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卡雷谍影经典全新系列（套装14册）【英国国宝级间谍小说大师约翰·勒卡雷谍影经典全新系列】
Author: 约翰·勒卡雷
Date: 2020-06-30T16:00:00+00:00
Publisher: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完美的间谍

永恒的园丁

伦敦口译员

谎言定制店

德国小镇

莫斯科情人

召唤死者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荣誉学生

史迈利的人马

柏林谍影

史迈利的告别

鸽子隧道

间谍的遗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完美的间谍/（英）勒卡雷著；李静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书名原文：A Perfect Spy

ISBN 978-7-208-09550-2

I.①完…II.①勒…②李…III.①间谍小说-英国-现代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7349号

书名：完美的间谍

作者：[英]约翰·勒卡雷

译者：李静宜

责任编辑：邵艳美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09550-2/I·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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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机构和人物表
完美的间谍

解读1：深邃而美丽的骗局——读勒卡雷《完美的间谍》

解读2：完美的间谍，不完美的人生

有两个妻子的男人迷失灵魂，

有两个家的男人迷失神智。

——谚语

[前言]

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或许除了较晚近的《永恒的园丁》外，《完美的间谍》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小说，我呕心沥血，因此也报偿最丰。

直到那个时候，我的写作生涯始终挥之不去的是我未曾表白的回忆：异于常人的童年，以及我那位异于常人的父亲带给我的折磨与偶有的乐趣。我虚构的瑞克·皮姆，也就是我的主角马格纳斯的父亲，正是我父亲离奇生活的写照。在真实生活里，亲戚们倘有机会读这部小说，多半都会觉得我笔下描绘的他很有趣，也觉得很宽慰，尽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还有黑暗的不可告人的事，在小说中隐晦不明，至今仍与我如影随形。

不算太久以前，《永恒的园丁》刚完成，我曾经有过一个后来胎死腹中的构想：我要写一部自传，实验性质的那种。整本书左右对照。在左页，我会写我所记得的生活点滴，包括我们记忆中的种种逃避与自我辩白——相信我自己的记忆也必然如此。在右页，我会记载所有能找到的历史记录，因为我父亲留下许多鲜明足迹可供追踪：从他第一次定罪的法庭记录与剪报，到远至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香港、瑞士与奥地利的警方与监狱记录。除此之外，还有尚待挖掘的其他人的回忆，包括那些为数不少的怀念他、爱他的人，以及为数甚多因他而蒙受财物损失的人。这些人不尽然是不同的两批人，因为他们必然都同意：罗尼·康威尔是最迷人，也最具说服力的行骗艺术家。

如是之故，我长期聘请两位声誉良好的私家侦探，因为我觉得他们比我更有办法取得从未公之于世的文件，尽管那些文件可能尘封在某个遭人遗忘的档案室格架上，甚至可能已准备销毁，但在我充满渴望的想像当中，它们仍然在生死之间徘徊。

至于其他人的回忆，我更有理由相信是灿烂丰富之极。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香港，我接受贾汀·马斯森——当时的香港富商——贸易洋行的招待，到跑马地的公司包厢看赛马，一位身材魁梧，看似公务员的英国绅士羞怯地拉我衣袖。他是我父亲当年在香港等待被遣返时的狱吏，他低声对我坦承，他从没见过比我父亲更好、更激励人心的绅士，遑论囚犯。“我不久要退休。”他说，“等我回英国老家，你父亲会在公司里帮我安排工作。”我警告那位老好人要小心了吗？我怀疑。我父亲不理会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他的门徒也一样。在他们内心深处，多少也对自己的受骗上当难辞其咎。那位狱吏现在人在何方？即使我曾写下他的名字，那张纸也早就不见了。但我想，我的侦探一定能通过香港警方追查到他的下落。

另一次，我住在哥本哈根的皇家饭店（当时是叫这个名字），经理召我进他办公室，有两位丹麦特别警察分队的警探找我问话。他们说，我父亲在北欧航空（SAS）两名资深驾驶员掩护下非法入境丹麦，此后便消失踪影。我知道上哪儿找他吗？我不知道，但他们不太相信。原来，罗尼在纽约的酒吧搭上那两个倒霉的SAS驾驶员，打牌赢了他们不少钱。但罗尼没拿他们的钱，只要他们带他飞到哥本哈根。那两个人很不明智地照办。丹麦警方推断当时罗尼在纽约因欺诈被通缉，此时则因非法入境和其他五六项违法之事被丹麦警方通缉，罪名有贿赂、逃避关税，其他的我不记得了。当然，我的侦探仍然可以追查丹麦的文件，甚至，或许可以追踪到那两个不走运的驾驶员——我是这样相信。

还有一次，我在芝加哥替“英国周”活动进行协助宣传时，收到一封紧急电报，是英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吉尔克利斯特，通过总领事哈利来问我愿不愿意付几千块钱把我父亲弄出雅加达的监狱。他从新加坡被驱逐出境之后，又在雅加达因触犯货币法被捕。

在他去世前不久，有一次，罗尼从苏黎世地区监狱打对方付费的电话给我，用哽咽的声音说：“我真的不能再坐牢了，儿子。”老天垂怜，我已故的文学经纪人雷纳·休曼当时正好在苏黎世附近，靠着他的支票簿，罗尼几个小时之后就重获自由。出了什么问题？欺诈旅馆！这在瑞士是可以问吊的罪行。“但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儿子，不是现在。”罗尼晚年颇像《虎豹小霸王》里那对亡命之徒，他不知道，自他第一次玩弄花招之后，通讯速度已大幅提升了。瑞士警方的记录一向无懈可击。再一次，我相信我的侦探搞定瑞士的事游刃有余。

只是他们不能，也不会。由于我缺乏耐心，我赋予他们通常不会也不该有的权力。罗尼对他们而言，是一座无法征服的山，如同对我一样。大把时间花在他身上，追索他的花费是天文数字，但就算我们终于抵达终点——无论终点是在哪里——我们也不可能找到我所梦想的丰富宝藏。他的入伍记录也是如此。

虽然已达入伍年龄，体格也符合标准，但罗尼却轻轻松松地逃过1939年到1945年间的大战，几乎完全没碰上征召入伍的困扰。没错，有几次，他奉召到布拉福德的皇家通讯部队接受基础军训，但每一次都能想办法让军方的规划无法得逞。起初，他拿身为单亲父亲的辛苦当理由。他倒是有凭有据，因为我母亲很明智地没留下转信地址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抽身离去。但这并不表示罗尼自己受过任何单亲之苦。相反，母亲我们从来不缺，而且还不时更新。万一苦伤的愁云迫近罗尼的地平线，我哥哥和我就会被打包送往朋友家或假期学校，等待雨过天晴。单亲的诉求无法软化军方的心，罗尼创意十足地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国会补选的候选名单，让他们不得不放他去行使他的民主权利。他代表独立进步党在切姆斯福德参选失利之后——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他根本就没展开竞选活动——他提着公文包回到布拉福德，又从头开始接受基础军训，因为军方的做法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他依然无法抗拒英国国会的魅力。1950年，他代表民主党在大雅茅斯参选——这次是大选。在这本书里，你们会读到他竞选的虚构情节，与实情稍有差距。保守党的代理人害怕罗尼会瓜分选票，挖出他错综离奇的过往，当面向他摊牌：退选，否则就揭发他。罗尼没退选，所以保守党揭发他。但他仍然瓜分了选票。

最后几年，罗尼魂牵梦绕的只有一件事。那是位于伦敦郊外开发商禁入的所谓“绿带”的土地。靠着我们只能猜想的原因，罗尼的那一片绿带取得当地议会的开发许可。凭着这份许可，罗尼和当地最大的几家建设公司谈成一大笔生意，授权他们在那片不开发就成为公有地的土地上盖天晓得多少幢的房子。谈成的金额非常庞大，但我相信罗尼早已累积了同样可观的债务，因为他的政策就是在今天花掉你打算在明天赚的钱。

但天不从人愿。当地的抗议团体很不高兴，大声疾呼。议会自觉理亏，于是让步，撤回开发许可，建设公司随即拒绝支付原先谈成的天文数字。接下来好几年，罗尼数度想说服我支付诉讼费，将他们告上法庭，但就像他每次要我投资他的计划时一样，我拒绝了，坚持只负担他的生活费用。但这样的提议向来对他不起作用。“你花了钱就想骑到我头上啊！”他会毫不客气地抗议，而我的确也是。然而，他还是筹到钱提出上诉，很可能是答应让律师分一杯羹，这在当时是违法的。他赢了，但在亲眼目睹胜利之前就死了。反正这也只是昙花一现。法院刚宣判罗尼胜诉，一直默默无语的律师就站起来宣称自己代表国税局，把所有的补偿金拿得一文不剩。

格雷厄姆·格林有句话我引用过不下千遍：“童年是小说家的存款。”罗尼最爱吹嘘他这辈子没看过半本书，包括我的，但格林的这句话一定很讨他欢心。罗尼老是说，如果没有他，我就什么都不是。很可能，在我宁可不去想的某些方面，他是对的。

约翰·勒卡雷

2000年11月

机构和人物表

完美的间谍

1

狂风怒吼的十月，凌晨时分，在德文郡南部沿海一个似乎已遭人遗弃的小镇，马格纳斯·皮姆跨出老旧的乡间出租车，付了钱，等车子开走了，才举步穿越教堂广场。他的目的地是某家有着“美景”“舰长”或“优瑞卡[1]”之类名字、灯光昏暗的维多利亚式旅店的露台。他体格强健，仪表堂堂，一看便知是个人物。他步履灵巧，身体秉承盎格鲁-撒克逊行政人员的优良传统，略向前倾。英国人无论是在遥远的殖民地扬起国旗，发现大江大河的源头，还是站在行将沉没的船头甲板，也无论是动是静，都是这样的神态。他风尘仆仆历经十六个小时的旅程，但没穿风衣，也没戴帽。他提着一个鼓鼓的黑色公文包，另一手拎着一只绿色的哈洛德[2]手提袋。强劲的海风鞭挞着他身上的都会西装，带咸味的雨丝刺痛了他的眼，一圈圈的泡沫从他前方的路面上撇过。皮姆一路向前。他走到一家标示着“客满”的公寓前廊，按门铃，等着，门外的灯会先亮起来，接着是门里解开链锁的声音。就在他等候的当下，教堂的钟敲响了五声。皮姆仿佛回应钟声召唤似的，旋过脚跟，回头定睛看着广场。看浸信会教堂耸立在奔腾云朵间毫无美感的尖塔。看装饰庭园引以为傲的智利猴嘴树。看空荡荡的音乐台。看公交车候车篷。看小街巷的幽暗阴影。看一扇又一扇的门廊。

“怎么，坎特伯雷先生，是你啊。”他背后的门开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尖锐地响起。“你真坏。你又坐夜车了，我就知道。你为什么从来不打电话？”

“哈啰，杜柏小姐。”皮姆说，“你好吗？”

“别管我好不好，坎特伯雷先生，赶快进来，你会冷死的。”

但强风吹袭的丑陋广场却似乎使出魔咒，锁住了皮姆的脚步。“我以为‘海景’还在待价而沽，杜柏小姐。”被她拉进屋里时，他说，“你告诉我说，库克先生在他太太过世后搬走了。他不再踏进这个地方一步，你说的。”

“他当然不会再来。他会触目伤情。快进来吧，坎特伯雷先生。我来泡茶，你先擦干脚。”

“那么，他楼上卧房的窗户为什么有盏灯亮着？”皮姆任由老妇人拉他踏上台阶，问道。

就像许多专制暴君一样，杜柏小姐个头娇小。她年岁已高，仿佛会随时碎成粉末似的，重心倾向一侧，佝偻着背，弄皱了身上的晨袍，也让她周遭的一切似乎都斜歪着。

“库克先生把楼上租出去了，赛莉亚·范因租了来画画。你真是够了。”她滑上门闩。“三个月不见踪影，突然在三更半夜回来，竟然只关心别人窗里的灯光。”她又闩上另一道锁。“你永远不会改变，坎特伯雷先生。我真不知道我干吗费心。”

“赛莉亚·范因到底是谁？”

“范因医师的女儿，傻瓜。她想看海，画画儿。”她的声音陡然一变，“坎特伯雷先生，你怎么这么大胆？还不快脱下来。”

杜柏小姐锁好最后一道门链之后，尽可能地直起身子，准备给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拥抱。但她却未如往常那样皱起眉，这时一定没人会相信，她那无精打采的脸上竟出现了一丝惊恐。

“你那条可怕的黑领带，坎特伯雷先生。我不要死亡踏进屋里。我不要你打那条领带。你是为谁打的？”

皮姆是个英俊的男子，带点孩子气，但很出众。五十出头，正当盛年，充满热情与急迫感，即使在这个既无热情也无急迫感的地方也不改本色。但在杜柏小姐看来，他最大的优点是那可爱的微笑，散发着温暖与真诚，让她感觉舒畅。

“为了白厅[3]的一位老同事，杜柏小姐。无关紧要的人，不是什么亲近的人。”

“到了我这个年纪，每个人都是亲近的人，坎特伯雷先生。他叫什么名字？”

“我根本不太认得那个人。”皮姆加重语气说，一面解下领带，塞进口袋里。“我才不会告诉你名字，让你去搜寻讣闻呢，就是这样。”他的目光游移到摊开在门厅桌上的旅客登记簿，登记簿沐浴在橘色的夜灯里，那盏灯还是他上回来的时候帮杜柏小姐装在天花板上的。“有什么临时住客吗，杜柏小姐？”他一边搜寻着名单，一边问。“私奔的情侣，或神秘的公主？这两个复活节来的男恋人是怎么回事？”

“他们就只是男孩，不是恋人。”蹒跚踱向厨房的杜柏小姐严厉地纠正他。“他们各要了一间单人房，每天晚上看电视播的足球赛。你怎么说，坎特伯雷先生。”

但皮姆没答话。有时他的沟通渠道就像受制于内部检查的电话，话没说完就被切断。他翻回前一页，又一页。

“我想我不会再接临时住客。”杜柏小姐点燃煤气，透过敞开的厨房门廊说。“有时候我和托比坐在这里，门铃响了，我就说：‘托比，你去开门。’他当然不会去开。斑纹猫怎么会开门。所以我们就坐着不动。就这样坐着，等脚步声又走远。”她丢给他狡黠的一瞥。“你想，我们的坎特伯雷先生该不会是陷入情网了吧？托比。”她顽皮地问她的猫。“今天早上如此开朗，如此灿烂。从外表看起来，我们的坎特伯雷先生年轻了十岁。”没从猫那儿得到任何有益的回应，她又转向金丝雀。“但他才不会告诉我们呢，对不对，迪奇？我们会是最后知道的。吱吱？吱吱？”

“温布尔登的约翰与西维雅·艾利吉伯。”皮姆仍然查看着旅客登记簿说。

“约翰做计算机，西维雅设计程序，他们明天离开。”她有些愠怒地说。因为杜柏小姐很不愿意承认，她的世界中除了亲爱的坎特伯雷先生之外还有别人。“你这次又给我带什么来了？”她生气地大叫，“我不要，收回去。”

但杜柏小姐并没生气，她会收下，皮姆不会拿回去：一条白色与金色细密交织的克什米尔披肩，仍放在哈洛德纸盒中，裹着哈洛德的原装棉纸。杜柏小姐对这张棉纸的珍视程度，似乎比礼物更甚。一拿出披肩，她就先抚平棉纸，顺着原来的痕迹折好，放回盒里，再把盒子放进她用来珍藏宝贝的柜子里。这时候，杜柏小姐才让他把披肩围在她肩上，裹着她，嘴里还不断叨念着他的奢侈浪费。

皮姆喝着杜柏小姐为他泡的茶，安慰她。皮姆吃了一块她的酥饼，赞不绝口，尽管她说酥饼烤焦了。他答应在这期间要替她修补水槽塞子，疏通排水管，并查看一楼的储水池。皮姆很爽快，有些过度殷勤，也一直保持着她精敏觉察的开朗态度。他把托比放在膝上，轻抚着它，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举动，托比也不见得喜欢。他听着杜柏小姐的老艾儿姑妈的最新消息，通常只要一提到艾儿姑妈，他就急急地要上床睡觉去了。他像往常一样，问她近来的本地要闻，并颇表赞同地倾听杜柏小姐的长串抱怨。他一面对她的回答点头称是，一面莫名所以地自顾自地微笑，再不然就变得昏昏欲睡，用手掩着嘴打哈欠。最后，他突然放下茶杯，站了起来，仿佛要赶另一班火车似的。

“这回我会多待一段时间，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杜柏小姐。我有很多东西要写。”

“你每次都这么说。上回你还打算永远住在这里哩。结果呢，时间一到，就急急赶回白厅，连蛋都来不及吃。”

“可能会待两个星期。我得请几天假，才能安安静静地工作。”

杜柏小姐装出惊骇不已的样子。“但我们的国家怎么办？没有坎特伯雷先生掌舵，托比和我还能安全吗？”

“那么，杜柏小姐有何计划？”他迷人地一问，同时提起他的公文包，就像拎起一大块面包似的毫不费劲。

“计划？”杜柏小姐重复道，神秘地嫣然一笑。“到了我这把年纪已经没有什么计划了，坎特伯雷先生。我让上帝来计划。他可比我在行，对不对，托比？可靠得多啰。”

“你常谈起的邮轮旅行呢？这该是你好好犒赏自己的时候了，杜柏小姐。”

“别闹了。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我已经没劲了。”

“我还是会帮你出钱。”

“我知道你会，上帝保佑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打电话。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社。事实上，我已经帮你查过了。有一艘‘东方发现号’一个星期之后从南安普顿启程。刚好有人取消订位。我问过了。”

“你是想赶我走吗，坎特伯雷先生？”

皮姆大笑起来。“上帝和我合力也赶不走你，杜柏小姐。”他说。

杜柏小姐从玄关看着他走上狭窄的楼梯，赞叹着他步履的年轻活力，尽管手上还有那只沉重的公文包。他将出席高层会议。非常重量级的会议。她听着他的脚步声轻轻踏过走廊，走到面向广场的八号房，这是她租期最长的一间房，在她漫长的一生里，就属这间房出租的时间最久。她听见他打开门锁，又轻轻地关上房门，不觉松了一口气，丧友并未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只是部里的老同事，不是什么亲近的人。她不想有任何事情干扰他。他还是多年前出现在她门前的那个完美的绅士，正找他所谓的没有电话的庇护所，虽然她厨房里就有一部完好无缺的电话。他预付六个月的租金，此后一直如此，现金，不要收据。她生日那天下午，他替她在庭院小径旁筑了一道小石墙，作为生日惊喜，技艺之精，远胜泥水匠与砖瓦匠。三月的暴风雨过后，他亲手把瓦片一片片砌上屋顶。也出人意料地从世界各地寄给她鲜花、水果、巧克力和纪念品，但从未清楚说明他在那些地方做什么。每当她有太多临时住客时，他还会帮她准备早餐；他也听她絮叨她那个不时有赚钱计划却一事无成的侄儿：最近的一个计划是在艾塞特[4]盖一间宾果游戏馆，但他首先需要一笔资金来弥补透支。他从无信件与访客，不弹奏乐器，只收听外国的电台；除了打给本地商家，他也从不用电话。他从不对她透露自己的事，只说他住伦敦，在白厅工作，但常常出差旅行，他与城市同名，叫坎特伯雷[5]。儿女，妻子，父母亲，女友——在这个世界上，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他的杜柏小姐。

“他现在可能是个爵爷了。”她把披肩贴近鼻子，深吸一口羊毛的气息，一面大声地对托比说。“说不定还是首相呢，我们一向只能从电视上听说的人物。”

在风声飒飒间，杜柏小姐隐约听见一阵歌声。男人的声音，不成调，也不悦耳。起初，她以为是从院子里传来的《绿袖子》，接着她又觉得是广场传来的《耶路撒冷》，于是打算探头到窗外制止。但就在此时，她突然发觉，这是从楼上传来的坎特伯雷先生的歌声。这令她万分惊奇，原本打开房门要斥责他的，却不禁凝神倾听。歌声自动停了。杜柏小姐露出微笑。现在，他正在听我的动静，她想。不愧是我的坎特伯雷先生。

在维也纳，三个钟头前，玛丽·皮姆，马格纳斯的妻子，站在卧室窗前，望着窗外的世界。窗外一片静谧，与她丈夫所选择的世界恰成对比。她没拉窗帘，也没开灯。她已着装准备待客，她母亲一定会这么说。她穿着蓝色的两件式毛衣站在窗前已一小时，等待车子，等待门铃，等待丈夫的钥匙在锁孔轻轻转动。此刻在她心中，等待的是马格纳斯与杰克·布拉德福的不公平竞赛，看看谁能先得到她的接待。初秋的白雪仍覆盖着山顶，一轮满月高挂，在房里映出一条条黑白相间的光影。沿着大街的一幢幢优雅别墅，外交官笙歌夜舞的灯火正逐一熄灭。米尔霍夫部长夫人为裁军谈判筹办了一场有四件式乐团伴奏的舞会。玛丽应该到场的。冯·雷曼夫妇为布拉格的老友办了一场自助餐宴，先生太太都欢迎，而且不排座次。她应该去的，他俩都该去，在餐后狂饮威士忌与苏打水，还有马格纳斯的伏特加。然后放唱片，翩然起舞直到现在，甚至更晚——长袖善舞的外交官皮姆夫妇，这么受欢迎——如同马格纳斯在华盛顿担任情报站副主任时那般悠游自在，一切都如此完美。当马格纳斯乐此不疲地讲笑话，打探消息，交新朋友时，玛丽便为他煎培根和蛋。此时正是维也纳的旺季，整年沉默低调的人开始兴奋地谈论圣诞节与歌剧，莽言愚行纷纷出笼，就像旧衣出清。

但这一切都已是千古往事。这一切到了上周三便已不复存在。此刻惟一要紧的是，马格纳斯应该开着那辆停放在机场的“大都会”轿车回来，在大门口击败杰克·布拉德福。

电话响了。床边。他睡的那一侧。别跑，你这白痴，你会跌倒的。别太慢，否则他会挂断。马格纳斯，亲爱的，噢，亲爱的上帝保佑是你，你只是一时迷乱，现在已好多了。我甚至不会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不会再怀疑你。她拿起话筒，但不知为何，竟无法安稳落坐在堆起的被褥上，重重一跌，她另一手抓起便条纸和铅笔，以备有电话号码要记，或是地址、时间、指示。她没脱口叫出“马格纳斯？”因为那会透露她为他担忧。她没说“哈啰”，因为她无法相信自己的声音能保持平静。她用德文说出他们的电话号码，这样马格纳斯就会知道是她，听见她一切正常，安然无恙，没生他的气，所有的事都完好如初。不大惊小怪，没有问题，我就在这里，一如既往，等候你归来。

“是我。”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但那不是我。那是杰克·布拉德福。

“没有一点消息，我猜？”布拉德福用军人嘹亮、自信的英文问道。

“没有任何消息。你在哪里？”

“大约半小时就会到，我会尽量快一点。等我，好吗？”

火，她猛然想起。天哪，火！她急忙冲向楼下，不再能辨别大小灾难的轻重缓急。她让女佣外出过夜，却忘了把客厅的炉火养在灰中[6]。火一定已经熄了。但并没有。火焰熊熊燃烧，只需要再加一根柴火，让清晨时分不致冰冷如葬礼。她放进一根柴，然后在房间里绕来绕去，四处拾掇整理——花，烟灰缸，杰克的威士忌托盘——让她之外的一切都完美无缺，因为她的内在，连一丝一毫的完美都称不上。她点一根烟，愤愤地咬着，没吸进肺里就吐出来。接着，她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威士忌，这才是她下楼的首要目的。毕竟，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跳舞，我一定会喝上好几杯的。

玛丽的英国气质，和马格纳斯一样，明显得不容错认。金发碧眼，脸型刚毅，坦白率直。她对人讲话，特别是对外国人，有一种略带滑稽的卑屈，那是遗传自母亲的特质。玛丽的生活里记录了一桩又一桩的死亡。她的祖父死于帕斯尚坦尔[7]，不久之前，她的弟弟山姆死于贝尔法斯特[8]，有一两个月的时间，玛丽一直觉得把山姆的吉普车炸成碎片的炸弹，也炸死了她的灵魂，但结果因心碎而死的却是她父亲，而不是玛丽。她生命中的这几个男人都是军人。他们留给她宝贵的遗产——强烈的爱国心与多塞特[9]的一幢小领主宅邸。玛丽聪慧且具野心，她可以梦想，可以渴求，可以贪得，但远在出生之前，她的生命就已立下规则，并以一桩桩的死亡让她无法逾越：在玛丽的家庭里，男人征战沙场，女人则提供后援，哀悼守丧，继续活下去。她的尊崇礼拜，她的晚宴餐会，她与皮姆的生活，都遵循着相同的铁律。

直到去年七月。直到我们在莱兹波斯岛[10]的假期。马格纳斯，回家吧。我很抱歉，因为你没出现而在机场闹得满城风雨。我很抱歉，用你称为魔音传脑的大嗓门对着英国航空公司的职员大吼大叫。我很抱歉，拿着我的外交人员通行证四处招摇。我很抱歉——真的非常抱歉——我打电话给杰克，问他我的丈夫到底在哪里？所以，拜托——请回来，告诉我该怎么办。什么都不重要了。只要你在这里。此时此刻。

玛丽发现自己站在饭厅的双扉门前，便推开门，点亮枝型吊灯，一手拿着威士忌，凝望着空无一物如湖水粼粼闪耀的长餐桌。桃花心木。18世纪的复制品。领事等级，平庸的品位。十四张舒服的椅子，如果在桌角处多摆两张，就可以放下十六张椅子。那个该死的焦痕，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记住，她告诉自己。把你的心思拉回来。在杰克·布拉德福按门铃之前，把所有的事情在你愚蠢的小脑袋里清理出头绪。走到外面来，看个清楚。现在。那是个像今夜一般的夜晚，活泼，兴奋。那是星期三，我们请客的夜晚。月亮也像今晚的月亮，只是更偏斜一些。在卧室，拿过一次A、没念过大学的笨蛋玛丽·皮姆双腿岔得大开，忙着戴上她的家族珠宝；而她的丈夫，牛津大学第一名的才子马格纳斯，已穿好晚宴外套，吻着她的颈背，哼着他的巴尔干舞男乐曲，培养她的宴会情绪。马格纳斯，不消多说，随时都准备好该有的情绪。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她原本没打算这么厉声制止的，“别闹了，帮我把这该死的钩环扣好。”

有时我的军人世家背景比我的言辞更有用。

马格纳斯听命行事。马格纳斯总是听命行事。马格纳斯修补，整顿，搬运，比管家还行。而马格纳斯听命行事时，把手放在我胸前，贴在我赤裸的颈背上哈着热气：“拜托，我的小傻瓜，我们有没有时间销魂片刻呢，有？没有？”

但玛丽一如往常，紧张得连微笑都挤不出来。她命令他下楼去，确认临时雇来的男仆温泽先生已经从威伯的鱼店取回冰块了。马格纳斯听命离去。马格纳斯总是听命离去。就算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一巴掌打过她脸颊，马格纳斯仍然听命离去。

玛丽停了下来，抬头倾听。一辆汽车的引擎声。在这纷飞的雪里，像痛苦的回忆向你驶来。但与痛苦的回忆不同的是，这辆车过门而不入。

晚宴，外交圈的欢乐时光，和乔治敦[11]的那段岁月一样美好，当时马格纳斯还是前景看好的副主任，主任职位已近在眼前。马格纳斯与玛丽之间的一切都已修好弥平，除了日日夜夜悬在玛丽心头的那片乌云。即使玛丽有时并未意识到，但乌云一直都在。那片乌云就叫“莱兹波斯”，爱琴海上的希腊小岛，萦回着恐怖异常的回忆。马格纳斯是维也纳英国大使馆担负某些不言可喻职务的领事，事实上每个人都心照不宣，他是派驻本地的情报站主任。玛丽·皮姆，马格纳斯的妻子，透过纯银的枝形吊灯，骄傲地看着丈夫，而仆人正端上玛丽以母亲秘方烹调的鹿肉，为十二位本地情报圈不言可喻的贵宾上菜。

“你也有个女儿。”玛丽用流利的德文对奥地利国防部的丁寇尔顾问说，“叫厄秀拉，对不对？上回我听说她在音乐学院主修钢琴。跟我说说她的事吧。”而仆人则在一旁静静聆听她的指示：“温泽太太。过去两个位子的雷德勒先生没有红酒了，快添酒。”

这是个美好的夜晚，玛丽听着顾问家族的沧桑史，心中暗自评断。这是她努力筹划的那种夜晚，她的整个婚姻生活里都不断在筹划这样的夜晚，无论是他们犹在力争上游时的布拉格与华盛顿，或是守成待时的此地。她很快乐，她神采飞扬，莱兹波斯的乌云几乎已飘远。汤姆在寄宿学校适应得很好，很快会回来过圣诞节假期。马格纳斯在莱奇租了一幢山中小屋，可以滑雪，雷德勒一家说也许会跟他们一道去。那些天，马格纳斯机智横溢，虽然为他父亲的病情担心，但仍对她关怀备至。到莱奇之前，他会先带她到萨尔斯堡看《帕西法尔》[12]，如果她略施压力，他也会带她去参加歌剧院的舞会，因为就像玛丽家人常说的，姑娘爱跳舞。幸运的是，雷德勒一家也可以和他们同行——晚上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打发时间，共享一位保姆——而且，这些日子以来，对马格纳斯来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安慰。在烛光下，她抓住皮姆走开去照料左侧一位沉默寡言的人的瞬间，给了他一个微笑。很抱歉，我刚才那么暴躁，她这样说。都忘了，他告诉她。等他们都离开了，我们会做爱，她这样说，我们会保持清醒，做爱，一切都顺利美好。

就在此时，她听见电话铃响。刚好就在这一刻。就在她传送爱意给马格纳斯，并沉醉在无比喜悦中的这一刻。她听见电话铃声响了两次，三次，开始心浮气躁，然后她听见温泽先生接了电话，才松了一口气。皮姆先生稍晚会回您电话，除非是紧急事件，她在心里复诵着。不该打扰皮姆先生的，除非不得已。皮姆先生正忙着用完美的德语讲述他惹恼大使馆并令奥地利人惊讶不已的有趣故事。皮姆先生也会用奥地利腔，或更好笑的瑞士腔，那是他在瑞士念书时就会的把戏。皮姆先生会为你摆上一排瓶子，用餐刀敲击，奏出像瑞士老火车的钟声，还一面学当地老站长的腔调吟唱出茵特拉根与少女峰之间的站名，让听众忍不住发思古幽情，笑得掉下泪来。

玛丽抬起视线，凝望已空无一物的长桌另一端。马格纳斯——那一刻，他除了和玛丽眉来眼去，又在做什么呢？

大展身手，这就是答案。坐在他右边的是可怕的丁寇尔顾问夫人，一个即使用官太太的标准来看都太过平凡粗俗的女人，大使馆里有些最强悍的骑兵面对她时也只能变得目瞪口呆。然而，马格纳斯吸引了她，就像太阳吸引了花朵一般，她永不餍足。有时，看着他这样表演，她会不由自主地对他的全心投入涌起一丝怜悯。她希望他更轻松些，哪怕只有一时半刻也好。她希望他知道，只要愿意，他随时都可以得到平静，不必再不停地付出。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外交官，一定很容易就可以当上大使，她想。在华盛顿时，格兰特·雷德勒曾私下向她保证，马格纳斯比他的主任或那个糟糕透顶的大使都更有影响力。维也纳——诚然，他在此地受到极度尊敬，也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却显然是个反高潮。尽管如此，当一切尘埃落定，马格纳斯就会回到正轨，此时只需要耐心。玛丽希望自己对他来说不是这么年轻。有时他为了我试着降格以求，她想。在马格纳斯左边，同样心醉神迷的是奥伯斯特·马赫夫人，她的德裔丈夫在维也纳新城区的通讯局服务。但马格纳斯真正的战利品，一如以往，是格兰特·雷德勒三世。“他有小小的黑色胡须，小小的黑色眼睛，和小小的黑色思想”，马格纳斯如是说。雷德勒六个月前刚接掌美国大使馆的法律部门，但实际的职务当然恰与“守法护纪”相反。他是情报单位的新人，虽然他与马格纳斯早在华盛顿时就已是老友了。

“格兰特是个狗屁艺术家。”马格纳斯会如此抱怨，就如同他抱怨其他朋友一样。“他每个礼拜把我们弄到一张大圆桌上，创造一些我们二十年没见过也没啥损失的字眼。”

“但他很有趣，亲爱的。”玛丽提醒他，“而且碧伊美呆了。”

“格兰特是个登山客。”另一次马格纳斯说，“他把我们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才能踩着我们的背往上爬。你等着看好了。”

“但至少他很聪明，亲爱的。至少他可以跟得上你，对不对？”

事实上，尽管任何外交情谊都有其极限，但皮姆夫妇与雷德勒夫妇却是极好的朋友，只是马格纳斯表达喜欢的方式非常怪异，不时埋怨、挑毛病，发誓再也不和他们讲话。雷德勒的女儿贝吉与汤姆同龄，两人已是一对恋人；碧伊和玛丽兴奋不已。至于碧伊和马格纳斯——坦白说，玛丽有时不禁怀疑，他俩的友谊是否有些太过密切。但另一方面，她也注意到，每一个四人组里总是有两人的关系特别密切，尽管可能什么暧昧情事都没发生。而倘若他俩之间真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十分坦白地说，玛丽将很乐意在格兰特身上寻求报复。她日渐发现格兰特潜藏的热情，将是有力的反击。

“玛丽，敬你，好吗？好棒的宴会。我们都很喜欢。”

是碧伊，永远都在向每个人敬酒。她戴着钻石耳环，身穿低胸露肩的晚装，让玛丽整晚看得目不转睛。有三个孩子，竟还能保持这样的胸部：真是该死的不公平。玛丽也举起杯子回敬。碧伊有打字员的手指，她注意到，指尖弯曲。

“格兰特，老小子，拜托，”马格纳斯半戏谑地说，“饶了我们吧，公平点。如果你们那位英勇的总统告诉我们关于共产国家的事全都是真的，那我们到底该拿他们怎么办？”

玛丽的眼角瞥见格兰特浮现小丑似的滑稽微笑，仿佛对马格纳斯的机智不胜欣羡。

“马格纳斯，如果我有办法的话，就会把你请到大使馆的一大块飞毯上，送上一罐装满马丁尼的摇杯，和一本美国护照，魔法一变，把你送回华盛顿，当上民主党的候选人。我从没听过这么精彩的煽动言论。”

“征召马格纳斯选总统？”碧伊愉快地轻声说，她坐直身子，手抚胸口，仿佛有人请她吃巧克力似的。“我的天哪！”

此时，夸张作态的仆人温泽先生出现了，对马格纳斯深一鞠躬，在他左耳低声说是紧急事件——原谅我，阁下——伦敦来的电话——领事先生打来的，请原谅。

马格纳斯致歉。马格纳斯对每个人致歉。马格纳斯小心翼翼地穿越想像的障碍向门走去，微笑着，如置身乐园，轻声致歉。而玛丽则更加活泼愉悦地谈笑，为他提供掩护。但当门在他背后关上，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格兰特·雷德勒瞥了碧伊一眼，碧伊·雷德勒也瞥了格兰特一眼。玛丽看在眼里，浑身的血液都冰冷了。

为什么？在不留神的一瞥里，他们传递了什么讯息？马格纳斯真的和碧伊上床吗——而碧伊告诉格兰特了？他们两人在那一瞬间对起身离去的主人涌起复杂困惑的欣羡之情吗？尽管心潮汹涌，但玛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却一直确信不移。不是性，不是爱，不是嫉妒，不是友谊。而是共谋。玛丽并不是异想天开。玛丽亲眼目睹，了然于胸。他们是一对密谋的凶手，告诉彼此说“快了”，马格纳斯就快成为囊中物了。我们就快得到他了。他的傲慢就快荡然无存了，我们的荣耀就快重见天日了。我看见他们憎恨他，玛丽想。她当时这样想，她现在还是这样想。

“格兰特是急于寻找恺撒的卡修斯[13]。”马格纳斯曾说，“如果他不能及早找个人的背来刺，局里就会把他的匕首给别人。”

然而在外交圈里没有什么是恒久不变，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即使是谋杀密谋也不能成为打断谈兴的理由。忙着谈笑风生，聊着孩子与购物——为何雷德勒夫妇会有那样充满恶意的表情，她疯狂地搜寻理由——最重要的是，等待马格纳斯回到晚宴上，同时用两种语言在长桌的那一端重施魅力——玛丽还找得出时间揣想，这通伦敦打来的紧急电话，会不会就是她丈夫这几个星期一直引颈企盼的电话。这段时间以来，她知道他有大计划正在进行，她祈祷那会是前景看好的再获重用。

而就在此时，玛丽记得，当她仍不住谈笑，仍不住祈祷丈夫能有职务异动的好运时，她感觉到他的指尖划过她光裸的双肩，他走回主位。她甚至没听见门声，虽然她一直倾耳聆听。

“一切都还好吧，亲爱的？”她越过烛台叫他。她刻意公开这样做，因为皮姆夫妇十分恩爱，幸福非凡。

“女王陛下一切安好吧，马格纳斯？”她听见格兰特用谄媚的语气慢条斯理地说，“没得佝偻症？喉咙炎？”

皮姆的笑容灿烂，一派轻松，但这不见得代表什么，玛丽非常清楚。“只是白厅的一件小事，格兰特。”他毫不在意地回答，“我想他们一定有间谍在这里，告诉他们我正在举行晚宴。亲爱的，我们没有红酒了吗？这点儿配额，可就太过吝啬了吧，我一定得这么说。”

噢，马格纳斯，她兴奋地想：你真幸运。

该是让女士们在喝咖啡之前上楼去洗手间的时候了。自许为摩登的顾问夫人想抵赖不去，但丈夫一皱眉就让她起身。而碧伊·雷德勒——今夜直到此刻都一直扮演伟大的美国女性主义者——却乖乖离去，让她那位性感的丈夫挽着她走出去。

“现在有事了。”杰克·布拉德福满足地说。玛丽想像着。

“没什么特别的。”

“那你干吗抖个不停，亲爱的？”布拉德福说。

“我没发抖。我只是给自己倒一小杯酒，等你来。你知道我总是把酒摇一摇的。”

“我也要来一杯，拜托，和你一样的。就给我来一杯原汁原味的，没冰块，没泡沫，没乱七八糟的东西。”

很好，去你的，拿去吧。

这个晚上圆满落幕，和开始时一样完美。在玄关，玛丽和马格纳斯协助宾客穿上外套，玛丽无法不注意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马格纳斯，伸长手臂，弯曲手指，让每一只衣袖都服服帖帖的。马格纳斯邀请雷德勒夫妇留下来，但玛丽却暗中阻挠。她吃吃笑着告诉碧伊，马格纳斯必须早点儿上床。玄关空了。外交官皮姆夫妇，无畏风寒——他们毕竟是英国人——英勇地站在门阶上，挥手道别。玛丽一手环住马格纳斯的腰部，她偷偷把拇指伸进他后背的裤腰里，下探他的股沟。马格纳斯未抗拒她。马格纳斯从不抗拒。她的头爱恋地靠在他肩上，在他耳边甜蜜低语——就是温泽先生刚才请他去听电话时贴近说话的那只耳朵。她希望碧伊注意到他俩的温柔眼神。在门廊的灯光下——穿着蓝色长礼服的玛丽显得格外年轻，而穿着晚宴外套的马格纳斯也卓然出众——好一幅和谐的婚姻生活画面。雷德勒夫妇是最后离去，也是最絮叨的宾客。“该死，马格纳斯，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这么快乐过！”格兰特用他那古怪且费劲的激愤语调说。保镖跟在他们身后，坐进第二辆车。非常英国风范的皮姆夫妇肩并肩，享受这鄙夷美国风格的片刻。

“碧伊和格兰特非常好笑，真的。”玛丽说，“但是，如果杰克给你一个保镖，你会不会要？”她问这个问题并不只出于好奇心。她最近常对那些似乎整日无所事事在屋外闲荡的人感到奇怪。

“不太可能。”马格纳斯打了个寒战反驳说，“除非他承诺要保护我提防格兰特。”

玛丽抽出拇指，他们转身，手挽着手回屋里。“一切都还好吗？”她问，惦记着那通电话。一切都好极了，他回答说。“我要你。”玛丽大胆地低语，让手刷过他的大腿。微笑着，皮姆点点头，拉松领带，做好准备。厨房里，温泽夫妇正等待离去。玛丽闻到香烟味，但她决定不管，因为他们工作很勤奋。躺在临终的卧榻上，她将会记得，自己意识清楚地决定不管他们的香烟味：她生命的此刻如此放松，莱兹波斯已如此遥远，她对服务如此满意，因此她才能考虑如此琐碎的事。皮姆已经把温泽的工钱放在信封里，并加上一笔为数不少的小费。马格纳斯会把他的最后一张五镑钞票拿来付小费，玛丽纵容地想。她学会喜爱他的慷慨大方，即使有时以她较为节省的上流阶级作风来看，他实在是给得太多了：马格纳斯很少表现出格调不高，即使有时她会怀疑他是否入不敷出，而她又是否该从自己的收入里拨出一些来支应。温泽夫妇离开了。明天晚上他们会在另一幢宅邸伺候另一场晚宴。皮姆夫妇步调一致地走向客厅，紧扣的两手刹时分开，准备来一场仪式性的前戏，喝杯睡前酒，聊一聊当晚的情况。皮姆为她倒了一杯威士忌，自己则喝伏特加，但异于寻常的是，他竟未脱掉外套。她毫不掩藏自己对他的爱恋。有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不上楼去。

“鹿肉太棒了，玛儿。”皮姆说。这总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恭喜她。马格纳斯随时都在恭喜每一个人。

“他们都以为是温泽太太做的。”玛丽说，一面摸索着他的拉链顶端。

“那么，把他们全给煮了吧！”皮姆殷勤地说，他前臂一挥，替她扫荡了整个外交圈的愚昧无知。有那么一会儿，玛丽怕马格纳斯力不从心。她希望不会，因为她并不是虚情假意：在整晚的担忧与愚蠢言行之后，她非常渴望他。马格纳斯递给玛丽一个酒杯，举起自己的杯子，静静地敬了她一杯：做得好，老女孩。他冲着她笑，他的膝盖几乎碰着她的膝盖，维持不动。他的紧张令玛丽感动，她迫切地想在此刻此地要他，她让自己的双手给了他更明确的暗示。

“如果格兰特是三世，”玛丽霎时又想起那密谋杀人的表情，“前面两个会是什么德性？”

“我自由了。”皮姆说。

玛丽不懂。她以为他是在呼应她的笑话。

“我不懂。”她觉得有些羞愧地说。对他来说，我太笨了，可怜的爱情。她心中突然掠过一个可怕的想法。“你的意思该不是说他们把你免职了吧？”她说。

马格纳斯摇摇头。“瑞克死了。”他解释说。

“谁？”他说的是哪一个瑞克？是柏林来的瑞克？还是兰利[14]来的瑞克？哪一个瑞克的去世能让马格纳斯自由，谁知道，或许还能让马格纳斯有升迁的空间？

马格纳斯又开口了。非常有条不紊。可怜的女孩当然不了解，她已经被这漫长的一夜搞得筋疲力竭。她太过力不从心了。“瑞克，我父亲，死了。他心脏病发死了，今晚六点，就在我们换衣服的时候。上一次发作之后，他们以为他已经没事了，结果不然。杰克·布拉德福从伦敦打电话来。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该死的人事官干吗打给杰克，让他来告诉我，而不是自己来通知我。但他们就是这么做。”

玛丽却还没弄清楚状况。

“你是什么意思——自由？”她狂乱地大叫，所有的矜持自制都离她远去。“什么自由？”接着，非常通情达理地哭起来。哭声之大，足以为他俩同悲。哭声之大，足以将她自己恐怖至极的问题从莱兹波斯引到此地。

现在，她也有点想哭，因为杰克·布拉德福。大门的门铃像号角响彻全屋，三声短铃，一如往常。

皮姆敏捷地拉下窗帘，打开灯。他已经不哼唱了。他觉得思绪畅快。咕咚一声，把公文包放下，他愉快地环顾周围，让一景一物依序向他打招呼。黄铜床架。早安。床头的绣像画告诫他要敬爱耶稣：我努力试了，但瑞克每次都在途中阻挠。顶盖可以卷收的书桌。曾用来聆听亲爱的温斯顿·丘吉尔演说的胶木收音机。在这个房间里，皮姆没摆任何自己的东西。他只是过客，不是殖民开拓者。回顾那些黑暗岁月，在那些生活之前，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即使到了现在，别的一切都已较清晰的现在，他只要开始回忆，无眠的夜仍会找上他。在外国城镇如此多次的孤独旅程与漫无目的的步行，引领他来到这里，享受这般闲适、与世隔绝的时光。他搭上火车，找个地方，好从另一个地方逃脱。玛丽在柏林——不，她在布拉格，华盛顿的职位已唾手可得。汤姆——感谢上帝，他已几乎不用尿布了。皮姆到伦敦开会——不，他不是，他是在史密斯广场一所恐怖的训练所参加为期三天的最新秘密通讯方法训练课程。课程结束之后，他搭出租车到帕丁顿。他漫不经心，任凭直觉引领。他的脑袋里还塞满无用的正极与压缩传输知识。他跳上一列正要启程的火车，在艾塞特跨过月台，搭上另一班车。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或为何而去，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自由？茫然无所去处的他，锁定一辆目的地似曾相识的巴士，搭上车去。

这是老奶奶的家园。这是星期天，姑妈姨婆们从手套里掏出零钱，搭车上教堂的日子。从上层的宇宙飞船里，皮姆爱恋地凝望着烟囱、教堂、沙丘，和看似等待着以顶冠高举入天堂的石板屋顶。巴士停了下来。售票员说：“我们最远就到这里了，先生。”皮姆带着圆满成功的奇异感觉下车。我已经到了，他想。我终于找到了，我甚至没开始搜寻呢。就是这个小镇，就是这个海滩，与我多年前离去时一模一样。天很晴朗，世界空荡荡。很可能是午餐时间。他已记不清楚。可以确定的是，杜柏小姐的台阶刷洗得一干二净，让人舍不得踏上去，屋里传来赞美诗的音调，以及混合着烤鸡、布袋、石碳酸皂与虔诚的气味。

“走开！”一个微弱的声音叫道，“我在梯子顶端。我够不着保险丝。如果再伸长一点，我就要掉下来了。”

五分钟之后，这个房间就是他的了。他的庇护所。他远离其他所有安全房舍的安全房舍。“坎特伯雷，我姓坎特伯雷。”他听见自己这么说，修好保险丝之后，他坚持要付给她保证金。一个城镇寻着了一个家。

皮姆走向书桌，卷起顶盖，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在仿皮的桌面上。这是准备转换人格与身份之前的清点动作。这也是回顾今天到此时一切事件的核查动作。一本马格纳斯·理查德·皮姆先生的护照，眼睛是绿色，头发是淡棕色，女王陛下的外交官员，出生日期已久远。一辈子不断使用密码、化名，乍然看见自己的本名赤裸裸、毫无伪装地出现在旅行证件上，总令他有些震惊。一个小牛皮的皮夹，玛丽送的圣诞节礼物。左侧放的是信用卡，右侧是两千奥地利先令和三百英镑，都是不同面额的旧钞，他谨慎组合的跑路钱，就在书桌上随时可用。“大都会”的车钥匙。她有另一套。在莱兹波斯的家庭照，每个人都好极了。潦草的手写地址，是某个他不知在何处遇见，也早已忘记的女孩。他把皮夹放在一边，继续清点，从同一个口袋掏出一张仍有效的绿色登机证，昨夜飞往维也纳的英航班机。这张登机证让他涌起复杂的情绪。这是皮姆用出走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刻。这或许是他此生第一次做出全然自私的举措，当然，他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是个宝贵的例外。这是第一次他说“我想要”，而非“我必须”。

在寂静的城郊火葬场，他怀疑那寥寥无几的送葬队伍里恐怕有某人派来的监视者。他无法证实。身为主祭者，他很难站在教堂门口一一盘问他的九个悼客。诚然，瑞克一生怪异的行径吸引了一大群皮姆从不认同，也绝不希望认同的人。开车往伦敦机场途中，相同的怀疑如影随形，甚至加深了，直到他在租车公司还车时，两个灰衣男子花了异乎寻常的长时间填写租约表格，他的怀疑已近乎确定。他很顺利地将行李箱托运到维也纳，拿着登机证，通过海关，坐在凌乱的候机楼里，埋头读《泰晤士报》。班机延误时，他的烦躁几乎隐而不见，但他仍尽量努力地表现出来。登机的广播响起后，他向前加入到一大群散漫走向登机门的旅客之中，好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在这么做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得到，即使他看不见，那两个人溜到主建筑后面喝茶打乒乓球：让维也纳那些杂碎去盯他吧，摆脱麻烦啰，他们对彼此说。他转过墙角，走近电动步道，但没踏上去。他慢慢地走，回头望，像在找寻落后的同伴，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加入反向而行的大群旅客之中。片刻之后，他在入境柜台出示护照，得到了一句特别保留给护照有特定序号的人士的“欢迎回国，先生”。他出于习惯地采取最后的防范措施，走到国内班机柜台，蓄意惹恼忙碌的柜台人员，漫不经心地问着飞往苏格兰的航班。不要格拉斯哥，谢谢你，只要爱丁堡。等等，你最好也给我格拉斯哥的班次。哈，印好的时间表，太棒了。瞧，实在太感谢你了。如果我要买的话，你可以开票给我吗？噢，了解，在那边，太棒了。

皮姆把登机证撕成碎片，放进烟灰缸里。有多少是出于我的计划？又有多少是偶然天成？无关紧要了。我来这里是要行动，而不是来沉思冥想的。一张长途客车的车票，希思罗[15]到瑞丁[16]。途中下雨了。一张单程火车票，瑞丁到伦敦，没用过，买来骗敌用的。一张夜班卧车车票，瑞丁到艾塞特，在车上买的票。向那个喝醉酒的售票员买票时，他戴了贝雷帽，让脸躲在阴影里。皮姆把这些车票也撕成碎片，放进烟灰缸里，不知是出于习惯或其他更具谋略的理由，他在纸片里点了一根火柴，目不转睛地盯着火光。他有点想把护照也给烧了，但仅存的一丝审慎却制止了他，因为他突然对自己有种奇怪的感觉，而且相当钟爱这感觉。我计划到最后一个细节——我，一生从未自觉地下过决定的我。从加入“公司”的那一天起我就已作好计划，在我从未察知的某部分脑海里，直到瑞克去世。我计划了一切，除了杜柏小姐的邮轮之旅。

火光渐微，他拍拍灰烬，脱下外套，挂在椅背上。从衣柜里，他拉出一件杜柏小姐亲手织的开襟毛衣穿上。

我会再和她谈谈邮轮的事，他想。我要想一些她会更喜欢的东西。我会更谨慎地挑选时机。对她而言，最重要的事是转换场景，他想。到某个她无需烦心的地方。

他突然迫切需要活动一下。他关掉灯，敏捷地溜到窗边，拉开窗帘，认真地查看小小的广场，当清晨唤醒一个又一个生命、一扇又一扇窗户时，他却搜寻着监视者明显可辨的踪迹。浸信会牧师的妻子穿着她可爱的晨袍，在厨房里，把儿子的足球服从洗衣绳上解下来，为今天的比赛做准备。皮姆迅速抽身退后。他瞥见牧师门前有道铁光一闪，但那只是牧师的自行车，仍然锁在智利松树干上，避免因不符基督教义的贪婪恶行而受害。在“海景”结霜的浴室窗里，一个穿灰色衬裙的女人弯腰在洗手台洗头发。赛莉亚·范因，想画海景的医生女儿，今天显然有客人要来。在她隔壁，八号，是盖房子的巴洛先生，他和太太一边吃早餐一边看电视。皮姆的眼睛有条不紊地扫视，一辆停着的厢型车吸引了他的注意。乘客席的车门打开，一个年轻女郎的身影悄悄地闪过中央庭园，消失在28号。爱拉，葬仪社承办者的女儿，正在探索生命。

皮姆拉上窗帘，重新打开灯。我要创造我自己的白昼，与我自己的黑夜。公文包仍在他放下的地方，因钢衬而显得格外坚固。每个人都提公文包，他凝视着自己的公文包回忆道。瑞克的是猪皮的，莉普西的是硬纸板，波比的是印满像兽皮花纹的破旧灰箱子。而杰克——亲爱的杰克——你有你那个形影不离的神奇老公文包，忠心耿耿，就像那只你不得不射杀的老狗。

有些人，你知道，汤姆，他们把身体留给教学医院。双手到了这个课堂上，心脏到了另一间教室，眼睛又在另一个房间，每个人都得到一部分，每个人都由衷感谢。然而，你的父亲拥有的却只是他的秘密。这些秘密是他的出处，也是他的诅咒。

皮姆猛地在书桌旁坐下。

一五一十地说吧，他心中预习着。逐字逐句，据实以告。没有借口，没有虚构，没有诡计。只是解放我这负荷过多承诺的自我。

说吧，没有特定对象，对每一个人说。说吧，对每一个曾经拥有我的人，对每一个我不假思索宽大奉献的人。对我的指挥者和发饷员。对玛丽和其他所有的玛丽。对每一个曾拥有一部分的我的人，那些期望过高，却又黯然失望的人。对伟大的皮姆慨然分配之后所残余的自我。

对我所有的债权人和股东，在此付清所有的拖欠账款，这是瑞克一直以来的梦想，却在此时才由他惟一被认可的儿子完成。无论皮姆对你而言是什么样的人，也无论你现在或过去是怎样的人，这是你自以为认识的皮姆的诸多版本中的最后一个。

皮姆深吸一口气，又重重地吐出。

你一次做完。一生中的一次，就是现在。不再改写，不再润饰，不再推托。不再“这样做会更好”。你是雄蜂。你一次做完，就此死绝。

他拿起一支笔，接着是一张纸。他随着脑海中浮现的念头，顺手画着线。只知道工作，缺乏娱乐，让杰克变成一个枯燥乏味的间谍。波比，波比，墙上坐。杜柏小姐一定要去搭邮轮。吃好面包，可怜的瑞克死了。瑞克—稀奇父亲。他的手平稳垂放，没有交叉。有时，汤姆，我们必须做一件事，才能找出它的理由所在。有时我们的行动是疑问，而非答案。

2

阴暗多风的日子，汤姆，就像这一带安息日惯有的天气。孩提时，我见多了这样的日子，却不记得有晴天。我几乎完全不记得户外的景物，除了我像个坏孩子似的匆匆奔向教堂。但我跑过头了，因为在这一天，皮姆根本还没出生。这是远在你父亲的生命开始之前，还要往前推六个月的事。地点是在离此地不远的滨海小镇，有更陡的坡和较为厚实的塔楼——但这里的塔楼也算厚实的了。一个狂风大作、湿淋淋、充满毁灭气息的上午，记住我的话，我自己，就像我说的，是个还没出世的鬼魂，未成形，未出生，当然也还未付出代价：我自己是个听不见的扩音器，虽然活着，但除了生物学上的意义之外，别无行动能力。枯老的树叶、枯老的松针和枯老的彩纸碎屑粘在教堂潮湿的台阶上，仿佛谦卑的礼拜者潮涌而入，领取每周定量的惩罚或救赎，尽管我从未看出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别。我这个沉默、犹在娘胎中的间谍，在通常还不可能有任何目标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完成了第一个使命。

只是，今天有些事蠢蠢欲动。耳边嗡响，它的名字就叫瑞克。一丝恶作剧的火星在他们身旁徘徊，他们无法视而不见，因为火花来自他们内心深处，来自他们幽暗的小世界，而瑞克是主宰者，是创始者，是煽动者。你在每个地方都可以察觉到：在棕衣执事充满恶兆的步履里，在那些戴帽妇女的快速心跳和急促喘息里，她们以为自己迟到而匆匆赶来，却发现到得过早，白色的粉妆也掩不住她们脸上的羞红。每个人都因渴望而兴奋，每个人都蹑手蹑脚。出席率一流，瑞克一定会自豪地夸耀，很可能他早已经这样做了，因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喜欢高朋满座，就算是他自己的绞刑也无所谓。有些人坐轿车来——在那个年代是和兰切斯特汽车和胜家缝纫机一样稀罕——其他人搭公交车，还有些人走路；上帝的海雨如冰芒刺进他们廉价的狐皮外袍里，上帝的海风灌进他们星期天最好的一套衣服磨损的内衬里。然而，无论他们是怎么来的，没有人因为天气而稍有迟疑，每一个人都瞪着告示板，以自己的眼睛证实这些天来四处流转的传言。告示板上贴了两张通告，都已因雨渍污损，对过往行人来说，简直像两杯冷茶一样悲惨。但对那些知道内情的人来说，这两张通告却发出了惊人的信息。第一张是橘色的，宣布浸信会妇女联盟将筹募五千英镑设立阅览室——虽然所有人都知道阅览室里根本不会有半本书可读，以后一定是用来展示自家烘焙的糕点和刚果麻风病童的照片。栏边钉了一个三夹板寒暑表，这是瑞克找来最好的工匠设计的，宣告第一个一千英镑已募集成功。第二张通告是绿色的，宣布今天将由牧师演讲，欢迎所有人来参加。但这个消息被更正了。一张坚固的告示钉在原来的通告上，字字全拼像是法律警告，但却可笑地有几个用错的大写字母，仿佛是一种明显的预兆：

因某些无法预见的情况，本选区保安官暨自由党国会议员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爵士将在本日讲道。募款委员会请在会后留下来召开临时会议。

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本人！而且他们知道为什么！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希特勒正兴奋地到处点火，在美国和欧洲，经济大萧条像无法治愈的瘟疫蔓延不止，而杰克·布拉德福的先驱们正忙着煽风点火，不管白厅走廊流传着什么样似是而非的信条，他们都不予理会。但信众对上帝神秘不可测的目的不该有任何意见。他们的教会是非英国国教的教会，他们现世的太上皇是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爵士，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道者与自由党人，国家最崇高的人物之一，也是自己掏荷包盖了这个教堂给他们的人。他并没有，当然。是他父亲古德曼盖了教堂，但继承了领地的梅克皮斯却有意遗忘父亲的存在。老古德曼是威尔士人，是到处传道、唱歌、境遇悲惨的鳏居陶匠，有两个年纪相差二十五岁的孩子，梅克皮斯是老大。古德曼来到这里，收集黏土采样，嗅嗅海风，建了一座陶器工厂。几年之后，他又盖了两座厂房，并引进廉价的外来劳工，起初是和他自己一样来自贫穷的威尔士，后来，是更廉价、更贫穷、备受凌虐的爱尔兰人。古德曼用他的木头小屋引诱他们，用微薄的工资让他们挨饿，用讲道灌输他们对地狱的恐惧，之后，他自己升上天堂，从六千英尺高空俯瞰自己立在工厂前庭的谦逊纪念碑，直到几年前才因兴建别墅而被铲平，永远消失。

而今天，“因某些无法预见的情况”，这位梅克皮斯，古德曼惟一的儿子，将走下他的山巅——尽管这个情况除了他自己之外每个人都预见到了，尽管这个情况如同我们坐着等待的长凳般触手可及，如同拴住长凳的沃德马斯特瓷砖一样固定不动，如同那只在响起来时不断嘶嘎作声的钟，和兀自为可悲的结局奋力一搏的母猪一样劫数难逃。试想一下这幽暗阴郁的景象——让年轻人愚痴鲁钝、沉沦不前，禁止任何能引起他们关注的有趣话题：从星期天的报纸到天主教会，从心理学到艺术，从薄如蝉翼的内衣到欢乐到消沉，从爱情到笑声，然后再周而复始，只要能想得出来的人之常情，他们无一不反对。因为如果你无法了解这幽暗阴郁的气氛，就无法了解瑞克所逃避的世界与他所奔赴的世界，也无法了解在这阴暗的安息日里，犹如跳蚤在胸口嘤叫搔痒的那种扭曲的趣味，就当最后的钟响随暴雨洒落，瑞克年轻生命里第一场伟大试炼于此展开。“瑞克·皮姆终究是要冲天一跳的。”有人这样说。还有谁比梅克皮斯这位天下至尊、保安官与自由党国会议员，是更令人敬畏、更适合调整他颈上活结的刽子手呢？

随着最后一声钟声响起，风琴独奏的旋律也告终止。会众屏息以待，开始计数，搜寻着他们最喜爱的演员。两名沃德马斯特家的女士来早了。她们肩并肩坐在讲坛下方专为尊贵人士保留的长凳上。在平常的周日，梅克皮斯会坐在她们中间，六英尺六的庞大身躯，总是侧着头，用他那如小小玫瑰蓓蕾的湿润耳朵倾听风琴独奏。但今天则不然，因为今天是个例外，今天梅克皮斯在厢房里和我们的牧师，以及几位募款委员会忧心忡忡的信托人商谈。

梅克皮斯的妻子，人称妮尔夫人，年未满五十，但背已驼，脸已皱，活像个女巫。她有个习惯，会无预警地摇晃她发灰渐白的头，就像摇赶苍蝇似的。坐在她旁边——坐在吹毛求疵、愚昧无知的妮尔身旁，一个娇小、虔诚的人儿——是朵莉丝，正确说应该叫她朵儿，一朵纯洁无瑕的花，年纪轻得足以当妮尔的女儿，而不是梅克皮斯的妹妹——她在祈祷，对她的造物主祈祷，她小小的手掌握拳压住眼睛，她誓言奉献自己的生命与死亡，只要他能聆听她的祷告，指引她的道路。浸信会教徒是不在上帝面前下跪的，汤姆。他们只屈膝。但那一天，我的朵莉丝愿意趴在沃德马斯特的瓷砖上，亲吻主教的大脚趾，只要上帝让她脱离困境。

我有一张她的照片，而且有很多次——尽管已不再如此，我发誓，她是为我而死的——我愿意付出我的灵魂，好再拥有一张她的照片。我在一本已磨损的旧《圣经》里找到的，当时我大约是汤姆这样的年纪，就在一幢我们匆忙搬离的城郊宅邸里。“给朵莉丝，我最特别的爱，梅克皮斯”，内页有这行手写的字迹。全世界仅有的一张。一张泛黄有污渍的黑白照片，仿佛拍摄自飞行当中的一个瞬间，她正走下出租车，画面里看不见车牌号码，她手捧着一小束自制的花束，很可能是野花，而为了让我们宽心，她那双大眼睛里隐藏了太多的心思。她是要去参加婚礼吗？她自己的？是要去探望生病的亲戚吗？——妮尔？她在哪里？这一次她要逃到哪里去？她把花抵住下巴，手肘紧靠。她的前臂在腰与脖了之间画上一条垂直线。长袖箍住手腕，棉布的手套，因此看不见戒指，虽然我怀疑她左手中指的第三个指关节稍有隆起。一顶钟形软帽覆盖她的头发，在她惊惧的眼里投下面具似的阴影。她肩膀倾斜，仿佛失去平衡，一只纤小的脚抵在旁边，撑住她的重心。她的白袜闪着锯齿状的真丝光泽，鞋是漆皮的，尖头，有鞋扣。不知怎么的，我就是知道那双鞋磨脚，那是匆匆买下的，就像她的其他装束一样，在没人认识她、她也不希望有人认识的店里买的。她脸的下半部苍白得像是在黑暗中成长的植物——想想“林园”，她被抚育长大的地方！她是惟一的孩子，和我一样，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别管她那个大她二十五岁的哥哥。

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你，有一次在沃德马斯特广阔果园的夏日小屋里，我自己，就像她一样的孩子，独自漫游时发现了什么？她从圣经班得来的着色本，《救世主的一生画册》。你知道我亲爱的朵儿做了什么吗？她用凌乱的蜡笔线条涂污每一张神圣的面容。起初我非常震惊，后来我才了解，那些面容来自她未曾参与的真实世界，令她恐惧。那些面容上展现的慈爱与和煦笑容，是她从未享有的。所以她把他们涂掉。不是因为愤怒，不是因为憎恨，甚至不是因为嫉妒。只因为他们生活的安逸自在，远超出她的理解。再看一眼照片。下巴。僵硬而无笑容的下巴，没有任何表情。小巧的嘴紧闭下垂，稳当地锁住她所有的秘密。这张脸无法抛弃任何一点丑恶的回忆或经验，因为没有人可以与她分担。她注定要收藏起这一点一滴，直到她无法负荷而崩溃为止。

够了。我又跑得过头了。又名朵儿，朵莉丝，姓沃德马斯特。和其他任何公司行号都没有关系。抽象不实。我的。一个虚幻空无的女子，在永恒的飞行里。如果她是背对我而非面对我，我对她的那一点点了解也不会再有减损，而对她的爱依然深得无以复加。

在沃德马斯特家女士的后面，非常远的后面，刚好是长走道的最远处，也就是在教堂的最后面，紧闭的门旁边的长凳上，坐着我们最精英的年轻人，他们浆挺的衣领上打着领带，头发用剃刀修整得光洁整齐。这些是人称“夜校男孩”的大众宠儿，是我们教会明日的宣教者，我们的光明希望，我们未来的牧师，我们的医生、传教士和慈善家，我们未来的崇高人物，总有一天将迎向世界，解救全球，仿佛这世界从未被解救过。他们的热心赢得了通常赋予较年长人士的职责：分发赞美诗集与特别通知，整理捐献金，挂外套。他们每周一次，骑着自行车、摩托车或父母亲慨然出借的汽车，到每一家崇敬上帝的门口送发我们的教会杂志，包括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爵士家——他家的厨子已奉命为年轻人准备好一块蛋糕和一杯柠檬麦汁。他们从教堂简陋的小屋收取数先令的租金，他们在孩子远足时负责驾船游布尔克里湖，他们主持“希望乐团”的圣诞节聚餐，为基督徒激励行动周添加火力。他们自认亲承耶稣之命，愿意负起妇女联盟募款的重责大任，目标是五千英镑，而在当时两百英镑就足以供一般家庭一年所需。他们在朝圣之旅中按遍每一户的门铃。他们为耶稣擦净每一扇窗户，替每一座花坛除草松土。日复一日，这批青年军四处行军，等他们带着薄荷的气味返家，父母早已沉睡。梅克皮斯爵士对他们大加赞扬，我们的牧师也是。如果没有对天父提起他们的奉献，安息日就不算完整。教堂门口那个夹板寒暑表的红线，英勇地冲上好几个五十一百。但到了第一个一千，尽管他们努力不懈，那条红线似乎就此固定不前。他们绝不因此而失去动力，还早得很呢。他们的脑袋里从来没有“失败”两字。无需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再提醒他们布鲁斯蜘蛛[17]的故事，尽管他常提。夜校男孩都是“厉害的人物”，就像我们的俗谚所说。夜校男孩是基督的前锋部队，也将会是天下至尊。

他们总共有五个人，坐在中央的是瑞克。创始、管理这个团体的瑞克是灵魂人物，也是他们最宝贵的资产，此时正梦想着他的第一辆宾利。瑞克的全名叫理查德·托马斯，是以他亲爱的老父亲名字命名的。他那位被昵称为TP的父亲备受爱戴，曾在大战中打过壕沟战，后来担任我们的市长，七年前过世，一切恍若昨日，在造物主召回他之前，他真是位了不得的传道者。瑞克，你徒有其名的祖父，汤姆，因为我不愿让你见到他。

我有两份梅克皮斯的布道辞，两份都不完整，两份都剪掉了时间、地点与出处：泛黄的剪报，显然是用指甲剪从本地报纸的传教版上剪下来的，当时的报纸忠实地报道传教者的动态，就像追踪我们的足球明星一般。我在夹着朵莉丝照片的那本《圣经》里找到剪报。梅克皮斯没直接指责任何人，没罗织任何罪名。含沙射影，坦白说是影射罪人。“梅克皮斯严厉警告年轻人的觊觎、贪婪，”第一份剪报说，“年轻野心之危险，天下皆知。”在梅克皮斯令人难忘的高贵风采里，这位不具名的记者写道，“融合了凯尔特人的优雅诗情，政治家的滔滔雄辩，与立法者坚定不移的公义意识”。会众“对这位谦逊的国会议员如痴如醉”——没有人比瑞克更如痴如醉，他狂喜出神地坐着，随着梅克皮斯演说的抑扬顿挫不住点头，尽管这带着威尔士口音的每一个字句——在周围兴奋莫名的耳朵和眼睛里——都跨过长长的走道，透过沃德马特斯抑郁的手指，直接刺向瑞克个人。

第二个版本这种开示的意味比较少。此地最崇高的人物并未激昂斥责年轻人的罪孽深重，绝对没有。他对年轻人的怯懦退缩伸出援手。他赞扬年轻人的理想，并将之比拟成星辰。如果相信第二个版本，你一定会认为梅克皮斯对星星有着无比的狂热。他无法不谈到星星，这位作者也是。星辰是我们的命运。星星指引智者横越沙漠找到真理的摇篮。星星为我们照亮了绝望的黑暗，甚至罪恶的深渊。各种形状的星星，各有功能的星星，在我们头顶闪烁，如同上帝的光芒照耀。这位作者一定拥有梅克皮斯的特质，无论肉体或灵魂都是，如果他不是梅克皮斯本人的话。没有其他人能将讲坛上那个令人望而生畏、难以亲近的幽灵赋予如此甜美的形象。

虽然在这一天我的眼睛仍未睁开，但我却可以清楚地看见他，就如同我日后见到他活生生的本人，而且也常常看见他一样：高大尖耸，如他自己工厂的烟囱。强韧富弹性，有纤弱的窄肩与变形的胖腰。一只僵直的手臂像火车标志般指向我们，末端却垂荡着松垮垮的手掌。他那张湿润、有弹性而小巧似女人的嘴，即使要喂他吃饭都嫌太小，此时忽而张大忽而聚拢，费力地吐出愤怒的元音。最后最后，令人敬畏的警告说够了，严惩罪恶的细节也已一一详述，我看见他向后一靠撑起身子，濡湿嘴唇做出拒绝的表情，拒绝我们这些孩童四十分钟以来的苦苦哀求，我们夹紧腿，急着想尿尿，虽然我们通常在出门前才刚尿过。有一份剪报完整刊载了最后这段荒谬的讲辞，我在此引述——这是他们写的，不是我——尽管我此后听到的沃德马斯特证道辞都必有这一段，尽管这些词句已融入瑞克的天性，一生伴随着他，接着又延续到我的生命中，如果他过世时这些词句没有回荡在他耳际，陪伴他走向造物主，我会惊讶不已，这一对伙伴终于重聚：

“理想，我年轻的弟兄们！”——我看见梅克皮斯在这里顿了一下，又瞪了瑞克一眼，才重新开始——“理想，我亲爱的弟兄们，就像我们头顶上的灿烂星星。”——我看见他抬起哀伤、渺无星光的眼睛，望向松木屋顶——“可望而不可即。星星离我们几百万英里远。”——我看见他伸出下垂的手臂，仿佛接住堕落的罪人——“但是，噢，我的弟兄们，它们的存在带给我们多大的益处啊！”

记住这些话，汤姆。杰克，你会以为我疯了，但那些星星，不论如何庸俗，却都是作战情报最关键的一部分，也让瑞克对自己的命运有了坚定不移的第一印象，作战，并不随瑞克而止息；如何能止息呢？因为先知的儿子自己也是先知，即使在上帝创造的这片土地上，根本没有人发现他们两人曾预知些什么。梅克皮斯，像所有伟大的传教人一样，不需要落幕或掌声。然而，在一片静寂之中却清晰可闻——我有指天立誓说听见了的目击证人——瑞克低声说了两遍“美极了”。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也听见了——他那双大脚的脚步迟疑，在讲坛的台阶上停顿了一下，目光闪过面前，好像有人用不雅的名字叫他似的。梅克皮斯坐下，风琴奏出《我心渴求什么？》。梅克皮斯再度站起来，不确定该把他小得不可思议的臀部往哪里摆。赞美诗唱到阴郁的尾声。瑞克星光闪耀地站在中央，夜校男孩走过通道，以训练有素的动作四散去履行各自的职责。今天（其实每个星期天都是）光鲜整洁如肖像画的瑞克为沃德马斯特家的女士呈上奉献盘，他蓝色的眼睛闪耀着非凡的智慧光彩。她们会给多少？多快？沉默为这些大问题增添了紧张气氛。首先是妮尔夫人，她咒骂着在手袋中翻找，让他等候，但瑞克今天满怀宽容，满怀爱心，满怀星光，每位女士无论老少美丑，都能享受他动人、神圣的微笑。尽管他让妮尔冲着他傻笑，想弄乱他服帖的头发，盖在他宽阔、充满基督徒精神的额头上，但我的小朵儿却只看着地上，不断祷告，祷告，直到她站起来，直到瑞克的手指轻触她的前臂，以上帝似的亲切唤醒她。此时我可以在自己的胳膊上感觉到他的碰触，给我传送了如医病者般柔弱的憎恶与虔诚。男孩子们在圣餐台前排成一列，牧师接受祭献，因循敷衍地念出一串祷词，然后命令所有人尽速离去，只有募款委员会的人留下。这“无法预见的情况”就要开始，这是理查德·T.皮姆的第一个大考验——诸多考验中的第一个，事实的确如此，但也就是因为这个考验，才真正挑起他对最后审判的渴求。

他这天早上站在那里的情景，我已看过千百遍。拥挤的房间，瑞克独自一人，站在门廊陷入沉思。瑞克，他父亲的儿子，额头有一道与生俱来的光荣皱纹。瑞克等待着，像开战之前的拿破仑，等待着命运响起攻击的号角。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来不会无精打采地登场，也不会错失时机或误用影响力。无论到目前为止你心中有何看法，都可以全部抛在脑后：今天的主题才正要展开。因此，在这个阴雨安息日的礼拜堂里，当上帝的狂风呼啸吹过高耸的松木屋，一群绝望的人在前排固执地等着瑞克。但星星，我们知道，就像理想，难以捉摸。大家开始伸长脖子，椅子开始吱嘎作响。但瑞克还是没来。夜校男孩已站在被告席上，舔着嘴唇，紧张地拉歪领带。瑞克临阵逃脱。他敢做不敢当。穿着棕色西装的执事带着工匠神秘不可解的痛苦表情，蹒跚走向瑞克可能藏身的祭具室。接着，砰然一声。所有人都随着声音猛地转头，他们看见背后长长的通道另一端，西侧大门已被一只神秘的手从外面打开。一个身影浮现在不祥的灰暗海云中，是瑞克·T.皮姆，大卫·利文斯通[18]仅知的传人，庄重地对他的审判者与造物主一鞠躬，关上背后的大门，一切都再次消失在黑暗中。

“哈曼太太有口信给您，费帕特先生。”牧师姓费帕特。这是瑞克的声音，一如往常，这美妙的声音令每个人赞叹、振奋与喜爱，而那无惧一切的自信也令每个人心生敬畏却深受吸引。

“噢，好，是什么？”费帕特在非常遥远处非常小心地保持平静的语调说。费帕特也是威尔士人。

“她想要人陪她到艾塞特综合医院去看她丈夫，他明天动手术，费帕特先生。”瑞克的语调中有着最轻微的一丝谴责意味。“她似乎觉得他熬不过来了。如果您觉得麻烦的话，我相信我们可以照料她，是不是，希德？”

希德·雷蒙是伦敦人，他父亲不久之前才因关节炎迁居南部，但在希德看来，就算病治好了，也很快会因无聊而死。希德是瑞克最爱的助手，有着都市人的伶俐与机智，个头虽小，却是强壮有力的斗士。希德永远是我的希德，即使到了现在，他仍是我最亲近、可以倾诉心事的人，除了波比之外。

“如果必要，我们可以陪她坐整夜。”希德热心正直地附和，“还有隔天一整天，对不对，瑞克？”

“安静！”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咆哮道。但他不是对着正从里面闩上教堂大门的瑞克说的。此时，我们可以从门口的灯光与阴影中清楚看到瑞克的身影。第一个门闩匡啷，好大一声，他得伸手去掩住。第二个门闩哐啷，小声多了，因为他屈身压住。最后，所有敏感脆弱的人都显然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终于愿意举步走向断头台。此时，我们之中较懦弱的人都仰赖着他。此时，在我们心中，我们祈求着他的微笑，老TP的儿子，我们告诉他，这一切无关个人恩怨，我们要他向亲爱的老夫人问好，他可怜的母亲——因为大家都知道，亲爱的老夫人今天觉得不太舒服，没有人能劝得动她。她以寡妇的威仪端坐在艾代尔路的家里，在低垂的窗帘后，在她丈夫那一大张穿着市长华服的染色照片下，她垂泪祷告，第一分钟祈求她逝去的丈夫能再回到她身边，第二分钟又祈求他留在归属地免于耻辱，第三分钟则以她不为人知的老赌徒性格为瑞克加油打气——“给他们好看吧，儿子。在他们打倒你之前，先打倒他们，就像你爸爸做的那样，而且要做得更好。”此时，我们临时法庭里这些较不问世俗名利的成员即使没完全倒向瑞克这一边，至少也都转而倾向他的立场。仿佛为了进一步削弱法庭的权威似的，威尔士人费帕特又犯了一个无心之过，他让瑞克站在讲坛旁，也就是过去瑞克以他活泼生动、充满说服力的声音为我们朗读主日训辞的位置。更糟的是，威尔士人费帕特引导瑞克到这个位置，还拉了一把椅子要让瑞克坐下。但瑞克可不是这么百依百顺。他仍然站着，一手闲适地安放在椅背上，似乎决定好了选择这把椅子。同时，他用轻松的话语与费帕特先生交谈。

“星期六我看见‘兵工厂’惨败。”瑞克说。“兵工厂”在承平时代，是费帕特的第二号最爱，就像TP一样。

“别管这个了，瑞克。”费帕特先生慌忙说，“我们有事要讨论，你也知道。”

牧师看起来可怜兮兮地在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的旁边坐下。但瑞克已达成目的。他建立起牧师不想要的联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而不是恶棍。瑞克露出微笑，表彰自己的成就。他对我们所有人微笑：每一个今天有幸坐在此地的人。他的微笑轻拂过我们；不粗俗，不鲁莽，对人类无法避免错误而竟陷我们于如此不快境地，深表同情，令人感动。只有梅克皮斯爵士本人和伯斯·洛夫特坚决不表赞同。伯斯·洛夫特，人称令状伯斯，是从道利什来的顶尖律师，此时正带着他的文件坐在梅克皮斯身旁。但瑞克面无惧色。他不怕梅克皮斯，当然也不怕伯斯，因为过去几个月以来，瑞克和伯斯建立了相当好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尊重与了解。伯斯希望瑞克研习法律准备当律师。瑞克对此十分热衷，但同时也希望伯斯对他策划的一些商业事务提供意见。始终是个利他主义者的伯斯免费提供服务。

“您今天的布道好精彩，梅克皮斯爵士。”瑞克说，“我从没听过更好的。您说的那些字句会像天堂的钟声永远在我脑海回荡。哈啰，洛夫特先生。”

伯斯·洛夫特太执着于正式身份，没有回答。而梅克皮斯爵士听过太多奉承谄媚，早就习以为常。

“坐下。”我们这个选区的自由党国会议员与保安官说。

瑞克立即从命。瑞克不与权威为敌。相反的，他自己就是个拥有权威的人，我们这些随波逐流的人早已心知肚明，权势与公义合而为一。

“募款的钱哪里去了？”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一刻也不耽误地立即追问。“光是上个月就有四百英镑。再上一个月有三百镑，八月有三百镑。在这期间，你的账户里只收到一百一十二镑。没存任何钱，手头上也没有现金。你把钱弄到哪里去了，孩子？”

“买了一辆游览车。”瑞克说，而希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和其他人一起坐在被告席上，差点要跳起来。

按照希德老爸的手表计时，瑞克讲了足足十二分钟。他讲完之后，他通往胜利的道路只剩下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这个阻碍了，希德非常确定：“牧师，在你爸爸还没开口之前就已经被收服了，狄奇。他必定会的，因为他第一次讲道就是为TP讲的。老伯斯·洛夫特——嗯，在那之前他有事要办，不是吗？瑞克都帮他摆平了。至于其他人，就像妓女的衬裤穿穿脱脱，等着看至高无上的梅克皮斯爵士如何改变心意。”

首先，瑞克展现高尚人格，揽下所有的责任。谴责，瑞克说，如果一定要谴责的话，就朝着他来吧。他不再用星星和理想之类的隐喻：“如果手指一定要指向谁，那么就指向这里吧。”他刺着自己的胸膛。“如果一定要付出代价，那么就是这里。我在这里。把账单寄给我。让他们知道就是这个人造成的错误把他们拖下水，如果真有所谓错误的话。”他向他们挑战，举例说明时重重劈下的刀一般的手，让英国语文俯首称臣。妇女们对瑞克的那双手赞不绝口，直到瑞克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们从他那即使挥舞也始终合拢的手指得出结论。

“他从哪儿学来这些修辞的？”有一次我崇敬地问希德，当时我们正在他索比顿家中的火炉旁享受他和梅格所谓的“一杯小酒”。“除了梅克皮斯之外，他还有哪些学习的典范？”

“大卫·劳合·乔治[19]、哈特雷·萧克洛斯[20]、艾佛瑞[21]、马歇尔·霍尔[22]、诺曼·伯克特[23]和他那个年代其他伟大的辩护律师。”希德迅速回答，仿佛我们是纽马基特[24]比赛中的赛马与计时员。“你爸爸是我见过最尊重法律的人，狄奇。仔细研读他们演说，奉行他们的主张，比他赛马时还用心。如果TP给他机会的话，他一定会是最顶尖的法官，对不对，梅格？”

“他会当上首相，”梅格由衷地说，“除了他和温斯顿[25]，还有谁够格？”

瑞克接着提出的“财产理论”，我听他用许多不同方式阐述过许多次，但我相信这一次是他首度披露这个想法。主旨是，任何通过瑞克之手的钱都必须适用重新定义的财产法，因为无论他——足以代表人类的重要典型——拿来作何种用途，都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福祉。一言以蔽之，瑞克不是受者，而是施者，任何不作此想的人都是缺乏信念的人。他以排山倒海而来的热情与仿自《圣经》的震撼人心的言辞出击，作最后的挑战。“如果今天在场的任何人——能发现任何证据，证明有人直接或间接从我创建的事业里——得到任何一丝利益——任何一点好处——无论是过去已得，或未来可期的利益——尽管我们可能太有雄心壮志——没有第二个选择——就请他立即走向前来，带着清白的良心——指认出来。”

而这只是迈向“皮姆与救赎巴士有限公司”崇高远景的第一步。这家公司的成立能让所有来参加我们这个教会崇敬礼拜的虔诚信徒同谋其利。

魔法盒子打开了。瑞克故弄玄虚地弄出一大堆令人目眩神迷的承诺与数字。目前从法雷·阿伯特到我们教会的公车车资是二便士。从坦伯康搭电车来则要三便士；四人共乘的出租车，无论从哪一站来都要花六便士；一辆格兰维尔·哈汀斯游览车要价九百零八镑，扣掉现金折扣的话，总共有三十二个座位，还可以站八个人。单单在安息日——我的助手们已作过彻底调查，各位先生——就有超过六百人，跋涉了超过四千英里，来到这个美好的教会参加礼拜。因为他们爱这个地方。就像瑞克一样。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出席的每一个男女老少一样——毋庸置疑。因为他们想从边陲来到中心，秉持着信仰的精神。最后这句话是引自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的讲辞，希德说瑞克当着他的面把这句话丢回去还真有点儿厚颜无耻。一周还有其他三天，各位先生——希望乐团、基督奉献团和妇女联盟查经团——又有七百英里的旅程，剩下的三天可以做一般的商业营运，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就请看我的手臂，我合拢的手指不必张开，胳膊肘的震动就将扫尽前进道路上所有的怀疑者。这幅景象，一切豁然开朗，结论就只能有一个：

“各位先生，如果我们能降低一半的票价，同时，给每一位行动不方便、年长的人，以及八岁以下的孩童免费优待——绝对保证——遵守我们这个日益狂热的时代所有商业载客运输确实适用的良好规则——雇用确实了解自己责任的专业司机，从我们中挑选出来的敬畏上帝的人士——扣除掉折旧、修理、维护、加油以及杂费，假定一周三天的商业营运能有五成的乘坐率——那么募款就能有百分之四十的净利，而且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

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提出问题。其他人不知是太过满足或摸不着头绪，一句话都没说。

“你买下来了？”梅克皮斯说。

“是的，先生。”

“你还未成年，你们多半都是。”

“我们通过中间人，先生。一位本地声誉卓著的律师，但他很谦虚地希望不要曝光。”

瑞克的回答让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那小得不合宜的嘴唇浮现一抹罕见的微笑。“我从没听说过有律师不愿曝光的。”他说。

伯斯·洛夫特心烦意乱地对着墙壁皱起眉头。

“那么，在哪里？”梅克皮斯爵士追问。

“什么，先生？”

“游览车，孩子。”

“正在喷漆。”瑞克说，“绿底金字。”

“在这个过程里，是谁允许你们进行这个计划的？”沃德马斯特问。

“我们要请朵莉丝小姐剪彩，梅克皮斯爵士。我们已经在筹备邀请了。”

“谁批准你们的？是费帕特先生？是执事？是委员会？还是我？花掉了九百零八镑的募款基金，聚沙成塔的诚心奉献，去买了一辆游览车？”

“我们想要给大家惊喜。只要事前泄露一句话，马上就传遍整个镇，你根本无法控制。‘皮姆与救赎巴士公司’希望能开启意想不到的世界。”

此时梅克皮斯开始进入希德所谓的冒险部分。

“书[26]呢？”

“书，爵士？我只知道有一本书……”

“你们的档案，孩子。你们的数据。你们自己记账，我听说。”

“给我一个星期，梅克皮斯爵士。我会算清每一便士。”

“没有记账！全是胡说八道！你没从你父亲身上学到任何东西吗，孩子？”

“清廉正直，先生。在耶稣面前谦卑自抑。”

“你花掉了多少钱？”

“没花掉，先生，是投资。”

“多少？”

“一千五百。总共。”

“游览车现在在哪里？”

“我说过了，先生，在喷漆。”

“在哪里？”

“布尔克里的巴尔翰，游览车制造厂。他是这个郡里最好的自由党员，虔诚的基督徒。”

“我知道巴尔翰。TP卖木材给巴尔翰，卖了十年。”

“他们只收成本价。”

“你们打算公开做商业营运，你说？”

“一周三天，先生。”

“使用公共汽车站？”

“当然。”

“你们有没有打听过，德文郡的道利什与坦伯康运输公司对这项投机事业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像这样的公共需求，那些人不能阻挠，梅克皮斯先生。我们有上帝为我们开路。一旦他们看见滔天巨浪，感受到震撼的脉动，他们就会躲开，让我们如愿成功。他们不能阻止进步，梅克皮斯先生，他们也不能阻止基督信众阔步前进。”

“他们不能？”梅克皮斯爵士说，在他面前的一张纸上抄写着数字。“还有八百五十镑的租金不见了。”他一边写一边说。

“我们也把租金拿来投资了，先生。”

“那么总数就超过一千五百镑啰。”

“就算两千好了。总共。我以为你说的只是募款。”

“募款的钱呢？”

“有一部分。”

“把所有来源的钱加起来，总数是多少？总共！”

“包括私人的投资，梅克皮斯爵士——”

沃德马斯特坐直身子：“这么说，我们还有私人投资者，是吗？我的天哪，孩子，你们可真行。投资者是谁？”

“私人客户。”

“谁的客户？”

伯斯·洛夫特看起来好像无聊得想打瞌睡。他的眼睑有两英寸长，山羊似的头直直垂落下来。

“梅克皮斯爵士，我没有权利披露。‘皮姆与救赎巴士公司’答应保密，就必须信守承诺。我们的宗旨是正直。”

“你们的公司已经完成法人程序了吗？”

“没有，先生。”

“为什么没有？”

“安全，先生。为了保密。就像我刚才说的。”

梅克皮斯又开始记下来。每个人都等待着更多的质问。但没有。梅克皮斯散发出事情已尘埃落定的不快气息，瑞克比任何人都先感受到。“就像老医生的做法，狄奇。”希德告诉我，“他已断你生死，只是在告诉你好消息之前，还要先开药单。”

瑞克再次开口。自动自发的。他的声音是被逼入窘境时用的声音。希德第一次听到他用这样的声音，而我后来曾听过两次。那绝对不是悦耳的声音。

“事实上，我今天晚上可以把账册带来给您，梅克皮斯爵士。账册在保险箱里，您知道。我得去拿出来。”

“拿去给警察吧。”梅克皮斯说，仍手不停笔，“我们又不是警察，我们是教会的信徒。”

“朵莉丝小姐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梅克皮斯爵士？”

“朵莉丝小姐和这件事没有关系。”

“问她。”

然后梅克皮斯停下笔，猛然抬起头，希德说，他们彼此互望，梅克皮斯那双婴儿似的小眼睛带着不确定。而瑞克，他的眼神瞬间在黑暗中闪过一阵锐利的刀光。希德无法像我那样把他的目光描写得如此深入，因为希德未曾接触到他这位一辈子的英雄人物的黑暗面。但我却接触到了。就像个孩子从面具漆黑的眼洞往外看。否决了他不到半秒钟之前所辩护的一切。既非证信，也无关道德。为你的决定与你的难逃一死而抱憾。但无可选择。

“你是要告诉我，朵莉丝小姐也是这个计划的投资人吗？”梅克皮斯说。

“可以投资的不只是钱，梅克皮斯爵士。”瑞克说，声音极其渺远，却近在耳边。

重点是，希德相当迟疑地说，梅克皮斯不应该逼瑞克提出这套说词。梅克皮斯是个外表强悍实则脆弱的人，这是最糟的，希德说。如果梅克皮斯讲理一些，如果他像其他人一样相信，对可怜的TP家男孩有稍微好一点的评价，不要缺乏信心，也不要暗损其他人，那么事情就可能以不伤和气、积极的方式解决，每个人都能快乐地回家，一如瑞克所愿，怀抱着对瑞克和游览车的信心。然而，梅克皮斯是最后一道障碍，他让瑞克别无选择，只能击倒他。因此瑞克出手了，不是吗？嗯，他必得如此，狄奇，很自然的。

我不断拉紧，伸展，汤姆。我竭尽胆识，让我想像力的每一条肌肉深入我人生开展之前的沉重阴影。我放下笔，越过广场看着不忍卒睹的教堂塔楼，就像楼下杜柏小姐的电视声音一般稀松平常，我可以听见瑞克和梅克皮斯呈高度对比的声音相互对阵。我看见“林园”那间我很少获准进入的阴暗客厅，描绘出那天晚上两个独自密谈的身影，而我可怜的朵莉丝在我们楼上阴郁的房间里颤抖，读着手绣的圣训。杜柏小姐也有一张相同的圣训绣画装饰在楼梯平台，以备她不时从上帝的花朵、上帝的爱、上帝的意旨里汲取安慰。我可以告诉你，我就近在咫尺，近得可以听见一两句他们接续那天早上没谈完的话。

瑞克的蓬勃朝气回来了，因为那刀光闪现的眼神从来不会存留太久，因为他那天早上已完成了重要性远超过他一生其他际遇的目标，尽管他自己当时还不知道。他让梅克皮斯对他有两种完全相悖的看法，或许还有更多。他让梅克皮斯看见他正式与非正式的两种身份。他教会梅克皮斯要尊敬瑞克的复杂，要清楚衡量瑞克的秘密世界，如同他显露在外的分量一样。就像在隐秘的房间里，每个赌徒都亮出自己手中的许多张牌，是真是假无关紧要：而梅克皮斯面前已无筹码。但事实是，这两个人都死了，把秘密也带进坟墓了，梅克皮斯爵士早走了三十年。而惟一可能知情的人也无法开口，因为即使她存在，也早已在那天晚上被那两个男人致命的对话后果所杀，只剩一缕幽魂，缠绕着她自己的生活，与我的一生。

历史记录显示，瑞克和朵莉丝在那个安息日之前曾有过两次会面。第一次是她正式拜会自由党青年俱乐部，当时瑞克获选担任干部——我相信他担任的是财务干部，上帝保佑他们吧。第二次是在瑞克担任教会足球队队长，另一个夜校男孩、也是瑞克助手的莫瑞·华盛顿担任守门员时。身为委员会成员的朵莉丝应邀颁授奖杯。莫瑞还记得那场典礼，众人列队，朵莉丝迤逦而过，在每一个获胜英雄的胸前别上奖章，从队长瑞克开始。似乎是因为她没别好针扣，或是他假装她没别好。无论如何，他玩笑地发出痛叫声，手抱胸口，一脚屈膝，坚称她刺痛了他的心。这是很大胆，甚至相当淘气的把戏，我很惊讶他会有这种举动。即使是在滑稽表演里，瑞克也非常保护自己的尊严，在战前非常流行的化装舞会里，他总喜欢扮成劳合·乔治，避免沦为笑柄的风险。但他跪下，莫瑞记得如昨日般清晰，朵莉丝笑了，大家未曾见过的：她笑了。此后的幽会我们不得而知，只除了，据莫瑞说，瑞克有一次曾夸耀，现在他送杂志到林园时，等着他的可不只是蛋糕与柠檬麦汁了。

希德，我想，知道的一定比莫瑞多。希德见多识广。大家告诉他事情，因为他会提供意见。希德，我相信，一定知道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称之为家的那幢原木宅邸里隐藏的大部分秘密，但他到晚年仍竭力隐瞒，打算带进坟墓里。他知道为何妮尔夫人酗酒，为何梅克皮斯对自己如此局促不安，为何他那双湿润的眼睛如此苦恼，那张嘴与他的欲望如此不相称，为何他能如此激动熟稔地斥责罪行。为何他在我的朵莉丝的《圣经》上，用他卑鄙的名字写下特别的爱。为何朵莉丝要躲到房子最远的角落去睡，远离妮尔夫人的房间，更远离梅克皮斯的房间。为何朵莉丝会对足球队口才便捷的傲慢队长敞开心房，只因为他说得天花乱坠，仿佛能为她建造一条通往任何地方的道路，用他的游览车载她去似的。但希德是个好人，也是共济会员。他爱瑞克，也奉献了一生最好的岁月，忽而与他饮酒喧闹，忽而紧拉住他的衣摆。希德大可嘲弄一番，大可编个故事，也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太大的伤害。但希德不会去碰触黑暗面。

历史记载瑞克当晚并没带账簿去，虽然伟大的会计师马斯波先生，另一名夜校男孩，愿意帮他做账，或许也已经做好了。马斯波做账手法高超，就像其他人在节日写贺卡，或在麦克风前讲些奇闻轶事般轻松自如。为了让自己做好准备，瑞克漫步到布林克里崖，独自一人，我相信这是他第一次这样独自漫步，尽管瑞克，就像继他之后的我自己一样，常常出外漫步寻求决心或某种声音。他从林园归来时，散发着一种地位崇高的气息，近似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据说，只是他因内在的纯净，而有较为自然的灿烂光彩。募款的问题已经处理妥当了，他告知他的朝臣们。流动资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说。每个人都没事。怎么办到的？他们恳求他：怎么办到的，瑞克？但瑞克宁可继续扮演魔术师，不准任何人窥探他的袖里乾坤。因为我备受祝福。因为我掌控大局。因为我注定要成为天下至尊。

他的另一个好消息并未赐告他们。从沃德马斯特私人账户开出的五百镑支票，让瑞克可以展开新生活——希德说，例如在海外的澳洲。瑞克背书转让，由希德兑现，因为瑞克自己的银行账户，就像往后几年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暂时无法使用。几天之后，拜这笔津贴之助，瑞克在布尔克里塔楼旅馆举办了一场丰盛但却阴沉的晚宴，出席的有他的全体朝臣，和几位通常无法堂而皇之亮相的当地美人儿。希德还记得晚宴上弥漫着改朝换代的情绪，尽管没有人确知到底是什么结束了，或是什么行将开始了。有人演讲，主题不外是老伙伴情谊永固，终生不渝，但当瑞克喝醉了，他的回答变得颇不符本性地简短，耳语纷传，说他情绪激动，因为有人看见他哭了，他常常如此，即使是在那段日子里；他可以哭个没完，手帕拧出的泪水都可以装满一水桶。伟大的律师伯斯·洛夫特出乎意料地参与盛会，更出乎意料的是他带了一位美丽却不相称的年轻音乐学生来，她姓莉普西兹，名唤安妮。虽然她披了件勉强算是外套的东西掩住背，但她的美丽仍让其他的美人儿相形失色。他们叫她莉普西。她是德国来的难民，为了某些移民问题去找伯斯，伯斯秉持他的善良天性，决定对她伸出援手，就像他对瑞克伸出援手一样。为了结束节目，宫廷弄臣莫瑞·华盛顿开始唱歌，莉普西加入其他美人儿的合唱行列，虽然她唱得实在太好，而且也弄不清楚歌词里的淫秽意味，因为她是外国人。此时天已破晓。一辆时髦的出租车载瑞克离去，此后许多年没有人在这个地区再见到他。

历史进一步记载，第二天，有一位单身男子理查德·托马斯·皮姆，和一位未婚女子朵莉丝·卡采德·沃德马斯特在两位选任的证人陪同下，神圣但秘密地在刚启用的西部支道登记处结婚，就在你要左转往诺索特飞机场之处。他们两人都刚搬进这个教区。蒙主眷顾，一个体重甚轻、教名唤马格纳斯·理查德的小男孩在不到六个月之后诞生。而我所查询的公司登记处也记录了此一事件，虽然是以完全不同的形式记载。在婴儿出生之后的四十八小时之内，瑞克创立了马格纳斯星辰衡平保险公司，资本额两千英镑。创立宗旨是为穷人、残障与老人提供寿险。公司的会计师是马斯波先生，法律顾问是伯斯·洛夫特。莫瑞·华盛顿是公司秘书，而已故的市政官员托马斯·皮姆，一般昵称为TP，则是公司的守护圣徒。

“那么，是真的有辆游览车，或者全是甜蜜谎言？”我问希德。

希德对自己的回答一向很审慎。“可能真有辆游览车，狄奇。我并不是说事实上没有。如果我这样说就是骗人了。我只是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游览车的事，直到你爸爸那天早上在教堂提到。就是这样。”

“那他把钱弄到哪里去了——如果没有游览车的话？”

希德真的不知道。从那时起，成千上万的英镑付诸流水。许许多多的愿景来了又走。也许瑞克把钱捐掉了，希德口拙地说。你爸爸无法对任何人说不，特别是对“美女们”。只有捐钱他才会觉得舒服。或许来了个骗子，把钱从他身边骗走了，你爸爸一向爱骗子。接着，很令我惊讶的是希德竟然脸红了。我隐微但清楚地听到他嘴里发出“嗒—嗒—嗒”声音，那是小时候我要他学给我听的马蹄声。

“你是说他拿募来的钱去下注？”我问。

“狄奇，我只说他的游览车可能是用马拉的。我的意思就只是这样，对不对啊，梅格？”

噢，但的确有辆游览车！而且可不是用马拉的！那辆游览车是有史以来最富丽堂皇、强而有力的一辆游览车。“皮姆与救赎巴士有限公司”的金字在光亮的车身上闪耀，就像瑞克年少时期所有《圣经》封面上闪着金光的标题。车身的绿色是英格兰赛马的绿色。将由马尔康·坎贝尔爵士亲自驾驶。天下至尊将坐在车上。我们镇里的人看见这辆游览车，都会跪下来，靠着头，同声感谢上帝与瑞克。感恩的群众会聚集在瑞克门口，叫唤他走出阳台，直到夜深。我看过他练习挥手致意，只除了没有群众在场。他两手齐挥，像把我举在头上摇晃一般，他朝着远方微笑落泪：“我把这一切献给老TP。”而如果，无疑已发生，布尔克里的巴尔翰，郡里最好的自由党党员，严格说来从未听说过瑞克的游览车，更别提出于良心地以合理价格为车喷漆，那么他们也就像游览车一样，只是暂时存在的现实。他们等待着瑞克的魔杖一挥，让一切成真。只有当好管闲事、疑神疑鬼的人，如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无法接受这样的状态时，瑞克才会发现自己担负着宗教战争的责任，像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被迫采取不愉快的手段来捍卫他的信仰。他所需要的是你完整的爱。而你至少可以回报的是不问青红皂白地给他。然后等待他，就像上帝的银行职员一样，在六个月后把一切翻两番成双倍。

3

玛丽做好了一切准备，却没料到眼前的状况。她没料到来人的急迫步调与闯入的人数。她没料到杰克·布拉德福愤怒的程度与复杂情绪。她没料到他的慌张不知所措似乎比她还犹有过之。她没料到他的出现令她浑身不自在。

他一踏进玄关几乎没正眼看过她。“你有任何蛛丝马迹吗？”

“如果我有，就会告诉你了。”她说，他们还没开口就有吵架的气氛。

“他来过电话吗？”

“没有。”

“有任何人打电话来吗？”

“没有。”

“有任何人带话来吗？没有改变？”

“没有。”

“给你带了两个客人来。”他用拇指指了他背后的两个身影。“从伦敦来的亲戚，在这段时间安慰你。有更多事要追查。”说完就从她身边穿过，就像一只愤怒的巨鹰继续上路寻找下一个猎物，他那张满是皱纹坑疤的脸和斑白蓬松的额发只留给她一个冰冷的表情，就旋风似的踏进客厅。

“我是乔琪，总部来的。”站在门阶上的女孩说，“这是傅格斯。我们觉得很遗憾，玛丽。”

他们两人都提着行李，玛丽带他们到楼梯口。他们似乎熟门熟路。乔琪个子高挑，一头利落直发显得锋芒毕露。傅格斯比乔琪略逊一筹，现今总部的作业方式就是如此吧。

“很遗憾，玛丽。”傅格斯随乔琪走上楼梯时说，“不介意我们四处看看吧，是不是？”

客厅里，布拉德福已经扭开灯，扯开法式窗的窗帘。“我需要钥匙来开这个东西。保险柜。不管里面有什么东西。”

玛丽略显迟疑地走向炉架，摸索着用来放安全钥匙的银质玫瑰钵。“他在哪里？”

“他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或者在世界以外的地方。他正利用着职业技巧。我们的。在爱丁堡他有什么认识的人？”

“一个也没有。”玫瑰钵里放满了她为汤姆做的熏香干燥花叶。但没有钥匙。

“他们自以为已经掌握他的行踪。”布拉德福说，“他们以为他在希思罗搭上五点钟的航班。提着沉重公文包的高个子男人。换个角度想，如果像我们这么了解我们的马格纳斯，他可能根本就在廷巴克图[27]。”

寻找钥匙简直就像寻找马格纳斯。她不知道该从何着手。她抓起茶叶罐，用力摇晃。她有些晕眩欲吐。她拿起汤姆在学校赢来的优胜银杯，听见里头有些金属的撞击声。为了拿钥匙给他，她狠狠擦破了小腿上的皮肤，眼前一阵模糊。该死的钢琴凳。

“雷德勒来过电话吗？”

“没有，我告诉过你了。没人打电话来。我十一点才从机场回来。”

“锁孔在哪里？”

她找出顶端锁孔的位置，引领他的手去开。我应该自己来的，这样我就不必碰触他。她哀叹着开始寻找底下的锁孔。我简直是在亲他的脚。

“他以前是不是也消失过，而你没告诉我？”她正忙着摸索，布拉德福追问道。

“没有。”

“我要你坦白。整个伦敦都和我作对。波心情忧郁，奈吉尔和大使去避静。皇家空军不愿意无条件地在晚上载我们出境。”

奈吉尔是波·卜拉梅尔的绞刑手，马格纳斯曾这么说。波对每个人都好言哄骗，奈吉尔就跟在他后面砍掉那些人的头。

“从来没有，我发誓。”她说。

“他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地方？他提过要去隐居的地方？”

“他有一次提到爱尔兰。他要买一个俯瞰大海的小农场来写作。”

“北部或南部？”

“我不知道。南部吧，我猜。因为靠海。然后突然又是巴哈马。这是最近的事。”

“他有认识的人在那里吗？”

“没有。就我所知没有。”

“他有没有提过要到另一边去？黑海的小别墅？”

“别傻了。”

“先是爱尔兰，然后是巴哈马。他提到巴哈马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没提。他只是把《泰晤士报》上的房地产广告圈起来，然后留给我看。”

“就像个记号？”

“像是责备，像是劝诱，像是他要到其他地方去的前兆。马格纳斯有许多表达的方式。”

“他有没有提过他想自杀？他们会问你，玛丽。所以我得先问。”

“没，没有，他没说过。”

“你似乎并不确定。”

“我是不确定，我得想想。”

“他曾经做过什么伤害自己的事吗？”

“我无法马上回答，杰克！他是个复杂的人，我得想想！”她让自己镇定下来。“原则上来说，没有。从来没有过。这次很让我震惊。”

“但你还是很快就从机场打电话。一发现他没下飞机，你就打了电话：‘杰克，杰克，马格纳斯在哪里？’你是对的，他消失了。”

“我看见他的行李箱在该死的行李输送带上绕来绕去，不是吗？他自己托运了行李！为什么他没上飞机？”

“他酒喝得多吗？”

“比以前少。”

“比在莱兹波斯少？”

“少得多。”

“他头痛的毛病呢？”

“没啦。”

“其他女人？”

“我不知道。我不会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每次他说要外出过夜，就外出过夜了。可能是个女人，可能是个男人，可能是碧伊·雷德勒。她老是跟着他打转，去问她。”

“我想妻子总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布拉德福说。

不行，对马格纳斯不行，她想，开始跟上他的步调。

“他还是带文件回来，在晚上工作？”布拉德福问，眼光飘向白雪覆盖的花园。

“偶尔。”

“现在有文件在家里吗？”

“我不知道。”

“美国人的报告？联络处的数据？”

“我又没看过内容，杰克，是不是？所以我不知道。”

“他把文件放在哪里？”

“他晚上带回来，早上又带出去。就像别人一样。”

“把文件放在哪里，玛丽？”

“放在床边。放在书桌上。放在他加班工作的任何地方。”

“雷德勒没打电话来？”

“我告诉过你了，没有。”

布拉德福后退一步。两个男人在夜色的掩护下踉跄跌进屋里来。她认出兰斯登，大使的私人秘书。不久之前她才为了是否应该开维也纳风气之先在大使馆前院设酒瓶回收处，和他太太卡罗琳吵了一架。玛丽觉得非常有必要，卡罗琳觉得毫不相干，而且暴跳如雷地对外交官夫人联谊会核心小组挑明原因：玛丽根本不是真正的“夫人”，卡罗琳说。她是不容提及的人，而她之所以被纳入“夫人”之列，惟一的原因就只是为了保护她丈夫半遮半掩的身份。

他们一定是从学校走那一条骑马小径过来的。在深达半米的雪地中跋涉，为了不张扬马格纳斯的事。

“嗨，玛丽。”兰斯登用他那最佳童子军教练的声音爽朗地说。他是个天主教徒，但他一直都这样向她打招呼。他今晚也是。一切如常。

“晚宴那天，他有带任何文件回来吗？”布拉德福问，再次拉上窗帘。

“没有。”她点上灯。

“你知道他带的那个黑色公文包里装了什么东西吗？”

“他不是从家里提出门的，他一定是从大使馆收拾东西走的。他从家里带走的就只有现在还在施韦夏特[28]的那个行李箱。”

“现在不在了。”布拉德福说。

另一个男人很高，看起来一脸病容，戴着手套的双手各提了一只鼓鼓的袋子。来了个堕胎密医。飞机几乎客满了，她傻里傻气地想：总部一定有一个二十四小时待命的常设变节小组。

“这是哈利。”布拉德福说，“他要在你的电话里装些聪明盒。照常使用。别担心我们。反对吗？”

“我怎么反对？”

“你不能反对，没错。我很有礼貌，为什么你就不能客气点呢？你们有两辆车。在哪里？”

“‘路虎’在外面，‘大都会’在机场停车场等他去开。”

“如果他有车停在机场，你为什么还要去接他？”

“我只是想他可能会喜欢我去接他，所以我搭了出租车去。”

“为什么不开‘路虎’去？”

“我想坐他的车一起回来，不是各开各的。”

“‘大都会’的钥匙呢？”

“应该在他口袋里。”

“有备用的吗？”

她翻寻她的提袋，找出钥匙。他丢进他的口袋里。

“我会让车失踪。”他说，“如果有人问，就说送修了。我不要车子在机场里移来移去。”

她听见楼上传来砰然巨响。

她看着哈利脱掉他的胶靴，整整齐齐地摆在法式窗旁的鞋垫上。

“他的父亲星期三死了。他上伦敦除了处理父亲的后事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事？”布拉德福继续问。

“我猜他会顺道探访总部。”

“他从来不会。他不打电话，也不现身。”

“也许他很忙。”

“他在伦敦有没有别的计划——他告诉过你什么吗？”

“他说他会去汤姆的学校看他。”

“嗯，他是去了。还有呢？朋友——约会——女人？”

她突然对他觉得非常厌烦。“他去安葬他父亲，料理好一切，杰克。整件事就是一个漫长的约会。如果你有父亲，等他死了，你就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他从伦敦打电话给你吗？”

“没有。”

“别急，玛丽。想一想。已经五天了。”

“没有，他没打。他当然没打。”

“他通常会打电话吗？”

“如果他可以用办公室电话的话，是的。”

“如果他不能呢？”

她为他而思索一番。她真的很努力。她想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有，”她承认，“他打过电话。他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安好，一直都这样。他是个很会担心的人。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一没出现我就会大惊小怪的原因。我想我早就在担心了。”

脚上只穿袜子的兰斯登在房里走来走去，假装欣赏玛丽的希腊水彩画。

“你真的，真的是非常有天分。”他的脸靠近一幅波洛马里[29]风景画，赞不绝口地说：“你上过美术学校，还是天生就能画？”

她没理他。布拉德福也一样。他们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联系。惟一可敬的外交官是耳聋的特拉普会修士[30]，杰克总喜欢这么说。玛丽开始有同感。

“佣人呢？”布拉德福说。

“你叫我把她支开。在电话里。我打给你的时候。”

“她起疑心了？”

“我想没有。”

“这事不能泄露出去，玛丽。我们必须尽可能压住消息。你知道为什么，不是吗？”

“我想我知道。”

“我们得想想他的那些网民，想想所有的事。比你了解的还多得多。伦敦方面摸不着头绪，要求拖一些时间。你确定雷德勒没打电话来？”

“天哪。”她说。

他的目光转向哈利。哈利正在拆开“聪明盒”的包装，盒子是灰绿色的，没有明显可见的控制器。“你可以告诉佣人说这是变压器。”

“Umformer。”兰斯登从窗边大声地提供助力，“变压器是Umformer。‘Die kleinen Büchsen sind Umformer。’”[31]

再一次，没人理他。杰克的德文几乎和马格纳斯一样好，比兰斯登要好上三百倍。

“她预定什么时候回来？”布拉德福问。

“谁？”

“你的佣人，拜托。”

“明天的午餐时间。”

“你得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让她在外头多待几天。”

“在这个时间？”

“在任何该死的时间。去打电话吧！”

她走到厨房，打电话给鲍尔小姐在萨尔斯堡的母亲家。很抱歉在这个时间打电话，很不礼貌，但因为有人过世了，事情就是这样，她说。皮姆先生得在伦敦多待几天，她说。你为什么不趁皮姆先生不在的机会好好休息几天？她说。她回到客厅时，就轮到兰斯登开始说他的部分。她马上就了解他的意思，于是根本不听他讲些什么。“要把所有的疑点都合理化，玛丽……这样我们的说辞就能一致，玛丽……奈吉尔还和大使在密谈……万一，但愿不会，媒体在我们清理干净之前就知道这件事，玛丽……”兰斯登有一套适用于任何场合的陈腔滥调，也以心思敏捷著称。“无论如何，大使希望我们都采取相同的做法。”他搬出一套新创的不知所云说辞来下结论，“别说，除非有必要，当然。但如果我们被问到。玛丽，他要向你致意。他会永远支持你。也支持马格纳斯，当然。极大的慰问之意，就这样。”

“别对雷德勒那些人透露。”布拉德福说，“别对任何人说，特别是别对雷德勒说。没有失踪，没有异常。他回伦敦处理他父亲的后事，留下来和总部晤谈。信息结束。”

“这也是我采取的做法。”玛丽对着布拉德福说，仿佛兰斯登并不存在。“惟一的问题是，马格纳斯走之前并没有请丧假。”

“是啊，我想大使会希望我们不要把这部分说出去，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兰斯登冷酷地说，“我想我们不会说。”

布拉德福挺身与他对抗。玛丽是家人。没有人能在布拉德福面前糟蹋她，特别是外交部那些过度有教养的奴才。

“你已经做完你的工作了。”布拉德福说，“消失吧，可以吗？现在！”

兰斯登循着进来的路出去，但速度更快。

布拉德福背对玛丽。屋里只有他俩。他像老碉堡一般宽阔厚重，而如果他愿意时，也会像碉堡一般坚固。他斑白的额发垂落在前额。他把手放在她屁股上，就像以前一样，把她拉近身边。“该死，玛丽。”他抱着她说，“马格纳斯是我最优秀的人。你们在搞什么鬼？”

她听见楼上传来家具脚轮的嘎吱声，和另一个重物落地的砰然巨响。是圆弧雕面的抽屉柜。不是，是我们的床。乔琪和傅格斯正在查看。

书桌在紧临厨房的旧佣人房里。那是一间不规则、蜘蛛网似的半地窖，已四十年没佣人住过了。窗户边，和玛丽那些盆栽摆在一起的，是她的画架和水彩。靠墙放的是一架老旧的黑白电视机，与一张看电视用、坐起来极不舒服的沙发。“在决定哪个节目值得一看时，”马格纳斯喜欢一本正经地说，“没有什么比一点点小小的不舒服更完美的了。”管线通道下方的凹室里有一张乒乓球桌。玛丽在这里装裱书本，桌上放了她的皮革、粗布、胶水、钳子、丝线、大理石纹的首尾册页和电动刀，以及装着砖块的马格纳斯旧袜，她用来代替铅锤，还有她在跳蚤市场花几先令买来的破旧图书。在乒乓球桌旁，挨着坏掉的锅炉，就是书桌。这张庞大、夸张的哈布斯堡书桌是在格拉茨[32]的拍卖会上以极便宜的价格买到的，为了搬进门还先把它锯开，然后再由灵巧的马格纳斯亲手用胶粘回去。布拉德福拉着抽屉。

“钥匙呢？”

“马格纳斯一定带走了。”

布拉德福抬起头。“哈利！”

哈利把他开锁的家伙串在链子上，就像一般人把钥匙挂在钥匙圈上一样。他一面钻探，一面屏息聆听。

“他都在这里工作，或者还有其他地方？”

“爸爸留给他一张旧牌桌，他有时用那张桌子。”

“那张桌子在哪里？”

“楼上。”

“楼上哪里？”

“汤姆的房间。”

“他也把文件放在那里，对不对？——‘公司’的文件？”

“我想没有。我不知道在哪里。”

哈利低着头微笑走开。布拉德福拉开一个抽屉。

“这是他正在写的书。”他抽出一个薄薄的档案夹时她说。马格纳斯把任何东西都装在另一个东西里。任何东西都必须藏匿伪装，才能证明是真的。

“是吗？”他戴上眼镜，一只耳朵霎时泛红。他知道这部小说的存在，她想，观察着他。他甚至不假装惊讶。

“是的。”而且你可以把他这些该死的纸张放回你拿出来的地方，她想。她不喜欢他变得如此冷酷，如此强硬。

“他放弃素描了，是不是？我以为你们两个一起画画呢。”

“他不满意。他觉得他还是比较喜欢文字。”

“看起来也没写多少嘛。他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莱兹波斯。度假的时候。他还没开始写，只是在准备。”

“噢。”他开始看另一页。

“他说这是个原型。”

“他这么想？”——仍然在读——“我得把这个拿给波看，他是个爱书人。”

“他退休以后——他打算——如果他提早退休的话，他可以写作，我画画，装裱书本。这是他的计划。”

布拉德福翻过一页。“在多塞特？”

“在普拉煦[33]。没错。”

“嗯，他是提早退休没错。”他不太高兴地说，又继续读。“他有一段时间也做雕塑吧？”

“没真的动手。”

“我想也是。”

“你自己鼓励我们的，杰克。‘公司’也是。你总是说我们应该培养嗜好和休闲活动。”

“这本书讲什么？有什么特别的？”

“他还在构思。他不喜欢透露。”

“听听这段。‘当极度恐怖的忧郁笼罩家族，当爱德华自己陷入极度苦恼，却又竭力表现得优雅愉悦。’甚至没有主动词，我可写不出来。”

“这不是他写的。”

“这是他的笔迹，玛丽。”

“是他从书上抄下来的。他看书时会用铅笔划上重点。整本看完之后，再把他最喜欢的部分抄下来。”

她听见楼上传来尖锐的啪啦声，像是木材爆裂的声音，或是她在学习射击时的开枪声。

“那是汤姆的房间。”她说，“他们不必进去吧。”

“给我一个袋子，亲爱的。”布拉德福说，“最好是帆布袋。你可以找一个给我吗？”

她走进厨房。为什么我要让他这样对我？为什么我要让他大摇大摆走进我的房子，我的婚姻和我的心里，擅自拿走他根本不喜欢的东西？玛丽不常百依百顺。生意人别想骗她两次。在英文学校，在英国教会，在外交官夫人联谊会里，她都是个精明强悍的人物。然而，布拉德福那双淡色眼睛的一个严厉眼神，他那嘹亮粗鲁声音的一句咆哮，就足以让她听命行事。

因为他这么像爸爸，她下结论。因为他爱我们英国人，不管其他人的死活。

因为我在柏林替杰克工作，那时我还是个脑袋空空、有点儿小天分的女学生。在我觉得自己需要个爱人时，杰克就是我的忘年情人。

因为当他心神不定地把我给马格纳斯，当做他所说的“饭后甜点”时，他是利用马格纳斯的离婚，为我来操控他。

因为他也爱马格纳斯。

布拉德福飞快地翻着她的案头行事历。

“谁是P？”他指着其中一页追问，“9月25日，6点30分，P。16日也有这个P，玛丽。P不是皮姆，对不对，还是我又问了蠢话了？他见的P是谁？”

她开始听见自己身体里的尖叫，杯子里没有威士忌可以抚平。在所有的记载中，几十上百个登记的事项中，他偏偏要挑这一个。“我不知道。某个人。我不知道。”

“你写的，不是吗？”

“马格纳斯要我写的。‘写上我和P有约。’他没有自己的行事历。他说那样不安全。”

“所以他要你帮他记。”

“他说，如果有人查看，他们会弄不清哪些是他的约会，哪些是我的。这是一种分享。”她感觉到布拉德福的凝视。他要我讲话，她想。他想听见我声音里的颤抖。

“分享什么？”

“他的工作。”

“说明。”

“他不能告诉我他正在做什么，但他可以让我看见他正在做，以及什么时候做。”

“他这样说？”

“我可以感觉得到。”

“你感觉到什么？”

“感觉到他很自豪，他想要我知道！”

“知道什么？”

布拉德福快把她逼疯了，虽然她明知他有意如此。“知道他有另一种生活！一种重要的生活。他被重用。”

“被我们？”

“被你，杰克，被‘公司’！不然你以为是谁——美国人？”

“你为什么这样说——美国人？他和他们有瓜葛吗？”

“他干吗要有？他在华盛顿服务过。”

“没阻止过他。甚至还可能鼓励他。你们在华盛顿时认识雷德勒吗？”

“当然认识。”

“但在这里来往比较密切，呃？听说她很苗条？”

他翻到尚待忍受的日子。明天和后天。周末，已在她面前裂开，像一个大洞，在她粉碎的世界里。

“介意我拿走吗？”他问。

玛丽天杀的当然介意。她没有备用的行事历，也没有备用的生活。她一把抢回来，让他等着她把未来抄写在一张纸上：“与雷德勒小酌……与丁寇尔晚餐……汤姆学期结束……”她抄到“6点30分，P”，交出日志。

“这个抽屉为什么是空的？”他问。

“我不知道它是空的。”

“那么原来装了什么？”

“旧照片。纪念品。没什么。”

“抽屉空了多久？”

“我不知道，杰克，我不知道！别逼我，好不好？”

“他把文件放进公文包吗？”

“我又没看着他打包。”

“他打包的时候，你有听见他下来收拾吗？”

“有。”

电话响了。玛丽伸手要接，但布拉德福已抓住她的手腕。电话铃响个不停，他抓着她不放，靠向门边叫唤哈利。已经凌晨四点了。除了马格纳斯，谁会在凌晨四点打电话来？玛丽内心高声祈祷，她连布拉德福的吼叫声都几乎听不见。电话仍然召唤着她，她知道此刻除了马格纳斯和她的家庭之外，一切都无关紧要了。

“可能是汤姆！”她奋力挣扎，喊叫道，“放开我，该死！”

“也可能是雷德勒。”

哈利一定在楼上飞奔。她又多听了两次铃响，才看见他出现在门廊上。

“追踪这个电话。”布拉德福大声且缓慢地命令道。哈利消失了。布拉德福放开玛丽的手。“讲长一点，很长很长。玛丽。尽量拉长时间。你知道怎么玩这个把戏。去吧。”

她拿起听筒，说：“皮姆家。”

没人回答。布拉德福用他那双强而有力的手指挥她，催促她，要她讲话。她听见金属的敲击声，用手掩住话筒。“可能是电话暗号。”她低声说。她举起手指数了第一声。接着是第二声。然后是第三声。这是电话暗号。他们在柏林时也用这套伎俩：两声代表这个，三声代表那个。某人和基地之间事前秘密约定。她抬起眼问布拉德福说我该怎么做，他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说话！”他用唇语说。

玛丽深吸一口气。“哈啰？说话，拜托。”她求助于德文，“这里是英国大使馆领事马格纳斯·皮姆的寓所。请问是谁？请说话，拜托？皮姆先生现在不在家。如果你想留话，可以由我转告。否则，请晚一点再打。哈啰？”

再多一些，布拉德福催促她。多给我一些。她用德文念了一遍电话号码，又用英文念了一遍。线路通畅，她可以听到像交通的噪音，和像用半速播放的音乐杂音，但没有金属敲击声了。她用英文再念了一遍电话号码。“说话，拜托。这线路真该死。哈啰，你听得见吗？谁打来的，拜托？请—说—话。”她无能为力了。她闭上眼睛，她大声尖叫：“马格纳斯，看在老天的分上，说你在哪里！”但布拉德福早已抢在她前面，遥遥领先。出于对爱人的了解，布拉德福感觉到她的情绪即将爆发，连忙用手压断电话。

“太短了，长官。”哈利在门廊哀叹说，“我至少还需要一分钟。”

“是国外打来的吗？”布拉德福说。

“可能是国外打来的，也可能是隔壁打的，长官。”

“真是淘气啊，玛丽。别再这样做了。这一次我们站在同一阵线，而且我是老板。”

“有人绑架他。”她说，“我知道！”

一切都冰凝冻结了：她自己，他淡色的眼睛，甚至门廊上的哈利。“好啦，好啦。”最后布拉德福说，“那会让你觉得好过些，是不是？绑架？你为什么这样说，亲爱的？还有什么比绑架更可怕的，我怀疑？”

为了迎向他的目光，玛丽经历了一阵剧烈的时光震荡。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要普拉煦。还给我山姆和爸爸牺牲捍卫的那片土地。她看见自己在最后一个学期从学校请假，坐在就业辅导老师面前。另一个女人坐在老师身旁，一个从伦敦来的强悍女子。“这位女士替外交工作征募人才，亲爱的。”辅导老师说。“很特殊的那种。”那位强悍女子说。“她对你绘画的方式印象非常深刻，亲爱的。”辅导老师说，“她很赞赏你的绘图技巧，和我们一样。她在想，你愿不愿意带着你的画册到伦敦去一两天，让其他人也看看你的画。”“这是为了国家，亲爱的。”强悍女子别有深意地说，对着英国爱国志士的女儿说。

她还记得东英格兰的训练学校，记得像她自己这样的女孩，我们这一班。她记得那些愉快的课程，描摹、雕刻、上色，用纸张、硬纸板、亚麻布和丝线，如何制作和改变水印，如何刻橡皮章，如何让纸看起来变旧或变新，她努力回想自己是什么时候才明白上这些课的目的，是为了替英国间谍伪造证件。她看见自己站在杰克·布拉德福面前，就在他那间离柏林围墙不到一石之遥的破旧楼上办公室。军官杰克，白鼬杰克，凶狠杰克，或冠以其他名号的杰克。杰克当时负责柏林情报站，喜欢亲自接见新进人员，特别是新来的——如果是荳蔻年华的漂亮女孩。她记得他那淡若无色的目光缓缓游移在她身上，揣测着她的体型和性感分量。她记起她从第一眼就恨他，如同她现在尝试想恨他一样，如同她此刻看着他从书桌里拉出一叠家书时一样。

“你知道这大半是汤姆从寄宿学校写回来的信，我想。”她说。

“他为什么同时写给你们两人？”

“他没同时写给我们两人，杰克。汤姆和我通信。马格纳斯和汤姆单独通信。”

“没有情感相互交流。”布拉德福用他在柏林教她的那种在商言商的口吻说。他点亮一根肥硕的黄色香烟，透过火焰，带着戏剧化的表情看着她。他们都爱装模作样，她想。马格纳斯和格兰特也一样。

“你真荒谬。”她愤怒不安地说。

“这是个荒谬的情况，奈吉尔随时会来让事情变得更加荒谬。是谁造成的？”他拉开另一个抽屉。

“他父亲。如果这算是个情况的话。”

“这是谁的照相机？”

“汤姆的，但我们都用。”

“还有其他照相机吗？”

“没有。如果马格纳斯工作上需要，他就会从大使馆带一架回来。”

“现在家里有大使馆带回来的相机吗？”

“没有。”

“也许是他父亲造成的，也或许是其他事情。或许是我所不知道的婚姻口角造成的。”

他检查相机的配备，用那双大手翻转查看，仿佛他考虑买下似的。

“我们没吵架。”她说。

他抬起自以为无所不知的眼光看她。“你们都怎么处理？”

“他不跟我吵，就是这样。”

“虽然你会吵。你一发飙就像个小恶魔，玛丽。”

“我现在不会了。”她说，怀疑着他的魅力。

“你从没见过他爸爸，对不对？”布拉德福一边卷着相机里的底片一边说：“有些关于他的数据，我好像记得。”

“他们很疏远。”

“哦？”

“没什么戏剧性。他们不亲。他们就是这种家庭。”

“哪一种，亲爱的？”

“四分五裂。生意人。他说他让他们介入他的第一次婚姻，但一次就受够了。我们很少谈这些。”

“汤姆也有同感？”

“汤姆还是个孩子。”

“汤姆是马格纳斯消失之前最后见到的人，玛丽。除了他俱乐部里的门房之外。”

“那就逮捕他呀。”玛丽无礼地说。

布拉德福把底片丢进帆布袋，又拿起马格纳斯的小型晶体管收音机。

“这是新型的，可以听短波的那种？”

“我想是。”

“他度假时也带着，对不对？”

“对，没错。”

“常听吗？”

“自从他独立从这里负责捷克的业务，就像你有一次告诉我的，他不常听才怪。”

他打开收音机。一个男声用捷克文报新闻。布拉德福眼光茫然地盯着墙壁，收音机响着，似乎过了好几小时。他关掉收音机，丢进袋子里。他的目光移到没掩上窗帘的窗户，但沉默良久才开口。“在清晨的这个时间，我们没开太多灯吧，是不是，玛丽？”他心神不宁地问，“我们没让邻居说闲话吧，是不是？”

“他们知道瑞克死了。他们知道这不是正常的情况。”

“你可以再说一遍。”

我恨他。我一直都恨。甚至在我受到他诱惑时——当他引领我体验极致的快感，我落泪谢谢他时——我仍然恨他。告诉我那晚的事吧，他说。他指的是听到瑞克死讯的那晚。她详细地告诉他，一字不漏，如同她先前在心中预习的一样。

他找到衣帽间，站在那件陈旧的粗呢外套前。外套就挂在汤姆的防水外衣与玛丽的羊皮大衣之间。他摸索着外套口袋。楼上传来单调的噪音。他抽出一条脏手帕，和吃剩半条的马球薄荷糖。

“你在开我玩笑。”他说。

“没错，我是在开你玩笑。”

“穿着舞鞋在冻死人的雪地里待了两小时，玛丽？在半夜？奈吉尔兄弟会以为是我编的故事。他穿着那双鞋去干吗了？”

“走路。”

“走到哪里去，亲爱的？”

“他没告诉我。”

“问他？”

“没，我没问。”

“那你怎么知道他没坐出租车？”

“他身上没钱。他的皮夹和零钱放在楼上，和他的钥匙摆在一起。”布拉德福把手帕和薄荷糖摆回粗呢外套里。

“这儿没钱？”

“没有。”

“你怎么知道？”

“他对这些事很有条理的。”

“也许他用其他方式付钱？”

“不会。”

“也许有人载他？”

“不会。”

“为什么不会？”

“他喜欢走路，而且他很震惊。这就是原因。他父亲死了，即使他并不特别喜欢他。这让他很难受，无论是紧张或怎么的。所以他走路。”而且他回来时我拥抱了他，她想。我感觉到他脸颊的冰冷，我透过外套感受到他胸膛的颤动和微热的汗湿，因为他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只要他一走进门回来，我就会再次拥抱他。“我告诉他：‘别走。今晚别走。来喝酒，我们一起大醉一场。’但他还是走了。他有他的那种神色。”她希望自己没这么说，但此时她对马格纳斯有一股怒气，就像她对布拉德福一样。

“什么神色，玛丽？‘有他的那种神色’。我想我没弄懂你的意思。”

“空虚。就像个没有角色的演员。”

“角色？他父亲死了，马格纳斯就不再有角色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她想，他要让我无所遁逃，而不是回答问题。不用一分钟，我就会感觉到他安稳的双手放在我身上，我就会躺回去，放任一切发生，因为我再也想不出借口了。

“去问格兰特。”她说，存心伤害他。“他是我们乏味的心理医师。他会知道的。”

他们移到客厅。他等待着。她也一样。等待着奈吉尔，等待着皮姆，等待着电话。等待着楼上的乔琪和傅格斯。

“你没喝太多吧，是不是？”布拉德福问，帮她再倒一杯威士忌。

“当然没有。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几乎不喝。”

“最好不要。这样会太放松。等奈吉尔兄弟来的时候，什么都别说。完全保密。好吗，玛丽？”

“好的，杰克。”你是个好色的教士，吃干抹净上帝的最后一丝恩典，她告诉他，看着他缓慢地倒满自己的杯子。首先是酒，现在是水。现在垂下眼睑，举起圣杯，对派遣你来的上帝说出一句伪装虔诚的祝祷。

“而他自由了。”他说，“‘我自由了。’瑞克死了，所以马格纳斯自由了。他属于你们所谓的弗洛伊德类型，不能叫‘父亲’的那种。”

“这在他那种年纪的人来说非常正常。只叫父亲的名字。特别是如果你们五十年没见面，那就更正常不过了。”

“我喜欢你替他辩护。”布拉德福说，“我赞赏你的忠诚。继续保持吧。你绝不会让我失望，我知道你不会。”

忠诚，她想。把我这张笨嘴闭紧，免得你老婆发现了。

“而你哭了。你这爱哭鬼，玛丽。我不知道。玛丽哭了，马格纳斯安慰她。怪异，在外人看起来真是怪异，瑞克是他爹，又不是你爹。出乎意料的角色对调：你替他哀悼。你到底是为谁掉泪？你想过吗？”

“他父亲过世了，杰克。我不能坐下说：‘我为瑞克而哭，我为马格纳斯而哭。’我就只是哭。”

“我想你可能是为自己而哭。”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没提到你自己。就这样。自我防卫：你给人的感觉是如此。”

“我才没有！”

她太大声了。她自己知道，布拉德福也知道，而且很感兴趣。

“而当马格纳斯安抚完玛丽，”他继续说，从桌上拿起一本书翻着，“他披上他的外套，穿着舞鞋去散步。你想制止他——你求他，我实在很难想像那个画面，但我尽量——可是他不听，他要去。他离开之前有没有任何电话？”

“没有。”

“没打进来的，没打出去的？”

“我说没有！”

“直拨的电话，毕竟，失去父亲的人会想把这个坏消息通知其他家人吧。”

“他们不是那样的家庭，我告诉过你了。”

“或许从汤姆开始。他怎样啊？”

“那时已经太晚，不能打电话给汤姆了，而且马格纳斯觉得他最好当面告诉他。”

他看着书。“又一段画线的金玉良言：‘如果我不代表我自己，谁代表我呢；我代表自己，但我又是谁呢？如果不是此时，又是何时呢？’嗯，很好，我真是豁然开朗。你呢？”

“一点也不。”

“我也是。他自由了。”他合上书，放回桌。“他去散步时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有没有？像公文包之类的？”

“一份报纸。”

你就快聋了。承认吧。你担心助听器会毁了你的形象。说吧，你这天杀的！

她说了。她知道她说了。她等待了一整夜，就为了把它说出口，她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加以准备，加以练习，预演，遗忘，又再修正。此刻，当她狠狠灌下大口威士忌时，它就在她脑海中回荡不止，像一场爆炸。然而他的眼睛直直盯着她，仍在等待。

“一份报纸。”她又说一遍，“只是一份报纸。怎么样？”

“什么报纸？”

“《新闻报》。”

“是日报。”

“没错。《新闻报》是日报。”

“一份本地的报纸。马格纳斯带报纸出门。在黑夜中读报。穿着他的跳舞鞋。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我已经告诉你了，杰克。”

“没有，你没有。你必须告诉我，玛丽，因为等我们重炮出击，你就会恨不能得到所有的援助。”

她记得一清二楚。马格纳斯就站在门边，离布拉德福此时站的位置约一步之遥。他很苍白，遥不可及，那件粗呢外套垮垮地挂在肩上，他呆滞的眼光扫过四周：壁炉、妻子、时钟、书籍。她听见自己对他说话，说的是她已告诉过布拉德福的话，但还要更多。看在老天的分上，马格纳斯，留下来。别生气，别沉浸在你的情绪里。留下来。做爱。酩酊大醉。如果你需要同伴，我会把格兰特和碧伊找回来，或我们到他们那里去。她看见他露出一抹僵硬、明亮的微笑。她听见他那轻松自若得令人生畏的声音。他在莱兹波斯的声音。现在，她听见自己把他说的话，一字一句地说给布拉德福听。

“他说：‘玛儿，报纸在哪里，亲爱的？’我以为他说的是查询苏格兰房地产市场用的《泰晤士报》，于是我说：‘还在你从大使馆带回来以后放的地方。’”

“但他说的不是《泰晤士报》？”布拉德福说。

“他走到架子边——就在那边——”她看着架子，但没用手指，因为她怕太过强调这个手势的重要性。“他自己动手。拿《新闻报》。从架子上，也就是放《新闻报》的地方。报纸通常会留一个礼拜。他希望我把过期的报纸也留下。然后他就出去了。”她说完了，让一切听起来都再平常不过，当然一切如常。

“他带报纸出去之前，有没有先看一下？”

“只看了日期，确定一下。”

“你猜他要报纸干吗？”

“也许有晚场电影。”马格纳斯这辈子都没去看过晚场电影。“也许他想要在咖啡馆有东西可读。”他身上没钱，她想，但仍努力填补布拉德福默然无语的一片虚空。“也许他只是想要分散注意力。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会这样。失去父母亲的人都会这样做。”

“或者是自由。”布拉德福试探说。但他帮不了她。

“无论如何，他太沮丧了，所以拿错日期。”她爽朗地说，斩钉截铁。

“你查过了，对不对，亲爱的？”

“我丢掉的时候看了一下。”

“你什么时候丢的？”

“昨天。”

“他拿的是哪一天的报纸？”

“星期一的。是三天前的报纸。所以他显然受到很大的震惊。”

“很显然。”

“没错，他父亲不是他生命中的最爱。但他死了。发生这样的事，没有人能保持理智。就算是马格纳斯也不能。”

“接下来他怎么做？在他查看日期却又拿错之后？”

“他出去了。就像我告诉你的一样。去散步。你没在听。你从来都不听。”

“他把报纸折起来吗？”

“真是的，杰克。带了一份报纸出去又有什么大不了？”

“仔细地想一想，然后回答。他到底怎么做？”

“把报纸卷起来。”

“然后呢？”

“没了。他带着报纸。握在手里。”

“他又带回来了吗？”

“带回家里？没有。”

“你怎么知道他没带回来？”

“我站在玄关等他。”

“而你注意到：没有报纸。没有卷着的报纸，你告诉你自己。”

“纯属偶然，是的。”

“没什么事是偶然的，玛丽。你放在心上，所以会特别去注意。你知道他带着报纸出去，而且你马上就注意到他没带报纸回来。这绝非偶然。这是在监视他。”

“随你高兴怎么说。”

他勃然大怒。“要让我们高兴的是你，玛丽。”他大声且缓慢地说，“从现在开始算起不到五分钟之内，你就要逗奈吉尔兄弟开心了。他们惊惶失措，玛丽。他们看见脚下的土地又一次裂开，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怒气转瞬消逝。杰克可以做得到。“接着，你一逮到机会，就很偶然地搜他的口袋。报纸不在那里。”

“我没搜。我只是注意到报纸不见了。没错，报纸没在口袋里。”

“他常带旧报纸出门吗？”

“当他需要了解时事的时候——为了工作——他是个很有自觉的公务员——他会带着报纸。”

“卷起来？”

“有时。”

“曾经带回来吗？”

“我记得没有。”

“他在上面做记号吗？”

“没有。”

“他给你的记号？”

“杰克，那是他的习惯。听着，我不想和你来场夫妻口角。”

“我们又没结婚。”

“他把报纸卷起来，然后带出门去。就像小孩拿根棍子或什么的一样。是一种安慰品之类的东西。就像他的马球薄荷糖。在那里。他口袋里有薄荷糖。同样的东西。”

“每次都拿错日期？”

“不是每次——别把所有事都小题大做！”

“每次都丢掉？”

“杰克，住口。住口，可以吗？”

“他有没有特定的时间或情况？满月？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或只有他父亲死的那一天？你注意到有任何固定模式吗？继续，玛丽，你一定注意到了。”

打我吧，她想。骂我吧。什么都比这冷若冰霜的眼神好。

“有时是他见P的时候。”她说，听起来像是在安抚被宠坏的孩子。“杰克，看在老天的分上，他总要和某些人周旋，他过那样的生活，你自己训练他的！我不会问他玩什么把戏，也不会问他和谁干什么。我也受过训练！”

“他回来的时候——看起来如何？”

“他好极了。平静，非常平静。他的散步把情绪都散掉了，我可以感觉得到。他每一方面都好极了。”

“他出去的时候有没有电话？”

“没有。”

“回来以后呢？”

“有一个。非常晚的时候。但我们没接。”

她很少看到杰克诧异。现在他几乎面露惊讶。“你们没接？”

“我们为什么要接？”

“你们为什么不接？这是他的工作，你自己说的。他父亲刚死，你们为什么不接电话。”

“马格纳斯说不要接。”

“他为什么说不要接？”

“我们在做爱！”她觉得自己像有史以来最差劲的娼妇。

哈利再次现身门廊。他穿着蓝色的罩袍，因费力而脸色泛红。他手拿一把长长的螺丝起子，看起来快乐得令人不齿。

“介意上楼一下吗，布拉德福先生？”他说。

我们的卧房看起来像外交官夫人联谊会大甩卖前的景况，从衣柜拖出来的衣服铺得满床，她想。“马格纳斯，亲爱的，你真的需要这三件旧的羊毛夹克吗？”衣服堆满椅子，堆满梳妆台，堆满毛巾架。我那件鲜艳的运动上衣，离开柏林后就没穿过。马格纳斯的晚宴外套挂在穿衣镜前，像一张晾干的兽皮。没什么东西在地板上，因为已经没有地板了。傅格斯和乔琪移走了地毯，和地毯下的大部分地板，像三明治一样叠在窗户下，只留下托梁和奇怪的支架让人行走。他们把床头灯拆成碎片，还有床头家具、电话和闹铃收音机。浴室也一样，地板、嵌板、医药柜无一幸免，还有那道通往倾斜阁楼的倾斜小门，上个圣诞节玩谋杀游戏时，汤姆在里面足足躲了半个小时，差点因太过勇敢而吓死。在浴缸里，乔琪正努力处理玛丽的东西。她的面霜。她的避孕器。

“你的就是他的，对他们来说，亲爱的，反之亦然。”他们站在没有门的门廊往里看时，布拉德福说：“不是别人，对他们来说不是，不可能是。”

“也不是你的。”她说。

汤姆的卧房就在他们房间的对面，隔着走道。他发光的超人俯卧在床上，和他的三十一个蓝色小精灵与三只跳跳虎一起。她父亲的牌桌折叠起来靠在墙边。玩具柜已拖到地板中央，露出后面的大理石壁炉。那是个很好的壁炉。工务部曾经想用木板钉死来减少漏水问题，但马格纳斯不肯让他们动手。他用这个旧柜子挡住炉口，露出上面的壁炉架，如此一来汤姆就可以拥有自己的维也纳思古风情。现在壁炉一览无遗，乔琪穿着她那件值五十几尼[34]的自由斗士上衣，毕恭毕敬地跪在炉前。在乔琪面前有一个盖上盒盖的白色鞋盒，里面装着一捆碎布，和几捆更小的东西。

“我们在炉子上方的架子里发现的，长官。”傅格斯说，“就在连接排烟管的地方。”

“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乔琪说。

“一伸手就拿到了。”傅格斯说，“唾手可得。”

“你甚至不需要拖开柜子，只要技巧够熟练。”乔琪说。

“以前见过吗？”布拉德福问。

“显然是汤姆的东西。”玛丽说，“小孩总是喜欢东藏西藏的。”

“以前见过吗？”布拉德福又问一遍。

“没有。”

“知道里面有什么吗？”

“我没见过怎么会知道？”

“很简单。”

布拉德福没弯下腰，只伸出手。乔琪把盒子递给他，布拉德福拿到桌子上。汤姆就在这张桌子上用他的呼吸记录器，玩他的乐高，乐此不疲地画着德国飞机在普拉煦的落日余晖中被击落的景象，背景里有家人，每个人都在挥手，每个人都好极了。布拉德福先拿起最大的一捆，在众人的注视下打开来，随即改变心意。

“拿去，”他交给乔琪说，“女人的手指。”

她是他的一个情人，玛丽顿时明白了。她很不解，自己先前为什么从来没想到过。

乔琪优雅地站起身，一脚，另一脚，把直发拢在耳后，用她女人的手指把马格纳斯说要用来擦车的床单碎布打开，露出一部看起来很精巧的小型照相机，旁边还有精巧的铁制配备。接着是像望远镜的东西，有托架，如果完全拉开来，可以锁住照相机，面朝下，以固定的距离，在你岳父那张牌桌上拍摄文件。望远镜之后是一堆底片、镜头、滤光镜、金属环和她无法立即辨识出来的其他装备。在这些下面是一叠半透明布纸，最上面一张有一栏栏的数字，边缘涂上厚厚的橡胶，让人只能看见最上面的一页。玛丽知道这种纸。她曾在柏林用过。你如果点根火柴靠近它，整张纸就会皱得像羊齿蕨。这叠纸用了一半。在更下面，是一小本年代久远的军用便签，硬纸板封底，标示着“W.D.财产”，也就是战争部（War Department）的缩写，印着行线没写字的纸，斑斑点点，是战争时期的质量。在便签簿里，布拉德福锲而不舍地搜索，找出两朵压干的红花，时日已甚久远，是罂粟花，但也可能是玫瑰花，她不完全确定，但无论如何，她忍不住大叫。

“这是为‘公司’做的！是他为你们而做的工作！”

“当然是啰。我会告诉奈吉尔。没问题。”

“他没告诉我，并不代表就是不对的！这是他万一带文件回家来用的，在周末！”接着，她突然明白了自己说的话，“是为了他的人——如果他们带文件来给他，你这个笨蛋！如果是格兰特，他就必须立刻带回来处理！你们干吗这么坏心眼地疑神疑鬼？”

傅格斯用手指拨弄着那叠用了一半的纸，翻来翻去，斜放在汤姆的可调式台灯灯光下。

“看起来比较像捷克制的，长官，坦白说。”傅格斯斜斜地把纸靠近灯光说。“也可能是俄国货，但我觉得比较可能是捷克，坦白说，没错。”他愉快地说，眼光瞥见橡皮边缘一些无法解释的特征。“是啰，是捷克货。注意，只有在那里才做得出来。谁带来的又是另一个问题。特别是现在。”

布拉德福对压干的花朵更感兴趣。他把花摊放在手掌上，凝视着，仿佛花能算出他的未来似的。

“我觉得你是个坏孩子，玛丽。”他深思熟虑地说，“我想你没把知道的事全告诉我们，还有很多没说。我不认为他在爱尔兰或该死的巴哈马。我想这只是烟幕。我觉得他是个坏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着他一起使坏。”

所有的自制力都离她远去。她放声尖叫：“去你的！”张开手掌打他，被他挡住了。他用手臂环住她，把她腾空抱起，好像她已没了双脚。他抱着她穿过走廊到鲍尔小姐的房间，这是到目前为止惟一还没被拆的房间。他把她丢到床上，扯掉她的鞋，就像在那间肮脏的安全公寓中一逞兽欲时一样。他用羽绒被裹住她，像给穿了束身衣。然后躺在她身上，在乔琪和傅格斯的旁观之下，揪住她，让她就范。但不知为何，很奇妙的，经过这一连串滑稽、戏剧性的场面，布拉德福仍然紧紧地将那两朵压平的罂粟花握在左手掌里，一直握着，直到门铃再度响起，长长的一声，权威人士来了。

4

“为超脱尘嚣，”皮姆在一张单独的纸上写道，“作家即国王。他应该怀抱爱意睥睨自己的主题，即使主题就是他自己。”

生活始于莉普西，汤姆，而莉普西是远在你或任何人出现之前的事，也远在皮姆到达“公司”所谓的适婚年龄以前。在莉普西之前，皮姆记得的就只是在不同颜色的房子间漫无目的的旅行，和伴随的喧嚣。在她之后，一切仿佛都朝着无法改变的方向流动，他要做的，就是坐在他的船里，任凭流水带他前进。从莉普西到波比，从瑞克到杰克，都是一条愉悦的溪流，不管如何曲折，如何分岔。不只生活始于莉普西，死亡也始于莉普西，是莉普西的尸体让皮姆加快脚步，尽管他从未亲眼目睹。其他人看见了，他也可以去的，因为尸体就在钟苑里，没遮没掩地躺了好一阵子。但当时这个小人儿正进入自我中心且又神经质的阶段，而且还认为如果他没亲眼看见尸体，她没准就不会死，只是假装死了而已。又或者，她的死是对他的审判，因为他不久之前在一座空的游泳池里参与了杀害松鼠的暴行。猎杀行动是由一个外号叫“乌鸦科伯”、有双白星眼的数学老师领头的。当松鼠稳稳地落进陷阱，科伯派了三个男孩拿曲棍球球杖走下泳池爬梯，皮姆是其中之一。“你去，小皮。交给他！”科伯催促着。皮姆看着那只脚受伤的动物一跛一跛地靠近他。它的痛苦让他害怕，所以他用力挥棍一击，比他预想的更用力。他看见松鼠弹向下一个玩家，直挺挺地躺着。“真有你的，小皮！挥得好。下次对德国人也来这么一下吧。”

他的另一个想法是，赛芬顿·鲍伊那帮人编造了这整件事来嘲弄他，永远有可能。他的权宜之计是让自己投入案头工作，收集现场描述加以整理，在学校恢复安静之前的第一波汹涌人潮中，他心中已清晰呈现她的图像，或许与其他人一样清晰。她的姿势像跑步，斜靠在石板路旁，一手向前戳进终点线，但向后的那条腿指向相反的方向。第一个看见、并在学校早餐时间跑进来通知校长的赛芬顿·鲍伊，真的以为她在跑步，他说，直到他发现那条不对劲的腿。他以为她侧着身子在做特别的运动，某种踢足、踩自行车的运动。而他以为她背后的那摊血是她铺在地上的披肩或毛巾，直到他注意到那棵老栗树的叶子黏在上面，风吹不动。他没靠近，钟苑是禁止进入的地方，即使六年级学生也不例外，因为钟苑顶上的屋顶太过危险了。不过他没吐，他炫耀说，只因为我们的赛芬顿·鲍伊拥有大片地产，我和父亲常常射击，我对血啊内脏的早就习以为常。但他却跑上六年级教室的楼梯，爬上塔顶窗户，警察后来说她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她一定是探身出去做什么。而让她探身出去的一定是什么紧急而重要的事，因为她穿着睡衣，大半夜里从“分馆”骑了半英里的自行车来到这儿。她那辆车座套着格子布的自行车，仍然靠在厨房后面的垃圾棚下。

赛芬顿·鲍伊兴奋地从他父亲的生活方式中推论出：她一定是喝醉了。只除了他没叫“她”，而是叫“狗屎莉”，那是他们那帮人给莉普西起的浑号。但他又说，就像他在其他时候也说过的，狗屎莉可能是德国间谍，在灯火管制之后溜到塔楼传递消息，长官。因为塔楼的窗户可以一览无遗，从山谷到鹧鸪岩，所以这是个给德国轰炸机打信号的好地方，长官。问题是她没有灯，只有仍然稳稳固定在车把上的那一盏自行车灯。也许藏在她的阴道里，赛芬顿·鲍伊说他看得一清二楚，因为她的睡衣在摔下来时扯掉了。

因此，那天早晨各种故事纷飞流转，当时皮姆站在教职员盥洗室的漂亮木座上。在他的第一阵狂怒之后建立的安全地带，他屏住呼吸，在镜子前让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努力做出适合他此刻忧伤之情的表情。他从口袋掏出一把瑞士军用小刀，割下一小撮额发，当成无谓的献祭，然后闲闲荡荡，敲敲打打，希望有人找他——皮姆呢？——皮姆跑掉了！——皮姆也死了！但皮姆没跑掉，也没死，而且在莉普西尸体躺在钟苑，以及救护车和警察抵达的余波荡漾中，没有人找别人，尤其是在教职员盥洗室。这是学校的头号禁地，严格禁止进入，连赛芬顿·鲍伊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课程取消了，在一切的叫嚣和混乱平息之后，你惟一能做的就是回到教室温习功课——除非，像皮姆一样，你的教室是在俯瞰钟苑的二年级教室，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到艺术馆去。这是由加拿大士兵建的临时营房改造成的，莉普西在这里教音乐、绘画和戏剧，也指导扁平足的男生做矫治运动。也是她被学校压榨，殚精竭虑打字和处理文书的地方：她负责收学费、替学校会计支付账单、为参加坚信礼的男生叫出租车，而且，她就像其他被压榨的人一样，独力撑起这个地方的运营，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得到。但皮姆也没到艺术馆去，虽然他还有个做到一半的道尼尔木雕模型尚待完成，虽然他也计划要从一本旧书里抄些冷僻的诗当成自己写的作品。但他找到自己的勇气和时机之后，不得不做的，却是回到分馆，那幢他和莉普西以及其他十一个分馆男孩住在一起的房子。他回到那里，写完信，不敢到任何地方去，因为瑞克又要回到牢里去了。

他如何让自己通过考验，如何从他的第一次秘密行动中获得有益的训练，是他到目前为止最精彩的故事。那时他十岁，历经了三个学期的寄宿学校生活。

即使在今天，想在皮姆的生命中追寻莉普西的足迹，就像在无法穿透的密林中追寻飘忽不定的光线一般困难。对现在也已经死了的伯斯·洛夫特来说，她根本不存在——“狄奇虚构的人物”，他这样说她，意即我的创造，我的谎言，我的无事生非。但伯斯这位伟大的律师，就算鼻子撞上了艾菲尔铁塔，他还可以声称铁塔是虚构之物，如果有必要的话。这是他的工作。更何况希德和其他人的证词也指出，伯斯是第一个利用她的人，是伯斯在皮姆出生之前的黑暗年代把她介绍进他们的宫廷。马斯波先生这位不可思议的会计专家，现在也已过世，很可以理解地支持伯斯。他当然会。他自己已涉入太深。即使是希德，依然活着的消息来源，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她是个德国半吊子，他说，用讨人喜爱的伦敦腔说出颇具韵律的俚语，指她是犹太人。他想她是从慕尼黑来的，也可能是维也纳。她举目无亲，狄奇。很宠爱小孩。很宠爱你。他没说她宠爱瑞克，但在宫廷里大家都视为理所当然。她是个“美人儿”，而宫廷伦理对美女的定义是：获得瑞克的青睐，沐浴在他的光辉之中。瑞克好心地让她学当秘书，而她也称职，希德说。你的朵莉丝，她替莉普西着想，教她英文，有意的，希德说——但说了这些之后他就噤口不语，只说真是丢脸，我们应该从中得到教训，也许你爸逼她太紧了，因为她从来没有你们的优势。没错，他承认，她是个旁观者。她经历了阶级的剧降，是其他人没有过的经验，我们必须坦然面对，狄奇。她喜欢说笑，只要别想起她可怜的家人，也别想像那些德军会怎么对付他们。

我秘密进行的记录查核工作并没带来更多曙光。没有多少年以前，我晚上当值夜官时可以自由出入登记处，我追查安妮·莉普西的数据，但试过各种不同拼字方式，在索引总览里仍然一无所获。维也纳的老丁寇尔，在奥地利政府里掌管人事业务。最近我编了个故事，让他帮我进行相同的查询工作；还有他在科隆的德国对口联络人也帮我做这件事。但两份报告都无蛛丝马迹可循。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她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蛛丝马迹可循。她很高，头发纤细，有双大眼睛，是个充满活力的女郎，她步伐中有种不耐烦的气息，什么事都急如星火。我还记得——是某个暑假，我们在暂时居住的一幢房子里——我记得皮姆如何不顾一切地渴望看见她的裸体，把醒着的所有时间都用来谋划。莉普西一定是猜到了，因为某个下午，她要他俩一起洗澡，好节省热水。她甚至用手度量水位：爱国者只能用五英寸，而莉普西从来不比爱国者逊色。她弯下腰，赤裸裸的，让我看着她用手量浴盆，我确定她的确这么做，而且还说：“你看，马格纳斯！”——让我看见她那湿淋淋的手——“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我们可没帮德国人的忙。”

或许就因为如此，尽管我曾努力尝试，现在就是无法想起她的样子。而我记得在那幢房子里，或在另一幢像那样的房子里，她的房间就在皮姆房间的对面，隔着走道。她的房间里有她的硬纸板手提箱和照片。她留胡子的兄弟和戴黑帽端庄严肃的姐妹，装在银相框里，立在梳妆台上，像磨光打亮的小墓碑。也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她对着瑞克尖叫，说她宁死也不当小偷；就是在这里，瑞克发出那嘹亮的笑声，不多不少，只够所需，让一切都再次显得美好无缺，直到下一次。尽管我不记得任何一堂课，但她一定教过皮姆德文，因为多年之后，当他开始正式学习德文时，他发现自己竟拥有她留下的一些宝贵资料：Aaron war mein Bruder（亚宏是我兄弟）——mein Vater war Architekt（我父亲是建筑师）——用的都是过去式，和她一样。他也一直到后来才明了，她叫他她的“Mönchlein”，原来是她的“小僧侣”的意思，典出马丁·路德的艰苦道路——“小僧侣，走你自己的路。”然而当时他以为她把他当成街头手风琴艺人手中牵着的猴子，而瑞克就是那个街头艺人。这个发现让他的自尊心无限高涨，直到后来他才明了，她是在告诉他，没有她，他也该过下去。

而且我知道，她和我们同在天堂，因为没有莉普西的地方就不算天堂。天堂是在吉拉德岔道与海洋之间的一片金色大地，在那儿，朵莉丝穿着安哥拉羊毛罩衫熨衣服，穿着蓝色长大衣上街购物。天堂是瑞克和朵莉丝私奔结婚后避居的地方，一个充满崭新开始与兴奋未来的大都会，但我所记得的每一天，都有莉普西急如星火的身影，用我毫不在意的声音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宾利汽车往东开一个小时就是首都，首都里有个西区，瑞克在那里有间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大张染色的照片，是打着市长领结的TP爷爷，办公室是让瑞克待到很晚的地方，这对还是婴儿的皮姆来说是最好的事，因为他可以爬上朵莉丝的床，给她温暖，即使是在孩子眼里，她都显得如此娇小，如此脆弱。有时莉普西和我们一起留在家里，有时她和瑞克一起上伦敦，因为她必须表现出称职，同时，我现在明白了，当她的亲友血流成河时，她也必须为自己的幸存找到正当性。

天堂是一匹又一匹希德称之为“天生输家”的亮闪闪的赛马，和一辆又一辆更加亮闪闪的宾利。就像赛马，宾利折旧得与买车的信用一样快，总是以惊人的速度换成另一辆更新颖、更昂贵的车款。有时宾利是如此珍贵，他们只能开来在房子附近绕绕，然后藏在后院里，以免车子在不诚实的目光注视下蒙尘沾垢。其他时候，皮姆坐在瑞克膝上，以一千英里的时速驾车开过已遭破坏的道路，在沙尘飞扬间可见一架又一架的水泥搅拌器，瑞克对着修路工人大按喇叭叫道：“你们好啊，老弟？”邀请他们到屋里来喝杯香槟。莉普西就在我们身边，坐在助手席上，僵直得像个马车夫，冷淡、疏远。但瑞克和她说话或开玩笑时，她就会绽开微笑，仿佛假日的阳光。她爱我们两个。

天堂也是圣莫里茨，我拿到那把瑞士军用小刀的地方，尽管那些宾利和战前在瑞士的两个冬天，在我的记忆里都已融合为一。直到今日，只要一闻到豪华大车内装的皮革味，我就会希望自己飘身远扬，回到瑞克开始疯狂地迷上节庆时的圣莫里茨那些富丽的饭店接待室。库尔姆、苏瑞塔之屋、豪华饭店，皮姆把这些地方都当成是同一个大得惊人的宫殿，虽然有着不同的仆人，却有相同的朝臣：瑞克自己的那一班弄臣、杂耍演员、顾问、骑师，他几乎到哪里都带着他们。白天，只要你一走过旋转门，拿着长柄扫帚的意大利门房就会替你掸掉靴子上的雪。夜里，当瑞克和朝臣与当地的美人儿饮宴享乐，当朵莉丝太过疲倦时，皮姆就会大胆拉住莉普西的手，走过积雪的巷道，手里抓着口袋里的小刀，假装自己是某个俄罗斯王子，保护着她，不让人取笑她太过严肃。早朝过后，他会悄悄地独自溜到楼梯平台，透过栏杆看着那一大群奴工辛勤工作，他闻到陈腐的香烟味，女人的香水味，还有他们用拖把拖过细木拼花地板留下闪亮如露珠的蜡光味。那也是瑞克的宾利此后闻起来的味道：美女味儿、蜜蜡味儿，以及他那百万富翁雪茄的烟味儿。依稀记得，坐雪橇穿过冰冻的森林，莉普西就在身边，寒冷与马粪味，而她用德文和马车夫聊天。

再次回到家，天堂是堆在银纸上闪闪发亮的橘子金字塔；是饭厅里的粉红色枝状吊灯；是喧闹地远征赛马场，炫耀我们的主人徽章，目睹“天生输家”落败；是装在巨大桃花心木箱子里的小小黑白电视，让我们看见斑白天空下的船赛，而当我们看全国大赛马时，那些马显得如此遥远，让皮姆怀疑它们怎么能找到回家的路，但此刻我想，瑞克的马恐怕是经常找不到路，所以希德才会叫它们天生输家；是在花园里和希德玩板球，如果他没在六球之内打败狄奇，就输六便士；是在客厅里和莫瑞·华盛顿打拳击，莫瑞是朝廷的拳赛专家，因为他是我们的文艺部长：他曾和巴德·弗拉纳冈[35]说过话，也和乔·路易斯[36]握过手，还担任过一个号称“X光透视眼”的魔术师助手；是马斯波先生这位伟大的会计师从你耳朵里拉出来的银币[37]，尽管马斯波先生从来不是我的最爱：让我做太多算术了；是看着糖块从伯斯·洛夫特的律师洪堡毡帽底下消失：那些糖块就在我眼前变成虚构之物；在花园里骑在穿背心的骑师肩上，他们的名字不是比利、吉米，就是格登或查理，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魔术师，最好的小精灵，他们读遍我的漫画书，也把他们自己读过的漫画书留给我。

但无论在哪个绚丽的场景里，我总能找到莉普西的身影，忽而是母亲，忽而是打字员、音乐家、板球玩家，而她也一直是皮姆私人的精神导师。她匆忙跑过外野去接一个高飞球，每个人都对她大喊“Achtung！”（注意点儿）大家喧闹不休地要她留意花坛。也就是在天堂里，瑞克在皮姆稚嫩的脸上踢出一个崭新完整的足球印迹，就像整辆宾利的内装撞过来一样，相同的皮革，相同的丧魂高速。他恢复知觉时，朵莉丝俯身抱着他，把手帕塞进他牙齿间，不住地啜泣：“噢，不要，拜托，亲爱的上帝，不要。”因为他满脸是血。足球只打伤他的额头，但朵莉丝声称他的整个眼球被打得深陷进去，再也没有恢复回来。可怜的心脏，她怕得不敢擦去血迹，所以莉普西必须替她动手，因为莉普西能碰我，就像她碰触受伤的动物和小鸟一样。我没再见过像她那样碰触过那么多东西的女人。而且此刻我相信，这就是我对她的意义：一个可以碰触、可以怜爱、可以保护的小东西，在她所拥有的一切都离她远去之后。在瑞克禁锢她的镀金牢笼里，我是她的一点点希望，一点点爱。

在天堂里，只要瑞克在家，就没有黑夜，没有人上床睡觉，除了朵莉丝。她是朝廷册封的“睡美人”。皮姆随时可以加入狂欢，所有的人都在，瑞克和希德和莫瑞·华盛顿和伯斯·洛夫特和马斯波先生和莉普西和骑师们，躺在地板上的钱堆里，看着轮盘里的球在锡墙间跳跃，而穿着华服的TP就俯视着他们。因此那幢房子里也一定有张他的照片。我看见我们全都跟着留声机起舞，说着一只名叫小奥黛莉的黑猩猩的故事，他们一再放声大笑的笑话都超出皮姆的理解范围。但他笑得比谁都大声，因为他正学着逗大家开心，用滑稽可笑的声音、动作和奇闻轶事让自己更具魅力。在天堂里，每个人都爱每个人，因为皮姆有一次发现莉普西坐在瑞克膝上，另一次他和她贴着脸颊跳舞，一根雪茄叼在他嘴里，一面闭着眼睛哼唱《在拱门下》。可惜的是，朵莉丝又太过疲倦，无法披上瑞克买给她的那件绉边晨袍——粉红的给朵莉丝，白的给莉普西——下来玩闹一番。但瑞克站在楼梯口对她叫得越大声，朵莉丝就睡得越沉，这是皮姆遵照瑞克指示去叫她下来时发现的。他敲门，但没人回答。他蹑手蹑脚地走近那张巨大的床，轻拂过她乍看之下像是蜘蛛网的脸颊。他低声耳语，接着大声叫喊，都没有用。朵莉丝在睡梦中哭泣，他回到楼下报告说。但第二天早上，一切都再度美好无缺，因为他们三个一起躺在床上，瑞克睡中间，而朵莉丝下楼烤吐司时，皮姆获准钻到莉普西身边，莉普西郑重其事地抱住他，对他皱起眉头，苦恼而充满道德意味的蹙眉。此刻我想，她是要告诉我，她对自己的软弱和痴迷觉得羞耻，希望能借着对我的关心来涤净一切。

在天堂，瑞克常怒吼大叫，但从没吼过皮姆，这是事实。他没对我大声过；他不必大声就可以显得强硬，而他的爱更为强硬。他会对朵莉丝大呼小叫，他会对她花言巧语，恶言警告，但那些事皮姆完全无法了解。不只一次，他把她拖到电话旁，要她给人打电话——给梅克皮斯舅舅，给店家，给用不同方式威胁我们的其他人，只有朵莉丝能安抚他们，因为莉普西拒绝这样做，反正她的腔调也不对劲。我现在相信，这是皮姆第一次听到文沃斯这个名字，因为我记得莉普西握着我的手，鼓足勇气对文沃斯太太说，只要每个人都别逼得太紧，那笔钱就没有问题。因此，“文沃斯”这个名字一开始就让皮姆觉得很厌恶，也是恐惧与某些事物终结的同义词。

“谁是文沃斯？”皮姆问莉普西，她却绝无仅有地要他住口别问。

我还记得，朵莉丝知道所有在交换台工作的接线员名字，她们丈夫和未婚夫的职业，以及她们的孩子上哪所学校，因为每当她与皮姆独自在家，虚弱地裹着那件安哥拉羊毛罩袍时，她就会抓起白色的电话，和她们聊天，似乎想从脱离躯壳的声音世界里寻求慰藉。每当莉普西挺身与瑞克对抗时，瑞克也会对莉普西大声咆哮，而我此刻认为，随着我长大，她也常挺身与他对抗。有时他同时对朵莉丝与莉普西大声咆哮，惹得她俩同时落泪，直到在那张大床上言归于好，瑞克又能在床上享用吐司早餐，把奶油滴落在粉红色的床单上。但没有人伤害皮姆，或惹他哭。我想，即使在那段日子里，皮姆知道，瑞克是以自己与皮姆的关系来衡量他与女人们的关系，两相比较之下觉得女人贪得无厌。有时瑞克会带朵莉丝和莉普西去溜冰。瑞克穿着黑色燕尾服，打白领结，而朵莉丝和莉普西打扮得像哑剧里的男孩，各挽着他的手臂，避免彼此的眼神交会。

堕落[38]在黑暗中降临。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经常搬家，一定是因为本地房地产市场价格飞涨的缘故。这天我们的宫殿是山丘上的大庄园，这天是接近圣诞节的一个阴暗的冬天午后。皮姆与莉普西正用纸做着饰品，我总觉得，如果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没归入公产或铲为通道，那些饰品一定还吊在那儿，就在我们挂上的地方，戴维之星与伯利恒之星——她仔细地教我分辨其中的不同——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闪闪发光。先是皮姆宽阔的育儿房灯熄了，接着电动炉火灭了，接着他那辆崭新的十轨宏比“零号”电动火车组不动了，接着莉普西惨叫一声失去踪影。皮姆跑到楼下，拉开瑞克那个崭新的豪华鸡尾酒柜的胡桃木盖。镶着镜子的内柜不亮了，也不会奏出《有人与狄娜在厨房》的音乐。

突然之间，气压式万年钟的铜球成为屋里惟一保有能量的东西。皮姆跑进厨房。库琪不在，园丁罗利先生也不在。罗利先生的小孩会偷他玩具，但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像他这么好命。他再次跑上楼梯，觉得非常冷，急急地搜索着长长的走廊，叫着“莉普西！莉普西！”但没人回答。他从平台拱窗的彩色玻璃望向花园，看见黑色的车子停在车道上。不是宾利，而是两辆警察的沃斯利。戴着遮檐帽的警察司机坐在车里。穿着棕色雨衣的人站在车旁和罗利先生谈话，库琪绞着手帕，扭紧手，活像瑞克一个星期前才率众朝臣一起去看的《狂人帮》哑剧里的贵妇。人遇围捕会往上跑，我现在明白，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皮姆的反应竟是跑上狭窄的楼梯到阁楼去。在那里，皮姆找到怒火冲天的瑞克，文件和档案散落在他四周的地板上，他用手抱起这些文件塞进一个老旧破损的绿色档案柜里，这是皮姆前所未见的景象。

“断电了，莉普西很害怕，然后警察来了，他们在花园里要逮捕罗利先生。”皮姆一口气告诉瑞克。

他说了好几遍，一次比一次大声，因为这是他宣达信息的重要时刻。但瑞克根本没听他说。他忙着在文件和档案柜之间穿梭，塞满一只只抽屉。因此皮姆跑过去，用力戳他的上臂。瑞克丝质衬衫的衣袖上别着铁簧夹，用来保持衣袖笔挺的，皮姆使尽全力，戳铁簧夹上方柔软的胳臂。瑞克甩开他，扬起手来作势要打，脸色就像罗利先生扬起斧头准备用力劈开木柴时一样：涨红、紧张、汗湿。接着他蹲下来，用粗大的手抓住皮姆的双肩。他的脸色令皮姆不安，更甚于斧劈，因为他双眼充满恐惧，不自觉地盈满泪水，声音平缓且圣洁。

“别再打我，儿子。等我接受审判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那一天，上帝会审判我是怎么对你的，毫不怀疑。”

“警察为什么来这里？”皮姆说。

“你老爸有暂时的现金流问题。现在，清出一条到衣橱的路，做个好小子，替我们打开门。快！”

衣橱在墙角，躲在一大堆衣服和阁楼杂物后面。皮姆尽力开路，使劲拉开门。一阵砰砰磅磅之后，瑞克用力关上档案柜的抽屉。他转上锁，一把抓起皮姆，把钥匙深深塞进他的裤袋里。皮姆的羊毛裤口袋很小，放进一把钥匙和一小包糖就塞满了。

“你把这个交给马斯波先生，听到没，儿子？不能交给别人，只能交给马斯波先生。然后你告诉他这个档案柜的位置。你带他到这里来，指给他看。不能告诉其他人。你爱你老爸吗？”

“爱。”

“很好。”

皮姆像个哨兵骄傲地拉开门，让瑞克把有滑轮的档案柜从他身边推过，推进衣橱，然后再推进暗黑的壁板里。然后他又堆进许多杂物，把档案柜完全掩藏起来。

“知道档案柜在哪儿吗，儿子？”

“知道。”

“关上门。”

皮姆照办，然后急急地蹦下楼，因为他想再看一眼警车。朵莉丝在厨房，穿着她新的皮草大衣，脚踏一双毛茸茸的新卧房拖鞋，正在搅拌一锅番茄汤。她嘴角泛出泡沫，人太激动说不出话来时就会这样。皮姆讨厌蕃茄汤，瑞克也是。

“瑞克在修水管。”他神气地宣布，为了让他的秘密深藏不露。这是他对瑞克所谓的“流量”所能做出的惟一解释。他更大声地呼喊莉普西，冲过走廊，直冲到两个警察面前，他们正辛苦地扛起瑞克在家办公用的那张沉重的大书桌。

“那是我爸爸的。”他气势汹汹地说，一手插在他放钥匙的口袋里。

我只记得第一个警察。他很和善，还有像TP一样的白色小胡子，很高大，比上帝还高。

“是的，没错，但恐怕现在是我们的了，小伙子。帮我们打开门，好不好，注意你的脚指头。”

皮姆这位法定开门僮遵令行事。

“你爸爸还有其他书桌吗，有没有？”高个子警察问。

“没有。”

“橱柜呢？他存放文件的地方？”

“都在那里。”皮姆说，他坚定地指着书桌，一手仍在口袋里。

“你要尿尿吗？”

“不要。”

“还有绳子吗？”

“我不知道。”

“你当然知道。”

“在马厩里。就在新的除草机旁边，大的马鞍吊钩上。那是缰绳。”

“你叫什么名字？”

“马格纳斯。莉普西在哪儿？”

“谁是莉普西？”

“她是位女士。”

“她替你爸爸工作吗？”

“不是。”

“去帮我们拿绳子来，好不好，马格纳斯，小伙子。我和我的朋友，我们得把你爸爸带去度几天劳动假期，我们需要他的文件，否则就没人能工作。”

皮姆跑过屋侧的另一边空地，穿过小马围栏与罗利先生的小屋中间，奔向棚屋。架上有一个绿色的茶叶罐，罗利先生用来保存他的指甲。皮姆把钥匙放进罐里，暗念着：绿色罐子，绿色档案柜。等他拿着缰绳回来时，瑞克已站在两个穿棕色雨衣的男人之间。那景象仍历历在目：瑞克如此苍白，看来不是所有的假期都能让他愉快，他的眼神要求我忠心不二。高个子警察让皮姆试戴他的无边帽，还按了按钮，让黑色沃斯利引擎盖下的铃声响起。朵莉丝看起来比瑞克还需要假期似的，不再哽咽，静静地站着像个人偶，雪白的双手在毛皮外套上交叠着。

记忆是魅惑的女妖，汤姆，为悲剧添上迷人的色彩。一小群人，一个冬日，圣诞节的气息。沃斯利颠簸着开下小路，那条皮姆整天带着新的哈洛德六发子弹手枪穿梭的小路。瑞克的书桌在最后的那辆车上，用从马厩拿来的缰绳捆得牢牢的。他们一动不动地盯着车队，直到车影消失在绿树隧道里，带着我们的一家之主到老天才知道的地方去。罗利太太哭了。库琪用爱尔兰语大声咆哮。皮姆的小脑袋抵在母亲胸前。一千把小提琴齐奏《你不再回来了吗？》——悲怆无穷无尽，但我实在无法挤出半点感动之情。然而，当我努力回想，事实却全然不是这么回事。随着瑞克的离去，极大的平静降临到皮姆身上。他卸下难以忍受的重担，感觉清新自在。他看着车队离去，瑞克的书桌追随其后。他忧心忡忡地凝神紧盯，只因为害怕瑞克会叫他们掉头回来。在他凝望时，莉普西从树丛里走了出来，披着头巾，提着装满一生家当的厚纸板提箱，蹒跚走近他。看见她，皮姆比看见朵莉丝在煮汤更愤怒。你躲起来了，皮姆用他经常跟她说的秘密语言指控她。你太害怕了，你躲进树林，错过好戏了。我现在知道，当然，但当时无法了解，莉普西以前见过其他人被带走：她的兄弟亚宏，她的建筑师父亲，她只提过这两个。但皮姆也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普罗大众一样，对当时的犹太大屠杀漠不关心，他惟一感受到的是深沉的怒气，因为他的至爱没能参与这历史性的一刻。

那天晚上马斯波来了。他从侧门进来，带给我们一只煮好的鸡，一个大黄[39]派，浓稠的奶酪，和一保温罐的热茶。他说他正在为我们安排，&nbsp；明天一切都会没事。为了和马斯波先生独处，皮姆说：“来看我的宏比吧。”话一出口，朵莉丝就哭了起来，因为已经没有宏比了：财产扣押执行官和索回物品的店家一阵你争我夺，结果宏比是最早被带走的物品之一。但无论如何马斯波先生还是和皮姆一道走，皮姆带他到棚屋，给了他钥匙，再带他到阁楼，揭开秘密。于是，每一个人都再次盯着看罗利先生和马斯波先生又抬又拉地把档案柜塞进马斯波先生的车里。然后再次挥手道别，目送马斯波先生戴着帽子开进微曦里。

堕落之后，理所当然，就是炼狱，炼狱掳获了莉普西——我猜她努力想离开我，这只是其中一次，利用瑞克不在的机会自我了断。炼狱是朵莉丝和我服刑的地方，汤姆，炼狱就是从这儿翻过山，是瑞克在海岸边的几个作秀舞台之一，尽管新的分时公寓已冲淡了大半的椎心刺痛。炼狱是林木掩映的山坳、幽谷和滴水的月桂树，也就是皮姆生命孕育的地方，狂风不断的红色海滩永远是淡季，吱吱嘎嘎的秋千与浸了水的沙坑在安息日禁止游乐，但就算是平常的日子，皮姆也一样不准玩。炼狱是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那幢悲伤的大宅，“林园”，在不下雨的日子，皮姆不准离开围墙高耸的果园，而在下雨的日子，则不准进入主屋。炼狱是夜校男孩已被从史书中除名的礼拜堂；炼狱是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可怕的讲道，是费帕特先生的讲道，是每一个姑妈、表哥、邻近哲学家的讲道，他们全为瑞克的霉运而感动，不吐不快，必得把这个年轻的罪人作为讲演的例证。

炼狱没有鸡尾酒柜，没有电视机，没有骑师，没有宾利或“天生输家”，吃的是面包和人造奶油，而不是涂上牛油的吐司。每当我们唱歌，唱的是《远方有座绿山冈》[40]，而不是《在拱门下》或莉普西的德语歌。这段时间的照片上有一个露齿微笑的男孩，长得够好，也够漂亮，但弯腰驼背，好像生活在低矮的屋檐下似的。所有的照片都有些失焦；所有的照片都有一种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感觉，我努力想爱这些照片，因为我相信照片是朵莉丝拍的，尽管皮姆想念的是莉普西。有几张是这孩子扯着某个刚好在照顾他的姆妈的胳臂，可能是要她和他一起走开。有一张他戴着脏脏的白手套，像小狗的脚掌，因此我猜他患了某种皮肤病，否则就是梅克皮斯担心指纹。也或许，他打算当个侍者。

姆妈们全都体型庞大，全都穿着一模一样的严肃制服，浑身散发出女狱卒的气息，我真怀疑梅克皮斯是从某个专门看管少年犯的介绍所找到她们的。其中一个戴着勋章，像是铁十字勋章。我并不是说她们不亲切。她们的微笑带着虔诚的乐观光彩。但她们的眼神里有些什么东西，让我确信她们时时保持警觉，防范照顾对象的潜在犯罪行为。莉普西无足轻重，而我可怜的朵莉丝，与皮姆同被禁锢在阴暗后翼的狱中同伴，比以前更没有用。如果皮姆被鞭打，朵莉丝会帮他包扎伤口，却从不问缘由。如果他因尿床而被迫包上尿布以示惩罚，朵莉丝会要他下午以后别喝水。如果他不准一起喝下午茶，朵莉丝会留下她的饼干，偷偷拿到他们楼上的房间给他，一块一块递过看不见的牢笼。在天堂里，皮姆和朵莉丝在快乐的日子会一起分享应景的笑话。现在，家里罪恶的寂静驯服了她。每一天她都更加自闭，尽管他说最好的笑话给她听，为她表现最好的举止，为她画最好的图画，但他知道，他所能做的一切都无法让她的微笑长驻。夜里，她呻吟磨牙，当她打开灯，皮姆就清醒地躺在她身边，想着莉普西，看着她眨也不眨的眼睛凝视着他们用来当灯罩的羊皮伯利恒之星。

如果朵莉丝就快死了，皮姆会永远地照顾她，毫无疑问。但她没有，所以他因此而怨恨她。事实上，他很快就开始对她感到厌烦，他怀疑该去度假的应该是她而不是父亲，他怀疑莉普西才是他真正的母亲，而他一定是犯了滔天大错，才造成这一切后果。战争爆发时，朵莉丝也无法对这件惊天动地的大消息流露一丝欣喜之情。梅克皮斯打开收音机，皮姆听到一个严肃的男人说他已经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事发生。梅克皮斯关掉收音机，来喝下午茶的费帕特先生忧心地问，什么地方，噢，什么地方会沦为战场？向来无所不知的梅克皮斯回答说，上帝会决定。但兴奋过了头的皮姆竟立刻质疑他。

“但是，梅克皮斯舅舅，如果上帝可以决定战场在哪里，为什么不干脆停止战争算了？他不想停止战争。如果他想，一定很容易。他不想！”时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质疑梅克皮斯与质疑上帝，何者罪孽较重？但无论答案为何，矫治的方法都相同：把他像他父亲一样关起来。

但林园里最恐怖的怪物不是有对玫瑰小耳、韧性十足的梅克皮斯舅舅，而是戴着猪肝色眼镜、疯狂的妮尔舅妈。她会没来由地追着皮姆跑，对他挥着手杖，叫他“我的小金丝雀”，因为朵莉丝伤心落泪时为他织了件黄色的罩衫。妮尔舅妈有一根看东西用的白色手杖，还有一根走路用的棕色手杖。她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除非她带了白手杖[41]。

“妮尔舅妈的摇摇晃晃，是从一个瓶子里来的。”皮姆有天告诉朵莉丝，以为可以逗她笑，“我见过。她把瓶子藏在温室里。”

朵莉丝没笑，反而变得非常害怕，要他发誓再也不说这种事。妮尔舅妈病了，她说。她的病是一个秘密，她偷偷服药，没有人应该知道，否则妮尔舅妈会死，上帝也会非常愤怒。此后几个星期，皮姆怀抱着这个天大的秘密，就像他曾短暂怀抱着瑞克的秘密一样，但这个秘密更好，也更不名誉。就像他曾拥有的第一笔钱，他的第一份权力。该用在谁身上？该与谁分享？我应该让妮尔舅妈活着，或者我应该因为她叫我她的小金丝雀而杀了她？他决定用在厨娘班尼斯特太太身上。“妮尔舅妈的摇摇晃晃，是从一个瓶子里来的。”他告诉班妮斯特太太，逐字逐句地，与令朵莉丝大惊失色的遣词用字完全相同。但妮尔舅妈没死，而且班尼斯特太太早就知道瓶子的事了。更糟的是，她一定把他说的话告诉梅克皮斯舅舅了，因为那天晚上，梅克皮斯舅舅很罕见地驾临僻处侧翼的牢狱，颐指气使，暴跳咆哮，挥汗如雨，指着皮姆骂瑞克是恶魔。他走了之后，&nbsp；皮姆把床横挡在门口，以防梅克皮斯又决定转回来，再次叫嚣，但他并没有回来。尽管如此，这个正在萌芽成长的间谍已学到危机四伏的情报工作里的第一课：每个人都会泄密。

他的下一课也不逊色，是关于在被占领的土地上进行通讯的危险性。那时皮姆每天写信给莉普西，投进屋子后门的邮筒里。信里写的都是后来令他引以为耻的无价情报，几乎全没用密码。如何在夜里潜入林园。他运动的时间。地图。迫害者的性格。他存下的钱。德国卫兵的精确位置。穿过后院的路径与存放厨房钥匙的地方。“我被绑架到一幢危险的房子里，请快来救我。”他写道，还附上一幅画：妮尔舅妈嘴里飞出一列金丝雀，象征他周围日益深重的危机。但波折横生，因为没有莉普西的地址，皮姆只能期望邮局里有人知道如何找到她。他所托非人。有一天，邮差把整捆极机密的信亲手交给梅克皮斯。梅克皮斯唤来最得势的姆妈，让她唤来皮姆，领到梅克皮斯面前认罪受罚，任他怎么谄笑、哀求、奉承都没用，因为皮姆很没运动家风范地痛恨鞭子，也很少在挨打时英勇面对。此后，他只能让自己在巴士上找寻莉普西，或在后门，他可以轻易否认的后门，问碰巧经过的人是否见过她。他特别爱问警察，现在只要遇见警察，他就会毫不吝惜地露出微笑。

“我爸爸有一个装满秘密的绿色旧箱子。”有一天，他和姆妈在纪念花园溜达时告诉一个警官。

“真的吗，孩子？嗯，谢谢你告诉我们。”警官说，一边假装记在笔记本里。

虽然莉普西音讯全无，皮姆倒是收到瑞克的消息，像是从遥远的无线电发报器传来的低语。你父亲很好。他的假期对他很好。他瘦了些，吃得不错，我们不该担心，他做运动，读他的法律书籍，他已回学校。这些珍贵的片言只语来自“另一间屋子”。“另一间屋子”位于炼狱较贫苦的区域，就在焦炭站过去不远处，而且绝对不能在梅克皮斯舅舅面前提及，因为那是走出瑞克的地方，也是伟大的沃德马斯特家族之耻，更别提还会让人想起TP。在宛如置身炉边的昏暗天色中，朵莉丝和皮姆手牵手搭车去那里，公共汽车窗上装着黏嗒嗒的网子，以防炸弹爆裂，车里的灯则闪着黯淡蓝光，以混淆德军飞行员的视线。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位信仰虔诚的爱尔兰女士，她个头娇小，下巴线条强硬，会从姜罐里掏出半个银币给他，赞赏地捏捏他手臂的肌肉，叫他“儿子”，就像瑞克一样。墙上挂着同一张TP的染色照片，但不是镶在金框里，而是用棺材木裱起来。笑容可掬的姑姑们用定量配给的糖为皮姆做糖果，她们含泪拥抱朵莉丝，待她如女王，就像她过去曾拥有的身份。每当皮姆装出可笑的声音，姑姑们就大声叫嚷；等皮姆唱起《在拱门下》，她们又用力鼓掌。“继续，马格纳斯，学梅克皮斯爵士给我们看！”但皮姆不敢，因为他怕惹上帝生气，从妮尔舅妈那件事，他已经知道上帝的怒火来得既快且猛。

他最爱的姑姑是贝丝：“告诉我们，马格纳斯，”贝丝姑姑低声对他说，“你爸爸以前有一匹赛马用你的名字命名，叫‘马格纳斯王子’，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皮姆不假思索地回答，记起他和莉普西坐在她床边，聆听别人评论“马格纳斯王子”的那股兴奋，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是梅克皮斯舅舅瞎编来伤害我爸爸的。”

贝丝姑姑亲了她，绽出微笑，如释重负地落泪，把他抱得更紧。“别说我问过你。保证。”

“我保证。”皮姆说，“上帝担保。”

也是这一位贝丝姑姑，在一个宜人的夜里，偷偷带皮姆离开林园到码头剧院去，他们在那里看到麦克斯·米勒和一群光裸着像莉普西般长腿的女郎。在回程的公共汽车上，满怀感激的皮姆把自己所知的一切都告诉她，也编了些他所不知道的事。他说他写了一本关于莎士比亚的书，藏在一栋秘密房子的绿色盒子里。有一天他会把书找出来出版，赚很多钱。他说他要当警察、演员和骑师，像瑞克一样开宾利，娶莉普西，生六个孩子，全都取爷爷的名字叫TP。这让贝丝很开心，除了骑师那部分，也让她兴奋地说马格纳斯真是副好牌，而皮姆最想要的正好就是一副牌。他的感激昙花一现。这一次，皮姆真的让上帝非常生气，和往常一样，他采取行动绝不迟疑。就在第二天，早餐之前，警察来了，把他的朵莉丝永远带走了，虽然君临天下的姆妈说那只是救护车。

再一次，尽管皮姆善尽本分地为朵莉丝哭泣，为她拒绝吃东西，抡起拳头打饱受折磨的姆妈——但他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她带走。他们会带她到一个快乐的地方，姆妈说。皮姆嫉妒她的好运道。不是瑞克的那个地方，不是，而是一个更舒适，也更安静的地方，有很亲切的人照顾她。皮姆打算加入她。逃脱，迄今只是个幻想的逃脱，成为他最重大的目标。在主日学校众人目睹的一场癫痫发作中，他熟知自己的症状。皮姆等待时机，有一天他冲进厨房，两眼不住转动，在班尼斯特太太面前戏剧性地瘫倒，一手塞进嘴里，身体扭动起来。应诊的医生想必是罕见的白痴，竟开了泻药给他。第二天，为了进一步引起注意，皮姆用裁纸剪刀在自己的额头上割了一道伤口。但没人注意。他开始随兴而为，把班尼斯特太太的凤头鹦鹉放出鸟笼，把肥皂屑撒进锅里，用妮尔舅妈的羽毛披肩堵塞厕所。

什么事都没发生。他根本是白费力气。他需要的是戏剧性的严重罪行。他整夜等待，直到清晨勇气最高涨的时刻，皮姆穿着睡袍与拖鞋，走过一整幢房子，到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的书房，在白色地毯的正中央撒下一大泡尿。他惊恐地躺到他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一块污渍上，希望借着体温把它弄干。一个女佣走进来，大声惊叫。姆妈被唤来了，她对待痛苦地躺在地毯上的皮姆的态度，正足以说明在危机中历史如何自行扭转乾坤。姆妈摸摸他的肩膀。他呻吟起来。她问他哪里受伤了。他指着鼠蹊部，他的痛苦也确实由此而起。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被找来。首先，你在我的书房做什么？痛，先生，痛，我想告诉你，我痛。随着轮胎的刹车声，医生又回来了，他俯身靠在皮姆身上，用他愚蠢的指尖触着皮姆的胃部，所有的事情都被串起来了。在班尼斯特太太面前昏倒。夜里磨牙，白天脸色苍白。朵莉丝的发疯，用隐讳的词句讨论。甚至皮姆的尿床都被记录下来，作为替他辩护的佐证。

“可怜的孩子，他痛得跑到这里来了。”姆妈说，此时病人被小心翼翼地抬到沙发上，女佣忙着拿洁伊斯消毒剂和抹布。皮姆量了体温，幸好正常。“不代表什么。”医生说，此时他奋力弥补早先的轻忽怠慢，并命令姆妈打包这可怜孩子的东西。她照办，在打包的过程里，无可避免地发现许多皮姆从其他人生活中取来改善自己生活的小东西：妮尔的黑玉耳环，厨娘儿子从加拿大写来的信，和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的《伴驴出游》，皮姆是因为书名才选了这本书，但也只读了书名。但在危机之中，他的这些犯罪证据根本没人在乎。

结局比皮姆的期望更好。不到一个星期，在一家新改装完成、即将用来收治闪电战受害者的医院里，马格纳斯·皮姆，时年八岁半，为掩护军事行动贡献出他的盲肠。他苏醒之后看见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只体型比他还大、蓝黑相间的无尾熊，坐在他的床尾。他看见的第二件东西是一篮比无尾熊还大的水果，像从圣莫里茨误放到战时的英格兰。第三件是像水手般苗条时髦的瑞克，立正站好，举起右手敬礼。在瑞克身边，仿佛从皮姆麻醉的幻觉阴影中心不甘情不愿被拉出来的惊恐鬼魂，则是肩上披着新皮草披肩的莉普西，希德·雷蒙扶着她，像是扶着他自己的兄弟。

莉普西跪在我床上。那两个男人看着我们拥抱。

“就是这样。”瑞克赞同地说，“好好给他一个老式的英国拥抱。就是这样。”

轻轻柔柔的，像母狗寻回幼犬，莉普西仔细端详我，拨开我耷拉在额头上的头发，神情凝重地盯我的眼睛瞧，就好像害怕有什么坏东西进去了一样。

他们是怎么庆祝他们的解脱的！所有的财产都没了，他们只能靠着身上的衣服和仅剩的一点信用继续前进。瑞克重组的宫廷改走康庄大道，成为战时英国的十字军。汽油定量配给，宾利在战争期间消失，全国各地的海报都在问：“你的旅行真的必要吗？”他们一经过这样的海报，总会放慢速度，从开着的车窗里一起大声回答：“是的，很必要！”司机不是成为共犯，就是匆忙离开。有一个汉福瑞先生在一个星期之后把他们丢在阿伯丁的街上，叫他们骗子，没拿钱就开车离去，再也不见人影。但瑞克在假期中认识的古德劳夫先生——他靠在会计部门工作的一位阿姨之力，让一班朝臣在托基[42]的帝国饭店赊了一个星期的账——他就留了下来，与他们一起分享食物与财富，教皮姆用绳子变把戏。有时他们有辆出租车，有时古德劳夫先生特别的朋友欧利会开他的“汉伯”来，于是他们就为了皮姆一个人的高兴而整日飙车，希德还会从后车窗探身出去给车子抡一鞭。至于姆妈，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令人眼花缭乱，有时他们突然就请了新姆妈，只好把她们塞进后座，叠成两排，皮姆就挤在她们兴奋但陌生的腿上。有个叫塔西的女士，闻起来有玫瑰花的味道，她让皮姆把头抵在她胸前跳舞。有个米莉睡觉穿着连身防空装，她让他和她一起睡觉，因为旅馆房间里的黑色衣橱让他害怕，她帮他洗澡时还爱抚他。还有好几个伊莲，好几个梅珀，好几个乔安妮，有一个薇奥蕾喝了苹果酒就晕车，不只吐在她的防毒面具盒上，还吐在皮姆身上。等她们都离去之后，莉普西就现身了。她一动不动地站在火车站的蒸汽里，硬纸板提箱挂在她瘦嶙嶙的手上。皮姆比以往更爱她，但她日益加深的忧伤对他而言太过沉重，而且在目不暇接的远征行动中，他也不愿成为她担忧的对象。

“老莉普西有些不对劲。”希德留意到皮姆的失望，很和蔼地说；当她离去时，他俩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

“老莉普西又去找她那些犹太人了。”另一回希德哀伤地说，“他们不停地告诉她有事要做。”

还有一次：“老莉普西很有罪恶感，因为她没像他们那样死掉。”

偶尔皮姆会追问朵莉丝的下落，但从没得到答案。你妈妈很可怜，希德会这么说，她很快就会回来，在这段时间，我们的马格纳斯能为她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别替她担心，因为那只会让她更不好受。

瑞克则采取哀兵策略：“你就陪你老爸一阵子吧。我想我们一起会很开心。我们难道不开心吗？”

“开心极了。”皮姆说。

至于前一阵子为什么不见人影，瑞克和他的朝臣一样避而不谈，所以很快地，皮姆就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度假去了。只有偶尔流露的片言只语，让皮姆确信他们拥有密不可分的共同经历。温彻斯特比瑞丁还糟，因为有一堆从索尔兹伯里平原来的死吉普赛人，皮姆有一次无意间听到莫瑞·华盛顿告诉伯斯·洛夫特。希德也支持他的看法。“那些温彻斯特的吉普赛佬都很粗野，你绝对不相信。”希德有感而发地说：“那些看门的痞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皮姆注意到，假期让他们食欲大增。“吃掉你的豆子，马格纳斯。”希德一边笑一边催他，“有比这里还糟的旅馆，我们可以告诉你。”

不到一年，当皮姆理解的词汇与他的情报搜集能力旗鼓相当之后，他便明了，他们谈的是监狱。

但他们的领袖不分享这些笑话，他们戛然而止，因为瑞克的重要性不容任何人轻忽，特别是那些理当拥护的人。瑞克的卓越地位显现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上，显现在他穿衣服的方式上，即使我们口袋空空，他也总是衣衫光洁，皮鞋锃亮；在他要求的食物与进食的仪态上；在他所住的旅馆房间；在他打撞球时所需要的白兰地，与他沉思时每个人都惊惧地默不做声上；在他所专注的善事上，包括到医院帮助受重伤的人，以及探视子女都去参战的老人家。

“等战争结束了，你会不会也去看看莉普西是不是还好？”有一天皮姆问。

“老莉普西厉害得很呢。”瑞克说。

这段时间，我们也做买卖。做什么买卖？皮姆从来没搞清楚，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有时是稀有物资，如火腿和威士忌；有时是承诺，宫廷称之为“信心”。其他时候则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只有阳光灿烂的地平线在我们面前空荡荡的战时道路上闪耀。圣诞节快到时，有人用彩色皱纹纸做了碎纸片，成千上万片。连续几个日日夜夜，新姆妈不断加入这重大的战时工作，让他们的阵容日益壮大。皮姆和朝臣们蹲在狄德科特的一辆空火车车厢里，把纸扭成彩包爆竹[43]，但里头既没有玩具也没爆炸声。他们轮流说着狂野的故事，把吐司放在石蜡炉上烤。有些彩包爆竹里，是真的，有小的木头士兵，但那叫样品，必须分别存放。其余的，希德解释说，只是装饰。狄奇，就像没有花朵时一样。皮姆全都相信。一旦获得许可，他就会是世界上最有工作意愿的童工。

另一次，他们拖了一辆装满一箱箱柑橘的拖车。皮姆不肯吃，因为他无意间听到希德说那些柑橘“很热”[44]。他们把柑橘卖到通往伯明翰路上的一家酒馆。有一次，他们有一车的死鸡，希德说这些鸡必须等夜里够凉时才移动，所以或许上回的那些橘子出了些差错。在我的记忆里，有一卷影片不停地转动。影片里有一片旷野，月光照在贫瘠的山丘上，我们的两辆车熄掉车灯，惴惴不安地盘旋着开上山顶。有几个黝黯的人影站在他们的卡车后面等我们。还有罩着蔽光罩的灯，他们算钱给伟大的会计师马斯波先生，希德则把货装到他们车上。虽然皮姆站得远远地观望，因为他讨厌羽毛，但这一夜的行动却比他日后的趁夜潜越边境，来得更加兴奋刺激。

“我们现在可以寄钱给莉普西了吗？”皮姆问，“她走的时候没带钱。”

“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儿子？”

从她写给你的信，皮姆想。你留了一封在口袋里，我看了。但瑞克的眼睛里有锐利的刀光，所以他说：“我自己想的。”并露出微笑。

瑞克并没有参与我们的冒险。他是在拯救他自己。为何拯救？这是个没人在皮姆面前问过的问题，他当然也没自己问过。瑞克全心奉献在他的善行、他的老人，和他的医院探访上。“你的衣服烫过吗，儿子？”每当这位拥有特权的父亲和儿子一起出动履行这些崇高任务时，瑞克就会问。“老天在上，马斯波，看看这孩子的衣服，真是可耻啊！看看他的头发！”马上就会有个姆妈被召来熨衣服，另一个忙着帮他擦鞋子、剪指甲，第三个则负责把头发梳到整齐服帖为止。之后还要来一次最后检查，看看皮姆身上有没有任何没注意到的瑕疵，没什么耐心的古德劳夫先生此时总拿着钥匙不断敲车顶。最后他们终于启程，疾驰到某个年老有钱人的屋里或床边，皮姆出神地坐看瑞克如何调整自己的态度去迎合他们，如何自然地运用抑扬顿挫与俗话俚语让他们觉得更自在，以及上帝之爱如何浮现在他和颜悦色的脸上，当他侃侃而谈自由主义与共济会与他已故的亲爱父亲，上帝让他安息，以及第一流的报酬率，百分之十的利润保证，终生享用。有时他带一条火腿当礼物，在缺乏火腿的时局里简直是个天使。有时是一双丝袜或一盒油桃，因为瑞克永远是个施予者，即使在夺取时。皮姆竭尽所能展现魅力，他朗诵自己编的祷词，或唱《在拱门下》，或用他在十字军远征途中学会的南腔北调讲一些诙谐故事。“德国人杀了所有的犹太人。”他有一次为了加强效果，说：“我有一个朋友叫莉普西，她其他朋友全死了。”如果他的表演有所不足，瑞克也会好言好语地指出来。“如果有人像亚德摩尔太太那样问你是不是记得她，儿子，别搔头抓脑，拉长脸。要看着她的眼睛，微笑着说：‘记得！’这是对待老人家，也是增加你父亲信用的方式。你爱你老爸吗？”

“当然爱。”

“很好。你昨晚吃的牛排怎么样？”

“棒极了。”

“昨天晚上，全英格兰不到二十个男孩有牛排吃，你知道吗？”

“我知道。”

“亲一个。”

希德就没这么文雅了。“如果你想学怎么帮人刮胡子，马格纳斯，”他眨着眼说，“首先得学该怎么抹肥皂。”

在靠近阿伯丁的某个地方，毫无预警地，宫廷开始只对杂货药店感兴趣。我们当时是家有限公司，对皮姆来说，就像当警察一样棒。瑞克找到一个有信心的新银行家，是古德劳夫先生寄宿的朋友欧利签支票。我们的产品是一种干果调制食品，在精力充沛的新姆妈雀莉那幢乡下大房子的厨房里用手压制。那是一幢很大的房子，前门有白色的柱子，花园里有全都长得像莉普西的雕像。即使是在天堂的那段时间，朝臣们也没待过这么豪华的地方。首先我们焖煮水果，压榨去核，这是最好的部分；然后我们加入凝胶，做成一块块的菱形，皮姆用赤裸的手掌均匀洒上福利糖，在一批批产品完成的空当，舔净糖渣。雀莉有下乡疏散的人手和马匹，也在小谷仓里替美国大兵办宴会，因为他们带小罐汽油给她。她拥有农场和养着鹿的大公园，还有个离家在海军服役的丈夫，据希德说是个舰长。每晚在晚餐之前，老管理员就会赶着一群西班牙长毛犬进来。它们在沙发跳上跳下，吠个没完，直到再次被赶出去。在雀莉家，自圣莫里茨后的第一次，皮姆看见餐桌上的银色蜡烛照亮光裸的肩膀。

“有位女士叫莉普西，她和我父亲相爱，他们要结婚生小孩。”有天晚上皮姆和雀莉一起走过骑马小径时告诉她说。皮姆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雀莉很重视这个消息，还刻意追问莉普西的本事。“我见过她洗澡，她很漂亮。”皮姆说。

几天之后当他们离开时，瑞克带走了那个地方的某些尊荣，也带走了屋主的某些东西，因为我记得他阔步走下宏伟的石阶，两手各提一个白色真皮手提箱，瑞克爱用精良的手提箱，身上是时髦的乡村装束，是舰长不会穿着出海的那种。希德和马斯波先生像马戏团侏儒似的跟在他身后，一起扛着那个老旧的绿色档案柜，不断大叫：“你那边，戴尔德！”和“小心台阶，西比尔！”

“别再对雀莉提莉普西的事，儿子。”瑞克用最严厉的语气警告皮姆，“你这次该学到教训，在一个女人面前提起另一个女人是不礼貌的。因为你如果不学到教训，你就会浪费你的优势，这是事实。”

也是因为雀莉，我猜，瑞克才决定把皮姆改造成绅士。那时，他们都认为皮姆已跻身上流阶级。但雀莉，这个有钱又有势的女人开导瑞克，真正的英国身段必须靠严厉管教才能拥有，而最好的严厉管教只能在英国寄宿学校找到。她也有个侄儿在格林勃先生的学校。他名叫赛芬顿·鲍伊，但她都叫他“我亲爱的肯尼”。第二个原因就没这么多缜密考虑了，那就是陆军。首先是马斯波意外入伍，接着是莫瑞·华盛顿，再就是希德。每一个都带着悲惨的挫败笑容收拾小小行囊，然后消失，只有极罕有的机会才能顶着理短的头发再次归来。接着有一天，瑞克既伤心又吃惊地接到自己也要去报效国家的指令。他在晚年抱持比较宽容的态度来看待这个社会对他的狭小器量，但当时他看见早餐桌上躺着他的入伍令，不禁义愤填膺，怒火中烧。

“该死，洛夫特，我以为我们都打点好了。”他对伯斯发怒，因为伯斯可以免除所有的义务。

“我们是打点好了。”伯斯说，大拇指指向我，“柔弱的孩子，母亲在疯人院，绝对博得同情，无懈可击。”

“那么这些魔鬼的同情心到哪里去了？”瑞克追问，把浅黄色的文件推到伯斯的鼻子下。“真是可耻啊，洛夫特。真的是。去摆平吧。”

“你不该告诉老雀莉有关莉普西的事。”后来洛夫特对皮姆发火说，“她怀恨在心，所以去告发你爸爸。”

但陆军拒绝屈服，人去财散的宫廷，包括伯斯·洛夫特、几个姆妈、欧利和古德劳夫先生，很理所当然地把根据地迁移到布拉德福[45]一家简陋的旅馆里，在那里，身负财政长才的瑞克不甘寂寞，必得在检阅场上重施故技。他们利用旅馆的公共电话和旅馆的名号，在旅馆房间里打字和制作档案，在旅馆的车库藏他们的秘密货物，进行英勇的后卫战，力挽狂澜，避免宫廷分崩离析。但一切皆枉然。那是星期天晚上在旅馆里，瑞克穿着他的士兵制服，刚烫得笔挺，正准备返回军营。他臂下夹着一个新的飞镖盘，准备贡献给中士餐厅，因为瑞克一心一意想争取承办伙食的职位，好让他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可以照料我们。

“儿子。这该是你迈开这双矫健的腿，走上艰苦道路，力争上游成为最高法院院长和你老爸骄傲的时刻了。这里有太多懒虫，而你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古德劳夫，看看他的衬衫。没有人能穿着脏衬衫闯事业的。看看他的头发。他一转眼就会变成个老滑头。你要到寄宿学校去，儿子，上帝保佑你，也保佑我。”

又一个用力的拥抱，泪水终于止住，尽管没照相机在场，仍然像贵族似的握手，因为这个伟大的男人，已备好飞镖盘，就要从军去了。皮姆目送他离开，然后悄悄地爬上楼梯到暂住的国务公寓。门没锁。他闻到女人和滑石的气味。双人床一片凌乱。他从床下拉出那个猪皮手提箱，倒出里面的东西，就像他以前常做的那样，想判断那些难以理解的档案与书信。衣橱里挂着舰长的乡村套装，几个小时前还穿在身上，余温犹存。他翻找口袋。绿色的档案柜依旧躲在幽暗阴影中，看起来比以前还破旧。为什么他老是把它藏在衣柜里？皮姆努力想拉开上锁的抽屉，却徒劳无功。为何它必须单独移动，和其他东西分开，就像有病似的？

“找钱哪，是不是，狄奇？”一个女人的声音从浴室的门口问他。是桃莉斯，获选的打字员，也是个优秀的侦察员。“省点麻烦吧，我会找的。你爸爸所有的东西都是赊来的，我查过了。”

“他告诉我，他在他屋里留了一条巧克力给我。”皮姆坚决地回答，在她的注视下继续翻箱倒柜。

“车库里有三大箩陆军的牛奶坚果。自己去拿吧。”桃莉斯建议说，“也有汽油券，如果你渴了的话。”

“那是很特别的巧克力。”皮姆说。

皮姆和莉普西为何会到同一所学校去，一直是个莫测高深的问题。他俩是分别进入，还是同一笔交易：一个受教育，一个提供劳务作为回报？我猜是同一笔交易，但除了从瑞克的行事风格来加以揣测之外，并没有其他的证据。终其一生，瑞克都不乏热心奉献的女人为他提供劳力，而他对她们总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当宫廷不再需要她们时，她们就会被派到浩瀚世界中去替他工作，汇回微薄的薪资让他们的十字军行动更加惬意，为他而变卖她们的珠宝，提取她们的存款，出借她们的名字在瑞克被列为拒绝往来户的银行开立账户。但莉普西既没有珠宝，在银行也没有信用可言。她只有美丽动人的身体、她的音乐和她沉郁的内疚，以及一个让她难以割舍的英国小男孩。我现在猜想，瑞克当时已在她身上看出警讯，所以决定把她交给我照料。然而，这对我们的伙伴关系并没有什么好处，而瑞克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

在进入格林勃先生那所为绅士之子设立的乡间学院时，倘若皮姆有任何学习成果可言，全都应该归功于莉普西，而不是之前随瑞克浪迹天涯时上过的无数家托儿所、圣经学校或幼儿园。莉普西教他写字，直到今天我写的德文t，还会在中间斜斜撇上一笔，像小写的z一样。她教他拼词，却老是搞不清楚英文的“address”这个单词里有几个“d”，而成为他俩引为趣谈的笑话，直到现在，除非先写出德文来，否则我还是不确定。其他皮姆所知的一切，除了毫无意义的圣经章句之外，全都在她的那只硬纸板提箱里，因为无论她到什么地方去找他，都会急忙把他带到她房间里，趁机塞给他一些地理或历史知识，再不然就让他用她的长笛吹出音阶。

“听着，马格纳斯，没有知识，我们什么都不是。但只要有知识，我们就可以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去，就像乌龟，我们的家永远在我们背上。你学会画画，到哪里都能画。雕刻家、音乐家、画家，他们都不需要执照。只靠他们的头脑。我们的世界全在我们的脑袋里。这是惟一安稳的方法。现在，好好吹一段给莉普西听。”

格林勃先生学校里的安排，对他们的关系来说，真如锦上添花。他们的世界在他们脑海里，但也在那幢名为“分馆”的砖石小屋里。矗立在格林勃先生长长车道尽头的花园小屋，住着“分馆男孩”，皮姆是最后进驻的新生。而莉普西，他毕生钟爱的莉普西，是他们最好、也最呵护备至的姆妈。他们很快就明白，他们是被驱逐在外的人。即使他们不明白，那八十个住在车道顶端的男生也会让他们一清二楚。他们之中有一个名字里没有“阁下”的杂货商之子，很苍白，而且开店的人家总是很可笑。有三个讲话总是夹杂波兰语的犹太人；有个没指望的口吃叫“马—马—马林”的；还有个弯腿的印度人，父亲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时被杀。他们还有个带污点又会尿床的皮姆。但在莉普西的照拂之下，他们设法让自己以缺憾为荣。如果车道顶端的男生是优秀的正规军团，分馆男孩就是为奖章更加奋力作战的非正规军。对于教职员，格林勃先生尽力压榨，而他所榨取的正是国家所不需要的。有一个欧马利先生用力刮一个男生耳光，把他给打昏了；有个法波恩先生连头也打，把某个人的头盖骨给打裂了。有个科学老师以为村里来偷东西的男孩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用枪打得他们落荒而逃。在格林勃先生的学校里，动作太慢会挨鞭子，不整洁会挨鞭子，太冷淡会挨鞭子，厚脸皮也会挨鞭子，挨了鞭子不改进就会挨更多鞭子。战争的狂热鼓励野蛮暴行，教职员们无法参战的内疚犹如火上浇油，英国错综复杂的阶级制度更为这种虐待狂提供了浑然天成的环境。他们的上帝是英格兰乡绅的守护者，他们的正义是对出身不佳、屈居劣势者的惩罚，只有强者可以与之分享，而赛芬顿·鲍伊就是其中最强也最英俊的一个。最令人伤心的是，莉普西之死充满反讽，就像我此刻了解的那样，她竟为法西斯国家牺牲了生命。

每个假日，皮姆都听瑞克的吩咐，站在学校车道的入口迎接古德劳夫先生的到达。如果没人出现，他就谢天谢地地跑进树林去寻找隐私与野草莓。傍晚回学校时就可以夸耀自己这一天过得多么愉快。只是最坏的情况不免偶尔也会发生，一车人出现了——穿着士兵制服的瑞克、古德劳夫先生、希德，还挤进几个骑师——在鹧鸪岩稍事停顿之后，他们全都显得容光焕发。如果碰上学校有比赛，他们就大呼小叫地替地主队加油，从汽车行李厢里拿出前所未见的柑橘，传到大家手里。如果没有比赛，希德和莫瑞·华盛顿就会强拉住恰巧骑自行车经过的男生，在球场上举行一场障碍赛，希德还会圈起手在场边高声播报赛况。瑞克本人，穿着舰长的外套，则像市长般挥着手帕指挥他们开赛。瑞克本人，会送给优胜者一盒难以想像的巧克力，而众朝臣则在手上交换着英镑钞票。到了晚上，瑞克总是在分馆落脚，带一瓶香槟来让莉普西开心，因为她似乎很忧郁——她怎么回事，儿子？瑞克的确逗她开心；皮姆听见了，乒乒乓乓，吱吱嘎嘎，和尖叫声。他穿着睡袍蹲在她门口想，他们是在打架还是假装的。回到床上后，他会听见瑞克蹑手蹑脚走下楼梯，虽然瑞克的脚步本来就可以如猫一般轻盈。

直到有天早晨，瑞克没能静悄悄地离去。不是因为皮姆，也不是因为那些在喧闹声中兴奋醒来的分馆男孩。莉普西大声叫骂，瑞克努力安抚她，但对她越好，她就越不讲理。“你让我变成‘劫’。”她在哭喊间停下来吸一大口气时叫道：“你让我变成‘劫’来处罚我。你这个坏东西，瑞克·皮姆。你让我去偷。我是诚实的人。我是难民，但我诚实。”为什么她说得好像过去一年都是这种情况呢？“我父亲是诚实的人，我弟兄也是诚实的人。他们都是好人，不像我这么坏。你让我去偷，变成像你这样的罪犯。也许上帝有一天会处罚你，瑞克·皮姆。也许他也会让你哭。我希望他会。我希望，我希望！”

“老莉普西有些不稳定，儿子。”瑞克准备离去时在楼梯上找到皮姆，对他解释说，“溜进去，看能不能用你那些故事逗她笑。老格林勃有没有喂饱你？”

“喂得很饱。”皮姆说。

“你老爸觉得这里很好，知道吗？英国最健康的学校，这里就是。去部里问问看就知道了。要半个银币吗？好的。”

皮姆用他从赛芬顿·鲍伊那里学来的方式，走到莉普西的自行车旁。双手轻轻抵在背后，头往前伸，目光凝视地平线上某个模糊而宜人的目标。你昂首阔步，微微浅笑，好像还在倾听着什么声音，我们的未来精英就是这样表现出权威。他个子太小，无法坐在花格子椅垫上，但女式自行车前面没有横杆，就像赛芬顿·鲍伊一向乐于指出的，皮姆可以把脚跨在座椅前面的洞里，左右用力踩，双手握住手把，摇摇晃晃地避开沥青路上积水的弹坑往前进。我是个官方的自行车收集人。在他右边是菜圃，是他和莉普西响应“为胜利而开垦”的地方[46]；左边的矮树丛是德军炸弹落下的地方，当时一些烧得焦黑的树枝还飞撞到他与那个印度人和杂货商儿子合住的卧室窗前。但在他恐怖的想像中，赛芬顿·鲍伊和他那一帮随从在他背后紧追不舍，对着他模仿莉普西，因为他们知道他爱她：“你‘弃’哪里？‘偶’的小黑市商。你对你的甜心做了啥，‘偶’的小黑市商。现在她死了啊？”在他前面，是他等待古德劳夫先生的那扇大门，大门左边就是分馆。分馆原来围着的铁栏杆已经全拔起来为战争效力去了，一个警察站在缺口处。

“他们叫我去拿我的自然课本。”皮姆对警察说，他把莉普西的自行车靠在一根砖柱边，直视警察的眼睛。皮姆以前对警察撒过谎，知道你必须做出一副很诚实的样子。

“你的自然课本，是吗？”警察说，“你叫什么？”

“皮姆，先生。我住在这里。”

“皮姆什么？”

“马格纳斯。”

“快走吧，皮姆·马格纳斯。”警察说，但皮姆仍慢慢走开，不露出一点着急的样子。莉普西装在银相框里的家人在床头柜上站成一排，主宰大局的却是瑞克的大头，装在猪皮相框里显得敏感而充满政治意味，无论他走到哪里，瑞克睿智的眼睛总是跟着他。他打开莉普西的衣柜，深吸一口她的气息，他拉开她褶边的白色晨袍，她的皮草披肩，还有瑞克在圣莫里茨给她买的那件带着俏皮兜帽的骆驼毛外套。从衣柜后面，他拉出了她那只硬纸板提箱。他把提箱放在地板上，用钥匙打开。莉普西把钥匙藏在一个麦酒瓶里，摆在贴了瓷砖的壁炉架上，旁边是一只软软的玩具黑猩猩，也就是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的那只小奥黛莉。他拿出一本像《圣经》一样画着小小的黑色刀锋的书、音乐书籍和他看不懂的读本，一本贴着莉普西年轻照片的护照，还有一叠她姐姐蕾秋写给她的德文信。她姐姐的名字用正确的德文发音应该念成“蕾哈耶”，她已不再写信来了。箱子的最底下是瑞克的信，用麻绳捆成一扎。有一些早就印在他的脑海里，尽管他难以体会蕴藏在字面下的汹涌暗潮：

只要几个星期，亲爱的，就会乌云散去，重见天日。我会解雇洛夫特，咱俩就可以享受应得的丰厚报偿……好好照顾我的小家伙，他视你如母，别让他变得滑头了。

你对信托基金的疑虑完全没有必要……你别胡思乱想，否则我这个正等待召集令、或许一去不回的人会更加担心……这里进行的事会给许多人，例如文沃斯，带来难以计算的好处……别再拿W或他老婆来烦我，那个女人是专门制造麻烦的人，而且还是最糟糕的那种……

我认为泰德·格林勃是伟大的教育家与校长。告诉他，另一大批干梅子已上路……他也该在厨房为两大箩新鲜柑橘空出地方来。洛夫特帮我弄到三个星期的慰劳假，也就是说我被召回时要重新接受新兵训练。至于另一件事，马斯波说像以前一样继续寄东西来。请立刻办，因为目前暂时的流量问题不能让像文沃斯这种有钱人知道……

如果你不立刻寄支票来，我很可能会被送回牢里，还有其他人，除了洛夫特之外，就像过去一样，这是真的……说什么要自杀真是愚蠢，在这场没有道理、充满悲剧的战争里，每天都有人互相杀来杀去……马斯波说你明天如果寄“存局待取”的快递，星期六邮局开门时他会去取，然后立刻寄给文沃斯……

莉普西的信，他留到最后才读，对比之下出奇简短：

我亲爱的马格纳斯：

你一定要永远做个好孩子，亲爱的，练习音乐，像个男人一样坚强地面对你的父亲，我爱你。

莉普西

皮姆把信扎成一扎，塞进自然课本，再把自然课本塞进皮带里。他慢慢地从警察身边骑过，背上像有猫爪抓过。学校的锅炉是埋进地下室的一个砖砌炉灶，厨房后院的斜槽是放柴薪的地方。靠近斜槽是会被鞭打一顿的违规行为，在那里烧纸简直就是第五纵队的颠覆行动，连水手都会抓去溺死的。一阵暴雨狂扫过草原，白垩山丘在暴风雨云里变成橄榄绿。皮姆站在开着的斜槽前，拱起肩膀，缩着脖子，把信放进槽里，看着它们消失。一定有十来个人看见他，教职员和住校的人，有些肯定是赛芬顿·鲍伊的盟友。但他行动的公开坦荡，让他们相信一定是当局授权他这么做的。皮姆自己当然也这么相信。他放进最后一封信，也就是叫他要坚强的那一封，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开，完全不在意是否有人注意到他。

他又需要教职员的盥洗室了。他需要他那有着嵌板密室的秘密圣莫里茨，他需要那有着黄铜水龙头与桃花心木镶边镜子的隐秘皇宫，因为皮姆热爱奢华，只有曾经从中获得爱的人才能明白这一点。他把那个违禁的手提箱带进教职员休息室，走到楼梯平台的中间。盥洗室的门半掩着。他推开门，溜进去，从里面反锁。他独自一人。他凝视自己的面孔，让表情变得冷峻，然后稍柔和，接着又冷峻。他打开水龙头，冲脸，直到脸上闪闪发亮。他突如其来的孤立，让他的成就益加辉煌，也让他在自己眼中显得不同凡响。他的心因得意而飘飘欲仙。他是上帝。他是希特勒。他是文沃斯。他是绿色档案柜之王，TP高贵的后裔。从今而后，世上的一切都需要他的介入。他掏出小刀，打开，握住刀锋顶端，靠近脸，在镜子里如阿瑟王那样起誓。我以魔剑[47]立誓。午餐铃声响起，但午餐不点名，他不慌不忙；他永远不会再慌忙，他是不朽的武士。他想割断自己的喉咙，但他的使命太过重大了。他想起很多名字。学校里谁有最棒的家庭？我有。皮姆家族个个出众，马格纳斯王子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马。他把脸抵在木材镶板上，闻到板球棒与瑞士森林的气息。小刀仍在他手中。他眼睛发热模糊，耳朵鸣声作响。他内心超凡的声音告诉他注意看，于是他看见在最好的那块镶板上深深刻着一个名字缩写“KS-B”。他弯腰收拾落在脚上的木屑，丢进洗手台里，木屑浮在水面。他拉起塞子，木屑仍漂着。他抛下这一切，到艺术馆去，完成他的道尼尔轰炸机。

整个下午他都等着，确信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没做。如果我回去，就会发现什么都没有。是三年级的麦格斯。是有把印度弯刀的詹姆森，我见他进去。是村里的混混干的，我看见他鬼鬼祟祟地潜入空地，皮带里插了把短剑，他名叫文沃斯。晚祷时，他祈求有颗德军炸弹炸毁教职员盥洗室。什么都没有。第二天，他把最珍贵的财产送给赛芬顿·鲍伊：他开完盲肠之后莉普西送他的那只无尾熊。在休息时间，他把小刀埋进板球观众席后面的松软泥土里。或者如我此刻会说的，湮灭证据。直到晚上整队时，值日老师——最哀伤的欧马利——以宣告噩运的声音叫出肯尼·赛芬顿·鲍伊阁下[48]的全名。让人难以理解的，这名年轻贵族被带进格林勃先生的书房。皮姆也困惑地看着他走。他们到底找他做什么呢——我最好的朋友，拥有我那只无尾熊的人？桃花心木门关上，八十双眼睛盯着那精致的做工，皮姆也一样。皮姆听见格林勃先生的声音，然后是赛芬顿·鲍伊的抗议声。接着是一片沉寂，上帝的正义执行了，一下又一下。皮姆计算着，觉得自己洗净了，也辩明了。不是麦格斯，不是詹姆森，也不是我。是赛芬顿·鲍伊自己干的，否则他不会挨打。他学到了，正义，也好不过她自己的仆人。

“上面刻了一个连字符。”第二天赛芬顿·鲍伊告诉他，“不管是谁干的，他在我的名字上多加了一个连字符。等我逮到这个混蛋，我就把他给杀了。”

“我也会。”皮姆忠心耿耿地允诺，字字由衷。就像瑞克，他正学着同时靠好几个计划过活。诀窍就是忘掉一切，只记得你此刻的立场与你说话的对象。

莉普西之死对年少的皮姆带来许多影响，但并不全然是负面的。她的去世让他成为自立自强的人，也让他确信女人善变，且随时可能消失。他从瑞克的例子学到宝贵的教训，也就是高尚外表的重要性。他发现，惟一的安全是表面的合法性。他决定要成为秘密策动生命大事的人。例如，给格林勃先生的轮胎泄气、把三包六磅装食盐倒进游泳池的，就是皮姆。但是带队缉捕元凶、放弃许多有利线索、对许多卓有信誉之人投以怀疑的，也是皮姆。随着莉普西的离去，他对瑞克的爱又一次变得更无阻碍，而且更好的是，他可以隔着遥远的距离爱他，因为瑞克再次消失了。

他是否回到牢里，就像他对莉普西信誓旦旦说的那样？警察是否找到了绿色档案柜？当时皮姆并不知道，而希德，我怀疑，到现在仍不知道。在那段可疑的时间之前，陆军记录显示瑞克很突兀地离职六个月，至于解释，要请查阅者向犯罪记录办公室询问。什么都查不到，也许是因为伯斯有朋友在那里工作，某个非常仰慕他的女士。无论原因何在，皮姆又可以独自悠游，享受愉悦时光。周末放假时，欧利和古德劳夫先生会在位于富尔翰的那间地下室公寓接待他，用各种难以想像的方式娇纵他。向来靠运动保持一副好身材的古德劳夫先生教他如何摔跤，而当他们一起到河上饮酒作乐时，欧利会穿上女人衣裳，尖起嗓子，扮得像极了，除了皮姆和古德劳夫先生之外没人知道他是个男的。在较长的假期里，皮姆就必须和赛芬顿·鲍伊一起到雀莉的大庄园去，听那些和公立学校有关的恐怖故事，而他自己很快就会成为其中的一员：新生如何被绑在洗衣篮里从石阶上丢下去，如何被用鱼钩穿过耳朵，背起马具，拖着在校园里绕上一大圈。

“我父亲入狱，但逃走了。”皮姆告诉他作为回报，“他有一只八哥可以照顾他。”他想像瑞克躲在达特穆尔[49]的洞穴里，希德和梅格送来用手帕裹着的派，而猎犬四处寻觅他的行踪。

“我父亲从事情报工作。”另一次皮姆告诉他，“他被盖世太保折磨死了，但我不能说。他的本名是文沃斯。”

皮姆编出来的这篇宣告，让他自己也大吃一惊。一个不同的名字和壮烈的牺牲，对瑞克再适合不过了。这让皮姆拥有了他开始怀疑自己缺少的档次，也让莉普西的一切有了正当性。因此，有一天瑞克回来，没有酷刑的痕迹，也没有任何改变，只是带着两个骑师，一盒油桃，和一个帽子上有羽毛的崭新姆妈，皮姆非常认真地考虑过替盖世太保工作，也想知道应该如何加入。如果不是和平的来临粗鲁地剥夺了他的机会，他一定会这么做。

最后必须提到皮姆在这段受教育时期的政治取向。丘吉尔脾气太坏且太受欢迎。顶着歪歪的菠萝头的戴高乐太像梅克皮斯舅舅，而拄手杖、戴眼镜、坐轮椅的罗斯福活脱就是讨人厌的妮尔舅妈。希特勒这么可怜地没人爱，让皮姆对他稍有好感，但是，他心目中指定的代理父亲却是约瑟夫·斯大林。斯大林脾气不坏，也不说教。他在新电影里轻声浅笑，与狗嬉戏，采摘玫瑰，而他忠诚的军队为他在圣莫里茨的纷飞大雪中赢得战争胜利。

放下笔，皮姆看着他自己写下的东西，先是恐惧，接着渐渐放松。最后放声大笑。

“我没坏了规矩，”他轻声说，“我熬过来了。”

为了往日时光，他给自己倒了一大杯伏特加。

5

鲍尔小姐的床就像童话故事里仆人的床，既狭小又疙疙瘩瘩的不舒服。布拉德福把玛丽撂倒在床上之后，她就一动不动地躺着，蜷缩在羽绒被里，拱起膝盖保护自己，双手抱住肩膀。他从她身边溜走，不再闻得到他的汗味与气息。但她可以从床脚感觉到他庞大的身躯，有时她会痛苦地想起他们稍早之前并没做爱，因为他那段日子的习惯就是如此：像此时一样坐着，打电话，查账单，或做其他维持他那男人世界生活秩序的事，放她在一旁打盹。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一台录音机，另一台在乔琪手里，以防万一他那台不能用。

对一个刽子手来说，奈吉尔的个头虽小，但非常矫健。他穿了一套合腰的细条纹西装，袖子里有条丝手帕。

“叫玛丽写一份自愿声明，做了没，杰克？”奈吉尔说，似乎他每周都做这事儿似的。“自愿，但规格要正式。可能用得到，可能。这不是波一个人的决定。”

“哪个该死的家伙说是自愿来着？”布拉德福说，“她加入的时候签过正式的保密条款，离开的时候又签过一次。嫁给皮姆的时候又签了一次。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玛丽。无论你是在公交车上听到的，还是看见他手上握着冒烟的枪。”

“你那个好乔琪可以当见证。”奈吉尔说。

玛丽开始说话，但说什么大半连她自己都不懂，因为她一只耳朵埋在枕头里，另一只耳朵则倾听着莱兹波斯岛清晨的声音从敞开的窗户传进来，他们那所棕色的平顶小屋就位于波洛马利城[50]的半山腰上，清晨交杂着电动车、船舶、希腊布祖基琴音乐与货车在巷弄里穿梭的声音。还有羊在屠刀下的惨叫声，驴蹄在鹅卵石上滑过的脚步声，以及港边市场摊贩的叫卖声。如果她紧紧闭上眼睛，就可以眺过橙色的屋顶，穿过街道，越过烟囱、晒衣绳和种满天竺葵的屋顶花园，直到水边，跨上长长的防波堤，尽头红灯闪烁，活泼的野猫沐浴在阳光中，望着货船缓缓驶出晨雾。

玛丽的故事就这样在眼前展开，她也这样告诉杰克·布拉德福：就像梦魇的影片，她只敢断断续续地觑一眼，因为她自己是最没天良的恶婆娘。货船驶了过来，猫儿伸着懒腰，跳板已放下，英国的皮姆一家——马格纳斯、玛丽和儿子托马斯——列队上岸，寻找另一个可以远离一切的完美处所。因为已没有地方够遥远，没有地方够偏僻。皮姆一家人已成为爱琴海上飞翔的荷兰人[51]，一靠岸就忙着再次打包，不断换船、换岛屿，像是被驱赶的灵魂，但只有马格纳斯知道这个诅咒，只有马格纳斯知道谁在追他们，又为何而追，而马格纳斯把这个秘密锁在他的微笑背后，和他所有的其他秘密一样。她看见他快活地在她前面昂首阔步，一手抓住草帽不被风吹走，一手晃着他的手提箱。她看见汤姆大步走在他后面，穿着灰色的法兰绒长裤和口袋绣有童子军徽章的学校运动服，虽然气温高达华氏八十几度，他还是坚持要这样穿。她看见自己因前夜的宿醉与汽油烟味而昏昏沉沉，已暗自计划要背叛他俩。在他们背后，她看见打着赤脚的本地挑夫，扛着皮姆一家过多的行李，毛巾、床单、汤姆的维他麦，和玛丽在维也纳为他们这次伟大休假所收拾的其他杂物，诚如马格纳斯所言，这是他们企盼已久、一生仅有一回的家庭假期，尽管玛丽记得马格纳斯是在出发前几天才提到这个计划，而老实说，她还宁可回英格兰，从园丁手中收回狗儿，从泰姑妈那儿接回那只长毛暹罗猫，在普拉煦消磨时光。

挑夫卸下重担。马格纳斯慷慨一如往昔，从玛丽打开的手提袋里掏给他们小费。汤姆笨拙地弯腰察看列队欢迎的莱兹波斯猫群，说它们的耳朵很像芹菜。汽笛响起，挑夫们跃回跳板上，货船再度消失在雾中。马格纳斯、汤姆，和叛徒玛丽凝望着货船，像每一个有关大海的悲伤故事一样，他们一生的行李散落在四周，红色的信号灯在他们头上洒下微弱的火光。

“在这里之后，我们可不可以回维也纳？”汤姆问，“我想见贝吉·雷德勒。”

马格纳斯没回答他。马格纳斯热情高涨。他即便对自己的葬礼也会这样热情，玛丽就爱他这样，就像爱他别的许多方面一样，至今犹然。有时他的善良让我自惭形秽。

“就是这里，玛儿。”他大叫，胳膊用力指向一座光秃秃不见树影的圆锥形山丘，上头有些棕色的房子，那就是他们最新的家。“我们找到了。大海里的普拉煦！”他回头看她，露出在这个假期之前从未见过的笑容——在绝望中显得如此英勇，如此倦乏的快乐。“我们在这里很安全，玛儿，我们没事了。”

他伸出胳膊抱住她，她任他抱住。他拉近她，拥抱。汤姆挤在他俩中间，一手抱一个。“嗨，也分我一点吧。”他说。三人紧紧抱在一起，像世界上最亲密的盟友，一起走下防波堤，把行李丢在那儿，直到他们找到地方安放。他们不到一个小时就安顿好了，因为聪明的马格纳斯竟能用他在这趟旅程里随意编造的希腊身份畅行无阻，一开始就知道该找哪家旅店，该讨好哪些人，该找哪些人来帮忙。然而，夜晚还是会降临，而且夜复一夜，越来越糟，从她醒来的那一刻就挥之不去，她可以感觉到它们偷偷爬到她身上，潜伏一整个白天。为了庆祝抵达新家，马格纳斯买了一瓶苏联红牌伏特加，虽然他们这一阵子曾屡次决定不买烈酒，只喝当地的葡萄酒。酒瓶几乎空了，而汤姆，感谢上帝，终于在他的新房间睡着了。否则玛丽就得祈祷了，因为汤姆近来成了个收破烂的，她父亲一定会这么说，老是跟前跟后捡他们用剩的东西。

“嗨，别这样，玛儿，脸色不太好看，是不是？”马格纳斯想逗她开心，“你不喜欢我们的新堡垒吗？”

“你很好笑，而且我也露出微笑了。”

“看起来不太像微笑。”马格纳斯说，露出微笑给她看，“从我坐的位置看，更像是扮鬼脸，亲爱的。”

但玛丽脑袋里血液“轰”地往上冲，而且跟往常一样，她无法制止自己。她尚未犯下罪行，但罪状已罗织在她身上。

“这就是你在写的东西，对不对？”她高声说，“你怎么会把你的聪明机智都浪费在一个没用的女人身上？”

玛丽也被自己的不快吓了大一跳，她哭了起来，握紧拳头捶打蔺草椅的扶手。但马格纳斯毫不吃惊。马格纳斯放下酒杯，走近她，用指尖轻拍着她的胳臂，等待着被接纳。他深思熟虑地将她的酒杯放在手不能及的地方。顷刻之后，他们新床的弹簧咿呀吱嘎，好像铜管乐团调音似的，因为绝望的情欲狂热终于助马格纳斯一臂之力。他与她热烈地做爱，仿佛今生再也不能相见。他把自己深深埋进她身体里，似乎她是他惟一的避风港，玛丽也盲目地配合着他。她攀上巅峰，他领着她，她对他大叫：“拜托，噢，天哪！”在那幸福的瞬间，玛丽简直可以和这该死的世界吻别。

“我们用潘布洛克这个名字，顺便告诉你。”马格纳斯不久之后说，但实在隔得不够久。“我确信没这个必要，但我希望万无一失。”

潘布洛克是马格纳斯的化名之一。他在公文包里放着潘布洛克的护照，她早就发现了。上面那张照片经过巧妙处理，看起来并不清楚，可能是马格纳斯，也可能不是。在柏林的伪造作坊里，他们常说照片看起来就像流浪工人。

“我怎么告诉汤姆？”她问。

“干吗告诉他？”

“我们儿子姓皮姆。如果告诉他说他姓潘布洛克，他可能会觉得奇怪。”

她等着，痛恨自己的倔强。马格纳斯并不常被问题所困扰，即使是有关指导或欺瞒孩子的问题。但此刻他却在思考，她可以感觉得到，在一片漆黑中，他清醒地躺在她身边思考。

“好吧，就说潘布洛克是这幢房子的主人，我会告诉他。我们要用他的名字从店里订东西。只有被问到的时候，当然。”

“当然。”

“那两个人还在那里。”他们这段对话所讨论的主角汤姆在门边说。

“什么人？”玛丽说。

但她颈背上的皮肤一阵刺痛，浑身冰冷湿痛。汤姆听见多少？或看见？

“在河边修摩托车的人。他们有特殊的军用睡袋、手电筒，和特殊的帐篷。”

“岛上到处都是露营的人。”玛丽说，“回床上去。”

“他们也在我们的船上。”汤姆说，“在救生艇后面，他们在玩牌，盯着我们。说德语。”

“船上有很多人。”玛丽说。你干吗不说话，你这个杂碎？她在心里对马格纳斯尖叫。我身上还流着你的东西，而你竟然就躺得直挺挺的不帮我？

汤姆躺在一边，马格纳斯躺在另一边，玛丽听着波洛马利报时的钟声缓缓响起。还有四天，她告诉自己。星期天，汤姆会飞回伦敦开始新学期。而星期一，我就会动手，遭天谴。

布拉德福摇着她。奈吉尔对他说了些话：问她事情怎么开始的——要她交代清楚。

“我们要你从头开始，你可以吗？你冲过头了。”

她听见一阵喃喃低语，接着是乔琪换上一卷录音带的声音。喃喃低语的是她自己。

“告诉我们，你们一开始是怎么去度假的，好不好，亲爱的？谁提议的？——噢，马格纳斯，是不是？我知道了——是在这个房子里吗？——是的——是在什么时间？坐起来，好吗？”

所以玛丽坐起来，从杰克告诉她的地方开始从头讲起：维也纳，一个甜美的初夏夜晚，一切都还圆满无缺，莱兹波斯和之前的所有小岛都还没在聪明的马格纳斯眼里闪现。玛丽穿着罩袍，在地下室装裱一本卡尔·克劳斯[52]第一版的《人类的末日》，那是马格纳斯去雷欧本见一个线人时找到的，玛丽——

“是例行的吗——雷欧本？”

“是的，杰克，雷欧本是例行的。”

“他多久去一次？”

“一个月两次。三次。他有个老匈牙利人在那里，没什么特别的。”

“他告诉你的，对不对？我以为他的线人只有他自己知道。”

“是个老匈牙利酒商，在伦敦和布达佩斯都有办公室。马格纳斯多半都守口如瓶。有时他会告诉我。我可以继续了吗？”

汤姆在学校，鲍尔小姐去祈祷了，玛丽说。是某个天主教盛宴，圣母升天日，耶稣升天日，祈祷与悔改，玛丽搞不清楚。马格纳斯应该是在美国大使馆。新的委员会才刚开始开会，她没期望他会早归。她正忙着粘贴，突然之间，没听见一点声响，她看见他站在门口，天知道他在那儿站了多久。他看起来很愉快，以他一向喜爱的方式看着她。

“怎么说，亲爱的？他怎么看你的？”布拉德福打断她说。

玛丽很出乎自己意料的，竟迟疑不决。“优越感，有一点。痛苦的优越感。杰克，别让我恨他，拜托。”

“好吧，他看着你。”布拉德福说。

他看着她，当她迎上他的目光时，他爆发出一阵大笑，唱着弗雷德·阿斯泰尔[53]的曲子，在她嘴上印上热情的吻，不让她开口说话。然后是在楼上全面且坦诚地交换意见，套句他的说法。他们做爱，他把她拉进浴室，帮她清洗，他把她拖出来，帮她擦干。二十分钟之后，玛丽和马格纳斯几乎就像一对恩爱伴侣一样穿过杜伯林上方那个小小的公园，经过对汤姆来说已太小的沙坑与攀爬架，经过汤姆踢足球的象栏，走下山坡，到德黑兰餐厅。这里不太像他们会去的小餐馆，但马格纳斯极爱这里的阿拉伯黑白爱情电影。他们每每一面吃着蒸肉丸，一面啜冷饮，店家就会为他们调低音量播放影片。在桌边，他猛地握住她的胳膊，她可以感觉到他的兴奋像电流般流向她。仿佛越是拥有她，他就越是需要她。

“我们度假去吧，玛儿，让我们真的度假去吧。让我们改变一下生活散散心，而不只是假装。让我们带着汤姆，用掉所有假期，离开一整个夏天。你画画，我写我的书，我们可以一直做爱到崩溃。”

玛丽说去哪儿，马格纳斯说哪里都无所谓，明天我会到旅行社去。玛丽说新委员会怎么办。他把她的手握在掌心，用指尖轻抚着她的掌峰，她又再度为他痴狂，他就喜欢这样。

“新委员会，玛丽，”马格纳斯断然说，“是我参加过的最愚蠢也最该死的猜字游戏，相信我，我见多了。那根本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喋喋不休，打击‘公司’的自我，还要说给每一个想听的人知道，我们和美国人在床上作些秘密勾当。雷德勒无法想像，我们竟然打算把整个情报网透露给他，而雷德勒自己，连他裁缝的名字都不肯告诉我，更别提他的特勤人员——如果他有的话，我很怀疑。”

布拉德福又开口：“他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雷德勒不愿意透露给他知道？”

“没有。”玛丽说。

奈吉尔换个问题：“他有没有告诉你其他理由，为什么委员会是个猜字游戏？”

“那是个猜字游戏，是个骗人的把戏，是个怕大家闲着没事做的工作。他只这么说。我问他线人怎么办，他说他们会照料自己，如果杰克还劳神关心他们，可以派个代理人来。我问他杰克会怎么想——”

“杰克会怎么想？”奈吉尔说，毫不掩饰他的好奇心。

“他说杰克也是玩假的：‘我又不是和杰克结婚，我是和你结婚。‘公司’早在十年前就该叫他退休了。可怜的杰克。’对不起。他是这么说的。”

布拉德福双手插在口袋里，在狭小的空间里踱着步，看看鲍尔小姐那个私生女的照片，瞧瞧她书架上的平装本爱情小说。

“还说了我什么？”他问。

“杰克已经在职太久了。童子军的时代结束了。这是个新的局面，他无法胜任。”

“还有呢？”布拉德福说。

奈吉尔把下巴埋进手掌里，端详着娇小但做工精良的鞋子。

“没了。”玛丽说。

“他那天晚上有没有出去散步？去见P？”

“他前一晚出去了。”

“我是说那天晚上。回答这该死的问题！”

“我说了，是前一晚。”

“带着报纸，一整份？”

“对。”

布拉德福双手仍插在口袋里，抬起头，很不自然地转向奈吉尔：“我要告诉她。”他说，“你会大发雷霆吗？”

“你是正式问我吗？”奈吉尔问。

“没什么特别的。”

“如果你是正式问我，我会告诉波。”奈吉尔说，一面充满敬意地看着手上的金表，似乎是从表上听取命令。

“雷德勒知道，我们知道。如果皮姆也知道，还有谁不知道？”布拉德福坚持问道。

奈吉尔想了想。“你看着办吧。你的人，你的决定。你自己收尾，坦白说。”

布拉德福倾身靠近玛丽，把头贴在她耳边。她还记得他的气息：苏格兰呢与父亲的味道。“听着？”

她摇摇头。我不要，我绝不听，我希望永远不知道。

“你的马格纳斯嘲笑的那个新委员会是个权力很大的组织。或许是这些年来，我们与美国在实务阶层所建立的最有潜力的工作关系。这个游戏的名称就叫做互信。现在要建立这样的关系比以前困难，但还是可以设法运作。你快睡着了吗？”

她点点头。

“你的马格纳斯不仅知情，也是推动这个委员会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如果我们不说他就是惟一的主要策划人的话。他介入很深，在我们开始谈判交易的时候，他甚至还向我抱怨说，伦敦方面对交易条件的诠释太过小心眼。他认为我们应该给美国人更多一些。以交换更多。这是第一点。”

我已经没什么其他的事可说了。你可以拿走我家的地址，我至亲的名字，这是你要的东西。你亲自教我的，杰克，万一他们抓走我的话。

“第二是，基于某些我当时嗤之以鼻甚至认为是有意冒犯的原因，在委员会召开三个星期之后，美国方面反对你丈夫出席委员会，并要求用他们比较中意的人来取代他。因为马格纳斯是捷克行动和其他几个较小型的东欧计划的首脑人物，这个要求完全不切实际。一年前他们在华盛顿也对他有意见，波屈服了，在我看来是大错特错。我这次不打算让他们得逞。我就是不喜欢让那些美国绅士或其他人来告诉我该如何管理我的人。我对他们说不，然后要马格纳斯去休年假，离开维也纳，直到我叫他回来。这是事实，我想这也该是让你知道的时候了。”

“这很机密。”奈吉尔说。

她以为自己会大吃一惊，但并没有。没有排山倒海而来的抗议，也没有家族著名的坏脾气爆发一通。布拉德福走到窗边，望着窗外。因为雪，早晨提早降临了。他看起来苍老，饱经风霜。他的白发在灯光里显得松散，她可以看见他头皮的粉红色。

“你护着他。”她说，“你很忠实。”

“我似乎也是个该死的笨蛋。”

整个房子都天翻地覆了。在他们底下的客厅里，搬动的家具发出砰然巨响。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这里。和杰克一起在楼上。

“噢，别这么自责，杰克。”奈吉尔说。

布拉德福让玛丽坐在椅子上，递给她一杯威士忌。你只能喝一杯，他曾说，把这当做最后一杯。奈吉尔占领了床，他坐在床上，伸出一条穿着西装裤的短腿，那样子仿佛在走上俱乐部楼梯时扭伤了腿似的。布拉德福背对着他们两人。他比较喜欢窗外的景致。

“你们首先到了科孚[54]。你姑妈在那里有栋房子。你们向她借住。谈谈这个部分，详细说。”

“泰姑妈。”玛丽说。

“我要全名。”奈吉尔说。

“泰碧莎·格瑞爵士夫人，爸爸的姐姐。”

“也曾经是我们‘公司’的成员。”布拉德福咕哝着对奈吉尔说，“在我们的名册上，几乎随时都有她们家族的成员，想想看。”

那天晚上他们喝了酒回来之后，她立刻打电话给泰姑妈，不可思议的是，正好有人取消预订，她的房子空了下来。他们借了房子，打电话到汤姆的学校，安排他学期结束之后直接飞到科孚。雷德勒夫妇一听到消息，当然也想一起去。格兰特说他可以抛下所有的事，但马格纳斯不理会。雷德勒夫妇正是那种我必须一脚踢开的社交道具，他这么说。我干吗带着我的工作去度假？五天之后，他们已安顿在泰姑妈的房子里，一切都美好无缺。汤姆在马路顶端的旅馆上网球课，游泳，喂旅店老板娘的羊，和看管小船、给花园浇水的科斯塔斯一起驾船闲逛。但他最爱的是，马格纳斯夜里带他到城郊看疯狂的板球赛。马格纳斯说，是英国人帮岛民抵抗拿破仑时，把板球引进到岛上的。马格纳斯就是知道这类事情。或者假装知道。

借着板球，马格纳斯与汤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亲密。他们躺在草地上，大啖冰淇淋，为他们最喜欢的球员加油，谈着男人的话题，这对汤姆来说真是幸福的关键：因为汤姆疯狂地爱着马格纳斯，他是个男子汉的儿子，一直都是。至于玛丽，她拿出蜡笔，因为科孚的夏天对她的水彩画来说实在是太热了，颜料一上画纸就干了，她根本来不及靠近。但她画得很好，有漂亮的风景和肖像，还款待岛上一半的狗儿，因为希腊人不喂狗，不照顾狗，不做任何事。因此每个人都很快乐，每个人都好极了。马格纳斯有间凉爽的温室可以写作，还有一整个岛可以供他无休无止地散步。他晨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散步，忍耐一整天之后，晚上又会散一回步。他们吃得很晚，通常是在酒馆吃，也常喝酒，老实说，但为什么不呢，他们是在度假啊。还有漫长的情爱午睡，玛丽和马格纳斯在阳台做爱，汤姆则躺在沙滩上，用马格纳斯的双筒望远镜观察海湾里来来去去的裸体男女，所以就像马格纳斯所说的，每个人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磅肉了。直到有一天，钟停了，马格纳斯从夜里的散步归来，承认他写作碰上瓶颈了。他走了进来，给自己倒了一杯很烈的希腊茴香酒，猛地坐进椅子，直截了当地说：

“对不起，玛儿。对不起，汤姆，老家伙。但这个地方他妈的太诗情画意了。我需要人群，看在老天的分上。需要烟雾、垃圾和一些痛苦环绕着我们。在这里就像在月球上，玛儿。比维也纳还糟，真的。”

他的话很温柔，但态度却非常坚定。他喝了酒，很显然的，但那是因为他很沮丧。“我快要疯了，玛儿。我真的要疯了。我告诉过汤姆。是不是，汤姆？我说我真的受不了了，而且我觉得自己很差劲，因为你们两个都这么开心。”

“没错，他说过。”汤姆说。

“好几次。而今天简直是迎头痛击，玛。你们一定要帮我脱身，你们两个。”

他们当然说他们会帮他。玛丽立刻打电话给泰姑妈，好让她把房子重新托租。他们一起来个大熊式的拥抱，然后带着坚定的决心上床睡觉。第二天，玛丽打包行李，马格纳斯到城里去处理船票和预订他们下一段冒险之旅的行程。但汤姆，太过疲倦的他通常很多话，对他们必须离开科孚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爸爸在板球场见到这个神秘的人。那是一场真正的超级赛，妈，岛上两个最强的球队，真的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们看得都疯了，突然这个看起来睿智、精瘦的人就出现了，他留着像魔术师的小胡子，走路一跛一跛的，老爸一看见他就站起来。他微笑着走过来，和老爸谈了一会儿，他们在空地上走来走去，老爸和这个瘦瘦的人，他走得很慢，像生病的人。但他对老爸很亲切，虽然爸太激烈了。

“是激动。”玛丽出乎自然地纠正他，“别太大声，汤姆。我想爸爸在某个地方做事呢。”

“而且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蝙蝠侠，”汤姆说，“叫菲利普的。”这是汤姆见过的最厉害的蝙蝠侠。“在交换投球之前他就得了18分，观众都爱死他了。但是老爸都没注意，因为他忙着听那个亲切的人讲话。”

“你怎么知道他很亲切？”玛丽没来由地有些恼怒，“小声一点。”温室里没点灯，但有时马格纳斯就坐在一片漆黑里。

“他对他就像父亲一样，妈。他年纪比较大，很冷静。他一直要老爸坐他的车，老爸一直说不要。但他没生气或什么的，他太聪明了。他对老爸很客气，一直微笑。”

“什么车？这是个夸张的传奇故事，汤姆。你知道的。”

“沃尔沃。卡洛曼诺先生的沃尔沃汽车。一个人开车，还有另一个坐在后座。他们边走边谈时，车子在围墙另一边等着。我说的是实话，妈。那个瘦瘦的男人没发脾气或什么的，他真的喜欢老爸，你看得出来的。不只是握住他的手臂。他们对彼此很友善。比格兰特叔叔还好。比较像杰克伯伯。”

那天晚上玛丽问马格纳斯。他们打包行李，她很兴奋要搬家，而且也真的很期待去雅典的博物馆。

“汤姆说你在板球场被某个讨厌的人缠上了。”玛丽说，他们在忙了整天之后一起享用一杯浓烈的睡前酒。

“我？”

“有个小个子的人缠着你在空地上绕来绕去。听起来像个生气的丈夫。他留个小胡子，除非是汤姆自己想像的。”

然后马格纳斯隐约记起来。“噢，没错。他是个无聊的英国老人，一直要我去看他的别墅。他想推销给我。真是讨厌！”

“他说德语。”第二天早上马格纳斯出门散步之后，汤姆吃着早餐说。

“谁？”

“老爸的那个瘦子朋友。在板球场找上老爸的那个人。老爸也和他说德语。为什么爸要说他是个英国老人？”

玛丽扑向他，她已经很多年没对他这么生气过。“如果你想听我们谈话，你就滚进来好好听，别在门外探头探脑的像个间谍。”

然后她又觉得很羞愧，于是陪他一起打网球，直到上船离开。在船上汤姆吐得像只狗，抵达比雷埃夫斯[55]时体温高达华氏103度，她内疚不已。在雅典的医院里，一个希腊医生诊断是虾子过敏发疹，这真是荒谬，因为汤姆讨厌虾子，一口都不肯吃；那时汤姆的脸肿得像只大颊鼠，所以他们住进昂贵的客房，让他躺在床上，睡着冰枕，玛丽读奇幻故事给他听，马格纳斯在一旁听着，不然就坐在汤姆房间里写作。但多半的时间他都在听，因为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事，他总是这样说，就是看着她安抚他们的孩子。

“他完全没出门吗？”布拉德福问。

“一开始没有。他不想出门。”

“打过电话吗？”奈吉尔说。

“打给大使馆。备案，这样你们才知道他在哪里。”

“他告诉你的？”布拉德福说。

“是的。”

“他打电话的时候你不在场？”奈吉尔说。

“不在。”

“你在隔壁听到他讲话的内容吗？”

“没有。”

“知道他和谁讲话？”还是奈吉尔。

“不知道。”

奈吉尔坐在床上，抬眼看布拉德福。

“但他打电话给你了，杰克。”他激布拉德福说，“偶尔从海角天涯打电话来和老长官聊聊天？这可真是义不容辞啊，对不对？查查线人——‘你知我知的那个老家伙怎么样啦？’”

奈吉尔是新来的非专业人士，玛丽记得马格纳斯告诉过她。他是打算要带进白厅务实主义气息的那种白痴。如果我听过什么自相矛盾的名词，就是这个，马格纳斯说。

“一句话都没有。”布拉德福回答说，“他就是寄给我一堆风景明信片：‘感谢上帝，你没在这里。’给最新的地址。”

“他什么时候开始出门？”奈吉尔说。

“汤姆开始退烧以后。”玛丽回答说。

“一个星期？”奈吉尔试探说，“两星期？”

“没那么久。”玛丽说。

“说清楚。”布拉德福说。

那是晚上，可能是第四天。汤姆的脸恢复正常，所以马格纳斯建议玛丽出去逛街，由他来照顾汤姆，让她歇口气。但玛丽不敢独自逛雅典的街道，因此让马格纳斯先出门，玛丽第二天早上再去逛博物馆。他半夜回来，非常高兴地说他在希尔顿对面的地下室找到一家不可思议的老希腊旅行社，一个非常有文化素养的人，他们一起喝茴香酒，讨论宇宙万物的问题。那个老人经营各岛屿的别墅出租服务，希望能在他们看够雅典之后，约莫一个星期，替他们找到取消预订的房子。

“我以为不再考虑岛屿了。”玛丽说。

有那么一段时间，马格纳斯似乎忘记了他们离开科孚的原因。他似笑非笑，老说每个岛屿都各不相同。之后，她似乎就算不清楚日子了。他们搬到一家较小的旅馆；马格纳斯写了又写，晚上出门，等汤姆好得差不多之后就带他去游泳。玛丽素描雅典卫城，带汤姆去了几个博物馆，但他比较喜欢游泳。同时，他们等待着那个老希腊人给他们回音。

布拉德福再次插嘴：“他写的这个东西。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他喜欢保守秘密。零碎片断。他就只告诉我这些。”

“就像他的线人一样。”布拉德福说。

“他希望等他有东西可以拿给我看时，我会觉得新鲜。他不喜欢自己说出来。”

日子非常平静，玛丽现在还记得，而且有种诡异的秘密气氛。直到有天晚上，马格纳斯消失了。他晚餐之后出门，说要去给那个老小子一点压力。第二天早上他还没回来，到了午餐时分，玛丽开始害怕。她知道她应该打电话给大使馆。另一方面，她又不希望在惊慌之下采取不必要的行动，或做任何会让马格纳斯卷进麻烦的事。

布拉德福再次打断她。“什么样的麻烦？”

“如果他狂喝烂醉什么的。那会在他的档案里留下一笔。他正期待升迁。”

“他以前狂喝烂醉过？”

“当然没有。他和格兰特偶尔一起喝酒，但也就是小酌几杯。”

奈吉尔猛然抬起头。“但他为什么期待升迁？谁对他提过升职的事吗？”

“我提过。”布拉德福毫不后悔地说，“我认为等这些是是非非过去之后，他应该就能升职。”

奈吉尔在他的笔记本里简短地记上一笔，一面露出怏怏不乐的微笑。

无论如何，她一直等到晚上，然后带着汤姆到希尔顿，一间一间查看对面的房子，最后终于在一间地下室找到那个有教养的老希腊人，就像马格纳斯所形容的那样。但那个希腊人已经一个星期没见到马格纳斯了，玛丽也没留下来喝杯咖啡。等他们回到旅店时，就发现马格纳斯两天没刮胡子，穿着消失时穿的衣服，坐在中庭吃培根和蛋，喝醉了。不是糊里糊涂的醉酒，他不会这样做的。不是愤怒的醉酒，不是感伤，不是挑衅，更不是一时冲动，因为喝酒一向只会强化他的防卫心。是谦恭有礼的醉酒，因此，前所未有的温柔可亲，他的故事编得无懈可击，但有一个罕见的错误。

“对不起，伙伴们。我和狄米崔喝醉了。我喝得烂醉，不省人事。哈啰，汤姆。”

“哈啰。”汤姆说。

“谁是狄米崔。”玛丽问。

“你知道谁是狄米崔。在希尔顿对街祷告的那个老希腊旅行社代理人。”

“有教养的那个。”

“就是他。”

“昨天晚上？”

“我记得是，老女孩，但昨晚就像永远那么遥远。”

“狄米崔从上个星期一之后就没见到你了。一个小时之前，他亲口告诉我们的。”

马格纳斯思考着。汤姆找到一份《雅典新闻》，站在隔壁桌旁专注地看电影版。

“你调查我，玛儿。你不该这么做的。”

“我没有调查你，我是在找你！”

“别在这里吵，姑娘。其他人在吃饭，你看。”

“我没吵。是你在吵。失踪两天，带着满口谎言回来的人可不是我。汤姆，回你的房间，亲爱的。我很快就上去。”

汤姆离开了，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表示他什么也没听见。马格纳斯喝了一大口咖啡。然后他抓住玛丽的手，亲了一下，轻轻地拉她坐在身旁的椅子上。

“你希望听到我告诉你什么，玛儿？我和妓女饮酒作乐，还是我的线人出了问题？”

“你干吗不实话实说？”

这个建议让他发笑。不恶毒，也不讥讽。他只是带着悲哀的宽容接纳这一切，正如他解决了世界贫穷问题或赢了腕力比赛之后，对汤姆露出的神情。

“你知道吗？”他又吻了她的手，把它贴近脸颊。“生活里什么都摆脱不了。”她很诧异地在他的短须上感觉到一片湿濡，他落泪了。“我在宪法广场，对吧？从布列塔格尼酒吧出来。专心想我的事。怎么回事？我直直地撞进一个我以前用过的捷克线人怀抱里。一个不折不扣的坏蛋，瞎掰胡编，给我们惹了很多麻烦。他像这样抓住我的手臂。‘曼彻斯特上校！曼彻斯特上校！’他威胁要向警察告发我是个英国间谍，如果我不给他钱的话。他说我是他在这世上仅剩的朋友。‘和我一起去喝酒，曼彻斯特上校。就像以前一样。’所以我去了，灌他个烂醉，然后溜之大吉。我自己恐怕也醉了。任务呐。我们上床吧。”

他们上床了。也做爱了。两个陌生人绝望地交欢，而汤姆正在隔壁读他的奇幻故事。两天之后，他们动身到蛇怪岛[56]，但蛇怪岛太狭小，也太不吉利，一时之间无处可去，只能到斯贝采[57]，这个时节我们应该没有问题。汤姆问说贝吉可不可以加入进来，马格纳斯说不行，她绝对不可以，因为他们全都想来，他打算写作的时候，可不想有一群雷德勒家人来扰乱思绪。在其他方面，除了喝酒之外，马格纳斯表现得比以前更贴心、更有礼貌。

她停了下来。就像画到一半退后几步瞧瞧一样，回顾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故事。她喝了一些威士忌，点了一根烟。

“天哪。”布拉德福轻声说。没有下文。

奈吉尔在他那特小号的手指背面找到一块死皮，小心翼翼地剥下来。

又是在莱兹波斯，另一个黎明，但同一张希腊床，波洛马利城也再次醒来，尽管玛丽祈祷它继续沉睡，祈祷钟声会逐渐隐退，太阳会落到刚刚升起的山丘背后，因为今天是星期一，昨天汤姆已回学校。玛丽在枕头下放着证据，她承诺把他送她保平安的兔子皮塞在下面，以及——仿佛她需要用来增强决心似的——他离开之前对她说的最后那些话的恐怖记忆。玛丽和马格纳斯载他到机场，在下一次远离之前好好审度他。玛丽和汤姆站着等待登机广播，两个人几乎没能碰一下。马格纳斯在吧台给汤姆买了一袋开心果带在路上，也给自己买了一杯茴香酒打发时间。玛丽检查了六次汤姆的护照、钱、给舍监说明他患虾疹的信，以及他写给外婆的信，要在伦敦机场见到外婆时立即交给她，亲爱的，这样你就不会忘掉了。但汤姆比平常更魂不守舍；他望着背后的主入口，看着人们穿过旋转门，他脸上有种奋不顾身的决绝，那么强烈，让玛丽不禁怀疑他是不是想要冲上前去。

“妈？”他魂不守舍时仍这样叫她。

“嗯，亲爱的。”

“他们在这里，妈。”

“谁？”

“那两个从波洛马利来的露营的人。他们坐在摩托车上，在机场的停车场里，盯着老爸看。”

“听着，亲爱的，别说了。”玛丽坚定地反驳，决定赶走这些阴影，所有的。“就是别说了，好吗？”

“只有我认得出他们，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想明白了，我记得。他们就是在科孚的板球场外开车兜圈子的那两个人，老爸的朋友还一直要他上车。”

有那么一会儿，尽管玛丽已经历过这痛苦不下十余次，她仍想高声尖叫：“留下来——别走——我才不在乎你那该死的教育——留下来陪我。”但她没这么做，她愚蠢地隔着栅栏和他挥手，把眼泪留到回程的车上。马格纳斯永远对她绝对地温柔。现在是第二天早上，汤姆差不多已抵达学校了，玛丽瞪着克里亚·凯蒂纳腐朽的百叶窗，天光无情地从裂缝里射进光线，她努力想不听底下水管的哐当声以及水花飞溅在火石板上的水声，那是马格纳斯在享受他的清晨淋浴。

“噢呀，天哪！你醒了，女孩？天下金钱雨啰，相信我！”

相信你，她又对自己说了一遍，缩进床单更深处。十五年来，他从没叫过她女孩，直到来了这里。现在，她突然整天都是女孩了，仿佛他唤醒了她的性别意识似的。仅一幅之宽的地板隔开了她与他的距离，倘若她有勇气往床边看，就会在几条木地板的距离外瞥见他陌生赤裸的身体。皮姆没得到她的响应，一边冲水一边哼起吉尔伯特与苏利文[58]的歌剧。

“清晨早起，我们点起火……我唱得如何啊？”他大叫，他就只会唱这么多了。

在另一段生活里，玛丽在音乐方面小有名气。在普拉煦，她领导了一个还算有水平的合唱团。加入总部之后，她在“公司”的合唱团担任独唱。以前只是没人放唱片给你听，她常这样对他说，虽未言明，其实是归咎于他第一任妻子贝琳达。有一天你会唱得像说得一样好听，亲爱的。

她深吸一口气。“唱得比卡罗索[59]还好！”她大叫。

意见交流已完成，马格纳斯可以继续冲澡了。

“进行得很顺利，玛儿。真的很顺利。七页隽永的文章。只是初稿，但真的很好。”

“好极了。”

他开始刮胡子。她听得见他在塑料洗脸盆里敲净刮胡刀的声音。刀片，她想：噢，天哪，我忘了帮他买该死的刀片了。往返机场的路上，她一直觉得自己忘掉了什么东西，因为这些天来，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她来说都是天大的事。现在我得去买奶酪作午餐。现在我得买面包来配奶酪。她闭上眼睛，又重重地吸了一口气。

“你昨晚睡了吗？”她问。

“睡得像死人一样。你没注意吗？”

是的，我注意到了。我注意到你半夜两点偷偷溜下床，蹑手蹑脚地下楼到工作室去。我注意到你踱来踱去，然后停下脚步。我听见你椅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还有你开始动笔之后那只毛毡尖钢笔发出的沙沙低语。写给谁？用什么声音？哪一个？

一阵音乐声盖过了他刮胡刀的声音。他打开了他那台聪明的收音机，听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世界新闻”。马格纳斯有很精准的时间概念，一分不差，白天黑夜都相同。他如果看自己的手表，也只是为了确认脑海中的时间表。她麻木地听着没人能控制的事故。一颗炸弹在贝鲁特爆炸。萨尔瓦多的一个小镇被夷为平地。英镑贬值。或升值。俄国人将退出下一届奥运会，或终究还是会参加。马格纳斯对政治很有领悟力，就像太聪明而不敢打赌的赌徒。噪音逐渐越来越大，因为马格纳斯把收音机带到楼上来，水滴下来了，滴下来了，他全身赤裸，只穿着一双拖鞋。他俯身抱住她，她闻到刮胡皂的味道，还有他写作时所抽的希腊淡烟。

“还想睡？”

“有一点。”

“老鼠还好吧？”

玛丽在花园里找到一只几乎开膛破肚了的老鼠，带回来照顾。现在老鼠躺在汤姆房间的一个稻草盒里。

“我还没去看呢。”她说。

他吻她耳旁，雷火乍现，接着开始爱抚她的胸部，表示想要她接纳他，但她只草草地说“等会儿”，就转过身去。她听见他水淋淋地走向衣橱，她听见老旧的门奋力抗拒，终于还是摇摇晃晃地开了。如果他选了短裤，那么就是要去散步。如果他选了牛仔裤，那么就是要进城去和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喝酒厮混。“叫我派奇”的帕克上校，我的希腊小男友，和我系着皮带像只茶壶的梗犬。艾尔西和依瑟尔，从利物浦来的同性恋退休女教师。约克什么的，我在丹第[60]有点儿小生意。马格纳斯拉出一件衬衫，套了进去。她听见他系紧短裤的声音。

“你要去哪儿？”她说。

“散步。”

“等等我。我和你一起去。你可以和我谈谈。”

突然替她把话说出口的是谁——这个成熟、坦率、切中要点的女人？

马格纳斯和她一样惊讶：“谈什么，老天哪？”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亲爱的。我不在乎。只要告诉我，不管是什么，那我就不必——”

“不必怎么样？”

“压抑。视而不见。”

“胡说。一切都很好。我们只是因为汤姆离开而有些忧郁罢了。”他向她走过来，让她躺回到枕头上，好像她病了似的。“你再睡一会儿，我去走走。我们在客栈碰面，大约三点。”

只有马格纳斯能让克里亚·凯蒂纳的前门如此轻声地关上。

突然之间，玛丽坚强起来。他的离去解放了她。呼吸。她走到北面的窗户，所有的事都计划好了。她以前就做过这些事，也记得自己的技巧如何娴熟，常比男人还沉稳。在柏林时，每当杰克需要人手，玛丽就负责监视，从门房手里骗到房间钥匙，在危险的桌上偷换文件，载惊恐的线人到安全公寓去。我比我自己了解的还要拿手，她想。杰克常常赞叹我的冷静和锐利的眼光。望出窗户，她看见那条新铺好的路蜿蜒上山。有时他会走这条路，但今天没有。打开窗户，她探出身子，似乎要尽情享受这美好的地方与清晨。那个巫婆凯蒂纳早早就在挤羊奶，表示她去过市场了。玛丽很快瞥一眼干涸的河床，在小石桥的阴影下，同样的那两个年轻男子又在修他们的德国车牌摩托车。如果他们两人像这样出现在维也纳的房子外面，玛丽会立即找马格纳斯，必要时会打电话到大使馆给他。“今天的天使看起来飞得很低。”她会这样说。而马格纳斯会马上采取行动——通知外交巡逻队，派他的手下去查他们的底细。但此刻僻居异地，他们似乎都同意对这些天使，无论如何可疑，都应该视而不见。

他的工作室在一楼。他没锁门，但他们之间一直谨守约定，除非有他的特别召唤，否则她不进去。她转开门把，走了进去。护窗板关上了，但没能挡住上方的窗玻璃，因此有光线可以让她看得见。她步履沉重，告诉自己，记得受过的训练。如果你一定得要弄出噪音，就弄个大的吧。房里陈设简单，是马格纳斯喜欢的样子。一张书桌，一把椅子，还有一张单人床，可以让他在撰写初稿的泉涌文思间略歇一会儿。她拉开椅子，拿开一瓶伏特加。书桌上满是书和纸，但她什么也没碰。他那本陈旧麻布装订的《痴儿西木传》依然高踞案头。他的吉祥物。他的珍宝。这是玛丽的绝对禁忌，他绝不让她装裱。因为我喜欢它现在的样子，他顽固地说。我拿到它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一定是某个女人给的，毋庸置疑。“给永非吾人仇敌的马格纳斯阁下”，上面用德文题了字。去她的。去她的古怪小名。

布拉德福再次打断她。

“现在在哪里，那本书？”

玛丽颇有困难，也很不情愿回到现实。

但布拉德福很坚持：“不在他楼下的书桌上。我也没在客厅看到。也不在卧房或汤姆的房间里。在哪里？”

“我告诉你了，”她说，“他到哪里都带着那本书。”

“你没告诉我，但谢谢你。”布拉德福反驳说。

她戴了一双棉手套，避免留下汗渍或污痕。他必施诡计。他做这些事完全出于本能。他的旧手提箱躺在地板上，箱盖大开，但她碰也没碰。其他的书仿佛随意散放在桌面，像镇纸般压住手稿。她看看书名。一本德文书《自由与良知》，作者她听都没听过。旁边是一本马多克斯·福特[61]的《好士兵》，是马格纳斯这些天来捧读不倦的书，简直已经成了他的《圣经》。再旁边是一本旧相册。她轻轻地打开不熟悉的封面，没移动位置，翻过几页。八岁的马格纳斯穿着足球衣，在球队里。五岁的马格纳斯在阿尔卑斯山，紧抓着滑雪橇。马格纳斯约莫是汤姆的年纪，已有着他过度欣然的微笑，邀请你进入，却不期待受到邀请。马格纳斯与贝琳达在度蜜月，两个人看起来都不超过十二岁的样子。她以前没见过这些照片。合上封面，玛丽退后一步，再次审视书桌上的陈设。如此一来，他的手法在她眼里便一览无遗。这三本书看似随意散放在纸上，其实是以剪纸刀为中心对齐成一列。玛丽到厨房抓了一条抹布来，铺在书桌旁的地板上，然后用她戴了手套的手掌量桌上每一件物品之间的距离。她像撕开伤口上的绷带似的，轻轻地把每一样东西按原来排列的方式摆在抹布上。桌上的纸张已可供她自由翻阅。她没料想到会有这么多灰尘。光是走过地板就弄出一大团烟雾来。我是个盗墓人，她想，烟尘呛得她喉咙发烫。她凝视着一叠手写的稿件。最顶上的一页删涂得一片乌黑。她拿起手稿，没动其他的东西。她拿到小床上，坐了下来。她小时候在普拉煦，他们管这叫“吉姆游戏”，每年除夕都要玩，像演戏、玩谋杀、跳苏格兰舞一样。在训练所里，她应该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他们管这叫“观测”，在戴德姆、曼宁特里和贝霍尔特了无生气的村落里玩：这个星期有谁的门粉刷了，玫瑰修剪了，买新车了，18号的门阶上有几瓶牛奶？但无论在哪里玩，玛丽总是遥遥领先；她天生有照相机般的记忆力，能注意到极微小的差异。

一部小说的片断，她告诉布拉德福，全是开头。

有十几个第一章，有些打字，有些手写，但全都删得乱七八糟。大部分的内容在讲述一个孤儿班恩的故事。

涂鸦。画着一条偷偷伸出来的手臂。女人的胯下。

写给自己看的注记，骂声连连：“滥情的垃圾”——“重写或丢掉”——“你忽略了男人对孩子的咒骂”——“有一天文沃斯会抓到我们”。

一个粉红色的文件夹标示着“散页”。班恩对权威屈服。班恩发现有另一个真正的情报单位，毫不迟疑地加入。一个蓝色的文件夹标示着“最后场景”，其中有好几张是写给波比的，亲爱的天杀的波比。有一张从她的素描簿里偷来的画纸，马格纳斯画上一串相连的思想泡泡，表达出他的想法，这也是汤姆在学校学会的准备论文的方法。泡泡：“如果万物痛恨虚无，虚无又如何看待万物？”泡泡：“口是心非让你取悦某人，却得罪另一人。”泡泡：“我们之所以爱国，是因为我们怕四海为家；我们之所以四海为家，是因为我们怕爱国。”

有人敲门，但布拉德福对乔琪摇摇头，告诉她别理会。

“那不是他真实的写作。”玛丽说，“太吞吞吐吐了。总是写了一段，就突然停住，好像他心痛得无法继续。”

布拉德福没诅咒心痛的人。

“还有呢。”他说，“还有呢，快说。”

“是我，长官。”傅格斯从门外叫道，“紧要消息，长官。非常急。”

“我说等一下。”布拉德福命令道。

“‘班恩生活的体系完全崩溃了。’”玛丽继续说，“‘他的生活全是创造出来的假相，完全不真实。现在，真实来找他了，而他逃了。他的文沃斯就站在门口。’”

“接下来呢？”

布拉德福居高临下地对她说。

“‘瑞克创造了我，瑞克快死了。一旦瑞克放掉手中的线，会如何呢？’”

“继续。”

“一句引自《路加福音》的话。我从没见过他打开《圣经》。‘对琐事忠诚者，对大事亦忠诚。’”

“然后呢？”

“‘对琐事不诚实者，对大事亦不诚实。’他在纸张边缘一连画了好几个小时。不同的墨水。”

“还有呢？”

“‘文沃斯是瑞克的复仇女神。而波比是我的。我们两人都付出了一生的时间，努力弥补我们加在他们身上的事。’”

“接下来呢？”

“‘现在每个人都在追查我。‘公司’在追查我，美国人在追查我，你在追查我。甚至可怜的玛丽也在追查我，而她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你是谁？在他的诗里谁是这个你？”

“‘波比。我的命运。最亲爱的波比，最好最好的朋友，叫你那些天杀的走狗滚开我门前。’”

“波比像是花名[62]。”布拉德福提出看法，他跪在她身旁，推开乔琪的麦克风。“像壁炉烟囱里的花。不过是单数。只有一个波比。”

“没错。”

“而文沃斯像个地名。阳光普照的文沃斯。在品位高雅的萨里[63]？”

“是的。”

“认识他吗？——或是她——任何叫这个名字的人？”

“不认识。”

“波比呢？”

“不认识。”

“继续。”

“还有第八章。”她说，“完全出乎意料。没有第二到第七章，但有第八章，全是手写，没有删改。标题是‘过期支票’，虽然第一章并没有标题。描写有一天班恩开始违抗他所有的承诺。从第三人称又回到第一人称，一直持续用第一人称叙述。而第一章用的是‘他’和‘班恩’。‘债主在敲门，文沃斯领头。但班恩没当一回事。我低下头，抬起肩膀，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痛殴我的脸时，我又打又敲又撞。但即使脸已粉碎，我仍做三十五年前就该做的事，对杰克、瑞克，和所有的姆妈、父亲，我看着你偷走我的生命。波比、杰克、你们其他人，让我这一辈子——这一辈子——一辈子——’”

她停了下来。她的呼吸憋住了。门打开，傅格斯闯了进来，无视于纪律存在是绝对会让他受惩处的行为。奈吉尔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乔琪把目光移到他身上，指着门，用唇语说出去，但傅格斯动也不动。

“一辈子怎么样，看在老天的分上？”布拉德福在她耳边大叫。

她低声轻语。她大声尖叫。她与嘴里的话奋战不休，呻吟催迫，但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布拉德福摇着她，起初轻轻的，接着越来越用力，最后真的非常用力。

“背叛。”她说，“‘我们背叛忠诚。背叛就像是想像现实不够美好。’他这样写。背叛如同希望与补偿。如同创造更美好的园地。背叛如同爱情。如同对我们自己未曾体验过的生活的礼赞。一句又一句，都是这些烦死人的背叛格言。背叛如同逃避。如同建设性的行动，如同理念的声扬。崇拜。如同灵魂的探险。背叛如同旅行：如果我们未曾离开家，如何发现新天地呢？‘你是我的应许之地，波比，你让我的谎言有了理由。’”

就在她读到这一句时，她解释说——有关波比与应许之地的这一句——她转过头，就看见穿着短裤的马格纳斯站在工作室敞开的门口，一手拿着一个蓝色的大信封，另一手拿着电报，脸上的微笑像他学校里带头的男生。

“他里面有另一个人。”玛丽说，她吓坏了。“那不是他。”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刚才说是马格纳斯站在门口。你到底看见什么了？”

她也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事。有人站在门口看着他。他是在报复。我从他脸上可以看得出来。”

“他说了什么？”奈吉尔伸出援手。

她学马格纳斯的声音，或许只有脸部的表情。空虚，但无法看透。仍然非常礼貌：“哈啰，老情人。可以和伟大的小说相提并论吧，是不是？恐怕还赶不上简·奥斯丁，但等我好好编排，有些部分还用得上。”

抹布铺在地板上，他的书和一半的纸张放在上面。但他带着电报走向她，脸上挂着胜利与解脱的微笑。她接过电报，走近窗边去看。或许只是要分散他对书桌的注意力。

“是你打来的，杰克。”她说，“用你的化名维克多，写给皮姆的化身潘布洛克。马上回来，你说。一切都已原谅。委员会上午十点在维也纳重新召开会议。维克多。”

布拉德福终于不慌不忙地转头向傅格斯。

“你到底要干什么？”他说。

傅格斯说话的方式就像汤姆被晾在一边很久，等待大人让他加入时一样。

“大使馆情报站职员送来的大消息，长官。”他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他用密码打电话来，我才刚解开。情报站的烧盒从保险室里失踪了。”

奈吉尔摆出一个可笑的姿势，想缓和这一触即发的气氛。他举起心爱的双手，用指尖柔柔地指着天上，像吹干指甲油似的摆动。但仍跪在玛丽身边的布拉德福，却好像突然得了昏病似的。他缓缓地站起来，缓缓地将手划过唇间，仿佛他舌尖尝到了坏味道。

“什么时候失踪的？”

“不知道，长官。没有迹象。他们已经找了一个小时了，还是找不到。他们就只知道这些。还有一张外交信差卡和盒子放在一起，也失踪了。”

玛丽还没进入情况。同步器出了差错，她想。谁站在门口，傅格斯或马格纳斯？杰克耳聋了。盘问不休的杰克用完弹药了。

“档案处的警卫说，星期四一大早，皮姆先生要去机场之前先绕到大使馆。警卫没想到要问，因为他没记进日志。上楼，下楼，很遗憾听到他父亲的事，长官。但他下楼时带着他那个很重的黑色包包。”

“那个警卫完全没想到要问他？”

“他当然没想到，长官，是不是？他父亲过世，而且他很匆忙。”

“还有其他东西不见了吗？”

“没有，长官，只有烧盒，长官，到目前为止他只拿走这个东西，还有我提过的那张卡。”

“你要到哪里去？”玛丽说。

奈吉尔站起来，扯着他背心的镶边，而布拉德福则准备动身，把东西往外套口袋里塞。他的黄色香烟。他的钢笔和笔记本。他的旧德国打火机。

“什么是烧盒？”玛丽掩住惊慌说，“你要到哪里去？我在说话。坐下！”

布拉德福终于记起她的存在，俯视着坐下的她。

“你不知道，对不对？”他说，“你当然不知道。你是第九级。你层级不够高，所以不知道。”解释很麻烦，但看在过去的分上他勉力而为。“烧盒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小的金属盒。在这里，指的是一个外交锦囊，钢丝衬里的。只要一下令就立即烧毁，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那是情报站首脑放他皇冠上宝石的地方。”

“那么里面装了什么？”

奈吉尔和布拉德福互相交换眼神。傅格斯仍瞪大眼睛。

“里面装了什么？”她重复道，一阵不同以往、更难捉摸的恐惧开始攫住她。

“噢，不多。”布拉德福说，“当地的情报干员。我们所有的捷克人，几个波兰人，一两个匈牙利人，几乎就是我们从维也纳所操控的一切，或以前所做的。谁是文沃斯？”

“你问过了。我不知道。一个地名。烧盒里还有什么？”

“这样啊，一个地名。”

她失去他了。杰克。走了。失去了他——一个情人，一个朋友，一个上司。当她告诉他山姆的死讯时，他有着一张如同她父亲的面容。爱已离他远去，他仅余的信心也随之而去。

“你早知道。”他漠然说。他正走向门边，甚至没看她一眼。“你老早就知道，这么多年了。”

我们都知道，她想。但她无心，或者在此情况下没有兴趣这样对他说。

仿佛探访时间终了的铃声响起似的，奈吉尔也准备离去。“现在，玛丽，我把乔琪和傅格斯留下来和你做伴。他们会掩护你，告诉你如何应付所有的事。他们会随时向我报告。从现在开始，你也一样，只对我报告。你明白了吗？如果你需要留话或什么的，我是奈吉尔，我是秘书处主任，我的私人助理叫玛夏。别和‘公司’里的其他人谈。这恐怕就是命令。甚至是杰克。”他加上一句，特别提及杰克。

“烧盒里还有什么东西？”她又问一次。

“没有了。完全没有。只是一般的东西。别自寻烦恼。”他走向她，靠着布拉德福对她的亲密举止而壮起胆子，笨拙地把手放她肩上。“听着。这一切不见得会像听起来那么糟。很自然的，我们必须采取防范措施。我们必须假设最坏的情况，保护我们自己。但杰克有时候看事情太过哥特式了。最不戏剧性的解释反而最能贴近事实。杰克不是惟一有经验的人。”

6

阴暗的海雨笼罩了皮姆的英格兰，他谨慎地踮脚钻入雨中。现在是傍晚，他已写了很久，久于他此生的任何一次书写，此刻，他心里空空的，感觉非常敏锐，以及恐惧。雾角响起——一短，两长——是灯塔或是一艘船。走近灯下，他再次看手表。再过110分钟，53年已逝。音乐台空无一人，草地保龄球场水淋淋的。商店橱窗仍挂着夏天防晒的黄色玻璃纸，脏兮兮的。

他朝镇外走去。他在卖服饰杂货的布兰迪那儿买了一件塑料斗篷。“晚安，坎特伯雷先生，我们能为你效劳吗？”在雨中，斗篷滴滴答答，像个洋铁皮屋顶。他手里提着替杜柏小姐买的东西：从爱特肯先生那儿买的培根，要留神，告诉他切五份，保管他会切得太厚。告诉克罗斯先生，上礼拜的番茄烂了三个，不只坏掉，是烂掉。如果他不换我好的，我就永远不上他那儿买。皮姆一字不差地遵照她的指示，尽管没像她期望的那般穷凶极恶，因为克罗斯与爱特肯都接受他的秘密津贴，这些年来只给杜柏小姐一半的账单。从法尔街的旅行社，他得知六天内将有一个银发旅行团从盖特威克机场[64]出发到意大利。我会打电话给她住在博格纳[65]的表妹梅兰妮。如果我也负担梅兰妮的费用，杜柏小姐就无法反对。

106分钟。只过了4分钟。梅兰妮表妹和杜柏小姐都被遗忘了。从他脑海中嚷嚷着要被认可的无数执拗记忆中，他选择了华盛顿和气球。在我们曾有过的疯狂谈话方式中，气球无疑拔得头筹。你想聊聊，但我不见你。我惊恐不断，决定把你打入冷宫。但你不愿地位旁落，你决不愿意。为了迁就我，你放了一个小型的银色气球飞越华盛顿特区的屋顶。直径半米，汤姆有时会在超级市场免费拿到的那种。我们分别开着车行驶在城市的两端，你用德语告诉我，我想像嘉宝[66]一样抛弃你，真是个笨蛋。话筒里传递的频率像臭虫般跳跃，肯定会让听的人抓狂。

他爬上悬崖小径，经过亮着灯的小屋，取捷径穿过一幢豪宅的庭院。我要打电话给她的医生，劝她说她需要去度个假，或是教区牧师，她很听他的话。在他下方，游乐园闪烁的灯火仿佛迷雾中饱满的草莓。在这片灯火旁，他可以看到索芙塔冰馆的蓝白色霓虹灯。潘妮，他想，你不会再见到我，除非我的脸出现在报纸上。潘妮隶属于他那些有情人组成的秘密兵团，如此秘密，连她自己被列入都不自知。五年前，她在步行区的活动篷屋卖炸鱼与薯条，爱上了一个穿皮衣、名叫比尔的年轻人，他征服她，后来皮姆用“公司”的计算机查比尔摩托车的车牌号码，发现他在陶顿已婚有小孩。他找借口将细节数据交给当地的教区牧师，一年之后，潘妮嫁了一个卖冰激凌的爽朗意大利人尤金尼欧。但今晚，她显得不同以往。今晚，皮姆走近她的咖啡店，照常要了两球康沃尔冰激淋，她正和一个戴软皮帽的魁梧男人交头接耳，皮姆一见那个人就讨厌。只是个普通旅客，他对自己说，一阵风吹鼓了他的斗篷。一个愚蠢的业务员，一个税务员。这个年头除了杰克之外，还有谁会独力捕猎？那不是杰克，不是他三十年老经验的手法。会是一辆车，他想。干净的挡泥板，聪明的天线。可以拦截到他脑袋里听到的事。

“有人来过吗，杜柏小姐？”皮姆说，把一包包的东西放在餐具柜上。

杜柏小姐坐在厨房里看美国肥皂剧，打发掉一天。托比坐在她膝上。

“真是太没道理了，坎特伯雷先生。”她说，“我们看了一整晚都还没看到他们，对不对，托比？你买了什么茶？我说的是阿萨姆，你这个傻瓜，拿去退。”

“这是阿萨姆。”皮姆温和地说，拿近给她看。“他们换了新包装，而且减了三便士。我出去的时候有人来吗？”

“只有抄煤气表的人。”

“常来的那个？还是换了新人？”

“新人，亲爱的。这个年头什么都是新的。”他轻轻地亲了她的脸颊，帮她把新披肩拉回肩上。“给你自己来一大杯够劲儿的伏特加吧，亲爱的。”她说。

但皮姆婉拒了，说他必须工作。

重新回到房间之后，他检查书桌上的纸页。从订书机到茶杯的把手。从纸夹型火柴到铅笔。烧盒与桌脚排成直线，不必理会。杜柏小姐不是玛丽。他刮胡子，突然想起瑞克。我看见你的鬼魂，他想。不在这里，而是在维也纳。就像我常在丹佛、西雅图、旧金山和华盛顿看见活生生的你一样。每当我背上发痒时，就会在每一个商店橱窗、每一个风华衰败的门口看见你的鬼魂。你穿着你那件骆驼毛外套，叼着你每次抽每次皱眉头的雪茄。你那双蓝眼睛像溺毙者的眼睛，瞳孔顶住上眼睑来吓我。“你上哪儿去了，老小子，你矫健的腿这么晚还带你上哪儿去？找个好女人，是吧？某个爱慕你的人？来吧，老小子。你可以告诉你老爸。拥抱一下吧。”在伦敦，你躺在你临终之榻，但我没靠近你，我不想知道也不谈论你的事，这是我追悼你的方式。“不，我不。不，我不要。”每次我的脚跟撞上鹅卵石，我就会这样说。所以你就来找我啦。到维也纳，像文沃斯那样对我。我转过的每个街口，你都无所不在。直到你充满爱怜的目光在我背后燃烧，而我永远挥之不去。放过我吧，你这该死的，我轻声说。我希望你怎么死？所有的方式轮流上场吧。去死，我告诉你。就死在人行道上，让每个人都看得见。别再宠我。别再信任我。你要钱吗？一毛都没有了。你为了拥有一切，已放弃了拥有这个的权利。你要马格纳斯。你要我活力尚存的灵魂进入你已死的躯壳，还给你我欠你的生命。“玩得开心吧，对不对，儿子？”老波比很了不起，我从一开场就看得出来。你们两个在那里偷偷摸摸做什么？来吧，你可以告诉你老爸！有搞头，是不是？放了几先令进口袋，对不对，就像你老爸教你的一样？

三分钟。我总喜欢掐时间。皮姆擦净脸，从内侧的口袋掏出他那本忠心耿耿的格里美尔斯豪森的《痴儿西木传》。封面是破损的棕色粗硬布，饱经旅途风霜。他把书放在桌上，就在一叠纸和一支铅笔旁边，穿过房间，跪在亲爱的老温斯顿收音机前，转动电木旋钮，找到他要的波长。

调低音量，打开。等待着。一男一女用捷克语讨论水果产销合作社的经济问题。讨论的声音突然消失。时间信号宣告晚间新闻开始。一切就绪。皮姆很冷静。准备作战的冷静。

但他也有些兴奋。此刻的沉着静谧有些不太真实，在他朝气可爱的笑容里依稀有着神秘的亲和力，似乎在对某个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的人说：“哈啰。”在所有认识他的人当中，除了这个超乎尘俗的陌生人之外，或许只有杜柏小姐见过相同的表情。

第一条，继最近一回合的武器谈判破裂之后，高声疾呼对抗美国帝国主义。翻页的声音，准备就绪的信号。注意。你将对我说话。我很感谢。我很欣赏这个身段。接着是第二条。主持人介绍布尔诺[67]的大学教授。晚安，教授，今晚的捷克情报工作进行得如何？教授开口说话，一整段翻译。所有的神经都绷紧了，我的每一个部分都紧张到了极点。第一个句子：谈判因僵持不下而告结束。别理会。另一个尝试。写下来。慢慢的。别急。保持耐心，等待第一个数字。来了。五十五岁来自比尔森的焊铁工人。他关掉收音机，手上拿着便签簿，回到书桌，眼睛直盯着前方。打开他那本格里美尔斯豪森的第五十五页，径直找到第五行，他在一张干净的纸上写下这一行的前十个字母，然后依据它们在二十六个字母里的排列顺序转换成一串数字。扣减，没有移位。别分析，只要做。他又加上去，还是没移位。他把数字转换成字母。别分析。NEV……VER……RMI……IND……DEW……没有了。这是冗长的官样文章。十点再打开，解读新的一段。他露出微笑。当一切苦恼都结束之后他笑得像个圣人。泪水涌上他的眼睛。随它们去吧。他站着，双手捧着那张纸高举过头。他哭了。又笑了。他几乎看不清楚自己写了什么。“别挂心，E.韦柏永远爱你。波比。”

“你这个无耻的混蛋。”他大声对自己说，涌出了更多的泪水。“噢，波比。噢，天哪。”

“有什么问题吗，坎特伯雷先生？”杜柏小姐正色追问道。

“我来倒一点儿你的伏特加，杜柏小姐。伏特加。”他解释说，“伏特加和什么的。”

他正在调酒。

“你只在楼上待了一个小时，坎特伯雷先生。这不叫工作，对不对，托比？难怪这个国家老是无事生非。”

皮姆笑得更开了。“什么无事生非？”

“足球迷啊。让那些外国人有样学样。你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吧，对不对，坎特伯雷先生？”

“我当然不会。”

瓶里倒出热的橘子水，噢，好极了！水龙头流出白垩水，哪里还能找得到？他陪她坐了一小时，聊着那不勒斯的迷人风光，然后他回去继续报效国家。

瑞克如何获得平静，我永远无法知道，汤姆，但他的确做到了，一如往常只消一夜，我们每个人就无需再担心了，儿子，够每个人用，你老爸做到了。在新兴的繁荣热潮中，父子俩干起乡绅这一行。战争胜利的消息墨迹犹新，刚进入青春期的皮姆给自己买了一件哈洛德的深灰色西装，配上觊觎已久的长裤，一条黑领带和白硬领，全是记账赊来的。他就这样武装起自己，去面对赛芬顿·鲍伊所警告他的穿耳鱼钩。与此同时，瑞克靠着无比纯熟的手法，在阿斯科特[68]弄到一幢占地二十英亩有白色围墙的大庄园，还有一整排比海军上将行头更刺眼的斜纹呢西装，两只疯狂的红色长毛猎犬，一双遛狗穿的双色乡村鞋，一把拍摄肖像照时拿的十二口径伯尔迪猎枪，长达一英里的吧台供他用香槟和轮盘度过乡野之夜，还有一个TP的半身铜像端坐在门厅的石座上，就在瑞克自己尺寸更大的塑像旁。一大群离乡背井的波兰人进驻当差，一个亮丽时髦的新姆妈穿着高跟鞋走过草地，斥责佣人，教皮姆卫生保健的要领与上流社会的口音。一辆宾利出现了，好几个星期没改装也没隐藏，尽管有一个心怀怨恨的波兰人想用水管从车窗的缝隙灌水进去，让瑞克隔天早上开门时尊严泡汤。古德劳夫先生有了一套深红色的制服，和坐落在空地上的一栋小屋，欧利在那儿种了天竺葵，唱着《天皇》[69]，还神经兮兮地粉刷厨房。家畜和一个货真价实的牧羊人构成了农场风光，因为瑞克成为纳税人，现在我已明了那是他与酒量英勇奋战的巅峰时刻：“真是他妈的可耻喔，麦斯。”他得意扬扬地对一个来听取赛马高见的马克斯韦尔·卡文迪胥少校说，“老天在上，如果不能尽情享受这些日子辛苦努力的成果，我们去打仗干吗呀？”戴着染色单眼镜的少校说：“真的是干吗呀？”他把嘴抿得像一片冬青叶。而由衷赞同的皮姆斟满少校的酒杯。仍然等待被送进学校的他，正经历一段默默无闻的时期，不断斟满任何东西。

在伦敦，宫廷占用了切斯特街一幢石柱擎天的德国领事馆，有一班随时汰旧换新的美女随侍在侧。穿着皮姆赛马服的赛马骑师挥舞马鞭，瑞克那些“天生输家”的照片，还有一张风云榜一一列举最新的“瑞克·皮姆与子”帝国永不陨落的公司，组成一面荣誉墙。这些名字永远铭刻在我心里，越来越不能抹去，因为我年复一年地在宣誓证词里加以否认，直至今日，我仍记得大部分名字。瑞克相信庆祝战争胜利最好的方式就是他一手为我们获取的：阿拉曼疾病与健康公司，军人与永久养老基金，敦刻尔克互助与大众公司，TP退伍军人联盟公司——所有的公司看起来都是无限公司，但事实上都只是伟大的瑞克·皮姆与子控股公司的卫星公司。而这家靠穷人奉献积沙成塔的控股公司，在法律上竟是有限公司，但这是后来才逐渐被揭露的真相。我去调查过，汤姆。我问过知情的律师。只要几百镑的资金就足以摆平一切。而且我们有账册，了不起吧！负责民事侵权的温菲尔德，负责保险的麦克吉里瓦瑞，负责衡平法的斯耐尔，还有某个在罗马的人，都是白发苍苍垂垂老矣的律师，他们永远在交手的第一时间消失无踪，然后在奋战成功之后第一个带着微笑归来。在切斯特街之外有好几家俱乐部，像藏身房一般散落在梅菲尔[70]较僻静的角落里。阿尔巴尼，伯灵顿，摄政王，皇家——比起恭迎我们入内的辉煌荣耀，这些名号还不算什么呢。这些地方今天还在吗？不必浪费“公司”的经费，杰克，它们必定还在。但就算还在，那个已然沉湎于欢娱享乐而非严肃简朴的世界也已不复返。他们不会在非法的赌房里让你非法下注。他们不会有穿低胸礼服的非法姆妈，保证让你一天心碎好几回。不会有我们喜爱的疯人帮成员满脸忧郁地倚在吧台前，一小时后却在摊子上逗得我们笑出泪来。也不会有骑师绕着对他们来说太高的撞球台疾走，一个角球一百镑，马格纳斯你怎么还没去学校，该死的球杆架在哪里？也没有穿着深红制服的古德劳夫先生站在外面，倚在宾利的方向盘上读《资本论》，等候载我们赶往下一场重要会议，会见一些运道不佳、急需神恩抚佑的绅士或淑女。

在俱乐部之外还有小酒馆：梅登黑德[71]的“小吏”，布雷的“糖岛”，这里的“时钟”，那里的“山羊”，在某个地方的“钟声”，全都有银色的格架，银色的钢琴师，和吧台里银色的女郎。马斯波先生曾在其中一家酒馆里被一个他辱骂的小个子侍者回敬叫“该死的奸商”，还好我及时说了些玩笑话，才止住了一场干架。到底说了些什么话，我已不记得了，但马斯波先生有一次拿他爱戴去参加赛马的指节环给他看，我知道他那天晚上也戴了。而且我知道那个侍者的名字叫比利·克瑞夫特，他带我回他那间位于斯劳区边缘的鲍伯·克拉基特[72]式公寓，见他的妻子小孩，让皮姆与他们共度一个愉快的夜晚，盖着每个人的内衣睡在嶙峋的沙发上。因为十五年后在总部的一场资源会议上，从众人中浮现身影的就是相同的这位比利·克瑞夫特先生，国内监视部门的顶尖好手。“我想我宁可追随他们，而不是满足他们，长官。”他带着羞涩的笑容握了我的手不下五十次：“没有对你父亲不敬的意思。他是个伟大的人，当然。”原来，皮姆不是惟一一个弥补马斯波先生恶行的人。瑞克寄了一箱香槟和一打尼龙袜给克瑞夫特太太。

在小酒馆之后，如果我们运气不错的话，接着就是考文特花园[73]的破晓出击，好好吃一顿培根和蛋提振精神，然后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车速冲往马厩，骑师们已戴上棕色的帽子，穿上马裤，摇身一变成为皮姆心中自始至终都深信不疑的圣堂武士，骑着“天生输家”奔下以松枝标示的带霜跑道，在他的皇室想像力中，他们骑马直上云霄，再次为我们赢得大不列颠战役的胜利。

睡觉？我只记得一次。我们开车到托基享受周末，瑞克在帝国饭店俯瞰海景的套房里设下非法的牌局，那次一定正好碰上古德劳夫先生的某次辞职期间，因为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铺满月光的玉米田，因为显然为公事忧心的瑞克把它当成了无遮无掩的平坦大道。并肩摊在宾利的车顶上，父子俩就让温热的月光晒灼脸庞。

“你还好吗？”皮姆问，意思是你的流动资产还好吗，我们是不是正走向入狱之路？

瑞克紧紧地握了握皮姆的手。“儿子。有你在我身边，上帝在天上，宾利在我们下面，我是全世界最安然无恙的人。”他句句由衷，一如既往，而他最骄傲的是将有那么一天，皮姆在铁路右侧的老贝利[74]，穿上最高法院院长的全套法袍，作出判决，就像在他们始终矢口否认的日子里施加给瑞克的判决一样。

“爸爸。”皮姆说。但住口了。

“什么，儿子？你可以告诉你老爸。”

“只是——嗯，如果你不能预付寄宿学校第一学期的费用，没有关系。我是说，我可以去一般的学校。我只是想我总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你想告诉我的就是这些？”

“没有关系，真的。”

“你读过我的信，对不对？”

“没有，当然没有。”

“你曾经缺少过什么东西吗？在你这一生里？”

“从来没有。”

“很好。”瑞克说，他紧紧地抱住皮姆，差点儿扭断皮姆的脖子。

“钱从哪儿来，希德？”我一而再地追问，“为什么总是有钱进来？”即使到了今天，无法释怀的我仍然热切地想在当年那一片混乱中，抽丝剥茧出最重要的核心；即使事实正如巴尔扎克所言，每一笔财富背后都有一桩重大的罪行。但希德从来就不是客观的历史记录者。他啜一口酒，明亮的眼睛蒙上雾霭，一抹遥远的微笑照亮他那如鸟一般的小脸。内心深处，他始终认为瑞克是蜿蜒曲折的长江巨河，而我们每一个人所了解的都局限于命运赋予我们的范畴。“我们最大的一笔是多伯西。”他回忆说，“我不是说没有其他的来源，狄奇，我们有的。我们有很棒的计划，很多都非常有远见，非常有想像力。但老多伯西是我们最大的一笔。”

对希德而言，永远都有笔大生意。就像赌徒和演员，他一生以此为志，今天依然如此。但那一夜他告诉了我多伯西的故事，天知道多少杯酒都换不来的，尽管最黑暗的部分仍隐而未提。

在那段时间，狄奇——希德说，而那时梅格为我们多添一块馅饼，烧旺壁炉里的柴火——战事多变，狄奇，在上帝的帮助下，理所当然的，对盟军越来越有利，你爸爸很用心想开创事业，发挥他富于想像力的天分，我们都了解也赞同。到了1945年，物资缺乏已不可能持续。物资缺乏变成，让我们面对事实吧，一种高风险的生意。随着和平的意外来临，你的巧克力、尼龙袜、干果和汽油可能一夜之间涌入市场。这些涌进的物资，狄奇，希德说——瑞克的慷慨陈词就像我无法摆脱的曲调回荡不去——就是你的“战后重建”。而你爸爸，有这么好的头脑，就像其他的善良爱国人士渴望分食大饼，这没什么不对。问题是，像以往一样，如何找到立足点，因为就算是瑞克也无法在没有一文资金的情况下垄断英国的房地产市场。真是机缘巧合，希德说，立足点竟然是通过马斯波先生那个讨人厌的姐姐弗洛拉找到的——你一定记得弗洛拉！我当然记得！弗洛拉是个很好的侦察人才，胸前伟大，又不吝展现，所以骑师们都爱死她了。但她真心所属的对象，希德告诉我，是一个替政府工作的名叫多伯斯的绅士。有天晚上在阿斯科特，喝了点酒——你爸爸当时去参加一场会议所以不在，狄奇——弗洛拉不经意地透露她的多伯斯本行是城市建筑师，所以获得这项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亲爱的？朝臣礼貌地提问。弗洛拉支支吾吾的。长篇大论本来就非她所长。“评定补偿费。”她回答说，还引述了一些她不完全明白的名词。什么补偿费，亲爱的？朝臣问，大伙儿全都竖起耳朵，因为补偿费对谁都没有害处。“轰炸损伤补偿费。”弗洛拉说，周围的人难以置信地睁大眼睛。

“很理所当然的，狄奇，”希德说，“多伯斯跳上自行车，溜进被炸毁的房子，拿起电话打到白厅。‘我是多伯斯，’他说，‘星期四我要两万镑，不准多嘴。’然后政府就会像个淑女乖乖付钱。为什么？”希德用食指戳着我的上膝——瑞克对生活的姿态。“因为多伯斯很公正，狄奇，你绝对不能忘记。”

我也隐约记得多伯斯，一个垂头丧气、虚伪的小个子男人，两杯香槟酒就摆平了。我记得奉命要对他好一些——皮姆什么时候对人不好来着？“儿子，如果多伯斯先生问你要一些东西——如果他想要墙上的那幅好画，你就拿给他。了解吗？”

从那天之后，皮姆不时盯着那幅船只航行在红海独特光芒中的画看，但多伯斯先生从没开口要。

在餐桌上得悉弗洛拉惊人的秘密之后，商业之轮便快速启动。瑞克被从会议中叫回来，安排好和多伯斯的会面，建立起互惠关系。俩人都是自由党员，都是共济会员，都是大人物的儿子，都在兵工厂服役，都崇拜乔·路易，都觉得还好诺耶·考沃德[75]很娘娘腔，也都有四海一家的共同看法，不论男女、不分种族都应该并肩踏进广阔的天堂，让我们这样说吧，天堂大得足以容纳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哪一种肤色、哪一种信仰——这是瑞克的陈词滥调之一，但保证会让他感动落泪。多伯斯成为宫廷的荣誉成员，几天之后又引见了他讨人喜欢的同事福克斯，这人也喜欢增进人类福祉，工作则是选择建造战后乌托邦的基地。因此，密谋的涟漪层层扩散，各寻目标，不断增展。

