承认自己看不出国王的前一次婚姻有何不妥之处，因为它已经庄严地举行过婚礼，并且多年来相安无事。于是，在按照要求诚实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之后，霍顿将直面新的《叛国法案》所意味着的全面暴力行径。

于是，5月4日，他和西恩的布里奇特教徒雷诺兹博士、艾尔沃斯的教区牧师约翰·黑尔，以及阿克索姆和波瓦尔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院长一起，被判处马刑，从伦敦城内被一路拖行到泰伯恩刑场。托马斯·莫尔透过监狱的窗户看到了他们，对前来探望他的玛格丽特·罗珀说：“看哪！玛格，你难道不觉得这些受祝福的人，仿佛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一样，正兴高采烈地走向死亡吗？”然而，并不是所有旁观者都像他这般仁慈。当所有囚犯抵达泰伯恩，博林家的所有人都在那里等候多时。诺福克公爵和他的侄子罗奇福德子爵都出现在现场，里士满公爵同样出席。随后到来的是国王的总管亨利·诺里斯，他还带了40个骑士随从。毫无疑问，为了增加戏剧效果，这些人统统戴着面具。这有些不同寻常，查普伊斯写道，无论是年轻的里士满公爵、诺福克公爵、威尔特伯爵，还是其他显贵人物，“都站得离受难者们如此接近”。有传言说，国王本人也会出席这次食尸鬼般的聚会，“这是很有可能的”，查普伊斯补充道，“因为整个宫廷的人差不多都聚集在这里了”。实际上，在一群伪装成苏格兰边境居民的围观群众中，有人观察到，有一个人受到了格外的尊重。

另一方面，可怕的场面仍在继续。也许算是一种幸运，霍顿是第一个受刑的人。按照惯例，在刽子手请求宽恕后，这位修士适时地亲吻了他，同时还为诸位旁观者进行了祷告。随后他被绞索吊起，几乎立刻就失去了意识。有人用醋把他熏醒，接着剥光了他的衣服，只留下一件刚毛衬衫。再然后，他被阉割，取出内脏。最后他的心脏被挖出，并被放在他的脸上揉搓。后来他的一条胳膊被钉在加尔都西会修道院的大门上，用来作为对里面和外面世界的修士们的血腥警告。与此同时，其他受难者被要求仔细观看整个过程，等待他们的受刑时刻。一位目击者称：“他们面不改色，在行刑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以最大的勇气传道，劝诫在场的旁观者，希望他们在不违背上帝和教会荣誉的前提下多行善事，并效忠于国王。”与此同时，在这些教会的领地上，所有的修士都身穿他们的修士长袍，引颈就戮。

然而，难以置信的是，所有这些杀鸡儆猴的行为，在大多数时候都无济于事。1535年5月，又有3个修士，汉弗莱·米德尔莫、威廉·埃克斯缪以及塞巴斯蒂安·纽吉盖特被关进了伦敦塔，随后被送进新门监狱臭气熏天的地牢里关押。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受难者都是训练有素的精神强者，愿意热情地拥抱绞刑台，将死亡看作可以摆脱终生贫乏的福报。比如纽吉盖特就曾是亨利宫廷里一个优哉游哉的年轻男子，然而现在他却和其他人一起被拴在柱子上，脖子上戴着铁项圈，两脚戴着“大脚镣”。他们被关了17天，身负重枷，不能坐下，“任何自然需求都不曾得到满足”，直到被押送到泰伯恩刑场，以和霍顿一样的方式被处死。（图14）在这种重压之下，一些修士的确屈服了，但还是有10个人坚持到底，最后在新门监狱活活饿死。

图14：佩特鲁斯·克里斯图斯绘制的加尔都西会修士肖像。1535年5月，伦敦加尔都西会修士汉弗莱·米德尔莫、威廉·埃克斯缪以及塞巴斯蒂安·纽吉盖特因拒绝宣誓效忠而被关进土牢。他们被关了17天，身负重枷，被禁止坐下，而且“任何自然需求都得不到满足”，随后在泰伯恩刑场被施以马刑。他们的会长约翰·霍顿则在一个月前遭受了同样的惩罚。

在这一期间，约翰·费舍尔最终于1535年6月22日上午在史密斯菲尔德被斩首，其实也是意料之中。对于费舍尔这样一位被查普伊斯描述成是“无论在学养还是宗教气质方面都堪称教士典范”的人物，高层的敌人们自然把他看作是冥顽不化且极其危险的存在。编年史学家爱德华·霍尔就认为这位主教“生活态度令人钦佩，但脑筋却死板得很”。实际上，费舍尔从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反对离婚，他曾在1529年的布莱克法尔为凯瑟琳辩护，并宣称自己愿意像浸信会的圣约翰一样，为她坚不可摧的婚姻赴死。当然，死亡对于他这样的虔诚之士而言算不得什么可怕的事情，这反倒是他每日冥想时希望达成的一大目标。“他总是在祭坛的一边放上一颗死人的头骨，”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到吃饭的时候，他会把这颗头骨放在对面，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死亡。”显然，他并不是一个会像大多数人一样顺从地保持沉默的人物。

在费舍尔1533年4月入狱以平息他对亨利宣布其婚姻无效和安妮加冕王后的抗议之前，第二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发生了，实施者是一位不知名的神枪手。然而在经过这次短暂的幽禁之后，主教还是决定不再顺从。他主动采取行动，确保自己要么成为殉道者，要么成为叛徒，全看采取怎样的视角。他最终实现了跟查理五世的叛国通信，结果信件被克伦威尔的间谍在欧洲大陆截获。皇室的司法行为罕见地毫无瑕疵，因为费舍尔在信里直截了当地呼吁查理发动一场针对英国的圣战。实际上，在1533年9月的这封信里，他敦促皇帝入侵英国，废黜国王：发动一次十字军战争。他坚持认为，这将令上帝欣喜，跟与土耳其人作战别无二致。于是，尽管他同样是因为拒绝宣誓效忠被捕入狱，但即便没有这样的欲加之罪，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然而费舍尔的最终判决在法律层面却是站不住脚的。1535年5月，在听说新教皇保罗三世公然蔑视他的委派，准备任命费舍尔担任红衣主教时，亨利被激怒了，这一消息也随即被封锁。以自己一贯的撂狠话作风，国王发誓说，就算教会敢把红衣主教的帽子送过来，他们想给戴上帽子的人也没脑袋可戴了。而至少这一次，国王信守了他的承诺。

6月22日，当费舍尔骑着骡子来到塔山上时，绞刑架已经竖立在那里。在一个在场的人看来，这个瘦弱的受难者“形象本身就接近死神，而且（可以说）死神就在他的身体里，借用了他的声音”。（图15）自从克伦威尔告诉他教皇准备任命他为红衣主教，他便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于是一直在恐惧中等待着自己的受难之日到来。此时的他还需要再等上一会儿。他跨坐在骡子上，默默注视着尚未完成的准备工作。而当他的受难舞台终于搭建完成时，费舍尔“大胆地对公众讲话”，按照法恩扎主教的说法，他告诉人们仍要对国王怀有爱慕和服从之心，国王生性善良，只不过是一时迷了心窍。至于他自己，他承认，因为他只拥有唯一的肉体，恐惧自然在所难免。他害怕死亡，因为任何人都会如此。然而到最后，费舍尔似乎已经找到了勇气“欣然接受即将到来的惩罚”。当旁观者为他祈祷时，他像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一般艰难地跪了下来，头靠在木桩上，随即被斩首。然后，据说“（剑桥）校长的无头尸体在炎热的6月里被赤身裸体地留在绞刑台上，仅仅出于人道和怜悯而盖上了一点点稻草”。

图15：1534年4月，约翰·费舍尔主教因拒绝对《至尊法案》宣誓效忠，被囚禁于伦敦塔中。次年在教皇封他为红衣主教后不久，费舍尔便被枭首示众。由于在伦敦塔中一直严格节食，有人描述到最后他的“形象本身就接近死神，而且（可以说）死神就在他的身体里，借用了他的声音”。

据说后来国王评价说费舍尔之死是最不残忍的。毕竟，他没有被毒死，没有被煮死，没有被吊死，没有被烈火焚烧或是受到折磨，只是“挨了一刀”。主教寥寥几件私人物品都被上缴给国王，其中包括一本镀金封面的小册子，里面有法国国王的徽记，一顶镶着没多少价值石头和珍珠的主教冠冕，还有一副镶了金边的手套，以及一些镀银的盘子。与此同时，主教的头颅被长矛穿过，陈列在伦敦桥边，跟其他人的头颅一同腐烂。不过奇怪的是，据一份西班牙方面的报告说，过了两周，它仍要比其他人的头颅“更加新鲜”。于是费舍尔的头颅被扔进泰晤士河，以平息那些上帝仍在眷顾受难者的流言蜚语。而再过两个多星期，托马斯·莫尔的头则会出现在同一根长矛上。

在1534年4月13日，被要求到兰贝斯宣誓时，托马斯·莫尔坚持自己不可以这样做，“我不想让我的灵魂受到永恒的诅咒”。4天后他就被关进了伦敦塔。1534年下半年，克伦威尔和一系列技艺娴熟的审问者一次又一次对他软硬兼施，然而莫尔始终拒绝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那是他“良心上的秘密”。当然，即便是一位法律权威，也曾身为国王的心腹，让莫尔彻底屈从甚至杀掉他也绝非难事，但国王的首席秘书绝不是一个虐待狂。他很可能认为他的这位囚犯是个具有理性的政治人物，懂得利用个人优势权衡利弊、平衡得失。毕竟克伦威尔自己就是一个可以为有价值的事业出卖灵魂的人，而且可以问心无愧地生活下去。有鉴于此，他始终在迁就自己这位对手的不妥协态度，似乎也并不奇怪。比如1535年5月7日，据说他率领了一个“代表团”前往伦敦塔，希望能够说服莫尔向国王妥协。在那个场合，他似乎能够“完全心平气和”地跟莫尔沟通。

然而，任何一个野心勃勃的实用主义者的宽容都是不可靠的。当6月3日克伦威尔再次来到莫尔位于伦敦塔的住所，他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他的目的与以前也完全不同。在上次审讯之后，教皇任命费舍尔做红衣主教的消息传到英国，国王开始要求费舍尔和莫尔为教皇的挑衅付出相应的代价。因此，克伦威尔也收起了自己的宽容。他提醒莫尔，国王认为他是“这个王国里的卑鄙小人，带来了诸多怨恨”。因此，支吾搪塞的时间已经结束，他必须对《至尊法案》做出明确的回应。对此，莫尔回应说，他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肯定法案，“违背我的良知，使我丧失灵魂，要么违抗法案，让我身体毁灭”。然而克伦威尔不同于自己的主人。在看到对手的底线之后，他就明白除了给他致命一击，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几乎就在此时，他已经开始考虑技术层面的问题了，因为他知道这将是一次难度极大的国家审判。与此同时，既然善良已经无助于“进程”，那么莫尔也就可以通过他自己的著作被定罪。于是，6月12日，审判专员理查德·里奇爵士便迅速利用了这一点。

在审判中，被告以相当出色的技巧和毅力来为自己辩护。他的策略既巧妙又简单，在挑战检方所提出的证据的同时，他又要求行使沉默权，以避免自己受到指控。然而最终，他还是失败了，因为里奇在6月12日的审判中声称莫尔在那些据说是写给他自己用来消遣解闷的书里，出现了一些叛国言论。莫尔当然强烈地否认了这一点。在场的另外两个人，索尔维尔和帕尔默也无法证明这一点。然而作为一位技巧熟练的法律从业者，和其他同行一样，里奇很擅长操纵其他人的弱点。他很可能诱导莫尔说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可以解释成是对王室至尊地位的否定。莫尔喜欢假设“种种情况”，这很可能导致了措辞上的致命失误，至少是在技术层面构成了对王权的质疑。倘若果真如此，这也可以说是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恰恰是莫尔最擅长的论辩话术导致了他的毁灭。不管真实情况为何，陪审团似乎很容易就被说服了，因为在休庭之后，他们只用了不到一刻钟就做出了有罪判决。

他躺在监狱里等待死亡之时，仍有人在试图改写他的命运。然而莫尔的头脑已经平静下来，他现在只希望能够从这个世界的麻烦中解脱。他告诉朋友们，在伦敦塔里，他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准备自己的死亡。为了减轻悲伤，他写了一些歌谣。他也常常想到国王，国王先是跟他交朋友，然后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剥夺他的一切，最后判他死刑。但他的思想仍是仁慈的，因为对国王的忠诚就像他良心的忠诚一样根深蒂固。他似乎一次又一次跪在牢房的石板上祈祷，直到祈祷消除了他所有的怨恨。实际上，即便当时莫尔的诋毁者们的观点正确，他在早年间的确野心勃勃，但他也绝不是一个卑鄙的异教徒迫害者。然而，正是他早年活跃的世俗活动，才让他最后这些日子里的天真欢笑和虔诚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倘若真正的圣洁确实源于后天与自己内在弱点的真诚斗争，而非天生的完美，那么莫尔在日后被封圣，也许并非是某种无意义的行为。

7月6日上午，国王在雷丁城外打猎，而他的前任大法官则被带到塔山。莫尔身穿一件旧的束腰长袍，背着一个红色十字架。他的步态显得过于苍老，一路上摇摇晃晃，需要一根拐杖和旁人的搀扶才能走上绞刑台。在因往日做出的判决受到一个围观者的谩骂后，他说如果能重来，自己还会那么判，并且开了一些颇具讽刺意味的玩笑。当治安官的助手把他扶上绞刑台，他表示感谢，并补充说待会儿下来的时候，可以让他“自己来”。最后，他给了一个刽子手一枚天使金币作为小费，提醒他自己的脖子有点短，同时最好让斧子离他的胡子远一点，别伤到它们。“我死了。”他说，“我是国王的好仆人，但上帝至高无上。”（图16）

图16：这幅由汉斯·霍尔班绘制的托马斯·莫尔爵士及其家人肖像，左边是莫尔的二女儿伊丽莎白·道西。在她身边是莫尔收养的女儿玛格丽特·吉格斯，她正在向莫尔的父亲约翰·莫尔解释着什么。莫尔爵士坐在中间，身边是已经订婚的情侣安妮·克利萨克雷和他唯一的儿子约翰·莫尔。约翰·莫尔身边是家里的弄臣亨利·帕腾森。画面右边是莫尔最小的女儿塞西莉·海伦，以及他最大的女儿玛格丽特·罗珀。莫尔的第二任妻子爱丽丝跪坐在画面的最右边。

当然，亨利对待这些知名人物的态度不应当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所代表的只是一小撮公开反对与罗马决裂人士的命运。例如加尔都西会的命运就绝对是个例外。与他们不同，由于身为巡回传道人的威胁，方济各会教士先受到了亨利的攻击，然而风波很快平息。一些人被囚禁，另一些则得以逃到国外，他们的7栋大宅被收归国有。同样，布里奇特会也只有院长被捕，其余教徒则在面对新门监狱和马歇尔希监狱（Marshalsea prisons）的残酷折磨时屈从了。圣公会也遵从了国王的意愿，尽管像伦敦的斯托克斯利这样的人物一度怀有严重的顾虑，但他们都没有像约翰·费舍尔那样进行彻底的抵抗。实际上，加德纳主教甚至成为支持皇权至尊的热心发言人，在1535年出版了《关于真正的服从》（De Vera Obedientia）一书。毕竟，英格兰的主教们首先还是把自己当成国王的仆人，此前在沃尔西手中遭受的折磨令他们更愿意单方面服从国王。与此同时，英国贵族的反应更加微弱。著名的保守主义者诺福克公爵早已选择与国王同舟共济，并充分享受因此而获得红利。毫无疑问，其他许多人也纷纷被利益前景所吸引，他们并不会感到失望。

托马斯·克伦威尔在1535年被任命为主教总代理或“代理人”，这一职务让他有权控制新英格兰教会一切非属灵事务，而他以这个职务的名义下达的第一项命令就是要求编纂所谓的《教会财产记录》——一份对所有神职人员如狼似虎的收入评估，它将会为之后不久针对修道院发动的大规模攻击提供支持。最终，这份调查显示，教会在英国至少拥有10%的土地，每年的总收入达到13.6万英镑，超出正常年份的官方收入。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对教会财产进行压缩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也不难预见，在1536年进行的对于教会财产进行压缩的序幕，针对的只是一些较小的修道院，同时还用了高尚的目标以及合理的目的对这一行动进行了修饰。据说，所有在这一过程中充公的财产，都将用于慈善和教育事业。也有人说，对教会组织进行一定程度的遣散，其目的在于维护纪律，同时让修会制度更加精简高效。

1535年为调查国内修道院纪律状况而进行的访问活动，同样是对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行为的佐证。所有被任命对修道院进行公开访问的专员，表面上是在纠察其中的虐待行为，实际上却是在为大规模破坏寻找借口。因此，克伦威尔对实现这一目的所需要的人员也进行了一番精挑细选。他们大多是法学博士，拥有在教会法庭工作的经验，完全有资格随时提起诉讼。他们也掌握一切必要的技巧，完全能够以他们的主人喜欢的方式完成审判。当然，他们的任务也十分简单，因为这些案件中，根本不会有辩护律师出场。

除了少数人以外，这些专员大多属于同一类人。莱顿博士就十分善于交际，对于下流故事，无论是听人讲述还是自己讲起都游刃有余。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认为修道士都是人，所以他们不会跟野兽相去太远。他最终以兼任神职者和约克主任牧师的身份去世，最后以官僚主义之名巧取豪夺是通过典当大教堂里的盘子，这些盘子在他死后则需要后人努力追索才得以回归。勒赫博士则是一个飞扬跋扈的大学教员，总是期盼着自己能够穿着天鹅绒长袍出现在某座修道院的西门，而所有的侍从都站成一列，欢迎他的到来。在指责修道士们的不道德行径的同时，他自己也因为对修女们提出的下流建议而臭名昭著。与勒赫同行的是药剂师赖斯，他是一个胆小鬼，拥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至于莱顿博士，作为牛津新学院的院长，他是一个脾气粗暴的急性子，但公平地说，此人是这些人当中最好的一个。尽管喜欢捣毁假圣物和纪念碑，但他至少保留了兰开斯特的布兰奇之墓，因为它“非常漂亮”。他还对那些被他遣散的教士表示了同情，并且代他们给克伦威尔写了信。即便如此，他却两度被判通奸罪，一次被判伪证罪，最终在舰队监狱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些消息人士声称，这些特派员完成的报告最终是以“黑皮书”的形式提交给议会的。这一部分资料现已不复存在。不过其中一些片段还是得以保留了下来。实际上，并非所有报告涉及的都是负面评价。比如莱顿就对达勒姆修道院评价不错，药剂师赖斯则认为莱科克修道院值得赞扬。此外，在克伦威尔的特派员们怒气冲冲地奋笔疾书之前将近20年，他们的一些评论就已经被一些前辈提出。当时的沃登修道院院长的一系列有关自己的修士们无知、酗酒、通奸、暴力行为和不服管教的书信读起来令人咂舌。无独有偶，1526年，韦弗利修道院院长被派遣调查查塞姆的修士们的行为，并对他们的错误行为提出了确凿无误的指控。当地的修道院院长被指控跟一个男孩有可耻的关系，在管理地产时只为一己私利，任由建筑物日趋破败，同时雇了太多仆人，购入了一张太过奢华的桌子，而且对于自己的修士在城里纵情享乐也不曾加以约束。同样，后来的勒赫和莱顿对于同性关系的诸多指控（尤其在北方）可能因掺杂了个人情绪而有些夸大，但早年主教巡访时的报告和其他可靠的消息来源也确实证实了此类案件时有发生。

尽管如此，我们也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当时教会真的像克伦威尔的特派员在他们的报告汇编而成的《罪证》（Comperta）中所描述的这般堕落，充满了鸡奸者、通奸者、小偷和迷信人士。对性行为的过分关注表明特派员们对污点和丑化教士形象的极度渴望，他们的着眼点显然并非调查与改革。此外，当新的地方专员对这些教会的情况进行重新调查时，他们很快就被这些旧专员取代，因为他们提交的报告与克伦威尔手下们的成果完全不符，这足以表明这些访问的根本目的。例如，当亨利收到一份报告，声称北安普顿郡凯茨比修道院的修女们“一如既往虔诚、正派且顺从”时，他立刻指控这份报告的作者收取了贿赂。

实际上，《罪证》中的报告片段总体上是卑劣而下流的，跟炮制这些内容的人如出一辙。无论是小型修道院还是大修道院都受到了同样的侮辱和带有偏见的攻击，在调查报告中，同样的龌龊言辞也不绝于耳。比如报告声称在兰普利修道院，“玛丽安娜·怀特生了3个孩子，约翰娜·斯纳登生了6个”。在利希菲尔德，“有两个修女带着孩子”。惠特比的赫克瑟姆院长“跟海盗狼狈为奸”，而阿伯茨伯里的院长则被抓到了“非法出售木材”的行为。也许珀肖尔的修士们已经知晓了专员们颠倒黑白的行径，因为根据报告，他们“在弥撒过程中喝醉了”。总而言之，只需要一天时间，这些修道院的恶劣行为或是针对这些恶劣行为的勒索就可以完成。不过有时，莱顿也会安排两天的调查，比如在莱斯特的纽瓦克学院，他就承认自己什么都没发现。然而他还是信誓旦旦地向国王保证：“明天我就能发现他们的鸡奸和通奸行为。”

实际上，莱顿对于这项恶心的任务始终兴致盎然。在曝光了兰登修道院院长“金屋藏娇”之后，他写信给克伦威尔：“这对我来说是一出喜剧，不过对院长就是一出悲剧了。”当然，莱顿还有一份著名的报告，关于威尔特郡梅登布拉德利修道院院长詹宁斯：“这位院长总共有6个孩子，有一个女儿已经嫁给了修道院里的一个小伙子，估计很快还会另嫁他人。他的儿子们都生得高高大大。感谢上帝，他不会骚扰已婚妇女，不过对于所有的少女，最美丽的那些总要经他之手，并且总能找到好人家嫁出去。”梅登布拉德利被遣散了，詹宁斯悄悄去了格洛斯特的西普顿莫因继续生活，因为这些卫道士只要占有了罪人的财产，就可以网开一面，既往不咎。

沿着这条艰难的道路，克伦威尔的特派员们迈上了正轨。1536年3月，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遣散了所有总资产不过300英镑、年净收入不足200英镑的小型修道院。这第一次遣散行动，加上1539年针对大修道院的遣散行动，令国王获得了每年可以带来10万英镑收入的土地，约占英格兰土地财富的五分之一。我们也不应忽略通过没收教会金银珠宝所带来的收入，所以在德拉姆处理圣卡特伯特的陵墓时，与莱顿博士和汉利一同前往的还有一群金匠和宝石商人，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在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贝克特圣殿，总共搜刮出多达26车金银珠宝，而仅仅12年前，亨利和查理五世还曾在这里一起做过礼拜。自1179年法国国王路易七世捐赠以来，坎特伯雷圣墓上就一直装饰着一颗红宝石。现在，这颗红宝石来到了亨利的戒指上，而作为对圣人的告别，国王命人把他的骨灰和泥土混合在一起，然后用一门大炮射向空中。也许，倘若圣托马斯的骨灰能够卖上好价钱，他还能得到更好的待遇。

当时，物质利益是推动各级政府把遣散运动进行到底的动力所在，可以预见，政府宣传所带来的种种期望最终都变成了空头支票。例如，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国家”项目能够带来大量的社会可支配收入。像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这样的进步社会思想家一度满怀希望，认为遣散运动带来的资金可以为建造一个真正公平的基督教国家建立基础。1536年6月，他在给亨利的信中写道：“我终于相信，眼见如此之多的过剩财富，曾经被冠以精神养料之名，然而除了懒惰与恶习，它们什么都不曾滋养。现在，在陛下的恩典之下，它们将为美德与诚实的培育助力。”在1539年很可能是由国王本人亲自起草的法案执行之初，这种乐观态度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毕竟法案中确实承诺，遣散的目的中包括了确保“上帝的言语以最好的方式被阐明”，以及“孩子们能够适时接受教育”。此外，亨利还许诺会进行“每日施舍”，政府还会为“老无所依的仆人提供生计保障”，提供“穷人救济金”和“修路拨款”。然而，这些承诺的恩惠从未真正大规模地实现，就像克兰默屡次在圣保罗十字架下承诺遣散意味着征税的结束，但却从未兑现。（图17）

图17：《大圣经》的标题页，印制于1539年，可能是专门为亨利八世印制的私人版本。画面表现的是国王亲自接受“上帝的言语”，并将它传递给他的主教和大主教们，后者再将此传递给教士们。最后，“言语”传递到普通信徒耳中，他们则以“国王万岁”或“上帝保佑吾王”作为回应。

