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1
Author: 保罗·奥斯特
Date: 2018-12-31 16:00:00+00:00
Publisher: 九州出版社

【美】保罗·奥斯特　著

李鹏程　译

4 3 2 1

•九州出版社•

4 3 2 1 By PAUL AUSTER
Copyright © 2017 by PAUL AUS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MAN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4 3 2 1/（美）保罗·奥斯特著；李鹏程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108-7266-2

Ⅰ.①4… Ⅱ.①保… ②李…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5131号

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邮政编码：100037

网址：www.jiuzhoupress.com

目录
CONTENTS

1.0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5.4
6.1
6.2
6.3
6.4
7.1
7.2
7.3
7.4

献给希莉·哈斯特维特

1.0

根据家里流传的说法，弗格森的祖父揣着缝在衣服里子里的一百卢布，两脚一迈，离开家乡明斯克，往西经华沙和柏林到达汉堡，然后订了张“中国皇后”号的船票，在冬日的狂风暴雨中横跨大西洋，于二十世纪的第一天驶入了纽约港。在埃利斯岛上等待接受移民官的审查时，他和一个俄国犹太人同胞攀谈起来。那人跟他讲：别再想着叫列兹尼科夫了。这名字在这儿对你没好处。你需要起个美国名字来开始你在美国的新生活，要有正宗的美国味儿。对于1900年的艾萨克·列兹尼科夫来说，英语还是一门外语，所以他便请那位更年长、更有阅历的同胞不吝赐教。跟他们说你姓洛克菲勒，那人回道。这么讲一准没错。一个钟头过去了，接着是另一个钟头，等到十九岁的列兹尼科夫坐下来接受移民官的审查时，早把那人教给他的名字忘了个一干二净。叫什么？移民官问。这位已经疲惫不堪的移民恼火地捶了捶脑袋，脱口而出一句意第绪语，伊卡——哈博——法格森（我忘了）！就这样，艾萨克·列兹尼科夫以伊卡博德·弗格森这个名字，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新生活。

他的日子过得很辛苦，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不过即便过了开头这一关，他在这第二故乡的生活也不尽如人意。确实，他设法在过完二十六岁生日之后娶了妻子，确实，这个嫁过来之前叫范妮·格罗斯曼的女人，给他生了三个强壮健康的儿子，但对于弗格森的祖父来说，美国生活的艰难困苦从他下船的那天便开始了，而且一直要到1923年3月7号晚上才会结束。那晚，四十二岁的他意外地英年早逝——芝加哥一间皮革仓库遭到持枪抢劫，受雇当夜班警卫的他殒命在枪口之下。

他没留下来什么照片，不过据说是个虎背熊腰的壮汉，长着一双大手，没受过教育，也没什么本领，是那种典型的一无所知的新移民。他到纽约的第一个下午，碰上一个街头小贩正在叫卖苹果。那是他见过的最通红、最圆润、最完美的苹果。没经住诱惑的他买了一个之后迫不及待地咬了下去。但和他期待的甜味不同，他吃到的味道又酸又怪。更糟糕的是这苹果软得让人恶心，而且把皮儿咬破后，果实里面淡红色的液体带着一颗颗种子喷薄而出，溅得他满衣服都是。就这样，他第一次尝到了新世界的味道，第一次尝到了叫他永生难忘的泽西番茄。

他不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他是个肩膀宽厚的杂工，一个有着荒唐名字的希伯来巨人，靠着一双闲不住的脚，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在巴尔的摩和查尔斯顿，在德卢斯和芝加哥到处碰运气，干过码头工，在五大湖的一艘油轮上当过二等水手，在流动马戏团做过驯兽师，在锡罐工厂担任过流水线工人，还开过卡车，挖过沟渠，当过夜班警卫。不过，尽管他使出了百般的努力，挣到的钱总不过是分分毛毛，所以一贫如洗的艾克·弗格森最后留给老婆和三个儿子的东西，只有那些他跟他们讲过的故事，那些有关自己年轻时四处漂泊的经历。虽然故事的价值往远了说，可能并不比金钱差，但在眼下，它们的局限性却是确凿无疑的。

皮革公司给了范妮一小笔赔偿金，算是弥补她的损失。之后，应婆家亲戚之邀，她带着儿子们离开芝加哥，搬到了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亲戚的房子在中区，他们把顶层的公寓给她腾了出来，每个月象征性地收点儿房租。她的三个儿子，当时分别是十四岁、十二岁和九岁。老大叫卢易斯，不过很早以前就被省略成了卢。老二叫阿伦，在芝加哥时他因为这名字在操场上挨过不少揍，后来改叫自己阿诺德了。老三是九岁的斯坦利，大家都叫他小宝。为了维持生计，他们的母亲在家里干些给人洗衣服、缝缝补补的活儿，没多久儿子们也开始为补贴家用做贡献，每个孩子都会在放学后打工，把挣的每一分钱上交给母亲。时势维艰，贫穷的威胁就像一场让人难辨东西的浓雾，弥漫在公寓的每一间屋子里。这样的恐惧让人无所遁形，三个儿子耳濡目染，在人生目的这个问题上，渐渐沾上了母亲那种阴暗的存在论调调。要么工作，要么挨饿。要么工作，要么无家可归。要么工作，要么死掉。对于弗格森一家来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优柔寡断的念头，不可能有。在他们的小世界里，只有人人为人人——不然一无所有。

奶奶去世时，弗格森还不满两岁，对她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不过根据家里人的说法，范妮是个难以取悦且喜怒无常的女人，常常会突然大发雷霆，或者像疯了一样嚎啕不止，孩子们要是调皮捣蛋，她会拿起笤帚就打。因为老是撒泼耍横，和人讨价还价，她还被当地一些店铺挡在了门外。没人知道她出生在哪儿，据说她是孤儿，十四岁来到纽约，有好几年在下东区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阁楼里做帽子。弗格森的父亲斯坦利很少跟儿子说起自己的父母，被问到时回答也总是语焉不详，三两句就打发了。小小的弗格森对祖父母一星半点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他母亲露丝，在弗格森家族的第二代人中，露丝多年来都是三位妯娌中最年轻的，她的消息基本上是从卢的老婆米莉那儿听来的——米莉是个爱嚼舌根的女人，而她嫁的男人比起斯坦利或阿诺德要直白和健谈得多。弗格森十八岁的时候，母亲跟他讲了一件从米莉那儿听来的事，说起来顶多是个传言，一则毫无根据的猜测，有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不是。据米莉从卢那儿听来的说法，或者更确切一些，是米莉说卢告诉她，弗格森家还有过第四个孩子，是个女儿，比斯坦利小三四岁。她出生时全家已经搬到了德卢斯，艾克正试着在五大湖的船上谋个二级水手的差事，家里一连几个月揭不开锅。她说，因为范妮生孩子时艾克不在，也因为德卢斯在明尼苏达，时节正值隆冬，本来就是个天寒地冻的地方，那一年又特别冷，还因为他们住的房子只有一个烧木头的炉子取暖，更因为眼下根本没有余钱，范妮和儿子们每天只能靠一顿饭果腹，所以一想到要再照顾一个孩子她便心里发怵，竟然把刚出生的女儿活活淹死在了浴缸里。

要说斯坦利很少跟儿子谈起自己的父母，他也同样很少聊起自己的过去。父亲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是什么样，或者他在过完三十岁生日的两个月后娶露丝为妻之前是什么样，弗格森很难拼凑出清晰的图像。不过从那些漫不经心偶尔吐露的只言片语，弗格森还是搜罗到了这些信息：斯坦利经常会挨哥哥们的取笑或者踢打；他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小，跟父亲相处的童年时光最短，所以尤其依恋范妮；他是个勤奋的学生，而且无疑是三兄弟中最出色的体育健将，为中区高中校橄榄球队打过边锋，在校田径队跑过四分之一英里；因为在电子器件方面很有一手，1932年高中毕业后的暑假，他开过一家小小的收音机维修店（照他的说法，实际就是纽瓦克闹市区学院路上一间偏僻难找的弹丸小店，还不如擦鞋摊儿大）；他十一岁时，母亲有一次在暴怒之下拿着笤帚打伤了他的右眼（导致他部分失明，也让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兵体检中被列入了4-F类，没能入伍）；他恨死了小宝这个称呼，中学毕业后便禁止别人再这么叫他；他喜欢跳舞和打网球；不管哥哥们如何愚蠢或轻蔑地对待他，他从不说他们一句坏话；他小时候的课外工作是送报纸；他认真考虑过念法律专业，因为没钱只好断了这个念头；他二十出头那会儿出了名地有女人缘，跟无数年轻的犹太女孩约会，但从没想过要娶她们；三十年代时，他去古巴玩过好几次，当时哈瓦那还是西半球的罪恶之都；他人生的宏图大志是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一个和洛克菲勒一样富得流油的人。

卢和阿诺德二十几岁就结婚了，两个人都铁了心要快点儿从范妮那癫狂的家里挣脱出来，躲开这个自从1923年父亲去世便把持着弗格森一家的咆哮女王，哥哥们纷纷逃走时斯坦利才十几岁，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留在家里，毕竟那会儿他连高中都没毕业，可之后时光流转十一年，他还是继续住在家里，莫名其妙地和范妮在那座顶楼公寓的屋檐下度过了大萧条时期和战争的前半段，他困在那儿或许是因为惯性或者懒散，或许是出于对母亲的责任或负罪感，或许是所有这些加起来使然，让他无法想象在别处生活。卢和阿诺德相继成为人父，但斯坦利似乎满足于继续四处留情，以及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将自己的小生意做成大生意上面，因为他似乎根本无意婚娶，即便在轻歌曼舞中送走二十多岁最后那几年，渐渐逼近三十大关时，看起来他后半辈子也无疑将会是个单身汉。可就在1943年10月，美国第五集团军从德国人手里夺回那不勒斯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在那段战事终于转而开始对同盟国有利，让人有了指望的时间里，斯坦利经人撮合，在纽约同二十一岁的露丝·阿德勒进行了第一次约会，一辈子单身所具有的那种诱人魅力，旋即彻底消失了。

弗格森的母亲很漂亮，灰绿色的明眸和褐色的长发令人神魂颠倒，举手投足落落大方又伶俐机敏，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而这一切在上天赐予她的这具五英尺六英寸的身体中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以至于二十九岁的斯坦利，那个通常冷淡疏远的斯坦利，那个从未被爱情之火灼伤的斯坦利，在第一次握住露丝的手时，感到自己在她面前开始变得支离破碎，仿佛所有空气都从肺里抽了出去，而他从此再也无法呼吸。

她也是移民的孩子。父亲出生在波兰的华沙，母亲出生在乌克兰的敖德萨，不过两人来美国时都还不到三岁。比起弗格森一家，阿德勒家在这里显然融入得更好些，露丝父母说话时没有一丝外国口音，他们各自在底特律和纽约州的哈德逊长大成人，双方的父母也早就操起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不再讲意第绪语、波兰语或俄语。相比之下，斯坦利的父亲直到临死前还在挣扎着掌握这门外语，而他的母亲，即便到现在，到了她在东欧的根基被连根拔起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的1943年，读的仍然是《犹太前进日报》而不是美国的报纸，她表达自己的见解时操的是一种古怪、混搭的语言，被儿子们戏称为“英第绪语”，从她嘴里吐出的每个句子几乎都像令人费解的土话，混杂着意第绪语和英语。关于露丝和斯坦利的先人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但比起各自的父母有多适应或不适应美国的生活，更重要的差别是运气。露丝的父母和祖父母，有幸躲开了从倒霉的弗格森一家身上残忍碾过的命运之轮。他们的家族史中从来没有因仓库遭遇持枪抢劫而导致的凶杀，也从来没有穷到食不果腹、万念俱灰的地步，更没有被淹死在浴缸里的新生儿。底特律的爷爷是个裁缝，纽约的外公是理发师，裁衣服和剪头发虽然不是那种让人走上财富与世俗成功之路的行当，但却提供了足够稳定的收入，能让桌子上有热饭吃，让孩子们有衣服穿。

露丝的父亲叫本杰明，有时候会被简称为本或者本吉。1911年，在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天他便离开底特律，一头奔向了纽约，那边有个远房亲戚替他在市中心的一家成衣店谋了个店员的职位。年轻的阿德勒干了没到两周便走人了，心中笃信命运让他到人世走上短短一遭，可不是叫他来卖男式内衣和袜子的。三十二年之后，在干过家用清洁产品上门推销员，唱片经销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兵，卖过汽车，与人在布鲁克林共同经营一家二手车店之后，他如今在曼哈顿一家地产公司任职，是三位小股东合伙人之一，赚到的薪水足够让他有能力在1941年，也就是美国正式参战六个月之后，将一家人从布鲁克林的皇冠高地，搬进了西58街的一幢新楼里。

根据露丝听来的说法，她的父母是在上纽约州举办的一次礼拜日野餐会上相遇的，地点离她母亲在哈德逊的家不远，而且半年之内（1919年11月）二人便喜结连理了。正如露丝后来向儿子坦陈的那样，这桩婚姻一直叫她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她父母是她见过最不般配的一对，这段婚姻竟然维持了四十年，足以跻身人类婚配史册中的最大谜团。本吉·阿德勒是个花言巧语、自以为是、诡计多端的人，喜欢讲笑话，满脑子急功近利的想法，而且总爱招摇过市，可在上纽约州那场礼拜日下午的野餐会上，他却爱上了艾玛·布拉莫维茨这朵羞羞答答的壁花，一个珠圆玉润、乳房丰满、肤若凝脂、发如赤焰的二十三岁姑娘。她看起来是那样天真烂漫，那样未经世事，举手投足间流露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气质，无论谁看到，都会断定她的双唇还从未让男人的嘴碰过。他们要结婚简直莫名其妙，每一条迹象都表明这俩人注定会争吵、误会一辈子，但他们还是结婚了，而且尽管在女儿出生后（米尔德里德生于1920年，露丝生于1922年），本吉经常会对艾玛做出不忠之事，但他心中却始终装着艾玛，而一次又一次饱受委屈的她，也从不忍心与他反目。

露丝很喜欢姐姐，但反过来说却不成立。身为长女的米尔德里德，很自然地接受了上帝赋予她的公主地位，对于后来登场的这个小对手，如有必要，就得一次又一次地教训她，叫她明白在富兰克林大街的阿德勒府上只有一席宝座，上面只能坐一位公主，任何篡夺宝座的企图都会招致宣战。倒不是说米尔德里德会公开敌视露丝，但她的仁慈是一勺一勺往外施舍的，每分钟、每小时或者每个月的仁慈就这么多，而且赏赐的时候总会带着一点儿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否则不符合她的尊贵身份。米尔德里德冷淡又周全，露丝则热心又马虎。到姑娘们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时，已经显而易见的是米尔德里德的脑子好使得不得了，但她学习好不只是埋头苦读的结果，更是因为超乎寻常的智力天赋，而露丝虽然足够聪颖，学习成绩也完全拿得出手，但和姐姐一比，她就只能算是“陪公主读书”了。然而，在没有理解姐姐的动机，在一次都没有去主动思考这一点或者制定个计划的情况下，露丝却逐渐不再按照米尔德里德的意愿去和她竞争。她本能地意识到试图效仿只能以失败告终，如果她将来想拥有哪怕一丁点儿幸福的话，就必须要闯一条不同的路。她寻得的解决之道是工作，通过赚钱养活自己，竭力赢取一席之地。一到十四岁，年龄足够申请未成年人雇佣证明后，她便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这之后很快又换了一系列其他工作，到十六岁时她已经白天全职上班，晚上去读夜校高中了。叫米尔德里德躲在她那个堆满书的脑子里不出来吧，叫她飞到大学里读遍过去两千年里写过的每一本书吧，露丝想要的，露丝属于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世界，是纽约大街小巷中的熙攘和喧嚣，是为自己争口气闯出个名堂的感觉。她每周会去看两三场电影，同克劳黛·考尔白、芭芭拉·斯坦威克、金吉·罗杰斯、琼·布朗德尔、罗莎琳德·拉塞尔和琪恩·亚瑟在不计其数的电影中饰演的那些无畏、机敏的女主角一样，她也接过了年轻果断的职业女性这个角色，并且全情投入其中，仿佛她就生活在自己的电影里：《露丝·阿德勒传》，一部无限漫长又无限复杂的片子，虽然现在还在放第一盘胶片，但却昭示了未来的岁月里，一幕幕好戏将会接连上演。

1943年10月遇到斯坦利时，她已经在一位名叫伊曼纽尔·施奈德曼的肖像摄影师手下工作了两年。施奈德曼的照相馆位于临近第六大道的西27街。刚开始露丝做的是前台兼秘书兼会计，但1942年6月施奈德曼的摄影助理参军后，露丝顶了他的工作。已经年逾花甲的老施奈德曼是德裔犹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纽约。他是个喜怒无常的人，时不时爱乱发脾气、出口伤人，但却渐渐对美丽的露丝勉强产生了一点儿钟爱。他注意到她从第一天来照相馆就一直悉心观察他如何工作，便决定收她为学徒兼助理，把平生对相机、布光和冲洗胶片的了解，把他这行的全部工艺门道传授给她。露丝在此之前对未来并无头绪，她做过各种办公室职员，但除了挣些工资外没得到多少别的东西，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内心的满足感。现在她突然撞上了自己的人生使命——不仅仅是又一份工作，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活在这世上：端详他人的一张张脸，每天都有更多张脸，每个上午和下午都是不同的脸，每张脸都迥异于其他的脸。没过多久露丝就明白了自己有多热爱这份端详他人的工作，明白了自己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对它心生厌倦。

斯坦利那时在和他那两位免服兵役的兄长（原因分别是扁平足和视力不良）合伙做事。1932年开张的那间收音机维修小店，经历过几次重整和扩张后，已经发展成为春田大街上一家大型家具家电商场，并且一应俱全地提供着现代美国零售业的种种诱饵和噱头：长期的分期付款计划、买二赠一的优惠、半年度清仓大甩卖、新婚夫妇咨询服务和“国旗日”特价活动。最先加盟的是阿诺德，这个笨手笨脚、脑子不太灵光的二哥，之前已经弄丢了好几份推销员的工作，艰难得连老婆琼和三个孩子都快养不起，几年后卢也加入了，不过原因不是他对家具或者家电有什么兴趣，而是斯坦利刚刚替他还上了赌债，这已经是五年内第二次了，斯坦利逼着他入伙以示诚意和悔悟，并且告诉他，要是有一丁点儿的不情愿，以后休想再从自己身上搜刮走一分钱。就这样，一家名为“三兄弟家世界”的企业诞生了，不过实际上指挥方向的只有一个兄弟：范妮三个儿子中最年轻、最有野心的斯坦利。这个一意孤行而又执迷不悟地坚信家庭忠诚高于所有其他人类属性的斯坦利，心甘情愿地扛起了两位无能兄长的重担，而他们对他表达感激的方式，是一次又一次上班迟到，口袋里没钱时从收银机里顺走十块二十块的钞票，或者在天气暖和的月份里，午饭后翘班去打高尔夫球。如果说斯坦利对他们的行为有所不满，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因为宇宙法则严禁一个人抱怨自己的兄弟，就算给卢和阿诺德发薪水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世界的利润，这家店的盈利依然相当可观，而且过一两年仗打完了，前景还会更加光明，因为那时候电视机出现了，而这三兄弟将成为街区第一个售卖它们的人。是的，斯坦利现在还不是富翁，但一段时间以来他的收入都在稳定增长，所以在1943年10月的那个晚上遇到露丝时，他很有把握地认为最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和斯坦利不同的是，露丝已经被挚爱的火焰灼伤过。要不是战争从她身边夺走了那份爱，她和斯坦利永远不可能相遇，因为她肯定在那个10月的夜晚之前便早早结婚了，但是和她订婚的那个年轻人，那个生于布鲁克林、未来要当医生、在她十七岁时闯入她生活的戴维·拉斯金，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参加基本训练期间，不幸死于一场诡异的爆炸。消息传来是1942年8月，这之后的好些个月里露丝一直在哀悼，轮番经历着麻木、憎恨、心被掏空、绝望、伤心到快要疯掉，在夜里用枕头捂着脸大声尖叫，诅咒战争，无法接受戴维再也不会触碰她的这个事实。那几个月里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是施奈德曼的照相馆，工作中带来了一丝安慰、一点快乐、一个早晨从床上爬起来的理由，但她不再有任何社交的欲望，对认识其他男人失去了兴趣，她把自己的生活降为简单的三点一线，上班、回家以及和朋友南希·费恩去电影院。不过，一点一点地，尤其是过去的两三个月，露丝渐渐又像她自己了。食物吃到嘴里时，原来是有味道的，大雨倾城时，雨并没有只淋在她身上，每个男人、女人、孩子都要跳过同样的水坑，就像她那样。是的，她永远不会从戴维的死中恢复过来，当她跌跌撞撞地走向未来时，他将一直会是伴在她身旁的那个看不见的鬼魂，但她才二十一岁，这个年纪是不该背弃整个世界的，而且她很清楚，除非努力重新融入那个世界，她就会皱成一团然后死掉。

介绍她和斯坦利约会的是南希·费恩。南希言辞刻薄，爱说俏皮话，长了一口大牙和两条细胳膊，不过从小时候在皇冠高地一起玩耍时，她就是露丝的闺中密友。南希认识斯坦利是在卡茨基尔山的布朗酒店举办的周末舞会上，这类人头攒动的大型舞会——或者用南希的话来讲，就是符合犹太教规的肉铺——专门针对城里那些独身且在积极寻觅伴侣的犹太年轻人，南希自己并不用积极寻觅伴侣（她当时已经和一位派驻到太平洋地区的士兵订了婚，而且据目前所知他还活着），她是跟着一位朋友去找乐子的，结果和一个来自纽瓦克、名叫斯坦利的家伙跳了好几支舞。他还想再见她，南希说，但她告诉他自己已经把贞洁许给了别人，他听完笑笑，利索又滑稽地微微一鞠躬后准备走开，这时她跟他讲起了自己的朋友露丝，露丝·阿德勒，多瑙河这边最漂亮的姑娘，全世界任何一边最好的好人。这些都是南希对露丝真真切切的感受，当斯坦利意识到她是发自内心这么说时，便告诉她自己很愿意认识一下她这个朋友。南希跟露丝道歉说不该提她的名字，露丝知道她并无恶意，只是耸了耸肩问道：这样，那他人怎么样呢？南希说斯坦利·弗格森大概六英尺，长得挺帅，有点儿老，反正在她二十一岁的眼睛看来三十左右就算老，有他自己的生意，而且发展得显然还很不错，人挺有魅力，文质彬彬，舞跳得特别棒。露丝听完这些信息后犹豫了片刻，问自己是否准备好了去赴这种面都没见过的约会，就在这么反复琢磨时，她突然意识到戴维已经死了一年多了。不管愿不愿意，再次试水的时刻已经到来。她看了看南希，然后说：我觉得应该去会会这个斯坦利·弗格森，你说呢？

多年以后，当露丝跟她儿子谈起那晚发生的事情，没有提她和斯坦利一起吃晚餐那家餐厅的名字。不过，如果没记错的话，弗格森认为那家餐馆应该在曼哈顿中城的什么地方，东区还是西区不清楚，但里面环境优雅，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还有系领结、穿黑色短上衣的侍应生，这意味着斯坦利是有意要给她看，向她证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自己愿意，他就负担得起这类奢侈。是的，她觉得他的外表很吸引人，也惊讶于他的脚步竟会那样轻盈，身体的动作那样优雅和流畅，还有他的双手，那双宽大、有力的手，这个她马上就注意到了，还有他那双温和沉静、毫无攻击性、但一直没从她身上移开过的眼睛，那双眼睛是棕色的，不大不小，上面有两道黑色的浓眉。不过，露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这位惊呆了的晚餐伴侣造成了何等巨大的影响，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握手已经让斯坦利的内心彻底分崩离析，斯坦利在刚开始吃饭时的少言寡语让她感到困惑，进而认为他是个过于腼腆的人，而严格来讲并不是这样。因为她自己本来就很紧张，也因为斯坦利几乎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结果她一个把他们俩的话都讲了，也就是说，她话太多了，时间每过去一分钟，她对自己的喋喋不休便会多一分惊恐，觉得自己像个无脑的话痨，比如，不停地夸耀她姐姐，讲米尔德里德是个多么棒的学生，去年6月以最优等成绩从亨特学院毕业，现在又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的硕士，不但是系里唯一的女生，还是仅有的三个犹太人之一，想想全家人有多自豪啊。一提到全家，她立马把话题又扯到叔叔阿奇身上，也就是她爸爸的弟弟阿奇·阿德勒，他是闹市五人组的键盘手，目前正在52街上的莫之巢演出，家里能有这样的音乐家，艺术家，这种不只想着赚钱、还有别的追求的异类，是多么激励人心呀，是的，她特别爱她的阿奇叔叔，他绝对是她最喜欢的亲戚。接着，她难免又聊起了她和施奈德曼的工作，历数了他在过去一年半里教给她的所有东西。这个性情乖戾、骂骂咧咧的施奈德曼，每周日下午会带她去鲍厄里街寻找无家可归的老醉鬼和流浪汉，那些身心俱碎的可怜人有花白的胡子、花白的长发和无与伦比的头部，看起来就像古代先知或国王的那种脑袋，施奈德曼会给这些人钱，叫他们到照相馆来做模特，大多数时候要穿道具服，老头们会裹着包头巾、穿着长礼服或者披着天鹅绒袍子，就像伦勃朗会打扮十七世纪阿姆斯特丹街头那些穷困潦倒之人那样，他们用的光也是如此，伦勃朗的光，明与暗，深浓的阴影，全都是阴影，只打一点点的光，现在施奈德曼对她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允许她来布光，她自己也拍了几十幅这种人像，她还用到了chiaroscuro这个词，也就是“明暗技法”，虽然她意识到斯坦利根本不懂她在说什么，就算她是在讲日语对他也没什么差别，但他还是专注地看着她，听她说，如痴如醉，一语不发，目瞪口呆。

太丢人了，她觉得，简直颜面扫地。幸运的是，主菜的到来打断了她的独白，给了她一点时间收拾思绪，所以到他们开始吃的时候（什么菜不知道），她已经平静了不少，意识到自己一反常态的瞎扯其实是一种掩护，不让自己谈起戴维，这个话题她不愿聊，也拒绝聊，为了避免暴露伤口，她只得如此大费周章又荒唐可笑地絮叨。这和斯坦利·弗格森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看起来是个挺好的人，被军队拒绝又不是他的错，穿着精心裁制的平民服装坐在这家餐厅里，没有在远方某个泥泞的战场上艰难跋涉，或者在参加基础训练时被炸得血肉横飞，也不是他的错。他没有什么错，要是对他逃过了一劫而耿耿于怀，那她的心肠得多冷酷啊，可是她又怎能不去比较，不去想为什么这个男人就该活，而戴维就死了？

尽管如此，那顿晚饭吃得还算不错。斯坦利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又能再次呼吸之后，证明了自己是个挺好相处的人，不像很多男人那样自以为是，他体贴周到，彬彬有礼，可能谈吐没多风趣，但却是个懂幽默的人，就连她说到什么其实不太好笑的事儿，他也会笑，而当他聊起自己的工作和对未来的规划时，露丝明显感觉到他身上踏实的味道，靠得住。他是个对伦勃朗或者摄影毫无兴趣的商人这一点确实有点儿可惜，不过他至少支持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这很重要），而且足够诚实，会承认他对很多东西，比如十七世纪绘画和拍照这门艺术都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她挺喜欢他的，觉得跟他在一起挺开心，但她很清楚，即便他身上具备了所谓好丈夫的全部或大部分特质，自己也永远不可能像南希期待的那样爱上他。从餐厅出来后，他们沿中城的步行道转了半个钟头，顺路去莫之巢喝了点东西，和正在演奏钢琴的阿奇叔叔挥手打了个招呼（他回了一个灿烂的微笑，并眨了眨眼）。这之后，斯坦利和她一起走回了她父母在西58街的公寓，又陪她坐电梯上了楼。但她没有请他进去，而是伸出一只胳膊，用握手的方式道了晚安（熟练地挡掉了任何被强吻的可能），感谢了他安排的这个愉快夜晚，然后转身，打开门，走进了公寓。她几乎肯定地认为，自己再也不会和这个人见面。

当然，斯坦利那边就不一样了，从这第一次约会的第一刻起他就不一样了。鉴于他根本不晓得戴维·拉斯金和露丝那颗哀恸的心，他认为应该赶快行动，毕竟像这样的女孩不可能单身太久，肯定有一群男人围着她团团转，她那么勾魂摄魄，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优雅、美丽与善良，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斯坦利决定去干一件不可能的事，打败露丝周围越聚越多的追求者，把她抢到手，因为他已经决定非这个女人不娶，如果露丝成不了他的妻子，那就没人能成了。

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他经常打电话给她，但没有频繁到惹人讨厌，而是有规律、有韧性，带着一股坚持不懈的专注和决心，用他自认为的狡诈策略从他假想的敌人身旁包抄而过。但事实是他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对手，自从10月认识斯坦利，露丝只见过两三个南希介绍的人，但一个个都不够好，便拒绝了他们进一步的约请，准备继续观望。虽然斯坦利到处都能幻视到敌人，他其实只是单枪匹马在空旷战场上冲杀的骑士。露丝对他的感觉没什么变化，但比起独守空房或者晚饭后陪父母一起听广播，她宁愿有斯坦利的陪伴，所以很少拒绝他约她晚上出去：滑冰、打保龄球、跳舞（他舞跳得特别好），在卡内基音乐厅听了一场贝多芬音乐会，还看了两场百老汇音乐剧和几部电影。她很快发现，斯坦利对剧情片没什么感觉（看《圣女之歌》和《战地钟声》时睡着了），但看喜剧时却目不转睛，比如《房东小姐》就让他们俩都笑得很开心，这是一部挺不错的经典老片，讲的是二战时期华盛顿的房屋紧缺，主演是乔尔·麦克雷（太帅了）和琪恩·亚瑟（露丝最喜欢的明星之一），不过给她印象最深的却是另外一位演员查尔斯·科本讲的一句台词，科本饰演一个上了年纪的美国胖子，有点儿像爱神丘比特，他在整部片子里一直重复一句话：一个高级、干净的好小伙儿——仿佛是一句咒语，在赞美每个女人都应该想要的那种丈夫所具备的美德。斯坦利·弗格森看着挺干净，人也不错，相对而言仍然是个小伙，而且如果高级的意思是正直、谦和、守法的话，他也全都符合。但露丝完全不知道她要寻找的是不是这些美德，毕竟她之前爱过的是热情奔放又反复无常的戴维·拉斯金，这种爱有时候让人筋疲力尽，但它是强烈的，总是在持续的变化中制造着各种意外，相比之下，斯坦利看起来是那么寡淡，老套，安全，她怀疑这种沉稳的性情到底是种美德还是缺憾。

但另一方面，他没有对她毛手毛脚，没有在明知她不愿意的情况下向她索吻，虽然很显然他已经迷上了她，每次在一起他都得强忍着不去碰她、亲她、攫住她。

但另一方面，当她告诉他英格丽·褒曼美得不像话，他的回应却是不屑的一笑，然后看着她的眼睛，用平静到不能再平静的笃定口吻说，英格丽·褒曼怎么可能跟你相比。

但另一方面，11月底的某个大冷天里，他没打招呼就出现在施奈德曼的照相馆，要求给自己拍张肖像——不是让施奈德曼拍，而是她。

但另一方面，她父母对他很满意，施奈德曼对他很满意，就连米尔德里德这位不可一世殿堂的公爵夫人，都说本以为露丝会找个比这差很多的，对于米尔德里德来说，这就算是赞许之词了。

但另一方面，他确实也有灵感迸发的时刻，一阵阵莫名其妙的无法无天，好像心里什么东西暂时被释放出来，他会突然间变成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搞些铤而走险的恶作剧。比如一天晚上，他在她父母公寓的厨房里拿着三个生鸡蛋向她炫耀杂耍技艺，以惊人的速度和精准让它们在半空中足足飞了两分钟，当其中一个啪嗒摔到了地上，他干脆让另外两个也摔成稀巴烂，然后像个不说话的喜剧演员那样耸耸肩，用一个词宣告了他对这一团糟有多抱歉：哎呀。

在这四个月里，他们每周见一两次面，尽管露丝无法像斯坦利那样把心交给对方，但她感激他把自己从地上扶了起来，让她再次站直了身子。假如不出什么意外，她会心满意足地继续这样相处下去，但就在她开始觉得和他在一起还挺惬意，想继续享受他们一起玩的这个游戏时，斯坦利突然改变了游戏的规则。

那是1944年1月末。在俄国，持续九百天的列宁格勒之围刚刚结束；在意大利，同盟国正被德军牵制在卡西诺山；在太平洋上，美军正准备对马歇尔群岛发起进攻；而在大后方，纽约城的中央公园边上，斯坦利正式向露丝求婚。明媚的冬日暖阳照在头顶，晴朗无云的天空中闪烁着只在1月的某些日子才会将整个纽约城吞没的那种水晶般通透的蓝色，在距离那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制造的流血和杀戮几千里之外的那个阳光灿烂的周日下午，斯坦利跟她讲，要么结婚，要么结束。他告诉她自己有多爱慕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过这种感觉，他整个未来的模样都取决于她，如果她拒绝了，那他再也不会和她见面，因为想见她的念头将变得难以忍受，所以他会永远从她的生活里消失。

她请他给自己一个星期。一切都太突然，她说，太出乎意料了，她需要点儿时间来考虑一下。当然，斯坦利说，用一个星期好好想想，他下周日再打电话给她，一个星期后的今天。然后，在分别时，站在第59街的公园入口处，他们第一次接了吻，而自他们认识以来，露丝第一次看到了斯坦利眼中闪动的泪光。

结局当然很久以前就写好了。不但作为一个条目出现在了包罗万象、授权出版的《凡人之书》（The Book of Terrestrial Life）中，还可以在曼哈顿档案馆里找到，上面的分类项告诉我们，露丝·阿德勒和斯坦利·弗格森于1944年4月6日结婚，恰好在同盟国进攻诺曼底两个月之前。我们知道露丝的决定，但她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却有点儿复杂。众多因素掺杂其中，相反相成，而她对每个因素都感到举棋不定，所以对于弗格森未来的母亲而言，那实在是难熬又纠结的一个星期。首先：她清楚斯坦利是个言出必行的男人，一想到再也不会见到他，她就有点儿畏缩。不管怎样，现在除了南希，他是她最好的朋友。第二：她已经二十一岁了，虽然还算年轻，但已经没有当时大多数新娘那么年轻了，因为女孩十八九岁就披上婚纱并不罕见，露丝可不希望自己一直单身。第三：是，她不爱斯坦利，但事实证明并非所有的恋爱婚姻都能发展为成功的婚姻，而且根据她从哪儿读来的东西，那种许多外国传统文化中盛行的包办婚姻跟西方人的婚姻在幸福程度上其实大同小异。第四：是，她不爱斯坦利，但经历了对戴维的那种真爱后，她谁都爱不起来了，毕竟人一生中只能遇到一次真爱，如果她不想孤独终老，就必须退而求其次。第五：斯坦利身上没什么让她烦恼或者恶心的地方。和他做爱的想法也没有让她感到厌恶。第六：他疯狂地爱着她，对她很好，尊敬她。第七：两个星期前和他假设性地讨论婚姻问题时，他说女人应该有追求自身兴趣的自由，她们的人生不必局限在围着丈夫转。他指的是工作吗？她问。是啊，工作，他回答——也包括其他。这意味着嫁给斯坦利的话她不用放弃施奈德曼照相馆，她可以继续工作，学习如何成为摄影师。第八：是，她不爱斯坦利。第九：他身上有很多东西是她敬佩的，他好的一面远胜过差强人意的那一面，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为什么老是在看电影时睡着呢？因为在店里长时间工作累了吗？还是耷拉的眼皮暗示了与情感世界的某种脱节？第十：纽瓦克！有可能在那儿生活吗？第十一：纽瓦克铁定会是个问题。第十二：是时候离开父母了。她现在年纪大了，不适合继续住在那所公寓，尽管她关心父母，但同时也鄙视他们的虚伪——她父亲执迷不悟地拈花惹草，母亲则视而不见。就在前几天，很偶然地，她去照相馆附近的自动售货机买午餐，看见她父亲正和一个她从来没见过的女人挽着胳膊走路，那女人比他要年轻十五二十岁，她觉得恶心又愤怒，差点儿就跑过去照脸给他一拳。第十三：如果她嫁给斯坦利，就意味着她总算可以在某件事上打败米尔德里德，虽然米尔德里德是否对婚姻有兴趣仍然是个谜，眼下她似乎完全满足于从一段风流跳到下一段韵事。米尔德里德喜欢这样就随她吧，但露丝没兴趣那样过。第十四：斯坦利会赚钱，从目前的情况看来，以后还会赚更多的钱。这种想法颇让人安心，但也有一丝隐忧。为了赚钱，你就得时刻想着钱。和一个只关心银行账户的男人一起生活能受得了吗？第十五：斯坦利觉得她是纽约最漂亮的女人。她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毫不怀疑斯坦利确实如此认为。第十六：眼下也没有别人了。就算斯坦利不可能成为下一个戴维，但比起南希给她介绍的那堆唧唧歪歪的抱怨鬼，斯坦利的优势太明显了。至少他有个成年人的样子。至少他从来不抱怨。第十七：斯坦利和她是同一类犹太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犹太社区的忠实成员，但对参加宗教活动或宣誓效忠上帝毫无兴趣，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不会被宗教仪式和迷信拖累，顶多也就是光明节时送个礼物，每年春天在逾越节吃吃无酵薄饼、问问四个问题，如果生了男孩的话再举办场割礼，但是不会有祈祷，不用去教堂，不用假装信仰她自己不相信、他们俩都不相信的东西。第十八：是，她不爱斯坦利，但斯坦利爱她。或许这就足够两个人开始了，走出第一步。接下来的事，谁敢说呢？

他们在阿迪朗达克山下的一处湖滨胜地度了蜜月，这场进入夫妻生活奥秘的启蒙仪式为期一周，短暂而又无穷无尽，因为每个时刻都被他们经历的一切所具有的纯粹新鲜感赋予了一个小时甚或一天的重量，这段日子里有紧张和提心吊胆的相互适应，也有小小的胜利与亲密的启迪，斯坦利还给露丝上了她的第一堂驾驶课，教给她网球的基础知识。回到纽瓦克后，他们住进了位于维奎伊克地区范韦尔瑟大街的一所两居室公寓，二人将在这里度过他们婚姻的早年岁月。施奈德曼送她的新婚礼物是一个月的带薪假，在她复工前的三个星期里，露丝火急火燎地自学了怎么做饭，依靠的是母亲在她生日时送的一本菜谱，这本结实又古老的美式厨艺指南名叫《殖民地烹饪大全》，副书名是“如何拴住男人的心”，厚达六百二十三页，编纂者是西蒙·坎德夫人，包括了“来自密尔沃基公立学校厨房、女子职业技能高中、权威营养师和资深家庭主妇的可靠菜谱”。刚开始自然是灾难不断，不过露丝学东西向来很快，无论何时决定做什么事，大体上都能取得相当的成功。但即便她在最初反复尝试的日子里把肉烧得太老，菜炖得太烂，馅饼烤得太软，土豆泥又太硬，斯坦利从来没有一句负面评价。不管她端上来的食物多可怕，他都会镇定自若地把每一口塞到嘴里，心满意足地嚼来嚼去，然后，每天晚上，每天晚上都会无一例外地抬起头，告诉她饭菜有多好吃。露丝有时候会怀疑斯坦利是不是在调侃她，或者他根本就心不在焉，没注意到她给他吃的是什么，然而不光她煮的饭是如此，与他们的生活有关的一切也一样，露丝开始留心之后，算了算两人之前曾经出现过的所有潜在不睦，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完全无法想象的结论：斯坦利从未批评过她。在他看来，她就是完美的存在、完美的女人、完美的妻子，因此，就像一个断言上帝必然存在的神学命题那样，她所做所说和所想的一切必然都是完美的，必然不得不完美。在她前半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室友都是米尔德里德，那个米尔德里德会把五斗橱锁上以防妹妹借自己的衣服穿，会因为她老去看电影便说她没头没脑，但现在和她分享一间卧室的人却认为她完美无缺，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男人，在同一间卧室里，正迅速地学会如何以各种她最喜欢的方式来折腾她。

纽瓦克很没劲，但他们的公寓比河对岸她父母的住所宽敞、明亮，而且家具都是新的（是三兄弟家世界里最好的，所以可能不算是最好的，不过就眼下来说够用了）。她重新回到施奈德曼照相馆工作之后，城里又成了她生活中最基础的一部分，亲切、肮脏、贪婪的纽约，人脸的大都会，平放的巴别塔。她每天的通勤路线是先乘坐慢悠悠的公交车去火车站，从纽瓦克的宾夕法尼亚站上车，坐十二分钟到纽约的宾夕法尼亚站下车，然后是一小段步行距离，才能到达施奈德曼的照相馆。但她并不介意路途的长短，每天都有那么多张脸可以观察，而她尤其喜欢列车驶入纽约停下来的时刻，之后总会有一段短暂的停顿，仿佛世界正在凝神屏息期待着什么，接着车门忽然打开，所有人从中涌出，乘客从一节一节车厢里涌上霎时间人满为患的站台。她很喜欢那个一心一意迅速移动的人群，每个人都冲向同一个方向，她也是其中一个，身处人海之中，和所有人一样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让她感到自己是独立的，在属于斯坦利的同时又属于她自己，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美好的感受。从台阶上来，她会加入车站外的另一群行人，往西27街走，边走边想象今天会有谁来照相馆，抱着新生儿的父母，穿着棒球服的小男孩，肩并肩坐在一起庆祝四十或者五十周年纪念日的老夫妇，戴着方帽长袍、嘻嘻哈哈的女孩子，女士俱乐部的女人，男士俱乐部的男人，身着蓝色制服的新手警察，当然还有士兵，越来越多的士兵，有时候带着妻子或女友或父母来，但多数时候都是孤身一人。这些形单影只的士兵有的正在纽约休假，有的刚从前线回来，有的准备起程去某个地方杀人或被人杀掉。她会为他们所有人祈祷，每天早上从宾州车站走到西27街时她都会祈祷，祈祷他们归来时胳膊和腿仍然长在还在喘气的身体上，祈祷这场战争早点结束。

接受斯坦利的求婚并没有让她追悔莫及或者想打退堂鼓，但不管怎样，这段婚姻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弊端，虽然没有一条可以直接怪到斯坦利头上，即便如此，嫁给他就等于嫁给了他全家，每次被迫和那三个随时可能挑事的疯子待在一起，她都好奇斯坦利是如何挺过了他的童年，而没有变得像他们那样疯狂。首先是他妈妈，那个仍然精力充沛的范妮·弗格森，已经快六十了，站起来不过五英尺二英寸，可依旧一副怒气冲冲、疑神疑鬼的样子，家庭聚会时总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自说自话，她一个人坐着因为没人敢靠近她，尤其是五个孙辈，这些小到六岁、大到十一岁的孩子怕她怕得要命，因为无论他们什么时候越过界（如果放声大笑、尖叫着上蹿下跳、撞到家具上或者打嗝儿声音太大可以视作越界的话），范妮会毫不犹豫地朝他们的头一顿打，要是离得太远没打着，她就冲着他们大吼大叫，嗓门足以震动灯罩。露丝第一次见她时，范妮捏了捏她的脸（劲儿大得都捏疼了），宣布她是个挺好看的姑娘，之后便不再理会她。此后的每次来访也都是这样，除了你好、再见这种空洞的礼节，二人之间再无其他互动，不过露丝并不觉得她是专门针对自己，因为范妮对另外两个儿媳米莉和琼同样爱答不理。范妮关心的只有她的儿子，那些供养着她、每周五晚上会孝顺地来她家里吃饭的儿子，至于儿子娶的女人在她眼里不过是些影子，大多数时候她甚至记不住她们的名字。这些都还不太让露丝烦心，因为她和范妮往来很少，也没什么规律，但斯坦利的哥哥们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在他手下工作，他每天会见到他们。刚开始时，露丝惊讶地发现他们是自己见过的最英俊的两个男人，或者说男神，像极了埃罗尔·弗林（卢）和加里·格兰特（阿诺德），可一旦对此习以为常，露丝便开始极端厌恶他们。这俩人既肤浅又不老实，她觉得，大哥卢并不蠢，但是被赌橄榄球和棒球赛的恶习缠身，老二阿诺德就是半个白痴，这个目光呆滞的色鬼总是酒气熏天，而且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碰碰她的胳膊和肩膀，捏一把，喊她妞儿、宝贝儿、美人儿，不断加深她心里的反感。她痛恨斯坦利给了他们店里的工作，恨他们在背后甚至当面取笑他，取笑正派的斯坦利，比他们男人一百倍的斯坦利，但斯坦利会假装听不见，从无一句抗议地忍受着他们的刻薄、懒散和嘲笑。他表现出的逆来顺受叫露丝不得不好奇她是否一不留神嫁给了一位圣人，那种从不会对任何人怀有恶意的稀有物种，不过话说回来，她又猜测或许他是个软骨头，从没学会站起来替自己争气。在哥哥们没帮上多少或者完全没帮忙的情况下，他把三兄弟家世界打理成了很赚钱的商行，一家灯火通明的百货商场，专卖扶手椅和收音机，桌子和冰箱，卧室组合家具和瓦林牌搅拌机，商品琳琅满目、质量尚佳，专门服务中低收入家庭，是一座光怪陆离的二十世纪的阿哥拉集市。在蜜月过后的几个星期里去了几次店里之后，露丝决定不再去了——不光是因为她又开始上班，更因为她在那里感到不悦和难堪，与斯坦利的哥哥们格格不入。

她对这家人的失望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两位妯娌和她们的孩子缓和了不少。这些弗格森家的人并不算是真正的弗格森，没有经历过曾经降临到艾克、范妮及三个儿子身上的灾难，露丝很快发现自己有了两位新朋友，米莉和琼。这两个女人要比她大很多（一个三十四，一个三十二），但却把她视作平等一员，在婚礼当天便赋予她正式资格，接纳她加入了她们的小圈子，而其中一个权利是分享妯娌间的各种秘密。露丝对快人快语、烟不离嘴的米莉尤其有好感，这个女人纤瘦到让人以为她皮肤下面包着的不是骨头而是铁丝。米莉聪明伶俐有主见，很清楚自己嫁给的卢是什么货色，尽管她忠于这位狡猾、放荡的丈夫，但这并不妨碍她背地里常常说些机智、恶毒的俏皮话来挖苦他，露丝有时候不得不从房间里出去，担心自己忍不住笑得太大声。和米莉相比，琼算是个头脑简单的女人，但是非常热心和大度，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嫁给了一个白痴，但她是个好母亲，那么温柔、耐心、体贴，她的孩子也比米莉家的乖巧多了，而米莉的毒舌常常会让她和孩子们吵起来。米莉有两个孩子，十一岁的安德鲁、九岁的爱丽丝；琼有三个，十岁的杰克、八岁的弗兰茜和六岁的鲁思。他们每个都有叫露丝喜欢的一面，或许除了安德鲁，这个孩子粗野好斗，经常会因为欺负妹妹遭到米莉的斥责。不过露丝最喜欢的还是弗兰茜，毫无疑问就是弗兰茜，她怎么可能不喜欢她呢，小姑娘长得特别漂亮，出奇的活泼，她们初次见面时就像一见钟情，身材修长、头发红棕的弗兰茜扑到露丝怀里说，露丝婶婶，我的新婶婶露丝，你好漂亮，真是太漂亮了，以后我们永远要做好朋友。她们就这样认识了，之后一直保持着这种关系，彼此着迷得不得了，全家人聚在餐桌旁时，露丝觉得这世界上没有几件事能比弗兰茜爬上她的大腿坐下来更美好的了，她们会聊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她最近读了什么书，或者哪个朋友最近对她恶语相向，或者她母亲准备在她生日时要买的那件连衣裙。这个小女孩会自在地躺在露丝软和的身体上和她讲话，让露丝摸着她的头、脸颊和后背，不一会儿，露丝觉得她们俩仿佛飘了起来，从房间里飞出去，飞离了房子和大街，一起从天空中飘过。这类家庭聚会确实折磨人，但也会有一些好处，各种在最不可能的时刻意外发生的小奇迹，因为诸神就是这样不讲道理，露丝想，他们只会在自己愿意的时间和地点把礼物赐给我们。

露丝也想当母亲，生个孩子，怀个孩子，让身体内有第二颗心脏在跳动。其他一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就连在施奈德曼照相馆的工作都不可以。她有一个遥远而模糊的计划，想象有一天出来单干，做个独立摄影师，开间正门上挂着自己名字的照相馆，但这样的雄心壮志跟把一个新生命带到世界上来这样纯粹的渴望相比也不值一提，生一个她自己的儿子或女儿，她自己的宝贝，一辈子做这个人的母亲。在婚后的一年半里，斯坦利尽职尽责，让她三次受孕，但三次她都流产了，三次都是在怀孕第三个月的时候，所以1946年4月庆祝结婚两周年时，他们依旧膝下无子。

医生说她没什么问题，身体很健康，将来肯定可以把孩子怀到足月，然而失去这几个孩子对露丝打击很大，一个接一个都没生下来，一个接一个都失败，她开始觉得自己的女性身份被剥夺了。每次不幸之后她会一哭好几天，就连戴维死后的那些个月里她都没这么哭过，然后，向来乐观向上的露丝，向来百折不挠、头脑清醒的露丝，会陷入一种病态的自怨自艾与痛不欲生的消极情绪。如果没有斯坦利，说不定她还会陷多深，但他一直都是那么坚定、沉着，从不会被她的泪水搅得心烦意乱，每次失去孩子，他会安慰她说这只是暂时遇到的坎坷，一切都会好起来。他这么说时，她会感到和他尤其亲近，对他的善意充满感激，被他爱得如此彻底。当然，那些话她一个字都不信——所有证据都表明他是错的，叫她怎么相信呢——不过听到抚慰人心的谎言依然让她平静许多。唯一叫她有些狐疑的，是每次他都接受得那么平静，似乎没有为孩子被残忍、血腥地从她身体里取出来而饱受煎熬。有没有可能斯坦利并没有像她那样想要孩子？或许他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是这么想的，但假如他暗地里希望生活一切照旧，继续让她只属于他一个人呢？一个忠心不二的妻子，不会分一半的爱给孩子。她从不敢把这些想法说给斯坦利听，也从没想过用毫无根据的怀疑去冒犯他，但疑云依旧笼罩，她问自己，是不是斯坦利履行他作为儿子、弟弟、丈夫的职责做得太好，已经没有什么留给他做父亲的余地了。

1945年5月5日，欧洲战事结束的三天前，阿奇叔叔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他才四十九岁，不管是谁，如此年轻便去世都很荒唐，但让事情更荒唐的，是葬礼举行的当天正好是欧战胜利庆祝日，也就是说，当已经麻木的阿德勒一家离开墓地，回到阿奇在布鲁克林区弗莱布许大道上的公寓时，附近街区的人们正在大街上手舞足蹈，把汽车喇叭摁得震天响，欢呼雀跃着庆祝一半战争的结束。这样的热闹持续了几个小时，阿奇的妻子珀尔和他们两个年仅十九岁的双胞胎女儿贝蒂、夏洛特，还有露丝的父母和妹妹，露丝自己和斯坦利，闹市五人组剩下的四位成员，以及十几位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只能拉上窗帘，在死寂的公寓里或坐或立了几个小时。这条所有人期待已久的好消息似乎在嘲讽阿奇去世的不幸，外面喜气洋洋的歌唱声让人觉得像是一种残忍的亵渎，仿佛整个布鲁克林区的人都在阿奇的坟头载歌载舞。这个下午，露丝将会永生难忘。不是因为她自己的悲恸，虽然那已经足够刻骨铭心，而是因为米尔德里德越来越心烦意乱，喝了七杯威士忌后倒在沙发上不省人事，而是因为她第一次目睹了父亲在情绪崩溃后嚎啕大哭。正是在那个下午，露丝告诉自己，如果她这辈子有幸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为阿奇。

8月时，两颗原子弹落在广岛和长崎，战争的另一半也结束了。1946年年中，也就是露丝结婚两周年纪念日过后两个月，施奈德曼告诉她自己打算退休，正在找人来买下他的生意。考虑到共事多年中露丝取得的进步，他说，既然她已经让自己成为一位技艺娴熟、精明强干的摄影师，他想知道她是否有兴趣接下他的生意。这是施奈德曼迄今给她的最高赞赏，露丝受宠若惊，但她也知道时机不对，因为过去一年里她和斯坦利一直在努力攒钱，想在郊区买幢房子，一栋适合全家人住，有后院、树木和双车库的房子，他们无法既买房又买照相馆。她告诉施奈德曼需要和丈夫商量一下，那天吃完晚饭后，她立即这么做了，满以为斯坦利会告诉她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但他出乎意料地说选择权在她手里，如果她愿意放弃买房的想法，只要照相馆的价钱他们负担得起，那她就买。露丝一时呆住了。她知道斯坦利一心想买那幢房子，可现在他突然告诉她公寓完全够住了，他不介意继续在这儿住几年。这显然不是真的，但因为他对她说出这番违心的话，因为爱她、想满足她的一切愿望而哄骗她，露丝的心在那晚发生了变化，她意识到自己开始爱上了斯坦利，真正地爱他了，如果生活像现在这样长久地继续下去，她还有可能深深地爱上他，被原本难以企及的第二场大爱击中。

我们先别草率，她说，我也一直在梦想那所房子，而且从助理变成老板是个大跨越，我不知道能不能搞定。我们再考虑一段时间吧？

斯坦利同意再考虑一段时间。第二天上班时见到施奈德曼后，他也同意让她再考虑一段时间，但在她开始考虑后的第十天，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过去的几个月里，她一直在一位新医生那里看病。这位她很信任的医生叫西摩尔·雅各布斯，人好、聪明，听她讲话时很认真，也不急着下结论，因为她有过三次自然流产，雅各布斯叫她立即停止每天往返纽约，怀孕期间不再工作，待在家里尽可能卧床休息。他明白这些措施听起来有些过激，也有点儿过时，但他很替她担心，因为这有可能是她生孩子的最后一次良机了。我的最后一次机会，露丝一边这样告诉自己，一边听那位年届四十二、长了一个大鼻子和两只充满同情心的棕眼睛的医生跟她讲如何成功当上妈妈。戒烟戒酒，他补充道，严格的高蛋白饮食，每天补充维生素，例行的特殊锻炼。他每隔一周会过去瞧一次，而且她只要感到阵痛，无论多么轻微，都要立即打电话给他。都记住了吗？

嗯，记住了。就这样，买房还是买照相馆的两难戛然而止，进而也终结了她与施奈德曼工作的日子，更不用说还中断了她的摄影师之路，把她的人生搅了个天翻地覆。

露丝既兴奋又惶惑，兴奋的是知道了自己还有机会；惶惑的是她该怎么面对接下来相当于七个月的软禁。无数件事都需要进行调整，不光是她，斯坦利也一样，因为以后他就得去买东西、做饭了，可怜的斯坦利工作很卖力，每天上班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此外还多出了雇阿姨每周一两次打扫房间和洗衣服的开支，几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改变了，从此以后，她睁着眼睛的时间将被一大堆禁忌和限制主宰，不能搬重物，不能乱挪家具，桑拿天也不能费劲去开卡住的窗户，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留意成百上千她曾经不过脑子就能办到的大事小事，当然，也不能打网球（她渐渐爱上了这项运动）、不能游泳了（从少女时代起就喜欢）。换句话说，那个原本精力旺盛、活泼好动、一刻闲不住的露丝，那个只有沉浸在高速度、高消耗的活动所带来的快感中才感到最像自己的露丝，现在必须学着如何老实坐着了。

但是在所有人中，将露丝从终极无聊中解救出来的偏偏是米尔德里德，她插手进来，将那动弹不得的几个月变成了露丝后来跟儿子讲起来时所谓的一场大冒险。

你不能就这么整天坐在家里听广播，看电视上那些垃圾玩意儿，米尔德里德说，为什么不让你的脑子动一动，趁机补一补呢？

补一补？露丝不太明白米尔德里德是什么意思。

你可能没意识到，她姐姐说，但你的医生送了你一件不寻常的礼物。他把你变成了一个犯人，而犯人有其他人没有的一样东西，就是时间，没完没了的时间。读点儿书吧，露丝，开始提升一下你自己。这是你的机会，如果你需要帮助，我很乐意效劳。

米尔德里德提供帮助的形式是列书单，随后的几个月里开出了一张又一张，于是，暂时没法去电影院的露丝平生第一次用小说满足了自己对故事的渴望，不是罪案小说或者她自己倾向读的畅销小说，而是米尔德里德推荐的那些书，真正优秀的小说，当然都是经典作品，但选择时都会考虑露丝，是米尔德里德觉得她会喜欢读的书。这意味着《白鲸记》《尤利西斯》和《魔山》不会出现在任何单子上，因为这类书会让修养欠缺的露丝望而生畏，但还是有很多别的书可以选择，在随后几个月里，孩子在她的肚子里慢慢长大，露丝也整日浸泡在书页中，尽管在读过的几十本书里有几本挺让她失望（比如《太阳照常升起》，她认为虚假又肤浅），但其他的几乎都吸引她全神贯注地从头读到尾，这里面有《夜色温柔》《傲慢与偏见》《欢乐之家》《摩尔·弗兰德斯》《名利场》《呼啸山庄》《包法利夫人》《巴马修道院》《初恋》《都柏林人》《八月之光》《大卫·科波菲尔》《米德尔马契》《华盛顿广场》《红字》《大街》《简爱》，等等，但在闭门不出这段时间里发现的所有作家中，最让她心有灵犀的是托尔斯泰，大神托尔斯泰，她感到他洞悉全部的人生，对于人的心灵和头脑需要了解的一切他都一清二楚，不论这心灵或者头脑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怎么可能呢，她忍不住想，一个男人怎么可能像托尔斯泰这样了解女人，一个男人怎么可能同时化身为所有男人和所有女人，这毫无道理。于是，她啃完了托尔斯泰的大部分著作，除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这类大部头，还有短一点儿的作品，比如中短篇小说，其中给她冲击最大的是仅有百页的《家庭幸福》，讲述了一个年轻的新娘以及她逐渐幻灭的希望，这部作品戳到了痛处，看得她泪流不止，晚上斯坦利回家后看到她的样子一下慌了神，因为虽然下午三点她就读完那个故事了，但到那会儿眼睛上还挂着泪珠。

婴儿的预产期是1947年3月16号，但3月2号上午十点——斯坦利出门上班几个小时后——仍然穿着睡衣的露丝把《双城记》靠在大肚子的北坡上，准备躺着读会儿书，突然感到一阵尿急。误以为得去上厕所，露丝慢吞吞地掀开被单和毯子，挺着山大的肚子一寸一寸挪到床沿，双脚踩到地上，站了起来。但她还没迈出一步去，便感到一股暖流顺着大腿内侧倾泻而出。露丝一动没动。她正面朝窗户，当她望向窗外时，看到一场微茫的小雪正从天上飘落下来。好像一切都静止了，她心想，除了雪之外其他一切都凝固了。她重新坐到床上，拨通了三兄弟家世界的电话，但接电话的人告诉她斯坦利出去办事了，吃完午饭才会回来。于是她又打电话给雅各布斯医生，但他的秘书告诉她医生刚刚离开去出诊了。现在才有些慌了神的露丝让秘书转告医生她正在去医院的路上，然后她拨通了米莉的号码，嘟嘟声响了三下后她的大嫂接了起来，所以米莉成了赶来接她的人。在前往以色列之家医院产科病房的简短路程中，露丝告诉她，自己和斯坦利已经给孩子取好名字。如果是女孩，他们准备叫她埃丝特·安·弗格森。如果是个男孩，他将会以阿奇博德·艾萨克·弗格森这个名字度过一生。

米莉从后视镜里看着四仰八叉躺在后座上的露丝，端详了一会儿。阿奇博德，她说，你确定要叫这个？

是啊，我们决定了，露丝回答，叫阿奇是因为我叔叔阿奇，艾萨克则是取自斯坦利的父亲。

那我们就盼着他将来是个经打的孩子吧。米莉还想接着说，但没等她嘴里再吐出一个字，她们就到达医院入口了。

米莉随后召齐了全家人，所以当露丝在第二天凌晨两点零七分生下儿子时，每个人都在场：斯坦利和她父母，米尔德里德和琼，连斯坦利的母亲也在。就这样，弗格森出生了，而且在他从母亲身体里出来后的几秒钟内，他可是这世界上最年轻的那个人。

1.1

他母亲名叫露丝，等他大到可以自己系鞋带和不再尿床，他就会和她结婚。弗格森知道露丝已经和他父亲结婚了，但父亲是个老头子，所以不久之后就会死掉，他一死，弗格森就可以娶他母亲，而她丈夫的名字也将变成阿奇，不再是斯坦利。他父亲死掉时他会难过，但不会太难过，不会难过到掉眼泪。小孩子才会哭，他可不是小孩子。当然，他时不时还是会掉眼泪，但那仅限于摔倒或者弄疼自己的时候，弄疼自己的时候哭是不算数的。

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香草冰激凌和在父母的床上跳来蹦去。最坏的事情是肚子疼和发高烧。

他现在还知道了酸味糖球也很危险。不管他多喜欢吃，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把它们塞到嘴里了。这种糖滑不溜秋的，会不小心咽下去，但它们又太大，下不去，会卡在气管里叫他喘不上气。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噎住时有多难受，幸好他母亲冲进房间，把他抱起来，头朝下掉了个个儿，一只手抓着他的双脚，另一只手不停在他的背上捶，一直捶到酸味糖从他嘴里蹦出来，吧嗒一声掉到了地上。他母亲说：以后不许再吃酸味糖了，阿奇，太危险了。说完，她叫他一起把装满酸味糖的碗端到厨房，然后两人轮流把红色、黄色和绿色的糖果一个个扔进了垃圾桶。扔完后他母亲说：拜拜了，酸味糖。真是个有趣儿的词：拜拜。

这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的纽瓦克，当时他们还住在三楼的那间公寓里。现在他们住的房子在一个叫蒙特克莱尔的地方，这所房子比公寓大很多。实际上，除了那些酸味糖，除了他房间里那架在窗户打开时会咔咔作响的百叶窗帘，除了有一天母亲收起他的婴儿床，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睡在没有栏杆的床上，对于那间公寓他已经没多少印象了。

他父亲每天很早就会出门，那时候弗格森通常还在睡梦当中。有时候他父亲会回家吃晚饭，有时候直到弗格森已经被安顿上床了才到家。他父亲要上班。男人长大后都要上班。他们每天离开家，然后去上班，因为他们工作才能赚钱，赚钱才能给老婆孩子买东西。一天早晨，他望着父亲的蓝色轿车从家里开出去后，母亲就是这么跟他解释的。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安排，弗格森想，但钱的部分让人有点儿迷惑。钱又小又脏，这一张张又小又脏的纸片怎么能给你换来汽车或者房子这种大东西？

他父母有两辆车，父亲的是蓝色的德索托，母亲的是绿色的雪佛兰，但弗格森自己却有三十六辆车，阴雨天外面到处是水，没法出去玩的时候，他会把他的车从盒子里拿出来，在客厅地板上摆出一列迷你车队。他的车里有双门车和四门车，有敞篷车和自卸车，有警车和救护车，有出租车和公交车，有救火车和水泥搅拌车，有货运车和旅行车，有福特和克莱斯勒，有旁蒂克和斯蒂庞克，有别克和纳什漫步者，每一辆都与众不同，没有两辆有一点儿的相像之处。弗格森在地板上推着一辆跑时，总会弯下腰去看空荡荡的驾驶座。每辆车都需要司机才会走，他就幻想自己是坐在方向盘后面的那个人，一个小人，一个小到都没有他拇指第一个关节那么高的人。

他母亲抽烟，但父亲不抽，甚至连烟丝或者雪茄都不。古金牌香烟。弗格森觉得这名字真好听，而且每当母亲给他吐烟圈的时候，他都笑得可开心了。有时候他父亲会对母亲说，露丝，你烟抽得太多了，他母亲会点点头，表示赞同，但仍然抽得和以前一样多。他和母亲每次开着绿车出去办事的时候，都会在一家名叫阿尔餐馆的小饭店吃午饭，而且他一喝完他的巧克力牛奶，吃完烤奶酪三明治，母亲就会给他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派他去香烟贩卖机那儿买一盒古金。接过那枚硬币后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大人，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感受，他会大步绕到餐馆后面，去找立在两间盥洗室中间那堵墙前面的贩卖机。他会踮着脚尖把硬币放入投币口，摁一下摞成小柱子似的古金香烟下面的按钮，然后听那盒烟从笨重的机器里滚下来，落在按钮下面银色取货口的声音。那年头一盒香烟的价钱不是二十五分，而是二十三分，所以跟着每盒烟掉下来的，还有塞在玻璃包装纸里面的两枚崭新的一分铜币。弗格森的母亲总会让他留着这两分钱，在她抽饭后烟、喝咖啡时，他会把硬币放在手掌上，研究两枚硬币上面那个男人的侧面浮雕像。亚伯拉罕·林肯。或者用他母亲有时候的叫法就是：正直的亚伯。

除了他和父母的小家外，弗格森知道他还有两个别的家，他父亲的家和他母亲的家，新泽西州的弗格森家和纽约州的阿德勒家，大点儿的那个家里有两个伯母、两个伯父、五个堂兄堂姐，小点儿的那个家里有外婆、外公、姨妈米尔德里德，有时候还会包括叔祖母珀尔和她两个长大成人的双胞胎，贝蒂和夏洛特姨妈。大伯卢留着小胡子，戴一副金丝眼镜，二伯阿诺德抽骆驼牌香烟，留着一头红发，二伯母琼又矮又圆，大伯母米莉高一点，但非常瘦。堂兄和堂姐基本上不理会他，因为他年纪比他们小太多，只有弗兰茜除外，他父母去看电影或者到别人家参加聚会的话，有时候会叫弗兰茜来照看他。弗兰茜是他在新泽西这边的家里最最喜欢的人。她会给他画漂亮又复杂的城堡和骑在马上的骑士，允许他想吃多少冰激凌就吃多少，会讲好玩的笑话，而且长得特别好看，披肩的长发看起来既是棕色又是红色。米尔德里德姨妈也很好看，但她的头发是金色的，和他母亲的深棕色又不一样，尽管他母亲一直跟他说米尔德里德是她姐姐，但他有时候会忘记这点，因为她们俩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他称呼他的外公为阿公、外婆为阿婆。阿公抽的是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而且头发差不多掉光了。阿婆有点儿胖，笑起来特别有意思，就好像有鸟儿躲在她的喉咙里。弗格森喜欢去纽约阿德勒家的公寓，不太喜欢去联合县和枫林镇交界处弗格森家的大房子，原因主要是他特别喜欢坐车穿越荷兰隧道，喜欢行进在贴着几百万块一模一样的正方形铺砖的水下隧道里那种奇妙的感觉，在每次的水下之旅中，他都会啧啧赞叹那些铺砖可以嵌得那么整齐，猜测要耗费多少人力才能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阿德勒家的纽约公寓要比弗格森家的新泽西房子小很多，但在高度上更胜一筹，位于大楼的第六层，弗格森总是不厌其烦地趴在客厅的窗户上，观察绕着哥伦布转盘广场行进的车流，而更好的是在感恩节，他可以站在窗户前观看一年一度的大游行，巨大的米老鼠气球都快要撞到他脸上了。去纽约的另一个好处是总会有礼物等着他，外婆送的盒装糖果，米尔德里德姨妈送的书和唱片，还有外公给他的各种特殊礼物：轻木飞机模型、一种叫“巴棋戏”的游戏（又是个好词儿）、扑克牌、魔术玩具、红色牛仔帽，以及两把有真皮枪套的六发式玩具手枪。新泽西的家里可不会有这些礼物，所以弗格森认定纽约是个好地方。他问母亲为什么他们不能一直住在那儿，她大笑着说：去问你父亲。但他问父亲时，父亲却说：去问你母亲。很显然，有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他想有个兄弟，最好是哥哥，但鉴于这已经不可能，要个弟弟也行，如果没有兄弟，姐姐甚至是妹妹也能凑合。没人一起玩儿或者说话常常让他觉得孤独，而经验告诉他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哥哥或姐姐，或者好几个兄弟姐妹，反正就他所知，他是全世界唯一不符合这条规定的例外。弗兰茜有杰克和鲁思，安德鲁和爱丽丝有对方，和他住一条街的朋友波比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就连他自己的父母童年时也有其他孩子陪伴，父亲有两个哥哥，母亲有一个姐姐，他觉得很不公平，凭什么世界上的几十亿人里只有他一辈子要孤苦伶仃地过。他不是很清楚婴儿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但差不多知道他们要先在母亲的肚子里长大，所以母亲在这项行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他必须得跟母亲聊聊，将他的地位从独生子提升到哥哥。第二天早上他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话题，问她能否赶紧忙碌起来，给他造一个新宝宝。他母亲站在那儿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蹲下来望着他的眼睛，开始抚摸他的头。好奇怪，他心想，这反应完全不是他预料的，有一会儿他母亲看起来很伤感，让弗格森立即后悔问了这个问题。哎，阿奇，她说，你当然会想要个弟弟或者妹妹了，我也很想给你生一个，但现在看来我再也生不了孩子了。医生告诉我时，我很是为你难过，但转念一想，或许说到底这并不是件坏事。你知道为什么吗？（弗格森摇摇头。）因为我太爱我的小阿奇了，如果我心中所有的爱都只会给你，那我怎么还能去爱另一个孩子呢？

这问题不是暂时的，他现在意识到，这是永久性的。永远不会有弟弟妹妹了，这个局面让弗格森觉得难以忍受，他只好想别的办法来绕开这条思路：为自己假想了一个兄弟。这或许是走投无路之举，但有东西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就算他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那东西，他还有别的选择吗？他给新生的兄弟取名为约翰。既然现实的法则不再适用，所以这个约翰比他大，大四岁，这意味着约翰比弗格森更魁梧、更强壮、更聪明，而且他和住在同一条街上的波比·乔治完全不一样。那个又胖又壮的波比呼吸只能用嘴，因为他鼻子里总是流着稀糊糊的绿鼻涕，可约翰会读书写字，还是棒球和橄榄球员。周围有人的时候弗格森都很小心，从不会大声和他讲话，因为约翰是他的秘密，他不想别人知道他的存在，就连他父母也不行。他只有一次说漏了嘴，不过没什么严重后果，因为他碰巧是和弗兰茜在一起。那晚她过来照看他，在后院听到他正在跟约翰讲自己下次过生日时想要的那匹马，她问他在跟谁说话。弗格森特别喜欢弗兰茜，就告诉了她真相。他以为她会嘲笑他，但弗兰茜只是点点头，似乎是在表达她对假想兄弟这个概念的赞同，于是弗格森便允许她也和约翰说话。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每次见到弗兰茜，她都会先用正常的声音和他打招呼，然后弯下腰，把嘴巴凑到他耳旁，悄悄说：你好啊，约翰。弗格森那时不到五岁，但他已经明白了世界由两个领域组成，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而且他看不见的东西常常倒比他能看见的那些更真实。

两个最好玩的去处是他外公在纽约的办公室和他父亲在纽瓦克的商店。外公的办公室在西57街上，离家只有一个街区之遥，这个地方之所以好，首先是它在大楼的十一层，比外婆外公的公寓还高，从那儿的窗户往外看比在西58街好玩多了，他可以看到周围更远的地方，将更多建筑尽收眼底，更别说还有大半个中央公园，而且楼下的汽车和出租车看起来那么小，简直和他的玩具车差不多。办公室第二好的是那些摆满打字机和计算器的大桌子。打字机的声音有时候让他想到音乐，尤其是打完一行后响起的铃声，也会让他想到大雨落在蒙特克莱尔家里屋顶上和朝玻璃窗扔石子儿时发出的声响。外公的秘书是个骨瘦如柴的女人，名叫多丽丝，胳膊上长着黑黑的毛，口气永远是一股薄荷糖的味道，但他很喜欢她会称呼他为弗格森少爷，还会让他用她那台被她称作“安德伍德爵爷”的打字机。他开始学习字母表后又多了一重满足，可以把手指放在那台笨重设备的按键上打出一整行的a和y，或者在多丽丝不太忙的时候，请她帮他写他的名字。纽瓦克的商店要比纽约的办公室大很多，里面的东西也更多，后面的房间里不光有一台打印机和三台计算器，还有一排又一排小家电和大家电，二楼还有一整块区域专门放床、桌子、椅子，数不清的床、桌子和椅子。弗格森本不应该去碰这些东西，但父亲和伯父们不在或者背对他的时候，他偶尔也会偷偷打开冰箱门，闻闻里面奇怪的味道，或者爬到某张床上试试床垫的弹性，不过，就算他干这些时被抓了个正着，似乎没有人会特别生气，只有二伯阿诺德会厉声咆哮着训他两句：把手从商品上拿开，小子。他不喜欢别人这么跟他讲话，更不喜欢某个周六的下午二伯狠狠在他后脑勺打了一巴掌，打得太疼，他都哭了，可后来无意中听到母亲对父亲说二伯阿诺德是个蠢货之后，弗格森便不怎么在乎了。床和冰箱本来也无法长久吸引他的注意力，他更愿意去看电视，那些新出厂的飞歌牌和艾默生牌电视让其他陈列商品相形见绌：十二或十五台电视并排着立在大门口左手边的墙前面，每一台都在静音播放，弗格森最喜欢把电视调成不同的频道，让七个不同的节目同时播放。这制造出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状态，第一台电视在演动画片，第二台在演西部片，第三台是肥皂剧，第四台是教堂礼拜，第五台是广告，第六台是有人在播新闻，第七台是橄榄球比赛。弗格森会来来回回从一台跑到另一台，然后开始转圈，一直转到几乎头晕目眩，一边转一边还远离屏幕，所以当他停下来时就能同时看到所有七个节目了。看到那么多不同的事情同时发生总会让他哈哈大笑。好玩，太好玩了，而父亲也允许他这么做，因为父亲也觉得这很好玩。

大多数时候他父亲并不怎么好玩。每周工作六天，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很长，最长的是星期三和星期五，因为那两天商店到九点才关门，而星期天他又会睡到十点或十点半才起床，然后去打一下午的网球。弗格森最喜欢的一句命令是：听你母亲的话。他最喜欢的一个问题是：你今天是不是乖孩子？他尽力想做个乖孩子，听母亲的话，但偶尔也会完不成任务，忘了乖一点儿或者听话，但幸运的是父亲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他的这类失败。可能他太忙了吧，但弗格森对此很感激。而且，即便他忘了要听话或者乖一点儿，母亲几乎不怎么惩罚他，父亲也从来没有像大伯母米莉那样冲她的孩子们大吼大叫，或者像二伯阿诺德那样会揍堂兄杰克，所以弗格森得出结论，他们家尽管很小，却是整个弗格森大家庭里最棒的一支。此外，他父亲有时候还会把他逗得哈哈大笑，这种时刻很久才会有一次，所以弗格森笑起来时，会比它们如果经常发生的话笑得更卖力。最好玩的一件事是被扔到半空里，因为他父亲非常强壮，浑身都是硬邦邦、鼓囊囊的肌肉，所以在屋里时弗格森几乎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在后院还能飞得更高。但父亲可能接不住他的那种想法，一次都没在他脑海中闪现过，他感到足够安全，可以安心地把嘴巴张到最大，让空气中充满他发自肺腑的大笑声。还有一件好玩的事是看他父亲在厨房里抛接橘子，第三好玩的是听他放屁，不光是放屁本来就好玩，还因为父亲每次在他面前放屁时都会说一句：哎呀，蹦蹦跑了——指的是电视里的那个牛仔蹦阿郎·卡西迪，弗格森特别喜欢他。为什么放完屁后父亲会说这么一句，是世界几大谜团之一，但弗格森还是喜欢，父亲说这句话时他总会哈哈大笑。真是个古怪又有趣的想法：把一个屁变成了一个名叫蹦阿郎·卡西迪的牛仔。

弗格森五岁生日后不久，米尔德里德姨妈嫁给了亨利·罗斯，一个头发稀疏、个子很高的大学教授——米尔德里德也是大学教授，四年前从文学系毕业，目前正在瓦萨学院教书。弗格森的新姨夫抽的是蓓尔美尔牌香烟（太好抽了——味道很淡），他看起来总是有点紧张，一下午抽的烟比他母亲一天抽的还多，不过米尔德里德的丈夫最让弗格森感兴趣的地方，是他说话特别快，用的还都是又长又复杂的词语，所以除了只言片语，根本没法听懂他在说什么。尽管如此，弗格森仍然觉得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有着低沉欢快的笑声和炯炯有神的目光，而且很显然，他母亲也对米尔德里德的选择很满意，因为她提起亨利姨夫时，总是用到才华横溢这个词，反复说他让她想起一个叫雷克斯·哈里森的人。弗格森希望他的姨妈和姨夫能在生孩子方面加把劲儿，赶紧给他生个小表弟。说到底，假想出来的兄弟能为你做的就那么多，或许阿德勒家的表弟能变成半个亲弟弟，或者实在不行的话，表妹也能凑合。有好几个月他都在等消息，每天早晨都盼着他母亲来到他房间，告诉他米尔德里德姨妈怀孕了，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一场始料未及的灾难，却把弗格森精心制定的计划搅了个底朝天。他的姨妈和姨夫要搬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去了，他们要去那里教书、生活，再也不会回来，这就意味着就算他们真的给他生了个小表弟，那个表弟也永远无法成为半个亲弟弟了，因为亲兄弟和半亲的兄弟必须要住得近才行，最好是住在其中一个的家里。当他母亲拿出一张美国地图指着加利福尼亚给他看时，他变得十分沮丧，还狠狠用手捶了俄亥俄、堪萨斯、犹他以及所有其他位于新泽西和太平洋之间的州。三千英里，遥不可及的距离，远得都能算另一个国家、另一个世界了。

所以，他童年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米尔德里德姨妈去加利福尼亚那天他和母亲坐在绿色雪佛兰里送她去机场。亨利姨夫已经在两周前飞过去了，所以在8月中旬那个闷热、潮湿的上午，和他们在一起的只有米尔德里德姨妈。弗格森坐在后座上，虽然穿着短裤，仍然满头大汗，双腿也老是粘在人造革座位上。那是他第一次到机场，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看到飞机，被这些机器的庞大与壮美所折服，但他忘不了那个上午，却是因为两个女人。他母亲和母亲的姐姐，一个深色头发、一个金色头发，一个长头发、一个短头发，她们两人是如此不同，你得好好研究一会儿她们的脸才会意识到她们其实来自同一对父母。他母亲是那么亲切、温暖，总会碰碰你、抱抱你，米尔德里德是那么戒备、拘谨，很少会去碰别人。然而当她们站在泛美航空飞往旧金山航班的登机口前，当大喇叭里宣布了航班号，告别的时刻到来时，突然间，就像听到了什么约定好的秘密信号一样，她们俩同时哭了起来，泪水从眼里奔涌而出，落到了地板上，然后她们伸出胳膊，紧紧抱住对方，一边拥抱着一边继续哭。他母亲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哭过，而在亲眼见到以前，他甚至不知道米尔德里德还会哭。但那天，她们就那样站在他面前，哭哭啼啼地互相道别，心里明白下次再见面可能要到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了。五岁的弗格森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他站在她们身旁，仰头望着他的母亲和姨妈，被她们喷涌而出的情绪惊得目瞪口呆。这个画面烙在了他内心的最深处，让他再没能忘掉。

第二年的11月，也就是弗格森升入一年级两个月之后，他母亲在蒙特克莱尔的闹市区开了一家照相馆，前门上方的牌子上写着“玫瑰园照相馆”，而弗格森一家的生活也在突然间换上了一种崭新的快节奏，每天早上他父母其中一个要先匆匆忙忙地把他送去学校，他们两个再各自开车去上班。他母亲现在每周有五天不在家（星期二到星期六），就雇了一个叫凯希的女人来做家务，打扫卫生、整理床铺和购买食物，如果他父母要加班她还会给弗格森做晚饭。他现在见到母亲的时间少了许多，但事实是他对母亲的需要也少了许多。毕竟他可以自己系鞋带了，而每当他想到自己要娶的那个人，也只会在两个潜在的候选人之间踌躇：一个是凯西·戈德，她个子不高，一双蓝眼睛，梳着长长的金色马尾辫；另一个是麦吉·菲茨帕崔克，她人高马大，一头火红的头发，又强壮又无畏，能一下子把两个男孩从地上举起来。

在玫瑰园照相馆拍肖像照的第一人，自然是店主的儿子。从弗格森记事起，母亲就一直在拿相机对着他拍照，但以前那些照片都是抓拍，用的是轻便的小相机，而照相馆里的相机就大多了，而且必须放在一个三条腿的架子上，也就是三脚架，tripod。他很喜欢这个词，这让他想到了自己最喜欢吃的蔬菜——豌豆，有句俗话叫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豌豆，豆荚在英文里就叫pod。他还很佩服母亲在拍照前调试灯光的认真样子，这表明了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处于完全的掌控之中，看到她工作时熟练又自信的样子，让弗格森对母亲好感倍增，突然间她不仅仅是他母亲了，而是一个在大千世界中干大事的人。拍照时她会让他穿好看的衣服，这意味着他可以穿上他的粗花呢西装、没有领扣的宽领白衬衫，弗格森觉得坐在那儿听母亲告诉他怎么把姿势摆好特别有意思，所以当她叫他微笑时，他毫不费力就可以笑出来。那天，他母亲那位来自布鲁克林的朋友南希·所罗门也和他们在一起。这个以前叫南希·费恩的女人住在西奥兰治，人很好玩，长着龅牙，有两个小儿子，还是他母亲的红颜知己，弗格森从小就认识。母亲解释说，照片冲洗出来之后，其中一张会被放到很大的尺寸，然后印在画布上，让南希在上面画画，把照片变成一幅彩色的油画像。这是玫瑰园照相馆打算为顾客提供的服务之一：不仅有黑白肖像照，还有油画。弗格森无法想象这要怎么实现，但是他猜测，有本事做到如此高难度的转化，南希肯定是个了不起的画家。两周后的星期六早上八点，他和母亲从家里出发，开车去蒙特克莱尔镇中心。街上几乎空无一人，这意味着玫瑰园照相馆前面直接就有免费的车位，但在还有二三十码远才停车的时候，母亲告诉弗格森闭上眼睛。他想问她为什么，正准备张嘴说话时，他母亲说：不许问问题，阿奇。于是他只好闭上眼睛。在照相馆前停好车后，她扶着他从车上下来，拉着手把他领到了她想让他站的地方。好了，她说，现在可以睁开眼了。弗格森睁开双眼，发现自己正站在母亲新店面的陈列窗前往里看，他看到的是两幅自己的大肖像，每幅大约二十四英寸宽、三十六英寸高，第一幅是张黑白照，第二幅是第一幅的精确复制品，但却是彩色的，画中的他有着浅黄色的头发、灰绿色的眼睛，穿着缀红点的褐色西装，看起来和现实里一模一样。南希的画法极其精准，完成得十分完美，让他分不清到底是照片还是油画。几个星期后，随着那两张画像变成了永久展示，陌生人开始认出他来了，会在街上拦住他，问他是不是玫瑰园照相馆陈列窗里那个小家伙。他成了蒙特克莱尔最出名的六岁孩子，成了他母亲照相馆的代言人，风靡一时。

1954年9月29日，弗格森待在家里没去上学。他前一晚高烧至三十八度六，呕吐不止，母亲还在床边的地板上给他放了一个铝制炖锅，叫他吐在里面。早晨出门上班前，她告诉他继续穿着睡衣，想睡多久就多久。如果睡不着，可以在床上看他的漫画书，要是想去洗手间，要记得穿上拖鞋。不过，到一点钟的时候烧已经退到三十七度二，他感觉好了很多，便走到楼下问凯希能不能给他弄点儿吃的。她做了炒鸡蛋和素烤面包片，他吃下去后肚子也没有不舒服，于是没再上楼躺回床上，而是拖着脚步走到厨房旁边时而被父母称为休息室、时而又被称为小客厅的小房间，打开了电视机。凯希跟着他进去，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下后，宣布世界大赛的第一场比赛再过几分钟就要开始了。世界大赛。他知道这是什么，但从来没看过其中任何一场，就连普通的常规赛他也只看过一两次，倒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棒球，事实上他非常喜欢打，只是因为有比赛的那天他总是在外面和朋友们玩耍，而到晚上比赛开始时，他已经被安排上床睡觉了。他认得好些重要球员的名字——威廉姆斯、穆夏尔、费勒、罗宾森、贝拉——但他没有追什么球队，没看过《纽瓦克明星纪事报》或者《纽瓦克新闻晚报》的体育版，完全不清楚球迷意味着什么。相比之下，三十八岁的凯希·伯顿则是布鲁克林道奇队的狂热球迷，主要原因是杰基·罗宾森在为该队效力，四十二号，这个总被她唤作我家杰基的二垒手，是第一位穿上美国职棒大联盟球衣的黑人球员。这一点弗格森听他母亲和凯希都说起过，不过凯希在这个话题上更有发言权，因为她自己也是个黑人，这个人生的前十八年在佐治亚州度过的女人南方口音很重，弗格森觉得这种口音既古怪又奇妙，有一种无精打采的悦耳感，他从来不会厌倦听凯希说话。道奇队今年没打进来，她告诉他，被巨人队打出局了，但巨人队也是本地球队，所以她也力挺他们赢得大赛。他们有些出色的有色球员，她说（她用的词就是这个，有色，虽然母亲叮嘱他在谈论黑皮肤或棕皮肤的人时，要说黑人，Negro，好奇怪，他心想，黑人却不会说黑人，而是叫有色人，这也——再次——证明了世界到底能让人多么困惑不解），不过尽管巨人队的阵容中有威利·梅斯、汉克·汤普森和蒙特·厄文，但没人认为他们有机会打败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因为印第安人队创造了美国棒球联盟球队中胜场数最多的纪录。不过凯希仍然不愿意向庄家让步，而是说，咱们走着瞧，之后她和弗格森舒舒服服地观看了来自马球球场的实况，比赛开始时乏善可陈，克利夫兰在第一局上半局得了两分，可巨人队在第三局下半局便把分数扳了回来，之后比赛才逐渐变成那种紧张刺激、难解难分的酣战（马利埃对莱蒙），可基本上没人能得分，而一次上场击球就有可能定胜负。随着比赛不断进行，每一次投球也显得愈加重要，充满了戏剧性。连续四局，两队都无人能离开本垒，但接下来，突然间在第八局上半局，印第安人队有两名队员上垒，然后维克·沃茨走了上去，这位击球力量惊人的左撇子击球手，对着巨人队替补投手唐·利德尔投出的快速球来了一记猛击，将球深深打到了中外野，深到弗格森以为这铁定是个本垒打，但他那会儿还是个菜鸟，并不知道马球球场是一座造得有些古怪的棒球场，它的中外野是所有棒球场中纵深最长的，本垒板到围墙的距离有四百八十三英尺，这就意味着沃茨那个无与伦比的高飞球，如果在别的地方一定会是本垒打，但在这里却飞不到观众看台处。即便如此，这仍然会是个强有力的安打，完全有可能飞过巨人队中外野手的头顶，一路弹到墙上，足够来个三垒打，甚至有可能是个场内本垒打，而这会给印第安人队带来更多的跑垒跑回本垒的机会，不是三分也至少有两分，但这时弗格森目睹了一件挑战了一切可能性的事情，一项他在自己短暂人生中目睹的让其他所有人类成就相形见绌的球技壮举：年轻的威利·梅斯正背对内野追着球跑，弗格森还从没见有人这么跑过，球刚从沃茨的球棒飞出去，威利·梅斯便拔脚狂奔，仿佛球和木头相撞的声音已经告诉他球将具体落在哪里，所以他向球飞奔时都没抬头或回头看，但即使没看他也知道球处在整个飞行轨迹中的哪个位置，就好像他后脑勺也长着眼睛，当球到达飞行弧的顶峰，开始向距离本垒板大约四百四十英尺的地点下落时，威利·梅斯已经伸出胳膊站到了那里，球从他左肩上划过后，稳稳落在了棒球手套的开口里。梅斯一接住球，凯希就从沙发上蹦起来开始尖叫，天呐！天呐！天呐！但是比赛远不止把球接住那么简单，因为已经在垒的球员看到球从沃茨的球棒飞出去后，他们必须也要开始跑，而且要抱着能得分的坚定信念狂跑，他们必须要得分，因为没有哪个中外野手有可能接住这种球。梅斯接住球后立即转过身，把球扔向了内野，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力远投，投球的力量大到他把自己的球帽甩丢了，大到球一离手他就摔倒在地上，不但沃茨出了局，就连前位跑垒员也无法靠这个高飞球得分。比分依然是平局。巨人队看起来似乎一定会在第八或第九局的下半局获胜，但他们没有。比赛进入延长局。巨人队新上场的替补投球手马尔夫·格里塞姆在第十局上半局依然阻止了印第安人队得分，之后巨人队在下半局又有两人上垒，球队教练里奥·迪罗谢派达斯蒂·路兹上场担任替补击球手。多好听的名字啊，弗格森对自己说，达斯蒂·路兹[1]，几乎就好像叫某个人威特·赛德沃克斯或者斯诺伊·斯特利茨一样。但凯希看到这位长着浓眉的阿拉巴马人开始挥着球棒热身时却说：快看那个满脸胡茬的白人佬。他那样儿要是没喝醉，阿奇，那我就是英国女王。醉没醉不要紧，路兹那天的眼神依旧很好，胳膊已经没什么劲儿的鲍勃·莱蒙向本垒板中央抛出一个不太快的快速球后，路兹便立即锁定目标，将它打到了右外野的围墙上。比赛结束。巨人队五分，印第安人队两分。凯希欢呼起来。弗格森欢呼起来。他们抱在一起，他们站在原地跳，他们在屋子里绕着跳，从那天开始，棒球也成了弗格森的运动。

这之后，巨人队狂扫印第安人队，连续赢得第二、三、四场比赛，不可思议地爆出冷门，让七岁的弗格森大喜过望，不过，对于1954年世界大赛的结果，没有人能比大伯卢更高兴了。他父亲这位大哥的赌运在过去时好时坏，输得永远比赢得多，不过赢得却又刚刚好，让他不至于被赌债淹死，现在行家的赌注都压在克利夫兰队上，照理说他应该随大流，但他是巨人队的球迷，从二十年代起便无论赛季成绩是好是坏一直支持他们，这一次他破天荒地决定不理会赔率，不用脑子，而是用心去赌。他不仅把钱都压在了这支不被看好的球队上，还赌他们将连赢四场。他的这个直觉荒唐狂妄到了无以复加，以至于庄家给他的赔率达到了三百比一，也就是说，投入了区区二百元赌注后，衣着时髦的卢·弗格森抱走了一桶金——六万美元，这在那年头是天文数字，巨额财富。这笔天降横财太惊人，有可能带来的影响太不可思议，大伯卢和大伯母米莉干脆在家里开了个派对，把所有人请来吃喝玩乐一起庆祝，不但有香槟、大龙虾和大块的上等腰肉牛排，米莉还展示了她的新貂皮大衣，大家坐着卢新买的白色凯迪拉克绕着街区兜了一圈。弗格森那天有点儿不高兴（弗兰茜没来，他的肚子还很难受，其他堂兄堂姐也懒得和他说话），但他觉得其他人应该玩得挺开心。然而庆祝活动结束后，在和父母开着蓝车回家的路上，他却诧异地听到母亲在向父亲抱怨大伯卢。他没听明白她说的每句话，但她声音里的怒气却比以往更盛，而且这段言语尖酸的长篇大论似乎和大伯欠他父亲钱有关，还没还他父亲钱呢，卢怎么就有脸把钱挥霍在凯迪拉克和貂皮大衣上。他父亲一开始声音还挺平静，接着便提高了嗓门——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出现过——然后突然之间，他开始对着弗格森的母亲大吼大叫，叫她闭嘴，说卢什么都不欠他的，那钱是他大哥的，人他妈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弗格森知道他父母有时会吵架（隔着他们卧室的墙能听到），但这是他们第一次当着他的面吵，而且因为是第一次，他不由得感到世界上有什么根本性的东西已经发生改变了。

第二年感恩节之后没多久，他父亲的仓库在夜里被盗了。那座仓库是煤渣砖砌成的一栋单层建筑，就在三兄弟家世界后面，弗格森去过好几次。仓库内部空间很大，总有一股潮气，摆满了一排又一排纸板箱，里面装着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以及所有在他们店里出售的商品。卖场里展示的那些东西只是供消费者查看，如果有人想要买什么，东西要由一个名叫艾德的人从仓库里出货，那是个虎背熊腰的家伙，右前臂文了一条美人鱼，二战中曾在一艘航空母舰上服役。诸如烤面包机、台灯或咖啡壶这种小物件，艾德会亲手交给顾客，让他们自己开车带回家，但如果是洗衣机或者冰箱这种大件商品，艾德会和另一个同样是老兵的肌肉壮汉菲尔把东西抬到货运车的车厢里，送到顾客家。这就是三兄弟家世界的经营方式，弗格森很熟悉这个系统，他已经大到能明白库房是整爿生意的核心所在，所以在感恩节过后的那个星期天早晨，当母亲叫醒他，告诉他仓库被盗了，他立即明白了这项罪行可怕的严重性。空仓库就意味着没生意，没生意就意味着没钱，没钱就意味着麻烦：救济院！忍饥挨饿！死了！他母亲指出情况还没有那么绝望，因为所有被盗商品都投保了，不过确实，这是个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圣诞购物季马上要开始了，而保险公司可能几周或几个月后才会赔付，所以如果不向银行紧急贷款的话，商店不可能撑下去。现在他父亲正在纽瓦克同警方交涉，她说，因为每件商品都有编号，所以虽然几率很小，但或许盗贼有可能被抓到，并绳之以法。

一天天过去了，盗贼仍没被抓到，不过他父亲设法从银行贷来了款，弗格森和家人免去了被迫住进救济院的耻辱。之后生活继续向前，差不多就像过去那几年一样，但弗格森慢慢察觉到家里气氛不对了，一种阴森、愠怒、神秘的东西萦绕在他周围的空气里。要搞清楚这种气压变化的源头，还得再过一段时间，但通过观察他的父母——无论是只有其中一个在场，还是两个都在场——他最终认定母亲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仍旧有很多与照相馆工作有关的故事可讲，日常派发的微笑和大笑的份额也没有减少，她仍旧会在讲话时直视他的眼睛，会在做过保温墙的后门廊里狂热地打乒乓球，在他有问题求助时专注地听他说话。发生了变化的是他父亲，他本就是个寡言少语的人，现在坐在餐桌边吃早饭时几乎一言不发，似乎总在走神，仿佛心思全都集中在了什么黑暗、痛苦的事情上，不想和别人分享。时间从1955年变成了1956年，新年过后的某一天，弗格森鼓起勇气找到母亲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父亲看起来那么难过而且拒人千里。因为盗窃的事，她说，盗窃正在活活把他吞掉，他越琢磨这件事，就越没法琢磨别的了。弗格森不太理解。仓库被盗是六七个星期前的事了，保险公司会理赔所有丢失的东西，银行也批准了贷款，商店并没有倒闭。既然没什么好担心的，他父亲为什么还在担心？他看到母亲犹豫了一下，似乎在纠结要不要对他说实话，似乎不太拿得准他是否已经大到能分辨事实真相。疑问的目光只在她眼中一闪而过，但是确凿无疑。她摸了摸他的头，端详了一会儿那张未满九岁的脸，毅然决定实话实说，她前所未有地告诉了他一切，那个让父亲痛苦万分的秘密。警察和保险公司仍然在调查案子，她说，他们得出的结论都是监守自盗，意思就是，东西不是被陌生人偷的，而是在商店工作的某个人。三兄弟家世界的每个员工，无论是仓库保管员艾德和菲尔、会计员阿黛尔·罗森，还是修理工查理·塞克斯或者保洁工鲍勃·道金斯，弗格森都认识。听到母亲这么说，他感到胃里的肌肉突然拧成了一只小小的痛苦的拳头。不可能的，无论是谁。这些好人不可能对他父亲做这种坏事，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背信弃义，警察和保险公司肯定搞错了。不，阿奇，他母亲说，我认为他们没搞错，只不过偷东西的并不是你刚才提到的某个人。

这是什么意思？弗格森心想。唯一和商店有关系的人就剩大伯卢和二伯阿诺德了，他父亲的两位哥哥。但是兄弟之间不会偷东西，对吧？这种事根本就不会发生。

你父亲有一个艰难的决定要做，他母亲说，要么撤案、撤保，要么送阿诺德去蹲监狱。你觉得他会怎么选？

他撤掉了案子，没送阿诺德去监狱。

当然没有。这种事他连想都不会去想。你现在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心烦了。

弗格森和母亲这次谈话之后过了一周，她告诉他二伯阿诺德和二伯母琼要搬到洛杉矶去了。她会想念琼，母亲说，但这样可能最好不过，毕竟造成的伤害已经无法弥补。两个月后，阿诺德和琼去了加利福尼亚，而大伯卢开着凯迪拉克在花园州[2]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送去医院的路上死在了救护车里。就这样，大家还没来得及搞明白诸神在闲到无聊时办事能有多利落，弗格森家族便被炸得四分五裂了。

注释：

[1] 英文为Dusty Rhodes，其中Dusty有“落满灰尘”之意，而Roades又与roads（道路）同音，因此合起来可理解为“落满灰尘的道路”。后面的威特·赛德沃克斯（Wet Sidewalks）和斯诺伊·斯特利茨（Snowy Streets），则分别意为“湿湿的人行道”和“积雪的大街”。

[2] 指新泽西州，该州气候、土壤条件好，常常鲜花盛开，故有“花园州”的美誉。

1.2

弗格森六岁时，母亲跟他讲了曾经差点儿失去他的事。不是指不知道他去哪儿了那种失去，而是说死掉了，无形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飞向天堂的那种失去。那时他还不到一岁半，她说，一天晚上他开始发低烧，但迅速变成了高烧，已经过四十一度，对于小孩来说这样的体温十分凶险，所以她和他父亲把他严严实实裹好，开车送去了医院。在医院他开始抽搐不止，差点儿把命抽没了，因为就连那晚给他切除扁桃体的医生都说他命悬一线，意思是他不确定弗格森是否能活下来，现在只能听天由命。她吓得魂飞魄散，她告诉他，生怕会失去她的小宝贝，差点儿就精神错乱了。

那次是最糟糕的，她说，只有那次让她觉得真的要天塌了，虽然后来也有其他磕磕绊绊，一系列未能预料到的惊慌失措和小灾小难。接着她一一列举了他小时候发生的各种意外，其中好几次差点儿让他送了命或者落下残疾，比如吃牛排时没嚼碎被噎住，脚底板被碎玻璃割破缝了十四针，绊倒磕到石头上撞破左脸缝了十一针，眼睛被蜜蜂蜇了肿到睁不开，还有去年夏天学游泳的时候，被堂哥安德鲁摁到水下险些淹死。他母亲每描述完一次，就会停下来问弗格森是否还记得，事实是他还真记得，几乎每一件事都历历在目，仿佛它们昨天才刚发生一样。

他们的这次对话发生在6月中旬的某天，三天前，弗格森刚从后院的橡树上掉下来，摔断了左腿。他母亲历数这一系列的小灾祸，是想试图证明无论他过去受过什么伤，后来都好起来了，他的身体可能会疼一段时间，但后来就不疼了，所以他的腿也一定会好。打石膏是挺倒霉，但石膏绷带最终会被拆掉，他又会完好如初。弗格森想知道要多久才能拆，母亲说一个月左右，这回答太模糊了，无法令人满意，一个月都够月亮圆缺一次了，要是天气不太热还能忍受，但左右意味着有可能比一个月长，是不确定的、因而难以忍受的一段时长。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就这样的不公激愤一下，母亲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个或许是他被问过的最最奇怪的问题。

你是在生自己的气呢，还是在生树的气，阿奇？

对于一个还没上完幼儿园的男孩，这是一个复杂费解的问题。生气？为什么他一定要生什么的气呢？难道他不能只是觉得难过？

他母亲笑了笑。她很高兴他没有对树耿耿于怀，她说，因为她很喜欢那棵树，她和他父亲都很喜欢那棵树，他们在西奥兰治买这栋房子，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大的后院，而后院里最称心、最美好的东西就是那棵矗立在庭院中央的参天橡树了。三年半之前，当他们决定搬离纽瓦克的公寓，到市郊买一栋房子时，曾经造访了好几个镇子，蒙特克莱尔、枫林、米尔本和南奥兰治，但没有一个地方有称他们心意的房子。看了那么多不合适的房子之后，他们又疲惫又泄气，但当他们看了这栋房子，立即明白它正是他们想要的。她很高兴他没有生树的气，她说，因为如果那样她就只能把树砍倒了。为什么要砍倒？弗格森问道，并且大笑起来，想象着他母亲砍这么大一棵树的样子，想象着他漂亮的母亲穿着工装，抡起一把闪着寒光的巨大斧头砍橡树的样子。因为我是站在你这边的，阿奇，她说，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

第二天，他父亲从三兄弟家世界搬回一台空调，装到了弗格森的卧室。外面越来越热了，他父亲说，意思是希望儿子即便打着石膏在床上煎熬，至少也能舒舒服服的，而且这有助于缓解他的花粉热，父亲继续说，可以防止花粉进入房间，因为弗格森的鼻子对于青草、粉尘和花朵飘散到空气中的刺激物极度敏感，他在康复期间越少打喷嚏，骨折的地方就越不容易疼，毕竟喷嚏的威力是很强大的，一个大喷嚏能让你浑身乱颤，从你扭伤的头一直颤到脚尖。六岁的弗格森看着父亲把空调安装到靠桌子右手边的窗户上，这项工程比他想象的复杂多了，不但要卸下纱窗，还需要一个卷尺、一根铅笔、一台电钻、一把填缝枪、两块没上漆的木板、一把螺丝刀以及好几个螺丝钉。父亲工作时的迅速和仔细让弗格森很是佩服，仿佛他的双手不用脑子指挥就知道该干什么，独立自主的双手，可以这么说，被赋予了它们独有的特殊知识。接下来就是把那个巨大的金属方块从地上抬起来装到窗户上了，要抬这么重的东西啊，弗格森心想，但是他父亲毫不费力就做到了，而且他一边用螺丝刀和填缝枪给工程收尾，一边还哼哼着他在房前屋后修理东西时老是哼唱的那首歌，艾尔·乔森的《宝贝男孩》——你根本不会知道/我也无法言表/宝贝，你对我有多重要。他父亲弯下腰去捡掉在地上的一颗多余的螺丝钉，可当他再次直起身子时，突然用右手抓住了后腰。哎呦喂，他说，我觉得我把肌肉拉伤了。治肌肉拉伤的方法是仰面平躺几分钟，父亲告诉他，最好是躺在坚硬的表面上，而房间里最坚硬的表面就是地板了，所以他立即在弗格森床边的地板上躺了下来。这个视角真不寻常啊，可以俯视他父亲四仰八叉地平躺在下面的地板上，弗格森探着身子扒在床沿上，研究了一下父亲扭曲的面孔后决定问一个问题，一个他在过去几个月里想过很多次但一直没找到合适时机去问的问题：父亲在成为三兄弟家世界的老板之前是干什么的？他看到父亲的眼睛盯着天花板扫来扫去，仿佛在寻找问题的答案，接着，他注意到父亲嘴边的肌肉往下一拉，这是个他很熟悉的动作，表明父亲正在竭力忍住不笑，而这又相应地意味着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我以前是名巨兽猎人，父亲镇定自若又斩钉截铁地说道，丝毫没有流露出接下来会前所未有地对儿子大肆胡说一通的迹象。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分钟里，他追忆了狮子、老虎和大象，追忆了非洲让人热到发昏的高温，追忆了他一路披荆斩棘地穿过茂密丛林，徒步穿越撒哈拉沙漠，攀登乞力马扎罗山，追忆了他有一次差点儿被一条巨蟒生吞下去，还有一次给食人族抓住后就要被扔到一锅沸水，但最后一刻，他设法挣脱了捆绑他手腕和脚踝的藤条，逃过了那些凶残捕猎者的魔爪，消失在了密林深处，他准备在完成自己的最后一次游猎后便回家迎娶弗格森的母亲，却在非洲这座黑暗大陆上最黑暗的心腹地带迷路了，并且误打误撞地闯入了一片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看到一群正在吃草的恐龙，地球上的最后一批恐龙。弗格森那会儿已经大到能明白恐龙早就灭绝亿万年了，但其他故事听起来似乎是可信的，或许不一定是真的，但有可能是真的，因此值得去相信——或许吧。这时他母亲走进了房间，看到弗格森的父亲躺在地板上，问他是不是腰又不好了。没有，没有，他说，我只是想歇会儿，说完他便站了起来，仿佛他的背确实没事儿似的，然后他走到窗前打开了空调。

是的，空调给房间降了温，减少了打喷嚏的频率，而且因为凉快，他那条裹着石膏绷带的腿也不那么痒了，但是住在这种经过冷却的房间里还是有很多弊端，最首要的比如噪音，既古怪又叫人困惑的噪音，有时候他能听到，有时候又听不到，而当他真真听到时会觉得它既单调又讨厌。当然更糟糕的还是窗户的问题，因为要让冷气留在里面，窗户就得一直关着，但它们一直关着、电动机又一直开着的话，他根本没法听到外面的鸟叫，而一条腿上打着石膏被圈在屋子里的好处，也就剩听听窗外树上的鸟叫了，在弗格森听来，鸟儿们的鸣啭啁啾是这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如此说来，空调有优点也有缺点，有益处也有困扰，就如同世界在此后的人生中施予他的其他东西一样，空调，用他母亲的口头禅来说，福祸兼有。

从树上摔下来这件事最让他烦心的地方，是它本不该发生。如果有必要的话，弗格森是可以接受疼痛和痛苦的，比如恶心的时候呕吐或者让加斯顿医生在胳膊上打一针青霉素，但是不必要的痛苦违反了一切合理的原则，所以既愚蠢又无法忍受。他多少有点儿想把这桩意外扯到查奇·布劳尔身上，但最终意识到这只是个站不住脚的借口罢了。就算是查奇挑唆他去爬树的又有什么区别？是弗格森自己接受了挑唆，是他自己想去爬树，是他自己选择了爬树，那么后来发生的事只能由他自己承担责任。且不论查奇是不是发誓如果弗格森先爬的话他会跟在后面，但随后又打退堂鼓说他不敢了，说树枝隔得太远，他不够高够不着，事实上，查奇没跟着他爬上去这件事根本无关紧要，因为就算那样又怎么能阻止弗格森摔下去呢？所以弗格森摔了下去，在抓一根顶多再差四分之一英寸就可以牢牢抓住的树枝时失了手，失了手并摔了下去，导致他现在只能躺在床上，左腿被囚禁在石膏绷带里，而且这石膏还得在他的身体上留一个月左右，也就是说至少一个月以上。这场不幸怪不到别人头上，只能怪他自己。

他承认自己难辞其咎，也懂现在的遭遇完全是他自己的过错，但这和认为意外无法避免是两码事。愚蠢，这才是问题所在，明知够不到旁边的树枝还继续愚蠢地往上爬，但如果那根树枝离他再近一点点，一切就不愚蠢了。如果查奇那天早晨没来按响他家的门铃，叫他去外面玩的话，一切就不愚蠢了。如果他父母之前寻找合意的房子时搬到了别的镇上，他甚至都不认识查奇·布劳尔，甚至都不知道查奇·布劳尔这个人存在，一切就不愚蠢了，因为他家的后院儿里根本不会有那棵让他去爬的树。这想法真有意思，弗格森自言自语道：想象同一个他可能会遇上不同的事情。同一个男孩，住在不同的房子里，有一棵不同的树。同一个男孩，有不同的父母。同一个男孩，有相同的父母，但父母做的事和他们现在做的不一样。比如，如果他父亲仍旧是个巨兽猎人，他们全家都住在非洲呢？如果他母亲是个著名的电影演员，他们全家都住在好莱坞呢？如果他有个哥哥或姐姐呢？如果叔祖父阿奇没去世，他自己的名字不是阿奇呢？如果他从同一棵树上摔下来，但不是摔断一条腿，而是两条呢？如果两条胳膊和两条腿都摔断了呢？如果他摔死了呢？是的，一切都有可能，事情是这种结果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可能有另一种结果。一切都可能不一样。世界可以是同一个世界，但如果他没从树上摔下来的话，对他来说那个世界就不同了，或者如果他从树上摔下来，不是摔断了腿，而是把自己摔死了，那么对他来说世界就不光是不同，而是根本没有让他活在其中的世界了。他母亲和父亲该有多难过，抬着他去墓地，把他的身体埋到地下，他们会难过得哭上四十天四十夜，哭上四十个月，哭上四百四十年。

好在距离学期结束、暑假开始还有一周半，这意味着他不会错过太多的时间，因为缺课过多而在幼儿园留级。总归还是值得庆幸的，他母亲说，她说得当然对，但在意外发生后的头几天弗格森根本没心情感到庆幸，首先是连个可以说话的朋友都没有，只有傍晚的时候查奇·布劳尔会和弟弟过来看看他的石膏绷带，其次是他父亲因为要上班，从早到晚都不在，而他母亲每天要开车出去转悠好几个小时，给准备秋天开张的照相馆寻找店面，家政工旺达多数时候在忙着擦擦洗洗，只有中午时会把吃的给弗格森端上来，同时，为了省掉去卫生间的麻烦，她会拿着牛奶瓶子让他把尿撒在里面，就因为从树上摔下来这个愚蠢的错误，他还得忍受如此的奇耻大辱。更为挫败的是他还没学会读书认字，不然那会是个打发时间的好方法，而电视机在楼下的客厅里，暂时处于他的活动范围之外，所以弗格森整日里只能沉思宇宙中那些无法参透的问题，画飞机和牛仔，或者照着母亲给他做的一张字母表抄写，练习如何写字。

之后情况逐渐有了好转。堂姐弗兰茜结束了高中三年级的学习，还有好几天才会去伯克希尔山的一个夏令营当辅导员，每天都会过来陪他一会儿。有时候只待一小时，有时候会待三四个小时，和她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弗格森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候，很可能也是他唯一觉得开心的时候，因为弗兰茜是他最喜欢的堂姐，对她的喜欢程度胜过了他那两个大家庭里的任何人。她现在真像个大人，弗格森心想，有着和他母亲一样的胸部、曲线和身体，而且同他母亲一样，她也知道怎么和他说话能让他感到平静和舒服，就好像和她在一起永远不会出什么乱子。和弗兰茜在一起，有时候比和他母亲在一起还要棒，因为无论他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她都不会冲他发火，就连他控制不住自己，开始调皮捣蛋的时候也不会。想出装饰他的石膏绷带这个主意的人就是聪明的弗兰茜，这项工程花了三个半小时，她小心翼翼地一笔一笔涂画，在白色的石膏上铺满一系列明艳的蓝色、红色和黄色，构成了一种抽象的螺旋图案，让他想起了坐在飞快的旋转木马上，她一边用丙烯颜料在他这个全新又讨厌的身体部位涂涂抹抹，一边跟他讲起了她的男朋友加里，大个儿加里在高中橄榄球队打进攻后卫，但现在已经上大学了，伯克希尔山的威廉姆斯学院，离他俩夏天准备去工作的夏令营不太远，她特别期待，她说，然后又宣布道，她被别住了。弗格森还不熟悉这个词，弗兰茜解释说加里把他的兄弟会徽章送给了她，但兄弟会也超出了弗格森的理解范围，所以弗兰茜又解释了一下，接着脸上涌起一个大大的微笑说道，没关系，重要的是被别住是订婚的第一步，她和加里打算秋天宣布订婚消息，然后第二年夏天，她年满十八岁、高中毕业了就和加里结婚。她之所以告诉他这些，她说，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他，想知道他愿不愿意做。做什么？弗格森问。在婚礼上当拿戒指的花童，她说。弗格森这下又不知道她在讲什么了，弗兰茜便又解释了一下。当他听到她说，戒指会放在一个蓝色天鹅绒垫上，他要端着它从走道走向圣坛，然后加里会从他手里接过戒指，戴在她左手的第四根手指上，最终完成结婚仪式时，弗格森觉得这确实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可能是他迄今为止接受过的最重要的任务。他郑重其事地点点头，答应说他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过教堂的走道很可能会让他紧张，这是当然的，而且他的双手也很可能会颤抖，把戒指掉到地上，但这事儿他必须得做，因为是弗兰茜要他做的，因为弗兰茜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能辜负的那个人。

弗兰茜第二天下午过来时，弗格森当即发现她刚刚哭过。鼻子红红的，左右眼虹膜的周围布满了模糊的粉红色血丝，拳头里的手帕也被攥成了球——在这样的证据面前，六岁的孩子都能看出真相。弗格森猜测是不是弗兰茜和加里吵架了，是不是突然间发生了意外，她不再被别住了，那就意味着婚礼已经被取消，而他也不会被邀请用天鹅绒垫端戒指了。他问她为什么难过，但她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说出加里这个名字，而是说起了一对名叫罗森堡的夫妇，这俩人昨天被处死了，在电椅上烤焦了，她说道，而且说出这几个字时，她的口气听起来既害怕又恶心，太不公平了，不公平，不公平，她继续说，因为他们很可能是无辜的，他们一直说自己是无辜的，不然他们为什么会让自己落到被处死的境地？毕竟只要承认有罪就能保住性命。两个儿子，弗兰茜说，两个小男孩，如果真的有罪，哪个父母会拒绝承认罪行，心甘情愿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孤儿，所以说他们一定是无辜的，白白丢了性命。弗格森以前从没听到弗兰茜的声音如此愤慨过，从没见过谁对陌生人遭遇的不公而如此心烦意乱，因为弗兰茜显然根本不认识罗森堡夫妇，所以她说的这件事一定非常严重，严重到这些人会因此被烤焦，这么一想真是太可怕了，像被浸在一口滚烫油锅里的鸡肉那样被烤焦。他问堂姐罗森堡夫妇被认为干了什么，竟然遭到这种惩罚，弗兰茜解释说他们被指控向俄国人传递情报，有关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情报，俄国人是共产党，也就是我们的死对头，所以罗森堡夫妇被判了叛国罪，这项罪名非常可怕，意思是你背叛了国家，必须要被处死，但在这个案子里犯罪的是美国，美国政府屠杀了两个无辜之人，然后，弗兰茜用她的男友和未来丈夫的话说道：加里认为，美国已经疯了。

这番对话就像在弗格森的肚子上来了一拳，他感到既迷茫又害怕，就像手指从树枝上滑落，他从树上摔下来那样，一种悚然的无助感，四周和下面除了空气什么都没有，没有母亲或者父亲，没有上帝，除了彻彻底底的一无所有之外什么都没有，他的身体往下掉，除了摔到地上会发生什么的恐惧之外脑海里一片空白。他父母从没和他谈论过罗森堡夫妇被处决这类事，他们没有让他知道原子弹、死对头、错误的判决、孤儿和烤焦的大人，所以听弗兰茜情绪激昂、义愤填膺地把这些一股脑地告诉他令弗格森大为惊骇，但准确地说还不是肚子上挨了一拳那样，不算是，这更像是他在电视上看到的某部动画片里的情节：一个铸铁保险柜从十楼的窗户掉下来砸在他脑袋上。稀巴烂。和堂姐弗兰茜说了五分钟的话，一切就都啪嗒一声稀巴烂了。外面还有一个大大的世界，一个有炸弹、战争和电椅的世界，而他对其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他太蠢了，简直到了愚昧无知、不可救药的程度，他觉得做自己简直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一个白痴小孩，一个在场但却无足轻重的人，就像椅子或者床要占用空间那样，一具白占地方的躯体，一个无知的零。如果想要改变现状，他必须马上开始行动。伦德奎斯特小姐曾对他所在的幼儿班讲过，他们到了一年级会学习读书写字，现在急着学没有必要，下一年他们在心智上全都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可弗格森等不到下一年，他现在就得开始，不然就只能捱过又一个浑浑噩噩的暑假。他认定读书写字是第一步，是他这个无足轻重的人现在唯一能迈的一步，尽管他已经开始怀疑这世界是否还有公正，但如果有的话，那么一定会出现一个人来向他施以援手的。

到了那个周末，援手以外婆的模样出现了。星期天外婆开着车和外公来到西奥兰治做客，住进了他卧室旁边的房间，他们会一直待到7月份。她来的前一天，弗格森得到了一副拐杖，现在他可以在二楼自由走动，免除了要用牛奶瓶的耻辱，但他仍然没办法自己去楼下，要完成那段行程实在过于危险了，他只能被人背下去，又是一番让他内心充满怨愤但只能默默承受的屈辱。而且因为外婆身体太虚弱，旺达身形又太小，背他下楼的任务只能由父亲或者母亲来完成，这意味着他一大清早就得下楼，因为父亲七点刚过就会出门上班，而母亲还在到处寻找合适开照相馆的地方。不过无所谓了，反正他也不喜欢睡懒觉，而且早晚都在有门有窗的前廊里待着总比在二楼那个阴冷的墓穴里煎熬要强，虽然外面的天气经常又热又潮，但现在鸟儿们又回来了，它们远远抵消了任何的不适。正是在门廊里，他终于征服了字母、单词和标点符号的谜团，经由外婆的辅导，他挣扎着掌握了where和wear、whether和weather、rough和stuff、ocean和motion这类音近义不同的怪词，以及to、too和two这种让人气馁的难题。在这之前，他从没觉得自己与这位被命运选派来当他外祖母的女人有多亲，他对这位来自曼哈顿中城的外婆只有朦胧的印象，一个和善亲切的人，他猜是如此，但又特别安静，少言寡语，很难同她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他和外祖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喜欢闹腾取乐、有趣至极的外公似乎占据了所有空间，而外婆被留在阴影里，几乎彻底被抹除了。身形矮胖、两腿粗壮的外婆，穿着土气又老派的衣服和样式古板的平底或矮跟鞋，总让弗格森觉得她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方的居民，所以她在这个世界总是觉得不自在，只能以某种游客的身份活在这里，仿佛她只是路过，渴望着回到她属于的那个地方。尽管如此，她却懂得一切与读书写字有关的东西，当弗格森问她愿不愿意帮助他时，她拍拍他的肩膀说当然愿意了，非常荣幸。艾玛·阿德勒，这位本吉的妻子、米尔德里德和露丝的母亲，虽然有些枯燥乏味，但却是个有耐心的老师，对外孙的指导系统而全面，第一天她测试了弗格森的知识水平，因为在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之前，需要了解清楚弗格森目前为止学了多少东西。让她欣慰的是弗格森已经能认字母表，所有二十六个都认识——大部分小写字母和全部的大写字母——既然他已经这么超前了，她说，这会让她的工作比预想的轻松不少。她把接下来给他上的课分成了三部分，上午是九十分钟的拼写，接着是午饭休息时间，下午是九十分钟的阅读，休息一会儿（喝点儿柠檬水，吃点儿李子和饼干），之后是四十五分钟的朗读时间。他们会一起坐在门廊的沙发上，由她一边大声给他念，一边指出可能不容易理解的单词，遇到intrigue、melancholy和thorough这种拼写复杂的单词，她会用右手那根肉乎乎的食指在单词下面戳戳点点，弗格森坐在外祖母身旁，呼吸着她的护手霜和玫瑰香水散发的气味，幻想着将来有一天他也能不假思索地做到所有这一切，那时候他的读写能力会和世上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一样好。弗格森不是个灵巧敏捷的孩子，且不说小时候一直尾随他的那些跌跌撞撞了，光是从橡树上摔下来就可以证明，所以拼写部分比阅读给他制造了更多麻烦。这时他外婆就会说，看着我怎么写，阿奇，并且一笔一划地把一个字母连着写六七遍，比如大写的B或者小写的f，弗格森再试着临摹。有时候他第一遍就成功了，也有时候怎么都写不对，如果试了五六次都没写对，外婆会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上，把她的手指贴在他的手指上，两只手一起导引着铅笔在纸上写出正确的字母。这种亲密接触的教学方式加快了他的进步，因为它让练习走出了抽象形式的领域，成了某种可以触摸的实体感受，仿佛他正在训练手上的肌肉，好让它们去执行每个字母的线条所需要的特定任务。就这样翻来覆去地每天复习已经学会的字母，再练四五个新字母，弗格森最终控制住局面，不再犯错了。阅读方面的课程则进行得相当顺利，因为这里不涉及铅笔，他可以飞速前进，短短两个星期里，从三四个单词的短句到可以读十个十五个单词的长句，基本没遇到什么障碍。他就是这么有决心，要在外婆走之前变成一名羽翼丰满的读者，就好像他是在用意念逼着自己去理解，逼着他的脑子去接受，那么某个新知识一旦学会就留在那里，再也不会被忘掉。外婆会用印刷体把这些句子给他写出来，他再一句句念给她听，先从我的名字是阿奇开始，接着是看泰德跑得多快，再接下来就成了今天早上真的好热，成了你的石膏绷带什么时候拆，成了我觉得明天有可能会下雨，成了多有意思啊，小鸟儿们唱歌比大鸟儿们动听，成了我是个老太太了，都忘了以前是怎么学的阅读，但我很怀疑我学得有你这么快。然后他第一次自己读完了一本书，《两只坏老鼠的故事》，讲的是两只名叫汤姆大拇和亨卡忙卡的家鼠摧毁了小姑娘的玩具屋，因为它们发现里面的食物不是真的而是石膏。这毁灭性的怒火，在极度失望、无法满足的饥饿带来的震惊之后的大肆破坏，弗格森看得多么有滋有味啊。他给外婆大声朗读时，只有几个词读得磕磕巴巴，都是些他不太知道意思的复杂单词，比如perambulator、oilcloth、hearth-rug和cheesemonger。好故事，读完后他对外婆说，也很好玩儿。是啊，她赞许地答道，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然后她亲了一下他的头顶，补充说：我不可能读得比你更好了。

第二天，他在外婆的帮助下给几乎已经一年未见的米尔德里德姨妈写了一封信。她现在生活在芝加哥，是一名大学教授，教像加里那样的大学生，不过加里念的是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不是她执教的那所学校，她的学校好像是叫什么什么大学。想起加里后他自然想到了弗兰茜，并且意识到一件怪事，他的堂姐才十七岁就已经谈婚论嫁，可是比他母亲大两岁、所以比弗兰茜大很多的米尔德里德姨妈，却依旧没有和任何人结婚。他问外婆为什么米尔德里德姨妈没有丈夫，但很显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外婆摇了摇头，承认她也不知道，只是猜测说可能米尔德里德工作太忙，或者就是没找到合适的人而已。然后外婆给了他一根铅笔和一小叠横格纸，解释说这种纸最适合写信了，不过在开始之前他得仔细想想要跟姨妈说些什么，而且要记着把句子写短一点儿，不是因为他现在还不会读长句子，而是写作本来就不一样，用印刷体字母写东西会很慢，她不希望他还没写完，就先泄了气不写了。

亲爱的米尔德里德姨妈，弗格森一边写，一边听外婆拖着长长的声音，抑扬顿挫地高声给他拼出每个单词，仿佛每个字母都是一首短小的歌曲，随着他的手一点点从纸上爬过，旋律也在升降起伏。我从树上掉下来，摔坏了腿。外婆来了，她正在教我读书写字。弗兰茜在我的石膏上涂了蓝色、红色和黄色。那些在椅子上烤焦的人让她很生气。鸟儿在院子里唱歌。今天我数到了十一种鸟。黄雀是我最喜欢的。我读了《两只坏老鼠的故事》和《马戏团的狗小不点儿》。你更喜欢哪种冰激凌，香草味的还是巧克力味的？我希望你能快点儿来看我。爱你的阿奇。

烤焦这个词制造了一些分歧，他外婆觉得用这个词来描述一场悲剧太粗俗了，但弗格森认为没有别的选择，这个词不能改，因为弗兰茜就是这么跟他描述的，而且他觉得正因为这个词既生动又恶心，所以才非常好。而且说到底，这是他的信，对吧，他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外婆再次摇了摇头。你永远不会让步，对不对，阿奇？她外孙的回答是：既然我是对的，我为什么要让步呢？

他们把信封好没过多久，弗格森的母亲突然回家了，开着那辆红色的旁蒂克双门车，那辆全家三年前搬到西奥兰治后她就一直在开的车，那辆被弗格森和他的父母称为泽西番茄的车，一路从街上突突突地开进了车库。把车停好后，她大步穿过草坪朝门廊的方向走来，速度比平时要快，是一种介于走路和慢跑之间的速度，等她走近到可以分辨出脸上的表情时，弗格森看到她正在微笑，一个大大的微笑，一个不同寻常的灿烂微笑，然后她举起胳膊冲母亲和儿子挥了挥手，一个温暖的招呼，一种她心情非常好的迹象。还没等她走上台阶和他们在门廊上会合，弗格森就已经知道了她要说什么，很显然，从她回来这么早和脸上的轻快表情就能看出，她漫长的寻找终于结束了，她的照相馆找到了合适的选址。

地点在蒙特克莱尔，她告诉他们，离西奥兰治没多远，不仅地方足够大，能容纳所有她需要的东西，还正好位于主街上。当然了，肯定得收拾一下，但租约要到9月1号才生效，给了她充足的时间来制订计划，一租下来就能开工改造了。真是让人松了口气，她说，终于等来了好消息，不过还有个问题，她得给照相馆起个名字，目前为止还没想到什么特别喜欢的。弗格森照相馆不太好，因为弗格森和照相馆在英文里的第一个音都是f。露丝照相馆也不好，因为两个单词里都有o的音。城郊肖像让她联想到社会学课本。现代摄影倒是不错，但会让人想起摄影杂志，而不是一家有血有肉的照相馆。弗格森人像。相机中枢。F光圈照相馆。暗房村。灯塔广场。伦勃朗照相馆。维米尔照相馆。鲁本斯照相馆。埃塞克斯照相馆。不好，她说，都很糟，她的脑子已经僵了。

弗格森插了个问题进来。他父亲带她去跳舞的那个地方叫什么，他问，名字里好像有玫瑰[1]这个词，就是他们结婚前去的那个地方。他记得这个，是因为她有一次跟他讲过，他们在那儿玩得很开心，差点儿把脑袋跳得掉下来。

玫瑰园，他母亲说。

然后，弗格森的母亲转身问她自己的母亲，问她觉得玫瑰园照相馆怎么样。

这个我喜欢，她母亲说。

你呢，阿奇？他母亲问。你觉得呢？

我也喜欢，他说。

我也是，他母亲说。可能算不上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名字，但念起来很好听，先留作备选吧。如果明天早上我们还觉得好，或许问题就解决了。

那天晚上，就在弗格森和他父母以及外婆在家中二楼的床上熟睡时，三兄弟家世界被一场大火夷为了平地。电话铃声响起时才凌晨五点一刻，几分钟后弗格森的父亲便开着他那辆深绿色的普利茅斯，前往纽瓦克检查损失去了。由于弗格森房间里的空调开到了最大，他根本没被电话铃声吵醒，也没听到父亲慌慌张张在黎明前出门时制造的骚动，直到早上七点醒过来后他才了解到发生了什么。他母亲看起来坐立不安，弗格森从没见过她像现在这样惊慌失措，她不再像他以前认为的那样是个沉着、智慧的坚强后盾，而是成了像他一样的人，一个容易被悲伤、泪水和绝望俘虏的脆弱之人，所以当她抱住他的时候，他心里很害怕，不仅仅因为父亲的商店被烧毁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他们只能搬到救济院，在以后的日子里靠稀粥和又干又硬的面包活下去，是，那样是挺糟糕，但真正可怕的是他意识到母亲并不比他坚强多少，就像他受到的伤害那样，人世间的飞来横祸也会伤到她，除了年纪大一些，她和他其实毫无差别。

你父亲真是太可怜了，他母亲说，一辈子都用来发展那家店了，工作、工作再工作，到头来一切都没了。有人划根火柴，墙里有根电线短路，二十年的辛苦便瞬间化为一堆灰烬。上帝太残忍了，阿奇。他本来应该保护这世界上的好人，可他没有。他让他们受的痛苦并不比那些坏人少。他害死了戴维·拉斯金，他烧掉了你父亲的商店，他让无辜的人惨死在集中营里，可人们还说他是个善良又仁慈的上帝。开什么玩笑。

这时，他母亲不再说话，弗格森注意到她眼中聚起了晶莹的泪珠，她咬着下嘴唇，仿佛在竭力克制不让更多话从嘴里跑出来，仿佛她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了，明白她无权在一个六岁的孩子面前表达如此的怨愤。

别担心，她说，我只是有点儿心烦，没事了。你父亲投了火灾保险，我们不会怎样的。就是运气不好而已，而且也是暂时的，我们以后还会好起来。你明白吧，阿奇，明白吗？

弗格森点了点头，但这只是因为他不想让母亲的心情更差罢了。是啊，或许他们会好起来，他心想，但如果上帝真像她说的那样残忍，那他们也有可能好不起来。一切都说不定了，自从他在两千三百二十五天前来到这个世界，一切都破天荒地没了定数。

不仅如此——戴维·拉斯金究竟是谁？

注释：

[1] 露丝和玫瑰在英文中都是rose。

1.3

他的堂哥安德鲁死了。在战斗中被击毙了，弗格森的父亲这样和他解释道，安德鲁在南北朝鲜之间的高寒山区执行夜间巡逻任务时，被一名中国士兵开枪击中，他父亲说，那颗子弹射入了安德鲁的心脏，导致十九岁的他当场死亡。那是1952年。五岁的弗格森觉得他应该和屋里的每个人一样感到难受才对，尤其是大伯母米莉和堂姐爱丽丝，因为这俩人连在十分钟内不失声痛哭一次都办不到，而悲伤的大伯卢只是低头盯着地板，烟抽了一根又一根，但弗格森无法酝酿起他觉得自己需要有的那种悲伤，不伤心的时候强作悲伤，多少有点虚假和勉强，因为他从来都不喜欢这个堂哥，安德鲁以前叫他小崽子、矮子和屎小孩，家庭聚会时对他颐指气使，有一次还把他关进了储藏室，说要看看他是不是条够硬的汉子，而就算没欺负弗格森时，他给妹妹爱丽丝起的那些难听的外号，比如猪脸、狗脑子、铅笔腿，也让弗格森恶心得直发抖，更别说安德鲁还很以绊倒或者拳击只比他小一岁但却矮了半头的堂弟杰克为乐。就连弗格森的父母也承认安德鲁是个问题少年，从他记事起弗格森就经常无意中听到有关这位堂兄在学校捣的各种乱，比如和老师犟嘴、放火烧垃圾桶、砸窗户、无故旷课，以至于他最终因为劣迹斑斑，在高三读到一半时被校长开除了，接着他在偷车时被当场抓获，法官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蹲监狱，要么去参军，安德鲁选择了参军，结果被派到朝鲜六个星期后，他就死了。

要过很多年，弗格森才会明白这场死亡对一家人造成的全部影响，他那时年纪太小，只知道此事对他造成的最终影响——那会在他七岁半的时候显现出来。从安德鲁的葬礼到那个让他们的小世界分崩离析的事件之间的两年，活在当下的童年时光一晃便过去了，稀松平常地去上学，参加体育运动，交朋友，看电视节目，读漫画书、故事书，生病，膝盖上磕破点儿皮或者摔断了胳膊还是腿，偶尔打打架，经历点道德困境，无数次地拷问现实的本质，而且在这期间，他仍然爱着他的父母，也感受着他们对他的爱。当然，大部分的爱都来自他精力充沛、柔情似水的母亲，露丝·弗格森，她创办经营的玫瑰园照相馆就在他们居住的米尔本镇的繁华主街上，程度稍弱一些、也不太稳固的爱则来自他的父亲，令人难以捉摸的斯坦利·弗格森。沉默寡言的他似乎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儿子的存在，但弗格森明白父亲有很多事要操心，经营三兄弟家世界是一项需要没日没夜全力以赴的工作，不可避免会分散他的心思，不过当他的心思难得没被分散，可以将目光集中在儿子身上的时候，弗格森很确信他父亲知道他是谁，没有把他和别人搞混。换言之，弗格森的生活稳定安逸，他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持续而尽责的满足，有房子住，有三餐吃，有干净的衣服穿，没受过什么苦，没经历什么妨碍他成长的精神折磨，在五岁半到七岁半这两年，他渐渐长成了一个教育人士口中那种健康、正常、智力中等偏上的孩子，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少年的标准样本。但是他身处自己生活的纷乱之中自顾不暇，无法再去留心那些在他切身相关的事情以外的东西，再加上他父母不是那种把烦恼透露给小孩的人，所以当灾难在1953年11月3日骤然降临时，他不可能有任何思想准备，而那场灾难将他逐出了童年的伊甸园，将他的人生转向了全然不同的轨道。

在那个命运攸关的时刻到来前，弗格森一无所知的众多事件包括以下这些：

（一）儿子的死让卢和米莉悲痛欲绝，而雪上加霜的，是他们认为自己是失败的父母，养了个不合格的孩子，一个毫无良心和道德原则的少年犯，一个藐视规则与权威、一有机会便大搞破坏且乐此不疲的人，一个谎言家，彻头彻尾的骗子，坏蛋。这样的失败让卢和米莉备受折磨，他们翻来覆去地琢磨以前对他到底是太严还是太松，而假如当初做点儿什么，或许就能阻止他去偷那辆车，正是那件事给他判了死刑。更让他们撕心裂肺的，是他们当时鼓励他去参军，以为或许能让他改邪归正，没想却把他送进了地下六尺的一个木头盒子。因此，不仅他任性、愤怒、荒废的人生应该怪在他们头上，对于他的死，对于他死在偏远荒凉的朝鲜那个冰天雪地的山顶上，他们认为自己也负有责任。

（二）卢和米莉爱喝酒。他们是那种既以饮酒为消遣又毫无节制的夫妻，而且酒量都非常好，没喝过头的时候，这两个嗜酒如命又逍遥自在的人，言谈举止颇有戏剧性，还挺讨人喜欢。奇怪的是，两人中反倒是瘦得像根针的米莉比较稳健，很少会喝到东倒西歪或者口齿不清，而她魁梧的丈夫有时却会喝过头，即便在安德鲁死之前。弗格森记得一次热闹的家庭聚会上，他见过这位大伯酩酊大醉躺在沙发上打呼噜，全家人还觉得很好笑，但现在，在安德鲁死后，卢的酒瘾开始愈演愈烈，他的饮酒时间已经从派对、晚餐前的鸡尾酒、晚餐后的助眠酒，蔓延到了大中午吃饭时，他会喝得烂醉如泥，外套的内袋里也揣着小酒瓶，随时拿出来偷偷闷两口，毫无疑问，这是为了麻痹他那被愧疚蹂躏的内心不断抽搐的痛苦，但酒精开始渐渐影响他在商店的工作，有时候会让他在跟顾客介绍惠而浦和美泰克洗衣机各自的优点时变得语无伦次，偶尔没有语无伦次时他又会变得暴躁易怒，而他暴躁易怒时常常以侮辱他人为乐，三兄弟家世界的生意可不能这么做，弗格森的父亲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把卢从遭到冒犯的顾客身边拉开，叫他回家睡一觉去，酒醒了再说。

（三）众所周知，卢还嗜好赌博。要不是米莉在纽瓦克城区的班伯格百货商店有份做采购的工作，一家人早在多年以前就破产了，因为卢在三兄弟家世界赚来的钱大部分最后都会钻进庄家的腰包。现在随着酗酒的问题迅速失控，他也越来越倾向于凭直觉玩那种风险极高的下注，梦想着发一笔惊心动魄、千载难逢的横财，制造一场赌徒们几十年后还在口口相传的传奇赌局，但随着他的臆测越来越没谱，赔的钱也越来越多。到1954年8月，他已经欠债三万六千美元，艾拉·伯恩斯坦，那位过去十多年来一直给他登记赌注的庄家，渐渐失去了耐心。卢需要现金，不少于一万或者一万二的一笔巨款，来证明他的诚意，不然兄弟们会抡着棒球棒、戴着指节铜套找上门去，他没法张口和斯坦利要钱，知道弟弟之前发誓再也不会帮他偿还赌债时不只是嘴上说说，所以他决定从斯坦利那儿偷钱——给三兄弟家世界向通用电气供货商开具的一张支票下止付通知，把钱转到了自己名下。他明白自己最终会被发现，但账实不符的问题一时半会儿不会暴露，因为商店和供货商之间的货物现金流依靠的是互信机制，账目登录往往比实际交易落后数月，所以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漏洞补上。9月底时，弗格森的大伯又发现了机会，虽然这意味着他要再给一张支票下止付通知，但如果一切顺利，被挪用的九千美元转眼就可以变成十倍的金额，不但足以补上那两张止付的支票，把欠伯恩斯坦的钱全还上，自己还能留下可观的一笔。在即将开始的世界大赛中，印第安人队比巨人队更被看好，所以赌克利夫兰的球队赢基本上就是十拿九稳的事儿，但卢转念一想：如果印第安人俱乐部实力如此强大，有什么能阻止他们连赢四场吗？这种赌注的赔率更诱人。十有八九能大赚一笔，而一次赌克利夫兰的一场比赛只能赢些小钱。如此，卢便找到另一位庄家，也就是说，那人不是伯恩斯坦，然后把他从弟弟那里偷来的九千二百块都压在了印第安人队身上，赌他们能一场不输地大败巨人队。没人知道弗格森的大伯去哪儿看的第一场比赛，但斯坦利和阿诺德以及三兄弟家世界的其他员工连同五六十位店里的顾客——实际上不是真的顾客，只是家里没有电视的巨人队球迷罢了——围在商店的一台台电视机前观看实况时，卢自己溜到了外面去，可能是在当地某家酒吧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看的，一个无人知道的地点，所以无人目睹他眼睁睁地看着梅斯在第八局上半局追上沃茨打出的高飞球时魂飞魄散的样子，以及更可怕的，几分钟后，当他看到路兹一棒猛击，让莱蒙投出的球飞到右外野看台上时万念俱灰的绝望之状。一个人挥了挥球棒，另一个人的人生便只剩一堆瓦砾。

（四）10月中旬，通用电气的供应商通知斯坦利说，他们8月初时曾送去一大车冷柜、空调、电扇和冰箱，但至今没有收到付款。大惑不解的斯坦利找到了三兄弟家世界的会计阿黛尔·罗森，一个体态丰腴、头发里总插着一根黄铅笔，并且笃信字迹一丝不苟和表格排列整齐兹事体大的五十六岁寡妇。斯坦利把问题解释完后，罗森太太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公司的支票簿，找到8月10号那天的存根，证明了他们所欠款项已经全额付清，共计一万四千两百三十七块一毛六分。斯坦利耸耸肩，支票肯定是寄丢了，他说，并让罗森夫人给8月那张支票下个止付通知，再重新给通用电气的供货商开一张。第二天，一头雾水的罗森太太向斯坦利报告，那张支票的止付通知早在8月11号就有人下过了。这是什么意思？有那么一瞬间，斯坦利猜是不是罗森夫人背叛了他，是不是这位在此之前都十分可靠的员工，这个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十一年中一直暗恋他的女人，有可能在账面上做了手脚，但他看到罗森那双迷惑、爱慕的眼睛，打消了这个无稽的念头。他又把阿诺德叫到后勤办公室，问他知不知道丢失的一万四千美金，但是和罗森太太被质问起这个谜团时一样，阿诺德看起来也相当震惊和迷惑，说他完全无法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斯坦利也相信了他。接着他叫来了卢。这位家中最年长的成员先是否认了一切，但斯坦利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两人说话时他哥哥的目光一直掠过他的肩，直直盯着他背后的墙看，所以他步步紧逼，追问他8月那张支票的止付通知，斩钉截铁地说有可能干这事儿的人只有他，他是唯一的嫌疑人，因为罗森夫人没什么问题，阿诺德和他也一样，所以只能是卢干的，接着，斯坦利又开始逼问他近来的赌博问题，他下注的具体数额，一共输掉多少钱，赌的是哪些棒球赛，哪些橄榄球赛，哪些拳击赛，斯坦利逼得越紧，卢的身体似乎就越软，仿佛他们两个正在拳击场上较量，每个字都是一拳，都正中要害，打中了内脏，击中了头部，一点一点地，卢的步履开始变得蹒跚，仿佛他的膝盖马上就要软掉，然后，他突然跌坐到椅子上，双手捂着脸大哭了起来，接着支支吾吾地哽咽着交代了实情。斯坦利听完后目瞪口呆，因为事实是卢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丝毫没有悔过之心，如果说他对什么后悔，那也只是悔恨他的计划，他那天衣无缝的完美计划泡了汤，是印第安人队对不起他，丢掉了大赛的第一场比赛，操他妈的威利·梅斯，他说，操他妈的达斯蒂·路兹。斯坦利意识到他哥哥已经不可救药，因为如果一个人成年之后还把自己所有麻烦的根源算到几个棒球队员头上，那么他的心智基本就和小孩一样不成熟，而且还是个愚蠢的小孩，卢已经变得像他自己的儿子，那个命丧黄泉的二等兵安德鲁·弗格森一样一无可取、仅存败絮。斯坦利很想叫他哥哥滚出商店，再也别回来，但他做不到，那样会显得太突然、太无情，可正当他思忖着接下来该说什么，他意识现在其实什么都不能说，除非他的怒气可以消退一些，至少别让他后悔说出什么的话来。卢又开口了，他告诉斯坦利他们如今已经深陷其中，商店也要完蛋了。弗格森的父亲没明白卢到底指什么，所以还是没吭声，心想或许哥哥真的精神失常了，但卢谈到了伯恩斯坦，谈到了他欠人多少钱，现在已经两万五千多块钱了，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伯恩斯坦后来又开始算利息，所以数额每天都在涨涨涨，过去两周里他接到了六七个电话，那头的声音威胁他赶紧还钱，不然吃不了兜着走，意思有可能是一群人在暗处一拥而上，打断他身体里的每根骨头，或者用硫酸把他泼瞎，或者割伤米莉的脸，或者绑架爱丽丝，或者把米莉和爱丽丝都杀了，他很害怕，卢告诉弟弟，害怕得夜不能寐，他的房子已经抵押了两次，他已经从店里借了两万三千美元，他再去哪儿筹那么多钱？现在轮到斯坦利的膝盖发软了，他感到头晕目眩，好像不再是他自己，好像这具皮囊没法完全包裹住自己，所以他在桌子另一头的椅子上坐下来，坐在卢对面开始纳闷，怎么一万四突然就变成两万三了，隔着灰色的金属桌面，兄弟俩互相盯着对方，卢告诉斯坦利，伯恩斯坦提了个建议，在他看来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唯一可能的出路，不管斯坦利愿意与否，都只能这么办了。你在说什么？过去七分钟里始终未发一言的斯坦利问道。他们要替我们把店烧掉，卢说，然后等我们领到赔偿金，大家再把钱分了。斯坦利没说话。他没话说是因为他无话可说，因为在那个时刻，他脑子里唯一的念头是他有多想把他哥哥杀了，但他要是敢大声说出这种话，告诉卢他有多想把手摁在他喉咙上，把他掐死，他母亲一定会在地下诅咒、折磨他一辈子。过了好一会儿，斯坦利终于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往门口走，打开门后，他站在门口说：我不相信你说的话。然后他离开了房间，只听到卢在他背后说了一句：信我吧，斯坦利，只能这么做。

（五）斯坦利的第一个念头是告诉露丝，向妻子卸下心里的重负，让她一起想办法阻止卢，但他无论如何说不出口，无论如何都做不到，每次都在最后一分钟打了退堂鼓，因为他无法忍受听她告诉他怎么做，他知道她会跟他说什么。他没法去报警。因为罪行还未实施，而且什么人会在没有确凿证据来佐证有作案预谋的情况下，就去控告亲哥哥正在策划一桩潜在的犯罪活动呢？而且话说回来，假如伯恩斯坦和他哥哥最后真这么干了，他能铁下心去报警，把哥哥抓起来吗？卢现在处境危险。他们威胁要把他弄瞎，要杀了他老婆和女儿，如果斯坦利现在站出来，他就得为卢受伤负责，为那几条人命负责，这意味着他也难辞其咎，即使不是他的本意，他也会成为一个不情愿的同谋，而如果事情出了岔子，伯恩斯坦和卢被抓起来，他敢肯定他哥哥会毫不犹豫地供认他也是同伙。是的，他恨死了卢，一想到他就觉得恶心，但他更恨自己心里会生出如此的仇恨，可耻、丑陋的仇恨，只会让他无法进一步行动的仇恨。他明白，不把事情告诉露丝，实际上意味着他选择了过去，抛弃了当下，放弃了自己丈夫和父亲的身份，回到儿子和兄弟的那片黑暗世界，回到那个他再也不想回去的地方，但他没法逃走，他又被那个世界吸了回去。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来回处于一种既恐惧又愤怒的恍惚状态，用持续的沉默将自己和所有人隔绝，他胸中涌动着懊丧的怒火，不知脑子里那颗炸弹何时会爆炸。

（六）在他看来，除了照计行事外别无选择——或者说假装照计行事。他需要知道伯恩斯坦那伙人的计划是什么，掌握所有细节，而要做到这些，他只能骗卢相信自己和他是一伙的。第二天早晨，离他们上次谈话，那场以只能这么做结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对话刚刚过去二十四小时，斯坦利便告诉卢他改了主意，尽管这违背他的理智，让他觉得恶心到极点，但他明白确实别无他法了。这句谎言产生了他期待的效果。以为斯坦利现在也上了贼船，感激涕零、战战兢兢、神思恍惚的卢把弟弟当成了最珍贵的盟友和最可靠的心腹，丝毫没有怀疑斯坦利扮演的是个双面间谍，唯一的目的就是暗中搞砸计划，阻止火灾的发生。

（七）会有两个人，卢告诉他，一个是没有案底的纵火惯犯，外带一个放哨的，日期定的是下个星期二，也就是11月2号/3号深夜，但前提是那天晚上天很干，天气预报没有雨。卢要做的是弄坏防盗警报，并把店里的钥匙给那俩人。他自己那天晚上会待在家里，而且建议斯坦利也这么做，但斯坦利那晚有别的计划，或者说只有一个计划，那就是躲在漆黑的商店里，在纵火犯放火前就把他赶跑。斯坦利想知道那些人会不会带枪，但卢不太确定，伯恩斯坦没跟他提到这个细节，但带不带有什么差别，他问，又不关我们的事，担心什么？因为可能有人不巧从商店前经过，斯坦利说，比如警察，或者出来遛狗的男人，或者派对结束后正往家走的女人，他不希望有人受伤。为了三十万保险赔偿金把店烧掉就已经够糟糕了，要是有什么无辜路人再碰巧在其间被开枪打死，他们后半辈子都得去蹲监狱。卢没想到这一层。也许他应该跟伯恩斯坦提一句，他说，但斯坦利告诉他算了，因为伯恩斯坦的人只会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不会理会卢的想法。话题就此结束后，斯坦利抛下卢往楼下的卖场展厅走，但他意识到，有枪还是没枪的问题是个巨大的未知数，而这一因素有可能毁掉他的计划。按理说他应该在星期二之前去买把枪，他告诉自己，但他心里有些拒绝这个想法，他这辈子都对枪有种强烈的反感，不但从没开过枪，甚至都没摸过。他父亲就是被枪打死的，三十四年前，在芝加哥的那间仓库里，他父亲倒是带着自己的左轮手枪，可有什么用，还不是被打死了，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那把没开火的点三八，谁知道他被打死是不是因为他先掏了枪，对方为了自保别无选择，只能开枪把他打死。不，枪这东西就是麻烦事儿，只要把武器对准别人，尤其是别人自己也有武器的话，那么你指望能保护你的这玩意儿也极有可能把你变成一具尸体。此外，伯恩斯坦找来烧毁三兄弟家世界的那个人也不是雇佣杀手，只是个纵火犯罢了，听卢说以前是消防员，也真够绝的，一个曾经以灭火为生的人现在却以放火为乐和敛财，干这种事用不着枪吧？不过放哨的那个就两说了，毫无疑问是个虎背熊腰的歹徒，到店里来的时候会全副武装，但斯坦利推测，那个前消防员在里面放火的时候，那人会在外面等着，而在他们露面之前他就会已经在店里了，所以他断定，枪没什么必要。这倒不是说他要赤膊上阵，一根棒球棒就能满足他的目的，他觉得，一根三十六英寸长的路易威尔棒球棒也能吓跑纵火犯，和点三八手枪一样有效，而且从那天早上卢的坦白到11月2号之前的两周里，各种邪恶、癫狂、失控的想法一直在斯坦利的脑海咆哮肆虐，这样的心理状态让他觉得棒球棒的想法非常有趣，有趣得有些变态，有趣得让他想到这个主意后情不自禁大笑起来，一种从肺底升腾出的笑声，短暂而尖利，突然从他体内爆发出来，就像猎枪的大号铅弹从墙上弹出去那种声音。这场可怕的喜剧原本就是一根球棒引发的，9月29号达斯蒂·路兹在马球球场用的那根球棒，所以结束这场闹剧，还有什么能比拿着另一根球棒，威胁要把那个想烧掉他商店的人的脑袋砸烂更贴切的方式呢？

（八）2号下午，斯坦利打电话给露丝，告诉她晚上不回家吃饭了。他得和阿黛尔加班，他说，要过一遍账本，为星期五安排的审计准备一下，而且很有可能得忙到半夜，所以露丝不用等他回家了。商店在星期二一般是五点关门，到五点半时，除斯坦利外其他人都已经走了——阿诺德、罗森太太、艾德和菲尔、查理·塞克斯、鲍勃·道金斯，卢则压根儿没露面，那天早上他怕得要死，便谎称发烧在家待了一天。伯恩斯坦的人要到凌晨一两点才会出现，还有几个小时要打发的斯坦利决定出去吃饭，放纵一下，去他最喜欢的纽瓦克饭店摩西餐厅，这里的招牌是东欧犹太菜，也就是老早以前斯坦利的母亲给他做的那类食物，辣根水煮牛肉、土豆小酥饼、鱼丸冻，还有犹太面包球汤，那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的农家美食，斯坦利只需走进摩西餐厅，就可以被抛回到他消失的童年，因为餐厅本身就是那种老式风格，一个破旧、俗气的地方，桌子上铺的是廉价的塑料布，天花板上吊着的灯上落满了灰尘，不过，每张桌子上都摆了一只蓝色或者绿色的苏打水瓶子，不知为什么这样的情景总会在他心中搅起一阵幸福感，而听着一脸不满、态度粗鲁的服务员带着意第绪语的口音说话，也能让他感到慰藉，尽管他很难解释出其中的因由。于是，斯坦利那天晚上享用了一顿他童年时的美食，先是罗宋汤和一小块酸奶油，接着是一盘腌鲱鱼，然后是一道主菜，牛肋排（全熟的）配黄瓜外加土豆饼，他一边往晶莹剔透的棱纹玻璃杯里倒苏打水，享用他的晚餐，一边想着他死去的父母和两个讨厌的哥哥，两个多年来给他制造了太多麻烦的哥哥，还有他美丽的露丝，他最爱的人，但却爱得不够，从来不够，他意识到这个事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他多少有些封闭和压抑，而骨子里这个缺点妨碍了他让自己成为她值得拥有的那种人，当然，还有儿子阿奇，这孩子完全是个谜，尽管毫无疑问是个活泼、机灵的小男孩，比很多其他男孩优秀，但从一开始他就是他母亲的孩子，和她亲密到斯坦利从来没法融入，七年半了，他还在困惑自己为什么不能揣摩那孩子的心思，而他母亲似乎总是一清二楚，仿佛天生就知道，仿佛女人骨子里就拥有这种无法解释的能力，而男人却很少有机会获得。斯坦利很少会纠结这种问题，反省自己，探究他的失败和痛苦，寻找他这东拼西凑的补丁人生中那些脱掉的线头，但这个时刻对他而言非同寻常，在经历了两个星期的沉默和内心挣扎后，他已经筋疲力尽，几乎无法站立起来，就算能站起来也站不稳，走路都是歪歪扭扭的。付完饭钱后他开车回三兄弟家世界，一路上想着自己的计划是否真行得通，他是否只是自欺欺人，觉得因为自己是对的，卢和其他人是错的才相信了这行得通，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或许应该干脆开车回家，让商店烧成灰算了。

（九）八点多他回到了店里。一片漆黑，一片寂静——静音的电视机和打盹儿的弗立吉代电冰箱淹没在暗夜之中，一片影子的墓地。他毫不怀疑他会后悔自己正准备做的事情，他的打算注定会出岔子，但他想不到别的办法，何况现在再想也为时已晚。他十八岁时创立了现在这番事业，在过去的二十二年里，这就是他的人生，他仅有的人生，他不能让卢和那帮恶棍就这么轻易把它毁掉，因为这个地方不只是一门生意，它是一个人的命，这个人的命就是这家店，店就是人，人就是店，如果他们放火烧了店铺，就等于放火烧了那个人。八点多了。还有几个小时？至少四个，甚至有可能是五六个，太久了，还只能这么干坐着，在漆黑的房间里等待那人带着几灌汽油和一板谋财害命的火柴露面，可除了默默等待，祈祷那根球棒和它看上去一样结实有力，并没有别的选择。他在后勤办公室里找了张椅子坐下来，罗森太太的那张，和办公室最远的角落里摆着的桌子是一套，那儿的视野最好，坐在那里，透过办公室和展厅之间的墙上那扇长方形窄窗，他可以直接看到店门，或者说如果店里现在不是一片漆黑的话是可以看到的，不过那个纵火犯肯定会在口袋里揣只手电筒，到时候一听到店门开了，手电肯定会亮起来，就算只有一两秒，也能让他知道那个人的具体位置，然后，他会迅速打开顶灯，手里举着球棒从后勤办公室冲出去，用自己最大的声音命令那个人滚出去。这就是他的计划。祈祷吧，斯坦利，他对自己说，但如果天要绝你，那就在胸前画个十字，视死如归。这期间，他仍旧坐在罗森太太的椅子上，下面装着轮子，可以左右转动、前后倾斜，属于标准的办公椅，只坐一会儿还算舒服，但不太适合久坐，毕竟他还得等四五个小时，不过越不舒服越好，斯坦利分析道，因为些许的不适感有助于他保持警惕。反正他是这么想的。然而，当他坐在灰色的金属桌后面，坐在罗森太太的椅子上一边前后摇晃，一边想着此时此刻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他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不开心或者孤独，就算他能毫发无损地熬过这晚，其他一切也都破碎了，被卢的背叛碾成了粉末，今晚过后，一切也将面目全非，因为在他背叛卢之后，伯恩斯坦肯定只会重施故技，而这将再次置卢和米莉于危险之中，万一任何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责任就是他的，死活他都得承受，可是他怎么可能不这么做，怎么能容许自己冒着蹲监狱的危险，卷入一场保险骗局？不，他不能由着他们把店烧了，必须阻止他们，斯坦利一边继续琢磨这些他在过去两个星期里琢磨了一遍又一遍的事情，一边意识到他无法再琢磨下去了，他已经把自己抻到了极点，他已经精疲力竭，疲惫到无以复加，累到他无法忍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于是，他的眼睛开始一点一点地闭上，没过多久，他便放弃了继续睁眼的努力，头枕着交叉的胳膊，趴到面前的桌子上，两三分钟后，他睡着了。

（十）他睡得太深，完全没被那人开门进来以及随后把十二加仑汽油泼洒在店里的声音吵醒，那个前来放火的人根本不知道斯坦利正在后勤办公室里酣睡，所以他划着火柴烧掉三兄弟家世界时，良心没有丝毫的罪恶感，认为他只是在纵火罢了，没想到自己后来还会因过失杀人而被起诉。至于弗格森的父亲，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机会逃出来。到他睁眼醒来时，由于吸入大量浓烟，他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无法动弹，他挣扎着抬起头，想让灼伤的肺里进去一点新鲜空气，但大火此时已经一路烧到了后勤办公室的门口，并且一进去便张牙舞爪地冲向还坐在桌旁的斯坦利，将他活活吞噬了。

这些事弗格森并不知道，从他堂哥在朝鲜战争中送命到他父亲葬身纽瓦克的火海，这两年期间发生的事情，他都不知道。到第二年春天，他的大伯卢、放火的艾迪·舒尔茨和放哨的同伙乔治·艾厄奈罗，以及幕后主使艾拉·伯恩斯坦均已锒铛入狱，但到那会儿，弗格森和他母亲早已搬离新泽西的市郊，住到了纽约市第83街和84街之间的中央公园西路上一所有三间卧室的公寓。他母亲在走之前变卖了米尔本的照相馆，再加上他父亲的人寿保险给她带来了二十万的免税赔偿金，他们完全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或者说，即便在与世长辞之后，忠诚、现实、永远都尽职尽责的斯坦利·弗格森，依然还在养活他们母子。

首先是11月3号的打击，继之而来的是他母亲哭成泪人的惨状，以及她接二连三的拥抱，她那喘息、颤抖的身体紧紧贴在他身上，几乎要让他窒息，接着是几个小时后他的外公外婆从纽约赶来，然后是第二天米尔德里德姨妈和她丈夫保罗·桑德勒也来了，当然，这期间进进出出的还有弗格森家族的人，比如一直抹泪的两位伯母米莉和琼，面无表情的二伯阿诺德，甚至奸诈阴险、还没被暴露的大伯卢也在，太多的混乱、太多的嘈杂，太多的人挤到了他家里，但弗格森只能坐在角落里望着这一切，不知道该说什么或想什么，依然震惊得甚至没法哭出来。实在难以想象他父亲竟然死了。可前一天早上他还好好的，坐在早餐桌旁，一边看手里拿的《纽瓦克明星纪事报》，一边告诉他那天会很冷，出门上学时要记得围围巾。他想不通这怎么会是父亲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几天之后他站在雨中，站在母亲身旁，望着父亲的灵柩缓缓沉入了地下，旁边还有一位犹太拉比在用他听不懂的希伯来语吟诵一首挽歌，那些听上去就可怕的词语让弗格森想把耳朵捂上，两天之后他回到了学校，回到了胖胖的科斯特洛夫人和他的二年级同学面前，但大家似乎有些怕他，也有些尴尬，不知对他说什么好，仿佛他的额头上被烙了一个叉，在警告大家不要靠近，尽管科斯特洛夫人善意地提出，他可以不用听讲，坐在座位上看他自己想看的书就行，但这反倒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他发现虽然平日里看书会带来很多乐趣，但现在他根本读不进去，心思只会不知不觉从书上的文字神游到他父亲那儿，不是指已经入土为安的那个父亲，而是升入天堂的那个父亲，如果有天堂这种地方，如果他父亲果真去了那里，有没有可能他正低头从天上望向他，看着他坐在课桌前假装读书？这很好，弗格森自言自语说，可这又有什么用？是的，他父亲会很高兴看到他，这也许能让死亡的事实稍微好接受一点儿，但如果弗格森自己都看不到那个正在看着他的人，那他被看到又有什么意义呢？最重要的是，他想听父亲说话。这才是他最怀念的地方，虽然他父亲从来是个少言寡语的人，是用短回答打发长问题这门艺术的大师，但弗格森一直喜欢他说话的声音，悦耳又温和，一想到再也无法听到父亲说话就让他无比悲伤，他心中的忧伤是那么大，那么深，就算把世界上最大的大洋，把整个太平洋倒进去也填不满。今天会很冷，阿奇。出门上学时要记得围围巾。

世界已经不再真实了。里面的东西只是虚假地复制了世界本应该是的样子，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不应该发生。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弗格森一直生活在这种错觉的魔咒下，白天仿佛梦游，夜里又辗转难眠，他对这个自己不再相信的世界感到厌倦，对呈现在他眼前的一切产生了怀疑。科斯特洛夫人让他注意听讲，但他现在不必听她说话，因为她只是个演员，试图冒充他真正的老师，而当他的朋友杰夫·巴尔索尼主动做出了非同寻常的牺牲，把自己收集的泰德·威廉姆斯棒球卡送给他时，弗格森接过这张在托普斯公司发行的几百张球员收藏卡中最稀有的卡片，说了声谢谢，把礼物揣在兜里，一到家便撕了个粉碎。11月3号以前，这类事情会让他觉得匪夷所思，现在他都能做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要比真实的世界大得多，里面有足够的地方让他同时既是他自己，又不是他自己。

据他母亲后来讲，她原本并未打算这么快就离开新泽西，但丑事曝光后突然间便没了选择，只能赶快走。离圣诞节还有十一天时，纽瓦克警方宣布他们破获了三兄弟家世界失火案，到第二天早晨上，各种丑恶的细节已经成了埃塞克斯和联合县各大报纸的新闻头条。手足相残。赌王被捕。前消防员变纵火犯，已被拘留，且禁止保释。卢易斯·弗格森被控多项罪名。那天，他母亲没让他去上学，而是待在了家里，第二天也是，第三天也是，到圣诞节假期学校放假前的每一天都是如此。这是为了你好，阿奇，她告诉他，但是他早已不在乎上不上学这回事，也懒得问为什么。过了很久，当他年纪大到能完全明白手足相残这个词的恐怖之处，才意识到她那会儿是在保护他，不想让他听到镇上流传的恶毒闲话，因为他的姓氏已经声名狼藉，姓弗格森就意味着你属于一个被诅咒的家族。于是快八岁的弗格森和外婆待在家里，而他母亲着手变卖房子，打听有没有摄影师愿意买下她的照相馆，而且因为各家报纸一刻不停地打电话，要求她，恳求她，骚扰她，叫她开口讲讲她那一面的故事，讲讲这出被称为弗格森丑闻的当代版詹姆斯一世时期戏剧，他母亲决定不再忍受，在圣诞节过后两天，打包了几箱行李，塞进她那辆蓝色雪佛兰的后备箱，三人一起开车去了纽约。

接下来的两个月，他和母亲一直住在他外公外婆家位于西58街上的公寓，他母亲再次回到了以前和姐姐米尔德里德同住的那间卧室，而弗格森则在客厅里的一张小折叠床上凑合。这项临时安排最有趣的地方，是他不用去上学了，一场因缺乏固定住址而导致的意外解放，而且在他们找到自己的房子前他都是个自由人。米尔德里德姨妈反对不让他去上学，但弗格森的母亲泰然自若地把她打发了。别担心，她说，阿奇是个聪明的孩子，休息一段时间不会伤着他。一旦我们知道将来会住哪儿，就开始找学校。凡事有轻重缓急，米尔德里德。

那是一段奇怪的时光，同他过去所知的一切都毫无关联，和他们搬进自己的公寓后所经历的事情也截然不同，用他外公的话来讲，就是一段奇妙的过渡期，在这段短暂的空档内，他每天一睁眼就和母亲待在一起，就像两个疲惫不堪的亲密战友，每天一起在曼哈顿西区东奔西走找公寓，商量每处房子的优缺点，并且一致决定中央公园西路上那间最符合他们的要求，接着他母亲突然宣布，米尔本的那处房子已经连同家具一起卖掉了，全部的家具都包括在内，所以他们要从零开始，只有他们俩，于是在找到公寓后他们又开始每天到处买家具，看床、桌子、台灯、小地毯，除非他们两人都同意，否则就不买任何东西。一天下午，他们去了梅西百货看椅子和沙发，里面一位戴领结的店员低头看着弗格森，问他母亲为什么这个小朋友没去上学？他母亲狠狠瞪着这个多管闲事的家伙，答道：关你什么事。这是那奇怪的两个月里最棒的时刻，至少是最棒的时刻之一，令他难以忘怀，因为母亲说出这几个字后他心中突然涌起一阵快乐，比好几个星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快乐，这些词暗示了一种团结一致，是他们两个人面对这世界，挣扎着让自己振作起来，而关你什么事正是这份双重努力的信条，表明了他们现在有多么依赖对方。买完家具后，他们会去看电影，逃开冬日街头的寒冷，在黑暗之中待几个钟头，当时正在演什么就看什么，而且位置总是在楼座上，因为他母亲可以在那儿抽烟，切斯特菲尔德牌的香烟，抽完一根再来一根，一直到电影结束，而陪伴他们的，是艾伦·拉德、玛丽莲·梦露、柯克·道格拉斯、加里·库珀、格蕾丝·凯莉和威廉·霍尔登，西部片、歌舞片、科幻片，那天演的是什么并不重要，他们会不假思索走进去，期待着能在《雷鸣战鼓》《黄金篷车大作战》《娱乐至上》《海底两万里》《黑岩喋血记》《独孤里桥之役》和《一曲情歌三代缘》中欣赏到最精彩的表演。有一天，就在那两个月的奇怪时光结束前，坐在售票处的玻璃后面卖票的女人问他母亲，为什么这个小朋友没去上学，他母亲答道：你少管闲事，这位小姐，赶紧给我找钱。

1.4

先是纽瓦克那间他已经完全没什么印象的公寓，接着是枫林镇那所他父母在他三岁时买下的房子，现在，六年之后，他们又要搬家了，要搬到镇子另一头一所更大的房子里。弗格森理解不了。他们现在住的房子就挺好的，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已经足够了，为什么他父母不嫌麻烦，把所有东西打包之后，却只是搬到不远处？他们根本没必要这么做。如果说是搬到另一座城市或者另一个州还可以理解，就像大伯卢和大伯母米莉四年前搬去洛杉矶，或者像二伯阿诺德和二伯母琼三年前也搬到了加利福尼亚那样，可他们又不是搬到别的镇上，为什么要费事换房子呢？

因为他们换得起，他母亲说。他父亲的生意蒸蒸日上，他们现在有能力住得更气派一些了。气派这个词让弗格森想到十八世纪的欧洲宫殿，里面到处是戴着白色假发的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大理石厅，二十多位贵妇和绅士穿着奢华的丝绸服装，拿着花边手帕闲坐着，互相讲笑话逗趣。然后他进一步发挥了一下这个场景，想象他父母也在人群之中，但他们的服装看起来又荒唐、又可笑、又丑陋。他说：能买得起并不意味着应该买。我喜欢我们现在的房子，我觉得我们应该留下来。如果我们家的钱多得花不完，可以给那些比我们更需要它的人。快要饿死的人，残废的老头子，或者哪个一毛钱都没有的人。把钱花在我们自己身上是不对的，是自私。

别闹了，阿奇，他母亲回答。你父亲比这个镇子上的其他人都努力。他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他应得的，如果他想稍微炫耀一下，买个新房，那是他的事。

我不喜欢爱炫耀的人，弗格森说。那样的行为不好。

哈，不管你喜不喜欢，小家伙，我们是肯定要搬的，而且我敢肯定，搬进去之后你会很开心。更大的房间，更大的后院，还有现成的地下室。我们可以在下面放张乒乓球桌，然后比试一下，看看你的球技能不能长进到打赢我。

但我们现在在后院也可以打乒乓。

那是外面不太冷的时候。你想想，阿奇，搬到新家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怕冷风了。

他知道家里的钱有一部分来自他母亲当肖像摄影师的收入，但大部分的钱，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钱，都来自父亲的生意，三家名叫弗格森家电的连锁商店，一家在联合县，一家在西田镇，还有一家在利文斯敦镇。很久以前，他们在纽瓦克拥有一家名叫三兄弟家世界的商店，但现在没了，在弗格森三岁半还是四岁时就被卖掉了，要不是书房墙上挂着的那张镶框黑白照片，有关那家商店的记忆估计早就从他脑子里永久抹去了，在那张抓拍于1941年三兄弟家世界开业当日的照片里，他父亲站在他的两位伯父中间，三个人脸上满是笑容。他不了解父亲为什么后来不再和他哥哥们一起做事，此外更大的谜团，是为什么大伯卢和二伯阿诺德会双双离开新泽西，到加利福尼亚开始新生活（他父亲的原话）。六七个月前的某一天，他突然特别想念已经离开的堂姐弗兰茜，便去问母亲为什么他们搬去那么远的地方，她只是简单答道，你父亲买下了他们的股份，基本上和没回答一样，至少不是一个他能明白的回答。现在又发生了更大的新房这种叫人不开心的事儿，弗格森终于开始意识到一件他以前一直没注意的事。他父亲很有钱。他的钱已经多到不知道该怎么花，而且就目前的走向来看，他只会一天比一天更有钱。

这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弗格森心里这么认定。好是因为钱是一种必要的恶，他外婆之前跟他这么讲过，大家都需要钱才能活下去，所以显然钱太多总比钱太少要好。但另一方面，为了赚很多钱，人就得投入大量的时间去赚钱，远远超过了必要或者合理的程度，比如他父亲就碰巧是这种情况，他拼了命地经营他的家电商业帝国，待在家里的时间多年来一直在稳定下降，以至于弗格森现在很难见到他，因为他父亲习惯了大清早六点半就出门，到弗格森睡醒的时候他基本上早就不在了，再加上每家店每个星期都有两晚延长营业时间，联合县的是星期一和四，西田镇的是星期二和五，利文斯敦镇的是星期三和六，所以有很多晚上他父亲都赶不回来吃饭，要到十点或者十点半的时候才到家，而那会儿弗格森一般已经上床一个多小时了。他唯一能指望见到父亲的一天是星期天，但星期天也复杂得很，上午和下午的好几个小时都分配给了网球，也就是说他得跟着父母去镇上的网球场，先等着他母亲和父亲打完一局，才有机会和他母亲打打球，而他父亲则会在一边和童年球友萨姆·布朗斯汀打他们的周赛。弗格森不讨厌网球，但觉得它很无聊，不能和棒球、橄榄球相提并论，在他看来那两种球才是最棒的运动，甚至在所有涉及网和球的运动里，就连乒乓球也比网球好，所以当他拖着步子走到户外球场时，心里总是五味杂陈，春天、夏天、秋天皆是如此，每个星期六晚上爬上床时，他都在默默祈祷第二天早晨会下雨。

要是没下雨，打完网球后他们会开车去南奥兰治，到葛朗宁餐厅吃午饭。在那里，弗格森会狼吞虎咽地吃掉一个三分熟的汉堡和一小碗薄荷巧克力冰激凌，这是星期天最让人期待的享受，不光是因为葛朗宁的汉堡是方圆几英里内最棒的，冰激凌也是自制的，还因为餐厅里面的味道特别好闻，混杂着热咖啡、烤肉和甜品塔散发出的糖味，把它们吸进肺里，弗格森会有一种欣喜若狂的满足感，仿佛自己也要化掉了。吃完饭之后，他们会坐着他父亲那辆双色（灰白）的奥尔兹牌轿车，回到枫林镇的家中洗澡、换衣服。一般的星期天，这之后会有四种可能的情况。他们会待在家里瞎转悠，这是他母亲的说法，通常指的是弗格森跟在父亲后面，从这间屋子到那间屋子，看他父亲修理各种需要修理的东西，比如坏掉的马桶冲水阀、出了故障的电路、嘎吱作响的门，而他母亲则会坐在沙发上看《生活》杂志，或者到地下室的暗房里冲洗照片。第二种选择是去电影院，这是星期天的所有消遣活动里他和母亲最喜欢的一项，不过他父亲总是不太情愿满足他们的观影热情，因为他对电影实在不感兴趣，或者说对所有被他称为静坐娱乐的艺术形式（话剧、音乐会、歌舞剧）都提不起兴趣，就好像被困在椅子里几个小时，被动地观看一堆傻了吧唧、胡编乱造的东西，是人生最可怕的折磨之一，但这种争论通常都是他母亲赢，威胁如果他不去，那他们就自己去了，然后弗格森一家三口会再次开车出去，看吉米·斯图尔特的西部片或者马丁——路易二人组的喜剧（纽瓦克自己的杰瑞·刘易斯！）。他父亲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睡着的速度每次都让弗格森惊讶不已，银幕上才开始滚动片头字幕，他便已经睡得不省人事，头朝后仰，嘴唇微微张开，就算枪声隆隆，音乐震天响，一百个盘子同时摔到地上，他依然可以酣睡不醒。弗格森每次都坐在父母中间，所以每当他父亲这么睡过去，他会捅捅母亲的胳膊，得到她的注意后伸出拇指冲他父亲一指，仿佛在说，快看，他又睡着了，他母亲则会视当时的心情，要么点头微笑，要么摇头皱眉，有时候短促地低声一笑，有时候却只是长出一口气，嗯……到弗格森八岁时，他父亲在黑暗的影院里睡觉已经是家常便饭，他母亲便干脆把星期天去看电影称为两小时休息疗法。她不再问丈夫想不想去看电影，而是会对他说：斯坦利，去吃片安眠药怎么样？你正好可以补补觉。每次听到她说这句弗格森都会笑起来。他父亲有时候会跟着他一起笑，但多数时候不会。

要是没有瞎转悠或者看电影，星期天下午他们会去别人家做客，或者招待来他们家做客的人。自从弗格森家族的其他人都搬到西海岸之后，新泽西的家庭聚会已经没了，但附近倒是还住着几个朋友，当然，是弗格森父母的朋友，尤其是他母亲小时候在布鲁克林的好友南希·所罗门，也就是住在西奥兰治、给玫瑰园照相馆制作油画的那位，以及他父亲小时候在纽瓦克的好友萨姆·布朗斯汀，也就是住在枫林镇、每个星期天上午和他父亲打网球的那位。有时候，弗格森和父母会在星期天下午去拜访布朗斯汀和他妻子佩吉，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是女孩，两个是男孩，他们比弗格森至少大四岁；有时候，则是布朗斯汀一家人来他们家拜访，虽然这个家很快就不是他们家了。来访的若不是布朗斯汀，一般就是所罗门一家，南希和她丈夫麦克斯，以及他们的儿子思迪威和拉尔夫，而他们又都比弗格森至少小三岁，所以对于弗格森来说，跟布朗斯汀和所罗门两家在新泽西这种来来回回的拜访成了一种煎熬，他的年纪比所罗门家的孩子大，玩不到一块儿，但和布朗斯汀家的孩子在一起时他又太小，也没法玩儿，而且说实话，布朗斯汀家的那些孩子岁数已经不小，根本都不能算是孩子，于是弗格森常常发现自己在这类聚会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知道该去哪儿或者该做什么，因为他用不了多久就会对三岁的思迪威和六岁的拉尔夫各种幼稚的嬉闹失去耐性，但是又没能力加入十六岁和十七岁的布朗斯汀兄弟之间的对话，所以在布朗斯汀家做客时他最后都只能和十三岁的安娜·布朗斯汀一起玩。安娜虽然年纪不大，但乳房已经开始发育，而且还教会了他玩“金罗美”和一种名叫“幸福人生”的棋牌游戏，不过弗格森从来不敢直视她，因为她的牙齿上装了牙套，而那些银光闪闪的金属丝之间又永远塞着各种各样的食物碎屑，比如没嚼烂的西红柿、稀糊糊的面包皮或者星星点点的肉末，她每次咧嘴笑的时候——她特别爱笑——弗格森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恶心，不得不把头扭向一旁。

不过，由于他们就快要搬家，以及由此引出的有关他父亲的重要信息（钱太多的问题，在赚钱上投入的时间太多，多到一周有六天基本上见不到他，而这一点，弗格森现在意识到，他多少有些痛恨，至少让他觉得很烦躁，让他懊恼，让他生气，或者是什么别的他还没想到的词），加上他父亲的问题现在压在他心头，弗格森发现回顾那些和布朗斯汀家、所罗门家的无聊互访倒是很有启发，可以通过比较他父亲与萨姆·布朗斯汀、麦克斯·所罗门之间的行为，来研究男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如果说居住的房屋大小可以拿来衡量赚钱多少，他父亲显然比那俩人都有钱，因为就连他们的房子，也就是弗格森一家人现在住的房子，尽管被说成太小因而需要换座更好的房子，实际上也比布朗斯汀和所罗门两家人的房子更大更漂亮。他父亲开的是1955年产的奥尔兹莫比尔牌轿车，9月还要再换辆新的凯迪拉克，而萨姆·布朗斯汀开的是1952年的漫步者，麦克斯·所罗门的是1950年的雪佛兰。所罗门在一家保险公司做理赔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弗格森不懂理赔人是干什么的），布朗斯汀在纽瓦克城区开着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不像弗格森父亲那样有三家，而是只有一家，虽然他赚到的钱也足够养活老婆和三个孩子，但相比之下弗格森父亲的三家店只用养活一个孩子和老婆，而且她自己也有工作，佩吉·布朗斯汀却没有。和弗格森的父亲一样，布朗斯汀和所罗门每天也要上班赚钱，但他们俩都不会早上六点就出门或者加班到深夜，到家时孩子们都已经上床睡觉了。安静、严肃的麦克斯·所罗门，以前在太平洋地区当兵时受过伤，走路时有些轻微的跛足，大嗓门、豪爽的萨姆·布朗斯汀，肚子里都是笑话，总喜欢和人热情地勾肩拍背，这俩人在外在举止上差距确实很大，但在本质上，他们跟弗格森父亲的差别却惊人的相似，因为他俩都是工作服务于生活，而他父亲却似乎是生活服务于工作，也就是说，他父母的朋友身上最明显的特征不是他们的负担或责任，而是他们的兴趣爱好，比如所罗门热爱古典乐（收藏了大量唱片，自制的高保真音响），布朗斯汀喜欢各种各样的运动（篮球、赛马、田径、拳击），而他父亲除了工作之外唯一在乎的只有网球，一项在弗格森看来既枯燥又受约束的爱好。他们星期天去做客时，要是布朗斯汀打开电视机看篮球或者橄榄球比赛，两家的男孩和男人都会围坐在客厅里，可十一次里有九次，他父亲又会像在电影院里那样，努力地想睁着眼睛，但努力上五分钟、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后，他就会放弃挣扎，让自己睡过去。

其他一些星期天，他们会去看望阿德勒家族那边的亲戚，在纽约和枫林镇都有，这给弗格森研究男性行为提供了更多观察对象，尤其是他的外公和米尔德里德姨妈的丈夫唐纳德·马克斯，也许他外公不能算，因为他是老一代的人，和弗格森的父亲差别太大，就连把他们的名字放在一个句子里都让人觉得古怪。他祖父那会儿已经六十三岁，不过老当益壮，依然还在经营他的地产生意，依然还在赚钱，只是可能赚得不如他父亲多罢了，弗格森想，因为西58街上的公寓还是挺拥挤，巴掌大的厨房，客厅只有他家枫林镇房子客厅的一半大，还有他外公开的车，一辆紫色的普利茅斯，紫得有点奇怪，换挡用的还是按钮，和他父亲那辆流线型的奥尔兹莫比尔轿车相比就像是马戏团的车。是的，弗格森觉得，本吉·阿德勒有点儿像滑稽小丑，又是纸牌魔术，又是欢乐蜂鸣器，还喜欢喝哧喝哧地大笑，但他的外孙还是很爱他，爱他那种热爱生活的样子，每当他有心情讲故事的时候，里面的起承转合听起来是那么迅速和刺激，仿佛世界突然间塌得七零八碎，幻化成一股奔涌而出的语言激流，大多数都是好玩的故事，讲的是阿德勒家的老一辈人、杂七杂八的远近亲戚，比如他爷爷的母亲的表姐法吉拉·弗莱格曼，这个名字悦耳的女人显然是个才女，二十岁之前已经精通九种外语，所以当她和家人离开波兰，于1891年到达纽约时，埃利斯岛上的移民官员对她的语言天赋大为惊异，当场便聘用她担任移民局的翻译官，在随后的三十多年里，法吉拉·弗莱格曼面试了数以千计刚刚下船的未来美国移民，并且一直干到了该机构在1924年关闭。一个长长的停顿后，外公的脸上涌起了他标志性的神秘微笑，接着又是一个故事，但这个讲的是法吉拉·弗莱格曼的四任丈夫以及她如何活得比他们都长，最后成了一位有钱的寡妇，就住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一所公寓里。这种故事有可能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又怎样呢？

不，他外公不能算，因为他已经没治了，正如他会在某个糟糕透顶的双关语中所说的那样，因精神失常被取消了资格，但弗格森的姨夫唐只比他父亲小几岁，所以是个很合适的调查对象，甚至比萨姆·布朗斯汀或者麦克斯·所罗门更合适，因为那俩人和他父亲一样，都生活在新泽西州的市郊，都是奋发向上的中产阶级，一个是商人，一个是白领，但唐·麦克斯却是城里人，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受的教育，而且奇迹般的没工作，至少不是那种有雇主和固定薪水的工作，每天就是在家里对着一台打字机写书和杂志文章，一个特立独行之人，弗格森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人。三年前，他抛弃了妻儿和自己在上西区那所旧公寓，搬来和米尔德里德姨妈同居，这是弗格森的又一个第一次，一个离了婚的男人，一个和米尔德里德姨妈姘居两年之后才结婚的男人（他父亲、外公外婆和叔祖母珀尔都不赞成，但他母亲却觉得很好笑）。唐·马克斯和米尔德里德姨妈在格林威治村佩里街上合住的那间小公寓里摆满了书，弗格森从没在书店或者图书馆以外的任何地方见过这么多书，三间房间靠墙的书架上，桌子和椅子上，地板上，储藏柜上，到处都是，弗格森不仅对这种不可思议的杂乱无章着迷，还意识到单是这样的公寓竟然存在的事实就证明世界上还有别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只有他了解的那种，他父母那样的生活方式。米尔德里德姨妈是布鲁克林学院英文系的副教授，唐姨夫是位作家，虽然他们肯定在这些工作中赚到了钱，至少是足够他们生活的钱，但很显然，弗格森发现，他们还在为赚钱以外的其他事情而活。

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机会经常去他们的公寓，那三年里只去过三次，一次是和他父母一起去吃晚饭，两次是和他母亲下午过去小坐了片刻。弗格森对他的姨妈和新姨夫挺有好感，但不知为什么他母亲和她姐姐并不亲近，而另一个令人忧伤但也愈加显见的事实是，他父亲和唐·马克斯之间也没什么话说。他一直觉得他父亲和姨妈相处得挺好，而在她姨妈不是单身后，他又认定他母亲和姨夫的关系也应该不错，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女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他母亲作为两姐妹中的妹妹，一直都在仰视米尔德里德，但米尔德里德作为两姐妹中的姐姐，却一直在俯视他母亲，至于男人们，问题则是各自对对方的工作和人生观完全不感兴趣，一个爱的是美元，一个爱的是文字，再可能的原因就是在二战期间，唐姨夫曾到欧洲打过仗，但他父亲却留在了大后方，不过这个假设或许站不住脚，因为麦克斯·所罗门也当过兵，但和他父亲总是有话聊，至少达到了他父亲能和别人聊起来的程度。

尽管如此，算上各种互相拜访，比如去外公外婆的公寓过感恩节、逾越节以及参加不定期的星期日聚会，还有别的星期日，米尔德里德姨妈和唐姨夫坐在那辆紫色普利茅斯的后座上，陪外公外婆开车到新泽西的那种当天来回的探访，弗格森还是有充分的机会观察唐姨夫，而且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尽管他父亲和姨夫在出身、教育、工作方面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们的相似要比不同多，比他父亲和萨姆·布朗斯通或者麦克斯·所罗门之间更有共同点，因为无论他们从事的行当是赚钱还是写字，两个人都在被工作驱使着，对其他一切视而不见，所以他们不工作的时候就会变得紧张、烦乱、迟钝、自我和麻木。毫无疑问，唐姨夫是比他父亲健谈，比他父亲幽默，比他父亲有趣，但只有当他想这样的时候才会，弗格森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之后，发现米尔德里德姨妈和他说话时，他的眼神常会直直地从米尔德里德身上穿过去，仿佛在寻找她背后的什么东西，仿佛脑子里想的是别的事情，根本听不到她在讲什么，这一点很像他父亲时常看他母亲的样子，而且现在越来越频繁，一种呆滞的眼神，仿佛这个人除了他脑子里在想的东西外看不到其他任何事情，人还在，但同时也不在，离开了。

这才是真正的差别，弗格森总结道。不是钱太少或者钱太多，不是一个人做了或者没做什么，不是买了一所更大的房子或者一辆更贵的车，而是野心。这解释了为什么布朗斯汀和所罗门能过着相对而言优哉游哉的平静生活——他们没有被野心的诅咒所折磨。与之相比，他父亲和唐姨夫则完全被个人野心所占据，而比起那些没有蒙受这个诅咒的人，这反而使他们的世界变得更狭小，更不自在，因为野心意味着永不满足，永远都在渴望更多，始终在向前推进，因为没有什么样的成功能够消除他对新的、更大的成功的渴望，能够平息他的冲动，让他不去把一家商店变成两家，再把两家商店变成三家，现在又谈论起要建第四甚至第五家，同理，写一本书也仅仅是为了接着写另一本书，一辈子写更多更多的书，同样得有生意人为了发财所需要的那种精神上的专注和目标上的专一。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世界，然后呢？他要建造一艘火箭，入侵火星。

弗格森尚未过完人生的第一个十年，也就是说他读的书仍然仅限于儿童文学领域，比如“哈迪兄弟”推理小说、讲高中橄榄球员和星际旅行者的小说、冒险故事集或者诸如亚伯拉罕·林肯和圣女贞德这类名人的简明传记，但现在既然开始研究唐纳德姨夫的灵魂内核，他觉得最好应该读一读他写过的东西，或者至少试着读点儿，有一天他问母亲家里有没有他姨夫的书。有啊，她说，两本都有。

弗：两本？你是说他只写过两本？

弗母：都是很厚的书，阿奇，一本要写好多年。

弗：什么类型的书。

弗母：都是传记。

弗：好啊。我喜欢传记。是谁的？

弗母：很久以前的人。一个是十九世纪早期的德国作家克莱斯特。另一个是十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帕斯卡。

弗：一个都没听过。

弗母：说实话，我以前也没听过。

弗：那写得好吗？

弗母：应该吧。别人说挺好的。

弗：你是说你没读过？

弗母：随便翻过几页，没有全看完。我不太喜欢这类书。

弗：但别人觉得写得不错的话，唐纳德姨夫一定赚了不少钱吧。

弗母：并没有。这些书是写给学者看的，读者群并不大。这就是为什么你姨夫会写那么多文章和评论，为的是在给他要写的书做调研期间，贴补一下收入。

弗：我觉得我应该读一本。

弗母（微笑）：你愿意的话可以读一读，阿奇，不过要是读不下去，也别失望。

于是，弗格森的母亲把那两本书给了他，书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每本都超过了四百页，不但非常厚，字体非常小，里面还没插图。比起克莱斯特那本，弗格森更喜欢帕斯卡那本的封面，上面的照片很抓人，是一个法国人的遗容面具悬浮在纯黑的背景之上，所以他决定先读这本。读完第一段，他意识到这不只是读不下去，而是根本读不懂。我还没准备好看这种书，他自言自语说，得等到我更大一点儿的时候。

尽管弗格森读不了姨夫的书，但却可以研究他是怎么和儿子互动的，这个话题弗格森非常感兴趣，无疑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促使他开启了对当代美国男性的系统性考察，因为他对父亲的幻灭感与日俱增，这让他越来越留意其他父亲对待儿子的方式，他必须收集证据，才能判断他的问题到底是独特个案，还是所有男孩都会遭遇的普遍问题。在布朗斯汀和所罗门身上，他接触到了父亲这个角色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布朗斯汀和子女相处时显得风趣、亲密，所罗门则严肃、温柔；布朗斯汀爱唠叨，会赞美孩子，所罗门则喜欢倾听，会给孩子擦眼泪；布朗斯汀会当众发脾气，责备孩子，所罗门则不置可否，让南希来管教儿子。两种模式，两种哲学，两种个性，一种和他父亲的大相径庭，一种有些类似之处，但也包括了一个根本性的例外：所罗门从来不会睡着。

唐姨夫也不会睡着，因为他已经不和儿子住一起，只能偶尔见到他，每个月有一个周末，暑假有两周，一年才三十八天，但弗格森在脑子里计算这些时却意识到，尽管他和父亲见面的次数比这多——除了一年五十二个星期天，还有他父亲下班回来早，全家可以一起吃饭的那些晚上，每周大概有三四次，这样加起来，每年有一百五十顿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晚饭，比唐姨夫和他儿子的接触多多了——但仍然有个不完美之处，那就是弗格森那位通过姻亲关系获得的新表弟，在每年三十八天的见面中都是单独和他父亲在一起，而弗格森已经很久没有和父亲单独相处过了，他仔细回忆了一下他们俩最近一次待在一起而房间里或者车里没有其他人是什么时候，发现得追溯到一年半之前某个下雨的星期天上午，当时每周一次的网球和葛朗宁餐厅泡了汤，他和父亲开着那辆老别克出门买做早午餐的食材，到了塔巴车尼克熟食店，他们拿了叫号条，站在人头攒动、食物飘香的店里排着队，采购了些白鲑鱼、鲱鱼、熏鲑鱼、百吉饼和一罐奶油乳酪。一段遥远的、仍然历历在目的回忆——但那就是最后一次，1954年10月，他生命的六分之一以前，如果再减去他已经记不起来的人生头三年，那就接近他生命的四分之一以前了，相当于一个四十三岁的人的十年，因为故事讲到这里弗格森正好九岁。

那个男孩名叫诺亚，比弗格森小三个半月。让弗格森感到惋惜的是，在姘居的那些年里他俩没能在一起玩儿，唐姨夫的前妻对自己因为米尔德里德姨妈而被甩这件事很愤怒，这也无可非议，但她不肯让儿子同第三者及其家人有任何沾染，而所谓的家人自然包括了有一半阿德勒血脉的弗格森。当唐姨夫和米尔德里德姨妈决定结婚后，禁令便解除了，因为现在一切都合法了，他的前妻也无法再向前夫提出这类要求。最终，弗格森在1954年12月举办的婚礼上见到了诺亚·马克斯。婚礼是在弗格森外公外婆的公寓里办的，规模很小，来的宾客不到二十位，除了双方的亲戚外就是几个至交。婚礼现场的孩子只有弗格森和诺亚，两个小男孩从一开始便很投契，他们都是独生子，都一直渴望有个兄弟或姐妹，而且年纪相仿，现在又成了表兄弟，虽然是通过姻亲结成的继表亲，但仍然算是一家人，所以婚礼上的初次见面便有了一种亲上加亲的味道，就像正式结成了盟友，或者结拜兄弟，因为他们都知道有生之年他们将一直会是彼此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他们并不经常见面，因为一个住在纽约，一个住在新泽西，而且诺亚每年只有三十八天可能有空，所以在婚礼之后的十八个月里，他们只见过六七次。弗格森肯定希望能再多几次，不过就目前来说，这已经足够拿来评判一下唐姨夫做父亲的表现，得出一些结论了，那就是唐姨夫和他父亲很不一样，而且同布朗斯汀和所罗门也有差别。但诺亚本来就是个特殊情况，一个骨瘦如柴、满口龅牙的淘气包，和那两家的孩子毫无相似之处，所以对待他自然也需要特殊的手段。诺亚是弗格森认识的第一个犬儒主义者，一个无法无天、爱作弄人的调皮鬼，一个伶牙俐齿的话匣子，聪明，太聪明了，又聪明又风趣，比当时的弗格森脑子更灵活，思维也更成熟，因此，如果你是他的朋友——弗格森这会儿绝对已经算是了——那和他在一起会很快乐，不过，尽管诺亚和他母亲生活在一起，每年只有三十八天能见到他父亲，但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却永远在考验父亲的耐性，是啊，弗格森心想，他有什么理由不跟他父亲作对呢，说到底，是唐姨夫在他五岁半时抛弃了他。弗格森越来越喜欢诺亚，但他也知道这个表弟有时让人吃不消，是个顽劣、恼人的讨厌鬼，所以他的喜欢多少在父子之间有些游移，既支持见弃于人的儿子，又同情忍气吞声的父亲，而且没过多久弗格森便意识到，唐姨夫和诺亚外出的时候总想让他也跟着一起去，充当二人之间的缓冲器，他的在场可以调节气氛，转移一下焦点。于是，他们三个人去埃贝茨棒球场看了道奇队和费城人队的比赛，去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了恐龙化石，去卡内基音乐厅附近的一家老片剧场连看了两场马克斯兄弟的电影，但每个下午出去时，诺亚都会先开一堆尖酸刻薄的玩笑，奚落他父亲非要生拉硬拽把他拖到布鲁克林去，因为做父亲就应该这样，对吧，推搡着儿子们坐上闷热的地铁，带他们去看棒球赛，尽管父亲自己可能根本不喜欢棒球，或者：看到立体布景里的野人没，爸爸？第一眼看过去我还以为那是你呢，或者：马克斯兄弟！你猜我们是不是亲戚？或许我应该写信给格劳乔，问问是不是他才是我的亲生父亲。事实上，诺亚很喜欢棒球，虽然自己的球技臭到惨绝人寰，可他对道奇队每个队员的打击率了如指掌，胸前的口袋里还装着一张杰基·罗宾森的亲笔签名（他父亲给的）。事实上，诺亚对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每个陈列都迷得流连忘返，他父亲说该走了的时候他还不想离开展馆。事实上，看《鸭羹》和《恶作剧》的时候，诺亚差点儿笑破肚皮，从电影院出来后还大喊道，我们家是最棒的！卡尔·马克思！格劳乔·马克斯！诺亚·马克斯！马克斯统治世界！

在这些暴风雨和对抗中，在这些突然的平静与癫狂的欢乐中，在这些反复无常的笑声和挑衅中，诺亚的父亲保持着一种怪异而坚决的平静，从不回应儿子的侮辱，拒绝被他激怒，默默地忍受着每一次攻击，等待风向再次转变。一种神秘的、闻所未闻的为父之道，弗格森心想，不能算是这个人在控制他的脾气，更多地是他在容许儿子惩罚他犯下的罪行，通过承受这样的鞭笞来赎罪。真是古怪的一对——受伤的男孩用每一次充满敌意的行为，大声尖叫着对父亲的爱，而受伤的父亲并不去训斥他，允许自己被他攻击，也不断表达着对儿子的爱。不过，当风平浪静，战斗暂时停止，父子一同在他们共乘的小船里随波荡漾的时候，弗格森注意到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唐姨夫跟诺亚交谈，就像是和成年人说话那样。没有居高临下，不像别的父亲那样拍拍孩子的脑袋，也不会定什么规矩。当男孩说话时，父亲会听他说。当男孩问问题时，父亲会回答他，就好像他是一个同事。弗格森听着他们聊天忍不住有些嫉妒，因为他父亲从来没和他这样说过话，没有那种尊重，那种好奇，那种愉快的目光。总而言之，他认定唐姨夫是个好父亲——或许是个不完美的父亲，甚至是个失败的父亲——但仍然是个好父亲。而表弟诺亚是个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有时候他会有点儿疯。

6月中旬的某个星期一早晨，弗格森的母亲在吃早饭时告诉他，他们会在夏末之前搬到新家去。她和他父亲下周准备办交接，弗格森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交接是房地产业的术语，就是买房的意思，人们交了钱，签了合同之后，新家就是他们的了。这已经够让人沮丧了，可她接着又说了一件让弗格森同时感到离谱和错误的事。走运的是，他母亲继续道，我们还给老房子找到了买家。老房子！她在说什么？他们现在就在那幢房子里吃早饭，他们现在就住在那幢房子里，在他们把东西都打包好，搬到镇子另一头之前，她无权用过去式来谈论它。

为什么板着脸，阿奇？他母亲问。这是好消息啊，不是坏消息。你怎么看起来就像个马上要去上战场的人。

他没法告诉她，自己其实暗中希望没人会买这所房子，没人会想买，因为他们都能看出，除了弗格森一家三口这所房子不适合任何人，而如果卖不掉房子，他父母就买不起那所新房，只能继续住在这儿。他没法告诉她这些，因为他母亲看起来是那么高兴，他已经很久没见她这么高兴过了，而没有几件事能比看到他母亲开心更好，可是，可是，最后一线希望现在也破灭了，而且这一切都是背着他干的。买家？这个陌生人是谁，哪儿来的？从来没人在事情发生前先跟他讲一声，所有事都是背着他商量好的，他从没有发言权。他想要有自己的一票！他已经厌烦了做一个孩子，厌烦了被发号施令，被吩咐该做什么。美国不是个民主国家吗，可他却生活在独裁统治下，他受够了，受够了，受够了。

什么时候的事？他问。

就昨天，他母亲说。你和唐姨夫还有诺亚在纽约的时候。而且过程还挺神奇的。

怎么说？

你还记得施奈德曼先生吗？就是那个摄影师，我年轻的时候给他工作过。

弗格森点点头。他当然记得施奈德曼先生，一个大概每年过来吃一次饭的坏脾气老头，留着雪白的山羊胡，喝汤的时候爱咂嘴儿，有一次甚至在餐桌前放了个屁，可他自己竟然没察觉。

嗯，他母亲说，施奈德曼先生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丹尼尔和吉尔伯特，都和你父亲差不多年纪，昨天丹尼尔和他太太过来吃午饭，你猜怎么着。

不用告诉我了。

挺神奇，是吧？

也许吧。

他们有两个孩子，儿子十三岁，女儿九岁，那个女儿，艾米，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小姑娘了。真是个万人迷呢，阿奇。

那她运气好呗。

好了，牢骚鬼，万一她最后住在你的房间里呢？你不关心？

那会儿就是她的房间了，又不是我的，有什么好关心。

学年结束一周后，弗格森被送到了纽约州的一所寄宿夏令营。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但他去的时候一点儿都不怕，也不觉得内疚，因为诺亚也和他一起去了，而且那会儿他已经受够了待在家里，厌倦了各种有关那所并不老的老房子和要偷走他房间的漂亮姑娘的闲话，在乡下待上八个星期无疑能暂时让他忘掉这些烦心事。天堂夏令营坐落在哥伦比亚县的东北部，再过去一点就是马萨诸塞的州界和伯克希尔山，他父母选择把他送到这里，是因为南希·所罗门认识的某个人认识的另一个人的孩子参加这个夏令营有好多年了，对它只有各种溢美之词，弗格森报上名之后，他母亲又打电话给姐姐，然后她姐姐又打电话给丈夫，于是诺亚也报了名。同弗格森和表弟一起离开中央火车站的还有一大群夏令营的营友，近两百名七到十五岁的男生女生，上车前几分钟，唐姨夫把弗格森拉到一边，嘱咐他照顾好诺亚，别让他惹是生非，也别让其他男孩欺负他。弗格森觉得既然姨夫对自己这么有信心，说明自己在他眼里很坚强，很可靠，便答应姨夫说他会竭尽全力保护好诺亚。

幸运的是，天堂夏令营并不是一个是非之地，没过多久弗格森便意识到他可以放下戒备了。这里的纪律很宽松，不像童子军夏令营或者宗教夏令营那样是为了培养青少年的性格，在天堂夏令营，辅导员们怀抱的崇高目标可没那么崇高，他们只希望尽可能让营员们在这里过得开心。在最初那些天里，弗格森对环境逐渐熟悉，发现了几件有趣的事，比如在他那个小组中，他是唯一住在市郊的男生。其他人都来自纽约，围绕在他身边的这群小孩都是在弗莱布许、米德伍德、菠萝园、华盛顿高地、森林山和大广场街这些地方长大的，布鲁克林少年，曼哈顿少年，皇后区少年，布朗克斯少年，父母都是中产阶级以及那些属于中产阶级下层的老师、会计、公务员、酒吧侍者和旅行推销员。在这之前，弗格森一直以为私立夏令营只招收富有银行家和律师的子女，很显然他理解错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解到一大堆男生女生的姓氏和名字后，他才意识到夏令营里都是犹太人，从经营夏令营的夫妇（厄文和埃德娜·凯茨）到总辅导员（杰克·费尔德曼）到他所住的那间木屋里的辅导员和实习辅导员（哈维·拉比诺维茨和鲍勃·格林伯格）再到这次夏令营的全部二百二十四位营员，全部都是。他在枫林镇就读的那所公立学校混杂着信仰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学生，但这里却都是犹太人，只有犹太人，弗格森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推进了一块少数族裔的飞地，某种犹太人聚居区，只不过这个聚居区有树有草，头顶的蓝天有鸟儿飞来飞去，而一旦他熟悉了新环境，这一切对他而言就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每天都能参加各种愉快的活动，不光是他已经会的那些，比如棒球、游泳、乒乓球，还有各类新体验，比如射箭、排球、拔河、划船、跳远，但其中最棒的是划独木舟。他是个体格健壮、身手敏捷的男孩，自然地被这类体育爱好吸引，但天堂夏令营好的地方在于营员可以选择想参加的活动，对于没有运动天赋的孩子，这里有绘画、陶艺、音乐和表演课，不必参加那些需要体力和耐力的球赛。唯一强制所有人参加的活动是游泳，每天两次，每次三十分钟，一次是午饭前，一次是晚饭前，大家都喜欢泡在水里凉快，如果游泳技术欠佳，可以只在湖的浅水处玩。于是，当弗格森在营地这一头接地滚球的时候，诺亚会在营地另一头的绘画室里画画，当弗格森划着他钟爱的独木舟轻快地掠过水面的时候，诺亚则在忙着排练一出剧目。开始的第一周，身材瘦小、样貌古怪的诺亚一刻不离弗格森左右，他心里既紧张又没谱，显然是害怕有人会故意绊倒他或者嘲弄他，但这类袭击并未发生，没过多久他便自在起来，和其他一些男孩成了朋友，经常模仿阿尔弗雷德·伊·纽曼的样子，把室友们逗得前仰后合，甚至还在这期间把自己晒成了古铜色（这让弗格森大吃一惊）。

当然，争执、矛盾和偶尔的打架斗殴还是会有，毕竟这里只是天堂夏令营，不是真正的天堂，但在弗格森看来这些都再平常不过，只有一次他差点儿和一个男孩打起来，但由于争论的起因太可笑了，他实在提不起热情打一架。当时是1956年，纽约凭借洋基、道奇和巨人这三支在棒球界称霸十多年的球队，已连续多年稳坐棒球宇宙的中心，而且从弗格森出生那年起，除了1948年，这三支球队每年至少会有一支，经常是两支，参加世界大赛。没有谁可以保持中立，纽约及其近郊的每个男人、女人、孩子都有自己支持的球队，而且多半是死忠，洋基、道奇和巨人的球迷互相鄙视，引来很多毫无意义的争吵、偶尔一次的鼻青脸肿，以及一次恶名远扬的酒吧枪杀事件。对于弗格森那一代的男孩和女孩来说，最旷日持久的争论是哪支球队拥有最佳中外野手，因为三支球队的中外野手都是顶级球员，是那个守备位置上你能找到的最好的选手，可以跻身棒球史上最出色的中外野手之列，年轻人们不知道把多少时间浪费在了杜克·施耐德（道奇队）、米奇·曼托（洋基队）和威利·梅斯（巨人队）到底谁更出色的争论上，而且由于支持者们都十分狂热，大部分人会纯粹出于矢志不渝的忠心，盲目捍卫自己那支球队的中外野手。弗格森是道奇队的球迷，原因是他母亲在布鲁克林长大，是道奇队的球迷，并且灌输给他一种对不被好看之人和毫无希望之事的热爱。在他母亲小时候，道奇队是一支时常惨不忍睹的草包球队，但现在他们是所向披靡的顶级强队了，是卫冕的世界冠军，可以与威风凛凛的洋基队平起平坐。那年夏天同住在他那间木屋里的八个男孩子中，有三个支持洋基队，两个支持巨人队，三个支持道奇队，后面这三人包括诺亚、弗格森，以及一个叫马克·杜宾斯基的男孩。一般情况下，午饭过后可以休息三刻钟，大家会利用这段时间读读《超人》漫画，写写信，研究一下两天前的《纽约邮报》上刊登的球员得分记录，但在一天下午午休时，睡在弗格森左手床铺（诺亚在右手）的杜宾斯基又老话重提，告诉弗格森那天早上和两个洋基球迷争论时，他如何坚定地力挺施耐德比曼托更胜一筹。他满以为同是道奇球迷的弗格森会站在自己这边，但弗格森并没有，因为尽管他非常崇拜杜克，他说，但曼托是个更优秀的球员，不仅如此，梅斯又比曼托更优秀，也许只是优秀那么一丁点儿，但显然更优秀，为什么杜宾斯基要在事实面前自欺欺人呢？弗格森的回答出人意料，毋庸置疑的口气又是如此平静，把杜宾斯基忠诚高过理性的信念摧毁得如此彻底，杜宾斯基生气了，他勃然大怒，一瞬间已经跳到弗格森床边，扯开嗓子大骂他是叛徒，是无神论者，是共产党，是两面三刀的骗子，或许应该好好揍他一顿，让他长长记性。杜宾斯基握着拳头，准备扑到弗格森身上，这时弗格森坐了起来，叫他别冲动。你怎么想是你的事，马克，他说，但我可以有我的想法。不行，不能有，杜宾斯基答道，仍然一副气得发狂的样子，你要是道奇队的球迷就不可以也不能那么想。弗格森没有兴趣跟杜宾斯基打架，虽然杜宾斯基平时很少如此莽撞，但那天下午他似乎很想和人打一架，似乎弗格森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他看不惯，而他要把两人的友谊大卸八块。弗格森坐在床上，掂量着他是否能用嘴摆平这事儿，还是真得站起来打一架，这时诺亚突然从半路杀出来，孩子们，孩子们，他摆出一副“老爸什么都知道”的样子，用黑色幽默的低沉嗓音说，马上给我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争吵，我们都知道谁是最棒的中外野手，对不对？弗格森和杜宾斯基同时转过头去，只见他正侧躺在自己床上，胳膊肘杵在枕头上，一手撑着脑袋。杜宾斯基说：是吗，哈珀·马克斯，那你说来听听——不过你最好答对。招来他们的注意之后，诺亚顿了顿，嘴角扬起一个傻傻的却又无比幸福的微笑，这个微笑将自己嵌进了弗格森的记忆，再也没有消失过，在弗格森从童年到少年再到成年的一路上，它会被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如同一道纯洁的、异想天开的怪诞闪电，在它闪现的一两秒钟，泄露了九岁的诺亚·马克斯最真实的内心，接着，诺亚用两个字结束了这场对峙：我呀。

第一个月里，弗格森从没想过自己在这个地方有多开心。他太沉浸于正在做的那些事情，没空停下来反省自己的感受，他陶醉于此时此刻，无法看到它的背后或者将来，活在当下，他的辅导员哈维聊到如何在运动中有好表现时就是这么说的，或许这才是幸福的真谛，你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幸福的，除了享受活在此刻，其他什么都不在乎。但接着，家长探访日突然临近了，就在标志着八周营期已经过半的那个星期天。在那之前的几天里，弗格森有些惊恐地发现自己并不是很期待见到父母，连他母亲也不太想见，他本以为自己会很想念她，但并没有，只是在某些断断续续、一闪而过的痛苦回忆中想过一次，至于他父亲就更不想了，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父亲从他脑海里被抹得一干二净，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夏令营比家还好，他意识到，生活在朋友中间远比跟父母在一起更充实丰富，更令人满足，也就是说，父母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重要。这个离经叛道甚至有些革命性的想法，让弗格森夜里躺在床上想了很多很多，可到了探访日那天，看到母亲下车朝他走来，他意外地发现自己正强忍着眼泪不哭出来。太荒唐了。这样子真丢人，他心想，但除了冲到她敞开的双臂里，让她亲亲自己，他又能怎么办呢？

不过，哪里不太对劲。唐姨夫本来应该和弗格森的父母一起开车过来，但他却没和他们在一起，弗格森问他母亲为什么诺亚的父亲没来，她紧张地看了他一眼，说她待会儿再解释。这个待会儿到来时，已经是一小时以后，他父母开车载着他穿过马萨诸塞的州界，来到友谊餐厅在大巴灵顿的一家连锁店吃午饭。同往常一样，说话的人是她母亲，但这一次，他父亲看起来也在聚精会神地听，像弗格森一样专心地追着母亲说的每句话。不过，鉴于她接下来讲的事，鉴于情势逼迫她说的话，弗格森心想，难怪他母亲会比近来任何时候看起来更惊慌失措，声音一直在颤抖，她既不想让儿子因此而受伤，又无法在不歪曲事实的情况下缓和真相会造成的打击，因为真相才是最重要的，就算弗格森才只有九岁，也必须让他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什么都不能漏掉。

就这样了，阿奇，她点着一根没有过滤嘴的切斯特菲尔德，在胶木桌子上方吐出一团蓝灰色的烟雾后说道，唐和米尔德里德分手了。他们的婚姻结束了。我很想告诉你他们离婚的原因，但米尔德里德没有告诉我。她整个人都垮了，过去十天一直以泪洗面。我不知道是唐爱上了别人还是他们就是缘分尽了，反正唐现在已经出局，而且没有复合的可能。我跟他谈过几次，但他也对我守口如瓶，只说他和米尔德里德到此为止，他原本就不该和她结婚，一切从开始就错了。不，他也不会回到诺亚的母亲身边。他计划搬到巴黎去。他已经把自己的东西从佩里街的公寓收拾走了，打算月底之前离开。这就说到诺亚了。唐希望走之前能和他相处几天，所以他的前妻，我是说他的第一个前妻，那个叫格温多林的女人，今天会开车来夏令营把诺亚接回纽约。是的，阿奇，诺亚要离开了。我知道你们俩走得很近，你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但这种事我也没办法。我打电话给那女人，格温多林·马克斯，告诉她不管唐和米尔德里德之间发生什么，我都希望孩子们可以保持联系，如果他们的友谊因为这事受到影响就太可惜了，但那女人真是冷酷无情，阿奇，一肚子的愤恨和怒火，简直铁石心肠，她说她才不管这个。那他父亲去巴黎以后，我问，诺亚还会回夏令营吗？绝对不可能，她说。哎，那星期天的时候，至少让孩子们有个机会道别吧，我说，但她说，你猜她怎么说的，她说：图什么？我那会儿已经火冒三丈，这辈子还没那么生气过，我冲她大吼：你怎么能问出这种问题来？可她镇定自若地回答说：我得保护诺亚，不能让他的情绪再受打击；他的生活已经够艰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了，阿奇，那女人就是个神经病。我姐姐拿安定当饭吃，在床上哭得死去活来。唐抛弃了她，结果把诺亚从你身边夺走了，说真的，儿子，这乱得也是够可以了，不是吗？

天堂夏令营的第二个月是人走床空的一个月。弗格森继续睡在他原来的床铺，但右手边的弹簧床上只剩一张光秃秃的床垫，诺亚已经不在那里了，弗格森每天都问自己他们还会不会再见。做了一年半的表兄弟，现在却不是了。结了婚的姨妈和姨夫，现在婚姻终结了，姨夫要住到大西洋的另一头，再也没法和儿子在一起。曾经一切看起来那么坚固，可有一天太阳升起，世界却开始融化了。

8月底，弗格森回到枫林镇的家中，和他的房间告了别，和后院的乒乓球桌告了别，和厨房那扇坏掉的纱门告了别，一周之后，他和父母搬进了镇子另一头的新家。生活更气派的时代开始了。

2.1

弗格森一直都爱看白石瓶子上画的那个女孩，至少从记事以来就是如此。这个牌子的苏打水，他母亲每隔两周去一次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超市时都会买，而他父亲笃信苏打水的好处，晚餐桌上总会摆上一瓶。弗格森研究那个女孩已经不下几百遍，他会把瓶子拉到跟前，端详标签上她半裸的黑白肖像，那是个迷人、恬静、优雅的女孩，小小的乳房露在外面，裹在臀部上的白色腰布耷拉到一边，露出了整条右腿，这条位于前景中的腿在她身下蜷曲着，双手撑在双腿两侧，凝视石头之下的那潭水，因为她正跪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水面上贴切地印着白石两个字，不过女孩身上最奇怪也最不可思议之处，是她背后伸展出一对透明的翅膀，也就是说她不是普通人，而是女神或者某种精灵，又因为她的四肢十分纤细，给人的感觉小巧玲珑，所以她仍然可以算是一个女孩，还未完全长成女人，更别提她那对小小的乳房了，很像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刚开始发育的乳房，她的头发整齐地绾在头顶，露着脖子和肩膀上光滑、透亮的皮肤，所以她完全就是某个男孩子会心仪的那种女孩，而当那个男孩再长大一些，比如到了十二三岁，这个白石女孩会很容易演变成一道法力无边的情欲魔咒，召唤着他进入一个充满了肉欲激情和萌动春心的世界，这样的事在弗格森身上发生后，他每次再去看那个瓶子，都会先确保他父母没在看他。

还有就是蓝多湖牌黄油盒子上跪着的印第安女孩，一个青春逼人的美少女，梳着两根长长的黑辫子，两根华美的羽毛插在镶着宝珠的发带上，但这位白石仙女的潜在对手有个问题，那就是她穿戴得太整齐，极大地削弱了她的吸引力，而且她的胳膊肘也是个问题，僵硬地撇在身子两侧，手里捧着一盒跟弗格森眼前的盒子一模一样的蓝多湖黄油，外形完全相同，只是更小一些，而那个盒子上的照片也是印第安女孩捧着一个盒子，一盒更小的蓝多湖黄油，真是个迷人又费解的概念，弗格森心想，不断变小的印第安女孩捧着同样在不断变小的黄油盒子，永无止境地向后退去，非常类似贵格燕麦的盒子造成的效果，头戴黑色礼帽、满脸微笑的贵格教徒渐渐向后退去，退到了某个遥远到人眼已经无法看清的消失点，第一个世界包着第二个世界，第二个世界又包着第三个世界里，第三个世界又包着第四个世界……到最后里面的世界已经变成原子那么大了，但依然还在继续缩小。倒是挺有意思，可这东西实在没法让你夜有所梦，所以比起白石公主，印第安黄油少女一直远远地排在第二位。但在弗格森十二岁生日之后不久，有人和他分享了一个秘密。有一天他去找住在附近街上的朋友波比·乔治玩，两人正在厨房里吃金枪鱼三明治，波比十四岁的哥哥卡尔走了进来，这个又高又壮的家伙有个天生适合学数学的脑子和一张长着青春痘的脸，有时候会欺负弟弟，有时候又把他当成几乎平等的同辈那样聊天，但在3月中旬那个阴雨绵绵的周六下午，这个难以捉摸的卡尔心情还不错，他走到在桌边吃三明治、喝牛奶的男孩们面前，说他有个惊人的发现。没有明说是什么发现，他打开冰箱门拿出一盒蓝多湖黄油，又从水槽旁边的抽屉里取出剪刀和透明胶，把这三样东西放在桌上。看好了，他说。两个小男孩坐在一边，看着他把那个有六面的盒子剪开，只留下有印第安女孩照片的两块大纸板，接着拿起其中一张，剪掉女孩裙摆之下露出的膝盖和上方裸露的皮肤，然后用透明胶把它们贴到另一张图片里的黄油盒子上面，天哪，膝盖一下子变成了乳房，一对袒露的巨乳，而且每个的正中央还有一个红点，不细看的话完全就像画得很好的乳头。衣冠整齐的拉科塔少女瞬间成了挑逗欲望的性感女子，卡尔咧着嘴笑起来，波比也哈哈大笑，但弗格森没吭声，仍旧专注地看着。真聪明，他想，剪刀咔嚓几下，再来一条透明胶，黄油女孩就被脱光了。