下一个该感谢的是伯斯·洛夫特。伯斯扩展在内陆的本行业务时，听到风声，知道有一个坐拥财富却难以为继的“互助会”，便进行调查。互助会的主席名叫希格斯——天意注定所有共谋者的姓名都是单音节——是终生的浸信会教友。瑞克也是；他现在走到哪里都打着这个招牌。互助会的财产来自一笔家族信托，由一个乡下律师格瑞伯负责管理。此时格瑞伯参战去了，听任互助会自生自灭。身为浸信会教友的希格斯如果没有格瑞伯的掩护就无法动用基金。瑞克担保让格瑞伯从军中脱身，用宾利载他驰往切斯特街，亲眼目睹那面荣誉墙、法律书籍和美人儿，再到亲爱的老阿尔巴尼好好谈一谈，放松一下。

格瑞伯是个吵嚷不休、很白痴的矮个子，老是伸出胳膊肘去拿他的酒，扯动小胡子强调他受过严格的军事洗礼，而几杯黄汤下肚之后，就开始追问，当我真的上战场，先生，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时，你们这些该打屁股的死老百姓都在干些什么？但稍后在“山羊”酒过三巡，他却宣称瑞克是那种他喜欢的司令官类型，必要时也可以为之牺牲性命的家伙，虽然整天骂不绝口，但其实守口如瓶。他甚至叫瑞克“上校”，甚至因而启动了一个伟人的崛起，因为瑞克太喜欢这个军阶了，所以决定真心诚意地授予自己这个军阶，就像他晚年相信自己秘密受封爱丁堡公爵的勋位，还留有一套名片发给承认此事的人一样。

但这些额外增添的责任，并没有让瑞克跳得喘不过气来的华尔兹舞步停下半晌。一整个夜晚，一整个周末，阿斯科特的豪宅接待了大批伟大、美丽与容易受骗的人，阵容极为壮观，因为瑞克除了收集笨蛋与马匹之外，也收集名人。板球员、骑师、足球运动员、时髦的律师、腐败的国会议员、闪闪发光的白厅相关部会要人、希腊船东、伦敦的发型设计师、未正式列名的印度大君、醉酒的法官、贪污的市长、不复存在的国家的王室、脚踏麂皮靴胸戴十字架的高级神职人员、广播喜剧演员、女歌手、游手好闲的贵族、发战争财的百万富翁和电影明星——全都迤逦走过我们的舞台，仿佛是受到瑞克宏伟远景感召的受惠者。好色的银行经理和建筑公会理事长们脱下外套开始跳舞之后，坦承他们的生活无聊贫乏，赞颂瑞克赐予他们阳光和雨水。他们的妻子则收到有钱也买不到的尼龙袜、香水、汽油券、秘密堕胎药、皮草大衣，宛若最幸运的人，而瑞克本人——因为每个人都有价值，每个人都必须得到照顾，每个人都必须爱戴他。如果他们有积蓄，瑞克会让数目倍增。如果他们喜欢赌一把，瑞克会比赌场老板多给他们一点胜算——塞现金给我，我就帮你打点好。他们的孩子则交给皮姆去负责款待，某个亲爱的长辈运用关系以免除兵役，给金表、足球决赛的门票、红色的小长毛猎犬，如果他们生病了，还要找最好的医生来照料。当时这种慷慨的手笔让成长中的皮姆十分惊慌，也令他嫉妒。但现在不会了。现在，我会说这不过是给推销员的一般福利罢了。

在这群人中间，又来了一批安静的男人，像猫儿般随兴而来。这些人来自马斯波先生那边，穿着宽肩的西装，戴着平顶卷边软帽，他们自称是顾问，把电话听筒贴在耳朵上，却从不对话筒讲话。他们是谁，如何来到这里，要到哪里去——直到今天，只有恶魔和瑞克的鬼魂知道，希德拒绝坦率地提到他们，虽然经过这些时日，我已经八九不离十地拼凑出他们真正的身份。他们是瑞克悲喜剧中的斧头帮，有时卑躬屈膝，堆满虚伪的微笑，有时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哨兵在他的舞台上站岗，翻起白眼一脸阴郁，等着把他开膛剖肚。

在这个动物园里蹑手蹑脚穿梭——像是穿过他们的脚中间，虽然他已和其中一半的人一样高了——我又瞥见皮姆，心悦诚服的酒僮，漫无生气的听差，尚未就任的最高法院院长，帮他们剪雪茄，敲松烟草。皮姆，他老爸的光荣，孕育中的外交官，匆忙应付每一声召唤：“过来，马格纳斯——在新学校里他们对你做了什么，给你浇肥料啦？”“过来，马格纳斯，谁帮你剪的头发？”“过来，马格纳斯，给我们讲讲那个让老婆怀孕的出租车司机吧！”而皮姆——以他的年纪和分量，在大阿斯科特地区算得上是所向披靡的说故事好手——温顺、微笑、对这群反常且不时互有冲突的人保持礼貌，为了松懈一下，夜里还到欧利和古德劳夫先生的小屋里上深夜的激进政治学，吃喝着偷来的鸡尾酒小吐司和可口可乐，他们衷心同意四海皆兄弟，但没人可以反对你爹。尽管这些政治教条对此刻的我或当时的皮姆都毫无意义，但我仍记得我们承诺要匡正时弊时的凛然义气，以及我们稍后上床之时由衷期盼彼此都能因约瑟夫·斯大林的精神而获得平静的善意，因为，让我们面对事实吧，狄奇，绝对没有反对你爹的意思，斯大林为这些资本主义的混蛋打赢了战争。

宫廷度假又回到议事日程上，因为不好好休息一下，大家就无法尽心竭力。自从瑞克想在圣莫里茨买别墅来代替付账单不果之后，圣莫里茨就从度假地图上消失了。为了补偿——现在这可是最热门的字眼——瑞克和他的策士们相中了法国南部，搭乘蓝色列车挥军直下蒙地卡罗，一路上在有黄铜与天鹅绒铺饰的餐车饮酒豪宴，只偶尔停下来赏小费给法国火车司机，因为他是一流的自由派人士，抵达后直奔赌场，非法的现金立即派上用场。在豪华大厅里，皮姆站在瑞克身旁，看着一年的学费在几秒之间化为乌有，却没有人学到任何东西。如果他比较喜欢酒吧的话，是因为他可以和一个天知道是哪国军队的韦德曼少校交换意见。韦德曼自称是法鲁克国王[76]的侍从武官，声称有一条私人电话线直通开罗，以便于报告赢钱的数目，并听取国王的命令，依据预言家的指示散尽埃及财富。到了地中海的破晓时分，我们一行人阴沉沉地走到岸边一家通宵营业的当铺，瑞克的金表、金香烟盒、调酒金棒、镶有皮姆赛马服颜色的金手链，全都贡献给该死的流动资产了。在沉思的午后，我们都在射鸽子，朝臣们脸朝下躲在靶场里，等待哪一只倒霉的鸽子从隧道现身飞向蓝天时，一枪打下，跌入大海。然后，又打道回伦敦，带着签字待付的账单，用仅余的现金大方赏赐看得顺眼的门房与领班，重振皮姆父子帝国蒸蒸日上的雄风。

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屹立不倒，再多也不够，希德自己也承认。收入绝非神圣不可侵犯，所以支出不能超过收入；而支出更不能漫天飙增，否则再多的贷款也无法支撑。如果建筑业的景气因为不友善的建筑法而暂时偃旗息鼓，马克斯韦尔·卡文迪胥少校就会提出一个深深打动瑞克赌徒灵魂的计划：买下每一匹参加爱尔兰锦标赛的马，就能自动赢得第一、第二及第三名。马斯波先生知道有一个无心于事业的报社老板，因为惹上了一群坏人，急着要卖掉报馆；而瑞克一向自认是塑造人心的人。伟大的律师伯斯·洛夫特想在富尔翰买下一千幢房子；瑞克知道有一个建筑工会的理事长有“信心”。古德劳夫先生和欧利与一个年轻的服装设计师过从甚密，那人拿到一份愚蠢的合约去策划“大不列颠节”；瑞克最喜欢的莫过于给我们的英国孩子一些机会，而且我的天哪，儿子，如果有人应该得到，就是他们了。莫瑞·华盛顿的侄子设计了一辆水陆两用的摩托车；一个全国性的板球签注组织构思在冬季以足球签注来填补空当；伯斯又有新的计划，和一个爱尔兰村庄签约生产人发以供假发制造之用，由于新成立的国家卫生服务组织的慷慨解囊，假发市场扩展神速。自动的橘子剥皮器，可以在水下写字的笔，暂时休止的战争所留下的弹药箱：每一个计划都涉及构思者的庞大利益，吸引了各路专家与炼金术士，为切斯特街宅邸里的皮姆父子风云榜再添一行行辉煌纪录。

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我再次问希德，预先暗示了无可避免的结局。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拨弄，那个时候，希德阻碍了这个伟大男人的脚步？我的问题点燃了罕见的怒火。希德重重放下酒杯。

“多伯西出了差错，这就是原因。弗洛拉对他来说已不能满足。他必须拥有更多。多伯西被他那些女人搞得昏头转向，对不对，梅格？”

“多伯西太注重他的小小自我。”梅格说，她是个绝不宽容人性弱点的学者。

据说，可怜的多伯西变得太过放心大胆，竟核发了十万镑的补偿金给一幢轰炸结束一年后才盖好的房产。

“多伯西毁了所有的人。”希德义愤填膺地说，“多伯西太自私了，狄奇。多伯西就是这种人。自我中心！”

瑞克昙花一现但极度辉煌的富豪生涯，后来还有一个脚注。据记载，1947年10月他卖掉了他的头。我是偶然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我站在火葬场的台阶上，想暗中认出一些来参加葬礼但并不太熟悉的人。一个气喘吁吁的年轻人自称代表某家教学医院，拿出一纸递到我面前，要求我停止仪式。“我，切斯特西街的理查德·T.皮姆，接受五十镑现金的酬劳，同意在死后将头部捐出作为更进一步的医学研究之用。”天空飘起小雨。在前廊的遮蔽下，我开了一张一百镑的支票给那个年轻人，叫他去买别人的头。如果那家伙是个骗子，我想，瑞克必定是头一个赞赏他骗术的人。

在这一片喧闹之中，文沃斯的名字不时在皮姆秘密的耳朵里轻柔响起，就像行动中所创造的化名：文沃斯。而皮姆是局外人，不在知情的名单上，虽然他努力想加入。就像在总部的资深官员酒吧里，老手之间传递的低声耳语，让坐在角落里隐约听到的新手皮姆，不知道该假装知道还是充耳不闻：“我们逮到文沃斯了。”“最高机密和文沃斯。”“你把文沃斯清理干净了吗？”到了后来，这个名字对皮姆而言，变成一个反智的嘲讽象征，也是对他自己的愿望的一大挑战。“那个卑鄙小人对我们耍了一记文沃斯。”有天晚上他听见伯斯·洛夫特低声抱怨。“那个文沃斯女人是只母老虎。”另一次希德说，“比她那个蠢丈夫更坏。”每次提及，都刺激皮姆重新开始探索。但不论是瑞克的口袋或他书桌的抽屉，无论是他的床头柜或猪皮地址簿或一压就弹起的塑料电话簿，还是皮姆每周从瑞克的艾斯普瑞[77]钥匙圈取下钥匙搜索的手提箱，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线索。至于那个牢不可破的绿色档案柜，像是越境巡游的神像，已成为瑞克漂泊不定的“信心”中心。没有任何一把钥匙打得开，蛮打硬撬都无法让它屈服。

最后，终于盼到学校了。支票寄出去，支票兑现了。火车开动了。车窗外，古德劳夫先生和其他人的母亲把脸埋进手帕，消失了。在他的车厢里，比他还大的孩子哭哭啼啼，咬着灰色新外套的袖口。但皮姆只转了一次头，回顾自己的生活，展望蜿蜒没入秋日迷雾中钢铁般严苛的责任之路，他想：我来了，你们有史以来最好的新生。我是你们需要的，所以接纳我吧。火车抵达了，学校是一幢永远幽微昏暗的中世纪城楼，但弃绝俗世的圣人皮姆已准备好立即帮助同学把大皮箱和糖果盒搬上回旋的石阶梯，奋力扣上颇不习惯的领扣，帮他们找到床、锁柜和挂衣钉，留下最糟的给自己。轮到皮姆被舍监召见自我介绍时，他毫不掩藏心中的喜悦。韦罗先生个头很大，但很友善，穿着苏格兰呢，戴条板球领带，而那间体现基督徒简朴风格的房间，立刻让刚脱离阿斯科特的皮姆对他的正直廉洁深信不疑。

“嗯，好，这是什么东西啊？”韦罗先生拿起小包裹在他的大耳朵旁摇了一摇，和蔼地问。

“香水，先生。”

韦罗先生听错了：“想谁？我以为你是带来给我的。”他仍面带微笑说。

“是给韦罗太太的，先生。从蒙地卡罗带回来的。他们告诉我说这是最好的法国香水。”他引述马克斯韦尔·卡文迪胥少校那位绅士的话。

韦罗先生的背非常宽，突然之间，皮姆眼前就只看得见他的背。他弯下腰，一阵打开又关上的声音，那个小包裹消失在他庞大无比的书桌里。即便他有九英尺长的钩锚，也不会更加心不甘情不愿地处理皮姆的礼物。

“你要注意提特·韦罗。”赛芬顿·鲍伊警告他，“他都在礼拜五打人，让你有一个周末可以复原。”

但皮姆依然破皮、流血，依然自愿去做任何事，服从任何召唤他的钟声。付出所有的代价，换取在这里的生活。早餐之前就跑步，跑步之前先祷告，祷告之前先淋浴，淋浴之前先大号。他让自己在橄榄球场的法兰德斯泥巴里打滚，匍匐在渗着水汽的石板路上寻找经过的人来加以学习，他奋力训练自己成为好士兵，以至于被他那把庞大的李·恩菲尔德来复枪的枪托敲碎了锁骨，同时他也让自己投身拳击王国。但蹒跚走进更衣室时，他仍然露齿微笑，举起手来要一块失败者的安慰饼干，你会喜欢他的，杰克；你会说孩子和马都是不琢不成器，公学塑造了我。

我一点都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这差点杀了我。但皮姆不同——皮姆认为这一切都棒极了，还递出盘子想要更多。当某个临时被抓去当法官的孩子命令他服从严酷的法律时，他就得把柔软的前额浸到污秽的水槽中，颤抖的双手各抓着一个水龙头，为一大串罪名付出代价，尽管在韦罗先生或他的代理人边抽打边细心解释之前，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犯过这些罪行。但是，当他终于在令人胆战心惊的夜晚躺回宿舍，听着吱吱嘎嘎与狗儿发情的吠叫声时，他仍然努力地说服自己，他是个成长中的王子，而且，就像耶稣，为他父亲的神性而受过。而他的真心诚意，他对同胞的同情，有增无减。

某个下午，他和球场管理员诺亚克坐在苹果酒工厂旁边的小屋里吃饼干和小面包，他讲着那些运动明星在阿斯科特的宴会上百无禁忌的滑稽言行，让这个老运动员眼眶涌满泪水。全是胡诌的，但在他施展的魔法之下却栩栩如生。“不是唐吧？”诺亚克无法置信地大叫，“伟大的唐·布拉德曼[78]本人，在厨房餐桌上跳舞？在你们家里，小皮？继续说！”“还一边唱着《当我是个五岁小孩》一边跳舞。”皮姆说。诺亚克还沉浸在故事中，皮姆已爬上山丘去找衰弱的格拉夫先生。穿着凉鞋的他是助理绘画老师。皮姆帮他洗调色盘，去掉漆在大厅大理石天使雕像生殖器上的涂鸦。格拉夫先生和诺亚克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如果没有皮姆，他们俩人断难兼容。格拉夫先生认为学校的体育比希特勒更专制残暴，我希望他们把该死的足球靴都丢进河里，我真的希望，然后把球场夷为平地，换上一些“艺术与美”。皮姆也这样希望，并誓言他父亲会捐一笔款子重建艺术学院，扩增一倍的面积，或许要花几百万，但要保密。

“如果我是你，就会闭嘴不谈父亲的事。”赛芬顿·鲍伊说，“这里的人不喜欢作奸犯科的人。”

“他们也不喜欢离婚的妈妈。”皮姆立刻回击。但一般来说，他采取的策略是姑息与修好，把所有的线索掌握在自己手中。

另一个征服的对象是德文老师贝洛格，他似乎被归化国的罪行压垮了。皮姆用额外的工作纠缠他，在托马斯·古德店里挂瑞克的账给他买昂贵的德国酒，替他遛狗，帮他负担所有的费用邀请他到蒙地卡罗去，但还好他婉拒了。现在，我会对这么不懂人情世故的情况感到赧颜，也会为贝洛格是否脾气尖酸、性情反复无常而觉得苦恼。但那时的皮姆不会。皮姆爱贝洛格，就像他爱所有人一样。而且他需要那种德国精神，自莉普西的时代结束之后，他就很难有所进展。他需要奉献出自己，交到贝洛格惊骇的手里，尽管德语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任何重要性，只是能让他逃进一个备受冷落的领地，尽情发挥他的天分。他需要拥抱德语，拥抱生活另一面的秘密与隐私。他必须能够把他的英国气质关在门外，竭尽所能地爱德语，在某个新的天地铭刻新的名字。他有时甚至喜欢带点德国腔，每每惹得赛芬顿·鲍伊发怒。

女人呢？杰克，世间没人比皮姆更具有善于操纵女情报员的潜在专才，但在那所学校里，女人是走近前来的恶魔，试图想操纵任何人，包括你自己，简直是自讨苦吃。韦罗太太，虽然他随时准备好要爱她，却永远在怀孕。皮姆含情脉脉的眼神在她身上是浪费了。女舍监的条件够好，但当他在深夜隐隐怀着向她求婚的心愿假装头痛去找她时，她却严厉地命令他回床上去。只有教小提琴的小哈德吉斯小姐曾短暂地保有成功的希望：皮姆送她从哈洛德买来的猪皮乐谱夹，说他想朝专业发展，但她悲叹落泪，并劝他选择其他的乐器。

“我姐姐想和你做那档事。”有天晚上赛芬顿·鲍伊说，他们一起躺在皮姆床上，毫无热情地相拥。“她在学校的杂志上读到你的诗。她觉得你是济慈[79]。”

皮姆并没有太惊讶。他的诗当然是杰作，而好几次他们家那辆路虎来接她弟弟去过周末时，洁米娜·赛芬顿·鲍伊还透过车子的挡风玻璃对他蹙起眉头。

“她想得很。”赛芬顿·鲍伊解释说，“她和每个人都做。她是个花痴。”

皮姆立即写信给她，一封诗意盎然的信。

你柔软的发丝像在述说一个美丽的故事。你可曾感觉到，美丽也是一种罪？一对天鹅在修道院的护城河里双宿双飞。我不时看着它们，想望你的秀发。我爱你。

她回了信，但在这之前，皮姆已为自己的鲁莽而懊悔不已，痛苦万分。

谢谢你的信。我们的外宿假期从二十五日开始，那天也是你们的外宿周末。真是命中注定的巧合。妈妈会邀请你在周日晚上过来，而且有韦罗先生的许可，让你住在我们家。你想和我在一起吗？

第二封信更巨细无遗。

仆人的楼梯相当安全。我会留一盏灯，准备好酒，以防你口渴。带你正在进行的作品来，但请先吻我。我的门上有一朵红色的缎带蔷薇，那是我上一个假期骑斯莫奇参加跳跃赛赢来的。

皮姆吓呆了。他怎能让自己和有这种经验的女人有瓜葛呢？他了解、同时也爱女人的胸部。但洁米娜的胸部显然无可观之处。但她其他的部分是未知的丛林，布满危险与疾病。莉普西沐浴的回忆，在这一瞬间突然变得模糊了。

来了一张卡片：

诚挚欢迎你在二十五日来哈德威尔与我们共度周末。我已另写信给韦罗先生。别担心衣着问题，我们在夏天晚上不穿正式服装。

伊莉莎白·赛芬顿·鲍伊

在韦罗先生家的山丘上，有一所女子学校，住着穿棕色衣服的贞洁处女。偷偷潜入校园的男生会被抓起来鞭打，然后赶出去。但尼尔森宿舍的艾尔费克坚持说，如果你站在小桥下，等待女生去打曲棍球时经过，就大有可观之处。唉，皮姆遵从此建议，却只看见一些冰冷的膝盖，看起来和他自己的没什么两样。更糟的是，他还得忍受一个球赛女老师倚在桥边对他冷嘲热讽，邀他上来一起玩。真是恶心，皮姆回到他的德语诗里。

镇里的图书馆由一位资深的费边主义者负责管理，那人是皮姆的情报员。皮姆不吃午餐，偷偷逃过检查溜进标示着“仅限成人”的藏书区。《婚姻指引》显然是婚姻生活手册。《中国枕边书之艺术》开头还好，但后来就变成掷镖枪与跳白虎游戏的介绍。另一方面，《爱情与洛可可女人》则有很多插图，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皮姆抵达哈德威尔时，还期待在花园里看见赤裸的公爵夫人与情人饮宴嬉乐。晚餐时——还好大家都穿着衣服，让皮姆松了一口气——洁米娜装做完全不认识皮姆，把脸藏在头发里，读简·奥斯丁。有个叫贝琳达的平凡女孩，是洁米娜最亲近的朋友，也有志一同拒绝开口。

“姐有淫念的时候就会这样。”赛芬顿·鲍伊解释说，贝琳达听见了想打他，最后弄得不欢而散。

皮姆迂回绕上宏伟的楼梯，向床进发，十来个钟敲响了他的死讯。瑞克有多少次警告他远离那些只想要他的钱的女人？他多么渴望学校那张床的安全感。穿过楼梯平台，他看见一朵缎带蔷薇在幽暗的灯光下如鲜血般闪耀。他爬上另一段楼梯，看见贝琳达在她门边蹙眉看着他。“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进来。”她突如其来地说。

“没事，谢谢。”皮姆说。他走进自己的房间。

在他的枕头上，躺着他写给洁米娜的八封情书与四首诗，用缎带扎成一束，闻起来有马皂的味道。

请收回你的信，我痛苦难忍，因为我觉得我们已无法相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竟梳整刘海像个小厮，从这以后，我们相见不相识。

饱受羞辱陷入绝望的皮姆立即回学校，当晚就写信给每一个姆妈，现任的或已退休的，他牢牢记住她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和地址。

“最最亲爱的塔西，雀莉，亲爱的欧吉维耶太太，梅珀，亲爱的薇奥蕾，我因为写诗而遭到恶意打击，我非常不快乐。请把我带离这个恐怖的地方。”但等她们回应他的请求时，她们那种好整以暇的爱却又令他厌恶，他几乎读也没读就把信给扔了。而当其中一位，最好的那一位，放下所有事情，耗费巨资旅行百英里，请他在“羽毛”吃一份综合烧烤时，皮姆用疏远的礼貌语气回答她的询问。“是的，谢谢你，学校很棒，一切都好极了。你好吗？”然后提早一小时把她送到火车站，让自己可以到处聊天打混。

亲爱的贝琳达——他用他那诗人的草书体写道——非常谢谢你来信说明洁情绪不稳定。我了解这个年龄的女孩极为敏感，反复无常，所以真的没关系。我们宿舍赢了青少年赛，所以这里有些过于兴奋。我常想到你美丽的眼睛。

马格纳斯

亲爱的父亲——他模仿赛芬顿·鲍伊，用粗犷的爱德华式字体写道——我在这里常请客，这是很重要的事，而且对我颇有帮助。每个人都很感谢我的款待，但糖果店的价格都涨了，不知道你能不能再寄给我五镑，让我一切顺利。

出乎意料地，瑞克什么也没寄给他，但却亲自现身下山，没带钱只带着爱，这也是皮姆一开始写信给他的目的。

那是瑞克第一次来访。直到那时，皮姆都还禁止他到这个地方来，说是与众不同的家长形象不佳。瑞克以极其罕见的谦逊接受了他的被排斥。现在，他怀着相同的谦逊而来，看起来整洁、仁慈且不可思议的谦卑。他不敢冒昧到学校来，而是亲手写了封信约他在往滨海的法雷·阿伯特途中见面。皮姆骑着自行车如期赴约，原本期望会看见宾利与半班朝臣，转过街角，却只见到瑞克一人，也骑着自行车，带着皮姆半英里之外就看得见的愉悦微笑，不成调地哼着《在拱门下》。在自行车车筐里，他带了他们最爱的东西当野餐：一瓶给皮姆的姜汁汽水，给他自己的香槟，和天堂时期遗留下来的一颗足球。他们在沙滩上骑自行车，在海浪里捡小石头。他们躺在沙丘上大嚼鹅肝和利维他脆面包。他们漫步穿过小镇，争辩着瑞克该不该将镇子买下。他们凝望着教堂，承诺永远不忘记他们的祷告。他们把破损的大门当球门，彼此互踢足球，就这样一路到天涯海角。他们亲吻，落泪，用力拥抱，发誓此生为伴，每个星期天都要一起骑自行车，即使皮姆当上了最高法院院长、结婚生子也一样。

“古德劳夫先生辞职了吗？”皮姆问。

瑞克虽然听见了，但他的脸上已浮现出梦想的表情，并没因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而变色。

“嗯，儿子，”他承认，“老古德劳夫这些年起起落落，他决定要休息一阵子了。”

“游泳池进行得怎么样？”

“快好了，快好了。我们要有耐心。”

“太棒了。”

“告诉我，儿子，”瑞克以他最庄重的语气说，“学校的假期快开始了，你有没有一两个伙伴愿意给你一张床让你住一阵子？”

“噢，多得很呢。”皮姆努力装出不在乎的态度说。

“嗯，我想你应该接受他们的邀请，因为阿斯科特在大兴土木，我想你没有办法享受应有的休息与隐私。”

皮姆立刻说行，还更加小心翼翼地不让瑞克察觉他已怀疑事有蹊跷。

“我爱上一个很棒的女孩。”差不多该道别的时候皮姆说，为了让瑞克更加相信他很快乐，“非常有趣。我们每天通信。”

“儿子，生命中最美好的事莫过于爱上一个好女人，如果有人值得拥有，那就是你了。”

“告诉我，孩子，”一天晚上，在亲密的坚信课上韦罗先生说，“你父亲到底是做什么的？”

皮姆很自然地直觉到韦罗先生的用意，回答说他似乎是某种，嗯，自由经营的生意人，先生，我不知道。韦罗先生改变话题，但下一次课，却要皮姆谈谈母亲。他的第一个直觉想说她因梅毒病逝，因为这是韦罗先生在那堂“播下生命种子”的课堂上大肆渲染的疾病。但他克制住了自己。

“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就不见了，先生。”他没料到自己会这么坦诚以对。

“和谁？”韦罗先生问。事后皮姆回想起来并不知道自己会如此回答：“和一个陆军士官，先生，他已婚，带她私奔到非洲去。”

“她写信给你吗，孩子？”

“没有，先生。”

“为什么没有？”

“我猜因为她太羞愧了，先生。”

“她寄钱给你吗？”

“没有，先生，她没有钱。他骗走了她的每一分钱。”

“我们说的还是那个士官，对不对？”

“没错，先生。”

韦罗先生思索了一会儿。“你了解一家叫‘马斯波互助与学术有限公司’的活动吗？”

“不了解，先生。”

韦罗先生扬起下巴，眯起眼睛，显然磨刀霍霍准备施展他的审问技巧。“你父亲的生活是不是很奢华，你说，以其他人父母的生活标准来说？”

“我猜是，先生。”

“猜？”

“他的确是，先生。”

“你不赞成他的生活方式吗？”

“有一点，我想。”

“你是不是曾经想过，有一天你必须在上帝和财富之间作出选择[80]？”

“是的，先生。”

“你和穆古神父讨论过吗？”

“没有，先生。”

“去和他讨论吧。”

“好的，先生。”

“你曾经想过要担任神职吗？”

“常常想，先生。”皮姆戴起圣洁的面容。

“我们有一笔基金，皮姆，提供给希望担任神职的清寒子弟。会计员说你够资格获得补助。”

“是的，先生。”

穆古神父是个不时露齿微笑、全力以赴的小个子，由于出身无产阶级，他最不称职的工作就是巡回各地公学为上帝发掘人才。相对于韦罗的暴跳如雷、喜怒不定，穆古毫无疑问就像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那样，在法衣下隐藏着痛苦的心，犹如被绑进袋里的雪貂一般。相对于韦罗因知识丰富而显得沉着的无畏眼神，穆古的眼神却只显现了修道院里的孤寂难耐。

“他是个疯子。”赛芬顿·鲍伊宣称，“看看他脚踝上的结痂。他祷告的时候被什么东西给咬的。”

“他在禁欲修行。”皮姆说。

“马格纳斯？”穆古用他尖锐的北方腔鼻音重复了一次，“谁叫你这个名字的？上帝的马格纳斯[81]。你是帕佛斯[82]。”他转瞬即逝的残酷微笑仿佛是永远不会愈合的鞭痕。“今天晚上过来。”他催促说，“阿伦比楼梯。职员会客室。敲门。”

“你这个疯子同性恋，他会对你动手动脚的。”赛芬顿·鲍伊大叫，嫉妒得抓狂。但穆古从没对任何人动手动脚，不像皮姆揣想的那样。他孤寂的手藏在袖子里，垂在看不见的大腿旁，只有吃饭或祈祷时才露出来。夏季学期剩下的日子里，皮姆飞上云端享受未曾想过的自由。不到一个星期之前，韦罗还扬言要鞭打一个胆敢把板球形容成消遣娱乐的男孩。现在，皮姆只要说他计划和穆古一起散步，就可以推辞任何他不想参加的比赛。没写的论文不可思议地不必补交，该轮到他承受的鞭打也延缓了。在气喘吁吁的散步，在骑自行车漫游，在乡间的小茶屋，或在夜里挤进穆古那间悲惨的房间角落里时，皮姆都急切地说明他自己内心那些令他俩既惊且惧的想法。他家庭生活懒散的物质主义。他对信心与爱的渴求。他与自虐的恶魔和肯尼·赛芬顿·鲍伊这种诱惑者的奋战。他与贝琳达之间的兄妹关系。

“假期呢？”有天晚上他们走过马道，经过一对对在草地上谈情说爱的情侣，穆古问道，“好玩吗？高尚的生活？”

“假期像是沙漠。”皮姆忠实以告，“贝琳达也一样。她父亲是证券交易商。”

这个形容刺激了穆古。

“噢，沙漠，是吗？一片荒芜旷野？没关系。我会坚持下去。基督也在旷野里，帕佛斯。待了很长的时间。圣安东尼也是。他服务了二十年，在尼罗河的一个秽乱小堡垒里。也许你已经忘了。”

“不，我一点也没忘。”

“他的确是如此。但这没阻止他对上帝说话，或上帝对他说话。安东尼没有特别的恩典。他没有钱或财产或好车或证券商的女儿。他只有祷告。”

“我知道。”皮姆说。

“到莱姆来吧。回应召唤。像安东尼一样。”

“你他妈的把前面的头发给怎么了？”同一天晚上，赛芬顿·鲍伊对着他尖声惊叫。

“我把它给剪了。”

赛芬顿·鲍伊止住笑。“你会变成一个小穆古。”他轻声说，“你被他骗了，你这个死疯子。”

赛芬顿·鲍伊的日子屈指可数。根据收到的情报——直到现在我还在为构思情报来源而感到脸红——韦罗先生决定，对学校来说，年轻的肯尼年纪已稍嫌太大。

因此，对你而言这是另一个皮姆，杰克，你最好把他加进我的档案里，即使你觉得他并不值得称道或——我怀疑——难以理解，尽管波比从第一天就彻头彻尾地了解他。这个皮姆没得到人心之爱就无法歇息，然而得到之后却又奋力挣脱，越激烈越好。这个皮姆不愤世嫉俗，做任何事都出于信念。他策划一连串的事件好让自己成为受害者，他称之为决定，他让自己束缚在无意义的关系里，他称之为忠诚。然后等待着下一个事件让他脱离上一个，他称之为命运。这个皮姆拒绝了与赛芬顿·鲍伊同往苏格兰度假两周，外带洁米娜的邀约，因为他誓言要追随一个苦行的曼彻斯特宗教狂热分子到多塞特丘陵，准备开展他连想都没想过的生活，置身于让他打心底发毛的人群之间。这个皮姆每天写信给贝琳达，因为洁米娜质疑他的神性。这个皮姆在周六晚上变戏法，绕着桌子转一个又一个愚蠢的盘子，不能让任何一个掉落一秒钟，以免失去众人的尊敬。所以他来到此地，压下自己的怒火，睡在臭得像落水狗的地窖里，差点死于荨麻热，只为了让自己赢得嘉许，付学费，并得到穆古的喜爱。同时，他不断加进新的承诺，并让自己相信他对群众经营益深就能走上天堂之路。在那一周结束时，他已应许在希尔福德设一个男生营区，在什罗普郡设一个跨宗教的避静所，在威克菲尔创设贸易联盟的朝圣之路，以及在德比举办见证庆典。两周之后，他至少以六种方式对英格兰各郡许下神圣承诺——这并不抵触他偶尔想像自己是个抛弃生命的憔悴传道人，感化美丽的女人与百万富翁成为安贫乐道的基督徒。

整整一个月之后，上帝才给了皮姆等待的逃脱机会。

事关重大国内外要务，请立即到切斯特街。理查德 ·T.皮姆，皮姆公司执行长

“你必须去。”在上午的礼拜过后，穆古递给皮姆这张电报说，悲苦的泪水滑落到他消瘦的脸颊。

“我不认为我可以面对。”皮姆同样难抑感动地说，“那里就只有铜臭，永远都是铜臭。”

他们一起走过印刷工坊与编篮工坊，穿过菜园到关住皮姆世界的侧门。

“这不会是你自己拍来的电报吧，对不对，帕佛斯？”穆古问。

皮姆发誓他不会这么做，这倒是事实。

“你不了解你所拥有的力量。”穆古说，“我想我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了。”

在此之前，皮姆从未想过穆古有改变的可能。

“好了。”穆古承受最后的痛苦说。

“再见。”皮姆说，“也谢谢你。”

但他们两人都觉得未来值得期待。当货船驶近的时候，皮姆答应要回来过圣诞节。

疯狂的行动，汤姆。疯狂的跳跃与疯狂的爱，而更疯狂的还在前面等候呢。那段时间我给朵莉丝写了信。请国会下院的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爵士转交，虽然我知道他已去世。我等了一个星期，就抛在脑后了，直到有一天，完全出乎意料，我的计策竟赢得了一封简陋的短信，写在一张从便笺本撕下的画线纸上，沾满污迹不知是泪痕还是酒渍，没有地址，但有东伦敦的邮戳，一个我从未造访过的乡下地方。这封信此刻就在我面前。

这么多年来你终于捎来音信，亲爱的，我把信放在厨房柜子里，和桌巾一起，有空就看。星期四三点钟我会在东站上月台，不带香草，我会带一束你最爱的熏衣草。

对自己的决定已感到后悔的皮姆很晚才到车站，他躲在铁拱门底下靠近一堆邮袋的狙击手角落。一大群妈妈们闹哄哄地来来去去，有些颇有可能，有些则不太像，但没有一个是他所等待的，有几个甚至还喝醉了。其中一个似乎抓了一把用报纸包住的花，但在那一刻他已断下结论，他走错月台了。皮姆要的是他那亲爱的朵莉丝，而不是戴着哑剧帽子懒洋洋走来走去的老女人。

一个工作日的傍晚，汤姆。雨中的切斯特街交通拥挤，但德国领事馆里却是星期天的翠绿山城[83]。依旧带着从修道院里来的虔诚心，皮姆按下门铃，但没听见回应。他敲敲巨大的黄铜门环。蕾丝窗帘掀开一角，又关上。门开了，但没大开。

“我是康宁汉，少爷。”一个大块头的男人飞快地关上门，仿佛怕病菌跑进门里似的，他有着浓厚的伦敦腔，但不是本地人。“康宁，加上汉。你一定就是继承人。欢迎，少爷。向你致敬。”

“你好吗？”皮姆说。

“我很乐观，少爷，谢谢你。”康宁汉先生以中欧人的字斟句酌回答，“我想我们正迈向理解之路。一开始难免有些抵抗。但我相信我已看见光芒开始闪耀。”

皮姆可没看见，因为康宁汉先生自信满满地带他穿过的走道一片漆黑，惟一的光线是移走法律书籍之后在墙上留下的斑白痕迹。

“你是个德语学者，就我了解，少爷。”康宁汉先生的腔调更浓了，仿佛离乡背井也让他染上腺肿似的。“很好的语言。至于人怎么样，我不确定。但人好话也动听，你可以说是我讲的。”

“我们干吗上楼？”皮姆说，他已感受到熟悉的恶兆，山雨欲来风满楼。

“电梯有问题，少爷。”康宁汉先生回答说，“我知道工程师已经来了，他正在赶路到这里来。”

“但瑞克的办公室在一楼。”

“但楼上比较有隐私，少爷。”康宁汉先生解释说，一面推开双扉门。他们进到一间倾圮的国务行馆，只靠街灯照明。“您的公子，阁下，才刚从礼拜堂回来。”康宁汉先生宣达，并在皮姆面前一鞠躬。

起初皮姆只看见瑞克的额头在烛光中闪闪发亮。接着是整个头，然后是庞大的身躯，敏捷地走上前来给他一个潮湿、热烈的大熊式拥抱。

“你好吗，老小子？”他急切地问，“火车还好吧？”

“很好。”皮姆说，其实他因为暂时的流动资金问题而沿途搭了便车。

“他们有东西给你吃吗？他们给你什么？”

“只有一个三明治和一杯啤酒。”皮姆说，他只能将就着吃穆古膳房里一块硬得像石头的面包。

“我的孩子，你看看我！”康宁汉先生热心地大叫，“除非吃东西，否则绝对不满足。”

“儿子，你自己去找点喝的吧。”瑞克几乎是无意识反射般地说道，他把皮姆夹在腋下，走过光秃秃的地板，朝一张帝王规格的大床走去。“如果你不抽烟不喝酒，到二十一岁时就能拿到五千镑的现金。好了，亲爱的，你觉得我这个儿子怎么样？”

一个穿着黑衣的身躯像个影子从床上起身。

那是朵莉丝，皮姆想。那是莉普西。那是来提出不满的洁米娜的母亲。但当黑影褪去，这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小僧侣发现在他眼前的人既没包着莉普西的头巾，也没戴着朵莉丝的钟形帽，更没有赛芬顿·鲍伊爵士夫人那种慑人的威仪。就像莉普西，她展示了一套欧洲战前古色古香的制服，但相似之处仅止于此。她华丽的裙子掐紧腰身。她穿了一件蕾丝领边的上衣，和镶饰着羽毛的小帽，让整体外形看起来时髦亮眼。她的胸部秉承了《爱情与洛可可女人》的最佳传统，浑圆的双峰上微光闪烁。

“儿子，我要你见一位高贵英勇的女士，她饱受命运折磨，经历过繁华起落，打过伟大的战役。而且在她最需要的时刻走向我，给我女人所能给男人的最大的荣幸。”

“罗思——柴，亲爱的。”这位女士轻声说，抬起柔弱的手让他可以亲吻或握。

“听过这名字吧，是不是，儿子，你受过这么好的教育？罗思柴尔德[84]男爵？罗思柴尔德大人？罗思柴尔德伯爵？罗思柴尔德的银行？还是你要告诉我说，你对这些财富远超过所罗门王千万倍的犹太家族名字一无所知？”

“喔，我当然听过！”

“很好。你坐在这里，听她怎么说，这可是一位男爵夫人呢。坐下，亲爱的。到我们两人中间。你觉得他怎么样啊，艾莲娜？”

“很漂亮，亲爱的。”男爵夫人说。

他要把我卖给她，皮姆想，但并非全然不情愿。我是他最后孤注一掷的交易。

我们全都是，汤姆。每个人都往前行，只有疯子才停下来。你的父亲和祖父与一位男爵夫人臀挨臀坐在没有电力的西区宫殿，一间家具不全的执行长办公室里，而康宁汉先生，我慢慢了解，在门外守卫。一股愚痴的密谋气氛，只有后来“公司”蓄积的那种愚痴密谋气氛可以比拟。她轻柔的声音展开冗长的难民独白，你杰克伯伯和我后来听过太多次，连次数都记不得了，但这个晚上，皮姆第一次接触到这些事，男爵夫人的大腿温暖而舒适地挨着雄心壮志的小僧侣。

“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寡妇，出身简朴虔诚的家庭，嫁给已故的路吉·斯佛波达—罗思柴尔德男爵，婚姻美满但短暂。他是捷克这支伟大家族最后的传人。结婚时我十七，他二十一，想想看我们的快乐。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帮他生孩子。我们的宅邸是在布尔诺的水神宫，起初是被德国人强占，后来又被俄国人欺负得比女人还惨。我的表妹安娜嫁给开普敦戴比尔斯钻石公司的高级主管，拥有你们想像不到的房子，太奢华了，我不赞同。”皮姆也不赞同，带着修行人的傻笑想告诉她。“我从没提过的沃夫兰叔叔，感谢上帝我说出口了。他和纳粹合作。犹太人把他倒吊起来。”皮姆咧开嘴角表示赞同。“我的戴维叔公把他所有的刺绣帷幕都给了普拉多[85]。他现在穷得像个农夫，博物馆干吗不给他一点东西，让他有饭吃？”皮姆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对西班牙灵魂的卑鄙感到绝望。“我的华多芙阿姨——”正当皮姆怀疑她是否能透过黑暗看见他的焦躁不安时，她却适时地停了下来。

“真是他妈的可耻！”瑞克大叫，而男爵夫人冷静自若。“我的天哪，&nbsp；儿子，那些布尔什维克党可能明天问也不问就横扫阿斯科特，狠狠发一笔横财。继续，亲爱的。儿子，告诉她继续。叫她艾莲娜，她喜欢这样。她不是个爱摆架子的人。她是我们的一分子。”

“请继续。”皮姆说。

“继续。”男爵夫人颇为赞同地附和，用瑞克的手帕轻拍着眼睛。“没错，亲爱的。太好了！[86]”

“噢，听听他的发音。”康宁汉先生从门口说，“没有丝毫缺点，你可以说是我讲的，简直和我自己的儿子一样。”

“她说什么，儿子？”

“她可以应付。”皮姆说，“她可以处理。”

“她是遭天谴的珍宝，我会好好照顾她。你记住我的话。”

皮姆也是。他至少会娶她。但同时，他很恼火的是，必须听更多赞颂我那亲爱的先夫男爵的话。我的路吉不只是伟大宫殿的业主，他是个金融天才，直到战争爆发之前，还担任布拉格罗思柴尔德家族的主席。

“他们全都是最有钱的人。”瑞克说，“对不对，儿子？你读过历史。怎么说？”

“他们钱多得连算都算不清楚。”站在门边的康宁汉先生以俨然经纪人的神态骄傲地说，“对不对，艾莲娜？问她。别害羞。”

“我们举办音乐会，亲爱的。”男爵夫人对皮姆倾吐，“有来自各国的王妃公主，房子里都是大理石、镜子、文化。就像这里。”她亲切地加上一句，手指着一幅无价的油画，跑马场里的马格纳斯王子，从照片上描摹下来的。“我们失去了所有东西。”

“不是全部。”瑞克低声说。

“德国人来的时候，我的路吉拒绝逃走。他在阳台上面对着纳粹猪猡，手上拿着一把枪，从此以后就没有音信了。”

又一段适时的停顿，男爵夫人从地板上成行排列的水晶斟酒器里倒了杯白兰地，优雅地啜了一口。但让皮姆恼火的是，瑞克竟接续起故事，部分原因是瑞克已厌倦只听不说，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秘密已呼之欲出，而按宫廷的规矩，秘密只有瑞克能揭晓。

“男爵是个好人，也是个好丈夫，儿子，他做了每一个好丈夫都会做的事，相信我，如果你母亲也愿意的话，我明天就会为她做同样的事——”

“我知道你会。”皮姆说。

“男爵在宫殿之外的地方藏了一笔财宝，他放在一个箱子里，交给他的好朋友，也是这位美丽夫人的好朋友，他指示说，等英国打胜仗之后，必须把箱子交给他年轻美丽的妻子，包括箱里所有的东西，无论已增值多少。”

男爵夫人记忆里有份列表，她再次选择皮姆当听众，因为她必须紧紧掳获他的注意力，好把纤纤玉手摆在他腰上。

“一本《古登堡圣经》[87]，保存良好，亲爱的，一幅早期的雷诺阿[88]，两幅中期的达·芬奇。一本第一版的哥雅[89]幻想集，艺术家的评注，三百个美国纯金金币，几张鲁本斯[90]的漫画。”

“康宁汉说那些东西像炸弹一样值钱。”她差不多已说完之后，瑞克接口说。

“广岛级的哦。”康宁汉从门口说。

皮姆努力挤出一个超脱尘俗的微笑，以表明伟大的艺术无价可及。男爵夫人收到他的信息，也心领神会。

时间过了一小时。男爵夫人和保镖离开了，留下父亲和儿子在这间没有灯光的房间里。窗外楼下的交通已纾缓。两人肩并肩坐在床上吃炸鱼与薯条，那是皮姆从瑞克裤袋里掏出珍贵的一镑钞票去买的。他们配着哈洛德斟酒器里的贵腐葡萄酒[91]。

“他们还在那里吗，儿子？”瑞克说，“他们看见你了吗？坐在莱利车里的那些人。大块头。”

“恐怕还在。”皮姆说。

“你相信她，对不对，儿子？别怕浪费我的感情。你相信这个好女人，还是你认为她是个黑心的骗子，冒着被踢出去的危险？”

“她令人难以置信。”皮姆说。

“你听起来并不确定。坦白说出来，儿子。她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可以老实告诉你。”

“我只是不太确定，她为什么不去找她的自己人？”

“你不像我这么了解那些犹太人。他们有些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但也有些不是，他们一看到她就会扒掉她一层皮。我问过她相同的问题。我也不会白费力气。”

“康宁汉是什么人？”皮姆说，几乎无法掩藏心中的厌恶。

“老康宁汉是一流的。等这些事告一段落之后，我会带他入行。出口与国外业务。他一定会是匹千里马。光是他的幽默感一年就值五千镑，对我们来说。他今晚没全表现出来。他很紧张。”

“到底怎么回事？”皮姆说。

“对你老爸的信心，就是这么回事。‘瑞克。’她告诉我——她就这么叫我，她也不白费力气的——‘瑞克，我要你帮我把箱子拿回来，卖掉里面的东西，把钱投资在你那些出色的公司上，我要你帮我管理，每年给我百分之十，活多久就领多久，还要有必要的保险和捐赠条款，以免万一你比我早走。我要你拥有这些钱，运用你的智慧去创造未来。’这是重大的责任，儿子。如果我有护照，我就会自己去。如果希德有空，我会派他去。希德会去。放牛养猪。这件事处理完之后我就打算这么做。买几英亩地，和一些牲口。我要退休。”

“你的护照怎么了？”皮姆说。

“儿子，我要老实说，我一向对你都很坦诚的。你那所高高在上的学校要价很硬。他们要现金，不能延期，就是这样。你会说她的语言，这是重点。她喜欢你。她信赖你。你是我儿子。我可以派马斯波去，但我不确定他会回来。伯斯·洛夫特太讲法律了。他把她吓坏了。现在溜到窗边，看那辆莱利走了没。别让灯光照亮你的脸。他们不能进来。他们没有搜索令。我是个诚实的公民。”

皮姆躲在缺角的绿色档案柜后，偷偷瞄街道，偷偷进行反监视。那辆莱利还在。

床上没有毛毯，所以他们只好将就着用窗帘和罩家具的防尘布。皮姆断断续续地入睡，冻得发僵，一直梦见男爵夫人。有一次瑞克的手臂重重地落在他身上，有一次瑞克压抑的声音咒骂某个叫佩姬的婊子把他给吵醒了。在清晨很早的时候，他感觉到瑞克穿着真丝衫与衬裤轻柔似女人的下半身紧紧地抵着他，让他觉得躺在地板上还睡得更安稳些。早晨，瑞克仍无法离开家，所以皮姆独自到维多利亚车站，手上提了装有几件随身物品的炫目白色格纹小牛皮手提箱，把手下方还用黄铜镌刻瑞克的姓名缩写。他穿了瑞克的一件骆驼毛大衣，虽然对他来讲太大了。看起来比以前更愉悦宜人的男爵夫人在月台等候。康宁汉先生与他们挥别。在火车的盥洗室里，皮姆打开瑞克交给他的信封，抽出一叠白色的十镑钞票，以及他首度秘密接触的指令。

你要到伯尔尼，住进大皇宫饭店。副理巴托先生是一流的，账单没问题。拉帕迪先生会与男爵夫人联络，然后带你们到奥地利边境。拉帕迪把箱子给你之后，你必须代表我们确认东西都在，和他把里面的东西都弄清楚，才算大功告成。那会是我们的储蓄，儿子。你将带回来的钱是一大笔收益，但一切结束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必再担心。

我对罗思柴尔德任务的执行细节应该是兴致勃勃，杰克——那希望的时代，疑惑的时代，从希望到疑惑之间突如其来的跳跃。我真的不记得哪些街角或密码把事情逐渐带向无法收拾的局面，因为从此以后我的记忆中有了太多次行动，同样，我也忘记，倘若我曾知道的话，皮姆怀抱着多少的怀疑与盲目的信仰，让他的任务走向无可避免的结局。当然我从此知道行动必须由许多渺茫的成功希望累积而成，并且必须付出比金钱更大的代价。拉帕迪先生只对男爵夫人说话，而男爵夫人则带着鄙夷的态度回答。

“拉帕迪他告诉我说他是Vertrauensmann，亲爱的。”皮姆问什么是Vertrauensmann时，她露出宽容的微笑。“Vertrauensmann就是我们可以信任的人。不是昨天，也许不是明天。但今天我们可以信任他。”

“拉帕迪他需要一百镑，亲爱的。”——一天或两天之后——“Vertrauensmann认识一个人，他的姐姐认识海关的头儿。最好他现在给他钱，拉关系。”

皮姆谨记瑞克的指示，象征性地抗拒一番，但男爵夫人已伸出手，摩挲拇指与中指愉快地做出暗示动作。“你想刷房子，亲爱的，就得先买刷子。”她解释说，而且很令皮姆惊愕的是，她竟撩起裙子到腰部，从裤袜头抽出钞票。“明天我们给你买套好西装。”

“给她钱，儿子？”那天晚上瑞克在海峡的另一头大声咆哮。“老天在上，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啊？给我找艾莲娜来听。”

“别对我大吼小叫，亲爱的。”男爵夫人很冷静地对着电话说，“你有个可爱的儿子在这里，瑞克。他对我很严格。我想有一天他会是伟大的演员。”

“男爵夫人说你是一流的，儿子。你和她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坚持我们的立场？”

“我一直很坚持。”皮姆说。

“你们有没有吃一顿地地道道的英国综合烧烤呢？”

“没有，我们省下来了。”

“我请你们好好吃一顿，今天晚上。”

“好的，父亲。谢谢。”

“上帝保佑你，儿子。”

“也保佑你，父亲。”皮姆很有礼貌的说，像个门僮似的双膝双脚并拢，放下电话。

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显然是皮姆首次与一位慧黠的女士共度柏拉图式蜜月的回忆。身旁傍着艾莲娜，皮姆在伯尔尼的旧城漫步，啜饮清淡的瓦莱[92]葡萄酒，欣赏大饭店里的茶舞，把他的过去埋葬在历史灰烬里。在她似乎凭着直觉就能找到的满室芳香、装饰华丽的精品店里，他们把她的旧衣换成皮草披肩和走在结霜的鹅卵石上滑不溜丢的安娜·卡列尼娜马靴，皮姆黯淡的校服则换成皮夹克和没纽扣系吊带的长裤。即使衣装不整，男爵夫人也坚持要听皮姆的判断，招手叫他进狭小的镶镜试衣间帮她挑选，同时也允许他——仿佛不知情似的——一饱眼福窥见洛可可女人的魅力：忽而是乳头，忽而是不小心没遮好的臀缘，忽而是她换裙子时露出的浑圆大腿间不可思议的阴影。她是莉普西，他兴奋地想；莉普西如果不太常想到死亡，就会是她现在的样子。

“你喜欢吗？”

“我很喜欢你。[93] 2 ]”

“有一天你会有个漂亮的女孩，你就像这样对她说，她会为你疯狂。你不觉得太花哨？”

“我觉得十全十美。”

“好吧，我们买两件。一件给我妹妹莎莎，她和我一样的尺码。”

雪白的肩膀一斜，不经意地一拉迷途忘返的内衣缝边，账单送来了，皮姆签了字，送给深谋远虑的巴托先生。他背对着她，身子前倾，不泄露出他内心慌乱的蛛丝马迹。在海仁大街的一家珠宝店里，他们买了一条珍珠项链给她在布达佩斯的另一个妹妹，事后又买了一个黄宝石戒指给她在巴黎的母亲，男爵夫人回英国时可以顺道带去。此刻我看见那个戒指，在她刚修好指甲的手指上熠熠生辉，当时她在我们那间豪华饭店的烧烤屋里，忽左忽右地追指着鱼箱里的鳟鱼，领班则站在她上方，拿着渔网准备捕捉。

“不，不，亲爱的，不是这条，是那条！呀，呀，太好了。[94]”

就在这样的晚餐——此时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皮姆因爱与困惑而感动莫名，所以觉得应该向男爵夫人倾吐衷心，表白自己想追求修道生活。她啪啦一声放下刀叉。

“别再跟我谈僧侣了！”她很生气地遏止他，“我见过太多僧侣了。我见过克罗地亚的僧侣，塞尔维亚的僧侣，俄罗斯的。上帝用僧侣把这个世界给毁了。”

“嗯，这可不一定。”皮姆说。

他用各种滑稽的声音和许多亲密的谎言，才让愉悦的神色缓缓地重回她棕色的眼眸。

“她的名字是莉普西？”

“我们是这样叫她。我不能告诉你她的真名。”

“她和像你这样的小伙子睡觉？你年纪这么小就和她做爱？我想她是个婊子。”

“很可能只是寂寞。”皮姆明智地说。

但她的思绪却徘徊不去，皮姆像往常一样目送她走进卧房门口时，她仔细地端详他，然后双手捧住他的头，亲吻他的唇。突然之间，她的嘴张开了，皮姆也是。亲吻变得激烈，他感觉到某种不熟悉的隆起抵住大腿。他感觉到它的温暖，他感觉到随着她韵律款摆，柔软的秀发滑落到真丝衫上。她低喃着“亲爱的”[95]，他听见吱嘎一声，怀疑是不是自己伤了她。她扭动头，她的脖子抵着他的唇。她伸出托付的手指把卧房的钥匙交给他，在他开门时四顾一望。他找到锁孔，转动钥匙，为她开门。他把钥匙放进她掌心，看见她眼底的光芒逐渐消退。

“那么，亲爱的。”她说。她吻他，一边的脸颊再换另一边。她凝视着他，似乎在寻找什么她遗落的东西。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知道她是和他吻别。

亲爱的——她写道——你是个好人，有米开朗基罗的身体，但你爹有很糟的问题，最好你留在伯尔尼。别挂心。E.韦伯永远爱你。

信封里有我们替她在牛津的表弟维多买的纯金袖链扣，还有皮姆给她去付那位隐而不见的拉帕迪先生的五百镑。我动笔时就戴着这副袖链扣。纯金的，镶嵌着碎钻皇冠。男爵夫人总是喜欢有皇室味道的东西。

在杜柏小姐家，也已是早晨。尽管窗帘紧闭，但皮姆听见牛奶车一路叮当。他手中握笔，拉出一个简单标示着“RTP”的粉红色档案夹，舔舔食指和拇指，开始从开口的地方翻数，抽出六张。

理查德·T.皮姆写给守护神父莱姆·雷吉斯函件的复印件，日期是1948年10月1日，扬言要对诱拐他儿子马格纳斯的事采取法律行动。（摘自RTP的档案。）

1948年9月15日的备忘录，弗洛伊德·斯卡德建议护照管理部门扣押RTP的护照，以利于犯罪调查。（通过总部警方联络处非正式取得。）

学校会计给RTP的信，拒绝接受以干果、桃子罐头或任何其他货品抵缴部分或全部费用的要求，很遗憾，管理部门无法免费教育皮姆。“我也要很遗憾地指出，你拒绝承认自己是个儿子注定要服神职的穷父亲。”（摘自RTP的档案。）

律师们写来愤怒的信，他们代表当时担任伯尔尼大皇宫饭店副理的艾本哈特·巴托先生，写给理查德·T.皮姆上校阁下，亦为金十字勋章得主与继承人之一，要求支付11018瑞士法郎40生丁的汇款，包括每月4%的利息。（摘自RTP档案。）

摘自1949年11月8日《伦敦记事报》，宣告RTP个人破产，并强制清算皮姆帝国旗下的八十三家公司，毋庸置疑的，当然包括马斯波互助与学术公司。

摘自1948年10月9日《每日电讯报》，记录了某位约翰·雷吉纳德·文沃斯，佩姬挚爱的丈夫，因伤重久病，病逝于康威尔郡特鲁洛医院。

还有一小张古怪的剪报，天晓得是从哪里剪下来的，记录了在海上邮轮“豪华布列塔尼号”逮捕恶名昭彰的欺诈犯韦伯与伍尔夫（又名康宁汉），两人乔装为塞维尔公爵与公爵夫人。

一张接一张，皮姆用红笔在每一份文件的右上角标号，再用统一的号码作为旁注放进他的长文里。出于政府人员爱整洁的习性，他把这些证物订在一起，装进标示“附件”的卷夹。合上档案，他站起来，解脱似的从容叹了口气，手臂往后伸，仿佛脱下盔甲一般。鬼魅似如影随形的青春期结束了。成年与成熟向他走来，即使他从未举步跨进。最后他落脚在钟爱的瑞士，天生间谍的心灵故乡。透过窗户，他最后一次查看广场，在他的凝望中，英格兰疲惫的灯光逐渐隐去。他沉重地脱下衣服，喝掉剩下的伏特加，沉重地瞥了镜子里的自己一眼，准备上床。但轻悄悄，非常轻悄悄。几乎是踮着脚尖。几乎像怕把自己吵醒似的。他向床走去，在书桌旁略一停顿，再次读着已解码的信息，这是他第一次没费事把它给毁掉。

波比，他想，留在你原来的地方吧。

7

五年前，杰克·布拉德福枪杀了他的拉布拉多母狗。它在篮子里犯风湿，抖个不停；他灌它药丸，被它吐了出来，很丢脸地弄脏了地毯。等他穿上防水夹克，从门后拿出十二口径霰弹枪，要它上路时，它像个罪犯似的看着他，因为它知道自己终于因为病入膏肓而成了废物。他命令它站起来，但它无能为力。他大叫道“去找”，它用前掌摇摇晃晃地撑起身子，但又垂下头来软趴趴地倒回篮子里。因此他放下枪，从棚屋拿来一把铲子，在小屋后面的野地里挖了个洞，在斜坡略高的地方，可以将入海口一览无遗。然后用他最喜爱的苏格兰呢外套裹住它，带到那里去，从后脑勺给它一枪，由颈背敲碎脊椎骨，埋了。他坐在旁边，喝掉了半瓶苏格兰威士忌，萨福克[96]的露水染上了身，他觉得在好死难求的世上，它能这样了结，可能是任何人都求之不得的最好结局了。他没为它立墓碑或不显眼的木十字架，但他利用教堂塔楼、干枯的柳树和磨坊找出定位，每次经过时，都会猛然扬起下巴向它致敬，他从未如此仔细思考来生，直到这个空虚的周日清晨，驾车驶过荒芜的伯克郡小径，看着太阳高挂在草原上。“杰克已经在位太久了，”皮姆如是说，“‘公司’早在十年前就该叫他退休了。”

那么，多久之前我们就该叫你退休呢，小子？他纳闷道。二十年？三十年？你又担负任务走了多少英里路呢？有多少英里长的底片被你卷进多少报纸里呢？有多少英里长的报纸被你丢进废纸箱或塞在水泥墙角呢？又有多少小时你抱着密码本听布拉格的电台广播呢？

他摇下窗户。疾驰的风闻起来有干草和柴烟的味道，令他心里一惊。布拉德福出身乡下，祖先有吉普赛人与教士，有猎场看守人、偷猎者和海盗。迎着扑面而来的晨风，他又变成衣衫褴褛的小男孩，跳上桑娜小姐未佩鞍的猎马背，疾驰穿过林园，渴望有个避风处。他在萨福克浅沼地的泥泞里冻得要死，却拉不下面子一无所获地回家。他第一次跳伞是在阿宾顿[97]飞机场从阻塞汽球上跃下，他发现张口大叫之后，风就会灌得他嘴巴合不上。他们把我扫地出门我就会离开。在你和我谈过之后我就会离开，我的孩子。

四十八小时以来他只睡了六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挤在一间为打字员准备的阴暗房间里凹凸不平的行军床上，但他并不累。“能耽误你一分钟吗，杰克？”五楼的贞女凯特说，她的眼神停驻在他身上也太久了点。“波和奈吉尔想再和你谈一下。”当他没睡、没接电话，或没像往常那样困惑地让思绪绕着凯特打转时，他就坐看他的生命宛如降落在敌占区那般迷乱而自由地流逝：原来就是像这样，这是块不毛之地，我的脚就像大叶枫的嫩枝盘旋落下。他回想皮姆与他一起成长、一起喝酒、一起工作的每一个阶段，包括他已完全遗忘直到此刻才想起的柏林一夜，他们在相邻的房间里上了几个军中护士。他记起1943年的一个冬日，他注视着自己血肉模糊的手臂垂在两旁，上头多了三颗德军机关枪子弹，那种不可思议的麻木感，就与此刻相同。

“但愿你能早一点点让我们知道，杰克。但愿你能知道事情会发生。”

“没错，对不起，波。我太疏忽了。”

“但是杰克，他实际上就像你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们常这样说。”

没错，我们是，对不对，波。如假包换，我同意。

而凯特责难的眼睛，一如往常，正在说，杰克，杰克，你在哪？

他这一生中曾有其他的案例，当然。自从战争结束之后，布拉德福的职业生涯就因为“公司”定期发生的丑闻而不时逆转。他担任柏林情报站的主任时，发生过不只一次，总计三次：夜间电报，讯号闪现，只有布拉德福能看。电话——他在哪里？——杰克，放下酒杯，马上过来。跑过湿漉漉的街道，完全清醒。一号电报，我随后即刻传送的下一封电报主题是组织中的某位成员已证实为苏联情报干员。你必须在明天消息见报之前略施小计秘密知会你的官方联络人。接着是抱着密码本的漫长等候，你不停地想：是他，是她，还是我？二号电报，拼出六个字母的名字，我他妈的哪知道谁是六个字母？第一个字是M——天哪，是米勒？第二个字是A——噢，我的天，是麦凯！结果最后是一个你从没听过的名字，隶属一个你从来不知道其存在的部门，等整份删订过的案史送到你桌上时，你所得到的印象就只是一个没拥有充分福利待遇的同性恋小男生坐在华沙的密码室里，自以为玩弄了整个世界，其实真正的目的只是想报复上司。

但这些遥远的丑闻对他来说，一直是他确信不会袭上身来的战争炮火。他不会拿这些案例来自我警惕，而是来印证他对“公司”发展方向的不满：倒退回官僚制度与半外交策略；自甘堕落地引进美国手法与范例。相较之下，他亲手挑选的手下可好多了，所以当格兰特·雷德勒和他那些讨人厌的摩门教提袋人领着猎巫大队齐聚门口，追索皮姆的鲜血，毫无根据地只以某些计算机化的巧合叫嚣可笑的怀疑时，就是杰克·布拉德福张开五指用力拍着会议桌，让水杯都跳了起来：“马上住口！这个房间里的每个男人或女人看起来都像叛徒，只要你把我们每个人的故事都翻出来看。某个人不记得他十号晚上在哪里？他就是在说谎。他记得吧？那他的不在场证明也太容易了吧。你们这样向前推论，每个说实话的人都会变成不要脸的骗子，每个做着可敬工作的人都是替另一边工作。你们耍这一套，就会让我们的情报网破得比俄国佬还彻底。或者这就是你们想达到的目的？”

上帝保佑，由于他的信誉、他的愤怒、他的关系和他部门的纪录，以他所厌恶的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低成本与高生产力，他安然度过那一天，从未想过还有另一天会到来，他真希望自己没过那一关。

关上窗户，布拉德福把车停在没人认得他的村落里。他太早了。他必须远离伦敦，远离接触，远离凯特棕色的目光。再给他一场毫无希望的危害控制会议，再一次讨论如何不让美国人插手，再一个来自凯特的同情或责难眼神，或来自波那帮阴沉保守官僚纯粹怀恨的眼光，或许，只是或许，杰克·布拉德福就会说出一些令每个人，特别是他自己，事后都懊悔不已的话。所以他自愿出这趟差，波很罕见地立即说这是个好主意，还有谁更合适呢？他一踏出波的门口就明白，他们很高兴看见他离开，不下于看见他动身。特别是对凯特而言。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继续打电话吧。”波在他背后大叫，“至少每三小时一次。凯特会知道情况，对不对，凯特？”

奈吉尔跟着他走过回廊。“你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我要你通过秘书处转接。你不能打他的外线电话，我要先和你谈。”

“而且这是命令。”布拉德福提示说。

“这是暂时的许可，随时可以撤销。”

教堂有个木廊，旁边一条步道通往球场。他穿过一个有砖砌谷仓的院子，秋日的空气里有温热牛奶的气味。

“我们分梯次撤离他们。”法兰克以强自压抑的欧洲口音英语说，“如果我们得把他们全部撤离的话。”

“我有最后决定权。”奈吉尔从侧厢说。

房间很低没窗户，而且灯光过强。一个穿制服的警卫管控监视孔。法兰克灰沉的女性助理沿墙一排坐着。她们带着热水瓶，相互分享香烟。她们以前也曾经这样做，就像在赛马会上一样。法兰克又胖又丑，是个拉脱维亚领班。布拉德福招募他，布拉德福提携他，现在他收拾布拉德福的烂摊子。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那是凌晨三点的事。就是今天，六个小时之前。

“第一天，杰克，我们只动主要的干员。”法兰克语气像个医生似的虚意保证，“布拉格的海鳗和守夜人，布达佩斯的伏尔泰，格但斯克[98]的小丑。”

“什么时候开始？”布拉德福说。

“等波喊起跑，之前不行。”奈吉尔说，“我们还在评估，我们还认为皮姆的忠诚度可能无懈可击。”奈吉尔说，像个善讲绕口令的人。

“我们会静悄悄地移动他们，杰克。”法兰克说，“没有再见，没有给邻居的花，不会在某个地方找猫。第二天是无线电接线生，第三天是外围的第二线干员。第四天，所有人都走了。”

“我们如何接触他们？”布拉德福问。

“你不必，我们来做。”奈吉尔说，“如果五楼说有必要。我要再说一次，这个时机纯属假设。”

凯特跟着他们进来。凯特是我们寡居的英国老处女，苍白、美丽，有如雕像，年华四十追悼她未曾有过的爱情。凯特仍然是凯特，他仍然可以在她眼里清楚看见。

“也许我们可以在他们上班的途中在街上拦住他们。”法兰克接着说，“也许我们敲门，告诉一个朋友，在某个地方留下字条。就是任何我们想得到的方法，只要以前没用过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进行到这个阶段，你就可以帮得上忙。”奈吉尔解释说，“告诉我们什么方法用过了。”

法兰克在一幅东欧地图前停下脚步。布拉德福在他背后一步的地方等着。主要情报员是红色，二线情报员是蓝色。杀图钉比杀人容易太多了。凝视着地图，布拉德福想起在维也纳的那一夜。皮姆扮演主人，布拉德福是彼得上校，带来伦敦对他服务十年的感谢。他记得皮姆优雅的捷克文演说，香槟与奖章，握手，保证，以及留声机传来的柔美华尔兹。还有一对穿着棕色衣服的矮胖男女，他是物理学家，她是捷克内政部的资深官员夫人，背叛的情人，他们随着约翰·斯特劳斯的旋律在客厅翩然飞舞，脸上尽是兴奋的光辉。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布拉德福再一次问道。

“杰克，这由波来决定。”奈吉尔坚持说，危险的耐心。

“杰克，五楼规定目前最重要的是看起来忙碌，但行动自然，一切正常。”法兰克说，从他桌上拿起一叠电报。“他们用信箱？所以像平常一样清干净信箱。他们有收音机？所以像平常一样传送，穿插在正常的节目里，希望对方也在听。”

“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奈吉尔说，好像法兰克所说的话都不算数，必得他再说一次。“所有的一切都完全如常。太早行动可能铸成大错。”

“太晚行动也是。”布拉德福的蓝眼睛开始燃起火花。

“他们在等你，杰克。”凯特说，意思是，来吧，你无能为力的。

布拉德福动也没动。“马上做。”他对法兰克说，“带他们到大使馆。把这个警告广播出去，要他们中止任务。”

奈吉尔一个字也没说。法兰克看着他求援，但奈吉尔交叉双着手，站在法兰克的女职员背后看她打一份暗号。

“杰克，我们没法带这些人到大使馆或领事馆。”法兰克说，朝奈吉尔的方向扮了个鬼脸。“这是禁止的。等我们得到五楼的指令之后，我们顶多能给他们新的逃亡证件、钱、交通，和祷告。对不对，奈吉尔？”

“如果你得到指令的话。”奈吉尔纠正他。

“海鳗会投向东边。”布拉德福说，“他女儿在布加勒斯特的大学。他会去找她。”

“好吧，他会从布加勒斯特到哪里去？”法兰克说。

布拉德福几乎大叫起来。凯特无法制止他。“向南到该死的保加利亚去，你以为呢！如果我们给他一个日期和地点，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去，防止他跑到南斯拉夫。”

法兰克也提高声音：“杰克，听我说，好吗？奈吉尔，帮我证实一下，免得我好像一直在唱反调。没有小飞机，没有大使馆，没有任何闯关行动。现在已经不是60年代了。更不是50年代或40年代。我们不会像撒鸟食似的派飞机和驾驶员降落到东欧。我们可没兴趣给自己或被对方追捕的线人组织接待委员会。”

“他说得很坦白。”奈吉尔颇为惊讶地加以证实。

“我必须告诉你，杰克。你的情报网已经污染了，外交部连丢进垃圾桶都不会愿意的，是不是，奈吉尔？你被隔离了，杰克。白厅和你握手之前得先戴上塑料手套。对吗，奈吉尔？”法兰克说着停下脚步。他再次把目光投向奈吉尔，但没得到片言只语的证实。他迎向布拉德福的目光，带着未曾预期到的恐惧盯着他良久，就像我们凝望纪念碑，沉思着自己不免一死的命运一样。“我接到指令，杰克。别这样看我。高兴点。”

布拉德福缓缓爬上楼梯。凯特走到他面前慢下脚步，伸出手指让他握。但他假装没看见。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你？”她说。

布拉德福充耳不闻地离开。

这天早上汤姆·皮姆肩头的责任，和他担任学校级长与熊猫队长第一个月的每一天一样沉重。今天是熊猫值勤周的第一天。今天，还有接下来整整恐怖的六天，汤姆必须敲晨钟，协助舍监管理淋浴，在早餐前点名。今天是星期天，他必须在阅读室里写信，在教堂里读圣训，检查更衣室是否整洁。当夜幕终于降临，他必须主持学生会议，听取学校生活管理的建言，整理之后，再送交校长卡尔德先生伤脑筋，因为卡尔德先生做什么事都无法轻松，对每一个问题都要面面俱到作周详的考虑。等他打理完一切，敲过熄灯钟之后，星期一已经等着他醒来了。上一周是莱恩斯值勤，莱恩斯表现得很好。卡尔德先生以极罕见的确定语气说，莱恩斯对权力采取民主策略，让每一个争议问题都付诸表决与组成委员会。在教堂里，等着最后一句赞美诗唱完的当儿，汤姆虔心为死去祖父的灵魂，为卡尔德先生，为星期三和纽伯利圣救世主的壁球赛胜利祷告，尽管他很担心又会尝到挫败的耻辱，因为卡尔德先生对体育竞赛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他更热切祈祷下一个星期六——如果星期六终会来临的话——熊猫能赢得卡尔德先生的喜爱，因为汤姆无法承受卡尔德先生的失望。

汤姆很高，走路已经有他父亲那种英国行政官员疾速如风的样子。向后拢的发际线让他有种成熟的感觉，这或许就是他能在学校里高居要位的原因。看着他，双手背在后面，从级长那排座位走了出来，穿过走道，在祭坛前俯身低首，走上两个台阶到读经台，难怪你会怀疑他怎么可能是学生，而不是卡尔德先生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位年轻教员。只有当他读今日经文时粗嘎如蛙鸣的声音，揭露了这堂皇外表下仍是个孩子的事实。汤姆对他所读的知之不多。这段圣训他是第一次读，他反复练习直到默记于心。然而此刻他就要演出，眼前红色与黑色交错的印刷字体既无声音也无意义。只有看见他在读经台上伸出的两个拇指，以及浮现在会众后排顶上的一头白发，才能把他拉回现实。如果没有这些，他肯定，他一定会飞起来，冲破教堂天花板，直入云霄，然后飘在空中，像他在纪念日的气球，一路飞到梅登黑德，带着他的名字降落在一位老妇人的后院里，赚到五镑的图书礼券和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她也有一个名叫汤姆的儿子，在劳合船舶协会工作。

“我独自踹酒酢，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99]他出乎自己意料地大声嘶吼，“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这威胁令他惊恐，他觉得纳闷，自己为何要说出口，又对谁而说：“他们的鲜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我一切的衣裳。”

继续读着经文，汤姆觉得自己的膝盖后侧撞击着长裤，他开始思考其他恰巧浮现心头的事，有些甚至还是他在此之前从未想过的。他无法再期望周遭的一切，甚至是工作，能主宰他的心思。星期五的体育课，他发现自己思索着一个拉丁文法的问题。昨天的拉丁文课，他担心妈妈的酗酒问题。在进行法文翻译时，他发现自己已不再爱贝吉·雷德勒，虽然他们热情通信，但他的爱已转移到学校会计的女儿身上。在重责大任的压力下，他的心变成一段海底电缆，像在科学实验室里的一样。起初这一捆电线传递着正确的消息，履行交付的工作；接着，就像一大群隐形的鱼洄游四周，大量的信息涌入，而且不知为何竟不需要缆线。这就是他此刻心中的感觉，他用最低沉的声音鸣吼出神圣的字句，但听在他自己耳里，却只像是遥远房间传来的叮当铃响。

“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他说。

他想到气球，想到那个在劳合船舶协会工作的汤姆，想到他考砸了一般入学考试之后的启示，想到会计的女儿骑在自行车上衬衫迎风贴在胸前。他焦躁不安，不知道熊猫副队长卡特·梅杰有没有足够的民主领导能力可以掌控下午的抗议抱怨。但有个念头他一直拒绝去面对，因为其他所有的思绪其实都只是替代这个念头出现罢了。他无法诉诸言语，甚至无法描绘景象，因为那个念头实在太可怕了，惟恐一想就成真。

“你的牛肉怎么样，孩子？”布拉德福问，在他们常去的迪格比饭店吃午饭，似乎只是二十秒之后的事。

“很棒，杰克伯伯，谢谢您。”汤姆说。

其他时候他们都静静地吃，直到午餐结束。布拉德福看他的《周日电讯报》，汤姆则看他百读不厌的奇幻小说，因为这本书里诸事美满，其他书却可能危机四伏。没有人比杰克伯伯更了解如何从学校带人出来，汤姆一边吃饭看书，一边想他的母亲。即使是他父亲也无法如此清楚地了解，所有的事情如何每次相同却又维持精巧的微小差异。你如何维持全然的平静，不焦不躁，却又故意用不同的琐事拖拖拉拉直到最后一刻。又如何让学校在大半天里仿佛不存在，好让回校不再是个问题。只有到最后的倒计时，才足以让返校重现一丝可能性。

“再来一份？”

“不，谢谢你。”

“再来一点约克郡咸布丁？”

“好，一点点就好。”

布拉德福对侍者扬起眉毛，侍者立即回来，侍者对杰克伯伯一向如此。

“有父亲的消息吗？”

汤姆没立即回答，因为他眼睛一阵刺痛，无法呼吸。

“现在，”布拉德福放下报纸，“怎么啦？”

“只是因为圣训的关系。”汤姆与他的眼泪奋战，“现在没事了。”

“你的圣训读得他妈的好极了。如果有人不同意，就打倒他。”

“那不是今天的圣训，日子弄错了。”汤姆仍奋力吞回泪水，解释说，“我应该翻到下一个书签标记的地方，但我忘了。”

“去他的弄错日子。”布拉德福咆哮道，惹得邻桌的老夫妇抬头看他，“如果昨天的圣训有一丁点好处，再听第二次又有什么害处。再来一杯姜汁啤酒。”

汤姆点点头，布拉德福点了酒，又拿起他的《周日电讯报》。“第一次也许根本不了解其中的意义。”他有些轻蔑地说。

但真正的麻烦是，汤姆没读错圣训；他读的是正确的一篇。他很清楚自己没犯错，他怀疑杰克伯伯也知道。他只是需要更简单的理由来落泪，而不是他脑海里围绕电缆洄游的鱼，或是他拒绝想起的那个念头。

他们决定不吃甜布丁，免得辜负这大好天气。

糖面包山是隆起在伯克郡草原上的白垩小丘，国防部在此地围起带刺铁丝网，并立起标示警告民众勿靠近，除了产羊羔的季节时普拉煦家里之外，汤姆最喜欢的地方大概就是这里了，不是在莱奇与父亲一起滑雪，不是在维也纳与母亲一起骑马：他曾去过或梦想过的地方，没有哪里像这个铁丝网环绕的山顶秘境一样，能如此拥有隐私，如此享有惊人特权，在这里，杰克·布拉德福与汤姆·皮姆，教父与教子，也是最好的朋友，可以轮流从发射器中放出飞靶，再用汤姆的二十口径霰弹枪射下来。第一次来这里时，汤姆简直不敢相信。“这里都锁起来了，杰克伯伯。”杰克伯伯停车时他提出异议。及至此时，还都是很美好的一天。但突然之间，一切都不对劲了。他们看着地图开了十英里路，让他很懊恼的是，最后竟开到两扇高耸的白色大门前，不但上锁，还命令不得进入。这一天完蛋了。他希望他可以再回到学校，做他自愿准备的额外功课。

“走过去，大叫‘芝麻开门’！”杰克伯伯建议，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交给汤姆。下一件事就是权威的白色大门在他们背后再度关上，他们是特殊人物，拥有特殊的通行权，在山顶畅行无阻，拖出锈蚀的发射器，杰克伯伯神秘兮兮地发射。在这之后的下一件事是汤姆在二十个飞靶里射中了九个，杰克伯伯射中十八个，因为杰克伯伯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射手，对所有的事情都是最棒的好手，虽然他年纪已大，而且不肯在任何比赛里让步讨好别人，甚至对汤姆也不例外。如果汤姆能击败杰克伯伯，必是胜之以武，这是他们俩不需言传的默契。这也是汤姆今天最需要的事：一场正常的交易，一场正常的竞赛，有着正常的对话，这也是杰克伯伯最擅长的。他想把自己糟糕透顶的念头埋进深深的洞里，不让任何人看见，直到他为英格兰捐躯的那一天。

户外令汤姆自由舒畅。和杰克伯伯无关。他不愿谈太多话，当然更不愿触及隐私。这白昼的感觉像是复活。枪声砰然，十月的风噼噼啪啪扑上他的脸颊，灌进校服外套里。突然之间，这一切让他言谈像个男人，而不是那个抱着开明的卡尔德先生所鼓励的绒毛玩具躲在床单下啜泣的小男生。溪谷里完全没有风，只有疲惫的秋阳和枯褐的树叶吹过羊肠小径。但在这光秃秃的白垩山顶上，风却像火车穿越隧道一般狂啸，推着汤姆走。风吹在国防部新架的电塔上匡啷嘲笑，这是他们上次来过之后才架设的。

“如果我们射倒电塔，我们就能让该死的俄国人进来。”杰克伯伯双手合拢成杯状对他喊道，“我们不想这么做吧，是不是？”

“不想。”

“好吧。那我们要做什么？”

“把发射器架在电塔旁边，朝另一边开枪！”汤姆愉快地吼回去，大声喊叫时，他觉得最后一丝忧心已奔出胸膛，他拱肩缩背，他知道在这样呼啸过山顶的风中，自己可以对任何人说他想说的事。杰克伯伯为他发射了十个飞靶，他用十一发子弹射下了八个，考虑到风力的因素，这绝对是他最好的成绩。轮到汤姆发射飞靶时，杰克伯伯掌控得宜刚好追平他。就只是追成平手，这也是汤姆爱他的原因。他不愿击败杰克伯伯。他的父亲或许可以，但杰克伯伯则不。因为那就会什么都没有了。在第二轮的十个飞靶里，汤姆表现不佳，但他不在意，因为他的手臂已经伸不直了，不能怪他。但杰克伯伯仍然像城堡般屹立不摇。即使在重新上膛时，那头白发仍然面对前方迎面上升的飞靶。

“14比18。”汤姆一边大叫，一边迅速拾起空弹匣。“射得好！”接着，同样响亮愉悦的声音：“爸爸还好吧，是不是？”

“他为什么不好？”布拉德福大声吼回去。

“爷爷葬礼之后他来看我，好像有点消沉，就是这样。”

“我想他是该意气消沉。如果你刚埋了你老爸，会有什么感觉？”

仍然在风中大声吼叫，两人都是。他们重新装填子弹，摇转发射器再来一回合时，闲聊了一会儿。

“他一直谈自由。”汤姆喊叫道，“他说没有人可以给你自由，我们必须自己掌握。我觉得很无聊，真的。”

杰克伯伯忙着重新装弹，汤姆甚至不知道他听见没。即使他听见了，也不知道他有兴趣没。

“他说得没错。”布拉德福迅即开枪射击，“现在爱国主义是个龌龊的字眼。”

汤姆放出飞靶，看着它旋转，在杰克伯伯精确的瞄准下爆裂粉碎。

“他并没谈到爱国主义。”汤姆捡起几个空弹匣说。

“噢？”

“我想他是要告诉我，如果我不快乐的话，就逃走吧。他在信里也这么说。是一种——”

“嗯？”

“——好像他想要我做一些他自己在学校时做不到的事。真的很诡异。”

“我不觉得有什么诡异。他在试探你，就是这样。如果你想打开的话，门没有锁。听起来更像是一种信任的表示。没有其他孩子有这么好的父亲，汤姆。”

汤姆开枪，没射中。

“还有，你说的信是什么？”布拉德福说，“我以为他来看你。”

“他是来看我。但他也写信给我。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觉得很诡异。”他又说了一次，无法忘情这个新爱上的形容词。

“好吧，他很伤心。又有什么不对？他老爸死了，他坐下来写信给他儿子。你应该觉得很光荣——射得好，孩子。射得好。”

“谢谢。”汤姆说，很骄傲地看着杰克伯伯把分数记到计分卡上。杰克伯伯随时记下分数。

“但他不是这么说的。”汤姆吞吞吐吐地说，“他并不伤心，他很高兴。”

“他这么写，是吗？”

“他说爷爷夺走了他的人性，他不愿在我身上夺走。”

“这是另一种伤心。”布拉德福四两拨千斤地说，“对了，你爸提到过秘密的地方吗？他可以在那儿找到真正的平静与安宁的地方，有吗？”

“并没真的提到。”

“但他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

“也不是。”

“在哪里？”

“他说我不能告诉别人。”

“那就别说。”杰克·布拉德福断然说。

突然之间，在此之后，谈论某人的父亲成为民主的级长必须善尽的功能。卡尔德先生曾说，拥有尊荣的人有义务牺牲生命中的挚爱，而汤姆爱他的父亲甚于一切。他感觉到布拉德福凝视的目光，也被挑起了兴趣，尽管并不特别赞同。

“您认识他很久了，对不对，杰克伯伯？”汤姆上车时说。

“如果三十五年算很久的话。”

“是很久。”对汤姆来说一周几乎就等于一年。车里突然寂静无风。“如果爸爸没事，”他扣上安全带时故作粗鲁地说，“为什么警察要找他？这是我想知道的。”

“帮我们算算命吧，玛丽·劳？”杰克伯伯问。

“今天不行，亲爱的。我没那个心情。”

“你永远都有心情。”杰克伯伯说，两人一起放声大笑，汤姆红了脸。

玛丽·劳是个吉普赛人，杰克伯伯说，虽然汤姆觉得她更像是海盗。她臀部很大，一头黑发，嘴上画了两片不对劲的嘴唇，像维也纳的鲍尔小姐一样。她在市集边上的一家木造咖啡厅里烤蛋糕，供应奶茶。汤姆要了一份荷包蛋吐司，蛋要像普拉煦的一样浓稠新鲜。杰克伯伯点了一壶茶和她做得最棒的水果蛋糕。他似乎已经忘了汤姆谈到的事。汤姆很感激，因为新鲜空气让他觉得头痛，心中的想法更让他觉得羞愧。距离他敲晚祷钟的时间还有两小时十八分钟。他在想，他或许该听从父亲的建议，逃到其他地方去。

“你说的警察是怎么回事？”布拉德福有些模糊地问，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汤姆原以为他已经忘了，或根本没听见。

“他们到学校来，见了卡尔德先生。然后卡尔德找我去。”

“卡尔德先生，孩子。”布拉德福非常和善地纠正他，然后喝了一大口茶。“什么时候？”

“星期五。在宿舍的橄榄球赛之后。卡尔德先生请我去，这个穿着风衣的男人就坐在卡尔德先生的扶手椅上，他说他是苏格兰场[100]的人，来问爸爸的事。他问我是不是碰巧知道爸爸的联络地址，因为爸爸太过粗心大意，参加过爷爷的葬礼之后就离开了，没告诉任何人他的去处。”

“胡说八道。”良久之后布拉德福说。

“这是真的，先生。这是真的。”

“你说他们。”

“我指的是他。”

“有多高？”

“五英尺十英寸。”

“年纪？”

“四十。”

“头发颜色？”

“和我一样。”

“胡子刮得很干净？”

“对。”

“眼睛？”

“棕色的。”

这是他们过去常玩的游戏。

“车子？”

“他从车站搭出租车来。”

“你怎么知道？”

“米勒先生载他来的。他载我去上大提琴课，在车站的出租车队工作。”

“说得精确一点，孩子。他搭米勒先生的车来。他告诉你说他搭火车来吗？”

“没有。”

“米勒呢？”

“没有。”

“那么，谁说他是警察的？”

“卡尔德先生，长官。他替我介绍的时候说的。”

“他穿什么？”

“西装，长官。灰色的。”

“他提到自己的级别吗？”

“督察。”

布拉德福露出微笑。一个奇妙、宽慰、爱怜的微笑。“你这个傻小子，他是外交部的督察。只是你爸爸办公室里的小喽啰。不是警察，孩子，只是人事部门无事可做的混蛋职员。卡尔德弄错了，像以前一样。”

汤姆或许该亲他。也几乎做了。他直起背，觉得自己像高了九英尺，他想把脸埋进杰克伯伯那件运动外套厚厚的斜纹软呢里。那当然不是警察，那人没有警察的大脚与短发，也没有警察那种即使亲切也拒人千里的态度。没错，汤姆充满喜悦地对自己说。杰克伯伯把事情都处理好了，一向如此。

布拉德福拿出手帕，汤姆擦擦眼睛。

“那么你是怎么告诉他的？”布拉德福说。汤姆说他也不知道父亲在哪里，他只说回维也纳之前要躲到苏格兰消失几天。那样说好像让爸爸犯了过错，犯了什么罪或者更糟。汤姆就记忆所及告诉他的杰克伯伯那次会面的详情，所有的问题，还有万一爸爸出现时该打的电话号码——汤姆没有，但卡尔德先生有——杰克伯伯到玛丽·劳的客厅去打电话给卡尔德先生，让汤姆延假到九点钟，理由是有些家务事要讨论。

“我要敲钟怎么办？”汤姆惊恐地问。

“卡特·梅杰会敲。”杰克伯伯说，他对所有的事都了如指掌。

他一定也打到伦敦去了，因为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多给玛丽·劳五镑去塞满她的圣诞袜，他说，他们两人又放声大笑，这次汤姆也加入。

他们是怎么谈到科孚的，汤姆事后一直不确定，或许也无法再追索出他们谈话的来龙去脉；他们只是聊着上次见面之后的事。上次见面是暑假之前，所以如果你有聊天的心情，可谈的事多着呢。汤姆就是如此；他已经好几年没这样畅谈了，或许是从来没有过，但杰克伯伯从容自在，兼具宽容与严谨，汤姆觉得这样的融合恰到好处，因为他喜欢感受杰克伯伯外表的力量，也喜欢体会他内在的安全感。

“你的坚信礼进行得怎么样了？”

“很好，谢谢。”

“你已经够大了，汤姆。要去面对。在有些国家你已经当兵去了。”

“我知道。”

“工作仍然是个问题？”

“有一点，先生。”

“还想进桑德赫斯特[101]？”

“是的，长官。我舅舅的军团说如果我表现得好的话，他们会收我。”

“所以你会用功读书，对不对？”

“我真的很努力。”

然后杰克伯伯靠近前来，压低声音。“我不确定该不该告诉你，孩子。但我还是要说，因为我认为你已经可以保守秘密了。你做得到吗？”

“我知道很多秘密，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长官。”

“你父亲自己就是个秘密很多的人。我相信你知道，对不对？”

“你也是，不是吗？”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真的是。但他必须保持缄默。为了他的国家。”

“也为了你。”汤姆说。

“他大部分的生活都完全秘而不宣，可以说几乎是掩人耳目。”

“妈咪知道吗？”

“原则上来说，是的，她知道。但她几乎完全不知道细节。这是我们做事的方式。你知道，如果你父亲曾经给你说谎或难以捉摸的印象，那是因为他的工作和他的忠诚，这就是原因。这对他是很大的压力。对我们都是。秘密是压力。”

“危险吗？”汤姆问。

“可能。这就是我们要给他保镖的原因。就像骑在摩托车上的那几个小子，跟着你们走遍希腊，还在他门外晃荡。”

“我见过他们！”汤姆兴奋地说。

“像那个到板球场找他、留小胡子的瘦高男人——”

“没错，没错，他戴了草帽！”

“有时你爸爸做的事太过机密，所以必须完全销声匿迹。即使保镖也拿不到他的地址，只有我知道。但其他的人都不知道，也不能知道。如果那个督察再来找你，或找卡尔德先生，或者有其他任何人来，你必须告诉他们你知道的事，事后立即向我报告。我会给你一个特别的电话号码，也给卡尔德先生特别的交代。他值得帮助，你父亲的确值得，而且也该得到。”

“我真的很高兴。”汤姆说。

“现在，关于他写给你的那封信。那封他走后给你的长信。是不是也谈到这些事呢？”

“我不知道。我没全读完。一大半都在谈赛芬顿·鲍伊的小刀和教职员盥洗室里的一些字。”

“谁是赛芬顿·鲍伊？”

“他是学校里的男生，我的朋友。”

“他也是你爸爸的朋友吗？”

“不是，但他的爸爸是。他爸爸以前也在学校里。”

“你怎么处理那封信？”

用它来惩罚自己。一折再折，折得又紧又尖，然后放进裤袋里刺痛自己的大腿。但汤姆没说。他只是充满感激地把东西交给杰克伯伯，杰克伯伯答应要好好保管，下次再和他商量——如果有事需要商量的话，但杰克伯伯怀疑会有。

“信封呢，你留下了吧？”

汤姆没有。

“他是从哪里寄来的？那里会有线索，我认为，如果我们去找的话。”

“邮戳是瑞丁。”汤姆说。

“哪一天？”

“星期二。”汤姆怏怏不乐地说，“但也可能是星期一截邮之后寄的。我以为他星期一下午会回维也纳。如果他没去苏格兰的话。”

但杰克伯伯根本没听进去，因为他又提起希腊，针对那个出现在科孚板球场、留小胡子的瘦弱家伙玩起他俩称之为“报告—记录”的游戏。

“我想你一定担心他，对不对，孩子？你想他一定会对你爸不利，我想，虽然他很和善。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这么熟，你爸为什么没请他回家见你妈妈？我知道你一定百思莫解。你爸爸背着妈妈有秘密生活，你一定觉得很不好。”

“我是觉得不好。”汤姆承认，杰克伯伯的无所不知再次令他惊叹。“他拉着爸爸的手臂。”

他们回到迪格比。汤姆摆脱忧虑，心情大好，重新找回食欲，吃了一块牛排和一堆薯条来弥补。布拉德福点了一杯威士忌。

“身高？”布拉德福说，又玩起他们的特殊游戏。

“六英尺。”

“没错，做得好。六英尺是正确答案。头发颜色？”

汤姆略有迟疑。“有点像小老鼠和小鹿毛色的斑纹。”他说。

“你说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戴了草帽。很难看清楚。”

“我知道他戴草帽。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问你的原因。头发颜色？”

“棕色。”汤姆最后说，“棕色，有阳光照在上面。额头很宽，像个天才。”

“穿透帽檐的阳光又会是什么颜色？”

“灰棕色。”汤姆说。

“就要这么说才对。只有两分。帽带？”

“红色。”

“天哪。”

“是红色的。”

“再试试看。”

“是红色的，红色，红色！”

“三分。胡须颜色？”

“他没留胡须。他只是有点儿小胡子，眉毛很浓，像你一样，但毛没那么多，还有一双眯着的眼睛。”

“三分。身材？”

“有点弯腰驼背，有点颠。”

“什么叫有点颠？”

“就像有点狂一样。有点狂是大海波涛汹涌、起伏不定。有点颠是他走得快的时候一拐一拐的。”

“你说有点跛。”

“没错。”

“那就说有点跛。哪一脚？”

“左脚。”

“再试一次。”

“左脚。”

“确定？”

“左脚！”

“三分。年纪？”

“七十。”

“别蠢了。”

“他很老。”

“他没有七十岁。我不到七十，也不到六十。这么说吧，他比我老吗？”

“一样。”

“带什么东西吗？”

“一个手提箱。灰灰的，像大象皮。他像汤伯斯先生一样精瘦。”

“谁是汤伯斯？”

“我们的体育老师。他教合气道和地理。他一脚就可以踹死人，虽然他没打算这么做。”

“很好，像汤伯斯先生一样精瘦，带一个象皮手提箱。两分。下一次，省略主观的参考用语。”

“什么？”

“汤伯斯先生。你认识他，我不认识。别拿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比较。”

“你说你认识他。”汤姆说，很兴奋地抓住杰克伯伯的语病。

“我是认识。我开玩笑的。他有辆车，你那个家伙？”

“沃尔沃。从卡洛曼诺先生那里租来的。”

“你怎么知道？”

“他把车租给每个人。他会到港口边晃荡，如果有人想租辆车，卡洛曼诺先生就把他的沃尔沃租给他。”

“颜色？”

“绿色。挡泥板撞凹了，科孚车牌，天线上有条狐狸尾巴，还有——”

“车是红色的。”

“是绿色的。”

“没得分。”布拉德福断然说，令汤姆很生气。

“为什么没分？”

布拉德福露出狼一般残忍的微笑。“那不是他的车，对不对？有另两个家伙坐在车里，你又怎么知道是那个有小胡子的家伙租的车？你不够客观，孩子。”

“他是负责人！”

“你并不知道。你只是猜想。像这样编造故事，就足以引发战争。你见过一位波比阿姨吗，孩子？”

“没有，先生。”

“叔叔？”

汤姆咯咯笑。“没有，先生。”

“听过文沃斯先生的名字吗？”

“没有，先生。”

“没有一点印象吗？”

“没有，先生。我认为那是索瑞的一个地名。”

“很好，孩子。如果你不知道，就算觉得自己应该知道，也别瞎掰。这是规则。”

“你又在嘲笑我了，对不对？”

“也许我是。你爸爸说什么时候会再来看你？”

“他没说。”

“他以前会说吗？”

“不见得。”

“所以没什么好烦恼的，对不对？”

“就只是那封信。”

“信怎么了？”

“好像他死了。”

“胡说八道。你自己想像的。还要我多告诉你一些事吗？你爸爸到了秘密的藏身之处，一切都很好。我们知道。他给了你他的地址吗？”

“没有。”

“最近的苏格兰小镇地名？”

“没有。他只说是苏格兰。苏格兰海边。一个可以避开所有人安心写作的地方。”

“他已经竭尽所能告诉你了，汤姆。他不准再向你透露更多事。他有几个房间？”

“他没说。”

“谁替他买东西？”

“他没说。他有一个很棒的房东太太。她很老了。”

“他是个好人。一个聪明人。她是个好女人，是我们的人。你别再烦恼了。”杰克伯伯斜眼瞄了一下手表。“听着，把东西吃完，点一杯姜汁啤酒。我得去见个人谈狗的事。”他面带微笑地走进标示着洗手间与厕所的门。汤姆是很出色的观察者。杰克伯伯双颊泛起愉快的神色，漫起像他自己一样的快乐神情，每个人都好极了。

布拉德福在兰贝斯[102]有个妻子和一栋房子，理论上他应该前去投靠。他还有另一个妻子在他萨福克的小屋里，离婚是不错，但得先说好好聚好散。他有个女儿嫁给屏纳的律师，他希望他们滚得远远的，他们也这样希望。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他很孝顺。他还有个没用的儿子，在舞台上虚掷生命，如果布拉德福对他宽大为怀——真够奇怪，他最近偶尔如此——而且如果能忍受脏乱与尿壶的味道——他偶尔可以——就能随意窝在亚德里安称之为空床的那堆油腻腻的床单上。但今晚以及他和皮姆说话之前的任何一晚，他都不需要他们。他宁可放逐到牧人市场那层臭气熏天的狭小安全公寓，看着被烟熏得乌黑的鸽子在栏杆上相互追逐，妓女在楼下的人行道轮流站岗，像战时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公司”就想从他手中收回这层公寓，或从他的薪水中扣除租金。文员们因为这层公寓而恨他，说这是他的“炮房”，偶尔确实也是。他们痛恨他为慷慨畅饮和他所没有的清洁剂而请款报销。但布拉德福比他们所有人都顽强，他们或多或少也都知道。

“研究人员就捷克情报局对报纸的使用情况挖掘出更多数据。”凯特在枕边说，“但还没有结论。”

布拉德福喝了一大口伏特加。现在是凌晨两点。他们在这里已经一个小时了。“别告诉我。了不起的间谍用针把信息一个字一个字刺在报纸上，然后寄给他的情报头子。然后情报头子把报纸拿到灯光下，就能看见善恶大决战的计划。下回他们会用旗语。”

光裸洁白的她依着他躺在小床上，初识世事的剑桥女孩，迷途的四十岁。透过脏污的窗帘射进来的灰红灯光，把她切割成一片片典雅的碎片。这里是大腿，这里是小腿，这里是胸部浑圆的锥形，这里是腰窝如刃的平滑线。她背对他，一腿稍微弯曲。该死的，她喜欢我的什么，这个忧伤而美丽的五楼桥牌手，带着她爱情远去的气息与拘谨的肉欲？和她在一起七年之后，他仍然摸不着头绪。他曾巡查各个外站，曾到蛮荒野地。他曾好几个月没和她说话也没写信。但他还来不及打开牙刷，她就扑进他的臂弯，用她哀伤饥渴的眼睛索求他。她是不是拥有上百个我们——我们是不是她的战斗机飞行员，每一次从任务中精疲力竭地回家时就能获得她的恩宠？或者我是惟一一个能撼动这座雕像的人？

“波召集了一些顶尖的善后好手来共襄盛举。”她说，元音无懈可击。“一些专门让人精神崩溃的人。他们会把皮姆的档案丢在他面前，要他在其他人，特别是美国人，掀起风波的严厉压力下好好表现出忠诚的英国人的样子。”

“接下来他就会召集媒体。”布拉德福说。

“他们查过飞巴哈马、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航班。也查过所有地方的航班。他们查过船只、租车公司，天知道还有哪里。他们拿到搜索令，清查他打过的所有电话，还有一张可以清查其他东西的空白搜索令。他们取消所有抄写员的休假和周末，让所有监视队二十四小时警戒，但他们还没告诉大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福利社变成葬仪社，没人和别人交谈。他们盘问每一个和他共用办公室的人、买他二手车的人，他们把皮姆在杜维奇那栋房子的房客赶出去，假装是白蚁专家，从天花板到地板全拆光了。现在奈吉尔想把整个搜查队派到诺福克街的安全公寓，规模太大了。包括帮手在内，总共有一百五十个成员。烧盒里有什么？”

“怎么啦？”

“因为有点神秘。儿童不宜。每次有人提到，波和奈吉尔就闭嘴不谈。”

“媒体呢？”布拉德福说，像是在回答她的问题而不是在规避。

“像以往一样保密。从花絮以下都不准登。昨天波和编辑们共进午餐。他已经替他们写信给报社老板，以防万一有内情泄露。谣言会削弱我们的安全。未经证实的揣测如同真正的敌人入侵。奈吉尔则对广播和电视人员尽全力施压。”

“两块大石头。那个假警察呢？”

“不论拜访汤姆校长的是谁，反正都不是我们自己人。他不是公司的人，也不是警察。”

“也许他是竞争对手派来的。他们不需要先问过我们，对吧？”

“波怕的是美国人派出他们自己的猎捕队来。”

“如果他是美国人，就会是三人一组。但他是无耻的捷克人。他们都是这样干的。就像在战时玩的把戏一样。”

“校长说那人是个很时髦的英国人，不是什么外国佬。他来去都没搭火车。他自称是特别分部的巴林督察。没这个人。出租车从车站到学校的车费是十二镑，他没要收据。想想看，一个警察竟然不要十二镑车费的收据。他留了一张假名片。他们正在找印刷商、纸商，据我所知还有墨水制造商，但不会让警察、对手或联络处插手。只要想得到的人他们都会去查问，但不会打草惊蛇。”

“他留的伦敦电话号码呢？”

“假的。”

“如果我还有幽默的心情，可能会大笑。对那个提着手提袋、在板球场拉着皮姆胳臂的小胡子绅士，波有什么看法？”

“他拒绝发表意见。他说我们如果要我们的朋友去清查板球赛，我们就没有朋友，也没有板球了。他多派了几个女孩去搜寻捷克的人事档案，还要雅典情报站派人到科孚去找那个出租汽车的人谈。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拜托马格纳斯快回家。”

“我的任务呢？作壁上观？”

“他们很怕你会拆了圣殿。”

“我想皮姆已经拆了。”

“那么或许是非法的接触。”凯特用她蜂王似的清脆嗓音说。

布拉德福又喝一大口伏特加。“如果他们让该死的情报网暴露。如果他们做任何明显的动作，就算仅此一次。”

“他们不会做任何引起美国人警觉的事。他们宁可死也要撒谎。‘我们三年不到就出了三个重要的叛徒。再来一个我们就玩完了。’波是这样说的。”

“所以情报员就会因为‘特殊关系’而死。我喜欢。情报员也会喜欢。他们会理解的。”

“他们找得到他吗？”

“可能。”

“光可能还不够。我问你，杰克。他们会找到他吗？你会找到吗？”

她突然变得蛮横而急迫。她从他手中拿过酒杯，在他的注视下喝掉剩下的伏特加，然后靠到床边，从皮包中掏出香烟。她递火柴给他，他替她点燃。

“波叫了许多人坐到打字机前。”布拉德福说，仍然若有所思地看着她，“或许有人会找出结果来。我不知道你抽烟，凯特。”

“我不抽。”

“你也喝很多酒，我很高兴看你喝。我不记得见过你这样大口喝伏特加，我确信我没见过。谁教你这样喝伏特加的？”

“我为什么不能？”

“应该是问你为什么要？你有事要告诉我，对不对？一些我绝对不喜欢的事。有一阵子，我以为你替波当间谍。我以为你对我使出耶洗别[103]那招。然后我想，不，她是有事想告诉我。她想来个小小的亲密告白。”

“他渎神。”

“谁，亲爱的？”

“马格纳斯。”

“噢，他是，对不对？马格纳斯渎神。又怎么了？”

“抱着我，杰克。”

“我会才怪。”他拉开她，看见他原先误以为的傲慢竟是强自压抑的绝望。她哀伤的眼睛直直盯着他，一脸逆来顺受的模样。

“‘我爱你，凯特。’”她说，“‘让我摆脱这一切，我会娶你，我们从此过着快乐的日子。’”

布拉德福拿走她的烟，抽了起来。

“‘我会抛弃玛丽，到国外生活。法国。摩洛哥。谁在乎？’还有从地球另一头打来的电话。‘我打电话来说我爱你。’送花，说：‘我爱你。’卡片。藏在其他东西里的小纸条，从门缝塞进来，装在极机密信封里只准我看。‘我们已经过太久假设如果的日子，我要行动，凯特。你是我的逃脱方向。帮助我。我爱你，M。’”

再一次，布拉德福静静等候。

“‘我爱你。’”她又说一遍，“他不停地说。就像他努力想相信的仪式。‘我爱你。’我猜他一定认为他如果对够多人说够多次，有一天就能成真。但没有。他这一生从未爱过任何女人。我们是敌人，我们全都是。拉着我，杰克。”

很出乎自己意料的，一阵亲密的浪潮征服了他。他拉近她，让她紧紧抵在胸前。

“波察觉了吗？”他说。

他感觉到背上汗涔涔的。他在她身上的缝隙闻到皮姆贴近的气息。她抵住他摇摇头，但他轻轻地晃动她，要她大声说出来：波不知道。不，杰克，波完全不知道。

“马格纳斯只对掌控全局有兴趣。”她说，“他随时可以拥有我。但这对他不够。‘等我，凯特。我要切断电缆，享受自由。凯特，是我，你在哪里？’我在这里，你这个白痴，或者我应该接电话，是吗？他没有绯闻。他有多重的生活。对他来说，我们都在各自不同的星球上。是他飞向太空途中可以歇脚的地方。你知道他最喜欢我哪一张照片吗？”

“我不认为我知道，凯特。”布拉德福说。

“我在诺曼底海滩上的裸照。我们偷了个周末。我背对着他，走向海洋。我甚至不知道他有照相机。”

“你是个漂亮姑娘，凯特。我自己看到你那样的照片都会热血沸腾。”布拉德福说，把她的头发往后拉，好看清楚她的脸。

“我爱他，比他爱我更爱。背对着他，我可以是他梦里的任何一个人——他在海滩上的姑娘。我留给他完整的梦想。你要帮我脱离这一切，杰克。”

“你涉入多深？”

“够深了。”

“你写过信给他吗？”

她摇摇头。

“帮过他什么忙吗？为他违反规定？你最好告诉我，凯特。”他等待着，感觉到她抵在胸前的头压力益增。“你听见了吗？”她点点头。“我已经死了，凯特。但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万一发现你在等公交车回家时和皮姆在麦当劳共喝一杯草莓奶昔，你还来不及告诉杰克他妈的任何事之前，他们就会削烂你的头，把你派到经济发展部去。你知道，对不对？”

又点了头。

“你为他做了什么？偷走一些机密，是不是？波的盘子里一些肥美多汁的东西？”她摇摇头。“少来，凯特。他也愚弄了我。我打算把你丢到狼群里。你替他做了什么？”

“他要他的个人档案。”她说。

“哦？”

“他要删掉。那是很久以前的档案，他在奥地利服役时的一份陆军报告。”

“你什么时候做的？”

“很早了。我们在一起大约一年。他从布拉格回来。”

“你替他做这件事。你侵入他的档案？”

“那无关紧要，他说。他当时非常年轻。还是个孩子。他利用了某个不入流的线人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偷越边界的人，我想。真的很微不足道的事。但有个叫萨宾娜的女孩卷入行动，她想嫁给他，并且投诚。我没听仔细。他说如果有人在他的档案里发现这段过去，流传成韵事，他就永远别想登上五楼。”

“这又不是世界末日，对不对？”

她摇摇头。

“线人有名字，对不对？”布拉德福问。

“只有化名。绿袖子。”

“真有意思。我喜欢。绿袖子。一个地道的英国线人。你从档案里抽出这张纸，然后怎么处理？就告诉我吧，凯特。已经过去了。继续吧。”

“我偷走了。”

“好吧，然后怎么处理呢？”

“他也是这么问我的。”

“什么时候？”

“他打电话给我。”

“什么时候？”

“上个星期一晚上。在他应该回到维也纳以后。”

“几点？拜托，凯特，很好。他几点打电话给你？”

“十点。晚一点。十点半。可能早一点。我正在看《十点新闻》。”

“正播报什么？”

“黎巴嫩。炮击。的黎波里还是哪里。我听见他的声音就把音量转小，炮击还一直继续，像无声电影。‘我需要听见你的声音，凯特。我对一切都很抱歉。我打电话来是要说对不起。我不是个坏人，凯特。不是假装的。’”

“不是？”

“没错，不是。他怀念过去。不是。我说这只是因为你父亲过世，你会没事的，别哭。别说得好像你自己也死了一样。打起精神。你在哪里？我来找你。他说他没办法。不再有办法。然后就提到他的档案。我应该把我做的事全抖出来，别再掩护他。但给他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凯特。这么多年之后，这点时间不算多吧。’接着，我是不是还保留那份替他拿出来的报告？我毁掉了，还是有副本？”

“你怎么说？”

她走进卧房，拿出一个乱糟糟装随身用品的盥洗袋。她抽出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棕色纸，交给他，

“你给他一份副本吗？”

“没有。”

“他要求你给吗？”

“没有。我不会这么做的。我相信他了解。我拿了，也告诉他说我拿了，他应该要相信我。我想有一天我会放回去。这是个环节。”

“他星期一打电话给你时人在哪里？”

“电话亭。”

“对方付费？”

“距离不远。我付了四个五十便士。你注意，他可能还在伦敦，如果你了解他的话。我们谈了大约二十分钟，但多半的时间他都说不出话来。”

“说详细点。拜托，老情人。你只要说一遍就好了，我保证，所以你应该仔细说清楚。”

“我说：‘你为什么没回维也纳？’”

“他怎么说？”

“他说他的零钱用完了。这是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我的零钱用完了。’”

“他曾经带你去过什么地方吗？某个藏身之处？”

“我们都在我的公寓，或去旅馆。”

“哪些旅馆？”

“维多利亚的格罗斯维纳。利物浦街的大东方。他喜欢那几间俯瞰铁路的房间。”

“给我房号。”

他抓住她，走到书桌旁，依她口授，写下两个号码，然后披上旧晨袍，在腰间打上结，对她微笑。“我也爱他，凯特。我是比你更笨的笨蛋。”但她没以微笑响应。“他谈到过可以逃离一切的地方吗？或他的梦想？”他倒给她一些伏特加，她接过酒。

“挪威。”她说，“他想看驯鹿迁徙的情景。他有一天要带我去。”

“还有什么地方？”

“西班牙。北部。他说他为我们买了一幢别墅。”

“他谈过他的写作吗？”

“不太多。”

“他说过想在哪里完成他的伟大著作吗？”

“在加拿大。我们要在冰天雪地的地方冬眠，靠罐头度日。”

“海洋——没提到海吗？”

“没有。”

“他对你提过波比吗？有个叫波比的人，譬如在他的书里？”

“他没提起过他的任何一个女人。我告诉过你。我们都在各自不同的星球上。”

“那么叫文沃斯的人呢？”

她摇摇头。

“‘文沃斯是瑞克的复仇女神，’”布拉德福背诵，“‘而波比是我的。我们两人都付出了一生的时间，努力弥补我们加在他们身上的事。’你听过录音带，你看过抄本。文沃斯。”

“他疯了。”她说。

“留在这里。”他说，“随你爱留多久。”

走回书桌，他手臂一挥拂掉书和纸张，拧亮台灯，坐下来，那张棕色的纸头旁，是皮姆写给汤姆，邮戳瑞丁的皱巴巴的信。伦敦电话分类簿就在他身边的地板上。他选了维多利亚的格罗斯维纳旅馆，要求值夜门房帮他转接凯特给的那个房号。一个睡意迷蒙的男人接了电话。

“我是旅馆侦探。”布拉德福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你带了一位女士回房间。”

“当然我有个他妈的小妞在房里。这是双人房，我付了钱，而且她是我老婆。”

那不是皮姆的声音。

他对他大笑，打电话到大东方旅馆，结果相同。他打给独立电视新闻台，找夜间编辑。他说他是苏格兰场的马克雷督察，要紧急查询：他要知道星期一晚上《十点新闻》播出的黎波里炮击那条消息的确切时间。他握着听筒等候，一面翻阅皮姆的那封信。瑞丁邮戳。星期一晚上或星期二早上寄的。

“10点17分10秒。他打给你的时间。”他说，目光扫过一圈，确定她没事。她直直地靠着枕头坐着，头向后靠，像中场休息的拳击手。

他打电话到邮局调查科，找值班人员。他给“公司”的密码，而她的回答却是一副在劫难逃的样子。“我听说过你。”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

“我的要求很麻烦，而且我今天以前就要。”他说。

“我们尽力。”她说。

“我要追踪星期一晚上10点18分到10点21分之间，从瑞丁附近电话亭打到伦敦的所有付现电话。通话时间大约是二十分钟。”

“不可能做到。”她毫不迟疑地回答。

“我爱她。”他越过肩膀对凯特说。她翻过身，俯卧着，把脸埋进臂弯里。

他挂掉电话，急切地拿起凯特从皮姆个人档案中偷出来的册页。总共有三页，抽自情报部队第一中尉马格纳斯·皮姆的军中记录。皮姆中尉，号码若干，隶属格拉茨第六野战侦讯部队，附注中注明此部队为防御性军事情报搜集单位，对经营当地情报网仅具有限之权限。日期是1951年7月18日，记录者不明，相关数据被登记处删除。纳入皮姆个人档案的日期是1952年5月12日。纳入原因，皮姆正式取得加入情报组织的候选资格。抽出的部分是皮姆结束奥地利格拉茨任期时指挥官所提出的操守报告：“……很特别的年轻军官……人缘好，谦恭有礼……展现圆熟技巧运用消息来源绿袖子，过去十一个月来为部队提供苏联在捷克之战争指令的机密与最高机密，赢得高度赞誉……”

“你还好吗？”他对凯特说，“听着。你没做错什么。没有人会想念这个东西。没有人聪明到要找这份资料，没人想过要追查这条线索。”

他翻过一页：“消息来源和项目官员之间建立起亲密的私人关系……皮姆在危机中冷静专业……消息来源坚持只通过皮姆运作……”他很快地读到结尾部分，然后又慢慢地从头念起。

“他的C.O.[104]也爱上他。”他对凯特叫道，“……他对细节的优异记忆力，”他念道：“……清晰的报告撰写，常在清晨冗长的简报之后完成……高度娱乐价值……”

“甚至没提到萨宾娜。”他对凯特抱怨，“看不出来他到底担心个什么劲。他干吗要冒险用热线打给你，要你藏匿黑暗年代里对他只有赞赏却没有害处的几张纸？一定是某些在他龌龊的小小心灵里的东西，而不在我们心里。不过这也不让我吃惊。”

电话响了。他环顾四周。床是空的，浴室门紧闭。惊惧，他跳起来，迅速推开门。她安然站在洗手台旁，泼水洗脸。他再次关上门，匆忙回到电话旁。那是一部有铬钢按钮的陈旧绿色扰频器。他拿起听筒，没好气地说：“喂？”

“杰克。我们动手吧。准备好了吗？现在。”

布拉德福按下一个按钮，听见相同的男高音在电波干扰中颤动。

“你会喜欢的，杰克——杰克，你听到我说了吗？哈啰？”

“我听见了，波。”

“我刚和卡佛通过电话。”卡佛是美国驻伦敦情报处处长。“他坚持他的手下对我们共同的朋友有新的追查方向。他们要立即重新开启他的案子，哈瑞·华斯勒已经从华盛顿飞过来，准备看一场好戏。”

“就这样？”

“还不够吗？”

“他们认为他在哪里？”布拉德福说。

“这就是重点。他们没问，他们也不担心。他们认定他还在烦他老爸的事。”波非常愉快地说，“他们强调说现在正是会面的好时机。当我们的朋友忙着烦恼个人事务的时候。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事情都还在掌握之中。当然，除了他们的新方向之外。不管那是些什么东西。”

“除了情报网之外。”布拉德福说。

“我要你和我一起去开会，杰克。我要你在那里帮我，像你往常一样。你会帮我吗？”

“如果是命令，我什么都会做。”

波像是筹办欢乐派对似的：“我要每一个平常参加的人都来，不删也不增。我不要引人注目，我们动身找他的时候不能激起一丝涟漪。这整件事仍然可以是杯水风波。白厅确信如此。他们说我们本末倒置，完全没掌握最新的状况。他们最近引进了一些可怕的聪明人。有些甚至还没有公职身份。你睡着了吗？”

“没睡死。”

“我们都一样。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奈吉尔这会儿应该已经搞定外交部了。”

“竟然是他？”布拉德福挂掉电话后大声说，“凯特？”

“什么？”

“你的手别放在我的刮胡刀上，听到没？我们已经太老，不适合有戏剧性的举动，我们两个都是。”

他等了一秒钟，拨电话到总部，要求找值夜官。

“你那里有信差吗？”

“有。”

“布拉德福。我要一份战争办公室的档案。英军占领奥地利期间，很旧的野战个案。行动代号绿袖子，别管你信不信。档案在哪里？”

“国防部，我猜，因为战争办公室早在两百年前就解散了。”

“你是哪位？”

“尼可逊。”

“好啦，别再他妈的乱猜。找出档案在哪里，拿到之后打电话给我。拿支笔，有吗？”

“我不确定我有。奈吉尔下了指示，你所有的要求都必须先经过秘书处转达。抱歉，杰克。”

“奈吉尔在外交部。去向波查证。在你处理的时候，问国防部，1951年7月18日奥地利格拉茨第六侦讯队的指挥官是谁。我赶时间，绿袖子，你记下来了吗？或许你可以先不听音乐。”

他挂掉电话，粗暴地抽出皮姆写给汤姆的那封皱巴巴的信。

“他只是个外壳。”凯特说，“你必须做的就是找只寄居蟹爬进他的壳里。别想找出他的真相。真相是我们自己加在他身上的。”

“当然。”布拉德福说。他已准备好一张纸，一面默默读信，一面记下重点。如果我有段时间没写信给你，记住，我随时都在想着你。滥情的废话。如果你需要帮助，而且不想去找杰克伯伯，你就该这么做。他继续往下读，写下皮姆给儿子的指示，一项接一项。别想太多宗教的问题，只要试着相信上帝的恩慈。“该死的家伙！”他为凯特而高声训斥，摔下铅笔，两手握拳抵住太阳穴，这时电话又响起。他让电话响了好一会儿，心情平复之后才拿起听筒，瞄了一眼电话，这一直是他的习惯。

“你要的档案好几年前就已经不见了。”尼可逊愉快地说。

“谁拿走了？”

“我们。他们说档案标明送给我们，但我们从未归还。”

“我们的哪一个人？”

“捷克部门。1953年，由我们伦敦办公室的官员提出申请。”

“哪一个人？”

“M.R.P。应该是皮姆。你要我打电话到维也纳，问他把档案丢到哪里去了吗？”

“我早上会亲自问他。”他说，“指挥官呢？”

“教育兵团的哈里森·曼布瑞少校。”

“什么？”

“他1950到1954年借调到陆军情报部门。”

“老天爷。有地址吗？”

他写下来，记起皮姆摘自克列孟梭[105]的讽刺警语：军事情报之于情报，如同军乐之于音乐。

他挂掉电话。

“他们甚至没训练那些可怜又该死的值日官。”布拉德福训诫道，还是对着凯特。

他心情略佳地回到他的家庭作业里。在绿园之外的某处，伦敦的钟敲响了三下。

“我要走了。”凯特说。她站在门边，穿戴整齐。

布拉德福立即站起来。

“不，你不能走。你要留在这里，直到我听见你的笑声为止。”

他走向她，再次脱下她的衣服。他把她放在床上。

“你怎么会以为我要自杀？”她说，“有人在你面前做过吗？”

“这样说吧，一次就太多了。”他回答说。

“烧盒里有什么？”她问，这夜的第二次。

但第二次，布拉德福似乎还是太忙碌而无法回答。

8

我的记忆比以往变得更有选择性，杰克。他在我眼里，正如我期盼他也在你眼里。但你也在我眼里。任何对你无关紧要的事都从我身边溜走，仿佛火车车窗外流逝的风景。我可以向你描绘皮姆与倒霉的巴托先生苦恼的对谈，在瑞克的指示下，他一再保证已经付邮，已经处理，每个人都会没事，他父亲会对饭店提出解决方案。或者我们可以拿皮姆寻开心，他夜以继日坐困饭店房间，成为楼下堆积如山的账单的人质，梦想着艾莲娜·韦伯牛奶似的胴体，在伯尔尼那间镶满镜子的更衣室里的婀娜多姿，埋怨自己的胆小，靠贮藏的大陆式早餐[106]果腹，累积更多的账单，等待电话。或者是瑞克消失在空中的时刻。他没打电话，等皮姆试他的号码时，惟一的响应是像狼嚎一样单调平板的鸣声。

他试希德的电话时找到梅格，梅格的建议就和艾莲娜一样。“你最好留在那里，亲爱的。”她的声音暗示旁边有人在听她说话。“这里有热浪，很多人都烤焦了。”“希德在哪里？”“去让他自己凉快啦，亲爱的。”或者是星期天下午，饭店的一切都仁慈地归于寂静，皮姆收拾好仅有的几件随身物品，心脏几乎要跳出喉咙，走下员工楼梯，穿过侧门，突然置身于一个充满敌意的外国城市——这是他第一次秘密逃脱，也是最轻而易举的一次。

我可以告诉你，皮姆尽管是个未成年的难民，但拥有有效的英国护照，从未挨过饿，而且事后回想起来，也从不缺温言婉语款待。他替修道院做蜡烛的浸油脂，清扫神父的过道，替酿酒师滚啤酒桶，替一个老想把女儿嫁给他的亚美尼亚人拆地毯包装，他其实可能做出更糟的事：她是个美丽的女孩，老是叹气，摊在沙发上，但皮姆太谨守礼节，无法接近她。他做的就是诸如此类的事，还有更多。所有的工作都在夜间进行，在这个有钟、有井、有鹅卵石、有拱门、烛光摇曳的美丽城市里，一只奔逃的夜行动物。他铲雪，运送奶酪，牵一匹瞎眼的运货马，教抱负远大的旅行社职员英文。所有的一切都在暗地里进行，他等待巴托先生的猎犬闻到他的气味，把他送上法庭，尽管此刻我已明白了那个可怜的人对他并不怀恨在心，即使愤怒到极点也避免提及皮姆在这个事件里的角色。

亲爱的父亲：

我在这里很开心。你不必担心我，因为瑞士是个亲切友善的地方，这里提供各种奖学金给想读法律的外国年轻人。

我可以高声说出距第一家仅咫尺之遥的另一家豪华饭店的名字，皮姆坠入凡尘当起晚班侍者，再度成为学生，睡在管线通道下大得像工厂、从不熄灯的地下室宿舍里；他再次对他那张小铁床心存感激，他取乐他的侍者同事，一如取乐他的同学，因为他们都只是一心想回家的提契诺[107]农夫。他满怀希望地随着钟声起床，戴上白色的活动衣领，虽然已经因昨夜的油垢而变厚，但还是比不上韦罗先生衣领的一半紧。他给有着暧昧神情的夫妇端去香槟与鹅肝酱，他们有时会要他留下，目光中流露出诱人的爱情与洛可可。但再一次，皮姆因为太谨守礼节与不解风情而无法从命。他当时的态度像个带刺的铁丝笼。只有独自一人时他才会耽溺于欲望。即使我听任记忆轻拂略过这些惹人遐思的插曲，我的心仍狂奔到我在伯尔尼车站三等餐厅中遇见神圣的欧林格先生那一夜，通过他的慈悲，这次的相遇改变了我的一生——恐怕也改变了你，杰克，尽管你还不知道改变有多大。

皮姆为什么又注册了一个大学，我依然毫无回忆的耐心。是为了掩护。一如以往，都是为了掩护，就那样。他在一个马戏团的冬季驻地工作，就位于他慎重其事散步之后经常驻足停留的同一个火车站下方。不知为什么，大象吸引了他。任何笨蛋都可以洗大象，但他很诧异地发现，仅靠着帐幕顶端聚光灯泄出的一丝光线，把二十英尺长的刷头浸入水桶，竟是如此困难的事。每天黎明时分，他做完工作后就回家，回到救世军旅馆，他暂时的阿斯科特。每天黎明时分，他看见大学绿色的圆顶透过秋雾凌空升起，像丑恶的小罗马教会挑衅他改变信仰。但无论如何，他必须进这个地方，因为他有另一个恐惧，比巴托先生的追捕更严重，也就是有着流动资金问题的瑞克会乘着宾利的云雾出现，赶他回家。

他熟练且充满想像力地为瑞克虚构一些事。我已经拿到我所说的外国学生奖学金。我研读瑞士法、德国法、罗马法和其他法。此外我也上夜校，让自己远离魔鬼。他赞美自己并不存在的导师，敬仰大学里的牧师。但瑞克的情报体系虽然反复无常，却令人印象深刻。皮姆知道，除非让虚构的故事有实质的含意，否则自己永远不能高枕无忧。因此，有一天早上，他鼓足勇气，勇往直前。他先是虚报自己的经历，接着又谎报年龄，因为年龄与经历必须两相吻合才不致穿帮。他把艾莲娜最后一张白花花的钞票付给一个剪平头的出纳，换来一张贴有照片的灰色布卡，注明他的合法地位。我这一生见过无数伪造证件，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样感激涕零。皮姆愿意用所有的财富来交换，总值是七十一法郎。皮姆就读的是哲学系二年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到现在仍只有依稀的印象，因为皮姆原来要求的是法律系，却不知出了什么差错。学校告示板上的学生通讯让他学到更多，因为他得以参加一连串不太真实的论坛，接受了欧利和古德劳夫先生痛恨富人、莉普西告诫他财富空虚如幻之后的首度政治炮火洗礼。你也记得那些论坛，杰克，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而且也基于我们很快就会知晓的原因记得它们。

皮姆也从大学的告示板上发现外交乐园艾尔芬诺[108]有一座英国教会的存在。他迫不及待，常常连着两三个星期天都去。他祷告，然后在户外自在翱翔，与任何会移动的东西握手，尽管为数不多。他深情款款地凝望老妈妈们，与其中几个坠入情网，在她们帘幕深垂的家里吃蛋糕，喝沉闷无趣的茶，用他曲折离奇父母孤零的身世引她们入迷。很快的，他内在那个离乡背井的游子，已经要靠每周一次的英国陈腐气息熏陶才能继续生活。这座拥有后台强硬的外交官家庭、古老大不列颠子民和可疑亲英派人士的英国教会就成为他的学校教堂，以及他所曾背弃的所有教堂。

可以与之匹敌的是三等铁路餐厅，不必工作时，他可以点一杯啤酒，整夜坐在“蓝色唱片”抽烟抽到想吐，幻想遇见最漂泊不定、浪迹天涯的旅人。今天，车站已经是充塞时髦精品店与塑料装潢餐馆的室内购物中心，但在战争刚结束的年代，这里仍是灯光昏暗的爱德华式驿站，大厅有雄鹿标本，墙壁上是解放的农民挥舞旗帜的壁画，还有永不消散的腊肠与炸洋葱香味。头等餐厅里坐满身穿黑西装领间围餐巾的绅士，但三等餐厅却影影绰绰，酒气充天，满是干非法勾当的巴尔干人，醉意醺然地唱着不成调的歌。皮姆最喜欢的桌子是靠衣帽架的镶板角落，一个名叫伊莉莎白、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招待会多给他一碗汤。那一定也是欧林格先生最喜欢的位子，因为他一进门就熟门熟路地往这张桌子走，充满爱意地向伊莉莎白鞠躬。他穿着领口挖低车缝镂空折边的传统服装，也对皮姆鞠躬。他烦躁不安地把弄陈旧的公文包，扯着不听话的头发，问道：“我们打扰你了吗？”声音里满是喘不过气来的焦虑，一边还打着那只因皮带系得太紧而呜咽不已的黄色老松狮犬。如今我已明白，这是我们的造物主为他最好的代理人所做的伪装。

欧林格先生看起来长生不老的样子，但我猜他大概五十岁。他的外表苍白软弱，微笑中带有歉意，脸颊有酒窝，但松垮垮的像老人的屁股。即使最后他终于肯定他的椅子没被更有权势的人占用，仍非常缓慢微弱地放低圆滚滚的身子，仿佛随时会被更有资格坐下的人赶走似的。自认是常客的皮姆，从他毫不抗拒的胳臂上取走棕色的雨衣，找了个衣架挂起来。皮姆暗下决定，他迫切需要欧林格先生和他的黄色松狮犬。当时他的生活正值休耕期，一个星期没和别人说过几句话。他的动作让欧林格先生陷入无可自拔的感激漩涡里。欧林格先生对皮姆展现最友善的微笑。他从书报架上抓起一份《联邦》，埋头猛读。他低声叫狗守规矩，无甚用处地轻拍它的鼻子，尽管它表现出的耐性已堪称典范。但他说了一句话，让皮姆有机会解释说：很遗憾我是外国人，先生，我还无法听懂你的方言。所以拜托请说高地德语[109]，并请谅解。之后，他又说自己姓“皮姆”，因为他听到欧林格先生告白说他是欧林格，好像这个名字暗含某种骇人的轻蔑意味，接着又介绍那只松狮犬是巴斯托先生，让皮姆霎时极不愉快地联想起倒霉的巴托先生。

“但你的德文说得好极了。”欧林格先生抗议道，“我一下子就以为你是从德国来的！你不是？那么你从哪里来，恕我冒昧？”

这是欧林格先生仁慈的善意，因为当时没有人会真的把皮姆的德文误认为货真价实的德语。因此皮姆告诉欧林格先生他的生平故事，这是他打从一开始就想做的事，然后以他自己椎心刺痛的问题令欧林格先生目眩神迷。他使出浑身解数，让欧林格先生感受到他多愁善感的魅力——但皮姆的努力事后却证明全无必要，因为欧林格先生无可选择地必须与他结交。他赞美每个人，怜悯世间的每个人——但对他们必须与他分享世界的可悲厄运却毫无所感。欧林格先生说他娶了一位天使，还有三个极具音乐天分的天使女儿。他说他继承了他父亲在欧斯特穆第根的工厂，让他非常烦恼。的确也是，因为回想起来，这个可怜的人得每天勤勉地起床，让工厂的运营更有起色。欧林格先生说巴斯托先生已经跟了他三年，但只是暂时的，因为他还在努力帮他找主人。

为了以相等的慷慨情怀回报，皮姆描述了他在闪电战中的经验，那夜他到考文垂[110]探望姑妈，碰上他们轰炸大教堂；姑妈家离教堂正门只有百来码，但奇迹似的并未夷为平地。摧毁了考文垂之后，他又在想像力的极致力作中化身为海军上将的儿子，穿着晨袍站在宿舍窗前，镇静地观望一波又一波的德国轰炸机飞越学校，好奇他们这次会不会丢下穿得像修女的伞兵。

“但你们没防空洞吗？”欧林格先生大叫，“真是可耻！你还是个孩子，我的天哪！我太太会气炸的。她是在怀德斯维尔[111]出生的。”他说，巴斯托先生一边吃脆饼棒一边放屁。

就这样，皮姆轻快跃进，堆起一个又一个的虚构故事，唤起欧林格先生那种喜爱苦难的瑞士人天性，用战争的残酷引出他心中的中立精神。

“但你当时年纪那么小。”皮姆提到他在布瑞德福通讯学校所受的严格训练，欧林格先生再度抗议，“你没有温暖的窝。你只是个孩子。”

“还好，感谢上帝，他们没用上我们。”皮姆用一种自暴自弃的声音说，一面要结账。“我祖父第一个去世，接着我父亲也离开人世，所以我不得不觉得我们家就要崩溃了。”欧林格先生不让皮姆付账。欧林格先生或许正呼吸瑞士的自由空气，他说，但他得感谢三代的英国人让他享有此恩典。皮姆的香肠和啤酒，只是迈向欧林格先生快速高涨的慷慨义举的进门阶。接着是提供一个房间，在欧林格先生继承自母亲位于长巷子的房子里。

那不是个宽敞的房间。事实上是很小的一间房。一个小阁楼，是三间里的一间，皮姆的这间位于中间，也只有这间才能让皮姆站直身子，即便如此，皮姆还是得把头伸出天窗才能觉得舒服。夏季天光彻夜不眠，&nbsp；冬季则冰封雪冻不见天日。至于取暖，他有一个穿透隔间墙的黑色大型暖气炉，靠走廊里的柴炉烧热。他必须决定让自己冻死或烫熟，端视当时的心情而定。然而，汤姆，在找到杜柏小姐以前，我从没有对任何一个地方如此满意过。在我生命中，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家庭的快乐。欧林格太太身材高大，性格爽朗，生活简朴。有一次皮姆例行地巡逻房子时，穿过门缝看见她睡着，而且面带微笑。我确信她过世时也面带微笑。她的丈夫像胖墩墩的拖船绕着她团团转，不顾经济因素地把捡来的流浪汉和食客一股脑儿塞给她，而且敬爱她。女儿们的长相一个比一个平庸，演奏乐器可怕至极，让邻居恼怒不已，而且一个接一个嫁给更加平庸的丈夫和更加差劲的音乐家，但欧林格先生觉得他们聪明又可爱——因为他这样想，所以他们也就真的聪明又可爱。从早到晚，移民、时运不济的人和尚未被发掘的天才在他们的厨房川流不息，给自己煎蛋卷，在油毡地板上踩熄香烟头。而如果你没锁上房间可就惨了，因为欧林格先生大有可能忘了你的存在——或者，如果必要的话，说服他自己相信你今天在外过夜，或者是相信你不会介意有陌生人暂住。我们付他多少钱，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们能负担的恐怕几近于零，而且肯定不足补贴欧斯特穆第根的工厂，因为我最后一次听到欧林格先生的消息，是他快乐地在伯尔尼邮政总局当职员，被他那些博学多闻的同事迷得神魂颠倒。除了巴斯托先生，我惟一能与欧林格先生联想在一起的东西，是他羞怯地用来自我慰藉用的情色藏品。和其他东西一样，这也是可以共享的，而且比《爱情与洛可可女人》更有启发性。

这就是皮姆赖以筑巢的家。他的生活第一次如此完整美好。他有一张床，他有一个家。他与三等餐厅的伊莉莎白谈恋爱，开始想到婚姻与为人父。他仍固定与贝琳达通信，贝琳达觉得有义务告知皮姆关于洁米娜的爱情韵事：“我确信她这么做只是因为你不在她身边。”瑞克即使没销声匿迹，至少也偃旗息鼓，因为他惟一存在的迹象，就是一连串“真正为你好”的训诫，甚至还避开了“外国人的诱惑”与“犬儒主义的陷阱”等用语，因为他和他的秘书都不会拼这几个词。这些信显然是匆匆打字完成，而且每次都从不同的地点寄出：“写给东格林斯特德费尔斯的塔普西·伊顿，信封上不必写我的名字”……“写给霍尔邮政总局邮政餐厅的梅洛上校，他负责帮我收邮件”……有一次，一封手写的情书带来些变化，开头写道：“安妮，我甜蜜的小宝贝，你的身体胜过世上所有的财宝。”瑞克一定是放错信封了。

因此，惟一令皮姆抱憾的是一位朋友。一个星期六中午，皮姆每周一次抱着脏衣服下楼洗时，在欧林格先生的地下室遇见他。楼上街头的第一场降雪赶走了秋天。皮姆手上满满的一堆脏衣服挡住视线，让他担心脚下的石阶。地下室的灯光是定时开关；任何一秒钟他都可能陷入黑暗之中，跌在巴斯托先生身上，因为锅炉是它的地盘。但灯光一直亮着，当他轻拂过开关时，他发现有人很聪明地塞了一根火柴棒在里面，一根用刀子削得整整齐齐的火柴棒。他闻到雪茄的味道，但伯尔尼不是阿斯科特——任何有几文钱的人都能抽根雪茄。他看见一张安乐椅，直觉就认为那是欧林格先生要送给每周六拖着马车来收破烂的鲁比先生的礼物。

“你不知道外国人不准在瑞士地下室晾衣服吗？”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不是方言，而是清晰的高地德语。

“恐怕我不知道。”皮姆说。他环顾四周想找人道歉，却看见一个瘦巴巴的人蜷缩在安乐椅里，一只苍白的长手抓住拼布毛毯直盖到脖子，另一手拿着书。他戴了一顶黑色的贝雷帽，脸上一道下垂的小胡子。看不见腿，但他的身体看起来有些尖凸，交叠的样子很不对劲，像是一把钉到一半的三脚凳。欧林格先生的手杖靠在椅边。抓住毯子的手指间一缕雪茄烟雾。

“在瑞士，禁止贫穷，禁止外国人，而且完全禁止晾衣服。你住在这里吗？”

“我是欧林格先生的朋友。”

“英国朋友？”

“我叫皮姆。”

一只白手的手指发现小胡子，开始捻着往下扯。

“皮姆阁下？”

“叫我马格纳斯。”

“但你有贵族血统？”

“嗯，没什么特别。”

“而且你是战争英雄。”陌生男子说，发出一阵在英文里可能代表怀疑的吸吮声。

皮姆不喜欢这个说法。他告诉欧林格先生自己的身世已是陈年往事，听到旧事重提令他惊慌。

“请问您是哪位，容我这样问？”皮姆说。

陌生男子有些恼怒地搔着脸颊，显然正在考虑选择的范围有多大。“我叫艾塞尔，打从一星期前就是你的邻居，所以不得不忍受你夜里磨牙的声音。”他说，抽出雪茄。

“艾塞尔先生？”皮姆说。

“艾塞尔·艾塞尔先生。我爸妈忘了给我取另一个名字。”他放下书，伸出一只瘦小的手来打招呼。“看在老天的分上，”皮姆握住他的手时，他缩手大叫，“轻松一点，可以吗？战争结束了。”

皮姆浑身感觉不对劲，于是把衣服留到第二天洗，走上楼去。

“艾塞尔的另一个名字是什么？”第二天他问欧林格先生。

“他或许没有。”欧林格先生有些顽皮地回答，“或许这就是他没有证件的原因。”

“他是学生吗？”

“他是个诗人。”欧林格先生很骄傲地说，但这幢房子和诗人格格不入。

“他写的一定是很长的诗。因为他打字打了一整夜。”皮姆说。

“他的确是。而且用的是我的打字机。”欧林格先生说，他满怀骄傲。

我丈夫在工厂里发现他，皮姆帮欧林格太太准备晚餐的蔬菜时她说。其实是守夜的哈普雷奇先生发现他的。艾塞尔睡在仓库的布袋堆上，哈普雷奇先生打算送他去警察局，因为他没有证件，是个外国人，而且一身臭味，但感谢上帝仁慈，我丈夫及时阻止哈普雷奇先生，让艾塞尔吃顿早餐，然后带他去看医生治他的汗臭。

“他打哪儿来？”皮姆问。

欧林格太太不同以往地有些戒备。艾塞尔从那边来，她说——那边就是边界的另一边，那边就是瑞士之外误入歧途的欧洲，在那里人们开坦克而不搭公交车，饥饿迫使他们不顾礼节地抢夺食物，而非从店里购买。

“他怎么到这里来的？”皮姆问。

“我们认为他是走路来的。”欧林格太太说。

“但他走路不太行。他跛脚，而且弱不禁风。”

“我们认为他意志坚强，而且不得不做。”

“他是德国人吗？”

“德国人有很多种，马格纳斯。”

“艾塞尔是哪一种？”

“我们没问。也许你也不该问他。”

“你从他的声音猜得出来吗？”

“我们也不猜。对于艾塞尔，我们最好别好奇。”

“他怎么病的？”

“也许是因为战争的折磨，像你一样。”欧林格太太露出过于谅解的微笑说，“你不喜欢艾塞尔吗？他打扰你了吗？”

他根本不和我说话又怎么打扰我呢？皮姆想。我听见的只有欧林格先生打字机的咔嗒咔嗒声，他下午来访的女客销魂心醉的呼喊，以及他拄着欧林格先生的手杖到盥洗室的瘸脚走路声，看见的只有他的伏特加空瓶，他飘荡在走廊的雪茄蓝色烟雾，以及他消失在楼梯的苍白空虚身影。

“艾塞尔很棒。”他说。

皮姆早就认定圣诞节会是他一生中最喜悦的一天，而且的确也是——除了瑞克的一封惨绝人寰的信，描述“苏格兰荒野的一栋私人小旅馆万般皆缺，任何一种生活必需品都是天赐之福”。我后来发现，他指的是，格林依戈那度假地。平安夜。皮姆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员，负责点亮蜡烛，帮欧林格太太把礼物放在树下。很美妙的，一整天都昏昏暗暗，到了下午，厚厚的雪片开始在路灯下飞舞，阻塞了铁道。欧林格家的女儿在护花使者的伴送下抵达，接着是一对从巴塞尔来的羞涩的新婚夫妇，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他们的记忆有些模糊。然后是一个法国天才，名叫尚-皮耶，专画鱼的侧面。在他后面，是一个满怀歉意的日本绅士“山”先生——但这个姓非常令人费解，现在我知道了，因为“山”这个字是日本地址的一个用词。山先生在欧林格先生的工厂里扮演某种工业间谍的角色，回想起来着实令我莞尔，倘若日本人真的试图抄袭欧林格先生的生产方法，他们的工业生产必将倒退几十年。

最后是艾塞尔本人缓缓走下木制楼梯，出现在众人眼前。皮姆第一次能好好地审视他。虽然瘦得离谱，但他生就一张圆脸。他的额头很高，一绺斜斜披覆的棕发却让它略显弯曲，而且有股哀伤的气息。仿佛造物主将拇指与食指放在他的两侧太阳穴上猛然将脸往下拉，用以警告他的轻举妄动：从紧箍的眉毛开始，到眼睛，再到浓密形似马蹄铁的小胡子。而在这一切之下，便是艾塞尔的本尊，他的双眼穿透自己的阴影熠熠生辉，一个心存感恩但不容皮姆分享的幸存者。欧林格先生的一个女儿帮他打了一件宽大的背心，穿在他瘦弱的肩头像件披风。

“晚上好，马格纳斯阁下。”他说。他上下颠倒地拿着一顶草编软帽，皮姆看见里面有几个小盒子，包装得很精美。“为什么我们在楼上从来不交谈？我们像是距离好几公里，而不是二十厘米。你还在与德国人交战吗？我们是盟友，你和我。我们很快就要与俄国人奋战。”

“我想我们会。”皮姆有气无力地说。

“你寂寞的时候为什么从来不敲我的门？我们可以抽根烟，稍微拯救一下世界。你喜欢瞎扯淡吗？”

“很喜欢。”

“很好，我们就来瞎扯淡吧。”但讲到这里，艾塞尔就止住，忙着转身拖着脚步去招呼山先生了。在这一瞬间，透过披着毛衣的肩膀，艾塞尔给皮姆揶揄甚至几乎是挑衅的一瞥，好像在问自己是否太过轻易地信任别人。

“Aber dann können wir doch Freunde sein，马格纳斯先生？”——那么我们终究是朋友啰？

“Ich würde mich freuen！”皮姆发自肺腑地回答，无畏地迎向他的目光——我会很高兴。

他们又一次握手，但这次轻得多。就在此刻，艾塞尔的面容幻化成美好灿烂的微笑，让皮姆的心随之涨得满满的，他对自己许下承诺，此生的所有圣诞节他愿意追随艾塞尔到天涯海角。派对开始，女孩们唱起圣诞歌，皮姆卖力演出，德文不会就用英文代替。接着是演讲，然后是举杯遥祝缺席的朋友与亲戚，就在那时艾塞尔沉重的眼帘几乎盖住眼睛，变得安静。然后，仿佛想甩掉不愉快的回忆似的，他突然站起来，开始打开他带来的软帽，皮姆伸出手来帮他，知道这是艾塞尔圣诞节的惯例。他做了笛子给欧林格先生的女儿，每一根下端都刻上她们的名字。他这双纤弱苍白的手如何雕刻呢？如此灵巧，连隔壁的皮姆都听不见他的动静？他上哪儿找来木材、颜料和刷子？他给欧林格先生的是火柴棒砌成的方舟模型，代表我们这个兴旺家族的彩绘人偶在舱口挥手，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另一个牢狱人生的象征。给山先生与尚—皮耶的是块方巾，就像皮姆以前曾用迷你缝纫机做给朵莉丝的一样。给巴塞尔夫妇的是一个仿制的木头眼睛，保护他们免于一切痛苦磨难。至于皮姆——我至今仍常抱怨，他竟把我留到最后——给马格纳斯先生，是一本经年使用棕色粗硬布封面的格里美尔斯豪森的《痴儿西木传》，皮姆从未听过这本书，却迫不及待地想开始读，因为这给了他一个敲艾塞尔房门的借口。他翻开书，念出德文题词：“给永非吾人仇敌的马格纳斯阁下。”在左上角，较陈旧的墨迹，是同一只手写的较稚嫩的字迹：“A.H.卡斯贝德，1939年8月”。

“卡斯贝德在哪里？”皮姆未加思索地脱口问道，立时察觉周围有一种尴尬的气氛，似乎所有的人都听见了坏消息，除了他，因为大家认为他年纪太轻无法承受。

“卡斯贝德已经不存在了，马格纳斯阁下。”艾塞尔礼貌地回答，“你读过《痴儿西木传》之后就会了解原因。”

“在哪里？”

“是我的故乡。”

“你送给我的是你自己过往的珍藏。”

“难道你宁愿我送你我不重视的东西？”

而皮姆——他带了什么？上帝保佑，理事主席与总经理之子不善于意味深远的繁文缛节，想不出有什么比一盒雪茄更适合亲爱的艾塞尔。

“为什么卡斯贝德不存在了？”皮姆抓住与欧林格先生独处的机会问。欧林格先生无所不知，除了如何经营工厂。卡斯贝德在苏台德区[112]，他解释说。那是个美丽的温泉城市，每个人都爱去：勃拉姆斯和贝多芬，歌德和席勒。卡斯贝德最初属于奥地利，接着又并入德国。现在是捷克斯洛伐克，改了新名字，所有的德国人都被扫地出门。

“那么艾塞尔属于谁？”皮姆问。

“只属于我们，我想。”欧林格先生凝重地说，“我们必须好好照顾他，否则他们就会把他带走，你可以想见的。”

“他房里有女人。”皮姆说。

欧林格先生脸上出现戏谑的神情，泛起红晕。“我想他拥有伯尔尼的所有女人。”他说道。

几天过去了。第三天，皮姆敲艾塞尔的门，发现他站在敞开的窗边抽烟，面前的窗台上摆了好几本看起来很厚重的书。他一定冻僵了，但他似乎需要流通的空气来阅读。

“出去走走吧。”皮姆厚起脸皮说。

“用我的速度？”

“总不能依我的速度吧，是不是？”

“我的体质不适合拥挤的地方，马格纳斯阁下。如果我们要散步，最好是出城去。”

他们借了巴斯托先生，沿着湍流的阿尔河畔空荡荡的纤道漫步，巴斯托先生停下来撒尿，拒绝前进，皮姆只好竭尽所能地留神任何一个看起来像警察的人。在阳光照不进来的河谷里，雾气凝浮成恶兆似的烟云，寒意逼人。艾塞尔似乎没注意。他一面吐雪茄烟，一面用柔和愉快的嗓音提出问题。如果他是这样从奥地利步行来，皮姆想，步履危危颤颤，他一定要走上好几年。

“你怎么到伯尔尼来的，马格纳斯阁下？你是乘胜追击还是撤退？”艾塞尔问。

皮姆从不放弃在新页上描绘自己的机会，于是大展身手。尽管一如以往，他给实情加油添醋，重新调整事实以符合他在众人眼中的形象，但出于直觉的谨慎却提醒他要有所节制。诚然，他赋予自己一位尊贵、与众不同的母亲；诚然，他描述瑞克时，赋予瑞克许多未酬的壮志，如财富、战功与每日觐见领主的尊荣。但在其他方面皮姆却很克制，也自我嘲弄，当他谈到从未对人提及的艾莲娜的故事时，艾塞尔捧腹大笑，笑得必须找张长椅坐下，再点一根雪茄好回过气来，皮姆也和他一起大笑，为自己的成功而欣喜。皮姆展示她写的那封信：“别挂心，E.韦伯永远爱你。”他大叫：“再说一次[113]！再说一遍，马格纳斯阁下！我命令你！保证这一次要完全不同。你和她睡过吗？”

“当然。”

“几次？”

“四五次。”

“一个晚上？你这只猛虎！她感激吗？”

“她非常、非常有经验。”

“比你的洁米娜还有经验？”

“嗯，应该是。”

“比你还是个小男孩时就引诱你的邪恶莉普西有经验？”

“呃，莉普西很有自己一套。”

艾塞尔用力在他背上搥了一记。“马格纳斯阁下，你是个王子，毫无疑问。你是匹黑马，你知道吗？真是个好孩子，虽然你睡过危险的投机客和年轻的英国贵族。我爱你，听见了吗？我爱所有的英国贵族，但最爱你。”

继续往前走，艾塞尔必须扶住皮姆的胳臂来支撑自己，从那以后，他便受之无愧地把皮姆的胳臂当手杖。尽此余生，我们很少不这样相携相行。

那天傍晚，在某座桥下，皮姆和艾塞尔发现了一家空荡荡的咖啡馆，艾塞尔坚持要付两杯伏特加的账，从挂在颈间皮绳的黑色钱包里掏出钱来。在寒气逼人的回家路上，艾塞尔和皮姆一致同意他们必须展开从未有过的教育，他们决定明天就是创世纪的第一天，而格里美尔斯豪森是他们的第一个课题，因为他认为这是个疯狂的世界，而且此时益加疯狂，所有看起来正确的事物几乎全是误谬的。他们一致同意，艾塞尔负责矫正皮姆的德语，不到完美绝不罢休。因此，就在这一个白天与一个傍晚之后，皮姆成了艾塞尔的双腿与艾塞尔的知性同伴，而且，尽管是始料未及，成为艾塞尔的门生，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为皮姆揭开了德语缪斯的面纱。如果说艾塞尔的知识比皮姆渊博，他的好奇心也不遑多让，而他的愤怒更犹有过之。或许是为了让无知者了解他国家的文化，他不得已面对自己国家刚刚过去的历史。

至于皮姆，他终于得以凝视他梦想已久的光荣帝国。对他炽烈的热情来说，无论在当时或以后，德文缪斯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如果换成中文、波兰文或印度文，也绝不会有什么不同。重点是，她提供了方法让皮姆第一次能在智性上自视为绅士。对此，皮姆永远心存感激。为了让皮姆能日以继夜地陪伴艾塞尔展开探索，他在他脑海中创造了莉普西曾说会追随他到天涯海角的世界。莉普西说得没错，因为当他在位于欧斯特林的仓库，去做欧林格先生通过另一个慈善家替他找到的非法夜班工作时，他既非步行也非搭便车，而是与莫扎特一起乘马车到布拉格。当他在夜里刷洗大象时，忍受的是楞茨士兵的羞辱。当他在三等餐厅边吃饭边热情注视伊莉莎白时，想像自己是少年维特，自杀前还规划着衣橱。当他审视自己所有的失败与希望时，他的职业生涯可以与威廉·迈斯特[114]的学徒生涯相提并论，甚至计划写作一部伟大的自传性小说，呈现比起瑞克而言高贵敏感得多的人物的世界。

没错，杰克，还有其他的种子，当然还有：囫囵吞枣的黑格尔，他们竭尽所能地读，灵光乍现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和共产主义的坏胚子——毕竟，艾塞尔说，这是创世纪的第一天。“如果我们要用基督带给人类的谜团来评断基督教，还有谁能成为基督徒呢？我们不接受成见，马格纳斯阁下。我们读的时候深信不疑，只有事后才反驳。如果希特勒这么恨这些人，他们一定坏不到哪里去，我说。”接着是卢梭与革命，《资本论》、《反杜林论》，如火如荼的好几个星期，虽然我可以发誓我并不记得我们已达成结论，但我们都很高兴这一切结束了。此刻我真的怀疑，除了让皮姆很高兴艾塞尔愿意传授之外，他的教导本身真有任何重要性。真正重要的是，皮姆从早上起床的那一刻到第二天凌晨都很快乐；当他们终于在黑色电暖器两侧的床上躺下，睡觉，用艾塞尔的话说，睡得像法兰西的上帝，皮姆的心也仍在睡梦中持续探索。

“艾塞尔得过冻肉勋章。”一天皮姆为奶油炖菜切面包时骄傲地对欧林格太太说。

欧林格太太厌恶地大叫：“马格纳斯，你在说什么无聊的东西？”

“是真的！这是德国士兵对俄国战争奖章的俗称。他自愿离开中学从军。他父亲可以帮他弄到法国或比利时的安全职位。一个可以让他保持冷静的地方。艾塞尔不让他这么做。他想像他的同学一样成为英雄。”

欧林格太太并不高兴。“那么你最好别提他在哪里打仗。”她坚决地说，“艾塞尔是来这里作研究，不是来自吹自擂的。”

“他有女人在楼上。”皮姆说，“她们在下午偷偷溜上楼梯，和他做爱时尖声大叫。”

“如果她们能带给他快乐，而且有助于他的研究，就欢迎她们来。你想邀请你那位热情的洁米娜来吗？”

皮姆睹气地回到房间，写了一封长信给瑞克，细数一般瑞士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公平态度。“有时我认为法律在此地只是聊备一格，”他了无生气地写道，“特别是涉及女人时。”

瑞克写了回信，敦促他保持坚贞：“你最好保持洁净，直到你作出抉择，觉得这事对你有意义。”

亲爱的贝琳达：

此刻事情变得有些棘手。公寓里的一些外国学生在女人的事情上有些过火。我必须加入，否则就永远无法脱身。如果你坚定地和洁站在同一阵线，或许你为长期打算应该帮她一个忙。

一天，艾塞尔病了。皮姆匆匆从动物园带了一肚子有趣的冒险故事回来，却在床上找到他。这是皮姆最讨厌的事。他狭小的房间满是雪茄烟味，他苍白的脸因短须和阴影而变暗。一个女孩在房里闲晃，但艾塞尔在皮姆进来时叫她走。

“他怎么了？”皮姆问欧林格先生的医生，越过他的肩头偷看，想认出他写的处方。

“他的毛病啊，马格纳斯阁下，是因为被英勇的英国人炸弹击伤。”艾塞尔在床上粗鲁地说，声音颇不寻常地带刺。“他的毛病就是有半个英国弹壳塞进他屁眼里，而且还拉不出来。”

医生不仅誓言守密，也誓守缄默，友善地拍拍皮姆就离开了。

“也许你就是那个对我开火的人，马格纳斯阁下。你在诺曼底登陆，或许？也许你还率队入侵？”

“我没做过这样的事。”皮姆说。

因此皮姆再次成为艾塞尔的双腿，帮他拿药和雪茄，替他煮饭，在图书馆里尽量搜罗书籍好大声念给他听。

“别再念尼采了，谢谢你，马格纳斯阁下。我想我们已经听够了暴力的清洗效果。克莱斯特[115]没那么糟，但你读的方式不对。你应该大声嘶吼着读克莱斯特。他是普鲁士官员，不是英国英雄。找些画家吧。”

“哪些？”

“抽象主义派。颓废派。犹太人。任何堕落的或被查禁的人。让我远离这些疯狂的作家。”

皮姆和欧林格太太商量。“那么你应该问图书馆员，找那些纳粹不喜欢的人，马格纳斯。”她用掌控一切的声音解释说。

图书馆员是个移民，打从心底了解艾塞尔的需求。皮姆带回克利[116]和诺尔德[117]、科柯什卡[118]和克里姆特[119]、康丁斯基[120]和毕加索。他翻开画册和目录竖立在壁炉架上，让艾塞尔不必挪动头就看得见。他翻页，大声念出标题。有女人来时，艾塞尔还是打发她们离开。“有人照顾我了。等我好一点再说。”皮姆带来马克斯·贝克曼[121]。他带来斯坦因伦[122]，然后是席勒[123]和更多的席勒。第二天，作家又恢复地位。皮姆带来布莱希特[124]和祖克梅尔[125]、图霍夫斯基[126]和雷马克[127]。他大声读，一读数小时。“音乐。”艾塞尔下令。皮姆借来欧林格先生的手摇留声机，播放门德尔松和柴可夫斯基，直到艾塞尔睡着。他狂乱兴奋地醒来，汗水如雨滴滑落，开始说起一次穿越雪地的撤退，盲目地拖着瘸腿前进，血液在伤口里冻结。他谈到一家医院，两个人挤一张病床，死人就躺在地上。他要水。皮姆拿水来，艾塞尔双手捧住玻璃杯，猛烈摇晃。他举起玻璃杯，直到双手僵硬，然后抽搐地低下头，让嘴唇抵住杯缘。接着，他像动物般吸吮，水花四溢，但他那双炽烈的眼睛仍保持警戒。他提起腿，水泼洒一身，摇摇颤颤愤怒地坐到安乐椅上，让皮姆帮他换床单。

“你在怕谁？”皮姆再次问，“这里没有别人，只有我们。”

“那我一定是怕你。角落里怎么有只狮子狗？”

“那是巴斯托先生，它是只松狮犬，不是狮子狗。”

“我以为他是恶魔。”

直到有一天，皮姆醒来之后发现艾塞尔穿戴整齐地站在他床边。“今天是歌德的生日，下午四点。”他用出身于军旅的声音宣布道，“我们必须进城，去听白痴的托马斯·曼[128]。”

“但你病了。”

“站得起来就没病。走得动就没病。穿衣服。”

“曼也在被查禁的名单上吗？”皮姆一边套上衣服一边问。

“从来没有。”

“那他为什么是白痴？”

欧林格先生提供了一件足以绕艾塞尔身体两圈的雨衣。山先生提供了一顶黑色宽边帽。欧林格先生用他的破车载他们到门口，早到了两个小时，他们在后排找了位子坐下，虽然大厅还没满座。演讲结束后，艾塞尔带皮姆到后台，敲更衣室的门。皮姆并不喜欢托马斯·曼，直到此时。他觉得曼的演讲过于雕琢和笨拙，尽管他已经看在艾塞尔的分上尽力欣赏了。但此时，上帝本人就站在面前，高大清瘦，像梅克皮斯舅舅一样。“这位年轻的英国贵族想和您握手，先生。”艾塞尔在山先生的那顶宽边帽下充满权威地宣达。托马斯·曼看看皮姆，然后看看因发烧而显得如此苍白纤弱的艾塞尔。托马斯·曼蹙眉看着自己的右手掌，似乎怀疑它能否承受贵族一握的压力。他伸出手，皮姆握住，等待曼的天分流进他体内，就像你在火车站可以买到的那种电击器一样——握住把手，让我的能量唤醒你。没事发生，但艾塞尔的热情已足供他们两人享用。

“你摸到他了，马格纳斯阁下！你有福了！你永生不灭了！”

一周之内，他们存够了钱搭火车到达沃斯[129]去造访托马斯·曼罹病灵魂的圣地。他们躲在火车的盥洗室里，皮姆站着，戴着贝雷帽的艾塞尔耐心地坐在马桶上。售票员敲门大叫：“请出示车票。”[130]艾塞尔装出女孩的痛苦啜泣，把他们仅此一张的车票从门下塞出去。皮姆等着，他的眼睛定定地盯着售票员的足影。他感觉到售票员弯下腰，他听到他直起身子时发出的低声埋怨。他听见咔嚓一声，感觉像是他自己的神经断裂一样，接着就看见打了一个洞的车票再次从门下现身。足影往前走。你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皮姆赞叹地想，两人默默握手。你就是靠着这些把戏到瑞士来的。在达沃斯的那天晚上，艾塞尔一五一十地告诉皮姆他从卡斯贝德到伯尔尼的梦魇旅程。皮姆觉得骄傲且富足，因此断言托马斯·曼是全世界最好的作家。

亲爱的父亲——他一回到阁楼就欢欣鼓舞地写道——我在这里非常愉快，而且得到第一流的教导。我无法形容我有多么怀念你洞察世故的建议，也无法形容我多么感激你决定送我到瑞士来上学。今天我见到几位似乎对生活有完整了解的律师，我确信他们对我未来的生涯必有帮助。

亲爱的贝琳达：

现在我已下定决心，所有的一切都会好转。

就在此时，还有你这个老好人，是不是，杰克？杰克，另一个战争英雄，杰克，我脑海的另外一面。我会对你描述你是谁，因为我已不再期望我们所认识的是同一个人。我会对你描述你对我的意义，以及我对你做的事，同时，也会尽我所能解释为什么，因为我很怀疑我们对事情与人格的诠释是否一致。我非常怀疑。对杰克来说，皮姆只是另一个小情报员，是他正筹组的私人军团增添的一员，未驯服，当然也未训练，但缰绳已稳稳地绕在他脖子上，心甘情愿走长路去找他的大块糖。你可能不记得——你何必记得呢？——你如何选择他，向他提出你的建议。你所知道的只是他是“公司”喜欢的那一类型，是你喜欢的，也是部分的我所喜欢的。短发，一口典雅的英语，精通外语，优秀的乡间公学校。比赛好手，了解纪律。不矫揉造作，当然更不是你们那些知识分子色彩过重的成员。头脑冷静清晰，是我们的一员。小有毛病，但不太严重，父亲是个小暴君——你从不费事去查瑞克的底细，这就是你的作风。而除了在英国教会，圣乔治的旗帜在中立的瑞士微风中胜利飘荡的英国教会之外，你又能在哪里会晤这位明日的典范呢？

我不知道你注意皮姆多久了。我赌你也不知道。你喜欢他读圣训的样子，你说，因此你至少从圣诞节之前就开始留意他，因为他读的是耶稣降临前期的章节。当他告诉你他在大学读书时，你似乎很惊讶，所以我猜你最初的底细调查一定早在他入学注册前就进行了，而且还没添上新数据。圣诞节晨祷之后，皮姆第一次和你握手。教堂门廊像拥挤的电梯，每个人都忙着撑伞，发出哈啦哈啦的英语噪音，外交官的孩子们在街上互扔雪球。皮姆穿着他的E.韦伯外套，而你，杰克，是一座二十四岁穿着斜纹呢无法测度的英国高山。因为战争与和平的缘故，我们之间的七岁之差已是一个世代之别，甚至更近似两个世代。就像和艾塞尔一样，老实说：你们都在我身上加诸严酷的岁月，迄今犹然。

你知道，除了你那套上好的棕色西装之外身上还有什么吗？你的空降师领带。头戴冠冕的不列颠人，骑着银翼骏马昂首阔步在棕红色的田野，恭喜。你从未告诉过我你从哪里得到这条领带，但此刻我已然获悉的事实并不亚于我的想像：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在非洲甚至在克里特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敌后沙漠远征部队。你比我高一英寸，但我记得如昨日般清晰，当皮姆抓住你干燥的大手时，那条空降师领带刚好映进他眼里。他抬起头，看见你坚硬如石的下巴和你的蓝眼睛——还有即使在当时就已显得狰狞的浓密眉毛——他知道，和他面对面站着的是所有的学校都期许他成为的人物，有时他自己也这样想望：一个腰杆挺拔英勇无畏的英国官员，即使周围的人全失去理智也仍能冷静自持的人。你祝他圣诞快乐，而当你说出名字时，他还以为你说的是常见的圣诞节笑话——你是好人，我就是你兄弟[131]。

“不，不，老小子，是真的。”你笑着说，“像我这样的好人干吗要用假名呢？”

说得也是，你有外交身份掩护，干吗要假名？你邀他在明天，圣诞节的第二天，午餐前一起喝杯雪莉酒，你说你如果知道他的地址就会送邀请卡去，这是你的聪明之处，因为你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地址、出生日期、教育和其他所有让我们可以对想吸收的人取得优势掌控地位的无聊资料。接着你做了件好玩的事。你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邀请卡，在每个人都忙着叽哩瓜啦的拥挤门廊，你抓住皮姆转过身，用他的背当桌子，在中间一行写下他的名字，然后递给他：“布拉德福上尉及夫人敬邀。”你划掉了“请回复”，强调已敲定，你也划掉了“上尉”，表示我们两人是伙伴。“如果你之后想留下来，就可以帮我们吃掉那只冷火鸡。随便穿件衣服吧。”你加上一句。皮姆看着你阔步穿雨而去，正如他知道你曾穿过战场的枪林弹雨独力战胜德国佬，而皮姆所做最勇敢的事却只是在教职员盥洗室的墙上刻下赛芬顿·鲍伊的缩写。

第二天他准时出现在你那幢小巧的外交官房舍前，他一面按门铃，一面读你那张框在镶板里的名片：“J.布拉德福上尉，护照助理官，英国大使馆，伯尔尼”。当时你是和费莉西蒂结婚，你或许记得。亚德里安六个月大。皮姆和他玩了好几个小时，好让你留下深刻印象，这个习惯很快就成为他善于处理你手下年轻成员的特色。你用愉悦完美的态度问他问题，而你走开之后，称职的情报工作家属费莉西蒂接手，上帝原谅她：“但你有什么朋友，马格纳斯，你在这里一定很孤单？”她大叫：“你都做什么消遣，马格纳斯？”大学里应该有很多课外活动吧，例如——她问——政治团体等等？或者学校里也像伯尔尼其他地方一样单调阴郁？皮姆完全不觉得伯尔尼单调或阴郁，但为了费莉西蒂，他假装他也这样觉得。就编年史来说，皮姆与艾塞尔的友谊至此时已有十二小时之久，但他连想都没想一下——他有何必要，就在他忙着让你们两人对他留下深刻印象之时？

我记得问你和什么部队一起作战，长官，期待你会回答是第五空降师或精艺步枪队，好让我可以充满敬意地仰望你。但你却有些粗暴地说：“什么都做。”我现在当然明白了，你是对外交掩护采取双重标准：你要用外交身份掩护你，却又要皮姆看穿。你要他知道你是非正规军，而不是外交部来的那些聪明的小皮条客，你就是这么叫他们的。你问他是不是走遍全国各地，并且建议说，偶尔你会搭车到别处去出公差，他或许会愿意一起来，也给自己找点乐趣。我们两人套上长靴，出门去开你所谓的狂欢派对：意思就是穿越艾尔芬诺森林的强行军。在途中，你告诉皮姆不必叫你“长官”，我们回来时，费莉西蒂正在喂亚德里安，另一个较年长、笑容虚伪的男人和她说话。你介绍他是大使馆的山迪，皮姆了解你们是同事，而且隐约觉得山迪是你的老板。我现在明白他是你的情报站主任，而你是他的副手，他执行的是标准作业任务，在批准你买进任何财产之前先审视一番。但当时皮姆只把山迪当校长，把你当舍监，这是你绝对不会反驳的解释。

“你的德文到底有多好呢？”三人一起大嚼费莉西蒂的碎肉饼时，山迪挂着假笑问皮姆，“在这里学习有点困难，不是吗？有这么多瑞士方言。”

“马格纳斯在大学里认识很多移民。”你替我解释，强调卖点。山迪傻乎乎地大笑，用力一拍膝盖。

“真的，真的吗？我敢打赌在那群人里一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人物。”

“他可能也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他们的事，对不对，马格纳斯？”你说。

“你不介意？”山迪揶揄地说，假笑依旧。

“我为什么要介意？”皮姆说。

山迪很明智地使出王牌。他察觉到皮姆在众人面前常会轻率下决定，他运用这个观察结果，逼皮姆在知道自己承诺之前就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不会对学术的神圣不可侵犯或什么的有所顾忌吗？”山迪坚持道。

“绝对不会。”皮姆无畏地说，“为了我的国家绝对不会。”赢得费莉西蒂的微笑。

那天皮姆提供的是哪一个自我，并继之数月，我已不记得，也就是说这个自我必然是很有节制的，没有那些通常事后要付出代价的拙劣虚构情节。他竭尽所能，给你他认为你想要的东西。他很谨慎，没透露他在赚钱，你也没追问，因为你早就知道他在打德国人所谓的“黑工”，也就是非法工作，而且是在晚上。精明的家伙，你想；足智多谋，不碰偷鸡摸狗的事。他没多提与欧林格夫妇的家庭生活，因为代理父母会淡化他扮演成熟流放者的自我意象。当你问他是否认识什么女孩——同性恋的阴影，他是其中之一吗？——皮姆立即收到信息，并编造了一个无害的故事，说是有个很漂亮的意大利女孩，名叫玛丽亚，他在宇宙俱乐部认识她并热烈追求，但她只是垫档的，因为他正牌的女友洁米娜回英格兰了。

“洁米娜姓什么？”你问，皮姆说姓赛芬顿·鲍伊，引来一声清晰可闻的满足叹息。真正的玛丽亚的确存在，而且也的确很美，但皮姆对她的仰慕只留在心里，因为他从来没和她说过话。

“宇宙？”你说，“我想我没听说过。你有吗，山迪？”

“我没有，老小子。这听起来很难相信。”

皮姆解释说，宇宙是一个外国人的政治论坛，玛丽亚是里面的干部，财务之类的。

“外貌有什么特征吗？”山迪问。

“嗯，她很黑。”皮姆坦白说，你和费莉西蒂和山迪笑了又笑，像小奥黛莉[132]，费莉西蒂评论说，这下可就很清楚马格纳斯的政治倾向啰。自此之后，每次见面总有人问到玛丽亚的容貌，然后每个人都会对这个无伤大雅的绝妙误解开怀大笑。夜幕降临，该是皮姆离开你家的时间了，你送给他一瓶免税的苏格兰威士忌当礼物，让他驱走寒意。当时是公司出的钱：我猜大约五先令。你提议开车送他回家，但他说他喜欢走路，于是又得到额外的加分。他走路，如腾云驾雾。他轻快跳跃，开怀大笑，抱着他的酒瓶与自己；在他十七年的生涯里，他从未像此刻这般感觉祝福满溢。在同一个圣诞节，上帝为他送上两个圣人。一个正在逃亡，且走路都有困难，另一个是英俊的英国战争英雄，在圣诞节次日请喝雪莉酒，对他没有一丝怀疑。两个人都欣赏他，两个人都爱他的笑话和声音，两个人都嚣嚷着占据他心中空虚的领域。为了回报，他迎合两人的需要，&nbsp；给予他们各自想在他身上寻找的特质。他决定让两人互不知道彼此存在的决心从未动摇。让两人都像情妇，永不曝光，皮姆想。如果他真的想过的话。

“你从哪里偷来的，马格纳斯阁下？”艾塞尔用正统的英语问，好奇地看着标签。

“牧师，”皮姆无一丝迟疑地说，“他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家伙。以前是军人。我没偷，他给我的，真的。固定去做礼拜的人一人一瓶，免费的。他们用外交价格买的，当然。他们不必付像店里那么高的价钱。”

“他应该没给你香烟吧，是不是？”艾塞尔说。

“他干吗给我？”

“一条巧克力给你的姐妹过一夜？”

“我又没有姐妹。”

“很好，那么来喝吧！”

你还记得我们的汽车旅行吗，杰克？我开始认为你记得。你是否曾经想过，我们的先驱在没有汽车的时代如何操控他们情报员？我们的第一趟旅程水到渠成。你在琉森有个约会。你需要三个小时。你没解释说你为什么需要在琉森逗留三小时，尽管你大可以随便给我一个掩护故事。依我的后见之明，我明白你精心安排是想让我参与你工作的秘密，但却不让我知悉工作的内容。这一次你什么也没问皮姆。你试图创造亲密感。你只给他约会和撤退，看他是否能应付。“听着，我可能必须赴另一场拜会。如果三点钟我没出现在多拉饭店外面，那么你三点二十必须要到邮政总局的西侧。”皮姆搞不清楚东侧西侧，问了六个人之后，总算有个人给他正确的指引，他准三点二十完成撤退，即使他的心已差点跳出胸口。你绕着广场，转第二圈时你让车子继续开着，推开车门，皮姆像空降师的士兵跳上车，让你知道他的能耐。

“我和山迪谈过。”一周之后我们开车去日内瓦时你说，“他想要你帮他做件事，介意吗？”

“当然不介意。”

“你对翻译在行吗？”

“哪一种？”

“你的口风紧吗？”

“我想是。”

你给他今晚的第一个目标：“我们经常有些技术性的东西要处理。主要都是一些瑞士小公司，制造我们不太喜欢的东西。很难搞的东西。”你加上一个微笑，“并不算真的机密，但我们雇了几个当地人在大使馆里，所以不得不拿到外面去处理。最好是英国人。我们可以信任的人。你可以吗？”

“当然。”

“我们会付钱。不太多，但够你偶尔请玛丽亚吃顿饭。最近有洁米娜的消息吗？”

“她很好，谢谢你。”

皮姆这辈子从未像现在这么恐惧过。你交给他信封，他放进口袋，你露出阴谋大师的表情说：“祝你好运，老家伙。”——没错，杰克，你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就是这样交谈的！——然后皮姆走路回家，一路不停地把信封从一个口袋换到另一个口袋，看起来简直像是跑路的赌马庄家。里面装的是什么？别告诉我，我会告诉你：废物。从过时的军备目录上影印下来的废物。你要的是皮姆的灵魂，而不是无聊的翻译。他也在他阁楼中把东西弄丢了六次。在床底，在床垫下，在镜子后，在烟囱上。他花了好几个小时翻译内容，甚至艾塞尔也不知情。你付给皮姆二十法郎。技术字典花了二十五法郎，但他知道绅士不该提这类事，就算瑞克的支票真会寄来的话，无法兑现也是一样。

“最近还去宇宙俱乐部吗？”我们前往苏黎世的途中你轻松地问。你说你为了狗的事要到苏黎世见个人。皮姆坦承最近没去。有艾塞尔和杰克·布拉德福当他的宇宙，谁还需要其他的？

“我听说那里有些人说话没遮没拦的。无关玛丽亚，别介意。那些团体总是涵括很广的光谱，这是民主的一部分。如果你仔细观察，可以说大同小异。”你说：“别太显眼。如果他们期待你是左派，就让他们以为你是。如果他们要的是中间偏右的英国人，就给他们一个。如果有必要，两个都给。但别太入迷。我们不希望你卷进这些瑞士人的麻烦里。那里有英国人吗，除了你之外？”

“有几个苏格兰的医学生，但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来找女生的。”

“给我几个名字可能会有帮助。”你说。

经过这次谈话，此刻回顾起来，皮姆已不再是皮姆。他是我们在“宇宙”的人，别用电话谈任何敏感的事。他是个象征性的情报员，归属半自觉之类，这是我们甜蜜的分类方法，指他对自己所做的事与为何这样做只有半知半觉。他十七岁，急需你时，他就打电话给费莉西蒂说他叔叔在城里。如果你需要他，就会从电话亭打电话到欧林格家，说你是从伯明翰路经此地的麦克。除此之外都是面对面，也就是说我们会在见面时约定下次的会晤。扬帆而去吧，马格纳斯，你说。到那里去，展现你魅力四射的自我，马格纳斯。张开你的耳朵与眼睛，找出症结，但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让我们卷进瑞士人的麻烦里。这是你下个月的生活费，马格纳斯。山迪向你致意。我告诉你，杰克：我们怎么栽就怎么收，即使庄稼耗费了三十五个寒暑才长成。

“宇宙”的秘书是个无趣的罗马尼亚忠贞分子，名叫安卡，经常在演讲时落泪。她长得高高瘦瘦，很狂野，走路时胳膊肘总往外摆。皮姆在走廊拦下她时，她那双红眼睛瞪着他，叫他走开，因为她头痛。但皮姆干间谍这行，不容拒绝。

“我想办一份《宇宙》通讯。”他宣称，“我想我们应该让每一个小团体都贡献心力。”

“‘宇宙’没有小团体。‘宇宙’不需要通讯。你这个笨蛋。走开。”

皮姆劝安卡进她用来当窝的小办公室。

“我需要的只是一张会员名单。”他说，“如果我有会员名单，我就可以寄传单，找出有兴趣的人。”

“你干吗不去参加下次的会议，当面问他们？”安卡说。她坐下来，头埋在双手里，好像就要病了。

“又不是每个人都来参加会议。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收到。这样比较民主。”

“没什么是民主的。”安卡说，“都是幻觉。他是个英国人。”她大声对自己解释，一边拉开抽屉，开始在乱七八糟的东西里翻找。“英国人怎么会懂幻觉呢？”她要的是自我的告白，“他疯了。”她交给他一张脏兮兮的姓名和地址。后来证明，名单上大部分的名字都拼错了。

亲爱的父亲——皮姆兴奋地写道——我虽然年轻，但已完成了一两件惊人的功绩，我猜瑞士人正考虑颁给我某种学术成就奖。

我爱你——他写给贝琳达——我从未对任何人写过这句话。

夜深了。是伯尔尼最黑暗的冬天。这个城市永远不会再见到白昼。棕色的浓雾滚落到海伦大街潮湿的鹅卵石上，善良的瑞士人尽责地快快穿过，宛如赶赴前线的后备军人。但皮姆和杰克·布拉德福舒适地坐在他们小餐馆的角落里，山迪致上他特别的爱，同时还有他最温暖的恭贺之意。这是情报员与控管官第一次在他们的目标城市一起公开进餐。他们已为这次的会面编好了巧具匠心的掩护故事。杰克替自己冠上大使馆英瑞基督徒协会秘书的头衔，希望能吸引大学里的成员。他会找上在英国教会认识的马格纳斯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为了进一步掩护，他还带了在档案处工作的可爱的温迪来。一头蜜色头发的温迪出身良好，上唇稍微有明显的突出，仿佛永远都正在吹熄颔下的蜡烛似的。温迪对两个男人的爱平分秋色；她是个天生自然的知心人，胸部扁平、毫无惊人之处。皮姆描述他如何完成大行动之后，温迪无法抗拒地伸手抚摸他的脸颊说：“天哪，马格纳斯，太勇敢了。我的意思是真了不起。如果可以让洁米娜知道，她一定会觉得很骄傲。你不觉得吗，杰克？”但在一片静谧之中，温柔软语轻巧飘落，即使是最驽钝的马在放出围栏之前就能听闻。她秀发非常贴近杰克地对他说。

“你真他妈的完成了不得了的工作。”杰克露出军人本色的微笑说，“教会应该以你为荣。”他直截了当地对他的情报员说。他们为皮姆替教会完成的工作而干杯。

这是咖啡时间，布拉德福从外套口袋拿出一个信封，又从另一个口袋拿出一副半月形的铁框眼镜，让他那张英国英雄的脸更添神秘的权威感。这次没有生活费，因为生活费装在没有水印的白信封里，而不是这个鼠棕色的信封。他没递给皮姆，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打开，然后问温迪要一支铅笔，你那支华丽的金色铅笔，别告诉我你是怎么拿到手的。温迪说：“给你，亲爱的，什么都行。”把笔递给紧靠在她旁边的手。杰克在他面前摊开纸。

“只是有几个地址需要查对。”他说，“我们想先确定之后再寄出传单。好吗？”

“好吗”的意思是：你听得懂这聪明的双关语吗？

皮姆说当然好，温迪惹人怜爱的指尖滑过名单，停在一两个打上小记号和叉叉的幸运名字上。

“只是我们合唱团里有一两个成员似乎对自己的才华太过谦虚，简直是想把他们的光芒藏在篮子里。”布拉德福说。

“我没真的查对。”皮姆说。

布拉德福声音陡降：“你不必查对。那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到处找不着你可爱的玛丽亚。”温迪极度失望地说，“你把她给怎么了？”

“恐怕她已经回意大利去了。”皮姆说。

“没找替代人选，马格纳斯，是不是，亲爱的？”温迪说，众人纵声大笑，皮姆笑得最大声，尽管他愿意放弃生命里其他的一切，只求看一眼她的胸部。

布拉德福提到没有地址的名字。皮姆无能为力，他想不出他们的长相，无法形容他们的个性。在其他情况下，他会很乐意自己编造，但布拉德福总有令人不快的本事，在提问题之前就已知道答案，皮姆已经学乖了。温迪重新斟满两个男人的酒杯，把剩下的留给自己。布拉德福跳到没有名字的地址。

“A.H。”他随意地说，“熟悉吗？啊—哈？[133]”

皮姆坦承对这个名字不熟。“我没常去开会。”他充满歉意地说，“考试前我工作得很辛苦。”

布拉德福仍然微笑，仍然轻松自在。他知道皮姆没有考试吗？皮姆注意到温迪的铅笔几乎消失在他紧握的拳头里。尖的一端露出来，像一根小小的枪管。

“想一下。”布拉德福建议说。而且又说了一遍，像通关密语似的读出那两个字母：“A.H。”

“也许这个A.H是其他人。”皮姆说，“A.H.史密斯。史密特。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想办法问。一切都很开放的。”

温迪一动也不动，就像在派对游戏中音乐停止时一样的静止不动。她的笑容也与她一起冰结。温迪深谙私人秘书的艺术，在不需要派上用场时可以随时隐没自己的个性，她知道此时不必派上用场。侍者正在清盘子。布拉德福的拳头盖在纸上，刚好让经过的人看不见上面的名字。

“如果我告诉你，这个A.H——他，或是她——有个位于长巷子的地址，对你会有帮助吗？或者说他就住在那里。受欧林格照顾。那也是你住的地方，对不对？”

“噢，你指的是艾塞尔。”皮姆说。

某处有只公鸡啼叫，但皮姆没听见。他的耳朵里充满瀑布声，他的心激荡着正义的责任感。他在瑞克的更衣室里，想法子偷回他错给的爱。他在教职员盥洗室，替全校最时髦的男生刻名字。有艾塞尔狂乱不清、边喝水边溅湿双手时告诉他的故事。有他们去达沃斯造访托马斯·曼的疗养院时，艾塞尔告诉他的故事。还有他偶尔小心翼翼探查艾塞尔房间所拼凑出来的零碎信息。而布拉德福灵巧的一击，揭开了他一直不明白自己已然知道的事。艾塞尔的父亲与塔尔曼[134]在西班牙并肩作战，他说。他是个老派的社会民主党，很幸运在纳粹逮捕他之前就死了。

“所以他是左派啰？”

“他死了。”

“我是说儿子。”

“嗯，不算是，他自己不是这么说的。他只是受教育熏陶。他自己不承认。”

布拉德福皱紧眉头，用铅笔把“塔尔曼”加到合唱团名单里。艾塞尔的母亲是个天主教徒，但他父亲却是反天主教运动的成员，也就是路德教派，皮姆说。他的母亲丧失了告解的权利，因为她嫁给了新教徒。

“而且是社会主义者。”布拉德福一边写一边低声提醒皮姆。

在普通中学[135]时，艾塞尔的所有朋友都想开飞机对抗英国人，但艾塞尔被来访的招募团劝服志愿加入陆军。他被派往俄罗斯，被俘后逃脱，但盟军进攻法国时，他被转调到诺曼底作战，在那里伤了脊骨和臀部。

“他有没有告诉你，他是怎么逃离俄国人的？”布拉德福插嘴问。

“他说他步行。”

“就像他步行到瑞士一样。”布拉德福露出严厉的微笑，皮姆开始看出模式，在布拉德福提及之前他从未想过。

“他在那里多久？”

“我不知道。但一定久得够学俄语。他房间里有斯拉夫语的书。”

回到德国之后，他因伤卧病，但一痊愈就被派去和美国人作战。他再次受伤，被送回卡斯贝德，但母亲又因黄疸病卧床，所以他把她和她仅有的财物放上手推车，推她到德累斯登，一个刚经盟军轰炸夷为平地的美丽城市。他把母亲带到西伯利亚难民群集的地区，但他带她到那里不久，她就死了，所以他又孤单一人。此时，皮姆的头晕眩不已。布拉德福脑后墙上的颜色开始漫延滑动。那不是我。那是我。我在履行我对国家的义务。艾塞尔，帮我。

“没错——喔，现在到了和平时期。1945年，他做了什么？”

“离开苏联占领区。”

“为什么？”

“他怕俄国人会发现他，把他送回监狱。他不喜欢他们，他不喜欢监狱，他不喜欢共产党占领东德的方式。”

“很好的故事，到目前为止。他又做了什么呢？”

“他烧掉了他的补给证，买了一本新的。”

“跟谁买的？”

“他在卡斯贝德遇见的一个士兵。一个从慕尼黑来的人，和他长得很像。他说在1945的德国，反正每个人看起来和照片都不像。”

“这个乐于助人的士兵为什么不需要证件？”

“他想留在东边。”

“为什么？”

“艾塞尔不知道。”

“有点不可信，对不对？”

“我想是。”

“我们继续吧。”

“他搭上遣返火车到慕尼黑，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他抵达另一边，美国人把他拉下火车，丢进监狱，狠狠修理他。”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他的证件。他买到了一个通缉犯的证件。他真是自己跳进陷阱里。”

“当然除非那是他原本的证件，他从来没向任何人买。”布拉德福提出意见，继续写着。“抱歉，老小子。我不是有意要粉碎你的幻想。这世界就是这样，我想。他又待了多久？”

“我不知道。他又病了，他们送他进医院，他从医院逃走。”

“好一个逃走。我必须这么说。你说他步行到这里来？”

“嗯，步行，搭火车便车。他们必须锯短他的一条腿。德国人。在他从俄罗斯回来之后。所以他才会瘸腿。我应该早一点提的。所以我的意思是，就算有火车可搭，他走的路还是很不少。从慕尼黑到奥地利，从奥地利趁夜越过边界到瑞士。然后再到欧斯特穆第根。”

“到哪里？”

“欧林格先生的工厂就在那里。”皮姆听见自己努力找借口，“他完全没有证件，你知道的。他在卡斯贝德已经烧掉自己的证件了。美国人又拿走他买来的，他找不到任何人可以给他新的证件。同时他也在盟军的通缉名单上。他说美国人问的事他都要照实回答，除了他知道不该回答的部分。但他没这么做，所以他们继续揍他。”

“这以前就听过了。”布拉德福低声说，继续写。“他在这里待了多久，马格纳斯？谁是他的同伙？”

太迟了，都太迟了，声音悄悄警告皮姆。

“他怕出门会被警察逮捕。如果进城去，就会借一顶大帽子来戴。而且不只是警察。如果一般瑞士民众知道他的事，一定也会找他麻烦。他说他们一定会这么做。这是全民运动。他说他们是因为嫉妒才这么做，却美其名曰公民意志。我告诉你，这只是家里的闲言闲语。”

“真可惜你没早点告诉我们。”

“这又不代表什么。没有你感兴趣的事。大部分是欧林格先生告诉我们的。他总爱嚼舌根。”

布拉德福的车在外面。一老一小坐进车里，但布拉德福没开动车子。温迪回家了。布拉德福问艾塞尔的政治取向。皮姆说艾塞尔蔑视所有既定的态度。布拉德福说：“描述一下。”他没再记下来，他的头静静地框在车窗里。皮姆说艾塞尔有一次说痛苦是民主的。

“阅读习惯？”布拉德福说。

“嗯，什么都读。所有他在战争期间错过的书。他常打字。多半在夜里。”

“他打什么？”

“他说是一本书。”

“他读什么？”

“嗯，什么都读。他生病的时候，我从图书馆帮他借书。”

“用你的名字？”

“对。”

“太不留心了。你借什么书？”

“什么都有。”

“描述一下。”

皮姆描述，不可避免地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和坏胚子，布拉德福全都写下来，进入情况之后他问杜林[136]是谁。

布拉德福问到艾塞尔的习惯。皮姆说他喜欢雪茄和伏特加，有时也喝樱桃酒，但没提威士忌。

布拉德福问艾塞尔的性生活。皮姆抛开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极限，承认艾塞尔的私生活很紊乱。

“描述一下。”布拉德福又说。

皮姆竭尽所能，尽管他对艾塞尔的性能力比对自己的还不清楚，只是无论进行的方式为何，艾塞尔至少是有性生活的，不像皮姆自己。

“他有时会有女人。”皮姆轻描淡写地说，仿佛我们每个人偶尔都会有似的。“通常是‘宇宙’的招牌美女，替他煮饭，打扫房间。他叫她们是他的‘马大’[137]。我一开始还以为他说的是‘殉道者’[138]呢。”

最亲爱的父亲——那天夜里，皮姆独自在阁楼悲惨地写道——我好极了，我脑袋里塞满了研讨会和演讲，虽然我比以前更想你。但还是有坏事发生，最近有个伙伴陷我于不义。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皮姆多么爱艾塞尔呀！只要有一天没接近他，真的，皮姆就会怨恨他。皮姆什么事都恨，电热器另一侧的一动一静都恨。他高高在上，施恩于我。他鄙视我的无知，不尊重我的力量。他是自大的德国人，最坏的那种，而杰克正监视他。皮姆恨他收到的邮件，欧林格转交艾塞尔先生。他比以前更恨那些像害羞的门徒，蹑手蹑脚走上楼梯到伟大思想家神圣密室门口，两个小时之后又走下楼梯的马大们。他放荡败德。他不近人情。他让她们志得意满，就像他也企图让我志得意满一样。他仔细地逐条记下这些，好在下次会面交给布拉德福。他也在三等餐厅耗许多时间，装出忧郁的表情给伊莉莎白看。但这种隔离的演练并无法持久，连结艾塞尔的那条线一天比一天紧。他发现他能从打字的节奏精准推敲出他朋友的情绪：他是兴奋、愤怒或疲累。他正在打我们的报告，他并不确信地告诉自己。他正在出卖外国学生给他的德国金主。他是纳粹战犯，因为他左派父亲的形象而变成共产党间谍。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读？”在他们还很亲近的时候，皮姆曾羞怯地问。

“如果我能写完，而且出版社愿意出版的话。”

“我现在为什么不能读？”

“因为你会把精华拿走，只留残渣给我。”

“内容有关什么？”

“悬疑之类的东西，马格纳斯阁下，如果大声嚷嚷就无法写下来。”

他在写他的威廉·迈斯特传记，尽管皮姆愤愤不平。那是我的构想，不是他的。

他可以察觉艾塞尔睡不着，划亮火柴点雪茄。他可以察觉他的身体快把他逼疯了。他可以从他动作节奏的改变，以及他执拗地边走边唱叩叩穿过木廊，留下凌乱的足迹到共享的盥洗室蹲上几个小时察觉出来。经过几夜之后，皮姆已能憎恶艾塞尔的无法自制。为什么他不能回医院去？“他唱德国进行曲。”他在笔记本中写给布拉德福。“今晚他在盥洗室里唱了全本的《霍斯特·威索之歌》[139]。”第三夜，皮姆早就沉睡许久，房门突然打开，裹着欧林格先生睡袍的艾塞尔站在门口。

“怎么，你原谅我了吗？”

“我要原谅你什么？”皮姆回答说，偷偷把他的秘密登记簿塞进床单下。

艾塞尔站在门口。晨袍穿在他身上大得可笑。汗水濡湿他的小胡子，像黑色的尖牙。“给我一些教士的威士忌。”他说。

之后皮姆无法让艾塞尔离开，直到从他脸上抹去怀疑的阴影。几个星期过去了，春天来临，皮姆知道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一开始就没背叛艾塞尔，因为倘若他真背叛了，他们老早之前就该动手了。偶尔布拉德福会问几个后续的问题，但只是例行公事。有一次他问：“你能不能让我们知道他哪天晚上确定会出去？”但皮姆回答说艾塞尔的生活中没有确定的事。“听着。你为什么不带他出去好好吃一顿，我们出钱？”布拉德福说。有一夜皮姆放手一试。他告诉艾塞尔说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如果乔装改扮像去拜访托马斯·曼时一样，岂不是很好玩吗？艾塞尔摇摇头，流露出皮姆不敢探究的睿智神情。之后，他用自己所知的每一种方法为艾塞尔殚精竭虑，忽而否认布拉德福在他心中的存在，忽而庆幸艾塞尔的继续幸存，这完全要归功于皮姆对无法抗拒的力量的精心操控。

他们在春天的某天凌晨进来，就在我们最恐惧的时刻：在我们想要长命百岁，最不愿死去的时刻。很快的，除非我让他们的旅程变得毫无必要，否则他们也会用相同的方法来对付我。倘若如此，我坚信我当看见正义伸张，享受生命循环不息的乐趣。他们拿到前门的钥匙，知道如何打开欧林格先生那些和杜柏小姐并不尽然不同的门锁。他们对屋里的状况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他们已经监视了好几个月，拍下访客的照片，派他们伪装的抄表员与窗户清洁工进来，拦截邮件检查，更毫无疑问监听欧林格先生与债主、无能交易员绝望交谈的电话。皮姆知道他们有三个人，因为他可以从他们偷偷摸摸像圣诞老人溜过楼梯顶端吱嘎的脚步声数出来。他们先查看盥洗室，才在艾塞尔的门前就位。皮姆知道，因为他听见盥洗室的门咿咿呀呀地打开，没再关上。他也听见他们拆掉盥洗室门锁的声音，以防拼死一搏的罪犯把自己锁在里面。但皮姆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此时他躺在床上深陷梦境，梦见他童年所有恐怖的床。他梦见莉普西和她的哥哥亚宏，以及他和亚宏如何把她推下格林勃先生学校的屋顶。他梦见屋外有辆救护车在等候，就如同“林园”替朵莉丝叫来的那辆一样，而欧林格先生想阻挡来人走上楼梯，却被用暴怒的瑞士方言喝令退回自己的房间。他梦见听到有人大叫：“皮姆，你这个杂种，哪里去了？”从艾塞尔房间的方向传来，紧接着就是一阵可怕短促的嘈杂巨响，是个长短脚的人对抗三个健壮入侵者的声音，还有巴斯托先生，艾塞尔曾给它冠上浮士德恶魔罪名的巴斯托先生，愤怒的抵抗声。但当皮姆从枕头上抬起头，倾听真实世界的动静时，周遭一片静寂，一切都好极了。

我一直对你有怨恨，杰克，我承认。多年来我在脑海里不断与你争辩，时而激奋，时而颓然，甚至在我加入“公司”许久之后依然如此。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他不是英国人，不是共产党员，更不是美国指控的战犯。他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仅有的罪行是他的贫穷，他不合法的身份，和他的瘸腿——加上他思想方式的一点儿自由，这在某些人眼中是最值得我们去保护的权利。但我的确心生怨恨，我很抱歉。因为现在我当然明白，你几乎没考虑到这些。艾塞尔是另一项交易品。你举报他，他被存放在你的收件匣，在温迪完美无瑕的打字之下显得邪恶而可怕。你点亮你的烟斗，赞赏自己的手艺，并且想：哈啰，我敢打赌瑞士佬一定会喜欢尝点这个味道；我会吓他们一跳，给自己多添一分。你打了一个电话，或者两个，邀请某个瑞士情报组织的联络对象，在你最喜欢的餐厅吃一顿长长的午餐。喝咖啡和杜松子酒时，你偷偷递给他一个没具名的棕色信封。三思之后，你也偷偷给你的美国同事一份，因为你既然能赚个恩惠之名，何不顺便再赚第二个呢？毕竟，是美国佬把他丢进大牢的，即使他们拿到的是他错误的记录。

你当时也还少不更事，对不对？你有你的路要走。我们都一样。现在成熟了，我们都是。抱歉回忆个没完没了，但这件事让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忘记。我此刻能坦然面对了。行行好，给我一个情报圈外的朋友吧。

“坎特伯雷先生！坎特伯雷先生！有人找你！”

皮姆放下笔。他没朝门望去。几乎在他察觉之前，他就已抬起趿着拖鞋的脚，火速穿过房间冲到金属镶边的黑色公文包旁。公文包仍然上锁，靠在墙边。他蹲下，在第一个锁孔里插进复杂的钥匙，转动。接着是第二个锁孔：逆时针，否则就会烧毁。

“什么人，杜柏小姐？”他以最温柔、最令人放心的声音说，一手已放进盒子。

“送柜子的，坎特伯雷先生。”杜柏小姐透过锁孔失望地回答。“你以前从来没要过柜子。从来没要过任何东西。你也从来不锁门。这是怎么了？”

皮姆笑起来。“没事。只是个柜子。我订的。有几个？”

他拿着公文包，蹑手蹑脚地走到窗边，背抵在墙上，从窗帘缝中小心翼翼地往外瞄。

“只有一个——不够吗？一个铁做的绿色柜子，又大又丑。如果你需要柜子，你干吗不告诉我？你可以用二号房那个图顿太太的柜子。”

“我是问有几个人？”

此时是白天。一辆黄色的出租货车停在屋前，司机在车上。他环顾广场四周。很迅速。查看一切。然后很缓慢。再查看一次。

“几个人有什么关系，坎特伯雷先生？只不过是个柜子，我们干吗要数有几个人？”

放松，皮姆把公文包放回原来的角落，重新上锁。顺时针，否则就会烧毁。他把钥匙放回口袋。打开门。

“抱歉，杜柏小姐。我想我一定是打瞌睡了。”

她看着他走下楼梯，然后跟在他后面下楼，再次盯着他看。而他呢，先看看那两个人，才羞怯地瞧那只绿色柜子，轻轻抚摸斑驳的油漆，上上下下，逐一拉开每一个抽屉。

“这真是他妈的重，老爷，我跟你说。”第一个人说。

“谁躲在里面啊？”第二个人说。

她依旧看着他领那两个人上楼到他房间，柜子抬在中间，然后又指引他们放下。他从后口袋掏出现金，并额外给他们一人五镑时，她仍盯着他。

“很抱歉，杜柏小姐。”他们扬长而去时，他说，“有些我正在研究的部里的旧档案。这个。这是给你的。”他交给她从楼上房间带下来的旅游小册子。大写字母颇有瑞克之风：“搭乘我们的豪华空调游览车，饱览突尼西亚风光。专营银发旅游。地中海东岸风光。足以令人心神向往。”

但杜柏小姐不接受那本小册子。“托比和我再也不去别的什么地方了，坎特伯雷先生。”她说，“麻烦你的事情不会跟着我们离开的，我很确定。”

9

布拉德福洗过澡，刮过胡子，还刮出了一个伤口，然后穿上西装。他已经听过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新闻，之后还转到“德国之声”，因为有时舰队街[140]奉命封锁消息时，外国媒体早已先行一步。但他没听到播报员愉快地提及某位英国情报组织资深官员浪迹天涯或在莫斯科现身。他吃了一片吐司和果酱，打几个电话，但英国清晨六到八点是死寂的时刻，除了他自己之外没人出门。在平常的日子，他会步行穿过公园到总部，给自己几个小时在桌前阅读夜间送进来的外馆报告，为十点钟在波的密室举行的祈祷会做好准备。“这个落雨的早晨，我们东边前线的情况如何啊，杰克？”轮到布拉德福时，波会用戏谑的崇拜语气说。然后就是一片充满崇高敬意的静寂，因为伟大的布拉德福就要给他的头子做简报了。“海鳗送来一些相当好的情报，是骗子去年的贸易数据，波。我们必须用特别的袋子送呈财政部。否则现在正是淡季。每个人都度假去了，对方也是。”

但这天并不是平常的日子，布拉德福不再是波每回向来访的西方联络组织救火员介绍时吹捧上天的掩护行动老手。他是在最近的丑闻中遭罢黜的官员，走下公寓前方的街道时，他敏捷的目光也比平常更有警觉性。八点三十分。首先他往南走，穿过绿园，像平常一样快步走，或许还稍快一些，如此一来，奈吉尔的监视人员如果跟着他的话，不是得气喘如牛，就是必须呼叫其他人赶到他前面。夜雨停了。有害健康的温暖晨雾笼罩池塘与垂柳。抵达林阴大道后，他拦了一部出租车，吩咐司机开到托腾翰院路。他下车又步行一段路，再搭第二部出租车到肯迪许城。他的目的地是坐落于山坡的一幢灰色的维多利亚式别墅。山脚的房舍仍很破旧，窗户嵌着铁皮浪板，防止有人占用。但山坡较高处的沃尔沃旅行车与柚木窗框的天窗，证明这里是中产阶级安居落户的所在，绵长的花园立着色彩缤纷的攀架和半完工的轻艇。布拉德福不再匆忙赶路。他缓慢上坡，有余裕注意到所有的事：这是伴我一生的步伐，这是微笑。一个漂亮女郎经过他身边要去上班，他大度地和她打招呼。她淘气地向他眨眨眼，证明她不是盯梢的人。他在十八号前停下脚步，像有意购置的买家，退后一步，审视着房子。巴赫和早餐的香味从一楼的厨房传出来。标示着18A的木箭头指向地下室的阶梯。一辆男式自行车锁在栅栏上，弧窗上挂着社会民主党的海报。他按门铃。一个穿着鲜艳运动衫的女孩开门。才只十三岁的她已散发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气息。

“我叫妈妈。”他还来不及开口她就说，然后猛地转身，他看见她裙裾飘荡。“妈咪。有人。找你的。”她说，从他身边走下阶梯，去上她高贵的学校。

“哈啰，贝琳达，”布拉德福说，“是我。”

贝琳达走出厨房，停在楼梯下，叹了口气，然后朝一扇关着的门扬声大叫：“保罗！快下来，拜托。杰克·布拉德福来了。我相信他一定有什么事。”

他或多或少知道她会大叫，尽管并没太大声，因为贝琳达一开始总是会有很糟的反应，但一会儿之后就会变得亲切可人。

他们在松木装潢的客厅里，坐在柳条编制的矮椅子上，一移动就吱吱嘎嘎宛如翅膀拍动。巨大的白纸灯罩在他们头上斜斜晃动。贝琳达倒了咖啡在手拉胚的马克杯里，加了天然糖。她的巴赫仍然在厨房里奋力演奏。她有双黑眼睛和源自童年的怒气——年已五十的她，脸上仍挂着随时准备与母亲吵嘴的神情。她渐灰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挽起发髻，颈上一条颇像豆蔻串成的项链。她走动时，辛苦地在土耳其长衫中跋涉，好像她恨那件衣服似的。坐下时，她伸长膝盖，不住摩挲手指关节。然而她的美挥之不去，仿佛她拒绝承认的身份；她的平庸就像拙劣的伪装，逐渐掩藏不了她的真面貌。

“他们已经来过了，可能你还不知道，杰克。”她说，“他们晚上十点来的。在门阶上等我们从小屋回来。”

“他们是谁？”

“奈吉尔、罗瑞莫，还有两个我不认识。全是男的，当然。”

“他们说他们来干吗？”布拉德福问，但保罗制止他。

你绝对不会对保罗生气。透过烟斗的云雾，他脸上挂着通情达理的微笑，即使粗鲁无理时也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杰克？”他说，把烟斗从嘴上拿下来，低垂在手上像个麦克风。“审问的审问？你们的人没有宪法上的根据，你知道，杰克。即使是在这个政府里，你也只是个被聘用的人，恐怕。”

“你很可能不知道，保罗针对保守党的准军事部门日渐上升写过很广泛的探讨文章。”贝琳达努力想用一种严厉的声音说话，“如果你抽空看看《卫报》，就会知道，但你又不看。最近的一篇，他们给了他一整页的版面。”

“真是去你的，杰克。”保罗愉快地说。

布拉德福微笑。保罗微笑。一只老英国牧羊犬漫步进来，蜷缩在布拉德福脚边。

“还有，你想抽烟吗？”保罗说，他对人们的需求一贯敏感。“恐怕贝琳达不让人抽纸烟，如果你非要不可的话，我可以给你小小棕色的上好货。”

布拉德福掏出一包脏兮兮的香烟，点了一根。“也去你的，保罗。”他平静地说。

保罗很早就有所成就。二十年前，他已为非主流的戏院写出前景看好的戏剧。现在还在写。他很高，但绝非体格强健那种类型。据布拉德福所知，他两度申请加入“公司”。但每次都被断然拒绝，即使布拉德福没从中作梗也一样。

“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一个高级职位来调查马格纳斯，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贝琳达一口气说，“他们很急，因为他们想马上让他升职，好让他尽快展开工作。”

“奈吉尔？”布拉德福难以置信地笑起来，“奈吉尔和罗瑞莫，还有其他两个人？晚上十点作调查？白厅的秘密部门有一半的高干站在你门口，贝儿。没有人会派这种事倍功半的老废物组成调查团！”

“因为是资深的职位，所以必须由资深的人来调查。”贝琳达反驳，脸泛赤红。

“奈吉尔这样告诉你的？”

“对，他说的。”贝琳达说。

“你相信吗？”

但保罗认为这该是他表现勇气的时候了。“你该他妈的住嘴了吧，杰克？”他说，“滚出我家，现在。亲爱的，别回答他。这真是太戏剧性，太愚蠢了。来吧，杰克。我们随时欢迎你来喝一杯，只要你先打电话。但别为了这种无聊的事来。抱歉。出去。”

他打开门，像舀水似的挥动他柔软的大手，但布拉德福和那只牧羊犬动也不动。

“马格纳斯跳船了。”布拉德福对贝琳达解释，保罗怒目圆睁，露出“我也会暴力相向”的表情。“奈吉尔和罗瑞莫根本就是骗你的。马格纳斯逃走，躲了起来，所以他们就捏造了一个案子来对付他，把他当成西方世界的大叛徒。我是他的上司，所以我不像他们那样一头热。我想他是去流浪，而不是失踪，我想先找到他，和他谈谈。”他对保罗说，甚至没费事转头，只是稍稍抬起头让人看得出来差别而已。“他们暂时让你的编辑闭嘴，其他人也一样，保罗。但如果照奈吉尔的行事风格，不出几天，你的同事就会开始在他们卑鄙的小专栏里批评贝琳达的前一段婚姻，你每次到洗衣店时也会被追着拍照。所以你最好想想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同时，再给我们来些咖啡，让我们安静一小时。”

独处时的贝琳达比有伴侣保护时更为坚强。她的神情虽然有些恍惚，却很放松。她的目光定定地停驻在眼前几英尺处，似乎在暗示说虽然她可能无法像其他人看得那么远，但她对自己眼中所见的信念却比其他人炽亮一倍。他们坐在窗边的圆桌旁，活动百叶窗把社会民主党几个单词割成一条条碎片。

“他父亲死了。”布拉德福说。

“我知道。我读到了。奈吉尔告诉我。他们问我这对马格纳斯有什么影响。我猜这是个诡计。”

布拉德福沉吟半晌才回答：“不完全是。”他说，“不，不完全是诡计，贝琳达。我想他们是推论，这可能会让他的想法有些改变。”

“马格纳斯总是要我把他从瑞克手里救出来。我尽力而为。我还试图解释给奈吉尔听！”

“怎么救，贝琳达？”

“把他藏起来。替他接电话。说他出国了，其实根本没有。我有时想，这就是马格纳斯加入‘公司’的原因。想找一个藏身之处。就像他和我结婚，只是因为害怕与洁米娜结婚的风险一样。”

“谁是洁米娜？”

“她是我在学校里的密友。”她脸上笼罩不快的阴霾，“太亲密了。”阴霾缓和下来，转变成忧郁。“可怜的瑞克。我只见过他一次。在我们的婚礼上。酒会进行到一半时他不请自来。我从没见过马格纳斯比那时更快乐的样子。除此之外，他就只是电话里的声音。他有很好听的声音。”

“当时马格纳斯有其他的藏身之处吗？”

“你指的是女人，对不对？你可以直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已经不再在乎了。”

“只是他可能躲起来的地方。没别的意思。某个地方的小茅屋。某个老朋友。他会到哪里去，贝琳达？谁会收留他？”

她不再交缠的双手显得非常优雅，而且表情丰富。“他会到任何地方去。每一天他都是个崭新的人。他回家时又变了个人，我必须努力适应他。但一到早上，他又变成别人了。你认为他是这样吗，杰克？”

“你呢？”

“你总是用别的问题来回答问题。我都忘了。马格纳斯也玩同样的把戏。”他等待着。“你可以试试看赛芬。”她说，“赛芬永远都很忠实。”

“赛芬？”

“肯尼·赛芬顿·鲍伊。洁米娜的弟弟。‘就我的品位来说，赛芬顿太过有钱了。’马格纳斯以前总是这么说。表示他们两人势均力敌。”

“马格纳斯会去找他？”

“如果情况够糟的话。”

“他会去找洁米娜吗？”

她摇摇头。

“为什么不会？”

“就我了解，她近来一直换男朋友。”她再次脸红地说，“她不可捉摸，一直都是这样。”

“听过一个叫文沃斯的人吗？”

她摇摇头，仍然思索着弦外之音。“在我的时代。”她说。

“波比？”

“我的时代因玛丽而结束。如果有波比存在，算玛丽运气不好。”

“你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什么时候，贝琳达？”

“奈吉尔也这样问我。”

“你怎么告诉奈吉尔的？”

“我说我们离婚之后，我就没理由要听到他的消息。我们结婚六年。没有小孩。这是个错误。为什么要死灰复燃？”

“这是实话吗？”

“不，我说了谎。”

“你隐瞒了什么？”

“他打电话了。马格纳斯。”

“什么时候？”

“星期一晚上。保罗出去了，感谢上帝。”她停顿一下，侧耳倾听保罗打字机的声音，从楼上滴滴答答传下来。“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我想他喝醉了。那时很晚了。”

“几点？”

“应该是十一点左右。露西还在写作业。我规定她十一点以后不准写功课，但她在写法文普通级模拟考题。他用公用电话打的。”

“用现金？”

“对。”

“在哪里？”

“他没说。他只说：‘瑞克死了。我希望我们有个小孩。’”

“就这样？”

“他说他一向恨自己跟我结婚。现在他认命了。他了解自己。而且他爱我的努力尝试。谢谢。”

“就这样？”

“‘谢谢。谢谢所有的一切。而且请原谅糟糕的部分。’然后就挂断了。”

“你告诉奈吉尔了？”

“你干吗不停地问？我觉得这不关奈吉尔的事。在他们考虑让他升职的时候，我不想说他那天深夜打电话来时喝醉酒，显得多愁善感。算是以德报怨吧。”

“奈吉尔还问你什么？”

“只是些个性的问题。我有理由怀疑他同情共产主义吗？我说牛津。奈吉尔说他们已经知道。我说我不认为大学里的政治活动有多少意义。奈吉尔也同意。他曾有过古怪的举止吗？不稳定——酗酒——沮丧？我又说没有。我不能说一个醉酒的电话就叫酗酒，但就算他酗酒，我也不会去向马格纳斯的那四个同事张扬。我觉得应该要保护他。”

“他们应该更了解你一些，贝琳达。”布拉德福说，“你会亲自把工作交给他吗？”

“什么工作？你说没有任何工作的。”她对他提高警觉，终于也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在骗她。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份工作。层级很高，责任很重的工作。你会让他得到吗？”

她微笑。非常美。“我会，为什么不？我和他结过婚。”

“你现在比较通情达理。你今天就会让他得到吗？”

她咬着食指，愤然皱起眉头。她在顷刻之间就改变心绪。布拉德福等着，但什么都没发生，所以他又问她另一个问题：“他们有没有问起在格拉茨的那段时间？”

“格拉茨？你指的是他在陆军那段时间？老天爷哪，他们没问那么久以前的事。”

布拉德福摇摇头，似乎是在说他永远无法理解这个不合常理的世界。“他们想证明格拉茨是一切问题的起源，贝儿。”他说，“他们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推理，说他在那里服役时落入盗贼之手。你觉得怎样？”

“他们太荒谬了。”她说。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

“他在那里很开心。他回到英国时变了个人。‘我完整无缺。’他不停说，‘我完成了，贝儿。我已经找到另一半的自我。’他圆满完成任务，觉得很骄傲。”

“他谈过是什么样的任务吗？”

“他不能谈。那是机密，而且太危险了。他只说，如果我知道的话，一定会以他为傲。”

“他提到他曾参加过的行动名称吗？”

“没有。”

“他提过线人的名字吗？”

“别荒谬了。他不会这样做的。”

“他提过他的指挥官吗？”

“他说指挥官很出色。对马格纳斯来说，任何一个刚认识的人都很出色。”

“如果我大声对你说绿袖子，你能想起什么吗？”

“那是英国传统音乐。”

“听过一个叫萨宾娜的女孩吗？”

她摇摇头。“他告诉我，我是他的第一个女人。”她说。

“你相信吗？”

“如果你自己也是第一次，就很难分辨。”

对于贝琳达而言，他记得，缄默永远是上策。即使她的罪名有任何悖理可笑之处，她仍展现宁静无波的尊严。

“所以奈吉尔和他的朋友就很高兴地走了，”他说，“你呢？”

她的脸在窗子里映成一幅剪影。他等着她抬头或转头面向他，但没有。

“你会到哪里去找他？”他说，“如果你是我的话？”

她仍然没移动，也没说话。

“某个靠海的地方？他有这些梦想，你知道的。他把梦想切开，分给每个人一小片。他曾经给你某种说法吗？苏格兰？加拿大？驯鹿的迁徙？某个照顾他的好女人？我必须知道，贝琳达。我真的必须知道。”

“我不会再和你谈了，杰克。保罗是对的。我不必这么做。”

“不管他做了什么？不打算救他？”

“我不信任你。特别是你表现得这么客气的时候。你创造了他，杰克。他必须做你交代的任何事。做什么样的人。和谁结婚。和谁离婚。如果他做错了，你的责任和他没有两样。除掉我很容易——他只是给我门锁钥匙，然后去找律师。他打算怎么除掉你，假设？”

布拉德福朝门走去。

“如果你找到他，告诉他别再打电话。还有，杰克，”布拉德福停下脚步。她的神情又变得柔和，充满希望。“他是不是在写那本他一直想写的书？”

“什么书？”

“即将改变整个世界的伟大自传体小说。”

“他写了吗？”

“‘有一天，我会把自己锁起来，说出实情。’‘你为何要把自己锁起来？现在就说吧。’我说。他不认为他能做到。我不会让露西太早结婚。保罗也不会。我们会给她避孕药，让她有些风流韵事。”

“把他自己锁在哪里，贝琳达？”

她脸上的光彩再次褪去。“你自己去找吧。你们大家。他如果没遇见像你们这样的人，就会平安无事了。”

等待，格兰特·雷德勒告诉自己。他们全都恨你。你也恨他们大部分的人。当个聪明孩子，等待你上场的时机。房间里的房间，坐了十个人。假墙上有假窗，假窗外还有塑料花。就在像这样的地方，雷德勒想，美国输掉了与身穿黑色睡衣的棕皮肤小个子的战争。就在像这样的地方，他想——在烟熏黑玻璃的房间里，与人类隔绝——美国会输掉所有的战争，除了最后一战。墙外几码之外就是宁静的外交后花园圣约翰林。但在这里，房间里，他们仿佛置身于兰利，或西贡，没有差别。

“哈利，考虑到最有可能的形势，”但内阁办公室的蒙特乔伊讲话的口气可没半点尊重意味，[141]“你们提出的早期预警恰好陷我们于缺乏远见的立场。再提出来讨论一遍不算过分吧？我想，早在八月，我们睡过一觉之后就把这些东西忘得一干二净了。”

哈瑞·华斯勒瞪着双手握住的眼镜。眼镜对他来说太过沉重了，雷德勒想。他透过眼镜看得太过清楚了。他把眼镜放到桌上，用粗短的指尖搔着退伍军人式的平头。是谁拦住你了？雷德勒暗暗咒骂他。你在把英文翻译成英文吗？你因为搭协和客机从华盛顿飞来的时差而变得迟钝了吗？还是你敬畏这些不厌其烦告诉我们他们如何一手创立我们的组织、并慷慨邀请我们坐上首桌吃大餐的英国绅士？你是全球最好的情报组织里最顶尖的人，看在老天的分上吧。你是我的老板。为什么你不站起来，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仿佛响应雷德勒无声的请求似的，华斯勒的声音重新启动，机器动力全开，展现应有的分量。

“各位先生。”华斯勒重新开始——只是他把“先生”念成“闲生”。重新上膛，再次瞄准，掌握你的机会，雷德勒想。“我们的立场，艾瑞克阁下，”华斯勒接着说，朝蒙特乔伊爵士的方向颇不情愿地做了个近似鞠躬的动作，“就是——嗯，所有情报单位对这件事的立场——在这场重要的会议，在这个重要的时间——就是我们一方面拥有广泛数据资源所累积的警讯，另一方面又有让我们更为不安的新数据。”他舔舔嘴唇。我也会这样，雷德勒想。如果我这样高谈阔论，最后一定会嘴角生沫。“因此，看起来，呃，我们有必要回溯到过去——我们完成之后——呃，就可以借着不久之前才消逝的曙光，追踪新情报的线索，呃，好好加以审视。”他转向波·卜拉梅尔，满是皱纹但纯真无辜的脸绽开歉意的笑容。“反正你想要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波，为什么你不直说，看我们能不能配合你呢？”

“我亲爱的伙伴，随你高兴，只要你觉得舒服就好。”卜拉梅尔殷勤地说，他此生对每个人都这样说。所以华斯勒又埋头回到他的简报数据，起初把他桌前的文件夹放在中央，接着又摆在右侧，有如放在机翼翼尖上般小心。格兰特·雷德勒三世感觉自己内侧的皮肤因过敏而发痒，努力想降低脉搏速度和血液热度，并信任这场会议里的高层人士。在某个地方，他对自己辩称，总有个了不起、既万分隐秘又无所不知的情报组织。惟一的问题是，只在天堂才有。

英国人派出了他们通常极难应付、太过能言善辩的团队。霍伯斯鲍恩，安全组织的第二号人物，内阁办公室的蒙特乔伊，外交部的道尔尼，全都姿态各异地懒洋洋坐着，露出或怀疑、或摆明了轻蔑的神情。只有配置改变了，雷德勒注意到，一直以来布拉德福都象征性地坐在卜拉梅尔身边，今天那个位子给了卜拉梅尔的打手奈吉尔，布拉德福高升到主桌，像只老灰鸟怒目圆睁扑向猎物般主持会议。桌子另一侧的美国人只有四个。在我们的特殊关系里，这是典型的一例，英国人数硬是比美国多，雷德勒想。在实战上，中情局的火力远胜过这些混蛋，约是90比1。而在这里，我们却是受迫害的少数。雷德勒右边的哈瑞·华斯勒，才刚清清喉咙，终于开始努力推动他坚持称之为，呃，发展中形势的复杂计划。雷德勒的左边是迈克·卡佛，伦敦情报站主任，一个被宠坏的波士顿百万富翁，公认聪明出色，但雷德勒却看不出有任何足资佐证之处。在他下方是卓越出众的阿塔利，情报部门快抓狂的数学家，好像一路被抓着头发从兰利飞来。在他们之间，我，格兰特·雷德勒三世，不讨人喜欢，甚至连我自己都不喜欢，这个来自印第安那州南湾野心勃勃的法律小子，为求升迁不眠不休的努力，把每一个人再次拖到这里，证明早在六个月前就已证明的事，也就是，计算机没捏造情报，没以怨报德，没蓄意毁谤英国情报组织地位崇高的人士。计算机不考虑魅力、种族或传统，只陈述有失体面的事实，而且告诉了不遗余力让自己变得更讨人厌的格兰特·雷德勒三世。

雷德勒颓丧地听着华斯勒笨拙的说明，觉得他自己，而不是华斯勒，才是异类。这位是伟大的哈瑞·E.华斯勒，在兰利是高坐上帝右手边的人物。是《时代》杂志推崇的美国传奇冒险家。不仅参与策划猪猡湾事件[142]，也在越战中主导多项顶尖的情报工作。他让中美洲濒于破产的经济更超乎预期的摇摇欲坠，也与黑手党最出色也最聪明的首脑秘密同谋。而我，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我在想什么？我在想，讲话都讲不清楚的人，头脑也清楚不到哪里去。我在想，自我表达等同于逻辑，如果以此标准来看，哈瑞·E.华斯勒颈部以上的部分都不存在了，尽管我宝贵的未来还掌握在他手中。

让雷德勒松一口气的是，华斯勒的声音突然重拾信心。那是因为他在读雷德勒的简报数据。“1981年3月，在一份评估甚具可信度的投诚者报告中……”化名邓伯，雷德勒自动想起，他自己也变成了一部计算机：由资源处安置在巴黎，和一名妓女住在一起。一年之后，变节的却是那名妓女。“1981年3月，信息情报报告指出……”雷德勒瞄了阿塔利一眼，希望捕捉他的目光，但阿塔利忙着听他自己的信号。“1982年3月，波兰情报组织内部的消息来源联络访问莫斯科时得到警告……”化名马斯塔法，雷德勒不寒而栗地回想，在波兰安全单位的审讯中因过度热心协助而死。伟大的华斯勒笨手笨脚几乎跌倒地抛出这个早上最有力的一句话，努力不读错。“这些迹象的要旨，各位‘闲’生，完全一致。”他宣布，“也就是说，匿名的西方情报组织在巴尔干地区的所有作业，都在布拉格的捷克情报部门掌控中，情报的泄露就在华盛顿的英美情报同盟眼前不断发生。”但没有人轻举妄动。卡鲁瑟上校[143]没取下他的单眼镜大叫：“老天在上，这个邪恶的骗子！”华斯勒启示的感动力量已有六个月大了。这个案子长出的芦苇已凋萎，而且没有幽灵吟唱。

雷德勒决定改而聆听华斯勒没说的部分。没提到我被打断的网球训练，例如，没提到我危机四伏的婚姻，我们聊胜于无的性生活，我完全没尽到身为人父的责任，从早晨开始他们就逼我放下一切，指派我一天二十五个小时充当伟大华斯勒的超级奴隶。“你有律师的训练，你懂捷克语，又是捷克专家。”人事处这样告诉他，“更合适的是，你没什么高尚的良心。去申请吧，雷德勒。我们得靠你去做一些可怕的事。”没提到我彻夜坐在计算机前，打字打得指头都要断掉了，输入大量看似没有关联的数据。我干吗这么做？我怎么回事？妈呀，我只是觉得我的天分已经阔步迈出我的身体，我必须骑到它背上，奔赴我的命运。所有过去或现在在华盛顿工作且能接触捷克目标的西方情报官员的名字与记录，无论是核心或边陲的人物，雷德勒只花了不到四天，就把所有不可思议的数据组合完成。他们接触过的每一个人名，他们差旅活动的所有细节，行为模式，性生活与休闲嗜好：雷德勒从星期五到星期一不眠不休地完成，让碧伊暗自为我俩祈祷。所有捷克信差、官员、合法或非法进出美国的旅客名字，还分别加上外形描述以防使用假护照。这些旅程的日期与名义上的目的、频率与停留天数。雷德勒花了短短三天三夜就把所有数据整理装订完成，让碧伊觉得他是和校勘处那个会从耳朵里喷出烟来的玛西·摩斯一起做的。

华斯勒仍然无视这些事实与属下崇高的牺牲，继续读那饶舌拗口的段落：“结合我们对捷克在支持以及，呃，以及与外勤情报员通讯之方法的一般性了解。”紧接着是一阵令人印象深刻的静默，因为与会者全忙着思考这句话的含义。

“喔，你指的是职业技巧，哈瑞。”波·卜拉梅尔说，只要觉得可以增添自己声誉的光彩，他绝对不会放过卖弄讥讽的机会。坐在他身边的小个子奈吉尔轻拍头发不让自己笑出来。

“嗯，没错，阁下，我猜这就是我的意思。”华斯勒坦承道。蓬头乱发的阿塔利走上讲台，雷德勒很出乎自己意料的，竟感觉到一阵紧张兴奋。

阿塔利不用笔记，且有数学家惜言如金的习惯。除了名字之外，他讲话略带法国口音，但他用布朗克斯的拖长语调来掩饰。“因为指标不断倍增，”他说，“我们部门奉命重新评估1981和1982年全年在华盛顿捷克大使馆屋顶，以及美国境内其他特定的捷克机构，特别是他们在旧金山的领事馆秘密发送的电波束。我们的人重新考虑跳跃距离、频率振动和可能的接收区域。他们追溯在那期间拦截的所有电波，虽然当时我们并没有办法破解他们最初传送的内容。他们准备了一份这些电波传送的时间表，用来比对可疑对象的动作。”

“稍等一下，可以吗？”

小个子奈吉尔的头像狂风中的风向标猛然转动。即使是卜拉梅尔也很清楚地表现出人性的兴趣。被流放到桌子另一端的布拉德福，伸出四五口径的食指指向阿塔利的肚脐。而这也是雷德勒生命中无数矛盾之一，在这个房间的所有人里，布拉德福是他最愿意伺候的人，只要他有机会，尽管——或许应该说是因为——他偶尔努力逢迎这位心目中的英雄，都只换来毫不留情的拒绝。

“听着，阿塔利，”布拉德福说，“你们的人花了很多工夫指出，每次皮姆离开华盛顿辖区，不论是休假或访问其他城市，捷克大使馆传送的某一组特别的电波就会中断。我猜你们又要提出这一点吧。”

“就细节来说，是的，我是要提出这一点。”阿塔利很愉快地说。

布拉德福的食指仍然瞄准标靶。阿塔利两手仍撑在桌上。“你们的推论是，如果皮姆离开他们华盛顿电波传送的范围，捷克人就不会费事去和他讲话？”布拉德福提出。

“没错。”

“然后每次他一回首都，他们就啪啦啪啦的又开始了？‘哈啰，是你啊，欢迎回家。’没错吧？”

“是的，长官。”

“好，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好不好？如果你要诬陷某个人，是不是也会做同样的事？”

“现在不会。”阿塔利平静地说，“1981年到1982年也不会。十年前，或许吧。但80年代不会。”

“为什么不会？”

“我不会那么蠢。我们都知道，不论接收的一方有没有在听，都要继续传送，这是情报作业的标准做法。我有预感，他们——”他停下来，“或许我应该留给雷德勒先生来谈。”他说。

“不，你不需要，你自己告诉他们。”华斯勒头也没抬地下达命令。

华斯勒的简洁扼要出乎预料。在这样的会议里，出席的每个人都知道，提到雷德勒的名字就算不是绝对的禁忌，也等同于毒咒。雷德勒是他们的卡珊德拉[144]。在损害控制会议上，没人要卡珊德拉来督导。

阿塔利是个棋手，很能把握时间。“我们侦察到的通讯技术，连在当时都算是落伍的。你可以得到一种感觉，嗅到一点味道。年代的味道。一种长期习惯的感觉，某个人到另一个人。许多年，也许。”

“喔，这可是非常特别的辩护。”奈吉尔很生气地大叫，仍坐得直挺挺的，不一会儿才倾身靠近似乎同时摇头又点头的主子。蒙特乔伊说：“听听。”几个卜拉梅尔支持者俱乐部的成员也发出相似的农场庄院噪音。空气里有敌意，国家阵线泾渭分明。布拉德福没说话，但涨红了脸。除了他自己之外，是否每个人都注意到了，雷德勒并不清楚。他涨红了脸，垂下拳头，有那么一瞬间，他似乎卸下了全部防备。雷德勒听到他低声咆哮：“天马行空的废话。”但没听见其余的话，因为阿塔利继续在说。

“我们更重要的发现是关于传送的密码形态。我们一注意到这是较旧的系统之后，就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来加以解析。就像你不会马上掀开凯迪拉克的引擎盖找蒸汽机一样。我们推论，接收电讯的人，不管是男是女，一定曾接受过某个特定年代的训练，无法或不敢偷取现代的密码数据。我们找寻更基本的线索。我们特别想找的是某些作为传输基础要件的非随机文本证据。”

在座的如果有人真的了解他在说什么，也没显露出来，雷德勒想。

“我们这么做了之后，马上开始检测出某种结构的延续。虽然到现在还很笼统。但确实存在。这是某种合乎逻辑的语言学延续。或许是一段莎士比亚。或许是霍屯督族[145]的童谣。但的确是以这类延续不断的文本为基础，浮现出某种模式。而这类文本其实也就是电讯传送的密码本。而我们觉得——或许有些神秘——这份文本，嗯，就像是外勤与基地之间的连接点。我们觉得这几乎是一种个人的身份识别。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字。最好有，但也绝非必要。在此之后，我们辨别出其余的文本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可以破解所有的信息。”

“那是什么时候？”蒙特乔伊说，“大约在1990年，我猜。”

“可能。也可能是今晚。”

顿时很显然的，阿塔利有弦外之音。这个假设别有用意。布拉德福第一个抓住他的话柄。

“为什么是今晚？”他说，“为什么不是1990年？”

“捷克全面性的电波传送有些蹊跷。”阿塔利面带微笑坦承说，“他们随机到处发送信息。昨天布拉格电台请了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假教授，在全球性的广播里乱吼乱叫。似乎是向某个只能接收到口语消息的人求救。然后一整天我们都收到无线电求救信号——例如从你们伦敦的捷克大使馆发出的高速电波。到现在已有四天，他们一直用高速信号干扰你们英国广播公司的主干电波。就像捷克人在森林里走失了个小孩，所以四处叫喊，希望能传进他耳朵里。”

阿塔利没有回声的声音还没完全消失，布拉德福就已开口。“伦敦当然有电波传送。”他激动地说，拳头放在桌上像是挑战。“捷克人当然会来搅局。我的天哪，我们到底要告诉你们多少次？这该死的两年来，皮姆不管到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他们就发送电讯，理所当然的，他们配合他的行动。这是无线电游戏。这是你要诬陷某个人时会玩的无线电游戏。你持续不断，你一试再试，等待某个人精神崩溃。捷克人不是笨蛋。有时我觉得我们是。”

阿塔利毫不费事地把他扭曲的微笑转向雷德勒，仿佛是说：“看你能不能让他们刮目相看。”雷德勒却涌起不相干的记忆，他想起妻子碧伊光灿灿的裸体跨在他身上，与他做爱，宛如天堂所有的天使都降临人间。

“迈克阁下，我必须从另一个部分着手。”雷德勒很聪明地直接对卜拉梅尔说出准备妥当的开场白：“我必须从十天前的维也纳讲起，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阁下，然后再追溯回华盛顿。”

没人看着他。从你必须着手的地方开始，他们在说，做个了结吧。

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雷德勒在他体内脱壳而出，他满心愉悦地欢迎这个自我到来。我是个捉拿逃兵的猎人，穿梭于伦敦、华盛顿与维也纳，皮姆始终在我眼前。我这个雷德勒，正如碧伊每每在麦克风无法监听的地方叫嚣抱怨的，每晚带着皮姆上我们的床，汗水淋漓自我怀疑地不断惊醒，早晨醒来时皮姆仍在我们之间挥之不去：“我会逮到你的，小子，我会钉死你。”这个雷德勒在过去十二个月来——自从皮姆的名字在我面前的计算机屏幕不断闪现——起初是公事公办地追查，后来却变成他的混蛋朋友。在捏造的会议上扮演他认真、值得肯定的同事。与皮姆一家在维也纳森林野餐，然后冲回书桌前，活力十足地把刚刚才尽情享受的一切拆解殆尽。我这个雷德勒太轻易眷恋自己，以至于对加在自己身上的所有束缚迎头痛击；这个雷德勒对伟大的华斯勒，我的主子，每一个生硬的微笑与不经意的鼓励轻拍感激莫名，只有在这个片刻过后，我过度狂热的心才会揭穿他、讽刺他、蔑视他，因为他再次令我失望而惩罚他。

别管我比皮姆资历浅二十年。我在皮姆身上意识到的，就是我在自己身上意识到的：一种刚愎任性的精神，即使当我在和孩子玩拼字游戏时，这种精神也在自杀、抢夺与暗杀的选项中游移。“他是我们中的一员，看在基督的分上。”雷德勒想对周围昏昏欲睡的权贵大叫：“不是你们中的一员，是我的一员。我们是狂啸不休的神经病，我们两个都是。”但雷德勒当然没失声叫嚣，不论是这些话还是其他话。他沉稳而明智地谈他的计算机。谈一个名叫佩特兹，又名汉普尔与扎沃斯基的男子，他的旅行次数几乎和雷德勒一样频繁，更和皮姆完全一致，但旅行的踪迹比我们两人都更难掌握。

但首先，雷德勒用四平八稳、冷静沉着的声音描述他在八月所面临的情况，当时双方都同意——雷德勒对他的英雄布拉德福投以尊敬的目光——皮姆的案子应该放弃，调查委员会也应解散。

“但没放弃，对不对？”布拉德福说，这次可没费事对他的插嘴提出预警，“你还是在他门口布桩盯梢，而且我敢说你还做了其他动作。”

雷德勒瞥了华斯勒一眼。华斯勒对着双手皱起眉头，意思是别把我，呃，扯进来。但雷德勒没打算接这个球，呆呆地等华斯勒替他出手。

“我们这边的决定，杰克，我们必须善用，呃，现有的资源分配。”华斯勒颇不情愿地说，“我们选择逐步削减——呃，按部就班调整，慢慢地缩减。”

沉默不语的卜拉梅尔露出放手一搏的微笑：“你是说你们仍然继续监视行动？你是这么说的？”

“在很有限的范围之内，非常低调，非常小的规模，波。”

“我以为我们说过要同时撤回我们的狗，哈瑞。我们确实遵守我们这部分的承诺，就我所知。”

“呃，中情局决定尊重协议的精神，波，但也针对，呃，所有已知的事实和指标，采取适当的行动。”

“多谢了。”蒙特乔伊说，像拒绝吃东西的人一样，摔下他的铅笔。

但这次华斯勒回咬一口，而且华斯勒做到了：“我想你可能会发现你的感激恰如其分。”他很快地说，并且杀气腾腾地把指关节划过鼻尖。

汉斯·埃布尔契特·佩特兹的案子，雷德勒继续说，六个月前开始出现，乍看之下与皮姆并无任何关联。佩特兹只是另一名在萨尔茨堡东—西会议中现身的捷克记者，因为是新面孔而受到特别注意。年纪较大，退缩但颇有才智，护照上还提供了其他的细节。雷德勒把他的名字加入监视名单，并知会兰利方面进行例行的背景核查。兰利的答复是“查无负面记录”，但也警告说这不符常规，因为以佩特兹的年纪和职业而言，并不该特别受到注意。一个月之后，佩特兹再次在林茨[146]现身，为的是采访一场农业博览会。他不和其他记者打成一片，不打算逢迎任何人，很少在摊位间出现，也没什么报道。雷德勒派他的读报手下搜寻捷克报纸上佩特兹的报道，结果只在《社会主义农民》上找到署名H.A.P的两段文字，论及西方重型拖曳机的限制。然后，就在雷德勒准备忘了他时，兰利方面又传来身份认证的消息。汉斯·埃布尔契特·佩特兹经证实为亚历山大·汉普尔，捷克情报官员，不久前刚出席在雅典举行的不结盟记者会议。未经授权不得接近佩特兹—汉普尔。静候进一步信息。

听到自己提到雅典之后，雷德勒感觉到安全房间里的气压陡降。

“雅典，何时？”布拉德福恼怒咆哮，“没有日期，我们怎么搞清楚这些情报？”

奈吉尔突然担心起他的头发来。他用他洁净无瑕的指尖一再捻尖一只耳朵上的灰白发角，痛苦地皱起眉头。

华斯勒再次插嘴，让雷德勒很欣慰的是，他已开始褪去羞涩与尊敬。“雅典的会议是7月15到18日，杰克。汉普尔只在第一天现身。他旅馆的房间保留了三晚，但他没睡过半次。用现金付款。根据希腊方面的记录，他在7月14日抵达雅典，而且期间没离开国境。很可能他用另一本护照出境。看起来他好像飞往科孚。希腊航班名单一向像猪吃的早餐一样乱七八糟，但他好像是飞到科孚去了。”他重复地说，“这一次，我们对这个人非常有兴趣。”

“我们是不是冲过头了？”卜拉梅尔说，他一向在危机时刻更加讲究礼节。“我的意思是，该死，哈瑞，这是相同的老把戏。巧合之罪。和无线电的事如出一辙。如果我们想陷害某个人，我们也会在他身上玩同样的把戏。我们会在公司里找个老人，有些老朽，但没什么可疑之处，然后我们让他配合那个可怜家伙的行动，等对方说：‘哎呀，我们的人是间谍。’让他们拿枪射自己的脚。容易极了。好吧。汉普尔跟着皮姆到处去。但有什么可以证明皮姆是和他积极配合的伙伴呢？”

“关于这点并没有，阁下。”雷德勒代表华斯勒，假装谦逊地承认，“无论如何，我们那时开始回溯皮姆和汉斯·埃布尔契特·佩特兹之间的关联。萨尔茨堡会议期间，皮姆和他太太也在那里参加音乐节。佩特兹住的地方离皮姆夫妇的旅馆只有两百码。”

“又是同样的老故事。”卜拉梅尔顽强地说，“这是陷害。太明显了。对不对，奈吉尔？”

“这真是太薄弱了。”奈吉尔说。

气压再次降低。也许那些机器消除声音的同时也杀掉氧气，雷德勒想。“你介意告诉我们雅典行踪报告出来的日期吗？”布拉德福问，仍然执着于时间问题。

“十天前，阁下。”雷德勒说。

“通知我们的时间可真是他妈的晚，对不对？”

愤怒的华斯勒发现自己说话的速度加快了：“好了吧，杰克，我们真是他妈的不愿意把还没成熟的数据告知你们的人，免得又只是一串计算机的巧合。”至于对雷德勒，代他受罚的鞭童，他说：“你到底在等什么？”

已经是十天前了。雷德勒埋头在维也纳办事处的通讯室里。夜已深，他假装轻微感冒，推辞了两场鸡尾酒会与一场餐宴。他打电话给碧伊，让她听见他声音里的兴奋，他恨不得飞奔回去，当面告诉她，因为他一向告诉她所有的事，有时事情不太顺利时，甚至还会稍加渲染，以保持形象。但他克制了自己。尽管他的手指关节因极度紧张而僵硬，但他仍勉力尝试。首先他调出皮姆近期进出维也纳的时间，发现，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他造访萨尔茨堡和林茨的日期，与佩特兹又名汉普尔完全相同。

“林茨也是？”布拉德福突然打断他。

“是的，阁下。”

“你跟踪他到那里，我猜——违反我们的协议？”

“不是的，阁下，我没跟踪马格纳斯到林茨。我要我的太太碧伊打电话给玛丽·皮姆。碧伊在女人的闲话家常中问出这个讯息，布拉德福先生。”

“他可能根本没到林茨去。他告诉太太的可能只是掩护的故事。”

雷德勒痛苦地承认有此可能，但温和地暗示这无关紧要，阁下，根据兰利当晚传来的信息，他此刻对他所召集的英美情报主管大声朗读这份信息。“这是我们查出林茨关联之后的五分钟送到我桌上的，阁下，容我引述：‘佩特兹—汉普尔被证实就是杰兹·扎沃斯基，1925年生于卡斯贝德，捷克裔的西德记者，1981年至1982年间曾九度合法访问美国。’”

“好极了。”卜拉梅尔低声说。

“当然，这几个个案的出生日期都很接近。”雷德勒勇敢地继续，“根据我们的经验，化名的护照通常和持有者的年龄有一两年的差距。”

在他输入扎沃斯基先生造访美国的日期和目的地之前，他说，他桌上几乎没有任何信息。然而——雷德勒说，尽管意在言外——只要一个按键，所有的东西就兜拢在一起，陆块浮现了，三个年近六十的记者合而为一成某个年龄并不确定的捷克间谍，格兰特·雷德勒三世感谢信号室完美无缺的隔音设备，可以对着镶板墙壁放声大叫“哈利路亚！”和“碧伊，我爱你！”

“佩特兹—汉普尔—扎沃斯基在1981年与1982年造访的每一个美国城市，皮姆也都在相同的日期到访。”雷德勒加强语气说，“在那些日子里，捷克大使馆屋顶秘密传送的电波都暂时中断，我们的推论是，执勤的情报员与来访的管控官正进行面对面的接触。无线电传送因此不必要。”

“真是太好了。”卜拉梅尔说，“我真希望找到想出这一招的捷克情报官员，立刻颁给他我私人的奥斯卡奖。”

迈克·卡佛带着苦恼的谨慎，轻轻提起公文包放到桌上，抽出一叠卷宗夹。

“这是兰利关于佩特兹—汉普尔—扎沃斯基的个人档案，也就是我们认为指挥皮姆的人。”他像个弯腰展示高科技产品的推销员般耐心说明，只是他拿出来的是陈旧的东西，“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更新几项数据，或许是今晚也说不定。波，马格纳斯什么时候回维也纳，你不介意告诉我们吧，拜托？”

卜拉梅尔像其他人一样，瞪着他的档案夹，所以他当然不必立即回答。“我们叫他回去的时候吧，我猜。”他漫不经心地说，翻过一页。“之前不会，确定不会。正如你说的，他父亲过世真是天意。老头子留下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我猜。马格纳斯可有得收拾啰。”

“他现在人在哪里？”华斯勒说。

卜拉梅尔看看手表。“我想是在吃晚饭，也差不多是时候了，是吧？”

“在什么地方？”华斯勒咬着不放。

卜拉梅尔微微一笑。“现在，哈瑞，我想我不打算告诉你。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我们有些权利，你知道的，你们的家伙太急着想盯他的梢了。”

华斯勒如果不顽固就不是华斯勒了。“我们上回追踪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伦敦机场办登机手续回维也纳。我们的情报是，他已经处理完这里的事，准备回到驻地。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奈吉尔双手合十。他把依然合十的手放到桌上，显示他，不管个头小不小，要开口说话了：“你们该不会连在这里也跟踪他吧，是不是？这真的是太过分了。”

华斯勒揉着下巴。他满面愁容，但并不认输。他再次转向卜拉梅尔：“波，我们真的需要这些情报。如果这是捷克的欺骗行动，那真是该死的可以了，是我碰过最独特的案子。”

“皮姆是最独特的官员。”卜拉梅尔反驳说，“三十年来，他一直是捷克方面的肉中刺眼中钉。他值得他们大费周张。”

“波，你必须把皮姆带来，好好审问他所有的生活细节。如果你不这么做，我们就要不停地和这件事纠缠，直到我们头发灰白，有些人进了坟墓为止。他玩弄的不只是我们的秘密，也是你们的。我们有些严重的问题要问他，让一些受过顶尖训练的人来问。”

“哈瑞，我可以向你保证，等时机成熟，你和你的人想怎么对付他都可以。”

“或许现在就是时机。”华斯勒伸出下巴说，“或许我们该在他正准备高歌的时候动手。趁他还没准备好时突击他。”

“而或许你该充分信任我们的判断，等待时机。”奈吉尔伶牙俐齿地回答，从阅读眼镜的顶端给华斯勒非常安心的一瞥。

这时，一股极其陌生的冲动攫住雷德勒。他感觉冲动从体内升起，无法遏止，不吐不快。在妥协与三思的自我更新循环中，他必须把自己与马格纳斯之间的秘密情谊公之于世，坦露他对这个人的了解无人能及，强调他这场胜利所具有的个人本质，才能继续留在场中央，不至于被踢回他以前坐的看台。

“阁下，您提到皮姆的父亲。”他突然出声，直接对着卜拉梅尔说，“阁下，我了解这位父亲。我有位在某些方面也颇类似的父亲，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父亲是个三流律师，从来不把诚实当一回事。从不，阁下。但皮姆的父亲是彻头彻尾的骗子。是骗术专家。我们的心理学家曾对这个人做出一份令人十分不安的心理侧写。你知道理查德·T.皮姆在纽约时，捏造出包含一大串假公司的企业帝国吗？从最不可能的人身上借到钱，一些真正举足轻重的人？我的意思是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严重的遗传问题，无法摆脱的不稳定因子。我们有一份关于这个的报告。”他把自己操得太累了，但他停不下来。“我的意思是，老天，你知道马格纳斯竟然疯狂追求我太太吗？我不怪他。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我的意思是，这个家伙什么地方都去。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英国式的冷静只是他外表的伪装。”

这已经不是雷德勒第一次自寻死路。没人听他说话，没人大叫说：“噢，你别说！”等卜拉梅尔开口时，他声音冷淡得就像在怜悯，姗姗来迟。

“没错，嗯，我可以保证生意人都是骗子，你觉得呢，哈瑞？我相信我们都这么想。”他的目光环顾桌上的每一个人，除了雷德勒，然后又回到华斯勒身上。“哈瑞，我们两个何不密谈一小时，可以吗？如果到了某个阶段必须进行问罪审讯，我相信我们一定要事先同意某些准则。奈吉尔，你何不一起来，证明我们光明正大。其他人——”他的目光落在布拉德福身上，赏他一个信赖的微笑。“好吧，我们简单说，各位回头见。读完档案之后，你们应该两个两个一起离开，可以吗？别同时走，免得吓坏这里的城市土包子。谢谢。”

卜拉梅尔离席，华斯勒不客气地跟着他走，他是个不吝发表意见，也不怕别人知道的人。奈吉尔等他们全离开之后，像个忙碌的殡葬业者匆匆绕过桌子，用兄弟般亲密的姿势拉住布拉德福的臂膀。

“杰克，”他低声耳语，“说得好，演得好。我们真的困住他们了。和你说句悄悄话，不录音的，好吗？”

中午刚过不久。他们集会的安全房舍是一幢仿摄政时代的别墅，窗前横着宝石屏风。温暖的雾气笼罩碎石车道，雷德勒像个谋杀犯踱进雾里，等待布拉德福的庞大身躯占满亮灯的前廊。蒙特乔伊和道尔尼没说半句话地走过他身边。卡佛，和阿塔利结伴，带着他的公文包，更加直言无讳：“我得住在这里，雷德勒。我只希望这次你别弄拧了，否则他们会把你打下十八层地狱。”

混蛋，雷德勒想。

最后布拉德福终于出现了，一边和奈吉尔咬耳朵。雷德勒嫉妒地看着他们。奈吉尔转身回屋里。布拉德福向前走。

“布拉德福先生，长官？杰克？是我。雷德勒。”

布拉德福缓缓地停下脚步。他一如往常穿着那件脏兮兮的风衣，裹着围巾，点起一根黄色的香烟。

“你要干吗？”

“杰克。我想告诉你，不论发生什么事，不论他做了或没做，我都很遗憾是他，很遗憾是你。”

“他很可能什么都没做。很可能只是从另一边招募了一个人，没告诉我们，你知道他的。我猜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你编出来的。”

“他会这么做吗？马格纳斯？自己和敌人斗法，不告诉任何人？天哪，可真厉害啊！如果我敢这样做，兰利不扒了我的皮才怪。”

他不请自来地跟在布拉德福身边。一个警察站在大门口。他们经过皇家骑兵队营房。从阅兵场传来达达的马蹄声，但马儿在雾里隐而未见。布拉德福走得很快。雷德勒跟得很吃力。

“我真的觉得很糟，杰克。”雷德勒坦承，“似乎没有人能了解，我对朋友做出这样的事，心里会有什么感觉。不只是马格纳斯。还有碧伊和玛丽和孩子们，每一个人。贝吉和汤姆真的是青梅竹马。这件事多少会让我们从各方面来自我考虑。那里有家酒馆。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恐怕我得为了狗的事去见个人。”

“我可以载你到哪里吗？我有辆车和司机，就在转角。”

“我喜欢走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马格纳斯告诉我很多关于你的事，杰克。我猜他违反了一些规定，但我们都难免。我们真的彼此分享。是很难得的合作关系。这真是疯狂。我们真的有特别关系。而且我深信不疑。我相信英美联盟，北大西洋公约，所有的东西。你记得你和马格纳斯在华沙连手干的那桩盗窃案吗？”

“恐怕不记得了。”

“噢，少来，杰克。你让他像《圣经》里描写的一样压低身子穿过天窗，楼下门口还备了几个冒牌的波兰警察，以防猎物突然回家？他说你对他来说就像父亲一样。你知道他有一次怎么说你吗？‘格兰特，’他对我说，‘杰克是大赛里货真价实的冠军。’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想，如果马格纳斯的写作顺利的话，他就会安然无事。他内心有太多东西了。他总得放到什么地方去。”他在说话之间急促地喘了口气，但他坚持要跟上；他必须让布拉德福充分了解。“你知道，长官，我最近读了许多关于犯罪心理与创造力的资料。”

“喔，他现在又变成罪犯了，是吗？”

“拜托，让我引述几句我读到的内容给你听。”他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等信号灯。“‘就道德而言，拥有极富创造性心灵的艺术家全然目无法纪的犯罪行为，与罪犯的艺术手法究竟有何不同？’”

“恐怕我弄不懂。一大串字。抱歉。”

“该死，杰克，我们是领有执照的骗子，这就是我的意思。我们的勾当是什么？知道我们的勾当是什么吗？就是把我们偷鸡摸狗的事挂上为国服务的招牌。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凭什么觉得自己和马格纳斯有所不同，只因为他的分寸拿捏小有差错？我不能。马格纳斯仍然是和我一起度过美好时光的那个人哪！而我也还是和马格纳斯一起消磨时光的那个人。什么都没改变，只是我们已身在网子的两侧。你知道我们有一次曾经谈到变节吗？如果我们叛逃，要到哪里去？抛下我们的妻子儿女和工作，就能海阔天空？我们就是这么亲近，杰克。我们的确想过不该想的事。我们真的想过。我们很不可思议。”

他们走进圣约翰林高街，朝摄政公园走去。布拉德福的步伐更快了。

“他说他要到哪里去？”布拉德福突然问，“回华盛顿？莫斯科？”

“回家。他说只有一个地方。家。我的意思是你应该看得出来。这个人爱他的国家，布拉德福先生。马格纳斯不是叛徒。”

“我不知道他还有家。”布拉德福说，“居无定所的童年，他一向这样说。”

“他的家在威尔士的一个滨海小镇。有一间很丑陋的维多利亚式教堂。一板一眼的房东太太，早上十点就叫他起床。有一天马格纳斯会把自己锁在楼上的房间里写他的蠢东西，直到写出整整十二章皮姆对普鲁斯特问卷的回答。”

布拉德福可能根本没听进去。他的脚步加快了。

“家是童年的重现，布拉德福先生。如果变节是一种自我的复苏，一定也需要一种重生。”

“这是他的蠢话还是你的？”

“是我的，也是他的。我们一起讨论，还讨论其他更多事。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变节者又再次变节吗？我们也坦率讨论过。这一直都是进出子宫的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变节者——这些疯子全有一项相同的特质——他们都很不成熟。原谅我，他们全有不折不扣的恋母情结。”

“有名字吗，这个地方？”

“对不起？”

“他的那个威尔士天堂。叫什么名字？”

“他没提到地名。他只说离他在母亲身边长大的城堡很近，一个有豪华宅邸的地区，他和母亲常一起去打猎、在圣诞舞会上跳舞、和仆人很民主地打成一片的地方。”

“你曾经碰到过利用过期报纸的捷克人吗？”布拉德福问。

突如其来的转变风向，让雷德勒不得不停顿，稍加思索。

“这是我一个同事正在进行的案子。”布拉德福说，“他问我的。捷克情报员在散步之前总是翻找上周的报纸。为什么这样做？”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这是标准作业。”雷德勒恢复精神说，“很老套，但是标准作业。我们有个情报员也这样，一个双面间谍。捷克人训练过他一段时间，只为了教他如何把感光过的底片卷进报纸里。他们在夜里把他带到街上，让他找个黑暗的角落。可怜的混蛋差点把手指给冻掉了。那时不到华氏二十度。”

“我指的是过期报纸。”布拉德福说。

“当然。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利用月份的日期，另一种是利用一周七天的日期。月份的日期很可怕：三十一种标准信息必须牢记心中。例如今天是18日，所以信息就是：‘九点半在布尔诺的男厕后面见面。别迟到了。’如果是6日，就是：‘我的月俸支票到底哪里去了？’”他笑得喘不过气来，但布拉德福没礼尚往来。“星期的日子，也大同小异，只是比较短而已。”

“谢啦，我会转告。”布拉德福说，终于停下脚步。

“长官，我想如果今晚能邀你一起晚餐，真是我最大的荣幸。”雷德勒说，渴望获得布拉德福的赦罪。“我中伤了你的手下，那是职责所在。但如果我能把私事和公务分开，我一定会是个快乐的人，长官，杰克？”

出租车已经停下来。

“什么？”

“你想，你能帮我带个口信给马格纳斯吗——友善的口信？”

“什么？”

“告诉他——等事情结束之后——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我永远是他的朋友。”

布拉德福点点头，登上出租车，雷德勒还来不及听到他的目的地，车就开走了。

雷德勒接下来做的事应该写进历史，即使不写进皮姆事件的大历史中，至少也该写进他向有先见之明、却老因乌鸦嘴而惹人厌的个人编年史里。雷德勒奋力找到公用电话想打给卡佛，却发现身上没有英国硬币。他冲进慕贝利弯道，想找一家酒吧，为了换零钱买了一瓶他不想喝的啤酒。他回到电话亭，却发现电话有故障。于是他急忙回头找他的司机，谁知道司机看见雷德勒和布拉德福并肩走，以为他不用车了，因此开车回贝特西找朋友去了。九点钟，雷德勒突然到美国大使馆，出现在卡佛面前。卡佛正在起草当天大事纪要的电报。

“他们撒谎！”雷德勒大吼。

“谁？”

“那些他妈的英国佬！皮姆插翅飞了。他们不知道他在哪里，我憋了一肚子火。我请布拉德福转告他这个破坏力十足的口信，他却甜言蜜语地想让我误入歧途。皮姆在伦敦机场跳机了，他们和我们一样在找他。捷克电台的播音是在玩真的。英国佬在找他，我们在找他，他妈的捷克佬也在到处找他。听我说！”

卡佛在听。卡佛继续听。他让雷德勒说出与布拉德福交谈的经过，结论是此事不该发生，雷德勒逾越权限。他没这样对雷德勒说，但加上了注记，当晚稍后，他另外发给中情局人事官员一封电报，交代要把这条注记加进雷德勒的档案里。此外他同意，雷德勒或许摸到真相了，尽管是误打误撞，而他也这样告诉雷德勒。因此卡佛稳稳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也狠狠捅了这个讨人厌的好事者一刀。划算得很。

“英国人没说实话。”他对他认识的高层人士透露，“我会很小心地盯紧他们。”

校长书房闻起来有致死毒药的味道。卡尔德先生虽然痛恨暴力，却热衷研究鳞翅类昆虫。创办人G.F.格林勃冷酷的画像怒目瞪着嘎嘎作响的皮椅。汤姆坐在其中一张皮椅上。布拉德福坐在他对面。汤姆正看着那张从兰利档案里拿出来的佩特兹—汉普尔—扎沃斯基的照片。布拉德福看着汤姆。卡尔德先生和布拉德福握过手之后，就先告退了。

“这是不是那个在科孚的板球场和你爸一起散步的人？”布拉德福看着汤姆说。

“是的，先生。”

“和你之前的描述完全不同，对不对？”

“对，先生。”

“我想你觉得很好玩。”

“是的。”

“在照片里他没跛脚，所以他走路不会这么一颠一颠的。你爸写信给你吗？打电话？”

“没有，先生。”

“写给他？”

“不知道该寄到哪里去，先生。”

“你为什么不交给我？”

汤姆探手从灰色的罩袍下拿出一个封口信封，没名字没地址。布拉德福拿过来，也收回照片。

“那个警察没有再来烦你吧，是不是？”

“是的，先生。”

“有其他人吗？”

“不算有，先生。”

“什么意思？”

“只是你今晚来真的很奇怪。”

“为什么？”

“今天要补习数学，”汤姆说，“我最不喜欢的。”

“希望你愿意现在就回去上课。”他从口袋拿出皮姆那封皱巴巴的信，递回给汤姆。“我想你也会愿意收回这个。很好的信。你应该觉得很骄傲。”

“谢谢你，先生。”

“你爸在信里提到一个希德伯伯。是谁？‘如果你运气不好，’他说，‘或者如果你需要一顿温暖的晚餐、笑声或一张过夜的床，别忘了你的希德伯伯。’谁是希德伯伯，他什么时候在家？”

“希德·雷蒙，先生。”

“他住哪里？”

“苏碧顿，先生。搭火车。”

“老人家，是不是？年轻的？”

“我爸小时候受他照顾。他是爷爷的朋友。他太太叫梅格，但死了。”

他们两人都站起来。

“我爸还好吧，是不是，先生？”汤姆说。

布拉德福双肩僵挺。“你要去找你母亲，听到没？你母亲和我。没有别人。如果事情变得棘手的话。”他从外套口袋掏出一个皮面盒子。“这个给你。”

汤姆打开来。一个系着缎带的奖章——深红色的，两面都有深蓝色条纹。

“你怎么拿到的？”汤姆说。

“一个人忍受无数黑夜。”钟声响起。“走吧，做好你的事。”布拉德福说。

这个晚上天气不好。布拉德福正费力穿过窄巷时，暴雨骤然间猛打挡风玻璃。这辆车是公司的加大马力福特，他踩足油门冲向围篱。马格纳斯·皮姆，叛徒，捷克间谍。如果我知道，他们为何不知道？有多少次，用多少方式，他们在采取行动之前需要证据？一家酒馆蓦然出现在雨中。他在前院停车，喝了一杯威士忌，才走向电话。打我的私人专线，老小子，奈吉尔不吝惜地说。

“照片里的人是我们在科孚的朋友。毫无疑问。”布拉德福报告说。

“你确定？”

“我确定。那个孩子确认了。我确信他很确定。你什么时候要下达撤退令？”

奈吉尔的拳头捂住话筒，发出一阵闷响。但听筒应该没掩住。

“我要那些情报员撤出来，奈吉尔。把他们弄出来！告诉波说别再把头埋在沙子里了，快下命令。”

漫长的沉默。

“我们明天早上5点会传送出去。”奈吉尔说，“回伦敦睡一下吧。”他挂掉电话。

伦敦在东方。布拉德福朝南开，顺着到瑞丁的路标。每一场行动都有台面上和台面下两部分。台面上是你遵照手册指示的行动，台面下就是你完成工作的方式。

写给汤姆的信是瑞丁的邮戳，他心中复习了一下。周一晚上或周二清早寄出。

他周一晚上打电话给我，凯特说。

他周一晚上打电话给我，贝琳达说。

瑞丁车站像一间低矮的红砖马房，坐落在俗丽广场的一端。大厅有一大张海报，公告长途巴士往返希思罗的时刻表。你就是这么做的，他想。我也会这么做。你在希思罗机场放出询问苏格兰班机的烟幕，然后跳上长途巴士到瑞丁，让一切隐秘又妥当。他审视长途车站，然后缓缓环顾广场，最后目光停驻在售票亭。他走过去。售票员外套的纽扣眼里别了一个小小的金属轮。布拉德福放五镑到托盘上。

“我想换零钱，麻烦你，打电话用的。”

“抱歉，老兄，不行。”售票员说，继续看他的报纸。

“但你在星期一晚上就愿意换，不是吗？”售票员的头立即抬起。

布拉德福办公室的识别证是绿色的，有一条透明墨水画的红色斜线横过照片。背面注明说如捡到请送回国防部。售票员正面反面都瞧过以后，递还给布拉德福。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他说。

“高个子的家伙。”布拉德福说，“带一个黑色公文包。可能也打黑色领带。谈吐不俗，态度很好。有一堆电话要打。记得吗？”

售票员消失了一会儿，一分钟之后带着一个精疲力竭、眼花目眩的矮壮印度人重新现身。

“星期一晚上是你值班吗？”布拉德福说。

“先生，我是星期一晚上值班的人。”他小心地回答，好像他可能不再是那个人似的。

“有个打黑领带的绅士，很有礼貌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同事已经告诉我所有的细节了。”

“你给他多少零钱？”

“老天在上，这有什么关系？我要不要给人零钱，随我高兴，是我的口袋和我的良心的事，和别人没有关系。”

“你给他多少零钱？”

“正好五镑。他给五镑，也拿走五镑。”

“哪一种零钱？”

“全都是五十便士。他要打的不是市内电话。我问过他，他的回答前后一致。我是说，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不对吗？”

“他付给你的是什么？”

“我记得的是，他给我一张十镑钞票。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我记得的是：他从皮夹拿出一张十镑钞票给我，还说：‘拿去吧。’”

“十镑也包括他的火车车票吗？”

“这可完全没有问题。到伦敦的二等车厢单程票价是四镑三十便士。我给他十个五十便士，剩下的就给他小额零钱。现在你还有其他问题吗？我真的希望没有。警察，警察，你知道的。如果一天一问，最后就搞上六次。”

“是这个人吗？”布拉德福问。他拿的是一张皮姆和玛丽婚礼上的照片。

“但这个人是你，先生。在后面的背景上。我想是你把新娘交给新郎的。你确定这是官方的调查吗？这张照片太不寻常了。”

“是这个人吗？”

“嗯，我不会说不是，就这样。”

皮姆安然脱身，布拉德福想。皮姆会精准掌握细节。他站在栅栏边审视着平日晚间11点以后从瑞丁准时开往伦敦的火车。你会到任何地方去，伦敦除外，因为伦敦是你买的车票的目的地。你有时间，有时间去打你那些感伤落泪的电话。有时间去写那封感伤落泪的信给汤姆。你的飞机在8点40分抛下你飞离希思罗。最迟8点钟你已经掉头了。8点15分，根据机场旅行柜台职员的证词，你已经放出搭机去苏格兰的小小烟幕。之后，你赶上到瑞丁的长途巴士，拉起帽檐向机场告别，迅速而安静，如你所擅长的。

布拉德福的思绪回到长途巴士的时刻表上。有时间可耗，他再一次告诉自己。如果说你搭上8点30分的车离开希思罗。9点15分到10点30分之间，瑞丁有六班火车离站，两个方向都有，但你一班也没搭。你反而写信给汤姆。在哪里写？他走回广场。在那家霓虹灯闪亮的小酒馆里。在那家炸鱼与薯条店里。在那家有妓女坐镇的彻夜营业的咖啡馆里。在这个寒伧广场的某处，你坐下来告诉汤姆，世界终结时该如何自处。

电话亭就在车站入口，明亮的灯光可能是为了吓阻蓄意破坏的人。地板上满是碎纸和纸杯。涂鸦和爱的誓言掩盖了可怕的灰色油漆。但这是个理想的电话亭，在你道珍重再会时还可以清楚观察整个广场。旁边有一个嵌进墙壁的邮筒。这就是你寄信的地方，说不论发生什么事，记得我爱你。在这之后，你到威尔士去。或到苏格兰。或者你跑到挪威去看驯鹿迁徙。或者逃到加拿大去，准备花光所有的钱。或者你这些事全做了，但不是在这些地方，而是在你那间可以看见教堂和海的二楼房间里。

回到牧人市场的公寓，布拉德福还不觉得该休息了。“公司”正式的警方联络人是苏格兰场的刑事督察长贝罗斯。布拉德福打他家里的电话。

“今天早上我提到的那个有爵位的绅士，查得怎么样了？”他问。贝罗斯念出调查细节，从声音里听不出丝毫的保留，令他松了一口气。

“你明天能再帮我查一个人吗？”

“很乐意。”

“雷蒙，不管他是不是。名字叫希德或希德尼。老家伙，鳏夫，住在苏碧顿，铁路附近。”

布拉德福很不情愿地打电话到总部，找秘书处的奈吉尔。尽管违反鸡鸣狗盗的本能，他终究知道自己必得顺从。正如他今天下午侮慢美国人时的顺从一样。正如到最后，他总是顺从一样，不是因为他有奴性，而是因为他相信奋战与团队，鄙夷一切。奈吉尔所在之处有一大堆电气伺候，用来干扰电波，防止窃听。

“什么事？”奈吉尔粗鲁地问。

“阿塔利说的那本书。那个文本，他说的。”

“我觉得他太荒谬了。波会向最高层报告。”

“告诉他，试试看格里美尔斯豪森的《痴儿西木传》。我有预感。告诉他们一定要用较早的版本。”

一段漫长的沉默。更多电气。他在洗澡，布拉德福想。他和女人上床，或做任何想做的事。

“你说的那本书名怎么拼？”奈吉尔留心地说。

10

再一次，皮姆聆听内心诸多声音时，一种心悦诚服的欣喜排山倒海而来。做一个国王，他对自己重复说。喜欢地看着这个孩子，也就是我自己。爱他的缺点和挣扎，怜悯他的单纯。

如果皮姆的生命中有所谓完美的时光，一段他所有的自我都能欣赏、悠游自在、别无他求的时光，那么必然是他在牛津大学的那头几个学期。瑞克送他进牛津，把这看成是他将来担任最高法院院长、身居高位的必经之途。这对伙伴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好。艾塞尔离去之后，皮姆孤单地留在伯尔尼的最后那几个月，他与瑞克的通信展现出戏剧性的繁花锦绣。欧林格太太鲜少和他说话，欧林格先生又为欧斯特穆第根的问题益加心力交瘁，皮姆独自漫步城区街头，就像他最初的岁月一样。但夜里，在隔壁的一片沉寂中，他振笔写亲密爱恋的长信给贝琳达，和他真正的心锚——瑞克。在他关注的触动之下，瑞克的回信突然变得充满风格与欣欣向荣。边陲的那种哀怨文书不见了。信纸变厚，稳定，也加上了信头花边。起初是从加的夫的理查德·T.皮姆努力公司写给他的，劝告他说在他奉为英明神武的上帝指引之下，厄运的乌云已远离每一个人。一个月之后，切尔滕纳姆的皮姆与伙伴财产金融企业劝告他，为了确保皮姆此后一无所缺，已为他的未来采取一些安排步骤。接着是一张帝王般华丽高雅的印制卡片，很高兴地宣布，在各方同意的合并协议下，上述各公司的相关事务此后请洽公园西道的皮姆与永久互利财产信托公司（拿骚）。

杰克·布拉德福和温迪代表“公司”为他办了惜别茶会。山迪也来了，杰克给皮姆两瓶威士忌，希望他们未来的道路仍有交会。欧林格先生陪他到火车站，一起喝最后一杯咖啡。欧林格太太留在家里。伊莉莎白端咖啡给他们，但心不在焉。她的肚子大了起来，虽然手上并没戴婚戒。火车驶离车站时，皮姆俯视马戏团和象舍，并抬头仰望大学和绿色的圆顶，抵达巴塞尔时，他终于明白伯尔尼已沦入到各色人等手中。艾塞尔违法，瑞士方面已告发他。我很幸运能全身而退。在巴黎南方某处，他站在走廊上，发现泪水沾湿双颊，发誓再也不当间谍。在维多利亚车站，古德劳夫先生开一辆崭新的宾利来接他。

“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你，先生？博士或教授？”

“只要叫我马格纳斯就行了。”他们用力握手时，皮姆潇洒地说，“欧利还好吗？”

公园道的官邸是座稳固兴隆的纪念碑。TP的半身塑像回到原位。当他在真皮垫子上等待美人儿引他进入国务行馆时，法律书籍、玻璃门，还有个穿戴皮姆色彩的新骑师对他眨眼。

“我们主席现在可以见你了，马格纳斯先生。”

他们来个大熊式拥抱，一刹那间两个人都太矜持而无法开口。瑞克拍拍皮姆的背，抚着他脸颊，拭去他的泪。马斯波先生、伯斯和希德一一被招来对归乡的英雄致敬。马斯波先生拿出一捆文件，瑞克高声朗诵最精华的部分。皮姆被任命为终身国际法律顾问，每年支领五百镑，念及不得为其他公司服务的严格规定，这份酬金算是合理。皮姆到牛津读法律的事也因此打点妥当，他的生活不再匮乏。另一个美人儿送来香槟。她似乎没别的事好做。每个人都举杯敬祝公司的最新雇员健康。“来吧，狄奇，一起干了——哇！”希德兴奋地大叫，皮姆不得不用德文说了几句空洞无物的话。父亲和儿子再次拥抱，瑞克再次落泪说，如果他具有这些优势该有多好。当天晚上，在亚默轩一幢名为“富隆”的大宅邸里，两百位老朋友齐聚一堂，庆祝他回家，皮姆只见过其中几位宾客，包括好几家世界知名企业的领袖，舞台剧与电影明星，还有几位大律师一个接一个地拉他到一旁，争相为他在牛津提供住处。派对结束，皮姆清醒地躺在他的四柱大床上，听着昂贵的车门一一关上。

“你在瑞士表现得很好，儿子。”瑞克从暗处说，他站在那儿已好一会儿了。“你打了一场漂亮的战争。很受瞩目。喜欢你的晚餐吗？”

“晚餐真的很棒。”

“很多人对我说：‘瑞克，’他们说，‘你一定要把那个小伙子弄回来。那些外国佬会把他带坏的。’你知道我怎么告诉他们的吗？”

“你怎么告诉他们的？”

“我说我对你有信心。你对我有信心吗，儿子？”

“大有信心。”

“你觉得这栋房子怎么样？”

“很棒。”皮姆说。

“这是你的房子。在你名下。我从德文郡公爵手里买来的。”

“非常谢谢你。”

“没人能从你手里抢走，儿子。不管你二十岁，还是五十岁，不管你老爸在哪里，这里就是家。你和麦西·摩尔谈过吗？”

“我想没有。”

“那个在兵工厂队对马刺队的比赛中得分致胜的家伙？拜托，你一定和他说说话。你觉得布洛特怎么样？”

“他是谁啊？”

“G.W.布洛特？是最著名的零售厂商之一。了不起的人物。总有一天会封爵的。你也一样。你觉得西尔薇雅怎么样？”

皮姆想起一个笨重的中年妇女，穿着蓝色衣服，挂着贵族式的微笑，很可能是香槟的效用。

“她不错。”他谨慎地说。

瑞克抓住这句话，好像他半生等待就为了猎捕这句话。“不错。她的确是。她这个该死的不错的女人，有两个一流的丈夫替她增光添彩。”

“她真的很有魅力，即使对我这样的人来说。”

“你有没有卷进什么麻烦？好伙伴什么都摆得平。”

“只是些乱七八糟的小事，没什么严重的。”

“没有女人能介入我们中间，儿子。那些牛津的女生一知道你老爸的来头，就会像一群饿狼跟在你后面。保证你会洁身自爱。”

“我保证。”

“好好读法律，就当这辈子都靠它了？你已经付了钱，记住。”

“我保证。”

“很好。”

瑞克像只十六石重[147]的猫悄悄在皮姆身边躺下。他拉着皮姆的头靠近自己，让两人脸颊的胡渣挨在一起。他的手指摸索到皮姆睡衣下的胸膛，轻轻揉着。他落下眼泪。皮姆也落泪，再次想起艾塞尔。

第二天皮姆火速搬进他的学院，编出一大堆理由提早两周启程。他婉拒古德劳夫先生的服务，搭乘巴士，无限惊喜地凝望着秋阳下流逝的山峦与新刈的玉米田。巴士行经乡间小镇与村庄，穿过成行的赤褐山毛榉树与舞动的灌木丛，直到牛津的金色岩石缓缓取代白金汉郡的红砖，山棱平缓，城市的尖塔高耸在逐渐稀薄的午后阳光中。他下车，谢过司机，悠然走过迷人的街道，在每个转角问路，忘了，再问一次，不在乎。穿着圆裙的女孩骑自行车经过他身边。长袍飘动的指导教授们顶风抓住他们的方帽，书店宛如欣喜之屋向他招手。他提着一个手提箱，但重量不比一顶帽子重。学院的门房说五号梯，穿过教堂广场。他爬上回旋木梯，直到看见自己的名字写在一扇陈旧的橡木门上。M.R.皮姆。他推开第二道门，关起第一扇门。他找到开关，关上他一生到此为止的第二道门。我在城墙里很安全。没人找得到我，没人会来征召我。他拆开一个法律书卷的盒子。一盆盛开的兰花祝福他：“祝平安顺利，儿子，你最好的伙伴上。”一张哈洛德的发票把账款记入最新的皮姆企业名下。

当时，大学是个忠于传统的地方，汤姆。我们穿衣、说话和我们所忍耐的一切，一定会让你失声大笑，尽管我们是世上备受荣恩的宠儿。他们夜里把我们关起来，早晨把我们赶出去。他们让女生进来喝茶，但不吃晚饭，天晓得当然也不吃早餐。学院的校工也充当院长的线人，有人一违反规则就密告。我们的父母打赢了战争——或者应该说是大部分的父母——因为我们无法超越他们，所以最大的报复就是模仿他们。我们之中有些人入伍。其余的人则打扮得像军官，希望没人会注意到其间的差别。皮姆用第一张支票买了一件饰金扣的深蓝上衣，第二张买了一条厚斜纹骑兵裤，和一条有皇冠图案散发爱国心的蓝色领带。接着休兵了一阵子，因为第三张支票花了一个月才兑现。皮姆擦亮他的棕色皮鞋，塞了一条手帕在袖子里，头发梳整得像个绅士。早他一年入学的赛芬顿·鲍伊请他到高级的格里狄隆俱乐部用餐时，皮姆在语言上已突飞猛进，随时随地都能像与生俱来般朗朗上口，他叫低年级生“查理”，叫同辈“家伙”，说糟糕透顶的事是“恶魔哈利”，粗鄙的事是“破姬”（Poggy），好事则是“合宜得紧”。

“你从哪里弄来这条文森特领带，顺便问一下？”他们在三一学院和几个查理玩推钱币游戏走下台子时，赛芬顿·鲍伊非常亲切地问，“我不知道你课余还是个拳击选手。”

皮姆说他是在高街一家名叫霍尔兄弟的商店橱窗看见买下的。

“嗯，暂时别戴吧，我觉得。等他们选上你，你可以随时再拿出来。”他不经意地把手放在皮姆肩上。“还有，找个校工帮你把外套换上普通纽扣。不想让人家以为你假扮匈牙利皇族吧？”

皮姆再次拥抱一切，热爱一切，尽情舒展每一条筋肉。他加入社团，比其他人捐更多会费，担任各式各样的会务秘书，从集邮社到安乐死不一而足。他替大学期刊写感性的文章，游说杰出的演讲者，到火车站接他们，用社团的经费请他们吃饭，带他们安抵空荡荡的演讲厅。他加入学院的橄榄球队，学院的板球队，穿着学院的八号球衣大肆喧哗，在学院的酒吧里醉酒，没来由地轮番讽刺社会和强健的英国人或加以捍卫，端视他当时与谁为伍。他再次让自己臣服于德语缪斯，尽管他发现她在牛津比在伯尔尼还老了五百岁也不退却，而有关当代人的记录都偏颇失真。他很快就克服了自己的失望。这是质量，他理解到。这是学术。他让自己沉浸在中世纪吟游诗人的浩瀚书卷里，用功之深正如早年投注于托马斯·曼身上的精力。第一个学期结束时，他已是热衷中世纪与古高地德文的学生了。第二学期结束时，他已能在学院的酒吧吟咏《希尔德布兰特之歌》[148]，唱诵乌尔菲拉主教[149]的歌特语《圣经》译本，取悦他那群庄重有礼的朝臣。第三学期中，他突然沉醉于比较与推定语言学的高蹈派[150]领域，让年轻的创造力可以恣意发挥。在发现自己一时之间转向危险的17世纪现代主义时，他很乐于写出二十页对傲慢的格里美尔斯豪森的批评报告，说诗人以凡夫俗子的道德训诫斲伤了他的作品，也让他在“三十年战争”中为两方作战的正当性荡然无存[151]。最后更使出致命一击，直指格里美尔斯豪森对假名的迷恋令人怀疑他的作者身份。

我应该永远留在这里，他下定决心。我应该成为指导教授，成为我门生的英雄。为了一酬壮志，他开始变得有选择性的口吃，带着自我牺牲的无私微笑，夜里靠着雀巢咖啡提神在书桌前坐上好几个小时。晨光降临时，他鼓起勇气不刮胡子下楼，让每个人都可以看见熬夜苦读在他热切的脸上刻画的皱纹。就在这样的一个早晨，他很诧异地发现一箱波特葡萄酒等待着他，还附上了法律教授瑞吉尔斯的一封短笺。

亲爱的皮姆先生：

昨天，先生，哈洛德送来礼物并附令尊雅函。令尊显然误以为你是我的学生。虽然我一向难以抗拒美意，但我想令尊的谢忱或应归于现代语文学院的同事，因为就我自资深导师处获悉，你正修读德文。

大半天的时间皮姆都不知道如何自处。他翻起衣领，愁云惨雾地在基督教会草地徘徊，怕被逮捕而翘掉导师课，写信给在伦敦慈善机构当义务秘书的贝琳达。中午，他坐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傍晚，仍然深陷绝望的他背起罪恶的包裹到贝里亚尔学院，决定对赛芬顿·鲍伊坦白一切。但等他抵达之后，却想出了一个好的故事。

“默顿学院的一个阔佬想要我和他上床。”他抗议说，恰到好处的愤慨语气是他一路练习到大门口的。“他送我一大箱恶魔哈利葡萄酒，想收买我。”

如果赛芬顿·鲍伊对他的话有任何怀疑，也没表现出来。他们两人一起抬着那箱酒到格里狄隆俱乐部，六个人开怀畅饮，不断为皮姆保住童贞而干杯，直到天亮。假期来临时，他在沃特福德的店家找到一份销售地毯的工作。他告诉瑞克他去做律师的假期工读，与他到瑞士去参加的假日研讨会一样。瑞克长达五页的回信警告他留意那些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并附上后来被退票的五十镑支票。

一整个夏季学期都奉献给女人了。皮姆从未如此深陷爱河。他对遇见的每一个女孩献上爱意，急着想克服自认为女生对他所抱持的负面看法。在隐秘的咖啡馆里，在公园的长椅上，或在阳光灿烂的午后漫步在伊希斯[152]旁，皮姆握住她们的手，凝视她们迷惑的眼睛，倾诉一切他曾梦想听见的话。如果今天与某人在一起觉得不顺心，他便保证明天和另一个在一起会更好，因为年龄、智识与他相当的女生对他而言是很新奇的，但一旦她们不甘于从属的地位，他就惊慌失措。如果和所有的女孩在一起都觉得不顺心，他便写信给贝琳达，因为她向来不吝回信。他的情话从不重复；他不是个愤世嫉俗的人。他对一个女孩谈起他重回瑞士舞台的野心，因为他在那里曾轻松的功成名就。她应该学德语，跟他一起去，他说；他们可以一起演出。对另一个女孩，他说自己是个庸碌的诗人，描述自己在残暴的瑞士警方手中遭受虐待。

“但我还以为他们非常中立，而且人道！”她大叫，他描述自己越过边界到奥地利之前所受的折磨，令她心惊胆战。

“如果你与众不同，”皮姆冷酷地说，“如果你拒绝遵从资产阶级规范，他们就不会放过你。那些瑞士人有两条真正重要的法律：你不能贫穷，你不能是外国人。而我两者兼具。”

“而你熬过来了。”她说，“真是不可思议。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

对第三个女孩，他自称是个饱受命运捉弄的小说家，他还没拿给出版商看的书稿，全藏在家里的一个旧档案柜里。

有一天，洁米娜来了。她母亲送她到牛津的秘书学院来学打字、忙跳舞。她长腿、心烦气躁，像某个老是迟到的人。她比以前更漂亮。

“我爱你。”皮姆告诉她。在他房里，他拿几片水果蛋糕给她。“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必须忍受什么，我一直都爱你。”

“但你必须忍受什么呢？”洁米娜问。

对洁米娜而言，顶级的特殊性是绝对必要的。他的回答让自己也大吃一惊。事后，他断定这个答案早就等在他内心，在他来不及阻止之前就脱口而出。“为了英国。”他说，“我很幸运还活着。如果我告诉别人，他们会杀了我。”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是秘密。我发誓绝对不说。”

“那你干吗告诉我？”

“我爱你。我必须对别人做很坏的事。你无法想像独自守着秘密是什么滋味。”

皮姆听见自己说这些话时，想起艾塞尔在出事前不久对他说的话：只有生命，一去不返。

下一次与洁米娜见面，他谈及他可怕至极的秘密任务中共事的一个勇敢女孩。他心中浮现出一张模糊的战时照片，照片里的美丽女子每周跳伞到法国而赢得乔治勋章。

“她名叫温迪。我们一起执行对付俄国人的秘密任务。我们是伙伴。”

“你和她做了吗？”

“我们不是那种关系。是专业。”

洁米娜大惑不解。“你是说，她是妓女？”

“她当然不是。她和我一样，是情报员。”

“你和妓女做过吗？”

“没有。”

“肯尼有。他和两个做过。一头一个。”

什么一头一个？皮姆想，颇有尊严受伤的愤怒感觉。我是一个秘密情报员，而她竟和我谈性！在绝望中，他写了长达十二页的信给贝琳达，倾诉他对她的柏拉图式爱情，但等她的回信寄到时，他早已忘了当时心中的情感。有时洁米娜会到大学来，没化妆，头发塞在耳后。她躺在床上，趴着读简·奥斯丁，不时高踢光裸的腿或打哈欠。

“你可以把手放到我裙子上，如果你想的话。”

“我很好，谢谢。”皮姆说。

他太有礼貌，不敢太过打扰她，他坐在椅子上读《古高地德语文学手册》，直到她扮个鬼脸离去。此后好一阵子，她没再来拜访他。他仍然在电影院瞥见她。七家电影院，一周七天换着看。她每次都和其他男人一起来，有一次，就像她弟弟一样，同时和两个男人一起。差不多就在这段时间，贝琳达有次来和她住在一起。但贝琳达告诉皮姆说她应该避开他，否则对洁不公平。皮姆无所不用其极地想引起洁米娜注意。他独自用餐，看起来魂不守舍，但她仍然没来找他。一天傍晚，经过一堵砖墙，他握起拳头奋力捶打到指节流血，然后冲到她位于莫顿街的昂贵住处，找到正用电炉火烘干头发的她。

“你和谁打架了？”她一边涂碘酒一边问。

“我不能说。有些事永远阴魂不散。”

她把电炉仰放，替他烤吐司，一边继续梳理头发，透过发丝望着他。

“如果我是男人，”她说，“我才不会浪费力气去打人。我不会去玩橄榄球，不会去打拳击，不会去刺探别人。我甚至不要骑马。我会全省下来，用来打炮，一次，一次，又一次。”

皮姆离开，心中再次积了一肚子火，因为那些无法理解他崇高天职的人所表现出的轻浮言行。

亲爱的贝琳达：

你能帮帮洁米娜吗？我就是无法忍受看到她这样误入歧途。

皮姆知道自己在引诱上帝吗？当然，这么多年之后，在狂风大作的海滨之夜尝试写作的此时，我知道。除了造物主之外，他编出的荒唐故事还能刺激谁呢？皮姆召唤自己的命运，就像在祷告中指名道姓一般确定无疑，上帝也以慈恩响应他，一如上帝惯常的作为。皮姆幻想的自我已等在前面，如同上帝之眼无法忽视的诱饵，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当皮姆走出来看这个星期六早餐之前的清晨有谁爱他时，上帝的回应已在门房的小屋里等待他。哇！一封信！蓝色的！会是洁米娜寄的？——还是品德高洁的贝琳达，洁米娜的朋友？是拉拉姬，也许——或者是波莉，或普露登丝，或安妮？答案是，杰克，不是他想到的任何人。这封信，就像许多不好的事情，都从你而来。你从阿曼写给皮姆，通过特鲁西尔—阿曼民兵团[153]转交，因为信是用邮袋送回英国的。虽然邮票是不褪色的蓝色英国邮票，邮戳是白厅邮戳。

亲爱的马格纳斯：

你一定已经看见信头了，我放下伯尔尼安逸的生活，迎接更严苛的命运，投身此地的军事任务，生活当然更为刺激！我还在替教会打杂，我必须说，有些阿拉伯人唱得还真好。我写这封信有两个目的：

一、祝你学业顺利，再次重申我乐见你的进步。

二、让你知道，我已经把你的名字交给我们老家的姐妹教会，因为我知道在你们那个地区教会很缺男高音。所以如果有个名叫罗伯 ·甘特的人和你联络，告诉你说他是我的朋友，相信你会愿意让他替我请你吃顿饭，他一定会让你很满意。顺便一提，他是位中校，炮兵。

皮姆没等很久，尽管每分钟都像一年。下个星期二，上完元音变换理论的指导课，他发现第二个信封。这个信封是棕色的，特别厚，是我后来没见过的样式。淡淡的横纹让它看起来像起皱的厚纸板，虽然它的质地光滑润泽。背面没有饰徽，没有寄信人的地址。连制造商都是机密。然而皮姆的名字和地址工工整整地打在上面，邮票不偏不倚地贴在中央，等他安全回到房间拆开封口时，发现信封是用橡胶黏合，闻起来有酸液的味道，还有像口香糖般黏嗒嗒的细丝。信封里有一张像是熨平折整的白色厚纸。打开之后，这位伟大的间谍立即察觉信纸上没有水印。打上的字很大，仿佛是给视力不良的人看的，一丝不苟地整齐排列：

信箱777

战争办公室

白厅，S.W.I.