当然，在对遣散行动做出抵抗的地方，人们的努力最终也无济于事，无法阻挡政府官僚机器的运作。格拉斯顿伯里、雷丁和科尔切斯特的修道院院长拒绝自愿放弃他们的修道院，因为“否则它就将落入国王之手”。克伦威尔的备忘录中有一则臭名昭著的笔记，直到现在还被人用来贬低他的形象。“雷丁修道院院长将会和他的同党在雷丁受审，然后就地正法。格拉斯顿伯里也一样。”在审判之前，克伦威尔就已经做好了打算。不过显然，正当的法律程序还是有执行的必要。格拉斯顿伯里年迈的修道院院长惠廷就这样从他的小修道院出发，一路被拖行、绞死、分尸，最后尸块留在石塔上示众，俯瞰着自己的修道院。雷丁修道院院长休·库克也在同一天上了绞刑台。随后，科尔切斯特修道院院长托马斯·贝克因自己镇上的牧师约翰·斯克洛普的薄弱证据而被定罪，于1539年12月1日以叛国罪之名被处以绞刑，距离雷丁和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院长的殒命只过了两周。

然而，进一步的屠杀实际上是多此一举，因为早在1538年，大型修道院遭到遣散之前，它们的衰败就已经十分明显了。通过《伦敦灰衣修士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the Grey Friars of London）便可以看到，耶稣塔的大钟已不再响起，因为迈尔斯·帕特里奇爵士（Sir Miles Partridge）已经通过掷骰子赢下了它，而根据约翰·贝尔（John Bale）的说法，珍本书籍现在都已经流落到了杂货店和卖肥皂的人手中，“有的被当作厕纸，有的用来蹭烛台，还有的被拿去擦靴子”。与此同时，原本作为虔敬沉思场所的修道院建筑现在变成了工厂厂房，而会院教堂则被征用为政府仓库。比如圣十字修会（Crutched Friars）的教堂现在变成了用于修复伦敦塔的采石场，而圣玛丽·格蕾丝教堂里则放满了巨大的烤炉，用于烤制船员们的饼干。此外，奥斯汀修会（Austin Friars）的教堂被一个颇有进取心的贵族买下，他把自己的玉米和煤存在了教堂的尖塔里。在门上还钉着霍顿胳膊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里，存放着国王的狩猎网和帐篷。

然而，如果说修士们在总体上还算保持克制，那么英国国民，尤其是保守派的北方市民，对于政府的行为就不那么顺从了。一开始，在1536年，宗教形势刚一趋于紧张，人们便开始表现出不安。在克伦威尔起草的用于取缔所谓“大众迷信”的《十条款》（The Ten Articles）中，原本的七圣礼被减少至三项。与此同时，在社会上层，权贵阶层对现在这些所谓社会新贵对他们地位的直接冲击感到怒不可遏。1535至1536年的歉收所导致的高物价，引发人们对经济形势的不满，无异于火上浇油，而当时一系列税收举措，包括圈地税和什一税也无法令人信服。所有这些一起，构成了爆发叛乱的充分条件，而亨利即将面临自己统治时期最大的考验：由失意的旧贵族率领民众发起的大规模暴动。1536年10月至1537年3月，至少有4万名英国人在强烈抵制的过程中拿起了武器，都铎王朝的根基正变得岌岌可危。亨利八世第一次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

这场起义开始的标志，在今天被称为“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发生在1536年10月。不过有时，人们也会把“林肯郡起义”（Lincolnshire rising）看作运动的开始。克伦威尔释放了明确的信号，而在强烈怀疑的氛围中，关于洗礼、婚礼、葬礼征税，教区教堂数量减少以及圣徒日减少的各种谣言甚嚣尘上。“没有比直接把国王的权威施加在北方那些粗人头上，以纠正并改变他们的宗教习惯更好的办法了。”克伦威尔写道，“这些人沉迷于迷信，对良好品格漠不关心，他们对那些旁门左道的重视甚于对上帝与国王。”于是，当两名税务专员在10月1日抵达劳斯郡，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相对走运的一个直接被吊死，另一个据说被裹在新鲜牛皮里喂了狗。几天之内，大约有1万名农民、工匠、教区牧师和乡绅聚集在一起，占领了林肯郡。到10月4日，一个至少由18名当地乡绅组成的领导集体开始发挥作用。

在第一次听说这一系列事件时，亨利的反应是典型的“龙颜大怒”与困惑不解的混合。到10月10日，他给林肯郡起义军写了一封信，派人向他们宣读。信中亨利表示：“我从未读过、听过，也从不知晓一国之君、大臣和教士要听命于一群粗鲁无知的平民；他们不能，或者说根本不配给国王出谋划策。”这种恐吓的语气贯穿始终：“你们这些大胆刁民……粗鄙的北方佬，整个王国里最野蛮、最卑鄙的乡野村夫，竟然胆敢对国王指手画脚……”亨利还表示，是议会而非他自己要遣散修道院，因为那些地方“只会被下流龌龊之人利用”。他断然拒绝了起义军的一切请求，并命令他们：“记住自己效忠的义务，你们必须服从于我们，服从于你们的国王，遵守上帝的律法和一切自然法。”此外他们还必须交出100个人，“接受惩罚，以平息全能的上帝的愤怒”。尽管亨利已经可以熟练地斩断别人的脖子，但在需要的时候，他自己的脖子还是能够保证他像往常一样昂首挺胸。

起初，他表现出的“王之蔑视”似乎奏效了。在国王的话传达到叛军中间时，萨福克公爵已经率领一支皇家军队向北进发，亨利指示他绞死那些“犯罪魁首”。然后，面对国王的拒不妥协和皇家军队的逼近，叛军的勇气大大受挫，林肯郡起义似乎像它开始时那样又迅速结束了。于是，当萨福克公爵进入林肯郡时，他骑马穿过悒悒不乐的人群，人们拒绝向他脱帽致敬，但也没有进行任何攻击。即便如此，仍有46人被处死，包括被吊死在教区教堂尖塔上的劳斯郡牧师。还有12人被押送到伦敦，他们在那里被判处“绞刑、凌迟、剖心挖肺、火刑和斩首”。大法官给克伦威尔写信说：“鉴于伦敦城正门周围的尸块尚未消耗干净，我已下令在伦敦桥和其他城门安置这些人的头颅。”然而，起始于沼泽地里的星星之火已经向北飞去，并将点燃一场更具威胁的大火。这场大火足以燎原，引发今天被称作“求恩巡礼”的这场运动。

约克郡的独眼大律师罗伯特·阿斯克（Robert Aske）是这场运动的领袖，而正是这位不太可能的领袖赋予了这场运动宗教色彩。这次的叛军自称“朝圣者”，总体上，他们一路唱着圣歌，高举“基督五伤”（Five Wounds of Christ）的条幅。然而人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创造出比虔诚的颂歌更具煽动性的东西。赫尔城的市民很快加入了阿斯克行进的行列，而拉蒂莫勋爵、卢莱姆勋爵和内维尔勋爵全副武装的护卫队伍则进一步充实了他的兵力。几天后，托马斯·珀西爵士率领来自诺森比亚的5000名士兵加入其中，于是阿斯克现在掌握的已经不再是一伙暴徒，而是一支联军，主动权已经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于是，他在10月16日满怀信心地挺进约克，并在3天后庞蒂弗拉克特的皇家城堡前，接受达西勋爵的投降，后者表示自己对叛乱分子是绝对同情的。

在这样岌岌可危的局面下，亨利把诺福克公爵派去了北方。然而，当他抵达叛军的势力范围时，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他的8000兵马仅仅是对手的五分之一，况且叛军已经控制了约克和庞蒂弗拉克特城堡。此外，在其他地方，一些大的游行队伍也宣布支持阿斯克的叛军。于是，当诺福克在唐卡斯特与什鲁斯伯里郡伯爵会合后，暂时的妥协似乎是唯一明智的选择，况且他们还可以选择两面三刀和随手毁约。于是，在第一次拒绝了朝圣者们的请愿书之后，国王终于指示诺福克接受请愿。公爵正式通知叛军，他准备和他们的两位代表罗伯特·鲍斯爵士以及拉尔夫·埃勒卡尔爵士前往伦敦，共同商议请愿书里的内容，条件是暂时停战。然而，这是一份来自一个从来都不曾保持诚实的谈判者的承诺。几乎就在他完成谈判之后，诺福克便给亨利写信，表示自己完全理解圣意。“我愿意，”他写道，“不遵守我许下的承诺，并且不会因此感到有损名誉。”

当然，实际上，亨利既不仁慈，也绝不会妥协，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名誉”受到质疑的时候。尽管叛军的代表在抵达伦敦后受到了长达两周的热情款待，但国王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拖延来使北方冬天的严寒冻结叛军的激情与信心。于是，12月初，阿斯克被告知，他的要求将会得到满足，国王还向他保证，诺福克将会亲自前往北方处理细节问题。亨利甚至同意他们可以组建一个自由议会。然而与此同时，克伦威尔却写信给拉尔夫·埃弗斯爵士，表示“此事应当严加惩处，以儆效尤，让全世界都议论此事”。于是作为这场骗局的一部分，阿斯克获得了正式赦免，并被邀请在圣诞节期间成为国王的座上宾。实际上，在经过一番愉快的寒暄和欢乐的玩乐之后，他又被送回唐卡斯特，并得到了一件御赐的猩红色夹克——很快，这个颜色将被证明是非常恰当的。

实际上，当阿斯克返回约克，眼前的景象令他全然错愕。他并没有像英雄凯旋一般获得欢呼，反倒是所有人都悒悒不乐，对他充满戒心。作为叛乱的起点的国王专员们仍十分活跃，而其他起义者也没有得到任何赦免。于是在恐慌之中，阿斯克给国王写信，请求他履行承诺，然后自己着手平息人们的不满。然而，阿斯克这两方面的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首先，另一场起义在东雷丁爆发，首领是粗心大意的煽动者弗朗西斯·比戈德爵士。更糟糕的是，这场带有明显阶级色彩的新运动彻底割裂了乡绅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联结，而正如阿斯克深知，这种割裂必将带来灾难。随后，威斯特摩兰和坎伯兰也进一步陷入混乱之中，原本的“朝圣者”，现在却错误地成了被问责的一方，这场运动即将自行毁灭。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叛乱者和那些社会地位更高的人士之间的隔离，为国王提供了一个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完美机会，而这也将恢复他受伤的自豪感，并且重新将自己确立为一个强大的“铁腕”统治者。现在的亨利可以并且趾高气扬地完成报复，而他对诺福克公爵的进一步指示也清晰地表现了这一点：

在你收兵之前，务必要在这次叛乱涉及的每一座城镇、村庄和聚落清剿叛匪，把他们的尸首大卸八块，然后把他们的脑袋和尸块挂到显眼之处，以示警诫，避免日后再有刁民效仿他们的行为。

结果，诺福克不费吹灰之力便击溃了已经人心涣散的叛军。随后他便展开血腥镇压，总共有178名叛乱分子被处死。罗伯特·康斯泰布尔爵士是最先被带走的叛军领导人之一，他于6月被判死刑。他最终在自己曾短暂指挥过皇家驻军的赫尔城被处决，尸首被悬挂在贝弗利大门之上。不久之后，负责处理此事的诺福克幸灾乐祸地说，罗伯特爵士“现在占据了这座城的制高点，身上还挂着链子……我估计他的骨头能在这儿据守100年。”而在一个月后的一个集市日上，阿斯克也在约克领受了同样的命运。而达西勋爵、赫西勋爵、托马斯·珀西爵士、约翰·布尔默爵士及其妻子也都被处以极刑——布尔默爵士夫人被活活烧死。在坎伯兰，一些被处决者的妻子和母亲把她们至亲的尸体从公开示众的绞刑台上移走。当亨利得知此事后，他责令这些妇女也要为她们的无礼行径接受惩罚。

注释

[1] 马刑（Hanged, drawn and quartered）是中世纪英国十分流行的一种死刑方式。受刑者首先被拖在马后面（drawn），颠簸着穿过大街小巷示众；然后被挂到绞架上吊一次再放下来（hanged），接着被阉割、取出内脏；最后，受刑者的身体会被剁成四块（quartered），脑袋则被穿到长竿上挂起来示众。

[2] 即安妮·博林。南（Nan）是安妮（Anne）的变体，布伦（Bullen）是博林（Boleyn）家族姓氏最开始的写法，后来法国化成了“博林”。

12 攀龙附凤，终得报应

他让多少无能之辈鸡犬升天，就让多少人在一念之间从云端跌落。他让多少人在外替他采花酿蜜，就有多少人在收获的季节被烧死在蜂房里。他究竟有多少个妻子，在一念之间被弃若敝屣？

——沃尔特·罗利爵士，《世界之历史》

1536年1月7日，长期饱受折磨的阿拉贡的凯瑟琳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同时开启了对亨利个人和他的政治生涯都意义重大的一年。在沃尔西倒台的最初一段时间，凯瑟琳每天还会随丈夫一同出宫狩猎。但到了1531年，即便是最基本的礼仪也会让亨利感到厌烦。他和凯瑟琳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这年的7月，某天的黎明时分，亨利正准备骑马从温莎出发，前往伍德斯托克，在安妮的陪同下跟随猎犬出猎。他粗暴地赶走了妻子的信使。“告诉王后，”他大喊道，“我不想跟她道别。”然后，在最终离婚之后，国王便断绝了跟前妻的一切联系。为了准备安妮的加冕典礼，凯瑟琳的徽记被从皇家游艇上剥了下来。威斯敏斯特大礼堂石门上的徽记同样不能幸免——这些东西现在变成了背叛王权的讽刺记号。到1534年5月，前英国王后“常常生病”，并且已经被遣送到了位于亨廷顿郡偏远的沼泽地带中的金伯顿城堡，受爱德华·贝丁菲尔德爵士和爱德华·张伯伦爵士的监视。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她失去了安逸自由的生活，最后一段时光处在相对贫困的状态，还因为怕被人下毒而亲自做饭。而当她终于从尘世的纷扰中解脱出来，她的遗体很快便被草草下葬。

17世纪时为亨利立传的传记作家切尔伯里的赫伯特勋爵声称，在读到凯瑟琳的最后一封信时，国王哭了，而信里写的是“在万物之中，我的双眸最渴望你”。但即便他真的流了眼泪，也很快就干了。把凯瑟琳的死讯带给亨利的是查普伊斯，这位大使对他的反应感到震惊，因为国王脸上没有丝毫的悲伤，反而是难以抑制的喜悦。“上帝保佑我们不必再承担战争爆发的风险了。”亨利欢呼道，然后很快便仿佛吹响胜利号角一般，大张旗鼓地护送伊丽莎白公主参加弥撒。这还不是国王冷血无情的全部总和，凯瑟琳遗留下来的一点点财产，也被国王完全合法地吃干抹净，而这自然也要感谢理查德·里奇爵士在法律专业领域的杰出技艺。这位前王后的礼服未能如她所愿捐献给她最喜爱的方济各修道院，国王命令在让他看到“礼服和皮草的模样之前”，禁止她遗留下来的衣物和财产进行任何形式的捐赠。国王还下令不可以让她在圣保罗安眠，因为那将会花费“不必要和不必需”的钱，并最终让她葬在了彼得伯勒大教堂。

不过，这仍是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时代。譬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跟安妮·博林结婚，亨利王室的稳定性并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每况愈下。1533年9月，伊丽莎白降生了，然而安妮并没有再为亨利带来其他继承人。这样一来，倘若在亨利看来至关重要的儿子始终不曾到来，而他自己又突然暴毙，那么他就会留下一个具有很大争议的继承难题。同样讽刺的是，就在凯瑟琳去世后17天，亨利差点让这一隐忧成真。在一场纪念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的骑马比武大赛上，国王从马上重重地摔了下来，昏迷了两个多小时。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查尔斯·赖奥斯利在自己的编年史里不够真诚地记下了“国王并没有受伤”，但他还是写了安妮王后在听说国王坠马之后“吓了一跳”，并且被“送上了床，过早地生下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婴”后来被天主教鼓吹者尼古拉斯·桑德形容成“更像是一个肉球”，同时也对王后的生存前景造成了最为严重的打击。亨利后来认为，“这是上帝在惩罚他，因为他被一个女人用巫术哄骗，结了婚”。而在短暂地避而不见之后，亨利最终来到安妮床前，严厉地对她说，他认为上帝不会赐给他们一个儿子了。然而这一次，亨利也找不到《圣经》里有相关内容可以为自己辩解，因此他只剩一条路可走。于是，当她的敌人托马斯·莫尔去世还不到一年，安妮自己也会在刽子手的阴影下殒命。

以后见之明来看，安妮在亨利心中的地位始终都不曾稳固。她的地位基本上都建立在激情和生育之上，而当她无法生出男孩，她的命运便岌岌可危了。实际上，正是她身上那些让她作为情人激动人心的特质，令她在身为人妻时只能带来无穷无尽的恼火。她曾经毫不费力地扮演了一个完美的悍妇，但这已经是她的全部能力了。但亨利却是一个全然传统的丈夫，他只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全然服从。克伦威尔似乎也在安妮的倒台过程中推波助澜。1535年6月，他告诉查普伊斯，王后对国王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她傲慢、虚荣、容易激动，好与人争论并且总要获胜。更重要的是，她有时还公开表现出这些缺点。当亨利指责她需要为处决莫尔、费舍尔，以及王国目前出现的麻烦负有责任时，她却表示如果没有她，他根本不可能完成宗教改革，是她成就了他，让他成为基督教世界最富有的国王。因而毫不奇怪，随着1535年6月安妮失去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威尼斯大使便报告说亨利对她的厌恶“已经达到了极点”。

对于任何外部观察者而言，亨利的宫廷已经与20年前伊拉斯谟热情的描述完全不同了。实际上，它仿佛成了一个充斥着各种丑闻和流言蜚语的巨大陈列室，建立在流沙般动荡的地基之上。比如克伦威尔曾经是安妮·博林的亲密盟友，然而此时他已经做好准备，只需亨利一声令下，他便可以将她毁掉。此外，王后在这几个月里的活动也给他的任务降低了难度，因为亨利·诺里斯（国王的密友）以及马克·斯米顿（王后的音乐家）现在已经沉溺于王后的危险游戏当中。比起其他人，亨利·诺里斯本该更加谨慎。多年来，他一直是国王最信任的伙伴，一个可以随时进入国王卧室的大臣。然而，他却被王后玩弄于股掌之中，愚蠢地燃起了情感之火，误以为如果国王有个三长两短，安妮就会投向他的怀抱。类似的言论为克伦威尔和诺福克领导的特别委员会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亨利在4月24日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要求他们寻找对安妮不利的证据，把她送上断头台。到这个时候，国王那自私自利的良心自然很容易再度发挥作用，认定自己是“被巫术和符咒诱骗，被迫进入第二段婚姻”。克伦威尔也很轻松地说服了他的主人，安妮的哥哥罗奇福德子爵才是那个流产的孩子的父亲。

曾把自己的外甥女当成礼物献给亨利的诺福克，此时主持了对她的审判。尽管她出色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但她的结局只能有一个。诺福克以冷漠的态度，当庭宣判了她的死刑判决。据说：

安妮怀着对国王的恶意，屈从于自己腐朽脆弱的肉欲，她以不雅的语言、恩惠和其他技艺，做出了叛国的行径……

国王身边最熟悉的仆人侍女，都成了她的奸夫与妃嫔。而他们中的几个人，在最卑鄙、最堕落的引诱下，甘愿受她驱使。

尽管在国王看来，所有的罪责都要归王后一人，但实际的判决却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只有斯米顿一人，在被人用刑具反复拉扯舌头后认了罪，而且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其他人有罪，但克伦威尔还是分别拜访了他们，试图引诱他们坦白自己的罪行。无论如何，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与正当的法律程序并无关系。另外一名被告威廉·布里尔顿（William Brereton）的命运格外悲惨。也许只是因为忌惮他在北威尔士和柴郡的影响力，希望他不要妨碍自己，克伦威尔就对他动了手，正如同时代的观察者卡文迪许认为的那样，布里尔顿之死毫无疑问“是可耻的，仅仅是因为旧日怨恨”。

与此同时，在5月18日，安妮最终为自己的不检点付出了代价。诺福克一如既往恭敬地询问国王应该将她斩首还是活活烧死，而“看在上帝恩典的分上”，亨利决定用利刃把她送走。为此国王还特意从加来找来一位专业的刽子手，而这个刽子手从高卢人的角度考虑，认为斧子不适合他的发挥，因此决定用一把双手剑来斩首王后。结果，据说安妮最后死得很“激烈”，而非安详。尽管依旧端庄高贵，但她还是表现出了自己独有的倔强。

在这次行刑发生之前，国王的专业仆人们已经替他完美善后。在安妮因通奸罪被判死刑两天后，克兰默便主持了一个宗教法庭，该法庭认定她尚未婚配，尽管在3年前，正是克兰默本人欣然批准了她的婚姻。不过此时，法庭掌握了新的证据，这些证据从未被披露，但很可能与亨利和玛丽·博林的早期关系相关，从而令安妮的婚姻被判无效。而在得知克兰默的判决后，亨利立即表示自己对这个结论十分满意，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单身，所以也就没有违反第七条戒律
[1] 。实际上，国王对自己良心的把握就是这么游刃有余，在此事结束后不久，他便开始对姐姐玛格丽特的罪恶生活进行规劝，提醒她“最初在伊甸园，便有婚姻不可分割的神圣律法”，进而敦促她“不要冒犯神明，招致不可避免的诅咒”。

尽管坎特伯雷大主教担心国王会在处决自己的妻子之后“背负起沉重的精神负担”，然而亨利从安妮被判刑起便一直十分愉快。在他的妻子等待登上断头台的同时，他举行了一系列河边选美活动，还以安妮为主角写了一部悲剧，在卡莱尔主教面前表演取乐。此外，在安妮被处决前一天，他还派人给简·西摩（Jane Seymour）送信，告诉她在3点钟的时候会有好消息，而他将在那之后不久跟她共进晚餐。第二天他就和简订婚，并在一周内完婚。据说，他在6个月之前，就已经给他的新妻子“吃了定心丸”。

尽管亨利第三任妻子来自一个籍籍无名的普通贵族家庭，但西摩一族却子嗣繁多，尤其是在男性后代方面，这在亨利选定新娘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至于简本人，她当时大约25岁，相貌平平，面色苍白、羞怯而谨慎，用国王的话来说，“安安静静”，在经历了漫长的婚姻劫难之后，这本身也是一种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在短暂担任王后期间，简似乎有意塑造了一个羞怯、谦逊的女性形象，几乎被自己的高贵地位压得喘不过气。讽刺的是，安妮的座右铭是“做最幸福的女人”，而简则是“夫唱妇随、举案齐眉”，这绝非巧合。她唯一的优先事项似乎就是怀孕，她也在1537年的三一主日时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当她怀上孩子的消息传遍全国时，她的丈夫也再次陷入青春期般的狂喜和对她的宠爱当中。

1537年10月12日凌晨2点，经过两天三夜的痛苦分娩，未来的爱德华六世终于在汉普顿宫降生。尽管全程都有皇家医生看护，但真正与产科相关的医生却都是实践经验有限的杰出学者，因此他们很可能未能仔细检查她的胞衣是否完全排出。奇怪的是，在当时，一个身份地位更加低下的女人，在自己的朋友和亲戚的陪伴下，可能都会得到比这位全国最为尊贵的女人更好的待遇。

尽管如此，新生命降生的消息还是证明，神的旨意已经与英国教会的新领袖即英国国王紧密相连。因此，伦敦大大小小的教堂响起了胜利的钟声，窗外悬挂着花环，伦敦塔军火库里的2000门礼炮一同鸣响。整个下午、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伦敦拥挤的街道上堆满了大桶小桶的葡萄酒和啤酒，穷人们只要“签个名字就可以随便喝”。甚至是杀人犯或普通的扒手也有理由弹冠相庆，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次全面大赦即将到来。“我们对王子降生的渴望可谓是日思夜想，”牧师休·拉蒂默表示，“以至于人们如此欢呼雀跃，施洗约翰降生时也不过如此。”

然而，在生下她丈夫唯一的合法儿子不到两周，简·西摩苍白的尸体便躺在了汉普顿宫的前厅，身穿一袭金色的薄纱长袍，头戴王冠，满身珠宝。10月15日，她参加了精心准备的婴儿洗礼仪式，在公众面前端坐了整整5个小时，而在那之后8天，她便开始饱受谵妄和高烧的折磨。不久后，她经历了所谓的“自然松弛”，即产后发热导致的大出血。她病得如此严重，让本打算前往伊舍打猎的国王也不得不在汉普顿宫逗留了一天，尽管他还是决定在第二天继续自己的行程，因为按照诺福克公爵的说法，“他找不到耽搁的理由”。然而这一次，命运却注定要戏耍他一番，让他既无法享受自己最喜欢的消遣，同时还要失去爱妻。就在他重新计划动身的那天清晨，简在她的听告解神父面前大声尖叫，接受了临终圣礼。