波比父母订的《国家地理》杂志上也有裸女照片，而且不知为什么那些杂志一直没扔，所以1959年的那个春天，弗格森和波比放学后经常直接跑到乔治家的车库，在一摞摞发黄的杂志里翻来翻去，寻找女人袒胸露乳的照片。这些来自非洲和南美洲热带地区原始部落的人类学研究样本，有着黝黑或者棕黑色的皮肤，四处活动时身上也穿得很少或者什么都不穿，若无其事地展示着她们的乳房，而且并不羞于被人这么看到，就像美国女人露出双手或者耳朵那样。毫无疑问那些照片没什么色情的意味，除了翻个七本十本偶尔会看到一个年轻貌美的，里面大部分女人在弗格森看来都没什么吸引力，不过这些照片还是让人兴奋，也有些启发，光是它们展现的那些女性形体无穷的差异就够有趣了，尤其是乳房大小和形状的无数差别，从大的到小的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从坚挺高耸的到扁平下垂的乳房，从傲然挺立的到垂头丧气的乳房，从和谐对称的到毫不匹配的乳房，从开怀大笑的到泣不成声的乳房，从老妪的干瘪肉袋到哺乳母亲鼓胀的硕大，应有尽有。在《国家地理》的书页间进行这样的搜寻探险时波比经常窃笑，用笑声掩盖想看这些被他称为下流照片的图片涌起的尴尬，但弗格森从没觉得这些照片下流，也从未对自己想看它们的欲望感到难堪。乳房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是把女人和男人区别开来的最突出和明显的特征，而他对女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尽管他才十二岁，还没到青春期，但他心中涌起的那点骚动，已经足够让他意识到童年时光已经所剩无几了。

时过境迁。1955年11月的仓库盗窃以及1956年的车祸，相继把弗格森的两个伯父从家庭圈子中除名。颜面尽失的二伯阿诺德远远地住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命呜呼的大伯卢则永远地离开了尘世，三兄弟家世界已荡然无存。在这之前，他父亲苦撑了将近一年，想把生意做下去，但警方一直没能追回被盗的电器，再加上不愿起诉自己的哥哥，他又丧失了向保险公司申请索赔的权利，而这项仁慈之举带来的损失大得他根本无法克服。为了避免进一步负债，他向弗格森的外公借了些钱，还上银行的紧急贷款之后便决定卸下身上的累赘，卖掉了楼、仓库和剩余的全部股票，逃离了哥哥们的幽灵以及那份过去二十多年里曾是他的全部人生，现在却已土崩瓦解的事业。当然了，那栋楼还在那儿，仍然矗立在春田大街的老地方，但现在已经改叫纽曼折扣家具城了。

弗格森的父亲用卖得的钱还了岳父的借款，在蒙特克莱尔新开了一家规模小很多的店——斯坦利电视机和收音机专卖店。站在弗格森的角度，这要比原来的安排好多了，他父亲的新生意恰巧和玫瑰园照相馆在同一条街上，所以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顺路去看看父亲或母亲。是的，斯坦利电视机和收音机专卖店有些狭小，但氛围却令人感到舒适愉快，弗格森喜欢放学后到父亲店里来，陪他坐在里屋的工作台前，修理电视机、收音机和其他各种电器，拆开坏掉的烤面包机、电扇、空调、台灯、唱片机、搅拌机、电动榨汁机、真空吸尘器，修好了再装回去。弗格森的父亲什么都会修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所以大部分时间里，向蒙特克莱尔居民销售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工作交给了门市的年轻店员迈克·安东内利，斯坦利·弗格森则待在后面，耐心地拆开坏掉的机器，默默地修修补补，好让它们能重新工作。弗格森明白阿诺德的背叛给父亲带来的巨大打击，昔日的辉煌事业换来的这门小本生意，也代表着一种痛彻心扉的个人失败，但尽管如此，他父亲身上还是起了某种好的变化，而主要受益人便是他的妻子和儿子。弗格森的父母吵架没有以前多了，家里的紧张气氛消散了不少，事实上，经常会让人觉得已经完全消失了，更让弗格森安心的是母亲和父亲每天中午会到阿尔餐馆一起吃午饭，只有他们俩，坐在他们固定的角落隔间里。弗格森的母亲现在会反反复复用不同的方式，但其实又总是相同的方式，跟他说一些话，大概意思就是说：你父亲是个好男人，阿奇，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好男人，但大多数时候仍旧是那个少言寡语的男人，不过自从父亲放弃了要做下一个洛克菲勒，弗格森在他面前自在了许多。他们可以稍微聊起来一些了，而且大多数时候，弗格森差不多能确定父亲在听他说话，而即使他们没话说时，他也很享受放学后和父亲坐在工作台边，他在桌子一头写作业，父亲在另一头干自己的事，小心翼翼地拆开又一台坏掉的机器，修好后再装回去。

钱赚得不如三兄弟家世界那时候多了。弗格森的父母以前有两辆私家车，现在只有一辆——他母亲那款1954年产的灰蓝色旁蒂克，外加一辆红色的雪佛兰货车，两边的车门上印着他父亲商店的名字。以前，他父母有的周末会一起出去玩，多半是到卡茨基尔山里待几天，打打网球，在格洛辛格或者康科德度假酒店跳跳舞，但自从斯坦利电视机和收音机专卖店在1957年开张之后，他们就再没出去过了。1958年，弗格森需要一只新棒球手套时，他父亲没有直接给钱让他在蒙特克莱尔的加拉格体育用品店买，而是开车带他大老远地跑到萨姆·布朗斯汀在纽瓦克市中心的商店，以成本价买了一只同样的手套。差价总共是十二块五，三十二块五减去个整二十，确实不算什么大钱，只是能省一点儿是一点儿罢了，但这足以让弗格森意识到生活已然今非昔比，往后再跟父母要钱买什么东西时他都得先考虑一下，是不是非买不可。这之后不久，凯希·波顿也不再为他们家工作了，就像1952年她母亲和姨妈在机场抱头痛哭那样，某天早上被告知他们家没法再继续请她做家政后，凯希和他母亲也双双流下了泪水。昨天，吃的是牛排，今天，吃的是汉堡包。全家的生活水平是下降了一两个等级，但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为稍微省吃俭用就焦虑失眠呢？公共图书馆借的书和书店里买的不会有差别，在市政球场和私人俱乐部打的都是网球，牛排和汉堡的肉是从同一头牛身上切下来的，而且，尽管牛排被认为代表了顶尖的生活品质，弗格森其实一直挺喜欢吃汉堡，尤其喜欢上面加点番茄酱——和他某次在他父亲尤其爱吃的那种四五分熟的肥美里脊牛排上抹的番茄酱一模一样。

星期天是一周里最棒的日子，尤其是不用去别人家做客或者接待来客的时候，弗格森可以一整天和父母单独待在一起，现在他更高更壮，成了一个身手敏捷、酷爱运动的十二岁少年，非常喜欢上午和父母去打网球。和父亲的单打比赛，母子俩和丈夫/父亲的二对一比赛，他和父亲对战萨姆·布朗斯汀和小儿子的双打比赛，打完就去阿尔餐馆吃午饭，照例喝杯巧克力奶昔，然后去看电影，电影之后到格伦岭的青龙餐厅吃中餐，或者去米尔本的小房子餐厅吃炸鸡，或者去西奥兰治的帕尔木屋吃热腾腾的开口火鸡三明治，或者去蒙特克莱尔的克莱蒙餐厅吃炖肉和奶酪卷饼，都是新泽西郊区一些拥挤、便宜的餐饮场所，或许嘈杂简朴，食物却很可口，而且是星期天晚上一家三口在一起。尽管那时弗格森已经开始慢慢和父母有所疏远了，但每周的这么一天还是维持住了那种幻觉：只要诸神愿意，他们还是可以很仁慈的。

米尔德里德姨妈和亨利姨夫没能满足他从小就想要个阿德勒表弟的愿望。原因是什么他不清楚，或许是不孕不育，或许是有意拒绝再给世界人口增加负担，尽管弗格森很失望，西海岸上的表弟真空最终还是给他带来了好处。米尔德里德姨妈或许和妹妹不亲近，但她没有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别的外甥或外甥女，任何母性冲动都倾注到她独一无二的阿奇身上了。自从她在弗格森五岁时搬到加利福尼亚，有好几次暑期长假都是回纽约过的，而一年中的其他时间她虽然在伯克利，但仍旧和外甥保持通信联系，偶尔还会打个电话。弗格森知道姨妈为人有些冷漠，知道她有时候显得尖酸刻薄、固执己见，甚至粗鲁无礼，但对待他，对待独一无二的阿奇，她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赞不绝口，愉快随和，总是兴致勃勃的样子，关心她的宝贝在做什么、想什么、读什么。从他很小的时候起她就有给他买礼物的习惯，大量的礼物，通常是书和唱片，而现在他年纪大了些，心智也提升不少，从加利福尼亚寄来的书和唱片数量也在相应增加。或许是她不信任他父母能给他合适的知识引导，或许是她认为他们只是两个缺乏教养的中产阶级小人物，或许是她觉得有责任把弗格森从他生活的那片蒙昧荒原中解救出来，而只有她才能提供必要的帮助，让他攀登启蒙的陡坡，当然，也有可能因为她就是个（他无意中听到他父亲对母亲说）自命不凡的知识势利眼，但无可争辩的是，不管有没有自命不凡，她确实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谋生方式是在大学当教授，而她让外甥接触到的那些作品，的确成了他的大幸。

弗格森熟人圈里的男孩没有哪个读过他的那些书，而且因为米尔德里德姨妈为他精心挑选，就像十三年前她在妹妹卧床期间为她精心挑选那样，弗格森读起她寄来的这些书，总是带着一种类似生理饥饿的贪婪，因为他的姨妈明白一个迅速发育的男孩从六岁长到八岁，从八岁到十岁，从十岁再到十二岁，以及这之后到高中毕业的每个阶段都渴望读什么样的书，也很会投其所好。刚开始是童话故事，格林童话以及苏格兰人朗格收集整理的彩色童话，然后是刘易斯·卡罗尔、乔治·麦克唐纳和伊迪丝·内斯比特那些想象奇特、荒诞不经的小说，接着是布尔芬奇改写的希腊罗马神话、儿童版《奥德赛》和《夏洛的网》、从《一千零一夜》中摘编并加工而成的《辛巴达七海传奇》，几个月之后，又来了一本厚达六百页的《一千零一夜》故事精选，第二年则是《化身博士》、爱伦·坡的恐怖悬疑故事、《王子与贫儿》《绑架》《圣诞颂歌》《汤姆·索亚历险记》和《血字的研究》，而由于弗格森对柯南道尔那本书爱不释手，在他十一岁生日时，米尔德里德姨妈又送了他一本非常厚而且有大量插图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唱片，它们对弗格森的重要性不亚于书本，从他九岁还是十岁开始，尤其是在过去两三年，每隔三四个月就会有一批唱片给他寄来。爵士、古典、民谣、节奏布鲁斯，甚至还有些摇滚。和那些书一样，米尔德里德姨妈挑选唱片也严格遵循着教学路线，领着弗格森循序渐进地听，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要排在查理·帕克之前，而查理·帕克要排在迈尔斯·戴维斯之前，柴可夫斯基、拉威尔和格什温要排在贝多芬、莫扎特和巴赫之前，听完编织者合唱团再听铅肚皮，听完艾拉·菲茨杰拉德演唱的科尔·波特作品之后，才能过渡到比莉·哈乐黛的《奇异的果实》。让弗格森遗憾的，是他发现自己没有一丁点演奏音乐的天赋。他七岁学钢琴，一年后便懊恼地放弃了；九岁学过短号，放弃了；十岁学打鼓，也放弃了。不知为什么他在读谱方面有困难，无法完全吸收谱表上的各种符号，比如落在线上或者线间的空心和实心圆、降半音和升半音的调号、高音谱号和低音谱号，那些记号拒绝成为他的一部分，无法像文字和数字那样让他不假思索地认出来，演奏每个音符前他必须想一下它代表什么，这拖慢了曲子的速度，致使他实际上无法演奏任何东西。这是令人伤心的挫败。在破解那些顽抗的记号时，他那个通常灵便的脑子就像是有缺陷的，不过他没有继续去撞南墙，而是放弃了挣扎。令人伤心的是他对音乐的热爱那么强烈，别人演奏时他能听得一清二楚，灵敏的耳朵精准地感受作曲和表演的微妙之处，但他自己在音乐演奏方面却糟糕透顶，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也就是说他只能无奈地做一名听众，一名狂热、挚爱的听众，而米尔德里德姨妈聪明地知道该如何满足那种爱，那显然是人为什么而活着的一个重要理由。

那年夏天米尔德里德姨妈和亨利姨夫又回到了东海岸，米尔德里德帮助弗格森明白了另一件对他而言很重要的事情，和书或音乐无关，但对他的头脑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她到蒙特克莱尔和她唯一的宝贝以及宝贝的父母待了几天，第一天下午，他们俩坐下来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他母亲去上班了，也就是说弗格森和姨妈独自待在家里），弗格森指了指桌上放的那瓶白石苏打水，问她为什么上面的女孩背上长着翅膀。他不理解，他说，它们不是天使或者鸟类的翅膀，不是在神话里看到的那种翅膀，而是脆弱的昆虫翅膀，蜻蜓或者蝴蝶的翅膀，他觉得十分费解。

你知道她是谁吗，阿奇？他姨妈问。

不知道，他回答，当然不知道，知道的话我干吗还问？

我还以为你读过前几年给你的那本布尔芬奇了。

读了啊。

读完了？

应该吧，有可能跳过了一两章。不太记得了。

没关系。你可以回头再去翻一下。（从桌上拿起瓶子，手指点了点画中的女孩。）画得不太好，但这应该是普绪喀。现在想起来了吗？

丘比特和普绪喀。那章我读过，但里面没提到普绪喀长着翅膀。丘比特有翅膀，一对翅膀和一筒箭，但丘比特是神，普绪喀只是凡人。虽然长得好看，但仍然是凡人少女，和我们一样的人。不对，等一下。我想起来了。她嫁给丘比特后，也成了神。是这样，对吗？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她会有这种翅膀。

普绪喀在希腊语里有两种意思，他姨妈说，两种差别很大但都很有趣的东西。蝴蝶和灵魂。但你要是停下来仔细想想，蝴蝶和灵魂说到底差别没那么大，对吧？蝴蝶刚开始是其貌不扬的毛毛虫，在地上爬来爬去，然后有一天这只毛毛虫开始作茧，过了一段时间后一只蝴蝶破茧而出，变成了世上最美丽的生物。灵魂也是这样，阿奇。它们要在黑暗与无知的深渊里挣扎，经历磨难与不幸的考验，一点一点地被它们经历的各种痛苦所净化，被它们遭遇的困境锤炼得越来越强大，有一天，如果那个灵魂是个崇高的灵魂，它也会破茧而出，振翅飞向天空，像一只了不起的蝴蝶那样。

没有音乐天赋，没有绘画天赋，唱歌、跳舞和表演方面也一塌糊涂，但有一样他却很有天分，那就是运动，体育运动，春夏秋冬的各种运动都擅长，天气暖和时打棒球，凉爽时踢足球，寒冷时打篮球，到十二岁时他已经成为所有这些运动队的队员，一年到头马不停蹄地打着各种比赛。自从1954年9月末那个永远不会忘怀的下午，那个他和凯希观看梅斯和路兹打败印第安人队的下午，他便不可救药地迷上了棒球，而在第二年开始认真打棒球之后，他证明了自己在这方面出人意料的实力，和周围最优秀的球员一样防守强，击球强，对于比赛过程中的细微状况有种与生俱来的直觉，而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擅长做某件事，他通常就希望能一直做下去，尽可能多地做下去，所以无数个周末的上午、无数个上课日的下午以及无数个平日的傍晚，他和朋友们在公园里临时组队打棒球，以及各种由棒球衍生的本土球类，比如棍子球、威浮球、街头棒球、拳球、墙球、踢球和房顶球，然后在九岁时，他终于有机会加入一个有组织的队伍，少年棒球联合会，可以穿上背后印着数字的球服，九号，此后他一直是那支球队的九号，在后来的其他球队里也是，九代表着九名球员和九个局，九是棒球本身的数字精髓，而他头上那顶深蓝色棒球帽的后面则绣着白色字母G，代表甘勒格体育用品店，球队的赞助商，这支球队还有一名全职的志愿教练，巴尔达萨里先生，他在每周的训练中教球员基本功，在一周两次的比赛中不停拍手，喊着各种脏话、命令和鼓励，比赛一次在周六上午或下午，一次在周二或周四晚上。弗格森在赛场上坚守着自己的位置，在为该球队效力的四年中，渐渐从麻杆儿瘦的小孩长成身强体壮的少年，九岁时是二垒手和八棒击球手，十岁时是游击手和二棒击球手，十一岁和十二岁时是游击手和实力最强的四棒击球手。在观众面前打球时还有额外的快感，一般有五十到一百名观众，球员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杂七杂八的朋友、表亲、祖父母及其他零散观众，欢呼和倒彩、吼叫、鼓掌、露天看台上从第一个球投出去后一直持续到最终出局的跺脚声，在那四年间他母亲几乎没有错过一场比赛，和队友热身时他会四下张望着寻找母亲，然后突然间看到她站在观众席中朝他招手，每当轮到他上场击球，他总能听到母亲的高声呼喊穿透鼎沸的人声，加油，阿奇，稳住了，阿奇，把球打出去，阿奇，而在卖掉三兄弟家世界、创立斯坦利电视机和收音机专卖店之后，他父亲也开始来看比赛了，虽然不会像他母亲那么大喊大叫，或者说至少不会大声到盖过人群的叫喊，但他会记录下弗格森的击球率，那些数字几年来一直在稳定上升，到上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也就是弗格森和米尔德里德姨妈聊完普绪喀两周之后打的那一场，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五百三十二，那会儿他已经成了全队最好的击球手，在联合会中也是最好的两三个之一，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少年，那是顶级球员才会达到的击球率。

五十年代的时候小孩是不打篮球的，因为人们觉得他们太小太弱，没法把球投进十英尺高的篮筐，弗格森直到十二岁才开始学打篮球，不过橄榄球他却从六岁就一直在打了，戴着头盔、穿着护肩截球，他跑得不算快但很坚决，大多数时候打的是中卫，不过到他的双手大到可以将球紧紧握住，他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弗格森和朋友们发现他有不可思议的传球天赋，他右手投出的旋球有着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准度，比其他人投得更远，到十四岁时已经能投到五十或者五十五码开外了，虽然弗格森对这项运动的喜爱没有他对棒球那么投入和热烈，但打四分卫时仍旧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几乎没有什么能比从争球线把球长传给正在朝三四十码外的球门区猛冲的接球员更美妙的感觉了，仿佛空中存在着一种无形的联系，不可思议地穿越那个空间，有点类似从二十英尺之外飞身扣篮，但比起绳子和钢条做成的篮筐，与另一个人之间的连接感更让人满足，所以他忍受着这项运动不太吸引人的那些方面（粗暴的抱摔，凶残的阻截，激烈的冲撞），就为了能一次又一次享受把球传给队友时那种激动人心的兴奋。但在1961年11月，这位十四岁半的九年级学生在比赛中被体重近二百一十五磅的防守前锋丹尼斯·墨菲抱摔在地，导致左臂骨折，住进了医院。他原本打算第二年秋天参加高中校队的选拔，但打橄榄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父母的许可，而当他在高中第一天放学回家把同意书拿给母亲时，她却拒绝在上面签字。他恳求她，指责她，骂她就像那种歇斯底里、过度袒护孩子的母亲，但露丝死活不让步，就这样终结了弗格森的橄榄球生涯。

我知道你觉得我是个笨蛋，他母亲说，但总有一天你会感谢我的，阿奇。你确实是个身强体壮的孩子，可打橄榄球需要你变成一个傻大个儿——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喜欢撞人的大块头，一只猛兽，但你永远不可能壮到那种傻大个儿的地步。你去年胳膊骨折的时候你父亲和我担心极了，但现在我才明白那是因祸得福，是个警告，我绝不允许我儿子在高中把身体撞坏，然后带着两块受伤的膝盖，一瘸一拐地过完后半辈子。还是打你的棒球吧，阿奇，多美的运动啊，而且你打得那么棒，看你打球时我的心都激动得要跳出来了，万一在一场毫无意义的橄榄球赛中受伤，你就再也不能打棒球了，为什么要冒这种险呢？如果你实在想继续玩你的传球，也可以打触身式橄榄球，你看肯尼迪一家人，他们玩的就是这个，不是吗？全家在科德角的草坪上玩儿，左右传球，痛快地笑。反正我看他们玩得特别开心。

肯尼迪夫妇。即便到了现在，即便已经长成一个行事独立、思想自由、偶尔叛逆的十五岁少年，他依然惊讶于母亲竟还这么了解他，能在形势需要时直中他的要害，击中他永远浮躁矛盾的心，因为虽然不愿意向她或者任何人承认，但他明白母亲对橄榄球的评价是对的，他在个性上并不适合暴力的肉搏，把精力集中在他珍爱的棒球上更有好处，可谁知她又提到了肯尼迪一家，因为她非常清楚这对他有多重要，远胜过打不打橄榄球这种转瞬即逝的问题，而把话题从校园运动转到美国总统身上之后，两人的对话变成了一场完全不同的对话，突然间也没必要再多说什么了。

自从1960年1月3号肯尼迪正式宣布参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过去的两年半中弗格森一直密切关注着肯尼迪。宣布参选那天恰巧离弗格森的十三岁生日还有两个月，同时也是新一个十年的第三天，弗格森期待着这个十年的到来，认为它象征着那种会让人欣喜若狂的复兴，自从记事以来他的人生都是在五十年代那位老态龙钟的总统之下度过的，而比起那位易犯心脏病、爱打高尔夫的前最高司令，肯尼迪让他感到与众不同、耳目一新，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下决心要改变世界，改变这个种族压迫下的不公平世界，冷战阴云下的荒唐世界，核军备竞赛下的危险世界，在盲目的美国物质主义之下洋洋自得的世界，由于别的候选人没有一个能在这些问题上给出让他满意的解决方案，弗格森认定肯尼迪将是引领未来的那个人。虽然弗格森年纪尚未大到可以理解政治始终是政治，但他明白局势已经一触即发，六十年代初铺天盖地都是各种山雨欲来的新闻，北卡罗来纳州四名黑人学生在午餐台前静坐抗议种族隔离，裁军会议在日内瓦举行，U-2侦察机在苏联境内被击落，驾驶员加里·帕沃斯被活捉，赫鲁晓夫因此退出巴黎峰会，导致日内瓦裁军谈判无果而终，未能阻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这之后卡斯特罗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削减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古巴食糖进口，又过了七天，也就是7月13号晚上，肯尼迪在洛杉矶举办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投票表决中赢得了提名。这一年以及随后两年的暑假，弗格森都待在家乡新泽西，代表蒙特克莱尔泥鸡队参加美国退伍军人协会青少年棒球赛，每周打四场，第一年他是一棒击球手和二垒手，因为当时他是球队中年纪最小的，身边是一群十四五岁的队友，只有他才十三岁，一切要从头开始。除此之外，在炎热的七八月里他看了很多报纸，读了不少书，比如《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老实人》，他第一次认真欣赏了贝多芬的第三、第五和第七交响曲，忠实地阅读了每一期《疯狂》杂志，一遍又一遍播放迈尔斯·戴维斯的《波吉与贝丝》专辑，他仍会时不时到母亲的照相馆和父亲的商店里转转，只是现在和他们打个招呼之后，他会去一个半街区外的当地民主党总部，帮助成年志愿者粘邮票和信封，并以此换来了无数的竞选徽章、汽车保险杠贴纸和海报，回家后他把那些海报用透明胶贴满了自己卧室的四壁，到暑假结束时，他的整个房间已经被改造成一间献给肯尼迪的圣殿。

多年以后，当他年纪大到了解更多，回头去看那段年少时期的英雄崇拜会有些难为情，但在1960年他眼中的世界就是那个样子，毕竟他才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了十三年，能懂多少呢？就像他曾经力挺巨人队会赢得世界大赛那样，弗格森也支持肯尼迪获胜，他意识到政治竞选和体育赛事差不多，或许唇枪舌剑代替了短兵相接，但激烈程度并不逊于最血腥的拳击赛，不过总统竞选更加声势浩大、精彩纷呈，全美哪儿都找不出比这更好看的节目。光彩照人的肯尼迪对阵一脸憔悴的尼克松，亚瑟王对阵糟老头，魅力对阵憎恶，希望对阵愠怒，白天对阵黑夜。这俩人四次在电视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弗格森和父母四次在小客厅里观看了这些辩论，并且四次都认为肯尼迪击败了尼克松，虽然当时人们说在广播直播中是尼克松占了上风，但现在更重要的是电视，因为电视无处不在，而且很快还会变成唯一重要的东西，和弗格森的父亲在二战期间预言的一模一样，就这样，第一位电视总统以显著优势赢得了这场屏幕上的战争。

11月8号的胜利，以十万张普选票取得的险胜，是历史上最小的差额之一，更显著的胜利是在选举人票方面，多出了八十四张，弗格森第二天早上到学校和其他支持肯尼迪的朋友庆祝时，有些数据人们还不知道，有关伊利诺伊为什么还没有消息的谣言已经流传开来，有流言说芝加哥市长戴利偷走了共和党选区的投票机，把它们扔进了密歇根湖，听到这个指控时弗格森难以置信，这种想法太卑鄙，太恶心了，因为这样的诡计会把选举变成一个糟糕的笑话，一场阴险的操纵和谎言的闹剧，但就在弗格森准备宣泄心中的愤慨时，他突然调转了思维方向，意识到不能再表现得像个童子军了，他必须承认一切都是有可能的。腐败之人到处都是，越有权势就越有腐败的可能，但即便传言属实，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肯尼迪卷入了此事。戴利和他那帮库克县的无赖——有可能。但肯尼迪不会，肯尼迪永远不会。

尽管对未来的领袖信心十足，但在那天余下的时间里，弗格森脑子里一直盘旋着那些投票机沉在密歇根湖底的景象，即便在最终计票结果证明了有没有伊利诺伊州，肯尼迪都会赢得大选后，弗格森还在不停地想起那些机器，并且一直想了很多年。

1961年1月20号早上，他告诉父母身体有些不舒服，问他能不能待在家里不去上学。弗格森向来是个勤勉认真的学生，也没有编谎称病的历史，所以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就这样，在母亲和父亲在市区上班时，他一个人坐在厨房边的小客厅里，守在电视机前收看了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就职典礼举行时华盛顿冷风呼啸，但是天到底有多冷，风到底有多大呢？当老态龙钟、被冻得眼泪汪汪的罗伯特·弗罗斯特——弗格森唯一铭记于心的一句诗，黄色的树林中岔出两条路，就是他写的——站起来走到讲台前，准备朗诵他应邀为就职典礼写的那首诗时，一股狂风突然刮来，把那页诗稿从他手里抢走然后吹到了天上，颤颤巍巍、满头白发的诗人一下子没有了可读的东西，不过他很快便令人钦佩地恢复了镇定，看着新诗飞到人群上空，泰然自若地背诵了自己的一首旧诗，转而把一场潜在的灾难性事件变成了一次异样的胜利，令人赞叹但又颇为滑稽，或者用弗格森那晚跟他父母讲的话来说就是，好笑的同时又不好笑。

随后，宣誓就职的新总统来到了讲台前，他一开始发表演讲，讲稿的文辞便紧凑得如同一件乐器，发出的音调是那么自然，和他内心的期待契合得那样熨帖，以至于弗格森觉得自己就像在听一首曲子那样听他的演讲。人类的手中掌握着。让这句话继续。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消灭各种形式的人类贫困和各种形式的人类生命的能力。火炬已经传递。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新一代的美国人。那种暂时遏制着人类最后一场恶战的不确定的恐怖均势。现在号角再度召唤我们。号召我们肩负起一场胜负难分的战争。但让我们开始吧。出生在这个世纪，遭受了战争的淬炼，经过了一场艰难与苦涩的和平的规诫。让我们一起去探索星球。问。不要问。反抗全人类的公敌：暴政、贫困、疾病和战争本身。新一代人。问。不要问。但让我们开始吧。

在接下来的二十个月中，弗格森密切关注着这位未来领袖在蹒跚前进中的一举一动，以创建和平队为标志正式开始执掌新政府，随后却在4月17号的猪湾事件中差点儿把它搞垮。又过了三个星期，艾伦·谢泼德像一颗人形足球一样被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发射到太空，肯尼迪宣布美国人将在六十年代结束前登陆月球，弗格森觉得有些难以置信，但也期待它会发生，因为他希望自己支持的人能被证明是对的，接着，杰克和杰姬去巴黎见了戴高乐，随后又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举行了两天的会谈，然后一眨眼之间，就在弗格森阅读他的第一本有关当代美国政治的《美国总统的诞生》时，柏林墙便修了起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开始接受审判，这个头发秃了一半还不停抽搐的杀人犯，孤零零地坐在玻璃箱里，场面看着十分凄惨，每天放学回来在电视上收看审判，弗格森都会陷入恐惧之中，但仍旧目不转睛盯着屏幕，无法不继续看下去，等到庭审结束时，他已经看完了一千两百四十五页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由已被列入黑名单的前记者威廉·夏伊勒创作的皇皇巨著，1961年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是弗格森读过最厚的一本书。第二年的序幕由另一场地外探索拉开：2月，约翰·格伦被发射到了对流层之外，绕地球飞行了三圈，到了春天，斯科特·卡朋特又重复了一次，接着，就在詹姆斯·梅瑞迪丝成为第一位被密西西比大学录取的黑人学生（弗格森在电视上看到现场的混乱，祈祷那个可怜人不会被乱石砸死）两天之后，瓦利·希拉又打败了格伦和卡朋特，在10月初绕地飞行了六周。那会儿弗格森已经上了十年级，也就是蒙特克莱尔高中一年级，由于他母亲在9月时拒绝签署同意书，他没能参加这一年的橄榄球赛季，不过到希拉绕地飞行那会儿他基本上已经从那场失望中恢复过来了，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新的爱好，一个叫安——玛丽·杜马丁的女孩，这个两年前从比利时来到美国的高二同学和他一起上几何和历史课，他的心思很快便被这个让他迅速拜倒的倾慕对象占领了，根本没留出多少时间来惦念那位未来领袖，因此在10月22号晚上，当肯尼迪向全美发表讲话，告诉他们苏联在古巴拥有导弹发射场，他将对其进行海上封锁时，弗格森并没有待在家里和父母一起收看，而是坐在某个公园的长椅上拥抱着安——玛丽·杜马丁，第一次亲吻了她。这一次，通常那个关心各种大事的弗格森什么都不关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国际危机，核冲突的威胁和人类就此终结的可能，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引起他的注意，这之后他又开始关注起了这些事，但不到一个星期，他的肯尼迪便运筹帷幄击败苏联人，化解了危机。看起来世界似乎要灭亡了——但最后并没有。

到感恩节时，他已经毫不犹豫地认为那是爱了。之前他有过无数的迷恋对象，先是六岁时喜欢过幼儿园同学凯西·戈德和麦吉·菲茨帕崔克，然后是十二三岁那两年走马灯似的勾搭过卡罗尔、简、南希、苏珊、米米、琳达和康妮，参加周末舞会，在沐浴着余光的后院和地下室的隐蔽角落里接吻，对性知识的初步了解，肌肤之亲与沾满口水的舌头的那种玄妙，口红的味道，香水的味道，尼龙长袜摩擦的声音，接着是十四岁时的突破，从童年突然步入青春期，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生活，陌生且永远在变化的身体，不由自主的勃起，春梦，自慰，情欲的渴望，各种影子每天夜里在那个卡在他脑中的性爱剧场里上演的情欲大戏，青春期的身体发生的各种巨变，不过，撇开这些外在的变化或者激变不说，无论是在新生活开始前还是在那之后，弗格森最根本的追求始终是精神上的，梦想着拥有一种心灵上的永恒联系，意趣相投的灵魂之间的互爱，当然，灵魂肯定要有肉体才行，最好还是那种让人想要感谢上帝的肉体，但灵魂是第一位的，永远都会是第一位，因此，尽管他和卡罗尔、简、南希、苏珊、米米、琳达和康妮这些姑娘勾搭过，他很快便意识到她们并没有他要寻找的那种灵魂，最终对她们都失去了兴趣，让她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他心里消失了。

可在安——玛丽·杜马丁这儿，整个故事却是倒着播放的。其他女孩都是从强烈的肉体吸引开始，对她们越了解他心里的幻灭之感越深，相比之下，安——玛丽一开始甚至没有引起他的注意，9月一整月也没和她说过几句话，直到有一天欧洲史老师随意把他们分在了一组，叫他们共同完成某项作业，弗格森对她开始有所了解之后，发现自己还想进一步了解她，而越了解，她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就越高，就这样，在每天讨论拿破仑的衰败（他们那篇合著论文的主题）三个星期后，那个其貌不扬、说话带点法国口音的比利时女孩，已经变成一位散发着异域风情的美人，而弗格森的心已彻底被她占满，满得就快要溢出，而且他下定决心，要把她尽可能长久地留在那里。一场突如其来、未曾预见的征服。普绪喀的丈夫丘比特迷了路，误打误撞来到新泽西的蒙特克莱尔，在买票回纽约或者雅典或者别的什么目的地前闲来无事射了一支箭，正巧射中了一时没留神的弗格森，开启了这个十五岁少年第一份伟大爱情的痛苦冒险。

身材娇小，但也没有非常小，赤脚的话不到五英尺五英寸，一头中等长度的黑发，圆脸，端正对称的五官，坚挺傲人的鼻子，丰满的嘴唇，颀长的脖子，皇冠一样的眉毛下面一双灰蓝色的眼睛，鲜活灵动的眼睛，闪闪发亮的眼睛，修长的胳膊和手指，比预想中要饱满许多的乳房，窄臀细腿和精致的脚踝，一种不会第一眼便显露的美，甚至第二眼时也不会，而是那种在日渐亲近后才会浮现出来，深深印在对方眼中，让人难以忘怀的美，一张让人无法不去看的脸，一张让人为之做梦的脸。一个聪明、严肃的女孩，一个时常阴郁的女孩，不会突然间放声大笑，吝啬于绽放自己的微笑，但真正笑起来的时候，她的整个身体会变成一把泛光的刀，一柄锃亮的剑。一个新来的人，因此没有什么朋友，但也没有任何巴结讨好或融入别人的欲望，她身上那种倔强的泰然自若吸引着弗格森，也让她丝毫不同于他以前认识的女孩，那些嘻嘻哈哈、灿烂而轻浮的新泽西北部少女，因为安——玛丽决计要继续做一个局外人，一个被迫离开布鲁塞尔的家，来到粗俗不堪、唯利是图的美国，但仍然坚持她那种欧式着装风格的女孩，永远不变的黑色贝雷帽，系着腰带的风衣，格子套头衫，白色衬衣上系着男士领带，尽管她有时候会承认比利时是个惨淡阴郁的国家，一块夹在法国佬和德国佬中间既沉闷又枯燥的土地，但只要遭到质疑，她也会维护它，宣称渺小到几乎看不见的比利时有着全世界最好的啤酒、巧克力和炸薯条。刚认识时，在他们的某次论文讨论中，在普绪喀的丈夫误入蒙特克莱尔，把箭射向他毫无戒心的受害者之前，弗格森提起了刚果的话题，说比利时应该为数十万受压迫的黑人遭到屠杀负责，安——玛丽盯着他，点了点头。你是个聪明的男生，阿奇，她说，你比十个美国白痴加起来知道得还多。上个月来这儿上学时我决定独来独往，不和任何人交朋友。现在我觉得我错了。每个人都需要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做我的朋友。

在他们10月22号那晚接吻之前，关于安——玛丽的家庭情况，弗格森只了解一星半点。他知道她父亲是一位经济学家，在比利时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知道她母亲在她十二岁时去世了，她父亲在她十二岁时再婚，知道她有两个哥哥，乔治斯和帕崔斯，都在布鲁塞尔念大学，但仅此而已，或许外加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她七岁到九岁期间在伦敦生活过，所以英文才那么流利。在那晚之前，她压根儿没提过她的继母，没提过她母亲的死因，而除了那份把杜马丁一家带到美国的工作外，对她父亲也只字未提，弗格森明白安——玛丽不愿意聊这些话题，也没有逼着她向自己敞开心扉，但一点一点地，在随后几个星期、几个月里，安——玛丽渐渐透露了更多的信息，比如她母亲罹患癌症的可怕故事，宫颈癌转移后造成的巨大痛苦和绝望，导致她母亲最终吞下一堆药丸自杀身亡，无论如何，对外是这么说的，但安——玛丽怀疑她父亲在母亲自杀前好几个月就已经和她未来的继母有了外遇，所以谁知道那个叫法比耶娜·科黛的寡妇，那个所谓的家族世交，那个已经被安——玛丽瞎了眼的父亲宠爱了三年有余的第二任妻子，现在当上了她继母的无耻荡妇，有没有强行把药塞进她母亲喉咙，好赶紧让他们的秘密关系成为一桩天主教会承认的婚姻？一项荒唐至极的诽谤，显然完全不可能发生，但安——玛丽还是忍不住这么想，那种可能性在一点一点啃噬着她的思想，但即便法比耶娜是清白的，那也不会让她的卑鄙减少一分，让安——玛丽对她的仇恨和蔑视减少一分。弗格森听到这些秘密后，心中对他的爱人涌起了无比的同情。命运伤害了她，现在她困在那个鸡犬不宁的家庭里脱身不得，与龌龊的继母不和，对自私、冷漠的父亲失望，仍然在为死去的母亲哀伤，对于被流放到冷酷无情的美国感到孤独无助，对一切都感到愤怒，愤怒无比，不过，安——玛丽这种只有在歌剧中才能见识到的苦难遭遇非但没把弗格森吓跑，反倒让他觉得与她更加亲近，因为在他看来她现在是一个悲剧角色，一个受苦受难、饱受命运摧残的高贵角色，所以，凭着一个毫无经验的十五岁男孩所能积聚起的全部热忱，他决定了自己的人生新任务，那就是将她从不幸的枷锁中拯救出来。

他从没想过她有可能在夸大其词，是丧母之痛扭曲了她的视野，致使她连机会都没给便把继母推到一边，与之为敌，而原因仅仅是她不是她的亲生母亲，也永远不会是，或者她父亲尽管工作劳累，但仍在竭尽全力地对自己这个愤怒、固执的女儿好，又或者，凡事有一面，也总会有另一面。青春期汲养于矫揉造作，唯有沉浸在绝境之中才是快乐的，和同龄人一样，弗格森也无力抗拒偏激情绪和无理取闹具有的那种诱惑，也就是说，安——玛丽这种女孩吸引人的地方，恰恰源于她的不幸福感，她越是用暴怒的情绪淹没他，他就越强烈地想要得到她。

安排一起独处很困难，因为他们都还没到能开车的年纪，出门只能靠脚，这必然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不过倒是有一个还算可靠的办法，那就是放学之后弗格森家里没人，在他父母下班回家前的两个小时，他和安——玛丽可以到他楼上的卧室，关上门。弗格森巴不得想和她冒险一试，但他明白安——玛丽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所以破处的问题从没拿出来讲过，当然，1962年时这类话题的处理方式就是如此，或者说至少对于在蒙特克莱尔和布鲁塞尔的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家庭中正常长大的十五岁少年是这样，不过，尽管俩人都没有勇气挑战时代的传统，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懂得怎么把床用好，幸运的是，弗格森的床是双人床，有足够的地方供他们并肩躺下，做各种不完全算是性事的性事，带着爱的滋味和快感。

在此之前，他和女孩子做过的只有接吻，舌头在对方嘴里没完没了地探索，湿湿的嘴唇，脖子和耳朵后面，手捧着脸，手从发丝中穿过，胳膊搂着身体、肩膀、腰，胳膊绕在胳膊上，然后是春天时和康妮在一起，第一次犹豫着把手放到她的乳房上，当然是戒备森严的乳房，安全被衬衫和胸罩包裹，但他并没有被推开或者甩开，在性教育方面又前进了一步，而现在和安——玛丽在一起时衬衫已经脱掉了，一个月之后胸罩也脱了，而且碰巧和他脱掉衬衫发生在同一时间，但即便这样的半裸也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快乐，因而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快乐，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弗格森全凭着意志的力量，才克制住那种抓起她的手伸进他鼓鼓囊囊的裤裆里的冲动。历历在目的下午时光，不光是因为他们一起在床上做的那些事，还因为一切都发生在白天，什么都能看得见，不像跟康妮、琳达和其他人那样只是在黑暗里瞎摸，太阳在房间里陪着他们，他可以看见她的身体，他们俩的身体，也就是说每一次的触摸行为同时也是那种触摸的一幅影像，除此以外，还有屋子里时常会涌起的那股恐惧的暗流，害怕他们忘了时间，他父亲或者母亲敲门时俩人正抱在一起，或者更糟糕，他们连门都没敲就闯了进来，虽然这两种情况从没发生过，但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也使得那些下午时光充满了迫切、危险和无法无天的鲁莽之感。

她是第一个得到允许进入他那座秘密音乐宫殿内室的人，没在滚床单或者聊各自的生活时（主要是安——玛丽的生活），他们会用放在屋子南角桌上那台小小的双音箱唱片机听音乐，那是弗格森的父母送给他的十二岁生日礼物。现在，三年之后的1962年，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之年，在所有的作曲家中，这一年里弗格森听得最多的就是巴赫，尤其是格伦·古尔德演奏的巴赫，主要是《前奏曲与赋格》和《歌德堡变奏曲》，以及帕布罗·卡萨尔斯演奏的巴赫，包括放了无数遍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赫尔曼·舍尔兴指挥的《管弦乐组曲》和《马太受难曲》，后面这首被弗格森认为是巴赫最优秀的作品，因而也是史上任何人创作过的最优秀的作品，不过他和安——玛丽也会听莫扎特（C小调大弥撒）、舒伯特（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演奏的钢琴曲）、贝多芬（交响曲、四重奏、奏鸣曲）以及其他人的无数作品，那些唱片基本上都是米尔德里德姨妈送他的礼物，当然，更不用提马迪·沃特斯、胖子沃勒、贝西·史密斯和约翰·柯川这些人，更不用提二十世纪音乐的其他代表人物了，死人活人都有，和安——玛丽一起听音乐最好的一点是能看到她的脸，看她的眼中慢慢噙满泪水，看她的嘴角渐渐向上扬起，无论听什么她都能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因为和弗格森不同，她很小便接受音乐训练，钢琴弹得很棒，还有一副极好的女高音嗓子，好到她打破了自己不参加任何学校活动的誓言，在第一学期期中时加入了校合唱团。这或许是他们之间最强烈的情感纽带，流淌在他们体内对音乐的需求，因为在他们那个人生阶段，这和找到一种生存方式的需求没什么两样。

她身上值得仰慕的地方太多了，他觉得，值得去爱的地方太多了，但弗格森从来没有自欺欺人地认为能一直拥有她，至少不会超过几个月或者几周或者几天。从一开始，在他刚刚坠入情网那会儿，他就察觉到她的感受不如他的强烈，尽管她似乎也喜欢他，尽管她似乎也在享受他的身体、他的唱片以及他对她说话的方式，但他付出的爱注定要比他获得的爱多，而且在他们初吻后不到一个月，他便明白了自己必须遵守她的游戏规则，不然就有可能完全失去她。最让他抓狂的是她的反复无常，老是毁约，老是忘记他跟她讲过的事，老是在最后一刻推掉约会，说她身体不舒服或者家里有事，或者她以为他们定的是星期六见面，不是星期五。他有时候会好奇她是不是有别的男友，或者好几个男友，或者在比利时有个男友，但光凭观察不可能判断出来，因为她要求他严格遵守的第一条规矩就是禁止在公共场合有任何亲昵举动，也就是说蒙特克莱尔高中是禁区，即使在教室、走廊或者自助餐厅碰见，他们也要装作和对方毫无瓜葛，他们可以像路过的熟人那样点头、打招呼和说话，但无论何时都不允许做出接吻或者牵手这种其他关系稳定的校园情侣会有的举动，可如果她想和他玩的是这种游戏，那谁说得准她没和别人玩同样的游戏呢？弗格森觉得自己真是蠢，竟会答应如此荒唐的条件，但他那会儿生活在某种癫狂的着魔状态之下，失去她的念头远比假装做一个他不是的人所受的羞辱更叫他难以忍受。所以他们还是继续在一起，而那些在一起的时光似乎总是很顺利，和她在一起时是他最快乐，感觉活得最真实的时刻，至于那些矛盾和冲突，似乎全都发生在打电话的时候，发生在那个只闻其声的奇怪装置中，由于通过从他家到她家的电话线聊天时完全看不到对方，每当撞上她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经常会觉得自己是在听一个暴躁、顽固和讨厌的人说话，而这个人和他了解的安——玛丽判若两人。最让人伤心、气馁的一场对话发生在3月中旬。在参加了一个月的高中棒球队选拔，经历了每周查看更衣室公告板上贴出的那份越变越短的名单，焦虑地在里面寻找自己的名字，想知道自己在最新一轮中有没有被刷下去的煎熬之后，他打电话告诉她最后的名单终于张榜公布了，入选校队的高二学生只有两名，他正是其中之一。电话另一头沉默了很久，于是弗格森又说：我就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又是沉默，但随后她张口了，只是讲话的口气平淡而冷漠：好消息吗？我为什么会觉得这是好消息？我讨厌体育。尤其是棒球，这应该是史上发明的最愚蠢的运动。空洞、幼稚又无聊，为什么你一个聪明人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和一群白痴绕着体育场跑来跑去？长大点儿吧，阿奇，你不是小孩子了。

弗格森不知道，说这些话的时候安——玛丽已经喝醉了，实际上，他们最近几次讲电话的时候她都处于醉酒状态，因为她已经连续几个月趁父母不在家偷偷把伏特加带回自己房间喝了，这样长时间的自斟自饮释放了她心中的恶魔，把她的舌头变成了一件残忍的武器。白天那个清醒、懂事、聪明的女孩，夜里独自待在房间便会消失不见，但弗格森从没亲眼见过那个人，只是和她说话，听到她愤怒、肤浅的见解，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人生的第一个爱人正走在精神崩溃的道路上。

最后一次对话发生在星期四，弗格森对她那番恶意的斥责感到特别恼怒和困惑，第二天早上发现她没来上学，他几乎还有点庆幸。他需要时间考虑一下，他告诉自己那天不用见到她，能让自己从她造成的伤害中更快恢复过来。星期五放学之后，他克制着打电话给她的冲动，一把书包扔回家便又掉头出了门，去找住在附近的波比·乔治，另一个入选校队的高二学生，虎背熊腰粗脖子的波比，现在是个一流的接球手和顶级的傻瓜，那群很快就要和弗格森一起打比赛的笨蛋之一。他和波比跟几个棒球队的其他笨蛋，几个入选校队预备队的高二同学待了一晚上，当他进家门时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时间太晚了，没法给安——玛丽打电话。星期六和星期天，他也控制着自己尽量远离电话，克服了拨通她号码的诱惑，决心不认输，虽然他特别想认输，迫不及待想再听到她的声音。星期一早晨醒过来时他已经完全好了，心中的怨恨已消失殆尽，也准备好了原谅她在星期四的无端暴怒，但他到学校后发现安——玛丽又没来。他猜她有可能是着凉或者感冒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由于他再次赋予了自己和她说话的权利，在吃午饭的时候他用自助餐厅门口那台公用电话拨通了她家的号码。没人接。响了十声，没人接。抱着拨错了号码的侥幸念头，他挂掉听筒，又试了一次。这次响了二十声，还是没人接。

他连着打了两天，试图联系到她的努力每失败一次，他心中的恐慌就增加一分，而且更叫他困惑不解的是她家似乎根本没人，电话响了又响，可就是没人接，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自己，人都去哪儿了，于是星期四一大早，离上课铃声响起还有一个半小时之前，他徒步来到了镇子另一头的杜马丁家。那是一座两面是三角墙的大房子，房前还有一大片草坪，位于蒙特克莱尔最雅致的一条街道上，豪宅大街，弗格森小时候就是这么叫的，尽管安——玛丽坚持叫他不要来这儿，因为她不想让他碰见她父母，但他别无选择，为了解决电话无人接听的谜团，也顺便解决她到底怎么了的谜团，他只能亲自登门来访。

摁响门铃后他等了一会儿，或者说等到可以判断没人在家后，他又按了一遍门铃，然后打算转身离开，但就在这时候，门开了。一个男人出现在他面前，显然是安——玛丽的父亲——同样的圆脸，同样的下巴，同样的灰蓝色眼睛——虽然那会儿才早上七点二十，但他已经穿戴得整整齐齐，一身深蓝色的外交官西装，笔挺的白衬衫和红色的条纹领带，看起来精明强悍，面颊也十分光滑，显然早上刚刚刮过脸，一股男士香水的味道盘旋在他的脑袋周围，脑袋还挺好看的，弗格森想，不过他的眼睛周围看着有些疲惫，或者是眼神？某种烦躁不安、心不在焉、郁郁寡欢的目光，不知为什么这样的目光在弗格森看来反倒有些动人，不，确切地说，不能叫动人，应该是引人注目，对，就是这样，因为这张脸是安——玛丽的父亲的脸。

有什么事吗？

抱歉打扰了，弗格森说，我知道现在挺早的，但我是安——玛丽的同学，这几天我一直往你家打电话，想看看她有没有事，但总是没人接，我有些担心，就过来看一下。

你叫什么？

阿奇。阿奇·弗格森。

理由很简单，弗格森先生。电话最近坏了，这给我们大家都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但维修工跟我保证说今天会过来修。

那安——玛丽呢？

她身体不太舒服。

但愿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不是，我敢肯定过几天就没事了，但现在她需要休息。

那我能进去看看她吗？

不好意思，你留个电话吧，等她感觉好些了，我就叫她给你回电话。

那多谢了。她知道我的号码。

那就好，我会告诉她打给你的。（短暂停顿。）再跟我说下你的名字，我又忘了。

弗格森。阿奇·弗格森。

弗格森。

是的，拜托你告诉安——玛丽我很惦念她。

弗格森与安——玛丽父亲的唯一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门关上后，他一边往街上走，一边想着杜马丁先生会不会又把他的名字忘了，或者会不会干脆忘了让安——玛丽打电话给他，或者会不会即便记得他的名字，也故意不告诉她打电话给他，毕竟，这是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所有父亲的职责——保护女儿，不让惦念她们的男孩靠近。

这之后是沉寂，音信杳然的漫长四天。弗格森觉得仿佛有人把他绑起来，从船上推下去，沉到了湖底，当然是一个大湖，和密歇根湖一样辽阔、幽深，他一直在水下憋着气，在死人堆和生锈的投票机中间待了四天，没换一口气，到星期天晚上时，他的肺都快炸了，脑袋也快炸了，于是他最终鼓起勇气拿起电话，拨通了杜马丁家的号码，片刻之后，她接了起来。好开心，她说，好高兴他打电话来，听着好像是真心的，接着她解释说，那天上午的时候她给他打过三次电话（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他和父母去打网球了），然后又跟他讲了伏特加的事儿，说她已经偷偷在自己屋里喝了好几个月的酒了，最后一次酩酊大醉发生在星期四晚上，也就是他们上一次通话的那晚，喝晕后她醉倒在了地板上，他父亲和继母参加完纽约的晚宴回到家时已经十一点半，看到她卧室的门还开着，灯也亮着，便走了进去，发现她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由于他们叫不醒她，由于酒瓶已经空了，他们便叫来救护车送她去了医院，医院给她洗了胃，她最终恢复了意识，但第二天上午他们没让她出院回家，而是把她转到精神科又住了三天，医生给她做完检查，进行了面谈之后，确诊她患有躁狂抑郁症，需要接受长期的心理治疗，她父亲随即决定她应该尽早返回比利时，正好遂了她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有机会逃离那个可怕的继母，结束她在可怕美国的流亡生活了，因为很显然，这些正是导致她当初开始喝酒的原因，现在她就要回布鲁塞尔，和她母亲的妹妹，她敬爱的克里斯汀姨妈生活在一起，又能和她的哥哥、表亲和老朋友在一起了，所以她特别高兴，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高兴过了。

这之后他只再见过她一次，星期三的告别约会，那晚的外出很不寻常，因为第二天还要上学，但他母亲知道这对他来说有多重要，所以不但允许他去，甚至还多给了他一点打车钱（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这样他和他的比利时女友就不用忍受被他父亲或母亲开车接送的羞辱了，因为那只会凸显他年纪还很小，年纪那么小的人什么时候有过认认真真的爱情？是的，他母亲仍然很懂他的心，或者至少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了解，他很感谢母亲这一点，尽管如此，和安——玛丽的最后一晚，对弗格森来说最终还是成了一桩痛苦、尴尬的差事，徒劳地想要保持他的尊严，压抑他的痛苦，以免张口祈求或者哭出来，或者出于怨恨或失望对她说出什么过分的话，但他怎么可能不整晚都在想这就是结局，这将是最后一次见她了呢？火上浇油的是，她那晚偏偏状态极佳，那么亲切，说起他来是那么动情，我最好的阿奇，我迷人的阿奇，我耀眼的阿奇，每个词描述的似乎都是一个不在场的人，一个死人，是葬礼演说中才会出现的词，更让他难受的是她那异乎寻常的高兴的样子，说起离开这个话题时，他从她眼中看到的快乐，仿佛她一次都没停下来想过所谓的离开就是后天便要离他而去，然后突然间，她笑了起来，告诉他别担心，他们很快还会再见，他可以去布鲁塞尔和她过暑假，说得好像他父母有钱让他飞去欧洲，米尔德里德姨妈和亨利姨夫搬到加利福尼亚好多年了，他父母都一次还没去看过，接着，她又说了一席话，让他更觉费解和受伤，她就那么坐在那张他们10月第一次接吻时坐过，现在3月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又坐着接吻的公园长椅上，说或许她的离开对他是件好事，她的生活一团糟，可他那么正常，应该和一个健康、正常的女孩在一起，而不是她这种有病的疯女孩，从那一刻起直到二十分钟后把她送回家，他的心情都糟到了极点，在他这正常到让人恶心的一辈子里，他还从没这么难受过。

一周后，他写了一封九页的信，寄到了她姨妈在布鲁塞尔的地址。又过一周，一封六页的信。那之后又过了三周，一封两页的信。再之后又过了一个月，一张明信片。但她从来没回过，到学校开始放暑假时，他已经明白，自己再也不会给她写信了。

事实是，健康、正常的女孩引不起他的兴趣。市郊的生活本来已经够无聊了，健康、正常的女孩的问题在于她们对他的口味来说过于一成不变，会让他联想到市郊，而他最不希望的就是和循规蹈矩的女孩在一起。无论她有什么缺点，无论她给他带来了多少痛苦，至少安——玛丽身上充满各种各样的意外，让他的心在惴惴不安中狂跳不止，现在她离开之后，一切又变得乏味起来，甚至比她走进他的生活前还让人压抑。他明白这不是她的错，但还是忍不住有种背叛之感。她抛弃了他，而从现在开始，要么是和那些白痴凑合，要么就是自己幽禁独居两年，然后逃离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

那年的暑假里，已经十六岁的他白天给父亲打工，晚上去打棒球，总是棒球，也一直会是棒球，无疑这是一项不需要动脑子的运动，但因为带给了他太多快乐，他并没有想过放弃，这次他参加的是一个由镇上的高中和大学球员组成的联盟，虽然很严格，竞争也很激烈，但他在蒙特克莱尔校队的第一年表现不错，担任了三垒手和五棒击球手，击球率达到了三百一十二，赶上了一支好球队甚至是十大联盟里最好球队的水平，而且他的击远球能力还在不断提高，因为他还在继续发育，上次量身高时是五英尺十一英寸，踩到秤上时是一百七十四磅，所以那年夏天他坚持继续打球，为的是不让自己手生。上午和下午时他会去给父亲打工，基本上就是开着送货车，和一个叫艾德的家伙到镇上各处配送和安装空调，没东西送时他会到前面帮迈克·安东内利卖东西，或者在迈克隔三差五跑到阿尔餐馆喝咖啡休息时给他顶班，店里没客人时，他会跑到后屋陪他父亲坐着，有人来了再出去招呼，他父亲那会儿快五十岁了，依旧精瘦健壮，依旧还是趴在桌前埋头修理坏掉的机器，他那心墙高筑、沉默寡言的父亲，在那间安静的后屋里待了六年之后，看起来几乎心无一物了，弗格森虽然在修机器方面笨手笨脚，但还是经常主动提出要帮他修东西，可每回父亲都是耸耸肩，说他的儿子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坏掉的烤面包机上，他现在走的那条路会领着他走向更大的成功，如果他真想帮忙的话，那就从家里拿几本他常看的诗集过来，在他老爹修理烤面包机时给他读几首，就这样，过去一年半里一直在大量阅读诗歌的弗格森，把那年暑假的一部分时间花在了给他父亲念诗上，站在斯坦利电视机和收音机专卖店的后屋里朗读迪金森、霍普金斯、坡、惠特曼、弗罗斯特、艾略特、卡明斯、庞德、史蒂文斯、威廉姆斯和其他一些人的诗，不过他父亲似乎最喜欢的一首，或者说似乎给他印象最深的一首，竟然是《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这让弗格森很吃惊，这样的反应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他觉得自己肯定遗漏了什么细节，而且已经遗漏很长一段时间了，也就是说他必须重新思考之前对父亲抱持的所有看法，因为他刚读完诗的最后一句，直到人类的声音把我们唤醒，我们便溺水而亡，他父亲转过头来，盯着他的眼睛，用一种弗格森认识他这么久以来从未见过的热切目光看着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后说道：哎，阿奇，真是了不起啊，谢谢你。非常感谢你。然后他父亲点了三次头，重复了一遍那句诗：直到人类的声音把我们唤醒，我们便溺水而亡。

暑假的最后一周。8月28号，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国家广场上的演讲，黑压压的人群，成千上万，数十万，接着是那篇后来的小学生都要背下来的演讲，演讲中的演讲，在那天的重要程度与葛底斯堡演说发表时的意义不相上下，一个美国的伟大时刻，一个让所有人看到和听到的公共时刻，甚至比三十二个月之前肯尼迪在就职仪式上发表的演讲还重要，斯坦利电视机和收音机专卖店的每个人，弗格森和他父亲，大肚子迈克和矮脚虾艾德，都站在前屋收看了实况，弗格森的母亲也来了，此外还有五六个碰巧路过的行人，不过在重大演说之前还有好几个别的演说，其中一个的演讲者是新泽西当地人，约阿希姆·普林茨拉比，弗格森那片小世界里最受敬仰的犹太人，他父母的英雄，尽管他们并不参加宗教活动，也不属于任何犹太教堂，但弗格森一家三口以前经常在婚礼、葬礼和他在纽瓦克的礼拜堂主持的受诫礼上见到他、听到他讲话，年轻时曾在柏林做拉比的约阿希姆·普林茨声名卓著，早在纳粹于1933年得势之前就公开抨击过希特勒，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未来，不断敦促犹太人离开德国，结果多次遭到盖世太保的逮捕，并在1937年最终被驱逐出德国。他当然积极参与了美国的民权运动，在那天因为雄辩流利的口才和有据可查的勇气被选为犹太人的代表，弗格森的父母当然也为他感到骄傲，他们可是和他握过手、讲过话呢，对，就是现在站在镜头前向全国、全世界发表演讲的这个人。然后，金走到了演讲台前，演讲开始三四十秒之后，弗格森扭头看了看他母亲，发现她的眼睛已经闪着晶莹的泪光了，这让弗格森觉得很好笑，倒不是因为他觉得母亲这种反应不合适，而是恰恰因为他不这么觉得，因为这是她应对世界的那种方式的又一个例子，遇事总是小题大做，多愁善感，就是这种情感迸发才让她看好莱坞的垃圾电影也会泪流满面，就是这种好心的乐观主义才让她有时候脑子犯糊涂，让她在现实面前大失所望，然后他又扭头去看父亲，一个对政治无动于衷的人，一个似乎比他母亲对生活的要求少太多的人，他从父亲眼中看到的是一种混杂着隐隐的好奇和厌倦的目光，这个先前还为艾略特诗中阴郁的宿命感无比动容的人，现在却难以接受马丁·路德·金充满希望的理想主义，弗格森一边听着这位牧师的声音中愈加高涨的情绪，听着像鼓点一样不断重复的梦想一词，一边好奇地想，这对迥异的灵魂是怎么结的婚，而且结婚后继续在一起这么多年，而他自己又怎么会是露丝·阿德勒和斯坦利·弗格森这样一对夫妇的孩子，以及，能活着真是不可思议，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劳工节的时候，大约二十个人来他们家参加了一场夏末烧烤宴会。他父母很少组织这种大型聚会，但两周前他母亲赢得了一个由州长在特伦顿设立的新艺术协会出资赞助的摄影比赛。得奖者受到委任，要为一百位杰出的新泽西居民拍摄一本肖像集，也就是说，这项任务会让她到全州各地拍摄市长、大学校长、科学家、商业人士、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和运动员，加上这份工作的报酬很不错，弗格森的父母多年以来第一次觉得经济上宽裕点了，决定在后院举办一场烤肉饕餮庆祝一下。平常那群人都来了——所罗门一家、布朗斯汀一家、附近住的乔治一家，以及弗格森的外公外婆和叔祖母珀尔——但也有一些别的人，比如从纽约来的施奈德曼一家，包括四十五岁的商业艺术家丹尼尔，也就是弗格森的母亲以前那位老板伊曼纽尔·施奈德曼的小儿子（伊曼纽尔现在住在布朗克斯的一家养老院），丹尼尔的妻子丽兹和他们十六岁的女儿艾米。劳工节大餐的上午，弗格森一边和父母在厨房切菜和制作烧烤酱，一边听他母亲说，他和艾米小时候见过面，还一起玩过好几次，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她和施奈德曼一家断了联系，十二年在日历上一晃而过，但就在几周前她去纽约看望父母，碰巧在中央公园南路遇上了丹和丽兹，便请他们来做客了，这是施奈德曼一家第一次来蒙特克莱尔。

他母亲继续说道：看你的样子，阿奇，我猜你应该不记得艾米了，但你三四岁的时候特别喜欢艾米呢。有一次，是个星期天的傍晚，我们全家去施奈德曼家吃完饭，你和艾米进了她的房间，然后关上门，把你们的衣服都脱光了。你根本不记得了，对吧？大人们那会儿正坐在餐桌边，突然听到你们在里面尖声大笑，只有小孩子才能发出的那种发狂、失控的声音，所以我们全都站起身，跑去看你们在闹腾什么。丹打开门时，你们俩，两个三四岁的小朋友，正光着屁股在床上上蹿下跳，两个疯子似的大喊大叫。丽兹吓坏了，但我觉得很好笑。你脸上那种欣喜若狂的表情，阿奇，看你们的两个小身体蹦啊跳的，屋子里充满了一种野蛮的快乐，两个疯小孩跟黑猩猩似的——谁见了都会忍不住大笑。我没记错的话，你父亲和丹尼尔也笑了，但丽兹冲到屋子里，命令你和艾米穿上衣服。马上。那种生气的母亲说话时的声音。马上！但就在你们穿衣服之前，艾米说了一句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好笑的话。妈妈，她问，一本正经又深思熟虑地用手指了指你的私处，又指了指她那里，妈妈，为什么阿奇的那么花哨，我就这么普通啊？

想到这些话时，弗格森的母亲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止不住，但弗格森只是微微笑了一下，那丝勉强挤出的笑容很快便从他脸上消失了，因为他最不喜欢听人讲他小时候做过的各种傻事。他对他还在大笑的母亲说：你就喜欢拿我寻开心，是不是？

偶尔吧，她说，也没有经常，阿奇，但有时候我就是忍不住。

一个小时后，弗格森拿着他最近在读的《长夜行》来到院子里，找了一张阿第伦达克椅坐下来——刚放暑假时，他和父亲把那些椅子重新漆成了深绿色，非常深的深绿色——但是他没有打开书多读一些费迪南在底特律福特汽车厂的冒险，而是一边坐在那里等第一拨客人的到来，一边胡思乱想，惊讶于自己以前竟然和一个赤身裸体的姑娘在床上嬉闹，而且和那个赤身裸体的姑娘嬉闹时他自己也是赤身裸体的，真是太可笑了，他竟然一点都记不得以前做过这种事，可现在要是能和一个赤身裸体的姑娘在一起，他简直什么都愿意做，和一个赤身裸体的姑娘一起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是他孤独、缺爱的人生里最为紧要的梦想，五个月没和人接过吻或者拥抱过了，他心想，整整一春天外加几乎整个夏天都在为已经离开的安——玛丽·杜马丁，曾经半裸的安——玛丽·杜马丁黯然神伤，而现在他马上就要见到那个自己根本不记得的裸体女孩，这个从遥远过去走来的艾米·施奈德曼，毫无疑问已经长成一个正常、健康的女孩了，和大多数女孩，和大多数男孩，和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那样，无聊乏味又循规蹈矩，但这是在所难免的，而且鉴于他甚至都还没见到她，他只能等着到时候能见到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他在那天下午看到的，是后来成了下一个的那个人，一个继承了他的欲望之冠的人，一个既不算普通也不算不普通，但热烈、无畏、有意识地释放着她与生俱来的杰出自我的姑娘，而且在他们第一次见面几周后，随着夏去秋来，周围的世界突然间变得一片黑暗，她也成了他的第一个，裸体的艾米·施奈德曼和裸体的阿奇·弗格森没有再在床上跳来跳去，而是躺在床上盖着被单滚来滚去，而且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她还将继续为他年轻的人生带来最大的快乐和最大的折磨，成为存在于他皮囊之下那个不可或缺的另一半。

不过现在先回到1963年9月的那个周一下午，回到弗格森家在后院举办的劳工节烧烤聚会。他第一眼看到她时，她正从父母的蓝色雪佛兰上下来，一个顶着蓬乱金发的脑袋从后车门里钻出来，接着他惊讶地发现她竟然那么高，至少五英尺八英寸，或许都到五英尺九英寸了，长相端庄，不是美或者漂亮，而是端庄，坚挺的鼻子，直率的下巴，一双颜色不分明的大眼睛，她既不粗壮也不纤弱，小小的乳房在蓝色短袖衬衫下若隐若现，修长的双腿，棕黄色的修身裤里包着两个滚圆的屁股，步态有点笨拙，走起路来身体稍微有点前倾，仿佛等不及要赶紧走下一步，假小子的走路方式，他心想，但很迷人，也很不寻常，看起来她是个不可小觑之人，和大多数十六岁的女孩不一样，因为她的行为举止没有一丝一毫羞怯扭捏之态。他母亲主持了介绍，先和那个母亲握手（有点儿紧张，微微一笑），然后和那个父亲握手（放松，和善），不过在他和艾米握手前，他感觉到丽兹·施奈德曼并不喜欢他母亲，大概因为丽兹怀疑丈夫可能有点儿爱上她了，谁知道呢，说不定真是这样，因为施奈德曼和虽已四十一岁但仍旧美丽的露丝拥抱的时间确实有点太久，然后弗格森握到了艾米的手，一只修长、纤细的手，并且发现她的眼睛是深绿色的，夹杂着一些棕色的斑点，她笑起来时他又发现她的牙齿相对于嘴巴来说有点大，有些过大了，所以很招人注意，接着他第一次听到了她的声音，你好，阿奇，就在这一刻他意识到，毫无疑问地意识到，他们注定会成为好友，这么假设当然很荒唐，毕竟那会儿他对她根本不了解，但他就是有那么一种感觉，一种直觉，确凿无疑地认为什么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他和艾米·施奈德曼将会共同踏上一段漫长的旅途。

那天，波比·乔治和他那位在达特茅斯即将开始读大二的哥哥卡尔也在，但弗格森丝毫没有和他俩说话的欲望，既不想和思维活跃的卡尔说话，也不想和只知道开玩笑的猪脑子波比说话。他只想和艾米在一起，和聚会上此外唯一的年轻人在一起，所以在和她握完手四十五秒之后，为了避免和其他人分享她，他邀请艾米一起上了他的房间。这么做或许有些鲁莽，但她欣然一点头接受了他的邀请，说，好主意，走吧，然后他们来到了弗格森在二楼的避难所，只不过那里已经不是献给肯尼迪的圣殿，而是一间堆满书和唱片的房间，太多太多的书和唱片，架子上摆不下，只能一摞一摞堆在靠床那面墙前面，让他很高兴的是艾米进了房间之后又点了点头，仿佛在告诉他，她很赞赏她看到的这些，一个个神圣的名字和一部部神圣的作品，接着她凑过去一一进行了视察，指着这个说，这本书太棒了，指着那个说，我还没读这个呢，指着第三个说，没听说过这人，她看了一会儿之后，在床脚的地板上坐下来，于是弗格森也坐到地板上，和她隔着一码远面对面坐着，背靠在书桌的抽屉上，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他们一直聊个不停，直到有人敲门说后院的食物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才走下楼和其他人待了一会儿，一边吃汉堡，一边在他们的父母面前喝起了他们本不该喝的啤酒，不过那四个人对于如此藐视法律的行为似乎并不惊讶，随后，艾米伸手从包里掏出了一盒幸运牌香烟，当着父母的面点了一根——他们还是眼睛都没眨——艾米解释说，她不怎么喜欢抽烟，但饭后来一根的感觉不错，酒足饭饱、烟也抽完之后，弗格森和艾米先行离席，在夕阳的余晖中绕着小区慢慢散步，最终来到了安——玛丽走之前最后一次和她接吻的那座小公园的长椅面前，弗格森和艾米约好那个月末的周六在纽约再见面之后，他们也亲吻了对方，一场意外、自发的飞跃，一张嘴嵌在另一张嘴上，扭转的舌头和磕碰的牙齿上那美味的口水，两个人已经发育完全的下半身瞬间便有了反应，那么肆无忌惮地亲吻着，仿佛要把对方吃掉一样，但这时艾米突然把他推开，大笑起来，一阵气喘吁吁、惊讶不已的猛笑，弗格森随即也大笑不止。哎呀，阿奇，她说，要是我们现在不停下，再过几分钟就该把对方扒光了。她站起来，伸出右胳膊挽住他。好了，你这个疯男人，咱们还是回你家吧。

他们年纪一样大，或者说几乎一样大，一个两百个月，一个一百九十八个月，但因为艾米生于1946年底（12月29号），弗格森生于1947年初（3月3号），所以她比他要高一个年级，也就是说，她马上就要开始在亨特附高读高三了，而他却仍旧困在壕沟里，是个卑微的高二学生。对他而言大学仍然只是个模糊的地方，某个还没有名字的遥远目的地，相比之下，她已经对着地图研究了大半年，几乎已经准备好开始打包行李了。她会申请好几所学校，她说，大家都跟她讲得有后备选择，第二或者第三志愿，不过巴纳德学院仍然是她的第一志愿，事实上可以说是她的唯一志愿，因为只招女生的巴纳德和只招男生的哥伦比亚犹如双子星，是纽约最好的学院，而她最主要的目标就是留在纽约。

但你从小到大一直都在纽约，弗格森说。就没想过去别的地方看看吗？

我去过别的地方，她说，很多地方，而且每一个都叫哈欠之城。你去过波士顿或者芝加哥吗？

没。

哈欠之城一和哈欠之城二。洛杉矶呢？

没。

哈欠之城三。

好吧。那国内的其他学校呢？像康奈尔、史密斯。绿草如茵，校园幽深，在田园诗一样的地方追求知识。

约瑟夫·康奈尔是个天才，史密斯兄弟制造的止咳糖浆很棒[1]，但我可不觉得在那种野地大学里冻四年屁股有什么好玩的。不，阿奇，唯纽约独尊。别的地方都不行。

说这些话时，他认识她才十分钟不到，弗格森听着艾米维护纽约，宣告她对纽约的爱时，意识到她本身就是纽约的某种象征，不只是她那种自信和机灵，更重要的是她说话的腔调，那种只有来自布鲁克林、皇后区和上西区那些头脑聪明的犹太女孩才会有的腔调，是第三代的纽约犹太人或者说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犹太人才会有的腔调，和爱尔兰裔或者意大利裔纽约人的口音稍有不同，兼具了朴实、世故和鲁莽的气质，和前两者一样在发硬音r的时候都不太硬，但比他们更清晰一些、重一些，他越是听惯了这样的发音，便越想继续听，因为施奈德曼的声音代表了一切和市郊无关的东西，和他现在的生活无关的东西，预示着一种他有可能逃往的未来，或者至少是被那种可能的未来占据的现在，他和艾米一起坐在房间里以及后来和她一起散步时聊了很多，不过基本上是那个像过山车一样的暑假发生的事情，先是刚开始时麦德佳·爱福斯被杀，再是快结束时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以及当时美国各地笼罩着的恐怖与希望无尽纠缠的氛围，他们还聊了弗格森房间的架子上和地板上那些书和唱片、暑假作业、学业能力倾向测试，甚至还聊到了棒球，不过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没问，也下定决心不让自己去问，那就是她有没有男友，因为他已经决定要竭尽所能把她变成自己的下一个，根本不想知道有多少对手挡在他的路上。

9月15号，劳工节烧烤之后不到两周，也就是他们计划在纽约见面的六天之前，他接到了她的电话，由于接到电话的是他而不是别人，他立即明白了她没有男朋友，没有需要他担心的对手，她现在对他的感觉和他对她的感觉是一样的，而他之所以如此确信，是因为她在听到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家黑人教堂发生爆炸的新闻后选择了给他打电话，教堂里有四个小姑娘被炸死了，又一场美国惨剧，在南部蔓延的种族战争中的又一场战斗，仿佛是在用炸弹和凶杀来报复两周半之前的华盛顿游行，艾米对着电话痛哭不止，拼命忍着哭才把消息告诉他，接着，在一点点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后，她又跟弗格森说到了人们应该做什么，她认为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光是政客们要制定法律，人民也应该集结起来去南方和那些种族主义者斗争，而且她会第一个加入，高中一毕业她就会徒步前往阿拉巴马，为斗争服务，为斗争流血，把斗争变成她人生的核心目标。这是我们的国家，她说，不能让那些王八蛋从我们手里抢走。

他们在那周六见了面，并且随后那个秋天的每个周六也会见面，弗格森坐公交车从新泽西到港务局的终点站，再坐跨区城铁公司的特别快车到西72街下车，往北走三个街区，再往西走两个街区，最终到达施奈德曼一家位于滨河大道和第75街交界处的公寓，门牌号是4B，也是现在纽约城中最重要的地址。他们会去各种地方，一般情况下只有他们俩，偶尔也会和艾米的几个朋友一起，去百老汇和95街交界处的塔利亚剧院看外国电影，让——吕克·戈达尔的，黑泽明的，费利尼的，或者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弗里克收藏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展览，或者去麦迪逊广场花园看尼克斯队的比赛，或者去卡内基音乐厅听巴赫，或者去格林威治村的一些小剧院看塞缪尔·贝克特、哈罗德·品特和欧仁·尤内斯库的戏剧，一切都是那么近便，而且艾米总是知道该去哪儿，该做什么，这位曼哈顿的战士公主一点一点教会了他如何在她的城市里游走，所以她的城市很快也变成了他自己的城市。不过，虽然他们做过那么多事，看过那么多东西，但那些周六最美好的部分还是坐在咖啡馆里聊天，当然这些只是后来持续多年的对话的第一轮，有时候意见不一致了，原本平和的交谈会演变成激烈的争论，刚刚看过的电影是好是坏，刚刚表达的政治观点孰优孰劣，不过弗格森从不介意和她争论，他对容易说服的人毫无兴趣，那些脑袋空空、只会噘嘴的少女想得到的只是她们自以为是爱情的繁文缛节，但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复杂、深刻、柔韧到能容纳下激烈的争论，他怎么能不爱上这个女孩，爱上她毫不妥协的锐利目光和爽朗浑厚的笑声，这个眉飞色舞、无所畏惧的艾米·施奈德曼，有一天会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或者革命家或者深入到穷人中去的医生。她现在十六岁，马上就要十七岁了。虽然她的未来已经不完全是一片空白，但她还足够年轻，明白自己仍然可以擦去已经在上面写下的字迹，可以随心所欲擦掉它们，然后从头再来。

接吻，当然了。拥抱，当然了。烦恼，当然也有了，比如星期六的下午和晚上，艾米的父母通常会待在家里，因而限制了两人独自在公寓里的机会，寒冷的天气里他们常常只能跑到滨河公园的长凳上拥吻，或者在参加艾米的朋友组织的聚会时鬼鬼祟祟跑到人家的卧室里幽会，倒是有两次，也只有这两次，她那对喜欢在家消遣的父母晚上出门后给了他们机会，让他们得以在艾米卧室的床上享受热切、半裸的滚床单，当然还有以前那种时而会涌出来的恐惧：卧室门在最不该的时候被轰然推开。无法完全掌控他们自己的生活，一次又一次被临时状况破坏掉的荷尔蒙骚动让他们懊恼不已，而随着时间一周周地过去，他们也变得越来越绝望。但接着，在11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晚上，艾米打电话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她父母下周末要出远门，到遥远的芝加哥去看她重病的外婆，三天都不在家，而她哥哥吉姆还在波士顿，感恩节前一天才会飞回来，所以她父母走了之后家里就剩她一个人了。整个周末啊，她说，想象一下吧，阿奇，整个周末家里都没人，就我们俩。

他告诉他父母，有个住在泽西海岸的朋友邀请他和几个朋友去玩，这谎话编得太像模像样又太荒谬可笑，他父母完全没有看穿，所以当他在第二周的星期五早上去上学时，自然而然觉得应该随身带上过夜的小行李包。他的计划是一放学就向纽约出发，如果足够幸运地赶上第一班车，可以在四点半或者差一刻五点前到达艾米家的公寓，如果错过了第一班，只能坐第二班的话，那就是五点半或者差一刻六点到。又要在蒙特克莱尔高中的走廊和教室里度过百无聊赖的一天了，他不停地盯着挂钟，仿佛单凭意念就可以让时间跑快点，他一分一分地数，一小时一小时地数，但就在下午刚上课后不久，学校的公共广播突然传来一条通告：总统在达拉斯遭到枪击；过了一会儿又传来一条：肯尼迪总统已经不治身亡。

几分钟内，学校的一切活动戛然而止。手绢和纸巾出现在几千只手中，女孩子把睫毛膏哭得满脸都是，男孩子则摇着头走来走去，对着空气挥拳头，女孩们抱在一起，男孩和女孩们抱在一起，老师们哭哭啼啼地抱在一起，还有一些人目光茫然地盯着墙或者门把手，过了一会儿，学生们被召集到体育馆和自助餐厅，但没人知道该干什么，也没有人在管事，所有的夙愿与仇恨都停止了，所有的敌人都消失了，接着，校长的声音再次从公共广播系统中传来，宣布学校下午停课，让大家都回家去。

未来之人死了。

不真实的城。

大家都准备回家去，但弗格森却带着他的过夜包，走到了蒙特克莱尔公交站，等候去往纽约的公交车。他过会儿会给父母打电话，他不准备回家了。他需要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然后他要和艾米在一起，就像之前计划好的那样，周末会一直和她待在一起。

不真实的城中岔出两条路，未来死了。

等车，然后上车、找座位，在第五排坐下，接着是换挡的声音，公车开出站，驶往纽约，再然后是穿过隧道时，一个坐在他后面的女人在哭泣，司机和坐在前面的一个乘客说话，不敢相信，我他妈简直不敢相信，但弗格森相信，虽然他觉得自己现在完全不是自己，正游离于他的身体之外，但同时他的脑子又是清醒的，思路非常清晰，也完全没有失声痛哭的欲望，不，这一切是哭解决不了的，让坐在他身后的女人痛哭吧，也许会让她好受一点儿，但他永远不可能好受起来了，所以他没有权利哭，他只有权利去想，去试着理解发生的事情，这件同以前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事情都无法比拟的大事。和司机讲话的那个男人说：这让我想起了珍珠港。你知道吧，一切都平静安详，懒洋洋的星期天早晨，人们穿着睡衣，在家里闲待着，然后轰隆一声，世界爆炸了，突然间，我们开战了。不算太差的类比，弗格森心想。有些大事件直刺要害，改变所有人的生活，那种时刻是很难忘记的，有什么结束了，又有什么别的开始了。这是不是也一样，他问自己，类似战争爆发的时刻？不对，不完全是。战争预示某种新现实的开始，但今天什么都没开始，只是一个现实结束了，仅此而已，某种东西从世界中被去掉了，现在出现了一个洞，那里曾经有什么东西，但现在空无一物，仿佛世界上的每一棵树都突然消失了，仿佛树或者山或者月亮的概念突然从人类的思维中被抹去了一样。

天空中没有了月亮。

世界上没有了树木。

公交车驶入了第八大道和第40街交界处的终点站，他没有像平时来纽约时那样穿过地下通道去第七大道，而是爬上台阶，走到了11月底的暮色中，往东沿第42街去时代广场那儿的地铁站，但他只是刚刚出现的晚高峰人群中的又一个人罢了，面无表情的人们自顾自地走着，一切如故，一切却又都不一样了，一群群行人木然地聚集在人行道上，仰头望着环绕在高楼上的电子显示屏中滑过的信息，JFK在达拉斯遇刺身亡；约翰逊宣誓继任总统，他奋力从人群中挤过，刚要踩着通往跨区城铁公司地铁站台的台阶往下走时，听到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我无法相信，多萝西，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现在看到的这些。

不真实。

一座没有树的城市。一个没有树的世界。

他没有打电话给艾米，问她是否已经从学校回来了。很有可能的是，她还和朋友们在一起，被那会儿的混乱搞得不知所措、疲惫焦虑、受惊过度，忘了他今天要来，所以当他按下4B公寓的门铃时，自己也不清楚会不会有人应答。五秒的迟疑，十秒的迟疑，这时，他听到对讲机里传来了她说话的声音，阿奇，是你吗，阿奇？随后，她给他开了门。

他们盯着电视看了几个小时有关刺杀的报道，然后紧紧地抱着对方，互相搀扶着，踉踉跄跄地走到了艾米的卧室，在床上躺下来后，他们第一次做了爱。

注释：

[1] 约瑟夫·康奈尔是美国艺术家、雕塑家和装置艺术的先驱，史密斯兄弟曾是美国最著名的止咳糖浆品牌，此处是艾米的幽默说法，二者和康奈尔大学、史密斯学院均无联系。

2.2

第一期《石子路改革报》的出版日期是1958年1月13号。阿奇·弗格森，这份新生报纸的创刊人和发行人，在首页的社评中宣布，《改革报》将会“竭尽所能报道事实，不计代价提供真相”。印刷第一期五十份报纸的工作，由印制经理露丝·弗格森负责监督，她拿着手写的原始报样去了西奥兰治的迈尔森印刷所，把那张二十四乘三十六英寸的纸的两面复印好后，印在薄到可以对折起来的纸上，正因为这么一折，新问世的《改革报》看起来才更像一份真正的新闻报纸（几乎像吧），而不是什么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自制油印简报。五美分一份。没有照片和插图，除了模板印制的报头上面有些空白外，正反两面只有两个大大的长方形，里面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八栏手写的文字，是一个马上就要十一岁的男孩那种竭力想把字写工整的字迹，虽然有些摇摆和错位，但基本上清晰可辨，总体设计给人的感觉，有点儿像十八世纪那种大幅单面报纸的一个足够用心但又怪异的版本。

报上共二十一篇文章，从四行的讽刺短文到两三栏的专题报道都有，第一篇是头版头条新闻，标题是人间悲剧：道奇队和巨人队离开纽约转战西海岸，内容包括了弗格森对多位家人和朋友的采访摘录，其中最激烈的回应来自五年级同学汤米·法克斯：“我都想自杀了。现在就剩下洋基队了，可我恨洋基队啊。我该怎么办？”背面的专题报道则调查了弗格森的小学目前正发生的一桩丑闻。在过去六周里，学生在玩躲避球时撞到体育馆砖墙上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四次，导致黑眼圈、脑震荡、撞破的头皮和前额突然间大量出现，所以，弗格森强烈呼吁安装缓冲垫，防止进一步的受伤。从近期的受害者口中引来评论后（“我当时正在追球呢，”其中一个说，“可还没反应过来，就一头撞到墙上，然后被弹了回来”），弗格森采访了校长詹姆森先生，他也赞同，情况目前有些失控。“我已经和学校董事会谈过，”他说，“他们允诺在本月底前为砖墙加装缓冲垫。装好之前，严禁再打躲避球。”

除了出走的棒球队和可预防的头部损伤外，还有别的故事，比如走失的宠物、被风暴毁坏的电线杆、交通事故、扔湿纸团比赛、斯普特尼克、总统的健康状况，以及有关弗格森和阿德勒家族成员近况的短消息，比如白鹳赶在截止日期前到来：“婴儿准时在预产期降生，首开人类先河。12月29日晚上十一点五十三分，在离预产期结束还有七分钟时，纽约城二十二岁的弗兰茜斯·霍兰德太太顺利产下一子，婴儿体重七磅三盎司，名字叫斯蒂芬。恭喜你，弗兰茜姐姐！”或者，步步登高：“近日，米尔德里德·阿德勒被芝加哥大学英文系从副教授提升为正教授。她是研究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世界顶级权威之一，并已出版过多本有关乔治·艾略特和查尔斯·狄更斯的专著。”当然，不能忽视的还有背面右下角的那个题为“阿德勒笑话角”的豆腐块，弗格森打算把它作为《改革报》每期的固定栏目，毕竟，他怎么能忽略他外公这么一个有价值的资源库呢，这个烂笑话大王多年来给弗格森讲过无数的烂笑话，如果不选登其中一些，年轻的主编自己也会觉得说不过去。第一个刊登的笑话是：“胡珀夫妇去夏威夷旅行。飞机降落前，胡珀先生问妻子，夏威夷的正确发音是夏wéi夷还是夏véi夷。‘我不知道啊。’胡珀太太说，‘到了之后我们找个人问问吧。’在机场，他们拉住了从他们身边路过的一个穿着夏威夷花衬衫的小老头。‘抱歉叨扰了，先生，’胡珀先生说，‘你能跟我们说一下，我们是在夏wéi夷还是在夏véi夷吗？’那老头不假思索地答道：‘夏véi夷’。‘谢谢。’胡珀夫妇说。那老头又回道：‘见vài了。’”

随后两期在当年4月和9月相继出版，且每期都比前一期有所提高，至少弗格森的父母和亲戚是这么说的，但到了学校的朋友那边，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第一期出版后非常成功，立即风靡全班，然而一些憎恶和敌对情绪也开始浮出水面。五六年级那种封闭世界里的生活，受到了一整套规矩和社会等级的严格约束，而弗格森自主发行《石子路改革报》，或者说胆敢从无到有创造出什么东西之后，便在无意中越过了那些界限。在界内，男孩子赢取地位有两种方式：擅长体育或者证明自己是捣蛋大王。学习成绩好不重要，甚至在艺术或音乐方面有杰出才能也几乎没什么用处，因为这类才能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能力，是生物特性，和头发的颜色或者脚的大小差不多，因此和拥有它们的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充分的联系，仅仅是不受意志支配的自然属性罢了。一直以来，弗格森在体育方面还算优秀，所以他才有可能融入其他男生中间，避免了成为边缘人的可怕命运。调皮捣乱在他看来很无聊，不过他那种无法无天的幽默感倒是帮他稳固了这人还行的名声，虽然他会和那些大摇大摆到处撒野的男孩保持距离，不会像他们那样周末往信箱里扔樱桃爆竹，捣毁路灯杆，或者给高年级最漂亮的女生打下流电话。换句话说，弗格森到目前为止混得还不错，没碰上过什么大麻烦，优良的学业成绩既没被认为是加分项，也没有给他减分，而处理人际关系时那种颇为机智随和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他成为其他男孩的泄愤对象。所以他没怎么和人打过架，也没结下什么宿敌，但在还差几个月就十一岁时，他决定要扑腾出一点儿水花了，而这个水花的表达方式正是后来那份自费出版的单页报纸，突然间，他的同学意识到弗格森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是个相当聪明的年轻人，一个有毅力、有本事的男孩，能做成操办报纸这样千头万绪的事情，因此，共有二十二名五年级同学搜刮出他们的分分毛毛，购买了报纸的第一期，在祝贺他做得很棒的同时，也被文章里那些有趣的措辞逗得哈哈大笑，然后周末就来了，到星期一早上，已经没人再谈论起那份报纸。如果《改革报》出完这一期就休刊的话，弗格森本可以避免后来降临到他头上的麻烦，但他怎么可能知道聪明和太聪明之间还有差别，怎么可能知道春天出版的第二期会让班里一些人跟他反目，就因为这证明他太努力了，显得他们都不够努力，难道弗格森是个勤奋进取的能人，而他们不过是懒惰无用的蠢货吗？女孩们仍然站在他这边，每一个女孩，但女孩不用和他竞争，男孩们却开始感觉到弗格森的勤勉带来的压力，反正至少有三四个，但弗格森高兴得太忘乎所以，沉浸在又完成一期的胜利喜悦中，根本没注意到也丝毫没有问自己，为什么4月份把新一期《改革报》带到学校后朗尼·克罗利克及其党羽会拒绝购买，他还满以为——姑且说这也算想过吧——他们只是钱不够而已。

在弗格森看来，报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他从学会识文断字就一直爱看报纸。每天清晨，一周七天，一份《纽瓦克明星纪事报》总会出现在家门前的台阶上，他起身下床时会听到报纸被扔到地上的悦耳一响，至于是谁扔的，他从来没见过，只知道那人每次都正中目标，到六岁半时，弗格森已经养成了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的习惯，是的，他在夏天摔断腿后逼着自己学会了阅读，努力从那座年少无知的监狱里爬了出来，蜕变成为一名年轻的世界公民，现在已经进步到什么都能理解的程度了，或者说几乎什么都能理解，除了那些深奥难懂的经济政策和所谓制造更多原子弹就能确保长久和平的说法，每天早晨他会和父母坐在餐桌前，各自拿着不同的报纸版面默默阅读，毕竟那么早就聊天实在是太难了，然后，在厨房里弥漫的香味中——咖啡和炒鸡蛋的气味，烤面包机里一点点加热、焦黄的吐司片，还有黄油融化在一块块烫手的烤吐司上的味道——把看完的版面传给另一个人。弗格森最先看的总是漫画版和体育版，古怪又惹人喜爱的南希和她的朋友斯拉格、吉格斯和妻子麦吉、勃朗黛和丈夫大梧、小兵贝利，然后看曼托和福特、康纳利和吉福德的最新消息，接着是本地新闻、国内和国际新闻、电影和戏剧报道，以及所谓的人情味小故事，比如十七个大学生费力挤进了一间电话亭，或者埃塞克斯县吃热狗比赛的冠军吃下了三十六个热狗，所有这些都看完之后，还剩几分钟才要出门上学，那就看看分类广告和私人专栏。亲爱的，我爱你。求你回家吧。

报纸的吸引力与书籍的吸引力完全不同。书籍是坚实而永久的，而报纸是轻薄、短暂的一次性用品，阅读之后立即被丢弃，在第二天早晨被新的报纸取代以换取新的一天。书籍从头到尾就像一条直线在向前发展，但报纸上的故事总是同时在各个地方展开，一个同时性和矛盾对立的大杂烩，不同的报道在同一页面上共存，每个故事展示着世界的不同侧面，每一面都在主张某种观点或事实，但又和旁边那个全无关系，右边是战争，左边是汤匙盛鸡蛋赛跑，上面是着火的大楼，下面是女童军同窗会，大事小事混杂在一起，第一版上的各种惨剧和第四版上的鸡毛蒜皮，冬季洪水和警方调查，科学发现和甜点食谱，讣告和生孩子的喜报，给单恋之人提的建议和填字游戏，触地传球和国会辩论，龙卷风和交响乐，工人罢工和跨大西洋热气球航行，早晨的报纸必须将所有这些事件包含在它一栏栏容易被抹得乌七八糟的黑色油墨中，而每天早晨，弗格森都为这一切混乱的样子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这就是世界的真正模样，他觉得，巨大的旋涡激流般的混乱，同时发生着数百万种不同的事情。

这就是《改革报》对他具有的意义：有机会在一份看起来正规的报纸上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混乱世界。当然不是真的正规，只不过是粗略的近似，但这个年轻男孩仿照真报纸制作的业余版本，在真实性上足以让他的朋友佩服不已。弗格森期待的正是这样的反应，他想要引人注目，让全班的学生注意到他，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他立即更加信心百倍地扑到了第二期上，对自己的聪颖天资有了新的信念，只是这信念后来变得太过盲目，连克罗利克和他兄弟们的部分抵制都没能让他注意到正在发生什么，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的双眼才终于睁开了一点。迈克·蒂默曼是他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一个聪明、受欢迎的男孩，学业成绩甚至比弗格森还要好，一个半英雄式的人物，像一棵橡树高耸在一片毒漆树上方，将朗尼·克罗利克这种邪恶的侏儒比了下去，所以迈克·蒂默曼在上课前把你拉到操场一边，说他想聊聊的时候，你会巴不得听他说。他的开场白是他觉得《改革报》有多好，这让弗格森非常高兴，因为这位顶级运动员和学霸的意见比任何人的意见都重要，但随后蒂默曼说他想和弗格森合作，加入《改革报》的团队，并且自己也发表文章，而且他认为这会给这份不错的报纸锦上添花，毕竟，谁听说过一个人办的报纸呢，所有文章都由一个记者来写实在有点古怪和蹩脚，如果弗格森给他一个机会并且合作愉快，或许以后还可以有三个、四个或者五个记者，如果每个人都凑钱来承担印刷费用，或许《改革报》可以扩充到四版或者八版，所有文章用打字机打出来，不用再靠弗格森那糟透的手写体，那样的话《改革报》看起来就是一份真正的报纸了。

弗格森对此毫无准备。《改革报》原本的计划就是一个人的节目，他的节目，不管好坏都是他自己的，没有别的人，一想到要和另一个男生分享舞台就让他感到不快，更别说其他好几个男生了。蒂默曼正在用评价和建议压制他，试图强迫他放弃对自己这份用糟透的手写体写出来的蹩脚小报的掌控，可蒂默曼没有意识到他早就考虑过这些事情了，即便弗格森知道如何打字也不会用打字机来弄，因为那样看起来的感觉就不对，再说他也买不起复印机，毕竟他才十一岁，所以才选择用手写来代替，况且，蒂默曼知道什么呢，他母亲答应给迈尔森的三个孩子拍肖像时打个折扣，才换来了使用他的印刷设备印副本的机会，这就是事情的运作方式，他想告诉蒂默曼，你拿物物交换来降低成本，用你所拥有的东西做到最好，但别想着凑钱出版一份所谓的真报纸了，就算有五个男孩，也不可能筹集足够的资金来承担这笔费用，如果蒂默曼不是他最钦佩的朋友而是别人的话，弗格森一定会告诉他别插手我的事情，既然你有这么多鬼点子，办一张你自己的报纸好了，但他实在太尊重蒂默曼，不敢冒昧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想冒顶撞朋友的险，所以他选择了懦夫的逃遁之道，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是或否，而是闪烁其词地说让我考虑考虑，希望时间会浇灭蒂默曼的新闻热情，过几天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和大部分有所成就的男孩一样，蒂默曼不是轻易放弃或者不了了之的人。接下来一周的每天早上，他会在操场上拉住弗格森，问他是否做出了决定，每天早上弗格森都尽力搪塞过去。可能吧，他说，可能这是个好主意，但现在是春天了，这学期结束之前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出一期，我们最近都在忙着少棒联盟的比赛，你无法想象出一份报纸要投入多少精力。几个星期的工作，几个月的工作，多到我甚至不确定想不想做下去了。先放一段时间，或许我们可以暑假的时候再讨论。

但暑假时蒂默曼要去参加夏令营，他现在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就算下一期要到秋天才出，他也想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指望，而且，为什么弗格森做个决定这么艰难？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吗？

弗格森明白已经无路可走。连着被纠缠了四天之后，他知道只有给出答复，这一切才会停止。可是怎么说才对呢？如果直言相告，他会失去一个朋友，如果同意蒂默曼加入报纸，他会鄙视自己忍气吞声的屈服。蒂默曼对《改革报》的热情让他有些飘飘然，但他心里也开始对这个朋友感到不满，这哪还像个朋友，已经是一个油嘴滑舌的恶霸了。不对，不能说是恶霸，而是一个操纵者，而这种人也最厉害最有影响力，弗格森不想做出任何会冒犯他的事，因为蒂默曼要是觉得自己被弗格森怠慢，一定会让全班和他反目，那样的话，在剩下的学期里弗格森的人生会变成无休无止的悲剧。可是他不能仅仅为了继续和睦相处就毁掉《改革报》。无论发生什么，他仍会困在自己这副皮囊之中，与其失去对自己的尊重，还不如做一个被抛弃的边缘人。当然，话说回来，如果能想想办法，还是不被边缘化最好。

答应和不答应都不可能。弗格森需要的是一个也许，可以带给对方一点指望，又不会让自己陷入出尔反尔的境地，他需要某种伪装成向前迈进的拖延策略，实际上是退后一步，好争取更多的时间。于是他提议，蒂默曼先小试牛刀写一份测试稿，看他喜不喜欢这种工作，写完后他们一起分析一下稿子，看看是否适合《改革报》。蒂默曼起初有些犹豫，想到自己竟然要被弗格森评头论足显然有些不快，这也无可厚非，毕竟他是个拿全A的学生，对自己的智识能力有绝对的信心，弗格森不得不进一步解释说测试稿是必要的，因为《改革报》是他而不是蒂默曼办的报纸，如果蒂默曼想加入其中，他需要证明他的作品整体上能契合报纸那种精炼、风趣、敏锐的气质。这和他是否聪明无关，弗格森说，毕竟他还没写过一篇新闻报道，根本没有经验，除非了解了他的写作风格，他们俩怎么能一起联手呢？算你有理吧，蒂默曼说。他会写一份样稿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下总该行了。

我正是这么想的，弗格森说，你最喜欢的电影女明星是谁——以及为什么？采访班上的所有人，每个女生和男生，就问他们这个问题：你最喜欢的电影女明星是谁，以及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说的每个字都写下来，要一字不差，不能和他们给你的答案有任何出入，回家以后把结果组织成一篇单栏报道，而且要让大家读到之后哈哈大笑，或者，如果没法让他们笑出声，至少也得觉得有趣才行。可以吗？

好的，蒂默曼说，不过为什么不加上最喜欢的男明星呢？

因为只有一个赢家的比赛要比有两个赢家的比赛更好。男明星可以等到下一期。

就这样，弗格森给他布置了一份毫无意义的差事，暂时稳住了蒂默曼，给自己争取了一点儿时间，在那位菜鸟记者忙着收集数据，准备写文章期间，终于享受了十天的清净。正如他猜想的那样，玛丽莲·梦露得到的男生投票最多，十一票中有六票，其他五票则投给了伊丽莎白·泰勒（两票）、格蕾丝·凯利（两票）、奥黛丽·赫本（一票），但是十二个女孩子中，梦露只得到了两票，其他十票则分给了赫本（三票）、泰勒（三票）以及凯莉、莱斯利·卡伦、赛德·查里斯和黛博拉·蔻儿（各一票）。弗格森自己在泰勒和凯利之间犹豫不决，只好抛硬币决定，最终把票投给了泰勒，蒂默曼也面临同样的两难，用同一枚硬币在凯利和赫本之间做了个决定，最终投给了凯利。当然，这完全就是瞎胡闹，虽然其中不乏有趣之处，而且弗格森注意到，蒂默曼确实认真尽责地采访了每个人，并把他们的评论专门记在了记者用的那种螺旋装订的小记事本里。跑腿活和勤奋给满分，不过这只是开了个头，相当于造房刚打好地基，蒂默曼到底能造出什么样的东西来还有待观察。那小伙子脑子灵光不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写出好文章。

在那十天的观望和等待期间，弗格森陷入了奇怪的矛盾心态，越来越拿不准他对蒂默曼的感受，不确定是应该继续讨厌他，还是该对他的辛勤工作报以感激，前一分钟希望他写不出文章来，下一刻又期待他能成功，他开始怀疑多一个记者来分担负荷也许未必是坏事，因为他意识到给别人分派工作能带来一定的满足感，做老板并不是没有它的乐趣，蒂默曼毫无怨言地执行了他的命令，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掌管一切，如果蒂默曼的文章没问题，或许他应该考虑让他加入，当然不会是合伙人，不，这可不行，永远不可能，但是可以让他当个供稿人，开个头，以后可以再有几个供稿人，最终让《改革报》从两版扩到四版。或许。但或许也不是，因为蒂默曼还没把稿子交上来，尽管他在五天前就完成了采访，而接着又过了五天，弗格森只得认定他还在为之奋斗，但如果他这么费劲，很可能意味着文章并不好，而任何不够好的文章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得当面把这话告诉蒂默曼。想象一下自己望着大红人迈克·蒂默曼的眼睛，望着这个从来没在任何事情上失败过的人，告诉他，他没有过关。到第十天的早上，弗格森对未来的希望已经塌缩成一个心愿：蒂默曼正在写的是一篇杰作。

事实是，文章不算糟。至少不算特别糟，只是少了弗格森期待的那种活力，那种能把鸡毛蒜皮的话题变成值得阅读的文章的幽默感。不过，如果说这样的失望中还有任何慰藉，那就是蒂默曼似乎也觉得自己写得很差，至少弗格森猜测是这样，因为那天早上从作者手里接过完成的手稿时，对方还自嘲地耸了耸肩，并且为花了这么久才做完感到抱歉，但难度确实超出了他的预期，蒂默曼说，他重写了四遍稿子，如果说他从这段经历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写作真是份苦差事。

那就好，弗格森心想，完美先生终于懂得了一点儿谦卑，承认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甚或是承认失败，如此说来，他一直担心的冲突很可能不会发生了，这是好事，大好特好、让人心安的事，因为过去几天里弗格森一直在想象拳头冲着自己的肚子飞来，以及他随即被流放到那个被漠视的边缘群体中的情景。但他仍然意识到，如果他想让这份友谊完好如初，就一定得在蒂默曼周围小心周旋，确保自己不会踩到他的脚趾。那可是两个大脚趾，而它们的主人也是一个大家伙，尽管还算和善，但的确是个有脾气的人，弗格森这几年就亲眼见过几次，比如最近，汤米·法克斯——被那些和他不对眼的人称为他妈的汤米[1]——就因为骂蒂默曼是坨高傲自大的屎而挨了一顿臭揍，弗格森可不希望像他妈的汤米那样遭蒂默曼他妈的一顿痛扁。

他让蒂默曼给他几分钟时间，然后拿着文章径自走到操场的一角：

“问题是：你最喜欢的电影女明星是谁——以及为什么？一项针对范霍恩小姐五年级班上的二十三位学生所做的调查给出了我们答案——玛丽莲·梦露以八票之优夺冠，伊丽莎白·泰勒获得五票，名列第二……”

蒂默曼在报道事实方面所做的努力值得赞许，但文字就寡淡多了，僵硬且毫无生气，而且他把焦点集中在了整个故事最无趣的那方面——数字，和学生们给出的选择理由一比简直无聊透了，蒂默曼和弗格森分享的那些评论基本上没有被整合到稿件里，弗格森一边回想着之前的一些评论，一边开始在脑子里重写这篇文章：

“‘哇哇，哇呜。’凯文·莱斯特只用四个字就解释了为什么玛丽莲·梦露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女星。

“‘她看着就是个亲切、聪明的人，真希望我能认识她，和她交朋友。’佩吉·戈德斯汀这样解释了她为什么选择黛博拉·蔻儿。

“‘那么优雅，那么美丽——我就是没法把眼睛从她身上挪开。’格洛丽亚·多兰谈到她的第一名格蕾丝·凯利时这样说道。

“‘真是可口啊。’亚力克斯·博泰罗提及他的首选明星伊丽莎白·泰勒时说道，‘对吧，瞅瞅她那身材，看得男生们想赶紧长大。’”

不可能叫蒂默曼再从头开始，写个第五稿了。告诉他这篇文章既不能引人大笑，也不能让人微笑，告诉他把重点放在为什么而不是谁上面会更好些，似乎也没什么意义。现在哪还来得及深究这些，弗格森最不想做的就是对着蒂默曼颐指气使，教训他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他回到大脚趾先生站着的地方，把文章还给了他。

嗯？蒂默曼说。

还不错，弗格森回答。

意思就是不好。

没有，不是不好。还不错，意思是挺好的。

那下期怎么办？

不知道。我自己都没想呢。

但你打算再出一期，对吧？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现在说还太早了。

别放弃。你这个头开得挺好的，阿奇，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要是不想了，就不继续了。而且，你干吗这么上心。我都搞不懂为什么《改革报》突然间会对你这么重要。

因为它振奋人心，这就是原因，我也想成为其中一分子，感觉会很有意思。

好吧。那这样，如果我决定好再出一期的话，到时候告诉你。

给我机会，让我写点儿什么？

当然，有何不可。

你保证？

保证给你个机会？嗯，我保证。

但即便在他说这些话时，弗格森也明白自己的保证毫无意义，因为他已经下决心永久停办《改革报》了。和蒂默曼周旋了十四天，已经把他磨得筋疲力尽，觉得自己被榨干，也失去了灵感，他对自己的优柔寡断感到恶心，也对自己不能据理力争维护当初的立场感到沮丧，况且，既然他已经扑腾出了水花，完成了他打算做的事情，或许不继续办下去更好，他应该赶紧从池子里出来，擦干自己，见好就收。此外，目前是棒球赛季，他正忙着为西奥兰治商会海盗队打比赛，而没打比赛的时候他又在忙着读《基度山伯爵》，这本大部头是他上个月过十一岁生日时米尔德里德姨妈寄来的，第二期《改革报》付梓后他才腾出时间来看，一看进去便彻底沦陷，因为这绝对是迄今为止最让他爱不释手的小说，每天晚饭后跟着爱德蒙·唐太斯去冒险多过瘾啊，再也不用为了把文章塞进大报纸的窄栏而去数字数了，那太辛苦了，还只能在好多个父母以为他已经睡着的深夜里，在一片漆黑中借着那盏小台灯的光眯着眼加班加点，那么多失败的开头，那么多改了又改，那么多声默默的感谢，感谢那个发明了橡皮的人，让他终于明白了在写作这份差事中，会删和会写同样重要，再然后，他还得拿钢笔费事地在每个铅笔字母上描一遍，好让它们看起来足够黑，复印之后依然会清晰可辨，真是让人心力交瘁，是啊，就是这个词，和蒂默曼僵持了那么久，被折磨了那么久，他已经心力交瘁，而正如随便哪个医生都会告诉他的那样，治疗心力交瘁的唯一方法就是休息。

他休息了一个月，怀着沉重的心情读完了大仲马，担心不知道要过多少年才能再碰上一本如此优秀的小说，但接着，在他看完那本书三天之后，发生的三件事改变了他的想法，也结束了他的退隐生活。他实在按捺不住了。一个新的头条标题蹦到他脑子里，那几个词是那么讨人喜欢，它们的辅音撞击在一起时制造出的韵律是那么鲜活生动，它们看似毫无意义但事实上充满意趣的组合方式是那么机智狡黠，他太想看到它们被印出来了，于是他背弃了退出报业的誓言，开始策划起了第三期《改革报》，而头版上将用大字刊登他那个左右开弓的头条：加拉加斯的弗拉加斯[2]。

事情始于5月13号：当时，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刚刚抵达委内瑞拉，这是他南美三国友好访问的最后一站，可当他的车队从机场出来，行驶在首都加拉加斯市区的街道上时，却遭遇了一众抗议者的攻击。站在两旁人行道上的人群高喊着“尼克松去死！”“尼克松滚回家！”的口号，一大群人，大多是年轻人，迅速包围了尼克松乘坐的车辆，并开始冲车吐口水，砸车窗，没过一会儿他们又开始左右摇晃、前后推搡尼克松的车，愤怒至极，看起来马上就要把车掀翻了，如果不是这时突然出现的委内瑞拉士兵驱散了人群，为车队清理出了一条路，结局可能会很糟，对其中涉及的每个人都会非常糟，尤其是差点儿丢掉性命的尼克松和妻子。

弗格森第二天早上在报纸上读到此事，并在当晚的电视新闻中看到了事件的录像。第三天下午，堂姐弗兰茜和丈夫加里以及他们五个月的宝宝来他家做客。他们现在住在纽约，加里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念书，马上就要上完大一了，而自从弗格森四年前在他们的婚礼上担任花童以来，加里差不多把这个表弟视为自己的门徒，一个在思想及各种追求的世界中同样进取的跋涉者，他们之间有过许多关于书籍和体育的长谈，当然，也会聊到加里痴迷的政治话题（他订阅了《异见》杂志、《I.F.斯通周刊》和《党派评论》）。弗兰茜的丈夫是个有头脑的年轻人，绝对是米尔德里德姨妈之后弗格森认识的最好的思考者，所以他很自然地问到了加里对尼克松在委内瑞拉遇袭的看法。当时他们正一起在后院里，在弗格森六年前从上面摔下来的那棵橡树下散步，高大魁梧的加里抽着国会牌香烟，而弗格森的母亲和弗兰茜抱着小宝宝斯蒂芬坐在门廊上，那个肉墩墩的小人儿和他一比是那么小，就像他刚出生时弗兰茜也是他现在这个年纪一样，两个女人在一边轮流抱着孩子，嘻嘻哈哈地说笑，向来严肃的加里·霍兰德则在另一边跟弗格森讲冷战、好莱坞黑名单、红色恐慌，讲推动着美国外交政策的疯狂反共主义，讲美国国务院因此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南美洲扶植起的那些邪恶右翼独裁政权，这才是尼克松遇袭的原因，他说，不是因为他是尼克松，而是因为他代表的是美国政府，那些国家的大量民众对美国政府恨之入骨，而且恨得合情合理，因为正是美国扶植了那些压迫他们的独裁者。

加里停下来，又点着一根国会烟，然后问：你跟得上我讲的吗，阿奇？

弗格森点点头。我明白了，他说，我们太恐惧共产主义，所以要想尽办法铲除它，即便这可能意味着协助那些坏人。

第二天早上，弗格森一边吃早餐一边浏览体育版，第一次碰到了弗拉加斯这个词。底特律的一名投球手把球投到了芝加哥一名击球手的脑袋上，那个击球手扔下球棒，跑到投球区的土墩给了投球手一拳，结果双方球员全都冲到赛场上，互相拳打脚踢了整整十二分钟。弗拉加斯平息之后，记者写到，六名球员被逐出比赛。

弗格森看看他母亲，问道：弗拉加斯是什么意思？

就是打群架，她回答，骚乱。

我猜也是这个意思，他说，只是想确认一下。

几个月一晃而过，到学期结束时，克罗利克、蒂默曼和其他人都没再找过他麻烦，而曾经在范霍恩小姐的五年级就读的二十三名小学生也纷纷道别，准备开始过暑假。弗格森第二次去了天堂夏令营，虽然在那八个星期里，他大多数时候都是在球场上奔波或者湖里玩水，但仍然在午饭后的小憩和晚饭后的困倦中挤出了足够的自由时间，为第三期《改革报》撰写了一些文章，设计了版面。夏令营结束后，他利用开学前的两个星期最终完成了全部工作，在那段时间里，他每天上午、下午和大部分晚上都在工作，因为他给自己定下的截止日期是9月1号，这样才能给她母亲足够的时间到迈尔森的印刷所复印摹本，在开学前把当期报纸全部印出来。他觉得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新学年很不错，稍微来点刺激，让一切能有个更快的开始，到那之后再看接下去怎么办，是继续出《改革报》，还是这确实就是最后一期了。

他曾答应蒂默曼，如果要出新一期会提前通知他，但在他找到机会和他取得联系前，所有文章便已经定稿了。从夏令营回到家的第二天，他给蒂默曼家打了一个电话，但保姆告诉他，迈克和父母及两个兄弟到阿迪朗达克山里钓鱼去了，开学前一天才会回来。暑假刚开始时，弗格森曾考虑过自己写一篇轻松有趣、哇哇哇呜的电影女明星新闻稿放在第三期上，但为了尊重蒂默曼的感受，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明白登出来的话就太残忍了，看到自己枯燥乏味的努力被如此诙谐睿智地摧毁，蒂默曼肯定会很受伤。如果他手里还有蒂默曼那篇稿子的话，可能会考虑顺个人情把它发表出来，但4月的时候他已经在操场上把稿子还给了蒂默曼，所以这也不可能了。所以，当新一期《石子路改革报》即将在弗格森所就读小学的攀登架附近和教室里发售时，迈克·蒂默曼对其仍然一无所知。

这是弗格森犯的第一个错。

他的第二个错，是他记得太多和加里在后院的聊天内容了。

其实到那会儿，加拉加斯的弗拉加斯已经是旧闻，但弗格森就是放不下这个短语，一直在脑子里琢磨了好几个月，所以最后他决定弃用这个标题来报道尼克松的遭遇，转而写了一篇评论，放在头版正中央的方框里，加拉加斯的弗拉加斯在折缝上方，正文在折缝下方。受到和加里之间的对话启示，他争论道，美国不应再如此忧惧共产主义，而该去倾听一下别国人民的说法。“诚然，掀翻副总统的车不对，”他写道，“但那些涉事的人确实很愤怒，而且愤怒得有理有据。他们不喜欢美国人，因为他们觉得美国在和他们作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共产党，这只能说明，他们想获得自由。”

先是一拳，打在他肚子上的愤怒一拳，蒂默曼大吼着骗子，将他打翻在地。剩下的二十一份《改革报》从弗格森的手里扬出去，借着上午的强风散落在校园里，仿佛一群没有线的风筝，从其他孩子身边呼啸而过。弗格森站起来，也想回敬一拳，但蒂默曼似乎在刚刚过去的夏天里又长高了三四英寸，一挥手便挡开了弗格森的拳头，并顺势照着他的肚子又给了一拳，而且力道显然比第一次大得多，不但再次把弗格森捶翻在地，还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到这时，克罗利克、汤米·法克斯和其他几个男孩已经围着弗格森站成一圈，一边嘲笑一边用脓包、基佬、逼脑子这种话辱骂他，弗格森再一次努力站了起来，但蒂默曼又使出了蛮劲儿，第三次把他推倒在地，弗格森左胳膊肘着地倒下去后，几秒钟内，麻筋被碰到后产生的可怕疼痛让他动弹不得，给了克罗利克和法克斯充足的时间朝他脸上踢了几脚土。他闭上了眼睛。远处某个地方，传来了一个女孩的尖叫声。

随后而来的是训诫与惩罚，课后留校，写二百遍我再也不会在学校打架这种愚蠢的任务，以及做做样子、表示会尽释前嫌的礼节性握手，但是蒂默曼拒绝看弗格森的眼睛，以后也再不会与他有任何目光交流，而且还会继续把弗格森恨一辈子。可接着，当他们升入六年级之后的新老师布莱希先生正要让他们离开时，校长的秘书走进了教室，告诉弗格森说詹姆斯先生让他去楼下的校长办公室一趟。那迈克呢？布莱希问道。迈克不用去，奥哈拉小姐回道，就阿奇。

弗格森找到詹姆森先生时，他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手里还握着一份《石子路改革报》。詹姆斯先生已经在这所学校当了五年的校长，而且每过一年，他似乎都会变矮一些，胖一些，头发稀疏一些。弗格森还记得他刚上任时头发还是棕色的，可现在仅存的几绺已经变成银色了。校长没有让弗格森坐下，所以弗格森就站在原地没动。

你知道你惹下大麻烦了，对吧？詹姆森先生说。

麻烦？弗格森说。我刚刚被惩罚过，怎么还有麻烦？

你和蒂默曼受惩罚是因为打架。我说的是这个。

詹姆森先生把《改革报》往桌上一扔。

告诉我，弗格森，校长继续道，这期的每篇文章都是你写的吗？

是的，先生。每篇文章里的每个字都是。

没人帮你写东西？

没有。

那你母亲和父亲呢，他们事先看过吗？

我母亲看过。印刷是她帮我做的，所以她会比任何人都先看到。我父亲是昨天才看的。

那他们跟你说什么没？

没说什么。做得不错，阿奇。继续保持下去。大概是这些。

所以你是在告诉我，头版的评论是你自己的主意？

加拉加斯的弗拉加斯。对，我的主意。

那就坦白吧，弗格森。是谁在用这些共产党的宣传鼓动毒害你的思想？

什么？

告诉我，不然我就只能因为散布这些谎言而暂时让你停学。

我没有撒谎。

你才刚上六年级，也就是说你才十一岁，对吧？

十一岁半。

那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这个年纪的男孩能想出这上面的政论？你还太小，不可能是个叛徒，弗格森。显然不可能。所以肯定是有大人在向你灌输这种垃圾，我猜应该是你母亲或者父亲吧。

他们不是叛徒，詹姆森先生，他们都很爱国。

那到底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没谁。

你去年开始办报的时候，我没拦着你，对吧？我甚至还允许你为其中的一篇文章采访了我。我觉得挺可爱的，正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该做的那种事。没有争议，没有政治，可你过了一个暑假回来就成了赤色分子。我该拿你怎么办？

如果问题在《改革报》的话，詹姆森先生，那你实在不用担心。返校后的这期只印了五十份，其中一半还在打架时被风刮跑了。我本来就有些犹豫要不要继续办下去，但经过今天上午的打架之后，我已经做了决定：《石子路改革报》就此停刊。

此话当真吗，弗格森？

指天发誓。

那就不要食言，或许我可以忘了你本应该被停学这回事。

别，不要忘了。我想被停学。所有六年级男生都与我为敌了，学校是我现在最不想待的地方。求你罚我停学吧，停久一点，詹姆森先生。

别跟我耍嘴皮子，弗格森。

我没有。我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所以远离这地方的时间越久，我也会越好过些。

他父亲现在换了个行当，不再经营三兄弟家世界，而是在西奥兰治和南奥兰治的交界处盖了一个巨大的防风雨透明罩，取名为南山网球中心，六块室内网球场，可以让附近的网球爱好者一年十二个月随意放纵他们的激情，在暴风雨和暴风雪期间打，在夜里打，在冬日暖阳升起之前打，六块绿色的硬地球场，两间配备了洗手池、马桶和淋浴的更衣室，以及一家专卖店——专卖球拍、网球、运动鞋和男女式白色网球服。1953年的火灾被裁定为意外事故后，保险公司进行了全额赔付，但弗格森的父亲没有选择重建或者新址另开一家商店，而是慷慨地把一部分赔偿金分给了他的员工兄弟们（每人六万美元），然后用剩下的十八万筹建了他的网球场。卢和米莉去了佛罗里达州南部，卢在那里成了一名赛狗活动和回力球比赛的承办商，阿诺德则在莫里斯敦开了一家商店，专门经营与儿童生日派对有关的商品，货架上摆满了一袋袋气球、皱纹纸彩带、蜡烛、发声玩具、滑稽帽和蒙眼贴驴尾巴的挂画，不过新泽西还没准备好接受如此新潮的概念，两年半之后这家店便倒闭了，阿诺德不得不向斯坦利求助，并最终得到了一份网球中心专卖店的工作。至于弗格森的父亲，他在阿诺德把自己的生意经营到破产的两年半中，将时间全花在了筹集资本，让自己先前投入的钱不断增值的事情上，他几经搜寻买下了一块地皮，然后请来建筑师和承包商，建起了南山网球中心，并在儿子九岁生日的一周前，也就是1956年3月，开门营业。

弗格森挺喜欢那个防风防雨的大泡泡，喜欢网球在空旷的室内空间飞来飞去制造的回音，喜欢几块场地上都有人打球时，球与球拍相撞混杂在一起的啪啪声，喜欢橡胶鞋底踩在硬地上断断续续的叽叽声，喜欢人们的哼哧和喘气，喜欢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人说话，穿着白色运动服的人们把白色的球打过白色球网时的肃穆与庄严，在穹顶之外的那个大世界里，根本找不到另一个这样自我封闭的小世界。他认为父亲换工作这件事算是换对了，电视机、电冰箱和弹簧床垫给一个人带来的满足感毕竟是有限的，如果时机来临，你就应该试试别的事情，既然他父亲很喜欢打网球，那为什么不能通过他热爱的运动来赚钱呢？早在1953年，在三兄弟家世界被烧成灰烬之后那段阴森恐怖的日子里，在他父亲开始构想南山中心的规划时，他母亲就指出过涉足此类产业的风险，提醒他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确实，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起起伏伏，即便在中心建起来以后，会员人数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增长，才最终使收入超过了每月经营如此庞大的一家机构要投入的花销，也就是说，从1953年年底到1957年年中，在这三年多的大部分时间里，弗格森一家都是靠玫瑰园照相馆的收入勉强度日。不过，那之后情况就好多了，网球中心和照相馆都处于相当的黑字状态，赚到了足够的钱来满足他们的一些奢侈需求，比如他父亲买了辆新别克，家里的房子重新粉刷了一遍，他母亲买了一条貂皮披肩，弗格森连续两个暑假被送到了寄宿夏令营，只是即便他们的生活状况优渥了不少，弗格森也明白他父母工作得有多辛苦、多投入，才能维持住这种舒适的状态，他们甚至忙得没时间去做点儿别的事，尤其是他父亲，一周七天都让网球中心开着，而且一直从清晨六点营业到晚上十点，尽管有一群员工来协助他，比如查克·奥谢、比尔·艾布拉姆维茨（这两人基本上已经能独立管事）、约翰·罗宾森（以前在普尔曼豪华列车上做过服务员，现在负责球场和更衣室）、游手好闲的二伯阿诺德（每天在专卖店里磨洋工，抽骆驼烟、翻报纸和赛马新闻），还有三名年轻助理，罗杰·奈尔斯、奈德·福尔图纳托和里奇·西格尔（轮流换六小时和七小时的班），以及六七个兼职高中生，但弗格森的父亲在天冷的那些月份仍旧很少休息，当然，在天气暖和的那些月份里也没休息过多少天。

父母把心思全扑在工作上，弗格森有什么麻烦都放在自己心里。万一真有什么急事，他明白可以指望母亲与他一起面对，但事实是过去几年里并没有什么急事，至少没有什么糟糕到让他冲到她那儿去求助，他已经十一岁半了，大多数曾经在他看来火急火燎的情形，已被降级为一系列可以自行解决的小问题。开学第一天就在操场上挨揍绝对是个大问题。被校长指控鼓动宣传共产主义毫无疑问也是大问题。但这俩问题有哪个严重到了火急火燎的程度吗？在詹姆森校长的办公室挨训之后他差点儿哭出来，从学校走回家的一路上他都在拼命忍住眼泪，这一天从一开始就糟糕透顶，可能是他从树上掉下来摔断腿以来最糟糕的一天，他有无数个嚎啕大哭的理由。挨了朋友的揍，又挨了其他朋友的羞辱，接下来能预见的也只有更多的拳打脚踢和更多的羞辱，再就是最后的奇耻大辱，竟被那个愚蠢懦弱的校长说成是叛徒，可他甚至没有魄力停他的学。是啊，弗格森现在沮丧得不得了，弗格森在努力忍住不哭，弗格森现在进退维谷，可把这些告诉他父母有什么用呢？他母亲当然会感同身受，会把他拥在怀里紧紧抱住，会很愿意再次让他变成小男孩，坐在她的大腿上，把他心里的哀痛和委屈全哭出来，会替他打抱不平，威胁要给詹姆森先生打电话把他痛骂一顿，然后各方肯定会安排一次约见，大人们会为他争吵不休，每个人都会大肆讨论他这个左倾危险分子和他的左倾父母，可这有什么用？无论他母亲对他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也没法阻止下一个飞来的拳头。他父亲应该会更实际一点，他会拿出拳击手套，给弗格森上一堂拳击课，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甜美的学科（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误称），他会花二十分钟时间展示如何保持警惕、保护自己，反击一个比你高的对手，但拳击手套在操场上有什么用处呢？在操场上打架的时候都是赤手空拳，不会遵守规则，而且往往也不是一对一，而是二对一或者三对一甚至四对一。严峻。是的，或许情势很严峻，但父亲并不是最了解情况的，母亲并不是最了解情况的，他只能自己面对。不能哭着喊着求助。不能对他们透露半个字。就这么熬过去，离操场远远的，祈祷他不会在圣诞节前死掉。

整个学期，他都生活在地狱里，但那个地狱的性质，支配那个地狱的法则，每个月都在变化。他原以为基本上就是挨一顿拳头，被揍之后尽力狠狠揍回去，但在公共场合大打出手的情况没有发生，尽管在开学后的前几周里他经常会挨拳头，但从来没有机会还回去，因为他挨的那些拳头全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飞过来的——某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男生跑到他身边，冲他的胳膊、后背或者肩膀给一拳，在弗格森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就已经跑远了。打得很疼，都是没人留意时的一记偷袭，而且总是不同的男生，班上其他十一个男生里的九个，好像他们事先互相商量过，提前制定了策略，弗格森挨完这九个男生的九拳之后，殴打便终止了。接下来是冷遇，那九个男生拒绝和他说话，他张嘴说什么他们都假装听不见，表情空洞、漠然地看着他，仿佛他是个隐形人。然后是一段把他推倒在地的时期，那种老把戏，一个男生以手撑地跪在他背后，另一个男生从正面猛地推他一下，让他失去平衡仰面跌到那个跪着的男生的背上，有好多次他摔下去时都是头先着地，因此不光要遭受在放松警惕时又一次被乘虚而入的羞辱，还有疼痛。太好玩了，拿他换来了太多的哈哈大笑，而且那些男生是那么狡猾那么高效，布莱希先生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被污损的绘画，被乱涂过的数学作业，丢失的午饭，储物格里的垃圾，被剪掉的夹克袖子，雨鞋里的雪，课桌里的狗屎。冬天是恶作剧的时节，是室内的恶意与日渐加深的绝望不断滋长的苦涩季节，接着，在他过完十二岁生日几周之后，冰雪逐渐消融，新一轮拳击又开始了。

若不是有那些女生，弗格森早就已经支离破碎了，但班上的十二个女生没有一个和他作对，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有两个男生也拒绝参与他们的野蛮行径，一个是又胖又有些愚蠢的安东尼·德鲁卡，常被唤作胖子、爱哭鬼和吱吱响，他一直很敬重弗格森，以前也经常受克罗利克那帮人的欺负，另一个是新来的霍华德·斯莫尔，一个安静、聪明的男孩，暑假时刚刚从曼哈顿搬到西奥兰治，在市郊的腹地上仍然像个新手那样步步小心、时时留意。也就是说，实际上大多数同学都站在弗格森的阵营，他并不是一个人，至少不是彻彻底底的孤家寡人，于是靠着三项核心原则，他最终挺了过来：永远不要让他们看到你哭，永远不要懊恼或愤怒地回击，永远不要向任何管事儿的人士吐露一个字，尤其是他父母。当然，这件事终归是残酷和让人沮丧的，他夜里在枕头上流下过无数眼泪，做过无数狰狞的梦，梦到的全是愈加周密复杂的复仇计划，一直在令人晕眩的忧郁深渊中不断下坠，精神也陷入一种可怕的神游状态，常常幻想自己从帝国大厦顶上纵身一跃，心中默默慷慨陈词，抨击他所遭受的不公正，以及一阵阵如慌乱鼓点一般的自我鄙夷，隐秘地认定自己应该受到惩罚，因为如今的惨状全是他自找的。当然，这些都是私底下的想法。在公共场合他会逼着自己坚强起来，挨了拳头也不会喊一声，就像无视地上的蚂蚁或者中国的天气那样无视这些，面对每一次新的羞辱，他会装作仿佛自己刚刚赢得了宇宙中的什么善恶大战一样转身走开，绝不表现出任何悲伤或者认输的样子，因为他知道女生们都在看他，而他越是勇敢地直面那些袭击者，越会有更多的女孩站在他这边。

一切都太复杂。他们现在十二岁了，或者就快十二岁了，有些男女生已经开始出双入对，性别间的分歧越来越小，男女几乎站到了同一立场之上，突然间，大家聊起了男朋友和女朋友，聊起了要确定情侣关系，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派对，不是跳舞就是玩转瓶接吻游戏，那些一年前还用揪头发和掐胳膊来折磨女生的男生，现在却更喜欢和她们接吻。仍然是男生老大的蒂默曼和女生老大苏西·克劳斯结成了浪漫同盟，像皇室夫妻一样统治着全班，1959年的红人情侣。这对弗格森有些好处，因为他和苏西从幼儿园起就是朋友，而她正是反霸凌力量的领头人。苏西和蒂默曼3月底在一起之后，氛围开始起了一些变化，没过多久，弗格森便注意到他被袭击的次数越来越少，没几个男生再打他了。当然，没人公开说过为什么。弗格森猜测是苏西给她的新男友下了最后通牒——不许再折磨阿奇，否则我就消失——由于蒂默曼更在乎的是追到苏西而不是恨阿奇，所以他服了软。当然，蒂默曼对阿奇还是一副轻蔑的样子，但已经不再拿他练拳，也不再毁坏他的东西，蒂默曼退出“九人帮”之后，其他男生也相继退出，因为蒂默曼是他们的头目，他做什么他们就会跟着做什么，所以到学期结束前的两个半月，折磨阿奇的只剩下了四个人，也就是克罗利克和他那帮弱智，被这四个家伙折磨虽然也挺难受，但比之前九个人欺负他强多了。苏西·克劳斯怎么都不告诉弗格森她到底有没有和蒂默曼交代过（恋爱礼仪要求她忠于恋人，对这个话题守口如瓶），不过弗格森基本上可以肯定她说过，对她和她那颗高贵的勇者之心感激涕零，甚至开始期待有一天她最终会甩掉蒂默曼，好让他有机会碰碰运气。早春的那几周里他一直在琢磨这事儿，觉得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先邀请她在某个周六下午和他一起去他父亲的网球中心，带她到处转转，展示一下他对那儿的内部运作有多了解，而这无疑会给她留下好印象，让她有接个吻的心情，或许接好几个吻，或者就算吻不到，至少可以拉拉手。鉴于新泽西市郊地区这一角的青春期恋情变化无常，一般的交往只会维持两三个星期，能交往到两个月已经和结婚十年差不多，所以弗格森认为他的机会应该会在放暑假前到来，并不算离谱。

与此同时他的目光盯住了格洛丽亚·多兰，这个女生比苏西·克劳斯好看点儿，但没有和苏西在一起那么让人兴奋，和活泼好动、脾气直率的苏西相比，格洛丽亚是个温柔和善、枯燥乏味的灵魂，但弗格森还是盯上了她，因为他发现格洛丽亚也盯上了他，这里的盯不是比喻，而是她在自以为弗格森没看她的时候真的会盯着他看，在过去一个月里，弗格森有好多次逮到她在上课时看他了，坐在她的桌子后面，趁布莱希先生背对着学生在黑板上解又一道数学题的时候，不再去看黑板上的数字而是开始研究起弗格森来，仿佛对他有极大的兴趣，现在弗格森了解到这个兴趣，也扭过头去看她，不再看黑板，二人的目光交流越来越频繁，每次他们都会冲对方微微一笑。在人生之路的这个节骨眼儿上，弗格森依然在等待他的初吻，第一个来自异性的吻，一个真正的吻，不是妈妈、外婆和堂姐堂妹那种虚假的亲吻，而是热烈的吻，激情的吻，超越了简单的嘴唇触碰，可以直接送他飞入那片迄今未知的领地。他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个吻了，早在过生日之前他就一直在想这件事，在过去几个月里也和霍华德·斯莫尔反复详尽地探讨过，现在既然他和格洛丽亚在课上已经冲着对方偷笑了，弗格森便决定格洛丽亚应该成为他的初吻对象，因为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她必然会成为他的初吻，就这样，在4月末的周五晚上去快乐林大道的佩吉·戈德斯汀家参加聚会时，弗格森拉着格洛丽亚来到后院并吻了她，由于她也回吻了弗格森，所以他们俩又继续亲了好一会儿，远比他预想的接吻时间长多了，或许有十到十二分钟，在第四还是第五分钟时，格洛丽亚把舌头伸到了他嘴里，那一刻，一切突然发生了变化，弗格森意识到他已经生活在一个新世界里，永远不会再踏足以前的旧世界。

除了和格洛丽亚·多兰之间那些改变人生的接吻之外，如果说这惨淡的一年中还有一点好的话，那就是他和新来的男孩霍华德·斯莫尔的友情越来越深了。由于霍华德是从别的地方迁来的，他在新学年第一天那个决定命运的上午登场时，对于谁是谁和谁该是什么样，并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到操场上之后没过几分钟便购买了第三期《石子路改革报》，可正当他开开心心地浏览报纸的内容时，却看到蒂默曼那伙人开始殴打刚刚卖报纸给他的那个男孩，是非分明的霍华德立即站到了弗格森那边，并且从那天起一直忠心耿耿，再加上他偶尔还会因为跟弗格森做朋友这项罪名而遭到攻击，这两个男孩的关系越来越好，毕竟，要是连对方都没有，他们各自就真的是孤家寡人了。六年级的两个贱民因此做了朋友，并且不到一个月，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霍华德，不是霍伊，断然不能叫那个昵称霍伊。虽然名字小[3]，个子却不小，只比弗格森矮不到一英寸，还没到青春期就已经开始壮起来了，又结实又有力，体格强悍，运动起来有种不要命的蛮劲儿，毫不懈怠的热情和努力弥补了稍逊一筹的运动能力。聪明、友好，学东西很快，有一种在压力之下表现出色的天赋，成绩以百分比计算的话甚至超过了蒂默曼，喜欢读书，和弗格森一样，越来越热衷政治，也和弗格森一样，而且他有极佳的绘画天赋，平时装在口袋里的铅笔，三下两下就能画出照片一样逼真的风景、肖像和静物，他也会画卡通和漫画，而且其中的幽默大部分源于不可思议的双关语，各种毫无语义关联但因为发音近似而从日常语境中被拎出来的词汇，比如在一幅题为《他轻而易举地在空中飞翔》的画里，一个小男孩手举着一个巨大的E在天上飞过，而背景中的其他男孩则费力地举着可怜的小写e跟在后面[4]，或者在弗格森最喜欢的那幅里，霍华德将洗漱用品一词变成了某种植物，在这幅名叫《平斯基果园》的画里，最上面是一排樱桃树，旁边工整地写着樱桃树，中间是一排橘子树，旁边工整地写着橘子树，最下面一排马桶树，旁边工整地写着马桶树[5]。多么精彩奇趣的主意啊，弗格森心想，耳朵真是太灵了，能把原来的词一拆两半，不过比耳朵更重要的是眼睛，眼手合一，因为如果挂在树枝上的马桶画得没那么好的话，最终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弗格森还从没见过画得如此精准、逼真的马桶。

霍华德的父亲是位数学教授，被聘为蒙特克莱尔州立教育学院的教导主任后举家搬来了新泽西。霍华德的母亲是位编辑，为一本名叫《壁炉与家》的女性杂志工作，也就是说，她一周有五天都要跑到纽约去上班，很少能在天黑前赶回西奥兰治，再加上霍华德有一个二十岁的哥哥和十八岁的姐姐（都在念大学），所以他的情况和弗格森非常类似——事实上的独生子，放学回家后大多数时间要面对一所空房子。在1959年，市郊的女性没几个有工作，但弗格森的母亲和他这个朋友的母亲并不是家庭主妇，比起大部分同学他们不得不更加独立，而现在他们十二岁了，就要冲进青春期的大门，有大量无人监管的时间来挥霍便成了一项有利条件，因为在那个人生阶段，父母一定是世界上最无趣的一群人，越少和他们扯上关系越好。放学后他们可以去弗格森家，打开电视看《美国音乐台》或者《百万美元电影》，不用担心被责备这么好的下午却要待在家里，浪费掉白天仅剩的几个宝贵小时。那年春天，他们甚至两次成功地说服格洛丽亚·多兰和佩吉·戈德斯汀跟他们一起回家，在客厅里举办了四人舞会，由于弗格森和格洛丽亚到那时已经是接吻老手，他们的榜样也启发了霍华德和佩吉试着开始研习法式接吻这门复杂的艺术。在别的下午他们会去斯莫尔家里，可以不用担心被打扰或者监视，打开霍华德哥哥的书桌最下面那个抽屉，抽出一摞精心掩藏在一本高中化学书下面的色情杂志，然后不厌其烦地讨论哪个裸女的脸最漂亮或者身材最吸引人，比较《花花公子》和《绅男》《骚雅》杂志里的那些模特，《花花公子》里的女人看起来有些不真实，但那些彩色照片拍得很专业，光也打得很好，相比之下，便宜杂志里的照片就显得粗糙、模糊多了，前者是光彩亮丽的典型美国小妞儿，后者则是更色情淫荡的妇人，脸更粗糙，一头金发显然经过了漂色处理，他们讨论的点总是哪个最能撩到你，以及当你的身体准备好进行真正的性爱时，最想和哪个女人做爱，当然，这个对于当时的他俩来说仍然不大可能，但过不了多久就可以了，或许再过半年，或许一年，最终会有一天，当他们在某天晚上睡着后，会在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男人。

他十岁半时，即将长大成人的第一个迹象以左腋窝下冒出一根毛的形式出现了，从那之后弗格森一直在留意自己的身体变化。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仍旧有些惊讶，因为来得实在有些太早了，那时候他还没准备好和从出生起就属于他的那个小男孩告别。那根毛又丑又可笑，像是什么外星势力派来搞破坏的入侵者，于是他拔掉了那根毛，但没过几天它又长了出来，过了一个星期，它的双胞胎也出现了，那之后右腋窝同样行动起来，没过多久，原本稀疏的毛发已经难以分辨清楚，变成了两团浓浓的腋毛，到他十二岁时，已经成了无可更改的永久事实。弗格森怀着恐惧和好奇，发现身体其他部分也发生了变化，双腿上长出了几乎看不见的黄毛，手臂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粗，曾经光滑的下腹部也蹿出了越来越多的阴毛，刚过完十三岁生日不久后，鼻子里和上嘴唇上又钻出了恶心的黑毛，恶心到了破相的程度，所以一天早上，他用父亲的电动刮胡刀把它们全剃掉了，几周后又长出来时他还是照剃不误。让他感到可怕的是他无法控制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一切，他的身体仿佛变成了某个爱搞恶作剧的疯狂科学家做实验的场所，随着新的毛发继续在他的皮肤上大片大片冒出来，他禁不住想到了狼人，也就是那个秋天的某个晚上，他和霍华德一起在电视上看的那部可怕电影的主角，一个正常男人变成了满脸长毛的怪物，弗格森终于明白了，那部电影其实是个寓言，讲的是一个人在青春期感到的孤独无助，因为你的基因决定你会变成什么样，你就注定会变成什么样，但在这个变形过程结束前，你根本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不过，伴随这种可怕的还有一种蛊惑，你明白无论过程多么漫长艰苦，最终它会带你走进一个情欲快感的王国。

问题在于弗格森对那种快感是什么样的仍然一无所知，尽管他竭力想象过自己的身体在高潮时会是什么感受，但想象力一直让他大失所望。在他双位数年龄的最初几年中，弗格森基本没有了解到什么可信的事实，而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道听途说，也就是从那些有哥哥已经进入青春期的男孩那里听来的一些神乎其神且未经证实的说法，比如他们泛泛提到的那种获得快感时有些出人意料的抽搐，和从你阴茎里喷射出的一股股乳白色液体，有时候可以飞到几英尺甚至几码之外，即所谓的射精，而且总会伴随着那种人人都在追求的飘飘欲仙之感，霍华德的哥哥汤姆说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感受，但当弗格森让他详细描述一下，汤姆却说他不知道从何说起，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弗格森只能等着时机到来之后自己去体验，真是个恼人的回答，对于缓解弗格森的无知一点用都没有，虽然他现在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术语，比如精液这个词，也就是从你身体里射出来的黏稠物质，里面所含的精子是制造婴儿的关键成分，但无论什么时候别人在他面前提到这个词，弗格森都不可避免地联想到一船的水手[6]，穿着乳白色制服的商船水手，上岸后跑到码头附近的低级酒吧里和半裸的女人调情，或者伴着某个衣衫褴褛的独腿男人用古老的六角手风琴大声演奏出的调子，同老水手一起醉醺醺地喊航海号子。可怜的弗格森。他脑子里现在就像一团糨糊，而且还是想不出那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思绪总会同时朝不同的方向发散。水手很快就成了“看人”，随即他又会联想到自己成了盲人，手里拄着一根白色的拐杖，敲敲打打地探着路走进了酒吧。

很显然，这出戏中的核心角色是他的腹股沟，或者用古老的《希伯来书》中的术语来说，是他的下体，也就是他的私处，而在医学文献里则通常被称作生殖器。自他对自己的身体有意识以来，就觉得在没人的时候抚摩下面或者说玩弄他的阴茎，感觉很不错，比如晚上躺在床上或者早上刚醒时，摸着那根肉质的突出物让它直直地立起来，变成平常大小的两倍或者三倍，甚至是四倍，而这种惊人的转变发生后，某种初生的快感随即开始传遍他的身体，尤其是身体的下半部分，一种突如其来的不明快感，虽然还算不上飘飘欲仙，但却暗示着将来有一天，那种极致的快乐可以通过类似的摩擦来获得。他现在正在稳步发育当中，每天早晨他的身体似乎都比前一天又长大一些，而他的阴茎也和身体部分保持着同步的增长，不再是乳臭未干的童年时期那根其貌不扬的小东西，而是一个长度相当的附加物，不仅如此，它现在似乎有了自己的脑子，在没什么刺激的情况下也会变长变硬，尤其是在他和霍华德研究汤姆那些裸体杂志的下午。他们俩现在已经上初中了，有一天，霍华德给他讲了一个从哥哥那里听来的笑话：

一位理科老师问学生：身体的哪部分可以膨胀到其正常尺寸的六倍大？他指指麦克基拉卡迪，叫她来回答，但那个女生没有回答，而是用双手捂住了涨得通红的脸。老师接着指了指麦克唐纳德，他立即答道：瞳孔。老师说，答对了，然后转头看着羞愧的麦克基拉卡迪，用恼怒到接近鄙夷的口吻对她说：我有三件事要告诉你，小姑娘。他说，第一，你根本没有完成我布置的作业；第二，你的脑子里净是些肮脏下流的思想；第三，恐怕你这辈子都得大失所望了。

看来不会变成六倍长了，就算他发育完全之后也不会。他所期待的未来原来是有限度的，不过，无论尺寸到底会是多大，无论软绵绵和硬邦邦之间的比例是多少，最终增加的长度，到了该用的那天，到了那天晚上，以及随后的日日夜夜里，都应该够用了。

比起过去七年里一直把他当囚犯来管教的小学，初中无疑要更好些，上完每节五十分钟的课之后会有一千名学生涌到走廊里，也就是说，他不用再忍受那种令人窒息的熟悉感，总是和同样的二十三个或者二十四个学生困在一间屋子里，从周一困到周五，从9月初困到6月末。九人帮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就连克罗利克和他那三个马屁精也很难再见到，因为弗格森现在很少会和他们有什么交集。蒂默曼倒是经常在眼前晃，因为他和弗格森有四门课是一起上的，但这两个男生会尽量忽略对方的存在，所以也算是和平相处，虽说是个不太令人愉快的僵局，但至少可以忍受。更棒的是，正如弗格森期待的那样，蒂默曼和苏西·克劳斯最终各奔东西了，而他自己在暑假时和格洛丽亚·多兰失去了联系，他的这位初吻对象现在盯上了帅气的马克·康纳利，对于这一点弗格森多少有些失望，但并没有完全被击垮，因为这意味着他终于有机会去追求苏西·克劳斯这位他六年级时的梦中女孩了，于是在开学第一周的某个晚上，他把握机会给她打了电话，接着便有了星期六下午带她去参观他父亲的网球中心，以及二人在随后那个星期六的初吻，便有了后来那几个月的星期五和星期六的其他很多吻，不过，最终他们也分道扬镳了，苏西也投入了前面提到的马克·康纳利的怀抱，因为格洛丽亚·多兰被一个叫瑞克·巴西尼的男生抢走了，弗格森则恋上了越来越可人的佩吉·戈德斯汀，因为她前段时间把霍华德甩了，不过，弗格森的那位好朋友早就缓过来了，心一点儿都没碎，而且已经把它献给了活泼热情的伊迪·坎特尔。

就这样，那一整年都由这类转瞬即逝的迷恋和循环组合的爱情贯穿始终，而且那一年，他的朋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戴着牙套出现在了学校，也开始担心起脸上冒出的青春痘。弗格森觉得自己很幸运，到目前为止他脸上只爆发过三四座不值一提的小型火山，并且一出来就被他挑破了，至于他的牙齿，他父母认为已经够整齐了，所以还躲过了畸齿矫正的折磨。不仅如此，他们还坚持认为他应该再去天堂夏令营过个暑假。他原本以为十三岁有点儿太大了，不适合再去夏令营，所以曾在前一年的圣诞假期询问过他父亲，说来年的七八月他能不能在网球场打工，但他父亲一笑了之，回答说以后有的是时间打工。你需要在外面多跑跑，阿奇，他父亲告诉他，多和那些同龄的男孩子一起去四处玩玩。更何况，你得到十四岁才能申请工作雇佣证明，反正在新泽西州你没法打工，你总不想让我犯法，惹一身麻烦吧？

弗格森在夏令营挺开心的。他每次在那儿都很开心，而且能和他那些来自纽约的暑假朋友，那些和他一样年复一年回到这儿的五六个城里孩子再次相聚，也挺不错。他喜欢大家油嘴滑舌、兴致勃勃的样子，不停地互相挖苦逗趣，让他想起二战电影里那些聊天的美国大兵，开着各种俏皮的玩笑，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把任何情形变成又一个戏谑或者嘲讽的由头。以这样的机智和不恭去攻击生活，一定程度上无疑是令人赞赏的，但有时候也会让人厌倦，每当弗格森受够了室友们的嘴皮子功夫，就会想念霍华德，想念这位过去两年中的密友，或者说他有生以来最好的好朋友，由于霍华德远在他姨妈和姨夫位于佛蒙特州的乳牛场过暑假，弗格森便开始利用午饭后的一小时休息时间给他写信，许多或长或短的信，当时心里正想什么就写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霍华德是唯一一个他可以倾诉衷肠的人，唯一一个他敢去信任、讲真心话的人，是他独一无二、无可指摘的朋友，不管是对他人的挑剔指摘，还是对刚看过的书评头论足，不管是瞎琢磨公共场合憋着不放屁有多困难，还是关于上帝的一些思考，他心里有什么都可以跟霍华德分享。

信总共有十六封，霍华德把它们精心保存在一个四四方方的木盒子里，甚至在他长大开始了成年生活之后，也还一直留着它们，因为十三岁的弗格森，他那位牙齿周正、细皮嫩肉的朋友，那份早已停刊但从未被忘记的《石子路改革报》的创办者，那个六岁时摔断过腿、三岁时磕破过脚、五岁时差点儿淹死的男孩，那个挺过了九人帮和四人党欺负迫害的男生，那个亲吻过格洛丽亚·多兰、苏西·克劳斯和佩吉·戈德斯汀的男生，那个扳着指头算自己还有多少日子才能进入情欲快感王国的男生，那个原本以为、期待和完全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未来的人生还很长的男生，没能活到那个暑假结束。这就是霍华德·斯莫尔会珍藏那十六封信的原因——因为它们是弗格森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点印记。

“我已经不信上帝了，”他在其中一封里写道，“至少不信犹太教、基督教或者别的宗教里那个上帝了。《圣经》里说上帝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但《圣经》是人写的，对吧？所以，实际上是人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才对。也就是说，上帝并没有守望着我们，他也绝对不在乎人的想法、做法或者感受。如果他真在乎我们的话，就不会创造出一个如此糟糕的世界，人们也就不会打仗，不会自相残杀，不会建造集中营，不会说谎，不会骗人，不会偷盗。我不是说上帝没有创造世界（哪个人能做到这一点！），而是说一旦造完之后，他便消失在了宇宙的原子和分子中，丢下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打打杀杀地争个你死我活。”

“我很高兴肯尼迪获得了提名，”他在另一封中写道，“比起别的候选人，我更喜欢他，而且我敢肯定他能在秋天击败尼克松。我说不清为什么自己会这么有把握，但我实在无法想象美国人会选一个被称为‘滑头迪克[7]’的人当他们的总统。”

“我住的木屋里还有另外六个男生，”他在又一封信中写道，“其中有三个现在已经到了‘做’的年纪。他们晚上躺在床上打完飞机，还会告诉我们到底有多爽。两天前，他们玩了一下所谓的‘圈撸’，而且还允许我们看，所以我最终见识到了那玩意儿到底啥样，能喷多远。不是乳白色，而是类似奶酪的那种白，有点儿像蛋黄酱或者护发素。然后那三个圈撸王里的大块头，一个叫安迪的家伙，又硬起来之后，干了件叫我和其他人都目瞪口呆的事儿。他弯下身子，含住了他自己那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人还能这样。对吧，怎么会有柔韧性这么好的人，能把身体拧成那种姿势？昨天早上我自己在卫生间试了一下，但是根本没法把嘴弄到那东西附近。不过这样也好。我可不愿意把自己想成一个吸鸡侠，对吧？但话说回来，那场面真是太怪异了。”

“到这儿之后我总共看了三本书，”这是他写的最后一封信，落款处的日期是8月9号，“我觉得都写得超级棒。其中两本是米尔德里德姨妈寄来的，薄点儿的那本是弗兰兹·卡夫卡的《变形记》，厚点儿的是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有一本是我堂姐弗兰茜的丈夫加里给我的，伏尔泰的《老实人》。卡夫卡那本是最奇怪也最难读的一本，但我简直爱死了。讲的是有个男人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听起来很像科幻或者恐怖小说，但并不是，而是在讲人的灵魂。《麦田里的守望者》讲的是一个高中男生跑到纽约游荡。里面没什么情节，但霍尔顿（故事的主人公）讲话的风格太贴近现实了，你会忍不住喜欢他，想跟他交朋友。《老实人》是一本十八世纪的旧作，但是离奇又幽默，我几乎看每一页都会哈哈大笑。加里说这是一部政治讽喻小说。但我管它叫好东西。你一定要去看——还有其他那两本。现在我读完之后，才意识到这些书到底有多不一样。它们的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同样精彩，也就是说，写出好书来的方式并不是只有一种。去年邓普西先生还一直跟我们说，有对的方式和不对的方式——还记得吧？或许对数学和科学而言是这样，但书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照自己的想法去写，如果你的创作方式是好的方式，你就能写出一本好书来。有意思的是我也说不清最喜欢哪种。你肯定觉得我应该清楚，但我真不知道，我都喜欢，所以我猜这就是说任何好的方式都应该是对的方式吧。一想到还有那么多书没读，我就很开心——几百本，几千本，值得期待的还有好多！”

弗格森人生的最后一天，1960年8月10号，是由黎明后的一阵细雨开启的，但起床号在七点三十分吹响时，乌云已经飘到了东边，露出了蔚蓝的天空。弗格森和他的六个室友一起去餐厅吃早饭时，同行的还有他们的辅导员比尔·考夫曼，一个6月刚刚在布鲁克林学院完成了大二学业的学生，但在他们喝燕麦粥、吃炒鸡蛋的三四十分钟里，乌云又回来了，几个男生走回木屋，准备打扫卫生、等待检查时，雨也下了起来，但雨丝是那么细微，几乎难以察觉，所以大家都不以为意，既没人披雨披也没人撑着伞。他们的T恤上虽然有星星点点被打湿的痕迹，但也仅此而已——只是最细的那种细雨，水量小得不足以让他们湿透。但是，就在他们进行早晨的例行公事，开始铺床扫地时，天空变得越来越晦暗，没过多久雨就迫不及待地落了下来，越来越大的雨滴越来越快地砸在木屋的房顶上。有一两分钟，那雨声制造出一种有些跑调但仍旧美妙的切分节奏，不过随后雨势逐渐加大，那种效果便消失了。雨不再制造音乐，而是带来某种连成一片的密集声响，类似打击乐的嘈杂混响。比尔告诉他们，一个新的天气系统正在往北移动，而与此同时一个冷锋正在向南移动，所以他们要迎来一场长时间的强降雨了。舒舒服服地待着吧，小子们，他说，肯定会是场大暴雨，估计一整天我们都得待在屋子里了。

阴沉沉的天空变得愈加晦暗，木屋里也越来越难看清东西。比尔打开了头顶的灯，但在灯亮之后仍然显得有些暗，因为那个七十五瓦的灯泡悬挂在高高的房梁上，基本上照不清下面的东西。弗格森正躺在床上，一边借着手电筒的光翻看一本在木屋里被传来传去的《疯狂》杂志过刊，一边思忖着以前哪个早晨比现在这个还黑暗。雨现在狠狠打在屋顶上，发起全面攻势不断撞击着木瓦，仿佛雨滴变成了石子，无数从天而降的石子噼里啪啦砸在他们头顶之上，接着，弗格森听到远处滚来了轰隆隆的一声雷，沉闷而又压抑，让他想到了人们清嗓子时发出的声音，那个雷离他们应该有好多英里吧，可能是在山里的什么地方，但这让弗格森感到有些奇怪，因为根据他的经验，雷暴中的雷声闪电总是和雨形影相随，但此刻雨已经在下了，大得瓢泼一样，但雷声却离他们很远，于是弗格森猜测现在应该同时在下两场暴雨，不是比尔说的那样，只有一场暴雨和一个冷锋，而是两场不同的暴雨，一个就在他们头顶，一个正从北边移来，如果第一场暴雨还没下完第二场就移过来的话，那么两场暴雨会撞在一起，合二为一，制造一场可怕的特大暴雨，弗格森心想，一场无与伦比的暴雨，终结一切暴雨的暴雨。

睡在弗格森右手那张床上的，是一个叫哈尔·克拉斯纳的男生。从暑假开始他们就一直在玩一个老梗，模仿聪明的乔治和愚蠢的莱尼，《人鼠之间》里的那两个流动工，他们俩在那年早些时候都已经读过这本书，并且发现里面蕴藏着无数潜在笑点。弗格森扮乔治，克拉斯纳扮莱尼，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花几分钟，为各自选择的角色现编一些古怪的对话，一轮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比如莱尼让乔治告诉他，他们上天堂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或者乔治提醒莱尼不要在公共场合挖鼻子，反正就是这类更接近劳莱与哈台的喜剧，而不是斯坦贝克原著的愚蠢对话，两个男孩很享受这样的恣意胡闹，而现在倾盆而下的大雨浇着营地，大家都困在屋里，克拉斯纳又打起了再来一轮的心情。

求你了，乔治，他说。求你让它停下来，我受不了了。

让什么停下来，莱尼？弗格森问道。

雨啊，乔治。下雨的声音，太吵了，快要把我逼疯了。

你一直都疯啊，莱尼。你自己知道的。

不是疯，乔治。只是蠢。

是蠢，但也疯。

那我也控制不了，乔治。生下来就是这样。

没人说那是你的错，莱尼。

所以呢？

所以什么？

你能帮我让雨停下来吗？

只有老板才有这本事。

但你就是老板，乔治。你一直都是老板。

我是说那个大老板。独一无二的那个。

我可不认识什么独一无二的老板，我只认识你，乔治。

现在只有用奇迹才能让雨停下来。

没关系。你什么都能做到的。

我能？

这声音快我难受死了，乔治。你要不做的话，我觉得我会死掉。

克拉斯纳用手捂着耳朵，哼哼起来。这是他演的莱尼在告诉乔治，他已经忍无可忍了，而弗格森演的乔治只能忧伤而同情地点点头，因为他明白没有人能让雨停，这样的奇迹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但弗格森本人实在没法再继续演他的角色，因为克拉斯纳病牛似的哼哼太好笑，听了几秒之后弗格森便大笑起来，打破了这场闹剧在他身上下的魔咒，但克拉斯纳的魔咒还在，他以为弗格森是在演乔治哈哈大笑的样子，于是把手从耳朵上拿下来，仍然以莱尼的身份说道：

这么嘲笑别人可不好，乔治。我可能不是镇上最聪明的人，但我也有灵魂，和你，和其他人一样，所以如果你还继续傻笑个没完，那我就只能像对待兔子那样，把你的脖子拧成两截儿了。

既然现在克拉斯纳演的莱尼发表了一番如此恳切有力的演说，弗格森只能重新让自己回到角色之中，再一次为克拉斯纳、为其他正在一旁听他们的男生变身为乔治，但就在他准备深吸一口气，大声喊出叫雨停下的命令时——雨已经下够了，老板！——天空突然响起了一声炸雷，简直震耳欲聋，甚至连木屋的地板都有些摇晃，窗框都在咣当咣当响，地板和窗框继续嗡嗡地振动着了一会儿后，随着第二声惊雷的到来，再次被震得嘎嘎作响。听到雷声时，一半的男孩跳了起来，或者猛地挺直了身子，或者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其他的男孩则条件反射似的叫了出来，空气从他们的肺里冲出来，变成了简短、受惊的叫喊声，听起来像是说话，但事实上只是类似说话的那种本能的咕哝声——哇，喔，哇哦。雨还是下得很大，猛烈地打在窗户上，没法透过玻璃看清外面的情况——能看到的，只是被突如其来的闪电照亮的那一条条歪歪扭扭、浸没在黑暗之中的水纹，只是一片持续十下或二十下心跳的漆黑，和随后持续一两秒的耀眼白光。正是弗格森想象的那种暴雨，北边来的空气和南边来的空气撞击在一起，两场大暴雨汇聚成的一场大暴雨已经来到了他们身边，而且比他想象的还要更大更精彩。一场壮观的暴风雨。一把劈开了天穹的愤怒大斧。一场狂欢。

别担心，莱尼，他对克拉斯纳说。没必要害怕，我现在就让这噪音停下来。

弗格森没跟大家说一声他要干什么，便从床上跳下来跑到门口，用两只手使劲拉开了门，虽然能听到比尔在他背后大喊——胡闹什么，阿奇！你疯了吗？——但他没有停住脚步。他明白自己要做的事很疯狂，但事实是他那会儿就想疯狂一把，他想跑到暴风雨中，去体验一下暴风雨，成为暴风雨的一部分，站在暴风雨中，一直站到他的身体里也充满暴风雨为止。

雨真是太大了。弗格森冲出门跑到外面后，才意识到他从来没见过下得如此猛烈的雨，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这么快的雨点，就像小铅弹一样从天上直冲而下，重得足以在他的皮肤上砸出淤青，甚至在他头骨上砸个坑。一场恢弘壮丽的雨，一场神通广大的雨，但要在最大程度上享受它，弗格森觉得他应该跑到前面不到二十码远的那片橡树林，因为树叶和树枝能为他的身体遮挡一下那些砸下来的子弹，于是他猛地朝树林冲去，飞快地跑过湿滑的地面，把已经没过脚踝的积水踢得四处飞溅，雷声在他的头顶和周围轰隆作响，一道道闪电击在距离他的双脚只有几码远的地方。跑过去时，他已经被淋成了落汤鸡，但浑身湿透的感觉还挺好的，被浇成这个样子是所有的好感觉里最好的那种，弗格森很开心，比那年暑假的任何时候，比任何之前的那些暑假，比他人生中的任何时刻都开心，因为这绝对可以算是他做过的最了不起的事。

风很小，接近于无。这场暴雨不是飓风或台风，它是狂暴的滂沱大雨，有让骨头颤抖的霹雳和炫目的闪电，但弗格森一点都不害怕闪电，因为他穿的是运动鞋，身上也没有携带任何金属物品，连腕表或者带金属搭扣的腰带都没有，躲在树下时他感到很安全，欣喜若狂地欣赏那道横亘在他和木屋之间的灰色水墙，他隐隐约约看到辅导员比尔的模糊身影，正站在敞开的门口，似乎冲他喊着什么，也或许是在吼他，因为比尔正打着手势，示意弗格森回到木屋去，但弗格森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所有的声音都被雨声和雷声淹没了，而且这时候，弗格森自己也开始嚎叫起来，不是在扮演要去救莱尼的乔治，而是弗格森自己，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正在为自己能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能活在那天早晨他被赋予的那个世界中而欣喜若狂地尖叫着，甚至当一道闪电击中其中一棵树的树冠，弗格森也没在意，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但这时他看到比尔冲出木屋，朝他的方向跑来，他到底要干什么，弗格森心想，可他还没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一根大树枝从树上掉下来，砸在了弗格森的头上。他感到了那种冲击力，感到了树枝狠狠地砸在他身上，就好像有人从背后给了他一闷棍，接着，他便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也不会再有了，他的身体毫无生气地躺在被水浸透的地上，雨仍然哗哗地砸向他，雷声还在隆隆作响，而从世界的这一头到那一头，诸神全都缄默无言。

注释：

[1] 法克斯（Fuchs）在英文中和fuck（性交、他妈的）一词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fucks）发音相近。

[2] 原文为Fracas in Caracas，这里的弗拉加斯是fracas一词的音译。

[3] 他的姓斯莫尔（Small）在英文中的意思是小、矮小的意思。

[4] 画的名字在英文中是He Flies Through the Air with the Greatest of Ease，其中ease（轻松、自在）的发音和字母E的复数Es很接近，因此，the greatest of ease（Es）读出来时，既可理解为毫不费力，也可理解为最大的E字母。

[5] 英文中的马桶是toilet，树是trees，连起来念时，发音同toiletries（洗漱用品）很相近。

[6] 精液（semen）、水手（seamen）和下一句提到的看人（see man）在英文中发音接近。

[7] 滑头迪克（Tricky Dick）是理查德·尼克松在竞选期间获得的外号，其中的Dick既是理查德的昵称，也是阴茎的俚语叫法。

2.3

他外公称之为奇妙的过渡期，意思是夹在两段时期之间的一段时期，一段不算时期的时期，所有关于你该如何生活的规矩都被扔到了窗外，尽管这个失去父亲的男孩明白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但他还是希望能比他被赋予的两个月再长点儿，或许还能再加两个月，或者再加六个月，甚至再加一年。不用上学的生活挺不错，在一段人生和下一段人生之间的奇妙空闲期里，从早上睁眼醒来到晚上闭眼睡觉，他母亲一直和他在一起，现在她是他唯一觉得真实的人，是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人，和她在一起的那些天、那些星期多美好啊，在那奇怪的两个月里，他们会一起去餐馆，去看待租的公寓，而且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去看电影，他们一起看了好多电影，坐在阴暗的楼座里想哭就哭，不用跟任何人解释。他母亲称之为在泥沼里打滚儿，弗格森以为她指的是他们陷入的那个不幸的泥沼，但他发现沉溺在不幸中竟然有一种异样的满足感，你不用担心会被淹死，可以想陷多久就陷多久，想陷多深就陷多深，因为泪水不断把他们逼回到往事之中，让他们没心情去考虑未来，但有一天，他母亲说，是时候开始考虑未来了，接着，哭泣便结束了。

不幸的是，学还是要上的。尽管弗格森很期待自由的时光能再长一点儿，但这种事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他和母亲决定租下中央公园西路的那间公寓之后，接下来便是为他找一所好点儿的私立学校。公立学校绝不考虑。米尔德里德姨妈特地强调了这一点，而弗格森的母亲也接受了建议，姐妹之间罕见地取得了一致，因为她母亲清楚，在教育问题上米尔德里德要比她有见识，毕竟，如果负担得起私立学校的学费，为什么要把阿奇扔到公立学校那种粗糙的沥青操场上呢？她只想让儿子得到最好的一切，可跟她1944年离开时相比，现在的纽约是一个更可怕、更危险的城市，黑帮少年揣着弹簧刀和能置人于死地的自制手枪在上西区的大街小巷四处乱窜，尽管那儿离她父母在南边的住所只隔着二十五条街，但却是一片完全不同的天地，过去几年里涌入的波多黎各移民已经彻底改变了那片地区，比战时更脏、更穷、更乱，空气里充斥着陌生的味道和声音，哥伦布大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的人行道上散发着一种不同以往的能量，你只需要踏出门，就能感受到那股危险与混乱的暗流，所以，尽管弗格森的母亲小时候和年轻时在纽约待着很自在，现在却十分担心儿子的安全，而那段奇妙过渡期的后半段不光献给了买家具和看电影，还用来研究和讨论了米尔德里德给出的那份私立学校名单，用来参观课堂和相关设施，面访校长和招生主任，进行智商测试和入学测验，当弗格森被米尔德里德的首选学校希利亚德男校录取后，全家人都高兴坏了，他外婆外公、母亲、姨妈姨夫以及叔祖母珀尔那种溢于言表的激动和热心，甚至让这个失去父亲的八岁男孩觉得也许学校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去处。当然，要融入其中不是易事，那会儿已经2月底，学期的三分之二都快过完了，而且每天穿制服、戴领带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或许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也许他会习惯那种着装，但就算那是个问题，就算他不可能习惯穿校服，那也不会带来什么差别，因为不管愿不愿意，他都得去希利亚德男校上学了。

他去那儿，是因为米尔德里德姨妈说服了他母亲，说希利亚德是全纽约最好的学校之一，卓越的学术声誉由来已久，但没人告诉弗格森，他的新同学是全美最富有的一群男孩，是纽约那些富贵世家的子弟，以及他是班上唯一一个住在西区的学生，也是全校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近六百名学生中稀有的十一名非基督教徒之一。刚开始没人怀疑过他，都以为他是苏格兰长老会信徒，一个情有可原的误解，谁叫他祖父在1900年搞砸了洛克菲勒那件事儿，被阴差阳错地安上了现在这个名字呢，但有一天做晨祷时，一位老师注意到在应该说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时，弗格森的嘴唇没动，消息不胫而走，大家都知道了原来他和那十个人是同类，而不是其他五百七十六个人中的一员。此外他入学的时间比较晚，大多数时候都沉默寡言，也不认识班上的其他同学，所以看起来，弗格森在希利亚德的学习生涯从一开始就注定凶多吉少，甚至可以说在他第一天踏进教学楼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倒不是说大家对他不友好，或者有人欺负他，或者他觉得自己不受欢迎。毕竟哪个学校都差不多，有和善友好的同学，有事不关己的同学，也有可恶讨厌的同学，但就连最可恶的那些人也没有以弗格森是犹太人为由欺负他。希利亚德或许是个古板守旧的地方，又要穿西服，又要打领带，但这里也宣扬宽容精神与克己的绅士美德，任何明目张胆的歧视行为都会遭到校方的严厉惩处。弗格森要面对的，是一种更微妙、更让人困惑的东西，某种天真耿直的愚昧无知，而且他的那些同学仿佛从一出生就具备了这种特质。就连道格·海斯，平易近人、心地善良的道格·海斯，也是如此，虽然从弗格森一踏进希利亚德，道格便主动与他示好，不但是第一个邀请弗格森参加生日派对的同学，随后还请弗格森去他父母位于东78街的豪宅玩过不下十几次，但就算是他，就算已经和弗格森认识九个月之后，仍然会问弗格森，感恩节时准备做什么。

吃火鸡，弗格森说，我们家每年都这样。和我母亲去我外婆外公家，吃填着馅儿、浇着汁的火鸡。

噢，道格说，我都不知道。

什么意思？弗格森回答。难道你们不是？

当然是了，我是说我不知道你们还庆祝感恩节。

我们？

对啊。就是犹太人。

我们为什么不能庆祝感恩节？

因为这算是个美国人才庆祝的节日吧，我是这么以为的。清教徒，普里茅斯岩，那群头上戴着滑稽的黑色礼帽，坐着“五月花”号来这儿的英国人什么的。

道格这番话让弗格森摸不着头脑，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可能不够美国，或者更确切一些，他这个美国人，会不如道格和其他男生美国得那么地道，但这似乎正是他这位朋友想要表达的意思：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某种难以捉摸、无法名状的特质，事关戴着黑色礼帽的英国祖先，在大洋的这头生活了多久，以及有没有钱住进上东区的四层豪宅，正是这样的差异，让有些家庭比其他家庭更美国，而到最后，这种差异甚至会大到让那些不太美国的家庭几乎被视作根本不美国。

毫无疑问，他母亲为他选错了学校，不过，尽管这段有关犹太人在全国性节日的饮食习惯的对话令他困惑不已，尽管在和道格·海斯的这番对话前后还有别的令他困惑的时刻，弗格森从来没想过离开希利亚德。就算他不太明白自己进入的那个世界中的种种怪异风俗和信仰，他还是会去尽力遵守它们，而且一次都没有怪过他母亲或者米尔德里德姨妈把他送到那儿。说到底，他总得上学，去哪儿不是去。毕竟，法律规定了所有十六岁以下的儿童必须要上学，反正在他看来，希利亚德和其他那些为青少年开办的监狱没什么两样。他在那儿过得不好，不是学校的错。在斯坦利·弗格森刚去世之后的那些惨淡日子里，年轻的弗格森认定了自己生活在一个上下颠倒的宇宙中，里面的一切都是相反的（白天等于黑夜，希望等于绝望，强势等于弱势），这就意味着在学习的问题上，他也只能被迫失败，不能成功，而且，什么都不用在乎的感觉多好啊，把失败当做一项原则来追求的感觉多好啊，逼着自己躺在耻辱和失败的怀抱里感觉多好啊，所以他几乎可以肯定，就算去了别的地方，他同样会失败得轰轰烈烈。

他的老师们觉得他懒惰、不积极、无视权威、心不在焉、固执、不守纪律，一个活生生的谜团。这个在入学考试时答对了所有问题的男孩，这个用他讨人喜欢的天性和早熟的见解赢得了招生主任青睐的男孩，这个本应在每门功课上都拿优的期末插班生，在4月份拿到的首张二年级成绩报告单上，却只得了一个优，而且那门科目还是体育。阅读、写作和书法得的是良（他本想考得再差一点儿，但在掩盖自己的天分方面，他仍然是个新手），音乐得的是中（他忍不住一展歌喉，演唱了波尔斯先生教他们的那些黑人灵歌和爱尔兰民歌，虽然费了好大劲才没唱跑调），剩下的全是刚及格，包括数学、科学、艺术、社会调研、行为举止、品德和态度。6月发的第二张也是最后一张成绩报告单，和第一张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是数学成绩，从先前的及格降到了不及格（到那会儿，他已经完善了答错算术题的技巧，平均每五个里错三个，不过他还是狠不下心来让自己的拼写错误超过十分之一）。在一般情况下，弗格森不会被要求第二年再来上学。他的成绩差得如此令人发指，说明他的心理出现了严重问题，希利亚德这种学校没有帮扶累赘的传统，更别说还是一个来自非遗产家庭的差生了，遗产指的是那种连续三代或者四代甚至五代人都在这里读过书，而且父亲每年会给学校开张支票或者就是校董事会成员的男孩。然而，他们还是愿意再给弗格森一次机会，因为他们明白他的情况有些特殊。弗格森先生在那一学年的中间死掉了，如此突然的毙命，让这个男孩陷入了悲痛与崩溃的深渊，怎么也得给他一点儿时间，让他重新调整好自己。他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不能刚过三个半月就对他放弃希望，因此，他们通知弗格森的母亲说，他儿子可以再有一年时间来证明自己。如果他能在这期间扭转过来，就撤销他的留校察看处分。要是不行，那就没办法了，只能祝他好运，请他另觅高就了。

弗格森痛恨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期望，她的生活本来就够艰难了，现在还得为他在学校的糟糕表现操心，但是，比起为了取悦她或者让家人高兴而拼命在成绩单上得一堆优和良，他身上还背负着更艰巨的任务。他很清楚如果自己乖乖听话，不负众望，那他和别人的日子都会好过一点。不再故意答错，留心功课，做一个勤奋努力的男孩，让大家都为他自豪，这是多么容易，多不费事儿啊，但弗格森已经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实验，一场事关生死之事中那些最根本问题的秘密调查，现在没法回头了，他正顺着一条崎岖、危险的道路往下走，踽踽独行在乱石与千回百转的山路之中，随时一个不小心都会掉下悬崖，但在收集到足够信息，方便他做出最终结论之前，他只能继续铤而走险——即便这意味着会被希利亚德男校开除，即便这意味着身败名裂。

他要探询的问题是：为什么上帝不再跟他说话了？如果上帝现在沉默，是意味着他会永远沉默下去，还是最终会再次张口？如果上帝再也不和他说话，是不是意味着弗格森以前是在自欺欺人，上帝原本就不存在？

打他记事以来，脑子里就一直有个声音，会在他独自待着时和他说话，一个沉稳、从容的声音，让人安心的同时又十分威严，像是男中音的低语，很符合那个统治全世界的伟大神灵才具有的说话口气，弗格森总能从这个声音中找到慰藉，被它所保护，那声音告诉他，只要他信守他这头做出的承诺，那么诸事都会顺利，他这头的承诺是，保证永远做个好人，善良、宽容地对待他人，遵守上帝的戒律，也就是永远不骗人、不偷窃、不生嫉妒之心，敬爱父母、好好学习、不惹麻烦，弗格森很相信那个声音，时时刻刻尽力遵守它的指示，而且上帝似乎也信守了他那头做出的让弗格森诸事顺利的承诺，他心里充满了被爱与幸福感，笃定地认为上帝也像他信任上帝那样信任他。至少在他七岁半之前一直是这样，然后，在11月初的那个早晨，那个感觉和其他早晨没什么差别的早晨，他母亲走进房间，告诉他说，他父亲死了。突然间一切都变了。上帝骗了他。那位伟大的神灵不值得信任，尽管在接下去的几天他仍然会和弗格森说话，要求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恳求这个没了爹的男孩同他一起把这段死亡与哀悼的黑暗时光坚持过去，但弗格森太生他的气了，根本不想听。接着，葬礼过后的第四天，那声音突然沉默下来，并且自那日起再也没说过话。

这就是现在的挑战：弄清楚上帝是仍然在默默陪着他，还是已经彻底从他生活中消失了。弗格森没有勇气去故意做什么残忍之事，也狠不下心来撒谎或者骗人或者偷东西，更不愿意伤害或者触怒他母亲，因此他能做的坏事并不多，但在这个有限范围内，他明白，找出问题答案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可能多地不再遵守他这头的承诺，藐视遵从圣诫的命令，然后等着上帝对他做点儿坏事，某种恶劣和切身的事情，可以清楚地表明上帝是在有意惩罚他——一只胳膊断了，脸上长起了疖子，一条得了狂犬病的狗咬掉了他腿上一大块肉。如果上帝没有惩罚他，那就证明那声音停止说话时，上帝确实也随之消失了，按理说上帝是无处不在的，在每棵树、每片草、每阵风和人类的每个知觉里，那么，他可以从一个地方消失但仍然无处不在就说不通了。如果他同时可以在所有地方，那必定也会和弗格森在一起，如果他不在弗格森恰巧在的地方，那只能说明他哪儿都不在，也从来不在，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存在，而那个被弗格森认为是上帝在说话的声音，只不过是他的声音在他心里和自己对话罢了。

第一项反抗行为是撕碎泰德·威廉姆斯的棒球卡，也就是他重回学校几天之后，杰夫·巴尔索尼为了表达不朽的友情和同情，送给他的那张珍贵卡片。毁掉这份礼物多可恶啊，扭头不再看科斯特洛夫人，假装她不在那里多可耻啊，现在他到了希利亚德，做出的事情又是多么不合理啊，还在继续他蓄意的自我破坏，在第一年努力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种让成绩反复无常到令人发狂的崭新模式，他认定，这是一种比纯粹的失败更有效的策略，比如，连续两次在数学测验中得一百分满分，然后在下次测验中得二十五分，在那之后的测验中得四十分，接着得九十分，最后得个大零蛋，所有人都被他搞得摸不着头脑，他的老师和同学，还有他可怜的母亲和其他家人，但即便弗格森还在继续唾弃那些负责任之人的行为准则，也没有狗跳出来在他的腿上咬一口，没有大石头砸在他脚上，没有被使劲关上的门撞破鼻梁，看起来，上帝似乎根本没有兴趣惩罚他，因为弗格森走上犯罪道路已经快一年了，可他还是毫发无损。

问题到此本该一了百了，但是并没有。如果上帝不愿惩罚他，就说明他无法惩罚他，也就是说他根本不存在，至少弗格森是这么想的。眼看着就要这么永远失去上帝了，他还是问了问自己：是不是他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是不是杀死他父亲就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惩罚，一场极端可怕和影响长久的惨剧，所以上帝决定免去他以后要遭受的任何惩罚？他觉得有这种可能性，虽然不敢确定，但是有可能，可过了这么多个月，那个声音仍然在沉默，弗格森根本无法证实他的直觉。上帝错待了他，所以现在正在尽力弥补，用神圣的善意和仁慈对待他。如果那个声音不再跟他讲那些他需要知道的事，或许上帝会以什么别的方式来和他交流，通过什么无法用耳朵去听的征兆来证明，他仍然在聆听弗格森的心绪，于是，弗格森漫长的神学探索步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数月的默默祈祷，祈求上帝向他显灵，否则就失去拥有上帝这个名称的资格。弗格森要求的不是什么《圣经》级别的伟大启示，不是一声震天撼地的惊雷或者突然分成两半的大海，不，他可以接受细枝末节的东西，某种微不足道、只有他自己会察觉到的奇迹：让风大到足够在红绿灯变色前把一张废纸吹到街对面，让他的手表停十秒钟后再开始走，让万里无云的天空中落下一滴雨，落到他的手指上，让她母亲在接下来的三十秒内说出神秘这个词，让收音机自己打开，让七个人在接下来的一分半里从窗前走过，让中央公园的草丛里那只知更鸟在又一架飞机从头上飞过前啄到一只虫子，让三辆车同时鸣响车笛，让手里的书掉下去后翻到第九十七页，让晨报首页上的日期出错，让一枚二十五分硬币在他低头看人行道时出现在脚边，让道奇队在第九局下半场连得三分赢得比赛，让叔祖母珀尔的猫对他眨眼，让屋里的所有人同时打哈欠，让屋里的所有人同时大笑，让没人的屋子在接下来的九十三又三分之一秒中发出响动。一件又一件，弗格森期待着这些事情发生，这些以及其他很多别的事，所以，默默祈祷了六个月，但没有一件事发生后，他便终止了对任何事情的祈祷，不再信仰上帝了。

多年之后他母亲向他承认，对她而言，开头同样不如后来发生的事那么艰难。那段奇妙的过渡期几乎能捱得过去，她说，有那么多迫切、实际的决定要做，比如卖掉她在新泽西的房子和生意，在纽约找到住的地方，为那个地方配备家具的同时给弗格森寻找合适就读的学校，那一大堆在她刚刚守寡时突然落在她肩上的责任，根本不算什么负担，反而像是急需的分心之事，让她不用在睁着眼的每一分钟里都去想纽瓦克的火灾，谢天谢地还有那些电影，她补充道，在寒冷的冬日能躲在影院的一片黑暗里，有机会消失在那些瞎编乱造的愚蠢故事里，谢天谢地还有你，阿奇，她告诉他，我勇敢的小男子汉，我的靠山，我的支柱，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你是这世上唯一让我觉得真实的人，要是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阿奇，我还有什么活着的理由，我还怎么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毫无疑问，在那些个月里她处于一种半疯狂的状态，一个靠着香烟、咖啡和时不时冒出来的兴奋感活着的疯女人，但在房子和学校的问题解决之后，马不停蹄的慌乱便渐次隐退，最终彻底消失了，她长时间地陷入思考和反省之中，可怕的白天，可怕的夜晚，一段麻木不仁与犹豫不决的时光，不停地权衡各种可能性，竭力想搞清楚她想要的未来到底是什么。在这方面她挺幸运的，她说，还有做选择的余地，她现在有钱了，做梦都没想过能有那么多，光是人寿保险一项就有二十万美元，更不用说她卖掉米尔本的房子和玫瑰园照相馆之后收回来的那些钱了，其中还包括折卖家具和照相馆设备的额外收入，因此即便刨去花在购置新家具上的几千块、弗格森上私立学校每年要交的学费和公寓的月租，剩下的钱也绰绰有余，足够她在接下来的十二或者十五年里不用工作，继续靠亡夫的保险赔偿金过日子，一直到儿子大学毕业——如果她能再找个精明的股票和债券操盘手，把钱投到市场上的话，还能撑更久。她三十三岁了，虽不再是初涉世事的少女，但也不算别人所谓的那种人老珠黄，但是想到自己现在有了财富保障，心里还是会安定不少，如果她愿意的话，大可一直安逸闲适地过到老，所以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她仍旧在默想，什么都没做，时间基本献给了每天四次坐穿越全城的公交车经过中央公园，早上送弗格森上学，然后回家，下午去接弗格森放学，然后再回家，有些早晨实在不想跳上大巴回西区时，她会利用弗格森上学的六个半小时到东区闲逛，独自到商店购物，独自到餐厅吃饭，独自去看电影，独自去博物馆，这样的节奏持续了三个半月后，她在泽西海岸租了个房子，和儿子窝在里面过了一个莫名其妙又无所事事的暑假，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看电视上，但她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躁动，心痒着想重新找工作了。虽然用了大半年时间才最终走到这一步，一旦走到之后，莱卡和禄来福来照相机便又重见天日，没过多久，弗格森的母亲就驾着船驶回了摄影的国度。

但这次她换了一种方式，不再邀请世界来找她，而是主动走到了世界当中，她对在一个固定场所经营照相馆失去了兴趣，认为那种搞摄影的方式已经过时，在这急速变化的时代已经毫无必要，新的高速电影胶片和更高效的轻便相机颠覆了整个行业，使她更新那些有关布光和构图的陈旧观念成为了可能，可以让她重塑自我，走出传统人像摄影的边界。到弗格森开始在希利亚德上第二年时，他母亲已经在到处找工作，并在9月末揽到了自己的第一份活儿：被雇来在她表妹的婚礼上拍照的摄影师失足跌下楼梯，摔断了一条腿，但婚礼还有一周就要举行了，于是她主动提出临时顶替他，而且分文不取。举办婚礼的犹太会堂在布鲁克林的弗莱布许地区，也就是叔祖父阿奇和叔祖母珀尔以前住的地方，趁着结婚仪式结束后，宾客们到南边两条街外的宴会厅吃喜宴前，弗格森的母亲用她的三脚架为出席婚礼的所有家庭成员拍摄了黑白正装肖像照，首先当然是新娘和新郎，也就是未婚夫在朝鲜战争中遇难后似乎注定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二十九岁的夏洛特，和丧偶的三十六岁牙医内森·伯恩鲍姆，然后是叔祖母珀尔、弗格森的外婆外公、夏洛特的双胞胎姐姐贝蒂和她当会计的丈夫西摩尔·格拉夫、米尔德里德姨妈（现在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教书）和她的丈夫保罗·桑德勒（在兰登书屋当编辑），最后是弗格森的两位远房表弟表妹，五岁的埃里克、三岁的朱迪（贝蒂和西摩尔的孩子），一起照了张合照。宴会开始后，弗格森的母亲把三脚架扔到一边，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里往来穿梭于宾客之间，为在座的九十六个人拍摄了上百张照片，都是很自然的抓拍，比如正在互相窃窃私语的老头子，一边喝着红酒胡吃海塞，一边哈哈大笑的少妇，宴会结束之后和大人跳舞的孩子，还有一起跳舞的大人，所有人的脸都被定格在那个简陋、乏味的环境里的自然光中，乐师们端坐在他们的小舞台上铿锵地演奏着无聊老套的歌曲，叔祖母珀尔微笑着亲吻她外孙女的脸颊，本吉·阿德勒在舞池里和一位二十岁多的加拿大远房表妹欢闹地跳舞，一个眉头微皱的九岁女孩独自坐在桌旁，面前是一块吃到一半的蛋糕，在这热闹的欢庆期间，保罗姨夫走到他的小姨子面前评论道，她似乎玩得很开心，从她搬到纽约后还没见她这么兴高采烈过，但弗格森的母亲淡淡地说，我也是逼不得已，保罗，要是再不工作，我就得疯了，米尔德里德的丈夫听了之后说：露丝，我觉得我倒可以帮你这个忙。

帮的忙是委托她去新奥尔良，为普利策奖获得者亨利·威尔莫特备受期待的新小说拍摄护封照片，当六十二岁的威尔莫特告诉他的编辑自己对结果非常满意，也就是打电话给保罗·桑德勒，通知他说以后除那个漂亮女人外，谁也不允许给他拍照，兰登书屋开始更多地委托她为作者拍照，这进而为她带来了纽约其他出版社的工作邀约，再接着是各家杂志的采访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露丝为《城里城外》《时尚》《形象》《妇女家庭》《纽约时报杂志》等周刊和月刊的专题报道陆续拍摄了很多作家、电影导演、百老汇演员、音乐家和艺术家的照片。弗格森的母亲喜欢在拍摄对象最熟悉的环境中为他们拍照，所以会带着便携的灯架、可折叠的背景布和柔光伞，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去拍，比如让作家坐在堆满书籍的书房中或者书桌后面，画家坐在他们乱七八糟、色迹斑斑的工作室中，钢琴家坐在或站在他们油光锃亮的黑色施坦威钢琴前，演员站在化妆室的镜子前或者独自坐在空荡荡的舞台上，但不知为什么，同样是拍这些著名人物，她拍出来的黑白人像照尤其善于捕捉照片中人的内心，而大多数摄影师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或许这种能力和拍摄技术无关，更多是源于弗格森母亲本人，因为她总是会为拍照任务提前做准备，读拍摄对象的书、听他们的唱片、看他们的画作，所以在漫长的拍摄期间她和他们有话可聊，再加上她谈吐自如，总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但又不是那种喜欢聊自己的人，某些自视颇高、难以相处的艺术家在她面前会放松下来，觉得她真的对他们是谁、做的什么事感兴趣——实际上她也确实如此，或者说大多数时候是这样——而这种引诱一旦生效，他们便会放下戒备，脸上的面具渐渐滑落，眼神中开始浮现出一种不同的光彩。

除了为杂志和出版社做的这类商业拍摄，弗格森的母亲也一直在忙自己的项目，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四处乱看，抛弃了拍摄一流人像所需要的那种细致入微的掌控，转而抱着不管发生什么的开放心态去迎接不期而遇。她在表妹夏洛特的婚礼上发现自己还有如此乖戾、冲动的一面，1955年那份没有酬劳的工作，变成了三个半小时兴高采烈的疯狂拍照，摆脱了费力筹备的约束后，她在人群间往来穿梭，投入到急火快攻般的拍摄中，一张接一张地拍，因为那些昙花一现的时刻必须赶紧拍下来，不然就没了，哪怕顿半秒，画面也会消失，在这类情况下，她的精神变得高度集中，情绪陷入了一种狂热状态，仿佛房间里的每张脸和每个身体都在同时向她冲来，仿佛每个人都在她的眼睛里呼吸，他们没有站在镜头的那一边，而是来到了她的身体中，成为了她这个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出所料，夏洛特和她丈夫很讨厌那些照片。不是那些，他们说，不是结婚仪式后在教堂里拍的肖像照，那些照得真是太好了，他们会在未来的岁月里一直珍惜，但婚宴上拍的那堆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又暗又糙，令人不快，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邪恶、阴郁，就连那些大笑的人看起来也多少有点儿狰狞，为什么那些照片那么怪异，为什么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暗呢？弗格森的母亲被如此的指责搞得有点儿恼火，所以在寄给新婚夫妇的那套肖像照中附了一张简短的字条说，真高兴你们喜欢这些，然后又给珀尔婶婶寄了一套，给她父母寄了一套，最后一套则给了米尔德里德和保罗。收到自己那套之后，她的姐夫打电话来问为什么一张婚宴上的照片都没有。因为那些照片很烂，她说。所有艺术家都厌恶自己的作品，她这位新晋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说道。最终，弗格森的母亲听从劝告，从那天下午拍摄的五百张照片中挑了三十张，冲洗出来后寄到了保罗在兰登书屋的办公室。三天之后，他又打电话来说，它们不仅不烂，他还觉得非常棒。如果她允许的话，他想把这些照片寄给《光圈》杂志的米诺·怀特。它们值得发表出来，他说，被更多关心摄影的人看到，而且，既然他跟怀特打过一点交道，为什么不干脆起点就高点儿呢？弗格森的母亲不确定保罗是真这么想还是在可怜她。她想：这是好心男人挺身而出，帮助迷茫、悲痛的亲戚渡过难关，有各种关系的人试图为没有人脉的寡妇摄影师联系新生活。转念又想：可怜不可怜的，反正是保罗派她去的新奥尔良，或许他当时就是随口一说，凭的是盲目的直觉或者渺茫的预感，可既然那个性情乖戾、嗜酒如命的威尔莫特都夸奖她拍得真他娘太好了，或许她姐夫也认为自己真的相中了一匹良驹。

不管保罗对他们的决定有没有影响，《光圈》编辑部同意了刊登她那些照片，六个月后，一组包含二十一张照片、题为《布鲁克林的犹太婚礼》的作品出现在了杂志上。刚收到《光圈》的函件时，她心中被突然的喜悦和胜利之感击中，但随即就被懊恼冲淡了，接着又险些被愤怒彻底摧毁，因为没有被拍摄对象的许可，她不能发表那些照片，弗格森的母亲犯了首先联系夏洛特的错误，而对方顽固地拒绝授权《光圈》或者任何其他破杂志刊登这些有她和内森的丑陋抓拍。随后的三天，弗格森的母亲跟其他被拍的人都通了话，包括夏洛特的母亲和她的双胞胎姐姐贝蒂，在其他人都没有提出反对后，她又打电话给夏洛特，请她再考虑一下。绝不可能。去死吧。你以为你是谁？珀尔婶婶试图和她理论，弗格森的外公责备说，她就是他说的那种不顾他人的自私自利之徒，贝蒂则说她是榆木脑袋、娇小姐，但新晋的伯恩鲍姆太太死活不让步。最终，有夏洛特和内森的那三张照片不得不被撤掉，换上了另选的三张，就这样，一个讲婚礼的照片故事，在连新郎和新娘的影儿都没有的情况下，被刊登了出来。

尽管如此，总算是开了个头，朝那个她唯一觉得可行的未来迈出了第一步，而有了发表那些照片带来的自信，弗格森的母亲也开始勇往直前，着手其他一些非委托项目，或者如她所言，她自己的作品，那些能继续在《光圈》的纸页间找到，或者散见于书封和美术馆墙上的照片，这段转变期中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早在1956年春天她在《犹太婚礼》发表前最后一刻做出的那个决定，她当时跪在床前，祈求斯坦利能原谅她即将要做的事，但必须要这样，她对他说，其他任何方式都只会逼着她继续活在纽瓦克大火的灰烬之中，直到她自己也被烧到什么都不剩，就这样，从那天起，在她后来漫长的人生岁月中，她在作品上的署名变成了露丝·阿德勒。

刚开始的时候，八岁的弗格森只是隐约知道母亲在做什么。他意识到她比以前要忙很多，大多数日子里都在为各种摄影工作四处奔走，或者把自己关在以前那间闲置的卧室里——被她改造成了冲洗照片的暗房，而且由于化学物质释放的气体，总是门窗紧闭——尽管能看到她比春天和夏天时更爱笑是件好事，但其他发生的事情就没那么好了，甚至一点都不好。有八个月的时间，那间卧室都是他的房间，是他的私人隐居所，可以在里面整理他的棒球卡，用塑料保龄球击倒那些塑料保龄球瓶，把装着豆子的小袋扔过木头靶子上的洞，用飞镖瞄准小小的红色靶心，但现在这一切都没了，所以根本不能叫好事，而在10月末，也就是他那间明亮的屋子被改造成禁止入内的暗房之后不久，又一件不太好的事发生了，他母亲告诉他，以后她没办法接他放学了。她早上还会继续送他去上学，但不能再指望她下午也有空，所以，他外婆会到校门口接他，护送他回公寓。弗格森不喜欢这样，因为这关系到他严厉反对一切改变的道德信条，但他现在无力抵抗，只能照她说的做，而以前每天最愉快的时光——六个半小时的无聊、训斥以及与万能的主进行愤怒挣扎之后可以见到他母亲——变成了和他臃肿、蹒跚的外婆慢吞吞往西走的沉闷过程，那个老太太是那么害羞、那么压抑，从来不知道该和他说点什么，也就是说，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一路沉默着坐车回家。

他也不想这样。但他母亲是他唯一在乎和能够自在相处的人，其他人都只会挑战他的神经。他知道家里人也有好的地方，比如他们似乎都很喜欢他，但外公太吵闹，外婆太安静，米尔德里德姨妈太忙，保罗姨夫太喜欢滔滔不绝地讲话，叔祖母珀尔表达喜爱的方式太叫人窒息，贝蒂表姨太粗鲁，夏洛特表姨太愚蠢，表弟埃里克太闹腾，表妹朱迪太爱哭，而他唯一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再见到的亲戚，表姐弗兰茜，又远在加利福尼亚念大学。至于他在希利亚德的同学，根本不是他的真朋友，只能算熟人，甚至道格·海斯，那个他见得最多的男孩也是如此，让道格发笑的事情全都是些并不好笑的事情，听到笑话他也根本理解不了。只有他母亲是例外，弗格森很难亲近其他那些他认识的人，和他们在一起时总觉得孤独，而这一点似乎总会不可避免地让他回想起曾经那些执念，比如不断地祈求上帝制造一个奇迹，好能让他心里的石头落地，或者没完没了地想起《纽瓦克明星纪事报》上那张他本不该看但还是看了的照片，那张趁他母亲离开房间出去拿烟的时候研究了三四分钟的照片，那张说明文字上写着斯坦利·弗格森被烧焦遗骸的照片，他死去的父亲躺在那座曾经是三兄弟家世界、但现在已经被烧毁的建筑里，僵硬、焦黑的尸体看起来都没人样了，仿佛大火把他变成了一具木乃伊，一个没有脸、没有眼的人，只有嘴巴还大张着，仿佛被锁定在了尖叫之中，虽然那具被烧焦的木乃伊已经被放进棺材，埋到了地底下，但无论什么时候，每当弗格森想起他父亲，这幅情景都会在第一时间跃入脑海，那具一半被烧毁的焦黑遗骸张着嘴，仿佛还在地底深处尖叫着。

今天会很冷，阿奇。出门上学时要记得围围巾。

病态的胡思乱想是八岁到九岁那个艰难之年中不太好的事情，但好事也不是没有，甚至还是每天都会发生的那些事，比如放学后十一频道从四点播到五点半的节目，足足九十分钟（会插播广告）会放劳莱与哈台的老电影，有史以来拍过的最精良、最搞笑、最让人满意的电影。那是秋天才开播的新节目，弗格森在10月的一天下午偶然打开电视机之前，对这个古老的喜剧组合一无所知，因为在1955年，已经没几个人记得劳莱和哈台了，影院早已不再播放他们在二三十年代拍的那些电影，只是因为电视，他们才在大都市区域的那些小老百姓中间重新流行起来。弗格森太喜欢这俩傻瓜了，两个成年人却长着六岁儿童的脑子，洋溢着热诚与善意，可又总是吵来吵去地折磨对方，陷入最荒唐危险的境地，比如差点儿淹死，差点儿被炸得粉碎，差点儿被爆头到不省人事，但总是会活下来，无论他们演的是倒霉的丈夫、笨拙的阴谋家还是最终的失败者，而且尽管又打又掐又踢，他们最后还是好朋友，比《凡人之书》里的任何一对都更亲密，每个人都是那个合二为一的活人有机体不可分割的一半。劳莱先生和哈台先生。尤其让弗格森开心的，是这俩名字正是扮演电影中虚构的劳莱和哈台角色的两位演员的真实姓氏，因为无论他们碰巧遭遇什么样的情形，劳莱和哈台总归是劳莱和哈台，不管他们生活在美国还是别的国家，不管他们生活在过去还是现在，不管他们是搬家工人还是鱼贩子，是圣诞树销售员还是当兵的，是水手还是罪犯，是木匠还是街头音乐家，是马夫还是狂野西部的勘探者，即便他们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本性依旧是一样的，这让他们显得比电影里的任何其他角色更加真实，因为如果劳莱和哈台总是劳莱和哈台，弗格森分析道，那就意味着他们是永恒的。

在那一年和下一年里，他们是他最坚定可靠的伙伴，斯坦利和奥列弗，或者叫斯坦和奥列，那个瘦子和那个胖子，一个低能单纯，一个自负白痴，这个白痴到最后并不比前一个高到哪儿去，尽管劳莱的名字和他父亲的名字一样这件事对弗格森有一定的意义，但也没有到特别的程度，而且显然也和他对这两位新朋友日渐增长的喜爱没多少关系，甚至根本没有关系，而这俩人，即便不算是他唯一的朋友，也立即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他最喜欢他们的，是从一部电影到另一部电影都不会改变的那些元素，首先是片头字幕时响起的主题曲《布谷鸟之歌》，宣布二人组又要开始新的冒险了，接下来他们会想出什么新花样？那些熟悉的情节转折从来不会让他觉得无聊，奥列不停地摆弄领带，恼火地望向镜头，斯坦目瞪口呆地眨眼睛，突然间泪如泉涌，还有那些围绕他们的圆顶高帽搞出来的笑话，劳莱头上那顶太大，哈台头上那顶太小，帽子凹进去了，帽子着火了，帽子被拉到了耳朵上，帽子被踩到了脚底下，还有他们总是容易摔到坑里，从断裂的地板中掉下去，失足踩进泥塘或者齐脖深的水坑，跟汽车、梯子、燃气灶和电源插座各种过不去，还有奥列和陌生人说话时那种大言不惭的假斯文，这是我的朋友，劳莱先生，还有斯坦那种能让大拇指点着，然后抽并不存在但却能用的烟斗的扯淡天赋，还有他们那种失控的阵阵狂笑，突然间翩翩起舞的倾向（两人都很会跳），那种面对敌人时的同仇敌忾，合力毁掉某个人的房子或者砸烂某个人的车时，所有的拌嘴和不快都被抛到了脑后，以及他们变化多端的角色和偶尔重叠甚至融合在一起的身份，比如奥列揉斯坦的脚时以为是在揉自己的脚，还心满意足地长出一口气，或者他们有时别出心裁地复制自己的方式，老斯坦利和老奥列弗看他们蹒跚学步的儿子小斯坦和小奥列，而这两个小家伙完全就是他们父亲的迷你版，因为两套角色都是劳莱和哈台扮演的，或者斯坦娶了女版的奥列，奥列娶了女版的斯坦，或者他们撞见了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当然也是一对名叫劳莱和哈台的好朋友，或者最棒的一次，某部片子结尾处，输血输错了，劳莱长出了奥列的胡子，拥有了奥列的声音，而哈台浑身一软，像劳莱那样哭成一团。

是的，他们永远都那么滑稽，新奇，是的，弗格森有时候会因为他们做的那些傻事笑到肚子痛，但他觉得他们好笑的原因，他对他们的爱开始不受季节影响恣意绽放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小丑般的胡闹，而更多地源于他们的坚持不懈，让弗格森想起了他自己。剥去喜剧的夸张和闹剧的暴力，劳莱和哈台的挣扎和他自己没什么两样。他们同样是从一个考虑不周的计划慌不择路地撞到另一个计划中，他们同样遭受过无数挫折和失败，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如果不幸让他们濒临崩溃，哈台的愤怒就会变成他的愤怒，劳莱的困惑就是他的困惑，而他们自找的各种破事儿最好的地方，就是斯坦和奥列甚至比他更无能，更白痴，更无助，真是太好笑了，太好笑了，他怎么能忍住不笑他们呢，虽然他也可怜他们，觉得就像自己的兄弟，志同道合的朋友，永远被世界打倒，但永远会努力再站起来——又搞出一个没脑子的计划，又一次不可避免被打倒在地。

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一个人看这些电影，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离电视机一码远的地方，但他母亲和外婆都觉得太近了，阴极管释放的射线会把他的眼睛弄坏，所以不管是她们俩的哪一个逮到他坐在那儿，他都得挪到距离更远的沙发上。如果放学回来后母亲还在外面工作，外婆就会陪他在公寓里待着，等他母亲完成她每天的任务后回家（就像《音乐盒》里被斯坦在屁股上踢了一脚之后，那个保姆向警察投诉时说的那样：我正完成我每天的任务呢，他踢了我一脚），但弗格森的外婆对劳莱和哈台没什么兴趣，她的热情在清洁打扫和整理家务上，所以她每次给外孙拿来零食之后——通常是两块巧克力碎饼干和一杯牛奶，但有时是一个李子或橘子或是一盒可以蘸着葡萄酱吃的咸饼干——弗格森会到客厅里打开他的节目，而她会忙着擦洗厨房的台子，擦刮灶台上的污垢或者打扫两个卫生间的洗手池和马桶，虽然这位污垢和细菌的虔诚消灭者从没抱怨过女儿操持家务方面的不足，但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会叹气，毫无疑问，一定是对自己的亲生骨肉没能遵守她严格的生活标准而感到懊恼。如果弗格森的母亲已经在家，那外婆送他回来之后就走了，当然，她会亲亲女儿，寒暄几句，但很少会逗留太久以至于得费事脱下外套来，而他母亲没在暗房里洗照片或者在厨房里做晚饭时，偶尔也会陪儿子坐在沙发上，看看劳莱和哈台，时不时还会和他一样笑得前仰后合（比如《音乐盒》里每天的任务，这后来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个笑话，最终替换掉了他们曾经用来描述屁股的一长串旧词，各种久经考验的词汇，比如backside、tuchas、keister、heinie、rear end、fanny和rump，当他们俩有时候在不同的房间，他母亲大声问“阿奇你干吗呢”，如果他不是正巧站在、走在或躺在房间的什么地方，就会答道，我正坐在我每天的任务上呢，妈），但大多时候，看到斯坦和奥列搞恶作剧或者一屁股摔在地上，她只会轻声一笑，或者莞尔一笑，要是事情变得失控，又是重击又是猛打，又是看着就很疼的互殴时，她会皱皱眉或者摇摇头说，哎呀，阿奇，太可怕了，她指的不是电影可怕，而是那种打闹让她有点受不了。弗格森当然不同意，但他已经不小了，明白既然自己可以这么喜欢劳莱和哈台，别人也有可能非常不喜欢他们，母亲能陪他看还是挺够义气的，毕竟，他也明白对她来说斯坦和奥列有点儿太蠢、太幼稚了，就算她每天都看他们，连着看一年，也不会成为他们的影迷。

全家只有一个人和他有同样的爱好，只有一个大人能敏锐地觉察出他热爱的两位傻瓜有多天才，这个人就是他的外公，也就是那位总让人捉摸不透的本吉·阿德勒，对弗格森来说本吉一直是个谜，他好像有两三种不同的性格，有些日子里热情洋溢、宽宏大量，有些日子里又拒人千里、心不在焉，有时候焦躁不安，甚至神经兮兮、脾气暴躁，有时候又沉着镇静、爽朗友善，今天对外孙格外关照，明天又对他视而不见，不过在他情绪不错的日子里，在他有兴致让笑话从嘴里不断飞出来的日子里，他确实是个很好的同伴，是弗格森的同谋，可以和他一起去打“无聊战争”（他把布尔战争，也就是Boer War，胡乱听成了Bore War，无聊战争）——弗格森以为是针对无聊生活发起的军事袭击。11月底，保罗姨夫又派弗格森的母亲出了一趟差，这次是远赴墨西哥，为米莉森特·卡宁汉姆拍照，这位耄耋之年的诗人马上就要在兰登书屋出版她的《文集》。她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弗格森不得不窝在外婆外公位于哥伦布大转盘附近的公寓。那个时候，他已经同劳莱和哈台相处一个多月了，完全沉浸在他这份新迷恋之中，而在周末到来时又会陷入失落，因为那两天没有节目，但是他在西58街度过的第一晚恰好是星期一，也就是说，他可以同肥瘦二人组连着相处五个下午，然而第一天，他外公早下班回来解释说那天上班真没劲，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和弗格森一起收看了节目，而且这个节目对外公六十二岁的脑子产生的影响，似乎和它对弗格森八岁的脑子产生的影响一模一样，不一会儿，他就笑得浑身乱颤，有一刻甚至上气不接下气、满脸通红，高兴到了那周他每天都会提前下班回来和外孙一起看那个节目。

接着，惊喜来了，12月初的那个星期天，弗格森的外公外婆带着一大堆东西来到了中央公园西路的公寓，其中太重的那些是公寓楼管理员阿瑟用手推车送上来的，并且从弗格森的外公那里赚了五美金的小费（五美金！）。还有一个超长的纸箱，是他外婆外公一人抓着一头抬进家的，那个箱子真是太长了，差点儿进不来门，所以当他看到外婆冲他微笑（她很少笑），听到外公哈哈大笑，感到母亲的手捏在他的右肩膀上，立即明白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就要发生了，只是他还不知道会是什么，直到箱子被拆开，他才发现自己拥有了一台十六毫米的放映机、一块可以卷起的银幕和一个可收缩的三脚架，以及十部劳莱和哈台的短片：《最后一笔》《两场战争》《又错了》《大生意》《完美的一天》《烂醉如泥》《零度以下》《胡闹二场》《伙伴》《拖入窘境》。

放映机是二手货又怎样——反正能放。影片拷贝有点划痕，声音像从浴缸底部传出来的又怎样——反正能看。而随着这些片子的到来，他又学到了一堆新词——比如链轮，想这个词可比想到烧焦好多了[1]。

他母亲没有拍摄任务去外地的那些周末里——而且天气也不会太冷或太潮或刮大风——大多数星期六的上午和下午，弗格森会跟着母亲上街，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照片可以拍，他们会沿着曼哈顿的人行道慢悠悠地散步，走上市政办公楼的台阶，爬到中央公园的岩石上，走过里面的一座座桥，然后，他母亲会突然停下来，反正在他看来有点无缘无故，把镜头对准什么东西，按下快门，咔嚓、咔嚓嚓、咔嚓嚓嚓，这或许不算世界上最吸引人的活动，但却是和他母亲在一起、又能独占着她的那种快乐的一部分，他怎么能不享受他们一起在百老汇和格林威治村第六大道上的咖啡厅吃午饭的时光呢，而且十次中有十次他都会点个汉堡和一杯巧克力奶昔，在那些星期六里，闲逛到中午时总会吃同样的饭，一个汉堡，谢谢，对，一个汉堡，谢谢，仿佛这是某种神圣的仪式，也就是说，最微小的细节都不能发生什么变化，然后在星期六的晚上和（或者）星期天的下午，他们会一起去看电影，而且要坐在楼座上，他母亲可以在那儿抽她的切斯特菲尔德香烟，看的电影从来不是劳莱和哈台那些，而是好莱坞的各种新片，比如《好天气》《铁汉娇娃》《野餐》《红男绿女》《艺术家与模特》《宫廷小丑》《天外魔花》《搜索者》《禁忌星球》《一袭灰衣万缕情》《我们的布鲁克斯小姐》《宝云尼车站》《空中飞人》《白鲸记》《金车玉人》《十诫》《环游世界八十天》《甜姐儿》《不可思议的收缩人》《孺子雄心》《十二怒汉》，这些1955、1956、1957年的好片和烂片，陪着他们从他在希利亚德上学的那段时间，一直熬进了他在滨河学院的第一年，这所新学校位于第84和85街之间的西区大道上，有着所谓的进步倾向，因此是男女同校，而且建校才刚刚二十九年，比希利亚德的建校时间整整晚了一百年。

不用再穿西装打领带，不用再参加晨祷，不用再坐公交车穿越中央公园，不用每天被困在没有女生的教学楼里，这些无疑是进步，但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最大差别并不是转校这件事，而是弗格森和上帝的决斗结束了。上帝已经被打败、被揭穿，什么力量都没有，也根本不存在，既不会再惩罚谁，也不会再让谁感到畏惧，那位天上的超人被赶下神坛后，弗格森便不再玩那些明知故犯的老把戏了——后来有时候也会被他称作存在论的弱鸡。他失败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有些厌烦这种耍花招和自毁的天赋。希利亚德学院没有一个人曾怀疑他有所不轨，所有人都被他骗了，不光是教师和同学，还有他母亲和米尔德里德姨妈也一样，谁都没发现他是故意为之，他在三年级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表现只是在做样子罢了，只是他设计出来的狡猾计划，为的是证明如果没有什么神圣力量在注视他的话，他无论做什么都不要紧。他用希利亚德把他撵走这个论据，最终赢了这场他和自己之间的辩论——确切地说，不是被开除，因为学校允许他读完那个学期，但那之后，他们就实在不想再见到弗格森了。校长告诉他母亲，他在学校这么多年，阿奇是他遇到过的最难解的谜团。他既是最好的学生，也是最差的学生，有时候聪明绝顶，有时候又蠢得令人发指，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他们见证的是一个逐渐开始发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吗，他问，还是说阿奇只是又一个迷失了方向的小男孩，最后他会重新找到自己？弗格森的母亲很清楚自己的儿子既不是白痴，以后也不会是疯子，所以她谢过校长的拨冗接待后，便着手寻找新学校了。

11月中旬的某个周五，他收到了在滨河学院的第一张成绩单。经过前一年在希利亚德的刚及格和不及格后，他母亲期待他在新学校的成绩能好点儿，但怎么都没想到弗格森会带回来七个优和两个良。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叫她目瞪口呆，五点半的时候，就是《劳莱和哈台秀》快结束时，她走进客厅，坐到了儿子旁边的地板上。

考得不错，阿奇，她右手举着装成绩单的信封，左手轻轻敲了敲，我真是太为你骄傲了。

谢谢，妈，弗格森答道。

你肯定很喜欢现在的新学校吧。

还不错，总的来说。

什么意思？

学校就是学校，所以肯定不是什么人人都会特别喜欢的地方。去上学，是因为必须得去。

但有些学校总会更好一些，对吗？

应该吧。

比如，滨河就比希利亚德好。

希利亚德不算差的，作为一所学校来说。

但你不喜欢每天坐那么远的车，对吧？也不喜欢穿校服，而且更愿意学校里男生女生都有，而不是只有男生吧。这样生活就好多了，对不对？

好太多了。但上学本身还是老样子。阅读、写作、算数、社会研究、体育、艺术、音乐、科学。我在滨河做的事和希利亚德是一样的。

那老师们呢？

也差不多。

我还以为滨河的老师会松一些呢。

没有，多恩小姐，我们的音乐老师，就老是吼我们。但希利亚德的音乐老师，波尔斯先生，从来没提高过嗓门儿。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好也是最和善的老师。

但在滨河的话你朋友更多吧。汤米·施耐德、彼得·巴斯金、迈克·戈德曼和艾伦·路易斯，都是好孩子，还有漂亮的伊萨贝尔·克拉夫特和她表妹爱丽丝·艾布拉姆斯，俩人长得多好看啊，都是人生赢家。你在这两个月新交的朋友和你以前在新泽西的朋友一样多了。

跟他们在一起是挺有意思的。其他那些就算了。比利·内森逊简直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恶毒的癞蛤蟆——希利亚德的哪个人都没他坏。

但你在希利亚德没交什么朋友，阿奇。道格·海斯挺讨人喜欢的，他算一个，但还有谁我就想不起来了。

错在我。是我不想在那儿交朋友的。

嗯？这是为什么？

很难说清楚。就是不想吧。

在那个学校没有朋友，成绩也差。在这个学校朋友很多，成绩也好。这中间肯定有原因。你能想到是什么吗？

嗯。

是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

别闹了，阿奇。

我告诉你的话，你会生我的气。

我好端端生你什么的气？反正希利亚德是过去的事了，说出来也没什么要紧。

或许是没什么，但你还是会生我的气。

那我答应你我不生气。

没什么用的。

说到这儿时，弗格森已经在低头看地板，假装检查地毯上一根脱掉的线，因为他不想看着母亲的眼睛，知道如果自己敢和它们对视，肯定会不知所措，她的双眼对他而言总是太强大了，似乎有种魔力，无论他如何抗拒，都能识破他的想法，让他如实招供，击垮他的微弱意志，而现在也逃不掉这种糟糕的感觉了，因为她伸过手来，把指尖放到他的下巴上，轻轻托起他的脸，让他再次看着她的眼睛，其实从他感觉到她的手碰到自己的皮肤，就知道一切希望都没了，他眼里噙满了泪水，这么多个月来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毫无征兆便感觉到看不见的水龙头又被打开了，真是太丢人了，比又笨又爱哭的斯坦好不到哪儿去，他心里想，一个脑子里的管道出了问题的九岁婴儿，到他终于鼓起勇气看着母亲的眼睛，两道瀑布已经从脸上流下来，他的嘴开始动起来，一口气把希利亚德的事情都告诉了他母亲，与上帝的战斗和成绩差的原因，沉默的声音和父亲的谋杀，为了受到惩罚而犯规，然后痛恨上帝没有惩罚他，弗格森根本不清楚母亲有没有听懂自己告诉她的这些，她眼中只有痛苦和疑惑，似乎快要哭了，他就这么讲了两分钟、三分钟还是四分钟后，母亲俯过身来抱住了他，告诉他别哭了。好了，阿奇，她说，没事了，然后他们俩又开始抱头痛哭，马拉松式地号啕了将近十分钟，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对方面前失声痛哭，距离斯坦利·弗格森入土为安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两年，差不多哭完后，他们洗了把脸，穿上外套，一起去了电影院。他们没吃晚饭，而是坐在楼座上，喝着没了气儿的可乐，胡吃海塞了几个热狗，然后分吃了一大盒爆米花。那晚他们看的电影叫《那个知道太多的男人》。

时光荏苒。弗格森转眼长到了十岁、十一岁，接着是十二岁，然后是十三岁和十四岁，在那五年发生的家庭大事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在弗格森十二岁半时，他母亲嫁给了一个叫吉尔伯特·施奈德曼的男人。再往前一年，阿德勒家族经历了第一场离婚，米尔德里德姨妈和保罗姨夫莫名其妙地分开了，他们看上去向来是天生一对，聊起来没个完的书虫，结婚九年间似乎从没闹过什么矛盾或者背叛，突然就散了，米尔德里德姨妈搬到加利福尼亚，去了斯坦福大学的英文系，保罗姨夫则不再是弗格森的保罗姨夫了。接着，他外公没了——1960年突发心脏病——那之后不久，他外婆也去世了——1961年突然中风——而第二场葬礼后不到一个月，叔祖母珀尔被诊断出了肝癌晚期。阿德勒家的人越变越少，看起来似乎成了那种没有人可以活到很大岁数的家庭。