亲爱的皮姆：

我们共同的朋友杰克告诉我许多关于你的杰出事迹，我很希望有机会认识你，因为有些关系到彼此利害的重要事宜需要你协助。很可惜我此时行程已满，你接到信时我已在国外。权宜之计是先请我的同事于下周一顺道与你晤谈，不知你是否介意。如果你同意，请搭巴士到巴尔福德，于中午之前抵达“蒙特茅斯湾”沙龙酒吧。为便于识别，他会带一本莱德 ·哈格德的《艾伦 ·戈德曼》，我建议你带一份有醒目粉红色的《金融时报》。他名叫迈克，和杰克一样，战功赫赫。我相信你们必会相谈甚欢。

祝福你

R.甘特敬上（皇家炮兵退役中校）

接下来五天，皮姆无心工作。他在城市后街踱步，迂回绕行看有谁在跟踪他。他买了一把鞘刀，练习掷树直到刀锋缺了一块。他写了一份遗嘱，寄给贝琳达。进出房间都极度谨慎，一定得先倾听有没有不寻常的声音才上下楼梯。他应该把密信藏在哪里呢？这些信太珍贵，不能丢。他想起以前在书上读到的方法，在一本新的《语言学字典》中央凿了个藏信的槽。从那以后，突击而返的他第一个查看的东西就是这本开肠破肚的克鲁格版字典。为了避人耳目买《金融时报》，他大老远走到利特摩尔，但小村庄的邮局没听说过这份报纸。等他再回到牛津，所有的店都关门了。一夜无眠，他黎明即起，在所有人都还没醒来前冲进三年级交谊厅，从报架上偷了一份过期报纸。

在工作日早晨，只有两班巴士到巴尔福德，但第二班抵达的时间，让他只有二十分钟找“蒙特茅斯湾”，所以他坐第一班车，9点40分抵达，却发现他下车的地方正好就在“蒙特茅斯湾”门口。在过度警觉的他看来，旅店粗体大字的招牌显然有违国家安全，于是目不斜视地过门不入。接下来的一整个早上，他都拖着如铅般重的腿走来走去。到了11点钟，他的笔记本里已写满在巴尔德福停留的所有车的车牌号码，还有每一个可疑的过路人密密麻麻的标记。11点58分，他如约坐在“蒙特茅斯湾”沙龙酒吧，心中惊慌莫名。他是在“蒙特茅斯湾”还是“金色农夫”呢？甘特中校说的是“冬天的故事”吗？在皮姆内心的熔炉里，所有这些可能性熔合成闪亮骇人的合金。他走进前院，暗自重新察看旅店的招牌，然后匆匆进入户外的男厕，用冷水泼脸。站在货摊前，他听见挡风的声音，一个穿着深蓝橡胶布雨衣的高大身影站在他身边。那人侧身后退，目光痛苦地仰望。在那惊恐的一瞬间，皮姆怕这人是中枪了。后来他才明白，这人动作的扭曲，只是因为很努力把厚厚一大叠东西夹在腋下的缘故。皮姆没法有什么举动，绷起身子，匆匆赶回沙龙，把他的《金融时报》摆在吧台上，给自己点了一杯苦啤酒。

“来两杯吧，可以吗，老兄？”一个愉悦如微风的声音对酒保说，“叔叔今天当主席。你好吗？坐到角落那边如何？别忘了你的报纸。”

我不会告诉你我们调情的细节，杰克。两个人既已决定上床，在真正付诸行动之前，他们之间的眉来眼去只不过是形式问题，内容无关紧要。我也无法清楚记得我们捏造了什么合理的借口，因为迈克是个在海上度过大半生涯的羞涩男人，他用花格纹手帕掩住嘴，如施放蒸汽信号般吐露珍贵的片断哲理。“有人得把水沟的泥沙清干净，小子——以火攻火，惟一的办法——除非我们愿意让那些畜生偷走我们的船——但我绝不，谢谢你。”最后这段话是个人信仰具体而微的声明，他马上就灌了一大口啤酒加以掩饰。迈克是你第一个代理人，杰克，所以让他替其他人完成任务吧。迈克之后，如果我记得的话，是戴维，戴维之后是亚伦，亚伦之后我不记得了。在这些人身上，皮姆看不到任何缺点。或者即便有，他也立即将之视为高明至极的骗术。如今，我当然明白了，他们是何等可怜的灵魂：英国非专业阶级庞大而失落的家族，在情报组织、汽车俱乐部和更富有的私人慈善机构间游走。从哪一方面来看，都并非坏人，并非不老实的人，并非愚蠢。但他们把对自己阶级的威胁视同于对英国的威胁，而且从不深入思索理解其间的差异。谦逊的人，脚踏实地，充实他们的支出账户，收进薪水，以戏谑表面上不动声色的专业技能让他们的线民印象深刻。然而，然而，在他们最隐秘的心底深处，仍然仰赖皮姆当年仰赖相同的幻象来自我滋养。而且需要他们的下线来帮助他们完成。郁郁寡欢的人，会因为小酒馆餐点的香味与俱乐部的回力球而感动，付账时习惯四下张望，仿佛怀疑自己是否有更好的生活方式。而皮姆，被一手转过一手，尽力服从每一个人，不让他们失望。他相信他们；他从日渐增多的收藏中挖出俏皮的故事来取悦他们。他努力款待他们，让他们有激动人心的一天。等他们必须离去的时刻到来，他也总是为他们预留了最后一些珍贵的情报，让他们可以带回家给家长，尽管他偶尔必须自己编造。

“中校还好吗？”皮姆有一天大胆地问，很晚才想起迈克的正式身份仍然是甘特中校的替身。

“我没亲自问过任何问题，老小子。”迈克说，而且很令皮姆意外地，他开始弹着手指头，像叫小狗一样。

罗伯·甘特存在吗？皮姆一直没见过他，等职位较高可以提问题时，却找不到任何承认听过这号人物的人。

现在棕色信封来得既厚且快，通常两三星期一封。学院的门房见怪不怪，连地址都懒得看就塞进皮姆的信架里。皮姆必须凿空另一本字典来藏这些信。信里通常都写着指示，偶尔也会有小额的现金，迈克称之为他的辛苦撒谎钱。更好的是皮姆经手的活动费用，不可思议竟有20镑：招待牛津黑格尔学会秘书，7镑9便士……捐赠韩国和平组织，5先令……买雪莉酒到文化关系学会与俄国人共饮，14先令……搭长途巴士到剑桥访问剑桥支部会员，加上娱乐活动，1镑15先令9便士。起初皮姆一笔一笔仔细报销，深怕歪曲了主子们的宽厚善意。中校会发现有人穷，有人富，有人知道绅士不在乎花费。但渐渐的，他了解到，他的支出非但不会惹恼他的主子们，反而还成为他勤勉不倦的明证。

亲爱的老朋友——迈克写的，他认为不应该提及姓名，以免让敌人干扰我们通信——

十一。你的八项物件安抵手中，谢谢，珍贵精品，一如往常。我冒昧将你写的宗族最新赞美诗转交给我们楼上的大老板，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个老小子笑得这么开心了。光彩夺目，见闻广博，亲爱的先生，伟大人物对你的坚韧不拔赞赏有加。下列是惯例的采购清单：

1.你确定我们宗族高贵的财务官名字开头是“Z”而不是“S”吗？英格兰土地清丈册[154]中有一个亚伯拉罕·S，数学家，直到最近还在曼彻斯特的中学，与账单吻合，但没有“Z”开头的人。（虽然也有可能这位绅士的宗族姓氏拼法两者皆可。）别太勉强，如主教所言，但如果幸运女神把答案送到你面前，请让我们知道……

2.请张开你敏锐的耳朵聆听，是否有人谈论我们英勇的苏格兰弟兄准备组代表团去参加七月的萨拉热窝青年节。当局对这些伪君子越来越恼怒，因为这些人拿了大笔政府补助，却只替外国摇旗呐喊，抨击所谓政府的阴暗面。

3.关于预定在3月1日对宗族发表演说的利兹大学访问声乐家，也请对他信仰虔诚的眷属抹大拉（上帝祝福我！）多加注意。她在音乐上的成就不亚于她老头，但出于科学的兴趣，宁可保持低调。至盼收到所有评论……

皮姆为什么这样做，汤姆？一开始是目的。不是动机，一点都不是。那是他自己的选择。那是他自己的人生。没有人强迫他。这一路走来的任何时刻，或在最初的那一刻，他都可以拒绝，让自己吃惊。但他从来没有。又过了十个大学世代之后他才死心，但此时命运之路已永远奠定，所有的路。为何放弃他的自由与好运，你会问，他美好的外形、美好的性情和美好的心地，尽管这一切都终将得以发挥？为何和一群阴沉不快乐，而且有外国背景与思想的人为伍，强迫自己接近他们，面带微笑，展现善意——因为，相信我，当时左派在校园里毫无魅力，伯林与韩国已永远终结那些憧憬了——就只为了能够背叛他们？为何整夜坐在秘密的房间里，和那些来自乡下、郁郁寡欢、皱眉吃核桃肉干、经济学老是拿第一的女孩在一起，只为了表达他在进步过程中必须学会的世界观，&nbsp；把自己的心完全扭曲，用廉价的香烟戕害自己，一边还热烈赞同生命中所有的乐趣都是耻辱？为何对他们做穆古神父做的事，提供他的中产阶级出身作为他们谴责的目标，自贬身份，耽溺于他们的非难之中，然而却没借此获得赦免——只匆匆离开，逆转形势，以生花妙笔报告当晚的经过？我应该知道。我做了这些事，也让其他人做了，我的劝说从来不乏说服力。为了英国。有情报人员不眠不休的守护，自由世界夜里就可以在床上高枕无忧。为了爱。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好士兵。

阿比·齐格勒的名字，不论是“Z”或“S”开头，你或许可以确定，在大学里每个学院宿舍的每一张左派海报上以大写字母出现。阿比风靡一时，抽烟斗，性爱狂，约只有四英尺高。他人生惟一的野心就是引人注目，而他知道积弱不振的左派是达成这个目的的终南捷径。迈克和他的手下有十数种无痛的方法可以找出他们想要的阿比的所有资料，但皮姆必须成为他们的人。这位伟大的间谍必须一路跋涉到曼彻斯特，在电话簿里找寻“席格勒”或“齐格勒”的名字，这是他驱使自己去完成秘密任务的不二途径。这不是背叛，他成为迈克的手下后告诉自己，这是实有其事。这些戴着学院领巾，有奇怪口音，视我为中产阶级朋友，粗声粗气的男男女女，是我自己的同胞，计划颠覆我们社会秩序的同胞。

为了他的国家，或无论他如何称之，皮姆递出信封，默记地址，负责筹备公开会议，随这无精打采的队伍游行，事后写下所有参加的人。为了他的国家，他接下所有低贱的工作，只求替自己赢得优势。为了他的国家或为了爱或为了迈克，他深夜伫立街头，发送难读的马克思主义小册子，给说他该上床睡觉的过往行人。然后把剩余的册子扔进沟里，捐他自己的钱给党，因为他可以很得意地向迈克报销这笔费用。偶尔，他深夜仍振笔疾书撰写对未来革命家的详尽报告时，倘若艾塞尔的鬼魂出现在他面前，在他耳边低吼：“皮姆，你这个混蛋，你在哪里？”皮姆也只需融合迈克和他自己的逻辑赶他走：“你是我们国家的敌人，虽然你是我的朋友。但你有问题，你没证件。抱歉。”

“你到底和那些红色分子在一起搞什么鬼啊？”有一天赛芬顿·鲍伊懒洋洋地问，脸朝下望着草地。他们开着他的赛车到戈德斯托去吃午饭，然后一起躺在河堰的草地上。“有人告诉我说在柯尔小组看到你。你对战争的疯狂发表了一篇劳什子演讲。柯尔小组到底是什么玩意啊？”

“那是G.D.G.柯尔领导的一个讨论团体。探讨社会主义的途径。”

“他们怪里怪气吗？”

“就我所知并不会。”

“那好，去探讨其他什么人的途径吧。我也看到你的烂名字写在海报上。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学院秘书。我的意思是，老天哪，你可能会被关到大牢里。”

“我希望了解所有的面向。”皮姆说。

“他们不是所有的面向。我们才是。他们只是单一面向。他们压迫大半个欧洲，一群彻头彻尾的混蛋。记住我的话。”

“我是为了国家做的。”皮姆说，“这是秘密。”

“狗屁不通。”赛芬顿·鲍伊说。

“是真的。我每个礼拜接到伦敦来的指示。我在情报组织。”

“就像你在格林勃学校里加入的德国军队一样。”赛芬顿·鲍伊讽刺说，“像你在韦罗家里是希姆莱[155]的老相好一样。就像你干韦罗的老婆，你老爸替温斯顿·丘吉尔带口信一样。”

在谈过许多次而且一再延期之后，有一天，迈克终于带皮姆回家见他的家人。“得过两科最高荣誉。”迈克在事前介绍妻子时警告他，“心思像飞镖，毫不留情。”迈克太太是个充满渴望、早衰的女人，穿一条开叉裙和一件低胸上衣，露出毫不引人遐思的胸部。当她丈夫在显然是他住处的棚屋做事时，皮姆一边不熟练地搅拌约克郡布丁，一边抗拒她的拥抱，后来不得不逃到草地上和孩子为伍来避难。下起雨时，他把他们带进更衣室，推着他们的小玩具，让他们环绕身边来自卫。

“马格纳斯，你父亲名字的缩写是什么？”迈克太太在门口盛气凌人地问。我还记得她的声音，吹毛求疵且兴师问罪，好像我刚吞噬的是她最后的一点自负，而非拒绝登楼与她一起上床。

“R.T.”皮姆说。

她手里拽着一份周日报纸，显然已在厨房里读过了。

“嗯，报上说有位R.T.皮姆代表自由党在戈尔沃斯北区参选。上面说他是位慈善家与财产经纪人。不可能是其他人，对不对？”

皮姆从她手中接过报纸。“对。”他同意，看着那张瑞克与棕红长毛猎犬的肖像。“不可能是其他人。”

“你应该告诉我们的。我是说，你很有钱，也很优秀，我知道，但如果你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就会知道这个消息多么令人兴奋。”

忧心欲吐的皮姆回到牛津，强迫自己去读，也许只是瞄一眼，瑞克最后的四封信。那几封信早被他丢进书桌抽屉，和艾塞尔的那本格里美尔斯豪森与其他没付的账单放在一起。

裹在骆驼毛晨袍里，五十三岁的皮姆不住地发抖。突如其来的低烧，以往也偶尔如此。他从醒来就一直在动笔，从胡子就可以看得出来时间多么长。颤抖变成震动，就是这样。抖动扭紧了他颈部的肌肉，啃噬他大腿的背部。他开始打喷嚏。第一个喷嚏很大，似乎深思熟虑。接着的第二个则像是回答的一击。他们为我征战，他想：好人和坏人在我体内开火。哈啾：噢，上帝接纳我的灵魂。哈啾：噢，上帝宽恕他，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站起来，他一手掩住嘴，另一手开大煤气炉。他抱着自己，开始沿着房间像囚犯般巡行，每一步都膝盖微弯。从杜柏小姐地毯的一角，他走了十英尺，然后转个直角，又走了八英尺。他停下来，审视自己度量的长方形。瑞克如何能忍受？他问自己。艾塞尔如何能忍受？他举起手臂，以自己伸展的臂幅来度量天花板的宽度。“天哪，”他大声地自言自语，“我没法适应。”

拎起他仍未打开的那个坚若磐石的公文包，放到炉火边，坐下来，皱起眉头，目光闪耀着火光，他抖得更厉害了。当我杀瑞克时，他就该死了。皮姆大声说出来，不怕自己听见：“我杀你的时候，你就应该死了。”他回到书桌，拿起笔。写下来的每一行，都是我背后的千言万语。你放手一做，然后死去。他写得很快。一边写，一边又开始微笑。爱是你仍可背叛的一切，他想。有爱，才有背叛的发生。

玛丽也在祈祷。她跪在学校的跪垫上，目光穿透手掌的夜色，祈祷自己不在学校，而是在普拉煦随地产一起买进的萨克森教会，有父亲和弟弟跪在两旁保护着她，聆听他们尊贵的英国国教牧师吼叫开火令，犹如敲响弥撒锣一般煽起怒火。或是跪在自己房间的床边，穿着睡衣，梳整头发，扣紧纽扣，祈祷不再有人让她到寄宿学校去。然而不论玛丽祷告祈求多少次，她知道自己不会到任何地方去，只会留在此地：在我每周三来参加早祷的维也纳英国教会，一如往常和由英国大使夫人与美国部长夫人领军、卡罗琳·兰斯登与碧伊·雷德勒辅佐的力争上游的基督徒，以及荷兰、挪威与隔壁德国大使馆凡夫俗子组成的庞大代表团为伍。傅格斯和乔琪窝在我后面的长椅上，一点虔诚的心思都没有。在寄宿学校的是汤姆，而不是我，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却隐而不见、掌握着我们所有人命运钥匙的是马格纳斯，而不是上帝。所以，马格纳斯，你这个混蛋，如果你还有一点点真诚可言，请你行行好，探出头来告诉我，用你无穷的智慧与善心——仅此一次，别撒谎，别回避，别花言巧语——我到底该拿你那个从科孚板球场来的亲爱老朋友怎么办？他就坐在我这一排长椅上，隔着走道在新娘的那一侧，垂着头没祷告，很瘦，椒盐色的小胡子，窄窄的肩膀，和汤姆描述的一模一样，眼睛周围密布笑纹，灰色的风衣裹住他的肩膀像披风。但这不是你这位灰衣天使第一次现身，甚至也不是第二次。这是第三次，也是两天来最富想像力的一次，每次我感觉到他走近我，我都无能为力，如果你不快点回来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很可能会发现我们一起上床，因为毕竟，就像你在柏林曾对我保证的，为了消除紧张与打破社交藩篱，你无法抗拒来场小小的性爱。

英国牧师吉尔斯·马瑞特邀请所有心灵纯净、内心谦卑的人一起带着信念靠近前来。玛丽站起来，拉平裙子，走向通道。卡罗琳·兰斯登和丈夫走在她前面，但怜悯的美德让他们在圣餐之后而不是之前相互致意。乔琪和傅格斯坚定地留在座椅上，用太过傲慢不愿牺牲自己的无神论来掩护身份。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玛丽想。合手托住下巴，她再次低下头祷告。噢，上帝，噢，马格纳斯，噢，杰克，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办！他就站在我后面一尺之遥，我可以闻到他陈腐的雪茄烟味。汤姆也提到这一点。在机场，事后回想起来。“他抽小支的雪茄，妈，就像爸戒烟时抽的那种。”他跛着腿沿长椅走来。他跛着腿走到通道上。十几个或更多的人跟在玛丽后面，包括大使夫人、她遍身斑点的女儿和一群美国人。但瘸子就是瘸子，好基督徒会停下脚步，微笑让他先行，所以他在她背后，接受了所有的善意。长串的队伍每朝祭坛踏近一步，他就向前一倾仿佛拍我屁股似的。玛丽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具暗示性、这么厚颜无耻、明目张胆的跛行。他愉悦的目光在她背后燃烧，她可以感觉得到。她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脖子燃烧、面孔炽热，就在神赐的圣餐来临那一刻。在祭坛的栏杆前，行政官夫人珍妮·富比斯正屈膝下跪准备告退回座位。她的神态，就像和领事馆的年轻警卫调情时一样。玛丽缓缓向前，在她的位置跪下。滚开，你这个卑鄙的家伙，留在你自己那一边。那个卑鄙的家伙的确照做了，但他轻柔的低语却像扬声器在她脑中响起：“我能帮你找到他。我会捎信息到家里去。”

无数个问题在玛丽脑中齐声尖锐响起。如何捎？什么信息？指示她走上不忠之路？向她解释昨天她离开国际妇女酒会时为何没举起手指控在对街向她微笑的他？为何她没大叫“逮捕那个人！”乔琪和傅格斯停车处距他现身的门口不到四十英尺——洋洋自得，掩饰得再好不过？或者他再次出现在斯华伯的超级市场距她不到六码的那一次？

吉尔斯·马瑞特困惑地低头看着她，第二次给她上帝赐予的圣体。玛丽遵守从小所受的教诲，抬起手，由左至右，划了一个十字。他把圣饼放在她手掌上。她把饼举到嘴边，觉得很黏，接着像添柴薪般放在干燥的舌头上。不，我不够格，她等着圣餐杯时痛苦地想。是真的。我不够格到上帝的桌前或任何其他人的桌前。我一刻不揭穿他，就多背了一刻的不忠罪名。他在试探我，我尽全力地听。他把我赶到他面前，而我说好吧，拜托。我说：“我会来找你，为了马格纳斯和我的孩子。”我说：“我会来找你，如果你一眼就能看透，就算你是恶魔也无所谓。因为我渴求光，任何的光，在黑暗里我已半疯狂了。我会来找你，因为你是马格纳斯的另一半，因此也是我的另一半。”

她走回座位时，迎上碧伊·雷德勒的目光。她们交换了仿若虔诚的微笑。

11

没有一场补选像这场一样，汤姆，从来没有任何选举像这场一样。我们出生，我们结婚，我们离婚，我们死亡。但这一路行来，倘若我们有机会，我们也应该代表僻处东安吉利亚荒凉沼泽区，传统以捕鱼和编织为业的戈尔沃斯北选区，在电视尚未取代禁酒集会大厅的战后黑暗岁月，在通讯不发达让人们可以在伦敦东北方一百五十英里处获得重生的年代，成为自由党的候选人。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好运可以代表自己，至少我们可以丢下从地下共产主义到婚前性爱探索等等杂事，忘却后来取而代之的“情歌手”[156]，急忙赶到面临一生最伟大尝试的父亲身边，替他颤抖着走上结冰的门阶，以他指导我们的态度来争取老妇人的选票，尽心尽力把她们打点妥当，用扩音器告诉世界他是多么杰出，他们永远不再缺衣少食，而且承诺，投票日一结束，我们就会放弃现有的生活，在劳工阶级中立足，因为那才是我们的心灵之源与出身之所，见证我们在学校生涯的培养期为劳工理想而奋斗的秘密誓约。

皮姆抵达时正值隆冬，直到现在也还是冬天，因为我从来没再回去过，我不敢。相同的雪覆盖沼泽与湿地，让唐吉诃德的风车冰冻在烟灰晦暗的佛兰德斯天空里。有着同样的尖塔的城镇浮现在海平面上，我们选民的布鲁格尔[157]式脸孔和三十年前一样闪着热诚的粉红。由终生民主党员古德劳夫先生和他的宝贝货柜车领军的候选人卫队，仍然四处传播福音，从粉笔灰飞扬的教室到烧石蜡油取暖的大厅，在乡间小路上边滑倒边咒骂，我们的候选人又跌坐在一摊水里，而西尔维雅和马克斯韦尔·卡文迪胥少校低声为欧登斯观察地图争吵。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的竞选宛如剧团的巡回演出，上演政治的荒谬。我们穿过雪地与沼泽到戈尔沃斯宏伟的市政厅——大家都说我们找不到足够多的观众，但我们力排众议租下来，而且高朋满座——让我们的候选人最后一次现身。突然，喜剧告终。面具与愚人的钟声缤纷登场，因为上帝只以一个简单的问题，交给我们他让我们一路玩乐至此的账单。

证据，汤姆。事实。

这是瑞克在他那个重要的夜晚所戴的黄丝缎花领结。这是替他做赛马服的那一位倒霉裁缝做的。这是第二天《戈尔沃斯水星报》的跨页报道。你从头到尾读一遍。候选人捍卫荣誉，声言留待戈尔沃斯北区裁夺。看见那张讲台的照片了吗，有闪闪发亮的管风琴和精工雕花的楼梯？我们只缺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看见你祖父了吗，汤姆，在讲台中央，聚光灯的闪耀光芒里，还有你父亲害羞地在他背后张望，刘海梳向一边？听见这位伟人怜悯的呼喊直入云霄，对不对？皮姆熟知瑞克演讲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夸张的手势和音调变化。瑞克描述自己是个诚实的生意人，愿意“在有生之年，以及各位睿智地认为需要我的任何时间”尽心为选区服务，大约有五秒钟的时间，他左臂一挥，砍掉无信仰者的头，手指合拢微弯，一如以往。他正在告诉我们，他是个谦卑的基督徒、父亲与正直的生意人，他将替戈尔沃斯北区除掉高贵的保守党与低贱的社会主义两大异端，虽然偶尔他在满腔狂热时难免不择手段。他也讨厌过分的暴行。那真的让他情绪激动。紧接着是好消息。你可以从他声音里传达的信心听出来。有瑞克担任国会议员，戈尔沃斯北区将掀起超乎想像的复兴运动。垂死的沙丁鱼生意将从临终病榻起身行走。衰微的纺织业将再次涌出牛奶与蜜。农业将从社会主义官僚手中解放出来，成为举世欣羡的对象。萧条的铁路与运河将奇迹似的脱离工业革命的困境。街道将布满流动资金。老年人的储蓄将获得国家保障免于充公，男人将免于被征兵的耻辱。“赚多少付多少”的税制应该废除，还有瑞克只读了部分却全盘相信的《自由宣言》所列举的其他不义之行也该废弃。

到此为止一切顺利，但今晚是我们的最后一幕，瑞克要制造特别的效果。他大胆转身背对他的赌客，面对排列在讲台后方的忠实支持者。他要谢谢我们。看着。“首先是我亲爱的西尔维雅，没有她就没有这一切——谢谢你，西尔维雅，谢谢！让我们给西尔维雅，我的皇后，热烈的掌声！”赌客热情回应。西尔维雅露出令人难忘的优雅微笑。皮姆以为下一个就会叫到他，结果没有。瑞克蓝色的目光今晚如钢铁般坚强，浑身散发炽热光芒。他的夸夸其谈很少喘息。词句更短了，但兴奋的语气让他的话更为掷地有声。他感谢戈尔沃斯自由党主席和他非常可爱的夫人——马乔莉，亲爱的，别害羞，你在哪里？他感谢我们可怜的自由党代表，一个叫唐纳什么来着的不信神的人，看看标题，这人自从瑞克的宫廷长驱直入之后就躲进火冒三丈的怒气中，直到今晚才现身。他感谢那位运输女士，马斯波先生说她在撞球房享有特权，还有一位什么小姐，她让你们的候选人开会永远不会迟到——笑声——虽然莫瑞·华盛顿发誓说有她坐在后座绝对不安全。他感谢“我其他英勇忠实的支持者”。莫瑞和希德像一对获得缓刑的谋杀犯，在后排互送秋波；马斯波先生和马克斯韦尔·卡文迪胥少校则宁可皱起眉头。这全在照片里，汤姆，你自己看！莫瑞旁边是一个兴高采烈的广播喜剧演员，瑞克努力把他过气的声望用在我们的竞选上，就像在最后的那几个星期，他找来一群无趣的板球运动员、有爵位的连锁饭店老板，和其他所谓自由党的代表人物，让他们像犯人一样绕街游行，等短暂的利用时间一过，就把他们丢回伦敦。

现在，再看看坐在他的造物主右手边的马格纳斯。瑞克终于谈到他了，针对他而说的每个字都充满秘密与谴责。“他不会向你们介绍他自己，所以我来告诉你们。他太谦虚了。我这个儿子是国内，甚至不只国内，最优秀的法律系学生。他能用五种不同的语言发表演讲，而且不论用哪一种语言都讲得比我好。”笑声四起。羞耻哭喊，不要，不要。“但他还是为他老爸一步一脚印地投入选战。马格纳斯，你是个优秀的人，老小子，是你老爸最好的伙伴。这是献给你的！”

但热烈的掌声并没有缓和皮姆的痛苦。身为皮姆的孤寂存在与听着瑞克重拾演说，使他的心在恐惧中狂跳，一边挑出陈腔滥调，等待永远摧毁候选人与他无耻谎言的大爆炸。那将会把篷车的屋顶与镀金车轴抛进夜空，炸碎所有的星星，为瑞克的演说画下辉煌的句点。

“大家会告诉你，”瑞克嘶喊，语调更谦卑，“他们也对我说——他们在街上拦下我——摸我的手臂——‘瑞克，’他们说，‘自由主义除了一堆理想之外还有什么？理想又不能当饭吃，瑞克。’他们说。‘理想不能帮我们买一杯茶或一块小羊排，瑞克，老小子。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理想放进奉献箱里。我们不能用理想付我们儿子的学费。我们不能让他们闯荡世界在最高法院争取一席之地时，口袋里除了理想什么都没有。所以，瑞克，’他们对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充满理想的政党有什么用呢？’”声音放低。手仍激动不已地伸到下面抚摸一个看不见的孩子的头。“我告诉他们，戈尔沃斯的善良百姓，我也告诉你们！”同一只手往上挥指向天堂，忧惧有加的皮姆却看见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的幽魂从讲台跃下，让市政厅笼罩阴郁的光芒。“我这样说。理想就像星星。我们不能摘下星星，但它们的存在让我们获益无穷！”

瑞克的表现无可匹敌，不可能再好，也不可能更热情、更真诚。掌声如狂涛骇浪，信众随之站起来。皮姆随信众站起来，双手拍得比谁都大声。瑞克落泪，皮姆也热泪盈眶。善良百姓有了他们的弥赛亚，戈尔沃斯北区自由党的羊群已太久没有牧羊人了；自从开战之后自由党就没推出候选人。在瑞克身边，我们本地的自由党主席用力拍响他那双小地主的手爪，出神地对瑞克的耳朵吼叫。在瑞克的背后，整班朝臣以皮姆为榜样，站起来，鼓掌，大声加油：“瑞克！瑞克！戈尔沃斯！”这提醒了瑞克，再次转身面向他们，引用他从喜爱的综艺节目学来的台词，为朝臣指出群众：“请你们把这一切归于他们，不是我！”但再一次，他的蓝色目光落在皮姆身上，说：“犹大，弒父者，谋杀你最好伙伴的凶手。”

或者，在皮姆看来他是这样说的。

就在这个时间，就在这个每个人都站起来、笑逐颜开、鼓掌的地点，皮姆埋下的炸弹爆炸了：瑞克背对敌人，面向皮姆和他挚爱的帮手，已几乎准备好，我相信，要唱起振奋人心的歌曲。不是《在拱门下》，那太世俗了，《前进，基督士兵们！》才是一流的。但突然之间，嘈杂喧闹声逐渐变弱，在我们面前倒地不起，接着是一片冰冻般的沉寂，仿佛有人打开市政厅宏伟的大门，把来自过去的复仇天使迎了进来。

某个不可靠的人在表演席下媒体坐的位置发言。起初四周很嘈杂，我们只听到一阵像抱怨似的鸣声，但鸣声停了。说话的人这次说得更大声。她不是什么人，只是个该死的女人，带着男人直觉就讨厌的尖锐爱尔兰口音，以其重要性与动机引诱你注意。一个男人吼道：“别出声，女人！”然后：“安静！”然后：“闭嘴，你这个臭婊子！”皮姆认出是喝足葡萄酒的布尔金索少校的声音。这位少校是个私枭，也是在我们伟大行动中令人困窘的右派法西斯分子。但刺耳的爱尔兰嗓音像门轴吱嘎作响，挥之不去，再怎么甩门或上油都无法让它安静下来。是个疲惫的管家婆，或许。啊，好，有人抓住她了。又是少校——看他的秃头和办公室的黄色缎花领结。他出乎意料地叫她“我的好女士”，粗暴地把她拖向门边。但新闻自由制止了他。那些领薪水写文章的人从阳台探出头嘶吼：“你叫什么名字，小姐？”甚至：“向他抗议！”突然之间，布尔金索少校不再是绅士或官员，而只是个双手抓住尖叫不已的爱尔兰女人的上流阶级鄙夫。其他的女人也大声抗议：“放开她！”“拿开你的手，你这只脏猪！”有人大叫：“黑褐队[158]杂碎！”

接着我们听见她，接着我们看见她，很清楚。她个子娇小，非常愤怒，一身黑衣，有寡妇的精明。她戴了一顶药盒似的帽子。从帽檐边上被她自己或别人扯破的缺口垂下一点黑色面纱。基于群众看好戏的心态，每个人都希望听到她开口。她或许是第三度提出问题。她从唇舌前端发出土腔，而且显然透过微笑发出声来，但皮姆知道那不是微笑，而是太过强烈而无法藏在心里的憎恨狞笑。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她才刚学会的，但用她自己排列的次序。目的是攻击，清楚无误。

“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你允许的话，先生——戈尔沃斯北区选区的自由党国会候选人——曾经因为诈骗和盗用公款入狱服刑。谢谢你。”

她的箭射向他的背时，瑞克面对着皮姆。瑞克的蓝眼睛因突如其来的冲击而睁得大大的，但仍然动也不动地停留在皮姆身上——正如五天之前，瑞克躺在放满冰块的浴缸里，双脚交叠，眼睛睁开，说：“杀了我是不够的，老儿子。”

和我一起回到十天前吧，汤姆。兴奋的皮姆从牛津欢心雀跃地抵达，身为国家的捍卫者，他决定在民主程序之下暂且搁置自己时强时弱的权势，好好在雪地里找些乐趣。竞选活动仍如火如荼，但通往戈尔沃斯的火车在诺利奇就已裹足不前。那是个周末，而上帝规定英格兰的补选于周四举行，即使他早已忘了是什么原因。那是个傍晚，候选人和他的党徒在跳爵士舞。但当皮姆手里拎个袋子站在诺利奇富丽堂皇的火车站，忠心耿耿的希德就站在栏杆边，一辆漆着皮姆标志的竞选车等着要带他赶赴当晚的重头集会，预定九点钟在一个名叫水边小切德沃斯的村庄举行，据希德说，那里的最后一位传教士只沉迷于喝茶。车窗上贴了一张写着“皮姆：平民之子”的海报，遮住了光线。瑞克的大头——那个他很乐意出售的头——黏贴在行李厢上。一个比船炮还大的扩音器绑在车顶。一轮满月升起。雪花覆盖田野，天堂就在我们四周。

“我们开到圣莫里茨去吧。”希德递给他一块梅格做的肉饼时皮姆说。希德大笑，挠乱皮姆的头发。希德不是个专心的司机，但小路没有人车，雪花悄然无声没有障碍。他带了一个装满威士忌的姜汁墨啤瓶子。他们在满是树篱的小路间迂回前进，不时喝上一大口。一边借酒提神，希德一边对皮姆简报战况。

“我们讨好了那些不太拘泥礼拜形式的人，狄奇，但我们却刺激了那些有家产的人，虽然我们不那么官僚。”

“我们一向如此。”皮姆说，希德给他一个白眼，免得他太自鸣得意。

“我们不看好无所不在的高贵保守党，他们在各个方面……”

“异端。”皮姆纠正他，再啜一口瓶子里的酒。

“我们的候选人对自己的记录很自豪，因为他是个爱国而且上教堂的英国人，他是为国家奋战的英格兰商人，自由主义是大不列颠惟一正确的道路。他在世界大学受教育，他这辈子一滴毒品都没碰过，你也一样，别忘了。”他抓起瓶子，喝了长长满满的一大口。

“但他会赢吗？”皮姆说。

“听着。如果在他宣布这个计划时你带现金过来，你的赔率是五十比一。等我和马斯波先生出现之后，他的赔率降到二十五，我们各出了一点力。他获得政党提名的隔天，你的赔率是十。他现在是九比二，而且还在缩小。我可以和你小赌一场，到投票日他一定会是平盘。现在问我他是不是会赢。”

“对手呢？”

“根本没有对手。工党的小子是从格拉斯哥来的苏格兰校长。留一把红胡子。小个子的家伙。活像从红胡子后面偷偷张望的小老鼠。有天晚上老马斯波派了几个小伙子到他的集会上去带动气氛。他们穿苏格兰短裙，拿足球响板，在街上大呼小叫到凌晨。戈尔沃斯不能忍受这种瞎搞胡闹。他们对工党候选人那些喝醉酒凌晨三点在教堂台阶上唱《幽谷里的小奈莉》的朋友很反感。”

车子优雅地滑近一座风车。希德右转，然后继续前进。

“保守党呢？”

“保守党天大地大，保守党的候选人都三头六臂。一个货真价实有地产的绅士，每个星期有一天在城里辛苦工作，带着猎犬去打猎，给本地同胞一串小念珠，却想对初犯用指甲夹刑。他老婆拼命地办游园会。”

“但谁是我们的传统支持者呢？”皮姆回想他的社会史问。

“教义忠贞分子坚定支持他，共济会也是，还有那些老家伙也是。戒酒会员是一群花拳绣腿。反赌博联盟也是，只要他们不看赌注册就好了，所以我拜托你别提那些天生输家，狄奇，他们这段时间已经退出比赛了。其他人都迷迷糊糊。以前的议员是个赤色分子，但已经死了。上一次的选举，他结结实实赢了保守党五千票，但看看保守党。总投票数是三万五千，但从那以后，有五千个少年犯有投票权了，两千个老人到另一个世界过更好的生活去了。农民生活悲惨，渔民经济破产，一般百姓还不知死活过日子。”

希德打开车内灯，放手让车子滑行，自己转身从后座捞出一本黄黑相间的精美宣传册，封面是瑞克的照片。身旁偎着某个人钟爱的西班牙长毛猎犬，正在某个陌生的壁炉旁看书，这种事他一辈子没做过。“致戈尔沃斯北区选民的一封信”是标题。违反当时流行的朴素风格，用的是光滑的高档纸。

“我们也得到副议长没啥皮事·梅克沃特爵士鬼魂的庇佑。”希德喜滋滋地说。“仔细读后面那一页。”

皮姆翻到后页，发现一个像瑞士讣告的框框：

你们的候选人最引以为豪的政治素养，系得自于童年的良师益友梅克皮斯·沃德马斯特爵士，举世闻名的自由主义者与基督徒企业主，以其严厉而公正的手引领候选人，在父亲过世之后避开青年时期的诸多陷阱，达到今日崇高稳固的地位，得以与世间最高贵的人们相与共事。

梅克皮斯爵士出生于敬畏上帝的家庭，主张戒酒，而且是无人能及的演说家，没有他的杰出启发，你们的候选人绝对不会把自己放在戈尔沃斯北区人民的历史审判之下。戈尔沃斯北区已是我的家乡，如果当选，我会尽快在此地置产。梅克皮斯爵士终生呼吁人民拥有财产的道德权利、自由贸易和对妇女适度的严厉态度。你们的候选人将以梅克皮斯爵士为榜样，同样谦卑地把自己奉献给你们。

你们未来的谦卑仆人

理查德·T.皮姆

“你读过书，狄奇。你觉得怎么样？”希德以容易受伤的热切态度问。

“很美。”皮姆说。

“当然啰。”希德说。

一座村庄，接着是教堂的尖塔迎面而来。他们进到主街时，一面黄旗子上写着我们自由党的候选人今晚将在此地演讲。几辆旧路虎和奥斯丁七号已经被雪困住，落魄地呆在停车场。希德喝完最后一口，仔细地在镜子里拨整头发。皮姆注意到，他的态度异乎寻常地严谨。霜冻的空气里有牛粪与海洋的味道。在他们面前，耸立着水边小切德沃斯村废弃不用的村民集会厅。希德塞给他一块薄荷糖，然后进去。

选区主席已经演讲好一会儿了，但只对着前排讲，坐在后排的我们什么也听不见。其他参加集会的人不是瞪着天花板，就是望着陈列的皮姆候选人卡片：瑞克坐在拿破仑式书桌前，背后是一整排法律书籍。瑞克此生第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在工厂地板上与“地上的盐”[159]一起喝茶。瑞克像弗朗西斯·杜雷克爵士[160]一样凝望着戈尔沃斯没落的沙丁鱼港雾蒙蒙的船队。瑞克这个叼烟斗的农学家，充满智慧地审视一头牛。在选区主席身边，缀满黄色布旗的花彩下，坐着一位选区委员会的女官员。另一边则是一排空椅，等待着候选人和他的团队。时不时地，选区主席辛苦开口时，皮姆会捕捉到迷途的片言只语，如“征兵制的罪恶”或“该死的专卖权”，或者更糟的是突然插进来的道歉如“像我刚才告诉你们的”。两次，9点变成9点半，9点半变成10点10分，一个年长的莎士比亚式信差痛苦蹒跚地走出圣器室，抓着耳垂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们说，候选人在路上了，他今天晚上赶好几场集会，大雪困住他了。直到我们已经放弃希望，马斯波先生在马克斯韦尔·卡文迪胥少校的陪同下走了进来，穿着灰衣的两人一丝不苟地像教区的小官吏。两人一起走过通道，登上讲台，马斯波先生和村长与太太握手，少校从公文包拿出一叠笔记放在桌上。在选举结束之前，从这一夜到市政厅那一场选前之夜，皮姆至少听过瑞克在二十一个不同的场合演讲，但他从来没见过瑞克参考少校的笔记或注意到它们的存在。所以渐渐地，他推论这些并不是笔记，而是舞台效果，让我们准备好迎接他的到来。

“麦西的小胡子怎么了？”皮姆兴奋地对希德低声说。希德刚从瞌睡中被惊醒。“抵押掉啦？”如果皮姆希望得到一句讥诮有趣的回答，那么他可就要大失所望了。

“看起来不合适，所以他就剃掉了。”希德简短地说。就在这一刻，皮姆看见希德脸上亮起纯净无瑕的爱的光芒，瑞克大驾光临。

登台的仪式从未改变，甚至工作的分配也一成不变。在马斯波和少校之后进来的是伯斯·洛夫特，还有已经和他的肝过不去的可怜的莫瑞·华盛顿。伯斯拉着敞开的门。莫瑞走进来，有时——就像今晚——带头鼓掌，因为识人不明让他误选了瑞克，这倒也不奇怪，尽管体型只有瑞克的三分之一，但莫瑞把他大半的人生和金钱都投注在追求百分之百酷似偶像的努力上。如果瑞克买了一件新的驼毛外套，莫瑞会立刻赶去买两件一样的。如果瑞克穿双色皮鞋，莫瑞也会穿，还配上一样的白袜子。但今夜，莫瑞和其他朝臣一样穿着合乎教会风格的灰衣。基于对瑞克的爱，他甚至还想办法掩饰脸上的醉意。他走了进来，穿过伯斯拉着的门，一边还摸着那朵缎带花结，确定戴的位置正确无误。莫瑞和伯斯同时转头回望他们进来的方向，像观众一样，努力想抢先看到他们的候选人。看哪！——他们在鼓掌！看哪，我们也是！瑞克进来了，健步如飞，因为我们的政治家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即使走上通道时，他也仍与天下最尊贵的人商议大事。与他同在的是劳伦斯·奥利佛爵士吗？我看更像是巴德·弗兰纳刚[161]。但都不是，我们很快就会知晓。除了伟大的柏迪·特瑞根萨，这位无线电鸟人、终生的自由党员，还能是谁。讲台上，马斯波和少校介绍其他权贵给选区主席，并引导他们就座。我们为主等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惟一还站着的人就是照片中他周围的人。希德身子前倾，用眼睛聆听。我们的候选人开始演讲了。

从容不迫却平淡无奇的开场白。晚安，谢谢大家在这么严寒的冬夜前来。很抱歉让你们久等。给老乡们的笑话：听说我让我母亲等了一个礼拜。这个笑话发挥效果，引起一阵大笑。但我在此向各位戈尔沃斯北区的选民保证：这里所有的人都不必再等待你们的下一任国会议员！更多笑声与信任的喝彩，但我们的候选人语气一转。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你们在这个狂风大雪的夜晚冒险出门，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们关心你们的国家。这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因为我也关心。我关心国家运作得好的地方，也关心运作得不好的地方。我关心，因为政治属于人民。有良心的人民说出他们想要什么，为他们自己，也为其他人。善良的人民说出如何达成目标的方法。有信仰、有勇气的人民把阿道夫·希特勒丢回他的巢穴。就像我们这样的人民。今夜聚集在此。地上的盐，毫不犹豫。英国人民，无论根与枝，忧心他们的国家，寻找一个能让他们安心的人。”

皮姆偷偷环顾这座小小的活动会堂。每一张脸都像花儿似的趋向瑞克的光。只有一个例外，一个戴着覆面纱药盒帽的娇小女人，端坐宛如自己的影子，与四周格格不入，黑色的面纱藏着她的脸。她在守丧，皮姆下结论，立即转为同情。她来这里寻求同伴，可怜的灵魂。在讲台上，瑞克正在为不熟悉三大党异同的人解释自由主义的意义。自由主义不是教条，而是生活的方式，他说。它相信人性本善，无论肤色、种族或信仰，都应该一齐努力达成共同的目标。政策的优点就此打住，他进入了演讲的中心要旨，也就是他自己。他述说自己寒微的出身，以及他母亲听到他誓言追随伟大的梅克皮斯爵士脚步时落下的眼泪。真希望我父亲今晚能在这里，坐在你们这些善良的人中间。一只手臂举起，指向天花板，仿佛指出一架飞机，但瑞克所指的是上帝。

“今晚容我向小切德沃斯的选民说，如果没有上面的这个人日日夜夜为我伙伴——你们尽管笑吧，因为我宁可成为你们嘲笑的对象，也不愿意成为举国沉沦的玩世不恭与无神论的祭品——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帮助，你们都知道我说的是谁，噢，你们知道！——我就不会站在今天这个地方，把我自己——如此谦卑地——呈现在戈尔沃斯北区人民的面前。”他谈到自己对出口市场的了解，以及他把英国产品卖给那些从来不知道自己亏欠我们多少的外国人手里的骄傲。他的手臂再次伸向我们，并且提出挑战。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他也不怕有人知道。他可以带领英国人在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无一例外。”希德低声赞同。但如果我们知道任何人比瑞克·皮姆更适合这个差事，我们最好现在就大声说出来。如果我们喜欢那些自认拥有人民生杀大权、事实上也畅饮人民血汗、充满偏见浮夸不实的保守党，那我们最好在此时此地站起来，无惧无讳地说出来。没有人志愿站出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宁可把国家交给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拖累我们国家的欺善怕恶贸易联盟——让我们面对现实，这就是工党选举的诉求——那么最好在小切德沃斯选民的注目下得意洋洋地站出来，别像可悲的密谋者躲在暗处。

再一次，没有人志愿站出来，尽管瑞克和讲台上的每个人都环顾室内找寻邪恶的手或有罪恶感的面孔。

“现在，按下代表美丽的B。”希德如梦似幻般低语，闭上眼睛感受更深刻的喜悦。瑞克开始漫长的攀星之旅。星星犹如自由党的理想，我们摘不到，但却因它的存在而获益无穷。

皮姆再次环顾四周。每一张脸都洋溢着对瑞克的爱，除了那个头戴面纱的守丧妇人。这就是我来的目的，皮姆兴奋地对自己说。民主就是你与世界分享你的父亲。喝彩声渐渐平息，但皮姆仍然不停鼓掌，直到发现自己是惟一一个这么做的人。他似乎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而且很诧异地发现自己站着。一张张脸转向他，太多脸了。有些在微笑。他想坐下来，但希德的手撑在他腋下让他继续站着。选区主席发表谈话，这一次大喇喇地让所有人都听见。

“我知道我们候选人大大有名的儿子马格纳斯今晚也和我们一起在场，他中断在牛津大学的法律学业帮助父亲参加伟大的竞选活动。”他说，“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能听你说几句话，马格纳斯，如果你肯赏脸的话。马格纳斯？他在哪里？”

“在这里，大人！”希德说，“不是我。是他！”

倘若皮姆抗拒不从，他也毫不自知。我头昏眼花。我是个意外。希德的酒瓶击倒我了。群众分开，强而有力的手把他抬向讲台，游离的选民凝望着他。皮姆登上讲台，瑞克给他一个大熊式拥抱，选区主席把一朵黄色缎带花结别在他的衣领上。皮姆开口说话，上千双眼睛注视着他——好吧，六十双，至少——微笑地等他勇敢说出第一句话。

“我希望你们都问自己，”皮姆远在脑袋出现任何想法之前就开始说，“我希望今晚在这里的你们，在这一场精彩的演说之后，问问自己，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在问。他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他们希望确认自己的信念，而牛津律师马格纳斯也脸不红气不喘地如他们所愿。为了瑞克，为了英格兰，也为了好玩。他开口说话，一如往常，他相信自己所说的每一个字。他描绘的瑞克就像瑞克描绘的自己一样，但带有挚爱的儿子与字字珠玑的法律头脑的权威感。他说瑞克是平民百姓的真挚朋友——“我应该知道，他是我这二十年来最好的朋友。”他描述瑞克是他纯真苍穹里可望可及的星星，在他面前闪耀着骑士人道精神的典范。歌手霍夫朗·冯·艾森巴赫[162]的形象在他酒意盎然的心中漫步，他决定给他们一个奋战追逐胜利的瑞克，扮演小切德沃斯的士兵诗人角色。奇人致胜。他述说我们的守护者圣TP的影响，“这位老兵在打过最后一场仗之后仍奋斗不懈”。无论我们何时搬家——这真是紧张的时刻——第一个挂起来的一定是TP的画像。他谈到深具善良正义精神的父亲。有瑞克当我的父亲，他问，除了法律之外，我如何能考虑其他的天职呢？他转向西尔维雅，她坐在瑞克身边，裹着兔毛衣领，带着恒久不变的微笑。他略一停顿，感谢她在我自己可怜的母亲被迫放弃母职时担起重任。接着，像开场般迅速，一切结束了，皮姆加紧脚步跟着瑞克走过通道到门口，他随瑞克拂去脸上的泪水，掠过拍掌的手。他走到门口，泪眼迷蒙地回头一望。他再次看见那个戴着覆面纱药盒帽的女人，独自坐着。他瞥见她面具深处的目光，他感觉到她的哀叹与不苟同，尽管其他所有的人都如痴如醉。一股充满罪恶感的焦躁不安取代了他的洋洋自得。她不是寡妇，她是复活的莉普西。她是E.韦伯。她是朵莉丝，我对不起她们。她是牛津共产党派来侦察我背叛情况的密探。迈克家派她来的。

“我的表现如何，儿子？”

“棒极了！”

“你也是，儿子。老天爷，就算我还能活一百岁，我也不会比现在更骄傲。谁帮你剪头发？”

已经很久没人帮他剪头发了，但皮姆没回答。他们举步维艰地穿过停车场，因为瑞克拉着皮姆的手臂作大熊拥抱，活像两件歪歪扭扭挂着的大衣向前移动。古德劳夫先生已打开宾利的车门，一边落下身为人师的自豪之泪。

“太美了，马格纳斯先生。”他说，“简直是卡尔·马克思再世，先生。我们绝对不会忘记。”

皮姆心不在焉地谢谢他。就像他沉湎在虚假胜利的狂喜中所常会有的感觉一样，他模模糊糊感觉到上帝的复仇迫近了。我对她做错了什么？他不断问自己。我年轻，我口若悬河，我是瑞克的儿子。我穿着霍尔兄弟西服店新裁制未付款的西装。她为什么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爱我？他思索着，就像在他之前或之后的每一个艺术家一样，思索着这惟一没鼓掌喝彩的观众。

下一个星期六，将近午夜。竞选的狂热急遽升高。几分钟之后，离投票前夕只剩三天。一张写着“他星期二需要你”的新海报贴在皮姆窗上，写有相同标语的黄色旗帜挂在当铺对街的窗框上。但皮姆穿戴整齐、微笑地躺在他床上，一点都没想到竞选的事。他和一个名叫茱蒂的女孩置身天堂。茱蒂是个自由党农民的女儿，被派来替我们开车接老乡去投票所；而天堂就是她停在往小金坡路上的厢型车前座。茱蒂皮肤的味道在他嘴唇上，她头发的味道在他鼻孔里。他拢起手捂住双眼，这双手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握住年轻女孩胸部的那双手。卧室在一幢叫“西尔太太禁酒休息所”的荒凉房舍二楼，但禁酒与休息却是此地最不可能有的东西。小酒馆关门了，叫嚣与叹息已转到小镇的另一边去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走廊大叫：“有床吗，马堤？我是塔西。快点，你这个老家伙，我们快冻死了。”楼上的窗户猛地打开，西尔先生模糊的声音建议塔西带她的恩客到巴士亭后面去。“你把我们当什么啊，塔西？”他抱怨，“该死的烂旅馆吗？”我们当然不是。我们是自由党候选人的竞选总部，而我们的房东亲爱的老马堤，尽管他在一个月之前还不知情，是终身的自由党员。

小心翼翼不惊醒自己的绮色幻想，皮姆踮起脚尖走到窗边，偷偷瞥一眼旅馆楼下的中庭。一边是厨房。另一边是房客的餐厅，现在是竞选团的会议室。在灯火通明的窗户里，皮姆认出我们永不疲倦的帮手阿尔科特太太和卡特摩太太低着灰白的头，坚持到底粘贴今天最后的信封。

他回到床上。等着，他想。她们不可能彻夜不眠。她们从来不会。攻城略地的胜利鼓舞他再下一城。明天是安息日，我们的候选人休兵养马，让自己在出席会众最多的浸信会堂现身，以单纯与服务为题布道。明天八点，皮姆会站在纳瑟·惠特利的巴士站，茱蒂会开他父亲的厢型车和他碰面，并穿上靴子和她十岁时猎场看守人做给她的平底雪橇。她熟悉山丘，熟悉山丘边的谷仓，两人约定不见不散，约莫十点半，单看滑雪橇的时间而定，茱蒂·巴克会带马格纳斯到谷仓，任命他为她完全拥有、量身打造的爱人。

但同时，皮姆有另一个山坡要攀上或滑下。越过会议室那边有一道通往地窖的楼梯，在地窖里——皮姆看到过——有他这一生渴望了三分之二岁月、屡次尝试却都无法穿透的那个绿色旧档案柜。皮姆枕头下的皮夹里有一支蓝色的钢质圆规，迈克教过他如何旋开便宜的锁。皮姆心中燃起欲望的野心，他坚信一个能攻克茱蒂胸部的男人一定也能打开瑞克秘密的城堡。

他再次用双手捧住脸，回顾这天每一个甜美的时刻。希德和马斯波先生在皮姆卧室门外高唱疯狂帮派的猥亵曲子，一如以往又催他快睡。

“嘿，马格纳斯，休息一下吧。你会瞎掉的，你知道。”

“那话儿会萎缩的，马格纳斯，亲爱的，如果你不让它长大茁壮的话。医生得用火柴棒把它撑起来。到时候茱蒂会怎么说？”

清晨早餐时，马克斯韦尔·卡文迪胥少校对朝臣宣达星期六的命令。宣传小册已经不够看了，他宣布说。现在我们可以用来打垮他们的东西就是扩音器，以及更多扩音器，在他们自己的门前好好给他们迎头痛击。“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他们知道我们不是闹着玩的。他们知道我们有戈尔沃斯最好的候选人与最好的政策。现在我们寻求的是一张张个人的选票。我们会一个接一个地收服他们，让他们带着坚决的意志去投票。谢谢大家。”

接着是细节。希德带一号扩音器和两位女士——笑声——到跑马场旁边那片吉卜赛人常游荡的灌木林地——吉卜赛人和其他人一样有选票。有人大叫“你们去的时候替我们押五镑在马格纳斯王子上”。马斯波先生和另一位女士带二号扩音器，九点钟在市政厅接布尔金索少校和我们可悲的代理人。马格纳斯再次带着茱蒂·巴克，负责小金坡和五个偏远的村落。

“你工作的时候也可以顺便负责茱蒂。”莫瑞·华盛顿说。这个笑话虽然高明，却只得到零落的笑声。朝臣们对茱蒂感到很不自在。他们不信任她的沉着冷静，也怨恨她占有他们的吉祥物。巴克对你们嗤之以鼻，他们在背地里抱怨道。巴克不是我们想像的那种好女孩。但这些日子以来，皮姆比平常更不在意朝臣们的意见。他对他们的嘲笑只是耸耸肩，等会议厅没人看守时，就偷偷溜下楼梯到地窖里，用迈克的圆规试开瑞克的绿色旧档案柜。一头卡住弹簧，一头旋转锁孔。锁弹开了。我见证了奇迹，奇迹就是我。我会回来。他急忙把档案柜重新锁上，迅速回到楼上，在创建生命秘密的优势地位之后不到一分钟，他已无辜地及时站在旅馆门口，茱蒂的厢型车停在他身边，扩音器用草绳绑在车顶。她微笑，但没开口。这是他们在一起的第三个早晨，但是第一天有另一位女性帮手相随。尽管如此，有好几次，皮姆还是趁茱蒂换文件或递麦克风给他时拂过她的手，午餐时间分开时，他吻了她的脸颊，但她大胆地把手环过他的颈背，用嘴唇迎向他。她是个高挑、皮肤光洁、声音带乡气的阳光女孩。有一张长嘴，严肃的眼镜里是一双戏谑顽皮的眼睛。

“投给皮姆，平民之子。”车子穿过戈尔沃斯郊区开向宽阔的乡野。他不避讳地握住茱蒂的手，先是放在她膝上，接着在她的鼓励下摆到他自己膝上。“把戈尔沃斯，从政党政策的压迫下拯救出来。”然后他背起莫瑞·华盛顿这位伟大诗人替保守党候选人拉金先生编的打油诗。这首诗所到之处都大受欢迎：

有个老头叫拉金

他的态度真无稽

想到皮姆有信心

他就抓狂发神经

茱蒂越过他，关掉机器。

“我觉得你老爸脸皮很厚，”小镇安稳地抛在他们背后时她愉快地说，“他把我们当成什么了？该死的白痴吗？”

茱蒂把车开进路边的无人小巷，熄掉引擎，解开外套和胸罩。皮姆原本预期会碰到更大的阻碍，没想到却只发现寒风中乳头坚挺娇小完美的胸部。她骄傲地看着他把手放上去。

这天的其余时间，皮姆都轻快得像漫步云端。茱蒂必须回农场帮父亲挤牛奶，所以让他在往诺维奇路上的一家旅店下车，他和希德、莫瑞和马斯波先生约好在这里见面，偷偷在选区外的中立地带找点儿喝的。由于投票日将近，这场聚会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到关门的时间还意兴高昂，他们四个人挤进希德的车里，对着扩音器高唱《在拱门下》，一直到边界，才再次穿上外套，换上虔诚的面孔。傍晚时分，皮姆参加瑞克对支持者的最后一场周六动员讲话。亨利·V在阿金寇特的那夜表现得太好了。他们不能退缩，要最后冲刺。记住希特勒。他们要打一场漂亮的胜仗，他们一定要努力不懈，一定要敬颂上帝，来个漂亮的最后一击。这些训勉回荡在他们耳中，竞选团队四散到各辆车上。现在皮姆的演讲已经是节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赌客爱他，在宫廷里，他如星星一般重要。在宾利里，两个优胜者握紧彼此的手，交换心得，借着温热的香槟穿梭在一场又一场胜利之间。

“那个阴沉沉的女人又出现了。”皮姆说，“我想她到处跟着我们。”

“什么女人，儿子？”瑞克说。

“我不知道。她戴面纱。”

在这些欢愉和活动中，皮姆也努力展开他迄今最大的性冒险攻势。他锁定了位于小镇另一头利伯斯戴尔的一家夜间营业药房，搭电车到那里，一路不住回头查看，厚起脸皮走向柜台，向一位既没逮捕他、也没问他结婚没的老无赖买了一包三个的可伸缩保险套。而他的奖品就在那里，当他再次踮着脚尖走到卧室窗边往下看时，它就在藏身的白色与浅紫包装中对他眨眼睛，就在那满坑满谷的瑞克传单中央。

会议室是暗的。走吧。

道路畅行无阻，但皮姆已太老练，不会直奔目标。花在侦察上的时间永远不算浪费，杰克·布拉德福曾经这么说。我会直捣敌人心脏，赢得她。他从大厅着手，假装读当天的通告。此刻一楼已荒无人迹。马堤脏乱的办公室没有人，前门已上锁。他开始缓缓攀登。二楼与他房间相隔两门之处是一间房客休息室。皮姆推开门，笑着走进去。希德·雷蒙和莫瑞·华盛顿正在玩四人撞球，对手是马堤·西尔的一对亲爱的老朋友，长得活像偷马贼，但其实可能是偷羊的混混。希德戴着帽子。两个本地上手的美人儿记分数，施舍慰藉。气氛一触即发。

“你们玩什么？”皮姆佯作想掺一脚地问。

“马球。”希德说，“烂透了，狄奇，不好玩。”

“我是说玩几局。”

“顶好是九局。”莫瑞·华盛顿说。

希德打歪了，咒骂不休。皮姆关上门。他们被绑住了。至少一个小时没有危险。他继续巡逻。另一段向上的楼梯气氛紧张，就像所有的秘密建筑一样。这里有一间僻静的房间，邀请宾客踢掉鞋子，和我们的候选人以及他的班子一起轻松玩牌。皮姆没敲门就进去。在凌乱摆满现金和白兰地酒杯的桌上，瑞克和伯斯·洛夫特正与马堤·西尔赌得如火如荼。赌注是一叠巡逻队的补给券，朝臣们喜欢把这个当现金。马堤加赌注，瑞克看看他。瑞克很自制地看着他扫尽赌金。

“听说你今天早上和巴克上校在小金坡打了胜仗啊，老儿子。”

我完全不记得瑞克为何叫茱蒂上校。我只觉得是和一个曾经与宫廷扯上关系的知名女同志有关。无论原因何在，皮姆一点都不在乎。

“这孩子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嘴巴都亲泥巴了，瑞克。”伯斯·洛夫特证实道。

“他们亲的可不只是泥巴，如果你问我的话。”瑞克说，每个人都笑了起来，因为这是瑞克的笑话。

皮姆倾身来个大熊拥抱道晚安，听见瑞克嗅他的脸颊，那里还有茱蒂的味道。

“把你的心放在选举上啊，儿子。”瑞克警告似的拍拍他那边脸颊说。

沿走廊过去是莫瑞·华盛顿众所周知的寓所，同时也是假情报部门。一箱箱威士忌和尼龙袜靠墙堆放，等待争取最后的选票支持。无的放矢的谣言，诸如保守党候选人对欧斯华·莫斯利爵士的支持或工党候选人对学生的过度有兴趣，都是从莫瑞的书桌传出来的。皮姆用他的圆规旋开锁，迅速翻找抽屉。一张银行报表，一副猥亵的纸牌。报表上的名字是莫瑞斯·伍兹海米尔先生，透支了一百二十镑。那副纸牌倒可能令人印象深刻，如果茱蒂货真价实的胴体没让它们相形失色的话。皮姆把所有的东西整整齐齐地重新上锁，然后登上最后一段楼梯，在半途停下来侧耳倾听马斯波先生低声打电话。顶楼是神圣的密室。是保险库、密码室和行动中心的综合体。走廊尽头是我们候选人的国务行馆，此时连皮姆都不能进入，因为西尔维雅这会儿要不是头疼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正尝试用她向马斯波先生买来的神秘手灯把自己烤得焦黄。他因此无法肯定这趟路是否安全。隔壁是所谓的行动委员会，掌控大量金钱和资源，也负责交换条件。到底是什么样的条件，我仍然一知半解，尽管希德有一次曾提到在旧港口灌水泥盖停车场的计划，让很多有影响力的承包商很高兴。

马斯波先生突然挂掉电话。悄然无声，皮姆双膝发颤，准备冲下楼梯撤退。马斯波先生再次拨号的声音拯救了他。他和一位女士通话，问着温柔的问题，愉快的回答。马斯波可以这样讲上好几个钟头。这是他小小的乐趣。

等他的声音恢复稳定，皮姆才回到一楼。会议室的黯黑里有茶和除臭剂的气味。通向中庭的门从里面反锁。皮姆轻轻旋转钥匙，然后收进口袋。地窖楼梯有猫的臭味。阶梯上放满箱子。他摸索着下楼，不想开灯，免得让人从中庭看见。皮姆心中还记得在伯尔尼那天，他抱着脏衣服走下石阶到另一个地窖，一路怕踢到巴斯托先生。走到最底下的一阶时，他竟真的踩了个空。他踉跄向前，重重地撞向地窖门，他伸出双手想稳住，却推开了门。地窖门阴森森的咿呀了一声。他身体的冲力让他撞进地窖里，但令他惊讶的是，竟有一盏苍白的灯亮着。在灯光下，皮姆看见那个绿色档案柜。柜子前面站着一个女人，手里拿了一把显然是凿子的东西，正在自行车灯微弱的光束中查看柜门的锁。她转向他，一双充满斗志的黑眼睛。她一动不动，毫无罪恶感。我直到此刻都还认为，他从来没真正怀疑过她是同一个女人，同样的目光，同样强烈且不苟同的沉默，他在小切德沃斯的政见会上大获成功之后，她那覆着面纱的脸就盯住他，此后的十来次集会再也挥之不去。皮姆在开口问她名字的同时，就明白自己其实已经知道了，尽管他并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她穿一条长裙，很可能是她母亲的。一张坚毅、粗糙的脸，年轻的头发已渐渐灰白。直率明亮的眼睛让人不知所措，即使已蒙上忧郁的阴影。

“我叫佩姬·文沃斯。”她粗嘎的爱尔兰土腔挑衅说，“要我拼给你听吗，马格纳斯？佩姬是玛格丽特的简称，你听说过吗？你父亲，理查德·托马斯·皮姆，杀了我丈夫约翰，最好也把我给杀了。而在他们把我放在他身旁坟墓之前，即使要我耗掉一生的时间，我也要找出证据，夺回正义。”

皮姆看见灯光一闪，急忙回头。马堤·西尔肩上披了一条毯子站在门口。他的头倾向一边，迁就他听力还好的那只耳朵，透过眼镜上方，他先看看皮姆，再看看佩姬。他听见多少？皮姆无从想像。但他心中充满警觉。

“这是牛津来的艾玛，马堤。”他大胆地说，“艾玛，这是西尔先生，旅馆的老板。”

“幸会。”佩姬平静地说。

“艾玛和我要在下个月的学院剧团里演出，马堤。她到戈尔沃斯来，我们才能一起排演。我们觉得避开你们比较好。”

“喔，是啊。”马堤说。他的目光从佩姬身上滑到皮姆，然后再回到佩姬，一副对皮姆的谎言了然于胸的样子。他们听见他懒洋洋拖着脚上楼的声音。

我无法再告诉你她对皮姆透露的详情，汤姆。他的第一个念头是逃离旅馆，而且无法遏止，所以他们跳上巴士，一直坐到最远的终点，一个你所能想像到的最老旧、最破败的废弃船坞：倾颓的仓库，窗户可以看见月亮，闲置的起重机犹如绞刑架从海面升起。一群漂泊的旅人在这里扎营，他们必定是夜里工作，白天睡觉，因为我还记得他们发动摩托车时抖动的吉卜赛面孔，以及喷溅到旁观孩子身上的引擎火花。我记得那些肌肉发达得像男人的女孩提着鱼篮，互相叫嚷着猥言亵语，还有裹着油布的渔夫在她们之间叫嚣，神气活现不容他人干扰。我记得窗外闪现的每一张脸孔、每一个声音，就在她以令人动容的独白禁锢着我的牢房的窗外。

在水边的茶摊，他们站在潦倒的人群中冷得发抖，佩姬告诉皮姆，瑞克如何偷走了她的农场。她从他们搭上巴士的那一刻就开始说，让每一个想听的人都听得到，没有逗点，没有句点，一直持续不断，皮姆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都很可怕，虽然她怀抱的恶意往往反而驱使他暗自保护瑞克。为了让身体暖起来，他们开始走动，但她的嘴一刻也没停下来。他在一家叫“路虎”的水手传道小屋给她买了豆子与蛋，但她一边伸直胳膊撕开吐司，用汤匙舀起酱汁，还一边不停地讲。就在“路虎”里，她告诉皮姆有关瑞克的信托基金，她丈夫约翰跌进打谷机失去膝盖以下的双腿与一只手的五根手指后，保险给付的九千镑全被信托基金拿走了。她讲到这个部分时，看也不看的在她自己瘦伶伶的四肢上画出截肢线，皮姆再次感觉到她的迷乱，令他害怕。我从来没对你说的是，汤姆，佩姬的爱尔兰土腔对瑞克高雅言词的咒骂，她背诵瑞克舌灿莲花的承诺：百分之十二点五加上利润，亲爱的，年复一年，足以照顾亲爱的老约翰一辈子，他走了以后也还足以照顾你，剩下的还够让你那个第一流的儿子上大学读法律，和我儿子一样，他们是同一块料。她讲的是一个托马斯·哈代笔下的故事，随处多灾多难，似乎是愤怒的上帝故意制造最大的不幸。而她就是哈代笔下逆来顺受的女人：她的执迷诱惑她前进，惟一留待处理的是她自己的命运。

约翰·文沃斯，也就是受害人，是个混蛋，她解释说，随时准备跟着第一个走进房间的弄蛇人起舞。他一直到踏进坟墓都相信瑞克是救世主，是好伙伴。他的农场是一座名叫“塔玛玫瑰”的康瓦尔庄园，那里的每一粒麦子都必须与海风搏斗才能成长。他从聪明得多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农场，而他们的儿子阿拉斯泰是他惟一的继承人。约翰死的时候，没留下分文。所有的东西都转让出去了，每一件该死的东西都抵押掉了，马格纳斯——说到这里，佩姬拿起那把沾满豆子的刀划过喉咙。她谈到瑞克在约翰发生意外不久之后到医院探访他，带着鲜花、巧克力和香槟——皮姆的心灵之眼看到他自己手术清醒之后在病床旁发现的那篮黑市水果。他记得他在战时的十字军远征期间帮助瑞克高尚地关怀老弱病残。他记得莉普西呜咽的声音叫瑞克是小偷，以及瑞克承诺会妥善照顾她的信。

“还有一张免费火车票，”佩姬说，“让我到特鲁洛医院去看他。之后你父亲接我回家，马格纳斯，他什么事都不嫌麻烦，直到拿走我们老头的钱。”他让约翰签了文件，马格纳斯，每次都找最漂亮的护士当证人。你父亲总是对约翰那么有耐心，总是对他不能了解的问题加以解释，一而再，如果必要的话，但约翰不听，这个被骗的人太轻易相信，也太不用心。

她突然怒火中烧：“我早上四点起床挤牛奶，晚上记账到半夜才上床睡觉！”她的吼叫惹得邻桌困倦的人纷纷转头。“我这个白痴丈夫却躺在特鲁洛温暖的被窝里，背着我偷偷签下文件，只因为你父亲坐在他床边扮演大圣人，马格纳斯。我的阿拉斯泰需要一双鞋穿去上学，你却靠这个自私的猪猡上好学校，穿好衣服，马格纳斯。上帝拯救你！”结果，理所当然，约翰死后，信托基金因为某些无法掌控的原因遭遇纯粹暂时性的资金流动问题，根本无法支付百分之十二点五的附加利润。本金也无法退还。为了让所有人渡过难关，约翰·文沃斯采取了明智的防范措施，就在他去世之前，抵押了农场、土地、牲口，差点连妻子和儿子都一起抵押掉，好让每个人从此一无所缺。而且他把拿到的钱交给他亲爱的老伙伴瑞克。瑞克带了一位杰出的律师，名叫洛夫特，从伦敦来，在约翰临终的病榻旁向他解释这个明智之举的意义。约翰像往常一样想取悦所有的人，亲笔写下一封特别长的信，向有关人士保证他作此决定时心智健全、意识清醒，而且在他躺在病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此时，绝对没有受到大圣人和他律师的不当影响。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佩姬或阿拉斯泰告上法庭质疑文件，或试图把约翰的九千镑拿回来，就是对瑞克无私管理约翰破产之事缺乏信心。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皮姆说。

她告诉他日期，她告诉他星期几和几点钟。她从手提袋里抽出一叠信，伯斯署名，致歉说“我们的主席，R.T.皮姆先生，基于国家任务之需要无法出面，”并向她保证“关于塔玛玫瑰不动产所有权的文件目前正在进行处理，以便为您争取更大的利润”。他们挤在一张破旧的长椅上，皮姆就着街灯读信，佩姬疯狂冷峻的目光盯着他。她拿回信，充满怜爱地收进信封里，小心不弄坏信纸边缘与折痕。她继续讲，皮姆想关紧耳朵，或打她一个耳光。他想站起来，跑到海堤，跳下海去。但他却只是问她，我求你，你可不可以行行好，别再说你的故事了。

“为什么不说，请问？”

“我不想听了。这不关我的事，这个部分。他抢了你的钱。其余的事都不相干。”皮姆说。

佩姬不同意。她的爱尔兰罪恶感敲打着她的爱尔兰背脊，她利用皮姆在场作为这样做的借口。她滔滔不绝地说。这是她等待已久的最好时机。

“为什么不说——眼睁睁看着这个该死的人拿走你的一切？如果他已经用那双脏手围着你，好像他已经在那张满是皱边和镜子的床上拥有你——”她描述的是瑞克在切斯特街的卧室——“眼睁睁看着他掌握你的生杀大权，而你只是一个孤单的笨女人，有儿子要照顾，有破产的农场要担心，一整个礼拜除了白痴的财产执行官之外没有人向你道声好？”“知道他对你做了不好的事就够了。”皮姆坚持说，“拜托，佩姬。其他的都是私人恩怨。”

“眼睁睁看着他服完兵役之后，轻轻松松地寄来车票，招待你坐头等车厢到伦敦，只因为他以为你要找律师对付他？你会去，对不对？如果你两年多没碰过男人，每天在镜子里看着自己的身体枯萎，你会去！”

“我确信你会去。我确信你有各种理由。”皮姆说，“请拜托别再告诉我了。”

她再次用瑞克的声音说：“‘让我们一次把这个事情搞定，我亲爱的佩姬。我最想做的是把你照顾得妥妥当当的，所以我不要我们之间有任何的不愉快。’你会去，对不对？”她的声音回荡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飘向大海。“上帝啊，你会去。你收拾行李，带着你的儿子，锁上门，因为你要拿回你的钱和一点点公道。你匆匆忙忙赶到那里去，为了跟他打一场生死战。你扔下没洗的衣服、碗，抛开挤奶和他造成的拮据生活。你告诉那个白痴执行官替你留意铺子，因为你——我和阿拉斯泰——我们要上伦敦去。等你抵达之后，不是和伯斯·洛夫特先生、该死的马斯波先生那帮人开会，而是让那个人带着你到庞德街[163]买上好的衣服，把你捧得像个王妃，加长礼车、餐厅、珍奇的衬裙和丝绸——你一定得稍候再和他吵，不是吗？”

“不。”皮姆说，“你不能那样。要么就立刻和他吵，否则就永远闭嘴。”

“如果他让你陷进泥淖这么些年，你至少该向他讨回一点吧，弥补你所受的痛苦，拿回他从你身上抢走的每一分钱。”她又用瑞克的声音说，“‘我一直很爱慕你，佩姬，你是知道的。你是个好女人，最好的。我的眼睛一直无法离开你美丽的爱尔兰微笑，甚至不只是微笑。’所以没关系，他也准备好好款待孩子。带他到‘兵工厂’队球场，我们像神一样坐在上面的包厢，旁边都是王公贵族，然后在奎格里诺餐厅吃晚餐，他这个平民之子，准备了两英尺高的蛋糕，上面写着孩子的名字，你应该看看阿拉斯泰当时的表情。第二天，哈雷街的一个专家来听他的咳嗽声，之后又给了孩子一个金表，奖励他的勇敢，上面有他的缩写：‘给优秀的年轻人，RTP赠’，想想看，和你现在戴的那个很像——是金的，对不对？如果有个混蛋这样对你，经过几天之后，你难道不会对自己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他更糟的混蛋？他们可不会掰面包请你，更别提在奎格里诺餐厅的两英尺高蛋糕，之后有人送孩子回去睡觉，好让大人到夜总会找点乐子——如果他一直很爱慕你，有何不可呢？我想，面对这些攻势还不放弃对抗的女人大概不多吧——所以，有何不可呢？”

她滔滔不绝地说着，好像皮姆已不在场似的。她是对的。她让他成了个聋子，只听得到她的声音。就如同此刻我仍然听得见她的声音，永不停歇、如针芒刺痛的摧毁力量。她对着围栏破败、时钟停摆的废弃牲口市场说话，但皮姆已麻木，已死去，已不在那里。他在他预备学校的“分馆”里，瑞克拉高的嗓门和莉普西的啜泣让他从睡梦中惊醒。他在“林园”躺在朵莉丝的床上，无聊得要死，把头靠在她肩膀上，整天望着窗外苍白的天空。他在瑞士某处的阁楼里，问上帝，他为何杀了自己的朋友去取悦敌人。

她描述瑞克对她的痴狂。她的声音是唠叨喧闹的狂奔急流，他厌恶至极。那个人的自吹自擂。他一开始说谎就漫无边际。他如何成为蒙巴顿夫人的爱人，她赞许他比诺耶·考沃德强得多。他们如何希望他到巴黎担任大使，但他拒绝，因为他不耐烦和那些不切实际的滑头周旋。至于装着他陈年秘密的那个愚蠢的绿色档案柜，想想看一个人花了许多时间编好一条绳索来让别人吊死他，岂不疯狂！他如何带着穿睡衣打光脚的她去看那个档案柜，看看这个，我的孩子。记录，他这样说。他所做过的一切是非对错。可以证明他无辜的所有证据——他该死的公义。等他被审判时，他必然不可免的最后审判，这个愚蠢的柜子里的所有东西都会放在天平上，对错是非全部一起，我们就能清楚看见他的真貌，看见他与天使一同升天，而我们这些罪人只能匍匐淌血，渴求他的荣宠。那里面放的就是他用来欺骗全能上帝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如此——想想看这有多么无礼，亏他还是个浸信徒呢！

皮姆问她怎么会知道档案柜在哪里。“我看见那个蠢东西被送来。”她说，“我从竞选活动的第一天就开始监视西尔旅馆。那个同志古德劳夫特地用他的礼车运来，不计成本。那个混蛋洛夫特帮他把柜子抬进地窖，这是他第一次弄脏他的手。他们全都到这里来的时候，瑞克不敢把它留在伦敦。我必须找到指控他的证据，马格纳斯。”他领着她走过微曦黎明到她寒碜的旅店，她还是反复不停地说，她的声音在他耳边萦回不去，像是无人能停止的机器。“如果真像他所说的，所有的证据都在里面，我一定要拿到手，然后狠狠报复他，我发誓我一定会。没错，我是从他身上拿到一些钱了，这是事实。但他欺骗我的感情，又该算多少钱？他大摇大摆像个王公贵族走上街，而我的约翰却在坟墓里腐朽，这又该算多少钱呢？街上所有的人都为他鼓掌，为瑞克小子？他欺骗上帝来谈讨价还价？像我这样受他控制、必定会下炼狱的受骗可怜虫，如果不能善尽对世人的责任，揭发他的邪恶面目，那我又有什么用呢？证据在哪里？我在问。”

“请别再说了。”皮姆说，“我知道你要什么。”

“正义在哪里？如果他把证据带到这里来，我一定要拿到手。我只有几封伯斯·洛夫特推托的信，而他们说什么？就像想把雨滴钉到墙上，我告诉你。”

“请别激动。”皮姆说，“求你了。”

“我去找那个白痴的拉金，保守党。等了大半天，我还是见到了他。‘瑞克是个骗子。’我告诉他。这样说又有什么用，因为保守党反正也全是骗子？我告诉工党，但他们只会说：‘他做了什么？’他们说他们会调查，谢谢你。但他们找到什么啦，无罪的证据？”

马堤·西尔在打扫中庭。皮姆不理会他的注意。皮姆端起权威感，迈起他当年走向莉普西的自行车、经过警察身边回到分馆时一样的步伐。我就是权威。我是英国人。你可否让开别挡我的路。

“我把东西忘在地窖里了。”他随意地说。

“喔，是啊。”马堤说。

佩姬·文沃斯锯子似的声音深深割进他的灵魂里。他体内回响起多么可怕的声音啊？在他童年的哪一间空虚房子里不停地唠叨泣诉？在它的深挖强索下他为何如此卑微？她是复活的莉普西，从坟墓里对外发声。她是我脑袋里的世界，一直吱吱叫。她是我永远无法补偿的罪。把你的头放进水槽，皮姆。抓着水龙头，听我解释为什么再多的惩罚对你都不够。让他牺牲吧，他父亲的孩子。你为什么尿床，老小子？难道你不知道只要你不尿床就有千镑现金等着你吗？他打开会议室的灯，推开通往地窖阶梯的门，跺着重步往下走。硬纸板箱。货物。充裕得足以弥补物资短缺。迈克的圆规依旧在手边，比瑞士小刀更好用。他松开绿色档案柜的锁，拉开第一个抽屉，浑身炽热。

莉普西，名叫安娜，只有两卷。为什么，莉普西，终究是你，他很平静。嗯，真是短暂的一生，不是吗？现在没有时间，但你就在这里安息吧，我稍候再回来找你。沃德马斯特，朵莉丝，婚姻，只有一卷。嗯，也真是短暂的婚姻，但等等我，朵儿，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幽魂要先照料。他关上第一个抽屉，拉开第二个。瑞克，你这个混蛋，你在哪儿？破产，塞满了整个抽屉。他打开第三个抽屉。即将揭晓的探索令他如火烧身：眼睑、背与腰的表皮。但他的手指轻盈、敏捷、灵巧。我天生就是做这档事的料，如果我真的有何天分可言的话。我是神赐的侦探，把每个人都照顾妥当。文沃斯，十几份，瑞克手写的标签。皮姆心中最先出现的是马斯波先生写信为瑞克尽国民义务不克出面致歉的日期。他记得那年秋天，瑞克因健康问题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留他和朵莉丝在林园的牢狱里度日如年。瑞克你这个混蛋，你在哪儿？来吧，老小子，我们是好伙伴，对不对？再有一分钟，我就会听见巴斯托先生的吠叫声。

他打开最后一个抽屉，看见1938年国王控告瑞克案[164]，三叠厚厚的档案，1944年国王控告瑞克案，只有一卷。他抽出1938年档案的第一份，又放回去，重新选了最后一卷。他先翻开最后一页，读法官的陈述要点，陪审团的裁决，判刑，立即遣送监狱服刑。他欣喜若狂却镇定自若，翻回第一页，从头看起。那个时代没有照相机，没有复印机，没有录音机。只有你能看见、听见、记得与偷走的东西。他读了一个小时。时钟敲响八点，但对他毫无意义。我正遵循我的圣召。为神服务的工作正在进行。你们这些女人什么都不要，只想把我们拖下水。

马堤还在打扫中庭，但动作变粗鲁了。

“找到了吗？”马堤说。

“再也不会丢了，谢谢你。”

“是哦。”马堤说。

他回到卧室，用钥匙打开锁，拉一张椅子到盥洗台，开始写——从记忆里直接写到纸上，完全没考虑形式的问题。他听见一声敲门，先是很谨慎，接着变大声。然后是一声温柔悲观的“马格纳斯？”脚步声缓缓走下楼梯。但皮姆心中诸事杂陈，女人对他而言情不投意不合，就算是茱蒂也与他的命运无关。他听见她的脚步声穿过前院，以及她的厢型车开走的声音，起初很慢，然后突然加速。走得好。

亲爱的佩姬——他写道——我希望附上的东西对你有用。

亲爱的贝琳达——他写道——我真的对民主政治运作的过程很着迷。乍看之下似乎是很粗糙的运作机制，结果却是具备各种精良的查核与平衡的系统。等我回伦敦之后，尽快见面吧。

亲爱的父亲——他写道——今天是星期天，再有四天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命运，还有你的。但我一定要让你知道，从你打的这场艰苦选战中，我学会了去欣赏勇气与信心。

在讲台上，瑞克一动也不动。他如刀一般锐利的目光仍然凝聚在皮姆身上。但他显得很平静。在他背后的大厅里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不能处理的，很显然。他的心思全在儿子身上，审视的目光强烈得有些危险。他今晚打了政治家的银色领带，手工缝制的双褶袖口牛奶丝衬衫，和艾斯普瑞订制的RTP大袖扣。他这天稍早才修剪过头发，父亲与儿子继续面对面的同时，皮姆嗅到了理发店的乳液味。一度，瑞克的目光转向马斯波，皮姆后来一直有个印象，马斯波对他点点头做记号。大厅里阒然无声，一片寂静。皮姆听不见任何咳嗽声或唧唧喳喳声，前排那些瑞克指定坐到这些座位、说是会让他想起他英勇死去的父母的老乡们，也没发出任何声音。

最后，瑞克终于转身，用恪尽本分的好人皮姆在采取特别伪善的行为前所常用的步伐走向观众。他走近桌子，但没停下脚步。他走近麦克风，关掉：让此刻没有机器横亘在我们之间。他继续向前走，直到接近讲台的边缘，就在连接雕刻精美的楼梯的地方。他缩起下巴，环顾台下的一张张面孔，让自己在准备好开口之前先流露出片刻的深思反省。从皮姆走向观众的途中，他已解开外套的扣子。打这里吧，他说。我的心脏在这里。终于，他开口了。他的声音比平常高亢。听听声音里洋溢的情感。

“你可以再说一遍吗，拜托，佩姬？很大声的，亲爱的，让每一个人都能听见？”

佩姬·文沃斯听命。只是她听从的不仅是瑞克的命令，也是她的原告的命令。

“谢谢你，佩姬。”接着他请人给她一张椅子，好让她像其他人一样坐下。布尔金索少校亲自搬了椅子来。佩姬顺服地在走道上落座，像个被谴责的孩子，等候聆听庭训。对皮姆来说也是如此，一直到此刻仍然如此，因为我长期以来都相信瑞克这天晚上所做的全都是事前准备好的。就算他们在她头上放劣等生戴的圆锥处罚帽，皮姆也不会吃惊。我相信他们已经发现佩姬跟踪他们，瑞克早就做好了防范的心理准备，如同他以往一贯的作为。马斯波的手下可以在傍晚绑架她。布尔金索少校可能会得到警告说不欢迎她到会堂来。宫廷的手册里有十几种方法，可以在这重要的一夜阻止像佩姬这样疯狂又身无分文的勒索者。瑞克一个方法都不用。他要一场审判，一如以往。他要接受审判，证明自己洁白无瑕。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这位女士是佩姬·文沃斯太太。她是一位寡妇，我已认识她很多年，也很努力提供帮助。她命运非常坎坷，而她把她的不幸归咎于我。我希望在这一场集会之后，无论你们听见佩姬告诉你们什么，都请尽量包容她，尽量耐心对待她。用你们的智慧来判断，事实到底是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对佩姬、对我慈悲为怀，而且记住，无论噩运如何难以接受，我们都不应该伸出谴责的手指。”

他把双手放在背后，两腿并拢。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的老朋友佩姬·文沃斯说得没错。”除了自认对瑞克的伎俩无所不知的皮姆之外，其他人也都听见他如此坦率简单的表白，没有浮夸的修辞。“很多年以前，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还很年轻时，努力力争上游，我们都曾经如此，太过急切，准备抄点捷径——我发现自己陷入困境，因为我这个办公室小弟从收款机里借了几张邮票，还来不及归还就被逮住了。我是初犯，这是事实。我的母亲，就像在这里的佩姬·文沃斯，是位寡妇。我有一位伟大的父亲作为典范，家里只有姐妹没有兄弟。我身上的重担，我承认，让我跨越了司法女神蒙眼智慧[165]认可的界线。司法坚持她的惩罚。我付出了代价。我这一生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他抬起下巴，粗大的两手交叉，然后一臂前伸指向前排的老乡们，而目光与声音则远扬到后排的漆黑里。

“我的朋友——佩姬，亲爱的，我仍然把你也算在内——我戈尔沃斯北区的忠实朋友们，我看到今晚在座有年轻容易受情感驱动的朋友。我也看到其他人生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他们的儿女或孙子怀抱满腔冲动闯荡人世，不断努力、犯错，然后克服冲动。我想问在座的老人家。如果一位这样的年轻人——儿女、孙子女，或坐在我后面的我这个儿子，曾经获得我们国家法学最高荣誉的他——如果他们其中一个犯错，付出了社会施加于他的惩罚代价，然后回家说：‘妈，我回来了，爸，是我。’——今晚在座的你们，有哪一个人会当他的面摔上门？”

他们站起来。他们呼喊他的名字。“瑞克——老好人瑞克——你有我们的票，瑞克小子。”讲台上，在他背后的我们也站起来，皮姆泪眼迷蒙地看见希德与莫瑞相互拥抱。一刹那间，瑞克没意识到欢呼声。他很戏剧化地四下搜寻皮姆，叫道：“马格纳斯，你在哪儿，儿子？”尽管他分明确知皮姆在哪里。假装找到他后，瑞克紧抓住他的手臂，高高举起，拖着他向前，几乎把他举起来，当成赐给欢呼群众的冠军，嘶喊：“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我猜他指的是付出代价回家忏悔的人，尽管吼叫声让我无法确定，他说的也许是：“这就是我儿子。”对皮姆来说，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他从未像此刻这般爱瑞克。他哽咽，他鼓掌。他用双手紧握瑞克的手，给他一个大熊拥抱，拍着他宽阔的肩膀，告诉他说他是个优秀人物。

在他这样做的同时，他觉得自己看见茱蒂苍白的脸和躲在严肃眼镜后面的淡色大眼睛，从群众中央望着他。我父亲需要我，他想对她解释。我忘记巴士站在哪里。我弄丢了你的电话号码。我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宾利等在门阶下，古德劳夫站在车门边。坐在瑞克身边驰车远离，皮姆想像自己听见茱蒂呼喊他的名字：“皮姆，你这个混蛋。你在哪儿？”

黎明。没刮胡子，皮姆坐在书桌前，不缺天光。他下巴抵在手上，瞪着自己刚写下的最后一页。什么都没改。别回头看，别往前看。你做过一次，然后死去。痛苦幻影挥之不去，在他混沌路途中的每一个巴士站，他生命中的女人徒然等候。他猛然起身，给自己泡了一杯雀巢咖啡，一口灌下，虽然对他来说还太烫。然后他拿起订书机和迈克笔，埋头工作——我是个文职人员，我一直都是——钉起他的剪报，标明有用参考数据的索引。

摘自《戈尔沃斯水星报》与《晚星报》的剪报，报道自由党候选人选前之夜在市政厅的奋战。为了怕惹上诽谤罪名，记者没直接引用佩姬·文沃斯的指控，而只报道了候选人对人身攻击的奋力自卫。编码22a。该死的订书机不管用。这里的海风腐蚀了所有东西。

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戈尔沃斯北区补选结果的剪报：

麦克凯奇尼（工党）17，970

拉金（保守党）15，711

皮姆（自由党）6，404

粗略识字的领袖把胜利归因于自由党“估算错误的参选”。编码22a。

摘自牛津大学《公报》，公告周知马格纳斯·理查德·皮姆以特优成绩取得现代语言学第一级学士学位。没提到他耗费多少个夜晚研读考前猜题，也没提到他借迈克那把随时可以派上用场的钢制圆规之助，在导师抽屉里翻寻资料。编码23a。

但他并没有真的将这些数据放进索引里，因为他把这些剪报标上号，就摊在面前，头抵在手上瞪着，脸上尽是厌恶的表情。

瑞克知道。那个混蛋知道。他的头仍然夹在双手之间，皮姆回到戈尔沃斯，同一个晚上，稍晚些时候。父亲和儿子坐在宾利上，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市政厅被抛在他们背后，西尔太太的禁酒休息所已近了。群众的激昂噪动仍在他们耳中回荡。还有二十四个小时，世人就会知道获胜的候选人名字，但瑞克已经知道了。他已为他的人生接受审判与喝彩。

“让我告诉你一些事吧，老小子。”他以最醇厚、最亲切的声音说。飞掠而过的街灯让他睿智的面容忽明忽暗，使他的胜利显得断断续续。“别说谎，儿子。我告诉他们实话。上帝聆听我。他一直都在听。”

“很奇妙。”皮姆说，“你能放开我的胳膊吗，拜托？”

“皮姆家的人不说谎，儿子。”

“我知道。”皮姆说，抽回他的胳膊。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儿子？‘父亲，’你可以说——‘瑞克，’如果你喜欢这么叫的话，你已经够大了——‘我不再读法律了。我打算强化我的语文，因为我想要发挥口才。我想像我最好的伙伴一样闯荡世界，不分肤色、种族、信仰，所有的人都会群集在一起听我开讲。’因为如果你来找我，告诉你老爸这些话，你知道我会怎么回答？”

皮姆快疯了，又如死灰一般，无法理会。

“你是最棒的。”他说。

“我会说：‘儿子，你长大了。你自己作决定。你老爸惟一能做的就是在马格纳斯打击、上帝投球的时候守球门。’”他抓住皮姆的手，几乎要捏断他的手指。“别再像这样在我面前退缩，老小子。我不生你的气。我们是伙伴，记得吗？我们不必蹑手蹑脚查看彼此的口袋，撬开抽屉，和误入歧途的女人在旅馆地窖里谈话。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所有的事都开诚布公。现在擦干你那双东张西望的眼睛，给你的伙伴一个拥抱。”

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用独家花色的丝质手帕，宽宏大量地擦去皮姆愤怒与不耐烦交织的泪水。

“今天晚上想来份上好的英国牛排吗，儿子？”

“不太想。”

“老马堤帮我们配洋葱煎了一块。你可以邀茱蒂来，如果你想的话。饭后我们可以玩牌。她喜欢的。”

皮姆抬起头，重新拿起迈克笔，回到工作上。

摘自牛津大学共产党支部会议记录，对皮姆同志的离去感到惋惜，他是个永远为目标奋战不懈的斗士。同志感念他的卓越贡献。编码24a。

皮姆学院会计写的一封苦恼的信，附上他上学期膳宿杂费的支票，标明退还开票人。梅斯尔寄来相同的信和支票。还有布雷克威尔，帕克（书店），和霍尔兄弟（裁缝）。编码24c。

皮姆的银行经理写来的一封苦恼的信，对马格纳斯动力与星辰有限公司（巴哈马）开付给皮姆的总数两百五十镑的支票遭退回感到遗憾，他别无选择，只能将支票退回给开票人，如24c。

摘自1951年3月29日伦敦《公报》，任命官方财产清算员处理RTP与83家相关公司破产请愿案。

检察长来信，约请皮姆于某个指定日期晤谈，以说明他与上述公司的关系。编码36a。

军队召集令，提供皮姆避难所。用双手抓紧。

“我可以在你身旁小坐一会儿吧，杜柏小姐。”皮姆轻轻推开她的厨房门说。

但她的椅子空着，炉火已熄。此刻不是他以为的傍晚，而是黎明。

12

相同的黎明。约莫十分钟之前。这本该是布拉德福独自清醒地躺在床上的时刻，就在那间逐渐变成他遗世独居的腐朽公寓里，眼看着陈年往事一幕幕出现在永不疲倦的伦敦天空。这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已清醒的室内人所玩的户外游戏。有多少次他像这样坐着，在橡皮艇上，在北极的丘陵上，用戴着木棉手套的手把耳机压近耳朵，捕捉低声轻语，证明还有生命存在？在总部顶楼的通讯室里，没有耳机，没有零度以下的寒风穿透潮湿的衣服，冻掉接线员手指，没有脚踏发电机让某个可怜的混蛋踩到脚断。没有天线会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崩塌。没有两吨重的手提箱必须藏到硬得像铁板的土壤里，而匈牙利人就近在咫尺伺机而动。在这里我们有刚沾上灰尘的灰绿色波纹箱盒，附有美丽的小灯和闪闪发亮的开关。还有调整器与扩大器。还有截断空中电波的调波标度盘。还有替男爵们准备的舒适椅子，好让他们尊贵的屁股有可栖之处。眼看着绿色的数字溜出牢笼窗户飞掠而去，就像你晚年生活般快速，空气突然一阵神秘压缩，让你的头皮发紧：我现在四十岁，我现在四十五岁，我现在七十岁，我还有十分钟就要死了。

在升起的舞台上，两个头戴耳机的年轻小伙子正巡查标度盘。他们永远不会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布拉德福想。他们一直到踏进坟墓都还会以为生活是从薪水袋里来的。波·卜拉梅尔和奈吉尔坐在他们下面，活像试映会上的制片人。在他们背后还有十来个人影，布拉德福懒得费心搭理。他注意到罗瑞莫，执行处长。他看见凯特，心想，感谢上帝，她还活着。在舞台的边缘，法兰克一脸哀怨地报告一连串失误。他的中欧口音更显得浓厚了。

“当地时间昨天上午9点20分，布拉格情报站主任用公用电话打到‘守夜人’家里，波。”他说，“电话占线。两个小时之内他在城里各处打了五次电话，仍然忙线。他试‘海鳗’的电话。电话坏了。每个人都消失了，每个人都失去联系。中午，情报站派自己的一个小女生去‘海鳗’女儿吃午饭的福利餐厅。‘海鳗’的女儿知情，所以她或许知道父亲的下落。我们的小女生才十六岁，非常娇小，非常勇敢。她晃荡了两个小时，找过座位，找过排队的队伍。没有女儿的踪影。她查过工厂大门的出席表，她告诉守卫说她是那个女儿的室友。她看起来天真无邪，所以他们就让她查了。‘海鳗’的女儿没有上班，也没请病假。消失了。”

紧张的气氛中，没有人交头接耳。每个人都只对自己说话。房间里仍塞得满满的。要给情报网办一场合宜的葬礼需要多少人呢？布拉德福想。过了八分钟。

法兰克继续唱挽歌：“当地时间昨天上午7点钟，格但斯克情报站派两个他们的当地男孩去修理‘侍从’住的那条街街底的电报杆。他家在一条死巷里。他没有别的路可以出去。每天他都开车上班，7点20分出门。但昨天他的车不在房子外面。每天他都把车停在门外。但昨天没有。那两个小伙子从工作的地方可以看见他家的大门。大门一直关着。没有‘侍从’的人影，没有人从那扇门出来或进去。楼下拉上窗帘，没有灯光，车道上没有新的轮胎轨迹。‘侍从’的好朋友是个建筑师。‘侍从’喜欢在上班途中去找他喝杯咖啡。那个建筑师不是线人，他不在安全名单上。”

“温泽尔。”布拉德福说。

“温泽尔是那个建筑师的名字，杰克。一个男孩去找温泽尔先生，告诉他说‘侍从’的母亲病了。‘我到哪里可以找到他，告诉他这个坏消息？’他说。温泽尔先生说试试看实验室吧，病得多重呢？那个男孩说她或许快死了。‘侍从’应该尽快赶去看她。‘带个口信给他，’男孩说，‘告诉他，麦西米兰说他应该尽快赶到母亲床边。’麦西米兰是结束的暗号。麦西米兰的意思是放弃，是快逃，用尽所有手段，别管什么正常程序，逃就是了。那个孩子很机智。他和温泽尔谈完之后，就打电话到‘侍从’工作的实验室。‘我是麦西米兰先生。侍从呢？是急事。告诉他麦西米兰要找他谈他母亲的事。’‘侍从今天没来，’他们告诉他，‘他到华沙去参加会议了。’”

布拉德福提出异议：“他们不会这样说，”他咆哮道，“实验室不会透露工作人员的行踪。他们是极机密的机构，拜托。有人在耍我们。”

“当然，杰克。我自己的反应和你完全一样。要我继续吗？”

房间后面的几个人转头看布拉德福。

“‘侍从’的线断了之后，我们命令华沙直接联系‘伏尔泰’。”法兰克继续说。他略停顿。“伏尔泰病了。”

布拉德福发出愤怒的冷笑：“伏尔泰？他这辈子连一天病都没生过！”

“他部里说他病了，杰克，他太太说他病了，他的情妇说他病了。他吃了一些有毒的菇，住进医院啦。他病了。官方说法。他们说法一致。”

“我会说这是官方说法。”

“你要我怎么做，杰克？告诉我有什么事是你会做而我没做到的。好吗？消息封锁了，杰克。到处都死气沉沉。像炸弹落下一样。”

“你说你会继续塞满信箱。”布拉德福说。

“我们昨天塞进‘侍从’的信箱。钱和指令。我们塞了。”

“结果呢？”

“东西还在。他需要的钱和指令。新证件、地图，你指示的。给‘海鳗’的我们多加了两个暗号，一个是呼叫我们，一个是撤离。一个是二楼拉上一片窗帘，另一个是地下室的窗户点一盏灯。正确吗，杰克？符合原本约定的程序吗？”

“符合。”

“好吧。他没回答，他没打电话，他没写信，他也没逃。”

整整五分钟，寂然无声，只有等待的声音：舒服椅子的叹息声，打火机和火柴的点火声，小伙子们鞋底吱吱嘎嘎声。凯特瞥了布拉德福一眼，他回报信赖的微笑。波说：“我们正想到你，杰克。”但布拉德福没回答，他肯定不想波。铃声响起。一个小伙子在舞台上说：“海鳗，长官，按预定时间。”一边调整标度盘。一盏白色的小灯在他头顶上闪烁。第二个小伙子拉下一个开关。没人鼓掌，没人站起来或大叫：“他们还活着！”

“海鳗的接线员进来了，说他已经准备好传送了，波。”法兰克画蛇添足地说。在他背后，小伙子们自动自发地动起来，除了耳机之外，对所有的声音都充耳不闻。“现在我们第一次传送。我们全用录音，不用手写，海鳗也一样。加速的摩斯电码，我们从两端展开。传送可能需要一分半钟，或两分钟。展开和解码可能需要五……看见没？‘我们准备好要接收。讲吧。’——我们就这样和他通话。现在海鳗又开始讲了。请看左边的红灯。灯亮着，他还在讲——他讲完了。”

“不太长，不是吗？”罗瑞莫拉长语调说，但没特别对着某个人讲。罗瑞莫以前失去过情报员。

“现在我们等解码。”法兰克对他的观众说，声调稍微有些太过愉快。“三分钟，也许五分钟。抽根烟吧，好吗？每个人放轻松。海鳗还活着，活得好好的。”

男孩们调整线轴，重新设定仪器。

“我们应该觉得高兴，他还活着。”凯特说，好几个人猛地转头看她，意会到这句真情流露的话出自五楼的女士口中颇不寻常。

灰色的线轴一个接着一个卷在一起。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听见摩斯电码节奏不规则的轻敲声。停了。

“哎。”罗瑞莫轻声说。

“再放一遍。”布拉德福说。

“怎么回事？”凯特说。

小伙子们重新卷起轴线，打开开关倒转。摩斯电码再次出现，然后又像之前一样停止。

“可不可能是另一端出了差错？”罗瑞莫问。

“当然。”法兰克说，“可能是他的卷线器坏了，或许是他碰到不理想的电离层。一分钟之内，他会再传来。没问题。”

两个小伙中较高的那个取下耳机。“我们可以解码吗，法兰克先生？”他说，“他们碰上障碍的时候，有时也会在信息里告诉我们。”

法兰克点头之后，他把轴线移到另一头的机器上。列表机马上开始叽嘎作响。奈吉尔和罗瑞莫迅速走近舞台。列表机停了。奈吉尔蛮横地扯下打印出来的纸，和罗瑞莫一起读。布拉德福已经走过通道，登上舞台，从他们未加反抗的手中抢过抄本。

“杰克，别这样。”凯特低声说。

“别怎样？”布拉德福说，突然对她失去耐心。“别管我自己情报员的死活？什么都别做？”

“叫他们再印一份，好不好，法兰克？”奈吉尔温文有礼地说，“我们大家就不必挤在一起看。”

布拉德福把那份抄本拿在他自己面前。奈吉尔和罗瑞莫温驯，挨在他两边，越过他的肩膀看。

“例行的情报报告，波。”奈吉尔宣布，大声念，“事先允诺的长度，307组。目前的长度是41组。主题，苏联飞弹基地在皮尔森北部山区重新部署。情报下线米拉波十天前提报。米拉波依次向她的苏联陆军男友化名雷奥的报告——雷奥过去帮我们做得不错，我好像记得。信息如下：情报下线托雷让证实空的拖板车离开地区——信息在句子中结束。显然是卷线器的问题。除非，就像你说的，他的信号碰到不良的状况。”

法兰克已经下达命令给较高的那个小伙。“回复他：‘你的信号不清楚。’马上动手。告诉他们我们要再传一次。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现在办不到，我们会一直等到他们可以为止。告诉他们，我们要对情报网里的成员进行点名。你记下了吧，还是要我写个草稿？”

“叫他们去死吧。”布拉德福非常大声地下令，“还有，别再对每个人鬼吼鬼叫。没人受伤。”

他把手插进风衣口袋，走回通道。奈吉尔和罗瑞莫仍然在舞台上，两个唱诗班男生一起抓着赞美诗乐谱。卜拉梅尔无欲无求地端坐在观众席。凯特注视着他，完全不是无欲无求的样子。

“你可以告诉他们你要点名或再传一次，你可以告诉他们撤退，你可以告诉他们去跳维斯杜拉河[166]。什么差别都没有。”布拉德福说。

“可怜的家伙。”奈吉尔对罗瑞莫说，“他们是他的人，你知道。压力很大。”

“他们不是我的人，永远都不会是。你可以要我祝福他们。”他环顾四周寻找有判断力的人，“法兰克。看在老天分上。罗瑞莫。情报组织逮到某人的情报员，如果真的发生了，他们会怎么做？如果他想耍我们，我们就耍回去。如果他不想玩，我们就把他送到塔楼上。有差别吗？我不知道。”

“所以呢？”奈吉尔迁就他说。

“如果我们决定耍回去，我们必须做得很自然，而且尽快。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让对方觉得，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要做得天衣无缝。我们不会藏他的车，不会关他的房子。我们不会让他或他女儿或任何人消失在空气中。我们不会忽视无用的信箱，也不会编一个某人吃到毒蕈的蹩脚故事。我们不会在他们的高速电波传送中击倒无线电接线员。这是我们最最最不可能做的事。除非……”

“我不懂你的意思，杰克，老兄。”奈吉尔说，但布拉德福根本无视他的存在。“我想没有人懂，说真的。我觉得你是太沮丧了，所以有点高谈阔论，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

“除非什么，杰克？”法兰克说。

“除非我们想要对方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他们的情报网了。”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做呢，杰克？”法兰克热切地问，“解释给我们听，拜托。”

“何不另外找时间解释呢？”奈吉尔说。

“从来就没有什么该死的情报网存在。他们从第一天开始就拥有整个情报网。他们付钱给演员，写脚本。他们拥有皮姆，也几乎拥有我。他们也拥有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只是还没觉醒而已。”

“那他们干吗费事告诉我们这些？”法兰克反驳说，“干吗传给我们中断的假信号？干吗安排这些情报员失踪？”

布拉德福露出微笑。不亲切，也不幽默。但他的确转头看着法兰克微笑。“因为，老小子，他们要我们以为他们得到了皮姆，而其实他们并没有。”他说，“这是他们惟一要推销给我们的谎言。他们要我们放弃追捕，回家喝下午茶。他们想自己找到他。这是今天的好消息。皮姆还在逃，他们和我们一样想找到他。”

他们看着他转身走过通道，推开隔音垫门的锁。可怜的老杰克，他们彼此交换眼神说，灰飞烟灭：他一生的志业。失去所有的情报员，无法面对事实。看他这么尖酸刻薄，真是讨厌。只有法兰克似乎希望他别离开。

“你下令再传一次了吗？”奈吉尔说，“我说，你下令再传一次了吗？”

“我现在就做。”法兰克说。

“好样的。”坐在特别席上的波赞赏地说。

在回廊上，布拉德福停下脚步，给自己点一根烟。门打开又关上。是凯特。

“我撑不下去了，”她说，“太疯狂了。”

“嗯，他妈的还会更疯狂哩。”布拉德福冲口而出，仍然满怀怒气。“这只是预告片。”

又是晚上，玛丽又撑过了一天，没从顶楼窗户优雅地跃下，也没在餐厅墙壁上涂鸦肮脏的字眼。她依然沉稳地坐在床边，瞪着书，然后瞪着电话。电话连着第二条线。线路连着一个灰色的小盒子，似乎就到此为止。从我那个时代，她想。就没法忍受这些时髦的玩意。她又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威士忌，把杯子放在旁边的桌上，准备终结过去十分钟以来一直和自己争论不休的问题。给你，该死。如果你想来一杯，就拿吧。如果你不想，就把那该死的东西留在原地。她穿戴整齐。她应该犯头疼的，但头疼只是用来逃脱傅格斯和乔琪拷问二人组的谎言，他们对她越来越像是狱卒对行将绞死的犯人那种顺从的态度。“来玩个涂鸦游戏吧，玛丽？没心情啊？别放在心上。我说，这碎肉馅饼可真丰盛啊，对不对，乔琪？从奶妈离开之后，我就没吃过碎肉馅饼了。你觉得这是冷冻的吗？做好的，冷冻起来，对不对？”11点，内心不住尖叫的她把收拾的工作留给他们，自己上楼来面对这本书，和随书一起送来的短笺。一张手工纸的卡片。银色镶边，我的结婚纪念日。放在手工纸的信封里。左上角讨人厌的小天使吹着喇叭。

亲爱的玛丽：

很遗憾得悉M之灾厄。今晨以极低价买到这本书，不知你是否愿意替我裱褙，和其他书一样，全皮面，硬麻布，标题用金色大写字体，在书背的第一与第二条装钉线之间。底页看起来太新，或许可以撕掉？格兰特也不在家，所以我想我可以体会你的心情。你能快点做吗，这是给他的惊喜？当然，费用照旧。

我的爱，亲爱的碧伊

手没碰威士忌，心里清楚浮现那个小胡子幽灵的身影，玛丽在那张短笺上发挥她的训练素养。不是碧伊·雷德勒的笔迹。这是伪造的，写给任何了解阴沉游戏的人。写的人借用了碧伊纯美式的铜版镌刻字体，但德文的影响仍处处可见，因为u's、n's、t's的那一撇都没有垂尾。用“是否”取代“是不是”，她想：美国人什么时候会写是否来着？拼词也不像出自碧伊的手笔：像“灾厄”这样的字。碧伊根本连“太妃糖”这个词都拼不出来。因为她一看见子音就会重复拼出。她用类似的信纸写到希腊给玛丽的信，就满是这种家族遗传所造成的错字。至于“全皮面”，玛丽只帮碧伊装裱过三本书，碧伊对该怎么裱褙完全没概念，只知道放在格兰特的书架上会很好看，就像在英格兰会有的那种古色古香的书房。全皮面，硬麻布，字体的位置：这是写信人的口吻，不是碧伊。而倘若说碧伊怀疑底页的纸不是原物——那也太看得起碧伊了，因为一个月前她才问过玛丽，黏在封面里的可爱壁纸是在哪里买的？

这张便笺真是拙劣，玛丽的结论是——这么不像碧伊的作风——这是刻意的：好得足以在今天下午送达门口时骗过傅格斯，而却又拙劣得让玛丽警觉到不对劲。

某些她曾被警告过的事，例如：

从她替司机开门的那一刻起，她就嗅出了蛛丝马迹。那个白痴傅格斯还从外套柜里拿出一把霍维兹枪，以防万一那个司机是俄国人伪装的——或许正是他自己的写照。因为碧伊这辈子从来就不用这种私人送递服务。碧伊会从贝吉学校回来的途中亲自送来一本书，透过信箱喊叫一声。碧伊会在星期四的国际妇女会中拉住玛丽，给她一堆该死的东西，害她必须辛辛苦苦扛回家。

“我可以看一下卡片吗，玛丽？”傅格斯说，“只是例行程序，你知道伦敦那些人就喜欢搞这一套。碧伊。是那个美国绅士的太太，格兰特夫人？”

“就是她。”玛丽证实。

“嗯，很棒的一本书，我得说。英文本也是。看起来很旧，是吧。”他老练的手指翻着，停在铅笔记号上，偶尔把几页拿到灯光下看。

“1698年版。”玛丽指着罗马数字说。

“老天爷，你看得懂啊。”

“可以还给我吗，拜托？”

玄关的老爷钟敲了十二下。傅格斯和乔琪此时一定已经甜滋滋地躺在彼此臂弯里。在永无止尽的秘密监禁岁月里，玛丽看着他俩的恋情成熟。今晚玛丽下楼吃晚饭时，乔琪焕发出掩藏不住的光彩，是几分钟前才刚办完事的那种神态。未来的一年，他们会是某个资源部门的另一对工作情侣，听候其他级别差遣：装麦克风，大扫除，检查邮件。一年之后，等他们攒下浮夸的加班费，虚报的里程和灌水的出差食宿费之后，他们就会付首付款在东昕买房子，养两个孩子，有资格领取公司的教育补助。我是个妒火中烧的婊子，玛丽想，无一丝悔意。现在，我不会在意自己和傅格斯共度一小时。她拿起听筒，等待着。

“你打给谁，玛丽？”傅格斯的声音瞬即出现。

无论傅格斯此时在何处享受他的爱情生活，他打断玛丽即将要打的电话时都非常清醒。

“我很寂寞。”玛丽回答说，“我想找碧伊·雷德勒聊天。有什么不对吗？”

“马格纳斯还在伦敦，玛丽。他耽搁了。”

“我知道他在哪儿。我知道内情。我也是大人了。”

“他会如常打电话和你联络，你可以好好和他聊聊，他一两天内就会回来。总部趁他在那里的时候抓他去做简报。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我没问题，傅格斯。我口才好得很。”

“你常这么晚打电话给她吗？”

“如果马格纳斯和格兰特都不在的话，是的，我常打。”

玛丽听见咔啦一声，接着是拨号的声音。她拨了号码，立时传来碧伊的呻吟。她这会儿真是糟透了，她说，真是混账，痉挛，抽筋，随你怎么称呼。她冬天老是逃不过折磨，特别是格兰特没在身边伺候她的时候。咯咯笑。“见鬼喽，玛丽，我还真怀念呢。这是不是让我变成个荡妇啦？”

“我收到汤姆写来的一封贴心的信。”玛丽说。谎言。是有封信，很长，但一点都不贴心。信里说的是上个星期六和杰克伯伯共度的美好时光，让玛丽毛骨悚然。

碧伊说贝吉这么爱慕汤姆，真是太不成体统了。“你能想像有一天那两个孩子醒来，发现彼此的差异，会是什么情况吗？”

是的，我可以，玛丽想。他们将会痛恨彼此的勇气。她问碧伊这一天都做了什么。哎，还不就是打发时间嘛，碧伊说。她原本和加拿大大使馆的卡西·克兰约好了打回力球，但因为碧伊的情况，所以两人决定改成喝咖啡。在俱乐部吃沙拉，老天哪，一定得有人告诉该死的奥地利人该怎么做货真价实的沙拉。下午大使馆办了一场义卖，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谁能帮上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什么忙啊？

“你应该出去给自己买些东西的，”玛丽建议说，“一套衣服或一件古董什么的。”

“听着，我根本动弹不得。你知道他做了什么，那个家伙？他去机场的途中把奥迪开回厂去维修。我没车，就没脚。”

“我最好挂电话了。”玛丽说，“我有预感，马格纳斯就要打他的深夜电话回来了，如果电话占线他会气疯了。”

“没错，他还好吧？”碧伊暧昧地说，“他依然伤心呢，还是已经接受事实了？有些男人，我觉得他们一辈子都想干掉父亲。你应该偶尔听听格兰特怎么说的。”

“等他回来我就会知道。”玛丽说，“他走之前几乎一句话都没说。”

“太伤心了，呃？格兰特从来没为任何事伤心过，那个小人。”

“一开始对他的打击很大，”玛丽坦承，“现在似乎好多了。”她没放下听筒，等待分机的嗡嗡声响起。

“你为什么没提她送还给你的那本漂亮的书，玛丽？”傅格斯抱怨道，“我以为你打电话给她是为了那本书。”

“我说过我为什么要打电话。我打电话是因为我寂寞。碧伊·雷德勒一个礼拜送十五本书来给我。我干吗和她谈那本书哄你开心？”

“我没有冒犯的意思，玛丽。”

“她没提到书，我干吗提？她在那张该死的便笺里已经给我所有必要的指示了。”我抗议得太过火了，她想，不禁咒骂自己。我在他心里挑起疑问了。“听着，傅格斯，我很累，很火大，好吗？别管我，回去做你们两个拿手的事吧。”

她拿起书。绝无仅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像这本一样完完全全证明寄件人的身份。De Arte Graphic。《绘画艺术》，福雷斯诺[167]著，附有评论。英译本，但收录一篇原文序言《探讨绘画与诗的比较》，德莱登博士[168]所撰。她喝光杯里的威士忌。这是同一本书。她深信不疑。就是马格纳斯带到柏林来给我的那一本书，在我还属于杰克时。“嗨，玛丽，打开！”那是我们成为爱人之前的事。在他开始叫我玛儿之前。“听着，我要你帮我做件事。你能在这本书里弄一个CD吗？只要能放进一张标准的密码布就可以了。你今天晚上能做完吗？”我故意会错意，因为我们那时已经眉来眼去了。我假装不知道CD是什么东西，不是外交车牌吗？马格纳斯热心解释，CD指的是隐秘的藏匿处，杰克·布拉德福告诉他，玛丽是最能胜任的个中好手。“我们利用一家书店当信箱。”马格纳斯解释说，“我有个线人是古书迷。”项目官员很少对他们的行动这么坦诚相告。

我撕下封底，开始轻轻刺穿封面时她还记得一清二楚。我刮下一小片封面的硬纸板，几乎碰到皮里。其他人可能会撕掉皮里，直接从正面动手。但我们的玛丽不会。为了马格纳斯，一切都要十全十美。第二天晚上，他请我吃晚饭。之后，我们一起上床。隔天早上，我把事情经过告诉杰克，他很有风度也很贴心，说我们俩很幸运，他退出战场，让我们好好发展，如果我这么希望的话。我说我是这么希望。而且我乐昏头地告诉杰克，把我和马格纳斯拉在一起的就是那本《绘画艺术》，特别是你记得，我爱画成痴，而马格纳斯醉心写他自己生平的伟大小说。

“你上哪儿，玛丽？”傅格斯从玛丽前方的走廊现身问。她手里拿着书。她把书向他示意了一下。“我睡不着。我想到地下室去弄这个。回到你那位可人儿身边去，别管我。”

关上地下室的门，她迅速走到工作台。几分钟之内，乔琪就会故作悠闲地端杯好茶来给我，好确定我没变节或割腕自杀。玛丽装一碗温水，沾湿抹布，开始让底页吸水。写那张短笺的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种年代的书籍原本用的是动物胶，会结晶化。玛丽替马格纳斯动手脚时用的也是动物胶。但新的纸却是用浆糊黏上去的，所以对水立即有反应。她用一块布去擦。通常她会用吸墨纸和镇纸。底页掉下来了。硬纸板仍黏着。她拿来一把小刀，用刀刃刮磨。如果他们用的是绳板，我也磨得穿。绳板是真的用战时的旧绳索做成的，浸泡焦油，缠紧，再捆扎。要刮穿可能得耗好几个小时。她不必担心。这是现代的书面厚纸，像干泥土一样崩开来。她继续刮，密码布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平铺在皮里下面，与她交给马格纳斯时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这张上面不是一组数字，而是大写字母。这一张的开头是“亲爱的玛丽”。她急忙把那张纸塞到下面，重新拿起小刀，拆下封底的其余部分，仿佛准备重新装订，全皮面，照碧伊的要求。

“我只是想，我一定得过来看看你怎么做。”乔琪在她旁边坐下，解释说，“我真的需要培养像这样的嗜好，玛丽。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放松。”

“可怜的孩子。”玛丽说。

夜深了，布拉德福很生气。尽管他已走到街上，离开“公司”和“公司”的视线，尽管他有工作要做，有行动可以寻求解脱，但他还是很生气。他的怒气已经累积两天了。今天早上为了情报员的事发火，并不是开端。怒火从昨天就开始燃烧，像缓缓燃烧的保险丝，从他昨天为了保住卜拉梅尔小命而做伪证，离开圣若望森林的会议室时就开始了。无论是与汤姆见面，或到瑞丁车站游览，蓄积的怒火都像忠实的朋友挥之不去：“皮姆违反道德律。他选择让自己放逐于法律之外。”今天早上在讯号室终于爆出火光，而之后每一场毫无重点的会议和无谓浪费的时间都让怒火的热度上升。布拉德福这个半受怜悯、但被责备得体无完肤的过气人物，听到自己的论点被引用来反驳他自己，眼看着他以往对皮姆的辩护被接纳更新为制度化的惰性政策。

“但是，杰克，这一切都没有直接证据，你自己说的。”卜拉梅尔尖声说，语气之强烈如同声明正负得负一般。“‘如果你通过计算机得出一连串巧合，你就会发现每一件事看起来都有可能，而且大部分的事都可能性极高。’——这是谁说的，呃？我引用的是你的话，杰克。我们都甘拜下风，记得吗？老天爷啊，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替皮姆辩护，和你抬杠。”

“我错了。”布拉德福说。

“但谁说你错了？只有你，我想。皮姆的壁炉里有一张捷克密码板。”卜拉梅尔勉强承认，“有一架我们不知道的照相机，附有文件复制设备什么的。天老爷啊，杰克，想想你当年的那些装备，来回运用情报员的方式！金属条，照相机，微缩镜头，藏匿装置，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这些东西够你开当铺的。好吧，我姑且认为你已经归还了。我宁可认为他是从线人手上拿走赃物的警探。他把东西藏在抽屉——或是壁炉——不让家人发现，然后有一天东西曝光了。但这并不会让他变成小偷。只会让他这个能干的警察显得不拘小节，最糟也不过就是粗心大意而已。”

“他并不粗心大意。”布拉德福说，“他不是个会冒风险的人。”

“好吧，现在他是啦。这个家伙神经崩溃，行为异常。他跑去躲起来，去求救。”卜拉梅尔推测道，语调之宽容犹如圣人。“或许是个女朋友，你了解他的。我们应该尽快找出来。但看看剧情，杰克。他父亲死了。他是个艺术家型的官员，总是想写伟大的小说、画画、雕刻、休年假，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他已经到了更年期。他已经在疑神疑鬼的乌云底下生活太久了。他如果崩溃，你会觉得奇怪吗？如果你问我的话，他没崩溃才应该奇怪呢。好了，我不是来恕罪的。我想知道的是他干吗带走烧盒，你告诉我说他根本对盒子里的东西一清二楚，甚至大部分还是他自己写的，那带不带走有什么差别？等我们找到他，我可能要把他调离外勤一阵子。我还是觉得没有必要大张旗鼓的声讨。去找我的部长说：‘我们找到另一个了。’尤其不该去找美国人。砰，找出交换条约。砰，去搞情报合作，去找兰利的私人关系，这通常意味着超过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根本什么都还不知道，你就要我冒这一切风险吗？”

“波觉得你不该再单飞。”回到卜拉梅尔门外的仆役区时奈吉尔说，“恐怕我也同意。从现在开始，除非经过我本人授权，否则你不能进行任何侦讯行动。你仍然待命，不准动手做任何事。清楚吗？”

很清楚，布拉德福想，一面观察对街的房子。我很清楚，我的养老金受到严重威胁。他很努力回想，在神话里是哪个人受到诅咒，要活着目睹自己坏心眼所造成的恶果。雀尔西有许多美丽僻静之处，这幢房子就位于其中最好的地段，坐落于深长的花园尽头，透过大门，只能半隐半现。褪落的高贵风华弥漫着一股衰敝的气息，斑驳的灰泥留住与世无争的倦怠。布拉德福在门前徘徊数次，观察楼上的窗户，端详可以望见教堂的天际线，因为皮姆的移情心理已深植他心中，宛如间谍私语。五楼有扇屋顶斜窗，亮着灯，拉上窗帘。他凝望时看见一个身影走过，但速度太快，距离太远，所以分辨不出是男是女。

他最后一次查看马路左右。大门柱上有个黄铜门铃。他按铃，没等太久。他一推，门咿咿呀呀地开了。他走进去，随手关上。花园是英格兰乡村的隐秘风格，三面环墙。无物俯瞰。交通的杂音神奇地消失了。石板小径落叶未扫，显得湿滑。家，他心中再次复习。苏格兰的家，威尔士的家。海边的家。有扇楼顶窗户与教堂的家。有位名媛母亲带他拜访大宅第的家。他经过一个宽衣的仕女雕像，在秋夜里袒露石雕的胸脯。家是一连串同心圆的幻想，全以相同的事实为核心。是谁说的——皮姆或他自己？家是对他所不爱的女人的承诺。他走到前门时，门已打开。一个年轻的仆人看着他走近。他身上的紧身外套有军团图案。在他背后，几面未修复的镶金镜子和枝型吊灯映在晦暗的壁纸上熠熠生辉。“他有个叫史戴格沃德的男孩住在那里。”警方联络人贝罗斯督察报告说，“如果你年龄够大，我就可以念他的定罪记录给你听。”

“肯尼爵士在吗，孩子？”布拉德福在鞋垫上擦擦鞋，脱下风衣，愉快地说。

“我不知道，不是吗？我该怎么称呼？”

“马洛先生，孩子，有些私人的事，我要和他单独谈十分钟。”

“打哪儿来？”男孩说。

“他的选区，孩子。”布拉德福还是愉快地说。

男孩轻快跑上楼梯。布拉德福的目光掠过玄关。帽子，风格独特。运动大衣，绿色的，颇有岁月。一顶禁卫军的圆顶高帽，复制品。有禁卫军徽章的陆军帽。蓝色的瓷瓮塞满古老的高尔夫球杆、手杖与弯曲的网球拍。男孩踩着碎步再次下楼，一手扶在栏杆上，难掩欣喜。

“他现在可以见你，马洛先生。”他说。

楼梯旁挂着成排的肖像，个个看似无礼。餐厅里，有两个摆放银器的地方，数量足够宴会之用。餐具架上有倒酒器、冷肉和奶酪。布拉德福看见几个脏盘子之后，才知道用餐已经结束。书房闻起来有霉味，还有火炉的石蜡烟味。三个墙面环有走廊，但一半的栏杆都不见了。火炉放进壁炉里，壁炉前有一个晾着袜子和内裤的衣架。衣架前站着的是肯尼·赛芬顿·鲍伊爵士。他穿着天鹅绒烟装外套，敞领衬衫，脚上的旧缎面拖鞋，金线缝绣的字母已磨损不清。他身材魁梧，肩颈粗大，下巴和眼睛四周有不均匀的肿块。嘴歪向一边，仿佛刚挨了一拳。讲话时只有歪斜的那边有动作，另一边仍静止不动。

“马洛？”

“您好吗，阁下？”布拉德福说。

“你要干吗？”

“我想和您单独谈一下，如果可以的话，阁下。”

“警察？”

“不算是，阁下。很类似。”

他递给肯尼爵士一张名片。名片证明持有者负责调查涉及国家安全之事件。如欲确认，请电洽苏格兰场某某分机云云。那一线分机是贝罗斯督察的部门，他们知道布拉德福所有的化名。肯尼爵士不为所动地递还名片。

“所以你是间谍？”

“差不多，我想。是的。”

“喝点东西吗？啤酒？威士忌？你想喝什么？”

“能来杯威士忌就太好了，阁下，既然您提起。”

“威士忌，史戴基。”肯尼爵士说，“给他来杯威士忌，好吗？加冰？苏打？你的威士忌要加什么？”

“加点水就好了。”

“好吧。给他水。给他一个斟酒瓶。放在桌上。用托盘放在那里。让他可以自己倒，你也可以走开。顺便把我的酒也斟满。要坐下吗，马洛？坐那边吧？”

“我想我们该去阿尔皮恩了。”史戴基站在门边说。

“现在不行。我要和这个家伙谈谈。”

布拉德福坐下。肯尼爵士坐在对面。他的目光黄浊，没有反应。布拉德福曾经见过眼睛比他更有生气的死人。他双手摆在膝上，一手不停抖动，活像沙滩上的鱼。在他们中间的桌上，放着玩了一半的双陆棋盘。他和谁下棋？布拉德福想。谁和他一起用餐？谁和他一起听音乐？谁在我坐下之前坐暖了这张椅子？

“您看到我很意外吧，阁下？”布拉德福说。

“比意外还要更强烈一点，老小子。”

“最近有其他人来问东问西吗？——外国绅士？——美国人？”

“就我所知没有。干吗有人要来？”

“我们自己的调查部门有些家伙到处打探，我听说。我想他们是不是也来过这里。我离开办公室之前本来想查清楚的，但缺乏协调，所有的事都变动太大啦。”

“什么事？”

“嗯，阁下，是您学生时代的朋友马格纳斯·皮姆先生失踪了。他们找每一个可能知道他下落的人。当然也包括您啦。”

肯尼爵士的眼睛抬起，望向门边。

“那边有什么东西困扰您吗，阁下？”布拉德福说。

肯尼爵士站起来，走到门边，推开来。布拉德福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跑上楼梯，但他慢了一步，没能看清楚是什么人，尽管他已经急忙挨在肯尼爵士身边查看。

“史戴基，我要你先去阿尔皮恩。”肯尼爵士对着楼梯井叫道，“现在就去。我等会儿就去。我不想让他听见这些事。”他一面关上门，一面对布拉德福说，“他不知情，就不受伤害。”

“以他的记录来看，我不怪您。”布拉德福说，“既然我们站起来了，您介意我上楼看看吗？”

“我他妈的当然介意。别再把手放在我身上。我可不喜欢你。有搜查令吗？”

“没有。”

肯尼爵士重新落座，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根用过的火柴棒，拿烧过的那头清指甲。“拿搜查令来吧。”他建议道，“拿搜查令来，我可能就让你看。换句话说，我也可能不让你看。”

“他在这里吗？”布拉德福说。

“谁？”

“皮姆。”

“不知道。没听说。谁是皮姆？”

布拉德福仍然站着。他脸色不寻常地泛白，花了好一会儿才稳下声音，继续开口。

“我和您谈个条件吧。”他说。

肯尼爵士仍然充耳不闻。

“把他交给我。您上楼去。或者打电话给他。不管你们是怎么约定的，去做就是了。您把他交给我。为了回报，我会让您的名字不牵扯进来，让史戴基的名字不牵扯进来。否则就是：‘MP爵士隐匿在逃老友’。您也非常有可能被以从犯的罪名起诉。史戴基多大？”

“够大了。”

“他到这里来的时候多大？”

“查查看。不知道。”

“我也是皮姆的朋友。会有比我更恶劣的人来这里找他，问他。如果他同意，我就同意。我不会把您的名字牵扯进来。只要把他交给我，您和史戴基就永远不必再有他或者是我的消息。”

“听起来你的损失好像比我们更大。”肯尼爵士说，一边检视修整指甲的成果。

“我怀疑。”

“问题是我们到底有什么，我想。没得到手的东西就不会失去。不在乎的东西就不会想念。不属于你的东西就无法出卖。”

“皮姆可以，很显然的。”布拉德福说，“他出卖国家机密。”

肯尼爵士继续欣赏他的指甲。“为了钱？”

“很可能。”

肯尼爵士摇摇头。“他不在乎钱。他在乎的是爱。可是不知道上哪儿去找。真是个蠢人。卖力卖过了头。”

“他现在正带着不属于他的文件在英格兰到处逛，你和我应该都是爱国的英国人。”

“很多家伙做他们不该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好朋友的原因。”

“他写给儿子的信里提到您。您知道吗？关于一把小刀什么的。您有什么印象吗？”

“事实上是有。”

“谁是波比？”

“没听过这个女人。”

“或者是男人？”

“说得好，但没听过。”

“文沃斯？”

“没去过。讨厌那个地方。那里怎么了？”

“有个叫萨宾娜的女孩，他在奥地利追上的。他提到过她吗？”

“就我记得的，没有。皮姆追过一大把女孩。对他不太好。”

“他打过电话给你，对不对？星期一晚上，用公共电话打的。”

肯尼爵士突然吓人一跳地挥起手臂，乐不可支地长啸一声。“醉得脑袋滴水啰。”他大声说，“神志不清。从上次我们六个人在牛津干掉他老爸的那箱波特酒之后，就没见过他醉得那么厉害了。他假装那箱酒是莫顿的某个同志给他的，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年头，莫顿没有同志。没有有钱的同志。那是我们在三一学院的事。”

午夜过后。回到牧人市场那间鸽子栖息在栏杆上的牢房里，布拉德福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伏特加，从纸盒里倒了些柳橙汁加到杯里。他把外套丢到床上，口袋型录音机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他一面听一面记。

“……国会开会期间，不能太经常到威尔特郡去，这是规定。但是星期天是我第二任老婆的生日，我儿子会从学校回来，所以我去啦，做我份内的事。然后我想，我可以待个一两天，看看能帮选区做什么事……”

再次倒转……“通常在威尔特郡是不接电话的，但星期一是她的桥牌之夜，我在书房玩双陆棋，所以电话响的时候，我想我最好接电话，免得坏了她们四个人的玩兴。应该已经十一点半了，但琴恩的桥牌之夜永远结束不了。男人的声音。一定是她的男朋友，我想。不要脸到家了，真是，都晚上几点了。‘哈啰？赛？赛芬？’‘到底是谁啊？’我说，‘是我，马格纳斯。我父亲死了。我来安葬他。’我心想，可怜的老家伙。没人喜欢自己的老头在身边死掉——你说对不对？——再来些水吗？请自便。”

布拉德福听见自己倾身拿斟酒瓶时咕哝道声谢。倒酒的水流声。

“‘洁好吗？’他说。洁米娜是我姐姐。他们有一阵子很来劲，但没撑太久。她嫁了个开花店的。很怪吧。那个家伙在往巴辛史托克的路边种花，名字挂在招牌上。她好像无所谓。她反正不常见到他。航向的问题，我们的洁。和我一样。”

继续前转。

“……烂醉，分不清他是哭还是笑。可怜的家伙，我心想。发泄他的哀伤。我也一样。接着，就我记得的，他开始谈起我们的私立学校。我的意思是，天哪，我们一起上过两三个学校，牛津，更别提那些假期，而四十年后，三更半夜在电话里，派对还没结束，他想谈的竟然是在私立学校的时候，他把我名字的缩写刻在教职员厕所里，害我挨打。‘对不起，我刻了你的名字，赛。’没错，是他。他刻了我的名字。我从来没怀疑过不是他刻的。他露出马脚了，真的。知道他做了什么吗？这该死的笨蛋在S和B之间加上了一横连接线，我们从来不这样写的。我告诉老格林勃，那个校长。‘我干吗加上连接线？去查学校名册。’一点用都没有，照样鞭了我一顿。就是这样，你知道的。没有正义。我不知道我有多在意。在那个年头，每个人都揍其他人。何况，我自己对他也很不好。常用他家里的人来气他。他老爸是个骗子，你知道的。差点毁了我姑姑。还去钓我妈。想拐她上床，但她溜掉了。什么在苏格兰哪里盖个新机场的计划。他已经摆平了当地人，剩下的就是买地、得到正式许可，然后等着赚大钱。我有个表哥拥有大半个阿吉尔。我问过他这件事。噱头，这整件事。怪吧。我有一次和他们在一起。阿斯科特的塔特斯招待所。所有的骗子都在那里出没，马格纳斯还叫他们‘阁下’。他老爸有一回想进军国会。可惜没成功。他是个很好相处的人……”

再次前转：“……投钱的声音。我问他在哪里，他说在伦敦，但他被跟踪，必须打公用电话。我说：‘你这回刻了谁的名字啦？’纯属笑话，但他没听懂。我对他老爸的事觉得很遗憾，你知道的。不想让他这么消沉。戏剧化的家伙，一直都是。他手里总要握着一些恐怖的问题才有活着的感觉。只要你告诉他说埃及的金字塔快塌了，他就会买下来。我说，给我你的电话号码，我会打给你。他说一定是有人要我这么问他的。我说：‘胡说八道。你到底在说什么啊？我有一半的朋友都在逃命。’他说他父亲死了，他第一次仔细回顾他的一生。追根究底。一直都是。然后他又回头说他刻的那个缩写。‘我真的很抱歉，赛。’我说：‘听着，老小子，我一直都知道是你，可是我想我们不必一辈子都在为私校做的事背着包袱吧。你需要现金吗？需要床？在我的宅院里找间小屋吧。’‘我真的很抱歉，赛，真的很抱歉。’我说：‘你告诉我该做什么，我就照做。我在伦敦还算有头有脸，需要什么帮忙就说一声。’唉，我的意思是真该死，他打了二十分钟的电话。我放下电话，半个小时之后他又打来。‘哈啰，赛，又是我。’这次琴恩真的很火大。以为是史戴基在耍脾气。‘我一定要和你谈谈，赛，听我说。’嗯，这个老家伙情绪低落，你总不能挂他电话吧，对不对？”

布拉德福听到肯尼爵士的钟敲响十二下。他匆匆记下。同心圆幻想，他再次对自己说，以事实为中心。他已听到他正等待的那一段。

“……说他在做情报工作。我可不意外，这年头谁不是呢？……说他替一个英国人工作，叫布拉德福的。我觉得我并没全听进去，老实说。有个叫布拉德福的人，还有另一个家伙。说他同时替他们两个人工作。他们就像他的双亲。让他不断前进。我说你这个笨蛋，他们催你不断前进，你就会离不开他们。说他一定要写一本有关他们的书，留下正确的记录。什么记录？天知道。他写给布拉德福，写给另一个家伙，然后他自己就要躲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去等死。”布拉德福听到背景里有自己耐心的低语。“……嗯，我或许听错了也说不定。也许他想先躲到那个秘密的地方，才写信给他们。我没全听进去。我讨厌喝醉酒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

布拉德福鼓励他。

一段漫长的沉默。

布拉德福再次鼓励。

肯尼爵士含糊地说：“说他是操控他的人。”

“谁操控谁？”

“皮姆被另一个家伙操控。不是布拉德福。是另一个家伙。说他伤害过他，不知怎么的。烂醉，我跟你说过的。”

布拉德福再次催促他，多使劲一些。

“……那人的名字？”

“不知道。我不记得他有说。对不起，不，他没说。”

“那个秘密的地方？在哪里？”

“没说。他的事。”

布拉德福让录音带继续播放。赛芬顿·鲍伊给自己点一根烟，风暴骤至。前门像卡农炮发射，轰一下打开，又摔上，昭告史戴基急如星火地回来了。

布拉德福和肯尼爵士站在楼梯平台。

“干什么，老小子？”——肯尼爵士大声问。

“我说，您觉得他可能在哪里？”布拉德福说。

“楼上，老小子。你自己说的。”在记忆之眼里，布拉德福看见肯尼爵士的脸凑近他，露出扭曲的衰弱微笑。“拿搜查令来，你或许就可以看一下。也或许不行。不知道。看着办吧。”

布拉德福听到自己的脚步一顿一顿地走下肯尼爵士的楼梯。他听见自己走到玄关，史戴基轻盈的脚步声与他的脚步声重叠。他听见史戴基道晚安，咔啦一声替他打开门锁。史戴基来不及叫出声来，因为布拉德福把他拖出房子，一手掩住他的嘴，另一手拽住他的后脑勺。砰一声，他用力把史戴基的脑袋抵在肯尼爵士豪华门廊的灰泥柱上，他的声音，贴在史戴基耳边响起。

“他们以前这样对付过你吗——把你压在墙上？”

低声啜泣回答。

“还有谁住在房子里，孩子？”

“没有。”

“今天晚上是谁在顶楼，在窗户前走来走去？”

“是我。”

“为什么？”

“那是我的房间。”

“我以为你们两个一起住新房呢。”

“我还是有自己的房间，不是吗？我有自己的隐私，他也一样。”

“屋里完全没有其他人？”

“没有。”

“整个礼拜都没有？”

“没有，我告诉你了。哎，别走！”

“怎么了？”布拉德福已朝外走。

“我没带钥匙。我怎么进去？”

布拉德福摔上大门，哐啷一声。

他打电话给凯特。没人接。

他打电话给他老婆。没人接。

他打电话到派丁顿，记下从派丁顿经瑞丁到彭占斯的卧铺火车的时间与路线。

他努力想入睡，但挣扎了一个小时，还是回到书桌前，拿出兰利的档案夹，再看一次声名狼藉的佩特兹—汉普尔—扎沃斯基，可能是操控皮姆的人，最近在科孚现身。“……本名不详……1961年访问埃及之捷克考古队可疑成员（佩特兹）……1966年捷克驻东德军事代表团可疑成员（汉普尔）……高六英尺，佝偻，左腿稍跛……”

“有个叫布拉德福的人，还有另一个家伙。”赛芬顿·鲍伊说，“他们就像他的双亲。说他是操控他的人。”

“你自己带他入门。”他听见贝琳达说，“你创造了他。”

他继续凝视照片。向下垂的眼睑。向下垂的小胡子。闪烁的眼神。似有若无的斯拉夫微笑。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我从来没看过你却能认出你来？

格兰特·雷德勒从来没站在这么崇高的地位上，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么优秀过。正义长存！他平心静气面对自己的胜利说。我的主人们不负他们拥有的权威。高尚的任务让我发挥到极致，发现我没辜负我所领用的薪资。在葛罗斯凡纳广场美国大使馆六楼，封得滴水不漏的行动室里，他四周满是他从来不知道他们存在的人。他们来自伦敦驻处的偏远角落，但他一踏进房里，他们都对他投以相似的亲近目光。一群你会希望自己碰到的好美国人，他想。局里真的知道如何挑选我们。他们在华斯勒开始讲话时才纷纷就座。

“该把这件事做个了结。”门一锁上，华斯勒就严厉地说，“见过盖瑞，各位。盖瑞是SISURP的负责人。他来报告皮姆案的重要突破，然后讨论行动。”

SISURP，格兰特·雷德勒最近才知道，就是“南欧情报监控”的缩写。盖瑞是你们典型的肯塔基人——高，瘦，风趣。雷德勒已经对他大加赞赏。盖瑞腋下夹了一大叠纸，但并没有交给他们。我们的调查对象，他直截了当地说，是佩特兹—普瑞尔—扎沃斯基，现在被简称为PHZ。SISURP的一个小组在星期二早上10点到12点之间，发现他出现在维也纳的捷克大使馆。雷德勒入神地聆听盖瑞报告PHZ当日行踪的每一个细节。PHZ在哪里喝咖啡。PHZ和谁一起吃饭。在哪里。PHZ的跛脚。他随时可以亮出的微笑。他的魅力，特别是对女人。他的雪茄，在哪里点烟，在哪里买烟。PHZ的随和易相处，他显然没察觉自己已经被十八壮汉的野战部队盯上了。有两次，“不知是有意或无意”，PHZ让自己出现在玛丽·皮姆太太附近。其中一次，盖瑞说，两人确定有眼神接触。另一次，监视行动被一对英国人阻挠，那两个人应该是皮姆太太的保镖。终于，行动的加冕时刻到了，格兰特·雷德勒辉煌灿烂的婚姻与迄至此时光彩眩目的事业高潮来临了，在当地时间这天早上8点钟，盖瑞小组的三个成员混在维也纳的英国教会后排座位里，另外十二个则在教堂四周布桩——配备车辆的机动小组，非常必要，因为此处是外交领地，不容有人游荡徘徊——而PHZ和玛丽·皮姆隔着通道分坐两边。雷德勒上场的信号来了。盖瑞充满期待地望着他。

“格兰特，我想接下来应该交给你了。我们的了解有限。”他说，态度粗率却愉快。

围桌而坐的人纷纷好奇地转头，雷德勒感觉到他们对他的兴趣再次加温到新的高点。他立即开口。非常谦逊地。

“好，其实呢，我觉得这应该是碧伊的功劳，不是我的。碧伊是雷德勒太太。”他对桌子对面那位比较年长的男人解释，话一出口才意识到那是卡佛，伦敦情报站主任，从来就不是拥护雷德勒的人。“她是长老教会的教友。她的父母亲也都是长老会的。后来雷德勒太太靠着宗教组织来抚慰她的精神需求，定期上维也纳的英国国教教会，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英国教会，老实说，那真是我见过最性感的教会。对不对，盖瑞？有翅膀的小天使、仙女——与其说是一般的教会，还不如说是有宗教色彩的闺房呢。你知道的，麦克，如果有什么人的名字因为这个案子而获得兰利的表扬，那么，我想一定是碧伊的名字。”他加上一句，仍然没进入正题。

接下来的部分就进展神速。是碧伊，不是监视小组，想办法跟在PHZ之后走上通道，在排队领圣餐的队伍里站在他和玛丽后面。是碧伊隔了约莫五英尺的距离，观察到PHZ倾前在玛丽耳边说了几句话，然后又观察到玛丽的身体先是向后靠听清楚，接着又倾前回到祈祷的姿势，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所以我说呢，真的多亏我太太，在这个长期的行动中她一直是我的好帮手，她亲眼目睹他们搭上话了。”他难以置信地摇摇头。“也是碧伊在礼拜一结束之后就赶回我们的公寓，在第一时间打电话到大使馆给我，描述了整个不可思议的经过，用的是我们为像这样的紧急事故所约定的暗号。我的意思是，碧伊根本不知道中情局部署了监视小组在教会里。她是因为玛丽去才去的，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但是她一个人挖到了大情报，抵得上SISURP六个小时或更多时间的部署。”雷德勒有些喘不过气来，在结束他的陈述之前寻找华斯勒的身影。“我惟一的遗憾是，雷德勒太太没学过唇语。”

雷德勒不期待有掌声。他加入的这个团体原本就不可能有欢呼声。意义深远的静默对他而言是更合适的赞誉。

密码专家阿塔利是第一个打破沉默的人。“在大使馆这里。”他重复雷德勒的话，不算是个问题。

“对不起？”雷德勒说。

“你太太打电话到大使馆来？从维也纳？在教堂的事发生之后立刻打来？用你家里的自动电话？”

“是的，先生，我立刻把她的消息带到楼上给华斯勒先生。九点钟他在他的办公桌接获这个消息。”

“九点半。”华斯勒说。

“你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暗号，请问？”阿塔利一边写一边问。

雷德勒很乐于说明：“嗯，事实上我们是借用碧伊姑妈和叔父的名字。我们常觉得玛丽·皮姆的心理状态和碧伊的艾蒂姑妈很像。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作基础。‘你知道今天艾蒂姑妈在教会里做了什么吗？’……碧伊很有技巧。”

“谢谢。”阿塔利说。

接着是卡佛开口，他的问题不尽友善。

“你说你太太知道我们的行动，格兰特？我以为皮姆的案子是绝对不能让太太插手的。哈瑞，回头我们是不是要对这个事作些规范？”

“是绝对不能让太太插手。”雷德勒潇洒地承认，“但是因为雷德勒太太在这件事情上和我配合无间，要说她对于我们刻意与皮姆夫妇拉拢关系的用心毫不起疑，就太说不过去了。嗯，在马格纳斯这个案子是如此。而且我要特别提到，碧伊一直认为，如果我们深入去挖掘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定会发现玛丽扮演非常深沉的幕后角色。玛丽是在演戏。”

卡佛又开口。“雷德勒太太也知道PHZ的事？他是这个案子刚出现的重要人物，格兰特。他可能是条大鱼。但她也知情，嗯？”

雷德勒无法遏止红晕染上他脸颊，也无法遏止声音变调刺耳。“雷德勒太太直觉认为那次会面有问题，所以立刻采取行动。你想谴责她，卡佛，就先谴责我好了，可以吗？”

阿塔利再次开口，用的还是他那该死的慢条斯理法国腔。“PHZ在你们家里的暗号是什么？”

“巴比叔叔。”雷德勒高声说。

“但是，巴比叔叔可不是直觉啰，格兰特。”卡佛反驳说，“巴比是你们两个约定好的暗号。如果你没告诉她佩特兹—汉普尔—扎沃斯基的故事，又怎么能编出巴比叔叔的暗号呢？”

华斯勒重掌会议。

“好了啦，好了，好了。”他很不快地咆哮，“等一下再吵。现在我们怎么做？SISURP分别监视他们两个。PHZ和玛丽。对吧，盖瑞？不管他们到哪里去。”

“我正在征调人力。”盖瑞说，“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整整两个小组在那里。”

“下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告诉那些该死的英国佬，什么时候？说什么？”华斯勒说。

“看来我们已经告诉他们了。”阿塔利说，懒洋洋的目光瞥了雷德勒一眼。“除非这几天英国佬已经放弃窃听美国大使馆了，但我很怀疑。”

正义长存，但正义，格兰特·雷德勒在清晨来临之前发现，已死了。他的健康突然恶化，他在维也纳的工作因玩忽职守而告结束。他的妻子，不但没能得到雷德勒梦想的表扬，反而奉令随他即刻返回弗吉尼亚州的兰利。

“雷德勒太过激动，太过投入，”兰利日渐扩充的驻局心理学家团队中的一员写道，“他需要比较不歇斯底里的环境。”

医师替他开立的处方——平静的环境——终于在统计处找到了，这几乎把他给逼疯了。

13

绿色档案柜立在皮姆房间中央，像一门曾经立过战功的废弃野战炮。铬钢从把手剥落，不知是被狠踢还是重摔，缺损了一角，所以只要轻轻一碰，就颤巍巍的。裂损的地方已生锈，锈斑扩散到螺丝孔里，钻进表漆底下，让柜面很不体面地隆起一粒粒疹子。皮姆像个原始人似的，带着敬畏与嫌恶兼而有之的心情绕行环顾。这是从天堂送来的。注定要再回到此地。我应该把柜子和他一起送进火葬场，这样他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展示给他的造物主看。三个无辜的不透明抽屉，圣瑞克的福音书。你是我的。你被击败了。记录已经交到我手里。我有钥匙来打开我的锁。

他给柜子猛地一推，听见柜子里一阵崩塌声响，是档案在他的命令下应声坠落。

我应该写下来告诉你，他沿途碰到的魔法师，汤姆。满月应该正转为红色，猫头鹰也如常号叫，但在邪恶的谋杀正要发动之际，这一切显得如此不自然。不过皮姆既听不见也看不见。他是马格纳斯·皮姆少尉，搭着他的私人火车穿越被占领的奥地利，就像许久之前另一个较不成熟的皮姆等待着拉帕迪先生交来E.韦伯的黄金一样，踏进同一个边境小镇。他是罗马的征服者，正赶路前去接掌第一份派任的职务。他千锤百炼，力克人性弱点与他自己的命运，你只消看看他那双禁欲的军人眼睛，对着在阳光普照的田野里采收玉米的蛮族妇女袒露的胸膛现出不豫之色。他的万全准备让他轻松过关，像在英国的周日那般轻松自在，虽然皮姆并不企求轻易过关。英国人礼节周到、学问不佳的优点，对他来说再有利不过了。甚至连他在牛津那段阴郁的政治结社活动都成为助力。“如果彭戈斯问你说，你现在或以前是否曾经是宗族的一员，就直直盯住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说从来没有。”迈克最后告诫他说。那时他们正在兰斯唐的游泳池畔共进运动午餐，看着城郊女孩货真价实的胴体在消毒过的水里蠕动。

“彭戈斯？”皮姆迷惑地问。

“无法无天的阿兵哥，老小子。战争办公室。离这里不远的树林。‘公司’会直接办好你的手续。叫他们管好他妈的自己的事。”

“真是太感谢了。”皮姆说。

同一个晚上，玩了九场棒透了的回力球，浑身发热的皮姆被带去见一位情报组织非常资深的官员，在离瑞克最新的府邸不远处，一间简朴得令人难有印象的办公室里。这是首先找上他的那位甘特上校吗？他官阶比较高，皮姆听说。别问。

“我们想要谢谢你。”这位资深官员说。

“我很乐在其中。”皮姆说。

“这是个烂差事，和那些人搅和在一起。但总得有人做啊。”

“噢，也没那么糟啦，长官。”

“听着。我们会把你的名字留在名册上。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这几天我们会有一个遴选委员会。除此之外，你隶属公园另一头的那些家伙，按规定，我们不能在别人的渔场里钓鱼。同样的，如果你不想到国外去当玛塔·哈莉[169]，决定留在国内保卫你的国家，也让我们知道。”

“我会的，长官。谢谢您。”皮姆说。

这位非常资深的官员肤色棕黄，说话干脆，刻意不带有任何特征，就像他自己的信封一样。他有乡村律师那种暴躁的神态，那也正是他在回应“伟大召唤”前的职业。他倾身靠在书桌上，露出迷惑的微笑。“如果你不想说，就别告诉我。你当初是怎么和那群人搅和在一起的？”

“共产党？”

“不，不，不是。是我们的姐妹组织。”

“在伯尔尼，长官。我当时在那里念书。”

“在瑞士。”这个大人物说，一边参考着心理地图。

“是的，长官。”

“我太太和我有一次到伯尔尼附近滑雪。一个叫穆伦的小地方。英国人经营的，所以没有车辆。我们很喜欢。你替他们做什么？”

“和替你做的差不多，长官，真的。只是更危险一点。”

“在哪一方面？”

“在那里你会觉得没有保障。以牙还牙，我想。”

“在我看来似乎是个祥和的地方。好吧，祝你好运，皮姆。小心那些家伙。他们人不错，但太狡猾了。我们人也不错，但还有一点点荣誉心。这就是差别所在。”

“他很出色。”皮姆告诉他的向导，“他假装自己很平庸，其实他把你看得一清二楚。”

几天之后，他手提行李，站在基础训练营区的警卫室时，仍然回荡着得意兴奋之情。这两个月来，他靠自己的教养，获得丰硕的奖赏。当威尔士矿工和格拉斯哥刺客不怕丢脸地哭爹求娘，不假外出，被送到惩戒场去时，皮姆心安理得地入睡，不为任何人哭泣。早在起床号把怒气冲冲、咒骂不休的同伴从床上挖起来之前，他已经擦亮皮靴、皮带铜扣和帽徽，铺好床，整理好床头柜，仿佛有人要求他似的，准备好冲一个冷水澡，重新着装，在令人作呕的早餐之前与韦罗先生一起读第一段晨训。在校阅场与足球场上，他表现出众。他既不畏惧呵斥，也不期待权威讲道理。

“炮兵皮姆在哪里？”有一天，讲述科伦纳战场的课上到一半，上校咆哮说，好像很不高兴看到有其他人讲话似的。训练大厅里的每一个士官都高呼皮姆的名字，直到他站起来。

“你是皮姆？”

“是，长官！”

“下课后来见我。”

“是，长官！”

军团总部坐落在校阅场的另一端。皮姆行进到那里，敬礼。上校的侍从官离开房间。

“放轻松，皮姆。坐下。”

基于军人对言词的不信任，上校说话非常谨慎。他有柔软的蜜色小胡子，和愚蠢至极的人才可能有的那种清澈眼神。

“有关方面告诉我，假设你获得任命的话，将会到某个特别的机关去接受特别训练课程，皮姆。”

“是的，长官。”

“所以我必须提出你的人事报告。”

“是的，长官。”

“我该做的。会很正面，事实上。”

“谢谢，长官。”

“你很敏锐。你不愤世嫉俗。你没结婚，皮姆，享受难得的平静。你是我们国家需要的人。”

“谢谢您，长官，”

“皮姆。”

“是，长官。”

“如果你们那伙人刚好要找个有些难于捉摸[170]的退休上校，我相信你会记得我。我能说一点法文，马骑得不错，也懂酒。告诉他们。”

“我会的，长官。谢谢您，长官。”

上校记性不佳，老是因为忘记而回到相同的话题上。

“慎选时机，别冒冒失失地提出来。他们不喜欢这样。要有技巧。这是命令。”

“我会的，长官。”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知道，长官。”

“拼出来。”

皮姆照办。

“如果他们要求的话，我也可以改名字。他们只要告诉我就成了。我听说你得第一名，皮姆。”

“是的，长官。”

“保持下去。”

每到傍晚，皮姆坐在那些寂寞的人身边，来者不拒地听他们口述写下给女友的情书。他们怕写字，他就替他们代笔，在他们的抒情陈意之外又加上了他自己的甜言蜜语。有时，他满腔文采，便进而为自我抒发的歌咏，采用布兰登[171]或萨森[172]的诗歌体：

最亲爱的贝琳达：

我实在很难告诉你，和劳工阶层为伍，可以发现怎样的人性善良的乐趣与单纯。昨天——非常刺激——我们载着二十五磅重的炮到英格兰某个偏远的试射区去进行第一次射击。我们天亮之前就上了卡车，一直到11点才抵达目的地。负载甚重的板条椅是设计来让人震碎脊椎骨用的。我们没有坐垫，只带了随身口粮。但那些家伙一路精神抖擞地吹口哨唱歌，表现得可圈可点，回程时虽满口抱怨，却快活似神仙。能与他们为伍让我倍感荣幸，我甚至认真考虑回绝任命。

然而，任命来临时，皮姆并没有太多挣扎就接受了。绣在绿布上的卡其色性感山丘，在他野战服上一肩一个，每回火车开进隧道，他就忍不住要偷看一眼确认它们的存在。农村少女的赤裸胸膛是他自选举之后第一次接触到的。每经过一个山谷，他就紧张地用不以为然的眼光去搜寻更多裸裎的胸脯，也很少失望。“我们会先派你到维也纳去。”他情报部的指挥官说，“在实地执行任务之前，有先感受一下当地风土的机会。”

“听起来很理想，长官。”皮姆说。

当年的奥地利和我们此时热爱的地方是个完全不同的国度，汤姆，而维也纳是个分裂的城市，就像柏林，或你的父亲。几年之后，出乎所有人意料，外交官们同意不再为枝节琐事烦心，因为和德国人还有得吵呢，于是占领的列强签下条约，各自回家，成就了我毕生仅见的英国外交部功绩。但在皮姆的那个年代，枝节琐事还在热烈进行。美国人拥有萨尔茨堡和林茨作为他们的首都，法国人有茵斯布鲁克，英国人有格拉茨和克拉根福，而每一方都在维也纳各据地盘，内城则由四国联合控制。圣诞节时，俄国人给我们木桶装的鱼子酱，我们给俄国人梅子布丁，皮姆抵达维也纳的时候还流传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回鱼子酱端上晚餐桌当前菜，一个苏格兰下士还向值日官抱怨果酱有鱼腥味。英国在维也纳的首脑住在一片散落的别墅群里，名为狄夫·因特。那里也是皮姆少尉开始值勤的地方。他的工作包括阅读从苏联洗衣队到匈牙利骑兵队的所有动态报告，然后把不同颜色的图钉钉到地图上。他觉得最刺激的地图是苏联在奥地利的占领区，因为地界距他工作的地点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皮姆只要看着边界，就能感觉到阴谋与危险如针刺痛皮肤。其他时间，当他疲惫或遗忘时，他的目光会向上飘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望向卡洛维瓦利，也就是以前的卡斯贝德，曾让勃拉姆斯与贝多芬留恋的18世纪温泉胜地。但他知道，他与那里没有个人渊源，他的兴趣纯属历史因素。

起初的几个月，他的生活非常怪异，因为他的命运并未停驻在维也纳，但此刻，在奇想幻飞的时刻，我觉得这个首都似乎等待着将他从更严格的自然律法中解放出来。皮姆姿态太低，让他的军官同袍不把他放在眼里；又太拘泥礼仪，无法与其他阶级的人混在一起；更因为太穷，无法到浪迹天涯的旅人餐厅和夜总会厮混，只能在征用的旅馆房间和他的地图之间游移，如同他在伯尔尼打黑工的那段日子。此刻我可以坦承，但当时绝对不会，在人行道上听着维也纳人闲聊可笑的德国人，或进到在地窖与轰炸过的房舍里苟延残喘的小剧院时，他脑海中会涌起一股思念的剧痛，渴望发现有个瘸腿的好朋友在他身边。但他知道什么都没有：只是我的德国灵魂复苏了，他告诉自己；不完整的感觉是德国人的天性。其他夜晚，伟大的情报员会厌恶地戴上他特别为此而买的提洛尔帽，到苏联区外缘进行侦察行动，粗壮的俄国哨兵带着轻型机关枪在苏联总部外面每隔二十码沿街部署。如果俄国哨兵质问，皮姆只需在他们的鞑靼脸孔前亮出他的部队通行证，就能换来友善的放行，他们踏着柔软的皮靴回岗位，以戴着灰色手套的手行礼致意。

“英国人好。”

“俄国人也好。”皮姆会笑着说，“俄国人很好，很诚实。”

“朋友。[173]”

“同志。[174]”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回应说。

他会请抽香烟，自己也拿一根。他会用他那个火焰很大的美国芝宝打火机点烟，那是他从狄夫·因特内部暗中进行的买卖中买来的。他让火焰照亮哨兵和他自己的面孔。然后好心的皮姆有一股冲动，幸而未诉诸言词，想解释他虽然在牛津刺探共产党活动，又在维也纳刺探他们，但他内心深处仍然是个共产党员，他心系俄罗斯的雪地与玉米田，更甚于阿斯科特的音乐鸡尾酒会与赌场轮盘。

有时，深夜，他穿过空荡荡的广场回那间有陆军灭火器与瑞克照片，简朴如僧侣的小卧房时，会停下脚步，畅饮洁净的夜晚空气，直到喜悦涌上心头，然后低头看腾起雾气的鹅卵石街道，假装看见莉普西披着难民头巾，手提硬纸板提箱，在街灯中朝他走来。他会对她微笑，勇敢地恭喜自己，无论外在的渴望是什么，他仍活在自己脑海中的世界里。

玛莲娜向他提出保护的要求时，皮姆已在维也纳三个月了。玛莲娜是个捷克传译，也是个出了名的美女。

“你是皮姆先生？”有天晚上，皮姆跟在一群高阶军官背后走下宏伟的阶梯时，玛莲娜以平民愉悦羞涩的语气问。她穿着一件宽松的束腰防水风衣，戴一顶有小角的帽子。

皮姆承认他是。

“你要走路回威契瑟饭店？”

皮姆说他每天晚上都走路回去。

“请允许我和你一道走，行吗，一次就好？昨天有个男人想强暴我。你可以陪我到门口？会不会太麻烦你？”

不久，勇敢无畏的皮姆就每天晚上陪玛莲娜到她的门口，每天早晨接她出门。他的一天就在这两段幸福洋溢的插曲间展开。但等他在发饷日之后约她一起吃饭时，负责新到任人员的燧石枪团上尉却怒气冲冲地把他找去。

“你是个色胆包天的猪猡，听到没？”

“是，长官。”

“狄夫·因特的军官不准，再说一次，不准公开和平民雇员交往。除非她们负有比你更重大的任务。听到没？”

“是，长官。”

“你知道狗屁是什么？”

“是，长官。”

“不，你不知道。皮姆，狗屁就是军官领带的卡其色比衬衫浅。你最近看过你的领带吗？”

“是，长官。”

“你看过你的衬衫吗？”

“是，长官。”

“比比看，皮姆。问问自己，你是什么样的年轻军官。那个女人甚至不能参与最低等级的机密。”

这全是训练，皮姆想，一边换掉领带。我的磨炼是为了以后的实地作战。尽管如此，他还是为玛莲娜问过许多关于他自己的问题而担心，他希望自己没那么据实以告。

没多久之后，上级终于仁慈地认为皮姆已经抓住当地风土的感觉了。离开之前，上尉又把他找去，给他看两张照片。一张是有着柔软嘴唇的漂亮小伙子，另一张是个一脸不屑的胖醉汉。

“如果你看到任何一个，就立即向资深的军官报告，听到没？”

“他们是什么人？”

“没人教你别问问题吗？如果找不到资深军官，就自己动手逮捕他们。”

“怎么逮捕？”

“用你的权势啊。有礼，但坚定。‘你们两个被逮捕了。’然后把他们交给最近的资深军官。”

他们的名字，几天之后皮姆在《每日快报》上读到，是盖伊·布吉斯和唐纳·麦克林，英国外交部门的成员。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他努力地到处搜寻，但徒劳无功，因为他们已经投诚到莫斯科去了。

那么，我们谁该负责呢，汤姆，告诉我？是皮姆渴切的灵魂或上帝揶揄的幽默，让他每次在坠落炼狱之前先悠游天堂？我告诉过你伯尔尼的欧林格家，那是我们此生仅见的真正幸福快乐的家庭，但我忘了哈里森·曼布瑞少校，前驻内罗毕英国图书馆，一度还担任教育部队军官，顺性而为的军人逻辑让他误入歧途，委身于乌合之众，担任野战安全工作。我忘了他的太太和那许多个美丽的女儿，几乎是欧林格小姐的翻版，除了她们并不热衷演奏音乐，而是养山羊和一头喧闹的小猪，让驻地一片混乱，部队的行政官气得咬牙切齿，却又莫可奈何，因为曼布瑞是情报人员，不受管辖。我忘了格拉茨的第六号野战侦察部队，一幢粉红色的巴洛克别墅，坐落在距城市边缘一英里外的山林间。一大堆电话线接进屋里，没有电话线的屋顶搭满乱七八糟的天线。别墅外有大门和传达室，一个碧眼狂野金发蓬乱的侍应生，名叫霍夫肯的，会穿着烫得笔挺的白外套，急急冲下阶梯，扶你下吉普车。但曼布瑞最喜欢的是湖，他可以整日在这里喂鱼，因为他爱鱼成痴，还慷慨地在我们的秘密经费里拨了可观部分来养殖稀有的鳟鱼。你可以想见一个高大、温和的人，手无缚鸡之力，有着像病人似的优雅姿态。还有如梦似幻的虔诚眼睛与气质。柔软的指尖如同我所见过的文职人员，然而此刻我回想起他，依旧是身着野战服，脚踩麂皮靴，腰带围在肚子上方或掉在下方，站在他挚爱的湖边，蜻蜓扑飞，午后暑气蒸腾，如同皮姆报到那天所见的情景一样，他正把一个像捕虾网的东西插进水里，一边腼腆地咒骂掠食的梭子鱼。

“噢，我的老天哪。你是皮姆。对，没错，很高兴你来了。看看这里，我打算铲掉杂草，看看我们这一块地皮的真面目。你觉得怎么样？”

“听起来很棒，长官。”皮姆说。

“我很高兴。你结婚了吗？”

“还没，长官。”

“太好了。所以你周末就有空啦。”

不知为什么，我总认为他有个兄弟，虽然我不记得曾听他提过。留宿基地的幕僚包括一个我不太记得的中士，和一个名叫考夫曼、拥有剑桥经济学位的伦敦司机。副指挥官麦克莱德中尉是个脸颊红扑扑的银行家，每天回到城里去。在地窖里，尽忠职守的奥地利职员负责监听电话、蒸开信封，把他们没读过的成品放进成排的军队垃圾筒，格拉茨当局每周定期来清一次，那是曼布瑞的梦魇，因为总会有些不喜欢鱼的野蛮人把垃圾倒进湖里。他在一楼安置了当地征召的女传译，从已为人母到适婚年龄都有，每当他记起她们的存在时，就会好好夸赞一番。最后，曼布瑞还有位妻子汉纳，是专门画树的画家，也像其他大人物的妻子一样弱不禁风。汉纳的画很吸引我，我还记得她身穿白色的低领洋装坐在画架前，女孩们尖叫着滚下翠绿的草堤，而曼布瑞和我穿着浴衣在褐色的水中辛苦工作。即使到了今天，我还是无法想像她是那些女儿的母亲。

皮姆往后的人生罕有像此时这般称心如意的生活。在物资方面，纳飞威士忌一瓶7先令，香烟一百根12先令。他可以以物易物，或者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毫无困难地换成当地货币，但最安全的方法是利用老匈牙利骑兵中尉提供的服务。那个老中尉坐在登记处读机密档案，不时用充满爱意的眼神看着霍夫肯，就像古德劳夫先生看老欧利的眼神一样。对皮姆来说，这一切都如此熟悉，简直就是他违背传统的童年的延续。周日，他陪曼布瑞一家去做礼拜，吃午餐时偷偷窥视汉纳洋装的前襟。曼布瑞是个天才，皮姆把办公桌搬进这个伟人的接待室时欣喜若狂。曼布瑞是个学识渊博的成功间谍。几个星期之内，他就拥有自己的活动经费。又过几个星期，他多了一条杠让霍夫肯帮他缝在肩上，因为曼布瑞说只有一杠让他看起来很蠢。

而且他有了自己的下线。

“这是培比。”麦克莱德带着滑稽的微笑说，当时他们正小心翼翼地在城外用餐。“培比以前替德国打红军，现在为我们作战。你痛恨共产主义，对不对，培比？所以他把他的摩托车弄进占领区，卖色情照片给俄国大兵。一个月四百。”

“这是艾尔莎。”在“蓝玫瑰”烧烤屋，麦克莱德介绍一名带着四个小孩、矮胖的克思滕州家庭主妇。“她男朋友在圣波登经营一家咖啡馆。他会通知她经过他窗前的俄国卡车车牌号码和标志，对不对，艾尔莎？偷偷写在情书背面。一个月三公斤半烘焙咖啡。事后付款。”

线人总共有十来个，皮姆立即展开发展工作，并用他所知的一切方法照顾他们的福利。此刻，回想起操作的经过，他们就像一群朝胸怀大志的情报头子奔来的“天生输家”。但对皮姆而言，他们却是绝无仅有的顶尖侦察员，就算有什么不测，他也会把他们照顾得妥妥当当。

我把萨宾娜留到最后才提，杰克。她和她的朋友玛莲娜一样，是个传译，也和玛莲娜一样，是世上最美的女人，宛如从《爱情与洛可可女人》书中走出来。她像E.韦伯一样娇小，有丰润款摆的臀部，热烈需索的眼睛。她的胸部不分冬夏都高耸雄壮，和她的臀部一样，不时在工作服里招摇挣扎，坚持吸引皮姆的注意。她有斯拉夫人忧郁的面容，哀伤迷离，但随时能神奇地转为甜美，如果莉普西死而复生，重回二十三岁，她的举止一定比萨宾娜糟得多。

“玛莲娜说你品行端正。”她登上考夫曼下士的吉普车时轻蔑地对皮姆说，一双洛可可腿毫不遮掩。

“这算罪行吗？”皮姆问。

“别担心。”她似有恶兆地回答。吉普车立刻开往营区。除了德文之外，萨宾娜还会说捷克语和塞尔维亚—克罗尼西亚语。公余时间，她在格拉茨大学念经济学，这让她有借口和考夫曼下士攀谈。

“你相信混合型农村经济吗，考夫曼？”

“我不相信有这种东西。”

“你是凯恩斯学派？”

“我可不会拿我自己的钱开玩笑，我告诉你。”考夫曼说。

他们就这样一来一往地对话，而皮姆则拼命想找机会假装不经意拂过她雪白的肩膀，或让她的裙子朝北多掀开一些。

他们旅程的终点总是营区。五年来，东欧难民抓住每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穿过倒刺铁丝网，如潮水涌进奥地利：开着偷来的汽车和卡车闯过边界，越过地雷区，倒挂在火车底下。他们带着自己空洞的面容和瘦不成形的儿女，和他们迷惑的老人和快活的狗儿，还有他们未来的莉普西，成千上万的被关在营区里接受侦讯，等候裁决，他们就在包装木箱上下棋，或彼此展示再也见不到面的人的照片。他们来自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有时甚至是俄罗斯，他们希望能启程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巴勒斯坦。他们走过迂回迷离的旅程，通常也基于迂回迷离的理由。他们有医生、科学家和砌砖匠。他们有卡车司机、小偷、特技演员、出版商、强奸犯和建筑师。他们全都经过皮姆的审视。他和考夫曼下士与萨宾娜驱车走过一个又一个的营区，评估、记录，然后急忙带着战利品回到曼布瑞身边。

起初，他善感的心总为那许许多多的悲惨境遇而饱受折磨，他有段难熬的时光，因为他痛恨自己关心每个说话的对象：对，我会让你们到蒙特罗，不惜一切代价；对，我会捎信给你在堪培拉的母亲，说你已经安全抵达这里了。起初，皮姆也为自己没受过磨难而困窘。他讯问过的每一个人，一天所经历的事就比他年轻的一生来得更多，所以他怨恨他们。有些人越过边界时还是孩子。其他人漫不经意地谈起死亡和酷刑，让他对他们的漠然义愤填膺，他的不以为然终于引燃他们的怒火，最后带着嘲笑弃他而去。但皮姆这个好工人有工作要做，有指挥官要讨好，而当他武装起自己，还得有敏捷隐秘的心灵去完成。他只需凭着本能，就能知道何时有人想利用他记忆所不及之处，抹去重要的事实。他知道在审查时如何聊天，如何接收回复给他的信号。如果他们说某个夜晚翻越山丘，皮姆就与他们一起翻山越岭，提着他们的莉普西手提箱，感觉到冰冷的山风刺穿陈旧的外套。而有人说谎时，皮姆仰赖自己的心灵指南，立即能还原事实的真貌。诸多问题充塞在他心中，但像他这么年轻有潜力的律师，很快就学会把这些问题归纳成一连串控诉：“你从哪里来？你在那里看到什么军队？他们戴什么颜色的肩章？他们开什么车，有什么武器？你走哪一条路线，沿途有没有碰到警卫、障碍、狗、铁丝网或地雷区？你穿什么鞋？如果山路那么陡，你母亲，你祖母怎么受得了？你太太挺着大肚子，你怎么有办法扛两个皮箱带两个小孩？更有可能是你的匈牙利情报组织老板载你们到边界，告诉你怎么走，然后祝你好运？你是个间谍吗？如果是的话，你干吗不替我们做呢？或者你只是犯了罪，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宁可当间谍，也不愿意被奥地利警察拖回边界去？”就这样，皮姆从自己徘徊摆荡的生活中抽离出来，去解开他们的生活之谜，而萨宾娜，皱着眉、情绪不定、偶尔露出灿烂微笑的萨宾娜只能哑口无言地袖手旁观。有时他会让萨宾娜替他翻译德文，好让自己偷偷占有重复听两遍的优势。

“你从哪里学会玩这种蠢把戏的？”有天晚上他们在威斯勒饭店跳舞时，她疾言厉色地问他，让其他的军人太太很不以为然。

皮姆笑了起来。事关男子气概，又有萨宾娜的大腿紧跨着他，他何必要平白把这一切归功于任何人呢？所以他编了一个故事，说是他在牛津认识的一个狡猾的德国人，后来证明是个间谍。

“我们有过一场相当怪异的脑力战。”他挖掘匆忙创造的记忆告白说，“他用遍一切手段，刚开始的时候我像婴儿一样天真，相信他告诉我的一切。慢慢的，竞赛才变得势均力敌。”

“他是共产党？”

“后来证明他是。他自以为掩饰得很好，但你如果真的发动攻击，他就会露出马脚。”

“他是同性恋吗？”萨宾娜问，疑心昭然若揭。她蠕动身子挨他更紧。

“就我所知不是。他的女人有一整个团。”

“他只和军队里的女人睡觉？”

“我的意思是，他有一大堆女人。我是比喻。”

“我想他是想掩饰他的同性恋倾向。这很正常。”

萨宾娜谈起她自己的生活，仿佛那是她所痛恨的人的生活。她的匈牙利蠢父亲在边界被射杀。她的傻母亲在布拉格难产而死，孩子是她一文不值的情人的。她的哥哥是个白痴，在斯图加特读医科。她的叔伯们都是酒鬼，全被纳粹和共产党射杀了。

“你要我在星期六教你捷克语吗？”一天傍晚，他们三个一起开车回家时，她用比平常更严厉的声音问他。

“我很愿意。”皮姆握着她垂在身边的手答道，“我真的很喜欢。”

“我想这次我们会做爱。走着瞧吧。”她一本正经地说，害考夫曼差点把车开进壕沟里。

星期六来临了，无论是瑞克的阴影或皮姆的恐惧都不能阻止他按响萨宾娜的门铃。他听到一阵比她平常的步伐更轻的脚步声。他看见她眼睛的光影透过门上的窥视孔注视他，所以他尽力装出最有活力、最可靠的微笑。他带来足够的纳飞威士忌以忘却经年累月的罪恶感，但萨宾娜毫无罪恶感，她替他开门时一丝不挂。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抓着邮件袋呆站在她面前。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她重新锁上门链，从他无知无觉的手里拿走袋子，放到餐具柜，打开来。那天很暖，但她点了炉火，折起床罩。

“你有过很多女人吗，马格纳斯？”她追问，“一整团的女人，像你那个坏朋友一样？”

“我想我没有。”皮姆说。

“你也像所有的英国人一样，是同性恋吗？”

“我真的不是。”

她带他到床上。她让他坐下，解开他衬衫的扣子。态度严厉，就像莉普西要把衣服丢到外面的洗衣车时一样。她也解开了他其余的衣服，一一放在椅子上。她要他躺下，把自己奉献给他。

“我不知道。”皮姆高声说。

“什么？”

他开始喃喃诉说，但该解释的太多，而他的传译又忙得分不开身。他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我的一切渴望，我直到此刻一直渴望的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我能展翅飞翔，我能用我的正面，用我的背面，用我的身侧，用我的头游泳。他的意思是，我完整无缺，我终于加入男人的行列了。

六天之后，在别墅里，一个和煦的星期五下午。在曼布瑞宽敞办公室窗下的花园里，穿着传统吊带花饰皮裤的骑兵中尉正在替霍夫肯剥豆子。曼布瑞坐在办公桌旁，野战服敞开到腰际没扣上扣子，正起草一份给渔船船长的调查表，准备送到成百上千艘渔船上去。好几个星期以来，他满心想的都是追踪海鳟鱼的冬季巡游路径，部队的资源已难以满足他的需求。

“有人找上我，很怪，长官。”皮姆谨慎措词地说，“有人说要带一个可能投诚的人来。”

“噢，真是有趣啊，马格纳斯。”曼布瑞礼貌地说，好不容易才把自己从专心的状态唤醒。“我希望别又是匈牙利边界卫兵，我真是受够他们了。在维也纳也一样，我相信。”维也纳是曼布瑞日益深重的烦恼，一如曼布瑞之于维也纳。皮姆读过他们之间痛苦的书信往来，曼布瑞一直锁在他不牢固的办公桌左上抽屉里的那些信。燧石枪团上尉亲自抵达来处理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他不是匈牙利人，长官，事实上。”皮姆说，“他是捷克人，隶属驻扎捷克城外的HQ南方指挥部。”

曼布瑞硕大的头部倾向一边，似乎想甩出耳朵里的水。“嗯，这可真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他不无怀疑地说，“狄夫·因特可以好好地挫一挫南捷克的锐气。或者还包括捷克的其他地方。美国人似乎觉得他们有垄断那个地方的权利。前几天有人在电话上对我这样说，我不知道是谁。”

通到格拉茨的电话线必须经过苏联占领区。每到夜里，就会听见俄国技师的声音，还醉醺醺地哼唱哥萨克音乐。

“我的情报来源说，他是在保险库工作的下士，心有不满。”皮姆坚持不放弃，“他应该是明天晚上穿过苏联占领区过来。如果我们没在那里接他，他就会走快捷方式，直接去找美国人。”

“你该不会是通过骑兵中尉知道的吧，是不是？”曼布瑞紧张地问。

带着长期熟练的技巧，皮姆一步步踏进危险区域。不，不是骑兵中尉，他向曼布瑞保证。至少听起来不像是骑兵中尉。声音听起来更年轻，也更积极。

曼布瑞很困惑。“你能解释一下吗？”他说。

皮姆照办。

只是平常的星期四晚上，他说。他刚去看完电影，回程时想在威西斯罗斯歇会儿，喝杯啤酒。

“我想我没听过什么威西斯罗斯。”

“是另一家酒馆，长官，真的，但移民利用那里，每个人都坐在长桌子上。我在那里只待了两分钟，不多不少，服务生就叫我去听电话。‘中尉先生，找您的。’他们都认识我，所以我也不意外。”

“你混得不错。”曼布瑞显然印象深刻。

“是个男人的声音，说高地德语。‘皮姆先生？有很重要的消息给你。如果你照我说的做，绝对不会失望。你有纸和笔吗？’我有，所以他开始说我写。然后他要我再说一遍让他确认，我还来不及问他是谁，他就挂掉电话了。”

皮姆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从日志后面撕下来的纸。

“如果这是昨天晚上的事，你干吗不早点告诉我？”曼布瑞先生接过那张纸，反驳说。

“你在开联合情报委员会会议。”

“唉呀，的确是。他叫你的名字。”曼布瑞不无得意地说，仍然审视着那张纸条。“只有皮姆中尉做得到。这真是莫大的荣幸，我必须说。”他拉长耳朵。“仔细听好，你一定要很小心。”他警告说，尽管装出严厉的样子，却难以对皮姆说不。“别太靠近边界，免得万一他们想把你拖过去。”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都不是皮姆近几个月来第一次事前接到投诚者抵达的消息，甚至也不只是第六次，但这却是他第一次在月光沐浴的果园里，从全身赤裸的捷克传译低声耳语中听到这个消息。仅仅一个星期之前，皮姆和曼布瑞趁夜坐在克思滕州低地，等候一个罗马尼亚情报上校和他的情妇，驾着偷来的飞机，塞满无价的秘密情报到来。曼布瑞在附近区域部署了奥地利警察，皮姆负责对空发射闪光信号，作为约定的信号。但直到东方渐白，都没有飞机的踪影。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他们两人坐在吉普车上冷得发抖时，曼布瑞生气却不无理解地抱怨，“奉上一只该死的山羊当祭品吗？我希望骑兵中尉能更精确一点，这搞得人像个蠢蛋。”

再一个星期前，他们乔装打扮，穿上草绿色防水外套，到占领区边界的一幢偏远旅店去找一个苏联铀矿区来的归乡人，这是他们随时欢迎的投诚者。当他们推开门时，酒馆里的交谈声立即停止，二十来个农夫瞠目结舌瞪着他们。

“撞球。”曼布瑞用很罕见的果决语气命令道，当机立断。“那里有张桌子。我们可以打一局。来吧。”

曼布瑞仍然穿着他的草绿防水外套，弯下身子打他的球，直到哐啷一声，一个金属物体撞到瓷砖地板上发出巨响才打断了他。皮姆低头一看，只见他的指挥官的点三八左轮手枪就躺在他的大脚边。他立即掩护，速度快得不能再快。但还是不够快，无法阻止那些吓坏了的农民夺门而出，逃入黑夜，而房东则把自己锁在地窖里。

“我可以回去了吗，长官？”考夫曼说，“我根本不是军人，你知道的。我胆子很小。”

“不，你不能回去。”皮姆说，“现在别说话。”

谷仓就矗立在萨宾娜所说的地方，在一片围着落叶松的平坦田野中央。一条黄色的小径通向它，后面有个湖。湖的后方有一个山丘，山丘上有一个瞭望塔，在暮色低垂时俯瞰山谷。

“你必须穿便服，把车停在克莱恩·布兰朵夫的十字路口。”萨宾娜亲吻、爱抚、唤醒他时，在他的大腿边低语。果园有一堵砖墙，盘踞着一窝棕色大野兔。“你要让车灯亮着。如果你耍诈，带了人手保护，他就不会现身。他会留在森林里，他火很大。”

“我爱你。”

“那里有一块石头，漆成白色。考夫曼该留在那里。如果考夫曼超过那块白色石头，他就不会现身，他会留在树林里。”

“你为什么不能一起去？”

“他不希望这样。他只希望皮姆去。或许他是个同性恋。”

“谢谢啦。”皮姆说。

白色石头在他前方闪闪发光。

“留在这里。”皮姆命令说。

“为什么？”考夫曼说。

夜雾丝丝缕缕地拂过田野。跳跃的鱼儿在湖面激起水花。西沉的太阳让落叶松在金色的草地上铺上一英里长的阴影。锯好的圆木堆在谷仓门边，一盆盆天竺葵装点窗前。皮姆再次想起萨宾娜。她平滑的腰窝，丰润的背。“我要告诉你我绝对不告诉任何英国人的事。我有个弟弟在布拉格，名叫小简。如果你告诉曼布瑞，他会立刻开除我。英国人不容许我们在共产国家有近亲。你了解吗？”是的，萨宾娜，我了解。我看见月光洒在你胸前，你的润泽留在我唇边，锁住我的眼睑。我了解。“听着，我弟弟捎来消息给你。只给皮姆。他信任你，因为我的关系，因为我告诉他的全是你的好话。他有个朋友想出来。这个朋友很有天分，很聪明，有通天渠道。他能带来很多俄国人的秘密。但首先你必须编个故事告诉曼布瑞，解释你是怎么得到这个情报的。你很聪明。你可以编许多故事。现在你得替我弟弟和他朋友编一个。”是的，萨宾娜，我可以编。为了你和你宠爱的弟弟，我可以编出几百万个故事。拿我的笔来，萨宾娜。你把我的衣服放到哪里去了？现在，从你的日志上撕一张纸给我，我会编个故事说有个陌生人打电话到威西斯罗斯给我，提供给我一个无法抗拒的请求。

皮姆解开他的防水外套。“一定要侧身前进。”在萨克森一个惨淡的小训练中心里，他的武器指导老师如是说。他们当时正指导他如何对抗共产党徒。“如果其他老兄先开枪，你就较能保护自己。”皮姆不确定这算不算好建议。他走近门，但门关着。他绕着谷仓走，想找个可以看见里面的地方。“他的情报对你很有用。”萨宾娜说，“会让你在维也纳出大名，曼布瑞也一样。狄夫·因特很少有从捷克来的有用情报。大部分都是从美国人那边来的，所以都没用。”

太阳隐没了，夜幕降临。越过湖面，皮姆听到狐狸的叫啸。谷仓后面有几排鸡笼，里面的稻草很干净。无人之境的鸡，他没头没脑地想。无国籍的鸡蛋。鸡群对着他缩起脖子，抖动羽毛。一只灰色的苍鹭从湖面扬起，向山丘飞去。他回到谷仓前面。

“考夫曼！”

“长官？”

他们之间相隔百米，但他们的声音在沉寂的夜色中如爱人般亲近。

“你咳嗽吗？”

“没有，长官。”

“很好，别咳嗽。”

“我想我快哭了，长官。”

“保持警戒，但不论你看见什么，都别靠过来，除非我叫你。”

“我宁可逃跑，如果可以的话，长官。我宁可叛逃，说真的。我是个活靶子。我甚至不算个人。”

“数数儿或干点什么吧。”

“我不行。我累了。没人来的。”

皮姆拉开门闩，走进去，闻到雪茄烟和马的味道。圣莫里茨，他想，愉快的回忆。谷仓像个大山洞，很漂亮，一端耸起像艘旧船。在高台上有张桌子，出乎皮姆意料，桌上有盏点亮的油灯。借着灯光，他赞叹着古色古香的梁柱与屋顶。“在里面等，他会现身。”萨宾娜如是说，“他希望先看到你进去。我弟弟的朋友非常谨慎。像许多捷克人一样，他有伟大而且谨慎的心。”两张高背木椅被拉到桌边，杂志散落，像牙医的候诊间。这里应该是农夫做文书工作的地方。在谷仓的一角，他注意到有个锈腐的梯子通往阁楼。周末我会带你到这里来。我会带酒、奶酪和面包，还有毯子，以防地板凹凸不平扎人。你可以穿你的荷叶裙，里头什么都不穿。他爬上梯子，窥探阁楼。坚实的地板，干爽的稻草堆，没有老鼠的形迹。对纯朴的洛可可女人，再适合不过了。他回到楼下，走向点着油灯的高台，想找张椅子坐下来。“你一定要有耐心，如果有必要，得等上一整夜。”萨宾娜如是说，“这个时候穿越边界是非常危险的。现在是夏末，叛逃的人会趁通道还没封闭之前闯关。所以他们有很多警卫和间谍。”两个牲口饮水槽之间有条石子通道。他的脚步声回荡在屋顶。回声终止，他的脚步也停下来。一个瘦瘦的人影坐在桌子上首。那人充满戒心地倾身向前，不知在思索什么事。他一手拿雪茄，一手拿着自动手枪，瞄准皮姆。

“继续走过来，马格纳斯阁下。”艾塞尔催促道，语调充满焦虑，“手举起来，看在老天的分上，别想像自己是伟大的牛仔或战争英雄。我们都不是射击班的学员。我们把枪搁在一边，好好聊一聊吧。要讲理。”

此刻皮姆可怜的脑袋里涌现的各种思绪，汤姆，只能靠我们的造物主，加上我们全体的协助，才能描述。他的第一个反应，我确定，是不相信。过去几年来，他不时见到艾塞尔，这次也是同样。他睡觉时艾塞尔看着他，艾塞尔戴着贝雷帽站在他床边——“我们再去瞧托马斯·曼一眼吧。”艾塞尔笑他沉迷于古老的高地德语无法自拔，劝他改掉忠诚捍卫每个认识的人——对牛津的共产分子、对所有的女人、对无数个杰克与迈克、对瑞克——的坏习惯。“你是不折不扣的笨蛋，马格纳斯阁下。”有次皮姆和拜金女、社会异见分子周旋了一夜回到房里时，艾塞尔警告他。“你以为只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一分为二，你就可以从中间安然穿过。”艾塞尔一跛一跛地沿伊西斯河纤道走来，看着他屈起指关节敲墙壁，希望让洁米娜留下深刻印象。在补选时，皮姆无法告诉你有多少次艾塞尔闪耀白光的头从观众席中跃起，或他长而倔强的双手挥舞着喝倒彩。就因为艾塞尔在他的意识中如此频繁出现，所以皮姆知道，艾塞尔根本就不存在。既然如此认定，非常合情合理的，他看见艾塞尔的下一个反应就是纯粹的愤怒，因为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这个人都绝对禁止、绝对不该在皮姆王国的领地内被看见或被提及，而这个人竟然就坐在这里，抽着烟，微笑着举枪瞄准他——瞄准我，皮姆，刀枪不入、荒淫无度、拥有超自然权力的大英统治阶级的一员。接着，当然，悖论永远存在，自从那天骑着自行车高唱《在拱门下》绕过街角后，皮姆再也没有因为见到一个人而如此狂喜、感动、开心了。

皮姆走着走着，向艾塞尔跑过去。他遵照艾塞尔的命令，高举双手。他不耐烦地等待艾塞尔从他腰带里搜出军用左轮手枪，与艾塞尔自己的手枪安稳地摆放在桌子另一端。终于，他放下手，伸长双臂，环住艾塞尔的脖子。我不记得他们以前或在这之后是否拥抱过。但我记得那天傍晚是他俩之间最后一次涌起像孩子般的情感，就像伯尔尼的最后一日，因为我看见他们互相拥抱，脸贴着脸欢笑，斯拉夫式的，然后才抱着拉开距离，审视着分开的这段岁月在彼此身上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我们或许可以从当时的照片，以及我自己对当时那个年轻军官不时照镜子沉思的记忆，想见艾塞尔眼中所见的是个典型、英俊、未经雕琢的盎格鲁—撒克逊小伙，仍然努力想披上经验丰富的伪装；而在艾塞尔脸上，皮姆立即看到强硬、空洞、永远不变的定型。终其一生，艾塞尔看起来可能都会是这个样子。生命终会留下印记。他拥有他所应得的充满男子气概、富于人性的面孔。较为柔软的轮廓不见了，留下来的是蚀刻般的得意自若的神态与坚定的自信。他的发际线向后退，但仍固守阵地。灰发斑驳夹杂在黑发间，增添一股务实与军人的气息。小丑似的小胡子，小丑似的箍圈眉毛，带来一丝悲伤的幽默。但那双闪亮的黑眼睛，在迟滞无力的眼睑下向外窥视，依旧快乐如昔，在那双眼睛的凝视下，周遭的一切似乎也都有了深度。

“你看起来好极了，马格纳斯阁下！”艾塞尔活力充沛地叫道，仍然抱着他。“你太出色了，我的天哪。我们应该给你买匹白马，把印度封给你。”

“但你是谁？”皮姆也同样兴奋地大叫，“你到哪里去了？你在这里干吗？我该逮捕你吗？”

“也许我会逮捕你。也许我已经动手了。你把手举起来，还记得吗？听着。我们现在置身无人之境。我们可以逮捕彼此。”

“你被捕了。”皮姆说。

“你也是。”艾塞尔说，“萨宾娜还好吗？”

“很好。”皮姆露齿而笑说。

“她不知情，你了解吗？她只知道她弟弟告诉她的事。你会保护她吗？”

“我保证一定会。”皮姆说。

艾塞尔假装在他耳边鼓掌时稍稍作了停顿。“别保证。马格纳斯阁下，别保证。”

就一个逃过边界的人来说，艾塞尔可真是衣装整洁，皮姆注意到。他的皮靴上没有一丝泥泞，他的衣服烫得笔挺，很有官样。他放开皮姆，抓起一个公文包，砰一声放在桌上，从里面拿出一对玻璃杯和一瓶伏特加。接着是腌小黄瓜、香肠和一条他在伯尔尼时常派皮姆去买的黑面包。他们庄严地为彼此举杯祝贺，用的是艾塞尔以前教他的方式。他们又斟满杯子，再次举杯，为彼此畅饮。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分手时酒瓶已见底，因为我记得艾塞尔吐在湖里，惊动了上千只红松鸡。但皮姆即使喝了一箱那个东西，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他的情绪如此紧绷。早在他们开始谈话之时，皮姆就暗中注意各个角落，确定所有的东西都与他上一次所见相同，有时谷仓与伯尔尼的那个阁楼如此怪异地相似，甚至连旋绕在天际线的柔风都一模一样。当他再次听到远处的狐狸叫声，竟感觉那是所有的人都离开之后，巴斯托在木头楼梯上的吠叫。只除了，正如我所说的，多愁善感的岁月已经结束了。马格纳斯把那段岁月杀得片甲不留；他们的成年友谊就此展开。

现在，就像所有的老朋友重逢一样。汤姆，且把他们会面的急迫原因留待最后再提。他们宁可先谈这几年来的近况作为序曲，好为他们见面要讨论的事营造合适的气氛。这就是皮姆和艾塞尔所做的，尽管你会发现，你已如此熟悉皮姆的心理运作，主导这段对话的其实是皮姆而不是艾塞尔，只因为他想让自己也让艾塞尔了解，在艾塞尔失踪的那件诡异事端里，他没有任何的罪嫌。他表现得很好。那段日子以来，他已是个熟练的表演者。

“老实说，艾塞尔，从来没有人这么突兀地离开我的生活。”他嘴里用滑稽的语气抱怨，手里切着香肠，在面包上涂着牛油，但整个人表现的却是演员所谓的“演技”。“你那天还安安稳稳地窝在床上，我们有点醉，道晚安。第二天早上，我敲你的墙，没有回应。我到楼下去，看见可怜的老欧林格太太哭得掏心掏肺的。‘艾塞尔在哪儿？他们把我们的艾塞尔抓走了！警察把他带下楼梯，有人还踢了巴斯托。’照他们说的，我一定睡得像死人一样。”

艾塞尔亮出温暖熟悉的微笑。“如果我们知道死人怎么睡觉的话。”他说。

“我们开始守夜，留在屋里，半抱着希望你会回来。欧林格先生打了一些没啥用的电话，什么结果都没有，当然。欧林格太太记起她有个兄弟在某个部会工作，他很坏。最后我想：‘管他去，我们还能有什么损失呢？’所以我自己去找警察。带着护照。‘我朋友失踪了。今天清晨有几个人把他从家里带走，说是你们派去的。他在哪里？’我拍了桌子，不肯离开。然后有两个鬼鬼祟祟穿风衣的人把我拖进另一个房间，告诉我说，如果我再找麻烦，就会有相同的后果。”

“你真是勇敢，马格纳斯阁下。”艾塞尔说。他伸出苍白的拳头轻轻拍着皮姆的肩膀，说谢谢。

“不，我不是，我不是真的勇敢。我是说，我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我是英国人，我有权利。”

“当然。而且你还认识大使馆的人。那也是事实。”

“他们也帮我脱身。我的意思是，他们很尽力。当我去找他们的时候。”

“你去了？”

“没错。后来，当然。不是马上。当成是最后的手段。但他们尽力了。反正，后来我回长巷子，我们——坦白说，我们把你埋了。糟透了。欧林格太太一直哭，跑到你房间，想帮你整理好没带走的东西。但留下来的东西不多。警察似乎搜走了你大部分的资料。我帮你还了图书馆的书。你的留声机唱片。我们把你的衣服挂在地窖里。然后我们绕着房子踱步，好像房子被炸弹给砸中了。‘想想看，瑞士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不停地说。真的像有人死了。”

艾塞尔笑起来。“你们真好，还这样悼念我。谢谢你，马格纳斯阁下。你们也举行葬礼吗？”

“在没有尸体，也没有墓地的情况下？欧林格太太想做的只是找出罪魁祸首。她相信是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她觉得是谁做的？”

“她怀疑的可多了。邻居。店家。或许是从宇宙来的人。外星人。”

“她选择谁？”

皮姆选了最美的一个，皱起眉头。“我记得有一个长腿、金发、读英文的女孩。”

“伊莎贝拉？伊莎贝拉打我的小报告？”艾塞尔不可置信地说，“但她正和我谈恋爱呢，马格纳斯阁下。她干吗那样做？”

“也许是有理由的。”皮姆不退缩地说，“你离开了几天之后，她过来，你知道。要找你。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号啕大哭，说她要杀了自己。我告诉欧林格太太说她来过，她马上就说：‘就是伊莎贝拉。她嫉妒他有其他女人，所以就打他的小报告。’”

“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点牵强，但其他的事也都一样啊。所以，没错，或许是伊莎贝拉。她有时候看起来有点疯狂，老实说。我可以想像得到，她因为嫉妒——或因为冲动，你知道——而做出可怕的事，然后说服自己相信她当初并没这么做。这是嫉妒的并发症，不是吗？”

艾塞尔没马上回答。就一个痛苦谈判条件的投诚者来说，皮姆想，他也实在太轻松自若了。“我不知道，马格纳斯阁下。有时候我实在缺乏你那种想像的天分。你有其他理论吗？”

“不算有。可能性实在太多了。”

暗夜寂寥，艾塞尔重新斟满两人的酒杯，绽开微笑。“你们想得似乎比我自己还多。”他坦承，“我很感动。”他举起手掌，斯拉夫式的，松软无力。“听着。我非法居留。我游手好闲。没有钱，没有文件，流浪中。所以他们抓了我，他们把我丢出去。这就是非法居留的下场。鱼儿上钩，钩破喉咙。叛徒脑门上会吃子弹。非法居留的人会被强迫走过边界。别再皱眉头了。管他是哪个人干的，为明天干杯！”

“为明天干杯。”皮姆说，一起喝下酒。“对了，你那本大作现在进行得如何了？”

艾塞尔笑得更大声。“现在？我的天，都过去啦！四百页不道德的哲学论述，马格纳斯阁下。想想看瑞士警察多辛苦地读哪！”

“你是说他们拿了那本书——偷走了？——真是太过分了！”

“或许我对那些瑞士好公民不够客气。”

“但你后来又重新写了吗？”

他笑得无法抑制。“重写？第二次只会更糟。我们最好把它和艾塞尔一起埋葬。你还留着那本《痴儿西木传》？你没卖了吧？”

“当然没有。”

沉默突然降临。艾塞尔对着皮姆微笑。皮姆对着他的手微笑，然后抬眼看着艾塞尔。

“所以，我们都在这里了。”皮姆说。

“没错。”

“我是皮姆中尉，你是小简的情报员朋友。”

“没错。”艾塞尔同意，仍然微笑着。

就这样，据皮姆自己的估算，他已巧妙地避开横亘于他俩之间的局促不安。此时，皮姆的情报捕猎者身份已技巧地逼近该问的问题，艾塞尔被驱逐之后发生了什么，他的手段是什么，同时更进一步延伸——如皮姆所期望——他握有什么牌，既帮英国人压倒美国人甚至——可怕的想法——法国人，他要他们付出什么代价当做奖赏。就在此时，皮姆第一次看到艾塞尔身上不再有讨人厌的自我压抑，因为，无疑是出于对皮姆权威地位的尊重，他似乎自甘于被动的角色。皮姆也无法不注意到，他的老朋友装出难民在优势者面前惯有的那种温驯态度。瑞士人押着他穿过德国边界，他说——为了参考之便，他还提到了具体的地点，以备万一皮姆想去查对。他们把他交给西德警方，西德警方把他狠狠修理一顿之后交给美国人，美国人也修理他，起初是因为他逃跑，后来是因为他被抓回来，最后当然就因为他曾经是满嘴血腥的战犯，尽管他其实不是，但他极不明智偷来的身份却是。美国人把他关进牢里，准备了一个新案来对付他，他们带来那些因为太害怕所以不敢不指认他的新证人，他们定了一个日期要审判他，但艾塞尔却找不到任何人来替他做证，证明他只是从卡斯贝德来的艾塞尔，而不是纳粹魔头。更糟的是，因为其他证据开始看起来太过单薄，艾塞尔露出抱歉的微笑说，他的自白就更显重要，所以他们自然把他修理得更惨，好逼出他的证供。然而，审判并未举行。战犯，即使是最凶残的战犯，也已经变得过时了，所以有一天，美国人把他丢上另一列火车，交给捷克人。捷克人也不落人后，狠狠修理了他，罪名共有两项，一是他在战时当德国兵，二是他在战后为美国阶下囚。

“有一天，他们不再修理我，放我走。”他说，再次微笑着张开手。“这件事，我得感谢我亲爱的父亲在天之灵。你记得那位在西班牙替塔尔曼兵团作战的社会主义英雄吗？”

“我当然记得。”皮姆说，看着艾塞尔的手势迅速变化，深色的眼睛闪烁生辉，他突然觉得艾塞尔身上已褪去德国味，只留下永远挥之不去的斯拉夫风格。“我变成贵族。”艾塞尔说，“在新捷克，我突然变成艾塞尔阁下。那些老社会主义分子很爱我父亲。而年轻的又都是我在学校的同学，早就加入党的机构。‘你们为什么打艾塞尔阁下？’他们问警卫，‘他头脑太好了。别再打他，放他走。没错，他替希特勒打仗。他觉得很抱歉。现在他替我们打仗，对不对，艾塞尔？’‘当然。’我说，‘为什么不？’所以他们送我进大学。”

“但你学什么呢？”皮姆惊奇地说，“托马斯·曼？尼采？”

“还要更好。如何利用党来提升自我。如何在青年联盟中步步高升。在委员会里发光。如何整肃教授和学生，踩着朋友的背和父亲的荣誉攀登高峰。该踢哪些人的屁股，该拍哪些人的马屁。什么场合该滔滔不绝，什么场合该闭嘴。也许我早就该学了。”

皮姆感觉到自己已接近事情的核心，想着是不是该记笔记，但最后还是决定不打断艾塞尔的话头。

“有人竟胆敢叫我铁托分子[175]，”艾塞尔说，“从1949年开始，那个名词就是个莫大的侮辱。”皮姆心中暗忖，这该不会就是他变节的原因吧。“知道我怎么做吗？”

“怎么做？”

“我举报他。”

“不会吧。什么罪名？”

“我不知道。某些坏事吧。重点不在你说了什么，而在你对什么人说。你应该很清楚。你是个伟大的间谍，我听说。英国情报组织的马格纳斯阁下。恭喜。考夫曼下士在那边还好吧？或许你该带些东西给他？”

“我等一下再应付他，谢谢你。”

对这句训练有素的官方化回答，两人各有不同滋味在心头。他们再干一杯，摇头互祝好运。但皮姆内心其实不如外表自在。他有一种权威流失的感觉，心底涌起复杂的暗潮。

“那么你这些日子到底都在做什么？”皮姆问，努力想重建权威。“HQ南方指挥部的中士怎么可以在奥地利的苏联占领区游走，筹划他的叛逃？”

艾塞尔又给自己点了一根雪茄，皮姆只得等待。

“中士嘛，我不知道。在我的单位里，只有权贵。像你一样，我也是个伟大的间谍，马格纳斯阁下。这是个欣欣向荣的行业。我们选得好。”

皮姆突然在意起自己的外表，反射似的把头发朝后抚平。“但你还是考虑投奔我们——假设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不错的条件，这是一定的？”他问，彬彬有礼却语带棱角。

艾塞尔挥手拂去这个愚蠢的念头。“我和你一样，已经买票入场了。那个地方虽然不完美，但却是我的国家。我已经越过我最后一个边界。他们接纳我了。”

皮姆感觉如履薄冰。“那你为什么在这里——如果你不想投诚——请容我这么问？”

“我听说过你。狄夫·因特伟大的皮姆中尉，最近在格拉茨的点点滴滴。语言学家。英雄。情人。想到你在侦查我，我就觉得很兴奋。而且我在侦查你。想到我们一起在老阁楼的那段日子，真是太美好了，你我之间只隔着薄薄的一堵墙——敲，敲！‘我一定得和这个家伙接触。’我想，‘握他的手，和他喝一杯。或许我们能把世界照顾得妥妥当当的，就像我们过去一样。’”

“我了解。”皮姆说，“太棒了！”

“‘或许我们可以商量商量。我们都是理性的人。或许我们都不想再打仗。或许我不想。或许我们已经厌倦当英雄。好人太少了。’我想，‘世界上有多少人握过托马斯·曼的手？’”

“除了我没有别人。”皮姆迸出一阵大笑说，他们再次举杯。

“我欠你太多了，马格纳斯阁下。你那么慷慨。我从来不知道有谁像你这么好心。我呼喊着你，咒骂着你。你做了什么？我呕吐的时候扶住我的头。替我煮茶，清理我身上的呕吐物和秽物，带书给我——往返图书馆——整夜念书给我听。‘我亏欠这个人。’我想，‘我亏欠他，该在他的事业上助他一臂之力。我该对他有所表示，让我自己承受痛苦。如果我能帮他达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位，很难，但真的太好了。对世界，对他来说都好。在这个时代，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不多。所以我得耍个小手段，去见他。去握他的手说，谢谢你，马格纳斯阁下。带给他一个礼物，偿还我欠他的债，在事业上助他一臂之力。’我想。因为我爱这个人，你听见了吗？”

他没带来塞满各色各样小包裹的草帽，但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卷宗，递过桌子给皮姆。

“你立大功了，马格纳斯阁下。”他得意洋洋地对皮姆宣布，一边翻开封面。“我花了很多情报侦查的工夫才帮你拿到的。风险很大。别在意。这比格里美尔斯豪森好，我想。就算他们发现我做了什么，我的勇气也仍然与你同在。”

皮姆闭上眼睛，又张开，但还是相同的夜，在相同的谷仓里。“我是个矮胖的捷克中士，爱喝伏特加。”艾塞尔解释说，此时皮姆犹如做梦一般地翻阅他的礼物。“我是好兵帅克。我们读过这本书吗？我的名字是帕维尔。听到没？帕维尔。”

“我们当然读过。很棒的书。真是天才，艾塞尔？这是不是个玩笑？”

“你以为胖帕维尔冒着风险，就只为了来和你开玩笑？他有个会揍他的老婆，有恨他的小孩，俄国老板待他比狗还不如。你在听吗？”

一半的心思，是，皮姆在听。但另一半的心思在读档案。

“你的好朋友艾塞尔·H，他不存在。你今天晚上没见过他。很久以前在伯尔尼，当然，你遇见过一个病恹恹的德国兵，正在写一本伟大的书，或许就叫艾塞尔，还是叫什么的，但艾塞尔消失了。某个坏人打他的小报告，你永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今天晚上你见到的是捷克陆军情报队的胖帕维尔中士，他喜欢大蒜、打炮和出卖上级。他能说捷克文和德文，俄国人把他当走狗，因为他们不信任奥地利人。这一个礼拜他在维也纳新城的俄国总部当信差和传译。下个礼拜他在占领区边界坐冷板凳，抓小间谍。再下一个礼拜，他回到捷克南部的驻地，被更多俄国人呼来唤去。”艾塞尔拍拍皮姆的手臂，“看到这个没？注意。这是他的补给证。看哪，马格纳斯阁下。专心。他带这个来，因为他不期待任何人相信他讲的话，除非有Unterlagen证明。你记得Unterlagen吗？证件？我在伯尔尼缺的就是这个。拿着吧。拿去给曼布瑞看。”

皮姆很不情愿地从阅读中抬起眼睛，凝视良久，才注意到艾塞尔扬起一叠光滑的纸，等待他的鉴赏。在那个年头，影印是个大问题：照相制版，用鞋带穿洞绑成一册活页本。艾塞尔把本子摊在皮姆面前，大声呼喝要他暂时放下卷夹，查看补给证上的照片：一个胖得像猪的小男人，胡子没刮干净，泡眼，撅嘴。

“这就是我，马格纳斯阁下。”艾塞尔说，用力在皮姆肩上一拍，确信他注意力集中，就像在伯尔尼时一样。“你看见了吧？他是个贪婪卑鄙的家伙。老是放屁，抓头搔脑，偷他指挥官的鸡。但他不喜欢一大堆汗流浃背的俄国佬占据他的国家，在布拉格的街头大摇大摆，叫他臭捷克人，他也不喜欢因为某个人的突发奇想，就把他发配到奥地利，伺候那些哥萨克醉鬼。所以说，他也很勇敢，听懂没？他是个勇敢的小滑头。”

皮姆再次暂停阅读，但这次却流露出官腔官调的抱怨，让他后来觉得很惭愧。“你创造的这个人物很好，艾塞尔，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他用苦恼的语调分析，“我应该带一个投诚者回去，而不是一本补给证。他们要一个活生生的人到格拉茨。但我没半个，对不对？”

“你这个白痴！”艾塞尔大叫，假装被皮姆的迟钝激怒。“你这个不懂世故的英国小子！你难道没听过在当地的投诚者吗？帕维尔是个投诚者！他投诚，但留在原地。过三个星期，他会再来到这里，带给你更多情报。他投诚不只一次，如果你们通情达理，他可能会投诚二十次，一百次。他是个情报部的文员，信差，低阶外勤人员，杂役，解码中士，和告密的线人。你难道不了解这些工作所能接触的范围吗？他能一次又一次地带给你很棒的情报。他在边界的朋友会帮他越界。下次我们见面时，你可以带维也纳的问题来给他。你会成为这个梦幻行业的大红人：‘你能帮我们弄到这个吗，帕维尔？这代表什么意思，帕维尔？’——如果你对他够礼貌，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来，带给他一份贴心的小礼物，或许他会回答这些问题。”

“所以会是你——我会见到你？”

“你会见到帕维尔。”

“所以你会是帕维尔？”

“马格纳斯阁下，听着。”艾塞尔把放在他俩之间的公文包推到一边，重重地把他的杯子放在皮姆的杯子旁，猛地把椅子拉近，肩膀挨着皮姆的肩膀，嘴巴贴着皮姆的耳朵。“你现在非常、非常注意听吗？”

“我当然注意听。”

“因为我觉得你真是笨到极点，最好别玩这个游戏。听着。”皮姆咧嘴笑，就像以前艾塞尔骂他是“白痴”[176]，因为不懂康德一样。“艾塞尔今天晚上为你做的，是他这辈子不可能再做的事。我为你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就像萨宾娜给你他的弟弟一样，艾塞尔给你艾塞尔。你懂吗？或者你真的笨到极点，不知道我把我的未来交到你手里？”

“我不要，艾塞尔。我宁可还给你。”

“太迟了。我偷了这些文件，我过来了，你已经看过档案，你知道内容了。潘多拉的盒子无法再合起来。你的好曼布瑞少校——狄夫·因特那些聪明的贵族——没有人看过这些资料。你懂了吗？”

皮姆点点头，皮姆摇摇头。皮姆皱眉，微笑，想尽办法让自己看起来成熟稳重，值得艾塞尔托付命运。

“为了回报，你必须保证一件事。我之前告诉过你，你不该承诺。但我现在告诉你，你必须立誓。对我，艾塞尔，你必须承诺对我忠诚。帕维尔中士，他是另一回事。对帕维尔中士，你可以出卖，可以编造，随便你，他反正只是个虚构的人物。但我，艾塞尔——在这里的这个艾塞尔——看着我——我不存在。对曼布瑞，对萨宾娜，甚至对你自己来说，我都不存在。甚至当你寂寞无聊，当你需要让某人留下深刻印象，或收买某个人，或出卖某个人时，我都不是你游戏里的棋子。就算你们自己的人威胁你，就算他们拷问你，你也一定要否认我的存在。如果五十年后，他们把你钉上十字架，你会为我牺牲吗？回答！”

皮姆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在这么长久以来极力否认艾塞尔的存在之后，他竟还要承诺继续否认得更长久。而在第一次搞得灰头土脸之后，这也是极为难得的第二次机会，能让他证明自己的忠诚。

“我会。”皮姆说。

“你会怎么样？”

“我会替你保密。我会把你锁在我的记忆里，把钥匙交给你。”

“永远。萨宾娜弟弟小简也是。”

“永远。小简也是。你给我的是苏联在捷克的全部战争指令。”皮姆有些失神地说，“如果这是真的。”

“这有点旧了，但你们英国人最懂得珍惜古董。你们在维也纳和格拉茨的地图都是旧的。而且也没这么精确。你喜欢曼布瑞？”

“我想是。怎么？”

“我也是。你对鱼有兴趣？你帮他在湖里养鱼？”

“有时候。是的。”

“那是很重要的工作。和他一起做。帮他。这是个乌烟瘴气的世界，马格纳斯阁下。有些快乐的鱼会让世界好一点。”

皮姆离开时已是早晨六点钟。考夫曼早就在吉普车里睡着了。皮姆可以看见他的靴子挂在尾板上。皮姆和艾塞尔走向白色石头，艾塞尔倚着他的胳臂走，就像以前他们沿着阿尔河散步一样。到了石头边，艾塞尔弯下腰，摘起一枝盛开的罂粟，交给皮姆。然后他又摘了一枝给自己，但想了一想，还是递给皮姆。

“一枝是我，一枝是你，马格纳斯阁下。我们两个永远分不开。你负责保管我们的友谊。把我的爱带给萨宾娜。告诉她，帕维尔中士捎一个特别的吻给她，感谢她的协助。”

拥有高度受重视的情报来源的人备受赞赏，也吃得很好，汤姆，这是皮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发现的心得。从维也纳来的非常资深的官员们带他去吃饭，只为了与他接触，体会他的成就。曼布瑞也一起去，个性闲散、咧嘴笑的凯撒，在安东尼身边相形见拙，拉着他的耳朵，梦想着鱼，冲着认错的人微笑。其他没那么资深的官员也在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了对皮姆的评价，用跨区递送的邮袋给他捎来简短问候。“玛莲娜寄上她的爱，很遗憾你没对她说再见就离开维也纳。有一度我似乎可能成为你的指挥官，但世事多变。玛莲娜和我希望离开战争部之后尽快订婚。”他是崇拜的对象，必须是位居要津的人才有机会认识他：“皮姆这个年轻人所做的——如果我可以做主的话，我会给他第三条杠，不管是不是军人。”“你应该在扰频器上听听伦敦的对话，他们把这个送给最高层。”依据伦敦的指令，大概是，帕维尔中士获得化名“绿袖子”，皮姆则获得一张奖状。耽于享乐的捷克传译很以他为傲，以更精进的方式展现他们的开心。

“你永远不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这是规则。”萨宾娜命令他，忧伤丰润的嘴唇半咬着他。

“我绝对不会。”

“他英俊吗，小简的朋友？他好看吗？像你一样？我不会立即爱上他，对不对？”

“他很高，很英俊，很聪明。”

“也性感？”

“非常性感。”

“和你一样是个同性恋？”

“一模一样。”

这样的描述带给她极大的快感与满足。

“你是个好人，马格纳斯。”她对他保证，“你人品高尚，保护这个人像保护我弟弟一样。”

帕维尔中士如期第二次现身。正如艾塞尔预言的一样，维也纳针对他第一次提供的情报准备了一长串后续的问题。皮姆带着写在速记本上的问题到达。他也带了曼布瑞给的黑麦烟熏鲑鱼三明治和顶级松塞尔白酒。他带了香烟、咖啡、纳飞薄荷巧克力，和狄夫·因特的营养学家们所能想出来满足当地勇敢线人肠胃的其他东西。他们吃着熏鲑鱼，喝着伏特加，开始厘清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次你带什么来给我们？”逮住一个空当，皮姆愉快地问。

“什么也没有。”艾塞尔轻松自若地回答，给自己多倒了些伏特加。“我们让他们稍微饿一下肚子。让他们下次有更好的胃口。”

“帕维尔面临良心的难题。”第二天皮姆向曼布瑞报告，遵照艾塞尔的指示说，“他有老婆的麻烦，他女儿老是趁他到奥地利的时候和一个坏胚子俄国军官上床。我没逼他。我告诉他，我们会在这里，他可以信任我们，我们不会给他增加压力。我想长期来看，他一定会感谢我们这么做。但我问他关于布拉格东方重兵部署装甲军的问题，他很有兴趣。”

从维也纳来访的一位上校一直坐在旁边。“他怎么说？”上校紧紧追问皮姆。

“他说那可能是为了保护什么东西。”

“有什么想法吗？”

“武器之类的。可能是火箭。”

“和他保持联系。”上校建议，曼布瑞得意地鼓起脸颊，像个骄傲的父亲。

第三次会面，绿袖子解决了重装甲军的问题，还额外提供了从十一月开始的苏联全部空军军力分析细目。或者应该说是几乎接近全部。无论如何，维也纳惊讶万分，伦敦授权支付两条小金条当酬劳，条件是金条上的英国度量衡标记必须磨掉，以便于否认。就这样，帕维尔中士被贴上贪婪的标签，这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比较自在。自此而后好几个月，皮姆在艾塞尔和曼布瑞之间来回奔走，像同时伺候两个主人的小厮。曼布瑞想知道他能不能亲自与绿袖子会面：维也纳方面似乎觉得这个想法不错。皮姆尝试帮他，但带回坏消息，绿袖子只愿与皮姆接触。曼布瑞没有异议。当时正值鳟鱼的繁殖季。维也纳召见皮姆，请他吃饭。上校、空军准将和海军的人争相想把他纳入麾下。然而是艾塞尔，随着事情的发展，成为他真正的主人与母公司。

“马格纳斯阁下，”艾塞尔低声耳语，“发生很恐怖的事了。”他的微笑失去活力。他的眼神烦扰不安，眼圈有深沉的阴影。皮姆带来纳飞出品的各式美食，但他一样也不收。“你一定要帮我，马格纳斯阁下。”他说，恐惧的眼神瞥向谷仓门。“你是我惟一的希望。帮我，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知道他们怎么对付我这种人的？别这样看我！想想办法吧！现在该轮到你了！”

此刻我置身谷仓，汤姆。这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那里。杜柏小姐的雕花天花板渐渐隐去，只留下陈旧的横梁与倒挂在天花板上的蝙蝠。坐在这里，我可以闻到他的雪茄烟味，我可以看见油灯下他深邃如洞的黑眼睛，而他轻声唤着皮姆的名字，就像他卧病时一样：给我音乐，给我图画，给我面包，给我秘密。但他的声音里没有自怜自艾，没有恳求或悔恨。那绝不是艾塞尔的行事风格。他要求。他的声音有时很温柔，这是事实。但从来不缺乏力量。他是他的人，一如以往。他是艾塞尔，我们欠他的。他穿过边界，被修理得很惨。对于我自己，我什么都没想。此刻没想，当时也没想。

“他们逮捕了我的朋友，你听见了吗？昨天早上在布拉格，我们这伙人里有两个被从床上拉起来。另一个在上班的途中失踪了。我必须告诉他们关于我们的事。没有别的办法。”

这段话花了一些时间才让皮姆困惑的脑袋开始理解。即使理解之后，他的声音仍然充满疑惑：“关于我们？我？你说了什么？对谁说，艾塞尔？”

“没讲细节。只提了大概。没有坏事。没提你的名字。没问题，只是事情更复杂，更需要处理。我比其他人更狡猾。最后事情也许会变得更好也说不定。”

“但你是怎么对他们提到我们的？”

“什么都没说。听着。我和其他人不同。其他人在工厂、在大学工作，他们没有后门可走。所以只要被逼供，就会讲出实话，而实话也会杀了他们。但我是个大间谍，我有很强的立场，像你一样。‘当然，’我告诉他们，‘我是越过边界。那是我的工作。我搜集情报，记得吗？’……我装出愤愤不平的样子，我要求见我的资深官员。他人不坏，这个资深官员。不是百分之百，或许百分之六十吧。但他也痛恨那些俄国佬。‘我在培养一个英国反间谍。’我告诉他，‘他是条大鱼。一个陆军军官。我对你保密，因为我们组织里有太多铁托分子了。别让那些秘密警察再监视我，等我养够他的火候，你可以和我一起分享成果。’”

皮姆已放弃言语。他不想费事问到底资深官员怎么回答，或者艾塞尔的真实生活与帕维尔中士的虚构生活有何相似相异之处。他全身的细胞都在崩解，他的头，他的鼠蹊，他的骨髓。他对萨宾娜的爱意，仿佛已如童年记忆那般遥远。世界上只剩下他和艾塞尔和灾难。言犹入耳，他已迅速衰老。但他对岁月毫无所觉。

“他说我必须给他证据。”艾塞尔说第二次。

“证据？”皮姆喃喃说，“什么样的证据？证据？我不懂你的意思。”

“情报。”艾塞尔的拇指摩搓着手指，E.韦伯有次也有同样的动作。“好玩意。产品。钱。像你这样的英国叛徒被我一勒索就会提供给我的东西。不必是原子弹的秘密，但必须够好。好得足够让他闭嘴。不能是垃圾，了解吗？他也还有比他更资深的官员。”艾塞尔亮出微笑，尽管我一点都不想回忆起那个微笑。“梯子上总有人站得比你高，对不对，马格纳斯阁下？即使你觉得自己已经站在顶端了。等你真正抵达顶端，就换到他们居下风，拼命想抱你的腿了。我们的体系就是这么运作的。‘别随便捏造。’他对我说，‘无论是什么，都得要有质量。然后我们才可以加以调整。’替我偷来，马格纳斯阁下。你如果珍爱我的自由，就替我带些好东西来吧。”

“你看起来好像见到鬼一样。”皮姆回到吉普车时，考夫曼下士说。

“是我的胃在作怪。”皮姆说。

但在返回格拉茨途中，他开始觉得好些了。生活就是还债，他思索道。问题只在于确认哪一个债主呼喝得比较大声罢了。生活就是付出。生活就是把每个人都照顾得妥妥当当的，牺牲自己在所不惜。

那天晚上，有五六个重生的皮姆在格拉茨街头游荡，汤姆，但现在我不必为其中任何一个感到羞惭，也不必快乐拥抱他们，就像拥抱失散已久、偿清社会债回家的儿子，即使他们此刻敲杜柏小姐的门说，父亲，是我。我想，这一夜大概是皮姆这一生为自己想得最少、为自己对他人的义务想得最多的一夜。这一夜，他在哈布斯堡王朝荣光陨落的阴影下巡行他的王国，忽而停驻在曼布瑞宽敞的眷舍绿叶茂密的大门前，忽而站在萨宾娜那幢不讨人喜欢的公寓房子的门口，他制订计划，对他们再次许下承诺。“别担心任何事。”他在心里对曼布瑞说，“你不会受到任何羞辱，你的湖会一直生生不息，只要你愿意，你的职位远远稳如泰山。天下至尊会继续推崇你，因为你是主导绿袖子行动的天才。”“你的秘密在我手中。”他低声对着萨宾娜没亮灯的窗户说，“你的英国雇员身份，你英勇的弟弟小简，你对你心爱的皮姆的崇高评价，都安全无虞。我会珍惜它们，就像珍惜你睡不安稳的柔软温暖的身体。”

他不必下决定，因为他毫无疑惑。孤独的十字军已确认自己的使命，老练的间谍会照料细节，忠贞的朋友不会再为了交换服务于国家的幻象而背叛对方。他的爱、他的义务、他的忠诚从来没像现在这般清晰。艾塞尔，我亏欠你。我们可以合力改变世界。我会带礼物给你，就像你带礼物给我一样。我不会再把你送进难民营里。如果他曾经思考过其他选项，也只是为了把它们当成灾祸一一否决。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创造力丰富的皮姆把帕维尔中士塑造成快活、值得赞赏的人物，活跃在格拉茨、维也纳与白厅的情报走廊。在他的巧手妙心运作之下，这个暴躁英雄的嗜酒、好女色与唐吉诃德式乍现的勇气，都已成为传奇。即使皮姆准备第二次粉碎艾塞尔的信任，他又如何能去找曼布瑞说：“长官。帕维尔中士并不存在。绿袖子是我的朋友艾塞尔，他要求我们提供给他货真价实的英国情报。”曼布瑞温和的眼睛会猛然睁圆，他纯真的脸会碎裂成哀伤与绝望的皱纹。他对皮姆的信赖将凋萎，他自己的信誉也随之而去：曼布瑞飞蛾扑火，开除曼布瑞；曼布瑞、他的妻子、他所有的女儿，全回家去。如果皮姆把艾塞尔的两难困境加诸虚构的帕维尔中士身上，而使自己受到连累，情况可能更加难以收拾。他在想像中已上演过这一幕：“长官。帕维尔中士越界的事被察觉了。他告诉捷克秘密警察说，他有一个英国线人。我们必须喂他一点东西，来印证他的故事。”狄夫·因特无权玩双面间谍的游戏。格拉茨的权限更小。其实就连当地的线人也已超出授权范围。只因为绿袖子坚持和皮姆亲自接触，否则早就被伦敦接手了，而且也一直有人热烈讨论，一旦皮姆退役，应该由谁负责帕维尔。给艾塞尔或帕维尔中士安上双面间谍的身份，会引发一连串立显的后果，每一个后果都极骇人：曼布瑞会把绿袖子拱手让给伦敦；皮姆的接班人五分钟之内就会揭穿骗局；艾塞尔会再次被背叛，被剥夺生存的机会；曼布瑞一家会被流放西伯利亚。

不，汤姆。在这个事关重大的夜晚，皮姆走在铺天盖地无法捉摸的纷乱思绪中，避开萨宾娜的床，祈求净化灵魂，但他并没有用重大的抉择来折磨自己。他并没有反求自己不朽的灵魂，思索纯粹论者可能会称之为谋逆的行为。他并没有考虑到第二天就是他无法回避的行刑日——也就是皮姆所有的希望灭绝，而你父亲即将诞生的日子。他看着旭日东升，在这美丽而和谐的一天。这一天，不良前科可以坦然说出口，每一个他负有责任的人的命运都在他的关照之下，他秘密选区的选民会跪下来感谢皮姆和他的造物主，让皮姆降生照料他们的生活。他神采飞扬，欣喜若狂。他浑身洋溢着善意与自我信念，勇气高涨。这秘密的十字军武士已将剑放上祭坛，向战神献上兄弟之爱。

“艾塞尔，过来吧！”皮姆曾哀求他，“忘掉帕维尔中士吧。你可以成为普通的投诚者。我会照顾你。你需要的东西我都会给你。我保证。”

但艾塞尔无所惧，因为他的命运已然决定。“别劝我背叛我的朋友，马格纳斯阁下。我是惟一能拯救他们的人。难道我没告诉你，我已经穿过我最后的边界了？如果你帮我，我们可以赢得辉煌胜利。星期三，在这里，相同的时间。”

皮姆手里提着公文包，匆匆跑上别墅顶楼，打开他办公室的门锁。我是个晨间活动的动物，这是我的注册商标。皮姆是个早起的人，皮姆积极进取，皮姆做完一天的工作时，我们大部分人都还在刮胡子。曼布瑞的办公室和皮姆的相连，只隔了两扇宏伟的门。皮姆推开门，走进去，心中的幸福感强烈到几乎难以承受：混杂着果断、公义与解放，令人目眩神迷的感觉。我有福了。曼布瑞的锡制办公桌不是官邸的办公桌。桌子背面是陈旧的锡材，皮姆的瑞士刀很清楚四个螺丝的位置。左侧往下算第三个抽屉，曼布瑞用来放他的基本参考数据：部队的标准作业规则，《褐鱼世界》，分类电话索引，《奥地利湖泊与水道》，伦敦军事情报局的作战指令，一份顶尖水族馆名录，还有一张狄夫·因特与维也纳的一览表，标示单位与功能，但没有名字。皮姆伸出手。不是攻城略地。不是复仇报应。嵌板上没刻下姓名缩写。我来这里轻轻抚触。卷宗，活页手册。标示着“极机密，警戒”的通讯指令，皮姆从没见过的。我来这里暂借，不是偷。打开公文包，他拿出一个陆军发的阿尔发相机，一条一英尺长的测链系在镜片前。当艾塞尔带来原始文件，皮姆必须在现场拍摄下来时，用的就是这个相机。这是我天生的本领，他想，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万物初始，我就是个间谍。

从封面横标着“脊椎动物”的档案里，他选出了狄夫·因特的作战指令。反正艾塞尔知道，他自圆其说。然而，档案顶端和下方都盖上“极机密”的章，还有一个配送戳证明真实性。你如果珍爱我的自由，就替我带些好东西来吧。他拍了一次，又一次，心中却有反高潮的感觉。这卷底片有三十六张。为什么我这么吝啬，只给他两张？为了促进相互了解，我可以做得更多。艾塞尔，你值得有更好的待遇。他记得最近战争部有一份关于苏联威胁的评估报告。如果他们看到这份报告，就等于看过所有的一切。报告放在最顶端的抽屉，就在《海生哺乳动物手册》旁边，开头就是结论的摘要。他拍下每一页，把底片用得一干二净。艾塞尔，我做到了！我们自由了。我们矫正了世界，正如你说我们做得到的那样！我们是中土之人——我们以两人之力，创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

“答应我，别再带这么好的东西来给我，马格纳斯阁下。”他们下次见面时艾塞尔说：“如果你再这么做，他们会让我当将军，我们就再也不能见面了。”

亲爱的父亲——皮姆写信到卡拉奇的皇家饭店，当时瑞克似乎在那里疗伤——谢谢您的两封信。很高兴知道您和阿迦汗[177]相处甚欢。我在这里也一切顺利，您会以我为荣。

14

玛丽·皮姆十六岁时暗自决定，这该是她告别童贞的时刻了。那天，她假装青春期忧郁症发作，让女舍监把她放到床上，逃掉曲棍球比赛。她躺在病房，瞪着墙壁，直到三点的钟声响起，她知道女舍监会开始休息直到五点。她看着手表确认时间，又足足等了五分钟，摒住呼吸三十秒，这招总能帮她鼓起勇气。然后，她踮起脚尖走下屋后的石阶，经过厨房与洗衣房，穿过阴湿的草地，到一间砖砌的旧陶坊，园丁助手在那里用毯子和旧麻袋搭了一张临时床。结果比她所期盼的更叹为观止，但她事后屡屡回味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她当时的想法：大胆躺在床上，裙子撩到腰，她知道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止她，因为她已下定决心；自由的感觉油然而生，她已跨过边界，进入罪恶的疆土。

而这就是她此刻的感觉。她一本正经地坐在卡罗琳·兰斯登陈设过度的客厅正中央那排座位上，置身于硕大的泰式桌、俗艳的中国画和满柜子工厂出品的佛像之间，聆听卡罗琳端起皇后似的架子，滔滔不绝地在外交官夫人协会维也纳分会最后一次会议唱出最后一首美丽的哀歌。我做得到，玛丽告诉自己，平静得不露痕迹。就算这个办法行不通，我也会用其他方法办到。她瞥向窗户。对街那辆租来的奔驰车里，乔琪和傅格斯头挨头坐着，这对恋人假装查阅街道图，却还是盯着前门和她停在卡罗琳车道上的路虎。我会从后面离开。以前行得通，现在也行得通。

“所以一致同意，”卡罗琳哀恸地说，“外交部稽核对本地生活开支的报告既未反映实情，也不公平。必须立即组成财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我很高兴，由麦克科密克夫人担任。”一阵充满敬意的沉默。鲁思·麦克科密克是经济公使的太太，因此是个财务天才。没人提到她和荷兰武官乱搞。“小组委员会会列出我们所有的论点，而且必须写成书面的反驳意见，提交我们在伦敦的协会，通过适当途径送给稽核长本人。”

十四双纤纤玉手，包括玛丽的，啪啪拍出女高音似的喝彩。太棒了，卡罗琳，太棒了。来生，该换你当前途似锦的年轻外交官，让丈夫留在家里效法你。

卡罗琳转而讨论其他事项。“下星期一，我们每周例行的跨大西洋午餐会，在曼吉餐厅。十二点半，每个人四百先令，现金，包括两杯酒，而且请别迟到，因为曼吉先生好不容易才答应给我们一个单独的房间。”停顿。说啊，你这个笨蛋，玛丽催促她。卡罗琳没说。还没。“然后星期五，一个礼拜之后，拜托，马乔莉·德·威佛要在这里给我们上一堂精彩的有氧运动课，她以前在苏丹的时候开班授课，非常成功。她先生在那里是第二号人物。对不对，马乔莉？”

“噢，其实是代办。”马乔莉在前排叫嚷，“大使十四个月的时间只在那里三个月。布莱安没领额外的津贴，但那不重要。”

行行好！玛丽愤怒地想。就现在！但她忘了潘妮·夏洛该死的丈夫得了一枚奖章。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恭喜潘妮，因为这么多年来她给詹姆斯无比的支持，没有她的支持，我敢说他一定什么都得不到。”

这显然是个笑话，因为引来几个人的狂笑声，但在卡罗琳悲伤的凝视下，笑声渐息。她换上官方化的哀悼声调。

“玛丽，亲爱的——你说你不介意我提的？”——玛丽很快地把视线移向自己的膝盖——“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我说，我们对你公公的去世觉得很遗憾。我们知道马格纳斯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们希望他很快恢复过来，回到我们身边，用他一贯的快乐让我们开心。”

同情的交头接耳。玛丽低声道谢，身子仍前倾。她感觉周围有一阵焦急的沉默，每个人都等她抬起头，但她没有。她开始摇头，看见真的眼泪淌过她紧握的双手。她发出一声哽咽，仍然坚决低着头，什么也不看，但她听见和颜悦色的辛普森太太，使馆警卫的太太，说：“过来，亲爱的。”并用厚实的臂膀抱住玛丽的背。她又哽咽一声，半真半假地推开辛普森太太，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泪如雨下：为汤姆流的泪，为马格纳斯流的泪，为在陶坊遭蹂躏流的泪，我敢说我一定怀孕了。她让辛普森太太搀着她的胳膊，她摇头顿足说：“我没事。”她走到玄关，发现卡罗琳·兰斯登跟着她出来。“不，谢谢……真的，我不需要躺下……我只是想散一下步……给我外套，好吗……蓝色的，有毛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真是太好心了……噢，天哪，我又要哭了……”

在兰斯登幽深的后院里，她沿着小径漫步，仍旧低头弓背，直到小径没入掩蔽视线的树林里。然后她开始加快动作。训练，她满怀感激地想，拔开后门的门闩：训练让她保持冷静。她迅速走向公车站。每十四分钟有一班车。她翘首等着。

“真是太棒了。”曼布瑞太太心满意足地大叫，在布拉德福的玻璃杯里斟上她家酿的接骨木花酒。“噢，我觉得很有远见，也很合理。我从来不认为战争部有这种脑瓜子。你说对不对，哈里森？没聋吧，”他们等待时，她对布拉德福解释说：“只是思考迟缓。对不对啊，亲爱的？”

哈里森·曼布瑞刚从花园尽头的溪流砍了芦苇过来，仍旧穿着防水长靴。他块头很大，柔弱无力，粉红色的纯真脸颊和如丝绸的白色头发，七十岁了犹有童颜。他坐在桌子另一端，把自家烘烤的饼干泡进装在写有“爷爷”的大陶杯的茶里。他移动的速度，布拉德福估计，大约只有他老婆的一半，讲话的音量也只有他老婆的一半。

“噢，我不知道。”等所有的人都已忘记问题是什么，他才开口说，“是有些很聪明的家伙。到处都有。”

“问他关于鱼的事，他就会答得快很多。”曼布瑞太太说。她冲到房间的角落，从伊夫林·沃[178]作品集中间抽出几本相册。“鳟鱼怎么样，哈里森？”

“噢，它们很好。”曼布瑞咧嘴笑着说。

“我们不准吃鳟鱼，你知道。只有梭子鱼可以。有兴趣看我的照片吗？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做成历史画册？别告诉我，成本要加倍。《观察家报》说的。图片会让书的成本加倍。但我觉得，吸引力也会加倍啊。特别是附有生平传记的。我没法读传记，如果看不到传主的话。哈里森就可以。他是个动脑的人，我是视觉动物。你呢是那一种？”

“我想，我可能和你比较相近。”布拉德福带着微笑说，又在扮演令人厌烦的角色。

这个村庄是散布在巴斯边缘的半都市化乔治式新小区中的一个，拥有特定地位的英国天主教徒选择在此地离俗群居。这幢小屋位于村子较靠田野的一端，是沙岩盖的小庄园，狭窄的花园向一湾河流倾斜。他们坐在凌乱的厨房里，有轮的椅子上，周遭尽是待洗的碗碟和可能是许愿用的小摆饰：一个破损的露德[179]圣母玛利亚陶土徽饰；一个松散的蔺草十字架塞在锅后面；一串孩子玩的悬吊纸天使在风中旋转；一张罗纳德·诺克斯[180]的照片。他们谈话时，浑身脏兮兮的孙儿女们不时转来转去瞪着大人看，直到身材高挑的妈妈们来把他们全赶出去。这家人永远都陷在善良的混乱中，隐隐弥漫着一股宗教的迫害意味。白灿灿的朝阳刺穿巴斯的迷雾。屋檐的承溜有水缓缓滴落的声音。

“你是搞学术的？”在桌子的另一头，曼布瑞突然开口问。

“亲爱的，我告诉过你了。他是个历史学家。”

“先生，嗯，我想，或许该说是退休的骑兵比较贴切，坦白说。”布拉德福回答说，“我运气很好，得到这份工作。如果没这个机会的话，我早就被束之高阁了。”

“什么时候会出版？”曼布瑞太太大声吼道，好像每个人都耳聋似的。“我应该提早几个月知道，才能先向兰雍太太太登记我的名字。崔斯，别拉。我们这里有一座行动图书馆，你知道。玛格达，亲爱的，管管崔斯，他想扯下一页历史。他们一个星期来一次，他们真像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只要你不在乎等待。这是哈里森的别墅，他的办公室和手下都在这里。主屋是1680年盖的，侧翼是新的。嗯，也是19世纪的建筑。这是他的池塘。他养鱼，从零开始。盖世太保把手榴弹丢进湖里，鱼全炸死了。他们真是猪猡。”

“据我的老板说，这会先作为内部的参考数据，”布拉德福说，“然后再整理一份没有安全顾虑的版本，公开发行。”

“你不是机动步枪队。是步兵吗？”曼布瑞太太说，“不，你不可能是。你是马洛。反正我认为他们都是被鼓动的。失败之前急着掌握活生生的人，是可以理解的。”

“你在什么部队？”曼布瑞说。

“这样说吧，我做一点这个，做一点那个。”布拉德福刻意装出羞赧地说，一边戴上他的阅读眼镜。

“这是他。”曼布瑞太太指着团体照中的一个小小身影说，“这里。这就是你问的那个年轻人。马格纳斯。他真的很了不起。这是那个老上尉，他真是可爱。哈里森，那个侍应生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应该当见习生却没当成的笨蛋？”

“忘了。”曼布瑞说。

“那些女孩子是什么人？”布拉德福微笑着问。

“噢，亲爱的，她们全是麻烦。一个比一个轻浮，不是大了肚子，就是和乱七八糟的情人私奔，切腕自杀。如果我们当时就主张生育控制，我可能会开一家全天候的玛丽斯塔普[181]诊所。现在我们很开放。我的这些女孩都吃避孕药，但还是免不了犯错怀孕。”

“她们替我们翻译。”曼布瑞说，给自己装一管烟草。

“有哪一位传译参与绿袖子行动吗？”布拉德福说。

“没必要。”曼布瑞说，“那家伙会说德文。皮姆自己负责。”

“完全由他一个人负责？”

“他自己一个人。绿袖子坚持的。你干吗不找皮姆问？”

“但皮姆离开后，谁接替他？”

“我。”曼布瑞自豪地说，湿的烟草在不太体面的外套前襟上刷着。

红皮笔记本是给漫无边际的闲谈定下规矩的绝佳利器。布拉德福小心翼翼地避开累积了数餐的残骸，甩甩他粗壮的右臂当引言，展开他所谓较正式的谈话。他从口袋里掏出笔，活像乡村警察在事发现场的神态。孙儿女们都被带开了。楼上的房间里，有人努力想用木琴弹出宗教音乐。

“我们可以先把事情弄清楚，待会再回头谈个人的问题。”布拉德福说。

“真是太好了。”曼布瑞太太严厉地说，“哈里森，亲爱的，听好。”

“很遗憾，如同我告诉你们的，绿袖子大部分的原始资料都不见了，丢掉或不知道摆到哪里去了，所以现在还在的当事人应该负起的责任就更重大了。也就是你。现在开始吧。”

在这段颇为冷峻的警告之后，曼布瑞相当清醒地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精确记起绿袖子行动重要战绩的日期和内容，以及情报部队马格纳斯·皮姆中尉所扮演的角色。布拉德福孜孜不倦地记录，也稍加提示，只有舔湿拇指翻页时才略作停顿。

“哈里森，亲爱的，你又开始慢下来啰。”曼布瑞太太偶尔会插嘴说，“马洛可没有一整天的时间哦。”有一次说：“马洛还得回伦敦，亲爱的。他又不是鱼。”

但曼布瑞仍然以他的速度悠然游动，忽而描述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南部的军力部署；忽而谈起绿袖子坚持要收金条作为酬劳，但把那些小金条从白厅的战争金库里弄出来，光是程序就累死人；忽而又说到他为了保护最宠爱的干员不被过度利用，是如何与狄夫·因特奋战。而布拉德福，除了小型的录音机依旧躺在口袋里之外，把一切都写得清清楚楚让他们看见，日期在左边，数据在中间。

“绿袖子在其他时间没有其他化名吧，对不对？”布拉德福一面记，一面随意地问，“有时候因为安全理由或因为名字已经被识破，我们会帮消息来源重新命名。”

“想一想啊，哈里森。”曼布瑞太太催他。

曼布瑞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

“例如文沃斯？”布拉德福建议说，翻过一页。

曼布瑞摇摇头。

“还有另一个化名，”——布拉德福有些讨好地说，仿佛这个名字才刚从他脑海中出现——“莎琳娜，是这个名字吗——好像不是——是萨宾娜。消息来源萨宾娜，维也纳负责的。或者是从格拉茨？或许是格拉茨，在你到任之前。以前很常见，反正，混用男女名字来当化名。反情报的惯用手法，我听说。”

“萨宾娜？”曼布瑞太太惊叫，“不会是我们的萨宾娜吧？”

“他说的是一个下线，亲爱的。”曼布瑞坚定地说，速度比他习以为常的还快一些。“我们的萨宾娜是个传译，不是情报员。根本不一样。”

“嗯，我们的萨宾娜真的是——”

“她不是下线。”曼布瑞坚定地说，“好啦，别再东拉西扯了。波比。”

“对不起，你说？”布拉德福说。

“马格纳斯想叫他波比。我们也这样叫他。消息来源波比。我挺喜欢的。然后到了英灵纪念日[182]伦敦有些浑球觉得波比有辱英灵——波比是给英雄，不是给叛徒用的[183]。那些家伙的典型作风。或许还因为这样而获得升迁呢。真是可笑。我很生气，马格纳斯也是。‘波比是个英雄。’他说。我就是喜欢他这一点。好孩子一个。”

“大概的骨架有了，”布拉德福查看笔记本说，“现在该添上具体的内容了，对不对？”他看着自己还没来之前在笔记本首页写下的标题。“人物，嗯，我们要谈谈这个部分。军人对和平时期情报工作的价值或什么的，他们是助力或阻力？我们要来谈谈。他们之后的去向——在他们所选择的行业里，能获得重要的地位吗？嗯，你或许有他们的消息，也或许没有。这是我们比你更关切的。”

“是啊，嗯，马格纳斯后来怎么了？”曼布瑞太太追问，“他从来没写信来，哈里森觉得很沮丧。我也是。他甚至没告诉我们他改信天主教没有。他已经很接近了，我们觉得。他需要的只是多一些推力。哈里森有好几年的时间也像他那样。他和达西神父谈了很多，才终于找到真理，对不对，亲爱的？”

曼布瑞抽出烟斗，沮丧地盯着碗。

“我从来就不喜欢那个家伙。”他带着近乎尴尬的歉意说，“从来就不看重他。”

“亲爱的，别傻了。你很爱马格纳斯的。你简直把他当儿子看。你很清楚的。”

“噢，马格纳斯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另一个家伙。那个线人。那个叫绿袖子的家伙。我觉得他是个骗子，老实说。我当时什么都没说——似乎也没用。有狄夫·因特和伦敦遥相呼应，我们干吗抱怨？”

“胡扯。”曼布瑞太太说，态度非常坚定。“马洛，别听他的。亲爱的，你又像以前一样太客气了。你是行动的关键人物，你心里很清楚的。马洛正在撰写历史，亲爱的。他打算要写你。你可不能搞砸了。对不对，马洛？这年头就流行这档事。归咎东，归咎西。我真是受够了。看看他们在电视上怎么修理史考特上尉的。老爹认识史考特。他是个很好的人。”

曼布瑞继续说，好像她没开口一样。“维也纳的那些准将们都像沙蚤一样雀跃。战争部响起欢呼。如果每个人都快乐，我又何必宰了金鹅呢？年轻的马格纳斯志得意满。我干吗坏了他的兴头？”

“他也接受指导。”曼布瑞太太特别加重语气说，“哈里森安排他一个礼拜去见默尼汉神父两次。他也参加驻军的板球队。他还学捷克语。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的。”

“哦，这很有趣。我是指学捷克语的事。是因为他当时有捷克线人的缘故吗？”

“是因为萨宾娜在钓他，那个小浪女。”曼布瑞太太说，但这一次她丈夫真的没等她说完就开口。

“他的情报也都华而不实，可以说。”他不受阻碍地继续说，“放在餐盘上很好看，但等你张口一咬，就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在我看来是这样。”他迷惑地笑着，“就像吃梭子鱼一样。全是骨头。你拿到一份报告，翻翻看，很不错，你想。但等你仔细看，真是无聊透顶。没错，全是真的，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了……没错，是有可能，因为我们对那个地区一无所知，所以无法证实。我不愿意说什么，但我认为捷克人也在狂欢庆祝。我一直认为，这就是绿袖子在皮姆回英国之后没再现身的原因。他不确信自己能不能糊弄老家伙。把我当一回事，我希望是。我只是个失败的鱼疯子，对不对，啊？她是这样叫我的。失败的鱼疯子。”

这个说法让他们两个人乐得大笑，所以布拉德福只得和他们一起笑，直到曼布瑞能听清楚他的话时才回到他的问题上。

“你是说你从来没见过绿袖子？他从来没赴约？抱歉，先生，”他翻找笔记本说，“但你刚刚不是说，皮姆离开格拉茨之后，你自己接替负责绿袖子吗？”

“的确是。”

“但你现在说你从来没见过他。”

“一点也没错。我没见过。他放我在祭坛上空等，对不对，啊？她让我穿上我最好的西装，把他可能会喜欢的那些蠢食物都打包好——是怎么开始的，天知道——他从来没出现。”

“哈里森可能弄错日期了。”曼布瑞太太迸出笑声说，“哈里森很没有时间概念，对不对，亲爱的？他从来没受过情报训练，你知道。他是内罗毕的图书馆员。很称职的。然后他在船上碰见某人，就被卷进来了。”

“又脱身了。”曼布瑞很愉快地说，“考夫曼也一起去。他是司机。很有魅力的家伙。他对会面地点了如指掌。我没记错日期，亲爱的。我去的日期没错，我很清楚。在没人的谷仓里坐了一夜。他半点消息也没有，完全没有。我们没有办法接触他，完全是单向的。我吃了一点他的蠢食物，喝了一点他的酒，我很喜欢。然后回家。第二天再来一遍，第三天、第四天都一样。我等着消息来，或像第一次那样的电话。完全没有。那家伙再也没有消息了。我们本来应该安排一场正式的交接，和皮姆一起赴约，但绿袖子不肯。个人英雄主义，你知道，所有的情报员都是这样。一次只容一人。钢铁信律。”曼布瑞漫不经心地拿起布拉德福的杯子，“维也纳很生气。把一切都怪到我头上。所以我告诉他们，反正他也不是什么好人，没啥帮助。”他又大笑起来，“我想，如果真相拆穿了，我一定会被开除。他们没这么说，但我敢说一定会的。”

因为是星期五，曼布瑞太太做了鲔鱼炖饭，和放了樱桃的甜酒松糕，但她不让曼布瑞吃甜食。午餐结束后，她和布拉德福站在河岸，看着曼布瑞快活地砍芦苇。渔网和细线在河面上纵横交错。一只小船沉在系泊处，就在育鱼箱之间。阳光挣脱迷雾，灿烂出击。

“跟我们说说那个小魔女萨宾娜吧。”布拉德福很有技巧地诱导，避开曼布瑞的听力范围。

曼布瑞太太一刻也不等待。彻头彻尾的浪荡女，她说：“她盯上马格纳斯，想像自己有英国护照，有个优秀的英国丈夫，这一辈子都不必烦恼了。但对她来说，马格纳斯太难以捉摸了，我很高兴这样说。他一定让她失望了。他没说，但我们都看得出来。所以她在格拉茨待了一阵子，就离开了。”

“她去哪里了？”

“回捷克斯洛伐克的老家去了，她是这么说的。夹着尾巴逃走，我们是这么认为。她留下一张纸条给哈里森，说她很想家，要回去找旧男友，尽管是在残暴的政权统治之下。嗯，伦敦很不高兴，你可以想见的。这对哈里森的身价有害无益。他们说他应该早有警觉，预做防范。”

“我在想，她后来怎么了。”布拉德福带着历史学家如梦似幻的神态沉思。“你不记得她的姓吧，是不是？”

“哈里森，萨宾娜姓什么？”

答案出乎预料地快速略过水面飞来。“柯尔特。柯—尔—特。萨宾娜·柯尔特。非常漂亮的女孩。很迷人。”

“马洛问她后来怎么了。”

“天知道。我们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是她改了名字，给自己在捷克某个部会里找了个工作。有一个投诚者说，她一直替他们工作。”

曼布瑞太太却不甚诧异。“听听看！结婚五十年，从奥地利到现在也有三十年了，他甚至没告诉我说她已经在捷克的部会工作了！我还希望真相大白的时候发现哈里森和萨宾娜有一段情呢。事实上每个人都和她有一手。哎，我的天哪，她一定是个间谍，对不对？这太明显了。要不是他们无法完全控制她，也就不会把她召回去，他们的报复心太强烈了。所以是马格纳斯把她给赶走的，对不对？你确定不留下来喝茶吗？”

“如果我能带走几张旧照片，”布拉德福说，“我们一定会在书中提起你的协助，理所当然。”

玛丽熟知技巧。在柏林，她看过杰克·布拉德福用过不下十数次，也经常协助他。在训练营里，他们称之为撒纸追踪：如何与一个你不信任的人约定会晤。惟一的差别是，今天行动的主角是玛丽，而匿名写信的那个人并不信任她：

我有情报，可以帮助我们双方找到马格纳斯。请遵照下列指示。任一天早上10点到12点之间，请坐在大使饭店的大厅。任一天下午两点到6点，请到莫扎特咖啡馆喝咖啡。任一天晚上9点到午夜，到萨奇尔饭店酒廊。寇宁先生会接你。

莫扎特咖啡馆有一半的座位都是空的。玛丽选了容易被看见的正中央的桌子，给自己点了一杯咖啡和白兰地。他们看着我进来，现在正查看有没有人跟踪我。玛丽假装翻看自己的记事本，偷偷观察周围的人，以及大片窗户外停在广场上的游览车和轻型马车，找寻任何监视的蛛丝马迹。如果你有像我这样的意识，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可疑，她想：从银行窗边两个对着股票交易价格皱眉头的修女，到一群头戴高帽、顿足盯着过往女孩的年轻马车夫。在咖啡馆的角落，一个胖嘟嘟的维也纳绅士显然对她很有兴趣。我应该戴帽子的，她想。我不是个值得敬重的单身女子。她站起来，走向报架，想也没想地选了《新闻报》。现在我该把报纸卷起来，踩着只穿袜子的脚去散步，她浮起愚蠢的念头，一边翻开电影版。

“皮姆夫人？”

一个女人的声音，一个女人的胸部。一个女人柔顺的笑脸。是收银台的女孩。

“是的。”玛丽说，微笑以对。

她从背后拿出一个信封，用铅笔写着“皮姆夫人”。“寇宁先生有信给你。他很抱歉。”

玛丽给她五十先令，打开信封。

请付账，立刻离开咖啡馆，右转到梅西狄路，走右手边的人行道。到步行步区时左转，走在左侧，慢慢走，欣赏橱窗。

她想上洗手间，但又不愿意去，以免他认为她向谁通风报信。她把纸条放进手提袋里，喝完咖啡，带着账单走到收银台，那个女孩又给了她一个微笑。

“这些男人全都一个样。”女孩说，零钱在收款机里叮当响。

“你倒提醒我了。”玛丽说，两人都笑起来。

她离开咖啡馆时，一对年轻夫妇进来，她有一种感觉，这两个人一定是乔装的美国人。但一大堆奥地利人看起来也是如此。她右转，立即接上梅西狄路。那两个修女还在看股票价格。她走在右手边的人行道上。此时是3点20分，外交官夫人的聚会一定会在五点结束，好让所有人可以回家换上袒胸露背的晚礼服和亮片闪烁的手提包，赶赴晚上的牲口市场。但即使所有的人都离去，只剩玛丽的车留在兰斯登的车道上，傅格斯和乔琪也可能以为她独自留下来和卡罗琳喝一杯。如果我在5点45分之前赶回去，就还有机会，她心中揣度。她在一家仕女内衣店前停下脚步，让自己欣赏橱窗里一套像妓女穿的黑色紧身褡。谁会买这种东西？碧伊·雷德勒，说不定哩。她希望事情能早点发生，免得碰见大使夫人抱着满满一袋东西出来，或者那一大堆待命的男人中的某个过来逮捕她。

“皮姆夫人？寇宁先生派我来的。请快过来。”

这个女孩很漂亮，但打扮拙劣，而且紧张。玛丽跟着她走，突然想起在布拉格拜访一位不被当局认可的画家的情景。小街里原来满是购物人潮，一瞬间却全不见了。玛丽的所有感官都提高警觉。她闻到熟食铺、冰霜和烟草的味道。她瞥见一家店门口，认出一个方才在莫扎特咖啡馆的男人。女孩左转，再右转，然后又左转。我在哪儿？她们进到一个铺石子的广场。我们在卡尼纳街。我们不是。一个嬉皮男生帮玛丽照相，还想塞名片给她。她对他视而不见。一只红色的塑料熊张大嘴巴，祈求善心人士捐款。一支亚洲流行乐团演唱披头士的乐曲。越过广场，是一条两线道的马路，在靠广场的这头，一名男子坐在棕色的标致汽车里等候。她们一接近，他就打开后门。女孩拉着门说：“请上车。”玛丽上车，女孩也跟着进来。一定是环城大道，她想。倘若如此，也是她所不认得的一段。她看见一辆黑色的奔驰跟在后面闲逛。傅格斯和乔琪，她想，心知肚明根本不是。她的司机左右顾盼，然后把车直直朝向安全岛开去——砰，这是前轮，砰，这是我刚被你撞裂的臀部。整部车子嘎啦嘎啦响，女孩很忧心地看着后车窗。他们驶离马路，开进一条小道，穿过一个广场，一直到歌剧院才停下来。玛丽这边的车门打开来。女孩命令她下车。玛丽才刚踏上人行道，另一个女人就急急穿过她身边，坐上她原来的位子。车子快速开走，和玛丽所见过的其他工具一样敏捷。一辆黑色的奔驰跟在后面，但她不认为那是同一辆。一个矫健、局促不安的年轻人领她穿过一道宽阔的大门，进到中庭。

“请搭电梯，玛丽。”年轻人以带着欧洲口音的美语说，交给她一张纸条。“六号公寓。请。六号。你自己上去。你记住了吗？”

“六号。”玛丽说。

他微笑。“有时当我们害怕的时候，什么事都记不住。”

“没错。”她说。她走向门廊，他微笑着对她挥手。她推开门，看见一部老旧的电梯，门敞着等候，老工友也面带微笑。他们全都上的是同一所礼仪学校，她想。她进了电梯，告诉工友：“六号，麻烦。”工友启动电梯上楼。逐渐升离门廊时，她瞥见那个站在中庭的男孩仍在微笑，几个精心打扮的女孩站在他背后，看着一张纸。她自己手里的这张纸写着“六号，寇宁先生”。真是奇怪，她明明记得已经塞进手提包的。对我来说，完全不同。我害怕的时候，什么小事也忘不掉。譬如车号。譬如第二辆跟在我们后面的奔驰车号。譬如垂落在司机颈上染过的黑发。譬如那女孩身上擦的“鸦片”香水，马格纳斯每回乘飞机出差都会带回来送我。譬如那男孩左手镶红印玺的粗大金戒指。

六号的门敞开。门边的铜牌写着“奥地利国际汉萨有限公司”。她走进去，门在她背后关上。又出现一个女孩，但不漂亮。一张扁平的斯拉夫脸孔，面带愠色，身材粗壮，浑身充满愤慨的反党情绪。她皱着眉对玛丽点点头。玛丽走进昏暗的客厅，没看见半个人。在另一边，还有两扇门，也开着。家具是古老的维也纳风格，仿造的。她一路前行，经过仿古的柜子与油画。仿古的灯架从仿古的帝政壁纸上伸展出来。她不断前行，心中重新涌起她在外交官夫人聚会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对情欲的期待。他会命令我宽衣解带，而我会遵命。他会把我放在四柱大床上，让侍从强暴我，满足他的欢欲。但第二个房间没有四柱大床，而是和第一间相同的客厅，有张书桌和两把扶手椅，咖啡桌上有一大摞过期的《时尚》杂志。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玛丽愤怒地转身，打算教训那个扁平脸的斯拉夫女孩。这时她却发现自己瞪着他。他站在门口，抽着雪茄，有那么一瞬间，她很疑惑自己为何没闻到烟味，但怪异的是，她觉得他的任何事都不会令她惊讶。下一瞬间，雪茄香味袭来，她握着他慵懒的手，仿佛他们每次衣冠整齐地在维也纳公寓里会面都这么打招呼。

“你是个勇敢的女人。”他说，“她们期待你很快回去吗，还是有什么安排？我们能做什么，让你好过一些？”

做得真漂亮，她没来由地松了一口气想。你对手下情报员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对他有多么热切的期待。第二句话是问他是否需要立即的援助。马格纳斯被控制得很好。但她老早就知道了。

“他在哪儿？”她说。

他拥有的权威让他可以坦承失败。“如果我们知道，该有多好！”他把她的问话当成绝望的感叹，颇表赞同。他修长的手指向一把椅子，要求她坐下。好吧，她想。我们平起平坐，但你指挥大局。难怪汤姆第一眼就爱上你。他们面对面坐下，她坐镀金的沙发，他坐镀金的椅子。那个斯拉夫女孩端来托盘，有伏特加、腌黄瓜和黑面包，她对他服服帖帖，态度暧昧，不时搔首弄姿咯咯傻笑。她是他的马大之一，玛丽想，马格纳斯总是这样叫他的情报站秘书。他倒了两大杯，一次拿一个杯子小心倒。他敬她，看着杯缘。马格纳斯就是这么做的，她想。他从你身上学来的。

“他打过电话吗？”他问。

“没有。他不能打。”

“当然不能。”他同情地赞同，“房子被监听，他也知道。他写信吗？”

她摇摇头。

“他很聪明。他们到处盯他的梢。他们对他很光火。”

“你呢？”

“我亏欠这个人这么多，怎么可能生他的气呢？他留给我最后的一个信息说他再也不想见到我了。他说他自由了，拜拜。我既嫉妒又痛苦。他突然之间找到了什么样的自由，竟然不能与我们分享？”

“他也对我说同样的话——我是说他提到了自由。我想他对好几个人这样说。对汤姆也一样。”

我干吗把你当成老情人似的说话？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竟然可以把我的忠贞和衣服一起剥掉？如果他走向她，抓住她的手，她会让他为所欲为。如果他拉她过去——

“我告诉他的时候他就该到我身边来。”依旧是带着哲学意味的谴责口吻，“‘结束了，马格纳斯阁下。’我告诉他——这是我给他取的名号。原谅我。”

“在科孚。”她说。

“在科孚，在雅典，在每一个我能和他说上话的地方。‘跟我来吧。我们已经是明日黄花了，你和我。该是我们这些老头子把战场留给下一个痛苦世代的时候了。’他还不明白。‘难道你想像那些可怜的老演员一样被拖下舞台？’我说。他不听。他这么坚定，他们一定会清掉他的。”

“他们几乎要动手了。也许已经动手了。他觉得。”

“布拉德福争取了一些时间，只有这样。就算是杰克，也永远无法逆转潮流。而且——现在杰克也加入那一群坏人了。受骗上当的保护人比谁都愤怒。”

他教会马格纳斯他的风格，她想，突然又涌起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一直想在小说里表现的那种风格。他教他如何睥睨人类的弱点，如何以上帝似的笑声当成避开病态的挡箭牌。他替他做了一切女人会感激涕零的事，只不过，马格纳斯是个男人。

“他父亲似乎是个挺神秘的人。”他说，又给自己点了一根雪茄。“到底怎么回事，你想呢？”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你呢？”

“很多次。马格纳斯在瑞士念书的时候，他父亲是个伟大的英国舰长，和船舰同归于尽。”

她笑了起来。老天助我，我真的笑出来了。这会儿是我找到了风格。

“噢，没错。然后我下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是个了不起的金融巨子。他的触角遍及欧洲的每一家银行。他没被溺死，奇迹似的起死回生。”

“天哪。”她说。又迸出一阵轻松、无法遏止的笑声。

“我当时是德国人，所以觉得松了一口气。在那之前，我一直因为他父亲沉船而觉得良心不安。你丈夫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他老是让我们觉得良心非常非常不安？”

“他潜在的力量。”她不假思索地说，然后喝了一大口伏特加。她微微颤抖，两颊如火灼烧。他平静地看着她，帮她稳定下来。

“你是他的另一个生命。”她说。

“他总是说我是他最老的朋友。如果你的了解有所不同，也请别让我的幻想破灭。”

她把它拉了回来。她的思绪。房间正在清理，她的思绪也随之飘浮。“就我了解，这个封号应该是保留给某个叫波比的人。”她说。

“你从哪里听来这个名字的？”

“从他正在写的那本巨作里。‘波比，我最亲爱、最老的朋友。’”她说。

“就这样？”

“噢，不。还有更多。每隔五页，就看见波比掌控全局。波比这样，波比那样。他们找到照相机和密码本的时候，发现干燥的罂粟花，为了保存的缘故放在一起。”

她希望让他惊惶失措，但她从他脸上却只看见一抹满足的微笑。

“我真是受宠若惊。波比是很多年前他帮我取的一个奇怪化名。我大半辈子都叫波比。”

不知为何，她仍奋力一搏。“所以他到底是什么人？”她追问，“他是共产党吗？不可能。太荒谬了。”

他张开修长的手。再次露出微笑，极富感染力地隐去他的迷惑。他刀枪不入。“我也问过我自己相同的问题很多次。然后我想——嗯，这年头还有谁相信婚姻呢？他是个追寻者。这还不够吗？干我们这一行的，我相信不该有更多的要求。你能想像嫁给一个固守意识形态的学究吗？我有个叔叔是路德教会的牧师。他一辈子把我们烦死了。”

她变得更加坚强。少些疯狂。多些愤慨。“马格纳斯替你做什么事？”她问。

“他当间谍。选择性的，是没错。但他叛国也是事实。而且通常都很积极——你了解他的。他生活幸福的时候就相信上帝，希望每个人都有礼物。不如意的时候，他就发脾气，不上教堂。我们这些操控他的人都活该忍受。”

她倒是什么事也没有。她在一个陌生男子的安全公寓里，坦坦荡荡地喝伏特加。他一字一字地吐出整个句子，她平静地想，好像她正在出席别人的审判。马格纳斯死了。玛丽死了。他们的婚姻死了。汤姆是有个叛国贼父亲的孤儿。每个人都好得很。

“但是我可没操控他。”她反驳说，平心静气地回应他的观点。

他似乎没留意她声音里新流露出来的冷静意味。“请容我向你稍作表白。我很喜欢你丈夫。”

你理当如此，她想。毕竟，他为了你，牺牲了我们。

“我也亏欠他。”他继续说，“无论他往后的日子还需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他。我比杰克·布拉德福和他的组织占优势得多。”

你没有，她想。你一点都没有。

“你说什么？”他问。

她对他露出哀伤的微笑，摇摇头。

“布拉德福希望逮到你丈夫，惩罚他。我刚好相反。我希望找到他，报答他。只要他容许我们给他的，我们都会给。”他夹着雪茄说。

你真可耻，她想。你引诱我的丈夫，还自称是他和我的朋友。

“你了解这种交易的，玛丽。我不需要告诉你，他这种地位的人是最抢手的货。老实说吧，我们承担不了失去他的损失。我们最不想见到的是，他大有可为的有生之年都坐在英国监牢里，向当局交代他这三十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我们也不希望他写一本书。”

你希望的，她想。我们呢？

“我们比较希望他和我们一起过优渥的退休生活——有特殊待遇、奖章，家人环绕身旁，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找他咨询。我不能保证我们还能让他过他习惯的双重生活，但在其他方面，我们一定会竭尽所能满足他的需求。”

“但他已经不想要你们了，不是吗？所以他才要躲起来。”

他喷了一口雪茄烟，一手扇了扇，免得烟搅扰她。但反正也已经搅扰她了。终此一生都将羞辱、嫌恶、控诉她。他又开口。很通情达理。

“我已经江郎才尽了，老实说。我用尽了所有办法，混淆布拉德福和其他人的追踪，想抢在他们之前找到你丈夫。但我还是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他背叛的那些人怎么了？”她说。

“马格纳斯？噢，他痛恨流血。他总是处理得很干净。”

“但还是免不了要见血。”

他又略一停顿，加重声调里的严肃意味。“你说得没错。”他同意，“他选了艰难的行业。恐怕我们现在才来衡量道德的问题已为时过晚。”

“我们有些人对道德还很陌生呢。”但她无法撼动他，“你干吗来问我？”

她迎向他的目光，尽管他的表情纹丝不动，但那张脸已经完全不同了，有时她在马格纳斯脸上也曾看到相同的变化。

“在你来之前，我想过你和你儿子或许愿意在捷克斯洛伐克展开新生活，那么马格纳斯就会忍不住去找你们。”他指着身边的公文包，“我带了护照和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要给你。我太荒谬了。见了你之后，我知道你不是当叛徒的料。但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或许你知道他在哪里，而且，因为你是个能干的女人，所以处理得很妥当，没让任何人知道。你不能假定他跟着那些追捕他的人会比跟着我们好。所以如果你知道，我想你应该告诉我们。”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她说，然后闭紧嘴，免得更多话冲口而出：就算我知道，你也会是全世界最后一个听说的人。

“但你有一些推论。你有想法。从他离开之后，你日日夜夜想的就只有这件事，必定是。‘马格纳斯，你在哪里？’这是你惟一的念头，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对他的了解比我深。”

她开始痛恨他的虚伪。他在开口之前装出沉思的神态，仿佛在想她是不是期待他的下一个问题。

“他对你提过一个叫莉普西的女人吗？”他问。

“没有。”

“她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她是犹太人。她所有的朋友和亲戚都被德国人杀了。她似乎领养了马格纳斯，当成某种支柱。后来她改变心意，自杀了。至于原因，和马格纳斯身边的许多事一样，真相不明。尽管如此，对孩子来说还是很难不好奇的样板。马格纳斯是很了不起的模仿家，即使他自己并不知道。真的，有时候我觉得他是集众家之大成。”

“他没跟我提过她。”她固执地再说一遍。

他的神情豁然开朗。像马格纳斯一样。“好啦，玛丽。有人照顾他，难道你不觉得很安慰吗？我确信一定有。就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向只对人类有兴趣，绝对不会被理念吸引。他痛恨孤单，因为只要一落单，他的世界就一片空虚。所以，谁在照顾他呢？让我努力想想，谁可能是他喜欢的——我不是指女人，你知道的。只是指朋友。”

她抚着裙子，盯着外套。“我要搭出租车。”她说，“你不必帮我打电话叫车。街角就有招呼站。我来的时候看见的。”

“为什么不会是他的母亲呢？她应该是个好人。”

她瞪着他，刹那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久之前，他第一次对我提起他的母亲。”他解释说，“他说他又去看她了。我很惊讶。也受宠若惊，老实说。他在某个地方找到她，把她安置在一幢房子里。他常去看她吗？”

她脑筋很清楚。在千钧一发之际，她感觉到自己的精明狡黠又回来了。马格纳斯没有母亲，你这个白痴。她死了，他几乎不认识她，而且他也不在乎。对于马格纳斯，我确确实实了解的事实是，即使到最后审判日我都愿立誓作证，他绝对不是任何一个女人已成年的儿子。但玛丽不动声色。她不想羞辱他，鄙夷他，或因为马格纳斯像欺骗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国家一样欺骗他最老、最亲爱的朋友，而宽慰地大笑。她有条不紊地开口，保持优异间谍应有的敏锐。

“他不时找她聊天，当然。”她没否认。她拎起手袋，探了一眼，仿佛要确认自己有钱搭出租车。

“那么，他难道不可能到德文郡去找她吗？终于能再享受海洋的气息，让她很感动。马格纳斯也觉得很自豪，可以替她完成这个愿望。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谈他们在海滩上的漫步。他怎么在周日带她上教堂，怎么替她修整花园。或许他是返璞归真？”

“他们最先去找的地方就是她的房子。”玛丽撒谎，关起手袋。“他们把老太太吓得半死。如果我需要你，该怎么和你联络？丢张报纸到墙外？”

她站起来。他也起身，虽然费了点劲。他的微笑还挂在脸上，他的眼睛还是聪慧、忧郁、愉悦，依然是令马格纳斯嫉妒的风格。

“我不认为你需要我，玛丽。或许你说对了，马格纳斯也不再需要我。他要的是别人。这才是我们必须担心的，如果我们爱他的话。复仇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时光靠文学是绝对不够的。”

他声调的瞬息变换，让赶着要离去的她停下脚步。

“他会找到答案的。”她不在意地说，“他一向做得到。”

“这就是我怕的。”

他们走向前门，慢慢地，配合他一跛一跛的速度。他把电梯按上来，拉开铁栅。她走进去。她透过栅栏看他最后一眼；他仍凝视着她。此刻，她再次喜欢上他，惊骇得浑身发僵。

她把该做的事打点妥当。她带了护照，也带了信用卡。她打开手袋的时候检查过了。她有她的计划，因为这是她在英国小镇的训练课程里派上用场的计划，后来在柏林还用到修正版。在寻常人生的世界，此时已近薄暮。中庭里，两个教士交头接耳地低声谈话，玫瑰念珠在背后晃动。街道上满是购物的人潮。有上百个人可能在监视她，而当她心中细数可能性时，似乎也出现了上百个可疑的身影。她想像某个维也纳巨贾府邸里，奈吉尔是主子，乔琪和傅格斯是小厮，留胡子的小雷德勒指挥众人，一群捷克乌合之众穷追不舍。而可怜的布拉德福，没骑马，拖着疲惫的步伐走向背后的地平线。

她选择帝国饭店，马格纳斯喜欢它的恢弘壮丽。

“我没有行李，恐怕，但我要一个房间过夜。”她对一位头发银灰的接待员说，把信用卡递给他。接待员马上认出她，说：“您先生还好吗，夫人？”

服务生带她到二楼一间富丽堂皇的卧房。每个人都想要的121号房，她想；我带他到这个房间来过生日，享受一顿晚餐和一夜浓情爱意。记忆丝毫没有动摇她。她打电话到楼下给同一位接待员，请他帮忙订第二天早上飞伦敦的班机：“没问题，皮姆夫人。”烟，她记起来。烟幕，就是我们所谓的欺骗。她坐在床上，听着脚步声悄悄走过走廊，晚餐时间近了。双扇门，十二英尺高。绘上艾肯布瑞秋[184]名为“博斯普鲁斯暮色”的画。“我会爱你，直到我们俩都太老了，”他说，头就枕在这个枕头上，“然后我还会继续爱你。”电话响起。是接待员，说只有商务舱的位子。玛丽说，那就订商务舱吧。她踢掉鞋，拎在手上，轻轻打开门，往外瞧。如果我认为有人监视，就假装把鞋子拿到外面清理吧。酒吧里远远传来背景音乐。餐厅里飘出莳萝酱的味道。鱼。他们有很棒的鱼。她走向楼梯平台，等待着，但仍然没有人来。大理石雕像。过时的贵族画像。她穿上鞋，爬上一层楼梯，按下电梯，下到一楼，隐进侧面走廊，避开接待区的视线。一条昏暗的走道通往饭店后面。她沿着通道，&nbsp；走到另一头的工作门。门半掩着。她推开来，脸上已浮起抱歉的微笑。一名年长的侍者正在替私人晚餐桌作最后的装点。他背后的另一道门敞开着，通向一条小路。玛丽愉快地对侍者说声“晚上好”[185]，迅速走进清新的空气里，叫了一部出租车。“维也纳森林。”她告诉司机，“维也纳森林。”她听见司机透过对讲机说：“维也纳森林。”没有回应。接近环城大道时，她给了他一百先令，跳到人行穿越道上，叫了第二辆出租车到机场。她坐在洗手间里看书，一个小时，等待最后一班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

同一天晚上，稍早些时候。

这幢房子半离群索居，屋后是铁道路基，正如汤姆所描述的。布拉德福在采取行动之前，再次四下探查一番。马路和铁路一样直，似乎也一样长。天际空无遮拦，只有一轮西沉的秋阳。有一条马路，一条布满电报线和水囊的铁道路基，还有布拉德福衣不蔽体的童年的广袤天空，每当走走停停的蒸汽火车穿过围篱驶向诺利奇，就会在天空上留下白色的云雾。房子的设计全都相同，他仔细审视，不知为何，它们对称的样貌让他觉得很美。这就是生活的秩序，他想。这一排小小的英国棺材，就是我认为自己正挺身保护的对象。在整齐行列里的正直白人。75号把木门换成铁门，弯弯曲曲的手写字体写着“埃铎拉多”。77号有一条镶着贝壳的水泥小径。81号的门面是质朴的柚木。而布拉德福此刻走近的79号，在领地之内竖起一根精美的白色旗杆，英国国旗迎风招展，灿烂夺目。小小的碎石车道上留有重型车辆的轮胎痕迹。擦得发亮的门铃旁有一个电动扩音器。布拉德福按下门铃，等待着。一阵喘息声迎向他，接着是气喘吁吁的男声。

“是哪一个该死的人啊？”

“是雷蒙先生吗？”布拉德福对着麦克风说。

“我是又怎么样？”那个声音说。

“我叫马洛。我想，能不能耽误你一点时间，谈一件私人的事。”

“我只有两个字可说，而且好用得很。放屁！”

窗台里的网状窗帘拉开一条缝，足以让布拉德福瞥见一张古铜色、闪闪发亮的小脸，布满皱纹，从暗处观察他。

“让我这样说吧。”布拉德福放轻声音，对着麦克风说，“我是马格纳斯·皮姆的朋友。”

又一阵窸窸窣窣，另一头的声音似乎重新提起力度。“你一开始干吗不说呢？快进来喝一杯。”

希德·雷蒙是个矮壮的小个子老人，从上到下一身咖啡色，活像只兔子。他的咖啡色头发没有一丝灰白，中分贴在头颅上。他的咖啡色领带上一只只马头带着怀疑的眼光注视他的心脏。他穿着整洁的咖啡色羊毛上衣，熨得笔挺的长裤，脚上的咖啡色鞋头亮得像发光的大鼻子。在阳光炙烤得如迷宫密布的皱纹里，一对动物般明亮的眼睛闪烁着愉悦的光芒，尽管他的呼吸已有些力不从心。他拄着一根箍橡胶圈的黑刺李手杖，一走动，屁股就像裙子一般晃动，颤颤巍巍前进。

“下回你按电铃的时候，只要说你是英国人就得了。”他领头走进小巧无瑕的玄关时建议说。在墙上，布拉德福看见赛马的照片，还有年轻的希德·雷蒙一身阿斯科特装束。“然后你清清楚楚报出你的来意，我就会再骂你放屁。”他爆出一阵笑声，拄着手杖笨拙地转圈，对布拉德福眨眨眼，表示他说的只是玩笑话。

“那小子现在怎么样？”希德说。

“好得很，谢谢。”布拉德福说。

希德无预警地突然在一张高背椅坐下，像个贵族寡妇似的小心翼翼把身子前倾靠在手杖上，直到找到一个让他稍感舒适的角度。布拉德福看见他眼底浮现阴影，前额泛起一层汗水。

“你今天得替我尽地主之谊啰，老爷，我情况不太好。”他说，“在角落里。打开顶盖。为了健康，我只喝一滴威士忌，你就随意吧。”

屋里铺满厚厚的栗红色地毯。砌瓷砖的壁炉上方挂着一幅俗丽的瑞士风景画，旁边有一座精美磨光的栗木鸡尾酒柜。布拉德福一掀开顶盖，就有八音盒开始演奏，希德一直等待的就是音乐的旋律。

“知道这首曲子吧？”希德说，“听好。把盖子放下来——没错——再打开。开始啰。”

“是《在拱门下》嘛。”布拉德福微笑说。

“当然啰。他给我的。‘希德，’他说，‘我现在没办法送你金表，恐怕你的年金有暂时的现金流量问题。但我有一件家具，是当年带给我们许多欢乐的东西，值个一两先令，我希望你收下当成小小的纪念品。’所以我们开着货车去，梅格和我，在那些回收艺术家还没染指之前先搬走。五年前的事啰。他从哈洛德买了六张，用来交际。只剩下这一张了。他从来没要回去，一次也没有。‘还能用吧，希德？’他说，‘姜是老的辣，你知道的。我到现在还能让他们大吃一惊。’他可以。只要他在附近，锁孔就不安全。直到最后都是这样。我没法去参加葬礼。身体不舒服。葬礼如何？”

“我听说很美。”布拉德福说。

“应该是。他功成名就。他们安葬的不是个普通人，你知道。这个人和最尊贵的人握过手。他叫爱丁堡公爵‘菲利浦’。他过世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写上一笔？我查了一些报纸，但没看到多少。然后我想，他们或许是留到周日再登。当然你永远说不准舰队街的事。如果我身体状况好，就会溜到那里去，给他们一些钱确定此事。你是条子吗，先生？”

布拉德福大笑。

“你看起来像个条子。我曾经替他坐牢，你知道。事实上我们好几个人都是。‘雷蒙，’他说——每回要求我做很糟的事的时候，他就会叫我的姓，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雷蒙，他们要来抓我，因为我在那些文件上签名了。如果我否认那是我的签名，你就说是你伪造的，没人弄得清楚的，对不对？’‘好吧，’我说，‘反正我坐好几次牢了。’我告诉他，‘如果坐牢会让你变聪明的话，我一定会像玛士撒拉[186]一样聪明。’我说。但我还是做了，懂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出来之后会有五万，但我知道不会有。我想你可以称之为友谊，真的。一个像这样的鸡尾酒柜，这年头你找也找不到啦。敬他，干杯！”

“干杯！”布拉德福说，在希德赞许的目光中举杯饮下。

“如果你不是条子，是什么？难道是他外交部那些装腔作势的朋友？你看起来不像装腔作势的样子。在我看起来，更像个拳击手，如果你不是条子的话。你打过吧，对不对，拳击赛？我们都坐场边的位子，每一次。乔·巴克西向可怜的布鲁斯·伍德考克说拜拜的那晚我们也在场。之后我们得去洗澡，把血洗掉。然后到阿尔巴尼俱乐部，乔毫发无伤地站在吧台旁，几个美人儿围着他，瑞克对他说：‘你干吗不赶快把他终结掉，乔？你干吗这样拖时间，一回合又一回合？’他真的很会说话。‘瑞克，’乔说，‘我没办法。我心太软了，真的。每次我一打他，他就开始嗷嗷的叫，我没办法给他致命的一击，说真的。’”

布拉德福一边听，一边把眼光停驻在房间一角，某件家具移走留下的痕迹。那件家具是方形的，或许有两英尺见方，被割过的地毯，露出底下衬垫的帆布。“那天晚上马格纳斯也来了吗？”他和颜悦色地问，巧妙地把话题拉回他来访的目的。

“他年纪太小啦，先生。”希德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太柔弱了。瑞克想带他去，但梅格说不行。‘你们把他留下来和我一起。’她说，‘你们这些小子可以出去，你们可以去找乐子。但狄奇要留下来和我一起。我们要去看电影，过个快乐的夜晚，就这样。’噢，梅格说了这样的话，你绝对不能和她拌嘴，你没有第二次机会的。如果没有她，我就完蛋了。我得把每一分钱都交给她。但梅格，她存了不少钱。她了解她的希德。也了解她的瑞克。他太热心了，你知道。我们都太热心了，但狄奇的爹真的是非常热心。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了解。一直都是，如果他回来，我想我们还是不会有什么不同。”他笑起来，尽管一动就会让他觉得痛。“我们会做一样的事，做得更多，我敢说我们一定会的。狄奇有麻烦了吗？”

“他为什么会有麻烦？”布拉德福说，目光离开房间的角落。

“你告诉我。条子是你，又不是我。你用这张脸就可以管理一个监狱啰。我不该和你谈话。我感觉得出来。有一天我走进办公室。奥德雷街。蒙特街。切斯特街。老柏灵顿。康杜特。公园道。全是最好的地段。从没改变。所有的东西都漂漂亮亮，整整齐齐。有接待小姐，坐在位子上像蒙娜丽莎。‘早安，雷蒙先生。’‘早安，甜心！’但我已经知道，从她们的脸上看出来，从一片寂静中听出来。哈啰，我对自己说。是条子。他们找瑞克谈。溜吧，希德，快从后门走吧。我从来没出错。一次也没有。就算是我别无选择让他们把我扣起来的那十二个月，我都闻得出来什么时候会有麻烦。”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几年前。或许还要更久。梅格走了以后，他就疏远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他会更常来，但他不愿意。不喜欢有人死去，我猜。不喜欢有人变穷，或失去希望。他有一次出马竞选国会议员，你知道。如果我们早个一个礼拜投入，他就当选了。和他的马一样。到头来总是输在起步太晚。当然，他有打电话来。他喜欢打电话，一向这样。如果电话没响，他就很不高兴。”

“我说的是马格纳斯，”布拉德福耐住性子说，“狄奇。”

“我想也是。”希德说。他开始咳嗽。他的威士忌就在面前的桌上，但他碰也没碰，尽管唾手可及。他不会再喝了，布拉德福想。酒摆在那里纯为礼貌。咳嗽停了，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马格纳斯来看过你。”布拉德福说。

“有吗？我没注意。什么时候？”

“他去看汤姆之前。在葬礼之后。”

“他来干吗？”

“他开车来。和你坐了一会儿。聊聊往日时光。他很高兴来看你。他后来告诉小汤姆的。‘我和希德聊得很愉快。’他说，‘谈到往日时光。’他要每个人都知道。”

“他告诉你的？”

“他告诉汤姆。”

“但是没告诉你。不然你也犯不着到这里来。我一向都可以分析得出来。我从来没出错。‘如果条子会问，表示他们不知道。所以别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明知故问，就会揪出你的破绽。所以别先告诉他们。’我也这样告诉瑞克，但他不听。或许和他是共济会员有关。他说得够多才会有安全感。他们就是这样逮住他的，十之八九。我和你谈个条件。你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告诉你屁话。怎么样？”

一阵漫长的沉默，但布拉德福耐力十足的微笑永不疲惫。“告诉我吧。那面英国国旗是干吗的？”他试探地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只是花园里的一朵大花？”

“那是赶外国佬和条子的稻草人。”

布拉德福像掏出家庭照一般，拿出他的绿色名片，他拿给赛芬顿·鲍伊看的那张。希德从口袋掏出一副眼镜，仔细看看正面反面。一列火车轰隆驶过，但他似乎没听见。

“是骗人的吗？”他问。

“我和那面旗子是同行。”布拉德福说，“如果那也是骗人的把戏的话。”

“有可能。什么事都有可能。”

“你以前在第八兵团，对不对？我知道你还在阿拉曼[187]得了一个小奖章。那也是骗人的吗？”

“有可能。”

“马格纳斯·皮姆惹了一点麻烦。”布拉德福说，“我老实对你说，这是我一贯待人的态度，他似乎是暂时消失了。”

希德的小脸紧缩。他的喘息更大声，也更快。“谁把他弄不见的？你吗？他从来不和马斯波的那些小子搅和的，对不对？”

“谁是马斯波？”

“瑞克的朋友。他人脉很广。”

“他可能被威胁，他可能必须躲起来。他和几个很坏的外国佬玩危险的游戏。”

“外国佬，呃？嗯，他搞上法国佬啦，对不对？”

“他做秘密工作。为他的国家。也为我。”

“嗯，他这会儿又变成小蠢蛋啦。”希德愤愤说，从口袋掏出一条熨得整整齐齐的手帕，抹着闪闪发亮的脸。“我对他没啥耐心。梅格知道。他会堕落，她说。那孩子身上有爪耙子的味道，你记住我的话。他天生就是个爱告密的人。天生的。”

“这可不是告密，这是玩他的命。”布拉德福说。

“你是这么说的。或许你也这么想。但是你错了。从来不满足，那个小子从不满足。上帝对他永远不够好。问梅格。你不行。她走了。她很聪明，梅格啊。她是个女人，但她一只眼睛就比你我加上世界一半的人看得清楚。他总是在中间左右逢源，我知道。梅格一向就说他会。”

“他来看你的时候，看起来怎么样？”

“很健康。每个人都是。两个脸颊红咚咚像玫瑰。他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得出来。他很有魅力，和他老爸一样。我说：‘你应该多表现出一些哀悼的神情。’他听不进去。‘葬礼很美，希德。’他说，‘你会喜欢的。’是喔，我还快马加鞭往前冲咧。‘他们全挤在一起像沙丁鱼一样，教堂里还挤不下呢。’‘胡说八道。’我说。‘他们都在外面的广场，挤在街上，希德。一定有上千个人。如果爱尔兰人丢了炸弹过来，可能就把我们这个国家最好的人才全给炸死了。’‘菲利普去了吗？’我说，‘当然啰。’唔，我的意思是他不可能去，对不对，如果他去了，我们一定会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嗯，我想他可能微服出巡。我听说他们现在都这么做，感谢爱尔兰佬。他以前有个朋友。肯尼·鲍伊。他妈妈是位女爵。瑞克和他姑姑有一手。或许他去找小肯尼了。或许有可能。”

布拉德福摇摇头。

“贝琳达？她很正直，一向都是，虽然他骗了她。他随时都可以去找贝琳达。”

布拉德福又摇摇头。

“我是说，上千个追悼者。”希德反驳说，“债主，如果你喜欢这么说的话。才不是追悼者呢。你不会追悼瑞克的。真的不会。你会松了一口气，坦白说。然后你会看看皮夹，感谢老梅格，让你还留下一些够自己用。我没把这话告诉狄奇。不太恰当。菲利普去了吗？你听说菲利普去了，是吗？”

“他撒谎。”布拉德福。

希德很震惊。“哦，很难相信，真的。是那个爱告密的人随口掰的。马格纳斯骗我，和他老爸一个样。”

“为什么？”布拉德福说。

希德没听见。

“他要什么？”布拉德福说，“他干吗花这么多力气来骗你？”

希德的表演有些过火。他皱起眉头，撅起嘴唇，擦擦鼻尖。“想来看我好不好，对吧？”他说，太过快活。“他想来哄哄我。‘我应该去和老希德聊一聊。让他觉得好过一些。’噢，我们一直是朋友。好朋友。对他来说，我就是父亲，经常都是。梅格也是好得不像话的母亲。”或许他年纪大了就丧失说谎的技巧。也或许他一开始就没那么好的说谎技巧。“他只是来应酬一下，就这样。安慰，说穿了就是这样。我安慰你，你安慰我。他一向很喜欢梅格，你知道。即使她看穿他了也一样。忠心。我会这样说。”

“文沃斯是谁？”布拉德福说。

希德的脸猛然紧闭，像监狱的门。“谁是谁啊，老小子？”

“文沃斯。”

“不，不，我不知道。我不认为我认识什么叫文沃斯的人。我只知道是个地名吧。为什么，有个叫文沃斯的人给他惹麻烦啦？”

“萨宾娜。他提起过萨宾娜吗？”

“是匹赛马，对吧？不是有匹叫萨宾娜公主的马是去年金杯赛的大热门？”

“谁是波比？”

“哎呀，马格纳斯又和美人儿搞上啦？告诉你，如果他不瞎搞，就不是他老爸的儿子。”

“他到底来干吗？”

“我告诉你了。安慰。”此时，一股难以阻挡的吸引力让希德的眼光悄悄溜到曾经放置某件家具的那个角落，然后才厚着脸皮转回布拉德福身上。

“就这样。”希德说。

“告诉我，不介意吧？”布拉德福说，“那个角落原本放什么东西？”

“哪里？”

“那里。”

“没有东西。”

“家具？保险箱？”

“没有。”

“你太太的东西，卖掉了？”

“梅格的？我就算饿死也不会卖梅格的东西。”

“那些痕迹是什么？”

“什么痕迹？”

“我指的地方。在地毯上。怎么造成的？”

“小精灵弄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和马格纳斯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我告诉过你了。别一再重复。让我很光火。”

“现在东西在哪里？”

“没了。不是什么东西。根本没东西。”

布拉德福留希德坐在椅子上，一口气跑上窄窄的楼梯。浴室在他前面。他探头看了一眼，然后走进左边的主卧室。一张绉边粉红躺椅占去大半间房。他查看躺椅底下，摸索枕头，查看下面。他拉开衣柜，拨开成排的驼毛外套和价值不菲的女装。什么都没有。第二间卧室在楼梯平台的另一边，但里面没有任何二英尺见方的大型家具，只有一堆非常漂亮的白色真皮公文包。回到一楼，他检查了饭厅和厨房，从后窗望见小小的花园，通向铁道路堤。没有小屋，没有车库。他回到客厅。另一列火车驶过。他等待火车的声音远去才开口。希德很不舒服地前倾身子坐着，双手合掌拄着他的手杖，下巴无力地抵在手上。

“你车道上的轮胎痕迹，”布拉德福说，“也是小精灵弄的？”

然后希德开口说话了。他的嘴唇很紧，话语似乎会伤害他。“条子，你能用童子军的荣誉对我发誓，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国家？”

“可以。”

“他所做的，我不相信也不想知道的事，是不是不爱国，或者有可能？”

“有可能。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是找到他。”

“你如果骗我就会粉身碎骨？”

“我就会粉身碎骨。”

“你会的，条子。因为我爱那孩子，但我从来没对不起国家。他来这里诓我，是事实。他想要那个档案柜。那个旧的绿色档案柜，瑞克四处游历之前交给我保管的。‘现在瑞克死了，你可以交出他的报告了。没关系的。’他说，‘这是合法的。那是我的。我是他的继承人，对吧？’”

“什么报告？”

“他老爸的一生。他所有的债务。他的秘密，你可以这么说。瑞克一直保存在这个特别的柜子里。他欠我们的东西。有一天他会把大家照顾得妥妥帖帖，我们永远不会再缺少任何东西。瑞克活着的时候我一直说不行，我也不觉得情况有什么不同。‘他死了。’我说，‘让他过去吧。没有人能像你老爸那样想出那么好的计划，你知道的。所以别再问问题，过你自己的生活吧。’我说。柜子里有很糟糕的东西。文沃斯是其中之一。你说的另外那几个名字，我没听过。或许他们也在里面。”

“或许吧。”

“他一直吵，最后我说：‘拿去吧。’如果梅格还在，他一定不会从我手里拿走的，不论他是不是合法的继承人，但是梅格走了。我无法拒绝他，这是事实。我就是做不到，就像对他老爸一样。他打算写一本书。这我也不喜欢。‘你爸爸从来不相信书的，狄奇。’我说，‘你是知道的。他在世界大学受的教育。’他不听。他想要什么的时候，就听不进去。‘好吧。’我说，‘拿去吧。或许你就不会再找他的麻烦。推上车，滚吧。’我说，‘我会叫隔壁那个爱尔兰佬来帮忙抬。’但他不肯。‘这辆车不行。’他说，‘这辆车没准备要载柜子。’‘好吧，’我说，‘把它留在这里，闭嘴。’”

“他还留下其他东西吗？”

“没有。”

“他带公文包了吗？”

“一个看起来很夸张的玩意，黑色的，上面有女王的徽章和两个锁孔。”

“他留了多久？”

“久得够诓我啰。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我怎么知道？甚至没坐下呢。不行啊。他一直走来走去，打着黑领带，面露微笑。不断看着窗外。‘唉，’我说，‘你是抢了哪家银行啦？我要去把我的钱提出来。’以前听到这样的笑话他会大笑。但这次没有，只是一直保持微笑。嗯，葬礼，总是会让你有很多改变，不是吗？如果他不那样微笑，我可能就无法忍受。”

“所以他就走了。载着柜子？”

“当然没有。他请货车来，对吧？”

“当然啰。”布拉德福说，暗自咒骂自己的愚蠢。

他挨着希德坐下，把他碰也没碰的威士忌放在希德酒杯旁边，那张桌子是锻铜的印度桌，希德擦得锃亮，宛如东方的太阳。希德非常不情愿地开口，声音几乎没了。

“几个？”

“两个家伙。”

“你请他们喝茶吗？”

“当然啰。”

“看见他们的货车没有？”

“当然有。我很注意他们，对吧？这是很大的娱乐，在这里，有辆货车。”

“哪家公司？”

“我不知道。上面没写，对吧？很普通的货车，像租来的。”

“颜色？”

“绿色。”

“谁租的？”

“我怎么会知道？”

“你有签什么东西吗？”

“我？你疯啦。他们喝了茶，搬上车，就滚了。”

“他们载到哪里？”

“仓库。”

“哪里的仓库？”

“坎特伯雷。”

“你确定？”

“我当然确定。坎特伯雷。货送到坎特伯雷。他们抱怨东西太重。他们一向如此，他们觉得会害他们水肿。”

“他们有说货送给皮姆吗？”

“坎特伯雷。我告诉你了。”

“他们提到名字吗？”

“雷蒙。去找雷蒙，把货送到坎特伯雷。我就是雷蒙。答案是雷蒙。”

“你看到货车的号码吗？”

“噢，有啊。写下来了。我是说，这是我的嗜好，货车车号。”

布拉德福挤出微笑。“嗯，你至少记得货车上有没有什么标记？”他问，“特别的标志之类的？”

这是个毫无恶意的问题，也毫无恶意地提出来。布拉德福自己没抱太大的期望。这样的问题如果没问，就会留下一个漏洞，但问了也不会有红利，可以说是审讯这行必要的包袱。然而，在这个暮秋傍晚，这是布拉德福向希德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也是他奋力追索马格纳斯这段短时间里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此后他只能提出回答来顾全自己。然而，希德拒绝明明白白的回答。他开始说话，接着又改变心意，突然住嘴。他的下巴不再抵在手上，抬起头，接着缓缓地，他整个身体也站了起来，很痛苦但确确实实离开了椅子，仿佛远方的号角召唤他去参加最后一场游行。他弓着背，把手杖拄在身边。

“我不想让那孩子进监狱。”他哑着嗓子说，“听见没？我不会帮你把他送进监狱的。他老爸坐过牢。我也坐过牢。我不要那孩子进去，那会让我很不安。这不是针对你个人，条子，你走吧。”

结束了，布拉德福平静地想，环顾拥挤的会议桌，在五楼卜拉梅尔的套房里。这是我和你们的最后一场盛宴。我应该走出门去的，一个六十岁的猎场看守人之子。在向下照射的灯光里，十来双手像等待指认的尸体。在他左边，虚弱地裹在量身定做的毛绒袖口里的是外交部的代表道尔尼。纹章的狮子雄踞他的金袖扣。道尔尼旁边，静静躺着他主子卜拉梅尔无伤无痕的手指，萨里中部的遗传特质表露无遗，根本不需要宣传。波的旁边，坐着内阁来的蒙特乔伊。接着是其他人。在愈益强烈的疏离情绪里，布拉德福发现很难将声音与手联想在一起。无所谓了，因为今天晚上他们就只是一个声音和一双已无生机的手。我曾经相信这些声音与手远胜于他们身体的其他部分总和，他想。在我这一生里，我目睹了喷射飞机、原子弹和计算机的诞生，以及大不列颠制度的衰亡。我们没什么可清除的了，除了我们自己。腐朽的夜半空气闻起来有衰败的气息。奈吉尔正在读死亡证明。

“他们在兰斯登家外面一直等到6点12分，然后从路边的公用电话打电话进去。兰斯登太太说她和女佣也正在找皮姆太太。玛丽说要到后院散步，却没有回来。她去了不止一个钟头。院子里没人。兰斯登当时在官邸。大使要他过去的。”

“我不希望有人因此责怪兰斯登。”道尔尼说。

“我确信不会。”波说。

“她没留字条，没对任何人说。”奈吉尔继续念，“她那天魂不守舍，这很正常。我们查过航空公司，发现她订了明天早上英航飞伦敦的班机，商务舱。她留的地址是维也纳的帝国饭店。”

“今天早上。”有人纠正他，布拉德福看见奈吉尔的金表斜斜地亮在他面前。

“今天早上的航班。”奈吉尔暴躁地更正，“我们去查帝国饭店，发现她不在房间里，我们又回头查机场，发现她补位搭上当天最后一班飞机，德航飞法兰克福。很遗憾的是，我们一直到法兰克福的班机降落目的地之后，才掌握这项情报。”

她耍了你们，布拉德福想，满意得近乎骄傲。她是个好女孩，精通这套把戏。

“你们第一次到机场时没查到法兰克福这条线索，岂不是很可惜？”桌子另一端一个不相信的人大胆提出质疑。

“当然很可惜。”奈吉尔高声说，“但你刚才如果听得仔细一点，我想你就会听到我说，她坐的是补位。所以在飞机起飞之前，她的名字不会出现在正式的旅客名单上。”

“听起来还是一团混乱。”蒙特乔伊说，“非正式的旅客名单呢？”

不，布拉德福想。这不是混乱。要制造混乱，你得先有秩序。这是惰性，这是常态。曾经如此卓越的一个组织变成了不动如山的杂种——半是官僚，半是流寇，各据立场，相互抵消。

“她到底在哪里？”有人问。

“我们不知道。”奈吉尔满意地说，“除了请德国人——顺便一提，当然是因为美国人的缘故——清查法兰克福的每一家旅馆，怎么说都是很困难的工作，我看不出来我们还能做什么。老实说。”

“杰克？”卜拉梅尔说。

布拉德福听见他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加苍老，遁入黑暗之中。“天知道，”他说，“或许她现在正坐在布拉格呢。”

奈吉尔又开口。“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知，她没有犯任何过错。我们不能违反她的意愿，把她监禁起来，你知道。她是自由的公民。就算下个礼拜她儿子决定向她看齐，我们也不能怎么样。”

蒙特乔伊烦恼的是更早之前的事：“我真的觉得我们截听到的美国大使馆电话非常不寻常。那个女人，雷德勒，坐在维也纳，对着在伦敦的丈夫叫喊有两个人在教堂里交换信息。她说的是我们的教堂。玛丽也在那里。我们难道没做一些推论吗？”

奈吉尔早有答案：“一直到事情发生很久之后，恐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电话截听的抄本看起来没什么异样，在电话通完二十四小时之后才送给我们。是情报让我们有所警觉——也就是有人看见玛丽可能出现在那个叫佩特兹的男人住的捷克安全公寓——这个情报还比电话抄本先送到我们这里。你们总不能因为我们没未卜先知而怪我们吧，对不对？”

似乎没有人知道能或不能。

蒙特乔伊说该是决定态度的时间了。道尔尼说他们真的必须决定是否通知警察，发布皮姆的照片，接受责骂。这句话让卜拉梅尔猛地活过来。

“如果我们这样做，很可能就要关门大吉了。”他说，“我们已经近在咫尺，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对不对，杰克？”

“恐怕还没有。”布拉德福说。

“我们当然有！”

“这只是揣测。一直都是。我们需要那辆运家具的货车。那也绝对不是简单的事。他也会利用中断的装置、转运站。警察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事。我们没有机会。他用‘坎特伯雷’这个名字。或者应该说我们认为他是。因为过去他用的工作化名都是地名，他已经习惯了。曼彻斯特上校，霍尔先生，戈尔沃斯先生。另一方面，他们可能只是把柜子载到坎特伯雷，坎特伯雷就是他所在的地方。或者他们送货到坎特伯雷，而坎特伯雷就是他不在的地方。我们需要找一个海边的广场，和一间有位他显然很爱的女人的房子。她不在苏格兰或威尔士，因为他说她在那些地方。我们不可能翻遍联合王国的每一个滨海小镇。警察可以。”

“他疯了。”某个鬼魂说。

“没错，他疯了。他背叛了我们三十几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指证他。我们的错。所以或许我们也该承认，他在必要的时候神智健全地秀了漂亮的一手，而他的专业技巧又好得可恨。有任何人比我更接近他吗？”

门打开又关上。凯特站在他们面前，抱着满怀的红色条纹卷宗。她脸色苍白，非常沉静，像梦游的人。她在每位来宾面前放一个卷宗。

“资情部刚送来的。”她说，只对波一个人，“他们用《痴儿西木传》当密码本，破解捷克的电讯。结果是正确的。”

清晨七点的伦敦街道空空荡荡，但布拉德福走路的样子仿佛街上挤满了人，在老弱蹒跚的人之间挺直背脊，活像挤在人群中似的。一个孤单的警察向他问早安。布拉德福是警察会打招呼的那种人。谢谢你，警官，他想，继续果断地前行。你刚才对着善待明日最新叛国贼的人微笑——这人击退了对他的所有批评，直到案情变得无言以对；然后当一切变得无法面对时，这人又击退了对他的所有辩护。为何我开始理解他？他纳闷地想，为自己的耐性惊讶不已。为何在我的心里——就算不是我的理智——竟对这个以他的一生摧毁我毕生成就的人涌起一丝同情？我要他做的，他全要我付出代价。

你自己造成的，贝琳达如是说。那么又为何，如同他垂荡的手臂被轰得粉碎时一样，他竟还感觉到痛楚？

他在布拉格，他想。最后这几天的追逐游戏只是一场捷克羽扇舞，在他们偷偷把他送往安全地点时，让我们误入歧途。玛丽绝对不会到那里去，除非马格纳斯已经先到了。玛丽绝对不会到那里去，句点。

她为何要去？她为何不去？他不知道，他不相信任何说他们会这样做的人。抛下普拉煦和她的一切英国风格？只为了马格纳斯？

她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她会为了马格纳斯这样做。

汤姆会为了她而去。

她会留下来。

她会带着汤姆。

我需要一个女人。

一家彻夜营业的咖啡馆伫立在半月街，在其他日子的清晨，布拉德福可能会在这里歇脚，让疲惫的流莺逗弄他的狗，然后布拉德福也逗弄那些流莺，请她们喝杯咖啡，和她们东拉西扯，因为他喜欢她们的老练和她们的胆识，和她们融合人类狡诈与愚蠢的人性。但他的狗死了，他寻乐的兴致也随之而去了。他打开门锁，走向床边，伏特加放在那里。他倒了大半杯，一饮而尽。他放洗澡水，打开短波收音机，带进浴室。新闻报道各地发生的灾难，但没有英国外交官夫妇在布拉格现身的消息。如果布拉格想放出消息，一定会在中午，才能上晚上的电视新闻和明天的报纸。他开始刮胡子。电话响了。是奈吉尔，说我们找到他了，他一直在他的俱乐部里。值日官报告说布拉格外交部已对所有外国通讯社发出午间新闻稿。是史戴基，说他喜欢强壮的男人。

他关掉收音机，光着身子走进客厅，攫起听筒，说：“喂？”听到乒一声，然后就没了。他紧紧压住嘴唇，仿佛警告自己别说话。他在祈祷。他真的在祈祷。说话啊，他祈祷。说句话吧。然后他听到：一个铜板或指甲锉刀轻快地在话筒上敲了三下：布拉格程序。他环顾四周搜寻金属的东西，看见书桌上的钢笔，便抓紧电话，想办法伸长手去够。他轻敲了一下当做回答：我听见你了。再敲两声，然后三声。留在原地，信号说。我有情报要给你。他用笔对话筒敲了四声，听到传来两声回答，接着电话挂掉了。他用手指抓着粗短的头发。他把伏特加拿到书桌，坐下，脸埋在手里。活下去，他祈祷。是情报网。是皮姆，报平安。保持聪敏。我在这里，如果这是你想知道的问题。我在这里，等待你的下一个信号。别打来，除非你准备好了。

电话再次尖声响起。他拿起听筒，却只是奈吉尔。皮姆的照片和说明已经发送全国各地的警察局，他说。“公司”的电话只能转接到作业专线。波已经下令切断白厅的线路。媒体联系也已经全面展开。他干吗告诉我？布拉德福很纳闷。是因为他寂寞，还是要给我个机会说我刚才接到一个线人用布拉格程序打来的有趣电话？是那个有趣的电话，他觉得。

“刚才有个家伙用捷克通话信号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给他信号要他说话，但他没说。天晓得是什么事。”

“嗯，如果有进一步的发展，马上让我们知道。用作业专线。”

“照你说的办。”布拉德福说。

再次等待。他想起每一个曾经历劫归来的情报员。不要急。小心行动，鼓起信心。别慌。别跑。慢慢来。选好你的电话亭。他听见一阵敲门声。是某个该死的推销员。凯特已经精疲力竭了。是住在楼下那个老以为我的浴室害他家漏水的阿拉伯小子。他披上晨袍，打开门，看见玛丽。他把她拉进来，摔上门。之后他心里涌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他不知道。是松了一口气或暴跳如雷，是怜惜不忍或义愤填膺？他立刻打她一个耳光，接着又打一个，换成是云淡风轻的另一个日子，他会马上带她上床。

“在艾塞特附近，有个叫法雷·阿伯特的地方。”她说。

“那里怎么了？”

“马格纳斯告诉他说，他把母亲安置在德文郡靠海的一栋房子里。”

“告诉谁？”

“波比。他的捷克控管官。他们以前一起在伯尔尼念书。他觉得马格纳斯想自杀。我突然领悟了。那就是烧盒里的秘密。情报站的枪。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是法雷·阿伯特？”

“他说他母亲在德文郡。他根本就没有母亲。他在德文郡的惟一一个地方就是法雷·阿伯特。‘我在德文郡的时候，’他以前说，‘我们去德文郡度个假吧。’是法雷·阿伯特，一直都是。我们从来没去过，但他说个不停。瑞克常从学校带他到那里去。他们会去野餐，在海滩上骑自行车。那是他最理想的地点之一。他和一个女人在那里。我知道。”

15

你可以想像得到，汤姆，这位才华耀眼的情报官与情人，年轻的心多么光荣地庆贺自己在遥远的奥地利完成两年全心奉献的为国服务，终于要返回祖国。他离开萨宾娜，并没像他自己原来害怕的那么椎心苦痛，因为那天到来时，她对他的离去装出斯拉夫式的漠不关心。

“我应该是个快乐的女人，马格纳斯。你们那些英国太太不能给我脸色看。我应该成为经济学家和自由的女人，而不是伺候轻浮小兵的娼妓。”从来没有人用“轻浮”两个字来形容皮姆。她甚至比他先离去，免得忍受离别的伤痛。她很勇敢，他告诉自己。而他对艾塞尔的道别，尽管笼罩着新一波整肃谣言的阴影，也一样有避重就轻的感觉。

“马格纳斯阁下，无论我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已经一起完成伟大的工作了。”他说，在薄暮的微光里，他们俩人面对面站在已成为皮姆第二个家的谷仓外面。“别忘了你欠我两百块。”

“我不会忘的。”皮姆说。

他开始漫长的徒步，走回考夫曼下士的吉普车。他转身想挥手，但艾塞尔已消失在森林里。

两百块是他们这一段关系在最后几个月里益发亲密的纪念品。

“我父亲又向我要钱了。”有天晚上皮姆说，当时他们正在翻拍他从曼布瑞板球衣物柜里借来的密码本。“缅甸警察要逮捕他。”

“那就寄给他啊。”艾塞尔回答说，一边把照相机里的底片卷回去。他把底片放进口袋，装进新的一卷。“他要多少钱？”

“不论他要多少，我都没有办法。我是个每天领十三先令的尉官，又不是百万富翁。”

艾塞尔看起来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便转而谈起帕维尔下士的话题。艾塞尔说是该给帕维尔的生活制造新危机的时刻了。

“但他上个月刚有过危机。”皮姆反驳说，“他喝醉酒，被老婆丢出公寓，我们必须帮他花钱消灾。”

“我们需要一场危机。”艾塞尔语气坚定地再说一遍，“维也纳开始把他视为理所当然，我可不喜欢他们提出后续问题的语气。”

皮姆在书桌旁找到曼布瑞。他坐着读一本有关鱼的书，午后的阳光斜照在他友善的头上闪闪发亮。

“恐怕绿袖子又要两百块现金。”他说。

“可是我亲爱的小家伙，我们这个月已经付他不少钱了！他到底要这两百块干吗？”

“他要帮她女儿堕胎。医生只收美金，事情又很急。”

“但那孩子才十四岁哪。那个男人是谁？他们应该把他丢进监狱。”

“是总部的那个俄国上尉。”

“猪！死猪猡。”

“帕维尔也是天主教徒，你知道。”皮姆提醒他，“不是很虔诚的，我同意。但对他来说还是很不好受。”

第二天晚上，皮姆数了两百块钱递过谷仓的桌子。艾塞尔丢回来给他。

“给你爸爸。”他说，“我给你的贷款。”

“我不能这样做。这是行动基金。”

“不再是了。这属于帕维尔下士。”皮姆仍然没拿起钱。“帕维尔下士以你朋友的身份借给你。”艾塞尔说着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纸：“拿去——写上IOU [188]。签名，有一天我会要你还我的。”

皮姆神清气爽地启程离去，他相信格拉茨和那里的一切责任，如同伯尔尼一般，会在他进入第一个隧道的那一刻烟消云散。

枕着手臂躺在萨克西斯情报部队里的皮姆，从复原官手中拿到一封注明“私人且机密”的信：

政府海外研究小组

信箱七七七

外交部

伦敦，S.W.I

亲爱的皮姆：

我们在奥地利的一位共同的朋友把你的名字给我，认为你可能有兴趣谋一份长期的工作。倘若如此，是否能请你在19号星期五中午12点45分到旅行家俱乐部，和我共进午餐，非正式地聊一下？

（签名）艾尔温 ·雷斯爵士，C.M.G

一连好几天，莫名的谨慎让皮姆迟迟未回复。我需要新的天地，他告诉自己。他们是好人，但太狭隘了。一天早上，皮姆觉得自己意志坚决，便写信致歉，说他打算朝教会发展。

“就是壳牌石油啊，马格纳斯。”贝琳达的母亲说，她一直挂心皮姆的未来。“贝琳达有个叔叔在壳牌，对不对，亲爱的？”

“他要做值得做的事，妈咪。”贝琳达说，她一跺脚，让早餐桌都摇了起来。

“有人服完刑啰。”贝琳达的父亲脸埋在他的《电讯报》后面说，不知为什么觉得很好玩，张嘴露出不整齐的牙齿大笑，贝琳达气得冲到花园去。

另一个对皮姆的工作更有兴趣的人是肯尼·赛芬顿·鲍伊，他刚得到继承权，坚持皮姆应该和他一起开一家夜总会。贝琳达对夜总会和赛芬顿·鲍伊都很有意见，所以皮姆瞒着她，借口和母校有约，却到赛芬顿·鲍伊位于苏格兰的家族产业去，洁米娜到车站接他。她还是开路虎，他们还年轻时她坐在车里瞪他的那辆。她比以前更美。

“奥地利如何？”她问。他们愉快地蹦蹦跳跳开上紫色的高地，朝向一座怪兽般庞大的维多利亚式别墅。

“棒极了。”

“你常打拳击和橄榄球吗？”

“不算常常，老实说。”皮姆坦承。

洁米娜投给他长长的一瞥。

赛芬顿·鲍伊姐弟生活在没有双亲的世界。一个不以为然的老仆人伺候他们吃晚餐。饭后他们玩双陆棋，直到洁米娜倦了。皮姆的卧房像足球场一样大，也一样冷。他睡得很浅，没来由地醒来，看见一抹闪烁的红光，宛如萤火虫飞掠夜黑。红光下沉，然后消失。一个苍白的身影逼近他。他闻到香烟和牙膏的味道，感觉洁米娜光裸的身子柔软地环抱他，洁米娜的唇找着他的。

“如果我们星期五赶你走，你不会在意吧？”赛芬顿·鲍伊用托盘端着三份早餐进来时，洁米娜说。“因为我们请马克来度周末。”

“马克是谁？”皮姆说。

“嗯，我打算嫁给他，老实说。”洁米娜说，“如果可以，我就嫁给肯尼，但他对这种事太过保守了。”

皮姆抛下诸女子，写信给英国文化协会，志愿到蛮邦传播文化，写信给他的老舍监韦罗，找一份德文教职。“自从家父无法负担我的学费之后，我就非常怀念学校的纪律，也有非常强烈的效忠感。”他写信给穆古，替自己预约一段长期的僻静生活，然而对日期却很深思熟虑地含糊其辞。他写信给农场街的天主教会，请求继续在格拉茨所上的教义课程。他写信给日内瓦的一所英国学校，和海德堡的一所美国学校，也写给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全都出于自我否定的情绪。他写信给法律学会，询问研读法律的机会。等各种选择排山倒海而来时，他又填了一叠厚厚的表格，写上他迄今为止的丰功伟绩，送到牛津就业辅导部，寻求更多的机会。那个早上阳光普照，古老的大学城勾起他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无忧回忆。和皮姆面谈的人若不是完全疯了，也一定是满脑子胡思乱想。他把眼镜推到鼻子顶端，推到头顶的灰色鬈发里，活像娘娘腔的赛车选手。他倒给皮姆一杯雪莉酒，一手揽在他背后，领他到俯瞰一排议会房舍的长窗旁。

“脏死人的制造业如何？”他建议道。

“制造业很好啊。”皮姆说。

“除非你愿意和工人一起吃饭。你喜欢和工人一起吃饭吗？”

“我没有什么阶级意识，真的，先生。”

“太可爱了。你喜欢油渍沾上你的手吗？”

皮姆说他也不在乎油渍，真的，但此时他又被领往第二扇窗，眺望尖塔与草地。

“我有个大英博物馆低阶馆员的缺，还有下院三等助理文员的工作，下院就等于无产阶级的贵族院。我还有一些拉里拉杂的工作在肯尼亚、马来西亚和苏丹。印度我就爱莫能助了，他们不让我碰。你喜欢海外的工作还是不喜欢？”

皮姆说海外最好，他曾经在伯尔尼上大学。他的面谈员很迷惑。“我以为你是在这里念大学的。”

“我也在这里念。”皮姆说。

“喔。你喜欢危险吗？”

“我很爱，真的。”

“你这个可怜的孩子。别一直说‘真的’。如果有人想也不想就雇用你，你会义无反顾地效忠到底吗？”

“我会。”

“你愿意对老天爷和保守党立誓，无论是非善恶都敬爱国家吗？”

“愿意。”皮姆笑着说。

“你相信生为英国人就像是生而为彩票中奖人一样吗？”

“嗯，是的，老实说，对。”

“那就当间谍吧。”面谈员建议，从书桌里抽出另一份申请书，交给皮姆。“杰克·布拉德福向你问好，他说你到底为什么没和他联络，你为什么不和他那个和气的招募员一起吃饭？”

我可以给你写一整篇文章，汤姆，描述接受面试的乐趣。在皮姆精通且终此一生不断精进的拉党结盟艺术中，这场面试绝对是巅峰之作。当年我们还没有驻办公室看疯子的医生，你杰克伯伯喜欢这么叫他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秘密世界的国民，拥有纯然天真的特权。他们最贴近生命的经验就是战争，他们认为和平不过是战争另一种形式的延续。但从他们脑袋之外的世界看起来，他们过着如此未经考验的生活，质朴得如此纯真稚嫩，人际关系如此内向，以至于需要秘密兵团来打造他们衷心相信自己正保护的社会。皮姆坐在他们面前，冷静，深思，果决，谦逊。皮姆把自己的外表套进一个接一个的模子里，忽而崇敬，忽而敬畏、热心、炽烈真诚或清灵愉悦。他听说他的导师们都很喜欢他，简直惊喜得昂首阔步，知道陆军也很喜欢他，更让他骄傲得怡然自得。他谨慎得恰到好处，或夸耀得恰到好处。他从相信的人里挑出半信半疑的人，丝毫不放松，直到他们全成为皮姆后援会的终生会员。