尽管始终自私自利，但第三任妻子的离世还是让亨利悲痛万分。尽管她的珠宝首饰和聘礼很快就被赎回，但亨利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唯一合法儿子的母亲。在1539年和1543年，他曾两次故地重游，前往萨维尔纳克森林中狭小的中世纪庄园乌尔法尔，约翰·西摩爵士曾在这里为女儿举行订婚宴会。而在遗嘱中，亨利也命令“将我挚爱的简王后的遗体”放进他的陵寝当中。

然而，在悲伤当中，这位付出极大代价才得以降生的王子，其福祉却阴云重重。为保护他而制定的法令，在序言部分便颇值得关注，里面提到“上帝有魔鬼与之为敌，基督有敌基督者与之为敌”，所以尽管王子清白无瑕，但总会有人因“自身的狼子野心”而危及他的人身安全。而实际上，整个国家此时充斥着流言蜚语，因而这种谨慎不无道理。譬如克伦威尔无所不在的间谍系统中最卑微的一部分曾报告说，在塔山的贝尔小酒馆里，有人在喝酒时公然抱怨不满，一个水手似乎重复念叨着一个预言，即王子肯定会和他老爸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杀人犯，他还补充说：“这孩子当谋杀犯真是天生的，因为他一出生就弄死了自己老妈。”而在其他地方，通过审讯，一个叫理查德·盖西的人承认自己在牛津的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的厨房里跟别人说了他从奥斯蒙德，“佩克沃特小酒馆里的一个人”那里听到的消息，说“伦敦发现了一个蜡做的人偶，有一把刀刺穿了它的头还是心脏，那人偶代表的是王子，而他也会以这样的方式死掉”。

不过，如果说国内方面的威胁主要来自酒后的胡说八道，那么来自国外的威胁就完全不同了。实际上，在整个16世纪30年代，英国的外交策略已经从沃尔西时代激进的冒险主义，转向了一种谨慎、保守，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寻求安全的状态。毕竟，跟罗马教廷的决裂，让亨利成为欧洲仲裁者的希望也完全破灭。现在的他反而与欧洲主要的天主教国家断绝了关系，此前他原本希望通过操纵这些国家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现在却在欧洲强权政治的变幻莫测下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最重要的是，现在他和查理五世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挽回，后者也成为他现在的主要威胁。此时的他最担心的是欧洲的和平局面可能会让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结成同盟，这足以给他的国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他唯一的希望是和德国路德宗那些鱼龙混杂的小邦国形成微不足道的联盟，后者和英国一样，也正在绝望地四处寻找能够保证自身安全的盟友。

然而，在接下来的3年多时间里，英国和德国路德宗方面的谈判一直没能取得进展。“国王，”克伦威尔说，“认为自己是全欧洲最有学问的国王，他认为自己决不能屈从于他们，而应该让他们服从他自己。”而在亨利忧心忡忡地为自己的“上帝之纯正话语”向他的德国“盟友”申辩的同时，他还在继续坚定不移地向法兰西国王保证，自己从没有违背任何天主教的信仰和惯例，也从不曾否认教皇。而就在英国人和德国神学家们为新教的真正道路吵得不可开交的同时，弗朗索瓦与查理之间取得和解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他们之间的第3次战争开始于1536年，而在帝国军队向马赛挺进后，战争似乎渐渐偃旗息鼓。到1537年11月，这两位老对手达成了一份为期3个月的停战协议，这似乎预示着他们之间的和平即将达成。

由于没有其他更具想象力的选择，亨利不得不再次选择通过联姻来结盟这条令人疲惫的老路。他最开始的尝试，是向查理五世提出自己可以与米兰女大公克里斯蒂娜成婚。她是一个16岁的处女寡妇，被描述为“身材高挑、才貌双全、说话温和、面容和善”。当这次提议很快触礁后，亨利又勇敢地向他的宿敌弗朗索瓦派去了大使。难道不可以把一些法国美人送到加来之类的地方，让准新郎亲自去挑选吗？然而，当反对意见称法国美人不能像新鲜马肉一样被运来送去后，亨利也拒绝了派遣可信赖的特使替他挑选的提议。“上帝保佑，”他说，“我信不过别人，除了我自己。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只有让我亲眼见到她们，我才能做出决定。”

当英国国王再次陷入漫无目的的挣扎时，国外发生的事情再次让他措手不及。1538年6月，在教皇的调解下，查理和弗朗索瓦在尼斯达成了为期10年的停战协议；同年7月，两位国王在艾格莫尔特会面，进一步证实他们已经达成和解。在那里，他们交换了金羊毛和圣米迦勒勋章，并互赠了代表友谊的礼物。更令人担忧的是，两位国王商定，将在国内外对异端势力进行打击。而在12月，保罗三世终于针对英国国王在1535年的行为，起草了将其驱逐出教会的诏令。除此之外，他还建议建立一个由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和苏格兰组成的联盟，共同针对异端的英国。正如一位英国观察者从尼斯发回来的报告所说：“皇帝、法国国王和罗马主教聚在一起，假装联合了全世界。”

然而，随着战争的威胁逐步逼近，亨利的反应却是将自己的担忧转向“国内的叛乱”，而这对于那些不加掩饰的潜在谋反者显然是个坏消息。两个至少在亨利的半妄想状态下最有可能煽动叛乱的候选人，分别是埃克塞特侯爵亨利·库特内和蒙塔古勋爵亨利·波尔——“白玫瑰”上的主要“利刺”，然而实际上，“白玫瑰”本身早已枯萎许久了。当然不可否认，库特内是亨利的表亲，即爱德华四世女儿的后裔，在西部拥有大量地产，被一些人视为王位的潜在争夺者。实际上，在1531年，当国王的离婚案激起民愤时，他的一个仆人就曾对王室间谍大肆宣扬：“我家主人一定会夺回王冠。”尽管库特内本人早已与亨利冰释前嫌，但他的妻子曾和凯瑟琳王后交往甚密，还和肯特圣女颇有渊源，因此亨利早已警告过侯爵和他的朋友们，“不要轻举妄动、误入歧途，让脑袋搬家”。与此同时，蒙塔古勋爵的兄弟雷金纳德在欧洲大陆的活动则让他面临威胁。实际上，雷金纳德·波尔跟教皇的关系让他渐渐远离了国王，最终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叛国鸿沟。如果说他离开英国并定居罗马，已经引发了王室的不满，那么1536年他所发表的宣扬教会团结并谴责英国政府罪行的宣言，以及同年升任红衣主教，与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暗通款曲等行为，必然引发亨利的致命敌意。

然而实际上，库特内和蒙塔古其实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谋反行为。尽管他们都对雷金纳德·波尔的观点表示赞同，但他们同时也对他的行为感到遗憾，并且非常正确地意识到“为了报复雷金纳德，国王会杀掉我们所有人”。蒙塔古勋爵和他的母亲索尔兹伯里女伯爵始终保持顺从，并时刻准备着在议会的命令下给他们家的害群之马写信，谴责他的叛国行径。

尽管如此，只要觉得合适，亨利就会用一缕青烟引起一场森林大火，更何况旁边还有克伦威尔帮忙扇风。这个牵强的借口是杰弗里·波尔爵士提供的，此人为人软弱且反复无常，他的豪言壮语经常无法与行动本身相匹配。他曾一度打算给阿拉贡的凯瑟琳做间谍，还在查普伊斯面前讨论皇帝武力干涉离婚案的可能性。随后，到求恩巡礼的时候，他曾和诺福克一起滞留在唐卡斯特。当时他在私下表示一旦爆发战争，他就会逃走。当然，这些不过是潮湿的树叶，绝非干爽的柴火，但也足够让他和他的家人难以应付。

因此，在8月时，杰弗里爵士被捕了，他立刻哀号连连。由于不断接受审查并担心自己会遭受酷刑折磨，他对自己的亲戚们私下说的一切都供认不讳。库特内似乎宣称“一帮无赖架空了国王”，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够“把他们统统打倒”。更糟糕的是，蒙塔古勋爵曾说“如果红衣主教能有一个好主子，他也能成为一个好人”。然而，最危险也最具攻击性的言论，来自国王的儿时好友爱德华·内维尔爵士，他认为“国王是野兽，而且比野兽还野兽”。

在那些言论会被认为是危险的叛国武器的日子，不当话语但凡被一个人听见，国王就会迅速而彻底地予以清剿。在这次审判中，实际的证人只有杰弗里·波尔爵士一个，但女侯爵、蒙塔古和内维尔还是被判有罪，并将根据言论叛国罪被处决。同样将被砍头的还有尼古拉斯·卡鲁爵士，在愤怒地回应了国王在一场保龄球比赛后的侮辱性言论后，他现在已经彻底失宠。绝非巧合的是，卡鲁在自己位于萨里的地产内开发了一片广阔的狩猎地，亨利正对此垂涎三尺。而到合适的时间，埃克塞特女侯爵格特鲁德和她12岁的小儿子爱德华·库特内会被关进伦敦塔，而蒙塔古勋爵的小儿子也会被逮捕，并在某个未被记录的时间被处死。最卑鄙的也许是亨利对“年老体弱的”索尔兹伯里女伯爵的处置，这位他曾经“对其尊敬不亚于他的母亲”的老妇人，因“明显煽动叛乱的行为”被囚禁了两年，然后处死。1541年，一个伦敦人写信给他的一个德国熟人，表示：“除了红衣主教的儿子和埃克塞特侯爵的儿子，我听说王室成员无一幸免。剩下的这两个都是孩子，也被关了起来，都被定了罪。”

实际上，所谓的“埃克塞特阴谋”并没有证明国王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反而证明了他在国内的绝对统治力量。当然，国王的表兄弟埃克塞特侯爵的潜在威胁也绝非捕风捉影。如果教皇真的对亨利发动征讨，那么德文郡和康沃尔郡很可能与其里应外合。此外，内维尔家族在肯特郡富甲一方，波尔家族在汉普顿郡和苏塞克斯郡同样拥有很大的势力。况且亨利已过不惑之年，按照当时的标准已经算是步入晚年了。因此，埃克塞特的威胁绝不能以当时的状态来衡量。但这种潜在威胁和对未来的恐惧，却导致国家过早地走上了暴政的滑坡。至于克伦威尔，他的间谍网络、叛国立法，加上政治手腕和对机会的把握被证明均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样一来，一个尚不足虑的潜在威胁就被连锅端掉了。

但如果说这位首席秘书对牺牲品的选择总是眼光毒辣，那么他对于自己主人在女人品位方面的把握就显得有些迟钝了。在克伦威尔看来，亨利和克里维斯的安妮若能成婚，将会成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然而对于亨利来说，婚姻大事更关乎个人意义，他非常急切地想要知道这位女士的相貌如何。实际上，国王似乎对摆在自己面前的这些婚姻对象的身体特征怀有异常强烈的兴趣。比如他急于确认米兰的克里斯蒂娜是否是麻子脸，而他对玛丽·德盖斯（Marie de Guise）的看法，与其说是一位相亲者，倒不如说是畜牧业人士。他曾十分诚心地发问，这位女士是否拥有宽大的臀部，以便生育。总的来说，壮实的身材在国王考虑获得一位有价值的伴侣时一直都是特别重要的因素。“我是个大块头，”他曾经当众宣布，“所以我也得找个大块头女人。”

当然，亨利最终不得不接受了一个不称心的女人，而他随后便极力诋毁她，认为她是一个毫无审美品位的女人。不过克里维斯的安妮在多大程度上应该领受这样的诋毁，或者这些诋毁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她丈夫日渐衰弱的力量，这其实不难推测。诚然，尼古拉斯·沃顿曾发表过一份关于她并不讨人喜欢的报告，但亨利并未阅读。在这份报告中，他讲述了这位女士是在怎样严肃拘谨的环境下被抚养长大，以及她除了自己的母语以外，什么语言都不会讲。他还指出，这位女士既不会唱歌跳舞，也不会吹拉弹唱，因为在德国人看来，这些都属于奇技淫巧，有辱她高贵的出身。在沃顿看来，她的优点只在于擅长女红，以及滴酒不沾。然而她的容貌并没有被详细讨论，这也就使得克伦威尔自然倾向于引用克里斯托弗·蒙特的评价，大胆地宣称“每个人都赞美这位女士的美丽，认为她美若天仙，身材也很出众”。

最终，亨利在1539年圣诞节后不久第一次与克里维斯的安妮见了面，然而几分钟后便起身离席，他当时的惊呼一直流传至今：“我为男人们对她的一切称赞感到羞愧。我觉得她不配。”尽管如此，至少在一开始，这桩婚事在外交层面还算合理。自1539年初以来，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一直关系密切，而作为于利希和贝尔格的继承人，以及格尔兰德的拥有者，克里维斯公爵的领地位于查理五世在尼德兰和德国的领土之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正是克伦威尔宣扬的这种“重要的战略意义”使亨利接受了“我必须承受这份苦难”。然而，对他来说令人难过，而对克伦威尔来说几乎意味着灾难的是，这种紧迫的外交意义，在1月6日由克兰默主持婚礼之时便已经荡然无存了。

克伦威尔对迎娶克里维斯的安妮之事负有绝对责任，这也彻底激怒了亨利。实际上，这桩婚事很快被证明是建立在错误的政治判断之上，其后果很快便被放大。1539年圣诞节期间，查理五世还在巴黎大吃大喝，跟克里维斯的安妮结婚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但到1540年2月，查理和弗朗索瓦却反目成仇。因为在征服了根特之后，查理拒绝履行自己的承诺，即允许法国国王的儿子奥尔良公爵入主米兰大公国。这样一来，亨利似乎又有机会和查理结盟，但他和克里维斯之间的联姻却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样一来，克伦威尔就把自己逼到了角落里，让自己同时暴露在自己主人的奇思妙想和敌人的阴谋诡计的双重威胁之下。此外，首席秘书现在的麻烦，并不在于他让亨利迎娶了克里维斯的安妮，而在于他无法像以前那样可以轻易地帮助国王宣布“婚姻无效”。实际上，这里的两难逻辑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一旦从与安妮的婚事中挣脱出来，亨利一定会迎娶自己的新梦中情人凯瑟琳·霍华德，而后者是克伦威尔的保守派对手诺福克公爵的侄女。一旦此事成行，克伦威尔一样会面临报复。

不过与此同时，国王这次的新妻子却表现得逆来顺受。当被要求放弃婚姻，转而成为丈夫的“至亲姐妹”时，她也欣然接受。这段婚事处理得如此波澜不惊，以至于亨利自己都有些良心不安。最终，由议会任命的特别委员会只用了两天就取消了这场“伪装的”婚姻，只要能保证获得丰厚的收入，安妮就会像中了彩票一样愉快。一个月后，法国大使马利亚克捕捉到了她的反应：“克里维斯夫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光焕发，她穿着各式各样的华丽衣服，整天沉浸在各种运动和娱乐中打发时光。”然而，在法国大使观察到这些的时候，那个替安妮买到这张中奖彩票的大臣却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脑袋，尸身也早已凉透。

1540年4月，克伦威尔的权力达到了巅峰。这个月的第14天，他被封为艾克塞斯伯爵和英国的宫务大臣，亨利还赐给他30个庄园，以表彰他的功绩。但是，即便亨利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得力干将即将陨落，克伦威尔也已经种下了毁掉自己的种子。实际上，让首席秘书付出如此惨痛代价的原因，仍在于他主人的三分钟热度。他总是让身边的人为自己追逐远在天边的目标，然而无论如何都无法让他满意。更糟糕的是，他会为这些身边人追逐他已经丧失兴趣的目标而责怪他们。除了与克里维斯的安妮联姻一事犯下了致命错误，克伦威尔的宗教改革政策其实早已超出了亨利的预期，然而他直到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

比如1536年通过宗教改革议会起草的宗教信仰《十条款》，似乎通过国王的“因信称义”得到了全力支持，传统的七圣礼也被削减到三项。尽管次年颁布的所谓《主教书》是为了安抚求恩巡礼的保守派行动，但这也暗示了英格兰在通往维滕贝格的道路上仍在进行努力。与此同时，克伦威尔作为主教总代理颁布法令，要求每一个教区的教堂都要拥有一本英文版的《圣经》，似乎毫无疑问地强调了亨利此时主持的改革教会是以《圣经》经文为基础的。事实上，即使是像休·拉蒂默和尼古拉斯·沙克斯顿这样直言不讳的改革派神职人员，似乎也毫不怀疑英国国王正在召唤他的人民走出黑暗，进入基督的奇妙之光。

但即便是克伦威尔，似乎也无法通过他主人的外在行为，来解读他内在的思想活动。因此，当1539年，代表着对前几年激进宗教改革态度反应极为保守的《六条法案》如晴天霹雳般降临在克伦威尔面前时，他的主张已经变得和自己的主人南辕北辙，而他一直以来相信的自己对主人思想的把握，现在仿佛也变成了海市蜃楼。实际上，仅仅是因为莫名其妙的自欺欺人和面对时局的疲惫不堪，亨利才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对新教改革进行阻挠。当然，尽管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在1535年10月推出的英语《圣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他的继承者，所谓的《马太圣经》（Matthew Bible）仍被安排存放在所有的教区教堂中，但自从14世纪起，英国的罗拉德教派异教徒就宣称他们不需要神职人员，因为他们可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母语理解“上帝神圣话语中的甘美”。英语《圣经》作为异端有如此悠长的历史传统，也就难免国王既不会也无法对此完全放任了。

但从亨利的角度来说，他最担心的大型宗教骚动，现在正在王国中隐隐酝酿。在当时最受欢迎的传道者中，最响亮、最暴力的罗拉德教派似乎正在和德国神学的碎片结合在一处。比如，一些激进分子认为牧师和教堂都是多余的，另一些人认为人们的财物应当共同处置。后来还有人宣称“弥撒、晨祷和晚祷都是毫无意义的无病呻吟”，唱诗表演更是“虚荣心作祟”。“向圣徒们祈祷，”一位观察者表示，“就像往一场暴风中扔石块一样毫无意义。”紧跟潮流的人也会嘲笑那些“愚蠢的”神职人员。他们后来被休·拉蒂默称为是“草莓传教士”，因为正如拉蒂默指出的，这些人的布道“就像草莓一样，一年来一次”。另一方面，旧式的牧师似乎纷纷陷入种种丑闻之中，而年轻人似乎开始在小酒馆里吸收《圣经》，而非麦芽啤酒。长舌妇们似乎也没有闲着。比如一位名叫玛格丽特·托夫茨的女人表示，她的女儿也可以在圣水中撒尿，并且保证跟牧师们的“料”一样好，从而在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因而，面对一场胎死腹中的婚事，加上扑面而来的宗教浪潮似乎和他的新娘一样令他反感，亨利八世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报复行动。因此，在6月10日，卫兵队长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闯入议会在威斯敏斯特开会的房间，以叛国罪逮捕了克伦威尔。作为回应，克伦威尔暴跳如雷，把自己的帽子摔在地上，并呼吁他的同事们一同证明他的忠诚。然而他的孤注一掷毫无用处，诺福克从他的脖子上掳走了圣乔治勋章，而索桑普顿则从他的膝盖上摘下了嘉德勋章。随后，他乘船被带往伦敦塔，接受自己亲手制定的法律的制裁。与此同时，直到国王的弓箭手出现在克伦威尔的府邸外，伦敦市民才得知这一消息。而在府邸之内，为国王搜刮盘子和钱财的人发现，克伦威尔私自占有的从教会侵吞的珠宝，总共价值7000英镑。

无须多言，克伦威尔随后对国王的呼天抢地也一样被完全忽视。7月3日，他以“可怜的奴隶”的身份给亨利这位“最仁慈的国王”写信，哀求说“我求饶，求饶，求饶”，但也无济于事。相反，此前一举掀翻托马斯·莫尔爵士的理查德·里奇爵士，现在却急切地告发自己这位慧眼识珠的贵人的叛国言论。与此同时，克伦威尔被禁止为自己辩护。在随后的审判中，他以《褫夺公权法令》被判死刑——并非因为他犯下的无数罪行，因为国王本人也牵涉其中，而是被诬告有意谋反这位他亲手帮助其成为暴君的主人。据说，克伦威尔对自己“位高权重十分骄傲”，而且尽管出身“十分卑微且低贱”，但他却经常过分夸耀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例如，在1540年初，当有人嘲笑他的出身时，有人指控他曾以威胁的口吻回应，“如果贵族大人们敢动他一根汗毛，他就会给他们上一道在英国从未有人做过的早餐，但最骄傲的人理应知道”。不出所料，他也被控为异端，表现在他鼓励“联合”和“集会”。但最可恶的是，据说他曾向一个不知名的第三方透露亨利和安妮·博林关系的秘密。克伦威尔绝望地想要让国王最近的这次婚姻成功，于是，他似乎笨拙地向克里维斯的安妮传授了国王的隐秘癖好，希望后者在床上能够好好发挥。最后的这项指控至关重要，因为国王正是因此才怒不可遏。

此外，不同于沃尔西，克伦威尔只是国王的仆从，而非他的朋友。诚然，没有人会像他这般努力工作，也没人能像他一样如此有效地执行王室的命令。而在这方面，也没人能像他这样，既大权在握，同时又获得伦敦城内英国商人和外国商人的认同。但无论对亨利有多重要，在本质上，他始终没有赢得亨利的信任。早在促成与克里维斯的安妮的婚事之前，就有传言说“国王每星期会训斥克伦威尔两次，有时还会敲打他的脑袋”，尽管克伦威尔总是能接受这样的训斥，“脸上挂着微笑，仿佛天下尽在掌握”。同样，1538年5月，亨利在法国大使面前形容自己的首席秘书“是一个好管家，但不适合干涉王国事务”。然而最重要的是，克伦威尔身上似乎总有一种卑鄙的气质，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社会出身，而这种气质也最终让他马失前蹄。因为亨利偶尔会被道德幻觉所折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得力助手自然有些不讨人喜欢。

归根结底，这位首席秘书不过是一条擅长趋炎附势的变色龙，而正因如此，亨利及其所创造的环境，才令他有机会大展拳脚，正如他也帮助亨利完全展现了自身那些不良潜质一样。因此，从非常现实的角度来说，这两个人的互相帮助，让彼此都成了怪物。但作为国王的首席补锅匠，克伦威尔最终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为了个人利益过于冷血的实用主义者。而在时不时观察到这一点之后，亨利似乎做出了决定，通过清除克伦威尔，他可以让自己得到净化。那么，考虑到国王多变的性情，克伦威尔的突然倒台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他的成功阶梯每向上迈出一步，崩塌的可能性便会大幅增加。

当然，在某些方面，这位帕特尼的私酒商之子是马基雅维利的“德性”（virtue）的典型代表。他能够审时度势，并且能够理解，有时候只有改变局势所依赖的基础，才能取得令人完美的解决方案。同样，他的残忍并非是狭义上的行为特征，而是对结果专注的表现。尽管如此，他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大师，能够全然将一切行为美化成合理，从而很适合在广泛的整体层面为某一个人鞍前马后。克伦威尔越是建功立业，国王就越相信自己全然正确，直到这个为帝国做嫁衣的人因自己的努力被自己建造之物抛弃。克伦威尔的政策彻底释放了亨利的自信，1536年，亨利宣称“上帝不仅将国王赐给人间，还赐给了他智慧、律法和其他最为丰盛的恩典，而这些正是国王将自己的事业引向光辉与荣耀所必需之物”。因此，克伦威尔实际上确实无视了托马斯·莫尔的建议。他教会狮子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且丧命于它的利爪之下。

总之，克伦威尔从定罪到被处决之间的6个星期很快过去了。由于亨利一心想要把克里维斯的安妮赶走，这位倒台的大臣还需要提供他最后的服务。为了榨干最后的一点用处，亨利就自己的婚姻向他提了14个问题，包括证实亨利对这桩婚事并不知情，而且它也从未真正完成。克伦威尔紧紧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圆满地提供了所有必要的细节，并再次希望求得国王的宽恕。结果，国王把他的求情书念了3遍，最后用断头台取代了绞刑架。