施奈德曼是他母亲前老板的大儿子，就是那个说话带着德国口音、在二战刚开始的岁月里教过她摄影的照相馆老板，弗格森早就明白他母亲总会再婚，所以并不反对她的决定，甚至觉得这是她当时能做的决定中最好的一个。施奈德曼四十五岁，长他母亲八岁，1941年11月，她开始在他父亲的照相馆工作的那个早晨，他们俩就曾有过第一次交集，不知为什么这一点让弗格森感到安慰，他母亲在1943年遇到他父亲前，就已经在1941年先认识他这位继父了，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开始的标志原本是1943年，但现在，世界变得甚至比之前还要老，知道他们之间已经有过一段过往令人安心，这意味着他母亲的再婚并不是盲目冲动，弗格森向来最害怕这一点，眼睁睁看着母亲被某个油嘴滑舌的小丑勾走，第二天早上醒来才发现她已经铸下人生的大错。不，施奈德曼看起来挺可靠的，是那种你可以信任的人。他之前和一个女人有过一段十七年的婚姻，有两个女儿，但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州警察的电话，叫他去达奇斯县的停尸房认领一具女尸，也就是他那位在车祸中身亡的妻子，那之后他独自过了四年，基本上和弗格森的母亲在他父亲死后独自生活的时间一样长。1959年9月，他外公外婆还健在，所以婚礼是在他们位于西58街的公寓举办的，担任伴郎的则是当时已经五英尺二英寸的弗格森。来的客人中包括了他的两位新姐姐（二十一岁的玛格丽特和十九岁的艾拉，都正在念大学）、颤颤巍巍的伊曼纽尔·施奈德曼（这个骂骂咧咧的老头子弗格森已经见过三四次了，但永远不会把他当做自己的爷爷，就算在他外公去世之后也是如此）、吉尔的弟弟丹尼尔、弟妹丽兹、十六岁的侄子吉姆和十二岁的侄女艾米（笨手笨脚的一个小姑娘，戴着牙套，额头上还有一溜儿青春痘）、弗格森曾经的姨夫保罗·桑德勒（和米尔德里德离婚后仍然是他母亲的支持者，而且还是她前两本摄影集的编辑，全版的《犹太婚礼》和刚出版的《混混们》，里面是九十张波多黎黑帮成员及其女友的黑白照），但是米尔德里德姨妈没来，她写信说，她在斯坦福的教学任务太忙了，没空赶过来，弗格森看着他那位曾经的姨夫保罗看他母亲的样子，禁不住好奇他是不是曾追求过他母亲，但最后输给了吉尔·施奈德曼，或许这意味着他和米尔德里德姨妈的分手，是因为他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在两姐妹之间爱错了人。要搞清楚是不可能的了，但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米尔德里德那天下午留在了加利福尼亚，而没有来纽约，也解释了她和弗格森的母亲突然不再联系的原因，因为婚礼上根本没有人提到她的缺席，反正弗格森是没听见，但他实在不忍心去问他曾经的姨夫保罗或者外公外婆为什么没人提到这件事，所以那天下午他脑子里萦绕的一些问题仍旧没有答案。又一件没人会讲的事，他心想，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戒指，递给了那个长着大脑门、大耳朵的魁梧大汉，也就是马上要成为他继父的吉尔。

他母亲称之为新的开始，而且在这个开始的开始阶段，有很多事要适应，突然间，一堆大大小小的事情永远不同了，比如头一件大事就是家里从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以及那个第三人每晚都要睡在他母亲床上，这事儿也很新鲜，这个身高五英尺十英寸的男人胸上长着毛，早上会穿着老式的平角内裤走来走去，往马桶里尿尿时声音也很大，弗格森的母亲每次看他时，他都会对她又亲又抱，他身上有弗格森要应对的另一种男性气概，膀大腰圆但不擅运动，彬彬有礼中带着一丝古板守旧与心不在焉，爱穿厚重的粗花呢西装、马甲和结实的鞋子，留着中等偏长的头发，为人处世有点儿笨拙，不太善于说笑或者闲聊，早上喝茶，不喝咖啡，不喝杜松子酒和白兰地，每晚抽一根雪茄，面对生活抱持着一种德国人的持重与淡漠，偶尔会情绪暴躁，发发脾气（无疑是他父亲的遗传），但大多数时候都很和善，和善得经常有些过头，作为继父，从未表现出一丝一毫想要取代弗格森父亲的野心，似乎很愿意让弗格森直呼他吉尔，而不是爸爸。接下来的六个月中，他们三人一直在住在中央公园西路的公寓里，但后来就搬到了第88和89街之间的滨河大道，住进了一所大房子，其中的第四间卧室被改造成了吉尔的书房，这个变化弗格森很满意，因为他现在住得离学校近了很多，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了，虽然他很怀念从那座三楼的老公寓里看到中央公园的风景，但现在住在七楼后，他可以将哈德逊河尽收眼底了，而且这里显然有更多可看的东西，一艘艘船舶在河面上往来穿梭，河对岸是另一片土地，新泽西的土地，每当弗格森望向那儿时，总会想起自己在那儿生活的时光，会试着想象小时候的样子，但那段时光已经越来越遥远，他几乎都想不起什么来了。

施奈德曼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乐评主笔，总是公务缠身，大多数晚上都得去听音乐会、独奏会或者去看歌剧，然后要赶在当天晚上的截稿时间之前，敲出一篇乐评发给艺术版编辑，弗格森觉得，要在区区两个或者两个半小时里梳理观看和聆听表演时的思绪，然后写出一篇流畅连贯的评论，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施奈德曼是在压力之下工作的老手，大多数晚上他的文章都是一气呵成，双手甚至都不会从键盘上抬一下，弗格森问他怎么能迅速敲出这么多字，他看着他的继子说，我其实是个懒人，阿奇，要是没有截稿时间催着，我什么都干不完的，弗格森很佩服继父能如此自嘲，因为很明显，这个男人什么都是，但就是不懒。

施奈德曼有很多故事讲，这同弗格森的父亲不一样，他父亲除了那些在安第斯山脉掘金或者在非洲捕猎大象的荒唐事儿外，很少有别的故事可说，但施奈德曼讲的都是真事儿，随着适应期渐渐变得越来越像日常生活，弗格森也越来越自在，开始缠着他母亲的新丈夫聊聊自己的过去，因为严格来讲，弗格森的脑子已经不再是小孩子的脑筋了，他喜欢听这个人生前七年都生活在柏林那座遥远城市的继父讲在那里长大是什么感觉，因为弗格森想到柏林时，印象中首先就是希特勒地狱的首都，是地球上最邪恶的城市，但那会儿不是，施奈德曼告诉弗格森，至少在他1921年离开那儿之前不是，尽管他在被人们称为“伟大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便出生了，但他什么都不记得，那场大灾难对他而言是一片空白，他人生中清楚记得的第一件事情，是坐在他们家位于夏洛滕堡那间公寓的厨房餐桌前，一边拿起眼前的面包片，往上面抹了好几勺黑加仑果酱，一边看着坐在高脚椅上的弟弟丹尼尔，丹尼尔当时应该有六个或者八个月大了，也就是说，战争快要或者已经结束了，这一幕之所以让他记忆犹新，或许是因为丹尼尔把吃下去的凝乳块吐了出来，弄得围嘴儿上到处都是，但他似乎根本没有察觉，而是一边笑着往外吐，一边还用力拍桌子，施奈德曼对此惊叹不已，怎么会有人这么无脑、无能到吐了自己一身还不知道做了什么。好吧，那会儿还没有希特勒，但仍然是个举足轻重的时代，未来灾难的种子已经在凡尔赛种下，柏林发生了武装斗争，斯巴达克团发动起义后迅速被镇压下去，接着是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捕，以及遇难之后被抛尸兰德维尔运河，更别提还有苏俄内战，苏俄对抗白俄，布尔什维克对抗全世界了，由于俄国离德国很近，突然间大批难民和流亡者涌入了柏林，涌入了本已动荡不安的柏林，这个城市虽然是魏玛共和国的心脏，可当时的经济严重崩坏，一条面包的价格甚至高达两千万马克。施奈德曼给这个男孩上这段粗浅的历史课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样他才能明白为什么那家人来到了美国，为什么施奈德曼的父亲会认定德国已经没有出路，尽快把全家从那儿弄了出来，而且做得还很及时，因为1924年美国颁布了禁令，关上了移民的大门，不过这会儿还是1921年夏末，马上就要七岁的施奈德曼和他刚刚三岁一个月的弟弟，和父母带着一大箱子德文书坐船出发了，乘坐一艘名为“印度之旅”号的蒸汽船离开汉堡，前往山峦起伏的华盛顿高地，反正施奈德曼是这么认为的，不过他的英文当时很不好，事实上几乎等于不会说，所以除了父母告诉他的那些，一个七岁的孩子能知道什么呢？语言是最大的障碍，他的继父说，说英语时很难不带出他的德国口音，让人一听就是外国人，结果老是被学校的男孩子辱骂、殴打，因为他不光是外国人，还是德国人，是战后那些年里最低等、最受鄙视的那类人，一无是处的Kraut、Hun、Boche或者Heinie[2]，随你挑，但即便在他对英语的理解达到最深层次的熟稔程度，即便他的词汇量不断增长，掌握了英文句法和语法的精细之处后，他仍然还是会因为他怪异的口音而吃苦头。窝们夏天曲悠泳，好骂，阿奇？施奈德曼示范道。施奈德曼平时很少会开玩笑，弗格森对他尝试的这点儿小幽默很欣赏，而且确实还挺好笑的，所以他笑了，接着，他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事实是，施奈德曼说，懂德语很可能救了我的命。

弗格森让他解释一下，继父就跟他讲了讲战争的事情，说珍珠港之后不久他就应征入伍，想回到欧洲去打纳粹，但因为他比其他大部分男孩子都大一点儿，而且他读过大学，德语和法语都很流利，所以没有被派到战场上，而是被分到了情报组。因此，没有上前线拼杀。因此，没有被子弹或者炸弹早早送进坟墓。弗格森当然很急切地想知道他在情报组干了些什么，但和大多数从战场归来的人一样，施奈德曼不太想谈这个。他只是淡淡地说，审讯德国战犯，审问纳粹官员，让我的德语物尽其用。弗格森叫他详细说说，施奈德曼笑了笑，然后拍拍继子的肩膀说，有空再讲，阿奇。

如果说这种新的安排有什么不足之处，那就是施奈德曼对体育运动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不喜欢棒球或橄榄球，不喜欢篮球或棒球，不喜欢高尔夫球、保龄球或者羽毛球。不光是他自己不喜欢玩这些，他甚至都不会瞅一眼报纸的体育版，这就意味着他不会留意当地专业队的胜败，更别说大学校队和高中校队了，完全无视世界上每个短跑选手、铅球选手、跳高选手、跳远选手、长跑选手、高尔夫选手、滑雪选手、保龄球选手和棒球选手的辉煌成就。弗格森没有反对母亲再婚的原因之一，其实就是他误以为她的第二任丈夫也会是个热爱运动的人，因为她自己很喜欢游泳，喜欢打网球、乒乓球，甚至还有保龄球，弗格森很期待家里能有个可以和他参加一些体育活动的男人，抛抛棒球或者橄榄球，打打篮球或者乒乓球（是哪个不重要），即便这个假想的继父不是个爱运动的人，也极有可能会喜欢至少一项运动，因为大多数男人都会，比如他外公，最喜欢的就是棒球，所以在没有聊劳莱和哈台，讨论他们的短片比长片好还是差的时候，爷孙俩的大多数对话都是在分析曼托、施耐德和梅斯各自的优缺点，剖析阿尔文·达克在击跑配合时把球打到右外野的天赋，讨论弗里洛和克莱门特之间谁的臂力更强，或者尤吉·贝拉在右护胫里藏着一块刀片，把球扔给怀蒂·福特前会先在球上划一刀的传言是否真实。从六岁到十岁，弗格森每年都会和外公至少去看三场比赛，他们的纽约市棒球场年度巡游，曼哈顿的马球球场、布朗克斯的洋基球场和布鲁克林的埃贝茨棒球场——他们在这儿看了1955年世界大赛的一场比赛——但三次只是最少的，在弗格森的父亲去世以及道奇队和巨人队离开纽约后，每人通常总共会去六七次洋基球场，鲁斯造起来的房子，弗格森太享受这些在七八月午后的炎炎烈日下看球的经历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球场上葱绿整洁的草皮和光滑细润的褐土，一座设计规整的花园掩藏在一座伟大的石头城中，田园的快乐隐藏在人群喧闹的喊叫和口哨声中，三万人异口同声地发出嘘声，那声音太棒了，而在这期间，他外公却一直耐心地用他的铅笔头记录着比分，预测某击球手能不能占到垒，而依据则是他所谓的平均法则，意思就是一个低潮期的击球手肯定会击到，因为该轮到他了，可无论他外公预测错多少次，都从来没有对这条法则，这条连猜带蒙的无效法则失去信心。弗格森和他那位古怪、费解的外公一起看过很多比赛，天热的时候，因为太热了，戴不了帽子，他外公还会在秃顶的脑袋上盖一块白手绢来挡太阳，而现在他去世后，他意识到没有人可以取代外公的位置，尤其是施奈德曼，这个人甚至可能是道奇队和巨人队在1957年赛季结束后移师加利福尼亚时，纽约所有五个区中唯一一个没有心碎的人了。

喜欢这么一个对体育运动的精彩和快乐毫无感觉的人，确实是个不足之处，甚至还很让人失望，但公平起见地讲，对施奈德曼而言，反过来说也无疑成立，因为弗格森什么乐器都不会，也一定让他的继父很失望，因为他自己很会弹钢琴和拉小提琴，虽然没有到最高的专业水准，但在外行的弗格森听来，他演奏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完全就是美与精准的奇迹，和施奈德曼带到中央公园西路来的上百张唱片演奏得一样好。不是说弗格森没有努力过，但他连掌握基本的键盘熟练度的努力都是以失败告终的，至少他的音乐老师是这么说的，那个一头卷发的老太太马格里奇夫人，弗格森猜想，她没在把那些被迫学琴的孩子搞成精神崩溃的时候，很可能在兼职做女巫。他在读一年级时曾经跟她上过九个月的钢琴课，而他母亲在被告知他是个笨手笨脚的男孩后，认定这是因为她太早让他学琴了（不要提莫扎特六七岁就创作交响曲的事了——他不算），于是便建议她这位失败的钢琴家先休息一年，再重新跟别的老师学，但弗格森心里只是庆幸，他再也不用见到马格里奇夫人了。休息的那年，当然就是纽瓦克大火那年，当他们搬到纽约，挺过了奇妙的过渡期后，小孩去了希利亚德上学，而大人的状态又一直很乱，钢琴的事也就忘了。

施奈德曼让弗格森失望，弗格森也让施奈德曼失望，但由于他们俩谁都没跟对方提起这回事，所以各自仍旧不知道对方的失望所在。直到后来，当弗格森成为新生篮球队的首发前锋，施奈德曼才开始对体育表现出了一点儿兴趣，至少和弗格森的母亲看了好几场比赛，还站在看台上为他的继子加油，不过，弗格森仍旧没有学会演奏一件乐器。但即便如此，也可以有把握地说，弗格森从他继父对音乐的热爱中得到的益处，要多于施奈德曼从他继子投球入筐和封堵对手抢篮板的天赋中得到的收获。十二岁半时，除了和朋友们一致热爱的摇滚乐外，弗格森对其他的音乐类型一无所知。他的脑子里全是查克·贝里、巴迪·霍利、德尔·香农、法兹·多米诺等十几位流行歌手的歌词和旋律，但要说到古典音乐，他就一问三不知了，爵士乐、蓝调也是一样，新近的民谣复兴更是不了解，只听过当时风头正劲的金斯顿三重唱所作的一些诙谐民谣。认识施奈德曼后，这一切都被改变了。对于一个人生中只去过两场音乐会的男孩来说（一次是和米尔德里德姨妈、保罗姨夫在卡内基音乐厅欣赏了亨德尔的《弥赛亚》；一次是在希利亚德的第一个月和初中同学一起观看了《彼得和狼》的午后场）——他自己没有一张古典音乐唱片，他母亲也没有任何唱片，只是听广播上放的那些陈年老歌和大型爵士乐队的东西——对于一个连弦乐四重奏、交响乐和康塔塔的基础知识都一窍不通的男孩来说，光是听他的继父弹钢琴或者拉小提琴就足够眼界大开了，听他继父收藏的唱片时，他更是惊讶地发现音乐竟然可以重组一个人脑中的原子，而除了发生在中央公园西路和滨河大道上的这些，让他大开眼界的还有他们三个人住到一起几周后，他和母亲、施奈德曼一起去卡内基音乐厅、市政音乐厅和大都会歌剧院看的那些演出。施奈德曼倒不是带着什么音乐熏陶的任务，没有计划要给这个男孩或者他母亲上上正式的音乐教育课，他只是想让他们接触一下他觉得兴许会有共鸣的作品，也就是说不能从马勒、勋伯格和韦伯恩开始听，而是要先听雄浑欢快的作品，如《一八一二序曲》（弗格森第一次听到里面的大炮时惊得抽了一口气），或者戏剧化的作品，如《幻想交响曲》，或者鲜活灵动的标题音乐，如《展览会之画》，但他一点一点地把他们引诱了进来，没过多久，他们就陪着他去听莫扎特的歌剧和巴赫的大提琴演奏会了，对于十二岁和十三岁的弗格森来说，尽管他仍然爱着他向来钟爱的摇滚乐，但那些外出去音乐厅的夜晚，无异于内心活动的一种天启，因为他意识到音乐就是人心，是人类心灵最充分的表达，现在他听到了他所听到的之后，就能听得越清晰，而听得越清晰，他的感受也就越深入——有时候，深得都会让他浑身颤抖起来。

阿德勒家族正在萎缩。一个接一个地早早去世，离开了这个世界，再去掉搬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米尔德里德姨妈和被家族除名的前姨夫保罗，以及（带着弗格森的表弟表妹埃里克和朱迪）搬到佛罗里达州南部的表姨贝蒂和她丈夫西摩尔，还有因为1955和1956年的婚礼照片大战仍然在和表姐露丝冷战的夏洛特，现在阿德勒家族中还留在纽约的人，或者说仍然健在且没有逃走或者切断家族联系的人，也就剩弗格森和他母亲了。不过，尽管有这么多的损失，新的血脉却通过施奈德曼家族的人来到了他们的生活中，弗格森多了一大堆的姐妹、堂表亲和一个婶婶、一个叔叔、一个爷爷，而他母亲则多了两个女儿、一个侄女、一个侄子、一个弟妹、一个小叔和一个公公，由于某个市政工作人员在吉尔和他母亲的结婚证上签字盖章，宣布他们成为合法夫妻，这些施奈德曼家的人便构成了他们属于的这个新家族的绝大部分。真是个奇怪的变化，弗格森的外公在他们最后的几次聊天中这样说道，确实如此，就因为一场婚礼，他就获得了两个姐姐，就因为一个他根本不熟悉的人在一张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两个他同样不熟悉的女人突然间就成了他关系最近的亲戚。当然，如果弗格森喜欢玛格丽特和艾拉·施奈德曼的话，这些都好说，但跟他的两位新姐姐接触过几次后，弗格森认定这两个又胖又丑又做作的女孩儿根本不配被他喜欢，因为一个事实很快浮出了水面，那就是她们痛恨弗格森的母亲嫁给了她们的父亲，也憎恶她们的父亲辱没了她们母亲的在天之灵——在塔科尼克州公园大道遭遇车祸身亡后，这个女人已经被神化了。弗格森父亲的死也很悲惨，理论上他们所有人的处境都一样，但施奈德曼姐妹对这个新弟弟毫无兴趣，不屑于屈尊同这个无足轻重的十二岁小孩说话，她们已经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要这个偷走他们父亲的轻贱女人的儿子有什么用，尽管弗格森对她们在婚礼上的表现很不解——旁若无人地站在一旁，只和对方说话，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耳语，背对着新郎和新娘——直到两个星期后，她们说要到纽约的公寓吃晚饭，弗格森才意识到她们的居心叵测和小肚鸡肠，尤其是大女儿玛格丽特，而小女儿艾拉虽然没那么讨厌，但凡事唯姐姐马首是瞻，说起来可能更恶劣，他们五个人吃的那顿无人会忘记的晚餐，弗格森的母亲精心准备了好几个小时，想通过为他的女儿们费心做顿饭来证明她和吉尔的团结一心，当他母亲问她们在波士顿过得怎么样，大学毕业后有什么打算，那两个恶毒、傲慢的女孩不但假装没听到她说话，还满口嘲讽地盘问她对音乐的了解，她当然一窍不通了，可她们似乎是想证明给父亲看，告诉他自己娶了一个毫无教养的蠢货，但当玛格丽特问她的新继母是喜欢听巴赫的键盘乐在拨弦键琴上演奏，比如旺达·兰多芙丝卡，还是更喜欢一个叫格伦·古尔德的人在古钢琴上演奏（不是钢琴，而是叫古钢琴）时，吉尔终于爆发了，告诉她闭嘴。一只张开的手狠狠拍在餐桌上，震得银器咔咔响，还掀翻了一个玻璃杯，然后没人说话了，不光是玛格丽特，屋里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这些尖酸刻薄的歹毒话说够了没有，施奈德曼对他的女儿说。我都没想到你竟然还有如此心胸狭窄的一面，玛格丽特，竟然会这样恶毒、残忍。你太不知耻了。太不知耻了。太不知耻了。露丝是个出类拔萃的艺术家，如果你这辈子能有她十分之一的成就，就已经超出我对你最奢侈的期望了。但要在这世界上哪怕做出一点点的小成就，一个人也首先得有灵魂才行，可是亲爱的，从今晚你的所作所为来看，我都开始好奇你究竟有没有灵魂。

这是弗格森第一次见识继父的怒火，如野兽咆哮般不可遏制的怒火，喷发出某种极端狂暴和毁灭的力量，以至于他只能暗自祈祷这样的愤怒永远不会对准自己，但那晚看到它对准玛格丽特多让人满足啊，她活该挨这顿臭骂，而且他还高兴地发现，在新婚妻子遭到女儿的攻击时，施奈德曼竟然愿意挺身而出维护她，一个出类拔萃的艺术家，这对二人的婚姻而言应该是个好兆头，而当玛格丽特忍不住哭成一团，泪眼婆娑的艾拉抗议说他没有权利对姐姐这样讲话时，弗格森听到他母亲吐出了几个字，听到她第一次说出了在后来的年月中每当施奈德曼发火时她都会用到的几个字，冷静点儿，吉尔，不知怎的，这几个字听起来具备某种双重力量，既像是警告，又像是安抚，就在他听到母亲第一次说出这几个字后，她从座位上站起身，走到了与她结婚才十六天的丈夫身旁，施奈德曼在餐桌那头一动没动，露丝站在他背后，把双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并低头亲了亲他的后颈。她的勇敢和镇定让弗格森佩服，让他联想起一个人走进了关着狮子的笼子，但很显然，他母亲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施奈德曼非但没有推开她，反而伸起右手，紧紧握住了她的手，然后拉到他的唇边亲了亲。他们甚至都没有看对方一眼，但怒火算是被压下去了，或者说几乎下去了，因为接下来还有道歉的事要商量，而最终，口气严厉的施奈德曼从不情不愿、哭哭啼啼的玛格丽特嘴里撬出了对不起三个字，虽然道歉时几乎没有正眼瞧她的继母，由于这场风波发生在吃甜点的时候（奶油拌草莓！），主餐基本上已经吃完，两姐妹为了挽回颜面，便以她们第二天早上九点还要去见几位高中旧友为由离开了，但弗格森知道这是骗人的，因为她们那晚本该留在公寓过夜，睡在他的卧室，而他要在客厅的折叠沙发上将就一晚，那沙发就是他母亲为此专门购买的，但那晚没有过夜，别的夜晚也没有，因为后来再来纽约时，两姐妹都住在她们舅舅和舅妈在滨河大道附近的家里，如果施奈德曼想见她们，就得去那边或者和她们在公共场所碰头，姐妹俩再也没有来过中央公园西路的公寓，而她们登门拜访那间临河的新公寓，也要到好几年之后了。

弗格森并不在乎。他不想和那俩女孩有任何关系，就像他也不想和施奈德曼的父亲有任何关系一样，不幸的是那人每个月还总要来吃一次晚饭，而且总是爱对各种话题大放厥词，比如美国政治、冷战、纽约的清洁工、量子物理，甚至还包括弗格森本人，把你那儿子看好了，亲爱的——他满脑子都是性，可现在还没意识到，弗格森只能尽力躲开他，总是以刷新纪录的速度狼吞虎咽地吃完主食，然后谎称肚子太撑，吃不下甜点了，明天还有历史考试，他想先回房去复习——但事实是当天下午已经考过了。或许他这位不算爷爷的新爷爷没有玛格丽特和艾拉那么讨厌，但也好不到哪儿去，至少没好到让弗格森想坐在一旁，听他滔滔不绝地瞎扯约翰·埃德加·胡佛在亚利桑那州设立的秘密集中营或者约翰·伯奇会和共产党联合密谋往纽约城市供水的水库里下毒，其实，如果那老头不是总大声瞎咋呼的话，这些本来还有一种异样的滑稽感，但跟他待上二三十分钟，弗格森就受不了了。这么算下来，他受不了的新亲戚就有三个了，这三个施奈德曼家的人，他巴不得能不来往，可他们家还有别人，比如住在十三个半街区外的西75街上的那些人，虽然他不太喜欢新婶婶丽兹，觉得她脾气差，有点儿神经质，老是在纠结日常生活的琐碎，不懂得在时间耗完之前应该好好生活，但他很快就喜欢上了施奈德曼的弟弟丹尼尔，还有他的两个孩子，也就是堂哥吉姆和堂姐艾米，他们俩从一开始就让弗格森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而且认为他们的大伯吉尔真他妈的有福气（吉姆的话），能娶到弗格森的母亲这种几乎完美的女人（艾米的话）。

丹尼尔是个商业广告艺术家，有时候也给童书画插画，但基本上是个打零工的自由职业者，每天在他们家公寓最里面那间被改造成工作室的小屋里一待就是八个十个钟头，窝在他拥挤、昏暗的小工作室里涂涂画画，为贺卡、广告、日历、企业宣传册创作插画，为他和作家菲尔·科斯坦萨合作的《小熊汤米》画水彩插图，赚的钱来虽然足够负担一家四口的衣食住行，但也不会剩下什么闲钱来挥霍在夏天出去休长假或者送孩子们上私立学校这类奢侈上。他的作品成熟而专业，透露出创作者娴熟的技巧和恣意的想象力，尽管并没有什么特别独到的地方，但还是挺惹人喜欢——这个词也经常被用来描述丹尼尔·施奈德曼本人，而他也确实是弗格森见过的最谦逊、快乐的人之一，特别爱笑，他老在哈哈大笑，和哥哥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他是说话从没德国口音的那个，是英俊帅气的那个，是爱玩爱笑的那个，是喜欢运动的那个，堂哥吉姆也喜欢运动，吉尔和弗格森的母亲结婚时，高大、精瘦、爱打篮球的吉姆刚开始他在布朗克斯理科高中的第三年，所以这俩施奈德曼组成的男子小分队得知他们的新侄子/堂弟和他们一样热爱篮球后，二人组就变成了三人组，每次丹和吉姆去花园看比赛都会邀请弗格森一道前往。他们去的是那座旧花园，也就是曾经屹立在第49街和50街之间的第八大道，但现在已经被拆掉的麦迪逊广场花园，1959至1960赛季，弗格森就是被带去那儿第一次现场观看了篮球比赛，星期六下午的大学队三连赛，哈林篮球队的表演赛，和里奇·盖伦、威利·诺尔斯、约翰尼·格林代表的那支拙劣、平庸的尼克斯队，但当时的NBA只有八支球队，也就是说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每个赛季至少会在花园打五六场，这些比赛是三人组会特别去看的，因为没有人比库西、海因索恩、拉塞尔和那俩琼斯组成的队伍更会打球了，他们五个人组成了一个持续运转的大脑，一种单一的意识，每个球员心里只有球队，没有自己，或者如丹叔叔看比赛时反复说的那样，篮球就该这么打，是啊，看他们能打得那么好让人震惊，和他们一比，尼克斯队显得既萎靡又狼狈，不过，虽然弗格森对整支球队赞赏有加，但有一个球员让他印象尤其深刻，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那就是长了一身腱子肉的比尔·拉塞尔，他一直是凯尔特人的行动核心，似乎把其他四个大脑都包在了自己的脑袋里，或者说，他仿佛能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发射到队友的脑子里去，拉塞尔行动时有些怪异，看起来也不像个运动员，但作为一个似乎能力有限、很少投篮或得分甚至运球的球员，他却总能争抢到又一个关键的篮板球，总能传出又一个难以置信的反弹球，总能挡住又一个投篮，正是因为他，凯尔特人队才赢了一场又一场、一季又一季的比赛，每年都能夺冠或者争冠，但当弗格森问吉姆，拉塞尔是如何在很多方面差强人意的情况下还能打得如此棒时，吉姆想了会儿也只能摇摇头说，我不知道，阿奇。可能他就是比其他人聪明，或者比其他人有眼力，总是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瘦高个儿吉姆回应了弗格森多年来的祈祷，也就是盼望能有个哥哥，或者至少有个堂兄兼朋友，可以做他的榜样，让他汲取力量，所以他们攀上亲戚之后弗格森很是欢喜，因为十六岁的吉姆似乎没什么顾虑就欣然接受了这位小堂弟，把视他为志同道合的伙伴，但弗格森不太了解的是，只有一个亲妹妹和两个堂姐堂姐的吉姆，无疑也一直像他那样渴望能有个兄弟。在吉姆高中毕业跑到麻省理工学院读书之前的两年中，他成了一个对于时常迷茫、叛逆的弗格森至关重要的人物，虽然弗格森在滨河学院的学习表现不错，但依然还有态度问题（顶撞老师，容易被比利·内森逊这类恶棍的挑衅惹怒），而吉姆则是个充满求知欲的上进少年，宅心仁厚，热爱数学和科学，喜欢聊无理数、黑洞、人工智能和毕达哥拉斯的悖论，而且他从不生气，不会对任何人恶语相向或者吹胡子瞪眼，他的榜样力量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压住了弗格森的过分行为，此外，吉姆还向弗格森透露了女性生理的内幕和如何处理满脑子都是性这个越来越顽固的毛病（冷水澡、那上面放冰块儿、绕圈跑个三英里），但最棒的还是篮球场上有吉姆和他在一起，这个高中三年级时五英尺十一英寸、高中四年级时六英尺一英寸的吉姆，每周六早上会和弗格森在他们两家的中间点碰头，然后一起走去滨河公园，找一块空场地练习三个小时，只要天气诸神肯赏脸，每周六七点整不见不散，毛毛雨也可以，但滂沱大雨不行，小雪可以，但冻雨或者大雪不行，温度降到零下（冻手）或者升到三十五度以上（中暑）也不行，换句话说，在吉姆收拾行李去上大学之前，大多数的星期六他们都可以在外面玩儿。对于年轻的弗格森先生来说，周末跟着母亲外出拍照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从现在开始他的挚爱成了篮球，十二岁时他发现篮球不再显得又大又重，而是可以任他掌控，而到十二岁半时，这项运动成为了他的激情所在，仅次于看电影和跟女孩子接吻，而吉姆恰在这时出现在了他的生活里，还愿意每周拿出三个小时来教他打球，这是多么神奇的逆转啊，正确的时间碰上了正确的人——这种事发生的概率有多少？——而且吉姆是个勤勉刻苦的好球员，如果他选择参加选拔赛，水平足够进高中校队，所以在基本功方面他是个很好的老师，一步一步带着弗格森经过各种基本训练，比如如何正确地单手上篮，防守时双脚该怎么跑动，抢篮板时该怎么挡人，反弹传球有什么要领，怎么罚球，怎么擦板投篮，跳投时该如何在最高点把球推出，有太多东西要学了，左手运球，掩护配合，防守时要把胳膊举起来，还有每次训练末尾的O-U-T和H-O-R-S-E投篮游戏，而随着弗格森从五英尺四英寸蹿到五英尺六英寸、五英尺七英寸，这类游戏在第二年最终变成了单挑，虽然弗格森总是会输给比他更高更有经验的吉姆，但在十四岁生日过后，他也渐渐招架得住了，有时候甚至相当可以，能一口气完成五六个跳投，让球飞进滨河公园里那种在全城每个公园都能找到的无网篮圈，由于他们遵照的是纽约那种赢者到底的规则，所以每当弗格森连续投篮成功，都会差那么一点点就不会输了。正如吉姆在他们打完最后几场球时说的那样：再坚持一年，阿奇，再长个两三英寸，你就能把我打得满场找牙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中满是老师把学生教得很好那种自豪的满足感。再之后便是波士顿和再见，而弗格森的心上又多了一道新伤。

在他母亲嫁给吉尔之后的一年半之内，弗格森搜集到了足够的信息，给施奈德曼一家人下了一些终极的判词。在他脑海的分类账中，左栏里有三个半白痴：不足挂齿的丑恶之人（两个）、精神错乱的一家之长（一个）、心地不坏但变化无常且神经过敏的婶婶丽兹（半个）。右栏里是其他四人的名字：可敬可爱的吉尔、亲切友好的丹、热情奔放的吉姆和愈加迷人的艾米。总之，他数出了三个半负的和四个正的，从数学上来讲，证明了值得庆幸的要比值得抱怨的多，毕竟，阿德勒家基本上没几个活的了，而弗格森家的人又都不在身边（大伯卢在监狱，大伯母米莉在佛罗里达的什么地方，二伯阿诺德和二伯母琼在洛杉矶，堂姐弗兰茜在圣巴巴拉——已经结婚且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其他堂兄弟姐妹散落在全国各地，早已没有联系），这四个好的施奈德曼基本上就是弗格森拥有的全部了，而且因为其中一个施奈德曼娶了她母亲，其他三个也和他一样住在滨河大道，走路几分钟就到，所以弗格森和他们越来越亲近，对他来说，家庭分类账中的正项带来的益处远超过负项带来的坏处，尽管他的人生在某些方面被削弱了，在其他方面却有了明显的提升。

艾米是施奈德曼一家的意外惊喜，是埋在一堆皱巴巴的包装纸下面的生日礼物，直到聚会结束、所有客人散去才被发现。没能多留意她是弗格森的错，但刚开始时有太多的事情要适应，他不知道该对这个行动有些笨拙、只知道傻笑的女孩作何评价，比如她说话时总是伸着胳膊摇来摇去，好像就是没法安静坐会儿，而且长相也奇怪，箍着牙套，顶着一头乱蓬蓬的暗黄色头发，但后来，弗格森发现她的牙套没了，头发也剪成了短短的波波头，而且在他长到十三岁后，发现艾米的乳房已经开始在她先前那戴了也跟没戴一样的少女胸罩里越来越醒目，这位十三岁的堂姐不再是她十二岁时那个样子。从中央公园西路搬到滨河大道一周后的某天，她放学之后给他打来电话，唐突地宣布她要过来看看。他问她为什么想见他，她说：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六个月了，可你和我说过的话总共不超过三个字。我们现在应该是堂姐弟了吧，阿奇，我想了解一下值不值得费时间和你交朋友。

他母亲和继父那天下午都出去了，而且橱柜里除了半盒已经不新鲜的无花果酥之外什么零食都没有，弗格森有点儿不知所措，拿不准该如何应付这突然的到访。艾米挂断她公寓里的电话十八分钟后，就摁响了他公寓楼下的门铃，但在这期间弗格森已经考虑并否决了至少六七个该如何招待她的主意（看看电视？翻翻家庭相簿？让她欣赏一下吉尔在他十三岁生日时送他的三十七卷本莎士比亚全集？），然后决定把放映机和便携银幕从储物室搬出来安装好，放一部他收集的劳莱和哈台电影，这可能是个大错误，他意识到，因为女孩子们不喜欢劳莱和哈台，反正他认识的那些女孩都不喜欢，比如两三年前他曾问那个漂亮可人的伊莎贝尔·克拉夫特对他们怎么看，她就一脸嫌弃的样子，还有最近，他现在最喜欢的瑞秋·米奈塔也呼应了克拉夫特的观点，说他们幼稚又白痴，但接着，在1960年3月那个凉爽的下午，艾米来了，穿着白色的毛衣、灰色的百褶裙、马鞍鞋和白棉袜——当时正流行的白色翻边短袜，当他宣布打算给她看《烂醉如泥》，劳莱和哈台在三十年代拍的一部短片，她竟然笑了笑，说：好啊。我很喜欢劳莱和哈台。他们是马克斯兄弟之后最好的喜剧组合了。活宝三人组算什么，两傻双人秀算什么——斯坦和奥列才了不起呢。

不，艾米和他认识的任何女孩都不一样，这部片子时长二十六分钟，但其中足足有十四分钟，弗格森都在看着她被片子逗得大笑，听着她被片子逗得大笑，他认定和她成为朋友确实值得花时间去做，因为他注意到她的笑声不是小孩那种失控的尖笑声，而是一连串从肚子深处发出的洪亮的大笑——诚然是快乐的笑声，但同时又带着想法，仿佛她明白自己为什么笑，而这让她的笑声显得很聪明，似乎她在笑让她发笑的事情的同时，也在笑她的笑本身。可惜的是，她在公立学校上学而不是滨河学院，他们没机会每天都见面，不过，尽管有各自的朋友，有各自的课外活动（艾米上钢琴课和舞蹈课，弗格森参加体育运动），但在艾米3月的突然造访之后，他们每十天左右都会见一次面，所以一个月差不多有三四次，当然，这没有算上其余的那些见面，比如两家人一起出游，节日聚餐，和吉尔去卡内基音乐厅看演出以及一些事件（吉姆的高中毕业庆祝会、施奈德曼老头的八十大寿庆典），不过多数时候他们都是单独见面，天气好的时候去滨河公园逛逛，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去他家或者她家待着，偶尔也一起看电影，或者坐在同一张桌前做学校布置的作业，或者周五晚上去他家或者她家一起看他们都特别喜欢的新剧（《迷离时空》），但他们做得最多的还是聊天，或者说是艾米聊，弗格森听，因为没有人比艾米·施奈德曼对世界有更多话要说了，似乎每个话题她都有自己的见解，几乎什么都比弗格森知道得多。聪颖、任性的艾米会取笑她父亲，会和哥哥开玩笑，会用尖刻、噎人的的话来对付她母亲无休无止的小题大做，仿佛她真的什么都知道，可每次还都不会被骂或者受到惩罚，原因很可能是她从来都是个敢想敢说的女孩，也让家人学会了尊重她这一点，就连迅速成为她的头号朋友的弗格森，也无法完全避开她的羞辱和批评。不管她如何大声疾呼自己有多喜欢或者钦佩他，还是会经常认为他懒于思考，并一直惊讶于他对政治的淡漠态度，惊讶于他竟然没怎么想过肯尼迪的总统竞选和民权运动，但弗格森才懒得想这些，他说，他希望肯尼迪能赢，但就算他当了总统，情况也不会跟现在有多少差别，只是不会变得更糟罢了，至于民权运动，他当然支持了，谁会反对为每个人争取正义和平等呢，但看在老天分上，他只有十三岁，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一粒尘埃能改变什么世界呢？

不要找借口，艾米说。你又不会一直都是十三岁——之后你怎么办？总不能一辈子都只想着你自己吧，阿奇。你必须要有点儿抱负才行，不然就会变成你最讨厌的那类空心人——对吧，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僵尸城里那些行尸走肉中的一个。

我们终将战胜，弗格森说。

不是，我幽默、微小的尘埃先生。是你终将战胜。

弗格森发现和一个女孩子如此亲密的感觉真是太奇怪了，尤其还是和一个他根本没想过去亲的女孩，在他的经历中，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友情，跟他和任何男孩子的友情一样铁，但因为艾米是个女孩，他们的互动又带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调性，表面之下仍有一种男女生之间才有的电流，但又同他对瑞秋·米奈塔、爱丽丝·艾布拉姆斯或者他在十三岁时喜欢或者亲过的女孩感受到的蠢蠢欲动不一样，那是一种嗡嗡作响的电流，但他对艾米感觉到的电流是微弱的，按理说她是他的堂姐，是他的自家人，也就说他根本无权去亲她，甚至连想亲她的念头都不能有，在这种强大的禁忌之下，弗格森根本没有过什么忤逆的想法，他很清楚那样的行为即便不算很震惊，也会非常不得体，所以尽管他看着艾米的身体一点点绽放成摇曳多姿、如繁花一般美好的少女——可能她的美不是伊莎贝尔·卡拉夫特那种美，不过，她眼神中的灵动与鲜活却是他从没在任何女孩身上见过的——但弗格森仍然在抗拒着有辱门风的冲动。但接着，他们长到十四岁之后——艾米在12月过的生日，弗格森在3月过的生日——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再受他控制，这个身体带来了不由自主的勃起和经常性的呼吸短促，带来了刚学会自慰时脑子里除了淫秽念头再容不下别的念头的阶段，带来了虽然还没有男人的各种特权但已经算是一个男人的精神狂乱，带来了心中的骚动、惶恐和无休无止的混沌，所以现在无论什么时候看到艾米，他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想法就是他有多想亲她一下，而且他也感觉到，无论什么时候艾米看他时，似乎也开始有了同样的冲动。4月的某个周五晚上，吉尔和他母亲去城里参加晚宴，他和艾米独自待在七楼的公寓，聊起了kissing cousins[3]这个表达，弗格森承认他其实不太理解，因为这似乎只会让人联想起亲戚们礼貌地亲吻对方的脸颊，可又似乎不太对，因为那种吻不能算是真正的吻，所以为什么要叫kissing cousins，毕竟那些人就是普通的亲戚罢了，听到这里艾米大笑起来，说道，不是啊，傻子，这才是kissing cousins的意思，然后，她没再说话，而是俯身凑到坐在沙发上的弗格森面前抱住他，亲了一下他的嘴唇，但很快，这个吻就伸进了他的嘴里，而从那一刻起，弗格森便认定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堂姐弟。

注释：

[1] 链轮为sprocket，烧焦为scorched，发音有些接近，这里的烧焦指的是前面提到的斯坦利被烧焦的尸体。

[2] 均是对德国人或者一战中的德国士兵的蔑称。

[3] 指那种关系亲密到可以互相亲吻致意的亲戚。

2.4

艾米·施奈德曼已经在他曾经那间卧室里睡了四年，诺亚·马克斯消失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了，而刚刚升入八年级的十三岁的弗格森，不想在这儿待了。但他不可能直接离家出走（他能去哪儿，而且没钱怎么活？），于是退而求其次向父母要求道：明年9月能不能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去，让他在远离新泽西州枫林镇的某个地方过完四年的高中生活。

要不是知道他们能负担得起这笔开销，他也不会问，但自从全家在1956年搬到新居，更气派的生活继续蒸蒸日上，他父亲日益庞大的帝国又多了两家分店（一家在肖特山，另一家在帕西帕尼），加上现在本地消费者家家户户都舍得花钱买两三台电视，而洗碗机、洗衣机、干衣机成了每个中产家庭的标配，一半的人还愿意把钱浪费在大容量的冷藏柜上，好存储他们更愿意吃的速冻食品，所以弗格森的父亲现在成了有钱人——或许还不是个洛克菲勒，但却是城郊零售业的王者，著名的利润先知，用低价铲除了七个镇的竞争对手。

这越聚越多的财富带来的战利品，包括弗格森的父亲那辆淡草绿色的四门凯迪拉克黄金帝国，他母亲那辆红色的旁蒂克敞篷车，蓝谷乡村俱乐部的会员，以及玫瑰园照相馆的关张——结束了他母亲作为独立艺术家挣钱养家的短暂生涯（油画肖像的热劲儿过去了，照相馆只是勉强做到不赚不赔，而五家分店的营业额又与日俱增，那还费事经营照相馆干吗呢？）——在这种又能赚又能花，花钱速度赶不上赚钱速度的情况下，弗格森不认为寄宿学校可能给他们增加什么负担。而且如果他们真会反对他的计划（或者说如果他父亲会反对的话，因为所有花钱的事情都由他做主），弗格森也有办法对付，他愿意放弃天堂夏令营，在暑假打工赚钱，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他研究这事儿已经好几个月了，他告诉他们，最好的寄宿学校似乎都在新英格兰地区，尤其是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不过佛蒙特和康涅狄格州也有，纽约上州和宾夕法尼亚的一些也不错，甚至新泽西都有几所。现在才刚9月，他知道，离下一学年还有整整十二个月，但入学申请必须要在1月中旬之前寄出去，所以他们必须现在开始逐步缩小择校范围，否则没有足够时间来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

跟他们说这些时，弗格森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在肯尼迪和尼克松竞选总统那个秋天的某个星期二晚上，他和他那自命不凡、难以捉摸的父母围坐在晚餐桌旁，一家人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坐下来一起吃顿饭——这种事现在发生得越来越少了，因为他父亲的商店关门很晚，母亲最近又迷上了打桥牌，每周有两三个晚上都不在家吃饭——他们坐在餐桌旁吃着，安吉·布莱则在厨房和餐桌前来回穿梭，把新做好的菜端上来，把吃完的盘子撤下去，先上来的是蔬菜汤，然后是切成厚片的烤牛肉加土豆泥和一份黄油青豆，这些美食都是少言寡语但厨艺精湛的安吉·布莱做的，在过去的四年中，她每周有五天来给他们收拾房间和做饭。弗格森吃完他的最后一点儿烤牛肉后终于开口了，终于攒足勇气，说出了那件他在心里憋了几个月的事。

他一边说，一边细心观察父母的反应，研究他们的表情，想从中获得一点儿他们对自己这个计划有什么看法的蛛丝马迹，但他们基本上都是面无表情，他心想，仿佛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毕竟，他为什么想要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完美世界呢，他在学校的表现那么好，那么喜欢在棒球队和篮球队打球，有那么多朋友，所有的周末派对也都会邀请他去，除此之外，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还能有什么奢求呢。弗格森不愿让父母难堪，所以没有承认他们才是自己想离开的原因，和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几乎已经让他忍无可忍，而是编了个谎，说他渴望生活有一点儿变化，他觉得自己烦躁不安，都快要在他们这个微不足道的小镇里憋死了，他渴望能有一些新的挑战，去一个不是家的地方，考验一下自己。

他知道这在他们听来有多荒唐，他想努力解释自己的出发点，让论据显得更充分、缜密一些，但他控制不了自己变化莫测的声音，他那已经不是小男孩但又不够男人的发声器官还在努力寻找它的最佳音域，总是忽高忽低地来回颤，发出来的声音毫无权威和底气。而且他在他们看来也很荒唐吧，一个微不足道之人，把指甲咬得乱七八糟，左鼻孔的左边冒出了一个新的脓包，但却拥有生活中的一切物质优势，有饭吃，有房住，还有一千种其他的享受，弗格森自己也大到了足以明白他能生活在财富的顶层有多幸运，大到了足以明白世界上十分之九的人现在又冷又饿，战战兢兢地活在物质的匮乏与持久的恐惧中，所以他有什么资格抱怨命运，又怎么敢表现出哪怕一丁点儿的不满，他明白自己在全人类的命运挣扎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也因此对自己的痛苦感到羞愧，对自己没能欣然接受生活种种慷慨的赐予感到恶心，但感受就是感受，他无法不让自己感到愤怒和失望，因为没有什么意志行为能改变一个人内心真实感受到的东西。

问题还是他在多年前就发现的那些，只是现在变得更糟，糟到了弗格森认为已经无法修复。可笑的淡草绿色凯迪拉克，打理得干净整洁但却毫无生气的蓝谷乡村俱乐部，以及有关11月时投票给尼克松的讨论，都是他父亲长期感染的那种疾病的典型症状，但他父亲从一开始就没救了，弗格森只能麻木顺从地看着他攀进那个庸俗的暴发户阶层。但接着玫瑰园照相馆也没了，这让弗格森消沉了好几个月，因为他知道曾经的生活中不只有赚钱二字。关掉照相馆就是认输了，是他母亲宣告她已经放弃自己，投入了对方的阵营，看着她变成那种女人，又一个乡村俱乐部的太太，只知道打高尔夫、打牌，在晚饭前的鸡尾酒时间就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这一切太令人沮丧了。他察觉到她也和自己一样不开心，但他没法和她提这种事，因为他还没大到能对她的私人生活指手画脚，但很显然，他父母的婚姻，以前一直让他觉得好像一盆温吞的洗澡水，现在已经彻底凉了，沦为一种无趣无爱的同居生活，两个人各做各的事，只在有必要或者有需求的时候才会有所互动，而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

再没有星期天上午去公共球场打网球比赛了，再没有星期天中午到葛朗宁餐厅吃午餐了，再没有星期天下午去电影院看电影了。这个举国休息的日子现在都耗在了乡村俱乐部，一座寂静无声的瓦尔哈拉殿堂，里面有高尔夫绿地、呼哧喷水的洒水器，有在全天候泳池中嬉戏尖叫的小孩子，但弗格森很少陪父母开四十分钟的车去蓝谷，因为星期天他要参加棒球队、橄榄球队和篮球队的训练——即便在没训练的那些星期天也会去打球。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或许高尔夫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好的，而且毫无疑问，午餐吃鲜虾盅和三层三明治也没什么不好，但弗格森很怀念他的汉堡和那碗薄荷碎冰激凌，所以他离高尔夫代表的那个世界越近，就越发现自己鄙视高尔夫——或许不是这项运动本身，但无疑是那些打高尔夫的人。

骄傲自负、假装虔诚的弗格森。敌视上层中产阶级习惯和态度的弗格森，自以为无所不知，鄙视那些出手阔绰、追求显赫地位的新一代美国人——一个想要离开的男孩。

他的一个希望，是父亲会认为把他送到一所著名的寄宿学校可以提升他在俱乐部的威望。是啊，我儿子现在去安多弗了。比公立学校不知好到哪里去了，你说是不是？多花点儿钱算什么。良好的教育才是父母能送给子女最好的礼物。

诚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一厢情愿的乐观中孵化出来的妄想，因为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理由去希望什么。在那个温暖的9月晚上，他父亲坐在餐桌的对面，放下手中的叉子后，说道：你在说什么傻话，阿奇。你这不是在让我花两倍的钱买同样的东西吗？没有哪个脑子正常的人会让自己受这种骗的。你想想吧。我们给这所房子交税了，对吧？很高的税，全州最高的几项财产税。我不想交，但还是愿意把钱给他们，因为我能有所回报。那就是好学校，全国最好的几所公立学校都在这儿。这就是我们当初搬到这个镇子的原因。因为你母亲知道你能在这儿接受到最优秀的教育，和你那些高级私立学校能提供的教育一样好。所以没门儿，小子。我不会再花两倍的钱去买我已经有了的东西，你懂了吗[1]？

寄宿学校显然不在他父亲的那张炫耀消费单上，这时候他母亲又插进来说，他小小年纪就离家在外的话会让她心碎的，所以弗格森甚至没再提那个利用暑假打工赚学费的主意。他现在被困住了。不光是接下来这一年，还有直到他高中毕业前要熬过的那四年——加起来总共五年，比很多人因持械抢劫或过失杀人服的刑期还长。

安吉端来了甜点，弗格森坐在餐厅里，一边望着面前那碗巧克力布丁，一边猜测为什么没有允许子女脱离他们父母的法律。

因为什么都没变也永远不会变，因为在弗格森的修宪企图被否决后，旧的家庭统治依然完好无损，依靠惯性和固有的奇想统治的旧制度依旧没有倒掉，所以被彻底打败的叛逆者被宣布应该得到一点补偿，那就是再去他钟爱的天堂夏令营过一个夏天，这将是他在那个有球场、有独木舟探险、有纽约那群喧闹的朋友们陪伴，但是没有父母的天堂里度过的第六年。弗格森不仅马上就要离开父母去享受两个月漫长的休息和自由，而且出发那天早晨和他一起站在中央车站站台上的，还有同样也要北上去过暑假的诺亚·马克斯，诺亚又回来了，在错过1956年的后四周和1957年的全部八周之后，他恢复了同天堂夏令营的联系，准备马上开始继续他在那里的第四年假期，而陪在他身边的就是他继母的外甥、他的表兄兼朋友，十四岁的弗格森已经长到了五英尺七英寸，比仍以哈珀这个名字在夏令营行走的诺亚足足高出了半头。

这件事还挺奇怪的。弗格森的米尔德里德姨妈仍然是诺亚的继母，因为她和唐姨夫根本没有费事办离婚手续，诺亚的父亲在巴黎旅居了十八个月后——他在那儿开始创作蒙田的传记——又搬回了佩里街的老住址。不过不是搬回他先前和米尔德里德同居的那间位于三层的公寓，而是二楼的一间小公寓——他不在的那段时间这个房子空出来了，所以米尔德里德在他回来之前替他租了下来。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新安排。经过一年半的纠缠不清和难以决断，以及米尔德里德趁布鲁克林学院给的休假去了三趟巴黎后，他们认为终究离不开对方。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两人没法生活在一起——至少不能总是在一起，至少不能像传统的夫妻那样，除非他们容许家庭日常惯例能时不时被打破，否则最终一定会如同类相食的猛兽一般把对方生吞活剥。因此就有了两间公寓的折中之策，或者说所谓的逃生舱调解，因为他们的爱是那种不可能的爱，满是混杂在一起的激情与不合，仿佛雷暴场充满了带电的正负离子，因为唐和米尔德里德都同样自私、暴躁但又彻底地爱着对方，他们之间的战争永远不会有结束的那天——当然，唐回到他二楼公寓的那些时刻除外，一个和平的新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在弗格森看来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但他也没有费时间多想，因为据他的经验，所有婚姻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唐和米尔德里德之间是恶战，他父母之间是冷战，但这两种婚姻都一样残缺不全，更不用说他的外公外婆了，那俩人在过去十年里跟对方说的话估计不超过五十个字，反正在他看来，所有的大人当中，似乎认为能活着就已经很美好的，只有他那位已经没了丈夫而且也不会再有丈夫的叔祖母珀尔。但唐和米尔德里德破镜重圆，弗格森还是很开心的，即便不是为他们，也至少是为他自己，因为唐的回归也让诺亚重新回到了他的生活中，而且弗格森惊讶地发现，虽然之前诺亚那位半疯的母亲禁止他们往来，导致他们有十八个月音讯全无，但他们还是很快又成了朋友，仿佛那段长长的分别不过持续了区区几天。

诺亚还是焦躁不安、火气冲天，还是曾经那个语速飞快，喜欢揶揄人的诺亚，但十一岁时的他已经不像九岁时那样易燃易爆了，而随着这两个男孩跌跌撞撞地从童年晚期步入青春期早期，他们还从各自在对方身上发现的闪光点找到了精神支柱。对诺亚而言，弗格森是那个不管做什么都很出色的英俊王子，是那个能打出最高击球率、学习成绩也很棒的佼佼者，是个女生都喜欢而男生都仰慕的人，能成为这么一个人的表弟、朋友和心腹，让他的生活也变得重要起来，不然他的人生多煎熬啊，一个十四岁男孩的过渡性人生，每天都要纠结他满头的卷发和笨拙的外表，还有去年固定到牙齿上那些破相的金属丝，以及他毫无魅力的可怕体态。弗格森知道诺亚对他的崇拜，但也知道这种崇拜纯属误判，而且毫无根据，诺亚把他当成了某种理想化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英雄式人物，而他，弗格森，在最真实的内心深处，明白诺亚才拥有顶呱呱的脑子，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年轻的马克斯先生要比他超前多了，每时每刻至少都比他快一步，经常是快两步，偶尔还会快四步，甚至是十步。诺亚是他的开路者，是那个风驰电掣替他探索森林的童子军，会告诉他最好的猎物在哪儿——值得读的书、值得听的音乐、值得笑的笑话、值得看的电影、值得思考的想法——现在弗格森已经消化完了《老实人》和《抄写员巴托比》，巴赫和马迪·沃特斯，《摩登时代》和《大幻影》，让·谢泼德的深夜广播单口秀和梅尔·布鲁克斯的《两千岁老人》，《一个土生子的札记》和《共产党宣言》（不，卡尔·马克思不是他的亲戚——同样，格劳乔也不是，唉）之后，他禁不住想到，如果没有诺亚，他的人生该是多么荒芜贫瘠。愤怒和失望只能带你走那么远，他意识到，如果没有好奇心，你肯定会失去方向。

1961年7月是一个多事之夏的开始，在他们准备动身去天堂夏令营的时候，从外面的世界传来的似乎都是坏消息：柏林正在修一堵墙，厄内斯特·海明威在爱达荷的深山中用一颗子弹打穿了自己的头颅，自由乘车者乘坐大巴穿越南部时遭到了大批白人种族主义暴徒的袭击。威胁、沮丧和仇恨，充分证明了管理宇宙的并不是理性之人，弗格森很快重新适应了营地那种美好、熟悉又忙碌的生活，比如上午和下午运球、盗垒，比如听他木屋里那些男孩子互相讥讽和胡说八道，比如欣喜于能有机会和诺亚再次见面，尤其是这意味着他们又可以一刻不停地聊两个月的天了，比如晚上和他特别喜欢的那些纽约女孩跳舞，胸部丰满又活泼的卡罗尔·萨尔伯格，苗条又体贴的安·布罗茨基，还有满脸粉刺但又美得不像话的德妮丝·莱文森，这个女生简直跟他想到了一块儿，双双从晚餐后的联欢会上溜出来，跑到后面的草地上玩起了激烈的口舌练习，那么多值得感恩的美好经历，但现在他十四岁了，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六个月之前从不会有的念头，弗格森总是在审视自己与一些遥远陌生之人的关系，比如，他会想，要是海明威在爱达荷一枪把自己打得脑浆迸裂的那个时刻他没有和德妮丝接吻，或者他在上周四那场天堂夏令营和灰锁夏令营之间的比赛中击出二垒安打时，密西西比州的某个三K党成员没有用拳头杂碎那个身材瘦小、留着短发的波士顿自由乘车者的下巴。一个人接了吻，另一个人挨了打，或者一个人正在1857年6月10号上午十一点参加他母亲的葬礼，同一座城的同一个街区里，另一个人正第一次抱起自己刚出生的宝宝，一人的悲伤同另一人的快乐同时发生，除非你是那个被认为无处不在、能看到任何时刻发生的任何事的上帝，否则没有谁能知道这两件事在同时进行，哀悼的儿子和喜悦的母亲就更不可能了。难道这就是人编造出上帝的理由？弗格森问自己。声称存在某种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神圣智慧，以此来克服人类知觉的局限性？

这么想吧，一天下午往餐厅走时他对诺亚说，你得开车去某个地方，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所以你不能迟到。去那儿的路有两条——主路和小路。这时碰巧是交通高峰期，通常情况下主路会堵得水泄不通，除非发生了事故或者有车坏了，车流一般都会缓慢而平稳地前进，这段路可能会耗掉你二十分钟，正好能让你准时赴约——一秒也不会多。从距离上来讲，小路稍微长一点儿，但不用担心有很多车，如果一切顺利，你铁定能在十五分钟内到达。原则上来讲，小路要比主路好，但也有个麻烦：小路是双向两车道，如果你恰巧碰上前面的车坏了或者出了事故，你容易被堵很久，让你无法准时赴约。

等等，诺亚说，我得多了解一点儿我要赴的这个约。我要去哪儿，为什么这个约对我很重要？

这些不重要，弗格森回答，开车赴约只是在举例，是个命题，为的是讨论我想跟你讨论的事情——但它跟道路和赴约没什么关系。

还是有关系的，阿奇，一切都有关系。

弗格森长叹一口气，说：那好，你要去参加面试，是你梦寐以求的一份工作——《星球日报》驻巴黎记者。如果能得到这份工作，你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那个人。得不到，你就回家上吊了。

如果对我这么重要的话，那我干吗掐着点儿走啊？为什么不提前一小时出发，确保我不会迟到？

因为……因为你不能啊。你奶奶死了，你得先去参加她的葬礼。

好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日子吧。我刚哭了我奶奶六个小时，现在又得开着车去参加工作面试。那你想让我选哪条路？

再说一次，这些不重要。你只有两个选择，主路和小路，但每个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举个例子，你选了主路，准时赶上了约见。但你不会去多想你的选择，对吧？如果你选的是小路，也准时到了，同样不会冒汗，很可能一辈子再也不会想起这事儿来。但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如果你选了主路，但发生了三车连环追尾，交通瘫痪了一个多小时，你坐在车里等的时候，脑子里想的肯定只有小路，为什么你没有走那条路。你会因为做错了选择而咒骂自己，但你真的知道选择主路就是错的吗？你能看到小路？你知道小路上发生了什么？如果有人告诉你一棵巨大的红杉树倒在了路中央，压扁了一辆过路车，砸死了司机，让交通瘫痪了三个半小时呢？如果有个人看了看手表，告诉你如果你走的是小路，你的车就会成为被压扁的那辆，你就会成为那个被砸死的司机呢？再或者：树没倒，所以走主路成了错误的选择。再或者：你走了小路，树正巧砸死了你前面那辆车的司机，而你坐在车里后悔没有走主路时，却不知主路上发生了三车连环追尾，你走哪条都会错过你的约见。再或者：主路上没有发生三车连环追尾的事故，所以走小路才是错误的选择。

你到底要说什么，阿奇？

我要说的就是，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你是不是选错了。你想知道的话，就必须要先掌握全部的事实，但唯一能获得所有事实的方法，就是你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但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信仰上帝。

你是说笑吧，伏尔泰先生。

只有上帝才能同时看到主路和小路——也就是说，只有上帝知道你做的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

那你怎么知道他知道？

我不知道啊。但人们不都是这么假设的？可惜啊，上帝从来都不会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想的。

你可以写封信给他问问。

是。但有什么意义呢。

怎么了？付不起航空邮资吗？

我没有他的地址。

那年他的木屋里新来了个男生，这个夹在弗格森在过去暑假结交的那些老同志中间的新人，家住在韦斯切斯特县的新罗谢尔城，也不是纽约长大的孩子，在弗格森的熟人圈里，只有他也是生活在城郊的男生，不像纽约的那些男孩子那么吵闹聒噪和咄咄逼人，他和弗格森一样沉默少言，甚至比他还安静，基本上一言不发，然而，当他真的张口说话，凡是能听到的人都会认真听他说的每个字。这个男生的名字叫弗德曼，阿特·弗德曼，但所有人都叫他的昵称阿提，由于阿提·弗德曼和阿奇·弗格森听起来很像，木屋的男生常开玩笑说他们是失散已久的兄弟，刚生下来就被分开的双胞胎。这个玩笑好笑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个真正的玩笑，而是个反玩笑，只有把它理解为是在开这个玩笑本身的玩笑时才能说得通，因为尽管弗格森和弗德曼在外形上有一些共同点——差不多的身高和体型，都有那种年轻球员的大手和精瘦的肌肉身材——但他们除了姓名的首字母一样，基本上和对方没什么相似之处。弗格森肤色深，弗德曼肤色白，弗格森的眼睛是灰绿色，弗德曼的眼睛是咖啡色，此外他们的鼻子、耳朵、嘴巴的形状也完全不同，即便是第一次见到，也没有谁会误以为他们是兄弟——或者退一步说，连远房亲戚都不可能。但另一方面，木屋里的男孩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他们，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还在继续观察这俩A.F.的一举一动，或许他们明白那个不是笑话的笑话，远比笑话本身包含了更多东西，因为即便问题无关他们是不是骨肉兄弟，那也是一个有关朋友的问题，有关两个很快就变得如兄弟般亲密无间的骨肉朋友的问题。

弗格森发现自己有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似乎存在着好几个不同的他，他不只是一个单独的人，而是由一堆互相抵触的自我组成的，每次和不同的人在一起，他自己也会有所不同。和诺亚这种爱说爱笑、性格外向的人在一起时，他会想安静一点儿，把自己收敛起来。但和安·布罗茨基这种腼腆、警惕的人在一起时，他又想大声、放肆地说话，为了弥补她沉默太久带来的尴尬，他总会说太多话。没有幽默感的人通常会把他变成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思维敏捷、爱打趣的人会让他觉得自己无趣又迟钝。但有些人似乎又有一种能力，可以把他吸引到他们的轨道中，让他变得和他们一样。爱与人争执的马克·杜宾斯基，总是对政治和体育有没完没了的意见要发表，他会带出弗格森争强好胜的那一面。神情恍惚的鲍勃·克莱默则会让他感到自己也同样脆弱、犹豫。但是，阿提·弗德曼会让他感到内心平静，而且是那种从来没有谁让他感觉过的平静，因为和这个新来的男生在一起，能带出那种他独处时感受到的自我。

假如这俩A.F.与他们现在的自己有些许不同，那他们很可能会变成敌人。弗格森尤其有充分的理由痛恨这个新来的家伙，因为弗德曼竟然比他更擅长体育运动，在过去的五年中，弗格森一直是最好的那个运动员，尤其在打棒球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总是担任这个客场队的游击手和四棒，但参加第一天的训练时大家便很快发现，弗德曼的能力范围更广，臂力也比弗格森更强，他击出的球速度更快、力量更大，到了第二天，当他在一场比赛中打出两个本垒和一个二垒打，消除了任何对他前一天在比赛中的表现只是侥幸的怀疑后，比尔·拉帕波特，球队那位二十四岁的教练，把弗格森拉到一旁宣布了他的决定：弗德曼是新的游击手和四棒，弗格森被换到了三垒，在击球顺序中也往前提一棒。你理解我这么做的原因，对吧？比尔说。弗格森点点头。鉴于证据的充分性，他除了点头还能干什么？不是针对你，阿奇，比尔继续道，但新来这孩子实在不得了。

不管你怎么看，比尔的新队列就是降级，地位下降了一点点，然而，尽管失去了天堂夏令营棒球军团最高统帅的地位刺痛了弗格森，但就像感受就是感受，在主观上无论何时都正确一样，事实也是事实，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就是，比尔做的决定是正确的。弗格森现在是二号人物了。童年那个将来某一天能入选职业棒球协会的旧梦渐渐消散得无影无踪，只在胃底留下一团黏乎乎的残渣。他苦涩了一段时间，但很快便恢复过来。因为弗德曼实在太优秀了，优秀到让人根本不想和他争。面对这样的天才，唯一恰当的反应只能是，谢天谢地他是你这边的人。

让他的天才显得如此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弗德曼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无论他打球时有多卖力，无论他靠着最后一局中的击球得分或者在场上的飞扑防守赢得了多少比赛，他似乎从没意识到自己比其他人强多少。在棒球上的擅长似乎仅仅是他能做到的一件事而已，他接受这一点，就像他接受天是蓝的、地球是圆的一样。渴望能做到最好，是的，但同时又毫不在乎，甚至还有一点儿厌倦，每当某个队友评论说他应该考虑高中毕业后成为职业球手，弗德曼会摇头笑笑，然后说，棒球挺好玩儿的，但本质上没有意义，只不过小孩儿游戏罢了，他高中毕业后打算去大学读书，当一名科学家——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都行，他还没想好是哪个。

这个回应既有点儿愚蠢，但也能消除他人的敌意，弗格森心想，关于这个几乎和自己同名的男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这真是个典型的例子，因为谁都知道每个男生最终都会去念大学，他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那种第三代犹太裔美国人的世界，就连其中那些最愚笨的人，即便不用取得什么专业学位或高级学位，也会被认为至少应该读完本科，但弗德曼没有明白其他人跟他说这些话时的隐含意思，他没有意识到他们不是在告诉他，他不应该去上大学，而是说，如果他不想去，就不一定非得上大学，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他的境况比他们强多了，他对自己的命运有着更多的掌控，但因为他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实在优秀，也铁了心要去上大学（那个暑假他还在自学微积分，真是够了，有多少十四岁的孩子能理解微积分的原理？）所以他没有把这样的赞美放在心上，只是坦率地给了一个坦率的答案，但这个答案实在太明显了，也答非所问（大家都知道他在自学微积分，肯定会去上大学），他根本没必要讲出来。

但这正是另一个A.F.身上最让弗格森喜欢的地方——他的天真单纯，他那种不谙世故，仿佛意识不到自己所在的这个社会充满了讽刺与矛盾。其他人似乎都挣脱不开某种焦虑无时不在的煎熬，某种互相抵触的冲动与激荡的矛盾构成的混沌状态，但弗德曼却平静、深沉，而且内心显然十分安宁，守在自己的思绪和处事方法中，很少留意到周围的杂音。一个纯洁无瑕的人，弗格森有时会想，那么单纯，那么自我，以至于很多时候捉摸不透，也难怪他和诺亚会对这位新室友产生迥然的印象。诺亚倒是愿意承认弗德曼智力超群，而且也是个优秀的棒球手，但在他看来，他有些太真诚了，缺乏做个好伙伴该具备的幽默感，而且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安静，尽管对弗格森有很强的镇静作用，但却会让诺亚感到紧张，他觉得弗德曼不像是个完整的人，或者如他有一次说的，古怪的鬼影男，一个生下来脑子就有残缺的幽灵。弗格森明白诺亚这些评价想要表达什么，但他不敢苟同。弗德曼就是与众不同罢了，仅此而已，不是和其他人生活在一个平面内，所以诺亚认为的那些性格缺陷——弗德曼在女孩子面前很害羞，不会讲笑话，不愿意和人争执——在弗格森看来却是优点，因为他和弗德曼相处的时间比诺亚多，明白诺亚所谓的浅薄甚至空洞，实际上是一种深度，在他认识的人之中，还没有谁拥有这种灵魂的深邃。弗德曼的问题在于他不擅长在群体中相处，如果只是面对一个人的话，他就会像换了个人似的，现在三个星期过去了，这两个A.F.一起在棒球场上来回走了十几次后，弗格森已经了解这个人，或者说至少已经开始有了一些了解，弗德曼身上最令他佩服的一点是他真的很善于观察，他的感官对周围的世界太灵敏了，每当他指着从头顶飘过的一朵云，或者一只落在花朵雄蕊上的蜜蜂，或者分辨出树林深处某种看不见的鸟儿的鸣叫声，弗格森都会觉得他是第一次看见和听见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这位朋友来提醒他这些事物的存在，他永远不会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和弗德曼一起走路尤其像在练习专心致志这门艺术，而专心致志，弗格森发现，是学习如何才是真正地活着的第一步。

接着就到了月底那个热到不像样的星期四下午，差不多算是夏天的中点了，两天之后就是周末的家长探访日，星期六上午和下午连着安排了一场篮球赛和一场棒球赛，对手是令人闻风丧胆又咬牙切齿的劲敌——斯坎提克夏令营，他们的队伍当天会来天堂夏令营，而天堂营员的父母，那些穿着无袖纯棉连衣裙的矮胖女人，穿着百慕大齐膝短裤的矮胖男人，穿着七分裤和细高跟鞋的苗条和曾经苗条的女人，穿着雪白的商务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上的秃顶男人，都会来观看比赛，因为这是整个暑期最盛大的一次运动会，之后，晚上还会上演马克斯兄弟的老剧目《可可豆》（1929年被改编成了他们的首部电影），而且令人诧异但又再合适不过的是，在夏令营以哈珀这个名字广为人知的诺亚，被选中扮演格劳乔的角色，虽然他的表演天赋演这个有点大材小用，所以，弗格森不光期待他在两天后将参加的比赛，更等不及想要看他表弟模仿格劳乔的样子走路，右手指间夹着一根雪茄在舞台上踱来踱去，鼻子和上唇中间用油彩画上一撮小胡子。每个人都在对那天的活动翘首以待，不过，由于天堂夏令营十有八九会输掉篮球赛（他们十天前访问斯坎提克时就被打得一败涂地），而比尔·拉珀波特决心要续写他们在棒球赛中的胜利，为了这个目的，他在过去的几天里逼着男孩子们进行了许多艰苦的训练，比如没完没了的基本功精准度操练（触击、中继传球、牵制跑垒员），和让人筋疲力尽的健身训练，好让他们的身体保持在最佳状态（俯卧撑、仰卧起坐、冲刺跑和绕圈跑），7月末的那个星期四，恰巧是营地在整个夏天遭遇的最闷热、潮湿的一天，弗格森在整个训练期间汗流浃背，两个小时的集训结束后，他和弗德曼正在往木屋走，准备换上泳裤去参加晚饭前的强制性游泳，球场上的奋斗让他疲惫不堪，元气已尽，他这样对弗德曼说道，仿佛两条腿有二百磅重，就连平时精力无限的新罗谢尔微积分男孩也承认，他也快累趴了。回木屋的半路上，弗格森聊起了他饭后休息时刚读完的一本书，《寂寞芳心小姐》，内森尼尔·韦斯特写的一部不长的小说，这是米尔德里德姨妈每年寄给他的暑期读物中的一本，可就在他开始解释寂寞芳心小姐其实是个男人，一个以女性的声音为那些失恋者写答问专栏的记者时，却听到弗德曼含混、微弱地说了句什么，听起来像是噢，他向右扭头去看他的朋友，发现弗德曼走路有些踉跄，仿佛突然间头晕目眩一样，而他还没来得及问他怎么了，弗德曼双膝一软，缓缓瘫倒在地上。

弗格森以为这是个玩笑，以为他们刚聊过自己劳累不堪，所以弗德曼就想演一段喜剧，展示一下在闷热潮湿的夏天，人体在过度训练之后会怎样，但弗格森原本以为会听到的笑声没有传来，因为事实是，阿提不是一个贩卖笑话的人，当弗格森蹲下来查看朋友的脸时，吃惊地看到他的双眼既没有全睁开，也没有全闭上，而是半睁半闭，只能看到眼白，仿佛他的眼睛已经翻到了脑子里，也就是说他应该是晕过去了，弗格森开始用他的手指轻轻弹弗德曼的脸，弹了几下后，又掐了掐，跟他说快醒醒，好像弹几下、掐几下就能让他苏醒过来似的，但弗德曼没有反应，于是弗格森又开始抓着他的肩膀摇，但他的脑袋只是耷拉着晃来晃去，一动不动的眼皮子拒绝睁开，拒绝合上，甚至拒绝抖动一下，一丁点的生命迹象都没有，弗格森害怕起来，于是把耳朵贴到弗德曼的胸口，想听他的心跳声，想感觉到他的肋骨在空气被吸进肺里又呼出去时的一起一伏，但没有心跳，也没有呼吸，片刻之后弗格森站起来，开始大喊：来人哪！来人哪！快——快来人哪！

脑动脉瘤。这是官方公布的死因，有人说，因为哥伦比亚县的法医亲自进行了尸检，他在弗德曼的死亡证明上就是这么签写的：脑动脉瘤。

弗格森知道脑是什么，但他是第一次听到动脉瘤这几个字，他跑到总辅导员办公室，拿下搁在书架顶层的那本《韦氏大学英语词典》，查了一下是什么意思：动脉中出现的一种积血的永久性异常膨出，因血管壁病变引起。

同斯坎提克夏令营的比赛取消，如有变更，另行通知。马克斯兄弟的喜剧暂缓至下月上演，具体时间待定。原定于星期天上午举办的家庭歌会也从日程上被抹掉了。

星期四的晚饭后，夏令营全体人员在大谷仓集合，有一半的孩子都哭了，虽然他们很多人和弗德曼完全不熟。总辅导员杰克·费尔德曼告诉那些男生和女生，上帝的行事方式高深莫测，凡人无法参透。

比尔·拉珀波特为弗德曼的死感到自责不已。是他把队员们逼得太狠了，他告诉弗格森，把大家置于危险之中，在难耐的高温和高湿中还进行那些严酷的训练。他妈的想什么呢？弗格森想起了字典里的解释：永久性、异常、积血……病变。不，比尔，这事迟早都会发生。阿提的脑子里本来就带了一颗定时炸弹，但是没人知道——他自己、他父母、检查过他的医生，都不知道。直到他死后，人们才发现他身体中一直埋着一颗定时炸弹。

星期五下午的休息时间，喇叭上传出了他的名字。阿奇·弗格森，营地秘书的声音喊道，阿奇·弗格森，请来主办公室一趟，有电话找。

是他母亲打来的。真是大不幸，阿奇，她说，我真是替那个孩子可惜，替你……替每个人。

不只是大不幸，弗格森答道，是大恶劣，是有史以来最恶劣的事。

电话另一头沉默了良久，然后他母亲说，她刚才接到了阿提母亲的电话。出乎意料的电话，当然，痛不欲生的电话，当然，但纯粹是为了邀请弗格森星期天去新罗谢尔参加葬礼——前提是夏令营准许他离开，前提是他愿意去。

我不懂，弗格森说，其他人都没请，为什么会请我？

他母亲解释道，弗德曼太太把儿子从夏令营寄回家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几乎每封信里都提到了弗格森，经常在三四段里就会提好几次。阿奇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母亲复述了弗德曼太太打电话时给她念的一段，是我这辈子交过的最好的朋友。还有：阿奇人特别好，在他旁边待着我就很开心。还有：如果我有个亲兄弟的话，应该就是阿奇的样子。

又一段长久的沉默，然后，弗格森用几乎他自己都快听不到的声音，轻轻说道，我对阿提也是这种感觉。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那周末他父母不来看他了，相反，弗格森会在早上坐火车去纽约，同他母亲在中央车站碰头后，当晚在她父母的公寓过一夜，第二天早晨再从纽约一起开车去新罗谢尔。事发突然，但弗格森的母亲没有忘记公共场合的着装礼仪，允诺带一些衣服过去，好让他穿着出席葬礼——他的白衬衫、夹克、领带、黑皮鞋、黑袜子和炭灰色裤子。

她说：你在那儿又长个儿了没，阿奇？

我不知道，弗格森回答，也许有吧。

都不知道还合不合身了。

有关系吗？

也许有，也许没有。如果衬衫扣子崩开的话，我们明天再去买新的吧。

扣子倒是没崩开，但衬衫他现在穿着确实小了，其他衣服也一样，只有领带除外。在三十四度的天气里出去购物真糟心，他一边在城市酷热的街道拖着步子走，一边想着，因为从春天到现在他长了两三英寸，但他不能穿着夏令营的牛仔裤和网球鞋去新罗谢尔，只好跟他母亲去梅西百货，为找身像样的衣服在男装部踅摸了一个小时，毫无疑问，即便在最好的时候，这也是地球上最无聊的活动，何况现在绝对不是最好的时候，所以他根本没什么心思挑，把决定权都交给了她母亲，给他挑了这件衬衫、这件夹克、这条裤子，然而，他很快就会发现，购物时的百无聊赖，远比第二天坐在犹太教堂里那种悲惨的绝望好受，闷热的圣堂里挤了二百多号人，阿提的母亲和父亲、十二岁的妹妹、四位祖父母，还有七大姑八大姨，学校同学，自幼儿园至今教过他的一些老师，他参加过的运动队的队友和教练，家人的朋友，家人的朋友的朋友，一大群人在不透气的圣堂里接受着炙烤，紧闭的双眼中泪如泉涌，男人和女人在哭，男孩和女孩在哭，拉比站在布道坛上，用希伯来语和英语吟诵着祷词，但不是基督教那种虚情假意的说辞，什么去了更好的地方，对弗格森和他的同胞而言，没有什么童话般的来生，他们是犹太人，是癫狂、忤逆的犹太人，对他们来说，人生只有一段，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此生和此世，面对死亡的唯一方式便是赞美上帝，就算死的是一个十四岁男孩，也要赞美上帝的力量，赞美他们那该死的上帝，赞到他们自己的眼睛从脑袋里滚出来，赞到他们自己的蛋从身上掉下来，赞到他们自己的心在身体中渐渐干瘪为止。

在墓地，当灵柩被缓缓送入地下时，阿提的父亲想跳进儿子的坟墓里，四个男人才把他拉住，但他挣脱之后，还想跳，所以四个人中块头最大的那个——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弟弟——用胳膊夹住他的头，最终把他摁倒在地。

下葬之后，在他们家，阿提的母亲，一个腿粗臀宽的高个子女人，抱住弗格森，并告诉他，他永远都会是这个家的一员。

接下来，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和阿提的妹妹西莉亚聊了两个小时。他很想告诉她，他现在就是她哥哥了，只要他一天活着，就会当一天她哥哥，但是，他怎么都没有勇气把话说出口。

夏天过去了，又一个学年开始了，9月中旬时，弗格森开始写起了一个短篇故事，但是渐渐地，到感恩节前几天写完时，已经变成了一篇相当长的故事。他怀疑故事的灵感来源于那个有关两个A.F.的不是笑话的笑话，但是不太肯定，因为这个故事突然从脑子里冒出来时，便已经有了一个成形的概念，虽然说不上来为什么，但他觉得弗德曼也一定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因为现在弗德曼已经与他难解难分，而且从今以后也一直会陪伴在他身边。不叫阿奇和阿提，尽管他一开始很想用这个，但最终还是把两个主要角色的名字换成了汉克和弗兰克，一对押韵词，而不是类韵词，但仍然是一生都会在一起的一双，因为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双鞋子，所以故事就有了这么一个标题：《脚底的伴侣》[2]。

汉克和弗兰克，左脚鞋子和右脚鞋子，在制造它们的工厂第一次见面了，被流水线上最后的那个人随便扔到了同一个鞋盒里。它们是一双结实耐穿、做工精细的棕皮系带短靴，通常被称为布罗根，虽然它们的个性稍有差异（汉克容易焦虑和内省，弗兰克则坦率又无畏），但又不同于劳莱和哈台那种差异，与哈克与杰克或者两傻双人秀中的阿伯特与科斯特洛也不一样，他们的不同，或接近于弗格森与弗德曼的那种不同——是同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豆子，但完全是两颗不同的豆子。

它们俩都不喜欢待在盒子里，而且这个时候它们还是陌生人，不光盒子里面又黑又闷，它们被胡乱塞成了一种极为亲密、丢脸的姿势，进而导致起初发生了一些不友好的拌嘴，但后来，弗兰克告诉汉克，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安生点儿吧，不管喜不喜欢，它们俩都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而汉克想明白了自己其实别无选择，只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便道歉说，不该刚开始就把关系搞得跟穿错了鞋一样不舒服，弗兰克回道，这很好笑吗？意思是，他并不觉得这话好笑，于是，汉克压低声音，用浓重的南方口音回敬道：啊，当然希望如此了，布罗根兄弟，活一辈子不能没有幽默感，对不？

装着汉克和弗兰克的鞋盒被装上车后，送到了纽约麦迪逊大道那家弗洛斯海姆鞋店的库房里，成了堆在架子上等待出售的上百个盒子中的又一个。这就是它们的命运——被卖出去，被一个穿四十五码鞋的男人拆盒，被永远地带离那家商店的库房——所以，汉克和弗兰克心急火燎地想要开始它们的生活，想要伴着它们的主人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弗兰克很把握地认为，它们很快便会被卖出去。因为它们是日常的鞋子，它告诉汉克，不是那种漆皮时装鞋或者圣诞老人的便鞋或者羊绒里雪地靴，而日常的鞋子是需求量最大的，用不了多久它们就可以和这个沉闷、难闻的鞋盒子拜拜了。也许吧，汉克说，但弗兰克要是真想讨论几率和统计的问题，那它应该想想四十五码。四十五码让它有些担心。比平均尺码大太多了，谁知道它们得等多久，才能等到大脚先生走进来，要求试穿一下呢？要是四十一或者四十二的话，它会更开心，它说。大多数男人穿的都是那么大的号，大多数就意味着更快。鞋越大，卖得就越慢，四十五的鞋也他妈太大了。

知足吧，不是四十六或者四十七就已经不错了，弗兰克说。

我知足啊，汉克回答。我也很高兴我们不是三十八。但我不高兴我们是四十五。

在架子上搁了三天三夜后——这段惨淡的时光简直让它们度日如年，不停地怀疑和狂热地计算着它们什么时候会以怎样的方式被救走，如果说最终能被救走的话——第二天上午，一位店员终于走进来，把它们的盒子从摞成塔的盒子堆中取出来，拿到了商店前面的销售展厅。有顾客感兴趣！店员揭开鞋盒盖子，世界的光瞬间照在它们身上后，汉克和弗兰卡高兴得不能自已，这种快乐是那样深远辽阔、醉人心脾，以至于一直传到了它们的鞋带尖儿上。它们又能看见了，自从工厂工人把它们扔到盒子里之后，终于又重见天日了，那个店员把它们从盒子里拿出来，放在坐着的顾客面前的地板上之后，弗兰克对汉克说，我想我们有戏了，哥们儿，对此弗兰克答道，但愿如此咯。

（注：在整个故事中，弗格森自始至终都没有谈及鞋子怎么会说话这个问题，虽然所有的系带鞋中都有鞋舌。如果这算是个问题的话，他的处理办法便是拒绝考虑这一点。不过，汉克和弗兰克所讲的语言，人类很显然听不见，因为它们会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交谈，根本不怕被人听到——至少不会被活人听到。然而，在其他鞋子面前，它们就必须周全小心一些了，因为商店里的所有鞋子都说鞋语。实际情况是，在弗格森的早期读者中，没有人反对他使用这种荒诞、假想的语言。他们似乎都默认这是合理的艺术发挥，但也有几个人觉得，他赋予汉克和弗兰克视物的能力，却有些过头了。鞋子是瞎的，一个人说，大家都知道。鞋子怎么可能看见东西啊？这位十四岁的作者想了一会儿，耸耸肩说道：当然是用它们的鞋眼了。还能怎么看？）

顾客是个大块头的男人，一个大腹便便、高大魁梧的家伙，脚踝浮肿，皮肤黏湿、苍白，看起来就像他可能患有糖尿病或者心脏病一样。或许不是个理想的主人，但在过去的三天里，汉克和弗兰克已经无数次地告诉对方，鞋子没得选。谁买走它们，它们就得屈从于这个人的意愿，无论他是谁，因为它们的工作是保护双脚，在任何情况下保护任何脚，无论那双脚属于疯子还是圣人，鞋子必须完全遵从主人的意愿，尽到它们的责任。不过，对于这双新制作的布罗根来说，它们还那么年轻、锃亮，牛皮制成的鞋帮和无拘无束的鞋底依然硬邦邦的，所以这仍旧是个重要时刻，因为从这个时刻起，它们终于要变成一双功能完备的鞋子了，店员把汉克穿在顾客的左脚上，又把弗兰克穿到右脚上后，它们开始心满意足地哼哼起来，惊讶于被脚穿上之后竟然会如此舒服，而且更神奇的是，鞋带被拉紧，两头被系成一个整洁、牢固的蝴蝶结之后，那种快感竟然有增无减。

看着挺合脚的，店员对顾客说，您可以去镜子面前走走看。

就这样，汉克和弗兰克第一次见到了它们在一起的样子——胖男人照镜子时，它们也看到了自己。多好看的一双鞋啊，弗兰克说，而这一次，汉克和它取得了一致。有史以来最优质的一双布罗根，它答道。或者，模仿诗人的话来讲就是：鞋子王国中的国王。

然而，就在汉克和弗兰克对镜自赏的时候，那个胖子却摇起了头。我说不准，他告诉店员，看起来有点儿笨重。

您这种体格就得要一双坚固的鞋。似乎是怕得罪顾客，那个店员用一种淡然的口吻说道。

当然，胖子嘟囔道，这还用说？但这并不是说我就得穿这种庄稼汉的鞋子啊。

这是经典款，先生。店员干巴巴地说。

警察穿的鞋子吧。我看着挺像的，胖子说，适合便衣警察。

沉默了好一会儿后，店员清了清嗓子说：那您再看看别的？翼尖鞋怎么样？

好啊，翼尖鞋，顾客点着头，赞许地说，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不要布罗根——要翼尖。

汉克和弗兰克又被放回了鞋盒里，过了一会儿，它们被一双看不见的手从地板上拿起来，送回了库房，再次加入了未售之鞋的行列。汉克现在怒火冲天。那个胖子的话激怒了它，在过去的一小时里愤愤不平地说了四十三遍笨重和庄稼汉的鞋子后，汉克终于开了口，拜托它别说了。你意识不到我们有多幸运吗？它说。那家伙不光是个蠢货，还是个肥佬，我们才不要托着那么多肉呢。这个矮胖维茨先生没有三百磅，也肯定超过二百六或者二百七了，想想被这么一座大山压在身上，每天走路时会有多少磨损撕扯啊。搞不好，我们的使用寿命还没到，就一点一点被踏烂、穿破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活呢，就被当垃圾扔了。或许没有多少身轻如燕的人能穿四十五码的鞋，但至少我们可以期待一个精壮、健康的人，一个脚步轻快平稳的人吧。走路时摇摇晃晃、拖着脚步的人不适合我们，汉克。我们要就要最好的，因为我们是经典款。

接下来的三天中，它们又有了两次机会，但还是没卖出去，其中一次就差一点儿了（一个男人很喜欢它们，但发现自己需要的是四十四号半的），另一个则从一开始就没戏（一个闷闷不乐的高个儿少年嘲笑他母亲，竟然会让他试这种大丑鞋），只能继续等下去，但这种百无聊赖的等待是如此让人丧气，汉克和弗兰克甚至都开始感叹它们是不是一辈子都只能待在货架上了——无人问津，陈旧过时，被人遗忘。但接着，就在大丑鞋的侮辱过去整整三天后，就当它们已经万念俱灰后，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这个人叫艾伯纳·奎恩，年届三十，身高六英尺，体重一百七十磅，穿四十五码的鞋，而且他不仅想买一双布罗根，而且是非布罗根不买，结果，汉克和弗兰克第四次从鞋架上被拿了下来，而这也成了最后一次，它们在漆黑的鞋盒地狱中度过的这焦虑暴躁的一周终于有了个头，因为艾伯纳·奎恩穿上鞋，在店里试着走了几步后，对店员说道，就这双了，正是我想要的。就这样，两个鞋子伴侣，终于找到了他们的主人。

奎恩是个警察，但对它们而言，这有什么差别吗？其实没有，至少往远了说是没有，但自从汉克和弗兰克被那个胖顾客以太像警察穿的鞋子为由拒绝之后，这件事就成了它们的痛处，所以它们非但没有觉得这个巧合很好笑，反而感到很受伤、很困惑，因为如果布罗根确实是典型的警察鞋，那它们的命运似乎早就注定了，只会被某个平板脚[3]穿着，但这类人在民间从来都是人们嘲笑鄙夷的对象，所以，成为世界上那些平板脚的首选鞋子，成为平板脚的典型化身，便意味着它们本身也一定有什么荒谬可笑之处。

面对现实吧，汉克说，我们也不适合搭配男士礼服或者穿着到城里寻欢作乐啊。

或许如词，弗兰克答道，但我们却坚固又可靠。

像两艘坦克。

就是，谁稀罕当跑车啊，对吧？

警察鞋，弗兰克，这才是真正的我们。底层中的最底层。

但你看看我们这位警察，汉克，身姿多么伟岸啊，而且他想要我们，不管底不底层，他想要的是我们，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不怕吃苦、走路飞快的艾伯纳·奎恩最近荣升了警探，把他的警棍和巡警制服换成了两套西装，一套呢绒的冬天穿，一套轻便快干的夏天穿，而且还奢侈地去弗洛斯海姆鞋店买了一双价格不菲的鞋（汉克和弗兰克！），想着一年到头都可以风雨无阻地穿着它们外出侦查。奎恩住的那间一居室小公寓在地狱厨房，在1916年这儿可不是最好的地段，但是房租低，而且离他的警局只有四个街区，虽然公寓通常都不怎么干净（这位警探没什么兴趣做家务），不过，他对汉克和弗兰克的悉心养护却让它们赞不绝口。因为它们的主人尽管年轻，做事却很老派，对待他的鞋子十分虔敬，每天晚上会循规蹈矩地解开鞋带，把它们放在床边的地板上，而不是随便把它们踢掉不管或者塞进鞋柜里，因为即便不当值的时候，鞋子也喜欢时时待在主人的身边，而且不解鞋带就把鞋子踢脱的话，长此以往会造成严重的结构性损坏。有案子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抢劫），奎恩通常会很忙，心思全都扑在了案子上，但如果有什么东西掉到了他的任何一只鞋上，无论是白色的鸽子屎，还是红色的番茄酱，他都会迅速从外衣右边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巾，把那脏东西擦掉。最好的是，他还经常跑到宾夕法尼亚车站找他的重要线人问话，一个叫莫斯的黑人老头，而这个人碰巧在大厅里经营着一个擦鞋摊儿，所以奎恩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从莫斯那儿里听取最新的线报时，多数时候都会要求对方给他擦下鞋，以便掩盖来访的真正目的，因此，可以说是一石二鸟，既完成了工作，又养护了他的布罗根，而汉克和弗兰克也成了这个计策的幸运受益者，因为莫斯可是个擦鞋的行家里手，有着这行中最快、最灵活的一双手，对汉克和弗兰克这种日常便鞋来说，被他的布块擦拭、被他的刷子按摩，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享受，仿佛神魂颠倒地坠入了鞋类感官享受的最深处，而被莫斯那双可靠的手擦得飘飘欲仙后，它们不但变得干净锃亮，而且还能防水，一举博得满堂彩。

这生活太美好了，大概是它们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生活，但美好不能和轻松混淆，因为即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鞋子的命运也只能是辛勤工作，尤其还是在纽约这种地方，鞋底可能几个月都没机会踩在哪怕是一丛青草或者一小块柔软的地面上，而酷暑严寒则会严重破坏皮制品的长期健康，更别说还有倾盆大雨或鹅毛大雪带来的伤害，以及失足踩到水坑里、雪堆中，不断地被淋湿或浸泡而引起的损坏，总之就是天气变潮或者变差时会侵袭它们的那些耻辱吧，虽然它们那位尽职尽责的主人能再小心谨慎些的话，其中的很多都可以避免，但奎恩可不是那种愿意穿胶鞋或者雨鞋的人，就算外面在下着最严重的暴风雪，他也绝不会穿雪地靴，而是什么时候都喜欢有他那双饱受侵扰的布罗根陪着，所以，尽管它们俩都对他的信任感到十分荣幸，但也因为他的思虑不周而恼火不堪。

大街小巷到处跑：奎恩每天干的就是这个，汉克和弗兰克每天也只能如此。如果说它们的鞋跟和鞋底被皮革和沥青之间连续不断的互动不断磨平磨薄能有什么欣慰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们两个在这件事上同病相怜，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好兄弟。不过，同大多数兄弟一样，它们也会有不睦和怨怼的时候，也会争执不休和暴跳如雷，因为虽然穿在一个人的身上，但它们却是两个个体，各自同那个身体的关系也会稍微有所差别，毕竟，奎恩的左脚和右脚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拿坐在椅子上来说吧。作为一个左撇子，他习惯把左腿翘到右腿上的时候，要比让右腿压在左腿上的时候多得多，而对于鞋子来说，没有多少快感能比这种觉得自己被抬在半空中，暂时离开地面一会儿，让你的鞋底展示在全世界面前更令它们享受的了，汉克是左脚上的鞋子，比弗兰克有更多机会去享受这种经历，所以弗兰克对汉克存在一定程度的怨恨，虽然它多数时候会竭力地控制自己，但有时候被抬起来后，汉克会快活得忘乎所以，忍不住要得意一番，高高在上地悬在主人右膝盖的右侧，一边笑一边冲弗兰克大喊，下边儿的天气怎么样呀，弗兰克兄弟？这时候，弗兰克免不了会情绪失控，告诉汉克滚一边儿去，管好自己就行了。但与此同时，弗兰克又常常会怜悯汉克是个左撇子男人的左脚鞋子，因为奎恩走路时通常都是先迈左脚，所以每当他们在雨天或者雪天停下来等红绿灯时，过街的第一步总是最危险的，常常要跨过危险重重的排水沟，汉克被泡在水坑里、被浸在稀泥汤里时，它自己却还是干的这种事发生过多少次了？虽然弗兰克很少会当面嘲笑它这位兄弟要忍受的羞辱和几近溺死的遭遇，但有时候，当它心情特别差的时候，也会忍不住。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它们偶尔会有拌嘴和误会，但还是成了最好的朋友，每当看到主人的搭档穿的那双布罗根——一对成天就知道抱怨的家伙，名叫艾德和弗莱德（在弗格森的故事里，所有成双成对的鞋子都有押韵的名字），汉克和弗兰克总会想，它们真是受老天的眷顾啊，竟然能遇上艾伯纳·奎恩这样正直可敬的人，而不是与他共事的那个邋遢懒散的混球沃尔特·本顿，这人工作中最大的快乐，似乎就是在审讯室里殴打嫌犯或者用他的鞋子踹他们的屁股。在过去的那些年里，艾德和弗莱德替他干了不少这种下三滥的勾当，因而也遭受了相当的虐待，变成了一双粗俗卑劣的底层鞋渣，它们对这个世界感到怀疑、恶心，甚至快一年都没和对方说过话了——不是因为它们关系不好，而是因为实在懒得讲。更有甚者，艾德和弗莱德已经开始有些散架，因为本顿不但是个失职的主人，更是个愚蠢的主人，任由鞋跟被慢慢磨平，根本没有想要换过，而且他对艾德下面越开越大的那个口子和弗莱德上面脚趾褶缝处开裂的皮革也无动于衷，自从汉克和弗兰克认识这双破烂货（汉克对它们的称呼）之后，一次都没见它们被擦拭过。相比之下，汉克和弗兰克每周会被擦拭两次，在它们服务主人的两天中，各自都被换过四个新鞋跟和两个新鞋底。它们仍然感觉自己很年轻，而入职仅比他们早六个月的艾德和弗莱德，却已经老旧不堪，差不多就快完蛋，等着被扔掉了。

因为它们是工作鞋，所以主人出去和姑娘们约会时，它们很少有机会作陪。追求爱情不太需要平凡、踏实的布罗根，所以汉克和弗兰克会被扔到一边，把机会让给艾伯纳更青睐的三眼时装鞋或者黑色的鳄鱼皮无带便鞋，这时候它们总会失望不已，不过，原因不光是它们害怕被留在黑暗之中独自待着，而是因为它们以前曾经陪着奎恩参加过几次他的浪漫幽会（因为时间太赶，下班后来不及回家换衣服），知道这类外出有多么刺激好玩儿，尤其是如果主人会在某个女人的床上过夜的话，还意味着它们也能在床边的地板上待一晚，由于是在女人的公寓里，女人的鞋子也会在场，而且多数时候就在它们旁边放着，想想它们第一次和那双可爱的红缎高跟鞋弗洛拉和诺拉又说又笑又唱歌时，是多么闹腾、欢乐啊，当然，还有此后在另一个女人的公寓里留宿的那几次，在一个被主人唤作爱丽丝或者达令的大个子金发女郎位于格林威治大道上的住所，和一双名叫利亚和米亚的黑色帆布鞋，以及一双名叫莫莉和多莉的乐福鞋，一起嬉戏玩乐的时光，比如看到它们的主人脱得一丝不挂时，这些姑娘们嘻嘻哈哈笑个没完的样子，比如看到自己的主人做爱时那上下弹跳的丰满乳房，她们又呆若木鸡的样子。真是千金难买的春宵时刻啊，比起大汗淋漓的罪犯和披着黑袍的法官那个枯燥乏味的世界，这样的时光是如此灿烂辉煌，因而对于本就没经历过几次的汉克和弗兰克而言，便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几个月之后，它们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爱丽丝应该就是那个人了。因为他们的主人不仅不再跟别的女人约会，而且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陪她上面，而这个他心爱的达令，很快又获得了好几个别名，比如天使、甜心儿、美人儿、猴脸儿，这种关系愈来愈亲密的迹象，不可避免地促成了5月末的一天，和爱丽丝坐在中央公园的一个长椅上时，奎恩最终向她抛出了那个大问题。由于那天是工作日，汉克和弗兰克也见证了这场求婚，而听到爱丽丝的温柔回答后，它们更觉得无比振奋，因为她说的是，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意做，我的爱，而这似乎就意味着它们也会开心，也会像对以前的安排那样对现在新的安排感到心满意足。

然而，汉克和弗兰克想不到的是，婚姻会改变一切。结婚不只是两个人决定在一起生活的问题，而是一方的意志开始同另一方的意志展开漫长较量的起点，虽然丈夫通常看起来占上风，但实际上最终说了算的却是妻子。新婚夫妇退掉了各自在地狱厨房和格林威治村的公寓，搬到了西25街上一个更大宽敞、舒服的房子里。爱丽丝辞去她在联邦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文秘工作后，成了全职的家庭主妇，虽然她总会照例询问丈夫的意见，问她新买的窗帘如何，她打算铺在客厅的新地毯怎样，她想给餐桌配的新椅子好不好，但奎恩的回答总是老一套——你喜欢怎样就怎样，宝贝，你决定就行了——也就是说，实际上爱丽丝包揽了所有的决定。但是没关系，汉克和弗兰克想，爱丽丝或许是一家之主，但它们仍然每天都可以陪主人在大街小巷到处跑着抓坏蛋，在审讯室里审问犯人，在案件审理时出庭作证，打电话进一步追查线索，用打印机打报告，在胡同里追捕蠢到逃跑的坏人，每周两次到宾夕法尼亚车站找莫斯擦鞋，而现在本顿把艾德和弗莱德扔掉后，它们又有了一对共事的新搭档——奈德和泰德，虽然这俩家伙有些乖戾，但仍然不及刚刚离开的那俩破烂货的一半差劲，也就是说，虽然很多事情现在都不一样了，但重要的那些依旧相同，或许还比之前稍有了些改善。至少汉克和弗兰克是这么安慰自己的，但它们不知道的是，它们被自满情绪蒙蔽了的地方是，声音甜美的爱丽丝有使命在身，为改善它们主人的生活所做的努力不会止于窗帘和地毯。婚礼之后的三个月内，她便闯入了丈夫的衣着领域，尤其是他上班时的着装，在她看来，对于一个某一天注定会当队长的人来说，他那些衣服都太古板、破旧了，虽然奎恩起初还有些抗拒，说他的西装足够好了，对他现在做的工作而言绰绰有余，但爱丽丝还是软磨硬泡，反复说他有多帅气，要是穿上顶级的外衣会显得更英俊挺拔，最终浇灭了他的抗拒情绪。对她的恭维感到既荣幸又有些恼火的主人，虽然拙劣地呛了一句钱不是长在树上的，但他知道自己已经输掉了这场战斗，所以在第二天休息时，只得不情不愿地跟着妻子去了麦迪逊大道的一家男装店，为自己的衣橱新添了两套西装、四件白衬衫、六条时下正流行的窄领带。三个月后，当主人穿上其中的一套新西装，准备出门上班时，爱丽丝笑逐颜开地告诉他，他看起来太帅气了，但他还没来得及插嘴回一句，她便低头看着他的双脚说道：恐怕这鞋子我们也得处理一下了。

鞋又怎么了？奎恩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没什么，她说，就是太旧了而已——而且和西服也不搭。

别扯了。这可是我买过的最好的一双鞋，是我升职后第二天去弗洛斯海姆买的，然后一直穿到了现在。它们是我的幸运鞋啊，天使。这工作我一干就是三年，可这三年间身上没挨过一个枪子儿，脸上没挨过一个拳头，浑身上下都没有一个淤青。

说的就是啊，艾伯纳，三年已经很久了。

但是对这么一双布罗根来说不是吧，它们都还没穿破呢。

爱丽丝抿着嘴，歪着头，顽皮地摸了摸她的下巴，仿佛是在试着用哲学家那种超然物外的严肃态度来评价这双鞋。最终，她开口了：太笨重。衣服让你看起来像个重要人物，可鞋子让你看起来像个警察。

但我就是啊。警察。一个该死的平板脚。

是警察不一定要看起来就像警察啊。鞋子会让你露馅儿的，艾伯纳。你走进房间里，每个人都会想：警察来了。要是换一双合适的鞋，他们永远都猜不出来。

汉克和弗兰克等着主人替它们出头，替它们说几句公道话，但奎恩什么都没说，而是令人费解地哼了一声，算是回答了爱丽丝最后那句评价，接着，它们就跟着他走出了公寓的前门去上班了。那天和其他日子没什么两样，第二天和前一天也没有差别，于是，汉克和弗兰克便开始觉得和爱丽丝的谈话只不过是虚惊一场，她评价它们对主人有什么价值的那些难听话，奎恩自己并不认同，这件烦心事很快就会像一片路过的薄云那样随风消散。但接着，星期六来了，又是休息日，不用去警局上班的奎恩穿着他的周末便鞋，和它们的新敌人，那个爱管闲事、固执己见的爱丽丝一起出门后，它们就立在床边，静静等着这对夫妇归来，压根儿没有怀疑过它们马上就要被自己曾经忠实服务了三年的那个人背叛了，所以直到下午，当主人带着他新买的那双牛津鞋回来时，汉克和弗兰克才突然意识到它们已经被踹到一边，解除了职务，遭遇了接管这家的那个目中无人的新政权的政治清洗，而且因为它们无法求助，没有法庭可以让它们告状或者听取它们的证词，它们的生命就这么戛然而止了，被那场别名叫婚姻的宫廷政变踏得粉碎。

你觉得怎么样？奎恩系好牛津鞋的鞋带，从床上站起来后问爱丽丝。

好看，她说。好得不能再好了，艾伯纳。

奎恩在屋子里走了几圈，想让他的脚习惯一下这双工作日新伴侣的弹性和质感，这时，爱丽丝指着汉克和弗兰克问，这双旧鞋我该怎么处理？

我不知道，先放到柜子里吧。

你不想我把他们扔了？

不，先放到柜子里，说不准什么时候我还得穿呢。

于是，爱丽丝便把汉克和弗兰克放到了柜子里，尽管主人的临别之言似乎给了它们一线希望，或许某一天它们还会重新受命上岗，但几个月的波澜不惊之后，一点一点地，它们不得不开始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主人也许永远不会再把双脚伸到它们里面了。这两只布罗根对它们的被迫退休感到愤恨无比，所以在刚开始被塞到柜子里的那几周中，它们翻来覆去地谈论着自己受到的残酷待遇，滔滔不绝地用各种难听话哀嚎着它们对主人和妻子的不满。但这样的悲叹和抱怨显然帮不了什么忙，随着灰尘开始落在它们身上，随着它们渐渐明白柜子现在就是它们的世界，明白它们直到被扔掉的那天才能离开这里，它们便放弃了抱怨，转而聊起了过去，更愿意重温往昔的好日子，而不是沉浸在当下的悲惨中，多美好啊，还能想起它们青春年少、朝气蓬勃的时候陪主人冒的那些险，多快乐啊，还能记得它们经历过的那些天气，在地球律动的空气中行走在户外时的种种感受，以及加入到人类生命的宏大之中被赋予的那份使命感。但更多个月过去之后，它们的怀旧渐渐走到了尽头，因为到了现在，聊天已经越来越难，甚至连回忆都越变越难了，不过，原因不是汉克和弗兰克已经到了垂暮之年，而是它们被抛弃了，是因为鞋子在失去养护之后状况会迅速变差，没有了擦拭和抛光，鞋面会变干，没有穿在里面的人脚提供油脂和汗液来让它们保持松软柔韧，鞋里会变硬，就这样，这双被抛到一边的鞋子，好像渐渐变成了两块木头，而木头是不会思考、说话或者回忆的东西，所以现在好像两块木头的汉克和弗兰克，也近乎陷入了昏迷，生活在一个漆黑一片、偶尔会有点点烛光摇曳的影子世界中，它们的身体经过这么久的囚禁之后已经变得毫无知觉，所以一天下午，当奎恩三岁的儿子蒂莫西穿上它们，趿拉着它们在公寓里一边走一边笑时，它们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他母亲看到他的小脚踩在这双巨大无比且昏迷不醒的鞋子里后，也开始大笑起来。你干吗呢，蒂米？她问。我在学爸爸的样子，他说。他母亲摇摇头，皱着眉告诉小男孩，她给他找双好点儿的大鞋子来玩吧，这双布罗根这么脏，也不能再穿了，是时候把它们扔掉了。幸亏汉克和弗兰克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也感觉不到了，因为爱丽丝给了儿子一双他父亲现在的时装鞋后，随即便用左手拿起汉克和弗兰克，又把右手放在蒂米的脑袋上，领着他来到了走廊，朝装在一个门没上锁的小房间里的焚化炉滑道走去。我都忘了这双又旧又破的鞋子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推下焚化炉滑道的门把手，并且告诉儿子悉听尊便吧，意思是他可以把鞋子扔掉，于是，小蒂莫西·奎恩拿起汉克，说了一句，再见，鞋子，然后把它扔向了七层之下的地下室焚化炉，接着他拿起弗兰克，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东西，说着再见，鞋子，让弗兰克也追随它的兄弟，坠入了下面的火焰中，就这样，在新一天的黎明还未划破曼哈顿岛的夜空之前，这两只脚底的伴侣便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了一团泛着红光的余烬。

弗格森现在上九年级了，一般说来这是高中一年级，不过具体在他这儿是初中的最后一年，在第一学期的课程中有一门是打字，事实证明，这门选修课比他那年所修的任何科目都更有价值。因为他尤其渴望掌握这项新技能，便去找他父亲要钱买打字机，并最终设法说服利润先知掏了钱，理由是他总归会需要一台，而以后的价格永远不会比现在更低，就这样，弗格森给自己买了一件新玩具，一台货真价实、设计优雅的史密斯——歌罗娜便携打字机，这台机器立即成了他最珍视的财产。他渐渐爱上了这台写字机器，喜欢把手指压在凹面的圆形按键上，看着字母从它们的钢棍上飞出，撞到纸页上，字母向右跑，滑动架向左移，然后是叮的一声铃响，接着是齿轮运转着让他折到下一行的声音，黑字追着黑字一直来到页脚。这是属于成年人的工具，严肃的工具，弗格森欣然接受了这个工具带来的责任感，人生现在已经严肃起来，阿提·弗德曼几乎与他如影随形，他知道是时候长大了。

11月初完成《脚底的伴侣》的手写初稿时，弗格森已经在打字方面取得了足够的进步，便用史密斯——歌罗娜誊了第二稿。接着，他又在这一稿的基础上修改了一些东西，以双倍行距重新把故事打了一遍，最后的终稿达到了五十二页。他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竟然写了这么多，竟然可以就着一双傻鞋写出一万五千多字，但灵感来了之后，一件事赶着一件事，他脑子里不断地涌出各种可写的新情境，各种可以进一步去探索、展开的性格面向，所以到他写完时，这项工程已经耗去了他两个月的人生。当然，能写完这个故事，某种程度上他已经很满足了，仅仅是创作出篇幅这么长的作品这个事实，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十四岁少年感到自豪无比，但当他读完第五遍稿子，又做了一些最后的修改后，还是拿不准这个故事到底好不好。由于他父母根本没有评判这个故事的能力，更别说人类历史上写过的任何其他故事了，米尔德里德姨妈和唐姨夫这个秋季学期又在伦敦（学校给了米尔德里德半年的公休假）——也就是说，诺亚这段时间都住在他母亲那儿，要到1月时才能联系上——而他也不敢把它分享给班上那个原本他最信任的同学，只好不情愿地把故事交给了英文老师鲍德温夫人，一位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就一直在教九年级，而且再有一两年就要退休的老太太。弗格森知道这是在冒险。因为鲍德温夫人最擅长的是出词汇测验和拼写测试的题目，她能精辟地解释给你该如何分解一个句子，在讲解语法和措辞方面也很拿手，但是她的文学品味仍然属于老古董一派，钟情于那些陈旧过时的文学瑰宝，这一点从她对布莱恩特、惠蒂埃、朗费罗的热情就可以明显看出来，她在给学生们上《十九世纪美国诗歌探奇》这门课时，课程表全被这些浮夸、枯燥的过气诗人占领了，虽然里面也有弗格森喜欢的那位黑眉毛的埃德加·爱伦·坡和他那只绕不过去的乌鸦，但却没有沃尔特·惠特曼——太污秽了！——没有艾米莉·迪金森——太晦涩了！不过平心而论，鲍德温夫人也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比如她就给他们布置过《双城记》，第一次让他接触到狄更斯的小说（他在电视上看过电影版的《圣诞颂歌》），尽管弗格森很高兴地和朋友们延续了那个由来已久的传统，将这本小说称作《卖咪咪》[4]，但他仍然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本书，认为里面的句子是那样的气势磅礴和惊心动魄，永远有无穷无尽的方式来将恐惧与幽默别出心裁地混杂在一起，而这是他在以前读的任何一本书中没有遇到过的，他很感激鲍德温夫人把这本书介绍给他，因为这是他读过的最棒的小说了。这就是他决定把故事给她看的原因——因为狄更斯。可惜的是，他无法写得像老狄更斯那样好，但他毕竟只是个新人，一个名下只有一部作品的业余作者，他也希望到时候她能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结果不如他想的那么糟糕，但在某些层面上，也可以说糟糕得不得了。鲍德温夫人纠正了他的打字失误、拼写错误和语法上的毛病，在他看来，这不仅帮助了他，也证明她确实用心读了这个故事。他把手稿交给她六天之后，他们正式在放学后坐下来开了个小会，她称赞他很有毅力，想象力也很丰富，但坦白地讲，她补充道，让她很惊讶的是，一个看起来正常、适应能力也不错的男孩子，竟然会对世界有如此阴暗、令人不安的想法。至于故事本身，哎，当然很荒唐了，整体构思本来就很可悲，但现在明摆着就是写砸了，但是退一步说，就算鞋子能思考、能感受、能聊天，弗格森又想用他创造出的这个漫画世界表达什么呢？毋庸置疑，其中有些感人和风趣的地方，也间或闪现着真正的文学才能，但故事的大部分都让她很不舒服，所以她很想知道为什么弗格森会选她来做第一个读者，因为他肯定知道她会反感他用的那些脏词（十七页的鸽子屎，三十页的狗屎——她用手指敲着这些词出现的段落让他看），更不用说他还从头到尾都在嘲笑警察，先是平板脚和警察鞋这种贬义词，接着是进一步的侮辱，将本顿队长描述成了酒气熏天、粗鲁残忍的施虐狂——弗格森难道不知道在她小时候，她父亲曾经是枫林镇的警察局长吗？她跟全班讲他的事迹难道讲得还不够多，没说明白这一点？——但最糟糕的，她说，比其他都更糟糕的，是故事的那种下流格调，不光奎恩在向爱丽丝求婚前曾经同好几个不守妇道的女人上过床，就连爱丽丝自己竟然也愿意在结婚前就和他发生关系——顺便说一句，弗格森似乎对婚姻制度持有一种彻头彻尾的蔑视态度——接着，比糟糕还糟糕的是，各种性暗示不止发生在人类角色上，甚至还延续到了鞋子身上，这想法也太荒谬了，鞋子的性生活，老天爷，弗格森怎么还有脸照镜子，竟然写什么鞋子被脚穿进去时会有快感，或者被擦拭抛光时神魂颠倒，还有，他到底是怎么想出弗洛拉和诺拉的鞋子性派对的啊，实在让人无法忍受了，脑子里想的竟是这些脏东西，弗格森难道不觉得害臊吗？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在鲍德温夫人开始劈头盖脸地批评他之前，他本以为他们会讨论虚构写作的技巧，专业上的话题，比如结构、节奏、对白，言简意赅的重要性，如何避免无谓的细枝末节来推动故事向前发展，也就是他仍然还在摸索的那些细微但重要的问题，他压根儿没想到鲍德温夫人会站在近乎道德高地的立场上来攻击他，质疑他所写的内容本身，指责它有伤风化。不管她赞不赞同这个故事，那也是他自己的作品，他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比如，如果觉得有必要，他就会用屎这个字，因为现实生活里的人们每天都会说好几百次这个字，而且，虽然他仍然是个处男，但对性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明白一个人不用结婚也可以发生性关系，人类的色欲很少或者根本不会理睬婚姻的法律，至于鞋子的性生活，她难道看不出来有多滑稽吗？滑稽得荒唐可笑、天真无邪，任何读到这些段落的人，如果不是半死不活，都会会心一笑吧，去她的，弗格森心里想，她有什么资格来教训他这些，然而，尽管他在努力抗拒，但她的话还是达到了她想要的效果，灼烧着他的内心，剥去了他的皮肤，他被抨击得神思恍惚，已经没力气再替自己辩护，当他最终能张口说话时，费了好大劲才从嘴里吐出三个字，三个含糊不清的字，而且绝对可以算作他这辈子说过的最可悲的话了：

对不起。

我也很遗憾，鲍德温夫人说，我知道你觉得我这是在刁难你，但我是为了你好，阿奇。我不是说你的故事下流，显然不像过去这些年他们出版的一些书那样，但却是庸俗粗野、让人反感，我只是想知道你写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你是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还是就是为了弄一堆黄色笑话来震惊别人？

弗格森不想待在这儿了。他想站起身走出房间，不用再看着鲍德温夫人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和水汪汪的蓝眼睛。他想辍学，想离家出走，像大萧条时期的流浪汉那样扒火车，去厨房门口讨饭吃，闲暇时间写写黄书，做一个不受制于任何人的人，大笑着朝世界的脸上啐唾沫。

我等你说话呢，阿奇，鲍德温夫人说，你难道不为自己辩护一下吗？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是这个吗？

是的，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的是奴隶制度，弗格森说，想的是有些人竟然真的会被另一些人占有，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到死掉的那一刻，都要受命于他人。汉克和弗兰克是奴隶，鲍德温夫人。他们是从非洲来的——就是鞋厂——然后被锁链捆绑在船上——就是鞋盒子和把它们运到麦迪逊大道的卡车——运到了美国，最后在奴隶拍卖上被卖给了他们的主人。

但在你的故事里，那些鞋子很喜欢做鞋子。你不是要告诉我奴隶喜欢做奴隶吧？

不是，当然不是了。但奴隶制延续了上百年，有多少奴隶站起来反抗，有多少次他们杀掉了自己的主人呢？几乎从来没有。他们只能在恶劣的处境中尽力活下去。他们甚至还尽可能地讲讲笑话、唱唱歌。这就是汉克和弗兰克的故事。他们必须服务于主人的意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试着尽量享受他们拥有的东西。

可这些在行文中并没有表现出来呀，阿奇。

我不想搞得太明显。或许这就是问题吧，不过也可能就是您没注意到，我不知道。无论如何，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很高兴你能告诉我这一点，虽然不会改变我对这个故事的看法，但至少我知道了你是想做点儿正经事儿。我真心不喜欢这个故事，你能理解吧，而且有些部分真的特别好，让我反而更不喜欢它，不过，我已经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我想可能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不喜欢吧——但坚持写下去，阿奇，不要听我的。你不需要建议，只需要坚持下去。就像你亲爱的朋友埃德加·爱伦·坡曾经寄语一位立志当作家的人那样：大胆点儿——多读——多写——少发表——别耍小聪明——无所畏惧。

他没有跟她讲故事的最后几页，或者爱丽丝把汉克和弗兰克放到柜子里时他想的是什么。如果鲍德温夫人都没注意到奴隶制度的影射，她怎么可能明白柜子其实就是集中营，而那时的汉克和弗兰克已经不是美国的黑人，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犹太人，在囚禁中日渐虚弱，直到最终在焚化炉——火葬场中被烧死？跟她讲这些不会有什么用，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跟她谈友谊，虽然在他看来，这才是故事的真正主题，但要谈这个的话，就意味着他得聊到阿提·弗德曼，可他一点儿都不想同鲍德温夫人分享他的悲伤。或许那些东西表现得不够明显，读者不易察觉出来，她有可能说对了，但也说不定只是因为她自己太瞎，所以弗格森没有把故事放到一边、抛到脑后，而是改正了鲍德温夫人在手稿上圈出来的错字，重新打了一版，而且这次用的是复写纸，多复印了一份，在第二天下午空邮给了米尔德里德姨妈和唐姨夫。十二天之后，他收到了一封伦敦寄来的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信封里装着的两封信，因为他们俩各自写了一封回复，不但言辞中充满了赞许和热情，而且俩人也都看出了他的老师没注意到的那些东西。一阵强烈的幸福感席卷了他，真是个谜啊，他自言自语道，因为即便他姨妈和姨夫已经宣布了《脚底的伴侣》是个好故事，他们的判决也改变不了鲍德温夫人认为这是个烂故事的事实。不同的眼睛、不同的心、不同的脑子，对同一份手稿会有那么不同的理解。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人挨揍、另一个人被亲吻的问题了，而是同一个人同时挨揍和被吻，这才是游戏的真正规则吧，弗格森意识到，如果他以后打算继续让别人看他的故事，就要在被亲吻的同时也做好挨揍的准备，或许挨十次揍才能得到一个吻，甚至被揍一百次也得不到一个吻。

唐姨夫没有直接把故事给弗格森寄回去，而是转寄给了诺亚，并且嘱咐他读完之后，把手稿还给他的表兄。收到伦敦的信大约一周后的那个星期六一大早，弗格森正在吃炒鸡蛋和烤面包片时，厨房的电话响了，电话另一头的诺亚，像冲锋枪的子弹一样噼里啪啦地先说了一堆，说他得快点儿讲，他母亲出去买东西了，如果回来撞见他在打长途电话，肯定会杀了他，更何况还是打给弗格森的电话，因为他母亲说，在她的公寓这座避难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许和弗格森有联系，不仅因为他根本不是诺亚的亲表兄，还因为他和那个婊子魔鬼有血缘关系（是啊，诺亚说，她脑子有病，大家都知道，但他还是得和她住一起啊），但气喘吁吁地讲完他的开场白后，诺亚立即放慢了讲话的速度，不一会儿便恢复了正常语速，虽然还是快，但没有快得太过分，听起来仿佛那种有着无穷无尽的时间，打算要好好聊一场的人。

啧，贱人，他说，你这次还真办到了，是吧？

办到什么了？弗格森故意装糊涂道，因为他基本上可以肯定诺亚指的是那个故事。

那篇古怪的小文啊，《脚底的伴侣》。

你读了？

每个字都读了。还读了三遍。

然后呢？

太棒了，阿奇，简直他妈太棒了。实话讲，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这本事呢。

实话讲，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拍成电影。

真会说笑。我们连摄影机都没有，怎么拍？

这只是细枝末节。到时候我们自然有办法解决。反正我们现在也没时间弄。首先是还要上学，其次是纽约和新泽西之间的距离，当然，还有我母亲制造的各种障碍，这个今天就不细说了。但暑假可以呀。对吧，我们以后也不会去夏令营了，是吗？毕竟一把年纪了，也不适合再去了吧，而且经过阿提的事之后，哎，我觉得我也不想再回去。

同意。不去夏令营了。

所以我们暑假时可以拍电影啊。我猜你现在既然成了作家，应该会放弃运动那堆破事儿了吧。

只是棒球而已。但我还在打篮球。我参加了球队，你记得吧，那支由西奥兰治希伯来青年会赞助的九年级篮球队。我们每周会和埃塞克斯县的其他青年会球队打两场比赛，星期三晚上一次，星期六上午一次。

我不懂。如果你还想继续当运动员，为什么不打棒球了？这才是你最擅长的运动吧。

因为阿提。

和阿提有什么关系？

他是我们见过的最棒的球员，对吧？而且他还是我的朋友。虽然不能算你的朋友，但是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现在阿提死了，但我不想慢慢忘了他，尽量让他留在我的脑海中对我来说很重要，而最好的办法，我想就是放弃点儿什么，来作为对他的纪念，我最在乎的某样东西，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选择了棒球，因为棒球也是阿提最擅长的运动，从今以后，只要我看到别人打棒球，或者想起为什么我自己没有打棒球，我就会想到阿提。

你真是个怪人，你知道吗？

也许吧。但就算是，我又能怎么做什么呢？

什么都不能做。

那不就得了。什么都不能做。

那就打篮球吧。要是你想，可以参加个暑期联赛，但只要你就玩一项运动的话，应该会有充足的时间来拍电影。

那就说定了。当然，前提是我们能弄来一台摄影机。

这个能弄到的，别担心。重要的是你已经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大作。门已经打开了，阿奇，以后还会有更多——整整一辈子的大师级作品。

先别扯那么远了。我现在才写了一篇，就这，谁知道我还能不能再有别的主意可写。而且，我还有我的计划。

不是那个吧。我还以为你早就放弃了呢。

并没有。

你听我说，贱人。你永远不可能当上医生——我也永远不会成为马戏团的大力士。你没有那种数学和科学的脑子，我浑身上下也没有一块肌肉。因此，不会有弗格森医生——也不会有大力士诺亚。

你怎么敢这么肯定。

因为你是因为看了本书才有那想法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十二岁时读了本白痴小说，还非说好得不得了，搞得我也不幸读了一遍，可实际上并不好，如果你现在再读一次的话，我敢肯定你会发现那书和你当初想的并不一样，根本就是一无是处。心怀理想主义的年轻医生炸毁受污染的下水道系统，免去了城镇的疾病之灾，心怀理想的年轻医生为了金钱和名声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曾经心怀理想但已经不怎么年轻的医生重获理想，因而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也太扯了吧，阿奇。这种垃圾就是为了感动你这种理想主义的小男孩，但你已经不是小男孩了，你现在是个大高个儿的年轻人，两条腿中间耷拉着男人的第三条腿，脑袋能写出文学杰作和鬼知道别的什么玩意儿，可你现在还要跟我说，你仍然还惦记着那本恶心至极的书？那书叫啥名字我都不想想起来了，因为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忘掉！

《卫城记》。

就是这个。你现在又提醒了我一遍，以后不许在我面前提了。不，阿奇，一个人不会因为读了一本书就去当医生。他成为医生是因为他需要成为医生，但你不需要成为医生啊，你需要成为作家。

我还说这个电话会很短呢。你不会把你母亲给忘了吧？

该死。还真忘了。我先挂了啊，阿奇。

你父亲再过几周就回来了。我们到时候再聚，好吧？

肯定。而且我们说话的时候要用鞋语，口音很重的布罗根土话那种——然后想办法看看怎么偷一台摄影机。

12月19号，也就是弗格森和诺亚打完电话三天之后，《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大兵已进入南越战区，现在正参加战术作战，奉命如遇射击，立即还击。除四十架直升机已经运抵外，四百名美国作战部队已在一周前抵达南越。增援的飞机、地面战车和水陆两栖船也正在途中。总之，在南越的美国士兵已达两千，而不是先前官方所报的六百八十五名军事顾问团成员。

四天之后的12月23号，弗格森的父亲启程去了加利福尼亚看他的两位哥哥和家人，两周之后才会回来。这是他工作多年以来第一次休息，上一次还要追溯到1954年12月，当时他和弗格森的母亲去迈阿密海滩休了十天的冬假。不过这次弗格森的母亲没有同去，父亲走的那天她也没有去机场送行。弗格森经常听到他母亲对两位大哥颇有微词，知道她根本不想见他们，但事情肯定不止这么简单，因为他父亲离开之后，她却显得比往日更焦灼，一直心不在焉、闷闷不乐，而且好像在听他说话时根本没注意他在说什么，在他印象中这还是第一次，因为她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弗格森甚至开始猜测她是不是在担心她的婚姻状况，因为他父亲独自跑去洛杉矶，似乎表明了他们的婚姻出现了某种决定性的转折。或许洗澡水已经不只是凉那么简单了，或许现在已经变得冰冷，马上就要冻成一大块冰了。

他那个故事的副本，诺亚已经如约寄回，而且在他父亲去加利福尼亚之前就寄到了，弗格森便把手稿给了他，想着兴许他可以在路上看看。他母亲几周前就读过了，这是当然的，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六，她脱掉鞋子，窝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翻看五十二页的打印稿，一边抽完了半盒切斯特菲尔德，看完后，她告诉他说，她觉得真是太棒了，我读过的最好的作品之一，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就算他把上个月的购物清单抄一遍，冒充一首实验诗歌，他猜她也会给出同样的结论，但你母亲站在你这边总比不站好，尤其是在你父亲似乎哪边都不站的情况下。现在《脚底的伴侣》已经经过米尔德里德姨妈、唐姨夫和诺亚之手，他觉得是时候鼓起他的勇气了（他很喜欢这个词既有双关之意，又自相矛盾[5]），便把手稿交给了艾米·施奈德曼，在整个枫林镇，他最信任的便是她的意见了——所以也是他怕接近的一个人，因为艾米太坦诚了，根本不会嘴下留情，她的一句批评就能把他撂倒。

即便不是在很多方面，弗格森觉得至少也在某些方面，艾米·施奈德曼就是女版的诺亚·马克斯。一个更诱人的版本，诚然，因为她是个女孩，不是个鼓睛暴眼、没有肌肉的男孩，但她和诺亚一样聪明，一样的活泼，总是情绪高昂、神采奕奕，这些年里，弗格森逐渐意识到他到底有多依赖他们俩，仿佛他们就是他后背上的一双蝴蝶翅膀，让有时沉重不堪、平淡无奇的他能一直飞在空中，不过，尽管艾米更迷人，外在的吸引也没有强大到在弗格森的脑子里种下任何多情之念的地步，因此，她仍旧只是个朋友，不过却是个重要的朋友，是他在不断扩大的抗击城郊单调与平庸之战中最重要的同志，而且多凑巧啊，世界上那么多人，可偏偏是她住着他的那间旧卧室，或许这只是他们人生故事中一个怪诞的插曲，但却在他们之间形成了某种纽带，某种现在都被他们视作理所当然的怪异亲密感，因为艾米不仅呼吸着他曾在那个家里呼吸过的空气，晚上还睡在那张他住在那儿时睡过的床上，因为当时他母亲觉得那张床太小了，放在新家的卧室里不合适，便在艾米一家搬进来时转赠给了她不太富裕的父母。那会儿还是1956年的夏天，离现在都过去五年多了，虽然艾米本应该在9月开始上五年级，但那年的新学期开始前两天，她在南山自然保护区的马道上骑马时摔下马背，导致髋关节骨折，而到伤痛最终痊愈时，时间已经是10月中旬，所以她父母决定让她再读一年四年级，而不是在她比同学落后六周学业的情况下，把她扔到一所新学校去。就这样，她和弗格森最终上了同一个年级，两人出生仅相距三个月，却注定了会在学校有些许不同的发展轨迹，但在摔断的髋关节横插进来后，他们的轨迹变成了同一条，先是在第一年，成了曼奇尼小姐所教的四年级班的同班同学，然后又一起读完了在杰斐逊小学的最后两年，再接着是枫林镇初中的三年——总是在同一个班级，总是在互相竞争，而且因为他们之间从没有任何的浪漫纠葛，不会被伴随感情而来不可避免的误解和情伤疏远，所以他们也总是好朋友。

弗格森的父亲去加利福尼亚后的第二天上午——12月24号，星期天，也就是他们两家人都不庆祝的那个节日的前一天——弗格森在十点半打电话给艾米，问他能不能去她家一趟。他有东西要给她，他说，如果她没什么事儿的话，他想马上就给她拿过去。没事，她说，她不忙，就是穿着睡衣躺着读报纸呢，然后尽量不去想他们要在寒假时写的论文。从他家走到她家大概十五分钟，以前他已经走过无数次，但那天上午的天气很差，下着毛毛雨，温度也在零度上下，没有雪的雪天，但是雾蒙蒙的，还刮着风，湿度也很高，所以弗格森说想让他母亲开车送他过去。这样的话，艾米说，那你们不如都过来吃早午餐？吉姆十分钟前打电话说他不来了，还和朋友们在纽约，但吃的都已经准备好了，足够喂饱十个快要饿死的人，浪费掉就太可惜了。稍等一下，她一边说一边放下电话，冲着他父母喊了几句，问阿奇和弗格森太太能不能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食儿（艾米对古怪的用词有种偏爱），二十秒之后，她又拿起了电话，说，没问题，十二点半到一点之间来就行。

就这样，《脚底的伴侣》的手稿，终于交到了艾米手中，弗格森坐在他曾经的卧室里，和那个晚上睡在他曾经睡的床上的女孩聊着天，大人们则在楼下的厨房里准备午饭，他们先聊了会儿各自目前的爱情闹剧（弗格森迷上了一个叫琳达·弗兰格的女生，但他星期五约她去看电影时却被拒绝了，艾米则把希望寄托在了一个叫罗杰·萨斯洛的男孩身上，对方还没给她打电话，但似乎暗示会打，当然，前提是她没理解错他的暗示），接着又聊了现在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大一的哥哥吉姆，高三和高四时，他是哥伦比亚高中篮球队的中流砥柱，所以他特别难过，艾米说，就因为杰克·莫利纳斯和大学的让分丑闻那事儿，过去好几个赛季，十几场比赛都有作弊行为，用几百块钱贿赂一下球员，然后莫利纳斯和他的赌友们每周能趁机赚几万块钱。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在作弊，艾米说，电视问答节目、大学篮球比赛、股票市场、政治选举，但吉姆太单纯了，根本理解不了这些。或许吧，弗格森说，但吉姆的单纯，是因为他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优点，这是一种好品质，是艾米哥哥身上让他最敬佩的地方，弗格森一说完敬佩这个词，聊天的话锋便立即转到他们要给1月的全校论文比赛写的文章上面。话题是我最敬佩的人，每个人都要参加，每个七、八、九年级的学生，三个年级各挑三篇最好的论文予以奖励。弗格森问艾米有没有想好写谁。

当然选好了。没剩多少时间了，你知道吧。我们1月3号就得交。

别让我猜了。我肯定会猜错的。

埃玛·戈尔德曼。

听着倒是熟，但我不太了解她。好吧，其实是一无所知。

我之前也不知道，但后来我大伯吉尔送了我她的自传，我现在简直对她爱得五体投地。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之一。（短暂停顿。）那你呢，弗格森先生？有想法了吗？

杰基·罗宾森。

啊，艾米说，那个打棒球的。但可不是个一般的棒球手，对吧？

是一位改变了美国的人。

不错的选择，阿奇。那就写他吧。

我还需要你的许可吗？

当然要了，傻子。

他们都笑了起来，然后艾米两脚一踩地，站起来说：走，我们下楼吧。我快饿死了。

星期二时，弗格森到外面取信，发现信箱里躺着一封有人亲手递来的信——没贴邮票、没写地址，正面只有他的名字。信的内容言简意赅：

亲爱的阿奇：

我恨你。

爱你的艾米

另，手稿我明天还你。放手之前，我需要再跟汉克和弗兰克走一程。

1月5号时，他父亲回到了枫林镇。弗格森原本以为他会就那个故事说两句，即便只是为没有读而道个歉也行，但他什么都没说，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也仍然没说什么之后，弗格森猜测他应该是把故事弄丢了。由于到那时艾米已经把原稿还给了他，把副本弄丢已经无关紧要。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父亲似乎对这件无关紧要的事根本不在乎，而且弗格森打定主意，除非父亲先张口跟他说这事，他永远不会再跟他提起来，所以这事儿渐渐变得重要起来，并且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变越来越至关紧要。

注释：

[1] 原文为意第绪语。

[2] 原文为Sole Mates，这里是双关语，其中的sole在做形容词时是唯一的意思，做名词时是脚底、鞋底的意思，mates则是伙伴、伴侣的意思，而合在一起后，sole mates又与soul mates（灵魂伴侣）发音相同。

[3] 原文为fiatfoot，即医学上所谓的扁平足，但在英文中，这个词也常被用来蔑称那些警衔较低的巡逻警察。

[4] 《双城记》的英文为A Tale of Two Cities，将tale和city的第一个辅音交换后，就成了A Sale of Two Titties（售卖两个乳房）。这是一种日常对话中的口误，被称斯普纳现象（Spoonerism）。

[5] 原文screw up his courage, 意为鼓起勇气，但screw up本身有搞砸、弄糟的意思。

3.1

疼痛。恐惧。窘迫。两个对自己所作所为几乎一无所知的处男处女，互相夺取了对方的贞洁，如果说有什么准备的话，仅仅是弗格森弄来了一盒避孕套，而艾米预先想到了自己肯定会流血，在床单上铺了一块深褐色的浴巾——但这个受经久不衰的古老传说启发的预防措施，事实上被证明并无必要。刚开始时是那种快乐，那种第一次在对方面前赤身裸体的狂喜，他们小时候就在床上玩闹过，但早就忘了，而现在终于有机会触碰对方的每一寸身体，享受着肌肤之亲令人发狂的兴奋，但欲望被完全刺激起来之后，他们却不知道怎么继续下一步了，第一次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和第一次被另一个人进入让他们焦虑万分，起初那几刻因为太疼，艾米浑身紧绷，而弗格森则为造成这种疼痛而感到愧疚，于是他放慢了一点儿速度，但最终还是拔了出来，三分钟的暂停之后艾米抓住弗格森，告诉他再试一次，你做就是了，阿奇，别管我，你只管做，弗格森只得照办，心里明白虽然自己无法不担心她，这一关总得过去，这就是他们被赐予的那一刻，尽管内部的擦伤一定让她感到撕裂的剧痛，但完事之后艾米却笑了起来，是她那种招牌式的大笑，对弗格森说，我真的好开心啊，感觉死而无憾了。

真是个奇怪的周末，他们一次都没离开过公寓，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约翰逊宣誓继任新总统，看奥斯瓦尔德被押送到监狱时还穿着那件被血染红的T恤，并且一直在冲摄影机大喊他只是个替罪羊，自此之后，弗格森一想到这个词，就会想到那个可能也可能没有独自刺杀肯尼迪的瘦弱年轻人，接着新闻中断了会儿，一支交响乐团演奏了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中的挽歌部分，星期天他们一起看着送葬队伍走过了华盛顿大街小巷，看到那些没人骑的马时艾米哽咽不已，然后他们又看着杰克·鲁比混入达拉斯警察局，开枪击中了奥斯瓦尔德的腹部。不真实的城。那三天里，艾略特这句诗一直在弗格森脑子里盘旋，他和艾米一点点把厨房里的食物都吃光了，鸡蛋、羊排、火鸡肉片、几包奶酪、几罐金枪鱼、几盒早餐燕麦和饼干，艾米一直在抽烟，弗格森以前从没见她抽这么多，而自他们认识后，他也第一次和她抽起了烟，他们就那样一起坐在沙发上，动作一致地掐灭他们抽的幸运牌香烟，然后抱在一起接吻，虽然在这种庄严肃穆的时刻接吻是对死者的不敬，但他们控制不了自己，每隔三四个小时，他们就会从沙发上起身，又跑到卧室去，脱光衣服后再次爬上床，他们现在都已经酸了，不光是艾米，连弗格森也是，但就是不能自已，快感总是要比疼痛强烈些，尽管在那样悲惨的周末待在那儿令人沮丧，但那却是他们年轻的生命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周末。

可惜的是，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们再没找到什么机会。弗格森每个星期六还会去纽约，但艾米的公寓从来不会空太久，他们根本没机会跑到卧室去。他父亲或母亲总会有一个在场，而且通常情况下还两个都在，没地方可去之后，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施奈德曼夫妇再次出城——但他们没有。正因为此，弗格森才接受了他堂姐的邀请，打算1月底去佛蒙特滑雪。他对滑雪其实没什么兴趣，以前试过一次，感觉没什么再试一次的必要，但当弗兰茜告诉他，他们那个周末唯一能租到的房子是一栋占地很大的老房子，有五间卧室，弗格森觉得希望又出现了。地方够大，弗兰茜说，这就是为什么她会想起来给他打电话，如果他想带个朋友过来的话，那个人也会有地方住。女性朋友算朋友吗？弗格森问道。当然算了，弗兰茜说，从她回答的口气来看，从那个响亮的当然中自然流露出的热情来看，弗格森理所当然地以为，她明白他是在告诉她，他和艾米现在是一对儿了，想要睡在一间卧室，毕竟，弗兰茜自己结婚时才十八岁，只比现在的艾米大一岁，如果说还有谁更懂得那种被挫败的少年春心，那一定就是二十七岁的弗兰茜，这位他从裹着尿布时就最喜欢的堂姐。弗格森对弗兰茜那个当然的乐观解读，让艾米有些将信将疑，因为她知道他们的关系已经远远偏离了性行为原则可接受的范围，两个未婚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不但是被禁止的，而且绝对会被当成一桩丑闻，不过，她说，她还从没去过佛蒙特，也没滑过雪，而且还有什么能比和阿奇在雪里过个周末更好的事呢？至于那件事，他们只能走着瞧了，到时候再看到底谁对谁错，但即便被她说中了，也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在深夜里悄悄跑到对方的房间，爬到对方的床上。就这样，在某个寒冷的星期五下午，艾米和弗格森，连同弗兰茜、她丈夫加里·霍兰德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六岁的露莎和四岁的戴维，挤在一辆狭小的蓝色旅行车里出发了，让这几个大人感到幸运的是，在去斯托五个小时的路途中，那两个小人儿基本都在睡觉。

虽然名字并不一样，但弗兰茜给女儿取名露莎，实际上是为了弗格森的母亲。犹太教中，有一条禁止用健在的父母、祖父母和亲戚的名字为孩子取名的律令，连不参加宗教活动的犹太人也会遵循，所以才造成了露丝和露莎的一字之差，这个微妙的点子是大律师加里想出来了，为的是绕过家里那些老顽固，但即便如此，这个名字还是想让大家看到露莎是为了向露丝致敬，弗兰茜和加里想通过这一举动告诉全世界，他们已经背弃了阿诺德·弗格森，因为他对自己的弟弟犯下了罪行，把全家搞得四分五裂，而他们的忠心已经转移到了那个兄弟，也就是受害者斯坦利，还有他的妻子露丝身上。虽然从小时候第一眼看到露丝，弗兰茜就很爱她，但对弗兰茜来说，在自己仍然和母亲、哥哥、妹妹很亲近的情况下，迈出这一步，并且谴责自己的父亲，仍然很艰难，然而加里对他的岳父鄙夷至极，对这个人的道德缺陷和欺诈行为厌恶至极，弗兰茜别无选择，只能听从丈夫的安排。抢劫案发生时他们已经结婚两年多，住在马萨诸塞州的西北部，因为加里要在威廉姆斯学院继续他的本科学业，他们也是班上的三对“低龄夫妻”之一，那时二十岁的弗兰茜已经怀孕，在他父亲与仓库盗窃案的关系被查清几个月之后，她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但到那会儿，家里其他人已经都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不光是她父母，还有她温顺的妹妹鲁思（刚从高中毕业，在洛杉矶报了个文秘课程），以及杰克（去年从罗格斯大学退学后也搬了过去，弗兰茜和加里曾力劝他不要这么做，但他却告诉他们俩都滚蛋），到露莎出生时，只有弗兰茜的母亲和妹妹回东海岸去抱了抱孩子。杰克说他忙得没空去，而颜面扫地的阿诺德则是没法去，因为他再也没脸回东边儿了。

这么说来，弗兰茜应该承受了不少痛苦，或许并不比家里哪个人受得更多或更少，但每个人各有苦衷，反正在弗格森看来，弗兰茜的痛苦让她变得安静了许多，不再那样热情洋溢，只是依稀还有些曾经的模样。但另一方面，她毕竟越来越老了，早就过了弗格森所谓的那种完全长大的大人阶段，此外，虽然她的婚姻还算美满，但毫无疑问加里有时候会显得浮夸、专横，而且越来越喜欢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西方文明的堕落与衰亡，尤其是过去几年他一直在他父亲的公司做事，开始赚起那种大律师的钱，也一定消磨了她一些斗志，更何况她还是个妈妈，虽然弗兰茜是个体贴关照、温柔慈爱的母亲，像二伯母琼那样一心只为自己的孩子而活，但无论是谁，都会被当妈这种事儿磨得筋疲力尽。不能这样，旅行车披着愈加深浓的夜幕一路向北时，弗格森心里想到，他一定不能夸大其词。就算经历了些许坎坷，但弗兰茜还是以前那个弗兰茜，还是他儿时那个神奇的堂姐，虽然现在多少受着点困扰，他猜想，也许是仍然背负着父亲背叛的记忆，但他接受她过周末的邀请时，她听起来多开心啊，而且还大方地用她那个出人意料的当然，把艾米也一道算了进来，现在他们全都坐在车里，弗格森和两个熟睡的孩子坐在后面，弗兰茜跟加里和艾米坐在前面，每次有车经过，他都可以从顶灯照亮的后视镜中看到堂姐仍旧美丽的容颜，路程走到一半的时候，她抬眼看到他正在看她，扭过身子，伸出她的左胳膊，握住他的手用力地捏了一会儿。没事吧？她问道。坐在后面这么安静。

确实，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他基本没怎么说话，但那只是他不想吵醒孩子们，也懒得去听坐在前排的艾米和加里在聊什么，他的思绪一直在神游，胡乱回忆着一些家庭往事，脚下的轮胎隆隆前进的声音让他的身体昏昏欲睡，近六十英里的行驶速度又让他有了从前坐车时那种脑子一片模糊的感觉，但现在弗兰茜捏了捏他的手，让他重新恢复注意力后，他听明白了他们在聊的是政治，尤其是两个月前刚刚发生的那场刺杀，因为这仍然是街谈巷议的话题，每个人都忍不住猜测到底是谁干的、为什么干，以及怎么干成的，因为奥斯瓦尔德独自作案似乎并不足信，各种各样的说法已经开始四处流传，卡斯特罗，黑帮，中央情报局，甚至还有说是约翰逊自己干的，也就是那个取代了领导未来之人的大鼻子得克萨斯人，不过在艾米看来他仍然是个未知数，但下结论向来果断的加里却说，他是个棘手的人物，那种老派的幕后政客，胜任不了总统之责，艾米尽管承认他有可能是对的，但还是予以了反驳，理由是约翰逊在月初的演讲，她说，向贫穷宣战的宣言是她这辈子听过的最好的总统演讲，而加里也不得不承认，自罗斯福以降，还没有谁敢站出来说这种话，连肯尼迪也没有。听到加里不情愿地让步，弗格森笑了笑，但接着他的思绪便又飘走了，开始琢磨起艾米来，了不起的艾米，竟然博得了霍兰德一家人的喜爱，就像她在劳工节烧烤会上把他迷住那样，从第一个握手、第一个你好，就俘获了他们的心。现在他们马上就要到佛蒙特的州界了，他心里只想着一切能随心所愿，祈祷着用不了多久，他们俩就可以再次赤身裸体地躺在新英格兰某处荒郊野岭的一所陌生房子陌生房间的被窝里。

房子和广告里宣传的一样大，荒郊野岭则在一座距离滑雪场十英里远的山顶上。他们的周末寓所一共三层，而不是常见的两层，这座阴风阵阵的木质建筑大约建于十九世纪早期，每块地板都会吱吱作响。这样的响动是个潜在的问题，因为果不其然，艾米对弗兰茜那个当然的理解才是对的，六个人在房子里巡视一圈后，弗格森不得不承认了这一点，他们的东道主根本就没考虑过让他们睡同一间屋，因此他们只能启动备用计划，或者如弗格森所说的，法国滑稽戏解决方案，半夜里的一番闹腾，合页已经生锈的门打开又关上，情侣在黑暗又陌生的走廊里鬼鬼祟祟，两具肉体爬上他们本不该睡的床，而那些哼哼唧唧的地板又根本不会协助他们的骗局。幸运的是，加里和弗兰茜提议说，大孩子们去阁楼上的两间卧室睡，好让小孩子们和父母睡在同一层，万一做噩梦（露莎）或者尿床（戴维）的话，他们也离得近。这样倒方便些，弗格森心想。当然，吱吱响的地板就在其他人的头顶上，一有响动就会连累到下面的天花板，但话说回来，人经常要大半夜起床，跌跌撞撞地去上卫生间，在这种老房子里，谁又能阻止得了地板发出那种恐怖电影的音效呢？走运的话，他们应该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事儿给办了。但就算不走运，最糟糕的后果又能把他们怎样？没什么，弗格森心里想，或许什么后果都不会有。

最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他们把幽会安排在了十一点半，早在九十分钟前，劳累的父母便给孩子们掖好了被子，并且同他们道了晚安，所以到了约好的时间，房子里已经阒寂无声，只有偶尔一阵风从墙缝中吹进来，或者把房顶上的风向标吹得卡嗒响。弗格森把双脚轻轻放到地板上，从小铁床上站起身，开始慢慢往艾米的房间走，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松动的地板，听到木板发出的一丁点声响便停下来，数到五之后才敢冒险迈下一步。他先前没有把门关严实，为的是省去转动把手的麻烦，也避免了门闩突然制造太大响动的危险，虽然合叶确实有些生锈，但和风声一比就显得安静多了。接下来是走廊，走完这一阶段的行程需要的十四步后，他轻轻推开艾米同样半掩的门，终于进了她的房间。

床窄得不得了，但艾米正赤条条地躺在上面，所以脱掉紧身短裤，溜进被窝儿后，弗格森也赤条条地躺在了那张床上，他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那么完美地契合了他的想象，也感到在他的人生中，梦想第一次与现实同步了，二者前所未有地彻底变成了同一样东西，而他相信这应该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刻。弗格森并不认同那种欲望被满足之后便只剩失望的说法，起码在他们俩身上不是这样，毕竟，如果现在得不到艾米，或者艾米并不渴望他，那他再渴望艾米也无济于事，但不可思议的是艾米确实也渴望他，因此，欲望被满足事实上就是欲望被满足，是获得在人间恩典这个转瞬即逝的王国里逍遥片刻的机会。

他们在两个月之前那个混乱不堪的周末已经学到了很多，起初还笨手笨脚的，因为他们几乎对什么都一无所知，但慢慢地还是学到了一点知识，大概清楚了他们要干的事，虽说算不上是多深入的了解，可基本上明白了对方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毕竟，没有了解就没有真正的快感，对艾米来说尤其如此，所以她不得不先给无知的弗格森普及了一下女性与男性的种种差别，现在弗格森开始熟练起来之后，比在纽约时沉着自信了许多，也使得这次一切都好了许多，好到在佛蒙特州那间漆黑的屋子里做了几分钟之后，他们就完全忘记了身处何处。

那张床是张陈旧的铁床，二十四个螺旋弹簧上撑着一块薄薄的床垫，而且同支撑它的地板一样，这张床也会嘎吱作响。一个人的体重会让它嘎吱作响，但当两个人开始在床垫上一起动，则会让它声如轰鸣。那声音让弗格森联想到时速七十英里的蒸汽机车，而艾米则觉得听起来很像印刷机正在往外吐八卦报纸的五十万份晨报版。无论如何，响动反正太大了，完全不是他们先前在脑子里精心构想出来的法国滑稽戏，而现在他们听到了床的响动，脑子里也只剩下了这种声响，只剩下他们疯狂交媾的刺耳声响，可是他们已经接近边缘，马上就要蹒跚着来到欲望被满足的悬崖边上，他们怎么能停下来呢？他们做不到，两个人一直坚持到了双双落下悬崖，而机车不再动之后，他们也开始听到了别的声响，楼板之下传来了另一种声响，小孩子受惊、害怕时的嚎啕大哭，毫无疑问是小儿子戴维被他们在楼上制造的骚动吵醒了，片刻之后他们听到了脚步声，毫无疑问是弗兰茜的，母亲弗兰茜跑进去哄儿子，父亲加里肯定还在呼呼大睡，这时，又害怕又尴尬的弗格森从艾米的床上跳下来，蹑手蹑脚地回到了他的房间，如此，他们在林荫大道[1]上的娱乐表演轰的一声落下了帷幕。

第二天早晨七点半时，弗格森走进厨房，发现露莎和戴维正坐在桌旁，一边用刀叉敲桌子，一边异口同声地喊着：我们要吃薄煎饼！我们要吃薄煎饼！加里坐在他们对面，泰然自若地喝着咖啡，抽着他当天的第一根国会牌香烟。弗兰茜则站在煤气炉前，恼火地瞄了一眼她的堂弟，又继续炒鸡蛋了。不过他没看到艾米，或许她还在楼上那张小床上睡觉吧。

加里放下咖啡，说：我们昨天答应他们要吃薄煎饼，但忘了带制作材料。你也看到了，他们不太想吃炒鸡蛋。

红发的露莎和金发的戴维，仍然在用他们的刀叉敲桌子，并且还敲出了鼓点，和着他们最喜欢的口号：我们要吃薄煎饼！

附近应该有商店吧，弗格森说。

下山以后往左走三四英里就有，加里答道，然后吐出了一大口烟，似乎是在暗示他才懒得开车去。那我去吧，弗兰茜一边说，一边把炒好的鸡蛋从煎锅里倒进一个大白碗里。阿奇可以和我一块儿去，对吧，阿奇？

听你的，弗格森答道，弗兰茜问句中的强硬口气吓了他一跳，听起来更像是命令，而不是征询。她生他的气了。先是他走进厨房时的一脸凶相，现在又是说话时咄咄逼人的口气，这只能意味着她还没忘掉昨晚阁楼上的骚动，该死的机车床吵醒了二楼的小儿子，简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弗格森本来希望她会含蓄地假装忘掉，但她显然没有，而且，尽管他知道自己应该当场马上道歉，可由于太过尴尬，一个字儿都没说出来。去买薄煎饼粉和槭糖浆，根本不是为了满足孩子们。这只是她的借口，真正的动机是要单独和他待一会儿，目的是为了训斥他，跟他把话挑明。

这时，孩子们开始鼓掌、欢呼，庆祝他们的胜利，并且对着他们英勇的母亲飞了几个吻，因为她马上要为他们顶风冒雪出门了。加里似乎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或者意识到了也根本不在乎，他掐灭香烟，开始吃他的炒鸡蛋。吃完一口，他用叉子叉起一点儿送到戴维面前，戴维倾着身子，把鸡蛋吃到了嘴里。他又叉了一些喂露莎，接着自己又吃了一口。好吃吧，他说，你们觉得呢？好吃，露莎说。好好吃到肚肚里！戴维说完，被自己讲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并且张开嘴，又要了一口。弗格森看着他们，一边系好靴子的鞋带，穿上他的厚外套，一边想到两只嗷嗷待哺的幼鸟。不管是虫子还是炒鸡蛋，他心想，饿是同样的饿，同样大张的嘴，能张多大就会张多大。薄煎饼，是啊，但首先，要用一件小事儿来让这个早晨有个美好的开始。

外面有真正的鸟，一只有斑点的棕色家雀，一只通身橄榄绿、长着浅红色冠的母主红雀，一只红翅的黑鹂——一团团色彩像飞镖一样倏地划过灰白色的天空，萧索的冬日清晨中些许生命的痕迹——和堂姐穿过积雪的院子，坐进蓝色的旅行车时，弗格森突然觉得很可惜，好好的一个周末马上就要被毫无意义的争吵搅和了。认识这么多年以来，他和弗兰茜从未吵过架，连一句不好听的话都没交换过，他们互相间的忠诚恒久而坚韧，在父亲那边的所有亲戚中，在那个疯狂且败坏到四分五裂的弗格森家族中，他只同弗兰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所有弗格森家的人里面，在所有的兄弟姐妹、所有的伯父伯母间，只有他和弗兰茜设法避免了那类愚蠢的相互敌视，一想到她现在也有可能与他反目，弗格森便心痛不已。

那天早晨有些冷，不过对于一年中的那个时节来说并不算特别冷，也就零下两三度而已，车钥匙插进去后转了一下，引擎便发动了。他们坐着等车预热时，弗格森问要不要让他来开车。虽然他现在还没驾照，要再等六个星期左右，过完十七岁生日之后才能领，但他有学员驾照，而她是有驾照的司机，正巧和他在一辆车里，所以换作让他开车是完全合法的。弗格森还补充道，他车开得挺好，过去几个月里他和父母出门，无论是和其中一个还是两个一起，他们都会让他承担司机的职责，而且他母亲和父亲都没抱怨过结果。弗兰茜僵硬地微笑了一下，回答说她敢肯定他是个好司机，可能比她开得还好，但她现在已经坐在方向盘后面，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而且下山的路比较危险，他又从来没在土路上开过车，所以还是她来开比较好，谢谢你，也许到商店买完要买的东西，可以换弗格森开回来。

然而开车回家的事没有发生。他们无法从米勒百货店回家，因为他们根本就没能到达商店，在那个后来被弗格森视为改变了他一生的早晨，这两位堂姐弟都为佛蒙特的群山中那段被终止的旅程付出了代价，尤其是弗格森，在很久之后还在一直为此付出代价，尽管没人认为事故的责任在他（当时开车的又不是他，怎么可能让他负责？），但他仍会责怪自己，弗兰茜当时没有看路是他的错，如果她没有转过头来看他，也不会把车开上那块冰面，让车打滑撞到了树上。

问题在于，他很清楚不该让自己被拖进那场争吵。弗兰茜完全有权利生他的气，所以最好的回应是尽量少回话，要克制住自我辩护的冲动，不管她有什么难听的评价，点头赞同就是了。就让她生气吧，他心想，只要别让那股怒火把自己也激起来，或许这场争执会速战速决，然后很快被忘记。

至少弗格森是这么想的。他错在误以为问题的关键是声响，是那声响给他人造成的不便，是他这样打扰他人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但那声音只是冰山一角罢了，甚至是最小的那角，当他意识到弗兰茜的批评远比预想的更严重，一下子便慌了阵脚，当弗兰茜劈头盖脸开始训斥他后，他也顶撞起来。

在开车下山的一英里路上，她没遇到什么麻烦，但到了山下，她犹豫了一下，把车拐向了右边，加里说过去商店要左拐，弗格森便提醒了一句，可弗兰茜只是漫不经心地用手指敲着方向盘说，别担心，加里根本没有方向感，老是把方向搞混，如果他说他们应该左拐，那肯定就是说他们应该右拐才对。这么说还蛮好笑的，弗格森心想，但这些字从她嘴里蹦出来时听着并不好笑，甚至有些怨怒和鄙夷，似乎弗兰茜对加里有什么不满，或者是对别的人有什么不满，比如她哥哥杰克，现在很少和她有联系，或者她让人头疼的父亲，最近又丢了一份工作，又或者是这三个人加在一块儿，那就是说，弗格森是那天早上让她恼火的第四个人，再加上她确实拐错了方向，开得离商店越来越远，发现这个错误后她的心情变得更差，所以在这次被终止的旅程的后半段，他们把时间都耗在了迂回曲折的小路上，想找到一条能回到出发的县际公路上的路线，经过了这么一通懊恼的袭击之后，他这位通常不爱与人争斗的堂姐终于提起了那件促使他们从家里出来的事，好好教训了他一顿。

太可悲了，她说，真是又可悲又失望，没想到她亲爱的弟弟是个谎话连篇的骗子，只是众多渣男中的又一块渣子罢了，他怎么敢如此利用她，把女朋友拖到佛蒙特，只为背着人把那姑娘上了，太恶心了，两个饥渴的小孩，来的一路上迷惑了所有人，然后半夜在阁楼上偷偷摸摸，在两个小孩子头顶上做爱，他怎么能这么对她，从他一出生她就对他爱护有加，给他洗过澡，照顾他，看着他长大，而且她要怎么和他母亲交代，他母亲允许他来佛蒙特，是因为知道他和自己在一起会很安全，这里面都是信任，她说，他怎么能在她的屋檐下破坏这种信任，他太没有自控力了，连自己的家伙都管不住一晚，说实话她不想让他在这儿了，下午就把他和那个不知羞耻的女朋友送上大巴，叫他们滚回纽约，赶紧走人了事……

但这只是开始。五分钟后她还在说，弗格森终于火了，告诉她闭嘴停车，他已经受够了，现在就走回去收拾东西，可这时弗兰茜转过头，眼神中带着某种疯狂，对他说，别傻了，阿奇，你在外面会冻死的。他这才意识到哪里不对劲，她的精神已经变得不稳定，也许就在崩溃的边缘，她还在继续看着他，好像完全记不得她刚才说了什么，他便冲她笑了一下，她也冲他笑起来，弗格森猛的反应过来，她根本没在看路，霎时间，车砰的撞到了树上。

1964年还没有安全带[2]，因此，尽管当时的车速并不快，时速大约三十到三十五英里，但他们都在撞击中受了伤。弗兰茜：脑震荡，以及被抛向前方时撞到方向盘上导致的左锁骨骨折，从佛蒙特的医院出院后，她被转到了新泽西的一家医院，医生告诉加里她有精神崩溃症状，需要住院治疗。弗格森：昏迷和头部、两只手臂及左手失血，左手先从挡风玻璃中穿过，虽然没有骨折（如此的侥幸令医务人员大惑不解，也引得一些护士称其为医学奇迹），但两根手指（拇指的全部两个指节和食指的上两个指节）被挡风玻璃割掉了，由于断指被雪埋了起来，直到春天才被找到，弗格森注定只能作为一个八指男人度过他的余生。

这对他的打击很大。他明白应该为自己还活着感到庆幸，但死里逃生已经是个事实，无需再被质疑，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与其说是个问题，倒不如说是绝望的呼喊：他接下来会怎么样？他已经残废了，当他们拆掉绷带，让他看看他的手变成了什么样，从此以后一直会是什么样，他对自己的所见震惊不已。他的手已经不再是他的手，而属于某个别的人，他低头看到曾经的拇指和食指变成了两个被缝合的光滑肉突，感到一阵恶心，把头扭向了一旁。太丑陋了，太可怕了——怪物的手。他现在加入了受诅咒之人的行列，他告诉自己，从现在开始他会被视为残废、畸形的人，不再算是一个功能齐全的人类成员。雪上加霜的是，他不光要忍受这类潜在屈辱的痛苦，还得经历重新学习他从小就已掌握的无数事情的磨难，那些有两个拇指的人每天不假思索就完成种种操作，如何系鞋带，如何扣扣子，如何切食物，如何用打字机，这些任务要再次变得轻而易举，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在那之前他会不断被提醒他如今落到了怎样的境地。是，弗格森没有死，但车祸之后的那些日子里，其他以d开头的单词却像一群饥饿的孩童紧紧抓着他不放，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从这些情绪的魔咒中摆脱出来：泄气、抑郁、惊愕、灰心、沮丧、情绪低落、绝望、戒心重重、消沉、混沌、苦恼、疯狂、挫败[3]。

他最大的恐惧是艾米会不再爱他。倒不是说她会这么想，或者她有多明白她自己的感受，但怎么可能有人愿意被那只残废、损毁的手触碰呢，它会让人感到恶心，会扼杀一切欲望，然后厌恶一点一点越积越深，直到她开始疏远他，最终让他离开，而失去艾米不但会让他心碎，他的人生也就永远毁了，毕竟，哪个心智正常的女人会被他这样的人吸引，喜欢上一个可悲、残缺地活在人世间，左胳膊上长的不是手而是爪子的怪物？无尽的悲伤、无尽的孤独、无尽的失望——这就是他的命运——尽管整个周末艾米都在医院，从星期一到星期三也旷课来陪他，抚摩着他的脸，告诉他一切还和以前一模一样，失去几根指头确实是飞来横祸，但算不上世界末日，千百万的人比他更惨，但还继续活着，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弗格森一边听她说这些一边望着她的脸，怀疑他看到的是不是一个幻影，某个冒充者假装是艾米，如果他把眼睛闭上几秒，会不会还没来得及睁开她就消失不见了。

他父母也从蒙特克莱尔赶来陪他，而且对他关怀备至，就像艾米对他关怀备至那样，就像医生和护士对他关怀备至那样，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怎么可能懂得他的感受，他们怎么能明白，同他们所有人一直在跟他讲的截然相反，这就是世界末日，至少是属于他的那一小部分世界的末日，他该怎么开口告诉他们每当想起棒球时心里的那种悲痛欲绝，尽管早已消失的安——玛丽·杜马丁曾说它是史上发明的最愚蠢的运动，可他多喜欢打棒球啊，多期待校队原计划在2月中旬开始的第一次室内训练啊，可他世界中棒球的部分也结束了，左手失去两个手指后，他永远不可能再握住球棒，至少姿势已经不对，无法再像以前需要用力挥棒时那样了，而且他怎么用三个手指控制为五个手指设计的手套呢，带着残疾继续打会被降级为平庸，这对他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眼下尤其无法接受，因为他一直在为人生中最重要的赛季做准备，那种全联盟、全县、全州的赛季，准备一鸣惊人，连专业的球探都会跑来看第三垒上那个平均击球率达到四百的魔法师，由此最终与职业棒球协会的某家俱乐部签约，使他成为美国运动史上第一位打棒球的诗人，普利策奖和最有价值球员的双料赢家，以前他从不敢对任何人坦露这个疯狂的白日梦，现在更没法讲了，一想到自己要回到蒙特克莱尔，告诉教练他没法继续留在球队，举着可怜的左手来说明他的棒球生涯为什么结束，他就想哭，而那个时候，说话生硬简短、不露感情的萨尔·马提诺肯定只会同情地点点头，嘟囔两三句话，大意可能会是：真不走运，孩子。我们会想念你的。

艾米和他父亲星期四上午都走了，但他母亲一直陪他待到了出院，就住在附近一家汽车旅馆，出门靠租来的一辆小汽车。她深深的爱怜之情几乎让他无力承受，她充满同情与母爱的双眼一直注视着他，他的痛苦也成了她的切肤之痛，但她知道他不喜欢那种过度的操心和溺爱，所以他也很感激她没有揪着他的伤不放，没有提任何建议，没有鼓励他振作起来，没有在他面前掉眼泪。他知道自己这副样子多吓人，知道她看到这样的自己有多痛苦，他左手上的缝口还在愈合之中，又红又痛又肿，胳膊上缠着绷带，暂时盖住了开绽的皮肉上缝着的六十四针，头皮上左一块右一块被剃掉了头发，上面最严重的伤口缝了更多针，但所有这些将来的疤痕似乎都没有让她感到不安，唯一重要的是他的脸没有在事故中受伤，她一遍又一遍称之为万幸，这场倒霉事故中唯一的侥幸，虽然弗格森根本没心情历数他的幸运，但他明白她的意思，因为考虑到伤残的等级之分，带着一只残手生活，远不如带着一张毁容的脸生活那么艰难。

他不愿承认其实很想母亲陪在身边。每次她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所有的事情总会比他独自待着时好一些，而且通常会好很多，但他仍旧三缄其口，不愿向她敞开心扉，没有勇气告诉她自己有多害怕，甚至不敢去想象他那个被斩断的可怕未来，横亘在他面前的那些没有人爱、孤单凄凉的漫长岁月，所有那些大声说出口时都会听起来幼稚可笑、自怨自艾的恐惧，他依然几乎从不表露内心的感受，而母亲也没有逼他多说。从长远来看，有没有说或许没有差别，她反正也早知道了他在想什么，这是一定的，她总是有办法知道，从他还是个小孩时就一直知道，为什么他现在上了高中就会有差别？而且他们还有别的事可以聊，首要的就是弗兰茜和她神秘的精神崩溃，在佛蒙特的最后那些天里，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件事，现在弗兰茜转到了新泽西另一家医院，接下来会怎样？他母亲也说不准，只知道加里跟她说的那些，但她也没弄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唯一清楚的就是弗兰茜的问题显然不是一天两天了。因为她父亲的事而烦恼——或许。因为婚姻而烦恼——或许。后悔结婚太早——或许。以上因素都对——或者都不对。最莫名其妙的是，弗兰茜一直以来都那么健康、安定，就像一块洋溢着快乐的钻石，是每个人眼中的一道光。可现在竟遇上了这种事。

可怜的弗兰茜，他母亲说，我可爱的女孩病了。她们家的人又在千里之外，根本没人能照顾她。只能靠我了，阿奇。我们过几天就回家了，回去之后，那就是我的新工作。确保弗兰茜能好起来。

弗格森问自己，除了他母亲还有谁敢做出如此惊人的决断，固执地忽略精神病医生在康复中扮演任何角色的可能性，好像仅凭爱和爱的坚持就能治愈一颗破碎的心。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太疯狂，太无知了，他忍不住想笑，当笑声从喉咙里传出来，他意识到这是自车祸发生以来的第一次。真是好样的，他心想。他母亲也是好样的，他心想，她这话真该被好好笑话一番，但他知道他不应该，因为母亲这些话的最珍贵之处，是她真的相信它们，骨子里相信她自己足够强大，背上承载得起整个世界。

回家最糟糕的是还得回学校。医院已经够折磨人了，但在那儿他至少感到很安全，可以待在墙后面，待在他房间那个避难所里，但现在他得重新走回那个旧世界，让所有人看到他——但他最不想的就是被人看到。

已是2月，为了给他回蒙特克莱尔高中上学做准备，他母亲织了一副特别的手套，一只正常，一只则有三又三分之一个指套，形状恰好贴合他最近受伤的左手的线条，真是一双舒服的手套，材料是最柔软的进口羊绒，颜色是平常的浅棕色，寡淡的色调不会惹眼，不会像明亮的颜色那样容易招来注意，因此基本上是一副没人会留意的手套。在2月剩下的时间和3月的前半月，弗格森在教室里也会戴着左手那只，说他必须这样，因为要谨遵医嘱——保护还在愈合的手。这倒是多少有些帮助，那顶为了遮住满是秃块的头而戴的绒线帽也一样，遵照医生的嘱咐，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都要戴着。一旦他的头发长出来，那些秃斑消失后，他就会摘掉帽子，但在他重返学校早期阶段，帽子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还有每天上学都要穿的长袖衬衫和毛衣，虽然2月就该穿这种衣服，但也是为了遮住双臂那些纵横交错、仍旧红得有些吓人的伤疤，再加上在医生宣布他痊愈前，他获准可以免上体育课，所以不必在十一年级那帮狐朋狗友前面脱衣服和冲澡，也就是说，在那些疤痕变白到几乎看不见之前，没有人见过它们。

这些就是弗格森采用的一些手段，为的是让那段磨难稍微好捱一点儿，但仍然很不好捱，以一件残次品（弗格森听到一个棒球队的前队友在他背后这样议论）的身份回到学校十分难熬，他的朋友和老师都很同情他，也尽量不去盯着他戴手套的左手看，但并非所有人都是他的朋友，那些明面上就讨厌他的人，甚至觉得这是弗格森罪有应得，谁叫他那么傲慢、不友好呢？在过去的几个月，那么多人与他反目其实是他自己的错，因为他和艾米在一起之后拒绝了所有星期六的派对邀请，星期天也躲着不露面，那个油画照曾经挂在玫瑰园照相馆橱窗里的小红人，渐渐把自己变成了局外人。他同学校之间的唯一联系只剩下棒球队，现在连棒球也没了，他开始觉得自己也消失了。他每天仍旧会出现，但每天出现的他都比前一天少一点儿。

虽然和别人疏远了很多，但他还是有一些朋友，一些他仍然在乎的人，只是除了傻乎乎的波比·乔治，也就是那位棒球球友和前《国家地理》伙伴，没有谁是他特别在乎的，不过，为什么还要在乎波比，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直到他从佛蒙特回来的那晚，波比来到他家欢迎他回来他才搞明白，少年波比看到没戴手套、没戴帽子、没穿毛衣的少年弗格森后，先是说了点儿什么，然后便失声痛哭，弗格森看着他的朋友说哭就哭，像个小孩那样嚎啕，意识到在蒙特克莱尔最爱他的人就是波比了。其他的朋友只是为他感到可惜，但波比是唯一一个为他哭的人。

为了波比，他去看了一次课后的投球——接球室内训练。站在那座回声阵阵的体育馆里让他很难受，看着听着球在手套间传来传去，在硬木地板上弹来弹去，但波比要在那个赛季站到本垒板后面了，他想叫弗格森来看看他的投球和去年相比有没有提高，如果没有的话，告诉他哪儿做得不对。在两小时的训练中，一般只有球员才允许进入体育馆，虽然弗格森已不再是球队的一员，但仍然享有一定的特权，而且还是马提诺教练准许的，对于弗格森受伤，马提诺的反应并不像他预想的那样委婉，也没有平时那样克制，而是大声咒骂着说，遇上这种事也太他妈扯淡了，并且告诉弗格森，他是自己教过的最好的球员之一，一直觉得他在二三年级还会有更优异的表现。紧接着，他开始说起想让他改做投球手。凭他那根胳膊，应该能办得到，马提诺教练说，那会儿谁他娘的还会在乎他的击球率或者击出过多少本垒打。如果现在开始还太早的话，考虑一下明年？今年的话，他可以以非正式教练助理的身份继续留在球队，练练飞球，带球员参加技术练习和体能训练，比赛时和他在场边讨论一下战术什么的。当然，要看他自己愿不愿意。虽然弗格森很想接受他的提议，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知道这样既算又不算球队的一员，做一个受伤的吉祥物，为他人喝彩，会让他难受死，他谢过马提诺先生，礼貌地拒绝了，并解释说他实在没准备好。那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士长，参加过突出部战役，所属部队曾参加解放达豪的老兵，拍了拍弗格森的肩膀并祝他好运，然后，像是做总结一样，马提诺教练最后一次握住弗格森的手说道：这世上唯一的常量就是屎，我的孩子。我们每天都踩在齐踝深的屎里，但有时候，屎要是过了我们的膝盖或者腰，那我们就得让自己抽身出来，然后继续往走前。你现在要向前走，阿奇，我尊重你这一点，但要是你改主意了，记着我这里的门永远为你敞开。

波比·乔治的眼泪和萨尔·马提诺的永远为你敞开。这个基本上全是坏事的世界上的两件好事，是啊，弗格森要继续往前走，去做别的事了，从他和教练分别那天起，他便已经开始重新出发，至于方向是对还是错，第二件好事中最好的地方是，无论未来可能走到哪里，他永远不会忘记马提诺先生那段有关屎之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意味深长的讲话。

他基本上独来独往地过完了冬天，每天放学后便直接回家，有时会让那些有车的高年级同学捎他一程，有时候就走二十分钟的路回去。那会儿家里通常没人，很安静，而安静是他在学校待了六个半小时之后最渴望的东西，巨大的、包裹一切的寂静，让他从拖着自己那具戴着手套帽子的身体在塞满了两千个其他身体的走廊和教室里展示六个半小时的磨难之中恢复一下，没有比离群独处、人间蒸发更好的感觉了。他父母通常六点以后才会回家，给了他两个半小时在他的空堡里瞎晃，大多数时候在楼上的卧室，关着门，打开窗户，偷偷抽一两根他母亲的香烟，卫生局局长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了抽烟的危害，他自己却越来越喜欢烟草带来的快感，多有趣的讽刺，弗格森会叼着他母亲那威胁生命的切斯特菲尔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听唱片，有时候是大型合唱作品（威尔第的《安魂曲》、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有时候是巴赫的独奏乐曲（帕布罗·卡萨尔斯、格伦·古尔德），或者就躺在床上看书，一本一本地读米尔德里德姨妈最近给他寄来的那捆平装书，这位文学教育上的慷慨向导刚给他制定了九个月以来的第二次法国之旅，弗格森便利用那些下午时光读热内（《小偷日记》）、纪德（《伪币制造者》）、萨洛特（《向性》）、布勒东（《娜嘉》）、贝克特（《莫洛伊[4]》），而没有在听音乐或者读书的时候，他便不知道该干什么，他跟自己格格不入，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就要裂开一样。他想再次提起笔来写诗，但无法集中精神，脑子里出现的每个想法似乎都一无是处。历史上第一位打棒球的诗人没法再打棒球了，突然间，他心里的那个诗人也快要死了。救救我，有一天他这样写道。我为什么要救你？他自写自话道。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第一个声音回答。抱歉，第二个声音说。你需要的是别再说你需要帮助。好歹开始想想我需要什么。

你是谁啊？

我就是你啊，废话。不然你以为是谁？

他的世界中唯一不是屎的常量，是每天晚上和艾米电话聊天。她第一句总是你怎么样了，阿奇？而每天晚上他给她的都是同一个答案：好多了。比昨天好些了——这确实是真的，不仅是随着时间推移，身体状况在逐渐好转，还因为和艾米说话能让他找回点曾经的自己，仿佛她的声音是催眠师的响指，命令他从睡眠中醒过来一样，其他人对他都没有这种影响。时间一周周过去，身体也持续康复，弗格森开始怀疑这跟艾米对事故那种与众不同的解读有关，她拒绝将之视为一场悲剧，因此，在所有爱着弗格森的人当中，她是最不为他感到难过的那个。在她的世界里，悲剧仅能用来描述死亡和那些贻害无穷的残疾——瘫痪、脑损伤、重度毁容——但缺了两根手指顶多是个小事情，考虑到车撞在树上本可能造成死亡或者严重的毁容，弗格森死里逃生而没有遭遇任何悲剧性的结果，应该值得庆幸才对。当然，不能打棒球是挺可惜的，但这点小小的代价，换来的却是幸存下来，并且只缺了两根指头，如果他现在写不出诗来就先放一放，别再担忧了，要是从此以后再也写不出一首诗，那只意味着他本来也不是写诗的料。

你说话越来越像邦葛罗斯博士了，一天晚上，弗格森这样对她说，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个，其中发生的万事也总归会有好结果。

哪有，才不是，艾米说，邦葛罗斯是个愚蠢的乐观主义者，而我是个聪明的悲观主义者，或者说，一个偶尔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几乎一切发生的事情都不会有好结果，但并非总是如此，你要知道，没有什么会是总是，但我总是期待最坏的结果，要是最坏的没发生，我就会很激动，所以才听起来像个乐观主义者。我差点儿就失去你了，阿奇，但是没有。我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这个——想没有失去你，我有多高兴。

从佛蒙特回家后的前两周里，他还没有恢复到能在星期六去纽约。星期一到星期五往返学校基本还能应付，但对一具被针缝起来的仍在承受疼痛的身体来说，去曼哈顿就太困难了，除了公交上的推搡，还要爬上长长的地铁出站台阶，被地下通道里拥挤的人群撞来撞去，而且那会儿是冬天，他不可能和艾米到大街上哪怕走一小会儿，所以整个2月和3月的上半月，他们调换了一下，连着五个星期六都是艾米来蒙特克莱尔看他。这样的新安排少了外在的刺激，但比起之前那些例行的活动，比如逛书店和博物馆，在咖啡厅闲坐，看电影、话剧，参加舞会，也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弗格森的父母星期六要上班，而因为他们要上班，所以家里没别人，因为家里没别人，他和艾米可以去他楼上的卧室，关上门一起躺在床上，丝毫不必担心谁会发现他们正在做的事。不过担心还是有的，至少在弗格森来说是这样，因为他先前已经说服自己艾米不会再想要他了，当他们第一次走进他在蒙特克莱尔家中的卧室时，他几乎就和他们第一次走进艾米在纽约公寓中的卧室时一样害怕，但他们躺到床上，衣衫也一件件脱掉之后，艾米拿起他受伤的手开始亲，让他惊讶不已，她慢慢亲了二三十次，然后把嘴放在他缠着绷带的左胳膊上亲了十几次，接着是在缠着绷带的右胳膊上亲了十二次，最后把他抱在自己的胸口，开始亲他头上的那些小块绷带，一个接一个，每个亲了六次，七次，八次。弗格森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说是因为这些现在已经成了他身上最让她喜欢的部分。她怎么能这么说？他答道，它们那么恶心，哪会有人喜欢恶心的东西？因为，艾米说，这些伤口是他遭遇的一切的记忆，因为他还活着，他现在还和她在一起，他身上发生了这些事，就等于他身上没有发生别的事，也就是说，他身上这些是生命的痕迹，所以她并不觉得它们恶心，它们是美的。弗格森笑了起来。他想说，邦葛罗斯又来救人了！但他什么都没说，他望着艾米的眼睛，猜测她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她自己有可能相信她刚对他说的这些吗？还是只是为了他而假装信？如果她自己都不信，那他又怎么信她？因为他必须要信她，他心中暗暗决定道，因为他只有相信她这个选择，至于真相，那所谓的全能的真相，他考虑了一下要是不相信她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便觉得不重要了。

连着五个星期六他们都做了爱，中午刚过，2月微薄的阳光包着窗帘的边儿，又渗入他们身体周围的空气，然后是享受地看着艾米重新穿好衣服，知道她的裸体就在这些衣服里，不知为何，这甚至把性爱的亲密感延长到了他们没做爱的时候，他脑子里装着她的肉体，一起下楼弄点儿午饭，或者听听唱片，看看电视上放的老电影，或者绕着小区散散步，给她念《出自勃鲁盖尔之手的绘画》，这首诗的作者叫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是他新近当选的最爱——经过与华莱士·史蒂文斯一场血腥的冲突之后，把艾略特推下了宝座。

连着五个星期六他们都做了爱，也终于在每周上学期间的长途电话之后有了当面交谈的机会，其中有三个星期六，艾米一直待到了他父母下班回家，所以他们四个人一起在厨房吃过三顿饭，他母亲特别高兴他交往的人是艾米，而不是那个醉酒的比利时女孩，他父亲则被她的健谈和古怪评论逗得很开心，比如2月末那次，那个月披头士征服了美国，卡修斯·克莱[5]打败了索尼·利斯顿，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两个话题，艾米有些神经但又敏锐地评论说，约翰·列侬和新晋的重量级冠军其实是同一个人分到了两具躯体中，这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以同样的方式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那就是他们都不太把自己当回事，都有一种天赋，大胆又充满戏剧性地说一些粗暴无礼的话，把人们逗笑，我是最伟大的，我们比耶稣·基督还受欢迎，当艾米复述这些可笑又难忘的宣言时，弗格森的父亲突然大笑起来，不光因为艾米惟妙惟肖地模仿出列侬的利物浦小舌音和克莱的肯塔基长音，还因为她完全捕捉到了他们的面部表情，弗格森的父亲笑完之后说：你说到点子上了，艾米。两个嘴快、脑子更快的聪明人。这我喜欢。

弗格森不清楚他父母是否知道那些星期六的上午和下午他和艾米独自在家时是怎么过的。他怀疑他母亲可能有所察觉（第二个星期六，她突然回来拿一件毛衣，逮到他们正在把床单弄平整），那么她就有可能和他父亲聊过，但即便他们知道，也谁都没说什么，因为那会儿已经显而易见的是，艾米·施奈德曼是他们儿子生活中一股积极的力量，一支单人急救队，单枪匹马地守护着他熬过了痛苦万分的调整期，适应了他遭遇事故之后的世界，因此他们鼓励两人尽可能多地在一起，虽然那会儿钱尤其紧张，而高额的长途电话费已经让每月的账单翻了两番，但他们从来没有对此提出过抗议。那姑娘不错，阿奇，他母亲有一天对他说，而看着前老板的孙女照顾她儿子时，她自己每天下午四点也会去医院待一个小时，照顾她的侄女弗兰茜，毫不动摇地坚持她那种除了爱还是爱的治疗法。她每天晚上回来都会报告弗兰茜的恢复进展，弗格森也很仔细地听着，因为他一直担心堂姐会跟他母亲提起那张嘎吱响的床，以及车祸那天早晨她有多生他的气，这肯定会引来他母亲一些不愉快的问题，而他为了掩饰尴尬，肯定得被迫编些谎，当他最后鼓起勇气自己提起这个话题，问弗兰茜有没有说过车祸的事情，他母亲却声称弗兰茜从来没提过。这是真的吗？他自问道。难道是弗兰茜故意不想记起车祸的事，还是他母亲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争论，因为不想让他心烦，只好装聋作哑？

那我的手呢？弗格森问道。她知道了吗？

嗯，他母亲说，加里告诉她了。

他干吗这样？有点儿残忍吧，你不觉得吗？

因为她必须得知道。她很快就要出院了，大家都不希望她再见到你时受惊。

经过三个星期的休息和治疗，她出院了，尽管在后来的日子里还会再度崩溃、再次入院，至少现在她是康复了，虽然因为锁骨愈合得很慢，左胳膊上还吊着绷带，但就如他母亲最后一次从医院回来说的那样，总之容光焕发，又过了一周的星期日，拿掉绷带后的弗兰茜邀请弗格森和父母去她在西奥兰治的家中吃早午餐，弗格森也发现她看起来容光焕发，完全恢复了精力，一点都没有她在佛蒙特那个灾难性的周末那种心烦意乱、一惊一乍的样子。对他们俩而言，那都是个紧张不安的时刻，是出事之后第一次见到对方，当弗兰茜看到他的手，看到车祸造成的后果时，她涌出了眼泪并伸开双臂抱住了他，抽抽搭搭地向他道歉，但这却让弗格森在车祸后第一次意识到，对于自己的遭遇，他在内心深处有多么责怪弗兰茜，尽管不是她的错，尽管她在车里投给他的最后一瞥是疯子的一瞥，属于某个已经无法控制自己思想的人，但无论如何，让车撞到树上的人都是她，虽然他想原谅她所做的一切，可他不太能做得到，总之无法从内心深处原谅，尽管他嘴里说着该说的话，叫她放心，他不怪她，也没什么好原谅的，但他知道自己在说谎，知道自己会一直怪她，知道在他们的余生中，那场事故会一直成为两人心头的芥蒂。

3月3号，他十七岁了。几天之后，他去当地的车管局参加新泽西州驾驶证的路考，演示了他的驾驶技术，流畅、顺利地转弯，平缓、稳定地踩油门（就好像你把脚踩在一个生鸡蛋上面，他父亲告诉他），娴熟地刹车、倒车，当然，最后还展示了他对侧方位停车技术的理解，有多少想成为司机的人都栽在这项狭窄区域内停车的操作上。这么多年来，弗格森参加过数以百计的考试，但通过这次考试远比他在学校取得的任何成就都重要。这可是个货真价实的东西，揣在兜里的驾照，有能力打开各种门，把他从笼子里放出来。

他明白父母现在疲于奔命，两个人的生意都不太好，所以全家在经济上有些吃紧——或许还没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但也快了，一月不如一月。虽然蓝十字蓝盾协会负担了他在佛蒙特州那家医院的大部分住院费，但毕竟还有些其他的现金开销，比如需要自行承担的免赔额、杂七杂八的长途电话费以及住汽车旅馆和他母亲租车要花的钱，对他们来说肯定很不容易，下雨天出门只能打着破破烂烂的伞，连鞋都不穿，所以，3月3号到来时，他从父母那里收到的唯一一件生日礼物是一辆玩具车——1958年产的白色雪佛兰英帕拉车模——他把这理解为某种玩笑似的礼物，既是预祝他成功通过驾照考试，也是他父母在承认他们现在买不起什么更好的东西。哎，算了，他心想，说实话是挺逗的，由于他父母都在笑，所以他也只好报以微笑，感谢了他们，只是他太过心烦意乱，根本没注意到他母亲接下来的那句话：别担心，阿奇。小橡果能长成大橡树。

六天之后，那棵橡树化身为一辆全尺寸汽车出现在了车道上，简直就是弗格森桌上被用作多用途镇纸的那个橡子的巨型翻版，或者说几乎一模一样，因为车道上停着的雪佛兰英帕拉是1960年产的，不是1958年，是双车门，不是模型的四车门，弗格森的父母坐在车里一起按喇叭，按啊按，一直到儿子从他房间里出来，想看看外面为什么闹哄哄才停下来。

他母亲解释说，他们原本打算3号时就把车给他，但车需要修理一下，而且修的时间也比预计的长了些。她希望他喜欢，她说。他们本想让他自己选一辆，但那样的话就不算惊喜了，可送这种礼物的乐趣所在就是惊喜。

弗格森没说话。

他父亲皱着眉头问他：嗯？阿奇，怎么样？喜不喜欢？

嗯，他喜欢。他当然喜欢了。他怎么可能不喜欢？他喜欢得都想跪在地上，亲亲那辆车了。

但是你们从哪儿弄来的钱？他终于问道。肯定花了不少吧。

比你想的要少。他父亲说。才六百五。

修理前还是后？

前。修完后是整八百块。

那很多啊，弗格森说。太多了。你们不应该买。

别傻了，他母亲说。我过去半年拍了一百幅肖像照，现在书已经弄完了，你觉得我拍的那些名人家里的墙上会挂些什么？

噢，这样，弗格森说。不光有报酬，还有外快。那满足他们孤芳自赏的乐趣，你开价多少？

一幅一百五，他母亲说。

弗格森轻吹了一声口哨，赞赏地点点头。

整整一万五，他父亲补充道。或许是怕弗格森算不清楚。

明白了吧？他母亲说。我们不会沦落到进救济院的，阿奇，反正今天不会，明天可能也不会。所以少废话，快上车，带着我们转转去，好吗？

有车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弗格森头一回成了自己来来往往的主宰，成了周围空间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现在他面前没有什么神灵，只有一个六缸内燃机，除了满满一箱汽油和每跑三千英里更换一次机油外别无他求。从春天到初夏，他每天早晨开车去上学，多数时候副驾上坐着波比·乔治，偶尔还有第三个人坐在后座，而每天下午三点一刻放学后，他也不再径直躲回自己的小卧室，而是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开上一两个小时，享受驾车那种纯粹的快感，如果开了几分钟或者一刻钟、半小时还不知道想去哪儿的话，他会闲逛着来到南山自然保护区，这是埃塞克斯县硕果仅存的一块原生环境区，有着绵延的森林和纵横交错的登山路线，不但是猫头鹰、蜂鸟、老鹰栖居的禁猎区，还是数百万只蝴蝶的天堂，到达山顶后他会从车上下来，欣赏那片望不到头的山谷，一座小镇接着一座，全都被房子、工厂、学校、教堂和公园塞得满满当当，一眼望出去便能把两千万人收入眼底，相当于全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因为视野可以直抵哈德逊河以及河对岸的纽约城，站在山顶上，弗格森的目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之处，耸立着纽约的高楼大厦，曼哈顿的摩天大楼仿佛一根根小草插在地平线上，有一次，他望着这座艾米生活的城市时，想入非非地认为他应该去看看她，突然间，他又跳上了车，在逐渐积聚的晚高峰车流中驶向了纽约，一小时二十分钟后，他来到施奈德曼家的公寓前，正在做作业的艾米打开门看到他，惊讶得甚至尖叫了一声。

阿奇！她说。你怎么来了？

我来亲你一下，弗格森说，就一下，然后我就走了。

就一下？她说。

就一下。

于是艾米张开双臂，让他亲了她，可就在他们只亲一下时，艾米的母亲走到了门口：我的天，艾米，你干什么啊？

你看着像什么，妈？艾米把嘴唇从弗格森的嘴上抽下来，看着她母亲说道，我在亲长着两条腿的男人里最酷的那个家伙呢。

这是弗格森最辉煌的一刻，是他青春抱负的巅峰，是他梦寐以求但从没勇气去做出的那种惊心动魄又愚蠢至极的姿态，因为他不想食言，破坏掉这一刻，便向艾米和他母亲鞠了一躬，转身下了楼。来到街上后，他自言自语道：要是没车的话，这绝对不可能。1月的时候，车差点儿把他害死，可才过了两个月，另一辆车却让他活了过来。

3月23号是个星期一，但他决定那天上学时不戴帽子了，他的头发已经长了出来，脑袋看起来也恢复到了在佛蒙特被剃掉前的样子，而除了法语课上的三四个女孩——其中之一是玛格丽特·奥玛拉，上六年级时，她还给他写过一封情书——谁都没问帽子的去向。星期四早上，天气比以往这个时节暖和很多，所以他决定手套也不戴了。同样，这次也没人说什么，在他越来越小的朋友圈里，只有波比·乔治提出想仔细看看他的手，弗格森不情愿地允许了——伸出左胳膊让波比握着，波比把手捧在面前六英寸的地方，聚精会神地检查起来，神似某个资深的外科医生，当然，也可以说像个愚蠢的小孩——不好判断波比是哪个——前前后后地翻动着那只手，用手指轻轻触摸着受伤的区域，当他最终松开手，弗格森把胳膊收回后，波比说：看起来挺好的，阿奇，现在愈合得很好，恢复到以前的肤色了。

自从事故发生后，人们老是跟他讲些同样失去了手指，却闯出了一番天地的名人事迹，比如棒球投手莫迪凯·布朗，也就是著名的三指布朗，在十四年的职业生涯中赢过二百三十九场比赛，还被选入了名人堂，再比如默片喜剧演员哈罗德·劳埃德，因为道具炸弹爆炸失去了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但他还是设法趴在那块巨型时钟的指针上，还完成了无数其他惊险表演。弗格森试着从这些鼓舞人心的故事里汲取能量，想把自己也视为八指兄弟会中的骄傲一员，但那种打鸡血的故事通常打动不了他，其中腻歪的乐观情绪甚至让他尴尬或者反感，不过，有没有这些人的榜样，他都在一点点地接受自己那只异形的手，开始习惯它了，所以在3月26号脱下手套时，他满以为最坏的已经过去了。但他没有考虑到那只手套曾经有多让他安心，他依赖那只手套，把它当成盾牌来防备自惭形秽这种让他局促不安的恐惧，现在他的手再次赤裸之后，试着装作一切已经恢复到老样子之后，他养成了只要和别人在一起就把左手插在口袋里的习惯，这意味着他在学校时几乎无时无刻不如此，这个新习惯最让他感到丧气的是他根本意识不到在这么做，那个动作是条件反射，不受意志控制，只有需要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时才会意识到。学校之外的人都没留意到他这个怪癖，艾米没有，他母亲和父亲没有，外公外婆也没有，因为在那些在乎他的人面前勇敢一些并不难，但弗格森在学校却变成了一个懦夫，并且越来越痛恨这一点。可是他又怎么阻止自己呢？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这么做。这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问题，那个古老又棘手的身心问题的又一个例证，只不过在他的身上，是一个不会思考的身体部位仿佛有了自己的脑子，经过一个月徒劳的探索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一个总的说来还算实际的方案，他一条一条地收拾好上学穿的四条裤子，交给他母亲，然后让她把每条裤子前后的左口袋都缝住了。

4月11号，艾米收到了巴纳德的录取通知书。认识她的人都不惊讶，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她自己却一直在担忧去年的代数二——三角学科目只得了八十一分（把平均分从九十五拉到了九十三），怀疑她的学业能力倾向测验的分数是不是有点儿低了（一千三百七十五分，不是她努力想考到的一千四百五十分），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不管弗格森如何叫她放心，她都会告诉他，人生没有绝对，这世界派发各种失望的速度和热情，堪比政客们和人握手那么迅速和急切，她不想失望，所以已经做好了失望的准备，因此，当喜讯最终传来时，她更多像是松了口气，而不是高兴。但弗格森很高兴，而且不光是为艾米，也为了他自己，甚至首先是为了他自己，因为如果她被巴纳德拒掉，还有几所备选学校，但每所都不在那座叫纽约的城市，那些日子弗格森过得战战兢兢，生怕她会跑到某个遥远的地方，比如波士顿、芝加哥或者威斯康星的麦迪逊，那样会让一切变得复杂，让他变得孤零零，每年只能见她几次，过节时匆匆忙忙回到西75街就又走了，接着是九个月的漫长时光，联系很少或者根本杳无音讯，写给她的信，她会因为太忙顾不上回，然后一点一点地，他们会不可避免地疏远，也没什么能阻止她遇上别人，那些大学男生肯定会围着她团团转，而她则迟早会爱上其中一个，某个二十岁或者二十一岁的历史系学生/民权激进人士，会让她彻底忘记可怜的弗格森，忘记高中还没毕业的弗格森，好在巴纳德的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他不用再去想那些本有可能发生的可怕细节。弗格森年纪尚轻，但已经大到能明白噩梦有时会变成现实——兄弟抢劫兄弟，总统被刺客的子弹打死，车撞到树上——有时候却不会，比如两年前的那场危机，世界本应毁灭，但却没有，再比如艾米上大学的事，本有可能让她离开纽约，但却没有，而现在，既然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艾米都会待在纽约，弗格森便明白了轮到他上大学时，他也要奔向纽约。

棒球赛季那会儿已经开始了，但弗格森尽可能不去想这回事，也不去看比赛，他对球队的所有了解都来自早上开车上学和波比·乔治的聊天。取代了弗格森三垒位置的安迪·马龙显然不太适应他的新职责，在局末频频犯错，让球队输了好几场比赛。弗格森很是替他和其他队员遗憾，但也没有太遗憾，没有遗憾到让他不觉得有些高兴，因为尽管他不愿意承认，但知道没了他之后球队不像以前那么好了，还是有种扭曲的满足感。至于波比——同往常一样，没什么好担心的。他一直都很好，但现在已经成了球队最好的球员，一个打击力超强的接球手，接球和击球一样优秀，在5月的第二周，当他最终说服弗格森去看了一场对阵哥伦比亚高中的主场比赛后，弗格森惊讶地发现波比的进步有多神速。一分、两分、三分的本垒打——以及两次将对方盗二垒的跑垒员封杀出局。曾经那个鼻涕多到不得不用嘴呼吸，爱吮大拇指的小男孩，已经长成一个身高六英尺二英寸的少年，肌肉发达，速度快，体重超过二百磅，在球场上看起来完全是个成年人，而他打球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智慧，也着实让弗格森大惑不解，因为除了打棒球、橄榄球和被各种下流笑话逗笑外，波比·乔治在其他方面都是个蠢蛋，他有一半功课能及格的唯一原因，是他父母为了不让他的平均分掉到C以下，从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找了个学生来辅导他，因为要想参加校际体育比赛，文化课的成绩必须达到C以上。然而一旦让他站上球场，波比却打得聪明极了，现在弗格森终于见识了波比的优秀，那年春天就没必要再去看比赛，继续折磨自己了。或许明年吧，他心想，但现在还是太痛苦了。

夏天渐渐到来，大学那摊事儿尘埃落定后，艾米又开始聊起了政治，向弗格森倾诉她的看法，大聊特聊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以及民权运动的走向，痛心疾首于自己年纪太小，不能南下去参加学年最后几个月组织的密西西比暑期计划，这项由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发起的计划要从北方征募一小批大学生，一千双额外的手来来协助三个方向的工作：（一）推动该州被剥夺选举权的黑人进行选民登记；（二）管理即将在十多个小城镇为黑人孩子设立的自由学校；（三）创建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推选出一批党代表候选人供选民选择，参加8月末在亚特兰大市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和传统上全由白人种族主义者组成的民主党代表团争夺席位。艾米做梦都想深入到那个充满了暴力与偏执的危险地区，甘愿为民权运动赴汤蹈火，但十九岁是最低的年龄要求，她没有资格申请，当然，从弗格森的角度来看，这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虽然他也支持运动，但一夏天都没有艾米的话，他可受不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还发生了很多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只是对他们没什么影响，或者说没有直接影响，尽管他们在暑假都有工作，艾米在第八街书店当店员，弗格森在斯坦利电视机和收音机专卖店做职员，但他们还是努力地多见面，不光是周末，平日的很多晚上也会见，弗格森一下班就开车去城里，从书店接上艾米，然后一起去小乔的店吃汉堡，去布里克大街剧院看电影，到华盛顿广场散步，或者趁艾米的某个朋友外出时到那人家中滚床单，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因为弗格森有自己的车了，自由之夏的自由之车，星期六和星期天他们会开车到琼斯海滩，或者往北去乡下、往南去泽西海岸，那个满是伟大思想、炽热爱情与无尽伤痛的夏天，刚开始时多么令人鼓舞啊，参议院在6月底通过了《民权法案》，但紧接着，七十二小时之后，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便开始接踵而至。6月23号，三名参加密西西比暑期项目的青年被报失踪。安德鲁·古德曼、米奇·施沃纳和詹姆斯·查内为了调查某教堂爆炸案，先于其他学生离开了该项目在俄亥俄州的培训中心，离开之后再无音讯。毫无疑问，他们已经被杀害了，被某些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殴打、折磨并杀死了，这是杀鸡儆猴，意在恐吓那群前来进犯的北方激进分子不要妄图摧毁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没有人知道尸体在哪儿，而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似乎又都不在乎。消息传来时艾米难过得泪流满面。7月16号，也就是巴里·戈德华特在旧金山赢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当日，一名白人警察在哈莱姆枪杀了一名黑人少年，而詹姆斯·鲍威尔的死带来的是哈莱姆和贝德福德——斯泰文森特连续六天的骚乱和抢劫，站在街上的纽约警方朝站在房顶上向他们扔石头和垃圾的人群头顶上方开枪，用的是真枪实弹，而不像南方各州驱散黑人暴乱分子时那样用的是消防水带和狗，艾米又哭了，不光是因为她终于明白北方的种族歧视和南方一样根深蒂固，她自己的城市也不能免俗，还因为她意识到纯真的理想主义已死，她梦想的那个黑人和白人并肩站在一起，不再有肤色偏见的美国，不过是愚蠢的一厢情愿，就连贝阿德·拉斯廷，也就是十一个月前刚刚组织过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的人，也再无回天之力，当他站在哈莱姆的人群面前恳求他们停止暴力行为，不要再让任何人受伤或牺牲时，人们呼喝着把他的声音压了下去，并且说他是汤姆叔叔。和平抵抗已经失去了意义，马丁·路德·金已是过去，黑人权力也成了至高无上的福音，高得甚至在几个月之内就把黑鬼一词从美国的日常语汇中抹去了。8月4号，古德曼、施沃纳和查内的尸体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附近一处土坝中被发现，他们半埋在污泥中、躺在大坝底部的照片看起来是如此骇人，弗格森不得不把头扭到一边，难受得叹息起来。第二天，又传来了两艘美国驱逐舰在东京湾巡航时遭到北越鱼雷快艇袭击的消息，至少官方的正式报道是这么说的，8月7号，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授权约翰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击退任何针对美国军队的武装袭击，防止进一步的侵犯”。仗打起来后，艾米不再哭了。她现在已经认清约翰逊的真面目，而这把她气坏了，看上去简直火冒三丈，以至于弗格森差点儿想讲个笑话，看看她是不是永远不会再笑了。

一定会是场大仗，阿奇，比朝鲜战争还大，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任何战争都大，幸好你不会被卷进去。

此话怎讲，邦葛罗斯博士？弗格森问道。

因为只有一个拇指的男人不必应征入伍。感谢上帝。

注释：

[1] 指的是巴黎著名的嘉布遣会林荫大道，举世闻名的巴黎歌剧院即坐落于此，标志着世界电影诞生的《火车进站》，也是在这条大道上的大咖啡馆中首次公映的。

[2] 当时的大多数车辆没有安全带，或者只有腰部的安全带。四年之后的1968年，全美才立法规定所有车辆都要在前排座位安装现在常见的三点式安全带。

[3] 这些词同“死”（dead）一样，在英文中均已字母d开头，且多为近义词，依次为：demoralized，depressed，dumbfounded，discouraged，dejected，down in the dumps，desperate，defensive，despondent，discombobulated，distressed，deranged，defeated。

[4] 这是贝克特用法语写的小说，于1951年首次在法国出版。

[5] 即拳王阿里。1964年爆冷击败原本被认为不可战胜的利斯顿后，克莱加入了“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并被命名为穆罕默德·阿里。

3.2

3.3

艾米不喜欢他了，至少不再是他想要的那种喜欢，刚刚过去的春天和夏天里，这两位互相亲吻的亲戚曾把堂姐弟关系抛到一边，想要为真爱放手一搏，但现在，他们又重新成了普通的堂姐弟。斩断这段情缘的人是艾米，弗格森无论做什么都不可能让她回心转意，因为施奈德曼家的人一旦心意已决就不会回头。她对弗格森的不满主要是他太以自我为中心，太喜欢强行抱来抱去（不停地揉搓她的乳房，可她才十四岁，还没准备好露给他看），而在与乳房无关的其他事情上又太被动，太不成熟，缺乏社会责任感，导致他们根本没什么有意义的话题可聊。并不是她没那么喜欢他或者不继续喜欢他了，她说，也不是她不满意爱看电影、爱打篮球但却是个懒骨头的弗格森成了她这个新扩充的大家庭中的一员，而是当男朋友的话，他实在差劲透了。

这段露水恋情结束几周后，暑假（1961年）也结束了，劳工节过完，学校开学后，弗格森惘然若失。不仅和艾米的激吻戛然而止，就连他们短暂交往前的情谊也被摧毁了。不再互相串门儿，一起做作业，不再一起看电视剧《迷离时空》，不再一起玩金罗美，不再一起听唱片、看电影、到滨河公园散步。他还会在家庭聚会上见到她，每个月有两三次，在这个施奈德曼家里吃晚餐或者那个施奈德曼家里吃星期天的早午餐，一起去百老汇上的四川大饭店和第七大道上的舞台熟食店吃饭，但现在再看到她时他只感觉到痛苦，苦于自己没能满足她所谓的那种可敬可靠之人的标准而被抛弃、被拒绝，却还要出现在她身边，所以，在这些聚餐上他不再像往常那样坐在她身旁，而是把自己安插在桌子另一头，尽量装作她不在场。9月的最后一周去丹叔叔和丽兹婶婶家吃晚饭，吃到一半时，实在受不了那个老家伙絮絮叨叨地胡扯什么东德人在柏林墙上秘密放置了有毒的镭，弗格森厌恶地站起身，嘟囔了一句要去厕所便离开了餐桌。他确实去了卫生间，但只是为了躲开大家，因为这一切已经快让他受不了了，出席这些家庭聚会时都要在艾米面前戴上彬彬有礼的面具，每次见到她，还未愈合的伤口就又被撕开一次，他已经不知道在她面前做什么或者说什么才好，所以他打开洗手池的水龙头，又冲了几次马桶，好让其他人相信他进去真是为了清理肠道，而不是纵容那种自怨自艾的可耻快感。过了三四分钟，他打开门发现艾米正站在走廊里，双手托在后腰上，摆出了蔑视、挑战的姿势，仿佛是在表明她也受够了。

到底怎么回事？她问道。你看都不多看我一眼，话也不和我多说一句，就知道闷闷不乐，简直要把我惹毛了。

弗格森低头看着他的脚，说：我的心碎了。

别装了，阿奇。你就是失望而已，没别的。我也失望。但至少我们可以试着做朋友吧。我们之前一直都是朋友，不是吗？

弗格森还是不敢看她的眼睛。再也回不去了，他说，木已成舟。

你在开玩笑吧？我知道，确实会不好受，但怎么就木已成舟了，一切都还没开始呢，我们才十四岁啊，你这蠢货。

可已经大到会心碎的年纪了。

坚强点儿吧，阿奇。你现在说起话来就像个可悲的小孩子，我最讨厌这个。讨厌死了。我们还会做很久很久的堂姐弟，而且我需要你这个朋友，所以求你别让我恨你好吧。

弗格森试着坚强了起来。虽然被艾米这么劈头盖脸地训一顿挺难受，但他明白自己确实让那种优柔寡断、顾影自怜的冲动占据上风，除非他收敛一下，否则一定会变成格雷戈尔·萨姆萨，一天早晨，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现在已经上九年级了，高中的第一年，虽然他在滨河学院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但七八年级时，或许是源于无聊，或许是过于依靠那种不用倾尽全力也能过关斩将的天资，他的分数还是下滑了一些，但现在功课更繁重了，如果不多投入一些学习时间去掌握那些细微末节的深奥知识，他根本不可能回答出诸如列举不规则法语动词的简单过去式或者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和沃木斯议会（虫子饮食[1]！）的时间这类问题。弗格森下定决心，要把成绩提高到他可以想象的最高水平——英语、法语和历史不低于A，生物和数学不低于B+——这是一个相当严格，但也还算现实的行动计划，因为要想在后两门功课上力争优秀，肯定要投入额外的学习时间，但那样的话篮球就会被挤得没戏了，而感恩节假期之后球队选拔就要开始，他已经决心要入选新生队。他确实选上了（首发前锋），学业也达到了预期，只是和他预测的并不完全一样，原本期待得A的法语最终得了一个令人失望的B+，但生物的B+却神奇地变成了A-。不过无所谓了。反正弗格森登上了第一学期的光荣榜，如果艾米也在滨河学院念书的话，肯定会知道他干得有多棒。但她不在，而她这位愤怒、沮丧的堂弟太骄傲了，没有告诉她自己已经坚强起来，因此她根本不知道是她让他感到无地自容，要努力证明她看错了自己。

话虽如此，不言自明的是他仍然想跟艾米在一起，为了赢回她愿意做任何事，但就算他最终能让她回心转意，也需要花时间才行，或许还要花很久，在不再拥有她和或许能再次拥有她的那段时间里，他料想到，扭转乾坤的最佳策略应该是给自己再找一个女朋友。这倒不是为了表明他对她已经失去了兴趣，把他们的分手抛在了脑后（这是关键），而是这样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不用时时刻刻都在想她，而他越少去想她，就越不会郁郁寡欢，他越不郁郁寡欢，对她而言就更有吸引力。有个新女友会让他变得开心一些，而有了这种新得的开心壮胆，他在家庭聚会上肯定会对艾米更友善，更风度翩翩，更能控制他的情绪，而且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和她聊聊时事。这是她对他的主要不满之一——他对政治的淡漠，不关心国内和国际事务那个大世界中正在发生什么——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弗格森决计从现在开始更加密切地关注新闻。每天早上，有两份报纸送到家门口，《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不过吉尔和他母亲一般只读《时报》，基本上不看《先驱论坛报》，虽说《论坛报》是吉尔的东家，但他们一家人却喜欢开玩笑说，《先驱论坛报》太支持共和党了，随便哪个住在上西区的人都不把它当回事。即便如此，吉尔的评论和文章还是几乎隔天就会出现在这份位于派克大街上的华尔街金钱与美国权力的喉舌报纸上，而弗格森早上的任务就是剪出有吉尔署名的文章，把剪报放在盒子里交给他母亲，因为她打算将来有一天把吉尔的作品集结成一个剪贴簿，尽管吉尔从来都说不用为那些垃圾费神，可弗格森明白吉尔既对这种关注感到尴尬，又暗自觉得开心，所以他总会耸耸肩说，抱歉，老板的命令——老板是已经有了两个名字的露丝·阿德勒/露丝·施奈德曼的又一个别称——吉尔则假装无可奈何地点点头，用德语回一句，这是自然，我的上尉，你总不能抗命不遵给自己惹麻烦。所以，他每天早上都可以读到《时报》和《先驱论坛报》，而下午放学后，一份《纽约邮报》也会出现在家里，除了这些日报外还有《新闻周刊》《生活》《形象》（他母亲时不时会在里面发表一些摄影作品）和《I.F.斯通周刊》《新共和》《国家》等各种各样的杂志，现在弗格森会兢兢业业地仔细翻阅它们，不再直接翻看后面的影评和书评，而是按顺序阅读那些政治文章，搞清楚外面正在发生什么，继而弄明白该如何同艾米高谈阔论。这些就是他愿意为爱做出的牺牲，因为就算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名更有见识的公民、更敏锐的观察者，内知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大战，外晓美国与各友好与不友好的外国政府之间的互动，他也仍然觉得政治是他能想到的最无聊、最致命、最沉闷的话题。冷战，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地下核试验，肯尼迪与赫鲁晓夫，迪安·腊斯克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对他来说，这些都没太大意思，在他看来所有政客要么愚蠢要么腐败，甚或两者皆是，就连英俊的约翰·肯尼迪这位备受爱戴的新总统，在弗格森眼里也只是又一个愚蠢或者腐败的政治家，而比起把情感浪费在这些华而不实、夸夸其谈、眼里只有选票的人物身上，仰慕比尔·拉塞尔和帕布罗·卡萨尔斯会更有营养。在1961年最后几个月和1962年最初几个月，外面只有三件事真正博得了他的关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柏林的危机——因为吉尔和丹叔叔与此息息相关——国内的民权运动——因为人们是那么勇敢，他们向他揭露的不公正是那么可憎，以至于让美国好像成了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然而，寻找艾米的替代品绝非一帆风顺。倒不是说弗格森想找个长得像她的人，艾米并不是那种被设计来可以大批量生产的女孩，他也不愿意将就任何非顶级的替代品——或许无法和艾米媲美，但至少得是一个璀璨夺目的人，让他为之倾倒，心跳加速。不幸的是，最有希望的那些候选人都已经心有所属，比如愈加靓丽动人的伊莎贝尔·克拉夫特，这位高一年级的海蒂·拉玛正在和一个高二的男生交往，还有她诱人的表妹爱丽丝·艾布拉姆斯，也就是弗格森的旧情人，以及声音甜过蜜糖的瑞秋·米奈塔，均已名花有主。这是九年级生活的核心事实之一：大多数的女孩要比大多数的男孩更高阶，也就是说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女孩子会舍弃同年级的男生，转而追求那些高年级的学长，至少要高一级，如果不是两级的话。弗格森原本希望速战速决，最晚在10月中旬大功告成，也就是艾米告诉他坚强起来三周之后，但到了11月他仍然在上下求索，原因不是他不努力（连续四个星期六约了四个不同的女孩看了四场电影），而是约出去的这些女孩里没一个是对的。到学校放感恩节假期时，他甚至开始好奇滨河学院到底还有没有合适他的女生。

每周至少有五天时间，篮球可以帮他暂时忘掉爱情的失望，而没有爱情的周末就只能靠进一步找事做让自己分心捱过去了，和朋友们打打临时赛，偶尔参加星期六晚上的派对，能拉到人的话就去看场电影（通常是他母亲），同吉尔（有时他母亲也会去）一起听音乐会，但毫无疑问，那个赛季打了为期十一周的篮球，让他避免了掉进太多忧郁的大坑，先是一个星期的选拔赛，最终晋级的无比满足感，接着是一个星期让人筋疲力尽的课后训练，球队在因性情平和而被唤作泥木教练的尼姆先生指导下进行了切磋磨合，再之后是十九个星期一共十八场比赛，星期二下午一场，星期五晚上另一场，半数在他们的主场打，另一半在城里各处其他私立学校的客场，当然，校队赛才是正片，新生赛只算是大幕开启前的新闻——卡通短片，弗格森这个主动要求穿十三号球衣的怪人，会同“先发五虎”中的其他队友精神百倍地跑上场，站到中圈的位置上准备争球。

那些星期六上午与堂哥吉姆在滨河公园打的球，已经让那个生疏的十二岁新手脱胎成一个虽不够引人瞩目但技术还算过硬的球员，在十四岁九个月的年纪，为滨河学院反叛者队打一场比赛时独得了七分。弗格森知道自己天资有限，缺乏成为伟大球员所需要的超凡速度，而且他的左手不如右手灵活，在面对速度快、进攻猛的对手时，他永远都只可能是个马马虎虎的控球手。不会快如闪电，不会眼花缭乱地炫技，不会在单挑过人时用假动作把对方的裤子都虚晃下来，但弗格森的球技仍有可圈可点之处，足够让他不必坐冷板凳，成为球队不可或缺的一员，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双腿的弹跳力，比任何人跳得更高，再把这个技能和他打球时那种义无返顾的激情——飞身救球近似疯狂，为他赢得了“总突击”的绰号——结果就是在和个子更高的球员冲抢篮板球时，他异乎寻常地善于大力拼挤，干净利索地抢到球。他的带球上篮很少失手，外线投篮也不错而且有潜力变得更出色，但他在比赛中的准确率很少比得上训练时的表现，因为激战正酣时他常常会匆忙投球，这导致他作为进攻球员的第一年表现飘忽不定，状态好的时候投篮能得十分或者十二分，不在状态上时只能得两分甚至零分。他在第一场比赛得了七分——后来证明这也是他整个赛季的平均得分——但考虑到比赛时常只有三十二分钟，每队的总得分大概在三十五到四十五的范围内，一场比赛得七分也不算差。或许没有那么令人振奋，但不算差。