“现在谈谈你父亲吧，可以吗，皮姆？”一个留着下垂的小胡子、让他很不愉快地回想起艾塞尔的人问，“看起来是很多姿多彩的人。”

皮姆凄然一笑，理解他的语气。皮姆在回敬之前先巧妙地奉承。

“恐怕他有时候是太过多姿多彩了，长官。”他在一阵阳刚的笑闹声中说，“我不常见到他，老实说。我们还是朋友，但我宁可避开他。我不得不这样，说真的。”

“没错。嗯，我想我们不能把你老爸的罪怪到你头上，对不对？”提问的那个人宽大为怀地说，“这是你的面试，不是你爸爸的。”

他们对瑞克了解多少，或在乎多少？即使今天，我也只能猜测，因为这个问题后来从未提起，我确信在皮姆获得接纳的那段日子里，这个问题在表面上已被遗忘。毕竟，英国仕绅，不会因父母的问题而彼此歧视，只在意血统。他们必定偶尔听闻瑞克惊人的堕落行径，或许还会露出开怀的微笑。想必风言风语总会在他们的交游圈里传来传去。但我怀疑，瑞克反而是资产。年轻间谍有些无伤大雅的犯罪背景并非坏事，他们分析道。“在严酷的学校成长，”他们告诉彼此，“可能是有益的。”

面试的最后一个问题与皮姆的回答，永远在我脑海回荡。问的人是一个穿斜纹呢的军方人士。

“听着，皮姆小伙子，”他那庄稼汉的头猛地前伸问，“你对捷克很有研究。你能说他们的语言，认识他们的人。你对他们现在的这些整肃和逮捕行动有什么看法？觉得烦恼吗？”

“我知道整肃很恐怖，长官。但并不意外。”皮姆说，他炽烈的目光凝注在遥远的远方。

“为什么不意外？”军方人士追问，似乎什么事都该是意外。

“体制腐败。靠党派意识结合。只有排除异己才能存活。”

“对，没错。当然。那你会怎么做——做？”

“以什么身份，长官？”

“以我们成员的身份，你这个傻瓜。情报组织官员的身份。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说。我们都一样。”

皮姆想都不必想。他仅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真诚已代他发言：“我会玩他们的把戏，长官。我会分化他们，让他们内讧。散播谣言，胡乱指控，相互猜忌。我让他们狗咬狗。”

“你是说你不在乎无辜的人被他们自己的警察抓到牢里，是吧？有点残忍吧？有点不道德？”

“如果是为了缩短那个体系的寿命，就无所谓。不，长官，我不觉得我残忍而不道德。而且我也不赞同你说的，那些人恐怕并不无辜。”

终其一生，普鲁斯特说，我们能做到我们做得第二好的。皮姆还有什么更擅长的，我永远不会知道。他接受了“公司”的邀约。他打开《泰晤士报》，用同样超然的态度读到他与贝琳达订婚的消息。我不必再操心，他想。公司拥有一半的我，贝琳达拥有另一半，我别无他求。

把你的目光转向皮姆的第一场盛大婚礼吧，汤姆。婚礼几乎是在皮姆缺席的情况下筹备的，那是他最后几个月的训练期，就在学习如何静悄悄地杀人与伦敦经济学院一位年轻讲师主持的“认识你的敌人”三天研讨会中间的空当。想像一下，这种对已婚身份毫无准备的情况，带给皮姆多大的乐趣。非常好玩。无拘无束，如真似幻。他穿越阿尔吉的沼泽，追寻布肯[189]的鬼魂。他挤在橡皮艇里，趁夜在沙岸登陆，被征服的敌人总部里有热腾腾的巧克力等着他。他跳出飞机，浸泡隐形墨水，学摩斯电码，输出粪化石学的无线电信号到清爽怡人的苏格兰空气里。他看着蚊式飞机在百英尺之上一闪一闪地飞过夜空，在真正补给的地点丢下一整箱圆卵石。他在爱丁堡的街巷玩猫捉老鼠的间谍游戏，偷偷帮不知情的市民拍下照片，在模拟的客厅里真枪实弹射击突然出现的目标，把匕首刺进摇荡的沙袋正中，一切都是为了英国与哈利国王。在风平浪静的闲暇，他被派到贵气逼人的巴斯，在一位名叫科尔夫人的前女爵膝下精进捷克语。科尔夫人住在一幢繁华落尽的新月形宅邸，用过茶和松糕之后，她拿出童年的相册给他看，当年她在卡斯贝德，也就是现在的卡罗维瓦利。

“你对卡罗维瓦利这么清楚，山德斯迪先生！”皮姆炫耀他的知识时，她大叫道，“你一定去过，对不对？”

“没有。”皮姆说，“但我有朋友去过。”

接着回到位于苏格兰某地的基地营，用他学习的所有新技能继续提升暴力技巧。暴力不只是肉体的。为了英国的利益，暴力还必须是对事实，对友谊，如果有必要的话也是对荣誉的一种掠夺。我们是干肮脏事的家伙，好让纯洁的灵魂得以彻夜安眠。皮姆以前当然从迈克那里听过这种论调，但现在他必须再听一遍，听他的新老板从伦敦风尘仆仆赶来警告这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小心他们有朝一日终将对付的邪恶外国佬。你记得你的来访吗，杰克？好一个欢庆的夜晚，接近圣诞节：伟大的布拉德福莅临！屋椽垂挂五彩旗带。你坐在领导席，我们这些毛头小子努力伸长脖子想瞥见情报世界的伟大人物。晚餐之后，我们在你身边围成半圆形，蹲坐下来，听你告诉我们大胆无畏的故事，直到我们慢吞吞地上床，梦见自己像你一样，但我们不可能真的像你一样拥有一场可爱的战争，尽管战争是我们之所以演练的目的。你还记得第二天早上，你如何在皮姆刮胡子的时候去看他，恭喜他一直表现优异？

“你要娶的是个好女孩。”你说。

“噢，你认识她吗，长官？”

“只看过报告，很不错。”你得意地说。

然后你离开，相信你自己已拂去皮姆眼中的一抹迷离星尘。是的，杰克。你是。只是皮姆有喜亦有忧，他很苦恼地发现自己的婚礼虽然尚待举行，却已获得“公司”的批准。

“那么你到底是靠什么为生，小子？我不太了解。”贝琳达的父亲问，在讨论该邀谁来参加婚礼期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问了。

“是政府资助的语言实验室，先生。”皮姆遵照公司简略的掩护纲领说，“我们负责和其他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替他们安排课程。”

“我觉得像情报工作。”贝琳达的父亲爆出一向显得太过了解内情的刺耳笑声。

另一方面，对他未来的配偶，皮姆却知无不言，甚至连不知道的部分也言犹未尽。他表演给她看，如何轻易地一举扭断她的脖子，或用两根手指挖出她的眼睛。也教她如何踢断其他人腿上的小骨，如果他们在桌子底下骚扰她的话。他告诉她所有的事，把自己塑造成英国的英雄，独力撑起一片天。

“那你杀过几个人？”她忧心忡忡地问，不算那些被他打成重伤的人。

“我不能说。”皮姆说，他毅然抬起下巴，目光凝望重责大任所在的荒凉疆野。

“那就别说。”贝琳达说，“别告诉爸爸，否则他会告诉妈咪。”

亲爱的洁米娜：——皮姆在他的大喜日子来临前一个星期，逮到一个机会写信——我们俩在一个月之内都要结婚了，真是奇怪。我还是很怀疑，我们做的到底对不对。我做的这份无聊工作让我很厌烦，也考虑要转行。我爱你。

马格纳斯

皮姆急切地等待邮件，环顾训练营周围的沼泽，搜寻她那辆路虎的踪影，冲破地平线来拯救他。但什么都没有，婚礼的前夜，他再次踽踽独行，漫游伦敦街巷，假装身旁的一景一物让他想起卡罗维瓦利。

他是个多么出色的丈夫啊，汤姆！好一份人人称羡的美好姻缘！上流阶级谦恭的教士，以历史悠久与丰功伟业闻名遐迩的宏伟教堂，在坟冢似的贝瓦特饭店举行简约酒会，在众人的中央，我们的魅力王子本人，光芒四射地和那些有头衔的郊区人士闲话家常。皮姆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侃侃畅谈政府资助的语言研究所，不时给贝琳达温柔的眼神。一切都很美好，直到有人关掉声带，包括皮姆的，他的观众莫名地转头，查看气氛丕变的原因。突然，房间另一头锁着的双扉门被看不见的手推开了。皮姆立即了然于胸，单凭时机与节奏，凭着人群分开让出空间的方式，他就知道有人擦亮了神灯。两个显然拿到丰厚小费的服务生走了进来，托盘上端着已开瓶的香槟和大盘的熏鲑鱼，尽管贝琳达的母亲并没有点熏鲑鱼，也下令在新郎和新娘敬酒之前不准上香槟。在服务生后面，是戈尔沃斯竞选团队重现江湖，因为首先出现的是马斯波先生，接着是一个有刀疤的瘦子，两人各据门柱一方，戴好领巾的瑞克从中央登场，微微后仰，双臂张开，立即对每个人微笑。“哈啰，老小子！你不认得老爸了吗？他可比我强，各位！他的新娘在哪里？天哪，儿子，她是个大美人！过来，亲爱的。亲一下你的公公。我的天啊，是个活生生的人哪，儿子。这些年你都把她藏在哪里？”

瑞克一手揽一个，把这对新婚夫妇带到饭店前院，一辆崭新的捷豹，黄色的自由党颜色，挡住所有人的路，车顶上绑着白色的婚礼缎带，前座乘客席塞了满满一捧一英里高的哈洛德栀子花，古德劳夫先生坐在驾驶座，紫红的上装扣眼里别了一朵康乃馨。

“以前见过这种东西吗，儿子？知道是什么吗？是你老爸送给你们两个的礼物，只要我还活着，就没人能从你手中拿走。古迪会带你们到你们想去的地方，然后把车留给你们，对不对啊，古迪？”

“希望你们选择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先生。”古德劳夫先生说，忠实的眼睛涌满泪水。

对于瑞克冗长的演讲，皮姆只记得很美、很谦和，一点都不夸张，主题是说两个年轻人彼此相爱，我们这些有过辉煌岁月的老头子只能闪到一边，因为如果有任何人值得拥有这一切，就是这对年轻人了！

皮姆此后再没见过那辆车，也过了很久才再见到瑞克，因为等我们再回到外面，古德劳夫先生和黄色的捷豹已消失，两个很明显是便衣警察的人正低声对困惑的饭店经理说话。但我必须告诉你，汤姆，这是我们婚礼最棒的一部分，或许除了那束艳红的罂粟花之外，一个穿着精致巴宝莉风衣的男子把花塞进皮姆手中，没有半张卡片或一句解释，那时皮姆与贝琳达正要在落日余晖中启程去伊斯特本度假一周。

“趁他还清白的时候，把他丢上战场吧。”人事官说，说话的样子好像他指称的那些人没坐在桌子前面似的。

皮姆已受过训练。皮姆已完美无缺。皮姆已装备齐全，蓄势待发，只剩下一个问题。他该穿上什么样的服装？他成熟的隐秘心境应该用什么伪装？经过一连串令他联想起牛津就业辅导部无疾而终的面谈后，人事官抛出了一大堆可能性。皮姆可以当个自由作家。但他能写吗？舰队街肯用他吗？带着令人卸下警戒心的坦诚，皮姆踏遍各大全国性报纸的办公室，那些编辑呆呆地假装不知道他打哪儿来，或为什么来，尽管他们事前就知道他是“公司”创造出来的人物，他也晓得他们知道。他已经迈向《电讯报》的明星地位之时，某个五楼的天才想出了一个更好的计划：“听着，你想不想再加入共产党，利用你的旧关系，在国际左翼集团谋个一官半职啊？我们一直想兴风作浪一番呢。”

“听起来很不赖！”皮姆说，他看见自己下半辈子都要在街角卖《今日马克思主义》。

另一个更具野心的计划是把皮姆弄进国会，让他就近监视那些左派同路人的国会议员：“特别喜欢哪个党吗？还是随我们便？”人事官问，身上仍然是他周末穿到威尔特郡的斜纹呢服。

“我希望别是自由党，如果对你们来说没差别的话。”皮姆说。

但政治上没什么事是恒久不变的，一个星期之后，皮姆被指派到银行去。这几家私人银行的董事整天在“公司”总部的办公室进进出出，哀叹俄罗斯的黄金，嚷着要保护我们的贸易路线不受布尔什维克侵害。在董事联谊会里，皮姆一连与几位认为可以安插工作的财务主管共餐。

“我认识一个叫皮姆的人。”其中一位说，正喝着第二或第三杯白兰地，“在蒙特街还是什么地方有间来路不明的大办公室。那一行的顶尖人物，就我所知。”

“哪一行，先生？”皮姆很有礼貌地问。

“骗子。”做东的这人嘶嘶大笑，像匹马似的。“有什么关系吗？”

“可能是我一个远房不成才的叔父。”皮姆说，也放声大笑。他急急赶回“公司”的避难所。麻烦不断，但我始终不知道有多严重，因为皮姆对这些幕后的运筹帷幄不太了解，这不是偷看几个书桌抽屉或锁上几个铁柜就能了事的。接着，气氛突变。

“听着，”人事官努力掩饰气愤说，“你这该死的家伙干吗不告诉我们你会说捷克语？”

不到一个月，皮姆加入格洛斯特的一家电机公司，担任管理见习员，不需要任何经验。总经理一向引以为憾的是他和“公司”已辞职的老总是同学，在需要生意的时候又误入歧途地接下一连串价值不菲的政府合约。皮姆被安插到出口部门，负责打开东欧市场。他的第一项任务几乎也是他的最后一项。

“嗯，你何不到捷克转一转，试探一下市场呢？”皮姆名义上的雇主有气无力地说。他压低声音：“而且请记住，不论你发生什么事，都和我们没有关系，知道吗？”

“快进快出。”皮姆的控管员欢欣鼓舞地说。他们在坎伯威尔的安全房舍，新进情报员在初试啼声之前都在这里听取行动简报。他交给皮姆一部滚筒里有暗格的手提打字机。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蠢，”皮姆说，“但我不会打字。”

“每个人都会打一点。”皮姆的控管员说，“周末练习一下。”

皮姆飞到维也纳。回忆啊，回忆。皮姆雇了一辆车。皮姆毫无困难地越过边界，期待看见艾塞尔在另一边迎接他。

乡间充满奥地利风情，很美。无数的谷仓依偎在无数的湖泊旁。在比尔森[190]，皮姆由几个方脸男子陪同参观一家了无生气的工厂。夜里，他安安稳稳待在旅馆，两名看守他的秘密警察各喝一杯咖啡，直等到他入睡。他下一个拜访的地点在北方。在往乌兹提的途中，他看见军用卡车，并记住它们的标记。乌兹提东方有座工厂，“公司”怀疑那是生产同位素容器的地方。皮姆并不清楚同位素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容器里装的是什么，但他画下主建筑的草图，藏进他的打字机里。第二天他继续前往布拉格，依事前安排好的时间抵达窗户俯瞰卡夫卡旧居的著名的提恩教堂。观光客和官员面无笑容地闲逛。

“于是K开始缓缓移动。”皮姆坐在南面走道从祭坛算来第三排的座位上读道，“K穿过一排排空荡荡的座椅往前走，觉得孤零零与世隔绝，教士的目光凝视在他身上。”

皮姆需要休息，所以跪下来祷告。一个笨重的男子咕哝一声，喘着气挤进他身边坐下来。皮姆闻到大蒜的气味，想起帕维尔下士。透过手指的缝隙，他认出了辨识的记号：左手指甲有一抹白色颜料，左袖口溅上蓝色，一头乱七八糟的黑发，黑色的外套。我接头的对象是个艺术家，他突然明白了。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但皮姆没坐回座位，没把小包裹从口袋掏出来，准备留在他俩之间的座位上。他仍然跪着，很快就发现自己为何必须这么做。训练有素的脚步声沿通道向他走来。脚步声停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请跟我们来。”用的是捷克文。皮姆的邻居一声无奈叹息，有气无力地站起来，跟着他们出去。

“纯属巧合。”皮姆回到英国时，控管员向他保证，非常乐的样子。“他早就知道我们的事。他们把他抓去例行盘问一番。他每六个星期就出来一次。他们从来没想过他可能是在进行秘密接头。更别提是和你这种年纪的小家伙。”

“你不认为他会——嗯，告诉他们？”皮姆说。

“老基里尔？出卖你？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别担心。再过几个星期，我们会再帮你安排一次。”

瑞克知道皮姆为英国的出口业开疆辟土很不高兴，他有一次从爱尔兰秘密回国时如是说。他解决了和苏格兰场的某些误会之后，在爱尔兰搞了个避寒住宅区，这趟回来是打算在西区新兴的地产界挣得一席之地。

“当起旅行推销商啦——我自己的儿子？”他大叫，引起邻桌的警觉。“卖电动刮胡刀给外国共产党？我们做过啦，儿子。结束了。我花钱让你念书是干吗的？你的爱国心到哪里去了？”

“不是电动刮胡刀，爸爸。我卖的是交流发电机、发振器和火星塞。你的杯子呢？”

对皮姆来说，和瑞克作对，是新的大有乐趣的念头。他小心翼翼地发泄，但兴奋之情却越来越高涨。如果他们一起吃饭，他就坚持买单，喜欢让瑞克不以为然地看着自己儿子在只需耍个签名花招就可以摆平的地方花大把银子。

“你该不会和什么不法集团搞在一起吧，有没有？”瑞克说，“容忍是有限度的，即使对你也是一样。你到底在干吗？告诉我。”

皮姆手臂上的压力陡然加重了。他开了个玩笑，不以为意地笑笑。“嗨，老爸，很疼啊！”他说，假装有趣的样子。他首先感觉到的是瑞克的大拇指指甲掐进动脉里。“别再这样了好不好，老爸？”他说，“这真的很不舒服。”瑞克却忙着抿紧嘴，摇着头。他说，一个父亲为了儿子放弃一切，却被当成“奸民”，真是他妈的可耻。他要说的其实是“贱民”，但这个词他一向发不准确。皮姆把胳膊肘放在桌上，放松，想摆脱瑞克施加的压力——左甩一下，右甩一下。然后猛地伸直，完全照他所受的训练，抓住桌子边缘瑞克胖胖的指关节，让杯子都跳起来，刀叉都滑下去。瑞克抽回淤血的手，转头对周围用餐的人露出无可奈何的微笑。他没受伤的那只手轻轻敲着他那只蜂蜜酒酒杯，表示他需要亲切对待。就像他解开鞋带，让人知道该拿他的睡衣来。或者在冗长的宴会之后，平躺下来，张开膝盖，表示他有性欲。

是的，和以往一样，什么东西在皮姆身上都留不久，他继续进行秘密任务时，漠然平静很快就取代了原先的紧张。寂静无光的乡间，第一眼带给他莫大的威胁感，此时却变成可以容他躲藏的隐秘子宫。只需跨过边界，他英国牢狱的高墙就纷纷倒塌：没有贝琳达，没有瑞克，几乎也没有“公司”的存在。我是电机公司的巡回业务主管。我是马格纳斯阁下，自由自在漂泊漫游。他在没有人迹的乡镇度过孤寂的夜晚，最初一声狗吠就足以让他冷汗直冒地到窗边查看，而今却让他涌起一种受保护的感觉。整个国家无所不在的压抑气息，将他拥入神秘的氛围。就连公学校的狱墙也无法给他这样的安全感。搭汽车或火车穿过河谷，翻越耸立着波西米亚城堡的山丘，他徜徉在内心无比满足的疆域，城堡似乎是他的朋友。我应该在此定居，他暗下决心。这是我真正的家园。我真蠢，竟然以为艾塞尔可以为了别的地方抛弃这一切！他开始享受和官员们的拘谨谈话。偶尔从他们脸上引出一个微笑，就会让他的心雀跃不已。他对自己慢慢填满的指令簿感到很自豪，觉得对他的压迫者有一种身为人父的责任。而当他不把任务深埋在心底时，就连他的迂回作战也能栖身在他宽宏大量的大保护伞下：“我是中土之冠。”他用艾塞尔以前的话告诉自己，一边从墙上撬下一块松掉的砖，拿出一个小包裹，换进一个新的包裹。“我对受伤的土地伸出援手。”

然而就算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皮姆也还要再进行六趟旅程，才能把艾塞尔诱出他危险生活的阴影。

“坎特伯雷先生！你还好吗？坎特伯雷先生？回答呀！”

“我当然很好，杜柏小姐。我一直都很好。什么事？”

皮姆拉开门。杜柏小姐站在暗处，头发卷着纸，抱着托比当护卫。

“你乒乒乓乓的，坎特伯雷先生。你磨牙。一个小时之前你还哼哼啊啊的。我们担心你病了。”

“我们是谁？”皮姆尖声问。

“托比和我呀，你这个傻瓜。难道你以为我有情人啊？”

皮姆当着她的面关上门，很快走向窗边。一辆停着的厢型车，很可能是绿色的。一辆停着的轿车，白色或灰色，德文郡的车牌。一个他以前没见过的送奶工。他回到门边，贴着耳朵，凝神倾听。咔啦一声。拖鞋的脚步声。他打开门，杜柏小姐已经走到走廊中间。

“杜柏小姐？”

“呃，坎特伯雷先生？”

“有没有人向你问起我的事？”

“他们干吗要问，坎特伯雷先生？”

“我不知道，有时候就是有人问。有吗？”

“你该睡了，坎特伯雷先生。不管国家有多需要你，都可以等到第二天。”

斯特拉科尼斯[191]城制造摩托车和东方毡帽的名气比它的文化珍宝更闻名。皮姆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他在此地东北方十九公里处的皮赛克一个无音无讯的死信箱里塞进了东西，依据“公司”的谍报技巧，他不能在死信箱等待清理的目标城市登记住宿。所以他开车到斯特拉科尼斯，觉得无聊又乏味，这是他在完成“公司”业务之后惯有的感觉。他在一家有着宏伟楼梯的古旧饭店登记入住，然后在城里到处游荡，努力欣赏广场南侧的旧屠夫铺子，以及根据他的旅游手册记载已改为巴洛克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教堂，以及原来可能是歌特式建筑，在19世纪才变更为现貌的圣温塞劳斯教堂[192]。他看过这些景点之后筋疲力尽，因漫漫夏日的暑热而更觉虚弱。蹒跚爬上楼梯回房间时，他不禁想，如果楼梯是通往萨宾娜在格拉茨的公寓该有多好，一如当年他还是个对世界毫不在意的穷光蛋双面谍的时光。

他把钥匙插进锁孔，但门根本没上锁。他并不诧异，因为这时仍旧是服务生回来铺床的傍晚时分，也是秘密警察作最后巡查的时间。皮姆走进房间，发现半藏在窗户斜射进来的夕阳光束里的艾塞尔身影，宛如老迈的守夜人，圆圆的头撑在椅背上，略倾斜一边，好让自己在光影交错里看清楚是谁走了进来。无论是在公司的徒手搏斗课、刀剑课或近距射击课，都没有人想到要教皮姆如何终结一位背对斜阳憔悴独坐的朋友的生命。

艾塞尔像囚犯般苍白，又瘦了十几磅。皮姆从支离破碎的记忆里很难想像他还有肉可瘦。但整肃、审问、守监的人还是找得到肉，毫不客气地狠狠压榨。他们从他的脸、他的腰、他的指关节和脚踝剥下肉来。他们把他脸颊的最后一滴血榨干。他们也夺走他的一颗牙齿，尽管皮姆一开始并没发现，因为艾塞尔紧紧闭着嘴，一根树枝般的手指放在嘴唇上警告，另一手挥向墙壁，表示有窃听器。他们也打伤了他的右眼睑，像顶宽边帽垂在眼球上，让他的外表更像海盗。尽管如此，但他的外套仍旧挂在肩上像毛瑟枪步兵的斗篷，小胡子欣欣向荣，还有不知从哪里继承来的一双好靴子，材质华贵，鞋底像老式汽车的脚踏板。

“马格纳斯·理查德·皮姆？”他用夸张粗鲁的口气问。

“是？”皮姆尝试了好几次才终于开口。

“你犯了间谍罪，侮辱人民、煽动、谋杀。还有，替资本主义势力从事破坏行动。”

艾塞尔仍然无精打采地窝在椅子里，双手却以令人无法置信的力气相互一击，制造出拉扯阻挠的声音，回荡一室，无疑也让窃听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之后，他发出长长的一声呻吟，是肚子上挨了一拳的哀号。他掏着口袋，从内里拿出一把袖珍的自动手枪，手指再次捂在唇上，挥着枪，好让皮姆一览无遗。

“面对墙！”他咆哮道，很辛苦地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放在头上，你这个法西斯猪猡！前进！”

艾塞尔一手轻轻揽住皮姆肩头，领他走向门边。皮姆走在他前面，踏上阴暗的走廊。两个戴帽子的魁梧男子对他视而不见。

“搜他的房间！”艾塞尔命令他们，“尽量找，但别移动任何东西！特别注意打字机，他的鞋，还有公文包的内里。没接到我亲自下达的命令之前，别离开他的房间。慢慢走下楼梯。”他告诉皮姆，袖珍枪抵住他的背。

“这是迫害。”皮姆言不由衷地说，“我要求立刻见英国领事。”

接待柜台有个女接待员坐着打毛衣，活像断头台上的女巫。艾塞尔推着皮姆经过她面前，走向外面一辆等候的车。一只黄猫躲在车子底下。艾塞尔拉开乘客座的门，颔首要皮姆坐进去。他把猫赶进水沟，随后坐进车里，发动引擎。

“如果你完全合作，就不会受到伤害。”艾塞尔官腔官调地宣布，指着仪表板上一道补缀过的粗糙缝隙。“如果你想逃，就会被枪杀。”

“这是荒谬可笑、恶意中伤的行为。”皮姆喃喃抱怨道，“我的政府会要求惩处负责人。”

但是，他的声调仍旧缺乏应有的信心，那种他和他的同僚在阿吉尔舒适的营区小屋里练习抵抗审问技巧时所拥有的自信心。

“你从抵达这里的那一刻起就受到监视。”艾塞尔高声说，“人民保姆已经查知你所有的行动。你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对你所有的罪名俯首认罪。”

“自由世界会认为你们这种不讲理的行为是捷克政权暴虐无道的最新证据。”皮姆声称，力度渐强。艾塞尔赞许地点点头。

街道空荡荡的，老旧的房舍也是。他们开进一度贵气逼人的城郊，贵族宅邸尽收眼底。蔓延的树篱遮住较低的窗户。宽阔得足容马车进入的铸铁大门，攀爬着常春藤与倒刺铁丝。

“下车。”艾塞尔命令。

夜色犹新，很美。一轮满月洒下银白脱俗的亮光。看着艾塞尔锁上车门，皮姆闻到稻草的气味，听到喧闹的虫鸣。艾塞尔领他穿过两座花园之间的狭窄小径，来到右手边的紫杉树篱的一道缺口。他抓着皮姆的手腕，带头穿过去。他们站在曾经是宏伟花园的露台上。一幢有着许多尖塔的城堡在他们背后耸入云霄。前面，几乎隐没在玫瑰花丛里的是一间破旧的夏屋。艾塞尔用力推门，但推不开。

“替我踢它一脚吧，马格纳斯阁下。”他说，“这里是捷克斯洛伐克。”

皮姆举脚踢门板。门应声而开，他们走了进去。一张摇摇欲坠的桌子上放着熟悉的伏特加，和一条面包与酸黄瓜。灰色的填充物从柳条椅破破烂烂的垫面露出来。

“你实在是个很危险的朋友，马格纳斯阁下。”艾塞尔伸直细瘦的腿，审视脚上那双精美靴子抱怨说，“看在老天分上，你干吗不用化名啊？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天生就是要来当我的黑暗天使的。”

“他们说我最好用原来的身份。”皮姆蠢蠢地说，艾塞尔正拔开伏特加的瓶塞。“他们说这叫自然掩护。”

一晌，艾塞尔似乎想不出什么有用的话可说，而皮姆也不觉得自己的身份够格打断开瓶者的沉思。他们腿并腿、肩挨肩坐着，像海滩上退休了的老夫妇。在他们下方，一块块方方正正的玉米田延伸到森林边。一大堆坏掉的汽车，数量比皮姆在捷克马路上见过的还多，弃置在花园较低的那一头。蝙蝠威仪堂堂地在月光中回旋。

“你知道这是我婶婶的房子吗？”艾塞尔说。

“噢，我不知道，真的。”皮姆说。

“嗯，以前是。我婶婶是个聪明的女人。她有一次告诉我，她怎么向她父亲宣布要嫁给我叔叔的消息。‘但你为什么要嫁他？’她父亲说，‘他没有钱。他个子很小，你也很小。你们的小孩会很矮。他就像你每年都要我买给你的百科全书一样。看起来很美，但你一旦打开，看了内容，就不会再想看了。’他错了。他们的小孩很高，而且她很快乐。”他很罕见地略一停顿。“他们要我勒索你，马格纳斯阁下。这是我惟一能给你的好消息。”

“是什么人？”皮姆说。

“我服务的权贵。他们觉得我应该让你看我们从奥地利的谷仓一起走出来的照片，放我们谈话的录音带给你听。他们说我应该提醒你‘我欠你’，我们从曼布瑞那里替你爸爸骗来的两百块美金，你签了借据的！”

“你怎么回答他们的？”皮姆说。

“我说我会办。他们不读托马斯·曼，这些家伙。他们很粗鲁。这是个粗鲁的国家，你在旅途上一定注意到了。”

“一点都不。”皮姆说，“我爱这里！”

艾塞尔喝了一口伏特加，凝望着山丘。“你们的人也没让这里变得更好。你们可恶的部门严重干扰我们国家的运作。你算什么？美国的走狗？你在做什么？诬陷我们的官员，散播怀疑，引诱我们的知识分子？你干吗让其他人无缘无故地挨揍，不只是坐好几年黑牢？难道他们没教你事实吗？你什么事实都不知道吗，马格纳斯阁下？”

“我不知道‘公司’这样做。”皮姆说。

“怎样做？”

“干扰。害别人被刑拘。一定是别的单位做的。我们的单位只替一些小情报员做做邮递服务。”

艾塞尔叹口气。“或许他们没做。或许我是被我们这些日子以来的白痴宣传给洗脑了。或许我这样责备你是不公平的。干杯。”

“干杯。”皮姆说。

“那么，他们在你的房间里会找到什么东西？”艾塞尔给自己点了一根雪茄，喷出好几口烟说。

“什么都找得到，我想。”

“什么是什么？”

“隐形墨水，底片。”

“你们情报员拍的底片？”

“没错。”

“冲洗过了？”

“我想没有。”

“从皮赛克的死信箱拿的？”

“没错。”

“我不会费事去冲洗。那只是不值钱的叫卖情报。钱呢？”

“有一点。没错。”

“多少？”

“五千元。”

“密码簿呢？”

“有几本。”

“我还漏了什么吗？没有原子弹？”

“有一架隐藏式照相机。”

“在爽身粉罐子里？”

“如果你撕开盖子上面的纸，就变成镜头了。”

“还有呢？”

“一张丝的逃生地图。在我的领结里。”

艾塞尔再次拿出雪茄，他的思绪似乎已飘远。突然，他在铁桌上伸出拳头。“我们一定要让自己脱身，马格纳斯阁下！”他愤然大叫，“我们一定要脱身！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我们要互相帮忙，一直到我们自己成了权贵，到我们可以一脚把其他混蛋踢开。”他望着益加深浓的夜色。“你让我的处境很困难，你知道吗？坐在黑牢里，我一直怨你。你让你朋友的处境非常非常困难。”

“我不明白为什么。”

“噢，噢，他不明白为什么！胆大包天的马格纳斯·皮姆阁下申请商务签证的时候竟然不明白，连可怜的捷克人都知道要查他们的档案索引，发现有一个同名同姓的绅士是派驻奥地利的帝国主义军队间谍，还有一个疲于奔命的家伙，叫艾塞尔的，是他的同谋。”他的怒气让皮姆想起他在伯尔尼发高烧的那段日子。声音一样尖刻刺耳。“难道你真的对你侦查的国家一无所知，不了解像我这样的人就算只和你这种人接触会有什么后果，更别提是和你在间谍游戏里共谋？你真的不了解在这个充满耳语和控罪的世界，我可能会因你而丧命？你读过乔治·奥威尔[193]吧，对不对？有人甚至可以改写昨天的天气预报呢[194]！”

“我知道。”皮姆说。

“那你是不是也知道，我很可能会像你撒钱交付任务的那些可怜的情报员和线人一样，永远背上致命的污名？难道你不知道你是在推他们上断头台，除非他们本来就是我们的人？你至少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你，我敢打包票，除非我让他们听见我说话，我那些主子，如果我们不能想办法满足他们的胃口的话？他们会逮捕你，让你和你那些白痴情报员、同伙在全世界的媒体面前游街示众。他们打算再来一场审判表演，吊死几个人。等他们开始动手，只有瞎了眼才会不连我一起吊死。艾塞尔，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奥地利替你当间谍的人！艾塞尔，复仇心切的铁托主义托洛茨基国际共党打字员，你在伯尔尼的同谋！他们比较想要美国人的命，但在还没有找到真凭实据之前，他们可以借题发挥，先吊死一个英国人。”他跌坐回椅子，怒火已燃烧殆尽。“我们一定要脱身，马格纳斯阁下。”他重复地说，“我们一定要奋起，奋起，奋起。我已经厌烦糟糕透顶的上级，糟糕透顶的食物，糟糕透顶的监狱，和糟糕透顶的刑拘。”他再次愤怒地抽出雪茄。“该是我照顾你的事业，你照顾我的事业的时候了。这次时机正好。没有临阵脱逃的资产阶级。这一次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可以直捣黄龙，直取最大的钻石，最大的银行。我说了算。”

突然，艾塞尔把椅子转过来面向皮姆，然后再次落座，大笑起来。他俏皮地用手背敲敲皮姆的肩膀，要他打起精神来。

“你收到花了吧，马格纳斯阁下？”

“好棒的花。我们离开酒会的时候有人塞给我的。”

“贝琳达喜欢吗？”

“贝琳达不知道你的事。我从没告诉她。”

“你说花是谁送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要送给另一场婚礼的。”

“不赖。她怎么样？”

“棒极了。我们是青梅竹马。”

“我以为洁米娜和你才是青梅竹马。”

“嗯，贝琳达也是。”

“同时——她们两个？你的童年可真丰富啊。”艾塞尔又笑起来，斟满皮姆的杯子。

皮姆也挤出笑声，一起喝酒。

接着，艾塞尔和颜悦色，不再语带讥刺或痛苦。我此刻回想起来，他仿佛滔滔不绝地说了三十年，因为在我的耳朵里，他的每一句话都还像当年在皮姆耳中一样清晰响亮，尽管蝉鸣喧闹，蝙蝠吱叫。

“马格纳斯阁下，你以前背叛过我，但更重要的是，你背叛了你自己。就算你说实话的时候，也是在撒谎。你忠心耿耿，你满腔热血。但对什么事？又对什么人呢？我完全想不通。你伟大的父亲？还是你的贵族母亲？或许有一天你会告诉我。或许你偶尔把爱放错地方了。”他倾身向前，脸上涌起温柔真诚的情感，眼底是温暖而饱受折磨的微笑。“然而你还有道德。你寻寻觅觅。我的意思是，马格纳斯阁下，完美姻缘天注定。你是个完美的间谍。你需要的只是动机。而我有。我知道我们的革命还很青涩，有时候还让不适当的人来运作。为了追求和平，我们制造了太多的战争。为了追求自由，我们建造了太多的监狱。但放眼长期，我不在乎。因为我很清楚。把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所有破铜烂铁：特权、势利、伪善、教会、学校、父亲、阶级制度、历史谎言、乡村的小地主、大企业的小贵族，和因之而起的贪婪战争，我们会永远扫得一干二净。为了你的缘故。因为我们要创造一个永远不会产生像马格纳斯阁下这种可怜小家伙的社会。”他伸出手。“就是这样。我说过了。你是个好人，我爱你。”

我永远记得那一次的碰触。只要看着手掌，我就能看见：干爽、庄重、谅解。还有那笑声：一如以往发自内心，他不再精于战术，他再次成为我的朋友。

16

真是再适合不过了，汤姆，回顾我们在捷克夏屋见面之后的岁月，我眼中所见只有美国，美国，她黄金般的海岸在地平线闪耀，宛如自由的愿景，在我们多灾多难的欧洲备受镇压之后，迎着我们辉煌成就的夏日喜悦跃向前来。还有超过二十五年的时间，皮姆要依据他来者不拒的最佳效忠准则，替他的两个家园服务。这个受过训练、已婚、任务加重、后青春期的年轻人仍待转变成男人，然而又有谁能破解遗传密码，得悉中产阶级英国青年的青春期何时结束，成年期何时来临？在这两个朋友与他们的目标之间，横亘着六七个危险的欧洲城市，从布拉格到柏林到斯德哥尔摩到他英格兰祖国被占领的首都。然而此刻在我看来，这些地方都不过是我们补给物资、重新整装、观察星象，为旅程作准备的驿站罢了。不妨想想看，汤姆，这让人闻风丧胆的抉择：害怕失败的恐惧像西伯利亚的寒风袭击我们毫无防备的背脊。想想看，像我们这样的两个人，一生以间谍为业却从未刺探过美国情报会是什么光景！

简单来说，免得在你心里留下任何疑虑，在夏屋之后皮姆已决定人生的道路。他重新立誓，以你杰克伯伯和我赖以维生的条件立誓，汤姆，没有退路。皮姆身不由己，动弹不得，誓约缠身。结束。在奥地利的谷仓之后，嗯，没错，仍有自由的余裕，尽管从来也没有赎身的奢望。而且你也看见，虽然软弱无力，他是如何努力想摆脱情报世界，勇敢面对真实世界未知的危险。没有必胜的信念，真的。但他的确努力尝试，即使他知道他在那里会耗光，犹如沙滩上的鱼因氧气过多而丧命。但在夏屋之后，上帝给皮姆的信息就很清楚了：别再战栗，坚守你的岗位，坚守大自然指派给你的环境。皮姆不需要再三耳提面命。

“你就痛快承认吧！”我听见你哭喊，汤姆。“快回伦敦，去找人事官，接受处罚，重新开始！”是呀，皮姆也想过，他理所当然想过。在开车回维也纳的路上，在返家的飞机上，在希思罗开往伦敦的巴士上，皮姆一路精神奕奕地争辩，因为他的一生正像一卷生动的卡通影片在他头颅里转动。从哪里开始？他问自己，并非全无道理。从莉普西死去而意志消沉的他仍毅然决然坚持下去那天开始？从赛芬顿·鲍伊的缩写开始？从他逼疯了可怜的朵莉丝开始？从佩姬·文沃斯对着无疑是另一个受害者的他尖声怒骂开始？还是他第一次撬开瑞克的绿色档案柜或曼布瑞书桌的锁那一天开始？你到底希望他这一生有多少次对赞美他的人袒露出充满罪恶感的眼神？

“那就辞职啊！投奔穆古！接下韦罗学校的教职。”皮姆也想过。他想过不下六七个可以埋葬余生、掩藏罪恶魔力的黑暗洞穴。但没有一个能吸引他超过五分钟。

如果皮姆真的溜之大吉，艾塞尔的手下真的会揭发他吗？我怀疑，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皮姆对“公司”的爱与对艾塞尔的爱一样频繁涌现。他很爱它对他草率、不假思索的信任，它对他的误用，它的斜纹软呢大熊拥抱、漏洞百出的浪漫精神以及荒诞不经的正直。每回他走进它的皇家使领馆和安全地点时就会对自己微笑，接受值班工友面无笑容的敬礼。对他来说，“公司”是家，是学校，是宫廷，就连他在背叛它的时候也一样。他真的觉得自己可以给它许多，就如同他可以给艾塞尔许多一样。在他的想像里，他看见自己有一间堆满丝袜和黑市巧克力的阁楼，足供所有物资缺乏的地方使用——而情报这一行如果不是贩卖易腐坏物品的制度化黑市，又算是什么呢。而这一次皮姆自己就是神话的英雄。他和兄弟会之间没有另一个曼布瑞。

“假设说你独自开车回皮森的路上，马格纳斯阁下，停车下来让几个工人搭便车去上工，你做得到吗？”破晓时，艾塞尔在夏屋建议说。他准备送皮姆回去。

皮姆让步说他会。

“而假设，马格纳斯阁下，像普通人一样，你开车时他们向你抱怨说他们很害怕，因为处理放射性物质时没穿有足够防护力的衣服。你会竖起耳朵吗？”

皮姆笑起来，说他会。

“而身为内行人，也出于宽大为怀的天性，马格纳斯阁下，你会写下他们的名字和地址，答应下次到他们这里来拜访的时候带一两磅上好的英国咖啡给他们吗？”

皮姆说他当然会这样做。

“而假设，”艾塞尔往下说，“你载这些家伙到他们工作的防护区外围时，你有勇气，有动力，有专业素养——你一定有——把车停在隐秘处，爬上山丘。”艾塞尔指着那张他刚好带来摊开在铁桌上的军用地图里的一座山丘，“从山顶，你拍下那座工厂，用莱姆树篱当现成的掩护，低矮的枝叶让你的照片有些不清楚？你的主子会赞赏你的成就？他们会为伟大的马格纳斯阁下喝彩？他们会命令他吸收那两个多嘴的工人，找出那家工厂生产和目的的进一步细节？”

“他们当然会。”皮姆精神奕奕地回答。

艾塞尔把那卷底片丢进皮姆等待着的手掌。“公司”自己的产品。绿色包装，没有任何商标。皮姆藏进他的打字机。皮姆交给他的主子。惊喜不止于此。当成品火速送到白厅的分析家手里，这家工厂便成为日前美国飞机从空中拍摄到的那个厂房！皮姆表现出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供出那两名无辜且（到那时为止）虚构的线人的个人资料。名字被建文档，登录卡片，查核，处理，在资深官员圈内传阅。直到最后，拜官僚体系颠扑不破的定律之赐，他们成为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题。

而后来的事态证明他是对的，也当如此，不是吗，杰克？不畏困难，我们的英雄返回捷克，无视所有的风险，修补他们的门阶——有艾塞尔亲自领进门，一路护驾，他怎么可能失败呢？这一次，不会有帕维尔下士。一家忠心可靠、眼光犀利的演员储备公司诞生了，艾塞尔是公司的制作人，而这些人则是创始成员。辛苦且危险地，情报网建立起来了。靠着皮姆，一位我们所知最冷酷的情报员。皮姆，回廊最新诞生的英雄，把“海鳗”齐集一堂的家伙。

“公司”物竞天择的体系，随着杰克·布拉德福的擢升，已势不可挡。

“加入外交部？”贝琳达的父亲以沉重、做作的迷惑语气重复他的话，“外派到布拉格？你怎么能从一家没什么前途的电机公司跳到那里去？噢，哇，我得这么说。”

“是约聘的工作。他们需要能讲捷克语的人。”皮姆说。

“他对英国的贸易很有贡献，爸爸。你不懂。你只是证券经纪。”贝琳达说。

“噢，他们大概至少会给他一个合适的掩护身份，对吧？”贝琳达的父亲说，发出被激怒的笑声。

在“公司”位于布拉格最新也最隐秘的安全公寓里，皮姆和艾塞尔喝酒庆祝皮姆就任英国大使馆二等商务秘书兼签证官。艾塞尔胖了些，皮姆很欣喜地观察到。苦难的皱纹在他憔悴的容颜上已不复见。

“敬自由的土地，马格纳斯阁下。”

“敬美国。”皮姆说。

我最亲爱的父亲：

我很高兴您已认可我的新职务。很遗憾，我还不够资格劝服尼赫鲁[195]准您觐见，以便呈现您的足球场计划，尽管我可以想见那个计划能为苦苦挣扎的印度经济带来多少生机。

那么，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线人存在？我听见你在问，汤姆，用失望的语气。他们全是假装的？事实上是有真正的线人。从不畏惧！非常优秀，最顶尖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因皮姆日益精进的手法而受惠，他们尊敬皮姆，如同皮姆尊敬艾塞尔。而皮姆与艾塞尔也尊敬真正的线人，以他们的方式，把他们当成对这场行动毫不知情的大使，测试行动的顺畅运作与整合。利用他们的职务来掩饰，来锻炼他们，指称他们处境的任何一个小小改进，都会增添情报网的荣光。他们也把这些人走私到奥地利，接受秘密训练，再复职。真正的线人是我们的吉祥物，汤姆。我们的明星。我们确信他们将永远别无他求，只要皮姆和艾塞尔把他们照顾好。就这样，事实俱在，踏上了不归路。但待会儿再说吧。

真希望我可以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杰克，真正被好好控管是多么愉快的一件事。出于嫉妒，出于意识形态，都不是。艾塞尔敏锐洞悉皮姆对英国的爱，一如引导他针对美国一样，他厉害的地方在于合作期间，他从头到尾都赞扬西方的自由，同时技巧地暗示皮姆，就算这不是他身为自由人的义务，也该把他唾手可得的这些自由带一些给东方。噢，你可能会大笑，杰克！你可能会甩着一头灰发，哀叹皮姆无知的程度！但你难道无法想像，皮姆会如何轻易地把一个弱小、衰蔽的国家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他自己的国家如此得天独厚，如此成就辉煌、富足强盛，而且从他的观点看来又如此荒谬之时？像个富裕的保护者，爱这历尽风霜的穷捷克，为了艾塞尔的缘故？为了原谅她先前的失足？责怪他英格兰祖国派来渗透对付她的那么多叛徒？难道你真的会觉得惊讶，皮姆刻意触犯禁忌，再一次逃出掌控？向来喜欢跨越不同边界的他，此时再次跨越另一个边界，有艾塞尔指引他该怎么走、怎么跨越？

“对不起，贝儿。”皮姆会对贝琳达说，他再次把她丢在布拉格使领区黑漆漆的公寓里玩涂鸦板。“得到乡下去。可能要一两天。别这样，贝儿。亲亲。你不会想嫁个朝九晚五的老公，对吧？”

“我找不到《泰晤士报》。”她说，摇着头推开他。“我想你又把报纸留在该死的大使馆里了。”

但无论皮姆抵达约定地点时神经如何烦扰，艾塞尔总能在会面时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他从不心急，也从不纠缠。他什么都不做，只尊重他的情报员的痛苦与多愁善感。并不是一边按兵不动，一边积极进逼，汤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艾塞尔的野心不但是为了皮姆，也为了自己。难道皮姆不是他的饭碗，他的财富，他通往党政特权与地位的通行证？噢，他如何深入解读皮姆！他如何巧言哄劝、驯服他！他多么一丝不苟，总是披上皮姆需要他穿的外衣——一会儿是皮姆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安稳睿智父亲的斗篷；一会儿是饱受沧桑的褴褛破衫，也是代表他权威的制服；一会儿是皮姆告解对象的法袍，也就是他的穆古。他必须了解皮姆的律法与借口。他必须迅速解读皮姆，比解读自己更快。他必须斥责他再谅解他，就像永远不会当他的面摔上门的父母亲一样，在皮姆忧郁的时候大笑，在皮姆消沉说我做不到，我又孤独又害怕时，让他信心的烈火生生不息。

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让他的情报员面对“公司”似乎永无止尽的耐心时，一直保持机敏警觉，因为我们——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凭什么胆敢相信，亲爱的英国朽木不是某种内部精巧游戏的伪装？想像一下艾塞尔有多头痛，在皮姆生产出堆积如山的情报资料时，他还得说服他的主子，说他们不是某些资本主义大骗局的牺牲者！捷克人对你推崇备至，杰克。老一辈的人在战争期间就认识你了。他们知道你的技巧，而且非常敬重。每一天，他们都了解低估足智多谋的对手的危险。艾塞尔必须和他们奋力周旋，不只一次。他必须和刑拘过他的走狗据理力争，免得让他们把皮姆拉出情报战场，给他一点他们定期端给另一个人服用的药剂，期望有千万分之一的机会从他身上挤出一些真实的告白。“是的，我是布拉德福的手下。”他们希望他尖声喊叫，“是的，我是来做反情报布线的。分散你们对反社会主义行动的注意力。是的，艾塞尔是我的共犯。逮捕我吧，吊死我吧，只要别再给我这个药！”但艾塞尔占上风。他恳求，威吓，拍桌子，而当更多整肃筹划清洗上一波整肃行动遗留的混乱时，他喝令敌人住嘴，威胁要揭发他们不够重视资本主义衰亡之历史宿命。而这一路上有皮姆帮他步步前进。再次坐在他的病榻旁——即使只是比喻——给他营养品和勇气，鼓舞他的精神。仔细搜查情报站的档案。把“公司”在世界各地无能到令人发指的事例提供给他当武器。皮姆和艾塞尔为他们的相互共存而奋战，两人紧密相依，把自己国家的愚妄重担放在彼此腿上。

偶尔，当一场战役结束且获胜，或任何一方大有斩获时，艾塞尔会穿上放荡的游乐服装，安排半夜赶赴他简约版的圣莫里茨，也就是位于巨山上的一座白色小城堡，靠着他伺候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人打通关节。第一次他们到那里是为了庆祝周年，坐着一辆车窗遮暗的加长礼车去。皮姆在布拉格两年了。

“我决定给你介绍一位优秀的新情报员，马格纳斯阁下。”车子开上弯弯曲曲的碎石路时，艾塞尔宣布说，“守夜人情报网很可惜缺少工业情报。美国人保证我们的经济就要崩溃，但‘公司’找不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的乐观。你何不从我们伟大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银行弄个中阶主管，搞清楚我们最严重的管理不善问题？”

“我从哪里找来这个人啊？”皮姆谨慎地反驳，因为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决定，在获准接触可能的新情报来源之前，必须和总部有冗长的通信往返。

晚餐桌上准备了三个人的餐具，烛台已点亮。两个人慢慢地在森林里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现正在火炉前喝着饭前酒，等待他们的客人。

“贝琳达还好吗？”艾塞尔说。

这不是他们常谈及的话题，因为艾塞尔对不美好的关系也缺少耐心。

“谢谢你，很好，还是一样。”

“我们的窃听器告诉我的可不是这么回事呦。他们说你们两个吵架吵得凶，没日没夜的，像两条狗似的。”

“跟他们说，我们会想办法改善关系。”皮姆很稀罕地因痛苦而脸红。

一辆汽车开上山丘。他们听见老仆人走过玄关的脚步声，还有门闩吱吱嘎嘎的声音。

“见见你的新情报员。”艾塞尔说。

门砰一下打开，萨宾娜昂首阔步走进来。臀部丰满了些，或许；下巴多了一两条官僚气息的刚毅皱纹，但秀色可餐的萨宾娜依然故我。她穿了件一丝不苟的白领黑洋装，一双她想必引以为傲的黑色宴会鞋，因为上面坠了绿色宝石与闪亮的仿麂皮。看见皮姆，她猛然止步，怀疑地皱起眉头。一晌，她的态度显得极度不以为然。接着，很令他高兴的是，她迸发出她那斯拉夫式的狂笑，跑过来扑在他身上，就像她在格拉茨替他上第一堂难以启齿的捷克语课一样。

就是这样，杰克。萨宾娜爬呀爬，爬上守夜人情报网的首席情报员地位，还身兼她功成名就的英国项目官员的情人，虽然你只知道她是守夜人一号，或是刚勇无畏的奥嘉·可拉维斯基，也就是布拉格经济事务国际委员会的秘书。我们让她退休，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当时她怀着第三个孩子，是她第四任丈夫的。她最后一次到波茨坦参加“经济互助委员会”[196]的银行官员会议，我们在西柏林特别替她安排了晚餐会。艾塞尔在决定要遵循你的模式之前，又多留了她一阵子。

“我被派到柏林了。”皮姆在不虞窃听的公园里对贝琳达说。他在布拉格的第二个任期行将结束。

“你干吗现在告诉我？”贝琳达说。

“我在想，你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去？”皮姆回答。贝琳达又开始咳嗽，她咳个不停，一定是因为气候的关系。

贝琳达回伦敦，在空中大学选读新闻系，因为没有暗杀课可以选。在走过三十七个年头之后，她终于踏上危险的道路，追求风行的自由理想。她遇到过几个保罗，嫁给其中一个，生了个桀骜不驯的女儿，对她所做的任何事都看不顺眼，让她开始体会到自己父母的心情。皮姆和艾塞尔则跨出他们朝圣之旅的另一步。在柏林，更光明的未来等待着他们，以及更成熟的叛国行动。

致马格纳斯·理查德·皮姆阁下

大不列颠高级代表团

柏林

副本：艾佛林·特雷曼上校，特种作战师

先锋部队

信箱9077

米兰

我最亲爱的儿子：

希望这封信不会对步步高升的你造成不便，毕竟，除非最后轮到我们站在全能的天父面前，否则谁都不能企求感激。我自己是希望那个日子早点来临。这里的医学还在起步阶段，这个残酷的夏天很可能是本人的最后一个夏天，纵使已经放弃了酒精和其他享受。如果你要寄来医疗或丧葬费用，支票和信封都写给上校，因为皮姆这个名字不讨本地人喜欢，而且也可能活不长了。

祈求宽恕的

瑞克·皮姆

附注：美国佬说柏林的916黄金价格可能会下跌，想找机会私下赚钱的高官可以利用外交邮袋。伯斯·洛夫特还在老地址，可以帮忙，抽百分之十，但盯紧他。

柏林。好一座间谍要塞，汤姆！塞满毫无用处、转手可卖的秘密的柜子，每一个炼金术士、神迹使者、吹笛人都可以披上伪装，无视政治事实的游乐场！而在这一切的中心，是伟大善良的美国心，以自由、民主、解放人民为名，勇敢奏出光荣辉煌的旋律。

在柏林，“公司”有发挥影响力的情报员，有搞离间、搞颠覆、搞破坏和搞反情报的情报员。我们还有过一两个提供情报的人，可以说是乌合之众，留着他们只是因为传统的关系，而不是真的有任何专业价值。我们有挖地道的人和走私的人，有监听的人和伪造文件的人，有负责训练的人和招募的人、发掘人才的人，有信差和盯梢的人、勾引的人，有刺客、驾热气球的人、读唇语的人和乔装的艺术家。但无论英国人有什么样的人马，美国人一定有更多，而无论美国有多少人马，东德一定拥有其中五个，而苏联绝对拥有其中十个。皮姆面对这令人叹为观止的景物，犹如在糖果店里随心所欲的孩子，不知道该先抓哪一种。而任意用各种假护照进出这座城市的艾塞尔，则挽着篮子轻轻跟在他背后。在安全公寓和阴暗的餐馆，从来不用相同的地方两次，我们静静地用餐，交换食物，互相凝视，满足得难以言喻，仿佛站在峰顶的登山者。但即使在那一刻，我们也不曾忘记耸立在我们面前更加险峻的山峰，我们举起伏特加酒杯互敬，越过烛火低声说：“明年，在美国！”

还有委员会哪，汤姆！柏林太不安全，无法容纳它们。我们在伦敦组成委员会，在金碧辉煌的皇家套房里，恰恰适合参与世界赛局的人用。而我们有一群醒目、包罗万象、创意十足的跨领域社会领袖，因为那几年正是英国崭新的年头，国家被埋没的天才挣脱硬壳与甲胄，为国效劳。间谍们目瞪口呆！呼天抢地。太乱来了。为了柏林，我们必须对真实世界的教授、律师、记者们敞开大门。我们需要银行家、贸易联盟会员和工业家，那些把钱紧紧叼在嘴边、了解世界运作源头的家伙。我们也需要国会议员站上议会讲台，针对纳税人的钱发表掷地有声的演说。

这些贤人智士，汤姆，这些精明却无用的外行人、秘密战争的看门狗，后来都怎么了？他们勇往直前，连间谍不敢踏足的地方都冲锋陷阵。因外在世界限制而长期累积的挫折，让这些才华出众、海阔天空的有志之士，在一夕之间就与任何你能想像得到的阴谋、骗局、捷径坠入爱河。

“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梦吗？”皮姆非常愤怒，在地毯上踱步。这间位于隆迪斯广场的出租公寓是艾塞尔在英美协会非正式活动期间租下来的。

“镇定一点，马格纳斯阁下。再喝一杯吧。”

“镇定一点？那些疯子真的打算突破苏联的地面管制，告诉米格机驾驶员说他侵入美国领空，把飞机打下来，如果飞行员大难不死，就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是要以间谍罪受审，还是在麦克风前公开宣布投诚。这是英国《卫报》国防编辑的点子，老天爷啊！他要开战哪。他是有这样的打算。让他自己有更多新闻可以报道。他有后台，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和BBC副总经理的侄子。”

但艾塞尔对英国的爱，并不因皮姆的不护短而有稍减。坐在从“公司”停车场开出的福特自动挡车里，他透过乘客席的车窗，凝望白金汉宫，看着皇家旗帜在弧光灯里飞扬，他轻轻鼓掌。

“回柏林吧，马格纳斯阁下。有一天那里挂的会是星条旗。”

他在柏林的公寓位于市中心，是一幢在轰炸期间奇迹般幸免于难的比德迈式[197]建筑的顶楼。他的卧房在靠近花园这一侧，所以听不见他们停车的声音，但听得到他们乒乒乓乓上楼梯的脚步声，让他回想起瑞士警察爬上欧林格先生家木梯的情景，就在警察最爱的清晨，皮姆知道结局来了，他曾想过各种结局，还是没料到结局会是这样到来。外勤人员能感觉到这些事，而且学会信任感觉，皮姆已经是第二度担任外勤工作了。所以他知道结局来了，他很平静，既不惊讶，也不张皇失措。他下了床，迅速进入厨房，因为他把下次会面要交给艾塞尔的底片藏在厨房。但这次他们按了门铃，皮姆抽出六卷底片曝光，把用油布裹着藏在厕所水箱里的易燃密码板销毁。他冷静地接受自己的命运，但心中还筹划着更戏剧化的手段，因为柏林不比伯尔尼，他在床边的柜子和玄关的抽屉里各摆了一把手枪。但他们的语气里竟有几分歉意：“皮姆先生，醒醒，拜托。”通过投信孔鼓励着他，等他通过窥视孔向外看，警局督察多伦铎夫和蔼可亲的脸便映入眼帘，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巡佐，他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愧疚，倘若他真的采取非常手段，一定会吓坏他们。所以他们款步徐来，皮姆开门时想：你先在房子四周布下狼孩子，接着再把好好先生放到门口。

多伦铎夫督察和大部分的柏林人一样，是杰克·布拉德福的客户，当间谍们在他辖区内那堵有利可图的围墙边追来赶去时，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赚点小外快。他是个安安稳稳的巴伐利亚人，巴伐利亚人的嗜好一样也不缺，呼吸永远有慕尼黑白腊肠的味道。

“原谅我，皮姆先生。很抱歉打扰你，这么晚了。”他开口说，笑得太露骨了。他穿着制服，枪还放在皮套里。“我们柯曼丹先生想请你马上到总部去，有紧急的私人事件。”他解释说，仍然没碰他的枪。

多伦铎夫的声调很坚决，但也带着局促不安的味道，他的巡佐机警地在楼梯井上下张望。“柯曼丹先生向我保证，所有的事都可以私下处理妥当，皮姆先生。在目前的阶段他希望谨慎处理。他没去找你的上级。”面对皮姆的迟疑，多伦铎夫毫不放松。“柯曼丹很尊重你，皮姆先生。”

“我得穿衣服。”

“请快一点，行行好，皮姆先生。柯曼丹先生希望在移交给早班之前能处理好这件事。”

皮姆转身，小心翼翼地走回卧房。他等着听警察跟在背后，或一声拔地而起的命令，但他们却还是宁可留在玄关，看着“伦敦之泣”[198]的版画，那是“公司”安置部门免费提供的。

“我可以借一下电话吗，皮姆先生？”

“请用。”

他敞着门着装，希望能听到他的对话。但他只听到：“一切都很好，柯曼丹先生。我们的人立刻会到。”

他们并肩走下宽阔的楼梯，一辆闪着灯的警车停在外面。车后什么都没有，没有深夜不归的人在街上游荡。真是典型的德国作风，逮捕他之前肃清整个地区。皮姆和多伦铎夫一起坐在前座。巡佐紧张兮兮地坐在后座。下着雨，凌晨两点。暗红的天空，乌云骚动。没有人再开口。

等在警局里的一定是杰克，皮姆想。或者是军警。或者是上帝。

柯曼丹站起来迎接皮姆。多伦铎夫和他的巡佐消失。柯曼丹自认是个聪明非凡的人。他很高，阴沉沉的，弓着背，瞪着眼睛，窄窄的嘴以仿佛自我毁灭的速度动个不停。他背靠在椅子上，指尖合在一起。他对着挂在皮姆头上那片墙的一幅蚀刻版画说话，声调平板得恼人。版画上画的是他的出生地：东普鲁士。据皮姆心中暗自估算，他大约说了六个小时之久，没停顿，也没喘口气，但这对柯曼丹来说，还只是进入正题之前的快速暖身而已。柯曼丹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一个爱家的男人，对所谓的“私密领域”很了解。皮姆说他很敬佩。柯曼丹说他不喜欢说教，也没有政治色彩，虽然他是基督教民主党员。他属于福音教派，但皮姆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他绝对不会和罗马天主教过不去。皮姆说他可以想见。柯曼丹说犯罪是一个光谱，从可宽恕的罪行到预谋的罪行都纳入其中。皮姆表示赞同，还听见走廊里有足球的声音。柯曼丹祈求皮姆牢记在心，外国人在陌生国度谋划一些犯罪勾当的时候常会感觉到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容我坦白说吗，皮姆先生？”

“请说。”皮姆说，他开始感觉到恐怖的恶兆，被逮捕的怕是艾塞尔，而不是他自己。

“他们把他带来见我的时候，我看着他。我听他说。我说：‘不，不可能。不会是皮姆先生。这个人是骗子。’我说，‘他想攀亲带故。但是我继续听他说，却察觉到一种，嗯，请容我这样说吧，憧憬的感觉。有一股活力，一种睿智，或许也可以说是魅力。很可能，我想，这个人说的身份是真的。只有皮姆先生才能告诉我们，我想。’”他按下办公桌上的按钮。“我可以让他见你吗，皮姆先生？”

一个老狱吏现身，蹒跚领头带他们走过充满石碳酸臭味的砖廊。他打开一道铁栅门的锁，等他们走进去之后又关上。他又打开另一道锁。这是我第一次在监狱里见到瑞克，汤姆，而我此刻也确信，那是最后一次。从此以后，皮姆寄给他食物、衣服、雪茄，在爱尔兰时还寄给他蜂蜜甜酒。皮姆为了他倾尽银行账户，而如果他是百万富翁，他宁可自己破产也不愿意再看见瑞克在牢里，就算是想像也不行。瑞克坐在角落里，皮姆立即知道他这样是为了让自己有较大的视野，因为我从来都知道，他需要的空间远大于上帝所赐予的。他坐着，硕大的头低垂着，蹙着眉，露出囚犯惯有的郁郁不乐，我发誓他一定陷入沉思，关掉耳朵，没听见我们进来。

“父亲，”皮姆说，“是我。”

瑞克走到铁栅边，手放在两边，头靠在中间。他先瞪着皮姆，再看看柯曼丹和狱吏，不了解皮姆的立场。他的表情昏昏欲睡，脾气很坏的样子。

“他们也把你抓来啦，对不对啊，儿子？”他说——不，我想，不太满意。“我总觉得你会搞什么把戏。你应该听我的话，去读法律。”慢慢地，他开始看清事实。狱吏打开门，好心的柯曼丹说：“请，皮姆先生。”退到一旁，让皮姆进去。皮姆走向瑞克，张开手臂抱住他，但很小心的，免得万一他们揍过他，让他浑身伤痛。缓缓地，瑞克的魂又活过来了。

“老天在上，老儿子，他们干吗这样对我？难道老实人就不能在这个国家做点儿小生意吗？你见过他们这里给的食物吗，那种德国香肠？我们缴税是干什么用的？我们打仗又是为了哪桩啊？如果不能叫这些德国坏蛋离老头远一点，有个儿子在外交部当大官又有什么好处？”

但此时皮姆紧紧拥住瑞克，拍着他的肩膀，说无论如何，见到他真是太棒了。所以瑞克也开始老泪纵横，柯曼丹识趣地走到另一个房间，让这对久别重逢的伙伴互相称颂对方是救星。

我不是故意要让你失望，汤姆，但我真的忘了，或许是有意的，瑞克在柏林搞的那桩勾当的细节。皮姆当时等待的是自己的报应，而不是瑞克的。我记得有一对姐妹，出身普鲁士贵族世家，住在夏洛特堡的一幢老房子里，因为皮姆去还钱给她们，偿还瑞克替她们拿去变卖却一如以往失踪的画、拿去清洗的钻石手镯，还有他一位伦敦顶级裁缝师朋友看在他面子上免费替她们重新翻制的毛皮大衣。我还记得那对姐妹有个驼背的侄子，蜷缩在一张摇椅里。我也依稀记得瑞克有架飞机要卖，你可以想像得到的最顶级、保养最佳的轰炸机，里里外外都焕然一新。而且就我所知，这架飞机是由终生的自由党人，布尔克里的巴尔翰家族负责烤漆，保证能载每个人飞上天堂。

也是在柏林，皮姆引诱了你的母亲，汤姆，把她从他的老板，也是她的老板，杰克·布拉德福身边带走。我不确定你或其他人是不是能真正了解他是怎么意外卷进来的，但我会竭尽可能帮你了解。皮姆的动机有恶意的成分，我无法否认。他的爱，确实存在，但在后来才出现。

“杰克·布拉德福和我好像共有同一个女人。”有一天在从电话亭打到电话亭的对话中，皮姆调皮地对艾塞尔说。

艾塞尔立即要求知道她的身份。

“一个贵族。”皮姆说，仍然语带嘲弄。“我们圈子里的。教会和间谍机构，如果对你来说有任何意义的话。她的家族和‘公司’的关系历史悠久，可以回溯到‘征服者威廉’[199]的时代。”

“她结婚了吗？”

“你知道我不和有夫之妇睡觉的，除非她们坚持要。”

“她有趣吗？”

“艾塞尔，我们谈的是一位淑女。”

“我的意思是，她擅长交际吗？”艾塞尔不耐烦地追问，“她是你说的那种外交艺妓吗？她是资产阶级？美国人会喜欢她吗？”

“她是个顶尖的马大，艾塞尔。我再告诉你。她很漂亮，很有钱，彻头彻尾的英国风格。”

“那么，她就是我们进军华盛顿的入场券。”艾塞尔说。他近来对皮姆生活中来来去去的女人数目忧形于色。

不久之后，皮姆也从你杰克伯伯那里得到相同的忠告。

“玛丽告诉我你们之间的事，马格纳斯。”他把皮姆拉到一旁，十足的叔伯风范。“而如果你求我，我就让你滚得更远，吃更多苦头。她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女孩，也该是你好好洗刷名誉的时候了。”

既然两位恩师都推他往这个方向去，于是皮姆就带着你的母亲玛丽担当婚姻伙伴的角色，步向英美联盟的主桌。而且老实说，在他已放弃了这么多东西之后，这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牺牲。

握着他的手，杰克——皮姆写道——他是我拥有的最心爱的东西。

玛儿，原谅我——皮姆写道——亲爱亲爱的玛儿，原谅我。如果爱是我们仍可背叛的东西，请记住，我已经背叛你好一段时间了。

他动手写一张字条给凯特，又撕掉了。他草草写下“最亲爱的贝琳达”，停下笔，对周遭的一片静寂感到心惊。他猛地看表。五点钟。为什么钟没响？我耳朵聋了。我疯了。我在铺着软垫的密室[200]。从广场的另一头，传来第一声钟响。一声。两声。我可以随时让钟声停止，他想。我可以让钟只响一声，只响两声，或只响三声。我可以夺走任何一个小时的任何一部分，让钟完全止息。我做不到的是让它在午夜一点敲响。那是上帝的诡计，不是我的。

惊心动魄的寂静笼罩皮姆，一片死寂，如死亡一般。他再次站在窗边，看着落叶飘过空荡荡的广场。充满恶兆的静止，在他所见的一事一物上都留下标记。没有一扇窗户里有人头，没有一扇开敞的门廊。没有半只狗，没有猫，没有松鼠，也没有半个咯咯叫的小孩。他们都被带到山上了。他们等着从海上来的突击队。但在他的脑海里，他却是站在契普塞街上破败办公区的一间地下室公寓里，看着两个年华老去的美人儿跪在地上扯开瑞克剩余的档案。她们舔着蟹爪般的指尖，加速手里撒纸游戏的速度。随着她们徒劳无功的翻找和丢弃，纸片在她们周围逐渐堆高，如飞旋的花瓣般飘扬：鲜红字迹的银行报表、发票、暴跳如雷的律师来函、搜捕令、传票，还有满纸谴责的情书。皮姆看着她们，纸尘塞满鼻孔，铁抽屉叮匡啷，就像他牢房的铁栅门，但美人儿一点也没注意到，她们是贪婪的寡妇，忙着搜括瑞克的记录。在这堆废墟中央，抽屉与橱柜都已移位，瑞克最后一张官邸办公桌兀自矗立，蛇纹盘旋在凸起的桌脚，宛如镀金的袜带。墙上挂着伟大的TP身着市长大礼服的最后肖像。壁炉架上，就是在塞满假煤和瑞克残余烟蒂的壁炉上方，矗立着你的创办人与董事长本人的半身铜雕，焕发他最后一丝正直的微笑。皮姆背后敞开的门上，挂着瑞克最后十来家公司的纪念牌，但门铃旁边有个标示：“有事请按此铃”，因为瑞克在为国家经济前景贡献心力之余，还兼任街区的夜间门房。

“他什么时候死的？”皮姆说，随后记起他其实早就知道了。

“傍晚，小宝贝。酒吧刚开门。”一个美人儿抽着烟说，一边把整叠纸甩到废纸堆里。

“他已经在隔壁喝了不少。”另一个美人儿说，她和第一个一样，手里一刻也不得闲。

“什么隔壁？”皮姆说。

“卧房。”第一个美人儿说，把另一个没用的档案丢到一边。

“谁和他在一起？”皮姆问，“你和他在一起吗？谁和他在一起，请问？”

“我们两个都在，小宝贝。”第二个美人儿说，“我们挤在一起，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爹喜欢来一杯，会让他有浓情蜜意。我们那天吃得很早，因为他答应请吃一顿很棒的晚餐，洋葱牛排，他那天为了一张寄给电话公司的支票和总机吵架。他很沮丧，对不对，薇？”

第一位美人儿心不甘情不愿地暂时停止搜索。第二位也跟着停了下来。突然间，她们变成高尚的伦敦妇女，有和蔼可亲的面容和气喘吁吁、工作过度的躯体。

“压垮他了，小宝贝。”她说，胖胖的手拂开一绺头发。

“什么？”

“他说他如果没有电话，就会死掉。他说电话是他的生命线，如果他没有电话，就是报应，没有电话和干净的衬衫，他可怎么做生意呢？”

误以为皮姆的沉默是指责，另一个女人对他发起火来。“别这样看我们，亲爱的。他老早以前就拿走我们所有的东西了。我们付煤气费，付电费，我们帮他做晚饭，不是吗，薇？”

“我们能做的都做了。”薇说，“还给他安慰。”

“为了他，我们拉客拉得比平常多，对不对，薇？一天三个，有时候。”

“不止。”薇说。

“他能有你们，很幸运。”皮姆真心诚意地说，“谢谢你们照顾他。”

这句话让她们很高兴，羞涩地绽开微笑。

“你那个大大的黑色公文包里不会有瓶好东西吧，我猜，小宝贝？”

“恐怕没有。”

薇走进卧室。透过敞开的门口，皮姆看见从切斯特街搬来的帝王大床，布套都因长期使用而破旧斑驳。瑞克的真丝睡衣摊在床单上。他闻到瑞克的身体乳液和发油的味道。薇带着一瓶蜂蜜甜酒回来。

“他谈到过我吗，最后那段日子里？”喝酒时皮姆问。

“他以你为荣，亲爱的。”薇的朋友说，“非常自豪。”但她似乎对自己的回答并不满意。“他想赶上你，记住。这几乎就是他的遗言，对不对，薇？”

“我们抱着他。”薇用力吸气说，“看得出来他快断气了。‘告诉他们，电话总机，说我原谅他们。’他说，‘告诉我儿子马格纳斯，说我们俩很快就会当上大使。’”

“之后呢？”皮姆说。

“‘再给我一杯拿破仑，薇。’”薇的朋友说。她也开始落泪。“虽然那瓶不是拿破仑，是蜂蜜甜酒。然后他说，‘档案里的东西，女孩们，足够让你们过得舒舒服服，一直到你们来找我。’”

“他只是打盹，真的。”薇埋首进手帕里说，“他根本不可能死掉，如果不是心脏的缘故。”

门微微震响。敲了三声。薇打开一英寸，然后敞开，很不以为然地后退一步，让提着几桶冰块的欧利和古德劳夫先生进来。岁月让欧利变得神经过敏，他眼角的泪晕开了睫毛膏。但古德劳夫先生还是老样子，连脖子上打的司机黑领带都没变。古德劳夫先生把冰桶换到左边，非常男子气概地抓住皮姆右手。皮姆随他们走过一条窄窄的走廊，墙上整排“天生输家”的照片。瑞克躺在浴缸里，腰部围着毛巾，僵硬如大理石的双脚交叠，宛如举行某种东方仪式。他双手弯曲，拱成杯状，准备对他的造物主发表长篇阔论。

“可是没有基金了，先生。”欧利倒冰块时，古德劳夫先生咕哝说，“一毛钱都没有，老实说，先生。我觉得那些女人太随便了。”

“你们为什么不合上他的眼睛？”皮姆说。

“我们合上了，先生，老实说，但是眼睛又张开了，这样好像不太礼貌。”

皮姆在父亲面前单膝跪下，写了一张两百镑的支票，差点还误写成美金。

皮姆开车到切斯特街。那幢房子几年前就转手了，但今晚矗立在黑夜中，仿佛再次等待财产扣押执行官。皮姆踌躇走近。在门阶上，一盏夜灯照耀雨中。夜灯旁边像一只已死动物般的是半服丧的浅紫色羽毛围巾，和许多年以前妮尔舅妈塞住林园厕所的那条一样。是朵莉丝的吗？还是佩姬·文沃斯的？是某个孩子的游戏？是莉普西的鬼魂放在这里的？湿漉漉的羽毛里没附上卡片。没有查封人的通告。惟一的线索是一个字“是”，颤抖的粉笔笔迹爬在门上，像是目标城市里的安全记号。

皮姆转身背对荒凉的广场，愤怒地走进浴室，打开他几年前为了讨杜柏小姐欢心而漆成绿色的天窗。透过细缝，他查看房子旁边的花园，得出结论，那里也很不寻常地空无一人。没看见史丹利，德国种狼狗，拴在八号的雨盆上。也没看见那个一天到晚侍弄玫瑰花的艾特肯太太，屠夫的妻子。砰一声关上天窗，皮姆俯身站在洗脸盆前，用水冲脸，然后凝视着自己的倒影，直到看见一个虚伪的灿烂微笑。瑞克的微笑，装出来揶揄他的微笑，如此开心，让人连眨眼都不忍。像个兴奋难耐的孩子拥抱你、贴近你的微笑。是皮姆最恨的那种微笑。

“烟花，老儿子。”皮姆模仿瑞克最最恶劣的声调说，“记得你有多爱烟花吗？记得盖·福克斯[201]之夜，写有你老爸名字缩写RTP的花式烟花，照亮了整个阿斯科特的夜空？真是棒极了。”

真是棒极了，皮姆的灵魂深处响起回音。

皮姆再次振笔疾书。满心欢喜。没有任何一支笔能忍受这样的折磨。脱缰野马般的字迹满纸飞扬。光的轨道，火箭的尾焰，星条斑斓，在他上方呼啸而过。上千台短波收音机的音乐在他身边播送，陌生人的灿烂笑容嘲笑着他，他也回敬他们。这天是7月4日。这夜是华盛顿的千夜之夜。外交官皮姆夫妇一周之前抵达，接掌情报站副主任的职位。柏林之岛终于沉没。柏林之后他们待过布拉格、斯德哥尔摩、伦敦。到美国之路从来都不容易，但皮姆走过漫漫长路，皮姆做到了，看着水银灯、烟花和探照灯一次又一次划破暗红的夜空，留下一片苍白，他假装甚至几乎真的雀跃起来。周围万头攒动，他也是其中之一，世界上的自由人士接纳了他。这些已长大的孩子庆祝他们从未曾拥有过的独立，而皮姆就是其中一员。海军乐队，布列肯普里吉男声唱团，首都区合唱联谊会轻而易举地博得他的欢心。一场接一场的宴会，皮姆与玛丽接受乔治敦情报圈大半权贵的欢迎，在烛光摇曳的红砖庭园吃旗鱼，在垂悬枝头的灯光下闲话家常，拥抱与被拥抱，握过无数双手，塞满一脑袋的人名、八卦与香槟。常听人提起你，马格纳斯——马格纳斯，欢迎登机！老天哪，这是你太太？真是罪过！直到玛丽——她担心汤姆，因为烟花会让他太过兴奋——决定回家，碧伊·雷德勒与她一起离开。

“我很快就回去，亲爱的。”皮姆在她离去时低声说，“我得应付一下华斯勒，否则他们会觉得我太伤他们感情了。”

我在哪里？在林荫广场？在国会山庄？皮姆毫无概念。美国年轻女子光裸的手臂大腿和无拘无束的胸脯安然自如地轻触着他。友善的手替他清出通道；笑声，大麻烟，喧闹声，蒸腾的暑夜。“你叫什么名字，老兄？你这英国佬？过来，握个手，来喝一杯！”皮姆在他早就喝下的那一肚子酒里，再加进一口波旁。他爬上一段斜坡，不知道是草地还是柏油，他分不清。白宫在他脚下熠熠生辉。前面，笔直闪亮的，是白色针状的华盛顿纪念碑，亮晃晃的光迹直追遥不可及的星辰。杰斐逊与林肯，各拥一方永垂不朽的志业，长眠在它左右两侧。皮姆爱他们两个。美国所有的元老与建国者都是我的。他爬到斜坡顶端。又咸又热，像他自己的汗水一样。河谷远处，其他烟花交织的无害战场，灿烂火光轰隆隆直奔天际。这里人群更多，但大家忙着对烟花欢呼，呼朋引伴，唱着爱国歌曲之余，仍然对他微笑，让路给他过。一个漂亮的小妞揶揄他：“嗨，老兄，你干吗不跳舞？”“嗯，谢谢你，我很乐意，但请容我先脱下外套。”皮姆回答说。他的回答太冗长了，她已经逗其他的伙伴去了。他放声大叫。刚开始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但一走到比较安静的地方，他自己的声音就猛地爆发，惊人地突出于众声之上。“波比！波比！你在哪里？”周围的善心人士全伸出援手，放声大喊：“快点过来，波比！你的朋友在这里！”“快点，波比，你这个臭婊子，躲到哪儿去了？”在他背后和上方，火箭似永不止息的喷泉洒落在暗红色的涡卷云上。在他前面，一把金色的伞张开，拥抱整座白色的山头，照亮空荡荡的街道。指令在皮姆脑海深处隐隐响起。他查看着街道和门牌号码。他找到那扇门，最后的一股喜悦油然而生，感觉到熟悉的瘦骨嶙峋的手环住他的腰，熟悉的声音警告他。

“你的朋友波比今晚不能来了，马格纳斯阁下。”艾塞尔轻声说，“所以请别再大叫他的名字，好吗？”

肩挨着肩，两人坐在国会山庄前的阶梯上，俯瞰林荫广场，有成千上万的人当他们的掩护。艾塞尔有个篮子，装着放在保温瓶里的冰凉伏特加，还有美国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酸黄瓜和黑面包。

“我们成功了，马格纳斯阁下。”他低声说，“我们终于到家了！”

我最亲爱的父亲：

很高兴能让您知道我的新职务。您或许会认为文化参赞不太重要，但这个职位在此地的高官圈子里颇受敬重，我甚至能进出白宫。我也拥有“宇宙通行证”，顾名思义，没有任何一扇门能再拒我于外。

17

噢，我的天堂，汤姆，多么的有趣！那次多姿多彩、悠游的蜜月，尽管乌云密布。

我不怪你以为升任情报站副主任之后的工作比主任来得不重要。事实不然。华盛顿情报站主任在情报外交的高空盘旋。他的任务是按摩“特殊关系”的尸体，让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相信“特殊关系”还活得好好的。每天早晨，可怜的赫尔·特瑞西德早早起床，打上陈旧的雪邦领带，套上汗渍斑斑的热带西装，吃力地睬着自行车赶赴委员会会议室草皮如茵的梦土，留你父亲自由搜索情报站的登录档案，监督旧金山、波士顿与芝加哥的分站，或急急赶去招呼路经此地去中美洲、中国或日本的外勤情报员。另一项杂务是照料散布在美国高科技电池农场里脸色惨灰的英国科学家，因为在华盛顿买卖的科技机密饶富弦外之意。其他人或许会任他们在汽车旅馆里枯朽，但他却请这些可怜人吃饭。为他们没女人、囊中羞涩的海外放逐岁月带来安慰。在喋喋不休的闲聊里记住他们的术语：飞弹鼻锥体，天哪，回转半径，水底通讯与承载力。借他们的工作档案回家，隔天早上归还。“哈啰——这看起来很有意思。可以让我偷偷拿给我们的海军武官瞧一眼吗？他已经和五角大楼为这个周旋了好几年，但他们对他还是有所保留。”

海军武官瞧了一眼，伦敦瞧了一眼，布拉格也瞧了一眼。如果不能有遍及宇宙的读者群，要宇宙通行证又有何用？

虽迟钝却有价值的可怜的赫尔！皮姆如何地滥用你的信任，破坏你天真单纯的野心！别担心。如果“国家信托基金”[202]不收留你，你还可以投靠皇家汽车俱乐部或城区任何一家生意兴隆的公司。

“我说啊，皮姆小子，下个月有一批幽灵物理学家要拜访利物摩尔武器实验室。”你会带着歉意又很羞怯地说，“你想你可不可以赶到那里去，喂他们吃吃东西喝喝水，看着他们，别让他们用桌巾擤鼻涕，你说呢？我们现在的单位干吗尽做些三脚猫安全官做的事，我真搞不懂。我真的打算写信向伦敦反映一下，如果挤得出时间的话。”

没有其他国家像这里这么容易刺探情报，汤姆，没有其他国家像这里这样对机密毫不设防，急着大力传送，四处分享，吐露详情，或太早把它们丢进美国过时货品的废弃场。我太稚嫩，无法了解美国人酷爱沟通的热情是否有穷尽之时，但我怀疑会有。当然，自1945年之后每况愈下，事态显而易见，十年前艾塞尔的单位要花上好几千货真价实的美金才能拿到的情报，在70年代中期，只消花几个铜板，就能在《华盛顿邮报》上找到。我们有时候难免愤愤不平，如果我们比较小心眼的话，因为在间谍世界里最惹人厌的事莫过于这个礼拜好不容易帮布拉格和伦敦挖到一条大情报，却在下个礼拜的《航空周刊》上读到相同的数据。但我们没抱怨。在美国科技的大果园里，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果实可摘，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无所缺。

我此刻要给你的，汤姆，是你那幅马赛克拼画上的贝壳浮雕和细小瓷砖。看看这两个朋友在暮色深沉的天空下嬉闹，在游戏结束之前，抓住最后一缕日光。看他们像小孩一样行窃，知道警察就在附近。皮姆不是在一夜之间，也不是在一个月里，因为7月4日的灿烂烟花就爱上美国的。他对这个地方的爱，是随艾塞尔而滋长的。没有艾塞尔，他可能永远都不会领悟。皮姆决定，无论相信与否，要否定自己所见的一切。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太过稚嫩，太缺少权威。他找不到着力点，找不到严格的评断可以反抗。这些粗俗、追求享乐的人们，如此坦率，如此喧闹，对他层层保护的内向生活来说，实在太过无拘无束了。他们热衷自己的成功，太过明显，太有弹性也太机动性，太缺乏地域、血源与阶级的观念。他们不明白在皮姆生命中始终伴随压抑自制犹如背景音乐的静默。在委员会里，是真的，他们很快就现出原形，成为与他们抛弃的欧洲国家为敌的太子党。他们提出的阴谋，足令中世纪的威尼斯汗颜。他们可以是荷兰人，顽强不屈；可以是斯堪的那维亚人，忧郁沮丧；可以是巴尔干人，凶狠残暴，充满部落意识。然而一旦和其他人混在一起，他们就成为美国人，好辩不休，毫无戒心，皮姆很难找到背叛的主轴。

为什么他们对他无伤无害呢？为什么他们不铐起他，恐吓他，把他绑在架上，手脚扭成不可能的姿势？他发现自己渴盼布拉格阴暗无人的街道与镣铐令人安心的拥抱。他想要他那可怕至极的学校回来。他什么都想要，就是不要这通向他未曾享有的生活的绝妙地平线。他想刺探希望，透过锁孔窥见日出，拒绝他曾想念过的可能性。就在此时，非常讽刺的，欧洲来找他了。他知道。艾塞尔也知道。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一波暗潮汹涌的怀疑耳语开始传到他们耳朵里。然而，就是这充满道德意味的暗示，让皮姆摆脱了心不甘情无愿的心态，激发他对他们的关系先下手为强，如同艾塞尔所说的：了断，退出。应该暗中感谢美国，正义女神与迫在眼前的报应攫住他，如同笨重、迷惑的大巨人，一步步逼近他，柔软的拳头里握着满满的证据，证明他的双重身份。

“有些兰利和伦敦的有力人士很担心我们捷克的情报网，马格纳斯阁下。”在罗伯·肯尼迪纪念馆的停车场，艾塞尔用他僵硬、干涩的英文警告他说，“他们开始察觉到有些不利的模式。”

“什么模式？根本没有模式。”

“他们注意到捷克情报网在我们操控的时候，提供的情报比较好，我们不负责的时候，情报质量就比较差。这就是模式。他们现在有计算机。只消五分钟，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里里外外检查一遍，找出可能有问题的地方。我们太大意了，马格纳斯阁下。我们太贪心了。我们的父母是对的。如果你想要事情做得好，就得自己动手。”

“杰克·布拉德福可以把情报网操控得像我们一样好。主要的情报员都是货真价实的，他们会把所有能到手的东西都报上去。所有的情报网都会偶尔失灵。很正常。”

“这些情报网只有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才失灵，马格纳斯阁下。”艾塞尔耐住性子再说一遍。“这是兰利的感觉。让他们很困扰。”

“那就给情报网一些好情报啊。打电报给布拉格。告诉你们的有力人士，说我们需要独家情报。”

艾塞尔哀伤地摇摇头。“你了解布拉格的，马格纳斯阁下。你了解我们的有力人士。不在场的人就是他们密谋对付的对象。我没有权力说服他们。”

皮姆平静地思索他仅余的选择。晚餐时，在乔治敦他们那幢漂亮的房子里，当玛丽扮演雍容亲切的女主人，雍容亲切的英国仕女，雍容亲切的外交艺妓时，皮姆思索着，是不是到了该劝波比再跨越一次边界的时候了。他看见自己终于摆脱耻辱，成为堂堂正正的丈夫、儿子与父亲。他记得在宾州有栋他和波比都很赞赏的独立革命时代的农舍，耸立在起伏的田野与石砌围墙里，成群的纯种良马透过镶染阳光的晨雾看着他们。他记得石灰刷白的教堂，在他经历如潮腐地窖的童年之后，显得如此耀眼，如此充满希望。他想像重新安家落户的皮姆一家在此工作，在此祷告，艾塞尔在院子里荡秋千，喝伏特加，剥午餐的豆子。

我应该把艾塞尔卖给兰利，买回我的自由，他用奇闻轶事把一位皓齿如贝的夫人迷得神魂颠倒时想。我应该替自己争取行政特赦，注销记录。

他什么也没做。他什么也不会做。艾塞尔是他的监护人，是他的德行，是皮姆献上秘密与生命的祭坛。他成为皮姆的一部分，不为其他人所拥有的那一部分。

我需要告诉你吗，汤姆，一旦知道生命将尽，这世界看起来有多么光明、多么可亲？所有的生命又是如何为你敞开大门说请进，在你以为自己不被需要的时候？美国变成为天堂，皮姆知道早有征兆。他所有的童年都回奔而来！他带玛丽流连在城堡之乡温特图尔[203]，梦想着瑞士与阿斯科特。他漫步在乔治敦美丽的橡树岗墓园，想像他和朵莉丝一起在“林园”，躲在雨如泪下的果园里，不让过往行人看见他充满罪恶感的脸。米妮·威尔逊是我们在橡树岗的信箱，汤姆。我们在全美国的第一个信箱——找一天去看看她吧。她就在平台过去不远处的一个波浪形基座上，一个已死去的维多利亚时代小女孩，披着大理石衣衫。我们把信息留在米妮后方和她的监护人——高龄去世的托马斯·恩特惠斯特——之间枝叶茂密的隐秘处。墓园的首脑安息在更高处，靠近皮姆停放他那辆外交官轿车的碎石车道。艾塞尔发现了他，艾塞尔确定皮姆也发现了他。他是史戴芬·欧苏斯基[204]，捷克共和国的创建人之一，1973年，流亡期间逝世。如果没有静静替我们默祷的史戴芬兄弟，艾塞尔的秘密献祭似乎就不完整。在米妮之后，随着我们的生意蓬勃发展，我们不得不在比较靠近市中心的地方指派信差。我们选择被遗忘的将军铜像，他们大部分是法国人，当年为了激怒英国人而与美国并肩作战。我们喜爱他们的软帽、望远镜和号角，和脚边始终艳红的花朵。他们的战场绿草如茵，到处是闲坐漫步的学生，我们的信箱从可以保护信的加农炮，到向内滋长的树枝恰可构成松针叶巢的粗壮松柏不一而足。但艾塞尔最喜爱的地方还是新开幕的国家航天博物馆，在那里，他可以目不转睛地凝视“圣路易精神号”[205]和约翰·格伦[206]的“友谊七号”，用食指触摸月球遗迹，虔诚之情宛如从圣龛取水。皮姆从未见他做这些事。他只在事后听说。他们的做法是把包裹留在衣物寄存处的不同锁柜里，然后在黑漆漆的萨谬尔·兰格利[207]电影剧场里，趁银幕播映的炫目光芒让所有观众眩晕地抓紧扶手时交换钥匙。

而远离华盛顿耳目的地方呢，汤姆？我应该先告诉你什么？硅谷，或许，和旧金山南方的西班牙小村庄，有穆古似的僧侣在晚饭后唱素歌[208]给我们听。或者是棕榈泉的死海景观，那里的高尔夫球车有劳斯莱斯挡风板，摩岬山俯瞰着我们围墙高耸的汽车旅馆的淡彩石灰与人工礁湖，非法的墨西哥劳工背着背袋巡梭草地，吹开足以触怒我们那些百万富翁同胞敏感神经的有碍观瞻的落叶。你能想像艾塞尔看见用来滋润沙漠空气、在脸上裹着绿泥做日光浴的人身上吹洒微细水雾的户外空调机时，有多欣喜若狂吗？我应该告诉你我们参加棕榈泉人道协会的狗儿认养晚宴，庆祝皮姆获悉隐形轰炸机鼻锥的最新蓝图吗？那些梳理整齐佩戴蝴蝶结的狗儿是如何被带上舞台，让充满人道精神的女士收养，每个人都泫然欲泣，仿佛它们是越南孤儿？全天播送的《圣经》基本教义电台频道描述基督教的上帝是财富之冠，因为财富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上帝的接待室”，他们如此称呼棕榈泉。这里每五个居民就有一座游泳池，而几小时的车程之外就坐落着全世界最大的杀戮工厂[209]。这里的产业就是悲悯与死亡。那天晚上，还不知道退休盗匪与年老喜剧演员也是此地养老宫成员的皮姆和艾塞尔，把间谍这一行也加进本地产业的名单之列。

“我们不该再这么张扬，马格纳斯阁下。”艾塞尔在他们那间六百美金一个晚上的套房里，虔敬地默默审视皮姆呈现的成果说，“我想我们也该退休了。”

我应该告诉你，迪斯尼乐园与另一间有圆形银幕、为我们展现美国梦的电影放映室吗？我能让你相信，皮姆与艾塞尔看见逃离欧洲迫害的难民，在评论员所说的万国之邦与自由乐土的美国土地上立足时，流下真心的眼泪吗？我们深信不疑，汤姆。皮姆一直到现在都还相信。皮姆这一生从未感觉到更大的自由，直到瑞克去世的那一夜。他一直努力想让自己去爱的这一切事物，在他周围的这些人们早已身体力行去爱。他们愿意让自己对陌生人敞开胸怀。骗术只是用来掩饰他们的天真。幻想很狂热，但从未主宰他们。有随外在事物摆荡的能耐，却仍能保有主权。艾塞尔也爱他们，但他并不确信他的情感能得到回报。

“华斯勒正在筹组调查团，马格纳斯阁下。”有天晚上在波士顿充满殖民地高贵风情的丽池饭店吃饭时，艾塞尔提出警告，“有几个不成才的叛徒到处嚼舌。我们该抽身了。”

皮姆一句话都没说。他们穿过公园，看着池塘里的天鹅船。他们坐在一间陈设简单气氛紧张的爱尔兰酒馆，周遭喧腾着英国人早已遗忘的罪行。但皮姆还是拒绝开口。几天之后，他到耶鲁大学拜访一位偶尔提供消息给“公司”的英国院长，却发现自己站在美国英雄的雕像前。纳桑·黑尔[210]被英国人以间谍罪吊死。他的双手绑在背后。在他下方镌刻着最后的遗言：“我惟一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条命可以为国牺牲。”在那之后几个星期，皮姆心情低到谷底。

皮姆念念有词。皮姆走来走去。皮姆在房间的某个角落，手臂紧贴两侧，手掌张开，像是准备起飞或游泳。他蹲坐下来，肩膀抵住墙。他抱住绿色档案柜，使劲摇着，柜子在他的臂膀里跌跌撞撞，像是快要压扁他的老爷钟似的，烧盒在柜子顶端摇晃跳动说：“把我拿走！”他发誓，全在他的脑海里。他不停说话，全在他的脑海里。他想要四周平静下来，但却静不下来。他再次坐在桌边，汗水滴落在他周围的纸堆上。他开始动笔。他很平静，但该死的房间仍然无法安顿下来，干扰了他的写作。

又是波士顿。

皮姆造访128号道路上的金色半圆：欢迎莅临美国科技高速公路。这个地方像没有烟囱的火葬场。严密低矮的厂房与实验室，蜷伏在灌木丛与风光明媚的山丘间。他去向英国代表团请益，并用藏在公文包里的秘密照相机违规偷拍了几张照片。他在一位名叫鲍伯的美国工业元老家里共进一顿私人午餐。鲍伯是他失之轻率交上的朋友。他们坐在游廊上，凝望草地缓降的庭院，一个黑人肃静地用三重切割器割草。午餐之后，皮姆开车到尼德翰，艾塞尔在查尔斯河畔的一条长椅上等他。查尔斯河等同于他们在此地的阿尔河。一只苍鹭飞掠过碧蓝的急流。红尾鹰从枯木上瞪着他们。他们顺着隆起的冰河砂堆，走进森林深处。

“怎么回事？”艾塞尔终于问道。

“哪里有什么事？”

“你很紧张，而且不说话。依据合理的推测，是有什么事发生了。”

“我每次做后勤简报的时候都很紧张。”

“不像这次这么紧张。”

“他不会和我说话了。”

“鲍伯吗？”

“我问他尼米兹改装合约进行得如何。他回答说他的公司在沙特阿拉伯大有进展。我问他和太平洋舰队司令谈话的情形。他问我什么时候带玛丽到缅因州度周末。他的脸都变了。”

“怎么了？”

“他很生气。有人警告他，关于我的事。我想，他很气他们，比对我还气。”

“还有呢？”艾塞尔耐心十足地问，他知道皮姆永远留一手。

“有人跟踪我到他家。一辆绿色的福特，车窗玻璃是黑的。那里没有地方可以打转，而且美国盯梢的人又不走路，所以他们就离开了。”

“还有呢？”

“别再问还有呢！”

“还有呢？”

突然之间，小心提防与不信任的鸿沟隔开他们。

“艾塞尔。”最后皮姆开口说。

皮姆直呼他的名字是很不寻常的事；间谍的行为规范通常会制止他这么做。

“嗯，马格纳斯阁下。”

“我们一起在伯尔尼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的时候。你不是吧，对不对？”

“不是学生？”

“你不是在刺探任何人的情报吧。刺探欧林格一家。刺探宇宙俱乐部。刺探我。那时候没有人在操控你。你只是你。”

“我没在刺探情报。没有人操控我。没有人拥有我。”

“真的吗？”

但皮姆已经知道是真的了。从艾塞尔眼里闪现罕见的怒火，他就已经知道了。但他的声音严肃而不悦。

“认为我是个间谍，是你的想法，马格纳斯阁下。这从来都不是我的想法。”

皮姆看着他点燃一根新的雪茄，注意到火柴的火光微微颤动。

“是杰克·布拉德福的想法。”皮姆更正他。

艾塞尔抽出雪茄，肩膀缓缓放松。“无所谓。”他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已经不重要了。”

“波授权进行审讯，不怀好意的。”皮姆说，“我星期天要飞回伦敦，勇敢面对现实。”

谁应该告诉艾塞尔审讯的事？说这是有敌意的？谁敢拿“公司”几个温顺的律师在萨克森安全房舍里做做样子的夜间审讯，和殴打、电击以及二十年来剥夺艾塞尔生活的非常境遇相比呢？我竟然对他那么说，此刻令我赧然。在1952年，我后来才知道，艾塞尔公开指控史兰斯基[211]，要求判他死刑——声音并不太激昂，因为他自己也只剩半条命了。

“可是实在太恐怖了！”皮姆大叫，“国家这样对待你，你怎么能为国服务呢？”

“一点都不恐怖，谢谢你。我应该早点做的。我保住了性命，而史兰斯基一定会死，不管我有没有揭发他。再给我一杯伏特加。”

1956年，他又遭逢噩运。“这一次问题比较小。”他解释说，给自己点了一根新雪茄。“我揭发铁托，没有人会费事去杀他。”

在60年代初期，皮姆在柏林的那段日子，艾塞尔在布拉格城外的一座中世纪地牢被关了三个月。他当时允诺了什么，他一直没清楚地告诉我。那一年，轮到斯大林分子自己被整肃，尽管并不太激烈；而史兰斯基宣告平反，尽管是在他死后。（他的罪名仍在，你应该记得，尽管是无辜的。）无论如何，艾塞尔回来时看起来老了十岁，而且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说话会有轻声的“ㄦ”音，像极了口吃的人。

和这样的经验相比，皮姆接受的调查实在无趣得很。杰克·布拉德福在场捍卫他。人事官像老母鸡一样不停烦他，向他保证这只是回答几个问题的一桩小事。几个财务处来的没下巴的奴才一直警告折磨他的人，说他们逾越训令了，而我的两个狱卒则不停对我谈他们的孩子。这样五天五夜之后，皮姆觉得神清气爽，像刚度完一段乡间假期，审讯他的人起身离去。

“旅途还好吗，亲爱的？”玛丽问。皮姆回到乔治敦，在床上躺了一个早上，精神暂时放松。

“好极了。”皮姆说，“杰克向你致意。”

但在他步行前往大使馆的途中，看见费尔迪酒铺的砖墙上有一个新画的白色粉笔箭头，那是艾塞尔的警告：暂时别联络，等候进一步通知。

此刻，汤姆，该是告诉你瑞克做了什么的时候了，因为你祖父在落幕之前还有最后的把戏。那是他登峰造极之作，你应该想得到。瑞克退缩了。他放弃脱轨的生活方式，跑来对我哭哭啼啼，逢迎巴结，像只吃鞭子的动物。他变得越卑微、越黏人，皮姆就觉得越没有安全感。“公司”和瑞克仿佛带着他悔不当初的猥琐庸俗从两侧包夹他，而皮姆则像高空绳索上的特技艺人，顿时失去依靠。皮姆在心底苦苦哀求。他高声嘶喊：继续使坏，继续标新立异，继续冷落我，别放弃！但瑞克还是来，蹒跚傻笑像个贫民，知道自己的权力最大，因为他此时最脆弱。“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儿子。你今天能和天下至尊平起平坐，应该要感谢我。给你老爸几个铜板吧，可以吗？去吃顿上好的烤肉吧，还是你觉得带你老爸出去很丢脸？”

他第一次出击是圣诞节那天，距皮姆收到总部正式的道歉函不到六个星期。乔治敦积雪两英尺，我们邀请雷德勒一家来吃午饭。电话响时，玛丽正在端菜上桌。皮姆大使愿意接一个来自新泽西的付费电话吗？他愿意。

“哈啰，老小子。你可还好？”

“我到楼上听。”皮姆对玛丽露齿一笑，每个人都露出谅解的表情。他们都知道情报世界永不安眠。

“圣诞快乐，老小子。”皮姆抓起卧房的电话，瑞克说。

“圣诞快乐，父亲。你在新泽西做什么？”

“凑十二个人组成一支板球队啊，儿子。上帝叫我们要享受人生。上帝说的，不是别人。”

“你老是这样说。但现在不是板球季。你喝醉了吗？”

“他是裁判、法官、陪审团，三合一，你想忘也忘不了。别想骗上帝，绝对别想。我花钱让你受教育，你是不是很开心？”

“我没骗上帝，父亲。我只是想和家人一起庆祝。”

“和玛蕊安打招呼吧。”瑞克说，一阵窸窸窣窣的抗拒声之后，玛蕊安才上线。

“哈啰，马格纳斯。”玛蕊安说。

“哈啰，玛蕊安。”皮姆说。

“你的大使馆有没有好好喂你，儿子，还是只有千岛酱和炸薯条？”

“我们低阶人员有很好的员工餐厅，但现在我正要在家里吃饭。”

“火鸡？”

“对。”

“英国面包酱？”

“希望是。”

“我孙子还好吧？他的前额像你吧，每个人都说你是得到我的遗传？”

“他眉毛长得好。”

“蓝眼睛，像我一样？”

“像玛丽。”

“我听说她是一流的，儿子。我听说的全是她的好话。他们说她在多塞特郡有一大笔财产，值不少钱。”

“财产都信托了。”皮姆不客气地说。

但瑞克已经开始没完没了地自怜自艾。他哭哭啼啼，哭声转为哀号。背景里，玛蕊安也在哭，高八度音的抽泣，像被锁在大房子里的小狗。

“可是，亲爱的，”皮姆重拾一家之主的地位时，玛丽问，“你很沮丧。怎么回事？”

皮姆摇摇头，微笑着掉下泪来。他抓住酒杯，举起来。

“祝福缺席的朋友。”他大声说，“祝福所有不在这里的朋友！”稍后，他贴近妻子的耳朵说：“只是一个很老很老的线人，他想尽办法找到我，祝我圣诞快乐。”

你是否曾经想过，汤姆，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对一个儿子和他老爸来说却太小了？但事实就是如此。瑞克会横行所有可以利用儿子保护的地方，我猜想，在柏林的那件事之后，也是极其自然而且无法避免的。就我所知，他首先到加拿大，很不明智地误信大英联邦的友谊。加拿大人很快就受不了他，他们威胁要遣返他时，他付了一笔小额的头期款，弄到一部凯迪拉克，驱车南下。在芝加哥，根据我的调查，他无法抗拒地产公司提供的许多诱人条件，搬到市郊新开发的小区住了三个月，房租全免，当成吸引他购屋的诱因。有位汉布瑞上校住进远景花园，有位威廉·佛西斯爵士为“山丽苑”增色，他在此地还延长试住期，因为买间阁楼给他管家的条件迟迟没谈拢。不论是哪一个身份，现金从哪里来，一如以往，仍然是个谜，但毫无疑问，总还是有心怀感激的莺莺燕燕。惟一的线索是当地赛马俱乐部经理一封话里带刺的信，告诉威廉爵士说欢迎他的马加入，只要他先付清马厩费。皮姆仍然只隐隐感觉到远方的纷扰，瑞克没在华盛顿现身，让他有错误的安全感。但在新泽西，某些事情让瑞克永远改变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从此以后，皮姆成为他惟一的产业。难道是同样一阵秋后算账的寒风同时袭上他们两人？瑞克真的病了吗？还是他像皮姆一样，只是察觉最后的审判迫近了？瑞克当然觉得自己是病了。瑞克当然认为自己一定是如此：

因为心脏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毛病，我得随时用牢靠的手杖（29元现金）——他写道——我的医生很照顾我，推荐我吃简约餐（吃简单的食物，只能喝香槟，加州货不行）延长我这苟延残喘的性命，让我蒙主宠召之前能再多奋斗几个月。

他当然是戴着像妮尔舅妈一样的猪肝色眼镜。他在丹佛违法时，狱医对他印象深刻，所以皮姆一付清医药费，他就获释了。

在丹佛之后，你认定自己已死，对不对，所以小心眼地到处跟着我？无论去哪一个城镇，我都步步为营，怕碰见你可怜的鬼魂。无论离开或走进哪一间安全房舍，我都预期会看见你等在大门边，炫耀你意志坚定、思虑周密的卑劣气量。你在我还没抵达之前就知道我会到哪里去。你会骗一张票，跋涉五千英里，就为了让我知道你变得多么小心眼。然后我们会上城里最好的餐厅，我会请你大吃一顿，吹嘘我的外交工作，也听你吹嘘。我会倾我所能把钱撒在你身上，祈祷这会让你在绿色档案柜里多添几个文沃斯。但即使当我向你蹙眉，与你交换灿烂的微笑，握着你的手，支持你的白痴计划时，我也知道你已经用尽所有最好的骗术，你再也一无所有了。你的斗篷已经传到我手上，剩下你这个光溜溜的小老头，我自己却成为我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骗子。

“那些家伙干吗不把爵位给你啊，老小子？他们告诉我说你现在应该当上常务次长了。有家丑吧，是不是啊？也许我该溜到伦敦和你们那些管人事的小子谈一下。”

他是怎么找到我的？他的情报系统怎么胜过那些很快成为我不受欢迎的同伴所养的中情局的狗？起初我以为他请私家侦探。我开始搜集可疑车辆的车号，记下没出声的电话的时间，想与兰利的跟监行动区别开来。我对我的秘书发威：有没有人自称是我生病的父亲，打电话来缠着你问我的消息？最后我终于发现，大使馆旅行处的雇员喜欢在城里某个肮脏区域的一家共济会旅馆打英式撞球。瑞克在那里找上他，塞给他一个愚蠢透顶的故事：“我心脏很不好。”他告诉那个笨蛋。“随时可能要了我的命，你知道，但别告诉我儿子。他要烦心的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去烦他。你要做的是，每回我儿子出城，就挂个电话，暗示我一下，万一我的日子到了，就知道该上哪里去找他。”毫无疑问，一定附上一只金表。还有下一年的超级杯决赛门票。下回瑞克溜回家吸一口英国空气时，也会去看一下那小子的老母亲是否安好。

但我的发现为时已晚。我们那时已到过旧金山，还有丹佛和西雅图，每到一地瑞克都如影随形，在我眼前老泪纵横，畏畏缩缩，直到最后瑞克得到的是拥有皮姆，而皮姆仅剩的，在我看来，在我编织无数谎言与谄媚、在一个接一个的私刑法庭替自己做伪证之后，就只是一个失败的骗子，跛着残余的信用之足，蹒跚而行。

就是这么回事，汤姆。背叛是一再重复的勾当，我不想再烦你多听。我们走到了尽头，虽然从此处看来还极像是起点。“公司”把皮姆调离华盛顿，派他到维也纳，好让他重新接管他的情报网，也好让他日益壮大的控诉兵团把他们该死的计算机模式更紧地套在他的脖子上。他已无外援。终究没有。波比知道。皮姆也知道，尽管他绝不承认，就算对自己也不承认。再骗一局就好，皮姆不断告诉自己：再骗一局就能让我安然无事。皮姆催促他，哀求他，威胁他。皮姆坚决不屈：让我静一静，我会克服万难成功，他们爱我，我已经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他们。

但事实是，汤姆，皮姆宁可测试他所爱的人的忍耐极限。他宁可坐在杜柏小姐楼上的房间里，等待上帝来，向下望过庭院到海滩，那对最好的伙伴曾经把足球从世界这头踢到另一头，骑着他们的哈洛德自行车越过大海的那片海滩。

18

今晚是普拉煦的烟火之夜，玛丽望着广场的一片漆黑想。有一堆尚未点燃的烽火等待着汤姆。透过他们停着的车子的挡风玻璃，她瞪着空无一人的音乐台，假装看见她仅余的家人和老家仆挤进陈旧的板球看台。刻意压低的脚步声，是猎场看守人群集到他弟弟山姆身边的脚步声，那是他最后一次放假回来的事。她假装可以听见他弟弟的声音，为了讨她欢心有点太像在校阅场的声音，仍然隐约有着爱尔兰的家风。“汤姆？”他叫道，“老汤姆呢？”——没有动静。汤姆躲在玛丽的羊皮大衣里，头抵着她的大腿，除了圣诞节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诱他出来。“来吧，汤姆·皮姆，你最小。”山姆嘶喊，“他在哪里？——你明年就太老了，你知道的，汤姆。”接着是不留情面的弃绝。“干！我们找其他人！”汤姆很羞愧，皮姆一家很没面子，山姆一如往常，很气汤姆没有毁天灭地的志气。一个比较勇敢的孩子放进火柴，世界燃起熊熊火光。她弟弟的军用狼烟完美地腾空而起。每个人都很渺小，望着夜空。

她坐在布拉德福身边，他握着她的手腕，就像医生在她心生怯意时握着她一样。要她安心。要她镇静。告诉她说：“有我在。”车子停在一条小街上，他们后面是警用厢型车，警用厢型车后面是一大串车队，大约有六百辆停着的警车、无线电厢型车、救护车和火药货车，全坐着山姆的亲密战友，彼此无声地交谈，眼睛一动也不动。在她旁边是一家叫“新奇糖铺”的商店，窗户亮着霓虹灯，一个塑料小精灵推着手推车，车上的糖果积满尘埃。糖铺旁是一间花岗石工坊，阴森森的门上镌刻着“公共图书馆”。对街是一座丑陋的浸信会教堂，告诉大家上帝在此地也很无趣。教堂再过去是上帝的广场和它的音乐台，以及它的智利松，在左边算来的第四与第五棵树中间——她已经算过二十遍了——往上走约四分之三的地方，有一扇亮着灯的弧窗，飘着橘色窗帘，我们长官说那就是你丈夫的房间，夫人，虽然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他在本地用的名字是坎特伯雷，居民都很喜欢他。

“他一向很讨人喜欢。”玛丽不耐烦地说。

但督察正说给布拉德福听。他隔着布拉德福的车窗说，把布拉德福当成她的监护人。玛丽知道，督察奉命尽可能少和她说话，这让他很为难。布拉德福自告奋勇担起替她回答的工作，督察似乎也接受这样的安排。布拉德福尽乎虔诚地担起责任，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了解状况。督察是德文郡人，家庭型的男人，守旧得很。我真是感激涕零，他能被德文郡人逮捕，玛丽冷酷地想，发出像卡罗琳·兰斯登那种伦敦时髦男女的格格笑声。我总是觉得被故乡的人抓进牢里要好得多。

“你确定不要到教堂大厅里去吗，夫人？”督察说第一百次，“教堂大厅里比较暖和，而且有几个很不错的人。各国的人都有，包括美国人。”

“她最好留在这里。”布拉德福低声回答。

“只是我们不能让先生发动引擎，你知道，说真的，夫人。如果他不能发动引擎，你就没有暖气，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

“我希望你走开。”玛丽说。

“她在这里很好。”布拉德福说。

“只是我们可能耗一整夜，你知道，夫人。也可能明天再耗上一天。如果我们的朋友坚持到底，有时候是会这样的，说真的。”

“时候到了我们会参加行动。”布拉德福说，“你需要她的时候，就可以在这里找到她。”

“恐怕她不会在这里，长官，说真的，我们不得不进去的时候，她不会在这里。恐怕她必须撤退到比较安全的位置，说真的，你也一样。只是其他人会回到教堂大厅里，如果你懂我的意思，长官，队长说在行动进行的阶段，所有的非战斗人员都要到那里去，包括美国人。”

“她不想和其他人一起。”玛丽抢在布拉德福开口前说，“而且她也不是美国人。她是他的妻子。”

督察走开，但又马上回来。他是中间人。他们因为他侍病如亲的态度而选中他。

“屋顶来的消息，长官。”他再次俯身靠在布拉德福的窗口，充满歉意地开口。“你是不是刚好知道，长官，我们朋友持有的武器确定型号和口径？”

“标准布朗宁，点三八，自动手枪。旧型的。可能已经好几年没清了。”

“对弹药的类型有什么想法吗，长官？因为他们最好知道射程，你知道的。”

“短弹头的，我想。”

“不是枪塞，例如，或是达姆弹？”

“他干吗要有该死的达姆弹？”

“我不知道，长官，不是吗？这个案子的信息像金沙一样，只能端来端去，请容我这样说。我从来没在一个房间里见过这么多守口如瓶的人，呃，已经很久没见到了。我们的朋友还要撑几回合，你想呢？”

“半年啰，也许一辈子。”

玛丽突然怒火中烧。“行行好吧，他又不是疯子！他又不是要发动——”

“发动什么？”督察说，他语气里一少了尊敬的意味，乡下土气也消失无踪。

“你只要知道是半年加一辈子就好了！”布拉德福说。

“嗯，好吧，你至少可以告诉我，我们朋友的射击技术怎么样？”督察提议说，仿佛退向比较安全的地带。“你不能怪他们这样问，对吧？”

“他受过训练，一辈子都在精益求精。”布拉德福说。

“他很厉害。”玛丽说。

“你怎么会知道，夫人，请容我问这个简单的问题？”

“他和汤姆一起射空气枪。”

“射老鼠之类的？还是更大的东西？”

“纸靶。”

“真的吗？分数很高啰，对不对，夫人？”

“汤姆是这么说。”

她瞥了布拉德福一眼，知道他正在思索。只要放我进去找他，不管有枪或没有。她自己想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马格纳斯，出来，别再让你自己这么该死的可笑。督察再度开口，这一次是直接对着布拉德福说。

“这次我们负责清理的人员有一个问题，长官。”他说，好像这个问题虽然莫名其妙，但我们必须迁就。“关于我们朋友带在身边的那个盒子装备。我在教堂大厅问过他们，但他们对这些技术问题都不太了解，他们说应该来问你。我们的那些小子不许知道详情，他们很是感激，也想借重你的智慧，知道那个装备的电荷有多强。”

“那个东西会自我销毁，”布拉德福回答说，“那不是武器。”

“噢，但还是可以拿来当武器，这么说吧，如果那个东西碰巧落进某个心智失去平衡的人手里？”

“除非他把自己塞到盒子里去。”布拉德福回答道，督察爆出憨厚的乡下人笑声。

“我会告诉那些小子。”他答应说，“他们在那上面需要一些笑话，会让他们不那么紧张。”他压低声音，只对布拉德福一个人说，“我们朋友生气的时候曾经开他的枪吗？”

“那又不是他的枪。”

“噢，你没回答我的问题，长官，对不对？”

“就我所知，他从来没参加过枪战。”

“我们的朋友不会生气。”玛丽说。

“他挟持过任何人吗？”

“我们。”

皮姆泡了可可亚，把新披肩放在杜柏小姐肩膀上，虽然她说她不觉得冷。皮姆帮托比切鸡块，那是他从超市买来招待它的。如果她恩准的话，他还会顺便清理金丝雀的笼子，因为金丝雀是他引以为傲的秘密，他有天晚上在杜柏小姐上床之后发现金丝雀死了，便瞒着他从罗林先生的宠物店里买了一只活的来替换。但她不要他再团团转。她要他坐在她身边，让她可以看着他，听他读艾儿姑妈从遥远的斯里兰卡刚寄来的信，昨天才收到的，坎特伯雷先生，但你从来就没兴趣。

“这个叫阿里的洗衣工，就是去年偷她蕾丝的那一个吗？”她尖声打断他问道，“如果他偷她东西，她干吗还雇用他？我以为我们早就看穿这个阿里了。”

“我想她是原谅他了。”皮姆说，“他有好几个老婆要养，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她可能不忍心把他赶到街头去。”他听见自己的声音非常清晰，非常美。高声说话真棒。

“我希望她回家来。”杜柏小姐说，“待在那里对她不好，那么热，她待了这么多年。”

“那她就得自己洗衣服啰，对不对，杜柏小姐？”皮姆说。他的微笑让自己感到温暖，也温暖了她，他知道。

“你觉得好些了，是不是啊，坎特伯雷先生？我很高兴。不管是怎么回事，终于都过去了。你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了。”

“什么东西过去了？”皮姆温和地问，仍然面带微笑。

“你这些年在做的这些事啊，不管是什么事。你可以暂时让别人去管理国家。他留给你很多工作做吗，那位过世的可怜先生？”

“我想他是留了不少工作。如果没有妥当交接，事情就会变得很棘手。”

“但你已经处理好了，对不对？我看得出来。”

“只要你说你愿意去度假，我就没事了，杜柏小姐。”

“除非你也去。”

“我不行。我告诉过你了！我已经没有假了。”

他原本没打算提高声音的。她看着他，他看见她脸上出现一丝恐惧，正是绿色档案柜运抵时，或者是他对她的微笑或纵容太过度时，他会在她脸上看到的那种神情。

“那我不去。”她严厉地回答，“我不想把托比关在牢里，托比也不喜欢住在牢里，我们不会为了讨你开心就去，哦，托比？你很好心，但别再提了。她没说别的？”

“其余的都在谈种族暴动。她觉得越来越严重。我想你不会喜欢听的。”

“你说得没错，我是不喜欢。”杜柏小姐语气坚定地说，她的目光紧紧盯在他身上，随他穿过房间，折好信，放进姜罐里。“明天早上等我没那么在意的时候再念给我听。广场为什么那么安静？为什么隔壁的皮尔太太没开电视？她应该看那个她爱得不得了的播报员的啊！”

“或许她去睡了。”皮姆说，“再来点可可亚，杜柏小姐？”他问道，把马克杯拿到水槽边。窗帘放下了，但窗边有一架抽风机，是皮姆装在木墙上的，透明塑料材质。他透过抽风机，很快地看了广场一眼，看不见任何生命活动的迹象。

“别傻了，坎特伯雷先生。”杜柏小姐说，“你知道我从来不喝第二杯的。回来，继续看新闻。”

在广场的另一端，教堂的阴影里，一盏小灯忽明忽暗。

“今晚别看了，杜柏小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对她喊道，“这一整个星期我都在搞政治。”他打开水龙头，等到那个克里米亚战争时期遗留的老热水炉点起火，才开始洗马克杯。“我要让自己上床，让世界好好休息，杜柏小姐。”

“噢，你最好先接电话。”她回答说，“找你的。”

她一定是马上接起电话，因为他在热水炉的啜泣声中并没听见电话响。以前从来没有人打电话给他。他回到厨房，她把话筒递给他，他又在她脸上看见恐惧的神情，控诉他，就在他稳稳地伸出手接过话筒时。他把话筒贴在耳边，说：“坎特伯雷。”电话断线了，但他仍然把话筒贴在耳边，对着杜柏小姐厨房的景象流露赞许的灿烂微笑，约莫就在朝圣者走过妓女身边辛苦爬上山冈与小女孩坐在床上梳头发准备吃水煮蛋的那两张画中间的地方。

“谢谢你。”他说，“真是太谢谢你了，比尔。你实在是太好了。还有大臣。替我谢谢他，好吗，比尔？下个礼拜一起吃个饭。我请客。”

他挂掉电话。他的脸发烫，他看着杜柏小姐，不再那么确信她的表情到底是什么，或者她是否知道他双肩、颈部、右膝发疼，那是他和汤姆在莱奇滑雪时扭伤的。

“部长显然很满意我替他做的工作。”他摸索着对她解释。“他要我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刚刚那是他的私人秘书。比尔。威廉·威尔阁下。我的朋友。”

“原来是这样。”杜柏小姐说。但她不怎么热心。

“大臣通常都不太会感激别人的，老实说。不表现出来。很难讨好的人。事实上，他这一辈子从来不称赞别人的。但我们都宁可为他奉献。真是讨厌，你一定会这么说。但是我们还是很喜欢他，如果了解我的意思的话。我们宁可把他当成生命庆典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怪物。没错，噢，我累了，杜柏小姐。你该上床啰。”

她一动也不动。他更使劲地说：

“那当然不是他本人。他在开会，通宵的会议。可能会在那里待很久。那是他的私人秘书。”

“你告诉我了。”

“‘奖章哪，亲爱的皮姆小子。’他说，‘老头真的微笑了。’我们都叫大臣老头。当面叫他‘威廉爵士’，背地里叫他老头。有面铜锣还真不赖，对不对，杜柏小姐？放在壁炉上。复活节和圣诞节的时候擦得锃亮。我们自己的奖章。在这个房子里赢来的奖章。如果有任何人值得拥有，那一定是你。”

他不再说话，停了好一会儿，因为他觉得意识有点模糊，他口干舌燥，他的听力和嗓子从来没这么糟过，就他记忆所及。我真的得找一家私人诊所，好好地消毒一番。他不再说话，垂着双手走近她，才能拉她起来，给她一个对她来说意味深长的老式大熊拥抱道晚安。但杜柏小姐不依。她不要拥抱。

“如果你的名字是皮姆，你干吗叫自己是坎特伯雷先生？”她厉声追问。

“那是我的名。皮姆。听起来像饼。皮姆·坎特伯雷。”

她思索了好一会儿。她审视着他干涸的双眼，和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痛苦扭动的两颊肌肉。他注意到她不喜欢眼前所见的景象，差点要吵起来。但他努力对她微笑，以仅存的全部生命力对她展现坚定的意志，终于换得了接纳的点头。

“我们已经太老，不适合用教名了，坎特伯雷先生。”她说。然后她终于伸出双臂，他轻轻地抓住她的胳膊肘，还要提醒自己别抓得太用力，因为他太急着想让她靠在自己胸前，也急着想回到床上，那才是他的归属。

“奖章的事我很高兴。”他引着她走过通道时她说，“我一向敬佩获得奖章的人，坎特伯雷先生。不管他们做了什么。”

楼梯属于他童年那些一幢又一幢的房子，所以他轻轻地跳上去，忘却他的疼痛与苦伤。楼梯平台上的伯利恒之星灯罩，虽然让灯光显得很不入流，却是从“林园”来的老朋友。所有的一切对我都很亲切，他注意到。当他推开房门时，所有的东西都对他眨眼欢笑，就像惊喜派对。行囊还和他整理好的时候一样，但再检查一遍也无妨。所以他动手检查。给杜柏小姐的信封，许多钱和歉意。给杰克的信封，没有钱，而且想想，歉意也不太多。波比，最后竟是留下你如此缈远的声音，真是奇怪。蠢透了的档案柜，不知道这些年来我干吗这么挂心。我甚至连里面都没看。烧盒，分量这么重，秘密却这么少。没有留给玛丽的东西，但他真的没什么可说的了：“对不起，我娶你是为了掩护。很高兴我这一路走来还是对你有爱意的。这一行的风险，亲爱的。你也是个间谍，记得吗？甚至比皮姆还出色，想想吧。最后，阶级证明一切。”只有给汤姆的信封令他困扰，他打开封口，觉得一定得加上最后的解释。

“你知道，汤姆，我是桥梁，”他因愤怒而显得迟缓的手写道，“你必须从我身上跨过，才能离开瑞克，迎向生命。”

然后他加上自己名字的缩写，像大家写PS的时候一样，然后重新写一个信封，把旧的丢进字纸篓，因为他从生命的初期就被教导：不整洁是不安全的姐妹。

然后他把烧盒从档案柜顶端拿到书桌上，从钥匙链里拿出两把钥匙打开盒子，首先捞出那些太机密而完全无法归类的档案，里面提供了许多他和波比苦心编造的情报网伪造资料。他把它们也倒进字纸篓。之后，他拿出枪，装上子弹，扣上扳机，动作非常迅速，放在书桌上，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他带了一把枪，却没开枪。他听见屋顶传来沙沙的声音，告诉自己说：一定是只老鼠。他摇摇头，仿佛在说那些该死的猫，它们到处流窜，不给小鸟留任何机会。他瞥一眼他的金表，十分机警，记起这是瑞克给他的，他差点忘了取下来就去洗澡。所以他现在取下来，放在给汤姆的信封里，然后在旁边画上一个愉快的月亮脸，那是他们用来提醒彼此微笑的记号。他脱下衣服，整整齐齐摆在床上，然后穿上晨袍，从衣架上拿下他的两条毛巾，大的洗澡用，小的擦手和脸。他把枪塞进晨袍口袋，让保险栓留在“关”的位置，因为受训学员必须费心记住的定律就是，打开保险栓的枪比正用着的枪更危险。他只是要穿过走廊而已，但在这个暴力充斥的世界，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正要打开浴室的门时，他很气恼地发现陶瓷门把竟然是僵硬的，转不动。该死的门把。他盯着看。双手使尽全力去扭，更恼人的是，一定有某个白痴在上头留下肥皂，因为他的手不断滑溜下来，他得用毛巾才能抓住。很可能是亲爱的老莉普西，他微笑着想：让我永远活在她脑袋里的世界吧。他让自己最后一次站在刮胡镜前，调整好绕在头上与肩上的毛巾，小的那条裹成帽子，大的那条当成披肩，因为若说杜柏小姐有更厌恶的事，那必定是脏乱了。接着，他把枪举到右耳的位置，就像任何处在相同情境的人一样，忘了自己的布朗宁点三八自动手枪扳机是有两下压力，还是只有一下。而他注意到自己倾身的姿势：不是偏离手枪，而是贴近，好像有点耳聋的人，竭力听声音。

玛丽没听见枪响。督察再度俯靠在布拉德福窗边，这次是告诉他，他们已经运用策略证实马格纳斯先生在那幢房子里，他已经下令非战斗人员立即集合到教堂大厅里。布拉德福为此争论，玛丽的目光仍然凝视着那四个在广场对面烟囱上玩“阿婆步伐”的男子。已经半小时了，他们把绳子缠在彼此身上，摆好典型的秘密行动姿势。他们的一举一动让玛丽很厌恶，远超过她曾想像的程度。赞赏突击队的国家最好小心他们的去向，马格纳斯喜欢这么说。督察确认在那幢房子里除了称之为坎特伯雷的人之外，没有住别的男人，他问玛丽，如果在行动进行的过程中有必要的话，她是否准备好要用安抚的态度和她丈夫通电话。玛丽反击说：“我当然准备好了！”她鲁莽地低声说，试图发泄这戏剧化的荒诞不经。在她后来的记忆里，当所有的这些事正在进行，或已然完成时，布拉德福猛然推开驾驶座的门，把督察甩到一边去，一句笑话永远冻结在窗框上。在这之后，她记忆中有更鲜明的景象，是布拉德福以年轻人的步伐快步冲向房子，因为她有时候会梦见他有一模一样的动作，那房子总是像在普拉煦那样，他正要进来与她做爱。但在周遭的一片喧闹声中，他直挺挺地站着。灯亮起来。救护车冲向现场，却显然不知道现场在哪里。警察和便衣人员手忙脚乱地跌成一团，屋顶的笨蛋对着广场的笨蛋大声咆哮。英国获救了，从它根本不知道会威胁自己的事里脱身了。布拉德福像个已死的百夫长站立在岗位上，每一个人都望着一位高贵娇小穿晨袍的女士，走下她那幢房子的台阶。

解读1：
深邃而美丽的骗局——读勒卡雷《完美的间谍》

杨照

勒卡雷的写作，应该就是起源于透彻理解了，间谍的生活如此不完美，至少不像伊恩·弗莱明笔下的“007”那样完美，那样像个“典型”的间谍。

足智多谋、身怀绝技（自己的武功和别人发明的秘密科技），出生入死过着冒险刺激的日子，有用不完的经费（国家提供的），还有爱不完的美女（有些是敌人提供的）。

勒卡雷最早的两部作品《召唤死者》《优质杀手》虽然出现了干情报工作的史迈利，不过书中史迈利只是个“具备情报背景的聪明侦探”，情报工作本身不是重点，是用来说明、解释史迈利为什么样样聪明、如此厉害而已。

到了第三部小说《柏林谍影》，勤卡雷才真正探入间谋的世界，也才真正建立起他独特的间谍小说家的地位。

《柏林谍影》是一部哀伤的小说。作者用哀伤的笔调写，读者也必然越读越哀伤。那种经验，和“007”小说（尤其是电影）提供的紧张、兴奋、刺激，截然不同。

明明都是间谍，甚至明明都是英国间谍，为什么会差这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勒卡雷曾经真正接触过间谍工作，待过情报局也待过外交部。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勒卡雷亲眼目睹、直接观察了战后英国最奇怪、最神秘、最轰动的反间谍叛逃案件，那个案件中揭露出来的间谍面貌，对不起，一点都不像詹姆士·邦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勒卡雷曲折坎坷的成长背景，让他对于人活在“伪装”、“欺骗”里的痛苦，以及病态执迷，有了深沉的理解。

勒卡雷不满二十岁就参与英国在东柏林的情报工作，后来又以驻外人员身份待过波昂和汉堡。我们不必夸张他这方面的经历，他从来不曾是什么重要的情报员，不曾经手破解什么了不起的密码文件，更不曾介入到冷战的间谍大案里。

然而，作为情报系统中的一员，即便低阶、边缘，1951年爆发的案子，必然也冲击了勒卡雷。

1951年3月，英国情报局破解了苏联密码，确认英国内部有人长期且有系统地将从美国方面得到的情报，转手卖给苏联。他们找到的记录，指向的泄密者，竟然是当时英国外交部美国司的司长麦克林（Donald MacLean）！

麦克林出身贵族世家，父亲当过内阁部长，自己毕业于剑桥，进入政府部门服务，1944年到1948年，麦克林在英国驻美大使馆负责情报工作，后来才调回伦敦。

麦克林是个反间谍，事情还不只如此。从麦克林牵到菲尔比（Kim Philby），英国情报局负责跟美国情报单位联络的重要窗口，原来他也是个苏联间谍。再牵出菲尔比的同事柏吉斯（Guy Burgess）。再牵下去，帮这些人跟苏联驻英情报单位接头的，还有布朗特（Anthony Blunt），以及克恩科拉斯（John Caincross）。

多年以后，针对这桩反间谍案，苏联驻英情报头子莫丁（Yun Modin）写过一本回忆录，书名叫做《我的五位剑桥好友》。这本书，内容实在不怎么可信，书名却简洁直接打到了要害，点出了这案子的离奇惊骇之处。

这五个人，都是剑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都是英国上流社会的精英。他们不缺地位不缺钱，怎么会去干出卖情报给敌人的事呢？别忘了，发明“铁幕”一词，清楚判别冷战两大阵营意识形态楚河汉界的，不是别人，是英国首相，战时英雄丘吉尔啊！

案子爆出来，麦克林和柏吉斯火速逃往莫斯科，莫丁本来也要安排布朗特离境，而且承诺布朗特种种生活待遇上的好处，但布朗特拒绝了，理由是：再多的苏联官方好处也不可能保证让他去得了卢浮宫，作为一位艺术大家，他宁愿在英国坐牢，也不愿逃到“铁幕”，终身再无进入卢浮宫的机会。

这桩英国情报界的超级大弊案大丑闻，英国民众通过新闻知道一点，但不会很多。例如他们不会知道：其实多年以来，麦克林一喝醉酒，就大声嚷嚷跟人家说他是苏联间谍，有一次甚至还因为人家不相信，在酒馆里干起架来。他们也不会知道：这几个人，个个生活郁闷，几乎都有酗酒的严重毛病。

这些，要圈内人才知道，像勒卡雷那样的圈内人。知道细节的圈内人，应该会比一般民众更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会变成这样？！

几十年下来，答案一点点浮现出来。答案一，这些英国社会精英、贵族世家子弟，之所以进入外交部，之所以接触情报工作，往往是因为他们怀抱着大英帝国的光荣记忆。这些工作，是帝国最前线的工作；这些工作的终点，就算不是伟大帝国的内阁部长，至少也该是某个殖民地的总督吧！

大英帝国的没落，进而瓦解，对他们这群人的打击最深。他们的精英期待幻灭了，也因而他们对于新兴、代英国而兴起的世界大哥——美国，格外反感。

那份反感里夹杂着更深的轻蔑。在他们眼中，美国人，尤其美国情报单位的人，傲慢无知、财大气粗。财大气粗，所以明明无知却还高傲地颐指气使。让他们难以忍受。

第二项答案，这辈英国精英，看待苏联的态度，显然和丘吉尔大大不同。他们比丘吉尔年轻一代，没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经验，却在成长中领受过共产主义革命的旋风。谁年轻时没当过左派，梦想过共产主义许诺要带来的和平正义乌托邦呢？

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曾经孤单地面对袭卷了整个欧洲的希特勒，孤悬海外，艰苦忍受德国空军发动的大空袭。那时候，英国举国上下最大的依赖，就是兄弟之邦美国的大力支持。然而，罗斯福政府的决心却是：不值得为了英国，让美国卷入欧洲战争。

战争的现实是：得不到奥援的英国苦撑着苦撑着，撑到希特勒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和拿破仑一样的错误——挥军东进，攻击俄罗斯，大军陷在北国冰原上，终于导致全盘失败。德军在俄罗斯境内付出惨痛代价，然而为了抵御德国入侵，苏联也投入了大量物资与人力，光是一场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围城战，就有说不完的牺牲、痛苦故事。

至少在一部分英国人眼中，苏联比美国更像共患难、同生死的朋友，资本主义控制下的美国，现实，功利，又对英国傲慢摆谱，相比苏联总还闪烁着共产主义普世理想的光芒，为什么英国非选择追随美国不可呢？

从这种内在、同情的角度出发，而有了勒卡雷另外一部间谍名著《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更深层地看，受到这种间谍世界内在斗争冲突洗礼过的勒卡雷，一定会对什么是“忠诚”，什么是“背叛”，有了和一般人很不一样的深层省思与复杂感触。

的确，进入勒卡雷，有而且只有两张入场券，一张叫做“背叛”，另一张叫做“欺骗”。间谍之成为间谍，就在他要隐匿身份，变成另外一个人，他的生命与生活，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欺骗。间谍的本质就是双重生活，就是用一种生活掩护另一种生活，也就是一种生活背叛另一种生活的过程。

勒卡雷提醒了我们：欺骗就是欺骗，背叛就是背叛，不会因为穿上了间谍的外衣，欺骗、背叛就变成正当、高贵的举动。通俗的类型间谍小说给间谍涂抹上厚厚的爱国、冒险艳妆，让读者只看到欺骗、背叛带来的紧张刺激和救国救民的英雄结局，浑然忘却了作为生活现实，欺骗、背叛带来的种种存在代价。

勒卡雷反其道而行，带着他的读者去透视、去凝视间谍那里“不可承受之轻”。他们漂泊，游移，以虚假伪造应对真实，又利用真实创造更大的虚假。

原来间谍生活那么悲哀。这是许多读《柏林谍影》的读者共同的感受。一个间谍要引诱敌人上钩，假装自己被同侪排挤，被上司冷漠冰冻以至于落魄潦倒、愤世嫉俗，他不能戴上一张忧郁表情的人皮面具就了事，他甚至不能每天朝九晚五装装落魄潦倒的模样，其他时间继续过他的正常生活。他就真的得落魄潦倒，一天二十四小时，而且是从行为到思想都落魄潦倒，要不然怎么瞒得过敌人情报单位的眼睛呢？

原来间谍生活那么悲哀。从这个身份到那个身份，两个身份都不能作为和别人维持正常、亲密关系的基础。有着不同身份，必须随时穿梭于不同生活间，也就意味着必须随时抛弃掉任何真挚、稳固的感情联系。

“007”老是和不同女人上床，看来像是件幸福的事，勒卡雷却冷冷点出这许多男人心中的幻梦，其实是诅咒。间谍不可能爱上谁，和谁厮守过日子，间谍只能流浪在一段段没有前途没有未来的漂浮关系间。

背叛与欺骗，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件沉重的事，都是存在上的巨大包袱。这似乎是勒卡雷间谍小说总也逃不掉的阴沉调子。

勒卡雷对于背叛与欺骗，有比别人敏锐、深入的洞见，对于背叛和欺骗的主题，他有理由格外关心，反复测探。

本名叫大卫·康威尔（David Cornwell）的勒卡雷，五岁大的时候，他的妈妈突然在夜里离家出走，只带了一只白皮箱，从他的生命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直到十六年后，他才找到妈妈，他妈妈改嫁了，而且养大了另外两个小孩。

勒卡雷是个被妈妈背叛、彻底背叛了的小孩。两种意义上的“彻底”。最不该有背叛问题的母爱，竟然如此不堪信任。另一层意义，这个母亲离开之后，后来没有再来看他一次，再没有对他表达任何关怀。

这种经验，一定很痛。勒卡雷找到妈妈，几年后妈妈过世了，他坚持留着妈妈当年离家惟一带走的那只白皮箱。而且他一直不愿去打开看皮箱里还留有什么东西。

勒卡雷找到妈妈，忍不住问妈妈以前的事。他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每次妈妈提起他爸爸罗尼·康威尔（Ronald [Ronnie]Cornwell），妈妈都说“你”，“就算几年，也改变不了你，哦，对啦，你变轻了，你显然不喜欢牢里的食物。”“你每次回家都不敲门也不按铃，就等在门口，你认为我就是该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了，该自动去帮你开门。”他妈妈会这样对勒卡雷说。

妈妈似乎将大卫·康威尔和罗尼·康威尔当做同一个人了。也许就是这样，所以从罗尼·康威尔身边逃离后，她也不想跟大卫·康威尔有什么牵连。也有可能是多年累积的罪恶感，使得她认定大卫和罗尼一样坏，来合理化自己背叛离弃这个小孩的行为。

勒卡雷的父亲罗尼，还真是个不容易相处的人，不能完全怪妈妈要逃走。罗尼，是个什么话都敢讲，而且演技精湛、眼界很高的大骗子。

罗尼·康威尔向往英国贵族的生活，他最擅长的就是“摆谱”。给自己穿上最体面最精致的衣装，出入开的一定是宾利的顶级轿车，从他自己口中讲的，英国所有重要人物，没哪一个他不认识不熟的。

罗尼不是那种吹牛不打草稿的小混混。借着三寸不烂之舌，他多次建立起他的事业，身边围绕着一群群一批批的亲戚、朋友、伙计，只是他做的生意毕竟没有底没有支撑，通常很快就垮了，连带着罗尼有时就颓唐消沉，有时就跑路，有时则逃不过铛入狱的惩罚。

勒卡雷和他弟弟两人，被父亲推着去上贵族的寄宿学校。这种学校，罗尼才看得起，才值得给他们康威尔家的男孩读。罗尼往往也是用他的排场、他的大话，唬得学校一愣一愣的，收了两兄弟当学生。可是勒卡雷常年活在恐慌里——恐慌不知道父亲到底对学校撒了多少谎，什么时候会被拆穿；恐慌放假时父亲会不会来接他们回家，还是他们得待在空荡荡的学校里自己想办法；恐慌父亲能够及时弄到足够的钱来付学费吗？还是因为缴不出钱就又得把他们接到别的学校去？

父亲活在欺骗中，甚至父亲整个人的生活就是一场欺骗。像罗尼那样的人，还分得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欺骗吗？为什么对于一再被拆穿的欺瞒，罗尼却永不厌倦地投入、再投入？

应该没有人，像勒卡雷那样反复思考，而且用生命第一手经验去体会这些问题吧？通过父亲的行为，欺骗也成了勒卡雷生命的一部分，无法取消、无法忽视的重要部分。

父亲去世后，勒卡雷写过文章追忆：他如何多次遇见认识父亲的人。有父亲以前跟班的，有和父亲同狱当囚犯或当牢头的，还有被父亲骗过的倒霉鬼。然而这些人讲起罗尼·康威尔，竟然语气里总是带着感情，甚至带着敬意。

一个给别人，尤其给他妻子、孩子带来这么多痛苦的人，为什么会被怀念，仍会被尊敬？那种感情与敬意，是骗来的吗？那该是虚假或真实的吗？

很残忍地说一句：没有像罗尼·康威尔那样的“欺骗人生”，反复折磨、考验、深化、暧昧化勒卡雷对于世界与人生的理解，勒卡雷大概也写不出那么精彩、那么具体的间谍小说吧？

很多评家、读者提到：勒卡雷的间谍小说很“写实”。他的“写实”，最核心的，就是对于背叛与欺骗的描述。为什么背叛，为什么欺骗？如何背叛，如何欺骗？背叛与欺骗的过程中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容忍些什么，享受些什么，表达些什么，又隐藏些什么？对这些细节，勒卡雷总不轻易放过，更绝对不会随便草草带过。

间谍工作是一场大骗局，是将人生本来就有的小骗术小伎俩，予以放大，让它们排山倒海而来，淹没了生命，不再只是生命中浮花浪蕊式的插曲。这是勒卡雷小说的基本视野、基本态度。

令人惊讶的是，当骗局扩张到那样的幅度与广度，骗局也就不再是人生中令人讨厌的麻烦了，骗局本身展现出它的光芒来，深邃而美丽的光芒。深邃得近乎探讨宇宙意义的哲学；美丽得近乎哥特式教堂般的完美工艺。

《完美的间谍》写的其实不是间谍，毋宁是勒卡雷用小说形式，认真而诚恳地剖白挖掘了，自己生平遭遇和间谍这个行业之间的关系。小说内容从主角的父亲瑞克去世写起，事实上，勒卡雷也是在自己的父亲罗尼死后，开始着手创作这部小说。

小说里一大重要内容，是成长经验的回忆，那些回忆，都是勒卡雷的回忆，那些感情，尤其是冲突、矛盾、迷惘、困惑的少年情怀，应该都有勒卡雷自身深刻的烙痕吧。

从创作脉络上看，《完美的间谍》是勒卡雷小说中最“写实”的，充满了来自作者生命体验的真实；然而正因为如此贴近于真实生命体验，这本小说成了勒卡雷小说中最是抒情的一部，许多抒情的段落经作者胸臆中汹涌滚落，几乎一发不可收拾。

也因此，这是勒卡雷小说中最没有节制，在结构上最“不完美”的一部。单纯从“间谍小说”上看，这部小说有太多和间谍主轴不相干的描述，好像可以大幅删节，都不至于影响情节推进。

然而明了勒卡雷生命遭遇、生命情境的人，绝对舍不得要他删掉这些看似“多余”的段落。不只因为那里面包藏着最“真实”的作者声音，而且那还是勒卡雷对于间谍小说这回事，顶深沉顶细致的全面省思。如果间谍生活就是骗局，那虚构捏造间谍骗局的间谍小说又是什么？是虚构中的虚构，骗局中的骗局吗？虚构的间谍骗局，和作者或读者的真实人生，有何干系？骗局中的骗局，我们真正看到了什么？

《完美的间谍》，是勒卡雷以生命进行的一场完美的间谍小说的沉思。

2005年

解读2：
完美的间谍，不完美的人生

郭重兴

不论是从内容的谱系或写作的过程来看，《完美的间谍》都独树一帜。它1986年出版时已经和《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问世（1974）相隔了十二年了，故事场景和大间谍史迈利风马牛不相及，也和之前的《女鼓手》（1983）及之后的《俄罗斯大厦》（1989）不同路。这两本都是勒卡雷就地取材从旅行的见闻中抓取素材，再发展成以当地为背景的小说。勒卡雷当然不需要靠旅行来撰写《完美的间谍》。因为他写的是他的父亲和他父亲的儿子，那可能就是他自己，或至少一部分是。

自从不再继续史迈利系列以后，勒卡雷其实也不写“真正”的间谍小说了。这或许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不管是当今之世或后代的读者和评论者，谈及间谍作家勒卡雷指的也不外就是以史迈利为主角的那三部曲，顶多再加上《柏林谍影》。其实勒卡雷迄今为止共写过十九本小说，除了这四本以外，也不乏叫好又叫座的佳作。尤其《完美的间谍》，勒卡雷不只一次提过，那是他最珍爱的，甚至希望可以陪他一起进棺入土。这一点很多读者都会了解，也会同意。

《完美的间谍》写的是一对父子的一生。爸爸瑞克，他应该就是作者自己的父亲的翻版，从他第一次行骗说起，至七十多岁过世为止。死的时候因为付不起殡葬费，亲友只好用冰块把他硕大的身躯泡在浴缸里。儿子皮姆的故事早在母亲子宫里就开始了。因为瑞克的第一次战果就是把皮姆的母亲骗到手。皮姆大概就活到五十来岁，和勒卡雷写作本书的年岁相当。皮姆是在收到瑞克的死讯后，感觉自己终于可以自由了，于是躲到海滨的一家小旅馆，写下告白，然后举枪自尽。父子不同年生，倒是同年死，前后相差就一周左右。

父子情深吗，还是情仇？或是一般所谓的爱恨交加？《完美的间谍》的感人处，在于作者想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超乎所有善、恶、爱、恨的人生。这个人生，或这部小说之所以显得真实，之所以让我们感动莫名，一方面，因为那是作者的体验，就个人和就作家来说都是。一方面，在不忍卒读之余，身为读者的我们不也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写照？

下面这段如真如幻，美如诗歌的文字，是皮姆临终告白的一部分。父亲的阴影虽然最终也压垮了儿子，但父子间也有真情相爱的时候：

却只见到瑞克独自一人，也骑着自行车，带着皮姆半英里之外就看得见的愉悦微笑……他们在沙滩上骑自行车，在海浪里捡小石头。他们躺在沙丘上大嚼鹅肝和利维他脆面包。他们漫步穿过小镇，争辩着瑞克该不该买下。他们凝望着教堂，承诺永远不忘记他们的祷告。他们把破损的大门当成球门，彼此互踢足球，就这样一路到天涯海角。他们亲吻，落泪，用力拥抱，誓言此生为伴，每个星期天都要一起骑自行车，即使皮姆当上了最高法院院长、结婚生子也一样。

当其时，皮姆正值青少年，正为寄宿学校的生活费发愁，才写信向瑞克求助。瑞克钱没寄来，人倒来了。这个滨海的地方叫法雷·阿巴特，是皮姆心中秘密的归宿，也是他选择的自尽处。玛丽，皮姆的太太，在经受皮姆失踪的打击，茫无头绪地乱了几天后，也想到皮姆有这么个永恒之乡；

“在艾塞特附近，有个叫法雷·阿伯特的地方。”她说。

“那里怎么了？”

……

“……瑞克常从学校带他到那里去。他们会去野餐，在海滩上骑自行车。那是他最理想的地点之一。他和一个女人在那里。我知道。”

其实她并不知道。皮姆的不幸是，他没有让任何人真正知道他是谁。身为间谍，他堪称完美，身为戴有多重面具的皮姆，他只能终身拥抱自己的秘密直至生命的尽头。

瑞克一生行骗。行骗对他已不是获取财富的手段，而是惟一的目的了。瑞克为自己构筑的，是一个又一个用纸牌搭起来的世界，而他自己就生活于其中。瑞克一生的悲剧在于他错把纸牌的世界当做惟一真实的世界。这个错误几乎吞噬了所有跟他沾亲带故的人，包括朵莉丝，皮姆的母亲；莉普西，瑞克的众多情妇之一，也是皮姆终其一生惟一爱过的女人；他至爱的儿子，皮姆一生力图挣脱父亲的掌握，终也走上自毁之途。但命运待瑞克并不薄，让他活过所有因他的罪恶而受苦的人。瑞克加诸皮姆的重压，在真实世界里也完完整整由勒卡雷从天下第一号的大骗子，罗尼·康威尔承受下来了。幸运的是，一身傲骨的大卫·康威尔（勒卡雷的本名），总算没有被不幸的童年和父亲的纠缠不已所扳倒，而是以写作为救赎，成就了自己。

放下笔，皮姆看着他自己写下的东西，先是恐惧，接着渐渐放松。最后放声大笑。

“我没坏了规矩，”他轻声说，“我熬过来了。”

可是他没熬过。皮姆只是躯壳活了过来，心灵却完全被掏空了。已届成年却只剩下一颗好脑袋和一副好身材的皮姆在瑞克的指使和命运的摆弄下，离开英国前往瑞士，走上始料未及却永不能回头的间谍生涯。

影响皮姆一生的另外两个男人几乎同时出现在瑞士伯尔尼，无处可去的皮姆正在这个城市享受没有明天的日子。杰克·布拉德福当时不过二十多岁，却已经是个传奇的间谍人物。高大、爽朗、经验老到，浑身是军人气质，却绝不拘泥于任何的规章与纪律的杰克，典型的英雄，一下子就掳获少年皮姆几无保留的倾慕。这两个人既如师徒，又如父子，关系长达三十多年。难怪皮姆落跑后，他的前妻会这么责骂布拉德福：

“把他自己锁在哪里，贝琳达？”

她脸上的光彩再次褪去。“你自己去找吧。你们大家。他如果没遇见像你们这样的人，就会平安无事了。”

背着布拉德福，皮姆还有一个如师如友的偶像。艾塞尔是勒卡雷几部小说中常出现的东欧知识分子的典型，穷困、残身，却焕发着智性的光芒和吸引异性的魅力。皮姆在他眼中看到了不同的自己，首度发觉自己是被重视、被需要的。艾塞尔原以为自己是最了解皮姆的，但终也明了并不尽然：

（艾塞尔：）“我不认为你需要我，玛丽。或许你说对了，马格纳斯也不再需要我。他要的是别人。这才是我们必须担心的，如果我们爱他的话。

……

“他会找到答案的。”她不在意地说，“他一向做得到。”

“这就是我怕的。”

至少艾塞尔在皮姆众多亲友中最先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为了不让杰克的垂青失望，皮姆终于成为英国的大间谍，杰克的得力助手。为了证明自己值得艾塞尔的友谊，皮姆也愿意充当双面间谍，为捷克政府提供情报，因而背叛了英国，背叛了杰克，背叛了玛丽、儿子汤姆，以及所有他由之所生的种种。瑞克、布拉德福和艾塞尔三个素未谋面的男人连手造就了皮姆。他们或许都认为拥有全部或相当一部分的皮姆，但皮姆却宁可离去。他谁都不要。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会选择这样的人生？不是为了钱，因为艾塞尔所代表的那个政府也一穷二白。不是为了信念，对皮姆来说，那是太奢侈了，丝毫不能弥平他童年遭受的创伤。难道是爱吗？一个已经空无一物的心灵还会有爱可施舍吗？那么是爱的渴望了？

肯尼爵士（皮姆的老同学）摇摇头。“他不在乎钱。他在乎的是爱。可是不知道上哪儿去找。真是个蠢人。卖力卖过了头。”

所以皮姆也终于累了。瑞克一死，他也不要再扮演别人眼中的好部属、好伙伴、好丈夫了。真正的皮姆在此，请拭目以待：

说吧，对每一个曾经拥有我的人，对每一个我不假思索宽大奉献自我的人。

……无论皮姆对你而言是什么样的人，也无论你现在或过去是怎样的人，这是你自以为认识的皮姆的诸多版本中的最后一个。

死亡就只剩一步。勒卡雷对皮姆在人世间最后几分钟，或几秒钟的描述，堪称文学上的绝笔，只有日后的《永恒的园丁》和《挚友》的最后一节差可比美。令读者不胜悲凉的是，皮姆一生因为瑞克一再折磨而养成的善解人意的卑微习性，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放过他：

他让自己最后一次站在刮胡镜前，调整好绕在头上与肩上的毛巾，小的那条裹成帽子，大的那条当成披肩，因为若说杜柏小姐有更厌恶的事，那必定是脏乱了。接着，他把枪举到右耳的位置……

间谍究竟因何而生？因何而亡？勒卡雷十九部小说中其间的生死缘由纵有多端，但像皮姆因爱而生而死的却也绝无仅有。勒卡雷诉说的是他自己的不幸？抑或是要世人同为皮姆掬一同情之泪？说《完美的间谍》没有丝毫自传成分，恐怕无法服人，但可慨叹的是，一个作家竟能驾驭文笔至此境地，既能掏心掏肺，收放读者思绪于股掌间，又全知如上帝，让如此繁复的故事在严整的架构下次第发展，自首至尾，无一丝紊乱，无一处脱钩。小说，借着勒卡雷之手，又再次重拾艺术的桂冠。

2005年

[1]原文Eureka是阿基米德沐浴时领悟浮力理论时大叫的名句，意为“我发现了”。——中译注，下同

[2]Harrods，伦敦知名的高级百货公司。

[3]Whitehall，位于伦敦，为英国政府行政机关总部。

[4]Exeter，英格兰西南部城市。

[5]Canterbury，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一城市，为中世纪英国的宗教圣地。

[6]将灰铺在火上，让火慢慢燃烧，不致熄灭。

[7]Passchendaele，位于比利时，1917年7月的帕斯坦尚尔之战堪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8]Belfast，北爱尔兰首府。

[9]Dorset，英格兰南部一郡。

[10]Lesbos，位于爱琴海东北部之希腊第三大岛，以女同性恋诗人萨福而闻名，盛产茴香酒。

[11]Georgetown，美国华盛顿市中心的高级住宅区，美国官员与各国外交官汇居之处。

[12]Parsifal，瓦格纳的歌剧。

[13]Cassius，罗马帝国大将，恺撒的刺杀者之一。

[14]Langley，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为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

[15]Heathrow，伦敦国际机场。

[16]Reading，英格兰中南部伯克郡一城市。

[17]Burce’s spider，传言14世纪的苏格兰国王Robert Bruce因看见蜘蛛在山洞口结网愈挫愈勇，深受启发，矢志对抗英格兰。

[18]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苏格兰传教士，知名的非洲探险家。

[19]David Lloyd George，1836—1945，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

[20]Hartley Shawcross，1902—2003，英国检察总长，为纽伦堡大审判控方代表。

[21]Sir Horace Edward Avory，1851—1935，英国知名法官与辩护律师。

[22]Sir Edward Marshal Hall，1858—1929，英国知名法官与辩护律师。

[23]Norman Birkett，1883—1962，英国知名律师。

[24]Newmarket，英格兰东南部城市，以赛马闻名。

[25]指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26]Book，亦指账簿。

[27]Timbuctoo，西非马里的一个地名，常用来指代非常遥远的地方。

[28]Schwechat，维也纳的国际机场。

[29]Plomari，希腊爱琴海海边旅游城市。

[30]Trappist，天主教之修会，1664年于法国创会，修士生活简朴，寡言好沉思。

[31]德语，“那些小东西都是变压器”之意。

[32]Graz，奥地利东南部城市。

[33]Plush，英格兰多塞特郡一城市。

[34]guinea，英金币单位，1几尼等于21先令。

[35]Bud Flanagan，1896—1960，英国知名喜剧演员。

[36]Joe Louis，1914—1981，美国知名拳击手，外号“棕色炸弹”。

[37]Half Crown，英银币单位，值2先令6便士。

[38]Fall，意指亚当夏娃偷尝禁果，遭上帝惩罚贬入尘世。

[39]大黄是一种植物，可被用作糕点的馅料。

[40]There is Green Hill Far Away，19世纪圣歌音乐家亚历山大夫人以《圣经》（希伯来书）圣诗所谱之圣歌。

[41]白手杖，盲人用来探索障碍物的手杖，是盲人的标志，每年10月15日世界盲人日也叫做“白手杖日”。

[42]Torquag，苏格兰南部城市。

[43]即两端扭紧似爆竹状的纸筒，内装糖果、笑话纸条等，一拉即爆开。通常用于圣诞聚会和聚餐。

[44]hot，亦有热门，抢手之意。

[45]英格兰北部城市。

[46]战时英国政府鼓励国民自给自足，开垦家庭菜圃，称为“胜利菜园”。

[47]Excalibur，亚瑟王之剑。

[48]缩写为KSB。

[49]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一个高原。

[50]Plomari，莱兹波斯岛的第二大城。

[51]Flying Dutchman，传说中的鬼船船长，必须不断航行直至最后审判日。

[52]Karl Kraus，1874—1936，奥地利作家。

[53]Fred Astaire，1899—1987，美国知名歌舞片明星，1930年代红极一时。

[54]Corfu，希腊西北部之海岛。

[55]Piraeus，希腊东南部海港。

[56]Hyda，希腊神话中之九头怪蛇，后为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所杀。

[57]Spetsai，位于比雷埃夫斯西南方之海岛。

[58]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歌剧创作组合，吉尔伯特（W.S.Gilbert，1836—1911）作词，苏利文（A.Sullivan，1842—1900）作曲，他们一共创作了14部轻歌剧，著名的有《潘赞斯的海盗》（The Pirates of Penzance）、《天皇》（The Mikado）等。

[59]Enrico Caruso，1873—1921，意大利男高音，被誉为歌剧之王。

[60]Dundee，苏格兰东部海港。

[61]Ford Madox Ford，1873—1939，英国作家。

[62]Poppy原意为罂粟花。

[63]Surrey，英格兰东南部一郡。

[64]Gatwick，位于伦敦近郊之机场。

[65]Bognor，位于英格兰萨克斯郡一滨海小镇。

[66]Greta Carbo，瑞典裔的知名好莱坞女星。

[67]Brno，捷克中部城市。

[68]Ascot，英国著名的赛马胜地。

[69]英国剧作家吉尔伯特和苏利文合作创作的歌剧。

[70]Mayfair，伦敦市中心的高级住宅区。

[71]Maidenhead，英格兰南部伯克群一城市。

[72]Bob Cratchit，狄更斯著名小说《圣诞颂歌》中生活贫困但快乐满足的雇员。

[73]伦敦一地区，长期以农产品市场和皇家剧院而闻名。

[74]Old Bailey，即伦敦中央刑事法庭。

[75]Noël Coward，1899—1973，英国知名剧作家，同时也是演员、导演、作曲家与诗人，为同性恋。

[76]King Farouk，1920—1965，埃及国王，1952年逊位。

[77]Asprey，英国极负盛名的顶级精品店。

[78]Don Bradman，澳大利亚著名的板球运动员。

[79]John Keats，1792—1866，英国著名诗人。

[80]典出《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24节，指人不能同时事奉两个主人，不能既爱上帝又爱财富。

[81]Magnus，公元8世纪的天主教僧侣，布道足迹遍及西欧，有诸多屠龙传奇，于1135年封圣，其安葬之地欧克尼岛圣马格纳斯教堂被认为是苏格兰最伟大的中世纪建筑之一。

[82]Parvus，拉丁文，微小之意。

[83]Green Hill，出自19世纪英国著名儿童圣诗作家亚历山大夫人所写的“There is a green hill away”，后谱成诗歌，流唱甚广。

[84]Rothschild，欧洲知名的金融世家。

[85]Prado，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知名美术馆。

[86]此处原文均为德语。

[87]15世纪在德国印的第一本活字印刷拉丁文《圣经》，据传为古登堡所印。

[88]P.A.Renoir，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

[89]Francisco de Goya，1746—1828，西班牙画家。

[90]P.P.Rubens，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

[91]Château d’Yquem，采摘微长腐霉的葡萄酿制成的法国葡萄酒，价格极昂贵。

[92]Valais，瑞士的一个邦。

[93]原文均为德语。

[94]原文为德语。

[95]原文为德语。

[96]Suffolk，英格兰东部一郡。

[97]Abingdon，英格兰牛津郡一古城。

[98]Gdansk，波兰北部城市。

[99]引自《旧约·以赛亚书》第63章，下引句同。

[100]代指伦敦警察厅，因其总部位于白厅街大苏格兰广场而得名。

[101]Sandhurst，英国陆军军官学校，校址位于英国山德赫斯特。

[102]Lambeth，伦敦南部的一个区。

[103]Jezebel，以色列王亚哈之后，恶毒信异教，杀害耶和华先知。

[104]指挥官。

[105]George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曾任总理。

[106]仅有咖啡和果酱面包的早餐。

[107]Ticino，瑞士意大利边界的一个州。

[108]Elfenau，瑞士伯尔尼一风景优美的绿化区。

[109]High German，亦即各地通用的标准德语。

[110]Coventry，英格兰中部西米德兰郡城市。

[111]Wilderswil，瑞士中部山城。

[112]Sudetenland，位于捷克北部，1938年依《慕尼黑协定》让予德国，1945年归还捷克。

[113]此处为德语。

[114]Wilhelm Meister，歌德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的主人公。

[115]Heinrick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剧作家。

[116]Paul Klee，1879—1940，瑞士抽象派画家。

[117]Emil Nolde，1867—1956，德国表现主义画家。

[118]Oskar Kokoschka，1886—1980，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

[119]Gustav Klimt，1862—1918，画家，奥地利装饰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

[120]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俄国表现主义画家。

[121]Max Beckmann，1884—1950，德国表现主义画家。

[122]Alexander Steinlen，1859—1923，瑞士裔法国新艺术画家。

[123]Egon Schiele，1890—1918，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

[124]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诗人与剧作家。

[125]Carl Zuckmayer，1896—1977，德国作家。

[126]Kurt Tucholsky，1890—1935，德国作家。

[127]Erich M.Remarque，1898—1970，德国作家。

[128]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作家，1928年以《布登勃洛克一家》获诺贝尔奖，为德国“抵抗文学”代表人物，后遭希特勒撤销国籍，流亡瑞士。

[129]Davos，瑞士山区著名疗养地，托马斯·曼于1912年陪伴罹肺疾的妻子凯蒂亚在此地疗养，期间托马斯·曼也生病，病中开始动笔写作其代表作《魔山》。

[130]原文为德语。

[131]杰克姓Brotherhood，原意为同志、弟兄。

[132]Little Audrey，是派拉蒙影业公司1947至1958年一系列著名的卡通片中的人物形象。

[133]A.H即英文中的感叹之声。

[134]Thalmann Brigade，德国共产党领袖，志愿投入西班牙内战，反对佛朗哥的法西斯阵营，塔尔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逮捕送入集中营，终战之前被处死。

[135]Gymnasium，相当于五年级至十三年级。

[136]Eugen Dühring，1833—1921，德国哲学家，恩格斯针对其学说而著有《反杜林论》。

[137]Martha，圣经人物，曾接耶稣到家里服侍，亦指照料家庭琐务的女人。

[138]Martyr，与马大字、音极近似。

[139]Horst Wessel，1907—1930，德国民族主义者，其所作之《霍斯特·威索之歌》成为纳粹党歌。

[140]Fleet Street，伦敦报社多集中于此地，现用以表示英国传媒界。

[141]“尊重”和前面的“形势”用的是同一个英文单词：respect。

[142]Bay of Pigs，1961年美国中情局为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秘密招募古巴流亡人士加以训练，组成古巴反抗军，于古巴南部猪猡湾登陆作战，但以失败告终。

[143]Colonel Carruthers，科幻电影主角，为探索火星的太空船船长。

[144]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的女预言家，预言特洛伊之倾覆。

[145]Hottentot，南非原住民。

[146]Linz，奥地利北部城市。

[147]Stone，重量单位，一石相当于十四磅。

[148]Hildebrandslied，用古高地行语写成的日耳曼英雄史诗，叙述父子为荣誉而决斗的故事，现仅存残篇。

[149]Ulfila，约311—382，德国传教士，首创歌特语字母，并翻译《圣经》，为德语世界首部《圣经》译本。

[150]19世纪中叶的法国诗派，讲究韵律与形式之美。

[151]“三十年战争”始于1618年，终于1648年，是一场欧洲范围内的国际战争，导因于波希米亚王位继承问题，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以日耳曼为主战场，牵涉到法国、瑞典、丹麦等多国，战后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正式开启近代欧洲的主权国家体系。格里美尔斯豪森十岁时遭雇佣兵绑架，被迫投身军旅，在“三十年战争”中为不同的国家征战，《痴儿西木传》一书亦反映身为日耳曼人置身战火的无奈与悲情。

[152]Isis，埃及女神，主司丰饶。

[153]Trucial-Oman Scouts，特鲁西尔-阿曼民兵团为英国统治阿拉伯半岛期间训练的自卫兵力，素质极为精良，成为日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精锐武力的基础。

[154]Doomsday Book，1086年英王威廉下令制作的英格兰第一部土地清丈册。

[155]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德国纳粹秘密警察头子。

[156]12至15世纪中叶盛行于德国贵族间的诗人与音乐家，相当于法国的吟游诗人。

[157]Pieter Brueghel，1528—1569，佛兰德斯画家，擅长画农民与日常景物。

[158]Black and Tan，1921年奉命镇压爱尔兰叛乱的英国警卫队。

[159]Salt of the earth，典出《圣经·马太福音》，耶稣说众人是地上的盐、天上的光。

[160]Sir Francis Drake，1540—1596，英国航海家。

[161]Bud Flanangan，1896—1968，英国知名演员、作家与作曲家。

[162]Wolfram von Eschenbach，1170—1220，德国吟游诗人，被誉为中世纪欧洲最杰出的诗人与歌手。

[163]Bond Street，伦敦市区最高级的精品街。

[164]英国因实施君主立宪制，提起公诉之讼案皆经国王之名控告。

[165]司法女神蒙起双眼，表示司法不受世事干扰，众人平等。

[166]Vistula，在波兰境内。

[167]Charles-Alphonse du Fresnoy，1661—1668，法国画家、艺术理论家。

[168]Dr.John Dryden，1631—1700，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剧作家。

[169]Mata Hari，1876—1917，知名女间谍，原为荷兰舞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德国刺探法国情报遭处决。

[170]原文为法语。

[171]Edmund Blunden，1896—1974，英国诗人，“二战”后任教于牛津莫顿学院。

[172]Siegfried Sasson，1886—1967，英国诗人，与布兰登同为知名的大战诗人。

[173]原文为德语

[174]原文为俄语。

[175]Titoist，铁托，南斯拉夫总统，倡导国家共产主义，主张采取独立的外交与经济政策，与苏联决裂。

[176]原文为德语。

[177]Aga Khan，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首领的称呼。

[178]Evelyn Waugh，1903—1966，英国作家。

[179]Lourdes，法国西南部的小镇，圣母利亚曾在此地显圣，为天主教知名圣地。

[180]Ronald Knox，1888—1957，英国知名推理小说家。

[181]Marie Stopes，1880—1958，苏格兰作家，倡导女权与家庭计划，其创设的慈善组织遍布全球，是极具影响力的民间国际组织。

[182]Remembrance Day，11月11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又称国殇日。

[183]“波比”原为欧洲田野常见的罂粟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诗人以遍野红花形容战士的血流成河，因此英灵纪念日皆佩带罂粟花以纪念阵亡将士。

[184]Karl von Eckenbrecher，1842—1921，德国画家，以描绘夕阳景色闻名。

[185]原文为德语。

[186]Methuselah，《圣经·创世记》中记载的老者，据传享寿969岁。

[187]Alamein，位于开罗西北地中海滨，1942年英国将领蒙哥马利发动阿拉曼战役，突破德军隆美尔防线，扭转北非战情。

[188]即I owe you，我欠你。

[189]John Buchan，1875—1940，英国间谍小说家。

[190]Plzen，捷克西部城市。

[191]Strakonice，位于捷克南波希米亚。

[192]温塞劳斯为公元10世纪波希米亚国王，笃信基督教，亲政爱民，后被刺杀，追谥为圣，被视为捷克守护神。

[193]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小说家，著作《动物农庄》《一九八四》以寓言手法反思极权政治对人性的危害。

[194]典出《一九八四》中极权“老大哥”通过操控历史箝制人民思想。

[195]Pandit Nehru，1889—1964，印度总理。

[196]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简称COMECON，为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的组织，用以协调它们的经济关系与政策。

[197]Biedermier，19世纪流行于德国的简朴建筑与家具风格。

[198]Cries of London，18世纪英国画家Francis Weatley创作的版画，共十三张，描绘伦敦中下阶层民众生活，至今仍广为翻印。

[199]1066—1087年在位的英国国王。

[200]指精神病院的病房。

[201]Guy Fawkes，1570—1606，英国天主教徒，于1606年5月11日企图炸毁英国国会，被捕处死，每年此日英国各地均举行烟花节。

[202]National Trust，1895年成立的公益组织，旨在保护英国的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

[203]Winterthur，位于美国特拉华州，与瑞士北部城市同名。

[204]Stefan Osusky，1889—1973。

[205]Spirit of St.Louis，林白驾驶飞越大西洋的飞机。

[206]John Glenn，第一位环绕地球飞行的美国航天员，后担任国会议员达24年，1998年以78岁高龄重返太空飞行。

[207]Samuel P.Langley，1834—1906，美国航空科学家。

[208]Plainsong，齐唱而无伴奏的圣歌。

[209]意指位于棕榈泉附近沙漠地带的武器研发实验室。

[210]Nathan Hale，1755—1776，美国独立战争英雄。

[211]Rudolf Slansky，1901—1952，捷克共产党总书记，1952年在东欧整肃风潮中以叛国罪被处死。

A Perfect Spy by John le Carré

Copyright ©David Cornwell，1986

Chinese simplif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1 by Horizon Media Co.，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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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园丁/（英）勒卡雷著；宋瑛堂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书名原文：The Constant Gardener ISBN978-7-208-08568-8

Ⅰ.永…　Ⅱ.①勒……②宋…　Ⅲ.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1227号

书名：永恒的园丁

作　　者：[英]　约翰·勒卡雷

译　　者：宋瑛堂

策划编辑：邵艳美

责任编辑：王玲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08568-8/I·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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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永恒的园丁

The Constant Gardener

[英] 约 翰 · 勒 卡 雷 　 著 |

宋瑛堂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物

桑迪·伍德罗　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办事处主任，贾斯丁·奎尔的上司

米尔德伦　佩莱格里的秘书。被谑称为小米德

贾斯丁·奎尔　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职员。喜好侍弄花草，也是本书书名的由来。（在同名电影中的角色由拉尔夫·费因斯饰演）

特莎·奎尔　贾斯丁·奎尔的爱妻。以救济肯尼亚人民及弱势群体为己任，是一位热情奔放的活动家与坚强的斗士。昵称为特丝。（在同名电影中的角色由蕾切尔·薇兹饰演）

格洛丽亚　桑迪·伍德罗的妻子

吉妲·皮尔逊　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办事处的新进员工，特莎的密友

阿诺德·布卢姆　特莎的道德导师、黑人骑士，在救济事业中保护着特莎

波特·科尔里奇　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高级专员

伯纳德·佩莱格里　英国外交部非洲事务司司长，与科尔里奇暗中为敌

蒂姆·多诺霍　英国外交部派遣的英国间谍主管，绰号“好朋友”

罗布　苏格兰场海外刑案分局警察

莱斯莉　苏格兰场海外刑案分局警察。也被称为莱斯

马克斯·罗贝尔　红头发，医生。书中所述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与特莎有一面之缘

婉哲　与特莎曾住同一间医院的黑人女性，产下一子后去世，死后遗体无处可寻

肯尼思·K.柯蒂斯　三蜂的总裁。也被称为肯尼K、肯尼思爵士等

阿瑟·路易基·汉姆德　律师，又称汉姆。汉姆家与特莎家向来交往深厚，特莎父母去世后便打理特莎家族的生意，两人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姐弟

波姬　知晓事件内情，与特莎通过电子邮件

献给伊薇特·皮尔鲍莉

此君生来死往，关顾世情

凡人伸手可及之处，确应超出其掌握之外。否则空有天堂何用？

——《画家沙托》，罗伯特·布朗宁

1

星期一上午九点三十分，消息传到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桑迪·伍德罗接到消息时宛如中了弹，下巴僵直，胸口暴凸，忐忑不安的英国心脏啪啪作响。当时他站着。他事后只记得这么多了。内线电话铃响时他正好站着，伸手想拿东西，这时听到电话尖声响起，因此停下来，顺手向下从办公桌上捞起听筒说，“伍德罗。”不然也可能是，“我是伍德罗。”他能确定的是接电话的嗓门大了点，这一点他很肯定，因为听起来像是别人的声音，感觉口气很冲：“我是伍德罗。”他报出堂堂正正的姓，却省略桑迪这个具有缓冲作用的绰号，以仿佛很痛恨的语气脱口而出，因为高级专员的例行祈祷会预定在三十分钟后准时举行，由身为办事处主任的伍德罗主持，即将面对一群很难伺候的特殊利益团体代表，其中人人无不企盼高级专员全心全意关照。

简而言之，这个星期一跟往常一月下旬的星期一没什么两样，在内罗毕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灰尘满天、缺水严重、草地干黄、眼睛酸涩、热气从市区人行道蒸腾而上。淡紫凤凰木也和所有人一样，期待长长的雨季快快到来。

当时究竟为什么站着，他一直想不出答案。照理说，他应该是埋首办公桌，忙着敲键盘，急着查看伦敦传来的指示，翻看邻近非洲国家使馆传进来的资料。结果他却站在办公桌前，进行意义重大却主旨不明的动作——大概是将妻子格洛丽亚和两名幼子的合照摆正吧。相片是去年夏天全家返乡度假时拍的。高级专员公署位于斜坡上，相片如果一个周末不去整理，倾斜的地基就足以让相片倒向一边。

不是在调整相片位置的话，或许是在喷杀虫剂吧。肯尼亚有一种昆虫，连具有豁免权的外交官都难逃其魔掌。几个月前发生过“内罗毕眼症”大流行，如果不小心打死这种苍蝇，手又抹到皮肤上，就会产生脓肿和水疱，严重的话甚至会引起失明。他可能是在喷杀虫剂，听到电话铃响，就将杀虫剂放在办公桌上，抓起话筒。这种可能性也无法排除，因为事后回想起来，印象中有罐红色的杀虫剂摆在办公桌的发件架上。就这样，他一面说“我是伍德罗”，一面将听筒贴紧耳朵。

“噢，桑迪，我是米尔德伦。你早。身边没有人吧？”

油光闪闪、体态臃肿、现年二十四的米尔德伦是高级专员的私人秘书，讲话带有艾塞克斯郡口音，刚从英国调过来，这是他首度外派。另外，资历较浅的部属都叫他小米德。

没错，伍德罗承认，身边没人。为什么要问？

“桑迪，恐怕是有状况了，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过去找你一下。”

“不能等到祈祷会结束吗？”

“这个嘛，好像不太行——不行不行，”米尔德伦一面回答一面加强语气，“桑迪啊，是特莎·奎尔出事啦。”

伍德罗一听立刻改变态度，汗毛直竖，神经紧绷。特莎。“她怎么了？”他问。他的语调刻意掩饰着好奇心，大脑则朝各种可能性狂推乱测。噢，特莎。噢，糟糕。你这次又搞了什么名堂？

“内罗毕警方说她死了。”米尔德伦以每日例行公事一般的口气说出。

“一派胡言，”伍德罗断然以这句话回敬对方，连给自己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别乱讲话了。在哪里？什么时候？”

“在图尔卡纳湖，在湖的东岸，上个周末。他们对细节语带保留。在她的车子里。根据他们的说法，是发生了不幸的意外事件。”他语带歉意接着说，“我的感觉是他们不想让我们太难过。”

“车子是谁的？”伍德罗以慌乱的口气质问，拼命想排除这一切荒谬的想法，极力想压制人、地、事以及其他想法与感觉，一直往下压抑、压抑，急忙删除掉隐藏心中的对她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图尔卡纳湖畔荒芜的“月球”景观。对图尔卡纳的这番印象来自六个月前外出视察时，当时陪伴左右的是一板一眼的外交武官。“别走开，我立刻上去。还有，不准对任何人透露，听到没有？”

伍德罗这回一次一个动作，放回了听筒，绕过办公桌，从椅背上拿起西装外套，一次穿上一只袖子。平常上楼去之前，他是不会穿上西装外套的。星期一开会的时候，并没有硬性规定要穿西装外套，更何况他只是要上楼到胖子米尔德伦的私人办公室跟他聊天而已。然而，伍德罗心中专业的一面告诉自己，未来要走的路漫长艰辛。尽管如此，他一面上楼一面设法鼓足意志力，每次危机甫现时尽量遵守自己的最高原则，尽量以刚才让米尔德伦宽心的方式让自己放心，当做全部都是一派胡言。为了安慰自己，他回想起十年前轰动一时的案件，当时传出有位年轻的英国女子在非洲乡下惨遭分尸，事后证明是穷极无聊的骗局，那还用说。只是有人利用丧心病狂的想像力捏造出来的事件。原来是有个素行不良的非洲警察被远放到沙漠中，吸食非洲大麻后精神恍惚，编造这个事件来追讨积欠六个月的微薄薪水。

他上楼的这栋建筑物刚落成不久，外观朴素大方。这种风格他很喜欢，或许是因为跟自己的外表很能搭配。整栋大楼与外围建筑设施配置得当，有小卖部、商店、加油亭以及清洁安静的走廊，给人的印象是粗犷且自给自足。伍德罗的外表不管怎么看，也给人相同的质感。今年四十岁的他，与妻子格洛丽亚婚姻生活美满——就算不美满，他猜也只有自己知道。他身为办事处主任，如果操作得当，下一次调派任务时，说不定可望掌管一个等级较低的领事馆，然后往上爬到比较不是那么卑微的领事馆，进而受封为骑士——封不封骑士，对他来说无关紧要，那还用说，不过封了骑士后格洛丽亚会脸上有光。他这人具有军人风范，然而话说回来，他本来就是出身军人家庭。他服务英国外交部十七年，曾经奉派前往六七个英国驻外单位为国效劳。曾经隶属英国的肯尼亚和之前他驻守过的国家没有两样，同样危险、腐败、破落、受尽外人掠夺，在伍德罗心中激起的涟漪却比先前多数国家的还大，只不过这样的涟漪有多少要归因于特莎，他就不敢扪心自问了。

“尽管说吧。”他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对米尔德伦说。他开口前先关上门，放下门闩。

米尔德伦习惯嘟着嘴，坐在办公桌前的模样活像是调皮的小胖子，活像怎么哄就是不肯把粥喝完的小孩。

“她过夜的地方是绿洲。”他说。

“什么绿洲？讲清楚一点行不行？”

米尔德伦的年龄和职位虽低，却不像伍德罗认定的那么容易被吓唬。他一直有速记的习惯，在开口前先参考一下笔记才说话。最近受训的学员一定都教这些，伍德罗以鄙夷的心态想着。不然像米尔德伦这个出身低微的人怎么会有时间去学速记？

“图尔卡纳湖东岸有个小度假旅舍，在东岸南端，”米尔德伦宣布，他的视线停在速记本上，“店名绿洲。特莎在那边过夜，隔天早上搭旅舍主人提供的四轮驱动车离开。她说她想往北走两百英里，去看看文明的发源地。利基遗址。”他改口说，“是理查德·利基挖掘古迹的地点。位于锡比洛伊国家公园。”

“自己一个人吗？”

“沃尔夫冈给她一位司机。司机的尸体也跟她一起出现在那辆四轮驱动车上。”

“沃尔夫冈？”

“他是旅舍的主人，姓氏待查。大家都叫他沃尔夫冈。显然是德国人，很有个性。根据警方的说法，司机被杀的手法很野蛮。”

“怎么个野蛮法？”

“斩首。不见了。”

“谁不见了？你不是说司机跟她一起在车上吗？”

“头不见了。”

不用你讲我也猜得到吧？“特莎的死因大概是什么？”

“意外。警方只说了这些。”

“有没有被劫财？”

“根据警方的说法是没有。”

没有财物损失，加上司机惨遭谋害，伍德罗的想像力因此奔腾起来。“你接到什么样的消息，一五一十说来听听。”他命令道。

米尔德伦以双手捧着大脸，一面参考着速记本。“九点二十九分，接自内罗毕警察总部飞行中队，请高级专员接听，”他读出内容，“我解释说高级专员到市区拜访神职人员，预计最晚上午十点回来。值班警官听上去很有效率，也报上姓名。他说报告是来自洛德瓦尔——”“洛德瓦尔？离图尔卡纳好几英里啊！”

“最近的警察局就在那里。”米尔德伦回应，“发现一辆四轮驱动车，是图尔卡纳绿洲旅舍财产，发现地点是湖的东边还没到厄利亚湾的地方，是在前往利基古迹的路上。两人至少已经死亡三十六小时。其中一人是白人女性，死因不详，另一人是无头非洲人，经查证为司机诺亚，已婚，有四名子女。马飞仕图的游猎靴子一只，七号。蓝色野外夹克一件，特大号，沾有血迹，在车子地板上发现。车上的女子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黑发，左手无名指戴有金戒指。车子地板上有条金项链。”

你戴的那条项链，伍德罗听见自己说。他们两人正在共舞，他以嘲讽的口气提出质疑。

项链啊，是我母亲结婚那天我外婆送她的。她回答，不管穿什么衣服，我都会戴上，就算是别人看不见我也非戴不可。

连上床都戴呀？

那就不一定喽。

“这些东西是谁找到的？”伍德罗问。

“沃尔夫冈。他用无线电呼叫警方，也通知了在内罗毕的办事处，也是用无线电。绿洲旅舍没有装电话。”

“如果司机的头不见了，警方怎么知道他的身份？”

“他一只手臂曾经粉碎性骨折，就是这样他才开始当司机。沃尔夫冈在星期六的五点三十分看到特莎和诺亚开车离去，同行的人还有阿诺德·布卢姆。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他们活着的样子。”

他还是一直看着速记本复述，就算不是，也是假装边看边念。他仍用双手捧着脸颊，似乎决心要让脸颊一直待在掌心里，因为从他双肩顽固僵直的模样看来确有此意。

“你最后说的是什么。”伍德罗停顿一下后命令道。

“和特莎同行的是阿诺德·布卢姆。他们一起住进绿洲旅舍，星期五晚上就在旅舍里过夜，隔天早上五点三十分由诺亚开着吉普车上路。”米尔德伦捺着性子再讲一遍，“布卢姆的尸体并没有在四轮驱动车里面，也没有找到任何踪迹。就算有，目前为止也没有接到报告。洛德瓦尔警方和飞行中队都在现场，不过内罗毕总部想知道我们愿不愿意付钱请直升飞机。”

“现在他们的尸体放在哪里？”伍德罗以军人之子的口吻说，说得既干脆又实际。

“不知道。警方是希望绿洲旅舍能负责，不过被沃尔夫冈拒绝了。他说收下尸体的话，工作人员会罢工，连客人也会走光。”迟疑一阵，“她登记的姓名是特莎·阿博特。”

“阿博特？”

“是她娘家的姓。‘特莎·阿博特，由内罗毕的邮政信箱转交。’是我们的信箱。我们这里没人姓阿博特，所以我用这个姓查了一下数据库，找到了奎尔，娘家姓阿博特，名特莎。我猜她从事救济工作时用的就是这个姓。”他仔细看着速记本最后一页，“我是想向高级专员报告，不过他去拜访教会人士，而现在正好是交通尖峰期。”他说。所谓交通尖峰期的意思是：这里是莫伊1总统领导的现代内罗毕，拨一通市内电话可能要听上半小时的对不起，所有线路处于忙线中，请稍后再拨。讲话的人是一名中年妇女，口气自满，不断重复，嘴巴也不会酸。

伍德罗已经走到门口。“你还没告诉别人吧？”

“一个也没有。”

“警方有没有对外宣布？”

“他们是说没有。不过他们没办法叫洛德瓦尔那边封口，而且我认为警方自己的说法也不一定可靠。”

“就你所知，也没有人跟贾斯丁说过吧？”

“是的。”

“他人在哪里？”

“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猜。”

“别让他出去。”

“他很早就进办公室了。特莎外出实地勘查时，他都会提早上班。你要不要我取消会议？”

“等一等。”

就算伍德罗先前不太确定，现在他总算知道面对的是超级丑闻以及悲剧，因此箭步走上标明闲人勿进的后门阶梯，然后走进阴暗的过道，通往一扇紧闭的铁门，上面有个窥视孔和门铃按钮。他按下门铃时监控录像机扫描了他一下。开门的人是个纤弱的红发女子，身穿牛仔裤，上身是印花罩衫。希拉，他们的第二号人物，会说斯瓦希里语，他自然而然想到。

“蒂姆人呢？”他问。

希拉按下一个铃，然后对着盒子讲话。“是桑迪，有急事。”

“稍等，等我们确认一下数据。”有个男人以大嗓门说，音域雄浑。

他们等着。

“状况完全解除。”同一个声音宣布，门也应声吱呀开启。

希拉往后站，伍德罗大步走过她身边，走进里面。驻地主任是蒂姆·多诺霍，身高六英尺六，高大的身形隐约出现在办公桌前。他一定是收拾过，因为桌上这时连一张纸也看不见。多诺霍的气色比往常看来更差。伍德罗的妻子格洛丽亚坚称他快死了。双颊凹陷、毫无血色，双眼泛黄、无力下垂，下方松垮的皮肤形成皮窝。散乱的小胡子向下伸展，模样绝望又滑稽。“桑迪。你好。有何贵干？”他大声说。他透过眼镜朝下看着伍德罗，露出骷髅头似的浅笑。他靠得太近了，伍德罗记得这一点。他会越界飞进你的领空，你的信号发出之前就被他拦截下来。“听说特莎·奎尔在图尔卡纳湖附近被杀了，”他边说边感到有股想吓坏人的冲动，希望借此报复，“那边有个地方叫做绿洲旅舍。我有必要用无线电跟店主通话。”

他心想，他们受的训练就是这样。第一条守则：绝对不能显露出真情，就算你还有真情的话。希拉的五官雀斑点点，表情冻结，以沉思表示拒绝接受。蒂姆·多诺霍仍带着傻乎乎的浅笑——只不过话说回来，那样的浅笑本来也不具任何意义。

“她怎样，老弟？再说一遍。”

“遇害了。被杀害的手法并不清楚，或者是警方不肯透露。开她那辆吉普车的司机的头被砍掉。情况就是这样。”

“谋财害命？”

“只有害命。”

“靠近图尔卡纳湖。”

“对。”

“她跑到那里搞什么鬼呀？”

“我也不清楚。据说是去参观利基的古迹遗址吧。”

“贾斯丁知道吗？”

“还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人当中，还有没有人跟这件事有关？”

“我还在调查。”

多诺霍带伍德罗走到一个他从来没看过的隔音房间，是间通讯室。各种颜色的电话上设有插入密码锁的菱形凹洞。一台传真机摆在貌似油桶的物体上，有台以点刻方式雕制的金属盒做成的无线电，有局内印刷的通讯簿放在盒子之上。原来我们的间谍就是这样从自己的大楼里彼此悄声对谈的啊，他心想。这算阴谋还是暗算？他怎么想也想不通。多诺霍在无线电前坐下，察看一下通讯簿，然后以颤抖的白皙手指胡乱拨弄着控制钮，同时以单调的口吻说：“ZNB85，ZNB85呼叫TKA60。”活像是战争片里的主角。“TKA60，听见请回答，完毕。绿洲，听见没，绿洲？完毕。”

这时爆出一阵杂音，随后传出挑衅的声音：“这里是绿洲。听得一清二楚，先生。你是谁？完毕。”——讲话的人带有德国口音，有无赖的味道。

“绿洲，这里是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我请桑迪·伍德罗跟你谈。完毕。”

伍德罗将双手杵在多诺霍的桌子上，希望能靠近麦克风一点。

“我是办事处主任伍德罗。你是沃尔夫冈吗？完毕。”

“像希特勒时代的办事处吗？”

“政府单位。完毕。”

“好吧，主任，我是沃尔夫冈。你想问什么问题？完毕。”

“我想麻烦你描述一下在你旅舍登记为特莎·阿博特小姐的模样。没说错吧？她是用这个名字登记的吗？完毕。”

“没错。特莎。”

“她的长相是怎样的？完毕。”

“黑发，没化妆，高挑，二十过半，不是英国人，在我眼中看来不像。像是德国南方人，或是奥地利或意大利人。我从事旅馆业，我会看人。还有，很漂亮。我好歹也是男人。像动物一样性感，动作很诱人。穿的衣服像是被你吹一口气就能吹散一样。这样说，听来像不像是你找的阿博特还是其他什么人？完毕。”

多诺霍的头距离伍德罗的头有几英寸。希拉站在他另一边。三人都盯着麦克风看。

“对。听起来像是阿博特小姐。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她是什么时候向你预约房间，怎么预约的？我相信你在内罗毕有个办事处。完毕。”

“她没有。”

“什么意思？”

“预约的人是布卢姆医生。两个人，两间靠近游泳池的小木屋，一个晚上。我告诉他，我们只剩下一个小木屋。好吧，他就要这间。他真不是盖的。哇，大家都在看他们，客人看，工作人员也看。一个是漂亮的白人女子，一个是漂亮的非洲医生。很养眼。完毕。”

“一个小木屋有几个房间？”伍德罗边问边无力地希望避开这个直冲着他来的丑闻。

“一间卧室，两张单人床，不太硬，柔软有弹性。一间客厅。两人都要在这本登记簿上签名，不准乱签，我告诉他们。人走丢的事，这里经常发生，不知道他们的真名不行。那个名字是她的真名没错吧？是阿博特吧？完毕。”

“是她娘家的姓。完毕。她写的邮政信箱是高级专员公署的信箱。”

“她丈夫人在哪里？”

“在内罗毕这边。”

“哇。”

“好吧，布卢姆是什么时候预约的？完毕。”

“星期四，星期四晚上。是从洛基用无线电跟我联络的。他说他们预计星期五天一亮就离开。洛基是洛基丘莒的简称，在北边的国境附近，负责南苏丹的救济单位都聚集在那里。完毕。”“洛基在哪里我知道。去那边做什么，他们有没有说？”

“救济之类的事。布卢姆也是从事救济工作的吧？去洛基的人，就只有这档事。他告诉我，他是帮某个比利时的医药单位工作。完毕。”

“这么说来，他是从洛基预约房间，星期五一大早就离开洛基。完毕。”

“他告诉我，他们预计在中午左右到湖的西岸。要我帮他们订艘小船，带他们渡湖到绿洲来。‘你听好啊，’我告诉他，‘从洛基丘莒到图尔卡纳这段路，开车会遇到很多麻烦的。最好是跟粮食特遣队一起过来。山路不好走，而且会遇上强盗，那边的几个部落会互相偷走对方的牛，那很正常，只不过十年前他们拿的是矛，现在是人手一把AK47。’他听了之后笑笑，说他可以应付，结果还真的能应付。他们最后是安全抵达，没问题。完毕。”

“这么说来，他们住进来，在登记簿上签名。然后呢？完毕。”

“布卢姆告诉我，他们想租吉普车附带司机，隔天早上天一亮就要前往利基遗址。为什么预约的时候不讲，这个你可别问我，因为我没问，也可能是临时才决定的吧，也可能他们不喜欢在无线电上讨论行程。‘好吧，’我告诉他，‘算你们走运。可以给你们诺亚。’布卢姆很高兴，她也很高兴。他们到花园散步，一起游泳，一起坐在吧台前，一起用餐，跟每个人说晚安，走回他们的小木屋去。早上他们一起离开。我看着他们走的。他们早上吃什么，你想不想知道？”

“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看到他们离开？完毕。”

“醒着的每个人都看见了。他们带了午餐、几箱水、备用瓦斯、紧急口粮、医药。三人都坐前座，阿博特坐在中间，像是快乐的一家人。这里是个绿洲，懂吗？我有二十个客人，多半都在睡觉。工作人员有四十个，多半都醒着。有大约一百个我不需要的人老在我的停车场逗留，想卖动物皮毛、手杖和狩猎刀。看到布卢姆和阿博特离去的人都挥手说拜拜。我挥手，卖皮毛的人也挥手，诺亚也挥手，布卢姆和阿博特也挥手，他们没有微笑，他们的表情严肃，好像有重大的事情要办，像有重大决定，是什么事我就不清楚了。主任，你要我做什么？杀掉目击证人吗？你听好，我是伽利略。把我抓去关起来，我就发誓她从没来过绿洲。完毕。”伍德罗全身麻痹了半晌，讲不出进一步的问题来，或者可能是有太多问题要问。我已经进监牢了，他心想。我的无期徒刑在五分钟之前开始生效。他一手遮住双眼，移开后看到多诺霍和希拉以面无表情的脸看着他。他向他们报告特莎的死讯时，他们就是这副表情。

“你是什么时候发觉事情可能不太对劲？完毕。”他的问题很差劲——“你整年都住在那边吗？完毕。或是，贵旅馆经营多久了？完毕。”

“四轮驱动车上面有无线电。诺亚载客人出去时，都会打回来说他很高兴。这次诺亚并没有打回来。好吧，当做是无线电坏掉，或是司机忘记打回来。如果要联机的话很费事，要先停下车子，拿出无线电，架好天线。你在听吗？完毕。”

“洗耳恭听。完毕。”

“只是啊，诺亚从来不会忘记打回来。就是这样我才爱雇他，可是他就是没打回来。下午没打，晚上也没打。好吧，我心想，大概是他们在什么地方扎营，给诺亚喝太多酒之类的。晚上打烊之前，我发无线电给利基遗址附近的管理员。没有踪迹。隔天早上我一起床就到洛德瓦尔报案。吉普车好歹是我的，OK？司机也是我的。他们不让我用无线电报案，所以非得亲自去洛德瓦尔。跑那一趟累死人，不过法律就是法律。民众有了麻烦，洛德瓦尔警方真的很热心提供协助。我的吉普车不见了？真糟糕。车上有两个客人和一个司机？为什么自己不去找？今天是礼拜天，他们不用上班。他们要上教堂。‘给我们一点钱，借我们一辆车，我们才有可能帮你忙。’他们是这么说的。我回到家，自己找了几个人组成搜寻队。完毕。”

“有哪些人？”伍德罗逐渐恢复了精神。

“有两个队伍。我自己的人马，两辆卡车、水、备用油料、医药物品、口粮、苏格兰威士忌，以防必要时用来消毒或是什么的。完毕。”这时有人插拔进来，沃尔夫冈叫对方滚蛋。令人惊讶的是，对方竟然照办。“那边现在热得很，主任。气温有华氏一百十五度，另外胡狼和土狼多得像你们的老鼠一样。完毕。”

他停顿一下，显然是等伍德罗讲话。

“我还在听。”伍德罗说。

“吉普车翻到一边，别问我原因。车门关着，也别问我原因。有扇窗户打开约五公分。有人关上车门，把门锁起来，然后拿走钥匙。光从那一小道缝传出的气味就是说不出来的难闻。车身被土狼抓得到处都是刮痕，它们想冲进去时撞出大大的凹痕。它们绕了又绕，在四周留下脚印。土狼如果厉害的话，十公里外就闻得到血的味道。如果靠近尸体的话，一口就能咬穿，把骨头里的骨髓吸出来。不过它们无法靠近尸体。有人把车门锁起来，不让土狼进去，只留下一小道车窗缝，让土狼抓狂。换成是你的话你也会抓狂。完毕。”

伍德罗拼命想去理解他说的话。“警方说诺亚被斩首。是真的吗？完毕。”

“没错。他做人很不错。家人担心得快发疯了，他们派人到处找他的头。如果找不到，就没办法好好下葬，会阴魂不散的。完毕。”

“阿博特小姐呢？完毕——”浮现的影像是缺了头的特莎，不堪入目。

“他们难道没跟你说过吗？”

“没有。完毕。”

“喉咙被割了。完毕。”

浮现了第二个影像，这次看到的是杀害特莎的人，一把扯断她的项链，为刀子清除障碍物。沃尔夫冈正在解释他接下来做了些什么。

“首先，我告诉手下，别去开门。里面没有活口。谁去打开车门的话，一定会受不了。我留下一组人生火看守，然后开车载另一组人回到绿洲旅舍。完毕。”

“问题。完毕。”伍德罗拼命稳定情绪。

“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主任？请再问一次，完毕。”

“吉普车是谁打开的？完毕。”

“是警方。警方一赶到，我的手下就鸟兽散了。没有人喜欢警察，没有人喜欢被逮捕，这里的情形就是这样。洛德瓦尔警方先到，现在又来了飞行中队，再加上莫伊的几个私人护卫队员。我的手下正在锁抽屉藏银器，可惜我什么银器也没有。完毕。”

伍德罗再度停顿不语，绞尽脑汁想说出具有理性的话。

“布卢姆和特莎出发前往利基遗址时，布卢姆有没有穿游猎夹克？完毕。”

“当然有。旧的，比较像是背心。蓝色。完毕。”

“命案现场有没有找到凶器？”

“没有。凶器一定是刀子，相信我。嵌了威尔金森刀锋的大砍刀。砍诺亚时就像切奶油一样顺。一刀毙命，她也一样。刷。女的全身被剥光。有很多淤青。我刚才是不是说过了？完毕。”没有，你没说，伍德罗静静地对他说。她死时一丝不挂，你却完全略去不提，淤青也是。“他们从你旅舍出发时，车子上是不是放了一把大砍刀？完毕。”

“非洲人外出狩猎时一定会随身带大砍刀，主任先生。”

“尸体现在放在哪里？”

“诺亚，缺了头的尸体，警方发还给他的族人。至于阿博特小姐，警方派了马达小艇去接。不把吉普车的车顶割开还不行呢。他们跟我们借切割器具，然后把她绑在甲板上。楼下没有地方放她。完毕。”

“为什么没地方？”话一出口他已经后悔了。

“主任啊，发挥一下想像力嘛。天气这么热，尸体会怎样，你应该清楚吧？如果想用飞机运她回内罗毕，最好先肢解开来，不然装不进货舱。”

伍德罗的大脑麻木了一小段时间，回过神来后听见沃尔夫冈说没错，他以前见过布卢姆一次。这样说来，伍德罗一定是问了他这个问题，只不过自己却没听见。

“九个月前。大摇大摆带一团从事救济事业的金主。世界粮食、世界医药、全球消费报告。那些混账花了一大堆钱，想要我开两倍的收据。我叫他们去吃屎。布卢姆很欣赏我的做法。完毕。”

“这一次，你觉得他怎么样？完毕。”

“什么意思？”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情绪比较激动还是怪异之类的？”

“主任先生，你在讲什么啊？”

“我是说——你觉得他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吸食什么？”他讲得语无伦次，“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可卡因之类的东西。完毕。”

“拜托。”沃尔夫冈说。说完通讯中断。

伍德罗再度察觉到多诺霍刺探性的视线。希拉已经不见人影。伍德罗的印象是她去处理什么紧急的事。不过，到底是什么事？为什么特莎一死，这些间谍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他觉得有点冷，但愿自己多穿一件羊毛衫，然而冷汗却直流而下。

“老弟，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服务的？”多诺霍问。他的口气带有特别关怀的意味，羸弱无神的双眼依旧向下盯着他看。“要不要来杯什么？”

“谢谢你。现在用不着。”

他们早就知道了，伍德罗一面下楼往回走一面愤怒地告诉自己。他们早在我之前就知道特莎死了。但是，间谍都希望给你这种印象：所有事情，我们间谍都比你们知道得多，而且消息来得更快。

“高级专员回来了吗？”他边问边将头塞进米尔德伦的门里。

“马上就到。”

“取消会议。”

伍德罗并没有直接前往贾斯丁的办公室。他先去找吉妲·皮尔逊，她是办事处资历最浅的一员，也是特莎的闺中密友。吉妲双眼黝黑，金发，是印度与英国的混血儿，额头印有种姓阶级符号。伍德罗回想，她是在本地招募的员工，却希望能长久从事外交部的工作。她看见伍德罗关上门进来时，眉宇间闪过一丝不信任的神色。

“吉妲，我接下来讲的事情千万别说出去，行吗？”她直直看着伍德罗，等着他开口。“布卢姆，阿诺德·布卢姆医生。知道这人吗？”

“他怎么了？”

“是你的好朋友。”没有回应，“我是说，你跟他很要好吧。”

“我接触过这个人。”吉妲掌管的业务让她有机会每天接触到救济单位。

“显然也是特莎的好朋友。”吉妲的黑眼珠不置可否。“布卢姆单位的人，你认不认识？”

“我有时候会打电话给夏绿蒂，她是布卢姆的职员，其他都是外勤人员。为什么要问这个？”他以前觉得吉妲轻快的英印口音很诱人，不过以后不会有这种感觉了，以后对任何人也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布卢姆上礼拜到过洛基。有人跟着他去。”

第三次点头，却点得稍慢，视线往下滑。

“他去那里做什么，我想了解一下。他从洛基一路开车到图尔卡纳湖。我需要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回到内罗毕了，不然看看他是否回到了洛基。能不能在不惊动太多人的情况下帮我问问看？”

“大概不行。”

“好吧，尽量就是了。”这时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在他认识特莎这么多个月的时间里，竟然一直没有想过。“布卢姆是已婚还是未婚，你知道吗？”

“我猜是已婚吧，迟早的事。他们通常都要结婚的，不是吗？”

他们指的是非洲人吗？或者指的是有情人？所有的有情人吗？

“可是，他在这里没有老婆吧？没在内罗毕。或者就你所知不在这里。布卢姆根本没结过婚。”“为什么？”——口气轻柔，语气急促，“特莎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可能吧。我们正在了解中。”

伍德罗伸手在贾斯丁的办公室门上敲了一下，不等他回应就走了进去。这一次他没有锁上门，不过却将双手插在口袋里，将宽大的肩膀倚在门上。只要他保持这个姿势，也与上锁具有相同的作用。

贾斯丁站着，以优雅的背部朝向伍德罗。他的头发梳理整齐，面向墙壁，正在研究一张图表。这样的图表在他办公室里挂了好几幅，每幅都以黑体缩写字母标明，每幅都以不同的渐近色彩来表示，不是渐深就是渐浅。吸引他注意力的图表标题是“二〇〇五至二〇一〇年相对基础建设”。从伍德罗所站的地方能看出来，图表预测的是非洲国家未来的展望。贾斯丁左边的窗台上摆了一列他种在花盆里的植物。伍德罗认得出茉莉和凤仙花，不过这只是因为贾斯丁曾经买这两种花送给格洛丽亚当礼物，他才认得出来。

“嗨，桑迪。”贾斯丁说。他把嗨拖得有点长。

“嗨。”

“我猜今天早上不用开会了吧。总部出了问题吗？”

闻名遐迩的金嗓，伍德罗心想。每一个细节他都注意到，仿佛对他来说是第一次碰到似的。只要你认为讲话的语调比内容重要的话，这个嗓门尽管稍受岁月摧残，仍能保证听了让人意乱情迷。我正要改变你的一生，为什么现在要鄙视你？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你过世的那天，这一刻之前和之后会为你形成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你为什么不脱掉那件烂西装？全外交部一定就只剩下你一人，还跑到裁缝那里定做热带西装。继而一想，他才想起自己也还穿着西装外套。

“相信你们都还好吧？”贾斯丁以很讲究的拉长音问，这是他惯用的语调。“天气真热，格洛丽亚没有因此枯萎吧？两个儿子都欣欣向荣吧？”

“我们都还好。”伍德罗刻意停顿一下，“特莎到北方去了。”他透露。他是想给特莎最后一个机会，好证明这一切消息是错得离谱。

贾斯丁一听，立刻变得大方起来。每次有人对他提到特莎的名字，他便有如此反应。“对，没错。最近她的救济工作真是马不停蹄。”他双手抱着联合国的巨册，足足有三英寸厚。他再度弯腰将大部头书摆在旁边的小桌上。“照这种速度，在我们离开之前，她就已经解救了全非洲。”

“她究竟到北方去做什么？”——还紧抓着最后一根稻草不肯松手——“我还以为她在内罗毕这里处理什么事，在贫民窟里。不是在基贝拉吗？”

“没错，”贾斯丁与有荣焉，“夜以继日，她累坏了。小从擦婴儿的屁股，大到教法律助理认识自己的民权，据说她大小全包了。当然了，她多数的客户都是女人，她也感到很有兴趣，就算她的做法让她们的男人不太高兴也一样。”他的微笑带有想念的意味，表示着“要是这样就好了”。“财产分割、离婚、肢体虐待、婚姻强暴、女性割礼、安全性爱，全套上场，日复一日。她们的丈夫因此有点不悦，你也看得出原因何在吧？要是我习惯强暴自己妻子的话，我也会因此不悦。”

“照你这么说，她到北方去做什么？”伍德罗紧咬不放。

“噢，谁知道。去问阿诺德医生好了。”贾斯丁丢出这句话，说得太随意，“到北方去，阿诺德是她的向导兼哲学老师。”

伍德罗记得，这是贾斯丁的一贯说法。用一个说法掩护三个人。阿诺德·布卢姆，医生、她的道德导师、黑人骑士，在救济事业的丛林中保护她。怎么讲都行，就是不能说布卢姆是她的情人，贾斯丁默许的情人。“到底是北方的哪里？”他问。

“洛基。洛基丘莒。”贾斯丁以双手杵在办公桌边缘，或许是在不自觉之中模仿伍德罗站在门口那种不经意的姿势，“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人在那边举办性别意识研习班，你能想像得到吗？他们从苏丹南部用飞机载来没有女性意识的村姑，让她们上穆勒2。速成班，再用飞机送她们回去，她们就有了女性意识了。阿诺德和特莎是去那边看戏的，算他们运气好。”

“她现在人在哪里？”

贾斯丁显得不太喜欢这个问题，或许他这才理解到伍德罗这番闲聊其实另有目的，但也有可能是——伍德罗心想——他不太情愿被人锁定在特莎的话题上，因为他本人也无法搞定特莎。“正在回来的路上吧。为什么要问？”

“跟阿诺德在一起吗？”

“大概吧。他不会把特莎留在那里。”

“她有没有跟你联络？”

“跟我？从洛基吗？怎么个联络法？他们那边又没电话。”

“我是想，她可能会用救济组织的无线电来联络。其他人不都是用这种方式来通讯吗？”

“特莎又不是普通人，”贾斯丁顶嘴回去，这时眉头开始深锁起来，“她有非常坚定的原则。比如说，她不会乱花别人捐献的钱。怎么了，桑迪？”

贾斯丁现在臭着一张脸，将自己推离办公桌，直挺挺站立在办公室中央，双手放在背后。伍德罗观察到他在日光中认真俊美的脸庞以及转白的黑发，这时想起了特莎的头发。两人的发色完全相同，后者的头发却少了他的年岁，或者说是少了节制力。伍德罗记得第一次同时看见他们两人的情境。当时特莎和贾斯丁是新人，也是一对亮丽的新婚夫妻，是高级专员公署在内罗毕的迎新宴会中的贵宾。伍德罗也记得自己如何走向前去跟他们打招呼，内心还以为他们是父女，想像自己在追求特莎。

“这么说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和特莎联络了？”他问。

“星期二。我开车送他们到机场。问这做什么，桑迪？如果阿诺德跟她在一起，她就不会有事。别人吩咐她做的事，她会照办的。”

“你认为他们会继续往图尔卡纳湖走吗？她和布卢姆——阿诺德？”

“如果他们有交通工具而且也想去的话，怎么不会？特莎很喜欢这些荒郊野外，她对理查德·利基很欣赏，欣赏他的考古工作，也欣赏他这个很不错的非洲白人。利基在那边一定有个诊所吧？阿诺德大概有工作要做，所以带她一起去。桑迪，你到底想知道什么？”他口气愤慨地重复。

伍德罗掷出致命一击后别无选择，只好观察自己的话对贾斯丁的五官产生何种影响。青春在贾斯丁脸上已经走得差不多了，这下子连最后一点都不剩了，好像某种海洋生物，漂亮的脸孔合起变硬，只留下宛如珊瑚般的颜色。

“我们接获报告，在图尔卡纳湖东岸发现一名白人妇女和非洲司机。遇害。”伍德罗很有技巧地开始，避免用“谋杀”两字，“车子和司机是向绿洲旅舍租的。旅舍主人宣称认出该名妇女是特莎。他说特莎和布卢姆在绿洲过夜，然后前往利基的遗址。布卢姆仍行踪不明。他们找到了特莎的项链，是她从不拿掉的那条。”

这一点，我怎么会知道？糟糕，她佩戴项链的习惯这么隐私的内容，我怎么会选这种时机拿出来炫耀？

伍德罗仍看着贾斯丁。他内心懦弱的一面很想移开视线，然而军人之子的另一面却觉得，如果移开视线，不就等于判处某人死刑，却在行刑时避不到场？他看着贾斯丁的眼睛睁大，露出受到伤害的失望神情，仿佛朋友从后突袭他，那种神情随后又消失得几乎看不见，仿佛刚偷袭他的朋友把他打得失去意识。他看着贾斯丁雕塑般精美的嘴唇因遭受剧痛而张开，然后紧闭成强有力的直线，将事物排除在外，因压力而失去血色。

“谢谢你过来通知，桑迪。太麻烦让你跑这一趟了。波特3。知道吗？”波特是高级专员，这个名字取得也太不凑巧了。

“米尔德伦在找他。他们找到一只马飞仕图牌靴子。七号。有没有印象？”

贾斯丁会意不过来。首先他必须等待伍德罗的声音进入大脑，随后加以理解。然后他连忙以仓促而辛苦挤出来的句子回应。“皮卡迪利街上有家店，她上次放假回家时买了三双。从来没看过她那样挥霍。她平常不太爱花钱，钱的问题，她向来都不用操心。所以也没担心花多少钱。衣服都尽量在救世军二手店里买。”

“还有某种游猎短袖上衣。蓝色。”

“噢，那种野蛮东西她最痛恨了。”贾斯丁反驳。言语的能力如洪水般涌回他的口中。“她说，要是我看到那种大腿上缝了口袋的卡其服装，一定要拿去烧掉，不烧掉也要送给穆斯达法。”穆斯达法是她的小男仆，伍德罗想起来。“警方说是蓝色。”

“她以前最厌恶蓝色，”——如今显然濒临发脾气的边缘——“任何跟军用品类似的东西，她都鄙视。”已经用过去式了啊，伍德罗注意到。“她以前有一件绿色的野外夹克，是在史坦利街的法毕洛商店买的。是我带她去的，原因不明，大概是她叫我带她去的吧，她痛恨逛街买东西。她穿上之后马上抓狂。‘你看看我，’她说，‘我是巴顿将军扮人妖。’不对，亲爱的，我告诉她，你不是巴顿将军。你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只是穿了丑不拉唧的绿色夹克而已。”他开始整理办公桌，一丝不苟。以准备搬家的方式整理打包。抽屉打开关上，将公文架放进钢柜锁上。一个动作停下来，进行另一个动作之前先漫不经心地向后抹平头发。他这个小动作一直让伍德罗看了特别不顺眼。他谨慎兮兮关掉最讨厌的计算机屏幕——用食指戳着计算机，仿佛害怕被咬到似的。外面谣传他每天早上吩咐吉妲·皮尔逊来帮他开机。伍德罗看着他以无神的眼睛对办公室作最后一次巡礼。到此结束，生命到此为止，请为下一位使用办公室的人整理干净。走到门口时，贾斯丁转身看了一眼窗台上的植物，或许在考虑是否应该带走，不然至少也要交代如何照料它们，但是他什么动作也没有。

伍德罗陪贾斯丁在走廊上走，本来想伸手去碰贾斯丁的手臂，却体会到某种嫌恶感，因此在碰触到对方前把手缩回来。尽管如此，他还是小心翼翼紧挨着他走，以防他瘫软下去或是跌倒，因为这时贾斯丁已经无异于穿着整齐的梦游者，漫无目标地行走。他们两人缓慢前进，没有发出太多声响，不过吉妲一定是听见他们走过来的声音，因为他们经过吉妲门口时她正好打开门，踮着脚尖靠在伍德罗身旁走了两三步，悄悄对着他的耳朵说话，一面将金发固定在脑后，以免撩到伍德罗。

“他不见了。他们到处在找人。”

然而，贾斯丁的听力比这两人预料的来得灵敏。也可能是，他在情绪极端的时候感官异常敏锐。

“我猜你是在担心阿诺德。”他对吉妲说。他的语气像是热心助人的陌生人在指点方向。

高级专员波特·科尔里奇的性格沉闷却绝顶聪明，永远在学新东西。他的儿子任职于商业银行，小女儿叫萝西，大脑严重受损。他的妻子在英国时曾担任治安法官。这三人，他疼爱的程度相当，周休两日时会把萝西绑在肚子上。不过科尔里奇本人不知为何，一直卡在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间的阶段。他穿着年轻人的吊带，下面是松垮垮的牛津西装裤。门后用衣架挂了一件相配的外套，上面印有他的姓名与贝利尔学院。他的办公室很大。他静止不动地站在正中央，顶着蓬乱头发的脑袋生气地倾向伍德罗听着他叙述。他的眼眶里有泪水，脸颊上也有。“他妈的。”他怒火冲天地大声说，仿佛一直在等待这个字眼从胸口蹦出。

“就是嘛。”伍德罗说。

“可怜的女生。她才多大？才那么几岁！”

“二十五，”我怎么会知道？“左右。”他补充说，以增加模糊度。

“她看起来大概才十八岁。可怜的贾斯丁，那个爱种花的家伙。”

“就是嘛。”伍德罗又说了一遍。

“吉妲知道吗？”

“一点。”

“他怎么办？他才待没多久。这次考察结束后，他们都准备赶他走。要不是特莎产下死胎，他们准会在下一次选秀时甩掉他。”科尔里奇厌烦一直站在同一个地方，因此转身走到办公室另一边。“萝西上礼拜六钓到一条两磅重的鳟鱼，”他突然以指责的口气说出，“你觉得怎样？”

这是科尔里奇的习惯，冷不防转移话题以争取时间。

“厉害。”伍德罗以顺从的态度喃喃说。

“特莎要是活着，一定会高兴得半死。她老是说萝西一定会有起色，而萝西也很喜欢她。”

“我一点都不怀疑。”

“我们没有杀了吃。不得不整个周末灌氧气救它，最后还是拿到花园里埋起来。”他挺直肩膀，意味着言归正传，“桑迪，这件事背后另有玄机，恐怕很棘手。”

“我很清楚。”

“那个狗屎佩莱格里老早就打电话来，嚷嚷着要尽量减低伤害，”——伯纳德·佩莱格里是外交部官员，特别负责非洲事务，也是科尔里奇的头号敌人——“是哪门子的伤害，我们都不清楚，怎么个尽量减低法？我猜这下子害他连网球都没得打了。”

“她死之前的四天四夜都是跟着布卢姆，”伍德罗边说边瞥向门口，确定门还是关着。“如果所谓的伤害是指这个的话。他们去了洛基，然后去了图尔卡纳。他们共住一间小木屋，天知道还共享什么东西。有一大堆人看见他们两人在一起。”

“谢谢。非常感谢你。我最想听的就是这个。”科尔里奇将双手猛插入宽松的裤袋，拖着脚步绕着办公室走。“他妈的布卢姆死到哪里去了？”

“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正在到处找他。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和特莎正要坐吉普车前往利基遗址，他就坐在特莎身边。”

科尔里奇悄悄走到办公桌后，瘫坐在椅子上，双手向外一翻，背向后靠。“看来是黑人管家干的。”他大声说，“布卢姆忘了自己受过教育，头脑失常，干掉两人，还带走诺亚的头颅当做纪念品，让吉普车侧翻过去，锁起来，然后逃之夭夭。换成是我们，有谁不赶快逃命？他妈的。”

“对他了解的程度，你和我一样。”

“我对他才不了解，我跟他保持距离。我不喜欢救济事业里的大明星。他究竟是跑到哪里去了？他现在人在哪里？”

伍德罗的脑海中播放着录像带。出身西方世界的非洲人布卢姆，是内罗毕酒会的常客，留胡子的大帅哥，具有群众魅力，机智、俊美。布卢姆和特莎肩并肩坐着，热情招呼来宾，而贾斯丁这个名媛驸马则在一旁面带微笑，殷勤侍奉。布卢姆医生曾是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英雄，站在联合国演说厅的讲台上探讨过灾难时医疗的优先级。酒会接近尾声时，布卢姆瘫在椅子上，显得茫然又空虚，整个人变得无聊无趣，不值得去攀谈。

“桑迪，我当时没办法请他们走路啊。”科尔里奇开始用比较严肃的口吻说。他先确定一下自己是不是凭着良心讲话，现在放心了一点。“他的老婆乐于找情人，我不能因为这样就断送他的前途，我从来都不认为这是我分内的事。时代不一样了，如果有人喜欢恶搞自己的人生，应该有权利恶搞才对。”

“当然。”

“她在贫民窟做得有声有色，别去管风言风语说她在穆萨葛俱乐部的举止。就算她是惹到了莫伊手下那些人，非洲的重要人士都认为她做得比男人好。”

“那还用说。”伍德罗附和。

“好吧，她是喜欢扯性别方面的东西，那样做其实有必要。让女人来治理非洲，这地方也许会变得更好。”

米尔德伦没敲门就走进来。

“礼宾司打电话来，长官。特莎的尸体刚送到医院停尸间，对方要求我们立刻前去指认。记者一直吵着要我们发表看法。”

“她这么快就送到内罗毕了？怎么个送法？”

“用飞机载的。”伍德罗边说边回想起沃尔夫冈的说法，将她的遗体切割后放进飞机货舱里。“确认尸体身份前不发表看法。”科尔里奇气得脱口而出。

伍德罗和贾斯丁一起过去，两人弯腰坐在公署大众面包车的板条长椅上，车窗贴有深色玻璃纸。开车的是利文斯顿，身边挤了虎背熊腰的基库尤人杰克森，多了大块肌肉，以备不时之需。面包车的冷气开到极限，里面还是热如熔炉。市内交通差到极点，挤满人的马图图迷你巴士在他们两侧横冲直撞，猛按喇叭，喷出废气，扬起灰尘和沙粒。利文斯顿绕道成功，最后停靠在铺了石子的门口外面，四周围满了摇动身体吟唱的男男女女。伍德罗误以为他们是示威群众，一气之下破口大骂，随后才明白这些人其实是悲伤的死者家属，等着领回尸体。路旁停了生锈的面包车和轿车待命，上面系了送葬队伍的红色缎带。

“桑迪，你实在没有必要跟着来。”贾斯丁说。

“当然有必要。”军人之子以贵族的口气说。

一群看来应该是医疗人员的人，身穿沾了泥巴的白色连身服，和警察七嘴八舌讲话，站在门阶上等着他们到来。他们的目的之一是要提供服务。有位名叫穆朗巴的警探自我介绍，面带愉悦的笑容，与英国高级专员公署来的两位贵宾握手。有位身穿黑色西装的亚洲人自我介绍，他是外科医生班达·辛格，有事尽管吩咐。他们一行人走在泪水滴啊滴的水泥走廊上，一路排着满出来的垃圾桶，头上则是水管，伴随他们一直走下去。水管通往冰库，伍德罗心想，不过冰库由于停电没有发挥作用，而停尸间也没有发电机。班达医生带路，但是伍德罗其实自己也找得到。左转的话，就闻不到臭味；右转的话，气味就更重。麻木不仁的那一面再度占据全身。军人的任务是勇往直前，而非感受气氛。职责。为什么她老是让我想到职责两字？他心想，会不会有什么古老的迷信，让想偷情的男人看着渴望对象的尸体时发生什么事。班达医生带着他们走上一小段楼梯，走进一个不通风的接待厅，里面充满了死亡的恶臭。

他们前方有道紧闭的生锈铁门，班达以咄咄逼人的态度猛敲门，重心移往脚跟，敲了四五下，间隔仿佛在传送什么暗号。铁门吱嘎开启一点，里面有三个年轻男子，蓬头垢面，面带愁容。不过一看到外科医生班达，他们立刻后退，让他侧身而过，结果伍德罗被留在臭气冲天的接待厅里，被迫欣赏眼前的影像：貌似他学校宿舍房间的地方，停放着艾滋病患尸体，老少都有，了无生气的尸体成双摆在一床。床铺间的地板上也放了尸体，有的穿了衣服，有的全身精光，朝天或是侧身平放。有的双膝屈起，做无谓的自我保护状，下巴则往后仰，以示抗议。在这些尸体上方是大批苍蝇形成的薄雾，摇摆不定、混沌不明，以单一音符打着鼾。

在“宿舍”中间，有张家庭主妇的熨衣板放在两床中间的走道上，下面还有滚轮。熨衣板上摆了有如北极冰山似的尸布，从中伸出两根巨大的半人类脚丫子，让伍德罗想起去年圣诞节他和格洛丽亚送给儿子哈利的鸭脚形卧室拖鞋。一只手不知为何竟然能伸出尸布停留在外面，手指上覆盖了一层黑血，在关节部位最厚。指尖呈现如玉石般的蓝绿色。动动想像力嘛，主任，天气这么热，尸体会有什么反应，你应该清楚才对。

“贾斯丁·奎尔先生，请指认。”班达·辛格医生点名。中气十足得有如皇室接待贵宾的典礼司仪。

“我跟你一起去。”伍德罗喃喃说。贾斯丁站在他身边，两人勇敢向前走，这时班达医生正好拉下尸布，露出特莎的头，状极恶心，下巴到头顶绑着污秽的布条，延伸绕过喉咙，位置是她以前挂着项链的地方。伍德罗像是个溺水的人，最后一次浮上水面，胡乱看了其他部位一眼：殡仪馆人员将她的黑发梳好，固定在头顶。她的脸颊鼓起，宛若天使正鼓颊吐气造风。她的双眼紧闭，眉毛扬起，嘴巴张开，伸舌表示不敢置信，黑血在里面凝结成硬块，仿佛牙齿在一口气之间全被拔光。你？凶手下手的时候她迷糊地吹着气，嘴巴停留在一字形。你？只是，她讲话的对象是谁？紧闭的白色眼皮之下的眼珠，当时是在对谁送秋波？

“先生，这位女士您认识吗？”穆朗巴警探细心询问贾斯丁。

“对。对，我认识。谢谢你。”贾斯丁回答，每个字在说出口前都经过细心推敲，“她是我妻子特莎。桑迪，我们得料理后事了。她一定希望尽快在非洲入土为安。她是独生女，已没有父母亲。除了我之外，不必跟任何人商量。最好尽快下葬。”

“这个嘛，我认为要先看看警方的意思怎样。”伍德罗讲得口齿不清，差点来不及冲到有裂缝的洗手盆边吐个稀里哗啦，而仪态永远保持合宜的贾斯丁则在一旁扶着他，低声请他节哀。米尔德伦身处铺有地毯、气氛安详的私人办公室，缓缓对电话另一端的年轻人念出以下字句。对方的口气不带感情。

办事处主秘贾斯丁·奎尔夫人特莎·奎尔惨遭毒手，高级专员公署感到遗憾，特别在此宣布：奎尔夫人去世于图尔卡纳湖岸，地点靠近厄利亚湾。司机诺亚·卡覃嘎先生也遭杀害。奎尔夫人在非洲尽心推广女权，本署将铭记在心，同时也永怀其青春与美貌。本署希望借此对奎尔夫人的先生贾斯丁与众多友人表达深切悼念。高级专员公署将无限期降半旗。本署将印制追思纪念册陈列于会客大厅。

“什么时候发布？”

“刚发布了。”年轻人说。

2

伍德罗一家人住在郊区独栋住宅，建材是加工石料，铅质窗户具有仿都铎式风格，同区房屋都有大型英式庭园，地处穆萨葛山顶郊区，环境清幽。穆萨葛俱乐部和英国高级专员公署官邸近在咫尺，此地住满了你从来没听说过的国家的大使，只有在开车经过警卫森严的街道，看到门牌时才会知道。这些大使官邸外尽是以斯瓦希里语注明“内有恶犬”的警告语。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发生炸弹攻击事件后，英国外交部为伍德罗官阶以上的所有使馆人员提供防冲撞的铁门，由精力充沛的巴鲁亚族人及他们的众多亲朋好友日夜轮班站岗。设想周到的外交部也在庭园周边围墙上装设高压电线网，围墙上面有刀片，整晚还开着防范入侵的探照灯。在穆萨葛，连保护措施都要视级别而定，就和很多其他事情一样。最寒酸的房子在石墙上插着破瓶子，中层主管则架设刀片铁丝网。但对于外交贵族来说，为了保护周到，铁门、高压电铁丝网、窗户感应器以及防入侵灯一样也少不了。

伍德罗的房子有三层楼高。二、三楼设有保安公司所谓的安全区，在楼梯转弯歇脚处有个折叠式的钢铁隔板保护门，只有伍德罗夫妇有钥匙可以开。伍德罗夫妇将一楼的客房称为低地带，由于房子位于山坡地带，在庭园的一边以屏风挡住，不让伍德罗家的用人看到里面。这个客房分成两个房间，都漆成白色，感觉很简朴，也由于窗户加装了铁窗护栏，明显有监牢的感觉。然而格洛丽亚在客人即将到来时，会从庭园剪下玫瑰花装饰一番，也会从桑迪的更衣室搬阅读灯过去，也把电视机和收音机搬过去，因为偶尔没有这些东西对他们比较好。就算如此装饰，也称不上是五星级——她是这样对闺中密友爱莲娜坦诚的。爱莲娜是英国人，先生是希腊官员，服务于联合国，握起手来软弱无力。她还对爱莲娜说，即使这样，那位可怜的鳏夫至少能独处，因为不管是谁，失去了心爱的人的话，都一定要独处一阵子。格洛丽亚自己在母亲过世时也有同样的需要，只是话说回来，特莎和贾斯丁的婚姻再怎么说——再怎么说也是非传统婚姻，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称呼。只不过就格洛丽亚来说，她是从来不曾怀疑两人之间确实存在真爱，至少就贾斯丁这方来说如此。反过来说，就特莎那一方，老实讲，亲爱的爱莲娜，只有上天知道，因为我们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

爱莲娜具有丰富的离婚经验和俗世智慧，这两点格洛丽亚都欠缺。她听了格洛丽亚的话后说道：“你呀，裙子可要拉紧一点，小亚。刚死了老婆的花花公子啊，有的非常好色呢。”

格洛丽亚·伍德罗是典型的外交官好太太，决心在所有事物中找到光明的一面。就算是一眼看不出光明面，她还是会开怀大笑一下，说：“我们同在一起！”——等于是呼叫所有相关人士共聚一堂，在没有怨言的情况下分担人生的苦痛。她以前就读于私立学校，现在忠实地负责编写通讯簿，定期将个人近况寄给老同学，同时也热心收集同窗的最新消息。每回举办创校人纪念餐会，她都会发给老同学一封妙语连珠的电报来祝贺，最近则改发妙语连珠的电子邮件，通常是以诗的形式呈现，因为她绝不愿意老同学忘记她在学校曾经赢过新诗大奖。她大方直率的作风颇具吸引力，流利的口才更显无所不知，特别是在没太多话好说的时候更是如此。她走起路来受到英国皇室妇女的影响，脚步蹒跚，难看至极。

尽管如此，格洛丽亚·伍德罗并非天生蠢材。她十八年前在爱丁堡大学就读时，曾被评为该届学生中头脑相当好的一位，据说要不是那么迷恋伍德罗，政治学和哲学可以获得接近满分的风光成绩。然而，大学毕业之后她结了婚，生了小孩，再加上外交工作调动频繁，以前即使胸怀大志，现在也一无所有了。有时候，让伍德罗私底下很难过的是，她显然是故意放着聪明才智不用，为的只是全力做妻子的角色。不过伍德罗对她这种奉献牺牲的做法也很感激，也感激她故意不去看穿先生的心思，反而摆出柔软的身段来符合丈夫的意愿。有时伍德罗突然感到罪恶或是穷极无聊时，会强迫她去深造，叫她去读法律、读医学。“我想要拥有自己的生活时，我会让你知道的。”她会这样跟伍德罗保证。拜托你行不行，至少看点什么书也好嘛。“如果你不喜欢我的本色，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喽。”她会这样响应，巧妙地将他对小事儿的怨言转为概括性的怨言。“可是，我喜欢你啊，我爱你，爱你的本色！”他会如此抗议，热切抱着她。而且，他多少会相信自己的话。

贾斯丁成了低地的秘密囚犯，时间是同一个黑色星期一的晚上，那天他接到特莎的死讯。他到达的时分，大使官邸车道上的大轿车正在铁门里开始噗噗作响，即将开往当晚选定的社交场所。今天是卢蒙巴纪念日？还是马来西亚独立纪念日？或是法国独立纪念日？管他的！国旗照样在庭园里飘扬，洒水器会关上，红地毯会铺好，戴上白手套的黑人侍从会四处奔走，就跟我们绝口不提的殖民地时代一样。另外，主人的前门也会播放出合适的爱国音乐。

伍德罗和贾斯丁共乘黑色的大众面包车。伍德罗从医院的停尸间一路护送他到警察总部，看着他用纯净无瑕的学院派字迹写下指认出妻子遗体的声明。伍德罗先从总部打电话通知格洛丽亚，如果没有塞车的话，特别来宾将于十五分钟后抵达——“不准让别人知道，亲爱的，不得张扬出去。”——这样说，却也没有阻止格洛丽亚紧急拨电话给爱莲娜，一直拨到找到爱莲娜本人为止，为的是讨论晚餐要煮什么——可怜的贾斯丁是喜欢还是讨厌吃鱼？她记不得了，不过她的感觉是贾斯丁喜欢追求流行——天啊，爱莲娜，桑迪不在家的时候，我跟这个可怜人要独处好几个小时，究竟能谈些什么东西？我是说，真正能谈的东西都碰不得哪。

“别担心了，亲爱的，到时候自然会找到话题的。”爱莲娜请她放心。这话讲来并不完全出自善意。

然而格洛丽亚还是能抽空跟爱莲娜细说她接到媒体打来令人心惊胆战的电话，有些她不接，让她那位瓦卡姆巴族的男仆朱马去接，说伍德罗先生或夫人目前无法接听电话。惟一例外的是有个年轻人，能言善道到吓人的程度，他是《电讯报》的记者，格洛丽亚倒期望能跟他聊聊，可惜桑迪说人刚过世让他很难过，不愿多谈。

“不能聊，就用写的吧。”爱莲娜以安慰的口吻说。

贴有遮阳纸的大众面包车开进伍德罗家的车道停下，伍德罗跳下车来检查是否有记者，然后立刻让格洛丽亚首度看到甫成鳏夫的贾斯丁。贾斯丁在短短六个月里先后失去了妻子和幼子。头戴绿帽的贾斯丁再也不会绿帽罩顶。身穿定做的轻便西装的贾斯丁，习惯以温柔眼光看人的贾斯丁，就要成为她的秘密逃犯，深藏在楼下房间。贾斯丁背对着观众，取下草帽，从后门爬下车，接着感谢每个人——包括司机利文斯顿、保镖杰克森、没事做也照常徘徊不去的朱马。他们列队站在前门，他感谢的方式是茫然一鞠躬，弯下英俊而又黑发的头，一面以优雅的姿态朝前门走去。她看到贾斯丁的脸时，先是在黑色阴影中，随后才在短暂的夜晚微光中出现。他向格洛丽亚走去，说：“晚安，格洛丽亚，多谢你们好心招待我。”强打起精神的语气让她差点哭出来。后来她的确哭了。

“能够稍尽绵薄之力，我们也感到心安，亲爱的贾斯丁。”她一边喃喃说，一边以谨慎的温柔亲吻他。

“还是没有阿诺德的消息吧，应该对吧？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没人打电话来吗？”

“很抱歉，半个都没有。我们当然全都如坐针毡。”应该对吧，她心想。废话。说得那么英勇。

在背景的某处，伍德罗以悲恸的嗓音告诉她，老婆，我还要在办公室待一个小时，我会打电话回来，只不过格洛丽亚根本懒得理。他家死了什么人啊？她毫不留情地想着。她听见车门关上，黑色大众车开走，却不去注意。她的眼睛全在贾斯丁身上，这人要受她保护，是个悲剧英雄。她这才了解到，这场悲剧中，贾斯丁其实和特莎同样是受害者，因为特莎虽然死了，贾斯丁却承受丧妻之痛，至死方休。这件事已经让他脸颊灰白，改变了他走路的模样，也改变了他行进时观看的物体。格洛丽亚珍爱的草本植物按照他指点的方式种植于花坛边缘，他经过时一眼也没瞧，漆树和两株苹果树也一样。贾斯丁送给她种的时候她想付钱，却被他以温柔的态度回绝了。因为贾斯丁具有众多优秀的特质，让格洛丽亚一直无法真正适应的——同一天晚上，格洛丽亚不厌其烦地对爱莲娜描述他的履历——就是贾斯丁对花草庭园的知识非常丰富。爱莲娜，我是说，这样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大概是他母亲教的吧。他母亲不是有一半达德立家族的血统吗？是啊，达德立家族上上下下都爱种花，爱得发疯，几世纪来都是这样。可是，爱莲娜，我们谈的是古典英国植物学，不是你在周日版报纸上看到的东西。格洛丽亚带领贵宾走上前门的阶梯，走过大厅，步下用人的楼梯来到低地，然后带他参观“监狱”。在他服“刑”的这段时间，这里就是他的家：你的西装，就挂在这个扭曲变形的三夹板衣橱——她怎么会没有多给艾比嘉五十先令，请他上一层油漆？你的衬衫和袜子，就放在这些被蛀虫咬穿的抽屉柜里。她怎么从来没想到要为抽屉铺上衬里？

不过一如往常，还是贾斯丁在连连道歉。“我恐怕没有太多衣服可以放了，格洛丽亚。新闻记者紧追不舍，包围我家，而且穆斯达法一定是把电话线也拔了。桑迪很好心，说不管我需要什么，他都可以借我，等到可以安全‘走私’什么东西进来后再说。”

“噢，贾斯丁，我真笨。”格洛丽亚叹气说，脸也红了起来。

之后不知道是她不愿意离开，或是因为不知道怎么离开，她坚持要让贾斯丁看看老旧的烂冰箱，里面塞满了罐装水和调酒用饮料——橡皮垫烂了，她怎么从来都不换掉？——还有，冰块在这里，贾斯丁，用自来水去冲就会裂成小块——还有她一直讨厌的塑料电热水壶，还有伊尔弗勒科姆镇买来的黄蜂条纹锅，里面出现一道裂缝，有狄得利茶包，还有Huntley&Palmer’s牌饼干盒里的砂糖饼干。晚上如果想吃点心的话可以拿去吃，因为桑迪习惯吃消夜，尽管要减肥他还是照吃不误。最后——感谢上帝，她终于做对了一件事——五颜六色的金鱼草花插在花瓶里很亮眼，是她依照贾斯丁指示，从种子一路培育成功的。

“好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她说——等到她快走到门口时才想到，竟然还没请他节哀顺变，顿时感到惭愧不已。“贾——”她开口说。

“谢谢你，格洛丽亚，真的没有必要了。”他插嘴说，口气坚定得令人惊奇。

感性的一刻就这样被剥夺了，格洛丽亚拼命想恢复现实的口吻。“好吧，如果你想上来的话，随时欢迎。晚餐理论上定在八点。晚餐前若想喝一杯的话也行。想做什么别客气，什么都不想做也行。桑迪什么时候回来，只有老天爷才知道。”说完，她心满意足地上楼，回到卧室，冲了澡，换好衣服，保养皮肤，然后看看两个儿子有没有好好做功课。因为有人死了，他们不敢造次，变得很用功，或者只是假装在用功而已。

“他看起来很伤心吗？”哈利问，哈利是弟弟。

“你明天可以见到他。对他要很有礼貌，很严肃才行。玛蒂达正在帮你们做汉堡。到游戏房去吃，别到厨房去，懂吗？”她连想都没想，就冒出后面这些话，“他是个非常勇敢正直的人，要极为尊敬地对待他。”

下楼到客厅时，她惊讶地发现贾斯丁抢先一步。他接下一大杯威士忌加汽水，她则帮自己倒杯白酒，坐在扶手椅上。这椅子其实是桑迪的，不过她现在不去想桑迪。有好几分钟的时间——实际上过了几分钟，她也不清楚——两人不发一语，不过时间拖得越久，格洛丽亚就感到两人之间这段以寂静搭起的桥梁更加坚固。贾斯丁啜饮着自己的威士忌，她则松了一口气，注意到他还没有桑迪新养成的恶习，就是喝酒时闭上眼睛，撅起嘴，仿佛倒酒给他是请他品酒。这种习惯让格洛丽亚厌恶到极点。他一手端着酒杯，走向落地窗，向外看着大灯照亮的庭园——二十只一百五十瓦的灯泡接上房子的发电机，发出的光线照亮了他半张脸。

“或许大家都是那样想。”他突然说出这句话，像是继续一段他们刚才没有进行的对话。

“怎么个想法，贾斯丁？”格洛丽亚问。她不确定贾斯丁讲话的对象是不是她，不过还是干脆问，因为他显然是需要谈心的对象。

“以为对方爱你的原因不在你本身，以为你是什么骗子，爱情大盗。”

是不是大家都这样想，格洛丽亚并不清楚，不过毫无疑问的是，那样想是不应该的。“贾斯丁，你当然不是什么骗子，”她以刚强的口气说，“你是我所认识的最真实的人之一，你一向都是。特莎很仰慕你，也仰慕得很有道理。她这个女孩子真的是非常幸运。”至于爱情大盗嘛，她心想，他们那一对之中的哪一个不伦，猜中了也不会有好处！

贾斯丁并没有响应她随口说出、让他安心的话，或者是有所反应，只是她看不出来而已。好长一段时间，她只听到狗叫声产生连锁反应——一只开始吠叫，然后所有狗跟进，穆萨葛这个黄金地段附近的狗全数加入。

“贾斯丁，你一直都对她很好，你也知道，不应该为了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过自责。很多人在心爱的人过世时都会自责，这样做对自己并不公平。人与人相处时，不能以假设对方随时可能离开人世的方法来对待，不然怎么相处得下去？你说是不是？她在世的时候，你对她很忠诚，一直都是。”她加重语气，以这个方式同时暗示这样的说法不适用在特莎身上。她很确定的是，贾斯丁并非不懂这样的暗示。贾斯丁正要提起那个可恶的阿诺德·布卢姆，这时让她很恼火的是，她听见丈夫用钥匙开门的声音，知道两人间的情迷气氛遭到破坏。

“贾斯丁，可怜的老兄，还好吗？”伍德罗大喊。他帮自己倒了一小杯酒，少得不太寻常，然后跌坐在沙发上。“恐怕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了。好消息坏消息都没有。没有线索，没有嫌疑犯，目前为止没有。也没有阿诺德的踪迹。比利时那边提供了直升机，伦敦方面也加派一架。钱啊、钱啊，是我们所有人的诅咒。他好歹也是比利时公民，没有理由不派直升机。亲爱的，你看起来真美。晚餐吃什么？”

格洛丽亚心怀嫌恶地想着，他刚才喝过酒。他假装加班，其实是坐在办公室里灌酒，把看小孩写功课的责任丢给我。她听到窗户传来声响，看到贾斯丁起身准备离去，这让她很失望——一定是被吓到了，被她先生大象般的扁平足吓到了。

“不吃点东西吗？”伍德罗抗议，“老兄啊，不保持体力也不是办法。”

“多谢你关心，只是我恐怕没胃口。格洛丽亚，我要再谢谢你一次。桑迪，晚安。”

“对了，佩莱格里从伦敦传来大力支持的消息。整个外交部都哀伤不已，他说。不想干涉私人事务。”

“佩莱格里讲话一直都非常有技巧。”

她看着门关上，听见贾斯丁的脚步声走下水泥阶梯，看见他喝完的杯子放在落地窗旁的竹桌上。她一时之间惶恐起来，以为永远再也看不到贾斯丁了。

伍德罗大口吞下晚餐，模样笨拙，和往常一样没有细细品味。格洛丽亚和贾斯丁一样没有胃口，看着先生吃饭。小男仆朱马踮脚在两人之间不断走动，也看着他吃饭。

“我们情况怎样？”伍德罗压低声音，鬼鬼祟祟地喃喃说，一面指着地板，警告她也要压低嗓门。

“还好，”她说，音量配合丈夫，“以他的遭遇来说是还好。”你在下面做什么？她心想。你是躺在床上，在黑暗中鞭打自己吗？还是盯着铁窗外的庭园看，跟她的灵魂对话？

“有没有说出什么具有意义的话？”伍德罗在问的时候对“意义”一词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尽量以暗语对话，提防朱马。

“怎么说？”

“有关情人啊，”他边说边以羞愧的眼神看着老婆，以大拇指对着她的秋海棠指指，以嘴型说出开花4，朱马一看，连忙跑去拿水壶浇花。

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格洛丽亚躺在床上睡不着，身旁的丈夫在打鼾，后来觉得听见楼下传来声响，她悄悄走到楼梯歇脚处，望向窗外。恢复供电了，市区发出的橙色光辉直通天上星光。但打了灯光的庭园里却没有躲着特莎，也没有贾斯丁。她回到床上，发现哈利斜躺着，嘴巴含着大拇指，一手横跨父亲的胸口。

一家人和往常一样早起，不过贾斯丁比他们更早，穿着压得皱皱的西装四处晃荡。他的脸色红润，格洛丽亚心想，有点过度慌张的样子，棕色的眼睛下眼袋沉重。两个儿子跟他握手，和母亲教他们的一样保持沉重心情，贾斯丁也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响应他们的问候。

“噢，桑迪，你早。”伍德罗一出现他立刻说，“小事情，是不是能跟你私下谈谈？”

两人离开客厅，进入日光浴室。

“是跟我的房子有关。”没有旁人时，贾斯丁立刻开始说。

“这里的房子还是伦敦的房子，老兄？”伍德罗自以为是地想让语气显得快活，字字句句都被格洛丽亚透过厨房送菜口听了进去，听得直想打他的脑袋。

“内罗毕这边的房子。她私人的文件，律师的信件，她的家庭信托的资料，还有对我们两人都很重要的文件。特别是她私人的信件，我不能留在那里，让肯尼亚警方去随意掠夺。”

“老兄，你想出了什么办法？”

“我想回去一趟。马上就去。”

口气真坚定！格洛丽亚遐想着。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还能说得如此震慑人心！

“亲爱的老兄，不可能。新闻媒体会把你生吞活剥的。”

“其实我才不相信。我猜他们大概是会想拍拍我的照片。他们会对我大吼，如果我不响应，他们也无可奈何。趁他们还在刮胡子的时候溜过去。”

格洛丽亚完全清楚丈夫的谎言。他马上会打电话给伦敦的伯纳德·佩莱格里。每次他有必要跳过波特·科尔里奇越级呈报，得到他想听的答案时，他都会打电话回伦敦。

“这样好了，老兄，你想要什么，干脆列出来给我，由我来想办法交给穆斯达法，叫他带来这里？”

典型做法，格洛丽亚边想边火大起来。每次都发抖、说废话、寻找简单的解决之道。

“叫穆斯达法去找，他会不知道该拿什么才对。”她听见贾斯丁回答，语气如先前一般坚定，“列出一张表，对他一点用处也没有。连购物清单他都会搞错。桑迪，我对她有所亏欠。这是荣誉债，必须由我来偿还。你要不要一起去都一样。”

风格终将战胜一切！格洛丽亚静静站在边线鼓掌。精彩！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她也没有想到，虽然她朝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向去设想，但还是没想到她丈夫或许有他自己的原因想亲自去特莎的房子一趟。

记者没有在刮胡子。贾斯丁料错了。就算有，也是在贾斯丁家外面的草坪上刮，因为记者把租车停在这里过夜，垃圾就倒在绣球花丛里。有两个非洲摊贩身穿山姆大叔的长裤和大礼帽，摆了一个卖茶的摊位。其他人都用煤炭在烤玉米。几个无精打采的警察逗留在一辆破旧的巡逻车旁打呵欠、抽烟。他们的老大是个胖到不像样的警察，系了一条擦得锃亮的棕色皮带，戴着劳力士金表，摊开四肢躺在前座上，双眼紧闭。时间是早上七点半。云层低垂，遮住了市区。大黑鸟在头上的电线上逗留，等待机会俯冲下来抢食物。

“开过去，然后再停车。”军人之子伍德罗从面包车后座发号施令。

座位的安排和前一天雷同：前座是利文斯顿与杰克森，伍德罗和贾斯丁压低身子坐在后座。这辆黑色大众车挂的是外交使节车牌，只是穆萨葛一带挂这种车牌的车子多的是。眼睛精明一点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车牌上代表英国的开头，不过这么精明的眼睛不在现场，利文斯顿镇定地开车通过大门开上缓坡时，没有人表现出一丁点兴趣。他煞车慢慢停下来，拉起手煞。“杰克森，你先下车，慢慢走到奎尔先生的房子。你的警卫叫什么名字？”后面这句话是在问贾斯丁。

“欧马利。”贾斯丁说。

“告诉欧马利，面包车接近的时候，要等到最后关头才开门。车子一通过，马上关起来。你留在他身边，确定他完全照吩咐做。快去。”

杰克森天生就是做这件事的料。他爬下车，伸展四肢，拨弄一下皮带，最后信步往下走到贾斯丁的安全铁门，在警察和记者的监视下，在欧马利身边站住。

“好了，往回开。”伍德罗命令利文斯顿，“尽量慢。别急。”

利文斯顿放下手煞，引擎还在运转，让面包车缓缓倒车向下，直到后挡板进入贾斯丁家车道的出入口。他是想转弯，他们可能会这么想。果真如此的话，他们也没法思考太久，因为接下来他猛踩油门，往后冲向大门，车子两旁的记者大吃一惊，纷纷四散奔逃。大门轰的一声打开，一边由欧马利拉着，另一边则由杰克森负责。面包车通过大门，大门再度重重关起。在大门里面的杰克森跳回车子上，而利文斯顿则继续一直开到贾斯丁家的门廊，开上两阶，在距离前门只有几英寸的地方停下。贾斯丁的小男仆穆斯达法具有可圈可点的预知能力，这时从里面开门出来，伍德罗则将贾斯丁包围起来，让他走在前面，然后跳起来跟在他后面走进大厅，进去之后用力关上前门。

房子漆黑一片。不知是为了向特莎致意或是为了躲避紧追不舍的记者，工作人员将窗帘都拉上了。三个人就这样站在大厅里，贾斯丁、伍德罗、穆斯达法。穆斯达法静静地啜泣着。伍德罗隐约看得出他歪斜的脸孔，牙齿惨白，眼泪在脸颊上纵横，几乎流到耳朵下方。贾斯丁抱抱穆斯达法的肩膀安慰他。贾斯丁以这么没有英国风格的动作来表达情感，伍德罗看了之后不免心惊，同时也觉得不舒服。贾斯丁将穆斯达法拉过来，让他紧缩的下巴靠在自己肩膀上。伍德罗感到尴尬，移开视线。沿通道一路走下去，从用人区出现了几个身影：只有一条手臂的田庄男孩，协助贾斯丁整理庭园，是乌干达来的非法移民，伍德罗一直记不住他的名字；非法入境的南苏丹难民艾丝莫妲，老是和男人惹出感情问题。特莎一碰到令人一掬同情之泪的故事，对当地法规就视若无睹了。有时候她家像极了为残障贫民设立的泛非洲青年旅馆。伍德罗不止一次就这个问题规劝贾斯丁，却碰了一鼻子灰。惟一没有在哭的人是艾丝莫妲。她一脸木然，常让白人误以为她粗野无礼或漠不关心。伍德罗知道她没有这个意思。她只是看惯了，这是真实人生的一部分，那份表情如是说。这是哀伤，是仇恨，是被砍死的人。打从出生的那一天我们就知道，对我们是家常便饭，你们白人才不懂。

贾斯丁轻轻将穆斯达法推开，以双手和艾丝莫妲握手，这时她以垂挂着小辫子的额头侧靠在贾斯丁头上。伍德罗感觉到他们接受他进入一个做梦也没想到的真情世界。如果格洛丽亚也被割喉，朱马会不会哭成这副德性？会才怪。艾比嘉会吗？格洛丽亚新请来的女佣，叫什么名字来着？她会吗？贾斯丁将乌干达园丁拉过来抱紧，摸摸他的脸颊，然后转身背对所有人，右手抓住楼梯的扶手。他的年岁不小了，但现在一时之间益显苍老。他开始拖着身子往上走。伍德罗看着他步入楼梯转角处的阴影中，消失在伍德罗从没进入过的卧室里。他是没进去过，却在心底千思万想过。

伍德罗发现四下只剩他一人，闲晃之余觉得备受威胁。每次他走进特莎的家，都会产生这种感觉，像是乡下小孩进城。如果是鸡尾酒会，这些人我为什么不认识？今天晚上要赞助的善行是什么？她会在哪一个房间？布卢姆到哪里去了？最有可能是在她身边吧。或者是在厨房里，逗得用人笑到直不起腰。伍德罗想起了自己的任务，一步步走在微明的走廊来到客厅门口。门没锁。晨曦如刀锋般刺穿窗帘缝，照亮了盾牌和面具，也照亮了磨损的手织小地毯。地毯是由半身不遂的人制作的，特莎嫌政府布置的家具太沉闷，因此用这些地毯来增添活力，颇具效果。用这些像垃圾一样的东西，她是怎么有办法让所有家具看起来这么漂亮？红砖壁炉和我们家一样，里面包的同样是铁梁，假冒复古的橡木材质。所有东西都和我们家类似，只是小了点，因为奎尔夫妇还没有孩子，职位也比较低。话说回来，为什么特莎的家总是显得如此真实，我们家却像是她家又丑又缺乏想像力的小妹？

他走到房间正中央停下脚步，受到往事的钳制而无法动弹。就在这里，我站着对她说教，而她是女伯爵的女儿，站在她说她母亲生前喜欢的精致镶嵌的桌子旁，而我则紧抓着这把轻巧椴木椅的椅背，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父亲神气活现地对她说教。特莎站在窗户前面，阳光直接射穿她的棉质洋装。她知道我讲话时面对的是她的裸体侧影吗？光是这样看着她，等于是目睹对她的遐想成真，看到海滩上的美女，将她幻想成火车上的陌生人。这一切，她知道吗？“我认为我最好还是亲自过来一趟。”他口气严肃地开始说。

“为什么这样想，桑迪？”她问。

上午十一点。办事处会议结束，安然将贾斯丁支往康帕拉，去参加某个为期三天的无聊会议，主题是救济与效率。我过来这里是有公事在身，却把车子停在小巷里，活像充满罪恶感的情夫去找袍泽弟兄年轻貌美的妻子。天哪，她真美。天哪，她真年轻。年轻激凸的胸部一动也不动。贾斯丁怎能让她离开视线范围？年轻杏眼圆睁的灰色眼珠，年轻睿智却超出年龄的微笑。伍德罗看不到她的微笑，因为灯光从背后打过来。不过从她的嗓音能判断得出来。她的嗓音诱人、勾魂、典雅。这样的印象，他随时能从记忆中提取出来。提取出裸体侧影里她腰际与大腿的线条，提取出她柔媚似水、令人疯狂的走路姿态。难怪她和贾斯丁彼此看上对方——他们出身于同一个“纯种马厩”，只是相隔了二十年。

“特丝，老实说，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别叫我特丝。”

“为什么不行？”

“这个称呼保留给别人了。”

保留给谁？他很纳闷。布卢姆，还是另一个情人？贾斯丁从来没叫她特丝。吉妲也没有，就伍德罗所知是没有。

“你不能继续这样任意表达自己的看法。”

随后他说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提醒她，她的职责所在：是当个负责的妻子，支持为国服务的外交官丈夫。但是他没机会讲完。职责一词电到了她。

“桑迪，我的职责是帮助非洲。你的职责是什么？”

他很惊讶，自己竟然要回答自己的问题。“帮助祖国，如果你能容许我夸大其词的话。贾斯丁也一样。帮助外交部，帮助单位首长。这样的答案你满意吗？”

“不满意。你也应该知道，一点也不满意。差太远了。”

“我又怎么会知道呢？”

“我还以为你来这里，是想谈谈我给你的那些精彩绝伦的文件。”

“不是，特莎，不是为了那些文件。我来这里是要求你别再乱讲话，不要在内罗毕每个人面前数落莫伊政府的缺失。我来这里是要求你改变一下，配合团队，不要再——我接下来要讲什么，你自己接吧。”他很粗鲁地画下句点。

要是我早知道她有了身孕，还会用那样的态度跟她讲话吗？大概就不会那么凶了吧。可是我还是会跟她谈谈。我尽量不去注意她的裸体侧影时，猜到她怀孕了吗？没有。我对她垂涎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她从我起了变化的嗓音和欲行又止的动作也能察觉出来。

“照你这么说，那些文件你还没看喽？”她说，她紧咬着文件的话题不放，“接着你马上要告诉我，你抽不出空来看。”

“我当然看过。”

“看过后有何感想，桑迪？”

“上面写的东西我早就知道，里面的东西我全都无可奈何。”

“桑迪啊，你未免也太悲观了吧。比悲观还糟糕，你根本是优柔寡断。你为什么无可奈何？”伍德罗以他自己痛恨的口气说：“因为我们是外交人员，不是警察，特莎。你告诉我，莫伊政府腐败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这点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个国家快被艾滋病拖垮，现在已经破产，从观光业到教育到交通到社会福利到通讯，全都没有转机，全都因诈欺、无能和疏失而每况愈下。你观察力很强。你说啊，一卡车一卡车的救济粮食和医疗用品，本来是用于救济饥饿的难民，部长和官员却中饱私囊，有时连救济单位的工作人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当然视若无睹了。肯尼亚的医疗经费每年每人是五美元，然后上从最高层下到最低层，人人都要分一杯羹。这些事情，如果有人笨到想引起社会大众注意，经常会遭到警方从中阻挠。我没有骗你。他们的手法，你也研究过了。你说他们用水来折磨人，他们先将人浸泡在水里，然后毒打一顿，这样做可以减少看得见的伤痕。你说的对。他们的确都这样做。他们一视同仁，而我们也不会抗议。他们也会出租枪械给友好的杀人帮派，隔天天亮时归还，否则没收押金。高级专员公署也和你同样感到不齿，不过我们还是没有抗议。为什么不抗议？因为我们驻在这里要看他们脸色，是来这里代表我们的国家，而不是他们的国家。在肯尼亚，我们有三万五千名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在这里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莫伊总统突然不爽起来，他们就倒霉了。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了，高级专员公署的工作不是让他们的日子更难过。”“而且呀，你还要维护英国企业界的利益。”她以调皮的口气提醒他。

“特莎，那样做又不是什么罪过。”他反唇相讥，一面尽量将视线的下半部往上提升，尽量不去看蓬松的洋装里面胸部的阴影。“商业行为又不是罪过，跟新兴国家做生意也不是罪过。贸易其实能帮助他们蓬勃发展。贸易能推动改革，我们全都乐见的改革。贸易能让他们进入现代世界。贸易让我们有办法帮助他们。如果我们本身不富裕，又怎么去帮助穷国？”

“鬼话连篇。”

“你说什么？”

“如果你要我讲得明白一点的话，你讲的是似是而非、精纯无杂质、骄矜自大的外交部鬼话，只配得上佩莱格里那种人。你看看周围，贸易并没有让穷人富有，贸易收益并不能用来购买改革，只能买到贪官污吏和瑞士银行账户。”

“你讲的每个字我都能辩解——”

特莎打断他的话。“那么，文件被你归档后遗忘了，对不对？暂时不采取行动，桑迪签名。太好了。民主国家之母再度被揭发出爱撒谎、假道学的一面，对天下倡导自由与人权，到她希望赚点钱的地方时，又是另一套说法。”

“那样讲一点也不公道！好吧，莫伊的手下都是坏人，莫伊那老头的任期还有两年。不过眼看就快雨过天晴了。只要找对了人，讲讲悄悄话——捐献国联合起来扣住救济物资——悄声外交——一向都能产生效果。何况内阁也延揽理查德·利基进行肃贪，让捐献国安心，可以再度展开救济活动，钱不会流进莫伊政府的口袋里。”他的说法越来越像上面发下来的指导方针，他自己也听出来了。更糟糕的是，特莎也听出来了，还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来表明。“肯尼亚或许没有什么现在，不过肯尼亚有的是未来。”他的结论下得漂亮。他等着特莎作出响应，以表示两人正朝向坎坷的停战协议迈进。

然而他想到时已经太迟了，特莎才不是调停人，她的闺中密友吉妲也不是。她们年纪都太轻，误以为简单的真理这种东西确实存在。“我给你的文件上列出了姓名、日期和银行账户，”她无怨无悔地继续说下去，“里面点出个别部长，对他们不利。这样做，不也是找对人讲悄悄话？还是这里没人想听？”

“特莎。”

他来这里是想接近她，而她却慢慢离他而去。

“桑迪。”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听进去了。可是，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头脑清醒点，难道你是在暗示，代表英国政府的伯纳德·佩莱格里应该像除巫行动一样揪出你点名的几个肯尼亚部长！我是说，天哪——我们英国人自己又不是不搞贪污。驻伦敦的肯尼亚高级专员公署难道也要叫我们整顿一下？”

“全是胡说八道，你自己也清楚。”特莎发飙了，目光如炬。

他没有注意到穆斯达法。穆斯达法悄悄走进来，站在门阶前。他首先十分讲究地在两人之间地毯的中央摆了一小张桌子，然后端来银盘，上面有银色咖啡壶，还有她已经过世的母亲用来装蜜饯的银篮，里面装满了酥饼。穆斯达法的到来，显然激发了特莎一直都想发挥的表演欲，因为她在小桌前直挺挺跪下，肩膀往后撑，洋装在胸口的部位向两侧紧绷，询问他的喜好时幽默带刺。

“桑迪，是黑咖啡，还是加一点糖即可，我忘了？”她用假装上流的口气问。我们过的就是这种伪善的生活——她向桑迪表示——整个非洲大陆躺在我们门口奄奄一息，我们却或站或跪地端着银盘喝咖啡，而外面走没多远的地方就有儿童饿着肚子，有人病重死亡，更有心术不正的政客骗到选票然后害国家破产。“除巫行动——既然你提到了——倒是很棒的开端。点出名来，让他们难堪，斩下头来，然后钉在城门上，我说了就算数。问题是，这样做不会有效。同样的黑名单，每年内罗毕的报纸都会刊出，每年都是相同的肯尼亚政客。结果没有人被开除，没有人被拖进法庭。”她递给他一杯咖啡，以膝盖为轴心伸手端给他。“可惜你看了也无动于衷，对不对？你是安于现状的人。你决定这么做。别人没有强迫你接受。你却接下来了。你，桑迪。哪天你照镜子时心想：‘喂，你给我听好，从现在开始，我会以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来对待整个世界。我会为英国争取最好的条件，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就算这样的职责支持了全球贪污最严重的政府之一也在所不辞，我仍然照做不误。’”她问他要不要砂糖，他不吭声地回绝了。“看来，我们恐怕找不到共识吧？我想大声说出来。你要我把头埋在你躲的地方。我这个女子的职责，却是你这男子的怯懦。我没讲错吧？”

“贾斯丁呢？”伍德罗问，他打出最后一张没用的牌，“他的立场是什么，我想知道。”

她紧张起来，感觉到有陷阱。“贾斯丁就是贾斯丁，”她谨慎地回答，“他作他的决定，我作我的决定。”

“那么，布卢姆就是布卢姆喽。”伍德罗冷笑着。他本来自我约束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说出这个名字，然而受到嫉妒心和怒气的驱使，仍然忍不住说了出来。而她显然也发过誓，对这个名字要充耳不闻。她心怀不满地压制住自己，紧闭双唇，等着他出更大的丑。而他果然也乖乖出丑了。出了个大丑。“你难道不认为你自己在危害贾斯丁的工作，恕我直言？”他以高傲的口气询问。

“你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这个？”

“基本上来说，是的。”

“我还以为你是来解救我，不想让我自毁前途。原来你是来解救贾斯丁，不让我坏了他的前途。你未免也太孩子气了。”

“我一直认为对贾斯丁有好处的事，对你也有好处。”

她发出紧绷而严肃的一笑，怒气再度上升。但是和伍德罗不同的是，她没有丧失自制力。“拜托你行不行，桑迪，全内罗毕一定只有你一个人会这样想！”她站起来，游戏结束，“我觉得你最好马上走，不然别人会开始讲我们的闲话。我不会再寄其他文件给你了，你听到一定松了一口气。总不能害公署的碎纸机过度操劳吧，而且可能会害你少了几分晋升的机会。”伍德罗回味当时情境。事情发生至今已过了十二个月，他不断重复回味。他再度感受到羞辱与挫折，在他离去时感觉到特莎轻蔑的眼光烧灼着他的背部。这时伍德罗偷偷摸摸拉开她母亲生前喜爱的镶嵌花纹桌的小抽屉，伸手进去乱翻一阵，碰到什么东西都拿出来。我喝醉了，我发疯了，他这样告诉自己，以求减轻罪行。我突然冲动起来，想做点没头没脑的事。我是想让屋顶坍塌在我头上，如此才能看见晴朗的天空。

找到一张纸——他狂乱地翻箱倒柜，就只想找这样的东西——是政府文具室一贯使用的蓝色纸张，没有重要性，一面是我的笔迹，写的是无法诉诸言语的话，一扫过去作风，写得毫不含糊其辞，写的不是一方面来说是这样，不过另一方面来说，我就无可奈何了——签名用的不是前缀字母，而是以公整的字体写出桑迪，差点也接着用印刷体大写写出伍德罗，好让全世界和特莎·奎尔知道。当天晚上他回到办公室后，他有五分钟的时间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她裸体的侧影依旧在回忆中拨动心弦。手肘边放了一杯特大号的公家威士忌，有位名叫桑迪·伍德罗的人，身为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的办事处主任，执行了一件特殊、刻意而算计过的疯狂举动，冒着丢官的风险，不顾妻儿，尽管注定不成功，他还是尽力让自己的人生更加贴近真情。

写完了上述的信，将信放入公家的信封，以沾有威士忌的舌头封好信封。他仔细写好住址，不去理会所有通情达理的良知，敦促他再等一个小时、一天、一辈子，再喝一杯威士忌，申请返乡假，或是最少最少也先等一个晚上，明天早上再寄。他带着信，飞步前往公署的邮件室，一个当地雇用的基库尤族职员正在上班。他名叫丘莫，和伟大的首任总理肯雅塔同姓。为什么堂堂办事处主任要亲手交递一封注明为“私人”的信，收件人还是同事兼部属年轻貌美的妻子。丘莫连问也懒得问，直接扔进注明“国内，无机密等级”的袋子里，一面用谄媚的口气对着伍德罗离去的背影说，“晚安，伍德罗先生。”

陈旧的圣诞卡。

陈旧的邀请函上打了个叉代表“不”，出自特莎之手。另外的邀请函上注明的语气更加强硬，“绝不”。

吉妲·皮尔逊寄来的旧卡片，祝她早日康复，上面画的是印度鸟类。

卷曲的缎带，葡萄酒的软木塞，一叠外交人员的名片用大钢夹固定在一起。

却没找到单独的一小张公家蓝色信纸，最后以潦草的字迹大胆地写着：“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桑迪敬上。”

伍德罗悄悄沿着最后一个架子迅速移动，随手翻书，打开装饰品的盒子，承认失败。振作一点，他督促自己，一面还奋力将坏消息转为好消息。好吧，找不到信。怎么可能找到信？特莎？事隔十二个月？大概是收到那天就被她一把扔进垃圾桶里了。像她那样的女人，动不动就打情骂俏，老公是个孬种，她每个月就有两个人对她示爱。每个月三次！每个礼拜一次！每天都有！他汗水直流。在非洲，他一流汗就像是洗了个油腻腻的澡，然后干掉。他头朝前站着，让大批汗水滴落，倾听着。

那家伙在楼上干什么？轻轻来回走动？私人文件，他是这么说的。律师信。什么文件那么隐私，非得拿到楼上放不可？客厅电话一直在响。他们一进屋子里，电话就响个不停，只是他到现在才注意到。是记者吗？情夫？谁管那么多？他放任电话一直响。他回想着自家楼上的设计蓝图，以此类推这里楼上的配置图。贾斯丁在他正上方，上楼梯之后左转。上面有个更衣室，浴室在那边，主卧室在那边。伍德罗记得特莎告诉过他，她将更衣室改为工作室：又不只有男人才有小书房，桑迪。我们女人也有。她以挑逗的口气对伍德罗说，仿佛她在上性器官结构的课。节奏改变了。现在你正在房间四处收东西。什么东西？对我们两人都很宝贵的文件。或许对我也很宝贵吧，伍德罗心想，一面回想起自己一时愚蠢的后果，越想越难受。

这时他发现贾斯丁正站在窗前向下看着后庭园，他也稍微拨开窗帘，看到花团锦簇的矮丛，让贾斯丁在“开放日”引以为荣，开放给资历较浅的同事，端给他们享用草莓加鲜奶油与冰过的白酒，带他们参观他的乐园。“在肯尼亚的庭园下一年的工夫，等于在英国的庭园忙十年。”他喜欢一面这样宣称，一面在办事处里走动，以滑稽的小动作把他的鲜花分给男男女女。其实想想，就我们所知，他只有这件事值得拿出来吹嘘。伍德罗眯眼斜看着小山的山肩。奎尔家距离他家不算太远。以小山起伏的地势，两家人可以在晚上看见彼此的灯光。他的视线停留在他经常朝此方向凝神眺望的窗户。突然间，他竟差点哭了出来。她的头发飘在他脸上。他可以在她眼睛里游泳，闻着她的香水，闻到从她身上沾来温甜的青草味。是圣诞节在穆萨葛俱乐部与她共舞时沾上的，还有在纯属意外的情况下鼻子擦过她的头发。原来是窗帘，他这才理解到。他等着自己收回半成型的泪珠。是窗帘保留住她的香味，而我正好挨着窗帘站着。冲动之下，他以双手抓起窗帘，正要捂住脸。

“谢谢你，桑迪。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他转身，一把推开窗帘。贾斯丁的身影出现在门口，神色和伍德罗的心情一样慌张，手里握着橙色的格拉斯东腊肠形皮箱，沉甸甸的，磨损得很严重。包的两端都有黄铜螺丝，黄铜包角，以及黄铜大锁。

“都好了吗，老兄？荣誉债还清啦？”伍德罗问。他是受到了惊吓，不过身为优秀的外交官，他立即恢复了原有的魅力。“那就好。就这样了。你想拿的东西，全都找到了吧？”

“应该吧。对。差不多了。”

“你听起来不太确定。”

“是吗？我没有那个意思。是她父亲生前的东西。”他边解释边指向皮箱。

“比较像是支持堕胎人士的东西。”伍德罗故作亲密地说。

他伸手要帮贾斯丁拿，不过贾斯丁宁愿提自己的战利品。伍德罗爬进面包车，贾斯丁随后跟进，一手蜷曲在老旧的手提把上。记者的叫嚣声透过薄薄的车身穿进来：

“你认为她是被布卢姆杀掉的吗，奎尔先生？”

“嘿，贾斯丁，我老板会给你很多很多钱啊。”

从屋子的方向，在电话铃声之外，伍德罗仿佛听见婴儿哭泣的声音，后来才理解到原来是穆斯达法。

3

起初媒体对特莎命案的报道，远不如伍德罗和高级专员担心的那么严重。科尔里奇很谨慎地观察到，那些自诩为专家的混账很会无中生有，如今却显然具有同样的能力，能够有中生无。新闻界的表现，一开始的确如此。第一批报道不脱“英国特使之妻惨遭荒野盗匪杀害”内容，而从主流报纸到八卦小报都欣然采用这个报道方向，因为关心的社会大众都爱看。大家多半着墨于全球义工身受越来越高的风险，也有社论痛批联合国无能，无法保护自己人，有胆量挺身而出的人道主义者也要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也有报纸放高调检讨无法无天的部落民族，指责他们四处烧杀掠夺，举行杀人献祭的仪式，施行巫术，从事骇人听闻的人皮买卖。报纸也以很大的篇幅报道来自苏丹、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非法移民四处流窜作恶。然而，对于特莎和布卢姆生前最后一晚共处一室，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在所有工作人员和旅舍客人眼中看得一清二楚，媒体却只字未提。布卢姆是“比利时救济官员”——对——“联合国医疗顾问”——错——“热带疾病专家”——错——恐遭凶手挟持，等待赎金，或是已经毙命。阿诺德·布卢姆医生经验老到，他与年轻貌美的手下纯属工作关系，因为两人皆笃信人道主义。报道仅此而已。诺亚只出现在第一批的报道里，然后无疾而终。所有英国新闻系学生都知道，黑人流血不是新闻，但是惨遭斩首则值得一提。聚光灯无情地打在特莎身上，社交名媛出身的牛津律师、非洲穷人里的黛安娜王妃、内罗毕贫民窟的特蕾莎修女，以及关心国际事务的外交部天使。《卫报》社论小题大做地指出，千禧年新女性外交官（笔误）竟然在利基的人类文明摇篮丧生，社论并从中引申出令人不安的寓意，指出虽然种族态度会随时代改变，人心黑暗处深藏的野蛮心态却无从度量。这篇社论的助理编辑对非洲大陆不熟悉，将特莎遇害的地点由图尔卡纳湖岸误刊为坦噶尼喀湖，冲击力因此大打折扣。

报纸上刊登了很多她的照片。父亲抱着快乐的女婴特莎的照片。她父亲后来当上法官，但当时只是个小律师，一年只赚五十万，仅供糊口。十岁的特莎绑着辫子，身穿马裤，就读的是大户人家念的私立女子学校，背景有匹乖顺的小马。（报道中以认同的语气指出，虽然她母亲贵为意大利女伯爵，但双亲选择让她接受英国教育，颇为明智。）少女时代的黄金女孩特莎，身穿比基尼。没有割痕的喉咙在图片编辑的喷枪巧妙操作下更为明显。特莎戴着学士帽，帽檐翘起，显得高傲，套着学士服，下身是迷你裙。特莎身穿可笑的英国律师服，继续着父亲的事业。特莎的婚礼，伊顿公学老校友贾斯丁已经展现出更为老气的伊顿式微笑。

对于贾斯丁，媒体表现的自制颇不寻常，部分原因是他们不希望玷污一夕捧红的女主角闪亮的形象，部分原因也是他这人值得一提的事情不多。贾斯丁是“外交部忠实的中级干部”——弦外之音是“文书”——长年一直单身，“出身于外交世家”，婚前曾驻守全球最不受欢迎的几个战乱国，包括也门的亚丁与黎巴嫩首府贝鲁特。提到他时，同事会好心提及他临危不乱的特质。在内罗毕，他曾经就救济为题主持过“国际高科技论坛”。没有记者用“落后地区”这个词。相当滑稽的是，他在婚前婚后的照片寥寥无几。有一张“家庭合照”显示他年轻时脸色阴沉内向，现在看来似乎命中注定要提早做鳏夫。贾斯丁拗不过女主人的逼问，坦承是记者从伊顿橄榄球队的团体照裁切下来的。

“你以前打橄榄球，我怎么不知道，贾斯丁！你真勇敢啊。”格洛丽亚大叫。每天早餐后，她给自己一个任务，就是将公署送过来的慰问信函和剪报转给他看。

“一点也谈不上是勇敢。”他反驳，这时他的情绪稍显高昂。这种情形一闪而逝，出现的机会不多，却让格洛丽亚回味无穷。“我是被凶巴巴的舍监压着脖子逼着参加的。他认为我们如果没有被踢得断手断脚，就不算是男人。学校没有权利公布那张照片。”然后他平静下来，“感激不尽，格洛丽亚。”

他什么都感激不尽，她如此对爱莲娜报告：感激他的酒食，感激他的“牢房”；也感激两人一起下庭园，一起讨论花坛植物——他对紫白相间的庭荠特别称赞，因为她最后终于栽植成功，在木棉树下延展开来。他也感激格洛丽亚帮忙处理即将到来的葬礼细节，包括跟杰克森去视察坟墓预定地和殡仪馆，因为伦敦方面规定贾斯丁要在某处待着，等到风声平息再复出。外交部传真到公署给贾斯丁这么一份文件，最后签名的是“艾莉森·兰兹贝利，人事处主任”。看到这份传真，格洛丽亚气愤难遏。事后回想起来，她不记得有什么事情能让她气到如此失控的地步。

“贾斯丁，你被他们恶整了。‘交出住家钥匙，等候当局采取适当行动。’什么跟什么嘛！哪一个当局啊？肯尼亚当局吗？还是苏格兰场那些扁平足的人？他们到现在甚至还懒得给你一通电话呢。”

“可是，格洛丽亚，我其实已经回过家了。”贾斯丁坚称，为的只是抚平她的情绪，“一场战役已经打赢了，为什么还要再打下去？墓园可以了吗？”

“两点三十分。我们两点要到李氏殡仪馆。报纸明天会公布消息。”

“她就埋在加思旁边。”——加思是他夭折的儿子，名字取自特莎的法官父亲。

“老贾，已经尽可能靠近了。在同一棵凤凰木下。旁边有个非洲小男孩。”

“你真好心。”这句话他已经对格洛丽亚说了无数次。他不再多说什么，起身走下楼去，提着格拉斯东皮箱下去。

那只皮箱是他的心灵慰藉。格洛丽亚已经透过庭园窗户的铁窗瞥了他两眼，他坐在床上，毫无动作，双手抱头，皮箱放在脚边，他低头盯着看。她私底下相信——跟爱莲娜讲过——里面装的是布卢姆的情书，是他从多管闲事的目光中解救出来的——用不着感谢桑迪——现在只等他打起精神，决定是要打开看还是烧掉。爱莲娜也有同感，只不过她认为特莎这个愚蠢的浪荡女竟然还保留情书。“格洛丽亚，我的座右铭是看后即扔。”格洛丽亚注意到贾斯丁不愿意离开房间，担心皮箱没人看管，因此建议他放在酒窖里。酒窖有个铁栅门，为原本有如监狱的低地增添一份阴森感。

“贾斯丁，钥匙由你来保管。”郑重地将钥匙交给他，“给你。桑迪想喝酒的话，他就得来跟你讨钥匙。这样一来，或许他会少喝一点。”

慢慢的，每日媒体截稿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伍德罗和科尔里奇几乎说服了自己，看来已经挺过难关，他们这样互相告诉对方。不管是沃尔夫冈吩咐工作人员和客人闭嘴，或是媒体对命案现场中邪似的过度关切，没有人去访问绿洲旅舍。科尔里奇亲自集合了穆萨葛俱乐部的大老板，恳求他们看在英国与肯尼亚一家亲的分上，必须遏阻八卦横流。伍德罗也对公署的员工发表过类似的训词。私底下怎么去想是一回事，一定不能做出煽风点火的举动，他如此督促大家。而他以积极的态度发表这番充满智慧的说辞后，也收到了效果。

然而，这只是假象而已，而伍德罗理性的心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正当媒体欲振乏力之际，比利时一家日报以头版指控特莎和布卢姆“热恋奸情”，还刊登出绿洲旅舍房客登记簿的复印件，以及在特莎命案前一晚有人目击这对情侣交头接耳、共进晚餐的消息。英国周日版的报纸这下子乐翻天了。一夕之间，布卢姆成了新闻界不齿的对象，恣意加以抨击。直到那时，他一直都是阿诺德·布卢姆医生，刚果人，由比利时矿业巨子夫妇领养，在金沙萨、布鲁塞尔和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接受教育，是医疗界的和尚义工，是战争区的公民，对阿尔及尔政府无私奉献。从现在起，他是放电高手布卢姆，不伦情夫布卢姆，狂人布卢姆。第三版整版报道了历史上的医师杀手，佐以相貌相仿的布卢姆和O.J.辛普森的照片，下面是耸动的标题：“这对双胞胎中，哪一个是医生？”如果这类型的报纸正合你胃口，布卢姆就是你最典型的黑人凶手。他撒网捕获白人的妻子，划破她的喉咙，砍掉司机的头，然后跑进丛林去寻找下一个猎物，或者是学上流社会其他黑人的做法来“改正归邪”。为了在视觉上强调相同之处，编辑还涂改掉布卢姆的大胡子。

格洛丽亚整天都避免让贾斯丁接触到最坏的消息，因为担心他会因此承受不住。不过他坚持所有东西都要亲自过目，再难看的都非拿出来看不可。到了晚上，伍德罗还没回家的时候，她端来一杯威士忌给贾斯丁，很不情愿地把整摞不忍卒睹的东西交给他。她走进贾斯丁的“牢房”，发现哈利坐在他对面，两人凑着那张凹凸不平的松木桌，皱着眉头专心下西洋棋，这让她看了很不高兴，忍不住发了一阵醋劲。

“小哈利，你未免也太不会体贴人了，怎么在这边烦奎尔先生，人家——”话还没说完，就被贾斯丁打断了。

“你儿子脑筋灵活得很，格洛丽亚。”他请她放心，“桑迪可要自己当心一点，相信我。”他从格洛丽亚手中接过那摞东西，懒洋洋坐在床上翻阅。“你知道吧，阿诺德对我们的偏见很有想法。”他继续以同等疏离的语气说，“如果他还活着，他不会感到惊讶的。如果他没活着，反正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吧？”

然而，新闻媒体还有更狠的一招没使出来，这一点格洛丽亚再怎么悲观也无法预见。

高级专员公署订阅了十几份地下刊物，其中包括了夸大不实的当地大版报纸，随便以笔名执笔印行。当中特别有一份刊物展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存活韧性。这份刊物的名称不加修饰，就叫做《非洲腐败》，敢说敢言，发行宗旨是不计种族、肤色、真相或是后果，一律加以报料。该刊物会揭发莫伊政府的部长和官员疑似犯下中饱私囊的罪行，同时也尽力揪出救济官员“收贿、贪污与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份新闻通讯——之后通称为第六十四期——这期并没有报料。这期以一码见方的单张发行，颜色是劲爆的粉红色，双面印刷，折叠起来小到正好可以放进外套口袋。本期版面周围加上粗黑线条，代表匿名编辑致哀。标题只有两个字“特莎”，字体粗黑，有三英寸高。伍德罗的这份于星期六下午送到。送报的不是别人，正是蒂姆·多诺霍本人，他面容憔悴，戴了眼镜，蓄小胡子，身高六英尺六。前门的电铃响起时，伍德罗正与两个儿子在庭园里玩板球。通常怎么守球门都不喊累的格洛丽亚，这时因头痛难耐正在楼上休息；贾斯丁则在“牢房”里闭关，窗帘也合上。伍德罗走去前门，担心是记者过来骚扰，透过窥视孔想看个究竟。门阶上站着多诺霍，哀伤的长脸露出心虚的微笑，手里前后摆动一张看似粉红色桌布的东西。“千不该万不该过来打扰你，老兄。好歹是礼拜六休假日。看来他们越究越深了。”

伍德罗毫不掩饰嫌恶之情，带着他走进客厅。这家伙现在过来做什么？这么一想，他这人究竟一向都在搞什么嘛？伍德罗向来都很不喜欢所谓的“好朋友”。这是外交部给英国间谍的绰号，取这种绰号不带任何感情。多诺霍做人并不圆滑，也不知道他语言上有什么才能，也缺乏魅力。就外表来看，他早已过了“赏味”期限。他白天似乎都泡在穆萨葛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与尚属位高权重的内罗毕商界名人在一起，晚上就打打桥牌。可是，他过着奢华的生活，用人就请了四个，身边有个名叫莫德的褪色美女。她看起来和他一样是个药罐子。他被派到内罗毕是来白领薪水的吗？还是间谍生涯曾经风光一阵，临走前上级让他享受一下？伍德罗听说过“好朋友”会有如此的待遇。在伍德罗眼中，多诺霍是米虫，从事的行业本身既过时又只会吸血。

“我的手下正好在市集闲逛，”多诺霍解释，“有两个家伙在发免费的东西，有点鬼鬼祟祟，所以我的手下就去弄了一份。”

头版有三篇颂扬特莎公德的文章，每篇的作者据说都是不同的女性非洲友人。写作风格是非洲式英文，用的是当地的语汇：有点讲道宣教的意味，有点大鸣大放的意味，感情洋溢的辞藻让人放下戒心。每位作者都以不同的说法表示，特莎突破了窠臼。以她的财富、家世、教育与外表，她应该去跟肯尼亚最糟糕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跳舞吃大餐才对，结果她却与这些人代表的特质正好相反。特莎想推翻的是她的阶级、种族，想推翻所有她认为把她绑得死死的东西，不管是她的肤色、社会上与她同一阶级人士的偏见，或是传统外交官婚姻的束缚都一样。

“贾斯丁情况怎样？”伍德罗一边看，多诺霍一边在旁边问。

“还好，谢谢你，以他的遭遇来说是还好。”

“我听说他前几天回自己家里去了。”

“你到底要不要让我把这东西看完？”

“我不得不佩服，走得很聪明，老弟，竟然躲得过门口那些‘蛇蝎’。你应该来加入我们这边才对。他在吗？”

“在，可惜不见人。”

伍德罗读到，若说非洲是领养特莎·奎尔的国家，非洲女人就是接纳她入会的宗教。

不论战场何在，不论禁忌为何，特莎都奋战到底。为了帮我们奋战，她出席光鲜亮丽的香槟酒会，出席光鲜亮丽的晚宴，以及其他任何有胆邀请她参加的宴会，而她传达的信息都是同一个。惟有解放非洲妇女，才能解救我们免受男性同胞一错再错与贪污贿赂之害。特莎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坚持要与她热爱的非洲妇女一起生下她的非洲小孩。

“我的天啊。”伍德罗轻轻惊叹。

“我其实也有那种感觉。”多诺霍附和。

最后一段全以大写字体印刷。伍德罗机械地接着看下去：

再会了，特莎母亲。我们是你勇气的子女。感谢你，感谢你，特莎母亲，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阿诺德·布卢姆就算能苟延残喘，你却处在死无复生的境地。如果英国女王能追赠封号，请勿像波特·科尔里奇先生臣服于满足现状的英国政府而封为骑士那样，我们希望女王能追赠特莎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你是我们的特莎母亲，我们的朋友，因为你面对后殖民主义的偏见表现出超凡的骑士风范。

“最厉害的其实还在后面。”多诺霍说。

伍德罗翻过来看。

特莎母亲的非洲婴儿

特莎·奎尔认为，以肉身追随理念是颠扑不破的人生真理。她也期望借此抛砖引玉。特莎住进内罗毕的乌护鲁医院期间，她最亲近的友人阿诺德·布卢姆医生每天过去探望，此外根据部分报道，多数晚上也过去看她，甚至带了行军床，方便自己在病房里陪她过夜。

伍德罗将报纸折叠好，放进口袋里。“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想交给波特看。我应该可以留着吧？”

“任你处置，老弟。本公司免费提供。”

伍德罗往门口走去，多诺霍却没有跟着走的迹象。

“要不要一起走？”伍德罗问。

“想再待一会儿，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想对可怜的贾斯丁问候一下。他在哪里？楼上吗？”

“我还以为我们达成了共识，不要去找他。”

“有吗，老弟？没问题。下次好了。房子是你的，客人也是你的。你该不会也把布卢姆藏在这里吧？”

“少乱讲话了。”

多诺霍并不因此罢休，大步慢跑到伍德罗身边，故作姿态地屈膝。“要不要搭便车？车就停在附近，省了你开车出去。这么热不适合走路。”

伍德罗还是有点担心多诺霍会临时改变主意，想回去看贾斯丁，所以同意搭便车，看着他的车子平安开过坡顶。波特和韦罗妮卡·科尔里奇都在庭园里晒太阳。公署的萨里郡式豪宅坐落于他们身后，前面是无懈可击的草坪和没有杂草的花床，这是一个有钱的股票交易员的庭园。科尔里奇坐在秋千摇椅上，正在看着标为急件的公文。他的金发妻子韦罗妮卡穿着矢车菊蓝的裙子，头戴松垮的草帽，伸展四肢躺在草地上，旁边是加了软垫的幼儿游戏圈，女儿萝西躺在上面左右摇摆，欣赏着手指间的橡树叶子，韦罗妮卡则在一旁哼歌给她听。伍德罗将报纸递给科尔里奇，等着他骂脏话。结果没骂。

“这种垃圾有人看吗？”

“我猜大概全市每个无聊的上班族都会看吧。”伍德罗的语调呆板。

“他们下一站是哪里？”

“医院。”他回答，心往下沉。

伍德罗坐在科尔里奇书房的一张灯芯绒扶手椅上，一边聆听科尔里奇以无线电与他讨厌的伦敦上司谨慎交谈，无线电竟被锁在书桌抽屉里。伍德罗一面回想着重复出现的影像，而这幅影像，一直要到他死去的那天才有可能消除。他看着自己白人的身躯以殖民地主人的速度，走在乌护鲁医院拥挤不堪的走廊上，只有在抓到身穿制服的人问路时才稍停，要走哪个楼梯才对，哪扇门才对，哪个病房才对，哪个病人才对。

“死佩莱格里说，整件事全部掩盖起来。”波特·科尔里奇一边高声说一边用力挂掉电话，“快点扫得远远的，尽可能找个最可行的理由。他的一贯作风。”

伍德罗透过书房的窗户看着韦罗妮卡将萝西从游戏圈里抱出来，背着她走向屋子。“我们不是已经在做了吗？”他反驳，思绪却仍处于遐想状态。

“特莎在业余时间做什么事，别人管不着。包括她跟布卢姆乱搞，也包括她追求的什么高贵理想。以下的说法不准刊登，只有在有人询问的时候才说：我们尊重她的“圣战”，不过认为她常识不足，是怪人一个。而且我们不能对八卦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发表看法。”他停顿一下，拼命压抑住自己的恶心。“还要我们到处宣传说她疯了。”

“到底为什么我们要那样做？”——突然清醒过来。

“不必去想什么道理。她因为婴儿夭折而精神失常，在这之前就已经情绪不稳。她去伦敦看过精神科医生，这一点可以派上用场。这种做法太烂，我很讨厌。她的葬礼是什么时候？”“最快在下礼拜三四。”

“不能再早一点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

“我们在等验尸报告。葬礼必须事先预订。”

“要不要来杯雪利酒？”

“不用了，谢谢。我想回办公室。”

“外交部要我们装作苦了很久。她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却勇敢地背着。你能装作苦了很久吗？”

“大概装不出来。”

“我也不行。要我装，我会吐血。”

他这句话讲得很快，充满颠覆意味与坚信不疑的口气，伍德罗一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

“可恶的佩莱格里说这是最高指示，”科尔里奇继续说，语调尖酸轻蔑，“不准怀疑，不准背叛。你能不能接受？”

“大概可以。”

“太好了，你。我就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接受了。她向外提出抗议的——她和布卢姆——两人一起或分开——对任何人，包括你和我在内——任何奇思异想——不管是与动物、植物、政治或药物——”科尔里奇停顿良久，令人难以忍受，双眼盯着他看，眼神热切，仿佛是外人命令他变节——“都不在我们了解的范围了，我们彻彻底底完完全全不知道。你懂了没有？要不要我用神奇墨水写在墙上？”

“你讲得很清楚。”

“因为佩莱格里自己讲得很清楚。他才不会讲得不清不楚。”

“对，他不会。”

“她从来没给你的那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复印？那东西我们从来没看过、没碰过，也从来没有玷污过我们洁白如雪的良知。”

“她给过我们的东西，全交给了佩莱格里。”

“真聪明。你还好吧，桑迪？还算精神抖擞？目前比较难熬，而且你还让她丈夫待在你家客房里？”

“大概吧。你呢？”伍德罗问。有好一阵子，在格洛丽亚的鼓励下，他一直积极观察科尔里奇和伦敦之间越来越深的歧见，希望能以最高明的手法加以利用。

“其实，我不太确定自己心情好不好，”科尔里奇回答，这话坦白的程度超出以往对伍德罗的表白，“一点也不确定。事实上，现在想起来，我根本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接受上面的指示。其实，我没有办法。我拒绝。去他的伯纳德·佩莱格里王八蛋，去他的命令。全都去死吧。他打起网球来乱七八糟。这点我会告诉他。”

换成是其他日子，伍德罗或许很乐见如此明显的“裂缝”，或许会尽一己之力来挑拨离间，然而医院那段往事栩栩如生，一直如猎犬般对他紧追不舍。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对世界的敌意，因为这个世界背离他的个人意志，将他关入牢笼中。从高级专员官邸走路回家不过十分钟，一路上他成了吠叫的家犬的活动标靶，乞讨的儿童跟在他身后边跑边叫着“五先令、五先令”，所幸有好心人开车经过停下车来，问他要不要搭便车。但是等到他走进自己的车道时，他已经重新经历过人生中最卑微的一个小时。

乌护鲁医院的那间病房有六张病床，两边墙壁各靠了三张，上面没有床单，也没有枕头。地上铺了水泥。有天窗却没有打开。当时是冬天，却没有微风飘过病房，排泄物与消毒水的恶臭扑鼻，伍德罗似乎是闻了进去同时也吸收进去了。特莎躺在靠左边墙壁的中间病床上，喂小孩吃母乳。他刻意最后才看到她。她两边的病床空无一人，只有破旧的橡胶板，以纽扣固定在床垫上。同一病房里，她的正对面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子，侧着身子弯腰躺着，头平放在床垫上，精光的一条手臂垂挂在床边。靠近她身边的地板上有个小男孩弯腰站着，一面以厚纸板帮她扇风，一面睁大眼睛以恳求的目光看着她的脸，一眨也不眨。他们旁边有个容貌体面的白发老妇人，戴着牛角框的眼镜，挺直腰杆站着看教会送的《圣经》。她穿的是棉质的彩色肯加布，观光区可以买到这样的布来套在身上。在她后面有个女人戴着耳机，拉着一张脸不知道在听什么。她的脸嵌刻着痛苦，极为虔诚。伍德罗如同间谍般一一看在眼底，同时以眼角看着特莎，不知道她有没有看见他。

然而布卢姆却看见了他。伍德罗以不自然的脚步踏进病房，布卢姆立刻抬起头来。布卢姆原本坐在特莎床边，这时起身弯腰凑着她耳朵说悄悄话，然后静静朝他走过来，拉着他的手，喃喃说：“欢迎。”男人对男人的招呼。究竟欢迎个什么劲儿？由她情夫特许，欢迎来看特莎吗？欢迎来到这个臭气熏天、苦难煎熬的人间炼狱吗？不过伍德罗只能以尊敬的口气说：“很高兴见到你，阿诺德。”然后布卢姆悄悄溜到走廊。

以母乳喂小孩的英国女人，伍德罗遇到的不多，不过她们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节制。格洛丽亚当然也喂母乳。她们会跟男人一样敞开前胸，然后运用手法遮掩里面的东西。不过在这种令人窒息的非洲空气里，特莎才不觉得有矜持的必要。她把上衣褪到腰间，而腰部只有一条类似刚才那位老妇人披着的肯加布。她摇着婴儿，让婴儿吸吮左乳房，右乳房则空出来等待。她的上身纤弱透明。就算是刚生过小孩，她的胸部依旧轻盈无瑕，正如他经常幻想的一样。她哺育的婴儿是黑人，在她大理石般白皙的皮肤衬托下呈现蓝黑色，一只黑色小手找到正在喂哺他的乳房，以诡异的自信吸吮着，特莎则看着他。然后她缓缓抬起灰色大眼，盯着伍德罗的眼睛看。他急忙想找话讲，却讲不出话来。他屈身倚向她，一手搭在她的红发上，亲吻她的眉毛。这时他看到刚才布卢姆坐的那边有本笔记簿，不禁一惊。笔记簿放在一张小桌子上，危危欲坠，旁边有一杯如同死水的茶水，还有两支圆珠笔。笔记簿摊开着，以如蜘蛛网般模糊的笔迹断断续续记录下东西，而这种笔迹让他联想到心中那份与她有关的不堪往事。他侧身坐在病床边，等着想出要讲的话，结果却是特莎先开口。她因服用镇定剂而且饱受折腾，嗓音虚弱，却镇定得很不寻常，仍想以她一向用来嘲弄他的口气说话。

“他的名字叫巴拉卡，”她说，“意思是福气。你早就知道了吧。”

“取得好。”

“他不是我的孩子。”伍德罗什么也没说。“他母亲没办法喂他。”她解释。她的嗓音缓慢幽然。

“有你在，他算是很幸运。”伍德罗堂而皇之地说，“你感觉怎么样，特莎？我一直担心你担心得要命，你是无法想像的。我真的很难过。除了贾斯丁之外，有谁来照顾你？有吉妲，还有什么人？”

“阿诺德。”

“我是说除了阿诺德，那还用说。”

“你对我说过，我会招来巧合的事件。”她不理会刚才的问题，“我自己跑到前线，可以发挥作用。”

“我以前很佩服你这一点。”

“现在还佩服吗？”

“当然。”

“她快死了，”她边说边将视线从他身上移开，望向病房另一边，“他的母亲。婉哲。”她正看着那位胳膊垂挂在床边的妇女，以及身边那位弯腰不讲话的小男孩。“问啊，桑迪，你难道不想问她得了什么病？”

“得了什么病？”他乖乖问。

“生活。佛教教导我们，生活是首要死因。过度拥挤、营养不良、环境污秽。”她对着婴儿讲话，“还有，贪婪。这里说的是贪婪的男人。他们没有连你也一起杀掉算是奇迹了。可是他们的确没有杀你，对不对？头几天，他们每天来看她两次。他们吓坏了。”

“谁吓坏了？”

“巧合事件。那些贪婪的人。穿洁白的大衣。他们看着她，戳她一两下，看看心电图的数字，跟护士讲话。现在他们已经不来了。”婴儿弄痛了她。她温柔地调整一下，然后继续说，“对耶稣基督来说无所谓。耶稣基督可以坐在垂死的人床边，讲讲神奇的字眼，病人因此活了下来，大家也拍手叫好。巧合事件却无法办到这点。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一去不回。他们杀了她，现在他们不知道要讲什么神奇的字眼才好。”

“真可怜。”伍德罗说，想让她开心一些。

“不。”她转头过来，一阵痛楚袭来让她皱眉，然后对着病房另一边点头。“可怜的是他们，婉哲，还有地上那个，酋可，她弟弟。你舅舅从村子走了八十公里来这里帮你赶苍蝇，对不对？”她对着婴儿说，然后将婴儿放在大腿上，轻轻拍背，直到他闭着眼打饱嗝为止。她一手捧着另一边的乳房让他吸吮。

“特莎，你听我说。”伍德罗看着她以眼睛打量自己。这个音调她熟悉。他所有的音调她都熟悉。他看见特莎脸上罩上一层怀疑的阴影，没有退去。她叫我过来，是因为我有利用的价值，不过现在她想起了我的身份。“特莎，拜托，仔细听我说。没有人快死了。没有人杀了任何人。你在发烧，你在幻想。你的身子累垮了。休息一下。给你自己一段休息时间。拜托。”她将注意力转回婴儿，以指尖擦干净小不点的脸颊。“你是我一辈子摸过最美丽的东西。”她对婴儿低声说，“这句话你可别忘记哟。”

“我确定他不会忘记的。”伍德罗衷心地说。他这么一说，提醒了特莎他的存在。

“温室怎么样？”她问。她把高级专员公署称为温室。

“欣欣向荣。”

“你们所有人可以收拾行李明天就走，连一丁点影响也不会有。”她口齿不清地说。

“你老是这样告诉我。”

“非洲在这里，而你却在那里。”

“等你身体恢复了一点，我们再来辩论。”伍德罗以最具抚慰感的声音提议。

“可以吗？”

“当然。”

“你会好好听吗？”

“洗耳恭听。”

“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告诉你白大褂的贪婪巧合事件。你就会相信‘我们’了。答不答应？”

“‘我们’?”