于是，1540年7月28日，克伦威尔先是被砍了一斧，而当时那位笨拙的刽子手还需要再砍两斧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在约翰·福克斯看来，“他非常耐心地承受着刑罚，而行刑者显然是个笨蛋，对自己的专业非常不在行”。当然，没过多久，亨利就开始哀叹克伦威尔悲惨的命运了。很快，他就宣称克伦威尔是他“有史以来最好的仆人”，并承认自己是以“非常轻率的理由”给他定了罪。尽管亨利显然无法察觉自己的专横残暴和这位仆人横死之间的必然联系，但在其他方面，他倒是正确的。克伦威尔是他的无价之宝，现在却被他轻易丢弃了。然而事实证明，国王很容易受到影响，只需要一次怒发冲冠，他就会扔掉自己的得力顾问。从此以后，他所能依赖的就只有一个病态而孱弱的决策来源——他自己的头脑。

从这一点上说，亨利无法取得更大的政治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自己。他对自己很多次失败和挫折的解释，都是时运不济或手下不忠。然而比如当他抱怨自己“总是运气不佳，无法遇到称心如意的妻子”时，他显然忽视了事情背后真正的原因。毕竟，在亨利身上，冲动与自我认知是强大的致幻剂，这种致幻剂非但没有为他打开知觉之门，反而把它牢牢锁死。即便他真的受困于厄运，那也只能怪他自己。毕竟，有谁会在干干净净地从克里维斯的安妮那里脱身之后，转身便投入著名皮条客诺福克公爵的侄女凯瑟琳·霍华德的怀抱呢？

实际上，亨利倒数第二位新娘的故事，既悲伤又简单。小时候，她被随意地安排在集体住处，由放荡不羁的侍女们抚养长大，其后果自然可想而知。一开始，她便对她的音乐导师亨利·曼诺克斯（Henry Mannox）产生了童稚的激情，而后者也没有拒绝她的天真。随后，到15岁时，她成了弗朗西斯·迪厄姆（Francis Dereham）的情妇，这段故事更为荒诞，后者把自己的钱财都交给凯瑟琳保管，并称她为“妻子”。而当两人的事情败露，迪厄姆不得不与凯瑟琳分别，选择去爱尔兰进行海盗活动。随后又有流言，称凯瑟琳与她的表亲托马斯·卡尔佩珀（Thomas Culpeper）也曾有不正当关系。

尽管有这些鲁莽行为，凯瑟琳在婚姻领域仍颇有价值。19岁时她被介绍到宫廷，随即引起了亨利的注意。据马利亚克所言，虽然并非国色天香，但凯瑟琳长着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为人和蔼可亲。最重要的是，她的头脑仍然天真而简单，这将导致两个重要后果：首先，她很容易为自己吸引到男人的青睐；其次，她无法掩饰自己对英国国王迅速衰老和越发无能的身体状况的不满。

小小的礼物和漫不经心的爱抚似乎总是能轻易打开凯瑟琳的心防，于是在亨利与克里维斯的安妮解除婚姻关系后的第16天，她便和亨利结了婚。然而，这位新王后很快就会发现，女人想要隐瞒自己的情史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每个壁龛和门廊处都有人在监视并传递流言的都铎王朝。于是，凯瑟琳以前的伙伴现在都如飞蛾扑火一般来到她身边，曼诺克斯、迪厄姆、卡尔佩珀和她的前侍女布尔默夫人（她曾在凯瑟琳和迪厄姆的关系中扮演中间人）全都在宫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同时，春风得意的凯瑟琳又开始涉足新的不当关系，这次协助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安妮·博林的兄弟，因涉嫌与前王后乱伦而被处决的罗奇福德子爵的遗孀罗奇福德夫人。这位女士正急于向国王复仇，即便这会以牺牲新王后的生命为代价。而作为霍华德家族的成员，凯瑟琳自己也有不少敌人，这些人同样蠢蠢欲动。

1541年的万灵节弥撒上，克兰默告诉亨利，他的“无刺玫瑰”在结婚之前，过着“最放荡”“最不堪”的生活。后来，据说当可以证实她与表亲卡尔佩珀通奸的亲密书信摆在亨利面前时，他被气得歇斯底里。他痛哭流涕，甚至在有克兰默和其他顾问在场的情况下呕吐在桌子上。然后他要了一把剑，声称要手刃凯瑟琳和卡尔佩珀，以及他自己，并威胁说他邪恶的妻子“从不会像做那些应该让她下地狱的行为时那样兴奋”。

与此同时，凯瑟琳也从一种疯狂变为另外一种。当克兰默被派去质问她时，她先是矢口否认，接着对自己婚前的浪荡行为做了充分的忏悔，并表示自己并没有对亨利有过任何不忠。然而，在可以选择承认她曾与弗朗西斯·迪厄姆曾签过一份协议，表明两人婚姻已经失效之时，凯瑟琳却不明智地予以否认，这让她错过了拯救自己的最好机会。随后，当人们发现她给卡尔佩珀写信，声称只要能摆脱亨利，她就会嫁给他的时候，凯瑟琳的命运显然已经板上钉钉。在一个口头表示国王该死都会被判处叛国罪的年代，她将招致的惩罚显而易见。

尽管迪厄姆和卡尔佩珀都否认自己在凯瑟琳婚后仍与她有瓜葛，但两人还是被判死刑。与此同时，诺福克公爵夫人和霍华德家族的一些人，也因为隐瞒了凯瑟琳的过去而被以知情不报的罪过论处。卡尔佩珀因其出身被送上断头台，而曼诺克斯和迪厄姆则被判处马刑，受尽折磨而死。

显然，这一任王后和罗奇福德夫人也将步他们的后尘。就凯瑟琳而言，面临死亡的她几乎是完全克制的，这对于这样一个头脑天真的年轻人而言尤其难得。1542年2月，在被处决前夜，她不希望自己在断头台上表现得不体面，于是要求拿一块木头来练习，以确认该以怎样的方式把头靠在上面。而在第二天，罗奇福德夫人也会在同一个断头台上引颈就戮，而那个断头台上曾经沾满了她已故丈夫的鲜血。而在这次皇家审判尘埃落定后不久，诺福克公爵致信国王，对他的遭遇表示遗憾。他痛骂自己“无礼”的继母、“不争气”的哥哥、“淫荡”的姐妹，以及“极其恶心”的侄女。他没有替他们辩护，只是忙着撇清关系。

从国王自己的角度来说，凯瑟琳的放荡情史再次让他沦为笑柄。从这场婚姻中脱身，令他筋疲力尽。实际上，从简·西摩去世，亨利自己也开始走下坡路了。16世纪英国迎来了人口的迅速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在统治末期，亨利的臣民至少有一半不到18岁。这只会让国王的情绪越发阴郁，意识到自己的灯枯油尽。毕竟，宫廷里现在到处都是年轻人，他们充满激情、活力、欢乐，热衷于狩猎和征服的荣光。同时，孕育新生命也仿佛唾手可得。这足以挫伤任何一个老朽之躯的精神。但更令亨利感到郁闷的是，他再次感受到了那句老话的全部力量，那就是婚姻无异于坟墓。

注释

[1] 即不可奸淫。

13 固执己见

我们正在与法国和苏格兰交战，与罗马教皇为敌……我们的战争对于整个王国以及通过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与我们互通有无的商人来说都很麻烦……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性与学识都占不到上风，契约也得不到重视的世界。

——斯蒂芬·加德纳致信威廉·佩吉爵士（1545.11）

对于亨利八世而言，在行将就木之年，困扰他的与其说是婚姻上的纷乱，倒不如说是时间的流逝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对于都铎王朝中期的英国人而言，无论贫穷还是富贵，衰老与病痛都将在某一时刻到他们面前跳起胜利之舞。而具体到亨利身上，从1541年3月起，溃烂的大腿一度把他带到了坟墓边缘，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实际上，在他的医疗记录中，一直存在着感冒、头痛、腹痛、身体发抖、水性排泄、高烧以及“病态斑疹”。尽管这种疾病状态的具体原因尚不可知，但它的影响，或是它给国王内心造成的困扰都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他对于在两年时间内夺走了他6位顾问的大瘟疫的担忧是有据可查的。例如，1540年秋天，在首都每周都会有300名市民丧命的情况下，亨利躲在温莎，同时下令把所有病患都逐出城外，这样一来，很多人被强行拖下病床，最终死在城外的荒野当中。同样，国王的笔记比任何时候都要多，表明他正在刻苦研究各类疾病，不光是他自己身上的。例如，他似乎为一系列疾病制定了治疗方案，包括疝气、睾丸肿瘤、结石、肺气肿、皮癣、湿疹、鸡眼、红眼病、牙痛和痔疮。他研制了各种药膏，主要成分包括玫瑰和金银花泡的水、白葡萄酒、小牛骨髓和磨碎的珍珠，这些药膏也被他用于其他一系列疾病。总而言之，亨利已经越发意识到“时光飞逝”的明显迹象，当他不断焦虑地思考自己以及身边人短暂的生命时，他的王国就变成了一个老人实践自己炽热梦想的临终关怀之所。

比如，此时此刻，在婚姻的修罗场中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已经不再是一个迫切的需求，同时也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亨利开始考虑在另一个领域证明自己的勇气。当然，到了这个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法兰西国王也同样都受困于衰老和病痛。查理五世的身体毁于夜夜笙歌以及伴随而来的腌鳗鱼、活牡蛎、西班牙香肠和德国啤酒，现在的他饱受痛风折磨，如同一只老乌龟般背负着一个庞大的帝国。而在这样的时刻，当他背负着一身伤痛，拄着拐棍在宫廷上蹒跚移动时，他同样对自己昔日冲锋陷阵、策马奔腾的身影充满怀念。与此同时，他的法国同行现在深受尿道狭窄之苦，这是一种可能是由于淋病引起的，被帝国大使称为“下身肿胀”的疾病。法国国王现在只会骂人，而由于牙齿已经溃烂，现在他一张嘴，便会呈现出一张红肿夸张、有如漫画般的面孔。尽管如此，和查理一样，他也决心再度发动“哈布斯堡—瓦卢瓦”之战，这场纷争已经断断续续地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而正如托马斯·赖奥斯利指出的，英国“不过是这些刀光剑影中的一小部分”，但亨利八世还是决定要参与其中。实际上，这三位统治者都曾因侠义幻想和卑鄙野心混合而成的鸡尾酒忘乎所以，而现在，尽管身体虚弱，但他们还是决定要殊死一搏。（图18）

图18：这是一张在布鲁塞尔制作的挂毯，用毛线、丝线、金线、银线制成，表现的是帕维亚之战。作为一场决定了哈布斯堡家族与瓦卢瓦家族之间冲突走向的战役，帕维亚之战由伯纳德·范·奥利在其发生后大约3年以这样的方式加以纪念。

在亨利这边，对法开战的先决条件，是苏格兰保持中立。因而，为了避免后院起火，他首先寻求与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结成“兄弟般的”同盟，然后随即动手进行彻底粉碎他的“光荣事业”。由此引发的军事行动以英军在1542年11月于索维莫斯取得决定性胜利告终。据说战争进行得非常精彩，治好了身在伦敦的威廉·佩吉爵士的坐骨神经痛。然而除此之外，这场战争其实并没有带来什么收益。在战场上，3000名英国士兵几乎兵不血刃就击溃了1.8万名苏格兰人，而作为对1200名苏格兰俘虏（包括2名伯爵、5名勋爵和500名绅士）的回应，只有7个英格兰人被杀。诚然，《格林尼治条约》将詹姆斯的女儿（未来苏格兰的玛丽女王）许配给了爱德华王子，算得上是亨利在政治领域一次不同寻常的尝试，但不到一年后英格兰方面对王子妃人身占有上的要求，证实了这依旧是一次无意识的行动。结果导致苏格兰人重申了他们和法国的同盟关系，并决心要向英格兰复仇。

面对这样的“忘恩负义”，亨利一开始反应迟钝，提出可以用抚恤金予以安抚，随后便以他典型的野蛮行径进行回应。由赫特福德伯爵爱德华·西摩率领的一支军队被派往北方，摧毁了爱丁堡方圆7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与房屋。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亨利当时的命令在今天看来仍令人痛心。他要求“洗劫利思，焚烧、破坏一切，把所有男人、女人、小孩统统烧死……在你能够抵达的所有城镇和村庄，都要进行这样的破坏”。“此外，”这份指令还要求：

你要吩咐边境驻兵，让他们尽可能对苏格兰平民进行骚扰和折磨。现在已经到了播种的季节，如果他们只能躲起来而没办法种地的话，等到明年他们就会穷困潦倒。到那时他们没办法生活，也没办法忍受他们的国家。

西摩劝说亨利，这样的破坏行为肯定会滋生更大的绝望和抵抗，同时自己记录道，他“今晚肯定没法入睡，因为国王对利思抱有如此大的决心”。尽管如此，亨利却依旧固执己见，并且由衷地希望将屠杀平民的行动进行下去，因为根据《利未记》（26：36），这样的行为将会让敌国的幸存者被“叶子被风吹的响声”所“追赶”，“像人逃避刀剑”。

于是，5月，埃弗斯勋爵的骑兵一路烧杀抢掠，他们袭击了爱丁堡，烧毁了周边的村庄，并在返回的路上兵分两路，袭击了沿途的所有港口和大约50个城镇、修道院、小教堂、女修道院和城堡。据说在邓巴，平民们在夜间遭到了突然袭击，“所有人在睡梦中死去”，他们都死于“窒息或是火烧”。赫特福德自己也对麾下的爱尔兰军队赞赏有加，他告诉自己的主人，“他们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苏格兰人对他们闻风丧胆，因为他们不留俘虏”。不出意外，亨利和他的臣民们都把这个“伟大的胜利”看成是“绝对的奇迹”，而编年史家爱德华·霍尔也顺应当时的情绪，忠诚地把自己野蛮同胞毁掉的建筑的确切数字四处传播，以便赫特福德伯爵的“伟大开拓”能够“更为人们熟知”。伯爵在苏格兰“伟大的冒险”就以这样的方式收场。不过至少，这一系列行动扫清了英格兰人进军法国的道路。

于是，1544年夏天，亨利终于恢复了自己那久负盛名的热情，御驾亲征，准备深入腹地，对最令他痛心的老对手展开全面进攻，尽管到此时，他的身体状况让他进入一扇正常大小的门都有些困难。根据某种说法，他现在“有一个半正常人那么宽，腹部臃肿，异常肥胖”。“而且，”这种说法继续，“他的肥胖已经到了节食会让他死，不节食更会让他没命的地步。”而爱德华·霍尔则谈到国王现在需要“一个装置”才能上楼，不过总体上，他都是靠人们抬着一顶“覆盖着黄褐色天鹅绒，加了厚实的棉芯”的轿子，在自己宫殿内部四处移动。他成了科内利斯·马蒂斯（Cornelis Matsys）笔下的国王，眼睛像箭孔一般嵌在臃肿的下巴上面。他的铠甲于1540年在格林尼治制作，胸围达到了57英寸
[1] 。而此时，他就要穿上这套特制的铠甲，进行一次诡异的法国之旅。据说他需要被起重机吊起，才能坐到皇家马鞍上。自然，也不会有人否认国王的雄心壮志，如同他病态的身躯一般臃肿不堪。

当然，在法国这个“恶心的狗洞”里进行的军事活动，是一项极不可能成功的计划，其主要目的只是让越发衰老的亨利听不到耳边时间不停溜走的滴答声。从真正开始时起，这次出兵就很难看出有任何连续的进攻计划。在从加来出发不到一周后，诺福克就绝望地致信议会，表示自己很想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尽管英军在9月攻下了布洛涅，但他们在法国北部和西南部都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随后，皇帝突然退出了战局，使得亨利在1545年面临被法国入侵的局面，而法国人也确实登陆了维特岛，这也成为随后“玛丽玫瑰号”沉没的前奏。尽管亨利在法国的冒险于1546年结束，弗朗索瓦非常慷慨地签署了《坎普条约》（Treaty of Camp），同意将布洛涅出让给英国8年，但这不过是法国人提供的表面安慰，而他们的胜利让他们足以游刃有余地如此慷慨施舍。一败涂地，一无所获。简言之，英国霸王龙再次主动出击，掠得了一只小蝌蚪。

从整体上看，英国国王确实很好地接受了法国人路易十二的建议，即在战争中“必须准备好三件东西：钱、钱，还有钱”。先前的军事行动已经耗空了国库，王室的雄心壮志与严酷的经济现实之间的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巨大。尤其是雇佣军的成本已经失控，先前的1万人规模已经让王国入不敷出，而现在军队的规模却还在急剧膨胀。例如，英国于1544年在法国进行的3个月军事行动，雇佣军人数达到了4.2万，花费将近58.7万英镑。在1542年至1546年，亨利的军事行动总共花费了214.4万英镑，大约是他登基后进行的那次对法作战总开销的10倍。除了战争时长有些出乎意料外，亨利原本的经济计划，和往常一样，也因为维持贝里克、加来、布洛涅和南部海岸诸港口防御产生的巨大成本而告失败。在这一方面，即便是胜利也得不偿失。例如在攻下布洛涅之后，亨利需要花费426306英镑对其进行防卫，而在这一时段，亨利每年最多的收入也不过只有20万英镑。

最终，英国国王将在财政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权宜之计，来资助他的新事业。这个江山稳固、具有偿还能力的成年人现在向安特卫普的放债人提出了最高要求，以10%到14%的利率，在他死后追加总计7.5万英镑的贷款。除此之外，他还向他的国家征收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的税负和强制贷款。例如即便不算上同时向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士征收、根本没有偿还意图的“恩税”，沃尔西早年间的巧取豪夺，与亨利这最后几年的疯狂征税相比也不值一提。最糟糕的是，有超过一半的必要军费是通过贬值货币和出售皇室土地来支付的，例如1544年的硬币，其中纯银的含量仅有一半，而1546年的硬币只剩下了三分之一。尽管这种欺诈行为让战争在短时间内成为可能，但其代价却是国内长时间的通货膨胀。实际上，亨利和他的大臣们为了这样一个粗制滥造的反生产性金融骗局，赌上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而随着这些新“银币”在使用者手中逐渐显露出铜红色，这个绝望的政府逐渐因自己的滑稽行为而濒临破产。

政府财政管理不善所产生的危险对所有人而言都显而易见，除了国王自己。1545年，财政大臣赖奥斯利向议会通报说，国王“在最近两年总共花掉了130万英镑。而他的个人补贴及恩税收入不过才30万英镑。王室土地被变卖，王国本身因金钱的需求变得四分五裂，我对未来十分担忧……”此外，权力走廊内外的怨声载道现在也越发明显。两位伦敦市议员拒绝为亨利的愚蠢行为助力，结果其中一人被关进了舰队监狱，直到他愿意妥协。另一人，名叫理查德·里德，被迫参加了苏格兰战争，并且被要求自费供养一名“随从”。而当理查德被苏格兰人俘虏，不得不向他们交付赎金时，国王及时跟自己的亲信分享了这个笑话。显然亨利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让自己开心，毕竟尽管在国外的战事算是风平浪静，但他却在国内织就了隐藏着无数问题的阴暗挂毯，而这些问题都将给他的继任者带去沉重负担。显然，战争并没有带来荣耀，反而制造了严重的剥削。而当平民们被他们这位肥胖的统治者压得喘不过来气之时，少数精英开始为国家的宗教前途寻找出路了。

1539年，法国大使马利亚克写道，英国人“抗议除了教皇至上原则以外，他们的宗教法规依然和我们完全一致”。实际上，亨利一直在声称，在与罗马决裂之时他从未打算“染指圣礼”，或是追随“路德的教派”。而且事实上，在官方层面，英国的新教与旧教之间有很多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例如1543年的所谓“国王书”，在语气上显然是反路德的，尤其是在因信称义这一中心问题上：“因信称义并不一定正确，因为那意味着将希望、慈悲，以及对上帝的敬畏和忏悔分而视之；但实际上，信仰并非是单独的某种品质，而是上述美德的结合。”同时，在外在形式上，亨利的英国国教既强调经文，也强调圣礼；既谴责迷信，又保留着一如往常的古老传统。例如英国教会仍然坚持圣亚他那修和尼西亚信条，而世俗人士在自己熟悉的拉丁文弥撒当中也会怡然自得。他们也会进行忏悔，在复活节举行圣餐仪式，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禁绝肉食，遵守大小斋戒的要求。而就像教堂门廊上仍保留着圣水一样，到圣烛节之时，牧师们也会继续穿着熟悉的法衣，对圣光进行祝福。

但也许，有关亨利对于真正践行福音改革之事言而无信的最有力证据，来自那些对改革最为渴望的人。在早先的欢天喜地之后，许多新教徒现在对英格兰国王的态度感到绝望。比如日后会成为新教殉道者的约翰·霍珀（John Hooper）在给德国的布林格（Bullinger）的信中痛苦地写道：

就宗教而言，盲目崇拜依旧最为活跃。我们的国王捣毁了教皇，但却保留了教皇主义。他驱逐了修士和修女，拆毁了他们的修道院；他把他们的财产都揽进了国库，然而这些人却依旧被束缚，就连脆弱的女性也不例外……她们受制于永恒的贞操……不虔诚的弥撒、最恬不知耻的教士禁欲、圣徒的祈祷、附耳告解、迷信、禁食肉类以及炼狱，这些东西都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崇拜。

此时的亨利由于害怕“自下而上的改革”会出现失控，因此坚持所有基本思想仍按照正统的原则，包括实体变换
[2] 。他还坚持限制人们对英文《圣经》的接触，理由是倘若未受教育的民众接触到了福音，很可能会给社会等级制度带来挑战。为此，他在1543年通过了一项议会法案，严格限制了个人对《圣经》的研读。这项法案有一个似是而非的名字——《推广真正宗教法案》（Act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rue religion）。为了佐证自己的判断，亨利向议会抱怨说：“最珍贵的宝物，上帝的话语，竟然在每一间小酒馆和饭馆里被人们随意议论。”这些地方都是下里巴人研读《圣经》的地方。

当然，《六条法案》的出台，已经让激进的宗教改革者逐渐失势。在那之后，激进派的尼古拉斯·沙克斯顿被革职，休·拉蒂默也被迫引咎辞职。随着保守派云开见日，就连克兰默的夫人也不得不偷偷溜去德国“探亲访友”。而直到统治生涯的最末期，国王仍在通过自相矛盾的指导意见来继续制造混乱。例如，他不仅对炼狱提出质疑，还会公然谴责圣礼、终傅圣事和临终忏悔。而且同时，亨利也坚持认为自己一直在努力抨击迷信行为，比如1546年，爬上十字架成为被禁止的行为，尽管他本人曾在1539年2月的公告中鼓励过这种特殊仪式，而且他还会继续在自己的教堂里进行这一仪式，因为他认为自己比普通民众更不容易出错。在最后几年里，他还会继续敦促用英语传授《信经》《主祷文》以及《十诫》，令新教改革的支持者倍感满足。因而实际上，《六条法案》明晰改革方向的效果再一次被抹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在1539年的努力过后，亨利在整个40年代都在试图将自己杂糅了各种理念的“独门绝学”强加给改革各方，让他们时而满足，时而挫败。

实际上，亨利宣称自己的做法是在罗马的错误和欧洲大陆的自负中间，保持“折中、独立、真诚、善好”的道路，而这无疑是增加不同意见和火上浇油的好办法。而诸如伊拉斯谟的观点，只有信仰和慈悲才能消除宗教分歧，很快就被证明在这个时代并不适用。正如很多事件显示，在处理宗教问题时，都铎王朝的英国人并不会寻求和解与妥协的道路。相反，他们对绝对的确定性、普遍权威以及精神真理的垄断都丝毫不含糊。“廷代尔和我之间的争论，”托马斯·莫尔写道，“只不过是关于哪个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这样一种心态，至少在理论上与亨利本人的心态协调同步。但国王本人却也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时不时还会被内心的不安骚扰，很少能做到当机立断。因而，即便改革者正确地指出，国王不可能指望“把一个人从塔上推下去，还让他留在半空中”，国王也会继续努力，去实现这样的奇迹。

自相矛盾的是，亨利和他的继任者面临的问题，是在拒绝了旧教之后，他们并没有真正离经叛道。无论是天主教徒亨利还是新教徒亨利，都可以带来秩序与稳定的政治空间，但专横的业余宗教爱好者亨利，却只能意味着此时此刻的高压政策和未来的麻烦。1540年7月，他烧死了福音派教徒巴恩斯、加勒特和杰罗姆，同时又绞死了保守派的教徒亚伯、费瑟斯通和鲍威尔，从而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自己宣称的“折中”“独立”和“善好”意味着什么。据说曾有一个外国人对约翰·福克斯表示：“英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既会绞死教皇主义者，又会烧死再洗礼者！”实际上，这些年来国王的宗教思想源于并集中体现了他的自我中心和武断，以及他的思想杂乱无章的最终本质。亨利在宗教方面始终都没能入门，他专注的主要是与权力控制相关的问题，以及如何满足自己的模糊认知、偏见和虚荣。比如在这些年中，他会经常挑战关于炼狱的教义。但在遗嘱里，他却命令人们必须为他的“灵魂永生”祈祷，这已经说明了一切。