拉——拉——西——空——巴！反叛队！反叛队！呀——呀——亚！

数字对他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只要球队能赢，他不在乎自己得了多少分，但比输赢更重要的是他被选入球队这个不争的事实。他喜欢穿那件红黄相间、印有十三号的反叛者球衣，喜欢和他征战的其他九个男生，喜欢中场休息时尼姆教练在更衣室发表的一段段虽然没有什么气儿但却一针见血的打气话，喜欢和他的队友以及十位校队男生、六位校队拉拉队员、四位新生队拉拉队员一起坐着大巴去打客场，喜欢大巴上嬉戏喧闹的混乱和沸反盈天的笑话，尤其是高三的活宝伊吉·哥德伯格，因为拉下裤子把屁股贴到玻璃上戏弄过往车辆上的人而被禁赛两场，他喜欢拼尽全力打到忘了自己是谁，好像他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了，他喜欢训练到大汗淋漓，然后感受淋浴的热水把汗从他皮肤上冲走，他喜欢球队虽然一开始实力很弱，但随着赛季的进行已经越来越强，几乎输了前半段所有比赛，但赢了后半段的大部分比赛，最终的记录几乎持平，八负十胜，他还喜欢其中一次在主场打赢了希利亚德，虽然他只拿到三分，但却领着队伍抢了不少篮板球。

吼——吼——提——他——头！反叛者！反叛者！再——加——油！

打比赛最好的地方是人们会来现场看球，滨河学院的两场比赛总有不少人挤在狭小的体育馆里，虽然没到成百上千，但有查奇·肖沃尔特敲着大鼓为队伍助威，那些人还是足够撑起场面，弗格森的家里人几乎都会隔三差五来为“总突击”加油，排在第一的是丹叔叔，主场比赛一场都没错过，其次是他母亲，只在因为工作要去外地出差时才缺席，“不爱运动先生”吉尔露过几次面，堂哥吉姆则在学校放仲冬假时从波士顿回来看过一次，艾米·施奈德曼小姐也来看过一次，就是对阵希利亚德的那场，她看到弗格森救一个出界球时狠狠地甩在了地上，看到他为了争一个失误传球，用肩膀把一名希利亚德球员撞倒在地，看到他在第四节阻断了一个上篮，让球没能扣进篮筐，保住了滨河队领先三分的优势，比赛结束后，她对他说：太精彩了，阿奇。虽然有时候挺吓人，但看着很刺激。

吓人？他问道。什么意思？

怎么讲。激烈吧，可能。太激烈了。我都不知道篮球竟然是接触性运动。

不算是。但在篮板下，你不得不强硬些。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你了，阿奇——强硬？

你不记得了？

你指的是什么？

坚强起来。不记得了？

艾米微笑着摇了摇头。那一刻弗格森觉得她美得简直让人无法承受，他想把她拥在怀里，狠狠地亲她的嘴，但他还没来得及做任何愚蠢又丢脸的事儿，丹叔叔便走上前来，对他说：打得很好，阿奇。跳投有点儿不在状态，但我觉得这是你迄今为止综合技术打得最好的一场。

接着，篮球赛季结束了，一切又回到了没有艾米也没有任何其他女友的空窗期。他唯一一个定期见面的女生是《花花公子》杂志去年4月的封面女郎，那是吉姆上大学前留给他的，但这位来自华盛顿州斯波坎的旺达·帕沃斯，一个爱笑的二十二岁女孩，虽然有一对抗拒地心引力且形似哈密瓜的乳房，一具似乎是依照旺达·帕沃斯真人的橡胶模型制造出来的肉体，可已经开始渐渐留不住弗格森的想象力了。

焦虑、沮丧，更为自己困在世界赋予他的位置上不能动弹而懊恼不已，被他那些暗淡无光的希望和取代这些希望的种种狂热的白日梦拖累着，弗格森没完没了地幻想着他的精神之旅，去往一个会实现他所有渴望的声色犬马之地，他决定最后努力一搏，和艾米重归于好，再次开始他们的罗曼史，赛季结束五天后，他打电话邀请她星期六晚上陪他去亚历克斯·诺德斯特姆的住处参加球队的派对，但艾米说她很忙。好吧，他问，那星期天呢？不行，她说，她星期天也很忙，接着，他了解到只要那件事继续下去，她就会一直忙下去，那件事是她和某个她拒绝指名道姓的人建立起来的相互爱慕之情，那就这样吧，他心里想，艾米有男朋友了，艾米走了，希望的绿野已经变成了烂泥。

那通让人气馁的电话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一：平生第一次醉酒，派对当晚和队友布莱恩·米谢夫斯基撬开了诺德斯特姆家的酒柜，偷了一瓶未开封的顺风威士忌藏在弗格森冬衣的内袋里，并在诺德斯特姆家的盛宴结束后带回了布莱恩的公寓。走运的是，布莱恩的父母那周末出城去了（这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他的公寓作为酒吧），走运的是，布莱恩还记得让弗格森打电话给父母，说想在他这儿过夜，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启开瓶子，豪饮了里面三分之二的酒，而这三分之二的三分之二火辣辣地穿过弗格森的喉咙，跑到了他的肚子里，但不幸的是，酒在那儿没待多久，因为弗格森那晚只喝了一罐啤酒和两杯红酒，根本没体验过四十度蒸馏威士忌醉人的威力，他把喝下去的酒全还给米谢夫斯基家的东方式地毯后，便在客厅的沙发上昏睡了过去。二：在哭哭啼啼、几乎自寻死路的纵酒烂醉过后十天，他跟比尔·内森逊发生了争执，这个比尔就是以前被称作比利的那只大蛤蟆，从弗格森上滨河学院的第一年开始就一直欺负他，那天，这白痴在食堂骂他是愚蠢的鸡巴之后，他终于忍无可忍，用一顿拳回敬了内森逊的大肚子和疙瘩脸，弗格森被罚三天的课后留校，吉尔和他母亲也严正警告他规矩一点儿，但他一点儿都不后悔自己没压住火儿，反正他觉得，臭揍一顿内森逊的满足感，实在值回了为此付出的代价。三：3月底的一个星期二下午，距离他十五岁生日不到一个月，吃完午饭他便从学校偷跑出来，从西区大道走到百老汇，然后进了电影院。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他这样告诉自己，但那天确实是迫不得已，因为他想看的电影只放一天，第二天或者可预见的未来中任何一天都不会再放了，已经在剑桥布拉特尔剧院看过《天堂的孩子》的堂哥吉姆告诉弗格森，影片下次在纽约放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不然就没资格再称自己为人了。电影预定的放映时间是一点，弗格森尽可能快地走完了西95街到塔利亚剧院间的十个街区，边走边想要是他年纪再大一点儿的话，也不用旷课了，因为电影在晚上八点还会放一场，但吉尔和他母亲绝对不会允许他在第二天还上学的情况下外出，尤其是去看一部三个多小时的长片。肯定得编个借口给他们，他明白，但目前为止他什么都没想出来，最好也最简单的理由——午饭过后，他觉得有点儿不舒服，就回家躺着了——肯定不适用于此例，因为吉尔和他母亲几乎一定会在家，吉尔会在书房写他那本有关贝多芬的书，他母亲则会在暗房冲照片，就算他母亲碰巧外出，吉尔有百分之九十的几率也会在家。没有借口是个问题，但同弗格森为自己制造的大部分麻烦一样，他倾向于先斩后奏，然后再担心后果，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最需要什么，挡住他去路的人活该倒霉。3月凛冽的空气中，弗格森半走半跑地穿梭在拥挤的人行道上，跟自己辩解逃掉星期二下午的课不会错过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体育和自习而已，而麦克纳尔蒂先生和沃勒斯夫人很少查勤，说不定他还真能逃过去。要是行不通，要是在见到吉尔和他母亲之前依然想不出一个骗人的解释，那他就实话实说好了。说到底，他不是去犯罪或者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他是去看电影，而世界上没有几件事比去电影院更美好了。

塔利亚剧院格局很小，布局有些奇怪，大约两百个座位中间杵着一根根又粗又遮挡视野的柱子，地板有坡度，并且因为多年来洒在上面的苏打水，老是粘鞋底。塔利亚又狭小又邋遢，不舒服的地方多到可笑，坐垫里那些老旧的弹簧会扎你的屁股，爆米花糊掉的味道会钻进你的鼻子，但它却是上西区欣赏老电影的最佳去处，每天放映两部，每天都是不同的双片连放，今天是两部法国电影，明天是两部俄国电影，后天是两部日本电影，这解释了为什么《天堂的孩子》会在塔利亚那天下午的排片表上，而不在城里别的地方，甚或全国的其他任何地方放映。在那之前，弗格森已经去过好几次塔利亚了，同吉米和他母亲，同艾米，同吉姆，同吉姆和艾米一起，同学校的朋友一起，但当他拿出自己的学生证付了价值四毛钱的打折票，才意识到他从来没有自己来过这儿，接着，他在第五排的最中间找到座位后，进一步意识到他从来没有自己看过任何电影，不仅没在塔利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他这辈子一次都没独自坐在电影院里，因为看电影既是电影本身，也是为了有人陪着一起看，虽然他小时候经常自己看劳莱和哈台的电影，但那是因为看那些片子时房间里只有他自己，可现在影厅里有别人和他一起看，至少二十五或者三十个别的人，而他却是独自一人。他说不准这种感觉是好是坏——或者仅仅只是一种新的感觉罢了。

电影开始了，他是不是独自一人不再重要。吉姆是对的，弗格森跟自己说，《天堂的孩子》在他面前的银幕上放映的整整三小时十分钟里，他一直在想，冒着被惩罚的危险来看这部电影太值得了，这恰好是弗格森这种脾性的十五岁少年会爱上的电影，一部华丽、高调的浪漫爱情史诗，不时插入突然的幽默、暴力和狡猾的堕落之行，阵容豪华的群戏中每个角色都是故事的关键一环，美丽、神秘的嘉兰丝（阿莱缇），爱慕她的四个男人，让——路易斯·巴劳特扮演的哑剧演员是个深情、被动的梦想家，注定只能一瘸一拐地走完充满了渴望与悔恨的人生，皮埃尔·布拉瑟扮演一位活力四射、夸夸其谈、趣味十足的演员，路易斯·萨鲁扮演的是一位冷酷无情、异常威严的伯爵，而马塞尔·赫兰德扮演诡计多端的大反派拉斯纳尔，也就是那个刺死伯爵的诗人兼杀人犯，电影结尾，嘉兰丝消失在巴黎的茫茫人海中，心碎的哑剧演员在后面追赶，吉姆的话又向弗格森涌来（有史以来最好的法国电影，阿奇。法国的《乱世佳人》——但好上十倍），虽然那时候弗格森只看过为数不多的几部法国电影，但他也同意，《天堂的孩子》确实比《乱世佳人》要好，甚至好到两者毫无可比性。

散场灯亮了，弗格森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注意到他左边三个座位远的地方有个人，一个黑头发的高个男生，看上去比他大几岁，极有可能也是个逃学的影迷，当他正朝这个叛逆的同伴投去一瞥，对方冲他笑了笑。

好片，陌生人说。

好片，弗格森重复道。我很喜欢。

男生自我介绍说他叫安迪·科恩，和弗格森一起往剧院外走的时候，他说这已经是他第三次看《天堂的孩子》了，弗格森知不知道里面的罪犯拉斯纳尔、哑剧演员德布劳和演员勒梅特实际上真有其人，就生活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法国？哦，弗格森承认说他不知道。而且，他也不知道这部电影是在纳粹占领期间的巴黎拍摄完成，不知道阿莱缇因为与一名德国军官有染，在战争末期给自己惹了一大堆麻烦，不知道编剧雅克·普莱维尔和导演马塞尔·卡尔内还曾在三四十年代合作过多部电影，开创了评论家所谓的诗意现实主义。这个安迪·科恩确实是个见多识广的年轻人，弗格森心想，尽管有些卖弄之嫌，想以他对电影史的优越了解赢得这个闭塞无知的入门影迷的仰慕，但他的方式很友好，更像是因为过剩的热情，而不是出于任何傲慢或者居高临下的目的。

他们已经来到了街上，一起沿着百老汇大街往南走，不到四个街区弗格森便了解到安迪·科恩今年十八岁，不是十七岁，他并没有旷课来看电影，因为他是城市学院的大一学生，那天下午没课。他父亲已经去世（六年前心脏病发作），安迪和他母亲住在阿姆斯特丹大道和107街上的一所公寓，因为他那天下午已经没什么安排了，或许他和弗格森可以随便找个咖啡厅，吃点儿东西？不行啊，弗格森说，他得在四点半之前到家，不然就麻烦了，不过或许他们可以回头再约，比如星期六下午，他目前没什么安排，弗格森刚说完星期六，安迪就伸手从大衣口袋掏出了塔利亚3月的排片表。《战舰波将金号》，他说，放映时间是一点。

塔利亚，星期六一点钟，弗格森回答。那不见不散。

他伸出右胳膊，和安迪·科恩握了握手，两人互相道了别，一个继续往南走，回88和89街之间的滨河大道，另一个转身往北走，不知道是不是回家。

不出所料，弗格森进门时吉尔和他母亲都在家，没料到的是，学校已经打电话报告了他擅自离校的事情。吉尔和他母亲脸上流露出的那种焦虑表情，总是让弗格森很难过，让他意识到对他们俩来说，要负责照顾他这样的人，一定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儿，学校既然打了电话，那就意味着从十二点半到四点半，没人知道他在哪儿，而这么久的时间已经足够任何尽职尽责的父母着急上火，担心他们失踪的孩子。正因如此他母亲才定下了四点半的规矩：在那之前一定要到家，要不然给家里打电话，说清楚他去了哪儿。篮球赛季期间，时间宽限到了六点钟，因为他要参加课后训练，但现在篮球赛季已经结束，四点半的截止时间又重新生效了。弗格森走进家时是四点二十七分，换成其他日子，这个时间不会引起什么怀疑，但他没有料到学校会立即打电话，他很后悔自己竟然愚蠢地忽略了这一点，但不是因为他让吉尔和母亲有多担惊受怕，而是因为这让他觉得自己好像个白痴。

接下来的一周他的零花钱被扣掉了一半，而在当周剩下要上学的三天里，他被罚放学后留校，在餐厅擦地、洗锅，清理八个煤气头的大炉灶。滨河学院是一所开明进步、高瞻远瞩的教育机构，但仍然信仰士兵犯错后到炊事房帮勤所具有的惩戒效果。

星期六这天，门禁时间比较宽松，也相对自由，吃早饭时，弗格森宣布下午要和朋友去看电影，鉴于吉尔和他母亲通常不会过问鸡毛蒜皮的事情（不管他们多想知道答案），弗格森也没说要去看什么以及和谁去，他按时离开家，在差十分一点时到达了塔利亚。他没有期待安迪·科恩会来，毕竟对方很有可能忘记剧院门口匆忙计划的约会，但现在弗格森发现了一个人看电影的乐趣，并不太介意再一次自己去看。安迪·科恩没有忘记，他们两个握完手，买了他们四毛钱的票，这个大学生已经在发表一个小演说，关于爱森斯坦和蒙太奇理论，一种据说彻底颠覆了电影拍摄的艺术手法。他叮嘱弗格森一定要注意敖德萨阶梯上的场景，这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一组镜头，弗格森说他会，不过敖德萨这个词多少有些让他难受，因为他出生在敖德萨的外婆七个月前刚刚在纽约过世，弗格森很后悔没能在她活着的时候多关心她一些，无疑是觉得她不会死，将来还有很多时间去了解她，当然这永远不可能了，而想到外婆也让他想起了外公，他至今仍对他思念不已，到弗格森和安迪·科恩坐在他们第五排的座位上后——两人一致认同这是剧院里最好的一排——弗格森的脸色变化那么大，安迪不得不问他怎么了。

想起我外婆外公了，他说，还有我父亲，还有我认识的所有已经去世的人。（他指指左边的太阳穴。）有时候这里面会特别阴暗。

我知道，安迪说，我也还会忍不住想我父亲——他都去世六年了。

安迪的父亲也死了，弗格森心里稍微好受了一点儿，他们都是已经不在世的人的儿子，生活里都有鬼魂相伴，至少在糟糕的日子、最坏的日子里是这样，而来自世界的怒视在坏日子里总是格外耀眼，或许这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躲在剧院的黑暗中，为什么坐在黑暗里感到最快乐。

安迪说了些什么，关于剪辑这场大戏的数百个切换镜头，但他还没来得及告诉弗格森到底是多少（数字他肯定了然于胸），影厅的灯灭了，放映机亮起来，弗格森把注意力转向了银幕，迫不及待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

敖德萨的市民站在台阶顶上向罢工的水兵们挥手。一个富太太撑开了她的白色阳伞，一个没腿的男孩戴上了帽子，接着是突然间这个词，一个女人惊恐的表情占满了银幕。一大群人冲下台阶，没腿的男孩也在其中，白色阳伞迅速冲到前景。急速的音乐，狂乱的音乐，比跳得最快的心脏还快的音乐。没腿的男孩在正中间，周围的人从他身旁夺路而逃。穿着白色制服的士兵追赶冲下台阶的人群的反向镜头。一个女人从地上爬起来的特写镜头。一个男人双膝跪地。另一个人摔倒。还是另一个人摔倒。士兵冲下台阶追赶逃散人群的广角镜头。人们躲在阴影处的特写镜头。士兵举起来复枪瞄准。更多人惊恐地蹲下身。人群的横向镜头，人群的正向镜头，接着摄影机开始移动，跟在狂奔的人群身旁狂奔。来复枪在人群上方扫射。一个母亲带着幼小的儿子飞奔，穿着白衬衫的儿子脸着地倒了下去。母亲继续跑，人群继续跑。穿白衬衫的小孩在哭，头上鲜血直流，白衬衫上血迹斑斑。人群还在跑，母亲意识到孩子不在身旁，停下了脚步。母亲转过身，寻找她的儿子。她痛苦表情的特写。穿着被血浸染的衬衫的男孩晕了过去。母亲惊恐地张着嘴，抓着她的头发。不省人事的男孩的近景镜头，无数双腿、更多的腿从他身旁跑过。音乐继续激昂。母亲面容恐惧的特写。数不清的人群继续冲下台阶。一只靴子踩到了男孩伸出的手上。人群冲下台阶的近景镜头。有一只靴子踩向男孩。鲜血直流的男孩身子一滚，仰面朝天。母亲恐惧的双眼的极近特写。她开始向前跑，嘴大张着，手抓着头发。人群继续向下冲。母亲跑到了倒下的儿子身边。她弯腰把他抱了起来。疯狂、猛冲的人群的广角镜头。母亲抱着孩子上台阶，走向士兵的反向镜头。她的嘴在动，喊着愤怒的话语。密集人群的全景镜头。有些人躲在石墙后的近景镜头，其中有一个女人戴着夹鼻眼镜……

就这样开始了，弗格森看着这组镜头一一呈现，这场屠杀太残酷，他的双眼最终噙满了泪水。看着一个母亲被沙皇士兵开枪射杀，看着另一个母亲被杀后和婴儿一路滚下台阶，看着戴夹鼻眼镜的女人张大了嘴哭号，眼镜的一块镜片碎掉，鲜血从她右眼中喷出来，看着哥萨克士兵拔出他们的剑，把婴儿车里的孩子劈成碎片，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全是无法忘怀的影像，这些影像会让人连着做五十年的噩梦——但即便弗格森在看的时候有些畏惧，他同时也很兴奋，惊异于如此宏大、复杂的一组镜头，竟能被记录在胶片上，这几分钟的影像释放出的能量是如此强悍，几乎将他劈成了两半，到电影结束时他觉得筋疲力尽同时亢奋不已，心中令人困惑地混杂着悲伤与喜悦，他怀疑还有没有电影能再让他有这样的感受。

排片表上还有一部爱森斯坦的片子——《十月》，也叫《震撼世界的十天》——安迪问弗格森他想不想看，弗格森摇摇头说他已经累得不行了，需要喘口气。于是他们走到外面去，可接下来该做什么谁也不确定。安迪提议回他的公寓坐坐，他可以借给弗格森那本爱森斯坦的《电影形态与电影感官》，或许还可以搜刮点儿东西吃，弗格森当天没有别的计划，觉得为什么不呢？从西107街往阿姆斯特丹大道走的一路上，神秘的安迪·科恩进一步透露了一些他的生活细节，首先，他母亲是圣路加医院的专业护士，那天上的是十二点到八点的轮班，所以他们到家时（谢天谢地）她不会在家，其次，他曾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但最终决定去城市学院，因为那里不用交学费，他母亲负担不起送他去哥伦比亚念书的费用（不过，知道自己有本事考上常春藤还是挺高兴的），第三，他热爱电影，但更热爱书籍，如果一切顺遂，他会读个博士，然后去哪儿的文学系当个教授，或许就去——哈！——哥伦比亚大学。弗格森一边听安迪说着，一边突然意识到他们之间在智识上隔着一个巨大的鸿沟，仿佛三岁的年龄差距，代表的是弗格森尚未开始的数千里征途，和身边这个脑容量巨大的大学生相比，弗格森觉得自己很无知，所以心里有些打鼓，为什么安迪·科恩似乎在千方百计想成为他的朋友。他是不是那种独来独往的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弗格森瞎猜到，因为太渴望友谊，随便什么掉到他脸前都愿意接受，哪怕是个孤陋寡闻的高中生也行？但这样似乎也说不通。有些人有缺陷，性格、生理或者精神缺陷，才倾向于离群索居，但安迪不像这类人。他为人和善，长得相对还算好看，而且不是没有幽默感，行事也很大方（比如借书给弗格森看）——总之，应该和堂哥吉姆是同一类人，而吉姆只比安迪年长一岁，朋友也很多，多到十二只手的手指都数不过来。弗格森细想了一下，发现和安迪在一起的感觉其实和吉姆很类似——走在街上步伐一致，也没有被比他年纪大的人瞧不起，这让他感到很惬意。但吉姆是他堂哥，被自家人这么对待很正常，可安迪·科恩对他来说几乎就是陌生人，至少目前是这样。

这位未来的教授住在一间两居室的小公寓里，位于十一层的第三层，整栋楼有些破败，上西区有很多这种战后年久失修的居民楼，居住面积不大，以前住的都是中产阶级的中层人士，但现在，那些紧锁的大门之后住着的是操着各种语言、艰难过活的人们。安迪一边领着弗格森在那些陈设简单但干净整洁的房间里转，一边解释说，自从他父亲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心脏病发作，他和母亲便一直住在这里，弗格森心想，他父亲死后，如果没有人寿保险那些钱让他们挺过那段艰难的岁月，他和他母亲或许也只能租这种地方住了。不过他母亲再婚了，而且做摄影师的收入还不错，吉尔也是，写乐评赚来的钱也过得去，所以他们要比安迪和他可怜的护士母亲过得好多了，弗格森对自己的好运气有些羞愧，毕竟他什么贡献都没做，而安迪同样什么都没做，运气却不怎么好。倒不是说科恩母子很穷，不完全是（冰箱里的食物塞得满满当当，安迪的卧室也堆满了各种平装书），但当弗格森在那个狭小的厨房里坐下来，准备吃安迪做的意大利腊肠三明治时（一人一个），他注意到，这是一个会从《纽约新闻报》和《纽约每日新闻》上收集经济补助票，剪切打折优惠券的人家。吉尔和他母亲是一块一块地数钱，尽力不超支，但安迪的母亲是一毛一毛地数钱，赚到的也都花出去了。

在厨房吃完零食，他们去客厅聊了一会儿《包法利夫人》（弗格森还没读过）、《七武士》（弗格森还没看过），以及塔利亚下月排片表上的其他电影。但接着发生了一件奇怪，或者说有趣，或者说奇怪到很有趣的事，无论如何有些出乎意料，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是如此，随后弗格森考虑了一小会儿，又发现其实并没那么出乎意料，因为安迪一问完那个问题，弗格森便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被叫到这儿来。

他当时坐在沙发上，安迪坐在对面靠窗的扶手椅上，谈话中沉寂了一小会儿，安迪从椅子上探出身子，看了弗格森许久，然后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平时撸吗，阿奇？

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弗格森一直都是体外射精的奉行者，所以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干脆。当然，他说，大家都会吧？

可能不是所有人，安迪答道，但几乎可以说每个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年纪太小，没法真的做，不然能怎么办？

你怎么想的，阿奇？我指的是，你撸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

想裸女啊，想要是能和一个裸女一起裸着，而不是对着马桶撸该多好。

可怜。

是有点儿可怜。但聊胜于无吧。

有人给你撸过吗？也许高中的某个女友？

没，不敢说有过这样的荣幸。

我有过——几次。

嗯，你比我大点儿，比我有经验也很正常。

其实也没经历多少。事实上就三次。但可以告诉你的是，别人帮你弄，比你自己弄要爽多了。

这我信。尤其是那女生轻车熟路的话。

不一定非得是女孩，阿奇。

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你不喜欢女生？

我很喜欢女生，但她们似乎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跟她们从来没走过运。

所以是男生给你撸的？

就一个。乔治，一个住在斯泰文森特的朋友，他在女生的问题上也不太走运。所以去年我们决定试验一下——就想看看是什么感觉。

然后呢？

爽啊。我们互相撸了三次，然后一致认为，是谁帮你弄并不重要。女生还是男生——感觉都一样，谁在乎是女生还是男生的手握在你的鸡巴上？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嗯，我之前也没有。所以我才称之为一项重大发现。

那为什么就只有三次？如果你和乔治都喜欢的话，干吗停下来？

因为乔治现在去芝加哥大学念书了，而且终于找了个女朋友。

那你就可惜了。

也许吧，但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乔治一个人。还有你呀，阿奇，如果你想让我给你弄的话，我很乐意帮你撸出来。这样你就能明白我之前讲的是什么了。

但要是我不想给你撸呢？或许乔治喜欢干这个，但我觉得我没兴趣。不是针对你，安迪，但我确实喜欢女生。

我不会逼着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那样就不好了，我也不喜欢强迫别人。但你真是一个挺不错的男生，阿奇。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喜欢看你，特别想摸摸你。

弗格森跟他说那行吧。他也有点儿好奇，他解释道，要是安迪愿意的话，可以给他撸，但就这么一次，他补充说，而且必须把灯关掉，把窗帘拉上，因为这种事必须在暗处做，于是安迪从椅子上站起来，把灯一盏一盏关掉，又拉下了窗帘，做完这些事儿之后他在沙发上坐下来，坐在迫不及待但稍微有些慌神儿的弗格森身旁，拉开这个少年的裤子拉链，把手伸了进去。

那感觉爽得弗格森立马呻吟起来，几秒之内，他原本疲软、紧张的阴茎就硬了，那个年长男生的手每撸一下，它还会增长一分，真是一只动作娴熟、知识渊博的手，弗格森心想，似乎对一根阴茎在从软到硬以及去往彼岸的路上需要和想要什么一清二楚，在粗暴与温柔的手法之间细腻地来回往复，安迪问他感觉如何，好爽，他说，然后解开腰带，把外裤和内裤褪到膝盖处，好给那只神奇的手腾出更多活动的地方，但突然间，另一只手也到了他身上，开始抚摩他的蛋，而第一只手则继续摆弄他现在已经全面勃起的家伙，或者说，已经是弗格森那根十五岁的阴茎所能伸长的最大极限，安迪又问了他一次感觉如何，但这次，弗格森只能哼哼一声，算是回答，一种飘飘欲仙之感开始从他的大腿向上蔓延，蹿入了他的大腿根儿，接着，到彼岸的旅途结束了。

你现在知道了吧，安迪说。

是啊，弗格森现在知道了。

只有两分半钟，安迪说。

此生最棒的两分半钟，弗格森一边想，一边低头看他的衬衫——双眼适应黑暗之后，已经能看清了——上面满是精液飞溅的斑斑点点。

妈的，他说，看我的衬衣。

安迪笑着拍了拍弗格森的头，然后他靠过去，凑在弗格森耳边悄悄说道：巴尔扎克欲火中烧，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喷薄而出[2]。

弗格森从来没听过这个古老的大学小曲儿，惊讶地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尖笑。接着，安迪又背诵了一首他同样没听过的经典黄色打油诗，讲的是某个来自肯特的年轻人，这个正在迅速失去纯真的纯真少年再次被逗得笑成了一团。

情绪平复下来后，弗格森提上裤子，从沙发上站起身。哎，他说，我得去把衬衫揉一下，他一边往厨房走一边解扣子，安迪也站起来，跟在他后面，弗格森解释道，衬衫是新的，他母亲和继父送的生日礼物，他得把那些斑斑点点洗掉，不然会弄得很不愉快，被问到那些他不希望回答的问题。要赶紧洗，他说，趁污渍还没渗进料子里，赶紧洗掉，销毁证据。

他们俩一起站在水槽旁的时候，安迪问弗格森他是那种来一次后就没力气的人，还是有耐力再来一两局的人。早把就这么一次忘得一干二净的弗格森问他有什么想法。反正是好事，安迪不愿意泄露秘密，但向弗格森保证说，肯定会超过客厅沙发上的那种爽，让他比现在的感觉更好。

精斑主要集中在衬衫的下部，从下摆中间到第二和第三个扣子之间的区域，安迪替弗格森把污渍洗了一下，事实上一点儿不费事，甚至都不用怎么搓，洗完后安迪拿着湿衬衫走到自己的卧室，找了个衣架撑好，然后挂到衣橱的把手上晾着。好了，他说，洁净如新。

弗格森被这个细微动作中蕴含的温情打动了，因为这表明安迪是个体贴有心的人，弗格森喜欢被这么宠着，被一个好到愿意为他洗衬衫并且挂起来的人照顾的感觉，更不用说那人还好到了会帮他撸出来，却不要求他的回报。不管刚开始时弗格森有什么顾虑或犹豫，现在都已经消失了，当安迪提议他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时，弗格森欣然脱了衣服躺到床上，期待着接下来要在他身上干的第二件好事。他知道大多数人会对他的所作所为疾首蹙额，知道他闯入了变态冲动的危险禁区，彻底进入了堕落、淫荡的基佬世界，如果有人发现他去过那片邪恶国度，他一定会因此遭到嘲笑、仇恨，甚至有可能挨打，但是永远不会有人发现，因为没人会知道，而且就算这只能是个秘密，也绝不是肮脏的秘密，因为他感觉和安迪在做的事情并不肮脏，他自己的感受才最重要。

安迪用手掌抚摩着他的肌肤时，他的鸡巴又硬了起来，而当安迪把那根坚挺的鸡巴含在嘴里，让他体验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口交，弗格森早已不在乎给他那样做的是女生还是男生了。

他不太确定到底该怎么想。无可否认，那天在安迪的公寓里从他身体中席卷而过并奔涌而出的两次高潮，是他此生体会过的最强烈、最满足的身体快感，但与此同时，实现这一目的手段却是纯粹的单方面机械运动，安迪对他做的事，他一点儿不想对安迪做。如此说来，他们的行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性行为，至少不是弗格森所理解的性，因为在他看来性从来都是两个人的事，而不是一个人，是一种极致情绪的肉体表达，是对另一个人的渴望，可在他们俩身上不存在什么渴望，不存在什么情绪，除了他鸡巴的欲望，什么都不存在，换句话说，他和安迪之间发生的事不能算是性，而是一种更高级、更享受的自慰。

他喜欢男生吗？在这之前，他从来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但现在他容许安迪又给他撸、又给他口交，还用手把他的肉体摸了个遍之后，他开始渐渐留心起学校的男同学，尤其是那些他最了解和喜欢的，比如新生篮球队的每个人，冲凉和换衣服的时候，他已经很多次见识过他们的裸体，从来都不以为意，但现在他却开始想了，试着想象亲吻温文尔雅的亚力克斯·诺德斯特姆的嘴唇是什么感觉，是那种真正的吻，舌头要伸到对方的嘴里，或者是给肌肉发达的布莱恩·米谢夫斯基撸，撸到他射得满肚子都是，但这两个假想的场景，哪个都没能让弗格森产生太大的反应，倒不是说他反感他们，或者他畏惧那种真正参与男男性爱的念头，如果他真的是基佬，只是到现在才发现的话，那他当然想确认一下，排除任何疑问或者出错的可能，但事实是，和其他男生搂搂抱抱的念头不会让他兴奋，不会让他的鸡巴硬起来，不会被那种从渴望的深井中喷出的色欲溢满。可艾米会让他兴奋，就算是现在想起这位永远不可能再摸到或者亲到的昔日初恋，他也会被深切的渴望填满，伊莎贝尔·克拉夫特也会让他兴奋，尤其是6月28号他们一行十人去远洛克威游玩，看她穿着红色比基尼走来走去之后，就这样，他想了想朋友们的裸体，又拿它们和伊莎贝尔·克拉夫特近乎赤裸的身体比了比，意识到女生会勾起他的欲望，但男生不会。

不过或许他是在自欺欺人吧，他想，或许他不应该把情绪认作性爱的关键部分，或许他应该考虑一下各种不带情感的性爱方式，可以带来肉体的满足，但不会有任何情感纠葛，比如自慰或者嫖妓应该会是什么样，再同和安迪在一起是什么样比一比，都是没有亲吻或者感情的性爱，都是只为了获得肉体快乐的性爱，那么，或许爱和做爱毫无关联，或许爱只是一个煞有介事的词，目的是掩盖兽欲那种阴暗隐秘、难以自持的需求，如果你处在黑暗之中，看不到那个正在抚摸你的人，那你到底是如何让自己的“精”力涨起来的，又有什么差别呢？

一个无解的问题。无解是因为弗格森只有十五岁，无论时间会把他变成一个垂涎女色的男人，还是贪恋男色的男人，还是一个男女通吃的男人，在性爱问题上，他要搞清楚自己是哪种人或者想要什么还有些言之过早，因为在他人生的那个节骨眼儿上——当然，也是历史的节骨眼儿上——在那个特定地方的那个特定时刻，在1962年上半年的美国，他是被禁止同他所认定的正确性别中的成员发生性关系的，因为就算他设法重新博得了艾米·施奈德曼的欢心，或者出其不意地征服了伊莎贝尔·卡拉夫特，这两个女孩中的任何一个，也不会允许自己为他做安迪·科恩做过的事，虽然他的身体已经长成了男人的身体，虽然他已经来到了那渴盼干柴的焚身欲火在他一生中烧得最旺的关头，他发现自己仍旧困在那个他要被迫保持处男身份的少年世界里，而且，因为在这个肉欲难酬的时刻，他唯一能得到的性爱，就是和错误性别中的一位成员做爱，所以随后那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再次出现在塔利亚剧院，准备和安迪·科恩去看《罗生门》，原因倒不是他对这个和母亲住在阿姆斯特丹大道和西107街的城市学院学生有什么爱慕之情，而是这个男孩对他干的那些事儿感觉太爽了，那感觉太刺激太非凡，根本让人无力抗拒。

第二次，他们办事儿的速度就利落多了，免去了客厅沙发上的明推暗就，直奔安迪的卧室而去，而且两个人最终也都把衣服脱了，虽然弗格森仍然不愿摸安迪希望被他摸的地方，不愿像安迪给他撸那样给安迪撸出来，但安迪自己撸的时候，他就在一旁看着，并且丝毫不介意精液后来射了他一胸口，事实上，那感觉还挺不错，温热的，也很突然，接着是安迪懒洋洋的手，缓慢地把射出来的精液揉进了弗格森的皮肤里。现在，这一切更像是两个人的事儿了，不再与一个人有关，更多是丢开了言过其实的撸管，来享受某种接近真正性爱的更好的东西，而从第二次在一起之后，在连续三个星期六里，在接连看了《蓝天使》《摩登时代》《夜》的三个星期六里，弗格森也渐渐放松了戒备，不再抗拒安迪越来越露骨的引诱，不再有所保留，而是屈从了安迪那根舌头的挑逗，任由它在自己的身体上来回游走，不再害怕被吻或者回吻，不再踌躇于抓住安迪硬挺的鸡巴，把它塞进自己的嘴里，因为礼尚往来可是重中之重，弗格森意识到，比起一厢情愿，两厢缱绻的满足感更加无穷无尽，唯有通过引诱那个引诱了自己的人，他才足以向对方表明自己对被引诱之乐的感激。

和弗格森相比，安迪的皮肉更加柔软、松弛，虽然他瘦削、高大，但从来没参加过运动也没锻炼过，身上没什么肌肉，他被弗格森那硬邦邦的肌肉，被弗格森通过举重加每晚一百个俯卧撑和一百个仰卧起坐练就的这副打篮球的身板迷得神魂颠倒，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弗格森他有多美，不是用手摩挲着弗格森紧致的腹部，惊讶于它的光滑平坦，就是告诉他，他的脸真美，他的皮肤真美，他的鸡巴真美，他的腿真美，太多太多的真美，以至于到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三个星期六中的第二个时，弗格森已经觉得被它们压得喘不上气来了，安迪谈论他的口气，就好像他（弗格森）在谈论某个女生，而且说到这一点，女生的问题，弗格森也开始有些疑惑，因为每次他提起伊莎贝尔·克拉夫特惊为天人的美艳，或者说几句他仍然深爱着艾米·施奈德曼的话，安迪就会脸色一变，突然来两句抨击挖苦女生的话，说什么她们的脑子从基因上讲就比男性的大脑低级，或者她们的阴道藏污纳垢，是传染病和疾病的滋生之源，这类丑恶、荒谬的言论，似乎暗示了安迪在3月时说自己喜欢女孩，其实并没有讲真话，因为就连安迪的母亲也难逃他的恶毒诅咒，当弗格森听到有一次他骂她是一头可悲、愚蠢的母牛，以及另一次说她是一盆让人作呕的屎，他便反驳说，他非常爱他的母亲，对她的爱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人，而听到这个安迪的回答却是：不可能的，小子，根本不可能。

弗格森后来才明白，从一开始他就对情势做出了严重的误判。他本以为安迪和他一样，只不过是又一个精虫上脑的男生，在女生那儿不走运，因此愿意和男生来玩儿一把，两个男生滚滚床单，找找乐子，只是处男少年们的性爱消遣罢了，至于由此可能引发什么真情实感，这样的念头一次都没在他的脑子里闪现过。接着，在他们最后一起待着的那个星期六，在弗格森不得不离开公寓前的几分钟，在他们两个肩并肩躺在床上，仍然赤身裸体，仍然大汗涔涔、气喘吁吁，都被过去一刻钟的卖力搞得精疲力竭时，安迪一把将弗格森抱在怀里，对他说他爱他，而且弗格森是他这辈子最爱最爱的人，他永远都不会停止对他的爱，就算在他死后也不会。

弗格森没吭气。那一刻无论说什么都不合适，于是他默不作声，什么都没说。真可悲，他心想，制造出了这么一摊子麻烦事儿，真是既可悲又丧气，但他害怕伤害安迪的感受，不想告诉他自己的真实想法，也就是他没法回馈他的爱，此生也永远不可能爱上他，那么就此道别吧，事情闹到如此收场，太可惜了，毕竟这乐子一直都很欢乐，但真该死，安迪不应该说这种话的，他怎么可以这样蠢？

弗格森在安迪脸上亲了一下，笑了笑。得走了，他说。

然后，他从床垫上蹦下来，开始收拾散落在地上的衣服。

安迪说：下周同一时间？

放什么？弗格森一边穿上牛仔裤，系好腰带，一边问道。

两部伯格曼。《野草莓》和《第七封印》。

哎呀。

哎呀？哎呀什么？

我刚想起来，下星期六我要和我爸妈上莱茵贝克去。

可你还从没看过伯格曼的片子。这比陪一天老爸老妈更重要吧，对吗？

或许。但我肯定得跟他们去。

那就下下周？

这时正在穿鞋子的弗格森，嘟囔出了一个几乎听不清的嗯。

你不会来了，是不是？

安迪从床上坐起来，大吼着重复了一遍：你不会来了，是不是？

你说什么呢？

你个贱人！安迪吼道。我跟你掏心掏肺，你他妈连屁都不放一个！

你想让我说什么？

弗格森拉上薄外套的拉链，朝门口走去。

滚吧你，阿奇，我希望你可以从楼梯上跌下去摔死。

弗格森离开公寓，走下了楼梯。

但他没死。

相反，他走回家，走进自己的卧室，躺在床上，然后盯着天花板呆看了两个小时。

注释：

[1] 原文为Diet of Worms，这里是双关语，一般来说是指神圣罗马帝国在1521年召开的沃木斯议会，其中的Diet是指帝国的议事和立法机构，Worms是议会召开的地点，但diet和worms更常见的释义是饮食和虫子。

[2] 此处原文为D.H.Lawrence comes in torrents when his Balzac with desire。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是英国著名作家，其小说曾因大量露骨的性爱描写而被多国列为禁书。安迪在这里提到劳伦斯，可能是因为几年前，未删节版《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最终出版，曾在英国和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并且闹上了法庭。另外，在某些俚语里，Lawrence是阴茎的委婉说法。至于巴尔扎克，则是因为他名字的发音，听起来接近口语中阴囊的叫法（ball sack）。

3.4

1962年的第一个星期六，也就是弗格森把那篇关于杰基·罗宾森的九百字论文交上去三天之后，他和另外六名希伯来青年会篮球队的球员，离开他们在西奥兰治的主场，去了纽瓦克的一家体育馆，准备和来自中区的基督教青年会球队打一场晨间赛。因为那块场地紧接着还安排了另外两场比赛，观众席上坐得满满当当，不光有另外四支球队的球员及其亲朋好友，还有弗格森和他的队友要在三联赛的第一部分对阵的那支球队的亲友团，加起来总共有八九十个人。除了犹太青年会的七个白人男孩和他们的教练，一个名叫莱尼·米尔斯汀的高中数学老师外，那天早晨的体育馆里全是黑人。这倒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因为西奥兰治的这些男生们经常会和埃塞克斯县基督教青年会联赛的全黑人球队打球，但那天早晨在纽瓦克，人群的规模却很稀罕，不是往常的十个十二个，而是达到了小一百人。起初，似乎大家都不太关注球场上发生了什么，但当比赛打成平局，不得不进入加时赛后，前来为另外两场比赛加油助威的人便开始躁动不安起来。虽然据弗格森观察，观众其实并不在乎哪个球队赢或者输——他们只想这场比赛赶紧结束，好让其他比赛开始——但接着，当五分钟的加时赛再次打成平手后，人群的情绪从躁动一下子变成了骚动。快把这群丢人现眼的家伙打下场吧，是啊，但如果两支球队总得有一支赢的话，现场支持的肯定是纽瓦克的男孩子，而不是他们这些市郊的男孩，肯定是基督教青年，而不是他们这些犹太青年，肯定是黑人少年，而不是他们这些白人少年。行吧，第二场加时赛开始后，弗格森自言自语道，支持主场球队本来就无可厚非，人们在难分胜负的比赛期间从观众席上大喊大叫本来就无可厚非，人们羞辱客场球员本来就无可厚非，但当第二场加时赛又以平局告终后，一切似乎在转瞬间烧起来了：纽瓦克中区那座矮小、破败的体育馆沸反盈天，一群十四岁男生之间微不足道的篮球赛，演变成了一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象征性血战。

两支球队打得都很烂，投篮十次有九次不中，传球三次有一次都被浪费了，两支球队都很累，被人群的喧哗搅得心神不宁，都竭尽全力想打赢，但又都表现得好像他们很想输一样。观众异口同声地为一支球队助威，给另一支喝倒彩，每当纽瓦克的球员抢到一个篮板或者截住一个传球，他们便跺着脚声嘶力竭地表达他们的赞许，每当西奥兰治的球员跳投未进或者把球弹到了脚上，他们会发出蔑视的嘘声，每当纽瓦克投篮得分，他们兴奋得鬼哭狼嚎一样，而每当西奥兰治扳回一分，他们又会没完没了地发出一阵阵愤怒和厌恶的起哄。比赛还剩十秒钟，纽瓦克队领先一分，莱尼·米尔斯汀叫了暂停，可当西奥兰治的球员们围到教练身边时，看台上的吵闹声太大，他不得不提着嗓门儿喊话才能让大家听见他——睿智的莱尼·米尔斯汀，不光是个好教练，更是个好人，知道如何应付十四岁的男生，他明白十四岁是人生日历上最糟糕的一个年纪，因此所有十四岁的孩子都是茫然、分裂的存在，虽已不再是孩子了，但也还未长大成人，不光心智不健全，而且还不习惯自己尚未发育完整的身体——在那座挤满了气势汹汹、大呼小叫的狂热支持者，仿佛熔炉一般叫人感到幽闭压抑的运动场上，这位满头金色卷发、带队风格轻松欢快且不太严格的精明男人大声指导着他的队员，提醒他们如何突破全场紧逼，当男生们把右手摞在莱尼的右手上，一起喊最后一声加油时，这个三十四岁的男人，两个孩子的父亲，指着体育馆侧墙上的出口告诉男生们，无论接下来的十秒钟发生什么，无论他们会赢得还是输掉比赛，最后的铃声一响起，他们就要全都朝那扇门跑，然后跳上他那辆停在马路边上的旅行车，而原因，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局面越来越疯狂了，之后肯定会发生骚乱，他不想任何人因此受伤或送命。接着，五只手和一只手摞到一起，莱尼大叫一声加油！弗格森和其他上场队员小跑着回到了球场上。

那是弗格森这辈子最漫长的十秒，一场荒诞的高速芭蕾，但却像在以慢速播放，因为他是场上唯一没有跑动的球员，站在他位于罚球区弧顶的位置上，准备在其他战术都失败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地接一记长传，作为几个无望之选中的最后一个选择，正因为此，他所在的位置能看到发生的一切，整段舞蹈清晰地印刻在空间中，生动鲜明、难以磨灭，在随后的岁月中还会被一次次地唤起，成为他无论何时都无法忘记的情景，迈克·纳德勒用假动作晃过一个挥着胳膊上蹿下跳的纽瓦克防守，从界外传球给米奇·古德曼，古德曼没有运球，而是猛一转身，将球传给了中场的艾伦·谢弗，接着，谢弗看都没看，在计时器走过最后三秒、两秒、一秒时，用力把球一推，然后，是谢弗肥嘟嘟的脸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球难以置信地从空中飞过，连篮圈都没碰便直接掉进了篮网中，这是埃塞克斯县青年会联赛历史上最长的压哨球，一场绝杀了此后任何其他结局的结局。

他看到莱尼往侧门的方向冲。作为西奥兰治球员中站得离那扇门最远的一个，弗格森比其他人都先起跑，看到球进入篮筐的那一秒便开始跑，甚至都没停下来祝贺谢弗或者庆祝胜利，因为莱尼怀疑会有麻烦是对的，现在纽瓦克被剥夺了胜利的荣耀，体育馆里的人全都愤怒了。他们先是集体惊讶地大叫，八九十个脑袋都被那个卑劣、侥幸的投篮砸中了，霎时间一半的人群冲到了球场上，怒不可遏又难以置信地嚎叫着，一大群十三岁、十四岁和十五岁的男生，四五十个黑人男生一心要把五六个白人男生撕烂，以针对他们犯下的不公，有好一会儿，当他在球场上飞奔时，弗格森感受到了真正的危险，很怕这群暴徒会追上他，把他打翻在地，但是他最终还是设法冲出了人群涌动的迷宫，只是在右胳膊上不知挨了谁一拳——非常疼，而且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还会继续疼——然后他便跑出了门外，在那个阴冷的1月早晨凛冽的空气中，飞也似的冲向了莱尼的旅行车。

由此，一场差点儿发生但并未发生的微型种族骚乱便结束了。返家的一路上，车里的其他男生欣喜若狂地庆祝着，又是欢呼又是尖叫，一遍又一遍地回味比赛的最后十秒钟，祝贺自己逃过了意欲雪耻的人们狂暴的怒火，假装采访仍然觉得难以置信、只知道没完没了傻笑的谢弗，笑啊笑的，笑到空气里都弥漫着浓浓的喜悦，但弗格森却无法参与其中，他完全不想笑，尽管谢弗的零秒出手大概是他平生目睹的最好笑、最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但赛后发生的事情破坏了比赛，实在让他觉得败兴，挨的那一拳还在疼，不过比起胳膊上隐隐作痛的伤处，更让他痛心的是那一拳被人挥出来的原因。

莱尼是车里另一个没在哈哈大笑的人，另一个似乎明白体育馆里发生的事情暗含着险恶影响的人，整个赛季以来，他第一次严厉批评了队员们在比赛中的马虎和无能，将谢弗五十英尺外的投篮斥为偶然，质问他们为什么没能领先二十分，把那支二流球队打得满地找牙。其他人以为这些是气话，但弗格森意识到他并不是生气，而是心烦，或者害怕，或者沮丧，或者三者同时皆有，比赛之后发生的丑陋一幕，已经完全抹杀了比赛的意义。

这是弗格森第一次见识到一群人变成疯狂的暴徒，尽管难以接受，但那天早上他学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教训，那就是一群人有时候会展现人群中的某个人不敢独自表达的隐秘真相，具体到这件事上，真相就是许多黑人对白人感到憎恶甚至是仇视，而许多白人也同样强烈地憎恶甚至仇视黑人，在圣诞假期的最后几天里，弗格森刚写了一篇论文讨论了杰基·罗宾森的勇气以及在美国生活的各方各面彻底取消种族隔离的必要性，可在杰基·罗宾森为布鲁克林道奇队打第一场比赛过去十五年之后，那天早上在纽瓦克还会发生这种事，这不能不让他感到忧惧和沮丧。

纽瓦克那个星期六之后的第二个星期一，鲍德温夫人在弗格森的九年级英文课上，宣布他赢得了论文比赛的一等奖。艾米·施奈德曼则因她对埃玛·戈尔德曼一生感人至深的赞美而被授予了二等奖，两个人都让她非常自豪，鲍德温夫人说，全校九年级的英文班一共有十三个，可最优秀的两篇稿子出自同一个班，她的班，她在枫林镇高中教了这么多年书，从未获得如此殊荣，在年度作文比赛中教出两名获奖者。

鲍德温夫人多厉害啊，弗格森边想边望着这个文学上的死对头站在黑板前炫耀自己的双重胜利，好像论文是出自她自己的手笔，虽然他很高兴能从同年级三百五十名同学中脱颖而出，但他明白这胜利实在无足轻重，不光因为鲍德温夫人鉴定为好的东西一定会很糟，还因为纽瓦克体育馆的祸事之后他已经背弃了自己的论文，领悟到他的论点太过乐观和幼稚，在现实世界中根本行不通，虽然杰基·罗宾森配得上弗格森给予他的一切赞美，但消除棒球中的种族隔离仅仅是杯水车薪，更大层面上的斗争还会旷日持久地继续下去，毫无疑问，肯定会比弗格森能活的年月还要长，或许还得有一两个世纪，而与他那篇对洗心革面的美国空洞无物、脱离实际的描绘相比，艾米那篇写埃玛·戈尔德曼的文章就好多了，不仅写得更好，思考得更深刻，同时更敏锐、更激昂，而她没能获得头等奖的唯一原因，仅仅是学校不会把蓝丝带授予一篇讨论无政府主义革命者的论文，因为很明显，那个人永远会被视为一个从头到脚都很不美国的美国人，其激进程度甚至威胁到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她自己的祖国最终把她赶了出去。

鲍德温夫人还在对着全班絮叨个不停，跟他们解释每个年级的三名获奖者将会在全校大会上朗诵他们的论文，时间定在了星期五下午，弗格森瞅了一眼艾米——她坐在他前排往右两个课桌的位子上——让他感到有趣的是，他的目光刚刚落在她后背两块肩胛骨的正中间，她便立刻转过头看了看他，仿佛感觉到他的目光碰到了她，他们目光交汇后，她又挤眉弄眼地冲他伸了伸舌头，仿佛在说，我呸，阿奇·弗格森，我才配得一等奖吧，你最清楚了，弗格森冲他笑笑，然后耸了耸肩，仿佛在说，你说得对，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艾米皱作一团的脸上绽开了微笑，片刻之后再也压不住喉咙口的笑意，发出了她那种古怪的哼笑声，声音出乎意料的大，鲍德温夫人不得不中断讲话转而问道，你没事吧，艾米？

没事，鲍德温夫人，艾米说，我打了个嗝儿。我知道这么做很不文雅，但我没忍住。对不起。

总有人跟弗格森讲，人生就像一本书，故事从第一页开始不断向前推进，一直讲到主人公在第二百零四页或者九百二十六页死掉为止，但现在，他为自己设想的未来起了变化，对时间的理解也起了变化。时间既可以向前进，也可以向后退，可书里的故事只能向前发展，所以书这个比喻是说不通的。硬要比的话，人生可能更类似一份八卦新闻报纸的架构，战争爆发或者黑帮仇杀这种大事件在头版上，不太重要的新闻在后面的版面，但末版上也会有头条，来自虽不重要但扣人心弦的体育世界中的当日要闻，而且体育版的文章几乎从来都是倒着读的，因为你会从左往右翻报纸，而不像读前面的报道那样从右往左翻，这么倒着看，就好像是在研读一本希伯来语或者日语写的文稿，按部就班地一点一点往报纸的中间翻，翻到分类广告这块无人问津的版面后——没什么值得读的，除非你想找找长号教学或者买辆二手自行车——一般都会直接跳过这几页，直奔电影预告、戏剧评论、安·兰德的建议专栏和社评这块核心区域，从这儿起，如果你一开始就是从最后一页往前翻的话（弗格森这个体育狂通常如此），你就可以一路翻到头版去。时间移动的方向有两个，因为迈向未来的每一步都携带着过去的一份记忆，弗格森还不到十五岁，但他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记忆，明白身边的世界在不断被他内心的世界塑造，就像其他人感受到的世界也被他自己的记忆塑造一样，尽管所有人都被他们共同拥有的空间捆绑在一起，他们在时间中的旅程却各不相同，也就是说，每个人生活的世界都和别人的稍有差别。那么问题来了：弗格森现在栖身的是什么世界，这个世界又为他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比如，他不准备以后当医生了。过去两年他一直在憧憬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幻想着高尚的自我牺牲与无私的善举，要做一个和他父亲迥然不同的人，不为金钱和拥有酸橙绿色的凯迪拉克工作，而是为人类谋福祉，要在最破落的城市贫民窟设立免费诊所，做悬壶济世的医生，专为穷人和受压迫者看病，要远赴非洲，在恣意肆虐的霍乱疫情和生灵涂炭的内战期间到帐篷医院工作，成为许许多多指望他活命的人眼中的英雄人物，一个品性高尚之人，一个慈悲、无畏的圣徒，后来，眼睛雪亮的诺亚·马克斯跑来戳破了这些不着边际的妄想布景，指出它们不过是毫无新意的好莱坞医生电影和优柔寡断、多愁善感的医生小说，一种照抄照搬来的幻象，弗格森从未在心里找到这种未来的感召，只是从外部旁观罢了，就像是看一个三十年代黑白电影中的演员，有一位相貌标致的护士兼同伴兼妻子徘徊在画面边缘，深情款款的音乐在背景中演奏，但这个人从来不是那个有着复杂、苦恼内心生活的真实弗格森，而是一个机械的玩偶英雄，诞生自那种要为自己塑造一段英雄命运的欲望，进而证明他，独一无二的他，要强过这地球上的任何人，现在诺亚让他意识到他有多么自欺欺人，弗格森为自己感到羞耻，竟然在幼稚的梦想上虚耗了那么多精力。

但诺亚认为他有志成为一名作家的想法也是错误的。读小说确实是人生能给予的基本乐趣之一，而肯定也得有人写这些小说，才能给别人机会来体验那种快乐，但在弗格森看来，无论是读还是写，都不可能被视为英雄行为，在迈向成年的征程中走到这一站的弗格森对未来抱持的唯一雄心，正如他最喜欢的作家所言，便是成为他自己人生中的英雄。那时，弗格森已经利用两周的圣诞节假期，读完了他的第二本狄更斯小说，陪着作家最喜爱的主人公，经过漫长曲折的跋涉，走完了他全部八百一十四页的虚构人生，现在他的马拉松阅读狂欢结束了，弗格森发现他同自己前一年的幽灵同伴霍尔顿·考菲尔德产生了分歧，他在《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第一页，就用那类大卫·科波菲尔经历过的破事儿的评价贬低过狄更斯，是的，在弗格森的脑子里，书与书已经开始互相评价比较，或许塞林格是不错，但他还不配给查尔斯·狄更斯擦鞋，如果德高望重的大师穿的还是一双名叫汉克和弗兰克的布罗根鞋的话，那就更不配了。是的，这一点从来毋庸置疑：读小说很过瘾，写小说也很过瘾（尽管混杂着痛苦、挣扎和懊恼，但过瘾依然是过瘾，因为写出一个好句子的快感——尤其是开始写出一个糟糕的句子，但经过四次的修改慢慢得到改进的时候——在人类满足感的史册中是无法被超越的，而任何一件能这么过瘾、带来这么多的快乐的事情，从定义上说肯定不能被视作英雄般的。忘掉圣人医生那老一套，还有无数其他可供弗格森为自己幻想的英雄选择，比如在法律行业中干一番事，鉴于做白日梦尤其是有关未来的白日梦依然是他最擅长的才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幻想自己站在法庭上，用慷慨激昂的雄辩将蒙冤之人救下电椅，让陪审团每个成员在他每次结案陈词后失声痛哭。

然后，他十五岁了，他父母、外婆外公、米尔德里德姨妈、唐姨夫和诺亚在曼哈顿的韦弗利客栈为他举行了生日会，晚宴上弗格森收到了家族中的每个家庭送的一份或几份礼物，其中包括一张他父母给的一百美元支票，一张他外婆外公给的一百美元支票，以及三份马克斯小分队送的礼物——米尔德里德姨妈送的是贝多芬晚期的弦乐四重奏曲套装礼盒，诺亚送了一本书，名叫《世界上最搞笑的笑话》，唐姨夫送的是四本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的平装书，都是弗格森久仰大名但还没费神去读的作品：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三部短篇小说》（《主与仆》《克莱采奏鸣曲》《伊万·伊利奇之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几本书中的最后一本终结了弗格森成为下一个克拉伦斯·达罗的肤浅幻想，因为读《罪与罚》改变了他，《罪与罚》成了那道从天而降的闪电，把他劈成了一百块碎片，等他重新把自己组装好之后，弗格森已经不再对未来有任何疑问，因为如果这是一本书可以有的样子，如果这是一本书能对心灵、思维和对世界最隐秘的感受所产生的影响，写小说显然是一个人在生命中能做的最好的事，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明白了编出来的故事远不止供人娱乐消遣，它们可以让你反躬自省，茅塞顿开，能灼伤你，冻僵你，扒光你，把你扔到宇宙的狂风之中，从那天起，在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他的整个童年，在困惑的浓稠雾瘴中迷失之后，弗格森终于知道了他会去的地方，或者至少知道了他想去的地方，而且在此后的岁月里从没后悔过自己的决定，就连在最艰难的那些年，在他仿佛会从地球的边缘摔下去时也没有。他才刚刚十五岁，但他已经让自己和一个信念结为了连理，无论好坏，无论富穷，无论疾病还是健康，年轻的弗格森发誓要坚守他与那个信念的约定，直到他的有生之年走到尽头。

暑假电影计划泡汤了。诺亚的外婆去年11月去世后，他母亲分到了一笔余钱，并决定从中拿出一部分投资到儿子的教育上。她没征求诺亚的意见，便替他报名参加了法国蒙彼利埃一个针对外国高中生的暑期项目——为其八周的全封闭、沉浸式法语学习，如果项目宣传册可信的话，他在期满之后回到纽约时就能像土生土长、爱吃蜗牛的法国青蛙那样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了。弗格森读完《罪与罚》三天之后，诺亚打来电话宣布计划有变，并咒骂他母亲竟然暗中使坏，但他也束手无策，他说，他还太小，没法为自己的事做主，眼下还是那疯子女王在发号施令。弗格森掩饰着心中的失望，告诉诺亚说他太幸运了，如果穿鞋子的人换作是他，肯定迫不及待地抓住机会，至于他们自己那双鞋子，唉，就算了吧，反正他们还没找到摄像机，甚至连剧本大纲都没开始弄，所以也没什么损失，而且想象一下有什么在法国等着他啊——荷兰女孩、丹麦女孩、意大利女孩，而且参加这类项目的男生从来都没多少，他一人坐拥着大群的漂亮姑娘，又没什么竞争对手碍手碍脚，肯定会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弗格森会想念诺亚，这是当然，会非常非常想，因为一直以来他们只有暑假才能每天待在一起，从早到晚整整玩八个星期，没有这个牢骚满腹、喋喋不休的表弟兼朋友，暑假哪还有一点儿暑假的样子——完全是一段百无聊赖的漫长时光，陪伴他的只有炎炎烈日和一种新冒出来的孤独感。

幸好，那张百元支票并不是他父母送他的唯一一份十五岁生日礼物。他还获得了独自一人去纽约的权利，而且他打算尽可能多地利用这种新的自由，因为美丽但沉闷的枫林镇被建起来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让人赶紧从那儿逃出去，现在另一个更大的世界突然间唾手可得了，那年春天几乎每个星期六弗格森都会跑出去。从他住的地方去曼哈顿有两种方式：一是坐107路公交车，每小时有一班从欧文顿总站发车，坐到第八大道和第40街之间的港务局大楼，二是坐伊利——拉克万纳铁路公司运营的四厢列车，始发站是枫林镇，终点站是霍博肯。这之后，再次二选一，最终结束这趟进城之旅：走地下，坐哈德逊地铁，或者走地上，坐哈德逊渡轮，由水路进入。弗格森更喜欢火车加渡轮的方案，不光因为他走到火车站只需要十分钟（相比之下，去欧文顿的总站则需要别人开车捎他一程），还因为他喜欢那列火车，那是全美至今仍在运行的最古老的火车之一，车厢制造于1908年，墨绿色的金属车体让人联想到工业革命的早期时代，而车厢内部古旧的柳条座椅和靠背可以前后翻转，随着轮子在生锈的铁轨上滚滚行进，这辆慢悠悠的特慢列车轰隆隆地颠簸向前，发出它喧闹、刺耳的歌声，独自一人坐在车厢里真是让人惬意又满足，看着窗外新泽西北部地区阴森、颓败的地景，一片片沼泽，一条条河流，一座座铁吊桥，而背景中是一幢幢摇摇欲坠的砖楼，旧资本主义的残迹，有些仍然在用，有些已经是废墟，都丑陋得无以复加，以至于弗格森反而觉得它们很是激动人心，一如十九世纪的诗人从希腊和罗马的山峦之间那些废墟中找到灵感那样，没向着窗外眺望身边那个倒掉的世界时，他会读眼下正在读的书，不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那些俄国小说，他还第一次读了卡夫卡、乔伊斯、菲茨杰拉德，然后是轮渡，天气要是稍微不错的话，他会站在甲板上，迎面吹着风，发动机在脚下震动，海鸥在头顶上盘旋，归根结底，这本是一段稀松平常的旅途，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晨有数以千计的通勤客要如此往返，但这是星期六，对十五岁的弗格森来说，以这样的方式去曼哈顿下城，是一场纯粹的浪漫之旅，是他可能做的一切美好之事中最美好的那件——不光是把家抛在了脑后，更是奔向了这些，奔向了这一切。

和诺亚见面。和诺亚瞎聊。和诺亚争吵。和诺亚大笑。和诺亚看电影。星期六去的是佩里街的话，他会先在米尔德里德姨妈和唐姨夫家吃午饭，然后跟诺亚外出，去他们打算要去的地方，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俩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地，只是在西村走街串巷地瞎逛，盯着漂亮女生傻看，或者讨论宇宙的命运。现在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了。弗格森以后要写书，诺亚以后要导电影，他们大部分时间聊的都是书、电影和此后的岁月里要合作的无数项目。诺亚早已不是弗格森认识时的那个小男孩了，但他仍然有让人牙痒痒的一面，弗格森认为这是他耍贫嘴的马克斯兄弟那面，不羁地展示着他那种无法无天的旺盛活力，比如他经常会冒出一些无厘头的对话来，和水果贩子（喂，哥们儿，茄子这名字到底咋回事——我没看到哪儿有鸡蛋[1]啊），和咖啡厅的服务生（宝贝儿，在你给我们拿来账单前，麻烦你先把它撕烂，这样我们就不用付钱了），和站在电影院售票处玻璃窗后面的收银员（正上映的电影好看在哪儿，告诉我一样，不然就把你从我的遗嘱里删掉），这类故意气人的瞎说八道，虽然只会证明他是个讨厌鬼，但和诺亚做朋友，这是你要付出的代价，在感到他可乐的同时又觉得他很丢人，仿佛你是在跟一个任性的小孩子出门，可接着他又会毫无征兆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聊起阿尔贝·加缪那篇《关于断头台的思考》，当你告诉他加缪的作品你还没看一个字儿，他会冲进一家书店，给你偷一本加缪的小说来，当然，你断然不会接受，于是便被逼到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不得不让他把书放回书店架子上，当然，这会让你觉得自己像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你的朋友，是你这辈子最最要好的朋友，而且你爱他。

不过，并不是每个星期六都是佩里街的星期六。诺亚去上西区和他母亲过周末的时候，弗格森不太可能见到他，在这些暂时失联的星期六，弗格森会另做安排，两次和枫林镇一个叫鲍勃·史密斯（确实有叫鲍勃·史密斯[2]的人）的朋友来过纽约，一次独自去看过他外婆外公，还有好几次是和艾米在一起，也就是艾米·鲁斯·施奈德曼，由于她尤其喜欢看画展，而弗格森近来也发现了欣赏绘画的乐趣，他们会在那些星期六去逛博物馆和画廊，不光是那几个人人都去的大馆，比如大都会、现代艺术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还有像弗里克（弗格森的最爱）这类小型艺术馆和中城的摄影中心，所有这些都能让他们看完之后聊好几个小时，乔托、米开朗基罗、伦勃朗、维米尔、夏尔丹、马奈、康定斯基、杜尚，那么多要消化和思考的东西，几乎一切都是第一次看到，而这样的第一次也一再给人颠覆般的震惊感，但他们一起体验的最难忘的经历没有发生在博物馆，而是画廊这种空间更狭窄的地方，在东57街富勒大厦的皮埃尔·马蒂斯画廊，他们欣赏了阿尔贝托·贾科梅蒂近期的雕塑、油画和素描作品展，并被这些充盈着神秘感、实体感和孤独的作品深深吸引，足足待了两个小时，当展厅里的人渐渐散去，皮埃尔·马蒂斯本人（亨利·马蒂斯的儿子！）注意到他画廊里的这两个年轻人，便朝他们走过去，皮埃尔笑容满面，兴致不错，很高兴看到那天下午又多了两位新信徒，让弗格森惊讶的是，他站在那里和他们聊了十五分钟，跟他们讲贾科梅蒂的故事和他在巴黎的工作室，讲他自己1924年移民美国，1931年创立了他的画廊，讲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里那么多欧洲艺术家穷困潦倒，像米罗这类大艺术家以及其他许多人，如果没有他们那些美国朋友的帮助，根本不可能活到后来，接着，皮埃尔·马蒂斯一时兴起，带他们去了画廊的一间内室，在那间摆满了桌子、打字机和书柜的办公室里，他从书柜的架子上一本接一本地拿下来十多本贾科梅蒂、米罗、夏加尔、巴尔蒂斯和杜布菲的往期展品目录，把它们交给这两个目瞪口呆的年轻人，并说道，你们两个孩子是未来，或许这些能在你们的教育中帮上点儿忙。

他们默默无语、瞠目结舌地走出来，抱着亨利·马蒂斯的儿子送给他们的礼物，脚底生风地穿行在57街上，因为他们是未来，因为经历了这样一场邂逅，受到如此出乎意料的善举眷顾之后，他们的身体要求他们必须走得快一点儿，于是他们在没有跑起来的情况下，以两个走路的人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走过了人头攒动、阳光灿烂的大街，走了几百码之后，艾米终于打破了沉默，说她饿了，和往常一样，她用的词还是要饿死了，因为艾米从来都不能像别人一样仅仅是饿了，她要么是饿死了，要么是饿疯了，可以吃下一头大象或者一群企鹅，现在她提起想找点儿好吃的填饱肚子，弗格森也意识到自己想吃点儿东西了，他们走的是57街，于是他提议去第六和第七大道之间的霍恩和哈达特自动贩卖式餐厅，不光因为离得近，还因为之前有一次来纽约时，他和艾米一致赞同，霍恩和哈达特自动贩卖式餐厅是全纽约最佳的就餐地点。

倒不是说那儿供应的清淡无味的便宜食物，比如洋基菜豆汤、索尔兹伯里牛排伴肉汁土豆泥、大块的蓝莓馅饼，可以被归为最佳，不，吸引他们进去的是餐厅本身，是那种铬合金和玻璃构筑的大型商场具有的游乐园气氛，是吃自动贩卖食物的新鲜感，这是二十世纪美国效率最疯狂、最令人愉悦的化身，为饥肠辘辘的大众提供健康、卫生的食物，多好玩啊，去收银员那儿换来一大堆五分硬币，然后边走边看玻璃容器里提供的十多种食物，一扇扇窗户后面是一个个给食物的小隔间，每个都是专门为你制作的一人份，你选好要吃的火腿奶酪三明治或者一角磅蛋糕，把相应数量的硬币投入投币口，窗户便会打开，就这样，那个三明治就是你的了，一个货真价实、值得信赖、刚刚做好的三明治，但在你移步去寻找桌子前，还能享受地看着空空的容器很快被另一个三明治占满，和你刚刚为自己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三明治，因为那后面有工作人员，穿着白色制服的男男女女，他们会收起硬币，为空容器补充更多的食物，这工作肯定很棒吧，弗格森心想，接着你要去找空桌子，端着你的食物或者小吃绕来绕去，周围是形形色色正在吃喝他们的自动贩卖食物和饮料的纽约人，其中有不少老头子，每天在里面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杯又一杯地品着需要慢慢喝的咖啡，这些销声匿迹的左派遗老，四十年之后依旧在争论革命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一场看似山雨欲来的革命胎死腹中，现在不过沦为一段子虚乌有的记忆。

就这样，在那个完美的下午结束之前，弗格森和艾米走进了霍恩和哈达特自动贩卖式餐厅，准备一边儿吃点东西，一边翻看皮埃尔·马蒂斯画廊那些虽然很薄，但配图丰富的旧展品目录，讨论一下他们两个都觉得很棒的这一天，总而言之非常美好的一天。他需要更多类似今天这样的日子，弗格森心想，更多美好的日子，来中和过去几个月里那么多艰难的日子所造成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那些日子里他不再打棒球了，这个决定让他的朋友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也不再试着为自己辩白了，他发现这种自我克制的实验比预想的更难坚持下去，就这么放弃了他钟爱多年的棒球，已经彻底与他融为一体的棒球，他的身体有时候甚至会隐隐作痛，想要再次把球棒握在手里，戴上他的手套和别人玩会儿投接球，想要感受他在跑向一垒时，钉鞋戳进土里的感觉，但他现在已经没有了退路，他必须信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不然就等于承认了阿提的死轻如鸿毛，什么都没让他领悟到，这就等于他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懦夫，那样的话，他还不如干脆让自己被变成一条狗，一条卑贱可耻、摇尾乞怜的野狗，乞求人们施舍些残羹冷炙，把吐在地板上的东西舔光，如果不是因为每周能逃到城里躲得远远儿的，不靠近朋友们每个星期六的球场，谁知道他会不会坚持不住，让自己变成那条狗？

更糟的是，没有棒球的那个春天也是没有爱情的春天。弗格森本以为他迷上了琳达·弗兰格，从秋天追求她一直追到冬天，下定决心要赢得枫林镇最这位诱人、最神秘的大众情人的芳心，可她时而鼓励时而拒绝，时而让他亲她时而又不让，时而给他希望时而又把希望夺走，在那之后弗格森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不光琳达·弗兰格不爱她，实际上他也根本不爱她。这个顿悟时刻发生在4月初那个星期六。努力了几个星期后，弗格森终于说服她陪他去了一趟曼哈顿。计划很简单：在自动贩卖式餐厅吃午饭，穿城走去第三大道，然后在黑乎乎的电影院里待几个小时，看吉姆·施奈德曼一直推荐他看的《长跑者的寂寞》，如果在看电影期间弗格森设法握住琳达的手，或者亲到琳达的嘴，上下摩挲琳达的腿，那就更好了。不巧的是，那是个阴雨天，一直在下毛毛雨，时不时还会变成瓢泼大雨，比他们预想的要冷很多，也比平常这个时节更阴暗，不过早春的天气从来没有正常过，他们一边撑着伞往车站走，一边东躲西闪人行道上聚起的水洼，弗格森说他很抱歉那天下雨了，不过真不是他的错，他继续说，因为他上周曾经写信给宙斯，请求他让那天阳光明媚，可他怎么能料到，奥林匹斯山上的邮政正在举行为期一个月的罢工？琳达被这蠢话逗笑了，要不然就是她也和弗格森一样，感到既紧张不安又满怀期待，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个好兆头，说明开局还不错，可到他们上了开往霍博肯的伊利——拉克万纳列车之后，弗格森意识到那天的一切都不会进行得很顺利。列车又脏又不舒服，琳达说，景色也很压抑，而且到处都湿乎乎的，渡轮根本没法坐（虽然天已经开始转晴），哈德逊地铁比列车还脏、还不舒服，自动贩卖式餐厅倒是有趣，但是很吓人，各种无业游民进进出出，一个三百磅的黑人妇女独自坐在桌边，絮絮叨叨地说什么耶稣圣婴和世界末日，一个眼睛半瞎、满脸胡子的老头正拿着放大镜，读一张三天前的皱报纸，他们旁边坐着的那对老夫妻拿着用过的旧茶包泡热茶，每个进来的人要么穷，要么疯，这到底是哪门子的城市啊，竟然允许疯子们在大街上乱窜，她说，还有你，阿奇，这么恶心的纽约，到底哪儿让你觉得它比别的地方好了？

错不在她，弗格森心想。她是个阳光、迷人的女孩，从小在中产阶级上层安逸与文明的密封穹顶下长大，生活在一个草坪整洁美观、房间装着空调的无趣又理性的世界，发现自己身陷大都市生活的肮脏和混乱中时，自然会产生厌恶之情，一种她根本无力控制的身体反应，就像闻到什么异味就突然觉得反胃一样。她也没办法，弗格森对自己重复道，所以不能怪她，但发现她没有一点儿冒险精神，遇到不熟悉的事物就心烦意乱、惊慌失措，还是挺叫人失望的。难搞。他经常在心里用这个词来形容她，当然，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忽冷忽热的琳达·弗兰格总是在折腾他，但她绝不是个愚蠢或者无知之人——只是害怕罢了，仅此而已，害怕令人反感的大城市中的无序，而且虽然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很诱人，几乎没有多少男生能抗拒，可毫无疑问她也害怕男生。不过她不平庸，也不乏智慧和体贴，脑子很好，经常会颇有见地地说起英文课上读的那些书，但现在弗格森手扶着她的胳膊，领着她在57街上往东走时，心里却不得不开始狐疑，他们去了电影院，坐下来看电影之后，她的情绪是不是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电影院在公园大道的另一头，那里是曼哈顿最富有、最不脏的街区，而且电影据说很不错，既然琳达对书很有品位，对好的艺术作品也很敏感，兴许一部好电影可以让她心情好转，那样的话，或许还能从他们到目前为止糟糕透顶的一天里抢救点什么回来。

电影确实好看，又好看又引人入胜，弗格森很快就把抚摩琳达的腿或者亲她的嘴忘得一干二净了，但《长跑者的寂寞》讲的是一个少年的故事，不是少女的故事，这就意味着它对弗格森比对琳达更有吸引力，尽管她承认这是一部精彩的电影，但并不像弗格森那样激动得难以自持，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电影之一，一部大师级作品。散场灯亮起后，他们走到莱克星顿大道上的一家比克福德，在柜台点了咖啡和甜甜圈（咖啡是弗格森人生中的一项新乐趣，所以他会尽可能地多喝，不光因为他喜欢咖啡的味道，更因为喝咖啡让他觉得自己更像个大人——仿佛喝下的每一口热气腾腾的棕色液体，都能带着他离童年的牢房更远一些），他们坐在一群不如光顾霍恩和哈达特餐厅的人那么胖、那么穷、那么疯的顾客中间，继续讨论电影，尤其是最后的一段情节，在少年感化院的长跑锦标赛上，男主角（英国新人演员汤姆·康特奈扮演）本应为他那位不可一世的院长（迈克尔·雷德格瑞夫饰演）赢得奖杯，但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停下脚步，让某高级学校那个帅气的富家子弟（詹姆斯·福克斯饰演）获得了冠军。在弗格森看来，故意输掉比赛的决定是一种高贵的挑衅，一种激动人心的反权威姿态，银幕上毫不留情地刻画出这种操你丫的场面，让他冰冷、愤怒的心感到温暖，因为以这样的方式侮蔑院长，主角是在向院长代表的那个穷途末路的腐朽世界说不，是在反抗英国那种由空洞的奖励、任意的惩罚和不公的阶级壁垒构成的摇摇欲坠的制度，而通过这样的行为，主角找回了他的气节、力量和他的男儿本色。琳达翻了个白眼。一派胡言，她说。照她说的话，故意输掉比赛是愚蠢至极的举动，是主角可能做出的最糟糕的选择，因为长跑是他逃出感化院这个人间地狱的唯一手段，可现在他又会被再次推回到最底层，只能从头再来，有什么意义，她问，他的确获得了道德上的胜利，但同时也毁掉了自己的人生，谁会把这称之为高贵啊？

琳达没有说错，弗格森心想，但她是在争辩权宜之举要好过英雄气概，而他最讨厌的就是这类辩白，所谓人生的现实路径，用体制来打败体制，仅仅因为没有别的规则，就靠一套残缺不全的规则行事，然而这些规则需要的是被击碎后进行彻底革新，但琳达信仰的是他们那个世界的规则，他们那个城郊小世界的规则，出人头地，一路高升，找份好工作，找个和你同心同德的人结婚，然后修草坪、开新车、生两到四个孩子，除了万能的金钱什么也不信，他明白这样的讨论继续下去毫无意义。她说得对，当然。可他说得也对，就这样，突然间，他不想跟她在一起了。

自此，琳达便从可能人选的名单中被剔除了，鉴于眼下没什么别的可能人选，弗格森只能安下心来，做好准备熬过这悲伤又孤独的一年中剩下的那些很可能还会悲伤和孤独下去的日子。那年之后又过了许多年，当弗格森真正长大成人时，会再次回想起这段青春岁月，并且想到一句话：在家中的房间里被流放。

他母亲很担心他。不仅仅是因为弗格森对他父亲越来越明显的敌意（很少和他说话，拒绝主动聊天，回答斯坦利的问题时也是阴沉着脸，只会甩出一两个字的回答），不仅仅是因为她儿子仍旧坚持每两个月就大老远跑到新罗谢尔去和弗德曼一家人吃一次晚饭（回来之后从不讲发生了什么，只是说谈论这些家破人亡、悲痛欲绝的人太残忍了），不仅仅是因为他突然莫名其妙地放弃了棒球（争辩说他有篮球就够了，棒球实在是越来越无聊，可露丝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赛季在4月开始后，她还见弗格森早上看报时仔细阅读球员得分记录表，像往常那样劲头十足地研究数据），不仅仅是因为她这个曾经很讨人喜欢的儿子目前似乎没有女朋友，参加的周末派对也越来越少，而是因为所有这些事，尤其是弗格森的眼中有了些新的东西，某种她和儿子相处这些年间从没见过的内向与疏离，而在这些对她儿子精神健康的忧虑外，她还有一个不得不告诉他的消息，一个坏消息，因此，他们两个很有必要坐下来聊一聊。

她把这事安排在了一个星期四，那天安吉·布莱正好休息，而弗格森的父亲要到十点或者十点半以后才会回来，有足够的时间供他们俩单独吃完饭之后好好长谈。露丝不希望饭后的私下交谈从她唐突地质问弗格森的个人问题开始，这很有可能让他拒绝聊下去，离开餐桌，为了把他稳住，露丝先讲了那条坏消息，悲惨的坏消息，有关艾米的母亲丽兹，她刚被确诊得了癌症，一种尤其可怕的癌症，在几个月甚至几周之内就有可能要了她的命，胰腺癌，希望渺茫，无法治愈，摆在她面前的除了痛苦和确凿无疑的死亡，什么都没有，起初，弗格森有些难以置信，接受不了他母亲正在说的这些，因为艾米从未对他提过她母亲的状况，这就有点奇怪了，毕竟艾米是他的好朋友，有什么苦恼、恐惧和焦虑不安又说不准的事都会跟他倾诉，所以弗格森在深究胰腺癌这几个字之前，必须要问明白他母亲从何得知这个施奈德曼太太的亲生女儿似乎都一无所知的消息。丹告诉我的，他母亲说，但这只让她儿子更觉得糊涂，为什么这个人还没跟自己的孩子讲，就先把这种消息告诉了朋友，但接着，弗格森母亲便解释道，丹想在两个孩子都在场的情况下告诉他们，吉姆和艾米在一起的话，接受起这种消息来会比单独承受更好些，他在等吉姆明天下午从波士顿回来之后就告诉他们。过去这几天，丽兹一直住在医院，她又加了一句，但两个孩子都被告知她去芝加哥看她母亲了。

可怜的艾米，弗格森心想，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和她母亲不和，现在她母亲就要死了，她们俩之间那些未了之事永远不可能被化解了。要承受这一切，该多难受啊，如果早逝之人和你的关系一直都不错，被你毫无保留地爱着，或许会更容易面对些，因为至少在对方死后，你还可以柔情脉脉地回忆，甚至感到幸福，一种令人难过、心痛的幸福，可艾米以后想起她母亲，一定无法不感到悔恨交加。施奈德曼太太是个令人费解的女人，从小时候第一次见到她那天，弗格森就觉得她怪得很，身上混杂着一堆自相矛盾的长处和短处，既有很多优点，比如脑子灵活、持家有道、对政治事务见地独特（她曾在彭布罗克学院主修历史），一心一意地深爱着丈夫和两个孩子，但同时，施奈德曼太太又给人一种焦虑不安和失意懊恼的感觉，仿佛她错失了人生中原本应该去做的什么事（或许是某种职业生涯，一份重要到足以让她成为一位举足轻重之人的工作），但因为她屈尊接受了家庭主妇这种不甚高尚的工作，所以似乎下定了决心要向世界证明，她比别人都聪明，比别人都知道得更多，不只是知道一些事，而是知道所有事，虽然事实确实如此，她真的对很多不同领域的话题都有令人瞠目的了解，毫无疑问，她也是弗格森见过的最博学多闻的人，但这种焦虑不安、失意懊恼的万事通有一个毛病，就是如果别人说了什么而你知道他说错了，就会忍不住去纠正对方，施奈德曼太太就曾无数次这么做过，在场的人中，她是唯一知道一根普通大小的生萝卜中含有多少毫克维生素A的人，是唯一知道罗斯福在1936年总统大选中赢得了多少选举人投票的人，是唯一知道1960年产雪佛兰英帕拉和1961年产别克云雀之间马力相差多少的人，虽然她总是对的，但要在她身边哪怕只待一会儿也会让人发疯，因为施奈德曼太太的缺点之一是话太多，弗格森经常会好奇，她丈夫和两个孩子怎么受得了在这种唠唠叨叨的轰炸之下过日子，总是说个没完，搞得人分不清她说的哪些是紧要之事，哪些是鸡毛蒜皮，她说出来的话，要么让你对其中蕴含的智慧和洞察力佩服不已，要么用它彻头彻尾的毫无意义把你烦个半死，比如有一天晚上，和施奈德曼一家人开车去看电影时，弗格森和艾米坐在后座上，听着施奈德曼太太跟他丈夫絮絮叨叨半小时，讲她怎么整理他卧室衣橱抽屉里的衣服，不厌其烦地给他梳理了一遍她为找到一个新的分类系统而做出的全部决定，比如为什么长袖衬衫要放在这个地方，短袖衬衫要放在那个地方，为什么黑袜子必须要和蓝袜子分开，为什么蓝袜子要和他打网球时穿的白袜子分开，为什么他数量更多的无袖背心要放在鸡心领汗衫的上面而不是下面，为什么平角短裤要放在紧身短裤的右边而不是左边，滔滔不绝地在一个琐碎的细节上堆砌另一个更琐碎的细节，等他们到达电影院时，等他们在这些衣橱抽屉里足足待了半个小时，耗去了组成一天的珍贵二十四小时中的一小时的一半之后，艾米的手指已经狠狠掐进弗格森的胳膊里——没法大声尖叫，只好用紧紧攥着、掐到肉里的手指为暗号来尖叫。其实她母亲并不是个不称职或者不贴心的母亲，弗格森心想。恰恰相反，她关心得太过分，爱得太过分，对女儿的光明未来笃信得太过分了，这个太过分有一种奇妙的效果，弗格森意识到，可以引来与不够多同样的憎恨，尤其是当这个太过分过分到模糊了家长和子女间的界限，变成了横加干涉的借口时，更是如此，艾米最需要的就是呼吸空间，所以只要她母亲执迷不悟地介入她生活中哪怕是最琐碎的细节——从责问家庭作业到教训她刷牙的正确方式，从追问她同学的风流韵事到批评她的发型，从严正警告她饮酒的危害到若无其事地不停念叨她别涂太重的口红勾引男孩子——让她感到窒息时，她就会奋起反抗。她简直要把我逼到疯人院去了，艾米会这样对弗格森讲，或者：她以为她是思想警察队队长，有权跑到我脑子里，或者：或许我应该怀个孕，这样她就可以有真正的事情好担心了，于是艾米反唇相讥，指责她母亲居心不良，假意站在她这边，实际在和她过不去，为什么她就不能像对待吉姆那样让她自己待着，就这样，两个人之间一再发生冲突，要不是她那位随和稳重、温厚亲切的父亲——她那位爱说爱笑的父亲——一直从中调停，艾米和她母亲之间的剑拔弩张，早就升级成一场永久性的全面战争了。可怜的施奈德曼太太。因为爱得不明智，她反倒失去了女儿的爱。接着，弗格森由此及彼又想到：那些九泉之下没被子女爱过的父母，真是可悲——他们的子女也同样可悲。

但弗格森依然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要跟他讲施奈德曼太太得病的事，此时此刻连吉姆和艾米都不知道的不治之症。当他说完了人在这种时刻该说的那些话——太可怕了，太不公平了，英年早逝这种事太残酷了——便问母亲为什么要跟他提前预警。这么做有点自作主张了，也有点鬼鬼祟祟，他说，好像他们在背后议论施奈德曼一家的闲话似的。但不是啊，他母亲答道，根本不是这样，她现在跟他讲了，等艾米把消息告诉他时，他就不会特别震惊了，而是早已对这飞来横祸心中有数，能更平静地接受，这样他就能更好地做艾米的朋友，因为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他的友谊，不光是眼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肯定也是这样。就算有些道理，弗格森心想，但不是很有道理，至少不是很充分，而且平常碰上这种微妙的情况，他母亲说起话来向来都合情合理，他猜测她是不是隐瞒了什么，仅仅透露了一点儿内容，而略去了其他部分，给出一个貌似可信的理由，好解释丹告诉我的这句话，否则为什么丹·施奈德曼会选择向她透露妻子的癌症呢？他们是老朋友了，是，二十多年的故交，但不算是好朋友，至少据弗格森的观察，关系肯定不如他和艾米那样亲近，然而在人生遭遇重大变故的时刻，艾米的父亲却选择了向弗格森的母亲倾诉苦衷，而这种行为不但需要两人非常信任对方，还需要那种只有最好的好朋友之间才具备的亲密才行。

他们接着又聊了会儿施奈德曼太太，都不太想说她的不好，但也都同意，她从来没有找到和女儿相处的合适途径，而且她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退让（露丝的话）或者滚开（弗格森的话），但接着，几乎在不知不觉中，艾米和她母亲势同水火的关系，就变成了有关弗格森和他父亲不睦的讨论，话锋一转向这个话题之后——其实从一开始，露丝就在偷偷把谈话往这个方向上靠——她突然攻其不备，直接问了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告诉我，阿奇，为什么要和你父亲作对？这让他一下子乱了阵脚，连现编谎话搪塞都来不及。无处可逃、毫无防备的弗格森，不想再闪躲事实，便一股脑地坦白了那件其实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就是他父亲把《脚底的伴侣》副本弄丢之后，差不多六个月过去了，他父亲对此还是只字未提，这让他很冒火。

他太尴尬了，他母亲说。

尴尬？这是什么借口？他是个男人吧？是的话就实话实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那你为什么没问问他？

我没有义务去问他。他应该自己来告诉我。

你非要这么倔吗？

倔的人是他，不是我。就是因为他太倔，眼里从来只有他自己，才把这个家搞得跟噩梦一样。

阿奇……

好好好，也许不算是噩梦。那就灾区吧。住在这个家里——就跟住在他那些该死的冰柜里一样。

给你的感觉是这样？

冷啊，妈，太冷了，尤其是你和他之间，我真希望你当初没听他的，没把照相馆关掉。你应该去拍照片，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桥牌上。

可无论你父亲和我之间存在什么问题，跟你和你父亲之间的矛盾完全没有关系啊。你得再给他一次机会，阿奇。

我觉得没可能。

好吧，但我觉得有，你跟我上楼一趟，我告诉你为什么。

听到这个神秘的要求，弗格森和他母亲一同从桌旁站起身，离开了餐厅，他不知道他母亲打算往哪儿走，只好跟着她上了二楼，然后往左拐进了他父母的卧室，这间屋子他已经很少进去了，接着，他看着他母亲打开他父亲衣橱的门，走进去，消失了一会儿后，抱着一个大纸箱子又走了出来，她把箱子抱到屋子中间，放在了床上。

打开看看，她命令道。

弗格森掀开盖子，看到里面的东西后，他感到困惑极了，不知道是该笑出声来还是该羞愧地钻到床底下。

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三摞小册子，总共有六七十本，全是装订好的，每本都是四十八页，朴素的白色封面上印着下面几个粗体黑字：

灵魂的伴侣

文/阿奇·弗格森

弗格森拿起一个小册子翻了几页，惊讶地发现他那个故事正在以十一磅大小的文字与他面面相觑，他母亲说：他本想给你个惊喜，但印刷的地方把事儿搞砸了，拼错了标题[3]，你父亲很难受，觉得自己太愚蠢了，竟然没有事先检查一下，确保一切没差错，所以他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你。

他应该告诉我的，弗格森说，声音低到他母亲快听不清。谁会在乎一个标题？

他很为你骄傲，阿奇，他母亲说。他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怎么说罢了。他这个人，从来都没学会怎么说话。

有一件事，弗格森当时并不知道，后来也一直不知道，直到又过了七年母亲跟他说起，那就是在过去的十八个月里她和丹·施奈德曼一直在偷情。每周两三个晚上的桥牌局，其实只有一个晚上是在打牌，丹的那些扑克之夜和保龄球之夜，也没用在打扑克或者保龄球上，弗格森父母的婚姻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仅仅是一场关系冷淡、毫无激情的逢场作戏，而是已经死掉了，比停在县太平间里的死尸死得还要绝对，他们之所以还继续貌合神离待在一起，仅仅是因为在世界的那个角落，离婚仍被认为是丢人现眼的事情，他们想保护儿子，不想让他蒙受来自一个所谓破碎家庭的羞辱，因为在很多方面，这要比是挨家挨户卖真空吸尘器的推销员或者贪污犯的儿子还丢人。离婚是电影明星或者住着纽约的豪宅、去法国南部度假的有钱人才会干的事情，但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新泽西城郊，婚姻不美满的夫妻就应该忍着，这也正是弗格森父母的打算，等到儿子高中毕业，永远离开枫林镇，他们再各奔东西，而且最好是奔到两个不同的镇子上，每个都离枫林镇越远越好。与此同时，他父亲晚上已经开始睡在客房，原因据说是他的呼噜声太大，吵得弗格森的母亲睡不着觉，而弗格森一次都没怀疑过他父母有可能没说实话。

弗格森的父亲是唯一知道露丝和丹·施奈德曼有染的人，弗格森的母亲也是唯一知道斯坦利近来跟利文斯顿一个叫埃塞尔·布卢门撒尔的寡妇好上了的人。大人们这种瞎搞厮混的轻率和鲁莽程度，并不亚于十五岁的孩子们，但他们做起来很隐蔽，也很谨慎，所以无论是别的地方还是枫林镇的人，一点儿都没觉察到。丽兹·施奈德曼不知道，吉姆或艾米不知道，弗格森的外婆外公不知道，米尔德里德姨妈或唐姨夫不知道，弗格森自己也不知道——虽然那天晚饭后他母亲说的那句话，丹告诉我的，把门推开了一两寸的缝儿，但还没有宽到能让他看清楚门后的房间里有什么，因为里面依旧很阴暗，而他不知道该朝哪边去找灯的开关。

他父母不是那种满腔怨愤之人，既不痛恨对方，也没有希望对方不好。他们只是实在不想继续过下去了，眼下他们假装一切照旧，也就是尽量能过一天是一天。十八年的婚姻已经被碾成了一撮灰，比一根掐灭的香烟留下的烟灰重不了多少的粉末残渣，不过有一样依旧未变，那就是在儿子的幸福上，两人始终同心同德，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露丝才想方设法要弥合斯坦利和阿奇之间生出的嫌隙，毕竟，斯坦利虽说算不上是个称职的父亲，可也没有阿奇描绘的那么不堪，好像他是个恶人，在他们的小家庭瓦解很久以后，斯坦利依旧会是阿奇的父亲，要是阿奇在以后的人生中一直对他耿耿于怀，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好在还有这些搞砸的小册子。当然，想以此来讨好儿子的尝试是挺可悲的，他几乎一点儿都不了解这个儿子，而且出错之后，斯坦利为什么那么被动（为什么不能回去找印刷的人，让他们重做一下？），但有总比没有好，至少这些册子能证明些东西，在以后的年月里每当阿奇想起他父亲，肯定得把这些小册子考虑进去。

说起来，似乎早在1941年，露丝刚到老施奈德曼那家位于西27街上的照相馆工作不久，丹尼尔·施奈德曼便爱上了她，只是她当时已经和戴维·拉斯金订了婚，可到第二年8月，拉斯金在本宁堡牺牲时，施奈德曼又已经和伊丽莎白·迈克尔斯订了婚，而且他自己也马上要去参军了。多年之后，他向露丝坦白说，要是当时他觉得自己有机会和她一起，哪怕再渺茫，他都会解除之前的婚约，但是露丝那会儿还在哀悼亡人，躲在一座麻木与绝望的黑屋里与世隔绝，甚至不确定自己还想不想继续活下去，哪会有心思跟人交往，既然她没兴趣和别的男人约会或者爱上谁，更别说是他这样一个马上就要跟别人结婚的人，所以，什么都没发生，也就是说，丹娶了丽兹，露丝嫁给了斯坦利，而露丝从来不知道丹在心中暗暗幻想她嫁给的人是他。

弗格森只是得知了有外遇这么一回事，但具体细节并不清楚——怎么开始的，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晚上在哪儿私会，他们对将来有或者没有什么打算——他只知道这事儿开始于肯尼迪正式就职两天之后，而且他母亲做得问心无愧，因为她和他父亲的婚姻那会儿已经结束了，早在六个月前双方就已经做出决定，解除了他们在1944年所作的婚誓，所以除了最后走一下离婚的过场，以及该怎么跟阿奇解释斯坦利单独睡一张床之外，已经没什么要讨论的了。不过，丹的处境就棘手多了，因为他和丽兹还没最后摊牌，仍然是法定夫妻，而且他担心，也一直会这么继续下去，因为经过二十年坎坷、焦灼但并非完全不幸的婚姻生活，他没有勇气抛下她一走了之，而且和弗格森的母亲不一样的是，吉姆和艾米的父亲对于他的不忠行为感到羞愧难当。接着是更多的羞愧，现在两个人都深感内疚，丽兹的癌症带来的那种腐蚀般的攫人心肺的愧疚，他们曾经无数次幻想丹和丽兹不在一起之后，他们在一起会多么幸福，可现在诸神要把丽兹从故事里删掉了，这件他们原本梦寐以求但从未有胆量说出来的好事，竟然变成了一件坏到不能再坏的坏事，一件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想出来的噩耗，他们怎么能不觉得，是他们的念头把这个行将就木的倒霉女人推向了她的坟墓呢？

十五岁的弗格森当时知道的只有一件事——施奈德曼太太快要死了——所以当星期天深夜，也就是他母亲预先跟他讲了施奈德曼家的孩子们要遭遇的大不幸三天之后，艾米打来电话时，弗格森已经准备好了面对艾米的眼泪，也多少能挤出几句算是中肯的话，回应了她在电话上告诉他的事：星期六和星期天她去医院看了她母亲，她躺在病床上，打着吗啡的点滴，惊恐不安，神情恍惚，刚开始很疼，后来不怎么痛了，接着又疼了起来，然后慢慢地昏睡了过去，不省人事，她的脸是那样瘦削苍白，好像已经不是她自己了，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而她衰竭、耗尽的内脏正在一点点地把她拖死，她父亲为什么要在这种事上说谎，她埋怨道，为什么要用去芝加哥看里尔外婆这种白痴故事骗她和吉姆，他这么做真是太可恶了，她自己也很可恶，还想着买支黑色口红来气她母亲，可那会儿她母亲正在往医院送呢，她真是悔不当初，对太多的事都悔恨不已，弗格森尽力想办法让她冷静下来，说她父亲那么做，等吉姆从大学回到家以后再把消息一起告诉他们，是对的，还有别忘了，他，弗格森，会一直陪在她身边，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她需要一个肩膀靠在上面哭一场，他希望她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肩膀。

施奈德曼太太又坚持了四个星期，6月底，恰在学年就要结束时，弗格森参加了过去十一个月里的第二个葬礼，不像阿提·弗德曼的丧礼那么隆重，但要更肃穆一些，没有一阵阵无法自已的嚎哭和抽泣，这次更多是沉默与震惊，无可奈何地送走一个在她四十二岁生日早上去世的女人，弗格森听着普林茨拉比吟诵着惯常的祷词，说着惯常的话，一边四下张望着，发现只有几个不是施奈德曼家亲戚的人眼里泪光闪闪，他母亲是其中一个，在追悼会上从头哭到尾，但就连吉姆都没哭，只是低着头坐在那里握着艾米的手，仪式结束后，在开车去墓地之前的短暂休息期间，他动容地看到他泪眼婆娑的母亲走过去，和同样泪眼婆娑的丹·施奈德曼紧紧拥抱了好久，一点都没意识到那个拥抱的深意，或者为什么他们要抱那么久，然后，他也抱住了泪流不止、眼睛红肿的艾米，在过去一个月里她已经在他肩膀上哭了无数次，因为他很是替她难过，因为把她抱在怀里那种感觉很美好，所以弗格森决定，他必须应该而且一定要迅速爱上她。她的情况现在是那么不稳定，需要从他身上得到的东西已经不只是友谊，不只是他们在过去那些年里磨合出来的那种阿奇和艾米的旧常规，但弗格森再也没找到机会告诉她自己突然转变的心意，因为那将是接下来两个月里他最后一次见到艾米。她母亲的葬礼过后，她父亲准许她不用去上那学期的最后四天课，第五天——他们班从枫林镇初中毕业的日子——施奈德曼一家三口动身前往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开始了为期一个暑假的旅行，弗格森的母亲觉得这个主意很棒，对于像他们这样遭受了变故的一家人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良药了。

弗格森毕业的那天上午他父亲还有工作，来参加典礼的只有他母亲一个人。结束后，他们开车去了南奥兰治村，在葛朗宁餐厅吃了顿午饭——在蓝谷乡村俱乐部毁掉最早的星期天惯例之前那些年，他们曾在这里吃过无数个美味的汉堡——在后面找到一张桌子坐下来的几分钟里，他们讨论了弗格森的暑期计划，其中包括去他父亲在利文斯顿的专卖店打工（一份拿最低工资的打杂职位，工作内容有拖地，拿着清洁剂擦销售展厅里的电视屏幕，清洗冰箱和其他展示的电器，跟送货工乔·宾利装空调），参加枫林镇——南奥兰治曙光联合会每周两场的户外篮球赛，还有在他的写字台旁尽可能多坐些小时：他又有几个新故事的构思，希望能在新学期开始前完成它们。不用说，还有看书，这是当然，几十本他想看的书，然后，只要时间还有剩余，他就写信给艾米，尽可能多写几封，并且祈祷她会正好在他把信寄去的那个地址。

他母亲听着，他母亲点着头，他母亲若有所思地淡淡笑了一下，然后，在弗格森还没想到接下来要说什么之前，她打断了他，说道：你父亲和我要分开了，阿奇。

弗格森想验证一下自己没有听错，便把那几个字对她重复了一遍：分开了。是指离婚那种？

是啊。就是再见了，有缘与你相识很好那种。

你们什么时候决定的？

好久好久以前了。我们原本打算等到你高中毕业，上了大学或者去了什么别的地方再告诉你，但三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么等着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前提是你同意。

我？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别人会说闲话的。别人会指指点点。我不想让你觉得不自在。

我才不管别人怎么想。关他们什么事。

所以呢？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了。叫我说的话，我很久没听到这么好的消息了。

你是认真的？

当然是认真的。不再有谎言，不用再假装。真相的时代由此开始！

时间一天天过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弗格森会一次又一次停下来，仔细观察身边的一切，然后告诉自己生活在一点点好起来。不光是他现在已经初中毕业了，这意味着他写的任何东西都不必遭受鲍德温夫人的指指点点，还有他父母的婚姻解体之后，很多事情也随之解体了，没有了那些习以为常的老规矩，要知道从这天到那天会发生什么也变得越来越难。弗格森倒是很享受这种新的不稳定。事情或许变化不定，时不时就濒临彻底混乱的边缘，但至少它们不无聊。

眼下，他和他母亲还会继续住在枫林镇的大房子里。他父亲在利文斯顿租了一个小房子，离他的女朋友埃塞尔·布卢门撒尔的家不太远，只是这个女朋友此时还是个秘密，弗格森并不知道，不过，长远的打算是在离婚生效后的几个月内把大房子卖掉，他父母各自搬到别处去住。不用说，弗格森会跟他母亲一起生活。他要想见他父亲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但如果事实证明他不想见他父亲，那他父亲有权每个月和他吃两次晚饭。这是最低次数，上不封顶。如此安排似乎还算公平，所以他们都握手表示了同意。

他父亲当时每月会给他母亲开一张支票，支付所谓的杂项和必要的生活开支，他们俩各自请了律师，但本应在几周之内了结的和平分手，却因为一些不太和平的争论，比如赡养费的支付，共同财产的分割，出售房子的最后期限，拖了好几个月才完。在弗格森看来，似乎是他父亲在故意从中作梗，好像他在下意识地竭力抗拒离婚，虽然弗格森很替母亲恼火（她想尽快了结），但在他父母最初纠缠不休的那些日子里，父亲的推三阻四却让他感到宽慰，这似乎表明，虽然在那么多年里他儿子并没有感受到，但这位利润先知原来也有正常人的情感能力，且不论是因为斯坦利·弗格森依然忠贞不渝地爱着这位他在将近二十年前娶过来的女人（感情原因），还是因为在其他人的眼中，离婚这种丑事意味着失败和耻辱（社会原因），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不想眼睁睁看着弗格森的母亲轻而易举地卷走卖大房子得来的一半钱（财务原因），这些都不如他感觉到了什么这个事实重要，尽管他父亲最终让了一步，在弗格森母亲表示愿意放弃她享有的那份房产份额后，于12月签署了离婚协议书，但这并不意味着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钱，因为弗格森隐隐感觉到，情感和社会原因才是冲突的真正因素，在钱的问题上拒绝妥协，仅仅是为挽回一点儿面子罢了。

用那笔钱来阻挠谈判的行为，还是让弗格森觉得罪不可赦。他父母共同持有的最大资产就是那所房子，虽然弗格森一直痛恨这所为了摆谱买来的都铎式豪宅，当初根本就不想搬进去，可现在弗格森的父亲从他即将分手的妻子手中夺走了这笔最值钱的资产中属于她的那部分收益，等于把弗格森的母亲打成了贫民，让她根本不可能有钱买一所自己的新房子，也就等于在逼着她和他自己的儿子过那种捉襟见肘的日子，在铁道附近什么地方找个便宜的小公寓凑合住。他是在惩罚她不再爱他了，所以才拿着他的要求百般刁难，而弗格森的母亲竟然不顾经济方面遭受的巨大损失，同意如此刻薄的条款，更加证明了她有多么迫不及待地想逃离这段婚姻。如果说最终协议的措辞中还有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直到离婚生效两年之后，房子才可以拿去出售，差不多够弗格森读完高中三年了，但这又如何，脚底——灵魂事件以来弗格森一直试着给他父亲机会，在利文斯敦的商店打工的整个漫长又无聊的暑假期间，尽力友好、礼貌地对待他，现在弗格森转而与他父亲反目，他心中涌动着某种接近仇恨的东西，他下定决心，从此以后的人生里，再不会从他父亲那里接受半毛钱，不要零花钱，不要衣服或者二手车，不要大学学费，以后什么都不要，即便他长大成人之后，一本书都没能出版，沦落为酒鬼，住在包厘街上最低贱的片区，他也不会松开紧攥的拳头，让他父亲把一块五十分的硬币塞进他手里，而当他父亲最终离开这个世界，弗格森继承了八千万美元的遗产以及四百七十三家电器商店的所有权，他还会关掉所有的门店，把钱平分给那些他在贫民区的街边过着被遗忘之人的日子时结识的流浪汉。

但说到底，生活是在一点一点变好，而且他父亲在7月2号从家里搬出去后，弗格森很钦佩他母亲很快就适应了他们的新环境。突然间一切都不一样了，每个月有限的生活费迫使她放弃了大部分物质享受和嫁给一个有钱人带来的所有奢侈：安吉·布莱的服务是一件（这曾为她免去做饭、收拾屋子这类劳累的家务），蓝谷乡村俱乐部是另一件（目前的情况下没法再去，因而高尔夫球的乐趣也戛然而止了），但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在衣服和鞋子上随意的花销，每周两次的美发，美甲和按摩，一时兴起买下但很少再戴的手链和项链，这些都是她在过去十年里过的那种所谓好日子的标志，现在她都毫无怨言地放弃了——至少在弗格森看来如此。离婚前分居的第一个暑假，她在后院打理花园，收拾屋子，在厨房做菜，在厨房大显身手，让儿子下班回来后就能吃上丰盛又美味的晚餐，弗格森每天在他父亲的商店上班，大部分时间在想他母亲那晚又会做什么好吃的。她很少出门，除了她母亲外，也不怎么和其他人打电话，但那年夏天她的朋友南希·所罗门来过很多次，这位她母亲儿时的忠诚伙伴，让弗格森想起情景喜剧里那种隔壁邻居，同为家庭主妇，但长相怪异，而且总是有时间过来喝杯咖啡或者长谈一番，而弗格森上楼去看书或者写他的新故事或者又给艾米写信时，没有什么能比听到两个女人在楼下的厨房哈哈大笑更让他开心的事了。他母亲又开始笑了。她眼睛下面的黑圆圈在渐渐消失，一点一点地开始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也或许是新的神采，毕竟，过去的她很早以前就已消失不见，弗格森一点儿都记不起她的老样子了。

8月底时，丹·施奈德曼和他的孩子们从欧洲归来。在他们走后的六十二天里，弗格森给艾米写了十四封信，其中有一半准时无误地投到了她的手上，另一半则无人认领，继续懒洋洋地待在意大利和法国各处的美国运通营业厅里。他没敢在那些信里谈情说爱，因为直截了当地问她，问这种她没法当面回答的问题，会显得他很冒昧也很不公平，但信里全是各种深情的宣言，有时候还非常激昂，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自己有多想念她，多想再次见到她，以及他生活的那个小世界里没了她之后，变成了一个非常空虚的地方。至于艾米那边，她寄出的五封信和十一张风景明信片，全都安全送到了新泽西，虽然从伦敦、巴黎、佛罗伦萨和罗马寄来的明信片都很简短（而且满是感叹号！！），但信就长很多了，大部分谈的都是她在如何慢慢接受她母亲的离世，而且似乎每天，有时甚至是每小时，都不太一样，有时候还能忍受，有时候就痛苦不已，还有奇怪的是，有些时候相当不错，她根本不会想起这件事，但每当她想起她母亲，很难不感到内疚，她写道，这是最难接受的部分，那种无尽的内疚感，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她自己知道，生活里没有她母亲之后，她会更开心，但承认这种感受，就等于可怕地承认了她自己是个坏透了的人。弗格森回复这封令人揪心、充满了自我憎恨的信时，进一步分享了他父母分居和即将离婚的消息，告诉她说，他不仅很高兴这事要发生了，而且知道以后再也不用和他父亲在同一屋檐下多过一晚，他还很兴奋，可他丝毫都不觉得内疚。我们感受到什么就是什么，他写道，我们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感受。或许行动可以，是，但感受不行。你从来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你母亲的事。有时候你会和她吵架，但你还是个好女儿，一定不要为你现在的感受而折磨自己。你是无辜的，艾米，你根本无权为你没做过的事感到内疚。

那年夏天写给她的信有一半都丢了，但这几句话恰巧就在那几封她最终收到的信里——她当时人在伦敦，第二天就要和父亲、哥哥飞回纽约了。

回来的第二天，施奈德曼一家三口过来吃了顿晚饭。除了这顿饭，在弗格森读高中的第一年里，他母亲还会为他们做很多次晚饭，每周两顿、三顿，甚至是四顿，而且吉姆回学校之后，基本上来吃饭的就是丹和艾米，但因为弗格森仍然不知道他母亲和艾米的父亲之间有什么别的关系，只以为他们还是当年春天那个丹告诉我的时代的好朋友，这些邀请则是出于好心和善意，向一个仍在哀悼的家庭施以援手，毕竟丽兹没了之后，无人再来操持家务，父亲和女儿仍然悲伤过度，没有心思自己去买菜做饭，家里也乱七八糟，床不铺碗不洗的，但除了这种慷慨之外，弗格森意识到个人动机也不是没有，因为他母亲现在是一个人，从暑假开始之后就一直如此，过去已经过去，未来尚未可知，而她的生活就这么悬着，她凭什么不欢迎讨人喜欢的丹·施奈德曼和他女儿艾米的陪伴，他们给那个家里带来了多少欢声笑语和情意，而且很显然，在这种过渡时期，一家刚办完葬礼仍旧悲伤不已，另一家则马上就要离婚了，这些晚饭对他们很有好处，尤其是弗格森自己，在他看来，坐在厨房餐桌旁吃的这些饭成了迄今最有力的论据之一，进一步支持了他那个生活确实在一点点好起来的理论。

当然，好起来并不就意味着好，很可能离好还有相当的距离。只是说事情不像以前那么糟了，他的人生总体上有了改善，但考虑到8月末同施奈德曼一家吃第一顿饭时发生的事，事情的改善程度依然不尽如人意。他已经有两个月没和艾米在一起了，她脸的轮廓越来越让他感到不熟悉，他们五个人对着他母亲的炖牛肉大快朵颐时，他坐在桌对面一边端详她一边意识到，艾米的眼睛之所以美，和她的眼皮有关系，她眼皮上的褶子和大多数人的不一样，正因为此她的眼睛才看起来既酸楚又无邪，这样的组合他从来没在任何其他人身上看到过，即使她自己年老之后，这双年轻的眼睛还会继续年轻下去，这就是为什么他会爱上她，他猜测到，顿悟的时刻发生在她母亲的葬礼上，他看到这双眼睛里涌出的泪水，被这双哭泣的双眼感动得无以复加，已经不能再把她当作只是朋友罢了，突然间，他对她的感觉就成了爱，深爱的爱，超越了一切爱的其他形式，所以他也渴望她能像这样来爱他。吃完甜点后他带着她去了后院，想两个人单独说会儿话，其他三个人则仍然坐在桌旁闲聊。那是个新泽西典型的闷热、潮湿的夏末夜晚，黏稠的空气中有无数只萤火虫在闪烁飞舞，小时候他和艾米会在夏天的夜晚抓萤火虫，把它们放在透明的玻璃罐子里，抱着这些发光的圣坛走来走去，现在，他们走在同一个后院，聊着艾米的欧洲之旅、弗格森父母婚姻的终结和七八月时他们互相写的信。弗格森问她有没有收到最后一封，就是十天前他寄到伦敦的那封，她说收到了之后他又继续问她明不明白他一直在努力告诉她的话。明白吧，艾米说，但我不确定有什么用，或许以后什么时候才会有用吧，但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感受那些话，我得好好思考一段时间才行，阿奇，因为我现在仍然止不住地感觉我要为自己的感受负责。

这时弗格森用右胳膊挽住她的肩膀，说：我爱你，艾米。你知道的，对不对？

嗯，阿奇，我知道。我也爱你。

弗格森停下脚步，转身面向她，然后左胳膊也挽住了她。他一边抱着她的身体往自己身上靠，一边说：我说的是真正的爱，施奈德曼，毫无保留、永远不死的爱，自古以来最大的爱。

艾米笑了。过了一会儿，她也抱住了她，当她裸露在外的长胳膊碰到弗格森裸露在外的胳膊，他的双腿开始有点儿软了。

这几个月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她说，我们该不该试一试。我们是不是命中注定该爱上对方。我很动心，阿奇，但我也很担心。如果我们试了但没成功，很可能就没法做朋友，至少不可能是现在这样的朋友，世界上最好的那种朋友，就像姐姐和弟弟一样亲，我一直都这么想，觉得我们就像姐弟，每次我试着去想亲你的样子，都觉得好像在乱伦，好像做错了什么，好像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可我不想失去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要是不能当你的姐姐，我一定会难受死的，而且说实话，为了黑灯瞎火地亲几下而失去我们现在共同拥有的这一切美好，真的值得吗？

听到她这么说，弗格森一下子有些崩溃，他松开抱着她的双臂，向后退了两步。姐姐和弟弟，他语气中的愤怒越积越多，胡说些什么！

但这不是胡说，那晚的第一顿晚饭之后，过了十一个月又四天，艾米的母亲和弗格森的父亲结婚了，两个朋友正式成了姐姐和弟弟，尽管称呼里还多了一个继字，但从此之后他们成了一家人，各自睡在他们这个新家二楼同一条走廊上两间相邻的卧室里，一直到高中毕业。

注释：

[1] 茄子的英文是eggplant，鸡蛋是egg。

[2] 鲍勃和史密斯是非常普通的名字和姓氏，常被人用在一起做假名，在此处有点儿汉语中张三、李四的意思。

[3] 弗格森的故事原本叫Sole Mates，但其中的Sole（脚底）在这里被误拼为了Soul（灵魂）。

4.1

巴纳德学院学生手册中所列的住宿规定说，所有非本市的新生必须住在校内宿舍，纽约本地的新生可以住在宿舍，也可以选择住在父母家里。独立的艾米既不想和父母住一起，也不想和别人住在规矩多多的宿舍，便想出了一条绕过体制的妙计，声称她父母从西75街搬到了西111街上一所更大的公寓，但事实上，这所更大的公寓里住的是四个高年级的大学生——巴纳德的一个大二学生和一个大三学生，哥伦比亚的一个大三学生和一个大四学生——艾米搬进这个有着长长的走廊、破旧的水暖设施和斜面玻璃门把手的大房子，成了第五间卧室的唯一住户。她父母之所以顺从了这个骗局，是因为艾米给他们算了笔账，证明支付二百七十五美元房租的五分之一要比宿舍便宜很多，而且也因为，或者说更是因为他们明白，是时候让这个执拗的女儿离家生活了。自弗格森家的后院烧烤后，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一点，现在，施奈德曼家的女儿和弗格森的儿子终于得偿所愿，有了一间门可以上锁的屋子，以及只要他们愿意，无论何时都可以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机会。

但问题是，这个无论何时，竟然是个棘手的概念，更多是一种理想化的可能，而非可行的提议，由于其中一个还困在蒙特克莱尔，另一个又忙于应付大学生活刚开始时的种种混乱和适应期，他们俩最终睡在一张床上的次数，比预想的要少很多。周末是可以，当然，而且只要有机会他们都会好好利用，比如9月、10月和11月初的大部分周末，但暑假的自由却受到了限制，那段时间的周末弗格森只往纽约城跑过一次。他们还在继续聊之前一直聊的那类话题，那年秋天基本上是沃伦委员会报告（真的还是假的？），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马里奥·萨维奥万岁！），糟糕的约翰逊打败了糟糕无极限的戈德华特（没有欢呼三声，而是两声，或许只有一声），但接着，艾米受邀去康涅狄格过周末，他们不得不取消了原计划，然后，第二周的计划也取消了（得了点儿小感冒，她说，不过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下午他两次打去电话时，她都不在公寓），弗格森感觉到她正在一点一点地离他远去。曾经的恐惧又回来了，就是去年冬天他以为她有可能离开纽约时开始生出的种种悲观念头，比如她在别的那些他幻想出来的地方，会认识别的人、别的男生、别的情人，那么，在她自己的城市为什么就会有区别呢？她已经去新世界生活了，他却属于她抛在身后的旧世界。尽管只是往北走了三十六个街区，但那里的习俗却已完全不同，人们说的是另一种语言。

并非她已经厌烦他，或者不那么爱他了，也不是说他碰她时她的身体会绷紧，或者对他在新公寓新床上的表现不满意，但她现在似乎总有些心不在焉，不像以前那样会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了。两个周末都没约成后，他设法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六去了一趟空空如也的公寓（她的室友都回家过节了），两人一起在厨房喝葡萄酒、抽烟时，他注意到艾米并没有看他，而是望着窗外，但这次他没有视而不见地继续他正在讲的话，而是说到一半时停了下来，问她怎么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艾米转过头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出了在她脑海里盘旋了近一个月的那几个字：我想自己待一段时间，阿奇。

他们才十七岁，她说，可现在感觉就好像已经结婚一样，好像他们除了继续在一起，已经没有别的未来可言，而且就算他们以后确实会走到一起，现在就把自己囚禁在这种承诺里也为时过早了，他们会窒息，陷在很有可能无法保守的诺言里，过不了多久他们便会开始痛恨对方，所以为什么不来个深呼吸，先放松那么一小段时间呢？

弗格森知道这么问很蠢，但他愚蠢的心里此时只能想出这一个问题：你是说你不爱我了吗？

你根本就没听我说的话，阿奇，艾米说，我只是说，我们需要一点儿呼吸空间。我希望我们能把门和窗户都打开。

那意思就是，你已经喜欢上别人了。

那意思就是，是有人看上我了，我也和他玩过几次。但不是认真的交往，请相信我。事实上我都不确定喜不喜欢他。我要说的点是我不想因此而内疚，之前我一直在内疚，因为不想伤害你，但后来我问自己：你怎么回事，艾米？你又没和阿奇结婚。大学第一年都没上完一半呢，为什么不能有机会稍微试探一下，愿意的话，亲亲别的男生，如果非常愿意的话，或许还可以跟另一个男生上上床，做做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做的事？

因为这会弄死我，这就是原因。

又不是说永远这样，阿奇。我要求的只是叫个暂停罢了。

他们又继续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弗格森离开公寓，开车回了蒙特克莱尔。他再次见到艾米，要到四个半月之后了，在这沉闷的四个半月里，弗格森和他最想亲吻、抚摩和交流的那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亲吻、抚摩和交流，但他没有让自己垮掉，他尽力熬过了那段时间，因为他坚信和艾米还没有走到头，他们一起踏上的这段漫长、复杂的征途，只是遇上了第一个需要绕过的路障，崩落的岩石挡住了去路，逼着他们到树林里找路，虽然暂时无法看到对方，但迟早会再找到那条路，然后继续往前走。他对此坚信不疑，是因为他相信艾米的诺言，因为艾米是他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不撒谎的人，她不会说谎，无论什么情况下总会实话实说，所以，当她说她不是要甩了他或者永远抛弃他，她要求的只是叫个暂停罢了，停下来把窗户打开，让屋子通通气，弗格森便相信了她。

这个信念的力量支撑着他度过了空落落、没有艾米的那几个月，他沉住气竭力让自己过得充实，拒绝屈从于顾影自怜的诱惑——这在他刚进入青春期时（失去安——玛丽·杜马丁，手受伤）是多么诱人啊——拼命寻找一种更坚强、果断的方式来应对痛苦这个难题（马提诺教练那个屎的世界里的失望之痛和生活之痛），让自己准备好迎接各种打击，不再被它们撩倒，坚守住他的阵地，不再仓皇出逃，既然想通了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壕沟战，那他就挖好战壕，严阵以待。1964年11月底到1965年4月中的日子，是一段没有性、没有爱的时光，一段自我和精神上的独处时光，一段逼着自己最终长大，同所有仍然让他与童年有所联系的一切道别的时光。

这是弗格森高中的最后一年，在新泽西蒙特克莱尔待的最后一年，和父母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最后一年，是他人生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年，再次孑然一身之后，他重新专注、细致地审视起这个曾经熟悉的世界，因为即便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过去的十四年里早已熟识的那些人和地方时，也会感到它们已经在他眼前渐渐消失，散去，就像拍立得照片的显影过程反过来一样，建筑的轮廓越来越虚化，朋友的面容越来越模糊，明亮的色彩一点点褪去，最终只剩下一张什么都没有的正方形相纸。脱离人群一年多后，他再次回到了同学中间，不再趁周末溜到纽约，不再是一个带着秘密生活的人，他像一个只有一根大拇指的影子一样，把自己重新嵌进那些他从三岁、四岁、五岁就认识，现在已经长到十七八岁的同学中间，他们已经开始一点点地从他眼前消失，他在看他们的时候，目光中多了一种接近温柔的东西，这些乏味的城郊人，在艾米跟着他上楼的那个劳工节下午之后曾被他突然抛弃，但现在他们又成了他唯一的伙伴，他对待他们时，尽量保持着宽容与谦恭，就连面对其中最荒唐无知的人也是如此，因为他现在不再给人下评断，已经放弃那种在他人身上吹毛求疵的冲动，因为他现在认识到自己和他们一样脆弱、有缺陷，如果他想长成心目中期望自己成为的那种人，就得学会把嘴闭上，睁开眼，不再轻视任何人。

现在没了艾米，而且从目前来看，在一段可能漫长到令人无法忍受的时间内都不会再有艾米，但弗格森一厢情愿地坚信，他们两人注定会在未来某个时间走到一起，因此，当寄送大学申请的时刻到来时，他的一切计划全都是在这个念头的驱使下，为他笃信的那个未来而制定的。这是高中最后一年里的怪事之一，你大多数时候想的都是下一年的事，意识到虽然身体还在此处，但心已经跑了，仿佛你同时生活在两个地方，死气沉沉的现在和不可预知的未来，你的整个人似乎被简化为了一组数字，平均学分绩点和学业能力倾向测验的成绩，然后你要去找你最喜欢的老师，请他们写推荐信，还要创作一篇荒谬可笑、不切实际的个人陈述，盼着它能给一组连姓甚名谁都不清楚的陌生人留下点印象，让他们了解到你有多么配得上去他们的大学就读，再然后，西装革履地跑到那所学校，接受某个人的面访，而这个人的报告将对他们是否录取你产生很大的影响，就这样，突然之间，弗格森又担心起了他的手，几个月以来他第一次对自己那几根缺失的手指感到了一丝焦虑，在那个即将决定他未来前程的人面前坐下后，开始怀疑那个人是把他看作一个残疾人，还是仅仅是一个在事故中遭遇了意外的人，接着，在他回答那个人的问题时，他想起了和艾米最后一次聊起他的手时的情景，那时还是夏天，不知为什么他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说他觉得这手很恶心，结果一下子把艾米惹毛了，她冲着他大吼说，如果以后再提他的手，那她就拿把切肉刀，把她自己的左拇指剁下来送给他做礼物，她的愤怒程度堪比雷霆，他只好答应永不再提及此事。于是，他一边继续和面试的人聊，一边意识到自己不但绝不能再谈起这件事，也绝对不能再去想它了，就这样，他逼着自己，一点一点把这件事从脑子里赶了出去，开始安下心和面前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音乐系教授聊了起来——哥伦比亚毫无疑问是他的第一志愿，也是他唯一有兴趣上的学校——而当这位和善、幽默、极其讨人喜欢、用十二音体系创作喜歌剧的作曲家发现弗格森对诗歌感兴趣，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作家后，便走到他办公室的书架前抽出四期最近出版的本科生文学杂志《哥伦比亚评论》，递给他面前这位紧张、害羞、来自哈德逊河对岸的申请人。你回头可以翻翻这些，教授说，然后他们握了握手，互相道了别，弗格森从大楼里出来，在校园里走了走，不过他已经很熟悉这里了，因为在秋天的那些周末，他曾和施奈德曼小姐在这里幽会过六七次，他很好奇那天下午会不会撞见她（他没有），或者他是否应该走到她西111街的公寓，然后按响门铃（他没去，他不想去，他不能去），为了不继续拿这些念头折磨自己，不去想他那份不知所终、遥不可及的爱，他翻开了一本《哥伦比亚评论》，并且邂逅了一首诗中一句极其有趣又下流猥琐的叠句，这个句子耿直得如此吓人，弗格森读忍不住大笑起来：稳定的炮，对你有好处。这或许称不上什么诗，但弗格森还是忍不住频频对这个感触点头称是，因为它包含了一个其他诗歌从不敢如此直言不讳的真理，至少他以前从没读到这样的诗，这一点也很让他感到鼓舞，现在他知道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允许学生发表这类想法，而不用担心被审查删改，也就是说在这里当学生很自由，毕竟，如果有哪个学生敢给蒙特克莱尔高中的文学杂志写这么一句话，那他早就被立即开除，而且很可能已经被扔到班房里蹲着去了。

但他父母对这件事就有些漠不关心了。他们俩都没上过大学，对一所大学和另一所之间的区别一无所知，他们的儿子无论去哪儿，是去新布伦瑞克市的州立大学（罗格斯），还是去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他们都会很高兴，因为他们实在太无知了，根本没长出那种能分辨哪个学校的声望要高过另一所的势利眼，他们只是为弗格森感到自豪，庆幸他从小就是个好学生。但是，刚刚在伯克利提了正教授的米尔德里德姨妈就是另一回事了，她对这唯一的宝贝将来的学术前途有别的想法，12月初时，她从西海岸给东海岸打来电话，和她外甥聊了很久，想要把他的思想扳到她的思路上去。哥伦比亚是个很棒的第一志愿，她说，这没什么问题，那儿的本科部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但她也想让他考虑一下别的选择，比如阿默斯特和欧柏林这种地处偏僻的小型学院，环境氛围要比纽约安静，不容易分心，更有益于严格专注的学习，但如果他铁了心要上大型学校的话，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斯坦福和伯克利，她巴不得他能来加利福尼亚，和她一起待上四年，而且这两个地方就算不会比哥伦比亚更好，也绝对能平起平坐，但弗格森告诉她，他的心意已决，要么去纽约，要么哪儿都不去，如果哥伦比亚拒绝了，那他就去几乎谁申请都会收的纽约大学，如果那儿也不行的话，他的高中毕业证还会允许他注册来者不拒的新学院的课程，计划就这样了，他说，只有三个可能的选项，全在纽约，当姨妈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是纽约时，弗格森回想起往事，用艾米在他们第一天见面时对他说的话回答道——因为，他说，唯纽约独尊。

一种悬空的未知状态，或许吧，但在死气沉沉的当下那种非此与非彼之间的狭窄缝隙中，弗格森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他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想法。12月初，他找到了一个在《蒙特克莱尔时报》工作的机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工作自己找到了他，因为这份工作来得出人意料，基本没费什么力气，是一份误打误撞得来的礼物，可一旦他做起来之后，就发现自己还想继续做下去，因为他不仅享受这份工作，而且这种享受还把空间无限、尚无定所的未来，缩小到一个确切的地方，而缩小之后，无数杂乱无章的不管什么事情，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件事。换句话讲，在离他十八岁生日还有不到三个月时，弗格偶然发现了他人生的使命，一件可以在漫漫人生路上长久做下去的事，而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假如刚开始没有被推到那个位置，他永远也不会想到去做。

《蒙特克莱尔时报》是一家自1877年起就致力于报道本地事件的周报，蒙特克莱尔要比附近地区的多数城镇都大（人口：四万四千），所以和埃塞克斯县的其他周报相比，这份报纸更重要，更全面，登载的广告也更多，不过该报刊登的大部分报道和小报上的没什么两样：学校董事会的会议，女士花园俱乐部的活动，童子军的宴会，交通事故，订婚和结婚公告，警方案件记录册上报告的各种入室行窃、行凶抢劫和青少年破坏公物的行为，蒙特克莱尔美术馆的展览评论，蒙特克莱尔州立教育学院的讲座，以及所有本地的体育活动：少年棒球联合会的棒球比赛，华纳老爹的橄榄球赛，以及高中校队比赛的全面报道，令人闻风丧胆的蒙特克莱尔登山者橄榄球队刚刚结束了史上最成功的赛季——以九胜零负的完美记录夺得了州冠军，在全国排名第三，也就是说在遍布全美的几千支高中橄榄球球队中，仅有两支被认为好过蒙特克莱尔。弗格森错过了星期六的每一场比赛，但现在，离感恩节后和艾米那场闷闷不乐的谈话刚过去十天，他母亲就告诉他《时报》那边可能有个职位空出来了——当然，前提是他感兴趣。原来，瑞克·沃格尔，也就是为《时报》报道高中体育比赛的年轻人，因为在球队这一辉煌赛季期间的出色工作，被《纽瓦克新闻晚报》挖走了，那可是一份日报，发行量是蒙特克莱尔周报的二十倍，而且还有一份庞大到可以支付二十倍薪水的预算，《时报》的主编顿时陷入了弗格森的母亲所谓的那种进退两难的地狱：校队篮球赛季按计划将于下个星期二开始，可他手头没人去报道比赛。

在此之前，弗格森压根没想过去报社工作。他认为自己是个文人，未来要奉献给著书立说，最后会成为小说家、剧作家，抑或是新泽西的沃尔特·惠特曼和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继承人，他要奋斗的方向是艺术，无论报纸有多重要，为它们写稿肯定和艺术搭不上边儿。但话说回来，一个机会出现在他面前，而他无所事事，不安分，几乎对一切都不满意，去《时报》做一段时间或许能给死气沉沉的当下注入一些色彩，引诱他离开他那个惨兮兮的境地。不仅如此，这份工作还会给钱——象征性地一篇文章给十块钱——而比钱更重要的是，《时报》是一份真正的报纸，不是蒙特克莱尔高中《登山者》那种笑话一样的刊物，要是弗格森设法在那儿争取到一份正式工作，他就踏入了成人世界的行列——不再是一个快十八岁的高中生，而是一个青年人，或者，用一个异曲同工但他更喜欢听的词来形容就是，少年奇才，小小年纪就在做大人的工作。

可别忘了，惠特曼起步时给《布鲁克林鹰报》做过记者，海明威曾给《堪萨斯城星报》写过稿，而出生于纽瓦克的斯蒂芬·克莱恩在《纽约先驱报》当过记者，所以，当弗格森的母亲问他有没有兴趣接替骤然离职的沃格尔，弗格森不到半分钟便答应了。这个工作不会轻松，他母亲补充道，但爱德华·英霍夫，就是《时报》那个坏脾气的胖主编，或许实在束手无策，愿意碰运气让一个没经验的小孩试试看，反正就先去一场比赛，即便弗格森不行，也能给英霍夫争取一点儿时间，但他们俩心里都有数，他母亲说，他肯定会搞定，再说，十多年来她一直在英霍夫的报纸上发表摄影作品，还把他的肖像照收入了她那本《花园州才俊录》（无缘无故的慷慨之举，如果能这么说的话），所以那个话痨欠我人情呢，她说完之后一秒都没浪费，当即拿起电话打给了他。弗格森的母亲做事就是这样——她会抓住时机立即办到，毫不畏惧、没人阻拦得了，弗格森听她在电话这头和英霍夫说的话，一边欣赏他母亲大胆的壮举。在他们通话的七分钟里，她听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母亲在求人帮儿子的忙。她是个精明的人才猎头，刚刚为老朋友解决了一个难题，英霍夫应该双膝跪地，感谢她出手相救。

凭着这通电话的说服力，弗格森最终获得了觐见那位喜怒无常的坏脾气主编大人的机会，尽管他有备而来，带了两份自己的作品，以证明他不是目不识丁的蠢材（一篇《李尔王》的英文课论文，一首短小幽默的诗，最后两句是，如果人生是一场梦，/我醒来后会发生什么？），肥头大耳、已经开始谢顶的英霍夫几乎没怎么看一眼。我猜你应该懂点儿篮球吧，他说，我猜你应该能写出条理分明的句子，但报纸呢——你平时都懒得看报吧？他当然看报了，弗格森答道，每天三份。看《明星纪事报》了解本地新闻，看《纽约时报》了解国际和国内新闻，看《先驱论坛报》，因为那有最好的作者。

最好的？英霍夫说。那你觉得谁是最好的？

跑政治新闻的吉米·布莱斯林算一个。跑体育新闻的雷德·史密斯是另一个。还有乐评人吉尔伯特·施奈德曼，碰巧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大伯。

真了不起呀。那你自己在报纸上发表过多少文章，大能人先生？

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已经知道了。

弗格森不在乎。不在乎英霍夫怎么看他，就算不把那份工作给他也没什么。他母亲的敢作敢为鼓舞了他，让他也变得满不在乎起来，他意识到，满不在乎有一种力量，无论面试结果如何，他都不会允许自己被这个趾高气昂、缺乏教养、令人作呕的死胖子欺负。

给我一个雇用你的好理由，英霍夫说。

因为你需要有人去报道星期二晚上的比赛，而我愿意做。如果你不想让我做的话，为什么还要浪费你的宝贵时间，和我在这儿废话？

六百字，英霍夫把双手往桌上一拍，说，搞砸了，你就滚蛋。合格了，你就再活一天。

写新闻稿跟弗格森过去写过的任何东西会很不一样。不光是他写的诗和短篇故事，毕竟这些和新闻本来就有着天壤之别，无法拿来相提并论，还包括他从小到大一直在从事的其他非虚构写作：私人信件（有时候会报告真实事件，但里面充斥的主要是各种关于他自己和别人的看法：我爱你，我恨你，我难过，我高兴，我们的老朋友原来是个卑鄙的骗子）和学校的论文，比如最近那篇写《李尔王》的议论文，基本上就是一堆话在回应另一堆话，几乎所有的学术行为都是如此：用话来回应话。相比之下，新闻稿是在用一堆话回应世界，努力把不成文的世界变成文字，可要讲述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你需要反其道而行，以最后发生的事开篇，而不是第一件发生的事，结果先于原因，不是乔治·布里夫昨天早晨醒来后腹痛不止，而是乔治·布里夫昨晚去世，享年七十七岁，两三段之后才会提到肚子疼，事实高于一切，最重要的事实高于其他的事实，但不意味着因为要紧扣事实，你就不能思考或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而是要像那年早些时候雷德·史密斯报道索尼·利斯顿在重量级拳王争霸战中败北时那样：“卡修斯·马塞勒斯·克莱，从那些蜂拥到拳击场上欢呼雀跃的人中挤出来，像松鼠一样爬到红色的天鹅绒绳上，把那只仍然戴着手套的手高举在空中挥舞起来。‘收回你们说过的话！’他冲着媒体席上一排排正在工作的记者大吼道，‘收回你们说过的话！’”如果你有写作的真本事，就算受制于真实世界，也不会阻止你成为一个好作家。

弗格森明白，从长远来看体育比赛无足轻重，但比起其他的报道话题，它们更适合用文字来讲，因为每场比赛都有一个固定的叙事结构，比赛的冲突必然会以一队的胜利与另一队的失败而告终，弗格森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赢的队是怎么赢的，输的队是怎么输的，差距是一分还是二十分，12月中旬那个星期二的晚上，当他来到本赛季第一场比赛的现场时，早就想好了他的故事会怎么写，因为蒙特克莱尔篮球队那一年的核心矛盾是球员都很年轻，没什么经验，先发五虎中没有一个在上赛季中是先发球员，八名四年级球员6月时均已毕业，除一人外，球队现在全是二三年级学生。弗格森认定这将会是他报道各场比赛时贯穿的主线，记录下这群新手的变化，是随着赛季的进行磨合成一支坚实的队伍，还是跌跌撞撞从一场失败走向下一场失败，尽管英霍夫发誓说，如果他的第一篇稿子未能合格交货就让他滚蛋，但弗格森不打算失败，他毅然决然地不打算失败，在他眼里，这第一篇稿子是一段史诗的开篇，他要继续写下去，一直写到2月中旬打完第十八场比赛后，赛季结束为止。

走进学校的体育馆，同正式记分员一起在横跨中线的桌旁坐下后，他感到自己充满超乎寻常的活力，这是他没有料到的。突然间一切都不同了。无论过去那些年他在这座体育馆里看过多少场比赛，无论上高中后他在里面上过多少堂体育课，作为校棒球队球员在里面参加过多少室内训练课，那晚的体育馆不再是同一座体育馆。它已转变为一块藏匿着文字的场地，而他将用这些文字记录下刚刚开始的比赛，由于把这些字写出来是他的工作，他在观察眼前发生的一切时，必须比以往看任何事情都更仔细。这种观察所需要的纯粹的专注与明确的意图似乎将他振拔起来，在他血管中注入了超大剂量的电流。他的头发在咝咝作响，眼睛睁得滚圆，他觉得自己比过去几个星期都更有活力，既活跃又敏锐，整个人仿佛被照亮了一样，清醒地活在此刻。他随身带了一个口袋笔记本，整场比赛期间，他看到硬木场地上发生了什么就飞快地记下，而且经常会长时间地边看边记，把不成文的世界转译成书面文字的压力，以惊人的速度把文字撕扯出来，完全不像写诗时那种缓慢、冥思的痛苦挣扎，现在有的都是速度，都是匆忙，他写字时几乎不假思索，比如一个矮个、红发的球员运球时快得就像一只仓鼠，一个瘦弱的抢篮板机器，胳膊肘如同削尖的铅笔一样致命，一个罚球在篮圈上转进转出，仿佛一只迟疑不决的蜂鸟，接着，蒙特克莱尔以五十一比五十四的小比分之差落败于布鲁姆菲尔德之后，弗格森结尾道：登山者的忠实支持者们，经历了一秋天的橄榄球辉煌，一时还无法习惯失败，拖着脚步落寞地走出了体育馆。

稿子第二天早上就要交，弗格森开着白色的英帕拉火速回到家，跑上他的卧室，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写了又写改了又改，把第一稿的八百字删减到六百五十字，然后又删到五百九十七个字，正好在英霍夫的字数要求之内，接着他用那台奥林匹亚便携打字机——十五岁生日时父母送他的礼物，一台坚固耐用的德国机器——打出一份没有差错的终稿。要是英霍夫采用这篇稿子，这将是弗格森第一次在校园杂志以外的地方发表作品，面对着即将失去的身为作者的第一次，他对应该用什么名字来署自己的作品很是犹豫。阿奇和阿奇博德一向让他很困扰，阿奇是因为漫画书里那个该死的白痴阿奇·安德鲁斯，也就是“猪头”和“驼鹿”的朋友，这个又蠢又笨的少年从来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自己到底更喜欢金发的贝蒂还是黑发的维罗妮卡，阿奇博德则是因为它听起来老朽昏庸，令人尴尬，现在几乎没人再叫这个名字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名叫阿奇博德的文人，是弗格森最不喜欢的美国诗人阿奇博德·麦克利什，虽然他什么奖都拿过，还被视作国宝，但其实是个无聊乏味、滥竽充数的哑弹，除了他那位去世已久且从未谋面的叔祖父外，唯一一个让弗格森觉得有任何亲切感的阿奇——阿奇博德，就是英国人加里·格兰特了，但这个原名叫阿奇博德·利奇的喜剧——杂技演员，一到美国就改掉了名字，把自己变成了好莱坞影星——要是他还坚持叫阿奇博德的话，这事绝不可能发生。弗格森喜欢做朋友和家人的阿奇，在充满疼惜与爱意的私密谈话中听到别人叫自己阿奇没什么不好，但到了公共场合，阿奇就有些幼稚甚至可笑了，尤其是称呼一个作家。鉴于阿奇博德·弗格森已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这个快要十八岁、刚刚崭露头角的报人决定彻底弃用全名，效法T.S.艾略特和H.L.门肯，转而采用名字的首字母缩写，就这样，A.I.弗格森的职业生涯开始了。A.I.——有些人会以此来称呼人工智能这一研究领域，但这两个字母中也隐藏着其他的含义，比如匿名知情人，此后，每当看到他的新名字被印出来，弗格森选择想到的都是这个意思。

由于他第二天早上要去上学，他母亲同意顺路去一趟英霍夫的办公室，亲自把稿子交给他，毕竟她的照相馆离蒙特克莱尔市中心的《时报》大楼只有两个街区。接下来的一整天，弗格森每喘一口气都焦虑不已——他会被领进门呢还是吃闭门羹？会被要求报道星期五晚上的比赛呢，还是他的篮球记者生涯要终结在第一场比赛？——既然已经涉身其中，他就不可能再满不在乎，假装漠然只是自欺欺人。上完六个半小时的学，他直接开车去了玫瑰园照相馆听取判决，他母亲则带着一丝困惑的嘲讽宣布：放心吧，阿奇，她先拣最重要的事说道，他会在明天的报纸上发你的稿子，而且剩下的篮球赛季，还有棒球赛季，如果你愿意的话就都让你来跑，但是老天爷，那家伙还真是难搞，我站在旁边看他读你的文章时他哼哼唧唧个没完，先是揪着你的笔名不放——话说，我倒是挺喜欢——但他一口一个接受不了，说是太做作了，A.I.，A.I.，A.I.，来来回回不停地说，然后又说什么混蛋知识分子、傲慢的低能儿、彻头彻尾的蠢货[1]，他控制不住地羞辱你，因为他意识到你写的东西有多好，阿奇，好得出乎意料，但他那种人不想鼓励年轻人，只想打压他们，所以才会挑三拣四，就是想表现得他比别人都优越，那句迟疑不决的蜂鸟，他恨死了，用他的蓝铅笔直接划掉后又把其他几句让他不满或者小声咒骂的话删掉了，不过，不管怎么说，你现在总归是本地媒体的正式一员了，或者用爱德·英霍夫的话来说就是，就这小子吧，我问他到底要不要你时，他就是这么回答的。就这小子吧！我听到之后大笑起来，然后问他，你没别的话要说了吗，爱德？结果他说，这还不够？呵，或许你该谢谢我替你找到了一个新记者吧，我说。谢谢你？他说。哦不，亲爱的露丝，是你该谢谢我才对。

不管怎样，弗格森进门了，而且这个安排还有一点很好，那就是他很少需要和英霍夫见面或者说话，因为比赛是在星期二和星期五晚上，两篇报道的截稿日期分别是星期三和星期一早上，然后一起登在星期四下午出的报纸上，但那两天他必须要去上学，所以还是弗格森的母亲继续替他把稿子交给英霍夫。虽然弗格森去了两次星期六的会，因为矫揉造作的罪过，被（小池塘里的）那条大鱼训斥了一番（如果存在主义绝望和用一个如芭蕾般优美的动作挑战了牛顿的物理学原理可以被认为是矫揉造作），不过他和英霍夫的交流大多数都是通过电话，比如球队连赢六场，把纪录扳为九胜七负后，老板叫他去采访篮球队的教练杰克·麦克纳尔蒂，然后写一篇人物专访，或者他吩咐弗格森，以后跑比赛时要穿夹克、打领带，因为他代表的是《蒙特克莱尔时报》，在完成工作职责的同时，要表现得像个有教养的人，好像穿夹克、打领带跟报道篮球比赛有莫大的关系，不过那段时间正是服饰和发型问题开始让新老一代产生分歧的时候，和学校的很多男同学一样，弗格森也在那一年留长了头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平头已经过时，女生身上也在发生变化，她们之中有越来越多人不再把头发梳得跟棉花糖一样蓬松，或者弄成老早以前那种蜂巢模样的发型，而是让头发自然地披在肩上，弗格森觉得这样看起来诱人多了，更性感，他研究了一下1965年最初几周的人文景观后，觉得每个人都变得比以前好看了，空气中弥漫着某种东西，很是让他快慰。

2月7号，波来古的军事基地遭到越共的袭击，八名美国士兵死亡，一百二十六人受伤——对北越的轰炸随即开始。两周之后的2月21号，也就是高中篮球赛季刚刚结束几天后，马尔科姆·艾克斯在华盛顿高地的奥杜邦舞厅发表演讲时，被伊斯兰民族组织的刺客枪杀身亡。似乎只存在这两个话题了，弗格森在给加利福尼亚的姨妈和姨夫的信里写道，越南不断扩大的流血牺牲和国内的民权运动，美国白人和东南亚的黄种人交战，美国白人和本国的黑人公民冲突不断，而黑人内部似乎也愈加矛盾重重，因为民权运动本就已分化出了不同派别，现在各派内部又进一步分裂出了新的派别，或许这些派别内部的派别还会再分出别的派别，每个人都和每个人在斗争，相互之间画出的界线清晰无比，没有几个人敢越过一步，世界已经四分五裂，以至于弗格森无意间邀请朗达·威廉姆斯在1月的某天和他约会时，竟然发现这些界线外面还包了一层带刺的铁丝网。这是他已经认识了十年的朗达·威廉姆斯，一个高挑、健谈的女孩，大多数时候和他上同样的课，只不过和很多同学一样，她凑巧不是白人而是黑人罢了——蒙特克莱尔高中是附近地区种族融合程度最高的学校，属于新泽西北部的一个例外，周围的学校几乎要么全是白人或者全是黑人——朗达·威廉姆斯家要比弗格森家有钱，只是皮肤碰巧是黑的，而且说实话，更接近于浅棕色，只比弗格森稍微黑那么一点点，朝气蓬勃的朗达·威廉姆斯，父亲是奥兰治附近一家退伍军人事务部所辖医院的内科主任，弟弟是蒙特克莱尔篮球队的替补后卫，聪明伶俐、肯定会上大学的朗达·威廉姆斯，一直都是弗格森的朋友，在音乐上也与他志趣相投，因此，当他读到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将于下下个星期六在纽瓦克的清真寺剧院举办舒伯特作品的演出专场时，首先想到的人是她，他问朗达愿不愿意一起去，不光因为他觉得她会喜欢这场音乐会，还因为他已经有两个月没见过艾米了，现在极其渴望女性的陪伴，渴望和一个不是篮球队友或者波比·乔治或者可恶的爱德华·英霍夫的人一起待着，而所有女同学里他最喜欢的就是朗达。星期六傍晚一起去克莱尔蒙特餐厅吃饭，然后去听世界上最杰出的钢琴家演奏舒伯特，弗格森觉得这样美好的场面任何音乐爱好者都不会拒绝，但难以置信的是，她真的拒绝了，而当弗格森问她为什么时，朗达说道：

我不能去，阿奇。

你是说你有个我不知道的男朋友？

不是，没有男朋友。但就是不能去。

可是为什么？如果你那晚没事的话，问题在哪儿？

我不想说。

得了，朗达，这不公平，是我啊，记得吗？你的老朋友阿奇。

你那么聪明，自己可以想明白。

哪有，我不聪明。根本猜不到你到底在说什么。

因为你是白人，这就是原因。因为你是白人，我是黑人。

这算是理由？

我觉得是。

我又不是让你嫁给我，只是想和你去听场音乐会而已。

我知道，我很高兴你来问我，但我不能去。

那求你告诉我，是因为你不喜欢我。这样我还好受点儿。

但我喜欢你，阿奇。你知道的啊。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你明白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当然明白了。

世界末日来了，朗达。

不，不是。是开始——新世界的开始——你只能去接受它。

不管是世界末日还是世界开始，弗格森永远不会让自己接受它，这段对话让他感到猝不及防又怒气冲天，震惊于南北战争结束一百年后还会出现这段对话。他想找个人聊聊，倾吐一下他对刚刚发生的事感到沮丧的一千个理由，但一直以来他能无拘无束地聊这种话题的人只有艾米，可现在艾米却是他唯一没法说上话的人，至于学校的其他朋友，没有哪个能让他信任到掏心掏肺的地步，就连波比也不能，虽然他每天早晨还搭他的车去学校，并且继续把自己视作弗格森最坚定的伙伴，但他对这类讨论不会有太大的贡献，而且波比那会儿自己也焦头烂额，在青春期最具毁灭性的爱情问题上遇到了麻烦——一厢情愿地迷恋上了玛格丽特·奥玛拉，可玛格丽特在过去六年里喜欢的一直是弗格森，这给弗格森造成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和惶恐，因为和艾米在感恩节后的谈话一结束，他就想过要不要约玛格丽特出来，面容姣好的玛格丽特，虽然无趣但是个亲切友好的女孩，倒不是他有多么急切地要勾搭，而是艾米宣布她有心和别的男生接吻后，弗格森禁不住耿耿于怀地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出去找别的女生亲亲嘴来回应一下，玛格丽特·奥玛拉是首选对象，因为他几乎可以肯定她很想被他亲，但就在他做好心理准备要给她打电话时，波比却坦白说他对同一个玛格丽特·奥玛拉有多么魂牵梦绕，她是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爱情对象，但她似乎对他毫无兴趣，跟她说话时她甚至都懒得听，所以弗格森能不能做件好事，替他求求情，跟玛格丽特说一说他是一个多好、多值得拥有的家伙（让人想起《大鼻子情圣》里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弗格森和玛格丽特曾在十年级的法语课上看过这部片子），于是弗格森找到玛格丽特，并试着替波比说几句好话（而不是自己约她出去），但她却冲着他大笑起来，还说他是西哈诺。这一笑终结了一切——双方都一败涂地。波比仍然对她念念不忘，可即便玛格丽特会迫不及待地跟弗格森约会，弗格森也下定决心不约她出去了，他不能对朋友做这种事。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和谁都没有约会，当他再次想约人时，朗达·威廉姆斯礼貌地朝他脸上来了一脚，让他了解了他想要的那个美国根本不存在——很可能永远不会存在。

在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去找他母亲，好好跟她聊聊他的烦恼，但他觉得自己已经过了干这种事的年纪，而且也害怕自己絮絮叨叨、多愁善感地抱怨一顿，说他预感共和国的前途将会暗淡无光，让她情绪低落。毕竟，他父母的未来已经足够暗淡了，随着玫瑰园照相馆、斯坦利电视机和收音机专卖店的收入每况愈下，额外收入的一万五千元现在也基本上全部花光，剧变已是在所难免，全家人不得不重新考虑该如何生活和工作，甚至是在哪儿生活和工作，只是时间早晚之事。弗格森尤其替他父亲感到难过，他那摊零售的小本生意已经无力再与利文斯顿、西奥兰治和肖特山这些城镇中冒出来的大型折扣店竞争，要是同样的电视机能少花百分之四十的钱，在几英里外的E.J.科尔维特买到，那为什么要从弗格森的父亲那儿买呢？1月的第二个星期，迈克·安东内利被解聘了，弗格森意识到商店大势已去，但他父亲仍然坚定地保持着过去的工作节奏，每天早上九点准时到店，然后坐在后屋的工作台继续修理各种坏掉的烤面包机和出了故障的真空吸尘器，越来越让弗格森想起《双城记》里的曼内特医生，也就是那个半疯的巴士底狱囚犯，整日坐在他的监牢里修鞋，年复一年地修鞋，年复一年地修损坏的家电，弗格森也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他父亲仍然没能从阿诺德的背叛中缓过来，他对家庭的信念已经被摧毁，接着，在他崩塌的信念废墟中，这家里他唯一还爱的一个人，却开着车撞到树上，毁了他儿子的后半生，虽然他从来没说起过那场车祸，但弗格森和他母亲都知道，这件事一直在他心头挥之不去。

玫瑰园照相馆的财运同样在走下坡路，或许不如斯坦利电视机和收音机专卖店跌得那么快，但弗格森的母亲自己也明白，棚内摄影也要气数将尽了，一段时间以来，她已经在不断削减照相馆每天的开门时间，从1953年的每周五天、每天十个小时，到1956年的每周五天、每天八个小时，到1959年的每周四天、每天八个小时，到1961年的每周四天、每天六个小时，到1962年的每周三天、每天六个小时，再到1963年的每周三天、每天四个小时，转而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为《蒙特克莱尔时报》的英霍夫拍片的工作上，领着报纸首席摄影记者的工资，但接着，1965年2月，她的《花园州才俊录》出版之后，不到两个月那本书便出现在了大部分医生、牙医的候诊室，以及律师事务所、全州各市政办公室的休息室里，露丝·弗格森不再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卒，而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凭着这本书的成功，她决定去找《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总编辑（他的照片也被收到了书里），看看能不能在那儿谋一份摄影记者的工作，虽说弗格森的母亲那时已经四十三岁（或许年纪太大了？），但在多数人看来她要比实际年龄小个六岁八岁，而总编一边翻看她作品等身的摄影集，一边想起她拍的那张很是给他长脸的肖像照，现在就挂在家中的书房，他突然伸出手来和她握了握，算是把事儿定了下来，因为事实是他们那边确实有一个工作机会，而不逊色于任何人的露丝·弗格森补上这个缺正合适。薪水不算多，基本上相当于一般年份时她在照相馆拍照和为英霍夫工作的收入凑到一起，不会伤害家庭总体的经济状况，但也帮不上多少忙，但接着，弗格森的父亲想到了把过去三年以来亏损不断的斯坦利电视机和收音机专卖店关掉的好主意，负就变成了正，然后又变得更正了一些，因为萨姆·布朗斯汀说服他父亲去他在纽瓦克开的体育用品商店工作（或者，就如弗格森的父亲在他少见的轻松时刻说的那样，用旧空调换一副新的接球手套），就这样，在1965年的春天，玫瑰园照相馆和斯坦利电视机和收音机专卖店，最终双双关门大吉了，再加上秋天时弗格森就要去念大学，他父母说，是时候考虑一下把房子卖掉，租个离他们的新工作近点儿的小房子，也好腾出足够的钱来支付弗格森上大学的费用，出于某种原因，弗格森的父亲既反对申请奖学金这种想法（愚蠢的自尊，还是自尊的愚蠢？），也不愿让他参加勤工助学项目来减轻负担，因为，他父亲解释道，他不想让他儿子一边学习还要一边工作，而该把工作的时间也用在学习上，当弗格森抗议说他父亲太荒唐时，他母亲走到父亲身边，在他脸上亲了一下然后说：不，阿奇，荒唐的人是你。

弗格森那年的生日落在了一个星期三。他现在十八岁了，有权到纽约城的任何一家酒吧或者餐厅喝酒，不用经过父母同意就能结婚，为国捐躯，在法庭上以成年人的身份接受审判，但他还不能在市、州和联邦选举投票。第二天（3月4号）下午放学回家后，他在信箱里找到了一封艾米写来的信。亲爱的阿奇，来信说道，在你生日到来之际，送你一个大大的吻。快了，我的宝贝，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了——只要你还有兴趣。我一直在努力不让自己想你，但是我没有办到。这个冬天真冷啊，住在这间窗户打开的卧室里，我都快冻死了！爱你，艾米。

弗格森不知道快了是什么意思，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了更是让他云里雾里，他不太明白艾米写来的这些话，不过信的口气似乎挺乐观。他有点想回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但后来决定还是等到下个月月中，大学的事情尘埃落定再说。但如果艾米在那之前再次来信的话，他会立即回复——但她没有，所以僵持继续。弗格森觉得他这是坚强，可到后来，当他站在未来那个自己的角度回望现在的行为，才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固执。固执地维护着自尊心，而这只不过是愚蠢的又一种说法罢了。

3月7号，五百二十五名民权示威者准备跨过塞尔玛的埃德蒙·佩特斯桥，前往蒙哥马利抗议选举权歧视时，遭到了二百名阿拉巴马州州警察的袭击。自此之后，这个日期便被永远铭记为血腥星期天。

第二天上午，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越南。被派去保护岘港空军基地的营部是首批部署在该国的战斗部队。在越南的美军达到了两万三千人。到7月底，这个数字会猛增至十二万五千人，征兵配额也会翻一番。

3月11号，来自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的詹姆斯·约瑟夫·里布牧师在塞尔玛被人活活打死。另有两位一神普救派的白人牧师在袭击中受伤。

六天之后，一位当地法官判决，从塞尔玛至蒙哥马利的游行可以继续。约翰逊总统宣布州国民警卫队暂时由联邦政府接管，随后增派了两千两百名士兵去保护示威者，3月21号，游行开始。当晚，维奥拉·里欧佐，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开车从底特律来到阿拉巴马州准备参加游行，因身旁的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位黑人男子，被三K党成员开枪打死在车内。

星期一（3月22号），心烦意乱、不知所措的弗格森，再次开始为《蒙特克莱尔时报》工作了。篮球赛季结束后，一个月已经过去了，现在轮到了棒球，可怕、美好的棒球，和篮球报道处理起来完全不一样，差别如此之大，弗格森刚开始甚至觉得无法胜任，但在没给报纸写稿的这段日子里他备受煎熬，就像烟盒空了之后烟鬼想抽烟那样，他怀念报道那些比赛。额外投在写诗上的时间，并没有让他创作出值得一提的诗作，除了一连串失败的句子之外什么都没有，这让他非常气馁，甚至开始怀疑他到底有没有一丁点写诗的才华，现在，车祸已经过去十四个月，与棒球也整整一个赛季没有任何瓜葛之后，或许是时候接受一下考验了，看看他再次走进球场后情绪会不会急转直下，堕入一无是处的悲伤和悔恨之中。可以如过电般兴奋地高速写作，他想，可以开心地看波比·乔治把球打过围墙，和肯定会来看波比打球的那些给职业棒球联盟物色新人的球探聊天，而且只要他能接受自己已和棒球无缘，还是能享受那些曾经的快感，闻到青草割过之后散发出来的香气，仰头看白色的球飞过蓝色的天空，听到球撞在球棒和皮手套上的声音，这些东西他会很欢迎，他心想，因为他太怀念了，因此他一次都没有跟英霍夫提到他的疑虑，而是信守了他们在12月达成的协议，在3月22号那天走进教练萨尔·马提诺的办公室，就即将到来的赛季进行了采访，并把这次采访变成了那年春天他报道蒙特克莱尔高中校棒球队的二十一篇稿子中的第一篇。

实际情况并不像他预想的那么艰难，事实上一点儿都不艰难，4月初，比赛以一场在哥伦比亚高中的客场赛拉开了帷幕，弗格森开车去那儿的路上并没有怎么想当天下午的比赛，反而更多在琢磨他要用哪些词来描写比赛。他觉得自己比一年前老成了许多，远比同龄人成熟，尤其是球队的那些男生，如果不是因为车祸，这本来会是他的球队，为了证明一切变化得多么彻底，第二周他把那辆英帕拉开到克罗利克汽车修理厂调试，搭球队的大巴去东奥兰治参加另一场客场比赛，他选择了和萨尔·马提诺坐在前面，而不是和他的同学坐在后面，因为闹腾的俏皮话和高声谈笑对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突然间又一件幼稚的事被抛在了身后，感觉自己这么老真是太奇怪了，他心想，奇怪的是这让他同时感到悲伤和喜悦，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新的情绪，在他的情感生活史上前所未有，悲伤与喜悦汇聚成了一座情绪的高山，这个意象出现在脑海里时，他想起了苏打水瓶子上那个白石女孩，以及六年前他和米尔德里德姨妈聊到毛毛虫破茧成蝶时有关普绪喀的讨论，从一样东西变成另一样东西的费解之处，是毛毛虫很可能相当满足于做毛毛虫，在地上爬行，从没想过变成什么别的东西，对于它们来说，不再是毛毛虫一定是悲伤的，化为蝴蝶从头开始当然更好，简直惊心动魄，尽管蝴蝶的一生会有更多未知的危险，有时候甚至只能维持一天。

赛季的前五场比赛中，相思成灾的波比·乔治打出了四个二垒安打、三个本垒打，平均击球率为六百三十二，并且有五次保送和八次打点。不管玛格丽特·奥玛拉对这个不幸的小子做了什么，她没有影响他打棒球的能力。不可思议，明尼苏达双城队的球探看着波比把二垒上的跑垒员封杀出局后，对弗格森说，这孩子到夏天才满十八岁啊。

4月16号，弗格森终于坐下来给艾米写了一封短信。我进了，他写道，哥伦比亚已经录取我为六九级的一员——这个让人浮想联翩的数字，似乎预示了未来会有各种各样的精彩活动。和你不一样的是，过去的四个半月里我并没有刻意不去想你，我一直充满爱意地稳稳把你装在脑子里（偶尔也会沮丧）。所以对于你那个假设性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嗯，我还有兴趣，而且会一直有兴趣，永远都不会没有兴趣，因为我爱你爱得都要疯了，简直无法想象没有你的人生会是什么样。麻烦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有可能再次见到你吧。你的阿奇。

她这次没有写信，而是打来了电话，收到信几个小时后直接把电话打到了他的家里，接起电话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能再次听到她的声音真好啊，她那纽约口音中柔和的r音，让他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是呃奇，随后她复述了他信里的最后一句话，什么时候有可能再见到你？她反问道，是啊，什么时候？接着她脱口而出了他一直企盼她会给的那个答案：你想什么时候都行。从现在开始，什么时候都行。

就这样，被放逐的弗格森再次受到了他那位喜怒无常的女王眷顾，由于她判定他在放逐期间行为高尚，没有写信或打电话苦苦相求，没有发牢骚催促重新恢复他的地位，第二天晚上他开车去纽约看她时，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的唯一，阿奇，我的百万里挑一，再加上他一抱住她，她就开始哭，弗格森又怀疑过去四个半月里她过得可能有些坎坷，对自己做的一些事羞愧难当，而且无疑会与性有关，鉴于此他决定不追问她任何事，当时不，以后也不，因为他不想知道和她上过床的人，想象她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而另一个赤身裸体的人挺着一根又粗又长的家伙，正往她岔开的双腿中间顶去，请不要提名字，也不要描述，任何细节都不需要，所以，他没有问任何她预计他会问的问题，所以，她把他抱得更紧了，就因为他没有问。

那个春天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春天，与艾米再次和好如初，和艾米再次无话不说，同艾米再次肌肤相亲，听艾米炮轰约翰逊和中央情报局派遣两万名士兵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阻止曾通过自由选举当选总统的作家——历史学家胡安·博什夺回总统职位，理由是他可能受控于共产党，但这不是真的，而且美国已经把世界其他地方搞得千疮百孔了，为什么还要掺和那个小国家的事？她那种愤怒的纯粹性让弗格森倾慕不已，能再次和她在纽约过周末也让他满足，而且再过短短几个月，他也要来这里生活了。除了艾米，那年春天之所以美好，还因为他对来年的种种焦虑终于被甩到了身后，上了这么多年学，他第一次可以稍微懈怠一下了，就像毕业班的其他同学在这优哉游哉的两个月里也在偷懒一样，而且，不知怎的这似乎消泯了那些陈年的冲突和敌意，随着在一起的日子即将走到尽头，距离反倒被拉近了，然后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他和父亲形成了一条新惯例，工作日早上每天六点起床、六点半离家，到镇上那些空旷的公共球场打一个或一个半小时网球，他这位已经五十一岁的父亲，还能在每盘中以六比二和六比三的比分打败他，比赛也让弗格森的身体恢复了状态，自车祸那日之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参加任何运动，现在网球重新满足了他由来已久且仍然强大的心理需求，而且他很高兴看到父亲赢，很高兴看到关掉商店，把库存的电视机、收音机和空调以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折扣变卖掉，并没有给老头儿造成什么痛苦，挣扎已经结束，他父亲什么都不在乎了，从前那些野心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他母亲也正在解散自己的生意，按计划，两人会在5月30号前把店面腾空，在6月中旬开始他们的新工作。那年春天，他们俩似乎有些飘飘然，就像活泼好动的小孩被人抓住脚踝，头朝下吊在空中那样激动兴奋，就像在遥远到早已记不起来的过去的某个时刻，他和艾米光着屁股在床上乱蹦乱跳时，一定也是这种感觉，而且幸运的是，他母亲告知《蒙特克莱尔时报》她即将离职之后，英霍夫也没有出于报复心把他炒掉，弗格森仍然在报道蒙特克莱尔校队每周两次的棒球比赛，还有波比·乔治，看着他一步步接近入选一线队，代表全州打赛季，并且极有可能和某职业棒球俱乐部签约，弗格森对他在声名鹊起并随之成为校园红人后的表现十分钦佩，尽管他依然在学业上挣扎，依然忍不住在听到那些关于农民女儿和流动推销员并不好笑的笑话时哈哈大笑，但一种卓尔不群的气质开始萦绕在他周围，并渐渐渗入他的内心，改变了他对自己的认识。现在玛格丽特·奥玛拉开始主动和他说话了，大家见到波比时，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甜蜜的微笑，那笑容和弗格森记忆中的一模一样，那时候，他们还都是四五岁的小男孩。

那个美好的春天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是一边和艾米计划他们的法国之旅，一边期待暑假的到来，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为期一个月的旅行，一个月是因为他们只负担得起这么久的费用，把各自在过去暑假打工时攒下来的钱，弗格森为《蒙特克莱尔时报》写稿赚来的稿费刨去为车加油和买汉堡之后剩下的钱，他外婆外公送的一笔可观的毕业礼金（五百块钱），艾米的爷爷贡献的一点儿钱，以及双方父母额外凑来的钱，都加在一起，再省掉坐包机的费用，省吃俭用的话这些钱足够他们过四个半星期。他们觉得与其在那么有限的时间里匆匆忙忙来场欧洲大旅行，倒不如只去一个国家，然后尽可能玩个痛快。法国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都在学法语，而且都想把这门语言说得更流利，另一方面也因为法国汇聚了美国没有的一切，有最棒的诗人、最棒的小说家、最棒的电影人、最棒的哲学家、最棒的博物馆、最棒的美食，就这样，他们背着双肩包，什么行李都没带，在7月15号晚上八点，也就是法国国庆日（巴士底日）第二天，从肯尼迪机场启程，离开了美国本土。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旅行。对弗格森来说，这还是他第一次坐飞机，或者换句话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巴黎是重中之重，他们在法国的三十一天里，除去坐火车去北边玩一次（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以及参观奥马哈海滩、圣米歇尔山和夏多布里昂在圣马洛的家族城堡），和去南边玩一次（马赛、阿尔勒、阿维尼翁和尼姆），有二十二天都会待在巴黎，他们发誓，两个人之间要尽可能多地讲法语，避免和美国游客接触，多和当地人搭讪，好练习他们的法语，只读法语书和法语报纸，只看法国电影，寄回家的明信片也要用法语来写。他们住的那家位于第六区克莱芒大街上的巴黎酒店，默默无闻到连名字都没有，大门上方的牌子只有“酒店”两个字，他们合住的18号客房正对着圣日耳曼市场，这间说小也小、说大也大的房间十分简陋，没有电话、电视和收音机，没有厕所，只有一个出冷水的洗手池，每晚的价格是十法郎，相当于两美元，算下来一人一块钱，走廊里的厕所你想用时总是有人占着又怎样，淋浴就是嵌在楼梯顶部墙上的一个小铁箱子，而且你想用时总有人占着又怎样，重要的是房间干净、明亮，床也大到足够两个人舒舒服服地睡在上面，更重要的是，酒店的老板，也就是身材矮胖、长着一绺胡子的安托万，完全不关心弗格森和艾米是不是睡一张床，虽然他们显然没有结婚，而且年纪轻得都可以当安托万的孩子了。

这是法国讨他们喜欢的第一个地方（对他人的私生活漠不关心让人很自在），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更多，比如，让人费解的一件事是巴黎的什么东西闻起来似乎都比纽约的好，不光是面包店、餐厅和咖啡厅，就连地铁里最偏僻幽深的地方也是，用来擦洗地面的消毒剂中似乎添加了某种类似香水的东西，相比之下纽约的地铁臭不可闻，时常让人无法呼吸，还有不断变化的天空，云朵不停地在头顶聚集又散开，制造出一种波光粼粼的效果，柔软而充满惊喜，北方的高纬度也让仲夏夜的天空比家那边多亮了几个小时，到夜里十点半或者差一刻十一点的时候还没黑下来，甚至就连在街上四处瞎逛这种简单的事也充满了乐趣，会迷路，可又不会彻底迷路，就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一样，只是现在整座城市都是格林威治村，他们去的那些地方没有棋盘式的街道布局，连直角都没几个，而是一条条蜿蜒曲折的石子路绕来绕去，互相连成一片，当然，食物就更不用说了，法式菜肴，在早餐吃过黄油面包片和咖啡（黄油开口三明治和法式牛奶咖啡），午餐吃过自制的火腿三明治（巴黎火腿）或者自制的奶酪三明治（格鲁耶尔干酪、卡蒙伯尔干酪、埃曼塔奶酪）后，每天晚上他们都会下馆子狼吞虎咽地犒劳自己一顿，晚饭去哪儿吃，照着《五块一天游欧洲》里提到的那些好吃不贵的餐厅找就行，比如在艺术餐厅、蒙帕纳斯的瓦加餐厅和普利多小饭馆（据说是詹姆斯·乔伊斯常去吃饭的地方），他们就吃到了各种在纽约或者其他地方从没见过的食物和菜肴，油醋汁拌韭葱、熟肉酱、蜗牛、蛋黄酱拌芹菜、红酒焖鸡、火上锅、肉丸子、宽扁面、豆焖肉、生奶油拌草莓，还有甜到让人沉醉的朗姆巴巴酒蛋糕。踏足巴黎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们便双双成为了狂热的法国迷，艾米看福楼拜和司汤达的小说时突然宣布她决定主修法语，弗格森则坐在18号客房里，开始疙疙瘩瘩地试着翻译起法国诗歌，或者坐在调色板咖啡厅的里间，第一次读了阿波利奈尔、艾吕雅、德斯诺以及其他战前法国诗人的作品。

不用说，他们也有吵架或者把对方惹毛的时候，因为那三十一天里他们几乎日夜形影不离，艾米会偶尔大发雷霆或者无缘无故怄气骂脏话，弗格森则倾向于堕入郁郁寡欢的自省或者莫名其妙地沉默下来，但是他们之间不和从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而且大多数都发生在路上，比如坐火车憋了太久或者夜里没睡好的时候。同样不用说的是，虽然他们很高兴能暂时与美国分开一段时间，但在旅行途中，美国还是时常让他们牵肠挂肚，比如，他们就花很长时间讨论了在出国期间国内发生了两件振奋人心的事情——约翰逊在7月30号签署了《联邦医疗保险法案》，在8月6号签署了《投票权法案》——还聊了8月11号，也就是他们回国前五天发生的灾难：洛杉矶的种族暴乱，更确切一些，居住在瓦茨地区的黑人盛怒之下掀起的暴动。聊完之后艾米说：还是不学法语了。我原来的想法是对的。历史和政治学。对此，弗格森假装举起一个酒杯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要请艾米·施奈德曼来管理你的国家。

计划回纽约的前一天，他们发现了两件尴尬事：（一）他们买的书太多，没法都带上飞机；（二）他们已经囊中羞涩——毫无疑问，原因是他们做预算时，没有把买书考虑在内。出国这一个月，他们俩都瘦了些（弗格森七磅，艾米五磅），但对于决心每天靠一顿饱饭果腹的人来说，这是在所难免的事，只是尽管如此俭省，他们还是因为频繁出入书店而超支了，主要是去圣日耳曼教会对面的伽利玛书店，以及左翼出版人弗朗索瓦·马斯伯乐在圣赛芙韩教堂经营的那家书店，除了弗格森的二十一卷诗集和艾米的十一本大部头小说，他们还忍不住买了一堆政治类的书，比如弗朗茨·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保尔·尼赞（《亚丁阿拉伯》）和让——保罗·萨特（《境遇》的第一、二、三卷），最后加在一起总共有三十七本。在巴黎的最后一天，他们有好几个小时浪费在了把这些书打包封箱、拖到邮局，然后寄回艾米在西111街的公寓（全都寄到了艾米的公寓，就连弗格森的书也一样，因为6月初的时候他父母已经接受了卖房的首付款，所以现在不很清楚他们仍然住在蒙特克莱尔，还是搬到了别的地方），可即便是用慢船运——大约会在圣诞节前后送到——让这些书箱漂洋过海的邮资也不菲，几乎花完了他们剩余的钱，只给他们留下了十四块，而其中的八块还得用来买第二天早上去机场的大巴票，因此他们那天晚上在艺术餐厅好好吃一顿告别餐的计划只得作罢，转而在圣米歇尔大道上的威姆匹快餐店吃了几个又干又没味道的汉堡。好在他们都觉得这还挺好玩，因为计划做得这样差，证明了他们确实是地球上最荒唐可笑的人。

就这样，两个又瘦又邋遢的十八岁少年结束了他们的高卢冒险，背着各自装得满满当当的背包，披头散发地拖着脚步走进了纽约机场的航站楼。检查完护照，过完海关之后，他们终于见到了张着双臂，用通常欢迎归来的战争英雄或者新大陆的发现者才会有的那种阵势，热烈欢迎他们回国的父母。已经约好过几天再碰头的艾米和弗格森互相吻了对方，道了别，跟着各自的父母，准备坐车回家，洗澡，剪头发，然后再和父母、爷爷奶奶、外婆外公，还有一堆的姑舅叔姨闲聊一会儿。

往车场走的时候，弗格森很快了解到他们家已经不在蒙特克莱尔了，而是搬到了纽瓦克维奎伊克地区的一幢公寓里。不过，对于这种从城郊搬回城里的倒退，这种地位的下降，不管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或者说世俗地位，还是什么别的被美国人用来恒量生活成败的标准，他父母看起来并不难过，因而也免去了他替他们难过的义务，毕竟他根本不在乎是升还是降这种事。

他母亲一边笑一边说道，我们不光是搬回了纽瓦克，还搬回了我们刚结婚时住的那栋楼——范韦尔瑟大街25号。不是同一间公寓，但在同一层，三层，走廊对面就是你人生前三年生活过的地方。很不可思议吧，有没有觉得？我都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间了。一模一样的房子，阿奇，虽然不是同一间，但和那间很像。

一小时后，当弗格森走进范韦尔瑟大街25号三层的那间两卧公寓，惊讶地发现虽然才入住没多久，里面给人的感觉却温馨又惬意。他父母只用了三个星期就把一切安顿好了，和局促狭小的18号客房一比，这间公寓的面积可以用巨大来形容，当然，肯定比不上蒙特克莱尔那座房子，但已经够大了。

哎，阿奇？他在几间屋子进进出出时，他母亲问道，想起来什么没有？

弗格森真希望能想出点儿什么锦言妙语来呼应母亲语气中的期待之情，但他能做的只有摇头和微笑。

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注释：

[1] 原文依次为Asshole Intellectual，Arrogant Imbecile，Absolute Ignoramus，首字母缩写皆为A.I.。

4.2

4.3

1962年的暑假始于一场长途旅行，终于另一场更长途的旅行，弗格森来回一共坐了四次坐飞机，先去了加利福尼亚（他自己），后去了巴黎（与他母亲和吉尔一起），在那儿度过了整整两周半不用担心会撞见安迪·科恩的悠闲时光。两次旅行之间，他就在滨河大道的家里待着，没有去塔利亚，但尽可能多地看了些老电影和新电影，参加了两个户外篮球联盟，并在吉尔的建议下第一次读了一些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巴比特》《曼哈顿中转站》《八月之光》《在我们的时代里》《了不起的盖茨比》），不过，对十五岁的弗格森而言——在高一升高二之间的几个月里，他一次都没见过安迪·科恩——那个暑期最令人难忘的地方是第一次坐飞机旅行，以及在加利福尼亚和巴黎看到和做过的一些事。当然，难忘并不意味着所有记忆都很美好，但就连那些依然让他痛苦万分的不那么美好的记忆，也来自一份最终证明对他很有启迪意义的经历，现在学到教训后，他希望以后永远不会犯同样的错。

加利福尼亚的旅行是米尔德里德姨妈送他的礼物，这位行踪一度飘忽不定的神秘亲戚，1959年曾拒绝参加妹妹的婚礼，而且似乎不想再和他们家有任何来往，不过，自从那场莫名其妙的翻脸与绝交之后，她又回了纽约两次，一次是1960年她父亲的葬礼，另一次是1961年她母亲的葬礼，回到家人中间后她和妹妹重新相处得还算不错，和新妹夫的关系甚至还要好一些，她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第二次回纽约时，米尔德里德主动来滨河大道的公寓赴了一次晚宴，席间客人之一是她的前夫保罗·桑德勒，这位弗格森曾经的姨夫，依旧和阿德勒——施奈德曼一家走得很近，而且他居然还带来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朱迪思·博甘，一个心直口快、敢想敢说的画家，让弗格森佩服的是晚宴上他姨妈轻松淡定、应对自如，一会儿和前夫谈笑风生，仿佛他们之间根本没什么陈年往事，一会儿又和吉尔讨论尚未完工的林肯中心的建筑进度，一会儿放下身段赞美她妹妹近来拍摄的一些照片，一会儿又追问弗格森各种虽然出于好意，但却颇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看了什么电影，篮球打得如何，还有青春期的痛苦云云，然后，她又突然间心血来潮，邀请他去帕洛阿尔托——她掏腰包——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学年结束后，她外甥会飞过去和她待一个星期。过了两小时，当最后一位客人消失在夜色中之后，弗格森问他母亲，为什么米尔德里德姨妈现在看起来就像换了个人，开心得很。

我猜她是恋爱了吧，他母亲说，具体的细节我不太了解，但她有几次提到了一个叫西德尼的人，我觉着他们现在应该是住到一起了。米尔德里德这人很难琢磨透，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最近她的心情确实很好。

他本以为他姨妈会来接机，但那天到达旧金山后，在航站楼等他的却是别人，一个约莫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姑娘，正举着一本米尔德里德写乔治·艾略特的书站在出口处，她身材娇小，看起来活力四射，几乎可以算作漂亮，一头棕色的短发，脖子上箍着一条黄色的大方巾，穿着红黑格子的衬衫，一条裤腿几乎卷到屁股那儿的牛仔裤，脚上踩着一双两色的鳄鱼皮尖头靴——弗格森见过的第一个西部人，一个真正的牛仔女郎！

原来，弗格森的母亲跟他说的那个西德尼其实是茜德妮，茜德妮·米尔班克斯，这个年轻姑娘陪着劳累的旅行者走出航站楼，领着他边朝她在停车场的车走边解释说，米尔德里德这个季度在教暑假班，因为系里有个会要开，抽不出身来，不过再过几个小时，她会回家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弗格森深吸了一口加利福尼亚的空气，然后说：你是做饭阿姨吗？

做饭阿姨，保洁阿姨，捏背小妹，还有床伴，茜德妮答道，但愿没有吓到你。

弗格森确实有一点吃惊，或者至少是意外，但也或许是困惑，因为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听说两个性别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且从没有人告诉他或者哪怕给过一丁点的暗示说，比起男人的肉体，他姨妈更喜欢女人的肉体。和保罗姨夫离婚现在终于有了个解释，或者说看起来有了那么一个解释，但更让他感兴趣的是，牛仔女郎茜德妮觉得根本没必要对他隐瞒真相，她的坦白倒是很可敬，他心想，不必为自己与众不同而感到羞耻挺好的，因此他没有承认他被这个意外的曝光惊到了一点点或者搞糊涂了，而是笑了笑说：没有，一点儿都没有。我挺高兴的，米尔德里德姨妈终于不是一个人了。

从旧金山机场开车到帕洛阿尔托的家大概花了四十分钟，茜德妮开着她的淡绿色萨博牌轿车，一边在高速路上行驶一边跟弗格森讲了她和米尔德里德是怎么认识的。几年前她正在找房住，后来租下了与米尔德里德的房子相连的车库公寓，换句话说，其实是一场意外的邂逅，要是她没有碰巧看到报纸上印着的四行小字，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但搬进去没多久她们两个就成了朋友，几个月之后，她们爱上了对方。她们以前谁都没和女人在一起过，可她们俩，茜德妮说，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教三年级的老师，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一个来自纽约的犹太人和一个来自俄亥俄州桑达斯蒂的循道宗信徒，就这样坠入了她们人生中最浪漫的爱情。最让人大惑不解的是，茜德妮继续道，她以前从来没有对女人动过念想，一直都是个为男生疯狂的女生，即使到了现在，和一个女人同居差不多三年之后，她也并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而仅仅是爱上了另一个人罢了，因为那另一个人美丽，迷人，与众不同，所以她爱的是男人还是女人又有什么关系？

她或许不应该和他聊这些。一个成年女子和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分享这种私密之事是有些不合适甚至不得体的，但十五岁的弗格森为她的直率感到兴奋，在他的青春期中还没有哪个成年人跟他这么诚实地讲过情欲生活的混沌不堪与模棱两可，虽然才刚刚认识茜德妮·米尔班克斯，但弗格森觉得他喜欢她，而且喜欢得不得了，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也一直在为同样的事情纠结，挣扎着想搞清楚他在男女的欲望光谱里站在什么位置，他是属于男女区，还是男男区，还是男女皆可区，这个刚刚进入他的生活、正载着他去他姨妈在帕洛阿尔托家的人，很可能是那个他可以聊一聊的人，而不用担心被嘲笑、羞辱或者误解。

我同意，弗格森说，是男人还是女人并不重要。

大多数人不这么想，阿奇，你知道吗？

是啊，我知道，但我不是大多数人，我就是我，而且我这个人到目前为止最奇怪的地方，是我唯一有过的性爱，是和另一个男生。

这在你这个年纪的人里很常见。太常见了，你不用担心——当然，前提是你之前担心过的话。男儿本色，是吧？

弗格森笑了起来。

我希望你当时很享受，这是最起码的，茜德妮说。

我享受的是性，但一段时间以后，我并不享受他，所以就做了个了断。

所以你现在想：接下来会是什么？

说实话，在有机会和女生做之前，我真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

十五岁这个年纪不好捱，对吧？

也有些好处吧，我觉得。

真的吗？说一个听听。

弗格森闭上眼，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扭头看着她说：十五岁最好的地方，是一年之后，你就不是十五岁了。

加利福尼亚没有苍蝇也没有蚊子，帕洛阿尔托的空气闻起来就像一盒润喉糖，芳香甜蜜，带着桉树香气的润喉糖，因为这里到处是桉树，散发的味道四处弥漫，似乎每吸一口气都会帮你清理鼻腔通道。为了人类的健康和幸福，维克斯达姆膏被免费分发到北加利福尼亚的大气中！

但是城市本身却让弗格森感到有些怪异，不太像个真实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建筑规划，某个受不了灰尘或者不完美的建筑大师规划出来的半城市半郊区的居民点，这让整个城市看起来虚假又无趣，就像那种幽灵小镇，里面的居民全都有修剪整齐的发型和白皙整洁的牙齿，都穿着好看、新潮的休闲服。幸运的是，弗格森没在那儿待多久，只是一次和茜德妮去了他迄今为止见过最大型、最干净、最漂亮的超市买日用品，一次去了加油站给她那辆好像装着割草机的发动机一样老掉牙的萨博加油（汽油和机油的比例是七比一，全都直接加进了油箱），两次去了当地的艺术影院看电影，那周展映的是卡洛·朗白的作品（《我的高德弗里》《你逃我也逃》），原因主要是茜德妮觉得米尔德里德和卡洛·朗白长得颇有几分相像，弗格森想了想，倒是承认多少属实，但这些电影真是优秀的喜剧片，现在他看过之后，不光又多了一个可以仰慕的女演员，还对米尔德里德姨妈有了新的认识，看这些电影时她比谁都笑得厉害，可弗格森的母亲经常跟他说，她姐姐以前老是嘲笑她太喜欢看电影，所以他好奇是爱情让姨妈对这些她曾称作垃圾、低俗的娱乐转变了态度，还是她一直都是个虚伪之人，为了显得比妹妹高一等，便宣称对一切都有着更高级的品位和悟性，但私下里和别人一样对这类垃圾乐此不疲。

还有两次，他们三个人开着米尔德里德的黑色标致，离开帕洛阿尔托出去玩了一整天，第一次是星期三去了塔玛佩斯山，回程时走的是沿海公路，顺便在博德加湾停留了两个小时，在一座俯瞰大海的餐厅吃了晚饭，第二次是星期六去了一趟旧金山，在陡峭的山坡上开着车爬上翻下，引得受惊的弗格森像游客一样大叫了十几次，然后在一家中餐馆吃午餐，弗格森平生第一次品尝到了中式点心（这些食物太好吃了，狼吞虎咽地吃了三种不同的饺子后，他的眼眶竟然潮湿了——感动的眼泪，喜悦的眼泪，辣椒酱的味道蹿到鼻子里的眼泪），但在那周的大部分时间米尔德里德都忙着上课和给学生开会，也就是说，在她六点或者六点半回家吃晚饭之前，弗格森不是独自一人就是和茜德妮待着，当然更多的是和茜德妮在一起，她也在放暑假，和他一样十个星期，加上茜德妮自称是世界上最懒的人，而弗格森一直以为这是他的专有头衔，所以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那座外墙刷着灰泥、屋顶盖着陶瓦的单层小别墅后面的院子里，四仰八叉躺在毯子上，或者就待在屋子里，房间令人愉快地胡乱摆满了书和唱片，是弗格森踏足的第一座里面没有电视的房子，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渐渐跟茜德妮混熟了，他好奇地发现之前那个几乎算作漂亮的牛仔女郎变成了漂亮的牛仔女郎，接着又变成了非常漂亮的牛仔女郎，她略长的鼻子，他第一次见到时认为属于外形缺陷，现在却觉得既诱人又独特，而之前看起来平凡无奇的蓝灰色眼睛，现在却灵动又温情。他认识她才几天，已经觉得他们是朋友——他心想，非常像很久以前，纽瓦克火灾还没发生时，他和堂姐弗兰茜的那种朋友关系。

就这样，他做客的前五天，或者说，是没坐着米尔德里德的车四处逛的那三天，很快就过去了，在这平静无事的几天里，弗格森和茜德妮会躺在后院天南海北地聊，想到什么说什么，不光是谁上过谁和为什么这种问题，还聊到了茜德妮以前在俄亥俄的少女时光，弗格森在新泽西和纽约度过的童年，聊到了让外甥来家里住，米尔德里德如何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原因就是显而易见的那些，紧张的是她犹豫是否该让妹妹的儿子知道她的生活方式，这解释了为什么弗格森和她们待着的这段时间她会叫茜德妮去车库公寓睡，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免得让孩子尴尬，但其实是她自己尴尬罢了，当弗格森问茜德妮为什么她从机场接到他没几分钟，就急不可耐告诉他实情，漂亮的女牛仔说：我最讨厌遮遮掩掩了，这就是为什么。遮掩意味着你不相信你自己的人生，或者你害怕自己的人生，可我相信我的人生，阿奇，我不想害怕它。

大概四点钟的时候，他们会打起精神，拖着脚步走进厨房准备晚饭，一边切洋葱、削土豆，一边继续聊，两个人虽然相差十二岁，而且奇怪的是这个差距似乎比横亘在茜德妮和米尔德里德之间的十五岁还要大，但弗格森觉得在精神上他和茜德妮要比茜德妮和米尔德里德更亲近，他们就像两只土狗，米尔德里德则有着斯坦福大学的纯种血统，他认为这更多是性情而非年龄的问题，不过当米尔德里德在六点或者六点半回家后，弗格森会仔细观察这两个女人在他面前的行为，发现米尔德里德会假装她和茜德妮没有任何亲密关系，虽然他知道她有，而茜德妮则会固执地无视假装的强制令，对他姨妈各种示爱，要是他没和她们一起坐在桌前，那左一个右一个亲爱的、天使和宝贝儿无疑会叫得她心花怒放，所以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米尔德里德似乎越来越不自在，五天过后，弗格森觉察到她们陷入了冷战，而起因正是因为他的出现，第六天晚上，也就是他做客最后一天的前一天，越来越焦虑不快的米尔德里德晚餐时喝多了红酒，最终失去了冷静——因为她想失去，需要红酒把自己灌醉——但令人惊讶的是她发泄的对象不是茜德妮，而是她外甥，仿佛他是她的烦恼之源，抨击一开始，弗格森便意识到原来茜德妮一直在私下议论他，那个牛仔女郎背叛了他。

你什么时候成了保加利亚人了，阿奇？米尔德里德说。

保加利亚人？弗格森答道。你指的是什么？

你看过《老实人》，对吧？不记得保加利亚人了吗？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鸡奸的保加利亚人啊。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你知道吗？保——加，Bulgar，八——格，bug-gar。鸡奸，bugger。

那是什么意思？

男人干别的男人的屁股。

我还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一只小鸟儿告诉我，你在上别的男生。或者是别的男生在上你。

一只小鸟儿？

这时茜德妮插话进来：别烦他了，米尔德里德。你喝多了。

哪有，我才没有，米尔德里德说，我只是微醺罢了，正好赋予我讲真话的权利，而事情的真相，我亲爱的阿奇，真相就是，你现在年纪还太小，不该往那条路上走，你要不控制一下自己的话，还没等你想明白，就已经变成基佬了，那时候想回头也来不及。这个家里的基佬恐怕已经够多了，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再来一个。

弗格森一声没吭，从桌旁站起身准备离开房间。

你要去哪儿？米尔德里德问道。

躲开你，弗格森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用坐在这儿听你的屁话。

哎，阿奇，米尔德里德说，你回来。我们需要谈谈。

需要什么。我和你无话可说。

弗格森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竭力忍着不让已经在眼里打转的泪水掉下来，来到房前的走廊后他向左拐，沿着铺着瓷砖的走廊走到了另一头的客房。他听见身后远远传来了米尔德里德和茜德妮吵架的声音，但他没听她们在说什么，到他进了房间关上门后，她们的声音已经含混不清，根本听不出说的是什么了。

他坐到床上，用手蒙住脸，哭了起来。

再也不会和别人分享秘密了，他心想，再也不毫无戒心地四处坦白了，再也不相信那些不配信任的人了。如果他和世界上所有人都没法说心里话，那他就永远闭上嘴，和谁都不说。

他终于明白了他母亲为什么一直都很佩服她姐姐——也为什么一直对她很失望。多么聪慧的一个人，他心想，要是她想幽默，能很幽默，要是她想大度，能很大度，但米尔德里德也能很刻薄，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刻薄，现在弗格森被这种刻薄灼伤，再也不想和她有任何关系，自此之后他会把她从自己的名单里划掉。不再有什么米尔德里德姨妈，也不再有茜德妮·米尔班克斯，她多有做朋友的潜力啊——但你怎么能和一个看起来是你的朋友但其实不是的人做朋友呢？

一会儿之后，茜德妮过来敲门了。他知道那是茜德妮，因为她在叫他的名字，问他有没有事，问她能不能进来和他聊会儿，但弗格森说不要，他不想见她，也不想和她说话，他希望她不要烦他了，但不幸的是那扇门上没有锁，所以茜德妮还是进来了，她慢慢把门推开后，他看到她脸上已经满是泪水，接着她走进来，开始为她的行为道歉，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滚吧，小鸟儿，弗格森说，我才不管你对不对得起。你别来烦我。

我是个愚蠢的长舌妇，茜德妮说，我一张嘴说话，就忘了什么时候该闭上。我不是有意的，阿奇，我发誓。

你当然是有意的。暴露别人的秘密就够坏了，但骗人更坏。所以不要骗人了，好吗？

我怎么做才能弥补，阿奇？

没用。你走吧。

不要，阿奇，让我帮你做点儿什么吧。

除了让你自己出去之外，我只想要一样东西。

告诉我要什么，一定给你。

给我一瓶苏格兰威士忌。

你说真的吗？

一瓶威士忌，最好是还没开封的，如果开了，尽量是满的。

你会喝吐的。

你听着，茜德妮，要么你给我拿一瓶来，要么我出去自己拿一瓶。但我现在不想出去，因为我姨妈在那间屋，我不想看见她。

好吧，阿奇，给我几分钟。

就这样，弗格森得到了他的威士忌，茜德妮·米尔班克斯亲手给他送来的半瓶尊尼获加红方，瓶子已经半空，但弗格森更愿意认为是半满，茜德妮离开房间后他开始喝这瓶威士忌，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嘬，一直喝到黎明的第一缕薄光透过百叶窗的板条照进来，把瓶子喝空才作罢，而且在那一年里第二次，弗格森把喝下去的酒又全都吐在别人家的地板上，然后昏睡了过去。

巴黎就不一样了。巴黎有的是身处巴黎本身的兴奋感，和他母亲、吉尔一起在大街上闲逛，在波拿巴大街上的凡德伊画廊参加他母亲第一场个人展览的开幕式，和吉尔的老朋友薇薇安·施赖伯共同度过了两个晚上。他发现尽管自己在滨河学院的法语成绩只是一堆B和B+，但学到的那些已经足够让他用这门语言来交流，他决定了巴黎就是他以后想要生活的城市。看了一夏天的法国老电影和新电影之后，他走在蒙马特的大街上，忍不住觉得有可能碰见《四百击》里的安托万·多奈尔，而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又忍不住想象跟曼妙的珍·茜宝擦肩而过，而她正穿着白T恤来回晃悠，叫卖《先驱论坛报》——就是他继父工作的那份报纸！漫步塞纳河畔瞥见旧书商的摊位时，他没法不想起《布杜落水遇救记》跳进水中救起流浪汉米切尔·西芒的那位圆圆胖胖的书店老板。巴黎是巴黎的电影，是他看过的所有巴黎电影的聚合体，而他现在亲身来到真正的巴黎是多么令人振奋，这个城市所有华丽、刺激的现实都是那么真实，可以置身其中，又像一个幻想出来的地方，一个既存在于环绕在他身体周围的空气里，也存在于他脑海中的地方，同时在这儿也在那儿，一个是黑白的过去，一个是彩色的当下，弗格森享受着在二者之间来回穿梭的乐趣，他的思绪飞速旋转，快到有时候这二者竟融为一体。

在8月底办展览是很少见的，因为那会儿巴黎的一半人口都不在城里，但那是画廊排期中的唯一空档——8月20号到9月20号——而且弗格森母亲明白，为了给她安插时间，经理已经竭尽所能，所以便欣然接受了安排。展出的摄影作品一共四十八幅，差不多一半是之前发表过的，一半选自明年即将出版的新书《寂静之城》。弗格森事先已经被告知，他会是其中一幅照片的主题，但即便如此，走进画廊后看到他自己出现在远处那面墙上，多少还是有种眩晕感，那张熟悉的老照片是他母亲在七年前给他拍的，那会儿还没有吉尔，他们还住在中央公园西路的公寓里，远景中那个八岁的他穿着一件条纹短袖T恤，正背对着相机，坐在客厅地板上看电视里放的劳莱和哈台，这幅题为《阿奇》的照片最动人之处，是他瘦弱的脊背弯曲着，脊柱中的每块椎骨都顶着T恤，制造出一种瘦骨嶙峋的效果，童年的脆弱感扑面而来，一个易受伤害之人的肖像，里面的小男孩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上那两个戴圆顶高帽的小丑，对周围的一切熟视无睹，弗格森很为他母亲能拍出如此棒的照片而感到自豪，毕竟这本可能就是一张平庸的抓拍，但正如那晚展出的其他四十七幅照片一样，拍出来之后并不是，弗格森望着那个看不到脸的幼小的自己，坐在那间他们已经不再居住的公寓的地板上，禁不住回想起那几个月的时光，奇妙的过渡期和希利亚德学院的灾难，回想起他母亲最终替换掉上帝，成为他脑海中至高无上的存在，神圣之灵的凡间化身，虽然这位神并不完美，也无法长生不死，和所有凡人一样会生气、焦躁、困惑，但他依然很崇拜他母亲，她从来没让他失望过，无论他让她失望了多少次，或者表现得多不争气，她从来不会不爱他，以后也永远不会不爱他，直到她死。

漂亮又紧张，弗格森一边想一边看着他母亲和预展的来宾微笑、点头、握手，虽然8月正是休假期，展览还是吸引了差不多一百号人，一大群吵吵闹闹全都挤在画廊里最狭小的展览空间，吵闹是因为来的人里有八九十个很显然更喜欢聊天，而不是欣赏挂在墙上的照片，不过弗格森以前什么样的开幕式都没参加过，并不熟悉这类活动的礼仪，不懂所谓的艺术爱好者那种世故的伪装，去艺术展就得忽略展出的艺术品，要不是展厅一角的桌子旁那个年轻调酒师没有好心给弗格森倒了一杯白葡萄酒，二十分钟后又倒了一杯，弗格森很可能已经退场抗议了，因为这是他母亲的重要时刻，他希望在场的每个人专心致志地欣赏露丝·阿德勒的作品，深深地陶醉其中，甚至陷入目瞪口呆的敬畏，这种事没有发生后，弗格森站在角落里又生气又失望，但其实是他自己太没经验了，不明白墙上镜框旁边贴着的小红点意味着这些照片已经被卖掉，他母亲那晚兴致好得很，一点都不介意这些粗鲁无知之人的闲聊和吵闹。

第二杯白葡萄酒喝到一半的时候，弗格森看见吉尔挽着一个女人的肩膀，两人正径直穿过攒动的人群，稳步朝他的方向，朝酒水桌这边走来，近到能看见两人都在微笑，弗格森才意识到这个女人一定就是吉尔的老朋友薇薇安·施赖伯。吉尔之前讲过一些她的事，但他没多留意，只记住了一星半点，故事还挺复杂的，他想起来，好像跟战争和薇薇安的哥哥道格拉斯有关，是姓甘特还是格兰特，以前在吉尔的情报组工作，和他是好朋友，然后不知吉尔怎么托关系，让薇薇安，就是比他那位忘年交的战友年纪更小的妹妹，获准在1944年9月——当时巴黎刚刚解放一个月，她从美国的大学也才毕业三个月——入境法国。至于薇薇安为什么需要来法国，弗格森不清楚，但没过多久她便嫁给了让——皮埃尔·施赖伯，一个法国人，出生于1903年（这样一算他要比薇薇安大二十岁），父母是德裔犹太人，在法国陷落前几天他设法躲过了德国人和/或者维希警察的追捕，跑到了中立国瑞士，据吉尔跟弗格森讲，施赖伯很有钱或者曾经很有钱，或者很快就又很有钱，因为他们家恢复了出口红酒的生意，或者种植葡萄的生意，或者生产红酒瓶的生意，或者别的什么和种植或贩卖葡萄根本没关系的企业。没有子嗣，吉尔说，但两人的婚姻还是挺成功的，一直维持到了1958年，但接着，在奥利机场跑着赶飞机时，体态依旧年轻匀称的施赖伯意外猝死，让薇薇安成了一个年轻的寡妇，现在她把丈夫那部分生意的股份卖给了他的侄子，成了一个有钱的年轻寡妇，然后他又加了一句，全巴黎最迷人、最聪慧的女人，一个知己。

吉尔和薇薇安·施赖伯朝他站的地方走过来时，弗格森脑子里盘旋的全是这些事实，或者部分事实，或者可能与事实完全相反的事实。他对这个知己的第一印象，是她可以跻身自己见过的最漂亮的三四个女人之列。而随着她越走越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她的模样后，弗格森又意识到与其说她长得漂亮，倒不如说是雍容华贵，这个三十八岁的女人浑身散发着从容淡定的气质，衣着、妆容和发型搭配得优雅低调，似乎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达到了它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她不仅仅是在这个大家都站着的房间里占了个地方，而是占据了整个房间，好像她就拥有这整个房间一样，很显然，不管走进世界上哪个地方的房间，她都会是那个房间的主人。片刻之后，弗格森和她握了手，看着她棕色的大眼睛，闻着萦绕在她身边醉人的香水味，听着她用异常深沉的声音说，见到他有多么荣幸（荣幸！），突然之间一切都为弗格森释放出更明亮的光彩，因为薇薇安·施赖伯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如日中天的电影明星一样的人，而认识她注定会给他寻常到可悲的十五岁人生带来不同。

薇薇安出席了开幕式后的晚宴，但是饭店的餐桌旁围坐着十二个人，弗格森离她太远，没有机会说话，于是他让自己安下心来待着，在席间留心观察了她一番。他注意到大家聊天的时候，每次只要她开口说点什么，周围的人都会仔细地听她讲，而且有一两次，她扭过头来看他，发现他也在看她时，冲他笑了笑，不过除了这个，以及听桌子那头的人说薇薇安买下了他母亲的六幅照片（包括《阿奇》）之外，那天晚上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三天之后，弗格森、他母亲和吉尔在穹顶咖啡馆和薇薇安一起吃晚饭，虽然这次言谈间的你来我往不再有什么障碍，但在薇薇安面前弗格森莫名地感到羞涩又无措，他很少说话，更愿意倾听三个大人之间的聊天，他们对很多话题都有话要说，比如薇薇安赞扬他母亲的作品中充满了高尚的人性，直白得不可思议，比如薇薇安的哥哥道格拉斯·甘特（或者格兰特）是个海洋生物学家，在加利福尼亚的拉荷亚工作，比如吉尔那本有关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的书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比如薇薇安自己在写一本书，讲的是一个名叫夏尔丹的十八世纪画家（这会儿弗格森对他还不熟悉，不过到四天之后离开巴黎时，他已经特地去卢浮宫看了夏尔丹的每一件作品，并且理解到一个神秘的事实，那就是观看画布上的一杯水或者一个陶罐，甚至要比看类似的长方形画布上的上帝之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更需要灵魂的参与，对灵魂也更有意义），虽然席间弗格森基本上很沉默，但他专注又开心，对其他人谈话的内容全身心地投入，而且他太享受坐在穹顶咖啡馆里了，这座巨大又深邃的餐厅有白色的桌布和穿着黑白制服、活泼干练的侍应生，周围的人同时在聊天，那么多人同时在说话，同时在看着对方，浓妆艳抹的女人带着她们的小狗，神情严肃的男人一根接一根地抽他们的吉普赛女人牌香烟，还有那些奇装异服的情侣，看上去像是正在为一出戏视镜，而他们要出演其中的主角，用薇薇安的话来说就是，蒙帕纳斯一景，永无止境的看的游戏，那个是贾科梅蒂，她说，那个男演员参演过贝克特的所有戏剧，那个人也是艺术家——弗格森没听过这人的名字，但一定也是巴黎家喻户晓的名人——再加上他们是在巴黎，吃晚饭的时候他母亲和吉尔允许他喝了些红酒，能在一个没人在乎你多大的地方待着，真是太奢侈了，他们在餐厅一角那张桌子旁吃饭的两个小时里，弗格森有好几次靠到椅子上，一边看着他母亲、吉尔和光彩照人的薇薇安·施赖伯，一边暗暗希望他们四个能在那里永远坐下去。

吃完饭后，吉尔和他母亲送薇薇安上出租车时，这个年轻的寡妇捧着弗格森的脸，在左右脸颊各亲了一口，并且说：你再长大一点儿，一定来巴黎找我玩，阿奇。我想我们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加利福尼亚之旅和巴黎之旅期间，是纽约的炎热夏天，是滨河公园的户外篮球比赛，是每周四五个晚上待在开着冷气的电影院，是吉尔继续放在他床边桌子上或厚或薄的美国小说，是计划不周导致他七八月都困在了城里，而他所有的同学都去了别的什么地方，更别说吉姆和艾米了，十九岁的吉姆去了马萨诸塞州一所寄宿夏令营当辅导员，而谜一样总是见不着的艾米竟设法跑到佛蒙特，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沉浸式法语学习项目，这正是他应该做的事啊，要不是他太笨，没想起来跟母亲和吉尔建议一下，他肯定也去了，毕竟，不像丹叔叔和丽兹婶婶，他们负担得起学费，但艾米用花言巧语从她芝加哥的外婆和布朗克斯的那头老山羊那儿讨来了必要的钱，所以现在才能从新英格兰的树林里给他寄来一张张打趣逗弄他的明信片（亲爱的弟弟，法语里的con并不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英文里对应的词应该是“混蛋”或者“傻瓜”——不是你以为的“骗子”。而queue在不但有“尾巴”的意思，还可以指那玩意儿。这倒提醒我了：我最喜欢的“骗子”近来在纽约过得还好？对你来说够热了吧，阿奇，还是我看到你额头上的汗是假的？把我的吻送给最亲爱的你，艾米），而弗格森却在曼哈顿炎热的三伏天里像狗一样无精打采地伸着舌头，又一次困在一段无爱的时光中，只有自慰的幻想和接二连三的春梦。

那年夏天全家讨论最多的话题，是林肯中心以及吉尔和同事长期以来针对新的爱乐音乐厅的争论，9月23号，这座音乐厅终于要开门营业了。弗格森和他母亲在纽约生活了这么久，这个满是脓液的眼疖子（弗格森的爷爷以前曾这么叫它）一直都是西60街的一部分——一个占地三十英亩的大型贫民窟拆迁项目，由洛克菲勒家族出资，数百栋建筑被推到，成千上万人从他们的公寓中被赶走，为所谓的新文化中枢腾地方。所有堆成山的土和砖头，所有蒸汽挖土机、打桩机和地上的大洞小洞，所有响彻街区的噪音存在了那么多年，可现在，占地十六英亩的林肯中心第一期即将竣工之际，原本的争论即将爆发为纽约历史上最愤怒的公开口水仗之一。建筑的规模与声学平衡之争，傲慢和假想与数学和理性之争，吉尔卷入了争论的漩涡，因为激起这场争执的正是《先驱论坛报》，尤其是两个和他在报社工作关系最紧密的人，艺术编辑维克多·拉沃瑞和同为乐评人的巴顿·克罗赛蒂，这二人带头发起了一场积极的游说，要求增扩新音乐厅原始设计中的座位数量，坚称只有更大、更好，才配得上纽约这样的大都市。更大，是啊，吉尔争辩道，但不是更好，因为优化音乐厅的声学设计时针对的是两千四百个座位，不是两千六百个，可即便在负责设计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声明音质会因此有所不同，换句话说，就是会更糟糕或者无法接受后，市政府仍然屈从了《先驱论坛报》的要求，增扩了音乐厅的规模。吉尔认为这样的让步会让纽约管弦乐的未来受挫，但现在规模更大的音乐厅竣工在即，除了祈祷结果没有他担心的那么糟糕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不是的话，如果结果和他预想的一样可怕，他说，那他就自己发起一场公共运动，投身到拯救卡内基音乐厅的行动之中——市政府已经有意要拆除这座音乐厅了。

那年夏天，全家常讲的一个笑话是：hub（中枢）这个词怎么拼？答：f-l-u-b（瞎搞）。

吉尔会拿这个开玩笑，因为另一个唯一的选择是愤怒，但憋着一股怒气走来走去不是一种好的活法，他告诉弗格森，那毫无意义，会毁了自己，对于那些需要你不愤怒的人也很残忍，更何况那些导致你愤怒的原因，你无法控制。

你明白我要讲的意思吗，阿奇？吉尔问道。

我不太确定，弗格森说，我觉得懂了。

（我不太确定：是暗指还在中央公园西路的旧公寓时，吉尔那次有如火山爆发般对玛格丽特发火儿的事儿。我觉得懂了：是认可自从那晚之后，他再没见过继父生那么大的气。只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吉尔的变化：一，他的性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好了；或者二，他与弗格森母亲的婚姻让他变成了一个更好的、更平和、快乐的人。弗格森选择相信第二种可能——不光因为他希望如此，还因为他知道这是正确答案。）

不是说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不重要了，吉尔继续道，我的整个人生就是音乐。我一辈子就是在写这个城市里表演的音乐，如果因为那些好心办坏事的人——很遗憾地说，其中一些还是我的朋友——做出了愚蠢的决定，这些表演就变得不那么好了，我当然会生气，真的很生气，我甚至考虑要不要辞掉报纸的工作，让他们看看我对待这件事有多严肃。但那样做对我——或者对你，对你母亲，对其他人——有什么好？少了我那份工资，我们也可以勉强对付着过下去，但事实是我喜欢我的工作，我不想辞职。

你不应该辞。那地方或许有些问题，但你不应该辞。

反正维持不了多久了。《先驱论坛报》亏损得很厉害，我怀疑它还能不能再坚持个两三年。所以我还不如和船一起沉下去算了，做一个忠诚的船员，站在那个领着我们进入如此危险水域的疯船长身边，坚持到最后一刻。

你在开玩笑吧？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开玩笑，阿奇？

《先驱论坛报》停刊。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带我去那儿——我以前特别喜欢我们每次一起走进大楼，现在也还是。真不敢想象这份报纸以后就没了。我还想……唉，算了……

想什么？

就瞎想的……也许有一天……现在听起来有点傻……有一天我也可以去那儿工作。

多美好的想法啊。我很感动，阿奇——非常感动——不过以你的天资，为什么会想起来做报人呢？

不是报人，是影评人。就跟你写音乐会评论一样，或许我可以写写电影。

我一直觉得你会自己去拍电影。

我觉得没这可能。

但你那么喜欢电影……

我是喜欢看电影，但不确定自己会喜欢拍。拍一部电影要耗费太多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你就不会剩多少时间来看别的电影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我最喜欢干的事儿是看电影，那对我来说最好的工作，就是让我能看多少电影就看多少。

学校开学将近一个月之后，新音乐厅以一场由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表演的庆祝音乐会正式开业了，这事被看得极其重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进行了电视直播——面向全美，被传送到了千家万户。随后的几天里，全国一些备受赞誉的交响乐团（波士顿、费城、克利夫兰）还在这里上演了更多场音乐会，到那个周末，新闻界和公众已纷纷就林肯中心这家旗舰场馆的传声质量做出了各自的评判。某头条写道，“爱乐音乐厅彻底失败。”另一条写道，“爱乐音乐厅大而无当。”第三条写道，“爱乐音乐厅一败涂地。”很显然，这样的双f音[1]让报纸编辑欲罢不能，毕竟，这会让愤愤不平的音乐爱好者、专业的唱反调者和酒吧里说风凉话的人念起来很顺口。不过其他人也有不同意见，声言效果并没有那么差劲，于是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嗓门大赛便开始了，而这场不文明的争论还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继续弥漫在纽约的空气中。

出于对吉尔的忠诚，弗格森一直在追踪这些事件，让他欣慰的是继父处在了争论的上风，至于那座有缺陷的音乐厅会对纽约的古典音乐爱好者的耳膜造成什么伤害，并不要紧。某个星期天下午，他甚至举着一个写着请救救我的牌子，同吉尔和他母亲站在卡内基音乐厅外面，但其实他并不在乎，他的思绪多半集中在学业的压力和永无尽头的寻爱征途上，甚至当全纽约的报纸因为印刷工人罢工，一直从12月初停业到了3月底时，他也没多在意——反而大度地选择将其解读为了吉尔早就应该休息一下了。

艾米已经和去年的男朋友分手了，就是那个弗格森从没见过也不知道名字的男友，但在佛蒙特那个讲法语的暑假期间，她又找了一个新的知己，这人住在纽约，每个周末都有空见面，因此再次把弗格森挤出了队列，他失去了参赛资格，甚至连考虑向那座堡垒重新发起进攻的机会都没了。滨河学院那些好看的女生也是如此——全都城楼深锁，远在界外，和一年前一模一样，伊莎贝尔·克拉夫特仍然是那个在他想象的森林中飞奔而过的精灵，一个在漫漫长夜的欲火中挣扎的臆想——比“九月女郎”真实些，或许，但并没有真多少。

要是在春天时安迪·科恩没说那些话，弗格森有时候会想，要是他们那种简单的安排没有变得麻烦、棘手，该多好。倒不是他现在还喜欢安迪·科恩，但看样子他在二年级的情况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那些星期六下午在西107街的滚床单，从聊胜于无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现在又开始有点儿意思了。但另一方面，俄南的缪斯从来没有以男体的形式向他显灵。和他钻到床单下面的人从来都是女性，要么是伊莎贝尔·克拉夫特脱掉她的红色比基尼与他肌肤相亲，要么是艾米，或者是——这个让他觉得有点儿怪异——茜德妮·米尔班克斯，那个背后捅了他一刀的双面牛仔女郎，或者是薇薇安·施赖伯，那个拢共跟他说了大概四十七个字，而且年纪足以当他母亲的女人，可她们，两个他在7月和8月跨越大洲和大洋旅行时碰到的女人，就是出现了，而他根本没办法阻止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在夜里潜入他的思绪。

对比看上去够明显了，他想要的和情势允许他拥有的东西之间泾渭分明，女人柔软的肌肤肯定还得再晚一两年才能得到，可如果机会再次降临，男生硬挺的家伙现在就可以享受，一面是夜里的幻想，一面是白天的现实，一面是爱情，一面是青春期的欲望，简单明了，但接着，他发现界线画得并不如他以为的那样清晰，爱情可以存在于头脑中那条分界线的任一端，那个牛仔女郎说爱情给她带来的东西，他也可以拥有，在拒绝了安迪·科恩那多余的爱之后了解到自己会有这一面，让弗格森惊惶失措——他甚至就快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了。

9月底，他再次离开纽约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远赴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去找理工学院的堂哥吉姆过周末。这次他没有坐飞机，而是走了陆路，历时五个半小时，先坐一辆大巴到春田镇，然后换一辆大巴到波士顿，他的第一次长途大巴旅行，然后在吉姆的宿舍凑合了两夜，睡的是通常睡着吉姆室友的那张床——他室友星期五上午就离校了，要到星期天晚上才回来。计划有些模糊。四处游览一下，星期六上午去体育馆单挑会儿篮球，参观麻省理工学院的几座实验室，去哈佛校园里转转，到波士顿的后湾区和科普利广场逛逛，在哈佛广场吃午饭和/或晚饭，去布拉特尔剧院看场电影——一个没有特定安排、随心所欲的周末，吉姆说，因为此行的目的就是他们能在一起闲待会儿，具体做什么并不重要。弗格森很兴奋。不，比兴奋更甚——是期待得上蹿下跳，仅仅是想想和吉姆一起过周末，就能把他头顶聚集的乌云分开，让天空恢复鲜亮的宝蓝色。没有人能比吉姆更好，没有人能比吉姆更友善更大方，没有人能比吉姆更值得钦佩，坐大巴去波士顿的一路上，弗格森都在回想自己有多幸运，竟然和这位了不起的堂哥成了一家人。他爱他，他心里想，他爱他爱得毫无保留，而且他知道吉姆也爱他，理由就是在滨河公园一起度过的那些星期六上午，吉姆本来可以有一百件其他的事情做，但偏偏选择了教一个矮小的十二岁少年怎么打篮球，他爱他，因为他打电话来邀请他去剑桥，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在一起闲待会儿，而弗格森在品尝过男男之间的那种亲密快感后，现在只要能脱光衣服躺在吉姆的怀抱里，被吉姆拥吻，被吉姆爱抚，他什么都愿意做，是的，被吉姆干屁股也行——这事儿他和春天时那个城市学院的男生从来没做过——不管吉姆让他做什么，他都会做，因为这就是爱情，一份熊熊燃烧的伟大爱情，会在他的余生中一直燃烧下去，要是吉姆原来也是个两边通吃的男生，就像他自己似乎在变成的那样，当然这基本上没什么可能，不过要是的话，那吉姆的一个吻就能把他送进天堂的大门，是的，在前往波士顿的旅途中想到这个念头时，弗格森心里冒出来的就是这几个字：天堂的大门。