“我和阿诺德。”

一提到布卢姆，伍德罗立刻回过神来。“我会在现状中尽我所能，什么都办到。在合理范围之内都行，我保证。现在你尽量休息一会儿吧。拜托。”

她对此有所反应。“他答应要在现状中尽他所能，”她解释给婴儿听，“在合理范围之内。好吧，总算有个男子汉。格洛丽亚怎么样？”

“非常担心。她要我向你问好。”

特莎缓缓叹了一口气表示精疲力竭，婴儿还搂在胸前，她整个人往后瘫在枕头上，闭起眼睛。“那就回去对她好。还有，别再写信给我了，”她说，“还有，别去烦吉妲。她也不会陪你玩的。”

他起身后转过身来，不知什么原因，以为会看见布卢姆站在门口，用他最为厌恶的姿势站着：头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倚在门框，双手以牛仔的姿势插在附庸风雅的腰带上，装模作样的黑色大胡子里露出白牙，龇牙咧嘴地浅笑。然而，门口空无一人，走廊阴暗没有窗户，只有一排电压不足的电灯，光线有如防空洞。他走过坏掉的推车，上面载满了尸体，血腥味与排泄物混合在非洲那种带有马味的甜美香气中。伍德罗心想，这种恶劣的环境，是否就是让他觉得特莎很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我一生逃避现实，为了她，我却受现实吸引。

他走进拥挤的中央大厅，看见布卢姆与人激烈争辩。他首先是听见布卢姆的声音——只不过没有听清楚内容——刺耳又具有指责意味，在钢筋桁梁中激起回音。然后对方回嘴。有些人只要看过一次，就会永远存在记忆里。对于伍德罗来说，这个人就是如此。这人虎背熊腰，大肚腩，脸庞油光闪烁而多肉，表情固定是怅然绝望。他的头发是金色接近姜黄色，稀松散布在被烫伤过的头上。他的嘴巴撅得小小的有如玫瑰花苞，正在央求、否认。他的圆形双眼带有伤痛，投射出来的恐惧似乎两人都有同感。他的双手斑驳有力，卡其衬衫在衣领处有一圈汗渍。其他部分，都隐藏在医院的白大褂里。

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告诉你白大褂的贪婪巧合事件。

伍德罗偷偷往前走，几乎快到他们身边，不过两人都没有注意到。他们两人争论得太激烈了。

他在他们没有注意的情况下大步走过，两人提高的嗓门消失在嘈杂的现场。

多诺霍的车子重回车道。一看到他的车，让伍德罗气得恶心。他冲上楼，换穿干净的衬衫，火气却没有因此稍微消退。时间是星期六，房子静得不太寻常，他从卧室窗户向外瞧，这时才知道为什么。多诺霍、贾斯丁、格洛丽亚和两个儿子围坐在庭园的桌子前玩大富翁。伍德罗对所有桌上游戏都不屑一顾，然而对大富翁，他怀有一种不合理智的痛恨感，有点像他仇视“好朋友”以及英国过度膨胀的所有情报界人士一般。几分钟前，我才叫他给我保持距离，现在却又回来，到底居心何在？老婆被砍死才几天，做丈夫的就坐下来玩大富翁，还玩得很开心，算是哪门子的丈夫？俗话说得好，借住家中的客人和鱼一样，第三天就开始发臭，伍德罗和格洛丽亚以前常这样告诉彼此。然而，每经过一天，格洛丽亚就越觉得贾斯丁变得更香。

伍德罗下楼站在厨房里，望向窗外。星期六下午用人休假，当然了。只剩下我们一家人感觉好太多了，老公。可惜不是我们一家人，而是你们那堆人。两个中年男子对你殷勤款款，你显得快乐无比，比起跟我共处的时候都还要快乐。

在游戏桌前，贾斯丁走到某人的街上，要付出一大笔房租，而格洛丽亚和两个儿子则在一旁欢呼，多诺霍抗议说老早就应该付了。贾斯丁戴着愚蠢的草帽，而这顶草帽就和他穿的其他衣物一样，都变得非常适合他。伍德罗将烧水壶装满水，放在瓦斯炉上。我会端茶出去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我回家了——如果他们不是太投入而没有注意到的话。他改变了主意，大方地走进庭园，大步走向游戏桌。

“贾斯丁，对不起打个岔，能不能跟你讲个话，一下就好。”然后对其他人——我自己的家人瞪着我看，仿佛我强奸了女佣似的——“各位，我不是故意要打断你们，只要几分钟就好。谁的钱最多啊？”

“没有人。”格洛丽亚有点火气，多诺霍则在一旁露出他招牌似的憔悴浅笑。

两人站在贾斯丁的“牢房”里。如果庭园没有人在，他比较喜欢在庭园谈。就这样，两人面对面站在单调的卧室里，里面摆了特莎的格拉斯东皮箱——特莎父亲的皮箱——靠在栏杆后面。我的酒窖。他的钥匙。她显赫的父亲的皮箱。然而他一开始讲话，看到周围环境开始改变，令他有所警觉。他看到的不是原有的铁床架，而是她母亲生前喜爱的镶嵌桌。桌子后面是砖头壁炉，上面放着几封邀请函。在房间另一边，假梁柱接合之处，特莎的裸体侧影站立于落地窗之前。他以意志力将自己拉回现实，幻象因此散去。

“贾斯丁。”

“什么事，桑迪？”

短短几分钟内，他再度偏移原先预定的计划——当面对质。“有家本地报纸登了特莎的一生事迹。”

“他们真好心。”

“里面写了很多有关布卢姆的事情，写得不太拐弯抹角。里面暗示他亲自接生特莎的小孩，也以不是太隐喻的说法推论婴儿可能就是他的。对不起。”

“你是说加思。”

“对。”

贾斯丁的嗓音紧绷，在伍德罗耳中听来，具有和他同等危险的音调。“是吗？最近几个月偶尔会有人作这样的推论，桑迪，以目前的情况，以后无疑会有更多人讲闲话。”

虽然伍德罗给贾斯丁留了余地，让他可以暗示那样的推论不正确，可惜贾斯丁并没有作任何表示。如此一来，伍德罗下手不得不重一点。某种心虚的内在力量正在推动他。

“他们也暗示说，布卢姆竟然还带了行军床到病房去，为的是睡在她旁边。”

“我们两人都睡在那儿。”

“什么意思？”

“有时候阿诺德睡行军床，有时候换我睡。我们轮流睡，视个别工作量而定。”

“这么说来，你不介意喽？”

“介意什么？”

“别人竟然拿这件事影射他们——说他对特莎照顾得无微不至——而显然连你也默许，她只是在内罗毕假装是你的妻子而已。”

“假装？她的确是我的妻子啊，你太过分了吧！”

科尔里奇发脾气，伍德罗是看多了，却从来没有对付过贾斯丁的脾气。他一直忙着压制自己的怒火，忙得无暇他顾。他压低自己的嗓门，在厨房里想办法耸肩抖掉部分张力。然而贾斯丁的怒气来得如晴天霹雳，吓了他一跳。伍德罗原先预料贾斯丁会表现出悔恨之意，如果他还算诚实，也会表现出羞辱之情，伍德罗万万没想到他会搬出武装抵抗这一招。

“你到底是想问我什么？”贾斯丁询问，“我不太懂。”

“我有必要知道，贾斯丁。就这样而已。”

“知道什么？我管得住还是管不住自己的老婆吗？”

伍德罗一边恳求，一边撤退。“是这样的，贾斯丁，我是说，你以我的角度来看，看这么一下子就好，行吗？全世界的媒体都会追这一条新闻。我有权利知道。”

“知道什么？”

“特莎和布卢姆还有什么即将上报纸的关系——明天和接下来的六周。”他的尾音带有自怜的语气。

“比如说？”

“布卢姆是她的精神导师，是吗？管他还是特莎的什么人。”

“那又怎么样？”

“他们一起为理想奋斗。他们揪出弊端、人权之类的东西。布卢姆具有某种监察的角色，对不对？不然的话，就是他的雇主具有这种角色。所以特莎——”他慢慢说不下去了，而贾斯丁也静观其变——“她帮助布卢姆，完全合理。在那种情况下，她用的是律师的头脑。”“你到底想讲什么，说来听听好吗？”

“好吧，她的文件，她的所有物品，你去收拾的东西。我们一起去的。”

“那些东西又怎么样？”

伍德罗振作起来：我是你上司，看在老天的分上，又不是要和我申请离婚。把角色搞清楚，行吗？

“我因此才需要你的保证，保证她为了理想而收集到的任何文件，以身为你妻子的身份在这里收集到的文件，以外交官地位收集到的，以英国政府的身份收集到的，全都能交给外交部。上个礼拜二我带你回你家，我俩就达成这样的共识。否则我不会带你回去。”

贾斯丁静止不动。伍德罗在发表这套没有真实性的事后说法时，贾斯丁一根手指也没动，一片眼皮也不眨。他让光线从背后照过来，和特莎的裸体侧影一样保持静止不动。

“我希望你保证的另一件事，不说你也知道。”伍德罗继续说。

“还有什么保证？”

“你本人要对这件事守口如瓶。她从事过的活动，她厌恶的事物，她失控的所谓救济工作。”

“失去谁的控制？”

“我只是说，不管她擅闯任何一个官方领域，你都和我们一样，难逃保密规定。这项命令是上级交代的，恐怕不遵守也不行。”他是想讲得好笑一点，不过两人都没有笑出来，“是佩莱格里的命令。”

桑迪，结果你的心情还这么好啊？事态如此紧迫，而且你还让她老公借住你的客房，这时还有闲工夫寻开心？

贾斯丁最后终于说话。“谢谢你，桑迪。我很感激你帮我做的这一切。我很感谢你带我回自己的家。可是现在我得回皮卡迪利去收房租，我好像在那里有一栋价值不菲的旅馆。”

伍德罗还没回过神来，贾斯丁已经回到庭园里，重新坐回多诺霍旁边的位子，继续玩刚才暂停的大富翁。

4

英国警方彻头彻尾是在打乖乖牌。格洛丽亚如是说，而就算伍德罗不同意，他也未作表示。波特·科尔里奇虽吝于描述自己与英国警方交涉的经过，但连他也高声宣布说英国警方“虽然都是窝囊废，却表现得很文明，令人惊讶”。贾斯丁才过来借住的第二天一大早，格洛丽亚带警察进客厅之后立刻从卧室向爱莲娜报告：英国警方最贴心的地方啊，他们最最贴心的举动啊，爱莲娜，是你真的感觉他们来这里是要帮忙，而不是在可怜的老贾肩膀上增加更多痛苦和尴尬。有个叫做罗布的男生好帅，其实应该算是男人，爱莲娜，他如果想骗人的话，可以骗别人说是二十五岁哪！有点像演员，只是没有那么爱出风头，模仿那些一起办案的内罗毕蓝衣警察啊，厉害得很哪。还有莱斯莉这个人，结果后来才发现是个女的，请注意，每个人都吓了一跳。她啊，会让你知道我们最近对英国的所知多么贫乏。衣服是有一点点过时啦，不过除了这一点之外，老实说，很难猜她有没有受过我们这种教育。当然从声音是听不出来啦，因为现在没有人讲话的口音是小时候的口音，他们才不敢。不过啊，她在客厅的时候，完全从容自在，非常的镇定自信，而且表现得怡然自得的，脸上带着和气温暖的微笑，头发有点少白头，没有去染，倒也非常合适。另外，他们会给我们一小段时间，桑迪称为合理的宁静，他们去休息时，让可怜的贾斯丁休息一下，这样你就不需要一直考虑应该怎么说话。惟一的问题是，格洛丽亚完全不清楚他们之间发生的事，因为她总不能整天站在厨房里，一耳贴在厨房送菜口旁边听吧？特别是有用人在看，对不对啊，爱莲娜？

但是，如果说格洛丽亚没有掌握住贾斯丁和两名警官之间讨论的主题，那她对警官与她丈夫之间的互动所知更少，因为他并没有告诉格洛丽亚他和警官谈过话。

伍德罗和两名警官一开始交谈只是表达客气之意而已。警官说，他们了解此任务的微妙之处，不能揭发内罗毕白人社群的隐私，诸如此类。伍德罗为表示感激，也保证吩咐部属全力配合调查，提供所有妥当的人力物力。警官承诺，只要合乎苏格兰场的指示，一定让伍德罗知悉调查行动的最新消息。伍德罗亲切地指出，他们三人全都服侍同一位女王；此外，如果我们可以直称女王陛下的名讳，彼此称呼时也可以省略姓氏。

“照你这么说，贾斯丁在高级专员公署的职称是什么，伍德罗先生？”男孩罗布很客气地问，不去理会伍德罗刚才拉近彼此距离的呼吁。

罗布是伦敦的马拉松选手，说起话来凝神专注、正气凛然。莱斯莉看来算是比他聪明的姐姐，随身携带了一个很实用的包包，伍德罗以轻浮的心态想像里面的东西是罗布在田径场所需的物品，如碘酒、盐片、跑鞋的备用鞋带。然而就他所知，里面的东西不外乎录音机、录音带，以及各式各样的速记本和笔记簿。

伍德罗假装在思考。他面带精明的皱眉表情，告诉对方他是专业人士。“这个嘛，别的先不说，他是我们内部的伊顿老校友。”他说。这样的回答，常让别人觉得他很幽默。“基本上来说，罗布，他是我们在东非捐献国效能促进委员会的英国代表，这个委员会的缩写是EADEC，”他接着说。看在罗布智能有限，他不得不讲得明白一点。“第二个E原先是Efficacy（效能）的缩写，不过这里很多人不认识这个单词，所以我们改成比较体贴使用者的字眼。”

“这个委员会是做什么的？”

“EADEC是顾问性质的团体，罗布，相对来说是新单位，总部位于内罗毕。委员是所有提供救济物资的捐献国代表，捐献对象是东非，任何形式的捐献都算。委员是由各捐献国的外交部和高级专员公署派出，每星期开会一次，每两星期提出一份报告。”

“给谁看？”罗布边问边写。

“给全部会员国，那还用说。”

“主题是？”

“主题与委员会的名称有关。”伍德罗捺着性子说，摆出体谅小男生的态度，“该委员会促进的是救济领域的效能。在救济工作方面，效能差不多算是最高准则。同情心则算是人人必备。”他亮出令人失去戒心的微笑，表示说我们全部都是具有同情心的人。“EADEC应付的问题很棘手，必须看紧捐献国的每一分钱，确定捐款全送到目标区，并查明哪里发生重复的现象，找出同一领域中有哪些机构相互竞争、越帮越忙。这个委员会和我们做的事情说穿了是一样的，他们处理的是救济界的三个R：反复（Reduplication）、竞争（Rivalry）、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委员会平衡生产力与基本支出，并且——”伍德罗露出赐教般的微笑——“偶尔作出临时建议，只不过不像你们警察，他们没有执行的权力，也没有执法的力量。”他以文雅的方式头向前倾，表示接下来要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设立这种委员会是不是全世界最棒的点子，我们是不太确定。不过是我们最亲爱的外交部长想出来的，且有助于促进外交政策的透明化，让政策更合乎道德，以及提出其他似是而非的解决问题妙方，所以我们就尽全力配合了。有人说，这样的工作应该由联合国来做；也有人说，这样的工作联合国早就在做了；另外还有人说，联合国本身就助长这种歪风。看你听信哪一种说法了。”伍德罗耸耸肩表示不敢苟同，希望他们两人也有同感。

“什么歪风？”罗布说。

“EADEC没有权力调查实务层级。尽管如此，如果你想看看钱有没有花在刀刃上，贪污是很重大的一项因素，非列入考虑事项不可，不能与自然耗损和无能混为一谈，不过很近似。”他想出一个普通人了解的比喻，“以我们亲爱的英国自来水系统来说好了，大约是在一八九〇年左右建造的。水从水库里流出来，如果幸运的话，有些最后会从你家水龙头流出。可惜的是，一路上有很多漏水严重的水管。如果说这水是由善心社会大众捐献的，总不能看着它平白漏掉吧？如果你的饭碗要看善变选民的脸色，你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这份委员会的工作，会让他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罗布问。

“外交官。是内罗毕这里国际社群的人。多半是顾问级以上的人，偶尔有几个主任秘书，但是不多。”他似乎认为在这里需要稍作解释，“EADEC的层级必须提升，以我的判断来看，最好高入云霄。这个委员会一旦授权往下调查实务层级，最后会和某些超级非政府组织一样，罗布，就是所谓的NGO，下场是晚节不保。这一点我很强调。好吧，EADEC非在内罗毕设立不可，脚踏实地，对当地事务很了解。显然是如此。不过这委员会说穿了还是个智囊机构，立场必须维持中立。以我自己的说法是，必须维持情绪中立的地位，这种做法绝对重要。而贾斯丁是这个委员会的秘书，不是他努力争取到的，而是轮到我们。他处理会议记录，作整理及研究，草拟双周报告。”

“特莎不搞情绪中立喽，”罗布想了一会儿后反驳，“特莎是情绪到底，就我们所听说的。”“恐怕你看太多报纸了，罗布。”

“才没有。她的实地报告，我一直在看。她卷起袖口，在实务界苦拼实干，每日每夜操劳不已。”

“那样做非常有必要，毫无疑问。非常值得赞许。但是，几乎无助于客观的立场，而客观是委员会身为国际顾问组织的头号责任。”伍德罗以文雅的口气说，并没有去计较他那种下流的说法。换成另一个全然不同的层次来看，他的高级专员如果讲这种话，他同样会左耳进右耳出。

“这么说来，他们各走各的路了。”罗布下结论。他往后坐，用铅笔敲着牙齿。“他很客观，特莎则很感情用事。他扮演的是安全的骑墙派，特莎则是危险的边缘人。我总算弄懂了。其实，我认为我早就知道了。好吧，这件事怎么会扯上布卢姆？”

“怎么说？”

“布卢姆。阿诺德·布卢姆，医生。他怎么会扯上特莎的生活和你的生活？”

伍德罗稍微笑笑，原谅对方略嫌唐突的陈述。我的生活？她的生活跟我的生活又有什么关联？“我们这边有相当多由捐献国资助的组织，我相信你也清楚。全由不同国家支持，也由各式各样的慈善机构和其他组织资助。我们英勇的莫伊总统则是一竿子打倒它们全部。”

“为什么？”

“因为如果莫伊政府在做事的话，这些组织就等于是画蛇添足。这些组织能跳过他的贪污体系。布卢姆的组织还算温和，是比利时的组织，由私人资助，进行的是医疗服务。我恐怕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他说。他希望这种率直的口气能让两位警官接受他对这些事情确实一无所知。

可惜他们没有那么容易上钩。

“他的组织是监察性质的组织，”罗布紧接着告诉他，“该组织的医生巡视其他非政府组织，拜访诊所，检查诊断书并提出纠正。比如说，‘医生，或许这病不是疟疾，可能是肝癌吧’。然后他们检查治疗方法。他们也处理流行病。利基呢？”

“他又怎样？”

“布卢姆和特莎本来要前往他那边，对吧？”

“据说是这样。”

“他究竟是什么人？利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他有希望成为非洲白人的传奇人物，是人类学家兼考古学家，陪父母亲去图尔卡纳湖东岸一起探寻人类的起源。父母亲过世后，他继续探索下去。他是内罗毕这边的国家博物馆的前任馆长，后来负责野生动物保护的工作。”

“后来辞职了。”

“或者说是被迫下台。说来话长。”

“而且他是莫伊的眼中钉，对不对？”

“他在政治上反对莫伊，吃力不讨好。目前他行情看涨，因为他代表的是腐败肯尼亚的终结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积极要求他入阁。”罗布往后坐，轮到莱斯莉上场，这时可以明显看出罗布对奎尔夫妇的二分法态度，其实也适用于这两位警官的个别作风。罗布讲话时激动，让人强烈感觉到他拼命压抑情绪；莱斯莉则是不带感情的典范。

“好吧，这个贾斯丁是什么样的男人？”她若有所思地问，仿佛是在研究历史上一个遥远的人物。“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来主持这个委员会？他的兴趣、胃口、生活方式是什么？他是何方神圣？”

“天啊，我们又算是何方神圣？”伍德罗强烈抗议，或许抗议得有点太做作，罗布看在眼里只是再度用铅笔敲着牙齿，莱斯莉则报以耐心的微笑。伍德罗以颇具魅力的不情愿态度，念出一张贾斯丁短得可怜的特质清单：热爱园艺——只不过现在一想，自从特莎的婴儿夭折之后，他就没有那么热爱了。最爱的是星期六下午在花床里做苦工。是绅士，管他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正统伊顿人。与当地雇用的员工打交道时客气得过火，那还用说。这样的人在公署一年一度的舞会上，都要靠他负责跟壁花跳舞。就某些方面来说有点像王老五，至于哪些方面，伍德罗一时想不起来。就他所知，不打高尔夫球，不打网球，也不钓鱼打猎，一点也称不上喜欢户外活动，惟一例外的是园艺。还有，当然要提的是，他是一流的基层专业外交官，具有丰富的实地经验，懂两种语言，行事安全第一，完全遵照伦敦方面的指示做事。另外，罗布，残忍的是，这错不在他身上，偏偏他就卡在升官的阶梯上。

“他不会跟中下级别的人交往吧？”莱斯莉看着笔记簿问，“你不会看见他趁特莎外出进行实地工作时，跑去地下舞厅乱搞吧？”问题一出，听起来就有点好笑，“不是他的作风吧，我想？”“舞厅？贾斯丁？你的想像力太丰富了吧！大概会去‘安娜贝尔’吧，二十五年前。你怎么会想到那里去？”伍德罗开心大笑。他已经有好几天没有笑得如此开心了。

罗布很乐意点醒他。“其实是我们老板说的，格里德利先生。他来内罗毕待过一段时间，联络双方关系。他说如果想找杀手的话，可以到舞厅去物色。大河路上有一家，距离新史丹利旅馆只有一条街。如果寄宿在那里，去那家就很方便了。美金五百，你想解决谁，他们会帮你解决。先付一半订金，事后再付另一半。有些俱乐部是比较便宜，不过根据他的说法，质量就没有那么好。”

“贾斯丁爱不爱特莎？”莱斯莉趁伍德罗还在微笑的时候问。

三人之间的气氛越来越热络轻松，此时伍德罗双手高举，对着天空发出无言的呼唤：“我的老天爷啊！这个世界上有谁爱谁，为的是什么？”莱斯莉并没有立刻让他躲掉这个问题：“她长得漂亮、机智、年轻。他呢？两人认识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好几，中年危机，随时可能因伤停而退休。寂寞，迷恋，希望安定下来。爱不爱？由你来判断，不是我。”

然而，如果说这番话是传球给莱斯莉，让她能发表个人看法，她却不去理会。外表看来，她和身边的罗布一样，比较有兴趣的是注意伍德罗五官微妙的转变；他们注意到他脸颊上半部的皮肤线条紧绷，看到脖子上早就有的淡淡色斑出现在脸颊上，注意到下巴不自觉收起来。“而贾斯丁对她难道不生气——比如说她们的救济工作？”罗布暗示。

“为什么要生气？”

“她在唠叨包括英国在内的有些西方国家在剥削非洲人，说在技术服务方面超收费用，说将昂贵而过时的药品倾销给他们，她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难道他不发火？还说西方国家拿非洲人当白老鼠测试新药。这种说法有时候只是暗示，很少经过证实。”

“贾斯丁对她的救济工作感到非常光荣，这一点我很确定。这里很多外交官的妻子通常都不管事。特莎的主动参与正好弥补不足之处。”

“所以说，他并没有生老婆的气。”罗布追问。

“贾斯丁这人不太会生气，一般来讲是不会。如果硬要说他有什么感觉，只是感觉很尴尬而已。”

“你们呢？尴不尴尬？我的意思是说，你们高级专员公署的人？”

“有什么好尴尬的？”

“她的救济工作。她的特殊利益。那些利益，有没有与英国政府的利益互相冲突？”

伍德罗展现出极为不解、极为令人松懈心防的皱眉表情。“大英政府从来不会因为人道行径而感到尴尬，罗布。这一点你应该知道才对。”

“我们还在学习当中，伍德罗先生，”莱斯莉悄然插嘴，“我们是新来的。”她一秒钟也没有松懈掉亲切的微笑，打量了他一阵子，然后将笔记簿和录音机收回包包里，推说还要到市区办点事所以必须先走，提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讨论。

“特莎有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心里话，你知不知道？”莱斯莉以顺带一提的口气问。这时他们三人一起走向门口。

“你是说，除了布卢姆之外吗？”

“我其实指的是女性友人。”

伍德罗表面上是在记忆里搜寻。“没有，没有。我觉得大概没有。我想不出特定对象。不过就算有，我大概也不可能知道吧？”

“如果对象是你的部属，你或许会知道。例如吉妲·皮尔逊或是其他人。”莱斯莉好心一提。“吉妲？噢对了，当然是了，吉妲。他们有没有好好关照你们啊？交通和其他事情都照料得好好的吗？那就好。”

过了一整天，过了一整夜之后，他们又回来了。

这一次，开始问话的人是莱斯莉而非罗布。她的态度带有新鲜感，意味着上次见过面之后发生了令人振奋的事情。“特莎死前有过性交。”她一面大声宣布，口气有如一日之计在于晨一般明亮，一面有如在法庭上呈供证物般摊开她带来的财产：铅笔、笔记簿、录音机、橡皮擦。“我们怀疑是强暴。这个还不能宣布，只不过明天报纸上会报出来。他们目前只是根据阴道采样来判断，透过显微镜看看精子是死是活。精子已经死了，不过他们还是认为精液不只是一个人的。可能是炒大锅饭吧。我们的看法是，他们无从判断。”

伍德罗的头埋入双手里。

“要等我们的研究员宣布，才能百分之百确定。”莱斯莉看着他说。罗布和昨天一样，漫不经心地用铅笔敲着大牙。

“另外，布卢姆长袍上面的血迹是特莎的。”莱斯莉继续用同一种坦白的语气说，“只是初步判断而已。他们这里只作基本的检验。其他东西，回国之后才能做。”

伍德罗这时已经起身。在非正式的会议中，他经常用这一招来让其他人停嘴。他无精打采漫步到窗前，在房间另一边找到位置站着，假装在研究难看的市景轮廓线。天空偶尔闪出雷电，还闻得到神奇的非洲雨水降落之前那种难以言喻的紧绷气味。相形之下，他的态度显得安详。他左臂胳肢窝落下两滴热汗，如同肥大的昆虫顺着肋骨往下爬，却没有人看到。

“有没有人告诉过奎尔？”他边问边想，或许他们也正在想，为什么遭到强暴的妇女的鳏夫突然间变成了奎尔而非贾斯丁。

“我们认为，由朋友来通知会比较合适。”莱斯莉回答。

“你。”罗布暗示。

“当然。”

“而且，的确有可能的是，像莱斯刚才说的，她和阿诺德有可能在上路前做过最后一次。要不要对他提这一点，就由你来决定了。”

我的最后一根稻草究竟在哪里？他心想。还要再发生什么事，我才会打开窗户往下跳？或许我要她帮我做的事情就是这个：让我超越所能接受范围的极限。

“我们真的很喜欢布卢姆。”莱斯莉以亲密的口气赞叹，仿佛她很需要伍德罗也能喜欢布卢姆，“好吧，我们现在必须当心另一个布卢姆，人面兽心的布卢姆。以我们的出身来说，即使是最爱好和平的人，在受到逼迫的时候，也会做出最可怕的事情来。可是，如果他受到逼迫的话，究竟是谁在逼他？没有人，除非逼他的人是特莎。”

讲到这里，莱斯莉停顿下来，邀请伍德罗下评语，不过他正在行使保持缄默的权利。

“如果说这世上真有好人，比布卢姆更接近好人境界的人不多了。”她口气坚定，仿佛好人的定义和现代人种的学名一样明确，“他做了很多真正好的好事。不是给别人看，而是因为他想做好事。解救生命，冒着生命危险，为的不是钱，在险恶的环境里工作，在自己的阁楼里藏人。你难道不同意吗，长官？”

莱斯莉是在诱导他吗？或者只是想从特莎—布卢姆关系的成熟观察者中求取新知？

“我确定他的记录的确很优秀。”伍德罗承认。

罗布用鼻子呼了一口气，表示不耐烦，上身也困窘不安地扭动一下。“好了，别去谈他的记录了。以个人层面来谈：你欣赏他吗？欣赏或不欣赏？就这么简单。”说完在椅子上换了一个全新的坐姿。

“我的天啊。”伍德罗从他背后说，这一次很小心，不要过度装模作样，但却还是允许一丝气急败坏的调调进入话语。“昨天你用的是坚决的爱不爱，今天就变成了坚决的欣赏不欣赏。最近大家都喜欢拿英国版的百科全书来咬文嚼字嘛。”

“我们是在问你的意见，长官。”罗布说。

或许是这种长官的称呼才产生如此效果。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用的是伍德罗先生，感觉大胆时，用的是桑迪。如今称呼的是长官，等于是向伍德罗忠告，这两名资历浅的警官并非他的同事，也不是他的朋友，而是两个低级别的外人跑进主管俱乐部里四处张望。过去十七年来，就是这个主管俱乐部给了他地位和保护。他将双手交握在身后，肩膀则向前挤，然后以脚跟为轴心转身面对质询者。

“阿诺德·布卢姆很具有说服力。”他站在房间另一端，以说教的语气对他们说，“他长得好看，有某种魅力。如果你欣赏他那样的幽默的话，还可以说他有机智。他也有某种光环，或许是因为他的胡子修得很整齐吧。对于容易受影响的人来说，他是个非洲的民间英雄。”说完后他转身，仿佛等着他们收拾行李离开。

“对于不容易受影响的人呢？”莱斯莉问。她利用他转身的机会，以双眼侦察着他：双手放在身后，一手漫不经心地抚慰另一手，支持体重较少的一边膝盖抬起进行自我防卫。

“噢，我们属于少数派啦，我确定。”伍德罗回答得很有技巧。

“只是啊，我认为对你来说可能会令你很担心，以你身为办事处主任的职责来说，可能也很心烦，因为你眼睁睁看到事情发生，也知道自己无能为力阻止。我是说，你没办法去找贾斯丁然后说，‘你看看那个留胡子的黑人，他跟你老婆有一腿。’你讲得出口吗？你有那份能耐吗？”

“如果丑闻威胁到公署的名声，我有权——也有责任——亲自介入。”

“你有介入吗？”莱斯莉说。

“广义来说的话，有。”

“是跟贾斯丁说？还是直接去找特莎？”

“问题是，显然她和布卢姆的关系可以说是具有一层掩护。”伍德罗回答，设法规避她的问题。“男的是有头有脸的医生，在救济群体中广受尊重。特莎是他手下奉献心力的志愿者。表面上，一切都光明正大。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冲进去指控他们两人通奸。你只能说，是这样的，你们会让其他人误解，所以请稍微慎重一点。”

“这话你对谁讲过？”莱斯莉边问边在笔记簿上写字。

“没有那么简单。不只是发生在一个场合而已，也不只是一次对话而已。”

莱斯莉倚身向前，一面检查录音机是否还在运转。“是你和特莎之间的对话？”

“以机器来比拟特莎的话，她是个设计高明的引擎，只是少了一半的钝齿。在她的小男婴死掉之前，她是有点乱来。那样讲没错。”伍德罗正要对特莎作出全然的背叛，这时回想起波特·科尔里奇坐在书房里以愤怒的口吻转述佩莱格里的指示。“但是，我不得不怀着极大的惋惜说出来，她后来让我们不少人觉得她神经不太对劲。”

“她是花痴吗？”罗布问。

“以我的职薪等级来说，那样的问题恐怕我不够格回答。”伍德罗回答的口气冰冷。“这样说好了，她打情骂俏得很过火。”莱斯莉暗示，“对每个人都放电。”

“如果你坚持要那样说的话也行，”——没有人可以比他说得更不带感情——“很难说对吗？她长得标致，是大家闺秀，嫁的是老丈夫——她是在打情骂俏吗？还是只是忠于自我，尽情开心？如果她穿了低胸洋装，裙子外围还有花边，人家会说她很容易到手；如果她不这样穿，人家会说她很没情调。内罗毕的白人群体就是这么一回事。或许换成别的地方也一样。这方面我不是专家。”

“她有没有跟你打情骂俏？”罗布问。他又在铅笔上咬了一口，让人火冒三丈。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她究竟是在打情骂俏，或只是在放纵好心情，根本无从判断。”伍德罗说。这话达到了温文尔雅的新境界。

“那么，呃，你自己该不会也稍微跟她打情骂俏吧？”罗布询问，“少装蒜了，伍德罗先生。你也是四十好几，中年危机，准备退休，和贾斯丁一样。你对她有好感，为什么没有？换成是我，我一定会。”

伍德罗恢复得很快，几乎在他意识到之前就已经恢复过来。“噢，小罗布啊。满脑子想的都是特莎、特莎。夜以继日。你被她迷昏头了。随便你去问任何人。”

“我们问过了。”罗布说。

隔天早上，在惨遭围攻的伍德罗眼中看来，问话的人穷追猛打的模样真难看。罗布将录音机摆在桌上，莱斯莉打开红色大笔记簿，上面用橡皮圈做记号，然后由她开始问话。

“我们有理由相信，特莎在婴儿死掉后不久，你去医院探过病。长官，果真有这件事吗？”这话震撼了伍德罗的世界。到底是谁把那件事说出来的？是贾斯丁吗？他不可能，因为他们还没找过他。找过的话，我应该知道才对。

“一切暂停。”他突然命令。

莱斯莉抬起头来。罗布放松姿势，然后仿佛想用手掌抚平自己的脸似的，伸出一只长手直直地放在鼻子上，接着从伸长的手指指尖上端详伍德罗。

“今天早上我们要谈的主题就是这个？”伍德罗质问。

“主题之一。”莱斯莉承认。

“那样的话，请你告诉我，因为我们所有人的时间都不多，究竟到医院看特莎，和追查杀她的凶手有何关联？据我了解，你们来这里的目的不是要调查凶杀案的吗？”

“我们是在寻找动机。”莱斯莉说。

“你说过找到了动机。强暴。”

“强暴已经不适用了，不能算是动机了。强暴只是附带进行。或许是障眼法，让我们误认为是冲动伤人的案件，而非按照计划行事。”

“预谋。”罗布解释。他的棕色大眼睛以寂寞的眼神盯着伍德罗看。“就是我们所谓的企业暗杀。”

听到这里，伍德罗短暂升起一阵寒意，头脑怎么也无法思考。然后他才想起企业两字。他为什么要说是企业？

企业暗杀？难道是由公司派人进行的？太过分了！一个具有身份地位的外交官，根本不屑考虑到这么离谱的假设！

之后，他的脑袋成了一片空白。没有文字，连最陈腐最无意义的字眼都无法挺身而出解救他。他看到自己，就算看得到的话，也只是某种计算机，正在抓取数据，重新组合，然后阻断掉来自大脑封闭区高度加密的思绪。

才不是企业暗杀。是冲动伤人。没有计划。是非洲式的血祭。

“好吧，你为什么要去医院？”他听见莱斯莉说，自己一面追着声音去理解。“你为什么在她的小男婴死了之后要过去看她？”

“因为她叫我去。透过她丈夫，我是以贾斯丁的上司身份去探病的。”

“另外还有谁也应邀前往吗？”

“就我所知是没有。”

“吉妲有吧？”

“你是指吉妲·皮尔逊？”

“还有其他人吗？”

“吉妲·皮尔逊没有在场。”

“所以只有你和特莎。”莱斯莉大声强调，写在笔记簿上。“你是他的上司，跟探病有什么关系？”

“她很关心贾斯丁的前途，希望我能向她保证贾斯丁不会有事。”伍德罗回答。他故意放慢脚步，不要随她越来越快的节奏起舞。“我是试过说服贾斯丁请个假，不过他宁愿待在工作岗位上。EADEC的部长年会即将召开，他决定要作好准备。我对她解释这一点，也答应要继续关照他。”

“她有没有带笔记本电脑过去？”罗布插嘴。

“你说什么？”

“有那么难懂吗？她有没有带笔记本电脑过去？——放在她身旁，放在桌子上面，放在床下，藏在床上？她的笔记本电脑。特莎很爱她那台笔记本电脑。她都是用那台计算机发电子邮件给别人。她发电邮给布卢姆，她发电邮给吉妲，她发电邮给她照料过的一个意大利病童，也发过电邮给她以前在伦敦的某个男朋友。她对半个世界发电邮发个不停。她有没有带笔记本电脑过去？”

“谢谢你讲得这么清楚明白。没有，我没有看到笔记本电脑。”

“有没有笔记簿？”

他迟疑一下，搜寻着记忆，然后撒谎。“就我所看见的是没有。”

“会不会放在你没看见的地方？”

伍德罗懒得回答。罗布向后靠，假装以悠闲的姿态打量天花板。

“好吧，她当时情形如何？”他询问。

“产下死胎，没有人能精神百倍。”

“她情况到底怎样嘛？”

“虚弱，胡言乱语，情绪低落。”

“你们两人就只谈那么多，贾斯丁，她亲爱的丈夫。”

“就我记忆所及是这样没错。”

“你跟她在一起待了多久？”

“我自己没有计时，不过大概是二十分钟。显然我不想让她太疲倦。”

“所以说，你和她谈贾斯丁的事，谈了二十分钟，连他早餐有没有乖乖吃都报告了。”

“对话断断续续。”伍德罗说，脸开始红了起来，“如果有人发烧倦怠，刚生下死胎，要进行意识清醒的对话不太容易吧。”

“有没有其他人在场？”

“我已经说过了，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我不是问你这个。我问的是，有没有其他人在场。”

“比方说是谁？”

“比方说旁边还有什么人在场。护士啦，医生啦。别的访客，她的朋友，女性朋友，男性朋友，非洲朋友。例如说，阿诺德·布卢姆医生。长官，何必让我费这么多口舌？”

罗布为了表示不耐烦，像标枪选手一样伸展四肢，首先一手抛向空中，然后委婉改变长腿的位置。伍德罗此时再度显得正在回想往事：他挤紧眉毛，皱出悲喜交加的神情。

“经你这么一提，罗布，你说得没错。你真聪明。我到的时候，布卢姆在那里。我们两人打声招呼，然后他就走了。我猜我们重叠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三十秒钟。算准一点给你，是二十五秒。”

然而，伍德罗这番故作无心的神态得来不易。究竟是谁告诉他布卢姆在她床边？不过他担忧的事情急转直下，直通他脑海里另一个最黑暗的裂缝中，再度触及他拒绝承认的那套因果关系，而波特·科尔里奇曾愤怒地命令他忘记这件事。

“布卢姆在那边做什么？你猜呢，长官？”

“他没有解释，特莎也没有。他是医生，不是吗？其他身份都不管的话，好歹也是医生。”

“特莎正在做什么？”

“躺在床上，不然你认为她会在做什么？”他反唇相讥，稍微失去了理智，“打弹珠吗？”

罗布在他面前伸展长腿，欣赏着自己的大脚丫，姿势像在做日光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猜她会在做什么呢，莱斯莉？”他问同行的警官，“一定不是在打弹珠。她躺在床上，做什么？我们问自己。”

“在喂一个黑人婴儿，我猜。”莱斯莉说，“婴儿的母亲死了。”

一时之间，房间里惟一的声响来自路过走廊的脚步声，以及山谷对面市区的车辆急驶与互不相让的声音。罗布伸出瘦长的手臂关掉录音机。

“正如你刚才指出的，长官，我们的确是时间不够。”他很有礼貌地说，“所以请你别他妈的浪费时间躲避问题，把我们当做狗屎。”他再按下录音键，“请您亲口告诉我们，病房里垂死的妇女和她的男婴情况如何，伍德罗先生，长官。”他说，“请说明她的病因，以及有谁想替她治病，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这一方面，任何你碰巧知道的事情都可以讲。”

伍德罗在孤立的情况下走投无路又满腔怨恨，直觉上想寻求外交单位主官的支持，却发现科尔里奇故意让别人找不到他。昨天晚上伍德罗想找他私下谈谈时，米尔德伦告诉伍德罗，他的老板正和美国大使闭门商谈，只有紧急事件才能找他。今天早上科尔里奇据说正在“居家办公”。

5

要吓唬伍德罗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他曾经奉命多次扛下令人羞辱的场面，也从经验中学习到，最合适的方法是拒绝承认缺少了任何东西。如今他也应用了这套教训，以简洁的句子用极简约的风格描述出医院病房当时的情景。没错，他同意——他微微感到惊讶，他们竟然对特莎病房的微小细节这么有兴趣——他依稀记得和特莎同一病房的一个病人在睡觉或是陷入昏迷状态。既然她没有办法喂哺自己的婴儿，特莎只好担任代理奶妈。特莎的损失，让这个小孩捡到便宜。

“这个生病的女人叫什么名字？”莱斯莉问。

“我不记得。”

“有没有人陪她，朋友或是亲戚之类的？”

“她的弟弟，是从她村子里来的一个青少年。是特莎说的，以她当时的状况，我不认为她是可靠的目击证人。”

“她弟弟的名字你知道吗？”

“不知道。”

“村子叫什么？”

“不知道。”

“这女人生什么病，特莎有没有告诉你？”

“她讲的话多半语无伦次。”

“这么说来，另一半就一清二楚喽。”罗布指出。有种诡异的节制气氛逐渐降临在他身上。他原本晃荡摆动的四肢，这时找到休息之处。他突然有了一整天的时间可以消磨了。“在特莎不是语无伦次的时候，有没有对你说什么有关病房对面床铺那个女人的事，伍德罗先生？”“只说她快死了。没有说出病因，只说得自她生活的社会环境。”

“艾滋病吗？”

“她没有这样说。”

“总是生了艾滋病以外的病吧。”

“是啊。”

“有任何人在治疗她这个不知名的病吗？”

“应该是有，不然她为什么要住院？”

“是罗贝尔吗？”

“谁？”

“罗贝尔。”罗布拼出来给他听，“荷兰籍混血儿。头发不是红色就是金色，五十五六岁，胖子。”

“从没听说过这个人。”伍德罗以绝对自信的脸部表情来反驳，而肠子却在翻搅。

“你有没有看到任何人在给她治疗？”

“没有。”

“你知不知道她正在接受治疗？用什么治疗？”

“不知道。”

“你从头到尾都没看到有人给她吃药或是帮她打什么针吗？”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在场期间，没有院方人士在病房里。”

罗布利用这段空档来思考他的回答，也思考如何回应。“非院方人士呢？”

“我在场的时候也没有。”

“你不在场的时候呢？”

“我又怎么知道？”

“从特莎口中。在她没有语无伦次的时候，她或许告诉过你。”罗布解释。他的嘴巴微笑得很大，结果让他的好心情反而令人觉得厌烦，仿佛是他去买了一个笑话，还不想拿出来分享。“根据特莎的说法，在她病房里的那个生病的女人，特莎是喂她的婴儿，有没有任何人对这个女人进行治疗？”他很有耐心地问。字正腔圆地宛如是在玩什么室内游戏。“生病的女人有没有人来探视？或是检查？或是观察？或是治疗？任何人。不管是男是女，黑人白人，不管是医生、护士或是非医生，外人、内部人、医院里打扫卫生的人、探病的人，或是简单的‘一般人’?”他往后坐，最后这几个字是拼命挤出来的。

伍德罗逐渐明了自己处境的危险程度。他们知道的部分，有多少不愿摊牌？罗贝尔这个名字在他头脑里听来宛若丧钟。他们还会对他丢出多少名字？他还能否认多少，同时还能保持抬头挺胸？科尔里奇告诉过他们什么？为什么他隐瞒真相，拒绝共谋？或者他在伍德罗背后和盘托出了？

“她说有人来看那个女人，是身穿白大褂的矮小男人。”他语气轻蔑地回答，“我猜是她做梦梦到的，不然就是她在讲的时候还在半梦半醒中。我觉得缺乏可信度。”弦外之音是，你们也不应该相信。

“为什么穿白大褂的人要去找她？根据特莎的说法。照你说是她的梦话。”

“因为身穿白大褂的人杀死了那个女人。她还一度称呼他们为巧合事件。”他决定说实话，然后让这话听起来很荒谬，“我认为她也把他们称呼为贪婪之徒。他们想治好那女人，不过却无能为力。特莎的故事是一派胡言而已。”

“怎么个治疗法？”

“并没有透露。”

“怎么个杀法？”

“可惜她当时说得同样不清不楚。”

“有没有写下什么东西？”

“她讲的那个故事吗？怎么可能？”

“她有没有做笔记？她有没有照笔记念给你听？”

“我说过了。就我所知，她没有笔记簿。”

罗布将长形的脑袋偏向一边，为的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伍德罗，或许从这样的角度比较可以看出端倪。“阿诺德·布卢姆并不认为她的故事是一派胡言，他不认为特莎语无伦次，阿诺德知道她说的每件事都正确无误。对吧，莱斯？”

伍德罗脸上的血色尽失，他自己可以感觉得到。然而，尽管在承受过他们这番话的震惊之后，他仍旧在枪林弹雨中保持镇定，如同老练的外交官一样站稳脚步。他设法找到自己的声音，也设法找到愤慨之情。“对不起。你是说你们找到了布卢姆吗？那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你是说，你不希望我们找到他喽？”罗布询问，一脸不解。

“我才没有那个意思。我是说，你们来这里是有条件的，如果找到布卢姆或是跟他讲过话，你们显然有义务与高级专员公署分享这个信息。”

但是罗布已经在摇头了。“长官，我们才没有找到他。希望归希望。不过我们倒是找到了他的几份文件。以你们的说法是分量不够，但是很有用，散落在他的公寓里。可惜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炒作。有几份个案笔记，我猜有人可能会很感兴趣。有几份复印信件，写得很无礼，是他以医生的身份寄给全球各地的公司、实验室，或是教学医院。就只有这些了，对不对，莱斯？”

“用散落两字，其实是有点太夸张了。”莱斯莉承认，“用藏匿比较合适。有一堆是贴在相框后面，另一堆是在浴缸下面找到的。花了我们一整天才找到，就算不是一整天也差不多了。”她舔了一下手指，在她的笔记簿上翻页。

“可惜那些人漏掉了他的车子。”罗布提醒她。

“等他们搜完了，那公寓比较像是垃圾场。”莱斯莉同意，“手法一点也不高明，只是破坏掠夺而已。最近在伦敦常发生，报纸上刊出某人失踪或是死亡的消息，当天早上坏人就会过去，想拿什么随便拿。我们负责犯罪防治的人很伤脑筋。方便让我们再跟你提几个名字吗，伍德罗先生？”她询问，扬起灰色眼睛固定在他脸上。

“别客气，把这里当自己的家。”伍德罗说，好像这两人并没有这样做。

“科瓦克斯，据信是匈牙利人，女性，年轻。乌黑头发，长腿，等一下罗布会念出重要的数据。名字不详，研究员。”

“见过的话，一定忘不了的。”罗布说。

“恐怕没见过。”

“艾瑞奇。医生，研究科学家，先在圣彼得堡取得资格，后来到德国莱比锡攻读学位，在格但斯克从事研究工作。女性。没有描述。这样的名字你听过吗？”

“一辈子都没听过。没有人符合那样的叙述，没有遇到过那个姓氏的人，也没有遇到过有那样出身或学习经历的人。”

“哎呀。你真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她吗？”

“也没听说过我们的老友罗贝尔吗？”莱斯莉以遗憾的口吻说，“名字不详，出身不详，或许是一半荷兰人或南非白人，经历也是一团谜。问题就出在我们是从布卢姆的笔记里面抄来的，所以你大可以说我们是任他摆布。他将这三个姓氏圈起来，画成流程图似的图案，每个圈圈里面有一丁点的描述。罗贝尔和两个女医生。罗贝尔、艾瑞奇、科瓦克斯。念起来真拗口。我们本来要帮你复印一份，可是目前不太放心使用复印机。你也知道这里的警方是什么样子。还有复印店，坦白说，我们连上帝祷告文都不放心交给他们去复印，是不是啊，罗布？”

“用我们的来印。”伍德罗讲得太快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沉思中的静默，对伍德罗来说像是耳聋了一阵，没有汽车经过，没有鸟儿歌唱，也没有人走过他门外的走廊。打破沉默的人是莱斯莉，她执意将罗贝尔描述为他们最希望问话的对象。

“罗贝尔居无定所。据信他从事制药业。过去这一年他进出内罗毕数次，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肯尼亚当局无法找到他的踪迹。据说特莎住进乌护鲁医院时，他曾经去看过她。莽撞5，这是我们手中握有的另一个描述词，我还以为那是一个股市用语。你确定你没有遇到过一个头发偏红色的医生罗贝尔，外表显得很莽撞，也许是个医生？说不定在旅行途中遇到过？”

“从没听说过，也没有遇见过像这样的人。”

“这样的说法我们其实听了很多。”罗布从一旁说。

“特莎认识他，布卢姆也认识。”莱斯莉说。

“那又不表示我认识。”

“这个白色瘟疫究竟是何方神圣？”罗布问。

“我完全不清楚。”

他们离开的时候和之前几天一样，留下一个越来越大的问号。

伍德罗一安全摆脱他们，立即打内线电话给科尔里奇，听到他的声音后松了一口气。

“有没有空？”

“大概吧。”

找到他时，他坐在办公桌前，一手伸向眉头。他身上穿了黄色的吊带背心，上面有马的图案。

他的表情是既提高警觉又具有敌意。

“我需要你跟我保证，伦敦方面会支持我们的做法。”伍德罗还没坐下就开始说。

“你所谓的我们，到底指的是谁？”

“你和我。”

“伦敦方面，你指的是佩莱格里吧？”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变动吗？”

“就我所知是没有。”

“以后会有变动吗？”

“就我所知是没有。”

“好吧，佩莱格里有没有靠山？就这样说好了。”

“噢，他一直都有靠山的。”

“那么，我们是继续下去，还是不继续下去？”

“你的意思是继续撒谎？当然是继续下去喽。”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说法上达成共识？”

“说得好。我也不知道。如果我是神职人员，我会偷偷跑出去祷告。可惜事情没有他妈的那么简单。那女孩死了，那只是一部分而已。我们还活得好好的，那又是另一部分。”

“这么说来，你有没有跟他们讲真话？”

“没有，没有，拜托，老天爷，没有。我的记忆力像是米筛一样。真是非常抱歉。”“你准备要对他们讲实话吗？”

“他们？没有没有，绝不。打死也不讲。”

“那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就说法达成共识？”

“好吧。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反正你都讲得这么明白了，桑迪，有什么让我们不能达成共识的？”

“谈谈你到乌护鲁医院探病的经过，长官。”莱斯莉开始说，口气简洁利落。

“我还以为上次已经讲完了。”

“另外一次。第二次。稍后。比较像是一次追踪访问。”

“追踪访问？追踪什么东西？”

“显然是你对她的承诺。”

“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我听不懂。”

但罗布完全知道她在讲什么。“我觉得她的英文讲得很清楚，长官。你有没有再到医院去探视特莎？例如她出院后四个星期？例如说她到产后诊所去看病，而你到前厅跟她见面？因为在阿诺德的笔记中，他就是如此记载，而且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错过，至少从我们这些一无所知的人所能了解的范围来说。”

改叫阿诺德啦，伍德罗注意到。已经不称呼他布卢姆了。

伍德罗这位军人之子正在与自己进行激烈斗争，脸上却摆出冰河般的城府表情。面临危机时，他就以这副表情来沉思。在记忆中，他则循着医院拥挤的场景走着，仿佛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特莎手里提着织锦手提袋，手把由藤条制成。这个手提袋是他头一次看见。然而从那时起，一直到她短暂的生命结束前，她躺在医院里，死胎放在停尸间，对面病床躺着奄奄一息的女子，而该名女子的婴儿则吸吮着她的乳房，这副情景，就是她为自己塑造出的强悍形象的一部分。淡妆、短发，怒目相向，很适合这样的形象，和眼前莱斯莉投射在他身上那种不愿轻信的眼神并没有太大差异。莱斯莉在等他说出编辑过的事件版本。这里的光线和医院内的光线一样，捉摸不定。大束的阳光将半黑的内部一分为二。小鸟在屋椽间滑行。特莎背靠弧形的墙壁站着，旁边是一间味道难闻的咖啡店，椅子是橙色的。人群在光柱里进进出出，不过他一眼就看到了特莎。她双手捧着织锦袋，捧在下腹部，站立的模样有如他年轻又胆怯的时候看见妓女站在门口的样子。墙壁在阴影中，因为光柱无法送达房间的边缘，或许特莎挑这个地方站的原因就在这里。

“你说等我稍微复原，你会听我说。”她以低沉、严厉的嗓音提醒。他几乎认不出是特莎的声音。

上次在病房见面后，这是他们第一次交谈。他看见特莎的嘴唇，在没有唇膏的调色之下显得好脆弱。他看见她灰色眼珠中的热情，不禁害怕起来，因为所有的热情都会让他害怕，包括自己的热情。

“你指的那次见面并非嘘寒问暖。”他告诉罗布，一面回避莱斯莉紧迫盯人的视线。“跟工作有关。特莎宣称无意间发现一些文件，如果是真的，在政治上会很敏感。她要我在诊所跟她见面，当面交给我。”

“无意间，怎么说？”罗布问。

“她认识一些外面的人。我就只知道这么多了。救济单位的朋友。”

“例如说布卢姆？”

“还有其他人。顺便一提，她带了劲爆的丑闻来高级专员公署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已经养成习惯。”

“所谓的高级专员公署，指的是你自己？”

“如果你指的是我身为办事处主任的职责的话，对。”

“她为什么不托贾斯丁交给你？”

“一定不能将贾斯丁拖下水。这是她的决心，大概也是贾斯丁的。”他是不是解释得过度清楚？会不会又有危险？他继续往下跳。“她这种做法，我很尊重。坦白说，就算她表现出任何踌躇疑惧的迹象，我都很尊重。”

“她为什么不交给吉妲？”

“吉妲是新来的，年纪也轻，而且是在这里聘用的人员。她不适合担任送信人。”

“所以你们见了面，”莱斯莉把话题拉回来，“在医院。在产后诊所的前厅。在那边见面，未免也太招摇了吧？两个白人在其他全部是非洲人的环境？”

他心想，你们去过那里了。他心头再度一震，几乎恐慌起来。你们去过医院了。“她害怕的不是非洲人，她害怕的是白人。这一点没有办法跟她理论。她只有在和非洲人共处时才觉得安全。”

“是她亲口说的吗？”

“是我推断的。”

“从什么地方推断的？”——问话的是罗布。

“从她最后几个月的态度。在生下死胎之后。对我来说，对整个白人群体来说，对布卢姆来说。布卢姆绝对错不了。他是非洲人，又英俊，而且又是医生。而吉妲具有一半的印度血统”——讲得有点激动。

“特莎用什么方式约你见面？”罗布问。

“她派小男仆穆斯达法送信到我家。”

“你妻子知道你要去见她吗？”

“穆斯达法把信交给我家的小男仆，由他转到我手上。”

“你没有告诉你老婆？”

“我把那次见面列为机密。”

“她为什么不干脆打电话给你？”

“我妻子？”

“特莎。”

“她不信任外交单位的电话。不是没有原因。我们全都不信任。”

“为什么她不干脆叫穆斯达法带给你那些文件？”

“她要求我给她保证。特别保证。”

“她为什么不干脆自己拿来这里给你？”问话的人仍是罗布。逼问，逼问。

“原因是什么，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她已经到了无法信任公署的程度，不希望自己的名声被公署玷污，也不希望有人看到她进出公署。听你的意思，好像她的行为很合乎逻辑似的。其实特莎生前最后几个月的举止很难找出逻辑。”

“为什么不找科尔里奇？为什么每次都非找你不可？找你到她病床边，找你去诊所见面？难道她不认识这里的其他人吗？”

在危机的这一刻，伍德罗与问话者联合作战。是啊，为什么只找我？他猛然升起一阵愤怒的自怜之感，质问着特莎。因为你的虚荣心不愿放我一马。因为听见我承诺出卖自己的灵魂，让你很高兴，而你我心知肚明，在关键时刻我不会帮你忙，而你也不会放过我。因为跟我交手，如同正面对付你最恨之入骨的英国病。因为对你来说我是某种典型人物，“空有仪式，没有信仰”——是你说的。我们两人面对面站着，距离半英尺，我还在纳闷，为什么我们身高相同，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弧形墙的底部边缘有个台阶，你和身边的其他妇女一样站在上面等人，希望对方一眼看见。我们的脸处于同一高度，尽管你脸上多了一点严峻，时间倒流至圣诞节，我再度与你共舞，嗅着你头发里那种甜美温馨的青草味。

“结果她给了你一大沓文件，”罗布说，“里面写的是什么？”

我从你手中接过信封，此时你手指碰触到我，让我神志癫狂。你是故意要重新点燃我心中的欲火，你很清楚，也无法克制，你正要再度将我带往悬崖边缘，只不过你知道你永远不会跟着我一起跳下去。我没穿西装外套。你看着我解开衬衫纽扣，将信封插入，贴着我赤裸的肌肤，往下一直放，直到信封底端插在腰际和长裤的裤带之间。我扣上纽扣时，你也看着我，而我有种羞愧的感觉，如同我刚和你做过爱。我以优秀外交官的身份想请你喝杯咖啡。你婉拒了。我们面对面站着，有如两人等着音乐开始播放，好让肉体有理由接近。

“罗布问你文件里面写的是什么。”莱斯莉提醒伍德罗，将他从意识领域之外拉回。

“文件是在描述一桩大丑闻。”

“在肯尼亚吗？”

“内容被列为机密。”

“被特莎？”

“少装蒜了。她有什么资格将任何东西列为机密？”伍德罗动了肝火。对于情绪失控感到后悔时已经太迟。

你一定要强迫他们采取行动，桑迪，你在催促我。你的脸色因为痛苦与勇气而苍白。你夸大做作的冲动并未因真正的悲剧而消减。你的眼睛泪水盈眶，自从产下死胎后，眼珠就一直在泪海中游泳。你的嗓音声声催人，同时也声声爱抚，一如以往在不同程度间左右游走。我们需要支持者，桑迪。在我们圈子之外的人。这个人必须具有官方身份，而且必须很能干。答应我。如果我能信任你，你也能信任我。

所以我说出口了。和你一样，我也会一时冲动而做出身不由己的事。我相信。相信上帝。相信爱。相信特莎。我们一起在舞台上时，我相信。每一次我来找你，都会不由自主出卖自己，而你也希望我这么做，因为你同样也沉迷于禁忌关系与戏剧场景。我答应，我说，而你也逼我再说一次。我答应，我答应。我爱你，我答应。这就是暗示现在可以亲吻我的嘴唇，道出可耻承诺的嘴唇：亲吻一下封住我的嘴，订下契约；匆匆一拥束缚住我，让我嗅嗅你的头发。“文件放在袋子里送到在伦敦的相关副部长那里。”伍德罗解释给罗布听，“在那时才加上机密等级。”

“为什么？”

“因为文件中含有严重的指控。”

“对谁不利？”

“拒答，抱歉。”

“是公司吗？还是个人？”

“拒答。”

“文件共有多少页，你记得吗？”

“十五页。二十页。还有个附注之类的东西。”

“有没有相片、插图、物证之类的东西？”

“拒答。”

“有没有录音带？磁盘——告白、陈述的录音？”

“拒答。”

“你把文件送给哪位副部长？”

“伯纳德·佩莱格里爵士。”

“这里有没有留副本？”

“我们的政策是这里敏感数据放得越少越好。”

“你自己有没有留副本？”

“没有。”

“文件是打印的吗？”

“谁打的？”

“文件是打印的还是手写的？”

“打印的。”

“谁打的？”

“我不是打字机专家。”

“是电子打印机，还是文字处理机？或是计算机？你记不记得是什么样的打印稿？字体呢？”

伍德罗对他很不悦地耸耸肩，接近粗暴的地步。

“比方说，不是斜体字吧？”罗布不放过。

“不是。”

“还是那种半连接起来的假手写字体？”

“是极为普通的罗马字体。”

“计算机打字。”

“对。”

“这么说来，你的确是记得了。附件也是打印的吗？”

“大概吧。”

“同一种字体？”

“大概吧。”

“所以大约是十五到二十页，是极为普通的计算机打的罗马字。谢谢你。伦敦方面有没有给你回音？”

“最后有。”

“从佩莱格里那边？”

“可能是佩莱格里，也可能是他的部属之一。”

“内容是？”

“不需要采取行动。”

“有没有说明理由？”还是罗布在问话，问题丢出来有如出拳。

“文件中所谓的证据具有宣传意味，为此进行任何询问皆徒劳无益，将使我国与地主国产生嫌隙。”

“这个答复，不采取行动，你有没有告诉特莎？”

“有，但没有说得这么详细。”

“你到底跟她怎么说的？”莱斯莉问。

这样的回复方式，是因为伍德罗采取了实话实说的新策略，还是某种想告白的本能？“我以自己认为她比较可以接受的方式告诉她，顾及她的身体状况，顾及她刚生下死胎，顾及她对文件的重视程度。”

莱斯莉已经关掉录音机，正将笔记簿装回包包里。“这么说，什么样的谎言对她来说比较能接受，长官？以你的判断？”她问。

“伦敦方面正在调查，正在采取准备措施。”

伍德罗一时之间以为问话结束，感到一阵欣慰。然而罗布还杵在那里，用力挥拳。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还有一件事，伍德罗先生。贝尔、巴克与本杰明6，别名三蜂。”

伍德罗的坐姿纹丝不动。

“广告在市区里到处都看得到。‘三蜂，为非洲奔忙。’‘为你嗡嗡响，亲爱的！我爱三蜂。’总部就在街上。新盖的玻璃大楼，看起来像是机器人达列克。”

“他们又怎么样？”

“我们昨天晚上才调出他们公司的简介，是不是啊，莱斯？你不知道，这家公司多了不起。非洲的每个好处都与他们有关，但骨子里却是彻底的英国公司。饭店、旅行社、报纸、保安公司、银行，提炼金矿、煤矿、铜矿的公司，以及进口汽车、船只和卡车，讲也讲不完。还有一系列很不错的药品。‘三蜂为您的健康奔走。’我们今天早上开车过来的路上看到，对吗，莱斯？”

“就在那边的路上。”莱斯莉附和。

“而且他们跟莫伊的手下也称兄道弟，就我们所知。私人喷射机，还有美女让你玩到尽兴为止。”

“大概这条线索很有希望吧。”

“不见得。我只是想看看说这些的时候你脸上有什么反应。我说完了。谢谢你的耐心。”

莱斯莉仍忙着把东西放回包包。这段对话她尽管很感兴趣，但可能连听都没听进去。

“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被抓起来才对，伍德罗先生。”她对自己说，睿智的头则摇摇表示不解，“你自以为是在解决全世界的问题，其实你才是问题的症结。”

“她是说你是他妈的骗子。”罗布解释。

这一次，伍德罗没有陪他们走到门口。他一直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位置上，倾听着来客渐行渐远的脚步声，然后打电话到柜台以最随便的口气要求，他们离开大楼后请通知一声。一听到他们已经离开，他迅速来到科尔里奇的私人办公室。他早就很清楚，科尔里奇不在办公室，正在与肯尼亚国外事务部开会。米尔德伦在打内线电话，看起来轻松却不自在。

“事态紧急。”伍德罗说。和米尔德伦认为他正在做的事情正好相反。

伍德罗坐在科尔里奇空空的办公桌前，看着米尔德伦从高级专员的个人保险柜中抽出一个白色菱形的东西，以过分殷勤的态度插进数字电话中。

“你到底有什么事？”米尔德伦问。他的口气傲慢，是大人物的低级私人秘书特有的口吻。

“给我滚出去。”伍德罗说。

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立刻打直拨电话给伯纳德·佩莱格里爵士。

他们坐在阳台上，两个外交部同事在毫不留情的夜间照明灯下享用晚餐后的睡前酒。格洛丽亚已回到客厅。

“贾斯丁，这话再怎么说都不好说出口，”伍德罗开始说，“所以我就干脆说出来算了。非常可能的迹象显示，她生前遭到强暴。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对她，也对你。”

伍德罗确实很难过，他一定是的。有时候你不必真正感觉到，就知道有那种感觉了。有时候你的感官遭到严重践踏摧残，再来一桩骇人听闻的新闻时，也觉得只是令人乏味的细节而已。“当然了，这是验尸报告出炉前的说法，所以还没定案，也不列入记录，”他继续说，避免接触到贾斯丁的眼神，“可是他们似乎没有疑问。”他感觉到有必要提供实质上的安慰。“警方觉得其实这下子倒明朗化了，至少找到一个动机。在办案时不至于像海底捞针，就算还无法指认凶手也一样。”

贾斯丁坐着仔细听，双手将白兰地酒杯握在身前，宛如有人刚将酒杯递给他当做奖品。“只是可能而已？”他最后才提出反驳，“真的是奇怪得很，怎么可能？”

伍德罗事前并没有想像到这种反应，竟然使他再度成为被质问的对象，不过心中某种诡异的情绪竟欢迎这种反应。心魔正在驱使他。

“是啊，显然他们的确必须先问这种情况是不是两情相悦。通常要先作这样的假设。”“两情相悦？跟谁？”贾斯丁询问，一脸疑惑。

“管那人是谁——管他们想的是谁。我们总不能帮他们办案吧？”

“对。我们的确不能。桑迪，你也真可怜，好像所有的苦差事都由你扛下来了。现在我确定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格洛丽亚身上，她让我们独处的做法很正确。坐在外面和整个非洲的昆虫王国相处，她洁白的英国肌肤可受不了。”对于伍德罗那么靠近自己，他突然感到排斥，因此起身推开落地窗。“格洛丽亚，亲爱的，不好意思冷落了你。”

6

贾斯丁·奎尔将被谋杀得一息不存的妻子埋葬在优美的非洲墓园里。这墓园叫做朗噶塔。她下葬的地点是在淡紫凤凰木下，一边是她出生后即死亡的儿子加思，另一边是五岁的基库尤族男童，他上方有个呈跪姿的天使石膏像向下看护着他，手里拿着盾牌，宣布他已经加入圣人的行列。在特莎后面躺的是多塞特的何瑞修·约翰·威廉斯，他与上帝长眠。在特莎脚边的是米兰达·K.索普，她遗爱人间。但是加思与名为吉陶·卡蓝扎的非洲男童才是她最接近的伴侣，特莎与他俩肩并肩躺着。这是贾斯丁的要求，也是格洛丽亚善用贾斯丁的慷慨为他找到的位置。整个典礼过程中，贾斯丁不和其他人站在一起，特莎的坟墓在他左边，而加思的坟墓在他右边，伍德罗和格洛丽亚则距离他身后两大步。他们夫妇俩在此之前一直以保护的姿态徘徊在他两旁，一方面是要安慰他，一方面是要将媒体的关注排除在外。媒体一心想对社会大众负责，决心要拍到照片写出文章来报道戴绿帽子的英国外交官。原本即将当爸爸的他，妻子惨遭谋杀——八卦报纸正好以斗大的字体刊载——妻子生下了非洲情夫的儿子，如今却躺在外国乡野的角落——以下这段话在同一天有不下三家报纸同时刊出——生为英国人，死为英国魂。

伍德罗夫妇的身旁远远站着吉妲·皮尔逊，身穿印度妇女的纱丽，头向前倾，双手握在胸前，以万世皆然的哀悼姿态站着。在吉妲的身边站的是脸色死白的波特·科尔里奇和妻子韦罗妮卡。在伍德罗眼中，他们似乎正在对她倾注关爱之情。如果不是在这里，他们会将同样的关爱倾注在女儿萝西的身上。

朗噶塔墓园位于蓊蓊郁郁的坡地上，青草浓长，有红土，有会开花的观赏性树木，显得既悲伤又欢乐，距离市中心两三英里远，走几步路就到基贝拉，是内罗毕比较大的贫民窟。当地面积辽阔，到处是褐斑点点的铁皮屋，屋顶冒着烟，上空飘着一层死气沉沉的非洲尘埃，挤在内罗毕河谷，房屋之间的距离不到一掌宽。基贝拉的人口目前是五十万，还在持续增加，河谷充满了臭水沟沉积物、塑料袋、各式各样的旧衣服、香蕉皮和橙子皮、玉米棒子，以及市区人民喜欢倒在这里的所有东西。和墓园隔街相望的是肯尼亚观光局整洁的办公室以及内罗毕狩猎园区的入口。后方的某处是肯尼亚最老牌的威尔森机场破败的建筑物。

对伍德罗夫妇和许多前来哀悼特莎的人来说，随着入土时刻的临近，贾斯丁表现出的孤寂让人觉得既不祥却又悲壮。他要离开的似乎不只是特莎，他要离开的还有外交生涯、内罗毕、生下即死的儿子，以及到目前为止的一生。他很靠近墓穴边缘站着，有跌下去的危险，这种举动似乎就显示出上述迹象。另一种不想注意也难的迹象显示，他们所知的贾斯丁绝大部分都将随她入土为安，或许是整个人跟她一起而去。似乎只有一个活人值得他的注意，伍德罗发现，而这人不是牧师，不是有如哨兵的吉妲·皮尔逊，不是沉默不语、脸色雪白的高级专员波特·科尔里奇，不是互相推挤以抢到更精彩镜头的记者，也不是下巴拉得长长的英国籍太太们，表情固定在感同身受的悲戚，哀悼她们撒手人寰的姐妹，因为她们极有可能也碰到相同的下场，更不是十几个体重过重的肯尼亚警察，站在那边拉着皮带。

他的注意力放在酋可身上。特莎住在乌护鲁医院病房时，他就是坐在地板上看着姐姐死去的那个少年；他从村子徒步十小时过来陪姐姐走最后一段路，今天再走了十小时过来陪特莎最后一程。贾斯丁和酋可彼此同时看到对方，然后以串谋的眼神紧盯着对方。酋可是在场人群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伍德罗注意到。为了遵循部落传统，贾斯丁事先要求不要带儿童前来。特莎的送葬队伍抵达时，墓园入口处竖立起白色门柱。通往她坟墓的小径两旁是巨大的仙人掌、红土步道，还有守规矩的小贩，卖的是香蕉、芭蕉和冰淇淋。牧师是黑人，年纪很大，头发斑白。伍德罗记得以前参加特莎的宴会时曾经和他握过手。牧师对特莎的感情洋溢，也热切相信死后有来生，马路上人车嘈杂，空中交通繁忙——更不用提其他也在附近举行的葬礼，送葬人的车大声播放宗教音乐，发言人互相以扩音器比较高下，对着一圈圈的朋友和亲人滔滔不绝，亲朋好友同时围坐在往生者棺材周围的草地上野餐。身处如此混乱的场面，难怪牧师飘忽不定的言语只有几个字飞抵听众的耳朵。而贾斯丁就算听见了，也没有作出任何听见的表示。为了这个场合他找来深色双襟西装，穿在身上如往常般衣冠楚楚。他将视线锁定在少年酋可身上，而少年也和贾斯丁一样，和大家保持距离，看似已经在自己的空间里上吊自尽，因为他修长的双腿几乎没触及地面，双臂也在身侧胡乱摆荡，扭曲的长脑袋固定在一个似乎永远有问不完问题的姿势上。

特莎的最后一程走得并不顺利，其实伍德罗和格洛丽亚都不希望她走得顺利。他们两人静静地发现，她最后的这一场景包含了无法预测的要素，而这样的要素正好可以描写她的一生，且再适合不过了。伍德罗一家人很早就起床，并没有特别的事情要做，只是睡到一半时，格洛丽亚才想到自己没有黑颜色的帽子可戴。天一亮，她打电话给爱莲娜，确定她有两顶，但都有点二十年代风格，像是飞行帽，格洛丽亚不介意吗？她的希腊丈夫从自家派出公家奔驰车，将放在哈洛德百货塑料袋里的黑帽子送到格洛丽亚家。格洛丽亚退回帽子，因为她比较喜欢戴母亲留给她的黑色蕾丝头巾：就当做披肩头纱来戴好了。再怎么说，特莎也是半个意大利人嘛，她解释。

“西班牙啦，格洛丽亚。”爱莲娜说。

“胡说。”格洛丽亚顶嘴回去，“她母亲是托斯卡尼女伯爵，《电讯报》是这样写的。”

“我是讲披肩头纱啦，格洛丽亚。”爱莲娜很有耐心地纠正她，“披肩头纱是西班牙的东西，不是意大利，抱歉。”

“算了，她母亲是意大利人嘛。”格洛丽亚突然发脾气。五分钟后她又打电话过去道歉，把脾气怪罪在压力上。

这个时候，伍德罗的两个儿子已经穿好衣服上学去了，伍德罗自己则前往高级专员公署，而贾斯丁穿着西装领带在餐厅里乱晃，很想采一些鲜花。他要的不是格洛丽亚花园里的花，而是他自己家的。他想要有香味的黄色鸢尾花，他说，这花是他为特莎种的，全年开花，每次她远行回家，他都会插几朵放在客厅里等她。他希望至少弄到两打，放在特莎的棺木上。格洛丽亚正在思索用什么样的手法摘到，这时有人没头没脑地从内罗毕报社打电话过来，宣称已经发现布卢姆的尸体，地点是在距离图尔卡纳湖以东五十英里一处干涸的河床上，请问有没有人要发表看法？格洛丽亚对着话筒咆哮一句“无可奉告”，然后用力挂掉电话。不过她因此大受打击，左右为难，不知道是要现在跟贾斯丁报告，还是等到葬礼结束。结果不到五分钟之后，她接到米尔德伦打来的电话，说伍德罗正在开会，不过发现布卢姆尸体的谣言其实是骗局，让她大大松了一口气。索马里的匪徒要求付出一万美元来赎回尸体，但是那具尸体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更贴切的数字应该是一千年。米尔德伦问，有没有可能让他跟贾斯丁说点话？

格洛丽亚将贾斯丁请到电话旁，毕恭毕敬站在他身旁，而他对着电话说，我就是——很适合他——你非常好心，我会确定准备妥当。至于米尔德伦在什么地方好心，贾斯丁要准备什么，仍然不明。然后，不用了，谢谢你——贾斯丁对米尔德伦郑重地说，更增添了神秘感——他并不希望抵达时有人迎接，他准备自己作好安排。之后他挂掉电话，要求旁人退出餐厅，因为他要打一通对方付费的电话给伦敦的律师，过去几天他也打过两次，当时同样也不允许格洛丽亚旁听。他要求的口吻相当唐突，亏格洛丽亚还帮他做了这么多事。为了表示谨慎，她因此走进客厅，希望从送菜口可以听见，可惜却发现悲伤过度的穆斯达法正悄悄从后门走进来，手里提着一篮子黄色鸢尾花。他主动跑去贾斯丁的庭园摘回来的。有了这个借口，格洛丽亚因此大步走进餐厅，希望至少能偷听到贾斯丁的话尾，不过她一进去，贾斯丁就挂掉电话。

转眼之间，一切都太迟了。格洛丽亚已经穿好衣服，脸上却连粉都还没扑，大家什么东西都没吃，而时间已过了午餐。伍德罗在外面的大众车上等着，贾斯丁站在大厅里手拿着鸢尾花——这时已经绑成花束——朱马捧着一盘起司三明治，格洛丽亚正想决定是否将披肩头纱绑在下巴上，或是学她母亲垂挂在肩膀上。

格洛丽亚坐在面包车后座，一边是贾斯丁，一边是伍德罗，这时私底下发现爱莲娜过去几天一直告诉她的话已经成真：她已经如痴如狂地爱上贾斯丁，而这种事情已有好几年没有发生在她身上了。一想到贾斯丁随时可能离开就让她苦闷万分。另一方面来说，正如爱莲娜先前指出的，贾斯丁离开后，至少能让她的头脑清醒一点，重新履行正常婚姻的职责。如果后来发现分隔两地情意更浓，这个嘛，爱莲娜很贴心地暗示，格洛丽亚还是可以到伦敦去想办法解决。

车子开过市区时，格洛丽亚感觉比平常更加颠簸，贾斯丁的大腿紧挨着她，暖暖的很舒服，让她过于关注。等到大众车开到殡仪馆前停下，她的喉头已经结成硬块，手中的手帕已经湿成一团，已经不清楚自己伤心的对象是特莎还是贾斯丁了。面包车的后门从外面打开，贾斯丁和伍德罗跳出去，留她一个人坐在后座，前面是利文斯顿。没有记者，她心怀感激地注意到，一面极力恢复镇定。不然的话，就是还没赶到。她看着她的两个男人走过车子的挡风玻璃，爬上前门阶梯，房子是单层的花岗石建筑，屋檐带有些许都铎风格。贾斯丁身穿定做的西装，手里抓着黄色鸢尾花，灰黑色的头发飘逸整齐，但从来没看过他梳头。还有他那种骑士般的走路姿势，以及就她所知具有一半达德立家族血统的样子，右肩向前。为什么每次好像都是贾斯丁走在前面，而桑迪跟在后面走？还有，为什么桑迪最近这么卑微，这么像随从？她对着自己抱怨着。他该帮自己买套新的西装了，那件斜纹毛织的东西让他看起来活像私家侦探。

他们消失在入口大厅里。“要去签文件，亲爱的。”桑迪刚才以高高在上的口气说，“为尸体担保之类的无聊事。”他为什么突然这样对待我，好像我是他的小女人似的？难道他忘记了，整个葬礼都是我一手安排的？一群喧哗的黑衣抬棺人聚集在殡仪馆的边门。门打开来，一辆黑色的灵车朝他们倒车过来。车子两侧以白色字体漆上灵车两字，字足足有一英尺高，画蛇添足。棺木由两列身着黑夹克的男子送进敞开的后车厢，格洛丽亚瞥见以蜂蜜色泽涂上亮光漆的木头，也看见黄色的鸢尾花。他们一定是将那束花用胶带贴在棺材盖上，否则怎么让花乖乖待在棺材盖子上？贾斯丁设想真周到。灵车开出前院，抬棺人上车。格洛丽亚重重吸了一下鼻子，然后擤鼻涕。

“太不幸了，夫人。”利文斯顿在前座说，“非常非常不幸。”

“你说得对，利文斯顿。”格洛丽亚说。她很感激这番正式对谈。小姐，等一下要进入众人的目光里了，她坚定地警告自己。该抬起下巴来做个好榜样了。后门打开。

“没事了吧，女孩？”伍德罗以愉悦的口吻问，一面伸手关上她后面的车门。“他们很不错吧，贾斯丁？非常有同情心，非常专业。”

有胆再叫我女孩一遍，她怒气冲冲地告诉老公，只是没有说出声来。

伍德罗走进圣安德鲁教堂时，注意了一下里面的群众。他一眼就发现了脸色苍白的科尔里奇，身后坐的是多诺霍和他那个怪异的妻子莫德，模样像是残花败柳的资深交际花。他们旁边是别名小米德的米尔德伦，以及一个得了厌食症的金发女子，据说两人同居。来自穆萨葛俱乐部的重量级黑手党——特莎取的——已经站出军队的方阵形。走道另一边，他认出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派出的一队人马，另一队完全是非洲女人，有的戴了帽子，有的身穿牛仔裤，不过全部都面带笃定的怒气，咄咄逼人，这是特莎那群激进友人的注册商标。他们身后站了一群神态茫然、像是法国人、微微显得傲慢的年轻男女，女人遮住头部，男人则身穿V领衫，胡须雕塑得精美。疑惑一阵子之后，伍德罗才认定他们是布卢姆所属的比利时组织的成员。一定是在想，不知道下星期是不是还要来参加阿诺德的葬礼，他以残酷的心情想着。奎尔家的非法劳工排在他们旁边：小男仆穆斯达法、南苏丹人艾丝莫妲以及乌干达独臂人，姓名不详。前排坐的是花枝招展、胡萝卜发色的女子，亲爱的爱莲娜，在鬼祟矮小的希腊丈夫旁边显得高大，她也是伍德罗极端厌恶的女人，把她祖母葬礼用的黑玉珠宝全打扮在身上。

“亲爱的，我应不应该戴这个黑玉，是不是太招摇了？”她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问过格洛丽亚。格洛丽亚建议她大胆一点，这样的建议并非没有恶作剧的味道。

“老实说，换作是其他人，也许是有那么点招摇。不过搭配你的彩妆啊，爱莲，尽管戴去就是了。”

而且没有警察，他注意到，很是感激，没有肯尼亚警察，也没有英国警察。伯纳德·佩莱格里的毒药是不是发挥作用了？有胆就乱说出去试试看。

他再偷偷瞧科尔里奇，脸色如此苍白，模样如此悲壮。他回想起他们上星期六在他官邸进行过的诡异对话，咒骂他是个优柔寡断的假道学。他的眼光转回特莎的棺木，平放在圣坛前方，贾斯丁的黄色鸢尾安稳摆在上面。泪水充满眼眶，要赶紧收回泪腺里。风琴正在弹奏永别安魂曲，而很会熟记歌词的格洛丽亚活力充沛地跟着唱。是她上的寄宿学校的晚祷歌，伍德罗心想。或是我的。这两个地方让他同等痛恨。桑迪与格洛丽亚，生而不自由。不同的是，这一点我知道，而她却不清楚。主啊，如今可遵照您的旨意释放仆人安然往生了。有时候我真的希望可以，一走了之，永远不回来。可是，祥和的乐土在哪里？他的眼神再度停留在棺木上。我爱过你。现在讲，容易多了，因为用的是过去式。我爱过你。我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控制狂，你很好心地如此告诉我。这下可好，你看看自己遇到了什么事。而且，你看看为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

还有，我从来没有听过罗贝尔这个人。我也不认识姓科瓦克斯的匈牙利长腿美女，我现在不想听，以后也不想再听到未经证实、未经发表的理论。这些理论在我脑子里有如塔钟般当当作响。我也对身穿纱丽、鬼魅似的吉妲·皮尔逊的橄榄色光滑香肩完全没有兴趣。我真正知道的是：在你之后，还没有人有必要知道，这个军人的身体里面住了一个胆怯的小孩。

伍德罗需要让自己分心，因此花费大量精力来研究教堂窗户。男性圣人，全是白人，没有布卢姆。特莎在世的话一定会气炸。纪念堂的窗户缅怀的是一个漂亮的白人男孩，身穿水手服，象征性地由可爱的丛林动物包围起来。土狼厉害的话，十公里以外就闻得到鲜血。泪水有再度溃堤的危险，伍德罗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圣安德鲁老兄身上，酷似男仆麦福森。我们当年开车带两个儿子和麦福森到奥湖去钓鲑鱼。锐利的苏格兰眼睛，草莽型的苏格兰胡子。他们会把我们当做什么看待呢？他遐想着，将模糊的视线转移到群众中的黑色脸孔。当年我们究竟以为自己在这里做什么？一面推销我们的英国白人上帝，推销我们的苏格兰白皮肤圣人，而我们却一面将这个国家当做远放的中产阶级搞换妻俱乐部的游乐场？

“就个人来说，我是想加以补偿。”你如此回答。这时我站在穆萨葛俱乐部的地板上以挑逗的语气问你同样的问题。可是你向来都会在回答之前先反问我，给我好看：“伍德罗先生，那样的话，你在这里做什么啊？”你质问。乐队演奏的音乐嘈杂，我们不得不紧靠着对方跳舞才能听见彼此的声音。对，那是我的乳房，在我有胆子向下看时你的眼睛这样说。对，那是我的臀部，你搂住我的腰回旋舞动。要看的话也没问题，尽情让你的眼睛看个够。多数男人都爱看，你也没有必要努力去特立独行。

“我猜我真正在做的事，是帮助肯尼亚人善用我们给他们的东西。”我以自大的口吻大声说，希望盖过音乐，这时我感觉到你的身体僵硬起来，几乎在我讲完整个句子前就滑出我的掌握。“我们连个鸟蛋都没给他们！是他们拿走的！是拿枪抢走的！我们什么也没给他们——什么也没有！”

伍德罗猛然转身过去，身边的格洛丽亚也做出同样的动作，而坐在走道另一边的科尔里奇夫妇也是。教堂外传来一声尖叫，随后是很大、很多玻璃样的东西破碎的声响。从敞开的门口伍德罗看到前院的大门被两个身穿黑色西装、吓坏了的司事拖着关了起来，这时头戴钢盔的警察沿着栏杆形成人墙，双手挥舞着尖端以金属制造的防暴警棍，有如棒球选手在做挥棒前的热身动作。街道上，原先有学生拖来一棵树，这时燃烧起来，旁边有几部车子四脚朝天，里面的人也吓得不敢爬出来。在群众的鼓动之下，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沃尔沃大轿车，和伍德罗的车很像，被一群年轻男女从地上摇摇晃晃地抬起。车子升起，向前猛冲，翻车，先是侧翻，然后四脚朝天，最后落下，发出巨响，在车主身旁阵亡。警方开始还击。不管他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在等什么，现在也已经发生了。前一秒钟他们还在闲晃，如今杀出一条血路，痛打四下奔逃的乌合之众。前进的动作稍停，是为了对被打倒在地上的民众继续乱棒攻击。一辆面包装甲车开过来，六七个流血的身体被丢上车。

“老兄，大学的形势现在是一触即发。”多诺霍对伍德罗说。之前伍德罗曾跟他请教危险的程度有多大。“拨款突然停止，教职员没有薪水可领，空缺全给有钱没头脑的人，宿舍和教室全部爆满，厕所也全部阻塞，门也全部失灵，到处都有失火的危险，他们还在走廊上用煤炭煮饭。他们没有权力，没有电灯照明，没有书本可读。最穷的学生走上街头，因为政府在没有征询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决定开放高等教育体系给民间经营，结果教育变成有钱人的专利，考试的榜单也在造假，政府想强迫学生到国外念书。昨天警察打死了两个学生，就是这样，他们的朋友拒绝就这样接受。你还想问什么？”

教堂的大门打开，风琴的乐声再度响起。上帝可以重新开始办正事了。

墓园里的热气具有侵略性，对在场送葬的人采取各个击破的攻势。头发斑白的老牧师已经演说完毕，不过嘈杂的声响仍未消退，太阳如同连枷棒上的铁球般划破噪音而落下。伍德罗的一旁有人以手提音响播放摇滚乐版本的《万福圣母》，音量开到最大，对象是一群身穿灰色长袍的黑人修女；他另一边是一群身穿运动上衣的足球队员，因为找不到空啤酒罐踢，只得围着一颗椰子踢来踢去；还有人对着队友独唱告别曲。此外，威尔森机场一定正在举行什么航空展，因为小飞机漆上了鲜亮的色彩，每隔二十秒从头上火速飞过。老牧师放下祈祷书。抬棺人往前走向棺木，每个人抓住边带的末端。贾斯丁这时还是单独站着，似乎开始摇晃。伍德罗冲向前去支撑他，却被格洛丽亚戴了手套的手一把制止。

“他想要独占她。你这个白痴。”她一面流泪一面咬牙切齿地说。

媒体表现得就没有这么圆滑。他们来这里要的就是这个镜头：抬棺的黑人将惨遭谋杀的白人妇女放进非洲泥土里，被她欺瞒的丈夫则在一旁观看。有个理平头、脸孔有如月球表面的人，脖子上挂几个照相机跳来跳去，这时向前递给贾斯丁一个盛了泥土的小铲子，希望能捕捉到鳏夫将泥土倒在棺木上的镜头。贾斯丁将铲子推开，同时注意到两个衣着褴褛的人，正推着轮胎破掉的木质推车来到墓穴边缘。水泥开始啪啪落下。

“请问你们在干什么？”他质问他们，语气尖锐，所有人因此将脸转向他。“有没有人能帮我问问看，这两位绅士打算拿水泥做什么？桑迪，帮我找个翻译，拜托。”

身为将军之子的伍德罗不去理会格洛丽亚，迅速大步来到贾斯丁身边。身材瘦长的希拉是蒂姆·多诺霍部门的人，她先跟那两个男人讲话，然后对贾斯丁说。

“他们说，他们帮所有的有钱人倒水泥，贾斯丁。”希拉说。

“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不懂，请解释。”

“水泥。是用来防止盗墓者，强盗。有钱人下葬时都有结婚戒指和不错的衣服。白人是盗墓者最喜欢的目标。他们说水泥等于是保险。”

“是谁叫他们这么做的？”

“没有人。费用是五千先令。”

“请叫他们走。请你好心告诉他们，希拉，好吗？我不希望他们来服务，我一先令也不给。要他们推走推车，马上离开。”不过就在此时，或许是不相信她能传达得清楚明确，贾斯丁大步向他们走去，站在推车和墓穴之间，以摩西的姿态伸出一只手，指向哀悼者的身后。“请离开，”他命令，“立刻离开。谢谢。”

他这只手向前延伸的直线方向，哀悼者顺势向两旁站开让路。两人推着推车连忙离开。贾斯丁看着他们离开视线范围。在热腾腾的天气中，两人似乎直接走进空白的天际中。贾斯丁转过身来，动作僵硬得有如玩具，最后面对媒体记者发言。

“我希望你们也全部离开，拜托。”他说。四周尽管嘈杂，这里依旧一团寂静。“你们都非常好心。谢谢你们。再见。”

让其他人很惊讶的是，记者们悄悄收起照相机和笔记簿，喃喃说了“再见，贾斯丁”之类的话，然后退出墓园。贾斯丁重回特莎棺木前，独自一人站着。此时一群非洲妇女集体走向前，自动排成马蹄形队伍，围在墓穴尾部。每人都穿着相同的制服：镶荷叶边的蓝花女装，以同样材质做成的头巾。如果是分开来看，或许会觉得她们面容茫然，不过站在一起时却显得团结。她们开始唱歌，起初歌声轻柔。没有人指挥她们，现场也没有乐器伴奏，多数演唱者不住啜泣，却没有让眼泪影响到歌声。她们和声歌唱，英语和斯瓦希里语交杂，在副歌部分鼓足丹田之力：夸禾利7，特莎母亲……小妈妈，再见……伍德罗想听懂每个字。夸禾利，特莎……吾友特莎，再见……你来到我们面前，特莎母亲，小妈妈，你把心献给我们……夸禾利，特莎，再见。

“她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从嘴角挤出话语问格洛丽亚。

“从山下来的。”格洛丽亚喃喃说，朝基贝拉贫民窟的方向点头。

歌声在棺木入土时变得更加响亮。贾斯丁看着棺木往下放，然后在触底时皱起眉头，铲下第一堆土时他再度皱眉，看着泥巴散落在棺材盖上，第二铲土则跌落在鸢尾花上，弄脏了花瓣。这时一阵狂风呼啸而过，令人胆战，时间短暂如开门时生锈的铰链发出的吱嘎声，却足以让伍德罗看着吉妲·皮尔逊以慢动作瘫软跪下，然后侧身坐在优美的臀部上，将脸孔埋在双手中；然后和刚才一样不大可能的是，她在韦罗妮卡·科尔里奇的搀扶下起身，重新摆出致哀者的姿势。

贾斯丁有没有对酋可大声说什么？或者是酋可自动做出来的动作？酋可和阴影一般轻巧，来到贾斯丁身边，以毫不羞耻的真情手势握住他的手。格洛丽亚这时泪水再度涌出，看见他们两人的手在挪动，找到彼此觉得合适的交握方式后才停止。两人就这样手牵手，一个是丧妻的丈夫，一个是丧姐的弟弟，看着特莎的棺木消失在泥土下。

当天晚上，贾斯丁离开内罗毕。让格洛丽亚永远心痛的是，伍德罗竟没有事先告诉她。晚餐桌上摆了三套餐具，格洛丽亚也开了一瓶红葡萄酒，烤了只鸭子让大伙开心一点。她听见大厅传来脚步声，一相情愿地假设贾斯丁决定在晚餐前先喝一杯，就我们俩，让桑迪去楼上念毕葛斯8的故事给儿子听。突然间，他的格拉斯东皮箱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古老保守的灰色行李箱，由穆斯达法帮他提出来，摆放在大厅，上面加了标签，而贾斯丁则站在行李旁边，手里拿着雨衣，肩上挂着短程旅行袋，想把酒窖的钥匙交还给她。

“可是，贾斯丁，你不能走啊！”

“你们都对我太好了，格洛丽亚，我永远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对不起了，亲爱的。”伍德罗一步两阶下楼，以快活的语气唱着，“有点像是搞间谍活动，抱歉。我不想让用人讲闲话。这是惟一的办法。”

这个时候门铃响起，是司机利文斯顿开着向朋友借来的红色标致车，以免外交人员的车牌在机场过于显眼。穆斯达法无精打采地坐在前座，拉着一张脸盯着前方看，模样活像是自己的一幅肖像。

“我们非陪你一起去不可，贾斯丁！我们一定要去送行！我坚持要！我要给你一幅我画的水彩！到了那边之后，你会怎么样？”格洛丽亚哭得很凄惨，“我们不能就这样让你摸黑离开——亲爱的！——”

亲爱的这三个字，理论上是对着伍德罗讲的，不过同样也可能是说给贾斯丁听，因为她说出口的时候，泪水无法控制，是漫长多泪的一天中最后一次流泪。她哭成了泪人儿，令人心酸。一把将贾斯丁拉过来，猛捶他的背，脸颊在他身上翻转，对他低声说：“噢，别走，噢，求求你，噢，贾斯丁。”之后又以劝诫语气讲了一些难以听懂的话，然后才毅然将他推开，用手肘将丈夫推到灯光之外，上楼回到卧室，用力关上门。

“情绪有点失控。”伍德罗解释，脸上露出浅笑。

“我们都一样。”贾斯丁说。伍德罗伸手出来，贾斯丁握下。“再次谢谢你，桑迪。”

“保持联络。”

“好。”

“你确定不要帮你在那边办个欢迎会吗？他们都想拼命表现一下。”

“我很确定。谢谢你。特莎的律师正在准备接我。”

紧接着，贾斯丁走下台阶，走向红车，一边是穆斯达法帮忙提着格拉斯东皮箱，另一边则是利文斯顿提着灰色行李箱。

“给你们的信，我全交给了伍德罗先生。”车子行进中，贾斯丁对穆斯达法说，“这一封要私下交给吉妲·皮尔逊。你知道我指的私下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你永远都是好人，先生。”穆斯达法以预言的口气说，一面将信放进棉质夹克的口袋。但是他的口气却没有原谅贾斯丁离开非洲的举动。

机场尽管最近经过大幅整修，还是一片混乱。舟车困顿、被热得发昏的观光客队伍排得很长，他们对着向导大声训斥，手忙脚乱地将巨大的背包绑好，送入X光扫描机。票务人员对着每张机票都显出不解的神情，抱着电话讲个没完。扩音器播放着令人无法理解的信息，引发骚动，而搬运工人和警察则冷眼旁观。然而伍德罗已经一切安排妥当。贾斯丁前脚才踏出车子，一名英国航空的男性职员就带着他进入一间小办公室，避免众人注目。

“我希望带朋友一起来，拜托。”贾斯丁说。

“没问题。”

利文斯顿和穆斯达法跟在他后面，有人将姓名为艾非德·布朗先生的登机牌交给他。他被动地看着灰色行李箱贴上类似的标签。

“这一个，我要带上飞机。”他以官方命令的口吻宣布。

英国航空的职员是位新西兰籍的金发男孩，假装以手对格拉斯东皮箱估重，并发出夸张的呻吟声表示很吃力。“家传的宝贝啊，先生？”

“主人家的。”贾斯丁顺势说笑，不过脸上的表情足以暗示玩笑到此为止。

“如果你提得动，先生，我们也飞得动。”金发职员说，将皮箱交回给贾斯丁，“祝您旅途愉快，布朗先生。我们会带你从抵达的那边通关，如果您可以的话。”

“你真好心。”

贾斯丁转身作最后的道别，抓住利文斯顿的大拳头以双手来握住。不过对于穆斯达法来说，此时此刻令他难以承受，他和平常一样安静地溜开了。贾斯丁手里紧紧提着格拉斯东皮箱，跟着带路人进入抵达大厅，不知不觉盯着一个种族不详的大胸女人，而她正从墙上向下对他微笑。她有二十英尺高，最宽的部分足有五英尺，是整个大厅里惟一的商业广告。她身穿护士制服，每个肩膀上各有三只金色蜜蜂。白色长袍的胸前口袋上另有三只，印得很醒目，而她正把一盘药品做成的美食端给一群似乎是多种族的快乐家庭，有小孩也有父母亲。盘子上的东西，每一个人都用得到：一瓶瓶金棕色的药水，看起来比较像是给老爸喝的威士忌；有巧克力糖衣的药丸，正适合小朋友嚼食；给妈妈的产品则是美容圣品，产品上面装饰着手朝向太阳的裸体女神。海报上下各印有一行抢眼的紫褐色字，散播欢乐的信息给全人类：

三蜂

为非洲健康奔忙！

他看到海报停下脚步。

正如特莎看到海报停下脚步一样。

贾斯丁僵直地抬头看着海报，倾听她在自己右边以欢乐的口吻抗议。他们两人几分钟前才刚从伦敦首度抵达内罗毕，长途旅行累得昏昏沉沉，双手提满了在临走前才准备好的东西。两人都从来没踏上过非洲大陆一步。肯尼亚，以及全非洲，都等待着他们。然而，就是这幅海报引起特莎强烈的兴趣。

“贾斯丁，你看！你没有在看嘛。”

“什么东西？我当然在看。”

“他们劫走了我们的蜜蜂啦！有人还自以为是拿破仑！简直无耻到极点了，太过分了。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才行！”

的确是。太过分了。令人捧腹大笑。拿破仑的三只蜜蜂象征他的光荣，首次流亡时在意大利厄尔巴岛意志消沉，而这三只蜜蜂正是特莎最爱的厄尔巴岛的宝贵标志。结果这三只蜜蜂被遣送到肯尼亚，沦落为商场奴隶。贾斯丁如今面对相同海报沉思，不禁感叹造化弄人。

7

贾斯丁·奎尔直挺挺地坐在飞机前部升级的头等舱座位，格拉斯东皮箱放在头上的置物柜中，他凝神反思，望向漆黑的太空。他自由了。不是经过赦免，不是经过妥协，不是受到安慰，不是经过解决。他并没有摆脱她已经死亡的噩梦，醒过来时才发现原来噩梦是真的。他也没有摆脱幸存者的罪恶感，没有摆脱对阿诺德的惊恐。尽管如此，他最后还是重获自由，可以自如地以自己的方式哀悼。摆脱了那间可怕的“牢房”。摆脱了他已学会去憎恶的狱卒，在他的房间周围四处走动，以犯人来看待他，害他因思绪纷杂、监禁环境恶劣而差点被逼疯。摆脱了对自己声音的禁令，不必坐在床边一遍又一遍问着为什么？在他情绪低落，又疲倦又空虚时，几乎成功说服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反正这场婚姻本来就是闹剧，现在总算结束，应该感激才对，如今他也摆脱了产生这种可耻念头的时刻。他以前在某个地方看到过，如果说悲伤是一种无济于事的生物，那么他也摆脱了只会想着自己的悲情这种无济于事的生物。他也摆脱了警方的审讯，当时他认不出来的贾斯丁大步走到舞台中央，以一连串斟酌得体、无懈可击的句子，将自己的重担放在发呆的警察脚边，因为他在大惑不解的情况下只能尽量选择性地吐露出事实。而警察劈头就指控他为杀人凶手。

“我们这里一直假设着一种情况，贾斯丁。”莱斯莉以道歉的语气解释，“我们必须先跟你直说，让你知道，只不过我们也晓得这样讲很伤感情。我们假设的是三角习题，你是吃醋的丈夫，你安排了杀手，趁你妻子和情夫离开你足够远的时候，因为这样做一向有利于制造不在场证明，你叫人杀了他们两个，以满足自己复仇的欲望。你叫杀手把阿诺德·布卢姆的尸体拖出吉普车解决掉，这样我们就会以为凶手是阿诺德·布卢姆而不是你。图尔卡纳湖到处都是鳄鱼，所以要解决掉布卢姆的尸体不是问题。更何况，再怎么说，还有一笔可观的遗产马上就要到你手中，动机再加一项。”

他们看着贾斯丁，而贾斯丁也心知肚明，他们在找寻罪恶感或无辜或愤怒或绝望的迹象，能找到什么样的迹象都好，找着找着却空手而归，因为贾斯丁和伍德罗不一样，贾斯丁一开始就以不变应万变。他梳洗整齐地坐在伍德罗那把仿制木雕椅上，心事重重，态度漠然，指尖放在桌子上，仿佛刚演奏完乐器，正在聆听音乐消散而去。莱斯莉指控他是杀人凶手，而她却只看到他微微皱眉，以这个表情进入他自己的内心世界。

“伍德罗很好心地将你们审讯的进展转述给我听，说的不多，但是我很能了解。”贾斯丁回答。他的态度比较像是学者哀怨的模样，而不像是悲伤的丈夫。“我了解你们主要的推测是冲动伤人，而不是有预谋的事件。”

“伍德罗说的话狗屁不通。”罗布说。他压低嗓门，以示对女主人的尊重。

桌上还没摆出录音机。五颜六色的笔记簿还原封不动地放在莱斯莉的实用包包里。这个场合没有必要赶时间，也不求正式。格洛丽亚端出一盘茶水，冗长陈述完家里养的牛死去的经过后，才依依不舍告别。

“我们在命案现场五英里外发现第二辆车子的痕迹，”莱斯莉解释，“停放在山沟里，位置是在特莎遇害地点的西南方。我们也发现了一摊油渍，还有火烧过的痕迹。”贾斯丁眨眼，仿佛日光有点太亮，然后很有礼貌地偏头表示他还在听。“另外还有刚埋起来的啤酒瓶和香烟头。”她全部摊在贾斯丁面前说，“特莎的吉普车经过时，神秘的旅行车就开到路上尾随。然后停在吉普车的旁边。特莎的吉普车有个前轮被猎枪射穿。这种做法，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像冲动伤人。”

“比较像是我们所谓的职业杀手。”罗布解释，“由不知名人士付款，由专业人士来计划执行。不管是谁提供他们这些消息，对特莎的行程必定了如指掌。”

“那么，强暴呢？”贾斯丁以假装漠不关心的口气询问，双眼锁定在自己交握的手上。

“布置现场或是临时决定。”罗布以明快的口吻反驳，“坏人不是被冲昏了头，就是事先考虑过。”

“讲到这里，我们要回头讨论动机了，贾斯丁。”莱斯莉说。

“你的动机，”罗布说，“除非你有更好的主意。”

他们的两张面孔如同摄影机般对准贾斯丁，一边一台，不过对他们四眼紧盯的动作，贾斯丁与应付不怀好意的指涉一样仍旧不为所动。或许在闭关期间，他对上述两种情形都没能察觉。莱斯莉一手向下伸进实用包包，本想拿出录音机，不过改变了主意。她一手保持不动，身体其他部分则转向贾斯丁，转向这个说辞拟得无懈可击的男人，这个单人列席的委员会。

“可是，我又不认识什么杀手。”他出言反对，一面指出他们论点中的破绽，一面以呆滞的眼神盯着前面看。“我什么人也没雇，什么人也没教唆，抱歉。我妻子的凶杀案，跟我一点关联也没有，和你们暗示的那种关联绝对没有。这件凶杀案，我不希望发生，也没有策划过。”他的声音颤抖起来，嗓音扭曲得令人尴尬，“我遗憾得无法言语了。”

这番话讲得让人无法接腔，因此两名警察半晌不知如何是好，转而研究格洛丽亚描绘新加坡的水彩画。一排水彩画挂在砖头壁炉上方，每幅标价“一百九十九英镑，免增值税！”每幅都画着相同晴朗无云的天空、棕榈树、鸟群，她的签名大到站在马路对面都看得到，再加上日期以方便行家收藏。

罗布讲起话来直言不讳，和他这个年纪具备的自信心不无关联，他抬起瘦长的头，口无遮拦地说：“你老婆和布卢姆睡在一起，我猜你也无所谓喽？很多做老公的人对这种事情都会有点被背叛的感觉。”说完猛然闭上嘴巴，等待贾斯丁做出罗布预料中戴绿帽的丈夫在这种情况下会做出的举动：啜泣、脸红、对自己不周到的地方感到愤怒，或是对他们朋友的背弃感到生气。如果罗布心怀这样的期望，那贾斯丁让他失望了。

“那根本不是重点。”他回答。他的口气很重，连他自己都吓一跳。他挺直身体坐着，四下张望仿佛是想看看有谁插嘴，想责备插嘴的人。“对报纸来说也许是重点。对你来说也许是重点。对我来说呢，以前从来都不是重点，现在也不是重点。”

“照你这么说，重点是什么？”罗布质问。

“我让她失望。”

“怎么个失望法？你是说，没办法满足吗？”——男性的窃笑——“在卧室里让她失望吗？”贾斯丁摇摇头。“因为我不管事。”他的嗓音转为喃喃声，“因为我让她单独行动。因为我在脑海中离开了她。因为我和她立下了一个有违道德的合约。这个合约，我当初不应该同意，她也一样。”

“什么样的合约？”莱斯莉以牛奶般甜美的口气问，和先前罗布故意粗暴的语气形成对比。“她跟着良心走，我则尽自己工作上的本分。这样的差别很不道德，当初不该划分出这样的差别。感觉就像叫她上教堂，却吩咐她为我们两人祈祷。就像在我们家中间用粉笔画线分成两派，跟对方说床上再见。”

罗布对这番供述的坦白程度不为所动，也对这种说法暗示的自我指责无动于衷，正想继续质疑贾斯丁。他故作哀戚的面孔停留在刚才那种无法置信的窃笑，嘴巴张得圆圆的，像是一把大枪的枪口。然而莱斯莉今天比罗布的反应还快。她的女性本能全然清醒，聆听着罗布躁进的男性耳朵听不见的声音。罗布转头面向她，寻求她允许某个动作，或是再度用阿诺德·布卢姆来逼问他，或是问其他更露骨的问题来拉近他与凶杀案的关系。不过莱斯莉摇头，将手从包包里抽出，轻拍着空气，表示“慢慢来，慢慢来”。

“这么说来，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在一起的？”她问贾斯丁，口气好像在长途旅行中问随便遇上的人。

莱斯莉这一步棋下得漂亮：让他知道有女性愿意倾听，也提供了陌生人的谅解；以这种手法喊停，将他从眼前的战场引导至过去那片没有威胁的草原。而贾斯丁也对她这番用心有所响应。他放松肩膀，眼睛半闭，以疏远、极为私密的回忆语调娓娓道来。这样的故事，他已经以这种方式对自己说了一百次，也受尽一百次的折腾。

“依你看，国家什么时候才不算是一个国家，奎尔先生？”特莎以甜蜜的口气询问，时间是四年前一个慵懒的正午，地点是剑桥一处古老的阁楼教室，灰尘飞舞的光柱正从天窗射入。这是她有生以来对贾斯丁讲的第一句话，结果原本无精打采的观众听后哄堂大笑。现场共有五十名律师，他们和特莎一样报名参加为期两周的法律与行政社会暑期研讨会。贾斯丁重复着她的问题。他身穿灰色的海沃德三件式法兰绒西装，双手抓着讲桌。他怎么会站在这个讲坛上？这就要讲到他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了，他一面解释，思绪一面飘离他们两人，飘进伍德罗餐厅的假都铎式空间。“让奎尔去好了！”有个助理在常任副部长的私人办公室里大喊着，时间是昨晚深夜，离开课只剩下不到十一个小时。“给我找奎尔来！”他想到的是职业单身汉的奎尔，可以随时奉命的奎尔，是年华将逝的仕女的点心，是濒临绝种的动物，感谢上帝，他才刚从天杀的波斯尼亚调回，正准备调往非洲，但还没出发。奎尔是备用男性，如果你想办晚宴却无计可施，他就值得去认识。他文质彬彬，可能是同性恋——然而他不是，因为几位颇具姿色的妻子有理由知道，只是她们不愿意透露而已。

“贾斯丁，是你吗？”哈格提说，“你是我大学时高两届的学长。是这样的，副部长明天本来要去剑桥对未来的律师演讲，可惜他没办法去了。他一个小时后要去华府——”

好好先生贾斯丁已经会过意来：“这个嘛，讲稿早已写好，我猜，如果只是照稿子念的话——”

哈格提打断他的话：“明天早上九点整，我派他的车子和司机到你家接你。讲稿是垃圾，是他自己写的。去剑桥的路上再看就可以了。贾斯丁，你真可靠。”

所以他站在讲坛上，是个可靠的伊顿校友，念完了有生以来最无聊的讲稿——好话说尽、夸大不实又冗长累赘，和作者一样，这时大概人在华府轻松享受自己的优越礼遇。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必须回答学员的问题，不过当特莎发问时，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不回答。她身处教室的中心位置，是最适合她的地方。贾斯丁找到声音的来源，傻傻地以为是她同事认为她太漂亮，刻意在她身边留了一圈空位。她身穿律师的白上衣，领子一直包到下巴，活像纯洁无瑕的唱诗班女孩的打扮。她脸色苍白，细瘦纤弱，给人弱不禁风的印象。让人很想用毛毯把她包起来保护她。天窗照进来的光柱把她的黑发照得很亮，让他一时无法看清光柱里的面孔，最多只看到宽阔、苍白的额头，还有一对严肃的大眼睛，以及圆石状的下巴。不过下巴是后来才看清楚的。看到这一幕时，她是个天使。他所不知的是，他随后即将发现，她其实是手持棍棒的天使。

“这个嘛——我想，你的问题的答案是——”贾斯丁开始说——“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请尽管纠正我——”他弥平了代沟与性别差异，也释放出平等主义的空气——“国家不能再算是一个国家的时候，是当国家停止履行根本的责任之时。基本上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根本的责任，怎么说？”弱不禁风的天使回应。

“这个嘛——”贾斯丁再次开口，这时已经不确定要讲什么，因此改为释放出无关求偶的信号，就算无法求得全权豁免，至少可求自保——“这个嘛——”他的手势表现出困惑，以伊顿人的食指轻点着渐白的鬓角，然后放下手——“我只能大概这么说，近来，很笼统地说，文明国家的条件不外乎——选举权，呃——对生命与财产的保障——嗯，司法公正、全民保健与教育，至少要达到某一程度——还有维持健全的基础建设，如马路、交通、下水道，等等，还有，另外还有什么？——啊，对了，税收公平。如果一个国家连上述最低限度的几项都无法履行——那么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国家和国民之间的合约开始显得相当不可靠——如果上述几项条件全部都无法履行，以我们最近的说法，就是这个国家是个失败的国家。一个非国之国。”笑话。“一个覆巢之国。”又是笑话，可惜仍然没有人笑。“我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

贾斯丁本来预想这个天使会对他具有深度的回答先思考一阵子，结果她再度出击，让他几乎连话都没讲完，因此令他慌张起来。

“所以说，你能不能想像出这样一个状况：你个人在这种状况中感觉到有义务颠覆国家？”

“以我个人来说吗？在这个国家？老天，我当然无法想像了。”贾斯丁回答，感到了某种震惊，“好歹我也才刚回国嘛。”学员传出轻蔑的笑声。他们绝对是站在特莎那一边。

“什么情况下都不行吗？”

“我想像不出会有这样的情况。”

“换成其他国家的话呢？”

“这个嘛，我又不是其他国家的公民，对不对？”——笑声开始的那一方，立场开始向他这边移动——“相信我，要代表一个国家发言，真的已经够累了——”笑声更大了，让他的心情更加笃定——“我是说，多于一个的话，简直是——”

他想找个形容词，但特莎却在他找到前挥出下一拳，结果是拳脚齐声落下，砰砰打在他的身体和脸上。

“为什么非要身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才能对那个国家品头论足？你不是跟其他国家协商过吗？你跟他们谈条件打交道。你透过贸易伙伴关系认可他们的地位。你是想跟我们说，你的国家的道德标准是一套，其他国家的标准又是另一套吗？你真正想说的究竟是什么？”

贾斯丁起先感到尴尬，然后转为愤怒。他想起时有点太迟了，不过当时的他甫从战乱的波斯尼亚返国，仍然身心俱疲，理论上应该休养才对。他看到一则调职非洲的通知——他猜想和往常一样，是个不忍卒睹的任务。他回到祖国英国才不是要帮什么缺席的副部长挨枪子，更不用说还帮他念这么烂的演讲稿。他真没想到，永远快乐单身的贾斯丁居然会遭到美艳小魔女嘲弄，她把贾斯丁当做是典型优柔寡断的奇才。大伙笑得更开心了，不过他们的笑骑坐在刀锋上，随时有可能往任何一边倒下。很好：如果她想哗众取宠的话，我也可以。他以现场无人能及的夸张表情扬起线条深沉的眉毛，保持扬起的姿态。他向前站出一步，举起双手，手心向外做出自保的动作。

“这位女士。”他开始说——笑声转为支持他，“我认为，女士——我非常担心的是，你啊，企图引诱我来讨论我个人的道德。”

一讲完，学员掌声如雷——除了特莎之外人人拍手叫好。原本照耀在她身上的阳光已经消失无踪，他可以看见特莎美丽的脸庞，看出受了伤的表情，看到难以捉摸的神采。突然之间，他对她非常了解——在当时比他对自己的了解还透彻。他了解到美丽也可以是一种负担，知道总是会引起骚动的苦恼，而他也明白他已获得一场他不想要的胜利。他知道自己缺乏自信的地方，也看出她心中缺乏自信之处在蠢蠢欲动。她感觉到，由于自己天生丽质，别人有义务听她讲话。她一开始是想唬一唬对方，却走错方向，如今不知道如何回到起点。他记得刚才念完的那篇陈腔滥调，也记得刚才那种耍嘴皮的答案，心想：她说得完全有道理，我的确是头猪，甚至比猪还不如。我是外交部的老滑头，让全场的人与一个漂亮女性作对，而她只不过是做她觉得很自然的事而已。将她打倒之后，他因此冲出去扶她站起来：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稍微认真一下。”他以整体来说比较僵硬的口气宣布，对着教室另一边的她，这时笑声很识相地停息，“你刚才的问题，正是外交圈几乎没有一个人回答得了的问题。戴白帽子的人是谁？怎样的外交政策才算是合乎道德？好吧。我们暂且同意，近年来让比较进步的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是人文自由主义的观念。可是，让我们渐行渐远的正是你刚才的问题：一个原本算是人文主义的国家，什么时候会变成压迫人民到无法接受的地步？如果人文主义威胁到国家利益，又该如何？这时谁才算是人文主义者？换言之，这时我们是否该按下紧急按钮向联合国求救——假设联合国会行动的话，不过那又是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个问题了？拿车臣为例，拿缅甸、印度尼西亚为例，拿四分之三的所谓发展中国家为例——”就这样一直说下去。讲了一堆最糟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来唬人，如果要承认的话他是可以立即去做，不过这样一讲却为她解了围。这时学员开始辩论，形成了几个立场，解决掉了几个简单的问题。这堂课结果超过预定时间，因此被评为上得精彩。

“我希望你能陪我散散步。”下课时特莎告诉他，“你可以跟我介绍一下波斯尼亚。”她接着说，等于是拿来当借口。

他们到克莱尔学院的花园散步，贾斯丁没有跟她介绍血腥的波斯尼亚，反而跟她介绍每一棵植物的名称，姓和名都介绍，也解释每棵植物如何维生。她握住他的手臂，静静聆听，偶尔说个“怎么长成那样？”或是“怎么会变成这样？”，为的是让他一直说个没完，而他起先也满心感激，因为讲话是他对别人戴起面具的方式——只不过有了特莎勾住他的手臂，他发现自己没有太多心思去想面具，反而比较注意她穿的时髦、沉重的靴子，想着靴子里面的脚踝如何娇弱，在两人同行的狭窄小径上一步接一步往前走。他确定，惟有让她向前跌一跤，他才有希望抓住她的小腿。而她点头的模样多轻盈，仿佛两人不是在散步，而是在搭船。散完步后，他们到意大利餐厅补了午餐，服务生跟她打情骂俏，让他心里不是滋味，不过后来他才知道，原来特莎具有一半的意大利血统，因此总算释怀，碰巧也让贾斯丁有机会秀一下自己感到很得意的意大利文。然而同一时间，他也看到她神情变得很沉重，变得若有所思，双手变得很不灵活，仿佛刀叉太重，有如刚才靴子踩在花园里的感觉。

“你保护了我，”她解释，这时仍说着意大利文，脸朝下，被头发遮着。“你会永远保护我，对不对？”

向来客气到极点的贾斯丁和往常一样，回答说会，如果有事的话他当然会挺身而出。不然的话，他当然也会尽一己之力。就他记忆所及，整个午餐两人就只讲了那么几句话，只不过后来让他惊讶的是，她跟他保证，他谈论黎巴嫩一带未来发生冲突的危险讲得很精彩，但他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思考过黎巴嫩的问题。他也谈到西方媒体将伊斯兰教妖魔化，也谈到有些西方自由派人士，无知却又无法容忍异端，简直荒谬绝伦。她也对于贾斯丁在这个重要议题上投注的很多感情，印象深刻。这话让贾斯丁再度感到疑惑，因为就他所知，他对这议题的看法完全两极化。

不过话说回来，让贾斯丁觉得既兴奋又警觉的是，他的心中产生了令自己无法控制的变化。他完全是在意外之中被吸引进入一场华美的戏剧，身不由己。他置身于外却又如鱼得水，扮演着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是他一直想在人生中扮演，到现在为止却一直无法实现的。老实说，有一两次，他感觉到某种情愫正在心中滋长，却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自信或放纵。在此同时，他内心经验老到的情场高手也发出紧急预警信号，以最强调的语气说：中止任务，此路不通。她太年轻不适合你，太过真实，太过专注，不知道如何玩爱情游戏。

再警告也是枉然。午餐后，阳光仍灿烂，他们去划船，他表现给她看情场高手应该如何在卡姆河上对待女性同胞——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表现得灵巧熟练、文质彬彬，又轻松自在，他身穿背心坐在平底船危险的船尾，一面摇动着木杆，一面以两种语言与她进行机智幽默的对话。她再度发誓当时确有此事，只不过贾斯丁事后只记得她弱不禁风的修长身形在白色上衣里面的模样，以及她那条有长缝的女骑师黑裙，沉重的眼神盯着他看时带有某种称许的意味，这一点他就无法回报，因为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臣服于如此强烈的吸引力，也从来没有在吸引力的魔咒中感到如此无助。她问他是在哪里学到园艺知识，他的回答是，“从我们家园丁那里。”她问他的双亲是什么样的人，他不得不承认——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认，因为他很确定他的出身会冒犯到她平等主义的原则——他承认自己出身富裕人家，家世很好，园丁是他父亲请来的，同时也一连串请了多位保姆，也付钱让他上贵族寄宿学校和大学，让他出国度假，只要有助于他进入“家庭事业”都为他铺平道路。他父亲所谓的家庭事业就是外交部。

然而让他松了一口气的是，她似乎觉得如此描述出身完全合理，因此也以自己的一些秘密来回应他。她坦承，她出生在富裕家庭，但是她父母亲在过去的九个月相继过世，两人都死于癌症。“所以我算是孤儿，”她大声说，口气具有虚假的轻松，“免费送给好人家。”之后两人分开坐了一会儿，却仍心心相系。

“我忘记车了。”划船过程中他对她说，仿佛如此一来能设法阻止进一步的发展。

“你停在哪里？”

“不是我停的。车里有司机。是公家的车。”

“不能打电话给他吗？”

令人惊讶的是，她手提包里正好有移动电话，而他口袋里也有司机的手机号码。他因此将船停靠一边，坐在她身边，吩咐司机自己回伦敦去，这个举动相当于扔掉指南针，等于是两人共同自我放逐，只是两人都没有注意到。划船过后，她带他回自己住处做爱。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当时她认为他是什么人，而他又认为她是什么人，在那个周末结束之前，两人又分别是什么人，是一团接一团的谜，她在火车站不停亲吻他，对他说，这些谜团，要由时间和行动来解开。她说，其实她爱上了他，其他一切在两人结婚之后都会有所解答。而贾斯丁一时之间被冲昏了头，也作出类似心不在焉的表白，而且还重复表白，并进一步强化，全然任凭愚蠢的浪头摆布——而他也欣然让这波浪推动自己，尽管在意识深处他明了激情总有一天要付出代价。

她直言不讳，自己想找的是年纪较大的男朋友。她和很多他先前认识的许多年轻貌美的女人一样，看到同年龄的男人都感到厌倦。用她自己的话来描述自己时，她用的字眼让他在心里很排斥，她说她是荡妇，是具有爱心的轻佻女子，有点像是个小恶魔，不过他对她痴情太深，并没有纠正她的描述。贾斯丁后来才发现，她的用语源自她父亲，知道这一点后让他很厌恶这个人，而贾斯丁则很努力地隐瞒对她父亲的这种情绪，因为她每次一提到父亲都把他当做圣人看待。她解释说，她之所以需要贾斯丁的爱，是因为内心有种无法消解的饥饿感，而贾斯丁也只能发誓，他对她也有同样的感觉，毫无疑问。而当时他相信自己的话。

回到伦敦四十八小时后，他最初的本能反应是抽身而退。他已身陷龙卷风中，而他从经验中得知，这会造成很大的灾害，有些是连带性的灾害，然后转向他地。上级想调他到非洲一个烂地方，还没决定，这时忽然让他跃跃欲试。他越去回味当初的示爱举动，心里就越发警觉：这不是真的，我跑错剧场了。他的情史一大串，不希望就此收心。他只希望和最收敛、最熟稔游戏规则的女人继续玩下去，希望这些女人和他一样，不会为热情而舍弃常识。然而更为残酷的是，他很害怕她心存的信念，因为他拿人钱财为的就是全心投入消极主义者的角色，他知道自己什么信念也没有。不相信人性，不信任上帝，对未来也没有信心，对于放诸四海皆准的爱情力量当然更是不相信。人性本恶，永远都是如此。全世界只有少数人具有理性，而贾斯丁正好是其中之一。在他简单的看法里，这些人的工作是纠正人类的方向，不要往最坏的方向冲——惟一例外的是，如果双方决心将对方炸得粉身碎骨，再怎么具有理性的人也无能为力，就算他以多么不择手段的方式来避免发生不择手段的事件也一样。崇高的虚无主义大师告诉他自己，到头来，所有近代的文明人都是征服者，而这股潮流来得是越来越急。贾斯丁对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都保持最深的怀疑态度，如今却爱上一个凡事必先思考道德含义的年轻女子，尽管她在很多方面都肆无忌惮，让他受用无穷，不过爱上她是贾斯丁的双重不幸。惟一具有理性的解决之道就是逃避。

然而，日子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他打算以巧妙的手法进行分手的程序，两人之间发生的事却在他心中站稳了脚跟。原本计划吃晚餐时演出令人遗憾的告别场面，却一次又一次成了神魂颠倒的飨宴，紧接而来的是更令人血脉贲张的鱼水之欢。他开始对自己偷偷变节感到羞愧。特莎古怪的理想主义让他觉得很有意思，反而不会退避三舍，而且因此更加兴致勃勃。这些事情，总要有人感受到，然后勇敢说出口才对。一直到现在，他都将坚强的信念视为外交官的天敌，必须加以漠视，必须一笑置之，或者如同危险的能量一样，必须导引至无害的管道去。如今让他惊讶的是，他将坚强的信念视为勇气的表征，将特莎视为坚强信念的标杆。认清了这一点，他也对自己有了新的了解。他再也不是熟女的点心，不是身手矫健、永远不受婚姻羁绊的单身汉。他是开心果，具有令人爱戴的父亲形象，对象则是年轻貌美的女孩，她一时想到要做什么就成全她，让她随时自由行动。不过他同时也是她的守护神，是她的巨石，是她稳定的双手，是她仰慕的头戴草帽的老园丁。贾斯丁放弃了逃脱的计划，朝着她全速挺进，而这一次——至少他希望两名警官能相信——这一次他绝对不会后悔，绝对不会回头。

“就连她让你脸上无光，你也无所谓？”莱斯莉说。她和罗布对贾斯丁的坦白暗中大感惊讶，他们在规定的休息时间安静坐着以示尊重，之后莱斯莉才开口问。

“我告诉过你了。有些问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当时是在等。不是等她收敛，就是等外交部替我们换一个角色，让我们的角色不会互相冲突。外交官夫人的地位在不断转变，她们不能在驻外的国家获得薪酬。丈夫调职，她们也必须跟着搬家。她们一会儿拥有全天候的自由，一会儿又必须像外交艺伎一样乖乖守规矩。”

“是特莎对你这么说的吗？”莱斯莉微笑着问。

“特莎从来不会等人给她自由。她会主动争取。”

“布卢姆难道没有让你脸上无光吗？”罗布以粗鲁的口气问。

“没有那回事。阿诺德·布卢姆并不是她的情夫。他们因为很多其他事情而凑在一起。特莎最深层的秘密就是她的优点。她喜欢让人震惊。”

罗布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贾斯丁，连续四个晚上啊！”他反对，“在图尔卡纳同住一间小木屋？像特莎那样的女孩？你还当真要我们相信他们没有乱搞？”

“信不信由你，”贾斯丁回答，他是永不惊讶的信徒，“我一点也不怀疑。”

“为什么？”

“因为她告诉过我。”

这个回答让他们两人接不下去。不过贾斯丁还有话要说，在莱斯莉的提示下，他设法一点一滴说出来。

“她嫁的是传统。”他以别扭的态度开始说，“对象是我，不是什么理想崇高的大善人，我。你们真的没有必要把她当做什么具有异国情趣的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来到这里时她也没有怀疑过——她一定要担任她所鄙视的外交艺伎团的一员。她以自己的方式来担任。不过她恪守本分。”他侃侃而谈，同时也意识到他们两人不愿相信的眼光。“在她父母亲去世后，她吓坏了。现在有了我在支持她，她希望能收敛一点，不要再为所欲为。她选择不再当孤儿，就准备好付出这样的代价。”

“结果是什么改变了她的想法？”莱斯莉问。

“是我们改变了想法。”贾斯丁反驳，态度激动。他所谓的我们另有所指，指的是她身后留下的人，指的是带有罪恶感的我们。“因为我们安于现状，”他压低嗓门说，“因为这一切。”讲到这里，他做出手势，指的不只包括格洛丽亚家的餐厅和她挂在烟囱旁边惨不忍睹的水彩画，也包括了他们所处的整栋房子，以及房子的主人，引申至同一条街上所有的房子。“我们领薪水是在观察发生了什么，结果宁愿视而不见。我们一天天过日子，眼睛却只往下看。”“是她说的吗？”

“是我说的。她后来对我们就怀着这种看法。她出身富贵，对财富却从来不屑一顾。她对钱没兴趣。和她志向远大的同学比较起来，她需要的钱少得太多了。不过她也知道，她没有借口对她看到听到的东西漠不关心。她知道自己有所亏欠。”

谈到此处，莱斯莉宣布到此为止，明天同一时间，贾斯丁，如果你没问题的话。没问题。英国航空似乎也达成了大致上相同的结论，因为他们熄灭了头等舱的灯光，在今晚最后一次服务乘客。

8

罗布以闲散的姿态斜倚着，而莱斯莉再度取出她的玩具：五颜六色的笔记簿、铅笔、昨天一直没碰的小录音机、橡皮擦。贾斯丁面带囚犯的苍白，眼睛四周出现蜘蛛网状的小细纹。现在每天早上他都是以这副面孔见人。如果去看病开药的话，医生会开给他新鲜空气。

“你说过，你和你妻子的凶杀案之间的关联，不是我们暗示的那种关联，贾斯丁。”莱斯莉提醒他，“那么还有哪一种关联，如果你不介意我们问的话？”她不得不弯向桌子好听清楚他说的话。

“我本来应该跟她一起去才对。”

“去洛基丘莒？”

他摇摇头。

“去图尔卡纳湖？”

“任何地方。”

“是她这样告诉你的吗？”

“不是。她从来没有批评过我。我们从来没有叫对方做什么事。我们吵过一次架，吵的是方法，而非内容。阿诺德从来都不造成障碍。”

“你们到底吵的是什么？”罗布质问，坚决以毫无掩饰的方法发表他对事情的见解。

“产下死胎后，我央求特莎让我带她回英国或意大利。她想到哪里去，我就带她去。她连考虑都不考虑。她有份任务，感谢上帝，这就是她活下去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就在内罗毕这里。她碰到了一件社会上很大的弊案，罪行重大，她是这么说的。她就只允许我知道这么多了。以我从事的这行来说，懂得忽略是一门艺术。”他转头面对窗户，以无神的眼睛望向窗外，“这里贫民窟的人如何生活，你们看过吗？”

莱斯莉摇摇头。

“她有一次带我去看。后来有一次在她很虚弱的时候，她要我陪她去视察她的工作环境。吉妲·皮尔逊陪我们一起去。吉妲和特莎自然而然走得很近。两人之间的相似之处多得数不清。她们两人的母亲都是医生，父亲都是律师，两人从小都是天主教徒。我们去了一个医学中心。四面水泥墙，一片铁皮屋顶，一千个人在门口等着进去。”一时之间他忘记自己身处何地，“贫穷到了那种程度，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一门学问。一个下午的时间无法全部弄懂。尽管如此，从那次起，每次我走在史坦利街时都难免——”他再度中断——“难免在脑海中浮现其他影像。”在历经伍德罗滑头闪躲的回答方式后，贾斯丁的话如同真正的福音一般如雷贯耳。“这个最大的弊案——最大的罪恶，才让她得以存活下来。我们的儿子死了五个星期。特莎如果一个人待在家，会两眼呆滞地盯着墙壁看。穆斯达法会打电话到高级专员公署找我——‘先生，快回家，她生病了，她生病了’。但是，救活她的人不是我，而是阿诺德。阿诺德能了解。阿诺德和她分享秘密。她只要听见他的车子开进车道，马上变成不一样的女人。‘你有什么了？你有什么了？’她的意思是新闻。消息。进展。阿诺德一走，她就退回小小的工作室，一直忙到半夜。”

“用计算机吗？”

贾斯丁起了警觉。压抑下来。“有时是纸笔，有时是计算机，有时用的是电话，打电话的时候极为警觉。阿诺德一有时间，她就把他找来。”

“你当时看了不会难受吗？”罗布冷笑。他这时没经过三思，重拾作威作福的语调。“你老婆整天坐着发呆，等着大情圣先生大驾光临。”

“特莎情绪低落。如果她需要一百个布卢姆，以我个人来说，我就会给她一百个，不论她开出什么条件。”

“她所谓天大的罪恶，你一点也不清楚吗？”莱斯莉继续问，不愿因此就被说服，“什么都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受害人是谁，首脑人物是谁，都不知道。他们一点也不让你知道。布卢姆与特莎在同一阵线，而你却孤零零一个人。”

“我提供了他们需要的距离。”贾斯丁以固执的口吻肯定。

“那样的日子你们怎么过得下去，我真的不明白。”莱斯莉坚持。她放下笔记簿，张开双手。

“分开，却又在一起——就像你描述的那样——就好像——两人在冷战——甚至更糟。”

“我们并没有活下去。”贾斯丁很简单地提醒她，“特莎死了。”

审讯到此处，他们本以为露骨的告白已经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不好意思或是尴尬的气氛，甚至会出现改变说法的现象。不过贾斯丁才刚开始而已。他猛然挺直身体，有如猎人举高猎物一样。他双手落在大腿边，在没有接到命令前不再移动。他的声音恢复了原有的浑厚。有股来自体内深处的力量将他的声音推至表面，推进伍德罗令人掩鼻的餐厅中不新鲜的空气里，昨天晚餐吃的马铃薯肉汁仍挥之不去。

“她很莽撞。”他以光荣的口气宣布，再度将准备好的讲稿念出来。这个说法，他已经连续对自己练习了几个小时。“我从一开始就喜欢她这一点。她很急着要马上生小孩。她非得尽快弥补父母亲过世的缺憾不可！为什么要等到结婚？我不允许。当时应该同意才对。我搬出传统的大道理来劝她——天知道为什么。‘好吧，’她说，‘如果一定非结婚才可以生小孩，那我们就立刻结婚。’结果我们跑到意大利闪电结婚，让我的同事津津乐道。”他自己也是津津乐道。“‘奎尔发疯了！老贾斯丁娶了自己的女儿！特莎高中毕没毕业呀？’我们试了三年她才怀孕，这让她高兴得哭出来。我也哭了。”

他口气中断，不过没有人打断他的思绪。

“怀孕之后她变了，可惜并不是变好。特莎越来越把自己当做母亲看。表面上，她还是有说有笑。不过内心里，她逐渐形成一种深深的责任感。她的救济工作产生了新意义。有人告诉我，那样的转变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以前对她重要的东西，如今变成是终身事业，简直成了自己的命运。她怀着七个月的身孕，还在照顾病人和快死的人，然后赶回市区参加无聊的外交晚宴。预产期越接近，她为小宝宝创造更好世界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不只是为了我们的宝宝，而是为了所有的儿童。到了那个阶段，她已经看上一间非洲医院。如果我硬要她转到私人诊所去，她也会照我的意思去做，不过那样的话，我就背叛了她。”

“怎么说？”莱斯莉喃喃说。

“特莎将观察到的痛苦与感受到的痛苦分得很清楚。观察到的痛苦是新闻工作者的痛苦，是外交人员的痛苦，是电视上的痛苦，关掉没人性的电视机后立刻结束。以她的理论来说，旁观痛苦却束手无策的人，没有比加害别人好到哪里去。这些人全是不善良的善心人士。”“而她却想去帮忙。”莱斯莉说。

“所以才决定要住进那家非洲医院。在她表现最极端的时候，她还提过要到基贝拉的贫民窟去生孩子。幸好阿诺德和吉妲两人苦劝她，让她恢复理智。阿诺德对痛苦最有发言权。他不仅到阿尔及利亚治疗受过酷刑的受害者，他本人也受过折磨。他因此取得地球受难者的世界通行证。我却没有。”

罗布抓住这个机会，好像这个意思先前没有被强调过十几次似的。“有点难了解你的用处何在嘛。你有点像是备用人选，高高坐在云端里，忍受着外交的痛苦，负责高级委员会的工作。”然而，贾斯丁的忍耐是无限度的。有些时候，他根本是因为天生教养太好而不去反对。“以她的说法来说，她不受任何国家任务的羁绊。”他强调，语调最后往下降，有羞愧的味道，“她捏造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调好让我安心。她坚持这世界需要我们两人：由我负责在体制内推动，由她在体制外、在实务界拉动。‘我这个人相信道德国家有存在的必要。’她常这样说，‘如果你们不尽责任，我们其他人又有什么希望？’她是在诡辩，这一点我们两人都知道。这个体制并不需要我的工作。我也不需要。这样又有什么意义？我写的报告没人看，我建议采取的行动没人管。特莎对欺瞒的手法很陌生。但对我却例外，她彻底欺骗自己。”

“她是不是曾经害怕过？”莱斯莉问。她放轻声音，以免破坏了告白的气氛。

贾斯丁回忆了一下，然后允许自己在回想往事时微微一笑。“她曾经对美国女大使吹嘘说，恐惧是她惟一不知如何定义的脏话。对方听了很不高兴。”

莱斯莉也微笑起来，但为时不长。“另外，决定在非洲医院生小孩这件事，”她眼睛看着笔记簿问，“什么时候决定的？怎么决定的？可以告诉我们吗？”

“特莎定期会去探望一个北方贫民村的女人。名字是婉哲，姓什么不知道。婉哲生了某种怪病，一直接受特殊治疗。凑巧的是，她们竟然在乌护鲁住同一间病房，特莎因此跟她成了好朋友。”

他们有没有听出他在口气里加上警觉的音符？贾斯丁自己听出来了。

“知道她生什么病吗？”

“只大概知道而已。她生了病，而且性命可能不保。”

“她是不是得了艾滋病？”

“她的病和艾滋有没有关系，我不清楚。我的印象是，医院对她关心的程度不大一样。”

“那样做很不寻常，对不对？一个从贫民窟来的女人怎么会进医院生小孩？”

“她当时接受住院观察。”

“谁在观察她？”

这是贾斯丁第二次自我约束。他天生不是说谎的料。“我猜大概是某个医疗诊所，在她的村子，在低收入区。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我的印象很模糊。有很多事情我设法不去知道，多到连我自己也吃惊。”

“结果婉哲死了，对不对？”

“她死的那天晚上，是特莎住院的最后一天。”贾斯丁回答。他心怀感激地松懈下来，以替他们重建当时的情景。“我整个晚上都待在病房里，不过特莎坚持要我回家睡几个小时，她也要阿诺德和吉妲回去睡一下。我们轮流在病床边照顾她。阿诺德带来一张行军床。凌晨四点，特莎打电话给我。她的病房里没有电话，所以她去找修女借用电话。她很痛苦，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歇斯底里。不过特莎在歇斯底里的时候并不会提高嗓门。婉哲失踪了，婉哲的婴儿也是。她醒过来发现婉哲的床铺没人，小孩的婴儿床也不见了。我开车到乌护鲁医院。阿诺德和吉妲也同时赶到。不论我们怎么哄特莎，她就是无法控制情绪。感觉好像她在几天之内又失去了一个骨肉。我们三个人一直劝她该回家休养。婉哲死了，婴儿也被带走，她也没有必要待下去了。”

“特莎没有看见遗体吗？”

“她要求院方让她看，不过院方说不太适合。婉哲已经死了，婴儿也被弟弟带回村子。从院方的角度来看，事情到此就画上句点。医院不喜欢在死亡上大做文章。”他接着说，经验是来自加思死亡的例子。

“阿诺德有没有机会看到遗体？”

“他到得太晚。遗体已经送到停尸间，找不到了。”

莱斯莉眼睛张得很大，惊讶之情并不是装出来的，而在贾斯丁另一边，罗布则很快靠向前去，抓住录音机，确定透明盖子底下的转轮正在滚动。

“找不到了？遗体怎么会找不到！”罗布惊叫。

“正好相反。我相信在内罗毕这是经常发生的事。”

“死亡证明呢？”

“我只能告诉你们我从阿诺德和特莎那里得知的信息。死亡证明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没有人提到。”

“也没有验尸吗？”又换莱斯莉上场。

“就我所知是没有。”

“婉哲在医院时有没有人去探望？”

贾斯丁想了一下，不过显然想不出理由不回答。“她的弟弟酋可。他如果不是在帮姐姐赶苍蝇，就是睡在病床边的地板上。吉妲·皮尔逊如果来看特莎的话，也会刻意过去陪她。”

“还有其他人吗？”

“一个白人男医生，好像吧。我不太确定。”

“不确定他是白人吗？”

“不确定是不是医生。男性白人，身穿白大褂，挂了一副听诊器。”

“单独一个人吗？”

贾斯丁的矜持再度出现，如同阴影般逐渐罩住他的声音。“有一群学生跟着他过来。我猜那些人是学生，他们都很年轻，他们都身穿白大褂。”

他本来可以补充说明，他们的大衣口袋上都绣着三只金蜜蜂，不过他决定还是不说比较好。

“为什么你认为是学生？特莎说他们是学生吗？”

“没有。”

“是阿诺德说的吗？”

“就我所听到的，阿诺德并没有发表对他们的看法。纯粹是我个人的猜测而已。他们都很年轻。”

“带头的人呢？他们的医生，如果他的身份真的是医生的话。阿诺德有没有说他什么？”

“没有对我说什么。如果他有事情想说的话，他会对那人说——那个挂着听诊器的人。”

“你在场的时候？”

“不在我听力范围内。”或者是，几乎不在听力范围内。

罗布和莱斯莉一样，伸长脖子向前，想听清楚他说的每一个字。“能描述吗。”

贾斯丁已经在描述了。在短暂的停火期间，他已经加入了对方的阵营。不过他口气中的矜持尚未解除。他疲累的眼睛四周写满了提防与谨慎。“阿诺德把那人拉到一边去，抓住他的手臂。就是挂着听诊器的那个人。他们交谈的模样就和两个医生之间交谈一样。声音压得很低，站得很开。”

“讲英文吗？”

“应该是。阿诺德讲法文或斯瓦希里语时会有不同的肢体语言。”他讲英文的时候，音调会稍微提高，贾斯丁本来可以这样补充说明。

“描述他一下——那个挂着听诊器的人。”罗布命令。

“他虎背熊腰，体型很大，富态，不修边幅。我记得他穿的是麂皮鞋。我记得当时在想，医生竟然穿麂皮鞋，真奇怪。我不知道原因，不过对鞋子一直印象深刻。他的大衣脏脏的，被什么东西弄脏的不清楚。麂皮鞋、脏大衣、红脸庞，像是演艺圈的人。要不是身穿白大褂，我可能会认为是秀场经纪人。”他这时心想，还有三只金蜜蜂，虽然有点脏，却清晰可见，就绣在口袋上，和机场海报上的护士一样。“他好像感到羞愧似的。”他接着说，连自己也吓到了。

“羞愧什么？”

“自己竟然出现在那里，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何以见得？”

“他不愿正眼看特莎，不愿意正眼看我们两个。他的眼睛都会看其他什么地方。就是不会看着我们。”

“头发的颜色呢？”

“金色。金色到姜黄色。脸上像是喝过酒的样子，被有点红红的头发衬托出来。你听说过这个人吗？特莎对他非常好奇。”

“留胡子吗？小胡子？”

“没留胡子。他没有。至少有一天没刮了。脸上有点金黄的色泽。特莎一直反复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就是不说。”

罗布再度猛然插嘴进来。“两人的对话表面上看来怎样？”他逼问，“像是在吵架吗？还是态度和善？他们是要请对方吃午饭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再次警觉起来。我什么都没听见。我只是看到而已。“阿诺德好像是在抗议——责备。医生在否认。我的印象是这样——”他停下来给自己时间斟酌说法。谁都信不过，特莎说过。除了吉妲和阿诺德之外谁都别相信。答应我。我答应。“我的印象是，他们之间出现分歧，那不是第一次了。我看到的部分，是延续下来的争论。至少我后来有这种想法。我看到的是两个仇人之间重新开火的样子。”

“照你这么说，你经常想起那个场面喽。”

“对。对，我是想过，”贾斯丁回答得含糊，“我另一个印象是，那个医生的母语不是英语。”“你刚才所说的，有没有跟阿诺德和特莎讨论过？”

“那人走了以后，阿诺德回到特莎床边帮她量脉搏，凑在她耳边讲话。”“你又没听到了？”

“没有，而且我也不打算去听。”理由太薄弱了，他心想。再加强一点。“这种事情，我已经变得很习惯了。”他一面回避他们的眼光一面解释，“待在他们的圈子之外。”

“婉哲吃的是什么药？”莱斯莉问。

“我不清楚。”

他一清二楚。毒药。他去医院接特莎回家时，站在通往家里卧室的楼梯上，比特莎低两阶，一手提着她的短程旅行袋，另一手提着加思的新生婴儿服、床单，以及尿布，不过他以摔跤选手的眼睛盯着她看，因为特莎必须自己设法往上爬。特莎一开始腿软，他扔下袋子，在特莎瘫下去之前抱住她，这时感觉到她体重轻得不像话，突然伤心起来的时候身体不住抖动，神情绝望。她伤心的不是死去的加思，而是死去的婉哲。他们害死了她！她正对着贾斯丁的脸脱口而出，因为贾斯丁将她抱得很近。那些狗杂种杀了婉哲啊，贾斯丁！他们下毒害死了她。特丝，是谁啊？他边问边用手抚平沾在脸颊和额头上汗湿的头发。是谁杀了她？告诉我。他用手臂搂着特莎瘦弱的背，轻轻抱着她上楼。特丝，是哪些狗杂种？告诉我，狗杂种是哪些人？三蜂的那些狗杂种。那些冒牌大夫。那些不敢正眼看我们的人！你讲的是哪些大夫啊？贾斯丁将她抱起来放在床上，不让她再有机会倒下。你知道那些大夫的名字吗？告诉我。

他从内心深处听到莱斯莉也在反问相同的问题。“罗贝尔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有没有意义，贾斯丁？”

不是很确定的时候，撒谎，这一点他对自己发过誓。如果下了地狱，撒谎。如果我谁都信不过——连自己都不信任——如果我只是要对死者忠心，撒谎。

“我恐怕不知道。”他回答。

“没有在哪里无意间听到过吗——在打电话的时候？在阿诺德和特莎的闲聊片段中？罗贝尔，德国人、荷兰人，也许是瑞士人？”

“在任何情况下罗贝尔这个名字我都没听过。”

“科瓦克斯这个姓呢？匈牙利女人，黑发，据说是美女？”

“你知不知道她的名字？”他的意思是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一次是真的。

“没人知道。”莱斯莉以有点走投无路的语气回答，“艾瑞奇。也是女的，不过是金发。听过吗？”她把铅笔丢到桌子上，表示认输了，“所以婉哲就这样死了。”她说，“毋庸置疑。是被一个不敢正眼看你的人害死的。结果事到如今，已经过了六个月，你还是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她就只是死了。”

“从来没有人对我透露。就算特莎或阿诺德知道她的死因，我也不清楚。”

罗布和莱斯莉瘫在椅子上，如同两名同意暂停的运动选手一样。罗布向后靠，大大伸展双臂，夸张地叹了一口气，而莱斯莉则保持倾身向前的姿势，一手捧着下巴，聪慧的脸上表现出忧郁的神情。

“这一切，该不会是你编出来的吧？”她的嘴巴透过指关节问贾斯丁，“垂死的女人婉哲，她的婴儿，所谓感到羞愧的医生，所谓身穿白大褂的学生，整套说法从头到尾，该不会全是谎言吧？”

“你那样暗示未免荒谬透顶了吧！我干吗编这样一个故事来浪费你们的时间？”

“乌护鲁医院查不到婉哲的记录。”罗布解释。他半靠着椅背，以同等绝望的口气说。“有特莎的记录，也有你可怜的加思。却没有婉哲。她从来都没有在那里待过，她从来也没有住过院，从来没有接受过医生的治疗，连假医生都没治疗过她，也没有人观察她，没有人开药方给她。她的婴儿从来也没有出生，她也没有死，她的遗体也没有失踪，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尸体的存在。我们的莱斯跟几个护士谈过，他们什么狗屁也不知道，对不对啊，莱斯？”“在我跟他们谈话之前，已经有人私下跟他们交代过了。”莱斯莉解释。

贾斯丁听到背后有男人讲话的声音，因此转过头去。只是空中乘务员在询问他是否坐得舒服。布朗先生是不是要求过座位需特别调整？谢谢你，布朗先生宁愿保持坐正的姿势。要不要看录像带？谢谢你，不用了，我没有需要。窗帘要不要关？不用了，谢谢你——加重语气——贾斯丁比较喜欢打开窗户面对宇宙。布朗先生需不需要暖和舒适的毛毯？由于贾斯丁客气得无可救药，因此接下了毛毯，将视线转回漆黑的窗户，正好看见格洛丽亚连门也没敲就冲进餐厅，端了一盘三明治。她把盘子放在桌上，趁机偷看莱斯莉笔记簿上写了什么：可惜徒劳无功，因为莱斯莉很巧妙地把本子翻到空白页。

“你们该不会累垮我们可怜的客人吧？他最近吃的苦已经相当多了，对不对呀，贾斯丁？”她在贾斯丁脸上亲了一口，然后对所有人做出下台鞠躬的动作，而其他三人则一致跳起来帮他们的“看守”开门，让她端着喝完的茶盘离开。

在格洛丽亚擅自闯入之后，三人的问答零零碎碎，维持了一段时间。他们嚼着三明治，莱斯莉打开另一本笔记簿，蓝色的，而罗布嘴里塞满东西，同时机关枪似的问了一连串看似不相干的问题。

“你知道有谁爱抽运动家牌的香烟，抽个不停？”——口气在暗示抽运动家牌香烟可处以极刑。

“就我所知没有，不知道。我们两人都讨厌烟味。”

“我是说别的地方，不只是在家。”

“还是不知道。”

“知不知道有谁开绿色游猎卡车，轴距很长，状况良好，肯尼亚车牌？”

“高级专员公署是有一辆装甲吉普车，神气得很，可是你问的恐怕不是这辆吧。”

“认不认识四十几岁的男人，肌肉发达，军人类型，皮鞋擦得很亮，皮肤晒得很黑？”

“一时想不起来，对不起，”贾斯丁坦承。他放心地微笑，总算走出了危险地段。

“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玛萨比特的地方？”

“有，应该有。对了，玛萨比特。当然有。为什么要问？”

“噢，对了。很好。终于听过这个地名，是在什么地方？”

“在查尔比沙漠边缘。”

“这么说，是在图尔卡纳湖东边喽？”

“就我记忆所及，没错。是某个单位的行政中心，是北方地区各地漫游而来的人聚集的地方。”

“去过没有？”

“怎么会？”

“知道有谁去过吗？”

“不知道，应该是没有。”

“到玛萨比特的人如果累了，有哪些地方可以去？”

“我相信那边有住的地方，而且有个派出所，还有一个国家保护区。”

“你自己却从来没去过。”贾斯丁没去过。“也没有派任何人去过？比方说，派两个人去？”贾斯丁没有。“这么说来，你又怎么对那个地方那么熟？你难道是灵媒吗？”

“每次我被调到一个国家，都会去研究地图，当做是自己的责任。”

“我们听说在凶杀案之前的两个晚上，有辆长轴距的绿色游猎卡车停在玛萨比特，贾斯丁。”莱斯莉解释。这样解释，是因为咄咄逼人的问话方式已经告一段落。“上面坐了两个男性白人。他们看起来像是猎人。体格不错，年纪和你差不多，身穿卡其斜纹粗棉布衣服，鞋子擦得很亮，跟罗布说的一样。不跟别人讲话，只向对方开口。酒吧有一大群瑞典女孩，他们也不过去打情骂俏。在店里买东西。油料、香烟、水、啤酒、干粮。香烟是运动家牌，啤酒是瓶装的白盖牌，白盖牌啤酒只有瓶装。他们隔天早上出发，向西开过沙漠。如果照那样一直开，隔天晚上就可以到图尔卡纳湖岸。他们甚至可以开到厄利亚湾。我们在命案现场发现的啤酒瓶就是白盖牌，烟蒂是运动家牌。”

“我如果问玛萨比特的旅馆有没有登记簿，会不会显得很笨？”贾斯丁询问。

“有一页不见了，”罗布洋洋得意地大声说，以粗暴的口气插嘴近来，“不巧被撕掉了。而且玛萨比特的工作人员对他们一点狗屁印象也没有。他们害怕得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了。我们猜有人私下跟他们交代过了，同样一批人也对医院的工作人员交代过。”

罗布扮演着贾斯丁的刽子手，这句话却是他的告别之作，而他自己似乎也知道，因为他耷拉着脸，拉拉耳朵，看起来几乎算是在道歉，不过贾斯丁这时加快了脚步。他的眼光一刻也停不住，从罗布扫射到莱斯莉，再扫射回去。他等着下一个问题，结果没人发问，所以他就自己上场。

“监理站那边的记录呢？”

这话的弦外之音，让两名警官干笑一阵。

“在肯尼亚吗？”他们问。

“那么，汽车保险公司的记录呢？进口商，供货商。总不可能在肯尼亚有那么多长轴距的绿色游猎卡车吧。一家一家查，总会找得出来的。”

“蓝衣警察一直在努力找。”罗布说，“等到下一个千禧年，如果我们对他们很好的话，他们也许会给我们一个答案。坦白说，进口商也没有那么聪明。”他接着说，以狡猾的眼神看着莱斯莉，“有家小公司叫做贝尔、巴克与本杰明，别名是三蜂，听过吗？终身总裁是肯尼思·K.柯蒂斯爵士，喜欢打高尔夫球，骗子一个，朋友都叫他肯尼K。”

“在非洲，每一个人都听说过三蜂。”贾斯丁说，猛然将自己拉回现实。如果不确定就撒谎。

“显然也都听说过肯尼思爵士。他很有个性。”

“受人爱戴吗？”

“我觉得用景仰来形容比较合适。他拥有一支很受欢迎的肯尼亚足球队，喜欢反戴棒球帽。”他接着以不屑的口吻说，让两人笑了出来。

“三蜂的表现，我大概可以下‘反应敏捷’的评语，不过却没有什么结果。”罗布重新开始说，“非常热心助人，不过却没有帮上很多忙。‘没问题，警官！午餐之前给你，警官！’不过他们讲的是一个礼拜之后的午餐。”

“恐怕这里不少人的作风都是这样。”贾斯丁露出疲惫的微笑，遗憾地说，“你们有没有试过汽车保险公司？”

“三蜂也从事汽车保险工作。他们当然要，对不对？买了他们的车，附送第三者责任险。可惜他们也没有帮上很多忙，在寻找车况颇佳的绿色游猎卡车时也是一样。”

“原来如此。”贾斯丁口气平淡。

“特莎完全没有把三蜂当做是目标，对不对？”罗布以他稀松平常的语调问，“肯尼K似乎跟莫伊的政府靠得相当近，而通常只要一提到莫伊，她都会大发雷霆。对不对？”

“我想也是。”贾斯丁以同等含糊的口气说，“不是这次就是下次，一定会的。”

“这么说来，我们想查那辆神秘卡车时，以及在查不太直接相关的一两件事时，一直无法获得三蜂皇室那么一丁点儿额外的协助，原因就在这里了。只因为他们在其他行业也有很大的势力，是吧？他们告诉过我们，从止咳糖浆到主管专机全包，对不对呀，莱斯？”

贾斯丁亮出保持距离的微笑，却没有进入这个话题——虽然他很想津津有味提到三蜂的商标是剽窃拿破仑的光辉，也想一提特莎与厄尔巴岛之间的巧合，却还是及时打住。针对三蜂的话题，他也丝毫没有提及他从医院接特莎回家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也对三蜂那些毒死婉哲的人只字未提。

“可是，你说他们并没有在特莎的黑名单上面，”罗布继续说，“这一点真的很让人惊讶，因为有很多人在批评他们。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顺便一提某个大家遗忘的丑闻，英国最近不是有一个国会议员把他们描述成‘戴铁手套的铁拳头’吗？他大概不会马上急着去游猎吧，莱斯？”莱斯说绝不可能。“肯尼K与三蜂，听起来像是热门乐团的名字。不过特莎却没有对他们发出格杀令，就你所知？”

“就我所知是没有。”贾斯丁听到格杀令时笑了一下。

罗布并没有因此罢休。“根据啊，我不清楚，根据她和阿诺德的当地经验，比方说，医疗疏忽之类的事，有关药品之类的事？只是她对医疗这一方面的问题很注重，对不对？肯尼K也是，只要他不是在和莫伊的人马打高尔夫球，或是开着美国湾流喷射机到处收购公司，就是在注意医疗事业。”

“的确没错。”贾斯丁说，就算不是表现得全然没有兴趣，也说得仿佛事不关己，显然是没有希望再从他口中挖出什么线索。

“所以如果我告诉你，特莎和阿诺德最近几个星期曾多次找过远地三蜂分公司的几个部门，写了很多信，也打了电话约时间，还不断让对方把他们当做人球在部门间踢来踢去。发生了这么多事，你还是说没有注意到任何蛛丝马迹吗？那就有问题了。”

“恐怕我是没有注意到。”

“特莎也写了一连串语气愤怒的信件给肯尼K本人。这些信件不是亲手递送就是挂号邮送。她一天打三次电话给他的秘书，还用电子邮件疲劳轰炸。她还跑到他在奈瓦霞的农庄门口去堵他，也去他新的豪华办公室的门口堵人，不过他的手下都会实时通风报信，让他走后面的楼梯溜走，这件事让他手下津津乐道。这一切，你完全都不知情喽，还是你需要上帝的帮忙？”“上帝帮不帮忙，我都是第一次听到。”

“结果你还是不感到惊讶。”

“我没有吗？真怪，我还以为我表现出惊讶的样子，或许是我没有显露出自己应该表现出的情绪吧。”贾斯丁反驳，语气中夹杂了愤怒与保留，让两名警官措手不及，因为他们抬起头看他，几乎是在对他敬礼。

然而，贾斯丁对他们的反应并没有兴趣。他的说谎方式与伍德罗截然不同。伍德罗忙着忘记的地方，贾斯丁却遭受记忆模糊的往事从四面八方攻击：布卢姆和特莎之间对话的片段，他本来为了表示尊重而逼自己不要听，如今却慢慢重回记忆；无论何时，她只要一听到肯尼K这个无所不在的名字，就会火冒三丈，以沉默来掩饰怒火。举例来说，肯尼K即将晋升英国上议院议员之列，在穆萨葛俱乐部是公认的必然结果。再举例来说，三蜂与某家规模更大的跨国财团即将合并，传言不断。他现在回想到特莎声讨三蜂产品时不遗余力的做法，这种做法她以反讽的口气称之为对抗拿破仑的圣战，从特莎严禁家中所有边缘人9购买三蜂的家用食品和清洁剂，到两人开车出去时禁止贾斯丁使用三蜂路边自助餐厅和加油站的汽车电池和汽油，不一而足。此外，每次一看见三蜂的大型广告牌上面标示着从拿破仑那里剽窃来的标志，她就开始臭骂。

“贾斯丁，我们经常听到激进这个形容词。”莱斯莉抬头大声说。她原本埋首笔记簿，这时再度想入侵他的头脑。“特莎究竟激不激进？所谓激进，就像是我们那边好战分子的做法一样，‘不爽就炸掉’那样的做法。特莎该不会搞那一套吧？阿诺德也不会吧？难道他们两人会吗？”贾斯丁的回答，活像为爱卖弄学问的长官重复草拟演讲稿一样，具有令人疲惫厌烦的感觉。“特莎相信，一味追求企业利益会毁灭全世界，特别是新兴国家。西方的资金以投资作为掩护，破坏了当地的环境，培养出盗贼统治的国家。这是她的论点，这个时代听来几乎不算是激进的论点。我在国际社团的走廊上，到处都听到有人大肆宣传。就连我自己主持的委员会也有。”

他再度停口，回想到一幅难看的景象，那是过度肥胖的肯尼K在穆萨葛俱乐部开球，身边作陪的是英国超龄间谍主管蒂姆·多诺霍。

“从相同的论点来看，对第三世界的救济也是一种换了说法的剥削。”他接着说，“受益的是提供资金赚取利息的国家、收取大笔贿赂的非洲当地政客和官员，以及西方的承包商和军火供应商，这些人赚走了很多钱。受害者是街上最底层的人，是被连根拔起的人，是穷人和非常贫穷的人，另外也包括没有未来的儿童。”他以特莎的话当做结尾，心中想到了加思。“你也相信吗？”莱斯莉问。

“现在要我相信什么都有点太迟了。”贾斯丁乖顺地回答，在他接着说话之前沉默了半晌，然后他以不是那么乖顺的口气说，“特莎是最稀有的动物：那种相信司法制度的律师。”

“他们为什么要往利基的地方去？”莱斯莉质问。她问话前先默默记下刚才那番话。

“或许阿诺德要去那边办一些与非政府组织有关的事。利基不是那种不顾非洲当地人福祉的人。”

“或许吧。”莱斯莉同意，一面在绿皮笔记簿上若有所思地写字，“她有没有遇见过利基？”

“应该是没有。”

“阿诺德呢？”

“我不清楚。也许你应该去问利基才对。”

“利基先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两人，一直到上星期打开电视才知道。”莱斯莉以阴郁的语调回应，“利基先生最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内罗毕，想要担任莫伊的肃贪大将，却很难让别人了解他的意思。”

罗布瞥了莱斯莉一眼，等她批准，然后看到她暗中点头。他伸长脖子向前，拿着录音机朝贾斯丁的方向凶巴巴地伸过去：对着这玩意儿讲话。

“好了，这个白色瘟疫究竟是何方神圣？”他质问，以作威作福的口气暗示贾斯丁，瘟疫的蔓延他要负个人责任。“白色瘟疫，”他重复，贾斯丁则在犹豫。“是什么东西？快讲啊。”

贾斯丁的脸上再度显露出刚毅不屈的表情。他的声音退回了官方的甲壳中。个中关联再度呈现在他眼前，不过这些关联只有他和特莎知道。

“白色瘟疫是肺结核的绰号，以前很流行这样说。”他解释，“特莎的祖父就是死于肺结核，她小时候眼睁睁看着祖父死去。特莎手中就有相同名称的书。”不过他并没有接着说，这本书原本一直摆在她的床边，后来被他转移到格拉斯东皮箱里。

如今换成莱斯莉谨慎留心了。“她有没有因为这个原因，就对结核病特别有兴趣？”

“有没有特别感兴趣，我不知道。你们刚才也讲过，她在贫民窟工作让她对很多医疗方面的东西很感兴趣。结核病是其中一种。”

“可是，如果她祖父死于结核病，贾斯丁——”

“特莎特别不喜欢的，就是文学上对这种疾病赋予滥情的意义。”贾斯丁继续以严厉的口气说，打断了她的话。“济慈、史蒂文森、柯勒律治、托马斯·曼——她以前常说，如果有人觉得结核病很浪漫，他们就应该坐在她祖父的床边看看。”

罗布再一次以眼睛向莱斯莉讨教，再一次看到她默默点头。“这么说来，如果说我们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去搜寻阿诺德·布卢姆的公寓时，发现了以前一封信的影印本，信件是寄给三蜂营销部门的负责人，警告他三蜂正在兜售的短疗程肺结核新药具有副作用，你听到会不会吃惊？”

贾斯丁一秒钟也不迟疑。这一连串危险的问话方式，重新启动了他的外交技巧。“我为什么要吃惊？布卢姆的非政府组织对第三世界的药品保持着专业性的密切关注。药品是非洲的丑闻。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概括西方世界对非洲漠不关心的态度，那就是少到可怜的好药，还有过去三十年来制药公司定出的贵到可耻的价格”——他剽窃特莎的说法，“我很确定阿诺德写过几十封这样的信。”

“这一封藏得好好的，”罗布说，“和很多我们看不懂的专业数据放在一起。”

“好吧，我们且静待阿诺德回来后由他来解读给你们听。”贾斯丁中规中矩地说，也懒得掩饰他不齿的感想。他们竟敢在布卢姆不知情的情形下搜索他的东西，还偷看他的信件。

莱斯莉再度上场。“特莎有一部笔记本电脑，对吧？”

“确实有。”

“什么牌子的？”

“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了。小小的，灰色，日本产的，我就只知道这么多了。”

他在说谎。过于从容流利。他知道，他们也知道。从他们脸上的表情来判断，一种失落感进入了他们的关系之中，有种让朋友失望的感觉。不过贾斯丁可没有这种感觉，贾斯丁只知道顽强抵抗，躲藏在优雅的外交礼仪之下。这场战役，他已经花了几天几夜的时间操练，一面还祈祷希望不必亲自上阵。

“她是放在工作室，对吧？她在工作室里也放了布告栏和文件以及研究的数据。”

“如果没有带在她身上的话，对。”

“她有没有用来打印信件——文件？”

“应该是有。”

“电子邮件呢？”

“经常写。”

“她会从计算机上打印出来，对吧？”

“有时候。”

“她大约五六个月前写了一封长信，大概有十八页，还有附注。是在抗议某件疏失，我们认为不是医疗就是制药方面的问题，不然和两者都有关。有一个病历，讲述正在肯尼亚发生的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她让你看过吗？”

“没有。”

“你也没有看过——自己去拿来看，没让她知道？”

“没有。”

“这么说来，关于这封信，你什么都不知道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恐怕是的。”赶紧再加上一个遗憾的微笑。

“可惜的是，我们在想，这封信和她认为自己挖掘出来的天大弊案是不是有关。”

“原来如此。”

“我也想知道，三蜂是否跟那件天大弊案有所关联。”

“怎么说都有可能。”

“可是她却没有拿给你看？”莱斯莉不放过。

“我已经告诉过你好几次了，莱斯莉，没有就是没有。”他几乎在后面加上“亲爱的女士”。“你认为那封信跟三蜂是否有所关联？”

“哎呀，我一点也不清楚。”

但是他彻头彻尾的清楚。当时情况危急。当时他担心可能失去了特莎；当时她年轻的脸庞日渐冷峻，年轻的双眼也出现了狂热分子才会有的凶光；当时她在小办公室里夜复一夜地趴在笔记本电脑前，身旁堆了一沓又一沓的文件，如同律师的辩护状一般又是以贴纸做记号，又是以脚注相互参考；当时她吃东西时没有注意过自己在吃什么，然后匆忙赶回去工作，连一声再见都不说；当时从乡下来的害羞村民无声无息来到他们家侧门找她，跟她坐在阳台上，吃着穆斯达法端来的东西。

“这么说来，她从来都没有讨论过那些文件喽？”莱斯莉问，表现出不敢置信的神情。

“从来也没有，抱歉。”

“或者说在你面前讨论——比方说跟阿诺德或吉妲？”

“特莎生前最后几个月，她和阿诺德故意不让吉妲接近，我猜是为了她着想。至于我自己，我察觉到他们其实不信任我。他们相信，一旦我碰上了利益冲突，会优先对女王表示忠诚。”

“你会吗？”

再活一千年都不会，他心想。但是他的答案反映出他们意料之中的答案。“因为我对你们指的文件不熟悉，所以恐怕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文件应该已经从她的笔记本电脑打印出来了，对吧？十八页的东西——就算她没有给你看过。”

“可能吧。或者是从布卢姆的计算机，或是从朋友的计算机。”

“所以说，现在到哪里去了——那部笔记本电脑？目前在哪里？”

天衣无缝。

伍德罗可以向他学习。

没有肢体语言，声音没有颤抖，也没有夸张地停下来换气。

“肯尼亚警方带我去看她的遗物，我找了又找，就是找不到笔记本电脑，也找不到其他几件东西，真可惜计算机没有在里面。”

“洛基那边也没有人看到她带着笔记本电脑。”莱斯莉说。

“可是话说回来，我不认为他们检查过她的个人行李。”

“绿洲旅舍也没有人看到她带计算机。你开车送她到机场的时候，她有没有带着？”

“她每次出门到当地视察，都带着背包。连那个背包都消失了。她当时也带着一个短程旅行袋，可能里面放了笔记本电脑。有时候她会放在里面。肯尼亚并不鼓励妇女独自在公众场合亮出昂贵的电子器材。”

“但是，她当时又不是独自一人吧？”罗布提醒他，之后三人久久不说话——久到后来变成大家在猜谁会先开口。

“贾斯丁，”莱斯莉终于说，“上星期二早上你和伍德罗回你家时，你拿走了什么东西？”

贾斯丁假装在脑海中拼凑出清单。“噢……家庭文件……与特莎家的信托基金相关的私人信件……几件上衣、袜子……葬礼穿的黑色西装……几个能够触景生情的小东西……两条领带。”

“没有其他东西吗？”

“一时之间想不出来了。”

“还有一时之间想得出来的东西吗？”罗布问。

贾斯丁疲惫地微笑却只字未答。

“我们跟穆斯达法谈过了。”莱斯莉说，“我们问他：穆斯达法，特莎小姐的笔记本电脑哪里去了？他传达出互相矛盾的信息。他一下子说，特莎小姐带走了，一下子又说特莎小姐没有带走，然后又改口说，是被新闻记者偷走了。惟一没有拿走计算机的人就是你。我们认为他可能想帮你隐瞒，可惜做得不是很漂亮。”

“你们欺负家仆的时候，恐怕就会得到那样的结果。”

“我们并没有欺负他。”莱斯莉回嘴，终于生气了，“我们的态度极为温和。我们问他特莎的布告栏在哪里，为什么上面满是大头针和针孔却一张纸也没有？他清理过了，他说。是他自己清理的，没有任何人帮忙。他看不懂英文，不允许碰特莎小姐私人物品或工作室里的任何东西，不过他却清理了布告栏。上面的布告，他是怎么处理的？我们问他。烧掉了，他说。是谁叫他烧掉的？没有人。是谁叫他清理布告栏的？没有人。最不可能的就是贾斯丁先生。我们认为他是在掩护你，可惜做得不是很漂亮。我们认为是你拿走布告，而不是穆斯达法。我们认为他说你没有拿走笔记本电脑，也是在掩护你。”

贾斯丁再度陷入假造的轻松态度中，而这种态度是他这一行的职业病兼优点。“恐怕你没有考虑到这里的文化差异，莱斯莉。比较可能的解释应该是，她把笔记本电脑带到图尔卡纳去了。”

“也把布告栏上的东西一起带走喽？不会吧，贾斯丁。你那次回家时，有没有擅自拿走任何磁盘？”

问答到这里，贾斯丁放下警觉心。他也只有在此时才稍微放下警觉心。他一方面以不带感情的方式否认，另一方面则与执行审讯的警察一样急着想找到答案。

“没有，不过我承认，我的确找过。她的法律信件很多都储存在磁盘里。有很多事情，她习惯以电子邮件和律师商量。”

“你连磁盘也没有找到。”

“磁盘本来一直都放在她桌子上，”贾斯丁抗议，这时是真心希望和对方共同处理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很精美的漆器盒子里，盒子是刚才提到的律师在去年圣诞节送她的。他们不但是亲戚，也是老朋友。盒子上面有中文。特莎请一个参与救济工作的华人帮她翻译，结果内容是在数落丑陋的西方人，这让她很高兴。我只能猜想，盒子的下落和计算机一样，或许她也把磁盘带去洛基了。”

“她为什么要带去？”莱斯莉口气充满怀疑。

“我是信息技术白痴。我应该懂计算机，可惜就是不会。警方列出的清单里也找不到磁盘。”他接着说，等着他们协助。

罗布想了一下。“不管磁盘里存了什么，很有可能在笔记本电脑上也找得到，”他一字一句说道，“除非她储存到磁盘后将硬盘清除干净。只是，怎么会有人那样做？”

“特莎对于安全问题高度警觉，我刚才也说过了。”

又是一阵默默的思考，连贾斯丁也加入。

“那她的文件现在放在哪里？”罗布口气粗暴。

“正在寄往伦敦的路上。”

“透过外交管道吗？”

“我选择什么管道都随便我。外交部非常体谅我。”

或许他的回答和伍德罗的回避态度有诸多雷同处，让莱斯莉毫不掩饰地气急败坏起来，几乎坐也坐不住。

“贾斯丁。”

“怎样，莱斯莉？”

“特莎作过研究，对吧？别管磁盘，别管笔记本电脑。她的数据哪里去了，所有的数据——实体的数据，现在的数据？”她质问，“还有，布告栏上的东西哪里去了？”

贾斯丁再度摆出做作的模样，献给她一个颇具雅量的皱眉表情，暗示说虽然莱斯莉失去了理性，他还是会尽一己之力来讨她欢心。“一定是跟我的东西放在一起了。如果你问我，究竟是放在哪一个行李箱，我可能就有点糊涂了。”

莱斯莉等着让自己的呼吸平稳下来。“我们希望你能打开所有行李箱给我们看，拜托。我们希望你现在就带我们下楼去，让我们看你星期二从家里拿走的每一件东西。”

她站起来。罗布也站起来，移动到门口准备待命。只有贾斯丁维持坐姿。“恕难照办。”他说。“为什么？”莱斯莉动怒了。

“原因和我一开始要拿走文件是一样的。这些文件都是个人文件和私人文件。在我有机会亲自看过之前，我认为不能拿出来让你们一一过目，也不能让任何人看。”

莱斯莉涨红了脸。“如果这里是英国，我会马上在你身上摔一张传票，动作快到让你措手不及。”

“可惜这里不是英国，真糟糕。你没有搜查令，就我所知你在这里也没有权力。”

莱斯莉不去理会他。“如果这里是英国，我会去申请搜查令，把这间房子里外翻过一遍。你从特莎工作室拿走的每个小东西，每份文件数据和磁盘，我都要带走，还有笔记本电脑。我会仔细地一个一个搜。”

“可是，你们已经搜查过我家了啊，莱斯莉。”贾斯丁坐在椅子上语气平静地抗议，“你要搜伍德罗家，我不认为他会乖乖就范吧？而且你们没有经过阿诺德的允许就搜查他的房子，我当然也无法允许你们对我做出那种事情。”

莱斯莉阴着脸，脸色泛红，像受到委屈似的。罗布脸色非常苍白，以企盼的眼神盯着紧握的拳头看。

“我们明天等着瞧吧。”两人离开时莱斯莉以不祥的口气说。

然而她所谓的明天从来都没有出现。至少她发的毒誓没有实现。整个晚上一直到快到中午，贾斯丁一直坐在床边，等着罗布和莱斯莉依言带着搜查令和传票前来，也带来肯尼亚的蓝衣警察当他们的黑手。几天来，他不断思考着替代方案以及藏身之处，如今怎么想也想不出个结果。他以战俘的思考方式考虑着地板、墙壁和天花板：哪里比较好？他计划吸收格洛丽亚，以逃离他们的掌握；也计划吸收穆斯达法和格洛丽亚的小男仆；同时也计划要吸收吉妲。然而审讯他的警察只托米尔德伦打电话来说他们到别处去办案了。还没有，没有阿诺德的消息。举行葬礼时，两个警官还在别处办案，就算不是，贾斯丁在葬礼上四处扫视着前来哀悼的人，数着没有出席的朋友时，也没有看见他们两人。

飞机进入了永远保持破晓前景象的地方。在他的机舱窗户外面，一波又一波冻结的海水朝向无色的无穷远方卷去。他四周披着白被单的乘客沉睡着，姿态宛若死亡。有一名女乘客一手举起，好像在对某人挥手时遭到枪击；有一人嘴巴张开，似在哑然尖叫，仿佛死人的手放在心口。贾斯丁单独一人直挺挺坐着，将视线移回窗外。他的脸孔在窗户中飘浮着，旁边是特莎的脸，有如他以前认识的人戴的面具。

9

“实在太惨了！”有人大叫着。他身穿特大号的棕色大衣，头发微秃，一把将贾斯丁的脸搂进怀里，连他的行李推车也被迫脱手。“真的是太可怕了，他妈的太不公平了，实在太惨了！先是加思，现在轮到特莎。”

“谢谢你，汉姆。”贾斯丁说。他尽可能用力抱住对方，只不过他的两手都被紧紧压在腰间。

“谢谢你这么一大早赶来接我。不用了，我自己来，谢谢你。你帮我拿行李箱好了。”

“如果你让我参加葬礼的话，我会去的！老天爷啊，贾斯丁！”

“由你来代为照料的话比较好。”贾斯丁很亲切地说。

“那件西装还暖和吧？非洲那边太阳那么大，回到这里，是不是冷到直发抖？”

阿瑟·路易基·汉姆德是伦敦与杜林的汉姆曼泽律师事务所惟一合伙人。汉姆的父亲在牛津法学院以及后来在米兰的法学院就读时，曾担任特莎父亲的助理。他们两人在杜林一间高耸的教堂里同时举行婚礼，娶了两位意大利贵族姐妹花，都是芳名远播的美女。一对新人生下了特莎，另一对生下了汉姆。两个小孩成长期间，两家人一起到厄尔巴岛度假，一起到科提纳滑雪，两人是有实无名的姐弟，大学一起毕业，汉姆赢得橄榄球蓝带奖，努力用功的结果只拼到中下的成绩，而特莎则是以特优成绩毕业。特莎父母去世后，汉姆一直扮演着特莎精明的叔叔，热心管理她家的信托基金，为她执行谨慎的投资，并全权代表，以英年早秃的头脑断送她居心不良的亲戚的好意，同时忘掉自己应该收费。他体型庞大、脸色红润、油光满面、眼睛闪闪发光、脸颊似水、心中一泛起涟漪，立刻以皱眉或微笑来表现。特莎以前常说，汉姆每次玩纸牌时，他还没弄清自己拿到什么牌时，别人就全知道了，只要看他拿起每张牌时的笑容就可以得知。

“那东西为什么不塞到后面去？”两人爬上汉姆的小车时汉姆大吼，“好吧，放这里好了。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海洛因吗？”

“可卡因。”贾斯丁一面说，一面谨慎扫视着一列列结霜的车子。通关的时候，两名女海关以明显漠不关心的表情对他点头，示意让他通过。到了提取行李处，两个身穿西装、挂着标识牌、面无表情的人观察着除了贾斯丁以外的每个人。距离汉姆三辆车的距离之外，有一男一女紧挨着坐在肉色福特小轿车前座研究着地图。经验老到的安全课程指导员喜欢说，各位，在文明国家的话，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最保险的做法是假设他们随时在跟踪你。

“好了吗？”汉姆以害羞的口气问，一面系好安全带。

英国很美。低斜的晨光在冰冻的苏塞克斯耕地上镀了一层金。汉姆以他一贯的方式开车，在限速七十英里的地方只开到六十五英里，距离最近的卡车隆隆冒出废气的排气管十码远。“梅格要我向你问好。”他以粗鲁的口气大声说。梅格是他大腹便便的妻子。“她哭了一个礼拜，我也是。要是不小心的话，我现在也会哭出来。”

“对不起，汉姆。”贾斯丁简单地说。言下之意并没有一丝不满。像汉姆这样的哀悼者，喜欢从痛失亲人的人身上寻求慰藉。

“我只希望他们能找出凶手。”几分钟后汉姆脱口而出，“逮到凶手后，可以把新闻界那些狗杂种丢进泰晤士河给他们好看。她去陪老妈了，”他接着说，“这下子好了。”

他们一声不吭，继续开了一段路。汉姆狠狠瞪着前方冒着废气的卡车，贾斯丁则以困惑的神情盯着这个他半生以来代表的外国。肉色的福特汽车超车，取而代之的是身穿黑色皮衣的矮壮摩托车骑士。在文明国家，你永远都无法分辨出来。

“对了，你现在发了。”汉姆口齿不清，开阔的原野转为乏味的郊区，“你以前也不穷，不过现在你一飞冲天了。她爸爸的钱、她妈妈的钱、信托基金，全部都归你，而且你还是她的慈善基金会惟一的董事。她说到时候你会知道应该如何处理。”

“她什么时候说的？”

“在她生下死胎之前一个月。她想确定所有东西都弄得妥妥当当，以免被她自己搞砸。拜托老天爷，我又能怎么办嘛？”他质问。他错把贾斯丁的沉默当做是责备。“她是我的客户啊，贾斯丁。我是她的律师。要劝她不要这样做吗？要打电话通知你吗？”

贾斯丁的眼睛盯着旁边的后视镜，发出合宜的吭声来缓和对方情绪。

“另一个执行人是布卢姆，”汉姆加上愤怒的括号，“比较像是行刑人吧。”

空旷的汉姆曼泽事务所坐落于依莱巷区，是一条设有大门的死巷，两层楼板蛀虫处处，贴上木板的墙上挂了显赫的祖先遗像，已经开始斑驳。再过两个小时，会说两种语言的职员会对着污秽的电话筒说话，而汉姆的女职员们也会面对现代科技手忙脚乱。不过现在时间是上午七点，依莱巷空无一人，只在人行道旁边停了十几辆车，还有一盏黄灯在圣伊瑟卓达小教堂的地窖里闪烁。两人提着贾斯丁的行李辛苦往上爬，走了四层摇摇欲坠的楼梯才来到汉姆的办公室，然后再上一层来到他有点僧侣风格的阁楼公寓。在小小的客厅兼餐厅兼厨房的墙上挂着一幅相片，是比较苗条的汉姆射门的英姿，在场大学生欢声雷动。贾斯丁进入汉姆小小的卧室里准备更衣，看到汉姆和新娘梅格正在切三层的结婚蛋糕，旁边有一群身穿紧身裤的意大利喇叭手正在热烈演出。他在小小的浴室里冲了澡，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原始的油画，主角是汉姆位于极冷的诺森布里亚老家，正好说明汉姆家族赤贫的现状。

“北厢房的屋顶给掀得一干二净了。”他在厨房里对着墙壁以光荣的口吻大喊，一面打蛋，锅盘也铿锵作响。“烟囱、屋瓦、风标、时钟，全都被打坏了。幸好梅格出去了，感谢上帝。要是当时她在菜园里，可能会被倒下来的钟塔压得很惨。”

贾斯丁转开热水，马上烫到手。“她也真够机警了。”他一面表示同情，一面打开冷水。

“她圣诞节的时候送我一本很不错的小书，”汉姆大声说，以压过煎培根的嘶嘶声，“不是梅格，是特莎。有没有给你看过？她送我的那本小书？圣诞节礼物？”

“没有，汉姆，她好像没有——”没有洗发精，只好在头发上抹肥皂。

“是印度密宗，名叫拉米什么的。有没有印象？全名等我想到再说。”

“对不起，不知道。”

“里面讲的全是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无所羁绊之类的话。我觉得是在唱高调。”贾斯丁眼睛沾到肥皂睁不开，吼出声音表示同情。

“自由、爱与行动——书名就是这样。拜托，她要我搞什么自由、爱与行动啊？我结婚了，搞什么鬼啊。孩子都快出生了。而且我好歹也是罗马天主教徒。特莎自己在放荡之前也信天主教。贱女人。”

“我猜她是想谢谢你常帮她跑腿吧。”贾斯丁选中时机暗示，不过仍维持两人交谈时随意的口气。

墙壁另一边暂时断了线。继续传出嘶嘶声，然后是离经叛道的脏话以及烧焦的气味。

“你说的跑腿是什么意思？”汉姆以怀疑的语气咆哮，“我还以为，跑腿的事不能让你知道。特莎的说法是，这个秘密会害死人，跑腿的事，‘必须对贾斯丁严格保密。’健康警告。每封电邮的主题都这样写。”

贾斯丁找到了毛巾，只不过揉眼睛反而更加刺痛。“其实我并不知道，汉姆。我只是凭直觉推测而已。”他对着墙壁解释，语调同样随便，“她是拜托你做什么事？去炸掉国会吗？还是在水库里下毒？”没有回答。汉姆埋首做菜。贾斯丁摸索过来一件干净的衬衫。“别跟我讲她叫你去散发探讨第三世界债务的传单。”他说。

“是什么公司的记录？”他听到对方说，伴随着锅盘碰撞声，“你要两个蛋还是一个就好？自己养的母鸡生的。”

“一个就行了，谢谢。究竟是什么记录？”

“是她关心的东西。每次她觉得我越来越胖，越来越安于现状时，刷的一声，又传来一封关于公司记录的电邮。”继续传来碰撞声，汉姆因此转移话题，“网球比赛的时候作弊，知道吗？在杜林的时候。没错。小狐狸精和我在儿童组搭档。全场比赛她都在骗人。每次判球是在界内或出界时，总是出界。‘我是意大利人啊，’她说，‘可以作弊。’‘你是意大利人，听你唬人吧，’我说，‘你从头到脚都是英国人，跟我一样。’如果我们赢了，只有上帝知道我会怎么做。大概会交还奖杯吧。不，我不会。她会宰了我。噢天啊，对不起。”

贾斯丁走进客厅坐下，面前是一盘破碎成堆又油腻的培根、鸡蛋、香肠、炸面包和西红柿。汉姆一手塞在嘴巴里，站在那边愣住，对自己用了“宰”这么一个令人不悦的比喻感到抱歉。“究竟是什么样的公司啊，汉姆？别摆出那种样子，你会害我吃不下早餐。”

“所有权，”汉姆透过指关节说，一面在小小的餐桌对面坐下，“全都是有关所有权。拥有曼恩岛上两家很小的公司。你知道还有谁叫她特丝吗？”他问，还是语带保留，“除了我之外？”“我是没有听过，她当然也没听过。特丝是你的专利。”

“疼她疼到底了，你也知道。”

“她也很爱你。什么样的公司？”

“知识产权。从没跟她来真的，讲给你听也没关系。太亲近了。”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她和布卢姆之间也是一样。”

“大家都知道吗？”

“而且他不是凶手，和你和我都一样不是。”

“确定吗？”

“确定。”

汉姆眼睛一亮。“我们家梅格不相信，她对特丝的了解不如我。很特别。没办法复制的。‘特丝有好朋友，’我告诉过梅格，‘知心的朋友，不是什么为满足身体需要的朋友啦。’如果你没关系的话，我会把你说的话转告给她听，让她开心一点。报纸上乱写的那堆狗屎，让我想起来就伤心。”

“那么，那些公司是在哪里注册的？名称是什么？你记得吗？”

“当然记得。想忘记都难，特丝是每隔一天就来轰炸我。”

汉姆正在倒茶，双手拿着茶壶，一手捧着茶壶本身，另一手按住壶盖以免掉下，自己则一面咕哝着发牢骚。动作结束后，他坐回原位，继续照料茶壶，然后低头做出即将进行攻击的动作。

“好吧。”他以积极的口气质问，“在我有幸遇到过的最秘密、阴险、虚伪、伪善的产业地痞中间，你随便说一个。”

“国防。”贾斯丁以虚假的口气说。

“错。制药业。把国防打得片甲不留。终于想起来了，我就知道忘不了。两家公司叫做罗法马和法梅布尔。10

“谁？”

“是某个医学报道写的。罗法马发现了分子，法梅布尔拥有的是过程。就知道忘不了。那些家伙怎么会想出那种名字，天知道。”

“什么东西的过程？”

“生产那种分子的过程嘛，浑蛋，不然还有什么？”

“什么分子？”

“天知道。跟法律一样，只是更难了解而已。是我从来没看过的字，也希望再也不会看见。故意让别人看不懂，让他们乖乖当文盲。”

早餐后，他们一起下楼，将格拉斯东皮箱放进汉姆办公室隔壁的保险库。汉姆撅着嘴唇表示谨慎，眼睛望向天空，转动号码锁，拉开铁门让贾斯丁一人进去，然后从门口看着贾斯丁将皮箱放在地板上，靠近一堆老旧的皮箱，箱盖上镶嵌着公司在杜林的地址。

“那还只是开始而已，”汉姆以阴沉的口吻警告，故意加入义愤填膺的意味，“在玩真的之前来个牛刀小试。之后来的是凯儒·维达·哈德森（KVH）名下所有公司的董事名单。这公司设在温哥华、西雅图、瑞士巴塞尔，以及从美国威斯康星州欧许科士到东品纳你听过的所有城市。还有，有个公司叫做番石榴之家股份有限公司之类的名称，外界盛传它们即将倒闭，别名是三蜂，终身总裁兼宇宙主宰是一个叫做肯尼思·K.柯蒂斯的人，是个骑士对不对？‘她还有没有问其他问题？’你会这样想。没错，她确实还有问题。我叫她从网络上去找证据，她说她想找的东西有一半都是受限的，不管他们是做什么的，都不希望老百姓偷看到。我对她说：‘特丝，老姐呀，看在耶稣的分上，这东西会花我好几个礼拜的时间哪，甚至要好几个月。’结果她听不听？听才怪。看在耶稣的分上，她是特丝啊。要是她叫我不背降落伞从热气球上跳下去，我二话不说就往下跳。”

“大致上情况怎样？”

汉姆眼中已经闪耀出无邪的骄傲。“温哥华和巴塞尔的KVH拥有曼恩岛上那两家小生物科技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两家公司叫做罗某某和法马什么的。内罗毕的三蜂对上述分子以及所有衍生产品拥有整个非洲大陆的独家进口经销的权利。”

“汉姆，你真厉害！”

“罗法马和法梅布尔两家公司都是由同一个三人团体掌控的。即使不是，等到他们卖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时就会自然落入他们手中了。一个男的，两个娘儿们。男的叫做罗贝尔（Lorbeer），他名字的前三个字母加上beer再加上pharma，就造出罗法马和法梅布尔这两个名字。两个女的都是医生，地址都由住在列支敦士登一个信箱里的瑞士小矮人转交。”“姓名是？”

“拉若什么的，我笔记里面记了。拉若·艾瑞奇。想到了。”

“另一个呢？”

“忘了。不对，没忘。姓科瓦克斯，名没说。我爱上的是拉若。我最爱的一首歌，以前最爱听的，《日瓦戈医生》的配乐，以前特丝也爱听。他妈的！”汉姆擤鼻涕，对答自然中断，贾斯丁在一旁等着。

“后来拿到了这些情报后，你怎么处理，汉姆？”贾斯丁轻柔地询问。

“打越洋电话到内罗毕读给她听。她呀，兴奋极了，还说我是她崇拜的英雄——”他讲述中断，因为对贾斯丁的表情有所警觉——“不是你家的电话啦，白痴。是她在北方一个朋友的电话。‘汉姆，你去公用电话亭，马上直拨这个号码给我，有笔吗？’臭小妞老爱发号施令。不过她对电话可是小心到极点，我认为是有点疑神疑鬼。话说回来，有些疑神疑鬼的人还真的有敌人，对不对？”

“特莎是有。”贾斯丁同意。汉姆对他使了一个诡异的眼色，盯得越久就越显诡异。

“你该不会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吧？”汉姆压低嗓门问。

“怎么说？”

“特丝是被制药商干掉的？”

“怎么说？”

“我是说，老天爷呀，老兄，你难道不认为是他们为了教训她大嘴巴吗？我是说，我知道那些人可不是什么日行一善的童子军哪。”

“我确定他们全都是尽心尽力的慈善家，汉姆。从上到下的每一个百万富翁都是。”之后两人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是汉姆先开口。

“糟糕。算了，天啊。别讲得太直接。告诉我。”

“完全正确。”

“我打的那通电话害死了她。”

“不对，汉姆。你为了她两肋插刀，她感激不尽。”

“好吧。天呀。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能。帮我找一个箱子。一个坚固的棕色厚纸板箱子就可以，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汉姆很乐意跑腿，因此一冲而去，找了很久才拿来一个塑料盘。贾斯丁蹲在格拉斯东皮箱前，打开大锁，解开皮带，背对着汉姆不让他看到，将里面的东西移到塑料盘上。

“现在麻烦你把汉姆曼泽事务所里最无聊的档案拿过来。过期的东西，收藏了一堆却从来都不去翻的东西。把这个皮箱装满为止。”

汉姆帮他找到档案：是似乎能让贾斯丁满意的既老旧又处处折角的档案。他也帮贾斯丁把这些东西装进空的皮箱里。然后看着贾斯丁系好带子锁起来。随后从窗户再度看到他，走进巷子里，提着箱子叫出租车。正当贾斯丁快从视线里消失时，汉姆深呼吸叫了一声“圣母玛利亚！”以诚挚的心对圣母祈祷。

“早安，奎尔先生，长官。我帮你提，好吗？我要用X光扫描一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是新规定。是不是很像我们那个时代？或是你父亲那个时代。谢谢你，长官。这是你的机票，一切准备就绪。”语调突然压低，“长官，我非常难过。我们全都大受影响。”

“早安，长官！你能回来让我们很高兴。”又压低声音，“长官，致上最深的慰问，也代表我妻子致意。”

“致上我们最深沉的同情，奎尔先生”——另外一个人，在他耳朵里呼出啤酒气息——“兰兹贝利小姐请你直接上楼，长官。欢迎回家。”

然而，外交部再也不是他的家了。外交部的大厅设计可笑，能用来吓唬胆小鬼，只传达出无能却爱招摇的模样。头戴假发、令人蔑视的海盗画像不再对他做出家人般的微笑。

“贾斯丁，我是艾莉森，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真是非常非常令人难过。你还好吧？”艾莉森·兰兹贝利说。她站在办公室十二英尺高的门口，显出笃定的自制，双手握住他的右手，然后放下。“我们都非常非常难过，贾斯丁。很震惊。你真勇敢。这么快就回来报到。你真的能够以理智谈事情吗？我不认为你办得到。”

“我是在想，不知道你有没有阿诺德的消息。”

“阿诺德？——啊，神秘的布卢姆医生。可惜连半点都没有。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她说，却没有说出最坏的情形是什么，“更何况，他也不是英国公民，对不对？”——心情好了起来——“总要让善良的比利时人照顾他们自己人嘛。”

她的办公室有两层楼高，有镀金的带状雕刻和战时的黑色暖气装置，还有一个阳台可以向下看到非常私密的庭园。办公室里有两张扶手椅，艾莉森·兰兹贝利将自己的羊毛衫放在其中一张的椅背上，这样别人就不会坐错。热水瓶里有咖啡，这样两人的密谈就不会有人进来打扰。办公室里有股莫名的浓密气氛，是其他身体刚离去的气味。驻布鲁塞尔外交使节四年，华府国防顾问三年，贾斯丁先看过了资历记录。另外三年跟着联合情报委员会回到伦敦。六个月前获派担任人事处主任。我们两人惟一列入记录的交流：一封信，建议我修剪妻子的翅膀——置之不理。一份传真，命令我不要回自己家——太迟了。他心想着艾莉森的家是什么模样，奉送给她一个位于红砖豪宅里的公寓，就在哈洛德百货后面，周休两日时打桥牌比较方便。她身材精瘦，五十六岁，为了特莎穿上黑色衣服。她左手中指戴了一个男式的图章戒指。贾斯丁猜想戒指是她父亲的。墙上挂了一张相片，相片中的她开车离开慕尔公园。另一张——依贾斯丁看来挂得有点不明智——是她和德国前总理科尔握手的合照。不用过多久，你就会有自己的女子学院，人称艾莉森女爵士，他心想。

“我整个早上都在想我不会对你讲的所有话。”她开始说，将嗓门投射到大厅后面，以便后来加入的人收听，“还有我们一定还不能达成共识的事项。我也不准备问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也不会告诉你我们是如何看待你的未来。我们的心情实在太难过了。”她讲完，带有老师讲完课的满足感，“对了，我是马德拉蛋糕。别以为我是千层糕。不管你从哪里切，我都一样。”

她事先将一部笔记本电脑摆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有可能是特莎的计算机。她一面讲话，一面以灰色短棒戳着屏幕。短棒的末端如钩针呈钩状。“有一些事情我必须告诉你，现在我就有话直说了。”戳。“嗯，无限期病假是第一件事。无限期是因为显然要以医学报告来作决定，病假是因为你的精神受到重创，不管你自己晓不晓得都一样。”好了。戳。“而且我们也提供心理辅导。由于经验丰富，我们辅导得相当不错。”悲伤的微笑，然后再戳。“山德医生。你出去后，埃米莉会给你山德医生的联络方式。暂订明天十一点去见她，如果有必要，改时间也可以。在哈利街，不然还有哪里？女医生没关系吧？”

“当然没关系。”贾斯丁和颜悦色。

“你暂时住哪里？”

“我们家，我家，在切尔西。会先住那边。”

她皱眉头。“可是，那栋不是家族的房产吗？”

“特莎的家族。”

“嗯。可是，你父亲在洛德北街也有一栋房子。相当漂亮，我记得。”

“他在死前卖掉了。”

“你打算待在切尔西吗？”

“目前是这样。”

“这样的话，待会出去的时候，埃米莉应该也需要那栋房子的联络方式，请交给她。”

继续看着屏幕。她是在看屏幕，还是想躲进去？

“山德医生不是见一两次就够的，这是连续课程。她辅导个人，也辅导团体。她鼓励具有相同问题的病人彼此互动。当然是在保密规定的范围之内，那还用说。”戳。“如果你要找的是神职人员，不管是要搭配心理医生还是不要心理医生，我们准备了各种宗教派系的人员，几乎所有方面都作过调查，所以要找什么人尽管说。我们这里的看法是，给任何事情留有机会，只要不妨碍到保密的话。如果山德医生不合适，你回来找我，我们会帮你找一个合适的。”也许你也会针灸吧，贾斯丁心想。然而他脑海里的其他地方正在纳闷，他又没有什么秘密要告白，为什么要提供给他经过调查的人来听告白。

“嗯。你现在想不想要一个避风港，贾斯丁？”戳。

“什么？”

“宁静之家。”重音在第一音节，和温室这个字的重音一样，表示不是指一般的安静的房子。“避开一切，等到风浪平息之后再说。可以让人完完全全隐姓埋名，恢复人生平衡。可以在乡间慢慢散步，我们需要你时可以来伦敦。以你的个案来说，并不是全部免费，不过政府会补助很多。在决定之前先跟山德医生讨论，好吗？”

“都好。”

“那就好。”戳。“你受尽了公然的侮辱。就你所知，对你造成了什么影响吗？”

“恐怕我在大庭广众下出现的机会不是很多。你下令把我藏起来，记得吧？”

“你同样吃了不少苦。没人喜欢被说戴绿帽子，没人喜欢看自己的性生活被媒体拿去炒作。总而言之，你不会恨我们。你没有生气，没有憎恶，没有委屈。你不准备报复。你撑过来了，你当然是。姜还是老的辣。”

贾斯丁不确定她这番话是问题还是怨言，或者只是对韧性一词下的定义，所以不作出响应，反而将注意力放在一株桃色的秋海棠上。这株秋海棠注定一死，因为花盆太靠近那台古董暖气装置。

“我这里好像有张薪资部门送来的纸条。要我现在一口气说完，还是受不了了？”她不等对方回答就递了过去，“我们当然是维持你全薪。可惜婚姻津贴必须中断，从你成为单身那天算起。贾斯丁，有些棘手的事情不处理不行，依我的经验，最好现在就着手处理，接受下来。另外，一般的回国补助津贴要等你决定最后定居地才能发下来，不过显然还是依单身来计算。贾斯丁，这样够了吗？”

“钱吗？”

“我讲的是信息，够你暂时用来处理身边事务吗？”

“怎么说？难道还有吗？”

她放下短棒，转身面对贾斯丁。多年前，贾斯丁有胆跟皮卡迪利街上的一家大商店抱怨时，也面对了同样冷若冰霜的眼神，当时的对象是店内经理。

“并没有，贾斯丁。就我们所知是没有了。我们过得是紧张与不安的。布卢姆还没找到，膻腥的报道会登个没完，一直到案子明朗化为止。对了，你要跟佩莱格里吃午饭。”

“好的。”

“他嘛，人好得不得了。贾斯丁，你一直很镇定。你展现出在压力下不屈不挠的精神，上面注意到了。我相信你受尽了折腾。不只是在特莎死后，在她死前也一样。我们当初早该坚定立场，在还不算太迟之前把你们两人调回来。可惜回头看的时候，一味姑息所造成的错误非常像是简便的解决之道。”戳，以越来越不苟同的眼神仔细看着屏幕。“对了，你还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吧？不管记者要不要登，你什么都没说吧？”

“只跟警方说过。”

这一点她不追究。“别对媒体发言，那还用说。连‘无可奉告’都别说。以你的处境，完全有权利挂断他们的电话。”

“我相信做起来并不难。”

戳。停。再度研究着屏幕。研究着贾斯丁。视线重回屏幕。“你那边没有属于我们的文件或材料吧？怎么说呢？属于我们的知识产权。有人问过你了，不过我还是要再问一次，以免你又找到什么东西，或是未来又找到什么东西。找到什么东西了吗？”

“特莎的东西？”

“我指的是她婚外的活动。”她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为所谓的婚外活动下定义。在她下定义的时候，贾斯丁忽然领会到，也许是领会得有点太晚了，特莎对她来说是莫大的侮辱，玷污了她们的母校和阶级和性别和国家和外交部。照这样引申来说，贾斯丁就是特洛伊木马，是将特莎走私进入城堡的媒介。“我在想的是，她在进行调查或是她所谓的什么行动时，以非法或合法的手段所搜集到的研究报告。”她接着说，语气里有坦然的不齿。

“我该找什么东西，我一点概念都没有。”贾斯丁抱怨。

“我们也是。我们这边的人也真的很难了解，她到底是怎么搞出这个名堂的。”突然间一直闷在心里的怒气即将冲出她胸口。她不是故意的，贾斯丁很确定；她费了很大的劲才将怒气围堵在心中，不过显然这时怒气越过了防线。“从目前得知的消息来看，真的是很不寻常，怎么会有人允许特莎变成那样的人。波特是个优秀的驻外单位主管，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认为他必须对这件事负相当大的责任。”

“负什么责任？”

她陡然停止动作，让贾斯丁很惊讶。仿佛她碰撞到了缓冲器。她停了下来，眼睛紧盯着计算机屏幕。她握住钩针准备动作，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她轻轻放在桌子上，仿佛在军人葬礼时将步枪放在地上一样。

“这个嘛，是波特。”她让步了。然而贾斯丁并没有要她让步的意思。

“他怎么了？”贾斯丁问。

“他们两人为了那个可怜的孩子牺牲一切，我觉得实在令人钦佩。”

“我也是。可是，他们究竟牺牲了什么？”

她似乎与贾斯丁同样困惑。她这样做，为的是要拉拢贾斯丁，就算只是在她贬损波特·科尔里奇的时候也好。“贾斯丁，想知道这份工作要从哪里做起，真的是很难很难。一面想要依个人差异性来对待，一面又渴望能够将每个人的状况适用于大环境。”然而，如果贾斯丁认为她是在缓和攻击波特的语气，那他是大错特错了。她只是在重新组织语句。“可是波特，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现场，而我们不在。如果我们被蒙在鼓里，要采取行动也难。如果当时没有人通知，东窗事发了再要求我们善后，也不是办法，对吧？”

“我想也对。”

“而且，如果波特被家里的问题搞得头晕眼花，无法抽身——这一点没人能否认——看不清楚眼前的发展——布卢姆的事件等，对不起了——他至少还有绝对一流的大将桑迪，值得信赖，能随时供他差遣，帮他清楚传达指令。桑迪的确是这样。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可惜也没用。所以我说啊，显然那个小孩——可怜的女孩子——叫做萝西还是什么来着，占据了他们下班后的全部精力。在指派高级专员的时候，这一点不尽然是必要条件吧？”

贾斯丁做出顺从的脸色，表示同情她的困境。

“我不是有意要探人隐私，贾斯丁。我是想问你，怎么可能，当初怎么可能——暂时先将波特摆一边好了——你的妻子怎么可能从事一连串的活动，而你却推说什么都不知道？好吧，她是现代女性，祝她心想事成。她过她的生活，搞她的个人关系。”故意不出声，“我不是在暗示你当初应该绑住她，因为那种做法是歧视女性。我想问你的是，在实际情况中，你如何完全不知道她在进行的活动——她的调查——她的——怎么说才好？我其实想用的字眼是管闲事。”

“我们有过约定。”贾斯丁说。

“你们当然是约定过。平等、平行的生活。可是贾斯丁，在同一个屋檐下呀！她什么都没告诉过你，什么都没有让你看，什么都没有让你知道，这种说法，你难道真的讲得出口吗？我觉得非常难以置信。”

“我也这么觉得，”贾斯丁同意，“不过，一个人把头埋在沙子里，恐怕就会遇到这种情况。”戳。“好了，现在要问的是，你有没有跟她共用一台计算机？”

“有什么？”

“问题再清楚不过了。你有没有与她共用，或者是有机会接触到特莎的笔记本电脑？你或许不知道，她寄了一些措辞非常强硬的文件给外交部，以及其他单位。对某些人提出严厉的指控，控诉他们做了很可怕的事，做出可能非常具有破坏力的坏事。”

“艾莉森，到底可能对谁具有破坏力？”贾斯丁问。他很有技巧地询问，希望从她口中钓出她想免费赏赐的消息。

“不是谁和谁的问题，贾斯丁。”她以严厉的口吻回答，“问题是特莎的笔记本电脑有没有在你手里，如果没有，到底在哪里，此时此刻在什么地方，里面有什么材料？”

“计算机我们从来没有共用过，回答了你的第一个问题。计算机是她的，是她专属的计算机。那台计算机我连如何开机都搞不清楚。”

“别管开不开机了。计算机在你手上，那才是重点。苏格兰场跟你要过，可是你非常聪明也非常忠诚，决定最好还是交给外交部处理。我们很感激，为你记上一笔了。”

这番话是说辞，也是一个是非题。如果有的话，在A框里打钩，如果没有的话，在B框里打钩。这是命令也是挑战。而且，从她如水晶般的眼神来判断，这也是威胁。

“还有磁盘，那还用说。”她一面等着回答一面补充说，“她是个很有效率的女人，怎么会当律师也是怪事一桩。她认为重要的数据，必定储存备份。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磁盘也构成泄密的条件，所以我们也要麻烦你交出来。”

“哪里有什么磁盘？没有。”

“当然有啦。她怎么可能使用计算机却没有用磁盘？”

“我到处都翻过了。没有就是没有。”

“真的非常奇怪。”

“是啊。”

“所以嘛，贾斯丁，我现在回想一下，认为你最好的做法是，所有东西一从行李里拿出来，马上带来外交部，从此让我们处理。省得你吃苦又要负责。你说呢？我们可以谈个条件。任何跟我们不相关的东西都专属于你。我们会打印出来给你，这里没有人会以任何方式去看或去评估或记录。要不要我现在派人跟你去拿？可以吗？好不好？”

“我不确定。”

“不确定需不需要别人帮忙啊？很合理。要不要一个跟你同级、同情你的同事去？一个让你能完全信任的人？现在确定了吗？”

“是这样的，计算机是特莎的。是她买的，使用者是她。”

“那又怎样？”

“我不确定你有没有权利要求我交出来。只因为她死了，就可以让人掠夺她的财产。”他觉得很困，闭上双眼一会儿，然后摇摇头醒醒脑。“反正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对不对？”

“怎么不是大问题？”

“计算机又不在我手上。”他起身，这个动作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不过他需要伸展四肢一下，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大概被肯尼亚警方偷走了。大部分东西都被他们偷走了。谢谢你，艾莉森。多谢你的帮助。”

花了比正常情况还要长的时间，才从工友主管那里拿回格拉斯东皮箱。

“提早赶回来了，抱歉。”贾斯丁一面等一面说。

“一点也不早，长官。”工友主管红着脸反驳。

“贾斯丁，我亲爱的贾斯丁！”

贾斯丁对门口的俱乐部警卫报出了姓名，不过佩莱格里在他前面，重重步下台阶来接他，亮出好人的微笑，对他大喊，“他是我的人，吉米，把行李放进你的储藏室去，把他交给我就行了。”然后抓住贾斯丁的手，另一手则搂住贾斯丁的肩膀，表示友谊与怜悯，搂得强有力却非英国作风。

“你准备好了，对不对？”他先确定没有人听得见，然后以说心事的语气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到公园散步，不然改天再聊。随你便。”

“我还好，伯纳德。真的。”

“兰兹贝利那头野兽没有耗尽你的体力吗？”

“一点也没有。”

“我帮我们两人预约了餐厅座位，是个卖午餐的吧台，不过没桌子可坐，吃饭时盘子只能端着，还有很多外交部退休老头子在抱怨苏伊士运河。要不要小便？”

餐厅是个隆起的灵台，天花板是片蓝天，上面画了几个天使。佩莱格里选择的拜会地点在角落，有磨光的花岗石柱和一棵伤心的千年蕉遮掩住座位。他们身边坐的是白厅的万年弟兄，身穿灰色生化战衣，剪了学生的发型。这就是我的世界，贾斯丁解释给她听。我娶你的时候，我还是他们其中之一。

“我们先把大工程解决掉再说。”佩莱格里很有技巧地建议，此时一个穿着淡紫色礼服的西印度群岛服务生递给他们菜单。菜单设计成乒乓球拍的形状。佩莱格里这招出得高明，也符合他好好先生的形象，因为利用研究菜单的时间，他们能够彼此静心对坐，避免视线接触。“一路上旅程还可以忍受吧？”

“很舒服，谢谢你。他们帮我升级到头等舱。”

“棒极了，棒极了，棒极了的女孩子，贾斯丁。”他从乒乓球拍菜单上喃喃说，“用不着多说。”“谢谢你，伯纳德。”

“士气高昂，勇气可嘉。赢过其他所有女人。吃肉还是吃鱼？——不是星期一——你们那边都吃什么？”

贾斯丁从事外交工作以来，就一直听过伯纳德·佩莱格里的点点滴滴。他跟着伯纳德到渥太华，然后两人在贝鲁特短暂相遇。在伦敦，他们一起参加人质求生讲习班，共同学习到了宝贵的知识，知道如何了解到自己被一群不怕死的武装歹徒追杀；知道在对方以胶布将你手脚捆住、遮住眼睛时，将你扔进他们奔驰车的后备厢，此时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知道如果被架到楼上，双腿自由却无法使用楼梯时，如何从窗户跳出去最安全，等等。

“所有的新闻记者都是狗屎。”佩莱格里以自信的口吻大声说，眼睛还看着菜单，“知道我总有一天会怎么做吗？去那些混账家门口堵他们。以牙还牙。请一群流氓，趁《乱码卫报》和《咒世噩闻》的总编辑在和妓女办事时，到门口去抗议。拍他们小孩上学的照片。问那些老头的老婆，他们的床上功夫怎么样。让那些浑蛋知道被人家这样整的时候感觉如何。要不要拿机关枪去对付他们？”

“不用吧。”

“我绝对要。一群假道学的文盲。鲱鱼排不错。我吃熏鳗鱼会放屁。如果你喜欢吃比目鱼的话，粉煎比目鱼也不错。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就改点烧烤。”他正在一份印刷的字条上写字，最上面有伯纳德·佩莱格里爵士的字样，以计算机打字大写体印刷，食物选项印在左边，打钩的框框在右边，会员的签名在最下面。

“那就点比目鱼好了。”

佩莱格里并没有听进去，贾斯丁记得。就是这样，他才会赢得谈判高手的美名。

“烧烤吗？”

“粉煎。”

“兰兹贝利那边状况好吗？”

“随时可以应战。”

“她有没有告诉你，说她是马德拉蛋糕？”

“怎么没有。”

“她最好别吃太多蛋糕。她没有跟你谈到未来？”

“我心灵受到重创，要请无限期的病假。”

“虾要不要？”

“我看我还是比较喜欢酪梨，谢谢你。”贾斯丁说，看着佩莱格里在鲜虾色拉上打两个钩。“外交部最近正式禁止午餐饮酒，你听到一定松了一口气。”佩莱格里一面说，一面对贾斯丁投以满面笑容，让贾斯丁惊讶了一下。随后，为了避免贾斯丁没看到刚才的微笑，他再笑了一次。贾斯丁记得他的微笑向来都一模一样：宽度一致，时间一致，同等程度、发自内心的温馨。“话说回来，你这个人很有同情心，陪你是我痛苦的责任。这里的莫索酒还算可以，要不要分一半？”他的银色自动铅笔在框框里打钩，“对了，你脱身了。自由了。没事了。恭喜。”他将字条撕下来，以盐盅压住以免被风吹走。

“脱身了，怎么说？”

“谋杀罪啊，不然还有什么？你没有杀死特莎和她的司机，你没有去地下声色场所雇用杀手，你也没有用绳子绑住布卢姆的蛋蛋，然后倒吊在你家阁楼上。离开法庭时，你的臂章上一点污痕都没有。感谢条子。”点菜单已经从盐盅下面消失。一定是服务生拿走了，不过贾斯丁的灵魂已出窍，没有注意到服务生的动作。“对了，你在那边种的是什么东西？答应过小琳要问你。”小琳就是希琳，是佩莱格里可怕的妻子。“外国植物？多汁植物？我对这些一窍不通，抱歉。”

“其实是什么都种一点。”贾斯丁听见自己说，“肯尼亚的气候极为温和。伯纳德，你不说我还不知道自己的臂章上面有污迹。我猜是有这样一个说法，不过只是个牵强附会的假设而已。”

“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有啊，可怜的两个小朋友。老实讲，说法编得超出他们的身份地位。你一定要抽空来我家，跟小琳聊聊，来度周末。打不打网球？”

“抱歉，我不会。”

他们的确是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他私底下重复说给自己听。可怜的小朋友。佩莱格里提到罗布和莱斯莉的口吻，如同兰兹贝利提到波特·科尔里奇。佩莱格里说，那个王八汤姆什么的，马上就要被派到贝尔格莱德，多半是因为国务大臣受不了他那张兽脸继续待在伦敦。谁受得了？迪克某某人在下一次受封名单中要晋升骑士，之后如果走运，他会被踢去财政部——上帝帮帮忙整顿国家经济吧，笑话一个——不过当然了，老迪克过去五年来一直在拍新工党的马屁。除了这些事情以外，其他都和往常一样。外交部还是继续由同样那些二流大学的毕业生当道，讲话带有寒酸的口音，穿的是费尔岛杂色套头毛衣，贾斯丁记得在被派到非洲之前就有这些人。再过十年，我们的人就一个也不剩了。服务生端来两份鲜虾色拉。贾斯丁看着服务生以慢动作上菜。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年纪都很轻嘛，对不对？”佩莱格里以纵容的口气说，恢复了哀悼的语调。

“新来的吗？他们当然很年轻。”

“是你在内罗毕遇到的那两个小警察。年轻又饥渴，愿上帝保佑。我们以前也是那样。”“我倒觉得他们相当聪明。”

佩莱格里皱皱眉头，一面嚼着东西。“戴维·奎尔是你什么人？”

“我侄子。”

“我们上个礼拜签下他了。二十一岁而已，不过现在如果不那么早签，怎么拼得过伦敦市？我干儿子上个礼拜开始在巴克莱银行上班，年薪四万五，外加奖金。呆头呆脑的，还乳臭未干。”

“戴维真厉害。你不说我还不知道。”

“老实讲，格里德利能作出那样的决定也真了不起，把那样的女人送到非洲去。他和外交官交过手，很懂状况。那边有谁会认真看待女警？莫伊的手下才不理呢。”

“格里德利？”贾斯丁重复一遍，脑海中的迷雾逐渐散去，“不会是法兰克·阿瑟·格里德利吧？那个负责外交安全工作的人？”

“同一个人，上帝保佑我们。”

“可是，他那个人笨到底了。我在礼宾司上班的时候就和他交过手。”贾斯丁听见自己的嗓门超出俱乐部允许的分贝，赶紧压低下来。

“从脖子以上都是木头做的。”佩莱格里以好心情说。

“他到底为什么要调查特莎的命案？”

“从小窃案到重大刑案。专办海外案件。你也知道条子是什么德性。”佩莱格里边说边在嘴巴里塞满虾和面包加奶油。

“我知道格里德利是什么德性。”

佩莱格里一面嚼着虾，一面以八股式的电报文体叙述：“两名年轻警官，一男一女，认为自己是罗宾汉。众所瞩目的案子，全球将焦点集中在他们身上。开始看见自己的大名在镁灯光下扶摇直上。”他调整一下系在喉头的餐巾，“所以他们编出几套理论。如果要让半调子的上司另眼相看，提出一套高明的理论是最好的办法。”他喝了水，然后以餐巾一角猛擦嘴。“企业暗杀——贪污渎职的非洲政府——跨国财团——厉害！运气好的话，他们说不定能在电影里演上一角。”

“他们认为是哪个跨国财团？”贾斯丁问，拼命不理会特莎的命案搬上大屏幕这种令人反胃的构想。

佩莱格里抓住他的视线，打量了一会儿，微笑，然后再度微笑。“随便讲讲而已，”他以否定的口气解释，“别当真了。那两个年轻的条子从第一天就跟错线索了，”他继续说，在服务生添水的时候让开，“贱啊，老实讲，真他妈的贱啊。不是说你，马修老弟——”这句话是对服务生说的，以展现对弱势民族的同胞之爱——“幸好也不是对这个俱乐部任何一个会员说的。”服务生逃开了，“有五分钟的时间，想把罪推到桑迪身上，信不信由你。什么蠢蛋理论，说桑迪爱上特莎，醋劲大发，找人把他们两个杀了。这条线索他们查不下去了，才朝阴谋理论着手。全世界最简单的做法，精心挑出几个事实，凑在一起，听听两三个闷气无处发泄的人告密，再丢进一两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就能编出你要的狗屁故事。编成特莎做过的事，如果你不介意我说出来的话。你嘛，应该全都知道才对。”

贾斯丁茫然摇摇头。我没听见。我又回到飞机上，这一切是个梦。“可惜我不知道。”他说。佩莱格里的眼睛非常小。贾斯丁以前没有注意到。或者他的眼睛大小很标准，只是在敌军开火时能够顺势缩水——就贾斯丁所能判断的范围之内，所谓敌军是任何能抓住佩莱格里的话来反问的人，或是能将对话方向引入他没有事先了解过的领域的人，这些都是他的敌军。“比目鱼还好吧？刚才应该点粉煎的才对，才不会那么干。”

比目鱼做得很棒，贾斯丁说。他忍住不说刚才他点的正是粉煎。莫索酒也很棒。很棒，就像他刚说的很棒的女孩子。

“她没有让你看。她的大文件，他们的大文件，对不起。你的说法就是这样，拼死不改，对吧？”

“关于什么的文件？警察也问了我相同的问题。艾莉森·兰兹贝利也以迂回的问法问过。什么文件啊？”他假装无知，连自己也开始相信自己。他又再钓情报了，只不过是以掩饰的手法进行。

“她没有给你看过，却拿去给桑迪看。”佩莱格里边说边喝一口葡萄酒将这份情报混着酒咽下喉咙，“你是不是希望我这么认为？”

贾斯丁直挺挺坐着，一动也不动。“她做了什么事？”

“没错。秘密幽会，全套的。很抱歉，我以为你本来就知道。”

可是我不知道，你也松了一口气，贾斯丁心想。贾斯丁仍以疑惑的神情看着佩莱格里。“那份文件桑迪到底拿去做什么？”他问。

“拿给波特看。波特吓得发抖。决策这种东西，波特当做是一年吃一次的药，还得喝很多水才做得到。桑迪送来给我看。作者另有他人，注明机密。不是桑迪，是特莎和布卢姆。说到这里，如果你想发泄闷气的话，我倒想说那些个义工英雄让我想吐。只是国际官僚在玩过家家嘛。离题了，对不起。”

“你呢？你采取了什么行动？拜托，伯纳德！”

我是忍无可忍、梦想破灭的鳏夫。我是受了伤的无辜者，但没有我说的那么无辜。我是义愤填膺的丈夫，被四处浪荡的妻子和她的情夫蒙在鼓里。“那份文件写的是什么东西，到底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他继续以质问的语调说，“我很不情愿在桑迪家当了半生之久的客人。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他和特莎幽会，也没说过阿诺德或是其他人。什么文件？内容是什么？”持续逼问。

佩莱格里又微笑起来。一次。两次。“这么说来，你是头一次听到喽。太好了。”“对。没错。我完全被搞糊涂了。”

“像那样的女孩子，年纪只有你的一半，飞得又高又远又放荡，你从来没有想过要问她到底在干什么。”

佩莱格里生气了，贾斯丁注意到。和兰兹贝利一样。和我一样。我们都在生气，而我们也都在隐瞒怒火。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对了，她的年纪不是我的一半。”

“从没偷看过她的日记，故意不小心拿起电话分机。从没有偷看过她的信件或计算机。一次也没有。”

“以上所说的，一次也没有。”

佩莱格里眼睛看着贾斯丁，自言自语起来。“这么说，你什么都没有注意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真不可思议。”他说，差点让讽刺的语气超出界限。

“她是个律师，伯纳德。她又不是三岁小孩。她是通过资格考试、头脑非常精明的律师。你可别忘记了。”

“有吗？我可不太确定。”他戴起老花镜，以便享用比目鱼的下半段。吃完了鱼，他用刀叉将鱼骨头举高，像个无助的残障人士一样四处张望，等着服务生帮他端来装残渣的盘子。“只希望她将报告局限在桑迪·伍德罗那边。她去烦重要角色，这个我们知道。”

“什么重要角色？你指的是你自己吗？”

“柯蒂斯。是肯尼K，那个人。”盘子端来了，佩莱格里将鱼骨头放在上面，“她竟然没有跳到他的赛马前面去喊冤。到布鲁塞尔去喊冤。到联合国去喊冤。上电视去喊冤。像那样的女孩子啊，任务是解救地球，异想天开，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管它有什么下场。”

“一点也不像你讲的那样。”贾斯丁说，一面用力压制着惊讶之情与熊熊怒火。

“你说什么来着？”

“特莎费了很大的力气要保护我，也想保护她的国家。”

“以报料的方式吗？以夸大渲染的手法吗？要挟老公的上司？挽着布卢姆的手臂，冲进公司面对超时工作的主管大骂吗？保护老公，用这种方法我可不能认同。我倒是觉得这比较像开快车撞毁你的晋升机会。如果要我坦白讲，你那时的机会也不算特别好。”喝了一口气泡矿泉水，“啊，我懂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他微笑两次，“你真的不知道背后的故事。你拼死不改。”

“对，我至死不改，我完全是一头雾水。警察问我，艾莉森问我，你也问我——我当初真的是被蒙在鼓里吗？回答，是的，当时是，现在也是。”

佩莱格里已经在摇头，觉得很有意思又很不可思议。“老弟呀。这样讲，你觉得怎样？你仔细听好。这种说法我能接受，艾莉森也能。他们来找你，两个人一起，特莎与阿诺德，手牵手。‘帮帮我们，贾斯丁。我们发现了确切的证据。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英国公司正在毒害无辜的肯尼亚人，利用他们来当小白鼠，什么毒药只有上天知道。整个村子的尸体摆在那里，证据就在这里。你看。’对吧？”

“才没有这回事。”

“我还没讲完。没有想将罪责推到你身上，对吧？我们这里不排除任何可能。大家都是你的好朋友。”

“我注意到了。”

“你仔细听他们在讲什么。你做人很不错。你看完十八页他们描写世界末日的剧本，对他们说，你们是不是脑袋坏掉啦。如果想破坏未来二十年的英肯关系，他们可找到了最理想的配方。真聪明。如果小琳用这招对付我，我保证一脚踹到她屁股上。如果我是你，我会假装没见过他们两人谈这件事，而你的确没有，对吧？我们会学你，很快就忘光。不会留在你的档案里，艾莉森也不会在她的小黑皮书内记上一笔。你说怎样？”

“他们没有来找我，伯纳德。没有人找过我跟我推销故事，也没有人给我看过什么世界末日的剧本，那是你的说法。特莎没有，布卢姆也没有，其他人也没有。这一切对我来说全是个谜题。”

“叫做吉妲·皮尔逊的女孩子，是什么人？”

“是办事处的新进员工。英印混血儿。非常聪明，是当地雇用的员工。母亲是医生。为什么要问？”

“还有呢？”

“是特莎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她有没有可能看见过？”

“文件吗？我确定没有。”

“为什么？”

“就算有文件，特莎也不会让她看。”

“她可没有不让桑迪·伍德罗看。”

“吉妲太脆弱了。她希望在外交部长久待下去。特莎不会陷她于不义。”

佩莱格里想加一点盐，先在左手掌撒一小堆，用右手食指和拇指拈起一小撮一小撮，然后拍拍双手掸掉。

“不管怎么说，你都脱身了。”他提醒贾斯丁，仿佛这句话是份慰问奖似的，“我们不必站在监狱门口，把法国奶酪面包塞进栅栏给你了。”

“你这么说的话，我听了倒很高兴。”

“那算是好消息。坏消息是——你的朋友阿诺德。是你的朋友，也是特莎的。”

“找到他了吗？”

佩莱格里摇摇头，表情阴沉。“他们已经看穿他了，可惜还是没找到他。不过他们还是满怀希望。”

“看穿他什么？你在讲什么啊？”

“麻烦可大了，老弟。以你的健康状况来说非常难以理解。要是再过几个礼拜，等你身体恢复了，我们再谈会比较好，可惜没有办法。不幸的是，刑事调查是不长眼睛的。调查时警方有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方式。布卢姆是你的朋友，特莎是你的老婆。要我们对你说是朋友杀了老婆，我们任何人都不会开心的。”

贾斯丁盯着佩莱格里看，惊讶的神情不是装出来的，不过佩莱格里忙着吃鱼没注意到。“可是，刑案证据呢？”他听见自己在问，声音来自某个冰封的行星，“绿色的游猎卡车吗？啤酒瓶和烟蒂？有人在玛萨比特看到的那两个男人？还有呢，三蜂呢？英国警方一直问我这些东西？”

贾斯丁还没说完，佩莱格里已经亮出两个微笑的第一个。“新证据，老弟。恐怕毫无争论余地。”他又塞进一块面包，“条子已经发现他的衣服，布卢姆的，埋在湖边。没有他的游猎夹克。他留在吉普车里遮阳光。衬衫、长裤、内裤、袜子、球鞋。他们在他的长裤口袋里找到什么，你知道吗？车子的钥匙。吉普车的。是他用来锁那辆车门的钥匙。美国人不是爱说closure11吗？这么一来也给了closure新的定义。据说这种情形在情绪激动时犯下的刑案很常见。杀了人，锁上门离开，锁上记忆。当做从来没发生过。清除掉记忆。典型的做法。”

贾斯丁露出无法置信的表情，佩莱格里因此分了神，停顿一下后以作出结论的口气说话。“贾斯丁，我是个相信奥斯瓦尔德12理论的人。奥斯瓦尔德开枪杀死了肯尼迪，没有共犯。阿诺德·布卢姆失去理智，杀了特莎。司机抵抗，所以布卢姆也砍了他一刀。然后割下头丢进草丛里给胡狼吃。狗杂种。东猜西想了那么久之后，我们总会接受明显的事实。太妃布丁？碎苹果蛋糕？”他以手势告诉服务生端咖啡来，“看在老朋友的分上，要不要我私下给你一些警告？”

“请说。”

“你请了病假，你的处境很困难。不过，你是老资格的外交官，你懂得规则，也仍然是非洲的人，而且你还在我监管之下。”为了避免让贾斯丁误认为这是对他的处境所下的浪漫定义，又赶紧说，“如果搞清楚状况了，有很多好事在等你，有很多我不想让人撞见的好事。如果你私藏了你不应该有的所谓机密信息——不管是藏在脑袋里或其他什么地方——这样的信息都属于我们，不属于你。现在这个世界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还要险恶。到处都有很多坏心肠的人在争先恐后使坏，造就了很多难看的品行。”

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学到的，贾斯丁从他的玻璃密闭舱中想着。他以无重状态起身，很惊讶地看到自己的影像同时映在许多面镜子上。他从各种角度看到自己，看到自己人生的各个年龄层。住在大房子里失落的小孩，热爱厨艺与园艺的贾斯丁；小学是橄榄球明星的贾斯丁；职业单身汉贾斯丁，将寂寞埋藏在数字里；外交部白人希望所寄的贾斯丁，也是没有希望的贾斯丁，与朋友千年蕉合影；最近丧妻、独子也死去的贾斯丁。

“你一直很好心，伯纳德。谢谢你。”

他的意思是——就算他不是言不及义的话——谢谢你帮我上了一堂高级诡辩班的课；谢谢你建议把我妻子的命案拍成电影，把我最后仅存的一点感性践踏得稀烂；谢谢你说出她十八页的世界末日剧本，也说出了她和伍德罗的幽会，也对我逐渐恢复的记忆加入其他动人的细节；还有，谢谢你对我的私下警告，说话时闪烁出一丝钢铁光泽。因为我在细看的时候，也在自己的眼神中看出相同的闪光。

“你脸色发白了。”佩莱格里以指控的口吻说，“什么事不对劲吗，老弟？”

“我没事。能够见到你，让我感觉好多了，伯纳德。”

“补点觉。你的元气不足。我们周末再碰面好了。带朋友来，带个稍微会玩的朋友。”

“阿诺德·布卢姆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活人。”贾斯丁说，他说得很谨慎很清晰，这时佩莱格里帮他穿上雨衣，帮他提来皮包。他这句话是说出了口，还是对着脑子里数千个尖叫的声音说的，他就不是百分之百确定了。

10

他每次离开这栋房子，在记忆里总是会痛恨它：又大又寒酸又有父母亲那种独裁专横的感觉，门牌是四号，位于切尔西偏远多树的地方。前花园花卉随意乱长，不管贾斯丁返乡花多少时间呵护都一样。特莎残缺的树屋卡在枯死的橡树上，宛若破败的救生筏，而她生前不让贾斯丁把橡树砍掉。泄气的老气球以及破烂的风筝插在枯树干瘦的枝丫上。生锈的铁门，推开时被一堆腐败的落叶挡住。邻居有只公猫，眼睛里眼白占了大部分，看到贾斯丁后吓得一股脑钻进树下草丛里。两棵体质不良的樱桃树，他觉得应该多关心一点，因为有些叶子呈卷曲状态。

他整天在害怕的就是这栋房子，上星期被关在低地时一直担心的也是这个。在伦敦冬天的午后朝西以沉重步伐走来的路上，天色半亮半暗，气氛寂寞，在脑海中思考如何走出怪物似的迷宫，格拉斯东皮箱碰撞着他的腿，这时脑子里想的也全是这房子。这栋房子保存了他从来没有分享过的特莎，如今他也永远无缘分享。

马路对面有间蔬果店，疾风打得帆布哗哗作响，吹得落叶和赶时间的购物者匆匆走在人行道上。不过贾斯丁尽管身穿轻便西装，因为心事重重，没有察觉到寒意。他踏上前门砌了地砖的台阶，发出答答声响。来到最上层，他转身注视后方良久，不太确定想看的是什么。一个流浪汉身上穿了层层衣物，躺在英国西部银行的提款机下。违规停放的车子里有一男一女坐在里面争吵。一个身材细瘦的男子头戴呢帽，身穿雨衣，偏着头在打移动电话。在文明国家，永远也分辨不出来。前门上方的扇形窗户里面有灯光。他不希望惊扰到任何人，按下门铃，听见熟悉的生锈响声，如同大船的警笛一样，从通往二楼的转弯处传来。有谁在家，他心想，一面等待着脚步声出现。摩洛哥画家阿齐兹和他的男朋友拉沃。寻找上帝的尼日利亚女孩佩卓尼拉，以及她五十岁的危地马拉神父。身材高大、烟不离手、面容干瘪的法国医生葛仲。葛仲曾陪阿诺德到阿尔及利亚工作，微笑起来和阿诺德同样带有遗憾的感觉，也和阿诺德一样句子讲到一半会半闭双眼回忆痛苦的往事，等着脑中只有上帝知道是什么的梦魇自动离去，然后才能继续说下去。

贾斯丁没有听见呼唤声或脚步声，因此插入钥匙开门，走进大厅，预期会闻到非洲料理的味道，听到收音机传出嘈杂的雷鬼乐，以及厨房里咖啡机呼呼乱响的声音。

“哈罗！”他喊着，“是我，贾斯丁。”

没有人答应，没有大声的音乐，没有厨房传来的气味或人声。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只有外面街上往来车辆的声响，以及他自己的回音从楼梯口爬上来。他只看到特莎的头，从报纸上剪下来，连脖子也切掉，贴在厚纸板上，盯着他看，旁边摆了一大堆果酱瓶，插满了鲜花。在果酱瓶之间有张折叠好的画纸，他猜想是从阿齐兹的画册里撕下来的，上面手写了哀伤、爱意与道别，落笔人是特莎消失的房客们：贾斯丁，我们觉得没办法再待下去，日期是上星期一。

他重新将纸条折好，摆回果酱瓶原处。他立正站好，眼睛直视前方，以眨眼的方式忍住泪水。他把格拉斯东皮箱放在大厅地板上，走到厨房，靠在墙上稳住身体。他打开电冰箱。除了一瓶忘记带走的处方药瓶之外，空无一物。药瓶标签注明的是一个女人的名字。不熟。安妮什么的，一定是葛仲的女朋友之一。他在走廊里边走边摸索，来到餐厅，打开电灯。

她父亲设计的这个仿都铎式餐厅丑陋不堪。六张有旋涡形花样的椅子，摆在餐厅两边，给和他一样狷狂的人士坐。带有刺绣雕刻的椅子放在上座和下座，给皇帝和皇后。老爸自己知道丑得不像话，不过就是喜欢这样，所以我也跟着喜欢，她这样告诉贾斯丁。我呢，就是不喜欢，他心想，可是上帝禁止我说出来。他们交往的最初几个月，特莎谈来谈去尽是她的父母亲，直到后来在贾斯丁巧妙的指引下，她才谈及了很多和她年龄相仿的人，越神经越好，借此来招双亲的灵魂。她找来了伊顿帮的托洛茨基思想家，醉醺醺的波兰主教和东方密宗人士，还有全世界一堆懂得白吃白喝的人。然而她一发现非洲，目标从此定格，四号这地方也摇身一变，成为木讷内向的救济工作者与三教九流抗议人士的避风港。贾斯丁此时仍扫视着餐厅，视线停留在大理石壁炉旁呈半月形的一堆烟灰，盖住了柴薪架和矮围栏。是穴鸟，他心想。之后他继续让视线在餐厅里飘移，直到最后再度停留在烟灰之上。然后他的思绪也停留在上面。一直待在烟灰上，一面跟自己辩论，或是跟特莎辩论。其实都差不多。

什么穴鸟？

什么时候的穴鸟？

大厅里的留言时间是星期一。

盖茨妈妈每星期三过来。她是多拉·盖茨太太，是特莎以前的保姆，除了妈妈之外没有其他称呼。

如果盖茨妈妈身体不舒服，她女儿宝琳会来代班。

如果宝琳不能来，她的妹妹黛比一定会来。

这三位女人中的任何一个，来到这里却没有注意到这堆明显的烟灰，很难令人想像。

因此穴鸟是在星期三和今天晚上之间发动的攻击。

照这么判断，留言的时间是星期一，大家撤离，而盖茨妈妈于星期三过来打扫，为什么在烟灰里留下一个清晰的鞋印。鞋子是男人的型号，轮廓明显，可能是运动鞋。

电话放在餐具架上，旁边有一本通讯簿。盖茨妈妈的电话号码由特莎拿红色蜡笔涂写在封面内页上。他拨了号码过去，是宝琳接的。宝琳哭了出来，将电话交给母亲。

“我非常、非常难过，亲爱的，”盖茨妈妈说，说得缓慢而清晰，“贾斯丁先生，我比你更难过，比我能说的还要难过。大概永远也无法以言语道尽。”

他对盖茨妈妈的审讯就此展开：依需要尽量拉长时间，尽量温柔，倾听的时间大大多于问话的时间。对，盖茨妈妈和往常一样，星期三过来打扫，九点到十二点。她本来就想过去打扫……是跟特莎小姐独处的机会……她以平常打扫的方式打扫，没有跳过或忘记什么地方……她哭过了也祈祷过了……如果贾斯丁没有关系的话，她希望继续和以前一样，拜托，和特莎小姐在世时一样每星期三过去。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怀念……

烟灰？当然没有！礼拜三那天在餐厅地板上没有看到烟灰，不然一定会看到才对，而且会在有人踩到之前就清理掉。伦敦的烟灰好油腻呀！壁炉那么大，她总是会注意烟灰！没有，贾斯丁先生，扫烟囱的人当然没有钥匙。

贾斯丁先生知不知道他们找到了布卢姆医生了吗，因为在那么多使用过这房子的绅士当中，阿诺德医生是她最关心的人，管他报纸上写的是什么，全都是瞎掰出来的……

“你真的非常好心，盖茨太太。”

贾斯丁打开客厅的吊灯，让自己看一眼永远属于特莎的物品：小时候骑马戴的蔷薇结；特莎首度接受圣餐礼；他们站在厄尔巴岛的圣安东尼奥小教堂台阶上的结婚照。不过他动用脑筋最多的，还是壁炉。壁炉前的地板以石板铺成，炉栅是粗制滥造的维多利亚风格，混合了黄铜和钢铁，下面有黄铜爪子顶住火器。壁炉前的地板和炉栅都盖满了烟灰。相同的烟灰也在火钳和火夹的钢条上形成黑线条。

他告诉特莎，这么看来，这是大自然形成的大谜题：两族毫不相干的穴鸟选择在同一时间冲进两个不相通的烟囱。我们应该怎么解释才好？你是律师，我是被保护的生物？

然而在客厅里却没有脚印。不管搜寻过餐厅壁炉的人是谁，很有礼貌地留下一个脚印；不管搜寻过客厅的人是谁，不管是同一个人或是另有他人，却没有留下脚印。

但是，为什么有人想搜寻壁炉，而且还搜了两个？没错，历史悠久的壁炉，传统上是藏匿情书、遗嘱、怕人看到的日记和金币袋的好地方。没错，根据传说，烟囱里住了鬼魂。没错，风利用老旧的烟囱来说故事，其中很多故事都是秘密。而今晚吹起冷风，扯动了窗帘，也将门锁摇得乱响。可是，为什么要搜这两个壁炉？我们的壁炉？为什么要搜四号？除非当然是对方搜索过整栋房子，而壁炉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照这样看来，或许只是整个主要扫荡行动中的余兴节目而已。

来到楼梯半转弯处的时候，他停下来研究特莎的小壁柜。这个旧柜子是意大利式的香料架，外形没有可取之处，以螺丝固定在楼梯的转角处，由她自己亲手画了一个绿色十字架。不愧是医生的女儿。柜子的门稍微打开。他整个打开来。

被人抢劫过了。石膏罐翻倒碎开，绷带与硼砂粉狂乱散落四处。他正要关上门，这时楼梯转弯处的电话在他头边尖声响起。

是找你的，他告诉特莎。我必须说你已经死了。是找我的，他告诉她。我必须听节哀顺变的慰问语。是马德拉蛋糕问我有没有得到所有让我在疗伤期间安全且安静的东西。我刚才和盖茨妈妈进行距离五英里的对话时，这人不得不等到我挂掉电话后才能拨进来。

他拿起听筒，听见一个忙碌的女人在讲话。她身后有微小的声音，有脚步声相应着。忙碌的女人在一个有石头地板的繁忙地方。一个口音有点好笑的女人，声音像是沿街叫卖的女孩。“终于通了！能不能麻烦找贾斯丁·奎尔先生听电话？他在家吗？”她讲得郑重其事，仿佛正要表演纸牌魔术。“他在，亲爱的，我听得见”——旁边的人说。

“我是奎尔。”

“亲爱的，你想不想自己跟他讲？”亲爱的不想。“我这边是杰夫瑞鲜花店，奎尔先生，在国王路上。有人跟我们订了很漂亮的花束，是什么花不能说，今天晚上如果你在家我务必要送到你本人手上，越快越好，是谁订的我也不能说——对不对，亲爱的？”显然对。“如果我现在派儿子送过去好不好，奎尔先生？他只要两分钟就到，对不对，凯文？如果你给他喝一杯，一分钟就到。”

贾斯丁心不在焉地说，那就派他过来。

他正对着阿诺德房间的门。之所以称为阿诺德的房间，是因为他每次来借住，从来不会忘记留下一些东西，一相情愿地以这些东西来宣示永久居留权——一双鞋子、一把电动刮胡刀、一个闹钟、一堆报告。是第三世界医疗援助彻底失败的报告。看到阿诺德驼色毛线衫摊开在椅背上，让贾斯丁不禁倏然停下脚步，差一点就一面走向他的书桌一面叫出阿诺德的名字。被搜遍了。

抽屉被人撬开，纸张与文具都被抽出来，又毫不在意地扔回原处。

有人在按警笛。他冲下楼，来到前门时稳住脚步。是送花的男孩凯文。他脸颊红彤彤，身材矮小，活像是狄更斯笔下的花童，从户外寒冬走进来。抱在胸前的鸢尾和百合跟他一样高。用来绑住花梗的铁丝上缠了一个白色信封。贾斯丁在一把肯尼亚先令里找到两枚一英镑硬币，给了男童，在他离去之后关上门。他打开信封，取出白色卡片。卡片以厚纸包住，避免从信封外面看到里面的字。以下的内容是计算机打印出的。

贾斯丁。今晚七点三十离开家。带一个公文包，里面塞报纸。走到国王路的新世界戏院。买一张票进二号厅看电影，看到九点。带着公文包从侧门（西边）离开。找停在靠近出口处的蓝色迷你巴士。司机你认得。看完烧掉。

没有签名。

他检查信封，嗅一嗅，再嗅嗅卡片，什么也没闻到，也不知道预期会嗅到什么味道。他把卡片和信封拿到厨房，点燃火柴，依循外交部保密课程最佳的传统，将信封和卡片放在洗手池里烧掉。烧完了，他打散纸灰，将碎片拨进搅碎孔里，让搅碎器消化纸灰，运转的时间尽量拉长。他开始往回走上楼梯，一次两阶，一直爬到房子最顶层为止。他并不是在赶时间，而是受到决心的驱使：别去想，尽管行动。他面对的是上锁的阁楼。他拿着钥匙准备。他的表情坚决却担忧。他走投无路，铁了心准备纵身一跃。他推开门，大步走进小小的客厅。客厅通往几个阁楼房间，四周是被穴鸟侵占的烟囱顶管，以及用来种植盆栽与做爱的屋顶。他往前冲，眼睛眯成一小缝，以抵挡炫目的往事。什么物品、图片、椅子或角落都没有，不过这里是特莎的天下，住在这里，从这里发言。她父亲自大的书桌，在她结婚那天转让给他，立在熟悉的半隔间。他掀开桌面。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被搜过了。他用力掀开她的衣橱，看见她冬天穿的外套和女装，被衣架子撑坏了，口袋被倒翻出来，留在衣架上等死。老实讲，亲爱的，你本来是可以把衣服挂好的。我挂好了，你完全知道，是被人拉下来的。他翻开衣服，在下面找出特莎的老音乐箱。他能找到最接近公文包的就只有这个。

“我们一起来。”他对特莎说，这时说出口。

离去前，他稍停下来从打开的卧室门窥视她。她刚从浴室走出来，裸体站在镜子前，偏头梳着湿答答的头发。她赤着脚，一脚以芭蕾舞姿势向他抬起，每次她一裸体，似乎总会做出这种姿势。她一手搭在头上。贾斯丁看着她，感觉到无法表达的疏离感，而这种疏离感，她在世的时候他就已经感觉到了。你太完美，太年轻了，他告诉她。我当初应该把你留在野外才对。狗屁，她以甜美的语气响应，他也因此感到舒坦。

他下楼到一楼的厨房，发现一叠旧的报纸杂志，有《肯尼亚标准报》、《非洲密件》、《观察家》，以及《私家侦探》。他把这些报纸塞进音乐箱里，回到大厅，对她的临时灵堂和格拉斯东皮箱看最后一眼。留在这里，放在他们能找到的地方，以免他们不满意今天早上在外交部的工作，他对她解释，然后步入寒风刺骨的夜色。步行到戏院花了他十分钟。二号厅有四分之三的位子是空的。他没有注意看电影。有两次他必须带着音乐箱躲进男厕去看手表。离九点还有五分钟时，他从西边侧门离开，发现自己站在一条冷得让人受不了的后街。一辆停在路边的蓝色迷你巴士盯着他看，一时之间他竟然很荒谬地以为是玛萨比特来的那辆绿色游猎卡车。车头灯正在眨眼。有个方形脸的人戴着水手帽，驼背坐在驾驶座上。

“后门。”罗布命令。

贾斯丁走到巴士后面，看到后门已经打开，莱斯莉伸出手臂要接音乐箱。他摸黑坐在木椅上，再度置身于穆萨葛俱乐部，坐在大众面包车的长椅上，司机是利文斯顿，伍德罗坐在他身边发号施令。

“我们在跟踪你，贾斯丁。”莱斯莉解释。她的声音在黑暗中听来格外急促，却不知何故令人觉得凄凉，仿佛她也刚失去亲人。“监视小组跟踪你到戏院，我们也是小组成员。现在我们要派人盯住侧门以免你从那边出去。目标觉得无聊，提早离去，总是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你就是，提早五分钟。我们要跟任务监控报告。你要往哪里走？”

“东边。”

“也就是说，你会叫出租车然后往东走。我们会通报你坐的出租车的车牌号码。我们不会跟踪你，因为会被你认出来。戏院前门另有车子监视你，还有预备小组躲在国王路应变。如果你决定走路或搭地铁，他们会派两三个路人走在你后面。如果你搭公交车，他们会谢天谢地，因为很容易跟在伦敦公交车后面。如果你进电话亭打电话，他们会监听。他们拿到了外交部的监听令，不管你从哪里打电话，他们都有权监听。”

“为什么？”贾斯丁问。

他的眼睛慢慢习惯了灯光。罗布修长的身体靠在驾驶座后背，加入对话。他的态度和莱斯莉一样凄凉，只不过多了一份敌意。

“因为我们被你害惨了。”他说。

莱斯莉从特莎的音乐箱里拖出报纸，塞进塑料袋。一大团大信封放在她脚边，或许有十几个。她开始将信封放进音乐箱里。

“我不懂。”贾斯丁说。

“这个嘛，尽量去懂。”罗布建议，“我们接受单方面的指令，懂吗？你做的事情，我们向格里德利先生报告。上级会说出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却不会对我们解释。我们只是帮手而已。”

“是谁去搜了我的房子？”

“在内罗毕还是切尔西？”罗布以讥讽的口吻反驳。

“切尔西。”

“我们没资格问。小组待命了四个钟头，是谁干的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就只知道这么多了。格里德利在门口安排了一个穿制服的条子，以免有人想从街上溜进去。如果有人想溜进去，这个条子的任务就是告诉对方，警方正在调查这户人家的一桩盗窃案，所以滚蛋。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条子，我很怀疑。”罗布接着说，然后紧紧闭上嘴巴。

“罗布和我不办这个案子了。”莱斯莉说，“格里德利如果有办法的话，会调我们去苏格兰欧克尼群岛执行交通勤务，只可惜他没那个胆。”

“我们什么都不管了，”罗布插嘴，“我们被打入冷宫了。多谢你了。”

“他希望我们待在他看得见的地方。”莱斯莉说。

“躲在帐篷里，生闷气。”罗布说。

“他派了两个新的警官到内罗毕去帮忙，建议当地警方如何寻找布卢姆，就这样而已。”莱斯莉说，“不翻石头找线索，也不会出怪招，如此而已。”

“也没有玛萨比特续集，不会再担心快死掉的黑人妇女，也不用担心幽灵医生，”罗布说，“是格里德利自己说的。替换我们的人也不准跟我们交谈，以免染上我们的病。他们是两个没头脑的人，只差一年就要退休，跟格里德利一样。”

“这个状况是最高机密，你也牵涉其中一部分，”莱斯莉边说边扣上音乐箱的扣环，却抱在大腿上。“究竟是哪一部分，大家众说纷纭。格里德利想要的是你一生的故事。你见过谁，在哪里遇见，有谁来到你家，你打电话给谁，你吃什么，跟谁一起吃。每一天。上级允许我们知道的，只有这条：你是最高机密行动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我们只能奉命行事，不能多管闲事。”

“我们回到苏格兰场才不过十分钟，他就嚷嚷要我们立刻将所有笔记簿、录音带和证据交到他办公桌上，”罗布说，“所以我们就全交给他了。正版，母带，完整未经剪接。自然是在我们弄好备份之后喽。”

“三蜂这个大事业的名称，再也不能提起，这是命令。”莱斯莉说，“他们的产品，他们的运营，他们的工作人员，全都不准提。不准做出任何搅局的事。阿门。”

“搅什么局？”

“很多啊，”罗布插嘴，“随便你选了。柯蒂斯不能碰。他正要牵线帮英国和索马里谈军火生意，数字很大。禁运令是个麻烦，不过他想出了规避的办法。大家在抢着运用英国的高科技来提供一流电信的系统给东非国家，他跑在最前头。”

“结果是我挡到他的财路了？”

“你是挡到他的路了，就这么简单。”罗布以恶毒的口吻回答，“如果我们能跳过你这一关，我们本来可以逮他们个正着。结果现在我们站在人行道上，重新体验菜鸟警察的生活。”

“他们认为不管特莎知道什么，你都很清楚，”莱斯莉解释，“这对你的健康可能不太好。”

“他们？”

然而罗布的怒气无法控制住。“从一开始就是个陷阱，而你是其中的一部分。蓝衣警察嘲笑我们，三蜂的那些狗杂种也是。你的朋友兼同事伍德罗先生对我们从下欺骗到上。你也是。你是我们仅有的机会，结果你却一脚踢在我们脸上。”

“我们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贾斯丁，”莱斯莉插嘴进来，口气几乎同样愤怒，“你欠我们一个坦白的答案。你有没有想去什么地方？能够让你安全坐下看东西的地方？最好是国外。”

贾斯丁支吾搪塞。“如果我回到切尔西的家中关掉卧室电灯，会发生什么事？你们的人会不会在我的房子外面站岗？”

“监视小组会看着你回家，看着你上床；负责监视的人会睡几个小时的觉，监听的人会持续监听你的电话；监视的人隔天早上会神清气爽地回来吵你起床。你最有利的时间是凌晨一点到四点。”

“这么说的话，我可以去一个地方。”贾斯丁想了一会儿后说。

“太好了，”罗布说，“我们想不出来。”

“如果是国外的话，走陆路和海路，”莱斯莉说，“到了那里，想办法断绝跟踪。搭越野公交车，坐当地的火车。打扮要朴素，每天刮胡子，别看其他人。别租车，别从任何地方搭飞机到任何地方，就算是内陆航线也不行。别人会说你很有钱。”

“我的确是有钱。”

“那就带一大笔现金去。别用信用卡或旅行支票，别碰手机。别打对方付费电话，也不能在没有保密的电话线上说出自己的姓名，否则会被计算机侦测到。罗布已经帮你办好了假护照，还有一张《电讯报》的英国记者证。他差点弄不到你的照片，后来打电话到外交部说需要一张存档才弄到。罗布在有些我们不应该有交情的地方有好朋友，对吧，罗布？”没有回应，“护照和记者证做得并不完美，因为罗布的朋友要赶时间，对吧，罗布？所以在进出英国的时候不要用。答不答应？”

“答应。”贾斯丁说。

“你是彼得·保罗·艾金森，报社记者。还有，不管你做什么事，千万不要同时带两本护照。”“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贾斯丁问。

“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罗布从黑暗中怒气冲冲地反问，“我们当时有任务在身，就这样而已。我们只是不喜欢丢掉这份差事，所以我们把任务交给你来乱搞。他们炒我们鱿鱼时，或许你可以偶尔请我们去洗洗你的劳斯莱斯。”

“或许我们是在帮特莎。”莱斯莉边说边放下怀里的音乐箱，“你该上路了，贾斯丁。你以前信不过我们。或许你那时候是对的。不过如果你当初信任我们，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完成了任务，不论会达到什么地步吧。”她伸手握住门把，“好好照顾自己。他们会杀人。不过你自己也已经注意到了。”

他开始走在街上，听见罗布对着麦克风讲话。糖果从戏院走出来。重复。糖果从戏院提着手提袋出来。迷你巴士的门在他身后用力关上。结案，他心想。他走了一段路。糖果正在招出租车，而糖果是个男生。

贾斯丁站在汉姆办公室上下开关的长窗前，听着十点钟的钟声压过市区夜晚的喧闹。他往下看着街头，却稍微向后站，正好可以很容易看见外面，却比较不容易被人发现。汉姆的办公桌上有盏微明的阅读灯亮着。汉姆斜倚在角落的翼状靠背扶手椅上。椅子被几代以来不满意的客户坐旧了。窗外，冰冷的雾气从河面飘来，在圣伊瑟卓达的小小教堂外面的栏杆上结霜。在这个教堂里，特莎与上帝进行过多次争论，至今仍无解。教堂外有个点灯的绿色告示板告知路人，教堂已经由天主教罗斯米尼神父会修复完工。告解、祝祷以及婚礼请事先预约。晚到的信众零星在教堂地下室阶梯上上下下。没有一个是特莎。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堆积在汉姆的塑料盘内，是先前装在格拉斯东皮箱里面的物品。办公桌上摆的是特莎的音乐箱，旁边是注明汉姆事务所名称的档案，是他过去一年和特莎通信使用的打印材料、传真、复印文件、电话交谈的笔记、明信片以及信件，由汉姆辛苦一一收集来让贾斯丁看。

“有点搞砸了，可惜，”他以别扭的口气坦承，“找不到她最后那堆电子邮件了。”

“找不到了？”

“或者是别人的电子邮件。计算机中了毒。出现了一大堆东西塞满了邮箱，占据了硬盘的一半空间。工程师还在努力。修好了之后，我就让你看。”

他们聊了特莎，然后聊到梅格，聊到板球。兴趣广泛的汉姆也把心力投注在板球上。贾斯丁并不迷板球，不过他尽力显得很感兴趣。一张沾满蝇屎的旅游海报在黄昏夜色里若隐若现，海报上是佛罗伦萨的风景。

“你以前用的那个每星期到杜林的快递，现在还用吗，汉姆？”贾斯丁问。

“当然用，老兄。不过显然是被收购了，谁没有？工作人员相同，只是帽子变大而已。”

“我今天早上在你的保险柜看到一些很精致的皮面帽盒，上面有公司名字，你现在还用吗？”

“没用，不过舍不得丢。”

贾斯丁眯着眼睛向下看着灯光微弱的街道。他们还在那里：一个是身穿厚重大衣的胖女人；一个是面容衰弱的男人，戴着卷缩的软呢帽，O形腿像是骑马师刚从马背上跳下来似的，他身穿滑雪夹克，领子向上翻到鼻子。过去十分钟以来，他们一直盯着圣伊瑟卓达的告示板，上面的信息在这种冰冷的二月晚上，只要看十秒钟就应该能倒背如流。有时候，在文明社会里，毕竟还是看得出来。

“告诉我，汉姆。”

“随你问，老兄。”

“特莎有没有闲钱放在意大利？”

“很多。要不要看看存折？”

“不用。现在是我的了吗？”

“一直都是。是联合账号，记得吧？是我的，就是她的。我本来劝她不要。她叫我别管。典型作风。”

“这样的话，你在杜林的朋友可以转给我一些，对不对？转到这家或是那家银行。例如说，不管我到哪一国，都可以转给我。”

“没有问题。”

“或者是转给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只要对方能出示护照。”

“老兄，钱是你的。想怎样用就怎样用。好好享受，那才是重点。”

下马的骑师已经转身背对告示板，这时假装在看星星。身穿厚重大衣的女人正在看表。贾斯丁再度想起保密安全讲习班上那个沉闷的讲师。盯梢的人都是演员，要他们什么都不做，是难上加难。

“汉姆，我有一个朋友。我从来没告诉过你，彼得·保罗·艾金森，他是我百分之百的心腹。”“律师吗？”

“当然不是。律师有你一个就够受了。他是《电讯报》的记者，是我大学时代的老朋友。我希望能委托他全权办理我的事务。如果你或你在杜林的人接到他的指示，我希望你能当做是由我本人下达的指令一样处理。”

汉姆又揉又扭自己的鼻尖。“老兄啊，办不来呀。不能挥一挥魔杖就算了。没有他签名之类的东西不行，需要你的正式授权，大概也要公证人。”

贾斯丁走到汉姆坐的地方，将艾金森的护照递给他看。

“或许你直接从上面抄下个人信息就行了。”他建议。

汉姆先翻到末页看大头照，表情起初没有出现令人察觉得到的变化，然后拿来对照贾斯丁的五官。他再看一眼，阅读个人资料。他慢慢翻阅盖了很多章的内页。

“周游列国嘛，你这个朋友。”他语气冷淡地说。

“以后还会再多跑几国，我猜。”

“我需要亲笔签名。没有亲笔签名，哪里也去不了。”

“给我几分钟，我就给你亲笔签名。”

汉姆起身，将护照交还给贾斯丁，慎重走到办公桌。他打开抽屉取出两份状似官方用的表格和几张空白纸。贾斯丁将护照平放在阅读灯下，汉姆则好管闲事地从背后观看，看他练习几次然后将自己的事务授权给这个叫做彼得·保罗·艾金森的人，由伦敦与杜林的汉姆曼泽律师事务所负责。

“我会找人公证，”汉姆说，“找我自己。”

“还有一件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拜托。”

“我未来会需要写信给你。”

“随时奉陪，老兄。在下很乐意保持联系。”

“不是寄来这里，不是寄去英国任何一个地方，也不是寄到杜林的办事处。我好像记得你在意大利有一大堆亲戚。可不可以找一个人帮你收信，安全保存起来，等你过去的时候再拿？”“是有个老巫婆住在米兰。”汉姆边说边打了个寒战。

“住在米兰的老巫婆正合我意。你把她的住址给我吧。”

时间是午夜，地点是切尔西。贾斯丁穿了运动外套和灰色法兰绒裤子，尽本分的职员贾斯丁坐在丑陋的餐桌前，头顶是亚瑟王时代风格的吊灯，埋头写字，用的是钢笔，写在四号信纸上。撕掉好几张草稿后，他才心满意足，不过写作风格和笔迹在他眼里看来仍然不熟悉。

亲爱的艾莉森：

今早见面时承蒙惠赐高见，感激不尽。外交部在紧要关头时总会表现出人性光辉，今天也不例外。针对你的建议，我好好考虑过了，也与特莎的律师商量过，结果发现她个人事务最近几个月疏于照料，必须由我即刻处理。有的是户籍和税务方面的问题，另外国内外的财产也必须脱手。我因此决定必须先解决这些商业上的问题，心想自己或许会欣然接受。

因此我希望在响应你的提议之前，你能暂时给我一两个星期的时间。至于病假，我认为不应该辜负外交部的好意。今年我还没有休过假，我相信自己累积了五个星期的返乡假，另外还有每年正常的年休。我比较希望在要求你慷慨相助之前先接受自己应得的好处。在此再次向你道谢。

他心满意足地认定，这封信是伪善又不诚实的安慰剂。贾斯丁这个无可救药的公务员，为了处理命案身亡的妻子事务是否应请病假而煞费苦心。他重回大厅，再看一眼放在大理石桌面的茶几下的格拉斯东皮箱。有个大锁被强行撬开，已经无法使用，另一个大锁则不见了。里面物品的放置已经随意更动。你这人真坏，他以鄙夷的心态想着。他继而心想：除非你想吓我，这样的话你倒是相当好心。他检查外套口袋，我的护照，真版，出入英国时使用。现金，不用信用卡。他以目标坚定的神情动手调整室内灯光，让外人一眼看出里面的人已经就寝。

11

黑色的山衬托着渐暗的天色，云朵狂飙，杂乱无章，顽强的岛风与二月雨。蜿蜒如蛇身的马路上遍是湿软的山坡地落下的鹅卵石与红土。有时候马路会变成一条松树枝叶遮顶的隧道，有时候会来到悬崖，一不留神就会成为自由落体，坠入一千英尺下奔腾翻搅的地中海。有时他转个弯，海洋会像堵墙竖立在他眼前，再转个弯，海水却又退回深渊中。然而不论他转多少弯，雨水还是直直落在他的车上，打在挡风玻璃上时，他感觉到这辆吉普车皱起眉头，犹如一匹年迈体弱、不再适合载重的老马。一路上，山丘上的蒙地卡潘尼古堡观看着他，一会儿高高在上，一会儿蹲在右肩某个出其不意的山岭，拉着他向前走，如假灯光一般愚弄他。“到底在哪里啊？我发誓一定是在左边。”他大声抱怨，一部分是在自言自语，一部分是讲给特莎听。吉普车开到小山顶后，他心烦气躁地将车子停在路边，将指尖放在额头上，思索着目前的处境。他夸大地摆出孤独的神态。费拉约港的灯火在他下方，前方是皮翁比诺，在海峡对岸的大陆闪闪发光。左边和右边是林业道路，切割出一条山沟通往森林内部。杀你的凶手就是在这里，躲在他们的绿色游猎卡车上伺机而动，他在脑海中向特莎解释。就是在这里，他们抽着野蛮的运动家牌香烟，喝他们的白盖啤酒，等你和阿诺德开车经过。他刮过胡子，头发也梳理整齐，换上干净的牛仔衬衫。他的脸孔发烫，太阳穴隐隐作痛。他猛然向左转。吉普车慢慢碾过一层乱七八糟的小树枝和松叶。树木向两旁分开，天空亮起来，几乎又是白天了。在他下面有片林间空地，山脚下有一幢老旧的独立别墅。我永远也不卖，也绝对不租出去，你第一次带我来这里时这样告诉我，我会先让给相关的人，以后我们再回来这里老死。贾斯丁停好吉普车，踩着湿答答的青草走向最近一间小屋。木屋设计得低矮雅致，墙上刚涂上石灰，粉红色的屋瓦是旧的。下方的窗户里面有盏灯光。他敲门。一道平静的木柴烟柱在周遭森林的掩护下从烟囱垂直升起，遁入夜光中，却半途被风打散。羽毛凌乱的黑鸟团团转，互相对鸣。开门的人是一个农妇，披了一条绚丽的头巾，她惨叫一声，低头小声讲了他大概不会懂的语言。她头也不抬，侧身对他站着，以双手牵起他一只手，将他的手拿到自己脸颊上轻按，一次一边，然后才以虔诚之意亲吻拇指。

“奎多哪里去了？”他一面跟着她走进房子，一面以意大利文问。

她打开里面的门指给他看。奎多坐在一张长桌前，头上方垂挂着木质的十字架，一个十二岁的小老头，弯腰驼背、气若游丝、脸色苍白、皮包骨、眼神惊恐。他瘦弱的双手摆在桌上，空着手，房间低矮阴暗，天花板下有横梁，很难想像贾斯丁走进来之前他一个人在做什么，不是在读书或玩耍，也不是在看什么东西。奎多长长的头偏向一边，嘴巴张开，看着贾斯丁走进房间，然后以桌面支撑站起来，向贾斯丁扑去，以宛若螃蟹的姿势拥抱住他。可惜他距离太远没有抓准，双臂松垮放回腰际，这时贾斯丁抓住他，稳住他的身体。

“他想跟他父亲和小姐一样死掉。”他母亲诉苦，“‘所有的好人都上天堂了，’他告诉我，‘所有的坏人都留下来。’我是不是坏人，贾斯丁先生？你是坏人吗？小姐带我们离开阿尔巴尼亚，送他去米兰治病，把我们安顿在这个房子里，只是要我们为她哀伤至死吗？”奎多以双手遮住空洞无神的脸。“一开始他昏倒，然后他上床睡觉。他不吃东西，给他药他也不吃。不想上学。今天早上他一出来洗脸，我马上锁上他的卧室门，把钥匙藏起来。”

“这是好药哪。”贾斯丁静静说，眼睛看着奎多。

她一面摇摇头一面走进厨房，传出锅盘碰撞声，然后将水壶放在炉子上烧。贾斯丁牵着奎多坐回桌子前，自己在他身边坐下。

“你有没有在听，奎多？”他以意大利文问。

奎多闭上眼睛。

“所有事情都和以前一样，”贾斯丁语气坚定，“你的学费、医生、医院、你的药，你养病所需要的东西，一样也少不了。房租、伙食、以后上大学的学费。她帮你计划好的事情，我们一项一项都要做，完全按照她的计划进行。她的心愿，我们一样也不能打折扣，对不对？”奎多眼睛向下看，想了一下，然后才很不情愿地摇摇头：不能，不能打折扣，他承认。

“会不会下西洋棋？要不要来玩一盘？”

他又摇头，这一次摇得不太干脆：特莎小姐刚过世，下西洋棋对她不尊敬。

贾斯丁拿起奎多的手握着，然后轻轻摇动，等着他微微笑起来。“如果你不会马上就死，你会做什么事？”他用英文问，“我们寄给你的书，你看了吗？我以为你这个时候早就变成了福尔摩斯专家呢。”

“福尔摩斯是个了不起的侦探。”奎多同样以英文回答，不过脸上没有微笑。

“小姐给你的计算机呢？”贾斯丁改以意大利文问，“特莎说你是个大明星。她告诉我，你是个天才。你跟她通电子邮件通得很勤，害我好吃醋。你该不会把你的计算机也扔在一边了吧，奎多！”

这个问题引来厨房突如其来的回答。“扔到一边去了，那还用说吗？他啊，什么东西都扔到一边去了！四百万里拉呀，花了她这么多钱！他以前整天就坐在计算机前敲呀敲的。‘你呀，眼睛会瞎掉，’我告诉他，‘用脑过度会生病的。’结果现在什么也不做了。就连计算机也非死不可。”

贾斯丁仍握住奎多的手，仔细看着他闪躲开来的眼睛。“是真的吗？”他问。对。

“太糟糕了吧，奎多。真的是浪费天分。”贾斯丁抱怨，这时奎多的微笑开始绽放开来。“全人类急需像你这么聪明的脑袋瓜呀。听到了吗？”

“大概吧。”

“你还记得特莎小姐的计算机吗？她教你用的那台？”

奎多当然记得——显露出高度优越感，难听一点是骄矜自傲。

“好吧，比不上你那台。你的更新，而且更厉害，对不对？”

对。当然对。他的微笑逐渐展开。

“好吧，我是白痴，奎多，不像你，我动她的计算机时一点都不放心。我的麻烦是，特莎小姐在计算机里留下一大堆信件，有些是给我看的，可是我很怕一不小心全弄丢了，担心得要死。我认为她一定希望由你来带我，这样我就不会把那些信件弄丢。好吗？因为她很希望能生个像你一样的儿子，我也是。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陪我到别墅去，帮我看看她笔记本电脑上的东西？”

“有打印机吗？”

“有。”

“磁盘驱动器？”

“也有。”

“CD驱动？调制解调器？”

“还有说明书、变压器，还有电线和转接器。可是我还是计算机白痴一个，如果不小心我保证会搞砸。”

奎多已经站了起来，可是贾斯丁以温柔的姿势拉他回桌子旁边。

“不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你乖乖睡觉，明天早上一大早，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开别墅的吉普车过来接你，可是弄完计算机后，你一定要去上学，好不好？”

“好。”

“你太累了，贾斯丁先生，”奎多的母亲喃喃说，将咖啡端到他前面放下，“伤心过度对心脏不好。”

他来到岛上已经两天两夜，然而如果有人能证明他已经待了一个星期，他也不会感到惊讶。他搭乘海峡渡轮到法国的布伦，以现金买火车票，在抵达目的地之前，中途下车又买一张到不同目的地的车票。他出示过护照，这一点他谨记在心，只有一次，检查得很随便，时间是在他越过瑞士边境进入意大利时，地点是地形险峻风景优美的山谷。他用的是自己的护照。这一点，他也很确定。他遵照莱斯莉的指示，先透过汉姆将艾金森先生带过去，以避免同时带两本护照。然而，当时的山谷叫做什么，搭乘什么火车，他就得看地图才能猜出自己是在哪个小镇上的车。

旅途上大部分时间，特莎都在身边，不时谈天说地——通常是特莎轻声发表令人泄气又不相干的意见之后。没有说笑的时候，他们肩并肩，头往后仰，闭目冥思，像一对老夫老妻似的，直到她突然再度离开他身边，这时哀伤的苦痛如已知的癌细胞般占据全身，贾斯丁·奎尔此时哀悼亡妻的激烈程度远超过他在格洛丽亚家最低潮的时刻，也超过在朗噶塔举行丧礼之时，超过到停尸间认尸，更超过在四号阁楼时的哀伤。

不知不觉中，他站在杜林火车站的月台上，住进旅馆洗澡，然后从二手行李商店买了两只不知名的帆布行李箱，将文件和物品装在这个他当做是特莎遗物箱的行李箱中。身穿黑色西装的年轻律师，也是汉姆曼泽事务所一半合伙权的继承人，不厌其烦表达慰问之情，由于表达得诚挚，更加让人心酸。他对贾斯丁说，对，帽盒已经准时安然抵达，也附有汉姆的指示，亲手将五号与六号在没有打开的情况下交给贾斯丁。如果以后还有任何事需要吩咐，只要在他能力范围之内，如果有关法律或专业或任何其他事务的问题，对曼泽尼家族的忠诚并不因小姐惨遭横祸而终止。噢，对了，钱当然不能忘记，他以轻蔑的口气说，然后数了五万美元的钞票，让贾斯丁签收。之后贾斯丁进入空的会议室，将特莎的遗物和艾金森先生的护照装进刚买的帆布行李箱中，迅速搭出租车到皮翁比诺，之后凑巧搭上一艘华丽的高层旅馆型游船，前往厄尔巴岛上的费拉约港。

贾斯丁坐在巨大的六楼餐厅，尽可能远离特大号的电视机，用的是塑料餐盘，客人只有他一个，行李箱摆在两旁，好心招待自己享用海鲜色拉、法国面包加腊肠、半瓶口感极差的红酒。船在费拉约港靠岸时，他走向船身内部没有灯光的停车场，一阵熟悉的无重力感朝他袭来。没有礼貌的司机呼呼空转引擎，或是正对着他冲过来，冲得他和行李箱撞在有螺栓固定的铁壳船身上，让旁观的失业搬运工哈哈大笑。

天色昏黄，隆冬严寒，他以紊乱的步伐踏上码头，不住发抖，情绪愤怒，仅有的几个行人以不寻常的速度匆忙移动。他担心被认出来，也担心更糟的是又有人要可怜他，所以将帽子压低到额头，将行李箱拖到最靠近他的一辆出租车，看到不熟悉的司机面孔，让他松了一口气。在二十分钟的车程中，司机只询问他是不是德国人，贾斯丁回答说自己是瑞典人。这个没有预想过的答案回答得好，因为司机接下来就不再多问。

特莎家族的别墅位于厄尔巴岛北岸低处。强风直接从海面吹来，刮动棕榈树，抽过石墙，扫动窗帘与屋瓦，让附属房屋像条旧麻绳般吱嘎作响。下了出租车后，贾斯丁单独伫立在忽明忽暗的月色中，站在铺有石板的天井入口处，天井里有古老的汲水机和榨橄榄器。他在等眼睛适应黑暗。别墅矗立在他眼前。两行白杨木，由特莎外祖父种下，从前门一直通往海边。贾斯丁逐一看出下人的小屋、石阶、门柱以及罗马石雕的阴影。四处都看不到灯光。根据汉姆的说法，管理人去了那不勒斯陪未婚妻，管理的工作交代给两个四处旅游的奥地利女子，自称是画家，挤在别墅另一边的废弃小教堂里。两间工人房由特莎的母亲改装后冠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名，讨德国观光客的欢心，由法兰克福的出租公司负责。岛上居民比较喜欢称呼她母亲为贵妇，比较少用女伯爵这个头衔。

欢迎回家，他对特莎说，以免她舟车困顿之余理解迟钝，不知道已经到家了。

别墅的钥匙放在围住汲水机的木板覆面横架上。亲爱的，第一步先掀开盖子，像这样，然后伸手进去，如果运气好的话，啊哈，钥匙就到手了。然后你打开房子前门的锁，带新娘进入洞房，跟她做爱，就像这样。然而他并没有带她进入洞房，他知道有个地方更适合。他再度提起帆布行李箱，大步横越天井，此时月亮很识相地将云朵拨开，帮他照亮前进的路，在白杨木之间投下白色光柱。他走到天井最远的一个角落，通过貌似古罗马时代后街的窄巷，来到橄榄木门前，门上雕刻了一只拿破仑标志的蜜蜂，以纪念伟大的拿破仑，特莎家族的传奇就由此传承下来。他一面走一面珍惜两人的对话，更珍爱的是特莎曾祖母酿的葡萄酒。拿破仑在被放逐此地的十个月间坐立难安，经常过来做客。

贾斯丁选了最大的一把钥匙插进去。门闷哼一声打开来。我们数钱的地方就是这里，特莎以严肃的口吻告诉他，此时她的身份是曼泽尼家族的继承人、新娘和导游。今天优良的曼泽尼橄榄即将运到皮翁比诺，和其他橄榄一起榨。但是在我贵妇母亲的时代，这个房间仍是最神圣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记录下一罐罐橄榄油，然后拿到楼下酒窖以珍贵的保存温度来储存。就是在这里——你没有在听。

“因为你在跟我亲热。”

你是我丈夫，什么时候跟你亲热随我喜欢。专心一点。在这个房间，数好周薪，交到每个农夫的手里，然后签名，通常是打个叉，打在比你们英王土地调查清册还大本的记录簿里。

“特莎，我没办法——”

什么没办法？你当然有办法。你头脑灵活得不得了。我们这里也有无期徒刑的囚犯，以链条串连住，监狱在岛的另一边。所以门上才有窥视孔。所以墙壁上才有铁环，在他们等着被送到橄榄园时可以绑在铁环上。你是不是对我感到很骄傲？我是奴隶领主的后代。

“无比骄傲。”

那你为什么又要锁上门？你把我当囚犯吗？

“直到永远。”

橄榄油室设计低矮，上面有屋椽，窗户太高，外人想偷看也难，不管里面有人在数钞票，或是锁着囚犯，或是新婚夫妇闷着声音在沙发上做爱都看不见。真皮沙发直立靠在朝海的墙壁上。数钞票的桌子平坦方正。两张木匠的工作台摆在桌子后面，塞在拱形的凹陷处。贾斯丁使尽所有力气将石板上的工作台拖出来，左右边各一张，以翅膀状排着。有人从别墅搜刮来没喝完的酒瓶，将酒瓶排在门上。他取下旧酒瓶，以手帕擦掉灰尘，然后放在桌子上当做镇纸。时间早已停止。他不饿也不渴，也不需要睡眠。他把行李箱放在工作台上，一边一个，接着取出最宝贵的两捆东西，放在数钱桌上，小心选择最中心处放置，以免那东西因为伤心或精神失常滑落桌下。他谨慎地开始松开第一捆，一层接一层——她的棉质家居便服，她的安哥拉羊毛衫，是她前往洛基丘莒那天之前穿的，她的银色上衣，颈边的气味仍在——最后他才将露脸的奖品握在手上：一个光鲜的银盒子，长十二英寸，宽十英寸，盖子上印有日本制造商的商标。日夜孤寂，长途跋涉，它毫发无损。他从第二捆里抽出了附属工具，之后轻手轻脚将其中所有的物品一件件移到房间另一边的旧松木桌上。

“再等一下，”他大声答应她，“耐心一点，大小姐。”

这时他的呼吸比较匀称了，从手提行李中拿出闹钟收音机，调整到当地波长，收听BBC全球广播。一路上，他持续收听寻找阿诺德的新闻，仍然没有下落。他设定好闹钟，以收听下一次整点新闻，然后将注意力转移到高低不平的几堆东西，有信件、档案、剪报、打印出来的材料，以及几捆看似官方文件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他另一个人生中，一直是他逃避现实的避风港。今晚就不是了，再怎么说也不是。这些文件不是逃避任何东西的避风港，不管是莱斯莉的警察档案，或是特莎对汉姆颐指气使的记录，或是她细心排列顺序的信件、文章、剪报、制药厂与医学资料，或是从她工作室布告栏上拿来提醒她自己的字条，或是她在医院狂乱写下的东西，或是由罗布和莱斯莉从阿诺德·布卢姆的公寓搜出来的东西。收音机有声音了。贾斯丁抬头倾听。播报员提到下落不明的阿诺德·布卢姆医生，涉嫌杀害英国外交官妻子特莎·奎尔，案情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听完后，贾斯丁一头栽进特莎的文件，一直到找出他决心在探索期间随身携带的东西。这东西是她从医院带出来的——他们惟一没有带走的婉哲的东西。婉哲一去不回后，她从婉哲的病床旁没倒掉的垃圾桶中找到。她出院后的几天几夜，这东西就在她工作室的桌子上，犹如得理不饶人的哨兵般站着：一个小纸盒，有红有黑，长五英寸宽三英寸，空无一物。盒子从桌上跑到中间抽屉，贾斯丁在急促搜寻她的物品时找到。没有遗忘，也没有拒收，却被放逐，被压平，在她忙着处理更为迫切的事项时被推到一边去。岱魄拉瑟（Dypraxa）这个名字印在横条上，四面都有，盒子里面的散页印刷单注明各种适应症与禁忌症。盒盖上印有三只开玩笑似的金色小蜜蜂，排列成箭头的形状。贾斯丁打开它，恢复盒子原有的立体形状，放在眼前墙壁上一个空架子的中央。肯尼K画了三只蜜蜂，就自以为是拿破仑了，她发烧时对他低语。被他们叮到就死定了，你知道吗？不知道，亲爱的，我不知道，快睡吧。

看资料。

上路。

减缓大脑转速。

加速动脑机制。

动如狡兔，静如处子，和圣人一样有耐心，和儿童一样冲动。

贾斯丁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渴求知识。想要再准备也没有时间了。自从特莎死后，他日夜准备。他有所保留，不过他已经作好准备。在格洛丽亚死气沉沉的低地，他已经作好准备。在警方审讯时，有时候保留得让他几乎忍无可忍，将信息保留在脑海中无眠的部分，他也作好了准备。在返国那段永无休止的飞行航程中，在艾莉森·兰兹贝利的办公室，在佩莱格里的俱乐部，在汉姆的事务所，在四号寓所，脑中同时考虑着一百件事情时，他也作好了准备。他现在需要的，只是以大动作纵身一跃，跳进她秘密世界的核心；认出她历程中每个路标以及里程碑；消灭自己的身份，让她的身份复活；杀掉贾斯丁，让特莎重见天日。

从哪里开始？

哪里都行！

走哪条路？

哪条路都行！

他内心里属于公务员的一面已经终止。在特莎不耐烦的表示之下，贾斯丁动了起来，停止对任何人负责，只对她一人忠实。如果特莎漫无目的，他也跟着漫无目的；特莎按部就班时，他也依循她行事；她直觉决定往下跳时，他也会牵着她一起跳；他饿不饿？如果特莎不饿，他也不饿；他累了吗？如果特莎能穿着家居便服，埋首办公桌，熬夜到两三点，贾斯丁就能够整晚不睡，隔天整天继续下去，隔天晚上也一样！

有一次，暂时离开工作，到别墅的厨房去掠夺一番，带回腊肠、橄榄、薄脆饼干、帕玛森起司以及矿泉水。还有一次，忘记是黄昏还是日出，他的印象是天色灰沉，他正在看她在医院写的日记，记录着罗贝尔和手下在婉哲床边出现的经过，看到一半，突然醒过来，发现自己在有围墙的庭园里漫游。就是在这里，在特莎充满柔情的注视下，他种下了婚礼羽扇豆、婚礼玫瑰，以及少不了的婚礼鸢尾草，以表现对她的爱意。杂草长到他膝盖，弄湿了长裤。开了一朵玫瑰花。他想起自己没关上橄榄油房间的门，横越铺了石板的天井，冲回那里才发现门已安安稳稳地锁住，钥匙则放在他的外套口袋。

《金融时报》剪报：

三蜂嗡嗡响

花花公子怪杰、也是第三世界投机家三蜂之家的肯尼思·K.柯蒂斯据传正在准备举行互惠式闪电结婚，对象是瑞士裔加拿大籍的制药界大姐大凯儒·维达·哈德森（KVH）。KVH会现身婚礼吗？三蜂拿得出聘礼吗？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只要肯尼思·K以典型作风大胆投资药品的这种豪赌能回收成本的话。制药界盛传三蜂在内罗毕即将与KVH合作，KVH预估投入五亿英镑研发最新抗结核病神药岱魄拉瑟，而三蜂据传将投资四分之一，以交换全非洲的销售与经销权，而该药在全球的收益，三蜂也将提成，数目不详。这次交易在行动隐秘、获益极高的制药界据说是前所未见。

总部位于内罗毕的三蜂发言人薇文·伊柏表现出审慎乐观的态度：“这种做法很高明，完全是肯尼K的典型风格。既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对全公司有好处，对股东有好处，对非洲也有好处。岱魄拉瑟的疗程与吃糖果一样简易。新变种的结核病菌肆虐全球，三蜂将站在最前沿抵抗结核病。”

KVH董事长狄特·寇恩立刻于昨晚在巴塞尔发言呼应伊柏的乐观态度：“岱魄拉瑟能将六至八个月的辛苦疗程缩减为服用十二次的治疗过程，我们相信能在非洲担任岱魄拉瑟的前锋，三蜂是不二人选。”

特莎手写给布卢姆的信，据推测应该是从布卢姆的公寓搜出来的。

心爱的阿诺德：

我跟你说KVH有多黑心，你就是不相信。我调查过了。他们的确很黑心。两年前他们被起诉，罪名是污染了半个佛罗里达州，他们在那边建了一个很大的“设施”，结果检方只提出警告了事。原告提出确凿的证据显示KVH排放的有毒废水超出规定的百分之九百，毒害了保护区、湿地、河流和海岸，可能连牛奶都有毒。KVH也在印度做了类似的“公益活动”，在马德拉斯地区据说有两百个小孩死于相关病因。印度法院审理这个案子要等十五年，如果KVH继续找对人进行贿赂，时间可能会拖得更久。制药业进行人道援助时，喜欢利用延长病人的生命来让白人亿万富翁赚到更多钱，KVH在这一方面也有过人之长，人尽皆知。晚安，亲爱的。别再怀疑我说的每一个字。我冰心玉洁。你也是。T。

伦敦《卫报》金融版剪下来的报道：

快乐的蜜蜂

由于治疗结核病的新药岱魄拉瑟价廉物美又具革命性，三蜂内罗毕公司日前收购全非洲的经销权，股价因此暴涨（十二个星期上扬四成），反映出股市对该药品越来越具信心。三蜂执行长肯尼思·K.柯蒂斯于摩纳哥家中表示：“对三蜂有好处的，对非洲也有好处。对非洲有好处的，对欧洲和美国以及全世界其他地方同样也有好处。”

另外有个档案夹以特莎的笔迹注明为希波，里面有四十份信件，一开始是传统邮件，后来改为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通信双方是特莎和一个名为波姬的女子。波姬在德国北部小镇比勒弗尔德一家药厂监察的组织工作。这个组织独资运作。信纸最上面的商标解释了该组织“希波”之名的由来。希波克拉底出生于公元前四六〇年，是希腊名医，当今所有医生宣誓行医时，就是宣读他的誓言。两人的通信一开始很正式，不过改用电邮后，口气逐渐软化，也很快替案件主角取了绰号。KVH的绰号是“巨人”，岱魄拉瑟成了“丸子”，罗贝尔成了炼金人。波姬在侦查凯儒·维达·哈德森动态方面的消息来源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朋友必须随时严加保密，因为“她告诉我们的东西，在瑞士完全属于违法”。

波姬写给特莎的电邮打印如下：

……炼金人手下有两个医生，分别是艾瑞奇和科瓦克斯，他为这两人在曼恩岛上开了一家公司，也有可能是两家，因为当时还是共产党统治的时代。我们的朋友说罗把两家公司放在他名下，这样那两个女医生就不会被当局盯上。之后两个女人就一直吵架，吵得很凶，吵的事情是关于科学的，也与私事有关。巨人那边不允许任何人知道其中细节。艾瑞奇一年前移民到加拿大。科瓦克斯留在欧洲，多半时间待在巴塞尔。你送给卡尔的大象吊饰让他乐翻天了，现在每天早上他都学大象吹着喇叭，告诉我他起床了。

波姬写给特莎的电邮打印如下：

以下是有关丸子的更进一步历史。五年前炼金人在为两个女人的分子寻求资金援助时，并不是事事顺心。他尽量去说服几个德国大药厂赞助，不过他们强力抗拒，因为看不到能赚大钱的地方。穷人的问题是个老问题：他们的钱就是不够买很贵的药！巨人后来才介入，而且是先花很多人力物力去作过市场调研后才加入的。我们的朋友还说，他们在和三B谈生意时非常精明。他们的做法很高明，出卖可怜的非洲，让有钱人继续有钱！计划非常简单，时机非常完美。他们先在非洲测试丸子两年，KVH估计这段期间结核病在西方会变成“严重的问题”。而且三年后，三B也会在财务方面出现危机，巨人就可以用小钱买下！因此根据我们朋友的说法，三B是下错注，而巨人则是主掌全局。卡尔在我身边睡觉。亲爱的特莎，希望你的婴儿会跟卡尔一样好看。他会跟他母亲一样成为伟大的战士。我很确定！拜拜，B。

波姬和特莎之间的最后一封通信：

我们的朋友报告巨人方面正在进行非常机密的活动，有关三B和非洲。难不成是你拿棍子去捣马蜂窝了？他们秘密派科瓦克斯搭飞机到内罗毕，炼金人会去接她。大家都在讲美女拉若的坏话。她是叛徒，是贱人一个，等等。一个本来很无聊的企业，怎么突然变得情绪激动？！好好照顾你自己，特莎。我认为你是有一点waghalsig，不过时间不早了，以我的英文能力也翻译不出这个字，所以也许你可以求求你的好老公翻译给你听！B。

P.S.赶快来比勒弗尔德，特莎。这个小镇很美，又很少人知道，你会爱死的！B。

天色已晚。特莎身怀六甲。她在内罗毕家中的客厅里来回踱步，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着。阿诺德跟她吩咐过，在生产之前不准她南下基贝拉。就算只是坐在笔记本电脑之前，对她来说都是件很累人的差事。只坐了五分钟，她又不得不起来走动。贾斯丁提早回家陪她，以减轻她的痛苦。

“waghalsig是什么人还是什么东西？”贾斯丁一开前门，特莎马上询问。

“什么人跟什么东西？”

她刻意以英文的发音念出那个德文字，讲到第三遍，贾斯丁才听懂。

“躁进，”贾斯丁以谨慎的口吻说，“盲勇。为什么要问？”

“我很躁进吗？”

“不会。不可能。”

“可是有人那样说我。我这副德性，要盲勇也难。”

“别相信。”贾斯丁以虔诚的语气说，接着两人同时爆笑出来。

来信者是位于伦敦、内罗毕和香港的欧奇、欧奇与法莫洛律师事务所，收件人是特莎·阿博特小姐，地址是内罗毕的信箱：

亲爱的阿博特小姐：

本事务所代表三蜂之家。该公司转交过来阁下致执行长肯尼思·K.柯蒂斯爵士以及其他董事与主管的几封信件。

本事务所在此郑重声明，阁下指称的产品经各项临床测试合格，其中几项测试的标准甚至远高于国家或国际标准。如阁下已正确指出的，该产品在德国、波兰与俄罗斯皆已通过检验并注册。在肯尼亚卫生当局的要求下，产品注册也由世界卫生组织独立验证，证书复印件随此信附上。

本事务所因此在此忠告阁下，未来若阁下或与阁下共事者针对此问题再度来信，无论对象是三蜂之家或是其他单位，本事务所将视之为对此一高度获得认可的产品进行之恶意诋毁，有损产品经销商三蜂之家内罗毕的商誉与声望。如果发展至此，本事务所在该公司委托下将全力提出法律行动。

谨此……

“老弟，占用几分钟，可以的话。”

讲话的人是蒂姆·多诺霍。老弟是指贾斯丁，事件经过则在贾斯丁本人的回忆中重演。大富翁游戏经表决暂停进行，伍德罗的两个儿子匆忙赶去上已经迟到的空手道课，格洛丽亚则从厨房倒些饮料来。伍德罗气冲冲地赶回高级专员公署。因此只剩下贾斯丁和蒂姆两人，面对面坐在庭园桌边，周遭是数百万玩具钞票。

“为了所有人好，不介意我大胆直言吧？”多诺霍压低嗓门，不让声音传送到不应到的地方。“如果非说不可的话。”

“非说不可。老弟，是有关这件难看的宿怨。是你亡妻与肯尼K之间的过节。直捣驻地，可怜的家伙。三更半夜打电话。在他的俱乐部里留下一些很无礼的信件。”

“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

“你当然听不懂了。这并不是什么聊天的好话题。特别是在有条子的地方。我们的建议是，掩盖起来，当做没看见。事不关己。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敏感时刻。包括肯尼在内。”他的口气转变，“你节制忍耐的表现令人赞赏。对他，真是无限景仰，对不对，格洛丽亚？”“他是彻头彻尾的超人，对不对，贾斯丁，亲爱的？”格洛丽亚一面同意，一面放下金汤力的盘子。

我们的建议，贾斯丁记得，视线仍逗留在来自律师事务所的信件。不是他的。是他们的。

特莎给汉姆的电邮打印如下：

小天使：我在三B的秘密消息来源发誓说，他们的财务状况比任何人透露的还要严重一百倍。

她说公司内部有谣言说肯尼K正在考虑抵押全部非制药类的生意给南美洲波哥大一家没名的连锁企业！问题是：他能不能在没有事先告知股东的情况下卖掉公司？我对公司法所知比你更少，所以不用多说了。你不解释的话我就完了！爱，爱，特莎。

然而，汉姆没有机会解释，就算是在当时或是稍后有能力解释也是枉然，贾斯丁也一样。一辆老爷车铿锵作响开进车道，之后门口传来如雷的敲门声，让贾斯丁跳起来，从囚犯的窥视孔内向外看，看到艾米利奥·德洛罗营养充分的五官正对着门边。他是本教区的神父。面带怜悯关怀的表情。贾斯丁打开门。

“贾斯丁先生，你在做什么？”神父以歌剧的大嗓门吼着，拥他入怀，“为什么要让我从出租车司机马力欧那里听说你哀伤过度精神失常的事呢，把自己关在别墅里，还自称是瑞士人？如果神父不能陪伴痛失亲人的教友，如果一个父亲没办法慰藉受到打击的儿子，看在上帝的分上，要神父做什么呢？”

贾斯丁喃喃说了一些需要独处的话。

“可是你却在工作！”——他瞥见贾斯丁背后一堆堆文件，散放在油房里。“连现在这个时候，在节哀期间，你还是在为国效命！难怪大英帝国比拿破仑时代的版图还大！”

贾斯丁胡乱说了一些外交官的工作永不休止之类的话。

“跟神父一样啊，我的儿子，就跟神父的工作一样啊！如果有一个人信了上帝，就有一百个人不信！”他靠近贾斯丁，“可是啊，小姐她可是信徒，贾斯丁先生。和她贵妇母亲一样，她们再怎么辩解也没用。她们对同胞奉献这么多爱，怎么可能对上帝置之不理？”

贾斯丁设法将神父从油房门口赶走，让他坐在冰冷的别墅客厅里，墙壁上是性早熟的天使图案斑驳壁画，强递给他一个杯子，然后再倒一杯曼泽尼家族酿造的葡萄酒，自己也端着一杯啜饮。他接受了好心神父的保证，知道特莎安然投身上帝怀抱。神父表示即将在下一个圣徒纪念日为特莎举行追思弥撒，希望对教堂重建基金鼎立相助，也希望他捐款维修岛上雄伟的山顶城堡，因为该城堡是中古意大利的名胜之一，学术探勘人员与考古学家一致认为，除非在上帝旨意下加强城墙与地基，该城堡很快就会倒塌，贾斯丁也无异议表示同意。贾斯丁将好心的神父护送到车前，为了不多留他，被动接受了他的祝祷，然后才赶紧回到特莎身边。她双手叉在胸前，在等着贾斯丁。

上帝如果存在的话，怎么会允许无辜的儿童受苦受难？我拒绝相信。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教堂结婚？”

是为了融化上帝的心，她回答。

贱婆娘。别再同你那个黑鬼医生鬼混了！

滚回你那个窝囊太监老公身边，乖乖听话。

马上停止管我们的闲事！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

郑重保证。

他双手发抖，拿着这张素白的打印纸，而纸上的信息并不打算融化谁的心。上面的字体全部是粗黑大写，每个字母都有半英寸高。签名省略，不令人惊讶。拼写则完美无缺，倒很令人惊讶。对贾斯丁造成的震撼极为强烈，责怪意味浓厚，谩骂得狗血淋头，让他吓了有几秒钟的时间才想到要跟她大发脾气。

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为什么不给我看？我是你丈夫，应该要保护你才对，是你的男人，是你另一半呀！

我放弃了。我松手了。你收到一封以死要挟的恐吓信，从信箱里拿出来。你打开来。你看了——一遍。呃！然后如果你像我一样，会把信拿开来，因为内容恶毒恶心得让你不希望信纸接近自己的脸。不过你又念了一遍。然后再看一遍。一直到你熟记了内容为止。就和我一样。结果呢，你怎么办？打电话给我——“亲爱的，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赶快回家好吗”?跳上车？以救火车的速度开到高级专员公署，拿着信在我面前挥舞，要我大步去向波特报告？才怪。才不是这样。你和往常一样，自尊心第一。你没有让我看信，也对我守口如瓶，也没有烧掉。你当做是秘密。你划分机密等级后归档处理。深藏在禁区办公桌的抽屉里。你处理的手法，跟你嘲笑我的做法一样：你归档到其他文件里，收藏起来。如果我以这种方式来处理，会被你嘲笑为是望族的谨慎心态。收到了这封信后，你怎么跟自己交代——怎么跟我交代——任谁都猜不到了。只有上帝知道你在内心如何对待这封信，不过那是你自己的事。所以，谢啦。多谢你，可以吗？多谢你将同床异梦政策实行得如此彻底。漂亮。再次谢谢你。

怒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取而代之的是汗流浃背的羞愧与悔恨。一想到要让别人看那封信，你就无法忍受，对不对？会因此触发你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关于布卢姆的说法，关于我的说法。太过分了。你是在保护我们，我们三个人，你当然是。你跟阿诺德讲过吗？当然没有。有的话，他会尽量劝你别再追查下去。

贾斯丁逃脱这种温和的理解方式。

太温柔了。特莎的作风比较强硬。而且在她脾气一来的时候，更加难缠。

想想看律师的头脑。想想看冰冷的实用主义。想想看非常强硬的年轻女子，逼近猎物，准备捕杀。

她知道自己鲜血开始沸腾起来。恐吓信证实了这一点。别人没有威胁到你，你不会发出恐吓信。

如果在这个阶段大喊“犯规！”，等于是向当局自首。英国政府束手无策。他们没有权力，没有管辖权。我们惟一的希望是将恐吓信交给肯尼亚当局。

不过特莎对肯尼亚当局没有信心。她经常反复说，她相信莫伊的帝国触角遍及肯尼亚生活的各个角落。特莎的信心和她的婚姻职责一样，不论好坏都投资在英国人身上：看看她私下投奔伍德罗就知道。

如果她向肯尼亚警方求救，她就得提出敌人的名单，不管是真正的敌人还是潜在的敌人都算在内。她追查大刑案的努力会因此而功亏一篑。她的追查行动会因此被迫喊停。她绝对不会那么做。大刑案对她来说，比她自身的性命还要重要。

对我来说呢，也一样。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贾斯丁一面拼命恢复平衡感，视线此时落在一个手写的信封上。是稍早前他仓促从特莎在内罗毕的工作室桌子的中间抽屉拿出来的。从同一个抽屉中，他也找出了岱魄拉瑟的空盒子。信封上的笔迹似曾相识，却又不太熟悉。信封已经拆开了。里面有一张折叠好的英国政府蓝色信纸，字迹匆忙，内容充满了仓皇与激情。

我亲爱的特莎，我对你的爱胜过其他人，永生不渝。

这是我惟一坚信的意念，也是我惟一自知的概念。你今天对我态度很差，不过并没有比我对待你的态度还差劲。我们两人今天讲话时都身不由己。我热爱你，崇拜你，超过我能控制的地步。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我随时奉陪。让你我抛开彼此荒谬的婚姻枷锁，随你想到什么地方我都愿意，只要你一开口我们立刻就走。如果要到天涯海角，能走得越远越好。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然而，这一次的签名却没有省略。执笔人以清晰鲜明的字体签了名，大小与恐吓信相仿：桑迪。我的名字是桑迪，这人表示，你想昭告全天下随便你。

日期和时间也注明了。即使是在热恋癫狂的境界，桑迪·伍德罗仍然是个有良知的人。

12

被蒙在鼓里的丈夫贾斯丁在月光照射下纹丝不动，目不转睛盯着泛银光的海平面，长长地呼吸着清冷的晚风。他感觉到自己吸进了令人反胃的东西，需要清洗肺脏。桑迪先软后硬，你曾经对我说过。桑迪先欺骗自己，然后再欺骗我们……桑迪是懦夫，需要大手笔和堂皇的说辞来保护，因为动作稍小都无法保住他……

这么说来，如果你早就知道这一切，为什么要自己承受下来？他质问，对着大海，对着天空，对着呼呼作响的夜风。

其实什么也没有，她回答的口气安详。桑迪误把我的挑逗当做承诺，正如他把你的客气当做懦弱一样。

然而，又半晌的时间，贾斯丁几乎是以奢侈的心态让自己丧失勇气，正如他在内心深处有时候会为了阿诺德的事让自己丧失勇气一般。但是，他的回忆正在骚动。他昨天看过的某个东西，昨天晚上，前一个晚上。是什么东西？打印出来的东西，特莎写给汉姆的东西。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贾斯丁第一次看的时候看不下去，因为写得有点过于亲密，所以他暂时放进一个档案夹里，等到比较坚强时再去解开谜团。他重回油房，抽出邮件，察看日期。

特莎给汉姆的电邮，时间正好是在伍德罗那封信之后十一个小时。伍德罗违反外交部规定，竟然使用公家的蓝色信纸来倾吐对同事妻子的爱意：

我已经不是小女生了，汉姆，现在是我收拾起小女生心情的时候了。只是，小女生怀孕的时候，应该怎么表现？这下可好了，我给自己找来一个五星级的超级猪哥，对我恋得要死。问题是，阿诺德和我最后终于挖到金矿，讲得更确切一点，其实是最臭的排泄物，而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正是前述的猪哥来帮我们在权力圈里讲话，我身为贾斯丁的妻子，也渴望效忠英国，这是我惟一能做得出来的事。你是不是在说，我还是老样子，是个不择手段的坏女人，喜欢拖着男人的鼻子到处转圈，就算他们是超级猪哥也照玩不误？好吧，你就别讲我了，汉姆。就算是真的，也不要说了。嘴巴给我闭上。因为我必须信守诺言，你也是，甜心。而我现在需要你和我站在一起，像你一向对待我的态度，是既贴心又温柔的好朋友。你说嘛，人家是个好女孩，因为人家真的是嘛。如果你不说，我就亲得让你全身湿透，和以前你穿着水手服被我推进卢比孔河时一样狼狈。爱你，亲爱的。拜拜。特莎。

P.S.吉妲说我是个祸儿13，可惜她发音不标准，讲成了“乎儿”（hooer），像是吸尘器（hoover）少了一个v。爱你的特莎（乎儿）敬上。

被告无罪，他告诉她。而我和往常一样，可以对自己好好羞辱一番。

贾斯丁心情平静得出奇，再度踏上迷惘之旅。

罗布和莱斯莉的主管是法兰克·格里德利，单位是苏格兰场海外刑案分局。他们两人第三次审讯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办事处主任，姓伍德罗，名亚历山大·亨利，将审讯内容联合呈报给格里德利，以下是报告内容摘录：

受访者斩钉截铁重申他宣称这是伯纳德·佩莱格里爵士的意见。佩莱格里是外交部非洲事务司司长。伍德罗表示，如果依照特莎·奎尔的备忘录进一步询问，将会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危及英国与肯尼亚共和国的关系，殃及英国贸易利益……受访者以保密为由，拒绝透露上述备忘录的内容……受访者对目前由三蜂之家营销的新药一问三不知……受访者建议我们，任何人如果要求看特莎·奎尔的备忘录，应该先直接向伯纳德爵士报告备案，假设这份备忘录确实存在的话，而受访者本人则准备质疑其存在。受访者将特莎·奎尔描述为无聊又歇斯底里的女人，提到其救济工作相关话题时情绪会出现不稳定的状态。我们将这句话解读为一两拨千斤，以压低该备忘录的重要性。特莎·奎尔生前交给受访者的所有文件，我们在此要求上级尽快发公函向外交部申请调阅其复印件。

旁边由副局长格里德利签名：与佩莱格里爵士谈过。碍于国家安全因素回绝申请。

从名声不等的各家医学期刊节录下来的文章，以适度含糊不清的说法赞扬新药岱魄拉瑟的神奇疗效，称赞该药品“不需诱发剂”以及“在老鼠身上的半衰期很长”。

从《海地医药科学期刊》摘录下来的文章，以含蓄的笔法表达对岱魄拉瑟存有保留的意见，签名者是一名巴基斯坦籍医生，曾在海地一所研究医院对该药品进行过临床实验。特莎在“具有潜在毒性”六个字下画线，此外文章也提到肝脏衰竭、内出血、晕眩、视神经损害等危险。从同一期刊的下一期摘录出来的文章，由在名校担任教授、头衔显赫的医学大佬连番上阵提出反击，列举出三百件测试案例。同篇文章也指责那位可怜的巴基斯坦医生具有“偏见”，而且“对病人不负责任”，还指着他的头咒骂不已。

（特莎手写的注记：这些没有“偏见”的意见领袖，全都是由高薪的巡回委员会为KVH所收买，代为在全球物色具有潜力的生物科技研究计划。）

特莎手抄名为《临床测试》一书的片段，作者斯图尔特·波科克。她喜欢以抄写的方式来加深印象。有些章节多处画线，和作者心平气和的文风形成对比：

学生往往会对医学文献嗤之以鼻，许多临床专家也难免如此。《刺胳针》与《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之类的重要期刊，其中刊登出来的新医学知识，外人都无法加以驳斥。大家之所以对所谓的“临床福音”具有天真的信仰，或许是众多作者秉持的固执己见推波助澜，如此一来任何研究计划中原有的不确定点经常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特莎的注记：药厂时常安排文章发表，连所谓的知名期刊都未能免俗。）

至于科学会议上的演说以及制药公司的广告，大家更有必要保持怀疑的态度……偏见存在的机会非常之大……

（特莎的注记：根据阿诺德的说法，大药厂花费巨资买通科学家和医学专家来为其产品宣传。波姬报告说，KVH最近捐款五千万美元给美国一家知名教学医院，另外也发给三名顶尖临床专家以及六名研究助理薪水以及支付其他开销。在大学教职员之间牵线收买更加容易：教授职衔、生化实验室、研究基金会等。“没被买通的科学家意见越来越难找到。”——阿诺德）

进一步摘自斯图尔特·波科克的这本书：

……一直存在的风险，是作者被人说服，过分强调超出实际情况的更具正面意义的发现。

（特莎的注记：制药厂的期刊不像全世界的报纸，不喜欢刊登坏消息。）

……即使提出了具有负面结论的测试报告，可能会发表在不知名的专业期刊中，而非刊登在重要的一般期刊上……结果能反驳先前正面报告的负面结论，却无法由同样广大的读者知悉。……许多测试缺乏基本设计的要件来取得对疗法毫无偏见的评估。

（特莎的注记：目标是证明论点，而非质疑，换言之，比没有用还要糟糕。）偶尔，作者或许会刻意钻研数据来证明一项正面的……

（特莎的注记：找有利于自己的说法。）

从伦敦《周日泰晤士报》节录下来的文章，标题是“药厂进行医药测试，致病人于险境”。这篇文章作了密密麻麻的记号，也被特莎画了很多线，据推测经过复印或传真给过阿诺德·布卢姆，因为上面多了这行字：阿诺，这篇你看过吗？！

全球最大的药厂之一拜耳在进行一项全国性药品测试时，并未事先告知重大的安全信息，致数百名病人于险境，有感染致命疾病之虞。

多达六百五十人于英国接受拜耳提供的这项实验手术，而这家德国制药大厂先前曾作过研究，发现该药品与其他药物会引发不良反应，严重阻碍杀害病菌的效能。

《周日泰晤士报》取得拜耳先前作过的研究，表明在实验进行之前并未向参与的医院报告。拜耳并未向病人或其家属透露这项实验的缺陷，导致将近一半在南安普敦一家测试中心接受手术的病人感染数种有致命危险的病毒。

拜耳公司基于数据属于机密，拒绝公开手术后的感染与死亡病例统计数字。

“该研究在进行之前，已经由合格的管理单位与所有当地道德委员会核准。”发言人指出。

从一本在非洲颇受欢迎的杂志上撕下来的全页广告，文案是：我相信奇迹！广告正中央是个年轻貌美的非洲母亲，身穿低胸白色上衣，下面是长裙，笑容满面。快乐的婴儿侧坐在妈妈大腿上，一手摸着她的乳房。快乐的兄弟姐妹群集四周，英俊的父亲高高站在所有人后面。除了母亲之外的所有人都以明显的表情欣赏着她大腿上的健康宝宝。广告最下面打出：三蜂也相信奇迹！年轻貌美的母亲在说：“他们告诉我，我的宝贝有结核病，我向上天祈祷。医生告诉我有岱魄拉瑟时，我就知道上天听到了我的祷告！”

贾斯丁回到警方的档案中。

两名警官审讯当地聘雇的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办事处职员吉妲·珍妮特·皮尔逊，报告节录如下：

我们审讯受访者三次，时间分别为九分钟、五十四分钟以及九十分钟。经受访者要求，审讯于中立场合（朋友的家中）、在私下进行。受访者现年二十四岁，英国与印度混血儿，于英国皇家修女学校接受教育，领养她的双亲皆为专业人士（律师与医生），笃信天主教。受访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埃克塞特大学（主修英美与英联邦艺术），显然天资聪颖，但明显表现出紧张的情绪。我们对她的印象是，除了悲伤难耐之外，她怀有相当程度的恐惧。举例来说，受访者多次欲言又止，如，“特莎被杀是因为别人要她闭嘴。”如，“任何人如果想跟制药业过不去，一定会被割喉致死。”如，“有些制药厂都是披着华美外衣的军火商。”经过追问，她拒绝举证，并且要求删去这些话的记录。布卢姆是图尔卡纳凶杀案的凶手，对于这种暗示她也加以驳斥。布卢姆和奎尔，她说，并不算是“一对”，不过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两个人”，他们身边的人都“只是脑筋想歪了而已”。

经过进一步追问，受访者首先声称必须遵守公务人员保密条例，然后又说对死者曾发誓保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审讯时，我们采取较具敌意的态度，对她指出，如果再隐瞒信息，可能会替杀害特莎的凶手脱罪，也会阻碍搜寻布卢姆的行动。审讯内容经我们听写编辑后，以附件A与B附上。受访者看过两份附件后却拒绝签名。

附件A

问：特莎·奎尔野外行动时，你有没有协助过她或跟她一起去过？

答：周休两日和自己有空的时候，曾经陪阿诺德和特莎去过基贝拉和北边乡下几次，为的是到外地诊所帮忙，亲眼查看医药使用的情况。这是阿诺德所属非政府组织的特别职责。阿诺德检查过的药品之中，有几个已经过了有效期限，药效失去稳定性，只不过可能还是会有某种程度的疗效。另外有些药不适合用在他们用来治疗的症状。我们也得以证实一种在非洲其他地方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有些药品包装上的适应症与禁忌症经过涂改，以销售到第三世界国家，为的是扩展药品的使用范围，以超出在发达国家核准的适用症状。例如：在欧美用来舒缓极端癌症病例的止痛药，却在这里被用来治疗痛经和轻微的关节酸痛。禁忌症没有注明。我们也证实，即使非洲医生作出正确的诊断，他们仍经常因缺乏适当的指导而开出错误的处方。

问：三蜂是受到影响的经销商之一吗？

答：大家都知道，非洲是全世界制药厂的垃圾桶，而三蜂是非洲制药产品最主要的经销商之一。

问：那么，三蜂在这个情况中有没有受到影响？

答：在某些情况下三蜂是经销商。

问：是有罪的经销商吗？

答：可以这么说。

问：在哪些情况下？比例如何？

答：（再三支吾其词）全部。

问：请重复一遍。你是说，每个案例中，你发现产品有问题，三蜂都是该产品的经销商吗？

答：阿诺德可能还活着，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讲这些话。

附件B

问：有没有哪一种产品是阿诺德和特莎特别有兴趣的，你记得吗？

答：这样不对劲。不能再问下去了。

问：吉妲。我们是想了解为什么特莎被杀，也想了解为什么你会认为讨论这些事情会害阿诺德受到比现在更可怕的威胁。

答：那个时候到处都是。

问：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要哭？吉妲。

答：害死人啦，在村子里，在贫民窟里。阿诺德很确定。他说，那药是好药，再多花五年来研发可能会变成好药也说不定。那个药的概念没有人能辩论得过，疗程短，价格便宜，又体贴病人。不过他们太急了。测试都经过选择性设计，没有涵盖所有的副作用。他们还拿怀孕的老鼠、猴子、兔子和狗来做实验，什么问题都没有。结果试验在人体时，好了，问题来了，可是，药品的问题是一定会有的。制药公司利用的，就是这个灰色地带。有没有问题，就看数据如何解释，而数据能够证明你想证明的任何东西。依照阿诺德的看法，他们太急于赶在对手上市之前抢先一步。药品上市有很多规定和法令，你会以为提早上市是不可能的事，可是阿诺德说那种事经常发生。如果你坐在日内瓦舒舒服服的联合国办公室的话，很多事情的看法会和你待在实地时大不相同。