1545年国王于议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讲中，尤为明显地表现了他的优柔寡断所导致的宗教分歧程度：

有人被叫作异教徒，有人被叫作再洗礼者，还有人被叫作教皇主义者、伪君子和法利赛人，这样的社会里还有什么爱与慈悲可言？……我每天都听到你们这些神职人员相互传道、彼此诋毁，毫无慈悲与谨慎……你们不可以用自己狭隘的思维和虚荣的想法评判彼此……要像兄弟一样互相关照。

亨利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他此时统治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有人觉得善行才能得来好报，另一些人则相信因信称义；有人认为弥撒意味着基督的牺牲，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不过是对最后晚餐的纪念；有人认定圣餐礼上的被祝圣的面包和酒便是基督的身体和血液，而另一些人则觉得面包还是面包，酒还是酒；有些人还在践行附耳告解和神圣赦免，另一些人却坚信凡相信皆祭司。克伦威尔在1538年的官方公告中呼吁英国人要“最广泛地诉诸”英语《圣经》并“回避其中的矛盾与争议”，而事实证明这一呼吁是非常不成功的。然而，如果说亨利的担忧恰如其分，那他认为皇室对此并不负有责任却是完全没道理的。全新的英格兰教会采取了拉丁文的礼拜仪式和英文的《圣经》，在语言层面就自相矛盾。此外，任何将亨利的宗教政策解释成试图通过中间道路达成目的的论调从根本上都是自欺欺人，因为中间道路并不意味着一条从一边到另一边不间断震荡的疯狂之路。此外，当亨利的教会在如同坐过山车一般惊险前行时，必然面临种种危险。如果没有他的权威充当压舱之物，这列过山车在他死后便极有可能越出正常的轨道。

当然，这种宗教情绪上的矛盾会导致宫廷内部的黑暗，雄心勃勃的大臣们开始考虑未来，而国王却发现只能采取越发不义的方式进行战斗，才能捍卫自己对现在的控制。两个主要的竞争集团现在都围绕在王位周围，随时准备争夺位置，并且盘根错节地试探敌人的弱点。一面是诺福克公爵和温彻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领导的宗教保守派，他们希望抵制新教的进一步发展。他们早在30年代就已经审时度势地加入了英国国教，并在政治上承认了王室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现在，他们却对从欧洲引入新式宗教理念的前景感到担忧。与此同时，他们的对立阵营则是以爱德华·西摩和托马斯·克兰默为首的激进分子，这些人都希望能够通过真正的新教式猛攻来推动宗教改革的步伐，然而这已然超出了亨利的宗教直觉。对双方而言，这场派系之争将以暗杀、恐吓、流言蜚语、含沙射影，当然还包括奉承与欺骗等手段无情地展开。而当这场斗争中的主角们冒着极大的风险钩心斗角之时，国王却以一个失意老人的身份，得到了观察、捉弄和嘲笑他们的乐趣。

1543年春天，保守派试图以异端为由逮捕托马斯·克兰默，拉开了这场大戏的序幕。在这次所谓的“受俸牧师阴谋”中，组织者是斯蒂芬·加德纳和一位曾因谴责英语《圣经》而被克兰默判刑的坎特伯雷教堂的神职人员。一个特别委员会对事件进行了适当的调查之后，这次攻击最终以无害的方式不了了之。然而，在这场风暴刚刚开始时，大主教就吃了个下马威，而这是所有黑帮老大最喜欢的开胃前菜。“啊，我的牧师，”亨利边说边从自己的袖管里抽出指控他的文件，“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我现在知道谁是肯特郡最大的异教徒了。”尽管大主教始终面不改色，但他的死亡丧钟敲响的第一声，势必会给他的内心带来极大的影响。

就在这一年即将结束之时，一个更大的危机出现了。议会征得了亨利的同意，对克兰默进行了搜查，并把他关进了伦敦塔。这位大主教在夜里“大约11点”突然被传唤到国王面前，而他的反应似乎依旧很泰然，并没有狂乱地捍卫自己的立场，对敌人进行控诉，而是采取了亨利称之为“讨人喜欢的简单”态度，感谢主人给了他一次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让他的思想免受敌人的污蔑。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在都铎王朝中期，人类的学术知识无法与针锋相对的冲突性认知相抗衡，而他的天真很可能导致自己的毁灭。实际上，大主教就像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对着一群半饱的恶狼大谈低胆固醇饮食的好处。尽管如此，由于对大主教的了解而引发的多愁善感，加上给加德纳和诺福克的谋划捣乱可能带来的喜悦，亨利倒是已经开始为克兰默辩护了。他向克兰默保证，在随后进行的辩论中，他将站在他这一边，并且送给了他一枚戒指，指示他可以在明天适当的时候向议会展示，以表明他享有王室坚定的庇护。

大约8小时后，秃鹫们满怀信心地上场。他们认为自己一方一定可以得到亨利的支持，这样便足以大开杀戒，丝毫不曾料到亨利一直希望欣赏的只是一场闹剧。当克兰默最终得到批准可以参加议会时，他的敌人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他已经用异端思想污染了整个王国，等待他的将是被投入伦敦塔，以及像所有普通异端分子一样接受审查的命运。克兰默拒绝和对他不利的证人对质，而就在他即将被褫夺职权之前，他重新回到了剧本的设计当中。尽管克兰默本质上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灰衣学者，并不是精通此道的权术大师，但他所拥有的拯救之戒却让他的敌人不仅全部退却，而且很快四散奔逃。这次行动中的关键人物、掌玺大臣约翰·拉塞尔勋爵立刻跳出来对他的同僚们解释，自己是如何警告其他人“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后果”。毫无疑问，他还昂首挺胸地补充道：“我很清楚国王陛下明察秋毫，他是不会让一个如此危险的人继续坐在坎特伯雷大主教之位上的。”随后，轮到内心已经彻底凉透了的诺福克公爵发言，他解释说，议会之所以希望克兰默入狱，只是希望他“能够在证明自己的清白之后，获得更大的荣誉”。

然而，在此之后，派系之争的木马仍在继续旋转。1544年，轮到保守派承受激进派的猛攻，而国王的摇摆不定再次成为关键。这次的受害人换成了斯蒂芬·加德纳，他在他的对手们眼中早就臭名昭著，而这也不足为奇。毕竟，这位主教总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反感，正如约翰·波奈特在他那经典的描述当中表现的那样。“他皮肤黝黑，”波奈特写道，“总是低着头，皱着眉，眼窝深陷，还长着一个鹰钩鼻，两手仿佛一对利爪（好似魔鬼），长着怪物的面相，内心充满复仇的伎俩。”因此，当他的侄子兼秘书哲尔曼因否认王权至高无上而遭到指控时，加德纳很快牵连其中。结果他立马彻底屈服，并且表现出他的主人仍然能够带来雷霆万钧的威慑力。据说，当他在亨利面前跪下时，曾激动地宣称，尽管他曾对自己的亲戚怀有一些邪恶想法，但他一定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毫无疑问，国王再次享有了支配一位大臣的机会，而他立刻予以赦免，并再次没有通知策划这次阴谋的一方，以这样的方式来戏耍和激怒他们。

然而，即便加德纳愿意在这样的胁迫之下出卖尊严，但他似乎也没办法轻松太久。毕竟，按照他的敌人们的话说，他是一个永远不肯妥协，永远不肯饶恕别人的回绝，永远不肯忘记自己的屈辱，也永远不肯记挂友情的人。实际上，正是因为他这种顽固的个性，激进派的新星约翰·杜德利（John Dudley）在1546年11月被逐出了宫廷，因为他在议事厅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极致。因此，只要自己的案子尘埃落定，加德纳便会决定孤注一掷。他意识到激进派在这一间歇期当中的优势越来越大，于是便把托马斯·赖奥斯利也拉到阵营当中，同时得出结论，是时候对王后本人动手，就其异端行为进行最后一击了。

当然，与此事相关的王后是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亨利在1543年7月，即凯瑟琳·霍华德被处决18个月后娶了她。当时的她已经31岁，并且已经照顾两个年老的丈夫入土为安。不过按照普遍的观点，这位最后的凯瑟琳王后担任的是知性伴侣和理想继母，而非一个保姆。尽管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她在过去的两次婚姻中都和继子生活在一起，尽管这些继子的年纪也比她大上不少。她还能够和他们保持不错的关系，表明她在这方面似乎有不错的技巧。她还接受了良好的自由主义及文艺复兴传统教育，并且能够流利地讲拉丁语。此外，除了熟悉欧洲大陆的各种语言，她还对神学抱有好奇。但遗憾的是，正是这最后一种品质，让她几乎丢掉性命。

实际上，凯瑟琳·帕尔对于所谓的“狂热福音派分子”全无同情之心，他们的观点在她看来是声称自己拥有“肉体自由”。然而，正如约翰·福克斯后来指出，她对上帝的话语无疑“非常热心”，自结婚之时起，她就把自己的住处变成了年轻而激进的宗教分子的栖身之所。最糟糕的是，在都铎王宫这样一个窃听成风的地方，她过于自由地表达了一些观点，其中一部分甚至传到了她那固执的丈夫的耳朵里。当然，国王已经从他多次婚姻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况且他在这种情况下从来都不是一个愿意悉心听取其他意见的人。他也不准备再冒遭受进一步羞辱的风险。于是，加德纳和赖奥斯利一道，被告知可以对凯瑟琳的异端活动进行调查，并且可以立即搜查她的房间。倘若发现有任何可疑的证据，就可以“连夜把她关进伦敦塔”。

然而这一事件再次发生了奇怪的转向，而这似乎又是亨利两面三刀的结果。王后的逮捕令在起草后不久便“放错了地方”，“意外地”送到了她本人的手上。据说，凯瑟琳立刻陷入了“巨大的忧郁和痛苦之中”，而亨利则借此机会精心谋划了一场公开表演，旨在降服并拯救自己的妻子。因此，当王后恰当地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悔恨和卑躬屈膝，并在精心挑选出来的观众面前保证她将永远忠诚于他时，国王也滔滔不绝地表达了自己的宽恕，令夫妻二人“冰释前嫌”。当然，国王还要对这次阴谋的始作俑者进行一些小小的惩罚，于是在当天下午，国王隔着帽子打了赖奥斯利的脑袋几下，迫使他跪下，并且怒斥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混账东西和傻子”。

然而，如果说大法官可以免于绞刑架之灾，那么他的保守派同僚诺福克公爵的儿子却没办法幸免了。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以其诗人才华闻名，但遗憾的是，此人在自制力方面很成问题，并且很快就会证明，无论出身地位如何，野心外露和妄自尊大都将是一个朝臣的致命恶习。沉浸在“不安的青春叛逆”和“宏图伟愿”之中，萨里曾被克伦威尔的一个密探形容成是“全英国最骄傲也最愚蠢的男孩”，这一点在他30岁时似乎也没什么变化。实际上，尽管他普及了彼得拉克的十四行诗，并把无韵诗引入英语当中，他却仍是个充满戏剧性的问题人物。此外，尽管他本人算是宗教激进分子，但他仍是保守派重要人物的儿子。因而他的存在无疑是激进派手里一枚重要棋子，这枚棋子的意义还在不断加码。因而，在亨利八世的宫廷里，这样一个人物绝对不可能活得太久。于是，1546年，当他终于开始肆无忌惮地吹嘘自己的金雀花血统时，国王便逮捕了他，并把他押到伦敦街头公开游行。

在庭审中，霍华德的表现极佳，却也只是一种毫无用处的贵族气度的展示。他的辩护依据是血统原则，声称像他这样的贵族是不会说谎的。然而，他的荣誉防线却并没有阻止他从伦敦塔牢房的厕所偷偷滑下，期望可以通过下面一条等待中的船只逃走。结果他刚一下来就被再次逮捕，而他当场宣布牢房关不住他，因为“他们总是给无辜者定罪”——显然是对国王的正义明显而严重的诽谤——则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困境。因此，在1月19日，在他的国王即将撒手人寰之际，亨利·霍华德异常顺从地走上了断头台，在那里，他也将明白“伴随着脑袋和心灵的一阵微痛，一切都结束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自然，诺福克公爵本人也无法在这样一场灾难之后保证他的家族毫发无伤。诺福克此时也已是风烛残年，虽然仍旧心狠手辣，但毕竟天资不高。然而，现在他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他的血统仍会对王室造成威胁，而他的儿子又把这一问题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当然，根据他长期服侍皇室的经验，这场由亨利八世主持的国家审判的结果早已注定，而这一次，必然要轮到他接受制裁。因此，他明智地选择了认罪伏法和请求宽大，对他来说，这样的策略执行起来就像加德纳当时一样容易。因此，在他的儿子接受审判前一天，他就起草了一份供词，承认了自己隐瞒儿子使用忏悔者爱德华的武器叛国这一行径的过失。而在认罪之后，他还写信给国王，称自己可以把他的巨额财产奉献给爱德华王子，希望可以平息国王的怒气。但亨利却并没有被打动，在去世之前，他把诺福克的死期定在了1月28日。结果，正是他的去世才让诺福克免于一死。

随着“诺福克之耻”盖棺定论，毫无疑问，事态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激进分子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权力之争中完全占据了上风。他们在国王身边占据了重要位置，控制着他人与国王接触的许可，还把加德纳排除在议会之外。与此同时，霍华德一族也彻底败落。实际上，他们的家宅中只剩下相当多的战利品，而乌鸦们也已经迅速就位。赫特福德甚至偷走了萨里的议会帽子、马刺和两双长筒袜，而他的兄弟托马斯·西摩则抢到了这位倒霉的伯爵的衬衫和鞋子。

激进派胜利的关键，似乎仅仅是赫特福德的个人地位，以及他作为潜在领导者的可靠程度完全压倒了诺福克。在后者没能在对法作战中建功立业的同时，前者似乎在苏格兰功勋卓著。同样，凯瑟琳·霍华德的耻辱一直笼罩着霍华德家族。到40年代时，诺福克已经上了年纪，他本该把权力移交给年轻一代，然而被视作未来领袖的萨里伯爵却始终放荡不羁。另一方面，加德纳主教也无法获得亨利的信任，毕竟他在整个1541年都是以查理五世的大使身份在国外度过的。至于其他保守派人物，如赖奥斯利和拉塞尔勋爵，则完全是泛泛之辈。因而最终，激进派分子在亨利统治末期大获全胜，尽管让他们获胜的并非宗教立场。虽然亨利对于宗教仍怀有一套独门逻辑，但他对儿子利益的考虑却最终决定了他的选择。毕竟，随着死期将近，国王当然比任何时候都更愿意为他的王国牺牲宗教原则。

亨利的生活方式十分扭曲，这一点毋庸置疑。现在的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和他最喜欢的弄臣威尔·萨默斯（Will Somers）待在一起。毕竟他上了年纪，行动多有不便，而且逐渐远离朝政。20年来，威尔·萨默斯一直负责逗他的主人开心，并且充当他的知己。亨利的痛苦越发频繁，只有萨默斯能让他稍微开心一点。1540年为国王绘制个人肖像的画家选择把这个身材矮小的什罗普郡男人也放进画面中，这一点绝非巧合。作为国王个人生活中的亲密伙伴，萨默斯获得了丰厚的酬劳，并且只为他一人表演。然而，尽管他的表演主要是滑稽的身体动作，配上几句俏皮话，但国王却经常被他关于死亡的提示警醒。自1533年起担任大法官的托马斯·奥德利，一直对王室忠心耿耿，而他已于1544年去世。布洛涅的指挥官波因宁斯勋爵在次年驾鹤西去，同年辞世的还有长期为亨利服务的御医巴斯特。最令他痛心的，也许是查尔斯·布兰登之死，他终于在1545年离开了他的猎犬们，而国王当时刚好在外督战，不在宫中。

至于亨利自己，当他的死亡天使最终选择来到他的身边，与其说是降临人间，倒不如说是踱着漫长而随机的悠哉步子，来到他的身边。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一次严重的发作之后，往往却又伴随着明显的好转，接着又是一次生命垂危。渐渐地，国王发病的频率开始变短，恢复期开始变长，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只能卧床休息，或是在自己的寝宫里活动。10年前，蒙塔古勋爵因为说“他那闲不住的腿会杀了他”被处死，而到1546年，这一预言有了新的意义。在查普伊斯看来，亨利还能四处走动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他的那双腿“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而随后，当他再次癫痫发作，一切预兆都指向了不祥。国王承认他觉得自己的左腿发热，但又认为自己强健的体质可以让他继续维持健康。但一位观察者却报告说，他的“面容已经无法掩饰”。毫无疑问，他已经病入膏肓了。

从3月开始，国王就深居简出，躲避白厅里的公众视线。而当他如此行事之时，宫廷的日常也开始变得忧郁，这种忧郁因需要佯装正常而不断加剧。白厅的枢密室位于一座与河平行的大楼内，设有警卫室，50位绅士整装待发，手持武器，守卫着国王，避免有人打扰到他。而在枢密室之外，却只有一个影子般的宫廷仍占据着王国的中心。尽管如此，空王座还是受到了应有的尊重，每当用膳时间，空座位前还是要摆上热气腾腾的菜肴，等全部礼仪完成后才会撤下。同时，为了尊重国王的象征性存在，朝臣和仆人们继续光着脑袋，以各种方式表现出国王似乎仍注视着他们的状态。

然而，亨利却没有那么容易屈服。尽管在7月份再次发病（一度令他陷入深深的沮丧当中），但他很快开始计划到偏远地区打猎，还计划要进行一次鹰猎。此外，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亨利仍会设法到花园中艰难地散散步。1546年，他下令在自己的花园里种上4000株玫瑰，大概是希望自己可以活到它们开花的时候。他也还有足够的力气要求给草莓园除除草，以及继续种植他非常喜欢的大洋蓟。他也有时间继续督促人们照料他的动物：他的猎鹰、游隼和金丝雀；他的小猎兔狗、猎鹿犬和西班牙猎犬；当然还包括马厩里的约80匹良马，其中最让他引以为豪的是4匹阿拉伯种马。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到了这个阶段，他仍能够骑上马背，1546年8月的马匹费用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有一笔款项是用于购买“沃尔诺里新式马凳，方便国王上马”。实际上，在9月4日，国王还参加了他习惯的秋日狩猎旅行，计划要去看看“远离城镇的房子”。他先到了奥特兰兹，在那里，猎人们帮他把猎物驱赶到一个固定范围内，由他从容地猎杀。到第三天时他仍能在野外待上很长时间，“总是在打猎”。

然而不出所料，这趟狩猎之旅后，他就病倒了。尽管行宫的访客被告知国王只是着了凉，但新任帝国大使范·德尔·代夫特（van der Delft）却从自己的线人那里得知，国王其实“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回到首都后，置身于雾蒙蒙的伦敦冬天，亨利的病情继续恶化。从12月下旬到1月中旬的几个星期里，他一直闭门不出，所有有关他病情的消息都被封锁，甚至有传言说他已经死了。不过，即便这样的传闻毫无根据，但法国大使还是坚定地认为国王的病“只会继续恶化，他命不久矣”。由于王后奉命留在格林尼治，王室子女都被送到了远离宫廷的乡间别墅，现在宫中只有医生们尽力掌控着全局。他们无法宣称国王病危，因为那意味着要犯叛国罪，但他们也没办法传递虚假的希望，以免日后被追责。于是他们只好操起了这份职业中久负盛名的奉承之术，尽力粉饰太平。玫瑰水、“明眸之水”、漱口水、热敷药、甘草、痔疮膏、一种被称为“上帝之手”的止痛粉末，全都被用在了国王身上。账单上还出现了肉桂与生姜，以及用于擦拭国王巨大身躯的普通海绵。

就这样，直到圣诞节过完，国王才召集了一次集会，准备对身后之事进行安排，尽管有些为时已晚。从表面上看，有关继承的问题直到此时才着手安排，有些让人难以置信。但从另一个角度，对于一个总是被不同目的驱使，满足于各种短期权宜之计的国王来说，这其实并不意外，他根本无法为自己的死亡提前谋划。亨利一直忙于寻找理想的继承人，但替心爱的儿子设计合理的继承方案似乎却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当然，恐惧死亡也许是原因之一，因为直到弥留之际，他也“不愿意听到任何有关自己即将去世的消息”。实际上，在这份遗嘱中，仍然出现了国王可能会再生一个孩子的说法，以及关于他可能会死在国外的讨论，这无疑都表明国王仍不肯接受近在眼前的生命终点。众所周知，在1547年12月底要求起草遗嘱的同时，他还在考虑再次攻打苏格兰。但不管这种拖延的原因是什么，亨利不愿承认自己死亡的态度，必然会进一步损害对于他的继承人而言已经充满灾难的这份政治遗产。此外，由于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这份遗嘱最终没有得到他的签名认证，而且遗嘱本身在很多地方也并非无懈可击。

遗嘱最终确定，王位的继承人是爱德华，而如有必要，可由玛丽和伊丽莎白依次继承。同时，亨利16位“深受信赖”的大臣将组成一个摄政委员会，以他父亲的名义全面管束这个孩子，他的父亲要求他永远不可“更换、攻击、骚扰、烦扰”这些合法任命的委员。然而，和亨利所做的一切一样，这样的要求在细节上很成问题，而且这份遗嘱绝不是一份经过深思熟虑，能够解决寡头政府面临复杂问题的蓝图。首先，亨利在遗嘱中要求任何事务的决策都要实行多数决定制，尽管这并不一定会导致人们的普遍担忧，即摄政委员会所有日常政治决策都会陷入寻找多数支持的优柔寡断和政治妥协的泥潭当中，但这一安排还是缺少必要的决策流程具体安排，这种模糊性将会因为遗嘱赋予每位委员完全平等的决策权力而进一步放大：这种平等原则与当时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威权才是当时政治世界的核心。正如其他事情所表现的那样，亨利再次展现了自己思维上的武断和头脑上的僵化，这种缺陷令他总是倾向于选择某一个牛角尖，而非更加用心地考量全局。当然，如果国王仍在世，他还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势从考虑不周的政策中榨取一点意外之利，但一个人的权势终究不可能穿透坟墓，就连一国之君也是如此。

同样，亨利也没有建立合理机制，让这个委员会可以补充新成员。由于爱德华直到18岁才算成年，因此至少在理论上，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需要保持10年之久。更糟糕的是，摄政委员会的权力并非宪法赋予，而只是来自一种武断的设想，即亨利希望他们能够平分国王的权力。这样的做法并无先例，委员会的地位也不可能像亨利想象的那样不言自明。实际上，国王认为仅凭他的特权就能让委员会得到合法地位，这一点本身就极其可疑。此外，亨利还规定这个委员会制定的所有法律和重大行政决定都将在爱德华成年后被废除和废止，这就让它的地位更显诡异了。

遗嘱的签名问题竟然都会处理得如此草率，但这也不过是一连串无能表现的又一个罢了。当然遗嘱的最后一份草案推迟到12月26日才完成，可能意味着这不过是亨利制造的又一件玩具，用于操纵他身边那叽叽喳喳的派系之争。然而，即便这种说法可以用来解释他的拖延和遗嘱具体条款方面的缺陷，但却无法让他摆脱没能给后继者奠定稳固的统治基础的责任。同样，如果正如一些材料暗示的那样，这份遗嘱与亨利本人关系不大，而是主要出自西摩和佩吉之手，那么国王也应为自己在整个统治生涯的关键时刻被架空而受到谴责。无论选择怎样的解释，亨利要么是一个单纯无能、被人误导、盲目自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要么就是一个年老力衰、丧失了权力，最终被他一直轻蔑对待的大臣们架空并僭越的可怜国王。

随着准备在下个统治时期一展宏图的政治掮客们的蠢蠢欲动，亨利的病情在整个1月份里持续恶化。大约38年前，他以“一头茂密的红发”“脉搏强劲、消化完美、鲜少动怒、汗腺发达”的身体，登上了英格兰国王的宝座。然而现在，曾几何时的活力终于抛弃了他，无论是频繁检查他的粪便和痰液，还是不停根据月相盈亏来调整他身体内血液的流动，都已经无力回天。8月到12月，他的私人医疗费激增了5倍之多，从被认为是可以治疗胆汁过多且泛黄的可靠药物大黄用量的增长来看，医生们似乎一直在为一个越发绝望且愤怒的病人收拾残局。但现在，任何治疗都已经无济于事了。