那是他此生过得最快乐的周末——但也是最悲伤的。快乐是因为和吉姆在一起时，这个大哥哥的沉着镇定就像令人心安的光环，让他觉得备受保护和安全，而且就像他听吉姆讲话时那样，每个时刻他都能指望吉姆会认真听他讲话——吉姆从没让他感到自己不重要、低人一等或者被冷落。那顿在查尔斯河对岸的小饭馆吃的丰盛早餐，那段有关太空计划、数学谜题和巨型电脑有一天会小到能放入手掌心的聊天，星期六晚上在布拉特尔剧院看的两部鲍嘉电影连场（《卡萨布兰卡》和《逃亡》），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天下午，他们俩在一起待了那么多个小时，有那么多值得感激的东西，但也从始至终贯穿着痛苦，痛苦地知道他想要的吻永远不会得到，拥有吉姆陪伴却无法拥有吉姆，而拥有和无法拥有，意味着永远不表露他的真情实感，否则就有在永恒的羞辱之火中灰飞烟灭的危险。最糟糕的是：篮球单挑之后，在更衣室看着他堂哥的裸体，和他一起光着身子站在一起，却无法伸出胳膊，用手指摸摸他的禁忌之爱那结实精瘦、肌肉分明的身体，接着是星期天早上弗格森想出的那个无耻花招，为了试探吉姆，一丝不挂地在宿舍里瞎晃悠了一个多小时，非常想问吉姆他愿不愿意被撸一下，但又不敢，非常想坐在吉姆的床上，当着他的面开始撸，但也不敢，他满心希望自己的裸体能从那位直得不能再直的堂哥身上勾起点儿什么反应，不用说，这招没有奏效，因为吉姆那会儿已经在和别人交往，一个来自霍利约克山的女孩子，名叫南希·哈默斯坦，星期天中午她还开车过来和他们吃了顿午饭，一个相当漂亮、聪明的女孩，她看中吉姆的地方也正是弗格森喜欢吉姆的地方，所以，就算在他开心的时候，弗格森在那个周末经历了不少悲伤，心痛地渴望着那个永远得不到的吻，明白他奢望这个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星期天坐在载他回纽约的大巴上时，弗格森默默哭了一会儿，太阳下山、夜幕围住大巴后又狠狠哭了半天。他意识到最近这些日子，他哭得越来越多了……他到底是谁？他不停问自己……他到底是什么？以及……他究竟为什么要执意给自己的人生找罪受呢？

他要么得熬过去，要么得死，但弗格森还没准备好在十五岁半的年纪就去死，为了熬过去，他做了他能做到的一切，抱着漫无目标的热情一头扎进了由各种毫不相干的追求组成的漩涡中。到古巴导弹危机开始，又在两周后结束时——没有扔炸弹，没有宣战，除了长期笼罩的冷战阴云，没有留下任何要打仗的迹象——弗格森已经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影评，抽了他的第一根香烟，在西82街的一家小妓院把他的处男之身献给了一个二十岁的妓女。随后那个月，他入选了滨河学院的校篮球队，但作为十人球队中仅有的三名二年级学生之一，他只能坐冷板凳，每场比赛的上场时间很少会超过一两分钟。

发表。那篇文章其实不算影评，而是综述，讨论了过去几个月来弗格森一直在琢磨的两部电影那些不相上下但对比鲜明的优点。文章发表在了枯燥无味、印刷粗糙的校报《滨河反叛者》上，这份每两周出一次的八版宽幅报纸，刊登的文章一般是早已过时的校际运动比赛新闻、毫无意义的学校争议（食堂饭菜质量不断下降，校长决定禁止课间在走廊里使用晶体管收音机）、诗歌、短篇故事及偶尔的画作——全都出自那些自认为是诗人、短篇小说家和艺术家的学生之手。弗格森那年的英文老师邓巴先生是《反叛者》的指导老师，他鼓励这位稚嫩的影迷能写多少文章就尽量贡献多少，宣称报纸迫切需要新鲜血液，而一个有关电影、书籍、艺术、音乐和戏剧的固定专栏，将会是朝正确方向走出的一步。弗格森对邓巴先生的请求感到受宠若惊，有些跃跃欲试，于是着手开始写一篇谈《四百击》和《筋疲力尽》的文章，这是过去这个暑假里他最喜欢的两部法国电影，加上他自己又刚刚去过法国，所以要开启他的影评人生涯，从法国新浪潮写起再自然不过了。这两部电影除了都是黑白片，故事都设定在现代的巴黎，弗格森评论道，没有任何共同点。两部作品在风格、情感和叙事技巧方面有着迥异的差别，拿二者做比较毫无意义，浪费哪怕一刻时间去想哪部电影更好则更无意义。对于特吕弗的那部电影，他写道：令人心碎的写实主义，温柔而倔强，充满深刻的人性，诚实到残酷，诗意般优美。对于戈达尔那部，他写道：粗粝而反叛，性感，暴力得令人不安，风趣而残酷，各种有关美国电影的幽默影射，革命性的电影。不，弗格森在最后一段写道，他不会支持这部或者反对那部，因为两部他都喜欢，就像他既喜欢吉米·斯图尔特的喜剧，又喜欢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片，既喜欢马克斯兄弟的喜剧，又喜欢詹姆斯·卡格尼的黑帮片一样。为什么非要选。他问道。有时候我们会想抱着一个又大又香的汉堡啃，有时候又没有什么能比煮鸡蛋或者一块干干的撒盐饼干更美味。艺术是一场筵席，他最后写道，桌上的每一道菜都在召唤我们——请我们吃下去，享受它们。

抽烟。弗格森从剑桥回来一周后的那个星期天早上，两个施奈德曼家庭一共六口人，挤在一辆租来的旅行车里去了北边的达奇斯县，在莱茵贝克的比克曼盾徽客栈吃了午饭，然后分头到镇上四处逛了逛。和往常一样，弗格森的母亲抱着相机不知道去了哪儿，直到要回纽约了才重新出现。丽兹婶婶去了主街上的古董店，吉尔和丹叔叔则回到车里坐着，说是想欣赏一下秋日的树叶，但事实上他们是打算商量一下该怎么办，因为他们的父亲八十多岁了，身体每况愈下，现在又突然需要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姑息治疗。弗格森和艾米都没什么兴趣到旧家具店里乱翻或者欣赏垂死的叶子变换的颜色，于是看到艾米的母亲左转后，他们便往右拐，然后一直走到了镇子边上，在那里他们偶然发现了一座仍然覆盖着绿草的小丘，一小块松软宜人的地方，似乎在求着他们坐上去，两个人随即照做了，几秒钟后艾米把手伸到口袋里，掏出了一盒没有过滤嘴的骆驼牌香烟，递给了弗格森一根。他没有犹豫。是时候来一根了，也得给这些癌症小棍儿一个机会，他自言自语道，“因为这会影响他的呼吸所以永远不抽烟的男子汉运动员”先生，当然，抽前三口时他每次都会咳嗽，当然，他头晕了一会儿，当然，艾米笑了起来，因为看到他这些所有新烟民不可避免的反应很好笑，但接着，等他平静下来找到了状态，没过多久便和艾米聊开了，他们已经一年多没这么聊过了，没开玩笑，没有羞辱或指责，所有的怨愤和郁积的不满，就像从他们嘴里吐出的烟消失在秋日的空气里那样，全都不见了，然后他们不再说话，就那么坐在如茵的绿草中，微笑地看着对方，很开心再次成了朋友，不再争吵，永远不再争吵，这时，弗格森假装用胳膊夹住她的头，轻声对着她耳语道：再来一根。

失身。四年级有个顽劣不堪却令人兴奋的男生名叫特里·米尔斯，这个出色的酒囊饭袋，对于青春期的男生不应该知道的事，比学校的任何人都知道得多。周末要开派对，他就是苏格兰威士忌的供货商，有人想要迅速兴奋起来好开夜车，他就是安非他明药片的供应商，有些人喜欢比喝醉更克制的放松方式，他就是大麻的分销商，有人想失去处男之身，他也可以帮上忙，摇身一变皮条客，带你去西82街的妓院。特里·米尔斯是滨河学院最富有的男生之一，和他已经离异、经常玩消失的母亲住在哥伦布大道和中央公园西路间的一座豪宅里，尽管他的很多行为都让弗格森讨厌，但他也发现很难不喜欢这个肥头大耳、爱挖苦人的家伙。据特里说，滨河学院过去和现在一批又一批的男生，都把他们的童贞丢在了82街那家妓院的房间，这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他说，两年前还是二年级学生的时候，他也欣然承继了这一传统，现在弗格森荣升到二年级的行列，或许也有意去那个感官愉悦的魔法王国拜访一趟？嗯，弗格森说，他当然愿意，他绝对愿意，什么时候去？

这场对话发生在星期一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弗格森和艾米在莱茵贝克一起抽烟那个星期天之后的星期一——星期二早上，特里报告说，一切已经安排妥当，星期五下午四点钟左右，这个时间不会给弗格森制造什么麻烦，因为他在那年的门禁时间已经延后到六点钟，而且幸运的是，把他变成男人需要的二十五块钱，他正好有，不过，特里仍然希望说服该院的院长M.夫人，给弗格森打个学生折扣。弗格森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他对妓院一无所知，只是在那些俗艳的彩色好莱坞西部片里见过，所以，当他走进西82街那座公寓时，脑子里一点儿概念都没有——除了一片充满不确定性的空白之外什么都没有，无加零再减空。进去之后，他发现这是上西区那种大公寓，只是墙上的灰泥已经脱落、变黄，毫无疑问这里曾经是个雅致的居所，住的是某个在纽约有头有脸的人物和他人丁兴旺的家庭，然而当你走进的第一个屋子就是一个宽敞的大客厅，里面还坐着六个年轻女孩的时候，谁还会停下来检查灰泥和墙壁呢，那六位专业的造爱人士闲坐在椅子和沙发床上，脱衣的程度各有千秋，事实上，其中有两个完全没穿衣服，这也让她们成为了弗格森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的裸女。

他得选。这可是个问题，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六个造爱者中的哪一个最适合他这个毫无男欢女爱经验，性爱史仅仅局限于一个男性伙伴的处男，但他必须很快做出选择，因为打量这些女人让他很不舒服，好像她们是一包包没有脑子或者灵魂的做爱肉团一样，于是弗格森先排除了那四个没有全脱光的，把范围缩小到那两个全裸的，二选一，这样的话，真正的行动开始后就不会有什么意外了，于是，突然之间事情就好办多了，因为其中一个是体态丰腴、乳房硕大的波多黎各女人，肯定有三十多岁，而另一个却是漂亮的黑人女孩，年纪比弗格森长不了几年——这个身材纤瘦、乳房小巧的精灵，留着短发，脖子颀长，皮肤看起来光滑无比，肯定会比他的双手摸过的任何皮肤手感都好。

她的名字叫朱莉。

他把二十五块钱付给了身材浑圆、不停抽烟的M.夫人（年轻新手也不给打折），接着，特里吵吵嚷嚷地粗暴宣布，弗格森的鸡巴还从没参观过屄，所以假装他是轻车熟路一点儿意义都没有，当然，路在这里指的是一条逼仄的走廊，通向的是一间拥挤狭小、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一个洗手池和一把椅子的屋子，弗格森跟在小朱莉扭来扭去的美臀后面穿过走廊时，裤子前面的包逐渐大了起来，等他们走进房间，已经变得鼓鼓囊囊，以至于当朱莉叫他把衣服脱掉时，低头看了一眼他的鸡巴，来了一句，你小子硬得还真快啊，是不？知道了他的阳刚之气原来很足，能比她的大部分成年顾客都更快地硬起来，弗格森感到心花怒放，他突然间便高兴了起来，一点儿都不紧张或者害怕了，不过他还是不太明白这场艳遇的基本规矩，比如当他试着亲她的嘴唇时，她甩了甩脑袋说，我们不干这个，宝贝儿——还是留着给你女朋友吧，但是她并不介意他把手放在她小巧可爱的乳房上或者亲吻她的肩膀，爽的是她在洗手池旁用香皂和温水帮他洗了一下鸡巴，更爽的是他同意一半一半（口交＋性交）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可他们一起躺到床上后，这一半一半的前一半已经让他爽到了极点，以至于他都有些担心自己撑不到后一半了，但他不知怎么还是做到了，接着就是整段经历最棒的部分，盼望已久、梦想已久、拖延已久的进入，进入另一个人的身体，性交行为，不过，进入她身体之后的那种快感太强大了，弗格森再也忍不住了，几乎立刻就射了出来——快得他都有点儿后悔自己缺乏控制力，后悔他甚至都没能把高潮延迟哪怕几秒。

我们能再做一次吗？他问道。

朱莉噗嗤一声，大笑起来——中气十足的狂笑，在小房间的四壁上回荡着。然后她说：你射了，就完了，搞笑男——除非你还有二十五块钱。

我连二十五分都不够，弗格森说。

朱莉又笑了起来。我喜欢你，阿奇，她说，你长得挺帅，那东西也漂亮。

我觉得你是全纽约最漂亮的女孩。

你是说最瘦弱的吧。

不，最漂亮的。

朱莉坐起来，亲了亲弗格森的额头。回头有空再来找我，她说，你知道地址，你那个管不住嘴的朋友知道电话。先打电话预约。你不希望你来的时候我不在，对吧？

不，夫人。决不。

坐。能以二年级学生的身份入选校队，说明了弗格森的球技在暑假取得了多少进步。户外球队联盟的竞争非常激烈，球员花名册上满满都是来自哈莱姆的穷苦黑孩子，他们对篮球课极其看重，明白打得好就意味着可以加入高中球队，那之后，就可能为大学队效力，有机会永远离开哈莱姆，弗格森为提高他的户外投篮和控球技术下了苦功，和莱诺克斯大道那群心情迫切的孩子中一个叫德尔波特·斯特拉罕的家伙进行了长时间的额外训练，对方也是前锋，给弗格森打过的两支球队中更强的那一支打，现在他又长了两英寸，身高蹿到了五英尺九英寸半，已经从原本的熟练进步到了接近优秀，而且双腿弹跳力惊人，即便以现在的身高，每两次或者三次扣篮中也有一次能成功。然而，以二年级学生的身份加入校队的问题是你会自动被降级到二队，变成了低人一等的板凳球员，整个赛季注定只能揪凳子上的木刺。弗格森明白等级体系的重要性，要不是觉得自己要比正式的小前锋打得更好，他也会满足于这个次级角色，但事实是他比那个叫邓肯·奈尔斯的四年级学生——有时候会被人叫做扣不进篮的奈尔斯——好得不是一星半点儿。如果只是弗格森自己这么觉得，可能不会那么让人耿耿于怀，但几乎所有球员的看法都和他一样，那些无产阶级二流球员反应更强烈，比如亚历克斯·诺德斯特姆和布莱恩·米谢夫斯基，就是去年在新生球队认识的两位老朋友，他们对教练让弗格森当替补的决定感到恶心至极，不断提醒说他受到了多不公平的对待，因为证据大家都能看到：在一队和二队练习争球的对战中，弗格森始终如一地在投篮、逼抢、篮板方面都胜过扣不进篮的奈尔斯。

他们的教练是个让人困惑的家伙——一半天才，一半蠢材——弗格森从来都没想明白该怎么看待这个人。作为布鲁克林区圣方济各学院（都会地区天主教巡回区最小的学校之一）曾经的后场明星，人称“欢欢”的霍拉斯·芬尼根对篮球了如指掌，教得也好，但在其他方面，他的脑子似乎萎缩成了黏糊糊的一团，里面净是些熔化的思维线缆和烧坏的语言电子管。他会在训练时对男生们说，三人一组配对，或者大家围个圆圈，三百六十五度，除了没完没了的词语误用，还有男生们为了看他挠头的样子，拿他取乐的一些问题，嘿，教练，你是走着来学校还是带着午饭来？或者，是城里的天气热，还是夏天的天气热？这类没头没脑的问题屡试不爽，总会引来大家想要的挠头、想要的耸肩、想要的你难住我了，小子。但另一方面，在篮球的细枝末节上，欢欢·芬尼根又是个完美主义者，每当某个球员罚球失误（全场比赛里他妈最容易的得分）或者看到某个球员没接住一个干净利索的传球（睁大你的眼睛，王八蛋，不然我就把你换下场），他那种愤怒到咬牙切齿的样子总会让弗格森惊叹不已。他要求的是有效、聪明的打法，就算每个人都在背后嘲笑他，球队也还是赢得了大部分比赛，整体的表现始终高于队员们平平的资质。不过，诺德斯特姆和米谢夫斯基仍然催着他们的朋友私下找教练谈谈，倒不是一定就会改变什么，他们说，但他们想知道他为什么坚持让一个能力不行的人打小前锋。是，球队是赢了大部分比赛，但芬尼根难道不想每场比赛都赢吗？

弗格森最终在1月初敲开了他的门，教练回答说，问得好。问得非常好，我很高兴你这么问。是，白痴都能看见你比奈尔斯好。两个人单挑的话，你能把他打得满地找牙，到最后体育馆的地板上除了他的护身双丁裤和一摊臭汗之外什么也不剩。奈尔斯是个笨球儿。你是个墨西哥人，弗格森，是人里面的墨西哥跳豆，也是我打得最努力的球员，但我需要那个笨球儿在场上跑。配合的默契，这就是原因。五对五，不是一对一——你明白吗？其他四个人跟莫尔斯电码里那些活蹦乱跳的点和线一样在场上横冲直撞的时候，第五个人必须得是一麻袋的土豆，是脚上穿着鞋的一大块肉，是一个大而无用的家伙，充充数，想想怎么消化他吃下去的食物。你懂我意思了吗，弗格森？你打得太好了。要是我让你上场的话，一切都会发生变化。节奏会变得太快，太突突突突。你们都会心脏病发作，癫痫发作的，那我们就要开始输了。我们会是个更优秀的球队，但也会是个更糟糕的球队。你会有出头之日的，小子。我对你自有安排——但得到明年。等那些点和线离巢之后，默契就又变了，到时候我会需要你。耐心点儿，弗格森。使出吃奶的劲儿好好训练，晚上好好祈祷，别乱摸你的小鸡鸡，到时候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他有心当场就退队，因为看起来，无论在剩下的赛季里发生什么，芬尼根都不会给他上场的机会——除非所谓的默契开始出问题，球队不再赢球，但他怎么能问心无愧地盼着球队输，还继续称自己是队伍的忠实一员呢？不过，既然芬尼根差不多已经答应了明年要给他个首发的位置，弗格森便借着这个承诺，忍气吞声地坚持了下来，努力给芬尼根留下好印象，每天训练时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但是他晚上没有好好祈祷，也没法不乱摸自己的小鸡鸡。

然而新赛季开始后，他发现自己还是在坐冷板凳，而且可恶的是这事儿根本怪不到谁头上——不能怪芬尼根，最没法怪芬尼根。因为那个新来的男生突然就冒了出来，一个身高六英尺两英寸的二年级学生，名叫马蒂·威尔金森，全家刚从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搬到曼哈顿，这位山地人中的大牛简直太牛了，比弗格森和其他队友牛太多，教练没办法，只能让他打前锋，再加上去年的另一位首发前锋还在，可靠可信的汤姆·勒纳，而且他还被推选为球队队长，所以正式队员的阵容里根本没有弗格森插脚的地方。芬尼根确实尽力增加了他的上场时间，但每场比赛打五六分钟并不够，弗格森觉得自己要在板凳上枯萎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之人，一个没法杀人的职业刺客，他的技能似乎在悄悄地风化消失，越积越多的挫折感，就像他在某天晚饭时向他母亲和继父承认的那样，正在扼杀他的灵魂，所以在新赛季进行了四场比赛后——恰巧是肯尼迪遇刺四周之后，二十八天前那个丑恶的星期五，就连向来多疑、不愿盲从的弗格森也和其他人一起流下了眼泪，任由自己陷入举国同悲的情绪中，丝毫没有意识到总统被谋杀其实是他父亲九年前被谋杀一事的再现，他那种私人悲痛的全部恐怖现在开始在公众中大规模上演了——1963年12月20号，滨河队的第四场比赛结束几分钟后，弗格森走进教练的办公室，宣布他要退出球队。不是有怨气，他说，但他实在受不了了。芬尼根说他理解，可能他也觉得确实如此，然后两个人握了握手，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最终，他去了一个由西区犹太青年协会赞助的联盟打球。打的还是篮球，他还是很享受，但就算他被认为是所在球队实力最强的球员，情况也不一样了，不可能一样了，以后都不会再一样了。不会再穿上红黄色的队服。不会再坐大巴去打球。不会再听到反叛者队的狂热球迷在观众席上加油。不会再有查奇·肖尔沃特敲着他的大鼓助威。

到1964年年初，快十七岁的弗格森已经在邓巴先生的指导下，以及吉尔的帮助下——通常是行文风格和措辞这类问题，当然，还有那个一向的老大难：搞清楚他到底想要说什么，然后尽量明白晓畅地表达出来——发表了十几篇有关电影的文章。他的主题经常在美国电影和外国电影之间交替转换，比如考察完W.C.菲尔兹的喜剧语言之后，是《七武士》或者《大地之歌》的东西，《白昼进攻》之后是《亚特兰大号》，《亡命者》之后是《甜蜜的生活》——某种初级的影评，更倾向于捕捉观影体验，并不在意对电影做评判。一点一点地，他的作品有了提升，一点一点地，他同继父的友情也变得更深，他去电影院越多，就越想多去电影院，因为看电影已经不再是一种渴望，而是成了一种瘾，他看过的电影越多，对它们的胃口就越大。他最常去的电影院是百老汇大街上的纽约客剧院（离他的公寓只有两个街区）、交响乐空间、奥林匹亚剧院、上西区的灯塔剧院、切尔西的埃尔金剧院、市中心的布里克大街剧院和电影村、广场大饭店旁边的巴黎剧院、卡内基音乐厅旁边的卡内基剧院、准男爵剧院、小皇冠剧院、东六十几街上的一号和二号剧院，以及隔了几个月之后，再次去了塔利亚剧院，不过到那儿看了十二次电影，他都没有碰见安迪·科恩。除了商业院线外，还有现代艺术博物馆，要看经典老片的话，这个资源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弗格森成为会员之后（十六岁生日时吉尔和他母亲送的礼物），只要在门口出示一下他的卡，就可以进去看里面的任何影片。在1962年10月到1964年1月期间，他到底看了多少电影？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各两场，星期五一场，算下来总共有三百多部——等于在黑暗里足足坐了六百个小时，或者时针在连续二十五个日夜中所走的次数，要是减掉睡觉和醉酒占去的那些分钟，那么就相当于在过去的十五个月里，他醒着的时候有一个多月都在看电影。

他还抽了一千多根烟（有时候和艾米，有时候不是），并且继续着他同烈酒之间的风流韵事，在特里·米尔斯和第二年他那些同样放纵的继任者举办的周末派对上，喝下了三百杯最好的苏格兰威士忌，现在喝多之后不会再往地毯上吐，而是安安静静又心满意足地在房间一角昏睡过去，一心一意要喝到烂醉，好把那些已死和该死的人从脑子里赶出去，因为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酒精调和的人生太可怕，让人无力忍受，喝下这些专门为麻木感官而制造的液体，能为烦恼不安的心带来些许安慰，但小心别喝太大也很重要，这就是纵情狂饮仅限于周末的原因，大约两周一次，不是每个周末都如此，他觉得颇为古怪：如果不是面前正巧摆着，他从来不会对那玩意儿有什么迫切的渴望，但即便是这种时候，他也觉得自己并非完全无力抗拒它的诱惑，不过只要喝下第一口，他就停不住了，会一直喝到烂醉。

在这些周末聚会上，大麻已经越来越容易获得，但弗格森觉得这个东西不适合自己。抽上三四口之后，最不好笑的东西也会让他觉得好笑，然后他会情不自禁地狂笑一阵。接着他会开始有失重感，变得又傻又蠢，这带来一种不愉快的影响，将他推回到曾经那个幼稚的自己，虽然弗格森还在努力长大，摔倒的次数和双脚努力站稳的次数一样多，但他不想再把自己看成一个小孩子，所以他躲开大麻，仍然选择了喝酒，比起抽到精神恍惚，还是喝得不省人事好一些，那样的话他会感觉自己更像个大人。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或者说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在这十五个月里，他回过M.夫人那儿六次。要是能多去的话他肯定会，但那二十五块钱是个问题，因为他的零花钱每周只有十五块，加上他没工作也没机会找工作（父母想让他专注学业），所以10月（1962年）花完第一笔二十五块钱之后，他的银行账户几乎一直空到了3月（1963年），也就是他十六岁生日时，除了博物馆的会员卡外，他母亲还给了他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作为礼物，这些钱让他在西82街的公寓里和朱莉缠绵了四次，但另外两次却是靠偷拿不属于他的东西换钱来支付的，这样的违法行为折磨着弗格森，一点点地吞噬着他本已支离破碎的良心，可做爱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对他的身心健康而言太根本了，毫无疑问这是他没有崩溃的唯一原因，所以他控制不住自己，忍不住要拿他的灵魂来换取朱莉臂弯中的片刻欢愉。上帝已经死了很多年，但魔鬼回到了曼哈顿，而且正在这个区的北部以更强的气势卷土重来。

他找的人总是朱莉，因为她是在M.夫人那儿工作的最漂亮、可口的姑娘，现在她知道弗格森的年纪有多小（他第一次来时，她还以为他已经十七岁了，没想到是十五岁），看着他的四肢从一次见面到下一次还在继续长长，她对他的态度也温柔了一些，变成了某种滑稽的同志情谊，倒不是说她对待他可以称得上温柔或者怜爱，但她现在友好了不少，愿意通融一下，如果他想要的话，会让他亲吻她的嘴唇，有时候甚至还会让他把舌头伸到她嘴里，和朱莉在一起有一点也很好，她从来不会聊她自己，也从来不会问他什么问题（只问过他多大），除了她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在M.夫人这儿上班外，弗格森对朱莉的生活一无所知，比如她是不是还在城里其他地方当妓女，或者每周给M.夫人工作的那两天，是不是为了赚钱支付念大学的开销，谁知道呢，说不定就在城市学院念书，坐在安迪·科恩旁边一起开俄国文学的研讨会，或者她有没有男朋友或者丈夫或者孩子或者二十三个兄弟姐妹，或者她是不是打算抢银行或者搬到加利福尼亚去或者晚饭吃鸡肉派。最好还是别知道，他感觉，最好一切都无关其他，只关做爱，毕竟，在他看来那是多么回报丰厚的做爱啊，也难怪弗格森会在那十五个月里两次铤而走险，穿着有很多口袋的棉夹克，外面又披了一件呢子大衣，到上西区的各家书店里，用各种平装书把大衣和夹克的口袋塞了个满满当当，然后，他折了无数页的书角，在里面画了很多线，以标价的四分之一卖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对面街上的一家二手书店，为了赚到和朱莉额外多做几次需要的钱，他偷窃和倒卖了几十本经典小说。

他真希望和她做了六十次，而不是六次，但仅仅是知道不管什么时候他那股冲动上来朱莉都会在那儿，已经足够让他对追求学校那些女生失去兴趣了，那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肯定会在他竭力脱掉她们的毛衣、胸罩和内裤前，就把他蠢蠢欲动的手掴到一边去，她们谁都不会像朱莉那样在他面前赤身裸体地走来走去，谁都不会允许他进入那座神圣女性密室的内部，而且即便假设这样的奇迹可以发生，谁知道要达到他和朱莉已经实现的那种关系，还要费多少工夫，在朱莉那儿他永远不会遭受爱上那些好姑娘之后难以避免的伤心难过，反正他也不喜欢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他爱的只有艾米，可惜她没来滨河学院念书，而是去了城里另一边的亨特高中，他这位失而复得、最最亲爱、抽着无过滤嘴香烟、笑声洪亮的接吻堂姐，是唯一一个值得付出与冒险的人，唯一一个与之做爱意味着爱的女生，因为在过去十五个月里一切都变了，他的欲望世界陷入了混乱，伊莎贝尔·克拉夫特、茜德妮·米尔班克斯和薇薇安·施赖伯一个一个从他深夜的思绪中全部隐去了，现在他脑海里唯一出现的两个人就是施奈德曼家的男孩和施奈德曼家的女孩，让人欲罢不能的吉姆和艾米，每天夜里，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爬到他的床上，有些夜里甚至是这个先爬上来，那个再爬上来，这倒是能说得通，他感觉，对于一个从中间被一切两半、搞不清楚自己是谁的人来说，能说得通，马上就要十七岁的阿奇博德·艾萨克·弗格森，有着各种各样的称呼，召妓的性欲狂和小偷小摸的罪犯，前高中篮球队队员和偶尔的影评人，被继堂哥和堂姐双双拒绝的爱人，露丝和吉尔孝顺的儿子和继子——他们俩要是发现他在干什么的话，一定会当场猝死过去。

2月底时老施奈德曼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葬礼过后，大家到滨河大道的公寓里聚了聚，来的人很少，因为吉尔的父亲在妻子去世之后的二十年里没交什么新朋友，大多数老朋友又都已经在别处找到了永恒的居所，最后算下来，总共有二十几个人，其中包括吉尔的两个女儿，玛格丽特和艾拉，这是自1959年秋天之后她们第一次在家庭聚会上露脸，陪她们来的是各自的新婚丈夫，弗格森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反正这两个又肥又秃的家伙中的一个让玛格丽特怀孕了，尽管他依然对她们有成见，但弗格森不得不承认，这两位继姐丝毫没有对他母亲表现出不友善的样子，她们可真是走运了，因为现在没有什么事能比大闹一场，把她们俩赶出家门更让弗格森感到开心，虽然此情此景之下，这样狂暴的冲动很不合宜，但在2月寒冷的天气里傻站了将近一小时，等着一家人安葬那头老山羊之后，弗格森有点儿焦躁，用欢欢·芬尼根的话来讲就是，突突突突，或许是因为他一直在想这个不是他爷爷的人的暴脾气和口不择言的胡话，或许是因为每一场死亡都会让他想到父亲的死，当送葬的宾客一起回到公寓时，弗格森已经难受得不得了，空着肚子快速灌下了两杯威士忌，而这很可能就是引发随后那堆事的原因之一，因为葬礼后的聚会一开始他便胡闹起来，表现得那样冒失，那样荒唐，那样不妥，以至于他自己都搞不清他到底是疯了，还是意外地解开了宇宙的谜团。

事情是这样的。首先：在场的每个人在客厅里或坐或站，食物在被人吃，酒水在被人喝，聊天在两两或者一群人之间飞来飞去。弗格森看见吉姆站在正面窗户的角落里和他父亲说话，也腾挪到了那个角落，然后问吉姆可不可以和他单独聊一下。吉姆说好，于是两个人顺着走廊去了弗格森的卧室，在那里，在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弗格森一把抱住了吉姆，说他爱他，他是世界上他最爱的人，爱到愿意为他去死，接着，还没等吉姆回答，已经六英尺的弗格森便扑到了六英尺一英寸的吉姆脸上，亲了好多下。好脾气的吉姆既没生气，也不惊讶。他以为弗格森要么是醉了，要么是什么事让他非常不开心，所以他也抱住他的小堂弟，给了一个长长又热情的拥抱，并且告诉他：我也爱你，阿奇。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其次：半个小时后，在场的每个人仍然在客厅里或坐或站，食物仍然在被人吃，酒水仍然在被人喝，聊天仍然在两两或者一群人之间飞来飞去。弗格森看见艾米站在正面窗户的角落里和她堂姐艾拉说话，也腾挪到了那个角落，然后问艾米可不可以和他单独聊一下。艾米说好，于是两个人顺着走廊去了弗格森的卧室，在那里，在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弗格森一把抱住了艾米，告诉她他爱她，她是世界上他最爱的人，爱到愿意为她去死，接着，还没等艾米回答，弗格森便冲着她的嘴吻了上去，艾米对弗格森的嘴很熟悉，因为青春期那段放纵日子里他曾经给过她很多吻，于是她张开了自己的嘴，让弗格森把舌头伸了进去，很快，她也抱住她的堂弟，两个人一起摔到了床上，接着弗格森把手伸到艾米的裙子下面，开始顺着她穿丝袜的腿往上摸，艾米也把手伸到弗格森的裤裆里，抓住了他勃起的阴茎，互相把对方搞出来之后，艾米冲弗格森笑了笑说：好棒，阿奇，我们早就需要这么干了。

那之后，一切都好了不少。罪大恶极、无法容忍的社会违法行为显然并不总是罪大恶极和无法容忍的，因为弗格森不仅敞开心扉，公开向两个施奈德曼表达了他的爱，而且他和吉姆的友谊还因此变得愈加坚固，他和艾米又重新成了一对儿。葬礼之后那周，他母亲和吉尔给了他两百块钱作为生日礼物，但他不需要再把钱花在朱莉身上了，而是可以花到艾米身上，给她买好看的蕾丝内衣，让她在吉尔和他母亲外出，他们独享公寓的晚上穿，或者在艾米的父母外出的晚上穿，或者在某个朋友的父母外出，这个朋友让他们在一个房间窝几个小时的晚上穿，他们之间的关系好了太多，现在他开始写他的电影文章之后，艾米看到他不再是她曾经以为的那个笨蛋了，突然间，她对他有了尊敬，突然间，他是不是关注政治就不重要了，他是个电影男生，一个艺术男生，一个敏感的男生，对她来说这就足够好了，而且，发现他们俩都不是处子之身，他们俩都不害怕，都已经学到了足够的东西知道如何来满足对方，是个令人愉快的意外之喜，当然这就造成了很大不同，让你能和一个你爱也爱你的人一起在床上开心，弗格森一时之间有种感觉，是的，确实如此——张开双臂抱住吉姆和艾米，他已经揭开了宇宙的秘密。

当然，这长久不了，他们的大爱将会不得不搁置到一边，甚至被忘掉，因为艾米比他高一个年级，秋天的时候会去威斯康星大学，不是像原来计划的那样去附近的巴纳德，而是遥远的美国冻原地带，因为在痛苦地自我反省了好几周之后，艾米决定她必须能离她母亲多远，就躲多远。弗格森恳求她别去那儿，真的跪倒在地，但艾米抽噎着说她没有选择余地，因为她会被她那位没完没了爱管闲事的母亲掐死和闷死在纽约，虽然她很爱她亲爱的阿奇，但她是在为自己的人生而战，不得不离开，反正就是要离开，不能让自己被人说服不离开。这场谈话是最后结局的开始，是他们为自己创造的那个完美世界开始慢慢解体的第一步，由于第二天就是周末，艾米早就定好了要去剑桥看她哥哥，所以4月的那个星期五晚上，在纽约形单影只的弗格森，自从老家伙葬礼那天下午之后便滴酒未沾，也没有去过一场朋友们那些声名狼藉的派对的弗格森，去了一场声名狼藉的派对，让自己喝到酩酊大醉，结果第二天睡过了头，错过了去学校参加定于九点整开始的学业能力倾向测验。

虽说秋天还有一次参加考试的机会，但他母亲和吉尔对他如此不负责任非常恼火，虽说他不能怪他们生气，毕竟是他错过了考试在先，但他们的愤怒还是刺痛了他，远远超过它本应有的限度，弗格森平生第一次懂得了他有多脆弱，他有多么不善于处理哪怕最微小的冲突，尤其是那些他自己的缺点或者愚蠢惹来的冲突，因为问题在于，他需要被人爱，比大多人需要被爱的程度更深，需要在他醒着的每一分钟里没有停歇、彻彻底底地被人爱着，即使在他做了什么让他不值得爱的事情，尤其是当理智要求他不该被人爱时，也要被人爱着，和要把母亲从自己身边推开的艾米不一样，弗格森永远都无法离开他母亲，他这位不溺爱的母亲的爱，是他全部生命活力的源头，仅仅是看到她冲他紧锁眉头，眼神中满是悲伤，就已是足以毁灭的力量，是一颗子弹射进了胸膛。

最后的结局在夏天开始时到来了。不是秋天，不是艾米准备去威斯康星的时候，而是7月初，她和亨特中学的又一个神童、她的朋友茉莉·迪瓦恩启程去欧洲，准备背包旅行两个月。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弗格森动身去了佛蒙特。他母亲和继父成全了他的愿望，准许他像艾米一样，去汉普顿学院参加那个沉浸式法语学习项目。项目是不错，在那几周里弗格森的法语进步神速，但那是个没有性爱的夏天，他满心都是回纽约后会有什么在等着他的恐惧：和艾米的最后一吻——然后是再见，毫无疑问，最后一次再见。

就这样，艾米飞去了威斯康星的麦迪逊，而弗格森这个高中四年级的学生，就像他的老师、亲戚和跟他有过交集的每个大人说的那样，他的整个人生正在前面等着他，但他刚刚失去了他一生的挚爱，未来这个词已经从世界上的每一本字典中抹掉了。他的思绪几乎不可避免地又转向了朱莉。那不是爱情，当然，但至少是性爱，没有爱的性爱总比连性爱都没有强，尤其是还不用去偷什么书就可以买到它的情况下。到那会儿，他大部分生日的钱已经花光，都在春天时被他花在送艾米的内衣、香水以及和她一起吃的意大利扁面晚餐上，但他还有三十八块钱的剩余，足够去西82街的公寓再滚一次床单。成年的矛盾之处就在这里，弗格森发现。你的心可以被打碎，但你的性腺却一直在告诉你忘了你的心吧。

他打电话给M.夫人，希望能安排星期五下午和朱莉约见，不过M.夫人有点儿记不起他是谁（距离他最后一次来已经好几个月了），他只好提醒道，他就是那个坐在客厅里和女孩们聊天时，被每周一次来拿信封的警察赶出去的男生。哦，哦，M.夫人说，我想起你来了。学生弟查理。这是我们以前给你起的名字。

朱莉怎么样？弗格森问道。我星期五能见她吗？

朱莉不在了，M.夫人说。

她去哪儿了？

不知道。听说她沾上毒瘾了，宝贝儿。我都怀疑我们还能不能再见到她。

好可怕。

是啊，好可怕，但我们能怎么办呢？今天倒是还有个黑人女孩在。比朱莉漂亮，骨头上的肉也多，性格也好。辛西娅，她叫这个。要不要我给你现在约一下？

黑人女孩——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我以为你好黑人女孩这口儿呢。

所有女孩儿都是我好的口儿，我只是碰巧喜欢朱莉罢了。

嗯，要是你所有女孩儿都好的话，那就没问题了，对吧？现在马棚里面很满。

我考虑一下，弗格森说，回头再打给你。

挂掉电话后，在接下来的三四十秒钟，他心里默默重复了三四十遍可怕这个词，竭力不去想象朱莉在某个地方吸了毒，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浑身瘫软的样子，他祈祷着M.夫人的消息是错的，朱莉不在那儿工作了，是因为她以优异成绩从城市学院哲学系毕业，正在哈佛攻读博士，接着，他脑子里浮现出的一幅情景，一时让他眼里泛起了泪花：在圣地狱客栈一间昏暗破旧的房间里，朱莉躺在光秃秃的床垫上死了，赤裸的身体已经僵硬。

一周之后，他已经准备好和辛西娅试一试，或者随便哪个在M.夫人的机构工作的人，只要长着两根胳膊、两条腿，身体看起来像女人的就行。但不幸的是他把剩下最后那点钱花在了萨姆·古迪音像店里，狂买了一堆唱片，因此只能借助不太光彩的手段来筹钱，于是，在11月初那个温暖的星期五下午，在重新安排的学业能力倾向测验补考的前一天，他穿着做贼的装束，呢子大衣和口袋很多的棉夹克，走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对面那家名叫书世界的书店，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太像曾经那个早已被烧毁的家世界了，起初他有些犹豫要不要进去，但疑虑归疑虑，他还是走了进去，可正当他站在书店南墙边的平装小说区，把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偷偷往口袋里塞，却感到一只大手从背后猛地抓住了他的肩膀，接着是一个声音在他耳旁咆哮，我可抓住你了，王八蛋——别动！就这样，弗格森的偷书行动落得了一个可悲、愚蠢的结局，毕竟，外面有十六度，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穿呢子大衣呢？

他们对他下了狠手，好好地给了他一顿教训。蔓延全城的偷书潮已经快让很多书商濒临破产，法律需要找个人来杀鸡儆猴，而书世界的老板对自己生意的遭遇忍无可忍、怒不可遏，便叫来了警察，告诉他们他要提出控告。弗格森的口袋里只有两本小书又怎样——《雾都孤儿》和《地下室手记》——那男孩是个贼，必须要受到惩罚。于是目瞪口呆、魂飞魄散的弗格森便被戴上手铐，被警车押解回了当地的警察局，然后在那里被登录在案，采集指纹，把写着他名字的小板举在胸前，从三个角度被拍了照。接着，他们把他关到了拘留室，里面还有一个皮条客、一个毒贩和一个刺伤妻子的男人，在随后的三小时，弗格森坐在里面，等着某个警察来领他去接受法官的提审。那个法官，萨缪尔·J.瓦斯曼，手握着驳回指控，放弗格森回家的大权，但他没有，因为他也觉得必须要找个人来惩戒一下，以警示他人，那么，还有谁能比弗格森，一个自以为是的富家子弟，一个来自所谓的先进私立学校的学生，一个纯粹为了好玩儿而违反法律的人，更合适呢？法槌砰然落下。庭审安排在了11月的第二个星期，弗格森被无保释放——前提是他会由他父母监护。

他父母。他们已经接到电话通知，瓦斯曼定下庭审日期时，他们就站在法庭里。他母亲哭了，没有哭出声来，只是慢慢地来回摇头，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他的所作所为。吉尔没哭，但他也在来回摇头，从他的眼神来看，弗格森猜测他很想扇他一巴掌。

书啊，他们三个站在路边等出租车时，吉尔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给你书了，对不对？你能想到的书，我都给你了。你到底为什么还要偷？

弗格森没法告诉他M.夫人和西82街的公寓，没法告诉他是想筹钱去买春，没法告诉他自己和一个现在不知所踪、名叫朱莉的吸毒妓女已经干过七次，以及以前他偷的其他书，所以他撒了谎，说：是我一些朋友们在干的一件事儿——用偷书来测试勇气。就跟比赛一样。

什么狗屁朋友，吉尔说，什么狗屁比赛。

他们全都坐到出租车的后座上之后，突然间，弗格森觉得身体里的一切都软掉了，仿佛皮肤之下已经没了骨头。他歪着头，靠在他母亲肩上，哭了起来。

我需要你爱我，妈，他说。我不知道如果你不爱的话，我要怎么办。

我爱你，阿奇，他母亲说，我永远都会爱你。我只是已经不懂你了。

在这一摊混乱中，他早把学业能力倾向测验忘得一干二净——他母亲和吉尔也一样。反正没什么大不了的，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这样告诉自己，因为大学这件事已经对他没有了吸引力，鉴于他一直都对学校厌恶至极，今年以后不用再去上学这个前景值得细细琢磨一下。

第二个星期，弗格森被官方拘留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滨河学院根据学生行为规范守则中的条例，决定给予他停课一个月的处罚，在这期间，他一定不能落下功课，不然返校之后可能会被开除，校长说，他还得找一份工作。什么工作？弗格森问道。在哥伦布大道上的格里斯泰德超市为顾客装袋，校长说。为什么是那儿？弗格森问道。因为那是我们学校的一位家长开的，校长说，他愿意让你在停课期间去那儿工作。他们会付我工资吗？弗格森问道。会，他们会付你钱，校长说，但那些钱你不能留着。钱要捐出去。我们觉得美国书商协会是个合适的受益者。你觉得呢？

我完全同意，布里格斯先生。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主意。

担任11月那场庭审的法官鲁弗斯·P.诺兰，认定弗格森犯罪行为属实，判处他在一家少管所接受六个月的监禁。判决的严厉程度在空气中停留了三四秒（这秒和小时、和年一样长）之后，法官又说了一句：暂缓执行。

弗格森的法定代理人，一个名叫戴斯蒙德·卡茨的年轻刑事律师，请求将判决的污点从客户的记录中抹掉，但诺兰没有同意。宣布暂缓执行已经是非常宽大的处理，他说，这位好心的律师应该学会不要得寸进尺。弗格森的罪行让他十分反感。作为特权阶级人家的儿子，弗格森似乎认为他在法律之上，偷书顶多就是玩闹罢了，但他恶意不尊重私有财产，残忍漠视他人的权利，显示出了一种冷酷无情的态度，因此必须加以严惩，把他的犯罪倾向消灭在萌芽状态。作为初犯，他理应再获得一次机会。但他也应该在记录上被记上一笔——下次他要再想玩儿这种花样的话，就得多考虑一下了。

两个星期后，艾米写信告诉他，她已经爱上了别人，一个叫瑞克的毕业班同学，圣诞节假期她不会回纽约过了，因为瑞克邀请她到时候去密尔沃基，去他们家过。她说，很抱歉告诉他这个坏消息，但这种事迟早会发生，春天那美好的几个星期真的愉快，她也仍然非常爱他，她也非常开心他们永远会是地球上最好的堂亲朋友。

她还加了一段附言，说知道他不用蹲监狱后，她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事儿也太蠢了吧，她说，大家都偷书，可你偏偏要当那个被抓到的人。

弗格森在慢慢解体。

他知道必须振作起来——不然他的胳膊和腿会开始脱落，在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他只能像只虫子一样在地上扭来扭去。

他撕烂艾米的信又把它在厨房水池里烧掉之后的那个星期六，他从中午到晚上十点，在三家不同的电影院看了四场电影——塔利亚的两部连场，纽约客和埃尔金各一场。星期天，他又看了四场。到星期天晚上睡觉时，这八部电影已经在他脑海里搅成一团，根本分不清哪部是哪部了。他决定，从此以后要把看过的每部电影都写一页内容介绍，把它们保存在桌上那个特别的三环活页夹里。这是紧紧抓住他的人生，不让它走丢的一种办法。一头扎进了黑暗中，是的，但手里总会握着一根蜡烛，口袋里总会装着一盒火柴。

12月，他在邓巴先生的报纸上又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很长，内容是约翰·福特的三部非西部片（《青年林肯》《青山翠谷》《愤怒的葡萄》），一篇比较短，谈的是《热情似火》，不过这篇总体上忽略了故事，主要关注的是乔装打扮成女人的男人和玛丽莲·梦露那从薄到几近透明的连衣裙下溢出来的半裸胴体。

讽刺的是，他被学校停课并没有让他变成一个孤家寡人。恰恰相反，这似乎提升了他在男性朋友中的地位，他们现在视他为一个无谓的反叛者，一个硬汉，就连那些女生，似乎也觉得他被官方认定为危险人物后更有吸引力了。他在十五岁时就对这类女生失去了兴趣，但还是和其中几个试着约了会，想看看她们能不能让他不再去想艾米。她们不能。就连他抱着伊莎贝尔·克拉夫特亲来亲去的时候也没有——可见，这会需要时间，得过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能准备好开始再次呼吸。

不上大学。他的最终决定。他告诉他母亲和吉尔，他不会注册参加1月初的学业能力倾向测验，也不会向阿默斯特或者康奈尔或者普林斯顿或者任何一所他们在过去一年里一直讨论的学校递交申请，他父母看他的那种眼神，就好像他刚刚宣布打算自杀一样。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吉尔说，你现在不能辍学。

我不是辍学，弗格森说，我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继续让自己接受教育。

但是要去哪儿，阿奇？他母亲问道。你不是打算后半辈子就一直无所事事在这间公寓里坐着吧？

弗格森笑了起来。你可真会想，他说，不是，我不待在这儿。当然不会在这儿。我想去巴黎——当然，前提是我能从高中毕业，前提是你们愿意送我一份毕业礼物，够支付一张廉价单程票就成。

你忘了现在在打仗吗，吉尔说，你一从高中毕业，他们就会征你入伍，然后把你送到越南去。

不，他们不会，弗格森说，他们不敢。

终于有一次，弗格森说对了。在跌跌撞撞地爬过高中终点六个星期之后——这期间，他和艾米再次言归于好，祝贺了吉姆和南希·哈默斯坦订婚，和他的好朋友布莱恩·米谢夫斯基度过了一段温暖惬意到出人意料的春日艳情，这让已经年届十八的弗格森更加相信，他确实是一个生来就被设置成了既爱男人又爱女人的人，由于这种双重性，他的人生将会比大多数人更复杂，或许也会更丰富更激动人心。除此以外，他还每个星期给邓巴先生的报纸写一篇新文章，一直写到了最后一学期期末，还给他的三环活页夹添了将近一百页内容，和吉尔为他第一年与任何学院或者大学无关的学生生涯准备了一份综合阅读书单，去哥伦布大道的格里斯泰德和前同事握手道别，回到书世界跟老板乔治·泰勒为偷书的事道了歉，意识到他被抓到但没被严惩有多幸运，并且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偷任何人的任何东西——弗格森收到了美国政府给他发来的祝贺信，被告知去白厅大街的征兵局报道，接受入伍体检，不用说，这个他肯定过了，因为他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健康问题或者异常状况，但因为他有犯罪前科，因为他向随军精神病医生公开承认他既喜欢男人也喜欢女人，所以暑期快结束的时候，他又收到了一张新的征兵证，正面上印着他的新分类：4-F。

无能——疲惫——操蛋——和自由[2]。

注释：

[1] 前面引号中的标题原文分别为“PHILHARMONIC FLOP”“PHILHARMONIC FOLLY”“PHILHARMONIC FIASCO”，每个单词的第一个音都是f，均采用了头韵的修辞手法。

[2] 对应的原词分别为feckless、frazzled、fucked-up、free，均以F打头。

4.4

在新泽西城郊读高中的三年里，十六岁、十七岁和十八岁的弗格森一共动笔写了二十七个短篇故事，完成了十九个，每天要在他所谓的工作笔记本上投入不少于一个钟头的时间，为了保持敏锐、深入挖掘和努力提高（他有一次对艾米这么描述过），在里面填满各种自己设计的写作训练：描写具体的物件、风景、早晨的天空、人的面孔、动物、光照在雪上的效果、雨落在玻璃上的声音、木头燃烧的味道、在雾中行走或者听风从树枝间吹过的感受；用别人的口吻写内心独白，目的是变成这些人或者至少试着去更好地理解他们（他父亲、他母亲、他继父、艾米，诺亚、他的老师、他的同学、弗德曼先生和夫人），以及不熟悉也更遥远的那些人，比如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弗兰兹·卡夫卡、附近超市的收银姑娘、伊利——拉克万纳铁路公司的检票员、中央车站那个胡子拉碴从他手里讨了一块钱的乞丐；仿写历史上那些备受景仰、对读者要求高、无法被模仿的作家（比如从霍桑的作品里选一段话，根据他的句法结构仿写，他在哪儿用动词，你也用动词，他在哪儿用名词，你也用名词，他在哪儿用形容词，你也用形容词——为的是从骨子里感受一下节奏，感受一下音乐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一小段由双关语、同形同音异义词和有一个字母不同的词生成的怪异短文，比如ail和ale、lust和lost、soul和soil，birth和berth；还有他感觉卡壳时，为了让脑子清醒一下而不假思索地一阵胡写乱画，比如一篇以游牧民[1]一词为灵感胡乱写就的四页文字是这样开头的：不，我不疯。我甚至都不生气，但给我一个乱你方寸的机会，我能把你的口袋洗劫一空。他还写了一出独幕剧——写完一周之后满心厌恶地烧了，以及有史以来由新世界公民创作的二十三首最烂最臭的诗——在他保证自己从此不再写诗之后撕了。大多数时候，他都痛恨他在做的事。大多数时候，他都觉得自己愚蠢至极、才疏学浅，永远成不了大器，但他还是在坚持，每天逼着自己不去理会那些时常令人失望的结果，因为他明白要是不这么做，就永远不会有希望，明白要成为他想成为的那种作家，需要日积月累很多年，比他的身体发育完全所需的年限还要多很多，每次他写出一篇看起来稍微不像上一篇那么差的东西，他也会感觉到自己在进步，哪怕这下一篇其实烂得让人嫌恶，因为事实是他别无选择，他注定了要么写，要么死，尽管他会对自己经常写出来一些死气沉沉的东西挣扎和不满，但比起以前干过的任何事，写作能让他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当文字开始在他耳边哼唱，他坐到书桌前，拿起钢笔或者把手指放在打字机的按键上时，会有一种浑身赤裸的感觉，赤条条地暴露在这个向他猛冲过来的大世界中，仿佛他从自己眼前消失，进入到那个在他脑袋里嗡嗡哼唱的文字中嗡嗡哼唱的大世界，没有什么能比这感觉更好了，没有什么能与之媲美。

固执。这个词最能贴切地描述他在那些年里的样子——而且每一年比前一年更固执，更自我封闭，遇上什么与他作对的人或事更不愿意让步。弗格森变得强硬了——强硬地蔑视他父亲，强硬地在阿提·弗德曼去世多年之后，继续逼迫自己坚持放弃那些东西，强硬地反对这个自他出生以来便将他囚禁其中的城郊社会。如果说弗格森还没有变成那种令人厌恶的动辄斥责找茬的人，一走进房间就搞得其他人赶紧逃跑，那是因为他不会没事找事，也懒得跟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大部分高中同学都觉得他是个还算不错的家伙——有时候会有点郁郁寡欢，有些沉浸在自己的脑子里，但不是一个心怀仇恨的人，也绝不是一个讨厌的人，因为弗格森并不反对所有人，只是某些人，对于他不反对的那些人，他一般都很喜欢，对于他喜欢的那些人，他待之以一种克制而体贴的情谊，对于那些他爱的人，他像一只狗爱人的方式那样去爱，用他的每一个部分去爱，从不挑剔，从不谴责，从不心怀一丝恶意，只是爱慕他们，欢欣地享受他们的陪伴，他知道自己有多么依赖这一小群爱着他并被他爱着的人，没有他们的话他会迷失方向，变成又一只汉克或者弗兰克，在滑道里翻滚着坠入吞噬一切的焚化炉，成为夜空中飘过的一片灰烬。

他已经不是十四岁时写下《脚底的伴侣》那个傻小子了，但他心里仍然装着那个男孩，而且他知道，他们两个还会一起走很长一段时间。把陌生的与熟悉的东西结合起来：这是弗格森所渴望的，像最忠实的现实主义者那样密切地观察这个世界，然后通过另一个略微变形的镜头，创造出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因为如果一本书只谈论你熟悉的东西，你只能学到你本就知道的东西，而如果一本书只谈论陌生的东西，那你只能学到你不必知道的东西，弗格森最想做的是写出那种故事，它们不但能容纳有知觉的生物和无生命的事物所在的可见世界，也能容纳隐藏于其中的、广阔而又神秘的不可见力量。他想要搅乱和迷惑，让人们捧腹大笑，让他们的双腿在靴子里颤抖，要在人的心灵和大脑上留下伤痕，要跳那些傻男孩们一转身开始与自己的幽灵二重身[2]跳起的疯狂之舞。是的，托尔斯泰永远感人至深，是的，福楼拜写下了人创作出来的最好的句子，尽管弗格森也喜欢追读安娜·卡列尼娜和艾玛·包法利那些充满戏剧性且愈加激烈的人生转折，但在他人生的那个节点上，最触动他的角色是卡夫卡的K、斯威夫特的格列佛、爱伦·坡的皮姆、莎士比亚的普洛斯彼罗、梅尔维尔的巴托比、果戈理的柯瓦廖夫，以及玛丽·雪莱的怪物。

他在二年级的一些早期尝试：一个男人某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长了一张不同的脸；一个男人在国外某个城市把钱包和护照弄丢后，为了果腹不得不卖血；一个小女孩每个月的第一天都会改名换姓；两个朋友因为一场争论而绝交，但他们的论据其实都不对；一个男人失手杀死妻子，然后决定把附近的每所房子都漆成血红色；一个女人失去了说话能力，但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日渐变得更快乐；一个少年离家出走后又决定回家，但发现他父母已经人间蒸发；一个年轻人写一个年轻人写一个年轻人写一个年轻人……写故事的故事。

海明威教会了他更细心地审视自己的句子，如何在构建一段话时权衡每个单词和音节的分量，但即便海明威在他写得最好的那些作品中的表现令人钦佩，他的作品总的来说对弗格森言之甚少，所有那些男子气概的咆哮和沉默寡言的隐忍，在他看来多少有些可笑，当他把海明威抛到脑后，便追随起了更深刻、读起来更费劲的乔伊斯，接着，他长到十六岁后，唐姨夫又给了他一捆平装书，其中包括了在那时还默默无闻的艾萨克·巴别尔的作品，巴别尔很快变成了弗格森的世界头号短篇小说家，还有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唐第一部传记作品的传主），也迅速成为了弗格森的二号短篇小说家，但对他而言更有价值，当然也更珍贵和永远必要的，是夹在一堆小说和诗集中那本由图章出版社出版、价格仅为四十五美分的《瓦尔登湖及论公民的不服从》，虽然梭罗不是小说家或者短篇故事作家，但他的作品文笔清晰精准到登峰造极，写出来的那些句子架构是那样优美，弗格森感受它们的美时，就好像一个人的下巴挨了一拳或者脑子里在发高烧。完美。每个字似乎都完美地各得其所，每个句子本身就是一部微作品，一个具有自己的呼吸和思想的独立单元，阅读这种散文时的刺激，是你永远不知道从一个句子到下一个句子，梭罗会跨多远，有时候只是几英寸，有时候是几英尺或者几码，有时候是几千英里，这些毫无规律的距离造成的失稳效应，教会了弗格森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他自己的写作尝试，因为梭罗所做的是把两种对立、排斥的冲动——弗格森管它们叫控制的冲动和冒险的冲动——融在他写的每一段话里。这就是秘密所在，他觉得。所有的控制都会导致沉闷和窒息。所有的冒险都会导致混乱和不可知。但二者放在一起，也许你会发现什么，接着，那些在你脑海里哼唱的文字或许会开始到纸页上哼唱，炸弹会爆炸，建筑会垮塌，世界看上去开始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但梭罗可不是只有写作风格。他有一种要做自己的野蛮需求，不是任何人而是他自己，哪怕是以冒犯邻人为代价，他灵魂的刚强执拗吸引着越来越倔强的弗格森，青春期的弗格森在梭罗身上看到的，是一个终其一生让自己保持着青春期状态的人，也就是说，他从未放弃他的原则，从未变成一个腐化堕落、出卖背叛的成年人——直到痛苦的终点，都是一个勇敢少年，这恰恰是弗格森为自己构想的未来。但是，除了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无惧无畏、独立自主之人的精神需要之外，梭罗还批判地考察了金钱主宰一切这个美国观念，拒斥美国政府，为了抗议政府的举措甘愿坐牢，当然，还有他那个改变了世界的观念，不但帮助印度在弗格森出生五个月之后取得了独立，而且如今正在美国南部扩散，或许还会帮助改变美国——公民的不服从，对不公正的法律带来的暴力采取非暴力的抵抗，自《瓦尔登湖》问世的一百一十二年里，情况基本没什么改变，弗格森心想，美墨战争变成了越南战争，黑人奴隶制变成了种族隔离和三K党为首的州政府，正如内战之前的岁月里梭罗在他书中写到的，弗格森同样感到他正在世界即将分崩离析的前夕写作，在他母亲嫁给吉姆和艾米的父亲之前和之后的几个星期里，越南共和国的佛教僧人为抗议美国扶持的吴庭艳政权，活活把自己烧死了，弗格森看到电视上的画面，研究报纸上的照片，三次意识到他少年时代的平静日子已经结束，这些自焚的恐怖证明，如果人们愿意为和平而死，那么他们国家逐步扩大的战争，终将大到将一切遮蔽，最后让所有人失明。

新房子在南奥兰治，不在枫林镇，但这两个城镇受同一个教育委员会管辖，弗格森和艾米还是哥伦比亚高中的同学，因为这是附近地区唯一一所公立中学。到他们的父母在1963年8月2号结婚时，他们已经结束了第二年的学业，十一个月前发生在弗格森家老房子后院里灰心丧气的对话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艾米给自己找了个男朋友，弗格森给自己找了个女朋友，他们的姐弟友谊正如艾米希望的那样稳固发展，不过现在他们成了事实上的姐弟之后，这个旧比喻已经多少有些累赘了。

弗格森的父亲把卖旧房子得来的钱全都据为了己有，但丹·施奈德曼还拥有那座更旧的旧房子，在枫林镇的第一座房子，年轻的弗格森永远不想离开的那座房子，那房子以两万九千美元的价格卖出去后，丹最终凑齐了三万六千美元，在南奥兰治买了一座大点儿的房子，虽然弗格森的母亲在和丹结婚后几乎身无分文，因为他父亲每月给的赡养费支票没了，但丹却不再是一贫如洗，他和丽兹刚结婚时为对方投了十五万美元的人身保险，在丽兹骇人地英年早逝之后，他获得了那笔赔偿金，现在，阿德勒、弗格森和施奈德曼家的人组成的新家庭，在经济上暂时很宽裕。当然，不去想那些钱是从哪儿来的确实很难，毕竟是可怕的晚期癌症换来的钱，但丽兹已经死了，生活还要继续，他们除了跟着生活继续向前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他们都很喜欢这个新家。尽管弗格森强烈反对住在小镇，要是能搬到纽约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大城市，他几乎什么都愿意做，可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栋建于1903年、有着白色护墙板的双层小楼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坐落在位置偏远、人称伍德豪尔新月的死胡同里，但比起他过去七年被迫居住的那座阴冷的沉默城堡，这里绝对是个更适合安顿下来的地方。或许除了现有的四间卧室，再多一间会更好，因为原本要给吉姆的那间被改成了丹的工作室，但没人觉得这算什么困难，尤其是性格沉稳的吉姆，他偶尔才会回家看看，似乎挺乐得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如果他都不介意，别人为什么要介意？重要的是他们心在一处，弗格森喜欢丹，艾米和吉姆喜欢弗格森的母亲，丹喜欢弗格森，弗格森的母亲喜欢艾米和吉姆，他们搬到一起之后相安无事，对两个镇上的风言风语也不以为意，那些喜欢讲闲话的人觉得经历了去年那些曲折和动乱——死亡，离异，再婚，而买了新房子之后，竟然让两个满脑子都是性的少男少女住在同一栋房子的同一层楼上——伍德豪尔新月巷七号里面，一定有什么奇怪或者反常或者不太对劲儿的事情。男的不过是个苦苦挣扎的艺术家，也就是一个邋里邋遢、油腔滑调的空想家（犹太人的看法）或者一个留着长发、政治倾向可疑的异端（非犹太人的看法），斯坦利·弗格森的妻子怎么会抛弃她的婚姻和所有随之而来的钱财，跟这种人搞到一起呢？

对弗格森来说最大的变化，跟他母亲嫁给丹·施奈德曼没有关系。毕竟她之前也不是没结过婚，而且和他父亲相比，丹是个更好的丈夫，与他母亲更情投意合，弗格森支持两人的结合，并未多虑，因为没这必要。真正让他思前想后，或者说代表了他基本生活状况中一件影响更深远的大事的，是他不再是独生子了。小时候他曾祈祷能有个弟弟或者妹妹，一次次求他母亲给他生个小宝宝，这样他就不孤单了，但她告诉他这不可能，她不能再生孩子了，也就是说直到生命终止的那一刻他都将是她独一无二的阿奇，弗格森一点一点接受了他孤独的命运，渐渐长成一个落落寡欢、爱做白日梦的家伙，只希望长大以后能在与世隔绝的房间里写书，他错过了大多数孩子跟兄弟姐妹打打闹闹的欢乐和热烈的情谊，但也避开了那些冲突和仇恨，它们有可能把童年变成一场恶魔般无情的争斗，结果是终生的怨恨不满和/或者永久性的精神错乱，可现在，在十六岁的年纪，在已经躲过了不是独子的好与坏之后，弗格森得到了一个十六岁的姐姐和一个二十岁的哥哥，儿时的心愿被满足了——可是太晚了，延期太久，对他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了，尽管吉姆多数时候都不在家，艾米又和他成了朋友（这之前，因为去年夏天被拒绝，他恨了她好长一段时间），但有时候他还是禁不住渴望过去那种独生子的生活，虽然那时的生活要比现在糟糕很多。

情况本来也可以不一样，假如艾米可以像他爱她那样爱他，假如他们好好利用他们的新环境，尽情享受各种各样肉体上的不端行为，趁父母背转身的时候，临时起意捣捣鬼，随便哪间相邻的卧室里秘密地滚床单和夜半幽会，最终为了伟大的爱情与更好的精神健康，双双奉献出童贞，但艾米不感兴趣，她真的确实只想当他姐姐，而欲火中烧的弗格森，虽然人生的首要目标就是把他的阴茎塞进某个裸女的身体，从此将处男的身份永远抛到身后，可现在也只能随它去了，否则他肯定会因为一直苦于想得到他根本得不到的东西而爆炸，因为被挫败的欲望是毒药，会渗透到你身体的每个部分，而一旦你的血管和内脏全是这种东西，它就会向上蹿进你的脑子，直接从头顶冲出去。

刚搬到新家的那几个星期最难捱。不光是每次和艾米独处时，他都得压制住一把抓过她在脸上乱亲一气的冲动，不光是他得压制住夜里的勃起，不去幻想溜到隔壁和艾米上床，除此以外他还要做出无数实际的调整，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避免侵犯对方的隐私，在建立起一套在共有空间内和平相处的明确原则前（先敲门，用完卫生间后要收拾干净再离开，自己的盘子自己洗，若非对方自愿告诉你答案，不要抄人家的家庭作业，不要到对方的房间里窥探，也就是说，弗格森不能偷看艾米的日记，艾米也不能偷看弗格森的工作笔记本和小说），他们之间有过几个尴尬时刻，也有几次简直丢死人的难堪，比如艾米推开浴室的门，看到刚冲过澡的弗格森正赤条条坐在马桶上打飞机——我没看见！她尖叫着关上了门——或者弗格森从卧室走出来，恰巧在走廊里撞见艾米正一边走一边捯饬裹在身上的浴巾，但浴巾突然掉了下来，在受惊的弗格森面前露出了她白皙的皮肤，让他第一次看到了继姐乳头小小的胸部和卷曲的棕色阴毛，艾米大叫了一声操！弗格森则回了一句几乎还算机智的话——我一直都怀疑你有躯干呢，他说，现在我敢肯定了——艾米笑起来，然后举起胳膊，摆成那种性感女郎的姿势说，我们现在扯平了，迪克先生，这里不仅指的是他们最喜欢的《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搞笑角色，也在暗示几天前她在浴室里看到的事儿[3]。

弗格森现在有女朋友，可如果艾米这个巴基斯[4]愿意的话，他马上就可以把那女朋友甩掉，但是她不愿意，现在弗格森看到了这具永远不会给他的躯体，就不用再折磨自己去想象它的样子了，这也算是向前走了一小步，他觉得，可以开始医治他那种不健康的迷恋，毕竟那不会把他带去任何地方，除了永恒悲伤的无底洞，作为补偿他试着把思绪集中在女朋友的身体上，他虽然只见过她上半身的裸体，但二年级伊始两人重聚之后，他们的探索已经变得越来越大胆，越来越无所顾忌，也就是说有希望，因此在度过了艰难的一暑假，不知道该怎么和艾米相处或者如何和她互动后，弗格森决定停止抵抗，烧掉他的军械库，在脑子里签署彻底投降的协议，自那一刻起他开始逐渐适应了这份给艾米当弟弟的新角色，明白了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爱她，也仍然被爱。

有时候他们会吵架，有时候艾米会大吼、摔门、骂他，有时候弗格森会躲进自己的房间，整晚或者整整十个十二个小时拒绝和她说话，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在努力地好好相处，而且大多数时候相处得确实挺好。事实上，两个人的友谊又恢复到了弗格森莫名其妙地认为他们不应该只做朋友之前的状态，而现在和他们的新婚父母住在伍德豪尔新月巷的房子里之后，这份友谊的程度更热烈了，他们聊天更久、更私密，有时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而且总会绕到艾米母亲的死和阿提·弗德曼的死上面，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学习，为考试做准备（这把弗格森的成绩从B+和偶尔的A-，提到了艾米的A和A-的水平上），他们在一起抽了更多烟，一起喝了更多酒（基本上都是啤酒，便宜的滚石啤酒，是细长的绿瓶子，或者更便宜的老米尔沃基啤酒，是矮胖的棕瓶子），一起在电视上看了更多老电影，一起听了更多唱片，一起玩了更多金罗美牌戏，一起去纽约旅行了更多次，还有更多的玩笑，更多的戏弄，更多的政治争论，更多的笑，以及不再对当着对方抠鼻子或者放屁有任何顾忌。

学校总共有两千一百多名学生，每个年级差不多七百出头，在这所服务枫林镇和南奥兰治的公立中等教育工厂里，混杂着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还有一部分来自蓝领工薪家庭，一部分来自上层白领的富裕家庭，这些男生女生的家人都是从英格兰、苏格兰、意大利、爱尔兰、波兰、俄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和匈牙利移民到美国的，不过全校没有亚裔家庭，有色人种的学生只有二十四名，因此这所学校就成了埃塞克斯县众多单色高中里的一所，而且即便到这时候，在死亡集中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被解放已过去二十年之后，两个镇子上依然残留着反犹主义的踪迹，大多数时候表现为窃窃私语、心照不宣，以及奥兰治草地棒球俱乐部这类地方拒绝犹太人入内的不成文规定，但有时候却比这些还要可怕，不管是弗格森还是艾米，都从来没忘掉他们十岁那年，枫林镇一位犹太朋友家门前的草坪上被烧毁的十字架。

在他们年级的七百多名学生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会上大学，其中一些会去全国最好的私立院校，一些会去东海岸的普通私立院校，一些则会去新泽西的州立院校。没上大学的男生们可以去参军，到越南打仗，那之后，如果说还有那之后的话，可以去汽车修理厂和加油站做技工和加油工，当烘焙师或者长途卡车司机，偶尔或长期担任水暖工、电工、木匠，在警察局、消防局和环卫局干上二十年，或者争取在赌博、勒索和持械抢劫这类高风险行业中一夜暴富。而没上大学的女生则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去秘书学校、护士学校、美容美发学校、牙科技师学校，可以到办公室、餐厅和旅行社工作，在她们出生的小镇方圆十英里之内度过她们的后半辈子。

不过也有例外，有些女生既不会去念大学，也不会留守在本地，有些女生和弗格森毕生都在研究的那些土生土长的新泽西女孩有着截然不同的过去和未来，在他念高中的第一天，这样一个女生出现在了他的英文课上，一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女孩，既不漂亮，也不算不漂亮，但一下就吸引了弗格森的目光，她就像一只无畏的动物被关在了动物园里，蜷缩在一旁，透过铁栅栏冷静地观察着诸位看客，猜想其中哪个会勇敢到给她喂食。开始上课后，门罗夫人让班上二十个学生各自报名字做一下自我介绍，他听到那个黑发女生说话时带着点英国口音，他没有细想这事儿，而是当即做了要追求她的决定，不光因为从别处来的女生天然就比泽西城郊的本地女生吸引人，还因为自从艾米在后院拒绝他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天，他是自由之身，自由得彻头彻尾，可以追逐任何他遇到的女孩子。幸运的是艾米那年不和他一起上英文课，这意味着艾米不会看到他盯着那个黑发女生，盘算如何接近她、追求她、赢得她的芳心，没有艾米在一旁监视，他大可以随心所欲地展示他这些意图。

达娜·罗森布鲁姆。不是英国人，而是南非人。父母是来自约翰内斯堡的莫里斯和格拉迪斯·罗森布鲁姆夫妇，他们一共有四个女儿，达娜排行老二，这家人目前住在美国，是因为达娜那位开工厂的有钱父亲不仅是个资本主义企业家，还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强烈地反对1948年以来便统治着南非的种族隔离政府，一直在积极跟它对着干，而参与这类颠覆活动惹恼了南非的法理权威，以至于他们想把他投进监狱，可那种地方既不利于莫里斯·罗森布鲁姆的健康，也会给家人的精神造成打击，于是他们六个人便匆匆离开南非，丢下了他们的工厂，丢下了他们在约翰内斯堡的房子，丢下了他们的车、猫、马、乡间别墅、船和大部分钱财，逃到了英国。从什么都有一下子变成了几乎什么都没有，再加上达娜的父亲已经六十二岁，年老体衰，没法继续工作，她那位年轻许多的母亲——弗格森猜测她大概有四十五六岁——便独自承担起了在伦敦供养一家人的责任，并且完成了这项任务，用三年时间就晋升到了哈罗德百货商店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上，但她在哈罗德的晋升空间已经到了头，于是她又接受了纽约的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提供的一份工资翻倍的更重要职位。就这样，罗森布鲁姆一家在1962年春天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就这样，他们住进了新泽西州南奥兰治梅休大道上一所嘎吱作响的大房子，就这样，达娜·罗森布鲁姆来到了哥伦比亚高中，与弗格森之间隔着两张课桌，坐在了门罗夫人的十年级英文课上。

一个有着北非人那种黝黑肤色的南非白人，东欧血统之下包裹着更古老、深厚的中东沙漠血统，日耳曼和北欧文学里那种有着异国情调的犹太姑娘，十九世纪歌剧和彩色电影中的吉普赛女郎，埃斯米拉达、拔示巴和苔丝狄蒙娜合为一体，鬈曲、不羁的头发犹如黑色的火焰，像一顶皇冠在她头上燃烧，纤细的四肢和窄窄的臀部，在课上做笔记的时候，肩膀和脖子微微向下垂着，动作也慢悠悠的，从来不显匆忙或疲态，平静，温和又平静，一点儿不像她表面看起来那样的黎凡特妖妇，而是一个踏实的姑娘，有着温暖、柔情的冲动，在很多方面，她是弗格森产生过好感的最平凡的女生，她的美不是琳达·弗兰格的那种美，她的睿智不是艾米的那种睿智，而且因为她和家人经历的一切，她比她们俩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成熟、更镇定，比弗格森年纪大，弗格森这个没受过什么折磨的感官主义者，有着足够的经验和胆量来让她接受他刚开始的挑逗，没过多久，他便意识到她也很喜欢他，而且永远不会像艾米有时候那样把他折磨得体无完肤，比如在他们父母结婚前一起吃过很多晚餐的那年，有天晚饭后弗格森拿出来一个烟斗，想在写东西的时候抽，因为他觉得所有作家坐在桌旁写作时都会叼着烟斗，爱和人争辩的艾米·施奈德曼便大笑起来，因为这事儿把他彻底嘲笑了一回，说他是矫揉造作的白痴，是有史以来活过的最愚蠢的男生，但达娜·罗森布鲁姆永远不会对他或者任何人说这种话，于是他向这个来自约翰内斯堡和伦敦的黑眼睛新人求爱，并且赢得了她的芳心，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精通勾引这门艺术，而是因为她也爱上了他，想被他勾引。

但他并不爱她，也永远不会爱上她，从一开始他就明白达娜永远不会成为他寻找的那种伟大激情，但他的身体需要被抚摩，他渴望与人的肌肤之亲，而达娜抚摩他，亲吻她的感觉太棒了，而且还很频繁，以至于在他人生的这个节点上，她的爱抚几乎浇灭了对于一份伟大激情的需要。眼下一点点的激情和大量的抚摩与亲吻就足够了，而到了二年级的冬天，当他们最终突破至赤身裸体、毫无保留的性爱时，这对于满足他而言更是绰绰有余。

他与这个爱他的吉普赛女孩之间只有无言的动物般的性爱，通过眼神、手势和抚摩进行交流，除了最琐碎的事情之外几乎没有语言交流，不像和艾米或者他未来的梦中情人那样是心灵的相遇，而是身体的交媾，肉体之间的一种默契，这样的毫无顾忌对弗格森来说是种新鲜的体验，以至于当他想到他们俩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对彼此做的那些事，他有时会浑身颤抖，他们吻了又吻，肌肤快乐得好像在燃烧，汗液从毛孔里渗出来，而且，她对他多温柔啊，对他的沮丧和自我放纵的绝望多么容忍，对他不像她爱他那样爱她多么不以为意啊，但他们都知道两人的关系顶多只是一桩暂时的交易，美国是他的地方而不是她的，现在她只是在熬时间，等到毕业，过了十八岁生日，那时她会前往以色列，去加利利海和戈兰高地之间的一座基布兹农场生活，她想要的只有这个，没有大学，没有书籍，没有大想法，把她的身体安插到一个地方，在其他的身体中间，然后为了生活在一个永远不会把她赶走的国家，需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

不可避免地，有些时候他对达娜会感到厌倦，隔阂感来自于她并不在乎那些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在他们一起念书的那些年里，他曾动摇过，移情过，把目光锁定在其他女生身上，趁她去特拉维夫看望亲戚时和别的女生鬼混过，但他从来都没法和她一刀两断，她的甜蜜美好不断地吸引他回到她身边，她那副好心肠的甜蜜让人无法抗拒，而性也很必要，在做爱的那些分钟或者小时里，它遮掩了其他一切东西，似乎让他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出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意味着什么，情欲生活的开始，真正生活的开始，而这一切和学校的其他女生根本不可能发生，琳达·弗兰格、诺拉·麦金蒂和黛比·克莱曼那类女生全是激进的处女，被铁质贞操带锁着的专业淑女，因此，即便他的情感会时不时摇摆，他也知道自己能碰上达娜·罗森布鲁姆有多幸运，除非万不得已，他永远不会放她走，因为除了把自己给他之外，达娜还把自己的家人也给了他，弗格森渐渐喜欢上了那家人，喜欢上了这样的一家人竟然可以存在这个想法本身，每次走进他们家，沐浴在罗森布鲁姆家的氛围中，他就觉得在那儿幸福无比，都不想离开了。

那种氛围到底是什么似乎难以名状，多年间弗格森曾无数次试着搞清楚是什么让它如此独特，同他以前去过的家庭那么不同，那是一种上流与平凡的混合体，有时候他会这么想，但是其中的上流从未被平凡所玷污，而平凡也从未被上流所影响。父母那种优雅的、掌控得当的英国风度与孩子们无法无天的倾向并行不悖，但哪个阵营似乎都没有憎恶对方，一种平和宁静的氛围似乎永远在家中盘旋，就连最小的两个女儿在客厅大吵大闹时也一样。快照一：高挑纤瘦、颇具贵族气质的罗森布鲁姆夫人，身着她去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的办公室时穿的香奈儿或者迪奥套装，耐心地和大女儿贝拉讲避孕的事情，而来到美国后便成为“垮掉一代”的贝拉一边耐心听她母亲讲话，一边整理她的黑色高翻领毛衣，描上黑色的眼线，慢慢把自己画成了一只浣熊。快照二：身材矮小、面容憔悴、围着丝绸领巾、留着山羊胡的罗森布鲁姆先生，和她最小的女儿莱斯利在讨论字写得好有什么好处，而那个瘦小的九岁姑娘膝盖上结着血痂，裙子的口袋里睡着一只名叫鲁道夫的宠物仓鼠。这就是罗森布鲁姆家的氛围，或者说是它倏忽显现的一两个瞬间，每当弗格森想到这家人一起经历的苦难，每当他想到失去一切之后，不得不跑到世界的一端从头开始，然后又跑到世界的另一端再次从头开始是一种什么情形，他就怀疑自己是否见过比他们更勇敢、更坚韧的家庭。这也是他们家的氛围：我们活着呢，从现在开始，就是活着和让人活着，愿诸神背弃我们，永远不再掺和我们的事情。

罗森布鲁姆先生身上有太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了，弗格森这样认定，而且因为达娜这位六十六岁的父亲已经不再工作，大多数日子都待在家里读书、抽烟，弗格森开始时不时地过来找他，经常是放学后就直接过来，傍晚的阳光洒在客厅里，在地板和家具上投射出各种复杂交错的影子，他们坐在那里，年轻人和老人，坐在半明半暗的客厅里随便闲聊，聊美国的政治和美国生活的怪异之处，偶尔聊聊某本书或者某部电影或者某幅画，但大部分时间里，是罗森布鲁姆先生在讲过去的一些事情，各种琐碎但迷人的逸事，比如乘坐蒸汽邮轮去欧洲时被狂风暴雨搅扰的旅途，他年轻时曾经说过的一些锦言妙语，他第一次喝马蒂尼时那种在体内窜动的惊讶又愉快的感觉，以及留声机唱片、无线电，还有女人腿上卷着脱下来的长丝袜，都是些鸡毛蒜皮、没有任何深度的小事，但听起来却让人着迷，而且他真的很少会聊起他在南非遭遇的那些麻烦，弗格森注意到，即便偶尔说起来，他的声音中从没有任何怨恨，没有那种流放之人本应有的愠怒或愤慨，这就是弗格森如此被罗森布鲁姆先生吸引，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个经历过苦难的人，而是因为他在经历过苦难之后仍然能开玩笑。

罗森布鲁姆先生从没读过弗格森的那些故事，连弗格森写的一个字儿都没瞧见过，但谁能想到最后竟然是他给那个已经让弗格森烦恼了好多个月，而且无疑还会继续折磨他很多年的问题想出了解决方案。

一天下午，老先生说，阿奇，这在平日里叫倒是挺不错，但不太适合做小说家的名字，对吧？

是啊，弗格森说。不恰当到可悲。

阿奇博德也不怎么样，是吧？

对啊，好不到哪儿去。更差。

那你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打算怎么办？

你是说，如果我哪天真能发表作品的话。

哎，我们就先认为你会。那你考虑过别的名字吗？

算不上有。

算不上有，还是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

罗森布鲁姆先生嗯了一声，然后点着一根烟，望向了房间里斑驳的阴影处。过了好一会儿，他问：那你的中间名呢？有吗？

艾萨克。

罗森布鲁姆先生吐出一大口烟，然后重复了一遍他刚刚听到的这三个字：艾萨克。

这是我爷爷的名字。

艾萨克·弗格森。

艾萨克·弗格森。就是艾萨克·巴别尔和艾萨克·什维斯·辛格的那个艾萨克。

很好的一个犹太名字啊，你不觉得吗？

弗格森的部分不怎么样，但艾萨克确实不错。

艾萨克·弗格森，小说家。

普通人阿奇·弗格森，作家艾萨克·弗格森。

要我说还不错。你觉得呢？

真挺好。

两个人合到了一个人身上。

或者是一个人分成了两个人。不管怎样，都挺好的。不管怎样，以后我的作品就用它来署名了：艾萨克·弗格森。当然，前提是我能发表作品的话。

别这么谦虚。应该是等你发表作品的时候。

这次聊天过去六个月之后，两个人坐在屋子里讨论南非的夕阳和新泽西的夕阳有什么差别，罗森布鲁姆先生从椅子上起身，走到房间另一头，取来了一本书。

也许你可以读读这个，他说，然后轻轻地把书从他的手上丢到了弗格森的手里。

这是艾伦·帕顿的《哭吧，亲爱的祖国：一个关于凄苦中的慰藉的故事》。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出版，地址是伦敦贝德福德广场三十号。

弗格森谢过罗森布鲁姆先生，保证三四天之后就把书还回来。

不用还我了，罗森布鲁姆先生重新坐回到椅子上说，这是送你的，阿奇。我不需要了。

弗格森翻开书，看到第一页上有段寄语，写的是：1948年9月23号。生日快乐，莫里斯——蒂莉和本。在这两个名字下面，还有两个粗体大写的字：坚守。

既然他不准备再接受他父亲的钱，暑假去他的商店里打工自然也不可能了。如果弗格森不再要他父亲的钱，那他就得开始自己挣钱，可两个月的暑期工在世界哪个角落都不好找，而且他也不知道该从哪儿找起。现在他十六岁了，他猜自己倒是可以回天堂夏令营，在那儿当个服务生，但肯定挣不到多少钱，除了暑期的最后一天从那些父母手里拿点儿小费，而那些钱加起来不过区区二百美元，更何况，弗格森已经受够了夏令营，再也不想回去了，光是想到踏足那片他曾经目睹了阿提·弗德曼死去的地方，就足以让他再次看到阿提的死了，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他自己也有气无力地噢了一下，就像从阿提嘴里发出来一样，弗格森自己倒在了草地上，弗格森自己也死了，再回那里是绝对不可能了，就算服务生的薪水是一顿饭四百美元也不行。

二年级的春天时，他母亲的婚礼已经宣布要在8月初举行，但他眼下还是没有任何解决方案，于是吉姆便牵线搭桥，让弗格森联系上了他以前的高中同学，一位二百磅的前橄榄球阻截球员，阿尼·弗雷泽大一从罗格斯退学后，一直在枫林镇和南奥兰治干搬家的生意。不过，他的车队就是一辆白色的雪佛兰厢式货车，开展的业务也都是暗中进行，从来只收现钱，没有保险，没有签约员工，没有正式的生意架构，而且因为不用申报收入，也不用交税。虽然弗格森要到明年3月才到开车的合法年龄，但弗雷泽还是让他坐在副驾驶座上，顶替了现在那个副手，那人被征兵入伍了，6月末就要去迪克斯堡报到。吉姆的这个朋友当然更希望找个可以全年工作的全职员工，但吉姆曾在某个高中派对上把弗雷泽的孪生姐妹从一个棘手的处境中解救了出来（将那个喝多了在房间一角对她动手动脚的长曲棍球队员打趴在地），所以吉姆和弗雷泽才成了朋友，而欠了吉姆这个人情，弗雷泽觉得他没法拒绝。就这样弗格森踏出了第一步，开始了他的搬家工生涯，从1963年到1965年的三个高中暑假，他都在做这份活儿，因为第二年新来的副手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不得不辞职，需要他来帮忙，第三年车队增加到了两辆厢式货车，弗雷泽急需再找一名司机。这份工作有时挺累人的，每年弗格森重新开始做时，浑身的肌肉在头六七天里都会酸痛得好像受刑，但他发现体力活儿很好地平衡了写作这种脑力劳动，不仅让他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为合法的目标服务（把人们的东西从一处搬到另一处），还给了他琢磨自己想法的机会，而不必把他的想法交给别人，毕竟，大多数非体力工作都是如此，用你的脑子帮别人赚钱，回报却少之又少，虽然弗格森的薪水很低，每份工作结束后塞到他手里的钱都是五块十块，有时是二十块，但在数亿美元被烧在越战战场，拖垮全国经济的那些年里，搬家的活儿还是挺多的，他每周都能挣到将近二百美元，还不用交税。所以这三年的暑假里，弗格森在狭窄的楼道里拖着床、抬着沙发爬上爬下，给纽约的室内装潢师送古董镜子和路易十五时代的写字台，帮宾夕法尼亚、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州的大学生在校舍里搬进搬出，把旧冰箱和破空调拉到城里的垃圾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很多人，假如他坐在办公室里或者去葛朗宁餐厅给闹哄哄的小孩子做冰激凌，根本不会与这些人的人生产生任何交集。不仅如此，阿尼待他不错，也尊重他，虽然弗格森这位二十一岁的老板在1964年的大选中把票投给了戈德沃特，而且想往河内投原子弹，但同样是这个弗雷泽，在买了第二辆货车之后雇佣了两名黑人，把搬家队扩充到了四个人，因此，为他工作的最后一个暑假带给弗格森一个不可估量的意外收获，那就是每天和其中一个黑人理查德·布林克斯塔夫开着车到处跑，这个膀大腰圆、大腹便便的巨人，在弗格森开车载他们去下一个目的地时，会专心致志地透过货车的挡风玻璃，观察那些不断向后退去的地景，空空如也的城郊道路，坑坑洼洼的城市街道，拥挤不堪的高速公路，而且不管是在聊什么让他高兴还是难过或者厌恶的事，他都会一次又一次以同样的语气，用手指着正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和柯里牧羊犬玩耍的小姑娘，或者一个正踉跄着走过包厘街和运河街交叉口、衣冠不整的醉汉，说：多美好啊，阿奇，多美好啊。

弗格森知道他父亲不明白该拿他怎么办。不仅是因为他无法想象竟然有人愿意以写书为生，在他看来进入这种毫无定数的行业是痴心妄想的蠢行，注定只能堕入贫穷、失败和绝望的深渊，还因为他这个培养得当的儿子，从出生之日起就享受着自力更生的美国进取精神带来的好处，现在却放弃了那些能让他在人生中进步和成功的机会，把整个暑假浪费在平凡无奇的体力劳动上，跟着一个欺瞒美国税务局的白痴大学肄业生干苦力。他这样挣来的钱倒没什么不好，但关键是这些钱永远不可能变成更多钱，这种底层工作会永远把他拖在最底层，所以当他儿子开始说什么以后要去工厂当工人或到商船上当水手来养活自己时，这位父亲甚至不敢去想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个想当医生的小男孩去哪儿了？事情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

反正在弗格森的脑子里，他父亲对他就是这种看法，如果说他确实想起过他的话，而在以父亲的口吻写下的两三页独白中，弗格森费尽心机地想搞清楚他父亲的思维方式，他深挖细查，试着回忆他所了解的几件有关斯坦利·弗格森早年生活的事迹，比如他祖父被杀害之后那些一贫如洗、艰难困苦的年月，他那位动辄大吼大叫、歇斯底里的祖母控制了整个家族，接着，他父亲的两个哥哥莫名其妙地搬到了加利福尼亚，而原因从未详细解释也从未彻底搞清过，以及在那之后，他父亲决心成为地球上最有钱的人，这位伟大的利润先知，就像别人信仰上帝或者性爱或者善行一样，信仰着金钱的力量，把钱看成了救赎和满足，把钱看成了衡量一切的终极标准，任何拒绝这个信仰的人，要么是傻子要么是懦夫，他的前妻和儿子绝对是傻子和懦夫，脑子里充斥着小说和低俗的好莱坞电影瞎编乱造的浪漫鬼话，对于发生的这些事情，他的前妻负有主要责任，是他曾经挚爱的露丝，让儿子把头从他父亲身上扭开，给他灌输了各种优柔寡断的胡说八道，什么发现他的真我，铸造他自己的独特命运，现在再想弥补为时太晚，那孩子没救了。

不过，这一切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父亲在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前总是打盹儿，或者为什么他钱越多，反而越吝啬小气，每月两次的晚餐只会带儿子去破破烂烂的便宜饭馆，或者为什么他后来会改变主意，没有卖掉枫林镇的房子，反而在弗格森和她母亲离开后又搬了回去，或者为什么他费事把《脚底的伴侣》印出来以后，再没要过弗格森新写的故事来读，从没问过他和他的继父、继哥、继姐在伍德豪尔新月巷的家里相处如何，从没问过他想上哪所大学，从没对肯尼迪遇刺一事发表过任何看法或者对总统遭到枪击表现出任何关注，弗格森越是努力想深入到他父亲的灵魂中，寻找点儿什么尚未死去或者隔绝起来的东西，就越是一无所获。弗格森觉得就连罗森布鲁姆先生这样心思复杂，即便没有把内心完全封闭，也无疑向世界掩藏了大部分所思所想的人，都比他父亲更容易理解。而且，两人之间的差别也无法简单归结为他父亲工作，而罗森布鲁姆先生不工作。丹·施奈德曼也工作。虽然不像他父亲那样每天要工作十二或者十四个小时，可一周里也要工作五六天，每天稳稳七八个小时，即便他不是世界上最耀眼的艺术家，但他知道自己的天资有多少，享受他的工作，做得也还不错，能以他自己所谓的画匠个体户身份，马马虎虎挣一份生计，当然，不是斯坦利·弗格森那种用耙子划拉来的大钱，但他反倒有个更开阔的心胸，比如他给新婚妻子买了辆新车（弗格森和艾米考下驾照之后，成了她母亲那辆旧庞蒂克的联合所有人），比如他会在大家过生日时，送上自己亲手做的一些精巧的动态饰品或者能转来转去的小机械雕塑，比如他会突然带大家去下馆子、听音乐会、看电影，比如他一视同仁，在给女儿零花钱的时候也坚持要给弗格森一份——每周都会给他们俩，因为他想让他们把暑期打工赚到的钱存到银行里，在高中毕业之前一分钱都别动——但最重要的还是他这个人本身的宽容大量，是他神采飞扬的劲头和充满爱意的关切，他的男孩子气，稀奇古怪的想法，对扑克和各种博弈游戏的热情，还有那种有点儿不管明天只顾当下的莽撞，而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的那个人，与弗格森的父亲相差如此之大，他这个做儿子/继子的很难将他们视为同一物种的成员。还有丹的哥哥吉尔伯特·施奈德曼，就是弗格森那位聪明过人的新大伯，他的努力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人，一边在茱莉亚音乐学院专职教授音乐史，一边还给很快就将付梓的音乐百科全书撰写了一条又一条的古典作曲家条目，以及唐姨夫，就是他的好朋友诺亚那位过分严肃、有时候脾气很差的父亲，他也工作，而且从来没停止过工作，在埋头写蒙田传记的同时，每个月还能交出两篇有时甚至是三篇书评，甚至连阿尼·弗雷泽也工作，这个辍了学、征兵时被列为4-F、偷逃缴税的前橄榄球运动员拼了命地工作，这一点弗格森很了解，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每天晚上喝六罐卢云堡啤酒，同时和三个镇上的三个女孩保持肉体关系。

和他父亲在一起时，弗格森会尽量努力不让自己生气，虽然他对这个电器大王竟然愿意让丹·施奈德曼给他儿子零花钱感到惊骇不已，于情于理，这钱本来应该由他这个做父亲的给，但弗格森怀疑他父亲也很恼怒，只是没有针对他，而是在生他母亲的气，毕竟，她不但催着他离了婚，还很快又再婚了，舍弃掉他本该对儿子所负的责任后，弗格森的父亲不仅得到了他吝啬鬼的奖赏，不想破财时就不破（基本上是任何时候），还获得了占他前妻的新丈夫便宜的额外快感。不过是跳蚤表演杂技，小心眼儿的敌意和折磨在胡闹罢了，他一边这样告诉自己，一边感到心收得越来越紧，或许父亲背弃了他的责任也好，因为就算他给弗格森也不会要，他已经决定不再要父亲的钱，不想再因此与他起争执，那会被视为敌对行为，几乎可以算是宣战了，弗格森可不想跟和他父亲吵架，他只想尽可能安静地熬过他们的会面，不要生出什么是非来，不要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造成痛苦。

不要他父亲的钱——也不打棒球了，因为阿提·弗德曼的鬼魂每天还与他形影相随，而弗格森绝不会食言。其他运动可以参加，但都没棒球那么重要，而高中第一年在校篮球队预备队打过前锋后，弗格森决定第二年不去参加校队的选拔，为他参与的团体性体育运动画上了一个突然而决然的句号。运动曾经对他意味着一切，但那是在他读过《罪与罚》以前，在他发现与达娜·罗森布鲁姆的鱼水之欢以前，在他抽过第一根香烟、喝过第一杯酒以前，是在他成为后来那个每晚窝在自己房间里用文字填满他宝贵的笔记本以前，虽然他还热爱运动，永远都不想放弃运动，但它们已经被降级为闲来无事时的消遣——打打触身式橄榄球，临时组队打打篮球，在新家的地下室打打乒乓，偶尔在星期天上午和丹、他母亲和艾米打打网球，多数时候是双打比赛，要么是子女对父母，要么是父女对母子。休闲娱乐而已，绝非他小时候那种生死攸关的战斗。好好打，出身汗，赢场比赛或者输场比赛，然后回家冲个澡，抽根烟。在他眼里运动仍然很美，尤其是他最在乎的已成禁忌的棒球，他以后再也不能打的棒球，虽然他还会为这支刚刚成立、在法拉盛打主场的球队呐喊助威，但西方世界的命运已经不再维系于“火车”科尔曼在第九局后半局已经两次出局、还剩两人在垒的情况下走到击球区上了。在不可避免地被判三振出局后，他的继父和继哥唉声叹气，但弗格森只是点点头或者摇摇头，然后站起来平静地关掉电视。这个世界上的“火车”科尔曼们，生来就只能三击不中而出局，要是他不出局的话，大都会队也就不是大都会队了。每个月和他父亲吃两次晚饭，每隔一个月去新罗谢尔和弗德曼夫妇吃一顿晚饭，尽管弗格森依然坚持着这个习惯，但他还是疑虑重重，因为他从来不太明白为什么阿提的父母会一再邀他来吃饭，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愿意长途跋涉来见他们，因为事实上他并不愿意，因为事实上每顿晚饭都让他恐惧不已。模糊不清。他不明白他们的动机，无论是他还是弗德曼夫妇，都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或者为什么要坚持这么做，但这个冲动从一开始就存在：葬礼之后，弗德曼夫人伸出双臂抱住他，告诉他说，他永远会是这家的一员；弗格森在客厅里端坐了两个小时，挣扎着告诉身旁十二岁的西莉亚，他现在就是她哥哥了，以后会一直照顾她。为什么他们会说这些话，想这些事——而且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

他和阿提只做了一个月的朋友。这么长的时间，足够让他们变成A.F.双胞胎，足够让他们觉得这将开启一段长久而亲密的友谊，但没有长到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成为对方家庭的一员。在他朋友去世的时候，弗格森甚至从没见过拉尔夫和雪莉·弗德曼。他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因为他们的儿子从天堂夏令营写回家的信，他们倒知道他是谁。那些信很关键。腼腆、寡言的阿提，向他们倾诉了他这位非常好的新朋友，因此他们在见到他之前，就早已认定弗格森非常好了。接着，阿提死了，三天之后，那个非常好的朋友来参加葬礼，虽不算和他们的儿子一模一样，但也和他挺像了，高大健壮，同样有年轻运动员的身形，同样的犹太背景，同样在学校成绩很好，就在他们失去爱子的时候，这样一个男孩，一个被他们的儿子唤作兄弟的男孩闯进他们的生活，一定对他们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弗格森推测道，一种不可思议的影响，就仿佛他们那个不复存在的儿子以智谋战胜了诸神，给他们送来了另一个男孩来顶替他，一个来自阳间的调包儿子，换掉了已死的那个，而跟弗格森一直保持联系，看着他慢慢长大，长成一个男人，他们就像是在见证自己儿子本可以长成的样子，见证那种让十五岁男孩不同于十四岁男孩，让十六岁男孩不同于十五岁男孩，让十七岁男孩不同于十六岁男孩，让十八岁男孩不同于十七岁男孩的细微变化。这很像某种表演，弗格森意识到，每次去新罗谢尔吃又一顿星期天的晚饭，他就得承担起这份工作，通过做他自己，通过竭力全面、如实地扮演他自己，来假装做他自己，因为他们都知道这只是一种游戏罢了，虽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知道，而阿奇也永远不可能成为阿提，不光因为他不想，还因为活人永远无法取代死去的。

他们是好人，善良的人，普通的人，他们住在一座白色小房子里，挨着一条绿树成行的街道，街上还有其他白色的小房子，里面住着其他辛勤工作的中产家庭，各家都有两三个孩子，白色的木质车库里都停着一两辆车。拉尔夫·弗德曼长得高高瘦瘦，将近五十岁，是位受过专业训练的药剂师，新罗谢尔购物区的主街上一共有三家药店，他拥有最小的那一家。雪莉·弗德曼长得也高，但不瘦，比丈夫年轻几岁。从亨特学院毕业后她在本地的图书馆做兼职，在本州和全国的选举中为民主党候选人挨家挨户拉选票，并且对百老汇音乐剧情有独钟。他们对待弗格森时，秉承着一种默默遵从的态度，这或许让他有点儿惊讶，但也很感动，再加上出于对他们儿子的忠诚，他继续接受着他们的邀请，而他们则因为不想失去他，吃晚饭时通常只是坐在一旁，大部分时间都是让弗格森来讲。至于西莉亚，她几乎一言不发，但会听他说，听得比她父母都认真，弗格森看着她从一个腼腆、伤心的小姑娘，逐渐长成一个镇定自若的十六岁少女，突然意识到她才是他不断回到这里的原因，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明白她很聪慧，但现在她也越长越漂亮了，亭亭玉立、四肢修长，有如天鹅一般的美，虽然对他来说她现在还是太小了，但再过个一两年呢，在弗格森脑海中某个无法进入的幽深之处，嵌着一个尚未成形的想法，他注定要娶西莉亚·弗德曼为妻，他的人生故事需要他娶她为妻，来抵掉她哥哥英年早逝的不公。

他说话这一点很重要，不光是坐在那里彬彬有礼地寒暄，而是真的说点什么，尽可能告诉他们有关自己的一切，让他们了解他是谁，最近几次来访他开始越来越多地这样做，跟他们讲他身上发生的事，因为到那会儿，关于阿提可聊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来来回回讲同样的事情太过可怕。在九个月的时间里，弗格森亲眼看着弗德曼先生的头发从深棕色变成棕色和灰色混杂，再到多半都是灰色，最终成了满头白发，看着阿提的父亲变得越来越瘦，而他母亲则越来越胖，到1961年10月重了十磅，到1962年3月又重了十五磅，到9月又重了二十磅，他们的身体告诉了弗格森，当他们继续承受阿提的死时，他们的灵魂发生了什么。没必要再讨论他们的儿子十岁时在少年棒球队取得的辉煌成绩了，没必要再提起他在科学和数学上得过的A+了，弗格森想出了一个熬过这些晚饭的新策略，那就是把阿提从房间里赶出去，逼着他们去想别的事情。

只字未提他为了他们的儿子而放弃棒球的事，只字未提他对艾米·施奈德曼的那些淫荡念头，只字未提他和达娜·罗森布鲁姆的性爱，只字未提那晚他和艾米的男友迈克·勒布喝高之后吐得满裤子满鞋都是，但除了隐藏这些秘密和不检点外，弗格森着意没有隐瞒自己，这对少言寡语的他来说是份艰难的任务，但他强迫自己对他们坦诚相待，为他们表演。从阿提去世到他高中毕业的四年间，弗格森来新罗谢尔吃过二十多顿饭，在饭桌上他聊过很多事，包括他家里发生的诸多变故（父母离异，母亲再婚，和父亲关系冷淡），以及有了一堆新亲戚之后的怪异体验，不光多了继父和哥哥姐姐，还有丹的哥哥吉尔，一个博学多才、讨人喜欢的人，十分关心这个侄子的写作抱负（你要把能学的一切都学会，阿奇，有一次，他这么告诉他，然后再把它们忘掉，剩下那些你忘不掉的，将会成为你作品的根基），以及吉尔老是绷着脸的妻子安娜，他的两个体形丰满、爱幸灾乐祸的女儿玛格丽特、艾拉，和丹那位脾气很臭的父亲，这个老头现在住在华盛顿高地某家养老院三层的一间屋子里，要么已经疯了，要么是痴呆症早期，不过时不时地，他操着跟西格·鲁曼一样的口音，也确实说出过一些令人难忘的话：我希望你们现在都能闭嘴，我好尿尿！他母亲再婚的一个最大好处，他告诉他们，是借着一只在冥冥中把许多不同家庭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宗系串联在一起的魔术手，他最好的朋友和因联姻成为他表兄弟的诺亚·马克斯，如今也同他的新姐姐和哥哥攀上了亲戚，隔了一代还是两代的联姻堂亲还是表亲（没人说得准到底是哪个），他每次想到这儿都会头晕——诺亚与艾米同他绑在了同一个混合部落里！——看到丹·施奈德曼和唐纳德·马克斯如此志趣相投，是个多大的改变啊，这与他父亲和唐姨夫的关系完全不同，他父亲一点都不喜欢唐姨夫，有一次还说他是个自负的蠢货，现在多好，弗格森说，尽管他母亲和她姐姐米尔德里德的关系仍然没有改善，也永远不会有什么改善，但至少现在有可能和马克斯一家坐下来吃顿晚饭，而不会想大喊大叫或者掏出一把枪打死谁了。

从没和别人讲过的事，他可以和他们讲，这让他和他们在一起时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比他在家或者在学校时更直率有趣，一个能逗人发笑的人，或许这是他一再回到这儿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知道他们想听他讲那些故事，比如有关诺亚的趣闻轶事，他从不会厌倦在聊天时提到诺亚，这位与他共同穿越人生灌木丛的坚定旅伴，获得了河谷区菲尔德斯顿学校的全额奖学金，那是全城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而且，他又长高了一些，拆掉牙套后还找了个女朋友，平时在菲尔德斯顿导演些戏剧，既有现代的，比如尤奈斯库的《椅子》和《秃头歌女》，也有经典的，比如约翰·韦伯斯特的《白魔》（血流成河啊！），还用他那台贝灵巧牌的八毫米摄影机拍些小电影。不过，他仍然是世界上最狡猾的捣蛋鬼，1964年5月陪着弗格森参加了与他父亲两次会面中的第二次，但那次去的不是便宜饭馆，而是可怕的蓝谷乡村俱乐部，弗格森没多想就接受了邀请，但坚持让诺亚也一起去，他本以为父亲会拒绝这个提议，可父亲竟出乎意料地同意了。就这样，那个星期天中午，电器大王和俩男孩去了俱乐部吃午饭，诺亚知道弗格森和他父亲那些别扭，知道他有多讨厌那个俱乐部，他要嘲讽一下那地方和它代表的东西，来的时候戴了一顶格子图案的苏格兰便帽，上面还有个白色的绒球，一顶大到可笑的帽子，弗格森和他父亲看到后笑得前仰后合，这可能是十多年来他们俩唯一一次不约而同地发笑，但诺亚装得面无表情，这当然更滑稽了，他告诉他们说，这是他第一次来高尔夫俱乐部，他想看起来像个样子，因为高尔夫是苏格兰的运动，因此在球场上打球时，所有高尔夫球手都非得（他真说的是非得）用苏格兰的帽子来装扮自己。但到了俱乐部之后诺亚闹得有点儿过头，或许是因为跟这些他所谓的土豪混在一起让他很不舒服，也或许是因为他想大声说出那些弗格森自己永远不敢说的话，以此表明他们是一条心，当一个肥胖的家伙摇摆地从他们面前走过，指着那顶便帽喊帽子不错呀，诺亚答道（脸上挂着一个大大的笑），多谢啦，胖砸——好在弗格森的父亲走在他们前面，离着三四码远没有听清，他俩逃过了一劫，否则肯定会被狠狠训斥一顿。就这样，弗格森竟然熬过了蓝谷乡村俱乐部一日游，第一次没有企盼自己身在别处。

当然这只是诺亚的一面而已，他跟弗德曼一家讲，滑稽可笑的坐探和调皮捣蛋的小丑，但本质上他是个严肃、有想法的人，没有什么能比他在肯尼迪遇刺那个周末的表现更能证明这一点了。当时碰巧弗格森和艾米邀请他来伍德豪尔新月巷的新家小住几天。他们计划用他的八毫米摄影机一起拍电影，一部默片，改编自弗格森的短篇故事《发生什么了》，讲的是一个男孩离家出走后再回到家时，发现父母不见了，诺亚扮演男孩，弗格森和艾米演父母。但接着，11月22号星期五，就在诺亚原定到港务局的公交总站坐车离开纽约几个小时前，肯尼迪在达拉斯遭遇枪击身亡。这时候取消行程，谁都可以理解，但诺亚不想，他打电话来，叫他们按计划去欧文顿的公交站接他。整个周末，他们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弗格森和他继父坐在长沙发的一头，艾米和她继母一起蜷缩在另一头，露丝抱着艾米，艾米把头靠在露丝的肩上，而诺亚机智地拿出他的摄影机，开始拍摄他们四个人，两天差不多都在拍，来回对着他们的脸和电视屏幕上的黑白图像，沃尔特·克朗凯特的脸，副总统约翰逊和杰姬·肯尼迪，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就任新总统，杰克·鲁比在达拉斯警察局的走廊里开枪打死奥斯瓦尔德，葬礼当天那匹无人骑乘的马和小约翰的敬礼，所有这些公共事件和沙发上的四个人来回交替，神色严肃的丹·施奈德曼，他面无表情、疲惫不堪的继子和两个眼泪汪汪的女人在电视上观看这些事件，当然，全都是默默的，因为摄像机不能录声音，大量的影像，十个或十二个小时肯定有了，长得可怕，没有人能从头看到尾，但诺亚把胶片带回了纽约，找了一位专业剪辑师，帮他把那么多小时减到了二十七分钟，成果令人惊叹，弗格森说，一场国家灾难写在了那四个人的脸上和他们面前的电视机上，一个十六岁少年拍出来的一部真正的电影，不仅是一份历史记录，也是一件艺术作品，或者按照弗格森的说法，他描述自己喜欢的什么东西时老爱用的话，就是一部大师级作品。

诺亚的故事有很多，但也有其他人的，比如艾米和吉姆，比如他母亲和外婆外公，比如阿尼·弗雷泽和他们差点儿在新泽西的收费高速公路上出车祸，比如达娜·罗森布鲁姆和她的家人，比如他和罗森布鲁姆先生的聊天，比如他和迈克·勒布的友谊，这是艾米的男朋友，后来分了，然后又和好了，他不仅知道埃玛·戈尔德曼是谁，还读过她的自传《我这一生》，还是学校唯一一个读过亚历山大·贝克曼《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狱中回忆》的人。壮硕的迈克·勒布，这个新生的反苏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信仰运动，信仰组织，信仰群众活动，因而颇为不屑于弗格森对梭罗感兴趣，觉得他关注的全是个人，有良心的人单枪匹马地践行道德原则，没有攻击体制以及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重建社会的理论基础，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这不假，但这家伙又穷酸又太过正经，那么害怕女人，可能到死都是个处男（听到弗格森说出这几个字，才十四岁的西莉亚窃笑不已），就算他的公民不服从理念由甘地、金和其他民权运动者继承了又怎样，非暴力抵抗是不够的，一切迟早还得由武装斗争来解决，所以迈克才更欣赏马尔科姆·艾克斯而不是马丁·路德·金，并且在他的卧室墙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

阿提的父母问他是否认同这个男孩的观点，弗格森答道，不，但正因如此，他们的对话才更有启迪意义，他说，因为迈克每次质疑他时，他都得更努力地思考自己到底信仰什么，如果你只和那些跟你想法一模一样的人交流，怎么可能学到东西呢？

还有门罗夫人，这是他最喜欢的话题之一，让高中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人只有她了，二、三年级都有她做自己的英语老师是天大的幸运，年轻活泼的伊芙琳·门罗，弗格森刚到她班上时她才二十八岁，一剂充满活力的解药，解的是古板、反动、反现代的鲍德温夫人，门罗是夫姓，她的娘家姓是费兰特，一位能吃苦的意大利裔姑娘，在布朗克斯长大，全额奖学金上了瓦萨学院，以前嫁给了爵士萨克斯手波比·门罗，是格林威治村各处的常客，和很多音乐家、艺术家、演员、诗人是朋友，有史以来光临过哥伦比亚高中的最时髦教师。她和弗格森以前有过的任何老师都不一样的地方，是她看学生时，看到的是成熟独立的人，不是大小孩，而是小大人，当他们坐在她的课堂上，听她讲她布置的那些书，讲乔伊斯先生、莎士比亚先生、梅尔维尔先生、迪金森小姐、艾略特先生、艾略特小姐、华顿小姐、菲茨杰拉德先生、凯瑟小姐以及其他人的书时，他们也觉得自己很不错。弗格森上过门罗夫人的两个班，没有一个学生不喜欢她，不过谁都比不上弗格森对她的喜爱，他在高中写的每一篇故事都拿给她看过，就连最后一年她已不再是他的老师了也一样，他猜想这不是因为她比唐姨夫或者米尔德里德姨妈更在行，而是她比任何人对他更坦诚，提出的批评更细致，但同时也更令人鼓舞，仿佛他生来就该写东西这事儿早已是定局，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她在黑板上方一直留着一行标语，美国诗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一句话，她用最后一排也能看清楚的字号抄了下来，弗格森发现自己上课时经常看那句话，后来他算了算，在上她课的那些年里，他可能读了不下数千遍：面对世界的堕落，唯一的抵抗是创造力。

弗德曼夫人说：每个年轻人都需要一位门罗夫人，阿奇，但不是每个年轻人都能有。

这么一想真可怕啊，弗格森说，我都不知道没有她我该怎么办。

纽约一直吸引着他，所以星期六只要没事，弗格森依然会尽可能多地去那儿，有时是和达娜·罗森布鲁姆，有时是和艾米，有时是和艾米和迈克·勒布，有时只有迈克·勒布，有时则是和他们三个人一起。到了之后，他（和他们）会和诺亚碰头，因为小格劳乔周末会来格林威治村，住在唐姨夫和米尔德里德姨妈家，或者只是住在唐姨夫家，如果唐姨夫和米尔德里德姨妈恰巧又分居的话。密集、庞大、复杂，被问及他为什么更喜欢城市而不喜欢城郊时，弗格森曾这样说过。他那个小帮派里的五位成员也都认同这个观点，所以除了已经想好高中毕业之后去哪里的达娜之外，其他四人都决定他们应该留在纽约读大学，而这就意味着三个男生去哥伦比亚，艾米去巴纳德，当然前提是他们会被录取，鉴于他们的成绩都相当不错，这种可能性极大，或者说不算太离谱。不过，尽管其中三个人都考上了大学，可到了第二年9月，只有一个人最终搬到了晨边高地。诺亚的申请被拒了，但这失败是他自找的，三年级的暑假他养成了一个新习惯，爱上了抽大麻，一时对上学失去了兴趣，导致四年级第一学期的成绩和考分一落千丈，哥伦比亚是他父亲的母校，全家人都盼着他能在那里度过未来的四年，但哥大拒绝了他。可诺亚付之一笑。他准备去纽约大学，这样他还可以继续留在纽约，虽然众所周知纽约大学比哥大差很多，本科项目的水平一般，学生无精打采、缺乏动力，但这里给了他学习电影制作的机会，哥伦比亚的本科项目并不提供这门课，他说，此外，他将会生活在市中心，在纽约城最酷的地方，才不稀罕那个夹在哈莱姆和哈德逊河之间的猪圈。

诺亚去了华盛顿广场[5]，迈克去了北边百老汇和阿姆斯特丹大道之间西116街上的橄榄球场，弗格森和她的继姐去了纽约城之外的大学。艾米的决定完全是因为迈克。他们之前就已经分过一次手了，三年级念到一半的时候，他曾背着她和一个叫莫伊拉·奥本海姆的女生乱搞，但分开很长一段时间后，迈克低声下气地表示悔不当初，艾米便给了他第二次机会，可才刚四个月多一点儿他的老毛病就又犯了，他再次背叛了她，而且竟然还是和莫伊拉·奥本海姆，那个老鼠一样的贱货简直死皮赖脸，艾米忍无可忍，怒不可遏，彻底与迈克断绝了关系。第二个星期，她申请的那些学校的通知书便陆续寄到了伍德豪尔新月巷的邮筒。巴纳德录取了，布兰迪斯也录取了，这是她的第一和第二志愿，但她想和迈克·勒布隔得远远的，不想再看到他那张胖脸和那具臃肿的身体，于是她放弃了纽约的学校，选择了去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坚信布兰迪斯会和巴纳德一样好，也很欣慰没有对自己的决定犹豫再三。那头猪让她遭受了奇耻大辱，伤透了她的心，弗格森也同意，她去别的地方会更好，为了证明他站在她这一边，弗格森还提出，愿意在她秋天去马萨诸塞州的时候，把他们俩共同拥有的那辆庞蒂克给她，并且立即斩断他和迈克·勒布的友谊，从这一分钟开始。

弗格森的情况要比她的复杂些。他是被哥伦比亚录取了，也想去哥伦比亚，就算他不得不和迈克·勒布住在一个宿舍，也还是愿意去那里，但钱是需要考虑的，谁来付钱是个无解的问题。他可以退一步，去找他父亲，他父亲无疑也应该愿意掏钱，且不管有多不情愿，他父亲很清楚，说到底，为儿子的教育出钱是他的责任，但弗格森甚至拒绝把这当作后备选择。他母亲和丹知道他在这一点上的立场，从一开始就知道，虽然他们觉得他的态度是死心眼，亏的是他自己，但他们尊重他的选择，也不想改变他的想法，因为他母亲已经从战场上撤了下来，那些努力在弗格森和他父亲中间当和事佬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露丝明白，在他父亲卖老房子时耍的奸计之后，她儿子决定不再接受斯坦利给的任何钱，其实是为了维护她——或许太过感情用事，也相当不理智，但却是一种爱的表现。

三年级那年的11月，弗格森和他母亲、继父坐下来聊了聊这些事。投递大学申请的时间日渐临近，尽管丹告诉他不要着急，不管需要多少，钱到时候肯定能给他，可弗格森还是将信将疑。他算了算，一年大学下来大概得花五六千美元（学费、住宿费、书、衣服、日用品、交通费，还有每月的一点零花钱），那么到他念完四年，加起来要两万五六千美元了。艾米也是——接下来的四年需要两万到两万五。艾米和弗格森高中毕业的时候，吉姆也要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了，这倒是免去了交第三份学费的必要，但吉姆正在申请物理学的硕士，就算他肯定能去提供奖学金以及生活费津贴的地方，这些津贴也不够支付所有的费用，因此丹每年还得继续为吉姆掏一千或者一千五百美元，这样的话，每年负担两个施奈德曼和一个弗格森的高等教育费用，加起来大概需要一万一到一万三千美元，而丹每年平均能赚三万两千美元——难怪弗格森会有怀疑。

余钱倒是有，丽兹的人寿保险赔偿金，但1962年夏天付给丹的十五万美元，到1964年11月末只剩下七万八千块了。花掉的七万两千块里，有两万用在了偿付旧房子的双份抵押贷款上，那所房子卖掉后，他母亲和父亲拿到了买新房的现钱，所以才有能力直接买下伍德豪尔新月巷七号的房子，不必被银行追着要债，而且除了财产税和水费以外，也再没有别的花销。那七万两千块里的另外一万同样用在了房子上，粉刷、修理、装潢，如果他们将来打算卖房，这些投入只会让房子更值钱。此外，结婚之后另外还花了四万八千美元，比如买车、去饭店吃饭、外出度假、购买贾科梅蒂、米罗和菲利普·加斯顿的画作。虽然弗格森痛恨他父亲在钱方面的吝啬，但也有点惊讶于他继父花钱的大手大脚，因为如果丹的收入根本不够支付学费，那剩下的七万八千美元保险赔偿金就是他们唯一的救命钱，根据弗格森的计算，到他和艾米大学毕业时，这笔钱应该会减少到三万刚出头或者不到，而如果丹和他母亲继续像过去两年那么花钱，这个数字还会更少。鉴于此，弗格森希望从他们那儿能少拿就少拿——能不拿就不拿。倒不是他觉得谁马上会饿死，而是他有些担心地想，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当他母亲不再年轻，而且每天一包切斯特菲尔德抽了大半辈子，身体也大不如前时，她和丹有可能会陷入困境。

那两个暑假为阿尼·弗雷泽打工，他自己攒了两千六百美元。如果少买点书和唱片，或许到暑假结束前他就可以让银行账户上再多出一千四百美元，那样的话，总数就达到整整四千块了。他外公已经跟他母亲透露过，打算在他毕业时，给他两千美元做礼物，如果他的钱和他外公的钱都用在大学上，那么丹的那份基本就不用出了。第一年这样可以，但之后的三年呢？当然，他肯定还会打暑期工，但做什么和能赚多少，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还是问号，而就算他外公可能还愿意支援一点，他去指望这笔钱也不道德，尤其是现在他外婆心脏出了问题，他们家的医疗费用噌噌涨的时候。如果他足够幸运地进了哥伦比亚，也只能在纽约待一年——那之后，一个神志清醒的人，除了飞到拉斯维加斯，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压在数字十三上面，还能做什么呢？

倒是有一个可供他选择的不靠谱方案，赌一把的话，如果天时地利人和，就能解决所有钱的问题，但假如赢了这个赌局，弗格森又会失去他最想得到的东西，去纽约和哥伦比亚就永远没可能了。更糟糕的是，那会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还得待在新泽西，待在这个世界上他最不想待的地方，而且不仅是新泽西，还是新泽西的一个小城，比他现在生活的那个大不了多少，让他再次陷入他大半辈子都在努力逃离的境遇。不过，如果这个解决方案出现在他面前（有全部的理由相信这不可能），他肯定会欣然接受，并且亲一口那个掷来的骰子。

那一年，普林斯顿搞了个新名堂，沃尔特·惠特曼学者计划，一个由1936届校友戈登·杜威特助资的项目。杜威特在东卢瑟福长大，上的是那里的公办学校，他的钱每年会为四名来自新泽西公立高中的毕业生提供全额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是要求之一，学业优异和品行端正当然也包括，作为一位有钱生意人的儿子，有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弗格森无权申请，但情况不是这样，因为除了背弃给儿子零用钱的责任外，斯坦利·弗格森还违反了他与前妻签署的离婚协议，按规定，他应该贡献抚养儿子所需的一半开销，或者说，弗格森的母亲和她的现任丈夫在弗格森的吃穿用度上花费的钱，以及就医、看牙的费用，他得报销一半，但她再婚六个月以后，前夫没给过一分钱，于是弗格森的母亲咨询了一位律师，那位律师致函给弗格森的父亲，威胁说要把他告上法庭，让他偿还所欠的费用，但弗格森的父亲讨价还价，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还是不支付儿子的一半抚养费，但从现在开始，他停止在收入纳税申报单上将儿子列为受赡养人，把这个荣誉转给丹·施奈德曼——此事就这样了解了。弗格森对这场纠纷毫不知情，但当他告诉母亲和继父普林斯顿有一个沃尔特·惠特曼学者计划，并且解释说他想申请，但觉得他不符合条件时，他们向他保证说他符合，因为尽管丹的收入还不错，可同时送三位子女上大学的负担，实际上已经让弗格森具有申请贫困补助的资格了。就法律而言，他们父子之间已经断绝了关系。弗格森是未成年人，再加上他唯一的经济支持现在来自他母亲和继父，在普林斯顿和其他所有人眼里，这就好像他父亲已经去世一样。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弗格森最终了解到了他父亲的真相，他对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感到难过，对他父亲竟然如此吝啬、刻薄地对待曾经的妻子感到异常愤怒，真想照脸给他一拳，以解心头之气。那个混蛋遗弃了他，现在他也想还之彼身。

我知道我答应过每个月和他吃两次晚饭，弗格森说，但我再也不想见他了。他违背了对你的承诺。为什么我不能违背对他的承诺？

你马上就十八岁了，他母亲说，你想做什么，自己看着办。你的人生是属于你的。

操他妈。

别这么说，阿奇。

不，我是认真的。操他妈。

他猜测，申请者应该会有成千上万，全州各地最优秀的男生，橄榄球和篮球的县代表队运动员，班长和辩论俱乐部冠军，在学业能力倾向测验中拿了两个八百分的科学天才，有这样出色的候选人，他自己能过第一关都机会渺茫，但他还是寄出了申请，以及他的两个短篇小说和愿意为他写推荐信的人员名单：门罗夫人；他的法语老师布瓦尔迪厄先生；他现在的英语老师麦克唐纳先生。他想成为一只狮子，但如果命运选择让他成为一只老虎，他也会竭尽全力骄傲地展示他的斑纹。黑色和橙色，而不是淡蓝色和白色。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而不是约翰·贝里曼和杰克·凯鲁亚克[6]。这一切真的重要吗？普林斯顿或许不在纽约，但坐火车一个小时就能到，而且普林斯顿还有一项哥伦比亚不具备的优点，那就是吉姆申请了那儿的物理学硕士。他铁定会被录取的，弗格森虽然不铁，但人总还可以做梦吧，想想就美好，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们两个一起生活在那个郁郁葱葱的世界里，读书、交友，还有爱因斯坦的鬼魂在树林中轻快地游荡。

11月末跟他母亲和丹聊完之后，弗格森给他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他为什么想终止他们每月两次的晚饭。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他一辈子都不想再见他，因为弗格森自己也不清楚他的立场是不是如此，不过他怀疑是，但他只有十七岁，缺乏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向未来发出这种改变命运的最后通牒，他希望自己的未来还会很长，那谁知道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和父亲的关系还会发生什么变化？不过，他在信里提到的、可以算作整封信核心要义的内容，是他了解到他父亲的收入纳税申报表不再将他列为受赡养人后，他有多么痛苦。感觉就好像他被抹掉了，他写道，仿佛他父亲是想忘记他过去二十年的人生，假装这一切从未发生过，不光是他与弗格森母亲的婚姻，还包括他有一个儿子的事实，现在，他把这个儿子拱手让给了丹·施奈德曼来照顾。但是抛开这一切不说，弗格森用整整两页谈完这件事之后，继续道，他们俩的晚饭越来越让他沮丧到极点，既然事实是他们谁都没有什么话想说了，为什么还要死气沉沉地和对方东拉西扯，继续演这种乏味的戏码，多可悲啊，坐在那种污秽不堪的地方，盯着时钟一分一分地倒数这样的折磨还有多久结束，先暂停一段时间，好好想想他们以后还想不想再重新开始，不是更好吗？

三天之后，他父亲回信了。不是弗格森想听的回答，但至少是个回答。好，阿奇，那我们就先停一段时间。希望你一切都好。爸。

弗格森不会再和他联系了。这一点他已经下了决心，如果他父亲不愿意争取他，努力挽回他，那就算了。

1月初，他寄出了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和罗格斯的申请材料。2月中旬，他向学校请了一天假，去纽约参加了哥伦比亚的面试。这座校园他已经很熟悉了，总是让他联想到一座仿造的罗马城市，两座宏伟的图书馆在不大的校园中间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方，巴特勒和罗氏，两座古典风格的宏伟花岗岩建筑，就像两头大象雄踞在周围那些矮小的砖石建筑中间，找到汉密尔顿大楼后，他来到四楼，敲了敲门。面试者是一位经济学教授，名叫杰克·谢尔顿，多有趣的一个人啊，聊天的时候开着各种玩笑，甚至还取笑古板、僵化的哥伦比亚，得知弗格森有志成为一名作家后，他在面试结束时给了这个哥伦比亚高中的四年级学生好几本哥伦比亚学院的文学杂志。半个小时后，坐着区际快轨去市中心时，弗格森翻了翻，碰到了一句让他觉得很有意思的诗：稳定的炮，对你有好处。他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很欣慰地意识到，其实哥伦比亚也没有多古板，因为这行诗不仅很好笑，也符合事实。

第二周，他第一次拜访普林斯顿，他怀疑那里没有多少学生会发表带操这个字的诗，不过校园要比哥伦比亚大很多，也更漂亮，田园乡村般的壮美弥补了它不在纽约而在新泽西小城的遗憾，建筑不是古典风格，而是哥特式，精心打理过的灌木丛和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精致、几近完美的景色着实令人赞叹，不过整洁得也有些过头，仿佛普林斯顿屹立的这片广阔土地被改造成了一座巨大的玻璃盆栽，散发着蓝谷乡村俱乐部那种铜臭味，美国大学典范的好莱坞版本，最北的南方学校，有人曾经这么跟他说过，不过他有什么资格抱怨呢，如果他能幸运地赢得一张免费入场券，以沃尔特·惠特曼学者的身份行走在这座校园里的话，他怎么会想抱怨呢？

他们肯定知道惠特曼对女人不感兴趣吧，他一边在校园里游览一边想到，惠特曼信仰的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爱，但老沃尔特在人生的最后十九年里，就生活在离这不远的卡姆登，这就让他成了新泽西州自己的国家级纪念物，就算他的作品好得惊天动地，烂得惊天动地，可其中最好的那些，绝对是世界的这个角落里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诗作，戈登·杜威特也了不起，竟然用沃尔特的名字为自己给新泽西男孩子设立的奖学金冠名，而不是某个已故的政客或者华尔街大佬——毕竟，在过去二十年里，杜威特自己干的就是这个。

这次，面试官不是一名，而是一共有三名，尽管弗格森的穿着很得体（白衬衫、西装和领带），而且不情愿地遵从他母亲和艾米的恳求，来之前去剪了个头发，但在这些人面前，他还是觉得忐忑不安、格格不入，他们和哥伦比亚的那位教授一样十分友好，问的所有问题也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但当一小时的审问终于结束，他从房间走出来时，却忍不住觉得他有点儿搞砸了，心里暗暗骂自己，先是把威廉·詹姆斯和他弟弟亨利的作品名称搞混了，更糟糕的是，还口误把桑丘潘沙说成了潘丘桑沙，虽然这些错误一出口他就立即纠正了，但只有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才会犯这种错吧，于是他不仅确信自己将会在所有候选人中排在末尾的末尾，还对自己在压力之下表现得如此差劲而深感厌恶。但是，出于某种除了和他聊过的那三人之外没人能理解的原因，或者说某些原因，或者说根本没有原因，委员会与他的看法并不一样，当他被告知在3月3号参加第二轮面试时，弗格森简直困惑极了——但同时，他也第一次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希望了。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十八岁生日，他又一次穿上西装、打好领带，来到普林斯顿，与罗伯特·内格尔教授进行了一对一的交流，内格尔是一位古典学者，翻译过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出版过关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研究著作，大概四十出头，长着一张忧郁的长脸，目光透着警惕与严肃，是整个普林斯顿文学造诣最高的人，反正弗格森的高中英语老师麦克唐纳先生——他自己也在普林斯顿上过学，而且力挺弗格森拿到这笔奖学金——是这么说的。内格尔可不是那种爱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费口舌的人。第一次面试时，问题都是关于弗格森的学业成绩（良好但不突出），他在暑假当搬家工人的经历，为什么他不再参加竞技体育了，他对父母离婚和母亲再婚有什么感受，他希望在普林斯顿学习能达成哪些在别的学校无法取得的成就，但内格尔没有理会这些话题，他似乎只对弗格森在申请材料里附的两篇故事感兴趣，想知道他都读过哪些作家的作品，没读过哪些，以及最看重哪些。

第一个故事《格雷戈尔·弗兰姆的十一个人生时刻》，是弗格森在过去三年里最长的一篇作品，打印出来一共二十四页，9月初开始创作，11月中完成，两个半月的踏实工作，期间他抛开了笔记本和相关项目，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中，那就是用非连贯叙事来讲述某个人的人生故事，仅仅从各种毫无关联的时刻入手，来审视某种行为、思想或者冲动，接着再跳到下一个上，尽管在这些独立的部分之间留下了空白和缺漏，但弗格森想的是，读者可以在脑海中把各个场景编织到一起，累积起来构成一个类似故事或者超越了故事的东西——一部微型的长篇小说。在第一个场景中，六岁的格雷戈尔在镜中观察自己的脸，最后得出结论，如果在街上看到自己，他肯定认不出这是他，接着，七岁的格雷戈尔正和他祖父在洋基体育场，汉克·鲍尔击出了一个二垒安打后，他们和其他观众一样站起来鼓掌，但突然，他感到什么湿滑的东西落在了他裸露在外的右前臂上，不知道谁吐的一口痰，一口像止咳糖一样厚的痰，让他觉得好像是一只活牡蛎正在他皮肤上爬，毫无疑问，这痰是某个坐在上层的人吐的，格雷戈尔用手绢擦掉痰，然后又把手绢扔掉，但他除了感觉恶心之外，心里还在纠结那个把痰吐到他身上的人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是不是瞄准了格雷戈尔的胳膊后正中目标，还是说痰落到它胳膊上纯粹是几率使然，在格雷戈尔的脑海里，这个区别至关重要，因为要是故意吐到他身上的话，那就是在假定世界的主宰力量是卑鄙与邪恶，在这个世界里，躲在暗处的人毫无理由地攻击陌生的男孩，只是为了享受伤害他人的乐趣，但如果是不小心吐到他身上的话，就是在假定世界上会发生不幸的事，但并非谁的过错，再接着，是十二岁的格雷戈尔发现了身体上长出的第一根阴毛，十四岁的格雷戈尔看着他的好朋友在眼前猝死，死因是什么脑动脉瘤，十六岁的格雷戈尔和那个帮他失去了处男之身的女孩躺在床上，再然后，在最后一个场景中，十七岁的格雷戈尔孤独地坐在山顶上，研究着头顶飘过的云彩，问自己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或者仅仅只是他心灵的某种投射，如果是真的，那他的心灵怎么有可能容纳下它？故事的结尾：然后，他从山上走下来，心里琢磨着他肚子里的疼痛感，以及吃午饭的话，会让他感觉好受些，还是更糟糕。时间已经是下午一点了。风从北方吹来，先前停在电话线上的麻雀已经没了踪影。

另一个故事《往右，往左，还是直直向前》是12月写的，包含了三个独立的篇章，每章大约有七页长。一个叫拉兹罗·弗鲁特的人正在乡间散步。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后，他必须在三个可能的方向中选一个，往左，往右，或者直直向前。在第一章中，他选择了往前走，结果遇上了麻烦，遭到了两名歹徒的攻击。挨了打，东西也被抢走之后，他被歹徒丢在路边等死，但最终，他恢复了意识，挣扎着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又走了差不多一英里之后，来到了一所房子前，他敲敲门，一位老者开门，把他领了进去，然后莫名其妙地开始向他道歉，恳求他的宽恕。那人把弗鲁特领到厨房的水槽旁，一边帮助他洗脸上的血迹，一边还在继续唠叨他有多抱歉，他干了一件多可怕的事情，但有时候，他说，我的想象力会天马行空地乱跑，我也控制不了自己。接着，他带弗鲁特去了另一间屋子，房子另一头的小书房，然后指了指书桌上的一摞手写的文稿。他说，你想看可以看看，于是，挨打的主人公拿起了手稿，结果看到了上面写的正是他刚才的遭遇。真是凶残的角色，老者说，我都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冒出来的。

在第二章里，弗鲁特没有向前走，而是往右拐了。他丝毫不记得自己在第一章里的遭遇，而且因为新一章是从头再开始，所以新的开局似乎昭示着这一次他的遭遇可能不会那么惨，事实果真如此，往右走了差不多一点五英里后，他看见一个女人正站在一台发生了故障的车旁边，或者至少看起来好像是发生故障了，因为如果车能开的话，她为什么要站在路中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但弗鲁特走近之后，发现所有的车胎都没爆，引擎盖还合着，水箱也没有朝空气中喷出一团团的水汽。不过，肯定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单身汉的弗鲁特离那个女人更近后，看到她长得非常漂亮，至少在他看来是，于是他赶紧趁机去帮她，不光是因为他想帮她，还因为既然机会降临到了他身上，那他就想充分利用好。他问女人发生了什么事，对方说她猜测是电池没电了。弗鲁特揭开引擎盖，看到原来是其中一根线松了，于是他重新把线接上，叫她回到车上再试一下，她照做了，当她转了一下钥匙，车便发动着了，这个漂亮的女人给了弗鲁特一个大大的微笑，向他抛了一个飞吻，随后便开车扬长而去，速度快到他都没来得及记下车牌号码。没名字，没地址，没号码，没办法与这个在短短几分钟内闯入又离开他生命的迷人魅影再重逢了。弗鲁特继续走，厌恶自己竟然如此愚蠢，好奇为什么他的人生机会似乎总是从指间流过，用美好事物的可能性诱惑着他，但最终总让他大失所望。又走了两英里后，前一章里的歹徒出现了。他们从一块篱笆后面跳出来，想要把他按倒在地，但这次他奋起反击，用膝盖撞向其中一个的裆部，用手猛戳另一个的眼睛，最终设法逃脱，然后沿着路一阵狂奔，接着太阳下山，夜幕降临，就在已经快要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他来到路的一个弯处，又看见了那个女人的车，这次车停在一棵树下面的，但女人却不知道在哪儿，他大声喊她，问她在哪儿，但没人回答。弗鲁特跑进了夜色中。

在第三部分中，他往左走去。这个晚春的下午，异常美好，两边的野地里密密匝匝地长着野花，两百只鸟儿在清澈的空气中歌唱，弗鲁特沉思了人生待他的各种善意或残忍的方式，最终意识到他的大部分麻烦都是自己造成的，他要为把自己的人生变得如此无趣、平淡负责任，如果他想活得充实，就得多和别人待在一起，不要再老是自己散步了。

你为什么要给你的角色起这类怪名字？内格尔问道。

我也不知道，弗格森说，或许是因为名字能告诉读者这些角色是故事里的人物，不是来自真实世界。我喜欢那种承认自己是故事的故事，而不是假装是真相，全部真相，只有真相，上帝作证。

格雷戈尔。我猜这是暗指卡夫卡吧。

也可以是格雷戈尔·孟德尔。

一个微笑从那张忧郁的长脸上一闪而过。内格尔说：但你读过卡夫卡，对吧？

《审判》《变形记》，还有十篇或者十二篇其他故事。我想慢点儿看，因为太喜欢他了。如果我坐下来，一口气读完那些还没读过的卡夫卡，以后就没有新的卡夫卡可期待了，那就太悲伤了。

把你的快乐攒起来。

是的。如果你只能获得一瓶喝的，一口气喝完之后，就没有机会再从那个瓶子里喝了。

在你的申请材料里面，你说你想成为作家。那你对自己到目前为止创作的作品怎么看？

大多数都很糟吧，一塌糊涂。有几个稍微好点儿，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很好。

那你对你寄给我们的两篇故事怎么看？

一般般吧。

那为什么还寄？

因为那两篇是最近写的，而且也是我写过的最长的两篇。

告诉我五个你张口就能说出来、不叫卡夫卡、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的名字。

陀思妥耶夫斯基。梭罗。斯威夫特。克莱斯特。巴别尔。

克莱斯特。现在没有多少高中生读他啊。

我妈妈的姐姐的丈夫，写过一本克莱斯特的传记。那些小说是他给我的。

唐纳德·马克斯。

你认识他？

我听说过他。

五个太少了。我觉得我漏掉了一些最重要的名字。

我敢肯定。狄更斯算一个，对吧？还有坡，肯定有坡，或许还有果戈理，现代的那些就更不用说了。乔伊斯、福克纳、普鲁斯特，这些你可能都读过了。

普鲁斯特没有。其他的看过，不过我还没抽出空来看《尤利西斯》，打算这个暑假读一下。

贝克特呢？

《等待戈多》，别的暂时还没。

博尔赫斯？

一个字都没读过。

那好多乐趣在等着你呢，弗格森。

现在我才只读了一点皮毛。除了几部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外，我甚至还没读过任何十八世纪以前的作品。

你提到了斯威夫特。那菲尔丁、斯特恩和奥斯丁呢？

没，都没。

克莱斯特为什么那么吸引你？

他的句子有一种速度，推进力。他讲啊讲，但传递的东西并不多，大家都说这种写法不对，但我喜欢他的故事那种向前冲的节奏。错综复杂，但同时又让你感觉好像是在读童话故事。

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吧？

三十四岁的时候吞枪自尽了。在他先杀了一个女性朋友之后，两人有殉情约定。

告诉我，弗格森，如果你被普林斯顿录取了，但是被拒绝授予奖学金的话，会发生什么？你还会来这儿吗？

一切都取决于哥伦比亚怎么说。

那是你的第一志愿。

是的。

我能问为什么吗？

因为它在纽约。

啊，当然。但是如果给你奖学金的话，你会来这儿。

当然。一切都得向钱看，是这样的，即便我被哥伦比亚录取，我也不敢肯定我们家有钱送我去那儿。

好吧，我不知道委员会会如何决定，但我想告诉你，我很喜欢你的故事，觉得它们比一般般要好很多。我认为，弗鲁特仍然在寻找第二条路，但格雷戈尔·弗兰姆是个美好的意外，对你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了，第三和第五部分些微做些修改，我敢肯定你可以找地方发表。但是别。这是我想对你说的，给你的一条忠告。先缓一缓，别急着把你的文字变成铅字，继续努力，继续成长，不久之后，你会准备好的。

谢谢您。不，不是那个谢谢——而是是啊，您说得对的意思，但即便您说错了，我是指您说的比一般般好，这对我来说也……老天爷，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什么都别说了，弗格森。就从那张椅子上站起身，握握我的手，然后回家去。非常荣幸见到你。

接下来，是六个星期的忐忑不安。从3月到4月中旬，罗伯特·内格尔的话一直在弗格森的脑海里回荡，非常优秀的作品和非常荣幸见到你，让他在冬末春初的寒冷日子里一直暖洋洋的，因为他意识到，在所有读过他作品的人里，内格尔是第一个陌生人，第一个不偏不倚的人，第一个彻底中立的人，现在，整个普林斯顿文学造诣最高的人将他的故事评判为值得赞赏之后，这位年轻作家真希望他可以不再上学，每天有十个小时坐在卧室里，来完成正在他脑海中成形的新作品，一部名叫《马利根游记》的多章节史诗小说，绝对会是他最棒的作品，最终的大飞跃。

那段漫长等待期里的某个上午，弗格森正闷闷不乐地坐在厨房里纠结狮子和老虎，或者有没有可能最后成为一只蚂蚁，去那所名叫罗格斯的大型蚂蚁工厂，坐落在新泽西州的新布伦瑞克，一座举世闻名的大都市，这时他母亲拿着当天的《明星纪事报》走进屋来，然后把报纸扔到他面前的早餐桌上，说，快瞧瞧，阿奇。阿奇瞧了一眼，但他看到的实在是太出乎意料，太不可思议，太骇人听闻，太荒唐至极，他又多看了三遍之后，才消化掉那条消息。他父亲再婚了。利润先知给自己找了一位新的妻子，四十一岁的埃塞尔·布卢门撒尔，她是已故的埃德加·布卢门撒尔的遗孀，带着两个孩子，十六岁的艾伦和二十岁的斯蒂芬妮，弗格森低头看着照片里他那位满面春风的父亲和不算拿不出手的第二任弗格森太太，发现她长得和他母亲有点儿像，尤其是身高、体形和深色的头发，就好像他父亲照着原来的模特找了一个新版本，只是这个替代品只有他母亲一半漂亮，而且目光中带着一种警惕，有些忧伤和封闭，或许还有一点点的冰冷，相比之下，他母亲的双眼就像一个她身边所有人的避难港。

他觉得自己应该感到震怒，他父亲竟从来没有把他引见给这个严格来说已经是他继母的女人，应该深受冒犯，婚礼竟然没有邀请他，但弗格森两样感受都没有。他反倒舒了一口气。故事结束了，斯坦利·弗格森的儿子，再也不用假装他还对那个赐予他生命的男人有任何父子之情了，他看着她母亲，大声吼道，拜拜咯，爸爸哎——随上帝去吧！

三个星期之后，那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部落里最年轻的成员，同一天在全国三个不同的地方——纽约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和新泽西的某个小镇——打开了他们的邮箱，找到了他们等候已久的信。除了诺亚有一封拒信外，剩下的都是一水儿的录取信，这个前所未有的胜利，将施奈德曼——弗格森——马克斯四人组推到了一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上，他们可以选择去哪儿度过他们未来四年的人生。除了纽约大学，诺亚还可以去城市学院或者美国戏剧艺术学院。吉姆往西可以去加州理工，往南可以去普林斯顿，或者就待在麻省理工。除了巴纳德和布兰迪斯，艾米的选择还包括史密斯、彭布罗克和罗格斯。至于弗格森，正如预料的那样，蚂蚁们接受了他，但出乎意料的是，另外两头丛林猛兽也一样，他转头看了看兴高采烈的艾米，她正拿着录取信在厨房里抛来抛去，简直要笑倒在地，于是弗格森站起来，竭力模仿他外公的口音，对她说：我们现在一起跳个舞吧，亲爱的？然后他走到她站的地方，抱住她，亲了一下她的嘴唇。

沃尔特·惠特曼学者。

尽管有哥伦比亚那封鼓舞人心的信，但纽约得等等了。钱的问题要求他必须去普林斯顿，但除了钱以外，还有赢得奖学金的荣誉，这毫无疑问是这辈子发生在他身上的最重要的事，用丹的话来讲就是，帽子上顶大的一根羽毛，虽然强硬、含蓄的弗格森平时对于自己的成就羞于启齿，宁愿离开房间也不愿自夸吹嘘，但入选普林斯顿的学者计划不一样，这么大的一件事儿，随手拿出来给别人看看，感觉真是棒极了，当他是四位入选人之一的消息在学校传开后，他也没有觉得尴尬，或者像平常那样极尽自我嘲讽，而是享受着大家的溢美之词，他渴望这样的恭维，他喜欢站在这个突然开始围着他转的世界的中心，人人都在敬佩他，嫉妒他，议论他，尽管他曾希望在9月搬到纽约，但就目前而言，想到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沃尔特·惠特曼学者，已足够支撑他活下去，而且绰绰有余。

两个月过去了，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天，弗格森收到了他父亲的信。信封里除了一张简短的字条，祝贺他入选学者计划外（登在了《明星纪事报》上），还有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弗格森的第一个念头是撕碎它，然后把碎片给他父亲寄回去，但他又好好想了想，决定把支票的钱存到他的账户里。一旦结算完之后，他会开出两张五百美元的支票，一张给争取稳健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另一张给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既然能派上用场，何必要把钱撕碎，那么做没道理，为什么不把它捐给正在反抗他生活的这个操蛋世界里那些蠢行与不公的人？

当天晚上，弗格森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自他从旧的旧房子搬走以后，第一次哭了。那天早些时候，达娜·罗森布鲁姆动身去了以色列，由于她父母准备搬回伦敦再次重新开始，他以后很可能再也不会见到她。他恳求她不要走，解释说，他在很多事情上都错了，希望能再有一个机会，向她证明自己，当她告诉他说自己心意已决，什么都无法阻止之后，弗格森冲动地提出要她嫁给他，由于达娜明白他没有开玩笑，明白他所言非虚，所以她告诉他，他是她一生的至爱，这辈子她唯一全心全意在乎的人，然后她最后吻了他一次，便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上午，他再次开始为阿尼·弗雷泽打工，大学先生又回到了搬家行业。坐在货车上，理查德·布林克斯塔夫聊他在得克萨斯的童年生活，讲他那个小镇上的妓院，里面的妈妈特别吝啬，竟然会把用过的安全套在水里洗洗，套在笤帚把儿上，在太阳底下晒干后重复利用，弗格森一边听着一边意识到，世界是由故事组成的，太多太多不同的故事，如果把它们收集到一起，放在一本书里，那书得有九亿页长。瓦茨骚乱和美国入侵越南的夏天已经开始了，而无论弗格森的外婆，还是艾米的爷爷，都不会活到亲眼看它结束的那一天。

注释：

[1] 游牧民的英文nomad，可以被拆成no（不）和mad（疯）。

[2] Doppelgänger，在德语中原指酷似活人的幽灵，后用来指隐藏在每个人心灵中的另一个看不见的自我，或者面貌极为相似的人。

[3] 迪克先生的英文为Mr.Dick，其中的dick是阴茎的俚语。

[4] 《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一个人物，他曾告诉大卫，他愿意娶大卫的奶妈辟果提为妻：“告诉她，‘巴基斯愿意！’”

[5] 这里和后面的橄榄球场，分别代指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6] 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吉祥物分别为狮子和老虎，校色分别为淡蓝、白和黑、橙，菲茨杰拉德毕业于普林斯顿，贝里曼和克鲁亚克则是哥大校友。

5.1

他被分配到了全校最新的宿舍楼卡曼楼十层的一间屋子，但弗格森拆完大包小包，把东西都归置好后，走到北面几十码外那座临近的宿舍楼佛纳德楼，坐电梯上到六楼，在617室前面站了一会儿，又下了楼，往东沿着巴特勒图书馆旁边的砖路，去了第三座宿舍楼约翰·杰伊楼，坐电梯上到十二楼，在1231室前面站了一会儿。1929年和193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曾经在这两间宿舍里住过。他就是在佛纳德楼的617室和约翰·杰伊楼的1231室里，创作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独处之诗》《回到城市》《沃尔特·惠特曼颂》（肮脏的纽约/电线与死亡的纽约），以及其他大部分收录在《诗人在纽约》中的诗作。这本书最终出版于1940年，也就是洛尔卡被弗朗哥的爪牙打死并扔进万人坑四年之后。圣地。

过了两个小时，弗格森走到百老汇和西116街上的“坚果满满”咖啡厅与艾米碰头，这里售卖的是天上才有的咖啡，据说连洛克菲勒的钱都买不到比这更好喝的（反正电视广告是这么说的），而且坚果满满还聘请了洛克菲勒州长的朋友杰基·罗宾森担任该公司的副总裁和人力总监，艾米和弗格森琢磨了一会儿这些乱七八糟的古怪事实——在南美洲拥有咖啡种植园，无处不在的纳尔逊·洛克菲勒，从棒球场上退下来的杰基·罗宾森，虽然相对还算年轻，头发已经全白了，还有在纽约连锁的八十家咖啡厅，为他们工作的基本上都是黑人——艾米伸出胳膊抱住弗格森的肩膀拉到身旁，问他现在上了大学，终于成了自由人的感觉如何。太好了，我的爱，简直妙不可言，他一边说一边亲吻艾米的脖子、耳朵和眉毛——只有一个小细节除外，他刚到学校一小时，脸就差点儿挨了拳头。他指的是哥伦比亚的一项传统，在迎新周期间，入学新生会被强制要求佩戴淡蓝色的无檐小便帽（前面绣了入学年份，这次是荒唐可笑的六九届），在弗格森看来这是个令人作呕的传统，几十年前就该废除了，简直像是回到十九世纪的富家子弟开始本科生活那种丢脸的仪式，他也没招谁惹谁，弗格森说，正在院子里慢悠悠地走，准备去什么地方，胸前还别着表明他是新生的名牌，结果撞见了两个高年级学生，就是所谓的导生，职责是帮助大一新生熟悉校园环境，但这俩留着短发、穿着粗花呢西装、打着领带的傻大个儿，应该是校橄榄球队的线上球员，没什么兴趣帮助弗格森熟悉环境，反倒拦住问他为什么没有戴他的便帽，口气听来更像是不友好的警察而不是友好的学生，弗格森不客气地告诉他们，帽子在楼上他的宿舍里，但是他那天或者那周任何一天的任何时候他都不打算戴，这时其中一个警察骂了他一句怂货[1]，命令他回屋去取。抱歉，弗格森说，如果你这么想要那帽子，自己去取好了，这句回应惹毛了那位导生，有那么一刻，弗格森还以为他们会把他拖到一边暴打一顿，但另一个警察叫他的朋友冷静一下，弗格森没有继续这场对峙，而是转身走掉了。

你的第一堂男校亲密关系组织的人类学课，艾米说，你现在属于的这个世界被分成了三个群体。兄弟会成员和运动员愣头青，他们大概占人数的三分之一，埋头苦读的书呆子，又占了三分之一，还有怂货，占了最后三分之一。你，亲爱的阿奇，我很高兴地说，是个怂货。尽管你以前是个运动员。

或许吧，弗格森说，但却是长着怂货心的运动员。而且，也许还有——我只是在猜测——书呆子的头脑。

天上才有的咖啡被端到了他们面前的吧台上，弗格森正打算喝第一口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冲艾米笑了笑，这个年轻人中等身材，留着凌乱的长发，毫无疑问是个怂货，弗格森现在似乎属于的那个群体的一员，因为头发的长度（据艾米讲）是区分怂货、运动员和书呆子的要素之一，不过是清单上最不重要的一个，排在前面的因素包括左倾政治倾向（反战、支持民权），相信艺术和文学，怀疑一切形式的体制权威。

好了，艾米说，莱斯来了。我就知道他会来的。

莱斯是个名叫莱斯·高茨曼的大三学生，艾米的普通朋友，事实上顶多是个泛泛之交，但百老汇两边的每个人都知道艾米·施奈德曼是谁，莱斯那天下午来坚果满满，同意作为艾米送给弗格森上大学第一天的接风礼，因为弗格森六个月前来学校时读过一句他觉得有趣又兴奋的诗——稳定的炮，对你有好处——而他，莱斯·高茨曼，就是那句诗的作者。

弗格森从高凳上站起身，握了握诗人的手。噢，那个啊，莱斯说，当时可能觉得挺好玩。

现在也很好玩，弗格森说，而且粗俗无礼，至少对某些人，或者说大多数人来说是，但同时也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声明。

莱斯谦虚地笑了笑，来回看看艾米又看看弗格森好几次，然后说：艾米跟我说你写诗。你要愿意，可以挑几首拿到《哥伦比亚评论》看看。改天过来，直接敲门就行。菲利斯·布斯楼，三层，有人在大吵大叫的那间办公室就是。

10月16号，弗格森和艾米参加了他们的第一场反战游行，这场由第五大道越南和平游行委员会组织的示威抗议活动吸引了上万人参加，从毛派学生激进分子到正统派犹太教拉比都有，数量之巨，除了在棒球或橄榄球体育场里，他们俩还从没在如此规模的人堆里待过，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下午，在纽约初秋的湛蓝天空下，游行队伍走过了第五大道，然后往东向联合国大厦进发，有些人在唱歌，有些人在喊口号，但大多数只是在默默地走，弗格森和艾米也选择了这种游行方式，拉着手，肩并肩默默走着，一群群没有参加游行的人，坐在中央公园的低矮围墙上，鼓掌或大声鼓励，而另一群人，支持战争的那一派，或者说弗格森最终将之视为反反战人士的那些人，则吼着各种侮辱、谩骂之语，并且有好几次向游行队伍投掷生鸡蛋，或者跑到人群里对他们拳打脚踢，或者往他们身上泼红油漆。

两个星期后，在所谓的支持美国对越战争日当天，支持战争的人和反反战力量在纽约城举行了他们自己的游行，一群当选的官员还站在高高的观望台上，不停为他们面前走过的两万五千人加油助威。仗打到那会儿，没几个美国人愿意承认他们的政府犯了错，但部署在越南的美国作战部队已达到十八万，代号滚雷行动的轰炸已进行到第八个月，随着美军部队开始进攻，士兵阵亡人数从茱莱和德浪河谷战役中不断传来，约翰逊、麦克纳马拉和威斯特摩兰向美国民众保证的那种迅速的必然胜利，似乎越来越不确定。8月底，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任何毁坏义务兵役证件的人一旦被定罪，将会受到五年监禁的惩罚，并处高达一万美元的罚金。即便如此，随着抵制征兵运动扩展到全国，年轻人还是不断在公共抗议中烧毁他们的征兵证。在弗格森和艾米去第五大道游行的前一天，三百人聚集在白厅大街的武装部队征召中心前，目睹了二十二岁的戴维·米勒划着火柴点燃他的征兵证，成为第一个反抗新联邦法的人。10月28号，四名年轻人试图在弗利广场复制米勒的行为，但却遭到了一群捣乱分子和警方的围攻。随后的那周，在联合广场的示威活动中，五名年轻人正准备焚烧他们的征兵证时，一个反反战的年轻人从人群中跳出来，拿着灭火器向他们一顿狂喷，当五名浑身湿透的年轻人最终设法点着了他们的征兵证，数百人站在警方设置的路障之后高喊道：“大快我心，炸平河内！”

他们还吼道：“烧自己，不要烧证！”这个丑恶的口号，指的是四天前一名反战的贵格会和平主义者在五角大楼外自焚的事情。三十一岁的诺曼·莫里森，三个年幼孩子的父亲，在读到一位法国天主教牧师讲述他目睹自己的越南教民被凝固汽油弹爆炸后溅射的火焰烧死的报道后，驱车从巴尔的摩的家来到华盛顿特区，坐在离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办公室窗户不到五十码远的地方，浑身浇上煤油，然后将自己点燃，以这种无声的抗议来反对战争。目击者说火焰冲到了十英尺高，与凝固汽油从飞机上扔下来后制造的火焰程度相当。

烧自己，不要烧证。

艾米说对了。越南这个小到几乎看不见的麻烦，最终变成了一场比朝鲜战争还大，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任何战争都大的冲突，而且还在一天天持续扩大，每个小时都有更多的士兵被运到世界另一端那个遥远凋敝的国家，阻止北越占领南越，以抵抗共产主义的威胁，二十万，四十万，五十万，弗格森的同龄人被遣送到了从未听说过或者能在地图上找到的丛林和村庄，而且跟朝鲜战争和二战不同的是，那两场战争都是在美国本土千里之外的地方打，但这场战争却是同时发生在越南和国内。反对军事介入的理由在弗格森看来是如此清晰，在逻辑上如此有说服力，在经过对事实的彻底审视后简直不言自明，所以他很费解为什么还会有人支持这场战争。但支持的人有几百万，而且比反对的几百万人到这时还多出了好几百万，在支持战争的人和反反战人士眼中，任何反对政府决策的人都是敌对分子，这种美国人已经没有资格再称自己是美国人。每次他们看到又有反对者甘冒坐五年牢的风险烧掉自己的征兵证，就会高喊叛徒和共产渣滓，但弗格森佩服这些男孩子，将他们视为最勇敢、最有原则的美国人。他会坚定地站在他们背后，会去参加反战游行，直到最后一名士兵回家，但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个，永远无法与他们并肩站在一起，因为他左手的大拇指没了，这替他免除了很多同学会面临的威胁，不用一毕业就被拉去做征兵体检。藐视征兵这种事不适合残疾或者残障人士，只适合身体健康的人，适合那些可以算作好兵料子的人，而且，为什么要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表态去冒蹲监狱的险？这是孤独的处境，他经常感觉，仿佛他是一个甚至被别的被流放者放逐的被流放者，因此，做他自己带有一种耻辱感，但无论愿意与否，车祸都为他免除了未来那场挣扎，不用再选择是抵抗还是逃跑，在熟识的人当中，只有他不用生活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恐惧中，当然这也让他在这个太多人都失衡跌倒的时期里稳稳地站着，因为到了1965年9月和10月，全国已经分裂成两半，从那之后，已经很难不在说美国的同时联想到疯狂一词。

我们要拯救村庄，就得先毁灭它。

接着，11月9号，即诺曼·莫里森在五角大楼外自焚一周之后，也就是弗格森在哥伦比亚的第一个学期差不多已经过去六周，还在摸索着向前，不太确定大学是否真如他人吹捧的那样好时，纽约的灯火突然全熄灭了。时间是下午五点二十七分，在十三分钟内，美国东北部约八万平方英里的区域失去了电力，导致三千万人陷入一片黑暗，其中包括纽约城八十万正坐地铁下班回家的乘客。倒霉的弗格森，这时似乎已经精通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这门技艺，正独自站在向卡曼楼十层上行的电梯里。他原本准备把几本书扔回宿舍，顺便换件厚点儿的外套，但他没打算在宿舍待多久，因为他和艾米约好了六点钟在她的公寓做意大利细面条，一起吃完饭以后他要看一下艾米当天下午完成的一篇历史论文，有十五页，讲的是1866年发生在芝加哥的秣市骚乱，这是她每次写完论文之后他都会提供的编辑服务，因为在她把作业交上去之前，她说，他先看一下会让她更安心。那之后，他们准备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花一两个小时预习明天要上的课（弗格森的是修昔底德，艾米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再之后，如果有心情的话，他们会沿百老汇走到西区酒吧，来一两杯啤酒，如果有朋友碰巧也在就聊聊天，在酒吧坐够以后，他们会回到公寓，在艾米那张不大但舒适宜人的床上度过又一个夜晚。

他始终不太确定哪个先发生，是电梯突然先停住，还是灯先熄灭，或者两件事同时发生，头顶的荧光灯忽闪几下，周围的电梯轿厢猛的一震，嘶嘶声之后是咣当声，咣当声之后是嘶嘶声，或者嘶嘶和咣当一起，但不管是怎么发生的，速度都很快，两秒钟内灯全灭了，电梯也停了下来。弗格森被困在六层和七层中间的什么地方，在接下来的十三个半小时里，他将会一直困在里面，孤零零地困在黑暗中，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审视他脑子里的那些想法，盼着灯能在他的膀胱憋爆之前再次亮起。

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麻烦而是所有人的问题。人们的叫喊声响彻了整座楼——停电了！停电了！——不过就弗格森听来，他们的声音中没有一丝慌乱，反倒带着一种兴高采烈的语调，一阵狂笑声冲上了电梯井，在轿厢的四壁间回荡着，无聊乏味的日常失去了意义，某种崭新而意外的东西从天而降，一颗黑色的彗星正从城市上空划过，咱们来开个派对，好好疯一把！这挺好，弗格森心想，大家这种欢天喜地持续越久，他自己就越不容易慌，因为如果大家都不害怕，他为什么要？——尽管他被困在了一个铁箱子里，不比最盲的盲人在北极某个没有星星的冬夜里能看到的东西多，尽管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被锁进了棺材，在有办法爬出去之前可能就已经饿死了。

两三分钟后，一些比较有责任心的学生开始大力敲电梯门，询问里面有没有人。有！听到好几个声音这么回答，弗格森才发现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困在半空中的倒霉鬼，事实上两座电梯里都有人，但另一个轿厢里有六七个人，而弗格森这边只有他自己，不光和别人一样被监禁了起来，还是单独监禁，当他喊出自己的名字和房间号（1014B）之后，一个声音回应说：阿奇啊！你这倒霉的！弗格森喊道：蒂姆！这还要多长时间啊？蒂姆的回答有些让人泄气：谁他妈知道？

无计可施。他只能坐在那儿，耐心地等下去，笨手笨脚的倒霉先生本来正要去女朋友的公寓，现在却意外地成为001号实验，被关在一个离地面有六层半高的感官剥夺箱里，常春藤联盟的哈利·胡迪尼，纽约城和大都会地区的鲁滨逊·克鲁索，要不是被封在漆黑一片的监牢里这种感觉太可怕，他肯定会嘲笑自己一番，然后鞠躬致谢，庆祝自己成为世界头号滑稽傻瓜，头号宇宙傻瓜。

看来他得尿裤子了，他想到。到时候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开闸放水的话，他只能再次采用婴儿时期那种自我浸透法了，不能尿在地板上，让自己——在接下来的鬼知道多少个小时里——坐在一摊冰冷、晃荡的尿液里。

烟没了，火柴也是。抽烟可以消磨时间，火柴也能让他时不时看见点儿东西，更不用说他每抽一口时烟头还会亮起来，但那天下午早些时候，他就已经把烟和火柴都用完了，本打算在去西111街上的施奈德曼意面屋吃晚饭时顺路买一盒。继续做梦吧，你这搞笑的男人。

电话还通不通很难说，但抱着侥幸的心理，弗格森再次向蒂姆喊话，想拜托室友联系一下艾米，跟她讲一下出了什么事，这样他六点钟没露面的话，她就不用着急了，但蒂姆早已不知去向，弗格森喊他的名字时根本没人答话。过去的几分钟里，叫声和笑声渐渐安静了下来，走廊里的人基本上都散去了，毫无疑问，蒂姆肯定回到了楼上，和他那些十楼的烟鬼朋友抽大麻去了。

里面真黑啊，和一切都失去了关联，被关在世界之外，或者说是弗格森心里一直认为的那个世界，慢慢地他已经无法搞清楚他是不是还在自己的身体里了。

他想到了六岁生日时父母送他的手表，小孩戴的那种表，有可以伸缩的金属表带，表面上的数字在夜里会发光。他躺在床上，在困意合上他的双眼让他沉沉睡去之前，那些发着绿光的数字给了他多少安慰啊，早上太阳升起来，那些发着磷光的小伙伴就消失了，白天只是画上去的数字，夜里又成了朋友，现在他不再戴表，有些好奇那份很久以前的生日礼物发生了什么，有可能去了哪里。什么都看不见，也失去了时间感，无法知道他在电梯里是已经待了二十分钟或三十分钟，还是四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

高卢香烟。他原本打算在经过百老汇时要买的就是这种香烟，这个牌子是他和艾米夏天去法国旅行时开始抽起来的，味道很重、烟草呈褐色的胖小子，装在淡蓝色的盒子里，外面没有玻璃纸包装，法国香烟中最便宜的那种，现在光是在美国点着一根高卢烟，就像是回到了他们在那个不同的世界里经历的日日夜夜，烟雾的味道如雪茄一般浓重，与骆驼、幸运和切斯特菲尔德那种黄色烟草的气味迥然不同，只要抽一口、吐一口，就能把他们送回到市场对面那座小旅馆的十八号客房，忽然之间他们的灵魂好像再次游荡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中，重新体验到他们在一起时感到的幸福，而香烟就标志着那种幸福，一种崭新、宏大的爱，这爱在他们出国的一个月中控制了他们，现在也仍然能表现出来，比如安排与写黄诗的本科生诗人的意外见面，作为送给晨边高地怂货营新成员的礼物，上帝保佑艾米和她做出如此出乎意料的表示所需要的天赋，她闪电般迅速的应变能力，她机智、宽厚的心肠。

弗格森其实有点儿动心，想接受莱斯的提议，把他的一些作品呈送给《哥伦比亚评论》的人过目，但一个半月过去了，他还是没想好去敲门。他要给莱斯的不是他最近写的诗，因为它们全都令他失望，根本不配发表，但他在巴黎时开始做的翻译工作，现在已经成了一项更正经的事业，花钱买了好几本字典来提高他那不够完美的法语之后（《小罗贝尔词典》《拉鲁斯图解大辞典》，以及必不可少的法英《哈拉普字典》），他已经不会再理解错诗句，犯些白痴的错误了，一点一点地，他翻译的阿波利奈尔和德斯诺开始听起来像英语诗了，不再是法语诗歌被塞到语言绞肉机里挤出来的法式英语诗，不过它们还不成熟，得再推敲推敲才能对味儿，在对这些辉煌诗歌中的每一句、每个词感到满意之前，他不想去敲那扇门，因为他太敬仰这些诗，必须要全力以赴地为它们投入一切，一次又一次地投入一切。杂志愿不愿意出翻译作品还不清楚，但是值得花精力去了解一下，因为《评论》吸引了不少他迄今为止遇到过的最有趣的新生，要是成为它的一部分，弗格森就可以加入到戴维·季默、丹尼尔·奎恩、吉姆·弗里曼、亚当·沃克尔和彼得·艾伦这些诗人和散文作者的行列，他在不同的课上见过他们，在过去的六个星期里对他们已经足够熟悉，知道他们有多聪明，多博学，虽然是初出茅庐的作者，但似乎都有继续下去的资本，有一天会成为真正的诗人和小说家，他们不仅是聪明伶俐、天赋极高的一年级怂货，每个人在迎新周期间，也从来没戴过自己的便帽。

弗格森不写诗了，至少现在不写了，就算这场冒险还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再次开启，但就眼下来说，他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看作一个处在缓解期的诗人。他十五六岁染上的那种病，让他发了两年烧，写出了将近一百首诗，但后来弗兰茜在佛蒙特州把车撞坏了，突然间诗就再也写不出来了，原因是什么他搞不清，只是自从那之后就一直感到警惕又害怕，好不容易写出来的几首也不好，或者不够好，永远不够好。新闻写作将他从这样的僵局中解救了出来，但他心里有一部分还会怀念诗歌创作的那种慢，感觉就像拿铁锹铲土，嘴里还有泥土的味道，因此，他听从了庞德给年轻诗人的建议，小试一下翻译。起初他只是把这当作练手，可以带来写诗的乐趣，但又省掉了写诗的烦恼，但现在翻译了一段时间后，他明白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你热爱正在翻译的诗，那么把它拆解开再用你的语言组合好，就是一种虔诚的奉献，为大师效力，你手中捧着美好之物正是他们交给你的，大大师阿波利奈尔和小大师德斯诺写的一些诗，让弗格森感受到美妙、大胆和惊人的创新，每一首诗同时蕴藏着忧郁和乐观的精神，这种罕见的组合以某种方式迎合了弗格森十八岁的内心中各种矛盾、相争的冲动，所以他只要能抽出空来，就会做这件事，重新修改、重新思考、重新完善他的翻译，直到这些译作足够扎实，让他有资格去敲那扇门为止。

门是菲利斯·布斯楼303室那扇门，这里是学生活动中心，位于校园西南角，正对着他现在被困其中的宿舍楼，假如他没有先在黑暗中疯掉，出去以后他一定要写一下这次经历，以第一人称写一篇诙谐、挑衅的文章，然后登在《哥伦比亚每日观察报》上，因为他现在是该报的工作人员之一，这份学生报现在一共有四十名本科生，而且不受校方管理机构和院系审查人员的干涉，尽管他仍然没有鼓起勇气去敲303室的们，但在迎新周的第二天，他却走进了大楼另一端一间更大的办公室318室，告诉负责人说他想加入。然后就加入了。没有试用期，没有测试文章，不需要给他们看他为《蒙特克莱尔时报》写过的报道——出去做就是了，如果你能按时交稿，证明你是个合格的记者，那你就入选了。拜拜了，英霍夫先生！

新生们可以跑的口包括学术事务、学生活动、体育活动和附近社区的报道，当弗格森说别派给我体育，求你们了，除了体育什么都行之后，他们就把学生活动给了他，要求每周平均要提交两篇报道，不过多数都很短，连他去年报道高中篮球和橄榄球比赛的那些稿子的一半长度都不到。到目前为止，他的稿件触及了一些政治话题，左翼和右翼的运动都有，比如“五二委员会”计划在学校筹办一个反征兵社团，来反对他们所谓的“一场非正义的压迫战争”，以及一群共和党学生决定支持威廉·巴克利竞选市长，因为现任市长约翰·林赛“背离了共和党的原则”。其他一些弗格森称之为无足轻重和鸡毛蒜皮的文章，则让他参与了一些大学里面的事情，比如十三名新生在新学期开始三个星期以后，仍然没有宿舍可住，以及为约翰·杰伊楼里面的新“咖啡厅”命名的比赛，这里现在会提供“类似霍恩和哈达特自动贩卖式餐厅里的那种贩卖机美食”，比赛的赞助方是大学饮食服务中心，获胜者将有机会在纽约城任何一家餐厅享用一顿免费的双人餐。目前，也就是大停电前几天，弗格森在忙一篇关于一位巴纳德新生的报道，这名女生在非法时间把一位男性客人带回了宿舍，正面临停课的处罚，因为现行的政策只允许男性在星期天下午两点到五点间来访，而被指控的客人和她在一起时是凌晨一点。那个女生——出于对她的保护，文章中没有提及她的姓名——认为惩罚很不公平，“因为其他人也这么做，只不过我恰好被抓住而已”。难怪艾米会在刚入学时连蒙带骗地逃过了住在这种宿舍监狱里的命运。记者A.I.弗格森在报道这件事时，写的是一篇不偏不倚的新闻稿，因为这份工作要求他这么做，但同为大一新生的阿奇·弗格森，则希望他可以在文章的第一句引用莱斯·高茨曼的诗给这个女学生辩护。

让事实自己说话。

报纸的工作既是对世界的参与，又是对世界的回避。如果弗格森决意要把工作做好，他就得接受这个悖论的两面，学会活在一种双重状态中：既要一头扎进事物当中，又要站在边线上当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一头扎进去从来都让他兴奋——无论是报道篮球比赛时的那种高速俯冲，还是调查女校过时的宿管规定那种缓慢、深入的挖掘——但他发现克制自己不发表意见是个潜在的问题，或者至少是一件他在未来的几个月或者几年中要不得不适应的事，因为记者要发誓做到公正、客观，就像加入修道会，余生都在要一座玻璃修道院里度过一样——就算人类世界的事务依然在你周围盘旋，你也只能置身事外。做记者就意味着你永远不能成为那个用砖头砸碎窗户，进而引发革命的人。你可以看别人扔砖头，你可以试着理解他为什么会扔砖头，你可以跟别人解释那块砖头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具有的重要性，但你自己永远不能扔砖头，或者站在乱民之中催促那个人扔砖头。弗格森从性格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倾向于扔砖头的人。他希望自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但时局又是如此动荡，不扔砖头的理由现在看起来越来越没有道理，当扔出第一块砖头的时刻最终到来，弗格森的同情心会在砖头那一边，而不是窗户。

他的思绪游离了一会儿，被周围无尽的黑暗沉沉地压在下面，当他从这种神游状态恢复过来后，发现自己想起了他翻译的一首德斯诺短诗的最后几句：

世界的某个地方

在某座山脚下

一个逃兵正在和哨兵讲话

但他们听不懂他的语言。

接着，在黑盒子里被困四小时后，他的膀胱终于撑不住了，他像小时候那个穿着尿裤、毫无羞耻感、只会傻笑的婴儿一样，尿了裤子。真是好恶心啊，热乎乎的液体顺着内裤和灯芯绒裤腿流下来时，他自言自语说道——但与此同时，空着比满着真是舒服多了。

他想起他们俩都是五岁时，有一天下午他和波比·乔治在乔治家的后院里撒尿，然后波比转头问他：阿奇，尿都去哪儿了啊？上亿人和上亿动物尿了上亿年，为什么大海和大江里是水，不是尿呢？

这个问题弗格森一直没能回答。

他的儿时好友在高中毕业的第二天签约了巴尔的摩金莺队，弗格森为《蒙特克莱尔时报》撰写的最后一篇新闻稿中报道说，波比获得了四万美元的签约奖金，并将立即前往马里兰州的阿伯丁，为金莺队担任纽约——宾州联盟短赛季甲级球队的接球手。在征兵局通知他去体检前，这小子在那个暑假赢了二十七场比赛（平均击球率是二百九十一），但因为不能享受学生延期服役的政策，他现在就要报效国家，而不是四年以后，所以在9月中旬时他被召加入了美国陆军，目前即将结束他在迪克斯堡的基本训练。弗格森祈祷波比会被派到西德某个舒服的哨所，那里的人会让他穿上棒球服，允许他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用打棒球履行他的爱国义务，因为一想到小波比·乔治背着一杆来复枪在越南的丛林里跋涉，弗格森就难以忍受，几乎无法去想这个念头。

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

洛尔卡，三十八岁时被法西斯暗杀团杀害。阿波利奈尔，因西班牙流感在同样的年龄死去，四十六小时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斯洛，四十四岁时感染斑疹伤寒在特莱西恩施塔集中营去世，而几天前集中营刚刚被解放。

弗格森睡了过去，然后梦到他正梦到自己死了。

第二天早晨七点供电恢复后，他踉踉跄跄地回到十楼的宿舍，脱下湿哒哒的衣服，在淋浴下站了十五分钟。

前一天，二十二岁的罗杰·艾伦·拉波特用汽油浇湿衣服，站在联合国的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前引火自焚。他的全身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五，均为深二、三度烧伤，被救护车送到贝尔维尤医院时，他仍然有意识，能说话，他的遗言是：我是天主教工人运动的成员。我反对战争，一切战争。我做的这件事，是宗教行为。

大停电结束后没过多久，他就死了。

大一人文课程（必修）。秋季学期：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会饮篇》）、亚里士多德（《美学》）、维吉尔、奥维德。春季学期：《旧约》《新约》各卷，奥古斯丁（《忏悔录》）、但丁、拉伯雷、蒙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宾诺莎（《伦理学》）、莫里哀、斯威夫特、陀思妥耶夫斯基。

大一当代文明课程（必修）。秋季学期：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奥古斯丁（《上帝之城》）、马基雅维利、笛卡尔、霍布斯、洛克。春季学期：休谟、卢梭、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穆勒、马克思、达尔文、傅立叶、尼采、弗洛伊德。

文学研究课程。秋季学期（因弗在大学先修课程考试中成绩优异，以此代替大一写作课程）：研讨班，主攻一本书的研究——《项狄传》。

现代小说课程。春季学期：双语研讨班，轮流用英语和法语阅读以下作家的作品——狄更斯、司汤达、乔治·艾略特、福楼拜、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乔伊斯。

法国诗歌课程。秋季学期——十九世纪：拉马丁、维尼、雨果、奈瓦尔、缪塞、戈蒂耶、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科比尔、洛特雷阿蒙、兰波、拉福格。春季学期——二十世纪：佩吉、克洛岱尔、瓦雷里、阿波利奈尔、雅各布、法尔格、拉尔博、桑德拉尔、佩斯、勒韦迪、布勒东、阿拉贡、德斯诺、蓬热、米肖。

没过多久他就认定了哥伦比亚最好的地方是那些课程、教授和同学。阅读清单极好，小班授课，教课的都是有终身教职的老师，尤其有兴趣也很享受给本科生上课，他的其他同学敏锐机智、准备充分，也不怕在课堂上发表见解。弗格森发言不多，但他认真吸取了这些一两小时的课上讨论的一切，感觉他来到了一座思想的天堂，他很快就明白尽管他在过去十年或十二年里读了不少书，但依然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凡是布置下来的课文他都会勤奋地读完，一周几百页，有时甚至超过了一千页，虽然经常读得磕磕绊绊，但至少浏览了以前那些读不下去的书和诗（《米德尔马契》《上帝之城》，和佩吉、克洛岱尔、佩斯那些枯燥无味的浮夸之作），有时候甚至超标完成任务（比如虽然要求读的选段加起来只占半本书，但他却啃完了整部《堂吉诃德》，谁不想读完这部所有伟大作品中最精彩最强大的作品呢？）。秋季学期开始两个星期后，他父母开车从纽瓦克过来，带他和艾米去绿树餐厅吃晚饭，那是阿姆斯特丹大道上一家实惠的匈牙利餐厅，弗格森越来越喜欢这里，后来干脆给它起名叫好吃城，当他聊起他有多喜欢正在上的那些课，以及他现在的人生要务就是读书和写他读过的那些书（！）有多令他难以置信时，他母亲讲了他出生之前的几个月里她自己经历的那场大冒险，每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只能看书，米尔德里德推荐的所有好书，几十本斯坦利为她从图书馆借来的作品，至今还会让她想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其中的很多书依然历历在目。在弗格森的记忆里，他母亲似乎除了几本惊悚小说和一些有关艺术、摄影的书以外没读过任何作品，这幅画面让他很感动，他年轻、待产的母亲整日躺在纽瓦克的第一间公寓里，把书支在她越来越大的肚子上，而肚子里面不是别人，正是尚未出生的他自己，是啊，他母亲说，回想着那些往昔的日子，脸上挂着温暖的笑容，我怀着你的时候读了那么多书，你怎么可能不爱书呢？

弗格森大笑起来。

别笑，阿奇，他父亲说，这就是生物学家所谓的潜移默化。

或者灵魂转世，艾米说。

弗格森的母亲看上去一头雾水。精神错乱[2]？她说。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就是灵魂的轮回，弗格森解释道。

那倒是的，他母亲说，我一直都这么跟你说的。我的灵魂在你的灵魂里，阿奇，而且永远都会在，就算我的肉体没了之后也还会在。

可别这么想，弗格森说。我已经和楼上的兄弟们约好了，他们答应我，你会永远活着。

好课程，好教师，好同学，但哥伦比亚的体验也不全都让人愉快，这里让弗格森最不喜欢的，是常春藤盟校那种顽固的自负，是它因循守旧的规章和僵化严格的制度，以及对学生的幸福毫无兴趣。所有权力都掌握在校方管理层手里，没有正当程序或者毫无偏袒之心的调查委员会来监督惩戒事务，他们随时都可以把你开除，而不必提供任何理由。倒不是说弗格森打算惹麻烦，而是时间后来证明了别人会，当大批学生在1968年春天决定闹事后，全校一下子就失控了。

这是后话。

弗格森很高兴待在纽约，很高兴和艾米一起待在艾米的纽约，终于成了二十世纪之都的全职居民，不过，尽管他已经熟悉哥伦比亚周边的环境，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熟悉，但生活在这里之后他才终于看到晨边高地的真实模样：一片伤痕累累、正在崩溃的贫穷与绝望之地，一栋接一栋破旧不堪的建筑，其中的大部分公寓在住人的同时，还住着小老鼠、大老鼠和蟑螂。肮脏的街道上通常遍地是无人清理的垃圾，走在街上的行人有一多半都疯了，或者快要疯了，或者正从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整个街区也是纽约那些灵魂迷失之人的聚集点，弗格森每天都会经过十几个男男女女，正在全神贯注地和一些看不见或者不存在的人聊些什么深奥费解的东西。那个独臂流浪汉，提着鼓鼓囊囊的购物袋，弓着佝偻的身躯低头盯着人行道，用微弱、粗重的声音悄声咒骂着什么。那个胡子拉碴的侏儒，蹲在阿姆斯特丹大道旁边小巷里的各个门口，拿着一块放大镜的残片看《犹太前进日报》。那个穿着睡衣游来荡去的胖女人。百老汇大街中央的安全岛上那些醉鬼、老人和疯子，挤在地铁格栅上方的长椅上肩并肩坐着，各自默默地盯着远方。肮脏的纽约。电线与死亡的纽约。还有那个被大家唤作“呀木基哥”的老头，这个疯子每天站在坚果满满门前的角落里，翻来覆去地念着吆喂、呀木噗基，就像个慷慨陈词的老派演说家，被冠以呀木基或艾米什博士的头衔，自称是拿破仑的儿子，自称是弥赛亚，一个忠诚的美国爱国者，去哪儿都带着他的美国国旗，天冷的时候会把国旗当成大披巾披在肩上。还有脑袋秃得像颗子弹的大小孩波比，整日就是给百老汇和113街上的拉尔夫打字机商店老板跑腿儿，伸着胳膊假装自己是架飞机，在人行道上飞速奔跑，一边在人流中左躲右闪，一边嘴里发出B-52战斗机的引擎在全速飞行时制造出的巨大声响。还有没毛的萨姆·斯坦伯格，永远都在的萨姆·S.，每天早晨要换两次地铁，从布朗克斯来百老汇或者去汉密尔顿楼前卖糖果，但也是为了卖他那些一块钱一张的画，用记号笔在洗衣店用来撑平衬衫的硬纸板上粗制滥造的小作品，冲着任何一个会听他说话的人大喊，喂，先生，有新画了，美丽的新画，世界上最美丽的画。以及和谐酒店这个大谜团，一座服务穷困潦倒之人的破落酒店，矗立在百老汇和110街的街角，是周围街区最高的楼，砖墙上用四分之一英里外都看得清楚的大字写着酒店的口号，而且绝对可以算作世界上最让人哭笑不得的矛盾修辞：和谐酒店——在这里，入住是一种乐趣。

上西区的北边是一个崩坏的世界，习惯了一段之间后，他才让自己的心肠硬起来，逐渐对他这块新地盘上的肮脏与苦难变得麻木，不过高地上并不是一切都那么惨淡，年轻人也会在大街上出没，巴纳德学院和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漂亮女生时常出现在风景中，像幻象或者梦中的精灵一样从他身旁飘然而过，在114和116大街之间的百老汇还有书店可以闲逛，而拐过角，在115街的台阶下面，甚至还有一家专门卖外文书的地下室书店，弗格森会在里面的法国诗歌区翻上半个小时，往南走二十和二十五个街区，可以到塔利亚和纽约客，这两家剧院会放映最好的新老电影，他可以去一家叫大学小店的便宜饭馆，一边听自动点唱机上播放的伊迪丝·琵雅芙，一边吃着便宜的早餐把自己喂饱，顺便再和那位又肥又邋遢、头发漂成金色、老叫他宝贝儿的女服务员聊聊天，想休息十分钟喝杯咖啡，可以去坚果满满，想填饱肚子吃个汉堡，可以去校长汉堡店（受过大学教育的汉堡），想吃古巴炖牛肉喝意式浓咖啡，可以去专长古巴菜和中国菜的伊黛尔，就在108和109街之间的百老汇上，想吃匈牙利红烩牛肉和饺子，可以去好吃城，后面这家他和艾米经常去吃晚饭，以至于胖胖的夫妻老板后来开始给他们提供免费点心，不过在这个崩坏的地方，最核心的躲藏之处，是西区烧烤酒吧，坐落在113和114大街之间的百老汇上，里面有打磨光滑的橡木做成的椭圆形大吧台，沿北墙和东墙有可供四人或六人就座的隔间，后屋里则有可移动的大椅和大桌。前一年艾米已经带他来过西区，但现在弗格森自己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这个灯光黯淡的老酒吧很快就成了他的主要出入场所，白天是自习室，晚上是会客室，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但让他感兴趣的并不是啤酒或者波旁酒，而是聊天，有机会与他在《观察报》和《哥伦比亚评论》结交的朋友聊天，和艾米那些对政治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各种西区的常客聊天，酒水只不过是液体道具，慢慢地啜饮，好继续坐在隔间里，因为这是弗格森有生以来第一次周围有了一群他想与之聊天的人，不仅仅只有艾米了，过去的两年里她是他唯一能说话的人，他生命里唯一一个值得说话的人，但现在这样的人有了好几个，有了很多，在西区参与的那些对话，对他来说和在汉密尔顿楼上课时听到的任何话一样珍贵。

《观察报》的男生们是一群严肃、勤勉的人，在服装和发型方面虽然更像是书呆子而非怂货，但却是有着怂货心的书呆子，弗格森的六九届同班新人们早已是敬业的报人，虽然才高中毕业，却好像已经在报社待了许多年，埋头苦干，工作尽心尽力。《观察报》里那些资历更老的人，更喜欢光顾几个街区外的另一家酒吧，也在百老汇大街上，叫金栏酒吧，兄弟会的兄弟们和运动员也喜欢那里，但弗格森的伙伴们却更喜欢西区酒吧那种昏暗破旧、不太喧闹的氛围，时不时和他一起喝点东西，坐在靠墙的隔间里聊天的有三个人，冷静、细心的罗伯特·弗里德曼——一个来自长岛的孩子，负责报道学术事务，他才十八岁，这简直不合理，因为他写出来的东西就跟《纽约时报》或者《先驱论坛报》的任何记者一样老练、专业——以及来自芝加哥、语速飞快的格雷格·茅豪斯（体育报道）和来自旧金山、不屈不挠、爱追根问底、挖苦讽刺的艾伦·布兰奇（社区事务报道），他们一致认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与战争有关的政策十分糟糕（比如允许军方征兵人员进入校园，未能和美国海军后备军官训练队项目划清界限），而且为了推动学校在附近街区的扩建，校方竟然采用无良房东的手段，将贫穷租户从那些归学校所有的公寓楼中赶了出去，但报纸的管理层在对待这些问题时，却太过保守怯懦，所以等到大二的春天，轮到他们来管理《观察报》时，他们要推选弗里德曼担任总编辑，迅速着手改变一切。这场最终政变的计划，更加印证了弗格森早已对那年的新生形成的看法。他们和高年级那些学生不一样——更激进、更没有耐心、更愿意站起来反抗愚蠢、自满和不公。出生于二战后的1947年，跟那些在战时出生的孩子虽然只相差两三岁，但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一条代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形成了，那些高年级学生仍然相信他们在五十年代学到的那些经验教训，相比之下，弗格森和他的朋友们明白他们生活在一个荒谬的世界，生活在一个刺杀自己的总统、立法损害人民利益、派年轻人去毫无意义的战争中送死的国家，也就是说，对于当下的现实他们比前辈更加敏感。一个小小的例子，一个无足轻重但却直接相关的例子：迎新周的便帽大战。弗格森本能地拒绝了戴他的帽子，但《哥伦比亚评论》和《观察报》的男生们也一样，很多人也一样，在正式开学之前的几天里，这一届的六百九十三名学生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和那些橄榄球队的导生们瞪过眼、撞过肩。没有人组织什么。每个反对便帽的男生都是自发行动，因为他们一想到要像一个阿呆和阿瓜旅的应召士兵一样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就觉得恶心透顶，接着，反抗开始蔓延，最终演变为一场事实上的群众运动，一场全面的抵制，一场传统与常识的较量，结果？校方宣布，以后将不再向入学新生发放便帽。一场小规模的胜利，是，但或许昭示着未来的可能。今天是便帽——谁知道明天会是什么？

到感恩节那周的周末时，弗格森已经攒了六七首在他看来多少已经能定稿的翻译作品，当它们通过了至关重要的艾米考验后，他把它们最终收拢在一起，装进马尼拉纸信封，交给了《评论》。和他预计的反馈不同，编辑们并不反对在杂志上刊登译作——只要不太长就行，其中一个说——就这样，弗格森的英译版《世界尽头》，也就是德斯诺那首讲逃兵和哨兵的诗，获准发表，登在了春季刊上。就算他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诗人，但他仍然可以通过翻译那些比他自己所写的优秀百倍的诗，来参与诗歌创作的行为，那些在《评论》上发表原创作品的年轻诗人，尽管他们的志向比他的更远大，尽管他们坐下来写诗时要冒很大的风险，而弗格森坐下来翻译时几乎没什么险可冒，但他们认可他给这个团体带来的价值，他可以评判一些作品比别的作品好在哪里，为他们的诗歌讨论带来了更广阔、包容的视角，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将他接纳为核心团体的一员，这其实挺公平，无可厚非，弗格森心想，因为说到底他并不真正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不过，光就在西区酒吧喝酒聊天来说，他们都是好朋友，弗格森很喜欢和他们交谈，尤其是戴维·季默，在他的印象里季默是那群人中最才华横溢和少年老成的一个，以及季默的非作家哥们儿，来自芝加哥的马科·弗格，一个性格古怪、头发蓬乱的男生，整天穿着爱尔兰粗花呢套装走来走去，但是他在文学方面的学识极其渊博，甚至能用拉丁语讲笑话，把你逗乐，即使你并不懂拉丁语。

弗格森向这些记者和诗人渐渐靠拢，因为他发现他们是最有生气的一伙人，已经开始明白自己是谁以及在这世界中的位置，但六九届多的是那些对自身和其他还一无所知的学生，努力挣扎的十几岁男孩，在学校里积累了好成绩，能在标准化考试中拿到离谱的高分，但仍然是儿童的思维，一群毫无经验的青葱少年、撸管处男，出生于地方小城，在城郊千篇一律的房子里长大，来到纽约只在学校和宿舍活动，因为纽约太大、太乱、太快了，让人畏惧和困惑。弗格森的室友就是这种少不经事之人，一个来自俄亥俄州代顿市的家伙，人很和善，名叫蒂姆·麦卡锡，对第一次离家在外生活的自由没有丝毫准备便来到了大学，不过和那些处境类似的人不同，他没有封闭自我、躲着纽约城，而是一头冲到里面，醉心迷失在狂喝啤酒和狂抽大麻的双重快感中，另外还顺便吸了几次迷幻药。弗格森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多数晚上他都在艾米位于111街上的公寓里过夜，卡曼楼的宿舍对他来说就是个办公室，是存放他的书、打字机和衣服的地方，他在这里一般就是坐在书桌旁，面前摆着打字机给《观察家》写稿，完成各科目要交的或长或短的论文，或者反复修改他翻译的诗。他和蒂姆见面的频率还不足以让他们形成什么深厚的友谊，两个人的关系还算友好，但内里却很表面——他有一次在104路公交车上听到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这么说过——弗格森觉得这男生可能会惹出什么大麻烦，但又不太愿意干涉蒂姆的私事。对于抽大麻这种愚蠢行为和吸迷幻药这种疯狂举动，他已经见识了足够多，知道自己没有兴趣尝试，但他有什么权利让蒂姆·麦卡锡不去吸食这些东西呢？不过，12月中旬的某个下午，当蒂姆和同一个楼道里的那帮哥们儿抽完大麻，又叫又笑地回到宿舍后，弗格森终于开口跟他说：你或许觉得这很好玩，蒂姆，但对别人来说并不好玩。

那个来自代顿的男生一头倒在床上笑着说：别嘟嘟囔囔了，阿奇，你听起来就跟我爸似的。

我不在乎你嗑了多少药，但你要是因为考试不及格而退学就不好了，对吧？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新泽西先生。我这个学期全是优和良，而且还是优多良少，下个月的期末考照常发挥的话，我估计还能上院长的嘉奖名单。爸爸会很自豪的。

那就好。可你要是继续每天这么昏天暗地地抽，你的好成绩还能硬多久？

硬多久？一直都是硬的，兄弟，一直都硬着，随拔随用，我抽得越嗨，它就越硬。你有机会应该试试，阿奇。直布罗陀巨岩这一侧最硬的硬度。

弗格森扑哧笑了一声——和艾米的那种哼笑有点儿像——但在这里不是真正的笑，而是认输的讪笑。他挑起了一项根本赢不了的争论。

我们永远都不会比此时此刻更年轻，蒂姆说，年轻过去之后，一切很快就走下坡路了。乏味的成年生活。无聊中的无聊。找一份工作，娶一个老婆，生一堆小孩，然后趿拉着拖鞋走来走去，等着人家把你装上车，运到制胶厂[3]——没有牙齿，没有一切。所以为什么不活得逍遥自在些，及时行乐？

那就要看你所谓的乐是什么了。

放开了活，算一个吧。

同意。不过你觉得怎么才算放开了活？

爽到酣畅淋漓，恨不得从这躯壳里蹦出来。

这或许适合你，但不适合所有人。

你难道不想飞一下吗？宁愿在地上爬？没什么大不了的，阿奇。你张开双臂，然后飞就行了。

有些人不想这样。而且就算我们想，也没能力做到。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们不能，就这么简单。我们就是做不到。

倒不是弗格森不能飞，不能放开了活或者从躯壳里蹦出来，而是做这些的话他需要艾米，现在他们挺过了第一次分手，第一次和好，在法国第一次体验了每晚睡在一起，他已经没法再把他是谁同必须要和她在一起这二者分开了。纽约是前进的下一步，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有机会见到对方，如果愿意的话，几乎可以一直黏在一起，但弗格森明白他不能把这些可能性中的任何一项视作理所当然，那次分手让他认识到艾米比一般人需要更多的空间，她那个专横得令人窒息的母亲，让她对任何形式的情感压力极度反感，如果他对她的要求超过了她愿意给的程度，那她肯定就会再次疏远他。有时候他会好奇，如果自己没有这么爱她，或者说还没有学会如何正确地去爱她的话，事情会怎样，因为即使是明天就娶她，弗格森也会欣然同意，虽然他才十八岁，刚上大学几个月，但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再也不看别的女人一眼，余生都陪她一起度过。他知道这些念头只是庸人自扰，但还是忍不住去想。艾米已经盘根错节地占据了他。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是因为艾米在他心里，如果失去了她，他估计连人都不是了，所以为什么还要假装呢？

这些想法，他从来没说过一个字。他不想把她吓跑，而是想爱她，所以弗格森尽力让自己对艾米的情绪保持警醒，仔细留意那些没有明说的微妙暗示，可以告诉他今晚是否合适与她同床共枕，或者她也许更愿意到明天晚上再说，他会特别留心问她晚上想不想一起出去吃饭，或者晚点儿在西区酒吧再见面，还是就在家里待着，因为他们都有论文要写，或者抛开一切去塔利亚看场电影。他让她做所有的决定，因为他知道决定者是她的话，她会更自由更开心，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想要的艾米，是那个热烈、温柔、爱说笑的女生，是那个在车祸之后拯救了他的女生，是那个无畏地与他合谋在法国旅行的女生，而不是那个满脸愠怒的女王，像去年秋天那样把他赶走，贬斥到新泽西的穷乡僻壤，孤独伶仃地过了四个月的乡下生活。

大多数时候，他基本上都可以和她过夜，每周平均有四五天，经常可以到六天，而剩下的一天或者两天，有时候是三天，他会独自睡在卡曼楼十层那张单人床上。这样的安排还可以，他觉得，虽然他很想这些数字能一直是七和零，但最重要的是，即便他们已经在一起两年，可爬进被窝以后他们的身体还是好像着了火一样，弗格森睡在艾米的床上时，很少有哪天晚上会在睡着前不做爱。可以把高茨曼的主张颠倒一下，不仅是稳定的性爱对他们有好处，而且好的性爱还让他们稳定下来，变得更强大：合二为一，不再各自分立。两人建立起来的那种肉体亲密感现在异常强烈，有时候弗格森觉得他对艾米的身体比对他自己的还了解。但也并不总是，所以在性方面听她的，跟随她的引导就很重要了，他必须密切注意她用眼睛在告诉他什么，因为时不时地，他还是会解错意、办错事，比如在她并不想时抱住她接吻，尽管她从来没把他推开（这让他更糊涂了），但他能感觉到她有些三心二意，她的心这会儿想的不是性爱，不像他那样，他脑子里是什么时候都在想着做爱，不过她仍然会继续让他和她做，因为她不想让他失望，以被动的参与来屈服于他的欲望，机械的性爱，这比没爱可做还糟糕，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弗格森简直为自己羞耻，发誓决不再让这样的事发生，但它还是发生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发生了两次，最终他搞明白了，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如果他真想对他的女人做正确的事情，就得更加留心，学会如何像她那样去思考和感受，因为他相信艾米无疑十分清楚他的所思所感，这解释了为什么她会容忍他那些因为情欲而犯下的大错和因为爱到盲目而做出的蠢行。

他有时候会犯的另一个错误，是高估了艾米的自信。从这个施奈德曼的灵魂中发出的咆哮似乎排除了任何堕入怀疑或不确定性的可能，但和其他人一样，她也有不顺的时刻，有悲伤、脆弱和悲观自省的时刻，但因为这类情形很少发生，它们总会搞得弗格森措手不及。最首要的是思想上的怀疑，比如她的政治观点是否合理，比如她做过或说过或想过的事情对别人有没有价值，比如去和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体制抗争是否值得，比如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会不会适得其反，因为总会有人起来反对那些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人，不过也有对自我的怀疑，比如那种琐碎的女孩子的事，会突然毫无因由地折磨她，她嘴唇太薄了，她眼睛太小了，她牙太大了，她腿上痣太多了，弗格森很喜欢这些浅褐色的小点，才不是，她会说，丑死了，她以后再也不穿短裤了，现在她太胖了，现在她减肥减多了，为什么她的胸那么小，还有她那该死的犹太大鼻子，还有她那该死的头发怎么弄啊，乱七八糟，奇形怪状，不可救药，这头发简直没法弄了，以及化妆品公司为了维系那台靠着让人们渴望他们不需要的东西才能正常运转的大资本主义利润机器，不停给女性洗脑，让她们逼着自己去迎合某种扭曲、虚假的女性形象，这么一来她怎么还可能想继续抹口红啊？而所有这些，都来自一个风华正茂、活泼漂亮的女生，如果艾米·施奈德曼都忍不住这样怀疑属于她自己的身体，那些根本连机会都没有的身材肥胖、长相平凡或者丑陋不堪的女孩怎么办？不只是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弗格森总结认为，而且做女人要比做男人更难，如果他敢忘了这一点，他告诉自己，那么诸神就会从山上下来，把他的眼珠子从脑袋里抠出来。

1966年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哥伦比亚成立了分部。到这个时候，学民社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组织，哥大的大部分左翼学生组织一个接一个都选择与学民社联合起来，或者解散自己的团体，并入其中。这些组织团体包括：社会嘲讽委员会——该组织去年曾在学院路附近举着空白的牌子游行，基本上算是在抗议一切（弗格森真希望自己目睹了这场盛况）；由进步劳工党支持的五二运动组织；进步劳工党自己的成员（走强硬路线的毛派劳工党）；艾米从大一开始就加入的组织，越独会（越南问题独立委员会），去年5月，这个组织的二十五名成员曾大闹海军后备军官训练队在罗氏图书馆举行的颁奖仪式，并同警方发生了冲突。学民社的口号是让人民决定！对于该组织的立场（反内战、反种族歧视、反帝国主义、反贫困——争取世界民主，让所有公民平等共存），弗格森和艾米一样热烈支持，但艾米加入了学民社，弗格森没有。原因对两人都显而易见，所以他们并没有多花时间讨论这件事，更没有费事说服对方做出不同的决定，事实上，还是他鼓励她加入的，而她也明白他为什么不想加入任何组织，因为艾米是那种能想象自己扔砖头的人，而且无疑天生就适合扔砖头，但弗格森不能想象，也天生不适合，就算烧掉他的媒体证，从《观察报》辞职，他也无论如何不会加入。3月26号，他又和她去第五大道参加了一场反战游行，但他能为这项事业做的贡献，也就到此为止。毕竟一天就那么多个小时，完成学校的作业和报纸的稿件后，和他那些法国诗人待一会儿，要远比参加那些喧闹不堪、争吵不休的政治会议，策划该组织将要针对议程上的下一个问题采取的行动，对他更有吸引力。

6月初，第二个学期结束了，弗格森和蒂姆·麦卡锡握了手，和卡曼楼道了别，搬到了更宽敞的校外公寓。只有大一学生才被要求住在校内的宿舍，现在上完了大一，他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一直以来他的希望都是搬去和艾米住，但出于自尊（或许也是为了考验他们的爱情），弗格森忍住没有问她，他能不能租下她公寓里那两间很有可能会空出来的卧室的其中一间（原来住的都是大四学生），想等着她自己张口来问，4月末时，当她得知两位即将毕业的室友在拿到毕业证书当天就会离开纽约后，几小时不到，她就问了，没有不请自来，而是在她的邀请之下住到那里，知道她也一样想要跟他在一起，简直不能再美了。

房间空出来后，他们立即搬了进去，两间屋子都比艾米原先那间阴面的又小又挤的破洞宽敞、明亮，并排位于主走廊边上，而且里面配备了双人床、桌子、柜子、书架，全都是直接从要搬走的两位租户手上买来的，算下来俩人只各掏了四十五块钱，弗格森去年那种不停往返的生活结束了，再也不用每天在百老汇大街上坡下坡，在他的宿舍和艾米的公寓之间来回跑了，他们现在住到了一起，每周七天的七个晚上，全都睡在同一张床上，1966年的整个夏天，十九岁的弗格森都有一种不真实感，仿佛他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这里，他不必再向世界索要什么东西，该给的都给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时刻，万般静好，内心餍足。既有鱼也有熊掌，但是没有人，哪有人，能一直这么开心啊。弗格森有时会好奇，他是不是耍了《凡人之书》的作者一把，是不是那一年他翻页的速度太快，这几个月所在的那页漏了没写。

纽约那炎热、窒息的夏天，一天接一天都是三十六度的高温，滚烫的柏油马路融化在烈日之下，混凝土路板烫坏了鞋底，空气潮湿到连建筑外墙上的砖块都在往外冒汗，垃圾烂在人行道上，臭味四处弥漫。美国的炸弹落在了河内和海防，重量级拳击冠军和媒体谈论越南（越共从没骂我是黑鬼，他说，就这样把美国的两场战争合成了一场），四十三岁的诗人弗兰克·奥哈拉在火岛的海滩上被一辆沙滩车碾死，弗格森和艾米双双困在了无聊的暑期工作中，他是书店店员，她是录入和整理文件，全是低薪工作，逼得他们不得不开始限量配给他们的高卢香烟，但波比·乔治正在德国打棒球，西区酒吧有空调，而他们一回到闷热不透气的公寓，弗格森就可以拿着凉毛巾擦拭艾米的裸体，幻想着他们又回到了法国。那个夏天他们聊政治，看电影，去施奈德曼家在西75街的公寓和阿德勒家在西58街的公寓吃晚饭，庆祝吉尔·施奈德曼在《先驱论坛报》关停印刷机、从此烟消云散后去了《纽约时报》，跟吉尔和艾米的哥哥吉姆去卡内基音乐厅听音乐会，以及坐104路公交车从百老汇去塔利亚和纽约客看电影避暑，在看什么的问题上，他们一致决定应该是喜剧，因为时局严峻，需要他们在能笑的时候就尽量笑，而能让他们乐起来的，除了马克斯兄弟和W.C.菲尔兹，格兰和鲍威尔、赫本、邓恩、朗白主演的那些疯狂闹剧外还能有什么，他们看不够这些人，只要发现又有喜剧片连场，他们就会立即跳上公交车，那几个小时里，可以坐在黑暗中吹着冷气，不去想战争和臭气熏天的垃圾，真是一种解脱，但是如果附近和别的地方都没有喜剧可看，他们会回到他们的暑期计划中，啃那些被他们称为异见文学的作品，读人人必读的马克思和列宁，以及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埃玛·戈尔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萨特和加缪、马尔科姆·艾克斯和弗朗茨·法农、索雷尔和巴枯宁、马尔库塞和阿多诺，在其中寻找答案，看看什么能解释他们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国家似乎已经快要被自身的矛盾压垮了，不过，在艾米发现自己越来越倾向于用马克思主义来解读各种事件时（资本主义必然会被推翻），弗格森却有他自己的疑问，不光是因为在他看来，被改头换面的黑格尔辩证法似乎是一种机械简化的世界观，还因为美国的工人根本没有阶级意识，美国的文化中也找不到任何对社会主义者的同情，所以，艾米预测的剧变门儿都没有。换句话说就是，虽然本质上他们站在同一边，但他们有分歧，不过这些分歧似乎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各自都明白对方有可能是对的，或者他们都有可能是错的，自由、公开地提出各自的疑问，总要好过步伐一致地盲目前进，结果却摔下了悬崖。

但最重要的是，他在那个夏天可以看到艾米，看她涂口红，梳理她不可救药的头发，研究她的手，看她把身体乳挤到手心里，然后用手心抹她的大腿、胳膊和乳房，还有在她闭上眼沉到浴缸的温水里之后，给她洗头，那浴缸真是古老，支撑的四个脚就像爪子，满是裂纹的瓷面上锈迹斑斑，还有早晨醒来后，看她站在房间的角落里穿衣服，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将她围住，她一边穿内裤、胸罩和棉衬衫，一边冲他笑，还有各种生活在她的女性轨道之内时见识到的生活细节，卫生棉条，避孕药，经期反应严重时治疗胃痉挛的药丸，还有他们一起做的家务事，采购食物，洗碗，以及他们站在厨房里切洋葱和西红柿，做一锅可以够他们吃一个星期晚餐的辣酱时，她偶尔会咬着下嘴唇的样子，还有为了在工作场合给别人留个好印象，她涂手指甲或者脚趾甲时那种专注的眼神，还有看着她安静地坐在浴缸里刮腿毛和腋毛，然后他也进去，用香皂擦洗她滑溜白皙的皮肤，用手抚摩她那柔滑得好像不属于这尘世的皮肤，还有做爱做爱做爱，汗涔涔的夏日性爱，身上不用盖被子或床单，就那么在她卧室的床上滚来滚去，吱吱呀呀的老电扇在空气中带来了些微的搅动，可什么都没凉下来，颤抖和叹息，号叫和呻吟，在她里面，在她上面，在她下面，在她旁边，卡在她喉咙里的低沉的笑，突如其来的挠痒痒大战，突然来一段儿时的流行金曲、儿歌、下流的打油诗、鹅妈妈童谣，爱闹脾气的艾米怄气时眯缝起来的双眼，兴高采烈的艾米咕咚咕咚喝下冰水和冰啤酒，狼吞虎咽地吃，像个饥肠辘辘的码头搬运工那样大口往嘴里塞，看菲尔兹和马克斯兄弟时的哼笑——哪有什么精神正常条款[4]，阿奇！——和一天晚上他把翻译的一首诗递给她时，她那一声无与伦比的啊，是勒内·夏尔早期的一首诗，很短，只有六个单词组成，眨眼就能读完，名叫《拉斯纳尔的手[5]》，也就是十九世纪的罪犯/诗人、后来成为《天堂的孩子》中角色之一的拉斯纳尔：

雄辩之世已逝。

它永远不会结束。太阳卡在天空，书的一页不知所终，只要他们不会热得透不过气来或者要求太多，这个夏天就会一直继续下去，一直是他们十九岁的夏天，是他们最终、几乎最终、或许差一点就最终要和那个一切都还在他们面前的时刻道别的夏天。

注释：

[1] 此处原文为Puke（原意为呕吐，呕吐物）。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赛艇队教练比尔·斯托曾对体育记者罗伯特·李普塞特说，校园里或者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Jock和Puke。Jock（大学生运动员，含贬义）勇敢、强悍、有抱负、专注、爱国、目标坚定，而Puke则慌乱、困惑，跟娘们儿似的，并且不太认定没有什么比赢更重要。在他看来，那些行为怪异、邋遢懒散的人，比如嬉皮士、抽大麻的、搞抗议的人，都算是Puke。

[2] 灵魂转世是metempsychosis，其中的psychosis在英文中是精神错乱的意思。

[3] 这里代指死亡，在英文中，有用“送到制胶厂”来形容动物死亡的说法，因为动物身上的结缔组织可用来制造明胶。前面的“趿拉着拖鞋”和后面的“没有牙齿，没有一切”则出自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中的著名段落——“整个世界都是一座舞台”。

[4] 此处原文为There ain't no sanity clause，出自马克斯兄弟的电影《歌声俪影》的著名喜剧桥段，其中的角色之一Driftwood向另一个角色Fiorello解释合约中的一项条款——“如果本合约中的任何一方被证明精神不正常，则整份合约自动作废”——在所有合约中都会有，即所谓的“精神正常条款”（sanity clause），但Fiorello却听成了Santy Claus（圣诞老人），认为Driftwood在骗他，因而便说“哪有什么圣诞老人”。

[5] 拉斯纳尔因杀人罪而上了断头台，他死后，手被割了下来（所谓的“荣誉之手”），而在审判中，口才极佳的拉斯纳尔曾为自己进行了激情辩护。

5.2

5.3

1965年11月7号，弗格森读到了荷马史诗《奥德赛》的第十六卷。他正坐在一张书桌前，书桌位于巴黎第七区一桩公寓楼六层一间狭小的女仆房，过去的三个星期这里是他的居所，现在奥德修斯经过了漫长的跋涉，终于从特洛伊回到了伊萨卡，灰眼睛的雅典娜把他变成了一个衣着破烂、干瘪瘦小的乞丐，正当这个足智多谋之人和牧猪人欧迈俄斯坐在城外山中的一间棚屋里，他儿子忒勒玛科斯走了进来，二十年前父亲动身去特洛伊时他还是个婴儿，而现在自己也刚刚从一场危险而漫长的航行中归来的他，还不知道父亲已经回来了，欧迈俄斯起身离开棚屋去宫殿通知年轻人的母亲珀涅罗珀，忒勒玛科斯已经毫发无伤地回到了伊萨卡，这时父亲和儿子第一次单独待在了一起，虽然父亲知道他正在看着自己的儿子，但儿子仍然什么都不知道。

接着雅典娜出现了，她伪装成一位高挑、美貌的伊萨卡女人，不过只对奥德修斯显形，他儿子看不见，她招呼奥德修斯到外面来一下，告诉他伪装的时间该结束了，他必须现在就向忒勒玛科斯显现真身。“说完后”——这是新出版的菲茨杰拉德译本，正摆在弗格森的书桌上——“她用金杖在他身上一点，/把他的斗篷变成了纯白色，他身上的长袍/也光洁如新。她把他变得矫健、年轻，/恢复了太阳晒出的古铜肤色，他的下巴轮廓分明，上面的胡须也不再是灰色。”

根本没有上帝，弗格森一直这么告诉自己。从来都没有上帝，以后也不会有，但诸神是有的，世界各地有很多神，比如那些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希腊诸神，雅典娜、宙斯、阿波罗以及其他那些在《奥德赛》的前二百九十五页里轮番登场的神，而这些神最喜欢干的不是别的，正是掺和人间的事。他们实在控制不了自己，因为他们生来就该干这个。就像海狸无法不让自己筑坝，弗格森猜测——或者像猫无法不让自己折磨老鼠。长生不老的神，是啊，但这些神拥有的时间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为自己制造些好玩刺激但常常也阴森可怕的娱乐。

奥德修斯再次走进棚屋时，忒勒玛科斯被老头的变化惊呆了，进而认定他一定是神。但泪水就要奔涌而出的奥德修斯，几乎无法从他口中说出这些话，他平静地说：“不是神。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是神？不，不是。/我是你那位缺席你的童年，让你因此受尽苦头的父亲。我就是他。”

这是第一刀，刀尖扎破了弗格森的皮肤，捅在了他肋部和腹部之间某个没有骨头、也没有任何保护的地方，因为读奥德修斯这句简短的回答时，弗格森心里的感受，就仿佛这句话原本应该是：今天会很冷，阿奇。出门上学要记得围围巾。

接着刀锋全插了进去：“紧紧抱着/父亲这个奇迹/忒勒玛科斯哭了起来。咸湿的泪水/从两人渴盼的深井中涌上来，/他们失声痛哭，悲凄、颤抖/如那些长着利爪的雄鹰，/在农人掳走还不会飞的雏鹰后，发出的哀唳。/他们哭得不能自已，泪如雨下，/或许会一直这么哭到夕阳西下。”

这是弗格森第一次为一本书而哭。在空空荡荡或人满为患的电影院里，他曾经在黑暗中流过无数次眼泪，有时甚至是为了一些愚蠢、滥情的垃圾，和吉尔听《马太受难曲》时，他也不止一次地哽咽过，尤其是听到第三张唱片正面那段，男高音的声线突然调动起情绪，但书从来没有让他哭过，就连最悲伤、最感人的书也没有，然而在巴黎11月晦暗的微光中，眼泪却落在这本一块四毛五分钱买来的平装版《奥德赛》第二百九十六页上，当他从诗中抬起头，转身望向他那间小屋的窗外，屋里的一切早已模糊不清。

《奥德赛》是吉尔列出的书单上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伊利亚特》，啃完这两部由一位或者多位无名诗人（只是被人统称为荷马）创作的史诗后，弗格森答应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再读九十八本书，包括希腊喜剧和悲剧、维吉尔和奥维德、部分的《旧约》（詹姆斯王钦定版），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丁的《地狱》，蒙田的《随笔集》大约一半的内容，不少于四部悲剧和三部喜剧的莎士比亚剧作，弥尔顿的《失乐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休谟和康德的作品选集，《牛津英文诗歌集》，《诺顿美国诗歌选集》，以及菲尔丁——斯特恩——奥斯丁，霍桑——梅尔维尔——吐温，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作家写的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小说。吉尔和弗格森的母亲都希望他们这个4-F等级的偷书贼儿子过一两年后能回心转意，重新去上大学，但如果弗格森还是坚持拒绝正规教育的好处，那这一百本书，虽然只是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该读的书里的一部分，至少能让他学到一些知识。

弗格森意欲遵守他的诺言，因为他想读这些书，也打算把每一本都读完。他并不想一辈子就做个不学无术、缺乏修养的白丁，他只是不想去念大学而已，尽管他愿意每周耐着性子去法语联盟上五节两小时的课，因为他人生的宏愿之一就是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但他没有性子去其他地方上课，更别说大学了，他从五岁开始就被困在各种戒备森严的机构里，大学也比它们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无疑会更糟。放弃理想去服这种四年有期徒刑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从军队那儿套一张学生延期服役表，进而推迟向越南进发或者对越南说不的两难窘境，进而再推迟去蹲联邦监狱或者被永久驱逐出美国的第二个窘境，全部为那四年的服刑时间顺延，但弗格森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既然军队已经拒绝了他，那他就可以拒绝大学，而永远不必再面临这些窘境中的任何一个。