问：厂商是哪一家？

答：这个我真的不想讲。

问：药名是什么？

答：他们为什么不多作些测试？又不是肯尼亚人的错。你不能问，如果你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话。人家给什么，你就得收什么。

问：是岱魄拉瑟吗？

答：（无法听清楚）

问：吉妲，请你镇定一点，跟我们说就是了。药名是什么？是用来治疗什么的？厂商是哪一家？答：全世界的艾滋病例，有百分之八十五都在非洲，你知不知道？这些人当中，有多少人能接触到医疗？百分之一！这已经不是人的问题了！而是经济的问题！男人不能工作，女人也不能工作！艾滋病是异性恋的疾病，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孤儿！他们没办法养活自己的家人！什么办法也没有！他们就只有等死！

问：所以说，我们谈的是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喽？

答：在阿诺德还活着时不能讲！都是有关系的。有结核病时，就会怀疑是否也有艾滋病，但是通常情况下都有！阿诺德是这样讲的。

问：婉哲是不是因为吃了这种药生的病？

答：（无法听清楚）

问：婉哲是不是吃了这种药才死的？

答：在阿诺德还活着时不能讲！对。岱魄拉瑟。请你们出去。

问：他们为什么要去利基？

答：我不知道！给我滚！

问：他们去洛基丘莒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除了去参加女性意识团体的活动之外？

答：什么也没有！别再问了！

问：谁是罗贝尔？

答：（无法听清楚）

建议

向高级专员公署提出正式申请，要求保护证人以交换完整的事实陈述。她应该获得保证，她提供的信息若有关布卢姆和死者的活动，将不会用来指证布卢姆，假设他还活着的话。

[基于保密因素驳回建议。主管格里德利]

贾斯丁一手撑着下巴，盯着墙壁看。回想着吉妲这个全内罗毕第二美丽的女子。她是特莎自己任命的女弟子，梦想只是将平凡的正当行为带到一个邪恶的世界。吉妲是一个没有坏习惯的我，特莎喜欢这么说。

吉妲是天真无邪族的最后一员。她和大腹便便的特莎喝着绿茶促膝长谈，坐在内罗毕的庭园里解决全球问题，而贾斯丁这个快乐得不像话的怀疑主义者兼即将当上爸爸的先生，戴着草帽，在花床间浇水，修剪枝叶，拔除杂草，扮演英国中年傻瓜。

“拜托你，贾斯丁，小心你脚边。”她们会以焦虑的口吻对他呼唤。她们在警告他不要踩到蚂蚁雄兵。这种蚂蚁在雨后成纵队爬出地面，由于为数众多，极具侵略性，路过之处生物无一幸免，连狗或幼儿都有可能丧命。特莎怀孕末期时，很害怕蚂蚁雄兵或许会把贾斯丁的浇水当做是不合时节的阵雨。

对于每件事，对于每个人，吉妲永远都感到震惊，从罗马天主教为了反对第三世界节育，在尼亚由体育馆燃烧保险套抗议，到美国香烟公司为了让儿童上瘾，在香烟里加料，到索马里军阀在毫无抵抗力的村庄投下毁灭性的集束炸弹，到制造这种炸弹的军火商，都让她震惊不已。

“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啊，特莎？”她以很积极的神情低声问，“他们的心态究竟是怎样的，告诉我，拜托！这是不是我们所谓的原罪？如果你问我，我会说他们的做法比原罪还严重得多。在我的观念里，原罪包含的是某种纯真吧。不过今日的纯真到哪里去了，特莎？”

阿诺德在周末时会经常过来坐坐，如果他来了，对话会转为特定焦点，三个头会靠近，表情会紧缩，如果贾斯丁调皮，故意靠近他们身边浇水，靠得太近而让他们感到不自在的话，他们会假装在聊天，直到他自动走到距离比较远的花床为止。

警察审讯三蜂之家内罗毕代表的报告：

我们先前要求与肯尼思·K.柯蒂斯爵士见面，对方也告知他能亲自接见我们，但是到了三蜂之家总部，我们才知道肯尼思已由莫伊总统召见，之后必须飞往巴塞尔与凯儒·维达·哈德森进行政策讨论。因此对方建议我们如果有问题，直接和三蜂之家的制药营销经理谈，经理的姓名是Y.蓝普立小姐。当时蓝普立小姐正在处理家事不便出来会客，因此对方建议我们改天再来见肯尼思爵士或蓝普立小姐。我们解释时间紧迫，因此最后对方安排与“资深幕僚”见面。等了一个小时，终于见到V.伊柏小姐与D.K.克里科先生，两人都是客户关系部门的人。在场的人还有P.R.欧奇，他自称是“伦敦那边的律师，正好为了其他公事出差内罗毕”。薇文·伊柏小姐年龄二十八九，身材高挑漂亮，是非洲人，拥有美国某大学商学位。克里科先生来自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年龄相仿，体态威武，讲话带有些许北爱尔兰口音。

进一步询问后发现，伦敦律师欧奇先生其实就是柏西·冉勒·欧奇，资深律师，服务于伦敦的欧奇、欧奇与法莫洛事务所。欧奇先生最近为数家大型制药公司打赢了官司，赢得数件要求伤害赔偿的集体诉讼，其中一家公司就是KVH。当时他们并没有告知这一点。

与克里科谈话内容见附件。

会谈的重点概述：

一、代肯尼思·K.柯蒂斯爵士和Y.蓝普立小姐致歉意。

二、由三B（克里科）对特莎·奎尔之死表达遗憾，关心阿诺德·布卢姆医生的命运。

三B（克里科）：这个可恶的国家一天不如一天了。奎尔夫人的事，真是太可怕了。她生前是个很不错的女性，为自己在当地建立起很高的评价。我们要怎么才能帮忙？什么都可以。老板要我们传达他个人的问候之意，指示我们要提供所有协助。他对英国警察很看重。

警察：我们知道阿诺德·布卢姆和特莎·奎尔曾经多次联络造访三蜂，希望能谈谈贵公司营销的一种结核病新药，叫做岱魄拉瑟。

三B（克里科）：有吗？我们一定得先查查看。是这样的，伊柏小姐的工作比较偏向公关方面，而我是从其他单位暂调过来，等着公司进行大规模的重整。老板的理论是，任何人如果干坐着领薪水都是浪费金钱。

警察：他们跟贵公司联络之后见到了贵公司的员工，我们希望能调出那次见面过程的全部记录，以及任何相关的文件。

三B（克里科）：好吧，罗布，没问题。我们来这里是希望提供协助的。只不过，你说她曾经与三蜂联络过，你知不知道是哪个部门？我们这里的蜜蜂多得是，相信我！

警察：奎尔夫人寄了信件、电子邮件，也打了电话，打给肯尼思爵士的专线、他的私人办公室、蓝普立小姐，以及贵公司在内罗毕董事会上的几乎所有人。她也复印了部分信件，然后以传统邮件寄出。其他的信件都是亲手递送。

三B（克里科）：这个嘛，好。这样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处理了。你那边有没有信件的副本？

警察：目前没有。

三B（克里科）：那次见面时有谁在场，你知道吗？

警察：我们以为你会知道。

三B（克里科）：不妙。好吧，你们那边有什么？

警察：有人见证过书信以及电话联络的经过，作出书面和口头证词。上次肯尼思爵士来内罗毕时，奎尔夫人大老远跑到他的农庄去找他。

三B（克里科）：有吗？我可是头一次听到。她那时有没有约时间？

警察：没有。

三B（克里科）：是谁邀请她的？

警察：谁都没有。她不请自来。

三B（克里科）：哇，她真勇敢。结果她见到了几个人？

警察：显然不太多，因为后来她又试图来他在这里的办公室面谈，却也没有成功。

三B（克里科）：这个嘛，也难怪。老板是大忙人。很多人都有事想求他。幸运找得到他的人不多。

警察：她不是有事相求。

三B（克里科）：那是什么？

警察：她要的是答案。根据我们的了解，奎尔夫人让肯尼思爵士看过很多病例，描述了身份不明的病人身上出现的副作用。

三B（克里科）：有吗，天啊？这个嘛……有什么副作用，我怎么不知道？她是科学家吗？是医生吗？对了，应该用过去式才对。

警察：她只是关心这类事件的民众，是律师，也为人权奔走。她在救济工作方面也投入很深。三B（克里科）：你刚才说她让爵士看过一些东西，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警察：亲手送到这栋大楼，收件人是肯尼思爵士本人。三B（克里科）：她有签收单吗？

警察：（出示签收单）

三B（克里科）：啊，原来如此，收到了一个包裹。问题是，包裹里面是什么东西？不用说，你们一定有副本。一堆病历吧。你们一定有。

警察：近日就会收到。

三B（克里科）：是吗？好吧，如果收到的话，我们真的有兴趣看一看，对不对，薇薇？再怎么说，岱魄拉瑟是我们目前的第一线产品，老板称为旗舰产品。有很多快乐的妈妈爸爸和小朋友，有了岱魄拉瑟都觉得心情好多了。所以说，如果特莎当时想发牢骚，我们的确有必要知道究竟并采取行动。如果老板在这里，他一定会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只不过他是个空中飞人。他竟然每次都避不见面，我也很惊讶。一点都不像他的作风。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如果你和他一样忙的话——

三B（伊柏）：是这样的，罗布，如果顾客针对本公司的制药产品提出申诉，我们这里有一套固定程序处理。我们是本地惟一的经销商。我们进口，我们经销。只要肯尼亚政府放行，医学中心也很放心使用，我们只是担任中介的角色。我们的责任仅止于此。我们自然会听取建议在药品储存方面多注意，确定温度和湿度保持正确之类的细节。不过基本上责任归属是在厂商和肯尼亚政府身上。

警察：临床实验呢？你们难道不负责实验吗？

三B（克里科）：没有实验。罗布，恐怕这一方面你没有好好做功课。如果你说的是架构严谨、全面的双盲实验，我们没有。

警察：那么还有什么实验？

三B（克里科）：要等到药品进入某个国家例如肯尼亚，经过销售之后，才能形成政策。一种药品，一旦在一个国家销售，同时获得该国卫生当局百分之百的支持，才算是确定无疑。

警察：如果有的话，你们进行过什么样的实验、测试、检验？

三B（克里科）：少跟我咬文嚼字，可以吗？如果你谈的是为药品作实验记录，像这样的真正好药，如果你准备好在另一个非常大的国家经销，在非洲市场之外，例如说美国好了，我可以用间接的方式告诉你，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就能称为实验。字面上的意义只能用“准备”来解释，准备的是我们针对未来的状况，有朝一日三蜂和KVH将联手进入我刚才暗示的振奋人心的新市场。懂了吗？

警察：还没懂。我在等你说小白鼠这三个字。

三B（克里科）：我想说的是，对所有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样，每位病人就某种程度而言都是实验对象，为的是更广大的大众的福祉。没有人提到什么小白鼠，别乱讲。

警察：所谓大众的福祉，指的是美国吧？

三B（克里科）：去他的。我想说的只是，每个结果、每次记录、每个列入记录的病人，这些数据都会小心保存起来随时监管，放在西雅图、温哥华和巴塞尔，作为将来参考之用。未来我们寻求在别地注册核准该产品时，可以用来佐证。因此我们会永远没有失误的风险。更何况，肯尼亚的卫生当局一直都支持我们的做法。

警察：什么做法？毁尸灭迹吗？

P.R.欧奇，资深律师：你收回那句话，罗布，我们也当做没听见。道格在提供信息时已经仁至义尽，或许是太慷慨了，对不对，莱斯莉？

警察：好吧，那你们目前在接到申诉时会如何处理？不理不问吗？

三B（克里科）：莱斯，我们主要的做法是直接传达给厂商凯儒·维达·哈德森，然后有两种情况，要么按KVH的政策回复申诉方，要么如果KVH希望主动回复的话，由他们直接回复。跑什么路，就骑什么马。情况大致上就是这样了，罗布。还有没有其他能为你服务的地方？或许我们应该先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等你们拿到文件之后再谈？

警察：再等一下，行吗？根据我们的消息，特莎·奎尔和阿诺德·布卢姆医生去年十一月接受贵公司邀请前来，讨论产品岱魄拉瑟的效果，不管是正面或是负面消息。他们也提到寄给肯尼思·K.柯蒂斯爵士本人的个案注记副本给贵部门员工看过。那次会面，你难道敢说没有记录，连三蜂派谁参加都没有记录吗？

三B（克里科）：日期是什么时候，罗布？

警察：我们有份日志证实，三蜂建议在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十一点开会。时间是通过营销经理蓝普立小姐敲定的，听说她现在人不在。

三B（克里科）：头一次听到。你呢，薇薇？

三B（伊柏）：我也是，道格。

三B（克里科）：这样好了，我干脆帮你查查看她的日志好了。

警察：好主意。我们来帮你。

三B（克里科）：等一等，等一等，我要先征求她的同意才行。她是大小姐脾气，我可不敢不经过她的同意就翻她的日志，就如同我也不敢翻你的日志一样，莱斯莉。

警察：打电话给她，电话费我们付。

三B（克里科）：不行，罗布。

警察：为什么不行？

三B（克里科）：是这样的，罗布，她和她男朋友到蒙巴萨参加一个盛大婚礼。我们不是说过她去“处理家务事”吗？轰动豪华的婚礼，信不信由你。所以我猜最早最早也只能在星期一联络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蒙巴萨参加过婚礼，不过相信我——

警察：先别管她的日志好了。他们留给她的那些资料呢？

三B（克里科）：你是指刚才说的那些所谓的病历吗？

警察：那是其中之一。

三B（克里科）：这个嘛，如果真的是病历的话——显然，罗布——症状、适应症、剂量等技术性的讨论——副作用，罗布——那样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过的，每一次都要转交给药厂。我讲的是巴塞尔，我讲的是西雅图，我讲的是温哥华，我的意思是这个，他妈的。如果没有立刻转交给专家评估，我们不就得背上刑事责任，对不对，薇薇？那不只是公司政策而已，我敢说在三蜂这等于是圣旨。对不对？

三B（伊柏）：完全正确。没有疑问，道格。是老板坚持的。一旦出了问题，一定要找KVH求助。

警察：你们在胡说些什么？太不可思议了！你们这个地方难道都不用纸吗？拜托行不行？

三B（克里科）：我是在告诉你，我们听进去了，我们会进行搜索，看看能找到什么。这里又不是公家机关，罗布，也不是苏格兰场。这里是非洲啊。我们才不搞什么档案嘛，对不对？我们消磨时间有更好的方法——

P.R.欧奇，资深律师：我认为这里有两个重点，或许有三个吧，能分开来谈吗？第一点是，奎尔夫人、布卢姆医生和三蜂代表之间的会议，究竟是否发生过，你们警方有多确定？

警察：我们刚才已经告诉过你，我们从布卢姆的日志中找到以他的笔迹记录下来的证据，显示他曾通过蓝普立小姐敲定十一月十八日见面。

P.R.欧奇，资深律师：敲定日期是一回事，莱斯莉，实际发生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希望蓝普立小姐记性不错。她安排的会议多到数不清。第二点是语气。就你们所能判断的，你们所谓她提出证据时的口气是否具有敌意？举例来说，当时是否隐约带有一丝诉讼的意味？有道是盖棺无恶言，不过就我们所听说的，奎尔夫人并不是出拳谨慎的人，对吧？就你刚才说的，她也是个律师，而布卢姆医生也曾担任过监察制药界的工作，据我了解。我们面对的不是无名小卒。

警察：就算是具有敌意，那又怎么样？如果有人吃药死了，当然有权利表现出敌意。

P.R.欧奇，资深律师：是，没错，罗布，如果蓝普立小姐嗅出打官司的意味，或是更糟糕的情况，或是假设老板的确收到书面材料，而有没有收到还是未知数，然后被他察觉出不妙，他们本能地会马上送到处理官司的法律部门去。所以到法律部门去找应该也找得到，对不对，道格？

警察：我还以为你代表的就是他们的法律部门。

P.R.欧奇，资深律师：（笑笑）最后关头才找我啦，罗布。不是先找我。我太贵了。

三B（克里科）：我们会再跟你联络，罗布。很高兴跟你见面。下一次我们一起吃午餐。只是啊，建议你别期望太大。就像我说的，我们这里不是整天做文件归档工作的。我们有很多燃眉之急，正如老板说的，三蜂是脚踏实地做事的。本公司有今天的规模，就是这样来的。警察：我们希望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拜托，克里科先生。我们有兴趣跟一位姓罗贝尔的先生谈谈，可能是医生，德国人或瑞士人或是荷兰人。对不起，我们只知道他的姓氏，不过据我们了解，岱魄拉瑟在非洲的开发过程，他都曾密切参与。

三B（克里科）：哪一边的人，莱斯莉？

警察：有关系吗？

三B（克里科）：有关系，多少有点。如果罗贝尔是医生，而你也认为他是，很可能是属于制药厂那边的人。你也知道，三蜂不属于医药圈。我们在这个市场是门外汉，是销售员，所以恐怕又要麻烦你去找KVH了，莱斯。

警察：你们到底知不知道罗贝尔这个人？我们不是在温哥华或巴塞尔或西雅图。我们是在非洲。这是你们的药，你们的领域。你们进口这东西，广告宣传这东西，分销这东西，把它卖给大家。我们说罗贝尔参与你们在非洲的这个药品的研发过程，你们到底听过这个人没有？P.R.欧奇，资深律师：我觉得你不是已经听到答案了吗，罗布？去找制药厂吧。

警察：好吧，有没有听过姓科瓦克斯的女人，可能是匈牙利人？

三B（伊柏）：也是医生吗？

警察：听过这个姓吗？别管她什么头衔了。你们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姓科瓦克斯的？女的？在推销药品的这个方面？

三B（克里科）：换成是我的话，我就去翻电话簿，罗布。

警察：我们想找来谈谈的还有一位艾瑞奇医生——

P.R.欧奇，资深律师：看来你势必要空手而回了，警官。没能帮上很多忙，我实在很抱歉。我们已经替你们想过所有办法了，可惜今天没能帮上忙。

此次见面后一星期附加以下后记：

尽管三蜂答应找寻材料，后来却通知我们说找不到特莎·阿博特·奎尔或阿诺德·布卢姆的任何文件、信件、病历、电子邮件或传真。对于上述情况，KVH一概推说不知道，三蜂于内罗毕的法律部门也一样。我们试图再度联络伊柏和克里科，却没有联络上。克里科“到南非参加在职训练”，而伊柏则被“调到别的部门”，还没有找到替代人选。蓝普立小姐仍然无法联络到，因为“公司正在进行重组”。

建议：

苏格兰场直接与肯尼思·K.柯蒂斯爵士联络，要求针对该公司与死者和布卢姆医生之间的交涉过程作出完整的叙述，并要求爵士指示部属努力寻找蓝普立小姐的日志和失踪的文件，也要求尽早找到蓝普立小姐以进行审讯。

[由主管格里德利签名，却没有裁示行动也没有记录。]

附件

道格拉斯·詹姆士·克里科，一九七〇年十月十日出生于直布罗陀（曾任职刑事记录办公室、国防部，以及首席军法官的部门）。

受访者是皇家海军（勒令退伍）戴维·安格斯·克里科的私生子。父亲克里科于英国监狱服刑十一年，罪名包括两项杀人罪。现居西班牙马贝亚，生活奢华。

受访者道格拉斯·克里科本人九岁时由父亲从直布罗陀带往英国，而父亲一上岸即遭到逮捕。受访者因此被移交寄养中心。在寄养中心期间，受访者多次进出青少年法庭，罪名不一而足，包括兜售毒品、严重伤害、拉皮条，以及斗殴。一九八四年诺丁汉发生帮派凶杀案，两名黑人少年死亡，他也涉嫌参与，不过并没有遭到起诉。

一九八九年，受访者宣称改过自新，自愿进入警界服务，但遭到拒绝，不过之后却受训成为兼职线人。

一九九〇年，受访者成功进入英国陆军服务，接受特种部队训练，加入北爱尔兰英国陆军情报单位，负责便衣勤务，职衔为上士。受访者于爱尔兰服务三年后被降级为士兵，勒令退伍。军旅生涯其他记录无从查考。

尽管受访者道格拉斯·克里科在接见我们时身份为三蜂之家的公关，一直到最近他的主要身份都是该公司保安单位的重要人物。据说他贵为肯尼思·K.柯蒂斯爵士的亲信，很多时候也担任私人保镖的工作，例如过去的十二个月，在柯蒂斯单独访问波斯湾、拉丁美洲、尼日利亚以及安哥拉时，他都同行。

直捣黄龙，可怜啊，蒂姆·多诺霍在格洛丽亚的庭园对着大富翁游戏桌说。三更半夜打电话。在他俱乐部留下措辞无礼的信件。我们的建议是，全部掩盖起来。

他们会杀人，莱斯莉在切尔西漆黑的面包车上说。不用讲你也已经注意到了。

贾斯丁脑海中仍萦绕着这些往事，然后一定是在数钱桌上睡着了，因为他醒来时听到陆鸟与海鸥在破晓时分的空中引发的声响，仔细查看后才发现，时间不是破晓，而是黄昏。之后没过多久，他变得沮丧无助。他手中的东西已全部看完了，而他知道，就算自己怀疑过，若没开启她的笔记本电脑，他只能看到画布的一角而已。

13

奎多穿着一件超长的黑色外套，背着书包在小屋的门阶上等他。书包背带根本在他肩膀上找不到地方挂。他用一支细如蜘蛛的手抓住一个锡盒，里面装的是他的药和三明治。现在是早上六点。第一道春阳为青草坡上的蜘蛛网镀上金光。贾斯丁尽可能让吉普车靠近小屋，奎多的母亲从窗户里面看着。他拒绝让贾斯丁牵手，自己跳进前座，双臂、双膝、书包、便当盒、外套下部，全部扔进贾斯丁身旁，如同幼鸟第一次学飞时落地的模样。

“你等了多久？”贾斯丁问，不过奎多只用皱眉头的方式来回答。奎多是自我诊疗的大师，特莎提醒贾斯丁。她最近去米兰的病童医院参观，对奎多大加称许。如果奎多不舒服，他会叫护士来；如果他非常不舒服，他会找修女；如果他认为自己快死了，他会找医生来；不管是护士、修女或是医生，只要他一叫，他们马上会冲过去。

“我一定要在八点五十五分到学校大门。”奎多口气僵硬地告诉贾斯丁。

“没问题。”他们讲的是英文，为的是让奎多脸上有光彩。

“如果太晚，我去上课时会喘不过来气。如果太早到，我四处闲逛又会让自己成为注意的焦点。”

“了解。”贾斯丁边说边看着后视镜，看到奎多的肤色苍白如蜡，如同需要输血一般，“如果你想问的话，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油房，而不是别墅。”贾斯丁希望他放心。

奎多什么也没说，不过等到他们转进海岸路时，他的脸色已经恢复。有时候，我也无法忍受她的亲近，贾斯丁心想。

以奎多的身高，油房的椅子太矮，而板凳则太高，所以贾斯丁自己到别墅去拿来两个坐垫。不过他回来时，奎多已经站在木桌前，漫不经心地摸着笔记本电脑的附件——连调制解调器的电话线、计算机与打印机的变压器、转接器以及打印机电线，最后摸到她的计算机。他以随意而不尊敬的手法拿着，首先掀开屏幕，然后将计算机的电源线插进电脑，但是却没有——谢天谢地——或者说还没有接通电源。奎多表现出同样的骑兵自信，推开调制解调器、打印机以及其他不需要的东西，一屁股坐在椅子的坐垫上。

“好了。”他宣布。

“好什么了？”

“打开，”奎多用英文说，对着脚边的插座点头，“开动。”他将电源线交给贾斯丁去插。他讲话的声音在贾斯丁过度敏感的耳朵里，多了一种难听的北美东岸鼻音。

“会不会出什么错？”贾斯丁紧张地问。

“比如说什么？”

“会不会一不小心，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删除之类的？”

“开电源而已吗？不会啦。”

“为什么不会？”

奎多以他稻草人似的手摸摸计算机外壳。“里面的所有东西，她都储存起来了。如果她没有储存，就表示她不想要，所以你就找不到。这样说，你觉得合理，还是不合理？”

贾斯丁感受到自己建筑起一道敌意之墙。每次有人对他讲计算机术语，就会发生这种事。

“好吧，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就插进去了。”他弯腰下去，小心翼翼将插头插入插座里，“怎么样？”

“哇。”

贾斯丁满心不情愿地放开插头站起来，正好看到计算机屏幕上毫无动静。他的嘴巴变干，感觉想吐。我擅闯别人计算机。我是个笨手笨脚的白痴。早该找个计算机专家才对，而不是找个小朋友来帮忙。我早该自己学计算机才对。随后屏幕亮起来，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连串微笑、挥手的非洲儿童，在铁皮屋顶的诊所外面排队，接着是彩色的长方形和椭圆形图标散布在蓝灰色背景上的画面。

“那是什么东西？”

“桌面。”

贾斯丁从奎多身后瞧着计算机，念着：我的文档……网上邻居……联机快捷方式。“接下来怎么办？”

“想看看文件吗？我打开文件给你看。我们进入文件，你来看。”

“我想看看特莎在看的东西。不管她生前在处理的是什么东西我都想看。我想追踪她的脚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不是已经跟你讲过了吗？”

焦躁之下，他憎恨奎多出现在这里。他希望再度独享特莎，在数钱桌前。他希望特莎的笔记本电脑不存在。奎多将箭头指向特莎屏幕左下角的一个方块上。

“你在点的那东西是什么？”

“鼠标面板。她最后处理的文件，就是这九个。要不要看看其他的？我可以给你看其他的文件，没问题。”

出现了一个方框，最上面写着“开启文件，特莎的文档。”奎多再点一下。

“这个类别下，她有大概二十五个文件。”他说。

“有没有标题？”

奎多偏向一边，请贾斯丁自己来看：

奎多移动鼠标，又点了一下。“阿诺德，怎么会突然跑出这个阿诺德来？”他质问。

“是她的一个朋友。”

“他也有文档。天啊，他的文档可多着哪！”

“多少？”

“二十。不止。”又点了一下，“零零碎碎。英国人是不是习惯这样讲？”

“对，是英国的讲法。或许美国人不这么讲，不过绝对是英国的讲法。”贾斯丁讲得怒冲冲，“那是什么？你在干吗？你动作太快了。”

“才没有。我故意慢慢展示给你看。我是在找她的公文包，看看里面有多少个文件夹。哇，她的文件夹好多呀。文件夹一，文件夹二，后面还有更多文件夹。”他又点了一下。他学美国口音学得很假，让贾斯丁差点发怒。是从哪里学来的？一定是看太多美国电影了。我要跟他校长谈谈。“看到了吗？这是她的回收站。她想丢掉的东西，全放在这里。”

“可是她没有丢掉吧。”

“在这里面的东西，她都没有丢掉。没有在这里的，就是被她删除了。”又点了一下。

“AOL是什么东西？”贾斯丁问。

“美国在线，是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从AOL收到的东西，她如果没删除，都保存在这个程序里，和她旧的电子邮件一样。新的邮件，就要上网才能收到。如果你想发送邮件，就要上网才能发送出去。不上网，新的邮件就没办法接收。”

“这个我知道，一看就知道了。”

“要不要我上网？”

“还不用。我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全部？”

“对。”

“那么你就有好几天的东西可以看个够了。也许要花上几个礼拜吧。只要移动鼠标然后按下去。要不要过来坐？”

“你百分之百确定不会出错？”贾斯丁口气坚决，一面坐在椅子上，奎多则站在他背后。

“她保存起来的，就保存起来了。我刚才讲过。不然她存起来做什么？”

“这样就不可能被我删掉？”

“拜托你呀，老兄！除非你点击删除。就算你点击删除，计算机还是会问你，贾斯丁，你确定要删除吗？如果你不确定，你就选否。你点击否。点击否的意思是，我不确定。点击。就这么简单。动手吧。”

贾斯丁很谨慎地点着，通过特莎的迷宫，而老师奎多则站在一旁摆出讨好的态度，用他的北美东岸计算机口音下达指令。如果进行到一个新的程序，或是自己搞不清楚，他会叫暂停，拿出一张纸，将奎多霸气十足的指令写下来。新的信息景观在他眼前展开。到这里，去那里，现在回到这里。信息太大量了，你的涉及面太宽了，我永远也跟不上你，他告诉特莎。就算我读一年，我又怎么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你在找的东西？

世界卫生组织的传单。

知名度不高的医学会议记录，地点是日内瓦、阿姆斯特丹以及海德堡。联合国的医药帝国不断向外扩展，这是在联合国一个默默无闻的分支单位庇护下举办的会议。

公司简介，赞扬医药产品以及促进生活质量的好处，产品名称很拗口。

给她自己看的笔记。备忘录。《时代周刊》节录出来的一段令人震惊的话，周围画满了惊叹号，全部粗体大写，只要长了眼睛，只要不移开视线，站在房间另一边都看得到。一则概论式的文章，让她如获至宝般大为振奋：

研究人员进行的九十三项测试中，出现六百九十一种不良反应，却只向国家卫生署报告了其中三十九种。

专属PW的文件夹。她在家的时候，这个PW是何方神圣？绝望了。带我回去看我看得懂的纸张上的东西吧。不过当他点到零零碎碎那个文件夹时，又看到PW，盯着他的脸直看。他继续点击一下之后，一切就明朗了：原来PW（Pharma Watch）是药厂监察的缩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计算机地下组织，概念上的总部位于美国堪萨斯州，宗旨是“暴露出制药业医疗疏失与逾规越矩之处”，还有“揪出我行我素的人道主义者剥削最贫穷国家之不人道的行径”。示威者的计划报告。他们计划聚集在西雅图或华盛顿举办所谓的非主流大会，将声音传达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高谈阔论。关于“美国企业九头蛇”以及“怪兽资本”。一篇只有天晓得是从哪里来的文章，遣词用字随便，标题是“无政府主义重返江湖”。

他又点了一下，发现Humanity这个词饱受攻击。他发现，Humanity是特莎最痛恨的词。每次她一听到，就会啰里啰唆写电邮给布卢姆讲心里话，还想去拿她的左轮手枪。

每次我听到药厂用人道主义、利他主义、对全人类的责任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就想吐。而想吐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怀孕，是因为我同时也读到美国大药厂如何尽量延长病人的生命，以维持其垄断的局面，要收费多少随他们喜欢，还利用国务院来恐吓第三世界，让穷国不敢生产自己的非品牌药品，尽管那价格只有品牌药品的几分之一而已。好吧，他们是针对艾滋病药品给予美化的姿态，只不过还有——

这些东西我全知道，他心想，一面重回桌面，然后看到阿诺德的文档。

“这是什么？”他陡然问，双手从键盘抬起，仿佛要撇开责任似的。特莎要求他先输入密码，然后才允许他进入，这是他们交往以来头一遭。她的指令有限：密码、密码，就像妓院外的霓虹灯忽明忽暗闪着。

“惨了。”奎多说。

“她教你用计算机时，有没有给你密码？”贾斯丁问，不去理会刚才突发的淫思秽想。

奎多一手遮住嘴巴，倾身向前，另一手输入五个字母。“我。”他很骄傲地说。

出现了五个星号，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你在干什么？”贾斯丁问。

“输入我的名字。奎多，Guido。”

“为什么？”

“当做密码。”他情绪紧张，改用意大利语发表长篇大论，“这里的i不是i，而是数字1。里面的o是数字0。特莎很爱搞这一套，密码里面至少要有一个阿拉伯数字。她坚持要这样。”“为什么我只看到星号？”

“因为他们不希望你看到Gu1d0啊！否则你从我背后偷看，就能看到密码了！没用！她设定的密码不是Gu1d0！”他用双手遮住脸。

“这么说来，我们只能瞎猜了。”贾斯丁暗示，尽量想抚平他的心情。

“瞎猜？怎么个猜法？计算机允许你猜几次？三次左右吧！”

“你是说，如果我们猜错了就进不去。”贾斯丁说。他说得很勇敢，尽量让问题看起来不是那么严重。“嘿，你给我出来。”

“被你说中了，猜不中就是进不去。”

“好吧，动动脑筋。有什么样的阿拉伯数字跟字母很相似？”

“3是左右相反的E，5可以改成S。这样的东西有六七个，还不止。完蛋了——”双手仍然遮着脸。

“三次如果用光了还没猜到，会怎么样？”

“文件夹会被锁起来，我们就不能再猜下去了。不然会怎样？”

“永远吗？”

“永远！”

贾斯丁听见他嗓音中的谎言，微笑起来。

“你认为我们就只能猜三次？”

“听好，我又不是字典，也不是什么手册。我不知道的东西就不会乱说。可能是三次，也可能是十次。我要去上学了。或许你应该打电话请电脑工程师支持。”

“想想看。排在奎多之后，她最喜欢的是什么？”

奎多的脸总算从手掌中浮现。“你。不然还有谁？贾斯丁！”

“她不会用我的名字的。”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她的王国，不是我的。”

“你只是猜想而已啊！你太夸张了吧。试试看贾斯丁。我是对的，我就知道！”

“好吧。排在贾斯丁之后，她最喜欢的是什么？”

“跟她结婚的人又不是我，搞清楚行不行？是你！”

贾斯丁想到Arnold（阿诺德），然后想到Wanza（婉哲）。他还试了Ghita（吉妲），将i改成1。没有动静。他发出紧张的吼声，表明不屑玩这种游戏，不过这也是因为他的脑袋在搜寻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却不知道往哪里去。他想到特莎过世的父亲以及死去的儿子Garth（加思），最终排除了这个密码的可能性，因为一来不美观，二来伤感情。他想到了Tessa（特莎）这个词，但是她不是自大狂。他想到了Arno1D以及ARN0LD以及ARN01D，但是用阿诺德的名字来挡驾命名为阿诺德的文件夹，未免也太没头脑了。他想到Maria（玛丽），是她母亲的名字，接着是Mustafa（穆斯达法），然后是Hammond（汉姆），可是没有一个让他觉得适合当做代号或密码。他向下看着她的坟墓，看着黄色的鸢尾花放在棺盖上，消失在红土之下。他看到穆斯达法站在伍德罗的厨房里，手提着篮子。他看到自己戴着草帽，在内罗毕的庭园照料着鸢尾草，然后重回厄尔巴岛。他输入freesia（鸢尾花），将i改成1。出现了七个星号，没有动静。他输入同一个字，这次将s改成5。

“计算机还能接受吗？”他轻声问。

“我才十二岁，贾斯丁！十二岁！”他稍微缓和口气，“你大概只剩下一次，然后就会被锁在这个文件夹外。我放弃了。这是她的计算机，是你的，我管不了了。”

他第三次输入freesia,s还是5，却将1改回i，这时他发现自己看到一篇未完成的议论文。在黄色鸢尾花的帮助之下，他进入了名为阿诺德的文件夹，找到一篇有关人权的文章。奎多在油房里到处跳舞。

“破解了！我就说嘛！我们真厉害！她太厉害了！”

为何非洲同性恋者被迫不出柜？

且听全权制定大众行为标准的莫伊总统令人舒坦的说法：

“非洲各族语言里面，找不到女同志和同性恋这种词汇。”——莫伊，一九九五。

“同性恋违反非洲礼数与宗教，同性恋在宗教里甚至被公认为大罪。”——莫伊，一九九八。毫不令人惊讶的是，肯尼亚的刑法百分之百赞同莫伊的说法。第一百六十二条到一百六十五条明定，“违背自然的性欲”得判处“五到十五年有期徒刑”。更进一步的说法：

——肯尼亚的法律将男性之间的性关系界定为“犯罪行为”。

——该国法律甚至连女性之间的性关系都没听过。

这种上古的态度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

——男同性恋与女性结婚或交往，为的是隐瞒个人性取向。

——这些男同性恋生活苦闷，他们的妻子也一样。

——不针对男同性恋进行性教育。肯尼亚长年否认存在艾滋病蔓延的问题，也否决了同志性教育。

——肯尼亚社会某些阶层的人被迫生活在谎言中。医生、律师、商人、神职人员，甚至连政治人物，都生活在恐吓与逮捕的阴影中。

——制造出一个腐败与迫害的恶性循环，将我们的社会一步步拖向深渊。

文章到此为止。为什么？

这一篇有关同性恋人权未完成的议论文，你为什么要命名为阿诺德，为何要用密码锁起来？贾斯丁发现奎多在背后看，这才回过神来。奎多跑去游荡回来，这时倾身向前看着屏幕，一脸不解。

“应该载你去上学了。”贾斯丁说。

“时间还不到嘛！还有十分钟！谁是阿诺德啊？他是同性恋吗？同性恋是什么啊？每次我问妈妈，她就会发怒。”

“我们该走了，可能会被堵在拖车后面也说不定。”

“这样好了，我来帮你进入她的邮箱，好不好？可能有人写信给她，可能是阿诺德。你难道不想看看她的邮箱吗？说不定她寄给你信，你还没看到。我打开喽？好不好？”

贾斯丁轻轻将手放在奎多的肩膀上。“没关系。没有同学会嘲笑你。每个人偶尔都会不想上学。不上学又不表示你有身心障碍，不上学才表示你很正常。你放学后，我们再来看看她的邮箱。”

开车送奎多上学，然后再开车回来，足足花了贾斯丁整整一个小时，这段时间当中，他不允许自己胡思乱想，或是过早作出臆测。他重回油房后，不是直接走向笔记本电脑，而是去看莱斯莉在戏院外的面包车上给他的那沓资料。他此时的行动比他接触计算机时更有信心，他翻阅到一张有横线的信纸复印件。这份复印件在他第一次仓促察看时曾引起他的注意，上面字迹潦草，没有注明日期。根据罗布签字的附件表示，他曾“注意到”这封信，夹在一本医学百科全书里面，被罗布和莱斯莉在布卢姆的公寓厨房地板上发现，百科全书被怒气冲天的窃贼扔在地上。信纸老旧褪色，信封上的收件人地址是布卢姆所在非政府组织的邮政信箱。邮戳来自从前阿拉伯的奴隶岛拉姆。

我亲爱的小阿诺德：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的爱，也不会忘记你的雍抱和你亲爱的朋友对我的好意。你能来我们美丽的小岛渡假，对我来说多么幸运多么幸服！我想说声谢谢你，但是我要感谢上帝你给我康慨的爱与礼物，也要感谢你提供的知试对我未来学业有所帮助，还有摩托车。我亲爱的你，我为了你每天每夜努力，心中一直很快乐，因为我知道我亲爱的你无时无刻不在陪伴着我，抱着我，爱着我。14

签名呢？贾斯丁和先前看到这封信的罗布一样，也拼命想加以解读。这封信的笔迹，正如罗布的附件指出，暗示着出自阿拉伯语系的人之手，因为字体拖得很长，写得很低垂，有很多完整的圆圈。签名签得很华丽，似乎开头和结尾都是子音，中间是元音。是Pip,Pet,Pat，还是Dot?怎么猜也没有用。随便找什么人来看，这就是一个阿拉伯文的签名。

但是写信的人是女是男？一个住在拉姆岛上没受过教育的妇女，会写得这么露骨吗？她会骑摩托车吗？

贾斯丁走到油房另一边的木桌，坐在笔记本电脑前，却没有调出名为阿诺德的文件夹，只是坐在那里，盯着空白的屏幕发呆。

“这么说来，阿诺德爱的人究竟是谁？”他在问特莎，假装是随口问问。他们肩并肩躺在床上，时间是某个炎热的星期日晚上，地点是内罗毕。阿诺德和特莎两人第一次同行作实地调查，当天早上才回到家。特莎宣称这次是她这辈子最珍贵的经验之一。

“阿诺德爱的是整个人类，”她懒洋洋回答，“没有界限。”

“他跟整个人类上床吗？”

“会吧。我没有问过，你要我问他吗？”

“不要，不必了。也许我自己会去问。”

“没有必要吧。”

“确定吗？”

“当然确定。”

然后亲他一下。然后再亲他一下。一直亲到他清醒过来。

“那个问题，别再拿出来问我了，”她事后对他说，这时将脸依偎在他肩膀上，手脚则搭在他四肢上。“这样说好了，阿诺德把他的心留在蒙巴萨。”然后她靠近贾斯丁，头低低的，肩膀僵硬。

蒙巴萨？

或者是拉姆岛，距离海边向北有一百五十英里远？

贾斯丁回到数钱桌，这一次选择莱斯莉的背景报告，对象是“阿诺德·墨伊斯·布卢姆，医生，受害者或嫌疑犯，行踪不明”。在记录上找不到丑闻，没有婚姻，没有已知的伴侣，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妻子。在阿尔及尔，住在提供给年轻医生的青年旅馆中，男女都有，他自己住一间。在非政府组织里没有记录另一半的数据。他将养父的同父异母姐姐列为最亲近的家属，她居住在比利时的布鲁日。阿诺德从来没有帮伴侣申请过旅行或生活费用，向来也只要求单人房。他在内罗毕的公寓遭人捣毁，莱斯莉描述该公寓为“类似僧侣住所，有强烈的清心寡欲之感”。他独居，没有用人。“在他的私生活中，似乎完全排除舒适品，连热水也包括在内。”

“全穆萨葛俱乐部的人都说服了自己，认为我们的孩子是阿诺德的。”贾斯丁如此告诉特莎，态度全然和气。两人这时在市区外围的一家印度餐厅吃鱼。她怀着四个月的身孕。贾斯丁对她的迷恋不减反增，只是在两人的对话中没有表现出来。

“所谓全穆萨葛俱乐部指的是什么人？”她质问。

“那个爱莲娜，我猜。她跟格洛丽亚讲，再传到伍德罗那里，”他以愉悦的口吻说下去，“要怎么处理，我不太知道。开车载你到俱乐部，然后在撞球桌上跟你做爱，或许可以解决问题，如果你敢的话。”

“这样说来，不就成了一罪双审了吗？”她若有所思地说，“而且还是双重歧视。”

“双重？怎么说？”

她语气中断，眼睛向下看，轻轻摇头。“他们是一群有偏见的狗杂种——其他就不用多说了。”

当时他听从特莎的要求。不过现在不必了。

为什么说双重？他问自己，眼睛仍盯着屏幕。

单一罪名指的是阿诺德破坏家庭。双重呢？指的是什么？因为他的种族吗？阿诺德受到的歧视，是源于他的种族以及他涉嫌通奸吗？因此才有双审之说吗？

也许吧。

除非。

除非她心中的冷眼律师再度发言：这个律师决定对于死亡恐吓信不予理睬，宁愿冒着生命危险来寻求正义公理。

除非第一个歧视不是针对一个涉嫌与已婚白人妇女通奸的黑人，而是针对一般的同性恋者而言，而布卢姆是其中之一，只不过他的对手还不知道而已。

果真如此，眼冷心热的律师会以下列的方式来理论：

第一审：阿诺德是同性恋，然而当地的偏见让他无法承认。如果承认，他将无法继续进行救济工作，因为莫伊痛恨同性恋的程度与他痛恨非政府组织一样。如果发现布卢姆是同性恋，至少会将他驱逐出境。

第二审：阿诺德被迫生活在谎言里（参考不知名作者未完成的文章）。阿诺德在没有公开个人性取向的情况下，不得不假冒花花公子的形象，因此引来专门针对跨种族通奸者的批评。因此：一罪双审。

还有，最后，为什么特莎又没有对自己挚爱的丈夫透露，只是让他作出各种不名誉的臆测，而这些臆测，他永远不会、一定不会、也没有办法对自己承认。为什么？他对着屏幕质问。他记得她很喜欢去的那家印度餐厅。罕地。

长久以来，贾斯丁将心中嫉妒的洪水压抑得很好，这时突然决堤，将他吞噬下去。然而这次的醋海与先前不一样：特莎和阿诺德共同保守了很多秘密，现在连这个也不让他知道；他们故意将他排除在外，不让他进入两人珍贵的小圈子，害他有如精神不稳定的偷窥狂一般窥视，且永远蒙在鼓里，因为她一再保证，没什么好看的，以后也不会有；吉妲之前曾打算解释给罗布和莱斯莉听，后来打退堂鼓，只说到两人不会擦出任何火花；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只有兄妹情谊，正如贾斯丁以前描述给汉姆听的一样，只不过在解释的时候，贾斯丁内心深处也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说法。

一个十全十美的男人，特莎曾这样称呼布卢姆。就连凡事抱着怀疑态度的贾斯丁，也从来深信不疑。这个人能触动我们所有人心中同性肉欲的神经，他有一次天真地对特莎这样说。长相俊美，谈吐温柔。对待朋友与陌生人都很有礼貌。从粗犷的嗓音到浑圆的铁灰色胡须，到长眼皮、圆润的非洲眼睛都很俊美。他在讲话或倾听的时候，双眼从来不随便游走。俊男在讲话时鲜少打手势，不过一打手势时，时机抓得很准，加重了他娓娓道来的明智见解。俊美之处，从棱角分明的指关节到轻如羽毛的优雅身躯，宛若舞者般柔软苗条，静止不动时，也纪律井然。态度从来都不愠不火，素有自知之明，从来不伤害人，只不过他每次出席宴会和会议，都难免遇见无知的西方人，让贾斯丁为他感到难为情。就连穆萨葛俱乐部的老头子都说：布卢姆那个家伙，天啊，我们那个时代，哪来他这个样子的黑人，难怪贾斯丁的年轻老婆会爱上他。

这么说来，你究竟到底为什么不干脆给我一个解释？他很愤怒地对她质问，或者是对着屏幕。

因为我信任你，也期望你同样信任我。

如果你信任我，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我不会背叛朋友的信任，我要求你尊重这一点，也要求你称许我这样做。而且要大大尊重，一直尊重下去。

因为我是律师，而秘密这东西——正如她以前常说的——跟我比起来，坟墓算是个长舌妇。

14

结核病是可以赚大钱的：问凯儒·维达·哈德森就知道。最富裕的国家如今随时都面临结核病爆发的危机，而岱魄拉瑟也将为公司赚进数十亿，这是所有股东梦寐以求的事。所谓的白色瘟疫、跟踪大师、模仿大师、死亡船长，再也不会将自己局限在地球上穷困的地方，而会重演一百年前的老戏码。结核病正高挂在西方世界的地平线，如同一团肮脏的污染云雾，只不过受害的人，仍然是这些国家的穷人。特莎打着计算机，边打边画线强调：

——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感染结核杆菌，

——在美国，结核病例每七年增加两成……

——没有接受治疗的病例，平均每年传染给十到十五人……

——纽约市卫生当局已经获得许可，结核病人若拒绝隔离，将被监禁……

——所有已知的结核病例中，有百分之三十具有抗药性……

白色瘟疫并非从我们身上滋生出来的，贾斯丁读到，而是被强加在你我之间，途径有带菌的飞沫、肮脏的生活环境、落后的卫生条件、肮脏的水，以及令人不敢恭维的行政疏失。

富国痛恨结核病，是因为这表明管理不当；穷国痛恨结核病，是因为在很多国家结核病等同于艾滋病。有些国家根本完全拒绝承认有结核病的存在，宁愿当做没发生过，不愿正视这种耻辱的象征。

肯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自艾滋病毒出现以来，结核病例已经增加四倍。

阿诺德写了一封长电子邮件，列举出医院治疗结核病时面对的几项实际难题：

——诊断既麻烦又费时，病人必须连续几天验痰。

——实验室的检验不可或缺，但显微镜经常不是故障就是遭窃。

——没有染色剂来检测杆菌。染色剂被盗卖，被喝掉，使用完毕之后没有补货。

——疗程费时八个月。病人接受治疗一个月后感到有所起色，不是放弃治疗就是变卖药丸。结核病因此转变回具有抗药性的形态。

——结核药在非洲黑市被当做性病药物交易。世界卫生组织坚持，病人在服药时必须有人监视。结果：黑市上买卖的药丸有“湿”、“干”之别，依病人是否放进过嘴巴里而定。

不加修饰的后记继续写着：

死于结核病的母亲人数多于其他疾病病例。在非洲，总是女性付出代价。婉哲是小白鼠，也成了受害者。

整个村落的婉哲都是小白鼠。

自《国际先驱论坛报》四版摘录出的报道：

“西方国家提出警告，结核病株出现抗药性，西方也无法幸免于难”，《纽约时报》记者唐诺·G.迈克尼尔执笔。

有些部分由特莎画出重点。

[阿姆斯特丹报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与治疗结核病的团体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具有抗药性、能致死的结核病株不仅在穷国有增加的趋势，富裕的西方国家也有危险。

该份报告主笔马寇思·艾斯平诺医生表示，“这是提醒大家注意，此事不容等闲视之，未来有可能发展为重大危机。”……

然而，国际医疗圈用来募款的最有力武器，是警告各界，第三世界爆发的病例如果不加以围堵，变异的菌种会演化成无可救药且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有扑向西方世界之虞。

特莎加了注记，笔迹镇定得很诡异，仿佛她故意让自己不带感情：

阿诺德说，移民到美国的俄罗斯人，特别是直接从流民营来的移民，带有各种具有多重抗药性的结核菌变体——其实在俄罗斯的比率高于肯尼亚，因为在肯尼亚，多重抗药菌并不代表艾滋病毒。他的一个朋友正在布鲁克林区的湾岭治疗一个非常严重的病例，而他说，病例数已到了很吓人的地步。他说全美各地拥挤的都市弱势团体中，感染数字正在持续攀升。

或者以全世界都了解的股市术语来说，若结核病市场表现如预期，将有数百亿元的进账，而最大的功臣就是岱魄拉瑟，当然了，惟一的条件是该药品在非洲的初步测试过程中没有传出任何令人不安的副作用。

想到这里，贾斯丁不得不回头，事关紧急，回到内罗毕的乌护鲁医院。他赶紧回到数钱桌，再度翻看警方的档案，找出六张影印资料，内容是特莎发高烧时以潦草字迹写下来的东西，她当时拼命以儿童的语言来记录婉哲的病历。

婉哲是单亲妈妈。

她不识字，也不会写字。

第一次认识她，是在她的村子里，后来又在基贝拉的贫民窟碰见她。她被叔叔强暴怀孕，而叔叔辩称是被她勾引。这是她的第一胎。婉哲离开村子，希望不要再被叔叔强暴，也希望不要再被另一个男人性骚扰。

婉哲说她的村子有很多人都生了病，咳嗽得很厉害。村子里有很多男人都得了艾滋病，女人也是。最近有两个孕妇死了。她们和婉哲一样，都去五英里以外的一个医疗中心看病。婉哲不想再去同一家医疗中心。她很害怕他们给的药不好。这一点显示婉哲头脑很好，因为多数土著妇女对医生都有盲目的信心，只不过她们比较信任注射胜过药丸。

在基贝拉，有两个白人来看她，一男一女。他们身穿白色外套，所以她猜他们是大夫。他们知道她是从哪一个村子来的。他们给她一些药丸，和她现在在医院里吃的药一样。

婉哲说男的名叫罗贝而。我叫她再多讲几遍。洛贝而？罗必尔？娄贝尔？陪他一起来的女人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不过她为婉哲作了诊断，抽了一些血，取了尿样和痰样。

他们后来又去基贝拉看过她两次。他们对于同一间屋的其他人没有兴趣。他们告诉她，必须到医院生小孩，因为她生病了。婉哲觉得很不安。基贝拉很多孕妇都生病，却没人到医院去生孩子。

罗贝而说一切免费，所有的费用都会帮她支付。她并没有问是谁出钱。她说那一男一女非常担心。她不希望看他们那么担心。针对这一点她说了个笑话，不过他们并没有笑。

隔天有车子来接她。她已经接近预产期。这是她第一次坐轿车。两天之后，她弟弟酋可来医院陪她，他听说她住进了医院。酋可会读会写，非常聪明。姐弟非常相亲相爱。婉哲十五岁。酋可说，村子里还有一个孕妇快死了，同样穿白衣的一男一女也去看她，带走一些检体，和他们探望婉哲时一样。他们来到村子的时候，听说婉哲离家出走，跑到基贝拉了。酋可说他们对她非常好奇，还问他怎么样才找得到她，还把他指点的方向记在笔记簿上。两个白人就是这样才在基贝拉的贫民窟找到婉哲，将她软禁在乌护鲁观察。婉哲是只非洲小白鼠，是众多服用岱魄拉瑟后死亡的病例之一。

早餐时，特莎对着餐桌另一端的贾斯丁讲话。她已经有七个月的身孕。穆斯达法站在他总是坚持待的地方，就站在刚进厨房的地方，却凑着半开的门注意听，如此一来如需要多烤吐司或添茶时，就可以立刻行动。早晨是快乐时光，晚上也是。不过早上对话的时候最为轻松顺畅。

“贾斯丁。”

“特莎。”

“准备好了吗？”

“洗耳恭听。”

“如果我对你大喊一声罗贝尔，就像这样大声，你会对我说什么？”

“月桂。”

“还有呢？”

“月桂。皇冠。恺撒。皇帝。运动员。胜利者。”

“还有呢？”

“头上戴着——桂叶——月桂果——放在桂冠上——就是月桂，血战之后凯旋而归——你怎么没有笑出来？”

“是德国人喽？”她说。

“德国人。名词。阳性。”

“拼出来。”

他拼出来。

“会不会是荷兰人？”

“大概吧。差不多。不太一样，不过也很接近。你是迷上填字游戏还是什么？”

“已经不迷了。”她若有所思地回答。以身为律师的特莎来说，这样就够了。跟我比起来，坟墓是个长舌妇。

没有J，没有G，没有A，她的笔记继续写着。她的意思是：贾斯丁、吉妲和阿诺德都不在场。她独自在病房里，跟婉哲在一起。

十五时二十三分。走进来一个圆脸男人，还有一个高挑、像来自斯拉夫民族的女人，身穿白色外套，斯拉夫女人的衣服在颈部敞开。另外有三个男人在场。所有人都穿白色外套。口袋上有剽窃来的拿破仑蜜蜂。他们走到婉哲的床边，呆头呆脑地凝视着她。

我：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对她做什么？你们是医生吗？

他们不理我，看着婉哲，听着她的呼吸，检查心跳、脉搏、体温、眼睛，叫她“婉哲”。没有回应。

我：你是罗贝尔吗？你们是谁？你们都叫什么名字？

斯拉夫女人：不关你的事。

退场。

斯拉夫女人很难搞。头发染成黑色，长腿，走起路来扭臀，不由自主的。

贾斯丁如同犯下重罪被逮个正着，迅速将特莎的笔记塞进最靠近的一堆纸张下，一跃而起，转身面对油房的门，神情惊恐，不敢相信。有人在敲门，敲得非常用力。他看到门被敲打得随着节奏颤抖，在嘈杂的声音之外听见一个英国望族的嗓音，具有威吓意味，耳熟得让人心寒，方圆十英亩都听得见。

“贾斯丁！出来，老弟！别躲了！我们知道你在里面！两个好朋友带着礼物和安慰过来了！”贾斯丁僵住了，仍旧无法作出响应。

“你还躲，老弟！你是想学嘉宝急流勇退嘛！没有必要啦！是我们！贝丝和艾崔安！你的朋友！”贾斯丁从餐具架抓过钥匙，接着如同面临极刑的犯人，盲目走进日光中，面对贝丝和艾崔安·塔普，是他们那个年代最伟大的创作双人组，是闻名全球的托斯卡尼塔普夫妇。

“贝丝，艾崔安。太好了。”他大声说，用力关上身后的门。

艾崔安抓住他双肩，大幅降低音量。“好老弟，贾斯丁，天神爱的人。嗯？嗯？很有男人味。可惜的是啊，”他以唱诗的音调说着，字字带有哀悼同情的调调，“你落单了。别告诉我，你极为孤单。”贾斯丁任他拥抱，同时看见他深陷的两颗小眼睛很贪婪地搜寻着肩膀之后的东西。

“噢，贾斯丁，我们真的非常爱她。”贝丝嗓音如猫，小嘴向下弯曲表示惋惜，然后再拉直以便亲他。

“你们那个路易基到哪里去了？”艾崔安问。

“去那不勒斯了，跟他未婚妻。他们快结婚了，在六月。”贾斯丁没精打采地接着说。

“应该待在这里给你打气才对。现在这个时代啊，老弟。缺乏忠诚，下人没有下人的风范。”“大的是为亲爱的特莎追思，小的给可怜的加思，陪在她身边。”贝丝以微弱的声音解释。这样的声音不知为什么竟产生不了回音。“我在想，干脆以栽种来纪念他们，对不对啊，艾崔安？”

天井里停了他们的小卡车，后面装模作样地载了几根粗重的原木，为的是给艾崔安的读者看，让他们误以为是艾崔安自己砍下来的。绑在原木上的是两株小桃树，根部包着塑料袋。

“贝丝的第六感很灵的，”艾崔安大声说出心中话，“靠波长，老弟。一直都很灵的，对不对呀，亲爱的？‘我们非送他树不可。’她说。你看吧，她懂，她就是懂。”

“我们可以现在种，然后就没事了，对不对？”贝丝说。

“午餐过后吧。”艾崔安口气坚定。

简单的农人野餐——贝丝如此称呼她带来的体贴包，里面有一条面包，有橄榄和鳟鱼，都是从我们的熏制厂出炉的，就我们三个人，喝一瓶你们曼泽尼家族的好酒。

贾斯丁礼貌到底，带他们进别墅。

“总不能一直哀悼下去，老弟。犹太人就不会。七天就结束。七天之后，他们又重新站起来，准备前进。是他们的律令啊，亲爱的。”艾崔安解释，对着他妻子说，仿佛她是低能儿。他们坐在会客室，头顶是天使壁画，盘子放在大腿上享用鳟鱼，以满足贝丝野餐的情趣。“全为他们写清楚了。该怎么做，由谁来做，维持多久。七天之后，重回工作岗位。贾斯丁应该学着点。再闲晃下去也不是办法，贾斯丁。你绝对不能浪费生命。太消极了。”“噢，我不是在浪费生命。”贾斯丁反驳，一面咒骂自己打开第二瓶酒。

“那么你在做什么？”艾崔安问，小圆眼珠直往贾斯丁身上钻进去。

“这个嘛，特莎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贾斯丁解释得很蹩脚，“嗯，有她的财产，那还用说，还有她生前成立的慈善信托基金，另外还有零星的其他东西。”

“有计算机吗？”

被你看到了！贾斯丁心想，偷偷地吃惊。不可能吧！我动作比你快多了，我自己清楚！

“是印刷术问世以来最重要的发明，对不对，贝丝？没有秘书，没有老婆，什么都没有。你用的是什么？我们一开始就抗拒，对不对，贝丝？大错特错。”

“我们那时又不知道。”贝丝解释，仰头喝酒，对这么娇小的女人来说是非常大的一口酒。“噢，他们这里有什么，我就拿来将就点。”贾斯丁响应，恢复平衡感，“特莎的律师丢给我一大堆磁盘，我操作这里的机器，尽可能逐一处理。”

“这么说，你已经做完了。回家的时候到了，别耽搁了。走吧。你的国家需要你。”

“这个嘛，其实还不算完成，艾崔安。我还要再工作几天。”

“外交部知不知道你在这里？”

“大概吧。”贾斯丁说。艾崔安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抢走我的防御工事？强行进入我私人的地方，这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岂能束手旁观？

暂时到此为止，这段时间中，让贾斯丁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他被迫聆听全世界最伟大的夫妻创作拍档，听他们叙述自己是如何抗拒上网的潮流，叙述得无聊到极点。毫无疑问的是，这段叙述只是草稿一篇，即将成为托斯卡尼故事中扣人心弦的一章，也可以再度获得厂商赠送的计算机。

“你是在逃避，老弟。”艾崔安郑重警告他。他们两个男人松开小卡车上的桃树苗，用推车推到酒窖，让贾斯丁有空自己去栽种。“所谓的职责。现在听来是个过气的字眼，但职责拖得越久，负担就越沉重。他们会张开双手欢迎你的。”

“为什么不现在种？”贝丝问。

“太感伤了，亲爱的。让他自己一个人去种好了。上帝保佑你，老弟。波长。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

你呢？以前是什么东西？贾斯丁对着艾崔安质问，一面盯着远去的小卡车看：是侥幸还是阴谋？是你自己跳船，还是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是闻到血腥味才过来，或者是佩莱格里？在艾崔安过度曝光的一生中，曾经多次登上BBC和一家英国烂报纸亮相。不过他也曾经在秘密的白厅后面的大办公室里上过班。贾斯丁记得特莎在她最毒舌的时候说过，“你说，艾崔安头脑这么好，却没有在作品中发挥，他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了？”

他回到关于婉哲的记录，却发现特莎记载同病房病人生病经过的六页日记越来越不精彩，最后草草结束。罗贝尔和随行人员之后三度造访病房。阿诺德两度上前质疑，不过特莎没有听见他说什么。亲自检查婉哲身体的人不是罗贝尔，而是性感的斯拉夫女人，罗贝尔和他的手下则在一旁什么忙也帮不上。随后发生的事，是发生在特莎熟睡时。特莎醒过来，大喊大叫，却没有护士前来。她们都太害怕了。花了好大的工夫，特莎才找到护士，逼她们说出婉哲已经死亡，婴儿已经送回她的村子。

贾斯丁将日记放回警方文件中，再度面对计算机。他觉得心情郁闷。他喝了太多葡萄酒。他吃的鳟鱼，一定是熏到一半溜出炉子，如今在他肚皮里沉甸甸的有如橡皮。他按下几个按键，考虑回别墅喝一公升的矿泉水。突然间，他盯着屏幕看，表情惊恐，难以置信。他移开视线，摇摇头清除影像，然后继续看。他以双手遮住脸，希望能摆脱模糊不清的影像。然而他再看时，发现信息仍旧留在屏幕上。

本程序经非法操作。

所有窗口正在执行的未保存数据可能全部丢失。

在这道死刑判决之下，有一列箱子排排站，如同集团葬礼的棺材：点击你最想入土的箱子。

他双手垂挂在两侧，头转了一圈，然后用脚跟将椅子谨慎地从计算机前移开。

“你该死，艾崔安！”他低声说，“你该死，你该死，你该死。”不过他指的是：我该死。

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是没做什么事。我本来应该让计算机休眠才对。

奎多。给我找来奎多。

他看着手表。学校再过二十分钟就放学，但是奎多拒绝贾斯丁去接。他比较喜欢和其他正常的男生一样搭校车，谢谢你，到了门口他会请司机按喇叭。这个时候，他才欣然允许贾斯丁带他上吉普车。除了等待之外，他束手无策。如果他想开快车赶在校车从学校出发之前的话，他很有可能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晚了一步，还得再开快车回来。他让计算机留在那里发闷气，自己则回到数钱桌，试图提振一下精神。他对纸质文件的偏好远胜屏幕。

泛非洲新闻社（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一九九五年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新通报的结核病例领先世界各区域，艾滋病与结核病共同感染的比率也偏高……

我早就知道了，谢谢你。

热带大都会将成为人间地狱

非法伐木、水资源与土地污染、石油开采毫无节制，破坏了第三世界的生态系统，越来越多第三世界的乡村小区居民被迫移居城市寻找工作谋生。专家预测，热带大都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为数多达数十个甚至数百个，吸引了最低薪的劳工，从而建立起新的贫民窟，导致致命疾病如结核病的比率冲高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他听见远处传来巴士的喇叭声。

“那么，被你搞坏了。”奎多以满足的口吻说，贾斯丁这时带他走到灾难现场。“你有没有进入她的信箱？”他已经开始打字了。

“当然没有。我又不知道怎么打开。你在干什么？”

“你有没有增加什么数据然后忘记保存？”

“当然没有。没有增加，也没有忘记保存。我又不懂。”

“那就没事了，什么也没删除。”奎多以计算机专家的口吻心平气和地说，然后轻按几下，计算机恢复正常。“现在能不能上网了？拜托嘛！”他央求。

“有必要吗？”

“收她的电子邮件啊，天啊！每天有好几百人寄给她电邮，你却没有收下来看。如果有人寄给你爱和同情呢？你难道不想知道他们说什么吗？里面也有我寄给她的电邮，她一直没回信！也许她根本没有看过！”

奎多泪水盈眶。贾斯丁轻轻搂着他的肩膀，扶着他坐在键盘前的板凳上。

“有什么样的风险，说来听听，”他提议，“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

“什么风险也没有。所有东西都保存了。没有什么最糟糕的情况。我们在这台计算机上做的事情最简单不过了。如果再死机，那就跟刚才一样没什么。如果有新收到的电邮，我会保存起来。其他的东西，特莎都存起来了。相信我。”

奎多将笔记本电脑连接到调制解调器，拿出电线的另一端交给贾斯丁。“拉出电话线，插这个进去。这样我们就能联机了。”

贾斯丁照他的话做。奎多打完字后等着。贾斯丁在他背后看。象形文字，一个窗口，更多象形文字。停顿一下，让人有机会祈祷思考，之后是盖满全屏幕的信息，像霓虹灯般忽明忽暗，而奎多发出嫌恶的惊叹。

危险地带！

有害健康，在此警告。

切勿越界。

临床实验显示，更进一步研究可能引发致命的副作用。

为了让您放心，您的硬盘已经清除了有毒物质。

有几秒钟的时间，想自欺欺人的贾斯丁并没有太担心。如果换一个比较好的情况，他希望能坐在数钱桌前，写一封愤怒的信给厂商，对他们这种夸张的手法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奎多刚才已经展现出仅仅是警告而已，没有丝毫实质动作，所以他正要叹气说出类似“噢，又是他们，他们还真是够了。”这时他看到奎多的头缩回脖子里，仿佛被同学欺负一般，向上翻的手指则宛如死蜘蛛般卷起，放在笔记本电脑两旁，而在贾斯丁能看到的范围内，他的脸色转成输血前那种惨白。

“严重吗？”贾斯丁轻声问。

奎多猛然冲向前去，有如飞行员遭遇危机一般，依照紧急程序按动键盘。显然是没起作用，因为他再度突然站起来，手心打在额头上，闭上双眼，发出吓人的呻吟声。

“赶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贾斯丁恳求，“没有那么严重嘛，奎多。告诉我。”奎多还是没有回应时，他说：“你关掉电源了，对吧？”

奎多静止不动，点点头。

“现在你要拔掉调制解调器。”

又点头。同样静止不动。

“为什么要这么做？”

“重新开机。”

“什么意思？”

“要等一分钟。”

“为什么？”

“也许两分钟。”

“有什么作用？”

“让计算机有时间缓冲。安静一下，贾斯丁，这个现象很不寻常。情况真的很不妙。”他的美式计算机口音又出现了，“这不是一堆有社交障碍的小男生在寻开心。相信我，对你做这种事的人，是很变态的人。”

“对我，还是对特莎？”

奎多摇摇头。“就好像是有人很恨你。”他再度按下计算机的电源开关，挺身在板凳上坐直，像是反向叹气般长长吸了一口气。而贾斯丁很高兴看到熟悉的画面，是一群快乐的黑人小孩对着他挥手。

“你成功了，”他高声说，“你是天才，奎多！”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小朋友的画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沙漏，上面以对角线钉了一个箭头，然后这个图案也消失无踪，只留下一个蓝黑色的宇宙。

“被他们删除了。”奎多悄悄说。

“怎么删除的？”

“他们对你下病毒，他们告诉病毒清除硬盘里的所有东西，还留一个信息给你，让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

“那就不是你的错了。”贾斯丁以积极的口吻说。

“她有没有下载？”

“她打印出来的，我全看过了。”

“我又不是在讲打印的东西！她有没有存在磁盘上？”

“找不到。我们认为她可能是随身带到北方去了。”

“什么北方？为什么她不干脆寄给住在北方的那些人？为什么要带着磁盘到北方去？我搞不懂。我就是不明白。”

贾斯丁想起了汉姆，也想到了奎多。汉姆的计算机也中了病毒。

“你说她经常发邮件给你。”他说。

“大概一个礼拜一次、两次。如果这个礼拜忘记，下个礼拜就寄两次。”他用意大利文说。

他再度变成小朋友，和特莎遇见他那天一样迷惘。

“她死了以后，你有没有查过电子邮件？”

奎多摇摇头，以强调否定。他受到的打击太大了。他没办法。

“这样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回你家，你可以看看收到了什么。可以吗？会不会打扰到你？”他们开车往小山上走，开进越来越黑的树林，贾斯丁除了奎多之外什么也不想。奎多是个受了伤害的朋友，贾斯丁的目标是带他平安回家，交给他母亲，让他恢复镇定，确定此后奎多不会再虚掷生命，继续当个健康、骄傲的十二岁小天才，而不是一个行尸走肉，生命随着特莎的死而结束。假设如他所怀疑的一样，不管对方是谁，在汉姆和特莎的计算机下了毒手，也会对奎多的计算机下同样的毒手，就有必要对奎多加以安慰，尽可能让他心情平静下来。贾斯丁目前惟一要务就只有这个，其他目标和情绪都暂时摆一边，因为如果要考虑到其他事情，脑袋会陷入一片混乱，让他偏离理性问答的轨道，将追寻特莎的往事与复仇混为一谈。他停下车子，手拉着奎多的手臂。让贾斯丁微微惊讶的是，奎多并没有不让他碰。他的母亲炖好了一锅东西，她自豪的面包也刚出炉，因此在贾斯丁的坚持下，他们两人先吃晚餐，贾斯丁边吃边赞美，她则在一旁观看。然后奎多从卧室取来计算机，暂时先不上网，两人肩并肩坐着，看着特莎的随笔，写的是她在路上看到的睡狮，以及贪玩得太过分的大象。如果她稍微让步，大象可能一屁股就坐在她的吉普车上把车压得稀烂，还有很跩很跩的长颈鹿，只有在别人仰慕它们长长的脖子时才会高兴。

“她所有的电子邮件，你要不要拷贝一份到磁盘上？”奎多问。他的直觉很正确，这些东西贾斯丁的确已经看够了。

“那真是太麻烦你了，”贾斯丁非常客气地说，“然后我也希望拷贝你的作品，这样我有空就可以拿出来看，写信给你。不管是你的作文，你的作业，还是其他你想要特莎看的东西都行。”奎多照他意思拷贝，然后将电话线连接到调制解调器，看着一群汤姆森羚羊狂奔，接着屏幕就漆黑一片。当奎多努力想重回桌面时，他被迫以粗哑的声音宣布，他的硬盘和特莎的一样被清除得一干二净，只是少了临床实验和有毒物质的神经病型警语。

“她没有寄给你东西，要你帮她保管吧？”贾斯丁问。自己觉得口气如同海关人员。

奎多摇摇头。

“有没有给你东西，吩咐你转交给别人——她没有把你当做邮局之类的吧？”

继续摇头。

“被删除的东西里面，有没有对你很重要的？”

“只有她寄出的最后几封信。”奎多低声说。

“好吧，我们两人下场一样。”如果将汉姆算进去，就是三个人，他心想，“这么说来，如果我能撑过去，你也能。因为跟她结婚的人是我，对吧？也许她计算机里面有病毒，结果也感染到你的计算机。有没有可能？她接到了病毒，然后不小心传给你，对不对？我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对不对？我只是在乱猜。我真正想告诉你的是，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所以干脆说‘倒霉透了’，然后继续过日子。我们两个人都一样。好不好？计算机里面少了什么东西，如果你想订购，就尽管说一声，好不好？我会先通知米兰的办公室。”

贾斯丁有理由相信奎多已经复原，因此起身告辞，再度开着吉普车下山回别墅。他原先从天井开出吉普车，现在停回原处，从油房背着笔记本电脑来到海边。他以前上过各种训练课程，学到有些聪明人，可以从被清除得一干二净的计算机里重新提取数据，而这一点他也很愿意相信。不过这样的人属于官方那一边，如今和他立场相左。他突然想到要设法联络罗布和莱斯莉，请求他们协助，不过他很不愿意害他们立场尴尬。更何况，如果要他老实讲，特莎的计算机里已受到污染，不堪入目，他很希望将计算机处理掉。

因此他借着忽隐忽现的月光，走到摇摇晃晃的码头尽头，途中看到一张历史悠久的布告，写得相当歇斯底里，警告再往前走发生危险自行负责。来到码头末端后，他将特莎遭到凌辱的笔记本电脑寄存在海底深处，然后回到油房尽情写信，写到黎明为止。

亲爱的汉姆：

这是寄给你好心婶婶的第一封信，希望以后陆续会寄出更多。我不想表现得多愁善感，不过如果我被公交车撞死，希望能麻烦你亲手将所有文件交给你们那行最杀人不眨眼、最强悍的律师，付他天价，大干一场。这样的话，我们两人等于是帮特莎做了好事。

谨此

贾斯丁

15

桑迪·伍德罗这时喝威士忌喝得醉醺醺，不过一直到深夜他都还很清醒，在高级专员公署尽忠职守，反复推敲斟酌明天办事处会议时的表现。将演说内容向上推，推向大脑负责公事的部分，然后往下压，压到另一部分去思考，如同不按牌理出牌的对手，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拖着他走过喧嚣叫骂的鬼魂之间，强迫他喊得比他们大声：你不存在，你只是一连串随机出现的事件；你也和波特·科尔里奇的行为完全无关。波特突然携妻带女返回伦敦，理由很可疑，只推说临时决定请返乡假，为萝西找个特殊学校。

有时候，他的思绪全然断线，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正在处理具有颠覆意味的事务，如双方同意离婚，吉妲·皮尔逊或是商业组新来的叫做塔拉什么的女孩，哪一个比较合适作为终身伴侣，如果可以的话，两个儿子会比较喜欢哪一个。要么就是，事过境迁后，独行侠的生活是否比较适合他，梦想与他人联系却半个也没有，看着梦想逐渐从手边远去。尽管有这些想法，在他开着锁上门窗的车子回家的路上，仍能再次以忠诚的一家之主与丈夫身份看待自己——好吧，私底下仍公开接受建议，有哪个男人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重回那位彬彬有礼、高壮结实、头脑清楚的军人之子身份，是格洛丽亚多年前爱得如痴如醉的男人。因此他走进家里时感到很惊讶，更别说是受到了伤害，竟然发现格洛丽亚没有运用心电感应预料到他的善意，没有等他回家，竟让他自己在冰箱里翻找吃的。再怎么说，可恶，我好歹也是代理高级专员。就算是在自己家里，好歹我也有权获得一点尊重。

“有没有什么新闻？”他抬头以可悲的口气问她，一面吃着冷牛肉，气氛孤单得毫无庄严可言。

餐厅的天花板是一块单薄的水泥板，同时也是他们卧室的地板。

“你难道在店里没有收到新闻？”格洛丽亚以咆哮回敬。

“我们又不是整天坐在那里听收音机，如果你是想这样讲的话。”伍德罗回答。他暗示格洛丽亚的确有这种想法。他再度等着回应，叉子停留在嘴唇与餐盘的途中。

“他们又在津巴布韦杀了两个白人农夫，如果算是新闻的话。”信号显然中断之后，格洛丽亚宣布。

“我没听说啊！整天都是那个该死的佩莱格里在盯着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劝劝莫伊去阻止穆加贝？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劝莫伊去阻止莫伊，这是刚才问题的答案。”他等待着，“你真可怜，亲爱的。”他却只听到保护性的沉默。

“其他呢？”他问，“没有其他新闻了吗？”

“应该会有什么样的新闻？”

这娘儿们脑筋短路了是吗？他闷闷不乐地想像，再帮自己倒杯红葡萄酒。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她那个丧妻的情圣回英国去后，她就一直像病牛一样在家乱晃。不陪我喝酒，也不陪我吃饭，正眼也不看我一眼。另外那档事也都不做，其实那档事本来她就做得不情不愿。现在连妆也很少化了，令人惊讶。

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高兴格洛丽亚没有听到消息。至少总算有这么一次让他知道她没听过的事。伦敦方面获得热门消息时，很少能够暂时压下来，因为信息司总有白痴会在双方敲定的期限前对媒体说三道四。如果他们能在明天早上之前按兵不动，他就能赶在其他人之前行动，而这正是他要求佩莱格里做的事。

“这是士气的问题啊，伯纳德，”他当时警告佩莱格里，以他最佳的军人口气，“这边有两三个人听到会很难过。我希望能亲自对他们宣布，特别是波特不在的时候。”

再怎么说，能提醒他们现在谁当家，也是一件好事。提高警觉却保持镇定，这样的个性是他们在寻找明日之星时的条件。自然也不能大作文章，让伦敦自行注意到，波特不当家、不去烦恼每个小细节时，公事处理得那么顺畅，这样不是更好？

若要他老实讲，这种“他们要这样做还是那样做”的对峙形势非常难熬。或许格洛丽亚情绪低落的原因正是如此。再往前走一百码，就是高级专员公馆，已安排工作人员随时待命，奔驰车停在车库里，却没有国旗飘扬。波特·科尔里奇，我们缺席的高级专员。小的我呢，则在这里做科尔里奇的工作，比科尔里奇本人做得还好，夜以继日等着好消息，看看代理字样是否能去除，正式接下官职，成为完全授权的接班人，其他附属事物也随之而来——公馆、奔驰车、私人办公室、米尔德伦、额外三万五千英镑的津贴，往骑士之阶再靠近几步。

然而，这其中有个重大障碍。外交部传统上不太愿意在任晋升。他们比较喜欢先调回总部，收拾行李到别的地方再上任。当然了，例外还是有，只不过并不多见……

他的心思飘回格洛丽亚。伍德罗夫人：这会使她的心情好转。坐立难安，她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更不用说闲来无事做。早知道就让她多生几个，让她忙不过来才对。如果她进驻专员公馆，她一定闲不下来。一个礼拜能空下一个晚上，就算她走运了。也会变得很爱吵架。上个礼拜为了一点小事如布置低地，跟朱马吵得脸红脖子粗。就在星期一，虽然他从来没有梦想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她竟然跟超级大贱女爱莲娜闹翻了，开战理由不明。

“亲爱的，是不是为何时请爱莲一家来吃晚餐烦恼呢？”他颇具骑士风范地建议，“我们有好几个月没和他们痛快玩了。”

“如果你想请他们来，就开口问啊。”格洛丽亚以冰冷的口气建议，所以他就没有开口问过。然而，他感觉有所失落。缺少女性朋友的格洛丽亚，就如同机器少了齿轮一般。她竟然与天真的吉妲·皮尔逊订下某种形式的停战协议，让他一点也没法获得安慰。不过两个月前，格洛丽亚才不把吉妲当做一回事。“贱民的女儿接受英国教育，学我们讲话，穿得像是托钵僧似的，我怎么可能跟这种人为伍？”她在伍德罗听力范围内对爱莲娜说，“那个叫奎尔的女人啊，把她带坏了。”结果呢，如今那个叫奎尔的女人死了，而爱莲娜也被放逐了。打扮得像（托钵僧）的吉妲帮格洛丽亚报名，要带她去参观基贝拉贫民窟，沿途有人解说。吉妲宣传说打算帮她在救济单位中找份义工的工作。吉妲本身的行为已经造成伍德罗的严重关切，在这个关头却又将格洛丽亚扯进去。

首先是她在葬礼时的表现。倒是没有人硬性规定葬礼时应如何表现，没错。然而，伍德罗认为她表现得太过头了。除此之外，有段时间她哀悼得过度积极，在办事处如幽魂般走动，表明不希望与他的视线接触，而之前他还把吉妲当做是——怎么说呢，候选人吧。接着在上个星期五，她请一天假，也不稍作解释。她是办事处的新进员工，资历也最浅，照理说还没有资格临时告假。然而，他秉持善良的心对她说，“好吧，吉妲，应该没问题吧，只是，别把他累垮了”——没有骚扰之意，只是已婚的年长男性开开漂亮小女孩的玩笑，毫无恶意。话说回来，如果美貌能置人于死地，他早就陈尸她脚下了。

他特准给吉妲的假，她拿去做什么了？准假时他也没顺带要她做什么。搭包机到该死的图尔卡纳去，随机还有十几个自行组织起来的特莎·奎尔后援会女性成员，到特莎和诺亚遇害的地方献上花环，打鼓吟唱诗歌！伍德罗最早得知这个消息时，是在星期一早餐时翻开《内罗毕标准报》看到照片，吉妲站在中间，两旁各有一个身型庞大的非洲妇女。这两个人他隐约记得在葬礼时看到过。

“吉妲·皮尔逊，我懂啦。”他看后哼了一声，把报纸推给餐桌另一边的格洛丽亚，“我是说啊，看在上帝的分上，人死了就应该埋葬，不是每隔十分钟就挖出来一次嘛。我一直认为她是在为贾斯丁扛火把。”

“要不是要见意大利大使，我就坐飞机跟她们一起去了。”格洛丽亚说，口气带有点滴责难之意。

卧室灯灭。格洛丽亚假装在睡觉。

“各位女士先生，请就座好吗？”

楼上传来电钻的呜咽声。伍德罗派米尔德伦去制止，自己则表面上显得在忙着处理桌上文件。呜咽声停止。伍德罗慢慢抬头，发现大家聚集在他面前，包括喘不过气来的米尔德伦在内。蒂姆·多诺霍和助理希拉也被破例请来露脸。没有高级专员出席，恐怕叫不动所有员工，因此伍德罗坚持人员全数都要到齐。因此连国防与兵役随员和商业组的巴尼·龙恩也出席，还有可怜的莎莉·艾肯，讲话时有口吃的毛病，容易脸红，是从农渔业部暂调过来的。他注意到，吉妲站在她习惯站的角落。自从特莎去世后，她尽可能让自己隐形。惹伍德罗不高兴的是，她脖子上还披着那条黑丝巾，让人回想起围在特莎脖子上那条沾有血迹的布条。她以斜眼瞟过来，是在挑逗，还是表示轻蔑？欧亚混血儿长得那么标致，表情是什么，怎么分辨得出来？

“各位，恐怕有坏消息要宣布。”他以轻松的口气开始说，“巴尼，麻烦你帮我带上门，照美国人的讲法。别带过来给我啊，锁上就行了。”

笑声——不过带有忧虑。

他依计划开门见山，正面处理，我们都是专业人员，该做的躲不掉。但是代理高级专员的举止有点默然勇于承担的意味，他先瞄一眼笔记，然后以铅笔钝的一头敲着它们，双肩向前倾，接着才对众人开口。

“今天早上，我有两件事情要跟各位报告。第一件事要等到英国或肯尼亚媒体报道后才准许发布。今天中午十二点，肯尼亚警方将针对阿诺德·布卢姆发布通缉令，理由是谋杀特莎·奎尔以及司机诺亚。肯尼亚警方已经与比利时政府联络上，会事先通知布卢姆的雇主。由于苏格兰场参与办案，所以我们提早获得消息，苏格兰场会将档案交给国际刑警。”

惊爆消息后，几乎听不到椅子吱嘎声。没人抗议，没人瞠目结舌。只有吉妲神秘的双眼最后锁定在他身上，不知是仰慕他还是仇恨他。

“我知道这个消息会让各位大为震惊，特别是对认识阿诺德喜欢阿诺德的人来说。如果希望对你们的另一半通气的话，我允许你们私下进行。”脑海突然闪现格洛丽亚。她一直到特莎遇害前，都还对布卢姆不屑一顾，认为他是个高级男妓，不过现在却很奇怪地关心起他的安危了。“我自己也无法装做高兴。”伍德罗承认，自己也成了不漏半点口风的低调高手。

“当然和平常一样，对媒体简单解释动机。特莎与布卢姆的关系会被炒作得片甲不留。如果抓得到他，审判也会闹得很大。因此从本署的观点来看，这个新闻可说是糟糕透顶。现阶段我对证据的可信度一无所知。据说是铁证如山，只是警方的说法总是这样，对不对？”同样在话里夹带一点幽默，“有没有问题？”

显然是没有。这条新闻似乎让大家成了泄了气的皮球。连昨天晚上就得到消息的米尔德伦，这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抓抓鼻头止痒。

“第二件消息与第一件无关，却更为敏感。没有知会我，不准通知另一半。有必要时，需选择性地告知资历较浅员工，条件是必须严加管制。必须由我个人核准，或是如果高级专员回来，必须由他核准。请勿擅自做主。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没有。这一次多了期望的点头，而不只是像牛一样盯着看的目光。所有人的眼睛都集中在他身上，而吉妲的眼睛更是寸步不离。我的天啊，假设她爱上了我：我怎么脱身啊？他接着思考下去。当然！难怪她要对格洛丽亚补偿！一开始她追的是贾斯丁，现在换成我！她喜欢追夫妻档，除非妻子同意，否则难以心安！他摆正念头，重新以具有男人味的口气播报新闻。“我极为难过，必须向各位报告，同事贾斯丁·奎尔已经行踪不明。你们大概知道他抵达伦敦的时候拒绝接受我方的迎接，推说宁愿自己独行等等。他到伦敦后的确跟人事处主任见过面，同一天也与佩莱格里见面吃午餐。两人都描述他为神情沮丧，闷闷不乐，具有敌意，可怜的家伙。上级为他安排了庇护所，提供心理辅导，都被他婉拒。结果他失踪了。”

伍德罗现在偷偷喜欢的，却换成了多诺霍，不再是吉妲了。在刻意的安排下，伍德罗的眼光当然没有停在他们两人之上。他的视线佯装飘移在笔记和办公桌之间的半空中。不过实际上，他将焦点放在多诺霍身上，一面以越来越笃定的信心说服自己，贾斯丁叛逃一事，多诺霍和骨瘦如柴的希拉再度事先获得过警告。

“贾斯丁抵达英国的同一天，更确切的说法是同一个晚上，他寄出一封不甚真心的信给人事主任，说他即将休假去处理妻子的事务。他用的是普通邮件，给了他三天的时间远走高飞。等到人事处采取行动加以制止时——是为了他好，我在此补充说明——结果他已经从大家的雷达上消失了。从迹象显示，他花了相当大的工夫隐藏行踪。我们追踪到厄尔巴岛，特莎在岛上有财产，不过等到外交部追查过去，他早就离开。去了哪里，只有天知道，不过我们怀疑过几个地方。他当然没有正式提出请假的申请，外交部则扛起责任，希望以最合适的安排帮助他重新站起来，帮他安插在一个能疗伤一两年的地方。”他耸耸肩暗示这个世界好心没好报，“不管他在做什么，他都是自己一个人。而且他显然不是为我们打拼。”

他以阴郁的眼神瞥了一眼听众，然后回到笔记。

“这件事部分内容有保密上的顾虑，所以我显然无法跟各位分享，因此外交部更加担心他接下来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出现。他们很有风度地为他担忧，而我也确定在场所有人也一样。他在这里上班时，表现得很得体，很有自制力，在丧妻之痛打击之下似乎整个人都垮了。”他讲到困难的部分，不过他们全都铁了心准备接受，“专家那里传来各种读数，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没有一种令人高兴。”

将军之子继续以英勇的姿态前进。

“根据解读心理的聪明人士指出，一种可能性是贾斯丁拒绝接受事实。换言之，他拒绝相信妻子死亡，现在跑去找她。听来令人心酸，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一个暂时精神失常的人脑中的逻辑。我们希望是暂时的现象。另一种理论，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各占一半，他是去寻仇，希望找到布卢姆报复。看来佩莱格里在毫无恶意之下，不小心说漏了嘴，说布卢姆有杀害特莎的嫌疑。或许贾斯丁相信了这种说法，拔腿就去。很难过。实在令人非常难过。”

伍德罗自己的观点永远在变动，一时之间，他成了这种难过之情的化身。他是充满爱心的英国公务员。他是罗马大法官，判决时温吞，判刑时更加温吞。他是熟稔世间事务的人，从不惧怕困难的决定，却决心让自己最灵敏的直觉主宰一切。由于自认表现精彩，一时胆大起来，觉得可以自由随兴发挥。

“身处贾斯丁状况的人，其实经常有其目的，而他们本身或许没有察觉出来。他们像是飞机设定为自动驾驶的状态，等待借口来做出无意识间已经计划进行的事。有点像是自杀。如果有人开了一点玩笑，结果呼的一声，触动了扳机。”

他是不是讲太多了？讲太少了？他是不是偏离了主题？吉妲摆一张臭脸给他看，活像愤怒的预言家，而多诺霍苍老昏黄的眼睛后面隐藏了伍德罗无法解读的信息。轻蔑？愤怒？或者只是永远都带有的那种神态，那种与你目标不同、出身不同、退路不同的神态？

“不过，贾斯丁目前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最有可能的理论，也是与现有证据最符合的一个，也是外交部心理医生支持的理论，是贾斯丁走上了阴谋之路，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如果无法面对现实，就幻想出一个阴谋。如果无法接受母亲因癌症病死，那就怪罪主治医生，也怪罪外科医生，也怪罪麻醉师，也怪罪护士。因为这些人站在同一阵线。而且偷偷联合起来解决掉她。这种想法，似乎正是贾斯丁看待特莎凶杀案的想法。特莎不只是遭到先奸后杀，特莎是跨国阴谋的受害者；她不是因为年轻貌美又运气太差才死于非命，而是因为他们要她死。至于他们是谁——恐怕就要靠各位自己来诠释了。有可能是你家附近的蔬果商，或是前来按门铃推销杂志的救世军女士。他们全都有份，他们全都阴谋杀害特莎。”

传出零星尴尬的笑声。是他讲得过火了，还是他们表示认同？振作一点。你离题了。

“或者依贾斯丁的立场来看，凶手可能是莫伊的手下，是大型企业，是外交部和我们在场的各位。我们全都是敌人，全是共谋者。贾斯丁是惟一知道这点的人，这也是他疑神疑鬼的一部分。在贾斯丁的眼里，受害的人不是特莎，而是他自己。如果你设身处地为贾斯丁着想，你的敌人是谁，要看你最后听信的是谁，最近看到的是哪本书，哪份报纸，看过哪部电影，当时心情怎样。凑巧的是，我们听说贾斯丁酒喝得很凶，只是我认为他在这里上班时并无这种恶习。佩莱格里说中午请他在俱乐部吃饭，结果花掉他一个月的薪水。”

又传来零散紧张的笑声，几乎每个人都笑了，除了吉妲之外。他继续以溜冰的美姿说下去，一面欣赏自己的步法，在冰上画出图形，旋转、滑行。你生前最痛恨的，就是我这一面，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特莎，一面踮脚尖旋转，然后回到她身边。就是这种声音才拖垮了英国，我们共舞时你以调皮的语气说，就是这种声音炸沉了一千艘战舰，而这些战舰全是我们的海军。好好笑。小女生，你现在给我仔细听这个声音。听听我巧妙撕毁你丈夫的名誉，要感谢的是佩莱格里，以及我待在外交部最诚实的信息司接受洗脑的五年光阴。

一阵恶心感袭上心头，因为一时之间他痛恨自己相互矛盾的本性中每副没有感情的面具。就是这种恶心感，他本来有可能借口逃出办公室，推说要打一通紧急电话或是内急，或是只是暂时逃避自我；或是让自己踉踉跄跄回到这张办公桌，打开抽屉取出一张公家蓝色信纸，以宣布爱慕之情和鲁莽的承诺填满内心的空虚。是谁害我变成这样的？他一边讲话一边想。是谁造就了现在的我？是英国吗？还是我父亲？是我上的学校吗？还是我那个被吓坏了的可悲母亲？或是为祖国撒了十七年的谎所造成的？“我们都到了一个年龄，桑迪，”你好心告诉我，“童年已无法拿来当做借口。以你的情况来看，你的问题是，那个年龄会是九十五左右。”他继续说下去。他又变得伶牙俐齿了。

“贾斯丁究竟是幻想出什么样的阴谋，而我们究竟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在高级专员公署的人，我们是否跟共济会成员站在同一阵线，或是跟耶稣会信徒，或是跟三K党，还是世界银行。这一点，我恐怕就无法说明了。我能告诉各位的是，他人在外面跑。他已经含沙射影作出几项严重的指控。他说话的可信度仍旧非常高，个性仍旧非常随和——一直都是，现在完全有可能的是，明天或是三个月后，他会找上门来。”他再度集中精神，“到那个时候，各位——不管是集体或是个人——都必须接受指示行动。对不起，这不是要求，吉妲，这是直截了当的命令，不论你个人对贾斯丁的感情如何，相信我，我也不例外，他做人温柔、亲切、慷慨，我们全都清楚。不管是白天、晚上，不论是几点，他一出现，务必通知我。波特回来的话请通知他。或者——”瞥他一眼——“迈克·米尔德伦。”他差点说成小米德，“如果是晚上，立刻通知公署值班警察。在媒体或警方或任何其他人找到他之前，先通知我们。”偷偷观察吉妲的双眼，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加深邃，更加有气无力，多诺霍的双眼病态更重，粗鄙的希拉的双眼则与钻石同等坚硬，一眨也不眨。“为了方便起见，也为了保密，伦敦方面帮贾斯丁取了个代号——荷兰人，取自《漂泊的荷兰人》。如果碰巧的话，机会是微乎其微啦，不过这个人精神状态非常不稳定，手里有花不完的钞票，如果碰巧遇见他的话，不管是直接、间接、听说或是其他方式，或是已经跟他接触过，为了他着想，也为我们大家着想，请拿起电话，不管你身在何处，请说，‘是有关荷兰人的事，荷兰人正在做这或做那。我收到荷兰人的来信。他刚才打电话或传真过来。或是寄电子邮件过来。他正坐在我前面的扶手椅上。’是不是完全听懂了？有问题请发问。什么问题，巴尼？”

“你刚才说‘含沙射影作出严重的指控’。对象是谁？有什么好含沙射影的？”

这是危险地带。这一点，伍德罗在波特·科尔里奇的加密电话上与佩莱格里讨论良久。“有迹可循的地方似乎少之又少。他对制药之类的东西很着迷。就我们所能推测的是，他说服了自己，某种药品的厂商，以及发明者，都涉及特莎的命案。”

“他以为特莎的喉咙没有被划破吗？尸体都看到了哪！”讲话的又是巴尼，语气里表现出作呕的感觉。

“有关药品的事，恐怕要追溯到她住院那段不快乐的时光。那药害死她的孩子。阴谋理论就是从这里开始。特莎向厂商申诉，结果厂商连她也一起干掉。”

“他危险不危险？”多诺霍的希拉问，据猜测是借此展现给所有在场人士看，她的所知并没有比其他人多到什么地步。

“他是具有危险性。那是伦敦方面的看法。他的主要目标是生产毒药的制药公司。解决之后，就将箭头指向开发药品的科学家。然后目标对准负责经销的人，换言之就是在内罗毕的进口商，也就是三蜂之家，所以我们可能有必要警告他们。”多诺霍的表情丝毫不为所动。“容我重申，我们的对手是外表理性而镇定的英国外交官。别以为是什么头发沾了灰，穿了黄色吊带，还口吐白沫的疯子。外表上，他是我们全都记得又喜爱的老兄，谈吐圆滑、衣装整齐、相貌堂堂、有礼到吓人的地步。然后他开始对着你大喊什么世界级的阴谋，害死了他的儿子和老婆。”语气暂停。在心中暗暗记下——天哪，这男人还真有种啊！“悲剧一桩。比悲剧还惨。我认为所有接近他的人一定都有同感。不过，正因如此，我不得不大声疾呼，别动感情，拜托。如果碰到荷兰人，请立刻通知我们。可以吗，各位？谢谢。既然来了，有没有其他事？什么事，吉妲？”

如果说伍德罗在解读吉妲的感觉时煞费苦心，这次总算贴近了她的心境，比他想像的还要近。她正要起身时，包括伍德罗在内的其他人都还坐着。她很清楚这一点。她起身为的是让人看见。不过她站起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一辈子从没听过这么多恶毒的谎言，因为她一时冲动，简直无法乖乖坐着听完。所以这个时候她站着：表示抗议，表示激愤，准备在伍德罗脸上烙上“骗子”两字；因为在她目前为止短暂而困惑的生命中，她从没遇到过比特莎、阿诺德和贾斯丁更好的人了。

这一点，吉妲很清楚。不过当她视线扫过整间办公室，看到国防随员、商务随员和高级专员的私人秘书米尔德伦，所有人都转头面向她，她的视线直接穿透桑迪·伍德罗虚伪造假的双眼，知道自己不另想办法不行。

特莎的方法。不是出自懦弱之心，而是以战术取胜。

如果当面骂伍德罗是个大骗子，是能够赢得一分钟的光荣，算不算光荣还是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某些人对她的驳斥。那样的话，她又能证明什么？什么也无法证明。他的谎言并非凭空捏造，而是精心策划，以偏光镜头将事实转为怪兽，继而让怪兽变得像事实。

“什么事，吉妲，亲爱的？”

他的头向后仰，眉毛上扬，嘴巴半开宛如唱诗班指挥，仿佛他正要开口跟她合唱。她很快从他身上移开视线。老头多诺霍的脸孔全是向下的线条，她心想，修女院的修女玛莉养了一条长得像他的狗。猎犬的脸颊称做下垂的上唇，贾斯丁告诉过我。昨晚我跟希拉打羽毛球，她也在观察我。让吉妲自己很惊讶的是，她竟然听见自己对着全办公室的人发言。

“桑迪，现在建议这个可能时机不对，或许搁几天再提比较好，”她开始说，“因为最近事情太多了。”

“什么事情要搁几天？少逗我们了，吉妲。”

“我们刚接到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询问。他们非常急着想知道我们要派EADEC的哪个代表去参加下一个消费者座谈会，讨论顾客自给自足的问题。”

谎话一个。一个与工作有关、有效又可以接受的谎言。她灵光一现，想出了骗局，从记忆中挖出一个热切的邀请，改装成听来像非立即回复不可。万一伍德罗要求看公文，她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幸好他没问。

“顾客什么的，吉妲？”伍德罗询问，听众间传出轻微笑声，具有洗涤悲情的效果。

“就是所谓的救济配置，桑迪。”吉妲以郑重的口吻回答，从那份通知里再挖掘出一个术语，“一个小区如果收到相当多的救济粮食和医疗援助，在救济单位撤退后，当地人应该如何自给自足？问题就是这个。捐献者必须采取什么样的防备措施，以确定撤退后当地仍有适当的后勤补给，不会发生不当短缺的情形。就是为此举办内容很丰富的研讨会。”

“这个嘛，听起来很合理。这种童军大会要开多久？”

“整整三天，桑迪。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很有可能会延长。不过我们的问题是，现在贾斯丁走了，我们派不出EADEC代表。”

“那么你是想知道自己能不能代替他去，”伍德罗大声说，外带一笑，笑声表示自己很懂美女爱用的诡计，“在哪里举行啊，吉妲？在罪恶之城吗？”他自己为联合国总部取的绰号。“其实是在洛基丘莒，桑迪。”吉妲说。

亲爱的吉妲：

我没有机会告诉你，特莎有多疼你，多珍惜你们两人共处的时光。不过反正你也已经知道了。感谢你给了她这么多东西。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这只是个请求而已，所以请不要因此而烦恼，除非你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如果你出远门的时候碰巧来到洛基丘莒，请与一名苏丹女子联络，她名叫莎拉，是特莎的朋友。她会讲英文，在英国统治时期曾在英国人家帮佣。或许她能稍微解释到底为什么特莎和阿诺德要北上到洛基去。这只是直觉而已，不过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当时很兴奋，不太像是去参加为苏丹女人开办的性别意识讲习班！果真如此的话，莎拉可能会知道。特莎动身前一晚几乎睡不着觉，而且互道晚安时，平常感情就很丰富的她表现得出奇热情，像是罗马诗人奥维德所谓的“最后一次道别”，只不过我猜当时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如果你有机会写信，请写到这个在意大利的地址。但是，请不要过于勉强。再次感谢你。

贾斯丁敬上

不是荷兰人。是贾斯丁。

16

比勒弗尔德是靠近汉诺瓦的一个小镇，贾斯丁搭了两天火车一路颠簸，最后总算抵达目的地。他冒充艾金森的身份，住进火车站对面一家尚佳的旅馆，到镇上进行侦察，吃了一顿不会令人侧目的餐点。夜幕低垂后，他寄出了信件。这是间谍惯用的手法，他心想，一面走向转角处没有亮灯的房子。他们从睡摇篮开始就学会眼观四路。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走过黑街，扫描门口、转弯：你是在等我吗？我以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然而，他一寄出信，常识立刻斥责自己：忘掉间谍吧，白痴，要寄信，搭出租车去寄不就得了？如今光天化日之下，他再度朝着转角的房子前进，这时以不重样的恐惧来惩罚自己：他们有没有在监视？他们昨晚有没有看到我？他们是不是计划我一到就逮捕我？有没有人打电话给《电讯报》，查出我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搭火车前来的路上，他睡得很少，昨晚在旅馆里则彻夜未眠。他身上已经不带大批文件了，也没有帆布公文包，没有笔记本电脑或随行物品。需要保存的东西，全都寄到汉姆住在米兰的老婶婶家去了。没有寄出去的，就躺在地中海海岸两英寻深处。负担没了，他落得轻松，行动起来也格外轻盈。他的五官皱纹更加明显，眼珠里面的光芒更加强烈，贾斯丁有此自觉。他很满意的是，特莎的使命自此开始成为他个人的使命。

转角处的房屋是栋有角楼的德国城堡，有五层楼高。一楼涂抹了丛林般的条纹，白天看起来才知道是鹦鹉绿加橙色。昨晚在水银灯下，看似病恹恹的黑白火焰。楼上有幅壁画，所有种族的勇敢儿童对着他浅笑，令他想起特莎笔记本电脑里挥手的小孩。这些儿童真实地生活在一楼的窗户里，围着一个又烦又累的女老师坐着。他们旁边的窗户里陈列着讲述可可豆成长过程的手工制品，附上可可豆的相片，相片已有卷曲的现象。

贾斯丁假装不感兴趣，先走过城堡，然后陡然转向左边，快步走在人行道上，稍停下来研究路边医院与心理医生的名牌。在文明国家，你永远无法分辨。有辆警车驶过，车胎在雨中噼啪作响，车上的女人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马路对面有两个老人，身穿黑色雨衣，头戴霍姆堡毡帽，似乎是在等着参加葬礼。他们身后的窗户拉上了窗帘。三个女人骑着脚踏车朝他的方向滑下坡。墙壁上的涂鸦宣示巴勒斯坦的奋斗目标。他回到涂了油漆的城堡，站在前门口。门上画了一只河马，门铃上另有一只较小的绿色河马。有个华丽的凸窗仿佛大船的船首，从上往下观望着他。他昨晚就是站在这里寄信。当时有谁从上往下看着我？窗户里面又烦又累的老师以手势请他从另一扇门进来，不过那扇门关着，还以门闩挡住。他以手势对她表示无可奈何。

“他们应该让门开着才对。”她咬牙切齿地对贾斯丁说。她打开门闩，拉开了门，怒气仍无法平息。

贾斯丁再度表达歉意，以优雅的步伐在儿童之间行走，以德文对他们道“你好”以及“早安”，但他一向无所止境的礼仪却因提高警觉而受到了限制。他走过几辆脚踏车和一辆婴儿车，爬上楼梯，进入一个大厅。在他警觉的眼神中，这个大厅似乎仅剩生活必需品：饮水机、复印机、空架子、一堆堆参考书籍，以及一堆放在地板上的厚纸箱。他看到有扇门没关，里面有个年轻女子戴着角质镜架的眼镜，穿的是翻领毛衣，坐在隔板前。

“我是艾金森，”他以英文对这名女子说，“彼得·艾金森。我跟希波的波姬有约。”

“为什么不先打电话？”

“我昨天半夜才到。我本以为留言最妥当。她能见我一面吗？”

“我不知道。问她。”

他跟着女子走进一道短短的走廊，通往两个双门扉的门。她推开其中之一。

“你的记者来了。”她以德文宣布，仿佛记者与地下情人同义，然后大步走回她自己的办公室。

波姬身材娇小，神态活泼，粉红色脸颊，金色头发，架势如同愉快的拳击师。她经常面带微笑，让人倾心。她的办公室装潢与大厅一样简陋，同样微微具有自愿刻苦的感觉。

“我们十点要开会。”她一面握住贾斯丁的手，一面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她讲的英文与电子邮件里的相同。贾斯丁就让她讲英文。艾金森先生没有必要借着讲德文来凸显自己。

“你喝茶吗？”

“谢了，不用了。”

她从一张矮桌下拉出两张椅子，在其中一张坐下。“如果是跟盗窃案有关，我们真的没什么好说。”她提醒他。

“什么盗窃案？”

“不重要，偷走了几件东西。大概是因为我们东西太多了，现在没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她耸耸肩。“很久以前，上个礼拜。”

贾斯丁从口袋里拉出笔记簿，学莱斯莉的做法，放在膝盖上打开来。“是有关你在这里负责的工作，”他说，“本报正计划刊登一系列有关制药公司和第三世界的报道。主题为医药商人。探讨第三世界国家缺乏消费者权利的情形。重大疾病出现在一个地方，另一个地方则赚大钱。”他早已作好准备，让自己听起来很像记者，不过并不确定这样做是否成功。“‘穷人付不起医药费用，所以死路一条。这种情形还要持续多久？我们似乎有的是办法，却缺乏意志力’这一类的主题。”

让他惊讶的是，她咧嘴微笑起来。“你要我在十点以前回答这些简单的问题？”

“只要告诉我希波实际上的任务是什么，由谁来资助你们，汇款从哪里来，等等。”他以严肃的语气说。

她一面讲话，他一面在膝盖上的笔记簿上写字。她给他的东西，他料想应该是堂皇的宗旨，尽最大的能力假装边听边记。他心想，这女人在没有与特莎见过面的情况下成了好友与盟友，如果两人见了面，一定会彼此恭贺对方作出明确的选择。他心想，盗窃案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安装外交部所谓特殊产品的装置，而特殊产品只限成年人观看。盗窃案只是障眼法。他再度回想起以前参加保密训练讲习班的情形，也回想起全班一起参观卡尔顿花园后面地下室一间死气沉沉的实验室，学员可以抢先欣赏到安装超小型窃听器的地方，有哪些是最新最可爱的。花盆、灯座、天花板上的灯线盒、模铸品和相框已经不流行了，现在你能想到的地方，几乎全不放过，从波姬办公桌上的订书机，到她挂在门上的雪巴夹克都有可能。

他已经记下了他想写的东西，而她显然也说完了她想说的话，因为她这时站了起来，望着书架上一沓传单，寻找一些背景资料给他，借此开始打发他离开办公室，以免妨碍到她十点的会议。她一面搜寻着，一面心不在焉地谈到德国联邦药物局，斥之为纸老虎。另外，世界卫生组织拿美国的钱，她以轻蔑的口气接着说，拿人钱手软，因此世卫偏心于大企业，向往盈余，不喜欢带有激进风格的决策。

“去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结果看到什么？”她自问，一面递给他一大堆传单，“游说族。大药厂的公关，好几十个，每家大药厂大概有三四个人。‘来吃午餐，我们请客。来参加我们周休两日逍遥游。某某教授发表了一篇很精彩的论文，你看过吗？’而且第三世界没见过世面。他们没钱，没有经验。游说族用的是外交辞令，长袖善舞，轻而易举就能哄得第三世界一愣一愣。”

她已经说完，对着他皱眉头。贾斯丁正举起打开的笔记簿给她看。他让笔记簿靠近自己的脸，如此一来她就能一面看上面写的字，同时看到他的表情。他希望自己的表情兼具舒缓情绪与令人放心的作用。他左手空着，伸出左手食指以示警告。

我是特莎·奎尔的丈夫，我不信任你的这些墙壁。今天傍晚五点三十分可以在老城堡前见我一面吗？

她看了他写的字，视线越过他举起的食指，看着他的眼睛，一直看着，而他这时则以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件事来填塞寂静。

“那么照你这么说，我们需要某种独立的世界组织，才有权力凌驾于这些公司之上，对不对？”他质问，口气具有不是故意的咄咄逼人，“从而降低他们的影响力？”

“对，”她回答，口气完全平静，“我认为你的点子很不错。”

他走过身穿翻领毛衣的女子，对她欣然挥手，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很适合记者的身份。“大功告成，”他对她说，“结束了。谢谢你的合作”——这样就没有必要打电话告诉警察贵单位有人假冒记者。

他踮脚走过教室，想以微笑再度引起又烦又累的老师的注意。“最后一次。”他对她承诺。不过只有小朋友在微笑。

在街上，那两个穿黑色雨衣戴黑帽的老人还在等着参加葬礼。在路边人行道上，有两个打扮保守的年轻女子坐在一辆奥迪汽车里研究着地图。他回到旅馆，突发奇想，询问柜台是否有来信。没有。回到房间后，他撕掉笔记簿内“肇事”的那一页，连下一页也不放过，因为钢笔墨水已渗到下一页。他在洗手盆里烧掉两页，开了抽风机消除烟味。他躺在床上想间谍是怎么消磨时间的。他打了个盹，然后被电话声吵醒。他拿起听筒，没忘记说“我是艾金森”。是打扫女工，“只是检查”，她说，“打扰到你了。”检查什么，拜托你行不行？不过间谍是不会说出这些话的。他们不会让自己很显眼，间谍会躺在灰暗小镇的白色床上等待。

比勒弗尔德的老城堡坐落于绿色高地，向下可以看到挂满云朵的丘陵。停车场、野餐长椅以及市立庭园散布在爬满常春藤的城墙周围。天气较暖和的时节，这里是小镇居民偏爱的地点，可以在绿树夹道的小径上漫步，可以欣赏花团锦簇的美景，可以在猎户餐厅享用啤酒午餐。不过在灰暗阴冷的月份，这地方有种云深不知处的气氛，这天晚上贾斯丁付钱给出租车司机后，就有这种感觉。他早到了二十分钟，侦察了一下，希望表现得很随意，探访了他选定的这个幽会地点。空荡荡的停车场建筑在城墙垛口之间，积了雨水。湿答答的草坪上竖立起警示牌，警告狗主人管好自己的狗。城墙垛口下方有张长椅，有两个围了围巾、身穿大衣的老兵直挺挺坐着，观察着他。他们是今天早上在等参加葬礼、头戴黑色霍姆堡毡帽的那两个老人吗？为什么这样盯着我看？我是犹太人吗？我是波兰人吗？你们德国用不着多久就会变成另一个无聊的欧洲国家吧？

通往城堡的路只有一条，他信步走着，维持在马路最高点处，以避开成堆的落叶。她到的时候，我会等她停好车，然后再招呼她，他决定就这么办。车子也有耳朵。不过波姬的车没有耳朵，因为她骑的是脚踏车。一眼看去，她活像女骑师的幽灵，催促着不情愿的神驹走过小山顶，而她的塑料斗篷在身后迎风扬起。她的荧光背带有如十字军东征时背的十字架。这幅幻影逐渐转变为血肉之躯，她既非长了翅膀的天使，也不是从战场来、喘气不止的信使，只是个身穿斗篷、骑着单车的年轻母亲。从斗篷探出的头不是一个，是两个。另一个头是她快活的金发儿子，绑在身后的儿童座椅上。以贾斯丁的非专业眼睛判断，大概有一岁半大。母子两人的画面在他看来感觉舒服极了，虽然很不协调，却又吸引人，让他不自觉大笑起来，笑得真诚、情感丰富、毫不做作，这是特莎死后他第一次大笑。

“你没有给我太多时间准备，我怎么找保姆？”波姬问，对他的开怀大笑不太高兴。

“没错，没错！没有关系，很好。他叫什么名字？”

“卡尔。你叫什么名字？”

卡尔要我跟你问好……你送给卡尔的大象吊饰让他乐翻天了……希望你的宝宝也能像卡尔一样好看。

他出示奎尔的护照给波姬看。波姬仔细察看，看了姓名、年龄、相片，一面不时抬头打量他。“你说她很waghalsig。”他说，看着原本皱着眉头的波姬转为笑容，一面将斗篷收起来，请他扶着脚踏车，让她能将卡尔从儿童座椅松开，然后放他到马路上。接着她解开座垫下的工具袋，转身背对贾斯丁，让他取下她的背包，里面有卡尔的奶瓶、一包脆吐司、备用的尿布，以及两个用油纸包起来的火腿芝士法国面包。

“你吃过饭了吧，贾斯丁？”

“不多。”

“那好，我们一起吃，我们就不会这么紧张了。”然后她以德文说，“小卡尔，别乱来哟。”

接着以英文说，“我们可以边走边吃。卡尔再怎么走也不会累。”

紧张？谁紧张？贾斯丁假装在研究山雨欲来的乌云，慢慢以脚跟为中心转身过去，头朝向天空。

他们还在那里，那两个坐得直挺挺的老哨兵。

“我不知道实际上弄丢了多少东西，”贾斯丁抱怨。他将特莎的笔记本电脑发生的情况告诉波姬。“我的印象是，你们两人之间的通信不只限于她打印出来的部分。”

“你有没有看到关于艾瑞奇的部分？”

“说她移民到加拿大。不过她还是为KVH效命。”

“她目前的立场你不清楚？她的问题呢？”

“她跟科瓦克斯吵过架。”

“科瓦克斯不算什么。艾瑞奇跟KVH吵过架。”

“到底吵什么？”

“岱魄拉瑟。她相信自己找到了几种非常严重的副作用。KVH则认定没有。”

“他们怎么解决的？”贾斯丁问。

“目前为止他们只有破坏她的名誉和她的工作。”

“就这样？”

“就这样。”

他们继续走，不发一语，卡尔则在两人前方走走停停，不时弯腰捡拾烂掉的马栗，妈妈还得制止他放进嘴巴里。夜雾在绵延的山丘间形成了大海，他们身处的山顶则幻化成小岛。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还在进行当中。她已经被KVH开除，也被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道式大学和大学医院的董事会解聘。她想针对岱魄拉瑟在一份医学期刊发表研究结果，不过她和KVH签的合约里有一项保密条款，因此KVH‘空’告她，也‘空’告杂志，一份也不准外流。”

“控告。不是空告，控告。”

“还不都一样。”

“这些东西你告诉过特莎吗？她听了一定很高兴。”

“当然。我告诉过她。”

“什么时候？”

波姬耸耸肩。“大概三个礼拜前吧，也许是两个礼拜。我们两人写的信也消失了。”

“你是说，他们害你计算机死机？”

“是被偷走了。那件盗窃案。我没有下载她的信件，也没有打印出来。所以……”

所以，贾斯丁也静静附和。“是谁偷的，你心里有没有底？”

“谁也不是。对大企业而言，不是谁的问题。大老板找小老板来，小老板找左右手来，左右手跟公司保安的‘卒’管讲，‘卒’管再跟副‘卒’管讲，副‘卒’管再跟他的朋友讲，他的朋友再跟他们的朋友讲。大企业的做法就是这样。不是大老板，不是小老板，不是左右手，也不是副‘卒’管。也不是企业。其实说起来，谁都不是。但还是偷走了。没有文件，没有支票，没有合约。没有人知道任何事。没有人在场。却还是偷走了。”

“警方怎么说？”

“噢，我们的警察是最勤劳的。如果丢了计算机，就跟保险公司讲，买个新的，别来烦警察了。你有没有见过婉哲？”

“只是在医院。她当时已经病得很严重。特莎曾写过关于婉哲的事给你吗？”

“说她是被毒死的。说罗贝尔和科瓦克斯去医院看过她，说婉哲的婴儿没死，不过婉哲却没撑过来。说是那药害死她的，或许害死她的是混合药物。也许她太瘦了，身体没有足够的脂肪来应付那种药。也许他们让她少吃一点药，她就有可能活过来。也许KVH能在把药卖到美国之前改进药效学方面的问题。”

“是她说的吗？是特莎说的吗？”

“当然是。‘婉哲只是其中一只小白鼠。我爱她。他们害死了她。特莎敬上。’”

贾斯丁已经开始抗议。拜托，波姬，艾瑞奇呢？如果负责研发该药的人之一艾瑞奇宣布该药不安全，当然会——

波姬打断他。“艾瑞奇喜欢夸大其词。去问科瓦克斯，去问KVH，拉若·艾瑞奇对岱魄拉瑟分子研发的贡献少得可怜。科瓦克斯是天才，艾瑞奇是她的实验室助理，罗贝尔是她们的催眠大师。由于艾瑞奇同时也是罗贝尔的女朋友，她的重要性也因此被放大了。”

“罗贝尔人在哪里？”

“不知道。艾瑞奇不知道，KVH也不知道——是说不知道——过去五个月来，他一直都隐身。也许他们连他也杀了。”

“科瓦克斯在哪里？”

“她到处跑。她跑得很勤，连KVH都没办法告诉我们她现在人在哪里，也不晓得将来会去哪里。上个礼拜她在海地，大概吧，三个礼拜前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通布图。不过明天或下个礼拜她会去哪里，就是个谜了。她的家庭住址自然也保密，电话号码也是。”

卡尔肚子饿了。他一会儿拿着小树枝在积水塘里乱画，一会儿又嚷着要吃东西。他们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波姬拿出奶瓶喂他。

“如果你不在这里，他会自己吃，”她骄傲地说，“他会拿着奶瓶边走边喝，像是小醉汉似的。不过现在有个伯伯在看，所以他要吸引你的注意力。”她说的话不知怎么的，让贾斯丁不由自主难过起来。“真的很抱歉，贾斯丁，”她喃喃说，“我怎么能那样讲？”不过她反应得很迅速很轻柔，贾斯丁这次竟然不必说“谢谢你”或“没错，我是很难过”或“你真好心”，或是其他毫无意义的客套话。现在每当有人认为不得不讲出难以说出口的话时，他已经学会搬出上述的客套话来应对。

他们继续走，波姬叙述窃案发生当天的情景。

“我早上到办公室——我同事若岚到里约去开会——那天本来是很平常的工作日。门锁得好好的，我必须跟往常一样开锁。一开始我什么都没有注意到。重点就在这里。哪个贼偷完了会锁门？警方也问我们这个问题。不过我们的门确实是锁着，毫无疑问。办公室不太整洁，不过那也很正常。我们希波的人负责清理自己的办公室。我们没钱请人扫地，有时候自己也太忙或太懒。”

三个女人骑着单车经过，神情严肃，绕过停车场回来，骑过他们身边，然后往山下骑去。贾斯丁记得今天早上看过这三个骑单车的女人。

“我去察看电话。我们在希波有个录音机，一百马克就买得到的录音机，很普通，不过还是花了一百马克，却没人偷。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记者，所以没有录音机不行。里面的录音带不见了。惨了，我心想，那录音带有谁要？我到另一间办公室去找新的录音带。那边的计算机不见了。惨了，我心想，是哪个白痴搬走计算机，究竟搬到哪里去了？计算机很大，是双层结构的，但要搬走并不是不可能，因为有轮子。我们有个新来的女生，是实习律师，其实人还不错，但是刚来不久。‘早安，’我说，‘我们的计算机究竟哪里去了啊？’然后我们开始找。计算机、录音带、磁盘、文件、档案，全都不见了，而门全都锁得好好的。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小偷都没拿，钱箱里的钱也没偷，咖啡机也没偷走，收音机、电视、空的录音机也没偷走。小偷不是吸毒上瘾的人，不是职业小偷。对警方来说，他们也不是犯人。为什么犯人要锁门？也许你知道原因。”

“是想告诉我们。”贾斯丁经过长长的停顿才回答。

“什么？是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不懂。”

“他们也锁上了特莎的门。”

“拜托，解释一下。什么门？”

“吉普车的车门。他们杀了她之后，锁上吉普车的车门，这样土狼就不会吃掉尸体。”

“为什么？”

“他们是想警告我们，让我们害怕。他们在特莎笔记本电脑上显示的信息正是如此。对象是她或是我。‘在此警告。别再继续进行你手边的事。’他们也寄过威胁要她性命的恐吓信，几天前我才发现。她从来没对我说过。”

“她可真勇敢。”波姬说。

她想起了法国面包。他们又在另一条长椅上坐下，吃着面包，卡尔则一面啃着淡烤甜面包一面唱歌，两个老哨兵则正眼也不看，大步走过他们，往山下走去。

“从他们拿走的东西中能不能看出什么迹象？还是说整批带走的？”

“是整批带走，不过却也看得出迹象。若岚说看不出迹象，不过他这个人很懒散。他老是懒散，他就像运动员一样，心跳只有正常人的一半，这样跑起来就可以比其他人快。可惜只有在他想快跑时才跑得快。如果有必要跑快，他才跑快。如果什么办法也没有，他就躺在床上。”“什么迹象？”他问。

她皱起眉头时很像特莎，贾斯丁注意到。那种皱眉方式，是职业上的谨慎态度。就如同与特莎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没有去想办法终结她的沉默。

“你怎么翻译waghalsig这个词？”她最后问。

“躁进，好像吧。也许是盲勇。为什么要问？”

“这么说来，我也是waghalsig了。”波姬说。

卡尔想要妈妈背，她说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事。贾斯丁因此得以安然坚持挑起这份负担。她解开背包，为他拉出肩带，等她满意松紧度了，才抱起卡尔放进去，叫他要对新的伯伯规矩一点。

“我比waghalsig还糟糕，我是百分之百的白痴。”她咬咬嘴唇，痛恨自己不得不讲出以下的话，“有人给我们送来一封信。上个礼拜，星期四，是从内罗毕用快递送来的。不是信，而是文件，共七十页，关于岱魄拉瑟。岱魄拉瑟的历史和状况与副作用，正面和负面都有，不过在死亡率和副作用方面多半是负面的。文件上没有署名。以各种科学观点来看，这是份客观的研究，不过以其他观点来看却有点疯狂。指名寄给希波，却没有指定要给谁。就只有希波。注明的是‘希波诸君敬启’。”

“用英文写的吗？”

“是用英文写的，但我觉得不是英国人写的。是打印出来的，所以不知道笔迹是什么样子。

里面很多地方提到上帝。你信不信教？”

“不信。”

“但罗贝尔很虔诚。”

毛毛细雨已经转变为时而豆大的雨滴。波姬坐在长椅上。他们来到一座儿童秋千，座位前还有横杆保护。卡尔想坐，所以抱他起来坐好，在后面推。他在和瞌睡虫对抗。一种如猫咪似的轻柔感降临在他身上。他的双眼半闭，面带微笑，贾斯丁则如着魔般谨慎地推着秋千。一辆白色奔驰车慢慢开上来，是在汉堡注册的车牌。车子开过他们，在积水的停车场绕了一圈，然后慢慢开走。男性驾驶员，身边有另一名男性。贾斯丁想起了今天一早出门时看到停在路边奥迪车上的两个女人。奔驰车开下山。

“特莎说你什么语言都会。”波姬说。

“并不代表我会用那些语言来表达意见。你为什么很waghalsig?”

“请你改用笨这个词。”

“你为什么笨？”

“我很笨是因为快递从内罗毕送来那份文件时，我一时兴奋打电话到萨斯喀彻温告诉拉若·艾瑞奇，‘亲爱的拉若，跟你讲，我们收到了一份文件讲岱魄拉瑟的历史，写得很长，没有署名，写得非常神秘，非常疯狂，非常具有可信度，没有地址，没有日期，我认为寄信的人是马可斯·罗贝尔。上面写了有关岱魄拉瑟混用其他药物导致的死亡率数据，对你的官司会很有帮助。’我很高兴是因为那份文件的标题其实是照她的名字来取的。标题是‘拉若·艾瑞奇医生说对了’。‘太疯狂了，’我告诉她，‘不过笔调很严厉，像是政治宣言一样，而且写得争论意味很浓，宗教意味也很浓，对罗贝尔具有很大的杀伤力。’‘结果证明是罗贝尔自己写的，’她说，‘他是拿鞭子打自己，那很正常啊。’”

“你有没有见过艾瑞奇？你认识她吗？”

“和我与特莎相识一样，是透过电邮认识的，所以我们是网友。那份文件说罗贝尔在俄罗斯待了六年，其中两年是在以前的共产党统治期间，四年是在之后的混乱时期。这一点我告诉拉若，不过她早就知道了。根据那份文件，罗贝尔是某些西方药厂的代表，负责游说俄罗斯的卫生官员，销售他们的西方药品。我告诉她，根据文件，六年之间，他先后跟八位不同的卫生部长打过交道。那份文件提到一个俗语，描述那个时代的现象，我正要转述给拉若听，结果她插嘴告诉我那个俗语怎么说，和文件里面写得一模一样。‘俄罗斯卫生部长来的时候开的是国产小车拉达，离开时开的是奔驰。’罗贝尔最喜欢讲这个笑话，她告诉我。对我们两人而言，这证实了作者的确是罗贝尔本人。这是他用来自我虐待的告白。我也从拉若那里得知罗贝尔的父亲信奉德国路德教派，非常笃信卡尔文教派的理念，管教非常严格，正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儿子怀有这么病态的宗教观念，以及他忍不住要告解的冲动。你懂医药吗？化学呢？懂一点生物学吧？”

“可惜我受过的教育有点贵了，学不到那些东西。”

“罗贝尔在他的自白里宣称，在代表KVH时，他靠着巴结和贿赂的方式取得岱魄拉瑟的合法销售许可。他描述出如何收买卫生官员，加速临床实验，买下药品注册登记字号，进口执照，及买通上下游所有官员。在莫斯科，花两万五千元就能买通最高意见领袖的支持。他是这么写的。问题是，你贿赂了一个人之后，也必须贿赂那些你没想打交道的人，否则他们会在嫉妒或憎恨之余诋毁你的东西。波兰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只是没有那么贵而已。在德国，影响力比较微妙，不过也不是非常微妙。罗贝尔曾写到一个很有名的场合，就是他替KVH包下一整架巨无霸喷气式飞机，载了八十位有头有脸的德国医生到泰国进行教育训练。”她一面转述一面微笑，“他们要接受的教育在出发的时候进行，形式是影片和讲座，也有白鲟鱼子酱和高级陈年的白兰地与威士忌。所有东西质量不是最高的就不用，他写道，因为优秀的德国医生很早就被宠坏了，他们对香槟已经提不起兴趣了。到了泰国，医生们可以自由行动，如果想要余兴节目，他们也可以提供，同时提供漂亮的伴侣。罗贝尔亲自安排一架直升机飞到某个海滩上空，从上面撒下兰花，而海滩上有医生和他们的伴侣在享受。回程就不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教育了，所有医生都被教育完了。他们只要记得怎么开处方，怎么写学术论文就好。”

然而，尽管她的嘴巴在笑，这个故事却讲得很不自在，需要修正一下故事的冲击力。

“这并不是代表岱魄拉瑟是不好的药，贾斯丁。岱魄拉瑟是非常好的药，只是还没完成临床测试而已。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能被诱惑，也不是所有制药公司都这么随便与贪心。”

她停了一下，知道自己讲太多话了，不过贾斯丁并没有打算制止她。

“现代制药业只有六十五年的历史，其中有好男人和好女人，也促成了人类与社会的奇迹，不过制药业整体的良心还没发展起来。罗贝尔写道，药厂背离上帝。他引用了很多圣经的典故，我看不懂，或许是因为我不了解上帝吧。”

卡尔在秋千上睡着了，贾斯丁把他抱起来，手放在他热腾腾的背部，轻轻地带他在柏油路上来回走动。

“你刚才要告诉我，你是怎么打电话给拉若·艾瑞奇的。”贾斯丁提醒她。

“对，可是我故意离题，因为我当时太笨，害我现在很不好意思。你抱得可以吗？还是换我来抱？”

“我还好。”

白色奔驰车已经停在山脚。两个男人还坐在里面。

“在希波，我们多年来都认定电话有人在窃听，我们还有点沾沾自喜。我们的邮件偶尔也会被检查。我们会寄信给自己，看着信件迟到，寄来时还变了样。我们经常幻想着发出错误的信息来误导Organy。”

“误导什么？”

“那是拉若用的字，是苏联时代的俄文，意思是国家机关。”

“我应该马上用起来才对。”

“所以我和拉若在电话上谈笑，答应立刻复印一份寄到加拿大给她，那时也许国家机关也听到了。拉若说很可惜她没有传真机，因为她花了太多钱请律师，还被限制进入医院的附近地带。要是她有传真机，现在也许就不会有问题了，她也会拿到一份罗贝尔的告白，就算我们手中那份不见了也没关系。一切都能够挽救。也许吧，一切都是也许，一切都没有证据。”“电子邮件呢？”

“她也没法用电邮了。她的计算机在她试图发表文章那天就像心脏病发作般死了，没有办法修复。”

她气得脸色发青，拼命压抑着怒火。

“结果呢？”贾斯丁催着她。

“结果我们的文件就没了。他们来偷走计算机、档案和录音带时，也一起偷走了。我打电话给拉若的时间是晚上，德国时间五点。我们通话结束时间大约是五点四十。她情绪激动，非常快乐。我也是。‘科瓦克斯听到这件事就有好戏看了。’她一直说。所以我们聊了很久，有说有笑，一直到昨天，我都没有想过要复印一份罗贝尔的告白。我把那份文件放在保险箱里锁起来。保险箱不大，却也能派上用场。小偷有钥匙。正如他们离开时锁上我们的门，偷走了文件后也锁上我们的保险箱。这些事情事后回想起来才觉得很显而易见。此前，这些人根本不存在。老大想要钥匙的时候怎么办？他告诉手下去看看我们的保险箱什么牌子，然后打电话给制造保险箱的老大，请他叫手下做把钥匙给他。在老大的世界里，这些事情都很寻常。”白色奔驰车并没有开走。也许那也很寻常吧。

他们找到一间铁皮屋。里面放着一排排折叠躺椅，以链条绑起来，有如囚犯一般。雨滴在铁皮屋顶上乒乓作响，汇聚成小河流，流过他们脚边。卡尔已经回到母亲身上，躺在她胸前睡觉，头埋进她肩膀里。她撑开一把太阳伞，举在贾斯丁头上。贾斯丁坐在长椅上，与他们隔开一段距离，他弯下头，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之间呈祈祷状。加思的死，让我憎恨的就是这一点，他想起来，加思害我无法接受进一步的信息。

“罗贝尔正在写一部roman。”她说。

“小说。”

“Roman的英文意思是小说？”

“对。”

“好吧，他这部小说的快乐结局放在最前面。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个年轻美丽的女医生，名叫艾瑞奇和科瓦克斯，她们是东德莱比锡大学的实习生。莱比锡大学附设一间很大的医院，她们在睿智的教授指点下作研究，梦想有一天能有重大发现，拯救全世界。没有人提到获利之神，除非获利的是全人类。莱比锡医院来了很多从西伯利亚回国的俄裔德国人，他们得了结核病。在苏联劳改营里，结核病传染率非常高。所有病人都很穷，所有人都发病，没有抵抗力，多数人都感染了病菌具有多重抵抗力的变种，很多人都快死了。他们什么事情都同意，什么东西都愿意尝试，不会惹麻烦。所以自然而然的，这两个年轻女医生分离出病菌，制造出抗结核病药的雏形，加以实验。她们拿动物作过测试，说不定也找医科学生和其他实习生来做实验。医科学生都没钱，他们总有一天会当上大夫，自然很有兴趣参与此过程。负责她们这项研究的是一位Oberarzt——”

“资深医生。”

“小组的组长是一位资深医生，很热衷她们的实验。所有小组成员都希望得到他的赏识，所以全部人都参与了实验。没有人是坏人，没有人是犯人。他们全都是有梦想的年轻人，他们研究的主题很诱人，而病人也已经走投无路。有何不可？”

“有何不可？”贾斯丁喃喃说。

“科瓦克斯有个男朋友。科瓦克斯身边一直都有男朋友，很多男朋友。这个男朋友是波兰人，是个好人，已婚，不过那也不要紧。他有一间实验室，在格但斯克，很小，很有效率，是智能型的。波兰男友为了表示对科瓦克斯的爱，同意她有空随时可以到他的实验室玩。她想带谁来都可以，所以她就带来她漂亮的朋友兼同事艾瑞奇。科瓦克斯和艾瑞奇作研究，科瓦克斯和波兰男友做爱，每个人都很高兴，没人提到获利之神。这些年轻人只想追求荣誉与光环，或许也有点想追求晋升。他们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结果。病人却还是一个接一个死掉，不过反正他们本来就快死了。有些本来快死的人却活了下来。科瓦克斯和艾瑞奇觉得很骄傲。她们写文章发表在医学杂志上，她们的教授也写文章支持，还有其他教授支持她们的教授，大家都很高兴，大家都互相恭喜，没有敌人，或者说尚未出现。”

卡尔在她肩膀上扭动。她拍拍他的背，对着他的耳朵轻轻吹气。他微微一笑，再度入睡。“艾瑞奇也有个男朋友。她的丈夫姓艾瑞奇，不过他没办法满足她。这里是东欧，大家都结过婚。她男朋友的名字是马可斯·罗贝尔。他有份南非的出生证明，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荷兰人，居住在莫斯科担任药厂代理，自己当老板，不过也是企业家，能在生物科技领域中发掘出明日之星，加以剥削。”

“星探。”

“他年纪比拉若大了十五岁左右，我们俗话说他曾‘周游四海’，和她一样是个梦想家。他热爱科学，却从来没有成为科学家。他热爱医药，却没当过医生。他热爱上帝，热爱全世界，却也热爱强势货币和获利之神。所以他写道：‘罗贝尔年轻时是个信徒，崇拜基督教的上帝，崇拜女人，但是他也非常崇拜获利之神。’他的致命伤就是这个。他相信上帝却对他置之不理。我个人很排斥这种态度，不过言归正传，对于一个人道主义者而言，上帝可以拿来当做不人道的借口；人道主义是下辈子的事，获利就要趁现在。算了。‘罗贝尔拿走了上帝的智慧之礼’——我猜他是指那种分子——‘然后卖给魔鬼。’我猜他指的是KVH。然后他写道，特莎来沙漠找他时，他将自己的罪过全盘说给她听。”

贾斯丁突然坐直。

“是他自己说的吗？他讲给特莎听？什么时候？在医院的时候？她什么时候去找的罗贝尔？什么沙漠？他讲的究竟是什么？”

“就跟我刚才告诉你的一样，那份文件写得有点疯狂。他将特莎称呼为院长15‘院长前来沙漠拜访罗贝尔时，罗贝尔泪眼婆娑。’或许是梦吧，或许是寓言。罗贝尔现在已经在沙漠中悔改，他自称伊莱贾或是耶稣，我不清楚。听起来其实很恶心。‘院长打电话请罗贝尔对上帝负责。因此这次在沙漠会面，罗贝尔对院长解释他的罪过中最深层的本质。’他就是这样写的。他的罪过显然很多，我没办法记住全部。其中一个罪过是自我幻想，一个罪过是论述造假；之后也提到骄傲的罪过，好像吧；之后又提到懦弱的罪过。对于这个罪过，他一点也不肯宽恕自己，其实我看了很高兴。不过也许他自己也很高兴。拉若说他只有在告解或做爱的时候才会高兴起来。”

“他全部都是用英文写的吗？”

她点点头。“一会儿这段写得像是英文版的圣经，一会儿下一段又提出极为专业的数据，是关于精心策划设计的临床实验，也提到科瓦克斯与艾瑞奇之间的争辩，还有岱魄拉瑟与其他药物合用时会产生的问题。只有很懂得这些东西的人才知道得如此详细。我不得不对你承认，那个讲天堂与地狱的罗贝尔和这个罗贝尔比较起来，我比较喜欢后者。”

“他写的阿博特（院长），A是大写还是小写？”

“大写。‘我告诉院长的话，她全都记录下来。’不过他还有另一个罪过，他杀了特莎。”贾斯丁等着她继续讲下去，将视线锁定在斜躺沉睡的卡尔身上。

“也许不是直接吧，他写得很含糊。‘罗贝尔以背叛杀了她。他犯了犹大的罪过，因此他空手划破她的喉咙，将布卢姆钉在树上。’我把这些语句念给拉若听，问她：‘拉若，马可斯是说他杀了特莎·奎尔吗？’”

“她怎么说？”

“马可斯不可能杀掉他最大的敌人。他的苦闷之处就在这里，她说，苦闷的是身为一个具有良心的坏人。拉若是俄罗斯人，情绪非常低落。”

“可是如果他杀了特莎，他就不是好人了，对不对？”

“拉若发誓说不可能。拉若那边有很多他写的信。她只能绝望地爱着他。她听罗贝尔告白过很多次，这一次却没听到。马可斯对他自己的罪过非常得意，她说，不过他这人很爱慕虚荣，很爱夸大其词。他很复杂，也许有点精神异常，不过她爱他的原因就是这个。”

“可是，她却不知道罗贝尔人在哪里？”

“不知道。”

贾斯丁直直凝视着具有欺骗作用的黄昏夜色，却什么也看不见。“犹大没有杀任何人，”他反驳，“犹大只是背叛而已。”

“不过作用一样啊，犹大以背叛来杀人。”

再度盯着黄昏长时间地思考。“这里少了一个关键人物。如果罗贝尔背叛了特莎，他是把特莎出卖给谁？”

“这就不清楚了。也许是黑暗组织吧。我只记得这么多了。”

“黑暗组织？”

“他在信上提到黑暗组织。我痛恨这种术语。他指的是KVH吗？说不定他知道其他的组织。”

“信上有提到阿诺德吗？”

“院长有位向导。在文件里，他是圣人。圣人曾在医院向罗贝尔疾呼，告诉他岱魄拉瑟是杀人工具。圣人比院长行事更为谨慎，因为他是医生，也比较能容忍，因为他经历过人性中的邪恶。不过艾瑞奇知道最多真相。这一点，罗贝尔很确定。艾瑞奇知道一切，因此禁止她开口。黑暗组织决心压下真相。因此才不得不杀害院长，将圣人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是阿诺德吗？”

“在罗贝尔的寓言里，黑暗组织拖走布卢姆，把他钉在树上。”

两人无话可说，都感到羞惭。

“拉若也说，罗贝尔酒量很像俄罗斯人。”她说，希望带来缓和的作用，不过贾斯丁不愿岔开话题。

“他从沙漠寄来，用的却是内罗毕的快递。”他反驳。

“地址是打印出的，运货单是手写的，包裹是从内罗毕的诺佛克旅馆发出。寄件人姓名很难辨认，不过我认为应该是麦肯齐。是苏格兰人的姓吧？如果包裹无法投递，就不会退回肯尼亚。应该会被销毁。”

“运货单上面应该有编号吧。”

“运货单粘在信封上。我下班时把文件放进保险箱前，先把文件放回信封，所以信封也跟着失踪了。”

“回头去找快递公司，他们会有副本。”

“快递公司没有那个包裹的记录。在内罗毕没有，在汉诺瓦也没有。”

“我怎么才能找到她？”

“拉若吗？”

雨点啪啪打在铁皮屋顶上，市区的橙色灯火在雨雾中膨胀、缩小，这时波姬从她的日记本里撕下一张纸，写下一长串电话号码。

“她有一栋房子，不过很快就没了。要么你一定要到大学去问问，但你得小心点，因为他们很痛恨她。”

“罗贝尔是不是跟科瓦克斯上床，同时也跟艾瑞奇上床？”

“对罗贝尔来说并不是不寻常。不过我相信两个女人之间吵架的原因和房事无关，而是有关分子。”她停了一下，循着他的视线望去。他凝神看着远方，除了遥远的小山顶探出雨雾之外，其他没什么好看。“特莎经常写信说她很爱你，”她悄悄对着他偏开的脸孔说，“说得并不直接，因为没有必要。她说你是具有荣誉心的男人，有必要的时候你会挺身捍卫荣誉。”波姬准备离去。贾斯丁将背包递给她，两人合力将卡尔绑在儿童座椅上，系上塑料斗篷，让他熟睡的头从上部露出来。波姬半蹲在他面前。

“就这样吧，”她说，“你走回去吗？”

“我走回去。”

她从夹克里拉出一个信封。

“罗贝尔的小说，我就只记得这么多。我写下来给你的，我的笔迹非常难看，不过你应该能看懂。”

“你真的很好心。”他将信封塞进雨衣。

“那就走好吧。”她说。

她本来想握贾斯丁的手，却改变主意，在他嘴边亲了一下。因为手扶着脚踏车，这一吻是表达亲近之意的道别之吻，亲得严肃、刻意，也必然很笨拙。随后贾斯丁帮她扶脚踏车，让她在下巴上扣住贝壳形安全帽的扣环，这才跨上座椅，往山下骑去。

我走着。

他走着，保持在马路中间，看着两旁越来越暗的杜鹃丛。每隔五十米亮着一盏水银灯。他扫视着水银灯之间的黑地。夜晚的空气带有苹果的香味。他走到山脚，走向停在一旁的奔驰车，在距离引擎盖十码的地方经过。车上没有开灯。两个男人坐在前面，不过从没有动作的侧影来判断，这两人和刚才开车上山下山的两人不一样。他继续走着，车子后来超前。他不去理会，不过在想像中，车上的人并没有忽略他。奔驰车来到十字路口，左转。贾斯丁向右转，朝着小镇的微光走去。出租车经过身边，司机对他喊叫。

“谢谢，谢谢你，”他扯开嗓门响应，“我比较喜欢走路。”

对方没有响应。他现在走在人行道上，靠着外缘走。他又走过一个路口，走进一条灯光很亮的小街。双眼无神的年轻男女弯腰站在门口。几个身穿皮夹克的男人站在街角，举起手肘，正在打移动电话。他又过了两条街，看到旅馆就在前方。

旅馆大厅一如往常，在晚间陷入混乱，逃也逃不掉。一个日本代表团正在登记，照相机的闪光灯到处闪烁，门房则将昂贵的行李推进惟一的电梯。贾斯丁乖乖排队，脱下雨衣，搭在手臂上，将波姬的信封藏在里面的口袋。电梯下来了，他往后站，让女士先进入。他搭到三楼，是惟一下电梯的人。丑陋的走廊两排灯光昏黄，让他想起乌护鲁医院的情景。每个房间都传出电视机音量大开的声响。他自己的房间是311，房门钥匙是平坦的塑料片，上面印了一个黑色箭头。电视机竞相比大声，喧嚣声让他很恼火，很想找个人诉苦。这么吵，我怎么写信给汉姆？他走进房间，将雨衣摆在椅子上，看到原来大声吵闹的正是自己房间的电视机。一定是负责打扫的小姐在整理房间的时候打开，离开时懒得关掉。他往前走向电视机，播放的节目是他特别厌恶的一种，一个衣服半穿半脱的歌手对着麦克风以最大音量对一群青少年咆哮，青少年则听得手舞足蹈，画面上亮眼的雪花四处飘落。

灯光熄灭之前，贾斯丁最后看到的东西就是这个：屏幕上亮亮的雪花纷纷落下。一片漆黑降临在他身上，感觉到自己遭到重击，同时也被捂住口鼻。有只人类的手臂将他的双臂钳制在腰际，一团粗布塞进他的嘴巴。他的双脚也被人以打橄榄球的阻截手法抓住，垮了下去，他认定自己是心脏病发作。他的理论获得证实是在第二击，这一次命中腹部，击倒了他最后一丝气息，因为当他试图喊叫时却什么声音也没有，没有嗓音，没有呼吸，而嘴巴被布团塞住。他感觉到膝盖抵住胸口。有东西勒紧了他的喉咙，他认为是绳套，心想这下子要被吊死了。他脑海里浮现出一幅清晰的影像，是布卢姆被钉在树上的模样。他嗅到男性润肤液的味道，回想起伍德罗的体味，试着回想嗅着伍德罗的情书时，是否也闻到相同的气味。短暂的一刻里，他的回忆中少了特莎，这是很罕见的情况。他躺在地板上，侧身躺在左边，刚才击中腹部的东西又用力击中他的下体。他的头被罩住，不过还没有人将他吊起来，而他仍然侧躺着。嘴巴里的东西让他呕吐出来，但是他无法将呕吐物从口中吐出，因此秽物流下喉咙。有人用手将他翻身，让他面朝上，将他的双手伸展开来，指关节碰触地毯，手心向上。他们想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和阿诺德的下场一样。不过他们并没有打算将贾斯丁钉在十字架上，或者是时机未到；他们固定住他的双手，同时扭转，让他痛苦得难以形容，手臂、胸口，以及双腿的所有地方和下体，都痛楚难耐。拜托，他心想，不要对付我的右手，不然我怎么写信给汉姆？他们一定是听见了这个祷告，因为痛苦停止，他听见男性的声音，是德国北方口音，或许是柏林人，受过良好教育。那人下令把他翻身侧躺，将双手绑在背后，有人照做。

“奎尔先生，听得见吗？”

同样的嗓音现在用英文问话。贾斯丁并没有搭腔，不过他并不是缺乏礼貌，而是因为他设法吐出了口中的布团，却再度呕吐，秽物在头罩下的脖子上爬行。电视机的声音逐渐变小。“够了，奎尔先生。你给我住手，懂吗？不然你会落得跟你老婆一样的下场。听到了没有？你还想吃更多苦头吗，奎尔先生？”

他第二次提到奎尔时，有人再次猛力踢他的下体。

“或许你耳朵有点聋，我们就留给你一张小字条好了，放在你床上。你醒过来后，看看上面写些什么，好好记住。然后回英国去，懂了吗？别再乱问问题了。你回家，当个乖乖的小朋友。下一次，我们就用杀掉布卢姆的方法宰了你。那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听到了吗？”

又踢了下体一下，不懂也不行。他听见门关上。

他独自躺着，有他专属的漆黑和他自己的呕吐物。他侧躺在左手边，膝盖顶到下巴，双手被绑在背后，头盖骨里面因全身剧痛而产生灼热感。他在黑暗中呻吟，对着被打得落花流水的部队点名——双脚、小腿、膝盖、下体、肚子、心脏、双手——就算不太对劲，也证实全员到齐。他扯动身上的绳索，感觉似乎滚进火烫的煤炭堆里。他再度静静躺着，心中亮起一丝自觉，让他有战胜的喜悦。他们对我下手，我却仍然保持自我。我有气质。我有能力。在我内心，有个没人碰触得到的人。如果他们现在掉头回来，刚才的事情全部重新来过，他们也绝对没办法碰触到我内心的这个人。我已经通过我一辈子都在躲避的磨炼。我是痛苦学院的毕业生。

随后，不知是痛苦减轻了还是获得老天之助，因为他打了个盹，闭紧嘴巴，在湿臭的头罩形成的黑暗中以鼻子呼吸。电视机还开着，他听得见。如果他的方向感正确，他正对着电视机。不过头罩一定是双层织布，因为他只能看见一丁点闪光，然后在双手付出重大代价后，他转身朝天躺着，没看见天花板有任何灯光的迹象，只不过他记得当时走进房间后曾顺手打开电灯，而折磨他的人离开时，他也不记得听见关灯的声音。他滚到侧躺的姿势，恐慌了一阵子，等待自己内心较为坚强的一面重新占据上风。想想办法啊，你动动你的呆头脑，他们惟一没动手折腾的，就是你的头部。为什么他们没动手？因为他们不想让事情闹大。换句话说，不管是谁派他们来，都不希望事情闹大。“下一次，我们就用杀掉布卢姆的方法宰了你。”这一次不行，就算他们多想宰他也不行。所以我尖叫出来，我真的有吗？我在地板上翻滚，到处踢着家具，踢着墙壁，踢着电视机，表现得像是疯子，直到有人认定隔壁不是两个打得火热的情侣正进行无法收拾的SM大战，而是一个遭到捆绑毒打的英国人，头上还被罩了一个布袋。

不愧是训练有素的外交官，他使尽吃奶的力气勾勒出上述情况的后续发展。旅馆打电话报警。警方找我作笔录，打电话给本地的英国领事馆，换言之就是汉诺瓦，如果外交部在这里设有办事处的话。值班代表走进来，为了这通电话打断晚餐而气急败坏，竟然要他过来探视又一个亟待援手的英国公民，而他的直接反应是察看我的护照——是哪一本不太重要。如果是艾金森的护照就有了问题，因为那本是假的。打一通电话到伦敦就知道了。如果是奎尔的护照，问题又不一样了，不过可能发生的结果大致相同：在没有选择余地之下搭乘最近一班飞机回伦敦，机场则有一组不太乐意的欢迎回家委员会等着接机。

他的双腿没有被绑住。直到现在他都不愿意张开来。他张开双腿，下体和肚子如着火般剧痛，大腿和小腿则迅速跟进。不过他绝对是能张开双腿，也能再度让双脚彼此接触，听见鞋跟发出声响。他因此大胆起来，采取断然措施，翻滚到面朝地板的位置，不由自主发出一声尖叫。随后咬紧双唇，以便他不会再尖叫出来。

但是他还是很固执地趴着。他小心不打扰到两旁客房的邻居，开始耐心地设法解开绳索。

17

联合国的包机是老旧的美制毕奇双引擎飞机，机长是约翰内斯堡人，今年五十，外表活像披了张生牛皮。副驾驶是粗壮的非洲人，留了两道络腮胡子。飞机上有九个破损的座椅，上面各摆了一个白色厚纸餐盒。机场是威尔森，旁边就是特莎的坟墓。飞机流着汗在跑道上等待起飞时，吉妲拼命伸长脖子望向窗外，希望能看到特莎的坟墓，这时不禁心想还要等多久才能看到她的墓碑。不过她只看到背面银色的青草，以及一个身穿红袍的部落土著，拿着木棍，以单脚站立，看守着他的山羊。此外吉妲也看到一群瞪羚在蓝黑色的层层乌云下走动、吃草。她将旅行袋塞进座位底下，不过袋子太大，不得不分开双脚才能腾出空间。她穿的是上教堂穿的鞋子。飞机上热得受不了，机长已经警告过乘客，等到飞机起飞后才可能会有冷气。在旅行袋有拉链的口袋里，她放了简报笔记以及英国高级专员公署的EADEC代表的身份证明。在旅行袋里带了睡衣和换洗衣物。我是在帮贾斯丁做事。我是在追随特莎的脚步。我缺乏经验、不懂得口是心非之道，没有必要因此感到羞耻。

机舱后面堆满了一袋袋珍贵的密拉，这是一种稍具毒品成分的合法植物，很受北部的部落土著欢迎。密拉传来木头的香味，逐渐充满整个飞机。她前面坐了四个干练的救济工作人员，两男两女。或许密拉是他们带来的。她很羡慕他们那种勇敢、无拘无束的神态，羡慕他们磨得见里的衣物，羡慕他们纯净的奉献心。她惊讶地发现他们与自己年龄相仿，不禁自责起来。她但愿自己能够摆脱修养至上的习惯，每次和长辈握手时都不自主地靠紧脚跟，而这种习惯是修女灌输在她身上的。她偷看了一下自己的餐盒，里面有两个芭蕉三明治，一粒苹果，一根巧克力棒，一盒百香果汁。昨晚她几乎睡不着觉，现在饥肠辘辘，不过她受过的礼教禁止她在飞机起飞前就吃掉三明治。昨晚她一回到公寓，电话就响个不停，因为她的朋友一个接一个打电话来抒发怨气，说不敢相信新闻报道阿诺德遭到通缉。她在高级专员公署的地位让她得以对所有来电的朋友扮演年长女政治家的角色。到了半夜，虽然她已经累坏了，她还是尽量从她无法回头的处境往前踏出一步；这一步如果成功，就能将她救出过去三个星期如隐士般藏匿的无人之境。她手伸进放杂物的一件旧的黄铜锅里挖出她偷藏在里面的一小张纸。吉妲，如果你决定再跟我们联络，可以打这个号码。如果我们不在请留言，我们一定会在一小时内回电，我保证。接电话的是一个口气咄咄逼人的非洲男人，她真希望是打错了号码。“麻烦请罗布或莱斯莉听电话。”

“你叫什么名字？”

“我想跟罗布或莱斯莉讲话，他们有谁在吗？”

“你是谁？立刻报上姓名、说明用意。”

“我希望和罗布或莱斯莉通话，拜托。”

电话轰的一声挂断了，她也坦然接受事实，正如她所预料的一般，她将孤军奋战。从此以后没有特莎，没有阿诺德，没有苏格兰场聪明的莱斯莉为她的行动分担责任。她虽然爱自己的父母亲，他们却也解决不了问题。她父亲是律师，会好好听她的证词，然后宣布说一方面来看是这样，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呢，又是那样，然后会问她能拿出什么客观的证据来证明如此严重的指控。她母亲是医生，会说你啊热昏头了，回家来吧，休养反省一下。迷糊昏沉的大脑想到这里时，她伸手打开笔记本电脑，一点也没有怀疑会接到抗议阿诺德遭通缉的愤慨之声，而且一定会把信箱塞爆。结果她一上网，屏幕立刻噗的一声暗淡成什么也没有。她重新操作，还是没有结果。她打电话给两个朋友，发现他们的计算机并没有受到影响。

“哇，吉妲，说不定你感染到超级病毒，是从菲律宾或是其他计算机狂人聚集的地方发出来的吧！”她一个朋友惊呼，语带羡慕，仿佛吉妲雀屏中选，特别接受关照似的。

或许是吧，她也同意，因为担心所有电邮因此丢失而辗转难眠。那些电邮是她和特莎之间你来我往的聊天记录，她从来没有打印出来，因为她喜欢在屏幕上看，那样很逼真，很像特莎。双引擎飞机仍然没有起飞，所以吉妲依习惯投入思考人生的几个大问题，一方面尽量避免思考到最大的一个，就是我正在做什么，原因何在？两三年前在英国的时候，在我的“前特莎时代”——是她私底下的称呼——她曾因为受到伤害——真正的伤害或是想像出来的伤害而伤心，她每天都因为身为英印混血儿而受到这样的伤害。她将自己视为一个无法拯救的混种，一个寻找上帝的半黑女孩，一个比低级的品种还高级的半白女人。不管是走在路上或是睡觉，她都曾质问自己在白人的世界中将如何自处，如何投注自己的志向与人道精神，应该投注在何处，也想知道从埃克塞特大学毕业后是否应该继续在伦敦的大学念舞蹈与音乐，或者在养父母的期望下追求另一个理想，进入他们两人其中之一的专业领域。

就因如此，她有一天早上发现自己几乎是一时冲动前来英国外交部参加笔试。由于她从来没有考虑过从事政治工作，落榜了也没令她惊讶，不过外交部建议她两年后再来。结果那次应考的结果尽管没有成功，却释放出背后的道理，就是她从此比较放心地进入体制，而不是远离政治。如果不是这样，她所能成就的除了艺术方面的热情获得部分满足之外，就微不足道了。

正是在这个关头，她到坦桑尼亚探望父母亲，又一时冲动决定要报考当地的英国高级专员公署，上榜后再寻求前途。如果她当时没有报考，她就永远不会遇见特莎。如今回想起来，她也永远不会置身事件的最前线。现在她决心死守岗位，为她决心效忠的事物奋斗，这些事物就算写下来也不过是相当简单的几件：真理、容忍、正义、人生的美，至于这些项目的相反词，她则以近乎暴力的方式反对。不过最重要的是，一份继承自双亲的信念，由特莎确立巩固，笃信体制本身必须强制反映出上述美德，否则体制没有存在的意义。想到这里，她重新考虑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她过去很爱特莎，她过去也很爱布卢姆，她现在还是爱贾斯丁，如果要她说实话，是爱得有点不合情理或无法让人感到自在之类的感觉。而她在体制内工作的这个事实，并没有让她不得不接受体制的谎言，就像那些昨天才从伍德罗的嘴里听到的谎言。相反的，她觉得不得不排斥谎言，让体制重回原点，重回真理的那一方。如此才能解释她正在做什么、道理何在的问题，而这个解释让吉妲完全满意。“最好是进入体制，在里面奋斗，”她父亲之言——在其他方面笃信破除偶像，“不是在外面对着体制咆哮。”

而大好人特莎也说过全然相同的话。

双引擎飞机像条老狗抖起来，向前猛冲，费尽力气跳入空中。吉妲从小小的窗户看到整个非洲在她脚下延展开来：贫民窟市镇、一群群狂奔的斑马、奈瓦霞湖的花田、阿贝达野生动物园、淡淡粉刷在远方地平线的肯尼亚山。与上述地点相连的是如海洋般的棕色树丛，连绵不绝，雾气朦胧，点缀着几点绿意。飞机飞进雨云中，棕黄色充满了客舱，接着取代的是炽热的日光，伴随着巨大爆裂声。声音是从吉妲左边某处发出的。飞机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偏向一边。午餐盒、背包以及吉妲的旅行袋全在走道上滚动，伴奏的音乐是警铃与警笛声，另有闪烁的红光助兴。没人说话，只有一个非洲老人高声爆笑出来，使劲说，“我们爱你啊，主，你可别‘万’记啦。”其他乘客因此放松了心情，在紧张气氛下取乐。飞机仍然没有摆正。引擎声直转急下，闷声响着。留了络腮胡的非洲副驾驶找出手册，正在参考检查清单，而吉妲想从他背后看上面写了什么。生牛皮机长在座位上转头过来，对着担心的乘客说话。他状似皮革的嘴巴偏斜，如机翼的角度一般。

“正如各位可能注意到的，女士们先生们，有一个引擎坏掉了，”他的口气不带感情，“因此我们不得不转回威尔森机场更换引擎。”

我不怕，吉妲注意到，同时为自己感到很高兴。在特莎死之前，这种事只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如今在我身上发生了，我能够应付。

四个小时之后，她站在洛基丘莒的停机坪上。

“你是吉妲吗？”一个澳大利亚女孩大喊，希望盖过隆隆引擎声以及其他人大声打招呼的声音，“我是茱蒂丝，嗨！”

她身材高挑，脸颊红彤彤，神情快乐，戴了棕色卷呢男帽，身穿T恤，上面写着斯里兰卡联合茶叶社几个大字。她们两人拥抱，在这么一个荒野嘈杂的地方立刻成了朋友。联合国的白色货机正在起飞降落，白色卡车转向一边，发出隆隆巨响，太阳热如熔炉，热气从跑道往她身上窜，飞机油料的蒸气熏到她眼睛，让她觉得天旋地转。由茱蒂丝带路，她挤进一辆吉普车后座，一边是一袋袋邮件，另一边是一个戴了牧师颈圈、穿黑色西装、正在流汗的中国人。其他几辆吉普车朝反方向呼啸而过，后面跟的是一列白色卡车，朝货机开去。

“她真的是个好女人！”茱蒂丝从前座对她大喊，“非常尽心尽力！”她显然是在称赞特莎，“为什么会有人想逮捕阿诺德？他们真的是蠢到底了！阿诺德连苍蝇都不打。你预约了三个晚上，对吧？我们只有一大群从乌干达来的营养师！”

茱蒂丝是来这里喂养活人而不是死人，吉妲心想，吉普车隆隆地穿过出口，来到一条硬土道。他们的车开过四处移居的小贩聚集的贫民窟，有酒吧、路边摊和一个搞笑的告示，上面写着“通往皮卡迪利”。宁静的棕色山丘在他们面前升起。吉妲说她希望能走上去。茱蒂丝说，如果她真的走上去，就永远回不来了。

“因为有动物吗？”

“人。”

他们接近营地。在大门旁边的一块红土地上，有小孩拿个白色粮食布袋钉在木桩上打篮球。茱蒂丝带着吉妲走到接待处领取通行证。吉妲在签到簿上签名，随意往前翻，就翻到她假装没在找的那页：

特莎·阿博特，邮政信箱，内罗毕，土库28

阿诺德·布卢姆，环球医师组织，土库29

日期相同。

“那些记者在狂欢。”茱蒂丝说得津津有味，“鲁本收他们每个人五十美元，现金。总共八百元，可以买八百套图画书和彩色蜡笔。鲁本认为这样能培养出两个丁卡族的凡·高，两个丁卡族的伦勃朗，一个丁卡族的安迪·沃霍尔。”

鲁本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活动主办人，吉妲想起来。刚果人，是阿诺德的朋友。

她们走在一条宽阔的街道上，两旁有鹅掌楸树，开着火红的小喇叭，在头上的电线和漆成白色的草顶土库屋衬托下更为绚烂。一个瘦长的英国人，模样像是预备学校的校长，骑着老式警察脚踏车悠然经过她们身边。他看到茱蒂丝时按了车铃，对她亲切地挥手。

“浴厕在马路对面，明天第一场上午八点整，在三十二号小屋门口集合。”茱蒂丝宣布，一面指着吉妲的房间给她看，“杀虫剂放在你床边，如果你聪明的话就用蚊帐。太阳下山时，要不要一起散步到俱乐部去喝杯晚餐前啤酒？”

吉妲说要。

“好吧，你自己小心了。有些男生从外地回来时肚子很饿的。”

吉妲尽量让口气听起来很随意。“噢，对了，有一个女的叫莎拉，”她说，“应该也算是特莎的朋友。我在想她会不会在，想跟她打个招呼。”

她将行李拿出来，拿着盥洗用品袋和毛巾勇敢走到街道对面。已经下过雨，机场那边的噪音因此减低。危险的山丘转成黑色与橄榄色。空气中有汽油和香料的味道。她淋了浴，回到自己的土库屋，在摆着工作笔记簿的桌子前坐下来，桌子摇摇晃晃的，汗流不止，然后迷失在（义工自给自足的）奇妙世界里。

洛基的俱乐部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面有片长长的干草屋顶，里面有个吧台，上面画了丛林花卉，还有一架投影仪，播放着模糊不清的足球赛录像带，早已成历史的赛事在石灰墙上进行，音响则大放非洲舞曲。远道而来的义工重逢，认出彼此时高兴得尖叫，在夜空中此起彼落，互相以不同语言问候、拥抱、碰触脸颊，手臂交缠走在一起。这里应该是我心灵的故乡，她自顾自地想着。这些人是我的彩虹。他们不分阶级、不分种族，胸怀狂热，拥有与我相同的青春。参加洛基营，与圣洁高尚的情操结合！搭飞机到处逛，享受浪漫的自我旅程，享受危险的刺激快感！性爱像自来水一样拧开就有，游牧民族的生活让你无所羁绊！没有枯燥无味的办公室工作，一路上总能闻到青草气息！从当地回来后既荣耀又有男生追，放假休养时有钱用又有更多男生等着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我是不满足。

我需要了解为什么有必要搞这一整套把戏。为什么现在需要。我需要勇气，学着讲特莎在极出言不逊时说出的话：“洛基太烂了，根本就和柏林墙一样，没有存在的必要。这里是个外交失败的纪念碑。我们的政客不去努力预防意外，开着劳斯莱斯级的救护车来服务又有什么用？”

夜幕瞬间低垂。黄色的条状路灯替代了太阳，小鸟也停止吱喳叫，然后以更轻柔的音量重新对话。她坐在长桌前，茱蒂丝距离她三个座位，一手搂着斯德哥尔摩来的人类学家，吉妲在想，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与她刚转学到修女学校时的感觉一样，惟一不同的是在修女学校不能喝啤酒，更没有六七个来自世界各地、很好相处的年轻男士跟你坐同桌，也没有六七双男人的眼睛打量着你的性生活状况以及上手的难易度。她听着从没听过的地方发生的故事，有些冒险事迹让人毛骨悚然，害她深信自己绝对不够格参与，而她也尽可能表现得具有某种程度的知识，稍感兴趣却保持距离。此刻的发言人是新泽西州来的人，是美国佬准没错，名叫老鹰汉克。根据茱蒂丝的说法，他以前是拳击手，也放过高利贷，参与救济工作是为犯罪的一生寻找另一出路。他滔滔不绝地谈着尼罗河地带交战的派系：SPLE如何暂时跟SPLM示好；SSIM是如何把另一组缩写字母打得屁滚尿流，不仅宰了他们的男人，还抢走女眷和牛群，苏丹没大脑的内战已经赔上两三百万条人命，他们的大开杀戒只不过是锦上添花。吉妲啜饮着啤酒，尽量对老鹰汉克微笑，因为他的独白似乎是冲着她来，将她当做新人，当做是下一个征服的对象。后来出现了一个年龄不详、富态的非洲妇女，让她大为感激。她身穿短裤球鞋，戴着伦敦街头小贩的尖顶帽，从黑暗中出现，一巴掌打在吉妲的肩膀大声喊：“喂，我是苏丹莎拉，你一定是吉妲喽。没有人跟我说你长得这么漂亮。过来喝杯茶吧。”她没有摆出更多的礼数，直接带着吉妲大步穿越一群如迷宫似的办公室，来到一间土库屋，这间像是踩着高跷的海滩小屋，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一台冰箱，一个书架摆满了整套的经典英国精装文学书，从乔叟到乔伊斯一应俱全。

土库屋外面有个小小的阳台，上面有两张椅子，可以坐在星光下打着蚊虫，等着热水壶煮开。

“我听说他们现在要逮捕阿诺德了。”苏丹莎拉舒舒服服地说。她们已经好好悼念过特莎了。“对呀，应该逮捕。如果你打算隐瞒真相，那么第一件事就是应该编个不一样的真相告诉给人，这样别人就不会一直问。不然的话，他们会开始纳闷，真正的真相是不是被藏在什么地方，那怎么行？”

小学老师，吉妲判定，或是女家庭教师。以前常仔细讲出心中想法，重复讲给不专心的儿童听。

“凶杀案之后是粉饰太平，”莎拉继续以同样无害的韵律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粉饰的工作要做得高明，比起手法低劣的凶杀还要困难得多。犯下刑案的话，也许有时可以躲过制裁。不过只要想掩饰，一定都会进监牢。”她用大手指出问题所在，“你遮住一边，另一边会跑出来，所以你再遮住这一边，然后你一转身，刚才那一边又跑出来了。最后你又转身，又跑出来第三边，从那边的沙堆里露出头来，证据确凿得像是该隐杀死亚伯一样。所以我应该怎么对你说呢，亲爱的？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不应该谈论你想谈的事。”

吉妲开始以圆滑的语调说话。贾斯丁想要重建特莎生前最后几天的原貌。他希望能确定特莎最后一次来洛基时过得快乐，收获丰富。特莎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对性别意识座谈会作出贡献，能否请莎拉透露？特莎或许凭着她法律的知识及与肯尼亚妇女相处的经验，发表了一篇论文？莎拉是否能特别回想起某个插曲，而这个插曲是贾斯丁有兴趣听到的？

莎拉微笑地仔细听她说完，双眼在小贩帽檐下闪闪发光，一面啜饮茶水，一面用大手打蚊子，还不停地对路过的人微笑或对他们叫着——“嗨，小甜甜吉妮，你这个坏女孩！你干吗跟桑托那个无业游民一起鬼混啊？你是打算把这些东西全写给贾斯丁吗，亲爱的？”这个问题让吉妲感到不安。如果她建议要写信给贾斯丁，这样的答案是好是坏？会不会给人含沙射影的机会？在高级专员公署，贾斯丁是个无名小卒。他在这里是否也同样默默无闻？

“这个嘛，我很确定贾斯丁很希望我写信跟他报告，”她承认得很别扭，“不过，如果跟他报告的内容能让他从此放下心头重担，我才会跟他报告。我是说，如果会对他造成伤害，我就不会跟他讲了，”她声辩道，但却迷失了方向，“我的意思是，贾斯丁知道特莎和阿诺德当时一起旅行，全世界现在都知道了。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他都已经无所谓了。”

“噢，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啦，亲爱的，相信我，”莎拉轻松一笑，说，“都是报纸在乱写。根本不可能的事。这一点我敢打包票。嗨，艾比，你还好吗，亲爱的？那是我姐姐艾比。她小孩生得太多了。她差不多结了四次婚。”

莎拉说的这两句话就算有什么重要性，也让吉妲当做耳边风。她忙着补救听起来越来越像是谎言的说法。“贾斯丁是想填空，”她拼命勇敢地说下去，“将脑海中的细节梳理得井井有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特莎最后几天做的每件事和想法整合起来。我是说，显然——如果你跟我说的事情可能会让他痛苦的话——我就不会告诉他。”

“井井有条。”莎拉重复她的话，再度摇摇头，自顾自地微笑着。“我一直都很喜欢英文的原因就在这里。用井井有条这个字来形容那个好女人，再贴切不过了。他们来这里的时候做了什么事，你难道不明白，亲爱的？是像度蜜月的夫妇一样睡觉吗？他们根本不会做那种事。”“显然是来参加性别小组座谈。你自己有没有参加？你大概是主持人，或是在处理什么大事吧？我一直没问过你在这里的角色是什么。我早该问的，对不起。”

“别道歉了，亲爱的。你只是有点茫然，还不够井井有条。”她大笑起来，“对了，我现在想起来了。我的确是参加了那场小组座谈。或许也是我主持的。我们轮流来。那一组很不错，我记得。两个从迪亚克来的很聪明的部落妇女，一个从亚维尔来的寡妇，从事医药工作，有点自大，不过还算有雅量，还有两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律师助理。那一组很不错，这一点我敢保证。可是，那些女人回到苏丹之后会有什么表现，我就不敢说了。只能挠挠自己的头，发挥想像力了。”

“也许特莎能和那几个律师助理打成一片。”吉妲满怀希望地加上这句。

“也许吧，亲爱的。可是那些妇女，很多从来没搭过飞机。很多人害怕晕机，所以我们不得不先让她们放松心情，之后她们才愿意听讲发言，以完成她们来这里的责任。有些人吓得不敢跟任何人讲话，一心只想回家。如果你害怕失败的话，千万别进这一行啊，亲爱的，我都是这样告诉别人的。想想成功的例子就好了，这是苏丹莎拉的建议，千万别去想着失败的场面。你还想问那个小组座谈的什么事吗？”

吉妲越听越糊涂。“她，在小组里面很出风头吗？她参加座谈会开心吗？”

“这一点的话，我就不清楚了，亲爱的，我怎么可能会知道？”

“她做过或说过的事，你一定多少记得一点。没有人会那么快就忘记特莎的。”她自觉说得很没礼貌，但不是故意的，“阿诺德也一样令人很难忘记。”

“这个嘛，那场座谈会，我不敢说她贡献了什么，因为她没有贡献。特莎没有对那场座谈作出贡献。我很确定。”

“阿诺德有吗？”

“没有。”

“连发表论文之类的事都没有吗？”

“什么也没有，亲爱的。两人都没有。”

“你是说，他们就乖乖坐在那边，一句话也没说？他们两个人都是？保持沉默不像是特莎的作风，也不像是阿诺德的作风。那次研讨会时间有多久？”

“五天。不过特莎和阿诺德并没有在洛基待到五天。没有多少人全程参与。大家来这里的时候，感觉倒像马上又要赶到其他地方去似的。特莎和阿诺德跟其他人没两样。”她停了一下，观察吉妲，仿佛度量着她跟某件事的关联度。“我的意思，你听懂了吗，亲爱的？”

“没懂。对不起，我没听懂。”

“也许你没听懂的，是我还没讲出来的东西。”

“那我也不知道。”

“好吧，你来这里的目的究竟是想干吗？”

“我是想来调查他们做了什么事，阿诺德和特莎。在他们最后几天的时间。贾斯丁特别写信要求我。”

“他的信，你有没有正好带在身边，亲爱的？”

吉妲为了这一趟，买了一个新的手袋，她以颤抖的手从里面拿出贾斯丁的信。莎拉拿进土库屋，凑着头上的灯泡看，然后在里面站了一会儿，接着再回到阳台，坐在刚才的椅子上，神态有相当程度的困惑。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什么，亲爱的？”

“如果可以的话。”

“特莎有没有用她那张甜甜的嘴巴对你说，她和阿诺德是来洛基参加性别研讨会？”

“他们对所有人都是这样说的。”

“你相信她说的话喽？”

“对，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了，贾斯丁也相信，我们现在还是相信。”

“特莎是你的好朋友吗？听说感情像姐妹一样？就算情同姐妹，她还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她来这里另有目的？或是说性别研讨会只是一个挡箭牌，一个借口，就像你拿自给自足营当做借口一样，对不对？”

“在我们刚成为朋友的时候，特莎会跟我讲一些事情。然后她开始担心，她觉得对我讲太多了，让我扛下这些负担很不公平。我是临时雇员，是在当地聘用的员工。她知道我考虑申请永久职位。再考一次。”

“你还是有这种想法吗，亲爱的？”

“对。可是，那并不代表别人不能告诉我真相。”

莎拉喝了一小口茶，拉拉帽檐，调整坐姿到舒服的姿势。“根据我了解，你要在这里待三个晚上。”

“对。星期四回内罗毕。”

“很好。非常好。这次大会，你会参加得很愉快。茱蒂丝这个女人很有天分，凡事讲求实际，别人唬不了她。对脑筋比较钝的人是有点凶啦，不过从不会故意刁难人。明天晚上，我会介绍我的好朋友麦肯齐机长给你认识。从没听说过这个人吗？”

“没有。”

“特莎或阿诺德从没跟你提过这么一个麦肯齐机长？”

“没有。”

“好吧，这个机长是我们在洛基的飞行员。他今天往南飞到内罗毕，所以你们大概在空中有交错。他要去载运一些物资，也有点事要处理。你会非常喜欢麦肯齐机长的。他礼貌周到，心地宽大到比多数人的身体都还大，那可是事实。这一带发生的事情，很少能逃过麦肯齐机长的注意，也很少从他嘴巴里跑出来。机长打过很多惨烈的仗，不过现在他全心追求和平，所以才来洛基定居，养活我们饿着肚皮的族人。”

“他跟特莎很熟吗？”吉妲以担心的口气问。

“麦肯齐机长认识特莎，他认为特莎是个好女人，就只有这样而已。麦肯齐机长不会去追已婚妇女，就和阿诺德差不多。不过麦肯齐机长和阿诺德认识的程度比他认识特莎还深。内罗毕的警察竟然会想通缉阿诺德，他认为他们全疯了。去内罗毕的这趟，他也准备找警察说一说。我敢说他这一次去内罗毕，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去找警察。警察一定会很不喜欢与他谈话的，相信我，麦肯齐机长向来直言不讳，毫无保留。”

“特莎和阿诺德来洛基参加研讨会的时候，麦肯齐机长也在吗？”

“麦肯齐机长在。他见到特莎的机会，比我见到她还多，亲爱的。”她暂时停口，坐着对星星微笑，在吉妲眼中看来，她是在心中考虑是否该说出来，或是保守秘密，而吉妲在过去三个星期不断扪心自问的正是这个。

“好吧，亲爱的，”莎拉最后继续说，“我一直在听你讲话，也一直观察你，为你设想，担心你的安危。我的结论是，你是个有头脑的女孩子，你也是端端正正、具有责任感的好人，我很重视这一点。不过如果我看错了你，我跟你讲的事情会把麦肯齐机长害得很惨。我要跟你讲的东西很危险，一旦讲出来就没有办法收回。所以我建议你，现在就告诉我，我是不是高估了你，有没有看对人。因为会乱讲话的人永远都不会学乖。我领教过。这些人今天可以对着圣经发誓，隔天又原形毕露，又到处胡乱讲话。圣经对他们一点作用也没有。”

“我了解。”吉妲说。

“现在，你是不是准备要警告我，我看走了眼，误解了我看到的东西和听到的东西，错估了你？还是我可以把心中的话跟你讲，让你从此肩负沉重的责任？”

“我希望你能信任我，拜托。”

“我认定你会这样说，所以你听好了，我会讲得很小声，你耳朵要竖起来。”苏丹莎拉拉了一下帽檐，让吉妲靠过来一点，“好。也许壁虎能帮点忙，叫大声一点，我希望。特莎从来没来参加过研讨会，阿诺德也没有。他们一能够自由行动，就跳上我朋友麦肯齐机长的吉普车后座，悄悄开到机场，头垂得低低的。麦肯齐机长一抓到机会，就把他们两个放到他的水牛飞机上，往北方飞去，连护照或签证或南苏丹叛军规定的任何正式文件都没有。叛军彼此交战个没完，没有精神也没有智慧团结起来，去对抗北边的那些阿拉伯坏蛋。那些阿拉伯人好像认为安拉能原谅一切，就算是他的先知无法原谅也一样。”

吉妲以为莎拉已经讲完，所以她准备开口，不过莎拉才只是刚开始而已。

“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莫伊先生决定接管洛基机场，你大概注意到了。他呀，有整个内阁的帮忙，连区区一个跳蚤马戏团都管理不了，就算有油水可捞也是一样。他对非政府组织不太留情，却对机场税胃口很大。阿诺德医生特别小心的是，不让莫伊先生和手下发现他们的行踪，不论他们去哪里都一样。”

“照你这么说，他们究竟是上哪里去了？”吉妲低声问，不过莎拉继续讲下去。

“我从来没过问他们要去哪里，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讲梦话泄露秘密，这不是说最近有谁会跟我过夜啦，我老了。不过麦肯齐机长知道，这无需多言。麦肯齐机长隔天一大早就带他们回来，和前一天去的时候一样小心翼翼。阿诺德医生他啊，他对我说，‘莎拉，’他说，‘我们只到过洛基，其他什么地方都没去过。我们来参加你的性别意识研讨会，全天候二十四小时都在场。你如果能一直记得这个重点，特莎和我会很感激你的。’不过如今特莎死了，她也不会再感激苏丹莎拉或任何人了。而阿诺德医生呢，如果我知道什么事情的话，会比他死了还严重。因为莫伊的手下四处横行，随心所欲烧杀掳掠，换句话说就是会血流成河。他们如果抓到人关起来，打算从他口中套出真相的话，会把所有的同情心抛到一边，这一点你自己好好记得准没错，亲爱的，因为你越陷越深了。就是这样，我才决定让你一定要跟麦肯齐机长谈一谈，他知道一些我宁可不知道的事情。因为据我所知，贾斯丁是个好人，所有关于他妻子和阿诺德的资料如果可能的话，他都应该取得。我这样了解对不对？还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更正？”

“没错。”吉妲说。

莎拉喝完茶杯里的茶，放下杯子。“那就好，你走吧，去吃点东西，培养一点体力，我会在这里再待一会儿，亲爱的，因为这个地方就是闲言闲语得没完没了，你大概也已经领教到了。对了，别去碰山羊咖喱，亲爱的，不管你有多喜欢山羊肉都一样。因为那个年轻的索马里大厨啊，他很有天分，总有一天会成为优秀的律师，在山羊咖喱上却很无知。”

吉妲是怎么度过自给自足小组座谈会的第一天，连她自己也不清楚，不过五点的钟声一响——只不过这个钟响是她自己想像出来的——她知道自己没有出洋相，没有讲太多，也没讲太少，以谦虚的态度倾听长辈与知识较丰富的组员经验之谈，记下丰富的笔记，准备撰写又一篇没人看的EADEC报告，想到这些她就心满意足了。

“高兴到这里来吗？”组员四散时茱蒂丝问她，欣然抓住她的手臂，“那么就在俱乐部见喽。”“这东西给你，亲爱的。”莎拉说。她从一个工作人员的小屋钻出来，递给吉妲一个棕色信封。“祝你今晚愉快。”

“你也是。”

莎拉的笔迹活像是学生习字簿上的字。

亲爱的吉妲。麦肯齐机长的土库屋名称是恩特比，号码是在靠机场那边的十四号。带手电筒去，以免发电机关掉后得摸黑。他很乐意见你。你先吃晚餐，九点去见他。他是个绅士，所以没什么好怕的。请将这封信交给他，这样我就可以确定这封信被妥善地处理掉了。小心照顾自己，记得你的责任是保守秘密。

莎拉

这里的土库屋名称对就读过英国修女学校的吉妲来说，有如当时附近村子教堂里尊奉的军团光荣战迹名称。恩特比的前门敞开，不过里面的纱门则关得密不透风。有盏罩着蓝色灯罩的防风灯亮着，麦肯齐机长坐在防风灯前，所以吉妲走近土库屋时只看到他的侧影，低头坐在书桌前如同僧侣般写着东西。由于第一印象对吉妲非常重要，她在外面站了好一阵子，观察他不修边幅的外表以及相当沉静的姿态，猜测他具有不屈不挠的军人本性。她正想敲门框，这时麦肯齐机长却站了起来，不知道是看见或听见或是猜到她来了，两个箭步就走到纱门边为她开门。

“吉妲，我是瑞克·麦肯齐。你很准时。有没有信要给我看？”

新西兰，她心想，知道自己猜对了。有时候她会忘记英文的姓和口音，不过这次她可没料错。新西兰人，细看之下接近五十，而不是三十，不过她看到的仅有线索是他憔悴脸颊上的小细纹，以及修整过的黑发末端的银丝。她将莎拉的信交给他，看着他转身背对着她，将信拿到蓝灯旁。在较亮的灯光下，她看到的房间家具稀疏，布置整洁，有张熨衣桌，擦亮的棕色皮鞋，还有张行军床，棉被折得像是她在修女学校规定的折法，四角要依照医院的方式来折，床单折在棉被上，然后反折成等边三角形。

“随便坐吧？”他指着厨房一张椅子说。她走向椅子，蓝灯也在身后移动，停留在地板上，在门口到土库屋的中间。“这样别人就看不见里面的动静，”他解释，“我们这里有全职的人在看守土库。喝可乐吗？”他递过去给她。“莎拉说你值得信赖，吉妲。这样我就放心了。这件事特莎和阿诺德除了彼此之外谁都信不过。他们是信得过我，因为不得已。反正我也喜欢。你是来混自给自足营的，我听说。”这是个问句。

“自给自足小组座谈会只是借口。贾斯丁写信要求我来调查特莎和阿诺德在她死前最后几天的情况。他不相信性别研讨会的说法。”

“被他料中了。他的信有没有带来？”

我的身份文件，她心想。可以确实证明我是贾斯丁的信使。她将信交给他，看着他站起来，拉出一副简陋的钢框眼镜，斜身凑近蓝灯的光线范围，躲开来自门外的视线。

他交回贾斯丁的信。“仔细听好了。”他说。

不过他先打开收音机，急着制造他所谓可接受的音量，这个说法用得很讲究。

吉妲躺在床上，底下的床单只有一层。这天晚上的气温没比白天低到哪里去。透过周围的蚊帐，她可以看到蚊香头上的红光。她拉上了窗帘，不过窗帘薄得很。她的窗户外面一直有脚步声和讲话声经过，每一次有人路过，她就有跳下床的冲动，对他们大喊“嗨！”。她的心思转向格洛丽亚。一个星期前，格洛丽亚邀请她到俱乐部去打网球，让她摸不着头脑。

“告诉我吧，亲爱的。”格洛丽亚问她。打了三局，格洛丽亚都以六比二大胜。她们挽着手走向俱乐部。“特莎是不是在暗恋桑迪，还是桑迪在暗恋特莎？”

一问之下，原本笃信说实话者有福的吉妲一眼也不眨，对着格洛丽亚当面撒谎，脸不红气不喘。“我很确定双方谁也没有暗恋谁，”她以拘谨的口吻说，“你怎么会想歪了，格洛丽亚？”“没事啦，亲爱的，没什么。只是他在葬礼上的表情吧。”

想完了格洛丽亚，她将思绪转向麦肯齐机长。

“有个叫做玛阳的小镇西方五英里的地方，有个发神经病的波尔人16在那里设了一个粮站。”他说着，让自己的音量正好在帕瓦罗蒂的歌声之下，“有点喜欢批评上帝。”

18

他的脸色阴沉，脸庞线条加深。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苍穹散发出的白光无法穿透他脸颊的阴影。这个小镇是失落的市镇，从温尼伯搭火车要三个小时、得穿越一千英里的雪地才到。贾斯丁以坚定的步伐走在小镇上，路人稀少，见到路人时，贾斯丁也尽量躲避他们的视线。从育空或北极高地持续吹来的冷风，终年吹过平坦的大草原，冻结了冰雪，弯曲了小麦，拍击着街头标志牌以及头上的电线，使他空洞的脸颊上显不出丝毫血色。刺骨的寒意，摄氏零下二十几度，只能迫使他痛楚的身体持续前进。他在温尼伯搭火车过来之前，先买了棉袄、毛毡帽以及手套。他心中的怒气如芒在背。长方形的素色打印纸安放在他皮夹里：“马上滚回家去，别乱讲话，否则你会跟老婆团圆。”

不过带他来这里的，就是他的妻子。是她帮他松开双手，摘掉头罩。她让他跪在床边，搀扶着他一步步走到浴室，在她鼓励之下，他自己扶着浴缸站进去，扭开莲蓬头，冲干净自己的脸和衬衫正面，以及夹克的领子，因为他知道——她警告他——如果脱下衣服，就没有办法再穿上。他的衬衫正面肮脏污秽，夹克沾满呕吐物，不过他设法擦拭得相当干净。他想回床上睡觉，不过她不准许。他想梳头发，手却抬不了那么高。他脸上长出了二十四小时胡楂，却非留不可。站定的时候，他感觉像在游泳，能够在倒下去之前走到床边算他运气好。他陷入半晕厥状态，以诱惑人的姿势躺着，然而在她的建议下，他没有拿起话筒呼叫旅馆经理，或是向专业的波姬医生请教。谁都信不过，特莎告诉他，所以他谁也不信任。他等到眼中的世界正常了，才再度起身，蹒跚走到房间另一边，很感激这房间小得可怜。

他先前将雨衣放在椅子上。还在原地。让他惊讶的是，波姬的信也还在。他打开衣橱。房间的保险柜安装在衣橱的内壁，柜门关着。他按下结婚纪念日，每按一下，几乎痛得晕过去。保险柜应声打开，里面放了彼得·艾金森的护照，安然无恙。他的手臂被打得很惨，不过似乎没有骨折，将护照摸索出来，喂进夹克里面的口袋。他费力穿上雨衣，拼命扣到脖子，然后扣到腰间。他决定不带太多行李，因此只背了一个肩袋。他的钱还在里面。他从浴室里收拾好洗漱用品，也从抽屉里收拾好衬衣和内衣裤，丢进肩袋里。他把波姬的信封放在衣服上面，拉上拉链。他慢慢将肩带背在肩膀上，痛得像狗一样哀叫出来。他的手表指着凌晨五点，似乎没坏。他晃进走廊，沿着墙壁拖着身体来到电梯。一楼大厅有两名身穿土耳其民族服装的妇女正在操作一台大型吸尘器。有个年老的夜班门房在柜台后面打瞌睡。贾斯丁说出房间号码，请他结账。他设法伸手进裤子后袋，从大叠钞票里取出几张，再加上一大笔小费，“当做是迟来的圣诞节礼物”。

“我可以拿一把吗？”他以自己都认不出来的声音问。他指的是门边由门房塞进陶质花盆的几把伞。

“拿几把随便你。”老门房说。

他拿的雨伞有根坚固的梣木手把，直立起来可到他的臀部，正好拿来当做拐杖。他手持雨伞走过空旷的广场，来到火车站。来到通往车站大厅的阶梯时，他发现一个门房站在身边，让他愣了一下。他还以为是特莎。

“自己能走上去吗？”老人以疑虑的口气问。

“可以。”

“要不要我帮你买车票？”

贾斯丁转身将口袋对准老人。“苏黎世，”他说，“单程。”

“头等座吗？”

“当然。”

瑞士是他童年的梦想。四十年前他父母亲带他去恩加丁17一带散步度假，他们住的是豪华大饭店，坐落于两个湖之间狭长的森林里。一切都没变。连擦得锃亮的拼花地板、彩色玻璃、一脸严肃带他到房间的总管，也全都没变。贾斯丁斜倚在阳台的沙发床上，看着儿时记忆中的两个湖在向晚日光中闪耀，小船渔夫也同样在雾气中瑟缩着。日子一天天过，不时上水疗中心，晚餐锣如丧钟般响起时，他会开始在低声讲话的老夫妻之间独自用餐。在老农舍的小街上，他请了脸色苍白的医生和女助理帮他治疗淤青的部分。“出车祸。”贾斯丁解释。戴着眼镜的医生皱皱眉头，年轻的助理笑了起来。

到了晚上，内心世界完全占据了他，一如特莎死后的每天晚上。贾斯丁在向外凸出的窗户间细工镶嵌的书桌上努力写信，用淤青的右手捺着性子写给汉姆，写下波姬转述的马可斯·罗贝尔的事迹，然后轻轻将辛苦的汗水结晶转寄给汉姆，这时才恍然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圆满完成。如果浪子回头的罗贝尔人在沙漠，以吃蝗虫、喝野地蜂蜜的方式洗涤罪过，贾斯丁也同样在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不过他总算解决了问题。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他的心灵也受到涤净。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追寻之后会出现好结果，他也从来没想过是否会有结果。肩负特莎的使命，扛起她的旗帜，承载她的勇气，他有这样的目的就足够了。她目睹了庞大的弊案，挺身而出对抗。他自己也见证到，不过迟了一步。特莎的奋斗就是他的奋斗。

然而，当他想起黑色头罩下的无尽之夜，闻到自己呕吐物的气味，当他检查身上程度不同的淤青，看着躯体、后背和大腿上黄蓝相间的如同音符般的椭圆状印记，这时他体验到不一样的归属感。我是你们中的一员。你们边喝着绿茶边喃喃谈天时，我已经不再照料玫瑰了。我靠近的时候，你们没有必要压低嗓门。我跟你们一同坐在桌子前，点头同意。

第七天，贾斯丁结了账，几乎在莫名的情况下搭上了邮政巴士和火车到巴塞尔，来到莱茵河上游知名的山谷，大药厂在那里建立了城堡。到了巴塞尔，他从一个有湿壁画的宫殿里寄出厚厚的信给汉姆在米兰的老巫婆。

然后贾斯丁徒步行走。一步一痛楚，不过还是走着。首先走上一座圆石遍地的小山，来到一个中古时代的城市，市区有钟塔，有商号，有自由思想家和对抗暴君的烈士雕像。他以本地这份历史来好好自我勉励，然后走向河边，接着从儿童游戏场抬头凝视，以几乎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药厂亿万富翁不断扩充的钢筋水泥王国，看着他们没有脸面的兵营肩并肩排队对抗个别敌军。橙色起重机在他们上方马不停蹄动作着。白色烟囱如同寂静无声的清真寺尖塔，有些在顶端具有方格图形，有些是条纹状图案或是粉刷得醒目，以对飞机示警。烟囱对着棕色的天空吐出隐形的气体。在烟囱底下有完整的铁轨、编组场、卡车停车场以及码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柏林墙保护着，上面有刀片铁丝网和涂鸦。

贾斯丁被一股难以解释的力量拖向前，越过桥梁，以仿佛漫游梦境的脚步走在一片阴霾的荒野上，到处是破败的房产、二手服饰店以及眼神空虚、骑着脚踏车的移民劳工。慢慢的，他仿佛受到某种意外的吸引力，发现自己站在一眼看去像是很宜人的林阴大道，而大道另一端有个生态友好的入口，爬山虎丛生，乍看之下几乎无法看出里面有道橡木门，门上还有擦得亮晃晃的黄铜电铃，也有黄铜信箱。一直到贾斯丁抬头仰望，继续向前，然后直接走上他头顶的那片天空，他才恍然发现三座巨大的白色摩天大楼，中间以天桥连接起来。大厦用的石材干净得有如医院，窗户是镶了红铜的玻璃窗。在每栋硕大无比的高楼后面某处升起白色烟囱，底部打上金色油漆的字母KVH，对着他如同老友般眨眼。

他独自一人站着，如同身陷三栋摩天大楼底部，站了多久，他当时不清楚，后来也不知道。有时候他觉得大楼两翼似乎朝他逼近，想将他压扁。有时候感觉像是要倒在他身上。他的膝盖软下来，发现自己坐在一张长椅上，地点是某处斑驳的路面，有几个拘谨的女人在遛狗。他注意到一阵微弱却持续不断的气味，一时之间重回内罗毕的停尸间。我还要在这里待多久，他心想，才能停止注意到这种气味？夜幕必定已然低垂，因为红铜窗户亮了起来。他看出有移动的侧影，有计算机蓝色的光点忽明忽暗。我为什么坐在这里？他一面观看一面问她，除了你之外，我还在想什么？

她坐在他旁边，不过这次她想不出答案。我想的是你的勇气，他为她回答。我在想，对抗这一切的，只有你和阿诺德，而亲爱的老贾斯丁则在担心花床的沙土是否足够，好让你的黄色鸢尾花长得健康。我是在想，我再也不相信自己了，也不相信我所代表的任何事物。曾经有段时间，你的贾斯丁和这栋大楼里的所有人一样，对于委身接受集体意志的强烈批判感到光荣——他将这种集体意志称为国家，或者是有理性的人的教义，或是心怀些许疑虑地称之为更高远的理想。曾经有段时间，我认为不论男女如有必要，都应该为造福众人而放弃自己的生命。我称之为牺牲，或是职责，或是必要之举。曾经有段时间，我可以晚上站在外交部外面，看着亮起灯光的窗户，心想：晚安，我是你谦卑的仆人贾斯丁。我是伟大睿智的引擎里的一个螺丝钉，感觉很光荣。我为国家效劳，所以我才有所感受。然而，我现在所有的感受是：对抗他们一大堆人的只有你，他们赢得一点也不令人惊讶。

从这个小镇的大街上，贾斯丁转向左边，往西北方向走上道氏大道，草原风全力迎面扑在他暗沉的脸上，而他持续提高警觉，仔细注意周围环境，不愧在渥太华当了三年的经济随员。虽然他一辈子从没到过这里，看到的一切却都很眼熟。雪从万圣节一直下到复活节，他记得。六月的月亮首度升起时播种，在九月首度下大霜前采收。还要过好几个星期，被吓坏了的番红花才敢开始在枯死的草穗和干秃的草原上露脸。马路对面有座犹太教堂，设计平实，由被遗弃在火车站的移民建立。而当时移民带在身上的只有不堪的过往、扁平行李箱以及对于自由乐土的远景。距离这里一百码处矗立了乌克兰教堂，旁边也有罗马天主教堂、长老教堂、耶和华见证人教会以及浸信会。这些教会的停车场有如通电马场般，信徒的引擎在主人祈祷时得以保暖。他脑海里飘过一句孟德斯鸠说的话：从来没有地方像耶稣的王国般内战频仍。在上帝之家后面是财神之家，是本镇的工业区。牛肉价格一定是跌破底了，他猜想。不然为什么他会看到盖波先生全新开幕的“快乐猪肉工厂”?从外观看来，谷物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否则葵花籽油公司为什么会出现在小麦田中间？那群怯生生的人，围在车站广场的老房子站着，一定是苏族或克里族印第安人。（曳船道）转了个弯，带着他往北走，通过一条短短的隧道。出了隧道，他来到了景致截然不同的乡间，有船屋及河景豪宅。他知道，有钱的欧美白人就住在这里，他们修剪草坪，清洗车子，为自家的船上亮光漆，对坐收社会福利金的犹太佬、乌克兰佬，以及可恶的印第安人生闷气。在小山上，或是在此地几乎可算是座小山的地方，就是他的目标物，那是本镇的骄傲，是东萨斯喀彻温的宝贝，是学术的王朝，这就是道氏大学，依序排列着中古时代的沙岩、殖民地时代的红砖以及玻璃圆顶建筑。贾斯丁走到曳船道的分岔处，走上短短的山坡路，经过一座一九二〇年代的维基奥桥，来到一个有城垛的警卫室，上面有镀金的盾形纹章。穿过拱门后，他得以欣赏精致无瑕的中古校园，也见识到创办人乔治·伊曼·道氏二世本人的青铜塑像。他同时也是矿场拥有人、铁路大亨、老色鬼，盗用土地、射杀印第安人的凶手，是当地的圣人，灿烂辉煌地摆在花岗石底座上供后人凭吊。

他继续走着。他参考过指南手册。道路宽敞起来，成了阅兵的大道。风从柏油路面上刮起挟带细沙的尘埃。在大道远远的另一边竖立了一座覆满常春藤的亭子，旁边有三座特殊用途的钢筋水泥块。亮着霓虹灯的长形窗户将这些水泥块切割得具有层次感。一面绿色加金色的招牌——道氏夫人最喜爱的颜色，手册也是同样的颜色——以英法文宣布这是医学院的临床研究中心。一个较小的招牌写着门诊病人处。贾斯丁跟着招牌走，来到一道旋转门，上方悬垂着波形的顶篷，由两个身穿绿色轻便大衣的粗壮女人看守。他向她们道晚安，对方也以愉悦的口气回礼。他的脸孔僵硬，被毒打过的身体一路走来仍隐隐作痛，热腾腾的“小蛇”直往他的大腿和背部上窜。他偷偷看了一下身后，然后大步走上阶梯。

大厅挑高很高，铺着大理石，有种殡仪馆的感觉。乔治·伊曼·道氏二世身着狩猎装的可怕巨幅画像，让他想起了外交部的大厅入口。接待台设于一面墙边，后面有身穿绿色长袍的银发男女坐镇。过不了多久，他们会以“奎尔先生”来称呼我，然后对我说特莎是个很好很好的女人。他不疾不徐地走在一个迷你购物中心里，道氏·萨斯喀彻温银行、一间邮局、一座道氏书报摊、麦当劳、比萨天堂、星巴克咖啡店、贩卖女性内衣以及孕妇装和睡衣夹克的道氏精品店。他走到一个汇集走廊的大厅，那里充满了手推车的嘎吱声，电梯的怒吼声，快步走动的鞋跟发出的微小回音，以及电话哔哔叫的声音。面带愁容的来宾四处或坐或站。身穿绿色长袍的工作人员从一道门内匆忙走出，走进另一道门。每人的口袋上有金蜂的标志。一扇门边挂了大幅广告牌，上面写着医生以外人等勿入。贾斯丁双手交叉放在背后，装出权威感，仔细看告示。寻找保姆与车船求售的广告。房间出租。道氏歌咏社、道氏圣经研习课、道氏医德社、道氏苏格兰民俗舞蹈社。有个麻醉师想要一条棕色的好狗，中等身材，不要小于三岁，“一定要一等一的散步专家”。道氏贷款计划，道氏先学后付款计划。道氏纪念教堂举行玛丽亚·科沃斯基医师的追思仪式——有人知道她生前喜欢听音乐吗？如果喜欢，是什么样的音乐？待命医生、休假医生、值班医生的名单。还有一张海报，喜滋滋地宣布本周医学生获得免费比萨的时间，由温哥华的凯儒·维达·哈德森提供——同时欢迎参加我们KVH在草仓舞厅举办的周日早午餐以及电影欣赏会。只要填写随比萨附上的“请邀请我”表格，就能获赠免费门票，享受一生难得的体验！

可惜的是，对于直到最近都是道氏教职员中闪亮的明星、研究多重抗药性与无抗药性的结核病株专家、曾经是KVH赞助的道氏研究教授、也是共同发现神药岱魄拉瑟的拉若·艾瑞奇医生，却只字未提。她既没有休假，也没有待命。以铜版纸印刷的内线电话通讯簿，挂在告示板旁边，以有穗须的绿线绑着，她的姓名却没有列入其中。她也没有想买身材中等的棕色公狗。惟一跟她有关的东西，也许就是一张手写的明信片，被贴在告示板最下面，几乎看不到，上面表示“根据院长指示”，原定举行的萨斯喀彻温医德会议很遗憾将不在道氏大学举行，新场地将尽快另行通知。

贾斯丁的身体由于寒冷加上过于劳累，大喊着吃不消，体力只够叫一辆出租车，送他回毫无特色的汽车旅馆。他这一次很聪明。他从莱斯莉那里学来一招，透过花店来送信，并慷慨附上一大束情人节玫瑰。

我是英国记者，是希波的波姬的朋友。我正在调查特莎·奎尔的命案。麻烦请你在今晚七点之后打电话给我。我住在萨省人汽车旅馆十八号房。我建议你使用距离你家有一段距离的公共电话亭。

彼得·艾金森

他盘算过了，稍后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别吓到她了。选择时间和地点。比较聪明。他的伪装越来越站不住脚，不过他除此之外也别无伪装了。他在德国旅馆时是艾金森，被毒打一顿时也是艾金森。不过他们以奎尔先生来称呼他。尽管如此，他还是以艾金森的身份从苏黎世飞到多伦多，躲在火车站附近一间砖头建筑的旅舍，以一种不真实的疏离感觉，从小收音机里收听全球通缉阿诺德·布卢姆医生的最新进展，因为他涉嫌杀害特莎·奎尔。我是个相信奥斯瓦尔德理论的人，贾斯丁……阿诺德·布卢姆失去理智，杀了特莎……。搭上火车前来温尼伯时，他是个无名小卒，等了一天，然后搭上另一班火车来到这个小镇。所有都一样，他并没有欺骗自己。最好的情况是，他比他们提前了几天。不过在文明国家，永远都说不准。

“彼得？”

贾斯丁忽然惊醒过来，瞄了一下手表。晚上九点。他事先在电话旁边摆了笔记簿和钢笔。

“我是彼得。”

“我是拉若。”语带怨气。

“哈罗，拉若。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见面？”

叹了一声。听来绝望、疲惫如末期病人的叹息声，和她绝望的斯拉夫口音很配。“不可能。”

“为什么？”

“我家外面有辆车子，有时候他们会停一辆面包车。他们随时都在监视监听。要私下见面根本不可能。”

“你现在人在哪里？”

“在电话亭里。”她的口气听来仿佛永远也无法活着走出去似的。

“现在有没有人在监视你？”

“看是看不见，不过现在是晚上。谢谢你送的玫瑰花。”

“不管你选在什么地点，我都可以去见你。朋友的家，或乡下什么地方，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开车吗？”

“没有。”

“为什么没车？”语带指责与挑衅。

“身上没带对证件。”

“你是谁？”

“我说过了，是波姬的朋友，英国记者。我们见了面再说。”

她已经挂掉电话。他的胃正在翻搅，必须到洗手间去，可是浴室没有电话分机。他一直等着，等到忍无可忍，狂奔到厕所去。长裤脱到脚踝边时，他听到电话响起。响了三声，等到他跳呀跳过去接起来，电话已经断线。他双手抱头坐在床边。这档事我一点都不行。换成是间谍的话会怎么办？换成是狡猾的老头多诺霍，他会怎么办？如果对方是易卜生笔下的悲剧女主角，换了谁都会和我现在一样，说不定会更糟糕。他再看了一下手表，担心自己已经丧失了时间感。他脱下手表，放在笔记簿和笔旁边。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戴回手表，拼命想扣上该死的表带时发起脾气。

“彼得？”

“在什么地方见面比较好？随便你。”

“波姬说你是她丈夫。”

天啊。噢，地板不要再动摇了。噢，耶稣啊。

“波姬在电话上那样讲吗？”

“她没有提到名字。‘他是她丈夫。’就这样而已。她很小心。你为什么不说你是她丈夫？那样的话，我就不会当做你是来找碴了。”

“我打算见面时再说。”

“我会打电话给我朋友。你不应该送玫瑰花给我才对。太夸张了。”

“什么朋友？拉若，你跟她讲话要当心。我的姓名是彼得·艾金森，我是记者。你还在电话亭里吗？”

“对。”

“同一个？”

“没有人在监视。冬天的时候他们只坐在车子里面监视。他们很懒。我看不到车子。”

“你的硬币够不够？”

“我用电话卡。”

“用硬币，不要用电话卡。你打给波姬的时候也用电话卡吗？”

“那不重要。”

她再度来电时已经十点过半。“我朋友正在手术室里帮忙，”她以没有歉意的口气解释，“手术很复杂。我有另一个朋友，她愿意。如果你害怕的话就搭出租车到伊顿区，然后下车走过来。”

“我不怕，我是谨慎。”

拜托，他边想边写下地址。我们连面都还没见着，我才送了她两打夸张的玫瑰，现在就已经像男女朋友一样斗起嘴来了。

离开他住的汽车旅馆有两条路：从前门出去，一个台阶下去就是停车场，或是从后门走到通往柜台的走廊，其中会经过一大串拥挤不堪的其他走廊。贾斯丁关掉房间的灯，向外看着窗外的停车场。在满月的光辉下，每辆车子都戴上一道银色的冰霜光环。停车场有二十来辆车子，只有一辆里面坐了人。有个女人坐在驾驶座，副驾驶座坐了一个男人。他们在吵架。为了玫瑰花在吵吗？或者是为了获利之神在吵？女人比手画脚，男人则摇摇头。男人走下车，对着她狂叫了最后几个字，是脏话，然后用力关上车门，上了另一辆车扬长而去。女人留在原位。她在绝望之下举起双手，放在方向盘最顶端，指关节朝上。她低头以双手掩面哭了起来，肩膀不住地上下起伏。贾斯丁压抑住自己想过去安慰她的荒谬欲望，连忙往柜台方向走，叫了一部出租车。

维多利亚式的街道上，两旁有新盖的梯田式联栋别墅，他们见面的地点就在其中一栋。每栋房子都稍微偏向一旁，如同一排大船，船头面向老海港开去。每栋房子都有地下室，地下室都有自己的楼梯，前门都在街面之上，有石阶通往前门，石阶两旁有铁栏杆，门上还有敲门时用的黄铜马蹄铁，纯属装饰。七号楼的窗帘和窗户之间有一只灰色肥猫舒舒服服躺着，贾斯丁在肥猫的监视下踏上六号楼的阶梯，按下电铃。他提着他全部家当：一个旅行袋、现金，以及两本护照，尽管莱斯莉严禁他这么做。他已经预付了汽车旅馆的费用。如果他回到旅馆，完全是出自个人意愿，而非必要。时间是十点，是个冰霜满地、冰晶清澈的夜晚。车子在路边以车头碰车尾的方式停靠，人行道空无一人。开门的人是个身材高大的女子，贾斯丁只能看到侧影。

“你是彼得。”她以指责的语气对他说。

“你是拉若吗？”

“当然了。”

他进门后，她关上门。

“有没有人跟踪你过来？”他问她。

“有可能，你呢？”

他们在灯光下面对彼此。波姬没说错：拉若·艾瑞奇的确很漂亮。目光散发出孤傲聪慧的美感，具有科学家冰冷不带感情的味道，第一次闻到就让他在心里打退堂鼓。她以手背拨开渐灰的头发，然后手肘维持高举，手腕搭在额头，继续以批判的意味打量他，眼光傲慢而沮丧。她一身黑衣。黑色长裤，长长的黑色工作服，脂粉未施。她的嗓音这时听来，比在电话上更加阴沉。

“我为你感到难过，”她说，“很可怕。你很伤心。”

“谢谢你。”

“她是被岱魄拉瑟害死的。”

“我也这么认为。间接而已，不过也算是。”

“很多人都被岱魄拉瑟害死了。”

“可是并不是全部都被马可斯·罗贝尔所背叛。”

这时楼上电视传来一阵如雷的掌声。

“艾米是我朋友，”她说，仿佛友谊是一种病痛似的，“今天她在道氏医院的挂号处上班。不幸的是，她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赞成我复职，也作为萨斯喀彻温医德会的创立成员，因此他们会找借口开除她。”

他正要问艾米认为他是奎尔还是艾金森时，有个中气十足的女人从楼上对他们咆哮，一双毛拖鞋出现在楼梯最上层。

“带他上来吧，拉若。男人要喝一杯。”

艾米是中年人，肥胖，是那种生性严肃、却决定把自己的人生当喜剧演出的女人。她穿的是深红色丝质和服，戴着海盗耳环。她的拖鞋长了玻璃眼珠。不过她自己的眼珠却被阴影围了起来，嘴角长出了痛苦纹。

“杀了你老婆的人，应该抓去吊死才对。”她说，“威士忌、波本还是葡萄酒？他是拉尔夫。”这个阁楼房间很大，以松木隔出轮廓，天花板挑高。一边有个吧台。一台巨大的电视正在播放曲棍球赛。拉尔夫是个头发稀疏的老人，身穿晨袍，坐在假皮扶手椅上，将双脚放在同样是假皮的板凳上。听见有人说他的名字，他伸出有肝斑的手在空中挥动，眼睛却没离开电视的球赛。

“欢迎光临萨斯喀彻温，要喝什么自己来。”他大喊，带有中欧口音。

“哪一队领先啊？”贾斯丁问，表示友好。

“加佬队。”

“拉尔夫是律师，”艾米说，“对不对啊，亲爱的？”

“现在什么也称不上了。可恶的帕金森病硬是要把我拖进坟墓里。那个教职员委员会的做法就像是一群浑蛋。你是为了这事来的吗？”

“差不多。”

“遏阻言论自由，挡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现在应该站出来教育男男女女，是勇敢说出实话的时候了，不要再像一群没种的懦夫一样躲躲藏藏。”

“你说的对。”贾斯丁很客气地说，从艾米手中接下一杯白葡萄酒。

“凯儒·维达·哈德森是负责吹魔笛，道氏则随着笛声起舞。他们给了两千五百万当做订金，盖了新的生物科技大楼，答应后面还有五千万。那可不是小数字啊，就算是对凯儒·维达·哈德森那种有钱的白痴来说也是一大笔钱。如果大家乖乖地不乱讲话，还会拿出更多钱。那种压力，你怎么挡得住嘛？”

“尽量啊，”艾米说，“如果没尽力，你就完蛋了。”

“尽了力是完蛋，没尽力也是完蛋。敢讲话，他们就不给你薪水，炒你鱿鱼，把你赶到别的地方。在这个小镇，言论自由的代价可高着呢，奎尔先生——代价高到我们多数人都负担不起。你叫什么名字？”

“贾斯丁。”

“贾斯丁，我们这里讲到言论自由啊，还是一言堂。一切都好好的没事，只要不跑出一个俄罗斯贱女人，神经发作随便在医学刊物上面发表文章，乱讲她发明出来的高明小药丸的坏话。凯儒·维达·哈德森公司凭这个药一年可赚到二三十亿，愿安拉保佑他们。你准备把他们安排到哪里，艾米？”

“书房。”

“你干脆把电话转过来，这样他们才不会被干扰到。艾米是我们这里处理实务的人，贾斯丁。我只是个糟老头。如果你想喝什么，就叫拉若帮你弄。她对我们家了如指掌，比我们自己还清楚，可惜啊，眼看着再过两个月，我们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他继续观赏胜利在望的加佬队。

她不再盯着他看，虽然她还是戴上厚厚的眼镜，本来应该是男人戴的眼镜。她内心属于俄罗斯的那部分带来了一大袋子的“也许”，袋口打开，躺在她脚边，装满了她倒背如流的文件：威胁对她采取行动的律师信函、大学的解聘信、一份她尚未发表过的文章的复印件，最后是她自己律师的信件，不过数量并不太多，因为根据她的解释，她已经没钱了，更何况她的律师在捍卫苏族的人权方面比较自如，在对抗法律资源无限的温哥华凯儒·维达·哈德森公司时颇感无力。他们坐着，如同没有棋盘的两个棋手，与对方面对面坐着，膝盖几乎碰在一起。贾斯丁回想起过去在东方国家任职的往事，不敢将脚尖正对她，所以斜坐着，使他被毒打过的身体因此感到不太舒服。她已经对着贾斯丁背后的阴影讲了好一阵子，贾斯丁也几乎没有打断她。她百分之百自我投入，声音一会儿丧气，一会儿具有说教意味。她的人生只有巨大难缠的官司，以及这桩解答无望的难题。她提到的每件事，都跟官司脱不了关系。有时候——他怀疑是经常——她完全忘记了贾斯丁的存在。或者对她来说，贾斯丁变成了其他人——成了不愿参加教职员会议的老师，成了怯生生召集大学同事、犹豫不决的教授，是力有未逮的律师。只有在贾斯丁提到罗贝尔这个姓氏时，她才在他面前清醒过来，皱皱眉头，然后随口以笼统模糊的方式搪塞，让人明显察觉到她在顾左右而言他：马可斯太浪漫了，他太脆弱了，所有男人都会做坏事，女人也一样。不知道，她不知道要到哪里才找得到他。

“他躲起来了。他没有规律，每天早上都往不同的方向去。”她解释着，语气带有浓得化不开的忧郁。

“如果他说沙漠，指的是真正的沙漠吗？”

“一定是非常不方便的地方。那种说法也是他的习惯。”

为了佐证她这句话，她转述出贾斯丁认为不可能是出自她本人的语句：“讲到这里我要快转前进……KVH的做法是赶尽杀绝。”她甚至提到“我父母亲是死囚”。她将一封律师信放在他手上，在他看信的当儿从中引述几段话，以免他看漏了最令人反感的部分：

我们再度提醒你，合约中订有保密条款，明令禁止对病人传播这份不实信息……在此正式警告你，不可进一步散布消息，不论是以口头或是其他任何方式，不可根据错误的数据解读将错误恶毒的个人观点传播出去，因为这些数据是在与凯儒·维达·哈德森的合约下取得……

接下来是更加傲慢的无厘头说法，“我们的客户完全否认在任何时间内，企图以任何方式压制或影响合法的科学辩论……”

“可是说到头来，你还是签了那份合约，对吧？”贾斯丁以粗暴的口气插嘴。

贾斯丁这么一凶，让她高兴起来，发出皮笑肉不笑的笑声。“因为我当时信得过他们。我真傻。”

“你才不傻，拉若！你是有高度智慧的女人，拜托。”贾斯丁感叹。

她觉得像是受到了侮辱，默默无言沉思起来。

凯儒·维达·哈德森透过马可斯·罗贝尔收购了艾瑞奇—科瓦克斯的分子后，头两年是黄金时代。初步的短期测试成果非凡，实验数据让这些测试显得更加精彩，艾瑞奇—科瓦克斯的团队更成了科学界的热门话题。KVH提供了专用的研究实验室，一组技术人员，在第三世界国家到处实行临床实验，乘头等舱飞机，住豪华大饭店，尊敬与钞票多得是。

“对于行事随意的科瓦克斯，这是她美梦成真的一天。她将会开着劳斯莱斯，会赢得诺贝尔奖，会成名发大财，会有很多很多男朋友。对于严肃的拉若而言，临床实验要符合科学要求，她们必须负起责任。她们两人将在各个有罹患结核病之虞的种族与社会阶层测试岱魄拉瑟。很多人的生命质量将因此获得改善，有的人会因此得救。那样的话就非常令人满意。”

“对罗贝尔呢？”

她以不悦的眼神瞥了贾斯丁一眼，以苦瓜脸表示不愿苟同。

“马可斯希望成为有钱的圣人。他要劳斯莱斯，也要解救生灵。”

“所以说他要上帝也要获利喽。”贾斯丁轻轻暗示，不过她惟一的反应却是拉下脸来。

“两年后我发现了很不幸的结果。KVH的测试根本是唬人的。根本不符合科学精神。实验设计的目的只是尽早让岱魄拉瑟上市。有些副作用故意排除。一经发现，立刻改变测试计划，让副作用不再出现。”

“有哪些副作用？”

她恢复讲课的口气，既尖酸又傲慢。“进行不科学的实验期间，观察到的副作用很少，部分原因是科瓦克斯与罗贝尔过度热情，第三世界国家的诊所和医疗中心也一心一意想让实验出现好结果。此外，实验也在重要医学期刊中获得知名意见领袖正面的评价，这些人并没有对外表示他们与KVH有利益往来。事实上，这样的文章都在温哥华或巴塞尔写好，只是由知名意见领袖签名而已。上面只说此药不适合少数生育年龄的妇女，且不适用的比率微乎其微，比如有些人会出现视力模糊的现象。有一些死亡的病例，不过他们以不科学的手法变动日期，让死亡病例不包括在评估的时段里。”

“难道没有人抱怨吗？”

这个问题激怒了她。“谁会抱怨？难道是那些靠着实验赚钱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医生和医疗工作者吗？还是那些营销药品的经销商？他们才不希望坐失KVH旗下众多药品带来的收益，丢了这个，整个公司可能因此倒闭。”

“病人呢？”

她对贾斯丁的感觉陷入了谷底。“多数病人都住在不民主的国家，当地体制非常腐败，理论上，他们在被充分告知的情况下同意接受治疗，换言之，他们的亲笔签名都能在同意书上找得到，就算他们看不懂同意书也照签不误。照法律规定，他们不准收受金钱，不过公司还是以车马费和旷工费的方式大大方方地发给他们钞票，也给他们免费东西吃，他们爱不释手。而且，他们也很害怕。”

“怕制药厂吗？”

“怕所有人。如果有怨言，他们就会被威胁，对他们说小孩会收不到美国来的药物，男人会进监牢。”

“可是你却发出了怨言。”

“没有，我没有抱怨，我是抗议，用力去抗议。我发现岱魄拉瑟被当做安全药品来推销，而不是实验中的药品，我就到大学的科学会议上发表演说，准确描述出KVH不合乎道德的立场。我的演讲不受欢迎。岱魄拉瑟是好药。那不是重点。重点有三个。”她已经伸出三支修长的手指，“第一点，副作用在获利的前提下被刻意隐瞒起来；第二点，全世界最穷的一群人被全世界最富的人拿来当做小白鼠；第三点，在企业恫吓之下，以科学方式合法探讨这些问题的辩论遭到钳制。”

她收回手指，另一只手探进袋子里，取出一个亮面的蓝色传单，上面以大标题印着“KVH带来了好消息”。

岱魄拉瑟在治疗结核病方面非常有效、安全、合乎经济效益，能取代现有的结核药物，已证明对新兴国家有非凡的好处。

她拿回传单，换上一份被揉得烂烂的律师信函。其中一段画了线：

岱魄拉瑟的研究历时多年，也为所有经过告知的病人接受，其实验的设计与实行完全合乎道德。KVH并没有在穷国与富国之间进行差别待遇。计划进行中选择的条件也完全合乎标准。KVH在医疗保健质量方面要求很高，广受好评，当之无愧。

“怎么没有写到科瓦克斯？”

“科瓦克斯完全是站在企业那一边。她没有人格可言。就是在科瓦克斯的协助之下，很多临床数据不是被扭曲就是被隐瞒下来。”

“罗贝尔呢？”

“马可斯是骑墙派。这对他来说很正常。在他自己的脑海里，他已经成了全非洲的岱魄拉瑟酋长。不过他也很害怕，很羞愧。因此他才会有告白的举动。”

“他的雇主是三蜂还是KVH?”

“如果是马可斯的话，可能两边都叫老板。他这个人很复杂。”

“那么，KVH是用什么方式来道氏陷害你的？”

“因为我当时太傻了。”拉若以很光荣的口吻重复着，让先前强调的部分成为反证，“除非我是傻瓜，不然怎么会同意签约？KVH非常有礼貌、非常迷人、非常体贴、非常聪明。我人在巴塞尔时，他们派了两个年轻人从温哥华过来见我。我感到受宠若惊。就像你一样，他们也送我玫瑰。我告诉他们，临床实验烂透了，他们也赞同。我告诉他们，应该不要把岱魄拉瑟宣传成安全药品，他们也赞同了。我告诉他们，有很多副作用都还没有好好评估过。他们很钦佩我的勇气。其中一人是诺夫哥罗德来的俄罗斯人。‘拉若，我们请你吃午餐，一起把这件事谈清楚。’然后他们对我说，希望能带我到道氏设计我自己针对岱魄拉瑟的临床实验。他们很明理，有别于他们的上司。正确的临床实验做得不够多，这一点他们也接纳了。来到道氏，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实验。这是我的药。我引以为荣，他们也是。大学也很骄傲。我们之间协调得很融洽。道氏会欢迎我过去，KVH会帮我支付费用。道氏的地理位置对这种实验很理想。我们有保留区来的印第安土著，对于旧型的结核病没有抵抗力。我们也有来自温哥华嬉皮族的多重抗药菌株病例。对岱魄拉瑟来说，有这样的组合是最完美不过的了。就是在这种安排的基础上，我签下了合约，接受了保密条款。我真傻。”她又重复一遍，还吸了一下鼻子，表示“事实证明一切”。

“KVH在温哥华也有公司。”

“大得很哪，是他们在全球仅次于巴塞尔和西雅图第三大的。这样他们才能监视我。目的就是在这里。在我嘴巴戴上口套控制我。我签下了那份可恶的合约，高高兴兴去上班。去年我完成了研究，结果极为负面。我觉得有必要通知我父母，跟他们报告我对岱魄拉瑟可能导致的副作用的看法。身为医生，我有一份神圣的职责。我也决定有责任让全球医疗界知道这件事，方法就是在重要的期刊里发表文章。这种期刊不喜欢刊载负面的见解。我本来就知道。我也知道期刊会邀请三位知名科学家来评论我的发现。这份期刊有所不知的是，这三位知名科学家才刚跟KVH西雅图签下巨额合约，为其他疾病研究出生物科技的疗法。他们立刻把我的意图通知西雅图，西雅图也马上通知了巴塞尔和温哥华。”

她交给贾斯丁一张折叠起来的白纸。贾斯丁打开来，一丝似曾相识感让他不寒而栗。

共产党臭婊子。别用你沾满大便的脏手碰我们大学。

回到你布尔什维克的猪圈去。

别再用你的烂理论来毒害好人的生命。

粗体大写，计算机打字。没有拼错字，全使用简单句型，也让人很眼熟。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他心想。

“他们安排的结果，是让道氏大学也能在岱魄拉瑟全球获利中分一杯羹，”她继续说，心不在焉地从他手中抢过那封信，“对医院忠心耿耿的员工都将获得优厚的股份，不忠心的人就会收到这种匿名信。对医院忠心比对病人忠心还重要，最重要的是对KVH忠心耿耿。”

“是哈莉岱写的。”艾米说着端了一盘咖啡和饼干旋风似的进来，“哈莉岱是道氏医药黑手党最厉害的超级男人婆。全体教职员都不得不拍她马屁，不然死路一条。当然除了我和拉若还有其他两三个白痴。”

“你怎么知道是她写的？”贾斯丁问。

“用DNA逮到那头母牛。从信封上分解邮票，以DNA分析出是她的口水。她喜欢在医院健身房健身，我和拉若从她的粉红色班比梳子上偷了一根头发，比对出来。”

“有没有人去找她理论？”

“当然有，整个董事会。母牛承认了。履行职责时过度热心，一心想保护大学最大的利益。很谦虚地道了歉，以情绪紧张为由请求原谅，这其实是她性饥渴的一种说辞。案子不成立，大家恭喜母牛。现在他们恶整拉若，下一个就是我。”

“拉若·艾瑞奇是共产党，”拉若解释，反复品尝这个反讽的说法，“她是俄罗斯人，她从小生长在彼得堡，当年叫做列宁格勒。她上的是苏联大学，因此她是共产党员，反企业人士。太简单了。”

“艾瑞奇也没有发明岱魄拉瑟，对吗，亲爱的？”艾米提醒她。

“发明的人是科瓦克斯，”拉若以愤恨不平的口吻同意，“科瓦克斯是从头到尾的天才。我是她的实验室助理，喜欢滥交。罗贝尔当时是我男朋友，因此他让我分享荣耀。”

“所以他们才没有再付给你更多钱，对不对啊，亲爱的？”

“对。原因不是这个。是我违反保密规定，因此也违约。很合乎逻辑。”

“拉若也是个妓女，对不对，亲爱的？搞了他们从温哥华派来的帅哥，可是拉若没有。道氏里没有人喜欢这样。除了犹太人之外，我们全都是不搞性爱的基督徒。”

“因为岱魄拉瑟会害死病人，所以我非常希望自己没有发明出来。”拉若轻声说，故意不去理会艾米临走前的俏皮话。

“你最后一次见到罗贝尔是什么时候？”只剩下他们两人时贾斯丁问。

她的语调仍然保持戒备，不过较为轻柔。

“他当时在非洲。”她说。

“什么时候？”

“一年前。”

“不到一年前，”贾斯丁纠正她，“我太太六个月前在乌护鲁医院跟他讲过话。他的那份自称是什么东西的辩解书，是几天前从内罗毕寄出的。他现在人在哪里？”

被人纠正并不是拉若·艾瑞奇喜欢的事。“你问我的是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她反驳，极力控制情绪，“是一年前。在非洲。”

“非洲哪里？”

“肯尼亚。他叫我过去。证据一直累积，让他无法忍受下去。‘拉若，我需要你。事态紧急，你非来不可。别对别人说。机票我帮你付。你来。’被他这么一求我就心软了。我跟道氏谎称我母亲生病，飞到内罗毕去。抵达内罗毕的那天是星期五。马可斯到内罗毕机场接我。一坐上车他就问我：‘拉若，我们的药有没有可能导致脑压增加，压迫到视觉神经？’我提醒他，什么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因为基本的科学数据还没有收集到，虽然我们正企图弥补这一点。他开车载我到一个村子，带我去看一个没办法站起来的女人。她的头痛得很厉害，她快死了。他开车载我到另一个村子，那里有个女人视力没办法聚焦，走到户外，全世界就变黑。他将这些病例转述给我听。医疗工作人员很不愿意坦白告诉我们，他们也很害怕。马可斯说，任何人提出批评，三蜂一概加以惩罚。他自己也很害怕。怕三蜂，怕KVH，怕那些生病的女人，怕上帝。‘我怎么办，拉若，我怎么办嘛？’他也跟科瓦克斯讨论过，地点是在巴塞尔。她说他为了这件事就恐慌未免太傻。她说这些副作用不是岱魄拉瑟引起的，而是与另一种药混用时才会发生的不良反应。这种说法很符合科瓦克斯的一贯作风，因为她嫁了一个塞尔维亚骗子，在歌剧院花的时间比在实验室多。”

“他应该怎么办？”

“我把真相告诉他。他在非洲观察到的，就是我在萨斯喀彻温的道氏医院观察到的情况。‘马可斯，这些副作用，跟我向温哥华报告的一模一样，是根据六百个病例进行客观临床实验所得到的数据。’尽管如此，他还是哭着对我说，‘我怎么办，拉若，我怎么办嘛？’‘马可斯，’我告诉他，‘你一定要勇敢点，企业方面拒绝承担的部分，你一定要单独挑起，一定要让岱魄拉瑟退出市场，除非经过彻底检测。’他哭了。那是我们交往的最后一晚。我也哭了。”

贾斯丁此时兴起一阵野蛮的念头，是一种他无法解释的深层憎恨感。这女人逃过一劫，他是否因而心怀怨怼？她的男朋友自称曾背叛特莎，现在她甚至还以温柔的口气转述，贾斯丁是否是憎恨这种情况？她就坐在他面前，美丽活现又自恋，而特莎却冰冷地躺在他们的儿子身边，这是否让他反感？拉若绝少对特莎表现出同情，却从头到尾顾影自怜，是否让他感觉受到侮辱？

“罗贝尔有没有跟你提到过特莎？”

“那一次去见他的时候还没有。”

“那是什么时候？”

“他写信跟我说有个女人，是英国官员的妻子，以岱魄拉瑟对三蜂施压，以写信和硬闯的方式骚扰。这个女人的背后有个医生，隶属某个救济单位。他并没有提到那个医生的名字。”

“他什么时候写的信？”

“我生日那天，马可斯每年都会记得。他祝我生日快乐，跟我说了这个英国女人和她的非洲医生情人。”

“他有没有建议怎样对付他们？”

“他为女的担心。他说她很漂亮，非常悲情。我认为他对她有意思。”

贾斯丁竟想到拉若在吃特莎的醋，这一奇想让他痛苦万分。

“那个医生呢？”

“所有医生都让马可斯很仰慕。”

“信是从哪里寄出来的？”

“开普敦。他当时在南非视察三蜂的营运，私底下拿来和他在肯尼亚的经验比较。他对你太太很尊敬。对马可斯来说，勇气不是一件说有就有的东西，非得从做中学才行。”

“他有没有说在哪里认识特莎？”

“在内罗毕的医院。她问倒了他，让他很尴尬。”

“为什么？”

“按照规定，他应该对她不理不睬才对。马可斯相信如果不去理会某个人，会害对方不高兴，特别对方是女的。”

“结果他还是想办法背叛了她。”

“马可斯不是一直都那么现实。他是艺术家。如果他说自己背叛了她，可能是比喻的说法。”

“你有没有回信？”

“有信必回。”

“回信地址是？”

“是在内罗毕的一个邮政信箱。”

“他有没有提到一个叫做婉哲的女人？她跟我太太在乌护鲁医院住同一间病房。她是吃了岱魄拉瑟后死的。”

“这个病例我没听说过。”

“我不惊讶，有关她的所有线索都被清除掉了。”

“想必如此。这种事，马可斯跟我提过。”

“罗贝尔去我太太的病房时，科瓦克斯是跟着他去的。科瓦克斯到内罗毕做什么？”

“马可斯要我再去内罗毕一趟，但当时我跟KVH和医院的关系已经很不好。他们听说我先前去过内罗毕，已经威胁要把我赶出大学，因为我拿自己的母亲当挡箭牌说谎。因此马可斯打电话给在巴塞尔的科瓦克斯，劝她帮我跑一趟内罗毕，陪他一起视察情况。建议三蜂撤下岱魄拉瑟这个决定很困难，他希望科瓦克斯能帮他。巴塞尔的KVH首先不太愿意放科瓦克斯去内罗毕，然后双方达成共识，条件是此行必须保密。”

“连三蜂也不能知道吗？”

“要三蜂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三蜂对当地的状况涉入太深，而且马可斯也是他们的顾问。科瓦克斯去了内罗毕四天，消息密不透风，然后回到巴塞尔陪那个塞尔维亚骗子继续看歌剧。”

“她有没有提出报告？”

“内容写得很卑劣。我是学科学的，可他们的做法不科学，根本是主观的做法。”

“拉若。”

“什么事？”她以备战的眼神盯着贾斯丁看。

“波姬在电话上念罗贝尔的信给你听，是他的辩解书，他的告白。管他是怎么称呼。”

“那又怎样？”

“你听了有什么感觉，那封信？”

“马可斯赎不了罪。”

“什么样的罪？”

“他个性脆弱，却在寻找力量时找错了地方。不幸的是，惟有脆弱的人，才有力量摧毁坚强的人。或许他做了非常不好的事。有时候他爱自己的罪过爱过了头。”

“如果要你去找他，你会去哪里找？”

“我没有必要去找他。”贾斯丁等着，“我只有他在内罗毕的邮政信箱号码。”

“可以给我吗？”

她的忧郁再度向下探底。“我会写给你。”她写在一张便条簿上撕下来给他，“要是我去找他，我会到那些他伤害过的人那边去找。”她说。

“在沙漠。”

“或许只是比喻的说法而已。”她口气里咄咄逼人的语调已经消失，就像从贾斯丁的口气中不见踪影一样。“马可斯是个小孩，”她很简单地解释，“他本着冲动来行事，出现后果再加以反应。”她竟然在微笑，而她笑得也很甜美，“他通常都会大吃一惊。”

“所谓的冲动，是谁引起的？”

“以前是我。”

他起身的动作太快，想将拉若给他的纸条折好放进口袋。他的头感到天旋地转，产生了晕眩感。他伸出一手抵住墙壁以稳住身子，却发现这位专业医生拉住了他的手臂。

“怎么啦？”拉若以尖锐的口吻说，一直挽着他，等到他坐下来为止。

“我只是偶尔有头晕的毛病。”

“为什么？你有高血压吗？你不应该打领带，松开领子。你太荒谬。”

拉若伸手探探他的额头。他觉得自己虚弱得像是肢体残障人士，疲惫不堪。拉若离开他，端了一杯水回来。他喝了一点，递还杯子。她的仪态笃定却温柔。他感觉到拉若对他凝神注视。“你发烧了。”她以指责的口吻说。

“大概吧。”

“不是大概。你发烧了。我开车送你回旅馆。”

保密讲习期间讲师不厌其烦地警告，以下这种时候特别危险。在你太无聊、太懒惰，或根本是累到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在你只想回到烂汽车旅馆睡觉，等到早上头脑清醒后，寄出一个满满的包裹给汉姆在米兰长年痛苦的婶婶，里面包含了所有拉若·艾瑞奇医生告诉过你的东西，包括她一份未发表过的报告复印件，内容是药品岱魄拉瑟的有害副作用，如视力模糊、出血、失明以及死亡，此外也附上马可斯·罗贝尔在内罗毕的邮政信箱号码，另外一封信则描述，万一自己遭外力阻挠时，下一步应怎么做。与美女共处一室，他有意识且刻意让警戒防线出现缺口，而这位美女与自己同样处境卑微，站在身旁以亲切的手指帮他量脉搏，这时无法遵守行动保密准则的话，就不会找不到借口了。

“不该让别人看到你跟我在一起，”他气若游丝地反对，“他们知道我来这里。我只会害你情况更糟。”

“不可能更糟糕了，”她反驳，“我已经吃尽了苦头。”

“你的车子在哪里？”

“走五分钟就到。你能走吗？”

这种时候，虽然贾斯丁已精疲力竭，仍然想起可以用他在伊顿公学培养出来的礼仪和骑士古风当做借口。单身女子晚上应该有人陪她走到马车，不应该让她暴露于匪徒、拦路贼、江洋大盗的危险中。他站着。她一手伸进他手肘下，两人共同踮脚穿越客厅，来到楼梯口。

“晚安，小朋友，”艾米对着关上的门大声说，“祝你们玩得开心。”

“你真好。”贾斯丁回复。

19

拉若走下通往艾米前门的楼梯，走到贾斯丁前面，一手提着她的俄罗斯袋子，另一手扶着栏杆，一面回头看着贾斯丁。来到大厅时，她帮他解开外套的扣环，帮他穿上。她也穿上自己的外套，戴上安娜·卡列尼娜的毛毡帽，作势要帮他背旅行袋，不过伊顿培养出来的骑士精神禁止这种做法，所以她以棕色眼珠凝神注视着他，一眨也不眨，类似特莎的目光，只是少了顽皮的成分。在拉若的注视下，他调整自己的肩带，因为英国人习惯嘴唇紧闭，贾斯丁也因此压抑住任何痛苦的表示。贾斯丁爵士为她开门，低声说他很惊讶外面这么冷。刺骨的寒风无情钻入他的身体，无视他的棉袄和毛靴。来到人行道上，拉若医生以左手扶住他的左前臂，她的右手臂则伸到他背后稳住他，不过这一次就连道地的伊顿人都忍不住惨叫一声，而他背部的神经也应声合唱起来。她什么也没说。不过当他朝痛苦起源的反方向偏头时，两人的视线自然交接。她在安娜·卡列尼娜毡帽下的眼神让人想起其他眼睛，不禁令他心惊。原本伸向他后背的手，现在也过来握住他的左前臂。她慢下脚步配合他。两人臀腿相碰，在冰封的人行道上大步迈进，姿态庄严，这时她突然停脚，手仍然抓着他的手臂，盯着马路对面看。

“怎么了？”

“没什么。很正常。”

他们来到了小镇广场。一辆看不出厂牌的灰色小车独自停在橙色的路灯下。尽管霜很厚，车子仍显得非常脏，车身外以铁丝衣架当做收音机的天线。车子朝他们的方向直视，带来一种不祥和危险的感觉。是一辆等待爆炸的车子。

“是你的吗？”贾斯丁问。

“对。不是好车。”

大间谍观察到了拉若早已发现的情况。右前方的车轮没气。

“别担心。换个轮胎就好。”贾斯丁勇敢地说，一时昏了头，忘记严寒的天气，忘记自己淤青的身体，忘记时辰已晚，也忘记了所有行动保密措施的考虑。

“换了也没用。”她回应。阴沉的口气在这个时候用得恰当。

“当然有用。我们可以发动引擎，你坐在车上取暖。你有备胎和千斤顶吧？”

讲到这里，他们已经走到人行道另一边，看到她早已预料到的事：左边轮胎也没气。贾斯丁突然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企图摆脱她的双手，不过她却紧紧挨着他，而他也了解到，让她不住颤抖的并不是低温。

“是不是经常发生？”他问。

“很常。”

“要不要叫修车厂？”

“他们晚上不会过来。我叫出租车回家好了。早上回来之后，我会看到违规停车的罚单。说不定也会拿到一张车况堪虑的警告单。有时候他们会把车拖走，我要亲自去领回，地点则是在很不方便的地方，有时候连出租车都没有，不过今天晚上我们的运气算好了。”

他朝拉若的视线望去，很惊讶地看到有辆出租车停在广场另一边的角落，车内的灯光亮着，引擎也在运转，有个人瑟缩在方向盘前后。拉若的双手还是拉着他的手臂，催促他走向前去。他跟着她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因为他内心的警铃响起。

“出租车通常这么晚还会逗留在市区吗？”

“那不重要。”

“怎么不重要。其实很重要，非常重要。”

他摆脱了拉若的注视，意识到另有一辆出租车开过来，停在刚才那辆后面。拉若也看到了。“你少夸张了。你看，现在来了两辆，一人一辆，或者干脆一起搭一辆。我先送你回旅馆。好不好？怎么搭都不重要。”接着拉若不知道是忘记了他的情况，或只是对他丧失了耐心，又拉了一下他的手臂，结果害他踉跄一下，挣脱了她的掌握，站在她面前挡住她的去路。

“不行。”他说。

不行代表我拒绝。表示这个状况不合乎逻辑，我看得出来。如果说我先前的做法太鲁莽，这次我不能鲁莽行事，你也不行。鲁莽行事的后果太可怕了。我们站在空旷的广场上，而这个小镇位于冻土带中央，时间是天寒地冻的三月晚上，连镇上仅有的一匹马都还在睡觉。你的车子被刻意损毁。一辆出租车正合你意停在一旁待命，另一辆现在也跟进。除了我们之外，出租车还在等谁？假设损毁你车子的人就是希望我们搭他们车的人，这样假设难道不合理？但是这番科学理论拉若无法接受。她向比较靠近的司机挥挥手，大步向前想招来出租车，而贾斯丁则抓住她另一手，在她跨出一半时阻止她，拉她回来。这个举动让他浑身疼痛，同时也惹火了她。一直被人欺负，她已经受够了。

“别拉我，你走开啦！还我！”

他把拉若的俄罗斯袋子抢过来。第一部出租车开到路边停了下来。第二部则停在后面。是推测而来的？还是来支援的？在文明国家，永远无法确定。

“回到车上。”他命令。

“哪一部？那辆已经报销了。你发疯了。”

她拉着俄罗斯袋子时，贾斯丁则在里面乱翻，将文件、卫生纸和其他阻碍搜索的东西推向一边。“车子的钥匙给我，拉若，拜托！”

他在袋子里找到皮包，打开来。钥匙在他手上——一大串，足够打开整个诺克斯堡了。一个失宠的单身女子，到底怎么会需要这么多钥匙？他朝她的车子靠近，一面拨着钥匙，大叫“哪一把？是哪一把？”一面拉她跟着走，不让她碰那个袋子，拖着她来到路灯下，让她帮他找出钥匙——她找出来了，举到他眼前，对他冷笑，态度尖酸、充满恶意。

“现在可好了，你有钥匙可以开爆胎的车子！现在是不是比较爽了？是不是觉得像大男人啊？”她对罗贝尔讲话的口气就是这样吗？

两辆出租车停在广场旁边，前后挨得很紧，面对着他们。它们做出探问的姿态，还未到紧迫盯人的地步。不过却有点鬼鬼祟祟。贾斯丁认定，必然具有邪恶的目的：有点威胁和预谋的味道。

“有没有中控锁？”他在大喊，“是不是一把钥匙一次可以打开所有车门？”

她不是不清楚，就是气得无法回答。贾斯丁弯下一腿，腋下夹着她的袋子，想将钥匙插进前排乘客座的门。他用手指抹开冰块，皮肤贴在有金属的部分，身上的肌肉则咆哮着，和脑海中的声音一样大声。她拉着那只俄罗斯袋子，对着他大吼。车门打开来，他一把抓住她。“拉若，我求求你。可不可以请你好心住嘴，马上给我上车！”

以这么有礼貌的语法强调，果然收到神效。她难以置信地盯着贾斯丁看。袋子还在贾斯丁手里。他将袋子扔上车。她则向小狗追着球跑似的冲过去，跳上乘客座，而贾斯丁用力关上车门。贾斯丁走回马路上，绕过车身，这时第二辆出租车超越第一辆，加速朝他开过来，他一看不对劲马上跳到路边。出租车开过他身边时，前翼擦到他飞扬起来的大衣，他毫发无伤。拉若从里面推开驾驶座的门。两辆出租车都在马路中间停下，距离他们身后有四十码。贾斯丁转动钥匙启动。冰霜在挡风玻璃的雨刷上冻结成厚厚一层，不过后窗视线仍相当清楚。引擎像条老驴子般咳嗽。这么晚了还开啊？引擎在说话。在这种气温？我？他再转动钥匙。

“这车子有没有汽油啊？”

他从驾驶座的后视镜看到每辆出租车走出了两个人。多出来的两个人，一定是躲在后座的窗户底下。其中一人手持棒球棒，另一人拿的物品贾斯丁依序猜测是瓶子、手榴弹或是防身武器。四个人全都朝着拉若的车子走来。在上帝的旨意下，车子总算发动了。贾斯丁猛踩油门，放开手煞。然而车子是自动挡的，贾斯丁绞尽脑汁就是记不起来自动挡车怎么开。他将操纵杆推到开车挡，以脚煞车制动，等着理智逐渐恢复。车子最后终于向前猛冲，边摇边抗议。方向盘在他手中僵硬如钢铁。从后视镜里看到，那四个人开始慢跑起来。贾斯丁谨慎加速，前轮发出尖声跳动着，车子却仍然执意前进，车速竟然还不断增加，让追兵警觉起来，开始拔腿快跑。贾斯丁注意到，他们的穿着还真适合这个场合，厚重的运动套装和软靴。其中一人戴的是水手羊毛帽，上面还有个小毛球，而他就是手持球棒的人。其他人戴着毡帽。贾斯丁向拉若瞥了一眼。她一手遮脸，手指头抵进齿间，另一只手抓住前方的控制台。她的眼睛已经闭起来，嘴巴低声说着话，或许是在祈祷，而她这个举动让贾斯丁百思不解，因为一直到现在他都认为拉若不信神，和她男朋友罗贝尔相反。他们正在离开小广场，又蹦跳又噗噗作响地开进一条灯光很暗的街道，两旁是连栋式小别墅，年久失修。

“小镇里最亮的地方是哪里？人最多的地方？”他问拉若。

拉若摇摇头。

“车站怎么走？”

“太远了。我没钱。”

她似乎认为两人要一起亡命天涯。不知道是烟雾还是蒸气的东西从引擎盖升起，一阵橡胶燃烧的恶臭让他想起内罗毕的学生暴动，不过他继续加速，后视镜里的那几个人则在跑步前进，他心里再度想着，那些人真是混账，这些事情处理得这么糟糕，一定是训练出了问题。一个调教得当的小组绝不会弃车行动。如果他们还有点头脑，目前最好的办法是马上掉头回去，或者只派两人回去，狂奔到车上。然而他们并没有改变策略的迹象，或许是因为他们逐渐在逼近，一切要看谁先投降，是这部车子还是他们四人。有个标志以英法双语警告前方有十字路口。因为他没事喜欢研究语言，这时竟然不知不觉比较起这两种语言的异同。

“医院在哪里？”他问拉若。

她将手指抽出嘴巴。“拉若·艾瑞奇医生禁止靠近医院。”她故意提升音调。

他对她笑了笑，决心帮她打气。“那就算了，医院也去不了，对不对？禁止的话就算了。别怄气了，怎么去？”

“左转。”

“多远？”

“正常的情况，时间不长。”

“怎么个不长法？”

“五分钟，如果车流量小的话更快。”

没有其他车辆，不过引擎盖冒出浓浓蒸汽或白烟，路面冰晶处处，速度计指着令人乐观的最高时速十五英里，后视镜中的男人们似乎没有显出疲态，除了颠簸呜咽的轮轴之外别无其他声响。轮轴的吱嘎声有如一千个指甲在黑板上搔刮的声音。突然间贾斯丁很惊讶地发现，前方路面成了一个结霜的阅兵场。他看到那个有城垛的警卫室，也看到道氏的标志在前方被泛光灯照得通明，左边是爬满常春藤的亭子以及围绕在旁的三大块钢筋玻璃混合体，在上方隐隐像是冰山。他将方向盘转向左边，在油门上加把劲，速度却没有增加。速度计指着时速零英里，不过那太荒谬了，因为他们还在前进，只是不怎么快而已。

“你认识什么人？”他对着拉若大喊。

她一定也一直在问自己相同的问题。“费尔。”

“谁是费尔？”

“一个俄罗斯人，一个救护车司机，现在他太老了。”

她伸手向后拿袋子，从里面取出一包香烟——不是运动家牌——点了一根递给他，不过他视而不见。

“那几个人不见了。”她说，自己抽起香烟来。

车子像一匹鞠躬尽瘁的老马死在他们脚下。前车轴坍塌下去，苦辣的黑烟从引擎盖汩汩冒出，他们脚下则传出吓人的摩擦声，宣布本车已在阅兵场中央找到安息之地。现场有两个身穿木棉大衣的克里族人，像是吸了毒品般两眼无神，看着贾斯丁和拉若从车子里狼狈地爬出来。费尔的办公场所是救护车停车场旁边的一只白色大木箱。里面有板凳、电话、旋转红灯、有咖啡污渍的电热器，以及一份永远停在十二月的日历，而这个月的画面是衣装养眼的女圣诞老人，以裸背朝向演唱赞美诗的男性合唱团，让他们心怀感激。费尔坐在板凳上打着电话，戴着有耳罩的皮帽。他的脸也像是皮制的，又是裂痕又是皱纹又泛油光，银色胡楂像灰尘般撒在脸上。一听到拉若以俄文发言，他做出以前囚犯习惯做的举动：头部静止不动，（手放在额头遮眼，朝前方直看，）等着有人证明讲话的对象是他为止。只有等到他确定了，他才转头面向拉若，表现出他这个年龄的俄罗斯人碰到年轻貌美的女子时的模样：有点迷糊，有点害羞，有点粗鲁。费尔和拉若讲了好长一段时间，在贾斯丁看来似乎没有必要，她站在门口，贾斯丁则像是一个不被承认的情夫躲在她影子里。费尔坐在板凳上，握着节瘤遍布的双手，放在大腿上。依照贾斯丁推测，他们在彼此问候对方家人，这个伯伯或那个表哥现况如何，一直到最后拉若往后站，让老人走过她。他的动作是先搂住拉若的腰，搂得相当多此一举，然后才信步走到通往地下停车场的坡道。

“他知道你被封杀了吗？”贾斯丁问。

“那不重要。”

“他去哪里了？”

没有回答，不过也不需要。一辆崭新闪亮的救护车开到他们身边，戴着皮帽的费尔坐在驾驶座上。

她的房子又新又气派，位于湖畔开发地段的豪华住宅区，用来容纳巴塞尔、温哥华与西雅图的凯儒·维达·哈德森最喜爱的儿女。她帮他倒了一杯威士忌，给自己倒了伏特加，带他参观按摩浴缸，示范音响系统的操作以及与眼睛同高的多功能超级微波炉，然后再以同样不带感情的口气指着她的围墙，国家机关派人来监视她时，车子就停在围墙旁。这种情形每星期发生四五次，通常从早上八点，视天气而定，直到天色暗下来为止，如果有重要的曲棍球赛，他们就提早离开。她也指着卧室里滑稽的夜空给他看——白石灰的圆屋顶，上面穿插着微小的灯光模拟星星，还有亮度微调器，明暗可随星星下的大圆床主人一时兴起来调整。有一小段时间，他们两人似乎感觉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大圆床的主人，却平白让这种感觉流去。他俩是体制的叛徒，彼此安慰，还有什么比这种感觉更合理的？不过特莎的阴影介入两人之间，而那一刻的感觉也跟着消失，两人也不多作口头表示。贾斯丁反而对圣像评头论足起来。她有六七个：安得烈、保罗、西蒙、彼得、约翰以及圣母玛利亚，头上有锡质光环，虚弱的双手做出祈祷状，或是高举起来赐福，或象征三位一体。

“我猜是马可斯送你的。”他说。他感到困惑，因为拉若似乎不信教，房间的装饰品却背道而驰。

她的脸色转为最阴沉的苦瓜脸。

“完全是从科学的立场来看。如果上帝存在，上帝会很感激；如果不存在，就无关紧要了。”他一听笑了出来，害她脸红之余也跟着笑。

空出来的卧室是在地下室。窗户上装了铁栏，外面是庭园，让他回想起格洛丽亚家的低地。他一觉睡到五点，然后花了一个小时写信给汉姆的婶婶，穿好衣服，爬上楼去打算留纸条给拉若，然后想碰碰运气搭便车进市区。她正坐在外飘窗的窗台上抽烟，身上的衣服跟昨晚一样。旁边的烟灰缸满了。

“你可以从马路那头搭公交车到火车站，”她说，“一个小时后出发。”

她帮他煮好咖啡，他坐在厨房餐桌边喝。两人似乎都没有心情讨论昨晚发生的事。

“说不定只是一群发神经的歹徒。”他说了这一句，不过她仍沉浸在自己的冥想世界里。

又有一次，他问拉若有什么打算。“这个房子，你还能住多久？”

几天，她心不在焉地回答，也许一个礼拜吧。

“之后你怎么办呢？”

看情况吧，她回答，那不是重点，她又饿不死。

“现在走吧，”她突然说，“最好到公交车站去等车。”

贾斯丁离开时，她背对着他站着，头部以紧张的姿态向前倾，仿佛她在仔细听什么可疑的声响。

“对罗贝尔要宽宏大量。”她大声说。

究竟是预言或是命令，他无从判断。

20

“你们那个奎尔究竟自以为是地在搞什么鬼啊，蒂姆？”柯蒂斯质问，一面以单脚旋转庞大的身躯面对另一边的多诺霍，室内响起阵阵回音。这个地方大到足以容纳规模尚可的小教堂，里面以柚木柱作为屋椽，门上用的是监狱铰链，木屋墙上挂着土著的盾牌。

“他不是我们的人嘛，肯尼。他从来都不是，”多诺霍不为所动，“他是正牌的外交部的人。”“正牌？他算哪门子正牌？他是我听过最邪恶的浑蛋。如果他担心我的药有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门开得很大哪。我又不是怪兽，对不对？他想要什么？要钱吗？”

“不是，肯尼，我认为不是。我不认为他脑袋里想的东西是钱。”

这个嗓音，多诺霍心想，一面等着了解找他来的目的何在。我永远也改不掉。欺善怕恶又甜言蜜语，说谎成性又顾影自怜。不过欺善怕恶是这个嗓音最爱用的调调，其他调调远比不上。清洗过了，却永远也洗不干净。混达拉姆后街那个时代的阴影仍不时探头出来，晚上请再多演讲老师都改不过来，令人绝望透顶。

“那么是什么事让他心烦嘛，蒂姆？你认识他，我可不认识。”

“他的老婆啦，肯尼。她发生了意外。记得吧？”

柯蒂斯转身面对景观优美的大窗户，举起双手，掌心伸到最高点，请非洲的黄昏提示。在防弹玻璃之外是逐渐暗下来的草坪，尽头是个湖。灯光在山坡上闪闪发光。几颗较早露脸的星星穿透深蓝的晚雾散发光芒。

“就是他老婆运气不好，”柯蒂斯理解到，口气仍保持平板，“一群流氓对她发狂了。一定是她爱与黑人混害了自己，谁知道呢？看她爱乱来的样子，这种下场是她自找的。那个地方叫做图尔卡纳哪，又不是他妈的萨里郡。不过我很难过，知道吗？非常非常难过。”

可惜或许没有难过到你应该难过的程度，多诺霍心想。

柯蒂斯从摩纳哥到墨西哥都有房子，而全部都让多诺霍讨厌。他讨厌房子里的碘臭味，讨厌唯唯诺诺的仆人，讨厌会震动的木质地板。他讨厌他房子里贴满镜子的吧台，讨厌没有香味的鲜花，那些花看人的眼神就像柯蒂斯留在身边那几个一脸无聊的妓女。多诺霍在脑海里将上述东西全凑在一起，加上劳斯莱斯、美国湾流喷气机以及马达游艇，当做是一个横跨六七国、没有品位的行宫。然而他最讨厌的莫过于这个强化防御工事的农庄，很不协调地建筑在奈瓦霞湖岸，旁边围了剃刀铁丝网，有警卫、斑马皮座垫、红瓷砖地板、豹皮地毯、羚羊沙发，有点着粉红光、装了镜子的酒柜，还有卫星电视、卫星电话、行动感应器、紧急按钮、手提无线电——因为过去五年来，柯蒂斯一有事就立刻召唤他来这栋房子，这个房间，让帽子拿在手里的多诺霍听着他高谈阔论。伟大的肯尼K爵士慷慨的时机很没有规则可循，一找到机会就找英国情报局的人来野人献曝。而今天晚上，他再度被召唤来这栋房子，原因他还不清楚。动身过来之前，他才刚打开一瓶南非白酒，还没来得及跟爱妻莫德坐下享用湖鲑。

以下是我们的看法，蒂姆，老兄，不管是好是坏都一样，传达出一种只限你知我知的信号。

罗杰是他的伦敦区主任，以那种微带伍德豪斯18式的幽默文笔写道。

表面上，你应该继续保持友好的接触，以符合过去五年来你建立起的门面。高尔夫照打，偶尔喝一杯，偶尔吃午餐之类的事，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才对。私底下，你应该继续保持行动自然，显得很忙碌，否则——遣散费，对象随之而来勃然大怒之类的事——在目前的危机中实在难以想像。这话只跟你一个人讲，这里的双方大战起来，状况每天都有变化，越变只会越糟。

罗杰

“你到底为什么要开车来？”柯蒂斯以委屈悲痛的语调质问，一面继续盯着他的非洲田产看，“如果你要的话，可以把那台毕奇飞机给你开。道格·克里科会找飞行员为你待命。你是想要我不好过还是怎么样？”

“你了解我嘛，老大。”有时候多诺霍基于消极反抗心态会称呼他为老大，而这种称呼在他的情报局里永远只保留给最高主管。“我喜欢开车。打开车窗，掸掉灰尘。没有什么比开车更让我开心的了。”

“在这种他妈的马路上开车啊？你是脑袋坏掉了。我跟那人讲了，昨天。我说谎了。星期天。‘船夫一到肯雅塔机场，上了游猎巴士后，他见到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我问他，‘不是他妈的狮子和长颈鹿，是你的马路啊，总统。是你那种破烂可怕的马路。’那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是他的麻烦所在。而且他不管到哪里都搭飞机。‘跟你们的火车一样，’我告诉他，‘用你们他妈的囚犯啊。’我说，‘你的囚犯够多了。把囚犯赶去铺铁路，给你们的火车一个机会。’‘去跟丘莫说啊。’他说。‘哪一个丘莫？’我说。‘我新任的交通部长。’他说。‘什么时候上任的？’我说。‘从刚才开始。’他说。操他的。”

“操他的没错。”多诺霍毕恭毕敬说，微笑的模样是他在没什么好笑的时候一贯的做法：把长长、下垂的头像山羊般偏向一旁，然后稍微偏回来，昏黄的眼珠闪亮着，一面抚摸着如同虎牙般的小胡子。

大房间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宁静。非洲仆人都已经走路回村子里。以色列籍的贴身保镖如果没有在巡视室外，就是在警卫室里看功夫电影。多诺霍在等待过关进门期间，被迫欣赏了两人被神拳快腿打死。几个私人秘书和索马里籍的泊车小弟也接到命令，到农庄另一边的员工住宅区去。在柯蒂斯的房子里，是有史以来头一次没有任何一部电话在响。换成是一个月前的话，多诺霍要用吵架的方式才能打进来，威胁除非柯蒂斯给他几分钟面对面的时间，否则他就自动退出。今天晚上，他本来应欢迎房子里的电话啁啾响，或是人造卫星通讯的聒噪声。卫星通讯仪立在大办公桌旁的手推车上，摆着臭脸。

柯蒂斯如摔跤选手般的背部仍对着多诺霍，改采取就他来说属于沉思的姿势。他穿的是他在非洲一贯的穿着：双袖口的白衬衫，金三蜂链扣，海军蓝的长裤，两侧有鸡冠花纹的亮光皮鞋，粗大多毛的手腕上戴着薄如硬币的金表。不过吸引住多诺霍注意力的，还是黑鳄鱼皮带。换作是他认识的其他胖子，皮带围到前面时会绕下去，让肚皮露出来，不过柯蒂斯则让皮带维持水平，直接围到肚皮中间，宛如一条直线划过鸡蛋正中央，看起来活像个巨无霸矮胖子。他的头发染成黑色，以斯拉夫人的风格从宽大的额头往后梳，在颈背处剪成鸭屁股形状。他正在抽雪茄，每吸一口，眉头就皱一下。雪茄抽厌了，他会随手放在任何一个可称得上无价之宝的家具上任其冒烟。而在他又想抽的时候，他会责怪被员工偷走。

“我猜，你大概知道那个狗杂种在打什么主意。”他问。

“莫伊吗？”

“奎尔。”

“我不清楚。我应该知道吗？”

“他们没告诉你吗？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在意？”

“也许他们的确不知道，肯尼。他们只告诉我，他想去实现老婆生前的理想——管他是什么理想——结果跟老板失去联络，而且单飞。我知道他老婆在意大利有栋房子，有个说法是，他可能在那边躲起来了。”

“他妈的德国又怎么回事？”柯蒂斯打断他的话。

“他妈的德国又怎么回事？”多诺霍问，模仿着他厌恶的说话风格。

“他去过德国，上个礼拜。在一群留长头发的自由派善心人士之间探听消息，就是这些人拿着刀去逼KVH的。要不是我当时心软，他现在早就从选民名单中被删掉了。只是，这件事你们伦敦的弟兄不清楚，对吧？他们才懒得管。他们一有时间会找更好玩的事来做。我在对你讲话啊，多诺霍！”

柯蒂斯已经转身面对多诺霍。他巨大的上身驼成弯腰的姿势，深红色的下巴也向前凸出，一手伸进帐篷似的长裤口袋，另一手抓着雪茄，有火的一端朝前，像是拿来当做火红的帐篷钉，要对准多诺霍的头敲下去。

“恐怕你想得太快了，肯尼，”多诺霍以平静的语气回答，“我们局里有没有在追踪奎尔？你问。我一点也不清楚。宝贵的国家机密是否有危险？我想未必。我们珍惜的消息来源肯尼思·柯蒂斯爵士是否需要保护？我们从来没有答应过要保护你的商业利益，肯尼。我不认为全世界会有哪一个机构会做那种事，不管是金融还是其他东西，做了还能继续生存下去的不存在。”“我操！”柯蒂斯将两只大手平放在大餐桌上，宛如猩猩般沿着桌缘朝多诺霍前进。然而多诺霍亮出他的虎牙微笑，稳如泰山。“如果我想的话，可以一手搞垮你们那个他妈的局，知不知道？”柯蒂斯破口大骂。

“亲爱的老兄，我可从来没怀疑过。”

“你花的钱，都是我请人吃喝付给你的。我让他们上我的船喝个烂醉。美女。鱼子酱。香槟。选举之后，他们从我这里捞到官职、车子、现金、大胸秘书。跟我做生意的公司，一年赚的钱是你那间店开销的十倍。如果我把我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们，你就完蛋了。所以说啊，我操你，多诺霍。”

“说得好，柯蒂斯，说得好。”多诺霍疲惫地喃喃说，像是已经听到耳朵长茧，而他的确是听多了。

和刚才一样，他持续在执行任务的脑袋里绞尽脑汁，思考着究竟这番表演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柯蒂斯以前也会大发雷霆，你知我知。多诺霍以前也曾乖乖坐在这里等待雨过天晴，次数已经多到数不清了。如果辱骂得难听到无法当做耳边风，他就采取撤退策略的招数，等到肯尼决定找他回来向他道歉为止，有时候还会辅以一两滴鳄鱼眼泪助阵。不过今晚多诺霍感觉像是坐在机关四伏的房子里。他记得在门口时，道格·克里科以依依不舍的眼神看着他，对他表现出额外的顺从，说什么“噢，晚安，多诺霍先生，我马上向老大报告”。每次柯蒂斯发出狂躁的怒吼引起回音，然后消失，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死寂，这让多诺霍越听越不安。

在大片玻璃窗外有两个穿短裤的以色列人，以大步缓慢经过，后面跟的是凶悍的看家犬。高大的黄色蓝桉树点缀在草坪上。长尾猴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逗得狗抓狂乱叫。草地在湖水灌溉之下蓊郁完美。

“他被你们那群狗党收买了！”柯蒂斯突然指着多诺霍的鼻子怪罪，为了制造效果还猛然伸出一手，压低声音。“奎尔是你们的人！对吧？遵照你们的命令行事，帮你们搞垮我。对吧？”多诺霍给了他谅解的一笑。“对得不得了，肯尼。”他以平稳的语调说，“你完全搞错状况，这不正常，不过其他方面却一针见血。”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有权利知道！我是他妈的肯尼思·柯蒂斯爵士啊！光是去年，我就捐了他妈的五十万英镑给党政基金。我也给你们该死的英国情报局奉献纯金条。我也曾自愿为你们执行过某些非常非常棘手的任务，我也——”

“肯尼，”多诺霍悄悄打断他，“给我住嘴。别在仆人面前讲，行吗？现在你给我听好，鼓励贾斯丁·奎尔去整你，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我们的局和往常一样处心积虑做事，饱受白厅的抨击，我们怎么会害人不利己，去暗中破坏肯尼K这么有价值的资产？”

“因为你们暗中破坏了我一生中的每一样东西，原因就是这个！因为你们找市立银行来整我！威胁到了一万个英国工作机会，可是因为目标是要整垮肯尼K，所以有谁管得了那么多？因为你们已经警告过政治圈的朋友跟我撇清关系，以免跟我一起没有好下场。你们有没有？有没有？我问你有没有？”

多诺霍忙着将他话中的信息与问题分开。市立银行通知了他？伦敦知道吗？果真如此，罗杰怎么会没有警告我?