当然，国王最终的死因一直都只能依靠历史学家的想象来解释。骨髓炎、心肌感染、坏血病、疟疾和酒精中毒都被认为是可能的原因。也有人提到了梅毒，但并无证据显示亨利最终是被这种爱的流氓杆菌猎杀。值得注意的是，国王的私人医生托马斯·奥尔伯特（Thomas Alport）的记录中并没有提到汞，而它是当时治疗梅毒的标准药物。同样，也没有任何大使在报告中暗示亨利死于这种被英国人称为法国病，法国人称之为意大利病，意大利人称之为西班牙病，而西班牙人恰当地称之为英国病的疾病。无论如何，当时的人们只能考虑如何收场，而无暇顾及病因，因为到1月27日晚上，国王的驾崩已经近在眼前。到了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去找亨利最熟悉和信任的牧师。因此，当国王最后一次病情发作时，托马斯·克兰默在那个寒冷的夜晚从克罗伊登策马疾驰，用了几个小时赶到王宫。幸好当时欧洲的河流基本都冻得梆硬。

在大主教气喘吁吁地到达目的地时，迎接他的场景我们只能想象，但回想过去并引起共鸣似乎在所难免。在白厅四周，人们都想到了那些在国王命令下悲惨死去的人。这么多年来，无数“从各类人等手中获得的物品”都被送进了皇宫的库房，按照国王的意愿再分发下去，而那些从“叛国者”手里清缴来的财物也会被送进国王的处所。在凯瑟琳·霍华德精心布置的卧房里，有尼古拉斯·卡鲁用过的紫色天鹅绒被褥、蒙塔古勋爵的刺绣靠垫，以及从爱德华·内维尔庄园搜刮而来的其他卧室用品。至于沃尔西的各种饰物，有一些上面还留着他的徽记，同样随处可见。

在国王的身边，充满了曾让他狂怒但现在却无法触动他的声音。一国之君的死往往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毕竟他的遗嘱不可能在他死后被订立。遗嘱的11位见证人，包括一直在场的鲁特琴演奏家帕特雷克（Patrec），很可能一直围观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毫无疑问，人之将死的标志是显而易见的：身体腐烂的臭气，只能通过龙涎香和麝香的刺鼻香气加以掩盖；窗户前的厚厚挂毯，让房间里充满阴暗，为的是隔绝不断侵入的湿气；房间里同样充斥着燃烧木材的烟火气息，烈火不能停歇，否则“邪恶的蒸汽”就会在房间里聚集。当然，还有忙碌的医生们，他们仍在徒劳地进进出出，带着各种药水和膏药、药膏和煎剂，等待着他们深知一定会在太阳再次升起前到来的临终时刻。

不过，关于国王的临终时刻，仍存有很多疑点，毕竟各路史家都热衷让这样的时刻在后世流传。戈德温的记录是现在人们最常引用的一篇，据说克兰默到场时，国王已经说不出话了。当这位教士抓着国王的手，希望他能示意自己是“带着基督信仰死去”之时，亨利冰冷的手指做出了最后的回应。约翰·福克斯对这最后一幕的描述同样颇具启发性。亨利似乎放弃了旧教空洞繁冗的仪式，坚定地表达了自己愿意以基督之愿净化灵魂的信心，随后投向了造物主的怀抱。就连西班牙的编年史家也承认亨利在面临救主时的平静，据说在向上帝诉说自己之前，他“承认并接受了圣礼”。凯瑟琳·帕尔也在这一幕中出场，她接受了丈夫的临终告别，同时勇敢地保证“我们的分别，是上帝的意旨”。

尽管上述这些描述与我们印象中的亨利形象大相径庭，但还是有一种对亨利之死的描述，与这些截然不同。当其他人的说法都充满了新教胜利的腔调和浓重的圣洁氛围，亨利的临终时刻在大英博物馆的《哈格雷夫手稿》（Hargrave manuscript）中却不那么平静。显然，在各路专家都希望以“伟大”来结束对亨利的生平记述之时，这份叙述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而在这份手稿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饱受折磨的灵魂，徘徊在深渊的边缘，在恐惧与愤怒之间不断撕扯。当这个垂危之人忍受着痛苦，与命运做最后一搏时，他的缺陷和弱点终究彻底暴露了出来。他无意悔过，更不愿遵从任何道德。然而，万物的公平似乎在这一刻完全占据了上风。在极度的恐惧之中，亨利想讨一口白葡萄酒解渴，并疯狂地向所有神职人员咆哮，然后绝望地大喊“一切都完了”。

毫无疑问，这份独特的记录和其他平淡无奇的版本一样，充满了一厢情愿。毕竟，死亡是一件毫无诗意的事情，即便贵为帝王亦是如此。但哈格雷夫的叙述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因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满足后世讨论的更多需求。因为如果事实并不存在，那么所有的神话都会被保留，而这些神话的价值只能由它的寓意来界定。我们应当记住，在这位国王近40年的统治生涯中，他一直都在愤怒、背叛、毁灭一切。用罗伯特·纳顿爵士（Sir Robert Naunton）的话讲，怒火中烧时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男人，而当欲壑难填，所有女人都会命丧他手。所以，即便《哈格雷夫手稿》对于事件本身的处理过于随意，但它的优点，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一个不适合执掌权力的人最终的崩溃，以及他盛大希望的渺小可悲。

注释

[1] 约合144.78厘米。

[2] 指圣礼中面饼和葡萄酒经祝圣后变成基督的体血，只留下饼、酒的外形。

尾声

如果一个人在临死之际留下了麻烦，那么他一生的功绩都会被一笔勾销，留不下任何身后之名。

——亨利八世对“他的贵族、法官以及其他左膀右臂”发表的讲话（1528.11）

因妻妾成群麻烦缠身、无数忠良命丧黄泉、如此多教堂惨遭劫掠、如此多抵抗行为公然发生。或许可以说，这一切和即将发生的一切，都是因原罪而招致的惩罚。

——丹尼尔·巴尔巴罗致威尼斯参议院（1551）

尽管亨利八世最终在1537年10月，获得了一个堪比“最璀璨的宝石”的健康男性继承人，但当他的儿子从他疲惫的腰间跃出，已经太晚了。当时的他46岁，而在那个年代，不到40岁便撒手人寰是平均值。因而仅仅9年之后，备受赞扬的“神奇与希望之子”爱德华六世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独自在都铎王朝汹涌残酷的宗教与派系之争中随波逐流。1547年爱德华六世登基，而在那之后仅仅六年半时间，这个孩子便病入膏肓。这似乎也并不奇怪，毕竟，他父亲的哥哥亚瑟，以及私生子亨利·菲茨罗伊都是在这个年纪被夺去了生命。因而，在1553年夏天，这个在政治与宗教方面都已经千疮百孔的国家，站在了围绕继承人问题而展开的血腥战争的边缘。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爱德华一直在漫长的痛苦当中慢慢等待自己的生命耗尽，这种死法在当时被称为“油尽灯枯”。他罹患的疾病直到最近仍被人们看成是肺结核，不过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一种化脓性的肺部感染，它会在到达某种程度时造成与全身性败血症和肾功能衰竭相关的可怕创伤。他的第一位传记作家约翰·海沃德（John Hayward）哀叹爱德华的痛苦仿佛来自“不可战胜的恶意”，而那些照料他的人也留下了有关他的疾病无情发展的记录。约翰·巴尼斯特是服务于王室的一位年轻医学学生，他当时注意到国王“日渐消瘦”，并且只有在“用足了药”之后，才能勉强睡下。巴尼斯特还注意到，“他咳出来的痰是青黑色的，散发着恶臭，臭到‘难以形容’”。国王的脚“肿得异乎寻常”，他也毫无保留地宣称，“对医生而言，这些征兆都意味着死期将至”。

实际上，宿命和时运都在阻挠这个尽职尽责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直到死亡的年轻受难者。首先，在他的舅舅兼保护者爱德华·西摩部分差强人意但整体上却谬之千里的领导下，英国继续处在对外战争和经济动荡的泥淖之中。然后，随着西摩在1549年的叛乱后被驱逐，恢复法律和对秩序的绝对追求又成了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滥用司法的借口。随着宗教骚乱让时局更加混乱，权力走廊内外充满了派系与野心，在更广阔的世界里，物质匮乏和当时尚不为人熟知的通货膨胀令平民百姓苦不堪言，社会关系紧张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有人认为，在普遍的苦难之中，地主们“导致了平民的堕落”，尽管政府呼吁他们改过自新，但他们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呕吐物中”。与此同时，激进的新教徒约翰·波奈特感叹道：“人们迫于饥饿，宁可把橡子磨成面包，喝凉水，也不愿意酿酒喝。”最重要的是，由于在前一个统治时期首次释放的“可怕的基础货币怪物”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活动，就连大自然本身也似乎呈现出一种无情的面貌，在1551年和1552年，“出汗病”连续两次在全国各地肆虐。尽管最终，世界末日并不会在都铎王朝中期降临，但民众仍旧充分感受到了那四位末日骑士
[1] 一定曾在这一时期打马而过。

1553年7月6日黄昏时分，爱德华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据说顿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房屋被掀翻，树木也被连根拔起。在伦敦城中，被视为最险恶的凶兆的叉状闪电降下，劈在第一座举行异端宗教仪式的教堂的尖塔上，据说还有血色的冰雹覆盖了泰晤士河畔的花园。同时，似乎不是只有伦敦出现了这一系列预兆。在牛津郡的米德尔顿斯通，人们口耳相传，据说这一天有一个长着两颗头、四只脚、四只手的孩子降生。还有传闻说在圣尼茨附近的一片教堂墓地中，一场山体滑坡导致一堆刚刚被掩埋的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后来，迷信的人开始欣然接受，是死去的国王父亲掀起了这场风暴，他在愤怒中爬出了自己的坟墓，因为他的愿望已被彻底颠覆。

当时对于这些灾异现象的解释，无论有多么耸人听闻，总还是有几分道理。随着儿子的去世，亨利八世那些过于脆弱的计划似乎的确已经被彻底粉碎了。实际上，由于一个父亲的反复无常而陷入自相残杀地步的都铎王朝，随着这位父亲愿望的破灭突然获得了重建的机会。一夜之间，亨利曾苦苦追寻（并为之付出代价）的男性继承人和国家教会统统不复存在，简·西摩的新教徒儿子撒手人寰，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继承人，亨利曾无情地予以打击的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天主教女儿：玛丽。不过，在这之前，简
[2] 的支持者们还将经历一场腥风血雨，并为此献出生命。

注释

[1] 即《圣经·启示录》中的“天启四骑士”，预示灾难将至。四位骑士分别代表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

[2] 指简·格雷（Lady Jane Grey，1537年10月12日—1554年2月12日），她是萨福克公爵亨利·格雷的长女，母亲是弗朗西斯·布兰登，外祖母是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都铎。爱德华六世去世后，议会拥立身为新教徒的简·格雷登基，但只过了13天便将其废黜。

致谢

同其他作者一样，我要对诸多带给我影响的人物和权威人士表示感谢。但很遗憾，这份名单过于冗长，以至于我难以全数记清，更无法在此一一列举。莱西·鲍德温·史密斯（Lacey Baldwin Smith）、卡罗莉·埃里克森（Carolly Erickson）、约翰·鲍尔（John Bowle）、内维尔·威廉姆斯（Neville Williams）、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Ferguson）和玛丽·路易丝·布鲁斯（Marie Louise Bruce）的努力启发了我的工作，也为我的工作提供了信息。本书中的所有缺憾皆由本人能力不及所致，但我仍要感谢这些被指出的错误，正是它们以及其他数不尽的错误，才让这部作品能够以自己的面貌呈现。倘若真的有作品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机遇和意料之外的好运抵达终点，那么这部作品便是其中一例。我要感谢马克·拜农（Mark Beynon），他将这部作品从尘封的阁楼上翻找出来，我要对他致以特别的谢意。同样，我要对三位杰出的人致以适时的缅怀。40年前在伦敦大学，是他们的教育让我未来的人生有了方向。感谢已故的三位学界泰斗：S.T.宾多夫（S.T.Bindoff）、A.G.狄更斯（A.G.Dickens）和乔尔·赫斯菲尔德（Joel Hurstfield），尤其是其中的第一位，倘若他在“档案实证主义”方向上投入更多精力，一定会取得无尽的成就。而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我的一些学生也在我构建思想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我还要尤其感谢芭芭拉（Barbara）、我的家人，以及几位特殊的朋友，我对你们亏欠太多。感谢所有向我伸出援手，支持我、鼓励我的人。他们可以感受到我的谢意。

参考文献及书目信息

1.原始文件

如果亨利·詹姆斯所言非虚，“从本质上讲，历史学家希望得到的文献资料总要比他们实际可以用到的更多”，那么投身到与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相关内容研究的学者，一定会为他们可以得到的大量原始文件感到高兴。仅仅是这一主题下被视为“核心”的材料就至少包括5万件内容，在这一方面，我们那些极其勤奋的维多利亚时代历史学家前辈们编纂的“国家文件集”起到了关键作用。每一位研究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历史的学者，都依赖于J.S.布鲁尔、J.盖尔纳、R.H.布罗迪编辑的21卷本《亨利八世时期国内外书信与文件集》（Letters and Papers, Foreign and Domestic,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I，London, 1862–1932），这部巨著至今仍是获取有关这一时期鲜活细节的重要来源。另一部关于这一时期的重要原始文件汇编是文献委员会（Record Commission）于1830年至1852年整理的11卷《国家文件集》（State Papers）。不过除了这些内容丰富的档案整理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保存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档案中的外国大使信件，各种条约、法律、法令和教会法规的档案，以及议会的法案、会议记录和当时的编年史文献。私人档案出版物和各种历史学会，如卡姆登、帕克、塞尔登和皇家历史学会的额外贡献，也进一步充实了这一主题本就丰厚的文件资料库。

J.S.布鲁尔被认为是现代研究亨利八世时期历史的领军人物。作为一位品格高尚且涉猎广泛的学者，他曾在伦敦国王学院担任古典文学系的主任，而在随后的人生里则一直在为所谓的“罗尔斯系列丛书”整理亨利八世时期的文件档案。《书信与文件集》（通常简称为“L&P”）的最初4卷便出自他手，而后面的17卷则由J.盖尔纳编辑，最后由R.H.布罗迪协助整理而成。这部巨著以时间为纲，罗列了与这一统治时期相关的种种主要文献资料。不过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尽管这部《书信与文件集》在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研究中的作用无与伦比，但布鲁尔及其继任者们在材料选择方面只选择了自己认为重要的部分，虽然他们的删节工作都是在尽可能保证信息连贯和内容完整的前提下进行的。

相比之下，《国家文件集》的内容范围更加局限，按照主题排列（第1卷“国内通信”；第2—3卷“与爱尔兰相关通信”；第4—5卷“与苏格兰相关通信”；第6—11卷“英国与其他国家通信”）。尽管这种分类自有其道理，但它无法呈现都铎王朝时期的政治家们真实的思想脉络，他们显然需要同时兼顾整体与概况。但不同于《书信与文件集》，《国家文件集》的内容并未进行删节。

还有另外两份档案汇编值得格外关注。由R.布朗等人编辑的9卷本《威尼斯国家文件档案》（The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Venetian，London, 1864–98）涉及了不少亨利八世统治早期的内容，而稍晚的内容则多出现在G.A.伯根罗斯等人编辑的13卷本及两卷补集的《西班牙国家文件档案》（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Spanish，London, 1862–69）中。此外，A.B.海恩兹等人编辑的《米兰国家档案》（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Milan，London, 1913）也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内容。

其他与亨利八世统治相关的重要材料散见于：J. Strype,Ecclesiastical Memorials, Relating Chiefly to Religion, and the Reformation […] under King Henry VIII, King Edward VI, and Queen Mary I（3 vols., Oxford, 1822）; N. Pocock, Records of the Reformation, the Divorce, 1527–1533（2 vols., Oxford, 1870）; G. Burnet,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ed. N. Pocock （6 vols., Oxford, 1865）; The Antiquarian Repertory: A Miscellany Intended to Preserve and illustrate several valuable Remains of Old Times, ed. F. Grose and T. Astle（4 vols., London, 1808）; J. Kaulek, Correspondence Politique de MM. de Castillon and Marillac（Paris, 1885）; R.B. Merriman,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 Oxford, 1902; reprinted Oxford, 2000）; Correspondencia de Gutierre Gomez de Fuensalida, ed. duque de Berwick y de Alba （Madrid, 1907）; the Ambassades en Angleterre de Jean du Bellay, eds. V.L. Bourilly and P. de Vaissiere （Paris, 1905）; and A Luders et al. eds.,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s. ii and iv, ed. T.E. Tomlins and W.E. Taunton for the Record Commission（1817–19）.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policy can be traced through Formularies of Faith put forth by Authority 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ed. C. Lloyd （Oxford, 1825）, while the official records of Convocation are to be found in D. Wilkins, Concilia magna Britanniae et Hiberniae a synodo Verulamiens A.D. 446 ad Londiniensem, A.D. 1717, vol. iii （4 vols., London, 1737）。当时通信的内容，可参见H.E.埃利斯爵士的《英国历史重要原始信件》（Original Letter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History，London, 1835–46），其中包含了大量书信原件材料。

这里还应该特别介绍一下T.里默的《条约契约集》（Foedera），16 vols., London, 1704–13）。作为一位宫廷历史学家，托马斯·里默负责抄写和研究“英国王室与其他任何王国和国家之间在任何时候建立的所有和约、条约、联盟条款、投降条款和邦联条款”，这项工作耗尽了他最后20年生命。

另外还有一些容易获取的最新研究资料汇编：P.L. Hughes and J.F. Larkin, Tudor Royal Proclamations, vol. i （3 vol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64）; G.R. Elton, The Tudor Constitution: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Cambridge, 1960）; M. St Clare Byrne ed., The Letters of King Henry VIII: A Selection with a Few Other Documents（London, 1936）; H. Savage, ed., Love Letters of Henry VIII（London, 1945）; E. Surtz and V. Murphy eds., Divorce Tracts of Henry VIII（Angers, 1988）; G. Bray, ed., Documents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Cambridge, 1994）.

遗憾的是，有关亨利时期议会活动的记录比我们预计的要少。《上院日志》（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Lords）第1卷中包括一份自1513年至1533年的议会名册，《贵族日志》（Lords’Journals）中则保留了1509年至1513年及1533年至1547年的相关内容。然而这些日志的内容并不详尽，只记录了出席的议员及最终形成的法案，并没有记录会议讨论和表决的情况。至于下议院，在爱德华六世之前并没有形成任何日志资料，因此有关其议事日程等相关信息只能通过非官方记录来获取。如梅里曼收集的《克伦威尔书信集》、霍尔的《编年史》、福克斯的《法案与记录》、罗珀的《莫尔生平》以及当时外国大使的书信。

有关枢密院的历史，可参见：vols. i–iv of The Acts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England, ed. J.R. Dasent （46 vols., London, 1890–1964）are invaluable, and vol. ii of I.S. Leadam ed., Select Cases before the King’s Council in the Star Chamber（Selden Society, 1911） may be another source of interest. There is also H. Nicholas ed., Proceedings and Ordinances of the Privy Council, 1386–1542（7 vols., London, 1837）.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一时期，所谓的“国家”记录往往来自私人文件，因而通常出自大家族之手。历史手稿委员会整理的最重要的一份档案便是《历史手稿委员会汇编哈特菲尔德宫索尔兹伯里女侯爵手稿》（MSS of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 at Hatfield House，24 vols., London, 1883–1976）。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鲁特兰伯爵大人手稿》（The Manuscripts of his grace the duke of Rutland，4 vols.,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London, 1888–95）。

关于亨利八世的幼年时代及其成长背景，可参见J.加德纳编辑的《理查三世及亨利七世时期重要书信及文件汇编》（Letters and Papers Illustrative of the Reigns of Richard III and Henry VII，2 vols., Rolls Series, 1861）。爱尔兰相关的内容来自H.C.汉密尔顿等人编辑的《1509—1603爱尔兰国家文件集》（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Ireland，11 vols., London, 1860–1912）。有关苏格兰，可查阅J.贝恩《汉密尔顿文件集——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8世纪政治关系的重要信件和文件》（The Hamilton Papers – Letters and Papers Illustrating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of England and Scotland in the XVIth Century，2 vols., 1890–92）。

2.同时代历史作品及编年史

波利多尔·弗吉尔的《英国历史》（Anglica Historia），由大卫·海伊翻译并编辑出版（Camden Society, 1950），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编写的第一部英国编年史。作者于1470年生于乌尔比诺，1503年来到英国，为海福特主教卡斯泰利效力，担任教皇献金管理署的副署长。随着卡斯泰利升任红衣主教及巴斯和威尔斯主教，波利多尔·弗吉尔成为威尔斯的大执事和圣保罗的受俸牧师，这一任命使他卷入了纷繁复杂的事务中。他遵照教皇诏令，奠定了剑桥的圣约翰学院的基础，同时还为沃尔西获取红衣主教之职出了力，但两人随后反目。他的《英国历史》出版于1534年，对亨利七世和直到1537年的亨利八世时期都做了重要记录。这部作品美化了都铎王朝的统治，同时毫不掩饰对于沃尔西的敌意。

爱德华·霍尔的《兰开斯特与约克这两个显贵而杰出家族之融合》（The U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e Famelies of Lancastre and York）最早出版于1542年，并在1548年和1550年由理查德·格拉夫顿两度再版。1809年，亨利·埃利斯爵士将这部作品编辑为6卷本出版，随后C.A.惠布利将其中关于亨利八世“丰功伟绩”的部分单独编辑成两卷本出版（London and Edinburgh, 1904）。霍尔的作品深受《英国历史》的影响，但不同于波利多尔的天主教徒身份和普世主义，霍尔是个激进的新教徒，同时怀有民族主义倾向。霍尔曾被描述为“最具启发性的鼠目寸光之辈”，出身于什罗普郡绅士阶层，曾在剑桥伊顿公学和国王学院（1514-1518）及格雷律师公会接受教育。他由此获得了律师和伦敦人的身份，充分展现了自己对细节的把握和与人谈话方面的天赋，于1542年成为布里奇诺斯地区议员。他是个狂热的保皇党人，憎恨牧师，热爱美丽的风景和声音，而他的历史书写显然是对1532年之前亨利统治时期现实状况最好的记录。霍尔赞美国王，为宗教改革辩护，充分表现了当时伦敦新教徒的思想状况。他死于1547年。

与霍尔相比，其他当时的编年史家尽管也可以提供一些颇有用处的历史记录，但总体上平淡无奇、内容空洞。这些人的作品大多由卡姆登协会编辑出版，编入“卡姆登杂集”系列丛书当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包括：The Chronicle of the Grey Friars of London, ed. J.G. Nichols（Camden Society, liii, 1859）; The Chronicle of Calais, ed. J.G. Nichols （Camden Society, 1846）; The London Chronicle, ed. C. Hopper（Camden Society, 1859）; The Great Chronicle of London, ed. A.H. Thomas and I.D. Thornley （London, 1938）; and The Chronicle of Charles Wriothesley, ed. D.W. Hamilton （Camden Society, 1875）。而在这些作品里，最有价值的当属赖奥斯利的作品。他对亨利晚年生活的书写丰富了霍尔的记录，同时也可看作是对格拉夫顿的延续。

还有两部作品，尽管它们的作者在严格意义上不算是当时的人物，但他们的作品却也值得一看。约翰·斯托夫的《编年史》（Annals）最初出版于1580年，当时的标题是《英国编年史：从布鲁图斯至今》（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from Brutus unto the present Year of Christ）。尽管此人只是个在伦敦做生意的裁缝，而且到亨利去世时他还很年轻，但他的叙述却完整可靠。此外，拉尔夫·霍林希德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直到1577年才出版，尽管如此，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情感与印象仍呈现在他的字里行间。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算不上是一部编年史，塞巴斯蒂亚诺·朱斯蒂尼亚尼的《亨利八世宫廷四年记》（Four Years at the Court of Henry VIII, trans. R. Brown，2 vols., London, 1854）仍然十分宝贵。朱斯蒂尼亚尼的226封信传达出当时外交世界中的波谲云诡，但另一方面，这部作品中呈现的社会观察或许更加有趣。他在1515年被派到英国时毫不吝惜对亨利的赞美，但等到1519年7月派遣结束，这位威尼斯外交官变得谨慎了许多。同时，他对沃尔西既心怀敌意，又充满敬佩，并且记下了红衣主教对他的种种恐吓与挑衅行为。

3.与重要人物相关的同时代记录

乔治·卡文迪许的《红衣主教沃尔西的一生》（Life of Cardinal Wolsey）是在沃尔西去世大约30年后写就的，但这份记录来自与他最亲近的人。1522年前的某个时间，卡文迪许进入沃尔西家中，成为他的门房。直到沃尔西去世前，卡文迪许一直为他服务。在这段时间里，他也记录了沃尔西的言行。因此，他才能够写成这本经常被看作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伟大传记的书。尽管这部作品出自一位“忠诚的男仆”之手，但它仍是同类作品中唯一一部可靠的记录。