他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不仅逃过了战争以及每一项随之而来的可恨选择——只要这场邪恶的战争还在继续，每一个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的美国男性就要被迫面对那些可怕的是和否——而且他父母也没有和他闹翻，这很关键，没有什么能比吉尔和他母亲原谅了他在四年级犯下的那些错更重要了，因为这关系到了他能否长长久久地活下去，尽管他们还是会担心他，怀疑他的精神和情绪是否稳定，尽管吉尔建议心理疗法或许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好处，但他们没有逼他去看医生，因为弗格森争辩说没有这种必要，那些愚蠢的属于青少年的错误他是犯了一些，但本质上没什么事，把他们的钱浪费在这般笼统的提议上只会让他感到内疚。他们让步了。每次他用一种成熟理智的语气和他们说话，他们都会让步，因为每当弗格森状态最好而不是最差的时候——大约一半时间是如此——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像他那样温柔，深情，没有几个人能抗拒他眼中散发出的善意和一目了然的爱，尤其是他母亲和继父，他们很清楚弗格森也可以做出很多不那么温柔的事，但仍然发现自己无力抗拒他。

这是两件幸事，接着是最后一刻柳暗花明的第三件幸事，有机会去巴黎生活一段时间，或许还是很长一段时间，这在起初看起来似乎不可能，一边是他母亲为他们将会远隔万里而不安，一边是吉尔为这场冒险的后勤保障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现实困难而发愁，但接着，在弗格森的4-F分类抵达他们家邮筒的几个星期后，吉尔写信给巴黎的薇薇安·施赖伯寻求建议，而她在回信中给出的意外答案吹散了吉尔的焦虑，也极大地化解了她母亲的恐慌。“把阿奇送我这儿来吧，”薇薇安写道，“我的公寓六楼还有间佣人房，现在正空着，因为我哥哥的儿子爱德华回美国了，二年级要回伯克利念，我一直懒得找新房客，阿奇要是不嫌地方小，就给他住了。当然，租金免付。我那本夏尔丹的书现在已经在伦敦和纽约出版，目前正为我的巴黎出版商翻译成法语，很枯燥，不过谢天谢地总算快完了，加上近来也没有什么着急的新项目，我很愿意承担辅导阿奇的重任，帮助他读完你那个书单上的经典作品，当然，这意味着我自己也得读一遍，我必须承认，一想到能再次钻到那堆好书里令人无比愉快。你随信附的那几篇影评，证明阿奇是个聪明、能干的年轻人。如果他不赞同我的教学方法，我们也可以另寻他人。但我愿意一试。”

弗格森狂喜不已。不光是巴黎，而且是和薇薇安·施赖伯同一屋檐下的巴黎，是那个女性最光辉的化身仁慈照拂之下的巴黎，是第七区大学街上的巴黎，还有左岸，拥有富裕而宁静的社区所带来的所有舒适，走几步就能到圣日耳曼咖啡馆，再走几步，过了河就是夏悠宫的电影资料馆，而且最重要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可以自己独立生活了。

与他母亲和吉尔告别很痛苦，尤其是他母亲，10月中旬的一个雨夜，他们一起吃了最后一顿自家做的晚饭，快吃完的时候他母亲哭了一会儿，他的眼泪也差点儿涌上来，但他避免了这种潜在的尴尬，把话头转到了征兵体检之后他开始写的一本书上，当时他还不确定自己会怎样，整个人特别迷茫，那是一本小书，书名早就刻在石头上了，《劳莱和哈台如何救了我的命》，基本上是一本讲他母亲的书，他说，从纽瓦克大火那一晚到她嫁给吉尔那一天，期间他们共同经历的艰难岁月，书会被分成三章，第一章叫“光辉的遗忘”，记录他们在奇妙的过渡期以及之后的几个月里一起看过的所有电影，那些电影对他们的重要意义，那些荒唐的电影所具有的拯救力量，一起坐在西区剧院的楼厅上，他母亲抽她的切斯特菲尔德，弗格森幻想着他走进了正在眼前的二维银幕上播放的电影，然后第二章叫“斯坦和奥列”，讲的是他对那两个呆瓜的痴迷以及他仍然有多爱他们，最后是第三章，还没完全构思好，标题可能会是“艺术和垃圾”或者“这个对那个”，主要探索好莱坞的垃圾电影和外国的大师级作品之间的差别，他会捍卫那些杰作，但也会坚决为那些垃圾的价值辩护，也许跑去那么远的地方对他有好处，他说，离开他母亲的现在，好去写她的过去，能在广阔但又拥挤不堪的记忆空间里生活一段时间，不受当下的任何干扰，没有什么来分散他的注意力，只要他需要就可以一直生活在过去。

他母亲隔着泪花朝他微笑。她掐掉左手上那根抽了一半的烟，伸出右手把弗格森拉到她面前，在儿子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吉尔从桌旁站起来，走到弗格森的座位那里，也亲了他一下。弗格森回吻了他们俩，吉尔亲了亲他母亲，然后他们互道了晚安。到第二天晚上，晚安已经变成了再见，一分钟后，弗格森登上飞机，离开了。

自从上次见面之后，她好像老了一点，或者说看着要比过去三年来他在脑海中时时想起的那个人老几分，但她今年四十一岁，马上就四十二了，只比他母亲小两岁，他依然漂亮的母亲在过去三年里也老了一点儿，薇薇安·施赖伯无疑还是美丽的，只是老了一点，仅此而已，即便客观上不如他母亲那么貌美，但她依旧光彩照人，身上散发着那种能量与自信的魅惑力，熠熠闪光，是他母亲所没有的，他勤奋的艺术家母亲只有出去社交时才会费心打扮，但薇薇安·施赖伯写的书都和艺术家有关，而且总是在社交，据吉尔说，这位穿着考究的富孀没有子嗣，但有一大堆朋友，和艺术家、作家、记者、出版人、画廊老板和博物馆馆长过从甚密，谈笑风生，而弗格森更为低调的母亲则整日埋首于工作中，除了丈夫和儿子以外没有亲密的朋友。

从机场回城的路上，薇薇安（她在航站楼里嘱咐他，不要叫施赖伯太太或夫人，叫薇薇安或者薇薇就行）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问了弗格森一百个关于他、他的计划和他来巴黎生活希望有什么收获的问题，弗格森一一作答，谈了他从暑假开始写的那本书，谈了他决心把法语水平提高到能像说英语那样流利，谈了他迫不及待地想一头扎进吉尔的书单，细细品味那一百本书的每一个字，谈了他要尽可能多看电影，然后把他的观察记下来放进三环的活页文件夹，谈了他决心写影评，发表在英国或美国或法国的英语杂志上，当然，前提是有编辑愿意要，谈了他想找个地方打篮球，再参加个联赛，当然，前提是巴黎有这种业余的篮球联赛，谈了他可能会做家教，给法国孩子辅导英语，来补贴父母每月寄给他的零花钱，当然，只能是台面下的现金交易，因为依照法律，他是不许在法国打工的，就这样，时差反应还很严重的弗格森一一回答了薇薇安·施赖伯的问题，他已经不再像十五岁时那样在她面前感到胆怯了，能足够大胆地不把她当做又一位家长，而是一个成年的熟人和可能的朋友，因为根本没有理由认为，她把自己寓所里的房间给他免费住，是出于某种隐匿的母性冲动（没孩子的女人想要照顾一个她本可能在二十多岁时生下的孩子），不，想过过做母亲的瘾不是问题所在，肯定另有原因，这个尚不可知的原因一直让他费解，因此，他回答完她的那么多问题后，只有一个问题要问她，一个自从吉尔收到她的信之后，弗格森就反复问过自己的问题：她这么做是图什么呢？不是说他不知好歹，弗格森说，不是说他不高兴回到巴黎，而是他们几乎不了解对方，为什么她要为一个几乎不了解的人如此大费周章呢？

问得好，她说，我真希望我能答上来。

你自己都不知道？

不太清楚。

是和吉尔有关系吗？感谢他在战争期间为你做的事，也许？

也许吧。但也不全是。我想更多还是因为我有些无所适从。夏尔丹那本书写了我十五年，现在写完了，我生活里原来被书占据的那块儿，就成了一块空地方。

十五年。我不信有十五年。

薇薇安笑了起来，一种皱眉头的笑，弗格森发现，但无疑也算是笑。她说：我很慢，亲爱的。

我还是没明白。空地方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可能是因为那张照片。

什么照片？

你母亲拍的那张你小时候的照片，被我买了，还记得吗？过去三年里，照片一直挂在我写完《夏尔丹》的那个房间墙上，已经被我看过无数次。小男孩背对着镜头，瘦弱的脊柱顶着紧紧贴在背上的条纹T恤，纤细的右胳膊伸得直直的，张开的手撑在地毯上，远处的电视上正在放劳莱和哈台，镜头离你的距离和你离电视的距离一样远，比例简直堪称完美——无与伦比。而你，孤零零地坐在地板上，正好困在这两段距离中间。童年的象征。童年的孤独。你的童年的孤独。不用说，每次看到照片，我都会想起你，想起三年前我在巴黎见过的那个男孩，想起他曾经是照片里的那个小男孩，既然经常会想起你，我就很难不把我们想成朋友。所以当吉尔写信说你想来这儿的时候，我心想这太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真正做朋友了。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儿傻，但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会一起度过一段有趣的时光，阿奇。

二楼的公寓很大，六楼的女佣房很小。下面是七间大屋，上面是一间小屋，那七间屋子里，每一间都摆着家具、落地灯、波斯地毯、画作、照片和书，主卧、书房和客厅的一面墙上满满当当都是书，但这栋宽敞、挑高的公寓给人一种简约整齐的印象，因为空间很大，足以容纳所有里面的物件而不会影响到人的活动，就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刚刚够的感觉，而非太小或太大，让弗格森着迷的还有全白的老式大厨房和脚下的黑白瓷砖，隔开客厅和餐厅的镜面双开门，门上细长的法式拉手完全不同于美国那种粗短的圆把手，客厅的巨大双层玻璃窗躲在纤薄到几乎透明的薄棉窗帘后，阳光从上午到下午，甚至经常到傍晚都可以照进来。下面的公寓是一个中产阶级天堂，但公寓六楼的女仆房——严格来讲应该是第七层，因为法国人不把底楼算作一楼，而是叫“临街楼”——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徒四壁”，斜屋顶下面的空间只够放下一张床、一个五层的书架、一个小书桌配一把嘎吱作响的柳条木椅、床下内置的储物抽屉和一个只出冷水的水槽。走廊里有公用的厕所；没有淋浴或浴缸。要到这层楼，得先坐电梯到五楼，再走楼梯上去，来到大楼北面的一条木质长廊，里面一字排开六扇一模一样的棕色门，每扇都是底层到五层那些公寓业主的财产，弗格森的门是第二扇，其他门后的房间里住的都是为楼下业主工作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女佣。来到巴黎的第一天上午，弗格森跟薇薇安走进房间后，他意识到这是个修道士住的阴暗小屋，和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是他有生以来住过的最狭小的地方，无疑得花些时间习惯一下，他才能学会在里面住着而不觉得自己快要窒息而死，但房间确实有窗户，或者说是被分成了两半的窗户，北墙上有一个高大的双层玻璃窗，窗外有一个三边围着铁栏杆的弹丸阳台，地方刚够他那双四十五点五码大的脚立足，从阳台或者透过窗户可以往北看到凯多塞码头、塞纳河、河对岸的大皇宫，然后沿右岸一路眺望到蒙马特圣心殿的象牙白穹顶，如果把身子尽力倾到阳台的栏杆外，往左可以看到战胜广场和埃菲尔铁塔。还不错。非常不错，说到底他又不需要一直待在这个房间里，这里只是他写作、学习和睡觉的地方，吃饭、洗澡和聊天可以去楼下薇薇安的公寓，不管什么时候他想吃东西了，厨师塞莉斯泰因都会给他弄吃的，早餐是可口的咖啡和黄油面包，如果没去圣日耳曼大道附近的小咖啡馆吃三明治的话，塞莉斯泰因会给他做热腾腾的午饭，晚饭有时候和薇薇安一起在家吃，有时候是他自己在家吃，有时候和薇薇安去饭店，有时候和薇薇安以及其他人在饭店吃，有时候则会去参加在薇薇安的公寓或其他人的公寓里举办的晚宴，随着薇薇安慢慢介绍他认识了她生活的那个复杂的巴黎世界，弗格森也开始习惯了这里。

最初的五个月，他每天的生活节奏如下：上午九点到十二点写书，十二点到下午一点吃午饭，一点到四点读吉尔书单上的书，星期二和星期四除外，这两天是从一点到两点半看书，再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去薇薇安的书房和她聊那些书，之后去左岸附近的街区散步一小时（大多数时候是去圣日耳曼大道、拉丁区和蒙帕纳斯），接着去拉斯帕伊大道的法国文化学会上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课。在写完书之前（在他3月过完生日后几天完成了），在觉得自己的法语扎实到可以不用再去上课前（同样是在3月），他一直都心无旁骛，严格坚持着写作、阅读、学习这些基本活动，也就是说，没空看电影（除了星期六和星期天以及偶尔的平日晚上），没空打篮球，没空辅导法国小孩英文。弗格森以前从未这样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一个目标上，从未这样废寝忘食地要完成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但他以前也从未在上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时感到如此平静和沉着，对于自己身处某处感到如此开心，就连那些宿醉后醒来或者状态不太好的上午也一样。

那本书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那本书就是活着与不活着的区别，尽管弗格森年纪还轻，尤其是对于这样大型的写作项目来说更年轻，但在十八岁开始写书的优势，是童年刚过去没多久，他对那一切记忆犹新，而且因为邓巴先生和《滨河反叛者》，他写东西已经有些年头，严格来讲早就不算是新手了。迄今为止，他在邓巴先生的报纸上总共发表过二十七篇长短各异的文章（最短的只有两页半的打印稿，最长的则有十一页），而开始在那个活页文件夹里记录电影观感后，他又养成了几乎每天都要写作的习惯，考虑到文件夹里现在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张活页，所以从几乎每天写到每天死活都要写的跳跃，其实都算不上是跳跃，更像是自然而然的下一步。除了过去三年里自己的努力外，他还经常和吉尔长谈，从吉尔那里学到如何写出精炼、优雅、清晰的句子，如何让一个句子和另一个句子连起来构成一个铿锵有力的段落，如何给下一段话开头，去印证或反驳前一段话里的主张（取决于你的论点或者目的），弗格森听得很仔细，对于继父的这些教诲了然于胸，换句话说就是，尽管他开始写书时连高中都还没毕业，但他早已向文字之旗宣示了效忠。

经历了8月2号入伍体检时的羞辱后，他萌生了写书的念头。当时他不仅被迫暴露了犯罪前科这几个字在他名字上抹下的污点，那个医生还向他逼问了具体的细节，不光是乔治·泰勒的手拍到他肩膀上那天，他在偷书时被逮了个正着，还包括他以前偷书时有多少次没被抓住，因为坐在白厅大街的政府大楼里和美军医生说话让弗格森既紧张又害怕，所以他向那个人交代了真相，针对那个问题，他说有过好多次，但除了被迫重新翻出四年级时那些盗窃行为的旧账，更让他感到羞辱的是他被迫交代了他不正常的性欲望，他既喜欢男生也喜欢女生，然后那个人，马克·L.沃辛顿医生，又让弗格森讲讲这方面的细节，尽管弗格森明白说真话能确保他永远不必去服役或者因拒绝服役而去联邦监狱蹲上两到五年，但说出真相还是很困难，因为他在沃辛顿医生眼里看到了嫌恶，他紧闭的嘴唇和咬紧的牙关显露着他的反感，但他想知道细节，弗格森除了坦白别无选择，他一一回顾了自己和帅气的布莱恩·米谢夫斯基从初春开始直到布莱恩夏初离开纽约期间两人发生过的所有性关系，是的，长官，弗格森说，他们有很多次没穿衣服睡在一张床上，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全都赤身裸体，是的，长官，弗格森说，他们曾经大张着嘴和对方亲吻过，还把舌头捅进了张开的嘴里，是的，长官，他们曾经把勃起的阴茎插到对方的嘴里，是的，长官，他们曾经射在了对方的嘴里，是的，长官，他们曾经把勃起的阴茎插到各自的后面，也曾射在了里面或者射在了后面两边的屁股上或者对方的脸上或肚子上，弗格森讲得越多，那医生脸上流露出的表情就越恶心，到面试结束时，永不会被录用的弗格森已经浑身颤抖，那些从他嘴里滚出来的话也让他厌恶至极，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而是医生的眼神给他定了罪，将他视为一个道德沦丧之人，威胁到了美国生活的稳定性，让弗格森觉得好像他自己的人生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唾弃——毕竟，且不管他爱不爱，美国终究是他的祖国——从大楼里出来后，弗格森走在纽约夏日炎热的空气里对自己说，为了报复，他要写一本小书讲讲纽瓦克大火之后的那些黑暗岁月，这本书将会异常出色，有力，彻底浸润在活着到底意味着什么的真相中，让美国人以后再也不会想朝他吐口水。

我七岁时，父亲被一个纵火犯放的火活活烧死了。他烧焦的遗骸被放进了一个木盒子里，在我母亲和我把那个盒子埋到地下之后，我们行走的土地也开始在脚下崩溃了。我是独生子。我父亲是我唯一的父亲，我母亲是他唯一的妻子。但现在她不再是谁的妻子，我也不再是个有父亲的男孩，我不再是一个男人的儿子，而是成了一个女人的儿子。

我们原来生活在新泽西的一个小城，离纽约不远，但那晚的大火发生六周后，我母亲和我离开小城，搬到了纽约，借住在我母亲的父母位于西58街上的公寓里。我外公称之为“奇妙的过渡期”。他所指的是一段没有固定地址和不用上学的时间，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也就是从1954年12月末到1955年初的寒冬腊月，我母亲和我跋涉在曼哈顿的大街小巷，为我们寻找新的住所，为我寻找新的学校，我们经常会躲进电影院的黑暗中……

10月中旬离开纽约前，弗格森完成了第一部分的第一稿。从入伍体检到坐飞机横跨大西洋期间的两个半月里，他一共写了七十二页，平均每天一页，正好达到弗格森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每天写完像样的一页，超过的话可以被视为奇迹。他没有勇气把没修改过的那部分拿给吉尔或他母亲看，而是希望真正写完之后给他们看完成的作品，但在这些页的文字中，他讨论了和他母亲在奇妙的过渡期里看过的大部分电影，以及奇妙的过渡期本身，然后是他在希利亚德学习生涯的开始，他和上帝的战争及故意失败的自毁性项目，接着是在“光辉的遗忘”期间，他和母亲无数次跑到电影院的楼座上看更多好莱坞电影的无数次尝试，随后是他母亲作为摄影师的新开始，把他曾经明亮的游戏室改造成了冲洗照片的暗房。这童年的十一个半月，始于1954年11月3号早上：他母亲告诉他，他父亲在纽瓦克大火中烧死了；终于1955年10月17号下午：在他们那间位于三楼的公寓里，弗格森打开电视，碰巧听到了《布谷鸟》主题歌，看到了片头字幕，这是他第一次看劳莱和哈台的电影。

他用几个星期适应了他的新环境，跟他狭小的房间和平共处，但到11月1号他已经又钻回了书里，因为来纽约前他曾为“斯坦和奥列”一章做了些准备，先列了一个他们所有电影作品的清单，然后经他继父的帮忙，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电影部主任克莱蒙特·诺尔斯的安排下，观看了他们收藏的所有劳莱和哈台的电影，通常是在电影剪辑机上自己看，有时会给他投在大些的银幕上看，因为弗格森详细地记录了他看过的每部片子，在巴黎写这些电影时，它们在他脑子里又再次鲜活起来。不可思议的是，有关劳莱和哈台的英文书竟然只有一本——约翰·麦凯布1961年出版的二百四十页的双人小传，除此之外就没了，据弗格森所知再没有相关的英文作品。奥列去世于1957年，岁数不算很大的斯坦（七十四岁）则死于1965年2月，距离弗格森想到要写一下他们俩十多年前如何拯救了他的人生，还不到六个月，开始写这部分后，他忍不住会去想他错过了一个宝贵机会，因为没有什么能比终稿完成后寄给斯坦更让他开心的事了。和他在纽约上学时写的那些文章一样，弗格森的关注点仍然只是电影本身，他八九岁第一次看到它们时的样子，没有任何这两位戴圆顶礼帽朋友的背景，也没有任何有关这个二人组成立过程的史料（1926年在哈尔·罗奇电影工作室由导演里奥·麦凯利提议成立），更没提到奥列的三次婚姻和斯坦的六次婚姻（有三次还是和同一个女人！）。除了写他的书，一个和写书同样重要、而且顽固地主宰着弗格森思绪的东西是性爱，但即便到了现在，在十八岁这样成熟的年纪，他仍然发现自己无法想象斯坦·劳莱和任何人做爱，更别说他的六任妻子了，其中有三任还是同一个人。

他一鼓作气从11月推进到12月，再到1月上半月，写完了书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以12月他外婆外公突然造访中央公园西路的公寓结束，他们那次带来了一大堆礼物，包括了一块可以卷起的银幕、一台十六毫米的电影放映机以及十部劳莱和哈台的短片，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这部分竟然和第一部分一样长，都是七十二页，他在最后一段写道：放映机是二手货又怎样——反正能放。影片拷贝有点划痕，声音像从浴缸底部传出来似的又怎样——反正能看。而随着这些片子的到来，我又学到了一堆新词——比如“链轮”，想这个词可比想到“烧焦”好多了。

但接着弗格森失去了方向。书的第三部分，在中间这几个月里起了一个新标题——“废品站和天才”，意在探索艺术影片和商业电影之间的差别，或者说基本上是好莱坞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区别，弗格森仔细考虑了他要选择哪些电影人来写，三位好莱坞“拾荒者”（茂文·勒鲁瓦、约翰·福特和霍华德·霍克斯），擅长拍摄各种类型与风格的优秀商业电影，以及三位外国的天才（爱森斯坦、让·雷诺阿和萨蒂亚吉特·雷伊），在那陷入困境的两个半星期，弗格森试图把他的想法写到纸上，但意识到这个主题和书的其他部分根本没有关系，他是在写另一本书或者另一篇文章，而他的书里讲的是死去的父亲、挣扎的寡妇和受伤的小男孩，根本不适合进行那类思考。意识到自己严重曲解了原来的计划让他很吃惊，不过现在，借着这个拐错的弯，他觉得自己知道该如何挽回损失。他把“废品站和天才”的前二十页放到一边，返回去把第一章一分为二，变成了“奇妙的过渡期”（包括了他在大火后到去希利亚德前的纽约时光，以他母亲在上西区的电影院对那位女售票员说的话作结：你少管闲事，这位小姐，赶紧给我找钱）和“光辉的遗忘”（这部分现在始于一个不同的点，成了弗格森第一天去希利亚德上学，不过仍然以他的第一部劳莱和哈台的电影做结尾）。在第三部分，他又加了几段话，讲了他母亲对这两个呆瓜的反应，更彻底地探究了一下每天的任务，但这章仍然是以烧焦那句结束。之后他又加了第四部分——“楼座上的晚餐”，现在他明白这才是整本书的合理结尾，整本书的情感核心，而且他怎么会这么盲目这么愚蠢，竟然忽视了他母亲在客厅里的那个场景，没把它包含在书里，事实上书里的一切都在为那个时刻做铺垫，于是，在2月中旬的三个上午，三个横扫一切与全神贯注的上午，弗格森写完了十页他需要写出来的内容，在这些文字里他感到自己比写书中任何其他段落都更有活力，他写了失声痛哭着向他母亲坦白，他们坐在客厅的地毯上时两个人奔涌而出的眼泪，包括“沉默的上帝——没有上帝——反对上帝”的重新讲述和他在学校成绩变差的原因，接着，擦干眼泪、重整精神后——这是当然了！——他们去了95街和百老汇大街上的电影院，坐在楼座上一边吃热狗，一边喝没了气儿的可乐，然后，他母亲又点了一根切斯特菲尔德，两个人一起看多丽丝·黛在希区柯克的彩色版《擒凶记》里演唱了有史以来最愚蠢的歌曲之一《世事不可强求》。

花六个月的时间写这本关于他自己的一百五十七页的薄书，让弗格森与他自己产生了一种新关系。在感到与自己的内心感受更亲密的同时，好像也与它们更疏远了，几乎是一种超然、漠然，仿佛在写书的时候，他矛盾地同时成了一个既温暖又冰冷的人，暖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内里敞开，暴露给了世界，冷是因为他在看这些内里时就好像它们已经属于别人，某个陌生人，无名无姓的普通人，但这种与他写作的自我之间产生的新互动对他而言是好还是坏，是更好还是更坏，他却说不清。他只知道写这本书让他筋疲力尽，他不确定以后还有没有勇气再来写自己。写影评，会，或许有一天还会写别的东西，但自传太让人痛苦了，既暖又冷的要求太艰难了，而且现在他重新发现了母亲那时的样子，突然间开始想念起了现在的她，想念起她和吉尔，鉴于《先驱论坛报》快要破产了，他希望不久之后他们可以来巴黎看看他，因为虽然弗格森几乎已经成年，他身上很多地方仍然像个孩子，而且过去六个月他一直沉浸在童年回忆里，要走出来可没那么容易。

那天下午，他下楼去和薇薇安进行星期四的学习讨论时没有带《哈姆雷特》，而是拿了还未装订成册的《劳莱和哈台如何救了我的命》。《哈姆雷特》先等等吧，弗格森想。一辈子都在等的哈姆雷特，只能再多等一会儿了，因为现在书写完了，弗格森迫切需要有人能读一下，毕竟他没办法评价自己写的东西，不知道它是一本真正的书还是一部失败之作，是长满紫罗兰和玫瑰的花园还是一卡车粪肥。现在吉尔在大洋的另一端，所以薇薇安是最好的选择，是必然的选择，而且弗格森知道自己可以信任薇薇安来公平公正地评价他的作品，因为她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位优秀的指导老师，总是一丝不苟地为他们每周两次的辅导做准备，她有非凡的洞察力，对于他们一起研读的那些作品她有无数的话可说（精读，对于某些关键段落进行详细的文本分析，比如奥尔巴赫的《摹仿论》中有关奥德修斯的伤疤的章节），还会围绕作品本身或绕到作品背后讲讲，比如古罗马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奥维德的流放，但丁的被逐，或者奥古斯丁来自北非，因而是个黑种人或棕种人这类意外的发现，她会从附近的美国图书馆和远一些的英国文化协会图书馆不断借来参考书、历史书和批评研究著作，这让弗格森既叹服又感到有趣，这位无与伦比的出入社交场且时常显得轻佻的施赖伯太太（她在聚会上大笑，听到荤段子会放声爆笑），其实是一位热忱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是斯沃斯莫尔的最高荣誉毕业生，拥有被她戏称为巴黎骨头酸痛大学[1]的艺术史博士学位（学位论文的主题是夏尔丹——这是她针对相关内容的第一次尝试，最终写了一本书），也是一位文笔清晰流畅的作家（弗格森读了书的一些章节），除了指导他如何阅读和思考吉尔书单上那些文学著作，她会在星期六带弗格森参观卢浮宫、现代艺术博物馆、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或者玛格画廊，费心教他欣赏和思考艺术作品，尽管弗格森依然无法理解她为什么愿意为他的教育耗费时间，但他明白自己的头脑正因为她在稳步成长，可是为什么，他会问，你为什么要为我做这些，而谜一样的薇薇总会笑答：因为我很开心，阿奇，因为我学到了很多。

到那个2月中旬的下午弗格森拿着手稿下楼时，他已经在巴黎生活了四个月，和薇薇安·施赖伯成了朋友，好朋友，或许（弗格森有时会想）还有一点儿爱上了对方，反正至少他爱上了她，而她对他表现出的从来都是最温暖、最心照不宣的喜爱，他每次在两点半去敲她书房的门时，都不会等她让他进去，因为他们从不这样做，他只需要敲下门，让她知道他到了，然后走进去即可，那天下午他进去后，发现她仍然坐在往常的黑色皮椅上，戴着阅读眼镜，左手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根万宝路（她在法国待了二十一年，但还是抽美国烟），右手拿着一本正翻到中间某页的平装本《哈姆雷特》，脑袋后面的墙上挂着他的那张照片《阿奇》——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有人愿意出版他的书（好运气！），这张他母亲十多年前拍摄的照片正好可以做书的封面——薇薇安从书里抬起头，冲弗格森笑了笑，他一句话都没说，径直走到她面前，把手稿放在了她的脚边。

写完了？她问道。

完了，他说。

了不起，阿奇，太棒了。得用很多脏话来铭记这一天。

我在想我们今天下午能不能先跳过《哈姆雷特》，你来看看这个。很短。我感觉两三个小时你就能看完。

不，阿奇，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我猜你希望得到真正的反馈，对吧？

当然。你要觉得哪里有问题，请随便标出来。书还不是终稿，只是暂时写完而已。所以读的时候拿支铅笔吧。修改，改进，删减，只要是你能想到的，随便提。我看得都快吐了，实在不想看了。

我们这么办吧，薇薇安说，我留在这儿，你出去散散步，吃吃晚饭，看看电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回家以后，直接上楼，回你的房间。

赶我走是吗？

我不想你在一旁待着，看我读你的书。太多精神干扰了。Tu comprends?（你懂吗？）

Oui, bien sûr.（嗯，当然。）

那我们明早八点半在厨房见。这样我就有下午剩下的时间和整个晚上来看了，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到深夜。

那你和雅克还有克里斯汀的晚饭怎么办？你不是八点要见他们吗？

取消。你的书更重要。

前提是书写得好。如果不好的话，你会骂我让你错过饭局的。

我不认为它会差，阿奇，而且即便是，你的书也比饭局更重要。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因为是你的书啊，你的第一本书，不管你以后还会写多少书，永远都不可能再写你的第一本书。

换言之，我失去我的处男身了。

对呀。你失去你的第一次了。不管干得爽还是不爽，你都永远不再是处男了。

第二天早上，弗格森提前了几分钟，不到八点就来到了厨房，希望能先喝一两碗塞莉斯泰因的牛奶咖啡壮壮胆，再等着薇薇安出现，宣布她对他那本拙劣作品的判决，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作为又一件被丢弃的人类物品，和其他几百万件东西一起烂掉。不过，尽管他计划得很好，薇薇安还是先他一步到了，弗格森走进白色的厨房时，她正穿着白色的晨间浴袍，坐在白色的珐琅餐桌前，他那份白纸黑字的手稿堆在一旁，手边放着她自己的白碗，碗里是塞莉斯泰因的牛奶咖啡。

Bonjour，阿奇先生，塞莉斯泰因说，vous vous levez tôt ce matin（您今天起得真早）。她称呼弗格森时，用的不是熟人之间的tu（你），而是仆人才会用的敬语形式vous（您），这个古怪的语言点，仍然让他的美国耳朵感到别扭。

塞莉斯泰因是个精干瘦小的女人，五十岁左右，寡言少语，谦虚低调，弗格森一直觉得她非常和善，虽然她坚持要称他为您，但他很喜欢她叫他名字时的法语发音，把较硬的q音软化为了细腻些的x音，让他变成了阿西，进而让他想到了法语里的archive（档案）一词，阿西弗。尽管他还很年轻，可他已经成了一份档案，也就是说他是个会被保留很长一段时间的人——就算他的书属于历史的垃圾桶。

Parce que j'ai bien dormi（因为我睡得挺好），弗格森回答她。但这显然不是真的，因为只要看一眼他蓬乱的头发和深陷的双眼，就知道他昨晚灌了一瓶红酒，而且基本上没怎么睡。

薇薇安站起身，在他的双颊上各亲了一下，这是他们早上标准的问安方式，但接着，她却偏离了日常习惯，伸出双臂抱住他，又在他的两个腮帮子上各亲了一口，而且这次是两个大大的吻，声音回荡在贴着瓷砖的厨房里，然后她又突然把他推开，双手抓着他的胳膊问：你怎么了？状态这么差。

我紧张。

别紧张，阿奇。

我紧张得都快拉裤子了。

也别这样。

如果我忍不住怎么办？

坐下，傻子，听我说。

弗格森坐下来。片刻之后，薇薇安也坐了下来。她倾着身子，盯着弗格森的眼睛说：别担心，小家伙。Tu piges?（懂了吗？）Tu me suis bien?（听到没？）书写得很好，令人肝肠寸断，我很惊讶你这个年纪能写出这么好的东西来。就算你一字不改，也足以拿去直接出版了。当然，不足之处也有，因为你告诉我可以随便改，所以我就标记了一下。建议删减大概六七页的内容，还有五六十个句子也可以再推敲推敲。这是我的看法。当然，你可以不接受，手稿给你（把它朝桌子对面的弗格森一推），在你决定好怎么做之前，我不会再多嘴。记住，这些只是建议，不过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些修改能让书变得更出色。

我该怎么感谢你？

别谢我，阿奇，要谢就谢你那位了不起的母亲。

那天上午，弗格森再次翻开他的手稿，开始研究薇薇安的评论，大多数都一语中的，他觉得，至少有百分之百九十都对，这可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太多细小但却敏锐的删减，这儿一个短语，那儿一个形容词，以及为了提升行文气势而做的一些微妙但无情的删节，还有各种笨拙的句子，多得简直不胜枚举，让他简直有些羞于承认了，读了几十遍竟然没注意到这些盲点，在接下来的十天里，弗格森逐个处理这些文体上的失误和令人恼火的重复，不时改一改薇薇安漏标的地方，不时又推翻那些修改，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但最关键的地方在于，薇薇安没有改动书的架构，她的铅笔没有移动段落或者章节，没有重大的修改或者划去的小节，弗格森把各种修订改到现在这份划得乱七八糟，几乎难以辨认的打印稿上，又重新把书录入了一遍，这次是一式三份（两张复写纸），事实证明这是一份地狱般的差事，因为他老容易敲错键，不过到3月3号他的十九岁生日款款而来时，他基本上快录完了，六天之后最终大功告成。

与此同时，薇薇安一直在为弗格森的书四处打电话，向她的英国朋友打探潜在的出版商，选择伦敦而非纽约，是因为她在那边人脉更广，而弗格森自己对出版一窍不通，且不说是英国还是美国，便把一切交给了薇薇安，自己专注于录入，并且开始琢磨那篇写了一半的文章《废品站和天才》，有没有可能成为第二本书的创作萌芽，以及重新读一读他高中时写的一些长文章，看看能不能修改一下（如果他觉得值得费这功夫的话）试着往杂志投稿，不过即便在薇薇安把可能的英国出版商缩小到两家规模不大但势头很猛，且致力于出版她所谓的新锐作品的文学出版社后，对于这两家谁愿意接受他的书，弗格森还是不抱希望。

他十九岁生日那天早上，两人坐在厨房里时薇薇安对他说，先发给哪家由你来决定。当她告诉他，两家出版社的名字分别叫艾奥书局和雷霆路有限公司后，弗格森本能地回答说艾奥，不是因为他很清楚艾奥是谁，而是觉得雷霆这个词似乎和一本书名中带着劳莱和哈台的书有些违和。

他们现在差不多成立四年了，薇薇安说，老板是个生活优渥的年轻人，三十多岁，名叫奥布雷·赫尔，他做这个算是业余爱好，主要给诗人出书，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还有些小说和非虚构作品，设计和印刷都很棒，用纸也好，但他们每年只能出十二到十五本书，而雷霆路每年有二十五本。还是选艾奥？

为什么不？反正他们最终会拒绝。我们回头再递给雷霆的人，他们也会拒绝的。

好吧，消极先生，最后一个问题。书名页。书下星期会寄出去，你打算署什么名字？

什么名字？当然是我的名字啊。

我的意思是，阿奇博德还是阿奇，还是A.，或者A.加上你中间名的首字母。

我的出生证和护照上写的都是阿奇博德，但以前从来没人这么叫过我。阿奇博德·艾萨克。我从来都不是阿奇博德，也从来不是艾萨克。我是阿奇。我一直都是阿奇，也永远会是阿奇。这才是我的名字，阿奇·弗格森，所以我的作品也会署这个名字。不过现在无所谓吧，没有哪个神志正常的出版人会愿意出版这么个古怪的小书，倒是为以后考虑一下也不错。

初到巴黎的几个月里弗格森的白天时光就是这样度过的，高强度的学习和勤奋写书给他带来了满足感，法语水平也稳步提升，原因除了佛蒙特的暑期项目和法语联盟的课程，还有与薇薇安的巴黎朋友们一起吃的那些席间只讲法语的晚餐，每天和塞莉斯泰因的对话，更不必说他在午餐时间的咖啡馆，站在吧台吃火腿三明治时与陌生人的无数邂逅，这一切把他变成了一个几乎对半使用双语的旅法美国人。沉浸在第二语言中的弗格森，若非因为学习时要用英语，写作时要用英语，和薇薇安的交流时也完全用英语，他自己的英语可能会开始退化了。现在他经常会用法语做梦（滑稽的是，有一次梦境的下方竟然有英文字幕），他的脑子里一直冒出来各种通常都很下流的怪异双语双关语，比如把法语中的日常表达au contraire（正相反），变成了一个粗鄙到让人昏厥的英语同音词组：O cunt rare（啊，半熟的屄）。

不过，他确实老想着屄，还有屌，以及现在和过去那些想象或记忆中的男女胴体，因为夕阳西下，城市陷入黑暗之后，日间生活那种让人精神抖擞的独处，到夜间经常塌缩成一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孤独。最初的几个月最难熬，开始时他被介绍认识了很多人，但没有一个让他特别喜欢，甚至连他喜欢薇薇安的百万分之一都没有，他待在那间小到让人窒息的屋子里，会找些事来排解孤独，干掉那些空虚的深夜时光：看书（几乎不太可能），用他的袖珍晶体管收音机听古典音乐（有一点点可能，但每次至多能听二三十分钟），再写会儿他的书（很费劲但有时收效很大，有时白费力气），去圣米歇尔大道后面和附近的剧院看十点场的电影（大部分时间都很享受，只是有时候电影不怎么样，十二点半回到房间后，孤独还在等着他），如果实在按捺不住的话，鬼鬼祟祟跑到巴黎大堂的大街小巷里找妓女（经过站在人行道上的妓女时裆部会蠢蠢欲动，暂时的缓解，但那些性是粗暴的，令人沮丧，只是毫无情感和意义的性交，乘着夜色慢慢走回家时，会不可避免地让他痛苦地想起朱莉，他母亲和吉尔每周给他的零花钱只有八十美元，因此这种十块二十块的炮只能保持在最低限度）。最后一种解决方案是酒，当然，酒也可以作为其他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看书时喝酒，听音乐时喝酒，看完电影或者又搞完一个眼神哀伤的妓女后回家喝酒——每当孤独感大到让他无法承受，这个方案总能解决一切问题。在纽约时喝高了几次后，弗格森发誓不再碰苏格兰威士忌，转而选择了红酒作为首选用药，在他常去吃午饭的街区附近，一些食品杂货店的廉价葡萄酒一升只要区区一法郎（遍布第六区的小卖部里一瓶没标签的红酒只卖两毛钱），所以弗格森会在房间里囤个一两瓶，无论晚上是出去还是在家待着，一法郎的红酒是很有效的安慰剂，可以引来困意，最终让他沉沉睡着，不过这些劣质的无名酒有些伤身，早晨醒来后他经常会拉肚子或者头疼恶心。

他平均每周会单独和薇薇安在公寓里吃一两次饭，塞莉斯泰因会给他们做些传统上在大冷天吃的菜，比如蔬菜炖牛肉、豆焖肉和勃艮第炖牛肉，并且侍候他们吃饭，她在巴黎没有丈夫或者亲人，只要有要求，随时可以来加班，食物那么美味可口，永远都很饿的弗格森，很少能忍住不吃两人份甚至是三人份的主菜，正是在这些安静的一对一晚餐期间，他和薇薇安成了朋友，或者说加深了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友谊，两人分享了各自的人生经历，而他因此了解到的关于她的事情，大都出乎他的意料：比如，她在布鲁克林的弗莱布许地区出生和长大，就是叔祖父阿奇曾经生活的地方，尽管家族的姓氏是格兰特，但却是犹太裔（听完之后，弗格森讲了他爷爷的姓如何在一天之内从列兹尼科夫变成了洛克菲勒，最后又变成了弗格森），父母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教五年级的老师，比她优秀的科学家哥哥，也就是吉尔在战争期间认识的好友道格拉斯小四岁，然后是1939年那次去法国的旅行，她十五岁，高中尚未毕业，去里昂看望远房亲戚时认识了让——皮埃尔·施赖伯，一个更远的亲戚，可能是第四还是第五代表亲，他当时已经三十五岁，比她大整整二十岁，但缘分来了，薇薇安说，两人之间擦出了火花，然后她把自己给了让——皮埃尔，他是个掌管着法国一家大型出口公司的鳏夫，而她还是布鲁克林区伊拉兹马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这样的结合无疑会让大多数旁观者觉得有点变态，但对薇薇安来说从来都不是这样，尽管当时年纪还小，但她已经把自己看作成年人了，那年9月，德国人入侵了波兰，还好当时让——皮埃尔在洛桑很安全——两人到战争结束后才终于再次见到对方——随后的五年里，薇薇安上完高中，又从大学毕了业，但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总共写了二百四十四封，1944年8月，巴黎一解放，吉尔就动用关系让她偷偷到了法国，当时两个人已经打算要结婚了。

听薇薇安的故事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她似乎很乐意讲这些事，虽然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爱上一个十五岁的女孩确实有点变态，但弗格森还是忍不住想到，他第一次来法国时也是十五岁，同样是因为类似的家庭关系认识了薇薇安·施赖伯，一个比他不是大二十岁，而是二十三岁的女人，不过既然一个人的年纪不到另一个的一半大已是既定的事实，还有什么必要细数呢，刚到巴黎的那几个月里，孤独的弗格森对薇薇安垂涎三尺，渴望他们能睡到一张床上，毕竟，她的爱情和婚姻并没有受到年龄问题的限制，所以很难不叫人好奇她会否愿意颠倒过来和他试试，这次她做年龄较大的那方，而他则接过她原来的位置，开启一场令人迷醉的变态冒险。反正他觉得她很漂亮，和他比起来年龄是大点儿，但当你考虑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就会发现并不老，一个仍然散发着性感和魅力的女人，而且在他看来她也无疑很喜欢他，因为一起出门吃饭时她总是说他有多英俊，看起来多帅气，万一她邀请他来与自己同住另有隐情，真正原因是她在觊觎他的身体，想要爱抚他年轻的肉体呢？这就能解释她对他那种令人费解的慷慨了，免费的房租和免费的食物，免费的辅导，11月她第一次带着他去乐蓬马歇百货疯狂扫货时还给他买了衣服，所有那些昂贵的衬衫、鞋子和毛衣全都是她掏的腰包，三条有褶灯芯绒裤，一件后面双开叉的运动夹克，一件冬衣和一条红色的羊毛围巾，都是顶级的法国品牌，他乐于穿在身上的时髦服装，她要不是像他垂涎她那样也在疯狂垂涎他的话，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性玩具。是叫这个，嗯，如果她想的话，他很乐意当她的性玩具，不过，虽然她经常用一种她正有此意的眼神看他（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的脸，眼睛密切地审视着他最细微的动作），可他没法主动出击，因为他是年轻的那个，无权走第一步，得薇薇安来找他才行，但尽管他盼着她能抱住他，与他拥吻，或者哪怕只是伸出手来用指尖抚摩一下他的脸也行，但她从来没有。

他几乎每天都会和她见面，但她私人生活的细节对他来说仍然是个谜。她有情人吗？弗格森问自己，是同时有好几个，还是一个完了再找一个，还是一个都没？他们俩一对一地吃完晚饭后，她突然在十点出门，是否证明了她要去城里某个地方，赴某个男人的床约，还是说她就是深夜出去和朋友喝一杯而已？还有她周末偶尔出国是怎么回事，每个月平均会有一两次，她说多数时候是去阿姆斯特丹，所以有个男人可能在那儿等她，也不一定就是无端揣测，但也说不准，也许是她出了夏尔丹那本书以后，在寻找新的写作对象，最终选择了伦勃朗或者维米尔或者别的什么只能在荷兰才能找到其画作的画家。这些问题他都无法回答。薇薇安虽然会无拘无束地聊起过往，但不怎么说当下的事，至少不会聊她当下的私生活，所以全巴黎唯一让弗格森觉得心有灵犀的人，他唯一爱的人，对他来说，却仍然是个陌生人。

除了每周在公寓里单独吃一两次晚餐，他们还会一起去饭店吃两三次晚餐，而且几乎总有人作陪，一般都是薇薇安的朋友，她那帮艺术界和文学界的巴黎老友，来自不同但常常互有交叉的领域，比如画家、雕塑家、艺术史教授、写艺术的诗人以及画廊老板和他们的太太，都是各自行业的资深人士，也就是说弗格森从来都是桌旁年纪最小的那个，而且他还发现，好多人便因此将他错认为薇薇安包养的小白脸。虽然薇薇安介绍他时，总会说这是她最亲爱的一个美国友人的继子，但在这类四人或六人或八人的饭局上，不少人会对他视而不见（弗格森发现，没有人能比法国人更冷漠或粗鲁），也有一些人会凑过来，想了解他的一切（他还发现，没有人能比法国人更热情或民主），但是即便在被人忽略的那些夜晚，去那些餐厅吃饭也让他享受，可以体验这类地方似乎代表的那种优质生活，不光是雄伟壮观的穹顶咖啡馆——三年前见识过之后，他便一直认为那里集中体现了巴黎和纽约之间的所有区别——还有其他一些啤酒餐厅，比如波芳杰、福凯特和巴尔扎，全是十九世纪的宫殿或者小宫殿风格，墙壁上镶着木板，柱子上装饰着镜子，刀叉的叮当声与五十人或二百五十人窃窃的说笑声此起彼伏，当然，还有第五区一些比较脏乱差的地方，比如他第一次吃古斯米和肉肠就是在位于地下室的突尼斯和摩洛哥餐厅，比如他第一次品尝了越南菜里面香菜的味道，吃了吃美国死对头的食物，那年秋天，有两三次饭局气氛尤其热烈，一直吃到半夜还意兴不减，于是，一行的四个或五个或六个或七个人会溜达到巴黎大堂，去猪蹄餐厅喝洋葱汤，这家饭店到半夜一点、两点、三点依然门庭若市，附庸风雅之人和狂欢的夜猫子们坐在桌旁，而附近的妓女则站在吧台边喝着红气球，边上是工作服和围裙上溅满了血的壮硕屠夫，各色人等，根本的差异与不可思议的和谐混杂在一起，以至于弗格森禁不住问自己，这样的场景是否可能出现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

饭局很多，性爱却没有，或者说他不用花钱、事后也不会后悔的性爱没有，除了这些后悔之外，他和别人唯一的身体接触，就是每天早上和薇薇安的吻面礼了。12月19号，戴高乐再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得了心包炎的贾科梅蒂在瑞士已经奄奄一息（最终因病于1月11号死去），而弗格森晚饭后出去找炮时，每次都会在回家的路上被警察拦住，要求出示证件。1月12号，他开始写书的第三部分，但因为考虑不周写得很痛苦，浪费了很多时间，最后不得不扔掉重新构思了一个更合理的结尾。1月20号，仍然被书搞得焦头烂额时，他收到了正在康奈尔念大一的布莱恩·米谢夫斯基写来的信，仔细读完朋友这封只有区区四段的信，弗格森感觉好像一座楼塌到了他身上。不仅布莱恩的父母食了言，不打算负担儿子春天来巴黎的费用，给热切期待这次来访的弗格森浇了一头冷水，而且布莱恩自己也认为这样或许更好些，因为他现在交了女朋友，虽然去年和弗格森一起玩儿得很开心，可那些顶多只是小孩子的瞎胡闹，真的，布莱恩都上大学了，已经是成年人，不能再那样了，他早把那一切永远地抛在身后，尽管弗格森始终会是他的头号朋友，但他们的友谊从现在开始只能是正常的友谊。

正常。正常是什么意思，弗格森心想，为什么像他那样想和别的男生接吻、做爱不正常，同性之间的性爱和异性之间的性爱一样正常、自然，或许还更正常、更自然，因为男生比女生更了解鸡巴这东西，更容易知道对方想要什么而不用猜来猜去，不用玩异性性爱里那类莫名其妙的追求与勾引的游戏，人为什么非得二选一，为什么要以正常或自然的名义把一半的人类排除在外，而事实却是每个人都是二者兼有，只不过人与社会，以及不同社会里的人尊奉的法律和信仰的宗教太过恐惧，不敢承认罢了。就像三年半以前那个加利福尼亚牛仔女郎对他说的那样：我相信我的人生，阿奇，我不想害怕它。布莱恩怕了。大多数人都怕，但害怕是一种愚蠢的活法，弗格森觉得，一种虚伪、消沉的活法，是陷入绝境的人生，死一般的人生。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一直被布莱恩的吻别信搞得心烦意乱——还偏偏是从纽约的伊萨卡寄来的（伊萨卡！）——夜晚更是寂寥得让人无力承受。他的红酒摄入量翻了一倍，连续两个晚上都吐在了水槽里。收到布莱恩的信之后，两个人第一次单独吃晚餐时，敏锐善察的薇薇安用她那双配套的慧眼端详着弗格森，犹豫了一会儿之后，问他出什么事了。弗格森想了想，自信她不会像茜德妮·米尔班克斯在帕洛阿尔托那场灾难般的旅行期间一样背叛他，决定告诉她真相，因为他必须找个人一吐为快，而现在除了薇薇安，没有别人。

我最近心情不好，他说。

我看出来了，薇薇安答道。

嗯，前几天一吨伤砸到了我身上，我现在还在努力忘掉。

什么样的伤？

情伤。形式是一封信，我特别在乎的人写来的。

很难受吧。

太难受了。不光把我甩了，还说我不太正常。

什么算正常？

具体到我的话，就是我对所有人都感兴趣。

我懂了。

你真懂了？

我猜你说的应该是女生和男生，对吗？

嗯，是的。

我早就知道你的情况了，阿奇。我们在你母亲的开幕式上第一次见面时，我就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打量那个上酒水的年轻男孩时的样子，还有你那会儿看我的样子，以及你现在看我的样子。

有那么明显吗？

还好了。但我在这类事儿上眼光很准——有长期经验。

你是说你善于嗅出双性恋？

我曾经嫁给过一个。

噢，我不知道。

你和让——皮埃尔很像，阿奇。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让你来这儿和我一起待着。因为你真是和他太像太像了，老让我想起他。

你很想他。

非常想。

不过这样的婚姻肯定会纠缠不清吧。我是说，如果我以后还是现在这样，那我觉得我永远都不会结婚。

除非对方也是双性恋。

啊。我都没这么想过。

是，确实经常纠缠不清，但还是值得一试的。

你是在告诉我，你和我是一种人？

对啊。当然，也有不同之处，比如我是女人，这点可不能怪我啊，而你，亲爱的男孩，是个男人。

弗格森大笑起来。

然后，薇薇安也冲他笑起来，引得弗格森又开始笑，而弗格森又笑了之后，薇薇安也再次冲他大笑起来，很快两个人就笑成了一团。

随后的那个星期六（1月29号），两位客人来公寓吃晚饭，都是美国人，都是薇薇安的老朋友，男的叫安德鲁·弗莱明，五十来岁，是薇薇安上大学时的美国史教授，现在在哥伦比亚执教，女的年轻些，约莫三十岁，名叫丽莎·伯格曼，以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拉荷亚，最近刚搬到巴黎，供职于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她的堂姐嫁给了薇薇安的哥哥。那周早些时候，弗格森和薇薇安的聊天令人惊讶地引出了两人相同但又相反的双取向坦白，弗格森猜测丽莎·伯格曼是否是薇薇安的现任情人，如果是，那晚她出现在桌旁是否预示着薇薇安把门打开了一点儿，允许他瞥一眼她的私生活。至于弗莱明——正在巴黎休一学期的学术假，准备把他那本讲几位在法国的美国老男孩（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的书写完——显然不是个适合女人的男人，显然是个只对男人感兴趣的男人，二三十分钟之后，弗格森突然意识到，自从帕洛阿尔托那个可怕的夜晚之后，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全是同性恋的饭局。不同的是，这次他很开心。

再次和美国人待在一起的感觉真好，舒适又自然，大家可以愉快地坐在一起，而你讲的典故他们都知道，你说的笑话他们能听懂，虽然他们四个人都是如此不同，但却都像老朋友一样闲聊，弗格森越是研究薇薇安看丽莎的样子，越是观察丽莎看薇薇安的样子，就越觉得自己的直觉是正确的，她们俩确实有关系，这让弗格森替薇薇安感到高兴，因为他希望她能拥有她那副好心肠渴望的一切，而这个丽莎·伯格曼——是英格丽和英格玛那种瑞典的伯格曼，不是德国人或者犹太人的伯格曼——绝对是个迷人的角色，活泼外向、朝气蓬勃，正好配得上有资格享有一切的薇薇。

大。这是他第一眼注意到她的地方，她的身材很高大，五英尺十英寸的个子，一副魁梧的大骨架，但却一点儿多余的脂肪都没有，身材紧致，宽宽的肩膀，粗壮有力的胳膊，丰满的胸部，亮金色的头发，加州南部那种典型的金发女郎，一张漂亮的圆脸，颜色浅到几乎看不清的睫毛，这样的女人，弗格森心想，完全有可能在夏季奥运会的扔铅球或掷铁饼比赛中赢得奖牌，瑞典裔、美国籍的亚马逊女战士，看上去就好像刚从裸体主义杂志中走出来似的，而且是那种整洁体面、注重健康的裸体主义，文明世界的所有裸体主义殖民地中的女子举重冠军，幽默，妙语连珠，无拘无束，说两句话笑一次，让人心旷神怡的美式句子，各种双音节口语词汇——弗格森这才意识到自从离开纽约后他有多怀念听到它们——比如dinky、dorky、grotty、snazzy、goofy、snooty、crummy、cruddy、crappy、gunky以及wicked（取的是奇妙或者绝妙的意思）[2]，至于她在巴黎从事的是哪方面的法律，丽莎却只字未提。

相比之下，天命之年的弗莱明又矮又胖，顶多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鹅行鸭步，外套下面的V领毛衣被大肚腩抵得鼓鼓囊囊，小肉手，没下巴，松垂脸，鼻梁上架了一副有些怪异的角质架眼镜，让他看起来像只猫头鹰。一位曾经年轻，但突然间彻底不再年轻的教授。一位稍微带点儿口吃，头顶上的银发越来越稀疏的资深学术专家，而且兴致勃勃地与桌边坐着的另外三个人交谈，只是他虽然博览群书、学富五车，却没聊自己也没聊工作，这是他们那晚玩的游戏，律师丽莎不聊法律，艺术作家薇薇安不聊艺术，回忆录作者弗格森不聊他的回忆录，历史学家弗莱明不聊美国老男孩的巴黎岁月，尽管偶尔还是会口吃，但弗莱明的表达言简意赅、清晰流畅，主动地参与到对话当中，聊着各种有的没的，话题之一是政治，这是当然，比如越南战争和国内的反战运动（弗格森每两个月都会收到身在麦迪逊的堂姐艾米发来的报告），比如戴高乐和法国大选，比如最近被控绑架了摩洛哥政治家迈赫迪·本·巴尔卡的乔治斯·费冈在被捕前自杀了，而本·巴尔卡仍然不知所终，无关紧要的闲扯也有，比如试着回忆某个没人记得片名的电影里某位女演员的名字，以及——丽莎尤其擅长的——背诵出五十年代一些少有人知的流行歌曲的歌词。

晚餐吃得不慌不忙，让人乐在其中，四个人懒洋洋地吃了、聊了、喝了三个小时，红酒喝了很多很多，接着又换成了干邑白兰地，弗格森和弗莱明举起酒杯互相敬酒时，薇薇安对丽莎嘟囔了几句什么，大概是说带她去公寓的某个地方看个什么东西（到那会儿弗格森已经懒得再听了，不过心里暗自希望他们是去书房或者薇薇安的卧室搂着脖子接吻去了），两个女人离开后，桌旁便只剩下弗格森和弗莱明，两人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随后弗莱明提议他们上楼去参观一下弗格森的房间，因为当晚早些时候他曾提到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房间，弗格森哈哈笑了几声，傻乎乎地说上面没啥可看的，书桌乱七八糟，床也没铺，但弗莱明说没关系，他就是好奇而已，想看看世界上最小的房间到底是什么样。

换成别人的话，弗格森可能会婉言拒绝，但经过一晚上的相处，他发现自己还挺喜欢这位教授，对他颇有好感，他发现弗莱明的眼神中流露着某种善意，温柔、热情，同时又带着一丝伤感，那种备受折磨的痛苦，弗格森猜想，毕竟他要不停地向世界隐藏他自己，一定承受着巨大的内心压力，他那一代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只能躲在深柜之中，游走在阴暗的角落，还要躲避同事和学生怀疑的眼神，这些人肯定经常会嘲笑他娘娘腔，但只要他不乱来，不染指那些涉世未深或毫无戒心的人，那么他们尽管不情愿，还是会允许他继续打理常春藤乡村俱乐部里的草坪，吃完饭的时候，弗格森坐在那里一直在沉思这样的人生有多残酷，渐渐对弗莱明生出了一些同情，或甚是怜悯，正因如此他才没有拒绝弗莱明，答应带他去楼上看看，尽管这让他又有了安迪·科恩以前给他的那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感觉，但有什么大不了的，弗格森心想，他现在是个大人了，不必迁就那些他不想迎合的人，更别说这个他完全不来电的和善老头了。

天啊，弗格森打开门，又开了房间的灯之后，弗莱明叹道，确实是太小了，阿奇。

弗格森匆忙拉起被子，盖住光秃秃的床单后，示意他坐下，然后自己转身抽出书桌的椅子，也坐了下来。两个人面对着面挤坐在小屋里，膝盖几乎碰到了一起。弗格森抽出一根高卢香烟递给弗莱明，但教授摇摇头说不抽，并且突然间变得又紧张又烦躁，有点儿不知所措，仿佛有什么话想说但又不知如何开口。弗格森点上烟后抽了一口，问他：怎么了？

我就想问一下……想问下你想要……多少。

想要？我没懂你意思。想要什么？

多少……钱。

钱？你什么意思？

薇薇安跟我说你……她跟我说你最近很缺钱，过得……紧巴巴的。

我还是没明白。你是说你想给我钱？

嗯。如果这能讨你开心，让你……对我……好点儿的话。

好点儿？

我是个孤独的人，阿奇，我需要被人抚摸。

弗格森现在听明白了。弗莱明上楼来并没有什么勾引他的计划或者期待，但如果弗格森不介意，他愿意花钱买性，而之所以花钱买，是因为他知道要是不给钱，没有哪个年轻人会想碰他一下，为了享受被性感的年轻男人抚摩的快感，弗莱明竟然愿意把那个年轻人变成娼妓，一个可以操屁股的男版朱莉，不过他在考虑的时候，用词可能没这么粗鲁，因为这不是妓女和客户之间那种匿名性爱，而是两个熟人之间的性爱，但这就把交易变成了某种施舍，年轻人急需钱，年长的人给他，年轻人则用一种不同的施舍来偿还，弗格森的脑海里飞快地闪过各种想法，来回和自己争辩说，他的零花钱虽然不多，但也不能算穷，毕竟他有一位有钱的资助人，不光让他白吃白住，还给他买衣服，可话说回来他每天的零花钱只有十美元，靠这些解决其他所有不太容易，比如他有很多电影书籍想买，但是买不起，而且他还想买台电唱机，再买些唱片集，这样晚上就不用再听无聊的法国音乐台了，是啊，钱多点儿会帮他解决些问题，钱多点儿会在很多方面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但是他真的愿意为了钱而去做弗莱明想让他做的事吗？再说和一个身体让他很反感的人做爱是什么感觉？那会是什么感觉？问出这个问题后弗格森突然想到，他要是把这发展成副业，肯定能赚很多钱，向寂寞的中年美国游客卖春，服务男人时是年轻生猛的大种马，服务女人时是风度翩翩的小白脸，这么做虽然在道德上是错的，他想，用丽莎那天晚上用过好几次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有点儿wicked[3]，但就是做爱而已，你情我愿的话何错之有？而且除了钱，还会有额外的收获，可以在赚钱时体验很多次高潮，停下来想想，这几乎都有点儿滑稽，因为高潮无疑是这世界上唯一用钱买不来的美好。

弗格森向前探了探身子，问：为什么薇薇安会告诉你我最近手头紧？

我也不知道，弗莱明答道，她就是跟我聊起了你……然后……然后提到你过得……该怎么说？……捉……捉襟见肘。

那你凭什么觉得我有兴趣对你好？

没有。只是希望罢了。一种——感觉。

那你打算给多少呢？

我不知道。五百法郎？一千法郎？你告诉我吧，阿奇。

一千五百法郎如何？

我觉……觉得应该有。我看看。

弗格森一边看弗莱明伸手从胸口的外套里袋里掏出钱包，一边心想，自己真要这么做了，为了赚这笔数额相当于他父母每月给他零用的钱，他竟然准备在这个秃顶肥佬的面前宽衣解带，和他做爱，看着弗莱明数钱包里的钱，弗格森突然意识到他很害怕，怕得要死，就像当初在纽约的书世界偷书时那种害怕，皮肤之下有种火辣辣的感觉，而罪魁祸首就是一度被他称为恐惧之焰的东西，这种灼烧很快传遍全身，导致他脑袋里的那种疼痛感竟然有些像是兴奋感，对，就是这个，越过雷池的恐惧与兴奋，虽然弗格森先前曾被判有罪，并且差点儿去监狱里蹲了六个月，按理说应该尝到了教训，不会再干出格的事儿了，但他仍然在挑衅他童年时那个不存在的上帝，那个假冒的上帝，想看看他有没有胆量下来将他毁灭，见弗莱明从钱包里抽出十二张一百法郎和六张五十法郎的纸币，并把钱包放回口袋后，弗格森早已对自己怒不可遏，对自己的软弱感到厌恶至极，所以听到他对弗莱明说话时那种残忍的口气，弗格森自己也吃了一惊。他说：

钱放桌上吧，安德鲁，然后把灯关了。

谢谢你，阿奇。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他不想正眼看弗莱明。他甚至都不想看见他，他想的是，不去看的话他就可以假装弗莱明不在这里，和他上楼来的是别人，弗莱明那晚没来吃饭，弗格森也从未认识他，甚至根本不知道这地球上还有这么一个名叫安德鲁·弗莱明的人存在。

这事儿要么黑灯瞎火地做，要么不做——所以才有了关灯的命令——但弗格森从椅子上起身，开始脱衣服时，走廊里的灯却亮了，一分钟自动灯，一天到晚会被不同的人一次次打开，由于门框和门不配套，灯光突然从缝隙中涌了进来，而他的眼睛已经完全适应了黑暗，所以照进来的光刚够让房间不再两眼一抹黑，刚好能让他分辨出弗莱明的裸体那疙疙瘩瘩的轮廓，弗格森爬上高高的木质平台床时（床垫下有内置的深抽屉），眼睛一直向下看地板，上去之后，他又一抬眼，开始盯着墙看，弗莱明一边亲吻他的胸脯，一边用手握住他慢慢勃起的鸡巴，用力撸了一会儿后，最终把它含到了嘴里。接着，没有做任何反抗的弗格森被摁倒在床上，他没法再看着墙壁，于是把眼睛瞄向了窗户，想着外面的风景或许可以让他忘掉自己在里面，困在这间小到不能再小的房间里，但这时走廊里的灯再次亮起，把窗户变成了一面镜子，只能看到房间里的情景：他和弗莱明躺在床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躺在床上，弗莱明趴在他身上。弗格森一看到变成镜子的窗户里映出的那幅画面，看到那老头扁平、松弛的屁股朝天撅着，便赶紧闭上了眼。

他一直都喜欢做爱时睁着眼睛，一直都喜欢睁着眼睛是因为他喜欢看着和他在一起的那个人，除了安迪·科恩和巴黎大堂的一些街头卖淫女，他从未和任何一个他不觉得被对方强烈吸引的人在一起过，因为看着他在乎的那个人，可以增加爱抚对方和被对方爱抚的快感，关于性爱的愉悦，眼睛和身体其他部分，甚至是肌肤，同样要紧，但现在弗格森却双眼紧闭，在印象中，这还是他第一次和别人在一起时这样，将他和房间及当下完全隔绝开来，就连弗莱明请求弗格森抓住他的鸡巴，朝它吐唾沫时，弗格森也好像身在别处，脑子里冒出来的各种画面，和他大学街这间顶层房间里的床上发生的事毫无关系，比如奥德修斯和忒勒玛科斯抱头哭泣，比如弗格森的双手正抓着布莱恩·米谢夫斯基那可爱的屁股，他再也见不到、摸不着那两瓣圆滚滚的半月形肌肉翘臀了，还有可怜的朱莉，他甚至从来不知道她姓什么，她的尸体或许正躺在死亡酒店某个房间光秃秃的床垫上。

现在弗莱明请求弗格森插进去，求你了，他说，嗯，如果你愿意的话，谢谢你，插深点儿，全进去，仍然双眼禁闭的弗格森轻轻把他勃起的阴茎插进了那个看不见的男人幽深的洞里，教授先哼了几声，接着开始呻吟，随着弗格森的鸡巴在他身体中的抽动不断呻吟，视觉上那些东西，弗格森已经有心理准备并且成功地抹去了，但这波痛苦的声音却不一样，他没法把它们阻挡在外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他捂上耳朵后也还是能听见弗莱明的叫声，没有什么能挡住这些声音，就这样，突然间一切都结束了，弗格森勃起的阴茎开始变软、变小，无论是勃起还是他正在做的事，他都坚持不下去了，一切都结束了，他滑了出来，虽然还没射，但他不做了，一切都结束了，永远结束了。

抱歉，他说，我做不下去了。

弗格森从床上坐起来，背对着弗莱明，突然间，一大股空气填满了他的肺，满得让他差点儿吐出来，接着，随着一声长长的抽噎，空气又从他体内涌了出去，一种类似呕吐的声音，像大声咳嗽一样响亮，像狗吠一样响亮，像是某种被阻断的哀嚎，突然冲出他的气管，爆裂在他周围的空间里，让他喘不上气来。

没有比这更差劲的感受。没有比这更可怕的耻辱。

弗格森在一旁捂着脸默默抽泣，弗莱明伸过手来，摸了摸他的肩膀说，对不起，他根本就不该上楼来，让他做这种事，全错了，他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他说，请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难受，不重要的，他们喝了那么多酒，脑子也不清醒，这一切都是个错误，这还有一千法郎，他说，这儿还有一千五百法郎，真的，阿奇，你拿着，出去给自己买点儿好东西，让自己高兴一下。

弗格森下了床，拿起桌上的钱。我不要你的臭钱，他边说边把钱揉成一团捏在手里。一法郎都不想要。

接着，仍然赤身裸体的弗格森走到房间的北墙，推开长长的双层玻璃窗，走到阳台上，把那卷钱抛进了1月的寒夜中。

注释：

[1] 即曾经的巴黎大学。该校俗称索邦（Sorbone），发音接近sore bone（骨头酸痛）。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巴黎大学被分割为十三所独立院校，2010年，其中一些院校和其他学术机构、院校合并成立了索邦大学（联合体）。

[2] 含义依次为小巧、蠢笨、难看、时髦、犯傻、傲慢、寒酸、蹩脚、糟糕、油腻和酷毙。

[3] 这里是邪恶的意思。

5.4

他十八岁，她十六岁。他准备去上大学了，她正要开始高中第三年的学业，但在他浪费更多时间想她之前，在他多花一秒去想象他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注定在某天共同拥有的未来之前，他决定，是时候来测试她一下了。琳达·弗兰格三年前没通过测试，但艾米·施奈德曼和达娜·罗森布鲁姆都过了。这俩是他真正爱过的女孩，尽管他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爱着她们，但艾米现在是他姐姐，而且从来没有像他爱她那样爱过他，而达娜对他的爱虽然远胜于他配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的，但达娜现在已经离开，去了另一个国家生活，永远地从他生活里消失了。

他明白整件事有点疯狂，通过爱上死去的阿提的妹妹来消除阿提的死亡之祸，这想法有种《凌晨四点》一样摇摆的逻辑，但没这么简单，他告诉自己，他是真的喜欢愈发可爱的西莉亚，西莉亚酷似他精瘦的父亲，跟她矮小肥胖的母亲没有任何遗传上的相似之处，她越来越漂亮，思维无疑也很敏锐，但他从来没有和她独处过，自从葬礼那天之后，他每次和她说话时也得和她父母说话，所以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现在还不清楚，是弗格森来新罗谢尔时安静坐在餐桌前的那位娴静、顺从的中产阶级少女，还是一个生气活泼的人，当时机成熟时，有本事让他想去追求她。

他称之为霍恩和哈达特入会测试。

如果她像他以前那样，像他的每一个高中恋人在她这个年纪时那样，第一次去就喜欢上那家自动贩卖式餐厅的话，这扇门就继续开着，他会继续考虑西莉亚，等着她长大。

如果不喜欢，那门就关上，他就放弃这种想要纠正世间不公的愚蠢幻想，再也不考虑打开这扇门。

劳工节后的星期四，他往新罗谢尔打了个电话。他还有两个星期才去普林斯顿，但公立中学已经开学了，他希望她这个星期六下午有空见一面，如果这周不方便，下周六也行。

西莉亚接起电话，听到他的声音后，以为他想跟她母亲说话，看看什么时候方便过他们家吃晚饭，差点儿就放下了听筒，但他赶在这之前告诉她，不，他要找的人是她，与她寒暄了一会儿回到学校有什么感觉（一般般），以及她今年选的是生物、物理还是化学（物理），之后他问她愿不愿意这个星期六或者下个星期六来曼哈顿和他见个面，一起吃个午饭，然后去看看电影，或者去博物馆转转，或者做她想做的事儿。

你这是在开玩笑吧，她说。

我为什么要开玩笑？

就是……好吧，没什么，不重要。

所以呢？

嗯，我没安排。这星期六下午和下星期六下午都行。

那就这个星期六吧。

好，阿奇，这个星期六。

见面地点在中央车站，弗格森已经有两个半月没见她了，看到她的美貌，他心里备受鼓舞，暑假时她去了一家为小孩子开办的日间夏令营担任初级辅导员和游泳教练，晒了一夏天新罗谢尔的太阳，原本光滑的槭糖色皮肤又黑了一度，更加清晰地衬托出她的牙齿和眼白，她那天下午穿的简单白衬衫和飘逸的天蓝色裙子也很适合她，弗格森心想，涂的粉红色口红也不错，为整体的白蓝棕又增加了一抹颜色，那天天气暖和，她把黝黑的披肩长发盘成了舞者的那种圆发髻，露出了颀长、优雅的脖子，这整个画面让弗格森非常惊讶，以至于她走过来和他握手时，他不得不提醒自己她对他来说依然太年轻，这只是一次友好的见面，除了刚开始和最后结束的两次握手，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想着碰她一下。

我来了，她说，现在告诉我我为什么来吧。

两人往北沿着东42街，朝第六和第七大道之间的西57街街区走时，弗格森尽力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毫无征兆地约她出来，但西莉亚一脸怀疑，不相信他编的那套关于为什么想要见她的故事，听到他说出来的那些胡话一直摇头不止，什么我马上要去念大学了，今年秋天两人就没多少机会再见面，对此她的回答是，见我什么时候对你来说重要了？我们是朋友，不是吗，这还不够？对此她又答，我们是朋友？你和我父母是朋友，也许吧，或者算是朋友，但过去这四年你和我说过的话加起来也就一百来字，你几乎没注意到我的存在，为什么会想和我一起玩儿？

这姑娘有生气，弗格森心想，这点很清楚了，毋庸置疑。她已经长成了一个骄傲、聪明的女生，一点都不怕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但伴随这种新生的坚定，她也掌握了一种新技能，专问没有答案的问题，至少是他在不让自己听起来像个疯子的情况下回答不了的问题。无论如何，他都得把阿提排除在对话之外，但现在她已经开始怀疑他的动机，他明白自己必须给出比刚才那些蹩脚回答更好的答案，实话实说，给出除了她哥哥外的所有真相，于是他从头开始，告诉她他那晚打电话给她，是因为他真的想见她——确实如此——而他想单独和他见面，原因是他觉得是时候建立起他们之间一对一的友谊了，不再与她父母以及新罗谢尔的家有关。然而，西莉亚还是觉得他这些话不太像或者根本不是真的，所以又问他为什么要费这份心，为什么他马上就要去普林斯顿了，还想花时间和一个高中女生见面，这次弗格森同样给了一个简单、真实的回答：因为她现在是大人了，他说，一切都不一样了，而且以后会一直不一样。她以前错误地习惯了把他视为一个比她大很多的人，但翻翻日历就会发现他们俩只差两岁，不久之后这两岁之差就根本没意义了，他们俩的年岁是一样的。为了给她举个例子，弗格森说起了继兄吉姆，吉姆比他整整大四岁，但却是他最好的哥们儿之一，完全把他看成自己的同龄人，现在吉姆被误诊为心脏有杂音，没通过征兵体检，而且决定要在普林斯顿读研，他们俩就在同一所学校上学了——这运气——他们打算尽可能多地和对方见面，甚至计划了春天或者初夏的时候一起出去旅行——从普林斯顿徒步去科德角，一路走到海角的最北端，中途不坐汽车、火车或者公交车，甚至连自行车都别想。

西莉亚有些松动了，但仍然说：吉姆是你的兄长。这是很大的不同。

我的继兄，弗格森说，而且刚刚当了两年而已。

那好吧，阿奇，我信你。但如果你现在想和我做朋友，那你就不能再像大哥哥一样对我，假装是我哥哥了。你明白吗？

这我当然知道。

不要再假装是我哥，不要再假装是阿提的替代品，因为我不喜欢，从来也没喜欢过。那么做又变态又愚蠢，对我们俩也没有丁点儿的好处。

同意，弗格森说，我不那样了。永远不会。

说这些话时，他们刚刚从麦迪逊大道往西拐到了第57街上。经历了十五个街区的怀疑、困惑和火药味浓重的争辩后，两人宣布了停火，西莉亚现在面带微笑，一边听弗格森的问题一边告诉他，她当然知道自动贩卖式餐厅是什么玩意儿，她当然听说过霍恩和哈达特，但是她承认，反正在印象里，她自己从没进过里面，就连小时候也没有。然后她问：里面是什么样啊，我们为什么要去那儿？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弗格森说。

他希望她能通过测试，所以愿意给她所有的机会，甚至不惜破例，允许自己把她的兴趣寥寥视作热情似火。只有反感或者蔑视，他心里说，就像琳达·弗兰格转过头看见那个三百磅的黑人女子自言自语地说着已死的年幼耶稣时，他从她眼中看到的那种厌恶，才会让西莉亚失去资格，不过他还没来得及继续想，两人就已经来到了餐厅，走进了那座铬合金和玻璃构筑的疯狂彩屑盒，而西莉亚嘴里说出的第一句话，甚至在他们有机会把纸币换成五分硬币前，便让他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她说，我的天呐，真是个古怪又可爱的地方。

买好三明治后他们坐下来边吃边聊，主要是聊暑假里发生的事，在弗格森这边，他还是和理查德·布林克斯塔夫给人搬了一夏天的家具，中间去墓地参加了他外婆的葬礼，参加了吉姆和艾米的爷爷的葬礼，并且开始了他的小长篇《马利根游记》，总共会有二十四个章节，他说，每章的篇幅大概五六页长，内容是马利根在不同的假想国度旅行时，为美国流离失所者协会发回的人类学报告，现在已经写完十二篇了，他希望去了普林斯顿之后学业压力不会太大，让他能有空写完。至于西莉亚，她白天和孩子们在泳池里嬉戏玩耍，夜里一直在新罗谢尔学院上三角函数和法语课，现在修到了这些额外的学分，她每学期只要再多修一门课就可以在念完三年级后高中毕业了，也就是说她明年秋天就可以去上大学，弗格森问她为什么这么赶？她告诉他自己已经受够了那个弹丸小城的生活，想逃走，搬到纽约去，巴纳德或者纽约大学都行，她不在乎上哪个，弗格森听着她历数提前越狱的种种动机，突然有点头晕目眩，仿佛是在听他自己说话，因为她所说的一切，对她人生的考虑，听起来就和他多年以来所说所想的一模一样。

但是弗格森没有夸奖她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抱负的学生，因为这毫无疑问会勾起有关阿提的话题，提到他的成绩也很好，提到功课好似乎是家族遗传，所以他转而问她吃完午饭想干什么。下午有好几部电影可以看，他说，其中有披头士参演的新片《救命！》，戈达尔的最新作品《阿尔法城》，后面这个吉姆看过之后赞不绝口，但是西莉亚觉得去博物馆或者画廊转转更有意思，这样他们还可以继续聊天，而不是在黑暗里坐着听别人聊两个钟头。弗格森点点头说，这倒是。他们可以走到第五大道，往北边拐去弗里克收藏馆，在那儿欣赏一下午维米尔、伦勃朗和夏尔丹的作品。可以吗？好啊，再好不过了。但首先，他又说，走之前他们要再喝杯咖啡，然后噌的从椅子上起身，抓着他们的杯子就跑开了。

他去了只有不到一分钟，但在这段时间里，西莉亚注意到邻桌坐着一个人，这个老头很瘦小，之前一直被弗格森的肩膀挡着，所以她没注意到，弗格森端着续杯的咖啡和两盒奶油回来后，注意到西莉亚正在盯着那人看，而且眼神中充满了焦虑，便问她怎么了。

看着真让人难过，她说，我敢说他一天都没吃东西了。他就坐在那儿盯着他的咖啡看，好像不敢喝，感觉喝完这杯咖啡以后他的钱不够再买一杯，到时候他就得离开了。

弗格森往回走的时候也注意到了邻桌这个老头，但是感觉再转过头去看会显得不礼貌，不过确实，他也觉得这是个孤苦伶仃之人，一个头发灰白、衣衫不整的酒鬼，指甲盖下面脏兮兮的，一脸忧伤的表情，长得像爱尔兰民间传说里的小老头妖精，西莉亚估计说得很对，他刚把自己最后的五分钱花掉。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点儿东西，她说。

确实应该，弗格森回答，但也别忘了，他没有和我们要，要是我们就因为替他感到难过，直接走过去给他钱，他可能会不高兴，我们的好意反倒让他心情更糟糕了。

你可能是对的，西莉亚端起杯子放到嘴边又拿开，说，你也可能是错的。

都喝完之后他们从椅子上站起身。西莉亚打开钱包，两人经过邻桌那个老头身边时，她伸手从包里拿出一美元，放到了他面前。

这个给您，先生，她说，去买点儿东西吃吧，那老头拿起钱，装到了他的口袋里，然后抬起头看着她说：谢谢你，小姐。上帝保佑你。

以后就以后再说吧，尽管那会是个非常令人满足且有益的以后，是个会有很多下午甚至晚上和令人钦佩但却仍然太小的西莉亚在一起的以后，但现在是现在，就眼下来说，世界搬到了新泽西中部种越橘的泥塘和满是沼泽的低地，而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作为八百名入学的新生之一，努力适应他的新环境。以他对自己的了解，弗格森知道他很可能会不适应，这个地方会有他不喜欢的东西，但同时他也决心充分利用好他会喜欢的那些东西，为此，他在动身去普林斯顿前给自己定了五条私人戒律，并且打算在读书期间严格遵守：

（一）只要方便就尽可能去纽约过周末。他外婆在7月突然不幸去世后（充血性心力衰竭），现在成了鳏夫的外公给了他一把西58街公寓的钥匙，并且说空着的那间卧室他可以随时来住，换句话说，他以后在城里就有地方过夜了。那间卧室代表的是一个渴望和机会合二为一的罕见例子。因为大多数的周五下午，弗格森将可以离开学校，登上单车厢短途火车从普林斯顿大学坐到普林斯顿枢纽站（被称为“弹丸”，就是弹丸小城的那个弹丸），然后转乘更长、更快的火车，一路往北冲到曼哈顿中城，但不是在从前漂亮的宾州车站下车，那个早在1963年就被拆掉了，而是在丑陋的新车站，当然，撇开扎眼的建筑失误，纽约还是纽约，而且去纽约的原因有很多。负面的原因是这可以允许他离开沉闷古板的普林斯顿，偶尔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即使纽约的空气一点儿都不新鲜），以便他回到学校后能更容易忍受甚至享受它那种（特有的）沉闷古板。正面的原因还是过去那些：密集、庞大、复杂。还有一个是他会有机会和外公一起待着，并且继续保持他和诺亚的友谊，这对他来说很关键。弗格森当然希望在大学会认识新的朋友，他想交朋友，也期待能交到新朋友，但那些朋友里能有谁比诺亚对他更重要呢？

（二）不报创意写作课。一个艰难的决定，但弗格森决心坚持到底。艰难是因为普林斯顿的本科项目在全国历史悠久，这就意味着他能靠他现在本来就在做的事挣到学分，不但有幸继续写他的书，还能因此受到奖赏，如此这般，他每个学期的课业负担就等于减去了一门，给他更多的时间不仅用来写作，还可以去读书，去看电影，去听音乐，去喝酒，去追女生，去纽约，但弗格森从原则上就反对创意写作的教学，因为他坚信虚构写作不是一门可以教出来的学问，每个未来的作家只能靠自己去摸索，此外，根据他获得的相关课程信息，在这类所谓的“工作坊”里（这个说法让他不可避免地联想到一屋子的年轻学徒正在锯木板，往板上钉钉子），老师会鼓励学生们互相评论各自的作品，这也让他觉得离谱（瞎子给瞎子引路！）而且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笨蛋本科生来大卸八块，他的作品都异常怪异，没法被分类，肯定会让人皱眉头，被斥为实验性垃圾被打发掉。他并不反对把故事交给那些更年长、更有经验的人来做一对一的批评和讨论，但集体评论这种想法让他觉得恐怖，至于这种恐惧是因为傲慢还是害怕（被人抨击）没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终于可以只在乎自己的作品，而对别人的作品来一句关我屁事了，所以为什么还劳神假装呢？他仍然和门罗夫人有联系（《马利根游记》的前十二章她都读过了，而她给他的是十二个飞吻和一些切中肯綮、醍醐灌顶的评论，一句抨击都没有），如果她不方便或者没时间，还有其他备受信赖的读者，比如唐姨夫、米尔德里德姨妈、诺亚和艾米，如果他发现自己被绊住了，而且联系不上这些可信赖的读者，那他还可以去罗伯特·内格尔教授的办公室，去找整个普林斯顿文学造诣最高的人，谦逊地向他寻求帮助。

（三）不参加饮食俱乐部[1]。四分之三的学生最后都会参加一个，但弗格森没有兴趣。和兄弟会差不多但又不太一样，别的社团所谓的纳新互动，到这里只能叫争吵，它们代表的正是普林斯顿身上那些由来已久、保守落后的东西，弗格森对此毫无热情，而远离这些俱乐部，选择“独立”，他就可以避免那个古板地方最古板的一面，在那儿待着的时候也能更开心些。

（四）棒球禁令会继续下去，而且此限制还将包括其他衍生的球类运动，如垒球、威浮球、棍子球，以及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和别人玩传接，就连拿个网球或者粉色的斯伯丁橡胶球或者一双卷成球的袜子玩儿也不行。他觉得高中毕业后应该能慢慢忘掉这种挣扎，因为他不再和以前的棒球队朋友联系了，这些人仍然记得他曾经是个有前途的优秀球员，但他们对他放弃打球的决定困惑不解，无法接受他编出的搪塞借口，所以高中几年一直在反复追问他。幸运的是，这些问题现在终于结束了。可另一方面，他虽然从哥伦比亚高中的走廊和教室里逃了出来，但马上要去的是全国最热衷体育运动的大学之一，曾在1869年举办的第一届校际橄榄球比赛中迎战罗格斯，而仅仅六个月前又在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锦标赛中晋级四强，最后勇夺第三，取得了常春藤大学校队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全国都沉浸在比尔·布拉德利与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凯兹·拉塞尔那些备受媒体关注的对战中，在后来的安慰赛上布拉德利又破天荒地一人独得五十八分，为普林斯顿夺取了胜利，毫无疑问，弗格森入校时，学校的所有人还会反复提起这些辉煌战绩。运动员会无处不在，弗格森自然也会蠢蠢欲动想参加各种比赛，但只能局限在半场篮球和触身式橄榄球这类运动上，为了防止以后被诱惑参加那些他为了纪念西莉亚死去的哥哥而发誓不再参加的运动，8月底时他把所有的棒球装备都送了人，若无其事地把两根球棒、一双钉鞋，以及过去四年里一直摆在他卧室书架上的路易斯·阿帕里西奥款罗林斯棒球手套，交给了同住在伍德豪尔新月巷的邻家小男孩查理·巴兴格。拿着吧，弗格森对九岁的查理说，这些我以后用不着了，身材瘦小的巴兴格不太明白这位让他敬仰的准大学生邻家大哥在说什么，仰着头问弗格森，阿奇，你是说归我了？对呀，弗格森回道，归你了。

（五）不主动向他父亲示好。如果他父亲对他示好，他会仔细考虑一下该不该回应，但他并不认为这会发生。他们最后一次联系还是6月的时候，弗格森写了一张字条，感谢他父亲送的毕业礼物，因为收到支票那天下午他的心情尤其差，又愤怒又绝望（那天早些时候达娜动身去了以色列），所以跟他父亲提到了他的计划，说打算把一半的钱捐给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另一半给争取稳健核政策全国委员会。他父亲不太可能高兴得起来。

重重疑虑和不祥预感，紧张焦躁和提心吊胆，那天早上驱车南下，去“大学生活”的沼泽和泥塘时，要不是货车里还坐着他母亲和吉姆，弗格森很可能会浪费掉他的早餐，衬衫上粘着一半的食物，踉踉跄跄地踏上普林斯顿那挂满露珠的草坪。

那天对全家来说都很紧张。丹和艾米正在另一辆车里，一路往北向布兰迪斯进发，弗格森及其一行则开着好心的阿尼·弗雷泽免费借给他们的白色雪佛兰厢式货车，在迷蒙的牛毛细雨中稳稳地向南行驶在新泽西收费高速公路上，驾车的是吉姆，弗格森和他母亲则挤在他旁边的副驾上，因为后面的车厢已经被两兄弟的家当细软塞得满满当当，都堆到了车顶，东西无非就是那些再熟悉不过的杂物，比如床单、枕头、毛巾、衣服、书、唱片、点唱机、收音机和打字机，这会儿，弗格森给他们念完他那五条戒律中的前三条，吉姆一边摇头一边笑着，那种施奈德曼家的人典型的神秘微笑——透着一股若有所思的味道，而不是快要或者有可能变成大笑。

放松点儿，阿奇，他说，你把这事儿看得太严重了。

是啊，阿奇，他母亲也插话说，你今天上午是怎么了？我们还没到那儿呢，你就开始想着怎么离开了。

没什么，只是有点害怕，弗格森说，担心我会走失在什么反革命、反犹太的地牢里，再也没法活着出去。

他的继兄听罢大笑起来。

想想爱因斯坦，吉姆说，再想想理查德·费曼。普林斯顿大学是不杀犹太人的，阿奇，只会让他们把黄色的大卫星缝在袖子上。

现在轮到弗格森笑了。

吉姆，他母亲说，可别开这种玩笑，真的不要——但过了一会儿，她也笑了起来。

犹太学生大概占百分之十，吉姆说。反正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比全国的犹太人比例要高很多，全国是多少来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哥伦比亚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二十或者二十五，弗格森说。

也许吧，吉姆答道，但哥伦比亚没给你奖学金。

宿舍在布朗楼，三楼的一间套房，两间卧室，中间是公共休息室和卫生间，地方很大，四个新生住着绰绰有余。布朗楼的室友叫斯莫尔，霍华德·斯莫尔，一个壮硕的大块头，身高大概五英尺十一英寸，目光炯炯，身上散发着平静自信的气质，一个在自己那一小块地盘和自己那副皮囊里过得很自在的年轻人。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霍华德用力地握了握弗格森的手，但没有太用力或者要把人的骨头捏碎一样，然后他探着身子，开始研究起弗格森的脸，这人的行为好奇怪啊，弗格森心想，但接着霍华德问了一个问题，把一件原本怪异的事变得一点儿都不怪异了。

你不会碰巧也上的是哥伦比亚高中吧？霍华德问道。

是啊，弗格森说，还真是。

啊。那你在哥伦比亚的时候，不会碰巧参加了校篮球队预备队吧？

参加了啊。不过就二年级一年。

我就说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打的是前锋对吧？

左。左前锋。但是你说得都对。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你确实说对了。

我是西奥兰治预备队那年的后补啊。

也就是说……好有意思……我们已经见过两次了。

两次都不知道。一次是打主场，一次是打客场。而且和你一样，我也打完那个赛季就没再打了。不过我是个毫无天赋的笨蛋，真的特别烂，特别没用。而你，在我印象里打得挺不错的，或许打得还特别棒。

还不错。但问题是：我是想继续去考虑护身双丁裤呢，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内裤和胸罩上。

两人相视一笑。

看来不是个痛苦的选择。

是啊，一点儿都不痛苦。

霍华德走到窗前，指指校园。看看这地方，他说，让我想起了厄尔公爵的乡间居所，或者给那种肥得流油的人开设的精神病院。恢弘壮丽的普大，感谢你录取我，谢谢你这些奢华的土地。但求你跟我解释一件事儿。为什么外面有那么多的黑松鼠大摇大摆？据我所知，松鼠一般都是灰色的，普林斯顿的松鼠却是一身黑。

因为它们是装饰主题的一部分，弗格森说，你还记得普林斯顿的校色吧？

橙色……和黑色。

说对了，橙色和黑色。我们再看到橙色的松鼠之后，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黑色的松鼠了。

听到弗格森这个有点好笑也有点愚蠢的玩笑，霍华德笑了起来，而他这一笑，让弗格森肚子里打着的那个焦虑节稍微松开了一些，因为就算普大最终会是个充满敌意或者让人失望的地方，他在这里也有了一个朋友，反正听到室友笑起来时他的感觉是这样，多幸运啊，第一天的第一个小时的前几分钟就认识了一个朋友。

在他们拆包裹、纸箱和袋子，收拾东西的过程中，弗格森了解到霍华德出生在曼哈顿上西区，但后来他父亲被任命为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的教导主任，所以他从十一岁起，成了一个每天都要过大桥、穿隧道的男生，而且奇妙的是，在过去七年里他们住在相隔几英里的距离，但却只在高中体育馆的硬木地板上有过两次一瞥而过的交集。就像被随意扔进同一间小屋的两个陌生人通常会互相刺探对方的底细那样，他们很快就发现，两人有很多共同的喜好和厌恶，但也不尽然，比如他们都更喜欢大都会队，不喜欢洋基队，但从两年前开始霍华德成了一位坚定的素食主义者（他从道德上反对屠杀动物），而弗格森是个毫无顾忌、本性难改的肉食动物，比如霍华德偶尔才会抽根烟，但弗格森每天要抽十到二十根骆驼。虽然喜欢的书和作家各不相同（霍华德不怎么读现代的美国诗歌或者欧洲小说；弗格森则越来越沉迷于二者），但他们对电影的品味出奇地一致，都认为他们最喜欢的五十年代喜剧片是《热情似火》，最喜欢的惊悚片是《第三人》，然后，霍华德突然激动地喊了一句杰克·莱蒙和哈利·莱姆！并在他的书桌前坐下，抓起一支笔画了一幅柠檬和酸橙打网球的漫画[2]。弗格森惊讶地看着他这位惊人的室友，寥寥几笔便画了一个又长又凹凸不平的柠檬，而且有手有脚，右手还握着一张网球拍，正和一个小一些、圆一些、光滑一些的酸橙打网球，当然，酸橙也有手有脚，握着球拍，而且它们的脸看起来很像原版的莱蒙和莱姆（杰克·莱蒙和奥逊·威尔斯），接着霍华德又增加了一张球网，以及一个正从空中飞过的网球，一幅漫画就这样诞生了。弗格森低头看看手表。从第一笔到最后一笔，只用了三分钟。甚至都不到三分钟，也许只有两分钟。

老天爷，弗格森说，你这么会画画啊？

莱蒙对战莱姆，霍华德没有理会他的赞美，继续说，挺好笑的，你觉得呢？

不是挺好笑。是非常好笑。

我们也许发现了什么。

毫无疑问，弗格森用手指敲敲霍华德的钢笔说，威廉·佩恩，然后又敲敲漫画，说，对战帕蒂·佩姬[3]。

啊，可不是！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吧？

他们又接着这么玩了几个小时，拆箱开包、归置东西的时候玩，后来去食堂吃午饭的时候玩，整个下午一起在校园里闲逛，然后径直去吃晚饭时也玩，到最后，总共想出了四五十对儿这样的组合。两人从头一直笑到尾，有时笑到难以自已，停不下来，弗格森甚至琢磨自己从出生以来究竟有没有对任何事笑得这么开心过。笑出了眼泪。笑到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这项消遣对于一个刚刚离家的年轻旅者来说简直太好了，把他站在已经写就的过去和尚未写就的未来之间的过境站时感受到的恐惧和颤栗一扫而空。

霍华德说，现在想身体部位，过了一会儿，弗格森回答：莱格斯·戴蒙德对战勒尼德·汉德。又过了一会儿，霍华德把球抛了回去：伊迪斯·海德对战迈克·富特。[4]

弗格森说，现在想液体，与氢二氧的任何形态有关都行，霍华德回答：约翰·福特对战拉里·里弗斯，克劳德·雷恩斯对战马迪·沃特斯。弗格森聚精会神地想了一会儿，给出了两个能与这两个配对匹敌的回答：贝内特·瑟夫对战图茨·绍尔，维罗妮卡·莱克对战迪克·戴弗。[5]

虚构人物也算吗？霍华德问道。

为什么不可以？只要我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就行了，他们和真实的人一样真实。况且，哈利·莱姆不就是虚构人物吗？

哎呀，我把老哈利给忘了。那样的话，我给你出C.P.斯诺对战尤赖亚·西普[6]。

或者另外两位英国绅士：克里斯托弗·雷恩对战克里斯托弗·罗宾。[7]棒，霍华德说，现在想国王和女王。弗格森想了一会儿，答道：奥兰治的威廉对战罗伯特·皮尔。话音刚落地霍华德便答道：穿刺公弗拉德对战大胖子查理。[8]

现在想美国人，弗格森说，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他们又想出了：

科顿·马瑟对战特惠德老板。

内森·黑尔对战奥列弗·哈台。

斯坦·劳莱对战朱迪·加兰。

W.C.菲尔兹对战奥黛丽·米德斯。

洛丽泰·杨对战维克多·迈彻。

华莱士·比里对战莱克斯·斯托特。

哈尔·罗奇对战巴格思·莫兰。

查尔斯·彼尔德对战桑尼·塔弗茨。

迈尔斯·斯坦迪什对战坐牛。[9]

他们就这样玩啊玩，但当他们最终吃完晚饭回到宿舍，准备坐下来把这些配对儿列一个清单时，早就把想出来的一多半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们以后得好好做记录，霍华德说，不为别的，就为我们今天领教了头脑风暴源自于极度易燃的材料，除非我们随时都带着钢笔和铅笔，肯定会把我们想出来的大部分东西都忘掉。

我们每忘记一个，弗格森说，还能再想出一个，比如想想和甲壳动物有关的，把网多撒一会儿，你突然就有了巴斯特·克拉比对战珍·诗琳普顿[10]。

不错。

或者声音。树林里的鸟鸣，丛林中的咆哮，然后你就有了莱昂内尔·特里林对战索尔·贝娄[11]。

或者罪恶斗士的秘书或者女朋友的名字中带着地址。

没懂你的意思。

想一下佩里·梅森和超人，然后你就有了黛拉·斯特里特和露易丝·莱恩[12]。

好。太好了。然后再去海滩走一遭，不知不觉你就有了乔治·桑……对战罗娜·杜恩[13]。

这个画起来肯定很有意思。沙漏和美女打网球。

嗯，不过维罗妮卡·莱克对战迪克·戴弗也很棒吧？想想有多少种可能。

可口。简直太性感，几乎都有点儿下流了。[14]

内格尔是他的导师。内格尔教授是他的古典文学翻译课老师，这门课对弗格森思维的培养，将比他上的其他任何课作用更大。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内格尔曾竭力为他争取过奖学金，虽然内格尔绝对不会谈起他所做的事，弗格森能感觉到内格尔对他寄予了厚望，特别关心他的进步，对于正处在过渡期和潜在混乱期的弗格森而言，这对他的内心安宁意义重大，因为内格尔的期望，就是他与这里格格不入与他或许属于这里之间的区别，那个学期他交的第一篇论文有五页，探讨《奥德赛》第十六卷中奥德修斯和忒勒玛科斯重逢的一幕，内格尔把文章返给他后，他看到教授在最后一页的下方批了一句含义隐晦的话，不错，弗格森——继续努力，弗格森觉得寡言少语的内格尔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他干得还不错，虽然没到最好，也许吧，但也挺好了。

第一个学期时，内格尔和妻子会在隔周的星期三下午请六位新门生来他们位于亚历山大街上的小家里喝茶。顶着一头深褐色头发的内格尔太太是个又矮又胖的女人，在罗格斯大学教古代史，足足矮她那位身材瘦削、愁容满面的丈夫一头。她倒茶的话，内格尔会上三明治，或者内格尔倒茶的话，她就上三明治，内格尔坐在扶手椅上，边抽烟边和一些学生交流时，内格尔太太就坐在沙发上和他的另一些学生交流，内格尔夫妇之间相敬如宾，但又礼貌得有些过头，以至于弗格森偶尔好奇他们俩要是聊什么不想让八岁的女儿芭芭拉知道的事情，会不会用古希腊语来交流。虽然弗格森一直都觉得正式的茶会是他能想到的最无聊的社交活动（在这之前他从没参加过），但事实是他挺喜欢内格尔这些九十分钟的聚会，尽量不错过，因为它们又给他提供了一个观察内格尔的机会，让他看到了教授不同的一面，在课堂上或者办公室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谈论政治、越战或者时事，但隔周星期三下午，他会在家里欢迎他的六个大一学生，其中恰巧有两个是犹太人，两个是留学生，两个是黑人，如果你考虑到整个大一的八百名学生里，黑人新生只有十二位（只有十二位！），犹太学生大概六七十个，留学生可能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那么有一点就显而易见了，内格尔默默地承担起了照顾这些外来者的任务，想确保他们不会被这个冷峻、陌生的地方淹没，无论他的动机是出于政治理念还是对普林斯顿的爱，抑或仅仅是人性的善意，罗伯特·内格尔正在竭尽全力地为这些边缘人提供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在新生活开始的第一个月里，作为一个困惑不已的学者计划新生，曾经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的弗格森，又退回到了童年那种充满焦虑的不确定感当中，内格尔、霍华德和吉姆——幸好有了他们，他才没有散架。霍华德不仅是个机智过人的漫画圣手，还是个实实在在的思考者和勤勉的学习者，打算读哲学专业，而且因为他懂得为他人考虑，大多数时候都独立自持，不去打扰弗格森，这让弗格森与他同处一室而又不觉得隐私受到侵犯成为了可能。和别人共住一间不太宽敞的屋子曾是弗格森最大的恐惧之一，在这以前，他只在天堂夏令营经历过这种事，跟两位辅导员和七个男生住在木屋里，睡上下铺，在家时他一直都有自己的四堵墙，就连搬到伍德豪尔新月巷的新家，住在隔壁的艾米又是摔门又是大声放音乐时也一样，他总可以躲进自己的单人避难所，所以他很担心，如果有人睡在旁边的床上或者坐在离他只有两三码远的书桌前，他还能不能看书、写作，甚至思考。巧的是，霍华德其实也在担心空间狭窄的问题，因为他从小到大也一直有自己的房间，迎新周的第三天两个人进行了一场坦率的对话，双双坦白了他们对无法独处的恐惧，对太多的空气从一对肺跑进另一对肺的恐惧，并且找到了一个他们希望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他们还有两个舍友，一个是来自佛蒙特的医学预科生威尔·诺伊斯，一个是来自艾奥瓦、数学考了满分八百的神人达德利·克朗岑伯格，弗格森和霍华德一致同意，公共休息室没人的时候，比如诺伊斯和克朗岑伯格待在他们自己的房间或者出去了，他们俩里有一个人（弗格森或者霍华德）可以留在卧室里阅读、写作、思考、学习、画画，另一个去公共休息室，如果诺伊斯或者克朗岑伯格有一个人在公共休息室，或者两个人都在时，弗格森和霍华德要轮流去图书馆，剩下的那个待在卧室。两人握手定约，但学期真正开始两三个星期后，他们已经相处得越来越自在，之前的预防性措施早就不作数了。他们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如果决定同时留在宿舍，两人也发现他们能长时间地同处一室，安安静静干自己的事，完全不会打扰对方的思路或者污染他们都要呼吸的空气。潜在的问题有时候会变成真正的麻烦，但有时候不会。比如这个就没有。到10月1号时，布朗楼三层的这两位住户已经又创造了八十一场网球对决。

刚上研一的吉姆同样在努力适应一系列新情况，一面在竞争激烈的物理系慢慢摸索，一面尽力习惯着与室友住在校外公寓的生活，虽然刚到黑松鼠天堂的时候他也和继弟一样身心俱疲，但每个星期二的晚上，两人还是会一起吃晚饭，要么弗格森去吉姆的公寓，和吉姆以及他的麻省理工研究生室友、来自新德里的莱斯特·帕特尔一起吃意大利面，要么两人一起去拿骚街上那家食客盈门、名叫巴德餐厅的小饭店吃汉堡，每十天左右，他们还会在迪伦体育馆单挑一个半小时的篮球，虽然弗格森总是输给稍微高一点儿、稍微有天赋一点儿的施奈德曼，但比分并没有差到让人难堪，不再值得去打的地步。开学两星期后的一个晚上，吉姆一时兴起，跑到布朗楼来找弗格森和霍华德，霍华德便拿出他们到目前为止列出来的网球对战名单，又给吉姆看了几幅对应的漫画（克劳德·雷恩斯被画成了一堆分散的水滴，而网的另一边，马迪·沃特斯则站在及腰深的某种黏糊糊的东西里[15]），吉姆笑得就跟弗格森和霍华德那天早上刚刚鼓捣出这个游戏时一样厉害，看着他东倒西歪的样子，弗格森认为这很好地说明了吉姆的性格，就像通过霍恩和哈达特入会测试很好地说明了西莉亚的性格一样，因为在这两个例子中，当事人的反应都证明了自己跟弗格森是同类，像他那样喜欢无厘头的混搭，喜欢把相似与不同的东西出人意料地联系起来，因为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并非每个人都能欣赏霍恩和哈达特，或者自动售卖的投币食物中蕴含的宏伟诗意，并不是每个人看到那些网球对决都会哈哈大笑，哪怕只是笑那么一下，弗格森和霍华德发现，诺伊斯和克朗岑伯格看到那些配对时面无表情，他们不明白其中的有趣之处和双关意味，不理解当指物的词同时也可以做名字，把两个这样的词放到一起，会把你带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欢乐国度，不，在他们那两位清醒、实际的舍友身上，整个尝试都失败了，相比之下吉姆则乐不可支，捂着肚子说自己好多年没笑得这么厉害了，就这样，弗格森再次遭遇了“抨击还是飞吻”这个难解的老问题，因为什么本身无法替自己说话，只能是它自己，因而永远要听任谁的摆布，但鉴于什么从来都只有一个，但谁却有很多，所以谁就不可避免地拥有了最后的发言权——虽然他们的判断可能有误，而且不光会在书籍以及八十层高楼的设计这类大事上会出错，在小事上也一样，比如随意搞出来的一些无伤大雅的愚蠢笑话。

内格尔不教的那些课程，虽不如古典文学那么吸引人，但是也已经足够好了，第一个月，在适应新环境与那些课程之间（课程包括新生必修的韵律学与作文、拉法格的法国文学入门、贝克的1857至1922年间的欧洲小说、麦克道尔的美国史I），根本剩不下多少时间让他去想可怜的马利根，而且他还把不少时间浪费在了去纽约上。

他外公已经去佛罗里达过秋天和冬天了，弗格森想什么时候去公寓都可以，享受随之而来令人心旷神怡的彻底独处的奢侈。西58街上的公寓还给他提供了尽情打免费长途电话的机会，因为他外公曾明确告诉他，他要是嘴痒痒了，就尽管打电话，别担心费用。当然，这个提议暗含了一定程度的适可而止，默认弗格森不会控制不住自己，让他外公因为巨额长途话费而欠一屁股债，因而也就排除了比如往以色列给达娜打电话的可能（不过要是他知道她的电话号码，估计还是会打），事实上，他还是设法和国内的一些人保持了联系，都是女性，他现在爱的或者曾经爱的，或者有可能开始去爱的女性，以后，很快，或者现在。

继姐艾米投身到了布兰迪斯的反战运动中，这场运动吸引了全校那些最有趣的人，她说，其中有个叫迈克·莫里斯的三年级学生，他是去年在密西西比参加自由之夏的一名志愿者，弗格森只能祈盼这个会好过她高中时倾心的那个渣男，撒谎成性、出尔反尔的骗子勒布。那只是艾米所犯的一个无心之过吗？他想。还是说在老房子后院的那个萤火虫之夜拒绝了她未来的继弟之后，她注定要一次又一次地错爱？当心点儿，他对她说，这个莫里斯似乎还不错，但在你了解清楚他的为人之前，别急着交往。“寂寞芳心小姐”是弗格森自封的新角色，在他不知道的事情上提供建议。或许是一种不易察觉的无意识报复，因为尽管他很关心艾米，被她拒绝的旧伤仍然会时不时刺痛，而他从来没能告诉她自己被她伤得有多厉害。

他母亲找了份新工作，受枫林镇的哈蒙德地图公司长期委托，为他们计划在1967年——现在是1966年秋天，也就是说一年之后——出版的新泽西日历和日程记事本系列拍照，拍新泽西的名人、新泽西的风景、新泽西的历史遗迹，以及两个版本的新泽西建筑（一个是公共建筑，一个是私宅），这个活儿是丹的某个商业客户从中帮忙促成的，弗格森觉得这是个好消息，首先是家里会多点儿进账（一家人老是为此犯愁），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他父亲不顾后果就关掉她的照相馆之后，他希望她能再有点儿事可忙，现在家里也没有子女需要照顾，为什么不试一下，不管新泽西日历和每周日程本这主意有多牵强，工作本身肯定会给她带来满足感，让她的日子更有活力。

那个曾经被他尊称为门罗夫人，现在则被他唤作伊维（伊芙琳的简称，她的朋友们都这么叫）的人，仍然在哥伦比亚高中做她的那些事，带着好几个班的英语课，辅导新一茬儿负责学生文学杂志的编辑，但9月初的时候，她的生活猛地打了一个弯，交往了三年的男朋友、《明星纪事报》的时政记者艾德·索斯盖特突然与她分手，回到了他的妻子身边，伊维心情低落，痛苦万分，也不管对自己好不好，每个周末的深夜都端着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听贝西·史密斯和闪电霍普金斯那些有着沙沙杂音的蓝调唱片，从树木开始变色到树叶开始纷纷落地，弗格森一直止不住地想，这女人的心承受了多大的痛苦。每次给她打电话，他会竭尽所能想把她从消沉中拉出来，让她忘掉已经离开的艾德，因为回头看已经毫无意义，他觉得，除了把她从借酒消愁这个坑里拽出来别无他法，所以他会取笑艾德，取笑哀莫大于心死，告诉她别担心，因为他，弗格森，她曾经的学生会来救她，要是她不想被拯救，那就应该把家里的门都锁上，或者干脆出城去，因为不管她愿不愿意，他都会去，然后突然间他们俩会大笑起来，愁云会暂时散去，刚好长到让她能开始聊聊其他事情，而不是独自坐在楼下的客厅，拿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自斟自饮，在两家合住的她那一半的房子里度过一个个无爱的夜晚。她住在东奥兰治的一个街区，周围长着参天的绿树，她那一半的房子，弗格森在暑假的时候去过八次还是十次，到现在对那里已经足够熟悉，明白那是这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让他觉得能彻彻底底做他自己的地方，每次他给她打电话，都会想起暑假时的拜访，以及那期间的某个晚上，两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差一点儿就睡到了一起，但突然间门铃响了，是街对面的一个小男孩，说他母亲想借一杯白糖。

再有就是西莉亚，每个星期五晚上或者星期六下午，他都会给这位新朋友打个电话，不为别的，就为证明他有多看重和她做朋友这件事，而他之所以继续打，是因为她似乎很高兴接到他的电话。刚开始的时候，两人之间的对话常常会不着边际地聊到一些或者很多毫不相关的话题，但很少会冷场，弗格森喜欢听她热切、机智的声音，从高中生小圈子的社会学扯到越南战争，从忧虑地抱怨她那对麻木、脆弱的父母转到伤感地琢磨橙色松鼠有没有存在的可能性，但没过多久，她就越来越多地聊起她正在为学业能力倾向测验复习准备，以后的星期六就暂时没空出去了，随后，在9月底，她宣布自己已经开始和一个叫布鲁斯的男生约会，而且很显然，这个人差不多要被升级为男朋友了，弗格森听到她这话之后有点儿受刺激，之后又被刺激了一两天，但平静下来后他分析道，或许这样最好，因为那天他们一起在纽约的时候，她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加上他眼下也没别的女孩可交往，所以下次两人再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不定会贸然扑到她身上，这样做的话他肯定会后悔，而且还会毁掉他们以后发展的机会，现在有一个布鲁斯在他们之间更好，因为高中的浪漫很少能延续到高中结束以后，如果一切按计划发展——绝对会——明年她就上大学了，那之后，整个情况就又不一样了。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广场的市中心地区，诺亚正狠狠地享受着独立新生活带来的丰富乐趣，终于解脱了，不必再受困于他母亲在西区大道上那间能让人患上幽闭恐惧症的公寓，不必再夹在他父亲与神经衰弱的继母中间，忍受他们癫狂婚姻中周而复始的和好与争吵。用他有一天带着弗格森参观自己宿舍时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他那间巴掌大的小屋，几乎可以和在蒙大拿的旷野里宿营相媲美。我再也不受束缚了，阿奇，他说，感觉自己就像个被解放的奴隶逃到了新领地，虽然弗格森有点担心他大麻抽得太多，烟抽得太多（一天几乎两包），因为他正在承受失恋的痛苦，他的前女友卡罗尔甩了他之后跑到了俄亥俄州的黄泉市，去她自己的广阔天空下生活了，但是他的眼神清澈透亮，状态看起来也挺不错。

第一学期开始两星期后，诺亚报告说，纽约大学比菲尔德斯顿学校轻松太多，他每天耗在功课上的时间，基本和吃完一顿五道菜晚宴要花的时间差不多。弗格森有些纳闷诺亚上一次坐下来吃五道菜的晚餐是什么时候，但他明白诺亚的意思，也禁不住佩服这位表弟对于上大学这档子事儿能如此从容，相比之下，他自己险些被搞到精神崩溃。年轻的马克斯先生，老环境里的新气象，踏遍了西村这块老地盘上的每一条鹅卵石小道，不是光顾爵士乐酒吧，就是去布里克大街剧院看电影，或者坐在雷焦咖啡馆，一边喝当天的第六杯意式浓咖啡，一边为电影写故事创意，在这里，他和下东区的年轻诗人、画家成了朋友，当诺亚把其中一些介绍给他，弗格森的世界也訇然开阔起来，而他的人生图景终将因此被重塑，因为这些早期的邂逅有助于他发现自己以后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而且像往常一样又该谢谢诺亚，因为正是他给自己指明了正确方向。无论弗格森有多反对普林斯顿的研讨班，他明白和其他作者和艺术家交流很有益，这些市区新星们中的大多数都比他年长四五岁，已经在小杂志上发表过作品，或者在破旧的阁楼和店面组织过集体展览，也就是说已经领先他很多，所以他们说的话弗格森都会仔细听。大多数到最后还真教了他些东西，就连他个人不太喜欢的那些也一样，但在他眼里最聪明的人，正是他最喜欢的那个名叫罗恩·皮尔森的诗人，他从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市来到纽约已经四年多了，6月刚刚从哥伦比亚毕业，一天晚上，在罗恩那间位于瑞文斯顿街上狭小的车厢式公寓里，弗格森、诺亚、罗恩和妻子佩格（他已经结婚了！）以及别的两三个人坐在地板上谈天说地，从达达聊到了无政府主义，从十二音体系音乐扯到了南希和斯拉格色情卡通，从传统风格的诗歌和油画说到了偶然性在艺术中的作用，然后突然，有人提到了约翰·凯奇，但弗格森只是觉得自己好像隐约听过这个名字，而当罗恩了解到他们这位来自新泽西沼泽的新朋友竟然都没读过凯奇的文字后，噌的跳起身走到书架旁边，拉出一本精装版的《沉默》。这个你一定得读一下，阿奇，他说，不然你永远无法学会思考事物，只会别人希望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想。

弗格森感谢了他，并且答应尽快看完就还回来，但罗恩摆摆手说，留着吧。我还有两本，这本现在归你了。

弗格森打开书，随便翻了几下，然后看到了第九十六页上的一句话：“世界生机无限：一切皆有可能。”

那天是1965年10月15号星期五，弗格森在普林斯顿做学生已经有一个月，这是他印象中最煎熬和最疲惫的一个月，但现在他慢慢挺过来了，心里好像又有什么东西在发生转变，和诺亚、罗恩以及其他人在一起的那些时间，推着他远离了心里那些软弱、愤怒和停滞的东西，现在他还有了本书，约翰·凯奇的精装版《沉默》，小聚会宣布结束，大家各自离开后，他告诉诺亚说他有点儿累，想回城北他外公的地方，但这不是真的，因为他一点儿都不累，只不过想一个人待着罢了。

之前有过两次，一本书颠覆性地彻底改变了他，摧毁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假设，把他抛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在那里所有事物突然间都看起来不一样了——而且以后也会不一样下去，只要他还继续活在时间里，在世界上占据着空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是关于人类灵魂的激情与矛盾，梭罗的书是一本有关如何生活的指南，现在，弗格森又发现了一本讲如何思考的书，罗恩的评价很正确，他坐在他外公的公寓里读“两页纸，关于音乐和舞蹈的一百二十二个单词”“关于无的演讲”“关于有的演讲”“一个演讲者的四十五分钟”和“不确定性”时，好像有一股涤荡灵魂的劲风正从脑海吹过，吹跑了那些积存在里面的垃圾，他感到他面前的这个人丝毫不害怕提最基本的问题，不害怕从头开始，走那些从没有人走过的路，当弗格森在凌晨三点半终于把书放下时，他感觉自己已经被刚刚读到的这些东西煽动并点燃了，而在接下来的夜晚，他将无法闭上眼睛。

世界生机无限：一切皆有可能。

他先前已经计划好明天中午要和诺亚碰头，一起去第五大道参加他俩的第一场反战游行，这也是纽约的第一场反对增加越南驻军人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肯定会吸引很多人参加，即便没有十万二十万，也绝对会有几万，什么都无法阻挡弗格森，就算他已筋疲力尽，会像一个喝醉的梦游者那样拖着脚步踉跄走过第五大道，他也要去，不过现在离中午还有好几个小时，自从上个月走进布朗楼之后，他第一次觉得准备好重新开始写作了，而且同样也没有什么能阻挡这件事。

马利根的前十二场旅行已经带着他去了很多国家，有的国家永远都在打仗，有的国家有极其狂热的宗教信仰，会惩罚那些思想不纯的公民，有的国家把快感作为自己的文明来追求，有的国家的人民除了食物之外很少去思考别的东西，有的国家由女性掌权，而男性则是收入微薄的仆人，有的国家专注于创造艺术和音乐，有的国家由种族歧视和类似纳粹主义的法律以及人们无法区分不同肤色的其他国家来主宰，有的国家的商人把欺骗公众当作公民义务，有的国家的一切都围绕永不间断的体育竞赛来组织，有的国家饱受地震、火山喷发和持续性恶劣天气的荼毒，有的国家地处热带，人们全都一丝不挂，有的国家天寒地冻，人们对动物皮毛趋之若鹜，有的国家很原始，有的国家技术很先进，有的国家看起来属于过去，有的国家似乎属于现在或者遥远的未来。开始整个项目前，弗格森已经为二十四场旅行做了一张粗略的地图，但他后来发现进入一个新篇章的最佳方式是盲写，脑子里冒出什么来就写什么，一句句飞快地写下去，然后，狂乱的第一稿完成后，他再返回来慢慢驯服它，通常要改上五六稿，故事才会逐渐显现出独特、明确的模样，达到他追求的那种轻与重的神秘结合，拥有把这类荒诞不经的故事讲好所必需的那种亦庄亦谐的口吻，实现他所谓的明摆着在胡说八道所具有的那种可信的不可信性。在他看来，这本小书是一项实验，是一种练习，让他伸展伸展那些新生的写作肌肉，他打算把最后一章写完就一把火烧掉手稿，或者不烧掉的话，就把书埋在一个永远不会有人找到的地方。

那天晚上，在他外公家的客房里，在他母亲以前和姐姐米尔德里德合住过的卧室里，弗格森高兴地发现持续了一个月的创作沉寂期已经结束了，他借着凯奇的书赋予他的自由感，不顾一切、兴高采烈地写出了无疑是他迄今为止最异想天开的一个故事的第一稿和第二稿。

德鲁恩人

德鲁恩人最高兴的时候，是抱怨他们国家的状况。住在山里的人嫉妒住在谷里的人，住在谷里的人一直想迁居到山上住。农夫不满意农作物的产出，渔夫抱怨每日的捕鱼量，但从没有哪个渔夫或者农夫站出来为自己的失败负责。他们宁愿责怪土地和大海，也不愿承认他们是不称职的农夫和渔夫，而老辈人攒下来的经验已经渐渐遗失，他们对于自己这行的熟悉程度，和没经过什么训练的新手不相上下。

旅行了这么久以来，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可以被称之为懒人族的民族。

女人对未来失去了希望，对生孩子不再感兴趣。最有钱的人成日里四仰八叉躺在一块块光滑的岩石上，赤身裸体地晒太阳。男人们似乎喜欢在嶙峋的怪石堆中和极度陡峭的地方闲逛，痛恨女人对他们的漠视，但又无动于衷，对于如何改变现状也没有明确的计划。时不时地，他们会发动一场无力的攻击，朝那些斜躺着的女人扔石头，但通常情况下，石头还没击中目标就已经落到了地上。

一段时间以来，所有的新生儿刚生下来，就会被淹死。

我到达宫殿时，骨头公主带着随从迎接了我。她领着我躲开了最新的小冲突，来到了她的花园中，并且给我端上来一碗苹果，然后谈论了一下她的人民的热情所在。他们又向美德卫士们发起了什么新的反抗？她问道。虽然聊的是很严肃的话题，但公主殿下看起来并没有不知所措或者不必要地惶恐不安。我们聊天的时候，她经常会大笑起来，好像在笑什么只有她自己明白的笑话，然后还一直在扇一把竹扇，她说，那是她小时候，中国的大使送给她的礼物。第二天早晨，她给了我一些盘缠，让我继续上路了。

这里有很多村庄，全都绕塔而建，围成了八个同心圆。站在岸边，冰山一直在目力所及之内。

塔据说是岛上最古老的建筑，修建的时间已经无人记得。里面现在也没有人居住，但据传，这里曾经是祭祀场所，预言者博塔纳发出的神谕，曾主宰德鲁恩人的黄金时代。

我跨到马上，决定前往内陆地区。走了三天三夜，我来到了一个叫弗洛姆的村庄。在这里，我得知一个新的异教侵蚀了人们的想象空间，已经快要把他们毁掉。据给我提供消息的人说（宫殿的一位文牍人员），一种自我仇恨的传染病已经在弗洛姆的居民中间传播开来，而且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他们开始仇视自己的身体，决意要把它们削弱或者损坏或者变得毫无用处，据那位文牍人员说，这个过程被称作肢解的狂欢。

狂欢这个词并不恰当。狂欢意味着欣喜若狂和心醉神迷的快感，但弗洛姆的人们毫无快乐可言。他们像宗教狂热分子那样从容平静地做着各自的事情。

在村子中心的广场上，每天会举行一场名为忍耐的仪式。参与者会用纱布从头到脚把自己紧紧裹起来，只在鼻孔那儿留一个小洞，以防窒息，然后这些形如木乃伊的主人，会命令四位仆人拉扯他或她的四肢，而且要尽可能用力地拉尽可能久。考验的内容就是忍耐折磨。如果在此过程中，一条胳膊或者腿被扯下来的话，人群会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忍耐”已经被转化为所谓的“超越”。被撕扯下来的肢体被封存在玻璃器皿中，然后供奉在市政厅，被当成圣物来朝拜，而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人则被赋予王族的特权。

市政府通过的所有新法律，全都反映了“超越”的原则。服务社区，会得到无痛截肢的奖赏，而被定罪的犯人则要被迫接受漫长的手术，躯体会被缝上多余的肢体。如果是初犯，通常会在肚子附近多缝一只手。但如果是惯犯，则会遭遇更耻辱的惩罚。有一次，我曾看到有个人的后背上缝着一个小女孩的头。另一个人的手掌上则长着婴儿的小脚。更有甚者，一些人的身上似乎被缝了一具完整的躯体。

外人可能会认为他们这种危险的生存处境很可怕，但在日常活动中，弗洛姆人会竭力消除这样的恐惧。他们不是一个倾向于遗忘的民族——即使无法用眼睛观察到，他们的痛苦也会依旧存在。因此，他们选择了直面痛苦，并由此克服了那些阻碍他们了解自身的障碍。而且，他们并没有为把他们的唯我主义变成一种怪癖而寻找任何借口。

他们希望克服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肉体，还包括他们之间的隔绝感。有个人这样告诉我：“我们似乎找不到什么共同的基础。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狭小世界里，很少与他人的世界产生交集。我们希望通过减少我们的身体尺寸，来减少我们之间的隔阂。令人称奇的是，事实证明，肢体残缺的弗洛姆人要比四肢健全者更愿意参与到他人的生活当中。有些甚至都结婚了。或许，当我们减少到几乎什么都没有时，最终就能找到对方了。说到底，人生是艰难的。我们很多人死在这里，不过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呼吸。

算上写完一段之后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构思下一段的时间，以及冲了一杯速溶咖啡和从小旅行袋里拿了一盒还没开封的骆驼牌香烟浪费的几分钟时间，完成初稿只花了弗格森不到两个小时。写完之后他放下铅笔，仔仔细细读了一遍，然后躺在椅子上休息了一会儿，边抽烟边挠痒痒边思考，接着他又拿起铅笔，重新修改了这一章。九天之后，经过六版的修改，初稿里的句子只剩下四个。

感恩节前的星期三，弗格森和吉姆一同回到了伍德豪尔新月巷的家，这是两个多月以来他第一次回家，艾米也从波士顿回来了，全家五口再次齐聚一堂来过长周末，不过除了在星期四下午坐下来享用一年一度的火鸡大餐，弗格森没在家里待多少时间。丹和他母亲现在是老夫老妻了，连长相都开始有些趋同，他心想，但艾米回来的时候情绪很差，动辄和人争吵，吃感恩节晚餐的时候弗格森想逗她高兴一下，便随口说了几个他和霍华德最新想出来的网球对战阵容（阿瑟·德夫对战沃尔特·皮金，约翰·洛克对战弗朗西斯·斯科特·基，查尔斯·兰姆对战乔治斯·普雷，罗伯特·伯德对战约翰·凯奇[16]），其他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包括吉姆，虽然其中的很多他已经是第二遍听了，但艾米只是长长地哼了一声，然后把他批了个狗血喷头，说他把时间全都白白浪费在了这些鸡毛蒜皮、愚蠢至极、幼稚可笑的幽默上。他难道不知道美国正在打一场既不合法也有违道德的战争吗？难道不知道全国各地正有许多黑人在枪口下殒命吗？谁给了他这个娇生惯养、自命不凡的普林斯顿先生对这些不公视而不见的权利，谁给了他把自己的教育机会浪费在这类愚蠢的宿舍恶搞上的权利？

弗格森猜测，可能是艾米和自由之夏的大英雄迈克·莫里斯的关系不太好，或者根本没关系了，但他忍住没去刺探她的感情生活，只是说：是啊，艾米，我完全同意。世界就是一个满是大便、痛苦和恐惧的粪坑，但如果你是在跟我说，在你想建立的那个国家里连笑一笑都违法的话，那我宁愿生活在别的地方。

你根本就没听我说，艾米说，我们当然需要笑，否则估计一年之内我们就得全死了。我只是说你的网球配对不好笑——反正逗不笑我。

丹告诉她女儿，冷静一下，放轻松点儿。吉姆告诉他妹妹，去吃一片治坏脾气的药，然后又很快更正为治讨厌的药丸[17]，弗格森的母亲问艾米是不是有心事，但艾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低下头盯着餐巾纸，不停咬她的下嘴唇，这之后一直到大餐结束，弗格森再没和任何人说一句话。吃完南瓜派以后，大家一起去厨房洗盘子刷锅，然后丹和吉姆去了客厅，打开电视看新闻和感恩节橄榄球比赛的成绩，艾米和弗格森的母亲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弗格森感觉她们俩应该是在严肃、坦诚地聊艾米的心事（肯定是迈克·莫里斯）。时间才刚过六点。弗格森想打个电话，便去了楼上的主卧，因为整个家里只有那儿的电话能让他有些隐私，不用担心被人偷听到。伊维上周末曾告诉他，感恩节的晚餐她会和卡普兰夫妇一起吃，这俩人住在她的隔壁，也是她在附近最好的朋友，但抱着聚会已经提前结束的渺茫希望，他还是先给她家打了个电话。没人接。也就是说，他现在只能给卡普兰家打电话，可那样的话，他就得和碰巧接电话来的某位卡普兰家的成员聊半天，不是乔治或南希，就是他们那俩已经上大学的孩子，鲍勃或埃伦，他们俩和弗格森都是朋友，通常情况下他也很乐意和他们聊天，但在那天晚上，他只想和伊维说话。

他的成长岁月中一些最美好的记忆都和卡普兰家有关，高中那几年，他曾经去过他们家很多次——卡普兰家的房子是一栋已经有些凹陷的小二楼，里面堆满了乔治的二手书店摆不下的书——参加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举行的聚会，通常是和达娜，但也经常会和迈克·勒布、艾米同去，大多数时候来的人会有一小群，十二个或者是六个，但不寻常的是，这其中成年人和青少年都有，更不寻常的是，白人和黑人青少年都有，话说回来，东奥兰治的那块地区，当时本来就差不多是一半白人一半黑人了，再加上卡普兰夫妇和伊维·门罗是反对武器、支持种族融合的左派分子，既没钱也没打算跑到别的地方去，而且参加聚会的每个人都敏锐到会拿乔治的名字开玩笑，称他是“不存在的人”（影射加里·格兰特在《西北偏北》中被误认为是乔治·卡普兰，一个子虚乌有的人），弗格森有时候会觉得，那座房子是全美国最后一个理智的堡垒。

接电话的人是鲍勃，这对弗格森来说是件好事，因为鲍勃是那家人里话最少的一个，而且脑子里经常同时在想四件事，所以简短聊了聊大学的好处和坏处以及越南那个狗日的烂摊子（鲍勃语）之后，伊维接过了电话。

怎么了，阿奇？她问道。

没事。我就想见见你。

再过十分钟就要上甜点了。要不你开车过来？

就想见你。单独见。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突然想透口气。艾米又发神经了，那俩家伙在聊橄榄球，而我巴巴地想见你。

真会说话，巴巴地。

我以前好像从来没用过这个词，这辈子都没用过。

南希有点儿头疼，乔治好像感冒了，我感觉这边不会继续太久。大概再过一个小时，我就能回家了。

你不介意？

不啊，当然不了。我很想见你。

那好。一小时后你家见。

他们俩相互喜欢不是什么秘密，十八岁的弗格森和三十一岁的伊维·门罗，早就超越了课堂上那种正式的师生关系。他们现在是朋友了，好朋友，或许还是最好的朋友，但除友谊之外，双方也逐渐产生了身体上的吸引，这对其他人来说仍然是个秘密，就连他们自己起初也没有意识到，出于恐惧或者禁忌，他们俩都没准备把这些自然而然生出来的欲念付诸实践，但8月中的一个星期四晚上，多喝的几杯苏格兰威士忌把禁忌解除了，忽然之间，两人备受压抑的情欲之火，变成了楼下客厅沙发上一场疯狂放纵的拥吻，也就是那场被突然响起的门铃声打断的爱情戏，此事之所以值得注意，并非仅仅因为它有多热烈，还因为它发生在艾德时期——虽然已经快接近艾德时期的末期——现在艾德滚蛋了，达娜·罗森布鲁姆走了，西莉亚·弗德曼至多是远方地平线上的一个幻影，而弗格森和伊维已经有多久没碰过别人，连他们俩都懒得回忆了，所以看起来，在那个寒冷的感恩节晚上，他们想要再次触碰对方已经不可避免。这次不需要什么酒。弗格森出乎意料的用词，巴巴地，已经把他们抛回了记忆中，回到8月那个有始无终的星期四晚上，就这样，弗格森来到伊维位于沃灵顿广场上那座两家合住的房子中她的那一半后，两人一起上了楼上的卧室，一件件脱掉他们的衣服，用一个悠长、快乐的夜晚，最终做完了他们上一次起了个头儿的事。

这不是儿戏。不是早上醒来后可以忘掉的一夜情——而是事情的开始，这一步之后还会有很多步。弗格森才不在乎她比自己年长，也不在乎别人有没有可能知道他们俩的事，不在乎人们会不会说闲话。无论三十一岁的女人和十八岁的男生之间暧昧起来有多么不妥当，法律反正不会管，弗格森已经过了合法年龄，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暧昧，法律根本拿他们奈何不得。如果社会认为他们的行为有违道德，那社会可以继续这么看着他们，不乐意也得忍着。

这并不只关乎性爱，不过做爱的确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对于仍旧年轻的伊维和性饥渴的弗格森来说都是如此，弗格森像所有年轻人那样永远处于勃起状态，永远都要不够，两个人被欲望所困，不得不互相拥抱在一起，胳膊和腿纠缠在一场场发狂似的忘我肉欲中，要么是花样百出、热情奔放的性爱，把他们掏得空空荡荡，只能呼哧地大喘气，要么是缓慢悠长的肌肤挑逗，尽可能温柔、细腻，一直等到他们再也没法等下去，绚丽多彩的一切，在甜蜜与激烈之间交替转换的一切，因为弗格森在这之前只和另一个床伴有过性爱史，也就是苗条纤瘦、身轻如燕、小乳窄臀的达娜，如今高大丰腴的伊维给他展示了一种新的女性型态，起初让他觉得既刺激又奇怪，接着是刺激而不奇怪，接着是再次奇怪起来，因为有关性爱的一切本身就很奇怪。比如首先是——但绝非仅此一项——肉体的交媾。弓起的肉体和瘫软的肉体，温暖的肉体和炽热的肉体，屁股的肉体，黏湿的肉体，阴茎和阴道的肉体，脖子的肉体和肩膀的肉体，手指的肉体和被手指捅的肉体，手的肉体和嘴唇的肉体，舔舐的肉体，当然，还有永远的脸的肉体，两张脸在床上和床下看着对方，不，伊维的脸并不好看，不管用哪年流行的哪个标准来评判，都无法勉强被算作漂亮，鼻子太突兀，脸是意大利人那种棱角过于分明的脸，但她看他的那双眼睛，那双目光炯炯的棕眼睛，那么清澈地看着他，从没流露出一点怯懦畏缩或者虚情假意，还有她那两颗迷人的稍微有些歪的门牙，让她的上牙看起来稍微盖过了一点儿下牙，把她的嘴变成了全美国最性感的嘴，但最好的地方还是他可以和她过夜，之前和达娜顶多只有过两三次，但现在和她确实每次都可以，一想到第二天早晨可以在伊维的身旁醒来，他就会陷入这辈子最深沉、最美好的梦乡。

他们会在周末见面，在他外公4月初从佛罗里达回来之前，每个周末都在纽约见，弗格森本已分裂的生活，现在花在了跨越学校与城市之间越变越大的空间上，一周的五晚要在一个地方，另两晚在另一个地方，星期一早上到星期五早上忙着做作业和上课，腾不出空来写马利根，他是沃尔特·惠特曼学者，绝不允许把事情搞砸，所以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在星期五中午去纽约前，必须把普林斯顿的所有义务都完成（阅读资料、论文、复习考试、同霍华德讨论），然后回到纽约，去过他双重生活中的另一重，这其中包括，从星期五下午六七点伊维按响门铃开始，和她在一起；星期五下午她到来之前，利用那几个小时写马利根；星期六和星期天上午，伊维批改论文、读书、为下周备课时，写四个小时的马利根，然后吃午饭，一起去城里逛；接着是星期六晚上，和他的朋友或者她的朋友或者只有他们俩，去看电影、看话剧、听音乐会，或者在公寓滚床单；星期天的时间本来就被斩掉了一半，所以吃完早午餐后，他们会到安静的卧室里度过后半天，说话或者不说话，一直到四点、五点或者六点，最终，他们会逼着自己穿上衣服，伊维再开车把他送到宾州车站。告别，这是其中最难捱的部分，然后他去坐火车，在星期天晚上回到普林斯顿。但无论这么走了多少次，他从来没有习惯过。

他在过去三年里创作的所有故事，只有她每一篇都读过。他在阿提·弗德曼死后给自己强加的种种自伤性限制，只对她敞开心扉讲过。他到底有多怨恨他父亲，她是唯一能理解的人。他心中翻滚升腾的混乱，相互矛盾的混乱，一面冷酷无情地批判、义愤填膺地蔑视那些美国大财阀的贪婪，另一面却是一个温柔的灵魂，对于他在乎的人有着无限的爱意，像个好小伙那样刚直不阿，但在自己的感情上又笨手笨脚地慢半拍——这一切的本质，只有她能完全领会。伊维比任何人都了解他。她知道他古怪得不平凡，也明白他看起来正常得令人惊叹，仿佛他是刚刚乘坐飞碟降临的外星人，7月的某个晚上，她曾这样告诉他（发生在门铃时间之前，在他们甚至都没想过会睡到一起之前），一个衣着打扮和其他二十世纪的地球人一模一样，但却来自外太空的人，宇宙中最危险的间谍，听了她这些话，那个外表正常但极其古怪的人古怪地感到很安慰，因为他也正希望这样看待他自己，而想到她是唯一知道这一点的人，也让他感到满足。

然而他们并没有他所期待的那样勇敢。他们那种光明正大、谁他妈在乎的相处方式，要是没有些例外，根本维系不下去，因为很快便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有些人必须要被蒙在鼓里，这是为了他们好——当然也是为了弗格森和伊维好。在弗格森这边，问题是他母亲，但因为他母亲，所以还得把丹、艾米和吉姆也算进来。在伊维那边，问题是她住在布朗克斯区的母亲、住在皇后区的哥哥和嫂嫂，以及住在曼哈顿的妹妹和妹夫。她的亲戚全都会觉得惊世骇俗，伊维说，尽管弗格森并不认为他母亲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但她肯定会心烦，或者着急，或者困惑，而且费力跟她解释也实在不值当，因为他的所有辩解很可能只会让她更心烦，更着急，更困惑。相比之下，在伊维那些曼哈顿的朋友那儿全面曝光就没什么阻碍了。那些人要么是演员，要么是爵士乐手，要么是记者，全都见怪不怪，根本不在乎。弗格森那一小撮纽约的熟人也一样（罗恩·皮尔森为什么要在乎？），只有诺亚是个潜在的绊脚石，毕竟他不只是朋友，还是弗格森通过联姻结成的表亲，虽然诺亚似乎不太可能和他父亲讨论表哥的感情生活，但也总有一不留神说漏嘴，又恰好被隔壁房间的米尔德里德听见的可能性，不过，弗格森决定，这个险他不得不冒，因为诺亚的友谊对他而言太重要，而且他对诺亚有足够的信任，相信如果自己请求他不要乱说的话，诺亚就不会乱说。诺亚答应了，而且一口便应了下来。年轻的马克斯举起右胳膊，庄严地宣誓说自己会守口如瓶，并且祝贺弗格森赢得一个年长女性的芳心。弗格森引见两人认识后，诺亚握了握伊维的手说，著名的门罗夫人，久仰久仰。这些年阿奇老是念叨你，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了。有些男人朝思暮想的梦露是玛丽莲，虽然她早已不在人世，可对阿奇来说，他的梦露[18]从来都是伊芙琳，也是，谁能怪他对你朝思暮想呢？

那谁又能怪我对阿奇朝思暮想呢？伊维说。真是天作之合，对吧？

那晚之后过了两个星期，伊维打开了她的灵魂之门，让弗格森走了进去。

那天又是星期六，是他们在纽约的美好周末中又一个美好的星期六，他们在西58街上的一家小餐厅跟伊维的一些音乐家朋友吃过晚饭，刚刚回到公寓。但和以往星期六晚上外出归来后不同，这次伊维没有和弗格森径直奔卧室而去，而是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到客厅，说有件重要的事得先跟他谈谈，于是他们一起在沙发上坐下，弗格森点着一根骆驼，把烟递给了伊维，她抽了一口之后，又递给了弗格森，接着，她说：

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阿奇，一件大事。我本来应该星期一来月经，但是没有来。一般情况下我都很准时，不过偶尔也会差个一天半天的，所以并没有多想，琢磨着星期二或许就有了，但星期二也没来。太异常了。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事。这太奇怪了。放在过去的话，那会儿我早该慌成一团了，胡思乱想着是不是怀孕了，脑子里开始轮番上演各种可怕的场景，因为我以前完全不想怀孕，反正我不记得我想过，而且两次打胎的经历，我觉得应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一次是我在瓦萨念大二的时候，一次是我和波比结婚一年后。但现在，我是指星期二，四天前，我的例假已经晚了两天，可我却破天荒地一点儿都不担心。怀上了孩子又怎样？我问自己。有什么大不了吗？不，我回答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简直太他妈棒了。阿奇，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一次都没冒出过这种念头，对自己说过这种话。星期三。还是没见血。可是我不仅完全不担心，反而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了世界之巅。

然后呢？弗格森问道。

然后到星期四，事儿就完了。好像全世界的血都从我身体里喷出来一样，到现在还在流呢，就跟我肚子上挨了一刀似的。哎呀，你知道的啊。你昨晚和我一起睡的。

嗯，确实流了很多血。超过了平时。当然，倒不是说我介意。

我也不介意。但关键的问题在于，阿奇：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我和以前不一样了。

你确定？

对啊，当然确定。我想要个小孩。

花了好一会儿，弗格森才明白过来她在说什么，可这里面涉及了一大堆不清不楚的细节和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比如谁会是那个孩子的父亲，她打算怎么做个未婚妈妈，而且，如果她没结婚或者没和谁同居，又没钱请保姆或临时请人来看孩子的话，她怎么在当妈妈的同时继续教书？

伊维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而是带着他迅速地参观了一下她的内心生活，并着重强调了这个生活中爱与性的部分，她从少女时代到现在爱过的男孩与男人，她曾经做过那些好的坏的决定，那些到最后都化为泡影的露水情缘与长久承诺，其中最糟糕的错误，是她过早地就嫁给了波比·门罗，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短短两年半，而这些激情、希望与失望中最令人惊讶的地方，伊维说，是从没有谁能像他这样让她感到快乐，他的小男人阿奇，他不可替代的阿奇，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和一个让她觉得自己可以信任的人在一起，她可以尽情地去爱这个人，而不用同时担心对方会埋怨她爱得太过分或者太多。不，阿奇，她说，你和其他那些人都不一样。你是第一个对我不感到恐惧的男人。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真的，所以我也努力让自己享受这一切，因为说到底，你我都清楚这终究不会长久。

不会长久？弗格森说。你怎么能这么说？

因为不会。因为不可能。因为你还很年轻，我们迟早会不再适合。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弗格森意识到，预料到有一天他们将无法继续在一起，未来的某个时间，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会消失，他们会变成各自脑海中幽灵般的回忆，无足轻重的东西，没有皮肤或骨头或心脏，这就是为什么她现在想要孩子，想有个自己的孩子——原因就是他，因为她想让他当父亲，一个幽灵父亲，把他的身体赋予她的孩子，永远与她生活在一起。

这有点儿道理。但话说回来，又完全没道理。

不是什么要紧事儿，她说，她也不想让他老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只是把这个可能性摆出来而已，接下来，他们可以把这件事藏在他们的脑海深处，还和以前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她不是在要求他承担什么责任，他要是不愿意，连出生证明上都不用签字，养孩子是她的责任，不会连累他，真是谢天谢地，女人不一定非得结婚才能生孩子，她说，然后她开始哈哈笑起来，像一个心意已决、再无任何畏惧的人那样，随心所欲地大笑起来。

他们还像以前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唯一的不同是，伊维把她的子宫帽留在了家里，弗格森也不再去买安全套了。

成为父亲的想法没有让他心烦意乱，就像他向达娜求婚时，成为丈夫的想法也没有让他心烦意乱一样。但失去伊维的念头却让他有些不安。现在她悲观地宣布他们的情侣关系终将结束，他却下定了决心要证明给她看。不过，如果时间证明了她是对的，那他也会效仿她，趁两个人还在一起的时候努力享受这段时光，努力让自己享受这一切。

可能他已经没法头脑清晰地思考了，但对弗格森来说不是这样。他的眼睛已经睁开，他周围的世界正生机无限。

几个月过去了。

他写好了《马利根游记》的第二十四章，讲述了马利根从一个正经历三方内战的国家回家的艰难旅程。弗格森的作品完成了，用双倍行距打完后一共有一百三十一页，但他没有按原计划把手稿烧掉，而是从他的存款挪了一大笔钱，以一百五十美元的天价，请了一位专业录入人员，为他敲了三份副本（一份原稿和两份复写稿），然后把它们作为礼物，分别送给了伊维、霍华德和诺亚。他们都赞不绝口说很喜欢。弗格森这才放下心来，但这会儿他已经厌倦了马利根，开始构思他的下一个写作计划了，一个冒险的尝试，一本叫《猩红笔记本》的书。

西莉亚·弗德曼被巴纳德和纽约大学录取了，秋天会去巴纳德念书，打算攻读生物学专业。弗格森给她送去了一束白玫瑰。他们时不时还会打电话聊一聊，但在布鲁斯和伊维闯入各自的生活后，他们再也没有在星期六一起去纽约了。

霍华德和弗格森决定，直到大学毕业他们都要一直做室友。明年他们会到伍德罗·威尔逊俱乐部吃饭，这不是个饮食俱乐部，而是一个专为不愿加入俱乐部的学生开设的反饮食俱乐部。最聪明的本科生里就有一些在那儿吃饭。舒适的餐厅有二十张小桌子，每张桌子可以坐四个人，所以又有点像个反咖啡厅的咖啡厅。这个俱乐部的诸多好处之一，是甜点过后经常会有教授来发表非正式演讲。霍华德和弗格森打算请内格尔来聊聊赫拉克利特的残篇中他们最喜欢的一句话：如果你不去期冀，便永远不会意外地遇上那些被封存起来、无法接近的未期冀之事。

诺亚告诉他，他打算在暑假重启那个搁置已久的计划，把《脚底的伴侣》改编成一部黑白短片。当弗格森告诉他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个幼稚的破故事上时，诺亚回答说，太晚了，阿奇博德，剧本我已经写好了，十六毫米的摄影机也是花了零分钱借来的。

吉姆正纠结自己在普林斯顿物理系的未来，经过几个月的质疑和内心挣扎后，他差不多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硕士毕业后就不念了，去高中当个理科老师。我不是我原来以为的那种能人，他说，我不想一辈子都在别人的实验室里当个二流助理。而且，他和女朋友南希也想结婚了，这意味着他得找到一份现实的工作，赚一份现实的薪水，正式成为现实世界的一分子。弗格森和吉姆推迟了他们徒步去科德角的计划，但4月的复活节到来时，他们徒步从普林斯顿走回了伍德豪尔新月巷，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大概有三十五英里，但吉姆的计步器上显示他们走了超过四十英里。这么做只是为了看看他们能不能做到。当然，那天下了雨，当然，到他们走上家门前的台阶，按响门铃时，都已经被淋成了落汤鸡。

艾米加入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然后给自己找了个新男友，也是布兰迪斯的新生，而且恰巧来自纽瓦克，恰巧还是黑人。路德·邦德。这名字真好，艾米在电话上告诉他时，弗格森心想，但是你爸怎么办，他问，他对这些有所耳闻吗？当然没有了，怎么可能，艾米说，开什么玩笑？别担心，弗格森说，他不是那种人，不会在乎的。艾米哼了一声。还是省省吧，她说。那我什么时候见见他？弗格森问道。随时啊，只要你想，艾米说，哪儿见都行，只要不是在伍德豪尔新月巷。

他外公从佛罗里达回来了，晒了一身古铜色，腰上多了几磅膘，眼神里多了一种疯狂，弗格森很好奇这老头和阳光州那些吃忘忧果的人都干了些什么下流事儿。绝对不是什么他想听的事儿，这一点他敢肯定。由于那个需要隐瞒他和伊维关系的名单上也有他外公，所以本吉·阿德勒回到他的纽约公寓后，两人的纽约春宵便戛然而止了。西58街现在不能去，城里又没有别的公寓合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忘记纽约，去伊维在东奥兰治的半间房度过那些日夜。适应的过程很艰难。每周末不能再出去看话剧或者电影或者和朋友们一起吃晚饭，只有他们俩无人打扰地待五十个小时，但是他们又有什么选择？倒是聊过在城里哪个地方租间价钱便宜的一室小公寓，重新拥抱他们的纽约，不必再依靠不靠谱的外公或者别的什么人，但是就连便宜的房子他们都租不起。

12月的例假来晚了，但1月、2月、3月和4月的血流却像钟表一样准时。伊维之前曾嘱咐弗格森不要老是把它放在心上，但他怀疑她想这件事的频率已经远远超过了老是，说不定每天有五六十次，但经过四个月的尝试，伊维还是没有受孕，没有哪个精子贴到了卵子上，没有受精卵或者囊胚或者胚胎在她的体内生根发芽，她开始有些烦躁了。弗格森告诉她别着急，这种事儿太稀松平常了，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提起了他母亲用了两年的漫长时间才怀上他。他只是想安慰她，但一想到两年，伊维受不了了，冲他吼道：你脑子不清楚吗，阿奇？你哪里觉得我们还有两年？我们可能连两个月都没有！

四天之后她去找她的妇科医生，对生殖系统做了一次全面检查，并且抽了血，进行了与其他脏器有关的详细检测。结果在星期四出来后，她打电话给在普林斯顿的弗格森，宣布说：我就像个十八岁少女那样健康。

问题自然就来了：十九岁的弗格森也像个十八岁少年那样健康吗？

不是我吧，他说，不可能。

还是去一下，伊维坚持叫他去找医生查查——以防万一。

弗格森害怕了。让伊维受孕的想法可能很愚蠢，他心里也承认，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是对男性尊严的误解，没考虑到往长远了说，这种行为会引发各种乱七八糟的后果，但他和伊维能还是不能一起怀上孩子，现在已经不是让他揪心的事了。他担心的是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生命和他自己的未来正危在旦夕。从他小时候起，从他理解了自己只不过是个过渡性的造物，以后注定要长大成人那一刻起，他就一直认为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一个父亲，最终会生下一堆小弗格森，而他们自己也会长大成人，这个白日梦向来被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就是未来的现实，因为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小人变成大人，进而把更多的小人带到世界上，一旦你年龄足够大，可以这么做之后，你就会这么做。即便到了现在，虽然他已经是个看惯世事沧桑的十九岁哲学家和冷门书籍的捍卫者，这仍然是他乐此不疲的期待。

撸管还从来没这么不爽过。那天，他去了布鲁勒医生位于普林斯顿市郊的办公室，把他的种子射到消毒杯里后，交叉着手指祈祷那摊黏液里会有几百万个潜在的小孩走来走去。多少个烂醉的水手可以在针尖上跳舞？多少根针才能把你别住，让你不散架？

护士安排他下周再来回访。

他在约定的那天准时出现后，布鲁勒医生说：我们再检查一次吧，确保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准确无误。

又过了一周，弗格森第三次来到诊所后，布鲁勒医生告诉他，男性中只有百分之七会出现这种情况，但精子数低于正常水平会严重影响男性的生育能力，具体来说就是，每毫升精液所含的精子数低于一千五百万，或者每次射精所含的精子数总量低于三千九百万，而弗格森的数字要远低于这个水平。

那有什么办法没？弗格森问道。

恐怕没有，布鲁勒医生说。

换句话说，就是我没有生育能力。

在繁殖后代这个意义上，是的。

弗格森该走了，但他感觉身体越来越沉，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法从椅子上站起身。他抬起头，无力地朝布鲁勒医生笑了笑，仿佛是在为他动不了而道歉。

不过别担心，医生说，在其他方面，你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

他的人生才刚开始，弗格森对自己说，他的人生甚至还没开始，可他内心最本质的那部分就已经死掉了。

弗格森家族的覆灭。

弗氏家族后继无人了，他之后再不会有谁，从现在开始，直到时间终结，都不会再有。

他沦落为了《凡人之书》里的一个脚注，他这个人，将会永远被铭记为弗格森家族的最后一员。

注释：

[1] 饮食俱乐部（eating club）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大学出现的一种学生社交俱乐部，在充当学生食堂的同时，还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学习、社交和娱乐的场所。由于在决定接纳哪些申请人为成员的过程中经常发生争吵，这类俱乐部也被称为争吵俱乐部（bicker club）。目前，大部分饮食俱乐部都已被兄弟会和姐妹会取代，只有少数大学，如普林斯顿，还保留着这一传统。

[2] 杰克·莱蒙是《热情如火》的主演之一，其姓莱蒙（Lemmon）的发音和柠檬（lemon）相同；哈利·莱姆是《第三人》中的一个角色，其姓莱姆（Lime）在英文中的意思是酸橙。

[3] 威廉·佩恩是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创建者，其姓佩恩（Penn）的发音和钢笔（pen）相同，帕蒂·佩姬是著名女歌手，其姓（Page）在英文中的意思是纸页、书页。

[4] 莱格斯·戴蒙德是禁酒令时代的一位黑帮成员和非法酒贩，其名莱格斯（Legs）在英文中的意思是腿，勒尼德·汉德是一位法官和法律哲学家，其姓（Hand）在英文中的意思是手；伊迪斯·海德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曾获得八次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其姓海德（Head）在英文中的意思是头，迈克·富特是英国工党政治家、作家，其姓富特（Foot）在英文中的意思是脚。

[5] 约翰·福特是电影导演，其姓福特（Ford）在英文中的意思是浅滩，拉里·里弗斯是一位艺术家，其姓里弗斯（Rivers）在英文中的意思是河流；克劳德·雷恩斯是一位演员，其姓雷恩斯（Rains）在英文中的意思是雨，马迪·沃特斯是一位音乐家，其姓沃特斯（Waters）在英文中的意思是水；贝内特·瑟夫是兰登书屋的创办者之一，其姓瑟夫（Cerf）的发音与海浪（surf）相同，图茨·绍尔是曼哈顿一家著名饭店的老板，其姓绍尔（Shor）的发音与海岸（shore）相同；维罗妮卡·莱克是一位演员，其姓莱克（Lake）在英文中的意思是湖泊，迪克·戴弗是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夜色温柔》中的主人公，其姓戴弗（Diver）在英文中的意思是潜水者。

[6] C.P.斯诺是英国物理化学家、小说家，其姓斯诺（Snow）在英文中的意思是雪，尤赖亚·西普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其姓氏西普（Heep）的发音与一堆（heap）相同，合起来是雪堆。

[7] 克里斯托弗·雷恩是一位英国建筑师，其姓雷恩（Wren）在英文中的意思是鹪鹩，克里斯托弗·罗宾是《小熊维尼》中的一个角色，其姓罗宾（Robin）在英文中的意思是旅鸫。

[8] 奥兰治的威廉是荷兰奥兰治王朝的开国国王，其名号中的奥兰治（Orange）在英文中的意思为橙子，罗伯特·皮尔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位首相，其姓（Peel）在英文中的意思是皮，合起来是橙子皮；穿刺公弗拉德是古罗马尼亚大公，吸血鬼德古拉的原型，大胖子查理是法国加洛林王朝的国王，穿刺公（The Impaler）指串肉扦，而胖子（The Fat）则指肉。

[9] 科顿·马瑟与塞勒姆女巫审判有关，特惠德是黑帮大佬，科顿（Cotton）和特惠德（Tweed）合起来意思是粗花呢棉布；内森·黑尔是独立战争期间一名名将，奥列弗·哈台是喜剧演员，黑尔（Hale）意思是冰雹，哈台（Hardy）意思是耐寒；斯坦·劳莱是喜剧演员，朱迪·加兰是《绿野仙踪》的主演，劳莱（Laurel）意思是桂冠，加兰（Garland）意思是花环；菲尔兹是喜剧演员，奥黛丽·米德斯是著名电视剧演员，菲尔兹（Fields）意思是田野，米德斯（Meadows）意思是草场；洛丽泰·杨、维克多·迈彻、华莱士·比里均为电视、电影演员，杨（Young）意思是年轻，迈彻（Mature）意思是成熟；华莱士·比里是著名演员，莱克斯·斯托特是侦探小说作家，比里（Beery）意思是喝啤酒喝醉了，斯托特（Stout）意思是黑啤；哈尔·罗奇是著名导演，巴格思·莫兰是禁酒令时代的黑帮成员，罗奇（Roach）意思是蟑螂，巴格思（Bugs）意思是虫子；查尔斯·彼尔德是著名历史学家，桑尼·塔弗茨是电视、电影演员，彼尔德（Beard）意思是胡子，塔弗茨（Tufts）意思是山羊胡；迈尔斯·斯坦迪什是五月花号上的一位军官，曾担任普利茅斯殖民地的领导人，坐牛是印第安人部落首领，曾抵抗白人入侵，斯坦迪什（Standish）中的stand是站立的意思，与坐牛中的坐相对。

[10] 巴斯特·克拉比是美国游泳运动员、演员，其姓克拉比（Crabbe）中的crab是螃蟹的意思，珍·诗琳普顿是英国女演员、模特，其姓诗琳普顿（Shrimpton）中的shrimp是虾的意思，均为甲壳类动物。

[11] 莱昂内尔·特里林是美国文学批评家、作家，索尔·贝娄是美国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莱昂内尔（Lionel）中的lion的意思是狮子，特里林（Trillilng）中的trill可以指鸟的鸣啭声，贝娄（Bellow）的意思是大喊、咆哮。

[12] 佩里·梅森是著名的侦探小说人物，其秘书黛拉的姓氏斯特里特（Street）的意思是街道，超人的女友露易丝的姓氏莱恩（Lane）的意思是小巷。

[13] 乔治·桑是法国小说家，其姓桑（Sand）的意思是沙子，罗娜·杜恩是英国小说家R.D.布莱克摩尔创作的小说人物，其姓杜恩（Doone）的发音与沙丘（dune）相同。

[14] 迪克（Dick）在俚语中有阴茎的含义。

[15] 马迪·沃特斯（Muddy Waters）的字面意思是浑浊的水。

[16] 阿瑟·德夫是美国画家，其姓德夫（Dove）的意思是白鸽，沃尔特·皮金是加拿大演员，其姓皮金（Pidgeon）与pigeon（鸽子）发音相同；约翰·洛克是英国哲学家，其姓（Locke）中的lock意思是锁，弗朗西斯·斯科特·基是美国律师、作家、美国国歌的词作者，其姓基（Key）的意思是钥匙；查尔斯·兰姆是英国散文家、作家，其姓兰姆（Lamb）的意思是绵羊，乔治·普莱是比利时文学批评家，其姓普莱（Poulet）的意思是鸡；罗伯特·伯德是美国政治家，其姓（Byrd）与bird（鸟）发音相同，约翰·凯奇的姓氏（Cage）意思是笼子。

[17] 此处原文为anti-pill pill，其中的第一个pill指讨厌的人，第二个pill指药片。

[18] 梦露与门罗在英文中均为Monroe，但除玛丽莲·梦露外，这个姓氏通译为门罗。

6.1

后来，也就是一年、两年、三年后，每当弗格森回头想起1966年秋天到1968年6月初艾米毕业之间发生的一切，有几件往事会主宰他的回忆，尽管时间流逝，依然历历在目，而其他的许多事，如果不是大部分，已经沦为影子：脑海中的一幅油画，一些区域沐浴在一片强烈、明澈的光线中，另一些则淹没在幽暗里，形状模糊的人影站在画布蒙浑的褐色角落，这里或那里还有一块块虚无般漆黑的斑点，停电后黑暗的宿舍电梯里那种漆黑。

比如，与他们在公寓合住的有三个人，第一年的校友梅兰妮、弗莱德和司徒，第二年的爱丽丝、亚历克斯和弗莱德，在故事里没有角色可演。他们来来去去，看书，做饭，睡在他们的床上，早上从浴室里跳出来时会打招呼，但弗格森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并且隔天都无法记住他们的脸。或者是可怕的为期两年的科学必修课，他最终在大二时开始应付，选了一门被谑称为“给诗人的物理学”的课程，几乎每堂课都逃了，后来在某个疯狂的周末，通过艾米在巴纳德一位数学很好的同学帮助，才在冲刺中伪造了他的实验报告——这些都不重要。就连他不加入《观察报》理事会的决定，在故事中也没有占据重要地位。不加入纯粹是时间的问题，仅此而已，并非缺乏兴趣，但弗里德曼、茅豪斯、布兰奇和其他人每个星期有五六十个小时都扑在报纸上，远远超过了弗格森愿意投入的时间。没有一个理事会成员有女朋友——没时间谈恋爱。没有一个人在写诗或翻译诗歌——没时间去读书。没有一个顾得上写作业——没时间学习。弗格森已经决定在大学毕业后继续从事新闻工作，但是现在他需要艾米，需要他的诗人，以及他的蒙田和米尔顿研讨会，所以他折中了一下，在那些年里作为记者和理事会非正式成员做了很多报道，他每周值一次夜班，这需要前往位于菲利斯·布斯楼的办公室，并为将在次日报纸上刊登的文章撰写标题，把成稿送到四楼的排版员安吉路那儿，取回排好的活字栏，把当期的内容在版上拼贴好，然后在凌晨两点左右打车去布鲁克林，把版交给印刷工，打印机将印出两万份报纸，并在十点左右送到哥伦比亚大学。这是弗格森喜欢参与的一个过程，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这个还是他不加入理事会的决定都无足轻重。

举足轻重的是，在这些年里他外公和外婆相继去世了，外公是1966年12月（心脏病），外婆是1967年12月（中风）。

举足轻重的还有六日战争（1967年6月），但它来去都太快，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记，但接下来那个月在纽瓦克爆发的种族骚乱，尽管持续时间和中东那场战争差不多，却永远改变了一切。前一分钟，他父母还在庆祝这些渺小但勇敢的犹太人战胜了庞大的敌人，而下一刻，萨姆·布朗斯汀在春田大街上的商店便遭遇了打砸抢，而弗格森的父母也将帐篷折叠起来，逃到沙漠中，不光是离开了纽瓦克和新泽西，而是一路往南走，到年底一直跑到了佛罗里达州南部。

画布上另一个明亮的点：1968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发生的爆炸，哥伦比亚大学发生的革命，震动世界的八天。

画中所有其余的光线，全都照在了艾米身上。她的头顶和脚下是黑暗，她身后是黑暗，她的左右也是黑暗，但艾米笼罩在光里，一道强光，几乎把她照得隐形了。

1966年秋。在参加过十几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会议后，在参加过11月初罗氏图书馆前的台阶上为反对发生在越南的杀戮而举行的三天绝食抗议后，在竭尽全力向西区酒吧、匈牙利面点房和大学小店里宣扬她的观点后，艾米的幻灭感越来越强烈了。他们根本不听我说，一天晚上睡觉前刷牙的时候，她对弗格森说，我站起来说话，他们都低头盯着地板，或者打断我，不让我说完，或者他们让我说完，但他们什么话都不说，可十五分钟之后，其中一个家伙站起来，基本上重复了一遍我刚说过的话，有时候连措辞都一模一样，但每个人都拍手称赞。他们是恶霸，阿奇。

全都是？

好吧，不全是。我那些越独会的朋友还行，不过我希望他们能多给我些支持，但是劳工党那一派的人简直让人忍无可忍。尤其是迈克·勒布，他们的头头儿，老是打断我，用声音压过我，辱骂我。他觉得女人参加运动就应该去给男人做咖啡，或者在下雨天发传单，除此以外我们就该闭嘴。

迈克·勒布。他和我一起上过课。很抱歉地说，他也是泽西城郊来的，又一个自封为天才的家伙，对所有事情都有一个现成的答案。穿着伐木工格子衬衫的万事通先生。讨厌死了。

搞笑的是，他和马克·拉德上的是同一所高中。现在两人又一起进了学民社，可平时连话都不怎么说。

因为马克是个理想主义者，而迈克是个狂热分子。

他认为，未来五年内，革命肯定会到来。

不可能。

问题是男的要比女的多，大概十二比一。我们人数太少，无视我们太容易了。

那为什么不脱离，建立一个你自己的组织呢？

你是说退出学民社？

不用退。别再去开会不就行了。

然后呢？

然后你成为巴纳德女性争取政治和公平组织的第一任主席。

什么馊主意。

你不喜欢？

我们会被边缘化的。大议题全是大学的议题、国内的议题、国际的议题，二十个不穿胸罩的女学生举着反战标语四处游行，掀不起多少影响。

那如果有一百个和你一样的人呢？

可是没有啊。我们就是人数不够，无法引起别人的注意。反正我觉得我卡住了。

1966年12月。不仅是心脏病发作导致弗格森的外公意外死亡（他的心电图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血压也正常），他的死亡方式也让家中每一个人感到难堪，一种耻辱。倒不是他的妻子、女儿、女婿或者外孙不知道他喜欢到处拈花惹草，长久以来沉迷于婚外情的刺激，但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七十三岁的本吉·阿德勒甚至会给一个年龄不到他一半的女人租了公寓，把她当成了全职的住家情妇养了起来。迪迪·布莱恩特当时才三十四岁，1962年曾受雇在格什、阿德勒和波默郎茨公司做秘书，在那儿干了八个月后，弗格森的外公认定他喜欢上了这个女人，决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一定而且将会拥有她，当这个来自内布拉斯加的甜美婀娜的迪迪·布莱恩特告诉他自己愿意被占有时，他付出的代价包括位于莱克星顿大道和公园大道之间东63街上的一居室公寓的月租、十六双鞋、二十七件连衣裙、六件外套、一只镶钻手镯、一只纯金手镯、一条珍珠项链、八对耳环和一件貂皮披肩。这段外遇持续了大概三年时间（据迪迪·布莱恩特说，非常幸福），但在12月初一个寒冷的下午，弗格森的外公本该在他西57街上的办公室，却走到了迪迪在东63街的公寓，和她爬上床，然后，在达到他多姿多彩、得过且过、基本上还算享受的人生中的最后一次高潮时，突然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小死亡和大死亡之间相隔十秒——来与去之间只有三次短促的呼吸。

不用说，这很尴尬，也有点复杂。惊恐中的迪迪被她肥胖的情人压在身上，盯着他的秃头和鬓角残存的几绺被染成了棕色的头发（哎，老男人的虚荣），从尸体下面抽身出来，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救护车拉着她和弗格森的外公被裹起来的尸体去了莱诺克斯山医院，下午三点五十二分，医生宣布本杰明·阿德勒到达医院时便已经死亡，可怜又受惊的迪迪不得不给弗格森的外婆打了个电话——她对这位年轻女子的存在一无所知——告诉她马上到医院来，因为出事了。

随后的葬礼仅限直系亲属参加。没有请格什和波默朗茨家的人，没请朋友，没请生意伙伴，甚至弗格森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舅外婆和舅外公（他外婆的哥哥索尔及其苏格兰裔妻子玛哲莉）也没请。家丑不可外扬，一个大型的公众聚会对他外婆来说肯定无法应付，所以只有八个人前往新泽西木桥市的墓地参加他外祖父的葬礼：弗格森和他父母、艾米、叔祖母珀尔、米尔德里德姨妈和亨利姨夫（前一天从伯克利飞过来的）以及弗格森的外婆。他们听犹太拉比祷诵圣歌，他们把泥土扔到坟墓里的松木棺材上，他们回到了西58街的公寓吃午饭，然后他们去了客厅休息，散落成三个小团体，进行着三种不同的谈话，一直聊到了夜幕降临：艾米跟米尔德里德姨妈和亨利姨夫坐在沙发上，弗格森的父亲和叔祖母珀尔坐在沙发对面的扶手椅上，弗格森跟他母亲和外婆坐在前窗边上那个凹室里的小桌旁。这一次，他外婆成了那个主要说话的人。多年以来，在她丈夫滔滔不绝地讲那些没完没了的笑话和漫无边际的故事时，她总是安静地坐在一旁，现在她好像终于要行使为自己说话的权利了，而她在那天下午说的话，确实让弗格森震惊不已，不仅是因为那些话本身很惊人，而且他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完全看错了她。

第一个惊人之处是她对迪迪·布莱恩特没有丝毫的怨恨，称她是那个泪眼汪汪的漂亮姑娘。她多勇敢啊，他外婆说，没有像大多数遇上她这种情况的人那样掉头就跑，消失在夜幕中，这个姑娘不一样，她一直在医院的大堂里等着“太太”来，而且说起她和本吉的外遇或者她有多喜欢他或者出了这种事多让人伤心难过时一，点儿都不显得窘迫。弗格森的外婆没有把本吉的死怪到迪迪头上，还很可怜她，说她是个好人，当迪迪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这是第二个惊人之处），他外婆对迪迪说：别哭了，亲爱的姑娘。我敢肯定你给他带来了快乐，我的本吉是个需要快乐的人。

弗格森觉得这样的反应有种英雄气概，人的谅解竟然能达到如此的深度，推翻了这之前他对外婆的所有看法，然后她轻轻地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直直地看着他母亲，双眼涌上了泪花，这在那天是第一次，接着她聊起了她那一代人从来不会公开谈论的事情，直截了当地说她没有尽好做妻子的责任，她是个不称职的妻子，因为婚姻中性的部分从来引不起她的兴趣，她觉得那既痛苦又讨厌，生下两个女儿后，她告诉本吉她不想再做了，只是偶尔才会给他个面子，不然你以为会怎样，她问弗格森的母亲，本吉当然会去追逐别的女人了，他是个胃口很大的男人，所以既然是她让他失望了，在房事上做得太差劲，她怎么能反过来怪他呢？但她曾以其他所有方式爱过他，四十七年里，他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相信我，露丝，我一分钟都没觉得他不爱我。

1967年6月。一切都归结到钱的问题上。弗格森的母亲在1月底告诉他，他父亲以后会每六个月从自己的人寿保险支一笔钱出来，负担他在哥伦比亚的学费和租房、吃饭、买书的费用，以及给他的零用钱，弗格森明白他也必须开始向家里贡献一点东西了，不能再像去年夏天那样当个书店店员，赚点微不足道的最低薪酬，而是竭尽全力多贴补点，以此向父母表示自己的诚意和感谢。

艾米已经安排好暑假的工作。葬礼过后，在他外婆的公寓吃午饭时，她和米尔德里德姨妈、亨利姨夫聊了好几个小时。历史学家亨利和历史学生艾米一见如故，弗格森的姨夫跟她讲了他打算在6月开始的项目（对美国工人运动的研究），艾米马上问了很多有趣的问题（据亨利说），以至于她当场就得到了一份暑期工作，给亨利当研究助理。当然，工作地点在伯克利，既然艾米在春季学期结束后就会去那儿，很自然的，弗格森也要跟她去。整个冬天和初春，他们聊的都是又一场大型的异国冒险——又一场法国之旅，只不过这次换成了在自己的国家。火车、飞机、大巴，冒险驾驶那台老英帕拉，搭顺风车，或者找个那种送车的工作，帮忙把别人的车开到另一个城市：他们可以从中任选一项，关键在于摸清楚哪种花的钱最少。不过，他得在出发之前先找到一份伯克利的工作，这一点至关重要，整个计划取决于他有工作可做，他没法等到去那儿之后再费时间找。米尔德里德姨妈答应帮忙，并且向他保证工作机会很多，找起来不是问题，但他在3月底和4月中旬写信询问时，她的回信却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让弗格森几乎认定她忘了帮他找，或者还没开始找，或者在他没动身来加利福尼亚之前根本没打算找。接着，有个纽约的工作机会找上了门来，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尽管这让他很失望，但他觉得自己无法拒绝，去冒暑假没有工作的险。奇怪的是，这份工作几乎和艾米的一模一样，简直是火上浇油，仿佛有人想讲个变态的笑话，把他变成了嘲弄对象。弗格森春季学期的当代文明课教授受聘写一部哥伦比亚大学从建校到两百周年校庆期间的历史（1754年至1954年），他正在寻找研究助理，协助他让这本书起飞。弗格森并没有申请。安德鲁·弗莱明给他提供这份工作，因为他对这位二十岁男生的功课和写作能力印象深刻——不仅仅是他的学术论文，还有他的新闻报道和诗歌翻译。这些溢美之词让弗格森受宠若惊，但薪水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每周两百美元（有学校的经费资助），这就意味着到秋季学期开始时他可以赚到两千多美元，就这样，他不去加利福尼亚了。五十二岁、矮矮胖胖的弗莱明是个终身的单身汉，对年轻男子有浓厚的兴趣，不过无所谓了。弗格森从来没有怀疑过教授对他有好感——但这不是什么他应付不了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接受这份工作。

5月初，他最后一次写信给米尔德里德姨妈，心存侥幸地想着伯克利那边或许终于有了什么工作机会，可以让他在开始这边的工作前退出和弗莱明的口头约定，可两个星期过去了还是音讯杳无，当他最终忍痛给加利福尼亚打去长途电话时，他姨妈却声称自己从未收到来信。弗格森怀疑她在说谎，但他无法证明自己的猜疑，而且就算说了又有什么区别？米尔德里德并非有意妨害他的计划，她就是懒惰而已，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现在做任何事都为时已晚，而这位曾经很疼她独一无二的阿奇的姨妈辜负了他的期望。

艾米很痛苦。弗格森很绝望。要分开两个半月的想法太可怕了，他们连谈都不想谈，然而谁都没有发现更好的解决办法。艾米说她很佩服他表现得像一个成年人了（尽管他感觉她对他也有点生气），而弗格森想诱使她取消行程并留在纽约，但他知道这么做很放肆，所以根本没问。6月5号六日战争爆发，战争结束后第二天，艾米只身去了伯克利。买机票的钱是她父母出的，她走的那天早上，弗格森和他们一起坐车去机场。一次尴尬、不愉快的告别。没有眼泪或者什么隆重的仪式，只是一个久久的、严肃的拥抱，然后约定尽可能多地写信给对方。回到他在西111街上的住处，弗格森坐在床上，看着他面前的墙发呆。他听到隔壁公寓有个婴儿在哭，他听到五层楼之下的人行道上有个男人在对着谁破口大骂，然后突然间，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这辈子最大的错误。不管有没有工作——他都应该跟着她去，然后尽其所能想办法解决。这才是你应该生活的方式，这才是他想让自己拥有的飞跃的人生，舞动的人生，但他选择了责任，放弃了冒险，选择了对父母的义务，放弃了对艾米的爱，他痛恨自己的谨慎，痛恨他步履沉重、顽固保守的心态。钱。总是钱。总是没有足够的钱。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开始想知道出生在富贵之家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又一个暑假要待在酷热难耐的纽约了，只有疯子和收音机为伴，晚上躺在床上听隔壁艾米房间的转租客打呼噜和放屁，出汗，每天到中午时衬衫和袜子就已经湿透，走在街上得拳头紧握，这片地区现在每隔一小时就会发生一次持刀抢劫，四名女性在住处的电梯里遭到强奸，时刻准备好，睁大眼睛，经过垃圾桶的时候尽量憋住气。他每天在藏书百万的巴特勒图书馆（建筑仿自巴台农神庙）待很久做笔记：独立战争前的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叫国王学院，十八世纪中期纽约的生活状况（猪满大街地跑，马粪随处可见），全州的第一所大学，全国的第五所，约翰·杰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古弗尼尔·莫里斯，罗伯特·利文斯顿，最高法院第一位首席大法官，财政部第一位部长，美国《宪法》终稿的起草人，起草《独立宣言》初稿的五人委员会成员，开国元勋，而那时的年轻人、少年、幼童正与猪和马一起在街上跑。在散发着霉味的巴特勒待五六个小时，回家把笔记打出来给弗莱明，每周要和他在有空调的西区酒吧见两次面，总是去那儿，从来不去弗莱明的办公室或公寓，因为即便这位和善、谦恭、才智过人的历史学家从没动过弗格森一个指头，眼睛却总是绕着他转，搜寻任何鼓励的迹象或者同样渴望的眼神，但弗格森觉得这就已经疲于应付了，毕竟他还挺喜欢弗莱明，忍不住会为他感到难过。

与此同时，艾米远在西方三千英里外的嬉皮国，艾米在伊甸园，艾米在爱之夏期间悠闲地漫步在伯克利的电报大道，为了一直能听到她的声音，弗格森尽可能多地把她的信读了又读，每天早上把它们带到图书馆，每当工作快要让他陷入昏迷时，就把它们当做抗无聊的药拿出来看看，他给她写的回信轻快、麻利，而且尽可能地幽默，只字不提战争或者街上的腐臭味或者女人在电梯里被强暴或者在他心里安家落户的愁苦。看起来你正在享受人生中最快乐的时代，他在那年夏天写给她的四十二封信中的某一封里这样说道，纽约这边儿呢，我正在享受我这个时代的人生。

1967年7月。在弗格森看来，令人痛心的纽瓦克骚乱中最悲伤的部分，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它们发生。如果人们先考虑清楚的话，世界各地发生的大部分大事件很有可能不会发生（比如越南），但纽瓦克是不可避免的。也许不会到造成二十六人死亡的地步，或者七百人受伤，或者一千五百人被捕，或者九百家商店被毁，或者一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但纽瓦克这个地方早已积重难返，到了只能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暴力来解决的程度，始于7月12号持续六天的暴力事件仅仅是局势的必然结果。黑人出租车司机约翰·史密斯因非法超过巡逻警车而被捕，并被两名白人警察殴打，与其说是骚乱爆发的诱因，倒不说是结果。如果没有史密斯，还会有琼斯。如果没有琼斯，那可能会是布朗或者怀特或者格雷。只是在此次事件中倒霉的恰好是史密斯，他被执行逮捕的警官约翰·德西蒙和维托·庞崔利拖到第四警区的派出所之后，街对面大型公共住宅区的居民间很快便传开了史密斯已被杀死的谣言。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但更深层次的事实是，纽瓦克的人口中现在有一多半是黑人，而这二十二万黑人中的大部分是穷人。纽瓦克的住房不合格比例高居全国之首，犯罪率排名第二，新生儿死亡率位居第二，失业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市政府里全是白人，警察局百分之九十是白人，几乎每一份建筑施工合同都给了被黑帮控制的公司，这些公司以黑人不属于全是白人的工会而拒绝雇佣他们，而帮助他们的市政官员则收取大笔回扣作为酬谢。整个体制已经腐败不堪，以至于人们经常会用偷盗厂[1]来称呼市政厅。

曾几何时，纽瓦克是一座制造业之城，是遍布工厂与蓝领就业机会的城市，地球上有的东西，这里都生产过，从腕表到真空吸尘器到铅管，从瓶子到瓶刷到纽扣，从袋装面包到纸杯蛋糕到一尺长的意大利腊肠。现在那些木板房摇摇欲坠，工厂关闭了，中产阶级白人搬到了城郊。弗格森的父母早在五十年代就这么做了，不过据他所知，他们是唯一又搬回来的人家，但维奎伊克地区并非真正的纽瓦克，而是位于想象出来的纽瓦克西南角的一个犹太聚居区，这里的一切从一开始便平静安逸。这里生活着七万犹太人，有一座风景优美、占地三百一十一英亩的公园，设计师是奥姆斯特德，这里有一所高中，其毕业生后来成为博士的比例超过了全国任何一所高中。

12号晚上，弗格森一直在西区喝啤酒到半夜，一点多回到他的公寓后，电话铃响了。他接起来后，听到他父亲正对着话筒大吼：你跑哪儿去了，阿奇？纽瓦克大乱了！人们正在砸窗户，抢商店！警察在开枪，你母亲却跑到春田大街给她那狗日的报纸拍照片去了！整条大街现在已经被戒严，我进不去！你快回家来，阿奇！我需要你去那儿，别忘了带上你的采访证！

去市中心的港务局终点站坐公交车已经太晚了，弗格森到百老汇大街上打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猛踩油门——这个说法他曾经在电影里听过很多次，可自己却一次都没说过——尽管整段路程的车费把他钱包里的三十四美元变成了两美元，但他不到一小时就到达了位于范韦尔瑟大街上的公寓楼。谢天谢地，这附近的街道很安静。骚乱是从中区开始的，后来蔓延到市中心的部分地区，但南区没有受到牵连。更让人欣慰的是他母亲刚刚回到家，而他心急如焚、快要疯掉的父亲也逐渐恢复了平静。

我从来没见识过那种场面，他母亲说，莫洛托夫燃烧弹，被洗劫一空的商店，警察挥着枪，大火熊熊，人们像疯了似的四下逃窜——简直天下大乱。

萨姆的商店没了，他父亲说，一小时前他来电话告诉我，什么都不剩了。疯了，一群禽兽，这么说一点儿都不为过。竟然放火烧你自己的街区。我这辈子还没听过比这更愚蠢的事。

我先去睡了，他母亲宣布，我要累趴下了，明天起来就得去《纪事报》。

别再干这事儿了，露丝，他父亲说。

干什么事儿，斯坦利？

别再干战地摄影了。

那是我的工作。我不得不做。而且因为今晚的事，这家已经有一个人失业了，所以我不可能不去工作。

你会丢掉性命的。

不，不会的。我感觉现在应该完了。我离开的时候大家也正回家去呢。派对结束了。

但她想错了，其他许多人都想错了，就连市长休·阿多尼诺也不例外，认为这场骚乱只不过是打碎了几个酒瓶，可第二天晚上骚乱再次爆发，她拿着照相机又跑到了街上，这次有弗格森陪同，考虑到有可能会被警察拦住要求他证明自己的身份，弗格森把《蒙特克莱尔时报》和《哥伦比亚观察报》的采访证都带在了身上。白天他父亲和萨姆·布朗斯汀一直在被破坏的体育用品商店里评估损失，用胶合板把被砸毁的前窗封住，又在被抢剩下的东西里搜罗了一番，太阳落山后弗格森和他母亲跑到春田大街时，他还和萨姆待在一起。他父亲以为弗格森在那里是为了保护他母亲，但在弗格森想来，他在那里是因为他想要在那里，因为她母亲四处拍照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有人来保护，而且弗格森发现她拍照时无比地冷静、克制，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以至于没过多久弗格森便意识到实际上她才是他的保护人。当晚，一大群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聚集在中区，纽瓦克的报纸，纽约的报纸，《生活》杂志、《时代》、《新闻周刊》、美联社、路透社、地下媒体、黑人新闻媒体、广播和电视台都派了人来，大家全挤在一块儿，关注着春田大街上正在发生的骚乱。现场目击到的一切都令人不安，弗格森承认自己很紧张，有时甚至感到害怕，但他也感到激动、惊讶，完全没有料到弥漫在街头的能量所具有的爆发力，激昂的情绪与鲁莽的行动混杂在一起，把愤怒和快乐融为了一种他此前从未在任何地方遭遇的体验，一种难以名状的新感受，但它不仅不像他父亲说的那样是疯狂甚至愚蠢，因为黑人暴民是有组织地针对白人（其中很多是犹太白人）经营的生意，而放过了黑人的生意（临街的店面上涂着黑人兄弟的字样），通过这种方式告诉白人，他已经被视为一名敌对入侵者，应该立即离开他们的地盘。弗格森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它至少说得通。

最终骚乱再次平息下来，人们再次往家走去，而且看起来，连续两晚的破坏与肆无忌惮的发泄，似乎会在这第二晚了结，但是散去的人群中谁都没有料到，早在凌晨两点二十分阿多尼诺已经打电话给州长理查德·休斯，请求他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新泽西州警察。拂晓时分，三千名警卫队士兵乘坐坦克驶入纽瓦克，五百名荷枪实弹的州警察被部署在了中区的街道上，在接下来的三天，越南战争打到了家门口，来到了纽瓦克，因为如果没有哪个越共成员骂过穆罕默德·阿里黑鬼的话，现在纽瓦克的黑人却被变成了越共。[2]

州长休斯说：“这是犯罪，是叛乱，始作俑者嘴上说他们恨白人，实际上他们真正恨的是美国。”

倒刺铁丝网检查点。晚上十点之后所有车辆不得上路，十一点之后所有人不得上街。抢劫停止了，前两晚的激愤情绪恶化成了巷战，一场全面爆发的战斗，而武器则是来复枪、机关枪和纵火。某消防队队长迈克·莫兰，一位三十八岁的白人、六个孩子的父亲，踩着梯子在中央大道上检查警报器时被枪击身亡，从那一刻起，警卫队和州警察的行动依据就成了假设全城遍布着趴在房顶上见到白人就瞄准开枪的黑人狙击手。那些天被杀的二十六人中有二十四人是黑人，似乎应该否定这一假设，但是并没有，警卫队和州警察总共射出了一万三千发子弹，据《明星纪事报》描述，“连发的子弹”直接击中了住在某公寓楼二层的瑞贝卡·布朗，或者吉米·拉特利奇身中二十三颗子弹，或者比利·弗尔从一家早已被人捣毁的便利店拿出一款冰镇苏打水，递给了一位口渴的《生活》杂志记者后被击毙。

在此期间他母亲竭尽全力继续拍照，但是只能在白天工作，拍摄坦克、士兵和中区那些现已被毁坏的黑人商铺，用几百幅照片记录下所有她认为与战火有关的方面，弗格森的父亲因为露丝的安全问题把他自己搞得惊慌失措，不管她去哪儿都要坚持陪着去，在那三天里，他和露丝坐在那辆老英帕拉的后座上，由弗格森载着他们在城里四处转，接着他们会在宵禁前把尚未冲印的胶卷送到《明星纪事报》的大楼，然后再回家，回到安静的范韦尔瑟大街上。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弗格森对他母亲的钦佩也与日俱增。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前半辈子只是在照相馆拍人像，借着给城郊花园派对拍照才踏入了新闻业，但现在她跑到大街上做起了战地摄影师，这是弗格森有生以来目睹的最不可思议的人生转型。这是他唯一的慰藉，因为那会儿的其他一切都让他恶心，不快，厌恶，让他痛恨他生活的这个世界，他父亲每天晚上破口大骂他们，更是于事无补，那些该死的schvartzes[3]，他们有多恨我们犹太人，再也不能忍下去了，他宣布，从今以后他也要永远恨他们，直到他死的那天，每时每刻都会痛恨他们，在其中一次谩骂期间，弗格森越听越恶心，平生第一次叫他父亲闭嘴。

17号，军队开始撤离，最后一辆坦克离开了纽瓦克，战争结束了。

但其他一切也都结束了，至少对维奎伊克地区的犹太人来说是这样，对于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看法似乎和弗格森的父亲如出一辙，不到六个月，该地区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家庭全搬走了，有些去了附近的伊丽莎白市，有的跑到了埃塞克斯和莫里斯县的城郊，曾经的犹太人聚居区一个犹太人都没了。多奇怪啊，生活在纽瓦克的黑人中，好多人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迁徙时期从南方迁居至此，而现在，他母亲因为拍摄那些骚乱照片产生的影响，获得了在《迈阿密先驱报》工作的机会，他的父母和黑人邻居交换了位置——他们准备去南方了。

看着他们离开，真是糟透了。

1967年秋。加利福尼亚的阳光或星光或月光把艾米的头发颜色晒浅了，把她的皮肤颜色晒黑了，她回到纽约时眉毛和睫毛的颜色淡了许多，愈发显得金黄，可她的脸颊、胳膊和腿散发着金棕色的光泽，就像刚刚出炉的松糕或者一块热乎乎的黄油面包片那样。弗格森想把她吃掉。忍受了两个半月的禁欲之苦，他见到她之后就像久旱逢甘霖，而她自己也因为饿了很久，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当了一暑假的无趣修女，也异乎寻常地容易被挑逗起来，他能给她多少她就能还回去多少，弗格森现在意识到他继承了外公的大胃口——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他已经准备好使出浑身解数来满足她，说到做到，而艾米也倾尽全力，在她回到西111街上的公寓之后的三天里，两个人在她房间里的双人床上露营，一遍遍地重新认识了那种将他们捆绑在一起的未知力量。

不过有些事情还是变了，而且不是每一件都改得遂弗格森的意。比如，艾米爱上了加利福尼亚，或者至少爱上了加利福尼亚的湾区，那个曾经说过永远不会离开纽约的姑娘，现在却在主动考虑该不该申请明年去伯克利的法学院。法律不是问题。弗格森完全支持她当律师，这事儿他们曾经讨论过很多次，当个穷人的律师，当个激进派律师，因为这份职业远比组织反战示威，或者组织集体抗租，反对贪婪、不负责任的房东，更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好处，毕竟，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她希望），而把贪婪的房东送进监狱，比恳求他们打开供热系统或者消灭鼠患或者换掉含铅油漆更能让人得到满足。想当律师，那就努力去当——但是加利福尼亚？她想说什么？她难道不记得明年他还是在纽约吗？两地分居了一暑假就已经够他受的了，要是变成一年他准会疯掉。而且，她怎么就那么肯定他毕业以后会追随她去加利福尼亚？她难道不能务实一点儿，去哥伦比亚或纽约大学或福特汉姆大学的法学院吗？为什么非要把什么事儿都他妈的往复杂里搞？

阿奇，阿奇，不要激动。现在只是胡乱想想罢了。

你竟然会考虑这件事，真的让我很惊讶。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样。到那儿两个星期，我就没再想纽约了，而且也很高兴我没有想。我觉得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唯纽约独尊，还记得吗？

我说那话的时候才十六岁，又没去过伯克利或者旧金山。可现在，作为一个二十岁的老女人，我改主意了。纽约是个茅坑。

是。但也不全是。我们可以搬到别的街区。

北加州是全美国最美的地方。和法国一样美，阿奇。你要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可以自己去看看。

我现在很忙。

那就圣诞假期。我们可以在冬假的时候一起去。

好吧。但就算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也解决不了问题。

什么问题？

两地分居一年。

我们能熬过去的，不会很难。

我刚刚才经历了人生中最孤独、最悲惨的暑假。很难啊，艾米，相当难，难得我都差点儿忍不了。一年的话我可能会精神崩溃。

行行行，是很难。但我觉得这对我们也有好处。独自待着，独自睡觉，想念对方，写信——我觉得这会让我们的关系更牢固。

呵。

我真的爱你，阿奇。

我知道。但有时候我觉得，比起和我在一起这个想法，你更爱你的未来。

1967年12月。冬天时他们没能去成加利福尼亚，因为弗格森的外婆去世了，死因与前一年夺走他外公性命的那种突发性体内爆炸差不多，因为又得去新泽西木桥市参加葬礼，旅行只好取消。接下来是手忙脚乱的一个星期，很多人都前来帮忙处置他外婆的财产，清理她的公寓，而且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因为弗格森的父母马上就要搬到佛罗里达州去了，大家齐心协力来帮忙，弗格森当然在，艾米也来了，而且她的贡献最终比谁都多，还有南希·所罗门和她丈夫麦克斯，以及波比·乔治，他刚刚退伍回到蒙特克莱尔，正在为棒球春训积极恢复身体，就连迪迪·布莱恩特也来了，他外公死后，迪迪和他外婆成了朋友，而且为他外婆哭的时候，跟他外公去世时一样悲惨（哪个神智正常的人还敢断言人生总能说得通？），弗格森的母亲需要这些帮助，因为她已经悲痛得不能自已，她在那个星期掉的眼泪，比弗格森见她流过的所有眼泪加起来还多，弗格森同样感到自己被一种难以抗拒的悲伤控制住了，不仅因为他失去了外婆，虽然这就已经够悲伤，还因为他实在不想看到公寓现在的样子，屋子一点点地被清空，里面的东西一样样地被报纸包起来放进纸箱，早在他开始记事以前，所有这些东西就已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小时候趴在地上玩儿过的廉价小摆设，他外婆那些象牙雕成的大象和绿玻璃做成的河马，走廊那部电话下面的黄色蕾丝垫布，他外公的烟斗和空雪茄盒，他以前多喜欢把鼻子伸到里面，深吸一口那些早已消失的雪茄遗留下来的辛辣烟草味啊，可现在，这一切都要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但最让人难过的，还是他外婆原本打算要与他父母一起去佛罗里达，和他们住在迈阿密海滩的新公寓里，不过，弗格森怀疑，尽管她嘴上宣称很期待（你要来看我啊，阿奇，我们可以去柯林斯大道上的小狼饭馆吃早餐，就吃洋葱熏鲑鱼炒鸡蛋），但一想到要离开住了那么多年的公寓，她也许很害怕，感觉实在无法面对，就用意念逼着自己中了风。

那会儿弗格森的脑子里完全没想到钱的事，在他自己的生活中，钱几乎是他每天都要去思考和担心的一件事，可当时他完全没有想到一个人去世之后继之而来的遗产问题和财务影响，他外公在格什、阿德勒和波默朗茨工作多年，赚了不少钱，尽管其中一大部分都花在了迪迪·布莱恩特以及之前别的情妇身上，但她丈夫死后，弗格森的外婆还是继承了五十多万美元的遗产，现在她自己也去世后，那笔钱就传给了她的两个女儿，米尔德里德和露丝，根据遗嘱的安排，她们两人各得一半，交完遗产税之后，弗格森的姨妈和母亲手里比在她们的母亲中风去世前各多出了二十万美元。二十万美元！数额简直令人咋舌，难怪他母亲在1月底从佛罗里达州打来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时，弗格森会笑逐颜开，而当她宣布她那一半的一半要传给他之后，弗格森笑得更厉害了。

你父亲和我已经仔细商量过了，她说，我们觉得你现在应该拿到其中的一部分才公平。我们想先给你两万。另外八万块我们会帮你投资，万一你哪天遇上了麻烦需要用钱，那八万块就不止八万了。你已经是个大男生了，阿奇，我们觉得两万应该足够供你过完大学的最后三个学期，而且还能剩下一部分，在你开始所谓的现实生活时，六千八千美元还能帮你顶一阵子，给你个机会去寻找自己真正想做的工作，不必因为急着用钱而被迫干什么你不喜欢的事。而且话说回来，这也能给我们这些在迈阿密海滩的老家伙省不少事儿。你父亲以后就不用每个月再给你寄租金和零花钱的支票，也不用再担心交学费的问题，这样对大家来说都简单，从现在开始，你的钱就由你来负责了。

我做了什么配得到这些？弗格森问道。

什么都没有，但我不也一样吗？没什么。生活本来就是这样，阿奇。凡人皆有一死，世界依然转动，无论如何，只要是能互相帮上忙的地方我们就得去帮，对不对？

1968年1月。因为艾米是个下定决心之后从不退缩的人，她坚守了自己的立场，寄出了伯克利法学院的申请，因为弗格森明白那儿肯定会录取她，而且就算她还会被哥伦比亚和哈佛录取也会决定去伯克利，他只能通过多想想钱的事来安慰自己，有了那笔钱他就可以隔三差五去加利福尼亚看看她，有时候还可以多待几天，比如圣诞节和（或者）春假时她不回纽约过的时候，这样他或许有可能熬过这一年，不会因为她不在身边而倍感压抑。不太可能，他心想，但至少那笔钱给了他一个机会，没钱之前，他连希望都没有。

除此以外，那笔钱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对他生活的外在状况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现在买自己喜欢的书和唱片，他确实会少犹豫一些，穿旧的衣服和鞋子也比以前替换得更勤了，每次想送艾米礼物给她一个惊喜时（多数是鲜花，但也会送书、唱片和耳环），他可以任性一些，不必再三思而行。但其他方面基本上一切如故。他仍然会去上课，给《观察报》写稿，翻译法国诗歌，会继续光临他常去的便宜地方——西区、绿树、坚果满满——只有在内里，在他与自己的意识默默交流的心灵暗室中，有一件事已经完全不同。在西110街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口的那家第一国民城市银行里，他的账户上现在有了几万美元，就算他没什么特别想把它们花掉的欲望，只是知道它们在那儿便已经给了他一种自由，让他不必每天在钱的问题上纠结七百四十六次，因为说到底，每天都要精打细算，即便没有比钱不够花的感觉更糟糕，也不相上下了，对钱的顾虑太折磨人，甚至是凶残，不用再担心这些是一件幸事。有钱要比没钱好的真正优势正在于此，他认定——不是你可以用钱买到更多的东西，而是你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不必再像漫画里的人那样，脑袋上总要顶着一个对话泡泡了。

1968年初。弗格森认为整个局势就像一系列同心圆。外圈是战争和随之而来的一切：越南的美国士兵，北方和南方（越共）的战斗人员，胡志明，西贡的政府，林登·约翰逊及其内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死亡人数，凝固汽油，燃烧的村庄，赢心赢脑计划[4]，战争升级，绥靖政策，光荣的和平[5]。第二圈代表美国，大后方的两亿国人：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反战运动，主战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嬉皮士和易皮士，大麻和迷幻药，摇滚，地下报刊，咔嚓漫画，快活的捣蛋鬼，操你妈的[6]），安全帽们和“不爱就滚”们[7]，被中产阶级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所谓代沟霸占的空气，以及后来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无数美国人。第三圈是纽约，和第二个圈几乎一样，但更切近、更鲜活：一个装满了前面提到的种种社会潮流案例的实验室，弗格森可以直接用自己的眼睛感知到它们，而不是透过文章或照片这样的滤镜，同时还可以将纽约本身的微妙与独特性综合考虑其中，因为纽约和美国所有其他城市都不同，尤其是因为这里巨大的贫富差距。第四圈是哥伦比亚，弗格森的临时居所，密切环绕在他和同学周围的小世界，这个校园已经不再隔绝于外面的大世界，因为围墙已经倒下，校园内外已经无法区分。第五圈是每个人，是其他四个圈子中的任何一个圈子里的每个人，但在弗格森这儿，最重要的个人是那些他自己认识的人，最重要的是在哥伦比亚与他分享学习和生活的朋友，当然，还有一个在其他所有人之上的人，个人中的个人，五个圈子中最小那一圈的圆心——他自己。

五个王国，五种不同的现实，但每一个与其他紧密相连，当外圈发生了什么事（越南战争），其影响会波及美国、纽约、哥伦比亚以及内圈中的每个点，每个个体生命的私人生活。比如当战争在1967年春天进一步升级后，4月15号，五十万人走上纽约的街头，谴责战争，呼吁立即撤回在越南的美国军队。五天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北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三百名成员来到约翰·杰伊楼，要向在里面设立了招募点的海军陆战队征兵人员“问些问题”，遭到一拥而上的五十名运动员和海军后备军官训练队成员的袭击，进而引发了一场拳头飞起来、鼻子陷下去的流血冲突，最后不得不由警方出面控制。第二天下午，八百名学民社成员和支持者，在约翰·杰伊楼和汉密尔顿楼之间的范安四角地举行了三十多年来哥伦比亚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抗议海军陆战队在校园的征兵行为，五百名支持海军陆战队的运动员闹事者在南区举办了他们自己的反示威活动，并向围墙另一边的示威者投掷了鸡蛋。弗格森和艾米都卷入了这场混乱，只不过她是参与者，他是目击者兼记者，那天晚上在西区酒吧，弗格森跟她讲了他的同心圆理论，她听过之后冲他笑笑说，还真是这样，我亲爱的福尔摩斯，你真是聪明。

关键是哪边的人都不高兴。约翰逊还没打赢战争，主战人士越来越沮丧，而未能迫使约翰逊结束战争，反战人士也变得越来越沮丧。与此同时，战争仍在持续扩大，五十万军队，五十五万军队，而战争越大，外围的圈子就越往里挤压，让它们比以前更紧密地挤在一起，没过多久，它们之间的空隙被挤成了只剩一丝空气，困在中心的单独个体难以呼吸，当一个人无法呼吸就会感到恐慌，而恐慌是接近疯狂的感觉，让你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疯掉，快要死了，到1968年初，弗格森开始觉得每个人都疯了，疯得就跟那些在百老汇大街上大声自言自语的疯子一样，而且一点一点地，他也像其他人那样疯掉了。

接着是新年的头几个月，局势开始急转直下。1月30号开始的春节攻势期间，越共的工兵突击队向南越的一百多座城镇发起的突袭，证明了美国永远无法赢得这场战争，就算美军奋力反扑，几乎在每场进攻战中都击败了敌人也无济于事。在这次激战中美军损失了两千人，越共则有三万七千名士兵被杀，受伤或被俘的越共更是数以万计，而南越的五十万平民也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但这向美国公众传递了一条信息，那就是北越永远不会放弃，他们会继续赴汤蹈火，直到他们国家的最后一个人倒下，到底还要派多少美国士兵才能打败那个国家，已经在那里的五十万还要变成一百万，变成二百万，变成三百万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摧毁北越，不也等于摧毁了美国吗？两个月之后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将不在秋季的选举中谋求连任。换句话说，他承认自己失败了，承认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已经被销蚀殆尽，他的政策已被公众拒绝。弗格森曾经十分钦佩那个对贫穷宣战、通过了《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的好约翰逊，痛恨越南战争的这个坏约翰逊，但现在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很不自在的位置，竟然为这位美国总统感到可惜，至少在他试着站在林登·约翰逊的立场，想象他决定放弃权位时内心有多么痛苦的那一两分钟里是这样，可接着他又高兴起来，既高兴又宽慰：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不久之后就要滚蛋了。

五天之后，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遇刺身亡。又是一颗被某个美国无名小卒打出的子弹，美国人的集体神经又遭受了一次重击，随后数十万人涌上街头，开始砸窗户，烧大楼。

一百二十八个纽瓦克。

五个同心圆融合成为一张黑盘。

现在它们成了一张密纹唱片，持续地放着一首蓝调老歌，歌名叫《受不了了，亲爱的，因为我的心好痛》。

1968年春（一）。他很少能见到艾米了。这是她在巴纳德的最后一个学期，但她已经完成了学业要求，几乎修够了毕业所需的学分，所以那年春天的课业负担很轻，让她有更多时间参与学民社的政治工作。在那之前，弗格森最大的担心只是伯克利的法学院（4月初，也就是金在孟菲斯遇刺几天之后，她被录取了），但现在他却担心暑假还没到就会失去她。在1968年初那几个令人疯狂的月份里，她的政治态度愈加强硬，进一步深入到激进的好战主义立场与反资本主义热情中去，她再也无法对他们观点之间的细微差别一笑置之，无法再理解为什么他不能同意她的所有看法。

如果你认同我的分析，有一天她告诉他，你就一定要接受我的结论。

不，我不能，弗格森回答，资本主义是症结所在，并不意味着学民社就能消灭资本主义。我是努力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艾米，你是在梦想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

一个例子：约翰逊退出后，尤金·麦卡锡和罗伯特·肯尼迪正在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弗格森也没有支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但他密切关注着他们的竞选——尤其是肯尼迪，因为他很清楚麦卡锡没有机会——就算他对这位纽约州参议员没什么热情，但比起名誉扫地的汉弗莱，罗伯特·肯尼迪是个更好的选择，任何民主党人都要好过尼克松，好过艾米未来的州长罗纳德·里根，里根更让人头疼，他比戈德华特保守得还厉害。不是说弗格森对民主党有多大的热情，但重要的是要做出区分，他告诉自己，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在选区投票的问题上最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但艾米拒绝再行这类区分。反正在她看来民主党都是一丘之貉，都是背信弃义的自由派，她绝不会支持他们，越战以及其他所有美国强加给世界的灾难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和他们代表的一切通通去死吧，如果共和党有机会赢，呵，或许长远看来对国家更有好处，因为美国会被变成法西斯主义警察国家，最终人们会揭竿而起——就好像共和党执政以后，那些刚刚投票选举他们的人就会想把他们推翻，就好像人们不会愿意生活在一个法西斯主义警察国家，如果那个国家会把她这种反美激进分子关起来。

那个1963年为约翰·肯尼迪被杀而潸然泪下的女孩，现在把他弟弟罗伯特视作资本主义压迫的工具。弗格森很乐意一耸肩膀，把这类言辞当做过度的意识形态热情，但到了4月初他自己也成了被抨击的对象，政治上的争论突然变得私人起来，而且非常私人，矛头更多指向了他们，而非他们在讨论的那些理念。弗格森猜测艾米是不是和她的某个学民社兄弟偷偷好上了，还是她和她的巴纳德姐妹帕琪·杜根在一起探索萨福式爱情的奥秘，抑或是她还在为他暑假时没陪她去加利福尼亚的事情生闷气。不会，不可能，他意识到，这些可能性连一丝一毫的可能都没有，因为背着他干什么事不是艾米的性格，要是她喜欢上谁了就会告诉他，如果她还在为暑假的事恨他，肯定不是有意识地恨，因为那件事几个月以前就了结了，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有过无数次快乐时光，更别提他外婆死后的那些悲伤日子里她有多棒，替他几乎无法动弹的母亲承担了安排公寓清理的任务，办事的速度和精准度堪比山迪·柯法斯打出的快球。但那之后肯定又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不是通常那些原因的话，那也不太可能是什么愚蠢的政治分歧。他和艾米一直有分歧。和她共同生活的乐趣之一，就是尽管存在各种分歧，他们仍然彼此相爱。他们的争论向来都是为理念而争，从来不是关于他们自己，但现在艾米却已经把矛头对准了他，因为他的想法并没有与她的吻合，因为他不愿意和她一起跳进革命的火山，所以他成了一个思想落后的反革命自由派，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爱冷嘲热讽的人，一个良心自责的男生（他猜测，应该是指他太喜欢乔伊斯和所有和文学有关的东西），一个旁观者，一个业余艺术爱好者，一个老顽固，一坨屎。

从弗格森的角度看，这一切都归结为一个本质的区别：艾米是信徒，而他是不可知论者。

有天晚上艾米和朋友出去后——无疑是跟迈克·勒布在西区酒吧的某个小隔间里坐着，或者是和帕琪·杜根谋划如何让学民社多吸纳一些女性成员——弗格森去了艾米的房间，爬到她床上，过去两年里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这张床上睡的觉，那天晚上他特别累，所以在艾米回来前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后，他发现艾米没和他睡在一起，接着他发现艾米的枕头还是鼓鼓的，他断定艾米晚上没回来，肯定去别的地方过夜了。但他没想到别的地方竟然就是隔壁弗格森房间的床，他走进自己的卧室去找袜子和内裤时，镶木地板嘎吱的响声吵醒了她。

你在这儿干什么？弗格森问道。

我想自己睡，她说。

什么？

自己一个人睡一次感觉挺好的。

是吗？

是啊，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自己睡一段时间，阿奇。你睡你的床，我睡我的床。用你的话来说就是冷却期。

你要想的话，那就这样吧。反正最近我们睡在一张床上时，也没多暖和。

谢谢你，阿奇。

不用谢，艾米。

就这样，所谓的冷却期开始了。接下来的六个晚上，弗格森和艾米各自在自己房间的床上睡觉，两个人都不确定他们是已经结束了，或者只是按下了暂停键，在第七天早上，4月23号，就在他们爬下各自的床，又各自离开公寓几个小时后，革命开始了。

1968年春（二）。3月14号，弗格森和《观察报》的同志们推选罗伯特·弗里德曼担任了新的总编辑，在同一天，艾米和她那些学民社的同志们投票选举马克·拉德担任了他们的新主席，转眼间，两个组织都变了。报纸照旧报道新闻，但社论的调子越来越强硬和直白，弗格森对此感到欣慰，越南、黑人与白人的关系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在延长战争中扮演的角色终于得到了公开讨论，而且通常很犀利，以此来表明原则和信念。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那边，策略的转变更加明显。最高领导层号召其成员要从“抗议到抵抗”，在哥伦比亚，所谓的实践轴心小组已被更好斗的行动派取代。去年该组织的目标还是教育与觉醒，还是怯生生地找到海军陆战队的征兵人员，想“问些问题”，而现在，目标变成了尽可能去挑衅，去破坏，去煽动。

拉德接任主席一周之后，义务征兵系统纽约总部的主任保罗·B.阿克斯特上校来到哥伦比亚，准备在厄尔楼就征兵法规的一些最新修改发表演讲。现场总共来了一百五十人，但就在阿克斯特走上前去准备开始他的讲话时（一个又矮又胖的男人，身上的军装都快被撑爆了），礼堂的后排突然一阵骚动。几名穿着迷彩服的学生开始用长笛和鼓演奏《胜利之歌》，其他几个则挥舞着玩具武器。好像条件反射一样，一群运动员一跃而上，想要镇压、击退、驱逐这些怂货，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后排的争吵吸引过去时，坐在前排的一个人站起来，把一个柠檬酥皮馅饼扔到阿克斯特将军的脸上，就像所有优秀的打闹电影中那样，直中目标。等到观众们再次转过头时，扔馅饼的人和另一位同伙早已从一扇被神秘打开的边门逃之夭夭了。

那天晚上，艾米告诉弗格森，那位面点突击队员是伯克利学民社的成员，而他的同伙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拉德。弗格森听得兴致盎然。上校真是倒霉啊，他心想，没造成什么伤害，尤其是考虑到战争造成的巨大伤害，而且，多机灵的小恶作剧啊。实践轴心做梦都不会搞这种把戏（太无聊了），但行动派显然不反对把胡闹当成表明其政治立场的工具。校方当然十分震怒，发誓捣乱者如果不是哥伦比亚的学生，一定会严惩不贷，如果是的话，就对其进行停课处理，但一周之后校方遇上了一个比柠檬酥皮馅饼更严重的挑战，所以犯事者从未被抓到。

在这一事件的早期，学民社的行动主要针对两个议题：国防分析研究院和禁止在学校建筑内部示威和（或）纠察，后者是校长格雷森·科克在秋季着手实施的一项新政策。国研院由五角大楼在1956年设立，旨在延揽大学的科学家，协助政府进行武器研究，但直到1967年人们才了解到哥伦比亚与该项目的关系，当时学民社的两名成员在图书馆的资料库中发现了国研院的成员资料，其十二所大学成员中，哥伦比亚赫然在列，现在，普林斯顿和芝加哥大学的校务委员会正在向各自学校的领导建议退出该项目，哥伦比亚的师生也要求自己的学校这样做，尽管科克在过去九年里都是董事会的成员，但在诸多事实面前，这样的行为怎能叫人不反感至极？正是国研院的研究开发了橙剂这类被用来在越南丛林中除去树叶的化学除草剂，正是国研院的反暴动技术研究搞出了“地毯式轰炸”这样残暴的战术。换句话说，哥伦比亚大学也参与了战争，手上也不干净（艾米的口头禅），而唯一合理的行动，就是迫使它不再参与。虽然战争没有停止，但经过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失败，劝服哥伦比亚停止参与总能算是个小小的胜利。至于严禁在室内示威抗议，学生们则争辩说，这违反了宪法的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违反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原则，因此科克的命令完全无效。

过去几个星期里，学民社一直在校园里散发一份请愿书，要求哥伦比亚退出国研院，现在有一千五百名师生的联名支持（弗格森和艾米包括在内），学民社决定用一箭双雕的方式来直面这两个问题，3月27号，也就是现在早已被忘掉的扔馅饼闹剧发生一周之后，一百名学生高举标语牌，无视有关室内纠察与示威的禁令，走进了仿照罗马万神殿风格建造且兼做大学管理中心的罗氏图书馆，牌子上大书“国研院滚蛋！”的字样。艾米是示威的参与者，弗格森的身份仍然是目击记者，学生们在大厅里边走边喊了半个小时的口号后（其中一个还拿着扩音器），上了二楼把请愿书交给了一位学校的高层领导，对方向他们保证一定会把请愿书转交给科克校长之后，游行队伍离开了图书馆，但第二天其中六人却被给予了纪律处分，学民社占了五人，排第一的是拉德，剩下的四人均为指导委员会的成员，据一位院长解释说，之所以参与者共有一百人，受处分的只有六个，是因为能被确认身份的只有这几个。在接下来的两周中，国研院六君子拒绝与院长会面——这是解决纪律问题的标准程序（先私下商讨，然后是所谓的公正处罚——大多数私设的法庭都是如此）——坚持要求他们在公开听证会上接受质询。院长回应说，如果他们不去他的办公室，将会全部被停课。4月22号，他们最终去见了他，但拒绝讨论他们是否参与了国研院示威活动。离开办公室后，他们全部受到了留校察看的处分。

与此同时，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哈莱姆变成了一年前的纽瓦克，但市长林赛不是阿多尼诺，没有召来国民警卫队或者州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子弹，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处的山坡下，哈莱姆在燃烧，晨边高地本就已经疯狂的气氛，逐渐变成了发高烧时的那种噩梦。4月9号，全校停课一天，向金致哀。只安排了一场活动——在校园中央的圣保罗小教堂举行悼念仪式，该活动最终吸引了一千一百人参加——就在副校长戴维·杜鲁门打算代表哥伦比亚校方致悼词时，一位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学生从靠近前排的座位上站起来，缓缓朝布道坛走去。马克·拉德——又是他。话筒立即被关掉了。

没有讲稿，没有扩音设备，也不确定有多少人能听清他说话，拉德用柔和的声音对着人群说话。“杜鲁门博士和科克校长，在道德上严重玷污了金博士的记忆，”他说，“多年以来，学校领导一直反对本校的黑人和波多黎各工人组建工会，现在却来颂扬一个曾经竭力帮助清洁工人组织工会的人？他们自己窃取哈莱姆百姓的土地，现在却赞美一个为争取人类尊严而奋斗的人？这些领导一面处罚本校那些参与和平示威的学生，一面又赞美一个宣扬非暴力反抗的人？”他顿了顿，然后重复了一遍开头那句话。“杜鲁门博士和科克校长，在道德上严重玷污了金博士的记忆。因此，我们必须抗议这场猥琐的表演。”话毕，拉德连同四五十名抗议者（黑人白人都有，学生和非学生都有）一起走出了教堂。坐在中间某排的弗格森，默默地为刚刚发生的事鼓掌。干得好，马克，他对自己说，有胆量站出来发声，有你的。

马丁·路德·金遇刺前，推动校园左翼政治活动的有一个组织（学民社）和两个议题（国研院和处分）。随后，出现了第二个组织（学生美国黑人协会）和第三个议题（体育馆），在金的悼念仪式后的两周之内，没人料到会发生、没人想象过竟然可能发生的大事件，开始像所有大事件那样，以种种意想不到和无法想象的方式发生了。

别称“几亩克劳[8]”的哥伦比亚体育馆，将要建在哈莱姆的一块公有土地上，也就是拉德先前指控哥伦比亚窃取的地皮——危险、倾圮、白人从来不去的晨边公园，其实就是从哥伦比亚城向下延伸到哈莱姆城的一条陡坡，里面到处是石头和垂死的树木。毫无疑问学校需要一所新的体育馆。哥伦比亚篮球队刚刚赢得了常春藤的冠军，以全国排名第四的成绩晋级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锦标赛，现在的体育馆已经超过六十岁，太小太旧，没法用了，但校方和市政府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签订的合同却史无前例。晨边公园的两英亩土地，将以三千美元一年的总费用象征性地租给哥伦比亚大学，使之成为纽约史上第一家在公用土地上建造私有建筑的私立机构。在下面位于哈莱姆的公园那头，会为当地居民开设一个入口，允许他们进入体育馆中的一个独立体育馆，但后者只占了前者总体空间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在本地活动人士施压后，哥伦比亚同意将哈莱姆的比例提升至百分之十五——额外再建一个游泳池和一间更衣室。1967年12月，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H.拉普·布朗来纽约参加一次社区会议时说：“如果他们修了一层，把它炸掉。如果他们半夜偷偷回来修了三层，把它烧掉。如果他们修建好了九层，那楼就是我们的了。抢过来，也许我们会在周末让他们用一用。”1968年2月19号，哥伦比亚大学新体育馆破土动工。第二天，二十个人来到晨边公园，躺在推土机和翻斗车前面阻止施工现场的工作。六名哥伦比亚学生和六名附近居民被捕，一周过后，一百五十人前来抗议体育馆的修建，其中又有十二名哥伦比亚学生被捕。所有被捕的学生都不是学民社的成员，在那之前体育馆并不是学民社关注的议题，但现在校方拒绝重新考虑其规划，甚至连有关重新考虑本身的讨论都拒绝进行，所以此事很快就成了一个议题，不只学民社，还成了学校所有黑人学生的关注点。

学生美国黑人协会有一百多名成员，在金遇刺前，该组织从未参加任何公开的政治活动，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让更多黑人被大学录取，与学院院长和部门领导讨论在本科生的教学安排中增加黑人历史和文化的相关课程。和美国那个时代的其他精英院校一样，哥伦比亚的黑人学生屈指可数，很稀少，弗格森在所有本科同学中只有两个黑人朋友，而且交往不深，他的大部分白人熟人也差不多，似乎也没有亲密的黑人朋友。这些黑人学生因为他们的数量而被孤立，因为不和其他群体来往而加倍孤立，毫无疑问，他们在那个传统与权力的白人飞地中有点失落和愤慨，甚至时常会被视为局外人，甚至学校的黑人保安也会拦住他们，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明，因为长着黑脸的年轻人不可能是哥伦比亚的学生，他们根本不应该在这里。金去世后，学生美国黑人协会推选出了新的激进领导层，其中一些很优秀，另一些很愤怒，还有一些既优秀又愤怒，但全都和拉德一样大无畏，也就是说，有足够的自信挺身而出，可以像和一个人交流那样面对着一千人讲话，对他们来说最大的议题就是哥伦比亚与哈莱姆的关系，国研院和处分那堆事可以交给白人学生，但体育馆是他们的事。

金的悼念仪式之后两天，格雷森·科克前往弗吉尼亚大学发表演讲，庆祝托马斯·杰斐逊诞辰二百二十五周年（那些日子或许动荡，但也不乏荒谬之事），在那里，这位曾经的政治学家、多家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如美孚石油、IBM、联合爱迪生）、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离开哥大去竞选美国总统之后继任校长一职的格雷森·科克首次发声反对越南战争，但原因并非战争本身有错或者缺乏道义，他说，而是因为它现在祸及国内，接着他发表了几句很快就会传回哥伦比亚校园的话，在本就熊熊燃烧的烈火之上又浇了汽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而且人数十分令人忧虑，不问青红皂白便拒绝任何形式的权威，在对政治虚无主义的理解都混乱不清、似懂非懂的情况下，就堕入其中寻求慰藉，唯一的目标就是破坏。代际的鸿沟如此之阔，潜在的危险如此之大，在我国历史上闻所未闻。”