“我听了很难过，肯尼。银行什么时候通知你的？”

“那又他妈的有什么关系？今天，今天下午。用电话和传真。打电话跟我讲，传真是怕我忘记，信件随后寄到，以防我没看到该死的传真。”

这么说来，伦敦的确是知道了，多诺霍心想。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为什么不通知我？以后再解决吧。“银行有没有说出作这个决定的理由，肯尼？”他急切地问。

“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是在道德上重点关切某些交易方式。他妈的什么交易方式？什么道德？他们的道德观念，不过是伦敦东边的一个小郡。他们说，也担心失去市场信心。那又是谁造成的？是他们自己！另外也说什么外传谣言令人忐忑不安。操他妈的。我又不是没见过世面。”

“你政治圈的朋友，有哪些人在撇清关系？是我们没有警告过的人吗？”

“是十号的一个仆人打来的电话。他屁眼一定是塞了个马铃薯，说是代表某某人等等。说什么他们永怀感激之心等等，然而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中必须保持得比教皇还圣洁，因此必须退还党政基金的大笔捐款，还问说要退到哪里去比较妥当，因为越快将我的这笔钱从账簿上消掉，他们就越高兴，说什么双方能不能假装没这回事？知道他人在哪里吗？他两个晚上之前去哪里鬼混？”

多诺霍眨眨眼、摇摇头之后才想到，柯蒂斯已经不是在谈首相的唐宁街十号，而是贾斯丁·奎尔。

“加拿大。操他的萨斯喀彻温，”柯蒂斯哼了一声，当做是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我希望把他屁股冻僵了最好。”

“去那里干什么？”多诺霍问。他感到不解的不是贾斯丁跑到加拿大的原因，而是对柯蒂斯轻易跟踪过去的能耐感到困惑。

“某个大学，有个女的，一个他妈的科学家。她一心想到处宣传那药会害死人，结果违反了合约的规定。奎尔跟她有一腿。他老婆死才一个月。”他的嗓门提高，眼看着另一场台风级的强风即将刮起，“他搞了份假护照啊！是谁给他的？是你们啦。他付现金。是谁寄给他的？是你们那堆烂人。每一次他都像他妈的鳗鱼溜过他们的渔网。是谁教他的？还不是你们那堆人！”“没有，肯尼。我们没有，没有那回事。”他们的渔网，他心想。不是你们的。

柯蒂斯再帮自己打气，准备破口大骂。开骂了。“还有啊，如果你能好心指点我的话，那个他妈的波特·科尔里奇到底在搞什么鬼？跑去跟内阁办公室散布不实信息毁谤我公司和我的药，还威胁说，如果我不答应去布鲁塞尔的‘疯人院’接受大佬和长官完整而公正的问答，他就要去跟他妈的新闻界公布。你们店里的那些个王八蛋怎么能让他乱搞这种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怎么会去鼓励他这个狗杂种？”

你又是怎么得知的呢？多诺霍暗暗称奇。才在八小时前，这份加密的最高机密才透过局里的联机系统传给多诺霍本人，就算柯蒂斯本事高强又诡计多端，他是怎么得手的？多诺霍问了自己这个问题后，因为他是这一行的个中高手，答案得来全不费工夫。他亮出快乐的微笑，不过这一次是真心欢喜，反映出他真诚的喜悦，觉得这世界上有些事情找朋友来做仍然做得漂亮。

“那当然了，”他说，“是老伯纳德·佩莱格里通风报信的。他真勇敢。而且是及时通报。我只希望通风报信的人是我自己。我对伯纳德一向铁不起心肠来。”

多诺霍微笑的双眼直盯着柯蒂斯泛红的五官，看着五官首先迟疑了一下，然后形成轻蔑的表情。

“那个手势娇滴滴的娘娘腔？叫他牵自己的贵宾狗去公园小便，我都信不过他。他退休后，我已经帮他安排了一个最上层的工作，而这个臭小子竟然懒得保护我。要不要来一点？”柯蒂斯问，用力将白兰地的玻璃瓶掼到他面前。

“不行，老兄。医生交代过。”

“我告诉过你了，去看我的大夫，地址道格给过你了，他只在开普敦。我们开飞机送你过去。坐那辆美国湾流喷气机。”

“现在换马有点太迟了，还是谢谢你，肯尼。”

“永远都不算太迟。”柯蒂斯反驳。

因此是佩莱格里没错，多诺霍心想，一面证实长久以来的怀疑，一面看着柯蒂斯从玻璃瓶里再倒出一杯穿肠毒药。毕竟你在某些方面还是能让人预料得到，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你怎么学都学不会撒谎。

五年前，膝下无子的多诺霍夫妇希望积点阴德，开车前往北方的乡下，待在一个贫穷的非洲农夫家。这位农夫利用空闲时间筹措儿童足球队联盟。问题在钱上：载小朋友参加比赛的卡车要钱，球队制服和其他珍贵的尊严象征也要钱。莫德最近继承了一小笔遗产，多诺霍则得到寿险理赔金。在他俩回内罗毕之前，他们已经对全部小朋友承诺以五年分期付款的方式赞助。多诺霍从来都没有这么快乐过。如今回想起来，他惟一的遗憾是他一辈子在儿童足球上花的时间实在太少，花在间谍身上的时间实在太多。他看着柯蒂斯庞大的身躯弯腰坐在柚木扶手椅上，看着他像亲切的外公一样又点头又眨眼，不知怎么着，上述的想法再度掠过他的脑海。就是这种老阿公似的迷人风采让我心寒，多诺霍告诉自己。

“两三天前，我南下到哈拉雷19，”柯蒂斯很有技巧地坦承，一面以双手击膝盖，倾身向前提振自信。“那个笨孔雀穆加贝任命了新的国家建设计划部部长。这小子前途看好，我不得不说。你有没有看过他的报道，蒂姆？”

“有，的确有。”

“年轻小伙子。你会喜欢他的。我们在那边有点小工程，他正在帮助我们。他呀，非常喜欢来点贿赂。其实蛮有干劲的。我认为你可能会觉得这点情报很有用处。过去不是正合我们意吗，对不对？愿意从肯尼K手中拿好处的人，也不会反对从女王手中拿好处，对吧？”

“对。谢谢。好情报。我会报上去的。”

继续点头眨眼，然后大口喝下干邑白兰地。“我在乌护鲁公路旁边盖的那栋新的摩天大楼，知道吧？”

“盖得很棒，肯尼。”

“上个礼拜我卖给俄国人了。道格告诉我，对方是个黑手党老大。而且，显然是条大鲸鱼，不是像我们这边有些人一样是小虾米。听说啊，他正在跟韩国人谈一笔很大的毒品生意。”他往后坐，以好朋友的深深关切神情打量着多诺霍，“好了，蒂姆，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看起来很虚弱。”

“我没事。有时候会这样。”

“是化学治疗对吧？我不是跟你讲过，要你去看我的医生，你就不肯。莫德怎样？”

“莫德很好，谢谢。”

“游艇你拿去用。放自己几天假，就你们两人去。跟道格商量。”

“还是谢谢你，肯尼，不过可能有让人识破的危险，对不对？”

肯尼长叹一口气，两条大手臂瘫到腰间，山雨欲来。慷慨竟被人拒绝，没有人比肯尼更咽不下这口气。“你该不会是想加入‘和肯尼撇清关系’的行列吧，蒂姆？你该不会学银行那些小鬼要跟我保持距离吧？”

“当然不会。”

“好吧，不要。你只会伤到自己。我跟你提到的这个俄国人，对了，知道他准备了什么过冬吗？他带道格去参观过。”

“洗耳恭听，肯尼。”

“我在那栋摩天大楼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这里没有很多人有地下室，不过我决定挖个地下室当做停车场。花的钱让我很舍不得，不过我就是这样的人。四百个停车位给两百间公寓。这个俄国人啊，他的名字我等一下再讲，他在每个他妈的停车位上停了一辆白色大卡车，盖子上漆着联合国的字样。从没开过，他告诉道格，是在运往索马里途中从货车上面掉下来的。他想拿来盗卖。”他扬起手臂，对自己讲的故事兴味盎然，“在搞什么东西啊？俄国黑手党盗卖联合国的卡车！想卖给我。知道他想叫道格做什么吗？”

“告诉我。”

“进口。从内罗毕进口到内罗毕。他会帮我们重新喷漆，我们只要摆平海关，在记录上一次让几辆车通关就行了。如果那样不叫做组织犯罪，还有什么算是组织犯罪？俄国坏人盗卖联合国财产，在内罗毕，在光天化日之下，真是天高皇帝远搞无政府主义。我反对无政府主义。这点情报你就可以留着用。免费奉送，由肯尼K免费提供。跟他们讲说是赠品。我请客。”“他们会乐翻天。”

“我希望能阻止他，蒂姆。阻止他再行动下去。现在。”

“科尔里奇还是奎尔？”

“两个都是。我也要阻止科尔里奇，我要让奎尔老婆的烂报告消失——”

我的天啊，他连那份报告也知道，多诺霍心想。“我还以为佩莱格里已经帮你处理掉那东西了。”他语带怨气，皱起眉头，模样像是老年人怪自己忘东忘西时的表情。

“你别让伯纳德插手进来！他不是我的朋友，永远也不会是。我要你告诉奎尔先生，如果他继续对付我，我就能让他好看，因为他对付的是全世界，不是我一个！懂了吗？要不是我跪下来求饶，他们本来可以在德国干掉他！听到了吗？”

“听到了，肯尼。我会帮你报上去。我只能承诺这么多了。”

柯蒂斯以熊的矫健身手从扶手椅跳起来，慢慢滚动到房间另一边。

“我很爱国，”他大叫，“你来证实，多诺霍！我是他妈的爱国分子！”

“你当然是了，肯尼。”

“再说一遍。我是爱国分子！”

“你是爱国分子。你以身为英国佬为傲。你是丘吉尔。你想要我说什么？”

“举出我爱国的一个实例。几十个爱国事迹让你选，选你想得出来的最好的一个。快讲啊。”

会扯到哪里去？多诺霍还是遵命。“去年在塞拉利昂的那件案子怎样？”

“说来听听，讲下去，说给我听啊！”

“我们一个客户希望匿名取得枪炮弹药。”

“结果呢？”

“结果我们买了枪炮——”

“他妈的枪炮是我买的！”

“你用我们的钱去买的，我们提供给你伪造的终端使用者证书，谎称是运往新加坡——”

“你忘了提他妈的船！”

“三蜂包下四万吨的货船，载走了枪炮。船结果在浓雾中迷失方向——”

“你的意思是，假装迷路！”

“结果不得不开进自由城附近一个小海港，而我们的客户和他的团队在那里待命卸货。”

“那次我没有必要帮你忙嘛，对不对？我本来可以胆小退出。我本来可以说，‘送错地址了，问问隔壁吧。’可是我没有。我这么做，是爱我他妈的国家。因为我是爱国分子啊！”他的嗓门转小，改成偷偷摸摸的音调。“好吧，这样吧，你就这样做——你们局里就这么办。”他在长长的房间里踱步，一面低声以不连贯的句子下达命令。“你们的局啊——不是外交部，他们那些人是一堆娘娘腔——你们的局，你们亲自跑一趟银行，去每家银行——我来帮你找人——找一个真正的英国男人，或是女人。你在听吗？因为你今天晚上一回去，要马上告知他们。”他改成了远见之士的语调。高亢，些许颤音，像人民的百万富翁。

“我在听。”多诺霍跟他保证。

“那就好。把他们全部集合过来。全部是有种的英国人或女人。带他们到伦敦或什么地方一个贴有镶板的房间，你们的人会知道。你以英国情报局正式的身份对他们说：‘各位女士先生。别碰肯尼K。原因不能告诉各位。只能说看在女王的分上，别去碰他。肯尼K对国家贡献很大，有什么贡献恕难奉告，以后他继续会作出贡献。贷款给他三个月，等于是为国效劳，和肯尼K一样。’他们就会照办。如果一个说好，其他所有人也会跟着说好，因为他们都是乖乖牌。其他银行也会跟着做，因为他们也是乖乖牌。”

多诺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为柯蒂斯感到难过。不过真能为他难过的话，说不定就是这一刻。“我会要求他们的，肯尼。问题是，我们没有那样的权力。如果有的话，他们一定会解散我们。”

这句话的效果比他担心的任何后果都更加剧烈。柯蒂斯怒吼起来，怒吼声在天花板下荡起回音。他穿着白袖子的手臂伸向头上，做出祭师献祭的姿势。在他这个暴君的嗓门下，房间也跟着响起阵阵鼓声。

“你完蛋了，多诺霍。你以为管理全世界的是国家啊！滚回你他妈的主日学校去。他们最近唱的诗是‘上帝拯救我们的跨国公司’。还有一件事，你也可以去报告给你的朋友科尔里奇先生和奎尔先生以及和你联合起来对付我的人。肯尼K爱非洲——”说着倏然转身，上半身遮住整个美景如画的窗户和沐浴在丝绸般月光之下的湖——“那是他的本性！而且肯尼K也爱他的药品！肯尼K降临地球，任务是将药品送到每个有需要的非洲男人、女人、小孩手上！他也打算这么做，所以操你们那堆人！如果有人站出来阻碍科学之路，只会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我阻止不了那些手下，已经没办法了，你也一样没办法。因为那个药已经由金钱买得到的最好的头脑全套实验过。没有一项实验——”嗓门逐渐向上拉高，成为歇斯底里的威胁——“没有一项实验发现他妈的不良反应，以后也不会有。永远不会有！现在给我滚蛋。”多诺霍遵命滚蛋，身旁窸窣响起手忙脚乱的声音。有人影挨近走廊，狗吠叫着，电话合唱团开始演唱。

多诺霍步入新鲜空气中，稍微停住脚，让非洲夜晚的气息与声响将他洗涤干净。他从来没有这么毫无戒心。一片不规则的云散布过来，遮住星星。在警卫灯光照耀下，洋槐木显出如纸般的黄色。他听见夜鹰的叫声，也听见斑马萧萧声。他慢慢转身四下张望，强迫视线在最漆黑的地方逗留更久。房子坐落于高平台上，后面是湖，前面有一大片柏油路面，在月光下状似深深的火山口。他的车子停在正中央。依他的习惯，是停在周围没有矮树丛的空地。他不太确定是否瞥见了移动的阴影，所以按兵不动。奇怪的是，他想到了贾斯丁。他在想着是否正如柯蒂斯所言，贾斯丁以很快的速度陆续到过意大利、德国和加拿大，这样手持假护照周游几国，果真如此的话，这就不是他所知的贾斯丁。不过最近几星期他开始怀疑，这样的贾斯丁可能真的存在：独行侠贾斯丁，不接受任何人命令，只听命于自己；贾斯丁满腔热血，采取战斗姿势，决心挖掘出自己先前可能协助隐瞒的事实。如果贾斯丁果然在最近摇身一变，成了这个贾斯丁，而他也决心执行这项任务，如果要找到他，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在肯尼思·柯蒂斯爵士的湖畔宅邸？而这个爵士自称是“我的药”的进口商和经销商。

多诺霍朝自己车子跨出半步，听见身边传出声响，停住脚步，轻巧地将脚底放在柏油路面上。我们在玩什么游戏，贾斯丁？祖母的脚步吗？或者你只是一只长尾猴？这一次是往前走动的声音，可以察觉到就在他身后。是人还是野兽？多诺霍扬起右手肘做出防卫姿势，尽量压抑自己想低声说出贾斯丁名字的欲望，转身看到道格·克里科站在月光中，距离他四英尺，空着双手若有所指地垂在腰间。他身型魁梧，和多诺霍一样高，年龄却只有多诺霍一半，脸庞宽阔苍白，头发金黄，微笑起来虽略显女性化却很吸引人。

“哈罗，道格，”多诺霍说，“还好吧？”

“非常好，谢谢你，希望你也过得好。”

“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吗？”

两人的声音都压得很低。

“有的，先生。请你开车到大马路上，转向内罗毕的方向，一直开到地狱之门国家公园的交流道。国家公园一个小时前已经打烊。那条路是泥土路，没有路灯。我十分钟之后跟你在那里见。”

多诺霍开过一段种了黑色银桦树的路，来到警卫室，让警卫以手电筒照照他的脸，再照照车子里面，以免他偷走了豹皮地毯。功夫电影已经换成焦点没对准的色情电影。他慢慢转到大马路上，留心看看有没有动物和行人。路边有戴着头套的土著或蹲或躺。独自行走的路人拿着长长的树枝，慢慢对他挥手，要么就是开玩笑跳进车头灯的光线里。他一直开，直到看见有个清楚的标志写着国家公园。他停车，熄掉车灯等着。有辆车开过来停在他后面。他解除前方乘客座的门锁，打开一英尺，让内侧车门灯亮着。天空无云无月。透过挡风玻璃，星星的亮度倍增。多诺霍认出了金牛座和双子座，双子座之后是巨蟹座。克里科悄悄坐进乘客座，然后关上车门，两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

“老板急坏了，先生。我没看过他这个样子——从来没有。”克里科说。

“我想也是，道格。”

“老实讲，他的脑筋是有点坏了。”

“大概是太激动了吧。”多诺霍表示同情。

“我整天坐在通讯室里，把来电转接给他。伦敦的银行、巴塞尔的，然后又是那些银行打来的，接着是他从来没听过的融资公司，以百分之四十的复利想贷款给他，然后是他所谓的鼠党，是他自己政治圈的死党。没人能忍住不偷听嘛，对不对？”

有个母亲一手抱着小孩，用虚弱的手怯生生地刮着挡风玻璃。多诺霍摇下车窗，递给她一张二十先令的钞票。

“他已经抵押了在巴黎、罗马和伦敦的房子，在纽约苏顿广场的房子也等着买主。他还想找人买下他那支烂足球队，只不过想买那支球队的人一定得是既聋又哑。他今天跟自己在瑞士信贷银行的特殊朋友调美金两千五百万，星期一要还三千万。另外，KVH也找他要营销合约内的款项。如果他拿不出现金，他们就会狠下心接管他的公司。”

茫茫然的一家三口聚集在车窗外，是某个地方来的难民，哪里也去不了。

“要不要我来帮你解决掉他们？”克里科边问边伸手过去握门把。

“你别管。”多诺霍命令，口气尖锐。他发动引擎，慢慢开上路，克里科则继续讲下去。

“他就只能对他们破口大骂。老实讲，真悲哀。KVH不想要他的钱。他们要的是他的公司，这一点我们全知道，可惜他就是进入不了状况。我不知道这次的震荡会波及什么地方。”

“我听了也很难过，道格。我一直都将你和肯尼看做是手套和手，合作无间。”

“我也是。我承认，他花了很大工夫提拔我，我才有今天的地步。反正我又不是想当双面人，对吧？”

一群脱队的公瞪羚来到路边，看着他们经过。

“你想说什么，道格？”多诺霍问。

“我是在想，有没有非正式的差事。有没有要去找谁或注意谁的，有没有你需要的特殊文件。”多诺霍等着，不甚高兴，“而且啊，我有一个朋友，是在爱尔兰那时认识的，住在哈拉雷。那边我住不惯。”

“他怎样？”

“有人接触过他了，对不对？他论件计酬。”

“接触他做什么？”

“他有一些在欧洲的朋友的朋友去跟他接洽。要付给他一大笔钱，请他北上到图尔卡纳附近，去摆平一个白人女性和她的黑人男友。大概像是昨天说好，今晚就走，车子准备好了。”

多诺霍停靠路边，再度熄火。“日期呢？”他问。

“在特莎·奎尔被杀的前两天。”

“他有没有接下？”

“当然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

“他不是那种人。他不会去碰女人，那是原因之一。他干过卢旺达，也干过刚果。不过他绝对不会碰另一个女人。”

“所以他怎么办？”

“他建议他们去找他认识的某些人谈谈。那些人没有什么特别。”

“比如说是谁？”

“他没说，多诺霍先生。如果他想说，我也不会让他告诉我。有些事情，知道了反而更危险。”

“照你这样说，你能讲的东西不多嘛。”

“这个嘛，他是准备好谈个比较高的价码，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

“我不懂。我买的是姓名、日期和地点。单卖单买。现金装在袋子里。没有什么价码。”

“我认为他真的知道内情，先生，如果不拐弯抹角说的话，事情是这样：你愿不愿意买下发生在布卢姆医生身上的事，包括参考地图？他只是根据他朋友的说法，以写作的方式写下图尔卡纳发生的事件，写下他们对那个医生做的事。只限你看，假设价钱谈得拢的话。”

又来了一群夜间游民，聚集在车子四周，带头的是头戴宽沿女帽的老人，帽子上还扎了一个蝴蝶结。

“我觉得是胡说八道。”多诺霍说。

“我才不认为是胡说八道，先生。我认为如假包换。我很清楚。”

多诺霍脸上闪过一阵寒意。清楚？他心想，他怎么知道的？或者你所谓在爱尔兰认识的朋友，只是道格·克里科的代号？

“在哪里？他写的东西？”

“随时奉上，先生。只能这么说了。”

“我明天中午会到瑟琳娜饭店的池畔酒吧。会待上二十分钟。”

“他叫价五万，多诺霍先生。”

“我看到东西之后再跟他谈价格。”

多诺霍开了一个小时，闪躲着坑洞，很少减速。一条土狼窜过他的车头灯，往野生动物园的方向跑去。有一群在当地工作的花农女工招手想搭便车，不过这次他并没有停车。就连经过他自己家时，他也拒绝减速，直接开往高级专员公署。湖鲑不得不等到明天再享用了。

21

“桑迪·伍德罗。”格洛丽亚故作调皮，以严肃的口气宣布。她双手叉腰，身上穿的是新买的蓬松晨袍，站在丈夫面前。“早该挂出旗子了吧。”

她起个大早，在伍德罗刮好胡子前就梳好自己的头发。她帮两个儿子整理好书包，吩咐司机送他们去上学，然后给他做培根加蛋。他不可以吃培根加蛋，但是偶尔小女人家也可以宠宠自己的男人嘛。她在模仿心目中小学班长的口气，用老大姐的声音说话，只不过她先生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只是照常自顾自地翻阅着一堆内罗毕的报纸。

“亲爱的，星期一要把旗子升上去，”伍德罗回答得心不在焉，一面嚼着培根，“小米德一直在捧礼宾司的场。特莎的半旗已经降得比王子的还久了。”

“我讲的不是那种旗子啦，傻瓜。”格洛丽亚边说边移开他伸手可及的报纸，改放在她水彩画下面的茶几上，摆放整齐。“你坐得舒不舒服？那我要讲了。我讲的是办一个高高兴兴的舞会，让大家开开心，你也包括在内。是时候了，桑迪。真的。我们早该对彼此说，‘好了，去过了也做过了，难过至极。不过人生还是要继续走下去。’特莎在世的话，一定也会有同感。关键问题，老公啊，内情是什么？波特夫妇什么时候回来？”波特夫妇这种称呼，就像桑迪夫妇与爱莲娜夫妇一样，都是在表示亲近的时候的称呼。

伍德罗将一块蛋放到烤面包里。“波特·科尔里奇先生和夫人将请长期返乡假，为女儿萝西安排就学。”他以唱歌的音调说，引述想像出来的发言人的话，“什么内情、外情，事情就这么简单。”

然而，这件事情让伍德罗费尽相当大的心思，尽管他外表上显得毫不在乎。科尔里奇究竟搞什么鬼？为什么无线电通讯突然没了？好吧，他是休返乡假。祝他好运。但是，使馆主管休返乡假时都有联络电话、电子邮件和住址。这些主管会闲不住，会随便找借口打电话给第二号主管和私人秘书，想知道仆人、庭园、家犬怎么样，想知道我不在的时候老地方运作如何？如果对方暗示老地方比他们不在时运作更加顺畅，他们还会因此发脾气。然而自从科尔里奇突然离开后，却从来连一声都没吭。如果伍德罗打电话到伦敦，表明想套出一些无伤大雅的问题，顺便追问他有什么目标和梦想，却会碰一鼻子灰。科尔里奇正在“帮内阁办公室处理事务”，非洲司的一个新人说。他正在“出席部长级专题调查委员会”，回话的人是常任副部长部门的一个主管。

而伯纳德·佩莱格里呢，伍德罗总算用科尔里奇办公桌上的数字电话找到他人了，他讲的话却和其他人一样空泛。“是人事处又出状况了。”他解释得模棱两可，“首相希望听取简报，所以国务大臣不得不弄出一份，所以他们全部也都要一份。大家都想要一点非洲。不是新鲜事了。”

“不过波特到底还回这里吗，伯纳德？我是说，这件事让人不上不下的，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我会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老兄。”稍微停顿一下，“你旁边没人吧？”

“对。”

“那个臭小子小米德没有把耳朵贴在钥匙孔吧？”

伍德罗瞥了一眼通往前厅的门，关得好好的，压低嗓门。“没有。”

“记得你不久前寄给我的那叠厚厚的文件吧？——大概有二十页——一个女的写的？”伍德罗的胃部搅动一下。反窃听装置或许能防范外界窃听，但是能否防范自己人呢？“怎么样？”

“我的看法是，最好的情况是啊，解决掉一切，当做是从没寄到。邮局寄丢了。说得通吗？”“你是在讲你那边的做法，伯纳德。我不能帮你那边说话。如果你没收到，那是你家的事。可是我寄出去给你了。我就只知道这么多。”

“假设你没有寄出来，老兄。假设一切都没发生。从来没写，从来没寄？这种说法在你那边能不能说得通？”嗓音听来显然很自在。

“不行。不可能。一点也说不通，伯纳德。”

“为什么说不通？”表现出兴趣，却一点也没受到影响。

“我是用邮包寄给你的，已经登记过了。是寄给你本人，会列入记录。女王的邮差签收了。我告诉过——”他本来要说“苏格兰场”却及时改变心意——“我告诉过来这边问话的人。我不得不说。他们来找我问话之前已经调查过背景了。”他的恐惧让自己很生气，“我告诉过你，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我其实也警告过你了！伯纳德，是不是有事情要发生了？老实说，你害我有点不安。根据你的说法，我还以为整件事处理得万无一失。”

“哪来的说法，老兄。你镇定一点。这些事偶尔会跳出来。有点牙膏从牙膏管里漏出来，再塞回去就是了。有人说没办法，每天都会发生。老婆还好吧？”

“格洛丽亚很好。”

“小朋友呢？”

“很好。”

“代我向他们问好。”

“所以我决定要办个超棒的舞会。”格洛丽亚说得兴致勃勃。

“噢，好，很棒。”伍德罗说，给自己时间反刍刚才的对话内容，自己拿了她逼他每天早上吃的药：三颗燕麦麸片、一粒鳕鱼肝油、半颗阿司匹林。

“我知道你讨厌跳舞，不过那又不是你的错，是你妈妈的错。”格洛丽亚继续以甜美的声音说，“我不能让爱莲娜干扰到我，不能被她最近搞出的那件低级的事影响到。我只是通知她而已。”

“噢，好。你们两个已经和好了啊？我好像不知道。恭喜了。”

格洛丽亚咬咬嘴唇。回想起爱莲娜办的舞会，她的心情一时往下沉。“我不是没有朋友，桑迪，你也知道，”她说得有点可怜兮兮，“我很需要她们，老实讲。整天待在家里等你回来，等得好寂寞。朋友有说有笑，会彼此帮忙。有时候会闹别扭。不过事过境迁又和好如初了。朋友就是这样。我只希望你也有这样的朋友。我怎么会没有？”

“可是我有你就好了啊，亲爱的。”伍德罗抱抱她说再见，表现得很有骑士精神。

格洛丽亚办起事来具有冲劲又讲求效率，正如她安排特莎的葬礼一样。她找来外交官的妻子，以及资历较浅得不敢拒绝的部属，组成了一个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的首位成员是吉妲，这个选择对她意义重大，因为吉妲在无意间导致了爱莲娜和她之间的争吵，以及随后发生的可怕场面。那件事会让她心烦好久好久。

爱莲娜的舞会办得嘛，就某种角度来看，不得不这么说啊，很成功。而桑迪呢，大家都知道，他很相信宴会时夫妻应该分开，各自去到处走动，那是他的说法。他喜欢说，宴会嘛，就是他办外交办得最好的地方。这也难怪。他很有魅力。所以整个晚上大部分时间，格洛丽亚和桑迪都不太看得见对方，偶尔见到的时候，就是对着客厅的那边吆喝打招呼，和偶尔在舞池上招招手而已。完全正常，只不过格洛丽亚但愿跳一支舞就好了，幸好是狐步舞，好让桑迪能抓住节奏。除此之外，格洛丽亚对这次舞会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除了她真的认为爱莲娜那个年龄应该多挡住自己一点，不要让自己的上身到处乱蹦。另外呢，她也希望巴西大使在跳桑巴时不要坚持把手放在她臀部上，不过桑迪说拉丁美洲人都习惯这样。

舞会上格洛丽亚没有注意到任何不适当的举动，而她也自认非常具有观察力，所以到了舞会隔天早上，她到穆萨葛俱乐部和爱莲娜喝咖啡时，爱莲娜不慎说漏了嘴，说得很随便，仿佛只是完全平常的八卦，而非一颗超级炸弹，却炸坏了她整个人生，她听了有如晴天霹雳一般。爱莲娜说，桑迪调戏吉妲太过火了，这完全是爱莲娜的说法——结果吉妲借口头痛，提早回家，让爱莲娜认为她太扫兴了，如果每个人都学她，干脆就不要开舞会算了。

格洛丽亚先是哑然无语，然后她完全拒绝相信。爱莲娜是什么意思，拜托？怎么个调戏法，爱莲？详细一点，拜托。我觉得很难过。没有，完全没关系，尽管讲下去，拜托。反正你都讲出来，干脆全摊开来讲。

毛手毛脚，爱莲娜劈头就说，刻意以粗俗的字眼来描述，因为她认为格洛丽亚假拘谨，很不高兴。摸她的乳房。把他自己的那东西压在她的下体部位。一个男人对某个人有意思的时候，你还以为他会做什么啊？全内罗毕不知道桑迪是这一行最大一条色狼的人，一定只有你一个。你看看他这前一个月的模样，在特莎身边徘徊不去，舌头还露出来挂在嘴巴外面，连人家怀孕八个月了都还不放过！

提到特莎时，格洛丽亚终于忍无可忍。格洛丽亚长久以来一直默许桑迪暗恋特莎，反正无伤大雅，只不过当然了，他做人太直，不会暗恋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格洛丽亚在让自己感到相当羞愧的情况下，向吉妲询问过这个问题，答案是令她很满意的一片空白。现在爱莲娜不仅重新挖开伤口，还在上面撒盐。格洛丽亚不敢相信、思绪混杂、备感羞辱、愤怒不已，转身就冲回家，支开所有家仆，叫两个儿子去做功课，锁上酒柜，一脸阴沉等着桑迪回家。等到八点他终于回家，和往常一样抱怨工作压力大，格洛丽亚满腔苦闷还是可以看出老公没喝醉。她不希望惊动儿子，扭住丈夫的手臂，强押他走下用人的楼梯到低地去。

“你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啊？”他抱怨，“我想喝杯威士忌。”

“搞鬼的人是你自己，桑迪，”格洛丽亚心怀惧怕地反驳，“拜托，你不要支吾其词。别给我外交的甜言蜜语，多谢。别耍任何花招。我们两个都是成年人。你和特莎·奎尔之间，究竟有没有婚外情，有还是没有？我警告你，桑迪。我对你非常了解，有没有说谎，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没有，”伍德罗说得很简单，“我没有。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你有没有爱上她？”

“没有。”

临危不乱，就和他父亲一样。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如果要她说实话，她最爱的桑迪就是这样的桑迪。让你知道自己跟对了人。我以后再也不跟爱莲娜讲话了。

“爱莲娜的舞会上，你跟吉妲·皮尔逊跳舞的时候，有没有对人家乱来？”“没有。”

“爱莲娜说你有。”

“爱莲娜是在胡说八道。不稀罕吧？”

“她说吉妲哭着提早回家，因为你乱摸人家。”

“那我认为是爱莲娜不爽，只因为我没乱摸她。”

格洛丽亚并没有料到他会否认得这么干脆，这么不含糊、不计后果的否认。她是可以制止他用“不爽”这个俚语，因为儿子菲利普用了这个词，才刚被她停掉零用钱，不过桑迪的说法还是一样可信。“你有没有抚摸吉妲——对她毛手毛脚——有没有把自己压在人家身上——告诉我！”她大喊，接着突然泪流满面。

“没有。”伍德罗再度答复，往前走向她一步，却被她推开。

“别碰我！少管我！你有没有想要跟她搞婚外恋？”

“跟吉妲还是特莎？”

“随便哪一个！两人都是！有什么差别吗？”

“先讲特莎行吗？”

“随便你！”

“如果你所谓的‘婚外情’是指跟她上床，我确定这种想法的确出现过我脑子里，和多数异性恋男人一样。至于吉妲，我就不认为有那么吸引人，不过年轻毕竟算是本钱，所以干脆连她也一起扯进来。套句卡特的一贯说法怎么样？‘我在心中犯下通奸罪。’好吧。我承认了。是想离婚呢，还是让我喝杯威士忌？”

讲到这里，格洛丽亚已经弯下身子，无助地哭着，既羞愧又痛恨自己，央求桑迪原谅她，因为她突然明了自己在做什么，感觉很可怕。她指控他的所有罪名，也是自己的罪过，罪行从贾斯丁拎着行李偷偷搬进他们家的那天晚上开始。她是把自己的罪恶感套在丈夫身上。她在羞愧之余抱住自己，不住说着，“很对不起，桑迪”，以及“噢，桑迪，拜托”，以及“桑迪，原谅我，我真糟糕”，一面极力摆脱他的掌控。不过这个时候桑迪已经一手搂着她的肩膀，扶着她上楼，像是他本来应该担任的好医生一样。来到客厅时，她给了他酒柜的钥匙，他帮两人各倒了满满一杯。

尽管如此，疗伤的过程仍然费时。如此严重的疑心，不是一两天就能消散殆尽的，特别是过去的类似疑点也尚未完全排除。格洛丽亚回想往事，然后再往更久远的过去去想。她一回忆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坚持重拾当初刻意忘掉的记忆。再怎么说，桑迪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女人当然会往他身上贴过去。他是现场最相貌堂堂的人，一点无心的打情骂俏，对任何人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然而，往事还是再度涌现，而她也拿不定主意。她想到了先前职位上的几个女人，有网球搭档，有保姆，有晋升有望的丈夫的年轻妻子。她不知不觉重返野餐会、游泳派对，甚至——不禁哆嗦一下——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裸体游泳派对，是在安曼的法国大使家游泳池举行的，当时没有人真的在看，我们全都一面尖叫一面跑去拿毛巾，可惜还是……

格洛丽亚花了好几天才原谅爱莲娜，就某些方面来说，当然了，永远也无法原谅。不过她用宽宏大量的心反省一下，爱莲娜真的是很不开心。她怎么开心得起来？嫁给那个又丑又矮的希腊人，结果欲求不满，难以入耳的不伦之恋一桩接一桩。

除此之外，惟一让格洛丽亚稍感扫兴的正是他们应该好好庆祝一番。显然一定要有个节日——像是独立纪念日或五月节。显然一定是越快越好，不然等到波特夫妇回来了，就不是格洛丽亚乐见的结果，她希望让桑迪站在聚光灯下。英联邦纪念日快到了，不过距离现在还是太远。稍微硬扯一下，他们还是能提早庆祝英联邦纪念日，抢先其他人一步的。这样可以表现出主动积极的态度。她比较喜欢大英联邦纪念日，不过近来凡事都必须缩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年代。她比较喜欢圣乔治节，大家来屠杀可恶的毒龙，永绝后患！或者敦刻尔克纪念日20也好，大家在沙滩上开战吧！另外滑铁卢纪念日或特拉法加纪念日21或阿根科特纪念日22也行，纪念的都是薄海腾欢的英国胜迹。可惜的是，战胜的对象都是法国，这是爱莲娜以狠毒的口气指出的，而全内罗毕最好的厨师都是法国人。不过既然以上都不适合，英联邦纪念日将就点吧。

格洛丽亚决定现在是着手进行她大计划的时候了，而她需要内务办公室的祝福。迈克·米尔德伦是个很多变的人。过去六个月来，他跟一个不太体面的新西兰女孩同居，结果一夜之间换掉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帅帅的意大利男生，据说这个男的白天在诺佛克旅馆游泳池边闲晃没事做。格洛丽亚选了午餐刚结束的时间，据说这时讲话米尔德伦最听得进去，她从穆萨葛俱乐部打电话给他，用尽心机，答应自己绝对不能一不留心叫他小米德。

“迈克啊，我是格洛丽亚。你最近还好吧？能不能给我一分钟的时间？甚至两分钟？”

这种讲法，表现出她善良谦虚的一面，因为毕竟她贵为代理高级专员的妻子，就算她不是韦罗妮卡·科尔里奇。可以，小米德给一分钟。

“是这样的，迈克，你可能已经听说了，我和一堆死党正在计划办一个相当大的英联邦纪念日之前的聚餐。有点像是为其他人的活动揭幕的意思。桑迪应该跟你讲过了吧？没有吗？”“还没有，格洛丽亚，不过我相信他会讲的。”

桑迪还是老样子，没用的东西。她交代的事，一踏出前门就忘得一干二净。一回到家，喝酒喝到睡着了。

“好吧，不管他了，我们正在考虑啊，迈克，”她继续讲下去，“搭一个大大的帐篷。我们找得到的最大的一个，旁边设一个厨房。我们要弄个热乎乎的自助餐，找一个真正棒的本地乐团现场演唱。不是像爱莲娜的那种迪斯科舞会，也不会只有冷鲑鱼可吃。桑迪拿出他宝贝津贴的一大部分来赞助，部里的随员也在挖他们的存钱筒。好的开始，对不对？你还在听吗？”“是的，格洛丽亚。”

自大的小子。有主子当靠山，就神气得不可一世了。桑迪一逮到机会，会好好调教他的。“我其实是要问两个问题，迈克。都有点敏感，但是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就开门见山吧。第一个，波特不假离营，恕我这么说，国库看情况也不会拨款赞助，是不是？这个嘛，有福利金可挪用，或是可以劝劝波特在他乡赞助一些。”

“第二个呢？”

他还真的是令人难以忍受。

“第二个，迈克，是场地问题。由于宴会规模大，帐篷也很大，在这个相当艰难的时刻对英国人社团意义重大，也希望能打出大招牌，如果招牌用在这种场合没错的话，我们在想，只有我啦，桑迪没有，他太忙了，那还用说，我在想啊，英联邦纪念日举办五星级聚会的最佳场地可以是——当然需要大家同意啦——高级专员公馆的草地。迈克？”她兴起了诡异的感觉，仿佛他已经潜下水面游走了。

“还在听，格洛丽亚。”

“怎样，同意吗？解决了停车和所有问题。我是说啊，大家没有必要进入公馆，那还用说嘛。房子是波特的。好吧，除非要使用洗手间，那还用说。我们总不能在女王的庭园里摆波特卢活动厕所吧？”她对波特和波特卢两个词想得出神，不过还是继续讲下去，“我是说，那边一切都处在待命状态，对不对？用人、车子、保安之类的？”她连忙更正自己，“我的意思是待命等着波特和韦罗妮卡回来，那还用说。不是等我们。桑迪和我只是暂时代管，等他们回来为止。又不是接管过来还是什么的。迈克，你还在听吗？我觉得好像在自言自语。”

她的确是在自言自语。同一天晚上，禁令来了，是亲手交递的打字信函，小米德一定自己留了副本。她并没有看到他送信过来。她只看到一辆敞篷车开走，小米德坐在乘客座，开车的人是泳池帅小伙。外交部重申，他以自大的笔调写着，高级专员公馆与草地禁止举办任何活动，绝不准许任何“以有实无名的手法僭越高级专员的地位”的做法，以这么残酷的说法结束。内容相仿的外交部正式信函随后寄到。

伍德罗勃然大怒。他以前从来没有对太太动过这么大的肝火。“你活该爱问。”他怒气冲冲，在客厅里来回用力踱步，“你还真的以为，到波特家草地去搭搭帐篷就能弄到他的职位吗？”“人家只是稍微刺探一下嘛。”她可怜兮兮地抗议，而丈夫则继续骂下去。“想要你总有一天当上桑迪爵士，是天经地义的事。我追求的不是借来的荣耀。人家只是想让你高兴嘛。”

然而一如既往，事过境迁后，她很快恢复理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好在这里办得更有声有色了。”她发誓，泪眼蒙眬盯着庭园看。

盛大的英联邦纪念日舞会已经开始。

所有手忙脚乱的准备工夫总算有所回报，客人都已经抵达，音乐也在演奏，饮料也在流动，夫妻情侣也在聊天，前面庭园里的淡紫凤凰木也在开花，人生最后总算真的可以很强。送错的帐篷改成对的，纸巾改成白麻餐巾，塑料刀叉改成镀金餐具，难看的紫褐色旗子也换成皇室蓝与金色。像驴子生病一样嘶嘶响的发电机也换了一台，声音宛如锅子滚烫发出的噗噗声。房子前面那片空地已经不像建筑工地。桑迪厉害，在最后关头打电话找来几个很不错的非洲人，其中两个是莫伊的随从。与其仰赖没经验的服务生——看看爱莲娜的舞会发生的事就知道！——或者说是没有发生的事！——所以格洛丽亚从其他外交人员家里召集来用人。其中一个是穆斯达法，是特莎的矛兵，她生前常这样称呼他。根据所有人的说法，特莎的死让他大受打击，无法另找工作。不过格洛丽亚派了朱马去找他，现在终于来了，在舞池另一边的餐桌间穿梭着，嘴角有点下垂，保佑他，不过显然很高兴有人想到他，那才是重点。警察奇迹似的准时到场指挥停车，问题和往常一样，尽量别让他们接近酒，不过格洛丽亚已对他们耳提面命，接下来就只能祈祷了。乐队也很精彩，真的很丛林，节奏够劲，如果桑迪必须跳舞时很适合他。格洛丽亚为了表达歉意，买了件晚礼服送他，穿在身上是不是帅呆了啊？他总有一天一定会有头有脸！还有热食自助餐，就她品尝过的部分而言——这个嘛，够好了。称不上绝世佳肴，反正在内罗毕也别想，就算负担得起，能买到的东西也有限。比起爱莲娜的舞会啊，是好上千百倍了。格洛丽亚一点也没有想跟她一较高下的意思。还有小可爱吉妲穿着金色纱丽，美艳绝伦。

伍德罗也绝对有理由恭喜自己。他看着来宾双双随着他厌恶的音乐回旋起舞，一面有条不紊啜饮着第四杯威士忌，自己可比拟为历经苦海翻腾的水手，总算排除万难重回港口。没有，格洛丽亚，我从没有对她表示好感，或是任何一个女的。所有问题一概没有。我不会提供你摧毁我的手段。不是你，也不是超级大贱女爱莲娜，也不是吉妲，这个诡计多端的小清教徒。我是安于现状的男人，这一点特莎也观察到了。

伍德罗以眼角瞄到吉妲，看到她与她可能以前一辈子没见过的标致非洲人站在一起。像你那样的美貌是一种罪过，他在脑海里跟吉妲说，对特莎来说是个罪恶，对你来说亦然。占据了像你这样一副肉体的女人，煽动了男人的欲望，怎么能不把肉体拿出来与人分享呢？然而当我对你指出这一点时——只是偶尔说出心中话而已，没什么恶心之意——你的眼睛瞪得老大，对着我气乎乎用旁人听得到的悄悄话命令我双手放规矩一点，然后一气之下拂袖而去，全程被超级大贱女爱莲娜看在眼里……他的遐想被一个脸色苍白的秃头男子打断，这人看来是迷路了，跟在身边的是一个六英尺高的亚马逊女战士，额头上有刘海儿。

“哇，大使，大驾光临，荣幸之至啊！”名字忘记了，不过该死的音乐那么吵，有谁记得？他对格洛丽亚大吼，要她过来——“亲爱的，见见新任瑞士大使，一个礼拜前才履新。很体贴地打电话来要跟波特问好！可怜的他结果找到我！妻子两三个礼拜后才过来，对不对啊，大使？所以今天晚上他没人管，哈哈！真高兴见到你！我要招待其他客人，恕我不能多陪了！拜拜！”乐队主唱在高歌，如果真能用高歌一词来描述那种“叫春”方式的话。一手抓着麦克风，另一手则爱抚着麦克风的顶端。臀部扭得像是交欢时那样激情畅快。

“老公，你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春情荡漾啊？”格洛丽亚旋风似的转过他身边时低声说，搂着她的人是印度大使，“我有哟！”

有人端了一盘饮料经过。伍德罗以灵巧的身手放回空酒杯，自己换来满满的一杯。开开心心的摩里森·穆刚波牵着格洛丽亚的手重返舞池。他这个人腐败得恬不知耻，绰号是午餐部长。伍德罗以阴郁的眼神四下张望，希望找到一个身材还算可以的人共舞。就是这种不像跳舞的舞蹈让他火大。乱扭乱踱，展示重要部位。让他觉得自己像是女人遇到过的最笨拙最没用的情人，让他联想到五岁以来就一直听到的别这样做别那样做以及“天呀，伍德罗”。

“我说啊，我一辈子都在逃避自己！”他对着一脸狐疑的舞伴吼叫。对方是丹麦辣妹，是救济工作者，姓费特还是费利特。“我一直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却从来不晓得自己在追求什么。你呢？我说啊，你呢？”她大笑，摇摇头。“你是觉得我不是发疯就是喝醉了，对不对？”他大喊。她点点头。“好吧，你答错了。以上皆是！”他记得是阿诺德·布卢姆的朋友。天啊，世界真小。那场表演，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他一定是边想边讲出来，在难以入耳的嘈杂声中被她听见，因为他看见她的眼睛往下看，听见她说，“大概永远不会结束吧。”眼神中带有的虔诚，是善良的天主教徒为教皇保留的神情。再度一个人时，伍德罗往上游移动，朝一桌桌被震聋的难民走去，一群被噪音吵得失神的人围在一起。是该吃点东西了。他解下蝴蝶结，挂在脖子上晃。

“我老爸以前常说，绅士的定义是，”他解释给一个听不太懂英文的黑珍珠听，“会替自己系蝴蝶结的男人！”

吉妲在舞池一角占据地盘，与两个英国商会来的快乐非洲女孩在扭动骨盆，其他女孩也加入她们，形成一个魔女圈，整个乐团则站到舞台边缘，对着她们大唱耶、耶、耶。女孩子们互相击掌，然后转身互撞臀部，天知道这路上的左邻右舍会怎么讲话，因为格洛丽亚并没有全部邀请他们过来，否则整个帐篷必定会被走私军火和毒品的人挤爆。这个笑话，伍德罗一定是跟两个身穿原住民服装、体型非常巨大的男人讲过，而他们笑得乐不可支，因此伍德罗如法炮制，讲给他们的女眷听，而她们听了也爆笑出来。

吉妲。她现在到底想干什么？和那天在办事处时情景一模一样。每次我看着她，她就移开视线。每一次我移开视线，她又看着我。这是我遇见过最可恶的一件事。伍德罗的想法一定是再度从口中溜出，因为穆萨葛俱乐部的一个姓梅多尔的讨厌鬼立刻赞同，说如果年轻人决心要跳成那副德性，为什么不干脆在舞池上“嘿咻”起来算了？他的见解与伍德罗不谋而合，因此伍德罗对着梅多尔的耳朵大喊，这时黑天使穆斯达法和他正面相对，端端正正站在他面前，仿佛是想阻止伍德罗经过，只是伍德罗并不打算上哪里去。伍德罗注意到穆斯达法手里并没有端任何东西，让他觉得很不得体。如果格洛丽亚好心雇请这个可怜人来端酒奉茶，他干吗不去端酒奉茶？为什么像我的内疚一样逗留不走，手上只有一张折好的纸，嘴里对我说着听不懂的话，活像金鱼？

“他说他带了信儿给你。”梅多尔大喊着。

“什么？”

“非常私人，非常紧急的信件。有个漂亮女人无可救药爱上你啦。”

“穆斯达法真的那样说吗？”

“什么？”

“我说，穆斯达法真的那样说吗？”

“她长得什么样，你难道不想去一探究竟？说不定是你老婆哟！”梅多尔吼叫着，逐渐陷入歇斯底里状态。

或者是吉妲，伍德罗心想，抱着荒谬的遐思。

他踏出半步，穆斯达法又跟过来，肩膀靠近伍德罗，如此从梅多尔的角度来看，两人像是弓着背在风中点烟。伍德罗伸出手，穆斯达法毕恭毕敬将信放在他掌心里。A4白纸，折叠成小张。

“谢谢你，穆斯达法。”伍德罗大喊，意思是给我滚蛋。

不过穆斯达法杵在那里不走，以眼神命令伍德罗打开看。好吧，可恶，乖乖站着。反正你又看不懂英文，连讲也不会讲。他打开纸。计算机打字，没有签名。

亲爱的长官：

我手中握有一份你写给特莎·奎尔夫人邀请她一同私奔的信。穆斯达法会带你过来见我。请别告诉任何人，立刻前来，否则我迫不得已，会在其他地方处理这封信。

没有签名。

镇暴警察的水柱猛然喷出，这正是伍德罗的感受，全身因此湿透冰冷，顿时酒醒。一个往绞刑台前进的人，心事错综复杂，而肚子里灌满了自己买的免税威士忌的伍德罗也不例外。他怀疑他和穆斯达法之间的互动没有逃过格洛丽亚的注意，而这样的怀疑很正确：舞会的时候，她再也不会将视线从他身上移开。所以他对着另一边的太太挥挥手让她安心，以唇形表示“没问题”，然后顺从地跟在穆斯达法身后前进。他一面走，一面与吉妲的眼神今晚首度正面交接，发现她的眼神带有算计的意味。

这个时候，他努力臆测着向他勒索的人是谁，将这个人的身份与在场的蓝衣警察联想在一起。他的道理如下：蓝衣警察曾经进入奎尔夫妇的家搜索，发现了伍德罗自己没找到的东西。其中一个警察把信藏进口袋，伺机而动。如今机会来了。

也几乎是在同时，他脑海里浮现了第二种可能。罗布或莱斯莉，或是两人合作，因为被迫放弃追查轰动一时的凶杀案，决定要大捞一笔。可是为什么利用此时此地？几种可能性之中，他也将蒂姆·多诺霍包括在内，然而那是因为他尽管年迈却活力充沛，伍德罗信不过他。就在今天晚上，多诺霍与戴满珠宝的老婆莫德坐在帐篷里最阴暗的角落，依伍德罗来看，他来到这里不怀好意，不值得信赖。

这个时候，伍德罗对周围事物注意得很仔细，犹如飞机遇上乱流时找寻紧急逃生门一般：帐篷钉没钉好，帐篷绳松垮——天啊，起了阵小小的微风就能把整个帐篷掀掉！——帐篷内走道的椰垫满是泥泞，如果有人踩到滑一跤，一定会害我吃上官司！——低地的门口没人看守——可恶的小偷可能早已清光了整栋房子，我们事先一定没有料到。

他绕过厨房边缘，发现一大帮闲杂人等，令他心神不宁起来。这堆逐饭菜而居的人聚集到他家，希望能从自助餐桌捡到剩菜，他们围着防风灯坐着，活像伦勃朗画中的情景。一定有十几个，不止，他愤愤不平地想着。另外大概有二十个小孩露天睡在地板上，其实只有六个啦。蓝衣警察在厨房餐桌上又喝又睡的，夹克和手枪吊在椅背上，他看到后同样感到愤慨。然而，从他们的情况看来，他相信手里折好这封信的作者一定不是他们。

穆斯达法从后面楼梯走出厨房，伸手以手电筒照亮大厅带路，来到前门。菲利普和哈利！伍德罗想起儿子不禁陡然恐惧起来。天堂的上帝啊，万一被他们看到的话。可是，他们看到会作何感想？身穿晚礼服的父亲，松开黑色蝴蝶结挂在脖子上。他们怎么可能想到蝴蝶结松开，是为了方便接受绞刑？更何况——他现在想起——格洛丽亚早已拜托朋友今晚帮忙照顾小孩。她在舞会上看过太多外交官家庭的小孩，不愿意菲利普与哈利被他们带坏。

穆斯达法开着前门，以手电筒对着车道挥舞。伍德罗走到外面，伸手不见五指。格洛丽亚为了讲求浪漫效果，特地关掉外面的电灯，在沙包上排出几道蜡烛，结果多数很神秘地熄灭了。找菲利普来问话。他最近喜欢在家里捣蛋当做消遣。今晚夜色宜人，不过伍德罗没有心情欣赏星空。穆斯达法快步走向大门，酷似鬼火一般，以手电筒示意他前进。巴鲁亚族守门人打开大门，他的亲戚以惯有的浓厚兴趣观察着伍德罗。马路两旁停了车子，看守人不是在路旁打瞌睡，就是凑着小火彼此喃喃聊天。有司机的奔驰，有看守人的奔驰，有狼狗的奔驰，以及一群经常出现的部落民众，无所事事，眼睁睁看着人生流逝。在外面听，乐队的嘈杂声与在帐篷里听同样大得可怕。明天接到两三个正式投诉的话，伍德罗也不会太惊讶。住在十二号的那几个做船运生意的比利时人，如果你家小狗在他家的空气领域中放个屁，他们就会马上告你。

穆斯达法停在吉妲的车子前。伍德罗对这辆车很熟。经常从他办公室窗户安心看着，通常是拿着酒杯欣赏。小小的日本车，又小又矮，她扭着身体坐进去时，伍德罗能想像成她在穿泳装的模样。可是，我们停在这里做什么？他以眼神质问着穆斯达法。吉妲的车子跟我被勒索有什么关系？他开始思考自己以现有的现金来算值多少钱。他们要的是几百吗？还是几千？还是几万？这样的话，他不得不跟格洛丽亚借钱，可是，借口应该怎么编才好？算了，只是钱嘛。吉妲的车子停在距离路灯尽量远的地方。停电了，所以路灯也没亮，不过永远也不知道供电何时能恢复。他算出自己身上大约有价值八十英镑的肯尼亚先令。这个数字，能塞住多少大嘴巴？他开始思考谈判的策略。以买方来说，他具有什么约束力？他能获得什么样的保证，勒索的人怎样才不会六个月后或六年后再来一次？去找佩莱格里，他心想，联想到一连串苦中作乐的笑话：问伯纳德怎么把牙膏挤回去。

除非。

伍德罗在溺水时抓住最疯狂的一把稻草。

吉妲！

偷走情书的人是吉妲！或者更有可能的是，特莎交给吉妲保管！吉妲派穆斯达法来晚宴拖走我，准备惩罚我在爱莲娜的舞会上对她做的事。看吧，她果然在车上！坐在驾驶座，等着我！她从我家后面溜出来，坐在车子里，我的部属，等着勒索我！

他精神大振，只可惜昙花一现。如果是吉妲的话，我们可以谈条件。要谈过她，我可没问题。也许要谈的不只是条件。她想伤害我的欲望，其实反过来只是不同的欲望，更具建设性的欲望。

但是车上的人不是吉妲。不管里面的人是谁，绝对是男性没错。是吉妲的司机喽？她固定的男朋友，舞会过后开车来接她回家，以免被别人追走？前面乘客座的车门开着。在穆斯达法无动于衷的注视下，伍德罗弯腰上车。不像是在穿泳装，不适合伍德罗。比较像在游园会时钻进碰碰车，坐在儿子旁边。他上车后，穆斯达法关上车门。车子摇动一下，坐在驾驶座的人没有动静。他穿的上衣是非洲都市人穿的衣服，不顾暑气逼人，依瑞士圣莫里茨风格的打扮，黑色连帽花呢厚夹克，羊毛扁帽，低戴到额头。这个人是黑是白？伍德罗吸了一口气，却没有闻到非洲的香甜味。

“音乐很不错，桑迪。”贾斯丁悄悄说，一面伸手去发动引擎。

22

伍德罗坐在一张有雕刻花纹的雨林柚木桌前，价值五千美元。他弯腰侧坐，手肘搭在便宜的银框吸墨器上。惟一的蜡烛闪闪发亮，照在他出汗、阴郁的脸上。他头上天花板的钟乳石将蜡烛光反射至无限远。贾斯丁站在房间另一边，挡着门站在黑暗中，姿势与伍德罗挡着门告知特莎噩耗时神似。他双手呈稍息姿势放在背后。大概是不想让它们惹出麻烦。伍德罗正在研究烛光投射在墙壁上的阴影。他能分辨出大象、长颈鹿、羚羊、狂奔的犀牛以及抬头蹲伏的犀牛。对面墙壁的阴影则全是鸟类。蹲在鸟窝里的小鸟、脖子长长的水鸟、爪子抓住较小鸟类的猛禽、栖息在树干上的大型鸣鸟，树干里装了八音盒，价格另议。房子位于一处林阴巷弄。没有人开车经过。没有人拍着窗户，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半醉的白人会坐在阿玛德·可汉的非洲与东方艺术商场里，半夜十二点三十，身穿晚礼服，蝴蝶结松开，还对着蜡烛讲话。这个地方是绿意盎然的山坡地带，距离穆萨葛俱乐部有五分钟的车程。

“可汉是你朋友吗？”伍德罗问。

没有回答。

“那你是从哪里弄到钥匙的？他是吉妲的朋友吗？”

没有回答。

“大概是家人的朋友吧，吉妲的家人。”他从晚礼服上衣袋取出丝质手帕，暗暗从脸颊上擦掉眼泪。才一擦掉，立刻又涌出来，所以不得不继续擦干净。“我回去之后怎么跟他们交代？如果回得去的话？”

“你自己想得出来。”

“通常想得出来。”伍德罗对着手帕承认。

“我确定你有办法。”贾斯丁说。

伍德罗惊魂未定，转头看着他，不过贾斯丁仍挨着门站着，双手安稳地插在背后。

“是谁叫你压下来的，桑迪？”贾斯丁问。

“佩莱格里，不然你认为还有谁？‘烧掉，桑迪。烧掉所有副本。’国王的圣旨。我只留一份，所以把那份烧了，没多久就烧光了，”他吸吸鼻子，抗拒着再度流泪的冲动，“乖孩子嘛。保密到家。别相信工友。自己双手拿到锅炉室，丢进火炉里烧掉。训练有素。全班第一名。”“波特知不知道你烧掉了？”

“大概吧，一半一半。他不高兴。他也不喜欢伯纳德。两人之间公开开战。所谓公开是以外交部的标准来看。波特经常拿两人的心结来开玩笑，混不过佩莱格里就滚蛋。当时听来还算好笑。”

显然现在听来也算很好笑，因此他尽量狂笑一下，结果是流下更多眼泪。

“佩莱格里有没有说为什么你必须压下来、烧掉不可？烧掉所有副本？”

“天啊。”伍德罗低声说。

伍德罗噤声很长一段时间，似乎是以蜡烛来催眠自己。

“怎么了？”贾斯丁问。

“你的声音，老弟。长大了。”伍德罗用手擦过嘴巴，然后检查指尖有无泪痕。“本来早就该成熟了。”

贾斯丁再问同一个问题，改变问法，像是问外国人或是小孩。“你有没有想过要问佩莱格里为什么文件必须被毁掉？”

“双刃剑，根据伯纳德的说法。首先是危及英国利益，因此必须保护我们自己。”

“你相信他吗？”贾斯丁问，又被迫等伍德罗止住另一拨泪水。

“我相信过三蜂。我当然相信。英国在非洲的企业龙头，天之骄子。柯蒂斯是非洲各地领导人的最爱，散财大师，左右塞红包，是国家的一大资产。更何况他跟一半内阁成员都过往甚密，对他更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另一面呢？”

“KVH。巴塞尔那些人一直放出风声表示有意愿，想在南韦尔斯开间大型化学工厂。三年后在康威尔再盖第二间。第三间在北爱尔兰。以便为经济低迷的地区带来财富和繁荣。不过，如果我们在岱魄拉瑟上面操之过急，他们就不来了。”

“操之过急？”

“岱魄拉瑟当时仍在实验阶段，理论上现在还是。如果毒死了几个横竖都得死的人，又有什么了不起？药又不是在英国核准，所以不是大问题嘛。”他粗暴的口气又回来了。他正在向同样是专业外交官的贾斯丁求情。“我是说啊，拜托，贾斯丁，药迟早一定要拿真人来实验的嘛，对不对？我的意思是，你要选什么人，拜托？哈佛商学院吗？”他的论点精妙，却没有得到贾斯丁的首肯，因此匪夷所思之余，准备提出另一个论点。“我是说，外交部的本职，又不是评估非本国药品的安全性，对不对？责任应该是为英国产业的滚轮上润滑油，而不是到处宣传非洲有家英国公司在对顾客下毒。个中奥秘，你也知道。我们领薪水，又不是要担任软心肠的角色。我们又没有杀死本来就不会死的人。我是说，拜托，你看看这地方的死亡率。反正又没有人计算过。”

贾斯丁花了一些时间思忖着上述精妙的论点。“可是，你先前的确是软心肠啊，桑迪，”他最后提出反对意见，“你爱她啊，记得吧？既然爱她，怎么狠得下心把她的报告丢进火炉？”他的嗓音持续加重语气，挡也挡不了，“她信得过你，你怎么可以欺骗她？”

“伯纳德说，她的行为，不阻止不行。”伍德罗结结巴巴地说。开口前，他再度斜眼瞥向阴影，确定贾斯丁仍安安稳稳守在门前的岗位上。

“是啊，总算阻止了她！”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奎尔，”伍德罗低声说，“不像那样。完全不一样的人。不是我的世界。也不是你的世界。”

贾斯丁一定是警觉到自己突如其来的怒气，因为他再次开口时，采取的语调是同事失望之余用的那种温文儒雅的口气。

“你那么爱恋她，桑迪，怎么狠得下心阻止她，像你刚才讲的？从你写的信来看，她是能解决你目前一切难题的人——”他必定是一时忘记讲这话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从他向外张开的双臂来看，他拥抱的不是伍德罗无处可逃的凄惨困境，而是一群又一群的雕刻动物，在漆黑的玻璃架上整齐排列着。“她是你逃避一切的寄托，是你通往幸福和自由的大道，或你大致上是这样告诉她的。为什么不支持她奋斗的理想？”

“对不起。”伍德罗低声说，然后将视线往下移动，这时贾斯丁又改问其他问题。

“好吧，你烧掉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那份报告对你和伯纳德·佩莱格里有那么大的威胁？”

“那是份最后通牒。”

“对谁下的？”

“英国政府。”

“特莎对英国政府下最后通牒？对我们的政府？”

“不采取行动的话。她和我们心心相系，和你，怀抱忠诚。她是英国外交官的妻子，决心依照英国外交的方式来做事。‘比较简单的做法是，跳过体制这一关，直接对外公开。比较困难的做法是让体制来发挥作用。我比较喜欢困难的做法。’是她自己说的。她死守着一个可悲的观念，认为英国人的情操比较高尚，政府更具有美德，其他国家没法比。显然是她父亲灌输给她的观念。她说布卢姆也赞同让英国人处理这件事，条件是他们能遵守游戏规则的话。如果攸关英国人的重大利益，让他们传话给三蜂和KVH。不必当面起冲突，不必搞得紧张兮兮。只是劝他们在准备妥当之前先让药下架。如果他们不接受的话——”

“她有没有给出期限？”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这一点她也接受。南美洲、中东、俄罗斯、印度。不过她最关切的是非洲。她希望三个月之内提出证据，证明药已经消失不见了。三个月一过，就会是大麻烦了。她不是这样用词的，不过也差不了多少。”

“你传真到伦敦的，就是这份报告？”

“对。”

“伦敦怎么处理？”

“处理的人是佩莱格里。”

“怎么处理？”

“说是一大堆天真的狗屎。说外交政策如果被什么圣母再世的英国人妻子和她的黑人情夫摆布的话，他就是王八乌龟。然后他飞到巴塞尔，跟KVH手下吃午餐。问他们要不要考虑暂时升起红旗（发出警告）。他们的回答大约是，旗子不够红（事态不够严重），药品不是说回收就能回收的。股东不会赞同。不是说他们会先征求股东意见，而是说如果问了股东，股东也不会赞成。同理，董事会也不会赞成。药品又不是食谱，不可能捞出其中一部分，不论是原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再加进一个东西，然后再煮一遍。能做的只有修正剂量，重新调制配方，而不是重新设计药品。想改，就一定要回到原点，到了这个阶段，没有人想从头开始，他们是这样告诉佩莱格里的。然后他们威胁要冻结在英国的投资，让女王子民的失业率增加。”

“三蜂呢？”

“是另外一个午餐发生的事。鱼子酱配库克香槟，在肯尼K的美国湾流飞机上。伯纳德和肯尼的共识是，如果三蜂正在喂人吃毒药的消息走漏出去，非洲非大乱不可。惟一的方法是趁KVH的科学家重新调制配方、微调剂量时，采取拒绝合作的方式。伯纳德再过两年就退休了，很想有机会进入三蜂的董事会。如果KVH愿意的话，也想进入他们的董事会。既然有机会当两个董事长，何必屈就一个？”

“KVH提出反驳的证据是什么？”

此话一出，似乎在伍德罗全身射入一阵痛楚，让他抖了一下。他挺直身体，双手抱头，以指尖用力搓揉头皮。他往前倾倒，双手仍抱着头，低声说：“天啊。”

“喝点水。”贾斯丁建议，然后带他走过走廊，来到洗手池边，站在他身边，向下看着他，很像伍德罗在停尸间呕吐时贾斯丁站在他身边看一样。伍德罗双手伸到水龙头下，让水淋到他的脸上。

“证据大得不得了。”伍德罗坐回椅子后喃喃说，“布卢姆和特莎已经走访了村庄和诊所，访问过病人、父母亲、亲属。柯蒂斯听到风声，发动隐瞒真相攻势。派手下克里科去安排。不过特莎和布卢姆也记录了他们隐瞒真相的过程。回去找他们访问过的人。找不到了。全部写在报告里，记录了三蜂不仅毒死了人，事后还销毁证据。‘本目击证人自此消失。本目击证人之后涉及刑案遭到起诉。本村庄已无居民。’报告写得很精彩。你应该为她感到光荣才对。”“报告有没有提到一个叫婉哲的女人？”

“噢，这个婉哲是主角之一。不过他们是把她弟弟的嘴巴封得紧紧的了。”

“怎么说？”

“逮捕他，逼供。上礼拜开庭了。十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在泽沃国家公园抢劫白人观光客。白人观光客什么证据都没有，却有一堆吓坏的非洲人看到她弟弟行抢，所以罪名成立。法官还附送劳役和二十大板。”

贾斯丁闭上眼睛。他看到酋可蹲在姐姐病床旁，脸庞瘫垮。他感觉到酋可在特莎坟墓边伸出柔弱的手来和他相握。

“你第一次看到那份报告，我猜你也多少知道内容不会有假，当时难道就没觉得有必要对肯尼亚人说什么吗？”他暗示。

粗暴的语调再现。“拜托你行不行，奎尔。穿上最称你的西装，大摇大摆走进蓝衣警察总部，然后骂他们精心地粉饰太平，还领了肯尼K给的酬劳，这种事情，有谁会做？那样做的话，别想在阳光普照的内罗毕交朋友、发挥影响力了。”

贾斯丁离开门边一步，停下脚步，保持他自定的距离。“应该也有临床证据吧？”“什么证据？”

“我问你的是，应该有阿诺德·布卢姆和特莎·奎尔共同执笔的备忘录，里面包含了临床证据，而在伯纳德·佩莱格里的要求下，备忘录被你这家伙销毁了！尽管如此，伯纳德·佩莱格里还是将备忘录拷贝一份，交给KVH，而被KVH在吃午餐时丢进了垃圾桶！”

这句话的回音在玻璃架之间激荡。伍德罗等着回音减弱。

“临床证据在布卢姆的公寓，放在附注的部分。她放在另外补充的地方。从你那边学到的。你这个人喜欢搞附注，以前喜欢，她也是。”伍德罗说。

“什么样的临床证据？”

“个案病历，共三十七份。有章有节写得很详细：姓名、住址、治疗过程、埋葬地点与日期。每次都出现相同的症状：失眠、失明、出血、肝衰竭，宾果。”

“宾果的意思是死亡吗？”

“差不多，是那样写的。大概是吧。”伍德罗说。

“KVH有没有提出反驳？”

“不科学、诱导推理、具有偏见、缺乏客观性……情绪化。这个我从来没听过。情绪化。大概表示你关切过度，所以不值得信赖。我正好相反。非情绪化，无情绪化，情绪耗尽，感受越少，喊得越大声。因为要填补的真空更大，不是你，是我自己。”

“谁是罗贝尔？”

“她又爱又恨的人。”

“怎么说？”

“鞭策她的动力，岱魄拉瑟的支持者。劝KVH着手开发，把福音传到三蜂。说得天花乱坠，她写的。”

“她说罗贝尔背叛了她吗？”

“何必说呢？我们全都背叛了她。”他哭的情绪失控，“你呢，自己还不是乖乖坐在那边，种种花，放她自己去四处当圣人？”

“罗贝尔人在哪里？”

“完全不知道。没人知道。看到风声不对就躲起来了。三蜂找了他一阵子，然后自觉无聊。后来特莎和布卢姆接手去找。找罗贝尔来当主要证人。找罗贝尔。”

“艾瑞奇呢？”

“是岱魄拉瑟的发明人之一。她来过这里一次。本想报KVH的料。结果被他们半路拦截下来。”

“科瓦克斯呢？”

“三人帮之一，是KVH专属的资产。贱女人一个，显然，我从没见过她本人。我可能见过罗贝尔一次，高高胖胖的波尔人，眼神热情奔放，红头发。”

他心怀畏惧地绕着圈子走动，贾斯丁紧靠在他身旁。他在吸墨器上摆了一张纸，递给伍德罗一支圆珠笔，笔帽朝向他，是有礼貌地传东西给他人时的做法。

“是出入境核准书，”贾斯丁解释，“你负责的事项。”他将内容念出来给伍德罗听，“‘此人为英国公民，代理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行事。’签了它。”

伍德罗眯着眼睛看，拿到蜡烛边。“彼得·保罗·艾金森，是什么人啊？”

“表格上面写了，英国记者，《电讯报》。如果有人打电话到高级专员公署查证，就说他是具有资格的正式记者，记住了吗？”

“他到底想去洛基干什么？鸡不拉屎鸟不生蛋的地方，吉妲也去过。是要拍照片吗？”

“以后会登。”伍德罗签了名，贾斯丁折好放进口袋，以僵硬的步伐走回门边。一排台湾制的报时钟宣布现在是凌晨一点。

贾斯丁开着吉妲的小车过来时，穆斯达法拿着手电筒等在路边。他一定是一直在仔细听着吉妲车子引擎的声音。伍德罗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到家，坐在座位上盯着挡风玻璃向外看，双手紧握放在大腿上，这时贾斯丁向他靠过去，对着打开的前座门向穆斯达法讲话。他懂英文，夹杂了几个从厨房学到的斯瓦希里语单词。

“伍德罗先生身体不舒服，穆斯达法。你刚才带他到外面呕吐透气。请带他回卧室，躺下来休息，直到伍德罗夫人能照顾他为止。请通知吉妲小姐我正要离开。”

伍德罗爬下车，然后转身面对贾斯丁。“你该不会把这事对格洛丽亚乱讲吧，老弟？对你不会有好处的，反正该听的你全都听到了。她这女人没我们这么懂人情世故，你也知道的。看在老同事的分上。好不好？”

穆斯达法将伍德罗拉下车，陪他走到前门。穆斯达法的动作显得像是在搬动一坨恶心的东西，只不过他尽量不要表现出来。贾斯丁又戴上了毛毡帽，穿上连帽夹克。有颜色的聚光灯光柱从帐篷里溜出。乐团正在演唱饶舌歌曲，喋喋不休。贾斯丁仍然坐在车子里，向左边瞥了一眼，以为看到有个身材高大的人站在路边杜鹃树丛前面，不过他再仔细一看，却不见人影。他还是继续盯着看，先是看着树丛，然后看着停在树丛两旁的车辆。他听见脚步落下的声音，转头看到有人朝他快步走来，原来是吉妲，披巾缠绕在肩膀上，一手提着舞鞋，另一手拿着小手电筒。她钻进乘客座，贾斯丁发动车子。

“他们正在纳闷他跑去哪里了。”她说。

“多诺霍在里面吗？”

“好像没有。我不确定，我没有看见他。”

她正要问他问题，却决定最好还是别问。

他慢慢开着车，朝停在路边的车子里面看，不断看着两侧的后视镜。他经过自己家，却几乎连正眼也没看一眼。一条黄狗冲向车子，朝着车轮吠叫。他转弯，眼睛盯着后视镜不放，一面轻声斥责着黄狗。两旁的汽车犹如黑色湖水在车灯照耀下朝他们逼近。吉妲望向后车窗外面。马路一片漆黑。

“眼睛盯着前面看，”他命令吉妲，“我可能会迷路。跟我讲左转或右转。”

他现在开得比较快，在坑洞间闪躲，在凸出的柏油路上蹦跳，信不过马路两旁时将车子开到路中央。吉妲喃喃说：这边左转，再左转，前面有个大坑洞。他陡然减速，让后面的车子超车，之后又有一辆车超过他。

“有没有看到你认识的人？”他问。

“没有。”

他们开进两旁种了树的街道。有个破烂的招牌挡住他们的路，上面写着“志愿帮手”，后面聚集了一列身体羸弱的男孩，拿着木棍，推着一个没有轮子的独轮推车。

“他们是不是一直都待在这里？”

“白天晚上都在。”吉妲说，“他们从一个洞里挖出石头，填进另一个洞。这样工作永远都做不完。”

他踩下煞车。车子正好在招牌之前慢慢停下。男孩向车子围靠过来，手心拍着车顶。贾斯丁摇下车窗，这时有手电筒光照进车子里，接着探进来的是他们的发言人，眼神机灵，面带微笑。他最多不会超过十六岁。

“晚安，老爷。”他以郑重其事的语调大喊，“我是辛巴先生。”

“晚安，辛巴先生。”贾斯丁说。

“希不希望为我们建造的好马路捐献一些钱？”

贾斯丁朝车窗外递出一百先令。男孩走开了，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双手高举挥舞着钞票，其他人则跟着鼓掌。

“过路费一般行情多少？”继续开车时贾斯丁问吉妲。

“大概是刚才的十分之一。”

另一辆车子超车，贾斯丁再次聚精会神看着里面的人，却似乎看不到他想找的人。他们开进镇中心。商店的灯火，咖啡厅，拥挤的人行道。马图图巴士呼啸而过，放的音乐很大声。他们左边传出金属猛击声，随之而来的是喇叭声大作，尖叫声四起。吉妲又帮他指点方向：这边右转，现在开过这个大门。贾斯丁开进车道，进入一座三层楼的方形建筑物败落的前庭。借着外围灯光他看到“现在就来拜见耶稣吧！”的字样，乱涂在石板墙上。

“是教堂吗？”

“以前是一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牙医诊所，”吉妲回答，“现在改成公寓了。”

停车场是一片低地，四周围上剃刀铁丝网。如果她自己一个人，绝对不会开进这个停车场，不过他已经开进下坡道，一手伸向钥匙。他停好车子，吉妲看着他，他则回头盯着下坡道看，听着动静。

“你在等谁？”她低声问。

他带着吉妲走过一群正在浅笑的小孩来到入口，走上阶梯来到大厅。一张手写的告示宣布“电梯暂停使用”。他们走到另一边的灰色楼梯，由低瓦数的灯泡照着。贾斯丁在她身边爬楼梯，最后来到最上层，陷入黑暗。贾斯丁从自己口袋里取出手电筒，照亮前方的路。亚洲音乐和东方食品的气味从关上的门里面散发出来。贾斯丁将手电筒交给吉妲，回到楼梯查看，这时吉妲打开铁门的锁链，打开了三道锁。她走进公寓时，听见电话铃响。她转身找贾斯丁，却发现他就站在身边。

“吉妲，亲爱的，哈罗。”对方大喊，是个迷人的男性声音，她一时没听出是谁。“你今晚真是艳光四射啊。我是蒂姆·多诺霍啦。不知道方不方便到你那边去一下，陪你们两人在星光下喝杯咖啡？”

吉妲的公寓很小，只有一室一厅，全部朝向同一座破败的仓库、同一条熙来攘往的街道。马路两旁是有故障的霓虹灯，路上有按着喇叭的车子，有勇往直前的乞丐，挡在车子前面，不到最后一刻不走开。铁窗外面是铁楼梯，原本是逃生梯，只不过为了保护自身安全，房客锯掉了最下面几阶。上面几阶安然无恙，晚上天气较热时，吉妲会爬到屋顶，坐在水塔的木盖上准备外交部特考，因为她明年决心一定要考上。听着公寓里其他亚洲人的声响，分享他们的音乐、争论和儿女，几乎让自己相信，自己已经融入了同胞的世界。

当她开车进入高级专员公署的大门、换上另一套装扮，这份梦想幻灭时，有着猫咪、鸡笼、衣服、天线的屋顶世界仍是少数让她感觉自在的地方之一。正因如此，在多诺霍提议他们到星空下享用咖啡时，让她惊讶不已。多诺霍怎么晓得她有个屋顶世界，对她来说是一团谜，因为就她所知多诺霍从来没有踏进她公寓一步。可是他却知道。在贾斯丁提高警觉的注视下，多诺霍踏过门槛，一面以一根手指按住嘴唇，让皮包骨的身体跨出窗户，走到铁楼梯的平台上，然后点头要他们跟进。贾斯丁跟在后面，等到吉妲端着咖啡盘加入他们时，多诺霍已经坐在大木箱上，膝盖伸到与耳朵同高。然而贾斯丁在哪里也坐不住。他一会儿摆出四面楚歌的哨兵姿势，看守着马路对面的带状霓虹灯，一会儿又蹲在吉妲身旁，低着头，像是用手指在沙上画图一样。

“你是怎么闯过那几道防线的，老弟？”多诺霍询问的声音提高到隆隆的车水马龙声之上，一面啜饮着咖啡。“小鸟告诉我，两三天前你跑到萨斯喀彻温去了。”

“游猎套装旅行团。”贾斯丁说。

“经过伦敦吗？”

“阿姆斯特丹。”

“旅行团人多吗？”

“尽可能找人最多的一团。”

“用奎尔这个名字吗？”

“差不多。”

“在哪里下船？”

“内罗毕。我们一通过海关后。”

“你小子真聪明，我看错了你，以为你会走陆路。从坦桑尼亚还是其他地方往北溜过来的。”

“他不让我去机场接他，”吉妲为了保护他而插嘴，“趁天黑搭出租车来的。”

“你想干什么？”贾斯丁从黑暗中问。

“平静过一辈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老弟。我已经到了某个年龄。不想再闹丑闻。不想再搬什么石头。不想再看到有人伸着脖子去找已经没有的东西。”他老态龙钟的侧影转向吉妲，“亲爱的，你去洛基丘莒做什么？”

“她是帮我跑腿。”被贾斯丁的声音打断，趁她还来不及想出答案前。

“她是该帮你跑一趟，”多诺霍以赞同的口气说，“也算是帮特莎的忙，我确定。吉妲是个令人赞赏的女孩子。”然后转头再度对着吉妲，这次加强语气，“你找到你要找的东西了吗，亲爱的？任务完成了吗？我确定是完成了。”

又是贾斯丁，比刚才抢答得更快。“我要她去调查特莎最后几天做了哪些事，确定他们的确是去洛基丘莒做他们说要去做的事：参加性别研讨会。结果的确是。”

“你相信这个版本的说法喽，亲爱的？”多诺霍再度对着吉妲询问。

“对。”

“好，那就好。”多诺霍边说边啜饮一口咖啡，“我们可以开门见山地说吗？”他对贾斯丁建议。

“本来就是开门见山了啊。”

“开门见山谈你的计划。”

“什么计划？”

“问得好。举例来说，如果你脑海里想的是要找肯尼K·柯蒂斯私下谈话，你会白费力气。这一点我告诉你了，不需付费。”

“为什么？”

“他负责打人的手下正在等你，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就算他曾经完全参与，现在也已经退出比赛了。银行已经拿走了他的玩具。三蜂从制药获得的好处也会回到原地：KVH。”没有反应。

“重点是，贾斯丁，对着死人发射子弹是无法得到太多满足的。如果你要追求的是满足感的话。对吧？”

没有回答。

“至于是谁杀了你太太，尽管这样告诉你会让我很痛苦，肯尼K不是，我重复，不是共犯，套句法律用语。他的好弟兄克里科先生也不是，只不过如果机会跑到他手上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马上接下来。不用说，克里科的任务是持续调查阿诺德和特莎的动静，向KVH报告。他对肯尼K在本地的资源作了充分的运用，特别是肯尼亚警察，来帮他们布下耳线和眼线。不过克里科和肯尼K一样称不上是共犯。他提供监视报告并不代表他是杀人凶手。”

“克里科向谁报告？”贾斯丁的声音问。

“克里科报告的对象是卢森堡的一个录音机，现在早已断线了。从那里，消息一路传下去，传话的方式你我都不可能查出来。一路传到杀了你太太的狠心绅士耳朵里。”

“玛萨比特。”贾斯丁说，声音从附近传过来。

“的确。知名的玛萨比特二人组，身穿绿色游猎夹克。路上有四个非洲人加入，是跟他们一样的赏金杀手。这次行动的报酬是一百万美元，由带头的人平分，这人绰号是猫王上校。我只能确定的是，他的名字不是猫王，也从来没有高升到上校的官阶。”

“特莎和阿诺德要前往图尔卡纳的事，是不是克里科向卢森堡报告的？”

“这个问题嘛，老弟，问得太远了。”

“怎么说？”

“因为克里科不愿回答。他很害怕。换了你的话，你也会怕。他害怕的是，如果随便讲出他的部分，讲出他某些朋友的部分，可能舌头就会被砍下来，而腾出位置来放他自己的睾丸。他可能不是在自己吓自己。”

“你想干什么？”贾斯丁重复。他在多诺霍身边弯腰，直盯着他暗下来的眼球。

“来劝你不要做你打算做的事，亲爱的老弟。来告诉你，不管你要找的是什么，你找不到，可惜你也不会因此逃过一劫。有人出钱要你的人头，只要你踏上非洲一步，而现在你人在非洲，双脚站得好好的。这一行每个叛逃的佣兵和黑社会老大，都梦想能看到你。五十万要你一命，一百万让命案看起来像是自杀，这样更佳。就算你请来全天下的保镖，对你自己也不会有一丁点好处。你请来的人，很可能就是希望杀你的人。”

“我是死是活，你们局里凭什么关心？”

“就公事层面来说，我们是不关心。就个人层面来说呢，我比较不喜欢看到坏人那方打赢。”他吸了一口气，“讲到这里，很难过要告诉你，阿诺德·布卢姆已经一命呜呼，而且死了好几个礼拜了。所以如果你来这里想救阿诺德，恐怕要再次告诉你，已经没什么好救的了。”“拿证明出来给我看。”贾斯丁粗鲁地质问着，吉妲则悄悄转身离开，以前臂遮住脸孔。

“我年纪一大把，没几年好活了，也已经没有幻想，对你讲的这些不该讲的东西，很可能害自己天一亮就被老板拖出去枪毙。你要的证明就是这个。布卢姆被打得不省人事，被丢到游猎卡车上，开到空旷的沙漠。没水，没树荫，没食物。他们折磨了他几天，希望能问出他或特莎是否事先拷贝了一份他们在吉普车上找到的磁盘。很抱歉，吉妲。布卢姆说没有，他们没有拷贝，可是他们才不把这个当做答案，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也因为他们自己高兴，把他折磨到死为止。然后留给土狼处理。这一点很抱歉，的确是事实。”

“噢，我的天啊。”

讲话的人是吉妲，低声对着双手讲。

“所以啊，贾斯丁，你可以把布卢姆的名字从名单上画掉，连肯尼K的名字也一起画掉。他们两人都不值得你跑这一趟了。”他毫无怜悯之意，继续讲下去，“现在啊，你听好了，波特·科尔里奇在伦敦代替你奋战。这件事不只是最高机密，而是‘听到之前禁止吃东西以免喷饭’的机密。”

贾斯丁从吉妲视线范围消失。她在黑暗中搜寻，发现他就在自己身后站着。

“波特要求将特莎的案子重新交给最初的警察侦办，也要求将格里德利的脖子摆在断头台上，旁边是佩莱格里。他希望跨党派质询柯蒂斯、KVH以及英国政府三者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也针对桑迪·伍德罗的痛处逐步进攻。他希望组成一组独立科学家来评估岱魄拉瑟，如果这世上还有所谓独立科学家的话。他也发现了世界卫生组织有个道德实验委员会，或许可以借力使力。如果你现在回国，可能会不巧破坏了平衡。我来这里的原因就是这个了。”他以快乐的口吻结束，因为喝完了咖啡，所以站起来。“我们现在依旧很拿手的事情不多，把人走私出国是其中之一，贾斯丁。所以如果你宁可被放进长柄暖床器里走私离开肯尼亚，而不愿意冒险再去肯雅塔机场，更别提莫伊的手下和其他所有人。如果想通了，就吩咐吉妲转告我们。”

“你对我太好了。”贾斯丁说。

“我最怕的就是你讲这句话。晚安。”

吉妲躺在床上，门开着。她盯着天花板看，不知道是应该哭泣还是应该祈祷。她一直都假设布卢姆已经死了，不过他惨死的经过比她担心过的所有情况都更糟糕。她希望能重回修女学校那种单纯的生活，重拾她以往的信念，认为上帝希望人类有志向上爬，有难敢担当。墙壁的另一边是贾斯丁，回到她的书桌，以钢笔写字，因为虽然吉妲借他笔记本电脑，他还是喜欢钢笔。前往洛基丘莒的飞机预计七点从威尔森起飞，换言之他再过一个小时就要动身。她希望能陪贾斯丁走完最后一程，却也清楚没有人能陪他走这一段。她答应开车送他到机场，不过他比较喜欢从瑟琳娜饭店搭出租车。

“吉妲？”

他敲着吉妲的门。她大声说，“没关系。”然后起身。

“我想麻烦你，请帮我寄这封信，吉妲。”贾斯丁边说边递给她一个厚厚的信封，收件人是住在米兰的女士。“她不是我女朋友，以免你乱想。她是我律师的婶婶”——露出罕见的微笑——“这封送到俱乐部给波特·科尔里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别用驻外邮局，也别用快递之类的东西，一般的肯尼亚邮局就够可靠了。有你帮这么多忙，我感激不尽。”

听到这里，她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张开双手抱住贾斯丁，投进他怀里，紧紧抱住他，仿佛是生命的依靠，贾斯丁最后才挣扎着脱身。

23

麦肯齐机长和副机长艾扎德坐在水牛飞机的驾驶舱，位于机身的鼻部，是突起的一个平台，没有门隔开工作人员与货物，而在平台正下方走下一步，有体贴人士摆了一张低矮的维多利亚式扶手椅，颜色是黄褐色，像是老家仆会在冬夜搬出来放在厨房火炉前面的椅子。扶手椅的脚以应急的铁鞋固定在舱板上。贾斯丁就坐在这张椅子上，戴着耳机，几条起毛的尼龙绳绑在他肚子上，让他看起来活像刚学走路的小孩。他吸收着麦肯齐机长和艾扎德的智慧，偶尔拿下耳机回答一个津巴布韦籍的白人女孩的问题。她叫杰米，自己舒舒服服坐在一堆破烂的棕色木箱之间。贾斯丁本来想让座给她，无奈麦肯齐阻止了他，口气坚定地说，“你给我坐这里。”机身尾端有六个身穿长袍的苏丹妇女蹲坐着，有的脸色坚毅镇定，有的被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其中一人对着塑料桶呕吐，而准备这个桶的用意正是如此。机身顶端是一格格银灰色的软垫，下方有条缆线垂挂着几条红色降落伞绳，尾端的金属部分随着引擎巨响起舞。机身又喘气又呻吟，如同一匹年迈的铁马，被拖回去打最后一仗。机上没有空调或降落伞的迹象。墙壁上有个方块涂有起了水泡的红色十字架，指示出医疗用品，下面排了一列塑料扁桶，注明“煤油”，以麻绳绑在一起。这一趟特莎和阿诺德生前走过，而用飞机载他们的人就是他。这是他们走上最后旅途之前的最后一程。

“所以说，你是吉妲的朋友喽。”麦肯齐已经观察到，当时苏丹莎拉带贾斯丁到他在洛基的土库，让他们两人独处。

“对。”

“看一下你的护照没关系吧？”

“没关系。”贾斯丁递给他艾金森的护照。

“你从事哪一行啊，艾金森先生？”

“记者，伦敦《电讯报》，我是来采访联合国的苏丹生命线行动（OLS）的。”

“OLS现在正需要大力宣传，真的很可惜，如果让一小张纸妨碍了，好像很蠢。知道在哪里弄丢的吗？”

“可惜我不清楚。”

“我们今天载的东西多半是木箱装的大豆油，另外还有给当地工作人员的贴心慰问品。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如果你有兴趣写的话。”

“有。”

“如果要你坐在吉普车的地板上，用一堆毛毯盖住一两个小时，你会反对吗？”“一点也不会。”

“那就好讲话了，艾金森先生。”

自此之后，麦肯齐固执地相信这个说法。在飞机上，他以对任何记者同样的方式，对贾斯丁描述了他所谓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对抗饥荒行动。他的话夹杂了金属爆裂声，有时候在隆隆引擎声中听不清楚。

“在南苏丹的人，我们分成卡路里富裕族、卡路里中产阶级、卡路里穷人以及赤贫族，艾金森先生。洛基的任务是测量饥荒的‘间隙’。我们每空投一吨物品，就花掉联合国一千三百美元。内战的时候，有钱人先死，因为如果有人偷走他们的牛，他们就没办法适应。原本就穷的人大致维持现状。如果有一群人想生存下去，周围的土地必须先变成能安全栽种东西之处。不幸的是，这附近称得上安全的土地不多。会不会讲得太快？”

“讲得很好，谢谢你。”

“所以洛基必须评估作物，测量饥饿间隙会出现在哪里。现在我们来到一个新的间隙边缘。不过时机要算得很准。在他们快要收成的时候空投，就会搞坏他们的经济。太晚空投了，他们早就快饿死了。顺带一提，空投是惟一的解决方法。以公路运输会被劫走，通常都是司机监守自盗。”

“原来如此。知道了。好。”

“你难道不想记下来吗？”

如果你是记者，就摆出记者的架势嘛，他在说。贾斯丁打开笔记簿，这时换上艾扎德讲课。他的主题是安全。

“我们在粮食站的等级分成四等，艾金森先生。第四级是放弃，第三级是红色警戒，第二级是尚可，南苏丹没有零风险区。知道了吗？”

“知道了。了解了。”

又轮回到麦肯齐。“来到粮食站时，屏幕会显示今天当地等级属于哪一级。万一碰到紧急状态，照他的话去做。你要去采访的粮食站是葛朗将军实际掌控的地盘，你弄丢的签证就是他发的。不过那里定期会遭到北方的攻击，南边敌对的部落也会发动攻击。别以为这只是南北之间的问题，部落之间的联盟一夕之间就会改变，他们一翻脸就打。还听得懂吧？”

“没问题。”

“苏丹这个国家基本上是殖民时代地图师的美梦。南边是非洲，绿色原野，石油，基督徒；北方是阿拉伯，一片沙漠，一群穆斯林。知道是什么吧？”

“多多少少知道。”贾斯丁的另一个身份曾经就这个主题写过报告。

“结果成为造成永久饥荒的因素，我们几乎一样都不缺。干旱没有导致的后果，就由内战来处理，反之亦然。然而喀土穆的政权仍然是合法政府。最后，不管联合国跟南方谈好什么条件，还是要尊重喀土穆政府。所以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艾金森先生，联合国、喀土穆的人和叛军之间形成独特的三角协议，喀土穆政府的人另一方面把叛军打得落花流水。懂吗？”

“你要去的是七号营！”津巴布韦白人女孩杰米弯腰对着他耳朵大叫。她身穿棕色牛仔装，头戴丛林帽，双手在嘴巴上围成喇叭状。

贾斯丁点点头。

“七号营现在正热门！我的一个女朋友几个礼拜前在那边碰到四级状况！被迫长途跋涉在沼泽地走了十一个小时，然后脱掉长裤，等飞机来接他们，等了六个钟头！”

“她的长裤怎么了？”贾斯丁对着她大喊。

“不脱不行啊！男生女生都一样！是那边太热啦！长裤又湿又热又冒水蒸气！受不了！”她休息了一阵子，然后双手指向他的耳朵。“如果你听见牛群跑出村子——快跑。如果后面跟的是女人——加快脚步跑。我们有个男的，曾经一次跑了十四个小时，一滴水也没喝。瘦了八磅。追杀他的人是卡拉宾诺。”

“卡拉宾诺？”

“卡拉宾诺本来是好人，后来加入北方人就变坏了。现在他道了歉，回到我们阵营。大家都非常高兴，没有人问他跑到哪里去了。这是你第一次来吗？”

还是点点头。

“听我说。数据显示，根据保险公司的统计，你应该很安全。别担心。而且布兰特这个人很有意思。”

“谁是布兰特？”

“负责监控七号营粮食的人。人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他，疯疯癫癫的。开口闭口都是上帝。”“他是哪里来的人？”

她耸耸肩。“自称和我们一样，是被海水冲上岸的杂种狗。这里没人有什么过去。等于是一条规定。”

“他在那边待多久了？”贾斯丁大喊，然后不得不重复再喊一次。

“六个月吧，我猜！在当地连续待六个月，等于是过了一辈子，相信我！他连到洛基休养两三天都不去！”她以遗憾的口吻结尾，然后因为喊得筋疲力尽，往后瘫坐下去。

贾斯丁解开扣环，走向窗户。这就是你走过的一段旅程，这就是他们给你的宣传辞令，这就是你看到的东西。底下是碧绿色的尼罗河沼泽，在热气下烟雾弥漫，当中点缀着拼图形状的黑水坑。地势较高的地方有蜂窝状的牛栏，里面挤满了牲口。

“部落民族永远也不会说出他们养了几头牛！”杰米站在他肩膀旁，对着他耳朵大喊，“监控粮食的人的工作是查出实际数字来！山羊和绵羊住在中间的畜栏，牛住在外面，旁边是小牛！狗和牛住在一起！晚上他们会在自己的小房子里烧牛粪！赶走掠食性动物，帮牛群保暖，害他们咳得很厉害！有时候他们也会把女人和小孩放在里面！苏丹的女孩子吃得好！如果养得好，嫁妆就会多一点！”她拍拍自己的肚皮，微微一笑，“男人只要拿得出钱，想娶几个老婆随他高兴。他们会跳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舞——我没骗你。”她大声叫着，一手遮住嘴巴狂笑起来。“你是监控粮食的人吗？”

“助理。”

“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

“在内罗毕混对了舞厅！想听听谜语吗？”

“当然。”

“我们在这里空投谷物，对吧？”

“对。”

“因为南北之间的战争，对吧？”

“继续讲。”

“我们空投的谷物，大部分都是在北苏丹种的。如果美国农民没有因为谷物过剩对我们倾销的话。你自己想想。救济单位的钱用来买喀土穆的谷物。喀土穆把钱拿来买武器对付南方。载谷物飞到洛基的飞机和喀土穆政权轰炸南苏丹村落的轰炸机，用的是同一个机场。”

“谜语是什么？”

“为什么联合国一方面资助轰炸南苏丹，一方面又同时援助受害者？”

“答不出来。”

“你这一趟之后要回洛基吗？”

贾斯丁摇摇头。

“可惜啊。”她说，然后眨眨眼。

杰米回到自己座位上，坐在大豆油的木箱之间。贾斯丁停留在窗口，看着飞机反射出来的金色日光点掠过闪闪发亮的沼泽地。没有地平线。一段距离之后，地面的颜色融入了雾气，窗户也染上越来越深的淡紫色。我们可以一辈子飞个不停，他告诉她，永远也不会飞到地球的尽头。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水牛飞机开始缓缓下降。沼泽变成棕色，硬土地升高到水平面之上。一棵棵树木在地面上有如绿色花椰菜，飞机的反射光点则扫过它们身上。艾扎德接下驾驶的责任。麦肯齐机长正在研究露营器材的手册。他转身对贾斯丁比了一个大拇指朝上的手势。贾斯丁回到座位上，扣好扣环，看了手表一眼。他们已经飞了三个小时。艾扎德让飞机以大角度倾斜。一盒盒卫生纸、杀虫剂以及巧克力由上往钢铁甲板猛射，重击在驾驶舱的平台上，靠近贾斯丁的脚边。一丛灯芯草屋顶的茅屋出现在机翼尾端。贾斯丁戴的耳机充满了杂音，宛如变了调的古典音乐。他从众多不协调的声音中锁定一个粗鲁的德国人声音，这人正在详细介绍地面状况。他听到了“稳定而轻松”等字眼。飞机开始狂乱振动起来。贾斯丁从他的安全带中站起身，从驾驶舱的窗户看到外面一条带状的红土地，两旁是绿色原野。一列列白布袋当做指示灯，另外也有白布袋散布在原野的一角。飞机摆正了，太阳照射到贾斯丁的颈背，有如被滚水烫到。他猛然坐下。德国人的声音变得清晰响亮。

“下来呀，艾扎德，我们今天炖了一锅山羊肉当午餐，很好吃哟！那个游手好闲的麦肯齐在上面吗？”

艾扎德不为所动。“角落里那几袋是什么啊，布兰特？有人最近空投过了吗？我们是不是跟别架飞机空投在同一个地方啊？”

“只是空袋子啦，艾扎德。别去管那些袋子了，赶快下来，听见没？那个大牌记者是不是跟过来了？”

这次换成麦肯齐回答，简明扼要。“来了，布兰特。”

“其他还有谁？”

“我！”杰米在巨响中高兴地大喊。

“一个记者，一个花痴，六个返乡的代表。”麦肯齐和先前一样以吟唱的语调说。

“他人怎样？大牌记者？”

“你来告诉我好了。”麦肯齐说。

驾驶舱里笑声连连，地勤那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讲话带外国腔的人也加入。

“他紧张什么？”贾斯丁问。

“这里的人全都紧张兮兮。这里是终点站。我们下飞机后，艾金森先生，请你跟在我身边。这里规定，在介绍你给其他人认识之前，要先来行政官这里拜会。”

起降跑道是座延长的黏土网球场，有一部分杂草丛生。狗与村民从一丛森林跑出来往跑道前进。茅屋的屋顶以灯芯草覆盖，呈圆锥形。艾扎德低飞经过，而麦肯齐扫描着两旁的草丛。“没坏人吧？”艾扎德问。

“没坏人。”麦肯齐证实。

水牛飞机倾斜，机身打直，然后向前直冲。跑道有如火箭般打在机轮上。火红的灰尘笼罩了窗户。机身往左倾斜，然后再往左倾斜，货物在机舱里怒吼，引擎尖声大作，飞机抖动几下，摩擦到异物，发出呻吟声与冲撞声。贾斯丁盯着逐渐落定的尘埃，注视着一群逐步接近的非洲显贵、儿童与两个白人妇女。妇女身穿邋遢的牛仔裤，绑着黑人式辫子，戴着手环。这些人中间站着一个戴了棕色霍姆堡毡帽的男子，穿着古老的卡其短裤，踩着磨损得很严重的麂皮鞋，大步向前走，目光如炬，身材圆鼓，头发呈姜红色，身型绝对庄严，他就是没挂着听诊器的马可斯·罗贝尔。

几个苏丹妇女从飞机上爬下，与一群歌唱的族人团聚。津巴布韦女孩杰米抱着同伴惊喜得又呼又叫，她也拥抱了罗贝尔，摸着他的脸，脱掉他的霍姆堡毡帽，帮他抚平红头发，而罗贝尔则睁大眼睛，拍拍她的臀部，乐得如同小学生过生日。丁卡族的搬运工以矫健的身手来到机身后端，遵照艾扎德的指示卸货。不过贾斯丁必须坐在位子上，等到麦肯齐机长示意OK之后才能起身，跟着他走下阶梯，带着他离开欢欣鼓舞的人群，走过飞机跑道，往土丘上走。土丘上有一群丁卡族长者，身穿黑色长裤白色衬衫，坐在树荫下的厨房椅上，围成半圆形。坐在他们中间的是行政官阿瑟，身材干瘪、头发灰白，面孔有岁月凿刻过的痕迹，双眼锐利精明。他戴了顶红色棒球帽，上面绣着金色的巴黎字样。

“阁下必定是以笔维生之人，艾金森先生。”阿瑟说。他用的是旧时的英文，说得无懈可击。介绍两人认识的是麦肯齐。

“没错，先生。”

“恕在下斗胆请教，贵报大名是什么，如何有此荣幸聘用到此一贤才？”

“伦敦《电讯报》。”

“《周日电讯报》?”

“多半是做日报的部分。”

“两者皆为优秀的报纸。”阿瑟宣称。

“阿瑟以前在英国统治时代，是苏丹国防军的士兵。”麦肯齐解释。

“请告诉我，先生，如果我说您来到此地是为了滋养你的心智，这样说是否正确？”

“同时也滋养我读者的心智，希望如此。”贾斯丁以甜美的外交辞令回答，这时以眼角瞧见罗贝尔一行人走过跑道。

“既然如此，在下期望您能同时寄来英文书籍，滋养我族人心智。联合国照顾我们的肉体，却鲜少顾及我们的心智。我们喜欢的作者是十九世纪英国的小说大师。或许贵报能考虑资助此一义举。”

“我一定会跟他们建议的。”贾斯丁说，这时转头望向右后方，看到罗贝尔一行人朝土丘接近。

“至为感激，先生。承蒙大驾光临，各位将待多久？”

麦肯齐代表贾斯丁回答。在他们下方，罗贝尔一行人在土丘底站住，等着麦肯齐和贾斯丁下来。

“明天这个时候，阿瑟。”麦肯齐说。

“切勿恋战，”阿瑟说，一面斜眼看了一下麦肯齐的随行人员，“艾金森先生，离去后请勿遗忘吾人。我们会等待您送书过来。”

“今天好热啊，”麦肯齐边说边走下土丘，“一定有四十二度，温度还在持续上升。即使这么热，对你来说还算是伊甸园。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行吗？嗨，布兰特。你的大牌记者来了。”

贾斯丁没预料到对方会表现出如此动人的善意。原本在乌护鲁医院躲避他的姜黄色眼睛，这时投射出真诚的喜悦。长不大的面孔有日复一日的艳阳烧灼的痕迹，这时露出具有感染力的开怀浅笑。原本紧张讲着悄悄话、在特莎病房绕梁不去的深沉喉音，这时听来震慑人心。两人一面握手，罗贝尔一面讲话，贾斯丁一手握着罗贝尔两手。他的掌力友善而体贴。

“他们在洛基有没有跟你简单介绍过了，艾金森先生，还是把苦差事留给我做？”

“可惜在洛基时没有太多时间听介绍。”贾斯丁回答，也对他报以微笑。

“为什么记者总是来去匆匆，艾金森先生？”罗贝尔以快活的口气抱怨，放开贾斯丁的手，却搂住他一边的肩膀，一面带着他往跑道走。“最近真相是不是改变得很快？我父亲总是教我：如果事情是真的，就恒久不变。”

“要是他能跟我的编辑那样讲就好了。”贾斯丁说。

“可是，也许你们编辑不相信所谓的永恒。”罗贝尔一面警告，一面走到贾斯丁另一边，对着他的脸举起一根手指。

“大概吧。”贾斯丁承认。

“你自己呢？”小丑似的眉毛紧箍成神父询问般的模样。

贾斯丁的头脑一时之间麻木起来。我在假装什么？这人就是马可斯·罗贝尔，背叛你的人。

“我觉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要多花点时间。”他回答得很别扭，罗贝尔听到后爆出大笑，笑得很诚实。

“别花太多时间啊，老兄！不然永恒这东西会回过头来咬你一口哟！以前看过空投粮食没有？”他抓住贾斯丁的手臂，突然压低声音说。

“大概没有。”

“那我就带你去看。然后你就会相信永恒，不骗你。我们这里一天空投四次，每次都是上帝的神迹。”

“你实在太客气了。”

罗贝尔就要照本宣科了。身为外交官的贾斯丁，与罗贝尔同样是诡辩专家的贾斯丁从他口气里听出端倪。

“艾金森先生，我们在这里啊，尽量做得有效率。尽量让粮食进对嘴巴。也许我们过度供应了。顾客饿着肚子，过度供应也不算什么罪过。也许他们撒了一点小谎，谎称村子里有多少人，虚报有多少人快死了。也许我们在亚维尔的黑市里造就了几个百万富翁。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

“对。”

杰米出现在罗贝尔身边，旁边跟了一群拿着带夹笔记板的非洲女人。

“也许我们破坏了路边摊的生意，让老板对我们很不爽。也许丛林里可怜的猎人和巫医会说，我们拿西方的医药害他们没生意可做。也许我们的空投造成了他们的依赖性。对不对？”

“对。”

大大的一个微笑解消了上述所有的美中不足。“这样说好了，艾金森先生，你去告诉你的读者，告诉人在日内瓦和内罗毕的那些联合国肥猪。每次我的粮食站送一汤匙的粥进入一个饿肚子小孩的嘴巴里，我就尽了自己的责任。晚上就能在上帝的胸怀里熟睡。我挣得了生下来的理由。能不能这样写给他们看？”

“我尽量。”

“你名字是什么？”

“彼得。”

“布兰特。”

他们再度握手，比先前握得还久。

“想问什么尽管问，好吗，彼得？我不会对上帝隐瞒什么秘密。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想问我的？”

“还没有。说不定稍后会有，等我有机会了解状况后。”

“那样也好。慢慢来。是真的，就恒久不变，对不对？”

“对。”

现在是祷告时间。

现在是圣餐礼时间。

现在是神迹出现的时间。

现在是与全人类共享圣体之时。

罗贝尔如此宣布，而贾斯丁也装模作样写在笔记簿上，想借此逃离向导逼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好心情，却无处可逃。现在要欣赏的是“以善性导正邪恶影响的秘密”，这是罗贝尔另一句令人不安的隽语，一面眯着姜黄色眼睛虔诚看着火热的天堂一面说出，以大大的微笑接受上帝的祝福，此时贾斯丁感觉到背叛特莎的人以肩膀热情搓揉着他。引来了一排观众。最靠近他们两人的，是津巴布韦人杰米以及行政官阿瑟还有随行人员。小狗、成群结队的红袍部落民族，以及一群赤身裸体的乖顺儿童围着飞机跑道边缘站着。

“今天我们喂饱了四百一十六个家庭，彼得。每个家庭要乘以六。那边的行政官，每次空投，我就让他抽成百分之五。这个不能写。你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告诉你。如果光听行政官讲话，你会以为苏丹人口有一亿。我们这里另一个问题就是谣言。只要有一个人说他看见有人骑马拿着一把枪，就会引起一万个人没命狂奔，丢下农作物和村子逃命。”

他骤然停下来。杰米在他一旁以一手指着天堂，另一手则拉着罗贝尔的手，偷偷握了一下。行政官和随员也听见了，他们的反应是抬头半闭眼睛，嘴唇向两侧延展，露出紧张而开朗的微笑。贾斯丁也听到远方隆隆作响的引擎声，依稀看见光亮的天空出现黑点。黑点缓缓成为水牛飞机，机型如同他搭乘前来的飞机一般，如同上帝御马般洁白、英勇、踽踽独行，从树梢上方一掌之距飞掠而过，闪闪发亮，上下晃动，调整着前进方位与高度。随后飞机消失，一去不回。然而罗贝尔的信众并没有因此丧志。众人依旧仰首期盼飞机回头。飞机果然转回，低飞，直飞，目标笃定。看到首批白色粮食袋如同雪花般从机尾落下，贾斯丁不禁哽咽起来，泪水也开始在眼睛里打转。粮食袋起初调皮地在空中飘浮，然后增加速度，在空投区啪答降落，响起机关枪似的连续枪声。飞机绕着圈子，重复上述动作。

“看到没，老兄？”罗贝尔低声说。他眼中也有泪水。难道他一天哭四次？或只在有观众时才哭？

“看到了。”贾斯丁证实。和你看到的一样，而我无疑地也立即成为他教会中的一员。

“听着啊，老兄，我们需要更多飞机跑道。写在你的报道里。更多飞机跑道，更靠近村落。目前的跑道要他们走路前来太远了，而且也太危险。他们会被强奸，会被人割断喉咙。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小孩会被偷走。等到他们走到跑道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搞错了，今天没轮到他们的村子，所以他们只好回头，也搞不清楚状况。很多人就是因为搞不清楚才死的。他们的小孩也是一样。这东西你写不写？”

“我尽量。”

“洛基这边说盖更多跑道的话，就需要更多监控的工作。我说，好啊，我们就增加监控。洛基说，钱哪里来？我说，先花钱，然后再找钱。搞什么鬼嘛？”

飞机跑道又传来另一阵寂静。是担忧的寂静。难道是强盗埋伏在树林里，等着抢走上帝的礼物然后跑路吗？罗贝尔的大手再次抓住贾斯丁的上臂。

“我们这里没有枪，老兄，”他解释着，算是回答贾斯丁脑海里没有问出来的问题，“在村子里，他们有美制阿玛莱特步枪和俄制卡拉什尼可夫步枪。那边的行政官阿瑟，他拿他抽成的百分之五去买枪给他的族人。不过在粮食站，我们只有无线电和祷告而已。”

据判断危机已过。第一批搬运工害羞地走上跑道搬走粮食袋。杰米和其他助理拿着笔记板，站在粮食袋之间，一人占据一堆。有些袋子已经撑开来。拿着扫把的女人连忙扫起散落出来的谷物。罗贝尔抓着贾斯丁的手臂，一面教他认识“粮食袋文化”。他慨然大笑着说，上帝发明空投之后，也发明了粮食袋。不管有破洞还是完整无缺，这些印有世界粮食计划署简称的白色人造纤维布袋，和里面的粮食一样，都是南苏丹人的日常商品：

“看到那个风向袋了吗？——看到那家伙穿的休闲鞋了吗？——看到他的头巾了吗？——告诉你啊，要是我结婚，也要让新娘穿粮食袋！”

站在他身边的杰米发出一阵狂笑，她旁边的人也很快跟着笑了起来。笑声尚未稍止，有女人从跑道另一边树林里的不同点成三列鱼贯而出。她们都是丁卡人，身材高挑——六英尺高并不少见。她们大步前进的优雅姿态，是所有时装走秀者梦寐以求的模样。多数人都袒胸露背，其他人则身穿紫铜色棉花上衣，胸前特别遮盖妥当。她们的眼神呆滞，锁定在前方的粮食袋。她们讲起话来轻声细语，不想让外人听见。每一列的女人都知道目标何在。每位助理都知道自己的顾客是谁。贾斯丁偷偷瞄了罗贝尔一眼，这时每个女人报上自己的姓名，拎起布袋的颈部，扔向空中，再稳稳落在头上。他看到罗贝尔的眼睛充满了悲情与难以置信的神情，仿佛这些女人的困境是他一手造成，仿佛他不是拯救者。

“怎么了？”贾斯丁问。

“这些女人啊，她们是非洲惟一的希望。”罗贝尔回答，嗓音仍维持低语，视线则分秒不离那些女人。难道他在她们中间看见了婉哲？也看到了其他所有的婉哲？他细小无血色的眼睛在霍姆堡毡帽的黑色阴影之下充满罪恶感。“这个你要写下来啊。我们只把粮食交给女人。那些男人啊都是白痴，我们一点也信不过他们。信不得啊。他们把我们的东西拿到市场去卖。他们叫女人拿去酿酒。他们买香烟买枪买女人。那些男人都是无赖。女人养家，男人养战。全非洲，是一场性别大战。这里只有女人负责上帝的工作。这个你给我写下来。”

贾斯丁乖乖照他的意思记下。再写也没有必要，因为他以前每天都听特莎讲相同的话。女人无声地鱼贯走回树林。不好意思的小狗舔着没人捡的谷物。

杰米和助理们已经解散。罗贝尔一面拄着长手杖，戴起霍姆堡毡帽，具有精神导师的权威感，一面带领贾斯丁走过飞机跑道，离开土库屋聚集而成的部落，走向一条蓝色的森林带。有十几个小朋友争着要紧跟在他后面。他们又扭又拧着大善人的手。他们一人拉着一根手指荡呀荡，发出巨吼，脚如同跳舞的小矮人一样在空中踢来踢去。

“这些小朋友以为自己是狮子。”小朋友拉着罗贝尔对他大吼，罗贝尔则对贾斯丁以称兄道弟的口吻如是说。“上个礼拜天，我们在上圣经班，小狮子很快就吞掉但以理，害上帝没有机会拯救他。我告诉小朋友：不行，不行，要让上帝有机会拯救但以理！圣经是这样写的啊！可是他们说狮子肚子太饿，等不及了。让他们先吃掉但以理，再让上帝表演魔术嘛！他们说不然的话，狮子会死翘翘。”

他们朝着跑道另一端的一排长方形小屋前进。每个小屋都以简陋的方式围起一小块土地，状若大锁。每个围起来的土地都是迷你型的冥界，里面不是无药可医的病人，就是干瘪、瘸腿、脱水的人。女人以坚毅的姿态弯腰站着，静静接受折磨；沾满了苍蝇的婴儿病重得哭不出声音来；上吐下泻的老人陷入昏迷状态；百战疲惫的医护人员与医生尽最大的能力来哄病人们稍微排出一条队列来；紧张的女孩大排长龙，彼此讲悄悄话，嗤嗤笑着；少男则缠斗不休，有个老年人拿着木棍对着他们毒打。

罗贝尔和贾斯丁来到一座盖着茅草、活像乡下工棚的医疗所，阿瑟和随员则在后面不远处跟着。罗贝尔一面推开吵闹的病人前进，一面带着贾斯丁来到一片钢质隔板，有两个粗壮的非洲人守卫着，他们身穿无国界医师的T恤。隔板拉开后，罗贝尔箭步进入，摘下霍姆堡毡帽，拉贾斯丁进来。有个白人医护人员和三个帮手正在木质柜台后混合、测量东西。此处状况稳定，却带有随时会发生紧急情况的气氛。医护人员看到罗贝尔走进来，很快抬头一笑。

“嗨，布兰特。你带来的这位帅哥是谁啊？”她问，带有轻快的苏格兰口音。

“海伦，认识认识彼得。他是记者，要告诉全世界你们是一大堆游手好闲的懒人。”

“嗨，彼得。”

“嗨。”

“海伦是苏格兰格拉斯哥来的护士。”

架子上放了五颜六色的纸盒和玻璃罐，堆积到天花板。贾斯丁扫视了一下，假装对所有东西感到好奇，寻找的则是熟悉的红黑相间的盒子，上面有三只金色蜜蜂的快乐商标，却没有找到。罗贝尔站到所有东西前面，再度扮演起讲师的角色。护士和她的助手互相微笑，毫不掩饰。又来了。罗贝尔拿起一罐装了绿色药丸的工业用瓶子。

“彼得，”他以沉重的音调说，“现在我要让你看的是非洲的另一条命脉。”

他是不是每天重复同样的话啊？对每个来宾都这样讲吗？这是否就是每天表演的忏悔剧？这些话，他也对特莎讲过吗？

“全球罹患艾滋病的人当中，有百分之八十都住在非洲，彼得。这个数字只是保守的估计。其中有四分之三都没有接受药物治疗。这一点，我们必须感谢制药公司以及他们在美国国务院的用人。他们威胁说，如果有任何国家胆敢廉价生产美国专利药品，就一定会遭到制裁。懂了没？写下来了没有？”

贾斯丁对罗贝尔点头表示肯定。“继续讲。”

“这罐子里面的药丸，一颗在内罗毕要花二十美元，在纽约六元，在马尼拉十八元。印度随时可以生产出非原厂的相同药丸，每颗只要六毛钱。别跟我讲什么研发费用。研发费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抵消掉，而且很多研发经费本来就是由政府补助的，所以他们根本是在胡说。我们这边遇到的情形是不道德的垄断，每天都会赔上人命，懂吗？”

罗贝尔很熟稔表演的过程，不需多想就能继续下去。他将罐子摆回架上，抓来一个黑白相间的大盒子。

“这些狗杂种已经拿相同的配方卖了三十年了。治疗什么病？疟疾。知不知道为什么卖了三十年了，彼得？要是有几个纽约人有一天得了疟疾，你看看他们会不会火速找解药！”他选了另一个盒子。他的双手和声音同样因诚实的愤慨而颤动。“这家新泽西的药厂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对全世界贫穷饥饿的国家捐献这个产品，懂吗？药厂啊，他们有必要受到爱戴。如果没人爱戴他们，他们就吓得直发抖，难过得很。”

而且变得很危险，贾斯丁心想，不过没有讲出口。

“为什么药厂要捐出这个药？我来告诉你。因为他们生产出更好的药了。旧药库存太多了，所以就捐给非洲，不管使用期限只剩下六个月，慷慨捐献的结果都可以获得几百万的减免税额。而且又省下几百万的库存费用，销毁卖不出去的药的费用也省下来了。更何况大家都会说，你看看他们心地真善良。连股东都这样说。”他将盒子转过来，以轻蔑的神态怒视着盒底，“这批货在内罗毕海关压了三个月，海关那些人等着别人拿钱来贿赂。两年前，同一家药厂送给非洲生发剂、戒烟药以及治疗肥胖的药物，善心义举获得数百万的所得税减免。那些狗杂种只对获利的胖财神有感情，对其他人则一概无情。我说的是事实。”

然而，他充满正义的怒火最猛烈的部分保留给他自己的上司——那些在日内瓦的救济界人士，大药厂一喊话，那些懒人就乖乖翻身。

“那些人还敢自称人道主义者呢！”他抗议，而助手们再度浅笑，在无意识间唤起了特莎痛恨的字眼。“饭碗安稳、薪水免缴所得税、退休金、豪华轿车、小孩上国际学校免学费！他们一直出差，所以没机会花钱。这种情况我看多了啊！在一流瑞士餐厅里陪药厂派出来的帅哥游说人员吃大餐。他们干吗为人道精神强出头？日内瓦有几十亿元没地方花？太好了！花在大药厂身上，让美国高兴！”

这份激昂的演说讲完情绪缓和下来后，贾斯丁再提出一个问题。

“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看清他们真面目的，布兰特？”

大家抬起头来，只有贾斯丁例外。显然以前没有人想到要质疑野地的先知。罗贝尔姜黄色的眼睛睁大。他带着一丝受到伤害的神情，皱了皱晒红的额头。

“那些人我看多了，我告诉你。用我自己的眼睛。”

“我没有怀疑你亲眼看到过，布兰特，但是我的读者可能会怀疑。他们会在心中问，‘看到他们这种做法的时候，布兰特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当时是在联合国吗？还是只是正好在餐厅里用餐？”小小的笑声指出不可能的状况，“或者你当时是为黑暗组织效劳？”

罗贝尔是否察觉到敌人就在眼前？黑暗组织一词他是否耳熟能详，令他备感威胁？贾斯丁在医院那次的模糊印象是否不全然是模糊的印象？罗贝尔的脸孔变得很可怜。原本儿童般的光彩褪去，留下来的是受到伤害、没戴帽子的老头形象。别这样对待我，他的表情正在说着。你是我朋友。不过有良心的记者忙着记笔记，没空提供协助。

“如果想向上帝求助，必须先成为罪人，”罗贝尔以干哑的嗓音说，“这里每一个人都接受过转变，接受了上帝悲悯。相信我。”

然而罗贝尔脸上受到伤害的神情仍然不见离去，不安的神态亦然，逗留在他脸上宛如他尽量不去听的坏消息一样。往回走过飞机跑道的路上，他表面上装得比较喜欢跟在行政官阿瑟的身边，两个人以丁卡族的姿态走路，手牵着手，戴着霍姆堡毡帽、身材魁梧的罗贝尔陪伴戴着巴黎帽、双脚如纺锥、身型如稻草人的阿瑟同行。

粮食监控人布兰特与助手的居所，是以木头栅栏围起来的地方，以原木当做大门。儿童纷纷退去。阿瑟与罗贝尔独自伴随着贵宾参观必经之地，也就是营地的设施。临时搭建的淋浴间上头有个桶，用条绳子一拉可以倒水下来。装雨水的水塔由石器时代的抽水器辅助，电力来自石器时代的发电机。一切都是由伟大的布兰特发明出来的。

“总有一天，我要为这东西申请专利！”罗贝尔信誓旦旦地说，同时对阿瑟用力眨眼，阿瑟不得不也对他眨眼。养鸡场中央地面上有片太阳能发电板，只被鸡用来当做弹跳床。

“白天的热度，就足够照亮整个房子！”罗贝尔吹嘘着。不过他独白中原有的热情已经消散。厕所位于栅栏边缘，一个男厕，一个女厕。罗贝尔敲着男厕的门，然后打开来，展现出地面上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

“这里的苍蝇啊，不管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消毒，它们都能发展出抵抗力！”他抱怨。

“多重抗药型的苍蝇啊？”贾斯丁微笑暗示着，罗贝尔慌张地向他瞄一眼，然后自己也挤出一个痛苦的微笑。

他们走过房舍，路上稍微停住脚步，看着刚挖好的坟墓，十二英尺长，四英尺宽。一群黄绿蛇卷起来，躺在红土的底部。

“那是我们的防空洞啊，老兄。这个营地的蛇啊，被它们咬到的话，比被炸弹炸到还严重。”罗贝尔语带不满地说，继续怨叹大自然的残酷。

看到贾斯丁没反应，他转身想讲笑话给阿瑟听。不过阿瑟已回去跟他的族人在一起。罗贝尔像一个急需友谊的人，一把搂住贾斯丁的肩膀，搭在上面不放，一面带着他以轻步兵的速度大步走向中央的土库屋。

“现在你得尝尝我们的炖山羊肉了。”他宣布，语气坚定，“那个老厨师啊，他炖的东西比日内瓦的餐厅还好吃！你是个好人，对不对，彼得？你是我的好朋友！”

在坟墓里面跟蛇躺在一起的，你看到了谁？他在问罗贝尔。是不是又是婉哲？或者是特莎冰冷的手伸出来碰触你了？

土库屋里的地板对角线不超过十六英尺。家庭餐桌是由木板拼凑钉成的。没有打开的啤酒箱子和色拉油箱子就当做椅子。灯芯草天花板吊着一个摇摇欲坠的电风扇，虽然在转动，却转不出什么风，空气充满了大豆和杀虫剂的臭味。只有一家之长罗贝尔有椅子坐，他一把从无线电前面拉过来。瓦斯炉旁边有个赌马场用的大雨伞，下面堆的是无线电。他头戴霍姆堡毡帽，挺直腰杆坐在椅子上，一旁是贾斯丁，另一旁是杰米。杰米身处此地似乎怡然自得。贾斯丁的另一边是一位扎了马尾辫的年轻男医生，来自佛罗伦萨，他身边则是医疗所的苏格兰护士海伦，海伦对面是名叫萨维宣的尼日利亚护士。

罗贝尔大家族的其他成员没时间闲晃，他们自己舀了炖山羊肉站着就吃了起来，有人稍微坐下，只够时间大口吞下肚子，然后告辞。罗贝尔以汤匙舀着狼吞虎咽，边吃边说，视线绕着餐桌转，说个不停。虽然他偶尔会针对特定家庭成员发言，不过没有人怀疑他分享的智慧主要受益人是来自伦敦的记者。罗贝尔第一个话匣子的主题是战争。不是他们身边到处发生的部落冲突，而是“这个可恶的大战”，发生在班提乌北方的油田，日渐扩散到南方。

“喀土穆的那些狗杂种啊，他们有战车有武装直升机哪，彼得。他们把可怜的非洲人整得家破人亡。你往北边走，自己去看看嘛。如果轰炸没有成功，就派地面部队进去收拾，没有问题。那些部队尽情烧杀掳掠。是谁在帮助他们？是谁在边线拍手叫好？跨国石油公司！”

他愤慨的嗓音震住了整个地板。他周围的话题不是过来一较高下就是等死，而多数的话题的确是败下阵来。

“跨国公司很爱喀土穆啊，老兄！‘天啊，’他们说，‘我们尊敬你们优秀的基本教义派原则。公开鞭打几个人，砍掉几只手，我们很钦佩。我们希望尽所有可能帮助你们。我们希望你们能尽量使用我们的道路和飞机跑道。只要禁止那些懒惰的非洲无业游民进入市区和村落，他们阻碍了伟大的获利之神！我们希望来个种族净化行动，将那些非洲无业游民扫除得一干二净，期望与你们那些在喀土穆的人一样殷切！所以啊，这里有一些不错的油矿留给你们，拿去多买一些枪炮！’你听到了没，救助者？彼得，你写下来了吗？”

“一字不漏，谢谢你，布兰特。”贾斯丁轻声对着笔记簿说。

“跨国公司做的是恶魔的工作，我告诉你啊，老兄！总有一天他们会下地狱，罪有应得，他们最好相信这一点！”他故作姿态地蜷缩起来，以大手遮住脸庞。他扮演的是跨国公司人的角色，在审判日面对造物者。“‘不是我啦，主啊。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命令我的人是获利大神啊！’跨国公司的人啊，他才是让你抽烟上瘾的人，然后再卖给你买不起的抗癌药物！”

卖给我们没经过实验的药物的人也是他。加速临床实验、利用天涯沦落人当小白鼠的人也是他。

“要喝咖啡吗？”

“请给我一点，谢谢你。”

罗贝尔一跃而起，抓过贾斯丁的汤杯，以热水瓶的滚水冲洗干净，然后再倒进咖啡。罗贝尔的衬衫粘在背上，显露出条条颤抖的肌肉，不过他并没有停止讲话。他现在对沉默感到恐惧。“洛基那些人有没有告诉你火车的事，彼得？”他大喊，一面从身边垃圾袋里扯出一张卫生纸来擦干汤杯。“一年来南方三次，车速跟走路差不多的那辆该死的老火车？”

“恐怕没有。”

“火车走的老铁路是你们英国人建的，知不知道？给火车走的。就跟老电影演的一样。由北方荒野的骑马人保护。老火车从北到南，沿路补给每个喀土穆的驻地。懂吗？”

“懂。”

他为什么在流汗？为什么眼神如此惊恐，如此充满疑问？阿拉伯火车跟他自己的罪过之间，他到底是想偷偷作什么比较？

“老兄啊！那辆火车！现在卡在阿里亚斯和亚维尔之间，距离这里走路要花两天的时间。我们得向上帝祈祷，希望河流持续泛滥，也许那些狗杂种就不会往这里来。他们不管到哪里，都会造成世界末日，我告诉你。他们见人就杀。没有人阻止得了他们。他们太强悍了。”

“布兰特，你在讲的这些狗杂种到底是谁啊？”贾斯丁问，再度埋头记笔记，“我一时之间听漏了。”

“狗杂种就是荒野里那些骑马的人啊，老兄！你以为他们保护火车有钱赚吗？才怪。一毛钱也别想。他们免费保护火车是出自善心！他们的奖赏是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杀人强奸，然后放火。火车没载货时，就架走年轻小伙子和女孩子，载到北方去！没烧掉的东西，他们抢个精光。”

“啊，懂了。”

然而，火车的故事还没让罗贝尔尽兴。如果讲完后有带来一片死寂的危险，让他可能面对不敢听的问题，罗贝尔就无法尽兴。他惊恐的双眼已经在死命搜寻着接下来的话题。

“他们有没有告诉过你飞机的事？——俄罗斯制的飞机，比诺亚方舟的年代还久远，保存在朱巴的飞机？哇，那故事才够劲！”

“可惜没讲过火车，也没讲过飞机的事。我跟你讲过，他们没时间告诉我任何东西。”

贾斯丁再度等待着，钢笔以顺从的态度待命，等着罗贝尔说出存放在朱巴那辆俄罗斯制的老飞机。

“朱巴那些脑袋坏掉的家伙啊，他们做的哑弹和大炮一样厉害。载着哑弹飞上去，然后从老飞机的机身推下去，对准南边的那些村落！这些哑弹非常厉害，你要相信我，彼得。那些人精通投弹的技术，投得真准啊。噢，对了！那些炸弹一触即发，所以机上人员非在老飞机飞回朱巴降落前全部处理掉不可！”

赌马场雨伞底下的野地无线电正在宣布另一架水牛飞机即将到来。首先是洛基当地简洁的播报声，然后是飞机上的机长呼叫。杰米弯腰凑着无线电，报告天气状况良好，地面稳定，没有安全问题。在场用餐的人一哄而散，不过罗贝尔待在原地不动。贾斯丁啪的一声合上笔记簿，在罗贝尔的注视下连钢笔和老花眼镜一起放进衬衫口袋里。

“好了，布兰特。山羊肉炖得真好吃。我有几个比较特别的问题想请教你，如果你可以的话。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坐上一个小时，不会被外人打扰到？”

罗贝尔带着贾斯丁，如同带人走向刑场一般，带着他走过一片被践踏过的青草地，上面散布着帐篷和晒衣绳。有个钟形的帐篷离群独立。罗贝尔手里拿着帽子，帮贾斯丁拉起帐篷门，拼命挤出一丝可怕的浅笑表示屈从，让贾斯丁先进去。贾斯丁弯腰下去，两人的眼神交接，贾斯丁在罗贝尔脸上看到了他在土库屋里已经看到的神情，不过这时更为清晰：这人一脸惊恐，害怕的是他坚决禁止自己看到的东西。

24

帐篷里的空气沉闷酸涩，非常炎热，气味混杂了腐败的青草与酸臭的衣物。不管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感觉。里面有张木椅，为了腾出椅子，罗贝尔必须先搬开一本路德教派圣经，一大本海涅的诗集，一件婴儿穿的羊毛睡衣，还有一个粮食监控人的紧急背包，里面装了收音机，信号灯露了出来。搬完了所有东西，他才请贾斯丁就座，然后自己蹲在单薄的行军床边缘，床铺距离地面只有六英寸。他双手拿着姜饼，汗湿的背部上下起伏，等着贾斯丁开口讲话。“本报有兴趣了解一种颇具争议性的结核病新药岱魄拉瑟，是由凯儒·维达·哈德森生产，由三蜂之家运送到非洲。我注意到你们的架子上并没有摆出来。本报认为你的真名是马可斯·罗贝尔，认为你是将岱魄拉瑟介绍到市面上的善心天使。”贾斯丁解释，此时再度打开笔记簿。

罗贝尔无动于衷。汗湿的背部，姜金色的头，泄气下垂的肩膀，在贾斯丁一番话的震惊之下维持不动的姿势。

“外传岱魄拉瑟具有副作用，声浪越来越大，我相信你也清楚，”贾斯丁继续说，一面翻了一页参考内容，“KVH和三蜂没办法永远一手遮天。如果你能先爆出自己的说法，可能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两人汗如雨下，两个罹患相同疾病的受害者。帐篷里面的热气具有催眠作用，贾斯丁心中认为两人会有不支而倒地的危险，相继昏睡在彼此身边。罗贝尔开始在帐篷内部四处走动。贾斯丁一面心想，我在低地忍受的监禁，感觉正是如此，一面看着他的囚犯被锡镜吓到自己，或是对着床头上方钉着的木头十字架作长时间的思考。

“耶稣上帝啊，老兄，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访问了一些人。碰碰运气。”

“少吹了，老兄。运气个鬼。是谁给你钱的？”

仍在踱步。摇摇头抖掉汗水。四处走动，仿佛希望发现贾斯丁在他脚边，以怀疑与责备的眼光瞪着他。

“我是自由撰稿人。”贾斯丁说。

“听你放屁！像你这样的记者都被我收买了！你搞的把戏，我全都清楚！是谁买通你的？”“没有人。”

“是KVH?是柯蒂斯？我在帮他们赚钱啊，看在老天爷的分上！”

“他们也帮你赚钱啊，没有吗？根据本报，那几家拥有分子专利的公司股份，你持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三分之一。”

“我放弃了，老兄。拉若也放弃了。那些钱是吸血赚来的钱。‘拿去，’我告诉他们，‘是你们的。等到审判日那天，愿上帝宽恕你们全部。’我就是这样对他们说的，彼得。”

“是跟谁讲的？”贾斯丁边写边问，“柯蒂斯？还是KVH的什么人？”罗贝尔的面孔像是一副惊恐的面具，“或者是跟克里科讲的？啊对了，我知道了。克里科是你在三蜂的线人。”

他在笔记簿上写下克里科的名字，一次一个字母，因为他的手被热得行动迟缓。“不过，岱魄拉瑟并不是坏药，对不对？本报认为岱魄拉瑟是好药，可惜走得太快而已。”

“快？”这个字眼引起了他不满的情绪，“快啊？KVH那些人希望马上弄到实验结果，甚至都不能等到明天早餐之前。”

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停止了全世界的动作。首先是喀土穆从朱巴起飞的俄制飞机投掷了哑弹，然后是北方来的荒野骑马人，然后又是为了争夺班提乌油田的野蛮战役，蔓延到粮食站的门口。帐篷动摇起来，往下塌陷，以免遭受另一波攻击。一阵大雨打到帆布顶上，帐篷绳应声哀叫哭泣。然而罗贝尔似乎没有注意到暴雨攻势的进行。他站在帐篷中间，一手按住额头，仿佛忘记了什么事。贾斯丁拉开帐篷门，透过层层雨水数到三个阵亡的帐篷，另外有两个也在眼前奄奄一息。雨水从晒衣绳上的衣物形成水柱往下灌，在草地上形成湖泊，波浪打在土库屋的木墙上。巨浪打在防空洞的灯芯草屋顶上。然后正如攻击开始一般突然，一切倏然归于平静。

“这样吧，马可斯，”贾斯丁提议，仿佛雷阵雨清净了帐篷内外的空气，“告诉我有关婉哲的事情。她是不是你人生中的转折点？本报认为是如此。”

罗贝尔圆鼓鼓的眼睛继续锁定在贾斯丁身上。他想开口却讲不出话来。

“婉哲原来住在内罗毕北方的一个村子。她后来搬家到基贝拉的贫民窟。然后被带到乌护鲁医院生小孩。她死了，婴儿活了下来。本报相信她与特莎·奎尔住在同一个病房。有这个可能吗？或者叫做特莎·阿博特，她有时候用这个姓名。”

贾斯丁的口气保持四平八稳，不带激情，正是一般客观报道的记者用的语气。不带激情在很多方面都不是假装出来的，因为在别人任他摆布的情况中，他的心情也轻松不下来。此时身负的责任超过他希望承担的重量。他的复仇本能太微弱。飞机低空飞过头顶，前往空投区域。罗贝尔抬头看，眼带微弱的希望。他们来救我了！不是。他们是来解救苏丹。

“你是谁？”

他用了很大的勇气才问出这个问题。不过贾斯丁置若罔闻。

“婉哲死了。特莎也是。阿诺德·布卢姆也是。他是比利时来的救济工作者，也是医生，也是她的好朋友。本报相信特莎和阿诺德在他们遇害两三天前，曾经来这里访问你。本报也相信你自己就岱魄拉瑟一事跟特莎和阿诺德承认过，当然这只是假设而已。他们一走，你就背叛他们，向以前的雇主告密，为的是确保自身安全。或许是透过无线电告知你的朋友克里科先生。这样讲，你有没有印象？”

“耶稣基督啊。上帝圣明啊。”

马可斯·罗贝尔在火刑架上燃烧着。他双手抓住帐篷中间的柱子，以头抵着柱子，紧紧抱住，仿佛如此可以抵挡住贾斯丁无情问话的攻势。他痛苦得仰首向天，嘴巴喃喃蠢动，乞求的内容是什么听不清楚。贾斯丁起身，将椅子搬到帐篷另一边，放在罗贝尔脚边，然后搀扶着他的手臂让他坐下。

“特莎和阿诺德来这里是想找什么？”他询问。他的问话方式仍然刻意采取随意的口吻。他不希望再听到哇哇大哭的告白，也不希望再听到乞求上帝的祷告。

“他们找的是我的罪恶，我可耻的过往，我骄矜自大的罪过。”罗贝尔低声回答，从短裤口袋里取出一条湿透的破布轻擦着脸。

“他们找到了吗？”

“全部都找到了，我发誓，一个也没漏掉。”

“带了录音机吗？”

“带了两台啊！只有一台的话，那女的才不放心！”

贾斯丁暗暗微笑一下，称许特莎律师的敏锐洞察力。“我在他们面前完全抬不起头来。我给他们赤裸裸的真相，和我呈给主的真相一样。我无计可施了。我是他们调查过程的最后一环。”“你给他们的信息，他们有没有说打算怎么处理？”

罗贝尔双眼睁得很大，不过嘴唇依旧紧闭，身体一动也不动，让贾斯丁一时之间以为他已驾鹤西归，不过看样子他只是在回想往事。突然间他非常大声地讲话，拼命让一个字一个字以尖叫的方式脱口而出。

“他们会交给他们在肯尼亚信得过的一个人。他们会将整个事情原委交给利基。他们搜集到的所有东西。她说，肯尼亚的问题应该由肯尼亚自己解决。做这件事就得交给利基。他们坚信不疑。他们警告我。警告我的人是她。‘马可斯，你最好去避避风声，这地方已经不是你安身之处。最好去找个比较深的洞，不然他们会因为你背叛他们，把你剁得稀烂。’”

罗贝尔如同被人勒住喉咙，讲出这番话，让贾斯丁很难照实记录下特莎的说法，不过他还是尽量记下来。特莎必然说过什么话，贾斯丁掌握得住她的大纲，因为特莎最先担心的人一定是罗贝尔而非她自己，而“剁得稀烂”这种说法无疑是她的惯用语。

“布卢姆对你说了什么？”

“他是有话直说了。跟我讲我是庸医，背叛了信赖我的人。”

“那句话当然有助你背叛他喽。”贾斯丁以亲切的口气暗示，不过他的亲切是白费工夫了，因为罗贝尔一面哭得比伍德罗还更为凄惨，在呼天抢地、无视旁人、勃然震怒的心情中涕泪纵横，一面央求为自己减轻罪名。他很爱那个药啊！岱魄拉瑟不应该被公开谴责才对！再过几年，岱魄拉瑟就能列入当代伟大医学发现之林！我们要做的是，只要控制住毒性达到的最高程度，控制住释放到身体的速率！他们已经在着手修正了！等到岱魄拉瑟在美国上市，所有的问题早就消失，没有问题！罗贝尔很爱非洲啊，老兄，他热爱所有人类，他是好人，生下来不能承担如此罪恶！然而，就连他又央求又哀号又大发怒气的同时，他还是设法让自己奇迹似的从败仗中重新站起来。他坐直身体。他让肩膀往后伸展，自认高人一等的窃笑取代了忏悔人的悲愤。

“更何况啊，你看看他们的关系，老兄，”他抗议，口气带有浓厚的算计，“你看看他们自己充满道德的行为。我问自己，我们到底讲的是谁的罪过啊？”

“你讲的话，我好像听不太懂。”贾斯丁以和缓的语气说，这时他与罗贝尔之间的心理安全屏障逐渐在脑海里成形。

“自己看看报纸，老兄，听听收音机。请你自己独立思考后判断，然后再告诉我。一个已婚的白人美女，为什么要一路陪着黑人帅哥医生到处跑？她为什么要用娘家的姓，而不用她于法有据的夫姓？为什么公然进到这个帐篷，大摇大摆站在她的情夫身旁，身负通奸罪又是假道学，还敢责问马可斯·罗贝尔个人的道德问题？”

然而，安全屏障一定是在不明原因之下撤掉，因为罗贝尔这时盯着贾斯丁看，好像他看到死神的天使前来召唤他，要他走向他百般惧怕的审判堂。

“天啊，老兄。你就是他。她的丈夫。奎尔！”

当天最后一次空投让栅栏里的工作人员倾巢而出。贾斯丁留下罗贝尔一人在帐篷里哭个够，自己坐在防空洞旁的吊床上，享受晚间的表演：首先是漆黑的苍鹰，以俯冲旋转的方式宣布日落；然后是闪电，以冗长颤抖的方式齐声赶走黄昏，接着升起的是白天的湿气，形成白色薄幕；最后上场的是满天星斗，接近到几乎碰触得到。

25

从巧妙操纵的白厅与西敏寺八卦之中，从电视新闻受访者如应声虫的说法和具有误导作用的影像之中，从责任不超出最近的截稿时间和最近的一个免费午餐的懒记者脑袋里，较微不足道的人类历史概论中又增添了一则事迹。

在一反常态的情况下，亚历山大·伍德罗先生正式获得在职升迁，主掌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在内罗毕白人社群引起阵阵涟漪，默默表示满意，也颇受非洲当地报纸的欢迎。“默默谅解的动力”是内罗毕《标准报》的第三版头条，而格洛丽亚则是“一股清流，能够冲散英国殖民主义最后一丝蜘蛛网”。

至于波特·科尔里奇突然消失在白厅官方的陵墓中，很少有人提及，不过暗示的说法却广为流传。伍德罗的前身“与现代肯尼亚脱节”。他“倡导贪污不遗余力，结果招致辛勤工作的部长怨怼”。甚至有人暗示，而且很识相地没有加以渲染，说他可能陷入他自己极力谴责的罪恶渊薮中。

有谣言指出，科尔里奇被“拖去白厅的纪律委员会之前”，被要求解释在任期间传出的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不过这些传言随后都被斥为无稽之谈，而引发这些传言的高级专员公署发言人却从未否认。“波特是优秀的学者，行事秉持最高原则，一笔勾销这么多美德的话未免太不厚道。”米尔德伦在一份不列入正式记录的讣闻中对可靠的记者如此透露，而记者也循着这条线索一路追查下去。

“外交部非洲司的大佬伯纳德·佩莱格里爵士，”不感兴趣的社会大众得知，他已经“提早退休，为的是在跨国制药大厂凯儒·维达·哈德森里接下高级管理职位。该药厂于巴塞尔、温哥华与西雅图都设有分公司，如今也已在伦敦落脚。”而多亏佩莱格里“闻名遐迩的公关技巧”，在伦敦他得以发挥专长到极致。佩莱格里的告别盛宴中，出席的人士众星云集，从非洲各地高级专员公署署长到中央政府高官与其妻子都有。南非代表以机智的演说道出，伯纳德爵士与夫人或许无法赢得温布尔登球赛，却扎实赢得许多非洲人的心。

绰号现代伦敦浴火凤凰的肯尼思·柯蒂斯爵士从灰烬中风光复出，广受朋友与敌人的欢迎。只有极少数人预言肯尼的复出纯粹是障眼法，三蜂之家的崩解也只不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表演出的暗算举动。这些刻薄的声音并没有阻挡住平民党党徒晋升上院的地位，他还坚持冠用内罗毕与斯彭尼穆尔之柯蒂斯陛下的头衔。斯彭尼穆尔是他卑微的出身地。就连他在新闻界的众多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就算有点挖苦的意味，说他是貂鼠变成了老恶魔。

《标准晚报》的“伦敦人日记”也针对苏格兰场的高级警官法兰克·格里德利小题大作，对这位大公无私打击犯罪的高手企盼已久的退休大书特书，“英国黑道给了他亲切的绰号是老烙铁”。事实上，退休是他前途规划中的最后一件事。他很久以前答应过妻子，要带她共游马约卡岛，度完假后，英国首屈一指的保安公司就准备挖他过去。

罗布与莱斯莉离开警界，相形之下却一点也没有受到媒体注意，只不过消息灵通人士指出，格里德利临走前的行动之一就是强迫除掉他所谓“新品种的不择手段的野心家”，痛斥这些人玷污了警察界。

吉妲·皮尔逊也幻想成为职场野心家，申请成为英国外交界公仆却遭到打回票的命运。虽然她的考试成绩中上，来自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的机密报告却让上级担忧。评语是她“太容易受到个人情绪摆布”，人事部门建议她等两年后再申请。评语中强调，她的混血背景并没有影响结果。

然而，贾斯丁·奎尔不愉快的结局却只能为他自己画上句点。他在绝望与悲恸的情况下精神失常，来到他妻子特莎数周前遇害的地点自我了断。妻子过世后他的精神状态迅速失控，在许多与他息息相关的人之间已是公开的秘密。他位于伦敦的长官已经尽了全力，只差没有将他关起来，以免他对自己下毒手。他信赖的好友阿诺德·布卢姆涉嫌杀害他妻子的消息一传出，对他造成致命的打击。迹象显示，他的腹部与下半身遭到一连串殴打，道尽了沧桑的故事，而这故事在消息灵通人士的小圈子中已有所耳闻：奎尔在死前几天开始自我虐待。自杀武器是刺客专用的短枪管点三八口径手枪，状况佳，弹膛中仍有五发子弹，他如何取得自杀武器仍是不太可能解开的谜题。走投无路的有钱人如果坚持要走上绝路，自然想得到办法。媒体以认可的语气指出，他的安眠之地是朗噶塔墓园，让他和妻与子团圆。

英国永远的政府，尽管其中来去匆匆的政客如同众多桌舞辣妹般搔首弄姿，再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可惜美中不足的是一件虽小却惹人心烦的事。据了解，贾斯丁显然利用生前最后几星期撰写了一份“黑色档案”，据说能证明特莎与布卢姆的遇害，是因为对全球最知名的大药厂之一的恶行了解太深入而导致，这家药厂至今仍能设法不让自己的大名见报。有位意大利裔名不见经传的律师，与已逝的特莎有亲戚关系，任意花用已故的客户财产挺身而出，雇用了以公关之名为掩护的捣蛋专家。这位时运不济的律师与伦敦一间强势的律师事务所合作，而事务所旗下的律师以好斗闻名。欧奇、欧奇与法莫洛律师事务所则代表这家匿名药厂，抗议他们不当挪用客户的资产，却没有挑战成功。他们只好针对胆敢刊登相关报道的报社提出起诉。

尽管如此，部分报纸仍照登不误，谣言也因此盛传不减。苏格兰场奉命调查材料，公开宣布材料内容“毫无根据，贻笑大方”，还拒绝交给皇家起诉局侦办。然而代表这对已故夫妻的律师仍不愿善罢甘休，一状告上国会。同样是律师的一名苏格兰国会议员遭到收买，将一项似无大碍的问题列入针对外交部的质询案中，问题是有关非洲人民的健康状况。外交大臣以惯用的优雅姿态出场击球，却发现救援投手作势要将他三振出局。

问：特莎·奎尔夫人在惨遭毒手之前十二个月间，是否曾对外交部提出任何书面报告，外交大臣对此事是否知悉？

答：我要求注意这个问题。

问：你是说“不知道”吗？

答：她生前是否提出过此一报告，我并不清楚。

问：或许报告是她在身后写的？（哄堂大笑）

随后的书面与口头讨论中，外交大臣首先是完全否认自己知道这些文件，之后改口说碍于正在进行中的法律程序，这些文件尚待审理。经过“所费不赀，进一步深入调查后”，终于承认“发现了”文件，却表示这些文件已经获得所有应得的关照，在过去或现在都是，“将作者不稳定的精神状况列入考虑”才作出的决定。他一不小心说出那些文件已列为机密档案。

问：外交部是否经常将精神状态不稳定者的作品列为机密文件？（哄堂大笑）

答：如果这样的作品可能导致无辜第三方尴尬的话，没错。

问：或者说，导致的尴尬是在外交部身上？

答：我考虑到的是死者近亲可能遭受到的无谓伤痛。

问：那么请放心。奎尔夫人并无近亲。

答：然而我不得不考虑其他因素。

问：谢谢你。我认为已经听到我想得到的答案了。

翌日，外交部接获正式要求公开奎尔报告的申请，背后有高等法院撑腰。在此同时，当然不是巧合的情况下，代表阿诺德·布卢姆医生亲朋好友的律师也在布鲁塞尔提出平行议案。在初步听证会中，一群由不同种族的人组成的捣蛋团身穿象征性的白色长袍，在布鲁塞尔司法大厦外游行，供电视摄影记者拍摄，手持写有法文“抗议司法不公”的标语。警方迅速加以制止。这组比利时律师团队提出一连串的交叉请愿，保证本案将缠讼数年。然而，被告药厂的大名此时已众所周知，非凯儒·维达·哈德森莫属。

“就在那边，就是洛克摩林央山脉。”麦肯齐机长透过对讲机通知贾斯丁，“黄金加石油。肯尼亚和苏丹百年来一直在争的就是这块地。以前的地图将这里划为苏丹领土，新的地图则把这里划分给肯尼亚。我猜是有人贿赂了地图家。”

麦肯齐机长很懂得讲话的技巧，深知何时最适合言不及义。他这次选上的飞机是毕奇·拜伦双引擎飞机。贾斯丁坐在他身旁的副驾驶座位，仔细听着却听不到究竟，一会儿注意听着麦肯齐机长，一会儿又改听附近其他飞行员的插科打诨：“我们今天状况怎样啊，老麦？是在云层上面还是下面？”——“你到底飞到什么地方去啦，老兄？”——“在你右边一英里远，在你下面一千英尺。你的视力怎么啦？”他们正飞越大块平坦的棕色岩石，颜色逐渐暗成蓝色。头上的云层厚实。阳光穿透云层，直射岩石，显露出鲜艳的红斑。他们前方的丘陵显得杂乱无序。一条道路在筋肉般的岩石中如静脉般出现。

“开普敦到开罗，”麦肯齐简洁地说，“别走这条。”

“我不会的。”贾斯丁以顺从的口气承诺。

麦肯齐倾斜机身，降低高度，沿着马路飞行。马路成了山谷道路，在蜿蜒的丘陵中蛇行前进。“右边这条路，是阿诺德和特莎走的路，从洛基到洛德瓦尔。如果你不怕抢匪的话，这条路很不错。”

贾斯丁清醒过来，深切盯着眼前的白色雾气，看见阿诺德和特莎坐在吉普车上，风尘仆仆，两人之间的座位上装磁盘的盒子上下跳动。一条河流与通往开罗的这条路汇合。麦肯齐说这条河叫做塔瓜河，源头是高高的塔瓜山脉。塔瓜山脉有一万一千英尺高。贾斯丁很有礼貌地记下这个信息。太阳下山后，丘陵转为蓝黑色，面目狰狞，各自为政，特莎和阿诺德也随之消失。风景再度露出邪恶的面貌，四面八方看不见任何人类或野兽。

“苏丹部落民族从莫吉拉山脉南下，”麦肯齐说，“他们在丛林里什么都不穿。往南走之后，他们全都变得害羞起来，穿上一小块一小块布。哇塞，他们真能跑啊！”

贾斯丁礼貌微笑一下，这时棕色无树的山从卡其色的泥土中升起，呈扭曲形状，一半埋在泥土里。他看出山后有个湖泊发出蓝色的薄雾。

“是图尔卡纳湖吗？”

“别下去游泳，除非你游得很快。淡水湖。紫水晶很漂亮，鳄鱼很友善。”

一群群山羊和绵羊出现在他们下方，随后出现一个村落和一大间房子。

“图尔卡纳部落民，”麦肯齐说，“去年因为牲口被偷，发生集体枪击事件，最好别去惹他们。”

“是的。”贾斯丁承诺。

麦肯齐正面盯着他看，时间拉得很长，带有质疑的意味。“别惹的人不只他们哟，别人告诉我的。”

“对，没错。”贾斯丁表示赞同。

“两个小时后，就可以到内罗毕。”

贾斯丁摇摇头。

“要不要我多飞一段路，带你过边界到坎帕拉？油料够。”

“你真好心。”

马路再度现身，充满沙土，荒凉无人迹。飞机剧烈振动起来，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活像一匹莽撞的马，仿佛大自然要飞机往回走。

“附近好几英里，气流最糟糕。”麦肯齐说，“这一带的气流很有名。”

洛德瓦尔镇出现在他们下面，在圆锥状的黑色丘陵之间显得小小的。这些小山没有一座超过两百英尺高。小镇规划得整洁美观，用的是锡皮屋顶，有一条柏油飞机跑道和一所学校。“没有工业，”麦肯齐说，“如果你有兴趣买牛、驴子和骆驼，在这里买很划算。”

“我没兴趣。”贾斯丁微笑说。

“一间医院，一所学校，很多军队。洛德瓦尔是这整个区域的安全中心。军队多半时间都在阿坡易丘陵抓强盗，抓不胜抓。有苏丹来的强盗，有乌干达来的强盗，有索马里来的强盗，真正适合强盗集中的地方。偷牛是本地最盛行的运动。”麦肯齐介绍，他又扮演起导游的角色。“曼丹果族人偷了牛，跳两个礼拜的舞，一直跳到别的部落过来偷回去为止。”

“从洛德瓦尔到图尔卡纳湖有多远？”贾斯丁问。

“差不多五十公里。去卡罗寇看看，那边有个钓鱼旅舍，去找一个叫做米奇的船夫，他的小孩叫做亚布罕。亚布罕只要是跟着米奇，都还可以，但是如果他单独行动，就成了毒药一颗。”“谢谢。”

对话到此告一段落。麦肯齐飞过跑道，摆动机翼表示打算降落，然后让飞机再爬升，转弯回来。一转眼，他们落地了。他们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有再次道谢。

“如果有需要，找有无线电的人呼叫我。”麦肯齐说，这时他们站在暑气逼人的飞机跑道上，“如果我帮不了忙，有个叫做马丁的人可以帮你。他开了一间内罗毕飞行学校，飞了三十年，在澳大利亚伯斯和牛津受训。报上我的名字。”

谢谢，贾斯丁再度说，一面积极表示客气，一面写下来。

“要不要跟我借飞行袋？”麦肯齐问，以手势比着他右手提的黑色公文包，“长枪管打靶用手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让你在四十码之内还有机会。”

“噢，我连十码都射不中。”贾斯丁感叹，伴以自嘲的大笑。这种笑法来自在他遇到特莎之前。

“他是贾斯提斯23”麦肯齐介绍一个头发斑白的哲学家给贾斯丁认识。他身穿破烂T恤，脚踩着绿色凉鞋，不知道是从哪里蹦出来的。“贾斯提斯是你的司机，贾斯丁，过来认识贾斯提斯。贾斯提斯有个绅士朋友叫做艾哲拉，会跟他一起跑观光景点。还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

从野地夹克中抽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你下次到内罗毕时，麻烦请你帮我寄出。平信就可以了。她不是我的女朋友，是我律师的婶婶。”

“今天晚上再寄可以吗？”

“今天晚上就太好了。”

“好好照顾自己。”麦肯齐边说边将信封塞进飞行袋里。

“我会的。”贾斯丁说。这一次，他总算没有对麦肯齐说他真好心。

图尔卡纳湖白色、灰色和银色相间，头上的太阳在米奇渔船上照耀出黑白条纹，船舱罩布底下的阴影是黑色；恣意照射在木头上的阳光则呈白色，显得冷酷薄情；清水的水面也是白色，偶尔有鱼探出水面产生泡泡；雾灰色的高山在炽阳下拱起背来，也呈现白色；照射在老米奇与年轻有毒的跟班亚布罕黑脸上也呈现白色。亚布罕喜欢冷笑，是内心充满愤怒的小孩，麦肯齐没说错。他讲的是德文而不是英文，原因是什么不得而知，所以行程中对话不多，即使有对话也是三向进行：对亚布罕讲德文，对老米奇讲英文，他们两人之间则讲自己版本的斯瓦希里语。无论何时，只要贾斯丁看着特莎，就看到白色。他时常看着特莎，看她以小男生的姿态坐在船头，尽管有鳄鱼她也决心坐在那里，一手照她父亲教她的方式抓住船身，阿诺德寸步不离，以免她不慎落水。船上的收音机播放着英文的烹饪节目，对西红柿干的优点赞不绝口。

最初贾斯丁在解释目的地时，不管用什么语言都觉得很困难。他们可能从来没听过厄利亚湾。他们对厄利亚湾兴趣大缺。老米奇想带他往东南方直走，到他喜欢去的沃尔夫冈的绿洲旅舍，而毒药亚布罕则热烈赞同：绿洲是白人住宿的地方，是这一带最棒的饭店，有电影明星、流行歌星，以及百万富翁，因此闻名，不管贾斯丁知不知道这一点，他都非去不可。等到贾斯丁从皮夹里取出一小幅特莎的相片，是大头照，还没有被报纸玷污过，这时他们才明了到他此行的目的，从此安静下来并感到不自在。这么说来，贾斯丁是希望到诺亚和白人女子被谋杀的地方吗？亚布罕问。

是的，麻烦你们。

这么说来，贾斯丁知道那地方已经有很多警察和记者去过，能找到的东西都被找出来了，洛德瓦尔警方以及内罗毕飞行中队也分别宣布封锁此地区，禁止游客、观光客、狩猎人以及闲杂人等进入。警方和飞行中队也曾联合宣布此禁令。亚布罕坚持问他知不知道。

贾斯丁不知道，但他的心意不变，准备慷慨解囊来达成心愿。

那他知不知道那地方闹鬼闹得人尽皆知，即使在诺亚和白人女子遇害之前就鬼影盛传？只不过他这次问得不是那么激动，因为金钱方面的问题已经解决。

贾斯丁发誓说他不怕鬼。

这份差事本质上阴森森的，让老人与帮手一开始就采取忧郁的神态，所以特莎下定决心使尽所有的好心情来扫除阴霾。一如以往，她从船头发表了一连串机智的笑话，成功振作了士气。天边另外几艘渔船也对扫除阴森气息有所帮助。她对着渔船呼喊——你们钓到什么鱼？——他们也对她呼喊——这么多红鱼，这么多蓝鱼，这么多彩虹鱼。她的热情具有感染力，贾斯丁很快也说服米奇和亚布罕放下钓鱼线，将他们的好奇心导向较具意义的轨道。

“你还好吧，先生？”米奇问他。他的位子很靠近贾斯丁，像老医生一样紧盯着他的眼睛看。

“我没事。很好。我很好。”

“我觉得你发烧了，先生。要不要躺在船舱罩下面休息一下，我来帮你倒杯冷饮。”

“好。帮我们两人倒吧。”

“谢谢你，先生。我要开船。”

贾斯丁坐在船舱罩下，拿杯子里的冰块出来冷却脖子与额头，身体随着船身摇动。他们这一行人是奇怪的组合，他不得不承认，然而话说回来特莎在发出邀请函方面态度是绝对的大胆，你真的只有紧咬嘴唇的份，眼睁睁看着原先设定的数字增加一倍。波特能跟着来真好，你也是，韦罗妮卡，你的宝贝女儿萝西永远都让人高兴。没有，我怎么敢反对。特莎似乎总是能比别人更会逗萝西开心。不过邀请伯纳德·佩莱格里和妻子前来却是一大败笔，亲爱的，伯纳德在他那个丑八怪的网球箱里装了不是一支，而是三支球拍，完全符合他的个性。至于伍德罗呢，老实说，你坚决相信我们当中最没希望的人还是拥有善良的心，这种想法值得称许，只可惜你看错人了，而你想证明给大家看。还有，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别老是用那种随时想跟我做爱的模样偷瞄我。桑迪往下瞄你的胸部瞄到快发疯了。

“怎么了？”贾斯丁陡然问。

起初他以为是穆斯达法。慢慢地他才了解到，原来是米奇抓起一大把他右肩的衬衫，拼命想摇醒他。

“到了，先生，这里是东岸。我们接近惨案发生的地点了。”

“还有多远？”

“走路，十分钟，先生。我们会陪你过去。”

“没有必要。”

“绝对有必要，先生。”

“你还需要什么？”亚布罕以德文从米奇背后探头问。

“不用了，不用。我很好。你们两人都很好心。”

“再多喝一点水吧，先生。”米奇边说边端一杯刚倒好的开水给他。

他们一行人爬上文明发祥地的熔岩，他不得不承认，这一行的确浩浩荡荡。“从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文明人。”他告诉特莎，以英国风格来搞笑，而特莎也报以一笑，没笑出声音来。这是她的习惯。开心微笑，笑得花枝乱颤，所有该做的事都做了，就是没有笑声。带头的人是格洛丽亚。理所当然。她大步走起路来，手肘摆动的姿势，都具有英国皇室风范，速度比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还快。佩莱格里则一直发牢骚，对他来说很正常。他太太塞琳问候大家，说天气热得让她受不了。萝西·科尔里奇由爹地背着，看在特莎的分上，开心唱着歌给她听。这么多人，怎么挤得上那艘小船？

米奇停了下来，一手紧紧握住贾斯丁的手臂。亚布罕紧紧跟在他身后。

“你妻子过世的地点就在这里，先生。”米奇轻声说。

其实不用他解释，贾斯丁也完全清楚——尽管他不清楚米奇是怎么推论出他是特莎的丈夫。也许是他听到贾斯丁说梦话吧。这地方的相片他看过，在阴沉的低地看过，在他睡梦中也看过。这里有个看似干河床的地方。那边是吉妲和朋友堆积起来的一小座石堆，令人鼻酸。石堆周边散落满地的是，哎，是垃圾，近来一有大量曝光的事件，这些东西就蜂拥而至：丢弃的胶卷筒和纸盒、香烟包、塑料瓶、纸盘。较高的地方，大约往白色岩石坡上去三十码左右，有一条泥土路，那辆长轴距的游猎卡车向特莎的吉普车靠过去，射破吉普车的轮胎，吉普车应声往这个斜坡滑下，凶手则拿着大砍刀与枪和其他东西紧追不舍。在那边，米奇静静地以长满节瘤的老手指点出，是绿洲的吉普车擦撞在岩石表面留下的蓝色痕迹，车子就是在此处滑入山沟。这里的岩石表面和周遭的黑色火山岩不同，白得像墓碑一样。或许上面棕色的污渍原本是血迹，米奇如此暗示。但是贾斯丁仔细一看，认定很有可能是地衣。他是观察力敏锐的园丁，除了黄色茅草和一排埃及姜果棕之外，鲜少能吸引他的兴趣。姜果棕和往常一样，似乎是市政府栽种的。有几株大戟属的灌木，在黑色玄武岩上辛苦过日子。还有一棵宛如幽灵的白色没药树——这种树到底什么时候长叶子？——纺锥状的枝丫朝两旁伸展，如蛾翼般张开。他选了一大块玄武岩，坐在上面。他感觉头重脚轻，不过大脑依旧清醒。米奇递给他一瓶水，贾斯丁喝了一大口，将盖子盖好，放在脚边。

“米奇，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他说，“你和亚布罕去钓鱼，我想走的时候再到岸边叫你们，好吗？”

“我们比较希望在船上等你，先生。”

“为什么不去钓鱼？”

“我们比较希望跟你待在这边。你在发烧。”

“快退烧了。过两个小时就好了。”他看着手表，时间是下午四点。“太阳几点下山？”“七点，先生。”

“好。黄昏再来找我吧。如果我需要什么东西，会叫你们过来。”以更坚定的语气，“我想独处，米奇。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这个。”

“是的，先生。”

他没有听见他们离开的声音。有好一阵子，他什么声响都没听见，只有湖面偶尔传出噗噗声，偶然有渔船啪啪经过。他听见胡狼在嚎叫，一群兀鹰占据了湖边一棵姜果棕，发出嘎嘎的顶撞声。他听到特莎在告诉他，如果有机会重新来过，此处将仍是她希望死去的地点，在非洲，在她准备揭发一大弊案的同时。他又喝了一些水，站起身来，伸伸懒腰，漫步走到油漆擦痕之处，因为在这里他确定自己很靠近特莎。用不着花费太大工夫。如果他伸手碰触擦痕，距离她就只有十八英寸左右，如果不算吉普车的车门宽度的话。或者多一倍距离，如果想像阿诺德坐在她和车门之间。他甚至勉强跟特莎笑了起来，因为每次劝特莎系上安全带都让他觉得自己像是魔鬼。她以一贯的牛脾气辩称，非洲道路坑坑洞洞的，不系安全带反而比较安全，至少能在车身内部晃动闪躲，不会每次一遇到坑洞，就像一袋马铃薯被人往下掼似的。他从擦痕转移阵地到山沟底部，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干河床旁边，回头盯着吉普车停住的地方，想像可怜的阿诺德在不省人事的情形下被人拖下车，带往他处慢慢折磨至死。

随后，依他有条不紊的习惯，他回到刚来这里时坐的大玄武岩，再度坐下，专心研究一小朵蓝花，不能说不像他在内罗毕家中前院栽种的福禄考。然而问题是，他不完全确定这花原本就长在这里，还是在脑海中从内罗毕移植过来，继而一想，或者是从他在恩加丁的旅馆周围草地移植过来的。他对所有花卉的兴趣也陷入了谷底。他再也不希望培养出好好先生的形象，只热心栽种福禄考、翠菊、鸢尾花和栀子花，其他植物一概没有兴趣。他一面思考着自己内心的这种转变，此时听见湖岸的方向传来引擎的声音，首先是发动引擎时的小爆裂声，随后是持续不断的突突声，慢慢消失在远方。米奇最后还是决定去钓鱼了，他心想，对正牌的渔夫来说，黄昏时分钓起鱼来是个难以抗拒的诱惑。之后他记得自己曾设法去说动特莎跟他去钓鱼，到最后却总是连一条鱼也没钓上，只是不断纵情鱼水之欢，或许这正是他如此殷切说服她一起去钓鱼的原因。他还在喜滋滋思考着在小船上做爱的三昧，这时忽然改变了米奇出船钓鱼的想法。他们根本没去钓鱼。

米奇没有乱跑，没有改变心意，没有临时起意。

发出声响的，根本不是米奇。

米奇这人一眼看上去就知道，特莎也有同感，就知道他是天生的忠诚家臣，坦白说，正因如此，才这么容易将他误认为穆斯达法。

因此米奇没去钓鱼。

不过他还是走了。有没有带着毒药亚布罕一起走，他也不确定。不过米奇已经走了却是事实，小船也不见了。湖面上小船的引擎声渐行渐远。

这么看来，他为什么要走？是谁叫他走的？是谁拿钱叫他走的？是谁命令他走的？他不走的话，是谁威胁要他走的？米奇是透过船上的无线电接收到什么指示，或者是另一艘船上的人口头对他吩咐，或是岸边有什么人下令，说服他违背善良脸上所有的自然线条，在还没收到钱之前就中断游程？或者是马可斯·罗贝尔这个犹大手痒，又派他那一行的朋友出马了？他还在思考最后这个可能性时，听见另一个引擎声，这一次是从马路的方向传来。黄昏很快降临，光线难以捉摸，所以他认为在这种天色路过的车辆至少会开侧灯，不过这一辆——不知道是汽车还是什么车——并没开灯，让他百思不解。

他脑中有个想法，或许是因为车子以蜗步前进，开车的人是汉姆，因为汉姆习惯将车速控制比限速少五英里，汉姆是前来宣布贾斯丁寄给米兰那位凶巴巴的婶婶的信件全部安然抵达，特莎揭发的大弊案没过多久就能获得伸张，正符合她经常说的，她深信体制必须被迫从内部革新。接着他想到：根本不是车子，我看走了眼，是小飞机。随后声响戛然而止，继续让他说服自己，一切都只是幻觉，他听到的东西或许是特莎的吉普车，随时可能停在他正上方的路上，随时会穿着马飞仕图牌靴子跳下车，蹦蹦跳跳走下坡来恭喜他继承她未完成的志业。可惜不是特莎的吉普车，车子也不属于任何他认识的人。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辆长轴距的吉普车，轮廓忽隐忽现，不对，是游猎卡车，不是深蓝色就是深绿色，光线暗得很快，很难分辨出是什么颜色。车子正好停在他看着特莎的地点。虽然他重返内罗毕后，就一直认为会碰上这种事，甚至隐隐希望碰得上，因此才将多诺霍的警告当做耳边风。他迎接这幅情景的心情是非比寻常的欣快感，如果称不上是了断的话。他当然是见过背叛特莎的人了，佩莱格里、伍德罗、罗贝尔。特莎著作的备忘录遭人恶意遗弃，他也帮她重新写过，只不过他是分段写，然而这种写法在所难免。如今看来，他即将与特莎分享所有秘密中的最后一件。

另有一辆卡车开过来停在刚才那辆后面。他听见轻轻的脚步声，依稀看出胖瘦适中的身材快速移动的轮廓，身穿宽厚的衣物，弯着腰跑步前进。他听见有人吹口哨，接着那人后面也传出响应的口哨声。他想像着，或者真的闻到了一丝运动家牌香烟的味道。灯光照到他身边，夜色转眼间变得更加深沉，最亮眼的一个灯光照到他身上，锁定了他。

他听见有人从白色岩石上滑下来的脚步声。

作者的话

且让我急忙跳出来保护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我书中描述的地方并不是这个公署，因为我从未踏进里面一步。该处的工作人员也不是我所描述的那样，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他们，也没跟任何人交谈过。两年前我遇见过高级专员，一同在诺佛克饭店阳台上喝过姜汁啤酒，就这样而已。他不管在外表或其他方面，一点也不像我描述的波特·科尔里奇。至于可怜的桑迪·伍德罗嘛，就算英国驻内罗毕高级专员公署真有所谓的办事处，其主任必定是尽忠职守、堂堂正正的人，从来没有对同事的配偶动过歪脑筋，也从来没有销毁过碍事的文件。可惜办事处并不存在。在内罗毕的办事处和很多其他英国驻外单位一样，早已消失在时代的巨轮之下。

这个年代律师当道，我必须在此特别厘清，因为书中人物、单位或企业纯属虚构，感谢上帝，完全没有根据真实世界中的真实人物或单位，不论是伍德罗、佩莱格里、兰兹贝利、克里科、柯蒂斯以及可怕的三蜂之家或简写为KVH的凯儒·维达·哈德森，都没有事实根据。惟一例外的是绿洲旅舍的大好人沃尔夫冈，因为所有登门拜访的人都对他产生深刻的印象，如果创造出一个虚构人物来取代他未免也太荒谬了。在沃尔夫冈同意之下，我借用了他的大名和讲话口气。

没有所谓岱魄拉瑟的药物，以前没有，以后也永远不会有。我不知道什么治疗结核病的神药最近在非洲或其他地方上市，或是即将上市，以免自己不幸在法院或其他更糟糕的地方度过余生，只不过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很难说。然而我可以告诉读者，在我探索制药丛林的过程中，越来越能明了到我的故事与真实状况比较起来，祥和得有如度假胜地的风景明信片。

换个快乐一点的口气来说，我想诚挚感谢帮助过我的人，以及愿意让我提及他们姓名的人，同时也要感谢其他帮助过我却有好理由希望隐姓埋名的人。

特德·扬尼，以真情长期观察非洲状况，是他最先对我悄悄说起制药公司的做法，后来也纠正我文章里数个谬误之处。

戴维·米勒医生对非洲与第三世界经验丰富，是他最早向我建议以结核病为主题，告诉我制药公司以重金和精妙的宣传活动诱惑医学界，让我大开眼界。

彼得·戈费雷福塞特医生是伦敦卫生与热带医药学院的资深讲师，他在我动笔前和写作期间提供我宝贵的专家意见。

阿瑟·乔治根多才多艺，是我已逝发行人杰克的儿子。他曾在莫斯科和东欧的制药公司工作过，把期间发生的骇人听闻事迹转述给我听。杰克仁慈的精神与我们同在。

日内瓦的无国界医生成员丹尼尔·伯曼向我作过简介，在米其林旅行指南中能得到三颗星的评价：不虚此行。

请勿将德国比勒弗尔德的德国卫生医药促进组织（BUKO Pharma-Kampagne）与本书中的希波混为一谈。BUKO是独资的单位，人手不足，成员思路清晰，资历丰富，极力暴露出制药业的不法行径，特别将焦点摆在制药公司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上。如果你有意慷慨解囊，请寄给他们一些钱，帮助他们继续努力。由于医学观点持续受到大制药厂以阴险、按部就班的方式污染，BUKO的生存与否更具重要性。BUKO不仅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其实还鼓励我赞扬负责任的制药公司。基于爱护BUKO之心，我有意尽量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可惜本书主旨并不在此。

保罗·海科克医生是国际制药业的老将，托尼·艾伦是非洲老将，也是制药公司顾问，具有善心与洞察力，他们两人从不吝于惠赐高见、知识与好心情，尽管我对他们的职业大加抨击，他们仍能保持风度。热心好客的彼得更是如此，他谦虚地不希望抛头露面。

我也获得联合国几位一流人士的协助。他们对我想做的事是什么，一点也没有概念。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不要指出他们的姓名应该比较妥当。

让我感到难过的是，我也决定不列出慷慨协助我的肯尼亚人。在我写作的同时，约翰·凯泽的死讯刚传来。他是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神父，过去三十六年服务于肯尼亚。他的遗体于内罗毕西北方五十英里的奈瓦霞被发现，头部中弹，附近有把霰弹枪。凯泽先生长年以高分贝批评肯尼亚政府的人权政策，或者是批评其人权政策付之阙如。此类意外很有可能再度发生。第十八章描写了拉若所受到的迫害，我综合了几桩个案，特别是在北美洲，资历显赫的医学研究人员大胆站出来反对制药界的散财大师，辛勤研究的结果遭到抹黑迫害。这些事件无关他们碍眼的发现是否正确，重点是在个人良心与企业贪婪起了正面冲突；重点是医生具有基本权利，能在不受金钱左右的情况下发表医学观点；重点是医生在开药方治疗病人时，有职责告知他们相信其中具有的风险。

最后，如果读者有机会来到厄尔巴岛，千万别错过我借来当做特莎和她祖先的美丽祖产。这个地方称为La Chiusa di Magazzini，属于福雷斯家族的财产。福雷斯家族以自家果园酿造红酒、白酒、玫瑰红酒以及烈酒，也从自家的橄榄园生产出精纯的橄榄油。他们家族有几间小屋可以出租。他们甚至也有一间油房，希望解开人生大谜题的读者可以在此寻求暂时与世隔绝的感受。

约翰·勒卡雷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1]当时的肯尼亚共和国总统。——中译注，下同

[2]John Stuart Mill，英国思想家

[3]Porter，可做门房、搬运工、管理员等解释

[4]bloom，与布卢姆同音。

[5]bullish，另指股市上扬。

[6]在原文中，此三词均以B开头。

[7]非洲斯瓦希里语，意为再见。

[8]W.E.Johns Biggles，所写的一系列关于飞行员毕葛斯的童书。

[9]指下人。

[10]前者原文是Lorpharma，后者是Pharmabeer，而pharm为“制药”一词的字根。”

[11]是关门和结案的双关语。

[12]Lee Harvey Oswald，被认为是刺杀肯尼迪的凶手。

[13]whore，妓女。

[14]原文中本段充满错别字。

[15]特莎的姓阿博特，也作修道院院长解释。

[16]指荷兰裔南非人。

[17]瑞士阿尔卑斯山南部山谷。

[18]P.G.Wodehouse，一八八一至一九七五，英国作家、诗人、剧作家。

[19]津巴布韦首都。

[20]“二战”时英法盟军被德军追赶至此地。

[21]英法战争的战役之一。

[22]英法百年战争的战役之一。

[23]Justice，意为正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伦敦口译员/（英）勒卡雷（Carré，J.）著；岳峰，郑锦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书名原文：The Mission Song

ISBN 978-7-208-08304-2

Ⅰ.使…　Ⅱ.①勒……②岳……③郑…　Ⅲ.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Ⅳ.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0967号

书名：伦敦口译员

作　　者：[英]约翰·勒卡雷

译　　者：岳峰　郑锦怀

策划编辑：邵艳美

责任编辑：邵艳美　王玲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08304-2/I·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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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口译员

The Mission Song

[英] 约 翰 · 勒 卡 雷 　 著 |

岳峰 郑锦怀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导读]间谍是怎样炼成的

小白

据说早在莎士比亚时代，英国就有专业的特工机构，当时在英吉利海峡对面，天主教的欧洲大陆对她怀抱敌意，屡屡派出杀手刺杀伊丽莎白女王。对于那个充满阴谋诡计的秘密世界，英国人早在16世纪就相当熟悉。写过“特务”的英国作家，我们扳着手指可以数出一大堆，克里斯蒂、格林、毛姆，还有约瑟夫·康拉德——他的《在西方的眼睛下》和《诺斯特罗莫》，很值得你一本放在枕头边，一本放在卫生间。

弗莱明的“007”，克敌制胜使用各种古怪兵器，好像封神榜人物祭出法宝，那是学龄前男童的英雄主义白日梦，与“SPY GEAR”玩具套装同属一类——著名的间谍夜视仪是一只红色小灯泡加两块凹凸透镜。罗伯特·陆德伦笔下的特工也只是一群内植高敏传感器的机器人，两厢对峙比赛的是各自的反应速度，看谁出手出枪更快，好像西部牛仔，迎合放学路上玩打架的高中生趣味。这些角色在勒卡雷的小说里，随手一划都归在“剥头皮组”和“点路灯组”里，连个帅气点的名字都不肯给。勒卡雷甚至都懒得给他们配发高科技工具，一组磁带录音机加电灯开关加电线的窃听装置从60年代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一直用到这本《伦敦口译员》。

约翰·勒卡雷喜欢的场景事件是老旧宅第客厅的小型研讨会，是图书馆档案库的文献爬梳，是审讯室内层层心理防线的突破和防御。他小说中的“英雄”都好记性、擅分析，长于从看似不相干的对话和文字里找细节寻线索——那正是他们在剑桥的书斋里养成的习惯，他们跟他们的导师一样只喜欢积满灰尘的文件架、装订成册的档案，喜欢泛黄的古旧纸本和传统目录学——加上一调羹大吉岭茶叶。所以一直写到21世纪的今天，勒卡雷的特工们还是不用电脑，也不懂联网数据库和关键词检索系统。

他自有一种纯正的英国气派：那种旧帝国时代海外殖民者式的老于世故；那种把阴谋诡计玩得像打桥牌一样文雅；那种拆开看每行描述、每句对话都像谜语，却通过复杂的因果链终于拼成整幅图版的逻辑；那种对人类种种幻想（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还是出于最基本的人类情感）的识透看破——《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中的一位人物对他的情人说，“第欧根尼”（希腊犬儒主义哲学家）是历史上最好听的名字，世界上需要更多他那样的人，像亚历山大那样的则越少越好。

当然也还剩下爱情，勒卡雷的小说里总有一场爱情，它们被难堪地放置在布满阴谋和杀戮的人性荒凉之地，往往成为故事中人百炼而成的心理铁布衫上的惟一罩门（正如“卡拉”利用这点来打击“史迈利”），情人们一边诉说着爱情，一边勾心斗角，他们最终不是被背叛，就是被消灭。

勒卡雷的世界是紧迫的，虽然它还具有其日常生活的假象——特工们的专业技术更像是稍嫌怪异的（强迫症式或者躁狂症式）日常举止：诱使小学生帮忙窥测周围异动；出门前要在门口做点记号，以防有人潜入屋内；盗取文件之后用普通档案填充空当的小伎俩——热门电视剧《潜伏》的编剧也许从中受到过一些启发。在这里出没的是一群老派的冒险家，他们喝着廉价葡萄酒，住在破旧的旅店，穿着袖口磨损的外套，在伦敦阴沉的下雨天里湿淋淋地抱怨。但日常的世界并不像他的故事那样环环相扣，在日常的世界里，如果你感到危险迫近，可以转身走开。而勒卡雷的人物却被禁锢在这间谍世界的逼仄时空里，进得去出不来。生活在那个阴险紧张的世界里，你遭遇到的所有看似日常的事物，都必须牢牢藏在记忆里，分类归档，随时能够从头脑的某个角落里把它提取出来，加以比较。

读者在此受到某种智力上的诱惑。在这个险象环生之地，任何一个轻微不起眼的角色所说出的每一句话、所做出的每一个表情都是至关重要的。置身其中者如果忽略其含义，可能遭致杀身之祸，置身其外的读者也必须将这些细微末节视作因果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以免误入歧途。在勒卡雷的间谍世界里，从来没有纯属偶然的事件，所有的“闲笔”都是提早埋伏的暗藏机关，它们散布在叙述的每一个角落。勒卡雷把“情节伏笔”这种传统的小说技巧玩弄到一种几乎算是“癖好”的地步，或者说他以挑战读者的注意力和记忆力为乐。他在叙述中突然插入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形容词，这个形容词提醒（它轻描淡写得几乎算不上是个提醒）读者注意某个先前的情节插曲。勒卡雷的小说也许是应该用“cult”的方式来阅读的，艾柯在他的《悠游小说林》第六节中解释《卡萨布兰卡》为何被“cult”时，把作品的“碎片化”假定为“cult”的要素，作品因此必须被它的“入迷者”不断阅读、分析回味、反刍咀嚼每一句每一词，每一块碎片。

间谍机构之间互设圈套，复杂多重的情节被这样的层层伏笔拆成碎片，散落在小说中人的观察、推测和判断之中。勒卡雷的间谍们总是在评估局势，评估自己和他人（同事或敌人）的关系，这倒给作者带来一种视角上的优越位置：叙述事件借由一双旁观的、片面的、一知半解的眼耳，一个不太重要的当事人，一个局外人，甚至是一个尚未明白世事的稚童。他们的听闻与真相隔开十万八千里，他们对事件的看法受到立场、地位和认知能力的局限，他们的心理活动还常常受环境的偶然因素影响，正确的判断总是被凌乱的潜意识活动打乱，他们的述说缺乏重点，耽于琐碎的细节，典型的“勒卡雷式错觉”在于：这些看似不相干的细节往往在别处得到证实，从而变成至关重要的环节。

作者让故事情节在不同人物的视角之间转移推进，造成一种“移步换景”的效果——叙述视角一旦转换，读者不得不向后回顾，重审态势。这不是在玩弄接力叙事技巧，也不是“罗生门”式地只设谜面不揭谜底，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不断故布疑阵，层层制造心理-语言错觉，用叙述的圈套来掩盖读者亟待识破的谜底。比照写“间谍”的小说，勒卡雷的故事更是“间谍”写的小说——以资深间谍那种缜密多虑、动辄回头、步步为营的紧张思考方式来写的。勒卡雷用繁复的“叙述诡计”来叙述诡计。

《伦敦口译员》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习惯于“勒卡雷式错觉”的读者难得地发现，我们只用十个小时就揭开这又一次国际化骗局的谜底。

叙述者“我”是一个口译员，自命不凡——这是那一行的入门级职业病，读者不信可去豆瓣网的“高级同声翻译小组”观摩，和小说中的“布鲁诺·萨尔瓦多”一样，那里的人也喜欢夸耀手里的多种语言证书，也看不起普通的笔译人士——那是退休军官和出租车司机都能干的活，任何愿意以千字七十英镑的价格出卖头脑的家伙都能干，这是关键所在；萨尔瓦多收入极丰，定期阅读男装杂志，定购新款杰尼亚套装。口译员的世界实行森严的等级制——握有五本证书的当然可以瞧不起只有一本的家伙，那是一个阶级金字塔，萨尔瓦多在塔尖上，他是顶级口译员，精通东刚果地区许多种语言，具备神奇的听觉天赋。这项职业技能让他有机会偶尔给英国情报机构打工。

业余特工很快遭到考验，一个临时搭建的“财团”要他担任翻译，声称要在东刚果的基伍高原上伸张正义和人权，策划旨在针对腐败政府的夺权政变——这一点尤其吸引我们的主人公，这与他的身世有关。当然预设阴谋论的间谍小说读者清楚地知道，“财团”总是不怀好意。这是萨尔瓦多的人生新课程。在勒卡雷秘密的特工圈子里，一个人最首要的生存技能是学会人格分裂，只有一个“自我”是不够的，“要学会在谎言中生活”——安德森老师告诫他。就像《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那个资深间谍“布兰德”说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你可以捞钱，作为一个资本主义者，你可以去搞革命。而这不过是布兰德本人对史迈利说的话，后来，当史迈利问吉姆，布兰德的左倾观点如何能跟他的“圆场”工作协调时，吉姆却说，他没有什么左倾观点，这里没有需要协调的东西。至于双重间谍比尔·海顿，你读到最后几乎分不清他到底属于哪个阵营——无论你把他看成哪种身份，他都是表面一套，暗地里却追寻全然相反的目标。

新晋间谍萨尔瓦多的职业生涯碰到了问题。他很快发现“财团”的真正意图，那并不是什么高尚的目标。勒卡雷写惯视欺骗和阴谋为等闲日常功课的老间谍，这一次显然是要花样翻新。萨尔瓦多不够机警，有些自怜，置身重大事件的阴险漩涡中心，他却老是心不在焉，浮想联翩。按他遇事随随便便的性格——“财团”当然研判过他的性格特点，很可能他会顺利通过这次“考验”，假如不是他自己的婚姻出现危机，或者假设他没有遇到这个黑皮肤的情人。他最后的选择显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这证明勒卡雷仍然对人性不敢抱有太高希望。第一人称的写法显然对勒卡雷有所限制，他本来最擅长的那种视角转换，这一次被固定在萨尔瓦多身上。好在他还有语言和听力天赋，这当然大大扩展了他的观察范围。我们一开始曾猜想，勒卡雷会不会利用萨尔瓦多的语言能力设置故事圈套，或者让他那双敏感度极高的耳朵发挥一些作用，但没有。勒卡雷的着眼点不在于此，这一次他要的不是那种老练的间谍，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老练的间谍是怎样炼成的。

萨尔瓦多不是卷入意识形态冲突的冷战斗士，他是20世纪末富足社会中的普通人，他和“财团”之间的关系，跟这个社会上一般“白领”和他们所服务机构的关系差不多，他所遭遇到的难题，也跟所有普通人成长过程中碰到的问题类似：你想要把对的和错的分清楚，那你就只好出局。你做别人让你做的事，把自己的想法彻底忘记，或者藏在心里——也许可以半夜匿名上网发表意见，你的意见顶多只值“五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勒卡雷也算是写出一部有关“如何做一个老练的家伙”的寓言。

人物

布鲁诺·萨尔沃　黑白混血儿，顶级口译员，知晓多种非洲部落的语言

佩内洛普　萨尔沃的妻子，伦敦某报社的明星记者

汉娜　萨尔沃的情人，出生在刚果，在伦敦某医院任护士

安德森先生　国防部官员，情报单位“聊天室”的主管

巴尼　“聊天室”的部门主管

布瑞克里勋爵　企业家，社交名流，前党魁，以保卫非洲的斗士形象出现

菲利普　自由职业者，非洲问题顾问，财团的会议组织者

麦克西　会议的负责人

贾斯帕　公证员，无名财团的律师，负责起草会议的合同

斯拜德　负责会议当中的监听技术问题

安东　负责会议当中的监视小组

本尼　会议中负责类似保安的工作

迪德纳　参加会议的三位非洲代表之一，曾是军阀

弗兰科　参加会议的三位非洲代表之一，瘸腿老兵，一个反政府武装的领导层成员

哈贾　参加会议的三位非洲代表之一，在巴黎上过大学的花花公子和少爷

穆旺加扎　以非洲解放的精神领袖著称，会议的策划者

“海豚”　穆旺加扎的助手和政治顾问

塔比齐　穆旺加扎的助手

对土地的征服，多意味着把土地从与我们肤色不同或鼻子比我们略低的人们手中抢夺过来，这绝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你只要深入调查一下就会知道。

——马洛

出自约瑟夫·康拉德《黑暗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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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布鲁诺·萨尔瓦多。朋友们都叫我“萨尔沃”，对手们也是这么称呼我。别人可能会告诉你我是西班牙1，但我却是地地道道的英国公民，职业是口译员。我精通非洲语言当中使用人口最多的斯瓦希里语以及东刚果其他鲜为人知却广为使用的语种。由于东刚果以前处在比利时的统治之下，因此我所掌握的法语也是我专业技能箭囊里的又一支利箭。在伦敦地区大大小小的法庭上，无论是民事庭还是刑事庭，我都为人们所熟知；我也经常被邀参加与第三世界事务相关的各种会议；英国许多最好的公司也常为我写赞赏有加的推荐信。此外，由于我所掌握的这些特殊技能，政府某部门也要我尽一下爱国义务，为他们秘密供职。当然，该部门自然是“隐身”的。我从未陷入麻烦：我定期纳税，信用评级高，银行账户运行良好。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任何官僚政治的运作都无法改变。

我在商界勤勤恳恳地工作了6年。我在措词谨慎的电话会议或者那些在欧洲大陆中立地带某些城市低调召开的会议上提供口译服务；雇主们则通过我的口译狂炒石油、黄金、钻石、矿物及其他商品，甚至就在世界各地股东们警觉的眼皮底下把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行贿款远转至巴拿马、布达佩斯与新加坡。如果你要问我，在为这些交易提供便利时我是否感到有必要扪心自问，那么我会很肯定地回答你：“不。”顶级口译员遵循另一种神圣的职业道德准则。人们雇他并不是要他来感受良心发现的高尚境界。口译员要忠于雇主，就像士兵要对着国旗宣誓忠于国家一样。但是，鉴于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幸之人，尽管报酬极低，我也会到伦敦的医院、监狱与移民局服务，就当是行善积德。

在选民册里，我登记的住址是南伦敦巴特西区威尔士王子大道诺福克大厦17号。这是一处很好的不动产，由我和我的法定妻子佩内洛普——你可千万不要叫她“佩妮”——共同拥有，但我的产权份额较少。佩内洛普是一名高级记者，毕业于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她现年三十二岁，比我大四岁，在一份销量极大、能够影响数百万人的英国小报工作，是该报记者队伍里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她父亲是一家名为“城市”的绩优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而她母亲则是当地保守党的骨干人物。五年前，我与她结了婚，因为我们之间具有身体上强烈的互吸力，而且她理解我的想法，就是希望遵循英国传统建立一个完整稳定的核心家庭，只要事业发展允许，她就马上怀孕生子。不过，由于她在报社里职位提升迅速，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她怀孕生子的有利时机一直没有出现。

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俩的结合一点儿也说不上正统。佩内洛普是萨里郡一个白人家庭的大女儿，她家人的职业地位都很高。我，布鲁诺·萨尔瓦多，昵称“萨尔沃”，则是一名爱尔兰籍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与一个刚果村妇的私生子，而随着战争的肆虐以及时间的流逝，后者的姓名已经永远地消逝了。准确地说，我出生在刚果北部的基桑加尼城（旧称斯坦利维尔）一家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紧闭着的门后，是由发誓保密的修女们接生的。对于除我之外的任何人来说，这件事听起来十分搞笑，不可能是真的，肯定是胡编乱造的。但对我来说，从生物基因的角度来讲，这却是个事实，就像记忆中我十岁那年的经历那样千真万确，你若也经历过那种事也会深以为然。当时就在刚果东部南基伍省郁郁葱葱的高原上一间传教所里，我坐在谦卑慈爱的父亲床边，看他哭得死去活来，听他一半用诺曼法语，一半用阿尔斯特式英语对我倾诉。泪水沿着他凹陷的双颊急速倾泻，门外赤道地区的大雨犹如大象的巨足一样重重地击打在绿色马口铁屋顶上，让你不由得以为整个自然界都在与他互动。

如果你问一个西方人基伍在哪，他会一脸懵懂，微笑着向你摇摇头。如果你问一个非洲人，他就会告诉你：“那里是天堂。”因为，基伍位于非洲中部，那里雾气朦胧的湖泊与活火山共存，牧场如翡翠，果林里水果甘美如蜜，诸如此类的美景奇观，不一而足。

先父享年七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里，他最担心的是，被他禁锢的心灵是否比他解放的心灵还要多。据他说，梵蒂冈罗马教廷的传教士们总是在对生命的责任与对罗马教廷的责任之间进退两难，但不管他的牧师同事们多么恨我，我都是他对生命应负的责任之一。我们为他举行了葬礼。按他的要求，葬礼上我们都讲斯瓦希里语。但当轮到我在他墓旁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时，我用希语翻译了这句话。希语是所有东刚果语言中他最喜欢的一种，因为它活力十足，表达灵活。

身为混血私生子的女婿们无法自如地融入萨里郡的富人社交圈。这种自明的传统对佩内洛普的父母同样有影响。我过去常站在柔和的灯光下，对自己说，我长大之后，看上去会更像是一个给太阳晒黑的爱尔兰人，而不是一个浅棕色的非洲人。而且我的头发是直的，并不卷曲。如果你正归化到一个新的国家里，这样的长相很奏效，但这却哄不了佩内洛普的母亲及她在高尔夫俱乐部里的女伴们。她深怕女儿在自己的看护下生个全身一团黑的小外孙，那将是她最大的噩梦。这也可能是佩内洛普对生儿育女心不甘情不愿的原因，毕竟她不想真的生个黑孩儿。不过后来回想起来，我也不能完全确定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毕竟她之所以嫁给我，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她母亲大吃一惊，让她把对妹妹的注意力转到自己身上。

我觉得在此说一说先父的人生历程还是很合适的。他曾偷偷地告诉我，他的出生同我的经历一样坎坷不平。他出生于1917年，父亲是英国皇家阿尔斯特团的一个下士，母亲是一个当时恰巧路过、年仅十四岁的法国诺曼底乡村少女。童年时他就在爱尔兰斯佩林山脉里的一间小屋与法国北部的另一间小屋之间不停往返，直到他凭借着天赋的双语能力以及后天学习从而在多尼戈尔郡荒原上的一所初级神学院获得一个职位，而年轻的他也没多想就踏上了侍奉上帝之路。

之后，他被送到法国学习天主教神学，以使自己的信仰更加纯净。他毫无怨言地度过了那段学习任务繁重无比的漫长岁月。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他就抢了身边的那辆自行车。他用爱尔兰人的小聪明向我保证，那辆自行车属于一位邪恶的新教徒。他骑着车飞快地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到了里斯本。他偷偷上了一艘开往利奥波德维尔的不定期客轮。在利奥波德维尔，他避开了殖民地政府对流亡的白人传教士居心不良的关心，在一个边远的传教士社区定居下来。那里的传教士致力于向东刚果两百多个部落传播惟一的真神信仰，这无论在何时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些不时批评我容易冲动的人只需看看先父骑着异教徒的自行车逃亡的故事就能理解我了。

先父是个语言天才，他很快就学会了当地土著的语言。在土著教徒的帮助下，他烧制砖头，用他亲“脚”踩好的红泥黏合砖头，在山坡挖沟，在香蕉林里建厕所。接下来他开始盖各种房子，先是教堂，然后是带有双子钟楼的教会学校，接着是圣母玛利亚诊所，再后来他又挖鱼塘，开垦果园与菜园。基伍是天赐宝地，拥有各种珍贵物产，无论是木薯、番木瓜、玉米、大豆、奎宁，还是在世上任何一家酒吧里都吃不到的基伍湖野生草莓，应有尽有。在这里，先父展示了他可以媲美农民的看家本领。这些都完工之后他才建了那间传教所，传教所后面则是一栋供教仆们居住的砖房，房子低矮，窗户很小却又离地很高。

上帝作证，先父曾艰苦跋涉数百公里到边远的部落与矿区传教。每当有机会，他就会往他日益扩大的语言宝库里添加一门新的语言。直到有一天，他回到传教所，竟发现他的牧师同事们逃命去了，奶牛、山羊和鸡被偷光了，学校和传教所被夷为平地，诊所被洗劫一空，护士们被伤害至残、被强奸、被杀害，而他本人也沦为恐怖的辛巴组织最后那群乌合之众的阶下囚。辛巴组织是一群受错误思想指导的叛乱分子，更是一群凶残成性的暴徒，数年前才被政府消灭。他们的惟一目标就是杀死和伤害所有受到注意的殖民主义的代表，可能是他们自己认定的人，也可能是尚武的远祖们所指向的任何人。

辛巴组织确实有一条基本原则：严禁伤害白人牧师，因为他们害怕这样做会冒犯保佑他们免受流弹伤害的达瓦神。但是，先父被囚之后，抓他的那些人很快就抛开了这种保留做法，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先父能够同他们一样流利地讲他们的语言，那么他肯定就是一个伪装成白人的黑人恶魔。关于先父被囚期间如何坚韧不屈，民间后来流传着许多鼓舞人心的传说。他们不停地鞭打先父，想使他的“魔鬼肤色”显露出来。他们既严刑拷打他，也强迫他看其他人被拷打，但先父坚信福音一定会到来，也恳求上帝原谅折磨他的那些人。只要有可能，他就走到狱友中间，施行圣餐礼。但圣教会再怎么也没能料到这些折磨对他产生的叠加影响。我们受教的理论是：肉体之痛苦反而能促使灵魂战胜肉体之诱惑。但是，这条教诲并非仅仅不适用于先母，它同样不适用于先父。他在被释后数月内的所作所为就已经证明了这种权宜推测的缺陷：

儿子，如果你觉得确实有神予的旨意，先父临终前向我透露，那也只能在狱室里的那根鞭笞柱上找到。我惟一不能忍受的折磨就是想到自己可能还没得到女人的身体抚慰就要死去。那时他讲着一口有趣的爱尔兰土腔英语，以防他的牧师同事趴在地板上偷听。

先母生下我的后果对她来说既不公平，也很残酷。在先父的催促之下，她动身返回娘家，想在她的家族和部落里生下我。但是，当时的刚果——蒙博托将军坚持称呼这个地方为“扎伊尔”——正处在动乱时期。扎伊尔政府以正宗当局的名义，将外国牧师驱逐出境，罪名是为婴儿洗礼及取西方式的姓名，同时禁止学校讲授耶稣基督的生平，并宣布圣诞节是正常工作日。因此，毫不奇怪，先母娘家村落的老人反对她为白人传教士生养私生子，如果这个私生子在他们村里降生，惩罚就要落到先母身上。于是，他们就把麻烦送回到引发麻烦的地方去。但是，同先母村里的那些老人一样，传教士也不乐意接收我们。他们转而把先母送往远处的一所女修道院。先母到那里之后三个小时，我就出生了。加尔默罗会的修女们照顾了我们三个月，她们的爱是严厉的，先母受不了。先母想到修女们比她自己更能为我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便委托她们照顾我，自己则在夜深人静时从浴室屋顶偷偷离开，悄悄地回到她的家人当中。但几周之后，他们就全部被一个异族部落屠杀了，其中包括我的外祖父、舅舅、表兄、远房姨妈以及我的同母异父兄长或是姐姐。

我曾向先父追问先母的细节，以便在心中勾画出她的形象，使她能够成为我以后人生的精神支柱。儿子，你妈妈是一个村落头人的女儿。当时，先父泪水朦胧地低声说道，我住在他家里。你妈妈给我们做饭，还送水让我洗漱。正是她的慷慨大方征服了我。讲这些时父亲已经远离了布道坛，对于口头弄玄也毫无兴趣。但这段记忆却又引发父亲憋在心里的说话冲动：儿子，有那么一天，你会长得跟别人一般高，一样帅，上帝的尤物。他们怎么也不能说你出生在罪孽中。你是出生在情爱之中啊。我的儿子！罪孽无从谈起，但恨却不是没有的！

圣教会对先父的惩罚不如先母受到的惩罚那么严酷，但也很严厉。他在马德里城外的一所耶稣会宗教裁判所里被囚禁了一年，又在法国马赛的一处贫民窟当了两年的工人牧师，之后才回到他爱得如此不顾一切的刚果。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很可能连上帝也不知道，但在他变得铁石心肠之后的某个时候，他说服原先照管我的那所天主教孤儿院把我交给他抚养。从那以后，混血儿私生子萨尔沃就追随在他身后，由他特意挑选的又老又丑的仆人们照顾。他先是让我假扮他一个已逝叔叔的后代，然后又扮作他的侍僧与助祭。直到我十岁生日那个宿命的夜晚，他意识到随着我的成长他自己也将老逝，于是向我倾吐了他极其人性化的内心情感，也就是我前面讲过的那些。当时我把这件事看做先父给予我这个意外降生的儿子最大的礼物，现在我依然这样看。

先父逝世后，我又成了孤儿，日子并不好过，因为白人传教士们以我为耻，对我继续生活在他们当中感到深恶痛绝，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姆托托瓦思利”（斯瓦希里语，指“野种”）。非洲人则坚持认为，人的灵魂来自父亲，血统则来自母亲。这正是我的问题所在。要是先父是黑人，那么非洲人还可以容忍我，至多把我当做旅程中多余的包袱。但是，不管以前辛巴组织是怎么想的，先父却是个地道的白人，这点爱尔兰人不会否认。但大家都知道，白人传教士是不准偷着生育儿女的。身为私生子，我还可以在餐桌旁或祭坛上服侍牧师，也可以去上学。但只要有教会高层人士来这里，不管他们是何种级别、穿戴何种颜色的法衣，我都会被赶到传教所教仆的宿舍里躲起来，直到他们离开，不再会发现我时，警报才能解除。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贬低牧师们的“高尚情操”，也不想责备他们偶尔“操心过度”。跟先父不同的是，他们只向同性示爱。比如我们伟大的传教演说家佩雷·安德雷，他的关爱多得让我不自在。再如佩雷·弗朗索瓦，他喜欢这么想：安德雷是他缘定的密友，因而每当看到安德雷对我袒露情意，他便很伤感。同样糟糕的是，在教会学校里，土著小孩们既不把我当做白人，像对待其他少数白人学生那样地敬畏我，也不把我当做黑人，给予我应得的伙伴情谊。难怪那时我很自然地被教仆们的低矮砖房所吸引。牧师们没有意识到，那才是我们社区真正的中心，既是所有过往行人天然的休憩地，也是大家神侃方圆数英里传闻逸事的场所。

谁也不会注意到，我就在那儿，蜷缩在砖砌壁炉旁简陋的床上，出神地听人们讲游猎者、巫医、魔法师、战士及老人们的故事。由于害怕被赶回去睡觉，我没敢出声。也就在那儿，我开始喜欢刚果东部诸多语言与方言，爱得根深蒂固。我把这些语言与方言当做先父给我留下的宝贵遗产积累起来，悄悄地修饰、提炼，并贮藏在脑中，遇到土语中的妙语或特色语言就缠着当地人与传教士问个不休。在自己的小屋独处时，我就秉烛编撰尚显稚气的词典。很快，这些神奇的词条纸片让我找到了自己，让我走进了远离尘嚣的伊甸园。那是我的领地，没人夺得走，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进得来。

以前我常想，现在也想，要是上天让我继续沿着这条孤苦伶仃、前途迷茫的路走下去，我这个出身特殊的人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先母的血统会比先父传给我的灵魂对我影响更大吗？但是，这个问题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我面临另一个问题：先父的前同事们不遗余力地策划怎么摆脱我。我的肤色引人争议，我掌握多种语言，我的行为举止显露出爱尔兰式的傲气，而最糟糕的是我长得帅——教仆们说，我长得像我妈——这点每天都让他们想起先父的过错。在经历了许多波折之后，我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得知，我出生时曾在英国驻坎帕拉领事那里登过记。据他说，我叫布鲁诺，姓与教名等均不明，是梵蒂冈天主教廷收养的一名弃婴。他还说，我的生父是一名北爱尔兰海员，在我还是新生儿时，他把我托付给那位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院长，恳求她在真神信仰下将我抚育成人。随后他就消失了，也没留下联系地址。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但那位好心的领事亲笔写来的那封信里讲的大概就这些。他是梵蒂冈天主教廷的忠实信徒。他解释道，我的姓“萨尔瓦多”是由那位院长嬷嬷选的，因为她是西班牙后裔。

但他有必要这样解释吗？不管怎么说，感谢梵蒂冈天主教廷这位虔诚的信徒的帮助，我终于成为这个世界的合法一员了。

同样是由于这位领事的帮助，我到了英格兰，虽然那里并不是我的故乡。我被安置到圣心避难所学校。那是一所没有时间限制的寄宿学校，位于绵延起伏的苏塞克斯高地，专为身份不明的男性天主教孤儿而设。十一月一个寒冷的下午，我走进该校监狱似的大门，心中的叛逆精神觉醒了，对此，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学校方面，都毫无准备。仅仅几周，我就火烧床单，撕毁拉丁语初级读本，未经允许不做弥撒，藏在洗衣店货车后厢里想要逃走却被当场抓住。如果说辛巴组织鞭打先父是为了证明他是黑人，那么监护牧师打我却是要证明我是白人。作为一名爱尔兰人，他深感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他打我的时候总是咆哮不断，说野蛮人生来鲁莽，不知自律，还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自律，而他打我就是要救我，要我痛改前非。但是，他不知道，拯救我的却是一位修士，他头发斑白却精力充沛，对出身和财富不屑一顾。麦克尔修士既是学校指派给我的忏悔神父，也是我新的保护人。他出生于英国一个天主教贵族家庭，一生都在游历，走遍了天涯海角。当我习惯了他的“爱抚”，我们就成了密友与同盟，而监护牧师远不像以前那样紧紧盯着我，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我洗心革面了。现在想来，我怀疑他俩之间是否有什么约定。对此我不清楚，也不在乎。一天下午，我们在雨水冲刷过的高地上散步，路上麦克尔修士充满激情地向我传达这样一个信念：我的混血血统绝非该除去的污点，而是上帝赐予我的珍贵礼物。对此我感激地表示赞同。最得意的是，我勇敢地向他展示了我游刃有余的翻译才能，而他十分欣赏。在传教所，我为卖弄这种天赋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而在麦克尔修士宠爱的眼中，这却近乎神迹。

“萨尔沃，亲爱的，这真是上帝的恩赐啊！”他高声叫了起来，习惯性地伸出一只强壮有力的拳头在空中挥舞着，而另一只手则不无歉意地抚摸着我：“你的天赋是上帝子民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使他们相互理解，和谐共处。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伟大？”

此后我俩又多次远足，其间我很快又向麦克尔修士讲述了此前他还不知道的我的生活经历。我给他讲了我在教仆房间的壁炉旁度过的那些奇妙的夜晚。我也对他描述了在先父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里，我同先父一起到边远的村落旅行的经历。当先父与老人们交谈时，我就跑到河岸边，跟小孩子们玩耍，学得他们的词汇与成语。那正是我日夜沉迷其中的宝藏。其他人可能会把游戏、欣赏野生动植物或土著舞蹈当做他们获得快乐的途径，而私生子萨尔沃的选择却是去亲密接触种类繁多、变化多样的非洲语言。

我向麦克尔修士回顾这些经历的那个时期，他获准参加大马士革主显节。

“萨尔沃，既然主乐于在你身上播下种子，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获丰收吧！”他高声叫道。而我俩确实都获得了丰收。出身贵族的麦克尔做事的方式更像军队指挥官，而非修士。他研究学校简介，比较费用高低，然后带我去参加面试，还不分男女地审查我未来的导师，并在我注册入学后继续密切关注我。他对我的爱引燃了他的激情，而他的决心跟他对上帝的信仰一样坚不可摧。他要我给自己所懂的每一门语言打下坚实的基础，重拾在漂泊不定的童年时代半途而废的语言知识。

但钱从何而来？上帝给我们派了个天使，也就是麦克尔的女教友伊梅尔达。她很有钱，替我们埋了单。在萨默塞特郡中部的威罗布鲁克山谷，伊梅尔达有栋房子，屋前有蜜黄色的沙岩柱子。这个地方成了我逃离圣心避难所的避难所。那里住着热心的三姐妹，伊梅尔达是老大。在那里，获救的矿场马在围场里吃草，每条狗都有各自的扶手椅。那里有一家私人小教堂，一座奉告祈祷钟，一面隐篱，一座冰库，一片可以在上面打槌球的草坪，一些大风一吹就会弯腰的垂枝欧椴树。伊梅尔达阿姨是寡妇，她死去的丈夫名叫亨利，是一位英雄，曾因保卫英格兰而失去一只手，所以这里有间屋子叫做“亨利叔叔之屋”。这屋子里有他所有的遗物：他的第一只泰迪熊放在枕头上，他从前线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放在金包壳的诵经台里，等等。但谢天谢地，屋里没有他的相片。伊梅尔达阿姨刀子嘴豆腐心，虽然没有亨利叔叔的照片，她却记得他的一切。

麦克尔修士知道我的弱点。他知道，少年天才——他就是这样看我的——既要培养也要有所约束。他知道我很勤奋，但轻率冲动：太想向任何善待我的人敞开心扉；太怕被拒绝、漠视，最怕被嘲笑；太急于接受别人给的东西，因为怕再没有机会。他跟我一样珍视我那八哥式的特强听力和寒鸦式的超强记忆，但他坚持要我勤练耳力与记忆力，就好像音乐家要常练习乐器，神职人员要不断坚定信仰一样。他清楚，我懂的每一种语言，不管是大语种，还是由于缺少书写形式而即将湮灭的小语种，对我来说都十分宝贵。他懂得，传教士的儿子必须追赶迷失的羔羊，并带之回山谷。他知晓我听过的那些传说、历史故事、寓言与诗歌，还有在我的想像中，先母可能讲的那些引人入胜的灵异故事。他知道，善于发现人类语言的细微差别与曲折变化的年轻人最易受外界影响，最有可塑性，但也最天真，最易被误导。他说，萨尔沃，你要当心，对于世上某些人，只有上帝才会给他们真爱。

麦克尔逼我艰难地自律生活，正是这种做法把我超常的天赋放大为全才。他坚称他的萨尔沃的一切才能都应才尽其用，绝不能因少用而耗掉。我这具躯体是上帝的恩赐，因而每块肌肉、每根纤维每天都必须在心灵体育馆里接受锻造。我先是受教于家庭教师，然后进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专攻斯瓦希里语，同时选修法语，并最终获得了非洲语言与文化专业的一级荣誉学位，最后我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了翻译与公共服务口译专业的理学硕士学位，那是我最自豪的。

学习生涯结束时，我获得多类文凭与口译员资格证书。彰思礼巷一带有一些名声欠佳、到处推销二流服务的翻译公司，里面的任职人员手中持有各类证书，其中一半以上我都有。但我学有所成之际，麦克尔修士却躺在了他的病房铁床上。那时他尚能抚摸着我的双手，深信不疑地说我是他打造出来的最佳作品。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把一块金表塞到我手中，那是伊梅尔达送给他的礼物。他恳求我以后要一直戴着，作为我们超越人世的信物。

拜托，绝不要误把顶级口译员当做一名普通笔译者。没错，口译员可以是笔译者，但笔译者就不一定是口译员。笔译者可以是任何一个对某种外语半通不通的人，这类人只要带上一本字典，坐在桌旁熬夜就行了。笔译者可以是退休的波兰装甲兵军官，工资很低的留学生，微型出租车司机，兼职侍者，代课教师，或者其他任何愿意以每千字七十英镑的价格出卖其脑力劳动的人。但同声传译员能够在复杂的谈判中坚持连续六个小时口译，在这点上，他们与普通笔译者大不一样。顶级口译员必须跟穿着彩色马甲购买金融期货的股市经纪人脑子转得一样快。有时候，口译员可以不假思索，让大脑左右半球上转动的“齿轮”啮合一致，然后就可以坐等脱口而出，如果这样就帅呆了。

有时在会议期间，通常是在一天的议题结束之后、鸡尾酒会开始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有些人会走上前来问我：“嗨，萨尔沃，帮我们搞定一份摘要，如何？对了，你的母语是？”如果我觉得他们有点儿盛气凌人——他们通常会这样，因为他们已经确信，他们就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人物——那么我就会不无傲气地反问：“这取决于我母亲是谁，不是吗？”说话时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而我这样回答之后，他们就会把书留下，让我去写出摘要。

无论如何，我喜欢让他们惊奇，因为这表明我的发音非常得体。我是说我的英语发音，它不是北部英语，或中部英语，或私人教师辅导学生应试的那种英语，或伪王室英语，也不是英国左派所诟病的标准发音。没说的，就是英语社会核心的主流英语。听了这种英语，人们不会说：“啊，一听就知道他是哪里人，他想在社会上做什么，他父母是怎么回事，他在哪里上学。可怜的人儿！”我的英语已经毫无非洲口音，不可能漏出半点混血血统的痕迹。但我讲法语就不一样了，得尽量小心，因为我还是不能完全根除非洲口音的影响。我的英语不是地方性的，不是倡导取缔阶级论的布莱尔的追随者说的那种含糊的英语，不是保守党高级官员讲的伦敦腔，也不是加勒比海地区那种音乐般的英语。它也没有先父那种元音跑调的爱尔兰土腔英语的痕迹。虽然我过去喜欢、现在仍然喜欢先父讲的英语，但那是他的，永远也不会是我的。

是的。我讲的英语是纯正无瑕、没有打上任何烙印的。偶尔在风景区接待非洲旅客时，我才会故意用上南撒哈拉地区语言特有的轻快语调，我乐于将此比作咖啡里的一滴牛奶。我喜欢这样的调味品，客人们也喜欢，因为这让他们感觉我很自在。我不在他们的阵营，但也不在其他人群的阵营。我独自一人矗立在大海中央，做麦克尔修士一直告诉我要做的事：充当上帝子民之间的桥梁与不可或缺的纽带。每个人都会有虚荣心，而我的虚荣心就是成为房间里没我就无法沟通的那种人。

为了迷人的妻子佩内洛普，我想成为那种人。为了赶上为她而举行的酒会，我拼命地跑上两段石阶，累得半死。酒会在一家很受欢迎的葡萄酒厂的高级包间里举行，位于英国报业中心的伦敦金丝雀码头。酒会之后，她所在报社的新任百万富翁老板将在其位于肯辛顿的高级住所举办正式晚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获邀参加。

看了看戴在手上的金表，也就是伊梅尔达送给麦克尔、麦克尔又转送给我的那一块，我知道自己只迟到了十二分钟。可能你会说，在伦敦这个刚被炸弹袭击吓怕、半数地铁停靠站又出了毛病的地方参加户外沙龙，迟到十二分钟反倒可能被视作一种成就。但对于超级好丈夫萨尔沃来说，十二分钟就跟十二小时一样。这可是专为佩内洛普举行的盛大酒会，是迄今为止她为时不长却辉煌无比的职业生涯里最盛大的一次。而我，她的丈夫，跟在客人后面慢慢地往前挤，现在才走过她所在报社的办公区。昨晚一整夜我都留在北伦敦地区医院，没办法，因为身边的情况让我对自己失去了控制。从医院一出来，我就叫了辆出租车，一路狂奔回到位于巴特西的家。我让车在外面等，出于出席酒会的礼节需要，自己则进屋飞快地换了身全新的晚礼服——跟老板同桌你就得这样注意社交礼节——但连刮胡子、刷牙或者冲澡的机会都没有。当我穿着得体的服装到达目的地时，我已经浑身大汗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及时赶来了。我到达时，很多人已经到了。他们是佩内洛普的同事，有上百名。其中少数高级职员穿着晚礼服或长裙，其余的穿着休闲西服。他们所有人都拥在一块，走进了一楼的多功能厅。厅内墙壁上装有近光灯以及塑料盔甲。他们抬肘举怀，畅饮甜暖的白葡萄酒，而我这个后来者却被挡在大厅边上，跟侍者们待在一起，他们中多数是黑人。

一开始我没能看到佩内洛普。我想她跟我一样擅离职守了。有一会儿我还希望她已决定最后入场，直到我看见她挤在大厅的另一端，正跟她报社的高层们说得兴高采烈。她穿着一套绸缎制成的长裤套装，很新很平滑。那一定是她当做礼物买给自己，并在办公室或者在她来此前最后待的其他什么地方换上的。为什么，我大脑的一边在大叫，哦，为什么我没买来送给她？为什么一周前吃早餐或者在床上睡觉时我没有想到她也许正等着我对她说：佩内洛普，亲爱的，我有个好主意。我们一起去骑士桥，给我俩选购一身新衣服，好参加为你举办的盛宴，全部由我付账，如何？购物是她的最爱。我本可以早就安排好这一切的，我本可以扮做她的仰慕者，在她最喜欢的一家餐厅里请她共进晚餐，而不介意她赚的钱不仅是我的两倍，还有说了你也不信的丰厚外快。

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原因——我还是等时机更合适时才跟你们说吧——我大脑的另外一边很高兴我没有向她这样提议过。这跟钱无关，倒是与压力之下人的逆反心理有很大的关系。不知道是谁的手掐了我屁股一下。我转过身来，刚好对上了杰利科充满笑意的目光。杰利科昵称“杰利”，是佩内洛普所在报社最新的一颗“白人青年中的希望之星”，最近刚刚从一家敌对报社跳槽过来。像往常一样，他懒洋洋、醉醺醺、古里古怪的，中指与食指间夹着根手卷香烟，正向我示意。

“嘿，佩内洛普，是我，我来啦。”我不理他，大声叫道，“医院里有事耽搁了。真抱歉。”为了什么要抱歉？为被耽搁在那里抱歉？几个人转过头来看着我。“哦，他呀，叫萨尔沃，是佩内洛普的老公。”我转动脑筋，又更大声地叫了起来：“嗨，佩内洛普。还记得我吗？是我，你迟到的老公。”我脑筋急转弯，炮制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封面故事，讲的就是我服务的一家医院——为防万一，我不想说是哪家医院——把我召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卢旺达病人床边。他有犯罪前科，现在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医院要求我不仅要为护理人员，也要为两个苏格兰场探员翻译他的话。我希望佩内洛普能接受这个理由，能让她感叹一声：可怜的萨尔沃。我看见她脸上露出柔和的微笑。我想我得挤到她那里去。但我突然意识到灯光照在一个脖子粗大的男人身上，他穿着一身晚礼服，站在一把椅子上，满口苏格兰土音英语，大声叫道：“该死的，安静！闭嘴，所有人都他妈的闭嘴！”

底下这群乱哄哄的听众立刻就静了下来，变得跟绵羊一样驯服，都往他那边聚集过去。因为他就是佩内洛普报社那个大权独揽的主编费格斯·索恩，新闻界称之为“大喇叭索恩”。索恩提议说他要为我妻子佩内洛普发表一个幽默有趣的演说。我期待着，同时也尽力地想要与佩内洛普的目光对上，但我敢肯定，她正仰望着她的老板，就像花儿迎着给予它们生命的阳光一样。

“现在，我们都认识佩内洛普了。”大喇叭索恩说道。下面听众发出了阵阵阿谀奉承的掌声，他满不在乎，但这掌声却惹恼了我。“我们也都爱佩内洛普，”——他重重地顿了一下——“不过是用我们独特的方式。”

我竭尽全力想要挤出一条路走到佩内洛普身边，但人群已经把路堵死了。佩内洛普就像娇羞的新娘一样被拉到台上，温顺地站在索恩旁边。而这也正给了索恩机会，他低头便可以看到她低胸礼服下的无限风光。我心里开始想，她可能根本就不记得我没来，也不会注意到我来了。这时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类似“上帝的裁判”一般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开来。我的胸膛在颤抖，我感到一种麻木感很有节奏地从我左乳传来。我想我就要死了。我拍了拍麻木的部位，这才意识到是手机以一种我不熟悉的模式在震动，那模式是一小时三十五分钟前我离开医院之前设定好的。

我原先没能挤进人群中，现在却方便了。台上索恩先生正在一语双关地评价着佩内洛普，我心里却在感激这个电话，蹑手蹑脚地走向一扇标向“卫生间”的门。出门之前，我再一次回头，却看到佩内洛普正抬起新做了发型的头看着老板，嘴巴因惊喜而张开。在她用料甚少的低胸礼服下，可以看到她的胸部一起一伏。我任手机一直震动着，直到下了三级台阶到了一处安静的走廊我才屏住呼吸，按下接听键。手机里传来的既不是我最害怕也不是我最希望听到的声音，而是国防部官员安德森先生那长辈似的北部乡村口音。他问我能否马上为国家承担一项相当重要的口译任务，他诚恳地希望我能去一趟。

安德森先生居然亲自打电话给我这样一个兼职人员，这表明他手上这个口译任务极其重要。正常情况下，和我联系的人会是巴尼，安德森先生手下那个说话没谱的部门主管。在过去的十天当中，巴尼已经两次告诉我有十万火急的任务，让我整装待命，最后却告诉我不用去了。“现在就得决定，安德森先生？”

“就现在。如果方便的话，越快越好。很抱歉打断你的酒会或是其他什么事情，但我们需要你快一点决定。”他继续说道。听到他知道佩内洛普的酒会，我本以为我会吃惊的，但我没有，因为安德森先生的职责就是了解平民百姓不可能了解的事情。“任务与你的家乡，萨尔沃，你心中的地方有关。”

“但安德森先生，我……”

“有问题吗，孩子？”

“不仅仅是她的酒会，后面还有她报社新老板举行的晚宴。要穿晚礼服的。”我补充道，想要镇住他。“酒会是前所未有的。我是说，酒会是一个老板举办的。没错，他是主编，但也是老板……”无论是出于内疚，还是出于真爱，总之我亏欠了佩内洛普，我必须拒绝这次任务。

安德森先生沉默了下来，就好像我说的话让他有点措手不及。但没人能让他这样，他就是一块岩石，而他自己的教堂就建在这块岩石上面。

“你穿着那衣服吗，孩子？晚礼服？”

“千真万确，安德森先生。”

“现在？就在我们讲话时？你已经穿着晚礼服？”

“是的。”他想说些什么？想说我正在参加酒神节？他又沉默了，我怀疑比上次还要更厉害，因为我听见他的大手在话筒上摩挲的声音。于是我又问道：“顺便问一下，这次任务要多久？”

“你问什么要多久，孩子？”他问，就好像他没听懂我的话。

“这次口译任务，先生。你需要我去做的这项紧急工作。要做多久？”

“两天。保险起见，要三天吧。对方会付大价钱，他们愿意这样。五千美元他们不会觉得太贵的。”他大概是跟人问了一下——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语气明显轻松了下来，“那里提供衣服，萨尔沃。他们告诉我衣服不是问题。”

他说“他们告诉我”，这提醒了我，我很想继续问他“他们”究竟是谁，到底是谁愿意给我提供这种前所未有的丰厚报酬，而不仅仅是一小笔酬金外加几小时的休息时间——这通常是你光荣地保卫祖国之后所能获得的一切。但我有点怕安德森先生，没再追问下去。跟他在一起时我常这样。

“周一我要去高等法院，安德森先生。那有个大案子，”我恳求道。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戴上爱妻这顶大帽子，“我是说，我怎么向老婆交代？”

“我们已经找人去代替你了，萨尔沃。高等法院对新安排没意见，谢谢你提起这件事。”他顿了顿，而我也不说话。“至于你妻子，你可以告诉她，有一家长期合作的公司有紧急事情需要你为他们翻译，而你不能让他们失望。”

“好的，先生。我明白了。”

“解释越多，纠缠越多，所以，你不要多作解释。对了，你身上穿的就是锃光发亮的皮鞋与礼服衬衫这类的服饰吗？”

尽管脑子里困惑不解，但我还是承认，身上的服饰都属于这种风格。

“为什么我听不到你手机那边有酒会上无聊的闲谈声？”

我解释道，为了接他这个电话我已经走到走廊里了。

“你附近有没有单独的出口？”

我看到旁边就有一段下行的楼梯。虽然不知他问这是什么意思，但我还是说了。

“那么你就不要回酒会了。到了街上，往左看，你会看到一辆蓝色的蒙迪欧停在一家投注站外面。车牌号的最后三个字母是‘LTU’，司机是个白人，名叫弗雷德。对了，你穿几码的鞋？”地球上的任何人都不会忘记他自己的鞋码，但我还是不得不拼命地想了想才记起来，是9码。

“9码松一点还是紧一点？”

松一点，先生，我说道。我本可以加上这一句，麦克尔修士过去常说我有一双非洲人的脚，但我没说出来。我的心思既不在麦克尔修士，也不在我的脚，同样不在非洲人，实际上不在任何东西上面，包括安德森先生说的事关国家要事的任务，尽管我像以前一样渴望为女王陛下和国家服务。目前的情况让我知道，我有个从天而降的机会逃离酒会，我将坐在少有的飞机减压舱里，去干上两天报酬极高的工作，在豪华酒店里独自静思两夜，将个人世界里错位的部分复位。从晚礼服内兜里取出手机贴在耳朵上时，我闻到了来自非洲的黑人女护士汉娜的体香。英国夏令时昨晚十一点后不久我俩就开始疯狂地做爱，一直持续到一小时三十五分钟前我离开医院的那一刻。由于我急于准时赶到佩内洛普的酒会，甚至还没能洗掉她的味道。

2

你可能敢出巨资跟我打赌，受先母血统的影响，我会从骨子里相信征兆、占卜、迷信、巫师之类，但我不信。事实上，我走近汉娜的整个过程中都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征兆，我要是留心的话本可以察觉到的，但我没有。

就在那个倒霉的周五之前的周一傍晚，我记得，出现了第一个征兆。当时我在巴特西公园路一家名为“贝拉·维斯特餐厅”的小饭店里，独自一人吃着经过回收处理的环保食品意大利塞肉通心粉，喝着意大利盖恩卡娄公司生产的高浓度基安蒂红葡萄酒，但没什么胃口。为了提高自我修养，我身上正带着一本平装本的安东尼亚·弗雷泽的著作《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英国历史是我知识库里的一大弱点，在安德森先生的亲切指导下我正努力弥补。他在英伦三岛历史方面是一名有影响的学者。餐厅里空荡荡的，只有两桌人在吃饭。人多的一桌在侧厅里，他们是外地人，叽叽喳喳的。人少的一桌专为等爱的人而设，今晚却坐着一个穿戴得整整齐齐的绅士，大概是一名退了休的专业人员，身材矮小，而且我注意到他的鞋子擦得锃亮。自从进入圣心避难所学校以来，我就很尊重鞋子总是擦得亮亮的那类人。

我从未想过自己居然会吃这样的通心粉。那天是我与佩内洛普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我很早就回到家中准备她最喜欢吃的饭菜：一道酒焖仔鸡，一瓶最上等的法国勃艮第红葡萄酒，以及一份在本地熟食店买的、已经切好的法国布里白乳酪。她打电话给我，说一名足球名星的私人生活出现危机，她正在采访，不到半夜回不来。当时我已经用酒焖好了鸡排，对记者们变幻莫测的行为也已经习以为常，但我知道她所谓的“采访现场”就是与相好媾和交欢的地方。我当时的反应后来想起来连自己都吃惊。

我没有尖叫。我不是遇事会尖叫的那种人。我是一个冷静、已被同化的浅粽色皮肤的英国人。我要比同化我的英国人还要内敛得多。我轻轻地放下话筒，想也不想就把鸡排、乳酪跟去了皮的土豆扔进垃圾处理器，手指按到“冲洗”按钮上，一直按着，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按了多久，但即使那只鸡还会反抗都没必要那么久。我清醒过来时，意识到自己正轻快地沿着威尔士王子大道往西走去，夹克口袋里就塞着那本《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

贝拉·维斯特餐厅的那张大椭圆餐桌上坐着三对夫妇。男的长得都很健壮，穿着运动夹克，妻子们也一样壮，显然，他们过惯了好日子。有意无意间，我很快就了解到，他们来自小镇里克曼沃斯，他们称之为“里基”。他们来巴特西公园参加一场名为“天皇”的日场演唱会。他们中说话最大声的是一个女的，她觉得这场演出不怎么样。她说她从不喜欢日本人，在她看来，日本人并不会因为唱歌而变好。她一个人狂侃，想到什么话题就说上一番。有时候，她得停下来想一下要说什么，就“呃”几声再接着说。但她其实不必担心，因为其他人没那个胆子打断她。她气不喘，调不变，一口气从“天皇”演唱会说到她最近做的手术上。给她做手术的那个妇科医生把手术搞砸了，但没关系，对方是她的密友，她已经决定不起诉他了。她又马不停蹄地从手术说到她的女婿，一个艺术家，那人让她很不满意，是她所认识的人中最懒的一个。她还发表了其他看法，意见都很强烈，她的那些观点对于我并不陌生。她说这些时就像是扯着喉咙在喊一样。那位鞋子擦得锃亮的小个子绅士本来在看《每日电讯报》，猛地把摊开的报纸合了起来，纵向对折，用它拍起桌子，啪，砰，啪，然后又多拍一下想看看别人有无反应。

“我有话要说。”他对着空气挑衅似地宣布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这是在阐述其个人原则，向他自己而不是别人。

说完，他走向那三个健壮男人中个子最大的一个。贝拉·维斯特餐厅是一家意大利式餐厅，地板是水磨石的，没有窗帘，抹灰顶棚又矮又亮。那桌人即使没听见他的声明，至少也应当听见他走路时那双锃亮的鞋子踩在地板上发出的“砰砰”声，但那个唱主角的妇女正向大家大讲她对现代雕塑的看法，在她眼里，它们毫无价值。那个小个子绅士连喊了好几声“先生！”才让那桌人注意到他。

“先生！”他又叫了一声，礼貌而又严厉地对那位“桌长”说道，“我来这里是要用餐读报的，”——他像举起狗咬胶之类的法庭证据似的举起报纸——“但事与愿违，我居然饱受洪浪般的对话噪音侵扰，这么吵闹、琐碎、刺耳，结果我——嗯——”——他用“嗯”对那桌人开始注意他讲话表示感谢——“而且这其中还有一个声音，先生，比其他声音都要吵。我不想指责你们，我是绅士。但是，先生，我请求你们好自为之。”

这样讲完之后，小个子绅士并未就此离开“战场”。相反，他站在那桌人面前，就像一位面对着不停开火的敌人仍旧坚守阵地的自由斗士，抬头挺胸，两脚合拢，鞋子锃亮，报纸整齐地放置一旁。三个壮汉盯着他，一脸狐疑，那个被惹恼的妇女则盯着她丈夫。

“亲爱的，”她咕哝道，“做点什么！”

做什么？如果他们做了些什么，那我要做些什么吗？很明显，那三个来自里基的大汉是老运动员。他们穿的运动夹克上的饰章散发出运动队标志的光芒，不难猜出他们曾是警察橄榄球队的一员。如果他们狠揍小个子绅士一顿，我这样一个棕色皮肤的无辜旁观者又能做些什么呢？只会让自己被打得更狠，还会被警察以违反《反恐怖法》的罪名逮捕，对吧？

结果，那三个男的什么也没做。他们并未猛扁小个子绅士，然后把他扔到街上，随后把我也扔出去，都没有。相反，他们看了看自己强壮有力的双手，大声讨论起来，一致认定那个可怜的家伙明显有问题。他们认为他精神失常，对公众是个威胁。其中一人还建议打电话叫救护车过来。

至于那个小个子绅士，他回到自己那张桌子，留下一张面值二十英镑的钞票，对着侧厅很威严地叫了一声“祝你们晚安，先生”，但对我什么也没表示，便大踏步走到街上。他个儿不高，但此刻在我看来却像巨人一样。我一直坐在原处，假装在看《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心中把自己和他作了对比：一个敢在老虎身上掐一把；一个一边说着“是的，亲爱的，我完全理解”，一边却把酒焖仔鸡倒进垃圾处理器。

我记得第二个征兆出现在此后一天，即周二晚上。那晚我在“聊天室”里完成四小时保家卫国的工作量之后才返回巴特西。途中我做出了连自己也吃惊的举动：我居然提前三站就跳下了还没停稳的公交车，全速奔跑起来。从逻辑上讲，我本应穿过邻近威尔士王子大道的那座公园，但我转身跑向我刚刚经过的那座通往切尔西的大桥。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啊，我是很冲动，但是什么使我冲动呢？当时正是上下班车流的最高峰。一直以来，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很讨厌在那些缓慢前行的车辆旁边步行，因为我不喜欢车里的人那样看我。当时我穿着我那双最好的加拿大街鞋，鞋孔与鞋跟都嵌着皮，后半侧是用橡胶做的。我拼命地奔跑，身体前倾。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肤色、一样的体格、一样的年龄，也一样带着一个公文包，那你不难想像当时的情景。我在患了炸弹恐惧症的伦敦疯狂地全速飞奔，目光直直地看着前方，不向任何人求救，也不急匆匆地闯入人群当中。显然，这样的奔跑在一天的任何时候都是疯狂的，在上下班高峰期就更是神经错乱了。

我需要运动吗？我不需要。佩内洛普有私人教练，而我则会绕着公园晨跑。我之所以沿着熙熙攘攘的人行道狂奔，穿过大桥，是因为我刚才从公交车接近顶部的高度看到了一个吓呆了的小孩。我大概只能为自己找到这个理由了。他六七岁，正困在河流与道路之间的花岗岩石壁当中。他的脚踝抵住石壁，双臂伸展开来，他的头歪向一旁，不敢往上看或往下看。在他下方，车流不停地飞驰而过。在他上方，有一道狭窄的挡墙，那可能是专为年纪大一些的想出风头的坏小孩设计的。现在挡墙上就有两个坏小孩，边跳边笑他，嘘他，说有胆子就上来。但他上不去，他怕车流，更恐高。他知道，即使他设法爬到挡墙的另一端，他也会从六十英尺高的半空中掉下来，掉到牵道上，或掉到河里。他既恐高，也不会游泳。这正是我拼命狂奔的原因，我觉得这么做值得。

当我跑到那里，已经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但我看到了什么？没有小孩，不管是吓呆了的还是欢蹦乱跳的，都没有。而且那里的地形也变了，没有花岗岩护墙。护墙的一边没有让人看得头晕的人流与车流，另一边也没有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在大桥中间的警察值勤处，一个面容和蔼的女警正在指挥交通。

“不要跟我说话，亲爱的。”她一边打着旗语一边说。

“你刚才看见三个小孩在这里玩耍吗？他们可能死了。”

“我这里没看见，亲爱的。”

“但我看见他们了，我发誓我看见了。有一个较小的孩子困在石壁上。”

“你再烦我一分钟，我就带你到局子报到，亲爱的。现在请你开路。”

于是我就离开了。我转身走过了大桥。我从一开始就不该过这座大桥的。一整个晚上我边等佩内洛普回家，边想着那个进了虚幻地狱里的吓呆的小孩。第二天早晨，我生怕吵醒佩内洛普，便蹑手蹑脚地走到盥洗室。直到这时，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小孩依然困扰着我。那天白天在为一家荷兰钻石财团做口译时，我把有关那小孩的事锁进我大脑深处，那里还藏有许多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到了晚上，那小孩依然出现在我脑海里，他双臂伸展，手指使劲地攀附在花岗岩石壁上。次日清晨，北伦敦地区医院紧急召我，七点四十五分我出现在那里的热带病病房里，为一名看不出年纪的垂死非洲人作口译。那人只讲母语金亚旺达语，拒绝使用其他任何语言，所以别人一个字都听不懂。

在蓝色夜明灯的指引下，我沿着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往前走。一些奇特的路标已经告诉我要走哪条路了。一些病床被屏风隔开，以示为重症病床，我们要去的就是这样的病床。我蹲伏在床的一边，另一边就是一位身份较高的护士，中间只隔着那个垂死病人的双膝。据我推断，这个护士是中非黑人后裔，其学识与责任心都超过多数医生，但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可不是这些，而是她走进病房时步履轻快、俊气逼人的样子。她左胸上佩着一个名牌，写着“汉娜”，但那不太可能是她的名字。她脖子上挂着一个金质十字架，扣着扣子的蓝白色制服紧裹着修长苗条的身躯。当她站起来在病房里走动时，就好像舞蹈家那样轻盈。她的头发整齐地梳编起来，从额头一路往后压，与头后面的头发浑然一体。不过出于实际需要，她的头发已经剪短了。

我和汉娜两人一直长时间地注意对方，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得等她说话，而她得等我翻译。她连珠炮似地问病人问题，我感觉她的问题简洁、准确、体贴，而我则适时地将其翻译成金亚旺达语，然后两人就等那个可怜的家伙回答，有时候我感觉到得连续等好几分钟。他用童年在非洲时说话的那种口音咕哝着回答，决意把童年作为人生的最后回忆。

汉娜在另一名护士格蕾丝协助下为病人做了其他一些仁义之举。我从口音听出格蕾丝是牙买加人，她也是个好女人。格蕾丝站在病人头旁边，帮他擦掉呕吐物，检查输液情况，或处理其他更难做的事。从她与汉娜之间的互动与神情来看，她是汉娜的好友。但我这里要记下的不是这些事。

你得知道，我讨厌医院，真的讨厌。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我对保健这个行业很感冒。血液，针，便盆，装有剪刀的担架车，外科手术散发出的味道，病人，死狗以及路边被碾死的獾，我不得不面对这些，而且现在已经感到躁动不安。任何正常人如果在卫生状况很差的非洲山区诊所里先后被切除扁桃腺、阑尾与包皮，也都会有此感觉。

此前我见过汉娜一次。但我现在意识到，在过去的三周时间里，不知不觉间她就已经印在我心头，她可不只是在这个不幸之处的白衣天使主管。我跟她聊过，但她已经不记得了。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我请她在我的完工证明上签字，以证明我已履约完工，效果让她满意。她笑了笑，头歪到一边，像是在想她是否真的可以确认自己很满意，然后很随意地从耳根后抽出一根白板笔签了名。就她自己而言，她那种姿势无疑是天真活泼的表现，但却打动了我。在我过于丰富的想像中，这是宽衣解带的前奏。

但今晚我却没有这种不合宜的非分之想。整个晚上我们都坐在那个垂死病人的床边，一直工作。汉娜这个保健专家紧咬牙根，排除工作以外的任何东西干扰情绪。午餐之前我就至少三次看见她这样子，于是我也模仿起她来。

“请你问一下他的姓名。”她用带着法国腔的英语命令道。

那个病人想了好久才告诉我们，他叫让-皮埃尔。带着穷途末路时仅剩的那种凶暴，他还补充道，他是图西族人，他对此很自豪。对于这条没有必要的信息，我和汉娜默契地一致同意加以忽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让-皮埃尔长着一幅典型的图西族容貌：他颊骨高耸，下巴突出，后脑勺特长，恰恰就像一般非洲人的想像中图西族人的模样，尽管许多图西人并不长成这个样子。

“让-皮埃尔？那你姓什么？”汉娜的问题总是十分精准，我译了她的话。

是让-皮埃尔没听见我说的话还是他不喜欢有姓？在等他回答时，我和汉娜第一次长时间地对视着。之所以说“长时间”是因为如果你只是察看一下你的服务对象是否在听你说，那么看的时间没必要那么长，而且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让-皮埃尔也没有。

“请你问一下他住在哪里。”汉娜说道。跟我一样，她也不引人注意地清了清嗓子，就好像喉咙被堵住了似的。令我既惊又喜的是，她这一次好像把我当做她的东非斯瓦西里老乡，用的是斯瓦希里语。而且她似乎还嫌不够过瘾，居然用起了东刚果妇女特有的口音。

但我到这里是来翻译的。既然汉娜已经问了病人另一个问题，我就必须翻译。我把她的问题从斯瓦希里语译成金亚旺达语，又把让-皮埃尔的回答从金亚旺达语译成斯瓦希里语。这次我复制了——如果说“模仿”还不够准确的话——她那让我感到很熟悉的甜美口音。

“我住在希思公园，”我对汉娜说道，重复着让-皮埃尔的回答，就好像这些话就是我们自己说的一样，“住在灌木林下。那就是我要回去的地方，只要我离开了这个”——我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下去——“地方。”为礼貌起见，我把他用来形容医院的那个别称略去不译。“汉娜，”我继续说道，但可能是为了稍微缓和一下压抑的气氛，这回我讲的是英语，“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你是谁？你是哪里人？”

她毫不犹豫地就告诉我她的国籍。“我来自刚果北基伍省戈马市，我是南德部落的一员。”她低声咕哝着，“而这个可怜的卢旺达人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要真真切切地告诉你，她的呼吸急促了起来，双眼圆睁，神情焦急，想让我理解她。她立刻向我讲述了她印象中所热爱的刚果：亲朋好友的死尸一片狼藉，田地荒芜，家畜死亡，城镇焚毁一空，这就是她的家园。卢旺达人蜂拥着冲过边界，把东刚果变为他们的内战战场，给这片因为被国际社会忽视而早已死气沉沉的土地又带来了难言的恐怖。

一开始，这些侵略者只想追杀那些在一百天之内就屠杀了他们一百万同胞的种族灭绝者。但最初的全力追杀很快就变成为争夺基伍矿产资源的大混战，结果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刚果几乎完全崩溃。而这也正是我极力要向佩内洛普解释清楚的。她是一名尽职尽责的英国公司新闻记者，一有消息就喜欢让大家分享。亲爱的，我说道，听我说，我知道你很忙。我知道你那份报纸坚持以家庭为导向。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就这一次，请你刊登一些东西，任何东西都行，告诉全世界东刚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把这称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你却没当回事。我向你保证，这不是一场弹雨呼啸的战争。不是子弹、砍刀和手榴弹在杀人，是霍乱、痢疾以及由来已久的大饥荒在杀人，而且大部分死者还不足五岁。就在我们说话时，他们每个月仍然要死上数以千计的人。所以报纸上什么地方一定有报道，肯定有。你看，这里就有。第29版，在纵横字谜游戏后面。

我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些让人郁闷的消息的呢？凌晨时分我躺在床上等佩内洛普回家。她半夜加班，我就收听BBC的“全球广播”节目及一些远在非洲的广播电台的节目。她带着提供消息的人出去吃饭时，我独自一人坐在网吧里。我偷偷地购买非洲杂志。她参加周末进修课程，学习她认为必须进修的一切科目，而我却身穿笨重的风雪短大衣，头戴羊毛绒球帽，站在户外集会人群的后面。

格蕾丝要换班了，无精打采，强忍着不打哈欠。她对非洲的事情一无所知，也没理由知道。她不做字谜游戏，她也不知道我和汉娜正在参加一项象征人类和解的行动。我们面前躺着一个自称“让-皮埃尔”的垂死的卢旺达人，床边坐着一个名叫“汉娜”的年轻刚果妇女。汉娜自小被教育要把让-皮埃尔及其族人视作造成她祖国苦难的惟一罪魁祸首。但她不理会让-皮埃尔了吗？她是另叫了一个同事照顾他还是交给正打着哈欠的格蕾丝呢？不，她没有。她握着他的手，称他是“可怜的卢旺达人”。

“请你问他过去住在哪里，萨尔沃。”汉娜用她那口法国腔英语一本正经地命令道。

又是等待。我是说我和汉娜两人心有灵犀地盯着对方，有点儿慌乱，有点儿难以置信，就像有两个人在分享没有“天眼”的人所看不见的“天启”。但格蕾丝却看见了。她全神贯注地关注着我俩的关系进展情况。

“让-皮埃尔，你到汉普斯德特希思公园之前住在哪里？”我问道，声音如汉娜一样，一丝情感也未流露。

在坐牢。

坐牢之前呢？

虽然他老半天没吭声，但最终还是给了个地址以及一个伦敦地区的电话号码。我把他的话翻译给汉娜听，而她又一次从耳后摸出那根白板笔，将其记录到笔记本上。她撕下一页纸，递给格蕾丝，而格蕾丝便悄悄地离开病房去打电话。她走得不怎么乐意，因为她不想错过好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病人让-皮埃尔就像是从噩梦中醒来一般，笔直地坐了起来，身上还插着一堆输液管，用金亚旺达语粗野地说我他妈的出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他没同意警察就把他拉到这儿。让-皮埃尔说这些话时汉娜正用英语叫我把她要问的话“精确”地翻译给他听。激动之下，她的话音低了。她说，萨尔沃，不管你个人出于对病人的关心想为他多做多少事情，但你翻译时请一定要做到不增不减——到目前为止，“病人”对我们二人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我用同样低的声音向她保证，不管她说的话是多么地让我痛苦，我都不会加以修饰美化。

“我们已经去叫住院医师了，他会尽快赶过来。”汉娜讲得很从容，中间也会停顿一下，好让我有时间翻译，但她停顿的方式比我以前的许多顾客要聪明得多。“我不得不通知你，让-皮埃尔，你患上了急性血液病。而据我判断，你被送来诊治时已经太晚了。对此我很遗憾，但你得面对现实。”

然而她说话时眼中有真心的希望，一种对于人生可以救赎的清晰而喜悦的确信。如果汉娜可以这么直截了当地透露坏消息，那么她一定知道让-皮埃尔能够面对，而我也应该就这么译。我尽可能恰当地把她的话翻译给让-皮埃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语精确”只是外人的错觉，因为跟可怜的让-皮埃尔同样地位的卢旺达人很少会有人了解急性血液病之类。之后，汉娜让他重复一下她刚才的话——当然是由我翻译——以确认他已知情。我知道他们俩都清楚了，没什么好再费口舌了。

让-皮埃尔粗声粗气地重复了汉娜的话，我又将他的话翻译给汉娜听。之后汉娜又问我，让-皮埃尔在等亲人到来之前有什么愿望没有。我们都知道，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他，他很可能在他亲人到来之前就会死去。她问他为什么在希思公园露宿，而不回家同妻子儿女待在一起，但没让我翻译，于是我也就没翻。但我意识到她的问题涉及个人隐私，而我要是译了也涉及隐私。既然这个卢旺达人要护着自己的隐私，那他干吗要到汉普斯德特希思公园去死？

这时我才注意到，汉娜不仅握着让-皮埃尔的手，也正握着我的手。格蕾丝注意到了，而且印象深刻，但她并不好奇，因为她知道，我也知道，她的朋友汉娜并不会握住口译员的手，如果对方仅仅是个口译员的话。我身上有一半刚果人的血统，手是小牛皮的那种棕色。汉娜的是真正纯种黑人的手，手掌白里透红。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交缠在卢旺达人的病床上，而后者竟是我们的敌人。这与性无关，让-皮埃尔还在我俩之间，奄奄一息，这怎么可能呢？这与才发现的血缘关系有关，我们这是在相互安慰，同时也是在安慰我俩共同的病人。这是因为她心潮澎湃，而我也一样。面对那个可怜的垂死的让-皮埃尔，她心中很受触动，尽管她值班时每天从早到晚都会看见垂死的人。我们正在照顾被我们视作敌人的病人，这使她感动。从汉娜戴的金质十字架我看出与她自小相伴的福音信仰，她正以基督教的爱去爱一个敌人。她也被我的声音触动。每次我从斯瓦希里语译成金亚旺达语，然后又从金亚旺达语译成斯瓦希里语，她就会低下头，就好像是在祈祷似的。要是她愿意听的话，我会尽量用眼睛努力告诉她，我们是双方一生都在寻找的人。她会心潮澎湃的。

我不想说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握着彼此的手，因为我们确实没有，但我们审视彼此的内心。她背对着我，俯下修长的身躯，托起让-皮埃尔的身体，轻抚他的双颊，又检查格蕾丝为他安好的医疗器械。但每次她转过身时，我在等她；我知道，她也正等我。后来，我在霓虹灯下的门柱旁等她下班。她走出门来，目光低垂着跟我走到一块。我俩没有像信教使团的孩子那样羞涩地拥抱，而是像热切的学生那样手拉着手，上山走向她的宿舍。我们沿着弥漫着亚洲食品味道的狭窄过道，走到一扇紧锁着的门前，然后拿出钥匙开门。我俩曾在那个垂死的卢旺达病人面前眉目传情。而当我们的病人悄然归西，我们已感觉到对彼此的责任。随后的事情终于在开启的门后水到渠成。

因此，那夜，在激情四溢地几番翻云弄雨之间我们很聊得来。自麦克尔修士过世之后，除了安德森先生以外，再没有任何知己能够进入我的生命中跟我谈心，更不必说像汉娜这样漂亮、热切而谈笑风生的非洲女子。她心中惟一的呼唤就是为了世上的苦难者，她不会用任何语言向你要任何你不打算给的东西。描述自己经历时我们讲英语，做爱时我们用法语，讲到我们对非洲的梦想时，我们怎么能不用刚果味十足的斯瓦希里语呢——那是我们童年时代使用的，乐趣与暗讽完美共存的语言啊！在这不眠不休的二十小时内，汉娜化身为姐妹、情人、好朋友，而这些，在我苦难的童年时代，一直没能拥有过。

从小被教育要严守十诫，现在却成了彻底的通奸者。我们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在犯下罪业吗？不，我们没有。我们确实谈过我的婚姻，我说它已死了，这我确定。我们确实谈过汉娜年幼的儿子诺亚，她把他留在乌干达她阿姨那里，我俩都希望能见到他。我们又谈起誓约，谈起政治，说着彼此的回忆，喝着加了苏打水的酸果蔓汁，吃着外卖比萨饼，然后就一直做爱，直到她依依不舍地穿上制服，也顾不上我再拥抱一次的恳求，就下山到医院去上她正在修的麻醉学课，然后就得开始上夜班，跟垂死的病人待在一起。由于发生了爆炸事件，伦敦的地铁只开通了部分线路，坐公交车的时间太长。天啊，看看都几点了！于是我就找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不过汉娜跟我告别时用斯瓦希里语说的话依然在我耳中回响。当时她用双手捧住我的脸，欢快地轻晃着头说：

“萨尔沃，你父母生你的时候，一定非常相爱。”

3

“我可以打开车窗吗？”我大声问来载我的白人司机弗雷德。

弗雷德娴熟地开着蒙迪欧轿车穿行在周五晚上繁忙的车流中，而我舒舒服服地坐在轿车后座软垫上，心情因解脱而近乎狂喜。

“你自己开，兄弟。”他大声回答道。我的耳朵敏锐堪比针尖，立刻就从口语用词“兄弟”听出了英国公学口音。弗雷德跟我年纪差不多，开车时很是沉着镇定。我已经喜欢上他了。我摇低车窗，任夜晚的暖风吹拂。

“知道我们去哪里吗，弗雷德？”

“南奥德利大街尽头。”他以为我担心车速太快，便又说，“别担心，我会安全地把你送到那里的。”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我没在担心什么，我只是很惊讶。迄今为止，我跟安德森先生都是在白厅的机构总部会面。那里有很多走廊，犹如一座迷宫；走廊地板上铺着地毯，砖墙则刷了绿漆。安德森先生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房间周围由手持对讲机、身着灰黄制服的警卫守卫着，戒备森严。屋内墙壁上挂着安德森先生的妻子、女儿与爱犬的彩照，彩照间点缀着颁发给七橡树合唱团的镶有金边的奖状——合唱是他的另一爱好。我曾收到一封密信，征召我来接受一个自称“语言审查委员会”的神秘机构所主持的一系列面试。面试之后，也正是在这个屋子里，安德森先生先是对我一番训诫，这他以前一定已经做过上百次了；然后拿给我一份预先输入内容再打印出来的表格，上面印有我的姓名、我的出生日期与出生地点；最后当我在表格上面签完名后，他就向我宣读了《政府保密法》及众多吓人的惩罚规定。

“现在你不会反悔了，是吧，孩子？”他说道。他说话的语调让我不禁回想起麦克尔修士的声音。“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他们告诉我的都属实的话，你就是我们部门里最最能干的一员了。你很好地掌握了许多很有意思的语言，而且你的职业声誉是最高的A级。对此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能够视而不见，我们这个部门也不例外。”

我不确定他属于政府哪个部门，但他已经告诉我，他是高级文职官员，这对我来说应当就足够了。我也没问我掌握的语言中哪些他觉得有趣。如果不是因为我太飘飘欲仙了，我可能就已经问他了，因为有时候我对他人的尊敬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

“但这并不能让你成为能呼风唤雨的要人，千万别这么想。”他继续说道，但仍然是在谈我的资格问题。“你会成为一名PTA，也就是兼职助理。你的职位肯定不会比这低。你的身份是秘密的，但你只是我们的外围成员，而且除非我们为你提供一个职位，否则你就将一直只是外围成员。我并不是在说某些外围成员不是表现最佳的人员，因为有些外围人员恰恰表现得最好。在我妻子玛丽看来，他们干得更棒，表现得更好。你听明白了吗，萨尔沃？”

“明白了，先生。”

我意识到，就像小时候我太常用“您老”一词一样，现在我也太常说“先生”了。但在圣心避难所学校里，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牧师，你就得称呼他为“先生”。

“那么请你重复一下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好让我们彼此都清清楚楚。”他这样建议道。他的说话技巧与汉娜向让-皮埃尔透露坏消息时用的一样。

“你说我不应失去自制力，不应过于——”我刚准备说出“兴奋”一词，但还是及时收住了口，改说成“狂热”。

“我是叫你要掩饰自己眼中热切的神色，孩子。从今以后，永远如此。因为如果我再看见你这样，我会为你担心的。我们有信仰，但不狂热。把你不寻常的天分抛到脑后，因为我们这里提供给你的只是一份正常的工作，像做烤肉加土豆一样单调。不同的只是，你知道这是在为女王和国家服务，而你我都乐意报效祖国。除此以外，这份工作与你在任何一个潮湿的下午为任何一个顾客所做的没有区别。”

我向他保证，在我的个人喜好中，爱国第一。这次我小心地避免表现得过于狂热。

“当然我得承认，二者之间其实还是有其他一些不同之处。”他接着说，像是在反驳我的异议，尽管我其实根本就没有提出异议。“其一，你戴上耳机之前，我们不会给你提供太多的背景介绍材料。你不会知道谁在跟谁说话，在哪儿说话，他们在谈论什么，或者我们是怎么弄到他们的对话的。即使我们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因为说了就不安全。如果你确实有什么个人见解，我建议你自己留着。萨尔沃，这就是你签字保证要遵守的规定，也就是机密的含义。如果我们发现你违规，你的档案会留下污点，你就出局了。而且这种污点和别的不一样，是洗不掉的。”他自感满意地补充道，尽管我忍不住在想他是否在影射我的肤色。“你想不想撕掉这一纸合约，将此置之脑后？要知道，这可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听到这些，我咽了咽唾沫，说道：“不，先生。我加入了，真的。”我尽可能地保持冷静。他握住我的手，欢迎我加入他戏称为“荣誉监听专家公司”的秘密机构。

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安德森先生想要浇灭我热情的努力是白费了。我们工作的地方是一处名为“聊天室”的地下建筑，很安全，那里有四十间隔音小屋。脾气温和的部门主管巴尼穿着彩色的马甲，从悬臂支撑的阳台上监督我们。安德森先生就把这叫做烤肉加土豆？穿着牛仔服的姑娘们送来又取走我们的磁带、抄录本，以及茶杯。换茶杯的行为有悖于工作场所里“政治正确”的规定。上一分钟我还在监听一个讲阿乔利语2的乌干达圣主抵抗军3高层官员，通过卫星电话策划越境到东刚果建立新基地。下一刻场景就换到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码头，一群凶残的亲伊斯兰教者正在密谋将一军火库防空导弹伪装成重型机械进口，而背景里传来装卸时发出的哗啦声、小贩的叫卖声，还有破得直晃荡、用来赶苍蝇的台扇的嗡响声。就在同一个下午，我又单独“听”证了腐败的卢旺达军官在与一个亚洲代表团商谈出售他们掠夺来的刚果矿产，他们争论不休，就像在上演一出三重奏。我还监听过一位肯尼亚政要，他坐在由专职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里穿过喇叭刺耳的内罗毕车流。他收了一大笔贿赂，答应让一名印度建筑商揽下一份合同，修建五百英里长的新路以及一处跑道只有纸张那么薄的停机坪，而对方只要保证这些工程至少能撑两个雨季就行了。这些可不是烤肉加土豆，安德森先生。这种工作酷毙了！

但我没有让这激动的神色显露出来，即使是在面对佩内洛普时。你要是知道就好了！每当她当着密友保拉的面粗暴地拒绝我的请求，或者去参加除了她之外似乎就再没有人会去的周末会议，然后悄然而归，对自己会上发表的看法非常满意时，我都会这样想，并且都心知肚明地一声不吭。你要知道，你这身陷窘境、被玩偶般对待的丈夫，拿的可是大英情报机构的薪水！

我的热情可从未减弱过。忘掉短暂的满足感，我可是在为英格兰服务！

我们乘坐的福特蒙迪欧轿车已经绕过伯克利广场，驶入柯曾大街。经过电影院之后，弗雷德把车停在路边，倚在座椅后背上，跟我开始了间谍间的对话。

“就在那里，兄弟。”他低声说道，歪了歪头，但没有指方向，以防有人在观察我们。“就在左边一百码处，门牌号是22B，门是绿色的。电铃处标有‘哈洛’字样，就跟城里的标记一样。有人问你，就说送包裹给哈利。”

“巴尼在那儿吗？”我问道。想到要跟安德森先生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单独见面，我突然有些紧张。

“巴尼？谁是巴尼？”

暗骂自己问了不必要的问题，我踏上了人行道。一股热浪向我袭来。有个人骑着自行车突然转向，几乎把我给撞倒，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弗雷德驾车离开了，我感觉本可以再问问他。我穿过马路，走进南奥德利大街。22B是一排红砖房子，要走上一段很陡的台阶才能到达前门。那里有六个电铃按钮，闪着微光。最高的一个写着“哈洛”，跟城里的一样，油漆很淡，都快磨掉了。正当我想按下电铃时，脑海里突然闪过两个对立的形象。一个是佩内洛普的。她正一脸宠溺地看着大喇叭索恩，头部离他仅有六英寸远，乳房已经从她那件专人设计的新套装下红杏出墙。另一个是汉娜。她躺在单身宿舍的沙发床上，双眼张得很大，一眨也不眨，在轻微的叫床声中，她把我掏空了。

“送包裹给哈利。”我说道，然后就看见那扇神秘的门打开了。

我只是评论过安德森先生与麦克尔修士的相似之处，但还没有描述过他的长相。跟麦克尔修士一样，安德森先生也是阳刚十足。他又高又壮，如火山岩一般坚不可摧，做事雷厉风行。他也总是像父亲一样地对待所有下属。我猜他五十多岁快六十岁了，但绝不会觉得他昨天还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壮汉，明天就会上骨灰架。他为人正派，是皇家警察，英格兰的栋梁。看他穿过房间时的行为举止，你就会对其道德作出正面的评价。你可能永远也看不见他笑，但一旦他对你笑了，你就离天堂不远了。

对我来说，他最具男子气的一直都是他的声音。他讲一口非标准的北部乡村英语，说话节奏合得上歌唱家深思熟虑的拍子，时间掐得刚好的停顿加强了效果。他曾经不止一次告诉我，他在七橡树合唱团里是首席男中音。他年轻时唱过男高音，还曾经想成为一名职业歌手，但他更爱情报工作。这一次，在我进门的那一刹那，又是安德森先生的声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房内还有其他声音、其他人。我看见一扇窗敞开着，网眼窗帘正来回飘荡。很明显，这里有风吹进来，而在地面上是不可能这样的。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安德森先生倚在窗户上的挺拔身躯，以及他接着用手机打电话的北部乡音。

“他马上就会到了，杰克，谢谢你。”我听见他这样说道。很明显，他还没有察觉到我就站在离他六英尺的地方。“我们会尽快把他送到你那边的，杰克，也就只能这么快了。”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道：“你说得对。辛克莱尔。”但辛克莱尔并不是跟他讲话的那个人。他只是在确认辛克莱尔就是对方所说的那个人。“他完全清楚这一点，杰克。他一到我还会让他了解得更清楚的。”这时他正直视着我，但并未向对方说我已经到了。“不，他并不是新手。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不少这种事情。你可以相信我，他就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你用得上的所有语言他都懂。他很能干，很忠诚。”

他说的那人真的就是我吗？很能干，很忠诚？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掩饰住自己目光中热切的神色。

“你要记住，杰克，该为他买保险的是你们，不是我们。他要是遇上什么危险，包括执行任务期间生病，请尽快送他回来。我们不会在他走后就撒手不管的。如果你有需要，就来找我们，杰克。但是，请记住，每次你打电话过来，你都会延缓我们的任务进程。我肯定他现在正在上楼。是你吗，萨尔沃？”他挂了手机。“现在仔细听我说，孩子。我们时间很紧，要做的事情却很多。小布里琪特会给你提供换洗衣物。你穿的晚礼服可真不错，可惜你得脱掉它了。穿晚礼服这传统已经存在好长时间了，从我出生起就开始了。要穿黑色的，或者在年度歌唱家晚会上是要穿黑色的。乐队指挥才穿暗红色的，跟你那件一样。那么，你没把接受任务的事告诉你妻子吧？我希望，这项事关国家利益的最高机要任务今晚不会告吹吧？”

“我只字未提，先生。”我很肯定地回答道，“你叫我不要说，我就没说。这件晚礼服是我为了参加她的晚会专门买的。”我加了一句，因为不管有没有汉娜，我都必须让他继续相信我对妻子忠贞不二，直到时机合适的时候再告诉他。

安德森先生称为“小布里琪特”的女人已经站在我对面了。她戴着珍珠耳环，身穿专门设计制作的牛仔服。这样的穿戴明显超出了她的工资水平。她的手指涂了指甲油，一只手按在嘴唇上，上下打量着我，边思考边有节奏地轻摇着臀部。

“你的腰围有多少英寸，萨尔弗？我们原先猜是32英寸。”

“其实只有30英寸。”汉娜曾说过我太瘦了。

“知道下裆多少吗？”

“32英寸，上次我留意了。”听出她在开玩笑，我马上还击了。

“领子？”

“15英寸。”

她沿着走廊消失不见了，我惊讶地意识到心里燃起了熊熊欲火，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只是我对汉娜的欲望之火在复燃而已。

“我们有份现场口译任务要你做，孩子。”安德森先生一边把手机塞进装手帕用的衣袋里，一边宣布，“恐怕你这次不能再坐在安全的房间里，从安全的距离监听全世界了。你将要面对面地与一些恶棍在一起，同时为国家作些贡献。我想你不介意换个身份吧？有人说，每个人都想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换个身份。”他的话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危险。

“我绝对没意见，安德森先生。如果你说这有必要，我绝对没意见。事实上我很乐意。”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我已经换过一次身份了，因此再换一次也没什么关系。“这次我们要从什么人手中拯救世界呢？”我风趣地问道，很小心地掩饰住自己的兴奋。但让我奇怪的是安德森先生对我的这个问题很在意。他仔细思索了一下才问了我一个问题。

“萨尔沃。”

“安德森先生，什么事？”

“如果为了某个崇高的事业你要做些不体面的事情，你会有多反感？”

“我想我已经做了那种事了——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慌忙改口。

但我改口改得太迟了。安德森先生的脸色沉了下来。他很看重“聊天室”工作的正义性，不想听到有人指责它，尤其是我。

“到目前为止，萨尔沃，你代表我们深处困境的国家扮演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但那只是自卫性的。但是，从今晚起，你就要同敌人战斗。你将不再自卫，你将”——他在找个最恰当贴切的词——“先发制人。你不乐意为国家多作点贡献吗？”

“我很乐意，安德森先生。如果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很乐意。而你说过这是崇高的事业，所以我很高兴去做，只要它真的只需要我去两天，”我补充道，心里一直在想着与汉娜有关的、将决定我们未来人生的那件事，那是我渴望尽快做好的一件事情，“或者，最多就三天的话。”

“但我不得不警告你，从你离开这座大楼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是不会承认你跟英国政府有关系的。如果因为什么原因你被识破了，就是我们说的‘捅娄子’，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听任你受命运摆布。你的狂想冲浪艇靠岸下锚了吗，孩子？唉，恕我直言，你好像有点儿心不在焉。”布里琪特用她修剪整洁的修长手指耐心地帮我脱下晚礼服。这时她离我仅有一个脑袋的距离。她不知道，我和汉娜二人扯掉彼此的衣服梅开二度时，差点儿就都从沙发床上掉了下来。

“冲浪艇停泊完毕，接受任务，安德森先生。”我俏皮地说道，但似乎有些迟了。“他们需要什么语言？要用到专业词汇吗？或许我得趁海边风平浪静冲回巴特西去，拿些参考书。”

安德森先生撅起了嘴，显然不喜欢我的提议。“那由你的临时雇主去决定，谢谢你，萨尔沃。我们不清楚他们的具体计划，也不想知道。”

布里琪特领我到一间昏暗的卧室里，但她没有进去。房里有张没有整理好的床，上面放着两条别人穿过的法兰绒长裤，三件旧衬衫，一整套“囚犯助手”牌内衣、袜子加一条皮带，皮带上的铬黄色搭扣都已经掉色了。床下的地板上放着三双鞋子，有的已经磨损了。门板上的金属挂钩上吊着一件脏兮兮的运动上衣。我脱掉晚礼服，又一次闻到了一股汉娜的体香。汉娜宿舍很小，里面没有盥洗室，而走廊尽头处的浴室里又挤满了马上就得去上班的护士，所以我没能把她的体香洗掉。

虽然三双鞋子里最不会让我作呕的那一双最不合脚，但我错误地让虚荣心战胜了常识，还是选了那一双。那件运动上衣的用料是坚挺的哈里斯牌毛料，下腋处还是熨出来的。我往前伸一伸肩膀，领子就会顶到我的脖子；往后动一动，领子就会像逮捕现行犯那样将我的脖子拷住。最后，一根橄榄绿的针织尼龙领带结束了这首凄凉的滥装合奏曲。

在这里，哪怕只有一分钟，我都很郁闷。直说吧，我喜欢穿华丽、鲜艳的服饰，喜欢让自己魅力四射，喜欢追求震撼效果，这些无疑都直接源于先母的刚果人基因。任何一个工作日，你往我公文包里瞥一下，除了手写的誓词、情况介绍、背景材料与作证词，那里面还塞着些什么呢？是封面光滑的赠阅杂志，里面介绍世上最贵的男装，每一件都是我干上六辈子也买不起的。而你瞧瞧我现在这身打扮！

回到客厅时，我看到布里琪特正在一个法律文书簿上列出我的物品清单：一个最新型手机，细长磨光钢外壳，带活动摄像头；一串家庭钥匙；一本驾驶执照；一本英国护照。出于自豪或者是害怕不安全，我总是把护照带在身上。此外还有一个真牛皮的细长钱包，里面装有四十五英镑纸币以及信用卡。出于责任心，我把原先还让我容光焕发的那身服饰也交给了她，包括还没穿一会儿的晚礼服裤、与这件裤子匹配的T&A牌蝴蝶结、一件皱巴巴的但是由最好的海岛棉制成的礼服衬衫、缟玛瑙的衬衫饰扣、袖口链扣、丝袜和专利品牌皮鞋。安德森先生回来的时候，我仍在痛苦的煎熬中。

“你是否碰巧熟悉一个叫布莱恩·辛克莱尔的人，萨尔沃？”他很严厉地问道，“请仔细想想。辛克莱尔？布莱恩？熟不熟？”

我向他保证，除了不久前听他打手机时说过这个名字，我不认识这个人。

“很好。从现在开始，在接下去的两天两夜里，你就是布莱恩·辛克莱尔了。请注意，这个姓名的首字母恰巧与你本名的首字母一致，都是B.S。关于这个假身份，我们的原则就是，只要工作规定许可，你就保持与现实一致。你不再是布鲁诺·萨尔瓦多，而是布莱恩·辛克莱尔，一名在中部非洲长大的自由口译员，父亲是一名采矿工程师。你现在临时受雇于一家国际财团，财团在海峡群岛注册，致力于为第三、第四世界带去最新的农业技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请一定跟我说。”

听到这些，我既没有变得郁闷，也没有变得兴奋。我注意到他的急切神色。我开始在想我自己要不要也表现得急切一些。

“我认识他们吗，安德森先生？”

“认识谁，孩子？”

“就是那家农业财团。如果我是辛克莱尔，那么他们是谁呢？或许我以前为他们工作过。”安德森先生背对光，我很难看清他这时的脸色。

“萨尔沃，我们现在谈的是一家无名的财团。事实上，如果这样一家财团有名称的话，那就不合逻辑。”

“财团的董事们有名字，不是吗？”

“你的临时雇主是无名的，跟那家财团一样。”安德森先生断然给了我一个否定的回答，然后语气又变得温和些，“但是，你将由一个姓‘麦克西’的人负责。我怀疑我跟你说这个不合适，所以请你以后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要说你从我这里听到过这个名字。”

“姓麦克西？”我又问道，“那名叫什么？如果我不是去执行危险任务的话，安德森先生……”“知道‘麦克西’对你来说就足够了，谢谢你，萨尔沃。为了完成这项特别任务，你要向麦克西报告任何与命令和管理有关的事宜，除非另有指示。”

“我可以信任他吗，安德森先生？”

他的脸色猛地严厉了起来。我确信，他的第一反应是，他提到的任何人肯定是可以相信的。然后，他看着我，又变得温和下来。

“根据我的可靠情报，你确实可以信任麦克西。他们告诉我，他在这方面是个天才。就跟你一样，萨尔沃，都是佼佼者。”

“谢谢你的夸奖，安德森先生。”但我窃听专家的本能让我注意到他说的话有所保留，而这也正是我继续追问他的原因。“那麦克西对谁报告？为了完成这次特别任务他对谁报告？如果另有指示的话呢？”我被他眼中的严厉神色吓了一跳，急忙改用一种他更容易接受的方式问他：“我是说，我们都要向某个人报告，不是吗，安德森先生？即使是你也不例外吧。”

安德森先生有个习惯，就是每当被问得没办法时，他就会像猛兽要发动攻击时那样，呼吸变得急促，头也会低下来。

“据我所知，还有个菲利普。”他很不情愿地承认了，“或者，他们告诉我，按法语里的发音该称他为”——他吸了口气调整发音——“‘菲利佩’。”尽管职业上需要多种语言，但安德森先生觉得用英语足够与任何人沟通。“就像麦克西管你，菲利普管麦克西。这下你满意了吗？”

“菲利普有什么头衔吗，安德森先生？”

尽管他前面说得犹犹豫豫地，这次他却回答得很快，很干脆：

“没有，菲利普没有头衔。他是一名顾问。他没有级别，不是任何政府部门的成员。布里琪特，麻烦你去拿一下刚印出来的辛克莱尔先生的名片。”

布里琪特很搞笑地向我鞠了个躬，将一个塑料小盒呈交给我。我打开小盒，取出一张薄薄的名片，上面介绍说：布莱恩·S.辛克莱尔，持证口译员，住在布里克斯顿一个邮政信箱附近。名片上面的电话号码、传真号码与电子邮箱我都不熟悉。它既没有提及我获得的各种证书，也没提及我获得的学位。

“S代表什么？”

“你愿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安德森先生很大度地说道，“你只需选个名字，然后一直用它就行。”

“如果有人要打电话给我，怎么办？”我问道，但思绪却跑到了汉娜身上。

“录音电话上有份事先录好的留言，会很礼貌地告诉对方，你几天后才会回办公室。如果有人选择给你发电子邮件——我们认为这很有可能——会有人收看这封邮件，并以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

“除了任务以外，我还是我自己吧？”

“你本来就是，萨尔沃，只不过是在一个类似于你原来生活的环境里改头换面。如果你原来结过婚，现在也一样。如果你在博内茅斯有个可敬的祖母，现在也一样，我们祝福她。辛克莱尔先生本人的资料是无法查到的。任务一结束，他就蒸发了。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对吧？”他又换了个平和的语气，“在你即将踏入的那个世界里，这只是极其正常的一种情形。你惟一的问题就是，你才刚刚踏入那个世界。”

“那我的钱呢？为什么你们非得为我保管这些钱？”

“那是我收到的指示……”

他停下不说了。看到他的目光，我意识到，他不是在审视那个穿着讲究、常去参加社交聚会的萨尔沃，而是在看那个穿着救国军的运动上衣、宽松的法兰绒裤子以及越来越紧的鞋子、咖啡肤色的传教使团成员。这显然触动了他的心弦。

“萨尔沃。”

“你要说什么，安德森先生？”

“你将不得不变得冷酷些，孩子。在那里你将生活在谎言中。”

“你说过了，我不介意。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告诫过我了。我想打电话给我妻子，就这些了。”说是要打电话给妻子，其实是要打给汉娜，但我没有讲出来。

“你将要与那些过着虚伪生活的人待在一起。你明白吗？他们不像我们这些人。对他们来说，真理不是绝对的，即使是我们从小相伴、努力企及的圣经真理，尽管我们多么希望他们认同我们的真理。”

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安德森先生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曾怀疑他极可能是共济会信徒，但他一直以来都十分注意提醒我，无论我们坚持的信仰是什么，我们都属于一个阵营。布里琪特递过我的手机让我打最后一个电话，自己走到离我站的地方不足六英尺的卧室里。安德森先生还是留在客厅里，他听得见客厅里的每句话，每个声音。我走进狭小的门廊，心里好像在一门婚外恋复杂问题速成课程充了电。我希望告诉汉娜我永远爱她，同时提醒她，尽管我保证过，但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就不能跟她讲话了。但由于只有一扇薄门将我跟布里琪特与安德森先生隔开，我别无选择，只能打电话给我的法律上的妻子佩内洛普，却只听到她的留言：“你现在听到的是佩内洛普·兰德尔的电话留言。我现在不在办公室。如果你想留下信息，请在‘嘟’一声后进行。如果要找我的助手，请转9124找爱玛。”

我深呼吸了一下。“嗨，亲爱的。是我。唉，我非常抱歉，但有人叫我接下又一份相当高级的工作。是我一个合作得最久也最好的公司客户。他们说事关公司的生死存亡。可能需要两到三天，但也难说，我会尽早给你打电话。”

这听上去像谁在说话呢？不像我碰到过的任何人，不像我听过其说话的任何人，也不像我想再见面的任何人。我努力说多一些：

“唉，他们一给我一个能喘息的机会我就给你打电话。我真的很伤心，亲爱的。哦，你的酒会看上去真的非常棒。我再说一遍，非常棒。你穿的晚装很漂亮。每个人都在谈论它。我只是很遗憾我不得不离开你。我回来后还有许多事情要解决，好吗？再见，亲爱的。再见。”布里琪特拿回我的手机，把我的旅行包递了过来。旅行包里装着袜子、手帕、衬衫、内裤、盥洗用具袋、一件灰色的V领套衫。当我在检查里面的物品时，她就看着我。

“是不是需要什么药品？”她低声建议道，“隐形眼镜呢？没有润滑液，小盒装的要不要？”我摇了摇头。

“好啦，你们两个现在就出发吧。”安德森先生宣布道。如果他举起右手，轻柔地给我们来一个麦克尔修士式的祝福，那我一点儿也不会奇怪。

4

老实说，就是今天来看这些事情，我仍然觉得玄。当时我穿戴得就像进城的乡下中学老师，跟着布里琪特下了楼，又回到南奥德利大街的人行道上。身上除了一叠假名片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将真实的我与这个世界联系起来了。我很清楚自己将遇到从未经历过的危险。不过我本该这么想，那天晚上，我是全伦敦最幸运的人，如果在整个英格兰还算不上是的话。因为我是最无畏的爱国者与特工，事实确实如此。

“佛拉姆”号是挪威著名探险家南森设计的一艘船。南森是麦克尔修士所认为的那种顶级实干家。“佛拉姆”在挪威语中即指“前进”，而“前进”正是促使先父骑上异教徒的自行车穿越比利牛斯山脉的精神所在。自从麦克尔修士屡屡跟我宣讲“伟大的召唤”以来，“前进”也就成了我的精神动力。当我要坚决执行已经作出的决定时，我会对自己说：“前进！”当我获得良机亲身介入祖国与恶棍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时，我会对自己说：“前进！”当我离开早已是陌路人的妻子佩内洛普时，我会对自己说：“前进！”当我构建与汉娜的伊甸园时，我会对自己说：“前进！”最后，想到神秘的新雇主麦克西与更神秘的顾问菲利普时，我依然对自己说：“前进！”

尽管任务极其重要、极其紧急，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白人司机弗雷德把那辆蒙迪欧停在路边，并且已经启动了。但我看到的只是交通拥堵，警察在马布尔拱门已设了警戒线。布里琪特向我保证，走路去反而更快。

“你不会介意吧，萨尔弗？”她问我。她紧紧地挽着我的手臂，心想或许我会避开，这点她猜中了。也许她属于那种以体触示爱的人，会轻拍你的脸颊，揉揉你的背。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到底是在传递心灵的慰藉，还是在邀你上床。

“介意？”我重复了一下。“这可是个光荣的夜晚！我可以借用一下你的手机吗？佩内洛普可能没收听电话留言。”

“抱歉，亲爱的。这恐怕有违规定。”

我知道我们朝哪儿走去吗？我问她了吗？我没问。特工的人生就是走向未知，而秘密情人的人生也是如此。我跟着布里琪特的步子大踏步前行，而我那双旧鞋硌得我踝骨生疼。在夕阳余晖中，我的精神好了些，这可能是因为布里琪特陪在一旁的缘故，尽管她自己可能没意识到。她把我的右手前臂挽得很高，紧贴着她的左乳下方，偶尔一触，感觉很坚挺。既然汉娜已经点燃我的心灯，那么在余光下欣赏一下其他女人也无妨。

“你真的很爱她，是吧？”布里琪特引着我穿过周五晚上出来狂欢的人群，好奇地问道。“我认识那么多对夫妇，他们只会相互埋怨，听了就烦。但你们这对跟他们不一样，是吧？你们的婚姻一定很美满。”

她的耳朵离我嘴巴只有六英寸远。我闻得出，她身上洒了谢瑞维斯牌香水，那也是佩内洛普的妹妹盖尔精心挑选的武器。盖尔是她父亲的掌上明珠，而她丈夫出身于一个低等贵族家庭，拥有一座停车场。为了报复家里人，佩内洛普就嫁给了我。但即使到了现在，也需要一大群顶级的耶稣会会士才能解释得了我接下来做的事儿。

结婚五年，我几个小时之前才首次在另一个女人身上放纵自己的灵与肉，并把自己的身世秘密和盘托出。作为一个新晋通奸者，为什么我现在却感觉极有必要赞美一下被我背叛了的妻子？在我心中她的形象已经一塌糊涂，现在却想重新构建她的形象吗？我想在自己堕落之前重新构建自己的形象？或者是在我心情愉快之时，我身上一直背负着的罪孽又来惩罚我了？还是我觉得把佩内洛普捧上天去就相当于在夸汉娜，同时又不会让自己的真面目暴露出来？

我很想让布里琪特聊聊我的新雇主，以便通过有技巧的问话，更多地了解那家无名财团的组成情况，及其同众多英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情报机构为了保卫国家日夜辛劳，但普通百姓却对其一无所知。可是，当我在几乎静止不动的车流人群中穿行时，我却力捧佩内洛普，称她是我这个顶级口译员兼皇家特工所能够拥有的最具魅力、最能让我激情无限、最久经世故而又最忠诚的伴侣。此外，她还是执着而又很有同情心的优秀记者，更是很棒的厨师——其实你动一下脑筋就能知道到底是谁下的厨。我并不只讲佩内洛普好的一面，那不可能。当你在交通高峰期跟另一个女人讲起你妻子，你肯定会忍不住开口讲一些她不好的地方，否则没人愿意听你讲。

“首先我想知道，你们这对金童玉女是怎么相识的呢？”布里琪特反口问道。她听我胡侃而理不出个头绪，声调有点烦。

“布里琪特，”我回答，声音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是这样的……”

我和布里琪特手挽手在等绿灯。我告诉她，一天晚上八点，我正待在位于厄灵的昏暗单身宿舍里。世界法律翻译公司的阿玛迪斯·奥斯曼先生打电话给我，让我直接去金丝雀码头，那里的《大国家报》要我去为他们口译，报酬很高。当时我还处于奋斗谋生的阶段，而奥斯曼先生是我的半个老板。

一小时后我就坐在《大国家报》的豪华办公室里。我左边坐着该报主编，右边坐着该报漂亮的王牌记者——你猜是谁？没错，就是佩内洛普——我们三人前面坐着她找到的举报证人。那是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非洲阿拉伯人，是个商船船员。现在他为了获得我工作一年也赚不到的一大笔钱，愿意举报在利物浦港区工作的许多腐败的海关官员与警察。他的英语讲得很差，其母语是典型的带有坦桑尼亚口音的斯瓦希里语。佩内洛普是报道犯罪活动的王牌记者，但她和主编因为语言的问题陷入报界都知道的那种困境中：是向当局查证消息来源的权威性，再推出爆炸性新闻呢，还是不假思索地相信他说的话，最后却被对方律师以蓄意诽谤告上法庭？

经佩内洛普首肯，我掌控了整个质问过程。随着我反复质询，那个污点证人开始改变、修饰他说过的话，增加新内容，或收回以前讲过的东西。我让这个无赖重复自己说过的话，然后指出其中的许多矛盾之处。在我持续不断的盘问之下，他最终交底了，说自己是一名骗人专家、撒谎大王，只要给他五十英镑就可打发他走人。主编很高兴，对我十分感激。他说，我一下子就让他们报社免于出丑，还省下了一大笔钱。佩内洛普很没面子，但她缓过来后说要请我大喝一回。

“人们常希望他们的口译员个子矮小，戴着眼镜，工作认真。”我低调地向布里琪特解释，“我想我不符合人们希望的那个样子。”我笑着回想起一开始佩内洛普对我的痴迷，后来才明白，是某种带有公开炫耀的癖好。

“或许她只是被你完全迷住了。”布里琪特猜道，手挽得更紧了。

后来的事，我有没有和盘托出？要不要把布里琪特当做汉娜不在时的替补忏悔对象？遇到佩内洛普之前，二十三岁的我还是个秘密处男，虽然打扮得帅帅的，但在我精心编织的假象下，我走入的是自己的秘密世界。麦克尔修士对我有过超友情的“关爱”，在他之前还有个佩雷·安德雷，他们都曾让我陷入性恐惧之中，从此谈性色变。难道是先父犯下孽障，而罪孽不打折扣地传给他的儿子？在我们打车回佩内洛普公寓的路上，我一直在怕她直白地揭我的短，比如我没胆子面对女人和性。和佩内洛普做爱时，由于她是床上高手，控制能力至纤至悉，结果两人都爽翻了天。佩内洛普安慰我说，她很满足，说我是她的梦中野马。其实她是不是还蛮可以补充说，这匹烈马是她马厩中最棒的一匹，是劲霸？后来佩内洛普和她的朋友保拉在一起时，以为我没有在听她们聊天，便向保拉说我是最吸引她眼球的劲霸小生。在卧室里，我新被发掘的性潜力如脱缰野马，勇不可挡，连我自己也被全然震撼。感激之下，我居然任自己把伟大的爱情与性成就感混淆起来，于是一周之后，出于习惯性的冲动与天真，我向佩内洛普求婚，她当场就答应了。所有这些要怎么对布里琪特透露？上帝保佑，我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仅仅因为我们刚刚经过康诺特旅馆，走到了伯克利广场的尽头，我才没告诉布里琪特，结婚以来，年复一年，我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也多么多么地需要从婚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跟布里琪特谈话让我的心情愉快了些。仅凭自然地心引力带来的方向感，我猜测我们正往皮卡迪利走去。突然，布里琪特的手挽得更紧了。她拉着我往左转，登上几级台阶，来到一扇宏伟壮观的大门前，但我没能看到门牌号。我们进了门，来到一个装有天鹅绒窗帘的大厅里，大门在我们身后很快又关上了。大厅里站着两个身穿休闲上装的金发男子，长得一模一样。我不记得布里琪特按过门铃或者敲过门，所以他俩一定是在闭路监视器屏幕上注意到我们来了，为我们开了门。我记得他俩跟我一样，都穿着灰色法兰绒裤子，上装的三个纽扣都没扣上。记得我当时曾想，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是否规定不许扣上纽扣，我是否也应当解开我的哈里斯牌上装的衣扣？

“队长有事耽搁了，得晚点才能到。”坐着的那个金发男子告诉布里琪特。他连眼都没抬一下，只是在看着我们刚经过的那扇大门的黑白图像。“他还在那条鸟路上。得过十到十五分钟才能到。你要让他跟我们一起还是要等他一下？”

“等吧。”布里琪特说道。

那男子伸手要提我的旅行包。见布里琪特点了点头，我便把包递给他。

我们进来的这个大厅有个彩绘圆顶天花板，上面画着白皮肤仙女与吹着喇叭的白皮肤小孩。大厅里的楼梯装饰豪华，到了半中间又向左右分出两段楼梯来，弯曲着连到一处阳台。阳台上有一排门，但都关着。在楼梯底下，两边各有一扇大门，门上都饰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金鹰。右手边的那扇门上系着一根红色丝绳，上面有黄铜饰物。我一直没看见有人由此进出。左手边的那扇门上贴着一个嵌有灯光的红色标志牌，上面写着“安静会议进行中”。我总是很关注标点，所以注意到这个标志牌上没有任何标点。因此，如果你想学究一番的话，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人们正在召开关于安静的会议”，但这只能向你表明，我的个人心态在做爱后的兴奋与小心翼翼以及解脱后完完全全的亢奋之间转换。我从不吸毒，但如果我吸了毒，我想可能就会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得搞定手边所有的事才不会闹出笑话。

守大门的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大汉。他可能是个阿拉伯人，年龄肯定比那两个金发男子加起来还要大，但他极可能是拳击好手，塌鼻梁、沉肩，双手交扣护着裆部。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走上豪华楼梯的。如果布里琪特穿着紧绷的牛仔裤走在我前面，我一定会记得，所以我们一定是肩并肩上来的。布里琪特以前一定来过这栋房子。她了解房子的布局，认识那两个金发男子。她也认识那个阿拉伯大汉，因为她对那人笑了一下，而对方也对她笑了，目光柔和有情，而后他又恢复了冷面拳霸的风范。没人告诉她，但她知道要在哪里等。那是楼梯半中间未分岔前的一个地方，你在楼下永远也猜不到会有这么个地方。

那儿放着两把舒适的椅子，一把没有扶手的皮沙发，还有几本用光面纸印刷的杂志，上面介绍加勒比海的私属海岛，岛上提供配有船员的包租游艇与直升飞机，价格议定。布里琪特拿起一本翻阅，也让我拿一本随便看看。但即使我正幻想着自己与汉娜会乘坐哪艘“佛拉姆”号游艇出海游玩，我心里也在调节听力，以适应从会议室里传出来的低沉的声音。因为，从工作的性质来说，我是个听者。我不仅在“聊天室”受过相应训练，在那之前也接受过训练。无论我听得多么地困惑，我都会边听边记在心中，这就是我的工作。更何况，我这样一个生活在边远传教所里的私生子，如果想知道人家接下来要说什么话，就必须学会伸长耳朵仔细听。

我开始听到我们上面的房间里超时运转的传真机来回摆动时发出的嘎嘎声，听到电话挂得太快时发出的咔嚓声，听到一种吓人的静寂，好像整栋房子的人屏住了呼吸却没发现出什么事的那种情况。大约每隔一两分钟，一个年轻的女助手就会急急忙忙地下楼，从我们身边经过，将一份信息交给那个大汉，大汉就会把门打开六英寸，迅速地把消息塞给里面的某个人，然后又关上门，照样是双手交叉着护住裆部。

同时，会议室里仍然传出声音来。从声音判断，里面的人都是男的，而且个个都是重要人物，因为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利益重拳出击，这与一个最高领导人对下属说话时的情形恰恰相反。我也注意到，尽管都在讲英语，但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口音各异。讲话的人有的来自印度次大陆，有的来自欧美国家，有的却是非洲白人。他们开会的方式跟我偶尔有幸去参加的高层会议一样，即台上讲话用英语，台下讨论用代表们各自的语言，而口译员就充当着这些上帝子民之间至关重要的桥梁。

但是，里面有个声音就好像是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人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出身于上流社会，语调的升降很有味道。我的心灵之耳就如同安装了天线，很是灵敏，这是我的“第三听觉”。听了几分钟之后，虽然我一个字也没听清楚，但我确信，他是我非常熟悉而且很尊敬的某个绅士。我仍然在记忆中搜寻这个人时，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开了。楼下大厅的大门猛地打开了，进来一个气喘吁吁的枯瘦男人，极像朱利叶斯·博加德先生。博加德先生昵称伯吉，已经过世了。他曾是我的数学老师，也是圣心避难所学校命运多艰的户外运动俱乐部的一号人物。伯吉十年前带了一群学生到苏格兰开贡山脉登山，走错了方向，学生惊惶失措，他为了帮学生而丢了命。现在看到一个跟伯吉长得这么相像的人，我十分震惊，以为他转世重生了。

“麦克西。”布里琪特突然站了起来，对他喊道，责备中带着敬畏。“老枪，这次又是哪个女孩走运了？”

还好，他不是伯吉。

如果伯吉有女友的话，我怀疑她们是否会觉得自己走运，也许恰恰相反。这人跟伯吉一样，手臂瘦而难看，迈着大步子，显得有点疯狂，而神色坚毅，面颊红润，浅棕色的头发蓬乱如麻，大概是被哪阵大风吹得歪到一边定了型。他肩膀上挎着一个伯吉常用的土黄色帆布包，已经被太阳晒得褪色，就像老电影中战争时期用的防毒面具箱一样。蓝眼睛像是一直在看着远方；他戴的眼镜也跟伯吉的一样，镜片直径是眼睛的两倍。他在枝形吊灯下大步向我们走来时，双眼不停转动。伯吉原则上是不来伦敦的，但假定他来的话，他会挑选的打扮无疑是：一件脏兮兮的、哪里都能穿的、自己可以洗的浅黄褐色夏服，一件费尔岛牌无袖毛线套衫，一双鞋面已经掉毛的鹿皮皮鞋。他三下两下就到了我们等候的地方，就好像他没有体重似的，而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还在他身上晃了几下。如果伯吉得冲上这段豪华楼梯，他肯定就会这样。

“操我那辆自行车，”麦克西很生气地抱怨道。他敷衍似的吻了吻布里琪特，似乎这个吻对他不算什么，倒是对布里琪特意义重大。“车在海德公园中央爆了胎，后车胎炸成了碎片。几个婊子养的笑疯了。你就是那个语言专家？”

麦克西突然转身问起我来。我以前没听过客户们说这种脏话，我也不会在女士面前就重复这种话，但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安德森先生所说的这位某专业领域的天才跟我以前碰到过的任何客户都不一样，这在他像伯吉那样淡漠地盯着我之前我就知道了。

“他叫布莱恩，亲爱的。”布里琪特抢着回答了，可能是害怕我说错了。“布莱恩·辛克莱尔。杰克了解他的一切情况。”

楼下传来一个声音，对着我们大喊大叫，就是刚才勾起我回忆的那个熟悉声音。

“麦克西！见鬼，你才到啊？大家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麦克西根本没理睬。当我往下张望时，那声音就消失了。

“知道这次任务要干什么吗，辛克莱尔？”

“还不清楚，先生。”

“安德森那老鬼没告诉你？”

“亲爱的。”布里琪特抗议道。

“他说他也不知道，先生。”

“那么你懂法语、斯瓦希里语，还有刚果的林加拉语，对吗？”

“没错，先生。”

“非洲中南部的本巴语呢？”

“没问题，先生。”

“希语？”

“我也懂希语。”

“卢旺达的金亚旺达语？”

“你还是问他什么语言不会讲吧，亲爱的。”布里琪特建议道，“那样更快些。”

“我昨晚还刚刚口译过金亚旺达语，先生。”我回答道，脑子里却在向汉娜发送情爱信号。

“真他妈棒。”他十分惊讶，又仔细打量着我，就好像我是什么令人振奋不已的新人种似的。

“你是从哪里学会这么多语言的？”

“我父亲是赴非传教士。”我解释道，说完后才记起安德森先生曾让我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采矿工程师。我差一点还脱口说出“天主教”一词，好让麦克西了解一切，但布里琪特瞪着我，所以我决定留待以后再告诉他。

“你的法语百分百标准，是吗？”

他赞赏的肯定语气让我很高兴，但我不得不加以否认：“我从未说过我的法语百分百标准，先生。我努力追求完美，但总还是有待提高。”虽然我总是这样告诉客户，但我还是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才能对麦克西说出口。

“哦，我的法语可不及格。”他马上就回答道。他目光闪烁，一刻也没从我身上离开过。“你愿意参加这次任务，是吗？你不介意这超出了你的工作范围吗？”

“如果这对国家有益，我不介意，先生。”我回答道，重复着我对安德森先生说过的话。“对国家有益，对刚果有益，对非洲有益。”他向我保证。

说完他走开了。但在他离开之前，我又在这个新雇主身上发现了其他一些有趣的地方。他左腕戴一只潜水表，右腕戴一个黄金手镯。他的右手粗糙如铁，看上去似乎刀枪不入。一个女人的双唇吻了吻我的鬓角，有一刻我说服自己那是汉娜在吻我，但那其实是布里琪特在向我吻别。此后，我不知道等多久，也许是两秒钟来回味布里琪特的吻。很自然的，我琢磨起麦克西这个新领导以及我们之间的短暂交流。“本巴语！”我不停地自言自语。本巴语总是能够让我微笑，因为我们这些传教所学校的学生们在红泥操场上冒着倾盆大雨，在飞溅的泥水中踢足球时，就是用本巴语彼此对着嚷嚷。

麦克西与布里琪特两人同时把我给撇下不管了，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很生气。有一小会儿，我希望能回到佩内洛普的晚会上。想到晚会，我突然站了起来，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到大厅里给汉娜打个电话。我走下了楼梯。楼梯的黄铜扶手很光滑，让我觉得把自己汗渍渍的手掌放到上面简直是在犯罪。我在那个头发灰白的大汉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要穿过大厅，就在此时，会议室的门缓缓地打开了，里面的人三三两两地走了出来，最后大约有十六个人聚在大厅里。在这里我得小心谨慎。我走在一大群闹哄哄的人中间，里面还有一些公众人物。我启动心灵快照，开始想把名字跟他们的长相对上号。但这些名字是真的吗？直到现在，在那十或十一个白人里面，我也只能肯定地认出五个来：两个来自伦敦的万众瞩目的公司领导，一个前唐宁街政治顾问，现为自由顾问，一个七十多岁的拥有爵位的企业掠夺者，还有一个走红已久的明星，他是王室年轻成员的密友，最近被佩内洛普的那份大报曝出吸毒与性丑闻。我牢牢地记着这五个人的面孔，因此他们一出现我就认出他们来了。他们仍然站成一圈在交谈，离我站的地方不足三码。我听到只言片语，但他们不知道我在那儿。

那群人里有两个印度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尽管我后来认出其中更粗鲁的那个是一个服装王国的开创者，其公司在曼彻斯特和马德拉斯都设有总部，市值高达数十亿英镑。另外还有三个非洲黑人，但我只认得一个，那是西部非洲某共和国的前金融部长，现流亡在外。由于我现在的处境，我不想说出他的姓名。跟他的两个同伴一样，他显得很轻松，衣着与举止都很西化。

根据我的经验，开完会出来的代表们往往会有两种心态，或者愤恨不已，或者兴高采烈。现在这些人显得兴高采烈，但还在争吵不休。他们的期望值很高，但对手也很多。这类对手中有一个就是塔比。他长得就像塔比猫，七十多岁，干的尽是侵吞企业的事，正呲着一嘴黄牙大声说话。即使按照他所在行业的标准来看，塔比也是个让人讨厌的家伙。他正跟两个印度人说话。机会来临时，让他错过一次可真大快人心。这些想法一闪而逝，因为姗姗来迟的麦克西从会议室走出来，在他旁边是一个跟他一样高，但衣着举止更为优雅的男子，桑德斯勋爵布瑞克里，我在楼梯上等候时，觉得他似乎在对我说话。布瑞克里是艺术爱好者，企业家，社交名流，前新工党领袖，更是非洲一切事物的长期保护者与斗士，而后者是他头上所有光环中我个人一直最关心的。

我在看电视及听广播——我更喜欢听广播——时对布瑞克里产生了敬意。而我现在立刻就能告诉你，见到布瑞克里勋爵本人使我更敬重他。他五官分明，下巴显得很坚毅，长发飘逸，很好地表现了他的崇高使命感。我一直将崇高使命感与布瑞克里勋爵联系起来。当他痛斥西方世界对非洲缺乏良心时，我曾多少次为他大声喝彩！如果麦克西与布瑞克里勋爵联手实施一项对刚果有利的机密任务，那么我真的觉得很荣幸能参与！事实上，当他俩向我走来时，他们联手了。

我之所以尊敬布瑞克里勋爵，与佩内洛普有关。我徘徊在人群边上，饶有兴味地回忆起往事来。当时他还只是“杰克爵士”，由于佩内洛普那家报纸毫无根据地指控他在从事金融贸易时有问题，使得他损失惨重，他因而将其告上法庭。他最后胜诉，被证明无辜，这反过来给我妻子很大的压力。佩内洛普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同往常一样：媒体享有神圣自由来揭露所选择的任何人的污点。想到杰克爵士对非洲大陆的同情常宣之于口，以及他决心要将非洲人民从剥削、腐败与疾病这三重诅咒下解放出来，进而在经济上让非洲归属律法书中原来的位置，我站到杰克爵士一边。

事实上，当时我对布瑞克里勋爵的遭遇愤愤不平，便瞒着佩内洛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信支持他，而他也很礼貌地回了信。我必须承认，正是这种个人缘分加上作为他的忠实支持者肯定都会有的自豪感使我鼓起勇气，从原先不显眼的地方向前走去，面对面地跟他说起话来。“打扰了，先生。”我说道。说话前我提醒自己，这次任务是一次无名行动，因此小心地让自己不要说出“布瑞克里勋爵”、“勋爵”或“爵爷”之类的敬词来。要是在平时，这些词我很可能会脱口而出。

听到我的话，他稍稍停了下来，麦克西也停住了。从他们困惑的神情我推断他们不确定我是跟哪个“先生”说话，因此我调整了一下姿势，直接面对着布瑞克里勋爵。我很高兴地注意到，麦克西似乎暂时不想发表意见，而布瑞克里勋爵依旧温和地笑着。如果你的肤色跟我一样，跟某类人在一起时你会得到双重微笑：首先是礼貌性的微笑，然后是白人自由主义者灿烂过头的那种微笑。但布瑞克里勋爵的微笑却完全是出于本能的好意。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非常地自豪，先生。”我说道。

我本来还想说，汉娜如果知道的话也会同样自豪的，但我抑制住了自己。

“自豪？为什么而自豪，亲爱的孩子？”

“为跟您一起合作而自豪，先生。我将尽我所能为您服务。我叫辛克莱尔，先生，是安德森先生派来的口译员。我懂法语、斯瓦希里语、林加拉语，以及其他非洲小语种。”

他的温和笑容未变。

“安德森？”他重复了一下，搜索着自己的记忆。“我不认识这个人，很抱歉。他一定是麦克西的朋友。”

自然，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之前错误地假定安德森先生对话中的“杰克”就站在我面前，但显然事情并非如此。与此同时，布瑞克里勋爵蓬松如狮的头抬了抬，明显是回应楼下什么人的招呼，不过我没听见声音。

“我失陪一会儿，马赛尔。我们预定在午夜时召开一个电话会议，我想让你们三个站在我这一边。要严加防范，小心塔比那个麻烦的家伙在最后关头出什么怪招。”

他急急地离开了，留下我跟麦克西两人。麦克西看着我，目光中带点嘲笑的意味，但我依然崇拜地看着布瑞克里勋爵。他优雅地张开双臂，同时拥抱了那三个非洲人。从他们脸上的欢喜表情来看，我敢说，布瑞克里善于用任何方式说服人。

“你在烦恼什么吗，小伙子？”麦克西假装很感兴趣地问道。他那双跟伯吉一样的眼睛紧盯着我。

“其实没什么，先生。我只是在想，我刚才说话是不是太冒失了。”

听到我这样讲，他粗嘎地笑了一下，用他那只刀枪不入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可真棒。把他给吓得屁滚尿流。你带包了吗？在哪？前台？走。”

他几乎就没向那群要人挥一挥手，便急急地带着我穿过人群来到门口的休息室，一个金发男子正提着我的包在那儿站着。一辆车窗贴了黑色膜纸的客车停在路边，车门敞开着，车顶的蓝灯也亮了，方向盘前坐着一个便衣司机。一个精瘦结实、留着平头的男人守候在人行道上，另一个发色灰白、留着马尾辫、穿着夹克的大汉则已经坐在轿车后座了。平头男子一把将我塞进后座，让我坐在马尾辫大汉旁边，他自己也坐了进来，“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麦克西则重重地坐在前排司机旁边的那个位置上。他坐好之后，两个摩托骑警从茂特街方向呼啸着驶进广场，而我们这辆车的司机也启动了车子，跟在他们后面疾驰。

但我还是设法回过头，往肩头后看去。我觉得有压力的时候就喜欢这样做。要是有人叫我看这边，我就会看那边。我转过头，透过后车窗——那上面的半透明玻璃脏兮兮的——遥望着我们刚刚离开的那栋房子。我看见三四级台阶通向那扇黑蓝色的关着的前门，或者那也可能是后门。我看见大门上方有两台闭路摄像头，很大，挂得很高。我也看见一栋乔治王时代的砖砌平房，框格窗漆成白色，百叶窗也拉下了。我想在门上找出门牌号，但没能找到。房子很快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但谁也别告诉我房子没在那里。它就在那里，我看见过。我刚刚穿过它的大门，跟我的英雄偶像布瑞克里勋爵握手，而且据麦克西所说，我还把他给吓得屁滚尿流。

伦敦刚遭遇过炸弹袭击，今天又是周五，车流拥堵。我坐在车里，在素昧平生的人群中，随车飞驰，目的地未知而只有面临的危险是肯定的。你可能会问，我，新晋特工萨尔沃有没有被吓懵？我没有。我现在出发去为雇主们服务，对国家、对刚果、对安德森先生、对汉娜都有益。现在我又想起了邻居保拉，佩内洛普的知己，我怀疑她俩是狼獾一类。保拉曾经在加拿大一所小型大学学过心理学，但她没多少愿意付费的顾客，所以惯于欺骗任何不够警觉而撞到她枪口上的人。她在喝了我大半瓶里奥哈红葡萄酒后告诉我，我身上有不少缺点，其中之一就是缺乏猎物意识，我就是这样知道了她职业上惯耍的伎俩。

客车里坐着五个人。车子从伯克利广场转西，跟在摩托警察护送队之后在巴士专用车道上疾驰，闯红灯，绕过交通岛行驶到另外一边。但车内的气氛很平静，就好像我们在河上出游一样。挡风玻璃映出我们那位便衣司机的身影，他似乎没怎么动就能灵活地换挡。司机旁边坐着麦克西，他并未系上安全带，把那个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打开放在膝盖上，就着他头顶的灯翻看一本发霉的笔记本，同时还对着手机讲一长串颠三倒四的话：

“斯文死到哪里去了？他妈的，叫他马上动身，乘坐今晚的班机。我需要六十个人下周末之前随时待命。如果他不得不在开普敦包机把他们送来，那他活该倒霉。要合适能干的，哈利。我要老练而且正当壮年的，听明白了？高报酬，全保险。你还想要什么？免费妓女？”

坐在我两旁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我正想去结识一下。右边的灰白马尾辫大汉叫本尼。他自我介绍时给了我一个折筋断骨式的握手，让我疼得受不了。他身材粗大，脸上长满了麻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没落的拳手。从他的口音我判断他是在罗得西亚4长大的白人。坐在我左边的平头男子的体型只有本尼的一半大，尽管他叫自己“安东”，但我听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伦敦佬。他穿着一件比我那件好一些的运动上衣，一件熨烫得笔挺的华达呢长裤，以及一双骨质鞋尖的褐色皮鞋。我已经说过，我对鞋子锃亮的人总是很敬畏。

“这就是你的全部行李，是吗，先生？”安东低声问道，用鞋尖戳了戳我的“雷辛”牌仿皮旅行包。

“安东，那就是我的全部行李。”

“那么里面装了什么？”他说话时嘴没怎么动，离他远一点就很难听到他到底说什么。

“个人物品，长官。”我礼貌地回答道。

“个人到什么程度，先生？像磁带录音机一样的个人用品？还是九毫米自动手枪？或者是薄短裤？现在什么是个人的东西我们是怎么也搞不懂了，是吧，本杰？”

“是搞不懂。”坐在我另一边的大个子本尼附和着。

麦克西粗鄙的独白依然从前座大声地传来：

“我才不管现在是晚上几点了。考基他妈的从来就不睡觉。如果从今天起五天内他不能准备好，他就会错过这场盛会。嗯，你他妈的有没有带根铅笔，你也弄丢了？”

我们经过了骑士桥，然后是切尔西。我很高兴自己没看见吓呆了的小孩正紧紧地攀附在堤壁上。我们的摩托骑警护卫队正朝西驶去，又闯过一处红灯，然后突然左转，往正南方向驶去，我给转晕了，脑中留下一阵无法控制的轰响。我们正在过巴特西大桥！我们离威尔士王子大道诺福克大厦17号，离我的公寓，佩内洛普的公寓，我俩的公寓仅仅一千码远，而一秒之后，我们就可以接近那里。我脑中仿佛浮现出与佩内洛普的理想化婚姻生活，那跟我对布里琪特的性幻想很相似。在我左边是公园，我曾心里盘算着，用不了几年，我就可以带着我俩的儿女到露天游乐场玩！在我后面是泰晤士河。有多少次，我和佩内洛普在做爱之后或吃饭之后沿着牵道散步啊。看，我能够看见我们卧室的窗户了。当时我急于穿上晚礼服，忘了把灯关掉。

我让自己镇定了下来。即使只是兼职的，就是被雷电击中，皇家特工也一定不能喜形于色。但想像着我的故里巴特西要拥抱游子归来，我不禁产生了所有初次通奸者熟悉的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害怕被赶到大街上，除了一个行李箱什么也没有；害怕失去那位高贵女人的尊敬，因为比起其他女人，你还是珍爱她，想要跟她在一起，但你记起这一点时已为时太晚；你怕失去你的CD收藏品，怕在财富的阶梯上滑落下来，怕失去可怜的立锥之地，怕死在希思公园的灌木丛下却无人知晓。

我们已经上了桥，我家的前门离桥身很近了。警察护卫队开着摩托车离开了。我们的司机再次左转，但这次是沿着一处斜坡往下走，穿过一个敞开着的大门，最后呼啸着停了下来。客车的门砰地打开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传了进来，但让我困惑的是，我找不到声音来自何处。然后我才看见，离我们不到三十码的地方，在钠灯的照射下，停着一架银色的直升飞机，螺旋桨已经在转动了。

“我们去哪里？”看见安东轻灵地跳到停机坪上，我大声问他。

“去搭乘你的生命之旅，先生。今晚去伦敦机场。现在把你的屁股从车里移出来！”

麦克西还没朝直升飞机走上三步，听到我跟安东的对话，他突然转过身来，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撞到他的屁股上。他把安东推到一边，凑了过来。

“有什么问题吗，小伙子？”

“那是我的家，先生。就在路上面。离这就五百码。我和我妻子住在那里。这是属于她的夜晚。”我解释道，心烦意乱之下再次忘了自己本应是住在一处邮局的小屋。

“小伙子，‘她的夜晚’是什么意思？”

“今晚报社专门为她举办了一个酒会，先生。她升职了，她是一名最好的记者，事业上很成功。”

“是吗？那你想要怎么做？是要跟我们走，还是他妈的回家看你老婆，把我们撂在这里？”

帮我解围的是大喇叭索恩可笑的身影，索恩，还有之前类似的偷人妻者，以及我象征性地倒进了垃圾处理器的鸡排大餐，不管是倒掉的还是没倒掉的，这些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如我所料，心境一下子变了，我觉得很羞惭：在我脆弱的时候，我的崇高使命感竟差点让位给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麦克西前头带路，本尼和安东走在我的两边，我们朝着直升飞机大步走去。大个子本尼把我拉上了舷梯，进了敞开着的舱门；安东把我按到一个靠窗的位置上，他自己紧靠着我坐了下来；麦克西则坐到飞行员旁边，塞上了一对耳机。

突然，我们“前进”成了现实。巴特西发电厂渐渐消逝，威尔士王子大街也一样。我们已经离地六百英尺，正朝南飞去。我瞥了一眼公园道上塞成一团的车流，又看了看没人打球的贵族板球场。然后我心里又喜又酸地看见了那所医院。在那里，昨天晚上，就在一个垂死病人的床边，我重生了。我伸长了脖子，看着医院渐渐消逝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我的眼眶溢满了泪水，我闭上了眼睛。我一定睡了几分钟，因为我再睁开眼时，卢顿机场的指示灯光拥抱了我们。而我在想，无论如何都要给汉娜打个电话。

我现在知道，每个机场都有明的一边和暗的一边。远处，正常航班正在起起落落，但我们穿过栅栏围着的区域时，能听到的最大声响却是我那双借来的鞋子鞋跟踩在混凝土地面上发出的声音。黄昏降临，有点潮湿。我们面前有个绿色机棚，棚子部分建在地下，门敞开着，里面的气氛让我以为到了军队的训练大厅。八个穿着便装的强壮白人四下里站着，脚边放着各自的背包。麦克西走到他们中间，一会儿拍拍这个肩膀，一会儿又跟那个来个非洲式的猛力握手。我到处找公用电话，但没有看到。哪有什么能让我打电话给汉娜呢？

“他妈的，斯拜德在哪里？”

“他马上就到，队长。”安东尊敬地回答道，“他说他的车出问题了。”

我看见一扇门上贴着“闲人免进”的标志，便走了进去，但里面也没电话可用。我恰巧看见麦克西站在角落里跟人谈话。那人面容阴郁，头戴斜檐黑色贝雷帽，身着长雨衣，手上拎着一个文件箱。两人正费劲地用法语交流。麦克西说的没错，他的法语确实糟透了。另外那人可能是那个神秘的菲利普或者菲利佩吗？我没时间，也没兴趣去搞清楚。一个穿着田径服的年轻男人正在收大家的手机，往上贴标签，然后丢到一个薄纸箱里，再给手机主人一张行李寄放单作为收据。看着那些被放进箱子的手机，我看到了自己打电话给汉娜的机会。

我向安东请求道：“恐怕我需要打个相当紧急的电话。”

“打给谁，先生？”

“我妻子。”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打电话给妻子吗？我已经八年没跟我妻子打电话了。”

“我们家有点麻烦。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病了。她在他病床边。我妻子……在医院里……照顾他。他快死了。”

麦克西离开那个法国人，加入到我和安东的谈话中来。他似乎有些话没听见。

“在哪里快要死了，孩子？”

“在医院，先生。”

“什么病？”

“急性血液病。很严重，治不了。”

“死不了。哪家医院？”

“北伦敦地区医院。”

“公立还是私立？”

“公立的，但有私立部分。一小部分。有一层病房专门给血液病患者治疗用。”

“他还想再活一年。快要死了的家伙总想再活一年。他想不想？”

“他没这样说过，先生。嗯，他熬不了那么久。就我所知，不能。”

“他还能吞咽吗？”

我记起让-皮埃尔呼吸时发出来的工业酒精的臭味。是的，他能吞咽。

“我建议，乘人不注意加大药量让他安乐死吧。给一瓶乳化阿司匹林，这他可缺不了。确保你妻子的指纹不在瓶子上。把瓶子塞到他枕头下。你带手机了吗，安东？”

“带了，队长。”

“让他打个电话，然后交给收手机的人。行动期间不许带手机。也别他妈的抽烟。”他对整个屋子的人喊了起来，“各位，最后一支烟。现在把烟蒂都扔出去。”

“我想一个人待着。”我们又单独待在一起时，我告诉安东。

“我们都想一个人，不是吗，先生？”他回答道，但并不从他站的地方走开。

我脱掉我的哈里斯牌夹克，卷起我左手衣袖，现出汉娜用她耳后那根标签笔亲手写在上面的病房电话与分机号。我拨了号，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热带病病房。”带有牙买加口音。“嗯，你好，格蕾丝。”我高兴地说道，“我打电话过来是要问一下那个病人让-皮埃尔的情况。我相信汉娜就在他病床边。我可以跟她讲话吗，求你了？”

“萨尔沃？”我的心跳了一下，但对方还是格蕾丝。“是你吗，萨尔沃？那个口译员？”

“是的，是我。我想跟汉娜说话，求你了。”我一直让手机紧贴着我的耳朵，以防安东偷听。“是件私事，有点急。请你把电话交给汉娜好吗？就告诉她，是……”——我刚想说“萨尔沃”，但还是及时收住了口——“我。”我说道，对安东笑了笑。

格蕾丝跟汉娜不一样，她可不会踏着非洲劲舞的节奏做事。她认为，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那就值得慢慢去做。“汉娜很忙，萨尔沃。”她最后这样抱怨道。

忙？跟谁在忙？怎么个忙法？我换了一个像麦克西一样的军人式语调。

“那没关系。可能我只要跟她讲一分钟，行吗？事情很重要，格蕾丝。她知道是什么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跟她说一声。”

又停了好久。安东也耐心地等着我打完电话。

“你还好吗，萨尔沃？”

“很好，谢谢关心。她来了吗？”

“汉娜跟护士长正在开个真的很重要的会议。他们不喜欢被打扰。你最好过后再打来，萨尔沃。可能明天吧，明天她休息。”

跟护士长？那个就像掌管着全世界的护士长？真的很重要？是关于什么的？跟结过婚的口译员睡觉？我必须给她留言，但说些什么呢？

“萨尔沃？”格蕾丝又说话了。

“什么事？”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

“关于让-皮埃尔的。那个走到哪睡到哪的老流浪汉。他死了，萨尔沃。汉娜真的很伤心。我也一样。”

当时我一定闭上了眼睛。我睁开双眼时，安东已经从我手上拿走了手机，递给了穿田径服的那个男子。

“那是你妻子的名字，是吗？”他问我，“汉娜？”

“为什么不应当是呢？”

“我可不知道，先生，不是吗？那得看还有什么人的名字写在你手臂上，不是吗？”

麦克西的手下背起背包，步入黑暗中。黄昏中一架没有标名称的飞机隐隐约约地停在那里，看上去庞大而阴森。安东走在我身旁，大个子本尼则跟在那个戴着贝雷帽的法国人旁边。

5

众所周知，但凡战前才征召入伍的新兵容易开小差，想法也常常出人意料，甚至就是彻头彻尾的叛变。我们乘坐的那架飞机连窗户都没有，其内部装饰、通风与照明系统可能更适合于运送冠军犬。我们一登机，飞机双引擎发出的轰鸣声简直成了噪音合成场，其中佩内洛普似的声音也在里面，最刺耳，实在讨厌。大家都被噪音整得很烦，我也不会假装自己是个例外。飞机上没有铺垫子的座位，却是一个个开口对着中间过道的铁笼子，上面铺着像是从监狱里拿出来的脏兮兮的坐垫。橙色的网状吊床从机顶垂挂而下，另有把手，用以方便那些难受得要死的人。安东与本尼坐在我的两边，这让我的心情放松了些。但本尼似乎在算家用账，而安东显然正全神贯注于一本伟大时代的色情杂志。

许多人把驾驶室当做飞机的圣地。这架飞机驾驶室甲板上饰有丝带，不过已经磨损了。两个飞行员都是中年人，很胖，脸也没刮。他俩很忙，对我们这些乘客置之不理，让人不禁想问他们是否知道机上有乘客。那一长列蓝色的走廊照明灯让我想起了北伦敦地区医院。我新近开通的心灵快车在佩内洛普与汉娜两站间往返，带着崇高目标的报国之行穿插着个人情感的心灵之旅，这点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的。

刚刚起飞后的几分钟里，我们一行人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患上了非洲瞌睡症，拿起旅行包当枕头，睡了起来。例外的两个人是麦克西跟他的法国朋友。他们挤在舱尾，正交换着几张纸，就好像一对刚收到抵押贷款公司警告函的夫妇一样焦虑。那个法国人摘掉了贝雷帽，露出一张鹰一般的面孔，目光敏锐，头顶已秃，仅剩周边的一些浅黄色的头发。我从很少说话的本尼那里得知，那法国人是贾斯帕先生。有哪个法国人叫贾斯帕吗？我不信，心中暗暗思量着。可能他跟我一样，也用假名出行吧。

“你觉得我得过去为他们服务吗？”我怀疑他们两个交流有困难，便问安东。

“先生，如果队长需要你的服务，他会说的。”他回答道，头也没抬，继续看杂志。

在剩下的队员中，除了一个之外，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他们长什么模样了。我记得他们身穿撑得鼓鼓的厚夹克，头戴棒球帽，下巴紧咬，显得冷酷异常。每当我走近一点，他们就会停止说话。

“妻子的问题解决了吗，小伙子？顺便说一下，这里的人叫我队长。”

我一定是打了个盹，因为当我抬起头时，面前是麦克西那双大大的蓝眼睛。他像个阿拉伯人似的坐在我旁边。我马上又振奋起来了。T.E.劳伦斯5等英国战争英雄们的英勇事迹，我不知听麦克尔修士给我讲过多少回！仿佛有魔法师用魔法棒点了一下飞机，我们的飞机内部变成了阿拉伯游牧部落用的帐篷，而我头顶的网状吊床变成了山羊皮帐篷顶。在我的想像中，沙漠上空的星星正透过云隙偷偷地看着我们。

“我妻子很好，问题也解决了，谢谢关心，队长。”我回答道，把状态调整到他那样，显得精力充沛。“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在这方面不再有问题了。”

“你那位生病的朋友怎样了？”

“哦，嗯，事实上他死了。”我回答道，语气跟他一样随便。

“可怜的家伙。死期到了，躲也没用啊。你是拿破仑迷吗？”

“嗯，确切地说，不完全是。”我回答道，很不情愿地承认，我对历史的研究就到《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一书为止了。

“他到博罗季诺6之前，就已经失算了。他在斯摩棱斯克7患了梦游症，到达博罗季诺之前就疯了，四十岁时他的情妇生了孩子，却不是他的。他裤裆里那玩意儿不能用，脑子也不好使。唉，我搞的女人得再过三年才会生。你呢？”“嗯，事实上，我得再过十二年吧。”我回答道，私下很奇怪，为什么他不会讲法语却把拿破仑当做自己的榜样？

“这次任务很快就能结束。安德森告诉你没有？”他继续说，但没等我回答就又说开了，“我们悄悄地去，跟一些刚果佬谈判，跟他们达成协议，让他们在协议上签字，然后就悄悄地回来。跟他们最多只打六小时的交道，他们中每一方都已经答应我们了，我们现在只需让他们彼此通气一下。按官方的说法，他们正在不同的地方，碰头之后他们必须在时限到来之前回去。明白了吗？”

“明白了，队长。”

“这是你第一次出去执行任务，对吗？”

“恐怕是的。或许你可以说，我要去接受炮火的洗礼。”我向他承认了，脸上现出懊悔的笑容，表明我察觉到自己底气不足。我抑制不住好奇，问道：“我想你不会告诉我我们现在去哪里是吧，先生？”

“去正北方的一座小岛，那里没人会来打扰我们。你现在知道得越少，待会儿就能睡得越香。”他让自己的表情变得稍微温和些。“这种工作每次都一样。嚷嚷着‘快点，等等’，然后是‘你他妈的在哪儿？’，接下来你会发现，不是出了十来个混球跟我们较劲，就是你的人都散落到你也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了，再不然就是你的车后胎给扎了个大洞。”

他狂躁地盯着一摞手提箱似的箱子。那些箱子都漆成黑色，尺寸统一，固定在舱门旁的一个栅格上。箱子下方躺着一个矮个男子。他头戴平顶布帽，身穿棉背心，蜷缩在垫子上，就像一只初生的牛犊，跟其他人一样睡得很死。

“斯拜德，那套垃圾设备真的都能用？”麦克西提高嗓门问道，好让声音能够传到机舱另一端。

那矮个男子一听马上就像杂技演员似的跳起来，挺滑稽地在我们面前立正。

“这套老垃圾设备看起来还是能够用的。但你可别想得太好，队长。”他兴高采烈地说。在我这位顶级口译员的耳朵听来，他讲的英语带着威尔士口音。“用了十二小时拼凑起来的，就花了那么点钱，别指望太高了。”

“有什么吃的吗？”

“嗯，队长，既然你问了，我就找找看吧。嗯，有一个无名捐赠者送给我们的佛特能牌食品篮。我说是无名氏，因为不管我怎么找，都没找到捐赠者的姓名，也没有名片。”

“里面有什么？”

“不多，老实说，真的不多。我看看，有一整只约克火腿，大约一公斤肥鹅肝，几片半边熏鲑鱼，一块冷烤羊排，切达干酪饼干，一瓶香槟。这一点也不能激起我的食欲，真的不能。我真想把它送回去。”

“回去时路上吃吧。”麦克西打断了他的话，命令道：“还有什么吃的？”

“有炒面。卢顿机场最棒的。应当很好吃，但现在已经凉了。”

“把炒面拿出来，斯拜德。对了，跟这位语言专家认识一下。他叫布莱恩，从‘聊天室’借用来的。”

“啊，‘聊天室’？嗯，我得承认，这让我想起了过去。安德森先生的血汗工厂。他还是唱男中音，是吗？他没被阉掉，或者出其他什么事吧？”

我现在认识了斯拜德。他瞪着一双靴扣眼笑着看着我，我也向他笑了笑，相信自己在执行这次了不得的使命期间又交了一个朋友。

“军事用语你能翻译吗？”麦克西边问边从他那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里取出一个外面包着卡其布的旧马口铁瓶子和一包巴思·奥利弗牌饼干。后来我了解到，那瓶子里装着马尔文矿泉水。

“你指什么军事用语，队长？”我反问道。

炒面已经凉了，黏乎乎的，但我还是决心把它好好地吃下去。

“武器，使用条例，火力，口径，就这些玩意儿吧。”麦克西边说边咬了一口巴思·奥利弗牌饼干。

我向他保证，由于我在“聊天室”工作，我对一系列技术与军事用语都很熟悉。“一般来说，非洲人没有与这类术语对应的土语时，会从最接近的殖民语言里借用。”我补充道，心里开始对此次任务产生了兴趣。“就刚果人而言，他们借用的自然是法语了。”我抑制不住自己，又说道：“当然，如果他们被卢旺达人或者乌干达人训练过，那就不一样了，他们会用一些从英语借用的词，比如‘军事顾问团’、‘伏击’或‘火箭榴弹’。”

麦克西似乎只是礼貌性地表现出一些兴趣来。“这样说来，刚果东部的穆尼亚穆伦格人跟本巴人聊天时就会谈论‘半自动步枪’啦？”

“嗯，如果他们确实能够沟通的话就行。”我回答道，很想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

“什么意思，小伙子？”

“嗯，比方说，一个本巴人可能会讲金亚旺达语，但他并不完全能跟金亚穆伦格人沟通。”

“那他们会怎么做？”麦克西擦了擦嘴。

“嗯，基本上，他们不得不用双方都懂的语言来沟通。双方在某些时候都能听懂对方，但并不一定始终都能听懂。”

“比如说？”

“他们可能会讲一点斯瓦希里语，一点法语。事实上，这取决于他们掌握了什么语言。”

“除非你碰巧在他们旁边，是吗？他们的语言你都能讲得很好。”

“嗯，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这样。”我谦逊地回答道，“自然，我不会打扰他们交谈的。我会等在一旁，看他们是否需要我帮什么忙。”

“那么无论他们讲什么语言，你都讲得更好，是吧？太棒啦。”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但从他的语气来看，他并不像他话中表现出来的那么满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把这些都告诉他们吗？或许我们可以玩得精明一些。将你的秘密武器深藏不露。”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麦克西还在说我在军事领域的口译能力吗？我小心翼翼地说出了我的困惑。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的秘密武器当然就是你懂的偏僻语种了。每个小孩都知道，好士兵是不会将自己的底向敌人广而告之的。你掌握的语言也一样。挖个掩体隐藏起来，盖上油布，直到需要时再现身。这是常识。”

我开始发现，麦克西拥有一种危险而又让人着迷的魔力，其部分功效在于让我觉得，他这个非常奇怪的计划很正常，即使我还弄不清有没有必要这样做。

“试试是否可行。”他建议道，就好像在向我妥协，使他的方式与我超高待遇的身份相称。“比方说，我们说你能讲英语、法语和斯瓦希里语，这样可以吗？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应当是很了不起了。而你掌握的其他小语种我们则保密不说。你能控制得住自己吗？对你来说，这是另一种挑战，新的挑战。”

我没听错吧？我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但我并不是那样回答的。

“队长，究竟在什么语境下，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这么说？或者什么时候不这么说？”我又问道，假装我只是希望他还我以一个充满智慧的微笑。“我并不想显得像个学究似的迂腐不堪，但我们对谁才能说呢？”

“对所有人。对整个房间里的人。为了这次行动，为了使会议顺利进行。你看，”他停顿了一下，就像专业人士向呆子解释些什么东西时停顿下来那样。我得承认，我也有过把别人当做呆子的时候，我对此很内疚。“我们有两个辛克莱尔”——他举起两只似乎刀枪不入的手掌，每一只就代表一个我——“这是水面上的辛克莱尔”——他举起左手——“这是水面下的辛克莱尔”——他把右手放到膝盖上——“水面上的部分只是冰山的顶端，你只讲法语以及斯瓦希里语的各种变体。当然，碰上朋友时你也讲英语。对任何普通口译员来说，这都是正常的约束。明白了吗？”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队长。”我确认道，极力表现出热情。

“而在水面之下”——我目光下斜，看着他的右掌——“是冰山剩下的十分之九，也就是你懂的其他语言。你能演好这出戏吧？一点也不难，只要你控制住自己。”他缩回双手，又吃了一块饼干，等着我明白过来。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不能确定能否控制得住自己，队长。”我说道。

“辛克莱尔，不要那么喜欢炫耀你的多语天赋。你当然管得住你自己。这事他妈的就那么简单。我走进会议室，把你介绍给他们。”他一边嚼着饼干，一边用他那糟糕的法语介绍起我来，“‘这位是辛克莱尔先生，我们的口译员。他精通英语、法语及斯瓦希里语。’祝你好运。听见有谁在用另一种语言说话，即使你听得懂，你也要假装不懂。”虽然我尽力掩饰，但他还是不喜欢我脸上困惑的表情。“看在上帝的分上，伙计。这又不是多大的事，就是装哑巴而已。人们每天都在做这种事，不用试就会了，因为说话人很蠢，感觉不到人家在装哑巴。而你，嗯，并不蠢。你他妈的很棒。嗯，很棒。对你这样的棒小伙来说，那就是小菜一碟。”

“队长，那么我何时能讲我掌握的其他语言呢？就是你说的那些‘水面之下的语言’。”我坚持问到底。

我心底在想，那可是我最引以为豪的语言啊，正是它们使我与众不同。在我的书本里，那些语言根本就没被水淹没，而是被成功地拯救出来了。如果你是我，你也会觉得自己应当向所有人展示这些语言。

“我们让你讲的时候你才能讲，我们没说你就不许讲。我们会给你下密令的。今天给你第一部分，明天早上最后确认表演秀开始了，我们就会给你第二部分。”说完这些后，他那少有的微笑出现了，让我感觉放松了许多。那可是能让你宁愿横穿沙漠也要看到的微笑啊。“你是我们的秘密武器，辛克莱尔，是我们的明星，别忘了这一点。每个人一生中有多少次能获得机会推动历史发展呢？”

“一旦走运的话都可以吧。”我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运气只是命运的另一种说法。”麦克西纠正道。他那双幽灵似的眼睛闪动着，有点神秘。“人要么造就自己，要么毁掉自己。这可不是装门面糊弄人家。这是要在战争之后为刚果带来民主。发动社会舆论，给基伍人一个适当的领导人，让整个基伍启动发展起来。”

一听见他描述的伟大前景，我的大脑就开始翻腾。而他接下来的话更是直接说到我——还有汉娜——的心里去了。

“在刚果，政坛高官犯大罪，情况至今仍未改变，对吧？”

“对。”我激动地回答道。

“如果你能发上一大笔财，就能在下次危机到来之前介入，让那些该死的家伙出局，对吧？”“对。”

“整个刚果停滞不前。政府百无一用，人们干坐着等待可能举行也可能不会举行的大选。如果大选如期举行，形势很可能变得比以前更糟。因此，大选之前存在着一个真空。对吧？”“对。”我随声附和着。

“而我们现在就是要在其他任何讨厌鬼采取行动之前去填补这个真空。美国人、法国人，以及许多跨国公司，一大堆人都在对刚果虎视眈眈。因此我们要在大选之前介入。我们要介入，也要留下来。这一次，将成为幸运的胜利者的正是刚果。”

我再次想要表明我对他说的一切十分赞同，但他没给我机会表示，又接着说：

“几个世纪以来，刚果一直像一个失血过多即将死亡的伤员。”他继续说，但表述有点混乱。“阿拉伯奴隶贩子，其他非洲人，联合国，美国中央情报局，基督教徒，比利时人，法国人，英国人，卢旺达人，钻石公司，黄金公司，采矿公司，世界上一大半的投机商，以及在金沙萨的刚果中央政府都在利用它，而且它现在随时有可能要被石油公司利用。现在他们应当撒手了，而我们就是去让他们撒手。”

他把焦躁不安的目光转向坐在机身另一端的贾斯帕先生，后者正举着双手，看上去就像巴特西某个小商场里没有足够英镑硬币的收银员。

“明天会给你密封命令的第二部分。”麦克西宣布，拿上他那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沿着过道离开了。

你一旦被麦克西的魔咒镇住，脑子里就会一片陶醉。他讲的任何东西对在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我来说都如音乐般悦耳。我的耳边回响着麦克西的言语，飞机引擎不规则的轰鸣声就不那么明显了。但缓过神的时候，我的心声却不那么顺从。

我对他说“对”，我说“行”了吗？

我没说过“不”，那我大概这么表示了。

但我究竟说什么“行”了？

安德森先生向我描述此项工作时有没有告诉我，要把自己变成一座语言冰山，让我语言天赋的十分之九都隐藏于水下？他没这样说过。他只是说，需要我去做点现场口译的活儿，在谎言中生活，而不是在我们自小受熏陶的圣经真理中修炼。水上水下，人格受控导致分裂的事，他只字未提。

“辛克莱尔，不要那么喜欢炫耀你的多语天赋。这事他妈的就那么简单。”拜托，怎样个简单法，队长？我得承认，没听懂却要装懂，那很简单。天天都这样人家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但换个角度说，明明听懂了却要装不懂，依我看，绝不简单。顶级口译员总是本能地作出反应，那是练出来的。听，然后迅速反应，这就是口译。好吧，我同意麦克西的话，口译员也会在恰当的时候才作出反应，但这与口译员瞬间反应的才能就沾不上边了。麦克西要我过后给他翻译，那是炒冷饭。

我还在想着这些事，突然间，一个没刮脸的飞行员大声地叫我们系好安全带。飞机像被炮火击中一般，在频繁的颤动中疾冲停下。舱门砰地打开了，一阵冷空气吹了进来，我不禁感谢起身上穿的哈里斯牌套衫来。队长麦克西第一个从打开的门中跳下，然后是带着背包的本尼，后面跟着提着手提箱的贾斯帕先生。在安东的催促下，我提着旅行包跟在他们后面费劲地走了出去。一踏上柔软的地面，我闻到了退潮时海的味道。两辆车开着前灯颠簸着穿过机场向我们驶来。先是一辆皮卡，然后是一辆面包车。安东把我推到面包车上，本尼也把贾斯帕推了进来。我们身后飞机的阴影下，那群穿厚夹克的男子正把黑色箱子搬上皮卡。面包车司机是个女的，包着头巾，身穿一件皮夹克，简直就是成熟版的布里琪特。坑坑洼洼的小道上既没有标示，也没有路标。我们在往左还是往右？路边有一群绵羊，在车头灯强烈的近光照射下动也不动，呆头呆脑地看着我们。车爬上了山顶，然后下坡。在无星的夜幕下，两根花岗岩门柱摇晃着扑面而来又擦边而过。车呼啸着驶过一片奶牛牧场，绕过一片矮松树林，最后停在一个四周高墙围绕、铺着卵石的院子里。

黑暗中我看不清楚围墙跟屋顶。我们排成队，跟在司机后面，走到一个灯光昏黄、足有二十英尺高的门廊里。迎面是一排排的威灵顿长统靴，旁边用白漆标着尺寸。“7”字中间带了一画，像是欧洲大陆风格；“1”则是往上的那一笔先写。墙上像挂网球拍一样挂着一些旧雪靴。苏格兰人穿过这些雪靴吗？瑞典人呢？挪威人呢？丹麦人呢？或者这里的主人只是一个收藏家，专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小饰品？麦克西说：“去正北方的一座小岛，那里没人会来打扰我们。”“你现在知道得越少，待会就能睡得越香。”我们的女司机在前引路。她的皮领子上有个标志，这让我知道她叫“格拉迪丝”。我们排队走进了一个大厅，顶部装有椽木，四面八方都有走廊。主人提供了一壶茶和一盘冷点心，让我们中间吃完炒面后还觉得饿的人可以填一下肚子。另一个女人名叫珍尼特，面带微笑，正领着我们的队员去他们需要去的任何地方。她让我坐到一张放有刺绣座垫的高背长椅上休息。

大厅里有个球形的落地式大摆钟，上面显示的是英国时间。六小时之前，我离开了汉娜。五小时前，我离开了佩内洛普。四小时前我离开了安德森先生。两小时前我离开了卢顿机场。半小时前麦克西叫我把自己最为得意的语言置于水下保密起来。我的“好看护员”安东摇了摇我的肩膀。我跟在他身后，疲惫地上螺旋楼梯。我说服自己，我即将接受圣心避难所学校监护牧师净化之手的正义审判。

“这里还不错，是吧，先生？”安东推开一扇门，问道，“不会想你家里的老婆或菜肴吧？”“事实上我没想，安东。只是有一点……期盼。”我傻傻地说道。

“呵呵，我得说，你这状态不错。预定什么时候回去？”

我意识到自从给汉娜打了告别电话之后就几乎没跟安东交流过，觉得应当跟他套套近乎。“你真的结婚了吗，安东？”说完我笑了，记起他声称已经八年没跟他妻子讲过话。

“经常结，先生。结了离，离了又结。”

“其实是在休假期间才相聚，是吧？”我猜道。

“是啊，可能吧，我的生活就是这么回事。”

我又问：“悠闲的时候你干些什么呢？我是说，你没出发执行任务的时候？”

“名堂多着呢，真的，先生。我有耐性的时候就去监狱待一小阵子。我喜欢开普敦，不是说那里的监狱，是海滨。我到处追女孩子。呵呵，我们都泡妞，不是吗？现在你向上帝祈祷，然后睡觉吧，先生，因为明天有大事要做。如果你搞砸了，我们也都玩完。队长可不喜欢这样，是吧？”

“那你就是他的副手了。”我羡慕地说，“那看来你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这么说吧，你不是那种神出鬼没的人，我也没必要给你特别的照顾。”

“安东你说我会溜？”我问得自己都惊讶。

“老兄，你要是肯听我说两句你就不会怪我了。你我在自己的行当里干的都是那么回事。你我对自己的老婆都没招儿。你我都对在外头搞女人有一套。就凭这些，我得说咱俩都有多重人格，所以我要用隐语客气地暗示你一下。”

他出去了，我关上门，坐在床上。一种快意的疲惫感向我袭来。我拿起床头的电话，按了好几次叉簧，结果发现电话被切断了。我脱掉那身借来的衣服，到梦中寻找汉娜温暖的怀抱。

6

凌晨时分，我同往常一样猛醒过来。我穿着内衣，习惯性地往右侧躺，曲身作汤匙状，准备从侧面与佩内洛普做爱，结果发现她上夜班还没回来，不过这种情况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第二次醒来时，更小心地观察了一下，意识到自己正躺在一个已经死去的白人亲戚的床上，他一脸大胡子，身着维多利亚风格的华丽服饰，皱着眉头，在大理石壁炉上看着我。最后，我第三次醒来时，汉娜正蜷缩在我怀中，我高兴得抛开《政府保密法》，告诉她我正在参加一项秘密任务，要把民主带给刚果，所以此前我没能打电话给她。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照了进来。直至此时，我才能审视这间设施齐备的屋子。在这里，传统与现代的风格得到和谐的统一：屋里放着一张装有镜子的梳妆台，一台配了A4纸的老式电动打字机，一个抽屉很多的大型衣橱，一个电熨斗，一个放有塑料水壶的早茶盘，以及一张摇摆者牌摇椅。走进房内配套的浴室，我很高兴地发现里面装修豪华，配有毛巾架、浴衣、淋浴器、洗发香波、浴油、毛巾及其他所有浴室用品。我想找找线索，以弄清地理位置，但白忙活了。浴室用品都由国际制造商出品，上面没有消防注意事项或细目清单，也没有免费火柴。以前入住国外的酒店时，往往都能见到酒店经理的英语问候卡，外国味十足，上面还印着谁也看不懂的签名，但这里没有。屋里甚至都没有由国际基甸会寄送的任何语种版本的《圣经》。

我冲了个澡，穿着浴衣，坐在卧室窗户旁边，透过花岗岩竖格窗框，观察着眼前的景色。我首先看到一只蜜黄色的仓鸮，它双翅平展，除了羽毛末端外，全身动也不动。看到它，我的情绪高涨起来，但也无法让我知道自己身处何地。我左右两边都是丘陵牧场，山上长着许多橄榄树，往中间望去则是一片银色的大海。在遥远的天际，我看到了一艘集装箱船的影子，但不知它正驶向何方；离岸近一些，可以看到许多小渔船，海鸥在渔船上空盘旋，但再怎么细看也分辨不出船上挂着哪国的旗帜。除了昨晚我们经过的那条蜿蜒小道，我没看到房子周围还有其他道路。我看不见机场，也没找到能帮我辨明情况的风向袋与天线。根据太阳所处位置，我推断自己正往北看；而从水边小树的叶子来看，这里常吹西风。离房子更近的地方则是一座绿草茵茵的山丘，山顶上矗立着一座19世纪风格的观景台或花园凉亭，在它西边则是一座破败不堪、配有公墓的小教堂，公墓一角竖着一个十字架，似乎是凯尔特式十字架，但也可能是战争纪念碑或是用以纪念某个已逝要人的墓碑。

我的注意力转回观景台上，惊讶地发现有个男子正站在一条细长的梯子上。刚才他不在那里，因此肯定是刚从柱子后面出来的。他身旁的地面上放着一个黑色的箱子，跟与我们同机而来的那些箱子很相似。箱盖竖着，遮住我的视线，因此看不清里面装着什么。那人在修理东西吗？如果是的话，他在修理什么呢？他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呢？我心里猜疑不定。

我好奇心起，又发现了另两名男子，他们也是在神神秘秘地做着什么。其中一名男子正跪在水管或是天然通道的入口旁，另一名男子正在攀爬一根电话线杆，而且他似乎无需绳子或梯子就爬得上去。佩内洛普自以为她的私人教练可比人猿泰山，但那家伙跟这人一比就相形见绌了。我很快就意识到，第二个男子我见过，而且别人喊他的名字先前也听过。当他快爬到杆顶时，我认出他就是我新结交的那个健谈的威尔士朋友斯拜德，前“聊天室”成员兼我们团队的后勤主管。

我迅速拟定了一个计划：假装早餐前散步，跟斯拜德闲聊几句，然后看一下公墓墓碑上的铭文，以便了解此地使用的语言以及目前的方位。穿上脏兮兮的法兰绒裤子与哈里斯牌夹克，手上提着那双不合脚的鞋子，我悄悄地走下主楼梯，来到前门廊。我试着开门，却发现门锁着。我又试了试旁边的其他门窗，都同样锁上了。不仅如此，我透过窗缝还瞥到至少有三个人正守在房子四周，他们都穿着臃肿的厚夹克。

我必须承认，正是在这一刻，我对麦克西对我提出的口译要求再次产生了疑虑。尽管我决心参与到这伟大任务中来，但一整个晚上它不时地打扰着我的梦境。我又回想起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梦。在梦中，我正在潜游，渗进面罩的水缓缓向上袭来。要是我没醒过来，水面就盖过头顶，充满面罩，我就会溺死。为了从梦魇的阴影下摆脱出来，也为抖落脑子里的负面情绪，我决定在一楼房间里调查一遍，也熟悉一下自己即将受煎熬的是非之地。

我原想这里是某个大家族的豪宅，果真如此。花园那边有一连串相连的会客室，每个房间都装有落地长窗，窗外就是长满草的阳台，从阳台沿着一条很宽的石阶往上就能通往山顶那座有柱子的观景台。我一边密切注视着那些厚夹克男子，一边试着推开通往第一间客房的门。我走进了一间富丽堂皇的书房，墙壁漆成岩蓝色，屋里摆满了固定好的红木书橱，上面都装着玻璃门。我把头紧贴到玻璃门上，仔细观察里面的书名，希望这些书能够给我提供线索，好了解主人的身份。但我失望地看到一套套世界文豪的作品，式样统一，书名用的都是作者的母语：狄更斯的书是英语，巴尔扎克的是法语，歌德的是德语，但丁的是意大利语。我又试着想撬开玻璃门，看是否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在书中找到藏书签或题词，却发现它们从上到下锁得严严实实。