托马斯·莫尔也享有一位与自己同时代的传记作家。大约在1557年，莫尔的女婿威廉·罗珀撰写了一系列笔记，最终形成了他的著名作品《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一生》（Life of Sir Thomas More）。这部作品主要根据他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莫尔的回忆完成，因其对莫尔过于神圣化的描写受到批评。尽管如此，这部作品的素材无疑是真实可靠的，因为罗珀和他的岳父在位于切尔西的他妻子娘家的屋檐下共同生活了15年。

莫尔自己的作品被收录在《耶鲁版圣托马斯·莫尔全集》（The Yale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St Thomas More，New Haven and London, 1963–79）当中，而罗珀对莫尔生平的记录，和卡文迪许的《红衣主教沃尔西》一道，由R.S.西尔维斯特和D.P.哈丁编辑，共同组成了《两个都铎早期人物》（Two Early Tudor Lives，New Haven and London, 1962）一书。

关于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崛起，许多有用的信息都可以从卡文迪许的《红衣主教沃尔西的一生》中获得。查普伊斯写给格兰维尔的信里（L&P, vol. v., No. 228）也提供了一些有关这位大臣的出身和早期奋斗的细节。而自他掌权以后，所有与国家相关的文件，尤其是《书信与文件集》中都不乏他的身影。在S.R.卡特利和G.汤森德编辑的约翰·福克斯的作品《法案与记录》（Acts and Monuments，8 vols., London, 1837–41）中，记录了克伦威尔勋爵的生平，其中不乏一些生动的细节，尽管行文散漫，颇具争议。福克斯显然是一位虔诚而热情的新教徒，为此不惜放弃自己在牛津的人际关系，并一直流亡到玛丽女王登基。他痛恨教皇主义，将斯蒂芬·加德纳视为宗教保守主义的象征性领袖，并对克伦威尔格外推崇。但他的作品的权威性经常受到质疑，比如书中连《六条法案》颁布的日期都会记错。马利亚克（Kaulek op. cit.）提供了有关克伦威尔倒台最详尽的记录。

除了《书信与文件集》，关于托马斯·克兰默生平最好的权威之一是他的秘书拉尔夫·默里斯。此人为福克斯提供了不少信息。克兰默的作品收录在H.詹金斯编辑的《托马斯·克兰默文存》（Remains of Thomas Cranmer，Oxford, 1833）中，而斯特赖普于1694年出版的《纪念最虔诚的神父托马斯·克兰默》（Memorials of the Most Reverend Father in God, Thomas Cranmer，3 vols., Oxford, 1848–54）则是他最早的传记作品。后者在附录中整理了大量的“文件、登记册、信件和其他原稿”。

费舍尔最早的英文传记写于1570年左右，据说来自剑桥基督教会学院或圣约翰学院某些昔日学生之手。其中一位，托马斯·沃森，是斯蒂芬·加德纳的牧师。费舍尔的另一位同时代人，牧师兼汤斯顿主教的秘书理查德·希尔利亚德（Richard Hilliard）于1543年在议会被判死刑，之后在罗马避难，他在那里写了一本关于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书，书中论述了费舍尔的活动和遭遇。尽管这部作品已经佚失，但有一部分书稿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的阿伦德尔手稿馆155号（Arundel MSS 152）。与费舍尔同时代的另一位殉道者威廉·拉斯泰尔法官曾撰写过一部有关自己叔叔托马斯·莫尔生平的作品，其中许多内容都提到了罗切斯特主教。尽管这部作品同样佚失，但也有部分手稿保存在阿伦德尔。另外还有一本费舍尔的传记《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that renowned John Fisher, Bishop of Rochester）诞生于1655年，但直到1893年才由耶稣会会士弗朗西斯·范奥特洛伊在《布朗迪安文选》（Analecta Bollandiana）中公开发表。

以下是与各章节具体相关的引用内容。其中所提到的大部分书籍是二手研究，但也有上一部分中未提及的当时的文献资料。

1 稚气的帝王

M.L. Bruce, The Making of Henry VIII（Glasgow, 1977） 是为数不多关注到亨利童年生活的作品之一，其中一些有趣的细节，已经纳入本章内容当中。有关亨利七世和约克的伊丽莎白之背景，参见S.B. Chrimes, Henry VII, （London, 1981）; R.L. Storey, The Reign of Henry VII（London, 1968）; and S. Cunningham, Henry VII （London, 2007）。关于亨利母亲更多的内容，参见N.H. Nicholas, The Privy Purse Expenses of Elizabeth of York with a Memoir（Pickering, 1830）。关于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参见E.M.G. Routh, Lady Margaret, Mother of Henry VII, （Oxford, 1924）。更加现代的视角，参见M.K. Jones and M.G. Underwood, The King’s Mother（Cambridge, 1993）. Vols. iv and v of John Leland’s De Rebus Britannicis Collectanea, ed. T. Hearne（6 vols., Oxford, 1715） 提供了她的训令的具体细节。关于玛格丽特夫人对法国人的敌意，请参阅John Fisher’s Funeral Sermon, published in 1708。亨利的奶妈安妮·卢克主要在 Calendar of Patent Rolls（HMSO, 1911）, 11, 46, 345, 422, 488, 489, 581 被提及，托马斯·费尔、费利克斯·伍尔茨和巴塞洛马尤斯·梅特林格的论文讨论了当时儿童抚育方面的内容，可以在John Ruhrah, Pediatrics of the Past,（New York, 1925）中找到。另一方面，本章中提到的搏击玩具，现在还可以在维也纳的昆茨历史博物馆中看到。亨利因康沃尔叛乱躲进白塔的描述，参见 Great Chronicle of London, ed. A.H. Thomas and I.D. Thorley （London, 1938）, 275–6, and A.L. Rowse’s Tudor Cornwall（London, 1969），这两部作品也讨论了起义本身的内容。有关亨利成长的内容，参见下列作品：S. Anglo : Spectacle, Pageantry and Early Tudor Policy（Oxford 1969）;‘The British History in Early Tudor Propaganda’,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44 （1961）; and‘The Court Festivals of Henry VII’,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43 （1960–61）. Maurice Pollet’s John Skelton, Poet of Tudor England（1971） 很有启发性, 而H.L.R. Edwards, Skelt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Tudor Poet（New York, 1971）和 A.F. Kinney, John Skelton, Priest as Poet : Seasons of Discovery（North Carolina, 1987）则是另外两部很有价值的作品。同时可参见‘Skelton’s Speculum Principis’ by F.M. Salter in Speculum, a Journal of Medieval Studies, IX （1934）。购买科德诺城堡的内容，在Calendar of the Close Rolls, 1500–1509（HMSO, 1963）, 160, 以及Calendar of Patent Rolls, 1494–1509（London, 1916）, 583中有提及。

2 晋升的王子

M.L. Bruce 再次成为本章的重要信息来源。同时参见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 ed. William Campbell （London, 1873）, vols. i and iii of A. F. Pollard’s The Reign of Henry VII from Contemporary Sources （London, 1913）, Memorials of Henry VII, ed. J. Gairdner（London, 1858）, and F.A. Mumby, The Youth of Henry VIII : A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Letters（Boston, 1913）。Fuensalida’s Correspondencia（Madrid, 1907） 是关于亨利七世和他二儿子之间关系的重要同时代记录。关于亨利王子个人家眷的情况, 参见 Patent Rolls, 126, 127, 386, 387, 391 以及 S. Anglo,‘The Court Festivals of Henry VII’,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xliii（1960）, 40, 43, 44。关于王子的教育问题，参见 N. Orme, From Childhood to Chivalry : The Education of English Kings and Aristocracy, 1066–1530 （Cambridge, 1984）。有关王子对同时代文学作品的热爱，参见 R. Barber, The Knight and Chivalry （London, 1970） 以及 J. Stevens, Music and Poetry in the Early Tudor Court （Cambridge, 1961）中‘The Game of Love’一章。关于当时贵族典型的浪漫主义阅读清单，请查阅 Household Books of John Duke of Norfolk and Thomas Earl of Surrey 1481–1490, ed. J. Payne Collier （London, 1844）。A.B. Ferguson, The Indian Summer of English Chivalry （North Carolina, 1960） 同样提供了有趣的观察。M.H. Keen’s Chivalry （New Haven, 1984）和M. Vale, War and Chivalry : Warfare and Aristocratic Culture in England, France and Burgundy at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 1981） 都提供了有启发性的洞见。关于蒙乔伊勋爵的相关内容，参见 H. Miller, Henry VIII and the English Nobility （Oxford, 1989） 和M. Dowling, Humanism in the Age of Henry VIII （London, 1986）。蒙乔伊与亨利的关系，在 Excerpta Historica, ed. S. Bentley（London, 1831）中有所提及。关于亨利用拉丁文为他和凯瑟琳的订婚抗辩，参见 J. Collier,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ix （London, 1847）。教皇特赦亨利与他妻子成婚的具体文字，可查阅 S. Ehses, Romische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Ehescheidung Heinrichs VIII 1527–1534 （Paderborn, 1893）。有关亨利年轻时对法国的敌意，参见 vol. i of Pollard, op. cit., and Erasmus’ Epistles, trans. F. Morgan Nichols （London, 1962）。关于亨利对法国特使的赞扬，参见L.P. Gachard, Collection des Voyages des Souverains des Pays Bas（Brussels, 1874–82）。有关国王兄弟之礼仪，可查阅 Collection of Ordinanc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Royal Household, Society of the Antiquaries of London（London, 1790）。关于阿拉贡的凯瑟琳双亲的更多内容，参见J. Edwards, Ferdinand and Isabella（Harlow, 2004）。

3 忠贞之心的黄金时代

S.J. Gunn,‘The accession of Henry VIII’, Historical Research 64（1991），278–88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起点。有关埃德蒙·达德利的讨论，参见 C.J. Harrison,‘The Petition of Edmund Dudle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lxxxvii （1972）。Dudley’s The Tree of Commonwealth, ed. D.M. Brodie （Cambridge, 1948） 同样引人入胜。阿拉贡的凯瑟琳与亨利八世的早期关系，参见 D. Starkey, Six Wives : The Queens of Henry VIII（London, 2004） and Alison Weir, The Six Wives of Henry VIII（London, 1991）。同时可参见 G. Mattingly, Catherine of Aragon（London, 1942）。

R.B. Wernham, Before the Armada: The Emergence of the English Nation, 1485–1588（New York, 1966）, Tudor England and its Neighbours, eds. S. Doran and G. Richardson（Basingstoke, 2005） 以及 S. Doran, England and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99） 都对都铎王朝的外交政治进行了讨论。当时欧洲的整体形势，参见 M. Mallett and C. Shaw, The Italian Wars, 1494–1559 : War,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Harlow, 2012）；有关亨利八世与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的关系，参见 G. Richardson ,“‘Good friends and brothers”? : Francis I and Henry VIII’, History Today, 44/9 （1994）以 及 Renaissance Monarchy : The Reigns of Henry VIII, Francis I and Charles V （London, 2002）。对亨利八世的1513年战争最全面研究，参见 C. Cruickshank, Henry VIII and the Invasion of France（Stroud, 1990）, 不过 Sir Charles Oman’s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don, 1937）同样很有价值。法国方面的视角，有 Memoires du Chevalier Bayard dit le 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 : Memoires particuliers relatifs a l’histoire de France, xv（London and Paris, 1786）, 以及 Memoires du maréchal de Florange dit le jeune adventureux, eds. R. Goubaux and P.-A. Lemoisne（Paris, 1913）。有关路易十二，参见 F.J. Baumgartner, Louis XII（Basingstoke, 1996）。同时参见 J.R. Hale : The Art of War and Renaissance England（Washington, 1961）以及‘Sixteenth-century explanations of war and violence’, Past and Present, 1971. A. Hocquet, Tournai et l’occupation anglaise（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 chartes, 1900）其中包含了大量有趣的信息。有关弗洛登战役的内容，可参阅The Day of James IV, 1488–1513, ed. G.G.Smith (London, 1890), W.Mack enzie, The Secret of Flodden（Edinburgh, 1931）, 以及新近出版的作品 N. Bevor, The Scottish Invasion of Henry VIII’s England（Stroud, 2001）。

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传记，可阅读 R.W. Seton-Watson, Maximilian I, Holy Roman Emperor（London, 1902）; C. Hare, Maximilian the Dreamer（London, 1913）; 以及 G.E. Waas, The Legendary Character of Kaiser Maximilian（New York, 1941）。同题材作品还包括 Larry Silver, Marketing Maximilian : The Visual Ideology of a Holy Roman Emperor（Princeton, 2008）。F. Fernandez-Armes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New York, 1975）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阿拉贡的凯瑟琳，以及对亨利外交政策塑造起到了很大影响作用的西班牙国王。

4 一手提拔

现如今，有关沃尔西最权威的作品无疑是 P. Gwyn, The King’s Cardinal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omas Wolsey（London, 1990）, 其中全面讨论了红衣主教生平活动的方方面面。不过，为了彻底纠正围绕沃尔西展开的种种黑暗传说，作者的努力似乎有些矫枉过正。而若要了解P. Gwyn极力纠正的内容，可阅读 A.F. Pollard’s vitriolic Wolsey（London, 1929）, 这部作品中完全将沃尔西处理成了莎士比亚笔下那个“胆大包天的恶棍”形象，这种形象最先来自沃尔西同时代的波利多尔·弗吉尔和爱德华·霍尔。尽管有些过时，但Mandell Creighton, Cardinal Wolsey（London, 1891）仍值得一看, 有关沃尔西作为大法官的表现，可参阅 J. A. Guy, The Cardinal’s Court : The Impact of Thomas Wolsey in Star Chamber（Sussex, 1977）。有很多重要论文，可查阅 S.J. Gunn and P.G. Lindley, Cardinal Wolsey : church, state and art （Cambridge and New York, 1991）。关于沃尔西的背景, 参阅T.W. Campbell,‘The early life of Thomas Wolse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iii （1888） 其中的很多信息至今仍令人信服。关于红衣主教与国王的关系，及其在政府当中的影响力，参阅 J.J. Scarisbrick, Henry VIII, （New Haven, 1968; 2nd edn., 1997） 以及 G.R. Elton, England Under the Tudors（London, 1953）。尽管 Scarisbrick倾向于强调亨利与他的大臣之间是“精诚合作”，但Elton更倾向于认为亨利“经常依赖别人的想法”。1517年5月事件的分析，参见 M. Holmes,‘Evil May Day, 1517’, History Today, 15 （1965）,还有一份关于沃尔西倒台的有趣资料，可查阅 L.R. Gardiner,‘Further News of Cardinal Wolsey’s End, November–December 1530’,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lvii （1984）。还有更多内容，参阅 Letters and Papers以及 Cavendish, the Calendar of Carew Manuscripts, 1515–74, ed. J.S. Brewer and W. Bullen （London, 1870）。

相比之下, 查尔斯·布兰登似乎被这一时期的文字记录者们忽视了, 因为当时的历史学家总是倾向于将人物的重要程度与权力大小联系起来，而不看他的个人关系。毫无疑问,这一主题最全面的作品是 S.J. Gunn, Charles Brandon, Duke of Suffolk c.1484–1545, Oxford, 1988）, 尽管这部作品似乎并未全面揭示两个男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关于布兰登和亨利的姐姐玛丽的关系，参见 W.C. Richardson’s Mary Tudor, The White Queen （London, 1970）, Hester W. Chapman, The Sisters of Henry VIII （London, 1969）, and M. Perry, The Sisters of Henry VIII : The Tumultuous Lives of Margaret of Scotland and Mary of France （London, 1998）。关于玛丽的法国婚姻，参见 C. Giry-Deloison,‘Mary Tudor’s marriage to Louis XII’ in D. Grummitt（ed.）, The English Experience in France, c. 1450–1558 （Basingstoke, 2000）, 132–59。

弗朗索瓦一世的标准传记仍是 R.J. Knecht, Renaissance Warrior and Patron : The Reign of Francis I（Cambridge, 1996）。D. Seward, Prince of the Renaissance : The Life of Francis I （New York, 1973） 也值得一读。同时可参见 G. Richardson, Renaissance Monarchy : The Reigns of Henry VIII, Francis I and Charles V（London, 2002）。

5 幻影之宫

关于亨利八世寻求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努力，可参阅J.J. Scarisbrick的传记。有关帝国的性质和选举过程，参见 H.G. Koenigsburger, The Habsburgs and Europe, 1516–1660（London, 1971）。查理五世最终的成功，在 K. Brandi, The Emperor Charles V, trans. C.V. Wedgewood（London, 1965） 中进行了解释。其他有关查理的最新作品，包括 W. Blockmans, Emperor Charles V, 1500–1558（London, 2002）and J.D. Tracy, Emperor Charles V, Impresario of War: Campaign Strategy,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Domestic Politics（Cambridge, 2002）。同时可参见 Correspondence of the Emperor Charles V, ed. W. Bradford（London, 1850）。有关亨利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种种奋斗故事，可参阅 J. Wegg, Richard Pace : a Tudor Diplomatist（London, 1932）。

关于亨利八世在政府内部的清理运动，参见 D. Starkey,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 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 （London, 1985）。更多第一手细节资料，参见 Hall, pp. 597–98, L&P, iii, 246–50, and the Venetian Calendar, ii, 1220 and 1230。

The Spanish Calendar, Venetian Calendar and The Chronicle of Calais 中包含了大量关于金锦营之地会盟和亨利与查尔斯之间初步会谈的资料。S. Anglo,‘Le Camp du Drap d’Or et les Entrevues d’Henri VIII et de Charles Quint’（Paris, 1959） 同样提供了有趣的叙述,而英语世界当中关于这一主题的最好叙述，当属 J.G. Russell, The Field of Cloth of Gold : Men and Manners in 1520（London, 1969）。毫不奇怪，英国方面并没有出现对当时那场比赛的叙述，但作为目击者，Seigneur de Florange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一事件。参见 Memoires du maréchal de Florange dit le jeune adventureux, eds. R. Goubaux and P.-A. Lemoisne（Paris, 1913）。英国方面提供餐饮的细节，参见 L&P, iii, 919。

有关白金汉公爵的生平和最终倒台，可参阅: B. Harris, Edward Stafford, Third Duke of Buckingham, 1478–1521（Stanford, 1986）; C. Rawcliffe, The Staffords, Earls of Stafford and Dukes of Buckingham, 1394–1521（Cambridge, 1978） and M. Levine,‘The fall of Edward Duke of Buckingham’ in Tudor Men and Institutions, ed. A.J. Flavin（Louisiana, 1972）。

6 护教之人

有关亨利八世的宗教观点及其长期影响，习惯性的看法在最近受到了挑战。新的视角将亨利看作新教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可参见 G. W. Bernard, The King’s Reformation: Henry VIII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English Church（New Haven and London, 2005）以及 Bernard’s essay,‘The piety of Henry VIII’ in 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Society : Humanism and the Reformation in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eds. N.S. Amos, A. Pettegree and H. van Nierop（Aldershot, 1999）, 62–88。R. Rex, Henry VIII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Basingstoke, 1993）也值得一读。不过如果有兴趣对当时的宗教思想背景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可参阅 K.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Harmondsworth, 1991）。

毫不意外，这一时期宗教史的其他方面也存在深刻的争议。下列作品对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不同观点：R. O’Day, The Debate on the Reformation（London, 1986） and R. Rex, Henry VIII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London, 1993）。关于旧教在改革前的状态，强调其颓废和不可避免的衰落，可参阅 A.G. Dickens, The English Reformation（Pennsylvania, 1989）。而关于新近观点，即教会仍能够得到广泛支持，可参阅 J.J. Scarisbrick,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English People（Oxford, 1984）, E. Duffy, The Stripping of the Altars: Traditional Religion in England 1400–1580（New Haven, 1992）, and C.A. Haigh, English Reformations（Oxford, 1993）。

关于16世纪初英国教会状况的其他有用信息来源包括: A.

Savine, The English Monasteries on the Eve of the Dissolution （Oxford, 1909）; F. Gasquet : The Eve of the Reformation（London, 1900）; P. Heath, The English Parish Clergy on the Eve of the Reformation （London, 1969）; R. Houlbrooke, Church Courts and the People during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1520–70（Oxford, 1979）; J.A.F. Thomson, The Later Lollards, 1414–1520 （Oxford, 1965）; J. McConica, English Humanists and Reformation Politics under Henry VIII（Oxford, 1965）; C. Haigh,‘Anticlericalism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History, lxviii （1985）; C. Marsh, Popular Religion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Basingstoke, 1998）; S. Brigden, London and the Reformation（Oxford, 1989）; P. Marshall,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Henry VIII’s England （Aldershot, 2006）; and P. Marshall, Reformation England 1480–1642（London, 2012）。本章中其他有用信息，来自 H. Maynard-Smith’s Henry VIII and the Reformation（London, 1963）。如果有意阅读一些反教权主义的原始文献, Simon Fish’s‘Supplication for the beggars’ 可以在Thomas More, The Supplication of Souls（London, 1970）中找到。

马丁·路德最好的英语传记，或许是 M. Mullett, Martin Luther（London, 2004）。其他值得一读的作品包括 R. Bainton, Here I Stand（New York, 1950）and H. Boehmer, Martin Luther : Road to Reformation, trans. J.W. Doberstein and T.G. Tappert（Philadelphia, 1957）。有关亨利与这位德国改革者的关系, 参阅 E. Doernburg, Henry VIII and Luther（Stanford, 1961）, N.S. Tjernagel, Henry VIII and the Lutherans : A Study in Anglo-Lutheran Relations from 1521 to 1547（St Louis, 1965）, and R. Rex,‘The English campaign against Luther in the 1520s’, Trans. Royal Hist. Soc., 5th ser., 39 （1989）。如果有意阅读亨利八世的个人作品，可参阅 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um or Defence of the Seven Sacraments by Henry VIII, King of England, ed. Rev. L. O’Donovan（New York, 1908 edn.）。

7权势与贫穷

沃尔西经常被奉为真诚的和平缔造者，最著名的论述者要数 J.J. Scarisbrick。而关于这一论断，J. G. Russell,‘The search for universal peace: the conferences at Calais and Bruges in 1521’,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xliv（1971）以及 P.J. Gwyn,‘Wolsey’s foreign policy : the conferences of Calais and Bruges reconsidered’, Historical Journal, 23 都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有关沃尔西竞争教皇之位的内容，参见 D.S. Chambers,‘Cardinal Wolsey and the Papal Tiara’ in Bull. Inst. Hist. Res., xxxv（1967）。

关于苏格兰问题的内容，参见 R.G. Eaves, Henry VIII’s Scottish Diplomacy, 1513–24（New York, 1971）and J.D. Mackie,‘Henry VIII and Scot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 Soc., xxix, 4th ser. （1947）。关于爱尔兰, 参见 S.G. Ellis, Ireland in the Age of the Tudors, 1447–1603: English Expansion and the End of Gaelic Rule（Harlow, 1998） and S.G. Ellis and C. Maginn,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Isles : The State of Britain and Ireland, 1450–1660（Harlow, 2007）。

有关国会对战争代价的反对意见, 参见 J.A. Guy,‘Wolsey and the parliament of 1523’ in Law and Government under the Tudors, ed. C. Cross, D. Loades and J J. Scarisbric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d G.W. Bernard, War, Taxation and Rebellion in Early Tudor England: Henry VIII, Cardinal Wolsey and the Amicable Grant of 1525（Brighton, 1983）。同时参见 R.S. Schofield, Taxation under the Early Tudors, 1485–1547 （Cambridge, 2004）。

M.H. Keen, The Laws of War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London,1965）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萨里的1522年战役, 随后的军事行动可参见 S.J. Gunn,‘The duke of Suffolk’s march on Paris in 1523’,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i（1986）, and in Gunn’s essay,‘The French Wars of Henry VIII’, in The Origins of Wa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 J. Black （Edinburgh, 1987）。关于法国军队在1525年的大捷，参见 A. Konstam, Pavia, 1525 : The Climax of the Italian Wars（Oxford, 1996）。

有关德国农民战争的内容，参见 E. B. Bax, The Peasants’ War in Germany 1525–1526（New York, 1968）and P. Blickle, The Revolution of 1525 : the German Peasants’ War from a new perspective, （Baltimore and London, 1981）。

有关皇室财产经营的改变，参见 A.P. Newton,‘Tudor reform sin the royal household’ in R.W. Seton-Watson（ed.）, Tudor Studies（London, 1924）。