4月22号，也就是国研院六君子被处留校察看的当天，学民社发表了一份题为《趴到墙上！》的一次性四页报纸，提前为第二天中午的集会造势——据安排，聚会的高潮将是又一场在罗氏图书馆内举行的室内示威活动，十几名或者几十名或者上百名学生将会违反让国研院六君子身陷麻烦的那条规定，以示对他们的支持。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是拉德，他用一封长达八百五十字的公开信，回应了格雷森·科克在弗吉尼亚大学发表的言论。公开信以三小段话结尾：

格雷森，我怀疑你无法理解这一切，因为你的幻想已经把真实世界排除在了你的思维之外。副校长杜鲁门说，社会基本上正常；你说越南战争是一场弄巧成拙的事故。但是我们，也就是你有理由惧怕的年轻人却要说，社会生病了，你们和你们的资本主义就是病根。

你呼吁秩序与尊重权威；我们要呼吁公正、自由、社会主义。

最后还有一句话，或许在你听来很虚无主义，因为这句话是打响解放战争的第一枪。我要引用的是勒鲁瓦·琼斯的话，而且我敢肯定，你非常不喜欢他：“趴到墙上，操你妈的，这是持枪抢劫。”

弗格森愕然了。在金的悼念仪式上，拉德的讲话雄浑有力，现在却犯下了如此糟糕的策略失误，这没道理。不是说文章的内容没有价值，但这口气让人反感，如果学民社是想提高他们在学生中的支持率，这么办事只能适得其反。学民社只顾自言自语而不争取他人，这篇文章就是例证，弗格森当然希望学民社获得胜利，尽管他对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仍然有所保留，但他依然支持这个组织，也笃信它的奋斗目标，但高尚的目标需要其提倡者具有高尚的行为，更高尚，更有自控力，而不是毫无创意的辱骂和幼稚廉价的抨击。可惜的是弗格森挺喜欢马克·拉德。他们从大一开始就是朋友（同是新泽西男孩，出身背景几乎一样），而且在这之前，马克一直是个令弗格森钦佩不已的主席，他甚至盲目地认为马克不可能犯任何错，可现在，马克顺嘴就说出亲爱的格雷森和操你妈的这些话，弗格森感到很失望，他被困在了一个反对那些反对者的尴尬位置，而对于一个同样反对那些赞成者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孤独的位置。

令人惊讶的是，艾米这次没有反对他。他们仍然处在两张床的冷却期，过去几天里没怎么见面，但是艾米22号晚上开完学民社的会回到家后同样感到失望，不仅因为那篇文章（她承认既粗俗又幼稚），还因为来费耶维舍楼参加本学期最后一次会议的人只有五六十个，而过去几个月的大部分集会都能吸引到两百名甚至更多的与会者，她担心学民社正在节节败退，曾经赢得的每一寸土地现在都在丢失，明天将是一场灾难，她说，无力的最后一战，会以失败而告终，让哥伦比亚的学民社从此关门。

她错了。

1968年春（三）。史无前例。无人敢想。越来越大的旋涡[9]，突然之间，其中的每个人一起开始盘旋。无名之父[10]得了肚子疼，直不起腰来，拉肚子了。飞将军[11]狂奔，一个狮身人面的轮廓，一大群人。怎么谁，谁什么，突然间都在问他：为何您的圣言与圣戒如此黑暗、晦涩？中心无法，万物无法，人群无法不能不这样做，但被释放出来的不是混乱，而是世界释放了自己，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如此，就这样，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学生抗议开始了。

当天早上有将近一千人。三分之二是反对者，聚集在校园中心的日晷周围，三分之一是反对者的反对者，站在罗氏图书馆的台阶上，大概是要防止有人冲击大楼，如有必要也可以镇压反击。他们已经事先发布过警告，群殴的威胁还招来了一队准备在必要情况下驱散人群的年轻教授。先是演讲，学民社的成员一个接一个，还是老一套，不过学生美国黑人学会也来了，因此这是哥伦比亚历史上第一场种族融合的集会，随后，新当选的学生美国黑人协会主席西塞罗·威尔逊站到日晷上开始向人群讲话，他先谈了一下哈莱姆和体育馆，但很快（让弗格森震惊无比）他便开始攻击白人学生。“如果你们想知道他们说的是谁，”他说，指的是种族主义者，“那就去照照镜子——因为你们对黑人根本一无所知。”

站在前排的艾米打断他，并喊道：“你凭什么认为没有白人站在你那边？你凭什么认为我们不会患难与共？我们是你们的兄弟姐妹，哥们儿，我们站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也站在我们身边，我们所有人都会更强大。”

出师不利。你得佩服艾米的大胆直言，但这个头开得不太好，混乱持续了好一段时间。罗氏图书馆牢不可破，大门紧锁，也没人愿意把门砸开或者跟保安发生冲突。又回到了日晷，基座上的铭文刻的是HORAM EXPECTA VENIET（静候时机，它必到来），但时间是已经来了呢，还是4月23号会沦为又一个错失的良机？又一轮演讲，但这时现场已是一潭死水，人群的能力挥发殆尽。就在集会似乎要这样草草收场时，有人突然喊道，去体育馆工地！这句话好像一记耳光，突然间三百名学生开始沿着学院路，往东跑向晨边公园。

艾米低估了不满的严重程度，沮丧的情绪已经蔓延到了那些占了大多数的非学民社成员学生身上，随着打不赢的战争继续隆隆作响，白宫和罗氏图书馆里那些无名之父们继续讲着他们的黑暗言辞，发布他们的晦涩法律，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似乎已经濒临精神崩溃，弗格森跟着跑向公园的人群往前跑时，突然意识到他们已经着了魔，他们的灵魂已经被他暑假时在纽瓦克的大街小巷中目睹的那种愤怒与快乐的混杂体占据了，只要没人开枪，这群人就无法被控制。公园那边是有警察，但人数根本不足以制止一帮学生在环绕建筑工地的铁丝网围墙上拆出一个四十英尺长的缺口，其他学生则跟寡不敌众的保安扭打在一起，戴维·季默也来了，弗格森注意到，还有季默的朋友马可·弗格，文质彬彬的季默和更加文质彬彬的弗格正和一帮人在冲击围墙，有一刻，弗格森有些嫉妒他们，真想自己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但这种感觉很快便过去了，他坚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几乎算是一场战斗，但不完全是。争执，摩擦，你推我搡，警察对学生，学生对警察，学生扑向警察，学生踹警察，把他们推到地上，其间有个哥伦比亚的男生被拖走了（白人、非学民社成员），并被指控过失致人重伤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和拒捕，最终，增援的警察手持警棍到达公园后，学生才离开工地返回校园。与此同时，另一群学生——就是留在学校的那些——正在向公园进发，前进的队伍和撤退的队伍在晨边大道的中途相遇后，撤退方告诉前进方，他们在公园的事已经结束，于是双方一起走回学校，重新聚集在日晷周围。此时大概还有五百多人，但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个半小时前他们还有个计划，但一切变化太快，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都只能是见机行事。反正在弗格森看来，清晰无误的只有一个事实：这群人仍然魔性不减——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几分钟后，大部分学生开始前往汉密尔顿楼，数百人涌入一层的大厅，全都挤在了那块狭小的空间内，运动员和怂货们互相推来推去，但更多人涌了进来，每个人的情绪都很激动，但又不知所措，甚至糊涂到了在校园造反的第一项行动上犯了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的错误——把本科生院的院长反锁在他的办公室中作为人质（第二天下午亨利·赫尔曼被放出来后，这个错误才得以纠正）——不过，参与占领大楼的学生采取必要手段，成立了一个指导委员会，其中三人来自学民社，三人来自学生美国黑人协会，三人来自大学公民协会，还有一位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同情人士，他们共同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陈述了抗议的目的：

一、所有待决的纪律处分和已经针对六名学生实行的留校察看处分，立即终止，并赦免所有参与此次示威活动的学生。

二、科克校长有关禁止在校内建筑中举行示威活动的禁令，立即作废。

三、晨边公园的哥伦比亚体育馆施工立即停止。

四、将来所有针对本校学生的纪律处分，必须举行公开听证会，由全体师生参加，并且严格遵守合理的程序标准。

五、哥伦比亚大学不只在书面上，还要在事实上，立即正式退出国防研究院；科克校长、董事会成员威廉·A.M.博登，立即辞去各自在国研院董事会与执行委员会的职务。

六、哥伦比亚大学动用其影响力，使针对那些在晨边公园的体育馆施工工地进行示威的学生的待决指控得到撤销。

大楼的各扇门仍然敞开着。当时中午刚过，那天又是正常的上学日，拉德后来告诉弗格森，学民社的人觉得那些没参加示威的学生还要到楼上各层去上课，堵住门不让人进来只会惹恼他们，这个风险冒不起。毕竟他们想争取这些学生的支持，做出什么让这些多数派转过头来反对他们的事，绝不是明智之举。那会儿大楼还没有被“占领”，但接着，学生们开始在楼里举行静坐抗议，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汉密尔顿楼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与本校没有关系的人，比如其他学校的学民社成员，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成员，各个“现在就要和平”组织的代表，也闻讯赶来给予支持，随着这些人的到来，食物、毯子以及其他供人们在大楼里过夜的必需品也送来了。艾米就是准备在这里过夜的人之一，但弗格森在忙着做笔记，无暇和她说话，向她抛了一个飞吻。她笑了笑，又挥了挥手（过去几个星期里，她冲他这么笑的次数少之又少），然后弗格森便飞奔到《观察报》位于菲利斯·布斯楼的办公室写稿了。

那天晚上，学民社与学生美国黑人协会之间本就脆弱、短命的结盟瓦解了。黑人学生想要堵住门，在六条要求获得同意前，任何人不许进入汉密尔顿楼。他们说，他们准备好放手一搏了，大厅里开始风传枪支已经被偷偷带入大楼，言下之意很可能是，他们所谓的一搏，将会是充满暴力的一搏。此时已是凌晨五点，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双方陷入了僵局，开门还是关门的争论仍旧相持不下，学生美国黑人协会开始礼貌地建议学民社离开大楼，自己再去占一座别的楼。弗格森理解学生美国黑人协会的立场，与此同时他感到这样的分裂让人垂头丧气，他也明白学民社为什么可能对此感到不快。这和朗达·威廉姆斯拒绝他的理由没什么两样。这和他父亲在纽瓦克骚乱之后说的所有那些令人厌恶的话没什么两样。世界已经到了这步田地。

讽刺的是，如果那天早上学民社没有被驱逐，哥伦比亚的造反根本不可能蔓延到汉密尔顿楼之外，接下来六周里发生的事也将会是完全不同、规模更小的事，而最终发生的大事，更不会大到足以让每个人都注意到它。

4月24号黎明时分，被赶出来的学民社成员闯入罗氏图书馆，把自己关在科克校长的办公室里。十六个小时后，一百名建筑系的学生控制了艾弗里楼。又过了四个小时，也就是25号凌晨两点，两百名研究生将自己堵在了费耶维舍楼里。26号凌晨一点，从罗氏图书馆涌出来的一群人占领了数学楼，几个小时之内，两百名学生和不是学生的激进人士便控制了第五座楼。当晚，哥伦比亚宣布，校方将应允林赛市长有关暂定体育馆施工的请求。

学校全面停课，除了政治集会外，校园内没有别的活动。罗氏图书馆、艾弗里楼、费耶维舍楼和数学楼不再是一座图书馆和三座教学楼，而是四个公社。汉密尔顿楼则被重新命名为马尔科姆·艾克斯大学。

无名之父的孩子们在说不，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依然无人知晓。

弗格森早已手忙脚乱。每周只出五天的报纸成了七天都要出的日报，文章得写，地方得去，人得采访，会得参加，几乎或者根本没空睡觉，一晚上顶多能眯两三个小时，几乎或者根本没空好好吃顿饭，全靠卷饼、意大利香肠三明治和咖啡撑着，咖啡以及一千根香烟，但他意识到这样的手忙脚乱对他很有好处，忙得不可开交、累得筋疲力尽，产生了让他同时清醒又麻木的双重效果，他需要保持清醒的状态来看清楚周围发生的事，然后以这些事件所需的速度和精度，把它们写下来，但他也需要自己麻木，这样才不会去想艾米，因为她几乎已经不属于他，几乎已经离开了，尽管他不停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把她赢回来，竭尽所能阻止不堪设想之事的发生，但他也明白，无论他们在过去对彼此意味着什么，现在已经不是了。

她和罗氏图书馆的那些人在一起，是他们中的坚定分子。26号下午，在匆匆赶往数学楼的路上，弗格森瞥见她正站在二楼科克办公室窗外的台子上。她右边站着莱斯·高茨曼，他已经不是本科生了，而是英文系的研究生，她左边站着希尔顿·奥本辛格，莱斯的好朋友，同时也是弗格森的朋友，《哥伦比亚评论》的中坚力量之一，艾米站在莱斯和希尔顿中间，午后明媚的阳光洒在她身上，让她那一头没法收拾的头发看起来就像着了火，她看着很开心，弗格森心想，太他妈开心，让他都想哭了。

1968年春（四）。弗格森认定他正在见证的是一场微缩版的革命，是一场玩具屋中的革命。学民社的目标是逼迫哥伦比亚大学摊牌，让人们认清校方的真面目确如他们所言（拒不妥协、闭目塞听、美国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全集的小子集），而一旦学民社向其他学生证明这一点，中间那部分人便会倒向他们这边。这就是目的所在：消灭中间派，营造一种局面，逼着所有人要么来这个阵营，要么去那个，分出支持者和反对者，丝毫不给骑墙派或者温和派留出余地。照学民社的说法就是激进化，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表现得和校方当局一样坚决，寸步都不能让。双方都很强硬，但因为学生在哥伦比亚无权无势，所以学民社的强硬态度看上去像是一种优势，而校方大权在握，相比之下他们的强硬态度给人的印象就成了一种劣势。学民社是想刺激一下科克，让他用武力把学生从各座大楼中赶出去，其他人当然都想避免这种情况，但几百名警察突袭校园的场面，肯定会引起那些中立者的恐惧和厌恶，让他们转而支持学生的诉求，结果，愚蠢的校方（比弗格森预想的更蠢——和俄国沙皇一样蠢，和法国国王一样蠢）竟然真的掉进了圈套里。

校方之所以死守自己的强硬立场，是因为科克认为哥伦比亚是全国所有大学的表率，如果他屈从了学生们那些荒唐透顶的要求，那其他地方会怎样？绝对会是多米诺理论的缩影，让五十万美国士兵深陷越南的不正是这个理论吗？但正如弗格森刚来纽约生活时发现的，多米诺只不过是哈莱姆西班牙裔聚居区的波多黎各人在人行道上的牛奶筐和折叠桌上玩的一种骨牌游戏而已，与政治和大学管理完全扯不上关系。

相比之下，学民社则是走一步看一步。每天的事态充斥着各种出人意料的进展，每个小时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天那么漫长，把该做的事情做成，需要绝对的全神贯注，以及那种唯有顶尖爵士乐手才具备的不拘气质。身为学民社的领导，马克·拉德自然成了那名爵士音乐家，随着大楼占领行动的继续，弗格森越来越佩服拉德，他挥洒自如地适应着每个新情况，不但随机应变的能力惊人，面对每一场危机，他还愿意做出变通，对症下药。科克顽固死板，拉德轻松灵活，时常还很调皮，科克是军乐队的指挥，演奏的是约翰·菲利普·苏沙的进行曲，而拉德则正在舞台上和查理·帕克玩比波普爵士乐，弗格森猜想学民社的成员中应该没有谁能比他更胜任组织发言人这个角色。到4月23号晚上，他已经彻底原谅了马克在亲爱的格雷森——操你妈的那件事上的严重失误，而且顺便说一句，人们对那封公开信似乎没有他预想的那样反感——当然，人们指的是学生，支持学民社、反对校方的学生——这让弗格森自问他究竟对这种事了解多少，因为那些话不仅没有冒犯别人，还成了整个运动中的战斗口号之一。当然，并不是说弗格森听到一大群学生喊出趴到墙上，操你妈的这种话时很开心，但他发现马克对事态的理解程度显然胜过他，这解释了为什么领导革命的人是马克，而弗格森只是个旁观的记录者。

无论何时，校园里到处都是成片成片黑压压的人群，就连深更半夜也是，整整一星期不舍昼夜的蜂拥，接着是随后那个月里断断续续的蜂拥，后来，每当弗格森想起那段时间，想起从4月23号持续到6月4号毕业典礼当天的混乱时期，脑海里冒出来的第一个情景就是一窝蜂似的人群。师生们成群结队，胳膊上绑着五颜六色的臂带，白带子是教师队伍（因为他们要努力维持和平），黄带子是激进分子，绿带子是激进分子以及六条要求的支持者，蓝带子是运动员和右派们，最后这一组自称是多数派联盟，他们举行了各种喧闹的示威活动，愤怒地批判其他示威活动，还在某天晚上冲击费耶维舍楼，企图驱走占领者（经过一番推搡之后败下阵来），并且在静坐示威的最后一天成功地封锁了罗氏图书馆，阻止食物被送进大楼，进而引发了更多的推搡扭打，有些人的头上还挂了彩。对于哥伦比亚这样一所规模的学校来说（本科生部和研究生部的学生加起来共有一万七千五百人），不难预料的是教师们也分裂成了不同的派别，从全面支持校方的到全面支持学生的都有。他们提出了各种建议，组成了各种委员会，比如在新的纪律处分规程方面，三边委员会主张由人数均等的校方、教师和学生共同裁定，而双边委员会则提倡调查组的成员只包括教师和学生，校方当局不参与，但其中最活跃的委员会是一个自称为临时教工部的组织，基本上全是年轻教授，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们开了很多又长又闹的会，企图找出和平解决的方案，满足学生的大部分要求，以便在不惊动警方的情况下让他们离开各座楼。但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不是说他们没想出什么好办法，而是所有办法都遭到了校方的阻挠，对于任何有关纪律处分的要求，校方都拒绝妥协或者让步，就这样，教师们认识到他们原来和学生一样无能为力，哥伦比亚是一所独裁的大学，在这之前基本上还算仁慈，但正在滑向专制主义，对于任何和民主制度沾边儿的改革都没有兴趣。说到底，学生们来了还会走，老师们来了还会走，只有校方当局与董事会是永恒的。

如有必要，哥伦比亚会毫不犹豫地召来警察，让他们把楼里的白人学生拖出来，但是汉密尔顿楼里的黑人学生，却制造了一个颇为棘手同时可能更加危险的麻烦。逮捕学生时，如果警方袭击了他们，或者哪怕是粗暴地推搡几下，那么这种黑人遭受白人暴力的场面就会激起哈莱姆百姓的公愤，让他们涌入校园来实施报复，而那样的话，哥伦比亚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与黑人暴民的战争，而这群人绝对会把大学踏平，把罗氏图书馆烧成灰烬。考虑到马丁·路德·金被杀之后哈莱姆居民的愤怒情绪，如此大规模的暴力与破坏并非是草木皆兵的恐惧，而是实实在在的可能性。警方曾计划在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就是数学楼被占的那晚）驱逐闯入五座楼的学生，但当时罗氏图书馆前面聚集了一群戴白色臂带的教授，正试图保护里面的示威者，当穿着便衣的卧底警察开始拿警棍猛砸这些人的头后，哥伦比亚大学不得不宣布放弃，取消了整个行动。如果战术巡逻队对待白人都这样，他们对黑人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校方需要更多时间来和汉密尔顿楼里的美国黑人学会领袖谈判，这样校方派出的教师特使才能有机会与他们单独讲和，让学校免遭哈莱姆居民的入侵。

至于白人学生，《观察报》办公室的总体感受是，学民社已经在引发抗议的两个最重要问题上占据了上风，因为学校与国研院脱离关系和体育馆永不修建现在几乎已经板上钉钉了。到了这一步，占领大楼的学生完全可以毫发无伤地走出来，宣布胜利，但是鉴于其他四条要求仍然悬而未决，在它们全部得到满足前，学民社拒绝做出让步。其中最富争议的一项与赦免有关（赦免所有参与此次示威活动的学生），没想到这竟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令学校大多数人搔头的难题，就连《观察报》的员工也觉得莫名其妙，尽管他们几乎一边倒地同情那些占领大楼的人，可是真如学民社宣称的那样，学校是非法权威，因而无权惩罚他们，那他们怎么又要求这个非法权威免除所有涉事抗议者的责任呢？就像茅豪斯有天下午模仿牛仔的口气，打趣地跟弗格森说的那样，还真他娘是个让人抓耳挠腮的小难题，对不，阿奇？弗格森挠挠头笑了笑。谁说不是啊，他说，除非我猜错了，但我觉得这正是他们想要的。他们的逻辑本身就很荒谬，但明知道在这一点上不可能赢，他们却还要坚持，是为了逼学校出手。

出手干吗？茅豪斯问道。

叫警察来啊。

你在开玩笑吧。哪有人会这么犬儒。

不是犬儒，格雷格，是策略。

无论弗格森是对是错，在占领的第七天结束后，警察最终被召来了，4月30号凌晨两点半左右——这个时间点，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哈莱姆正沉浸在睡梦中——逮捕开始了。纽约城一千名头戴钢盔的防暴警察进入校园，像扇子一样分散开来，一千名旁观者站在那个阴冷潮湿、所有黑夜中最阴森可怖的黑夜里默默注视着，其他人推挤着涌来涌去，冲警察大声呼喊不要暴力的口号，蓝带子们在为警察加油助威，白带子和绿带子们则试图阻止战术巡逻队进入各大楼，弗格森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警察与学生间存在的敌意，这种互相的憎恶，并非像所有人担心的那样，和白人与黑人的敌对情绪有关，而是白人和白人间的阶级仇恨，一面是养尊处优的学生，一面是社会下层的警察，在他们看来，哥伦比亚这些男女学生就是一群锦衣玉食、被惯坏的反美嬉皮士，而那些支持他们的教授也好不到哪里去，全是自命不凡的反战激进知识分子，是腐臭无比的赤色分子，毒害着青年人的思想，所以他们首先处理了汉密尔顿楼的疏散工作，尽可能顺利地把黑人学生弄了出来，由于马尔科姆·艾克斯大学那些自豪的学生组织井然，所有人都投票同意不抵抗，平静地让警察护送他们，经过大楼下面的通道到达了停在外面的囚车，因此没有一个拳头打向他们，没有一根警棍砸到他们的头颅上，就这样，哥伦比亚连手指都没抬一下，就逃过了哈莱姆的震怒。到这个时候，其他几所大楼的供水已被切断，战术巡逻队和他们的便衣卧底开始着手逐个清理艾弗里楼、罗氏图书馆、费耶维舍楼和数学楼，里面的学生匆匆忙忙对他们已经堵在门后的障碍物进行加固，但由于每座大楼前都有各自的白带子和绿带子，这些人受的伤最严重，在警察握着撬棍横冲直撞奔向大楼时，遭到了对方的棍击、拳打、脚踢，随后，警察用撬棍强行撬开门锁，推翻障碍物，逮捕了里面的学生。不，这不是纽瓦克，弗格森一边注视着警察的行动，一边这样告诉自己，没有开枪，所以不会有人被打死，但情势没有纽瓦克那么严重，并不意味它不丑恶，比如副院长亚历山大·普拉特，被一个警察照着胸口给了重重一拳，哲学家西德尼·摩根贝瑟，这位总是穿着白球鞋和脱了线的毛衣，总是蹦出各种本体论妙语的教授，守在费耶维舍楼的后门那儿时，头上突然挨了一闷棍，《纽约时报》的年轻记者小罗伯特·麦吉尔·托马斯，爬上艾弗里楼前的台阶后出示了他的采访证，却被呵斥立即离开大楼，然后一名警察拿手铐当指节铜套，冲他脑袋上猛砸下去，把他推下了台阶，而他滚到下面后又遭到了十几根警棍的暴击，《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斯蒂夫·夏皮罗，眼睛被一个警察打了一拳，照相机被另一个警察砸烂，紧急救护志愿小分队的一名医生，身上穿着白大褂还被警察撂倒在地，挨了一顿猛踢，然后被拖到了囚车上，几十名男女学生，遭到躲在灌木丛中的便衣警察偷袭，头和脸被警棍、木棍和枪托砸开了花，还有几十名学生踉踉跄跄地走着，头皮、前额和眉毛上鲜血直流，接着，大楼中的示威者全被撵出来，被装上囚车拉走后，战术巡逻队的勇士们又组成方阵，开始有条不紊地在南区来回扫荡，驱散仍然逗留在那里的数百人，冲向一群群手无寸铁的学生，将他们打翻在地，百老汇大街上的骑警，骑着马对那些逃过了校园袭击的学生紧追不舍，当然，还有弗格森，在为他那份卑微的学生报纸做报道时，后脑勺上挨了一闷棍，一个乔装打扮成学生模样的警察卧底，举着警棍砸向了他那个四年半之前曾有十一处伤口被缝合的脑袋上，被打倒在地后，他的左手，就是那只已经缺了大拇指和三分之二个食指的手，又被不知谁的靴子或者鞋子的鞋跟狠狠踩了一下，那只脚落下来时，弗格森觉得他的手肯定被踩碎了，虽然事实证明并没有，但当时简直太痛了，而且迅速便肿了起来，从那一刻起，他开始厌恶警察。

七百二十人被捕。近一百五十起受伤报告，当然，未上报的受伤情况，数量就说不准了，比如弗格森的头上和手上挨的那两下子。

《观察报》当天的社论没有文字——就是报头下面两个被黑线框出的空白栏。

1968年春（五）。5月4号，星期六，弗格森和艾米终于坐下来谈了谈。坚持要谈的人是弗格森，他明确地告诉她，不想谈他自己的伤或者艾米和她的罗氏图书馆占领伙伴被捕的事，也不想聊红带子、绿带和温和派组成的联盟宣布要在4月30号晚上举行的反哥伦比亚大学罢工罢课行动（学民社的策略奏效了），或者花一秒钟讨论他们喜爱备至、记忆犹新的巴黎正在发生的各种大事件，不，他说，就这么一晚，他们得忘掉政治，谈谈他们自己，艾米不情愿地同意了，虽然她现在脑子里想的几乎全是政治运动，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斗争的狂喜，以及在罗氏图书馆过了六天的公社生活之后，让她改头换面的那种电击般的觉醒。

害怕在公寓里谈他们又会大吵大闹，弗格森建议找一个中立的地方，某个公共场所，有陌生人在场的话，不容易失态，他们已经有两个多月没去过绿树餐厅，便决定去好吃城吃饭，弗格森心想这应该是他们这辈子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了。莫尔纳先生和太太看到他们最喜欢的这对年轻伴侣踏进餐厅的门后特别高兴，按照弗格森的要求，把他们热情地带到餐厅后面那间稍微高出地面一些、没摆几张桌子的小厅里，安排了一张靠近角落的桌子，并且大方地送了他们一瓶佐餐的波尔多葡萄酒，但是弗格森跟艾米坐下来吃他们的最后一顿晚餐时，心情简直糟透了，他注意到艾米本能地选择了那张靠墙的椅子坐下，也就是说她一抬眼就能看到餐厅里的其他食客，而弗格森本能地坐到了那张背对其他人的椅子上，也就是说，他想看的人只有艾米，艾米和她背后的那堵墙，椅子的选择就是两人目前状况的真实写照，因为他们的本性就是这样吧，弗格森心想，在过去的四年零八个月里，他们俩一直都是如此，艾米的眼里还有其他人，而他的眼里只有艾米一个。

他们在那儿待了一个半小时，或许是一小时四十五分钟，说不清到底有多久，平常吃饭时狼吞虎咽的艾米，挑挑拣拣地扒拉着她的食物，弗格森则一杯接一杯地往肚子里灌红酒，基本上独自干完第一瓶后，又点了一瓶，他们谈一会儿，沉默一会儿，谈一会儿，再沉默一会儿，然后谈着谈着，过了不久，弗格森便听到艾米说他们结束了，他们已经不再合适对方，各自在朝着不同的方向成长，所以不应该继续住在一起了，不，艾米说，这不是谁的错，弗格森有什么错呢，从他们在蒙特克莱尔那座小公园的长椅上第一次接吻开始，他就一直拼命地爱着她，爱得那么深，不，是她自己实在受不了情侣关系那种令人窒息的禁闭感了，她必须不受约束地独自前进，没有任何人或事的羁绊，毫无顾忌地去加利福尼亚继续参与运动，这就是她现在的人生，而弗格森在其中已经没有位置，她不能陪她宽厚、善良、最好的阿奇一起走下去了，她很抱歉，很对不起他，非常非常对不起，但事实就是如此，而且这大千世界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点。

到这会儿艾米已经哭成了泪人，一边温柔地折磨着露丝和斯坦利·弗格森的儿子，一边任两行热泪滚下脸颊，而弗格森自己，虽然比她更有理由哭，但因为喝醉了，一点儿都哭不出来，不算太醉，只是醉得足以让他失去打开泪腺的冲动，这样再好不过，他感觉，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给她留下的最后一个印象，是情绪崩溃、哭到肝肠寸断的样子，他使出仅存的一点力气，说：

啊，我最深爱的艾米，我非凡的艾米，凌乱的头发，闪亮的眼睛，我心爱的恋人，与我共度过一千个缠绵夜晚的爱人，我耀眼的女孩，这些年你的嘴和身体给我的嘴和身体带来了如此奇妙的享受，你是唯一一个与我同床共枕的女孩，唯一一个我想跟她同床共枕的女孩，我会在余生的每一天想念你的身体，但我会特别怀念你身体上那些曾经只属于我的部分，只属于我的眼睛和手，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属于你但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些部位，比如你的后面，你看不见它们，就像我也看不见我的，就像每一个有躯体的人都看不见他们自己的后面一样，先从你的屁股开始，当然，你浑圆、匀称、可口的屁股，然后是你双腿的后面，上面那些棕色的小圆点，一直以来都让我爱不释手，还有你膝盖后面的皮肤上那些沟壑，就在双腿弯曲的地方，那两根线条的美妙让我惊叹，还有你弯下身子的时候，你脖子被藏起来的那一半和你隆起的一块块脊椎，还有你腰部美好的曲线，这些曲线这么多年来都属于我，也只属于我，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你的肩胛骨，亲爱的艾米，你那两块肩胛骨突起来时，总让我想起天鹅的翅膀，或者是那个白石苏打水女孩背后伸出的翅膀，她可是我爱过的第一个女孩。

求你了，阿奇，艾米说，求你别说了。

但我还没说完呐。

不要说了，阿奇，求你了。我受不了了。

弗格森正打算继续讲，但他还没来得及把舌头挪到合适的位置上，艾米便腾的从椅子上站起身，拿餐巾擦干眼泪，走出了餐厅。

1968年5月到6月。第二天上午，艾米把自己的东西打包收拾好，送到她父母在西75街的住处后，去了帕琪·杜根位于克莱尔蒙特大道的公寓，借住在她家客厅的沙发上，度过了她作为巴纳德本科生的最后一个月。

弗格森现在不只筋疲力尽，不只麻木呆滞，而是回到了1965年大停电时宿舍楼那架漆黑的电梯里，或者是回到了1946年到1947年他还在他母亲肚子里感受到的那种漆黑里，他已经分不清了哪是哪，如果他想要在未来继续生活下去，就得重新再被生一遍——一个哭得撕心裂肺的新生儿，从黑暗中被拉出来，重新获得了一个机会，在光怪陆离的世界找到自己的出路。

5月13号，一百万人走上巴黎街头游行示威。整个法国都起来反抗了，可戴高乐到底死哪儿去了？一张标语牌上写着：哥伦比亚——巴黎。

21号，汉密尔顿楼第二次被占领，一百三十八人被捕。当天晚上，警察与学生在哥伦比亚校园内的战斗比七百人被捕那晚的规模更大，场面更血腥，甚至更野蛮。

出完5月22号那期之后，《观察报》开始休刊，6月3号，出版了本学期的最后一期。同一天，弗格森离开纽约，去佛罗里达和他父母待了一个月。

在他乘飞机南下的途中，安迪·沃霍尔遭遇枪击，差点儿丢掉性命，开枪者是一个叫瓦莱丽·索拉纳斯的女人，她写了一部名为《人渣》（把男人千刀万剐协会）[12]的宣言，以及一部名叫《爆你的菊》的喜剧。

两天之后，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被一个叫瑟罕·瑟罕的人开枪打死，享年四十二岁。

每天黄昏时分，弗格森都会到海滩散步，大多数上午，他会和他父亲打网球，为纪念他外婆，去小狼餐厅吃熏鲑鱼炒鸡蛋，然后剩下的大部分时间窝在公寓里，开着空调，翻译他的法国诗歌。6月16号，早已不知道艾米身在何处的他，把其中一首诗塞进信封，寄到了她父母在纽约的住处，请他们转交给她。他没法下笔给她写信，也不想下笔给她写信，但是那首诗，不知为何替他表达了大部分他已经没办法再对她讲的话。

红发美人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站在你面前的我，已是一个饱经世事之人

明白了生，也了解了一个活人所能了解到的死

品尝过爱的悲伤与快乐

偶尔懂得用自己的想法俘获他人

会说几种语言

去过不少地方游历

当炮兵和步兵时，见识过战争

被氯仿麻醉后，受伤的头曾被锯开

在噩梦般的战斗中，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我对古今的了解，不逊于任何人

但今天我不屑于谈论这场战争

在我们之间，也为了我们，我的朋友

我来裁判这场传统与想象之间的漫长争斗

秩序与冒险的争执

你的嘴是按照上帝的嘴造的

嘴就是秩序本身

所以你拿我们和那些秩序的完美化身比较时

请温柔一些对待

我们这些到处寻找冒险的人

我们不是你的敌人

我们想给你广阔而奇异的王国

在那里，奥秘之花任何人都可以采摘

在那些地方，有着你从未见过的火焰的颜色

有一千种缤纷的光的幻觉

而我们必须要使之成真

我们想探索一切都静默无语的广袤国度的善意

以及可以被赶走或者召唤回的时间

怜悯我们这些总是在无限与未来的最前沿征战的人吧

怜悯我们的过错，怜悯我们的罪恶

现在，夏日这个狂暴的季节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而我的青春就像已经逝去的春天

啊，阳光，这是理性燃烧的时节

我在等着

去追寻她从来都选择的那种甜美与高尚的形态

所以只有我能爱她

她来了，吸引着我，就像磁铁吸引着铁屑

她有着可爱的红发女郎

那种迷人的外表

看起来，她的头发像是金子做的

像一道美丽的闪电，一直一直地闪耀

或者像那些在凋零的香水月季周围

恣意雀跃的火焰

但全世界的人，尤其是这里的人

笑吧，嘲笑我吧

因为有太多的事情，我不敢告诉你

太多的事情，你不让我讲

怜悯我吧

（A.I.弗格森 译）

注释：

[1] 原文为Steal Works，与Steelworks（炼钢厂）发音相同，其中的steal意为偷、窃取。

[2] 此句是指阿里在越南战争期间因拒服兵役而说过的两句反战宣言，“我和越共又没过节”“没有哪个越共骂过我黑鬼”，前一句阿里的确说过，但后一句存疑。

[3] 意第绪语中对黑人的侮辱性称谓。

[4] 这是对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和南越政权采取的心理战术的统称。

[5] 这是尼克松在1968年的竞选承诺。

[6] 咔嚓漫画（Zap Comix）是当时反主流文化地下漫画中的代表；快活的捣蛋鬼（The Merry Pranksters）是对美国作家、反主流文化运动偶像肯·凯西的追随者的称谓；操你妈的（The Motherfuckers）是纽约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名称，全称为The Up Against the Wall Motherfuckers（趴在墙上，操你妈的），源于纽瓦克警察喝斥被在押黑人时的口头禅。

[7] 安全帽（Hart Hats）指的是1970年在纽约发生的安全帽骚乱中袭击抗议学生的建筑工人；不爱就滚（Love-It-or-Leave-It）出自支持越战的歌曲《美国，不爱就滚》（America, Love It or Leave It）。

[8] 此处原文为Gym Crow，取自Jim Crow（吉姆·克劳）的谐音。吉姆·克劳是对黑人的侮辱性称谓，吉姆·克劳法泛指美国各蓄奴州曾实行的各种种族隔离与歧视法律。

[9] 此句以及后面的“一个狮身人面的轮廓”“中心”“万物”“混乱”均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著名诗篇《基督再临》（The Second Coming）中的意象；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在演讲中曾引用了诗中的Mere anarchy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只有混乱在世界上肆意弥漫）。

[10] 此处原文为Nobodaddy，是对上帝的一种不敬称谓（nobody与daddy和在一起，意思是无足轻重的爸爸）。这个词以及后面一句“为何您的圣言与圣戒如此黑暗、灰色”均出自威廉·布莱克的诗歌《致无名之父》（To Nobodaddy）。

[11] 此处原文为Hotspur，直译过来就是滚烫的踢马刺，代指亨利·波西。他是中世纪晚期的一位英国贵族，因骁勇善战获得了飞将军的称号，曾起义反抗亨利四世。同时，他也是莎士比亚著名戏剧《亨利四世》中的主要角色之一。

[12] 此处原文为SCUM（Society for Cutting Up Men），其中，Society for Cutting Up Men（把男人千刀万剐协会）的首字母合起来组成了scum（人渣、渣滓）。

6.2

6.3

把弗莱明的钱扔出窗外三十九天之后，弗格森用打字机录完了他书稿的最后几页。他原以为那一刻会体验到各种美妙的感受，但他只是在把最后五页纸和复写纸从打字机里抽出来时有一阵突如其来的喜悦，随后便烟消云散了，就连那种据说会一直拥有的美好感受也一样：他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写完一本书，是个有始有终的人，不是那种意志薄弱的伪装者，只会做各种大梦但无法履行承诺，当然，这种人类品质远不止与写作有关，但是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弗格森除了一种疲惫的悲伤之外没有任何感觉，而到他在六点半下楼准备和薇薇安、丽莎在晚餐前喝一杯时，内心已经完全麻木了。

空虚。他坐到沙发上喝下第一口红酒时这样想到，就是这个词，就像薇薇安说起她写完自己的书之后那种感觉时谈到的那种空地方。不是独自站在一个没有家具的房间里那种意义上的空——而是心里被掏空了的那种空。对，就是这个，就像女人分娩之后被掏空那样掏空了。只是对弗格森而言生出来的孩子夭折了，这个婴儿永远不会改变、长大或学会如何走路，因为你写多久，书就在你的肚子里活多久，一旦从你身体里出来它们就没用了，死了。

这会持续多久？他问薇薇安，想知道这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危机，还是全面陷入忧郁症的开始，但薇薇安还没来得及回答，兴致勃勃的丽莎便插进来说，不太长，阿奇。也就一百多年。对吧，薇薇？

倒是有个速效解决法，薇薇安听到一百年这几个字后，微笑着说，开始写下一本书。

下一本？弗格森说。我现在已经筋疲力尽，都不知道还有没有力气再读一本书了。

不过，薇薇安和丽莎还是举杯祝贺弗格森生出了他的婴孩，虽然对他来说可能已经死了，她们说，但对她俩来说，还活得好好的，简直活蹦乱跳，丽莎继续说道（虽然她一页都还没读），如果弗格森答应雇她做保姆，她愿意辞去她的法务工作。丽莎的幽默感就是这样——荒谬的幽默——不过通常还挺好笑的，因为她本人很滑稽，引得弗格森笑了。接着他联想到丽莎推着婴儿车里的死孩子在巴黎闲逛的场景，忍不住又笑起来。

第二天上午，弗格森和薇薇安步行去了拉斯帕伊大道上的邮局——国营PTT（邮件、电报和电话局）在当地的分局，这个缩写词用法语念出来是呸忒忒，三个字母从舌头上跳落的声音是那样悦耳，弗格森从没厌倦过重复它们。他们走进那座为法兰西共和国公民和所有其他在法国旅行或居住的人提供通信服务的坚固大厦，把弗格森的手稿副本用航空件寄往了伦敦。但这封信不是寄给艾奥书局的奥布雷·赫尔，而是一个名叫诺玛·斯泰尔丝的女人，她在薇薇安的英国出版社（泰晤士与哈德逊）做高级编辑，碰巧又和她在泰哈的年轻同事杰弗里·伯纳姆是朋友，而伯纳姆又碰巧是赫尔的密友。这就是薇薇安选择递交书稿的方式——通过朋友的介入，对方跟她保证说一定会立即开始看稿，然后把它转给伯纳姆，再由他转交赫尔。有必要这么复杂吗？薇薇安提出这个想法时，弗格森曾问过她，直接给赫尔寄去不是更快更简单吗？

更快，是的，薇薇安说，也更简单，但书稿被接受的可能性近乎为零，因为自荐稿一般都会被扔进废稿堆里——（对于外行的弗格森来说，这俩都是新词儿）——而且几乎总会被直接拒掉，没人会去细看。不，阿奇，在出书这件事儿上，弯路是更好的一条路，也是唯一一条路。

换而言之，弗格森说，就是那两个人得先喜欢我的书，然后才会递给那个意见真正算数的人。

恐怕是这样。好在那俩人不傻，我们可以信赖他们。但赫尔就难说了。不过，现在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可能，他会读到你的书。

就这样，他们在1966年3月10号上午，来到了巴黎七区的呸忒忒分局排队，轮到他们后，弗格森惊讶地看着柜台后面那个小个子麻利地把包裹放到灰色的铁秤上称了一下，又急切地把邮票贴到棕色的大信封上，然后拿着他的橡皮图章，哐哐哐地往那些红红绿绿的邮票上盖戳，把玛丽安娜[1]的好几张脸几乎砸成毁容，弗格森突然想起《恶作剧》里的疯狂一幕——哈珀疯了似的见东西就往上面盖章，连海关官员的秃头顶也不放过——霎时间他心里充满了对于法国的一切事物的热爱，就连那些最愚蠢、最荒唐的东西也一样，就这样，好几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对自己说，生活在巴黎真是太美好了，而这美好中有很大一部分源自他认识了薇薇安，和她成了朋友。

航空件的邮费很高，算上保险和递件签收证明费用，总共要九十多法郎（将近二十美元，相当于他每周零花钱的四分之一），但当薇薇安伸手从包里拿钱给那位柜员时，弗格森抓住她的手腕，告诉她别拿了。

这次免了，他说，里面装的是我的死孩子，所以钱该由我来付。

但是，阿奇，很贵的啊……

我付，薇薇，在呸忒忒，我才是那个该付钱的人。

好吧，弗格森先生，那就请便。但现在你的书要飞到伦敦了，你得答应我你不会再想它了，除非有什么理由需要你再开始想。行吗？

我会尽我所能，但没法保证。

巴黎生活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没有书需要写，也不必去法语联盟上语言课，弗格森不再受过去五个月苛刻的日间安排约束，除了与薇薇安的学习安排外，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中最重要的几项包括，可以在平日下午去电影院，可以更频繁地给他最在乎的人（他母亲和吉尔、艾米和吉姆）写更长的信，可以到哪儿找个室内或者室外球场重新开始打篮球，打听一下招些学生开英文私教课。篮球的问题直到5月初才解决，学生一个都没招到，不过他倒是源源不断地写了很多信，看了大量电影，尽管纽约是个看电影的好地方，但巴黎更好，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为自己的活页夹增加了一百三十篇文章，有了这么多新活页，他从纽约带来的那个活页夹，现在已经有一个法国兄弟了。

他在整个初春写的东西就是这些——寄往美国的信、无线电报和明信片，以及越摞越高的一两页电影梗概和简评。之前在最后修订他的书时，弗格森还琢磨了一下完事之后他想写的各种文章，但现在他意识到，这些想法原来一直是由促使他把书写完的兴奋感支撑着，而书写完后兴奋感消失，他的大脑也失灵了。在重新启动前他需要休息一小段时间，于是，在早春的几个星期里，他很满足于在出去散步时把一些想法记在随身携带的袖珍笔记本上，或者坐在他房间的书桌前，简单写写有关各种话题的一些可能的赞成理由和反对理由，为他想写的那篇有关电影中的儿童角色及童年形象的文章找出更多例子，从《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巴兹尔·拉思伯恩左右开弓狠狠打费雷迪·巴塞洛缪的屁股，到《布鲁克林有棵树》中的佩吉·安·加纳走进理发店拿走她去世父亲的剃须杯，从《四百击》中的让——皮埃尔·利奥德头上狠狠挨了一巴掌，到《大地之歌》中的阿普和妹妹坐在芦苇丛中看火车疾驰而过，接着在滂沱大雨中一起躲进一棵中空的树里——这是弗格森在电影中看过的最凄美最令人震动的儿童形象，如此质朴而又充满寓意，他每次想到它都得控制自己才不会让眼泪涌上来，但这篇以及其他文章暂时只能搁置了，因为他依然没有从那本悲惨小书的创作中恢复过来，几乎没有精力连续思考二三十秒钟，经常是想到第三个观点时，早已把第一个忘记了。

尽管他打趣说不确定还有没有力气，弗格森那年春天还是读了很多书，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多，随着他和薇薇安的学习不断深入，他也越来越乐在其中，越来越专注，因为薇薇安自己似乎也愈加自信，教师的角色得心应手。就这样他们一本接一本地快步穿过了莎士比亚的六部戏剧，以及拉辛、莫里哀和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的戏剧，然后解决了蒙田的随笔，薇薇安带他认识了parataxis（并列、意合）这个词，他们一起讨论了散文的力量与速度，研究了这个据说发现或揭示或创造了薇薇安所谓的现代思维的人的思维，接着他们花了整整三个星期和丧脸骑士[2]在一起，这个人之于十九岁的弗格森，就像是劳莱和哈台之于小时候的他，一种对想象中的人才会有的毫无保留的爱征服了他的心，这位十七世纪初笨手笨脚、耽于幻想的疯子，就像弗格森在书里写到的那两个电影小丑，同样永不言弃：“……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这里绊一下，又跌倒在那里，在一个地方栽倒，在另一个地方崛起，我实现了我的大部分意图……”

除了吉尔书单上的书，还有谈电影、历史的书和选集，英文版和法文版的都有，安德烈·巴赞、洛特·艾斯纳的随笔和论文，新浪潮导演们开始自己拍电影之前写的东西，比如戈达尔、特吕弗和夏布洛尔的早期文章，重读了爱森斯坦的两本书，帕克·泰勒、曼尼·法伯、詹姆斯·艾吉的沉思，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鲁道夫·阿恩海姆、贝拉·巴拉兹这些德高望重之人的研究和思考，每一期的《电影手册》从头看到尾，坐在英国文化协会图书馆读《试与听》，等着他订阅的《电影文化》和《电影评论》从纽约寄来，从早上八点读到中午十二点之后，下午去河对岸的电影资料馆逛逛，用他那张滨河学院的旧学生证，买张票只需要一法郎，因为售票员从来都懒得检查学生证是否还在有效期，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和最好的电影资料馆，创建者是又胖、又痴迷、就像堂吉诃德一样的亨利·朗格洛瓦，电影人中的电影人，而且看带着瑞典语字幕的罕见英国影片或者没有音乐伴奏的默片简直太怪异了，但这就是朗格洛瓦的规矩，没有音乐，尽管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弗格森才习惯完全沉默的大银幕和除了观众的咳嗽声、打喷嚏以及放映机偶尔发出的噼啪声外完全安静的电影院，但他逐渐意识到了静默具有的力量，因为通常情况下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是在听东西，比如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一杯水被放在桌子上，或者一枚炸弹在战场上爆炸，而默片的静默制造出了各种疯狂的幻听感，这些幻觉表明了一些关于人类感知的东西，他想到，人们全情参与某种体验时，对事物的感知会很不一样，而当他不去电影资料馆时，他会去宝塔电影院、商博良电影院或者王子先生大街上的电影院，或者学院路附近的圣米歇尔大道上或后面的那些电影院，然后，对他的教育最有助益的，还是意外发现了拉法耶动作片剧场、共和国动作片剧场和克里斯汀动作片剧场，动作片剧场的三巨头，放的全是好莱坞老电影，已经没有几个美国人记得的那个很久以前的美国拍摄的黑白精神食粮，喜剧片、犯罪片、大萧条时代的情节片、拳击片、战争片，都是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早期那些大量粗制滥造的片子，有几千部之多，这些为他提供了如此丰富的可能性，以至于搬到巴黎后他对美国电影的了解大大增加——就像他对法国电影的热爱，诞生于纽约的塔利亚剧院和现代艺术博物馆一样。

与此同时，弗莱明仍然追着他不放，弗莱明不顾一切地想道歉，弗莱明使出浑身解数想要弥补那个金钱和眼泪的夜晚，那晚之后，他连续很多天每天至少打一个电话到薇薇安的公寓，想和弗格森说话，但塞莉斯泰因把留言从门缝塞进弗格森的卧室后，他会直接撕毁，从来不回。连续打了两个星期没有回复的电话之后，弗莱明不再打电话，转而写信和字条。求你了，阿奇，让我证明给你看我不是你认为的那种人。求你了，阿奇，让我做你的朋友。求你了，阿奇，我在巴黎遇到了很多有趣的学生，我很乐意介绍你认识，你可以交到年纪相仿的朋友。连续三个星期，每个星期两三封信，全都石沉大海，全都被撕烂后扔掉了，最终，信也不再来了。弗格森祈祷着事情可以到此结束，但他在某个餐厅遇上弗莱明或者在街上撞见他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故事要正式结束，还得等到弗莱明在8月回到美国之后，也就是说，得到几个月之后。

夜晚仍然痛苦难耐，仍然没有能把他从孤独中拯救出来的床伴或吻伴，且不说是哪个性别，但茕茕孑立、无人触碰，还是要好过被弗莱明这种人碰，他对自己说道，就算弗莱明只是在做他自己，并没有犯什么错，然后，弗格森会把灯关掉，把头枕在枕头上，在黑暗中回忆过去。

常年忙碌又高效的PTT在法国提供的服务，相当于美国三家机构加起来（美国邮政局、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和贝尔大妈），PTT保证每天投递两次邮件，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因为弗格森的地址和薇薇安的一样，他的信件和包裹会先被送到楼下的公寓。送达之后，好心的塞莉斯泰因会把它们抱上楼，如果只有信的话，就从门缝下面塞进弗格森的房间，要是东西太大，塞不进那条窄缝，她才会敲门——比如他的美国电影杂志，或者吉尔和艾米时常给他寄来的书。4月11号上午九点十分，弗格森正在他房间看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的《人生如梦》，听到楼梯间传来了塞莉斯泰因轻快而熟悉的脚步声，接着是她往他房间走的时候走廊里的木地板嘎吱作响，又过了一会儿，一个薄薄的白信封躺在了地板上，离他的脚只有几英寸远。英国邮戳。一个商业信封，左上角印着回寄地址：艾奥书局。弗格森已经做好了收到坏消息的准备，但弯腰捡起信封后，他磨蹭了六七分钟才把信拆开，长到足以让他开始质问为什么会对一件他本已说服自己并不重要的事感到如此害怕。

他又花了三四十秒才明白，他一直预料的坏消息事实上是个好消息，怀着热情的期待，艾奥愿意支付四百英镑的版税预付款，在明年3月或者4月出版《劳莱和哈台如何救了我的命》，但即使奥布雷·赫尔的肯定答复也无法让他相信竟然有人真的愿意出版他的书，所以弗格森编造了一个故事来解释这封信，默默地指责薇薇安准备自己出钱支付书的出版费用，而且无疑在那些阴险的幕后交易中收买了赫尔，以后还会再开一张数千英镑的支票来负担更多艾奥书局的出版费用。自从来到巴黎后，他一次都没和薇薇安红过脸，一次都没有对她疾言厉色或者怀疑过她不是个正直善良之人，但这次善良得过分了，他对自己说，这把善良变成了某种羞辱，更不用说还非常非常的不正直，简直太糟了。

九点半时，他已经到了楼下薇薇安的公寓，把赫尔的信递到她面前，要求她承认自己所做的一切。薇薇安从没见过弗格森的情绪如此暴躁。这个年轻人情绪失控，对于阴谋诡计和卑鄙的欺骗充满愤慨偏执的幻想，事后薇薇安对弗格森说，当时她站在那儿看着他彻底崩溃，只想到了两种可能的反应：要么照脸扇他一巴掌，要么哈哈大笑。她选择了哈哈大笑。笑是两种解决方案中起效较慢的那种，但在十分钟内她就设法说服了骄傲、过度敏感、自我怀疑到病态的弗格森，他的书被签下来，和她没有半点儿关系，她连一法寻、一个苏或者一分钱的硬币都没给过赫尔。

相信你自己，阿奇，她说，露出点牛气来。还有，看在上帝分上，以后可别再这么指责我了。

弗格森保证说他不会了。他感到无地自容，他说，对于自己不可饶恕的无理取闹羞愧难当，最糟糕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疯狂，就是这样，纯粹的疯狂，如果以后再发生这种事，她也别笑了，直接扇他巴掌就行。

薇薇安接受了他的道歉，两人和好如初。风暴过去了，过了一会儿，他们甚至一起跑到厨房，吃了第二顿早餐，用含羞草鸡尾酒和抹着鱼子酱的小饼干来庆祝了好消息，只是尽管他逐渐接受了赫尔信里的好消息，先前的暴怒依然让他心有余悸，怀疑和薇薇安的那一幕是不是他精神最终会崩溃的前兆。

平生第一次，他开始有一点害怕他自己了。

15号时，赫尔写来了第二封信，说他会在19号星期二来巴黎。艾奥书局的老板在信中为这么晚才告诉他要来表示歉意，但如果弗格森那天下午碰巧没事的话，他很愿意和他见一面。他建议他们十二点半在福凯特餐厅吃个午饭，顺便聊聊书的出版计划，如果吃完饭之后还没聊完，他的酒店就在拐角的香榭丽舍大街上，可以到那儿继续聊。无论接受还是拒绝，弗格森可以通过乔治五世酒店的前台给他留言。祝好，云云。

根据薇薇安从她朋友诺玛·斯泰尔丝那儿打听来的消息——诺玛也是从她的同事杰弗里·伯纳姆那儿道听途说了解到的——弗格森对奥布雷·赫尔的了解仅限于这几项事实：三十岁，已婚，妻子叫菲奥娜，有两个小孩（分别是四岁和一岁），毕业于牛津的贝利奥尔学院（在那儿结识了伯纳姆），一位富有的巧克力和饼干制造商的儿子，一只半黑的绵羊[3]（灰绵羊？），热衷于混迹艺术圈，对文学作品有很好的嗅觉，是个严肃的出版人，但也是个公认的派对狂人，而且有点儿古怪。

这幅模糊的肖像让弗格森想象赫尔是美国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那种浮华的英国绅士，狡猾、傲慢的家伙，脸色红润，喜欢说一些看似幽默但实则相反的嘲讽之语。或许弗格森看了太多电影了，或许他对未知事物的本能恐惧让他在任何新情况下都爱往最坏处想，但事实是，奥布雷·赫尔非但没有一张红脸或者爱挖苦人的性格，还是弗格森在人生旅途上遇到过的最柔情、最可爱的人之一。

小个子，迷你男，只有五英尺三英寸，身上的每一处都按比例缩小了：小头，小脸，小手，小嘴，小手臂和腿。明亮的蓝眼睛。一个生活在常年不见阳光、雨水淋漓的国家的人才有的乳白肤色，一头鬈曲的头发，颜色介于红和黄之间，弗格森曾听人管这叫姜黄色。19号下午，他们握了手，在福凯特餐厅落座准备吃午饭，弗格森一时语塞，只能强迫自己试着聊天，傻乎乎地对赫尔说他是自己认识的第一个叫奥布雷的人。赫尔笑了，问弗格森是否知道这个名字的含义。不知道，弗格森说，他不了解。小精灵的统治者，赫尔说，这个回答太滑稽也太出乎意料，弗格森必须拼命把肺里涌上来的笑声压回去，他的笑很可能被错会为某种侮辱的笑，他意识到，所以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在第一次见面的头两分钟就冒犯一个签下了他的书的人？但话说回来——这个小个子作为小精灵的统治者，太合适太贴切了。就好像众神在他出生前一晚走进奥布雷的家，指示他父母给他们的孩子起名字，现在弗格森满脑子都是小精灵和诸神的形象，他坐在那里看着他的出版人那张英俊的小脸时，不禁好奇自己是否就坐在神话般的存在面前。

那天以前，弗格森对出版社的日常运作或者图书宣传一无所知。除了设计和印刷之外，他一直以为出版社最重要的工作是找尽可能多的报纸和杂志来写书评。如果评价好，书就会受欢迎。如果评价不好，书就砸了。现在奥布雷却告诉他，书评只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因素，而当精灵的统治者详细阐述一些其他因素时，弗格森越来感兴趣，越来越惊讶于书出版之后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伦敦肯定得去一趟。接受日报和周刊的采访，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甚至有可能在电视直播里露面。在某家小剧院举办的晚间活动中，弗格森可以向观众朗读书里的段落，然后坐下来和某个聊得来的记者或者同行作家讨论这本书。还有——仍在酝酿之中，但如果能成的话，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前景——在国家电影剧场或者什么别的影院举办一场劳莱和哈台之夜，并且由弗格森上台去引荐那些电影。

弗格森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弗格森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弗格森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来。弗格森在台上对着一群凝神屏息的忠实读者朗读。

怎么会有人不想要这些？

关键是，奥布雷说，你的书写得真他妈好，完全配得上这样的待遇。没有人应该在十九岁写书。简直闻所未闻，我敢打赌，人们会被它击倒，就像我一样，就像菲奥娜一样，就像我团队的每个人一样。

但愿如此吧，弗格森回答，竭力按捺着他的激动，以免被奥布雷的话带跑，最终让自己丢人现眼。但他现在确实有种心旷神怡之感。门要开了。奥布雷在一扇接一扇地为他打开大门，将会有一个接一个的新房间让他走进去，一想到在那些房间里会找到什么，弗格森就无比幸福——比他好几个月来感受到的快乐都多。

我不想夸大，奥布雷说（很可能意味着他的确在夸大），但就算你明天突然死了，《劳莱和哈台如何救了我的命》也会永远活下去。

好奇怪的一句话，弗格森回道，可能是我听过的最奇怪的一句话。

是的，是有点怪，不是吗？

首先是我突然死了，接着我又救了我的命，然后我永远活下去，虽然我本来应该已经死了。

这么一说还真是奇怪。但却是发自肺腑，想表达的是由衷的赞美。

他们看着对方笑了起来。有些东西开始浮上表面，而且强大到足以让弗格森怀疑奥布雷正在勾引他，这位快活的、长着姜黄色头发的午餐伙伴和他一样是个双取向的人，而且在这条路上早就驾轻就熟了。他突然有点想知道奥布雷的鸡巴是不是和他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小，然后他又想到了自己的鸡巴，问自己是否有机会找出答案。

你知道吗，阿奇，奥布雷继续说道，我得出的结论是，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特殊的人。读你的手稿时我就有这种预感，现在面对面见到你之后，我更加深信不疑。你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和你在一起会很刺激，可也正因为此，你到哪里都会格格不入，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你可以继续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要比大多数人更好，就算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弗格森换上他最灿烂迷人的笑容，投入到奥布雷似乎已经挑起的勾引游戏中，说道，事实上，我是哪儿能入就入哪儿……不管是和谁。

听到这句下流的回嘴，奥布雷冲他邪邪一笑，很欣慰地意识到弗格森完全听懂了每一个微妙的弦外之音。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对所有的体验都乐于尝试。

是的，弗格森答道，非常乐于。什么都愿意试试。

什么都愿意在这里指的是在豪华、热闹的福凯特餐厅与自己相对而坐的人，风情万种的奥布雷·赫尔，这个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要动用自己的一切力量把弗格森的书捧成功，改变他的人生的人，风流倜傥的奥布雷·赫尔，那么让人欲罢不能、心驰神往，以至于弗格森恨不得立马扑到他那娇媚的小嘴上，接着，奥布雷又喝了一两杯红酒，这位据说有点儿古怪的人开始称呼弗格森为靓仔、萌男、好小伙、棒小伙，听着其实并不古怪，反而可以说是很讨喜，很撩人，到他们吃完午饭时，一切都已经摆到了台面上，再没有什么谜团需要琢磨或者问题需要打探了。

在乔治五世酒店五层的客房里，弗格森坐在床上，望着奥布雷脱下他的西装外套，解下他的领带。他已经太久没有和一个他在乎的人在一起了，太久没有被人触碰过，或者说被一个想碰他而且没有张口先谈钱的人碰过了，所以当小精灵的统治者来到床边，坐在他的大腿上，抱住他仍然裹在衣服里的身体时，弗格森忍不住哆嗦了一下。接着，他和那张娇媚的小嘴亲在一起了，而且浑身上下都在颤抖，两个人的舌头搅在一起，紧紧拥抱在一起后，弗格森想起了多年以前坐公交去波士顿看他挚爱的吉姆时对自己说的几个字：天堂的大门。是啊，他现在就是这种感觉，午餐时在脑海里参观过那些房间，那些奥布雷站在门口为他一扇接一扇地打开，让他走进去的房间之后，现在又一扇门打开了，而且这次是他和奥布雷一起走了进去。凡夫俗子。以英国国王命名的巴黎酒店里的一张床。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他们的肉身凡胎在那张床上赤诚相见。Au-delà。在法语中的意思是另一个世界。在此时此地的现世中，另一个世界正在他们的身体里一呼一吸。

那家伙确实和他想象的一样小，但是和奥布雷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完全符合他迷你的身形比例，而且不亚于他娇媚的小嘴或者身体上的任何其他部位。重要的是奥布雷知道如何做到物尽其用。三十岁的他在床上和肉体上的经验，远比弗格森以前睡过的男孩多得多，而且因为他是一个可爱的情人，没有任何怪异或者讨厌的嗜好，对于上男生和被男生上的热爱毫无羞愧之感，比起安迪·科恩和布莱恩·米谢夫斯基，他同时更含蓄也更具侵略性，对自己信心十足，同时更慷慨大度，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既享受做这件事，也享受被做，那天下午和晚上与他共度的几个小时，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弗格森在巴黎最美好也最满足的几个小时。一个星期以前，弗格森还担心他离精神崩溃不远了。现在他的脑子里突然涌现了一千个新的想法，而他的身体则放松了下来。

在他的英国出版人的怀抱中前往另一个世界之后十天，弗格森搂着他的母亲，请求她原谅自己。她和吉尔刚刚抵达巴黎。《纽约先驱论坛报》已于4月24号倒闭，寿终正寝了，吉尔暂时赋闲直至秋季，届时他将开启在曼尼斯音乐学院当教授的新职业生涯，弗格森的母亲和继父决定去度一下他们结婚六年半之后还未成行的蜜月。首先在巴黎待一周。然后去阿姆斯特丹、佛罗伦萨、罗马和西柏林——吉尔最后一次见到西柏林，还是1945年底战争结束近六个月之后。他们打算花时间看看荷兰和意大利的艺术作品，然后吉尔会带弗格森的母亲去看看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弗格森在3月9号已经录入完了他的书，一共三份副本。一份现在在巴黎他房间的书架顶层，一份正放在伦敦奥布雷的办公桌上，第三份寄到了纽约，现在放在他父母位于河滨大道的公寓里。书稿漂洋过海两个星期后，弗格森收到了吉尔写来的一封信。这倒是很正常，因为他母亲不喜欢写信，他给他们俩的去信十之有九是由吉尔一个人回复的，他母亲有时候会在最后附一两句留言（非常想念你，阿奇！或者妈妈的一千个吻！），有时候不会。吉尔的来信前几段都是对书的积极评价，弗格森在平衡故事的情绪和对现实、现象的描述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弗格森在写作方面的迅速成长和提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到了第四段，信的口吻发生了变化。但亲爱的阿奇，吉尔写道，你必须意识到这本书让你母亲多么难过，她甚至读不下去。当然，重温过去那些艰难时光，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困难的，我并不是在怪你把她弄哭了（我自己也掉了些眼泪），但恐怕你在其中几处可能有点过于诚实，透露的一些有关她的细节太过私密，让她很吃惊。我又浏览了一遍手稿，我感觉最具冒犯性的段落是四十六到四十七页中间那部分，讲你们在泽西海岸度过的那个糟糕的夏天，锁在那个小房子里一起看电视，从清早看到深夜，几乎没有踏上过海滩。只是为了提醒你回忆一下：“我母亲一直都抽烟，但现在她一根接一根地抽，每天消耗四五盒切斯特菲尔德，连火柴或者打火机都懒得用，因为用刚抽完的这根点着下一根更简单高效。据我所知，她以前很少喝酒，但现在她每天晚上要六七杯纯伏特加，到安顿我上床睡觉时，她的声音已经含混不清，眼皮也半耷拉在那双已经不愿再看这世界的眼睛上。那时我父亲已经死了八个月了，那年夏天每个晚上，我在爬上床钻进凌乱而温暖的被单下面后，默默祈祷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母亲还活着。”这些读起来太让人难受了，阿奇。或许你可以考虑把这部分从终稿里删除，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修改——别让你母亲遭受痛苦，把她人生中那段艰难的日子公之于众。停下来想一想，你就会明白我要你这么做的原因……然后是最后一段：好消息是《论坛报》快要倒闭了，我很快就会失业。到那时你母亲和我打算去趟欧洲——多半在4月底。我们到时候可以细聊。

但是弗格森不想等到那个时候。这件事太令人不安，根本不能拖到4月底再说，因为吉尔已经把这些句子从书里摘出来，让它们脱离了上下文，弗格森意识到他确实太过分了，活该被他继父教训。并不是说那段话是不真实的，至少他写书时，在年长一些的他的回忆中，从他八岁时的角度来看，事情就是那样。那年夏天他母亲确实抽了很多烟，喝了很多纯伏特加，也不收拾家务，她的无精打采和消极淡漠让他很忧虑，有时候他和她在海滩上堆沙堡，她会盯着海浪出神，完全不理他，那种木然的状态甚至会让他害怕。吉尔在信中摘录的段落，描述的正是弗格森的母亲精神最不振的时期，正是她堕入悲痛与困惑的最低谷时，虽然弗格森的原意是将这个迷惘的夏天和她回到纽约后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她重新开始了摄影和新的生活，重塑了一个露丝·阿德勒。但是反差似乎有些过度了，把年幼的自己那种恐惧与对成人行为的误读注入到当时的情境中，而实际情况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可怕（确实喝过伏特加，据她母亲跟吉尔说，但他们在贝尔马待了四十六天，她总共就喝了两瓶），所以弗格森读完信后便坐了下来，给他母亲和继父写了一页充满懊悔的回信，为自己给他们造成的任何伤害表示道歉，并且保证会把那些冒犯性的段落从书中删掉。

这就是为什么4月29号上午在皇家大桥酒店的大堂里，弗格森会抱着他时差还没倒过来的母亲，请求她原谅自己。外面的大街上暴雨如注，弗格森把下巴搁在他母亲的肩膀上时，透过酒店的前窗，看到有个女人的伞从她手里飞走了。

不，阿奇，他母亲说，我不需要原谅你什么。是你需要原谅我。

吉尔已经站在前台排队了，等着轮到他递上他们的护照，在登记册上签字，然后办理入住，在他干这些单调乏味的事情时，弗格森领着他母亲来到大堂一角的长凳上坐下。旅途让她看起来很疲惫，他猜测他母亲肯定还想继续和他说话，坐下来聊会更轻松些。疲惫不堪，弗格森心里想，但并不比其他连续坐了十二三个小时飞机的人看上去更累，状态还不错，他觉得，和六个半月前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几乎毫无差别。他美丽的母亲。他美丽的，略有倦意的母亲，能再次看到她的脸，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真的很想你，阿奇，她说，我知道你现在是大人了，有权选择在任何地方生活，但这是我们分开最久的一次，确实花了点儿时间才习惯过来。

我知道，弗格森说，我也一样。

但你在这儿很开心，对吧？

嗯，大部分时候。至少我觉得是这样。人生不可能完美，对吧。就连在巴黎也不可能。

说得是。就连在巴黎也不可能。在这方面，纽约也好不到哪里去。

告诉我，妈。你刚才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就是我们过来坐下之前？

因为那是事实啊，还为什么。因为我不该小题大做。

哪有。我写的那些东西，太残忍了，而且对你来说不公平。

不完全是。从八岁的你的角度来看不是。你上学那段时间，我好歹没让自己散架，但到了假期我就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了。一团糟，阿奇，当时我就是这样的状态，糟糕透顶，那会儿你在我身边，肯定有点儿害怕吧。

这不重要。

不，你错了。这才是重点。你还记得《犹太婚礼》吧，还记得吗？

那当然。心胸狭窄的夏洛特姨妈和她那个又秃顶又近视的老公，他叫什么？

内森·伯恩鲍姆，牙医。

十年前的事了，是吗？

差不多有十一年了。而且这些年里我再也没和他们说过话。你明白为什么吗？（弗格森摇摇头。）因为他们对我做的事，就是我差点儿对你做的事。

我没明白。

我给他们拍出来的照片，他们不喜欢。我觉得那些照片挺好的。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照片，但还是好照片，有趣的照片，但他们拒绝允许我发表照片后，我就让夏洛特和内森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因为我觉得他们俩是一对白痴。

这跟“劳莱和哈台”有什么关系？

你还没明白吗？你在你的书里为我拍了一张照片。实际上是很多照片，几十上百张，而且大部分都把我拍得很美，有些甚至美得我几乎不好意思去读关于我自己的那些东西，但除了这些美化的照片，还有一两幅拍摄角度不同的照片，不太好看的角度，读到书里的那几段时，我觉得伤心和愤怒，非常伤心和愤怒，我就去找吉尔说了，但我不该这么做，后来他写了信给你，让你感觉很糟糕，因为我知道你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伤害我，所以你写那些信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我对你做错了。你的书是一本诚实的书，阿奇。你在每一句中都说了实话，我不希望你为了我而修改或删除任何东西。你听明白了吗，阿奇？一个字都不要改。

这一周很快就过去了。在他父母来访期间，薇薇安暂停了他们的学习安排，尽管弗格森每天上午还会读几个小时的书，但每天中午他都会去找他母亲和吉尔吃饭，然后一直和他们待在一起，到该回家睡觉了才会分开。自从他离开纽约以来，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但是大体上又基本相同。写了七年之后，吉尔终于完成了他那本关于贝多芬的书，而且对放弃压力巨大的乐评和新闻事业，选择去曼尼斯教音乐史这种更安静的生活毫不后悔。弗格森的母亲继续为杂志拍摄名人肖像，并且正在慢慢编写一本有关国内反战运动的新书（她极力支持反战）。那几天里，无论他们去哪儿，她都随身带着她的小徕卡和几卷胶卷，不停拍摄巴黎遍地冒出来的抗议标语（美国滚出越南、洋基佬滚回家、打倒洋基佬，越南是越南人的越南[4]），以及无数巴黎的街景和几卷只有弗格森和吉尔的照片，有单人照也有合影。他们三个人一起去了卢浮宫和国立网球场看画，去普莱耶尔音乐厅欣赏了一场海顿的《战争弥撒》演出（弗格森和他母亲都觉得无与伦比，但面对他们的热情，吉尔的回应却是一个痛苦的微笑，也就是说，这首曲子够不上他的品位），一天晚上吃过晚餐后，弗格森连哄带骗地说服他们去拉法耶动作片剧场，看了十点场的《鸳梦重温》，茂文·勒鲁瓦的一部片子，他们三人一致同意，里面的马粪加起来够填满四间马棚，但正如弗格森的母亲指出的那样，看葛丽亚·嘉逊和罗纳德·考尔曼假装爱得死去活来还挺有意思的。

不用说，弗格森跟他们讲了艾奥书局来的那封信。不用说，他母亲说她很乐意为封面提供一张《阿奇》的负片。不用说，弗格森带他们去楼上，看了他在六楼的房间。不用说，他母亲和吉尔对他们所看到的有不同的反应。他母亲倒吸一口气说：唉，阿奇，这儿真能住吗？吉尔则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任何能够在这里成功的人都会得到我彻底和永远的尊重。

但是对于弗格森来说，其他的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或愉快，那个星期里，弗格森有好几次发现自己在一些事情上陷入了不得不向他们隐瞒或者说谎的尴尬境地。比如他母亲问他有没有遇上什么好姑娘时，他编了个故事，说在法语联盟上课的时候遇到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学生，跟这个叫乔凡娜的姑娘短暂约会了一段时间。语言班确实有个乔凡娜，但除了在学校拐角的咖啡厅有过两次三十分钟的闲聊之外，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进展。同样，他也没有和比阿特丽斯发展出什么，这个非常聪明的法国女生在玛格画廊做助理，而且据说他和这个女生约会了大概一两个月。是的，比阿特丽斯是在画廊工作，12月在玛格的一场展览开展前一晚的晚宴上，他们俩挨着对方坐，互相意兴阑珊地挑逗了一下，但弗格森后来打电话约她的时候，比阿特丽斯拒绝了，理由是她已经订婚了，这是她在晚宴上没有提及的一件事。是啊，他没法和他母亲谈论女孩，因为除了在巴黎大堂的街上找过的那五个或胖或瘦的妓女，他根本没有认识别的女生，可他又不能和她聊妓女，当然他更不可能聊奥布雷，以及小精灵的统治者把他的硬鸡巴刺入他屁股时他有多兴奋，这只会让她心碎。她永远无法知道他的这些事。他生命中的某些区域必须用墙围起来，把她挡在外面，并且保持高度的警惕严加看守，他们永远不会像以前那样亲密了，尽管他希望如此。这并不是说他过去没对她撒过谎，但现在他年纪渐长，情况也不同了，即使他和她一起逛巴黎，看到她那么开心，看到她依然站在他身后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他也无比开心，但那些日子也弥散着伤感，他感觉到他身上最重要的一部分正在慢慢融化，并且就要永远从他生命中消失了。

那个星期一共和薇薇安吃过三次晚餐，两次在餐厅，一次在大学街的公寓，后面这次是个小型晚宴，只有他们四个，没有别的客人，就连丽莎也没有请，而通常情况下薇薇安的派对她都会参加。得知丽莎不会与他们一起吃饭，弗格森有点儿惊讶，但他思忖片刻之后意识到薇薇安是在保护她自己，换作是他的话，肯定也会这么做。因为薇薇安和他一样，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需要隐瞒，尽管吉尔是她的老朋友，但很显然他对于薇薇安和让——皮埃尔之间复杂的婚姻关系毫不知情，更不了解她在让——皮埃尔去世后在干什么，因此薇薇安不能冒险出洋相，让吉尔和她的女性新床伴共进晚餐。有点像他四年前在帕洛阿尔托发现米尔德里德姨妈和牛仔女郎时的情况，弗格森心想，但是有一个关键区别：他当时只有十五岁，根本不在乎，也没有大惊小怪，可吉尔已经五十二岁了，他或许觉得自己不会在乎，但肯定会大吃一惊。

那天晚上四个人围坐在餐桌旁时，弗格森欣慰地看到薇薇安和他母亲相处得很融洽，虽然两人才见过几次面，但已经迅速成了朋友，而且这两个女人现在关系这么近，不仅是因为吉尔以及她们对彼此的欣赏（薇薇安有多少次聊起她母亲那些出类拔萃的照片？），还因为他，他母亲身在异国他乡的儿子，现在生活在薇薇安的屋檐下，到达巴黎后他母亲就不止一次地对他说，她非常感激薇薇安照顾他，还陪他学习，给他了太多太多，到了那天的晚宴上，她把这些话直接说给了薇薇安本人听，感谢她帮忙照看自己这个捣蛋儿子，是啊，薇薇安说，你们家这个捣蛋鬼有时候真是让人头疼呢，俩人取笑他，是因为她们都知道他开得起玩笑，并不介意，不仅不介意，事实上他很喜欢被她们这么取笑，但就在这你一言我一语嘲笑阿奇的马拉松中，他突然意识到薇薇安现在要比他母亲更了解他的情况。不光是她在书稿上和他合作过，不光是他们正在西方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百部经典中一起跋涉，还包括她对他一分为二的自我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且无疑是他平生最信赖的知己。第二母亲？不对，不是这个。这个年纪不需要更多的母亲了。但是什么呢？不仅仅是一位朋友，但还不是一位母亲。或许可以说是他的女版双胞胎。如果他生下来时是个女孩的话，长大后会成为的那个人。

在最后一天，他去了皇家大桥酒店为他们送行。那天早晨是最好、最美的巴黎，头顶碧空如洗，空气温暖而纯净，附近的面包房香味四溢，大街上到处是漂亮姑娘，按喇叭的汽车，后面喷着气儿的轻便摩托车，如格什温的交响乐一样灿烂辉煌的巴黎春日，如一百首多愁善感的歌曲和一百部彩色电影交相辉映的巴黎，这里确实光辉灿烂、鼓舞人心，这里确实是地球上最好的地方，然而当弗格森走出公寓，从大学街的工区楼往蒙塔朗贝尔街上的酒店走时，就在他注意到了蓝天、香气和姑娘时，他正在挣扎着反抗那天早上落在他身上沉重的分量，一种愚蠢和幼稚的恐惧——他得和他母亲道别。他不想让她走。一周的时间根本不够，即使他的一部分知道她走了之后自己会更自在，明白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一点一点地又变成了一个小孩，但现在，又一场告别勾起的那种稀松平常的伤感变成了一种不祥预感，他再也见不到她了，在他们有机会再见之前，她会遭遇什么不测，这次告别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一个荒谬的想法，他对自己说，那些虚弱的浪漫幻想，一种青春期的焦虑，以最令人尴尬的形式出现而已，但现在这个念头已经在他脑子里生根发芽，他不知道该如何摆脱。

到达酒店时，他看到他母亲正处于一种忙碌、兴奋、晕头转向的状态，光顾眼下的各种事情，没空讨论什么致命疾病和事故的不祥预感，因为这个早晨她正要去巴黎北站，到阿姆斯特丹去了，她正要从巴黎出发去另一个国家的另一座城市，另一场冒险即将开始，要把大包小包和行李箱放进出租车的后备箱，要最后再看一眼她的手提包，确保她没落下吉尔的胃药，还要发小费，跟门卫和侍者表达感谢和道别，然后，在给了儿子一个迅速而热情的告别拥抱之后，她转身走向了出租车，但就在吉尔为她打开车门，她正要钻进后座时，她转过身，微笑着给弗格森抛过来一个大大的飞吻。乖一点啊，阿奇，她说，就这样，突然间，他从一大早就放不下的那种不祥预感便烟消云散了。

望着出租车转眼消失在拐角，弗格森做出了一个决定：不理睬他母亲的愿望，把那个段落从书里删掉。

不祥的预感消失了，但正如十个月之后发生的事件证明的那样，弗格森的预感并没有错。他和他母亲在5月6号的告别拥抱，将会是他们最后一次触碰对方：她爬进出租车，坐在后座上，吉尔关上车门后，弗格森再也不会与她相见。他们会给对方打电话，比如1967年3月，他二十岁生日晚上打的那个电话，但弗格森放下听筒后再也没有听过她的声音。他的预感并没有错，但也不能说完全正确。弗格森担心他母亲会遭遇的那场致命事故或疾病，没有发生在她身上，而是发生在了他自己身上，具体说来就是，他去伦敦庆祝他的书出版期间，遭遇了交通事故——这意味着1966年5月6号和他母亲在巴黎道别后，弗格森还有三百零四天的寿命。

他母亲和吉尔动身去阿姆斯特丹两天后，弗格森原本要跟薇薇安和丽莎参加一个派对，发现弗莱明也在受邀之列便退出了。钱和泪之夜已经过去三个月，弗格森早已免除弗莱明在那场误解中的责任。但一想到他允许自己和弗莱明做的那些事，弗格森就心烦意乱，坚信那都是他自己的错，都怪他，毕竟弗莱明并未强迫他做任何他不愿意的事，他怎么能让弗莱明对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不是弗莱明，而是他自己的耻辱，正是因为想起了自己的贪欲和堕落，他才撕碎弗莱明的信，拒绝回他的电话，但就算他现在对弗莱明没有怨恨，又有什么理由要再见他呢？

第二天早上在厨房吃早饭时，薇薇安跟他说起在派对上遇到了一个人——派对的举办地点是里德楼的花园，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在巴黎的学术基地——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感觉弗格森会和她一样喜欢这个人。一位来自蒙特利尔的加拿大人，名字叫阿尔贝·杜弗伦，母亲是魁北克的白人，父亲是美国新奥尔良的黑人，他毕业于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上学时曾在校篮球队打球（薇薇安认为弗格森对此会感兴趣，说中了），父亲去世后他搬到了巴黎，正在写他的第一本小说（另一件薇薇安认为会引起弗格森注意的事情，也说中了），现在她已经抓住了他的注意力，弗格森便叫她再多讲讲。

比如？

比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严肃。聪明。有主见——或者说有思想。遗憾地说，不算很有幽默感，但是有活力，也很迷人。就是那种满腔热忱的年轻人，渴望颠覆世界，重新改造它。

和我不一样，这一点。

你不想改造世界，阿奇，你想理解这个世界，进而找到一种方式活在其中。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和这个人合得来？

都是写作者，都爱打篮球，都是北美人，都是独生子，都是没有父亲的孩子，虽然他父亲几年前才去世，但在阿尔贝六岁时他就抛妻弃子，回新奥尔良生活了。

他父亲是做什么的？

吹爵士小号的，据他儿子说，一辈子都是个嗜酒如命、顽固不化的混蛋。

那他母亲呢？

教五年级的老师。和我母亲一样。

你们一定有很多共同语言。

而且不得不说一句，杜弗伦先生仪表堂堂，外形与众不同。

怎么讲？

个子很高。大概六英尺一或者六英尺二的样子。精瘦，有肌肉，当然，我猜是这样，他当时穿着衣服，所以我也说不太准。但他看起来是个身材保持得不错的前运动员。他说他一有空还会去打篮球。

那挺好。但我还是没明白这算什么与众不同。

是他的脸吧，我觉得，有一些惹人注目的特质。他父亲不仅是黑人，他跟我说，还有乔克托人的血统，把这些和他母亲的白人基因混合在一起，他看上去是个浅色皮肤的黑人，带着一点亚洲人或者欧亚混血儿的容貌特征。肤色很不同寻常，我发现，泛着一种铜的光泽，既不深也不浅，就是金发姑娘那种刚刚好，你懂我意思吧，肤色简直太好看了，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止不住想摸摸他的脸。

英俊吗？

还好吧，我觉得没到那种程度。但算好看。一张让你想看下去的脸。

那他的……他内心深处的倾向呢？

这个我还真说不准。通常我是能马上感觉出来的，但这个阿尔贝有点儿难琢磨。我猜应该是喜欢男人，但他是那种自己很有男人味，但不太愿意到处广播自己喜欢男人的男人。

男子气概的酷儿。

可能吧。他有几次提到了很喜欢詹姆斯·鲍德温——如果这能说明什么的话——在美国作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鲍德温。他来巴黎也是因为这个，他说他想追随吉米的脚步。

我也很喜欢鲍德温，也同意他是美国最好的作家，但仅仅因为鲍德温碰巧喜欢男人，并不能证明喜欢他作品的人也一样。

正是。这个无所谓，反正我跟阿尔贝讲了你的很多事，提到你的书时，他似乎尤其佩服，或许还有点嫉妒。十九岁，他反复说，才十九岁，就要出书了，他都二十好几了，还在磨他第一本小说的前半本。

我希望你跟他讲了那本书很薄。

说了。非常薄的一本书。我还跟他说你一直都想打篮球。巧的是，他就住在第五区的笛卡尔街，楼对面有一块户外篮球场。围栏一直都上着锁，他说，但是很容易就能翻进去，他在里面打篮球的时候，从来没人找过他的麻烦。

我之前有好几次还经过那块球场，但法国人对于锁、钥匙和规矩太严格了，我怕我要是进去的话，会被驱逐出境。

他说他想见见你。你有兴趣吗？

当然有了。我们今晚就跟他约吧。去你特别喜欢的那家摩洛哥小餐厅，护城壕内广场边上的城堡餐厅，上了山坡就是笛卡尔街。如果他没别的计划，或许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盘皇家古斯米。

那晚在城堡餐厅的晚餐是和薇薇安、丽莎以及那个陌生人一起吃的，他迟到了十五分钟，看起来和薇薇安描述的一模一样，肤色不同寻常，举止风度热情、自信。不，不是那种爱闲聊或者开玩笑的人，但如果觉得有什么事情值得笑的话，也会微笑甚至哈哈大笑，无论他内心里锁着什么坚硬的东西，都因为他温柔的声音和好奇的目光而显得柔和了许多。弗格森坐在他正对面。他可以直接看到他的整张脸，薇薇安说那不能算一张英俊的脸，她可能是对的，但弗格森发现它很美。服务生过来给他的玻璃杯里倒红酒时，阿尔贝说，不用了，谢谢，然后转头看着弗格森解释道，他现在不沾这些了，看样子似乎是以前沾过，而且毫无疑问还沾过了头，或许是在承认自己的一个缺点，弗格森很是欣慰，这个迹象表明阿尔贝·杜弗伦这样一个克制、冷静的人，终究也还是个普通人。声音那么温柔、平和，让弗格森想起他小时候有多喜欢听他父亲的声音，而且阿尔贝生来会讲两种语言，说法语的时候带着一点加拿大口音，说起地道的北美英语时又带着一点法国口音，弗格森发现自己体验到了一种不尽相同但又似曾相识的快乐。

天南海北的闲聊持续了两个小时，不过丽莎比平时弗格森见她时的话要少很多，只贡献了几句好笑的插话而不是一百句，就好像她也被陌生人迷住了，明白她的滑稽言行会给他带来错误的印象，但阿尔贝在薇薇安面前毫不拘束，当然，大多数人在她面前都会有这种感觉，只是具体到阿尔贝身上，这种感觉可能更强烈，他说，因为她在某些方面很像他母亲，而他和他母亲特别亲近，这个黑人的母亲是白人，父亲是个令人鄙视的黑人醉鬼，而且已经死了，这一切肯定很复杂，弗格森意识到，阿尔贝心里必然承受着许多沉重的包袱，接着，他们转而聊起了纽约，大学毕业后他在哈莱姆生活过一年半，后来决定来法国，因为对于生活在美国的黑人来说，尤其是像他这样的黑人（弗格森心里好奇，是说像他这样喜欢男人的黑人，还是另有所指？），那里就是一个集体坟墓，接着，他们又聊到了那些来巴黎生活的美国黑人作家和艺术家的漫长历史，赤裸而神圣（阿尔贝语）的约瑟芬·贝克，和理查德·赖特、切斯特·海姆斯、康梯·卡伦，以及朱丽特·格蕾科怀抱里的迈尔斯·戴维斯，亨利·克劳德怀抱里的南希·库纳德，还有阿尔贝的英雄吉米，三年前的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竟然没有邀请吉米去发言，简直是对他粗暴的侮辱，阿尔贝说，但发言人名单上已经有了贝亚德·拉斯廷，或许他们认为有一个黑人基佬就够了（证据越来越多），然后弗格森插话进来，开始谈《乔万尼的房间》，依他衷心的拙见，是他读过的最勇敢、最有文采的书（这个评价赢得了阿尔贝的点头赞许），一会儿之后，就像晚餐桌上的对话经常会发生的那样，他们又换了别的话题，聊起了篮球，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和比尔·拉塞尔，弗格森问了阿尔贝他多年前问过吉姆的那个问题，拉塞尔根本不行，可为什么说他最棒？对此阿尔贝回答说：但他很行啊，阿奇。如果愿意的话，他一场比赛可以拿二十五分。只不过奥尔巴赫不需要他那么做罢了。他希望他成为球队的指挥，众所周知，指挥不演奏任何乐器。他就站在那儿用指挥棒来引导交响乐团，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可要是没有指挥来做这项工作，乐手们就会跑调，把音符全搞错。

那个晚上以一份邀请结束。如果弗格森明天下午不忙，四点半左右他可以去笛卡尔街那边阿尔贝的地方，在他楼对面的“私人球场”来一局一对一的友谊赛。弗格森告诉阿尔贝，他已经几个月没摸过球了，肯定会有点儿手生，但没问题，他说，他很乐意去。

就这样，阿尔贝·杜弗伦走进了弗格森的生活。就这样，这个后来被时而称作阿尔熊，时而被称作熊先生[5]的年轻人加入了弗格森的兵团，成了他下一场战斗的战友，与他在打不完的无聊战争中，共同反击人类的痛苦，因为阿尔贝和双取向的奥布雷·赫尔不一样，后者满足于和单取向的菲奥娜结婚，给他两个年幼的孩子当一位慈爱的父亲，而单身、单取向的阿尔熊，他内心深处的欲望，更倾向于这个世界的奥布雷们，而不是菲奥娜们，所以随时都可以参加全职战斗任务，由于他和弗格森生活在一个城市，全职就意味着几乎是每一天，至少在战斗持续期间是这样。

他们第一次在一起的那个下午的种种意外发展，始于粗暴、激烈的单挑比赛，球技已经有些生疏的前总突击，和身手矫健的前组织后卫熊先生冲抢篮板，争抢球和阻攻时，两个人的身体不断撞在一起，三局势均力敌的比赛，两个人各犯规二三十次，而且还有个很好笑的意外，白人男孩弗格森的弹跳力竟然好过黑人男孩杜弗伦，虽然弗格森因为外线投篮完全不在状态，最终三盘皆输，但显而易见的是两个人基本上水平相当，一旦弗格森恢复状态，阿尔贝要想赶上他就得拼尽全力了。

打完后，两人已经筋疲力尽，大口喘着粗气，浑身浸透了又咸又黏的汗水，他们翻过铁丝网，然后穿过街道上了阿尔贝位于三楼的公寓。两个房间都井然有序、整洁干净，大一点儿的那间里有一张床和一个大型衣橱，还有一面四百本书堆成的书墙，小的那间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台雷明顿打字机，边上是阿尔贝正在写的小说，纸页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兼做餐厅的厨房也很整洁，阳光透过窗户，落在里面的木桌和四张木椅上。铺满白色瓷砖的浴室里，更多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不过不是那种美国的淋浴，而是法国式的手持淋浴，要站在或坐在浴缸里，手里拿着弗格森所谓的电话喷头冲洗。弗格森是客人，阿尔贝便好心让他先洗，于是他就到那间浴室去了，踢脱他的运动鞋，脱下又湿又臭的袜子、短裤和T恤，拧开了水，然后走进了深深的方形浴缸。他用右手举着电话喷头，开始冲全身，水喷溅在他的头上，他的耳朵里全是滋滋的水声，眼睛也紧闭着，不想让热乎乎的液体飞镖溅到里面，他没有听到阿尔贝敲门，一会儿之后也没有看到他走进浴室。

一只手在他的后颈抚摸着他。弗格森放下胳膊，把喷头扔在浴缸里，睁开了眼睛。

阿尔贝还穿着短裤，但是其他东西都已经脱了。

我猜你应该不反对吧，他一边这么跟弗格森说，手一边顺着弗格森的后背往下摸，最后停在了他的屁股上。

怎么会反对，弗格森说，你要是不这样，你的客人从这儿走出去的时候肯定悲伤又失望。

阿尔贝把另一只手放在弗格森的腰上，搂着他的身体靠向自己。你是个很棒的男孩，阿奇，他说，我当然不希望你失望着离开。事实上，你要是留下来，对我们俩会更好，你不觉得吗？

下午变成了晚上，晚上变成了深夜，深夜变成了早晨，早晨变成了另一个下午。依弗格森看来，这就是了，这就是那种一生只能遇上一次的轰轰烈烈的爱情，在接下来的二百五十六天，他去了另一个国家生活，一个既不是法国也不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地方，一个崭新的国家，没有国名，没有国界，没有城市或小镇，全国的人口只有两个。

这并不是说熊先生是个容易相处的人，或者在那混杂着做爱、友情与矛盾的八个多月里，弗格森没经历过什么不开心，因为他这个新朋友携带的行李确实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无论阿尔贝出现在人前看起来多么年轻或优秀或镇定，他的灵魂却苍老而疲惫，而苍老疲惫的灵魂有时候会很尖酸，有时候会很愤怒，尤其是在面对那些没有同样的尖酸与愤怒的灵魂时。大多数日子里阿尔贝是位深情的爱人，常常温柔地抚摸着弗格森，让他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躺在身边这个温暖柔和的男人更好的人了，但阿尔贝也很骄傲，争强好胜，喜欢对他人进行严厉的道德评判，而火上浇油的是，更年轻那位的书马上就要出版，而更年长的那个还在写他的书，而且弗格森那种孩子气的幽默感，在阿尔贝酸腐的道德正义面前常常显得不合时宜，在云雨之欢后的心满意足中，他老是会冒出一些疯狂到忘乎所以的想法，比如提议他们把身上的毛都刮了，买来假发和女士服装，然后跑到餐厅或者派对上，看看他们能不能蒙混过关，让别人误以为他们真的是女人。阿西[6]，弗格森模仿塞莉斯泰因叫他名字时的发音说，如果有一个晚上我真的做一个她，不觉得很有意思吗？阿尔贝恼火地回道：别犯傻，他说，你是个男人，该为自己是个男人而骄傲，别再提变装皇后这种蠢事了。如果你想变成谁，试试去当一两天黑人，看看你会遭遇什么。或者，在某次尤其诚心满意的床上运动后，弗格森建议他们一起去给同性恋色情杂志拍裸照，全彩特辑那种，拍他们接吻，给对方口交，互相插对方屁股，还有精液射出来的特写，那该多好玩儿啊，弗格森说，而且想想我们能赚多少钱。

你的自尊去哪儿了？阿尔贝呵斥道，又一次没意识到弗格森是在说笑。还有为什么突然提钱的事？你也许从你父母那儿得到的零花钱不多，但依我看，薇薇安把你照顾得他妈挺好啊，为什么为了多赚几法郎，要说这种糟践自己的事？

你说对了，弗格森说，现在抛开了心血来潮的幻想，聊起了过去几个月里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现实。薇薇安确实把我照顾得挺好，我都开始觉得自己像个要饭的了，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反正现在是不喜欢了。从她那里索取太多不合适，可这个国家又不许我工作，这你也清楚，所以我该怎么办？

实在不行，你总可以到基佬酒吧去卖屁股，阿尔贝说，那你就能真的体验一下生活在烂泥里是什么感觉了。

这个我早就想过，弗格森想起了钱和泪之夜，回道，但我不感兴趣。

作为两人中年龄小的那个，差阿尔贝七岁的弗格森是这段关系中的低级合伙人，是跟在大男生后面的那个小男生，当然，他觉得自己挺适合这个角色，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受阿尔贝的呵护，不用再做那个总是负责的人，或者应该把一切都想清楚的人，更让他舒服的感觉了，而大体上讲，阿尔贝也确实对他呵护有加，大体上讲，阿尔贝对他照顾得超乎寻常的好。而且在他认识的人里，阿尔贝是第一个和他一样同时酷爱脑力和体力活动的人，体力首先是性爱，性爱雄踞所有人类活动之上，但篮球、锻炼和跑步也包括在内，去植物园跑步，在篮球场或者公寓里做俯卧撑、仰卧起坐、深蹲、开合跳，还有凶猛、激烈的篮球单挑，虽然本身很挑战人，很有成就感，但同时又像某种纷繁复杂的性爱前戏，因为现在弗格森已经对阿尔贝的身体了如指掌，看着他在球场上闪转腾挪的时候，很难不去想象熊先生那隐藏在短裤和T恤之下的裸体，想象他的肉体上那些让人流连忘返的美好细节。脑力活动不仅是大脑的机能和认知能力，还有对书籍、电影、艺术作品的欣赏，对写作的需要，试着理解和重塑世界的基本使命，考虑自己时也要考虑到别人以及拒绝被只为自己活着这种想法而诱惑的义务，当弗格森发现阿尔贝既喜欢看书也喜欢看电影时，或者说，和他自己现在喜欢看书一样喜欢看电影时，两个人就有了在大多数晚上一起去看电影的习惯，各种电影都看，因为弗格森口味很杂，而不管他选择什么电影院，阿尔贝都愿意跟着他去，但在他们看过的那么多电影中，没有哪部能比布列松的新片对他们更重要，5月25号《驴子巴特萨》在巴黎上映后，他们连着四个晚上一起看了四遍，这部电影就像神启一样狂热地席卷了他们的心与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现在成了法国乡下一头驴的故事，遭人蹂躏、虐待的巴特萨，象征的是人类的痛苦与圣人般的隐忍，弗格森和阿尔贝怎么都看不够，因为他们俩都在巴特萨的故事里看到各自人生的影子，电影在银幕上播放时，他们都感觉自己就是巴特萨，所以看完第一遍之后，他们又回去看了三遍，到看完最后一遍时，弗格森已经学会了怎么模仿在电影关键时刻从驴嘴里爆发出来的那种尖利、刺耳的声音，一种被迫害的动物挣扎着想要喘下一口气的哀嚎，可怕的叫声，令人心碎的叫声，从那之后，每当弗格森想要告诉阿尔贝他的心情跌入了谷底，或者正在为他看到的世界上的什么不公而痛苦时，就会抛开语言，模仿巴特萨那种毫无音调、一呼一吸式的双尖叫来表达，阿尔贝称之为，惨绝人寰的号叫，但因为阿尔贝自己总是放不开，没法和他一起叫，每次弗格森变成那头受苦受难的驴子，都会觉得是在替他们俩一起叫。

大多数事情上都志趣相投，对书、电影和人的反应也相近（阿尔贝很喜欢薇薇安），但在写作上他们陷入了僵局，两人谁都没有勇气给对方看自己的作品。弗格森想让阿尔贝看看他的书，但不愿意逼他看，加上阿尔贝从没要求过，弗格森便忍着什么都没说。他也没有跟他说奥布雷从伦敦寄来了编校稿，决定用他母亲拍的那张照片做封面，或者选了十张劳莱和哈台的剧照，又从1954年末和1955年上映的电影中选了十张其他人的剧照（其中包括《娱乐至上》中的玛丽莲·梦露，《艺术家与模特》中的迪恩·马丁和杰瑞·刘易斯，《野餐》中的金·诺瓦克和威廉·霍尔登，《红男绿女》中的马龙·白兰度和简·西蒙斯，《乱世情天》中的吉恩·蒂尔尼和亨弗莱·鲍嘉），也没有说过7月初、7月末和9月初分别收到的一校样、二校样和最终的校样，或者提到他收到了一封奥布雷写来的信，说他的书在英国上市一个月之后，纽约兰登书屋的保罗·桑德勒（弗格森曾经的姨夫保罗）会推出该书的美国版。

弗格森曾问过阿尔贝，能不能看看他正在写的小说的前半部（据说有两百页多一点儿），但阿尔贝说稿子还太糙，在完成之前他不想给任何人看。弗格森说他理解，这是实话，因为他自己的书在写完以前也没有给任何人看过，但也许至少可以告诉他书名是什么吧。阿尔贝摇摇头，声称还没起好书名，或者更确切一点儿，他已经想出了三个备选，但还没想好更喜欢哪个，这个回答或许是实情，但也可能只是礼貌的托词。弗格森第一次走进阿尔贝的书房时，手稿就放在桌上的雷明顿打字机旁边，但那天之后手稿就不见了，无疑是被放在了那个大木桌的某个抽屉里。他们在一起的那几个月里，阿尔贝曾有好几次到附近什么地方办事，留下弗格森自己一个人在公寓待着，也就是说，他其实可以走进书房，找到手稿藏匿的抽屉，然后拿出来看看，但弗格森从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不想变成做这种事的人，趁没人的时候背叛他人的信任，违背诺言，鬼鬼祟祟，因为偷看阿尔贝的手稿，就和把它偷了或者烧了没什么两样，如此令人憎恶的背叛行为无法被饶恕。

在书的问题上阿尔贝秘而不宣，但在其他方面，他令人惊讶地毫无保留，有时甚至很乐于聊他自己，在一起的最初几周，弗格森就了解到他的很多过往。正如他认识薇薇安那晚在里德楼跟她讲的那样，他六岁时便被父亲抛弃了，但杳无音信地过了十七年后，他父亲在遗嘱里给他留下了六万美元的遗产，足够他在巴黎衣食无忧地生活五年甚至以上，专心去写他的小说。他和母亲关系亲密，他母亲因为嫁给了一个黑人，被严守天主教教规的家人赶出了门，虽然那个黑人离开之后，家人愿意既往不咎，可他坚强勇敢的母亲一直没有回去，因为她不愿意既往不咎。蒙特利尔那个城市当时根本没有黑人或者有色人种，小时候的阿尔贝曾在那里茁壮成长，体育运动顶尖，学习顶尖，但是到十四五岁时，他已经越来越明白自己和其他男生不一样，且不论其他男生是黑是白还是混血，他很担心他母亲会发现真相，阿尔贝觉得这会让她崩溃，所以十七岁时他离开蒙特利尔去了美国，来到当时黑人占大多数的华盛顿，上了黑人占全部的霍华德大学，学校是个好学校，但不是什么适合生活的好地方，事实上糟糕透顶，在那儿上学的第一年，他便一点点地把自己给毁了。先是酒，后来是可卡因，再后来是海洛因，在大崩溃中陷入冷漠的困惑与愤怒的执拗，而这种致命的组合最终让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蒙特利尔，回到她母亲的怀抱，但吸毒儿子怎么也要比基佬儿子好，他心里这样争辩道，那个暑假，他母亲拖着他去了劳伦山，把他锁到谷仓里，接受被她称为迈尔斯·戴维斯疗法的戒毒治疗，他连着吐了、拉了、叫了四天，突然戒断法的可怕反应让他浑身颤抖、号啕大哭，让他残酷地直面了自身可悲的虚无，直面了拒绝守护他的那位渺小神灵，然后他母亲把他从谷仓里放出来，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默默地坐在他身旁，陪他学会了如何重新吃饭和重新思考，不再为自己感到难过。秋天开学时他回到霍华德，从那天起没再沾一滴红酒、啤酒或白酒，抽一口大麻或者吸一点可卡因，过去八年来洁身自好，但骨子里仍然害怕自己会一时糊涂，最终吸毒过量而死。阿尔贝在他们在一起的第三天告诉他这个故事后，弗格森决定以后不在他面前喝酒了，尽管他自己那么喜欢喝酒，几乎和享受做爱一样享受红酒，但决不再和亲爱的熊先生喝了，是的，这么做并不好玩，一点儿都不，但这是必要的。

三天之后又过了十天，弗格森再次提笔写作。他最初的计划是回头翻一翻高中那些旧文章，看看是否能从里面抢救出什么东西，借此来慢慢恢复状态，他找出了以前觉得自己写得最好的文章，一篇有关约翰·福特和他的非西部片的随笔，但细读过后发现文章生硬粗糙、乏善可陈，不值得再去费心思。自那时以来，他已经走到了这么远的地方，既然内心在哭喊着让他向前，为什么还要回头呢？他已经积攒了足够多的好例子来开始写那篇有关电影中儿童形象的文章，而一直在不断改进的“废品站和天才”，现在换了一个更简单直接的题目——“影片和电影”，这样的区分将允许他去探索艺术影片与娱乐电影之间往往很模糊的界限，但就在他纠结该先写哪一篇时，出现了一个新想法，一个大到足够把那两个想法都容纳进去的想法冒了出来，弗格森已经跃跃欲试了。

这之前，吉尔和他母亲在阿姆斯特丹玩的最后一天，去参观了王子运河路263号的安妮·弗兰克故居，然后给他寄来了一封信和一个包裹，里面是与弗兰克有关的书、小册子和明信片。这里是座博物馆了，吉尔写道，参观者可以爬上楼梯，来到密室，置身当年小安妮·弗兰克写下日记的房间，由于他想起来弗格森在滨河学院上八年级英语课时读到那本书后爱不释手，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以至于承认你已经深深地迷上了安妮·弗兰克，有一次甚至说你“疯狂地爱上了她”，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会对包裹里的资料感兴趣。我知道，对于这个可怜姑娘的盲目迷恋有些不合适，吉尔继续写道，先是畅销书，接着是话剧和电影，现在安妮·弗兰克已经变成了犹太人大屠杀的媚俗代表，迎合着美国和其他地方那些非犹太人，但这怪不到安妮·弗兰克头上，安妮·弗兰克已经死了，她写的那本书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是一位有着真正写作天赋的新生作家的作品，实话讲，你母亲和我参观完她的故居后都深受感动。你之前跟我们讲过你正打算写一写电影里的儿童，所以看到安妮贴在密室墙上的那些照片后——全是从报纸和杂志里剪下来的好莱坞明星——金吉·罗杰斯、葛丽泰·嘉宝、雷·米兰德、兰恩姐妹——我忍不住就想到了你，给你买了她这本与日记无关的作品，《后屋故事集》。看看那篇题目叫《明星梦》的故事，一个圆梦的幻想，讲的是十七岁的欧洲姑娘安妮·弗兰克林（安妮·弗兰克没有活到十七岁）写信给普瑞丝希拉·兰恩，最终受邀去了好莱坞和兰恩一家过暑假。经过漫长的飞行，先是越过大洋，接着又横跨美国大陆后，她终于抵达了加利福尼亚，普瑞丝希拉随后带着她来到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又是给她拍照，又是让她试镜——最后她获得了一份为网球服当模特的工作。简直欣喜如狂！对了，阿奇，还记得安妮在日记里贴的那张照片吧，下面的注释写的是：“我希望我永远都能像这张照片里的我。那样我或许就有机会去好莱坞了。”百万生灵涂炭，文明毁于一旦，可一个注定会死在集中营里的荷兰小姑娘，却在做好莱坞的梦。你或许该好好想想这一点。

这成为了弗格森的下一个项目，一篇长度未定的文章，题目就叫《安妮·弗兰克在好莱坞》。他不仅会写电影中的儿童，还要写电影对儿童的影响，尤其是好莱坞电影，而且不光是美国儿童，还有世界各地的儿童，因为他记得曾在哪里读过，萨蒂亚吉特·雷伊小时候曾从印度给远在加利福尼亚的少年影星狄安娜·德宾写过一封仰慕的信，用雷伊和安妮·弗兰克作为主要例子，他还可以去探究自从他开始思考电影以来就一直在想的那条艺术与娱乐之间的分界线。进入一个充满魅力与自由的平行世界的诱惑，渴望自己融入到那些大于真实、优于真实的故事里的欲望，让自我从自我中升离，将世界抛在身后。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具体到安妮·弗兰克身上，这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话题。电影与影片。他曾经挚爱的安妮，他仍然深爱的安妮，被困在密室中，渴望着前往好莱坞，却在十五岁时死去了，十五岁时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被谋杀，然后好莱坞拍了一部讲述她人生最后几年的电影，把她变成了明星。

你想不到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有多珍贵，弗格森写信给他的继父，感谢他寄来的信和书，它们让我的想法变得明朗起来，并为我接下来要写的内容提供了一个新路径。真的。因为你，这件事的意义已经被提升到一个新的更严肃的层次，我只希望我有这本事，最后不辜负它。网球服。机关枪监视着周围遍布铁丝网的村镇。葛丽泰·嘉宝第一次大笑。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嬉戏，而肆虐的伤寒疫情却在泥巴之都爆发[7]。该喝鸡尾酒了，大伙儿。该去石灰坑了，我饥饿的垂死的孩子们。我们还能怎么彼此相爱？我们怎么还能继续想着我们自私的念头？你当时在场，吉尔，你亲眼看到过，闻过那些气味，但你却把你的生命献给了音乐。我无法表达我有多么敬佩你，有多爱你。

和阿尔贝在一起，意味着白天大部分时间不会和阿尔贝在一起。阿尔贝在笛卡尔街继续为他的小说添砖加瓦，弗格森在他的女仆房读吉尔书单上的书，写他的文章，然后在五点钟左右，弗格森会放下笔，走路去阿尔贝的住处，在那里他们有时候会打篮球，有时候不会，根据打还是没打，之后他们要么去穆浮塔街上那家喧闹的市场买晚饭，要么不去买吃的，晚些时候去饭店，因为弗格森没闲钱下馆子，所以阿尔贝会替他付账（他在钱这方面一直很大度，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弗格森，吃你的吧，忘了钱的事），接着，去或者不去看电影（通常会去），然后他们会回到球场对面公寓的三楼，一起爬到床上，但如果阿尔贝去薇薇安的公寓吃晚饭，他们会在弗格森六楼的小房间里过夜。

弗格森想象它会永远这样继续下去，如果不是永远，也会是很长一段时间，还有很多个月，很多年，但在这种让人神魂颠倒的日子里享受了二百五十六天后，他在和他母亲告别的那个5月早晨一直担心会发生在她身上的事，离奇、意外地发生在了阿尔贝的母亲身上。1月21号早上七点钟，一封电报送到了笛卡儿街上的公寓。当时两个人还在阿尔贝的床上睡着，听见公寓的管理员大声敲门喊，杜弗伦先生，有您一封急电，两个人赶紧下床穿好衣服，接着，阿尔贝读到了电报，那封蓝色的电报带来了一条黑色消息，阿尔贝六十岁的母亲失足从蒙特利尔家中的楼梯上摔下来后去世了。阿尔贝没说话。他把电报递给了弗格森，还是没说话，但弗格森读完电报上的最后几个字时——“立即回家”——阿尔贝已经开始嚎哭起来。

当天下午一点他便动身返回加拿大了，由于回去之后有很多复杂的家庭事务和财务问题需要处理，由于安顿完他母亲的后事之后他决定南下新奥尔良——他在给弗格森的信里这样写道——去多了解一下他父亲的人生，他在世界的另一边停留了两个月，而由于在阿尔贝离开巴黎那天，弗格森的生命只剩下了四十三天，他们再也没有见过彼此。

弗格森很平静。他知道阿尔贝会在某个时候回来，与此同时，他要继续好好写他的文章，并且利用阿尔贝的缺席，恢复了晚餐时喝红酒的老习惯，如果有必要，就一杯接一杯地直到喝醉，因为尽管他很平静，但他也担心阿尔贝，那封电报对他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俩在机场拥抱告别时，他看起来甚至有些精神错乱，要是他没挺住，一时糊涂又开始吸毒了怎么办？保持冷静，他告诉自己，再喝一杯酒，冷静一下，继续前进。那篇安妮·弗兰克的文章现在已经有一百多页，差不多又要变成一本书了，估计至少还需要一年才能写完，但那会儿已经不是1月，而是2月，“劳莱和哈台”的书再有一个月就要出版了，他开始觉得自己很难集中注意力。

4月的短暂来访之后，奥布雷没有再来过巴黎，但在过去十个月里他和弗格森互相通过几十封信。很多是有关书的大大小小的细节讨论，但也有对他们在乔治五世酒店五楼房间里共度的时光充满诙谐和深情的暗示，尽管弗格森已经在信里说过，他现在多少可以算是在巴黎和某人同居了，但小精灵的统治者不以为意，而且准备好了等他的作者到伦敦时再重复一次或者好几次那晚的经历。在弗格森现在行走的这个没有女人的世界里，事情似乎就是这样的。阿尔贝跟他解释过这一点，说忠贞原则只对男女关系有效，不适用于男男关系，如果说当一个于法不容的基佬要比当一个奉公守法的已婚公民有什么好处，就是你有随心所欲去做爱的自由，无论和谁，无论在什么时间，只要你愿意就行——只要没有伤害到你最爱的人的感受。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弗格森猜测，就是不告诉你最爱的人你和别人上过床，因为阿尔贝如果在他的北美之行中和某个人或者好几个人上过床，弗格森绝不会想知道，而如果弗格森自己最终和奥布雷在伦敦发生了性关系，他也不会对阿尔贝说什么。不，不是如果，他心里想，而是什么时候——是他在伦敦期间的日日夜夜，什么时候，在哪里，多少次的问题，因为尽管他很爱阿尔贝，但也发现奥布雷令人无法抗拒。

按计划，书会在3月6号星期一上市；3号时，弗格森将在巴黎庆祝他的二十岁生日，然后4号晚上去巴黎北站乘坐海陆联运列车，5号早晨到达维多利亚火车站。在最新发来的信件中，奥布雷确认了采访和活动已经如约安排妥当，在国家电影剧场举行的劳莱和哈台之夜会放映二人的几部短片，包括时长二十分钟的《大买卖》、二十一分钟的《两个水手》、二十六分钟的《烂醉如泥》和三十一分钟的世纪爆笑短片《音乐盒》，奥布雷把国家电影剧场的决定转达给他后，弗格森担心自己要是不用稿子，在台上临场发挥很可能会在观众面前怯场，所以他用整整一周的时间，为这四部片子各写了一页的介绍，加上他想让这些小文章既风趣迷人，又能增进观众对影片的了解，因此花了很多个小时反复修改后，才差不多对结果满意。但那天晚上会多有意思啊——而且奥布雷为他做了多么周到而慷慨的安排啊——接着，2月15号星期三下午，写完这些介绍才刚过去二十四小时，他就收到了两本成品样书，在世间活了这么久，这是弗格森第一次体会到过去、未来和现在融为一体。他在过去写了这本书，然后等待这本书在未来出版，而现在这本书就在他手中。

弗格森把其中一本送给了薇薇安，她请他为自己在书上签名题词，弗格森笑了起来，说，我从没干过这种事。应该往哪儿签，签什么？

传统上都是在扉页签，薇薇安说，你想写什么都可以。如果想不出来，只签个名字也可以。

不，那不行。我必须得说点什么。给我一分钟，好吗？

他们当时正在客厅，薇薇安坐在沙发上，书放在她的腿上，但弗格森没有在她旁边坐下，而是在她面前来回踱步，走过几个来回之后，他离开了沙发附近的区域，走到屋子里最远的那面墙，向右转后走到下一堵墙，再向右转走到第三堵墙，然后他回转身走回沙发旁边，最后在薇薇安身旁坐了下来。

好吧，他说，我想好了。把书给我，我给你签。

薇薇安说：阿奇，我认为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奇怪、最好玩的人。

对啊，我就是。正牌的搞笑大王。穿着紫色小丑装的哈哈先生。快把书给我。

薇薇安把书递给他。

弗格森翻到扉页，从口袋里掏出钢笔，但就在刚要落笔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转头对薇薇安说，题词很短。希望你不介意。

不会，阿奇，怎么会介意。一点也不。

弗格森写道：献给薇薇安，挚爱的友人与救星——阿奇。

地球又自转了十六圈。3月3号晚上，他们在公寓举办了一场小型晚宴为他庆祝二十岁生日。薇薇安说他愿意请多少朋友尽管请，但弗格森说不请谁了，谢谢你，我想自家人聚聚就好，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俩、丽莎，以及缺席的阿尔贝——他还在美国南部到处跑，努力寻找他父亲那边的家人——尽管弗格森知道这很荒唐，但他还是问薇薇安，能不能也给阿尔贝留一个位置，就像逾越节晚餐时会给以利亚留位置那样。薇薇安并不觉得荒唐，叫塞莉斯泰因摆了四个人的桌子。过了一会儿，她决定把人数增加到六个，这样弗格森的母亲和继父也可以加入。

他的生命只剩两天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和她们说话，但电话已经事先约好了，3号晚上他坐下来和薇薇安、丽莎吃晚餐前一小时，弗格森的母亲和吉尔从纽约打来电话，祝他生日快乐，伦敦之行一切顺利。弗格森告诉吉尔，他会随身带着《我们共同的朋友》（书单上的第九十一本书），陪他度过跨越英吉利海峡的两次漫长旅途（每次要十一个小时），但他怀疑到了伦敦之后能有多少时间看书，因为他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无论如何，这本之后书单上就只剩下九本了，他和薇薇安打算在5月底之前全部完成，但是能够生活在这个英国人熙熙攘攘的脑袋里真让人乐此不疲啊，他评价道，在和薇薇安教授解决掉第一百本之后，他想补上所有还没看过的狄更斯小说。

然后他母亲接过了电话，开始跟他聊天气。英格兰是个潮湿的地方，她说，他要记得随身带伞，穿上雨衣，或许应该再买一双防水套鞋来保护他的鞋和脚。换成其他日子，弗格森肯定会嫌烦。她跟他说话的口气，就好像他还是个七岁的孩子，通常情况下他会哼一声，或者来一两句逗趣的刻薄话一笑置之，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日子里，他并没有感到心烦，反而觉得很有意思，她内心永不熄灭的母爱之火让他感到温暖又愉快。知道了，妈，他说，没有我的雨伞我不会去任何地方。我保证。

事实上，5号早上抵达伦敦后，弗格森把他的伞落在了火车上。他不是故意弄丢的，但在慌慌张张收拾东西并冲上站台去找奥布雷的时候，这把伞已经被遗忘了。是的，那天早晨伦敦城正在下雨，正如他母亲预料的那样，因为英格兰确实是个潮湿的地方，而弗格森对它的第一印象是气味，一离开车厢的空气，走进车站的空气中，各种新奇的气味便向他袭来，闻起来完全不同于巴黎和纽约的气味，一种更浓重、更刺鼻的空气，混杂着潮湿的羊毛外套、燃煤和湿润的石墙的气味，以及玩家牌香烟的烟雾——弗吉尼亚烟草的甜腻味，不如高卢香烟那么淡雅，也不像幸运和骆驼香烟那种焦香。一个不同的世界。一切都完全不同，而且因为还是3月初，春天尚未到来，所以还有一种崭新的寒冷刺骨之感。

接着，奥布雷微笑着出现在他面前，伸出他的小胳膊抱住弗格森，宣布这个漂亮的男孩终于下车了，他们将会度过非常美好的一周。走到外面的出租车候车站后，两个人挤在奥布雷那把黑伞下面，一边排队一边寒暄再次见到对方有多高兴，但片刻之后，出版人奥布雷就开始跟作家弗格森讲，第一批书评已经在过去几天里陆续出来了，除了一篇之外，全都是好评，《新政治家》那篇写得很棒，《观察家报》赞不绝口，其他媒体也没有低于好的评价，除了屁话连篇的《笨拙周报》。不错啊，弗格森说。他明白这些意见对奥布雷来说有多重要，但他自己却奇怪地跟这一切有种疏离之感，好像那些评论写的是别人的书，也许是一个同名同姓的人，但不是这个第一次坐在伦敦出租车里的人——就是他多年以来在无数电影里见过的那种著名的黑色大车，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大，又一样不同于美国和法国物品的英国物品——但是多享受啊，坐在宽敞的后座上，听着奥布雷如数家珍地跟他讲那些杂志编辑和书评人的名字，虽然他一个都没听过，对他来说，这些人就跟一部十八世纪戏剧里的龙套角色一样陌生。接着，出租车启动，开始往酒店的方向跑去，突然间一切就没那么享受了，让人不安，甚至有点可怕。车的方向盘装错方向了，而且司机还在逆行！弗格森非常清楚英国人就是这么开车，可他自己从未亲身体验过，加上长期的习惯和一辈子的本能反应，他第一次坐车在伦敦的大街上穿行时，司机每次拐个弯儿，或者有辆车在相反的方向迎面驶来，都会让他往一边儿躲，一次又一次，他不得不闭上双眼，担心他们要撞车了。

他们安全到达了乔治大街（西一区）26号的达伦慈酒店，离华莱士收藏馆和圣詹姆斯罗马天主教堂不远。奥布雷说，他专门为弗格森选了达伦慈，因为这里非常的英国，很体面，不是摩登时髦的伦敦，而是典型的古色古香的伦敦，底楼那间镶着木板的酒吧很老派，而且少有人知，连查尔斯·奥布雷·史密斯都是这儿的常客，虽然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了。

除此以外，小精灵的统治者继续说，这里的床也舒服得不得了。

你和你那龌龊的思想，弗格森说，难怪我们相处得很好。

物以类聚，我的洋基小朋友。我们的裤裆有一样棒的杜德尔，还有一对漂亮的小马带我们去城里逛[8]。

奥布雷帮助弗格森办理了入住，但随后他得赶回家。那天是星期日，保姆放假休息，他答应要陪菲奥娜和孩子们待到下午茶时间，到时候他会回到酒店，和弗格森骑个小马，然后带他出去吃晚饭。

菲奥娜等不及想见你，他说，不过只能等到明天了。

至于我，我等不及你今天下午回来找我。对了，下午茶时间是几点？

我们家的话，大概是四点到六点之间。在那之前，你可以好好休息。横跨英吉利海峡对身体是极大的考验，你肯定被熬坏了吧——或者至少被嫩煎了。

信不信由你，我在火车上睡了会儿，所以还好。可以说，还很新鲜。生的，鲜的，等不及下锅。

弗格森收拾了行李，来到底楼的餐厅吃早饭，虽然已经是上午十点，但是还有东西可吃，就这样，他第一次品尝到了英式菜肴——一个大拼盘，其中包括一个单面煎的鸡蛋（油腻但美味），两片夹生的培根（稍微有点儿恶心，但好吃），两根猪肉香肠，一个全熟的烤番茄，两大片厚厚的手工制作的白面包，上面抹了德文郡黄油，比他这辈子吃过的任何黄油都要美味。咖啡难以下咽，他换了一壶茶，毫无疑问是基督教世界里泡得最浓的茶，他必须用热水稀释之后才勉强灌下喉咙，接着他感谢了服务生，从椅子上站起身，一路小跑去了卫生间，和他隆隆响的肚子打了一场痛苦的持久战。

他想出去散步，但早先时候温和的小雨已经变成了一场滂沱大雨，可他不想上楼锁在自己的房间里，便决定去那家著名的镶木酒吧找一找查尔斯·奥布雷·史密斯的幽灵。

那个酒吧还没人，可当他问能不能在里面坐一会儿避避雨时（天气预报说下午会出太阳），似乎没有人介意，而且他问的时候，那个接应他的门童特别和善，所以弗格森决定，他挺喜欢英国人，这是一个高贵、慷慨的民族，不会像法国人那么僵硬，也不会像美国人那么愤怒，而是性情温厚冷静，一个宽容的民族，坦然接受他人的弱点，不会指手画脚，也不会嫌弃你说话的口音不对。

弗格森坐在这家空空如也的镶木酒吧里，琢磨了一会儿英国人，尤其是查尔斯·奥布雷·史密斯，他想到了一个有趣而琐碎的事实，那就是这位所有英国绅士中最英国的绅士，对美国观众而言就是英国的化身，而他，同样是一位小精灵的统治者，具体说来，统治的是电影王国的小精灵们，弗格森随即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他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开始历数那些在加利福尼亚工作的英国演员，那天上午之前弗格森基本没考虑过这一点，但事实是，正是这些英国人帮助创造了全世界眼中所谓的美国电影。太多名字了，太多电影的演员表上都有这些名字，弗格森想到哪个就记下来，或者说，一个名字在他脑海里冒出来后，他就把它摘出来，还在人名后面加上了他们出演过的电影，结果让他很惊讶，太多了，一大堆电影，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数不胜数，到最后多得简直令人咋舌，而且毫无疑问被他漏掉的还有很多。

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不用说，肯定是斯坦，也就是奥列的搭档，他的本名叫阿瑟·斯坦利·杰弗逊，1890年出生于小集镇阿尔弗斯顿，1910年作为查理·卓别林的替补，跟着弗莱德·卡尔诺的综艺班子来到了美国，八十多部斯坦·劳莱参演的电影，五十多部卓别林参演的电影，至少二十部查尔斯·奥布雷·史密斯参演的电影（包括《瑞典女王》《放荡的女皇》《傲世军魂》《中国海》《小公子》《罗宫秘史》），以及几百部由罗纳德·考尔曼、巴斯尔·拉斯博、费雷迪·巴塞洛缪、葛丽亚·嘉逊、加里·格兰特、詹姆斯·梅森、波利斯·卡洛夫、雷·米兰德、大卫·尼文、劳伦斯·奥利弗、拉尔夫·理查德森、费雯·丽、黛博拉·蔻儿、埃德蒙·戈温、乔治·桑德斯、劳伦斯·哈维、迈克尔·雷德格瑞夫、瓦妮莎·雷德格瑞夫、琳恩·雷德格瑞夫、罗伯特·多纳特、里奥·格拉滕·卡罗尔、罗兰德·杨、尼格尔·布鲁斯、格拉黛丝·库珀、克劳德·雷恩斯、唐纳德·克里斯普、罗伯特·莫利、艾德娜·梅·奥立佛、阿尔伯特·芬尼、朱莉·克里斯蒂、阿兰·贝茨、罗伯特·肖、汤姆·康特奈、彼得·塞勒斯、赫伯特·马歇尔、罗迪·麦克道尔、爱尔莎·兰切斯特、查尔斯·劳顿、维尔弗雷德·海德——怀特、阿兰·莫布雷、埃里克·布洛尔、亨利·斯蒂芬森、彼得·乌斯蒂诺夫、亨利·崔佛斯、芬利·柯里、亨利·丹尼尔、温蒂·希勒、安吉拉·兰斯伯瑞、莱昂内尔·阿特威尔、彼得·芬奇、理查德·伯顿、特伦斯·斯坦普、雷克斯·哈里森、朱莉·安德鲁斯、乔治·亚理斯、莱斯利·霍华德、特瑞沃·霍华德、塞德里克·哈德威克、约翰·吉尔古德、约翰·米尔斯、海莉·米尔斯、亚历克·吉尼斯、雷吉纳德·欧文、斯图尔特·格兰杰、简·西蒙斯、迈克尔·凯恩、肖恩·康纳利和伊丽莎白·泰勒参演的电影。

两点时雨停了，但太阳没有出来。相反，多云的天空中布满了更多的乌云，云层如此厚重，以至于它们开始往下沉，从它们在天空中惯常的位置徐徐下降，直到落在地面上，到弗格森最终从酒店出来，打算在附近散个步时，大街小巷已经变成了一座雾的迷宫。他还从未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过这种眼前一片昏暗的感觉，有些困惑英国人是怎么在这种湿漉漉、雾蒙蒙的黑暗里做事的，但他又心想，或许英国人和乌云的关系很密切，毕竟，如果说他从狄更斯那儿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伦敦上空的乌云经常会下来拜访伦敦人，看样子，它们今天甚至还带了自己的牙刷，打算在这里过一夜。

时间已经是三点多了，弗格森决定往酒店走，回去准备一下迎接奥布雷的到来，虽然他最早四点才来，最晚还可能是六点，但他希望能在四点就准备好，盼着奥布雷能早点儿从家里脱身，而不是晚点儿。先泡个澡或者淋浴，然后换上薇薇安上个星期在巴黎给他买的生日礼物，新裤子、新衬衫、新外套，她说，让他看上去就像一百万美元，为了奥布雷，他想穿上这些新衣服，看起来像一百万美元，再然后，衣服会脱掉，他们会爬到床上，干他们在乔治五世酒店干过的那些事，啊，不，他不会对此感到愧疚，他心想，他会很享受，至于阿尔贝，在他的脑海中，熊先生或许正在和别人干同样的事情，而且也和他一样享受，反正弗格森是这么安慰自己的，他一边走一边想着奥布雷和阿尔贝，以及他们之间的区别，不光是皮肤深浅、身材大小这类外貌上的不同，还有心灵、文化和生活态度上的区别，比如阿尔贝内心忧郁，而奥布雷则幽默风趣，弗格森继续往酒店的方向走，突然又想到明天早上十点要接受《电讯报》的采访，这会是他平生第一次接受采访，虽然奥布雷告诉他别担心，放轻松，做你自己，可他还是忍不住有点焦虑，而且做他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心想，他有好几个自己，甚至是很多个自己，坚强的和懦弱的，思虑周全的和心血来潮的，慷慨大方的和自私自利的，太多不同的自己了，到最后，他可以和每个人一样大，或者像没有人一样小，如果这在他身上成立的话，肯定也适用于每个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同时是每个人和没有人，就这样，他脑海里跳跃着这些想法，走到了马里波恩大街和布兰德福德街上的十字路口，在这儿一拐，可以从马里波恩街走到塞耶街上，然后再一拐，就是酒店所在的乔治大街了。虽然雾越来越浓，好像要把他包起来，弗格森还是能从一片模糊中隐约分辨出一直在闪的红色交通信号灯，一道闪烁的红色灯光相当于一个停车标志，于是弗格森停下脚步，等着一辆汽车通过，但他仍然沉浸在每个人和没有人的幻想中，所以他转过头看向了左边，也就是说，像他从小到大过街时一直做的那样，条件反射似的自动朝左扭头，确保没有车驶来，忘记了他在伦敦，而在英国的城市里，人们应该朝右看，而不是朝左看，因此他没有看到那辆绛紫色的英国福特从布兰德福德街的拐弯处飞驰而来，他从人行道上走下来，开始穿过马路，没有意识到他没看到的那辆车有先行权，当车撞到弗格森身上时，撞的力量非常大，直接把他抛到了天上，就好像他是一个飞向太空的人体导弹，一个要冲向月亮和星辰之外的年轻人，接着他飞到了轨道的顶点，开始下落，到达最低点时他的头部撞在了路缘上，砸碎了他的头骨，从那一刻起，每一个未来的想法，这个头骨内可能会诞生的每一个思想、词语和感受都被彻底抹去了。

诸神从他们的山上向下望了一眼，然后耸了耸肩。

注释：

[1] Marianne，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象征，其头像经常出现在邮票上。

[2] 指堂吉诃德。这是桑丘给他起的绰号。

[3] 此处原文为quasi-black sheep。Black sheep意为“黑羊”，英文俗语，指家族或集体中的败类。

[4] 此句化用的是门罗主义的口号之一“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5] 阿尔贝（Albert）中的bert，发音与bear（熊）相同。

[6] 阿西（Ar-shee）的发音，与“一个她”（a she）接近。

[7] 此处应该是指安妮·弗兰克所在的集中营爆发过斑疹伤寒（typhus）和伤寒（typhoid），安妮有可能是死于其中一种。而泥巴（Mud）则应该是指非雅利安人种。

[8] 此句化用了英美歌谣《洋基歌》（Yankee Doodle）的歌词，Yankee Doodle went to town,upon a pony…Yankee Doodle dandy…（洋基·杜德尔骑着小马去城里逛……洋基·杜德尔公子哥儿……）。其中的go to town在俚语中有寻欢作乐的意思，dandy则是指那种有钱没品的公子哥儿，doodle有傻子的意思，Yankee曾是对美国北方人的蔑称。前文6.1中出现的爱国歌曲《胜利之歌》（Yankee Doodle Dandy，出自同名百老汇音乐剧，这首歌中融合了多首美国传统歌曲）中，也有类似的歌词，Yankee Doodle came to London, just to ride the ponies（洋基·杜德尔来到伦敦，就为了骑小马）。

6.4

诡计多端、不管不顾的诺亚·马克斯曾发誓说《马利根游记》的手稿不会给他父亲和继母之外的任何人看，但他把那份副本借给了二十四岁的比利·贝斯特，一个散文作家和哥伦比亚辍学生，在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的东89街上一栋没有电梯的四层公寓楼当楼管养活自己，这一片是约克维尔下面的一个工薪阶层聚居区，被称为莱茵兰德区。两年前，比利创立了一家名为小玩意（Gizmo Press）的油印书籍小型出版社，这家非商业、反商业的机构至今已经出版了十几部作品，其中包括安·韦克斯勒、路易斯·塔可夫斯基和塔尔萨人罗恩·皮尔森的诗集，后面这个皮尔森曾在10月份送了《马利根游记》的作者一本约翰·凯奇的《沉默》。在便宜的平版印刷出现之前，油印是纽约那些一文不名的年轻作家唯一可用的书籍和杂志制作方式，你的作品被诸如小玩意这类出版机构通过油印的方式出版，远不是默默无闻的标志，或者走在了无人问津的不归路上，反而会被当做荣誉的象征。每本书平均印量为两百册左右。卡纸封面上的书名和黑白插图由比利那些城里的艺术家朋友手工绘制（最常见的是瑟奇·格里曼和波·詹纳德的作品，这两位插画师流畅优美、别出心裁的封面作品，为六十年代中期的平面设计奠定了基调，是当时流行的风格，大胆，朴素，尽量不把自己太当回事），虽然用八点五乘十一英寸的打印纸印出来的书看着有些粗糙和随意，但内容却清晰可读，比得上任何平版或凸版印刷的书。比利的妻子乔安娜用她那台大型办公用雷明顿制作油印蜡纸，用的是单倍行距的十二点活字（如果作品是散文的话，右边不齐行），然后油印蜡纸会被装进比利的工作间那台油印机，在每页的正面和反面上印刷，一群朋友和志愿者核对无误后，再将书页用骑马钉（订书钉）装订在一起。大多数副本都是免费赠送，寄给或者直接交给其他作家和艺术家，剩下的大约五十本会分发给几位对美国新一代作家有信心的曼哈顿书商，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走进哥谭书市或者八街书店，看到自己的油印书摆在最近的诗歌和小说作品中间，就意味着他已经开始成为一名作家了。

弗格森本该对他表弟未经允许便把书拿给别人看感到生气，但他没有。诺亚在5月中旬下东区的某个聚会上遇到了比利·贝斯特，那是弗格森完成了手稿一个月后，以及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找了布鲁勒医生一个星期后。当时诺亚和比利聊起了表哥写了一本书，比利表示他有兴趣看一看，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诺亚打电话给弗格森讲述了实情。对不起，对不起，他说，他知道不应该把手稿随便给人看，但他还是这么做了，现在比利已经为《马利根游记》倾倒，想出版它，弗格森不会蠢到阻止这件事发生，对吧？不，弗格森说，他完全同意，然后他感谢了诺亚的帮助，这让他们又聊了半个小时，挂掉电话后弗格森意识到，如果他自己觉得那本书应该被烧掉和忘记，其实无关紧要，他现在需要这本书，因为他的人生已经完了，或许出版这本书能骗骗自己，让他相信他还有未来，即使永远不会有弗格森的后代成为那个未来的一部分，他当时选择了一个被杀之人的名字来署名，现在看来很贴切——他的爷爷，1923年在芝加哥某皮革仓库被两颗子弹夺去了性命的艾萨克，那个本来应该姓洛克菲勒，但阴差阳错姓了弗格森的人，那位从儿子生命里消失的父亲的父亲，那位永远不会有机会成为父亲的孙子的爷爷。

比利·贝斯特成了弗格森的好朋友和他早期作品忠心耿耿的出版人，但诺亚·马克斯仍旧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每当弗格森试图想象没有诺亚的话他自己会是谁，他的脑子就会停止去想，拒绝给他一个答案。

心灵手巧的乔安娜把一百三十一页双倍行距的手稿改成了单倍行距，又去掉了马利根二十四场旅行每章标题前的空白，一段旅程结束了就在同一页上接着开始新旅程，最终页码缩减到了五十九页，把一年的大部分工作浓缩在了三十张纸上——薄到轻轻松松就能钉在一起。弗格森并没有用波·詹纳德或者瑟奇·格里曼来设计封面，他问比利能不能让霍华德·斯莫尔试一试，霍华德之后交来的插画非常棒（马利根坐在桌子前写报告，屋子里堆满了他从旅行中带回的工艺品和纪念物），所以他也成了小玩意家族的一员，继续贡献了很多封面和插画，一直到1970年出版社停办。三十张纸，五十九页——也就是说最后一页是空的。比利问弗格森愿不愿意写一段自我介绍把这张白页补上，想了将近一周后，弗格森交出了下面两句话：

十九岁的艾萨克·弗格森经常能被看到在纽约街头游荡。他生活在别处。

没有伊维了。自从上次去过布鲁勒医生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弗格森再也没去过她在东奥兰治的半间房。他无法再面对她。他让她失望了，让她的希望破灭了，他没有勇气看着她的眼睛，告诉她，自己永远无法成为她那个虚幻的孩子的幻影父亲了，而当现实最终把他们分开，不会有一个小孩在某个未来的世界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真是太混乱了。他们俩都太自欺欺人了，现在医生的话已经结束了他们虚妄的梦想。弗格森拿起电话，就像任何懦夫的做法一样对她宣布了这个结束，甚至不敢在她面前坐下来谈谈，或许还可以最终达成某种一致，比如这不是世界上最惨的惨剧，他们仍然可以继续在一起。伊维对他的冷酷无情感到震惊。太糟糕了，所有这一切，她说，我真的为你感到难过，阿奇，但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跟一切都有关系，他说。

不，你错了，她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不明白我现在的意思，那你就不是我认为你是的那个人。

电话另一头的弗格森强忍着眼泪。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太久，伊维继续说，或许我是个傻子，把你扯进怀孕的事情里，可是阿奇，我他妈把一切都给你了，你要说再见，最起码也应该当面说吧。

我做不到，弗格森说，如果我去见你，我会崩溃，会大哭，我不想让你看到我哭。

见个面有那么糟糕吗？

对我来说是。比什么都更糟。

你长大点儿吧，阿奇。像个男人一样行事。

我在努力。

还不够。

我会更努力，我保证。重要的是我永远不会停止爱你。

你已经停了。你已经厌烦我们俩了，你甚至不想再见我。

这不是真的。

请别撒谎了。对了，还有，阿奇，我从心底求你，你他妈滚蛋吧。

5月25号星期三，和伊维撕心裂肺的通话之后，诺亚打电话告诉弗格森比利·贝斯特想要出版《马利根游记》。5月25号弗格森和比利通了电话，约定在28号星期六见个面，所以那个周末弗格森没有按计划留在普林斯顿，和霍华德一起为期末考试复习，而是像往常一样在星期五去了纽约，但因为他之前告诉外公那个周末他不来了，又忘了跟外公说实际上他会来，所以他给了他外公一个措手不及，但他给他外公制造的这个意外，只有他给自己制造的大意外的百分之一。

据他所知，除了外公，他是唯一拥有公寓钥匙的人。和伊维分手后，他独自来这儿过了两次周末，睡在那间没人住的卧室，那两次的星期五下午，他进门之后公寓里都安安静静的，走到客厅时会发现他外公正坐在沙发上看《邮报》的体育版，但这次他把钥匙插进锁孔推开门，却听到客厅里传来的声音，可能是两三个人在说话，虽然听不清到底有几个，但肯定没有一个是他外公的声音，进去之后他清清楚楚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就这样，阿尔，现在把你的鸡巴插进去，然后是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干那个的时候，乔治亚，记着抓住艾德的鸡巴放到你嘴里。

前门到客厅之间有个很短的玄关，弗格森蹑手蹑脚走过右边那间空客房，然后又经过同样在他右手那间狭窄的厨房，来到墙根处站在客厅边上，他看到的是他外公坐在一个男人旁边，那人手里拿着一台十六毫米摄像机，边上有三个灯架，上面的每盏灯估计都有一千瓦，另一个男人站在客厅中央，胳膊下面夹着一个写字板，沙发上躺着三个人，一女两男，全都赤身裸体，女的大约三十岁左右，两眼无神，一头金发，大乳房，松弛的肚腩，那俩男的长相几乎没有区别（也许是双胞胎），肉壮，毛很重，充血的鸡巴，毛茸茸的屁股，正在按照导演和摄像师的吩咐做。

弗格森的外公在笑。这是整个肮脏的画面中最扎眼的地方——他外公一边看着那女人和两个男人在沙发上吮啊插的，一边在笑。

首先看到他的人是导演，一个身材瘦小的年轻混混，大约二十多岁，穿着牛仔裤和灰色卫衣，在拍摄期间说话的人就是他——因为他们没在录音，那一系列夸张造作的呻吟和哼叫，无疑会在史上最廉价的廉价影片的后期制作中加上——这个年轻导演看到弗格森正站在客厅边上的走廊里，问道：你他妈是谁啊？

不，弗格森说，该我问你他妈是谁，你这是想干什么？

阿奇！他外公惊叫道，脸上的笑容瞬间变成了恐惧。你跟我说你这周末不过来了啊！

我改计划了，不行吗？弗格森说，我觉得这些人现在应该滚出公寓去。

冷静点儿，小子，导演说，阿德勒先生是我们的制片人，是他邀请我们来的，片子没拍完，我们不会走的。

那对不起了，弗格森一边朝沙发上那几个赤身裸体的人走去一边说，但今天只能嗨到这儿了。穿上衣服，赶紧滚。

他伸手去抓那个女人的手，想把她拉起来，让她赶紧走，但导演冲到弗格森身后紧紧抱住他，把他的胳膊别在了他背后。两个裸体双胞胎中的一个从沙发上跳起来，伸出右拳朝他的肚子上打去，这拳很疼，一下子激怒了动弹不得的弗格森，挣脱了小个子导演，把他摔到地上。那女人说，搞什么搞，你们这些王八蛋。别闹了，赶紧拍完了事。

弗格森的外公怕把事情闹大，赶紧插进来对导演说，算了，亚当，我觉得今天就到这儿吧。这是我的外孙，我得跟他谈谈。明天再打电话给我，我们再商量接下来怎么弄。十分钟之内，导演、摄影师和三名演员便消失了。弗格森和他外公来到厨房，面对面坐在餐桌两头，听到门关上后，弗格森说：你这个愚蠢的老东西。你真是太让我恶心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你。

他外公用手绢擦了擦眼睛，低头看着桌子。姑娘们不能知道，他说，指的是他的两个女儿。她们要是发现的话，这事儿会把她们搞死的。

你是说会把你搞死吧，他外孙说。

什么都别说，阿奇，答应我。

虽然弗格森根本没想把那天的所见所闻告诉他母亲或者米尔德里德姨妈，虽然他知道自己不会对任何人讲，但他还是拒绝做出任何承诺。

我很孤独，他外公说，只是想找点儿乐子罢了。

真是会找啊。把你的钱浪费在三流毛片上。你到底怎么了？

这又不会伤害谁。没人会受伤。大家玩得都开心，这有什么错？

如果你还需要问这个问题，那你真是不可救药了。

你心肠太硬了，阿奇，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硬心肠的？

不是硬。只是震惊，还有点儿恶心。

她们不能知道。只要你答应我不会告诉她们，让我干什么都行。

别再拍了，就这。停止拍摄，以后也不再拍。

你听我说，阿奇，我给你点儿钱怎么样？这样可以吗？我知道你肯定不想再和我一起住了，但如果你有了钱，就可以自己去纽约找间公寓。这个你愿意吧？

你是想贿赂我吗？

随你怎么叫都行。如果我给你五……六千……不，这样……一万美元……这能帮你很多忙了吧，对吗？你可以自己在哪儿租一间小公寓，暑假的时候就专心写东西，不用再去干你以前跟我讲的那个工作了。是干什么来着？

废物清理。

废物清理。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体力。

但我不想要你的钱。

你当然想了。谁都想要钱。每个人都需要钱。就把它当作礼物好了。

你是说贿赂吧。

不，是礼物。

弗格森收了钱。他问心无愧地收下了他外公的钱，因为实际上这钱不是贿赂而是礼物，因为他原来也没打算对他母亲或者米尔德里德姨妈透露一个字，但如果他外公这么阔气，开得起一万美元的支票，那这钱最好给他外孙，而不是给另一部寒碜的毛片投资。不过，撞见那个怪异的场面太震惊了，他外公年纪大了之后竟然变得这么疯狂、变态——妻子去世了，独自一人生活，再也没有任何约束，脑子里冒出什么堕落的念头便随心所欲地去放纵自己，明天又会搞出什么丑事来？弗格森仍然爱他外公，但已经失去了对他的所有尊重，现在甚至还很鄙视他，鄙视到再也不想去住他的公寓，不过程度仍然不及弗格森鄙视他父亲的一半，这个已经完全从他生活里消失的人，消失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也和钱有关，可现在他自己却高兴地接受了他外公的钱，还握手感谢了他。又是一件盘根错节的事，又是人生路上一个令人畏惧的分岔，与拉兹罗·弗鲁特在《往右，往左，还是直直向前？》里遇到的情形一模一样，不管他怎么选择，最终都会是错误的选择。

尽管如此，一万美元在1966年是个大数目，想都不敢想的一笔钱。在纽约那些破落的街区租一间小公寓，月租不到一百美元，有时候甚至只用五六十美元，这样的话，弗格森不但可以找到一个普林斯顿之外躲清静的地方，还能剩下足够的钱来支付暑假时的生活费用，不必再去打工。这并不是说他不想在大一和大二之间这段过渡期里去给人搬东西。高中暑假时他就和阿尼·弗雷泽、理查德·布林克斯塔夫干过这些事，认识到枯燥乏味的体力劳动也能带来诸多满足感，在其中可以学到很多珍贵的人生教训，但将来有的是这类活儿在等他，上大学期间有机会暂时摆脱一下这些重活，是意想不到的好运气。而这一切，全因为他外公在干龌龊事的时候被他撞了个正着。一个令人作呕的发现，确实，但同时又怎么能不笑出声来？直到体内的最后一口气从肺里跑出来之前都会守口如瓶的他，现在正在一堆封口费里打滚儿。如果你想到这儿都没笑出声来，那你一定有问题，脑子里肯定有哪儿不太正常。

晚饭时，弗格森约上诺亚，去格林威治村吃了披萨，喝了啤酒，晚上他就在表弟纽约大学的宿舍地板上凑合了一夜，第二天他到城北去见了比利·贝斯特，结果发生了更多令人惊异的事。比利为人毫不拘谨，很有亲和力，对弗格森的作品充满了溢美之词，称之为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读过的最他妈奇怪的玩意儿，于是，年轻的作家又在心里默默感谢了一顿表弟，感谢他为自己和眼前这个人牵线搭桥。比利与弗格森以前认识的任何人都不同，既是一个工薪阶层的大老粗，又是一位成熟的先锋派作家，现在仍然住在他出生和长大的那片街区，他干的那份楼管工作则属于子承父业，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本地人，他就像好莱坞西部片里的县治安官那样保护着街坊四邻，但同时他又是一名作家，正在写一本精巧复杂的幻觉小说，故事背景设置在北美殖民地战争时期，书名叫《被砸烂的脑袋》（弗格森非常喜欢这个书名），而听着这位出版人一口动听、嘹亮的爱尔兰裔纽约人口音，他甚至觉得东89街上那栋楼的每一块砖头上都有文字在颤抖。比利怀孕的妻子乔安娜也一样讨人喜欢，操着同样的口音，为人务实、热情，白天是法务秘书，晚上是小玩意出版公司的打字员兼油印纸切割员，弗格森的书将由她来操刀，她的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长大时，她也将赋予弗格森的孩子以生命，虽然他的孩子只是一本书，虽然他和真正的婴儿生产永远不会有任何瓜葛。新友情建立的第一个星期六晚上，乔安娜和比利留他吃了顿晚饭，其间弗格森提到了过些天他钱包里的支票结算完毕，他就要开始找房子，由于比利和乔安娜对他们小区发生的一切都一清二楚，所以第一次吃饭后没过几天，他们便向他透露了一个好消息，沿街往南数第六栋楼上有个一居室的小公寓，这房子刚开始对外出租，就这样，弗格森以每个月七十九块五的价格，租下了东89街上那间位于三楼的公寓。

他在普林斯顿的第一年结束了。霍华德准备去佛蒙特南部过暑假，在他叔叔婶婶家的奶牛场打工，尽管他曾邀请弗格森一起去过几天田园牧歌的生活，但伊维·门罗这位半毁掉的前恋人，即将出版的《马利根游记》半复活的作者，已经推掉了废物清理的工作，打算在暑假开始写他的下一本书，《猩红笔记本》。这几个月里艾米也会来纽约（在一份名叫《护士文摘》的行业杂志担任编辑助理），还有她的新男友路德·邦德，他在《村声》杂志的活动预告部找了一份临时差事，给某个人顶班。西莉亚·弗德曼则因为提前从高中毕业受到了他父母的奖赏，准备远走高飞：和她二十一岁的表姐艾米莉一起去欧洲旅行两个月。不出所料，男朋友布鲁斯，或者该叫人形缓冲区，已经成为过去式。西莉亚答应给弗格森写二十四封信，不多也不少，并且嘱咐他把信收在一个特别的盒子里，上面还要写上弗德曼游记几个字。

诺亚也会离开，但事情来得有些出人意料，也很突然：他要去马萨诸塞州北部参加威廉斯敦戏剧节。本来是一时兴起的事儿，他追的那个女孩想去试镜，所以他也去了，结果那个女生失败了，连个复试电话都没接到，诺亚却被选上了，暑假期间他将参演两部不同的戏（《私欲》和《等待戈多》），所以筹拍《脚底的伴侣》的计划不得不再次搁置。弗格森倒是松了一口气，更重要的是他替诺亚感到开心，因为无论何时弗格森看他表演——这么多年下来，怎么也有七八次了——诺亚总是台上最棒的演员，不管诺亚自己有多想成为一名导演，弗格森心里从来都坚信他有成为顶级演员的潜质，不仅是演他本来就擅长的喜剧片，剧情片他也行，不过或许不适合悲剧，至少不适合太沉重的经典，比如男人自剜双目，女人把孩子煮了，以及福丁布拉斯上场时，幕布徐徐落下，遮住了一大堆鲜血淋淋的尸体。弗格森还感觉诺亚如果决定去表演喜剧脱口秀，一定会让人笑到尿裤子，但每次他提起这件事，诺亚都会皱皱眉说，不适合我。但是他错了，弗格森心想，实在不该如此抗拒，一天晚上他甚至费心坐下来，想给诺亚写几个笑话，算是帮他开个头，但笑话好难写，太难写了，几乎不可能写出来，除了那年早些时候他和霍华德搞过的那些网球对战，他完全没有创作笑话的天分。在故事里写些搞笑句子是一回事，可那种让人过耳难忘、笑翻在地的包袱却需要不同的头脑，跟弗格森脑壳里的那个东西不一样。

艾米和路德·邦德是在5月初搭上的。现在是6月份，但根据弗格森最近一次和她的通话，他这位敢作敢为、奋发好战的继姐，依然没鼓起勇气告诉她父亲或继母，她生命里有了一个新的男人。这让弗格森有些失望，一直以来他都很佩服艾米的胆量，虽然有时候也会想掐死她，对于她的踌躇他唯一能想出来的解释就是，她的男朋友不仅是黑人，还是个激进的黑人，一位黑人权利运动的支持者，甚至比艾米左得还厉害，一个身材壮硕、让人畏惧的角色，穿着黑色的皮夹克，顶着爆炸头，上面戴着一顶黑色的贝雷帽——恰好是能把艾米温文尔雅、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父亲吓到恐慌症连续发作一个月的那种人。

随后，这对情侣从波士顿过来，搬进了他们在晨边高地租的暑假房。当天晚上他们约了弗格森在西区酒吧喝一杯，但弗格森和路德·邦德握过第一次手之后，他在脑子里为路德画的那幅漫画形象便崩裂成了一千块一文不值的碎片。是的，路德·邦德是黑人，是的，他握手很有力量，一看就是个身强体壮的人，是的，他的眼神中有种固执的决绝，但当这双眼睛看着弗格森的眼睛时，弗格森意识到它们不是在看某个敌人，而是在看一位潜在的朋友，在看某个他十分期望自己会喜欢的人，可路德要不是那种好战成性、充满仇恨的恐怖分子，那艾米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不把自己交了新男友告诉她父亲？

将来他得私下找她聊聊这件事，尽自己所能给她的脑筋开开窍，但这会儿他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邦德先生身上，好弄清楚他到底是哪路人。身材不算高大，这一点很清楚，大概五英尺九英寸，和艾米差不多高，如果发型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某人的政治信仰，那么比起“黑色很美”运动那群人留的大爆炸头，路德的中等爆炸头表明他是左派，但不是极左，至于他的脸，好吧，非常英俊，弗格森心想，太好看了，甚至可以说是漂亮，如果这个形容词也能用在男人身上的话，弗格森端详着那张脸，明白了艾米为什么会被路德吸引，为什么聊了六个星期，做了六个星期的爱之后，仍然会被他吸引，但暂时抛开这些肤浅的东西，多高多矮、头发长度、帅气程度这些外部细节，弗格森在路德身上发现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敏锐的幽默感——弗格森很看重别人身上的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太缺乏语言的风趣了，这也是他会被诺亚·马克斯、霍华德·斯莫尔和理查德·布林克斯塔夫这类人吸引的原因，他们都能把他侃到晕头转向——路德告诉弗格森，他在布兰迪斯的室友也是大一新生，叫提姆西·索耶，简称提姆·索耶后，弗格森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他问路德，提姆和汤姆长得像不像，路德说不像，倒是长得很像默克·土汪另一本书的角色西克·方[1]。

这很有趣。默克·土汪和西克·方真的很有趣，就像霍华德在他灵感爆发时会脱口而出的那种二合一幽默，而艾米也笑了起来就让它变得更好笑，无疑更好笑，因为她笑声的音量表明了她也猝不及防，证明她以前从没听过路德讲这些，而这进一步证明路德并不是在上个月或去年就想出了这个马克·吐温和哈克·芬的置换版本，也没有到处和他的朋友们宣扬，不，他是在西区酒吧这个地方，当场创造出来的，弗格森很欣赏这样的头脑，敏捷，聪明，能想出这样一对有趣的双关语，或者用他很想大声说出来但并没有说的话来讲就是，如此辛辣的双关[2]，于是他和他高声大笑的继姐一起笑着，问邦德先生能否再请他喝杯啤酒。

弗格森已经知道了一些路德的背景，以及他从纽瓦克的中区走向新英格兰的布兰迪斯大学所经历的不寻常之路，都是艾米在电话上跟他讲的，比如路德曾在纽瓦克学院读过七年书，这是当地一所顶尖的私立学校，但给他出钱的人不是他开出租车的父亲或者当女佣的母亲，而是他母亲的雇主希德和埃德娜·瓦克斯曼，一对来自南奥兰治的有钱夫妻，他们唯一的儿子在突出部战役中牺牲后，这两个悲痛欲绝的不寻常之人把情感转嫁到他们自小就很喜欢的路德身上，而现在路德赢得了布兰迪斯的奖学金，瓦克斯曼夫妇又在为他弟弟赛普蒂莫斯（塞皮）做同样的事，他们了不起吧，艾米在电话上对弗格森说，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和一个挣扎的黑人家庭，在“美利坚不合众国”永远地合在了一起——哈！

因此，三个人来西区酒吧喝东西时，弗格森已经知道了艾米的男朋友曾在纽瓦克学院上过学。没过多久，聊天就转到了纽瓦克这个地方，然后是纽瓦克和篮球，一项路德和弗格森在高中都参加过的运动，由于纽瓦克和篮球意外出现在了同一个句子里，弗格森就提起了自己十四岁时曾在纽瓦克某个体育馆打过三场加时赛的事，但他刚说出三场加时赛这几个词，路德便往前一探身子，喉咙后面什么地方发出了某种难以分辨的声音，然后说，我当时在场。

所以你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吧，弗格森说。

永远都忘不了。

那你当时在打比赛吗？

没有，坐在观众席上，等你们的比赛结束，然后我们的开始。

你看到那个半场球了吧。

跨度最长的空心球纪录。压哨了。

之后的事情呢？

嗯，也看到了。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学生们从看台上一拥而下，而我挨了一拳，往体育馆外面跑的时候狠狠挨了一拳，那拳太狠了，一直疼了我好几个小时。

可能是我。

你？

我给了别人一拳，但不知道到底是谁。所有白人都长一个模样，对吧？

我是我们球队唯一挨揍的人。那肯定就是我了。如果挨揍的是我，那揍人的就是你了。

艾米说：是曾经稳定的地球摇晃着脱离了轨道，海啸在七大洋上掀起滔天巨浪，火山正在摧毁城市吗，还是说这是我的幻觉？

弗格森冲艾米微微一笑，又转头看路德。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他问道。

我不知道。当时不知道，现在也解释不清。

这事儿让我挺震动的，弗格森说，不是指你那一拳，而是出拳的原因。体育馆里那种疯狂、仇恨。

一点一点积聚起来的，但是第三次打成平手后，看台上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接着到空心球的时候，大家一下子就失控了。

那天上午之前，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美国笨蛋，信仰进步，信仰追求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我们消灭了小儿麻痹症，不是吗？种族主义将是下一个目标。民权运动就是那颗会把美国变成一个色盲社会的神奇药丸。但挨了那一拳，挨了你那一拳后，我在很多问题上突然变得比以前聪明了。我现在特别聪明，聪明得我一想到未来就恶心。你改变了我的人生，路德。

说到这儿，路德说，那一拳也改变了我。那天早上，人群的感受进入了我的内心，人群的愤怒变成了我的愤怒。我当时已经不是自己在思考，我让人群替我思考，所以人群失控时我也失控了，我跑到球场上，做了那件蠢事。以后再也不能发生这种事了，我对自己说，从现在开始，我才是控制我自己的那个人。老天爷。白人还送我去念书了，不是吗？我跟白人有什么仇？

时候还未到，艾米说，你迄今为止都很幸运。

我知道，路德回答，A计划：努力成为瑟古德·马歇尔那样的律师，努力成为纽瓦克的第一任黑人市长，努力成为新泽西的第一位黑人参议员。但如果这些都没成，总还有B计划：买一挺机关枪，践行马尔科姆的话。采用任何必要手段。何时都不算晚，对吧？

但愿吧，弗格森说，然后举起杯子，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路德大笑起来。我喜欢你这个弟弟，他对艾米说。他挺搞笑——还知道怎么挨别人的拳头。他的胳膊那天或许很疼，但我的手呢？我以为我的指关节都碎了。

《猩红笔记本》写起来会很困难，是他迄今为止最具挑战性的尝试，弗格森对自己是否能够取胜表示怀疑。一本关于一本书的书，一本读者可以阅读也可往里面写的书，一本就像三维实体空间一样可以进入的书，一本关于世界也关乎心灵的书，一个谜团，一个充满了美与危险的令人忧虑的景观，一点一点地里面会发展出一个故事，迫使虚构的作者F.直面他自己最黑暗的部分。一本梦之书。一本有关F.眼前的直接现实的书。一本无法被写出来的不可能之书，毫无疑问，它将会变成一堆杂乱无章、毫无关联的碎片，一堆无意义的东西。为什么尝试这种东西？为什么不再想个故事，像其他作家一样讲出来？因为弗格森想做一些不同的东西。因为弗格森对只是讲故事失去了兴趣。因为弗格森想要挑战未知，看看他能否在这场斗争中幸存下来。

第一则。猩红笔记本里有所有还没被说出的话，有我买来猩红笔记本之前的所有人生岁月。

第二则。猩红笔记本不是想象出来的东西。它是一个真正的笔记本，和我手里的钢笔或者身上的衬衫一样真实，就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三天前，我在纽约城莱克星顿大道上的一家文具店买到这个笔记本。商店里还卖很多其他笔记本——蓝色笔记本、绿色笔记本、黄色笔记本、棕色笔记本——但我看到这个红色本子时，我听到它在呼唤我，在喊我的名字。那个红色非常红，事实上是猩红色，因为它燃烧得就像海丝特·白兰的袍子上那个A一样明亮。猩红笔记本里的纸页当然是白的，很多很多页，多到一个人在漫长的仲夏时节从早数到晚都不可能数过来。

第四则。我打开猩红笔记本时，看到了我脑海中的那扇窗户。我看到窗外的城市。我看到一个老太太在遛狗，我听到隔壁公寓里的收音机正在转播棒球比赛。两个球，两次击球失败，两名队员出局。现在要投球了。

第七则。翻阅猩红笔记本时，我经常看到那些我已经忘记的东西，然后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回到了过去。我记起了早已消失不见的朋友的旧电话号码。我记起了小学毕业那天我母亲穿的裙子。我记起了《大宪章》签署的日期。我甚至记起了我买过的第一个猩红笔记本。那是多年前在新泽西枫林镇发生的事了。

第九则。在猩红笔记本里有红雀、红翅黑鹂和旅鸫；有波士顿红袜队和辛辛那提红长袜队；有玫瑰、郁金香和罂粟花；有一幅坐牛的照片；有红头发埃里克的胡子；有左翼政治传单，煮熟的甜菜和一块块生牛排；有火焰，有鲜血。还有《红与黑》，红色恐慌，《红死魔的面具》。这里只列举了其中一部分。

第十二则。有些日子里，一个拥有猩红笔记本的人必须什么都不做，只能读它。另一些日子里，这个人有必要在里面写东西。但这很棘手，有些早上，当我坐下来准备工作时，我不确定做哪个才正确。这似乎取决于你当时已经到了第几页，但由于上面没有页码，你很难提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毫无结果的时间盯着白页发呆。我觉得我应该在那里找到一幅图像，但努力半天却什么都没出现时，我经常会陷入恐慌。有一次我感到太沮丧，甚至担心我会失去理智。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W.，他也有一个猩红笔记本，我跟他讲了我有多绝望。“这就是拥有猩红笔记本的风险，”他说，“你要么屈服于绝望，等着它过去，要么把你的猩红笔记本烧掉，忘记你曾拥有它。”W.或许说得有道理，但我永远没法那样做。无论它给我带来多少痛苦，无论我有时感到多么迷茫，我永远不能没有我的猩红笔记本。

第十四则。白天，在猩红笔记本右边的页面上会时不时出现一道令人心绪平静的微光，就像晚夏的黄昏时刻洒在小麦和大麦田上那种光，但不知怎么看起来更鲜艳，更加缥缈，更让人放松，而左边页面上的光则会让人想起隆冬时节某个寒冷的午后。

第十七则。上个星期有个惊人的发现，原来你可以走进猩红笔记本，或者说，这个笔记本是一个进入想象空间的工具，它们是那么生动逼真、触手可及，看起来简直就像真的一样。如此说来，它不仅仅是一堆可供阅读和书写文字的纸页，而是一个locus solus[3]，宇宙中的一个微小裂缝，如果你闭上眼睛，把猩红笔记本压在你的脸上，在纸页的气味中呼吸，裂缝会慢慢变大，大到足以让你从中穿过。我的朋友W.警告我说这些即兴游览会很危险，但我既然已经发现了，又怎能控制住时不时溜进其他空间的冲动呢？我打包了一顿简餐，往小旅行袋里扔了几样东西（一件毛衣、一把折叠伞、一个指南针），然后打电话告诉W.我准备出发了。遗憾的是他老是为我担心，但W.年纪比我大很多（在他上一个生日时他已经七十岁了），或许已经失去了冒险精神。祝你好运，他对我说，你这白痴，然后我笑了笑，挂掉了电话。在此之前，我每次离开都没有超过两三个小时。

第二十则。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在猩红笔记本里，每一个错怪过我的人，都会遭受一个可怕的诅咒。

第二十三则。在猩红笔记本里，并非一切都像表面看起来那样。比如它里面的那个纽约，并不总是和我生活的纽约相对应。事情是这样的，我当时正走在东89街上，从街角拐过去应该是第二大道，但我却发现自己来到了哥伦布大转盘附近的中央公园南路上。或许这是因为那些是我在纽约最熟悉的街道，暑假开始时我刚刚搬到了东89街，而自出生以来我曾无数次去中央公园南路拜访外婆外公——他们所住的公寓楼在西58街上，但也有个门通向中央公园南路。这个地理突触表明，对于每个拥有它的人来说，猩红笔记本是一件极度私人化的工具，没有两个猩红笔记本是相同的，尽管它们的封皮看起来完全一样。记忆是不连续的。它们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跨过大片大片的时间，之间留下了很多空白，我的继兄称之为量子效应，因此，在猩红笔记本里找到的各种通常互相矛盾的故事，无法形成一种连续的叙事。相反，它们倾向于像梦境那样展开——也就是说，用一种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逻辑。

第二十五则。在猩红笔记本的每一页上，都有我的桌子和我现在所在的房间里的其他一切东西。尽管我经常会想在城里散步时带上猩红笔记本，但一直没有勇气把它从我的桌子上拿走。另一方面，每次我跑到猩红笔记本里面时，似乎总是随身带着猩红笔记本。

就这样，弗格森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横渡，每天独自一人坐在书桌前写七到十个小时，游过他的瓦尔登湖。这会成为一场漫长而棘手的游渡，他要经常潜到水下，胳膊和腿也越来越疲惫，但没有救生员在身边便跳入深不可测、危险重重的水域，是弗格森天才的才能，鉴于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写过，甚至想过写这样一本书，所以弗格森不得不自己教自己怎么做。他现在写出来的所有东西似乎都是这种情况，扔掉的素材总要比留下来的多，他一点点地把1966年6月初到9月中所写的三百六十五则内容，删减到了一百七十四则，用双倍行距打出来之后，终稿共有一百一十一页，这是他的第二部中篇作品，比第一部稍微短些，而在小玩意的单倍行距油印纸上进一步压缩后，全书总共有五十四页，这个偶数，为弗格森免去了再写一则自我介绍的艰巨任务。

他很享受住在他那间封口费小公寓里。1966年的夏天，在乔安娜录入《马利根游记》时，他度过了自己在这儿的第一个暑假，一边卖力地写他的《猩红笔记本》，一边继续想那一万美金，以及他外公如何狡猾、阴险地跟他女儿露丝解释了所谓的“礼物”——第二天，也就是弗格森与比利和乔安娜·贝斯特第一次见面那天，他外公直接把电话打到了家里，告诉她说他设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基金会，跟洛克菲勒基金会那种差不多，叫阿德勒艺术推广基金会，而且刚刚授予了他外孙一万美元的奖励，以鼓励他在写作事业上的进步。真是一大坨狗屎，弗格森心想，但挺有意思，这人前一天还羞愧得掉眼泪，为了掩饰内心的罪恶开出了一张支票，可第二天转过身就开始炫耀自己的所作所为。又疯又蠢的老家伙。接下来的星期一，弗格森从普林斯顿打电话给他母亲时不得不憋着笑，听他母亲把她父亲的话报告给他。简直太虚伪了，还自吹自擂，炫耀他举世无双的慷慨。随后他母亲说，想想吧，阿奇，先是沃尔特·惠特曼学者，现在外公又给了你一份这么好的礼物，弗格森回答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他故意引用了卢·伽雷发现自己身患那种最终会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疾病，将不久于人世时，在洋基体育场说过的这句话。春风得意，弗格森的母亲说，对，就是这个词，春风得意，你要是不凑近看的话，这是一个多美好的世界啊。

房间地板上放了个床垫，还有附近的人行道上捡来的一个桌子和一把椅子，比利帮忙一起搬了上来，锅碗瓢盆是从当地的亲善使团商店花几个小钱买来的，床单、毛巾、被褥是他母亲和丹送的乔迁贺礼，第二台打字机是在阿姆斯特丹大道上的奥斯纳打字机商店买的二手货，这样就不用星期五拖着打字机从普林斯顿跑到纽约，星期天再拖回普林斯顿，一台西德产的奥林匹亚，生产年份大概是1960年，打起字来比他深爱的那台可靠的史密斯——歌罗娜反应更精准更迅速。经常和贝斯特夫妇吃晚饭，经常和艾米、路德吃晚饭，偶尔跟罗恩·皮尔森和妻子佩格聚聚，要是一个人吃晚饭的话，他会早早跑到东86街上的完美便餐馆，小吃店门口挂的牌子上写着，德国美食，始于1932年（年份很重要，证明这里和第二年德国发生的事情毫无关系），弗格森太喜欢吃这些卡在肚子里不好消化的菜了，柯尼斯堡肉丸和维也纳炸小牛排，太喜欢听那位身材壮硕的女服务员操着浓重的口音冲厨房喊，一份小牛排！每次都会让他想起丹和吉尔那位已经过世的父亲，他们这个家族里的另一位疯爷爷，吉姆和艾米坏脾气的疯爷爷[4]。地球上最幸运的这个人还有幸在那个暑假认识了乔安娜二十一岁的妹妹玛丽·唐纳修，这几个月她在一家公司的办公室工作，正待在贝斯特夫妇家，开学后会回安阿伯念大四，丰满、开朗、饥渴的玛丽很喜欢弗格森，晚上经常来他的公寓，爬到他的床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仍然时常对伊维抱有的渴望，让他不再去想他卑劣地连个像样的道别都没有就直接和她一刀两断的事。玛丽柔嫩、丰腴的肉体——一个让他淹没其中，忘记自己是谁的好地方，摆脱做他自己的负担——而性也是好的，因为很简单，只是暂时的，毫无瓜葛的性爱，毫无妄想，不必期待什么长久。

弗格森原本计划横插一脚，自己来解决掉艾米——路德的问题，就像诺亚对待他的手稿那样，背着他们俩打电话给他母亲，告诉她发生了什么，问问她觉得丹会对这个消息作何反应。但他后来又想了想，觉得他没有权利欺骗他的继姐，或者未经她的允许行事，所以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弗格森、邦德和施奈德曼又坐在西区酒吧吞云吐雾、推杯换盏时，露丝的儿子问露丝的继女，她能否允许他代表她告诉他母亲，赶紧把这破事儿了了。但是还没等艾米回答，路德便往前一探，说，谢谢你，阿奇，过了一会儿，艾米基本上也说了同样的话，谢谢你，阿奇。

第二天上午，弗格森打电话给他母亲，但当他告诉母亲自己打电话的原因后，他母亲大笑起来。

我们早就知道了，她说。

知道了？你们怎么知道的？

听瓦克斯曼夫妇说的。还有吉姆。

吉姆？

是啊，吉姆。

那吉姆对这事儿感觉如何？

他不在乎。但也可以说他很在乎，因为他很喜欢路德。

那丹呢？

刚开始有点儿震惊，可以这么说。但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好多了，毕竟，艾米和路德又不打算结婚，对吧？

这我哪儿知道。

结婚的话，会很难。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会很难，如果他们决定那么做的话，肯定会是一条很艰难很艰难的路，不光是他们，路德的父母也很难接受，他们本来就不怎么中意这段小浪漫。

你还和邦德夫妇聊过？

没有，是埃德娜·瓦克斯曼说邦德夫妇很担心他们的儿子，觉得他跟白人混得太多了，忘记了他的黑人身份。先是纽瓦克学院，现在又是布兰迪斯，从来都是大家的宝贝，是白人的宝贝。性格太温柔，太随和了，他们说，心中没有怒火，可与此同时他们又很为他自豪，很感激瓦克斯曼一家对他们的帮助。这世界真复杂啊，对吧，阿奇？

那你对这一切感觉如何？

我不想下结论。我得先有机会和路德见上一面，才能知道我怎么想。叫艾米给我打个电话，好吗？

好。别担心，路德人很好的，另外告诉埃德娜·瓦克斯曼，让她转告邦德夫妇，叫他们也别担心。他们的儿子心里还有怒火，只不过不是很大而已。要我说的话，火力正好，很适合他本人。

一个月又一星期之后，弗格森、玛丽·唐纳修、艾米和路德开着那台老庞蒂克一路北上，去佛蒙特南部的奶牛场找正在那儿过暑假的霍华德·斯莫尔，而同一个星期五，在另一辆车里，弗格森的母亲和艾米的父亲以及弗格森的姨妈和姨夫则去了马萨诸塞的威廉斯敦，第二天晚上，五个本科生会在这里同他们会合，一起欣赏饰演“幸运儿”的诺亚在《等待戈多》中的表演。猪群、牛群和鸡群，牲畜棚里粪肥的臭气，风呼啸着冲下葱绿的山丘，在谷底回旋荡漾，魁梧的霍华德领着纽约四人组，参观了他叔叔婶婶这座位于纽费恩郊区、占地六十英亩的农场。再次看到自己的大学兄弟，弗格森别提有多高兴了，霍华德的叔叔婶婶也很不错，对这几个男女生的睡觉安排丝毫没有大惊小怪（其实是霍华德态度坚定，逼着他们接受的，否则……），艾米和她父亲有关路德的问题解决了，那个周末，远离了纽约滚烫的水泥地和蒸腾的烟气，大家玩得都挺放松，艾米还骑上一匹栗色的骏马在一片草场飞奔，一幅令人难忘的画面，让弗格森在多年之后依然品味不够，不过最让人难忘的，还是星期六晚上在离农场五十五英里的威廉斯顿举办的那场表演，弗格森高中就读过剧本，但从没看过现场演出，那周他又重读了一遍，为看戏做准备，但事实证明，没有什么能让他为那天晚上看到的戏剧做好准备，诺亚戴着圆顶高帽，下面飘着长长的白色假发，脖子上拴着一根绳子，一名备受虐待、负担沉重的奴隶，一个傻瓜，一个缄默的小丑，跌跌撞撞，踉踉跄跄，经过了精心设计的步伐，拖着脚，有气无力，突然冲上前，向后退，站着打盹儿，出人意料地踢了一脚爱斯特拉贡的小腿，出人意料地流下了眼泪，被命令跳舞时可悲地胡乱扭动，鞭子一起一落，袋子背起来又放下去，一次又一次，波卓的凳子折起来又展开，一次又一次，诺亚能演成这样，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接着，是第一幕里的著名演讲，那段普万松和瓦特曼演讲，那段嘎嘎嘎演讲，那段慷慨激昂、滔滔不绝、没有标点、学术派头的胡言乱语，诺亚仿佛出神一般一气呵成，对气息的控制与复杂语言韵律的掌握不可思议，我的天呐，弗格森听着那些话从他表弟的嘴里飞出来，心里惊叹道，我的神呐，然后，台上的其他三个人朝他猛扑上去，对他拳打脚踢，踩烂了他的帽子，波卓再次举起鞭子，再次吼道，起来！猪猡！两人离开，幸运儿跌跌撞撞地走向侧幕，二人下场。

鞠躬与掌声过后，弗格森伸出双臂紧紧抱住诺亚，因为太使劲儿，差点儿把他的肋骨压断。诺亚能再次喘气之后说：我很高兴你喜欢，阿奇，可我觉得我在前几场的表现更好些。知道你坐在观众席里，还有我父亲、米尔德里德、艾米、你母亲——咳，你懂的。压力，兄弟。真有压力。

星期天晚上，纽约四人组驱车返回，第二天早上，7月25号，诗人弗兰克·奥哈拉在火岛的海滩上被一辆沙滩车撞死，年仅四十三岁。车祸的消息在纽约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之间传开后，整个城市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城南那些崇拜奥哈拉的年轻诗人一个个失声痛哭，泣不成声。罗恩·皮尔森哭了。安·韦克斯勒哭了。路易斯·塔可夫斯基哭了。而在城北的东89街上，比利·贝斯特挥拳朝墙上用力砸去，拳头直接打穿了石膏板。弗格森从未见过奥哈拉，但他知道他的作品，佩服其中的自由与欢腾，虽然他没有失声痛哭或者用拳头砸穿墙，但第二天，他重读了他有的两本奥哈拉作品，《午餐诗歌》与《紧急中的冥想》我是全世界最不难取悦的人，奥哈拉曾在1954年写道，我想要的只是无止境的爱。

西莉亚言而有信，在国外旅行的两个月里给弗格森写了整整二十四封信。信挺好，他觉得，写得很不错，对于她在都柏林、科克、伦敦、巴黎、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的经历，有很多敏锐的观察，和她哥哥阿提一样，西莉亚也懂得如何仔细观察事物，比大部分人更有耐心和好奇，比如在旅行初期寄来的一封信里，有句描写爱尔兰乡村风格的话，为之后的一切奠定了基调：没有一棵树木的绿野之上，点缀着一块块灰色的石头，秃鼻乌鸦从头顶飞过，万物的心中有一种沉静，虽然心在跳动，风开始刮起来。未来的生物学家写得还不错，弗格森心想，但这些信虽然友好，其中却没有什么私密的内容，也看不出什么言外之意，所以当西莉亚在8月23号回到纽约时——玛丽·唐纳修与他吻别后返回安阿伯的第二天——弗格森完全不清楚两个人现在算什么。不过他打算尽快搞清楚，因为西莉亚已经十七岁半了，肉体接触的禁令已经解除。说到底，爱是一项接触性运动，而弗格森正在寻找爱，借用《雨中曲》里面的那首老歌来说便是，他已经准备好去爱了，无论是出于以前的老理由，还是如今的新理由，他都希望能在西莉亚·弗德曼的臂弯中找到那份爱。当然，前提是她愿意要他。

27号她来弗格森的公寓做客，看到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惊得目瞪口呆。桌子还行，床垫还行，但他怎么能把衣服放在储物室的纸箱里，而且连个脏衣收纳袋或者筐都没有，直接把袜子和内裤扔在浴室的地板上？为什么不能弄个书架，非要把书摞在墙边？为什么连张照片都没有？明明厨房的角落里有地方摆张小餐桌，为什么非要在书桌上吃饭？因为他想尽量不弄太多东西，弗格森说，因为他不在乎。是啊，是啊，西莉亚说，她就像个来自城郊的中年妇女，而他却是一位放浪形骸的叛逆者，在曼哈顿丛林中过着清苦日子，这一切她都懂，也不关她什么事，可他难道就不想稍微往好里弄弄吗？

他们这时站在屋子中央，阳光洒在他们身上，阳光涌入窗户洒在西莉亚的脸上，照亮了这个十七岁半姑娘的美貌，弗格森看着她，惊呆了，他陷入了沉默、敬畏与颤抖的踌躇当中，他就那么继续看着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因为他无力看别的东西，西莉亚笑着说，怎么了，阿奇？干吗这么瞪着我？

对不起，他说，我控制不住。你太美了，西莉亚，美得惊人，我有点怀疑你是不是真的。

西莉亚大笑起来。别胡说了，她说，我连好看都算不上。就是个普通女生而已。

这些屁话是谁跟你说的。你是女神，是这人间和天上每个城市的女王。

好吧，你能这么想真好，但或许你该去查一查眼睛了，阿奇，配一副眼镜。

太阳在天上移动了，或者一片云彩挡在了它前面，或者是弗格森对他脱口而出的告白感到难为情了，但西莉亚说这些话四秒之后，她的长相问题便不在桌面上了，话题再次回到了弗格森没有的桌子，没有的书架，没有的柜子，如果她觉得这些很重要的话，他说，或许他们可以借来比利的手推车，一起到街上搜罗家具去，这是在曼哈顿装饰公寓时百试不爽的办法，上东区那些有钱人每天都往外扔各种好东西，他们只需要往南走几条街，再往西走几条街，肯定就能在人行道上找到满足她要求的东西。

你乐意的话我没意见，西莉亚说。

弗格森当然乐意，但在他们出去之前，他还有几样东西想给她看，然后他带着西莉亚来到书桌旁，指着一个小木盒给她看，木盒上面写着“弗德曼游记”，待她明白过来盒子的重要性以及它所体现的对友情的忠诚后，弗格森又拉开桌子右下角的抽屉，拿出一本小玩意出版公司出的《马利根游记》，递给了她。

你的书！西莉亚说。都出了啊！

她低头看着霍华德画的封面，手轻轻地摩挲着画上的马利根，又翻了翻里面的油印纸，然后，莫名其妙地让书掉到了地上。

你这是干什么？弗格森问道。

因为我想亲你，她说。

说完，她伸出胳膊抱住他，把她的嘴贴到了他的嘴上，而他也瞬间抱住她，两个人的舌头伸进了对方的嘴里。

他们的第一个吻。

一个真正的吻，让弗格森心花怒放，因为这个吻不仅预示了以后的日子里还会有更多的吻，也证明了西莉亚确实是真的。

已经一年多没和他父亲有过任何联系了。弗格森现在很少会想起他，就算想起来，他也注意到自己曾经对他有过的暴怒，已经衰减为麻木的无所谓，或许已经完全消失了，成了他脑子里的一片空白。他没有父亲。那个曾经与他母亲结婚的男人已经消失在平行世界的影子里，与他儿子生活的这个世界再无交集，即使事实证明那个人还没有死，那他很久以前也失踪了，在未来的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再找到。

但是，就在弗格森准备回普林斯顿，开始他大二生涯的三天前，他和继兄吉姆以及吉姆的未婚妻南希坐在伍德豪尔新月巷家中的客厅里看大都会队的一场比赛，利润先知却在赛局之间插播广告时意外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他现在留着浓密的鬓角，白发在其中隐约可见，穿着一身笔挺、时髦的西装（颜色无法确定，因为是黑白电视），宣布弗格森家电连锁店弗洛勒姆公园店开业在即，低价大酬宾，你能负得起的超低价，过来看看美国无线电公司新款彩色电视，商店下周末开门营业，还有各种让你大吃一惊的特价商品。

这推销广告吆喝得多熟练，多自信啊，弗格森心想，向观众保证来弗格森家电购物之后他们痛苦单调的人生将会焕然一新，对于一个从没学会怎么说话（他母亲这么讲过）的人而言，他现在说得倒很不错，而且他在镜头前看起来多放松、多自在啊，他对自己多么满意，完全掌控着这一刻，挥着手臂，满脸堆笑招呼看不见的大众，进来看看看，帮你省省省，而在背景中，四个男女高音欢快地用颤音唱到：没有最低价/只有更高兴/尽在弗格森家电，弗格森家电，弗——格——森——家——电！

广告结束后两个念头出现在弗格森的脑子里，一个紧接着另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同时发生：

（一）他应该停止在电视上看棒球比赛，（二）他父亲仍然徘徊在他的生活边缘，并没有完全被冲淡，尽管两人咫尺天涯，但他仍然在那儿，或许，在书最终被合上之前，还有一章故事需要写。

除非他去报一门古希腊语速成班，并且在一个学年内学会这种语言，否则他就没法再上内格尔的课了。但内格尔还是他的导师，出于完全和他父亲有关的原因，或者是完全和他父亲无关的原因，弗格森仍然期待内格尔的认可和鼓励，想要给他留下好印象——无论是在学业上做到最棒，还是证明自己能满足沃尔特·惠特曼学者计划对参与者品行端正的要求，还有最重要的，在小说创作上赢得他的支持，证明自己没有辜负内格尔在读过《格雷戈尔·弗兰姆的十一个人生时刻》之后给予他的厚望。在秋季学期第一次一对一的讨论上，弗格森给了内格尔一本小玩意出版公司出的《马利根游记》，内心矛盾又害怕，担心他现在就出版作品为时过早，内格尔会把这本油印书看成一位水平不够出书的年轻作者好高骛远的尝试，更担心虽然他渴望从敬佩的人身上得到一个飞吻，可内格尔读完书之后会发现它太差劲，再给他一个他恐惧至极的重击，但那天下午内格尔只是友好地点了点头，接过书说了几句祝贺的话，当然，这是因为他对内容还一无所知，可他至少没有谴责弗格森仓促出书，而这种欠考虑的傲慢行为必然会带来不可避免的遗憾和尴尬。内格尔把书捧在手里，端详了一下封面上的黑白插画，又说，他觉得这个画非常好。H.S.是谁？他指着封面右下角的签名缩写问，当弗格森说是霍华德·斯莫尔，他的普林斯顿室友后，内格尔严肃的神情换成了不常见的微笑。霍华德·斯莫尔很勤奋啊，他说，是个好学生，可我没想到他画画也这么好。你们俩还真是对儿好搭档，对吧？

三天之后，当他们第二次在教授办公室坐下来，准备商讨弗格森在本学期要上哪些课时，内格尔宣布了他对《马利根游记》的评价。比利、罗恩和诺亚对书报以了热烈欢迎不重要，艾米、路德和西莉亚用热情的吻（具体到西莉亚身上，是真正的接吻）予以回应不重要，也别管唐姨夫和米尔德里德姨妈还费心打电话给他，不吝辞藻地夸奖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更别管丹和他母亲、已经分手的伊维·门罗、已经离开的玛丽·唐纳修都说他们觉得书特别好，内格尔的意见才是分量最重的那个，因为他是唯一一位不带偏见的观察者，唯一一个和弗格森没有任何友情或者爱情或者亲情关系的人，他的一句负面评价，就能抵消甚至摧毁从其他人那儿积攒的积极肯定。

还不错，他说——用的是他喜欢什么东西，但也有所保留时惯用的说法。比之前的作品有进步，他继续道，文笔紧凑了些，句子有种精致、微妙的音乐感，读起来引人入胜，但是太疯狂了，虽然匠心独具，但离精神崩溃也不远了，当然，总体说来，你意在幽默的地方还是很幽默，意在展现矛盾冲突的地方也达到了应有的效果，而且很显然，你现在已经读过博尔赫斯，从他那儿学到了一些东西，学会了如何在我所谓的虚构与思辨散文之间小心游走。一些想法恐怕有点荒唐，一知半解，不过这就是真正的你，弗格森，你是大二的学生，就该一知半解[5]，所以我们就不在书的缺点上纠缠了。再退一步说，你向我证明了你在进步，而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还会继续取得更多的进步。

谢谢你，弗格森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现在别沉默，弗格森，我们还得讨论你这个学期的计划。说到这个，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关于注册参加创意写作课的事情，你回心转意了吗？

没有，算不上。

是个很好的项目，你知道吧。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

这一点我相信。我就觉得自己摸索会更快乐。

我明白你的担心，但我还是觉得会对你有所帮助。而且这是跟普林斯顿有关的问题，是融入普林斯顿这个大家庭的问题。比如，你为什么没有向《拿骚文学评论》投过你的作品？

我不知道。从来没想过。

你对普林斯顿有什么不满吗？

没，没有。我很喜欢这里。

没有其他想法？

完全没有。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就在他和内格尔继续讨论，两人一起制定他的秋季课程安排时，霍华德正在他们的宿舍读《猩红笔记本》，虽然一周之前弗格森把手稿给他的时候就宣布它送达已死[6]，我这进屎的脑子里排出的又一具尸体，但霍华德早对弗格森的纠结和自我怀疑习以为常，对他的话不以为意，相信可以凭借自己的脑子得出公正的结论，到弗格森和内格尔开完会回到宿舍时，霍华德刚把书看完。

阿奇，他说，你读过维特根斯坦吗？

没，还没有，他还在我长长的想读名单上。

那正好。你听听这个，阁下。

霍华德拿起一本蓝色的书，封面上写着维特根斯坦的名字，然后翻到他要找的那一页，冲弗格森大声念到：而且，谈论“活在一本书的纸页间”，有一定的意义。

太对了，太对了，弗格森说。然后他立正站好，用力行了个军礼，补充道：谢谢你，路德维希。

你还没搞清楚我想说什么吗？

完全没有。

《猩红笔记本》。十分钟前我刚读完。

“我的暑假是怎么过的”。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写的这类作文吗？唉，我的暑假就是这么过的，活在那个怪物……那本夭折的书里。

你知道我多喜欢马利根，对吧？这个比那个还深刻，还好，还有创意。一个大突破。我只能向上帝祈祷你会让我给它画封面。

你凭什么觉得比利会想出版这个？

你冒什么傻气。他当然会想出了，是他发现的你，他认为你是个天才，是他爱幻想的宝贝天才，不管你去哪儿他都会跟着你去。

你怎么现在才说，弗格森终于露出了笑容，我刚从内格尔那儿听到了他对马利根的真实看法。也好，也不好。有点一知半解，但也有点意思。作者是个疯子，应该被套上约束衣。有进步，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倒是挺同意他的看法。

你别听内格尔瞎说了，阿奇。他确实是个才华横溢的教授——但他研究的是希腊。我们都喜欢他，可他没有资格评判你的作品。他困在了过去，而你才是未来。或许不是明天，但绝对是后天。

就这样，在室友的鼓励下，弗格森在黑松鼠天堂的第二年开始了，霍华德·斯莫尔就像诺亚和吉姆一样，已经成了他最重要的朋友之一，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必要动力，不管霍华德对他作品的评价有没有夸大其词，有一件事被他说中了，比利很愿意出他的新书，不过乔安娜已经怀孕七个半月，预产期将近，没法再用油印纸打字，所以比利亲自操刀，到11月2号，也就是小莫莉·贝斯特出生前一周，弗格森的第二本小书开印了。

这一年要比第一年好多了，少了许多焦虑和内心挣扎，对于命运驱使他来到的这个地方有了更踏实的归属感，这一年里有盎格鲁——撒克逊诗歌、乔叟、托马斯·怀特爵士那美轮美奂的头韵诗句（……她向前奔去/已近晕厥的我其后紧随……[7]），这一年里为了抗议越南战争，他与霍华德以及其他来自伍德罗·威尔逊俱乐部的朋友们，在工程学系的院子里参加了针对凝固汽油的制造商陶氏化学公司的示威活动，这一年里他搬进了好好装饰过的纽约周末公寓，与比利、乔安娜、罗恩和波·詹纳德的友谊也更加坚固，这一年里他还在诺亚的第一部影片——时长七分钟的《曼哈顿机密》——当了一回群众演员，你可以瞥见弗格森坐在一家服务社会底层的酒吧里，正在后桌旁读法语版的斯宾诺莎，这一年里他创作完成了《无生命之物的灵魂》，这是一组沉思录，共有十三篇，谈的都是他公寓里的各种物品，5月底收笔。这一年里还发生了一件全家没人想提的事：他外公离奇、丢人的死亡，先是在拉斯维加斯豪赌一个星期，玩轮盘赌输掉了九万多美元，随后在房间里和两个二十岁的妓女做爱（或者是想做爱）时，心脏病发作而死。在妻子去世后的十七个月里，本吉·阿德勒挥霍掉了三十五万多美元，最终被“工人界”组织管理的犹太治丧志愿工协会以贫民的身份下葬，想当年，在1936年加入工人界时，他还在读杰克·伦敦的小说，认为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

当然，这一年里还有西莉亚，从始至终都有西莉亚，因为在这一年他坠入了爱河，但最令人困惑的是除了他母亲，没有人明白他到底看上她什么了。露丝认为她是个出类拔萃的姑娘，但所有其他人都迷惑不解。诺亚说她是来自韦斯切斯特的蠢笨麻杆儿，她那位幽灵哥哥的女生版，只不过皮肤黑点儿，脸漂亮点儿，一个巴纳德的书呆子，以后一辈子会穿着白大褂研究老鼠。吉姆觉得她挺好看，但对弗格森来说太小了，还没发育完全。霍华德佩服她的才智，但觉得对弗格森来说她是不是太传统了，一个中产阶级的好好姑娘，永远不会明白他有多不在乎别人很在乎的那些事。艾米的意见只有一个词，为什么？路内称她还有待雕琢，而比利说：阿奇，你在做什么？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觉得知道。当西莉亚在霍恩和哈达特把一元钱放在那个老头面前时，他就知道了。当他们从中央车站往自动贩卖式餐厅走，她坚持让他不要再假装是她哥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当她把他的书丢在地板上，宣布她想和他接吻时，他就知道了。

初吻之后的那些个月里又吻过多少次？几百次。上千次。还有10月22号晚上，当他们一起躺在弗格森房间里的床垫上第一次做爱时，他意外地发现西莉亚不是处女。原来，她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春天和前面提过的布鲁斯发生过关系，和表姐艾米莉去欧洲旅行期间跟两个美国游客也发生过关系，一次是和一个俄亥俄人在柯克群，一次是和一个加利福尼亚男生在巴黎，对于自己并不是她的第一个性爱对象，弗格森非但没有失望，还觉得很受鼓舞，因为这证明她是一个大胆、开放的姑娘，对于性的渴望足够强烈，强烈到了驱使她去冒这样的险。

他爱她的身体。他发现她的裸体是那样美，以至于她第一次脱光衣服，在他身边躺下时，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她无比光滑、温热的皮肤，她纤细的胳膊和腿，她两瓣好捏的圆屁股，她坚挺的小乳房和突出的深色乳头，他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美的人，其他人不理解的是和她在一起时他有多幸福，可以用双手抚遍她的身体，他还从没像现在爱她这样爱过任何人。如果其他人理解不了这一点，那是他们的损失，弗格森可懒得叫吟游歌手拿出他们的小提琴，合奏各种伤感曲子。一把小提琴就够了，只要他能听到它演奏的音乐就行，他会继续自己一个人听下去。

比其他人或者其他人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简单的事实，现在他们已经发展到下一阶段，更加迫切需要了解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他对西莉亚迅速增长的爱仍与阿提的死息息相关吗，他问自己，还是她哥哥终于从等式里被去掉了？毕竟，一切都是由此开始的，当初去新罗谢尔吃晚餐的那些日子，世界已经裂成了两半，诸神的运算为他提供了一个再次将它粘合到一起的算式：爱上他死去的朋友的妹妹，从此地球将继续围绕太阳旋转。一颗过热的青春期头脑，一颗愤怒、悲伤的头脑做出的疯狂运算，但无论那些数字多么不合理，他确实希望自己最终会爱上她，而如若有一天真爱上了，他同样希望她也会爱上他。现在这两件事已经发生，所以他不想阿提继续掺和其中，毕竟这些事情基本上是自己发生的，先是在纽约那天，他看着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女孩从钱包里拿出一元钱，给了一个穷困潦倒的老人，接着是一年之后，还是这个女孩，站在他洒满阳光的公寓里用她的美征服了他，还有她从外国给他写的二十四封信，都被他小心翼翼装在一个木盒子里，以及这个激动万分的女孩，把他的书丢在地上，想要亲他，而这一切和阿提都没有关系。现在他和西莉亚坠入爱河，弗格森不得不承认，他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和别人，而是和她在一起，尽管天经地义这个词让他觉得有点别扭，因为他现在爱上了西莉亚，才明白自己最初对她的渴望有多病态，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某种拨乱反正的象征，用来纠正世界的不公，天呐，他当时在想什么，所以如果阿提从此永远消失，一切都会更好。不能再有什么鬼魂了，弗格森心里想，那个死去的男生让他和西莉亚走到了一起，现在他已经完成了任务，是时候离开了。

所有这些，一个字都没对她说过，1966年变成了1967年，显然他们很少谈起她哥哥，两人都坚决地回避这个话题，继续着他们的二人世界，这样看不见的第三个人就不会站在他们两人之间或者飘在他们头顶上了，随着月份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稳固，弗格森的朋友渐渐改变看法，接受了她已经成为他们这个朋友圈的固定部分，弗格森意识到在咒语解除前，他还需要做一件事。那时已是春天，两人在3月庆祝完各自的生日后（分别是3号和6号），一个已经二十岁，一个也年满十八了。5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也就是弗格森写完《无生命之物的灵魂》最后一段话的一周之后，他跑到晨边高地找西莉亚，因为她要窝在布鲁克斯楼的宿舍里赶两篇期末论文，所以那个周末和其他周末不一样，没有往常的散步、聊天和在弗格森床上的夜间探险，但那天早上十点他打电话给西莉亚，问晚些时候能否“借她”三四十分钟，不是，他说，不是干那个，虽然他当然希望是那个，但只是想让她帮他个忙而已，很简单，也不费力，但是对他们俩未来的幸福至关重要。她问他到底是什么事，他说晚点儿再告诉她。

干吗这么神秘，阿奇？

因为，他说，就因为啊，这就是原因。

他坐在沿中央公园穿城而过的公交车上，右手一直插在薄外套的口袋里，手指把玩着一个粉色的皮球，那是早上他在第一大道上一家卖糖果和香烟的商店买来的，就是斯伯丁公司生产的那种很普通的粉色皮球，一般被纽约人称为斯伯球。这就是弗格森在那个5月中旬的明媚午后想要做的事：和西莉亚去滨河公园，玩会儿抛接球，打破他六年前在痛苦的深渊中默默许下的誓言，最终放下他的执念。

当他告诉西莉亚至关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她微微一笑，给了他一个眼神，似乎是在说她知道他是在开玩笑，或者他还在耍什么诡计，没对她说实话，但她很高兴从宿舍出来透口气，她说，还有什么活动能比到公园里玩玩抛接球更好打发时间？西莉亚举双手赞成，因为她很爱运动，游泳很棒，网球打得挺好，投篮技术也不错，弗格森见过几次她在网球场上的风采，知道她接得住球，抛球也不像一般女孩子那样弯着胳膊只用前臂使劲儿，而是差不多像男生那样，胳膊伸直从肩膀处发力。他亲了亲她的脸，感谢她出来。无论他心里有多想，他永远不能告诉她为什么他们要玩这个。

一起前往公园的路上，弗格森的毛孔开始莫名其妙地往外冒汗，肚子开始一阵阵地绞痛，把空气吸进肺里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眩晕。非常晕，走下西116街的那道陡坡时，他甚至得抓住西莉亚的胳膊才保持住平衡，拖着脚步一点点往滨河大道走。头晕和恐惧。他对自己做出那个承诺时年纪还小，自那以后这个诺言就成了他人生的一个驱动力，一种对意志和内心力量的考验，是为某种神圣事业而作出的牺牲，是跨越生与死之间的鸿沟，是对这个世界中一些美好的事物说不，以向死者表达敬意，现在打破这个誓言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很艰难，比他想象的任何事都难，但他必须这么做，必须现在就这么做，因为尽管他的牺牲很高尚，但也很疯狂，而他不想再疯狂下去了。

他们横穿过滨河大道，双脚刚踩到公园的草地上，弗格森便从口袋里拿出了球。

往后退，西莉亚，他对她说。满面笑容的西莉亚跳跃着往后退到他们之间大概隔了三四码时，弗格森抡起胳膊，向她抛出了球。

那年夏天对于弗格森那个小圈子里的每个人都预示着各种美好。反正至少夏天刚开始时看起来是这样，所以干吗要提7月和8月的灾难？毕竟，在算总账的时候，大事年表要求的是被给予厚望的6月排在那俩月前面。对于弗格森和朋友们来说，那个时候大家似乎都朝着一个方向冲过去，每个人都站在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情的边缘，一些他们从未想到有可能发生的惊人之事。在遥远的加利福尼亚，1967年的夏天被宣布为爱之夏。而在东海岸的家乡，那个夏天伊始被称为欢喜之夏。

诺亚又要去威廉斯敦参加新一季的演出（契诃夫、品特），并且忙着为他的第二部短片写剧本，这部电影将比第一部稍微长点儿，一部十六分钟的有声片，片名暂定为《挠我的脚》。不止如此，他还交了个新女友，是纽约大学六九届的同学，名叫薇琪·特里梅因，这个一头卷发、两颗大胸的女生能背出一百多首艾米莉·迪金森的诗，抽起大麻来就跟别人抽烟一样控制不住，而且有志成为第一位双手倒立着从华盛顿广场走过二十六个街区到达帝国大厦的女性。反正她是这么说的。她还说，过去四年里她曾被林登·约翰逊多次强奸，以及玛丽莲·梦露要是嫁给亨利·米勒而不是阿瑟·米勒的话，根本不会自杀。薇琪是个富有幽默感的姑娘，对生活的荒谬有敏锐的意识，诺亚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以至于每次她走到他身边，他的双腿都会不住地颤抖。

艾米和路德不来纽约了。他们在萨默维尔找了间公寓，路德要在哈佛上补习课，艾米则准备在接下来的两个半月去剑桥的新英格兰糖果公司当流水线工人。弗格森记得这个公司的威化饼，尤其是小时候在天堂夏令营他拿它们打过坏天气大战，倾盆大雨敲打着木屋的房顶，孩子们被困在屋子里，就拿这些坚硬的小饼互相朝对方扔，但后来有一个砸在了罗森堡的眼睛下方，威化饼大战便被禁止了。

有意思的选择，弗格森在电话里和艾米说，不过为什么要去工厂，目的何在？政治，她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要求成员在暑假期间去工厂工作，向工人阶级宣传发展运动，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支持战争。弗格森问她觉得这有用没有。她不知道，艾米说，但即使内部煽动不奏效，对她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经历，有机会了解一下美国劳工和他们的工作状况。这方面的书她已经读过一百本，但在糖果工厂工作一暑假，肯定能让她学到更多。全面深入。第一手经验，实践出真知。卷起袖子，投入其中。对吧？

对，弗格森说，但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别吃太多的威化饼。

嗯？这又是为什么？

对牙齿不好。还有，别拿它们砸路德。如果目标瞄得准，这些玩意儿会变成致命武器，路德的身体健康对我很重要，因为暑假的时候我还想和他一起去看棒球赛。

好，阿奇。我不吃，也不扔。我只制作威化饼。

吉姆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拿下了他的物理学硕士学位，准备在6月初和南希·哈默斯坦结婚。他们在南奥兰治租好了一套两卧公寓，位于南奥兰治大道和里奇伍德路交叉口那栋公寓楼的三层，这样的公寓楼在镇子里很少见，因为大多数人家住的都是独门独户的房子，去伯克希尔山度完他们的野营蜜月旅行之后，俩人就会搬进去。吉姆已经受聘去西奥兰治高中教物理，南希则要在蒙特克莱尔高中教历史，但他们选择了定居南奥兰治，原因是吉姆在那儿有很多朋友，再加上他们打算在不久的将来要孩子，和孩子们未来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个镇上会方便些。想想都有意思，弗格森对自己说：他是个叔叔，艾米是个姑姑，他母亲和她父亲把俩孙辈放在大腿上颠着逗他们玩儿。

霍华德又要回佛蒙特的奶牛农场，不过不是像之前那样去挤牛奶或者修补铁丝网，而是要学以致用，拿他学了四个学期的古希腊语，把德谟克利特和赫拉克利特的作品残篇和有记载的语录翻译成英语。这两位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思想家，经常被称为嘲笑的哲学家和哭泣的哲学家，霍华德在约翰·多恩的早期文字中发现了很有趣的一段话，打算把它作为整个翻译项目的题词：我毫不怀疑，在我们现在的智者中，很多人看到赫拉克利特哭泣时会嘲笑，没有人看到德谟克利特嘲笑时会哭泣。但是即便霍华德在斟酌他的D.（行动开始于勇敢，结果取决于运气）和H.（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的时候，也还在继续T.M.计划——把他和弗格森在过去两年里想出来的网球对战中最好的六十对画成插画，因为有些人写作、绘画样样得心应手，最高兴的就是同时生活在两个王国，而霍华德就是这样的幸运儿，除了翻译和画画，他在那个暑假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多和莫娜·威尔崔一起待着，这是他在布拉特尔伯勒的童年好友，不过最近几个月里地位已经上升成女朋友、爱人、精神伴侣和潜在的未来妻子。期末考试结束的第二天，在普林斯顿互相道别时，霍华德要弗格森保证，暑假去佛蒙特看他两次，甚至是三次，而且要多待几天。

比利快要写完他那部四百页的长篇小说了，并且打算在8月中旬出版《无生命之物的灵魂》。罗恩和佩格·皮尔森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罗恩、安和路易斯筹谋了一年多，终于找到一个新的投资人，安的母亲的第一任丈夫的前妻，打算新开一家小型的出版公司，喧哗书局，一年出六七本书，标准开本、锁线精装、传统排版，交给为纽约其他出版社印书的那些印刷厂来印。油印书还没死，但他们也逐渐拥有了其他选择，因为曼哈顿下城有些一文不名的作家找到了钱在哪儿。

至于西莉亚，她也会和诺亚、艾米和路德一样，在马萨诸塞过暑假，但他们不是在一起过，西莉亚要去科德角西半岛尽头的伍兹霍尔，在那里的海洋生物研究所实习。但和诺亚前一年秋天预测的不一样，不是去研究老鼠，而是软底动物和浮游生物，虽然严格来讲西莉亚的年纪还太小，不适合去实习，但她的聪颖与她对细胞生物的细微差别所具有的天生感受，给她在巴纳德的生物学教授亚历山大·梅斯特罗维奇留下了深刻印象，梅斯特罗维奇力劝她跟自己一起去马萨诸塞，在他参与的基因研究项目里实习，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观察教授和高级研究生怎么做事，让她逐渐适应艰苦的实验室工作，进而为她将来从事科学研究做准备。西莉亚不太想去。她想的是在城里找份工作，和弗格森一起过暑假，虽然他也很想这样，但是不行，他说，她不能拒绝梅斯特罗维奇，他的邀请是一份很高的荣誉，不去的话她一辈子都会后悔，别担心，他补充道，他自己有车，接下来的几个月会在佛蒙特和马萨诸塞待很长时间，分别要去纽费恩、威廉斯敦和萨默维尔看霍华德、诺亚、艾米和路德，而伍兹霍尔会是他北上的主要目的地，他会尽可能多地去看她，只要她能受得了，所以求你了，他告诉她，别傻了，你得接受这个邀请，于是她接受了，在六日战争正打到一半的那天早上，她和弗格森拥吻告别，然后就走了。

不用说，他肯定会觉得孤单，但不会是无法忍受的孤单，他觉得，毕竟每个月会有好几次机会见到她，还要去霍华德的农场待挺久，现在他的最后一本小书也写完，计数器又归零了。八个多月的时间，用在了虚构那些奇怪的沉思录上，想象各种日常用品从街上被他捡回家之前经历了怎样的生活，疯疯癫癫地讨论坏掉的烤面包机，以及坏掉的烤面包机如果不能再烤面包的话，还能否被称为烤面包机，如果不能，是否该给它取个新名字，有关灯、镜子、地毯和烟灰缸的思考，想象它们来到他的公寓之前，曾经使用它们的人有什么样的故事，即便不是毫无意义，写起来也够让人气馁，但现在他又多了一本小书让比利印二百本，然后分发给他们的朋友。弗格森日后回想起来，称之为小玩意时代的最后一章，三本价值存疑的小作品，无疑有缺点和不足，但从不缺乏活力或新意，有时甚至光辉灿烂，所以或许并非如他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再加上比利和其他人都支持他的创作，或许还可以说这些作品足够好，让他成为了一个可能会拥有未来的人，无论如何，有潜力拥有某种可能的未来，在过去的两年多发狂般创作出那三部热身作品之后，弗格森意识到他当学徒的第一阶段结束了。他现在需要转移方向。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说，他需要放慢脚步，重新开始讲故事，回到那个充满各种思想的大千世界，而不是只有他自己的意识。

暑假的头三个星期里他什么都没写。6月10号去布鲁克林参加吉姆和南希的婚礼，16号到18号去伍兹霍尔和西莉亚好好玩了三天，不过大部分时候他都在城里四处闲逛，打发时间，努力把目光放在眼前的事物上，尽管口袋里那封达娜·罗森布鲁姆写来的信还没有回复。纽约正在一点点崩溃。大楼、人行道、长椅、排水道、路灯杆、路标，要么碎了，要么裂了，要么快要碎裂了，几十万年轻人在越南打仗，弗格森那一代的男孩子们被派出去送死，可谁都无法给出完整或充分的理由，掌权的那些老家伙抛弃了真理，谎言成了美国政治话语中的通行货币，曼哈顿街头上上下下每一家蟑螂遍地、糟糕透顶的咖啡馆，窗户上都挂着同样的霓虹标志：世界上最好的咖啡。

达娜写信来说，她结婚了，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生活幸福美满。弗格森很替她高兴。现在了解了他自己的情况，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没有嫁给一个无法繁育后代的人，对她来说是件好事，但就算他很想回信祝贺她，信里的其他内容却让他很不安，他还在琢磨该怎么回复。对战争兴高采烈的评价，对军事占领自鸣得意的把握，希伯来战士踏平无数敌人的部落主义。约旦河西岸、西奈半岛、东耶路撒冷，全都在以色列控制之下，是的，确实是一场出人意料的大胜利，他们当然会觉得骄傲，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这些地区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弗格森感觉，只能引来更多的麻烦，但达娜看不到这一点，或许每个以色列人都无法站在旁观的角度审时度势，长久以来他们被困在恐惧之中，现在终于可以在新得的权力中跳舞了，但弗格森担心他的观点会让达娜生气，毕竟他的想法也完全可能不对，所以他一直拖着没有回信。

从伍兹霍尔回来六天之后，他又像往常一样在城里瞎逛，经过一块空地时看到上面堆着各种杂物，比如废弃的冰箱、无头的洋娃娃、被砸烂的高脚椅，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四字短语突然闯进了他的脑海，他一边继续走，脑子里一边继续重复那几个字，废墟之都，他越琢磨这几个字越坚信这就是他下一部作品的名字，这次是一部长篇小说，他的第一部长篇，一部沉重、无情的小说，讲述他生活的这个残破之国，而且会比以往他写过的任何东西都要黑暗。那天下午，就在他沿着人行道走时，故事开始一步步在他的脑海中成形了，一个关于亨利·诺伊斯医生的故事，名字是从弗格森大一时在布朗楼的寓友、医学预科生威廉·诺伊斯那儿借来的，因为它的发音听起来有点接近噪音，而把这个单词从第二和第三个字母之间分开的话，就分成了两个字，不和是[8]，要满足他想讲的那个故事，这样一个名字是必然选择，也是唯一选择。《废墟之都》。写完这部二百四十六页的小说，最终花了弗格森两年时间，但1967年6月30号动身去佛蒙特的农场找霍华德的前一天，他坐下来，写下了后来被他认为是自己第一部真正作品的第一段的第一稿。

他仍然记得三十五年前的第一场爆发，一连串无法解释的自杀事件，在1931年的冬春时节惊动了整座R.城，二十四五个十五岁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在那可怕的几个月纷纷夺去了自己的生命。他那时年纪尚小，才十四岁，刚上高中一年级，但他永远不会忘记听到比利·诺兰死去的消息，永远不会忘记得知美丽的爱丽丝·摩根在自家的阁楼悬梁自尽时眼中涌出的热泪。三十五年前的那些人，大部分是上吊而死，没有留下字条或任何解释，现在，又开始了，光是3月就有四起自杀，但这一次，年轻人选择的方式是窒息，他们把车停在紧锁的车库里，坐在车里让发动机空转，让尾气把他们毒死。他知道，在这场流行病结束前还会有更多人死去，更多的年轻人消失，这些灾难让他有切肤之痛，因为他现在是一名医生，全科医师亨利·J.诺伊斯，刚刚死去的四个年轻人里，有三个曾是他的病人，艾迪·布里克曼、琳达·瑞恩和鲁思·马里亚诺，而且这三个人，都是他亲手接生的。

他们全都要在7月1号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间到霍华德的农场汇合。西莉亚会开着她父母5月份给她买的那辆旧英帕拉从伍兹霍尔过来，施奈德曼和邦德会开着瓦克斯曼夫妇在路德上大学时送他的那辆1961年产云雀过来，弗格森则会开着那天一大早取回来的旧庞蒂克从伍德豪尔新月巷的家赶来。他们的计划是，星期六晚上在农场过夜，第二天吃完早餐后一起开车去威廉斯敦，看诺亚扮演的康斯坦丁在星期天午后场的《海鸥》中闪亮登场。那之后，西莉亚回伍兹霍尔，艾米和路德回萨默维尔，弗格森、霍华德和莫娜·威尔崔则返回农场。霍华德对弗格森的邀请是他随时可以来农场，想待多久都行。他预想自己会待两个星期，但计划可以变，或许他会一直待到月底，周末的时候去伍兹霍尔。

大家都按时到达了佛蒙特，由于霍华德的叔叔婶婶那天晚上去了波灵顿看朋友，又没人有心情做饭，三对情侣决定去一家名叫汤姆烧烤酒吧的地方吃晚餐，这是一家破败不堪的酒吧，在三十号公路上，离布拉特尔伯勒镇中心只有四分之三英里。挤上霍华德那辆旅行车之前，六个人在农场的厨房狂饮了一番，喝了几轮啤酒，因为佛蒙特的法定饮酒年龄是二十一岁，汤姆酒吧不会允许他们喝啤酒，又因为只喝一轮不过瘾，他们一直喝到快九点时才出发，而星期六晚上九点的汤姆酒吧基本上已经乱成一团，自动唱机上播放着震耳欲聋的乡村音乐，坐在吧台的酒鬼们早已不知续了多少杯酒。

里面的顾客都是些辛苦的工人和农民，无疑大部分都是右翼，支持战争，所以当弗格森和他那群左翼的大学朋友走进酒吧，立即意识到他们来错了地方。吧台那儿坐着的男男女女有哪里不太对劲，他感觉，好像他们想故意找麻烦，而且不幸的是，他和朋友们只找到一张从吧台那儿一目了然的桌子，后面的桌子都坐满了。一位亲切的女服务员过来问他们要喝什么（好啊，孩子们。想喝点儿什么？），他心里一直在暗想那到底是什么，朝他们投来的那些厌恶目光，是因为他那有点儿长的头发和霍华德更长的头发，还是路德那不算太过分的爆炸头，还是路德本人是目光所及之内唯一一个黑人，还是三位举止优雅、容貌有点像上流社会少女的漂亮女生——虽然艾米正在工厂上班，而莫娜的父母那晚坐在另一个房间的任何一张桌子上都不会显得突兀。但接着，弗格森仔细观察了一下吧台那些人，其中有些背对着他们，他意识到大多数的目光来自吧台尽头的两个家伙，他们坐在三边吧台的右侧，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他们的桌子，大概二十八九岁或者三十出头，可能是伐木工或者汽车修理工或者哲学教授，弗格森说不准，但有一件事显而易见，那就是他们看起来很不高兴，接着，艾米做了一件过去一年里大概做了好几百次的事，依偎到路德身上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弗格森突然明白了那两个哲学家到底在愤怒什么，不是有个黑人闯入了他们的白人领地，而是一个白人姑娘正在公共场合与一个黑人青年卿卿我我，依偎到他身上亲他，所以，如果你把他们当晚遇到的各种恶心事算在一起，长头发的男大学生，面容清秀的女大学生和她们的大长腿和大白牙，一群烧国旗、烧征兵卡、反对战争的嬉皮贱人，再加上他们坐在那儿喝了多少杯啤酒，每个人不少于六杯，或许最多能有十杯之后，一点儿都不意外的事情就发生了，两个哲学教授中个头大的那个从椅子上挪下来，走到他们的桌旁，对弗格森的继姐说：

你够了，姑娘。这儿可不准你这样胡来。

但还没等艾米回过神来回答，路德便说：少管闲事，先生。滚开。

我没和你说话，查理，哲学家回道，我在和她说话。

为了强调，他还用手指了指艾米。

查理！路德夸张地大笑一声，真会说笑，你才是查理，先生，不是我，查理先生本人。

弗格森的椅子就在那个站着的哲学家身旁，他决定站起来，给他上一堂地理课。

我猜你有点儿糊涂了，他说，我们不是在密西西比，我们是在佛蒙特州。

我们是在美国，哲学家回道，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了弗格森。自由者的国度，勇敢者的故乡！

对你来说自由，对他们就不是，对吧？弗格森问道。

对，查理，哲学家说，要是他们继续在公共场合这样，就不行。

怎么样了？弗格森带着一丝挖苦的口气说，把怎么样了这个字似乎说成了滚一边儿去。

就这样，王八蛋，哲学家说。

然后他照着弗格森的脸就是一拳，厮打起来。

一切都太愚蠢了，和一个想找茬干架的种族主义酒鬼在酒吧打架，可第一拳打出来之后，弗格森除了还击还能做什么？幸运的是哲学家的朋友并没有冲上来加入，不过，霍华德和路德虽然赶紧拉架，速度还是不够快，没能阻止汤姆报警，就这样，弗格森平生第一次被逮捕，被戴上手铐，被押到警察局立案，留下了指纹，还从三个不同角度被拍了照片。夜间法庭的法官设定的保释金是一千美元（现金一百美元），霍华德、西莉亚、路德和艾米凑钱把弗格森保了出来。

两只眼睛上方都破了口，右眼的眉毛外缘永远地没了，下巴很疼，脸上到处是血，不过没有伤筋动骨，相比之下，那个攻击他的男人，三十二岁的水管工切特·约翰逊，在斗殴中被打断了鼻梁骨，去布拉特尔伯勒纪念医院住了一晚。星期一上午的传讯中，他和弗格森均以侵犯人身罪、扰乱社会治安罪和私有财产破坏罪（打架时打坏了一把椅子和几个酒杯）被提起指控，庭审日期定在了7月25号星期二。