8 激情使然

有关安妮·博林生平最主要的同时代记录，来自乔治·怀亚特在16世纪末完成的传记 Extracts from the life of the Virtuous, Christian and Renowned Queen Anne Boleyn（London, 1817）。不过，尽管怀亚特的作品对安妮的遭遇十分同情,但雷金纳德·波尔的 Pro ecclesiasticae unitatis defensione libri quatuor（Rome, c. 1555） 中包含的观点可能更代表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到现代，有关安妮·博林生平最权威的评价，可参见 E.W. Ives,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ne Boleyn: The Most Happy（Oxford, 2005）, 关于她的早期生活同样可以参见 J.H. Round, The Early Life of Anne Boleyn（London, 1886） and H. Paget,‘The Youth of Anne Boley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55, 1981。另外两本值得普通读者阅读的作品是 C. Erickson, Mistress Anne （New York, 1984） and H.W. Chapman, Anne Boleyn（London, 1974）。此外还有一部流传多年的标准传记：P. Friedmann, Anne Boleyn, a Chapter of English History, 1527–1536（2 vols., London, 1884）。

有关亨利的不忠行为，David Starkey 和 Alison Weir 在他们关于他的妻子们的著作中进行了探讨。同时可参见 Antonia Frasier, The Six Wives of Henry VIII （London, 2007）。有关贝西·布朗特为他生下的私生子里士满公爵的内容，可参阅 B.A. Murphy, Bastard Prince: Henry VIII’s Lost Son （Stroud, 2001）。

亨利的传记作者很少深入讨论他对于男性继承人的执着，因为这一点被看作不言自明。然而，L. B. Smith 的Henry VIII: The Mask of Royalty（Stroud, 2012）中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观点，这些观点与本文采用的论点基本一致。史密斯还强调了玛丽公主的婚姻可能性。

关于16世纪女性统治的问题，请参考以下文献：S. Mendelson and P. Crawford, Wome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2003）; J. Eales, Wome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500–1700 （London, 1998）; B.J. Harris, English Aristocratic Women, 1450–1550 （Oxford, 2002）; M. Levine,‘The place of women in Tudor rule and revolution’ in Essays for G.R. Elton from his American friends, eds. J. Guth and J.W. McKenna（Cambridge, 1982）; R. M. Warnicke,‘Women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in Contributions to Women’s Studies, 38, 1983; and J.M. Richards, “‘To Promote a Woman to Beare Rule”: Talking of Queens in Mid-Tudor England’, in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xxviii （1997）。

亨利离婚案中涉及的主要技术问题，参见 G. de C. Parmiter,The King’s Great Matter : A Study of Anglo-Papal Relations（London, 1967）and H. Thurston,‘The canon law of divorc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ix（1904）。有大量技术方面的细节，也包含在 N. Harpsfield, A Treatise on the Pretended Divorce between Henry VIII and Catherine of Aragon, ed. N. Pocock, Camden Society, 2nd ser, xxi （1878）。同时参见 E. Surtz and V. Murphy （eds.）, The Divorce Tracts of Henry VIII （Angers, 1988） and H. A. Kelly, The Matrimonial Trials of Henry VIII （Stanford, 1976）。Scarisbrick的传记第7章也可以作为探讨亨利离婚案的合适起点。

其他相关作品包括: V. Murphy,‘The Literature and Propaganda of Henry VIII’s First Divorce’ in D. MacCulloch （ed.）, The Reign of Henry VIII（Basingstoke, 1995）, 135–58; and J.C. Warner, Henry VIII’s Divorce :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rinting Press （Woodbridge, 1998）。

关于英国外交崩溃的关键事件, 参见 J. Hook, The Sack of Rome,1527 （Basingstoke, 2004） and A. Chastel, The Sack of Rome （Princeton, 1983）。一份有关英国外交“潜规则”的有趣叙述，可参见 C. Fletcher, Our Man in Rome : Henry VIII and his Italian Ambassador（London, 2012）。

关于沃尔西的倒台，可参见 E.W. Ives,‘The Fall of Wolsey’ in Cardinal Wolsey : Church, state and art, ed. S.J. Gunn and P.G. Lindley （Cambridge, 1991） and G.W. Bernard,‘The Fall of Wolsey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35 （1996）, 277–310。

9 僵局之下的无尽喧嚣

有关凯瑟琳在金伯顿的生活，参见 The Kimbolton Paper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Duke of Manchester（London, 1864）。Mattingly撰写的传记也详尽地描绘了王后这一时期的生活。David Starkey, Six Wives: The Queens of Henry VIII （London, 2004） 以及 Alison Weir, The Six Wives of Henry VIII （London, 1991）中补充了不少细节。同时可参见 J.E. Paul, Catherine of Aragon and her Friends （London, 1965）。

安妮的背景，以及她普遍的不受欢迎和与亨利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在很多作品里都有探讨。伦敦暴民对她的攻击只出现在Venetian Calendar当中, 不过 L&P 中提供了离婚案不受欢迎的大量证据。安妮经过“创作”成为彭布罗克女侯爵的过程，可参见 T. Milles, Catalogue of Honour （London, 1610）。

有关这一时期关键人物最好的集中叙述是 D. Wilson, In the Lion’s Court : Power, Ambition and Sudden Death in the Court of Henry VIII（London, 2002）。关于萨福克公爵，可参见S.J. Gunn, Charles Brandon, Duke of Suffolk c.1484–1545（Oxford, 1988）。关于诺福克公爵，可参见 M.A.R. Graves 在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2008）中的文章。在L&P 中可以找到足够多的资料，做证本书对托马斯·博林爵士的贬低评价。

托马斯·莫尔的名声，在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改观。多年来他的标准传记一直是 R.W. Chambers, Thomas More（London, 1935）, 不过若要了解现代视角，应当参阅 J.A. Guy, Thomas More（London, 2000）。

对这一时期议会活动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S.E. Lehmberg,The Reformation Parliament, 1529–36 （Cambridge, 1970） and M.A.R. Graves, Tudor Parliaments : Crowns, Lords and Commons, 1485–1603（London, 1985）。The Rolls of Parliament, Rotuli Parliamentorum, ed. J. Strachey et al. （London, 1767–1832） 仍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同时可参见 Acts of the Court of the Mercers’ Company, 1453–1527, eds. L. Lyell and F.D. Watney （Cambridge, 1936）。

关于克兰默，可参见 J. Ridley, Thomas Cranmer （Oxford, 1962）, 尽管这部作品受到了 D. MacCulloch, Thomas Cranmer: A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6）一书的挑战。同时可参见 MacCulloch的文章，‘Cranmer’s Ambiguous Legacy’, History Today （June 1996）。A.F. Pollard, Thomas Cranmer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1489–1556 （London, 1905）尽管是一部早期传记，但仍有一定价值。

关于亨利与罗马教廷的早期斗争，可参见以下内容：J.A. Guy,‘Henry VIII and the praemunire manoeuvres of 1530–31’,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vii （1982）; J.J. Scarisbrick,‘Henry VIII and the Vatican Library’,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xxiv（Geneva, 1962）; and V. Murphy,‘The literature and propaganda of Henry VIII’s first divorce’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 Politics, Policy and Piety, ed. D. MacCulloch （London, 1995）。关于罗马方面对于离婚案的立场，详见 Acta Curiae Romana in cause matrimoniale Regis cum Katherina Regina （1531）。

10 至高无上

尽管许多观点已经进行了修正或重新审视，但G.R. Elton 的研究仍可作为探讨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起点。下列Elton的文章对本章起到了很大作用:‘King or Minister? The man behind the Henrician Reformation’ in History xxxiv （1954）’;‘The Political Creed of Thomas Cromwell’ in Trans. Royal Hist. Soc., 5th ser., vi （1956）;‘The Evolution of a Reformation Statute’ in English Hist. Review, lxix（1949）;‘Parliamentary Drafts, 1529–40’, i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 Research, xxv （1952）;‘The Commons’ Supplication of 1532’in English Hist. Review, lxvi （1952）。

其他有关克伦威尔在国会活动的资料包括：M. Bowker,‘The Commons Supplication Against the Ordinaries in the Light of Some Archidiaconal Acta’ in Trans. Royal Hist. Soc., 5th ser., xxi （1971）; M. Kelly,‘The Submission of the Clergy’ in Trans. Royal Hist. Soc., 5th ser., xv （1965）; J.J. Scarisbrick,‘The Pardon of the Clergy, 1531’in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xii （1956）; R. Koebner, “‘The Imperial Crown of This Realm”; Henry VIII, 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Polydore Vergil’,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xxvi （1953）；See also T.M. Parker,‘Was Thomas Cromwell a Machiavellian?’ in Jnl. Eccles. Hist., （1950） and J. A. Guy,‘Thomas Cromwell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Henrician Revolution’ in Reassessing the Henrician Age, eds. A. Fox and J. A. Guy （Oxford, 1986）, 151–78。

A.G. Dickens精炼的作品Thomas Cromwell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London, 1974）可以同 B. Beckingsale, Thomas Cromwell : Tudor Minister（London, 1978） 一道作为参考。最近有关克伦威尔的作品包括: Robert Hutchinson, Thomas Cromwell: Henry VIII’s Most Notorious Minister （London, 2007）; J. Schofiel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omas Cromwell : Henry VIII’s Most Faithful Servant （Stroud, 2011）; and J.P. Coby, Thomas Cromwell （Stroud, 2012）。

有关同时代的政治理论，可参见：W.G. Zeeveld, Foundations of Tudor Policy （Cambridge, Mass., 1948） and F. Le Van Baumer, The Early Tudor Theory of Kingship （Cambridge, Mass., 1938）。更一般的叙述可参见 J.W. Allen,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don, 1960）and in C. Morris, 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and : Tyndale to Hooker（Oxford, 1953）。同时可参考 W. Ullmann,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 1961）。

任何对复杂法律问题感兴趣的读者，都可参见 J. Bellamy, The Tudor Law of Treason : An Introduction （Toronto, 1979）。

亨利八世的《真相之镜》及其他同时代作品，可参阅 N.

Pocock, Records of the Reformation : The Divorce 1527–1533 （Oxford, 1870）。关于凯瑟琳在1531年与诺福克和议会成员的当庭对质, see Edward Hall, the Spanish Calendar and L&P。

11 狮子知晓了自己的力量

多年以来，亨利的暴行以及克伦威尔冷酷无情的名声，都已经远离人们讨论的中心。G.R. Elton试图以讨论“更宏大”“更客观”的历史为目的，重新制定研究路径，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尽管这一趋势如今再次发生了转向并趋于明朗，但毫无疑问，他的观点对我们理解这一历史时期仍有很大启发。关于克伦威尔同本书截然不同的观点，可参阅 G.R. Elton, Policy and Police : The Enforcement of the Re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omas Cromwell（Cambridge, 1972）。

关于肯特圣女的活动，最详尽的叙述可参阅 A. Neame, The Holy Maid of Kent: The Life of Elizabeth Barton 1506–1534 （London, 1971）, 以及 the Rolls of Parliament, Rotuli Parliamentorum, ed. J. Strachey et al. （London, 1767–1832）。同时可参见 A.D. Cheney,‘The Holy Maid of Kent’ in Trans. Royal Hist. Soc., 2nd ser., xviii （1904）; L.E. Whatmore,‘The sermon against the Holy Maid of Kent and her adherents, 1533’,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lviii （1943）; and E.J. Devereux,‘Elizabeth Barton and Tudor Censorship’, Bull. John Rylands Library, 49 （1966）。

对于托马斯·莫尔“一个具有非凡美德之人”这一评价的攻击，始于 J. Ridley, The Statesman and the Fanatic （London, 1982），J.A. Guy, Thomas More（London, 2000）对此进行了讨论。另一部重要作品是 R. Marius, Thomas More（New York, 1984）。同时可参见A. Fox, Thomas More : History and Providence（Oxford, 1982）, G.R. Elton,‘Sir Thomas More and the opposition to Henry VIII’, Studies in Tudor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 （1974）, and D.M. Derrett,‘The Trial of Sir Thomas Mor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79 （1964）, 449–72。莫尔的信件可查阅 The Correspondence of Sir Thomas More, ed. E.F. Rogers （Princeton, 1947）。

尽管许多历史学家已经对其活动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处理，但约翰·费舍尔似乎仍需要一位最终的传记作者。最佳起点是 J.J. Scarisbrick,‘Fisher, Henry VIII and the Reformation Crisis’ in Humanism, Reform and the Reformation: The Career of Bishop John Fisher, eds. B. Bradshaw and E. Duffy （Cambridge, 1989）, 而Richard Rex 则在 The Theology of John Fisher （Cambridge, 1991）中将费舍尔处理成了一个神学家。不过关于费舍尔其人，我们只有像 P. Hughes, The Earliest English Life of John Fisher （London, 1935） 以及 E.E. Reynolds, St John Fisher （London, 1955）这样的作品。还有两部作品值得一阅，包括 E. Surtz, The Works and Days of John Fisher （Cambridge, Mass., 1967） 以及 M. Dowling, Fisher of Men: A Life of John Fisher, 1469–1535 （Cambridge, 1991）。

J. Youing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London,1971） 仍是关于教会机构遣散的一流作品, 不过更广泛的论述可参见 D. Knowles, The Religious Orders in England （3 vols., Cambridge, 1947–59）。F.A. Gasquet, Henry VIII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2 vols., London, 1906）也很有用，同时可参 阅 E. Duffy, The Stripping of the Altars: Traditional Religion in England, 1400–1580 （New Haven, 1992） 以及 J.G. Clark （ed.）, The Religious Orders in Pre-Reformation England （Woodbridge, 2003）。有关各教派当时的状态，可参阅 E.M. Thompson, The Carthusian Order in England （London, 1930） 以及 J.R. Fletcher, The Story of the English Bridgettines of Syon Abbey （Bristol, 1933）。对于重要人物的反抗，参见 J.E. Paul,‘The last abbots of Reading and Colchester’,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xxxiii （1960）。关于镇压修道院活动相关的信件，可参阅 Letters Relating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Monasteries, ed. T. Wright （Camden Society xxvi, 1843）。

多年以来，有关求恩巡礼的经典作品一直是 M.H. and R.

Dodds,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1536–7, and the Exeter Conspiracy 1538 （2 vols., Cambridge, 1915）。不过这部作品的很多观点已经被颠覆，若要理解现代观点，可参阅下列作品：R.W. Hoyle,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1530s （Oxford, 2001）; A. Fletcher and D. MacCulloch, Tudor Rebellions, 4th edn.（London, 1997）; C.S.L. Davies,‘The Pilgrimage of Grace reconsidered’, Past and Present, 41（1968）; and M. E. James,‘Obedience and dissent in Henrician England : the Lincolnshire Rebellion 1536’, Past and Present lxvii（1970）, 3–78. There is also G. Moorhouse,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 The Rebellion that Shook Henry VIII’s Throne（London, 2002）。有关大众政治的本质讨论，可参阅 E. Shagan,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Cambridge, 2002）, A. Wood, Riot, Rebellion and Popular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Basingstoke, 2002）, and T. Harris（ed.）, The Politics of the Excluded c. 1500–1850（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2001）。

其他与本章相关的作品包括：G. Walker, Writing Under Tyranny: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e Henrician Reformation（Oxford, 2005）; D.A. Dill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tyrdom in the English Catholic Community, 1535–1603（Aldershot, 2002）; S.L. Jansen, Political Control and Protest under Henry VIII（Woodbridge, 1991）’; and K.J. Kesselring, Mercy and Authority in the Tudor State（Cambridge, 2003）。

12 攀龙附凤，终得报应

由于凯瑟琳在死后不久便遭到了笨拙的解剖，人们一直怀疑她是中毒而死。现在普遍认为，当时在她心脏上发现的赘生物应当是贲门癌。有关她的病情的现代讨论，可参见 Sir Norman Moore,‘The Death of Catherine of Aragon’, The Athenaeum （1885）。

在 E.W. Ives的传记之后，对安妮倒台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Retha M. Warnicke, The Rise and Fall of Anne Boleyn : Family Politics at the Court of Henry VIII（Cambridge 1989）。同时还可参阅 G.W. Bernard,‘The Fall of Anne Boley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vi（1990）and G. Walker,‘Rethinking the Fall of Anne Boleyn’, Historical Journal, 45（2002）, 1–29。有关亨利对安妮越发失望的证据，可查阅 Spanish Calendar, the Venetian Calendar, Roper’s Life of More, as well as George Wyatt’s biography. Henry Clifford’s The Life of Jane Dormer, ed. J. Stevenson, S.J. （London, 1887）, 指出亨利把莫尔之死的责任归咎到安妮身上。

关于安妮入狱最好的第一手信息，来自伦敦塔守卫Sir William Kingston,与托马斯·克伦威尔的通信, 可以在大英图书馆的 Cotton MSS 中找到。关于对和她通奸相关之人的逮捕与囚禁的信息，可查阅 Histoire de la Royne Anne de Boullant（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 1550）。对她进行审判的细节由当时的亲历者 Sir John Spelman记录，可查阅 Reports of Sir John Spelman, ed. J.A. Baker（Selden Society, 1977–78）。

近年来，亨利在安妮·博林之后的妻子经常被放在一部作品中一并讨论，可参阅 D. Starkey, Six Wives : The Queens of Henry VIII（London, 2004）, Alison Weir, The Six Wives of Henry VIII （London, 1991）, Antonia Fraser, The Six Wives of Henry VIII （London, 1992）and D. Loades, Henry VIII and His Queens（Stroud, 2000）。由于种种原因，简·西摩个人的传记十分少见，但她的信息通常可以在关于她家族的作品中寻见，如 William Seymour, Ordeal by Ambition: An English Family in the Shadow of the Tudors （London, 1972）。同时可参见 P.M. Gross, Jane, The Quene, Third Consort of King Henry VIII（New York, 1999）。第一手研究资料，可查阅 Seymour Papers 1532–1686, Report on the Manuscripts of the Most Honourable the Marquess of Bath preserved at Longleat, vol. iv, ed. M. Blatcher（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1968）and H. St Maur, Annals of the Seymours（London, 1902）。近10年左右，克里维斯的安妮终于可以以自己的身份出现在讨论当中。有关她的婚姻及其广泛影响的有趣讨论，可参见 R.M. Warnicke, The Marrying of Anne of Cleves : Royal Protoco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2000）。Mary Saaler 着重强调了安妮作为“无王之后”的后期生活，可参阅她的作品：Fourth Wife of Henry VIII （London, 1997）。关于凯瑟琳·霍华德生平最好的叙述，仍是 L.B. Smith, A Tudor Tragedy: The Life and Times of Catherine Howard （London, 1961）。

有关埃克塞特阴谋, 参见 H. Durant’s Sorrowful Captives （Pontypool, 1960）。关于克伦威尔的倒台, 参见 G.R. Elton,‘Thomas Cromwell’s Decline and Fall’, Cambridge Hist. Journal, x （1951） and S. Brigden,‘Popular Disturbance and the Fall of Thomas Cromwell and the Reformers, 1539–40’, Historical Journal, xxxv（1992）。关于波尔家族更多信息，可查阅 H. Pierce, Margaret Pole, Countess of Salisbury 1473–1541: Loyalty, Lineage and Leadership（Cardiff, 2009）and T.F. Mayer, Reginald Pole : Prince and Prophet（Cambridge, 2000）。

13 固执己见

对亨利晚年最引人入胜的描述仍然是 L.B. Smith’s Henry VIII : The Mask of Royalty （Stroud, 2012）。这部作品中包含了大量有趣的信息和分析，很多在本章中都有引用。Robert Hutchinson, The Last Days of Henry VIII （London, 2005） 同样包含了大量相关信息。

Ove Brinch,‘The Medical Problems of Henry VIII’, Centaurus,5 （1958） 以及 J.F.D. Shrewsbury,‘Henry VIII: A Medical Stud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vii （1952）可以作为研究亨利身体状况恶化的起点。L.B. Smith’s Henry VIII 也有不少颇有价值的讨论，本章中关于亨利越发注意到自己身体状况不佳、时日无多的结论正是来自这部作品。同时可参见 Sir A.S. MacNalty, Henry VIII : A Difficult Patient （London, 1952）, R. Lamont-Brown, Royal Poxes and Potions: The Lives of Court Physicians, Surgeons and Apothecaries （Stroud, 2001）, 以及 L.G. Matthews,‘Royal Apothecaries of the Tudor Period’, Medical History, 3 （1964）。有关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的晚年，参阅K. Brandi The Emperor Charles V, trans. C.V. Wedgewood （London, 1965） and R.J. Knecht, Renaissance Warrior and Patron: The Reign of Francis I （Cambridge, 1996）。

关于亨利最后一次出征苏格兰的内容，可查阅 G. Donaldson, Scotland: James V to James VII （Edinburgh, 1965） 以及 C.P. Hotle, Thorns and Thistles : Diplomacy between Henry VIII and James V, 1528–1542 （Lanham, Maryland and London, 1996）。亨利在最后一次征战法国时的军费开支及其影响，可查阅 F. Dietz, English Public Finance, 1485–1558 （2nd edn., London, 1964）。有关亨利在这一时期发动战争的更广泛讨论，可参见 J. Raymond, Henry VIII’s Military Revolution : The Armies of Six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Europe （London, 2007）。关于铸币贬值的更多细节，可参阅 J.D. Gould, The Great Debasement : Currency and the Economy in MidTudor England （Oxford, 1970）。

G.W. Bernard, The King’s Reformation: Henry VIII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English Church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5）对亨利在这些年的宗教态度进行了不同寻常的解释。至于想要自主得到结论的读者，可参阅 The King’s Book or A Necessary Doctrine and Erudition for any Christian Man, 1543, ed. T.A. Lacey（London, 1932）。同时可参见 A. Ryrie, The Gospel and Henry VIII: Evangelicals in the Early English Reformation （Cambridge, 2003）。

关于这一时期派系斗争的讨论，参见 D. Starkey,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 （London, 1985） 以及 E.W. Ives, Faction in Tudor England, Historical Appreciation VI （1979）。See also E.W. Ives,‘Faction at the Court of Henry VIII’, History, lvii （1972）。G. Walker, Persuasive Fictions : Faction, Faith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Aldershot, 1996）提供了一个平衡点, 而 S.J. Gunn, Early Tudor Government, 1485–1558（Basingstoke, 1995） 则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克兰默和加德纳的案件，在 D. MacCulloch, Thomas Cranmer : A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6）以及 G. Redworth, In Defence of the Church Catholic : The Life of Stephen Gardiner （Oxford 1990）有所讨论。关于加德纳的更多信息，参见 J. Muller, Stephen Gardiner and the Tudor Reaction （New York, 1926） 以及 J.A. 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Stephen Gardiner（Cambridge, 1933）；霍华德家族的倒台，可参见Jessie Childs, Henry VIII’s Last Victim :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Howard, Earl of Surrey（London, 2006）。同时可参见 P.R. Moore,‘The Heraldic Charge Against the Earl of Surrey, 1546–7’,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June, 2001）以及 J.M. Robinson, The Dukes of Norfolk（Chichester, 1995）。

关于亨利的最后一位王后，有价值的作品包括：S.E. James, Kateryn Parr : The Making of a Queen（Aldershot, 1999）, 以及 W.J. Haugaard,‘Katherine Parr : The religious convictions of a Renaissance queen’, Renaissance Quarterly 22 （1969）。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要数 J. Mueller, Katherine Parr : Complet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Chicago, 2011）。

关于威尔·萨默斯所扮演之角色的更多信息，参见 J. Doran, History of Court Fools （London, 1858） 以及 J. Southworth, Fools and Jesters at the English Court （Stroud, 1998）。

亨利遗嘱的文本，可查阅 The Will of King Henry VIII, ed. T. Astle（London, 1775）。E.W. Ives 的下列文章也对解决与此相关的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Henry VIII’s Will : A Forensic Conundrum’, Historical Journal, 35, 4 （1992）, 以及‘Henry VIII’s Will : The Protectorate Provisions of 1546–7’, Historical Journal , 37, 4 （1994）。同时可参见 R.A. Houlbrooke,‘Henry VIII’s Wills : A Comment’, Historical Journal, 37, 4（1994）, H. Miller,‘Henry VIII’s unwritten will’ in E.W. Ives et al., ed., Wealth and Power in Tudor England （1978）, 以及 M. Levine,‘The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Henry VIII : A Reappraisal Reappraised’, Historian, 26, 4 （August, 1964）。

有关亨利之死的叙述, 参见 F. Godwin, Annales of England containing the Reignes of Henry the Eighth, Edward the Sixth, Queen Mary （London, 1630） and the British Library’s Hargrave MSS 311, f. 125。本书中提到的所谓西班牙编年史家的记述，其作者身份不详，很可能来自亨利统治末期一位领受薪水的西班牙雇佣兵。这份记述尽管很有趣，但仍应谨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