在星期一的传讯前，农场的星期天气氛严峻，诺亚的戏剧已被忘在脑后，大家围坐在客厅里讨论前一夜发生的事情。霍华德责怪自己。他说，根本不该拉着他们去汤姆的酒吧，莫娜也同意，并且坚称整件事中她自己也有错：我早该想到别带你们去那个红脖子神经病才去的地方。西莉亚则说了半天弗格森太勇敢了——但打起来的时候她特别害怕，令人毛骨悚然的第一拳。艾米怒气冲冲地嚷了一会儿，咒骂自己没能勇敢地面对那个丑陋、恶心的偏执狂，那个人伸出手指指向她时，她只是感到一阵恐慌，太可耻了，接着，弗格森认识这么多年的艾米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双手捂在脸上哭了起来。路德是他们中最生气、情绪最激烈的那个，对于所发生的争斗最为愤慨，他严厉地责备自己不该让阿奇挨揍，他应该把他推开，用自己的黑拳头把那个王八蛋打得满地找牙。霍华德的叔叔和婶婶已经开始筹划下一步，说应该请律师来处理弗格森的事情。到下午过半的时候，无畏的艾米已经恢复了清醒，打电话给伍德豪尔新月巷，告诉她父亲阿奇摊上了麻烦。然后她把电话交给了弗格森，他心烦意乱、心急如焚的母亲也接过了电话，他告诉她不要担心，事情没那么严重，他们不用开车来佛蒙特。但是他能说得准什么，讲出那些话时，他心里暗暗地问自己，到底会有什么在等着他？

几天过去了。来自布拉特尔伯勒、据说还不错的年轻律师丹尼斯·麦克布莱德将会为他辩护。西莉亚每个周末会来农场，因为弗格森要在审判结束后才可以离开佛蒙特州，当然，前提是法官的法槌砸下来的时候，法庭没有判他入狱一个月或者三个月或者一年。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得像流水一样花各种钱，他死去的外公去年留给他那一万美元正一天天地变少，但至少他还有钱，不用向他母亲和丹求助。然后时间到了7月12号，听着他母亲在电话中告诉他的那些消息，弗格森发现自己很难想象出她所描述的场景。在他私人的小战斗期间，一场公共梦魇开始在纽瓦克的大街小巷蔓延，这座他曾度过人生最初几年的城市正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

种族战争。不是报纸上报道的种族骚乱，而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战争。在几天的混乱与杀戮中，国民警卫队和新泽西州警察一共开枪射杀了二十六人，其中二十四人是一种肤色，两人是另一种，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人被打伤，其中包括诗人、剧作家勒鲁瓦，这位纽瓦克的居民、已故的弗兰克·奥哈拉曾经的密友，在中区查看破坏情况时，被警察琼斯从车里揪出来，押到当地警察局，关进拘留所，并且遭到了一名白人警察的殴打，以至于琼斯以为自己快要死掉了。那个打他的警察，曾经是他的高中同学。

听艾米说，邦德一家人倒是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路德在萨默维尔躲过了战争，十六岁的塞皮正和瓦克斯曼夫妇在欧洲旅行，邦德夫妇则设法逃过了子弹、警棍和拳头的袭击。在一千声悲痛、恐怖与气愤的哭嚎中，终于听到了一句哈利路亚。弗格森的故乡成了《废墟之都》，好在邦德一家四口安然无恙。

经历这一切的同时，他还得准备在法庭上维护自己的人生。庭审开始八天前，纽瓦克的战争结束了，又一场六日战争，与达娜的以色列那场六日战争作伴，无论参战者明白与否，这都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斗，弗格森每天去布拉特尔伯勒见律师，为诉讼做准备时，会猜想他是否也会失去一切，胡思乱想、担惊受怕，他的五脏六腑似乎都开始慢慢散开，内脏和肠子那些千回百转的管子一点点地松开，迟早会冲破他的肚子，洒在布拉特尔伯勒的主街上，一群饥肠辘辘的狗会跑过来吃掉它们，感谢全能的狗神保佑与他的慷慨。

麦克布莱德沉着、冷静，抱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明白他的委托人不是那晚的挑事者，再加上五名目击证人为他作证，五名可靠的目击证人，都是高等院校的学生，他们的证词肯定要比切斯特·约翰逊那位醉醺醺的朋友罗伯特·艾伦·加德纳可能提供的虚假证词更有分量。

弗格森被告知，他的案子的主审法官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九三六届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威廉·T.伯多克很有可能是弗格森的奖学金资助人戈登·杜威特的同学，甚至是朋友。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却很难说。考虑到这个案子不是由陪审团裁决，生杀大权完全在伯多克法官的手中，弗格森心里很希望这会是件好事。

22号晚上，离庭审的预定日期还有三天，路德打电话给农场，要和阿奇讲话。霍华德的婶婶把电话交给弗格森后，一阵新的恐惧席卷了他的全身。发生什么了？他心想。路德是要打电话说他星期二不能去法庭了吗？

不是这个，路德说，我当然会出庭作证了。我是你的明星证人，不是吗？

弗格森对着电话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可就指望你了，他说。

电话的另一头，路德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说话，停顿的时间比弗格森料想的还要长。听筒里传来的只有刺刺拉拉的杂音，仿佛路德的沉默不是沉默，而是他脑子里各种想法互相碰撞发出的声音。终于，他说：你还记得A计划和B计划吗？

嗯，记得。A计划：合作。B计划：不合作。

对，简而言之就是这样。但我现在想了个C计划。

你是说还有别的选择？

恐怕是这样。“再见——好运”的选择。

这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是从我父母在纽瓦克的公寓给你打电话。你知道纽瓦克这些天是什么情景吗？

我看过照片。街区整片整片地被毁了。烧得一干二净，楼倒房歪。世界一端的末日。

他们是想把我们杀了。阿奇。他们不只想把我们赶走，而是想我们死。

不是所有人，路德，只有那些最坏的人这么想。

但掌权的恰恰是他们。市长、州长和将军们。他们想把我们一举剿灭。

这些和C计划有什么关系？

在这以前我一直都在主动合作，但发生了上个星期的事情后，我觉得不能再这么做了。然后我考虑了一下B计划，但一想就觉得喘不上气来。黑豹党现在已经成了一股军事力量，他们在做的事情，正是我觉得A计划失败后我会做的事。买枪，自卫，行动。可他们现在看起来强大，其实不然。白人的美国不会忍受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被残杀。这样死掉的话也太愚蠢了，阿奇——白白送死。所以B计划还是算了。

那C计划是什么？

我准备离开了。用老牛仔片里的话来讲就是，拔桩子走人。星期二我会开车去佛蒙特州参加你的庭审，完事之后，我就不往南回马萨诸塞州了，我准备北上去加拿大。

加拿大？为什么去加拿大？

首先，因为加拿大不是美国。其次，因为我在蒙特利尔有一大堆亲戚。第三，因为我可以在麦吉尔大学继续完成学业。对了，我高中毕业后被那儿录取过。我敢肯定他们还会要我。

这还用说，可移民需要时间，而且如果退学的话，到时候正好是秋季学期，你会被征召入伍。

也许吧，但这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永远都不回来了。

永远不回来了？

是啊。

那艾米怎么办？

我叫她跟我一起走，但她拒绝了。

你能理解为什么吧？她的拒绝和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或许。但是就算她留在这里，也还是可以去那边看我。毕竟不是真的世界末日。

是啊，但或许是你和艾米的末日了。

或许不是什么坏事。反正我们也不可能长久。短期来说，我觉得我们只是证明什么而已，即使不是向我们，也是向别人。但那天晚上，那个白痴走到我们桌旁，威胁了我们。我们已经证明了要证明的东西，但谁想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被迫瞪着那些一辈子在瞪你、仇视你的人，直到对方放弃？生活已经够难了，我累了，阿奇，我已经快没力气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挺好，第二部分不太好。第一部分是庭审，基本上和麦克布莱德预测的一样。不是说在诉讼过程中弗格森一点儿都不害怕，也不是说在两个半小时的庭审中他的肠子没有差点儿又散开，好在他母亲和继父、诺亚、米尔德里德姨妈和姨夫在场，好在他的朋友们都是头脑清晰、口齿伶俐的证人，先是霍华德，然后是莫娜，然后是西莉亚，然后是路德，最后是艾米，她生动地描述了在约翰逊打出第一拳之前，他威胁的话语和动作让她有多害怕，好在约翰逊站到证人席上后，公开承认了7月1号晚上他醉得很厉害，完全记不清自己做或者没做什么。不过，弗格森还是觉得麦克布莱德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轮到弗格森作证时，问了他太多与大学有关的事情，不仅问他现在在做什么（学生），还问了他在哪儿上学（普林斯顿）、什么情况下去的（被选为沃尔特·惠特曼学者）、平均学分是多少（三点七）。因为就算这些答案明显给伯多克法官留下了印象，可它们与案件无关，而且还会被视作不正当地向他施压。最终，伯多克判定约翰逊煽动闹事的罪名成立，并处一千美元的重罚，而弗格森因为是初犯，被免除了人身侵犯的指控，只需要向汤姆烧烤酒吧的老板托马斯·格里斯沃尔德支付损害赔偿，承担购买一把新椅子和六个新酒杯所需的五十美元。这样的结果已经再好不过，他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完全、彻底地落了地，朋友和家人围上前来与他庆祝胜利时，弗格森感谢了麦克布莱德的出色辩护。也许这个人还真有两下子。普林斯顿兄弟会。如果传说可信的话，那么每个普林斯顿人都与一代代的其他普林斯顿人绑在了一起，无论是生是死，而如果弗格森确实是个普林斯顿人，他猜自己应该是了，那么谁又能说不是老虎最终保全了他呢？

他们一行十一人走出法庭，来到停车场找各自的车时，路德从后面追上弗格森，把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说，照顾好自己，阿奇。我走了。

但还没等弗格森回答，路德便突然转过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迅速走到了他那辆停在停车场出口附近的绿色别克旁。弗格森心想：原来该这么干啊。没有眼泪，没有夸张的表示，没有温柔的告别拥抱。就是把你的屁股塞进车里，然后开走，期待着在下一个国家能过得更好。佩服。但话说回来，如果一个国家对你来说已经不存在了，那还怎么跟它道别？这就像和一个死去的人握手一样。

弗格森望着那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十四岁时揍过他的男孩钻进车里，艾米突然也出现在了他的视线里。发动机发动起来了，但就在路德踩下云雀的油门时，艾米在最后一秒拉开副驾驶的门，跳进了车里。

他们坐着车一起走了。

这并不是说她准备和他一起留在加拿大。只是意味着放弃太难，现在就松手太难了。

接下来发生的第二部分，和戈登·杜威特以及普林斯顿兄弟会的传说有关。

每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周都会举行沃尔特·惠特曼学者午宴，弗格森已经参加过两次，一次是以大一新生的身份，一次是大二学生。第一年作为第一批四名学者中的一个，站起来鞠了个躬，第二年人数增加到了八个之后，又站起来鞠了个躬，一共三道菜的鸡肉午餐，举办地点是教工俱乐部餐厅，中间还穿插了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罗伯特·F.戈辛和其他校领导的简短发言，充满希望和理想主义的发言，寄语美国的年轻一代与国家的未来，就是这类活动上你肯定会听到的那些话，不过弗格森对杜威特在第一次午宴上说过的一些东西印象很深，或者说至少对他说这些话时那种既尴尬又真诚的样子有印象，杜威特不仅谈到了他相信每个年轻人都应该有机会，无论他的出身有多么卑微，还回忆了他自己作为一个成长于贫穷家庭、受教于公立高中的孩子是怎样来到普林斯顿的，以及刚开始时觉得自己有多么格格不入，这让当时也感到格格不入的弗格森感同身受，因为听到这些话时他到学校只有三天。第二年，杜威特又站起来，基本上重复了一遍去年的讲话——但做了一点极为重要的补充。他提到了越南战争，强调了所有美国人都有责任拧成一股绳，共同击退共产主义的潮流，并且对越来越多反战的年轻人和被骗的反美左翼分子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杜威特站在了鹰派那一边，但对于一个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战壕里赚了几百万美元的华尔街神枪手而言，你还能期待他怎样？除此以外，他毕业的学校还培养出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他弟弟艾伦，这俩人在艾森豪威尔的手下分别担任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时发明了冷战，如果不是他们在五十年代干的好事，美国也不会在六十年代和北越打起来。

不过，弗格森还是很乐意接受杜威特的钱，而且尽管在政治上有分歧，他对杜威特这个人倒挺喜欢。杜威特身材矮壮，长着浓浓的眉毛、清澈的棕色眼睛和方形的下巴，第一次见面时他用力地握了握弗格森的手，并且祝他在大学的冒险之旅中一路顺风，第二次见面时，由于弗格森在第一年的表现已经有据可查，杜威特直呼其名，说，继续努力，阿奇，我很为你自豪。弗格森现在是他的宠儿之一了，杜威特对他的这些宠儿非常关心，密切地关注着他们的进步。

庭审后的第二天上午，弗格森同佛蒙特州的朋友告别之后驱车返回纽约。过去三个星期的煎熬让他筋疲力尽，给他留下了很多要思考的东西。酒吧的暴力一幕，纽瓦克的暴乱，手铐压在手腕上的感觉仍然记忆犹新，庭审期间肚子的绞痛，路德突然但并不鲁莽地决定要去蒙特利尔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还有艾米，可怜、痛苦的艾米疯了一样跑向路德的车。需要思考的还有他的书，那本他希望自己能写出来的书，现在，他一点点地又恢复了状态，开始从他的房间、他的书桌和他每晚同艾米煲的电话粥中找回了安慰。8月11号，他母亲打电话告诉他，那天下午收到了一封沃尔特·惠特曼学者计划寄来的信。他是要她在电话里给他念一下呢，还是转寄到东89街？弗格森猜想不是什么重要的信，很可能是学者计划的秘书托马西尼夫人发来的信息，告诉他即将举办的午宴是9月哪天几点，所以他告诉他母亲别麻烦了，回头去邮局的时候顺便寄了就行。整整一个星期之后信才寄到纽约，但是收到信的那天早上，8月18号星期五，弗格森坐旅途大巴公司的大巴去了伍兹霍尔（庞蒂克送到修理厂小修去了），因此，直到21号星期一，他看完西莉亚回来，弗格森才拆开信封，挨了那个夏天冲他打上来的第二拳。

寄信的人不是托马西尼夫人，而是戈登·杜威特，这位沃尔特·惠特曼学者计划的创始人写来的信只有一段话，他告诉弗格森，他从以前在普林斯顿的同学、佛蒙特州布拉特尔伯勒的威廉·T.伯多克法官那里，知悉了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令人心痛的事件，也就是弗格森在酒吧斗殴中打断了他人的鼻子，尽管从法律上来讲，他的行为属于自卫，但从道德上来讲，他的行为应该受到严厉谴责，毕竟，他本来就不该去那种伤风败俗的场所，他去了那里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担心，怀疑他分辨是非的能力。弗格森很清楚，所有沃尔特·惠特曼学者计划的参与者，都要签署一份品德誓言，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个正人君子，主动当一个品行端正、践行公民道德的楷模，由于弗格森没能保守自己的诺言，所以他非常遗憾地通知弗格森，他的奖学金将被取消。如果弗格森愿意，可以继续在普林斯顿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学者项目将不再为他提供学费、食宿费。您遗憾但真诚的……

弗格森拿起电话，拨通了杜威特在华尔街办公室的电话。对不起，秘书说，杜威特先生去亚洲出差了，9月10号才回来。

给内格尔打电话也没用。他和妻子正在希腊。

那他自己承担费用行吗？不，不可能。他之前给麦克布莱德开了一张五千美金的支票，自己的账户里现在只有两千多一点儿。不够。

开口跟他母亲和丹要？不，他不忍心这么做。

他母亲的日历和日程记事本项目现在已经结束了，过去十六年里一直与丹合作《小熊汤米》的菲尔·科斯坦萨中风后瘫痪在床，以后也许无法工作了。现在请他们帮忙，最不是时候。

拿出他的两千块钱，再请他们补上其余的？也许行。可明年没有那两千块之后怎么办？

而且，拿出他的两千块，还意味着他得放弃纽约的公寓。想想就可怕：纽约也没了。

可他要是不回普林斯顿，就不能再享受学生延期服役的政策。那意味着他会被征召入伍，但要是哪天被征召的话他肯定会拒绝，这又意味着他得去蹲监狱。

换个学校？不太贵的学校？可是换哪儿去？还有，时间这么紧张，他怎么可能办好转学的事？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能肯定的只有一件事：他们不想要他了。他们已经认定他不是什么好货色，所以把他踹了。

注释：

[1] 提姆（Tim）和汤姆（Tom）的发音接近，而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Murk Twang）、哈克·芬（Huck Finn）和西克·方（Hick Funn），则属于前面提到的斯普纳现象，但这里交换的是元音。另外，murk和twang合起来可以理解为浑浊或浓重的鼻音，hick和funn（fun）合起来的意思是乡巴佬的乐趣。

[2] 辛辣（pungent）中的pun，是双关语的意思。

[3] 源于法国作家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的小说Locus Solus，主要讲述了科学家马夏尔·坎特勒尔请一群人来他的庄园参观各种稀奇古怪的发明。Locus Solus是庄园的名字，在拉丁语中的含义为荒无人烟之地。

[4] 此处原文为Opa，在德语中意为爷爷。

[5] 原文sophomoric，既指二年级学生，也形容对事物一知半解而过分自信。

[6] D.O.A.，dead on arrival，指（病人等）送到医院时已死亡。

[7] 此处原文为…as she fleeth afore /Fainting I follow…，其中的fleeth /afore /fainting /follow，头韵皆为f的发音（afore中的首音为短元音，重音在f上）。

[8] 诺伊斯（Noyes）发音接近noise（噪音），并可被拆为no和yes。

7.1

从佛罗里达回来之后，他把东西打包装箱，搬到了往南四个街区外的一间公寓，住到了百老汇和阿姆斯特丹大道之间的西107街上。两个房间加一个厨房，月租一百三十美元，有些奢侈但也完全能付得起（这是银行账户里有钱的好处之一），虽然他喜欢自己一个人住，也很高兴把西111街上那间到处是回忆的公寓甩在身后（必要的举措），但孤枕确实难眠。上面的枕头要么太硬，要么太软，下面的枕头要么太扁，要么高低不平，每天晚上床单都会磨他的胳膊，或者缠住他的双腿，身旁没了艾米，没了她均匀的呼吸声来催眠，他的肌肉没法放松，他的呼吸拒绝慢下来，他无法阻止自己的脑子以每分钟五十二个念头的速度运转，一个念头就是一副扑克牌里的一张。凌晨两点半的时候抽过多少烟？为了让神经放松下来，让眼皮打架，午夜过后又喝了多少杯红酒？几乎每天早上脖子都会酸痛。下午胃痉挛。晚上呼吸短促。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心跳速度都太快。

这一切和艾米都没关系了。这个夏天他让自己接受了他们分手的事实，接受了他们永远分开的必然性，他已经不再怪她，甚至也不再责怪自己。近一年来，他们一直在朝相反的方向走，那根联结他们的细线迟早会绷断。而它确实断了，断得如此猛烈，一下子就把她弹到了美国的另一端。加利福尼亚。遥远的加利福尼亚的灾难，自5月初开始，她便杳无音讯了，再也没从别人那儿听到她的消息——一个大大的“〇”，就像天空中的一个洞。

在最坚强的时刻，他会告诉自己这样再好不过，艾米后来变成的那个人，不是一个他能与之生活或者想与之生活的人，没什么好后悔的。在最脆弱的时刻，他又会想她，就像车祸之后想他那两根断指那样想她，她走了以后，他常常觉得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被人偷走了。而在最坚强和最脆弱的中间地带时，他祈祷能有个人来睡在他的另一半床上，治好他的失眠。

搬到新住处，梦想找到一个新的爱人，漫长夏日的翻译工作绵延到了秋日、冬日和春日，失去旧爱以及/或者目前的精神状态导致的身体问题让他肚子里像插着二十七把匕首一样走进了圣徒路加医院的急诊室（不是他以为的急性阑尾炎，而是急性胃炎），越陷越深的越战泥潭以及1968年后半年和1969年前半年发生的无数惊人事件——这些都是弗格森故事的一部分——但就眼下来说，注意力必须集中到他正在和无名之父这个象征性角色之间的战争上，这个由威廉·布莱克创造的角色，在弗格森的脑海里如今代表的是那些负责管理世界的疯子。到9月中旬返回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他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活时，弗格森对大多数事情已经产生了幻灭和憎恶感，其中之一是他见识了美国新闻媒体对舆论的肆意操纵，现在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大学毕业后是否还想加入这个兄弟会的行列，鉴于去年春天在哥伦比亚的反抗期间目睹的腐败与欺诈，他在高中时做出的当职业记者的决定是否还值得坚持。谎话连篇的《纽约时报》。这份所谓的权威报纸，所谓的公平公正报道的卫士，伪造了4月30号警方介入的相关报道，所登的事件经过早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就写好了。早在战术巡逻队出现在附近地区前，《时报》的副总编A.M.罗森塔尔便收到哥伦比亚某位校方领导的通风报信，提前几个小时得知了警方的突击抓捕，将会有一千名警察被调来，所以，4月30号的晨报版在头版头条宣布，这一千名警察驱散了占领大楼的示威学生，并以非法侵入罪逮捕了七百名（报道早就写好，数字是在最后一刻塞进去的），但文章却对实际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没有说流血冲突和暴力行为，没有说受伤的学生和教授，没有说警方在艾弗里楼用手铐和警棍袭击了《时报》自己的一名记者。第二天早上的报纸头版依然没有提到抓捕期间校园里发生的骚乱，只在第三十五版藏了一篇有关警方暴力执法的简单报道：林赛下令彻查警察。文章的第三段辩称，“这种局势中的警方暴力很难界定，多名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说法印证了这一点。对于一位经验丰富的反战或者民权示威者而言，警方昨天上午在哥伦比亚校园内的行动，基本上相对温和。”至于《时报》记者小罗伯特·麦吉尔·托马斯惨遭毒打一事，则到了第十一段才出现。

几十名学生。弗格森很想知道的是，什么学生，都叫什么？刚开始示威时被警方粗暴对待的那些经验丰富的反战和民权运动老手，又是谁？为《哥伦比亚每日观察报》工作的本科生要是发表这种报道，绝对不会被允许，不提供直接引言以及做出这些评论的学生的身份，绝对不行——当然，前提是确实有人说过这些话。这还是新闻报道吗？弗格森问自己，还是一篇伪装成报道的社论？以及，麻烦解释一下，“温和”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5月1号的头版文章由罗森塔尔亲自操刀，一篇莫名其妙、支离破碎、东拉西扯的大杂烩，一会儿凄凄惨惨，一会儿大谈印象，一会儿又愤怒地表示怀疑。“时间是凌晨四点三十分，”第一段写道，“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靠在屋子的墙上。这里曾是他的办公室。他用一只手蒙着脸。‘我的上帝，’他说，‘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他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里面的家具基本上没了。桌椅被占领的学生砸烂、拆开后，全扔进了隔壁的屋子里……”

同一天的《时报》第三十六版上，另一篇文章记述了占领者对数学楼的多个房间及办公室造成的损坏。窗户被砸碎，存放图书馆索引卡片的柜子被掀翻，桌椅被拆毁，地毯被烟头烧坏，档案柜被推倒，房门被砸烂。“一位秘书第一次回到自星期四夜间被占领的大楼后，愤慨地四处察看了一下，说：‘他们禽兽不如。’”

不过，这些禽兽不如的他们，并不是占领大楼的学生，而是在抓捕过后进入大楼的那些警察。他们才是砸烂了桌子和椅子的人，他们才是用黑墨水把墙泼得乌七八糟的人，他们才是撕开五磅和十磅装的大米和白糖袋子，把里面的东西洒到了办公室和教室里，把一瓶瓶杂碎的番茄酱倒在地板上、桌子上和档案柜里的人，他们才是用木棒和警棍砸烂窗户的人。如果他们的目的是让人们不再相信学生，那这个策略奏效了，在第二场警方暴行发生后几小时内，数十张证明损失情况的照片流传到了全国（墨迹斑斑的墙壁那张尤其受欢迎），年轻的反抗者沦为了一群未开化的流氓暴徒，一群野蛮人，唯一的目标便是毁掉美国生活中最神圣的社会制度。

弗格森知道事件的真相，因为他是《观察报》派去调查针对占领学生破坏财产的指控的多名记者之一，而他和记者同事发现——有教职工的书面证词——一群教授在4月30号早上七点巡视空空如也的数学楼时根本没有在墙上发现墨迹。他们离开之后，获准进入大楼的人只有警方和摄影记者，但当天晚些时候教授们再回到大楼时，却发现墙上泼满了墨水。桌子、椅子、档案柜、窗户、袋装食物也是同样的情况。上午七点尚且完好无损，中午时已遭到掳掠破坏。

糟糕的是，《纽约时报》出版人阿瑟·奥克斯·苏兹伯格是哥伦比亚大学校董事会的成员。糟糕的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威廉·S.佩利和曼哈顿联邦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也是董事会成员。和他的很多朋友不同，弗格森并不习惯用阴谋论来解释无名之父的帮凶们做出的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可当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在报道哥伦比亚发生的事件时故意歪曲事实，当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电视网邀请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科克上《面对全国》，却没请一位学生领袖来讲述故事的另一面，他又如何能不去揣测？至于执法机构的问题，弗格森和那些去了晨边高地的学生对于警方在抓捕期间和之后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但别人对此却似乎提不起哪怕一丁点儿的兴趣。

此案到底结束。

那个9月，弗格森怀着挫败、沮丧的心情回到了哥伦比亚校园。他陷入了身心交瘁与心灰意冷的状态，8月发生的种种暴行依然在他脑海中回荡，苏联坦克越过边界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戴利在芝加哥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大骂里比科夫是狗日的犹太贱种，与此同时，两万三千名市、州、联邦警察在格兰特公园发射催泪瓦斯并殴打年轻示威者和记者，人群齐声大吼着，全世界都在看！然后，弗格森开始他在纽约的大四生活时，又一场危机降临了，一场丑态百出的闹剧，公立学校的教师集体罢课，抗议奥申希尔——布朗斯维尔地方教育董事会对社区的控制，又一场白人与黑人的冲突，而且是种族仇恨中最丑陋、最具毁灭性的那种，黑人反对犹太人，犹太人反对黑人，而随着全世界的目光投向即将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夏季奥运会，更多的毒药释放到了空气当中，当地警方与三千名示威学生和工人发生了激烈冲突，二十三人被打死，数千人被捕，接着，11月初，二十一岁的弗格森第一次投下了自己的选票，而美国把理查德·尼克松选为了她的新总统。

在大学最后一年的前六个月里，弗格森自始至终感觉自己像被困在了某个陌生人的身体里，照镜子时他已经无法认出自己那张脸，他脑子里的各种想法也一样，面目全非，几乎都是陌生的念头：犬儒的念头，恶毒的念头，气愤的念头——与过去的那个他完全无关的念头。最终，有个人会从北边过来，帮他治好满腹的怨气，但这得到春分那天才会发生，而那之前的秋天和冬天，弗格森过得很痛苦，痛苦到他的身体最终垮掉，把他送进了急诊室。

如果他不准备以后进入新闻业，那么继续为《观察报》做记者就没意义了。几年以来，他将第一次爬出他的玻璃修道院，再次融入到世界之中，不再是他人行为的记录者，而是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且不管这份人生可能有多混乱，多迷茫。不做记者了，但也没有走极端地一刀两断，因为他还很喜欢那些与他共事过的人（如果说现在的美国还有哪位记者是他尊重的，那一定就是弗里德曼和《观察报》的其他同事了），所以他没有完全与报纸切断关系，而是辞去了理事会成员的职务，偶尔写写书评和影评，换句话说，就是每个月交一篇长稿，聊聊各种话题，比如克里斯托弗·斯玛特死后出版的诗集，还有戈达尔的新电影《周末》，弗格森主张，不同于布勒东及其追随者的私人超现实主义，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公共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在法国和美国这类工业和后工业社会中，从星期五下午到星期天晚上的两天半时间，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周末，基本上相当于一周的三分之一，就像一个人每天晚上睡在床上的七八个小时相当于他人生的三分之一一样，睡觉是男男女女个人做梦的时间，周末是他们生活的社会做梦的时间，戈达尔这部混乱无序、血肉横飞的电影所描绘的撞毁的车辆与食人族的性爱，完全就是对集体梦魇的探索，而这也正是弗格森目前心有戚戚的东西。

希尔顿·欧本辛格和丹·奎恩被任命为《哥伦比亚评论》的新任主编，戴维·季默和吉姆·弗里曼是新任副主编，弗格森则成了文学理事会的九名成员之一。和过去一样，杂志还是一年两期，但他们还筹款创办了哥伦比亚评论出版社，可以让他们在那两本杂志外再出四本小书。9月中旬，十三个人在菲利斯·布斯楼召开第一次理事会时，大家对候选书目上的前三本基本没有异议。季默的诗集，奎恩的诗集，以及比利·贝斯特的故事集——这个人以前是哥伦比亚的学生，五年前退学了，不过仍然和《评论》的很多成员保持着联系——但第四本书有些麻烦。吉姆和希尔顿双双谢绝了，说他们没有足够分量的作品来填满六十四页的内容，可能连四十八页都悬，接着，在讨论的间隙，希尔顿打开一袋一磅装的牛肉末，用手把肉团成球，从椅子上起身，使劲儿把肉球朝墙上扔去，并且喊了一句肉！那堆肉末砸在墙面上之后停留了几秒钟，然后才顺着墙滑到地上。这就是希尔顿勇敢的达达主义精神，这就是那一年的精神，在那一年，学校最优秀的头脑意识到，最重要的问题只能通过扶不上墙的不合理推论才能回答，而不是去年春天那种趴到墙上的战术，希尔顿这堂精妙的逻辑课博得了大家的掌声，这时，吉姆·弗里曼看了看弗格森，说，你的翻译怎么样，阿奇？够拿来出书吗？

还不够，弗格森说，但是我暑假翻了很多。能等到春天再说吗？

最终全体一致投票同意，弗格森的二十世纪法国诗人作品选，将会成为那一年出版的第四本也是最后一本书。弗格森提醒他们，没有购买原作版权就出版翻译作品是违法行为，但大家似乎都不在意。奎恩指出，这个版本总共就印五百本，而且大部分是免费送人，要是哪个法国出版商碰巧来纽约，在哥谭书市的书架上碰巧翻到弗格森的书，他又能怎么样？到那会儿他们早就各奔东西了，散落在全国各地，而且无疑还可能散落到其他国家，谁会闲得没事儿干，为了几百块钱四处追查他们？

我跟丹的想法一样，季默说，日他娘的钱。

好几个星期以来——如果不是好几个月的话——弗格森第一次哈哈大笑起来。

大家又投了一轮票，算是正式认可，投票时，《哥伦比亚评论》理事会的十三名成员，一个接一个地重复了一遍季默的话：日他娘的钱。

吉姆和希尔顿定了个截稿日期，4月1号交终稿，因为6月他们就都要毕业了，得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印书，随着时间向前推移，弗格森常常会好奇地想，如果吉姆·弗里德曼没有问那个问题，他会怎样，因为每过一个月他就会越明显地意识到一个事实：这个截止日期救了他的命。

那些诗成了他的避难所，一座理智的小岛，在那里，他不会感到与自己有种疏离感，或者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虽然他实际翻译完成的诗歌远比他在会上承认的多，目前已经不少于一百页，可能都有一百二十页了，但他仍在兢兢业业地翻译阿波利奈尔、德斯诺、桑德拉尔、艾吕雅、勒韦迪、查拉和其他人的作品，希望多积攒一些素材，以便到时候需要从中选五六十页值得出版的作品时也有得选，这本诗选将会博采众长，从阿波利奈尔痛彻心扉、如泣如诉的《红发美人》，到查拉疯狂、悦耳、如绕口令一般的《近似的人》，从桑德拉尔节奏散漫的《在纽约过复活节》，到保尔·艾吕雅诗意的优雅：

是我们衣兜里揣着钟表

伴着大海中的海浪声

来到大海，还是我们只是搬来一片

更纯净、更沉寂的水？

冲刷着我们双手的水磨利了刀。

勇士们在海浪中找到了自己的武器

它们的重击之声，仿佛

夜里撞碎船只的岩石。

是风暴与惊雷。为何不是

海洋的沉默，因为我们在心中

为最大的沉默梦想了空间，我们的呼吸

就像从惊涛骇浪上刮过的风，就像蹑手蹑脚

缓缓爬过每一条地平线的风。

就这样，弗格森继续着翻译和评论的课外工作，它们交替着甚至经常联起手来让他挣扎让他欢喜，挣扎着把字句搞对之后的那种欢喜，总搞不对时的那种焦灼，被某些诗难住之后，反复尝试了二十四次还是没法翻译成像样的英文，想写一篇文章，聊聊听不同女声（詹妮特·贝克、比莉·哈乐黛、艾瑞莎·弗兰克林）演唱不同类型的音乐有什么感受，但是失败了，因为说到底，音乐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至少他表达不了，不过他还是交上去一些不算太糟糕的文章发表了，翻译的诗歌数量也在继续增长，而且这期间他还得去上课，不过到那会儿基本都是英语和法语文学的研讨班，因为除了科学课程之外，他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学业要求，讨厌的科学课，不但是必修，还得修两年，在他看来简直浪费时间精力，不过他倒是发现了一门为他这种傻瓜量身定做的课程，天文学入门，显然这门课从来没有人挂过，因为教课的教授反对给非科学专业的学生在科学课上打不及格，就算你一堂课都没去上，只需要在期终参加一个选择题考试就行了，而且就算你没蒙对多少，比如只答对了百分之十，也不会不及格，于是弗格森选了这门天体数学的傻瓜课，但因为他正生活在某个陌生人的身体里，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他心中对哥伦比亚的统治者们，对他们强迫自己学这些屁用没有的科目，除了鄙夷还是鄙夷，所以第一个学期开始时，他去大学书店偷了一本天文学课本，在这之前他从没偷过东西，大一结束后的暑假在书世界打工的时候，倒是抓过六七个偷书的学生，把他们赶出了书店，现在他自己也成了一名偷书贼，偷偷把一本十磅重的精装书塞到外套下面，若无其事朝门口走去，走进了小阳春的阳光里，现在他做的很多事都是他根本不会做的事，表现得就好像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己，但或许他现在就是这种人了，因为事实是，对于偷书他一点都不觉得内疚——他根本没有任何感觉。

太多夜晚都是在西区酒吧度过的，太多夜晚都是跟季默和福格喝得酩酊大醉，但弗格森渴望有人陪伴和交流，而在他独自一人泡吧的那些晚上，也总有机会——且不论多渺茫——碰上某个跟他一样寂寞的女孩。之所以说机会渺茫，是因为他在这类事情上稚嫩得可怕，少年和成年初期加起来将近五年的时间，都是和一个姑娘在一起，也就是已经永远离开的艾米·施奈德曼，那个很爱他，然后又不爱他，把他抛到一边的女孩，所以现在他只能从头开始，可他在求爱这门艺术上完全是个生手，对怎么跟人家搭讪几乎一无所知，好在微醺的弗格森要比清醒的弗格森更迷人，回到哥伦比亚之后的头三个月里一共有三次，他醉得刚好克服他的腼腆，但又没喝到神志不清，最终和某个女人上了床，一次是一小时，一次是好几个小时，一次是一整晚。这三个女的都比他年纪大，而其中有两次还是他主动去搭讪。

第一次完全是一场灾难。他报了个法国文学的硕士生研讨班，全班除了他这个本科生之外都是硕士生，两男六女，9月第三个星期的一天晚上，其中一个女生出现在了西区酒吧，他就走过去和人打了个招呼。爱丽丝·多特森二十四五岁，长得不算不好看或者太勉强，但有些发胖，举止有点笨拙，也许不太习惯约炮这种事的规矩，也许比他还害羞，但那天晚上被她拥入怀中后，由于她的身体看起来、摸起来和艾米的差别太大，他一下子被这种陌生感搅乱了方寸，雪上加霜的是她在床上要比热烈、活泼的艾米被动很多，所以弗格森努力完成与她做爱的任务时老是走神儿，结果，虽然爱丽丝似乎在以她那种淡然、恍惚的方式享受着，可弗格森没能做到有始有终——和艾米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出过这种状况——他原本期待的美好性爱，最终变成了无能的、羞愧的、该死的一小时。更甚的是，他永远没法忘掉这场对他男性尊严的重击，因为研讨班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都要上两小时的课，在那一学年剩下的日子里，每周有两次，爱丽丝·多特森会和其他学生围坐在桌旁，尽全力忽略他的存在。

第二次艳遇没留下什么伤疤，但给了他一个宝贵的教训。一个三十一岁、外貌讨人喜欢但并不惊艳的文秘某天晚上走进了西区酒吧，而且明显就是要勾搭学生。她说自己叫若伊（从没说姓什么），目光锁定在形单影只的弗格森身上后，她在吧台前他身旁坐下，点了一杯曼哈顿，开始聊正在进行的世界大赛，圣路易斯红雀对战底特律老虎（她支持的是圣路易斯，因为她在密苏里州的乔普林长大）。喝了三四口她的鸡尾酒后，若伊试探着把手放在弗格森的大腿上，由于他很难抗拒这样的挑逗，便在她脖子后面亲了一口以示回应。若伊端起她的曼哈顿一饮而尽，弗格森也把他的啤酒灌下肚，两人钻进一辆出租车，前往她在西84街的住处，在后座上乱摸乱亲了一路，说过的话总共不超过六七个字。他认为这一切都无关感情，但她柔韧的身体能扭出各种让弗格森兴奋的姿势，到达她的公寓后，那个曾经残忍地让他在爱丽丝·多特森面前颜面尽失的可悲器官，在若伊·无名氏面前毫不费力做到了有始有终。这是他第一次一夜情。或者说几乎算一夜，第一轮完了接着又来第二轮，但第二轮在两点结束后，若伊便对弗格森下了逐客令，向他保证说，不一起过夜的话第二天早上两个人感觉都会更好。他不知道该怎么想。做的时候虽然有趣，他对自己说，但没有感情的性行为有明显的局限，在秋夜的冷风中走回家的路上，他意识到这一切并不值得。

第三次令人难忘，是那漫长而空虚的几个月里发生在他身上的唯一一件好事。虽然西区酒吧主要是学生光顾，但也有些已经不再是学生或者从没当过学生的常客，一些古怪的空想家和醉鬼，独自坐在小隔间里密谋推翻假想出来的政府，或者又一次尝试参加嗜酒者互诫协会前最后再喝一轮，或者追忆迪伦·托马斯曾坐在吧台那儿朗诵诗歌的旧时光。常客中有个年轻女人弗格森早在大一就认识，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拉伯克的苗条长腿美女，名叫诺拉·科瓦克斯，弗格森一直感到被她吸引，但因为艾米的缘故，从没和她调过情，这个女孩很不寻常，1961年跑到北方来念巴纳德，第一学期中途退学，然后就一直在附近混，满口脏话、风骚下流、玩蛋去吧的诺拉，慢慢干起了在陌生人面前脱衣服的行当，成了一位脱衣舞表演艺术家，到美国那些偏远的工业村镇巡演，极大地丰富了油田、船厂、工厂单身男工人的生活，这位薪酬可观的表演者，经常会从纽约消失几个月，到阿拉斯加或者得克萨斯的墨西哥湾海岸四处表演，但她总是会回来认领她在西区酒吧的座位，几乎每天晚上都去那儿，和碰巧坐在她旁边的人谈天说地，聊她在路上的各种冒险经历，抨击那些正在毁灭宇宙的白痴无名之父们。弗格森和她不是很熟，但这些年里他们长聊过五六次，而且因为弗格森在一件还算重要的事情上帮过她的忙，所以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纽带，即便不是什么密友。那还是他念大一的时候，有天晚上一个人去了西区酒吧——艾米没来——然后坐在侧边小隔间里和诺拉聊了四个小时。她马上要去自己的第一次脱衣舞巡演了，她告诉他，所以需要给自己想个艺名，总不能他妈的用诺拉·璐安·科瓦克斯这个名字来兜售她的商品吧。在突然的灵感闪现中弗格森说道：斯塔尔·博尔特[1]。哎呦喂，诺拉对他说，哎呦他妈个喂，阿奇，你真是个天才。或许在那一刻他确实是个天才，因为斯塔尔·博尔特这个名字洋溢着魅力、自由与性力量，正是每个脱衣舞女登上巅峰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特质，后来的几年中每次见到诺拉，她都会俏皮地说自己能变成辛特兰的女王[2]，还得感谢他。

弗格森喜欢诺拉是因为他被她吸引，或者他被她吸引是因为他喜欢她，但他也明白诺拉的生活一团糟，她酒喝得太多，毒吸得太多，她已经变成了卫道士们所谓的荡妇或者骚货，一个正在快速滑向毁灭深渊的年轻女人，她太过直言不讳以至于对她自己未必是好事，在上帝赋予她的这副曼妙躯壳里待得太舒服了，好像上帝给她安排这样的肉体，除了考验那些意志薄弱的男人和犹豫不决的罪人，没有别的目的，她随心所欲地和男人做爱，公开谈论她的阴道和阴蒂，但与此同时，弗格森发现她是西区那堆人里最聪明的成员之一，有一副热心肠和各种善意的冲动，虽然他怀疑她活不过三十岁或三十五岁，但还是对她喜欢得不得了。

他好几个月没见过她，或许已经有半年，但在11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出现在了酒吧，几天之前尼克松刚刚击败了汉弗莱，进一步加深了那个秋天已经笼罩着弗格森的黑暗情绪，当他走到吧台边在她身旁坐下来，诺拉豪爽地大笑起来，在他的左脸颊上亲了一口。

他们差不多聊了一个小时，各种关键话题都聊到了，比如诺拉的前男友因为贩毒被捕了，艾米彻底地从弗格森的生活里消失了，诺拉令人失望地宣布（对弗格森而言），她第二天早上就要去亚利桑那州了，还有一件有趣的事，诺拉在诺姆抖奶的时候（他发誓死都不会忘记这个说法），一直密切关注着去年春天哥伦比亚各种事件的最新动向[3]（诺拉的笑话），让朋友莫莉和杰克每天从纽约给她寄《观察报》。因此弗格森写的那些占领大楼、警方抓捕、示威游行以及其他内容的文章，她全看过。

新闻到阿拉斯加的速度很慢，但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她告诉他，太他妈棒了，阿奇。谢过她的夸奖后，他告诉诺拉，他已经从新闻行业退休了。或许是永远，他说，或许是暂时，他还不太确定，但有一件事他很肯定，那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想，他的脑子已经榨干了，那坨屎（谢了，萨尔·马提诺）已经无处不在。

诺拉说她从没见他这么消沉过。

我比消沉还消沉，弗格森答道，我刚跟你到了地下九十三层，电梯还在往下走。

解决办法只有一个，诺拉说。

有解决办法？快说——求你了——快告诉我。

泡个澡。

泡澡？

泡个热水澡，我们俩一起。

他这辈子从没收到过如此大方的邀请，也从来没有这么欣然地接受过如此大方的邀请。

二十五分钟后，在诺拉打开她位于克莱尔蒙特大道上那间公寓的浴缸水龙头时，弗格森告诉她，上帝确实赐予了她一具光辉的肉体，但更重要的是，他还赐予了她幽默感。尽管她早上就要去亚利桑那了，但弗格森真希望现在就能娶她，尽管他知道他现在或者未来任何时候都没法娶她，但在接下来的十一个小时里，他想每一分钟都和她在一起，每一秒钟都和她在一起，直到送她登上飞机。现在她对他这么好，他想让她知道，仅凭这一点他就很爱她，而且此后的人生中，就算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也还会继续爱她一辈子。

快来，阿奇，诺拉说，把衣服踢到墙角，坐进来。浴缸的水满了，我们可不希望它变凉，对吧？

11月。12月。1月。2月。

他还在大学，但已经受够了大学，只是在一瘸一拐地走向终点，一边思考他们给他颁发完学位之后，他到底该去干什么。首先一件事，是让无名之父窥探他的肛门、检查他的睾丸，还有让咳嗽的时候咳嗽一下，再参加一个笔试，测试他的智商够不够资格为国捐躯。征兵局会6月或者7月的时候叫他去做入伍体检，他并不担心这个，因为他缺了两根手指，加上那位主战的贵格会教徒有个结束战争的秘密计划，正坐在他的宝座上大谈削减军队，所以弗格森很怀疑军队会山穷水尽到要开始用缺了个大拇指的士兵来填补缺员的地步。不，问题不是军队，是被军队拒绝后该干什么，不想做的事他已经决定了几十件，其中之一是读研究生。和他父母在佛罗里达州过圣诞假期时他考虑了三四分钟，但光是大声说出这几个字，已经让他意识到自己对这个想法有多么深恶痛绝，反正一天都不想在学校多待了，再说马上就到3月，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早已错过了。去教书是另一个选择。一项号召应届毕业生到纽约贫穷街区支教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主要是去曼哈顿上下城的黑人和拉美裔贫民窟，以及外围行政区一些破败不堪的选区，干几年这个至少是高尚的，他告诉自己，到风雨飘摇的拉美裔贫民窟为那里的孩子提供教育，而且在他们在向他学习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他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白人青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世界多一些美好，少一些遗憾，但随后他又从白日梦中醒过来，想起自己并不善于当众讲话，屋子里的陌生人超过五六个，他就会尴尬到动弹不得，站起来公开发言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可如果他张口结舌的话，怎么能管好一个班三十或三十五个十岁的小孩？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就算他很想干，也不可能。

新闻行业他已经不考虑了，但2月的第二或第三周的某个时候，他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有些草率，因为就算大型媒体不值得再费神，新闻业还有其他分支可供考虑。反权威媒体，也叫非传统媒体或地下媒体，在过去一年里不断壮大，《东村别论》、解放通讯社和《硕鼠》都办得风生水起，更不用提纽约以外的城市还有几十家独立周报，跟这些小报那股疯狂和反传统的劲头一比，连《村声》都会显得枯燥乏味，跟以前的《先驱论坛报》有一拼，去这些地方工作或许不失为一种选择。至少所有弗格森反对的事情他们也反对，很多弗格森支持的事情他们都支持，但也有一堆不足之处需要考虑，比如薪酬低的问题（他希望靠工作养活自己，尽量少动他外婆留给他的遗产），以及专为左派写作这个更大的问题（他希望改变人们的思想，而不只是确认他们已有的想法），这些基本上没法让他像邦格罗斯一样生活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个世界里，但是在一个最好和可能很少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的世界，有一份可能的工作，让他既能养活自己，又不会觉得受到了玷污，显然比根本没工作要好。

A.I.弗格森，王牌记者，供职于《每周爆炸》——反抗者与堕落的浮士德们尊奉的“美洲圣经”，被选中的少数派追捧的权威期刊。

即使不说别的，这个话题也值得深思熟虑。

所以弗格森又考虑了十五二十天，然后，就是“匕首之夜”了，时间刚过1969年3月10号午夜——一周之前，他刚刚过完二十二周岁的生日，四天之前，他刚刚去过吉姆·弗里曼在西108街的公寓，把《红发美人与其他法国诗歌》的终稿交给了吉姆，并且告诉他选集的内容太庞杂，他想怎么删自己看着办——当天晚上弗格森正在公寓里踱来踱去，构思一封写给诺拉·科瓦科斯的内省式长信，突然感到下腹部一阵微微的刺痛，最近几个月老是会这么疼，但这次没有像往常那样疼十秒十二秒就消失了，反而又来了第二次更猛烈的刺痛，或者已经不能算是刺痛，该叫剧痛了，接着，这第二次刀刺之后，袭击开始了，二十七把匕首捅进了他的肚子，他在床上痛苦地扭动了将近两个小时，时间越长他就越觉得似乎是阑尾或者什么其他脏器在体内破裂了，惊慌失措的弗格森强忍着痛，逼自己站起来穿好衣服，开始向七个半街区外的圣徒路加医院摇摇晃晃地进发，他抱着肚子，一路痛苦地呻吟，顶着夜色蹒跚而行，动不动就得停下来抓住路灯杆，因为走着走着他就觉得有摔倒在地的危险，可如此大的动静似乎没有引起阿姆斯特丹大道上任何人的注意，没有谁费心跑过来问他需不需要帮助，纽约的八百万人里，没有一个人对他是生是死哪怕流露出一丁点的关切，到医院后，他等了一个半小时才被叫进诊室，一位年轻医生用十五分钟问了他些问题，用探针检查了一下他的肚子，然后告诉他去候诊室等着，他在那里又干坐了两个小时，等到他的阑尾那晚显然不会爆裂后，医生又叫他进去开了些药，告诉他不要吃辛辣的食物，不要喝威士忌或者其他酒精饮品，不要吃葡萄柚，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里饮食尽可能清淡，如果在此期间又疼起来，他最好找个人陪他来医院，弗格森一边听着医生的声音和嘱咐一边问自己：可是找谁，下一次他以为自己快要死的时候，谁他妈会陪在他身旁？

他在床上躺了四天，只喝淡茶，吃饼干和干面包片，身体才差不多好起来，又可以出门走动了，七天之后，一个名叫卡尔·麦克马纳斯的人从纽约北边过来，找《观察报》即将离任的员工聊了聊。弗里德曼、布兰奇、茅豪斯及其他编辑部成员已经干满了他们的一年任期（去年3月到今年3月），把报纸交给了新的编辑部，而不定期的自由批评家弗格森，已经写完了他这辈子在《观察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一篇冷峻但充满倾慕之情的书评，谈的是乔治·欧朋最新的诗集《关于众多》，这本书在3月7号刚刚出版，也就是匕首之夜三天之前。讽刺的是，在所有即将毕业的编辑部成员中，只有他还在考虑要不要入新闻这一行。劳累过度、头昏脑涨的弗里德曼打算退隐江湖，去找份让弗格森害怕的到公立学校教书的工作，布兰奇要去哈佛医学院念书，茅豪斯则准备留在哥伦比亚读历史系的硕士，不过他们都去见了麦克马纳斯，因为春天时麦克马纳斯曾给弗里德曼写过一封信，赞扬了《观察报》的工作人员在“麻烦”期间的杰出表现，而来自卡尔·麦克马纳斯的称赞，对他们而言还是很有分量的。这位《罗切斯特联合时报》的执行主编，在1934年曾担任《观察报》的主编，在此后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曾远赴西班牙报道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奔赴亚洲，发回了太平洋战场的报道，四十年代末报道过红色恐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报道过民权运动。那之后，他去《华盛顿邮报》干了很多年的编辑，而现在，或者说一年半以前，他成了《联合时报》的一把手——三十年代从哥伦比亚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那里。不算是个传奇人物（他从没出过书，也很少上广播或电视），但在业内大小算是个人物，名声响亮到他的信在5月初到来时，足以让《观察报》筋疲力尽的工作人员振作精神。

布鲁克林口音，宽阔的爱尔兰面孔，招风耳，一副像是属于退役的橄榄球中后卫或者码头工人的身板，机警的蓝眼睛，一头有些泛灰的蓬乱红发，长度足以表明他是个紧跟时代潮流的人，要么就是忘了去理发店。没什么派头。比大多数男人都从容自信，笑起来雄浑有力——当时茅豪斯提议他们去一楼的狮穴，也就是学生小吃店，边聊边喝——茅豪斯即兴化用了那句熟悉的纽约习语——世界上最差劲的咖啡。

七个人围坐在一张棕色的胶木桌旁，六个二十出头的学生和一个来自罗切斯特的五十六岁男人，这个男人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们，他回哥伦比亚是来招兵买马的。他的报纸有几个职位马上就要空出来了，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他想补充点儿新鲜血液，一些跃跃欲试、愿意为他拼命的年轻人，把一份不错的报纸办成一份很好的报纸，更好的报纸，因为他对他们的作品已经很熟悉，知道他们能干什么，所以他愿意当场招收他们中的三个人。当然，他补充道，前提是有人疯狂到愿意搬去纽约州的罗切斯特，能顶得住冬天从安大略湖上吹来的风，不怕把鼻涕冻在鼻子里，让两条腿冻成大冰棒。

迈克·阿伦森问他为什么要来和他们聊而没去找新闻系的学生，还是他也打算去那边看看？

因为，麦克马纳斯说，在《观察报》工作四年得来的经验比读一年硕士更有价值。你们去年春天报道了一场纷繁复杂的大事，多年来最重大的大学新闻事件之一，你们在座的各位表现都很好，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说非常了不起。你们接受了火的洗礼并且经受住了考验，你们有谁想要加入的话，我会知道我找来的人如何。

然后布兰奇问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麦克马纳斯怎么看《纽约时报》去年春天对哥伦比亚的报道，如果主流媒体成天就是刊登谎言的话，他们干吗要去为他们工作？

他们坏了规矩，麦克马纳斯说，对于这件事，我和你一样愤怒，布兰奇先生。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骇人听闻、不可饶恕。

很久以后，当弗格森有机会回想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思考他为什么会做后来做的事，问自己如果没有做的话会有或者没有什么后果时，他意识到一切的变化都源于骇人听闻这个词。一个谨小慎微的小人物也许只会说不负责任或者卑劣或者让人失望，但这些词不会对弗格森造成什么影响，只有骇人听闻这个词能充分表达出他在过去几个月里感受到的那种愤慨，而很显然，麦克马纳斯和他有同感，如果他们在这件事上感受相同，在其他事情上或许也有一样的看法，而弗格森要是还有兴趣到日报工作或者想搞清楚新闻行业是不是他想要的，那么接受麦克马纳斯的工作邀请，勇敢地直面北方的寒风，或许并不是个坏主意。说到底，就是一份工作而已。如果不合适，他总可以换个工作，再去试试别的。

算我一个吧，弗格森说，我想我愿意试试。

但是其他人都没有接受。弗格森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婉言谢绝了，一个接一个地和麦克马纳斯握手道别，最后，桌边只剩下他们两人，弗格森和他未来的老板，由于麦克马纳斯的飞机要到七点才飞，弗格森决定翘了他的英国浪漫诗歌课，建议他们一起去街对面的西区酒吧，在更舒服的环境里继续聊。

他们在前面的小隔间找了个位置，点了两瓶健力士黑啤，简单地聊了会儿那时的哥伦比亚和现在的哥伦比亚，接着麦克马纳斯开始讲他要去的那个地方的地理状况，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直白口吻，谈起了纽约西北部那个快要死掉的世界，那里是全国唯一人口数量在下降的地区，他说，而其中布法罗的情况又最严重，过去十年里人口几乎减少了十万，曾经辉煌无比的布法罗，他这样说道，而且没有丝毫假装夸赞的口气，那里曾是运河与船运文化的明珠，现在却成了一片半空的荒原，只剩下破败和废弃的工厂、人去屋空的住宅以及封着木板或者已经塌陷的建筑，一座虽未经历轰炸或者战争，但却被摧毁的城市，然后，过了荒凉的布法罗，他又带着弗格森迅速参观了该地区的其他城市，用精心选择的修饰语，一一介绍了不中用的锡拉丘兹，贫血的埃尔迈拉，丑陋的尤蒂卡，倒霉的宾厄姆顿，还有破旧的罗马，这个罗马可从来没当过什么帝国的都城。

你这么一形容，还真……真诱人，弗格森说，那罗切斯特怎么样？

罗切斯特有点不一样，麦克马纳斯说，这里衰落的情况要好一些，比其他城市的速度要慢一些，所以多少还算稳固，至少现在是。全市总共有三十万人口，算上附近城市群的话，人口大约有一百二十万，所以《联合时报》每天的发行量才有二十五万份。当然是个棒球小联盟城市，但绝不是个二流小城市，毕竟有三A等级的红翼队，一直给巴尔的摩金莺队输送布格·鲍威尔、吉姆·帕尔默和保罗·布莱尔这类高蛋白食物，伊士曼柯达、博士伦、施乐的总部就在罗切斯特，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法兰奇芥末酱，自1904年以来就是每份美国热狗的忠实伴侣，换句话说，这个城市的人大部分都有工作，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往南跑或者搬到国外去。但另一方面，尽管有帆船和乡村俱乐部，有很棒的电影资料馆和不错的爱乐乐团，有所好大学和一所更好的音乐学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学院之一，但那里也有弗兰克·瓦伦蒂和黑帮控制的赌博、嫖娼和勒索这类非法勾当，以及大片滋生贫穷与犯罪的地区，有暴力充斥的黑人贫民窟，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其中的大部分人要么勉强过活，要么没有工作，要么吸食毒品，而且弗格森没忘记吧（他没有），1964年夏天，就在哈莱姆的骚乱发生一周后，罗切斯特也发生过三天的骚乱，三人死亡，二百家商店遭到抢劫或损毁，一千人被捕，随后洛克菲勒调来国民警卫队才最终平息了骚乱，在有据可查的历史中，那是警卫队第一次攻破了一座北方城市。

这时，弗格森提到了纽瓦克，1967年夏天的纽瓦克，以及在碎玻璃之夜，他和他母亲站在春田大街上是什么感觉。

所以你懂我在说什么，麦克马纳斯说。

遗憾地说，非常懂，弗格森回答。

春天有点儿冷，麦克马纳斯继续道，夏天挺舒服，秋天可以忍受，冬天很残酷。你走到哪儿都会看见乔治·伊士曼的名字，不过别忘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苏珊·B.安东尼也在罗切斯特生活过，就连埃玛·戈尔德曼还在上世纪末到罗切斯特组织过血汗工厂的工人们。对了——这一点很重要——不管你什么时候情绪低落，想一了百了，都可以去希望山散散步，那是全美最大、最古老的公墓之一，也是全城最漂亮的地方。我自己就经常去，尤其是想找个地方好好思考一下，抽几根又粗又胖的雪茄，那里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总能让头脑清醒过来，甚至有所启发。有三十万逝去的灵魂在那里安息。

罗切斯特的地上有三十万人，弗格森说，地下也有三十万人。我们的好朋友或许会称之为可怕的对称。

或者天堂和地狱的婚姻。

弗格森和卡尔·麦克马纳斯的第一场聊天就是这样开始的，聊熟之后，他们又在西区酒吧待了两个小时，讨论了弗格森会为报纸写的各种报道，刚起步时先要跑一段时间的本地新闻，如果表现令人满意，最终会去跑本州和国内新闻——好在麦克马纳斯认为这根本不在话下——他刚开始能拿到的薪水（很低，但不至于陷入捉襟见肘或者穷困潦倒的境地），以及报纸的员工与日常管理的具体细节，他们聊得越多，弗格森就越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对他用算我一个吧来回答骇人听闻这个词感到欣慰，而现在对麦克马纳斯有了一些了解之后，他意识到自己能从这个人身上学到很多，一开始没什么把握的罗切斯特，事实上是个又好又合理的选择，然后，他举起了左手给麦克马纳斯看（这是第一个问他手指是怎么没了的陌生人），并说道：我希望这个能阻止征兵局来烦我，好让我接受这份工作。

征兵局的事情就别担心了，麦克马纳斯说，你已经在我这报了名，没有人能同时加入两个军队的。

那个春天，一点一点地，他的心跳慢了下来，匕首从肚子里拔了出去。他买了一对新枕头，继续躲着葡萄柚，和诺拉又泡了三次澡。他订正了他的书稿校样。他订阅了三个月的《联合时报》，开始关注罗切斯特的日常生活。他申请加入了刚刚组建、名字古怪的哥伦比亚诗歌队，与欧本辛格，奎恩、弗里曼和季默一起到沙拉劳伦斯学院和耶鲁大学为学生现场朗读（在公共场合讲话不行，但朗读打印出来的翻译稿没问题），气氛火爆的活动结束后喝了很多酒，笑了很多（在沙拉劳伦斯学院），和一位美艳动人的女学生迪莉娅·彭斯聊了九十分钟，他特别想亲她，但是没有。他写完了文学研讨班的期末论文，也没有在天文学考试那天早上睡过头。一百个问题，每个对应五个可能正确的答案，弗格森只去听过一堂课，从没翻开过课本，所以他便从A到E乱蒙了一气，很欣慰地答对了百分之十八，足够拿到一个D的等级过关。然后，为了圆满结束他那场几乎微不足道的反抗行动，他又回到大学的书店，把课本卖给了他们，进而耍了书店两次。他们用六美元五十分买下了书。十分钟后，他沿百老汇大道往他在西107街的公寓走时，一个乞丐走上前来向他讨一毛钱。弗格森没有给他一毛，他把六美元五十分全塞进那人的手掌心，说，给你，先生。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送的礼物。敬赠给你。

他的书在5月12号出版了，精致的平装版，共七十二页，在《评论》办公室把书从纸箱里拿出来之后的几个小时，他很高兴地看着它们，把它们握在手里，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把二十本作者样书中的十五本都送给了朋友和亲戚。封面的插图复制了阿波利奈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张很有名的照片，照片上是威廉·阿波利奈利·德·科斯特洛维茨基缠着绷带的脑袋，他的太阳穴被弹片击中后刚刚做完手术：作为殉道者的诗人，在战壕淤泥中诞生的现代，1916年的法国，1969年的美国，双双困在了吞噬年轻人、永无止境的战争当中。三本书托给了哥谭书市代卖，另外三本给了八街书店，还有六本给了学校的平装书书房。不可估量的季默，弗格森的同学中他最亲近、最钦佩的朋友，为《观察报》写了这本书的书评，说的全是好话，溢美之词。“这部法国诗歌选集中的作品，不应仅仅被视为翻译，而是它们本身也有资格被称为英语诗歌，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学十分宝贵的贡献。弗格森先生有着一位真正的诗人的耳朵和心灵，在以后的岁月中，至少我会一次又一次返回来看这些出色的作品。”

太令人感动了。但戴维·季默就是这样的人，而一离开晨边高地，他也很快将要面对他们所有人要面对的大问题。具体到季默身上，他的窘境可以用一句韵文来表达。耶鲁还是监狱[4]。在耶鲁做四年的研究员，读文学系研究生，或者蹲两到五年的监狱，如果他们最终征召他入伍的话。耶鲁还是监狱。多么工整的一句小诗，无名之父创造的世界多好啊。

和哥伦比亚告别并不难，1969年春天，这里又在经历一场抗议和示威活动，纯粹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弗格森故意忽略了这些事情，但他会想念朋友们和他的一些教授，他不能继续接受他和诺拉在一起的几个晚上从她那儿受到的教育，他会想念她的，他也会怀念1965年秋天来到这里的那个满怀希望的男生，那个在过去四年里渐渐消失、再也不可能被找回来的男生。

6月中旬，弗格森去了白厅大街上的征兵局咳嗽并参加笔试，同一天早上，波比·乔治和玛格丽特·奥玛拉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天主教堂举行了神圣的婚礼，波比还会在那儿为巴尔的摩的双A棒球俱乐部担任首发接球手，碰巧也在这一天（据米尔德里德姨妈给弗格森写来的信里说），仍旧杳无音讯、已经永远逃走的艾米，在芝加哥参加了学民社的全国代表大会，这场满怀恨意的大会最终沦为一场愤怒的对抗，进步劳工党一派与后来被称为气象员的一个派别在战术和意识形态上发生了分歧，进而导致学民社这个政治组织的分裂以及它突然而惊人的覆灭。艾米在法学院的第一年，亨利姨夫和米尔德里德姨妈和她保持着不定期的联系，米尔德里德写信给她曾经独一无二的阿奇，是要告诉他艾米已经决定抛弃革命激进主义的妄想，投身更现实的女权主义运动。觉醒的时刻发生时，一个叫查卡·威尔斯的人，芝加哥黑豹党的新闻部副部长，突然站起来，开始毫无理由地用“阴道权力”这个说法攻击进步劳动党，说“超人是个废物，因为他甚至从来没有试着上过露易丝·莱恩”，几分钟后，黑豹党的另一位成员朱尔·库克呼应了这一观点，宣称他也支持“阴道权力”，“兄弟只是在告诉姐妹们，你们在革命中有一个战略位置：俯卧”。这是个老掉牙的笑话，艾米在过去几年已经听过几十次，但那天在芝加哥她终于受够了，她没有加入气象员——这个分裂出来的派别包括前哥伦比亚学生迈克·勒布、泰德·戈德、马克·拉德以及其他去年春季学期期末被哥伦比亚开除的人——她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出了大会中心。米尔德里德姨妈以她在谈论别人时经常使用的那种傲慢语气，在信的最后说道：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件事，阿奇，虽然你们两个已经不是情侣了。在我看来，我们的艾米似乎终于开始长大了。

波比·乔治说了我愿意。弗格森伸出他的左手，给一位美国军队的医生看了看。艾米走出了芝加哥体育馆，永远地退出了这场运动。这三件事有没有可能是在同一个时刻发生的？弗格森很愿意这么去想。

更有趣的是：到弗格森在7月初搬到罗切斯特时，波比已经晋级到国际联盟的三A级红翼队。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弗格森交情最老的朋友恰好也来了，简直不可思议，或许不会长待，但至少会到夏天过完、棒球赛季结束之后，正好是适应环境和安顿下来的头几个月，波比和他的新娘玛格丽特，两个他从小就认识的人，小时候在蒙特克莱尔，漂亮的麦吉·奥玛拉穿着花短裙和耷拉到脚踝上的袜子，在卡诺比奥夫人的幼儿班冲着顽皮淘气、用嘴喘气的波比·乔治吐舌头，现在二十一岁的玛格丽特依然漂亮，更成熟了，凡事都有主见，还拿到了罗格斯大学的商务管理学位，而从来都平易近人、精力充沛的波比则正在爬着梯子走向大联盟，一段不太般配的姻缘，弗格森感觉，反正他没料到，不过波比能说服玛格丽特嫁给自己，一定意味着在军队里当了一年半的职业棒球员之后，他也终于开始长大了。

至于艾米，现在已经与他无关，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在乎她在做什么或者没做什么，但弗格森确实在乎，永远无法让自己完全不在乎，几个月过去了，他对艾米不加入芝加哥气象员派的决定越来越感到宽慰。他那些哥伦比亚的老朋友都疯了。伟大的“无意识一号”那难以控制的力量，已经阻挠了他们的理想主义冲动，破坏了他们理性思考的能力，经历了一系列错误的估计、错误的结论以及建立在这些错误估计和错误结论上的错误决定之后，他们把自己逼到了墙角，已经别无选择，只能相信一两百个中产家庭出身的前学生，在没有追随者，在全国各地也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可以领导一场革命，最终推翻美国政府。这个政府正在毁掉年轻一代，把其中最贫穷、受教育最少的人送去战场，打一场本该结束但并还没结束的战争，而那些特权阶层的年轻人则在自我毁灭。艾米走出芝加哥大会会场八个半月之后，她的哥伦比亚学民社老朋友泰德·戈德以及他的气象员同仁戴安娜·奥顿和特里·罗宾斯，在纽约西11街上的一座联排别墅中被炸身亡，在房子的地下室制造管状炸弹时，他们中有个人不小心搭错了电线。奥顿几乎被完全炸没了，唯一能用来确定她身份的是废墟中找到的一截断指的指纹。罗宾斯也被炸得片甲不留，他的皮肤和骨头在煤气总管引爆后发生的大火中烧成了灰烬，他的死亡直到气象员派传出消息说他当时和另外两人在一起之后才得以确认。

7月1号，弗格森开着那辆老英帕拉北上罗切斯特，不过他在《联合时报》的工作要到8月4号才开始。五个星期来适应新环境，找公寓，把钱转到当地的银行，和波比、玛格丽特一起玩，等待征兵局给他寄来新分类，看着两位美国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见证肯尼迪的承诺得以实现，继续他在纽约时便开始的项目，翻译弗朗索瓦·维庸的诗歌，以及慢慢把纽约忘掉。他能找到的花钱最少、面积最大的公寓，位于一个名叫南楔子的破败街区，这是城东的一片居民区，离杰纳西河不远。麦克马纳斯钟爱的希望山只有几步之遥，罗切斯特大学和一大块名叫高地公园的草场也在附近，每年春天这个公园会举办丁香花节。物价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很低，以每月八十七美元的价格，他就租下了克劳馥大街上一幢三层木房的整个顶楼。房子本身没什么可看之处，裂了缝的天花板和快散架的楼梯，堵塞的雨水槽和外墙脱落的黄油漆，但弗格森一个人占着三个配备了家具的房间和一个厨房，而且比起西107街上的暗无天日，这里下午从窗户涌进来的阳光对他的精神健康更有好处，所以他愿意忽略房子的不足。房东住在公寓的一楼，尽管克劳利夫妇对伏特加的嗜好经常导致他们在半夜吵架，但他们对弗格森从来都很和气，克劳利夫人未婚的弟弟查理·文森特也是，查理是一名二战老兵，住在二楼，靠每月的残疾补助生活，为人还算随和，每天几乎什么都不做，就是抽烟、咳嗽和看电视，以及偶尔在半夜做噩梦，撕心裂肺地喊斯图尔特！斯图尔特！叫声很大，充满了恐惧，弗格森隔着楼板都能听到，但谁又能责怪查理时不时会放松警惕，重新体验他的过去，谁又能不怜悯那个二十六年前被送到太平洋上打仗，然后带着一脑子噩梦回到家乡的少年？

事实是，还没怎么和他们一起玩，波比和玛格丽特就要离开了。弗格森和他们吃了一顿晚饭，去看了一场波比代表红翼队打的比赛，但他7月1号到达时球队正在外面打比赛，波比10号才回到罗切斯特，四天之后，金莺队的接球手在本垒板那儿和一位纽约洋基队的球员撞在一起弄伤了手，而在三A级的前三个星期里击球率达到三百二十七的波比，受邀加入了排名第一的巴尔的摩，如果他能顶住美国联盟的投球，以后他很可能就不用再打小联盟了。没法不替他高兴，没法不为他的晋级欢呼——但也无法不为他们要离开而开心，尽管弗格森不愿承认这一点。

这和波比没关系。波比还是过去的那个波比，虽然年长一些、经验丰富一些、反应也更快一些，但还是那个心胸宽广的大男孩，从来不会对任何人有坏念头，弗格森最忠诚、最亲爱的朋友，比任何人——包括艾米，尤其要算上艾米——都爱他的人，那天晚上在罗切斯特的新月海滨饭店吃饭时，波比多快活啊，每隔十四秒钟抱一次玛格丽特，聊着以前在蒙特克莱尔的日子，他们在高中二年级的光辉岁月，那时候弗格森的手还完好无损，他们在一个队打球，是那支十六胜两负的联合会冠军队、打出了那场比赛的球队中年纪最小的先发投手。波比当然会说起那场比赛，因为他从来都说不够，当弗格森叫他为玛格丽特再讲一遍时，波比笑了笑，在妻子的脸上亲了一口，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六年前那个5月的下午。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他说，我们和布鲁姆菲尔德打到最后一局了还是一比零，一个人下场，两个人上场，阿奇在三垒，凯莱布在二垒，凯莱布·威廉姆斯就是朗达的哥哥，然后福尔图纳托上场，马提诺教练示意短打，敲了两下帽檐，然后摘下帽子，挠了挠头，这就是信号，而且是他唯一一次给出这个信号，不仅是一个短打，来冒险跑垒抢一分，而是两个冒险跑垒抢两分。历史上还从没有人想出过这种打法，但萨尔·马提诺想到了，因为他是个棒球天才。这个打法执行起来很难，因为你需要二垒上有一个速度很快的跑垒员，但凯莱布快得不得了，是球队最快的跑垒员，球投了出去，福尔图纳托打出了一个很好的短打，朝投手丘右边打出的一个慢速球。投手到那儿时，阿奇已经跑过本垒板把比分拉平了。投手没办法了，便往一垒投，福尔图纳托还差了三四步的距离。但投手没有意识到，就在他要挥舞手臂准备投球时，也就是阿奇跑起来的时候，凯莱布也开始跑了，到第一守垒员接住球时，凯莱布已经跑过了四分之三的距离，马上就要到本垒了。布鲁姆菲尔德的所有人都在朝第一守垒员大喊，投球！投球！于是他朝本垒把球扔出去，但扔得太晚了，虽然球稳稳地钻进了接球手的手套，但晚了几秒钟，凯莱布滑向本垒，赢得了决胜分。凯莱布在飞起来的尘土里举着双臂跳了起来。反败为胜，靠一个摇摇摆摆、几乎不值一提的短打球赢得一场大胜利。我这辈子没见过那种场面。从那会儿到现在我打过几百场球，但那是我在棒球场上见过的最棒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在我心目中永远排名第一的时刻。两个跑垒得分，先生们女士们，球只飞了不到三十英尺。

不，问题不是波比，那会儿他那种无人能效仿的波比性格正在全面绽放，问题是玛格丽特，她七岁时喜欢过弗格森，十二岁时给他写过一封匿名情书，高中几年一直对他眉来眼去，安——玛丽·杜马丁回比利时后她欢呼雀跃，四年级时和艾米分开的四个半月里，他唯一有过感觉的女生就是她，要不是波比当时很喜欢她，他的舌头肯定会伸进她嘴里，他帮着波比传话时，她嘲笑他是大鼻子情圣西哈诺，无聊但聪明至极、美得让人心痛的玛格丽特，出于他完全无法理解的原因，现在却成了他交情最老的朋友的妻子，波比在滔滔不绝地说两次冒险跑垒抢分时，她根本没怎么注意听，这让弗格森很惊讶，丈夫说话时她一直在看桌子对面的他，而不是自己的丈夫，用眼神贪婪地打量他，仿佛在对他说，是的，我和这个善良的傻大个儿已经结婚一个月了，但我仍然在想你，阿奇，这么多年来，你怎么能拒绝我，我们明明从一开始就是天作之合，我现在就在你面前，来征服我吧，管他会有什么后果，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爱的人只有你。反正在新月海滨酒店的餐厅里时，弗格森从她看他的样子推测是这样，而且事实是他也被她挑逗了起来，一个孤零零、没爱做、没人爱的单身汉，以陌生人的身份来到一个新城市寻找爱情，他怎么能不被她抛来的眼神勾引，要是她和波比没去巴尔的摩，谁也说不准那年夏天他会不会向她屈服，毕竟他们会有无数单独见面的机会，比如在波比去遥远的路易斯维尔、哥伦布和里士满各地打比赛的那些晚上，他会有多少次接受邀请去她的公寓吃晚餐，他们会一起喝多少瓶红葡萄酒，他的抗拒迟早会松懈下来，是的，他们面对面坐在酒店餐厅里时，她的眼神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投降吧，投降吧，阿奇，弗格森明白，如果她留下来，他内心可能没有那么强大，能忍住不对她下手，所以他非常高兴看到她离去。

去年，那些同心圆融合成了一张密实的黑色圆盘，一张密纹唱片，A面上只有一首布鲁斯歌曲。现在唱片被翻了过来，反面上是一首哀歌，歌名叫《主啊，您的名字叫死亡》。旋律飘进弗格森的脑子里时，他刚开始在《联合时报》工作没几天，8月9号，歌曲的第一节带着查尔斯·曼森和泰特——拉比安卡凶杀案这些词从加利福尼亚飘来，没过多久又转了调子，唱起了年轻的马歇尔·布鲁姆在万圣节前夜自杀身亡，他是解放通讯社的联合创始人，弗格森曾认真考虑过毕业后直接去那儿工作，到了深秋，歌词过渡到威廉·凯利中卫和南越的美莱村大屠杀，然后，随着六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进入最后一个月，芝加哥警方放声高歌了一段响亮的断奏副歌，枪杀了正在熟睡中的黑豹党成员弗莱德·汉普顿，两天之后，滚石乐队登上阿尔塔蒙特的舞台，演唱了剩下的歌曲，一帮地狱天使扑向人群中一名挥舞手枪的黑人青年，当场将他捅死了。

伍德斯托克第二。花之子和大坏蛋。看吧，白天多么迅速地消失在了黑夜中。

在法官尤里乌斯·霍夫曼的命令下，嘴被塞着的波比·希尔被绑在了椅子上，芝加哥八人案最终变成了七人案。在10月发生的“愤怒之日”期间，气象员派的成员像神风突击队一样向两千名芝加哥警察发起了攻击，弗格森的旧日同学武装上橄榄球头盔和护目镜，裤子外面穿着护身双丁裤和护裆杯，拿着铁链、钢管和木棍要与警方决一死战。他们中有六人中枪，数百人被押上了囚车。目的是什么？“把战争带回家来。”他们大吼道。可战争什么时候没有在家里打？

四天之后：越战暂停活动日。数百万美国人说了同意，在那二十四个小时，美国的一切几乎都停止了。

活动日整整一个月之后：七十五万人走上华盛顿街头要求结束战争，这是新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示威。那天下午，尼克松看了一场橄榄球赛，并告诉全国，示威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12月，在密歇根州弗林特举行的气象员组织集会上，伯娜丁·道恩盛赞查尔斯·曼森杀死了“那些猪”，指怀孕的莎伦·泰特和其余同她一起在家中被杀的人。弗格森的一位哥伦比亚老同学站起来说：“我们反对白鬼子美国所有一切的‘美好与不错’的东西。我们会烧，会抢，会破坏。我们是你母亲噩梦的孵化机。”

随后，他们便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公开露过面。

而弗格森重新扮演起以前的角色，回到了小圆圈中央最小的那个点上，环绕着他的圆圈不再是哥伦比亚和纽约，而是《联合时报》和罗切斯特。在他看来这算是个公平的交换，现在他已经获准免服兵役（开始工作的三天前收到了他的4-F通知），只要他能证明自己，那份工作就是他的了。

罗切斯特有两份日报，所有者都是甘尼特出版公司，但两份报纸的目的不同，价值观也不同。晨报虽然叫《民主记事报》，但坚定地站在共和党一边，支持商业，而晚报《联合时报》更偏向自由派的阵营，尤其现在由麦克马纳斯挂帅之后。自由派好过保守派，这是当然，虽然它最终已经变成中间道路的又一种叫法，与弗格森在当前政治议题上的立场还有些距离，但就眼下来说，他很满足于他现在的位置，为麦克马纳斯写稿，而不是在《东村别论》《硕鼠》或解放通讯社工作，解放社在激烈的分裂之后变成了两个独立组织，一派是在纽约城走强硬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派是生活在马萨诸塞州西部一家农场上的反文化梦想家，马歇尔·布鲁姆就是在那座农场自杀的，年仅二十五岁，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随着他的死去，弗格森也开始对极左新闻闭塞的世界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有时候就像从已经解散的学民社分出来的那些小派别一样疯狂，加上《洛杉矶自由新闻报》现在定期连载查尔斯·曼森的专栏，弗格森已经不想和那个世界有任何瓜葛了。他痛恨右翼，他痛恨政府，但现在他也痛恨极左翼的虚假革命，而如果这意味着得为《罗切斯特联合时报》这样走中间道路的报纸工作，那他就走。毕竟总得有个起点才行，而麦克马纳斯答应了要给他真正的机会——如果他能证明自己。

开端很艰难。他被分到了都市版，是几个记者中年纪最小的，上级叫乔·邓拉普，这个人正确或不正确地将弗格森视为麦克马纳斯的宠儿，他毕业于常春藤的高徒，新记者团队中的被选中之人，邓拉普有意对弗格森很苛刻，弗格森交给他的稿子很少不被改得面目全非，不光是导语和报道倾向，还有用词本身，而且总是会伤害到报道的整体，弗格森觉得，非但没把文章改好，反而弄得更糟，邓拉普的编辑大斧仿佛不是用来修枝剪叶而是用来砍树的。在西区酒吧第一次谈话时，麦克马纳斯就曾警告过他这一点，并且指示他决不许抱怨。邓拉普就是新兵训练营的中士，目的是为了摧垮他的意志，而弗格森作为没受过训练的三等列兵，必须听从命令、闭紧嘴巴，不让自己的意志被摧垮，无论他有多少次想照脸给邓拉普一拳。

其他同事没有那么难相处，事实上，有些还特别讨人喜欢，这些人一点一点地开始被他当成了朋友，其中包括：汤姆·贾内利，一个胖乎乎的秃顶摄影师，来自布朗克斯，经常会和弗格森一起出门采访，能惟妙惟肖地模仿二十多位好莱坞男女明星的声音（他学的贝蒂·戴维斯无与伦比）；南希·斯皮罗内，刚从罗切斯特大学毕业，在女性版任职，正在攻读下班后调情专业的高级学位，因此帮他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让他没有夜夜孤枕难眠；维克·豪泽，体育版记者，一直在跟踪波比在金莺队的表现，当金莺队在世界大赛中对战大都会队，波比在一次上场后的四次击球中有两次安打时，维克的高兴程度不亚于弗格森。除了报社这些他慢慢熟悉并喜欢起来的人外，还有这份报纸本身，报社大楼和每天在里面工作的几百名员工，编辑和影评人，接待员和话务员，讣告记者和钓鱼专栏作者，在各自的桌旁录入稿件的记者，在楼层间穿梭的送稿员，以及楼下那间庞大的印刷厂，每天早晨印出一期新报纸，让它在中午之前及时到达街上的售卖点，尽管脾气不好、乱删稿件的邓拉普就像是爱德华·英霍夫第二，弗格森还是很享受自己能成为这个熙熙攘攘的复杂群体中的一员，从来没有后悔自己做出的决定。

不后悔。虽然南希·斯皮罗内是个无牵无挂的单身女郎，和诱人但属于禁区的玛格丽特·奥玛拉·乔治不一样，但弗格森从一开始就知道她并不是答案。不过，在罗切斯特的前九个月里，他一直在跟她约会和上床，和一个他喜欢但是不可能爱上的女人，搞一段不够激情、时断时续的风流韵事，这在他人生中还是第一次。南希是本地人，带着他在城里到处逛，介绍他吃到了罗切斯特一家著名的星期五之夜油炸鱼，拉着她去一个名为尼克·塔霍热菜馆的地方，品尝了罗切斯特又一道特色菜“垃圾盘”（弗格森发誓只要他还活着，就永远不会重复这次经历），还和他一起去伊士曼电影档案馆看了好几部老电影，包括布列松的《死囚越狱》和卡赞拍摄于1945年的催泪大片《布鲁克林有棵树》，让他俩抽噎着流下了一大摊必不可少的荒唐的眼泪。南希是个聪明随和的女孩，喜欢看书，是一位有才华的记者，同样是以麦克马纳斯新一波孩子的身份加入了《联合时报》，一双黑眼睛，深褐色的短发，大圆脸（南希自己称之为她的小露露脸），或许有点偏胖，但足够性感，让弗格森在他们一个多星期或者十天没见面时渴望她的身体。他无法爱上南希，不是她的错，但南希想找丈夫而他一点儿都不想找老婆，也不是他的错。12月中旬，他去佛罗里达和父母过周末，明白了他和南希没有未来，但回来之后还是继续跟她交往了四个月，就像以前那样过一天算一天，直到南希找到了一个愿意娶她的男人，这是件好事，弗格森决定，因为在没法爱上南希·斯皮罗内的那几个月里，他开始意识到尽管已经将近两年没有见到艾米，他仍然没有从失去艾米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他仍然在为她的离去感到哀痛——就好像在离婚甚至死亡的余波中依然心存幻想，对此他无能为力，只能继续幻想，一直等到他不再有任何感觉为止。

距离他上次见到他父母，又快过去一年了，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佛罗里达南部那个陌生世界，变成了爱晒太阳的动物，两位皮肤黝黑、看起来很健康的前北方人，在无雪之地工作和生活，鼓吹在覆满沙子的土地上散很久的步（他母亲）和从1月到12月每天早上都在户外打网球（他父亲），是的，再一次见到他们，弗格森很高兴，但是自从上次来看他们之后，两个人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星期五傍晚他们去机场接他时，这些是他首先注意到的东西。他母亲可能没怎么变，还是东奔西走，在《先驱报》忙她的摄影工作，而且最喜欢和她儿子聊的就是报纸的事情，但过去六个月她一直在试着戒烟，也胖了一些，可能有十或十二磅，这让她看起来有点儿不一样，老了一点，同时又年轻了点，如果这可能的话。相比之下，他父亲已经快五十六岁，每天打网球，依然强壮，但弗格森还是注意到他有点衰老了，头发灰了许多也薄了许多，走路超过五十或者一百码还有些跛（肌肉拉伤，或者是常年脚疼），不再是那个在他的工作台旁麻木、沉默地修修补补的曼奈特医生，而是《先驱报》分类广告部的一名员工，他坦陈自己很喜欢甚至热爱这份工作，但他也因此变成了卑微的鲍勃·克莱切特，弗格森禁不住想到，从三兄弟家世界到现在，真是一场漫长耗时的衰落。

星期五到星期天的访问中最美好的一天是最后一天，他们一起去了科林斯大道上的小狼餐厅，慢慢悠悠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早午餐，刚出炉的洋葱面包和熏鱼的美味在餐厅中弥漫，他们三个人一起吃了熏鲑鱼炒鸡蛋以纪念弗格森的外婆，还聊了她的很多事，以及弗格森的外公和现在已经不知所终的迪迪·布莱恩特，但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弗格森的母亲在问他各种有关罗切斯特和《联合时报》的问题，想知道一切的一切，而弗格森尽量把一切都跟他们讲了，除了他和南希·斯皮罗内的关系，因为他父亲很可能接受不了，想到他儿子跟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意大利裔女孩交往，无疑会让他很不高兴，进而来一堆我们对他们的言论，说什么schvartzes和shiksas[5]（弗格森痛恨这两个字眼儿，意第绪词汇中最丑陋的两个词），所以他漏掉南希没讲，只是聊了聊麦克马纳斯和邓拉普，还有波比·乔治去年7月在波士顿打出了他的第一个大联盟的本垒打，再过四个月就要当父亲了，还讲了他写过的一些报道和他住的那间破破烂烂的廉价公寓，进而让他母亲问出了所有母亲都会问子女的那个问题，且不论这个子女是还在尿裤子的小孩，还是已经二十二岁的大学毕业生：

你还好吗，阿奇？

我有时候会想自己到底在那儿干吗，弗格森说，但我觉得我还行吧，现在还在适应摸索，基本上不错，对工作多少也算满意，不过有一件事很清楚，有一件是绝对确定无疑，那就是我可不打算一辈子都待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

三级火灾。一起未解凶案的二十周年纪念日。当地高校的反战活动。偷狗团伙被捣毁。公园大道发生致命车祸。城西的黑人居住区成立新租户协会。在乔·邓拉普怀疑的注视下，弗格森辛苦地做了五个月人微言轻的新记者后，麦克马纳斯把他调离都市版，给他下了一项重大任务。很显然，弗格森通过了测试。并不是他很清楚测试的具体性质或者麦克马纳斯测试他的标准是什么，但无论是怎么发生的，唯一能做出的结论是，老板觉得他可以晋升到下一个级别了。

圣诞节第二天早上，麦克马纳斯把弗格森叫到他的办公室，讲了一个他近来一直在琢磨的想法。六十年代基本上已经结束，他说，离大球落下来[6]还有不到一个星期了，写一组文章回顾一下过去的十年，看看它们如何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弗格森觉得怎么样？不是按年代顺序来写，也不是大事年表，而是更实质些，一系列讨论各种相关话题的稿子，每篇两千五百字左右，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反文化运动的兴起，艺术、音乐、文学和电影的进步，太空计划，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互相矛盾的立场，重要公众人物屡遭噩梦般的刺杀，种族冲突与美国城市中燃烧的贫民窟，体育、时尚、电视，新左翼的崛起与衰落，右翼共和党主义与安全帽的愤怒，黑权运动的演进和口服避孕药革命，从政治到摇滚到美国语汇的变迁，不一而足，描绘一下这个喧嚣动荡到让马尔科姆·艾克斯和乔治·华莱士，让《音乐之声》和吉米·亨德里克斯，让贝里根兄弟和罗纳德·里根同时出现在一个国家的时代。不，不是一般的新闻报道，麦克马纳斯说，而是一次回顾，提醒一下《联合时报》的读者十年前他们在哪儿，现在又在哪儿。这是在晚报工作的好处之一。更多的余地、更多的时间供你挖掘、调查，更多的机会来撰写深度报道。但绝不能是干巴巴的重复讲述。他需要的不是学术历史，而是有嚼劲儿的文章，麦克马纳斯希望弗格森在做调查时，每读一本书和过刊，都要对应地采访五个人。如果联系不上穆罕默德·阿里，那就找到他的教练兼助手安吉路·邓迪，如果打不通安迪·沃霍尔的电话，他就给罗伊·利希滕斯坦或者里奥·卡斯特里打。第一手的信息源。某件事发生时，做这件事或者当时在场的人。他说得够明白吗？

嗯，他说得很明白。

弗格森有什么看法？

我完全支持，弗格森说，不过你想要几篇稿子，可以给我多少时间来写？

我觉得八到十篇吧。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写一篇，这个时间够吗？

如果我暂时放弃睡觉的话，应该可以。那我写完要交给邓拉普先生吗？

不用，你和邓拉普没关系了。这组报道你直接和我合作。

那我该从哪儿，怎么开始呢？

回你的办公桌，想十五到二十个点子。话题、标题、想法，你觉得什么最迫切就写什么，然后我们再来制定总体的计划。

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表达这对我有多重要了。

这种工作就得年轻人来做，阿奇，而你是我手下最年轻的人。我们拭目以待。

弗格森把所有心血都倾注到了这些文章中，因为他在报纸的未来取决于它们。他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翻阅了一百多本书、近一千期杂志和报纸，不仅跟安吉路·邓迪、罗伊·利希滕斯坦和里奥·卡斯特里通了电话，还采访了其他几十人，集合了各种声音来为他写的文字伴唱，回顾刚刚过去的岁月中的好时光和坏时光，八篇文章，每篇两千五百字，内容涉及政治、总统、乱哄哄的社会异议，顺带还探讨了约翰·贝里曼如音乐般的《梦之歌》，《雌雄大盗》结尾的慢镜头屠杀场面，以及某个周末在罗切斯特以南二百五十英里的纽约州农场上，五十万美国儿童在泥浆中跳舞的盛况。总体来说，麦克马纳斯对结果是满意的，只对他的稿件做了些许改动，这是整个写作中最让弗格森感到满足的地方，但老板还很欣慰的是，文章发表后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其中大部分评价很积极，诸如“非常感谢A.I.弗格森带领我们在记忆的小路漫步”，但也有不少负面评价，抨击弗格森“戴着赤色眼镜看待我们伟大国家”，这有点刺痛，他不得不承认，尽管他之前一直在预料更糟糕的情况。但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些年轻记者对他强烈的敌意，不过他猜游戏就是这样玩的，扭打着抢球时每个人只能顾自己，正如他每次又发表一篇文章后南希指出的那样，他们的憎恨只能证明他做得有多好。

系列报道本来应该有十篇文章，但弗格森在准备开始写第九篇时（谈长发、迷你裙、彩色念珠、白色皮靴——六十年代中晚期的时尚新潮），又一次重击从彼岸袭来，他不得不中断了这个系列。最近几个月里，反战运动相对比较平静。美国军队逐步撤退，所谓的战争越南化，以及新的征兵抽签制度，都是促使运动趋于缓和的原因，但接着，1970年4月的最后几天，尼克松和基辛格突然入侵柬埔寨，进一步扩大了战争。美国公众的意见仍然一分为二，差不多一半人支持一半人反对，也就是说半个国家支持这一行动，而另一半，那些在过去五年里一直在参加反战游行的人，将这场战略性侵犯视为所有希望的终结。数十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学生们在各大高校组织大规模示威活动，在俄亥俄州的一所校园，神经紧张、训练不足的国民警卫队年轻士兵朝学生开枪射击，三分钟的扫射导致四死九伤，在肯特州立大学发生的事情让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他们不由自主地张开嘴，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一声响彻全国的嚎叫。第二天早上，5月5号，麦克马纳斯派弗格森和摄影搭档汤姆·贾内利去布法罗大学报道那里的示威活动，突然间，他不再调查过去的几年了，而是再次活在了当下。

2月底、3月初时，布法罗大学已经发生了几周的激烈对抗，但在肯特州立大学事件之后，就连更加克制的爆发，也比弗格森在哥伦比亚见过的任何事更疯狂，尤其是他到那儿之后的第二天，布法罗春寒料峭，地上的雪还没有融化，寒风从伊利湖上呼啸而来。没有建筑被占领，但气氛更紧张，也可能更危险。近两千名学生和教授遭到了头戴钢盔、手持枪支、警棍和催泪瓦斯步枪的防暴警察攻击。有人扔石头，有人扔砖头，警车和学校大楼的窗户被砸碎，头和身体遭到猛击，弗格森再次发现自己陷在了交战双方的正中央，但这次要更可怕，因为布法罗的学生比哥伦比亚的学生更愿意抗击，其中一些愤怒、失控到了让弗格森觉得他们甚至愿意赴死的程度。不管他是不是记者，他和他们一样毫无保护，同两年前他被牵扯到冲突中导致头和手受伤差不多，这一次，他也和其他人一起遭到了催泪瓦斯的袭击，他拿着一块湿手绢一边捂着刺痛的双眼，一边把午饭都吐到了人行道上，这时，贾内利抓住他的胳膊拉着他往外走，去寻找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的地方，几分钟后，他们在校外的主街和明尼苏达大道的交叉口停了下来，弗格森把湿手绢从脸上拿下来，睁开双眼，看到一个年轻人抡起一块砖头扔向了银行的窗户。一两天之内，全美四分之三的高校都发生了罢课示威。四百多万学生加入抗议人群，罗切斯特的各所高校一所接一所地关闭，暂停了剩余学年的课程。

布法罗的稿子交上去之后第二天，弗格森和麦克马纳斯在《联合时报》的大楼入口简单地聊了会儿。两人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来往的车流人流，都不太愿意承认继续刊发有关六十年代的文章不会有任何意义。八篇就够了，第九和第十篇已经没必要了。

南希·斯皮罗内在学生罢课初期找到了新的对象，弗格森把接下来的六个月浪费在了追逐两个完全不值得追的女人身上，她们的名字略去了，因为根本不值一提。弗格森变得躁动不安，或许在罗切斯特待了一年半之后，他已经受够了这座小联盟城市，猜想他是否该去别处的报纸碰碰运气，或者干脆退出新闻行业，试着靠当翻译来谋生，因为无论他有多享受高速写作的压力，最终还是跟维庸十五世纪的法语搏斗更让他有满足感，虽然时间有限，可他还是轻松地翻出了一份还不错的《小遗言集》初稿，《大遗言集》也初步翻完了一半，当然，他肯定没法只靠翻译诗歌养活自己，但时不时翻一本厚厚的散文集，也可以帮忙付些账单，而且退一步说，就算他还要在罗切斯特多待一段时间，那么搬离克劳馥大街上那个破破烂烂、蟑螂出没的垃圾堆，找个好点儿的住处不是更合理吗？

1971年1月，1971年2月，这座凄凉的寒冬边陲一年中最黑暗、寒冷的日子，在这个时节里只会发生一些凄凉的事情，只适合幻想死亡，做生活在热带的白日梦，但就在弗格森开始考虑他应该钻到几床厚厚的被子底下，在床上度过接下来的三个月时，《联合时报》的工作突然再次有趣起来。马戏团又回来了。狮子和老虎正在咆哮，人群开始在大帐篷下聚集，弗格森匆忙穿好他走钢索的全套装束，手忙脚乱爬着梯子登上平台，站到了他的位置上。

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之后，他被分到了国内版，在亚历克斯·皮特曼的领导下工作，皮特曼是个直觉敏锐的年轻编辑，脾性要比邓拉普好一些。从前一年5月到这一年的2月，弗格森在一周一周漫长的工作中交上去了几十篇稿子，但没有哪篇能比这一年上半年发生的两件大新闻更引人瞩目，而且奇怪的是，后来发现这俩新闻其实只是同一件事的不同版本：给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些未了结的鸡零狗碎做了个收尾，因为有人勇敢地窃取了政府的机密文件，并将之公之于众，而这就意味着尽管六十年代从编年上说已经结束，但它没有结束，事实上才刚刚开始——又从头开始了。3月8号，一群此前不为人知、暗中行动，并自称是公民调查联邦调查局委员会的激进分子，潜入宾夕法尼亚州名字怪异的小城梅地亚[7]的一间只有两个人的政府小办公室，偷走了一千多份秘密文件。到第二天，这些文件已被寄到全国各地的新闻机构，暴露了联邦调查局的秘密间谍行动——COINTELPRO（反情报计划）由J.埃德加·胡佛于1956年牵头成立，旨在反复骚扰美国还剩下的十四名还是二十六名共产党员，但随后又进一步扩大范围，开始针对更多组织的成员，包括黑人民权运动组织、反越战组织、黑人权力运动组织、女权运动组织，以及新左翼的两百多个组织，其中就包括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气象员。不光监视他们，还派线人和内奸打入各组织内部搞破坏，让它们名誉扫地，就这样，六十年代激进分子那种疯子般的恐惧原来确有其事，老大哥确实在监视他们，无名之父最疯狂、忠诚的士兵，又矮又胖的J.埃德加·胡佛就是其幕后主使，这个人在四十七年的职业生涯中积聚了庞大的势力，以至于总统听到他敲门都得哆嗦一下。文件揭露了数百起罪行，以及数百起诋毁无辜之人名誉的卑劣行为，而其中最卑劣的要数针对维奥拉·里欧佐的抹黑，她曾是弗格森一篇文章中的主题，这位底特律的家庭主妇是五个孩子的妈妈，去阿拉巴马州参加塞尔玛——蒙哥马利游行时，仅仅因为打开车门让一名黑人搭便车，便遭到了三K党一群暴徒的杀害，其中有个凶手叫加里·托马斯·罗，“已被证实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然而胡佛竟敢写信给约翰逊，告诉他里奥佐夫人是一名共产党员，抛下自己的孩子是为了和民权运动中的黑人做爱，这个虚假指控暗示的是，她一直与人民为敌，因此死有余辜。

反情报计划丑闻三个月之后，《纽约时报》公布了“五角大楼文件”，这一事件弗格森也进行了追踪报道，包括事件背后的故事，如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如何把文件夹带出大楼，交给了《时报》记者尼尔·希恩，一度备受唾弃的《纽约时报》冒险公布机密文件，或许是为它在1968年刊登的谎言赎罪，皮特曼、麦克马纳斯和弗格森一致认同，这是美国新闻业的光辉一刻，美国政府的连篇谎话突然间赤身裸体站在了全世界面前，都是此前从未在任何媒体报道过的事件，如针对柬埔寨和老挝的秘密轰炸、在北越沿海发动的突袭，但除此之外，在此之前，数千页文件还勾勒出了曾经看似有意义的事情一步步彻底塌缩为无意义的整个过程。

随后，马戏团再次离开，而弗格森落入了哈莉·道尔的怀抱，这个二十一岁的曼荷莲学院学生，暑假时在报纸做兼职，是他搬到北方来之后认识的第一个有可能最终打破艾米魔咒的女孩，人很聪明，很有见解，在罗马天主教家庭长大，但已经脱离了信仰，因为她不相信处女可以做母亲或者死人能从坟墓里爬出来，不过她在内心深处依然确信，温顺之人会承受地土，美德本身就是回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为人处世的准则，要比努力遵守黄金律[8]的训诫更合理，因为后者是在逼人把自己变成圣人，只会带来罪疚和无止境的绝望。

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或许甚至还是一个智者。个子算小，但不是娇小，五英尺四或者五英尺五英寸，身形苗条、灵活，鼻子上架着一副老奶奶眼睛，非常金黄的头发，黄到让人觉得她好像是已经长大的金发姑娘，虽然她的金发很吸引弗格森，但哈莉的脸才是真正的谜团，一张既平凡又漂亮的脸，时而呆滞无神，时而活泼灿烂，头稍微转一下或者歪一点儿，脸的样子就会发生变化，现在是一只满头金发的老鼠，现在是一个惊艳的白石少女，现在几乎平淡无奇，现在容光焕发、摄人心魄，一张平凡普通的爱尔兰脸，可以在眨眼间变成银幕之下见过的最美丽销魂的面孔。他该拿这个谜题怎么办？不怎么办，弗格森决定，什么都不做，唯一的答案就是继续看她，感受永远不知所措带来的越来越愉快的兴奋感。

她在罗切斯特长大，暑假回来是为了卖掉她家在东大道上的房子，因为她的科普作家父母年初搬到了洛杉矶生活，这里的房子就变多余了。《联合时报》的工作是她父母的一个老朋友帮忙介绍的，可以更有效率地打发时间，总比无所事事要好——此外还有机会赚点外快。

暑假里是新闻编辑室的临时助理，但平日是英语——生物专业双修的学生，秋天开学后就要念大四了。一位刚开始写诗的诗人，长期计划是去念医学院，然后当一名精神病学家，最终受训成为精神分析学家，这些已经够让人佩服了，但让弗格森更钦佩的是上两个暑假她是怎么过的：住在纽约，在东4街和A大道上的一家自杀求助热线中心接电话。

换句话说，他心想，他在听着唱片播放那首耸人听闻、让人泄气的《主啊，您的名字叫死亡》时，哈莉却在努力拯救生命。不是艾米和很多其他人相信的那样，一次拯救一切，而是一次拯救一个。跟某个人在电话里聊，慢慢说服他不要扣动正指着他脑袋那把枪的扳机。第二天晚上又和某个女人通话，慢慢说服她不要吞下紧紧攥在手里的那瓶药。没有从下往上重塑世界的冲动，没有革命的反抗行为，只有在她生活的这个破碎世界里做点儿好事的承诺，和一辈子帮助他人的计划，这不是政治行为，倒有些像宗教行为，一种没有信仰或教条的宗教，只相信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的价值，这个从医学院开始的旅程，在她完成自己的精神分析学训练之前，会一直继续下去，艾米和其他人可能会说，人们病了是因为社会病了，帮助他们适应一个病态的社会，只会让他们病得厉害，哈莉的回答是，请吧，如果你有能力，就去改变社会，但与此同时人们正在受苦，我还有工作要做。

弗格森不仅遇见了下一个，随着暑假一天天过去，他开始好奇是不是已经找到了那一个——一个会让他在这悲惨、美好的地球上度过的余生中忘掉所有其他人的人？

7月初，她搬到了克劳馥大街上的那个老鼠窝和他一起住，那年夏天尤其热，在室内时，他们会拉下遮光窗帘，变成天体主义者。在室外时，工作日晚上、周末的白天和晚上，他们一起去看了十二场电影，六场红翼队的比赛，打了四场网球（擅长运动的哈莉场场都以二比一赢了他），去希望山公墓散步，坐在高地公园里读对方的诗和译作，直到某个星期天下午，哈莉失声痛哭起来，宣布她的作品一点儿都不好（不是，不是不好，弗格森对她说，是还在成长中，不过，她在医学上要比文学上更有前途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到伊士曼音乐学院听了四场古典音乐会，分别是巴赫、莫扎特、巴赫和韦伯恩，去各种好吃难吃的饭店共进过无数晚餐，不过最让人难忘的是他们在湖滨大道上的安东尼奥餐厅吃的那一顿，席间有个叫卢·布兰狄西的人演奏音乐，他自称是来自小意大利的粗野手风琴师，似乎知道世界上所有被创作出来的歌曲，从美国通俗流行歌曲到爱尔兰的吉格舞曲，到俄国栅栏区的克莱兹默，不一而足。

更关键的是：到8月初时，他们已经和对方说了几十次那三个决定性的字眼，三个字宣布了尘埃落定，再也不能回头，到月底时，他们两个人都开始考虑长远，为将来的事情着想了。接着是不可避免的告别，看着爱人开车回马萨诸塞州的南汉德利去完成她大学最后一年的学业，弗格森心里禁不住想自己该怎么熬过没有她的这些日子。

9月8号。暑假终于结束了。孩子们一大早就在他的卧室窗户下大喊大叫，一夜之间，罗切斯特的空气中充满了刚削过的铅笔和硬挺的新鞋带来的那种新学年伊始的鲜活气氛——童年的味道，刻骨铭心的久远记忆。在过去十天的每个小时里，忧伤的独居先生都在想念不在身边的哈莉，8号下午四点半，他回到自己的老鼠窝刚几分钟，还没来得及把做晚饭的食材从棕色纸袋里拿出来，电话铃便响了。皮特曼从《联合时报》的办公室打来的。皮特曼的声音中带着紧迫的语调。皮特曼告诉他，“阿提卡那边出事了”，就是罗切斯特西南边五十英里的州立监狱，他准备派弗格森和贾内利明天一早去找典狱长文森特·曼库西聊聊，“搞清楚发生了什么”。采访已经安排在明天九点，贾内利会在七点钟过来接他，虽然事态还不明朗，一片混乱，但它有可能变成一个大新闻，所以“睁大眼睛，竖起耳朵，阿奇，还有别惹麻烦”。

纽约州的监狱去年已经发生过两起大规模骚乱，一次是北边的奥本，另一次是曼哈顿的“坟墓”监狱，囚犯和狱警之间发生了粗野的肢体冲突，导致了数十起控告与额外惩罚。两次暴动的领导者——多数是黑人，全都秉承着某种形式的革命政治——被转移到了阿提卡，以“移除祸患”，现在黑豹党成员乔治·杰克逊已在加利福尼亚的圣昆丁监狱被击毙，据称是企图越狱，而且他戴的爆炸头假发中还藏着一把枪（有些人真的相信这种说法），纽约监狱人满为患的囚室里又开始制造噪音了。阿提卡关押的两千两百五十名囚犯中百分之六十是黑人，而狱警百分之百是白人，弗格森一点都不期待他对最高安全级别监狱的第一次访问，他厌恶极了。庆幸的是贾内利会和他一起去，一小时的车程应该会很愉快，汤姆会模仿加里·格兰特和珍·哈露的声音和他说话，喋喋不休地谈论全国棒球联盟锦标赛，但到了那儿，走进监狱之后，他们将会踏入地狱。

弗格森不想再干了。他已经精疲力竭并准备放弃，在过去八九个月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不想干了但又没有实质行动之后，这一次他不会再退缩。他已经走到了所能忍受的极限。他已经烦透了罗切斯特，烦透了报纸，烦透了不得不忍受他的眼睛只能永远盯着这个黑暗的世界，关注毫无意义的战争、谎话连篇的政府、暗中监视的警察和那些困在纽约州建造的地牢中愤怒绝望之人。这一切已经不能再教给他任何东西。他一次又一次不断学习同样的教训，到现在他不用坐下来写，整个故事就已经了然于心了。就像蒙特卡洛的赌徒在轮盘再次开转之前被告知的那样，Rien ne va plus——停止下注。他把他的钱都押在数字零上，输了个一干二净，现在是时候退出了。

早上他会和贾内利去监狱，他会采访典狱长，对方很可能会告诉他一切已经得到控制，如果他要求四处看看，也许再和一两名囚犯聊聊，无疑会被对方以安全原因为由拒绝。然后能写出什么样的报道，他就写出来交给皮特曼。但这将会是最后一篇。他会告诉皮特曼他不干了，并和他握手告别。那之后，他会去麦克马纳斯的办公室，感谢卡尔给了他在这里工作的机会，再握握手，说认识卡尔非常荣幸，但他已经不适合这样的工作，他会这么说，这份工作现在让他痛不欲生，他完全不想干了，接着他会再次感谢他的老板对他的厚待，然后最后一次走出报社大楼。

五点。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哈莉在马萨诸塞州的电话，但响了十四声之后还是没人接，就连哈莉的室友也没接起电话，告诉他哈莉晚上出去了，要到十一点或十二点以后才回来。

哈莉的蓝眼睛看着他，他看着她在床上爬向他。哈莉火辣、雪白的小身体压在他身上。跟我说说你最喜欢的一些东西吧，有一次她这样问他，而他用了一个语带双关的愚蠢笑话回答她：中央公园的海豹，中央车站的天花板，和使用自动封口信封的便利。Sí，sí，sí，她应道。也或许她是在说，See，see，see。[9]

有时她笑得太厉害，脸都变红了。

如果他不在罗切斯特的话，该去哪里？可以先去马萨诸塞。马萨诸塞的南汉德利，和她好好讨论一下，想想将来的计划。或许在附近什么地方租间公寓，她上学时他就翻译维庸。或许这么过一段时间，等他放松下来，重新学会如何当一个正常人，然后在圣诞节假期和她一起飞到巴黎去。或许自己去欧洲逛逛，尽力在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或者四个月里多看看。不，四个月不行。那太长了，他肯定会受不了。到阿默斯特或者什么别的小城租一间小公寓。目前来说或许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等她6月毕业之后一起去欧洲玩几个月。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每当冲动上来时就用外婆留给他的基金，这一年想做任何事都是可能的。

六点。晚餐是炒鸡蛋、火腿、两片黄油烤面包片——外加四杯红酒。

Luy qui buvoit du meilleur et plus chier

Et ne deust il avoir vaillant ung pigne

七点。他坐在桌旁盯着维庸《大遗言集》的这两句诗看。大意是：他喝的是最好、最贵的红酒/却没有足够的钱买把梳子。或者：却付不起梳子的价格。或者：却没有现金买把梳子。或者：却没有票子买把梳子。或者：却穷得没钱挥霍在梳子上。或者：却没有银子购把梳子。

九点。他再次往马萨诸塞州打电话。这次铃声响了二十次，但还是没人接。

不只是一份新的爱情，而是一种新的爱情，一种和某人相处的新方式，转变为一种新的自我存在的方式，一种更好的方式，因为她和他在一起时是这个人、这个样子、是和他这样相处的，一直以来他梦想着以这种方式做自己，但在过去从来没能实现过。再也没有一阵阵郁郁寡欢的自省，再也不用一次次陷入自我折磨的阴森沼泽，再也不会与自己作对——这个弱点一直束缚着他，让他无法成为最好的自己。酒吧墙上的牌子写着健力士给你力量。哈莉给了他力量。酒吧墙上的牌子写着健力士对你好处多多。毫无疑问，哈莉·道尔对他也好处多多。

差一刻十一点。弗格森走到卧室，给闹钟上好发条，定了早晨六点的闹铃。然后他回到客厅，拿起电话，再次拨通了哈莉的号码。

无人应答。

在弗格森下面的二楼公寓里，查理·文森特关掉电视，伸伸胳膊，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楼上的租户刚爬上床，那个好看的男孩一暑假都在和一个漂亮的女孩睡觉，两个孩子多礼貌、多友好啊，在楼梯上或者邮箱前碰见总会打个招呼，但现在女孩走了，男孩又自己一个人睡了，真是太可惜了，因为他很喜欢听床在楼上摇得吱吱响，喜欢听男孩的哼哼和女孩的尖叫与呻吟，那声音多好听啊，让他的耳朵和浑身每一处都特别满足，总希望他自己也和他们一起躺在楼上的床上，不是说现在这个他，而是年轻、帅气时的那个自己，那些年啊，那些年啊，那些年是多久以前了，就算他不能上楼和他们一起，或者坐在他们房间角落的椅子上看他们，能听着他们的声音、想想他们的样子，也几乎一样美好，当然，现在那男孩自己一个人也挺不错，真是个可爱的男生，宽厚的肩膀，温柔的眼睛，要是能抱着那个赤身裸体的男孩，在他身上亲个遍，让他做什么都行，于是，查理·文森特关掉电视，拖着脚步从客厅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想听男孩在床垫上辗转反侧，寻找舒服的睡姿时床发出的嘎吱声。屋子里现在一片漆黑。查理·文森特脱了衣服，躺在床上，一边想着男孩，一边抚弄自己，直到他的呼吸越来越短促，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事情办完了。然后，自那天早上到现在，他第四十三次点燃了一根长长的无过滤嘴波迈，开始了喷云吐雾……

注释：

[1] 此处原文为Starr Bolt，艺名经常取为双关语，这里的Starr发音与Star（星星）相同，Bolt的意思则是霹雳、闪电。

[2] 此处原文为Queen of the Hinterlands，Hinterlands（辛特兰）指穷乡僻壤，远离城镇的地方。

[3] 此处原文为keeping abreast，意为了解事件的最新动向，其中的abreast，可以拆成a breast，含义为一个乳房，因此才说是笑话。

[4] 此处原文为Yale or jail。

[5] 分别是在意第绪语中对黑人和非犹太女性的侮辱性称呼。

[6] 指时报广场的新年落球倒计时。

[7] 此处原文为Media，这个词还有媒体的意思。

[8] Golden Rule，所谓“黄金律”，指《马太福音》7:12中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与前面一句对应的话，可理解为“己所欲，施于人”。

[9] 此处原文为The seals in Central Park, the ceiling in Grand Central Station, and the convenience of using self-sealing envelopes。其中的seal有多个含义，包括海豹、封口、封印等，ceiling（天花板）的发音与sealing（捕猎海豹）相同，self-sealing envelopes指的是自带胶条的信封，如果将sealing作为捕猎海豹理解，则成了自动捕猎海豹的信封。之后的Sí是西班牙语中“是”的意思，See是英语中“看”的意思，两个单词发音相同。

7.2

7.3

7.4

米尔德里德姨妈把他从绝境中救了出来。找关系，动用自己作为英文系主任的权威，冲破层层繁文缛节，给招生主任施压，说如果没有顺从她的意愿，她就辞职以示抗议，和新上任的反战派校长弗朗西斯·F.基尔考因进行了两次长达一小时的会面，向这位以同情心和高尚节操闻名的人恳切陈述了她的理由，最终，在他大四第一学期开学前一周，阿德勒教授为弗格森在布鲁克林学院争取到了一个名额，让他成了那里的一名全日制学生。

当弗格森问她是如何办到这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时，米尔德里德说：我就把真相跟他们讲了，阿奇。

真相就是，他当时是在维护一位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威胁的黑人朋友，并且法庭已经免除了对他的所有指控，也表明普林斯顿撤销他的沃尔特·惠特曼学者资格完全不公正，他配得上在布鲁克林拥有一席之地，不仅因为他的平均学分排在全班前百分之十，还因为失去奖学金会让他因为资金不足而无法继续在普林斯顿读书，而如果他不在秋季学期开始前转入另一所大学，他将会在失去奖学金的基础上，再失去学生延迟服役的资格，被迫征召入伍。作为越南战争的反对者，如果被征服役，他将拒绝入伍，这很可能导致他因拒服义务征兵法而坐牢，布鲁克林学院难道没有义务拯救这个前途大好的青年，让他免遭这样黑暗和无谓的结局？

他从来没想到，他姨妈会对什么事情采取如此强硬的立场，更别说是为他或者家里其他人了，但在8月21号，他打电话给杜威特的办公室，被告知那位伟人正在国外旅行，不到一个小时后，走投无路的弗格森向米尔德里德姨妈求救——不是期待她为自己做任何事情，而是因为他需要建议，但内格尔当时正在地中海某座小岛上筛选前希腊时期的陶片，她是唯一一个能给他建议的人。那天铃声响了四下之后，唐姨夫接起了电话。米尔德里德出去办事了，他说，得再过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回来，但弗格森等不了一小时，他还在消化杜威特来信的内容，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怀疑，他一股脑地把整件事告诉了唐，唐感到震惊、愤慨，怒不可遏地告诉弗格森，杜威特做出这种事，应该拖出去大卸八块，但就算在危机早期的这些时刻，当弗格森仍然六神无主时，唐已经在试探着寻找解决办法，琢磨如何能在时间耗尽之前想办法钻个空子，把弗格森转去另一所大学，也就是说这一切本来是他的主意，但是当米尔德里德回到家，从唐那里得知情况后，这很快也成了她的主意，四十五分钟后她打电话给弗格森，告诉他不要着急，因为她会把一切处理好。

有她站在他这边，造就了天壤之别。火热又冰冷的米尔德里德姨妈，仁慈又残忍的米尔德里德姨妈，妹妹露丝反复无常、不太友好的姐姐，唐的儿子诺亚颇为关怀鼓励但通常心不在焉的继母，她唯一的外甥态度友善但基本上置身事外的姨妈，现在她似乎在告诉妹妹的儿子，她对他的关心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她跟弗格森讲了她如何把他弄进了布鲁克林学院，但当他问她为什么会为他如此大费周章，她回答中流露的强烈感情让他吃了一惊：我对你有巨大的信心，阿奇。我相信你的未来，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绝不允许任何人把这未来从你身边夺走。让戈登·杜威特滚蛋去吧。我们是《圣经》的子民，《圣经》的子民得互相支持。

以斯帖王后。大胆妈妈。琼斯妈妈。修女肯尼。米尔德里德姨妈。

去布鲁克林学院读书，首先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费全免。在一次政治智慧的罕见展示中，纽约的建城元勋们宣布，五个区的男孩和女孩有权以每年零美元的费用接受教育，这个决定不仅有助于推进民主原则，证明市政税收如果交到正确的人手里，可以用来服务更大的善，而且它为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经年累月之后甚至是数以百万计的纽约男孩、女孩提供了机会，让他们接受了很多人原本不可能负担得起的教育，已无法承担普林斯顿高昂成本的弗格森，每次踩着弗莱布许大道地铁站的混凝土台阶上来，往米尔伍德的校园走时，都会在心里感激那些长逝已久的建城元勋。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所好大学，一所优秀的大学。入学要求的高中最低平均成绩是八十七分，还要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这意味着他的同学里没有一个人的成绩低于B+，实际上大部分都在九十二到九十六之间，弗格森周围是一群智力优越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很聪明，足以称得上才华横溢。普林斯顿当然也有很多天才学生，但也有一定比例朽木一样的纨绔子弟，而布鲁克林是男女同校（谢天谢地），而且没有朽木。所有人都来自这座城市，这是当然，而普林斯顿的学生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纽约的学生只有布鲁克林的一半多，但弗格森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纽约人、坚定的亲城市派，就像小时候在天堂夏令营很喜欢和那些来自纽约城的朋友玩一样，现在他也很享受和布鲁克林学院这些爱激动、好争辩的纽约同学在一起，虽然学生在地域分布上不如普林斯顿那么多样化，但在人方面却更多元，熙熙攘攘地混杂着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学生，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有一大群，大量黑人和亚洲面孔也让人耳目一新，而且由于他们大多数是埃利斯岛移民的孙辈，所以很有可能都是各自家族有史以来第一个上大学的人。除此之外，布鲁克林的校园堪称合理建筑设计的典范，完全不像弗格森期待的那样，与普林斯顿的五百英亩相比只有紧凑的二十六英亩地方，但在他看来同样有吸引力，与普林斯顿雄伟壮观的哥特式塔楼不同，这里的建筑都是雅致的乔治时期风格，长满青草的方庭周围点缀着榆树，课间无事可做时还可以去睡莲池和花园逛逛，没有宿舍，没有饮食俱乐部，没有橄榄球的疯狂。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读大学的方式，反战政治取代了体育运动，成为校园生活的关注重心，学业要求挤占了大部分课外休闲的时间，但布鲁克林最好的地方，还是把当天的事做完之后，他可以回到东89街的公寓。

从星期一到星期四，弗格森要坐很长时间的地铁往返曼哈顿的约克维尔和布鲁克林的米德伍德，课程的大部分阅读材料，都是坐在地铁里读完的。他没有选米尔德里德姨妈教的那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课，因为他觉得自己出现在她的课堂上或许会给她造成负担，但是唐姨夫在春天作为客座教授回来讲授他每两年一个学期的传记艺术时，弗格森报了他的课。每堂课开始时，唐会语速飞快地发表一段信息量很大的小型演讲，然后和大家一起讨论，他是那种有些尴尬、随意的老师，弗格森心想，但从不枯燥或沉闷，总能做到灵敏应变，就像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是个冷面幽默的人，而且他在那个春季学期给他们安排的阅读范围太广，普鲁塔克、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丁、瓦萨里、蒙田、卢梭和塞缪尔·约翰逊那位怪异、饥渴的同伴詹姆斯·鲍斯韦尔——此人曾在日记中坦言，句子写到一半时，他会突然停下来，跑到伦敦的大街上找妓女干一场，最多的时候一晚上找过三个不同的妓女——但这门课最让弗格森着迷的地方，是他终于第一次读到了蒙田，领教过这位法国人闪电般豪放不羁的句子后，他又找到了一位老师来陪他一起在笔墨王国中徜徉。

就这样，坏事变成了好事。戈登·杜威特的致命一击，理论上应该把他打翻在地，但就在弗格森快要摔倒时，十几个人跳进拳击场，赶在他的身体触地之前抓住了他的胳膊，其中第一个以及最重要的是米尔德里德姨妈，她是他的捕手中最强壮的那个，然后是反应迅速的唐姨夫，还有其他得知他挨了一击后一个一个围拢到他身边的人，西莉亚、他母亲和丹、诺亚、吉姆和南希、比利和乔安娜、罗恩和佩格，以及霍华德，他在内格尔回到普林斯顿的第二天上午，曾找弗格森的这位前导师聊过，以及内格尔本人，他从霍华德那儿得知有关奖学金的惊人消息后，写来一封温暖异常的信，表示愿意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并建议说，或许苏珊可以帮他转到罗格斯去，这封信对弗格森太重要了，内格尔以朋友的身份伸出援手，选择了站在他而不是杜威特的一方，还有跟远在蒙特利尔的艾米和路德通了很久的电话，以及最终导致霍华德和莫娜·威尔崔分手的惊人转折，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关于谁该为领着大家去汤姆酒吧负责，他们各自责怪对方，直到对自己失去了控制，他们轰轰烈烈的爱就像一朵生病的花，迅速死于第一次霜降，随后没过几天，路德突然与艾米结束了，把她推出门外，要求她回美国去，弗格森茫然、悲伤的继姐后来告诉他，路德这么做是为她好，另外，求你了，阿奇，她说，我亲爱的疯狂的弟弟，千万别做傻事，比如跑到加拿大，坚守住你的阵地，屏住气耐心等待，祈祷一切会变好——多亏了大胆妈妈米尔德里德，后来发生的事也果真如此，尽管他在那些飘忽不定的日子经历了一场浩劫，但弗格森也感到自己被他所爱的那些人深深爱着，没想到赢得沃尔特·惠特曼学者计划的奖学金，反倒不如失去它更给自己提振士气。

世界正在剧烈涌动。所有地方的所有一切都变化不定。战争在他的血液中沸腾着，河对岸的纽瓦克已是一座死城，爱人们正在烈火中灰飞烟灭，现在弗格森已被给予了缓刑，再次回到他那本书里，继续写诺伊斯医生与R.城死去的孩子的故事，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早上六点开始写两个小时，从星期五到星期天，能写多少个小时就写多少，而与此同时，尽管功课不断加重，他不得不埋头苦读以报答米尔德里德的恩情，如果他懈怠偷懒或者成绩不好，她一定会对他很失望。蒙田；莱布尼茨；莱奥帕尔迪；诺伊斯医生。世界在崩溃，要想不与它一起崩溃，唯一的办法是把心思集中在工作上——每天早晨滚下床就开始工作，不管太阳是否选择在那天升起。

学费全免是幸事，但仍然有许多钱的问题需要处理，秋季学期的头几个星期，弗格森挖空心思想要制订一个不包括向他母亲和继父求援的计划。之前的奖学金足够支付食宿费和学费，他可以一周五天——要不是他硬要在另外两天去纽约，本可以是一周七天——每天三顿饭都不用花钱，但现在他生活在城里，只生活在城里，一日三餐和所有日用品都得自己掏钱，可他已经没多少钱做这些了，请布拉特尔伯勒的律师花出去五千美元后，银行账户里还剩下两千多一点儿。他算了算，如果凑合一下，四千美元可以为他提供足够的面包屑，让他像教堂里的老鼠那样维持一种卑微的生活，但两千美元不是四千美元，离所需要的钱仍然差一半。丹一如既往地提出可以每月给他零花钱来补足差额，弗格森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他明白自己没得选，不然就是去哪儿找个兼职（前提是能找得到），可那样他的书就没法写了。他说好的，是因为他必须说，但他感激丹每月的两百美元，并不意味着他对这样的安排感到开心。

11月初，帮助意外地降临了，来源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追溯到他自己的过去，但同时又与他无关。他需要的钱是别人给的，不是他赚来的钱，但一直在没有任何赚钱意图地为之付出努力，因为正如作家无法知道自己会受抨击还是被接受，他也无法知道自己在书桌前倾注的时间是会带来一些东西还是什么都没有。一直以来，弗格森以为什么都不会有，因此他从未把写作和金钱同时挂在嘴上，认为只有唯利是图之人和格拉布街上的雇佣文人才会在工作时想着钱，认为钱总是要来自其他地方，才能满足他用一行一行不断下降的黑色符号填满一个一个白色长方形的冲动，但在二十岁这样年轻到荒唐的年纪，弗格森学到了总是并不意味着总是，仅仅是大多数时候罢了，而在对总是的阴郁期待难得被证明有误的那些时刻，唯一的反应是感谢诸神不经意间的善行，然后回到对总是的阴郁期待上——虽然你和大多数时候原则的第一次相遇带着神赐之福的力量，在你的骨骼间隆隆作响。

11月4号，喧哗书局，也就是罗恩、路易斯和安春天成立的那家合法的、非油印的出版公司，正式发行了它的第一批出版物：两本诗集（一本是路易斯的，一本是安的）、罗恩翻译的皮埃尔·勒韦迪和比利长达三百七十二页的史诗小说《被砸烂的脑袋》。公司的天使，也就是安的母亲的第一任丈夫的前妻，也就是热情奔放、四十多岁的特克里茜·达文波特，在她位于莱克星顿大道的复式公寓举办了一个大型派对庆祝活动，弗格森以及他认识的差不多所有人都受邀去了星期六晚上的狂欢。他在人群中从来没觉得自在过，太多的身体在密闭空间里挤在一起通常会让他头晕目眩、沉默寡言，但不知为什么，那天晚上有点不同，或许是因为比利为写书倾注了多年心血，他替比利感到高兴，也或许是看着那些邋遢、贫穷的南城诗人与画家同东区的名流们交际很有意思，但无论是出于其中一个原因还是两者都有，他都很高兴那天晚上自己在场，站在美丽的、有点怯场的西莉亚身旁，她也不太喜欢人多。弗格森转过身审视了那个拥挤、吵闹的场面，看到约翰·阿什伯利独自站在角落里抽一根吉坦牌香烟，亚历克斯·卡茨正在品一杯白葡萄酒，哈利·马修斯和一个身材高大、身着蓝色连衣裙的红发女人握手，诺曼·布鲁姆大笑着假装把某个人的胳膊扭到背后，精干利落、一头卷发的诺亚正站在妖娆性感、一头卷发的薇琪·特里梅因身旁，霍华德正在和一个人聊天，而且不是别人，正是趁周末来纽约的艾米·施奈德曼，弗格森到达十分钟后，罗恩·皮尔森在人群中推搡着挤到他面前，搂着他的肩膀带他离开房间，因为他有点儿事想和他商量。

他们来到楼上，穿过一条走廊，左拐后又过了一条走廊，偷偷溜进了一间没人的屋子，里面放着几千本书，墙上挂着六七幅油画。有点儿事原来是一项商业提案——如果喧哗书局这种肯定赚不到钱的小公司能被称为商业机构的话。罗恩解释说，负责公司运营的三巨头一致同意把弗格森列入下一年的出版名单中，将他在小玩意的三本小书合起来作为一本书出版。他们算了算，成书最后大概能有二百五十或二百七十五页，他们可以在接下来的八到十二个月内搞出来。他觉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弗格森说，你觉得这些书够好吗？

我们要是觉得不好，就不会跟你提了。罗恩说。当然是够好了。

那比利呢？得他点头才行吧？

他已经同意了。比利举双手赞成。他现在到我们这儿了，所以也想让你来。

多好的家伙啊。我费力解决掉我的谷粒，拿着我可靠的大口径短枪击毙了奴颜婢膝之人与印第安巫医[1]。从来没人写出过比这更酷的句子。

我还应该提一下钱的事。

什么钱？

我们在努力像真正的出版商那样操作，阿奇。

我没听懂。

合同，预付金，版税。这些你怎么也该听过吧。

大概吧。在某个我碰巧没生活在其中的世界里听过。

三本书合成一本书，一共出三千册。然后我们觉得，两千美元的预付金听起来有种不对称的悦耳感。

别逗我啊，罗恩，两千块钱能救我的命。不用再到街角乞讨，不用再让没余钱可施的人来救济，不用再半夜盗汗。快点告诉我你不是在拿我寻开心。

罗恩像往常一样淡淡一笑，坐到一张椅子上。标准流程是签约时给一半，他继续道，书出版后给另一半，但你需要提前全部拿到的话，我敢肯定可以安排一下。

你怎么敢肯定？

因为，罗恩指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蒙德里安说，特里克茜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是啊，弗格森转过身，看着那幅画，看来确实如此。

最后还有件事需要讨论一下。书名，给三本书起一个总书名。不是急事儿，但安开会的时候想出来一个，我们都觉得挺有好玩儿的。好玩是因为你真的实在太年轻，涉世太浅，我们有时候都怀疑你是不是还穿尿布。

我就晚上穿而已，白天已经不用了。

湿裤子先生现在穿上干净内裤了。

反正大多数时候是。那安建议叫什么？

文集。

啊。是，确实挺幽默，但也……该用什么词来形容？……有点儿葬礼味儿吧。好像我已经被做过防腐处理，马上就要踏上前往过去式的不归路一样。我想还是多一点儿希望的感觉更好。

书是你的，做决定的当然也是你。

那绪言集怎么样？

你是指弥尔顿的早期作品那种？

是的。“一部介绍性或预备性的文学作品。”

我们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可是别人知道吗？

他们不知道，可以自己去查。

罗恩摘下眼镜，用手绢擦了擦镜片，然后又戴上。他顿了一下，然后耸耸肩，说：你说得对，阿奇。让他们自己去查。

弗格森走回了派对，一路上感到震惊，失重，仿佛他的脑袋不再和身体连在一起。他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西莉亚，但周围的声音太嘈杂，她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算了，弗格森用力握了握她的手，在她的脖子上亲了一口说，待会儿再告诉你。然后他又环顾了房间里站着的那一大群人，发现霍华德和艾米还在聊天，现在站得很近，身体微微探向对方，完全沉浸在他们的交谈中，弗格森看着他的继姐和前室友互相看对方的样子，意识到他们有可能变成一对儿，考虑到莫娜和路德已经离开了，对他们俩来说无疑永远消失了，那么霍华德和艾米互相试探一下也合情合理，而且如果霍华德最终让自己融入这个互有交叉的家族和血统缠结混杂而成的部落，成为施奈德曼——阿德勒——弗格森——马克斯流动歌舞杂耍表演队的荣誉成员，他的朋友就成了他非正式的姐夫，弗格森心想，这将是多大的荣幸，他会欢迎霍华德来到核心圈，并告诉他该如何躲开艾米朝他脑袋扔过来的威化饼，非凡的艾米·施奈德曼，这个女孩曾让他魂牵梦绕，就算现在想一想他们之间有可能发生但从未发生的事情，还会让他的心隐隐作痛。

弗格森有了足够他生活一年的钱，在那年的前五个月，他通过严格执行计划，设法让自己不至于崩溃。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只有四件：写书，爱西莉亚，爱他的朋友，往返于布鲁克林学院。并不是说他不再关注这个世界，而是世界已不再是分崩离析那么简单，世界着火了，所以问题就成了：当世界着了火而你没有灭火的装备，当火焰既在你周围燃烧也在你心中燃烧，当你做什么还是不做什么都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时，你该怎么做，或者不该怎么做？按照计划，坚持写书。这是弗格森唯一能想出来的答案。用想象的火代替真正的火来写这本书，希望这份努力不会白费而是能实现某种价值。至于南越的春节攻势，林登·约翰逊的退位，马丁·路德·金的谋杀：尽可能地密切关注，尽可能地深刻领会，但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不会跑到路障后面战斗，但他会为那些战斗的人加油，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写他的书。

他明白这个立场有多站不住脚。其中的傲慢，其中的自私，艺术高于一切这种思想中的一切缺陷，但如果不坚持自己的论点（可能不能算论点，只是本能的反应），他就会屈服于相反的论点，认为这世界已经不再需要书了，而对于写书来说，还有哪个时刻比世界着了火——你也与它一起着了火——这一年更重要？

接着，他在那年春天将要遭遇的两次重击中的第一次，猛地出现了。

4月6号晚上九点钟，也就是马丁·路德·金遇刺两天之后，真正的大火正在一半的美国城市中燃烧，电话铃声在弗格森位于东89街的公寓中响了起来。有个叫艾伦·布卢门撒尔的人找阿奇·弗格森，现在接电话的是阿奇·弗格森吗？是的，弗格森答道，他试图回想在哪里听过艾伦·布卢门撒尔这个名字，似乎在记忆中某个遥远角落传来了隐约的钟声……布卢门撒尔……布卢门撒尔……然后他终于有点慌乱地想了起来：他父亲三年前和一个叫埃塞尔·布卢门撒尔的女人结了婚，艾伦·布卢门撒尔是她的儿子，弗格森陌生的继弟，婚礼时十六岁，现在应该十九岁了，只比弗格森小两岁，和西莉亚同岁。

你知道我是谁，对吧？布卢门撒尔问道。

如果你是我想的那个艾伦·布卢门撒尔，弗格森说，那你就是我的继弟。（他顿了顿，好领悟一下这话的重要性。）你好，继弟。

布卢门撒尔没有笑弗格森这个友好但不算好笑的笑话，也没有浪费任何时间，而是直奔主题而去。那天早上七点，弗格森的父亲在南山网球中心的一块室内场地，准备在上班之前和童年好友萨姆·布朗斯汀打一局网球，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葬礼定于后天在纽瓦克的亚伯拉罕之子圣殿举行，布卢门撒尔是代表他母亲给弗格森打电话，邀请他去参加——葬礼将由普林茨拉比主持——弗格森可以随他们家人一起去木桥市的墓地参加下葬仪式，那之后（如果他愿意），可以跟他们一起回枫林镇的家中。所以布卢门撒尔跟他母亲说什么？去还是不去？

去，弗格森说，我当然会去的。

斯坦利是多好的一个人啊，这位陌生的继弟说着说着，声音就颤抖到了另一个音域，真不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事。

弗格森听见空气卡在了布卢门撒尔的喉咙，突然间，这个男孩哭了起来……

然而弗格森没有眼泪。挂完电话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有任何感觉，只是好像什么重重的东西压在他头上，一块十吨重的石头，让他从头到脚踝到脚心都无法动弹，接着，一点一点的，那重量转向心里，被恐惧取代了，恐惧在他的体内爬行，在他血管里嗡嗡作响，恐惧之后，黑暗入侵了，他的心里，他的周围，全是黑暗，他的脑袋里，一个声音对他说，世界已经不再真实。

五十四岁。自从十八个月前那条荒唐可笑的电视广告之后再也没见过他。没有最低价，只有更高兴。想象：五十四岁时一命呜呼。

在他们互相争斗、互不理睬的这些年中，弗格森一次都没有盼望过或想象过这种事会发生。他父亲不抽烟、不喝酒，身体健康，热爱运动，肯定会长寿，说不定在未来几十年中的某个时刻，他和弗格森会找到办法冰释前嫌，但这个假设的前提是他们以后还有很多年，但现在没有那些年了，甚至一天或者一小时或者几分之一秒都没了。

持续三年的互不理睬。这是整件事中最糟糕的地方，三年的沉默，而现在再没有反悔的机会，没有临终前的告别，没有先兆疾病提前让他对这种打击有所准备，而且奇怪的是，自从签了出书合同之后，弗格森越来越多地想起他父亲（因为钱，他猜测，证明了世界上真的有人愿意为他无足轻重的虚构故事作品付钱），大约过去一个月里，弗格森甚至考虑过《绪言集》出来之后给他父亲寄去一本，让他知道自己过得还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且（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开局姿态，有可能让两人在将来某个时候重归于好，弗格森想知道他父亲会不会有所反应，好奇他是会把书扔掉还是坐下来给他写封信，如果他确实回应了，那就写封回信，安排在某个地方见面，彻底把事情说清楚，双方第一次开诚布公地谈，大部分时间无疑都是在互相咒骂，冲对方大呼小叫，弗格森每次在脑海里想象这个场景，最后的结局都是一场血淋淋的拳斗，两个人互殴到累得抬不起胳膊。虽然最后他可能并不会寄书，但至少他一直在考虑这件事，这总能表明点什么，总可以算作某种希望的迹象，毕竟，就算互殴也比过去三年空无一物的僵局要好。

去犹太教堂。去墓地。去枫林镇的家。一切都是虚空与徒劳：第一次见到埃塞尔和她的子女，发现他们都是有胳膊有腿有脸有手的真人，在这场煎熬中，心烦意乱的寡妇竭力挺直身子不让自己倒下，她不像《明星记事报》登的婚礼照片中看起来那么冰冷，而是一个周到、朴实的女人，爱上了他父亲，和他结了婚，几乎可以说是一位有耐心、甘于奉献的妻子，或许对他父亲来说，在某些方面要比风风火火、独立自主的露丝是个更称职的妻子，在脸上被她吻了一下后，弗格森又和她的孩子艾伦、斯蒂芬妮握了手，他们显然要比斯坦利的亲生儿子更爱斯坦利，艾伦刚刚结束在罗格斯的第一年学业，打算攻读经济学，这肯定让他父亲很欣慰，一个头脑审慎、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年轻人，不像自己那个令人失望、通常住在月亮上的亲生儿子，除了他父亲的第二个家庭，弗格森还见到了他的第一个家庭的其他成员，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伯母、伯伯们，琼和米莉、阿诺德和卢，弗格森自小时候起就再没见过他们，这些失散已久的亲戚最让他感到惊讶和奇怪的地方是，兄弟两个虽然长得不是很像，但各自在不同的角度酷似他父亲。

出于某种原因，弗格森在那座房子里多逗留了一些时间，旧日的沉默城堡，他曾在里面囚禁了七年，写出了鞋子的故事，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一个人在角落站着，不和在场的几十位陌生人说什么话，既不想在这里，也不愿离开，那些男人和女人得知他是斯坦利的儿子后纷纷过来向他致哀，他则点头表示感谢，握握手，但依然因为太过震惊而无所适从，只能同意他们的说法，他父亲的去世确实太突然、太让人震惊了，他们非常惊讶，非常震惊。他的伯母和伯父们早早离开了，泪流不止、悲伤过度的萨姆·布朗斯汀和妻子佩吉也朝门口走去，但即便大部分客人接连在傍晚前离开后，弗格森仍然没有准备打电话让丹来接他（他打算在伍德豪尔新月巷的家里住一晚），现在他终于明白自己待了这么久的原因，是他想找个机会和埃塞尔私下聊聊，几分钟后，当她走到他面前，问他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单独说会儿话时，他觉得很欣慰，原来她也一直在想同样的事。

那是一场悲伤的对话，他平生中最悲伤的一场对话，在重新装修过的地下室里，和他继母坐在放电视的角落，互相诉说着他们所了解的谜一般的斯坦利·弗格森，埃塞尔承认，他对她来说几乎是无法触及的，弗格森看着她哭得浑身颤抖，接着镇定了片刻，接着又崩溃，心里很是为她遗憾，太让人震惊了，她一再说道，一个五十四岁的男人全速冲向了一堵死亡的砖墙，太让人震惊了，这已经是过去九年里她埋葬的第二任丈夫，埃塞尔·布鲁姆博格，埃塞尔·布卢门撒尔，埃塞尔·弗格森，在利文斯顿的公立学校当了二十年的六年级老师，艾伦和斯蒂芬妮的母亲，是啊，她说，他们一家人都喜欢斯坦利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斯坦利对他们特别好，对斯坦利·弗格森这项课题进行大量研究后，她得出的结论是，他对陌生人慷慨、善良，但在他本该最亲近的人面前却把自己封闭起来，让人无法接近，比如他的妻子和子女，具体说来，他唯一的孩子，阿奇，因为艾伦和斯蒂芬妮对他而言只不过是遥远的局外人，基本上和第三代堂亲的子女，或者那个给他洗车的人的子女一样，所以对他们和蔼、友善很容易，但你是什么情况，阿奇，埃塞尔问，这些年来，你们之间为什么积下这么深的怨恨，这么多的不满，以至于斯坦利都拒绝让我见见你，也没让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虽然他一直说他对你并没有丝毫怨言，而且——用他的话来说——愿意耐心等下去。

弗格森很想解释给她听，但他意识到，他们父子之间那场胜负难分的持久战争延续了他的大半生，其中有成千上万个细节，要深究起来太难了，于是他概括成了一句简单易懂的话：

我在等他联系我，他在等我联系他，但在我们两个都愿意让步之前，时间用光了。

两个固执的傻子，埃塞尔说。

是的。被固执禁锢的两个傻子。

我们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阿奇。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只能说我希望你不要继续再折磨自己。你父亲是个怪人，但不是个残忍或者记仇的人，虽然他让你受了一些苦，但我相信他一直都站在你那边。

你怎么能知道。

因为他没有把你从遗嘱里删掉。要我说的话，留给你的钱本来应该更多，但听你父亲说，你对担任七家电器连锁店的联合所有人没有兴趣。是这样吗？

完全没有。

我还是觉得他应该给你再多留一些，不过十万美元也还不错，对吧？

弗格森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继续坐在椅子上，什么也没说，摇了摇头，以此来回答埃塞尔的问题，是啊，十万美元也还不错——虽然这会儿他并不确定自己到底想不想要这笔钱。该说的话都说完后，埃塞尔和弗格森一起上了楼，他给他继父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可以来接他了。十五分钟后，丹的车来到了房子前面，弗格森握了握艾伦和斯蒂芬妮的手，与他们道了别，埃塞尔送他往门口走时，告诉她去世的丈夫的儿子，一两个星期之内，一位叫卡明斯基的律师会给他打电话，跟他说遗产的事情，然后弗格森和埃塞尔互相道别，并且拥抱了一下，是那种表达支持与喜爱的用力、热诚的拥抱，而且他们还互相保证，以后会一直保持联系——虽然两个人都清楚这永远不会发生。

坐上车后，弗格森点着那天的第十四根骆驼，打开车窗，然后转身问丹，他母亲怎么样？这是他们回伍德豪尔新月巷的路上他问的第一个问题，一个怪异但必要的问题，问的是在得知自己的前夫、十八年的配偶和儿子的父亲突然意外离世后，他母亲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因为两个人离婚时闹得很凶，离婚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但她肯定也挺惊愕吧。

惊愕这个词概括了一切，丹回答，我觉得这可以解释她的眼泪、惊讶和悲痛。不过那是两天前，现在她差不多已经接受了。你自己应该有体会，阿奇。一个人死了以后，你会开始对那个人有不同的感觉，不管过去有什么矛盾。

所以你是说她没事了。

别担心。我走之前，她还让我问问你知不知道你父亲的遗嘱是什么情况。她的脑子又在工作了，也就表明眼泪已经流完了。（他的眼睛短暂地从路上移开，看了看弗格森。）比起自己，她更关心你。在这件事上，我也一样。

但弗格森没有谈论他脑子里的麻木与困惑，而是跟丹讲了那十万美元的事。他原以为这六位数会让丹有所反应，但向来镇定自若、满不在乎的丹·施奈德曼显然没有被打动。像斯坦利·弗格森那么有钱的人，他说，十万美元是起码的，要低于这个数字就太可恨了。

话虽如此，弗格森反驳说，可确实是很大一笔钱啊。

是啊，丹赞同道，名副其实的一座钱山。

弗格森接着解释说，他还没想好拿这笔钱来干什么，是留着自己用还是捐出去，所以在他考虑期间，他想让丹和他母亲替他保管，而且在他没拿定主意之前，他们要是想用一些，可以随便用，他不介意。

别犯傻了，丹说，那钱是你的，阿奇。存在你的账户里自己花吧。想怎么花随你。你和你父亲的战争现在已经结束了，你不用在他死了以后还继续打。

你也许说得对。但我得自己做这个决定，而我还没做出来。眼下钱就交给你和母亲保管。

好吧，钱给我们。拿到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开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

为什么五千美元？

因为你过暑假和念大学最后一年需要这么多钱。以前是四千，现在是五千了。你听说过通货膨胀吧？战争不仅在杀人，也开始杀经济了。

但要是我将来决定不留下钱的话，到时候就不是十万美元，而是九万五了。

一年之后就又不是了。如今的利息是百分之六。到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九万五千美元就又变成十万了。我们称之为看不见的钱。

没想到你是个阴谋家。

我哪是。你才是阴谋家啊，阿奇，但我要是不自己搞一点儿阴谋的话，就要落在你后面了。

那年春天的第二次重击是失去西莉亚。

第一个原因：米尔德里德姨妈把弗格森从着火的房子里救出来，在布鲁克林学院给他找到新的避难所时，离他和西莉亚拥抱在一起试探着第一次接吻，已经过去一年了。那个吻带来了爱情，一份轰轰烈烈，让过去所有爱情相形见绌的爱情，但那一年里，他也认识到了爱西莉亚这件事会有多么复杂。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弗格森觉得他们还算和谐，基本可以通过脱掉衣服爬上床来克服偶尔出现的分歧，大量干柴烈火的性爱制造出的情感纽带，让他们在如何生活或者为什么而活这些问题上存在差异时，也能继续团结一致。弗格森和西莉亚在各自最切身的事情上有着强烈的看法，但这些事情往往是很不同的事情，比如弗格森准备将来投身艺术，而西莉亚则准备投身科学，尽管他们都自称欣赏对方在做的事（弗格森丝毫不怀疑西莉亚对他作品的热情，西莉亚也毫不怀疑弗格森敬畏她强大的学术头脑），但他们无法做到任何时候都让对方满意。

反驳：两人之间存在一条沟壑，但没有宽到会挫败他们为跨过这条沟做出的努力。西莉亚读书，听音乐，兴高采烈地陪弗格森看电影和话剧，而弗格森自己那年正在选修生物，他还需要一门科学课才能满足学业要求，但是因为她才选了生物学，目的是掌握她所讲的那种语言的基础，以及，正如他跟西莉亚解释的，让自己更深地沉浸到他的书里，因为他们都明白，要想把那本书写出来，只能深入到诺伊斯的人体王国，去了解他笔下的主人公作为医生治疗了二十多年的那些生病的和健康的身体中的组织和骨骼。除了在生物课上为他提供帮助，西莉亚还主动为他安排了一些面谈，比如和巴纳德、哥伦比亚的医学预科生，比如和圣路加、莱诺克斯山、哥伦比亚长老会等医院的年轻实习生，以及与新罗谢尔的戈登·艾德曼进行的四小时宝贵会面，这个体格壮实、胸部发达的男人，自西莉亚小时候起就是她的家庭医生，他耐心地向弗格森介绍了他诊所的历史和日常工作，这些年来他遇到的大事小事，甚至聊了一下西莉亚早逝的哥哥，解释说阿提没有表现出任何动脉瘤的症状，因此没有做血管造影，这种检查很危险，但在1961年，要想检查活着的大脑只有这种办法，相比之下，尸检时把死去的大脑切开，检查的结果更可靠。没有表现出。换句话说，谁都无能为力，然后，血管破裂的那天到来了，医生的话搅在一起，变成了含义完全不同的五个字：已经不在了。

因为他的小说，弗格森还踏上了一段凄凉而必要的自杀文学之旅，为了和他步调一致，西莉亚也读了其中一些书籍，首先是休谟、叔本华、涂尔干和梅宁格等人的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论文和研究，然后是古代与近代的无数记录，恩培多克勒和他在埃德纳火山的神秘一跃，苏格拉底（毒芹），马克·安东尼（剑），犹太起义军在马萨达的集体自杀，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对加图自杀的描写（在他的儿子、医生和仆人面前扯出了自己的肠子），名誉扫地的少年天才托马斯·查特顿（砷），俄国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上吊），哈特·克莱恩（从船上跳入了墨西哥湾），乔治·伊士曼（心脏中枪），赫尔曼·戈林（氰化物），以及最相关的，《西西弗神话》的开篇句子：“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命是否值得继续，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弗：你怎么看，西莉亚？加缪说得是对是错？

西：可能是对的。但话说回来……

弗：我同意你的说法。可能是对的，但不一定。

并非所有事情都像这样，但是满意的事情足够多，多到他们能不错地相处，或许还可以相处得很美好，并且持久，但新学年开始时他们一个才十八，一个才二十，而他们彼此都满意的一件事是两人都认同工作先于快感，以及他们都不擅长家庭生活。尽管弗格森东89街的公寓足够大，但他们从没考虑过住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太年轻，承受不了稳定的同居生活的严酷，而是因为他们本质上都是独行侠，需要长时间的独处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对西莉亚来说，这意味着她在巴纳德的学业，她不光科学和数学成绩优异，在所有科目上都出类拔萃，可以肯定地说她属于怂包阵营，这个执着的全天候怂包，在大二时和其他四个巴纳德的怂包女生一起搬到了西111街上一间宽敞、阴暗的破房子住，这座公寓被她戏称为“恒静修道院”。对于弗格森来说，工作的迫切性也同样劳神费力，而且是双倍累人的工作，一面要在布鲁克林学院竭尽全力，一面要写他的小说——正因为此小说进展缓慢——执着的西莉亚还有一个好的地方，是她深深理解他的执着，那年中有好几次，他们约好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见面，但弗格森发现自己突然文思泉涌，她并不介意弗格森在最后一分钟打来电话取消约会，反而告诉他加油干和用心写和别担心。这是关键所在，他意识到，把她同他认识的所有人区分开来的，正是这种同志精神，因为他从来都不怀疑，西莉亚对这些最后一刻的电话很失望，但是她有骨气（品格的力量）假装不失望。

第二个原因：只有他们俩独自待着的时候，基本上是心灵和肉体的和谐交汇，但每当他们走到外面的世界和其他人混在一起，生活就会变得问题重重。除了她合住的那四个女生，西莉亚几乎没有亲密的朋友，或许一个都没有，因此他们偶尔的社交活动，大部分是在弗格森的世界里飘进飘出，而那个世界是西莉亚陌生的世界，她试图去理解但无法做到。她和上一代人相处起来没有任何困难，弗格森的母亲和继父对她很热情，他们与米尔德里德姨妈和唐姨夫一起吃过两次晚饭，她也很开心，但诺亚和霍华德却无意中惹到了她，诺亚是因为她受不了他冷嘲热讽、没完没了的玩笑，霍华德是因为他对她礼貌得近乎冷淡，让她感到受伤。他跟艾米和吉姆的妻子南希相处得还算好，但弗格森越来越庞大的诗人和画家朋友圈让她感到无聊和反感，每次他们晚上一起去找比利和乔安娜，看到她那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弗格森会很难过，毕竟，比利和乔安娜现在和他亲近得就像骨肉血亲一样，而看到她耐着性子听他和罗恩、路易斯或者安没完没了、不着边际地聊诗人和作家，他的难过慢慢变成了内疚和恼火，她更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她高贵而深沉的阿奇会觉得跟波·詹纳德和他的朋友杰克·埃勒比去看琼·克劳馥的垃圾电影那么有意思，这两个有些疯癫的纤瘦男孩有时候会在楼座的黑暗中接吻，而且从未停止过大笑，他们笑得太多了，她说，这群人从来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一群邋里邋遢、无精打采、随随便便的饿死鬼，没有人生目标，徘徊在生活的边缘，写些没人想看或想买的艺术作品，是啊，弗格森承认，或许确实如此，但他们是他的兄弟姐妹，是他勇敢无畏、虽被社会排斥但心中没有怨恨的同伴，因为他们都不太适应这个世界，所以才会隔三差五地大笑一场，以此表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在尽力而为。

反驳：到新年伊始（1968年），弗格森明白他不能再让西莉亚接触他那些名声不好的伙伴了，他们当中有些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有些是瘾君子和酒鬼，有些人有情绪不稳的缺陷，需要接受精神治疗，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也有孩子并且婚姻美满，但无论他有多想带她融入那个由脑袋上裂了缝的偏执狂们组成的小社会，她总是会抗拒，所以，与其继续这么惩罚她，仿佛她在他寻找别人的陪伴时想陪着是什么罪过一样，还不如免去她的责任，不必再和那些她不喜欢的人在一起。他知道这是朝着错误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将她排除在他人生的那一部分之外，会在他们之间打开一个永恒的缺口，但他不想冒失去西莉亚的危险，除非把她从那些和朋友们共度的不愉快的夜晚中解放出来，他还能怎么办才能守住她呢？

她又一次在他的住处过夜时，他依着她说的某句话为由头，小心翼翼地转到这个话题上。刚刚在床单和鸭绒被的上上下下度过了心满意足的一小时，他们正躺在床上，一起抽着一根骆驼牌香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或许根本没有说话（他记不起来了），或许就是互相看着——他们通常都是如此，虽然已经满足了对方，却还用手在另一个人裸露的皮肤上下抚摩着，试图延长这个时刻，没有什么语言交流，除了弗格森说她看起来有多美，如果他确实说话了——但他记得西莉亚正闭着眼睛，小声哼哼着什么，某种轻柔、不成调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猫在打呼噜，四肢修长、黑豹一般的西莉亚，懒洋洋地侧身躺着，用嘶哑的声音轻声对他说：我好喜欢我们现在这样，阿奇。就我们两个，一起在我们的小岛上，外面拍打着城市的海浪。

我也是，弗格森说，所以我想提个暂停，禁止与外界有任何接触。

你是说把我们锁在这屋子里，永远不出去？

不是，我们可以出门。但就我们俩。不和其他人到处瞎跑了。

我没意见啊。我干吗要在乎其他人？

但是有个问题。（停下来吸了口烟，想了想该如何说才不会让她生气。）我们就得少见几次面了。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你不在乎的那些人，不是我不在乎的人。

你指的是哪些人？

我强迫你认识的那些。比利·贝斯特、霍华德·斯莫尔、诺亚·马克斯、波·詹纳德——那堆你无法忍受的人。

我没不喜欢他们，阿奇。

也许吧，但你也没有喜欢他们，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再忍受他们了。

你说这话是为了我好还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们两个好。一看到你郁郁寡欢的样子，我就难受得要死。

我知道你是好意，但你觉得我是个傻瓜，是不是？一个刻板、市侩的蠢货。

是啊。一个成绩全A并且还受邀在暑假回伍兹霍尔做研究的女生，一定是傻瓜和蠢货。

但他们是你的朋友。我不想让你失望。

他们确实是我的朋友，但没人规定他们也得是你的朋友。

有点可悲，你不觉得吗？

不觉得。只是一种新的安排，仅此而已。

我是在说少，我们少见几次面。

如果这个少的质量比我现在的多还要好，那么少就等于补偿了我痛苦地看你忍受他们的那些小时，少最终胜过了多，少事实上反而成了多。

他们逐渐适应了只在周末见面的新节奏，每周两个傍晚、晚上和夜里，要么星期五和星期六，要么星期五和星期天，要么星期六和星期天，当然，除了弗格森偶尔在最后一刻打来电话取消的那些星期五、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在这些没有和西莉亚在一起的周末晚上，他可以自由地和一个或者几个无法忍受的人来往，更不用提平时功课不太多的那些夜晚，基本上四天里有一天晚上，他会去附近的比利和乔安娜家里吃晚饭，大家轮流抱着一岁的莫莉逗她玩，一边聊作家、政治、电影、画家和体育，大哥比利·贝斯特比任何人都先对弗格森有信心，也是他畅游的那个诗人鱼缸中唯一写散文的朋友，唯一对散文有鉴赏力的朋友，听得懂他为什么主张弗兰纳里·奥康纳和格蕾斯·佩蕾是风格更大胆、更具创新性的文体家，超过了贝娄、厄普代克或者除鲍德温之外的任何美国人。就这样，弗格森设法没有失去贝斯特夫妇或者诺亚或者霍华德或者喧哗三人组以及其他把他与这个世界维系在一起的必不可少的朋友。是的，就像西莉亚所说的，确实有点儿可悲，但这种新的安排实行了一个月、两个月后，他感觉他们的状态开始变得更好，紧张的空气少了，因为他们需要面对的干扰和烦恼也少了，但弗格森也知道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他解决的这个小问题，和他对她隐藏了太多自己的事情这个大问题相比，简直不值一提，除非他鼓起勇气向西莉亚敞开心扉，把她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她，他最终会毁掉他们的未来，最终一无所有。

第三个原因：可以说，他们的整段感情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前提之上。并不是说弗格森对西莉亚撒了谎，但有一个真相他一直没告诉她，也就是阿提的死在爱情等于神圣正义这个等式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尽管他觉得通过去年春天在滨河公园的抛接球游戏，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抛接球游戏在暑假期间变成了和西莉亚的一对一威浮球比赛，在伍兹霍尔和佛蒙特州的奶牛场都玩过，尤其是他接受庭审前那几个让人揪心的星期，嬉笑欢乐的比赛让他暂时忘了法庭上算总账的日子——但对于整件事，他仍然只字未提。漫漫六年的疯狂执着终于结束了，但如果他已经被治愈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健康，那他为什么没能鼓起勇气，把他为了纪念死去的A.F.双胞胎而强迫自己放弃了棒球这件事告诉她？因为他害怕，怕她会说他是个疯子，不想再和他有任何关系。

更糟糕的是，他无法把他的情况告诉她，揭穿他非正常出生的秘密——他是一头公驴和母马的后代，1946年夏天某个夜晚，一头嘶鸣的公驴在新泽西的一个牲畜棚里上了一头漂亮的母马，让她怀上了一头骡子，会说话的骡子弗格森，这头骡子无法繁殖后代，因此属于基因失败的类别，这个事实对弗格森的打击太残酷，对他自己男性气概的确定感伤害太大，他从来没有勇气跟西莉亚讲，他们每次上床时，他都听任她采取那些不必要的避孕措施，从没有告诉她插入子宫帽没有意义，因为和他做爱就已经保证了她永远不必担心意外怀孕。

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懦弱到如此可怕，他已经变成了他发誓永远不会变成的那种人：一个可耻的人。

反驳：没什么好反驳的。但在弗格森心里，布鲁勒医生误诊的可能性继续让他心存侥幸。直到并且除非去再找个医生咨询，不可原谅的错误就是可原谅的，因为尽管几率很小，避孕措施还有可能是必要的，而直到他自己百分之百确定，他不想让西莉亚知道这可耻的事实。他需要做的是再找一个医生，再次进行检查——但他太害怕了，怕知道最终的结果，所以他一直拖着。

结论：他父亲去世两个半星期后，当此刻的大火燃烧到了哥伦比亚的校园，西莉亚戴上了绿带子，作为菲利斯·布斯楼伙食旅的几十名志愿者之一，通过为占领大楼的学生制作三明治来表达对他们的支持。不是红带子的激进分子，而是绿带子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对于一个不参与校园政治、把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的人来说，这个立场很合理，但西莉亚还是有自己的政治观点，虽然她不适合冲在最前线，去把守路障或者占领大楼，但她的观点足够坚定到让她站在学生那边来反抗校方，且不论她对学生们的战略有什么疑虑，或者听到一百个或者五百个声音齐喊趴到墙上，操你妈的！这句口号时她有多难受。在弗格森看来，西莉亚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弗德曼权利法案”的根本原则，正是同样的冲动，让十六岁的她在自动贩卖式餐厅里把一美元放在那个老头面前，现在她十九岁了，但什么都没有改变。23号晚上，她给他的公寓打了电话，听她描述了当天在哥伦比亚发生的事情，比如中午在校园正中的日晷举行集会，攻击晨边公园体育馆建筑工地，以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学生美国黑人协会联合起来占领了汉密尔顿楼，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协同让学校停课，弗格森大笑起来——一部分是因为惊讶，他觉得，但多半是出于幸福。挂了电话后他意识到，这是自那天晚上他拿起同一部电话和艾伦·布卢门撒尔通话以来第一次这样开怀大笑。

26号星期五下午一点钟，他决定暂停当天的小说写作，坐跨城公交去看看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发生的事。给西莉亚打电话已经太晚了，她肯定和其他三明治制作者在菲利斯·布斯楼的食堂，但要找到她不会很难，到时候他会硬拉着她从她的一大盘火腿、博洛尼亚香肠和预先切好的袋装面包片旁边走开，之后他们可以一起在校园里转转，看看现场的情况。跨城公交沿着麦迪逊大道行驶时，他又想起了似乎每次来晨边高地都会想到的那个问题：如果他当时去了哥伦比亚而不是普林斯顿，一切会怎样？如果去了那里，他的人生会有什么不同？不会去布鲁克林学院是一个。不会去东89街是又一个。不会撞见他外公拍毛片是再一个。不会有一万美元，不会有内格尔，不会有霍华德·斯莫尔，也就是说不会有佛蒙特的酒吧斗殴，不会有审判，不会有米尔德里德姨妈奇迹般的救援，不会有假想的网球对决，不会有霍华德和艾米之间的浪漫——事实证明还是一段火热的浪漫，短时间内没有任何冷却的迹象。不过还是会有小玩意的三本书，但第二和第三本可能会稍有不同。玛丽·唐纳修、伊维·门罗和西莉亚会扮演同样的角色。但如果他去了哥伦比亚，他会和示威的学生一起坐在某座被占领的大楼里呢，或者生活会把他安排在同一辆跨城公交车上，沿着中央公园的北边前往晨边高地？

自23号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改变。黑白联盟已经破裂，但学生占领了四座大楼，学民社的主席，也就是公认的造反领袖，恰巧是弗格森的高中老同学马克·拉德。是的，迈克·勒布也参与了——艾米曾经的折磨者，因此他现在是弗格森曾经的朋友——不过据西莉亚耳闻，勒布只是参加数学楼集会的学民社成员之一，而拉德则是负责人，是学民社的发言人和总煽动者，过去他和弗格森相处得一直不错，一起上过很多英语课、法语课和历史课，和他们名字几乎相同的女朋友达娜和戴安娜进行过四人约会，某天早上一起逃课跑到纽约，参观了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目的是要看看运行中的资本主义，而且多贴切，也多有意思啊，在高中三年级的春天教会弗格森开标准档的车，让弗格森能开着阿尼·弗雷泽的雪佛兰货车当了一暑假大件搬运工的马克，现在竟然在领导学生造反，让自己的照片每天出现在报纸上。

事实上，弗格森那天下午没能去成哥伦比亚。四路跨城公交车从东区到西区要经过110街，也就是中央公园西路和滨河大道之间别名叫大教堂林荫大道的一片街区，公交车到达百老汇和110街的拐角后，弗格森跳下车，开始往北朝学校所在的116街走，但要到达那里他得经过西莉亚住的街区，也就是百老汇和阿姆斯特丹大道间的西111街，但奇怪的是，他过了111街往下一个路口走的时候，却意外看到了西莉亚，她穿着飘逸的蓝裙子和粉色的衬衫，大约和他隔了半个街区的距离，而且也在往北走，无疑是正往菲利斯·布斯楼的食堂去。西莉亚不是一个人这一点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安，虽然那个人并不是她的巴纳德室友，而是一个男人，具体来说是二十二岁的理查德·斯莫伦，弗格森之所以能认出他，是因为西莉亚为了帮助弗格森写小说，曾安排他和哥伦比亚的医学预科生进行面谈，斯莫伦就是10月和他聊过的学生之一，而且由于斯莫伦也来自新罗谢尔，小时候曾和阿提在棒球队和篮球队打过球，西莉亚从小就认识他，弗格森看到西莉亚和一个老朋友往城北走，怎么可能有哪怕一丁点的嫉妒和焦虑呢？他加快了脚步想赶上他们，但就快要赶上他们时，西莉亚和理查德·斯莫伦突然在人行道上停住脚步，互相拥抱在一起开始接吻。那是一个热烈的吻，一个持续很久的吻，一个色欲的吻，满含着纯粹且无法控制的欲望，弗格森站在人行道上，离他们拥抱的地方只有不到二十英尺，反正在他看来，那是个爱的吻。

如果是爱的话，他只能认定他们是刚刚从西莉亚的公寓出来，天知道他们在西莉亚的床上滚了几个小时，而现在他们重新穿上了衣服，正往北走，准备去哥伦比亚，给那些占领大楼的学生做三明治，而且很显然，他们的纵情狂欢仍然散发着耀眼的余晖，他们仍然没抚摸够对方，仍然在渴望更多。

弗格森转过身，开始向南走去。

尾声：他没打电话，她直到星期一才打电话——跟他讲了斯莫伦的事（这会儿对他来说已经是旧闻），并宣布了分手。接着是个沉默无语的周末，在此期间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斯莫伦并非他诸多麻烦的起因，顶多算是表现症状之一，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对她说实话，所以他活该被甩。美丽的西莉亚。西莉亚以及抚摩她、将她的身体折在他的身体里时让他感受到的狂热快感。但只有性并不够。得出这个结论看起来似乎无法想象，但只有性确实不够，他们之间的一切几乎都出了错。他强迫自己爱上了她，可他从来没有爱过什么，他爱的只是爱她这个想法，但这并不是爱，而是一种恶心至极、不可饶恕的愚蠢，所以让她和她帅气的医学预科男在一起吧，他对自己说，让她和未来的心脏专家、现在的心跳对象回到哥伦比亚的旋风里吧，因为大火仍在蔓延，是时候让她从他的人生中旋转出去，撇下他去下一个地方了。

在随后的几个月，再没有《弗格森故事》中的哪个核心角色突然在网球场上或别的地方死去，再没有爱情被找到，或者被失去，甚至是被考虑。有的只是一个漫长、枯燥的暑假，白天大部分时间躲在他的单身公寓，专心写他的上下部小说的下部，晚上也不去见人，除了住在附近的比利和乔安娜，以及正在纽约以专业演员的身份拍电影的诺亚，但是诺亚太忙、太累，除了周末，平时也没多少时间和他见面。其他人都不在了，要么去了自家的别墅度假，要么在纽约州北部或新英格兰租了小屋，要么按照穷游路线在西欧的各个城镇和乡村旅行。同往年一样，霍华德去了他叔叔婶婶在佛蒙特州的奶牛场，不过这次同去的还有艾米，两个人已经开始讨论大学毕业后的人生计划——时间只剩短短一年了——假定霍华德想办法逃过了兵役，他们打算去上研究生，霍华德读哲学，艾米读美国史，理想的选择是哥伦比亚，他们可以在晨边高地租间公寓一起生活，成为纽约市民。霍华德和艾米再三邀请弗格森去佛蒙特找他们玩，而弗格森再三找借口没有去。佛蒙特有太多不愉快的回忆，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回那里，或者他正忙着写小说，都没空想离开纽约，或者他感冒了，没法旅行，但即便他编这些话时（有一部分是真的），他也明白真正的原因是他失去西莉亚后，艾米又重新占据了他的脑海，但他永远失去的艾米，他深爱的艾米，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和他在一起，也永远不会想和他在一起，而他这会儿无法面对她和自己非正式的姐夫幸福的样子。倒不是说那个暑假他再也没想过西莉亚，但她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频繁地爬进他的脑子里，随着暑假酷热的第一个月变成酷热的第二个月，他几乎有点高兴他们俩不在一起了，仿佛一个咒语被破除，他又变成了原来的自己，而不是某个编造出来骗人的版本，在暑热中，阿提再一次回到了他身边，阿提的死和他父亲的死，这是他坐在自己闷热的小房间里呕心沥血写书时想得最多的两段记忆。4月底时，他的遗产继承问题终于解决（原来不是平常的那种遗赠，而是人寿保险的赔偿金，因而规避了遗产税），他从丹那儿拿了五千美元后，带着某种病态的好奇，看着剩下的九万五千美元慢慢又变成了原本的十万美元。丹说这叫看不见的钱，弗格森称之为幽灵的钱。

他在写一本有关死亡的书，可有时候，他觉得这本书想杀了他。每句话都是挣扎，每句话中的每个字都有可能是不同的字，和过去三年里写过的其他作品一样，每写出四页来，大概只有一页能留下。不过，到暑假开始时，他已经写出了一百二十二页的成稿，讲完了一半的故事。一连串的自杀事件已经持续了三个月，在此期间，R.城埋葬了二十一个它的孩子，对于一个人口只有九万四千人的地方小城来说，这是个令人警觉的数字，诺伊斯医生从一开始便参与其中，连同二十多名医生、十多名精神病专家和近三十名牧师一起防范下一场自杀，然而，尽管他们做了很多集体努力，比如与城里的所有年轻人进行长时间的面谈和咨询，但他们提供的帮助起不到丝毫作用，到现在，诺伊斯甚至开始怀疑，他们为了结束这场祸害而投入的无数个小时，是不是仅仅拖延了它的发生，把问题孤立出来，一个月又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将其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是不是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倒让它继续存在着，进而诱使那些易受影响的年轻人用本来不会想到的方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R.城的孩子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在不断自杀，一点一点地，坚定的诺伊斯医生开始泄气了。6月写到这里后，弗格森去参加了期末考试，写各科的期末论文，在暑假的前几周里重新回到写作状态中后，他已经知道故事会如何结尾，这一点很有帮助，但知道不等于做到，除非他能把它写好，否则写完也没什么意义。在诺伊斯的城市，那些年轻人面临的问题既是永恒的，也是当下的，是生物的必然命运与具体的历史现实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初恋与分手这类青春期剧变，被群体排除在外的日常恐惧，意外怀孕的恐惧，真正怀孕后和过早当上母亲带来的精神创伤，行为放纵带来的刺激（车开得太快，酒喝得太多），倦怠，对父母、成年人和一切权威的蔑视，忧郁，孤独，世界的痛苦（悲观厌世）压在他们心头，虽然阳光也洒在他们身上——古往今来的年轻人都会经历的无尽的折磨——但对于处境最危险的那些人，十七八岁的男孩，他们一从学校毕业就要面对越南的威胁，面对当下美国无可争辩的现实，因为R.城是个蓝领城市，没有几个高中毕业生能去上大学，因此高中的结束就意味着成年生活的开始，但是过去三年有六十四口装着美国士兵的灵柩被运回家乡，埋在当地的墓园，现在这些男孩没了肢体或者没了眼睛的兄长们住进了附近W.城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病房，1965年夏天横扫R.城的爱国热情，到1968年春天已经变成了厌恶和恐惧，美国政府在世界另一端正在打的战争，已经不是这些男孩愿意去参加的战争。像他们的兄长、像他们的堂兄表兄、像他们的朋友的兄长那样白白送命，似乎是在嘲笑生命本身的原则，他们问自己，他们为什么会被生下来，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仅仅是在还没开始真正活之前就去死吗？有些人为了逃过军队体检选择了自残，用枪打掉手指或脚趾，其他人选择了不太血腥的解决方式，在父母紧锁的车库里让车空转，最终让自己窒息而亡，而如果男孩碰巧还有女朋友的话，女孩和男孩往往会一起坐在车里，紧紧拥抱着对方，让汽车尾气慢慢发挥作用。起初，诺伊斯对这些无谓的死亡震惊万分，尽一切办法想要阻止它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思想开始转到不同的方向上，到第四个还是第五个月时，他自己也染上了自杀的病毒。这之后，弗格森打算的故事方向是跟随诺伊斯的脚步，看看是什么让他在书的末尾也选择了自杀，他对这些受他照顾的年轻人逐渐产生了巨大的同情，和二百五十名男孩女孩的谈话，使他最终确信R.城正在经历的不是医疗危机，而是精神危机，问题不是死亡或者对死的渴望，而是对未来丧失了希望，诺伊斯一旦明白了他们全都生活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弗格森打算把他和过去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为其提供心理辅导的莉莉·麦克纳马拉放到一起，这个十七岁女生的双胞胎哥哥哈罗德已经自杀，所以离异且没有子女的诺伊斯医生打算把她接到自己家里生活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或者半年，试图说服这个平凡、固执、不善言辞的女孩放弃自杀的想法。这将会是他的最后一搏，最后一次想要压制自己屈从于死亡的欲望，而在他未能让她重新燃起生的希望后，他会跟着她去车库，关上门窗，然后和她一起坐进车里，把车打着……

从6月中旬到9月中旬，他慢吞吞地边写边改，最终写出了七十四页的内容，而在他重新开始坐地铁往返于布鲁克林两个星期后，喧哗书局出版了他的作品合集。经历了如此艰难的一个暑假，《绪言集》突如其来地破土而出，就像早春的第一朵番红花。一抹紫色穿过满是淤泥和黑雪的冰冷土地，原本无色的世界中蹿出一束动人的色泽，因为《绪言集》的护封就是紫色的，具体说来叫木槿紫，这是弗格森和罗恩从可用的众多颜色里挑选出来的，设计朴素的印刷封面上有一个细边的白框，里面用黑色印着他的名字和书名，附带着向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的封面致敬，弗格森心想，典雅，非常典雅，当他第一次把这本书拿在手里的时候，他体会到了某种事先毫无准备的感受：如霹雳一般的喜悦。他意识到，很像是他赢得沃尔特·惠特曼学者计划奖学金之后的那种喜悦，但是有一点不同：奖学金已经从他手上夺走了，但这本书将永远属于他，即使只有不到十七个人读过。

有评论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受到了公众的亲吻和掌掴，他算了算，书出来后的四个月里一共有十三次，报纸、杂志和文学季刊的长、中、短书评，五个心满意足的舌吻，一个友好的拍背鼓励，三个照脸打来的拳头，一个冲着睾丸撞去的膝盖，一个行刑队的处决，两个耸肩。弗格森既是天才也是白痴，既是有为的青年也是傲慢的呆子，既是这一年最大的惊喜，也是这一年最大的失望，既天赋过人又毫无天赋。就如半个世纪以前面对汉克——弗兰克时，鲍德温夫人与米尔德里德姨妈和唐姨夫的意见完全相左一样，正面与负面的你推我搡，审判室无休止的僵持，一切还是老样子，尽管他努力忽略那些对他或好或差的评价，弗格森不得不承认，亲吻的快乐褪去之后，刺痛的感觉还会继续很久，忘记被人攻击为“一个疯狂、失控的嬉皮士，他们不相信文学，反而想摧毁它”，要比记住被称赞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更困难。去他的，他把那些评论塞到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时这样对自己说。如果以后有机会再出书，他会用蜡封住耳朵，用布蒙上眼睛，把自己绑在船的桅杆上，耐心等到风暴最终过去，等到塞壬无法再碰他。

书出版后不久，玛丽·唐纳修回来了。到这会儿西莉亚已经离开五个月了，孤独、饥渴的弗格森简直太乐意从乔安娜那儿听说她妹妹已经和交往十八个月的男友分手，如果弗格森还想见玛丽，乔安娜很愿意近期的某个晚上请他们来吃晚饭。玛丽不会再回密歇根了，她已经回到纽约，在纽约大学读法律系，而且据乔安娜说瘦了十五还是二十磅，她来问他都是玛丽的意思，如果弗格森愿意，显然玛丽也愿意，就这样，弗格森和玛丽又开始约会了，或者更确切一些，又像1966年夏天那样上床了，不，他们之间拥有的不是爱情，永远不可能是爱情，但在某些方面却胜于爱情，是友情，纯粹而单纯的友情，而且对彼此都佩服不已，到了他们第二次暧昧的第二个月，弗格森已经对玛丽深信不疑，最终选择向她坦白了有关西莉亚的一切，第一次吐露了阿提的事，棒球的事，可耻的子宫帽的事，并且告诉她，自己从来没法对别人讲这些，接着，说完这个有关沉默与欺骗的卑鄙故事之后，他扭过头去不再看她，而是对着墙说：我怎么了？

年轻，玛丽回答说，唯一的问题就是年轻。那时候太年轻，你的想法就是一个还没有成熟的年轻人的想法，心地善良，有点年轻人过剩的理想主义。但你现在已经不小了，所以就不再那么想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但有一件事除外，跟你年纪小没有关系。你应该告诉她的，阿奇。你的所作所为……我该怎么讲才能不伤到你的感受……？

该受谴责。

对，可以这么说。该受谴责。

我想和她结婚的，你知道吗，或者至少我觉得我想和她结婚，但如果我告诉她我们永远都不会有孩子，她很可能会拒绝我。

是，但是不提这件事也不对啊。

好吧，不过我跟你讲了，不是吗？

和我讲不一样。

哦？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想和我结婚。

谁知道我想还是不想？谁知道你想还是不想？谁能说得准？

玛丽大笑起来。

至少你现在不用再服避孕药了，弗格森继续道。

纽约可不只有你一个男人，你知道吗？要是我哪天晚上出去玩，碰见什么绅士显贵，一见倾心怎么办？

别告诉我就行，我只有这么一个要求。

不过说实话，阿奇，你真的应该再找个医生看看——保险起见。

我知道，弗格森说，我知道我该去，我会去，改天，改天就去，我保证。

1969年是七个难题、八个炸弹、十四个拒绝、两个骨折、数字二百六十三和一个改变人生的笑话之年。

（一）理查德·尼克松宣誓就任第三十七任美国总统四天之后，弗格森写完了《废墟之都》的最后一个句子。第一稿完成了，努力了很久才写出来的第一稿，到这会儿已经改过太多次，也许可以算作第九或第十稿了，但弗格森仍然不太满意，至少不是完全满意，感觉在宣布完稿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于是他在这本书上又花了四个月，修补和改进，增加和删减，替换字词和打磨句子，到6月初坐下来录入最终的最终版时，他已经参加了布鲁克林学院一半的期末考试，马上准备毕业了。

弗格森只认识一家出版商，也只想和这家出版社合作，现在小说完成了，要是把手稿交给他在喧哗书局的朋友们，该多让人开心啊，因为他们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他们会继续出版他的作品，直到永远。但过去几个月中，情况出现了变化，这家仍处在发展期的年轻公司，虽然从成立之日到1967年夏天已经出版了十二本书，但现在却走到了灭绝的边缘。已经结过两次婚的特里克茜·达文波特，也就是这家规模虽小但并不渺小的出版公司唯一的资金后盾，在4月第三次结婚了，她的新任丈夫叫维克托·克朗茨，除了管理特里克茜的投资以外，显然没有别的工作，这个人不是艺术爱好者（除了蒙德里安和康定斯基这类已去世画家的艺术作品），他向喧哗天使建议说，不要再把钱扔在喧哗书局这类“毫无价值的事业”上，之后她便撤资了。所有未来的图书出版合同全部作废，没有卖到书店或者送到分销商仓库的书全部低价处理，无法低价处理的则送去化成纸浆。《绪言集》出版九个月以来，一共卖出了八百零六本。也许不是很多，但以喧哗的标准来衡量，卖得还算不错，在畅销榜上排名第四，仅次于安的色情诗歌集（一千四百八十六本）、比利的《被砸烂的脑袋》（一千一百四十一本）和波那本活色生香的南城同性恋夜生活日记（九百六十六本）。5月底时，弗格森以每本两美元的价格，买了一百本他自己的书，把箱子存放在伍德豪尔新月巷家中的地下室后，于当晚回到纽约，去比利家参加了一个热闹的派对，所有在喧哗书局工作过或者出过书的人，以及他们的妻子、丈夫、女朋友和男朋友齐聚一堂，一边咒骂维克托·克朗茨，一边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更令人难过的是，乔安娜现在又怀孕了，而比利为了补贴家用，不得不做起了家具搬运工，还有那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派对进行到一半时，比利站到一把椅子上，宣布小玩意出版公司正式关门，但至少，脖子上青筋暴突的比利醉醺醺地吼道，至少我会继续把我答应要出版的所有书和册子都出完，因为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这话显然是针对喧哗被撤资的事，大家纷纷鼓掌，称赞比利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乔安娜站在他身旁泪流满面，玛丽则站在乔安娜身旁，一只胳膊搂着姐姐的肩膀，然后拿出一块手绢轻轻擦拭乔安娜脸上的泪水，弗格森站在一旁认真地看着这一幕，对于玛丽这么做，心中充满了爱意。

在比利的建议下，弗格森找到了一位作者代理人来帮他处理寻找新出版商的事。她的名字叫琳·埃伯哈，不用说，她也是比利的代理人（但不是因为比利又写了一本书，而是现在喧哗停止喘气后，她希望把《被砸烂的脑袋》签给某家平装书出版社），她对《废墟之都》的反应让弗格森很受鼓舞，在写来确认接受他为委托人的信中，将之称为一本精彩的反战小说，两天之后打电话时，又把它描述为一部移植到美国后被改编成文字的伯格曼电影。弗格森对伯格曼电影的感觉有些复杂（喜欢其中一些，讨厌另一些），但他明白琳认为这是极高的评价，并对她的不吝赞美表示了感谢。琳是个年轻、热情的姑娘，身材娇小、长相漂亮，一头金发，两瓣嘴唇上涂着鲜艳的口红，一年多前开始单干，作为一位年轻、独立的代理人，她手头没有什么以前的客户，目前的使命是寻找最优秀的年轻新秀，而二十二岁零三个月的弗格森，绝对算年轻。接着，她开始给她名单上的纽约出版商寄送手稿，但收到的反馈是一个又一个的拒绝。不是说这些出版商觉得弗格森的书很糟或者不值得出版或者没有体现出某个出版商所谓的“非凡天赋”，但他们一致认为，《废墟之都》实在是缺乏商业价值，就算他们只需要付五十美元的预付金或者干脆不给预付金，他们也很难把印书的成本赚回来。到年底时，书稿一共游览了十四家出版公司的收发室和办公室，收到了十四封拒绝信。

十四拳猛击，每一拳都疼。

不着急，琳说，我再想想办法。

（二）6月初，这个盘根错节的家族中最年轻的四位成员从各自的学校毕业了——艾米从布兰迪斯，霍华德从普林斯顿，诺亚从纽约大学，而弗格森则是从米德伍德的弗莱布许地铁站附近的田园避难所——现在毕业典礼结束了，他们四个人全都踏上了迈向未来的旅程。

出乎弗格森和所有其他人的预料，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和青年时代的全部时间都在为拍电影做准备的诺亚，宣布倒转方向，打算从今往后只演戏剧。电影表演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他说，一种“停止和开始”的机械化骗局，根本比不上那种在现场观众面前表演、没有重拍或剪辑师的剪刀来救你的真正骗局。他自己导过三部小电影，演了另外的三部，但现在他要告别赛璐珞，去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三维的表演和导演了。为什么还要念？弗格森问他。因为我还需要训练，诺亚说，但如果事实证明我不需要，那我就退学，回纽约来，搬去和你住。我那地方很小，弗格森说。我知道，诺亚回答，但你又不会介意睡地板，对吧？

诺亚要继续念书，确实出人意料，而艾米和霍华德还要念书，却是早已许诺和计划过的。俩人都去哥伦比亚，享受未婚夫妻的美好生活，艾米打算攻读美国史的博士学位，但霍华德放弃了哲学，准备去古典学系，更加深入地研究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格言警句，而不必把时间浪费在时髦但愚蠢的英美分析哲学上。维特根斯坦挺好，但奎因让他头疼，他说，而读斯特劳森就跟嚼玻璃一样。弗格森明白霍华德有多喜欢他那些古希腊人（内格尔对霍华德的影响，要比对他的影响更深刻也更持久），但他还是忍不住对朋友做出的决定有一点点失望，在他看来霍华德更适合从事艺术而非学术，他希望他继续用钢笔和铅笔冒险，试着在绘画上闯一闯，靠他那只技艺比艾米父亲的专业手还娴熟的手为生，他给比利画了那么多封面，《普林斯顿老虎》也刊登过他的漫画，还有这么多年来他三笔两笔就画出的那些爆笑网球对战和几十幅奇迹般的作品，最终弗格森质问了霍华德为什么选择了学术，而不是艺术？因为，他曾经的室友说，艺术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我永远不可能比现在画得更好。我在寻找能挑战自己的东西，一个能逼着我超越自己的学科。这么说你能懂吗，阿奇？是，能懂，或许可以说非常懂，但弗格森还是有些失望。

至于弗格森自己，根本不存在继续念书的问题。他向家族的其他成员宣布，实在受够了。那年春天晚些时候他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份他父亲肯定不会赞成的工作，一份无疑会让他父亲在坟墓里翻身的工作，但弗格森在布鲁克林学院最聪明也最可靠的朋友弗里茨·曼吉尼的父亲经营着一家承包公司，这家公司承包的服务之一是粉刷公寓，当弗里茨告诉弗格森说，他父亲那年暑假想再招一名油漆工，弗格森去了曼吉尼先生位于曼哈顿下城德波洛西斯街上的办公室和他见了一面，然后就被雇用了。不像大多数普通工作那样一周要上五天班，而是有活儿了就去，没活儿就歇着，他认为这倒是挺符合他的意图，工作一两个星期，然后不工作一两个星期，工作期间可以赚到的钱，足够支付不工作期间的吃饭和房租开销。现在他已经从大学毕业了，因此，他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名油漆工，但因为他刚刚写完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还没准备好再开始写别的（他的大脑已疲惫不堪、灵感枯竭），所以他主要是一名油漆工。

艾米可以毫无障碍地大踏步前进，但其他三个人的计划，则要取决于他们在入伍体检期间和之后发生什么，根据安排，他们的体检会在那年夏天进行，霍华德在7月中，诺亚在8月初，弗格森在8月底。如果他们被征入伍，霍华德和诺亚都决定以路德·邦德为榜样，北上去加拿大，但比他们更固执也更鲁莽的弗格森决定，他愿意冒蹲监狱的危险。支持战争的人给他们这样的人起了名字——逃避兵役者、懦夫、国家的叛徒——但三个朋友不会反对在一场他们认为正义的战争中为美国而战，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和平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战争都该反对，他们反对的只是这场战争罢了，具体说来就是他们认为这场战争在道德上站不住脚，不仅是政治上的大错，还是疯狂的犯罪行为，因此他们的爱国责任要求他们拒绝参与其中。霍华德的父亲、诺亚的父亲和弗格森的继父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兵，他们的儿子和继子佩服他们参与了反法西斯战争，在他们看来那是一场正义之战，但越南不一样，让这个盘根错节的大部落中的所有人都感到安慰的是，那场战争的三位老兵，全都站在他们的儿子和继子一边，对这场战争持反对态度。

汉堡高地战役、阿肖谷的阿帕奇白雪行动和福绥省的平巴战役。这些是在他们三人从大学毕业之前和之后的几周中，从越南飘回国内的一些名字和地点，在他们分别准备去纽瓦克（霍华德）的征兵局和曼哈顿（诺亚和弗格森）的白厅大街上那家征兵局之前，霍华德和诺亚各自找医生咨询了一些假想出来的病，希望这能让他们获得4-F（不适合参军）或者1-Y（适合参军，但仅限最紧急情况）的分类，省去移民加拿大的麻烦。霍华德对灰尘、青草、豚草、麒麟草以及春夏时节其他气传花粉过敏（枯草热），但他颇具同情心的反战医生在证明信中还宣布他患有哮喘——这种慢性疾病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让霍华德因为健康原因免服兵役。诺亚去体检时也带了一封信，一位反战的心理分析学家提供了一份声明，说诺亚在过去六个月里每周要去做两次心理治疗，他可以证实他的病人对开阔空间患有恐惧性神经症（广场恐惧症），在过度紧张的情况下还会发展成全面的妄想症，再加上他还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因此无法在只有男性的环境中正常行使职责。

诺亚拿出他的信给弗格森看时，一边摇着头一边哈哈大笑。看我，阿奇，他说，我是社会危害分子。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你觉得医生会相信这种垃圾？弗格森问道。

谁能说清楚？诺亚回答。他顿了顿，然后又笑起来，说：可能吧。

要是为自己着想的话，弗格森心想，他其实也应该去找个医生，像霍华德和诺亚那样搞一封证明信，但到现在读者应该已经发现，弗格森并不总是这样。8月25号星期一早上，他来到白厅大街的征兵中心时，根本没有证明他患有什么真正或假想的生理或心理疾病的信给军队的体检人员看。确实，他小时候确实患过枯草热，但最近几年似乎已经没有了，而他确实患的病，也就是让他沦为一头会说话的骡子的那个病，对眼下的事情来说无关紧要。

他穿着白色的短裤在大楼里走来走去，而在他周围，还有一群穿着白色短裤走来走去的年轻人。白皮肤的年轻人，棕皮肤的年轻人，黑皮肤的年轻人，黄皮肤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他参加了笔试，他的身体被量，被称，被检查，然后，他就回家了，好奇自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三）9月2号，七十九岁的胡志明去世了。弗格森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83街与84街之间的中央公园西路上的一栋三室公寓里，踩着梯子粉刷厨房的天花板，这是从暑假到现在他为曼吉尼先生干的第四份活儿。胡伯伯死了，但并不会有什么因此而改变，战争还会继续下去，直到北越战胜南越，美国人被赶走。这是确凿无疑的，他一边在油漆桶里蘸了蘸刷子，继续刷天花板，一边想，但很多其他事就说不定了。比如，为什么他在霍华德和诺亚收到通知他们体检日期的信之后过了一个月才收到自己那封？或者为什么霍华德已经获得了纽瓦克征兵局给他的新分类（1-Y），可过了同样长的时间后，诺亚还没有从曼哈顿的征兵局那儿听到任何消息？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太随意了，一个系统却有两只互不相关的手在运作，每只手在执行各自的任务时，完全不清楚另一只在干什么，虽然他已经体检完了，但还得等多久却很难说。

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从夏天到秋天，他不停地想到监狱，想到被迫关押起来，要服从监狱看守们变化无常的规矩和命令，想到被其中一个或者多个狱友强奸，想到和他同住一间牢房的人可能是个挥舞着自制小刀的残暴罪犯，因持械抢劫被判处了七年有期徒刑或者因谋杀罪被判一百年监禁。接着，他的脑子会暂时从现实中游离，回想起他在十二岁时读过的《基度山伯爵》，其中遭人诬陷的爱德蒙·唐太斯在伊夫堡监狱中被囚禁了十四年，或者八年级时读过的《正午的黑暗》，其中两个被关在相邻监牢的犯人轻敲墙壁，通过暗码传递信息，或者这些年来看过的监狱电影，数量简直多到过分，比如《大幻影》《死囚越狱》《亡命者》，比如《左拉传》中的德雷福斯被囚禁在恶魔岛上，比如《牢狱大暴动》《牢狱鸳》《星星监狱两万年》，比如《铁面人》，这部电影也改编自大仲马的作品，其中孪生兄弟中邪恶的那个被自己的胡须给闷死了。

变幻莫测的未来与持续积聚的恐慌就像两个孵化器，孵出了这些紧张不安、飞来撞去的想法。

夏天从来都是他紧张工作的时间，但那个夏天弗格森却什么都没做成，只是读了《废墟之都》的前四封拒绝信。胡志明去世一个月后，这个数字增长到了七。

（四）那年的夏天和秋天，在弗格森为曼吉尼先生打工和思考自己前途难料的未来时，有个人却在纽约城到处引爆炸弹。萨姆·梅尔维尔，或者说萨缪尔·梅尔维尔，1934年出生时这个人名叫萨缪尔·格罗斯曼，后来他改掉了自己的姓氏，或许是在向创作《白鲸记》的那个人致敬，或许是在向法国导演让——皮埃尔·梅尔维尔致敬，虽然他在出生时其实叫让——皮埃尔·格伦巴赫，又或许不是向谁致敬，没有任何原因，只是不想与他父亲和他父亲的名字扯上关系。梅尔维尔虽然有点儿像气象员和黑豹党，是无党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有时候会有一两个同伙，大多数时候没有），7月27号他引爆了第一颗炸弹，炸坏了纽约滨水区格雷斯码头，这个码头的所有者是常年在中南美洲剥削、压榨农民的联合水果公司。8月20号他袭击了海事米德兰银行大楼；9月19号是商务部和陆军总监察长在百老汇大道南边的联邦办公大楼里的办公室。随后的袭击目标包括标准石油公司在美国无线电公司大楼的办公室，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总部，以及10月11号，第五大道上的通用汽车大厦，但第二天，当梅尔维尔准备去炸中街上的刑事法院大楼时——二十一名黑豹党成员正在这里受审——却错将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选为了自己的同伙，当场被擒。1970年4月，他被送进了“坟墓”监狱，他在那里组织囚犯，发动了一场抗议，导致他在7月被转移到了辛辛监狱，但在那里他又组织了一场监狱抗议，导致他在9月被转到了纽约州北部阿提卡的最高安全级别监狱。

据各方描述，梅尔维尔是受到了1968年春天的哥伦比亚事件刺激，才变得越来越激进。在4月30号晚上的抓捕中，这位三十四岁的前管道设计师来到校园声援学生，在一千名战术巡逻队警察涌入、七百名学生被捕、无数绿带子和白带子遭袭的混乱中，梅尔维尔曾呼吁学生奋起反抗警察。在一小撮抗议者的协助下，他把用回火硫化处理的钢制成的容量五十加仑的垃圾桶拖到罗氏图书馆的楼顶，然后砸向了下面的警察。年纪较小的学生非常害怕，完全没有准备好做出如此不计后果的行动，纷纷四散消失在夜幕中。没过多久警察就抓到了梅尔维尔，然后拖着他去了另一幢楼里，把他困在椅子上，拿警棍打了个半死。几天之后，他加入了当地的社区行动委员会（社行委）——这个组织反对的是哥伦比亚从学校的公寓楼中赶走贫困租户的政策——在西112街上的圣马克斯·阿姆斯前参加社行委举行的示威活动时，他和该组织的其他几名成员遭到了逮捕。

哥伦比亚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开始在全城引爆炸弹。凭借着高超的技术，他成功地实施了前几次袭击，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有三个半月的时间一直逍遥法外。八卦报纸把他称为疯狂炸弹人。

弗格森从没见过萨姆·梅尔维尔，直到他在11月12号被捕时才知道他是谁，但他们的故事在第四次炸弹袭击中——八次袭击中最具破坏性的一次——产生了交叉，而交叉的结果是弗格森的人生方向被改变了，因为这位身体健康的大学毕业生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征兵局列为1-A分类，进而导致他在联邦法庭受审和在联邦监狱服刑，但当梅尔维尔在10月初炸毁白厅大街上的军队征兵中心时，弗格森还没有收到他被分到哪一类的任何消息，而当那个月过完后还是没消息，11月过完后还是没消息时，弗格森谨慎地提出了一个理论：他的征兵纪录被梅尔维尔的炸弹炸毁了，或者用他喜欢的说法来讲就是，被除名了。

换句话说，如果弗格森确实被除名，那么萨姆·梅尔维尔相当于救了他一命。所谓的疯狂炸弹人拯救了他以及即便没有上千也有数百的其他人的生命，然后，梅尔维尔牺牲了自己的人生，替他们进了监狱。

（五）反正弗格森是这么想象的，或者是这么希望的，或者是这么祈祷的，但无论他是否已经被除名，整件事在尘埃落定前还有一道坎需要跨越。尼克松改变了法律。义务兵役制不再需要所有年龄介于十八岁和二十六岁之间的美国男性来填补军队的空缺，只需要其中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12月1号举行的征兵抽签中抽到最低数字的那些人。三百六十六个备选数字，代表一年（包括闰年）的每一天，代表美国每个年轻人的生日，那个随意抽出来的数字将会告诉你，你是自由还是不自由，是要去打仗还是留在家里，是要去蹲监狱还是不去，你未来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将由掌管骨灰缸、棺材和全国所有墓地的狗屎运将军的双手塑造。

荒唐。

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赌场，可是不允许你自己掷骰子。政府会为你掷。任何低于八十或者一百的数字将会意味着危险。任何高于二者的数字则意味着：谢谢您，主人。

对应3月23号的数字是二百六十三。

这一次，没有兴高采烈，没有霹雳或者血管中的电流，没有从黑雪中蹿出的紫色番红花，有的只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平静，甚或是宿命感，甚或是悲伤。之前，他已经准备好去做他发誓要做的事情，但现在他不用再那么做了。他甚至都不用再去想。站起来，喘口气，站起来，四处走走，站起来，享受世界吧，当弗格森站起来，喘了口气，四处走了走，享受了一下世界时，他意识到，在过去的五个月里，他原来一直生活在瘫痪的状态中。

父亲，他对自己说，我奇怪的、已经不在人世的父亲，你儿子不会生活在铁窗后面了。你儿子自由了，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为你的儿子祈祷吧，父亲，就像他为你祈祷那样。

弗格森坐回他的书桌前，在报纸上查了一下6月16号，这是诺亚的生日。

二百七十四号。

然后是霍华德的生日，1月22号。

三百三十七号。

那天傍晚，诺亚搭车从纽黑文来到纽约，七点钟，弗格森、霍华德在西区酒吧和他碰上了头，三人准备在这里先喝一轮酒，再去百老汇大道南边两个街区外的月亮宫，在那里的中国餐厅庆祝一番。然而，他们在前角的小隔间喝得太舒服，所以根本没去那家餐厅，而是留在西区，吃了他们最喜欢的酒吧做的最难吃的炖牛肉和面条，一直待到了凌晨两点半，喝了很多很多酒，各种著名口味的酒，弗格森喝的主要是苏格兰威士忌，这里口味平庸的混合威士忌，带着他颠簸到了醉态的最深处，但在他醉成一滩稀泥、不省人事、看东西重影，被两个同样走路不稳的同伴拖回霍华德和艾米位于西113街上的公寓，一直在沙发上昏睡到第二天早上之前，他记得霍华德和诺亚曾一度联合起来，批评了他做的很多事，其中有一些他还记得，有一些怎么也想不起来，但是在他记得的那些事中，有如下几件：

∴ 他真是太傻了，竟然没有动他父亲留给他的钱。

∴ 他应该拿着那些仍然没动的钱，挥手告别美国，横跨大西洋，去欧洲至少待一年。在他这可悲又渺小的人生中，他还没去过什么地方，他需要现在就去旅行。

∴ 别再想玛丽·唐纳修找到了她的绅士显贵，正在谈婚论嫁了，虽然玛丽是个很不错的女人，陪着弗格森度过了一些艰难时光，但他们两个在一起没有未来，因为他不是她想要的或者需要的那个人，什么都给不了她。

∴ 犯不着为纽约出版商的十二封拒绝信失眠，就算他的书再被十二家出版商拒绝也没关系，到最后总会有人愿意出，现在唯一重要的，是开始想他的下一本书……

在弗格森的记忆中，他全部赞同了他们说的这些。

（六）因为他是个勤勉的员工，因为他不想迟到，让他的工友们失望，所以第二天早上九点整，弗格森就上班了。他在霍华德和艾米的沙发上睡了四个半小时，去百老汇和112街拐角的汤姆餐厅喝了三杯黑咖啡，然后走路去了88街和89街之间滨河大道上的工作地点——一座宽敞的四卧室公寓，几天前，他刚刚跟胡安、菲利克斯和哈利开始粉刷。那天早上特别冷，弗格森又宿醉得厉害，眼睛充血，头痛欲裂，肚子也不舒服，把脸埋在围巾里踉跄着往南走时，仍然弥漫着酒气的呼吸让围巾都开始有味道了。胡安说：你怎么了，哥们儿？菲利克斯说：你还醉着呢吧，孩子。哈利说：你要不回家睡一觉醒醒酒？但弗格森不想回家睡觉醒酒，他一点儿事儿都没有所以才来上班，但一小时后，当他站在高高的折叠梯上又去刷厨房的天花板时，一下子失去平衡摔到地上，导致左脚脚踝和左手手腕骨折。哈里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罗斯福医院的医生把骨头接好，给他的手腕和脚踝上打了石膏，看着自己的工作成果，医生评价道：摔得很重啊，年轻人。幸亏不是头着地，算你走运。

（七）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弗格森住在伍德豪尔新月巷的家中，等着断骨愈合，每天狂吃他母亲做的美食，晚饭后和丹玩金罗美，电视上有尼克斯队的比赛时，就和丹、吉姆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他母亲和怀孕的南希则在厨房里闲聊着女性的秘密。家庭生活，享受在家待一段时间的舒适和快乐时，他顺便强制性地喘口气（丹的说法），或者就是盘点一下（他母亲的说法），想想接下来准备干什么。

玛丽走了，很快就要嫁给三十一岁的鲍勃·斯坦顿，这位聪明的先生是皇后区的助理检察官，有着弗格森永远无法企及的安定生活，明智的选择，弗格森觉得，不过他的心还是很痛，比起他的断骨，这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愈合，玛丽现在离开后，他在纽约已经没什么牵挂，也没有必要继续为曼吉尼先生当油漆工了，因为醉酒狂欢的那天晚上，霍华德和诺亚终于把他说通了，他改变了原先对他父亲那笔钱的想法，不情愿地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不接受那笔钱，是对他父亲的侮辱。他父亲已经死了，而死人无法再为自己辩护。不管这些年来他们之间积聚了多少怒气，他父亲都把他写进了遗嘱，也就是说，他希望弗格森接受那十万美元，而且可以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花，默认了具体到他身上，就是继续写作，然后靠这笔钱来养活自己，弗格森分析道，他父亲应该知道这一点，而且事实是，他心中已经没有多少怒气，父亲去世的时间越久，他的愤怒就越少，现在一年半之后，几乎已经全部消失了，曾经盛着怒气的地方填满了悲伤和困惑，悲伤和困惑和懊悔。

那笔钱确实很多，要是仔细点花，足够供他生活很多年，霍华德和诺亚很好地强调了这笔钱的重要性，明智地建议他在小说被拒这件事上耐心一些（2月初，琳·埃伯哈特把书稿寄给哥伦布书局后，终于为它找到了家，这是一家勇敢无畏、天生反骨的小出版公司，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运营至今），但最重要的是让弗格森明白了这笔钱将允许他在目前的情况下，走出对他来说最好的一步。他在伍德豪尔新月巷的家中一边煎熬着，一边琢磨那笔钱给他提供的种种模糊的可能性，渐渐认同了两位朋友的观点：是时候离开美国，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了，把这场大火抛在身后，去别的地方——其他任何地方。

接下来的两周里，弗格森经过反复的考虑和斟酌，一点点地把一大堆的“任何地方”削减到了五个、三个、一个。语言是决定的关键因素，但是虽然英国说英语，爱尔兰也说英语，但他很怀疑自己会喜欢生活在这类潮湿多雨的地方。当然，巴黎也下雨，但法语是他唯一在说和读方面还算精通的外语，加上他从来没听人说过巴黎一个字的坏话，所以决定去那儿碰碰运气。作为预热，他会先去蒙特利尔一趟，看看路德·邦德。路德在他的新国家活得有滋有味，大约就在弗格森去布鲁克林学院时，他也说服麦吉尔大学接受了他，毕业后去了《蒙特利尔公报》做实习记者，并且和他的新女友克莱尔住在一起，克莱尔·辛普森还是桑普森（路德的字迹经常很难分辨）。弗格森心痒着往北走，心痒着往东去，心痒着离开。

他算了算，1月底脚踝好得差不多后，他就可以自由走动了，到时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腾空东89街的公寓，为他的大动作做准备。

接着，在1月1号，弗格森正准备吃下新一个十年的第一顿早饭的第一口时，他母亲跟他讲了那个笑话。

很显然，那是个老笑话，已经在犹太人家的客厅里流传了几十年，但莫名其妙的是弗格森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讲这个笑话时，他从来都没在这样的客厅里，但1970年新年的早晨，他母亲在厨房里终于跟他讲了这个经典故事，一个名字又长又难念的年轻俄国犹太人来到埃利斯岛，和更年长、更有阅历的同胞攀谈起来，当年轻人告诉年长者自己的名字后，对方皱皱眉，说这种又长又难念的名字对他在美国的新生活不会有好处，他需要把名字改短些，改得更有美国味一点儿。您有什么好建议吗？年轻人问。跟他们说你姓洛克菲勒，年长者说，这么讲一准没错。两个小时过去了，等到这个年轻的俄国人坐下来接受移民官的审查时，早把那人教给他的名字忘了个一干二净。叫什么？移民官问。年轻人恼火地捶了捶脑袋，脱口而出一句意第绪语，伊卡——哈博——法格森（我忘了）！于是埃利斯岛的移民官拿起钢笔，摘下笔帽，尽职尽责地在花名册上记下了他的名字：伊卡博德·弗格森。

弗格森喜欢这个笑话，他母亲在厨房边吃早餐边讲完之后，他笑得前仰后合，但在一瘸一拐地走到楼上的卧室后，他发现自己还在止不住地想这个笑话，加上也没什么别的念头让他分心，他便仔细思考起了那个可怜的移民，从早上一直想到中午，到后来，这个故事已经超脱了笑话的领域，成为一个有关人类命运以及个人在人生道路上必须面对无数分岔路的寓言。那个年轻人，突然被撕扯成三个年轻人，每个都和其他两个一模一样，但名字却不同：洛克菲勒，弗格森，和又长又难念、跟着他从俄国来到埃利斯岛的X。在笑话里，因为移民官员听不懂他讲的语言，导致他的名字最终成了弗格森。这一点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某个官僚犯的错你被安上了这个名字，而且余生中还要继续叫这个名字。这里的有意思，可以理解为诡异或好玩或悲剧。别人的钢笔挥洒了十五笔，一个俄国犹太人就变成了一名苏格兰裔长老会教徒。如果这个犹太人被白人居多、信仰新教的美国当作一位新教徒，如果他遇上的每个人都认为他是那个他根本不是的人，那么他未来在美国的生活会受到什么影响？不可能具体说清楚，但可以认定的是会有某种不同，他以弗格森的身份经历的人生，不会和他作为年轻的希伯来人X经历的人生一样。另一方面，年轻的X并不反对做个洛克菲勒。他接受了那位年长同胞认为他需要改名字的建议，所以如果他没有忘掉，而是想起了这个名字呢？那他就成为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员，从那一天起，人们会认为他来自美国最富有的家族。虽然他的意第绪语口音骗不了谁，但这又怎么能阻止人们认定他或许属于那个家族的另一个分支，叉到外国去的某一支，血统可以直接追溯到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和他的后嗣身上呢？如果年轻的X当时有能力想起自己应该叫洛克菲勒，那么他未来在美国的生活又会受到什么影响？他会拥有同样的人生，还是不同的人生？无疑是不同的人生，弗格森告诉自己，但具体怎么不同，却无法说清楚。

其实根本不姓弗格森的弗格森，发现这么一想很有意思，他饶有兴致地想象自己生下来时是个弗格森或者是个洛克菲勒，某个名字不同的人，而不叫1947年3月3号他从母亲的子宫里被拽出来后被安上的那个名字。事实上，1900年1月1号，当他父亲的父亲到达埃利斯岛时，并没有被人记成别的名字——但要是有的话呢？

问出这个问题之后，弗格森的下一本书便诞生了。

不是一个有三个名字的人，那天下午他对自己说，巧的是，当天正好是1970年1月1号，他爷爷到达美国的七十周年纪念日（如果家里流传的说法有可信度的话），不过他既没有变成弗格森，也没有变成洛克菲勒，而且1923年在芝加哥的一家皮革仓库被人枪杀了，但在故事里，弗格森将会从他爷爷和那个笑话讲起，笑话在第一段中讲完后，他爷爷就不再是有三个潜在名字的年轻人，而只会有一个名字，不过既不是X，也不是洛克菲勒，而是弗格森，接着，讲完他父母如何相识、结婚以及他的出生后（全都建立在这些年从他母亲那儿听来的趣闻轶事上），弗格森会把主题颠倒过来，不去讲有三个名字的一个人，而是虚构三个不同的自己，讲述他们以及他自己的故事（多少算是他自己的故事，因为他也会变成一个虚构版的自己），写出来的书里，将会有四个完全相同但又有所不同的人，而他们的名字都叫：弗格森。

一个从有关名字的笑话里诞生的名字。一个讲波兰和俄国犹太人坐船来到美国的笑话里的包袱。毫无疑问，是个有关美国以及耸立在纽约港的那座巨大雕像的犹太笑话。

流亡者之母。

纷争之父。

拙劣名字的恩赐者。

他仍然走在十四岁时的他想象的两条路上，仍然和拉兹罗·弗鲁特走在三条路上，一直以来，从开始懂事时起，他就一直有种感觉，觉得走或没走过的路上那些分岔口与平行道，全都有同样的人在同一时刻走着，看得见的人和影子般的人，觉得现在这个世界顶多是一部分的世界，因为真正的世界还包括那些本可能发生但没有的事，觉得某条路和别的路之间并没有好坏之分，但活在一具躯壳中的痛苦，就是无论在哪个时刻，你只能在一条路上走，虽然你本来有可能走在另一条上，正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完全相同但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四个男孩有同样的父母，同样的身体，同样的遗传物质，但各自生活在不同的房子里，不同的城市里，有着各自的境遇。在不同境遇的影响下，这些男孩会朝这边或者那边转向，随着故事向前发展，他们的人生开始分岔，或爬着或走着或跳着从童年长到少年，再长到青年，成为越来越不同的角色，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道路，但他们仍然还是同一个人，三个想象出来的自己，然后顺便再把他自己扔进去，作为第四号，也就是书的作者，但这会儿他还不清楚书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开始做之后，他才会明白自己尝试要做的是什么，但最重要的是，他会爱这些男孩，就好像他们是真的一样，就好像他爱自己那样去爱他们，就像他爱那个在1961年夏天的某个炎热下午死在他眼前的男孩一样去爱他们，而他父亲现在也死了之后，这本书是他必须要写的——为了他们而写。

上帝无处可寻，他对自己说，但生命随处可见，死亡随处可见，生者与死者被连在了一起。

唯有一件事确凿无疑。假想的弗格森们会一个接一个死去，就像阿提·弗德曼死掉那样，但只有在他学会爱他们，就仿佛他们是真的一样之后，才会死去，只有在一想到看着他们死去，他就觉得无法忍受时，才会死去，接着，他将重新与自己为伴，挺到最后的人。

书名就这样有了：《4 3 2 1》。

书到这里就结束了——弗格森准备去写他的书。2月3号，他拖着两个重重的行李箱，背着一个背包，坐着大巴离开纽约，去了蒙特利尔，他在那里和路德·邦德待了一个星期，然后爬上飞机，漂洋过海去了巴黎。在接下来的五年半里，他住在第五区笛卡尔街上的一套两室公寓里，雷打不动地写他的四个弗格森，这本书后来的长度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想，1975年8月25号，当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时，这份双倍行距打印的手稿总计达到一千一百三十三页。

对他而言，最难写的段落，是讲述他挚爱的几个男孩子死去的段落。费了多少困难，才召唤出那场暴风雨，杀死了那个灿烂阳光的十三岁男孩，经历了多少痛苦，才写下那场交通事故的细节，最终夺去了二十三岁的弗格森三号的生命，虽然有了这两次必要但可怕的毁灭，但最让他痛苦的，还是讲述弗格森一号在1971年9月8号晚上的死亡，这一段他一直拖着，直到书快结尾时才写：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一场大火吞噬了弗格森一号所住的房子，他楼下的邻居查理·文森特躺在床上抽烟时睡着了，那根波迈点燃了他以及他盖在身上的被单和毯子，火焰在房间内迅速蔓延，最终一跃而起，烧到了天花板，由于那幢老房子的木头已经很干也快碎裂了，火苗冲过了天花板，瞬间让楼上的地板熊熊燃烧起来，然后，大火以极快的速度扑到了正在熟睡中的二十四岁的记者、译者和哈莉·道尔的爱人身上，他还没来得及跳下床，从窗户爬出去，整个房间便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弗格森休息了一下。他从桌旁站起身，从衬衫口袋里抽出一根烟，在那所小公寓的两个房间里来回踱着，感觉头脑已经清醒得差不多，可以继续开始写之后，他回到桌旁，在椅子上坐下，写完了全书的最后几段话：

假如弗格森一号逃过了那晚的一劫，他会在第二天早上醒来，和贾内利一起去阿提卡，在接下来的五天里，他会撰写有关那场监狱暴动的文章，大规模的接管，一千多名囚犯控制了监狱，导致其被迫关闭，抗议者将三十九名狱警劫为人质，希望以此迫使监狱满足他们的改革要求。毫无疑问，弗格森一号会被囚犯间的团结所鼓舞。在这座种族分化的监狱里，几乎所有人都站到一起支持那些要求，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是黑人囚犯、白人囚犯和拉丁裔囚犯有史以来第一次站在同一边。另一边松动了一些，但还不足以带来任何希望。他们拒绝了赦免的要求，他们拒绝了撤换监狱警长的要求，他们还拒绝了让暴动者安全离开美国的要求——诚然，这个要求实在是不太现实，虽然阿尔及利亚政府曾承诺全部接纳他们。囚犯和惩教局局长拉塞尔·奥斯瓦德之间进行了四天焦灼难熬的谈判，但没有成功，而在这整整四天中，洛克菲勒州长一直拒绝到监狱来协助双方达成和解。但接着，9月13号，洛克菲勒下了一道令人困惑不解的命令，要求以武力夺回监狱的控制权。上午九点四十六分，狱警和纽约州警察组成的队伍站在监狱的外墙上，开始朝监狱里的人开火，打死十名人质和二十九名囚犯，其中包括萨姆·梅尔维尔，不过，他是在步枪的密集扫射结束几分钟后被近距离猎杀的。除了死亡的这三十九人外，另有三名人质和八十五名囚犯受伤。监狱的院子中血流成河。

袭击发生后，开始有传言称囚犯曾用割喉的方式杀死了十名人质，但第二天在罗切斯特市，门罗县的法医查验过十名被害狱警的尸体后，证实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刀伤致死。他们全都是被自己的警察同事开枪打死的。15号，《纽约时报》刊登了记者约瑟夫·莱利维尔德的一篇报道，在其中，被杀狱警卡尔·瓦伦的一位亲属看过尸体后说：“根本没有刀伤。卡尔身上甚至连划伤都没有。他是被一颗子弹打死的，那颗子弹上印着洛克菲勒的名字。”

纳尔逊·洛克菲勒代表的是共和党中的自由派阵营，在阿提卡大屠杀之前，他一直被认为是个温和、理智的人，但1973年5月，他又一次把世界搞糊涂了，推动纽约州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规定贩卖两盎司及以上海洛因、吗啡、鸦片、可卡因、大麻或者持有四盎司及以上前述毒品，最低刑期为十五年至终身监禁。所谓的“洛克菲勒毒品法”，是全国各州有史以来惩罚最严重的毒品法律。

或许他仍然还在做总统梦，想向美国公众中强硬的法律与秩序阵营展示他有多强硬，然而，尽管他一直都想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可在1960年、1964年和1968年的总统大选中，连续三次都未能赢得党内的提名，头两次输给了尼克松、戈德华特，第三次又输给了尼克松，但是当颜面扫地的尼克松在1974年辞职后，在同样颜面扫地的斯皮罗·阿格纽辞职后被任命为副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继任成为了新总统，并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做他的副总统，他们俩成了美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未经公民投票选举而担任这两项公职的人，就这样，1974年12月19号，经众议院以二百八十七票比一百二十八票、参议院以九十票比七票通过之后，纳尔逊·洛克菲勒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四十一任副总统。

他娶的女人名叫乐乐。

注释：

[1] 原文为I grapple with my groots and shoot down the grovelers and medicine men with my trusted blunderbuss。其中的groots或为groats的化用，groat指去壳的谷粒，也是一种钱币，源自荷兰语中的gr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