书房后面是一间台球室，墙上镶着木板。我估计，室内的那张台球桌占了整间屋子四分之三的空间，没有球袋，应当是法国或者欧洲大陆风格，但红木记分牌却是伦敦巴罗斯公司的产品。第三间则是富丽堂皇的客厅，里面摆着若干镀金镜子，还有一座镀金的铜钟，但时钟上面显示的既不是英国时间，也不是欧洲大陆时间，而是一直停在十二点。客厅里摆一个用大理石与黄铜制成的餐具柜，里面放着一些很吸引人的杂志，从法国的《嘉人》，到英国的《闲谈者》，再到瑞士的《你》都有。我正检查着这些杂志，突然听到从隔壁的第四间屋子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咒骂声，说的是法语。连接这两间屋子的门敞开着，我便静悄悄地穿过擦得很亮的地板，走了进去。那是一间策划室，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椭圆桌子，上面铺着绿色的台面呢。桌子四周摆着八张供玩牌人坐的椅子，木扶手都很宽。在桌子的最远端，秃顶的贾斯帕先生挺直着身子坐在电脑屏幕后面，正用两根手指在打字。此刻他并未戴着黑色贝雷帽。一夜的工作使他极为亢奋，显得容光焕发，看上去颇有点儿大侦探的派头。他紧盯着我，打量了我好一会儿。

“你为什么暗中监视我？”最后他用法语质问起我来。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没穿鞋子。”

“因为鞋不合脚。”

“鞋是你偷的？”

“借的。”

“你是摩洛哥人？”

“英国人。”

“那为什么你的法语讲得就像黑脚法国人8？”

“我在赤道非洲长大，我父亲是个工程师。”我生硬地答道，懒得去评论他对我法语的看法。

“你呢？”

“我来自贝桑松。我是法国省级公证员，在国际法学的某些技术领域谨慎执业。我能够胜任法国与瑞士税法领域的业务。我也在贝桑松大学任职，开课主讲离岸公司的魅力。我还担任某个无名财团的惟一律师。你满意了吧？”

他的直爽解除了我的戒备心理，我很乐意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但最终还是决定小心行事。

“但如果你谨慎执业的话，你怎么能揽到这么重要的业务？”

“因为我很清白，名声好，而且只接民法方面的业务。我从不为毒枭或罪犯做事，因而国际刑警对我闻所未闻。我只做专业能力范围可及的事。你想在马提尼克岛杜撰一家控股公司吗？公司在瑞士注册，却归列支敦士登的一家无名机构所有，而你又拥有这家机构。”

我遗憾地对他笑了笑。

“你想不想轻而易举地破产，损失由法国纳税人埋单？”

我又摇了摇头。

“那么或许你至少可以为我解释一下怎么使用这台天杀的英国电脑吧。开始他们禁止我带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后来他们倒是给了我一台，但没有使用手册，没有重音符，没有逻辑操作，没有……”没有的东西太多，于是他来了个法国式的耸肩，以示失望。

“但你一晚没睡在做什么？”我问道，注意到他周围散落着一堆堆废纸与空咖啡杯。

他叹了一口气，任粗壮的身体猛然沉落在椅子上。“让步。一晚上都在懦夫一样地让步。‘为什么要对那些强盗让步？’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叫他们见鬼去？’”

他问谁呀？我很好奇，但没说话。我知道，我还是小心为好，不能打断他。

“‘贾斯帕，’他们告诉我，‘这份合同至关重要，我们可丢不起。时间很宝贵，而我们并非没有竞争对手。’”

“那么你是在起草合同啦。”我惊道，记起麦克西曾宣称此次任务的目标就是签订一份合同。“上帝呀！嗯，我得说，你可是责任重大啊。事情很复杂吗？我猜一定很复杂吧。”

我这样问本来是要奉承他一下，却招来他轻蔑的嗤笑。

“合同不复杂，我已经起草得清清楚楚了，这份合同比较玄，不可操作。”

“合同涉及几方呢？”

“三方。我们不知道这三方是谁，但他们自己清楚。这份合同是无名的，涉及非特指的假定可能性。如果一件事发生了，那么其他事也就会发生。如果没发生，那么……”他又耸了耸肩。

我小心翼翼地大着胆子提出质疑。“但如果一份合同是无名的，其假定可能性是非特指的，又不可操作，那么怎么能算是合同呢？”

他骷髅似的脸上满是得意与傲气的笑。

“因为这份合同不仅仅是假定的而已，它还与农业有关。”

“噢，假定性还与农业有关？”

他得意地笑着，表明就是那么一回事。

“这怎么可能？合同要么与农业有关，要么是假定的，肯定是这样吧？嗯，你不可能拥有一头假定的奶牛，是吧？”

贾斯帕先生坐直了身子，把双手平放在绿色台面呢上，沉着脸，带着些轻蔑的神色，就像律师正在看着他们最穷的客户。

“那么请你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合同涉及的是人，但我们不把人称为‘人’，而称做‘奶牛’，那么这个合同是假设的，还是跟农业有关？”

我还算聪明，不情愿地承认了他的观点是对的。“那么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假设，比如，在这种情况下？”

“该假设是某个事件。”

“哪种事件？”

“非特指的。可能是死亡。”他伸出一根瘦削的食指对着我，不让我再往死亡这个话题扯下去。“可能是一场洪灾，或者是一桩婚姻，或者是上帝的干预，或人类自身的行为，也可能是另一方的守约或者不守约。合同上并未具体说明。”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没有人能打断他，至少我就不行。“我们知道的是，如果那个事件发生了，某些农业条款就会生效，某些农业物资就会被买卖，某些农业权利就会被分配，同时也会给某些身份隐匿者带来假定多少百分比的农业收益。但只有当那个事件发生时才会这样。”

“但那家无名财团到底是怎么找上你的呢？”我打断他道，“你一身本事，却隐身在贝桑松，锋芒不露……”

我无需再激他，他就继续讲了下去：“一年前，我在瓦朗斯卖了许多度假小别墅，所有权属于分时享有的。我表现得棒极了，那笔买卖就是我职业生涯的最高峰。虽然小别墅没建好，但交货可不是我的责任。我的客户是一家离岸房地产公司，在海峡群岛注册，现在已经破产了。”

如电光火闪一般，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这不就是让布瑞克里勋爵登上佩内洛普那家报纸第一版的那桩丑闻吗？肯定是的。我记得当时的标题就是“黄金国，空中楼阁而已”。

“这家公司又复业了？”我问道。

“我有幸亲自给这家公司清算。它已不存在了。”

“但公司董事们还存在。”

自鸣得意、盛气凌人的神色从未从他脸上消失过，而现在益发明显了。“他们不存在，因为他们没有名字。如果他们有名字，他们存在。如果他们没有名字，他们就只是抽象概念。”或许他厌倦跟我交谈了，或许他认为我们的谈话越过了恰当的法律界限，总之，他一只手放在自己未刮须的脸上，盯着我，就好像他此前从未见过我一样。“你是谁？你在这鬼地方做什么？”

“我是会议口译员。”“什么语言？”

“斯瓦希里语、法语和英语。”我不怎么乐意地回答道，因为梦中的水面又一次淹没了我的潜水面罩。

“他们付你多少钱？”

“我想我不应当告诉你。”但虚荣心战胜了我——有时我就是过于虚荣。这家伙对我逞威风够久了，该我展示一下自己的价值了。“五千美元。”我很随意地说道。

他的头原来伏在双手间，现在突然抬了起来。“五千？”

“没错。五千。怎么了？”

“不是英镑？”

“美元。我告诉过你了。”我一点也不喜欢看他那副胜利了似的笑容。

“他们付给我”——他一字一句地说，一点面子也不给地强调着——“二——十——万——瑞士——法郎。”然后他又强调说，“现金。都是百元面额的，没有大面额纸币。”

我惊呆了。为什么我，萨尔沃，掌握了罕见语言却被迫保密，所得报酬也只是这个自大的法国公证员的九牛一毛？我想起了自己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日子，当时世界法律翻译公司的奥斯曼先生要抽走我毛收入的一半。我的火气愈发地往上蹿，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我装出一副羡慕不已的样子。毕竟，他是大法律专家，而我只是一个普通口译员。

“你是否恰好知道这个鬼地方是哪儿？”他问道，又继续起草起合同来。

不管这是不是个鬼地方，我都不知道。

“这可不是交易的一部分。我会要求额外收费的。”

教堂钟声传了过来，提醒我们晨祷。我走到门前时，贾斯帕先生已经又在笨拙地打字了。他的态度很明显，就是当做我们之间没谈过话。

在面带笑容的珍尼特的指引下，我来到大厅。我马上就意识到，我们的团队似乎并不是一切都顺。珍尼特提供了豪华早餐，包括英国香肠，猪后腿做的最好的火腿以及煎蛋，但只吸引了我们团队中的少数人来吃。他们几个一组，懒洋洋地闲坐着，眼睛暴突，一脸沮丧。安东坐在一张桌子边，正低声地跟两个与他一样阴沉着脸的厚夹克男子说着话。本尼坐在另一张桌子上，阔大的下巴托在一只更硕大的手上，双目无神地看着杯底。我把自己的举止调整得适应众人的情绪，拿了一小片熏鲑鱼，然后就独自一人坐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刚吃下第一口，就听到一阵橡胶鞋底快速踩在板石走廊上的嘎吱嘎吱声，于是我们知道队长麦克西到了。他上身穿着一件羊毛套衫，看样子是牛津大学赛艇队的统一服装，穿了很久，已经发黄了；下身是一件过膝短裤，裤脚也已经磨坏了；脚上穿着一双旧橡胶底帆布鞋，但没穿袜子。清晨的空气让他还有些像男孩的双颊有些发红，眼镜下的双眼炯炯有神。斯拜德站在他身后。

“痛苦结束了。”麦克西接过格拉迪丝递给他的一杯鲜榨橙汁，一饮而尽，然后宣布道，“百分百命中目标。”——他略过了别人通常会说的安慰人的话——“行动的其他部分也会按时进行。菲利普和‘三人组’两小时又十分钟后会乘机来此。”菲利普，他终于又提到菲利普了，麦克西是要对菲利普负责的。“现在时间是……”

伊梅尔达阿姨的手表快了一分钟。我赶快将时间调慢。麦克尔修士怎么想也想不到，他临死前送给我的礼物会被我用在这种场合。

“二十分钟之后盛大派对即将开始。十一点三十分整会议开始。会议期间上洗手间方便的时间由菲利普特别安排。假定我们大部分工作已完成，而菲利普又同意的话，代表们将在下午两点十五分开始吃午餐，也只有主角们能吃午餐。我们要创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他就是想要在好的氛围中做生意，那我们就给他。拜托，不要搞得紧张兮兮的。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气很好，适合国际汽车大赛，看来对户外设施有利。下午五点三十分一切结束。珍尼特，请在会议室里贴上‘禁止吸烟’标志，要血红大字。辛克莱尔，我需要你做事。辛克莱尔你他妈的在哪里？”

我即将接受密封命令的第二部分了。

7

我跟在麦克西身后走下狭窄的地下室楼梯。不能否认，我非常紧张。威尔士人斯拜德脱下帽子滑稽地向我们行了个礼，他眨着双眼，一副憨佬捣蛋的搞笑模样减轻了我心中的不安。当我发现自己远非步入一个未知之地，而是进入了一个迷你版的“聊天室”时，我就更加放松了。那里有一个很不显眼的检修门，跟白厅“聊天室”的那个没什么两样。进了门是一条走廊，墙壁粉刷成炭黑色，顶上拉着电缆。我们顺着走廊来到了一个由废弃锅炉房改建而成的监听中心。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真的，这里比安德森先生的“聊天室”差远了。与这里相比，那里简直就是仙境。看着墙壁上的绿漆和出自安德森先生之口的几条著名劝世箴言，我仿佛回到了诺森伯兰大道的地下建筑，听着没经过训练的人经过我们地下室窗户时发出的轻微脚步声。

麦克西和斯拜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而我则审视着屋内那些陈旧的设备。从走廊拉进来的电缆接在麦加诺牌控制台上，上面放着两排磁带录音机，每排六台，每台都编了号，还根据其任务不同贴上了标签。

“‘RA'指什么，队长？”我问道。

“王室房间。”

“‘GS'呢？”

“客房。”

我浏览了一下标签：RA/客厅，RA/卧室1，RA/卧室2，RA/书房，RA/大厅，RA/浴室与卫生间，GS/起居室，GS/卧室，GS/浴室，东阳台，西阳台，上行石阶，下行石阶，走道，砾石路1，砾石路2，砾石路3，观景台，门廊，温室。

“你觉得如何，布莱恩？”斯拜德再也掩饰不住他的自豪感，催我赶快回答。“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必什么都搞数字化。如果外国渔民也能探查到我们做的事，那我们与别人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说自己惊呆了那还不至于，因为隐约之间，我料到会有这类东西。但我还是觉得脊梁骨上冷飕飕的，那可能是我怯场了。麦克西催我欣赏一下放在房间中央被他叫做“电椅”的东西，这就更让我觉得害怕了。乍一看，它跟真的电椅一样引人注目，但细一观察，它其实是一张旧躺椅，上端装上了电缆跟耳机，还有个病床旁装的盛物盘，托盘上放着速记垫、A4纸与预先削好的HB铅笔，一边的扶手上还放着一台步话机，另一边扶手上则放着仪表板。我很快就认出，仪表板上面的编号跟磁带录音机上的编号一一对应。

“我们一休会，你就要赶快跑下来。”麦克西用越压越低的命令口气对我说道：“我们让你听什么，你就听什么，然后你尽快通过耳机把听到的内容译出传达给行动室里的山姆。”

“山姆是谁，队长？”

“你的协调人。所有对话都会自动录下来。山姆会告诉你哪些要现场听。逮到空余时间，就扫描式地监听一下二线目标。山姆会为你作简要介绍，也会问你问题，然后把你翻译的材料交给需要的人。”

“山姆会跟菲利普联系是吧？”我说，继续努力接近此次任务的源头，但麦克西没上钩。

“休会一结束，你就要跑上楼去，坐回会议桌上你原来坐的位置，举止要自然。斯拜德的工作就是在这里检修这个系统，确保窃听器不会失灵，还要记录并保存所有磁带。他跟监视小组实时联系，所以他能知道会议代表们的行踪，并在地图上打灯标明位置。”

与其说那是一张地图，不如说是自制的伦敦地铁网络图。它架在一张硬纸板上，配有彩色灯泡，就像小孩子玩的模型铁路。斯拜德站在地图前面，斜戴着帽子，作为地图拥有者的骄傲一览无遗。

“安东负责监视小组。”麦克西继续说道，“监视者向安东报告，安东再告诉斯拜德目标所处位置，斯拜德在地图上把目标标记出来，你监听他们谈话，然后告诉山姆他们彼此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每个目标都用不同颜色的灯泡作标记。监视小组则是在固定位置肉眼观测，用对讲机沟通。给他展示一下。”

但是，斯拜德说我得举出例子，这样他才有的展示。“说出两种颜色，伙计。”他催促道，“你最喜欢的颜色。任意两种。”

“绿色跟蓝色。”我试着说了。

“位置，伙计，位置？”

“石阶上面。”我说，随机选了张标签。

斯拜德手指飞舞，按下了四个键。地图最左端绿色与蓝色的指示灯闪烁起来，一台磁带录音机也开始静静地转动起来。

“喜欢吗，伙计？喜欢吗？”

“让他看一下主灯。”麦克西命令道。

王室套房中央的一盏紫灯亮了起来，让我回想起我这个私生子从教仆们的宿舍偷窥到穿着紫色法衣的主教们来访的情景。

“主灯跟王室房间不在你的监听范围之内，除非菲利普亲自告诉你去听。”麦克西警告，“那是应急窃听器。用来记录备案，不是给你操作的。我们只能录音，不能监听。明白了吗？”“明白了，队长。”接着我又问，“菲利普到底为谁提供咨询服务呢，先生？”问完之后我都对自己的莽撞感到吃惊。

麦克西盯着我，像是在怀疑我为什么如此不驯。斯拜德站在地图前面，一动不动，像山一样。但我不想退缩。我总在不恰当的时候表现自己的倔强个性，我自己也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是一名顾问，没错吧？”我将错就错，不依不饶，“那么他顾及谁呢？我不是要固执己见，队长，但我有权利知道我为谁工作，是吧？”

麦克西张嘴说了些什么，然后又闭上了。我的印象是，他真的很困惑，不是因为他所知的事，而是因为我所不知的事。

“我还以为安德森已经告诉你所有资料了。”

“所有什么资料，队长？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背景而已。如果我没能完全了解背景，我就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不是吗？”

麦克西又沉默，飞快地跟斯拜德对视了一会儿，一脸困惑。“菲利普是名自由职业者。他为任何付钱给他的人工作。他有关系。”

“跟政府有关系？跟那家财团有关系？他到底跟谁有关系，队长？”俗话说，如果你掉进洞里，就别再挖个洞。但在这种情绪下，我一旦开始，就再没什么能阻止我了。

“关系，伙计。难道你没听过关系吗？我有关系，斯拜德也有关系。我们不是政府官员，我们彼此独立，保持距离，但我们有关系。看在上帝的分上，这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然后他似乎对我又有些同情。“菲利普是自由职业者，他是一名顾问，受合同约束。他的专长是非洲问题研究，他就是此次行动的头儿。知道这些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因此对你也应当足够了。”

“你说够那就算够了吧，队长。”

“菲利普召集代表，确定交易条款，并让所有人坐到一起。四十八小时前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坐到同一间屋子里。所以，你要是崇拜他的本事那就闭嘴吧。”

“我会的，队长。我确实崇拜他。没问题。”

麦克西生气地沿着石阶往上走，一步两级，我紧跟在他身后。到了书房，他砰地坐在一张椅子上，示意我也坐下。我们冷静了下来，就像两个悠闲的绅士一般坐着。落地长窗外，草坪一直延伸到装了窃听器的观景台上，让人看了心平气和。

“在丹麦的某个地方，离这里不到一千英里，正在召开一个研讨会。”他又开口了。“在听我说话吗？”

“在听呢，队长。”

“它叫‘大湖地区9论坛’。听说过吗？”

我没听说过。

“一群留着长发的斯堪的纳维亚学者主持秘密讨论，想在大选前解决东刚果问题。他们纠合一帮彼此仇恨的家伙，请他们去出出怨气。他们相信后面肯定会有好戏发生，只要你相信精灵的魔力。”

我会心一笑。我们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又成了同志。

“今天他们可以自由活动。他们本来要去参观熏鱼厂与雕塑公园，但其中的三名代表请求离开。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参加他们自己的非正式会议。”他往我俩之间的桌子上扔了本小册子说道，“这就是你想知道的背景，与会者的简历、语言与民族已经略去了，这都是菲利普义务劳动的成果。三名代表，一个非神圣三角同盟。”他继续说道，“直到几个月以前，他们还在切掉彼此的命根子，屠杀彼此的妻子，偷走彼此的土地、牛群跟矿产。而菲利普出手相助后，他们现在却要组成一个联盟了。”

“这次会议以谁为敌呢，队长？”我问道，语气中略带厌烦，但恰到好处。

我的怀疑不言自明，因为在东刚果这个黑暗的天堂，除非要对抗共同的敌人，否则任何联盟还会有什么目的吗？因此，我立刻就了解了他的回答中包含的全部重要含义。

“这次不以谁为敌，也不受谁的支持。你是否碰巧听说过那个自封刚果救世主的某专业的前教授？他现在正操控着一个委员会，自称‘穆旺加扎’，也就是‘光’，没错吧？”

“或者可以译作‘启蒙’，”我回答道，这纯粹是一个口译员的条件反射，“这取决于我们要用到的是该词的喻义或是原义。”

“嗯，不管是比喻义、原义还是其他什么狗屁，总之穆旺加扎是我们的关键人物。如果我们能让他在大选之前上台，我们就可以自由回家。如果不能，事情就砸了。没的选择。”

要说我的头脑正在急转，那是太过轻描淡写了。说它升上了太空轨道，向汉娜疯狂地传达信号，那会更准确。

我听过他的演讲，萨尔沃。就在我们做爱难得的间隙，汉娜这么告诉我。她原来跟我讲法语，这时却讲起了英语。他是真理与和解的使徒。他出现在基伍当地所有广播电台的节目上。两个星期以前我轮休，我和朋友一路跋涉到伯明翰，他在我们一大群人中间发表演讲。大厅里静得可以听见针掉落的声音。他领导的运动叫做“中间路线”，主张做一些其他政党不可能去做的事。这是因为，它是心灵的运动，而不是钱包的运动。它主张无论是南基伍人还是北基伍人，所有基伍人民都应当团结一致。它主张迫使金沙萨的政客们从东刚果撤出其腐败的军队，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它将解除那些雇佣军和参与种族大屠杀的民兵武装，把他们送回边境线那边他们自己的国家卢旺达。那些真正有权留下的人只要真的想成为刚果人就会这样做。你还知道什么吗，萨尔沃？

还有什么，汉娜？

1964年大起义时，穆旺加扎为刚果总理、民族英雄帕特里斯·卢蒙巴而战，还受了伤！

但这怎么可能呢，汉娜？196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比利时人的帮助下刺杀了卢蒙巴。那可是大起义爆发之前三年，我肯定没记错。

萨尔沃，你真是太书呆子气了。大起义以卢蒙巴思想为指导。所有参加起义的人都以帕特里斯·卢蒙巴为精神领袖。他们都在为自由刚果和帕特里斯而战，无论他是生是死。

那么我是在跟革命者做爱了。

你现在这样真可笑。穆旺加扎不是革命者。他主张种族和解、自律和正义，主张除掉所有不热爱我们国家却窃取我们财富的人。他不希望人们把他当做战争狂，而是把他当作给真正热爱刚果的人带来和平与和谐的人。他是《国王与小鸟》中那只罕见的智慧鸟：他是来治愈我们所有病痛的大英雄。我可能让你觉得无聊了吧？

她说我没把她当真，任性地拉开被褥，坐了起来。你要知道她是多么漂亮，做爱时又是那么风情万种，你想像一下这意味着什么。不，汉娜，你没有让我觉得无聊。我只是暂时分心，想起那天夜里先父跟我讲的悄悄话了。

萨尔沃，我的孩子，基伍需要团结……在上帝的荣耀与刚果国旗之下，所有人和平共处……我们要从剥削压迫我们的外国害虫手中解放出来。自然资源是神赐予基伍的，所有真心想要共享基伍的资源和开明生活的人，我们都愿意接纳……萨尔沃，让我们一起祈祷，愿你今生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麦克西正在等我回答他。嗯，我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刚果救世主？跟穆旺加扎一样，我也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

“我可能听说过他，”我承认了，很小心地让自己的语气恰到好处地表明自己对他不感兴趣。

“不就是那种舆论变脸预言家吗？”

“那么你见过他吗？”

“天啊，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会给他留下如此荒谬的印象呢？——“老实说，队长，我老早就打定主意要避开刚果政治。我认为远离刚果政治我过得更幸福。”

在我碰到汉娜之前，事实真的就是这样。当你想归化到另一个国家时，你不得不作出如此选择。

“嗯，那么你可要坚强些，因为你即将与他会面。”麦克西这样告诉我，又一次瞥了一眼手表。“这个大人物将带上两个随从，一个是他的忠诚助手，也可能是政治顾问，另外一个则是对他半忠诚的黎巴嫩中间人，叫费利克斯·塔比齐，昵称‘塔比’。教授是一名希族人，他的那个忠诚助手也是。”

“塔比！”我在心中重复了一下。我的思绪飞回到伯克利广场那栋灯火通明的房子里。讨厌鬼塔比，关键时刻搞鬼的塔比。这个黎巴嫩中间人既然不完全忠诚，那他当穆旺加扎的随从要搞什么鬼？我正想弄清楚，麦克西又说开了。

“塔比是教授必需的邪恶助手。任何非洲领导人都有这样一个邪恶助手。他以前是个极端的穆斯林分子，过去曾参加过哈马斯，最近由于健康方面的缘故改信基督教了。他帮助那老家伙处理大选事宜，理顺他的进程，管理他的钱，也替他擦屁股。”

“他讲什么语言，队长？塔比齐先生讲什么语言？”

“法语，英语，阿拉伯语，以及他在旅行时学会的任何语言。”

“那菲利普呢？他会讲什么语言？”

“法语，林加拉语，一点儿斯瓦希里语，他懂得不多。”

“英语呢？”

“他妈的，他当然讲英语啦。他可是个英国人。”

“那个教授编的材料里什么都说了。我明白了。他受过教育。”我这样讲并不是要讽刺麦克西对语言知识的缺乏，但看到他不悦地皱起了眉头，恐怕他就是这么想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恼怒地问道。

“嗯，其实你并不需要我，不是吗，队长？楼上不需要我，这里也不需要我。如果穆旺加扎讲法语与斯瓦希里语的话，你也不需要我。我只需跟斯拜德一起待在锅炉房里，监听一切就行。”

“全是扯淡！你是这场秀的明星，记得吗？那些在改变世界的家伙不会想自己口译的。塔比齐用他妈的任何一种语言告诉我现在几点我都不会相信他。”他想了一会儿，又说，“更何况，你的口译技能至关重要。穆旺加扎坚持讲斯瓦希里语，因为法语对他来说太殖民化了。我们队伍中有一个人法语讲得极好，但对斯瓦希里语一窍不通，另一个人能讲一点点斯瓦希里语，对法语却一窍不通。”

麦克西说我是“这场秀的明星”让我感到受宠若惊。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个问题要问。确切地说，是汉娜要问。

“那么此次会议预定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队长？我们的理想预期是什么？我们怎么定义它？我总是会问我的客户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以前不会这样问客户的。我的不驯激怒了麦克西。“我们在整治这个地方，辛克莱尔，看在上帝的分上。”他破口大骂起来，听上去仿佛压抑了许久。“我们要让这个该死的疯人院变得清醒，把一个国家还给那些穷困潦倒、被奴役被压迫的人，让他们彼此容忍，赚钱，他妈的好好过日子。你有意见吗？”

他的意图很清楚、很真挚，到今天为止我也再无理由问他了。这让我停顿了一会儿，但并未收敛。

“我没意见，队长。只是，你刚才确实提到战事会带来民主，你瞧，我自然就会好奇，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说，在战事之后会怎样呢？既然大选在即，那为什么要提前介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提过汉娜是个和平主义者吗——安德森先生就是这么称呼她们这类人的？我有没有讲过，她去的那所由美国人资助的五旬节派教会学校里有一群主张独立的修女，她们一直在对她鼓吹贵格会的非暴力思想，特别强调被人打了一巴掌要把另一边脸也凑上去？

“我们在谈刚果，是吧？”

“没错，队长。”

“它是世界上最恶心的坟场之一，没错吧？”

“没错。一点问题也没有。或许它就是最糟糕的那个。”

“就在我俩谈话时，人们像苍蝇一样死去。种族大屠杀、疾病、饥荒、童子军、从上烂到下他妈的无能政府、强奸、大暴乱。对吧？”

“没错，队长。”

“大选不会带来民主，只会带来混乱。胜利者会霸占一切，然后叫失败者滚蛋去死。失败者会说大选被操纵，于是落草为寇。而且由于所有人都只投票给本族候选人，他们只会回到起点，会变得更糟糕。除非……”

我等他说下去。

“除非你能提前推出自己的温和派领导人，向选民宣传其政治主张，并证明这些主张切实可行，以免发生恶性循环。听懂了吗？”

“听懂了，队长。”

“这就是那家财团的博弈计划，也就是我们正在兜售的这个计划。大选只是西方人的自淫。提前阻止它，让我们的人上台，一次性公平地给国民一份蛋糕，让和平降临。你们的跨国公司一般都厌恶穷人，因为养活几百万个饿慌的人划不来。让那些贱货搞私有化，或者让他们去死就划得来。嗯，我们的小财团可不是这么想的，穆旺加扎也不会这么想。他们考虑的是基础建设、共同分享以及长期利益。”

我自豪地想起了布瑞克里勋爵和支持他的跨国公司。小财团？我此前可从未见过那么多大人物聚集在一个房间里！

“回报投资者，这是个前提，为什么不呢？”麦克西说道。“人家公平冒险一回，给他一磅肉嘛，那是属于他的一份，有什么好舍不得的？等咆哮与枪炮声结束了，我们会给刚果留下大量的回报：学校，医院，道路，清水。我们会为以后的孩子点亮未来上升的通道。有异议吗？”我怎么会有异议呢？汉娜怎么会有异议呢？诺亚和他的数百万伙伴们怎么会有异议呢？

“所以，如果在最初几天里，我们要推翻一个注定要倒台的政府，让两百来号人下台，那么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他站了起来，用力揉了揉他那跟自行车运动员一样结实的屁股。“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件事你要记住。”他又揉了一下。“不要跟本地人过多交流。你来这里不是要跟他们建立长久联系的，你只是来工作的。午餐时间到了，你就下去锅炉房那里，跟斯拜德一起吃点压缩饼干。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不过，“我算不算本地人呢？”

我手里紧紧抓着菲利普的小册子，先是坐在床边，然后又坐到摇摆者牌躺椅上。这张躺椅只往前晃，却不往后摆。上一秒我是演出的明星，下一秒我又成了受惊的蠢才，脑子成了大湖，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都往我脑中涌来，水流已经溢出我脑中的堤岸了。从窗户往外看去，一切仍然宁静如初，但这只是骗人的表象而已。欧洲也有非洲的斜阳，披洒在整个花园。这样一天里，又有谁不想远离窥探的耳目，在这花园里悠闲地散步呢？谁又会抗拒得了观景台上那些斜躺的太阳椅的诱惑呢？

我打开小册子。白纸，没有标记。纸张上下都没有机密等级。没有读者，没有作者，彼此独立。小册子的第一页从下半页开始才有文字，上面标明是第十七页，而该页的第一段也标明是第十二段。我据此得出结论，小册子的第一到第十一段不适合我看，即使是稍稍看看也不行，尽管我全身心地为国家服务到底，无论是公开亮相或秘密进行，我嘛，口译员而已。这一段的标题是“军阀”。

一号军阀名叫迪德纳，是个天生的军阀。迪德纳是一个穆尼亚穆伦格人，因此从种族上你无法将他与卢旺达人区分开来。我很快就对他产生了兴趣。穆尼亚穆伦格人作为一个整体叫做“班亚穆伦格族”，他们是所有刚果部落中先父最为热爱的一支。先父曾浪漫地将其称为“基伍的犹太人”，以示对其遁世的生活方式、战斗技能以及每天与上帝直接交流的习俗的尊重。“纯粹”的刚果人将其蔑称为“图西族侵略者”，双方总是发生冲突，因此班亚穆伦格族在过去的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都居住在基伍南部高地的穆伦格高原上，外人根本无法进入那里。尽管他们一直受到骚扰，却都向往过上多元文化共存的生活。他们饲养牛羊，却对领地范围内的贵重矿产视而不见。在这个充满战斗精神的民族中，迪德纳似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现年三十二岁，一个经受过考验的真正战士。在丛林中接受了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五旬节派传教士的教育，直到长大能打仗为止。就目前所知，他对发财毫无兴趣。部落长老们任命他为全权代表来此参加会议，以求实现以下目标：

一、在大选前让班亚穆伦格族加入南基伍的新临时政府。

二、解决高原上的土地争端。

三、让数千被驱逐出刚果的班亚穆伦格族人有权回国，特别是在2004年布卡武骚乱后被迫出逃的那些人。

四、让班亚穆伦格族融入刚果社会，通过谈判正式终止五十年来对他们的迫害。

掌握的语言包括：金亚穆伦格语与金亚旺达语、希语、斯瓦希里语、基础法语（很基础）。

我接着了解二号军阀。他叫弗兰科，这是按一个非洲大歌星取的名字。我在传教所生活时曾在佩雷·安德雷刺耳的留声机唱片上听过这位歌星的作品，很熟悉。弗兰科来自乌维拉地区，大约五十六岁，是一个老派的本巴族战士。他没有受过教育，但相当狡滑，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刚果爱国者。但菲利普本应先提醒读者要有心理准备，然后再介绍这个杀人犯：

在扎伊尔大独裁者蒙博托统治时期，他在瓦隆古山区担任一名非正式警察，杀过人。1996年战争爆发时他被捕入狱，后来越狱，逃到丛林中，加入马伊·马伊民兵组织10，以逃脱对他效忠前主子时所做一切的追究迫害。据信，他目前的军衔为上校或者更高。左腿受过伤，局部失去活动能力。他的妻子之一是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某将军的女儿。他拥有大量土地，六个兄弟也很富有。他是半文盲，母语是本巴语，他还能讲斯瓦希里语，他的法语很差，而且多少有点让人惊讶的是，他坐牢时还学会了金亚旺达语及其近亲语言金亚穆伦格语。

时间间隔这么久，我很难描述这寥寥几句话在我这个私生子心中勾勒出的怪异形象。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即使不是先父在世时那个可怕的辛巴组织，它们的残暴程度也非常接近。我们不要被“上校”一词所迷惑。我们不是在谈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熨烫得整整洁洁的军服的官兵，向长官敬礼的风范或是红色徽章、勋章绶带之类。我们说的是插着羽毛的头饰、棒球帽、猴皮马甲、足球短裤、田径服与眼睛的涂色。他们更喜欢穿的鞋是威灵顿长统靴。至于能把子弹变成水的魔法，跟之前的辛巴组织一样，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每次觉得有需要时就会表演一下，如果他们遵守必要的仪式就可以表演。仪式包括不允许雨水进入口中，不吃放在彩色盘子上的东西，不碰未经魔法药水洒过的任何东西。这些力量直接源于刚果的纯净土地，而土地正是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发誓不惜用鲜血及其他代价去保护的东西。我们也是在谈无序、不负责任的谋杀，大量的强奸，以及在这里出现的所有暴行，其诱因多样，从最诡异的法术到一两加仑添加了棕榈酒的普里默斯牌啤酒都有可能。

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与班亚穆伦格族这两派人究竟是怎么在一个文明人的领导下相互和解，在各种力量并存的主权国家基伍成为合作伙伴的？在我看来，这似乎就是一个很大的谜团。没错，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时不时会与班亚穆伦格族组成战术联盟，但这并不阻止他们洗劫后者的村庄，焚烧其庄稼，盗取其牛群与女人。

弗兰科参加今天的会议想要得到些什么呢？

一、把中间路线视作为其民兵组织获取金钱、权力与武器的潜在捷径。

二、期望能有大量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成员在基伍新政府中任职，比如：要有人控制前线交通要道（这是获取贿赂与关税的途径），控制采矿特许权（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向卢旺达人出售矿石，尽管他们的反卢旺达情绪很高）。

三、依靠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在基伍的影响力加强它与金沙萨联邦政府的联系。

四、只要马伊·马伊民兵组织能够向其他买家出售矿石，他们依然决心清除卢旺达人在刚果的所有影响力。

五、将即将来临的大选视作对马伊·马伊民兵组织生存的一大威胁，想要预先阻止大选。

三号军阀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军阀，而只是东刚果一家贸易公司的继承人。他在法国接受过教育，很富有。他叫奥雷诺·阿穆尔-若欧斯，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名字的首字母缩写“哈贾”。从种族上看，他跟穆旺加扎一样，也是个希族人，因此也就是个“纯粹的”刚果人。他在索邦大学商学院念书，所有课程全部合格，最近才从巴黎回到刚果。据菲利普所言，他的力量源泉不在班亚穆伦格族的南方高地，也不在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在北方与南方的据点，而在布卡武新近崛起的年轻企业家群体。我往窗外望去。如果我的童年时代还有天堂的话，那它就是布卡武这个前殖民地小城。布卡武坐落在基武湖南端，位于起伏的山谷与多雾的群山之间。

家族利益的范围包括若干咖啡与蔬菜种植园，若干旅馆，一家配有卡车运输队的啤酒厂，一家交易钻石、黄金、锡石与钶钽铁矿的矿产公司，以及他新近才买下并引以为傲的两家迪斯科舞厅。多数企业依赖于与卢旺达人的跨边境贸易。

因此，哈贾其实是一个不是军阀的军阀，其生计要依赖于他的敌人。

哈贾是一个老练的组织者，深得工人尊敬。只要有合他胃口的动能，他能联系布卡武周边卡孜巴与布尔欣伊地区部落头人们，立即就建立起一支五百多人的民兵队伍。哈贾的父亲名叫卢克，是该家族帝国的始创者，他的一举一动在北部港口城市戈马同样影响巨大。

我不自觉地笑了起来。如果布卡武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那么戈马就是汉娜童年时代的天堂。

卢克是大革命时期的一名老兵，长期以来跟穆旺加扎志同道合。他深受戈马其他商人的尊敬。这些商人跟他一样，都因卢旺达人钳制着基伍的商业而十分愤怒。卢克本来打算亲自参加今天的会议，但现在他在开普敦一家心脏医院里接受专门治疗，因此哈贾代他来开会。

那么这对都是城市大亨的父子搭档到底能够提供什么呢？

只要时机得当、人员齐备，卢克和他在北基伍的势力圈子就准备在戈马的大街小巷发动响应者众多的起义，并为穆旺加扎秘密提供军事与政治支持。他们将要求在新临时政府里获取权力与影响力作为回报。

那哈贾呢？

在布卡武，哈贾有能力说服他的知识分子与商人伙伴们接纳“中间路线”，并以此作为他们发泄对卢旺达怒气的方式。

但哈贾今天出现在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个更为简单的原因：

为了证明自己愿意效忠“中间路线”，卢克已经同意预收一笔“已销账”的佣金，为此他已经签署了一份正式的收据。

哈贾能讲希语，其斯瓦希里语则很差。为了搞贸易，他也自学了金亚旺达语，但他最喜欢讲“高度复杂”的法语。

有人砰砰地在敲门，我站起来去开门，心中对汉娜说，情况是这样：现在有三个角色，一个是穆尼亚穆伦格的农民兵，一个是马伊·马伊民兵组织的老兵，是个瘸子，还有一个是在法国受教育的城里人，精通人情世故，代他父亲来参加会议。穆旺加扎是个七十多岁的教授，无论他是多么的理想主义，又有多大可能在战事前后把这靠不住的三人组变成爱好和平、争取民主的联盟呢？

“队长说这些是你要准备的其他会议材料。”安东说道，将一个文件夹塞到我手里。“我要把这份讨厌的材料取走，我也要作准备。我们不想把它放在小孩够得着的地方，不是吗？”说得明白一些，其实就是用菲利普的这份无名介绍材料换贾斯帕的无名合同。

我坐回摇摆者牌躺椅上，继续看材料、作准备。我觉得搞笑的是贾斯帕拿那台滥电脑没辙，只好用墨水给合同的一些法语词汇加上了重读符号。合同开头界定了合同的无名三方。

甲方：一家慈善性质的离岸实业资金机构，以自助方式为陷入困境或失去支付能力的中非国家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设备与服务。

换句话说，甲方就是那家无名财团。

乙方（以下称做农学家）：一个学界要人，致力于对过时的方法进行彻底改革，以更好地改善当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说得明白些，乙方就是穆旺加扎。

丙方（以下称做联盟）：一个由社区领导人结成的正义同盟，立志在农学家（参见上文）的指导下共同努力……

三方的共同目标是支配性地用各种手段进行改革，包括实施共同的财政政策，重新分配自然资源以便更大幅度地提升基伍人财富，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包括整个基伍在内的社会结构。

作为对改革准备期间该财团提供的金融与技术帮助（以下称做援助事宜）的回报，农学家在同联盟中的合作伙伴们磋商之后，保证赋予财团及其视情形自行决定提名的公司或法人以优先权……

财团一方保证提供专业服务、人员，并一次性提供价值五千万瑞士法郎的设备。具体参见附录。

财团保证根据自身财力提供必需的专家、技术员、指导人员与管理人员，帮助培训当地人使用上述设备；从援助事宜开始到完成的不少于六个月的整个期间内，在任何情况下，上述人员都将留在操作场所……

这份合同正文极不精确，但附录却非常具体。财团一方要提供的基本设备包括：铁铲、泥刀、镐、长柄镰刀、大小手推车。拜托，这些东西要用在哪里呢？这些东西在雨林里能派什么用场？我闭了会儿眼睛。我们要在镐、长柄镰刀与手推车的帮助下给基伍带来现代化？

如果还需要第二批设备的话，相关成本不由财团承担，“从扣除各种费用之前援助事宜所生成的总收入里扣除”。换句话说，财团的善举止步于那五千万瑞士法郎。

该合同用一整页的数字、条款与支付比例规定了援助事宜结束后各种亏损的分担问题。在前六个月中，财团要求，在经纬度界定清楚的指定区域内，他们对于所有出产的农作物，无论是何种类，都要拥有独家权利。没有这些独家权利，交易是无效的。但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善意，以及对联盟的忠诚，财团每月将额外支付给联盟其总收入的百分之十。

这个百分之十的份额由财团从其六个月免税收入内扣除，而对方必须确保免除财团指定区域内的地税、国税与关税，同时也必须确保为所有农作物的耕种、收割与运输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作为惟一的“支持者”与“冒险者”，“财团将获得未扣除经常性费用、管理费与间接性费用的首批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但该条款从援助事宜开始之后第七个月起才生效……”

正当我开始感觉财团在以自己的方式过分地操纵此事，合同的最后一页让我欢欣鼓舞，使我的预期恢复到我跟麦克西谈话之后的高度。

六个月协议期结束之后，所有累计收益将完全归属联盟，联盟将根据在卫生、教育与福利方面促进社会发展的通行国际原则，以建立一个和谐、团结与互相宽容的统一国家为一致目标，在社区的各个部分公平合理地分配收益。

如果由于派别林立导致无法公平分配，穆旺加扎将亲自委任一个由可信任的代表们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分配此后称做“人民应得的部分”的东西。哈利路亚！最后这些就是建设学校、道路与医院以及帮助下一代孩子们成长的资金来源了，就像麦克西承诺的那样。汉娜可以放心了。我也一样。

我坐到放在装有镜子的梳妆台上的老式电动打字机前，精力充沛地把贾斯帕起草的法语合同翻译成斯瓦希里语。译完之后，我躺到床上，四肢平展，想让自己的兴奋心情平静下来。看看伊梅尔达阿姨的手表，已经十一点半了。汉娜应当上完夜班回宿舍了，但她肯定睡不着觉。她会穿着制服躺在床上，盯着脏兮兮的天花板。那晚我们交流着各自的希望与梦想时，我们也一起盯着天花板。她一定在想：他在哪儿呢？他为什么没给我打电话？我能再见到他吗？或者他跟其他人一样，也是骗子？她一定在思念着她儿子诺亚，想着有一天能带他回戈马。

一架小飞机低飞掠过了观景台。我跳起身来，跑到窗边，想看看飞机上的标志，但已经太迟了。当可靠的安东再一次出现在我门前，取走我翻译好的合同，并命令我上楼时，我发誓：我要上演此生最棒的口译秀。

8

我气喘吁吁地跟在安东身后回到了策划室。白天早些时候，我在那里见到过贾斯帕。我很快就观察到里面的布置稍微改变了一些。中央讲台上放着一块供发言者使用的白色书写板及一个黑板架。桌子四周原来只放着八把椅子，现在增加到了十把。砖砌壁炉上放着一个邮局大钟，旁边还贴着“禁止吸烟”的法语警示。贾斯帕已经洗漱并刮过脸，在通往屋子的门旁，显得很不起眼，本尼寸步不离。

我扫视了桌子一眼。无名会议怎么能放上与会者的名牌呢？穆旺加扎的名牌上写着“资深人士”，放在桌子本地方一侧的中央，即“首席”。在他两侧分别是他的忠实助手“秘书先生”与忠诚度较低的“顾问先生”，后者昵称“塔比”，麦克西不信任他，塔比告诉他现在几点他也不会相信。这三人位置的对面、落地长窗的后面则是“三人组”的位置，名牌上只写着“先生”及其各自姓名的首字母：D指迪德纳，F指弗兰科，H指布卡武老大奥雷诺·阿穆尔-若欧斯，人们更常称之为“哈贾”。由于弗兰科年纪最大，他被安排坐在中间的那个位置上，正对着穆旺加扎。

由于这张椭圆桌子的两边都已经有人坐了，我们的人只能分坐在两端。桌子一端放着一个写着“上校先生”的名牌，我猜那就是麦克西的位置，在它旁边放着“菲利佩先生”的名牌，而我和贾斯帕被安排坐在桌子另一端。我下意识地注意到，贾斯帕被尊称为“公证员先生”，而我却只被简单地称做“口译员”。

菲利普的座位前放着一个黄铜手摇铃。直到现在，它仍然在我的记忆中鸣响。这个手摇铃有一个黑色的木柄。圣心避难所学校有个大钟，把我们这些学生的日常生活挤压得毫无空闲，这个手摇铃简直就是那个大钟的缩微复制品。在学校，大钟将我们从床上拖下来，告诉我们何时要祈祷、何时要吃饭、何时要去厕所、何时要去体育馆、何时要去教室、何时要去足球场、何时要再次祈祷、何时要回床睡觉、何时要与自己心中的魔鬼角力。安东竭力向我解释说，这个手摇铃将使我变得像真人版悠悠球一样，在锅炉房与策划室之间急匆匆地上来下去。“他要宣布休会时就会摇响这个铃，当他觉得寂寞，要你们回到桌前继续开会时，就会再摇响它。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休息不了，不是吗，先生？”他向我眨了眨眼，补充道，“我们都得待在楼下我们都知道的那个地方，静守斯拜德的监听网络。”

我也向他眨了眨眼，对他的同志情谊表示感谢。一辆吉普车驶进院子，停了下来。安东像精灵一般迅速穿过落地长窗，离开了策划室。又一架飞机低飞着掠过我头顶的天空，但我还是没看清楚。又过去了若干分钟。在此期间，我的视线似乎有了自我意识，不再看着策划室，而是暂时凝视着落地长窗外地面上的壮观景致。我看见一个相貌完美的白人绅士从草坡与天际相交处走来，在观景台上驻足休息。他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身穿浅黄褐色长裤、粉红色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领带，最外面穿着一件近卫团军官们划船时穿的那款海军蓝贴身套衫。他站在两根柱子之间，对着来路微笑着，那架势就像英国以前的埃及学者。即使到了今时今日，我也得承认，第一眼瞥见这名男子，我就意识到，我的人生旅程中新出现了一位杰出人物。也正因为如此，我对此从不怀疑，我当时偷偷看他一眼就知道他是菲利普（或菲利佩），我们的自由职业者、非洲问题顾问、此次会议的组织者、穆旺加扎及其他与会代表的亲密朋友。再次用麦克西的话来说，他是“此次行动的头儿”。菲利普法语与林加拉语讲得十分流利，但斯瓦希里语很差。

菲利普之后，天际处走来一个身材细长、举止庄重的非洲黑人。他留着胡须，穿着一身颜色素淡的西服。他走路时的姿态也显得像是在沉思默想，让我不禁想起了麦克尔修士在大斋节穿过圣心避难所学校院子时的样子。因此，我无需细想就能判定他就是迪德纳，被刚果人鄙视但先父深爱的班亚穆伦格族的全权代表，既是一位五旬节派牧师又是一名军阀。

迪德纳之后又是一个非洲黑人。可能这先后顺序经过了精心策划，这个人与迪德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身材高大，秃顶，身穿一件闪亮的棕色夹克。当他拖着左腿一瘸一拐地前行时，身躯一起一伏，显得很凶悍，那件夹克几乎包不住他彪悍的身体。这人还能是谁？他肯定就是弗兰科，我们的瘸腿老兵、前蒙博托时期的凶手、现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上校或军衔更高的军官。他是走在他前面的迪德纳的宿敌，但偶尔也是盟友。

最后，此次会议的第三个代表哈贾走了过来。跟前面几人相比，他显得懒洋洋的。他是个杰出人物，就学于索邦大学，是布卡武未加冕的商业王子，但他看上去倨傲而纨绔，决意跟他人保持距离。我不禁猜想，他此次代表其父与会，是否会另有他想？他不像迪德纳那样长得骨瘦如柴，也不像弗兰科那样顶上无发、光可鉴人。他就像是城市里的花花公子，两鬓修短，发茬梳成波浪状，额前一绺垂发油光发亮，盖过眉脊。至于他身上的衣服，嗯，尽管汉娜的高尚情操可能已经使我爱好华服的虚荣心大为减少，但由于安德森先生一直以来给我留下不拘小节的形象，哈贾的衣着十分吸引我的眼球。我在欣赏那一身绝对最新款的意大利杰尼亚牌夏季套装，包括淡褐色的马海毛三件套，那是所有男人，无论穷富都想得到的极品；一双意大利出产的墨绿色的尖头鳄鱼皮皮鞋更衬托出效果，据我估价，如果是真品的话，一只就至少价值两百英镑。

菲利普充当导游，向贵宾们展示了这栋房子的各种设施，包括贵宾们休会时可以放松一下的套房，还有庭园，说这里为想要坦诚而充分地沟通的代表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额外个人自由空间。但事实上这些地方现在都已经装上了窃听器。如果说早先我还不完全了解的话，那么现在我知道了，在草坡上的观赏时间就是本次观光的结束时刻。

在菲利普的指引下，三名代表顺从地先是向外望着大海，然后是公墓。哈贾跟着其他人一道转过身子时，他的杰尼亚牌套装晃开了，我看见露出来的暗黄色的丝绸衬里，还有阳光照在某种钢制品上的闪光。这是什么东西呢？我好奇起来。小刀？手机？如果是手机的话，我要不要通知麦克西呢？当然要了，除非我能向哈贾借过来，偷偷地给汉娜打个电话。这时一定是有人讲了个笑话，而且是个黄段子，我猜肯定是菲利普讲的，因为他们都大笑起来，笑声传下草坡，穿过策划室那扇因为炎热而敞开着的落地长窗。这本来应当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事实上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因为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生活就已经教会我，固守礼貌待人传统的刚果人并非总是出于合理的原因而笑，马伊·马伊民兵组织高级军官及与其身份相当的人就更是如此。

这群人从笑声中缓过来后，便走到装饰性石阶的顶端。在菲利普不断地劝说下，瘸腿大汉弗兰科把一只手挂在瘦弱的迪德纳脖子上，把他当成自己的拐杖，尽管他们是宿敌。看着这种亲切友好的自然举动，我心中对此次会议能有圆满的成果感到非常乐观。弗兰科与迪德纳开始费力地下山，菲利普走在他们前面，哈贾走在最后。我记得当时他们头顶的天空是冰蓝色的，而当“连体”的马伊·马伊军阀与他骨瘦如柴的“拐杖”迪德纳下山时，有一群小鸟雀跃飞下，像是在陪伴着他俩。哈贾走到阴影处时，他夹克内衣袋之谜也解开了：他自豪地在内衣袋里别了一排派克笔。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任何重大会议都避免不了的乱象之一。安东已经提前向我们解释过，按会议安排需要有一些人列队欢迎与会代表们。菲利普将陪着“三人组”从花园走进院子，而同一时间麦克西将与穆旺加扎的随行人员从房侧走进院子，从而创造出一种与会各方胜利会师的伟大历史场面。而我们剩下的人就会列队站在一旁，看当时客人们的反应决定是否要跟他们握手。

但是，我们的设想落空了。可能是因为麦克西他们走得有点慢了，或者是由于菲利普与代表们提前到了，也可能是因为老弗兰科在瘦竹竿迪德纳的帮助下，走得比预想的要快些。不管怎样，结果是一样的：菲利普一行走进院子里，身上带着我童年在非洲生活时的甜蜜气味，但到场欢迎他们的只有我——一个将自己掌握的小语种保密起来的顶级口译员，法国省级公证员贾斯帕，以及留着马尾辫的大个子本尼。本尼一看这情况，就出门找安东去了，速度要比平时快上一倍。

在其他任何会议上，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我早就接管欢迎事宜了，因为顶级口译员必须永远准备好在需要的时候充当外交官。在许多情况下，我都这样做了，但这次是菲利普领导的行动。菲利普的胖脸上全无皱纹，双目炯炯有神，他刹那间就了解了全部情况。他兴高采烈地同时伸出双手食指，大叫道：“你们来了，太好了！”他脱下头上的巴拿马草帽，递给了我。他白发卷曲，在双耳上盘转成喇叭状，显得精力充沛。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他用极优美的巴黎口音法语说道，“我叫菲利佩，农业顾问，刚果永远的朋友。你是哪位，先生？”他那梳理有型的白头向我侧了过来，好像他只有一只耳朵能用。

“我叫辛克莱尔，先生。”我同样用法语欢快地回答道，“我是口译员，精通法语、英语与斯瓦希里语。”菲利普飘忽的目光转向了贾斯帕，我马上就领会了他的暗示，继续说道：“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贾斯帕·阿尔宾先生，来自贝桑松，是我们的法律专家。”为了产生额外的效果，我又说：“请允许我代表在场的所有人向各位尊贵的非洲代表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我下意识讲出的这句欢迎辞产生的效果是我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而且我怀疑菲利普也没能预料到。老弗兰科用肘部把充当他拐杖的迪德纳隔到一旁，握住了我的双手。我想，欧洲人一般不多想就会觉得他只是又一个穿着闪亮衣服跟我来个西方式握手的非洲大汉，但于私生子萨尔沃来说可不仅如此。对我来说，他却是我们传教团自封的流氓式的保护者，被传教士与教仆们称做“帅哥”；他既是孤独的强盗，也是无数儿童心目中的父亲。他双眼洋溢着森林的魔力，手上拿着一杆比利时制造的旧步枪，猎物袋里装着一箱啤酒和一只新近猎获的鹿，艰苦跋涉二十英里，在夜幕降临之后来到我们用红砖砌就的传教所，只为警告我们即将有危险。拂晓时，人们会发现他坐在门槛上，旧步枪放在膝盖上，睡着了，脸上还带着微笑。同一天下午，在小镇市场里，他却在向不幸碰上他的徒步旅行者们推销其恐怖的纪念品，比如一只砍下来的猩猩爪子或风干了、没有眼睛的黑斑羚头。

“辛克莱尔先生。”这个令人尊敬的绅士大声说道。他举起一只攥得紧紧的拳头，让大家安静一下。“我叫弗兰科，马伊·马伊民兵组织高级军官。我们的组织是我们祖先为了保卫我们神圣的祖国而建立的正规军队。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卢旺达人渣入侵我们的村落，纵火焚烧我们的庄稼，还把我家的三头奶牛砍成了碎块，以发泄对我们的仇恨。我母亲带着我们躲入森林里。当我们回家时，却发现他们先砍断了我父亲跟两个兄弟的腿筋，然后又把他们砍成碎块了。”他向他身后的迪德纳伸出了一根弯曲的中指。“当我母亲病入膏肓时，我送她去医院，但班亚穆伦格蟑螂们拒绝让她通过。一连十六个小时，我就看着她躺在路边，奄奄一息。因此，我绝不跟外国侵略者交朋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长叹了一声。“根据宪法，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正式与金沙萨政府军合并。但这种合并本质上是虚假的。金沙萨中央政府给了我们将军一套精美制服，却不给他的士兵们发军饷。他们给我们将军很高的军衔，却不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将军信仰的神灵建议他听听穆旺加扎的意见。既然我尊敬我们将军，既然我跟他信仰同样的神灵，既然你们承诺给我们大笔资金、大量武器，我奉将军之命来此开会。”

他强烈的情感宣泄激起我的冲动，我事实上已经张口就要把他的话译成法语。但菲利普别有含义地向我瞥了一眼，我赶忙住了口。弗兰科听到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吗？站在他身后的迪德纳呢？花花公子哈贾呢？他们三人正充满期待地盯着我，就好像在鼓励我翻译一下弗兰科的雄辩演讲。但感谢菲利普，我在这紧要关头突然记起，我说过自己只懂英语、法语跟斯瓦希里语的。而刚才弗兰科却一本正经地讲起他的母语本巴语，那是我受命保密的一种语言。

如果你相信菲利普的神情的话，你会觉得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正暗自发笑，这让老弗兰科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站在弗兰科身后的哈贾一下子表现出鬣狗式的轻蔑。但弗兰科气势丝毫不减，又费劲地用斯瓦希里语重复了他刚才的演讲。他还在说，我也依旧点着头对其演讲表示赞赏。突然，本尼“砰”的一声打开了房子内部通往院子的门，麦克西气喘吁吁地带着他的三个客人走了进来，穆旺加扎走在中间。

没人伸出手指责我，而我也不必羞得钻到地板下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已经聚到策划室里了，我正在把菲利普的欢迎辞译为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语正让我觉得自由，它总能解放我的身心。握手、介绍完毕，众人都坐在预先指定好的座位上，除了贾斯帕。此前，贾斯帕已经被介绍给穆旺加扎跟他的两个顾问，现在他在本尼的陪同下离开了策划室，我猜他这样做是出于职业意识，想要更安全一些。菲利普的讲话很有趣也很简短，他总是会在我期望有停顿的地方停顿一下。

为了应付听众的目光，我拿了一瓶毕雷矿泉水放到桌上离我二十英寸的地方。每次会议开始后的前几分钟，与会者跟你的目光接触总是口译员们面临的死亡陷阱。你接上某人的视线，擦出共谋的火花，接下来的事情你就知道了：你被掌控，一直到这个阶段结束。因此，我最多只让自己低头偷偷地扫视几眼。在此期间，穆旺加扎依然坐在他的两个助手之间，像只昏昏欲睡的小鸟。在他的一侧坐着一脸麻子、令人望而生畏的塔比齐，前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现基督教信徒，穿一身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黑色服装。穆旺加扎的另一侧坐着他那位无名的圆滑助手，那是他的政治顾问。那人顶上无发，脸上带着全天候笑容，为此我把他称做“海豚”；他刮得干干净净的脖子后伸出一条鞋带似的辫子，似乎与主人在分头行动，跟他游离在心思之外的笑容一样。麦克西系着一条军用领带，十分惹眼。他给我的命令是，除非他向我示意，否则绝不许将任何内容译为英语。

在此我得谈一谈多语者的心理。人们常常发现，一个欧洲人，如果学会了另一种欧洲语言，他也会随着增加一种个性。英国男人讲起德语来声音更加响亮。随着他的嘴形发生变化、声带张得更开，他会抛弃自讽，却萌生更强的控制欲。英国妇女学会法语后会变得更加谦虚，要表示傲慢时就会嘴唇大张；而英国男人学会法语后则变得更加自负。我期望自己也能这样，但非洲语言之间没有如此细微的差别。非洲语言是实用的，通俗的，即使是殖民地法语也一样。他们是农民语言，使用者聊天时总是直来直去，争论起来也会大喊大叫，刚果人就常这样。非洲语言的微妙之处与其说是通过语言技巧实现的，不如说是通过话题转换实现的，或者，如果你要与他们沟通得更保险一点，可以通过谚语、俗话的变化来实现。有时我意识到，在从一种语言跳到另一种语言时，为了多呼吸一口气我就得将音位移到喉咙的后面。还有，比如当我讲金亚旺达语时，我会感觉自己像是在两排牙齿之间耍热石头一样。但更加真实的是，我一坐到椅子里，我就跟我要翻译的语言融为一体了。

菲利普已经结束了他的欢迎辞，几秒钟之后我也译完了。他坐了下来，从杯子里啜了一口水。我也喝了一口水，但不是因为我渴了，而是因为作为口译员不由自主地就要跟他同步操作。我又偷偷地看了一眼身材高大的弗兰科与坐在他旁边的瘦削的迪德纳。弗兰科脸上有一道伤疤，从前额顶端一直伸到鼻子底下，很显眼。他的胳膊与大腿上是否也有类似的伤疤？如果有，那是为保护他不受流弹伤害的部分入教仪式留下的。迪德纳的额头很高，肌肤跟少女的一样平滑；他目光朦胧地盯着他刚刚离开的小山，似乎在想着什么。花花公子哈贾坐在弗兰科的另一侧，似乎有意识地不去注意另外两人。

“早上好，朋友们！你们的目光都转到我身上了吗？”

他的个子是那么小，萨尔沃。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小个子男人比大个子男人勇敢？他跟《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中的克伦威尔一样矮小，却能使周围的每个人身体的每一立方英寸都爆发出比平常大一倍的能量。他穿着轻柔耐洗的棉夹克，似乎变成了四处游历的福音传道者。他的灰白头发上下左右都长得一样长，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没有留八字须的黑皮肤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本应系着领带的喉咙处却挂着一枚金币，有五十便士硬币那么大。汉娜跟我提到过这枚金币：那是他的奴隶颈圈，萨尔沃。它告诉我们，他是不用于出售的。他已经被人买去了，所以你不走运。他属于全体基伍人民，而这枚硬币正是用来买他的那枚。他是“中间路线”的奴隶！

是的，我们的目光都转到你身上了，穆旺加扎，我的也一样。在等他讲话时我不再需要把那瓶毕雷矿泉水当做自己的避难所了。按非洲人的礼貌原则，我们的三个代表本来并未直视着穆旺加扎，但现在却都使劲盯着他。他是谁？是哪些神灵在指引着他，而他又信奉什么魔法？他会呵斥我们吗？他会吓唬我们，原谅我们，让我们笑，让我们富有，让我们跳舞，让我们彼此拥抱、倾吐各自的感受吗？或者他会鄙弃我们，让我们不安，让我们感觉有罪，让我们自责？我们刚果人及半刚果人一直以来不都是这样被威胁着的吗？刚果成了非洲的笑柄。在刚果，到处可见强奸、抢劫、动乱、破产、腐败、谋杀、欺诈、愚弄，非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都知道刚果政府无能又腐败，整个国家就处在无政府状态中。

我们都在等着他抑扬顿挫、激励人心的演讲，但他就这样一直让我们等下去，等得我们的嘴巴都干了，屁股都坐酸了。但至少我这个私生子是有这个思想准备的，因为我们这位伟大的救世主跟我们传教团的布道演说家佩雷·安德雷特别相似。跟安德雷一样，他凝视的目光依次扫过我们这群听众中的每一个人，先是弗兰科，后是迪德纳，再后是哈贾，最后是我。他长时间地注视着每一个人，不同寻常的是，在我异常活跃的记忆中，我感觉到不仅仅是他的眼神触及我们，似乎还有他的双手。

“嗯，先生们，既然你们现在都把目光放在我身上了，那么你们不认为你们今天来此已经犯了一个相当大的错误吗？或许菲利佩先生的那位优秀飞行员本应把你们丢到另一座岛屿上。”他的声音太大了，我严格按照自己以往的做法，轻声地将他的话译为法语，几乎就是将其当做旁白来处理了。

“我问我自己，你来此寻找些什么呢？”他对着桌子对面的老弗兰科怒喝道。弗兰科愤怒地咬紧下巴。“你不是来找我的，当然不是，对吗？我与你根本不是同道中人。我是穆旺加扎，是全基伍和谐与富饶的信使。我用自己的大脑在思考，而不是用我的枪、大砍刀或阴茎来思考。我不会与你这种马伊·马伊民兵组织的军阀头子勾搭在一起，哼，绝不！”他又转而鄙视起迪德纳来：“我也不会跟你这个低人一等的班亚穆伦格人勾搭在一起，哼，绝不！”他又轻蔑地对哈贾抬了抬下巴：“我不会跟你这个布卡武花花公子勾搭在一起，非常感谢，”但他对同一阵营的希族同伴卢克的儿子会心地微笑了一下，接着说，“即使你们向我提供免费啤酒，为我在卢旺达人经营的金矿里谋一份工作，我都不会那样做，哦，绝不！我是穆旺加扎，是刚果的良心，是强大而统一的基伍的忠实仆人。如果你们来此真的就是要来看我这样一个人——嗯，只是可能而已，但请让我这样想——那么你们来这个岛也许来对了。”

他原本过大的声音现在却降成了悄悄话一般。我译入法语的声音也随之变小。

“你碰巧是图西族人吗，先生？”他盯着迪德纳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问道。他依次问了每一个代表这样同一个问题，然后又同时对他们三人问这个问题。他们是图西族人吗？中非的胡图族人？雷加族人？福雷诺族人？南德族人？或者跟他一样是希族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现在就离开这间屋子。立刻。马上。不要见怪。”他演戏一般地指着敞开的落地长窗。“走！再见，先生们！感谢你们来访。请寄张账单给我，我会支付你们的相关费用。”

没人动一下身子，除了好动的哈贾。他转动眼珠子，看看他这两个不和的同伴，看了一个又看另一个，样子很滑稽。

“是什么让你们不走，朋友们？不要不好意思，现在就走！你们的漂亮飞机还在外面。它的双引擎很可靠，正等着免费把你们送回丹麦呢。你们滚开，滚回家去，没人会说闲话。”

突然，他笑了，笑得那么灿烂，完完全全是非洲人最最灿烂的笑容。这微笑将他爱因斯坦式的面孔一分为二，而我们的三位代表也面露微笑，放松地跟着他放声大笑，其中哈贾笑得最大声。佩雷·安德雷也懂得耍这种把戏，即在听众们最没预料到的时候突然把你从炙烤架上放下来，让你感激他，想跟他交朋友。连麦克西也在微笑。菲利普，“海豚”与塔比齐也在微笑。

“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你来自基伍，无论来自基伍北部、南部或是中部，”——他过大的声音像是在豪爽地欢迎我们——“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基伍人，你热爱刚果，而且依然希望在一个正派、高效的金沙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热爱刚果；如果你想把卢旺达屠夫兼剥削者永远地赶出国境线，那么请你待在你现在坐的座位上。请留下来，跟我谈谈，也互相交流一下。让我们，亲爱的兄弟们，确定我们的共同目标，决定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让我们在上帝的光辉下，沿着团结、和解与包容的‘中间路线’前进！”

他停顿了一下，考虑着遣词用句，然后想起了些什么，又继续说道：

“啊，或许有人告诉你们，穆旺加扎是个危险的分裂主义者。他野心勃勃，想分裂我们都热爱的刚果，将它一点一点地喂给边境对面的那群豺狼。但是，我的朋友们，我比金沙萨自己还要忠于我们的首都金沙萨！”现在他的嗓音很高了，但还会更高，等着瞧。“那些没有军饷的金沙萨政府军抢劫我们的城镇村落，强暴我们的妇女，我比他们更忠于国家！我忠于国家，所以我比金沙萨更想把我们的事业做得史无前例的辉煌。我想给我们带来和平，而不是战争。我想给我们带来圣餐，而不是饥荒。我要为我们建造学校、道路与医院，恰当地治理我们的国家，而不是腐败透顶，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灾难！我想遵守金沙萨许下的所有承诺，我甚至想保留金沙萨中央政府！”

他给我们以希望，萨尔沃。

汉娜正吻着我的眼睑，给我以希望。我双手抱着她那精雕细琢犹如艺术品的头部。

难道你就不能理解希望对于刚果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我爱你！

那些可怜的刚果人心里痛极了、苦怕了，他们不再相信有什么可以医治他们的痛苦。如果穆旺加扎能激起人们的希望，每个人都会支持他。如果不能，战争就会继续，继续，而他也会成为刚果人走向地狱之路上又一个表现拙劣的预言师。

那么就让我们期望选民们能弄清他的政治主张，我虔敬地说道。

萨尔沃，你可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只要现任政府执政，任何选举都将是完全腐败的，都对改变局势无能为力。没被收买的人只会投票给本族候选人，选举结果会被窜改，局势会更紧张。我们首先要稳定、诚实，然后才能举行大选。如果你听过穆旺加扎的演讲，你会同意这一点的。

我更愿意听你说。

她的双唇离开了我的眼睑，脑子里搜寻着更实在的东西。

我想你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怪兽身上带着一支魔法棒。魔法棒太重了，除了怪兽自己，一般人都拿不动。

不，汉娜，这些宝贵的知识我记不起来了。她是在讲已逝的让人同情的蒙博托将军，扎伊尔的最高统治者与摧毁者。就我所知，迄今为止，蒙博托是汉娜惟一痛恨的人。

嗯，穆旺加扎也有一支魔法棒，就跟怪兽的那支一样，只是它是用特别挑选的木材制成的，很轻。他走到哪里，魔法棒就带到哪里。任何相信“中间路线”的人都可以拿起它，发现称王之旅是何其简单。当穆旺加扎死后，你知道这支魔法棒会怎样吗？

它会帮穆旺加扎走向天堂吧。我把头放在汉娜的小腹上，昏昏欲睡。

萨尔沃，不要闹了。基伍湖畔将新建一座非常漂亮的“统一博物馆”，以纪念统一而自由的基伍成为刚果之骄傲的那一天。而这支魔法棒会放在里面，所有人都可以进去参观。

汉娜说的那支魔法棒就在这里，正是那一支。它正放在我们身前铺了绿色台面呢的桌子上，简直就是英国下议院议长权杖的缩小版。三个代表已经仔细观察了它上面的魔法花纹，也拿在手上试了试轻重。对老弗兰科来说，它是一件意义重大的物品，但到底是哪种重大意义呢？对于哈贾而言，它只是一件商品而已。他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这支魔法棒？它真的有魔力吗？我们能以更低的价格卖一支给他们吗？迪德纳的反应较不易让人读懂。它会给我们部落人民带来和平与平等吗？我们部落的巫师会认可其魔力吗？如果我们发动战争将它夺过来，它会保护我们不受弗兰科那些人的袭扰吗？

麦克西将他那把椅子挪歪了一些，好让双腿能够伸展开来。他闭着双眼，向后倚在椅背上，双手抱在脑后，就像一个运动员在等候上场。我的拯救者，长着卷曲白发的菲利普，则如同一个乐队指挥，面带微笑，一言不发。我断定，他的脸长得就跟那位英国演艺界常青树一样，看上去在三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但观众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具体多少岁。塔比齐与“海豚”如果真在听我的翻译，他们是一点儿情感也未外露。就跟我对安德雷的演讲十分熟悉一样，他们对穆旺加扎的演讲也是了如指掌。通过对比，我发现三个与会者的反应各不相同。由于穆旺加扎正用斯瓦希里语慷慨陈词，他们不得不听我用情感色彩不那么强烈的法语翻译一遍。哈贾像个学者，带着自己的判断能力在听；迪德纳听得若有所思，对穆旺加扎前面说过的每个单词都思考一下；而弗兰科则听得双拳紧握，时刻准备将这第一个批驳他的人打倒在地。

穆旺加扎已经停止扮演蛊惑人心的政客，而是化身成了经济学讲师。我这个口译员犹如一名水手，相应地调整着船帆。他严肃地告诉我们，基伍正在被劫掠。他了解基伍的价值，也了解基伍被抢走了多少财富。他就像一名专家，随口可以举出许多数字。当我往笔记本上记录这些数字时，他就会停下来等我。我含蓄地向他笑了笑表示感谢。他看到我的笑容，又一口气列举了若干正在抢劫刚果自然资源的受卢旺达支持的矿业公司。由于这些公司中的大多数都有了法文名字，我就不翻译了。

“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么做？”他愤怒地质问道，音量又提得很高。“为什么我们想把他们赶出国境，却只是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敌人靠我们的矿产越来越强大？”

穆旺加扎带了一幅基伍地图。“海豚”把地图钉到白色书写板上，穆旺加扎就站在一旁，用他那支魔法棒敲打着地图。他拍啊，打啊，嘴里哇啦哇啦地讲个不停。我坐在桌子一端，跟在他后面叽里呱啦地翻译着，但我把音量降了下来，同时也把他的用词改得温和一点。这反过来又使得他认定我即使不是抵抗组织的一个积极分子，至少也是可以争取过去的一员。他停下不说了，我也跟着停了下来。他直直地盯着我。他似乎拥有巫医们的那种巧妙本领，能让眼肌收缩，使自己看上去更加空幻，更有魅力。他不再看着我的眼睛，而是看着我的肤色。他仔细地观察我的脸，怕万一肤色在身体其他部位有什么变化，又看我的双手：中等到淡棕色。

“口译员先生！”

“穆旺加扎。”

“过来这里，孩子！”

要打我？让我对着全班同学承认自己的缺点？在屋内所有人的注视下，我绕着桌子走了过去，站在他面前。我意识到自己比他高了一个头。

“那么能告诉我你属于哪一方吗，孩子？”他伸出一根手指，先是指着麦克西与菲利普，然后又指着我们的三个黑人代表，样子很滑稽。“你是我们中的一员，还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如此压力之下，我的回答上升到了他的修辞高度。“穆旺加扎，我是你们双方的一员！”我用斯瓦希里语大声地回答道。

他大笑起来，把我的话译成法语。桌子两端的人都鼓起掌来，但穆旺加扎低沉的声音不费力气就控制住了场面。

“先生们，这个棒小伙就象征着‘中间路线’。让我们以他为榜样，包容一切吧！不，不，别走。待在这里，孩子，请再留一会儿。”

他把这当做我的光荣，虽然它并不像是一种光荣。他称我是“棒小伙”，让我站在他身旁，而他自己用那支魔法棒敲打着地图，赞美刚果丰富的矿产资源。我双手放在背后，紧紧地扣在一起，没有使用笔记本就翻译起好为人师的他说的话，这也碰巧让与会人员领教了我的超强记忆力。

“这里，在穆文嘎，有金矿，我的朋友们。这里，在卡米图嘎，有金矿、铀矿、锡矿、钶钽铁矿，也有钻石矿——你们可不要告诉别人哦。这里，在卡巴姆巴雷，有金矿、锡矿与钶钽铁矿。”他有意重复，“这里有钶钽铁矿、锡矿。这里——”他抬起魔法棒，往阿尔伯特湖方向移去，但并不确定。“有石油，我的朋友们。储量还未测定，但可能大得根本就无法计量。你们还知道其他东西吗？有一种神奇的小玩意，尽管每个人都想要它，但几乎无人了解它，而我们却知道。它极其稀有，与它相比，钻石就好像大街上的卵石一样，不值一文。它就是砷磷铀铅矿，我的朋友们，里面56.71%都是铀。嘿，我在想，人们要它到底想干什么呢？”他停顿了一下，等听众们心领神会的笑声响起又消逝。

“但是，请告诉我，谁从所有这些财富当中获益呢？”

他又停了下来。我翻译着他的这个问题，他朝我微笑了一下，我也对他笑了笑，发现自己似乎新变成了这位好为人师者的宠物。

“哦，金沙萨的大亨们当然会拿到他们的报酬！他们不会放弃那三十块卢旺达银元的，哦，他们不会！但他们不会用这些钱来为东刚果建造学校、道路与医院，不，他们不会！或许他们会把钱花在约翰内斯堡、内罗毕与开普敦的高级商店里，但他们不会把钱花在基伍这里。不，他们绝不会！”

他再次停了下来。这次他没有对我微笑，而是对所有代表微笑了一下，然后又问了另一个问题。

“每次卡车把钶钽铁矿石运到国外后，基伍人民都变得富裕些了吗？”

他那根魔法棒无情地向东越过了基伍湖。

“当石油开始流入乌干达，基伍人的生活水平更高了吗？我的朋友们，随着石油流走，基伍人民会一天比一天贫困。但这些可是我们的矿产，我们的石油，我们的财富，是上帝赐给我们、让我们照管、让我们以他之名享有的啊！矿井不是水井，下了雨就会再次溢满。小偷们今天从我们这里偷走的东西不会明天或后天就再长出来。”

他摇着头，嘴里咕哝了好几声“哦，不”，像是回忆起了某种天大的不公。

“我在想，是谁将这些偷去的商品出售，获利极巨，却一分钱也没有归还给我们这些合法所有者？我的朋友们，答案是什么大家都清楚，他们就是卢旺达骗子，就是乌干达与布隆迪投机商，就是受空话连篇的政客们控制的金沙萨中央政府。金沙萨将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出卖给外国人，又向我们征收苛捐杂税，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困顿。谢谢你，孩子。干得好，先生。现在你可以坐下了。”

我坐回椅子上，心里想着钶钽铁矿。但我不是真的在想，因为我正不停地翻译着穆旺加扎的发言；我是像电视屏幕上的流动新闻那样，在主要活动继续进行的同时也在想着钶钽铁矿的问题。什么是钶钽铁矿呢？如果问一下我那些经商的客户们，他们会告诉你，它是目前只有在东刚果才能找到的金属，极为珍贵。如果你不明智地拆开手机，在那堆残骸中你就能找到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一点点钶钽铁。五角大楼曾往世界市场抛售了数吨钶钽铁矿石，他们因此遭受重大损失，其后才了解到，美国数十年以来一直都在战略储备着钶钽铁矿石。

钶钽铁矿之所以在我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有的。那得回溯到公元2000年的圣诞节了。电子游戏机PS2是英国富有家庭的孩子必备的玩具，但那时非常缺货，供应不足，令欲购者扼腕叹息。中产阶级父母们挥舞着手臂在抗议，而佩内洛普在她那份报纸的头版上也在抗议：“我们开始痛骂、羞辱偷走我们圣诞节的怪杰。”但她的怒火发泄错对象了。PS2供应不足不是由于生产商的无能，而是因为一场种族大屠杀如海啸般席卷了东刚果，导致钶钽铁矿石供应暂时中断。

你知道穆旺加扎是刚果史教授吗，萨尔沃？他熟知我们内心恐惧的每一个细节。他知道谁杀了谁，有多少人在哪一天被杀。他不怕提这些事实，而我们这些胆小鬼中如此多人对此却恐惧不已。

我也是那些胆小鬼中的一员。但坐在这张空荡荡的铺了绿色台面呢的赌桌前，我无处可躲。穆旺加扎敢怎么说，我就必须清醒地把握要译的每一个词，该怎么译就怎么译。两分钟前他在列举一大堆生产数据，现在却在谈种族大屠杀。他依旧对数据十分熟悉，随口就可以说出一些来：多少村落被夷为平地，多少居民被折磨至死或被砍杀，多少人被怀疑是巫师而被烧死，发生了多少轮奸惨剧，在外部势力的挑拨下东刚果各部落相互残杀，此起彼伏，没完没了，而国际社会却在扯皮。每次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内容，即使佩内洛普没关掉电视，我也会去关掉。在我口译穆旺加扎讲的这些数据时，死亡依然在继续。每过去一个月，就会有三万八千个刚果人死于这些被人遗忘的战争的荼毒中。

“每天有一千二百个人死去，我的朋友们，包括周六周日。这意味着今天、明天以及下周的每一天都会有一千二百个人死亡。”

我瞥了一下各个代表的脸色，发现他们脸现愧意。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不由自主地露出愧意，而我就不是了。即使他们确实同意考虑一下，谁又能说出他们在想些什么呢？他们只是正午高温下坐在路旁的三个非洲人罢了。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弄清楚他们头脑中在想些什么，可能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为什么穆旺加扎要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告诉我们这些呢？想击垮我们的勇气吗？不。他这是要激起我们的勇气。

“那么我们有权利采取行动，我的朋友们！我们有两倍、三倍的权利采取行动！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国家像我们所热爱的基伍这样遭受过如此的灾难，再没有其他国家像基伍一样更有权利去夺回自己的财富，把这些财富放在人民的脚下，对人民说：‘这不再是掠夺者的了。苦难的基伍人民，这是我们的！’”

雄浑低沉的声音足以响彻皇家爱尔伯特音乐厅，而我们心中的问题却已再清楚不过：如果基伍的财富落入错误的人手中，如果历史的不公正现象使我们有了夺回财富的权利，如果不可靠的金沙萨中央政府将基伍的一切向东出口，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的朋友们，请仔细看看我们伟大国家的政客与保护者们。你们看到些什么？新政策？哦，对，非常新的政策。你们没看错。我得说，那些政策非常的新。新政党也都赞同这些政策，它们有非常富有诗意的名字。”他又用法语重复了一遍“富有诗意的名字”。“近来在金沙萨这座妓女之城，有诸多的新民主政策，我简直不敢穿上我的旧鞋在六三〇大街上转一圈。”他又用法语说，“就在这座妓女之城，有不少新政平台在兴建，用的是上好的木材，花的是你们的钱。有如此之多印刷精美长达二十页的政治宣言，声称最迟下周午夜前就会给我们带来和平、金钱、药品与大学教育。有如此之多的反腐败法律，但你看了不禁会问，到底是谁收受了贿赂起草了这些狗屁东西？”

皮光肉滑的“海豚”与一脸皱纹的塔比齐最先笑出声来，然后菲利普与麦克西也笑了。我们的“开导者”板着脸等他们笑完。他要把我们带往何处呢？他自己知道吗？佩雷·安德雷做事从来没有时间表，但穆旺加扎从头到尾都心中有数，不过我反应迟钝，感觉不出他的具体计划是什么。

“但是，请你们再更加仔细地看看我们这些全新的政客，我的朋友们。请掀起他们的帽檐，让非洲的炽热阳光射进他们价值数十万美元的梅塞德斯轿车，然后你们再告诉我看见了什么？充满乐观精神的新面孔？准备把为共和国服务当做自己职业的聪明的年轻毕业生？哦，不，我的朋友们，你不会看到这些。你看到的将是同一群老谋深算的老骗子依旧老奸巨滑的老脸。”金沙萨中央政府给基伍带来什么了吗？他问道。回答是：什么也没有。他们竭力鼓吹的和平、繁荣与和谐在哪呢？他们对我们国家、邻居与社区的包容的爱又在哪呢？穆旺加扎走遍了全基伍，从北到南，却没能发现哪怕是一丁点儿这些东西。他倾听了人民的苦恼：是的，我们想要“中间路线”，穆旺加扎！我们为之祈祷，为之歌唱，为之跳舞！但是，要怎样，哦，怎样做才能实现它？真的，要怎样做才行？他模仿着他们令人同情的呼喊。我也模仿着穆旺加扎：“当我们的敌人派遣军队过来奴役我们，谁来保护我们呢，穆旺加扎？你现在是和平之子，穆旺加扎！你不再是过去那位伟大的战士了，穆旺加扎！谁能把我们组织起来，跟我们一起战斗，教会我们团结起来更为强大？”

我对于人民祈祷的反应，就是懒洋洋地坐在桌前，探出一双磨破了的皮鞋。我显然真的是屋内最晚意识到这一点的。穆旺加扎接下来的话很快就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结果哈贾猛地转过身来，用他那双喜剧演员似的活泼眼睛盯着我。

“没有名字，我的朋友们？”穆旺加扎愤慨地对着我们高喊起来，“今天把我们拉到这里来的这家奇怪财团居然没有名字？哦，这可太糟糕了！他们可能将名字放在什么地方呢？这真是太可疑、太神秘了！或许我们应当戴上眼镜，帮他们找一下名字！老实人到底为何要隐藏自己的名字呢？他们想要隐藏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他们是谁，他们想要些什么？”

佩雷·安德雷说话总是缓缓地从低位起步，要听好一阵子才能听到精彩之处，但穆旺加扎是个老手。

“嗯，现在请听我说，我亲爱的朋友们。”他的声音很轻，听上去像是爬台阶累坏了，让你不由地想帮他走过这段台阶。“我得告诉你们，我跟这些无名绅士交流了很久，也很深入。”他用手指着菲利普，但并未转过身看他。“哦，是的。我们一起进行了许多艰苦的谈判。从夕阳西下到旭日东升。我得说，谈判真的非常艰苦。当然，这些谈判本来就应当是很艰苦的。那些无名绅士对我说：请告诉我们你想要什么，穆旺加扎。请不要修饰措辞或者回避问题，然后我们会告诉你我们想要什么。我们会根据你说的话决定是否可以跟你合作，或者应当跟你握手，对你说声‘抱歉，再见！’正常的商业谈判都是这样，因此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回答他们。”他心不在焉地摸了一下脖子上的黄金奴隶项圈。这提醒了我们，他是非卖品。“‘先生们，众所周知，我要的就是要为全基伍带来和平、繁荣与包容。我支持举行自由选举，但只有当社会稳定之后才能举行大选。但是，先生们，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和平不会自动降临，自由也是如此。和平自有其敌人。我们必须用剑才能赢得和平。要使和平成为现实，我们就必须让军队协调一致，收回矿产与城市，赶走侵略者，组建全基伍的过渡政府，为建立一个真正持久的民主的福利国家打好基础。但我们自己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先生们？不团结让我们如同跛了脚，而我们的邻居比我们更强大也更狡滑。’”

他一边继续谈他与那些无名绅士的商业谈判，一边热切地凝视着弗兰科与迪德纳，使得他们二人坐得更靠近一些。

“‘要使我们的事业腾飞，我们需要你们的组织，先生们。我们需要你们的设备与专业知识。没有这些，我所热爱的基伍的和平就永远只是个幻影。’这就是我对那些无名绅士们所说的话，一字未变。那些无名绅士们认真地听我讲话，跟你们猜想的一样认真。最后，其中一人代表其他人谈了他们的意见。尽管我今天不能告诉你们他叫什么名字，但我向你们保证，他不在这间屋子里，但他已经证明自己极其热爱刚果。下面就是他对我说的话：‘你讲的让我们很满意，穆旺加扎。我们是生意人，但我们并非连灵魂都丧失的人。风险很高，代价也很大。如果我们支持你的事业，我们怎么才能确定，到了事业成功的那一天，我们不会空着口袋屈辱地离开？你要知道，这事风险很高，代价也很大。’我们这方回答道：‘所有加入我们事业的人都将分享相应的收益。’”

他的声音甚至降得比前面更低了，但这样说话效果也在预期之中。于是我也跟着降低了音量。即使我用手捂住嘴低语，他们也能听到我在讲些什么。

“我的朋友们，我们知道，魔鬼有许多名字。到现在为止，我们刚果人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大多数，但这家财团不叫这些名字中的任何一个。它不叫比利时帝国，不叫西班牙帝国，不叫葡萄牙帝国，不叫大英帝国，不叫法兰西帝国，不叫荷兰帝国，也不叫美利坚帝国。这家财团什么也不叫。没有名字意味着没有旗帜。没有名字意味着它会帮我们致富，让我们团结起来，却不会奴役我们。在无名财团的帮助下，基伍将首次掌握自己的命运。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们将来到金沙萨政客们面前，对他们说：‘早上好，政客们。今天你们好吗？我猜你们同往常一样宿醉了是吧？’”

没人笑出声来，也没人面露微笑。他征服了我们。

“‘嗯，政客们，我们有些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基伍已经摆脱了外国侵略者与剥削者们的奴役。布卡武的卢旺达加盟武装已经逃走了，参与种族大屠杀的民兵们也跟着逃走了。基伍夺回了自己的矿产，将它收归公众所有，那才是它应该处的位置。我们的生产、分配与供给方式都是秘密的，那就是人民的秘密。我们不再往东出口任何东西。我们已经找到了替代贸易路线。但我们还是爱国者，我们赞同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维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统一。所以，政客们，这些是我们的条件，一……二……三……你们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因为不是我们来找你们，政客们，而是你们来找我们。’”

他坐了下来，闭上双眼。佩雷·安德雷过去也常这样做，这能使其演讲的后续效果持续得更久。我偷偷地观察三位代表的反应。雄辩有力的演讲会让听众不愿意清醒过来。听众被带离岸边越远，就会越努力地想回到岸上。原本烦躁不安的哈贾不再坐立不安了，他自得地做着一个又一个鬼脸。骨瘦如柴的迪德纳将指尖按在额头上，心神不宁地像是在想着些什么，而他胡须边上已经冒出了一颗颗汗珠。老弗兰科正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像是在向谁——我猜是“物神”——请教什么。

菲利普破除了穆旺加扎演讲的魔力。“嗯，现在，谁愿意帮我们一个忙，第一个发言？”他别有深意地瞥了一眼邮局大钟，因为时间毕竟有限。

所有人都看着弗兰科，他是三个代表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他皱着眉头看着他那双大手。最后他抬起了头。

“蒙博托政府垮台之后，马伊·马伊民兵组织的士兵们拿着大砍刀、弓箭与长矛，独力保卫着我们的神圣领土。”弗兰科用斯瓦希里语缓慢而又肯定地说。他环视着其他人，惟恐有人想要挑战他。但没人挑战他，于是他继续说道：“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已经看见了过去，现在我们要看见未来。上帝会保护我们的。”

根据顺序，接下来轮到迪德纳发言。

“为了让班亚穆伦格族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必须坚持实行联邦制。”迪德纳这样开始，“你们夺走我们的牛群，我们会死。你们杀死我们的绵羊，我们会死。你们抢走我们的女人，我们会死。你们夺走我们的土地，我们也会死。为什么我们长年在高地上居住、劳作、祈祷，却不能拥有它？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自己的酋长？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必须由远方部落的酋长来决定？他们拒不承认我们的地位却要控制我们的意志。”他转头对穆旺加扎说，“班亚穆伦格族跟你一样信仰和平，但我们永远也不会放弃我们的土地。”

穆旺加扎依然闭着双眼，而脸部光滑的“海豚”接过了迪德纳这个隐含的问题。

“穆旺加扎也是联邦主义者。”他轻声说，“穆旺加扎并不坚持实行种族融合政策。他所倡导的宪法将允许班亚穆伦格族人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认可自己的酋长。”

“穆伦格高地将被宣布为我们的领地？”

“会的。”

“过去，金沙萨中央政府拒绝制定这种公正的法律。”

“穆旺加扎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将来。你会拥有公正法律的。”精明的“海豚”这样回答。对此，老弗兰科轻蔑地哼了几声，但他也可能只是要清清嗓子而已。与此同时，哈贾猛地像个玩具跳偶一样坐直了身子，用他那双充满野性的暴突眼扫视着桌上的每个人。

“那么这是一场政变，对吗？”哈贾问道。他说话就像一个世故的巴黎人，尖刻而又有点儿虚张声势。“和平，繁荣，包容。抛开这些废话，我们就是要夺取政权是吧？今天是布卡武，明天是戈马，赶走卢旺达人，逼走联合国，然后金沙萨中央政府就只能拍我们的马屁，对吧？”我悄悄地扫视了桌边的所有人。结果证实了我的怀疑：我们这次会议正遭遇文化冲击。这就好比一些老教徒们正严肃地举行秘密集会，而哈贾这个城市异教徒从街上闯了进来，要求知道他们正喋喋不休地在说些什么。

“我是说我们需要所有这些吗？”哈贾问道，夸张地摊开双掌。“戈马有它自己的问题，这你问我父亲就再清楚不过了。戈马人有货，但卢旺达人有钱有势。难办啊！但布卡武可不是这样。自从去年士兵哗变以来，卢旺达人在布卡武就不抛头露面了。我们那里的行政官员比任何人都讨厌卢旺达人。”他张开双手，手心朝上，一幅高卢人安闲自在的模样。“我说完了。有问题就问吧！”

但哈贾不是在问穆旺加扎，他是在问我。他滴溜溜转的双眼可能在凝神扫视着桌边的其他人，或者尊敬地凝视着伟大的穆旺加扎，但我一开始翻译他讲的话，他就会将目光投回我身上，盯着我，直到我说话声的最后一个回音在耳中消失。我期望穆旺加扎回应他的挑战，或者如果他不想的话，“海豚”出马也行。但这次又是我的拯救者菲利普从桌角悄悄出现，帮他们解了围。

“哈贾，我们谈的是今天，”菲利普解释道，语气中带着对哈贾的容忍，后者毕竟年轻，放肆搅局是可以理解的。“而不是‘昨天’。如果历史是将要过去的任何事物，那么就不会有明天了，不是吗？你认为‘中间路线’必须等到大选后形势一团糟，或下次卢旺达人入侵时才能去创造实现持久和平所需的条件，是这样吗？还是像令尊所认为的那样，穆旺加扎会做得更好，要争取时间及时掌权？”

哈贾耸了耸肩，伸出双臂，咧开嘴笑了，还摇了摇头表示不相信。菲利普给他一段时间发言，但没一会儿他就提起手摇铃，轻轻晃了一下，宣布暂时休会，代表们可以考虑一下各自要持的立场。

9

我悄悄地沿着楼梯往地下室走去。这是我第一次担任“水面下的口译员”。我本来绝不会想像自己会洋洋得意，但我确实很得意。暂时撇开哈贾的粗鲁搅局不谈，一切还都朝着尽可能好的方向发展。什么时候这种理性、温和的声音才能在我饱受磨难的刚果的湖泊与丛林中引起共鸣呢？“实干家”麦克西与“聪明绝顶的谈判专家”菲利普两位高能量的专业人士究竟何时聚到一起，介入到帮助饱受磨难的刚果人民的事业中来？我们可是正在推动历史发展啊！虽然面无表情的斯拜德对自己录下来的东西一个音节也听不懂，而且，我怀疑他也不理解此次冒险行动有多么错综复杂，但他也为迄今为止会议的积极气氛而感到高兴。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得承认，听起来他们似乎正在进行真正的交流。”他一边用带着威尔士口音的英语跟我说话，一边把耳机戴到我头上，检查麦克风，然后差不多就是把我塞到“电椅”上。“我说，他们把脑袋碰在一起，可能就会碰出点共识来。”

但是，我当然是在等山姆跟我说话的。山姆是我的协调人，将告诉我要把注意力放在哪些麦克风上，也将飞快地向我介绍情况、询问详情。我见过山姆吗？山姆是否也可能是一个窃听专家，又一个即将脱颖而出、展现自己的特殊技能的前“聊天室”成员？因此，当我听出我耳机里响起的是个女人的温柔声音时，我极为惊讶。

感觉好吗，亲爱的布莱恩？

好极了，山姆。你呢？

你在上面干得棒极了。大家都在一个劲儿夸你。

从她这些女性用来安慰人的话语中，我听出最最难以察觉的一丁点儿苏格兰口音了吗？

你家在哪儿，山姆？我兴奋地问。楼上发生的一切仍然让我激动不已。

如果我说我住在旺兹沃思，你会感到震惊吗？

让我震惊？上帝呀，我们是邻居呢！我多半都在旺兹沃思购物！

她沉默了，气氛也变得尴尬起来。我这时才记起，按我的假身份，我应当住在某个邮政专用信箱附近，但太迟了。

那么晚上的时候你我会推着购物车擦肩而过啦，亲爱的布莱恩。山姆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让我们开始监听各类套房的七号房吧，目标快到了。

七号房是客房。我边看着斯拜德的“地铁网络”，边听代表们走过门廊，其中一人找出钥匙，打开了前门——聪明的菲利普将钥匙交给代表们自己保管，这样他们更有安全感。接下来又传来了重重踩在地板上的脚步声，以及抽水马桶蓄水箱与水龙头的流水声。“唿！”“哗啦！”等各种声音传来。现在他们在客厅里了，正给自己倒饮料，扯着嗓门说话，然后是磕磕碰碰的叮当声，接着是伸伸懒腰，嘴里发出让人烦的呵欠声。

尽管我没看过他们的客房，以后也永远不会去看，就像我没看过穆旺加扎的“王室房间”或者山姆的行动室一样，但我对其很熟悉，就像熟悉现在包围着我的这四面阴森森的墙壁。斯拜德有一次用带威尔士腔的英语告诉我，山姆的行动室里有保密的卫星电话，以便跟那家财团或其他无名人士安全地联系。他跟许多窃听专家一样，很饶舌。我问他在“聊天室”里都执行过什么任务，他说他不是钻人耳朵的“地蜈蚣”，也就是说不是语言专家或记录员，而是一个安窃听器的“八哥”，地位卑微。就像一则老笑话所说的，他要安装一些秘密设备，好让安德森先生更高兴。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重创的快感。

“布莱恩，再没有什么比得上这种感觉。当四面八方的炮火打来，脸都被削平了，一脸尘土，屁股上又中了一发60毫米口径迫击炮发的碎片，再没什么比这更让我觉得快活了。”

窃听器里传来的声音又响又清晰，冰块倒入玻璃杯时的磕碰跟咖啡机开动时的低鸣，比交响乐团的低音还要沉。不管斯拜德以前经历过多少次这种事情，他还是跟我一样紧张。还好，机器没在最后一分钟出故障，既没有爆炸、熔断，也没在使用时突然坏掉，整个系统运转正常。

窃听系统应当没坏掉，因为我们正监听着代表们的客厅，里面没人说话。有背景声，但就是没有观察对象的声音。有咕哝声，闷哼声，就是没有说话声。有哗啦声，打嗝声，嘎吱声，然后远处又传来某个人的嘟哝声，到底是谁我没听出来。但仍然没有真正的说话声，或者是我没有听到。穆旺加扎的演讲夺走了他们的说话能力了？

我屏住了呼吸。斯拜德也一样。汉娜的朋友格蕾丝砰砰地敲门时，我像老鼠一样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假装自己不在汉娜房间里。当时格蕾丝问汉娜为什么没去打网球——她正在教汉娜打网球——汉娜讨厌骗人，却不得不以头痛为借口。

可能他们正在祈祷，山姆。

但他们向谁祈祷呢，布莱恩？

山姆很可能不了解非洲，因为问题的答案很明显，他们的祷告对象是基督教上帝或其他信仰中相当于基督教上帝的神。先父热爱的班亚穆伦格族因其总是直接地或通过预言师间接地与上帝交流而闻名。对于迪德纳，我毫不怀疑，无论何时，只要他心灵感动得要祈祷，他就会去祈祷。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也会祈求上帝保佑他们免受流弹之灾，但其他的祷告主题不怎么多。弗兰科可能更关心在此次合作中他会有多少收益。巫医可能向他提供釉树的叶子，将叶子捣烂，用来擦拭身体，这样可以吸收叶子的魔力。哈贾会向谁祈祷那是谁也猜不准的事，但有可能是他正生病的父亲卢克。

为什么没人说话呢？我听到了我期望听到的嘎吱声、曳步声与背景杂音，但为什么我感觉屋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就像有人正拿着一支枪指着他们的脑袋？

看在老天的分上，说话呀，谁说都行！

我在自己的大脑中跟他们理论着，恳求他们说话。瞧。对啦！我明白了！在会议室时你们感觉桌边的白人们优越感十足，把你们镇住了，于是你们恨起他们来。穆旺加扎滔滔不绝地演讲，但他就是那样，他是一个布道家，布道家们都这样。更何况你们要考虑考虑自己的责任，对此我能理解。妻子、家族、部落、神灵、占卜师、预言师、巫医，以及其他我们所不了解的一切，你们都要考虑。但是，看在联盟的分上，看在汉娜的分上，看在我们所有人的分上，请开口说话吧！

布莱恩？

山姆。

我开始在想，该祈祷的不会是我们吧？

与此同样可怕的想法涌上我脑际：我们被发现了。三个代表中的一个——我怀疑是哈贾——已经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让大家安静。这个聪明小子正用另一只手指着墙壁、电话机或电视机，或者他正转动着他那双暴突眼看着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他可能正在跟另两个人说：“伙伴们，我去过外面，我了解这个邪恶的世界，相信我，我们被窃听了。”如果这样的话，有好几种情况中的一种可能会发生，至于是哪一种取决于窃听对象——或者按照麦克西的说法，叫做“目标”——是谁，以及他们是否觉得今天的会议有阴谋，或者有人密谋要对付他们。最希望出现的情况就是他们说：“见鬼去吧！不管怎样，让我们继续谈判吧！”这是一般的理性的人会作出的回答，因为跟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认为根本没有人有时间或耐心来窃听自己。但现在的情况可不一般。三个代表快把我跟斯拜德逼疯了，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智慧意识到他们正被窃听，他们就会想到完善的补救办法，我正干坐着等着他们使出来。

你不想对他们尖叫一下吗，布莱恩？

没错，山姆，我确实想这样，但有一种远为糟糕的恐惧在我心中萦绕。我害怕的不是他们已发现了斯拜德安装的窃听器，而是我，萨尔沃，已经露馅了。菲利普对我的及时拯救终究还是没能真正地拯救我。弗兰科用错误的语言对错误的人发表演讲时，哈贾已经看出我的双重身份，这也正是他用他那双暴突眼长时间盯着我的原因：他看见我张开笨嘴要翻译，然后又闭上，竭力想让自己看上去一脸茫然。

这些想法压抑着我，让我非常羞愧。耳机里突然传来了老弗兰科的低沉声音，这对我来说可真是一种解脱的信号。他没讲本巴语，而是讲他在狱中学会的金亚旺达语。这次，我是被授权听懂他说话的，不用再扮演双重身份了。

安德森先生一直都不厌其烦地提醒他的属下，窃听的成果本质上是不连贯的语言垃圾，没完没了，令人沮丧。据安德森先生判断，窃听者的耐心不足以将偶有的价值成分从浩瀚的资料中提取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三位代表的公开交流情况绝对正常，他们只是在放松地凑凑你想得到的狗屎话，偶尔也看看后面的谈判里对方有什么招。

弗兰科：（刻薄地说了一句刚果谚语）甜言蜜语可喂不了奶牛！

迪德纳：（接过弗兰科的话，说了另一句刚果谚语）牙齿在微笑，但心呢？

哈贾：都他妈的全是狗屁！我父亲提醒我，特别要防着那老家伙，但这回还得盯着其他一些东西。噢，噢，噢！他为什么要讲斯瓦希里语，就像个屁股上吊着香木瓜的坦桑尼亚人？我本以为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希族人。

没人愿意回答哈贾。每次你让他们三人待在同一个房间里，情况都是如此。最多嘴饶舌的哈贾主导了谈话，而你想听其讲话的另两个人却沉默不语。

哈贾：（继续说道）对啦，那个漂亮的“斑马”是谁？（弗兰科与迪德纳都迷惑不解，不说话，我自己也一样）就是那个穿着仿亚麻夹克的口译员？他妈的他到底是谁？

哈贾叫我“斑马”？我一生中被人取了许多绰号。在教会学校里，我是“杂种”、“牛奶咖啡”与“剃了毛的猪”。在圣心避难所学校，我是从精装茸毛狗到转脸洋娃娃之间的所有东西。但“斑马”是对我的一种全新的侮辱。我只能在想，这是哈贾的独家用词。

哈贾：（继续说道）我以前认识一个家伙，跟他长得很像，可能他们是亲戚。那家伙是一个记账员，为我父亲做假账。他把镇上的每一个女孩子都给糟蹋了，最后有个被惹毛的老公开枪轰掉他的屁股。砰！当然不是我。我还没结婚呢，我也不杀人。我们已经杀死够多同胞了。靠！再也不要这样了。抽烟吗？

哈贾有一个金烟盒。在会议室里我看见它从哈贾的杰尼亚牌套装的暗黄色丝绸衬里下露了出来。现在，我只听得“啪嗒”一声，哈贾打开了烟盒。弗兰科点了一根，抽了起来，像个掘墓人一样咳嗽个不停。

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呢，布莱恩？

他们在猜测我是哪个民族的人。

这正常吗？

很正常。

迪德纳刚开始拒绝了哈贾的烟。现在他却咕哝一声，认命似的说道：“为什么不抽呢？”也点了根抽了起来。

哈贾：你病了还是怎么了？

迪德纳：有点麻烦。

他们坐着还是站着？仔细一听，我能听见瘸腿弗兰科的田径鞋踩在地上发出的参差不齐的嘎嘎声，哈贾穿着那双墨绿色鳄鱼皮皮鞋昂首阔步走在坚硬的地板上的脚步声。一直听下去，我还能听见迪德纳痛苦的嘟哝声，以及他坐在扶手椅上放松时泡沫坐垫发出的噗噗声。由此可见，在安德森先生的指导下，我们这些窃听专家变得多么厉害啊！

哈贾：伙伴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当做开场吧。

迪德纳：（对哈贾说话变得如此温和十分警惕）什么？

哈贾：基伍人远比金沙萨的那些蠢货对和平与和解感兴趣。（他模仿起金沙萨政客们蛊惑人心的话）把卢旺达人都宰了。把他们的眼睛抠出来。我们就在你们身后支持你们，伙计。我们就在你们身后差不多两千米的地方，那里大多丛林密布。（他停了下来，我怀疑是等弗兰科与迪德纳作出回应，但没人搭话。鳄鱼皮皮鞋又走了起来）那老家伙做的就是这一套。（他模仿起穆旺加扎，相当逼真）让我们把那些该死的蟑螂从我们的绿色土地上清除掉，我的朋友们。哦，对。让我们为我们所热爱的刚果人民夺回祖国。对此我赞同，我们都赞同，不是吗？（他又停了下来。没人回应）我说，让我们统一行动，把他们赶走吧。砰！啪！滚开！（没人回应）但只能采取非暴力手段。（鳄鱼皮皮鞋又在嘎嘎作响）问题是，你们要做到哪一步才停下？我是说，1994年过来的那些可怜虫怎么办？我们也要把他们赶走吗？我们要把坐在这里的迪德纳赶走吗？叫他们带走孩子，却要把奶牛留下？

在楼上会议室里，我就害怕哈贾摇身一变而成破坏者。他以一种很随意却颠覆性十足的方式，几分钟之内就把对话带到了我们所面临的最易引起分歧的事情上，即迪德纳所属的班亚穆伦格族的地位问题，不过他们却有资格成为我们事业的同盟者。

弗兰科：（这次还是说了一条谚语，但这次是在挑战）木材在水里放上十年也绝不会变成鳄鱼。

（长时间的安静，气氛紧张）

迪德纳：弗兰科！

我耳机里传来的尖利声响差点把我给震出“电椅”外。迪德纳愤怒地用力推开椅子。我能想像得出他是如何用手狠狠地抓住扶手，满头大汗地盯着弗兰科，神色中充满着强烈恳求。迪德纳：弗兰科，这种事情何时才能到头？你和我？班亚穆伦格族确实属于图西族，但我们不是卢旺达人。（他气喘吁吁，但还继续说下去）我们是刚果人，弗兰科，跟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一样，都是刚果人！没错吧？（听见弗兰科的嘲笑声，他怒吼起来）穆旺加扎明白这一点，你们有时候也明白。（用法语举了个例子）我们都是扎伊尔人！还记得在蒙博托时代，学校里教过我们唱什么歌吗？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唱呢？我们都是刚果人！

不，迪德纳，不是我们所有人。我在心里默默地纠正着迪德纳的话。学校也曾教我跟同学们一起自豪地唱这些歌，但有一天，他们用手指指着我这个私生子，高声叫着：萨尔沃不是，这个混血儿不是！这头剃过毛的猪不是！

迪德纳：（继续他的长篇大论）1964年大起义中，我父亲，一个穆尼亚穆伦格人，与你父亲并肩战斗，而你父亲是辛巴组织的成员。（他声音嘶哑，气喘吁吁）当时你还年轻，也跟他们一起战斗。这件事没让你成为我们的盟友？（他厉声说道）不，没有。（他愤怒得用法语怒吼）这是有悖常理的联盟！辛巴组织继续杀我们的人，偷走我们的牛群当他们的军粮，而今天的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也同样在杀死我们的人，偷走我们的牛群。当我们报复时，你们叫我们班亚穆伦格人渣；而当我们克制自己时，你们就称呼我们是班亚穆伦格懦夫。（他大口大口地喘气，就像快被淹死那样）但我们在“中间路线”的旗帜之下可以联合起来（他厉声说道），停止相互杀戮，不再相互仇恨（他又吼起来），停止为我们的死伤者报仇。我们在这个或那个领袖的领导下，可以停止内乱与仇恨，联合起来。如果是这样，那么……

他突然住了口，气喘吁吁，看上去情况不妙。这让我想起了住院的让-皮埃尔，想起了他身上的输氧管。我坐在“电椅”边上，等着弗兰科对他加以反驳，却不得不疲惫地再一次听哈贾说话。

哈贾：他妈的，到底是哪方面的联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一个统一的基伍？无论南北？我的朋友们，让我们掌握我们自己的资源，进而掌握自己的命运。哼！哼！狗屁！资源早已被控制了！被一群卢旺达疯子，他们武装到眼球，一有空就强暴妇女！那些卢旺达联攻派民兵们在那里盘踞已久，连该死的联合国也不敢未经他们的允许就飞过他们上空。

迪德纳：（轻蔑地笑了出来）联合国？如果我们需要联合国来为自己带来和平的话，那么我们得等到我们的儿孙辈都死了。

弗兰科：那么或许你现在就应当带你的儿孙们回卢旺达去，我们就能获得和平了。

哈贾：（赶紧用法语调停，大概是想阻止他们二人的争论）我们？我听到你说“我们”？（他的鳄鱼皮皮鞋的着地声像是大炮在连续开火，然后是死一般的沉寂）你真的认为这事情跟我们有关？那老家伙可不想要我们，他只想要权力。他想在自己死之前就在史书中获得一席之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准备把我们出卖给那个奇怪的财团，哪怕会弄得当地人的埋怨声惊天动地，哪怕我们会被整死。

我刚把哈贾的话翻译完，菲利普就摇响了他的手摇铃，让我们回去参加第二轮会议了。

在此，我必须向你们描述一件小事。这件事发生时并未对我那已经过于沉重的心灵造成什么影响，但考虑到以后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需要更加仔细地对它加以考察。菲利普的铃声响起时，我摘下了头上的耳机。我站了起来见斯拜德向我眨了一下眼睛，我也向他回眨了一下，然后就沿着地下室楼梯走了上去。到达楼梯顶端时，我按预先约定好的信号，往铁门上轻叩了三下，叩击间隔很短。安东半开了铁门，我一出去他就又关上了，但糟糕的是，铁门发出了巨响。我们俩之间一个字也没交流，他带着我转过这栋房子的一处墙角，来到那条密闭通道的东端。我离策划室很近了，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进行，但还是出了一点意外：我们俩都没有考虑到阳光的问题，而那时阳光笔直地射入我眼中，我一时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低下眼睛，避开阳光，又开始走了起来，却听见这条密闭通道的另一端传来了三个代表的脚步声与非洲人典型的呵呵笑声。他们正向我走来，我们即将迎头碰上。很明显，我必须想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借口，好向他们解释我为什么出现在房子这一侧，因为按理说我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是否看到安东送我绕过墙角？他们有没有听到铁门的哐啷巨响？

幸运的是，我参加过一天的个人安全训练，所有“聊天室”兼职人员都必须参加。经过训练，我的思维已经很敏捷。代表们私下讨论时我是怎样度过我的宝贵休息时间的呢？答案是：两轮会议之间，我总会在某个没什么人的墙角享受一下安宁与静谧，直到开会铃响起。心里想好借口之后，我便继续往策划室大门走去。我到了门前，停了下来。他们也到了，停下了脚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哈贾停下了脚步。哈贾走路最快，走在最前头，而弗兰科与迪德纳就跟在他身后，离他好几步远。当哈贾——几分钟之前他还给我取了个绰号叫“斑马”——停下脚步时，他们还没赶上来。

“那么，口译员先生，你的精神恢复了吗？你准备好迎接下一场战斗了吗？”

这个问题本身并无恶意，哈贾这样问我也没有恶意。但惟一的问题是，他讲的是金亚旺达语。但这一次我无需菲利普向我打眼色提醒我了。我对他笑了笑，一脸困惑，还带着些许遗憾。见到这招无效，我就耸了耸肩，摇摇头，继续向他示意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哈贾意识到他搞错了——或者说，他假装意识到这一点——抱歉地笑了一声，拍拍我的上手臂。他刚才是在耍弄我吗？不，他没有。或者，我当时说服自己，他没耍弄我。他只是掉进了任何称职的多语者随时都可能掉进的陷阱。他在客厅里用金亚旺达语滔滔不绝，忘了切换音道。最好的口译员也会这样。算了。

10

“先生们，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上校先生！”

麦克西站在黑板架前，双手叉腰，淡蓝色的双眼放射出作战的光芒，好似1809年的拿破仑11。麦克西已经脱掉了西装，但还系着领带，可能他平时很少系领带，结果就忘了有这回事。屋内的人少了。曾是巷战老兵的穆旺加扎现在却成了和平预言家，他已回到他那间幽静的王室房间去了，他那位留着马尾辫的助手跟他待在一起。只有塔比齐留下来看各位代表如何决定。他凝神看人，拳手似的健壮肩膀上肌肉鼓起，染成黑色的头发往后梳理得整整齐齐。

但我盯着看的不是麦克西，不是塔比齐，也不是三位代表，而是在一幅大比例的军用地图上凝视着布卡武，我童年生活的地方。布卡武被称做“中部非洲之宝石”，有些人甚至还说它是“全非洲之宝石”，它位于非洲海拔最高、水温最低的基伍湖南端。基伍湖常年笼罩在浓雾之中，四周活火山群环抱，十分神奇。这些只要问问先父，问问先父在船坞与其闲聊的渔夫们就再清楚不过了。渔夫们正从网里捡起森巴扎鱼，又把鱼扔到黄色塑料桶里。鱼在桶里可以一连蹦蹦跳跳几个小时，好像在期待着像我这样心软的人把它们放生水中。你可以问问渔夫们曼巴毒蛇的故事，它们一半是鳄鱼，一半是女人；你还可以问问夜里偷溜到湖岸边的坏人，他们用巫术以无辜朋友的灵魂去换取今生来世的好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悄悄说基伍湖是被诅咒的，这就是为什么渔夫们会被喜食人脑的曼巴毒蛇拖下湖里，从此无影无踪。渔夫们深信不疑地对先父说，事情就是这样。但先父懂的比他们多，他可不会盲目相信他们讲的故事。

布卡武城里的主大街两边矗立着典型的殖民时期风格的房子：圆圆的墙角，长方形的窗户，窗户上方高悬着许多鹅掌楸、蓝花楹和九重葛。布卡武周围的山丘上布满了香蕉园与茶园，看上去就像许多绿色的床垫。站在山丘的缓坡上可以看见布卡武的五个半岛，其中最大的一个是波提半岛，麦克西的地图上就将它标明出来了。波提半岛跟意大利一样，状如长靴。那里有众多的高级住房与美丽花园，从山上一直建到湖边。蒙博托就曾计划在那里建一幢别墅。一开始，这靴形的半岛笔直地伸入湖中，正当你以为它将直接指向戈马时，它却来了个右拐弯，猛地往东岸的卢旺达冲去。

麦克西在地图上的“纸箭”具有战略实用性。这些箭头指向布卡武地方长官的府邸、电台与电视台、联合国驻布卡武总部、军营，却没有指向路边市场，先父带我进城庆祝我的生日时我们在那里吃烤山羊肉；没有指向那座绿色屋顶的教堂，那里建得就像两艘并排倒放在地上的废船；没有指向那所阴森森的石头建筑的天主教大学，就我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来看，如果我努力学习，可能有一天能到里面去上学；没有指向那所白人修女传教所，那里的修女们曾给我这个私生子糖吃，给我讲我叔叔是怎样一个好心可爱的人。

麦克西背对我们站着。菲利普坐在他旁边，他的面容如流水一般变化多端，你必须目光敏锐才能看清他的某一个表情。有时你觉得你看清了，但当你再看时，这个表情已经消失了。我们的三个代表坐在原来的座位上，弗兰科还是坐中间。迪德纳的脸色更加冷酷了，弗兰科脖子上的肌肉也是绷得紧紧的，惟独哈贾对会议进程表现出挑衅式的鄙视：他那包着杰尼亚服饰的双肘靠在桌子的绿色台面呢上，双眼看着窗外，似乎那儿比起他在黑板架附近的活动领地还要让他感兴趣。他关心布卡武吗？他跟我以前一样地热爱布卡武吗？很难让人相信这一点。安东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支台球杆。他的出现让我很困惑。他怎么没跟他的监视小组一起待在外面？他可是属于那里啊。但我很快就明白了。既然我们的三位代表都坐在会议室里，他就没什么人可监视了。这只能表明，尽管我这个口译员绞尽脑汁，我那第三只耳朵里已经响起了红色警报、时刻准备着进行巅峰表演，但当涉及常识问题时，我依然可能反应迟钝。“我要用到一些军事用语了，小伙子，”麦克西低声提醒我，“你能搞定吗？”

可以，队长？你不是问过我能否翻译军事用语吗，我当然可以了。安东把那支台球杆递给麦克西，用以替代穆旺加扎已经带走的那根魔法棒。他的举止就像平民在军官面前操练一样。麦克西抓住了台球杆的平衡点。他讲话时语速很快，但声音清晰、用语简单、停顿合宜。你听听下面这些内容就能了解了。我边听边翻译出来。

“先生们，要紧的事得先做。不会有非刚果军队对基伍省进行武装干涉，重复一下，不会有。请确保他们听得清楚明白，好吗，小伙子？”

我很惊讶，但还是按他的吩咐做了。哈贾高兴得大叫起来，笑出声来，不敢相信地摇着头。弗兰科那张长满麻子的脸动了动，一脸茫然。迪德纳则低下了头，若有所思。

“任何起义都将是传统上对立的部落自发的小规模战斗。”麦克西一点也没被代表们的反应吓住，继续说下去。“无论是在布卡武，在戈马，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起义都将在没有，重复一下，没有非刚果军队的介入，或者说，在没有任何看得见的外部势力介入的情况下爆发。请一定让哈贾听明白这一点。他父亲已经签名表示赞同了。告诉他这一点。”

我照做了。哈贾又转头盯着窗外的世界。在那里，两群敌对的乌鸦与海鸥正上演一场空战。“刚果国内各势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将暂时被打破，”麦克西继续往下说，“没有外国势力煽风点火，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佣兵，或是其他机构。对国际社会来说，这同以往一样只是刚果的内部事务。为我强调一下这一点，直到他们听明白为止，好吗，小伙子？”

我为队长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哈贾在看的那群海鸥的数量超过了乌鸦，乌鸦败退了。

“联合国驻布卡武总部一团糟，简直就跟猪食一般。”麦克西提高了音量，以示强调，但我翻译时小心翼翼地使用了一个感情色彩不那么强烈的词汇。“不管是那支机械化步兵连，还是探雷运兵装甲车，抑或那个乌干达卫兵连，无论是在走廊上碰面的卢旺达与马伊·马伊代表们，还是那个很快就要退休开店的尼泊尔中校，他们即使面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打卫星电话给联合国大声问他们该做些什么。我们知道这些。菲利普听过他们的对话，对吧？”我译完之后，众人大笑了起来。作为回应，菲利普站了起来，向大家鞠了个躬。一个自由顾问窃听联合国总部？我心底大吃一惊，但没有表现出来。

“如果这次战斗被认为是刚果人对刚果人之间的内战，那么联合国驻布卡武、戈马或其他地方的总部惟一会做的事情就是发发牢骚，疏散平民，撤退到他们的军事基地去，而把城市留给那些惹麻烦的人，让他们去接管那摊子麻烦事。但是——请强调一下‘但是’二字，好吗，小伙子？——如果联合国或其他任何人知道我们从外部介入进来，那么我们就惨了。”

斯瓦希里语里有着丰富的对等词汇，因此我并未擅自把队长的粗俗用语改得温和一些。但是，假如我的翻译能让弗兰科发出更多表示赞同的笑声，让迪德纳露出些许微笑，那哈贾的反应顶多也就是大声嘲笑。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麦克西张大嘴巴，厉声问道，仿佛不是哈贾而是我触怒了他。

“他只是十分兴奋罢了，队长。”

“我在问他，没问你。”

我把麦克西的问题转达给哈贾，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是转达给他那包着杰尼亚套装的后背。

“或许没人喜欢在那天暴动呢，”他懒洋洋地耸了耸肩，“或许那天下雨了呢。”

“哈贾，上校先生在此只是说一些店面会被毁坏而已。我向你保证，只会有一丁点儿枪击与抢劫事件。少许车辆会被焚毁，但没人叫你放火烧掉你自己的城市。你父亲相当坚决地认为，对戈马的破坏必须最小化，我确信对布卡武的策略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的只是足够的烟火，总的说来，就是要在城里引起一定的混乱，造成一种局面，好让一个受欢迎的魅力领袖作为一名调停人成功现身城里，传递济世信息，而这个人就是你父亲的老战友穆旺加扎。关于戈马，卢克的主意相当不错。他建议举行一次稍微有点混乱的抗议集会，然后就让啤酒替我们善后。或许你想看一页你父亲为布卡武写的计划书？”

但菲利普的外交技巧也没能镇住哈贾的不驯，事实上，这反而带来了相反的效果。哈贾在头顶挥舞着他那双松松垮垮的手臂，以一种世界通用的方式表明他不理会菲利普所说的一切。而这反过来又激怒了费利克斯·塔比齐，他爆发了，用他那口粗嘎的带有阿拉伯口音的法语一个劲儿地大吼：

“情况将会是这样，”他就像在训斥一个犯错的仆人，“时机一到，穆旺加扎及其顾问们将离开他在国外的秘密居处，到达布卡武机场。你父亲和你组织的暴乱人群将去迎接他，并在胜利的气氛中将他送进城里。明白了吗？他一进入布卡武，所有战斗就将立即结束，你的人要放下武器，停止枪击、抢劫，然后一起庆祝。所有在这伟大事业中帮助穆旺加扎的人，从你父亲开始，都将得到回报，而那些没有帮过他的人就不会这么走运了。很遗憾你父亲今天没能来这里，我希望他很快就能康复。他爱穆旺加扎。二十年来他们欠下彼此很多人情债，现在他们就要偿还了，你也一样。”

哈贾的视线离开了窗户。他倚在赌桌上，一只手抚摸着一粒很大的黄金袖口链扣。

“那么这是一场小型战争了。”他反复思量之后终于说道。

“哦，天啊，哈贾！那根本不是战争。”菲利普劝道，“只是名义上的战争而已。和平就在拐角处，很快就会降临。”

“和平总是就在拐角处。”哈贾说道，刚开始似乎是要接受菲利普话中的逻辑。“但谁在满嘴喷粪说这是小型战争？”他接着用法语展开他想说的主题，“我是说，什么叫小伤亡？呸！鬼话一堆！就好像你能说某人有点儿怀孕了吗？”为了支持他的这个论断，他向我们说了一些战争里会出现的声音，跟我在水面之下一直在保密的那些相似。“乒！砰！哒哒哒！”然后他伸出双拳，狠狠地击打在桌子上，又弹了起来，把大家弄懵了。

麦克西想要占领布卡武机场，如果任何人想阻止，麦克西就跟他急。卡武穆，位于布卡武北部三十五公里处，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关键。黑板架上贴着一张卡武穆的航空照片。布卡武二十年前就有机场了吗？我回忆起一片崎岖的绿草地，山羊放牧其上，地上停放着一架银白色翼肋的双翼飞机，驾驶员是一个一脸胡子的波兰神职人员，人称“简神父”。

“夺取了机场，南基伍就任你出入了。两千米长的柏油碎石跑道。你可以在你希望的任何时间带进你想要的任何人与物。而且占领了它，你就封锁住金沙萨中央政府可用来空运大量援兵的惟一一个机场。”他一边用台球杆啪啪地指着地图，一边解说，“从卡武穆出发，我们的商品向东可以出口到内罗毕”——啪——“往南可以出口到约翰内斯堡”——啪——“向北可以出口到开罗甚至更远的地方。或者你可以撇开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直接把商品出口到欧洲。我们有一架波音767飞机，可以一直不停地运送货物，每次四十吨。你可以威慑一下卢旺达人、坦桑尼亚人与乌干达人。考虑一下吧。”

我把他的话翻译完毕，大家都思考起来。哈贾更是陷入了沉思。他双手托着头，状如三明治；他盯着麦克西，眼睛滴溜溜转。他没意识到他简直就成了迪德纳的双胞胎兄弟，因为后者也正以同样的姿势思考着。

“没有中间人，没有强盗，不用交保护费，不要交关税或交钱给军队。”麦克西这样向我们保证。我翻译着，似乎也在向听众们这样保证着。“从你们的基地里开采矿石，在基地时检修矿井，把矿石直接空运给买家，不用分一块蛋糕给金沙萨中央政府。要讲得大声、清楚，小伙子。”

我翻译得很大声、很清楚，他们对此印象深刻，除了哈贾。他又冒出一个猥琐的反对意见。“戈马的跑道更长。”他伸出一只胳膊比画着。

“它的一端铺着火山岩。”麦克西反驳道，用台球杆连续而有节奏地敲在地图上的戈马四周的火山群。

“它有两端，不是吗？那可是一条飞机跑道啊！”

弗兰科大笑起来，迪德纳脸上也罕见地露出了笑容。麦克西长吸了一口气，我也一样。我希望自己已经跟哈贾用他的母语希语坦诚地聊过五分钟，那么我就能向他解释清楚，他这些琐碎的反对意见很可能让我们这次行动变得一团糟。

麦克西坚决地说下去：“我们坚持先要夺取卡武穆，就这么回事。”他攥紧拳头，用力地擦了一下嘴巴，又接着讲。恐怕哈贾真的激怒他了。“我要让他们一个个地说说他们自己的意见，一个接一个地说。他们要入伙，还是出局？我们要从夺取卡武穆开始，还是他妈的要在各种折中办法上纠缠不清，把一场简单游戏变成复杂竞争，让我们失去给处在血腥岁月中的刚果带来真正进步的最好机会？弗兰科先说。”

我让弗兰科先发表意见。像往常一样，他慢条斯理的。他先是沉着脸盯着我，然后盯着地图，再又盯着麦克西，但他盯着身旁他看不起的迪德纳的时间最长。

“我们将军认为上校先生言之成理。”弗兰科说道，声音刺耳。

“我想让他们说得更直截了当一些。现在我是在对他们所有人说话。我们要在夺取城市与矿区之前先占领飞机场——卡武穆飞机场吗？我问得很清楚了，他们也要回答得清清楚楚。再问他一次。”

我照办了。弗兰科松开了拳头，板着脸看着掌心里的什么东西，然后又合上了。“我们将军已经决定了。我们会先占领机场，然后再去夺取矿区与城市。”

“作为盟友？”麦克西追问道，“追随穆旺加扎？作为同志，忘记彼此间的传统分歧？”

我察觉到哈贾狂躁的目光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人身上，最后又落在我身上，我连忙假装盯着面前的那瓶毕雷矿泉水。

“同意。”弗兰科说道。

迪德纳似乎不能相信他所听到的一切。

“跟我们一起？”他轻声问道，“你们愿意接受班亚穆伦格族作为此次事业中的平等伙伴？”“如果我们必须这样做的话，我们会的。”

“那么此后呢，在我们取得胜利之后呢？我们还会在一起维护和平吗？你们真的同意这样做吗？”

“我们将军说是就是。”弗兰科粗暴地回答道。为了表示确定，他又从他那似乎取之不尽的语言宝库里拖出另一个谚语来：“朋友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轮到迪德纳发表意见了。他一边痛苦地喘着气，一边只盯着弗兰科一人。“如果你们将军遵守他的诺言，你遵守你的诺言，穆旺加扎也遵守他的诺言，那么班亚穆伦格族将参与到此项事业中来。”他这样宣布。

所有人，包括我，都将目光移到哈贾身上。哈贾意识到自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猛地把手伸进杰尼亚套装的暗黄色衬里，就要取出黄金烟盒。看见墙上贴着的“禁止吸烟”标志，他做了个鬼脸，耸耸肩，又让烟盒掉回口袋里。但对麦克西来说，这绝非仅仅是耸耸肩而已。“介意替我告诉哈贾几句话吗，小伙子？”

“乐意为您效劳，队长。”

“让他不要那么爱说些‘一方面、另一方面’之类的废话。我们来这里是要组建一个联盟，要的不是不干事摆架子的闲贵。责任分清楚了，就他妈的各做自己该做的事。如果他代表他父亲而来，那他为什么不听从他父亲的话，为什么没事找事地搅局？我想你能把这些话翻译得不那么唐突吧？”

当某个客户，特别是像麦克西这种直言不讳的客户说话火爆时，想要把他的话译得语气温和一些，即使最最老道的口译员能力也是有限的。我尽力去做。但无论是在水面之上，还是在水面之下，我对哈贾不驯的爆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作好准备去迎接他必定会发出的攻击。因此，当我翻译哈贾这位索邦大学商学院的明星毕业生论理严密的论点时，我感到无可名状的惊讶。他的发言一定足足有五分钟，但我不记得其间他曾犹豫停顿过或说话重复过。他的讲话极具挑战性，用语冷静，让人一点也看不出他正在讨论我和他都热爱的家乡的命运。以下是哈贾讲话的摘要：

没有当地人的配合，我们无法去开发矿区。

我们自身的军事实力还不够强大。任何解决问题的长期方案都需要一段没有战争的时期，更通俗地说，就是要实现和平。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不是上校先生的计划里是否提供开采与运输矿石的途径，而是穆旺加扎及其领导的“中间路线”能否履行诺言，让全社会达成共识。

途径？哈贾说的不只是到达矿区的物理途径，而是法律途径。很明显，计划中的穆旺加扎领导下的基伍新政府将给予那家无名财团所有当地法律所要求必需的特许权、权利与承诺。但我们要置刚果法律于何地？金沙萨离基伍两千公里远，但它仍然是我们的首都。在国际层面上，它完全代表刚果民主共和国。它对东刚果的管辖权是刚果宪法神圣地加以明确了的。因此，从长远来看，金沙萨中央政府依然是个关键。

哈贾转过头来，用他那双暴突眼盯着菲利普。

“因此，我的问题是，菲利普先生，你所属的那家无名财团计划如何绕过金沙萨中央政府的权威？穆旺加扎谈到金沙萨中央政府时总是鄙视不已。上校先生告诉我们，金沙萨中央政府从此次行动中得不到任何金融收益。但当骚乱结束时，是金沙萨中央政府而不是穆旺加扎拥有最终决定权。”

菲利普十分专注地在听哈贾发言。如果你是根据他赞赏的微笑来判断其态度的，那么你就仔细品味一下吧。他把一只手掌弯成杯状，轻轻地放在他那头卷曲白发上，但并未碰到头发。“这需要强大的勇气与强大的人物，哈贾。”他微笑着解释道。“穆旺加扎算一个，你父亲算另一个。这需要时间，也应当需要时间。谈判过程包括若干阶段，我们只能到了哪个阶段才能去处理哪个阶段的问题。我想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阶段。”

哈贾像是十分惊讶。在我看来，他有点过于惊讶了，但他为什么这样呢？“你是说你们没有提前跟金沙萨的政客们达成任何附属协议？你确定？”

“绝对确定。”

“你们为什么不考虑在他们要价变低的时候收买他们呢？”

“当然不。”菲利普笑出声来，显得自己很正派。

“你一定疯了，伙计。如果你等到需要他们的时候再去收买他们，他们会敲诈你一大笔钱的。”但菲利普立场十分坚定，为此我十分佩服他。“哈贾，恐怕我们不会跟金沙萨的任何人举行任何预先谈判，不会跟他们达成任何附属协议，不会给他们回扣，也不会分给他们一块蛋糕。尽管这样做完完全全可能会使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但那与我们所持的理念相悖。”

麦克西像是恢复了精神，他一跃而起，用台球杆的顶端指着戈马，然后沿着道路南移到基伍湖的西岸。

“弗兰科先生，我听说你们的多队精兵经常在这条道路沿线打伏击？”

“据说如此。”弗兰科警惕地回答道。

“行动当天第一缕阳光射来的时候，我们会要求你们加强伏击力度，封锁道路两个方向的交通。”

哈贾尖声抗议道：“你是说我父亲的卡车？我们往北方运啤酒的卡车？”

“恐怕你的顾客们将不得不渴上几天了。”麦克西回答道，然后又对弗兰科说，“我也听说你们尊敬的将军跟驻扎在这里的一些重要的马伊·马伊民兵团体有联系，就是在菲齐与巴拉卡之间。”

“你听说的这些是有可能。”弗兰科勉勉强强地承认了。

“在北方的瓦利卡勒地区，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也很强大？”

“这些是军事机密。”

“行动当天，我会要求马伊·马伊民兵组织在布卡武会合。你们在刚果南基伍省的乌维拉周围也有大群民兵，他们也应当赶来支援。”

哈贾又一次插嘴了。他是有意要破坏麦克西讲话的连贯性，或者只是偶然之举？我怀疑他是有意为之。

“我想了解一下上校先生夺取卡武穆机场的确切计划。没错，政府军士兵的心思不在保家卫国上，他们也没有军饷，心里很不满意。但他们有武器，他们还喜欢开枪杀人。”

麦克西以丝毫不变的语调回答了他，冷冰冰地毫无曲折变化。“我计划派一小队经验丰富、纪律严明的便装佣兵好手一枪不发地蒙混进去。这么说够了吗？”

哈贾点了点他那个光滑的额头，手托住下巴，身体前靠，夸张地摆出一副注意听讲的样子。“他们或者一大早跟清洁工一起混进去，或者在周六晚上穿得像一队来找人比赛的足球队员。那里有两个足球场，啤酒免费且无限量供应，姑娘们来自农村，比赛相当不正式。还听得懂吗？”

哈贾又点了点头。

“进入飞机场后，他们不会马上就奔跑起来，而只会散步慢行。接着，他们会把枪放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微笑着对人挥手。十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占领指挥塔台、跑道和弹药库。我们会到处散发香烟、啤酒和钱，鼓励大伙儿，跟基层军官们谈判，跟他们达成交易。对他们来说，我们只是非正式地租用一下飞机场，运来几飞机采矿设备，却不用去麻烦海关。”

哈贾的口气变得低调，十分不自然。“我对上校先生非凡的军事才能十分敬佩，但我想问一下这队佣兵好手的确切人员组成？”

“最顶尖的职业佣兵，南非人，在特种部队里受过训，是我们精心挑选出来的。”

“有黑人吗，上校先生？我可以问这个问题吗？”

“有南非的祖鲁人跟西南非的奥万博人，来自安哥拉。老兵，不会找茬，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士。”

“请问有多少人，上校先生。”

“按目前的统计，不超过五十人，但不少于四十人。”

“请问谁将带领这些好手投入战斗？”

“我会去。我本人。我自己。你认为如何？”他话说得越来越短。“加上这位安东，以及我熟识的几个亲密同志。”

“请原谅我的冒失，但上校先生是个白人啊！”

麦克西卷起了右手衣袖。有一刻我真的相信要出状况了，但他只是检查一下前臂里侧。“该死的，我当然是白人。”他大叫道，整桌人都大笑起来，哈贾自己也笑了，笑得很是引人注目。

“你的同事呢，上校先生？他们也是白人？”笑声平息之后，哈贾又问道。

“跟雪一样白。”

“那么你能向我解释一下吗？一小群陌生人，跟雪一样白，能成功地奇袭布卡武机场，却不会吸引那些不那么走运的人的某种程度的注意？”

这次没人笑出声来。这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海鸥跟乌鸦的叫声，以及从草坡上吹下来的暖风的飒飒作响声。

“非常简单。行动当天”——我们现在知道了，这是麦克西创造的名词，用来指我们发动政变的那一天——“一家专门制造空中交通控制系统的瑞士制造公司将对机场设施进行现场调查，那是它参与一项非公开竞标的前提条件。”

策划室里沉默了下来，只剩下我翻译的声音。

“他们的包机运有性质不明的技术设备。”他加重语气以示强调，我也小心翼翼地加以重现。“飞机将停在靠近指挥塔台的地方。那家瑞士公司的技术人员都是欧洲人，其中就有我、安东以及你们短暂碰过面的本尼。我精心挑选的佣兵会从正门进入机场，我一发信号，他们就会登上飞机。在机舱内他们可以找到重机关枪、肩扛式火箭发射器、枪榴弹、荧光臂章、给养以及大量的弹药。任何人敢对他们开枪，他们就将用最小的火力开枪还击。”

我完全明白菲利普接下来为什么那么做了。哈贾到底站在哪一边？我们还得容忍他找碴儿多久？他甚至就不是受邀而来的客人。他只是他父亲的代理人，最后一刻才空降而至。是该杀杀他的威风了，该让他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了。

“哈贾先生。”菲利普开口说话了。他模仿起哈贾自创的“上校先生”这一称呼，声音很温和。“哈贾，好孩子。我十分尊敬你父亲，我们想死他了。到目前为止，对于你在支持穆旺加扎先生的运动中所要扮演的角色，我们一直在沉默，或许太过沉默了。为了那一天的到来，你会作何准备呢？特别是在布卡武，那实际上可是你的势力范围。我想知道这是否可以成为你启发我们的好时机？”

一开始，哈贾似乎没听清菲利普的问题，或者是没听清我的翻译。然后他咕哝了几个希语单词，尽管很粗俗，却让我想起在巴特西那家意大利小餐厅里那个小个子绅士所讲的话：上帝赐予我力量，让我对这个狗娘养的说话，等等。当然，我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我听懂了他说的话，而是在笔记本上无辜地乱涂乱画几笔。

之后他就开始发疯了。他跳了起来，高速地旋转着身体，摇头晃脑，手指啪啪地在弹榧子。然后他一点一点地开始极具韵律感地回答起菲利普的问题来。由于语言就是我生命中惟一的音乐，我对刚果的乐队一无所知。即使到了今天，我甚至还不能告诉你哈贾在模仿哪个伟大的艺术家、哪支乐队或是哪个音乐天才。

但房间里的其他人几乎都能听得出来，除了我跟麦克西。通过短暂的相处，我知道麦克西跟我一样没有音乐细胞。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次精湛的表演，马上就能听懂，非常有趣。严肃的迪德纳大笑不止，高兴地和着韵律拍着手，弗兰科也高兴地摇晃起他那巨大的身躯来。而我这名顶级口译员，被训练得能在全天候环境下起作用，继续翻译下去，一会儿用法语，一会儿麦克西猛瞥我一眼，又改用英语。以下内容是根据我当时狂记下来的内容整理的。

我们将收买士兵

我们将收买教师和医生

我们将收买布卡武城的卫戍司令、警察局长及副局长

我们将砸开监狱，在城里每一条该死的街道的角落里放上一卡车该死的啤酒，还要埋上数磅塞姆汀塑胶炸药把全城炸个稀巴烂

我们将聚集所有反卢旺达的卢旺达人，从我们卡车里取出上好新枪发给他们；任何人没枪就尽管来找我们！

所有流氓、疯子还有在你身上看到鬼影就开枪的人，我们给他们啤酒与枪

所有布卡武罗马天主教的好教徒、神父与修女们都热爱耶稣，但他们既不想惹上麻烦也不想制造麻烦，因为他们知道好基督徒是少之又少

我们将告诉他们，贫穷王子正骑着他那头该死的驴进入新耶路撒冷！

来吧，再喝一瓶啤酒吧，亲爱的，再给自己弄杯莫洛托夫鸡尾酒，再砸坏几个好窗户，多给自己记点功

因为人民的天堂肯定将要到来！

菲利普摇响手摇铃再次休会时，他也笑出声来了，还惊奇地摇晃着头。但塔比齐命令我私下要多加注意。他板着脸，就像带着一个面具，却没能掩藏好其愤怒之情。他那双乌黑的眼睛，就像一支双筒猎枪在瞄准目标一样，从浓密眼睑下探出，狠狠地盯着哈贾的前额。这提醒了我，这世界上有一群阿拉伯人，他们对撒哈拉以南的黑人兄弟们的鄙视亘古不变。

11

见鬼，他们到底在哪儿，山姆？一片听得见的静寂。

我正在查，亲爱的。耐心点。

我尽量耐心。山姆的声音传过来，她先问了安东，然后又问了菲利普，对话听不清楚，也听不全。

我们找到弗兰科了。

他在哪？

在王室房间里。他跟穆旺加扎谈得正欢。

我得去那里吗？我的声音显得过于急切。

没必要，谢谢，布莱恩。没你他们也能很好地沟通。

通过耳机，我听到哈贾走过过道时那双鳄鱼皮皮鞋的啪嗒声，还有另一个人的脚步声，我猜是迪德纳。山姆立即确认了我的判断：监视组报告说，哈贾抓住迪德纳肘部，确实正带他往花园走去。更精彩的是，哈贾将食指贴在嘴唇上，示意迪德纳别出声，直到出了房子，才放下食指。我一下子精神了起来。对于我这个兼职窃听专家来说，再没有什么音乐比“我们去个别人偷听不到的地方”或“在原地等一下，我去找个公共电话亭”之类的话更动听的了。尽管我很激动，但我对迪德纳的同情与时俱增。他被麦克西的伟大计划拖往一个方向，现在又正被哈贾拖往另一个方向。

他们两人来到通往观景台的石阶前，开始往上爬。哈贾边爬边手舞足蹈，同时还大说特说起来。耳机里传来鳄鱼皮皮鞋的叩地声，还有哈贾急促的说话声。搞窃听的就像盲人一样听声视物，我现在就是这样：在我的“盲人”之眼中，一切就跟白天一样明亮而又清晰。我看见哈贾穿着墨绿色的鳄鱼皮皮鞋飞快地走过石阶，啪嗒直响。我看见哈贾光滑的前额上青筋暴突，细长的身躯弓了起来，而他的说话声一直比鳄鱼皮皮鞋的叩地声还要低。他的身形像个野蛮人，声音却很稳重。他的说话声越低，脚步声就越显得嘈杂，而他说话时摇头晃脑的频率也就越高。此时窃听用的麦克风就好像他喂养的一群小动物，正仰起头等着支离破碎的言语落进它们细小的喉咙里。

他在讲什么语言？他的母语是希语，而迪德纳刚好也会讲希语。那么他在做的事，或者是我认为他正在做的事，就是使用一种除了我之外其他窃听者都听不懂的语言，有点即兴创作的味道，必要时穿插几句法语。

凭这样的本领，我现在等于就跟在哈贾身后。我就跟他们两人在一起。我跟得很紧，即使紧闭双眼也还能用我的“天眼”跟住他们。哈贾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开了，迪德纳跟在他身后，步履艰辛，时不时咳嗽几声，而我，顶级口译员萨尔沃，头戴耳机、手持笔记本跟在他们旁边。哈贾又轻快地往回走了几步，迪德纳站着一动不动，我就静静地站着。哈贾又走上一级台阶，跳到旁边的草地上，我也跟着跳了。哈贾知道我也在那里。我知道他知道我“在场”。他跟我玩摸鱼摸虾的游戏，我奉陪。他给“斑马”领舞，跳得酣畅淋漓，“斑马”在石阶上下周围伴舞回敬。

他不晓得我们的窃听系统多么原始。他是个现代人，而且我很乐意跟你打赌他是个技术迷。他认为我们拥有“聊天室”那些最为先进的整套“玩具”，包括定向窃听器、激光窃听器、卫星窃听器，等等，应有尽有，但我们其实没有。哈贾，这里可不是“聊天室”。斯拜德安装的窃听器是静止的，而你、我与迪德纳却是活动的。斯拜德的窃听系统是相当老式的，没有改进的闭路电缆，但“斑马”喜欢。

这是一场单打独斗，我，萨尔沃，在跟哈贾贴身肉搏，迪德纳在旁观战，却不知内情。哈贾的希语、踢踏舞以及他的攻势与守势对决萨尔沃的千里眼与顺风耳。哈贾的鳄鱼皮皮鞋像木屐踩在卵石上，啪啪作响。他快速旋转，声音抑扬顿挫，什么语都夹杂其中，一会儿希语，一会儿金亚旺达语，然后几句法语俚语，使得他用的杂合语言更为复杂。我同时从三个独立的窃听器接收声音，哈贾有时一句话里就用了三种语言，于是我的收听效果就跟他这个人一样乱七八糟。我也跳着舞，但那只是在我脑海里。我正站在石阶上，用佩剑跟哈贾决斗。每一次他给我机会喘息一下，我就赶紧将我听到的东西翻译、压缩，再通过电缆传给山姆，同时左手拿稳笔记本，右手握住铅笔，边听边速记。

不必这么大声，亲爱的布莱恩。你说的我们听得很清楚。

这次记录长达九分钟，占此次休会时间的三分之二。“斑马”从未窃听得这么棒。

哈贾：你的病情到底多重？（耳机里传来鳄鱼皮皮鞋断断续续的着地声。他上了两级石阶，又下了三级，最后停了下来。他突然沉默了一会儿）病得很重？（没有回答。又传来断断续续的脚步声。哈贾转了回去）你妻子们也得了同样的病？你的儿女们呢？（迪德纳在点头吗？很明显，是）该死的。你得病多久了？（还是没有回答）知道从哪里染上的吗？

迪德纳：从一个女孩身上。你怎么看？

哈贾：什么时候？

迪德纳：1998年。

哈贾：1998年战乱期间？

迪德纳：还可能是其他时间吗？

哈贾：在抗击卢旺达人？（很明显，迪德纳又点了个头）你为了使刚果民主共和国真正成为现实而跟卢旺达人战斗，还搞了个女孩？天啊！有人感谢过你吗？

迪德纳：因为我染病而感谢我？

哈贾：感谢你打了另一场毫无用处的战争，伙计。（在石阶上走来走去）狗屎！该死的！（耳机里传来更多有节制的咒骂声）这家无名财团想整垮你，知道吗？（他说得含混不清）班亚穆伦格族有最好的战士，纪律严明，动机明确；你们在高原上还有最好的矿产……黄金跟钶钽铁矿……你们甚至自己都不开采。你们太爱那些该死的奶牛了！迪德纳：（一直在咳嗽，但说话时绝对冷静）那么，我们要再提一些条件。我们要去找穆旺加扎，跟他说：你必须先兑现你对我们的承诺，否则我们不会为你打仗。我们会反对你。我们会这么跟他说的。

哈贾：穆旺加扎？你认为穆旺加扎在主导此事吗？他真是一个英雄啊！他真是一个——世界级的启蒙家啊！他真是穷人无私之至的朋友啊！那家伙在西班牙拥有一幢价值上千万美元的别墅，对他来说还是他妈的最寒酸的宅子！问问我父亲……每个卫生间里都有等离子电视屏幕……（他的鳄鱼皮皮鞋重重地踩着石阶，说话声非常模糊，然后又变清晰了）迪德纳，听我说，你是个好人，我爱你！

迪德纳：（听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

哈贾：你不会死的。我不想让你死。好吗？做笔交易吧？不是你，不是班亚穆伦格族。再说一遍，不是。跟战争、饥荒、战后问题或瘟疫都无关。如果有东西会整死你，那就是啤酒！要我发誓吗？

迪德纳：（冷笑着）啤酒与抗逆转录酶病毒12。

哈贾：我是说，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想让任何浑蛋死在刚果的任何地方，除非他静静地、安详地喝啤酒而死。你满头大汗，就像个男妓。坐会儿吧。

收听质量提高了。安东通过山姆报告称，迪德纳已经坐到观景台下面一棵山毛榉树下的石头长椅上。哈贾在他周围八到十英尺的范围内绕着他来回走动。但我依旧在那儿，就在他们身边。

哈贾：……卢旺达人比我们强大，知道吗？……比班亚穆伦格族强大，比马伊·马伊民兵组织那些跖行者强大，（他发出猿叫声）……比全基伍团结起来都要强大……明白吗？承认这一点吧！

迪德纳：可能吧！

哈贾：妈的，当然是这样，你清楚这一点。听我说，（他走回迪德纳身边，凑到他耳边认真地对他耳语。这是2020接待室传来的声音，可能是山毛榉上面的麦克风传过来的）……我爱我父亲。我是个非洲人。我以他为荣。你父亲还活着吗？……好，那就是说你以你父亲的灵魂为荣，你跟他的灵魂交流，你顺从他的灵魂，你接受他灵魂的引导。我父亲还活着，他有三个老婆，把所有妓女都召来他也应付得了。他拥有戈马的一部分，以及51%的我。卢旺达人偷走他的生意，或者他认为他们正在这样做。

安东通过山姆报告称，哈贾不停地在山毛榉树后走来走去，然后又重新出现。耳机里传来的来来回回的脚步声证实了这一点。

哈贾：几个月前他把我叫了进去，听清楚了吗？……严肃的场合，哼，哼……在办公室，不是在家里……他不想让老婆从狗屁锁孔里偷听我们谈话……他告诉我他介入了这个伟大的“基伍新政”计划，还说他的老朋友穆旺加扎要怎样在大选前上台，并以此为终止内战的处方，把他不喜欢的人撵走，让他喜欢的人发财，也让基伍人民致富，因为他身后有这样一家乐善好施的财团在支持他。财团出钱，出谋划策，也出武器弹药。我告诉他，那听起来不错，但就像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国王13来刚果时所说的话，兑现不了。我这话当然让他勃然大怒了。所以我等到第二天他冷静下来……（他走开，又走回来）……我给他带回了一些糟糕的消息。真的很糟糕……黑道上有些狠角色我认识，我问了他们……在金沙萨……父亲要是知道我认识那些人，他会宰了我……你如果不想早上醒来就死掉，你就得对他们毕恭毕敬……（现在他的声音又模糊不清了）……他们告诉我些什么，那些家伙？他们要我发誓绝对保密，但我现在却不能履行承诺了。他们说，金沙萨中央政府也参与了此次交易。金沙萨要执行此次行动的某一部分……绝对是最糟糕的那部分……

现在声音传输效果完美。山姆告诉我，哈贾与迪德纳肩并肩坐在石椅上，他们头顶就有一个窃听器，现在没有风，不会影响窃听器工作。

哈贾：所以我回去找我父亲。我对他说：父亲，我爱你，我很感谢你付钱让我他妈的长脑子了。你对穆旺加扎，对刚果用心良善，对此我深怀敬意。因此，请让我告诉你，我作为问题处理专家以专业知识来看，你在两件事上搞砸了。首先，据我估计，你和穆旺加扎大概以百分之一千的概率把自己贱卖给那家没有实体的财团了。其次，恕我直言，又有谁想再来一场战争？你和我全靠卢旺达搞贸易。他们为我们把货送往世界各地。除刚果人之外，对每一个人来说，这是建立互惠友好贸易伙伴关系的基础。难道就为这个原因，我们要屠杀彼此的妻儿？就为这个，我们要推出一个毫无从政经验、年纪又很大的领导人？不管你有多么爱他，他可是保证要把所有带有卢旺达味道的东西踢出刚果的啊！我告诉他我那些在金沙萨的狐朋狗友的事了吗？我他妈的当然没说。但我确实告诉他一个浑蛋荷兰胖子的事儿了。那浑蛋叫马里于斯，碰巧跟我在巴黎做了几年同学。

接收暂时中止了。山姆的团队报告说，哈贾与迪德纳两人慢慢地穿过草地，走到了观景台的另一端。现在接收质量很差。

哈贾：……四十岁……（声音模糊不清了两秒钟）……大量的机构款项……非洲的[？]副总裁……（声音模糊不清了七秒钟）……所以我让我父亲……（声音模糊不清了四秒钟）听我说……他说我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有辱列祖列宗……然后他问我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马里于斯，好让他能……告诉马里于斯，把卢旺达与刚果的边境封锁起来是解决问题的惟一理智办法。我父亲不想让你知道他正在改变心意时总会这么说话。

耳机里传来金属的吱吱声与泡沫坐垫里空气的挤压声。接收到的声音变得清晰了。山姆报告称，这两个男人坐在朝海的避风处。哈贾的声音很急，几乎是有点冲动了。

哈贾：于是我父亲就乘着他的私人飞机去内罗毕见马里于斯。内罗毕是卢克喜欢的地方，他认识那里的一个名妓。我父亲喜欢马里于斯，跟他抽了几支雪茄。马里于斯喜欢卢克。他告诉我父亲他走的几步棋有多臭：“你那骨子里挑刺的儿子说你如何如何，果真如此。你睿智、善良。你和穆旺加扎都想把卢旺达人赶出刚果，好让他们不再能剥削你们，这当然是个好主意。但有一个问题，不知你认真地想过没有，他们难道就不会回来整得你屁滚尿流？你从他们那里夺走的一切，他们就不会让你还？利息免得了吗？他们每次不都是使这招？所以嘛，你干吗不来个大智慧，使个不寻常的招儿，今生玩他一把？别把卢旺达人赶走，照照镜子，露出你最灿烂的笑容，表现得就好像你很爱他们。无论你喜不喜欢，你都在跟他们做生意，所以试着欣然接受这一事实吧！然后或许我的公司会支持你，或者买下你的产业，我们会让有头脑的年轻人入伙，比如像你那个爱挑刺的精明儿子，然后跟金沙萨中央政府搞好关系。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三百万人在生死线上挣扎了，我们会让他们和平共处。”

迪德纳：（想了很久）你父亲跟这人结盟了？

哈贾：他妈的，他可是卢克，是戈马牌技最好的人。但你知道吗，那个荷兰肥佬说的没错。因为当卢旺达人真的回来时，他们会带谁来呢？该死的，那将是彻头彻尾的大灾难。就像上次那样，情况会更糟。他们会带来安哥拉人、赞比亚人或其他对我们恨之入骨、想夺走我们一切的任何人。到那时，什么和平进程，什么国际压力，什么大选，算了吧。因为你们这些可怜的班亚穆伦格孬种再怎么努力都将死得像苍蝇一样。但我可不会。我会回到巴黎，笑掉大牙。

待在原地，亲爱的布莱恩。你的援兵正在路上。

“小伙子，这是皮特曼牌的转轴？我觉得像一卷有刺的铁丝。”

麦克西弯下腰，双手放在我坐的“电椅”的扶手上，看着我的笔记——安德森先生称之为“楔形文字”，他这举止就跟伯吉常做的一样。斯拜德已经走了，麦克西派他去打包。菲利普穿着粉红色的衬衫，系着红色的领带，正站在通往走廊的门口。我觉得自己很脏，但又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感觉。那就好像佩内洛普参加完“周末研讨会”后回到家中，我跟她做爱时的那种感觉。

“这是我自己的大杂烩，像家酿啤酒一样，队长。”我回答道，“有的是很快写下的文字，有的是速记，还有那一大堆东西是我自己的，就这些。”我对所有客户都是这么说的，如果说我从业以来学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绝不要让他们认为你的笔记本是记录文件，否则你就得被告上法庭，或者还可能更糟。

“为我们再读一遍，小伙子，好吗？”

我照他的命令再读了一遍，就跟我以前做的一样，再怎么小的细节也不漏过。麦克西与菲利普让我很恼火，但我很小心地不表现出来。我已经告诉他们，没有安德森先生精密的音频放大器，我们可能要干上一整夜，但这并没能挡住他们，哦，没有！他们想听听我耳机里录下来的真实声音。想到他们都不会讲我水面之下的语言，我觉得他们的做法很不理性。他们搞不懂的是哈贾首次提到那个抽雪茄的荷兰肥佬后模糊不清的七秒钟录音。如果我都搞不懂，他们怎么会认为他们搞得懂？

我把耳机递给菲利普。我本以为他们会一人用一个，但菲利普全用上了。他听了一遍，两遍，三遍，每一次他都向麦克西点了点头，表明听出来了。然后他把耳机递给了麦克西，命令我再播放一下那段录音，最后麦克西也向他点了点头，表示听懂了。他们的这一举动只是证实了我一直以来的怀疑：他们听得懂他们正在听的那种语言，但他们并未告诉过我。雇主不提供所有的背景资料，再没什么比这更让一个顶级口译员显得愚蠢没用了。而且，磁带是我的，是我的战利品，不是他们的！是我从哈贾手上强夺过来的。为了得到它，我跟哈贾斗。那是我们的决斗！

“很棒的材料，小伙子。”麦克西说道。

“很荣幸，队长。”我这样回答道，但那只是出于礼貌而已。事实上，我真实的想法是：别表扬我，谢谢，我不需要别人表扬，即使是你。

“绝对是棒极了。”菲利普呵呵笑道。

然后他俩离开，但我只听见一个人走上地下室的楼梯的脚步声，因为菲利普就是个不声不响的顾问。如果他连影子都没了，我也丝毫不会感到奇怪。

许久，我什么也没做。我摘掉耳机，用手帕擦了擦脸，然后又戴上耳机，用拳头托着下巴坐了一会儿，又放起那段长仅七秒的录音来，听了无数次。麦克西跟菲利普到底听到了什么，却又不告诉我？我时而慢放，时而快进，但仍然没听懂。里面有三到四个音节以u开头，有个三音节或四音节单词的末尾是-ère或-aire；我一下子就能想出一打以-ère或-aire结尾的单词，比如débonnaire, légionnaire与militaire，当然，如果你乐意的话，air也算。在这之后是个含有爆破音ak的单词，比如attaque。

我又摘掉耳机，脸埋到手里，喃喃自语，只觉得眼前一团黑。那时想说什么今天已经记不起来了。要说我真有反叛的感觉，那还为时过早。我得承认，那最多只能说有种失望的感觉悄悄袭上心头，但对此，我决定不去追根溯源。我跟哈贾单打独斗的结局有点虎头蛇尾，我精疲力竭了。我甚至在想，我们之间的决斗是否只是想像出来的幻象，不过后来我记起哈贾一到客房就颇有戒心，提防有人监视窃听。佩内洛普的密友心理咨询专家保拉可能会坚持认为我会否认自己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我可不会这样，虽然我甚至都还没搞清自己到底在否认些什么。如果我感觉自己让谁失望了，我会守口如瓶，让那成为我内心的秘密。但这次我让自己失望了。我透过苍穹跟汉娜描述我的处境，在这重要的一天，我觉得此刻我的情绪指数降到了最低点。

山姆，是我。布莱恩。发生什么事了吗？

什么也没发生。山姆不在她的岗位上。我指望得到女性的同情心，但耳机里都是背景音里男人们的狂侃。她甚至懒得关掉麦克风。我想她真是太粗心大意了，这样很不安全。我瞥了一眼伊梅尔达阿姨的手表。休会已经超时了。哈贾说他父亲跟一个抽雪茄的荷兰肥佬经营的公司在秘密接触，这家公司与我们这家无名财团敌对。他的话虽然不怎么可信，但似乎惹出大乱子来了。谁让他叫我“斑马”呢，活该！斯拜德还没从他去的地方回来，谁搞得懂他去哪里。这房子里有太多地方别人都没告诉过我，比如行动室、安东的监视组的监视哨，以及贾斯帕跟本尼所待的地方。但我不需要知道那些，不是吗？我只是口译员而已。每个人都需要知道那些，除了我。

我瞥了一下地图。哈贾与迪德纳已经分开了。可怜的迪德纳独自一人待在客房里。他可能正在草草地做着祈祷。哈贾自己一人回到观景台上，假设他赢了，那就是他的凯旋台。他要是知道就好了！我想像着他睁着暴突眼盯着大海，庆祝他已经搞砸了穆旺加扎的推进活动。代表弗兰科的小灯管没亮。可能他还跟穆旺加扎在王室房间里密谈。那地方不在我们的监听范围之内。录音只能留档。

我需要声音。我脑海里开始响起了各种非难声，汉娜的最响。我不喜欢这样。我可不是来这里让人批判的。我竭力为雇主们提供服务。我还能怎样？假装我没听见哈贾说的话？保密不说？我来这做事，人家也给我报酬。虽然这酬劳跟他们付给贾斯帕的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我是口译员。他们说话，我翻译。即使他们说了一些错误的东西，我也不会停止翻译。我不会像我的某些同行那样，审查、编辑、修改或编造自己要翻译的内容。别人说些什么，我就译什么。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不是安德森先生最喜欢的下属了，我也不会成为口译领域的天才了。无论涉及法律或商业，还是民事或军事，也不管对方肤色、种族或信仰是什么，我都会平等、公正地翻译他所说的话。我充当沟通双方的桥梁，完工就出局。

我又试着呼叫山姆，但她还是不在岗位上。背景声里男人们嘈杂的谈话声已经结束了。相反，由于山姆的粗心，我听到了菲利普的说话声，而且他的声音清楚得足够让我听明白他在讲些什么。他正在跟谁讲话谁也说不准，而且他说话的地方与行动室至少隔着一面墙。他的说话声穿墙而过，然后才传到山姆用的麦克风，但这并不影响我听清他的话。如果我耳机里传来苍蝇的咳嗽声，我也能告诉你它的年龄与性别。令我奇怪的是，此时菲利普的说话声和我联想到的那种洪亮高音很不相同。实际上，我很仔细地听他一开始时的吐字发音，才听出是他。他正在跟一个叫“马克”的男人说话。从菲利普专横的语气判断，马克应是他的下属。

菲利普：我要知道他的医生是谁，他的诊断书上写着什么。如果他接受过治疗，我要知道到底是怎么个治疗法。如果医生预测过他何时可以出院，我要知道具体时间。我还要知道他在病床上接见过谁，除了他妻子、女佣与保镖之外还有谁跟他在一起……不，我不知道他到底在他妈的哪家医院，马克，那是你的工作，我们给你钱就是要让你做这种事的，何况你就在那里上班。嗯，看在耶稣基督的分上，开普敦有多少家心脏病医院？

通话结束了。我们这位顶级自由顾问的地位太显赫了，他甚至都没跟对方说再见。菲利普需要跟帕特通话。他又拨了一个电话号码，接通之后他说找帕特。

菲利普：名叫马里于斯，荷兰人，肥胖，四十几岁，抽雪茄。他最近在内罗毕，我所知道的就是他现在就在那里。他在巴黎上过商学院，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大湖区联合采矿公司的代表。他还有其他什么身份没有？（其间有九十秒，菲利普间或说声“是”，表明他正在边听边记，跟我一样。最后）非常感谢，帕特。太好了。这些正是我所担心的，但情况还要更糟，是我们都不愿意知道的。非常感谢！再见！

现在我搞清了，那些很恼人的发音，不是débonnaire或légionnaire或militaire，而是Minière（矿）；不是attaque，而是Lacs（湖区）。哈贾在谈论一家联合采矿公司，那个荷兰肥佬是该公司的驻非洲代表。我看见斯拜德站在系统机器的另一侧，检查着转台，换磁带，给新磁带作上标记。我拿开耳机，微笑着，想让自己看上去显得好相处。

“看来我们的午餐时间要很忙了。布莱恩，谢谢你。”斯拜德用带着神秘威尔士味道的英语说道，“计划中有很多行动，一种方式不行就换另一种。”

“哪类行动？”

“嗯，待会儿我们会告诉你的，是吧？安德森先生说过，绝不要打听机密事宜，还记得吗？你在这交易中总是要吃点亏。”

我又戴上耳机，用更长时间看着地图。代表穆旺加扎的那个淡紫色的细灯就好像灯红酒绿的妓院在拉客，正嘲讽着我：“来吧，萨尔沃。什么在阻止你呢？校规？”他们说这些材料不在我的监听范围之内，除非菲利普亲自叫我去听。它们是用来记录备案的，不是给我操作的。我们只能录音，不能监听。那么，如果连我都不能听，那谁可以呢？安德森先生？他除了那北部乡村口音英语，什么也不会讲。或者哈贾说的那家没有实体的财团，他们可以听？要不就拿到他们的基地比如海峡群岛的港口与哈瓦那去听着玩？

我真这么想吗？哈贾的煽动之言已经不知不觉地深深困扰着我，不是吗？我的非洲心灵比我假装的要跳动得猛烈，不是吗？汉娜的心也是如此吧？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我的右手动得那么干脆？就像上次把为佩内洛普烹制的酒焖仔鸡倒进垃圾处理器时一样地干脆。但我还是犹豫了一下，不过并非因为我的职业良心在最后时刻谴责我。我是在担心，如果我按了开关，警报声会响彻整栋房子吗？地图上的淡紫色细灯会发出遇险信号吗？安东带领的厚夹克男子们会闪电般地走下楼梯，到地下室抓我吗？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按下了开关，“进入”了我被禁止监听的王室房间的客厅。弗兰科正在讲斯瓦希里语。接收效果很完美，没有回音，也没有噪音。我想像着房间里有厚厚的地毯、窗帘与软家具。弗兰科休息了一会儿。可能是他们递给他一杯威士忌。为什么我会想到威士忌呢？弗兰科可是一个无威士忌则不欢的家伙。对话是在弗兰科与“海豚”之间进行的。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穆旺加扎也在场，但他们对话中的某些细节告诉我，他离他俩不远。

弗兰科：我们听说此次战争将用到许多飞机。

“海豚”：没错。

弗兰科：我有个弟弟。我有很多弟弟。

“海豚”：你真幸福！

弗兰科：我最出色的一个弟弟是一个很棒的战士，但令他感到耻辱的是，他只生了几个女儿。四个妻子，五个女儿。

“海豚”：（说了一个谚语）夜再长，白天总会到来。

弗兰科：他这些女儿中，年纪最大的那个脖子上长了个肿瘤，影响了她的婚姻。（他咕哝了几声，让我很是困惑。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正伸手摸自己身上同一部位）如果穆旺加扎能将我弟弟的女儿送去约翰内斯堡秘密治疗，我弟弟将对“中间路线”产生好感。“海豚”：我们的导师是个忠诚的丈夫，也是许多小孩的父亲。我们会安排好飞机的。

玻璃杯的“叮当”碰杯声确认了“海豚”的承诺。两人相互表达着彼此的敬意。

弗兰科：我这个弟弟很有能力，很受下属的爱戴。穆旺加扎成为南基伍省省长之后，我们会建议他提名我弟弟担任省警察局局长。

“海豚”：在新的民主政权里，所有任命都必须经过公示后才能获得批准。

弗兰科：我弟弟将出一百头奶牛与五万美元的现金来获得三年的任期。

“海豚”：我们会民主地考虑这个价钱。

斯拜德站在系统机器的另一边盯着我，弯月般的眉毛竖了起来。我拿开一个耳塞。

“有什么不妥吗？”我问道。

“我没发现，伙计。”

“那你为什么这么盯着我呢？”

“铃声响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听得太专心了，没听见铃声。”

12

“三个基地，先生们！每个基地都是露天开采，只进行最低限度的开发。它们将是基伍复兴的关键。”

麦克西站在桌子前端，手里拿着台球杆，又一次长篇大论起来。机场将是我们的，穆旺加扎上台掌权的工作即将就绪。很快那家无名财团就将控制南基伍的矿区，但同时这里还有三个基地需要建设。它们都位处偏远之地，没有任何官方特许权持有者要我们去对付。再次进入会议室之后，我感觉里面的人所持的理论有了转变。哈贾与迪德纳几分钟之前还是伙伴，进行着一次极具煽动性的对话，但现在就好像不认识一样。哈贾一边小声地哼着欢快的特拉调子，一边得意地向着不远不近的地方笑着。迪德纳皮包骨头的手指捋着胡须，若有所思。弗兰科坐在他俩中间，他那张麻脸看上去就像代表正直的面具。几分钟之前，他还试图贿赂那个看上去跟天使一样崇高的“海豚”，但这又有谁能想像得到？菲利普用卫星电话咆哮着发号施令，先发制人的事儿现在没有，以前也没发生过，是吗？他胖乎乎的双手交叉着放在衬衣前胸，神色平静得像牧师。他在休会期间梳理过他那头卷曲白发吗？打理过耳间的小卷发吗？塔比齐独自一人坐着，似乎没能掩饰内心深处翻腾不已、难以驾驭的想法。他可能控制得了身体的其他部分，却无法不让乌黑的双眼流露出想要报复的怒火。

麦克西面前的地图是不小，安东得把图摊开，像铺床罩一样地放在桌子一端。跟他的队长一样，他已经脱掉了夹克。他光溜溜的双臂从肘部到手腕都有文身，包括一个野牛头、一只双爪抓着地球的双头鹰，还有个架在星星上的头骨，用于纪念尼加拉瓜直升飞机大队。他手里拿着一个托盘，里面放着一些小塑料玩具，包括螺旋桨已经弯了的炮艇、推进器不见了的双引擎飞机、带有弹药拖车的榴弹炮、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冲锋的步兵，还有小心匍匐前进的士兵。

麦克西绕着桌子走了下来，手里拿着台球杆备用。我正试图躲开哈贾的注视。每次麦克西用台球杆指着什么，我就把目光从笔记本上移开往上一瞥，都意识到哈贾的暴突眼在等着我。他试图要告诉我些什么？我背叛了他？我们彼此从未决斗过？我们是知心朋友？

“这个小地方叫鲁林古，”麦克西跟弗兰科说着话，他手里的台球杆末端似乎要把地图上的这个地方刺穿，“位于你们马伊·马伊民兵组织领地的腹地，五月之心，是吧？是。好兄弟。”他转过身问我，“假设我要求他将他们最好的三百名士兵派驻在那儿，他会干吗？”

弗兰科在考虑着麦克西的请求，而麦克西又转过身面对迪德纳。他想建议迪德纳吞下一瓶阿司匹林吗？或者他想说，既然你寿限将至，就不要畏缩在人群后面了？

“你们的地盘，没错吧？你们的人。你们的牧场。你们的牛群。你们的高原。”

台球杆沿着坦噶尼喀湖南岸下划，半中间时停住了，突然左转，然后又停了下来。

“是我们的地盘。”迪德纳承认道。

“你们能为我维持一个修筑工事的基地吗——在这里？”

迪德纳的脸阴了下来。“为你？”

“为班亚穆伦格族。为基伍的统一。为全体人民的和平、包容与繁荣昌盛。”穆旺加扎的口号明显出自麦克西之口。

“谁为我们提供给养？”

“我们。空运。只要你们有需要，我们会空投你们所需的一切。”

迪德纳抬起头，盯着哈贾，像是在恳求他。然后他低下头，用他瘦长的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好一会儿。在这瞬间，我跟他一样，也陷入了迷惘。哈贾说服他了吗？如果是的话，他说服我了吗？迪德纳抬起了头，一脸的坚决，但到底为什么谁也说不准。他望着远处，开始高声陈述起来。他的句子很短，表达也很明确。

“他们邀请我们加入金沙萨政府军，但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让我们保持中立。他们给了我们一些任命书，这让我们幻想能够拥有权力。但是，这些任命书实际上一文不值。如果大选来临，金沙萨中央政府会设定许多限制，让班亚穆伦格族无法在议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我们被屠杀，金沙萨中央政府甚至都不会伸出手指来救我们。但卢旺达人会来保护我们，而那将是刚果的另一灾难。”他摊开十指，宣布了他的结论，“我们不能拒绝此次机会。我们会为穆旺加扎而战。”

哈贾对着迪德纳双目圆睁，难以置信地发出女孩子式的扑哧笑声。麦克西将台球杆移到布卡武西南部的丘陵地带。

“这处矿区非常好，是属于你的吧，哈贾？属于你跟卢克？”

“名义上是。”哈贾令人不快地耸了耸肩，承认麦克西说的没错。

“嗯，如果不是你们的，那它是谁的？”麦克西的话半是玩笑半是挑战，但我不想把它改得温和些。

“我们公司已经将它转包出去了。”

“转包给谁了？”

“我父亲生意上的朋友。”哈贾回击了。我在好奇，其他人是否从他的声音听出他已经处在叛逆的边缘了。

“卢旺达人？”

“热爱刚果的卢旺达人。这种人还是存在的。”

“他们忠于卢克，大概是这样，对吧？”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忠于我父亲，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则忠于他们自己，这很正常。”

“如果我们能够让矿区产量提高到三倍，又给他们利润分成，他们会忠于我们吗？”

“我们？”

“财团。假设我们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武器装备与充足的给养，以抵抗外来进攻。你父亲说他们会为我们战斗到最后一人。”

“如果是我父亲说的，那他的话没错。”

麦克西沮丧地转向菲利普。“我原来以为所有这些已经提前商定了。”

“当然已经商定了，麦克西。”菲利普镇定地回答道，“这项交易已经完成了、批准了、执行了。卢克很久以前就已经签署了所有协议。”

由于他俩之间的争论是用英语进行的，又属于私人性质，我选择不翻译。但这并未阻止哈贾来回转动着头，咧嘴笑得像个白痴，这反过来又招致费利克斯·塔比齐的无言怒火。

“三个领导人，三块独立的飞地。”麦克西继续对全体与会者说道，“每一处都拥有自己的简易机场，虽然它们用过或局部用过，或者废弃不用了。每一处都由从布卡武机场出发的重型运输机提供给养。你们在进出与运输方面的问题只需一次空投就解决了。只要没有敌对的空中力量，每一处都将是固若金汤，无法攻破。”

敌对的空中力量？那么敌人到底是谁？这是哈贾想知道的吗？还是我想知道？

“看在上帝的分上，并不是每一次军事行动中你们都为你们地面上扎营的士兵空投给养的，”麦克西坚持道，他听上去就像一个想要克服反对意见的人，“而且，你们要知道，你们做这些事对你们国家有益。明白了这点，你们应当满意了。也告诉他们这一点，好吗，小伙子？强调社会效益。每个民兵组织都要与当地友善的酋长们紧密合作，每个酋长都会从中受益，而他为什么不把这些传达给他的家族或部落呢？从长远来看，这些基地完全有理由成为繁荣、自给自足的社区，学校、商店与医疗中心会应有尽有。”

安东把一架塑料玩具飞机放在弗兰科的丛林基地里，每个人都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上面来，注视着它。麦克西解释说，这是一架俄罗斯安东诺夫AN-12型运输机，载有挖掘机、翻斗卡车、铲车以及工程师。各基地的飞机跑道足以让该飞机起落。无论谁有什么需要，安东诺夫飞机将很乐意效劳。但哈贾又一次打断了麦克西的话。这一次他举起了右臂，那姿势就好像等着发言机会的乖学生。

“菲利普先生。”

“哈贾，有问题吗？”

“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就是根据拟定的协议，所有民兵组织必须驻扎基地至少六个月？”

“是这样。”

“六个月之后呢？”

“六个月之后穆旺加扎将作为基伍人民推举的人物上台掌权，努力建立一个包容所有民族的基伍。”

“但在这六个月期间——在矿产转到人民手中之前——谁控制这些基地？”

“除了财团，还能有谁呢？”

“财团在基地开采矿石吗？”

“我当然希望能这样。”菲利普开起玩笑来。

“将矿石运走？”

“自然。我们已经向卢克解释过这一切了。”

“财团也将卖掉这些矿石吗？”

“销售，如果这是你的意思的话。”

“我说卖掉。”

“我说是销售。”菲利普回答道，脸上的笑容让人觉得他很想斗嘴而且乐在其中。

“财团独占全部利润？”

在桌子的另一侧，塔比齐几乎快要爆发了，但机敏的菲利普再一次赶在他前头回答了哈贾。“哈贾，你说的没错，在前六个月里，那些利润，或许我们称之为‘收益’会更好一些，将全部用来支付财团的前期投资。这当然包括为了支持穆旺加扎掌握政权而付出的高昂代价。”整个房间的人都注视着哈贾，他则在仔细考虑。“你们财团选择的这些矿区，这三个基地，我们三方每方一个……”他又继续说了起来。

“这些基地有问题吗？”

“嗯，它们不只是随机选择的旧矿区，对吧？可能看上去像是随意挑选的矿区，但选址可是非常专业的。”

“恐怕你说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了，哈贾。我根本就不是技术人员。”

“那些地方有黄金跟钻石，对吗？”

“哦，我真的希望如此！否则我们就犯了一个最最严重的错误了。”

“这些矿区也是垃圾场。”

“哦，真的吗？”

“对，真的。矿区周围有堆积如山的钶钽铁矿石。这些矿石被开采出来，堆放在一起，又被抛弃不管，因为我们从前在生死线上挣扎，没办法抽出时间来处理它们。你们只需在现场粗加工一下这些矿石，让它们变轻，再把它们运走，然后就财源滚滚了，甚至不需要六个月，两个月就可以了。”

在我视线边上，塔比齐正用戴着珠宝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下巴上的麻点。但在我看来，他在想着的其实是哈贾的下巴。

“嗯，谢谢你的信息，哈贾。”菲利普回答道，态度温和。“我真不能想像我们的专家们不知道这些情况，但我保证会把这些传达到位。唉，钶钽铁矿石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稀罕了，我相信你知道这一点。”

“‘漫游者’指什么，队长？”

我举起手，要求麦克西解释一下。麦克西暴躁地解释了。嗯，我怎么会知道“漫游者”收音机能从一个频率调到另一个频率，速度快得全非洲都没有监听设备能收听到，更别提布卡武了？

“这个是什么，队长？”

“就是他妈的雇佣兵嘛，伙计！要不你觉得是什么？轿车？我原来还以为你能翻译军事用语的。”

“这个呢，队长？”不到两分钟之后我又问了一个问题。

“私人武装机构。上帝啊，辛克莱尔，你到底都活在哪个世界，连这些也不懂？”

我向他道了歉。顶级口译员本来绝不应如此的。

“警戒线。懂吗，小伙子？法语词汇，你应当行的。我们一夺取某个基地，就在它周围设置警戒线。在方圆十五英里的范围内，未经允许谁都不准进来。整个基地由直升飞机空投给养。直升机和飞行员是我们的，但基地是你们的。”

安东在每个基地上放了一架玩具直升飞机。我转头避开哈贾的注视，却发现菲利普站到了讲台中央。

“这些直升飞机，先生们，”菲利普从不吝于表现他的主持风格，他等着所有人安静下来，待会议室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才又开始说下去，“这些直升飞机对我们的行动至关重要。为了方便识别，我们会把它们漆成白色。而且，为了方便通行，我们建议在上面漆上联合国标志以防万一。”他补充道，听语气像是在即兴发挥。我一边全力以赴模仿他的语气，一边把视线锁定在毕雷矿泉水瓶上，避开心中传来的汉娜愈发大声的怒斥。

麦克西继续发言。他喜欢60毫米口径迫击炮，这对斯拜德所钟爱的暴力行动极其重要。斯拜德也曾提到过火箭推进榴弹发射器，后者的射程为九百码，榴弹爆炸后能将一个排的士兵炸成肉末，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60毫米口径迫击炮。翻译着麦克西的话，听着内心阴暗处向我袭来的声音，我好像身处漫长的隧道中。

——首先我们用飞机运来燃料，然后是弹药。

——每个人都将拥有一支捷克制造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这世界可再没有比它更好的半自动冲锋枪了。

——每个基地都将装备三挺俄罗斯制造的7.62毫米口径机关枪，一万发子弹，一架用来运输货物与军队的白色直升飞机。

——每架白色直升飞机头锥处都装有加特林机关枪，它每分钟能发射四千发12.7毫米口径子弹。

——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再没有比这更适合训练的基地了。

把这些告诉他们，小伙子。

我照做了。

铃声还没响起，但邮局大钟滴答滴答地走着，而我们的士兵很守时。通往书房的双重门打开了，那两个被我们遗忘的女士穿着方格工作裙站在一架豪华餐车前。我神游物外，看到餐车上放着许多食物：铺在冰块上的龙虾、一条配了黄瓜的鲑鱼、一份肉类冷盘、一份金字塔状的新鲜水果沙拉、放在若干霜冻银桶里的白葡萄酒、一份干酪。那干酪是布里干酪，恍惚中觉得是被我倒入垃圾处理器的玩意儿溜到这里现身。此外，餐车上还有一个双层蛋糕，顶部饰有基伍省旗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旗帜。穆旺加扎、他的忠诚秘书“海豚”，以及走在最后面的安东非常及时地依次从落地长窗那边走了进来。

“午餐时间到了，先生们，”当我们礼貌地站起来时，菲利普诙谐地喊着，“想怎么闹就怎么闹吧！”

我心里重复道：漆上联合国标志的白色直升飞机，装在直升飞机头锥里的加特林机关枪，每分钟可以发射四千发子弹，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全基伍的和平、包容与繁荣昌盛。

我在多年的口译职业生涯中，参加过各种宴请，比如正式宴会，要求着正装、有人主持，再如礼仪式鸡尾酒会，客户在我们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提供手抓即食的冷热食品。无论在哪种场合，客户都会强拉硬拽拖我去享用美食，以示好客。但我现在告诉你，这次绝对是例外，前所未有。队长的命令已经很明确了。况且，我心中涌动着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也使我没心思再去享用什么豪华大餐。当我回到策划室时，迎接我的不过是一份精致的三明治，尽管麦克西说这是“船上饼干”。我连吃这东西的胃口也没有。

“我们坐下歇歇，伙计。”斯拜德说道。他一只手取了一大块乳酪和小黄瓜塞进嘴里，另一只手轻快地在录音机上划过一道波浪状的弧线。“桌子上的设备你只要时不时瞄几眼，然后就可以搁起双腿休息了，除非有进一步的命令。”

“谁说的？”

“菲利普。”

斯拜德的沾沾自喜没能让我的心安宁下来，远远不能。早些时候他得意地笑着告诉我，我们午餐时可有得忙了，好像他无所不知似的。现在他又同样得意地笑着，却是告诉我，我们可以安静地休息一会儿了。我戴上耳机，发现它已经被调到某个空频道了。这一次山姆没有忘记关掉她的麦克风。斯拜德正专心致志地看着一本破破烂烂的军事杂志，嘴巴还在使劲地嚼着，但他可能正在观察我。我按了控制台上标着“书房”的那个按钮，如我所预测的那样，我听到那里的自助餐会正在进行中，杯盘刀叉碰撞声不断。我听见格拉迪斯——或者她是珍尼特？——在问：“要为您切一片吗，先生？”她的斯瓦希里语十分流利，这让我震惊不已。我心里已经勾画出这个由书房转变而来的餐厅的布局图：这是一次配有侍者的自助餐会，有几张分开的桌子，两桌双人桌，一张四人桌。而根据我的控制台显示，每一张桌子分别都被安上了窃听器。落地长窗开着，好给那些想要呼吸点新鲜空气的人送来点清凉。花园里有若干张桌子，正等着人们前去享受，但那些也被安上了窃听器。菲利普正扮演着餐厅领班的角色。

“迪德纳先生，为什么不坐到这里来？弗兰科先生，坐在那里你的腿感觉舒适吗？”

我为什么要听这些呢？为什么我的警觉性这么高？我挑了张桌子，听到弗兰科正跟穆旺加扎与“海豚”聊天，在描述他的一个梦。我是个私生子，童年时期又深为传教所教仆们的故事而着迷，听过许多非洲人做的梦。因此无论是弗兰科的梦境还是他那玄乎的解梦，都一点也不会让我感到奇怪。

“我走进邻居家的院子里，看见泥地上趴着一个人。我把他翻转过来，结果却看见是我的眼睛正往上看着我。我由此知道我应当尊重我们将军的命令，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为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争取到有利的条件。”

“海豚”假笑着表示赞同，穆旺加扎则一言不发。但我一心想听到的声音现在还没出现，也就是哈贾那双墨绿色鳄鱼皮皮鞋踩在石头地板上的吧嗒声，还有他表示鄙视的大笑。我切换到第一张小桌子那里，听到菲利普正跟迪德纳讨论放牧习俗，法语与斯瓦希里语交叉使用。我又切换到第二张桌子，什么也没听到。麦克西在哪？塔比齐呢？但我可不是他们的看护人。我只关心哈贾，他去了哪儿呢？我切换到大桌子那里，希望哈贾出于对伟大人物穆旺加扎与他父亲的友谊的尊重而保持沉默，尽管那不大可能。与我希望的相反，我听到了粗重的响声与喘息声，但没听到说话声，连穆旺加扎的说话声也没听到。我渐渐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弗兰科从他那件肥大衣服的口袋里取出他的钱包，向他的新领导人展示里面的藏品：一节猴子的指骨，他祖父传下来的一个油膏盒，在某个丛林城市遗址找到的玄武岩陶瓷碎片。穆旺加扎跟“海豚”礼貌地表示赞赏。如果塔比齐在的话，他才懒得捧场。但无论我多么用心听，还是没听见哈贾的声音。

我切换回菲利普与迪德纳坐的那张桌子，发现麦克西已经参与到他俩的对话中来，正用他那糟糕透顶的法语谈论班亚穆伦格族的放牧习俗。我做了一件五分钟前就应当做的事：我切换到穆旺加扎王室房间的“客厅”，竟听到哈贾在尖叫。

嗯，我一开始没能确定哈贾的尖叫声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没听过哈贾发出这样的声音。这都是我以前没听过的，比如恐惧、痛苦、绝望、哀求，或者还能听出他在小声抽泣中说了些什么——尽管声音很模糊，但已经能证实我的判断了。我可以大略地说出他说什么，但一字不漏是不可能的，尽管我手中的铅笔拿得很稳，却写不到笔记本上，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哈贾说的那些话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千篇一律，比如：求你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这些词都与玛利亚有关，但我一直没法说清楚哈贾的祈祷对象是圣母玛利亚，还是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女仆，还是他的母亲。

乍一听，哈贾的尖叫让我觉得特别大声，不过我觉得有必要过后解释一下。声音从我耳机上连在两个耳塞之间的金属丝传到大脑，变得很激烈。尖叫声太大了，我无法相信斯拜德没听见。但当我偷偷大着胆子看他时，他的举止丝毫未变，还是坐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刚才那块面包、乳酪与小黄瓜，看着——或者他原来就没在看——那本军事杂志，脸上还是露出那种让我紧张不已的惬意神色。

我回过神来，连忙切换回书房。穆旺加扎安坐在那张餐桌旁，正提议出版一本集子，谈他关于非洲民主的想法。在另一张桌子，菲利普、麦克西与迪德纳反复讨论着土地争端的问题。我的思绪混乱了好几秒钟，然后就尽力说服自己，那声尖叫只是我的幻觉而已，但显然没什么说服力，因为我还没弄清是否是幻觉就又切换回穆旺加扎房间的客厅了。

耳机里又传来了好几声尖叫，我又辨别出其他“主角”，不过我得让自己事后验证实际情况。比如，原先我听到客厅里有其他人的脚步声，两种是胶底鞋踩在硬地板上的声音，走动非常频繁；另外一种是轻便皮鞋的着地声，我就暂定后者是那个像猫一样的塔比齐的脚步声。客厅里听不到哈贾那双鳄鱼皮皮鞋的着地声，于是我得出结论：哈贾或者是被以某种方式吊在半空中，或者他没穿鞋，或者没穿鞋被吊起。但在哈贾与用刑者之间连续交流一段时间之后，我已经能够设想出这样一种情形：他被绑着，而且被脱光，至少下身如此。

尽管离麦克风很近，但我听到的尖叫声比我开始时预料的要更轻，也更像猪的哼哼声。哈贾的嘴巴里大概是被塞进毛巾或类似的东西，如果他示意要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毛巾就会被拔出；如果他没话可说了，毛巾又会塞回去。同样明显的是，折磨哈贾的人认为他这样示意得太过频繁了。而我也听出其中的那两个人是谁了，因为我先是听到本尼在威胁哈贾：“你再这样试一次，我就把你的睾丸烧掉！”紧接着安东又说：“用这玩意儿一伸到你屁股上就搞定了。”

那么“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呢？

这段时间关于折磨手段我们听说过许多了，我们也都在辩论蒙头、隔耳、水牢这类做法算不算折磨。这些东西想一下就知道了，没有多少想像空间。“这玩意儿”是电动的，这很快就清楚了：安东威胁要打开电源，有一刻本尼还粗鲁地朝塔比齐大叫，说他绊到该死的电线皮了。那么，“这玩意儿”是电牛棒吗？或者是两根电极？如果是的话，问题就来了：他们是怎么弄到的？他们是把它当做标准设备放在箱子里带来的吗——就好像有人看见阴天就会带上雨伞去上班？或者他们当场利用旁边的材料临时制作了“这玩意儿”？——他们这里取一节电缆，那里拿个变压器、开关以及旧烙花铁扦，然后就制作完毕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向谁寻求技术与经验的支持呢？想到这，我心里乱作一团，但还是挪出时间再看看斯拜德的笑容。他的笑容里带着作为发明者常有的自豪感。那玩意儿就是他被从岗位上叫走后忙乎出来的作品吗？用他工具箱里的东西为本尼、安东这些年轻人临时鼓捣出一支代用电牛棒？为他们赶制一种顶级的应急刑具，确保能摧毁最顽固不化的囚犯的心智？如果是这样，那显然这项任务并未坏了他的胃口，因为他正吃得起劲呢。

塔比齐直截了当地逼供，哈贾先是徒劳地否认，但还好他很快就崩溃了，开始招供。在此，我不想多说些什么。我想让你们想像一下其中一方的粗声威胁和诅咒，以及另一方的尖叫、啜泣与乞求。很明显，塔比齐对如何用刑并不陌生，他一步到位的威胁、恐吓作势和阵阵巧言哄骗都证明他是老手了。而哈贾，只在刚开始的时候稍微反抗了一下，很快也就受不住了。我没见他在刑台上撑了多久。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塔比齐一点也没费心思对他的情报来源，也就是我，加以保密。他直接从我跟哈贾在观景台石阶上的决斗中获得情报，却不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去绕圈子，以掩盖其来源。他没有使用诸如“据可靠情报”或“根据我们收到的联络材料”之类的用语，而安德森先生下属的情报官员正是用这类用语来掩饰其窃听器的位置。审问者只会在他的审问对象再也看不见希望时才会如此粗心。首先，塔比齐用他那口沙哑的法语询问哈贾其父卢克的健康状况。

不好，真的不好。奄奄一息了。

他在哪？

医院。

哪里的医院？

开普敦。

哪家医院？

哈贾说话很审慎、很理智。他在说谎。他们让他尝了尝电牛棒的滋味，但并未施以全套刑罚。塔比齐又问他是开普敦的哪家医院。他的鞋子焦躁地踩着。我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塔比齐一边绕着哈贾走动，一边咆哮着问哈贾问题，可能偶尔还亲自出手逼供，但他主要还是让他的两个助手用刑。

塔比齐：卢克从未去什么该死的医院，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好。那么这是谎言了……谁的谎言？卢克说的？……还是你这个狗娘养的自己说的？……那么卢克现在在哪？……他在哪里？……卢克在哪？……我说，卢克在哪？……在开普敦。这样才对嘛。下次让你好过些。卢克在开普敦却不在医院里。那么他在做什么？回答我！……高尔夫球……我喜欢高尔夫球。他在跟谁打高尔夫球？那个荷兰肥佬？……他在跟他兄弟打高尔夫球！……那个荷兰肥佬的兄弟还是他自己的兄弟？……他自己的兄弟……很好……那么他兄弟叫什么名字？……伊特恩……你伯伯或叔叔伊特恩……是伯伯还是叔叔？……叔叔……那么你现在告诉我，那个荷兰肥佬叫什么名字？……我说那个荷兰肥佬……我说那个荷兰肥佬……我说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荷兰肥佬……今天没跟你父亲打高尔夫球的荷兰肥佬……和你在巴黎一起上学的那个抽雪茄的荷兰肥佬……记得他吗？……记得吗？……由你那个该死的办事处牵线搭桥，你父亲在内罗毕见过面的那个荷兰肥佬，小浑蛋……你想再尝尝那个吗？……你想让那两个伙计把电力开到最大好让你知道它的真正滋味吗？……马里于斯……他叫马里于斯……马里于斯，马里于斯什么？……让他休息一分钟……让他开口……好啊，别让他休息了，电力开到最大……范·唐格……他叫马里于斯·范·唐格。马里于斯·范·唐格的职业是什么？……风险投资……五个合伙人之一……我们现在谈得很好，所以就这样保持下去，不要跟我说废话，我们会降一点温度的……不会降得太多，要不你会忘了你要说什么……那么马里于斯派你来刺探我们……你为马里于斯当探子……你为那个荷兰肥佬当探子，他付给你很多钱让你告诉他我们谈论的所有事情……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不是！假设不是……假设你不是为马里于斯当探子，那么你是为卢克当探子，是这样吗？你是卢克的探子，你一回到家里，就会把一切告诉你父亲，好让他能回去见马里于斯，从对方手中得到一份更好的买卖？……不对……不对……不对……还是不对？……还是不对？别在我面前睡觉……没人让你在这里睡觉……睁开眼睛……如果你不在十五秒内睁开眼睛，我们会让你在天昏地暗中醒来……好多了……那好多了……好了，你自愿来这里……你是自由职业者……你父亲同意装病，好让你能够自动替补来此……你不想要什么？……战争！……你不想又来一场战争……你相信能跟卢旺达人和解……你想跟卢旺达签署贸易协定……什么时候？下一个千年？（大笑）……你想让大湖区所有国家建立共同市场……而马里于斯是中间人……你真信哪……嗯，恭喜你。（讲起英语来）让他喝点水……关于穆旺加扎，你他妈的讲的那些滥事是你在金沙萨的那些狐朋狗友说的，现在就说说他们。你没有狐朋狗友……你在金沙萨没有狐朋狗友……金沙萨没人告诉过你那些……那些会让你醒来死翘翘的家伙……嗯，现在清醒了吧，小浑蛋……（又断断续续地说着英语）让他尝一下，本尼，全套……我讨厌黑鬼……我讨厌他……我讨厌他……

现在哈贾的回答已经变得几乎听不见了，因此塔比齐扯着喉咙重复着哈贾的话。其实我并未获准监听，能去听的是那些单线联系的人，很可能菲利普才有权用应急窃听器。此时客厅里，一提到金沙萨，气氛完全变了，哈贾的精神状态也变了。他振作起来了。随着他肉体上的疼痛与精神上的羞辱变成了怒火，他的声音充满了力度，用词也很清楚，过去那个充满叛逆精神的哈贾神奇地再次现身。再也没有严刑逼供下的哀号。相反，我们听到的是愤怒的、不顾一切的谴责，雄辩的、连珠炮似的控诉。

哈贾：你想知道跟我在金沙萨谈话的那些聪明人是谁，是吧？是你们该死的朋友！是穆旺加扎该死的朋友！他在基伍建成福地之前跟这些政客根本不想有什么瓜葛！你知道他们如何自称的吗？这帮所谓的无私的公仆痛饮啤酒、嫖娼召妓或决定要买哪款梅塞德斯轿车时，自称是“三成社”的！三成是什么？是他们因支持“中间路线”而换来的用来奖励自己的钱，占“人民的份额”的百分之三十，是此次垃圾行动的一块蛋糕。他们说服像我父亲这样的浑球，说他们会用这笔钱来建设学校、道路与医院，但他们却贪污了这笔钱。这些政客必须做点什么才能得到这笔“人民的份额”吗？他们什么事也不用做，那是他们的最爱。换言之，让他们的军队在那几天里躲在军营里，不得出去强奸女人，就行了。

哈贾用起了狡猾小商贩常用的那种花言巧语。他要是也能做出小贩们用的手势，他会更开心。哈贾：没问题，穆旺加扎先生！你们想要在布卡武和戈马发动几次暴动，想在大选前上台掌权，想把卢旺达人赶走，发动一场小战争？没问题！你们想夺取卡武穆机场，想在矿产生意中插一脚，想偷走矿石储备，想把这些矿石运到欧洲去，想通过卖空手段打压世界市场？做吧！只是有一个小细节要谈一下。是我们，而不是你们，来分配“人民的份额”。我们怎么分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你们想让穆旺加扎成为南基伍省长？我们会全力地、无私地支持他，因为他签订的每一份该死的建筑合同，他想要建设的每一条道路，他沿帕特里斯·卢蒙巴大道种植的每一株该死的花，我们都要拿三分之一。如果你们想要找碴儿，我们会用宪法书砸你，让你穿着他妈的裤衩滚出我们国家。谢谢你的时间。

哈贾的讽刺言论被不少干扰打断了，其中之一就是电话铃声。这让我极为震惊，因为我所知道的惟一一部还能用的电话就是行动室里的那部卫星电话。安东接了电话，说了声“就在这儿”就把电话递给了塔比齐。塔比齐听着电话，然后用他那蹩脚的英语抗议起来：

“我刚扁了那杂种。我有这个权力。”

但他的抗议明显没产生什么效果，因为他一挂上电话就用法语对哈贾发表了告别辞：“好了。现在我得走了。我要是再看见你，我会亲自杀了你的。我不会一下子就把你弄死。我会先杀你的女人，你的儿女，你的兄弟姐妹，你那该死的父亲，还有你他妈的觉得爱你的每一个人。然后我才会杀你。会杀一段日子，运气好的话几周搞定。把那杂种放下来。”

他砰地关上门，走了。安东说话了，声音很轻很柔和。

“你还好吧，伙计？我们得奉命行事，不是吗，本尼？我们只是简单朴实的阿兵哥。”

本尼的语气也同样和缓。“来吧，我们帮你洗一下。不要见怪，好吗，兄弟？下回我们还得互相照应。”

我的警觉心告诉我，该切换回书房了。但是，一想到哈贾身上的伤痛，我没能这样做。我的双肩僵硬，背上汗水直流，指甲插到肉里，掌心上都留下了若干红印。我观察一了下斯拜德，他一边拿塑料汤匙，狼吞虎咽地吃柠檬酪饼，一边看他那本军事杂志——或者他假装在看。

安东跟本尼会向他提供用户反馈吗？——那小电牛棒真是太棒了，斯拜德，我们立刻就让他哭得死去活来。

听见王室房间的浴室里传来模模糊糊的水流声，我赶紧从“客厅”切换到“浴室”，及时地听到本尼与安东正一边帮他们的受害者哈贾用海绵擦洗身体，一边上演着男人之间的下流二重奏。我开始想我是否应当不去理他，让他自己恢复元气算了，但犹豫不决。这时远处的门开了又关，传来两声轻微的咔哒声。没有任何脚步声，因此我知道圆滑的菲利普已经来取代过于火爆的塔比齐了。

菲利普：谢谢你们，小伙子们。

他不是在感谢本尼与安东，而是叫他们离开。同样那扇门开了又关，只留下菲利普一人。我听见玻璃杯碰撞的叮当声。菲利普拿了一个饮料盘，把它放在他更喜欢的某个位置。他坐到一张沙发或一张舒适的椅子上，然后又移到另一张。其间我听到哈贾的那双墨绿色鳄鱼皮皮鞋缓缓踩在硬地板上的声音。

菲利普：你还能坐下吧？

哈贾坐到软椅或沙发上，嘴里不停咒骂着。

菲利普：你错过午餐了。我给你带了些金枪鱼沙拉。不吃？那可相当不错。来点淡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他还是倒了一杯，“噗”的一声，冒出许多气泡，他又啪嗒啪嗒放了两块冰块）

他的语气有点漫不经心，似乎刚才发生的事情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菲利普：谈谈马里于斯吧。你在巴黎时就认识的朋友，又是同事，很聪明的一个人。没错吧？他是一家叫做“大湖区联合采矿公司”的机构里八个聪明的年轻合伙人之一，也是他们在约翰内斯堡的二号人物，他对东刚果特别关注。

传来展开纸张的沙沙声。

哈贾：（用英语讲了一个词组，那很可能是他学会的为数不多的英语词组中的一个）去操你自己吧！

菲利普：大湖区联合采矿公司是一家跨国公司，完全归一家在安德列斯群岛注册的荷兰联合大企业所有。现在明白了吗？你明白了吧。对了，那家联合大企业叫什么来着？

哈贾：（模糊的嘟哝声）霍根[？]

菲利普：他们的政策是什么？

哈贾：做生意，而不是发动战争。

菲利普：但谁拥有霍根呢？你没问过，是吧？列支敦士登的一家基金会拥有霍根。如果按正常的标准来看，到这就没有线索再查下去了。但是，幸运的是，我们能够给你提供一份该基金的成员列表。

他念出来的那些名字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而且我怀疑，对哈贾来说也一样。只有当菲利普详细描述他们的工作情况时，我才有了点兴趣。

菲利普：华尔街经纪人、前总统助手……科罗拉多州丹佛泛大西洋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阿默麦因金融公司副董事长……五角大楼重要矿物采购与储备方面的首席顾问……格雷森-哈利伯顿通信企业副董事长……

他念完时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九个名字。总的来说，如果菲利普所言可信的话，这些人就是美国企业界与政界的名人，跟政府部门密不可分，而这正是菲利普乐于强调的事实。

菲利普：他们每一个都是大胆的有构想力的思想家，一流的新保守主义者、地缘政治学家，名单上收得挺全的。他们在滑雪胜地碰头，然后决定许多国家的命运。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把主意打到东刚果上了。他们看到了什么？大选在即，而结果很可能是陷入无政府状态。那么要走哪条路呢？刚果人不喜欢美国佬，美国佬也不喜欢刚果人。卢旺达人鄙视刚果人，但他们纪律严明，而且，办事很有效率，这点是最好的特质。因此美国人的策略就是要让卢旺达人在东刚果的商业与经济存在发展到不可逆转的程度。他们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不流血的合并，而且希望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那里获得援手。于是你的朋友马里于斯就来了。

如果说我的大脑已经转得太快了，那么哈贾的大脑一定转得快要失控了。

菲利普：嗯，我承认，穆旺加扎跟金沙萨中央政府做成了肮脏的交易。他不是第一个掩饰黑暗面的刚果政客，对吧？（他放声笑了起来）但他总比让卢旺达人夺走一切要好得多，这一点肯定没错。（他停顿了一下，恐怕是想让哈贾有时间点头表示同意）而且，至少他在为实现基伍的独立而努力，而不是为了让基伍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如果金沙萨中央政府拿了钱，那它为什么要干涉呢？更何况基伍还会留在它所从属的联邦大家庭里。（耳机里传来倒酒声及冰块的碰撞声，可能哈贾正往他的玻璃杯里倒酒、加冰块）因此，当你想通的时候，你会觉得老先生还是招数不少，能让局面向他希望的方向发展。坦白说，我想你对他过于苛求了，哈贾。他很天真，但大多数理想主义者都这样。他确实想做点好事，虽然他从未成功过。（他的语气突然变了）你想告诉我什么？你想要什么，你的夹克？这是你的夹克。你觉得冷了吧？你说不出话来。你有笔了。你想要其他什么东西吗？纸。这里有一张纸。（从什么东西上撕了一页）

天啊，哈贾的伶牙俐齿到底怎么了，说话这么沙哑？威士忌酒上脑了？电牛棒把他给电坏了？他用他的一支派克笔起劲地写来画去。他在写给谁看？写些什么呢？这是另一场决斗。我们回到客房，哈贾将一根手指放在唇上以示警告。我们来到观景台石阶上，哈贾努力要将窃听器跟我隔绝开来。这一次，他正将一张手写的便条塞给菲利普。

菲利普：开玩笑，是吧？

哈贾：（音量很低）不开玩笑。

菲利普：我觉得是。

哈贾：（声音仍然很小）我和我父亲觉得不是。

菲利普：你在拿这个出气。

哈贾：你他妈的照做就是了，好不好？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

在我面前？他不想在我的监听下继续谈下去？这就是他要告诉菲利普的话？那张纸从一只手移到另一只手。菲利普的声音很冷。

菲利普：我很明白你为什么不想谈下去。你真的以为你乱写一张发票就能从我们这里再敲诈走三百万美元？

哈贾：（突然咆哮起来）那是我们的要价，浑蛋！要现金，听到没有？

菲利普：很显然，到金沙萨中央政府任命穆旺加扎为南基伍省长的那天我们才会付给你。

哈贾：不！现在就付！该死的，今天你就要给我们钱！

菲利普：今天是星期六。

哈贾：那就下周一晚上之前。否则就达不成什么该死的交易！存到我父亲在保加利亚的银行账号，或者他的其他任何地方的账户上。听见没有？

他的声音低了下来。被激怒的刚果人变成了刻薄的索邦大学毕业生。

哈贾：此次交易我父亲要价太低。他忽略了，没把他的影响力最大化，而我要纠正他犯的这个错误。修正后的价格是另外再给我们三百万美元，否则就一切拉倒。一百万给布卡武，一百万给戈马，一百万算是对打我的补偿。哼，你们他妈的把我捆得像只猴子，弄得我半死。你现在就打电话给那个没有实体的财团，找个能拍板的家伙。

菲利普喋喋不休地说着，努力维护他的尊严：假设财团会考虑哈贾的要求，尽管那不太可能，那么先期支付一百五十万美元，其余的在行动完成之后支付怎么样？再一次，哈贾把问题扔给菲利普。

很抱歉忽略你了，亲爱的布莱恩。你那里情况如何？

山姆这话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但我还是平静地回答了她。

基本上正常，山姆。吃的东西不少，但没怎么聊天。我们该上楼了吗？

随时可能要上楼，亲爱的。菲利普去上厕所了。

门关了，只留下哈贾一人在屋里游荡。他在干什么呢？周一晚上之前他把自己卖了，如果成的话，他就有三百万美元进腰包。他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想看清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他开始哼起歌来。我从不哼歌。我一点音乐细胞也没有。但哈贾很有音乐细胞，他哼着哼着便让自己振作起来，也可能是让我们两人都振作起来。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边哼边在房间里跳起曳步舞来，啪！啪！啪！他哼走了他的惭愧，也哼走了我的愧疚。他哼的曲调，跟我听过他唱过或哼过的任何曲子都不同，那是教会学校的钟声。这让我想起了我在教会学校里度过的郁闷时光。那时，我们穿着蓝色校服列队站着，一边给自己讲一个积极向上的故事，一边不时拍手跺脚，发出啪啪的声响。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小女孩，她向上帝承诺，要一直保持高尚情操，不受任何外来影响。于是我们便拍手跺脚，啪！作为回报，上帝帮助她。每一次她受到诱惑，上帝就会伸出援手，让她回到正道上去。我们再一次拍手跺脚，啪！当她宁愿死亡也不向她那个邪恶的叔叔屈服时，上帝派来了天使合唱团在天堂门前欢迎她。我们再次拍手跺脚，啪！啪！

菲利普的手摇铃响了，召唤我们去参加下一节会议。哈贾听到了铃声。我在耳机上也模模糊糊地听到了，但我没有向斯拜德透露这一点。我依旧戴着耳机坐着，在笔记本上乱写乱画，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哈贾蹦着跳着来到门前，推开门，一路哼着曲子走进阳光中。我在耳机里听到他那歌颂品德胜利的甜美安魂曲从有篷顶的小径一路传向客人套间。

13

那一小群中间路线者走进策划室参加最后一节会议。我从监狱式的锅炉房上来，在他们中就坐，心里翻腾着诸多矛盾情感；那种感觉即使到了今天，也很难描述。在地下室里，我对人类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穿过有篷顶的过道时，我让自己相信神在眷顾我。我看着外面的世界，断定在我离开的时候，一场夏季暴风雨席卷而来，将每一片叶子都冲得闪闪发亮。观景台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下，看上去就像希腊神庙。我想像自己正在庆祝一次奇迹般的生还：哈贾跟我一同生还。

我的第二个错觉跟前一个一样，都不值得一赞。由于多次“在水面下潜水”，我的心理官能已经变得很弱，陷入了狂想之中：从哈贾尖叫开始，到他哼曲为止，整个事件的经过都是过度劳累而导致的幻觉；我们在石阶上进行的听力决斗是一种幻觉，其他任何关于递便条或商谈贿赂金额大小的邪恶之事也一样是幻觉。

一坐到铺着绿色台面呢的决策桌旁的那个位置上，我就飞快地打量了我这部魔幻剧中的演员们，希望能证实这种权宜的推测。我先看了安东，他手里拿着一叠暗黄色文件夹，以他喜欢的“阅兵”方式，在每个位置前放了一份。无论是他的衣着，还是面容，都没有表明他刚才用过力。他的指节有一点红，但皮肤没有破损。他的鞋头擦得闪亮，裤角熨得笔挺。本尼还是没出现，我想他已经去给归他管的贾斯帕送午餐去了。

菲利普跟哈贾都还没到，因此我把注意力转向塔比齐。他看上去似乎有些心不在焉，但是，他当然就应当是这样子，因为邮局大钟显示的时间已经是四点二十了，会议结束的时间即将来临。在他旁边坐着他的主人穆旺加扎。阳光在他的奴隶项圈上反射出光线，一头白发犹如一个光环，这使得我们的启蒙导师看上去就像汉娜梦想的化身。我“狂想”中用“人民的份额”来换取金沙萨政客们默许的那个人真是他吗？在穆旺加扎的另一边，皮肤光滑的“海豚”微笑着，一脸喜悦。至于麦克西，他正懒散地把双腿伸到菲利普的空椅子旁。就凭这副光景，我就确信，周围的每个人都是他们所标榜的人物，而我才是思绪游离现实的另类。

这时我的拯救者菲利普从内门走了进来，好像是要强化我的感悟似的。他向迪德纳与弗兰科挥了挥手。菲利普经过塔比齐身边时，弯下腰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声，塔比齐则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经过预留给哈贾的位置时，菲利普变魔法似的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一个封了口的信封，像塞便条一样地塞到那个正等着失踪了的代表到来的文件夹里，然后才坐到桌子更远一端的位置上。我知道这一次我再也无法摆脱干系了，保拉如果在场就会这么说的。我知道菲利普已经跟伦敦通过电话，并问了能够拍板的人。我从塔比齐绷着的脸猜出哈贾正确地算计到了那家无名财团所处的劣势，那就是，他们的准备工作太过超前了，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要放弃的话代价太大了。他们已经投入了这么多，可能还要投入更多，如果他们现在就退出，他们可能到下一代也得不到这种机会了。

我意识到现实之残酷，又看了穆旺加扎一眼。他那个光环似的发型是用电吹风吹出来的吗？他们在他背后插了拨火棍吗？他已经死了吗？他像埃尔·熙德14一样被拴在马鞍上吗？汉娜透过自己理想主义的迷雾看他的光环，而现在我能够清清楚楚地看着他，他一生的艰辛都写在他满脸的皱纹上。我们的启蒙导师一副失败者的模样。他很勇敢——看看他的履历就知道了。他一生聪明、勤奋、忠诚、足智多谋。他每件事都做对了，但“皇冠”总是戴到地位与他同等或者比他低的人头上。那是因为他不够残酷，不够腐败，或者不够两面三刀。嗯，他现在会了。他也将玩那些人常玩的把戏，尽管他曾发誓绝不做那种事。对他来说，“皇冠”唾手可得，但它不是真的“皇冠”，因为如果他能够戴上它，它将属于人民，他向“皇位”挺进的过程中把自己卖给了人民。他所拥有的梦想已经被抵押过十多次了，其中一个梦想就是：一旦他掌权，将不用还债了。

哈贾只迟到了几分钟，但在我脑海中，他已经让我等了几生几世了。桌旁的所有人都已经打开了自己的文件夹，因此我也跟着做了。里面的文件似乎很熟悉，本来也应如此，因为早些时候我将之从法语译为斯瓦希里语。文件夹里两种版本的合同都有。另外还有十几页十分显眼的图表与说明文字，而据我看来，所有这些都着眼于未来：估计回采率，运输费用，仓储费，总销量，毛利润，一片虚幻。

我边浏览着文件，边用眼角余光看到菲利普抬起了满是白发、梳理整齐的头。他对我身后的某个人微笑着，笑容温和、自信而又有点儿同谋的味道，因此要留神了。我听见哈贾的鳄鱼皮皮鞋踩在石板上的啪嗒声，顿时心烦意乱起来。此刻哈贾迈步的频率略低于一般人的步速。他漫步着走进了策划室，夹克敞开着，露出深黄色的衬里，派克笔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光滑的额发恢复得差不多了。在圣心避难所学校，你被伙伴们打了之后又想加入进去，你就得表现得轻松愉快。哈贾也受同一原则的指导。他习惯性地把双手插进裤袋里，屁股摇来晃去的。但我知道每一步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痛苦。他往他的椅子走去，走到一半时突然停了下来，看着我，咧嘴笑了。我身前放着文件夹，而且已经打开了，因此理论上我可以含糊一笑，继续阅读文件，但我没有这样做。他直盯着我，我直盯着他，我们的视线完全正面遭遇了。

我们盯着彼此，目光像是被锁定了，而且一直锁定着。我不知道我们的对视到底持续了多久。我猜那座邮局大钟的长秒针只移动了一两秒钟。之前我俩还只是怀疑彼此知道内情，但这次对视之长，足以让他知道我已经知道他出的事了，反过来，也让我知道他知道我知道了。而且，对视也长得可让任何碰巧在观察着我们俩的第三人意识到，我俩要么是彼此传送性爱信号的同性恋，要么就是已窃知隐情的双方，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暴突眼里没了以前那种张扬的神采，但在经历了那番折磨之后，为什么他眼里居然还是有些神采呢？他的眼光是不是在说：“浑蛋，你让我露馅了。”我在谴责他背叛了他自己，背叛了刚果吗？我已经花了过多的时间来思考何时向他出击，但到了今天，我觉得我们已经谨慎地相互认同。我们都是“混血儿”：我生而为混血儿，他所受的教育也是“混血”性质的。我们都已远离我们的归属地，轻易归属了他乡异国。

哈贾皱着眉头坐到座位上，发现了他的那份文件夹里隐隐露出的那个白色信封。他用拇指与食指的指尖掏出那个信封，哼了一声，当着任何可能注意他的人的面，漫不经心地打开了信封。他摊开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白纸，瞄了瞄上面大概是打印出来的两行字。我想那上面是以谨慎的措辞，让哈贾刚为自己及其父谈判争得的交易在法律上产生效力。我本以为他可能会向菲利普点点头，但他却懒得这么做。他将这张纸揉成一小团，准确地将它扔进墙角的一个瓷瓮里。他刚受过折磨，还如此精准，令人印象深刻。

“正中靶心！”他双手环抱着后脑勺，用法语大声说道。桌上的其他人宽容地笑出声来。

在此我不想描述那些特别艰难的谈判与没完没了的琐碎细节。各方代表们以此换得一种心态：在保护自己公司或部落的利益方面，自己很精明，比坐在旁边的其他代表更聪明。我任心态凭直觉游走，好像自动驾驶状态中的飞机，我把这些时间用来控制住大脑与情感，并用自己使得上的任何招数，比如，对哈贾碰巧在说的任何内容表现得漠不关心等，以驱散脑海里的一种想法，即我与哈贾或多或少“彼此知根知底”——这是给我们上一日安全课程的教官喜欢使用的词。私下里，我还想着哈贾可能受了内伤，比如说内出血了，但也尽力将这个想法挥之脑后。当哈贾提及穆旺加扎要付给他们正式酬劳这个敏感话题时，我消除了这种忧虑。“但是，先生，我有话要说。”哈贾像以前那样在空中挥舞着一只手臂，提出了异议，“有个方面要探讨一下，先生。请稍等一下。”他讲的是法语。而正由于说话人是哈贾，我对着毕雷矿泉水瓶呆板地翻译着。“这些数字明显很荒谬。我是说，扯淡！”他猛地转向他的两个伙伴，以寻求支持。“你们想像得出我们的拯救者就靠这个标准生活吗？我是说，你吃什么，先生？谁来支付你的房租，你的燃料费、差旅费与招待费？所有这些必要的花费肯定都是由国库支付，而不是用你的瑞士银行账户来支付。”

即使被哈贾激怒，怒形于色也不是恰当的反应。但是，塔比齐气得脸发青，不过他的脸本来就够青了。菲利普脸上还是带着微笑，而“海豚”代他的主人对哈贾的问题表示温和的认可。“只要我们尊敬的穆旺加扎是人民的选择，他就会像以前那样生活，也就是说，靠教书的薪水以及微薄的版税生活。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他表示感谢。”

费利克斯·塔比齐绕着桌子走了一圈，看上去就像一个食人魔转型而成的唱诗班歌手。但他分发的不是圣歌，而是他所称的“我们的备忘录”——一张仅一页的换算表，里面列举了一系列设备。为了通俗易懂，我在此使用这些设备在真实世界里更为易懂的名称，比如铁锹、泥铲、镐、重型与轻型手推车之类。由于这些信息同时使用斯瓦希里语与法语，因此我能够跟房间里的其他人一样保持沉默，对这些词汇及其意义进行着哲学角度上的比较。

即使到了今天，我也说不清那些玩意儿是什么。里面有从保加利亚运来的最好的“轻型手推车”，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要放到白色直升飞机头锥处的火箭又是什么？今天你问我大镰刀、拖拉机或联合收割机是什么，我也同样会困惑不解。我心头是否闪过一念，认为我该跳起来，喊“你们犯规了！”——就好像那家意大利餐厅里的那位小个子绅士那样？我卷起文件夹，用它敲着桌子喊：“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大脑里还在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这个时候内门打开，我们尊贵的公证员贾斯帕·阿尔宾先生在尽职的保护人本尼的陪伴下走了进来。

贾斯帕有了地位，虽然他今天早些时候还没有，当时他除了惟利是图的秉性之外再没什么东西能拿得出手，而且他似乎对此还很自豪。我记得当时我十分好奇，这样一家闯劲十足、资金充沛的企业为什么要让贾斯帕这种人经手自己的合法生意。但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尽本分的贾斯帕，尽管接下去将上演一出戏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出哑剧，因为我大脑中关于这个历史性时刻的音频记忆都消失了。那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下午的阳光从落地长窗直射而入，光线里飘浮着点点轻尘或夜露。贾斯帕从他的手提箱里取出两个一模一样、显得十分奢华的皮文件夹，其封面上都写着“合同”一词。他用指尖先后打开了两个文件夹，然后坐了下来，让我们看仅有的这两份文件原本，一份是贾斯帕的法语版本，一份是我翻译的斯瓦希里语版本，都系着丝带，都不可操作。

贾斯帕从他的魔法包里取出一台带有灰色斑点的金属外壳的手动印刷机，恍惚中，我以为是伊梅尔达阿姨的橙汁机。紧接着他取出一叠A4防油纸，纸上印着八颗分散的前苏联样式的红星，以及谷穗。贾斯帕对着代表们解说起来。在菲利普的示意下，我站了起来，走到他身旁。他的讲话很激动人心。他告诉我们，有人建议他，合同各方应当协调一致。由于他未参与我们的谈判，而且农业方面的复杂问题不在他掌握的专业范围之内，他不必为合同里的技术用语负责；如果在这方面出现争执，将交由法庭裁决。在我翻译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尽力避开哈贾的目光。

菲利普请所有签署者站起来。他们就像参加弥撒的教徒一样排成队，弗兰科站在最前头。穆旺加扎身份太过重要，因此他并未站到队列中去，而是躲在一旁；他的两个助手也就陪在他身边。哈贾站在队列最后面，但我继续对他视而不见。弗兰科对着我翻译的斯瓦希里语版本合同弯下腰，准备签名，但又突然后退。他是否察觉到一种侮辱，一种恶兆？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他那双老眼里噙满了泪水？他转过身子，拖着那瘸腿往回走，直到他与迪德纳——他的宿敌与目前的战友，不管这种关系会持续多久——面对面地站着。他将自己的两个大拳头举到跟肩膀一样高。他想把他这个新朋友碎尸万段吗？

“你签吗？”弗兰科用法语大声问道——你要这样做吗？

“我签，弗兰科。”迪德纳有点迟疑地回答道。说完，两人拥抱在一起，抱得那么用力，让我不禁担心起迪德纳的胸腔能否经得起弗兰科这一抱。接下来又是一场闹剧。弗兰科泪如雨下，签了名。迪德纳将他推到一旁，也要签名。但弗兰科抓住他的手臂，他一定还想再拥抱迪德纳一次。迪德纳最后还是签了名。哈贾拒绝使用提供给他的钢笔，而是从他那身杰尼亚套装的口袋里取出一只派克钢笔。他连假装看一下合同都懒得，直接就草草地签了两次名，一次签在斯瓦希里语版本上，一次签在法语版本上。菲利普开始鼓起掌来，然后穆旺加扎阵营也鼓掌了。我也跟着大家鼓掌。

我们的两名女士用托盘端来了几瓶香槟。我们干杯庆祝，菲利普代表那家财团发了言，用词精雕细琢；穆旺加扎庄重地作了回应。我兴致勃勃地翻译，他们感谢了我，尽管不怎么发自内心。一辆吉普车驶进前院。接待穆旺加扎的人引他离开了。菲利普想把弗兰科与迪德纳带去吉普车那边，但他们就站在门边，来了个非洲式握手，彼此开着玩笑。哈贾向我伸出手来告别。我不知道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我小心翼翼地握着他的手，以免弄疼他手上的伤处。“带名片了吗？”他问道，“我想在伦敦开家办事处。或许我用得着你。”

我把手伸进我那件已经汗湿了的哈里斯牌运动上衣口袋里找了一下，掏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布莱恩·S.辛克莱尔，持证口译员，住在布里克斯顿某个邮政信箱附近。他审视这张名片，然后又审视着我。他笑了出来，但笑声很轻，不是我们已经听惯了的那种鬣狗式的放声大笑。太迟了！我这时才意识到他这次又是用希语在跟我说话，他在观景台石阶上就是用这种语言责难迪德纳的。

“如果你想来布卡武，先发个电子邮件告诉我。”他漫不经心地补充道，这次讲的是法语。然后他又从他的杰尼亚套装口袋里掏出个铂金名片盒出来，递了一张名片给我。

现在我正在写字，而那张名片就放在我面前。可能在物理学意义上它并未放在我面前，但它已经不可磨灭地印在我的视觉记忆里：长约三英寸，宽约二英寸，边线镏金。在镏金边线内的第二个方框里画着以前或现在生活在基伍的野兽，张牙舞爪的，有大猩猩、狮子、猎豹、大象、一群欢快舞动着的蛇，但没有斑马。这幅画的背景是深红色的群山，山后面是粉红色的天空。名片的另一面是一个在高速旋转的女舞蹈演员的剪影，她手里拿着一个盛香槟用的玻璃杯。哈贾的名字与许多职务都以皇室的气派张扬地印在上面，先是法语，然后是英语，最后是斯瓦希里语。在这些下面是他在巴黎与布卡武的公司及家庭地址，然后是一连串电话号码。在另外一面，在那个女舞蹈演员的侧影旁边，用墨水草草地写着一个电子邮箱。

沿着那条熟悉的有篷过道往回走时，我很高兴地注意到，跟所有会议闭幕时刻一样，大家都在忙个不停。斯拜德及其助手分散到各处，正拆除他们原先安装的设备。斯拜德本人戴着帽子，身穿印有图案的背心，正站在哈贾原先站过的那些石阶上，一边拆电缆，一边吹口哨。在观景台，两个厚夹克男子站在梯子上，另一个人则跪在石凳前。在策划室里，地图已经被竖起靠在墙壁上，电线也已经卷好系好了。磁带卡座也已经装到他们的黑箱子里了。

一个褐色焚烧袋放在斯拜德的那张桌子上，东西装满半个袋子，袋口敞开着。按“聊天室”的传统，屋里的所有空抽屉都拉开了。任何人经安德森先生调教之后总会严守他制定的个人保密规定，这些规定从“你可以或不可以跟你另一半说什么”到“不准把苹果核放到私人焚烧袋里，以免妨碍焚烧机密垃圾”，斯拜德当然也不例外。他的录音磁带已经整洁地贴上了标签、编号，放到托盘里。除了这些磁带，托盘里还放着斯拜德记录工作日志的笔记本。托盘上方放着一个搁架，上面堆着一些磁带盒子，里面是尚未用过的磁带。

我查看了斯拜德的日志以确定什么是我的首选对象。日志前面是一份手写的清单，上面列举了我尚未知晓内容的磁带，包括客房、王室房间，等等。我选了五盘磁带。但后面那份也是手写的清单是关于什么的呢？“S”是指哪个人或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在窃听器位置那一栏我却看到字母“S”？“S”代表斯拜德？“S”代表财团？“S”代表辛克莱尔？或者——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想法——“S”代表卫星？有没有可能，菲利普，或者麦克西，或者山姆，或者布瑞克里勋爵，或者布瑞克里勋爵的无名事业伙伴中的某个人，或者他们所有人，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决定监听他们自己的电话通话、记录或存档？我认定这是有可能的。有三盘磁带用圆珠笔标着“S”。我抓过三盘空白磁带，在盒脊处草草同样写上“S”，然后把原磁带拿走了。

我的下一个任务是把这些磁带在我身上藏好。自从我穿上这身哈里斯牌运动上衣以来，我第二次对它心生谢意。衣服的内袋太大了，简直就是专为此项任务度身定制的。我那身灰色法兰绒长裤的裤带同样放得下不少东西，但我的笔记本是用活页扣通过圆环固定的活页硬夹，不能对折。我正想着怎么处理，突然听见菲利普在对我说话，用的是他在讲台上使用的那种温和的声音。

“布莱恩，好伙计。你在这里啊！我一直想要恭喜你一下，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他正站在门口，一只胳膊放在门框上，胳膊上套着粉红色长袖，脚上则穿着一双无带便鞋，双腿很舒适地交叉着。我直觉地想要表现得礼貌一点，但及时记起，在经历如此巅峰表演之后，我更可能表现得无精打采，脾气也会变坏。

“很高兴你喜欢。”我说道。

“在收拾东西？”

“没错。”

为了证明我说的话，我把我的一本笔记本扔进焚烧袋里。我转过身来，发现菲利普就站在我面前。他看见我上腹部鼓起的磁带没有？他伸出双手，我以为他是要抓住那些磁带，但他没有。他的双手从我身旁伸了过去，从焚烧袋里把我那本笔记本取了回来。

“嗯，我得说，”他舔了舔手指，草草地翻阅着我用铅笔所做的记录，“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希腊文，不是吗？我一点儿也看不懂。即使是希腊人来看，他们也同样会一窍不通。”

“安德森先生称之为巴比伦楔形文字。”我说道。

“页边空白处里的旋转记号是什么东西？”

“给我自己看的速记符号。”

“它们能告诉你些什么？”

“风格特征。暗讽。当我翻译时需要注意的东西。”

“比如？”

“当做问句的陈述句。何时某些话可视作玩笑，何时却不行。讽刺。翻译时，不能给讽刺语气造势，那不起沟通作用。”

“真是太有趣了。你把这些都记在脑海里？”

“事实上没有。而这就是我要记录下来的原因。”

他就像希思罗机场的海关官员，见你是一名“斑马”，就把你从到达旅客队列里拉出来。他不问你把可卡因藏在什么地方，或者你是否参加过“基地”组织的训练课程。他只想一边听你说你在哪里度假，你住的旅店好不好，一边观察着你的身体反应与目光闪烁的频率，等着你的音调发生能够说明问题的变化。

“嗯，我对你的表现印象非常深刻。你做得很好。无论是在楼上，还是在楼下，在每个地方都非常棒。”他把那本笔记本放回焚烧袋里，这样说，“我听说你结婚了，妻子是一个知名记者？”

“对。”

“我听说她很漂亮。”

“人们都这样说。”

“你们一定很美满。”

“确实如此。”

“嗯，你要记得，对枕边人说话不慎的代价是丧命。”

他走了。为了确认他确实已经走了，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地下室楼梯顶部，刚好看见他消失在墙角。小山上斯拜德和他的手下仍然在忙碌着。我回到策划室，取回焚烧袋里的那本笔记本，又收好另外三本。我从架子上拿了四本新笔记本，将其封面弄皱，又按原来用过的那几本的样子进行编号，然后把它们当做替代品放到焚烧袋里。我的口袋跟裤带放得满满的，几乎就要爆了。我在背部最窄处放了两本笔记本，又在每个口袋里各放了一本，费劲地爬上地下室楼梯，顺着有遮盖的过道回到我的卧室，那里相对安全。

终于踏上返英之旅了！我们现在离海平面三千英尺，飞机上每个铁笼似的座位上都有人在自由地狂欢，为什么不呢？我们又变回了自己。我们这一帮兄弟，二十四小时前乘着同样一架无名飞机从卢顿机场出发，现在兴高采烈地回家了，口袋里装着一份合同，一切就绪，胜利在望！菲利普没跟我们在一起。他去哪了我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可能他去见撒旦了。真希望如此啊！斯拜德头戴一顶他即兴制作的厨师帽，第一个从飞机通道装腔作势地走了过来，递给我们一些塑料盘子、大口酒杯及刀叉。在他之后安东也快步走了过来，他在腰上系了一张擦手巾当做围裙，手里拿着我们的无名捐赠者送的佛特能牌食品篮。我们的温柔巨人本尼紧跟着安东也走了过来，带来了一瓶冰冻香槟，大约有二夸脱。我们的大牌律师贾斯帕去的时候独自一人待在机尾，但他现在也无法抵挡这喜庆气氛的吸引了。没错，一开始他装作什么都不想吃、不想喝，但在本尼对他冷言冷语了一句而他又瞥见酒瓶上的商标之后，马上就起劲地大吃大喝起来。我也一样，因为一名尽职尽责的顶级口译员绝不能扫人兴致。我那个人造革旅行包就放在我头顶的网状吊床上。

“你怎么看他们，小伙子？”麦克西手里拿着一杯香槟，像T.E.劳伦斯一样地坐到我身旁，问道。队长不再只喝马尔文矿泉水，而是拿了一种合宜的饮料换换口味，看到这情景我感觉真的很好，看见他因为行动胜利而兴奋不已也觉得不错。

“队长，你是说那些代表？”我小心翼翼地问道，“我怎么看待他们？”

“你认为他们会履约吗？我觉得哈贾有点儿摇摆不定。另外两人似乎相当可靠。但他们两周之后会履约吗？”

我撇开哈贾摇摆不定的问题，用起了先父的格言宝库。“队长，我坦白告诉你，跟刚果人合作，重要的是要知道你到底有多少事情不清楚。以前我不会告诉你这些的，但现在我会。”“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队长，我坚信他们两周之后会履行承诺跟你一起行动的。”为了提供最佳服务，我没办法含糊其辞，只好这样回答道。

“伙计们！”麦克西对着过道大叫起来，“大家为辛克莱尔干杯。我们让他累得筋疲力尽，但他坚决挺住了。”

大家举杯欢呼。我激动起来，心里百感交集，内疚、自豪、团结、感激，一齐涌上心头。当我缓过神来，却见麦克西递给我一个白色信封，跟哈贾文件夹里露出来的那个很像。

“五千美元，小伙子，安德森是跟你这么说的吧？”

没错。我承认了。

“我把它提高到七千美元。在我看来，这还不够，但我最多只能给你这些了。”

我感谢起他来，但我低着头，所以我不确定他是否听见了我的话。他那只似乎刀枪不入的手最后一次拍了拍我的肩膀。当我抬起头时，麦克西已经站在飞机另一端了，而本尼正朝我们大叫着，说飞机要着陆了，让我们小心屁股。我顺从地伸出手抓住我的旅行包，提防屁股被震痛，但太迟了，飞机已经着陆了。

我没有为他们送行，可能当时我也不想这样做。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想像他们肩上挎着背包，从绿色棚间的后门走了出去，走上斜坡，上了一辆无名公共汽车，而“伯吉”上校还边走边吹口哨。

一名女保安领我走过机场走廊。旅行包就在我身后晃动，不时触及臀部。桌后面坐着一个胖男人，我站到他前面，把旅行包放在我身旁的地板上。那张桌子上放着一个红色尼龙运动包。“你检查一下里面的东西，看是不是你的东西。”那个胖男人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说道。

我打开运动包，检查了一下：一件晚礼服，与之匹配的暗红色裤子，一件礼服衬衫，一根宽腰带，丝袜，全部东西紧紧滚作一团，专利品牌皮鞋夹在中间。一个装得鼓鼓的信封，里面放着护照、钱包、日记本以及各种私人物品。我的黑色丝袜被塞进我左脚那只漆革皮鞋里。我掏出丝袜，露出了我的手机。

我坐在一辆沃尔沃旅行车的后座上，正在前往“监狱”的路上。司机还是那个女保安，她戴着一顶尖顶帽。我从后视镜看见她的鼻子又短又平又翘。我的那个旅行包正夹在双腿之间，那个尼龙运动包则放在我旁边的位子上。我的手机则放在口袋里，正贴在我的胸口。

夜幕降临了。我们穿过市郊，那里飞机棚、机械车间与砖砌办公室林立。两扇铁门迎面扑来，上面挂着高压电线，泛光灯把门照得通亮。身材臃肿、头戴轻便尖顶帽的警察在铁门边闲荡着。女司机对着关着的铁门加速冲去。铁门开了。车越过柏油碎石池，在一个安全岛旁停了下来；安全岛上种满了花，有红有黄。

沃尔沃旅行车门自动打开了。我终于自由了。看机场入境大厅里的时钟，现在已经是星期六晚上九点二十了，但还是很热。我回到英国了，尽管我从未离开过。现在我需要去兑换一下美元。

“周末愉快！”我这样对女司机说道，但我的潜台词其实是，感谢你帮我把磁带与笔记本从卢顿机场偷偷带出来了。

开往维多利亚站的高速巴士里一团漆黑，空无一人。司机们在车旁边抽烟边聊天。我这个逃犯坐到后排的一个角落里，把旅行包放在双脚之间，又将红色运动包扔到头上的行李架上。我按下手机的电源键。手机亮了，然后震动起来。我拨了121，按下确认键。一个女子严肃的声音提醒我，我有五条新留言。

佩内洛普，星期五，19：15：萨尔沃，你这个疯子浑蛋。你他妈的到底在哪？我们到处找你。你不仅来晚了，还有好几个人看见你宴会开到一半就从边门溜了出去。为什么这样做？费格斯到卫生间及楼下的酒吧里找你，还让人沿路大叫找你——（话筒里传来特意压低的声音：“好的，亲爱的，我知道了！”）——我们正在轿车里，萨尔沃，正要去马休爵士的房子吃晚餐。费格斯会告诉你地址，万一你弄丢了地址。上帝惩罚你，萨尔沃！

“大喇叭”索恩，星期五，19：20：（苏格兰土腔英语，有很重的伦敦口音）萨尔沃，听着，我们非常担心你，老兄。如果你没在一小时内向我们表明你还活着，我会建议让我的人去河里打捞你的。现在你身上带了铅笔没有？纸呢？什么？——（模糊的粗野笑声）——佩内洛普说你总是在手臂上记东西！你还在其他什么地方写东西呢，伙计？（他说了一个地址，在贝尔格莱德富人区。留言结束）

佩内洛普，星期五，20：30：我现在在马休爵士的大厅里，萨尔沃。大厅非常漂亮。我收到你的留言了，谢谢。我他妈的才不管你那个合作最久也最好的公司客户是哪个。你无权这样羞辱我。你可能不清楚，萨尔沃，但马休爵士碰巧极其迷信。由于你的缺席，我们餐桌上只剩下十三个人了，而今天又是星期五。所以你知道我给你留言时发生了什么事吗？费格斯正拼命地给人打电话找人——啊，他刚找到一个！——你找到谁啦，费格斯？（一只手放到电话机上）——他找了杰利科。杰利会挺身相助的。他没有晚礼服，但费格斯命令他醒一下酒就马上赶来，不用换衣服了。所以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萨尔沃，你不要来这里了。继续做你他妈的正在做的事吧。马休爵士的餐桌可容不下十五个人。这一整个晚上我他妈的已经够尴尬了！

佩内洛普，星期六，09：50：是我，亲爱的。我昨晚说话太刻薄了，很抱歉。我只是太担心你了。我不敢说我现在已经不生气了，但如果你向我坦白一切的话我可能会理解你的。跟所有盛大宴会一样，这次晚宴相当有趣。杰利醉倒了，但费格斯没让他自己丢脸。但要是我告诉你发生了其他什么事情的话，你会大笑不止的。我进不了我们公寓。我在办公室换了手提包，钥匙忘带了。我本以为你会来接我回家，好好待我。保拉出去闲逛了，这意味着我也不能用她的钥匙开门，因此我不得不在布朗旅店住一晚，我希望报社能给我报销！今天都是一些例行工作，但我想我最好去做，因为看到你是怎么跟我玩失踪的，我心情不好。费格斯要去苏塞克斯乡下的一处漂亮房子会见一群野心勃勃的广告客户，我已经答应陪他去，同时也去当听众。在那之后当然会有一场社交集会，有一些业内大腕们会去，所以我想那对我会有所助益。我是说，在非正式场合里跟他们会面对我的事业有帮助。马休爵士也要来，所以我将是合适的女伴。我现在正在去办公室的路上。去取我的材料。还得匆匆忙忙再换次衣服。那么回头见吧，亲爱的。如果今晚不行的话那就明天。当然，我对你还是非常生气。所以你最好想个最出人意料的法子补偿我。昨晚的事你就别怪自己了。我真的能够理解你，虽然我假装不理解。再见！对啦，到了那里我就不能打电话了——很明显，那里不能用手机。所以如果碰上什么急事的话，就打电话给保拉吧。再见！

汉娜，星期六，10：14：萨尔沃？萨尔沃？（很明显电力不足）你为什么没……（她从英语换成斯瓦希里语，听上去像是急坏了。这时电力消耗得很快）……你答应过的，萨尔沃！……哦，上帝啊……哦，不！（电力耗尽）

如果我当时是在“聊天室”，或者回到了策划室里，我会说，不是麦克风发生故障了，就是目标特意放低音量好让雷达接收不到。但她并未挂断手机，依旧传来背景噪音，含糊的说话声，来来往往的脚步声，以及她宿舍外走廊里的碰撞声，但就是没有前景声。我因此断定，汉娜把那只拿着手机的手放到身体一侧，继续伤心地抽泣了五十三秒，然后才记起要挂断手机。我拨了她的手机号码，却转到她的语音信箱。我打到医院去，但一个我不熟悉的声音告诉我，医护人员不准在上夜班期间接听私人电话。巴士坐满了。两个女乘客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放在我头顶行李架上的红色尼龙运动包。她们最后决定坐在前排，那里安全点。

14

考虑到邻居们正睡觉，我悄悄爬上公共楼梯。我像抱婴儿一样地把红色尼龙运动包抱在胸前，以防不小心碰到栏杆扶手。你绝对想不到仲夏周六时的威尔士王子大道会是什么样子。有些晚上，深更半夜了都还有人在狂欢作乐。这时，如果佩内洛普在家的话，她会打电话报警，臭骂警察一顿，并威胁要在她供职的那份报纸上报道巡警太少的情况。另些晚上，赶上学校节日休假，当你走近诺福克大厦大门时，能听到的只有自己走在路面上的脚步声，还有巴特西公园里猫头鹰像阿帕奇直升飞机似的鸣叫声，因为当地人在炸弹袭击的阴影中不敢出门，而且人人都在其他地方另有房产，有人干脆外出。但是，我关心的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汉娜伤心地指责我爽约的哽咽声。

像往常一样，我家前门锁着，钥匙也打不开，但今晚我认为这别有象征意义。我像往常一样把钥匙抽出来，摆弄了一下，再试，终于打开了门。一进入客厅，我感觉像是自己已经成了鬼魂，死后屋内一切未变。灯还亮着。嗯，本来就应当如此。那晚我急匆匆地穿上晚礼服，没顾上关灯就走了，而自那以后，佩内洛普就一直没回来过。脱掉那双可恶的皮鞋，我走到一尊有瑕疵的亚瑟城堡雕塑前。那是佩内洛普的妹妹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放在壁龛的最昏暗处已经五年了。这对姐妹相互仇恨，两人跟亚瑟城堡都没有任何联系。她们既从未到过那里，也不会想去那地方。有时候，你送人的礼物就说明了一切。

走到主卧室，我脱掉那身囚犯似的衣服，厌恶地扔到洗衣篮里，感觉像是解脱了。然后我又把那身卷成一团的晚礼服也扔了进去，虽然“大喇叭”索恩可能会认为它值得我节衣缩食去买。我到浴室里拿了自己的剃须用具，同时也确认一下盥洗架上没有那个有泰迪熊图案的蓝色海绵包。没看见这东西我就很满足，尽管这有悖常情。佩内洛普调皮地称海绵包为“宣传资料袋”，任何一个姑娘去苏塞克斯郡跟一群野心勃勃的广告商度周末时都需要这袋东西。回到卧室，我把“偷”来的东西——我是指那些磁带跟笔记本——倒到床上。因为嗜洁如癖，心里犯愁怎样才能处理掉安德森先生的塑料旅行包，后来才记起厨房里的垃圾桶。我本想把“布莱恩·辛克莱尔”的名片也倒掉，却不知怎地又决定保留下来，什么原因现在也记不起来了，不过伊梅尔达阿姨常告诫我，做事要留有后路“以防万一”，这就成了我的直觉。我穿上还是单身汉时买的衣服：牛仔裤，跑鞋，以及在未认识佩内洛普之前，我第一次学成毕业之际买的一件皮夹克。像是在给自己光荣加冕一样，我又戴上一顶饰有小羊毛绒球的海军蓝羊毛帽。以前佩内洛普认为那太过非洲化了，不许我戴。

我之所以像记流水账似的记述这些细节，是因为我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将之视作仪式。每动一下，就又靠近汉娜一步。我急切地希望汉娜接纳我，对此我从不怀疑。我从衣橱抽屉里挑出部分衣物，每一件都将伴我走进新生活。我又到客厅里取来安特勒·乔尼克牌中型旅行拉杆箱，那曾是我视若珍宝的财产，给没什么意思的生活添点色彩。我用衬衫包好磁带与笔记本，放进拉杆箱的内格里。我慢慢地绕着公寓走了一圈，想从源头切断我跟旧日人生的一切联系。我收拾好笔记本电脑及附件，但考虑到空间问题没带上打印机。我还带了两台磁带录音机，一台是袖珍型的，另一台的大小相当于组合卡式的乐谱架，都放在坚固的便携盒子里；另外还有两套耳机，以及一台小晶体管收音机。除了这些，我还带上了以下物品：先父用得发黄了的一本弥撒书；麦克尔修士临死前在病床上写来鼓励我的信件；一个金盒，里面装着伊梅尔达阿姨的一缕白发，坚挺不曲；一个文件夹，里面放着一些私人通信，其中包括布瑞克里勋爵写给我的那封信及几张圣诞贺卡；一个结实的布挎包，我曾用它把烹制酒焖仔鸡的原料带回家。

我从凸窗上的那张桌子取出一个蜡封信封，上面写着“布鲁诺的副本”，里面装的是佩内洛普父亲起草的婚前协议。他极有远见，准确地预见到了此时此刻发生的一切。我以前就意识到他对我们婚姻的看法更为现实。就像在伦敦一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前献花圈一般，我庄严地在协议上签了名，放到佩内洛普的枕头上，又从左手中指上取下婚戒，放到枕头正中央。取下了这枚戒指，我就又单身了。如果说我有什么感觉的话，我既不心酸，也不愤怒，反而如释重负。早在那个小个子绅士在意大利餐厅爆发之前我就开始觉醒了，而这觉醒只可能有一种结果。我之所以娶佩内洛普，是想让她成为我们伟大的英国报界的无畏斗士；想让她离开她的所有其他情人，永远忠实地爱着我；想让她成为我的人生导师以及我们未来儿女的母亲；想让她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像母亲一样安慰、鼓励我。但她不想这样。就她而言，她以为我与众不同，所以才嫁给我，没想到却发现我因循守旧。这可能是最让她感到失望的地方。对此，我发自内心地向她表示同情。我没留下只言片语。

我吧嗒地关上拉杆箱，也没再环视公寓一眼，就抬步朝前门走去。出了那道门，我也就步向了自由。但我还没走到门前，就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但并不像平常那样转了半天开不了。一个人走进客厅，脚步声很轻。我的第一反应是恐惧。我不是害怕佩内洛普人回来了，因为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我怕已经做的事还得口头讲一遍。我怕没了主心骨，怕自己又耽误自己，怕用宝贵的时间跟佩内洛普争吵。我还怕佩内洛普因跟“大喇叭”索恩的奸情画上了句号而回家寻找安慰——她认为我是不可能拒绝她的，我就是她的避风港——却发现自己再次被拒绝，再次受辱。因此，当看到站在我面前的不是双手叉腰的佩内洛普时，我一下子放松了下来：进屋的是我们的邻居，心理咨询专家保拉。她穿着雨衣，除此之外，就我所见，她就什么也没穿了。

“汉尼拔听到你的声音了，萨尔沃。”保拉说道。

保拉讲的是典型的亚特兰大中部英语，单调无变化，听上去永远是没精打采的感觉。汉尼拔是她养的救援灵缇犬。

“当英俊男子悄悄溜达想安静一会儿的时候，汉尼拔总能听见他们的声音。”保拉继续闷闷不乐地说道，“你他妈的想要去哪？你看上去很邋遢。”

“去工作。”我说，“人家刚刚呼我，很急。对不起，保拉。我得走了。”

“就穿这身衣服？我不信。你需要喝一杯。有酒吗？”

“嗯，那我可不付钱，如果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的话。”我开她的玩笑。

“也许就这回我听懂了。这里也有张床，如果那就是你在找的东西的话。你觉得我从来不做爱，是吗？你觉得你那么惹火，我的大腿根不冒烟？佩内洛普不再住这儿了，萨尔沃。住在这里的佩内洛普只是一个符号。”

“保拉，拜托。我得走了。”

“真实的佩内洛普是一个没有安全感、太容易放弃的婊子，她出于疑虑而行事。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但她人格分裂，欺骗成性。你为什么不加入到我的‘体内体验俱乐部’中来呢？我们可以谈谈许多女人，包括佩内洛普。你的思想可以到达更高层次。你刚才说你要做什么去？”“到医院去。”

“带着那个手提箱？那家医院在哪？在香港？”

“保拉，拜托。我赶时间。”

“你先跟我做爱，然后去医院，如何？”

“不行。很抱歉！”

“那么你先去医院，然后再回来跟我做爱？”她仍然抱着希望问我，“佩内洛普说你床上功夫棒极了。”

“谢谢夸奖，但很抱歉，不行。”

她走到一旁，我感激地从她身旁走出门去，下了公共楼梯。保拉号称家庭的人生真理指引者，也喝过我无数瓶里奥哈红葡萄酒；她原本是一个精神导师，却从容地摇身一变成了女色情狂。要是在其他任何时候，我会对此惊讶不已，但今晚不行，因为我可连惊讶的时间都没有。

看了看伊梅尔达阿姨的那块表，差不多已经早上七点了。我小心地问过医院接待处，知道夜班职工最早也得到早上八点三十才能下班，但我已在公园的一条长椅上坐定。那里正对着医院大门。在我正前方矗立着一座野兽派风格的现代雕塑，这使得我能够方便地观察前方却不会被察觉。医院玻璃大门的两边都站着一个穿着制服的保安，他们来自英国一家发展迅猛的私人保安公司。祖鲁人跟奥万博人。我仿佛听见麦克西在大声说话。世界上最好的战士。地下车库里，停着一长列白色救护车，医护人员正从车上抬下伤病员。我那个装着磁带与笔记本的布挎包就放在我身旁的长椅上。意识到生命之脆弱，我把背带缠在手腕上。

我进入了半睡的状态，但脑子却异常清醒。如果你是“斑马”，提着个大手提箱，那么在这个爆炸事件频发的时期，想在午夜找个过夜的地方可不容易。幸运的是一个警察走近并仔细审视我，出于好心，他把我带到基尔伯恩路的一家仿都铎风格的寄宿寓所，主人哈基姆先生很喜欢板球。据他说，这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对外开放，也不管顾客是何肤色，只要他会打板球。预付房款之后——我已经把麦克西给的部分美元换成了英镑——我立刻就成了所谓“行政套房”的房客。那是一套宽敞的双人房，配有小厨房及凸窗，透过窗外就可俯瞰到一个袖珍菜园。

凌晨三点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要与自己一生中最爱的女人会合，自然是毫无睡意。哈基姆先生肥硕的妻子刚关上房门，我就戴上耳机、手持录音机，在屋里来回走动。“S”确实代表卫星电话，而菲利普用卫星电话打了好久。他跟那个有权拍板的人通了电话，而我懊恼地发现，对方不是别人，正是桑德斯勋爵布瑞克里，我长期以来的英雄偶像，也是佩内洛普所在报纸的批判对象。但他在我心里义正辞严的形象让我有理由继续充满希望。一开始，布瑞克里并不相信菲利普的话。

“菲利普，我才不听你的鬼话呢。如果我不是很了解你，我会认为你在耍塔比的那种鬼把戏。”当菲利普对他说，如果不那样做交易就将化为泡影时，布瑞克里这样说道：

“这真是我一生中听到过的最邪恶的事情了。上帝啊，礼金都用到什么事儿上面了？你说他甚至不肯让我们现在先付一部分，以后再付余款，是吧？嗯，他必须接受这点。跟他理论理论。”

让我觉得欣慰的是，当菲利普坚称他们已经用了他们想到的一切说服手段时，布瑞克里依旧是一副无辜受伤的语气。

“那小子一定是昏头了。我要跟他父亲谈一谈。好吧，满足他的要求。这笔款将从未来收入里扣除，一分也不能少。而且我们会想方设法在未来取得补偿。请告诉他这一点，菲利普。老实说，我对你很失望，对他也很失望。如果我不是这么了解你，我都会怀疑你到底在为谁做事。”

八点十五分，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年轻男子匆匆忙忙地走下医院台阶。他身后跟着两个灰衣修女。八点二十分又走出一群护士，有男有女，大多数是黑人。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知道汉娜今天不会在这群护士当中，尽管她一向都很合群。八点三十三分又一群人飞奔而出，显得非常快乐。本来，汉娜跟他们一起很正常，但今天她可不会结伴而行。八点四十分，汉娜终于独自一人走了出来。就跟所有接听手机的人那样，她走得不稳。她还穿着制服，但没戴护士帽。她皱着眉头，像是在思考，神情专注，就像给让-皮埃尔把脉或跟我做爱时一样。走到台阶底下，她突然停住了，也不理会走在她身旁或者正在上上下下的那些人。对于她这样一个替别人想得很周到的女人来说，她这样做可能让人很吃惊，但我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她静立不动，怒视着她的手机。我有点希望她厌恶地摇动手机或干脆扔掉。但她最后还是歪着修长的脖子，又把手机贴到耳边，我知道她在听今天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我留给她的八条信息。她抬起了头，拿着手机的那只手垂到身体一侧，我猜她又忘了挂断手机。我走到她面前，她开始笑出声来，但当我抱住她时，她的笑声顿时化作了泪水。我们打车去哈基姆先生的旅馆，一路上她又哭又笑，我也一样。真心相爱的情侣都会太过矜持，我和汉娜也一样。我们不敢再继续对视下去，便分开各自走过了旅馆的砾石前院。我们都知道需要解释一下，而拥抱对方就是可行的一种做法。因此，我拉开卧室的门，走到一旁，邀她进屋，但必须是她自己愿意，而不是我硬要她进去，而汉娜稍微犹豫了一会儿，走了进去。我跟在她身后进了卧室，锁上门。看见她双臂摆在身体两侧，我抑制住自己想要拥抱她的冲动。

但是，我得补充一下，她的视线一秒钟都未离开过我的双眼。她眼睛里没有谴责，也没有对立，她只是在长时间地审视我。这让我好奇她是否看出我双眼里深埋着多少不安与骚动，因为她一直以来都在照顾处境悲惨的病人，知道如何察颜观色。审视之后，她拉住我的手，领着我绕了屋子一圈，显然是要看看我带来了些什么行李：伊梅尔达阿姨的小盒，先父的弥撒书，等等。而作为一名身份较高的护士，她不会错过病人耍的每一个小把戏，因此她当然也看见我空空的左手无名指上的白痕了。然后，她似乎会透视，翻着翻着就拿起我那四本笔记本中的一本，碰巧是第三本，记录的是麦克西的战争计划。就跟菲利普十六小时之前要我做的那样，她要求我解释一下上面记着什么东西。我吞吞吐吐地不想说，因为要给她讲，我必须根据谍报技术的最佳原则精心准备恰当的策略。

“这是什么？”她指着我那些复杂难懂的“楔形文字”，坚持要我解释一下。

“基伍。”

“你一直在谈论基伍？”

“嗯，这么说吧，我的客户整个周末都在谈论基伍。”

“积极吗？”

“嗯，这么说吧，他们谈得很有创造性。”

尽管我讲得笨嘴笨舌，我在她心中已经播下了种子。她沉默了一会儿，悲伤地笑了。“现在谁还会对基伍抱有什么创造性想法？可能一个也没有。但是，巴普迪斯特告诉我们，刚果受的伤正开始愈合。如果我们这样坚持下去，可能有一天刚果小孩不会再生活在战争中。最终，金沙萨甚至还认真地谈论要举行大选。”

“巴普迪斯特？”

一开始汉娜似乎没听见我问的话，因为她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我的“楔形文字”。“巴普迪斯特是穆旺加扎派驻伦敦的非正式代表。”她说完把笔记本递还给了我。

我正思考着巴普迪斯特在她生命中的位置，突然听到她惊叫起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她这样惊叫。她正拿着麦克西给我的信封，里面装有我还没完全换成英镑的六千美元。她脸上的谴责清晰可见。

“汉娜，那不是偷来的。那是赚来的。我赚的。正当收入。”

“正当收入？”

“嗯，不管怎样，那是合法收入。是……”——我刚要脱口说出“英国政府”，但想起安德森先生的训诫我连忙改了口——“是我周末服务的客户给我的报酬。”我的话本已消除了她的怀疑，但当看见我留在壁炉台上的“布莱恩·辛克莱尔”的名片时，她又重生强烈的怀疑。“布莱恩是我的一位朋友。”我想使她相信，却用错了骗术。“事实上，我们两人都认识他。稍后我会告诉你他的一切。”

一看她的神色就知道我没能让她相信，犹豫着要不要对她说出一切：安德森先生、那座小岛、菲利普、麦克西、哈贾、安东、本尼与斯拜德，然后用十倍的时间讲哈贾。但她一脸的疲惫，让人心忧，好像已经听我讲完这一切了。她累了，不再追问我，而是穿着衣服躺在床的一侧，马上就进入梦乡，这比她脸上一直带着的笑容还让我觉得奇怪。我学着她的样，也闭上了眼睛，但心中却在想到底怎样才能向她解释清楚，说我参与到一场针对她祖国的武装政变，尽管我内心并不乐意这样做。巴普迪斯特，我自言自语着。我从未想过，她对穆旺加扎的敬意也会转移到其组织成员身上。尽管我情况堪忧，但是自然女神一定来帮过我了，因为当我醒来时，我身上还穿着牛仔裤与衬衫，汉娜则躺在我怀里，不着一缕。

明朗的晨光从凸窗射入，照在哈基姆夫人五彩缤纷的床罩上，我与汉娜重温肌肤之亲。我生性不爱外露感情，麦克尔修士也一样。在他看来，爱的行为跟祈祷一样，都不宜公开，而且应当一直保持如此。因此，我不应沉湎于性爱。汉娜在听我说，我不习惯人家听我说。我太紧张，怕她挖苦我，不相信我说的一切。但佩内洛普才会那样，汉娜可不会。没错，时不时地，比如当我不得不打破她对穆旺加扎的幻想时，汉娜的脸颊就会滑落几滴眼泪，滴到哈基姆夫人的天蓝色枕套上。对于我的尴尬，她可是一直关注着。两天前，她对病人的体贴周到让我极为惊讶，我也决心要向她学习，但我既缺乏技巧也不够含蓄。一旦开口，我就想立刻告诉她一切。听到我说自己是无所不能的英国情报机构的忠实雇员，尽管只是兼职的，她惊呆了。

“你真的忠于那些人吗，萨尔沃？”

此时我讲英语，她也一样。

“汉娜，一直以来我都在尽力，也将尽最大努力继续下去。”我回答道，她连这点似乎也明白了。

她像酣睡的小孩一样蜷缩在我怀中，紧张万分地听我讲述：从南奥德利大街的顶楼公寓到伯克利广场金碧辉煌的豪宅，直升飞机之旅，以及乘坐没有标识的飞机去北方一座无名小岛的神秘之行。在向她介绍那三个军阀时，我观察到她的脸色在急剧变化，就好像三个季节的气候变化在几分钟内就完成了：瘸腿而又好战的流氓弗兰科让她十分愤怒，患上艾滋病的迪德纳则让她十分伤感。当我简要介绍那位肆无忌惮、曾在法国求学的布卡武花花公子兼夜总会老板哈贾时，她又恢复了五旬节派教会女信徒的特质，恰如其分地纠正我的话。

“夜总会老板都是坏蛋，萨尔沃。哈贾也不会有什么两样。他卖啤酒与矿产，所以他很可能也卖毒品与女人。现在基伍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干的都是这种事。他们戴着墨镜，开着奢华的轿车，跟朋友一起看色情电影。我还得告诉你，他父亲卢克在戈马名声很差，是个为了个人利益而弄权的大人物，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然后她皱起眉头，很不乐意地修正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如今在基伍不当坏蛋可赚不了大钱。我们至少得佩服他的生意头脑。”

她观察我的脸色，突然住口不说了，又若有所思地审视我。每次当汉娜这么做时，我都很难继续保密下去。“你谈到哈贾时声音很特别。你对他怀有特殊感情吗？”

“我对他们三人都怀有特殊感情。”我含糊其辞地答道。

“那么为什么你对哈贾与众不同？就因为他很西方化？”

“我让他受尽屈辱了。”

“怎么回事，萨尔沃？我可不相信你说的话。或许是你自己受尽屈辱吧？这可是两回事。”

“他们折磨他了。”

“哈贾？”

“用电牛棒。他痛苦地尖叫着，然后告诉他们想知道的一切，出卖了自己。”

汉娜闭上双眼，然后又睁开了。“你听到了一切？”

“我没特意去听。但我就是听见了。”

“你录音了？”

“他们录的音。”

“在他被折磨时？”

“那是存档磁带。只用来记录备案，按他们的规定我是不能听的。”

“你拿到那些磁带啦？”她跳下床，走到凸窗里的那张桌子前。“是这盒吗？”

“不是。”

“这盒？”她看着我的脸，静静地把磁带放回桌上，走回床前，坐在我身旁。“我们先吃点东西吧。吃完之后我们听一下磁带。好吗？”

好的。我说。

但在吃饭之前，她需要回宿舍去取一些白天通常穿的衣服。我独自躺在床上，思索了一个小时。她不会再回来了。她已经认定我疯了，而她很正常。她去找巴普迪斯特了。屋外传来上楼的轻快脚步声。我暗想，那人一定不是汉娜，而是哈基姆夫人。但不对啊，哈基姆夫人足足有一百零四磅重，而汉娜体态轻盈。

汉娜正跟我讲她儿子诺亚的事情。她一手拿着她那份比萨饼在吃，另一手拿着我的那份，一边用斯瓦希里语跟我在谈诺亚。我们第一次在一起时她就羞涩地谈起过他。现在她必须告诉我一切了，包括她怎么生下诺亚，诺亚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诺亚是她的“爱之子”15，但是，她告诉我：相信我，萨尔沃，诺亚不是爱情的结晶，根本不是。

“我父亲把我从基伍送到乌干达去接受护士培训。在那里，我爱上了一个医科学生。他让我怀了孕，却告诉我他已经结婚了。他还对他睡过的另一个女孩说自己是同性恋。”

她当时才十六岁。她怀了小孩，肚子鼓了起来，体重却减了八磅。后来她鼓起勇气去做了艾滋病病毒检测，还好呈阴性。从那以后，如果她需要做些不愉快的事情，她会立即就做，以免空等。她生下小孩，由她阿姨帮她照顾，而她继续完成培训。所有医科学生与年轻的医生都想跟她睡觉，但她再也没跟其他男人睡过，直到遇上了我。

她突然大笑起来。“瞧瞧你自己，萨尔沃。你也是已婚男人了。”

不再是了。我说。

她大笑着摇摇头，啜了一口自酿红葡萄酒。我们都认为，这是我们一生中尝过的最难喝的葡萄酒。汉娜还说，比医院的年度舞会上逼人喝的酒还难喝。她告诉我：萨尔沃，相信我，逼着人喝就说明那酒有多差劲。我也告诉她，这酒比盖恩卡娄公司的高浓度基安蒂红葡萄酒还滥，还说了说巴特西公园路“贝拉·维斯特餐厅”里那位勇敢的小个子绅士。

诺亚出生两年后，汉娜受训完毕。她提升为高级护士，开始自学英语，每周还去教堂三次。你现在还这样做吗，汉娜？偶尔。年轻医生们都说上帝跟科学不相容。而她直言不讳地说，她在病房里确实没看见什么上帝存在的迹象。但这并不能阻止她为诺亚，为她的家人，为基伍祈祷，也不能阻止她带着仅存的信仰，去位于北伦敦的那所教堂做礼拜，去帮助她那些“主日学校学生”的孩子们。

汉娜为自己是南德人而自豪。她有理由如此自豪，因为南德人因事业心极强而闻名。她喝了杯咖啡，又喝了一杯难喝的红葡萄酒。她告诉我，她在二十三岁时通过一家中介机构来到英国。以前她告诉过我这事，但那时我们正在做爱，一旦退出就得从头开始，所以我没注意听她讲。英国人并不坏，但那家中介机构把她看得狗屎不如——我还是第一次听她说粗话。她把诺亚留在乌干达她阿姨那里，这让她伤透了心。但在乌干达恩德培的一位算命先生的帮助下，她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传播自己所学的西方医学传统与技术，以及赚钱寄回去抚养诺亚。当她学会了，赚足了，她就会带着诺亚回基伍。

刚到英国时，她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诺亚。她心烦意乱，老是想打电话给诺亚，后来才理智下来，决定每周一次在优惠时段打回去。那家中介机构从未告诉过她，她必须去上适应性教育学校，而那得花光她所有积蓄；对方也从未跟她说过，她还得从最底层做起，在护士行业一步一步地往上走。跟汉娜住在一起的尼日利亚人付不起房租，结果有一天房东把包括她在内的所有人都赶到街上。在医院，为了获得升职，她不得不比她的白人同事做的要好上一倍，也要比她们勤劳一倍。但是，在上帝的帮助下，或者说，在她勇气十足的努力之下——我更喜欢这种说法——她成功了。她每周两次学习如何在贫困国家进行简单手术。今晚她本来应当去上课的，但她以后会补上。因为她答应自己在带回诺亚之前一定要学会如何做简单手术。她最后才说到最重要的那部分。她已经说服护士长让她多请假一周，不带薪。这同时也使她能陪那群“主日学校学生”去海滨小游两天。

“你只是为了陪那些‘主日学校学生’才请假的吗？”我满怀期待地问道。

汉娜一下就把我的期望打掉了。一个来去无踪的口译员兑现自己的诺言赴约的几率极低，就为此请了一周的假？荒谬。

我们把咖啡喝得一滴不剩。我用麦克西付给我的美元兑换而来的钱付了账。很快，我们就该回哈基姆的旅馆了。汉娜拉着我的一只手，仔细看着我的手掌，若有所思地用指甲划着手掌纹路。

“我会长命百岁吗？”我问她。

她摇了摇头打发了这个问题，继续看我的手。她用斯瓦希里语喃喃自语：有五个。其实不是亲侄女，是姻亲的。但即使到了现在，她还是把她们看做亲侄女。都是她在乌干达的阿姨的孩子。她以前照顾过汉娜，现在又在照看诺亚。五个女孩，没有儿子。年纪不一，从六岁到十六岁都有。她念起她们的名字，这些名字都取自《圣经》。她低下头，依旧对着我的手说话，但声音最后单调到了只有一个调子。她们沿着公路往家走去。我姨父跟这些姑娘一起，姑娘们穿着她们最好的衣服。她们刚去过教堂，脑袋里充满了各种祈祷词。我阿姨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休息。几个男子向她们走来，是边境对面的卢旺达联攻派民兵16，心灵空虚得慌了，要来找些乐子。他们骂我姨父是图西族的探子，切断了姑娘们的跟腱，强奸她们，又把她们扔进河里，看着她们淹死，嘴里还唱着“黄油！黄油！”。他们这是在说要把所有图西族人榨成黄油。

“他们把你姨父怎样了？”我问道。汉娜还是低着头。

他们把他绑在树上，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让他活下来好告诉全村人这一切。

似乎是因为她给我说这些，我也告诉她父亲被鞭笞的事。直到现在，除了麦克尔修士，我还从未告诉其他人这件事。我们回到旅馆房间，播放起录下了哈贾被折磨经过的那盒磁带。

她笔直地坐在房间另一头，离我尽可能远些。她已经换上了护士特有的官方面孔，表情都凝固了。本尼与安东可能正用从工具箱里拿出来的热心为他们赶制的任何刑具在折磨哈贾，哈贾可能在尖叫，塔比齐可能在大喊大叫地嘲讽哈贾，但汉娜依旧面无表情，犹如一个冷面法官，什么都不看上一眼，更别提我了。当哈贾求饶时，她的面容很平静。当哈贾痛斥塔比齐与穆旺加扎跟金沙萨中央政府的肮脏交易时，她的脸色也几乎毫无变化。当安东与本尼给哈贾冲洗身子时，她嘴里发出了憎恶的轻哼声，但这并未让她的神色有何改变。当菲利普登场亮相，开始用甜言蜜语试图说服哈贾时，我意识到汉娜已经对哈贾的痛苦感同身受了，就好像她就在他的床边照顾他。当哈贾要求获得三百万美元作为出卖国家的回报时，我本以为汉娜会愤慨不已，但她只是垂下眼睑，摇了摇头，一脸的同情。

“可怜那个爱卖弄的家伙。”她咕哝道，“他们击垮了他的意志。”

这时，我想去关掉录音机，不让她听哈贾最后的嘲笑乐声，但她叫我打住。

“后面哈贾都是在唱歌。他想让自己好受一点，但他做不到。”我轻声解释道。

但她坚持要听，我只得让磁带播放到底，一直听到哈贾沿着有篷小径挑衅似地重步走向客房为止。

“再放一遍。”她命令道。

于是我再放了一遍。听完之后，她坐了好久好久，一动也不动。

“哈贾在拖着脚走路，你听到没有？可能他们把他的精神弄垮了。”

不，汉娜，我没看到他拖着脚走路。我关掉录音机，但她还是动也不动。

“你知道那首歌吗？”她问道。

“跟我们唱的所有歌都一样吧。”

“那他为什么要唱呢？”

“好让他自己振作起来吧，我猜。”

“可能他是要让你振作起来。”

“可能吧。”我承认道。

汉娜做事注重实效。她一旦碰上问题要解决，就会追根究底。我有麦克尔修士，而她也有伊莫金修女。在教会学校里，伊莫金修女把她懂的一切都教给了汉娜。汉娜在乌干达怀上孩子时，伊莫金修女写信安慰她。伊莫金修女的信条就是，任何问题都不会单独存在，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把该问题分解为基本组成部分，然后依次处理各部分。直到——也只有当——我们真的这么做了，上帝才会给我们指明正确的道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汉娜一贯都是一问到底。既然如此，我也不反对她一个劲儿地问问题，虽然多少有点讯问的味道，不过她问得温和，恰到好处，脸上时有让我安心的抚慰神情。我们讲法语，这样沟通得特别清楚。

“你什么时候偷拿了磁带跟笔记本的，萨尔沃？怎么拿的？”

我向她描述了经过：我最后一次下到策划室，菲利普突然出现，我差点被他当场抓住。

“乘飞机回卢顿机场的途中有谁怀疑地看着你，或者问你旅行包里放了什么东西吗？”

没人。

“你确定？”

我再确定不过了。

“到现在为止，谁知道你偷了那些磁带？”

我犹豫了一下。如果菲利普在我们离开之后决定返回策划室，再看看焚烧袋里的东西，那么他们已经知道了。如果斯拜德回到英国，在移交磁带存档前就检查一下，那他们也知道了。或者如果查收磁带的任何人决定亲自检查一下，也就会知道了。我不清楚我这个时候为何换了种屈尊俯就的语气，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吧。

“但是，”我采用了偶尔为喋喋不休的律师们翻译时的说话风格，坚决地说道，“无论他们知道与否，从技术上来讲，我无疑严重违反了《政府保密法》。或者我真的违反了吗？我是说，这些秘密有多少官方色彩？如果我自己的存在是可以否认的，那么这些秘密大概也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口译员怎么可能会被指控在为一家不存在的无名财团提供服务时偷了一些不存在的秘密呢？”

但是，我早该猜到的，汉娜对我的法庭雄辩不怎么感兴趣。

“萨尔沃，你从你那些有权有势的雇主那里偷走了对他们来说很珍贵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已经知道了，而且如果他们抓到了你，他们会怎么处置你？你刚才说他们将在两周之后攻打布卡武。你怎么知道的？”

“麦克西告诉我的。乘坐飞机回来的途中。是要夺取机场。星期六是足球比赛日。白人雇佣兵将乘坐瑞士包机到机场，而黑人雇佣兵将扮作来访的足球队员。”

“那么现在没有两周了，而是只剩下十三天了。”

“对。”

“我不敢确定，但你很可能已经被通缉了。”

“我想可能是吧。”

“那我们必须去找巴普迪斯特。”

她抱住我。我们忘了一切，沉浸在两个人的世界中。

我们仰卧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她告诉我巴普迪斯特的情况。他是一个刚果民族主义者，热切盼望基伍实现统一。他最近去华盛顿参加一个关于“非洲意识”的研究论坛，刚刚回来。卢旺达人已经数次派特工跟踪他，企图将他杀掉，但他很机敏，总是能够把对方甩掉。他熟悉所有刚果人团体，包括那些专干坏事的，无论是在欧洲，在美国，还是在金沙萨。

“政客云集的金沙萨？”我问道。

“没错，萨尔沃。金沙萨确实政客云集。但同时也有许多像巴普迪斯特这样有良心的好人在关心着东刚果，他们愿意冒一切风险保护我们不受敌人以及剥削者们的迫害。”

我想无条件地对她说的一切表示赞同。我想像她那样做个地道的刚果人。但正如麦克尔修士所说，嫉妒如鼠，正噬咬着我的心。

“那么即使我们知道穆旺加扎，或者塔比齐，或者他的手下已经跟金沙萨那帮政客达成了肮脏交易，”我这样说道，“但你还是认为去找穆旺加扎派驻伦敦的代表，向他透露一切很安全？你就那么信任他？”

她坐起身来，低头盯着我。

“是的，萨尔沃。我就是那么信任他。巴普迪斯特受人尊敬，而且他也跟我们一样梦想为基伍带来和平。因此，如果他了解了我们听到的一切，并认定穆旺加扎腐败透顶，他就懂得要去提醒谁，要怎么去阻止那场即将发生的大灾难。”

她猛地躺下身子，继续跟我一道研究哈基姆旅馆房间的天花板。我忍不住问了个问题：她是怎么认识巴普迪斯特的？

“他的那个团体组织我们乘长途汽车去伯明翰玩。他跟穆旺加扎一样，也是希族人，因此他很自然地就把穆旺加扎看做救世使者。但他不会因此就对穆旺加扎的弱点视而不见。”

他当然不会了。我想让汉娜放下心来。

“在汽车开动前的最后一分钟，完全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他突然跳上车来，向我们演讲，说要为全基伍带来和平与包容，给人的印象挺深刻。”

尤其是你？我问道。

“是的，萨尔沃。特别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汽车上有三十六个人，但他只跟我说话。我的态度明明白白，不加丝毫掩饰。”

我更想去找布瑞克里勋爵，但汉娜坚决表示反对，这多少让我感受到伊莫金修女的基要主义思想。

“但是，萨尔沃，如果坏人要把我们拖入战争，并偷走我们的资源，你怎么能说他们犯的罪有大有小呢？既然他们都参与到同一个邪恶行动中来，那么他们每个人当然都跟另一个人一样得邪恶，不是吗？”

“但布瑞克里勋爵跟其他人不一样。”我耐心地说。“他跟穆旺加扎一样，只是个傀儡。他只是别人想偷东西时找的替罪羊而已。”

“但他也是能够拍板的人。”

“没错。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他表现得十分震惊和愤慨。事实上，他还谴责菲利普做了双面的交易。”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拿起电话能拍板，也能否决。”

我更用力地按了按箱子，说起我在商界的丰富经验。我说，我注意到，领袖们经常没察觉别人以他们的名义做了什么事，因为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募集资金、关注市场上了。渐渐地，她开始点头同意我的看法了。她知道，毕竟在某些领域，我要比她了解得多。为了更有说服力，我还提醒她想一想我在伯克利广场的那座房子里跟布瑞克里勋爵沟通过。“当我向他提起安德森先生的名字时，他作何反应？他甚至都没听说过安德森先生。”我说完了，等着汉娜的回应，我真心希望她不再坚持去找巴普迪斯特。最后，我向她展示了布瑞克里勋爵写给我的那封信，他在信中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叫我“亲爱的布鲁诺”，信末署名则是“你永远的朋友，杰克”。但即使到了这时，汉娜也未完全放弃：

“如果那是一家无名财团，那他们怎么能够把布瑞克里勋爵当做傀儡一样摆布？”我无言以对，于是她又继续说道，“如果你必须去找个你认识的人，那么至少也得去找你所信任的安德森先生。告诉他你经历的一切，任他处理。”

但我用我对特工世界的了解让她相信这样不行。“早在我离开他的那间保密办公室之前，安德森先生就已经撒手不再管我了。他们反口就可以说那次行动是子虚乌有的，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我这个人。你认为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告诉他整个行动就是一场阴谋时，他会让我结束隐身而现身吗？”

我们并排坐在我的笔记本电脑前，开始工作。布瑞克里勋爵的个人网站没提及他的住址。那些想给他写信的人只能通过上议院转交。我收集的与布瑞克里勋爵相关的剪报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夫人名叫“吉蒂”，是一位贵族后裔，参与了许多帮助英国贫困家庭的活动，这自然让汉娜赞不绝口。吉蒂夫人也有一个个人网站，上面列举她赞助的慈善事业，也附有一个地址，捐款人可往那里寄送支票。网站上还有一个通知，说她星期四早上将在家里举办咖啡早点会，但只款待她预先邀请的热心捐款人。“家里”就是在骑士桥，那是位于伦敦黄金三角地带的中心地段。

一小时之后。我睁着双眼躺在床上，头脑异常清醒。汉娜一动不动地睡着了。她已练得像个开关，可以说睡就睡。我悄悄地穿上衬衫与裤子，拿上手机，下楼来到客厅。哈基姆夫人正在那里收拾早餐。我跟她打过招呼，便来到小花园里。那里四周都是高楼大厦。我反复想到佩内洛普的“贸易路线”，以及我们的安全一日课程教练会怎样称呼它。在跟索恩度过一个卿卿我我的周末之后，她将回到我们位于诺福克大厦的公寓调整一下，然后又开始一周的艰苦工作。她在的士上打了个电话给我，那是由她所在的报纸付费的。跟所有优秀记者一样，她开场白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萨尔沃亲爱的，你到底在搞什么！要再等上一个星期，让我放过你这个烦人的家伙？我不想问你让我在我们老板面前成为别人的笑柄之后又去哪里度周末了。我只是希望她值得你这么做，萨尔沃。或者我得说“他”？费格斯说他都不敢跟你一起去厕所……

我回到卧室。汉娜还躺在床上，跟我下楼时一样。夏天太热了，床单像画家笔下的面纱一样，披在她的胸部及双腿上面。

“你上哪儿去了？”

“在花园。去离婚。”

15

汉娜执意认为我不应把磁带与笔记本带到布瑞克里家去，她说服了我。她同样坚决地要看着我走到布瑞克里家的前门，然后在外面等我出来。因而我们最后各让了一步：她将带上我窃取的这些东西到附近街角的咖啡馆里等待，我则在时机合适时打电话给她，然后她将这些东西扔到布瑞克里家的前门，再回到咖啡馆里等我。

星期一傍晚五点，我们离开哈基姆先生的旅馆，小心翼翼地登上一辆开往芬奇利路地铁站的巴士。六点，我们站在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扫视着曲线状的骑士桥街道。六点二十分，我安顿好汉娜，让她坐在咖啡馆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在巴士上，我满心乐观，而她则是信心全无。“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麻烦事就会解决掉了。”我抚摩着她的背部，这样向她保证，想让她放松下来。但她的惟一反应就是说她将为我祈祷。

走到目的地前，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往下走到一间标着“交易”的地下室去，另一种则是上几级台阶，到一个装着拉铃索的柱门前。我选择了后者。一个肥胖的拉丁裔女仆开了门。她穿着一身黑色制服，领子是白色的，腰上还缠着围裙。

“我想见布瑞克里勋爵。”我傲慢地开口道。我这是在学我那些高级客户。

“他去办公室了。”

“吉蒂夫人呢？”我问，一只手顶着门不让它关上，另一只手拿出“布莱恩·辛克莱尔”的名片。我已经在名片上的那个假名字下方写上了我的真名“布鲁诺·萨尔瓦多”，又在名片背面写上“财团口译员”。

“不要进来！”那个女仆命令道。如她所愿，这次她关上了门，但几秒钟之后吉蒂夫人亲自打开了门。

跟其他上流社会的女士一样，她留着一头淡金黄色的直发，穿着短裙，腰系古奇皮带，一点也不显老。她手腕上戴着若干上品珍宝手饰，我认出其中有一款卡地亚金表。她双腿丝一样洁白，脚上穿着一双意大利出产的名牌皮鞋，完美而优雅。她的蓝眼睛里总是满含惊色，似乎看见了什么可怕的情景。

“你找布瑞克里？”她问道，双眼神经质地在那张名片跟我的脸之间移来移去，就好像在给我画像。

“周末时我为他做了一些相当重要的工作。”我解释道，突然打住，因为不确定她知道多少。

“这个周末？”

“我需要跟他谈谈。私事。”

“你事先给他打过电话吗？”她问道，双眼中的惊色更甚。

“恐怕没有。”我想起《政府保密法》的规定。“那不够慎重——不够安全，”我解释了一下，又补充道，“打电话不够安全。我们不许这样做。”

“我们是谁？”

“周末为布瑞克里勋爵工作的所有人。”

我们上了楼，来到一个很长的客厅，墙很高，漆成红色，墙上装有镀金的镜子。客厅里还洋溢着一股伊梅尔达阿姨常喝的维罗布鲁克牌葡萄酒的味道：加蜜的干花什锦酒。

“你在这等一下吧。”她引我到一间较小的屋子里，那里简直就是大客厅的复制品。“他现在应当要回家了。你要喝一杯吗？不喝？你可真是个好男人。那么就看看报纸或是其他什么的。”她出去了。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一张古典的曲面桌子。墙上挂着他在伊顿公学上学的儿子们以及中非各国领导人的照片。身着华丽制服的蒙博托元帅，附有文字：“给杰克，我忠实的朋友。”门开了。吉蒂夫人大踏步走向一个柜子，拿出一个毛面银制鸡尾酒调酒器和一个玻璃杯。

“不就是他的区区一个小秘书吗？”她向我发起牢骚来，模仿下层社会成员的口音，“‘杰克在开会，吉蒂。’上帝啊，我讨厌他们。如果每个人都叫你杰克，那么贵族头衔还有什么意义呢？但你又不能这么跟他们说，否则他们会把你告上法庭。”她小心地坐在沙发扶手上，交叠起双腿。“我告诉她说有紧急事件。我说的没错吧？”

“如果我们及时处理的话就不算紧急事件了。”我安慰道。

“哦，我们会的。布瑞克里对付所有这些事情的能力超强，他能在任何时间处理任何事情。谁是麦克西？”

兼职特工的生活中有时只有直接撒个谎才能糊弄过去。

“我从未听说过‘麦克西’这个名字。”

“你当然听过，否则你就不会那样傻乎乎地皱眉头了。嗯，我这件衬衫还是他送的，不管你听没听说过他。”她若有所思地拉了拉她那件有时装设计师标名的衬衫的衣襟。“就这样，质地不怎么样。你结婚了吗，布鲁诺？”

直截了当地否认，还是像《保密法》允许的那样保持与事实一致？

“我确实结婚了。”——但在我心中，我娶的是汉娜，而不是佩内洛普。

“那你一定有许多妙不可言的小孩了吧？”

“还没有。”——除了诺亚。

“但你会有的。要孩子时间有的是。你白天晚上都在使劲儿。你妻子工作吗？”

“她当然工作了。”

“很努力？”

“很努力。”

“可怜。这个周末你来帮布瑞克里时能带她一起过来吗？”

“我们周末真的没空。”我回答道，驱走脑海里出现的画面：在策划室里，汉娜一丝不挂地坐在我身旁。

“菲利普也在那吗？”

“菲利普？”

“对，就是菲利普。你可别狡辩说你不认识他。”

“恐怕我真的不认识叫‘菲利普’的人。”

“你当然认识。他是你的头儿。布瑞克里归他管。”

那正是布瑞克里的问题所在，我心想，那证实了我的猜测。

“菲利普从不电话留言。你们谁都不那样做。‘就说菲利普打过电话。’就好像世界上只有一个菲利普。现在，你还要说你不认识他？”

“我已经说过我不认识他了。”

“你是说了，你现在脸红了，那可真可爱。他很可能勾引过你。布瑞克里称他是‘非洲皇后’。你口译些什么语言？”

“恐怕我不能说。”

她盯着我放在身边地板上的背包。

“对了，你带了什么东西？布瑞克里说我们要搜查每一个进屋的人。他在前门装了一套闭路监视器，却从后门带他的情人进来，好让人察觉不到他在做坏事。”

“就一台磁带录音机。”我说，拿起背包让她看了一下。

“带这干吗？”

“怕你家里没有。”

“我回来了，亲爱的！”

她比我还早听见她丈夫回来的声音。她跳了起来，迅速将酒杯与调酒器塞进柜子里，砰地关上柜门，又从衬衫口袋里取出一个喷雾器，朝嘴里喷了些什么，像个犯错的女学生一样，然后两大步就走到通往大客厅的门前。

“他叫布鲁诺。”脚步声越来越近。她欢快地朝那人叫道。“他认识麦克西跟菲利普，却假装不认识。他娶了个努力工作的女人，想生好多小孩，但还没生。他带了台磁带录音机，说是怕咱们家没有。”

真相大白的时刻到来了。吉蒂夫人消失了，而她丈夫正站在我面前。他穿着一套时髦的海军蓝西装，双排扣、细条纹，是三十多岁的人爱穿的最时新款式。离这不到一百码远，汉娜正在等我的召唤。我已经在自己手机里预先输好了她的号码。如果一切按计划发展，几分钟之内我就能向杰克·布瑞克里出示证据，这些证据将表明，不管他可能是怎么想的，但他正在让他这么多年来为非洲所做的所有善举功亏一篑。

“这是你的名片？”他抓住我那张名片的一角，就好像它湿透了似的。

“是的，先生。”

“你到底是哪位？”

“辛克莱尔，先生。但那只是他们允许我用的名字。辛克莱尔是我周末用的假名。我的真名叫‘布鲁诺·萨尔瓦多’，你可能还记得。我们通过信。”

我决定不提他寄给我的圣诞贺卡，因为没有称呼。但我知道他会记得我写去支持他的那封信。很明显他记得，因为他抬起了头。但他身材很高，因此他不得不像坐在高椅上的法官那样，低下头来，透过那副角质框眼镜盯着我。

他展开那张曲面桌子，斜坐在桌旁。他正仔细看着他写给我的信。他在那封信末还手写了一段“附言”，说多么希望有一天能跟我会面，还说很遗憾我没住在他那个选区——他当时是国会议员，最后还加了两个感叹号，那总是会让我微笑。他看信时神色轻松愉快，从这点来看，这封信就好像是他写给自己的，而他也很高兴收到那封信。他看完了信，但笑容未改。他把信放在他身前的桌子上，暗示他后面可能还需要再浏览一下。

“那么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萨尔瓦多？”

“嗯，先生，请原谅我这么说，但那实际上是你的问题。我只是口译员而已。”

“哦，真的吗？你口译什么内容？”

“嗯，实际上我为任何人都提供口译服务，先生。麦克西显然需要。他除了英语什么语言也不会讲。菲利普不怎么会说斯瓦希里语。所以嘛，可以这么说，我在他们的问答之中穿行。整个过程都在尽力对付。无论是在水面上还是在水面下。”

我不无辩解地笑着，因为我很希望他从他的角度已经对我的成就有所知晓。要是把我的成就一点一点首尾相连拼接起来也是很有分量的，不管我的辞令妥当与否。我要向他解释的就是这点，这样可以局部地修复我在他眼中的形象。

“水面？什么水面？”

“事实上那是麦克西的说法，先生。不是我说的。我在策划室时，要监听与会代表们在休会期间的谈话。麦克西有个手下叫斯拜德。”我停顿了一下，想看看这个名字能否让他记起些什么，但很明显没有。“斯拜德是专业窃听员。他带了许多旧设备，那是他在之前最后一刻才拼凑好的。那是一种自制产品。但我想你也不知道那事吧。”

“我到底该知道些什么？”

我又讲下去。现在继续保密已经毫无意义了。事情比我担心的还要糟糕。菲利普一丁点儿也没告诉他。

“整座小岛都被窃听了，先生。甚至山顶的观景台也被窃听了。无论何时，只要菲利普认为谈判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就会宣布休会，我就得跑下楼去，到策划室里监听，然后把听到的内容传达给待在楼上行动室的山姆，好让菲利普跟麦克西两人能在下一轮会议开始之前知己知彼。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通过卫星电话问问那家财团以及菲利普的朋友们的意见。就这样，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哈贾身上。他这样做了。菲利普。嗯，在塔比齐的帮助下，我猜。我只是他们的工具，不知不觉被他们利用了。”

“我能问一下吗，哈贾是谁？”

他的问话让我极为震惊，但事实就是如此。正如我事先所想的那样，布瑞克里勋爵对菲利普他们打着他的旗号做了什么坏事一无所知，尽管他是惟一能够“拍板”的人。

“哈贾是与会代表中的一个。”我说道，语气放缓了些。“总共有三个代表。两个是民兵头目——或者如果你愿意，叫他们‘军阀’也行。哈贾就是多敲诈你三百万美元的那个人。”我提醒他，脸上带着悔恨的苦笑，而他脸上似乎也带着这种神情。考虑到他在卫星电话上如此清晰表达了的义愤填膺，他确实应当懊恼。

“另两个民兵头目是谁？”他问道，还是一脸的困惑。

“一个叫弗兰科，是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成员；另一个叫迪德纳，是穆亚穆伦格人。哈贾跟他们不一样，他没有民兵，但只要有需要，他随时可以拼凑一支出来。此外他在布卡武开了一家矿产公司，一家啤酒厂，以及若干旅馆与夜总会。他的父亲卢克在戈马也是个大人物。嗯，你知道这些，不是吗？”

他点了点头，面露微笑，像是在告诉我，我们接上头了。我在想，正常情况下，他现在就该按下他桌子上的按钮，把那个不走运的责任人叫来。但他丝毫没显示出要那样做的迹象来，反倒是十指交叉着托住下巴，像是在安坐着认真听人讲话。见此，我决定把整件事从头到尾说一遍，就像我对汉娜讲的那样，只是简单得多，也更未考虑我们这位尊贵的听众的敏感性。当我讲到塔比齐他们折磨哈贾的这个惊人事实时，我开始担心，或许我太少考虑到那一点了。“那么，在你看来，所有这些会让我们怎么样呢？”他问道，脸上还是带着同样一种跟你推心置腹的微笑。“你的底线是什么，萨尔瓦多？直接跟首相报告？告诉美国总统？通知非洲联盟？或者同时跟所有各方报告？”

我笑了笑，以示安慰。“哦，我想那没必要，先生。坦白说，我一点也不觉得我们需要那样做。”

“那我就放心了。”

“我想只需立即叫停那个行动，并确保行动确实停止。离他们采取行动还有整整十二天，时间很多。中止战争计划，让穆旺加扎退出，直到他能找到恰当的、高尚的支持者——嗯，就像你这样的支持者，先生——撕毁合同……”

“有份合同，是吗？”

“哦，确实有。我得说，先生，那份合同实在是见不得人。由来自贝桑松的贾斯帕·阿尔宾先生起草——你过去曾用过这个人，这次可能是你的手下决定再次用他——由我本人翻译成斯瓦希里语。”

到目前为止，我扯得够远的了。我想，我大脑里一定升起了这样一个念头：我跟汉娜马上就能走出阴影，从此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你现在手头是否就有一份合同复本？”

“没有，但我肯定看过，而且我记下了里面的许多内容。嗯，老实说，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习惯行为了。”

“那么是什么让你认为那合同见不得人？”

“合同是假的。你瞧，我看过合同。它是假设的。它看上去好像跟农业有关，但实际上相关内容是提供武器物资以发动一场小型战争。但谁听说过在刚果有什么小型战争？如果真有什么小型战争的话，那你也能说是有点怀孕了。”受主人脸上会心笑容的鼓励，我这样勇敢地说道，还引用了哈贾说过的话。“而收益——我是说，从矿产上获得的收益——也就是所谓的‘人民的份额’根本就是骗人的。”我继续说道。“坦白说，那合同就是一场骗局。合同里根本没给人民提供任何东西。没有‘人民的份额’。除了你的那家财团、穆旺加扎及其支持者外，没人能从中受益。”

“太可怕了。”布瑞克里勋爵嘟哝着，一脸同情地摇着头。

“先生，请不要对我有所误解。穆旺加扎在许多方面都很伟大。但他老了。嗯，请原谅我这么说，但他已经太老了，不适合做这种事。他看上去已经像一个傀儡了。他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声誉，我看不出他如何能够从中解脱出来。我真的很抱歉，但事实就是这样，先生。”“这种事可是老生常谈了。”

此后，我们交流了几个非洲领导人早期伟大英明而数年后却变坏的例子，但我私下里怀疑蒙博托——布瑞克里身后的桌子上就有他的相片——是否有资格被列入其中。我脑子里突然有了个想法，这样发展下去，布瑞克里勋爵会不会因为我及时干预，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偶尔让我介入，并适当给我点回报？也就是在他的机构里给我个职位，这样我们可以解决彼此的问题，因为，天啊，他们需要个人来清理那个马厩似的机构。

因此，他的下一个问题让我相当震惊。

“你确定那天晚上你看见过我？”

“你说的是哪个晚上，先生？”

“你说是哪个就是哪个吧。星期五晚上，我说的没错吧？我现在有点记不清楚了。星期五晚上你在伯克利广场看见我了？在一栋房子里？”

“对。”

“记得我当时穿什么衣服吗？”

“你穿的是商务休闲装。淡褐色便裤，软麂皮夹克，以及平底便鞋。”

“除了没看清的那个门牌号，你还记得那所房子的其他细节吗？或者你已经忘了？”

“记得。我还记得。我什么都记得。”

“那么描述一下，好吗？用你自己的话。”

我开始描述起来，但脑袋有点眩晕，难以想起那房子的显著特征。“有个大厅，楼梯分叉——”

“分叉？”

“门上有鹰——”

“活鹰？”

“除了你还有各种各样的人。请不要假装你没在那里，先生。那时我还跟你说话了。我对你在非洲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感谢。”

“你能说出几个人的名字吗？”

我说了，但不像平常那样泰然自若。我在蓄势，当我爆发的时候，我就很难控制住自己。那个企业掠夺者，戴着眼罩，被人们称为“纳尔逊海军上将”——我记起来了。来自娱乐圈的那个著名电视主持人——我也记起来了。在伦敦西区拥有许多地产的那个佩绶带的年轻贵族。那个流亡在外的非洲某国前金融部长。那个身家数十亿英镑的印度服装大亨。最近“出于爱好”刚刚收购了我们国家一份大报的超市巨头。我说得时断时续，但我还是努力说下去。

“还有你称之为‘马赛尔’的那个人，先生！”我大叫道。“你召开电话会议时想让他站在你一边的那个人——”

“‘皇后’也在吗？”

“你是说菲利普？你称之为‘非洲皇后’的那个人？不，他不在！但麦克西在那里。菲利普到了那座小岛才露面。”

我本不想提高音量，但我确实在大声说话。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瑞克里勋爵反而降低了音量。

“你一直不停地说到菲利普跟麦克西，就好像他们是我的密友。”他抱怨道。“我从未见到过他们。我从未听说过他们。我真不知道你在说谁。”

“那你他妈的怎么不问问你的妻子认不认识他们？”

我已经气疯了。除非跟你说话的那个人亲身经历过这种事，否则你绝描述不出那种让人透不过气的愤怒。身体会出现某些症状。嘴唇发麻，眩晕，暂时散光，恶心，无法区分周围事物的颜色。此外，我还得补充一下，你还会闹不清自己说了些什么，因为你嘴巴里有些话一直在翻滚个不停，却又说不出来。

“吉蒂！”他拉开门，对着外面大叫道。“我他妈的有些事要问问我的妻子。你介意跟我们待一分钟吗？”

吉蒂夫人像个哨兵似的笔直地站着。她的那双蓝眼直直地盯着她丈夫，毫无活力。

“吉蒂，亲爱的。两个问题，快速回答。一个是关于名字的问题。我将突然对你说出这两个名字，而你要不假思索，本能地立刻回答。麦克西？”

“从未听过这个名字。从来都没听过。我认识的上一个麦克斯老早就死了。称他为‘麦克西’的都是些商人。”

“菲利普。我们的这位朋友说我称他为‘非洲皇后’。老实说，我认为这对我们俩都是一种侮辱。”

她皱了皱眉头，用食指摸了摸嘴唇。“抱歉，我也不认得什么‘菲利普’。是有个人叫菲利帕·佩利-翁斯洛，但那是个女孩，或者据说是。”

“还有，亲爱的，我是什么时候和你在一起的？上星期五晚上——对了，你刚才说是什么时候？”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我回答道。

“那么说得精确一点就是七十二小时以前。记住了，是星期五，那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去乡下。但暂时忘了这个，我不想把自己的想法塞到你头脑里。我们在哪儿呢？”他炫耀地看了看手表。“晚上七点十分。请仔细想想。”

“当然是在去马尔伯勒的路上了。”

“去做什么呢？”

“去度周末。要不然你以为呢？”

“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会在法庭上宣誓作证吗？因为我们这个年轻人——我相信他非常有才华，非常有魅力，而且用心良苦——对我们有严重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对我们所有人都非常危险。”

“我当然会的，亲爱的。别犯傻了。”

“那么我们是怎么去马尔伯勒的，亲爱的？以何种方式？”

“当然是乘车了。布瑞克里。你还想问些什么？”

“亨利开的车吗？”

“你开车。亨利请假了。”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的，你还想得起来吗？”

“哦，亲爱的。你不是很清楚吗？三点前我就把一切收拾准备好了，但你像往常一样午餐吃得比较迟，所以我们刚好碰上世界上最糟糕的交通高峰，直到九点才到大厅去，晚餐都给搅了。”

“谁跟我们一起度周末？”

“当然是古斯与塔拉夫妇了。他们像往常一样爱占便宜。早该轮到他们带咱们去威尔顿庄园了。他们总是说会带咱们去的，但事实上他们从来就没守信过。”她转过身子对着我解释道，就好像我能够理解她似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冷静下来了。但她面无表情地直视着我，那足够让我再次怒从心起。“你当时就在那里！”我想都没想就冲他大叫起来。我转身看着他妻子，说道：“我他妈的跟他握了手，你丈夫的手。麦克西也在那儿。他以为可以为基伍做些好事，但他不能。他不是阴谋家，他只是一名士兵。他们在小岛上策划发动一场傀儡战争，好让那家财团能够榨干钶钽铁矿石市场，卖空它们。他们还折磨了哈贾，用的是斯拜德为他们制作的电牛棒。我能证明这一点。”

我话已出口，就再也收不回来了。但至少我还足够聪明，知道停下来。

“怎么证明？”布瑞克里问道。

“用我的笔记本。”

“记的什么？”

我退缩了。我记起汉娜。“我一从小岛回来，就做了笔记。”我撒谎了。“我的记忆力超群。短期记忆能力。如果我笔记做得足够快，而且我脑中原来就记得一字不差，我就能把一切都写下来，逐字地。那就是我所做的。”

“在哪？”

“我一回家马上就记了。”

“你家在哪？”他的视线落到正放在他身前桌子上的那封信上：亲爱的布鲁诺。“家在巴特西。你坐下，然后将你记住的一切都写下来，一字不落。真是棒极了。”

“所有一切。”

“从什么时候开始记的？”

“从安德森先生开始。”

“一直记到哪里？”

“伯克利广场。巴特西发电厂。卢顿机场。小岛。回家。”

“在会议结束几小时之后，你回到你在巴特西安静的家中，把你在小岛上看到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对吗？”

“对。”

“我相信你很聪明，但恐怕那些笔记不是我们称为‘证词’或‘证据’的东西。我碰巧是一名律师，对这些一清二楚。你笔记本带在身上了吗？”

“没有。”

“那你很可能把它们留在家里了。”

“可能是吧。”

“可能？但是，一旦你想勒索我，或想把你那可笑的故事兜售给媒体的话，你当然找得到。”他唉声叹气地，就像一个好人得出了一个糟糕透顶的结论。“好吧，到这儿，我们说够了，对吧？对于你，我十分抱歉。你说的很有说服力，而且我也确信你相信你说的每一个词。但我得警告你，走出这间屋子之后，在重复这些指控之前你最好小心一点。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这样宽宏大量的。你要不就是一个犯罪老手，要不就是需要去看看医生。很可能你两者都是。”

“他结婚了，亲爱的。”吉蒂夫人在旁边插嘴帮忙。

“你跟你妻子说过这事吗？”

我相信我当时说了“没有”。

“问问他为什么带台磁带录音机来。”

“你为什么带那东西来？”

“我去哪里都会带上一台。其他人带电脑，而我是一名顶级口译员，所以才带录音机。”“里面没磁带。”吉蒂夫人提醒我们。

“我都是分开放的。”我说道。

有一刻我以为布瑞克里会叫我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子上。万一这样的话我就无法解释我的行为了，但我现在相信他没那个胆。从吉蒂夫人提过的那套闭路监视器下走过后，我本应高兴地往右而不是往左转，或者本应让刚好经过的车辆轧死我，而不是去向我心爱的汉娜承认我有多么愚蠢，多么愤怒，又多么羞辱，但幸运的是，我的双脚比我的大脑更清醒。我正要走进咖啡馆，但汉娜已经看见我走了过来，便到门阶接我。即使还离得很远，但她所需知道的一切已经写在我的脸上。我拿回磁带与笔记本。她两手挽住我的手臂，拉着我走下人行道，好像拉着个事故中的受伤者。

我们在超市买了卤汁面条和一个鱼肉派，可以在哈基姆夫妇的微波炉里热一下，另外还买了沙拉、水果、面包、乳酪、牛奶、六个沙丁鱼罐头、茶，以及两瓶里奥哈红葡萄酒。我挥手招呼了一辆的士，好不容易才记起哈基姆先生那家旅馆的地址，但即便如此我还是给司机报了一个街道名，那里离目的地还有二十栋房子远。我不是担心我自己，而是担心汉娜。我以一个错误的骑士式手势，居然提议她回宿舍睡觉。

“好主意，萨尔沃。我去找个年轻英俊的医生，让你独自一人去拯救基伍。”

但当我们坐下品尝我们一起在“家”煮的饭菜时，她又振奋起来了。

“你知道些内情吗？”

“恐怕不知道。”

“就是你那位布瑞克里勋爵。我想他可能来自一个相当差的部落。”她边说边摇着脑袋，大笑着。我没有选择，只能跟着她摇头晃脑地也笑了起来。

汉娜叫醒我，说我的手机正在鸣叫。我看了看伊梅尔达阿姨的手表，已经是凌晨四点五十了。为了跟布瑞克里勋爵会面，我打开了手机，回家后忘了关上，就放在凸窗里的一张玻璃面桌子上。我拿起手机时，打电话过来的人已经转而留言了。

佩内洛普：该死的公寓，萨尔沃！你放弃了公寓，我可没有。你可真厚颜无耻，你狗屁不如……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我要告你违反社会行为法规。我的碗橱。爹地的桌子——你那张该死的桌子，就是他给你的那张，锁都砸坏了。你的纸散落一地，房间到处都是——（喘气声）——你这个该死的浑蛋，卧室地板上满是我的衣服——（喘气声）——好啊！现在费格斯正赶来这里。所以你当心点。他不是锁匠，但他会确保你再也不能用我的钥匙进入这屋子。这些做完之后，他会找出你在哪里。如果我是你，我会拼命地逃跑，因为费格斯认识许多人，萨尔沃，而这些人并非都是什么好人。如果你掂量一分钟……

我们躺在床上，苦苦思索着这件事。七点二十分时我已经离开了布瑞克里的家。七点二十过半分钟左右，他打电话给菲利普或者其他什么人。七点半之前菲利普之类的人已经确定佩内洛普出去参加鸡尾酒会。他们还进一步发现——如果他们此前还不知道的话——在斯拜德的焚烧袋里有一些用以冒充我那些笔记本的空白笔记本，在他那些存档窃听磁带中也有一些空白磁带。那么还有什么比夫妻共有的房子更好的地方去找那些东西呢？

“萨尔沃？”

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们半睡不睡的，但谁也不说话。

“为什么一个被折磨得半死的人要唱一首很小孩子气的歌？我的病人疼痛难忍时也不唱这种歌。”

“也许他很高兴能够吐露心声忏悔。”虔诚的天主教徒萨尔沃这样回答道。

我睡不着，便蹑手蹑脚地带上我的晶体管收音机到浴室去，戴上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四台的新闻。伊拉克发生汽车炸弹事件。叛军杀死数十人。但只字未提警方正在通缉一位兼职英国特工的顶级口译员。

16

“找一个人得用上一整个下午？”我酸溜溜地说道，就像一个妒忌的丈夫，为了拖延她的行程。“找到他之后你要做什么呢？”

“萨尔沃，你怎么又变得这么可笑啦。巴普迪斯特可不像你刚刚找过的布瑞克里。卢旺达人都很狡滑，所以他必须隐藏行踪，即使对其支持者也不例外。现在让我走吧，求求你了。我得在四十分钟内到教堂。”

她所称的“教堂”就是贝瑟尼五旬节教会教堂，位于北伦敦的某个偏僻地方。“你去那里跟谁碰头？”

“你不是很清楚吗？就是我朋友格蕾丝，还有那些慈善女士，她们为我们支付车钱，并为我们主日学校学生找住处。现在让我出发吧，求求你啦。”

她头戴漂亮的筒状女帽，身穿蓝色长裙及原丝短外套。她不必说我就知道这套衣服的来历了。在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可能是圣诞节，也可能是她的生日，她交完房租，也给她阿姨寄去诺亚的抚养费——那是按月寄送的——然后就给自己买了一套新衣服。这套衣服她已经洗熨过上百次了，现在都快破了。

“那个年轻英俊的牧师呢？”我严肃地问道。

“他已经五十五岁了，他妻子从不让他离开她的视线。”

我跟她吻别，请她原谅我的胡搅蛮缠，然后又吻了一下。几秒钟之后她走出了旅馆。我从窗户看着她匆匆沿着人行道离开了，裙子摆来摆去。昨天整个晚上我们都在讨论爱情与战争。短短四天之内，我们的爱情就经受了如此巨大的压力。我相信，其他任何一对情侣一生中都不会经历这种事情。我请求她趁还有时间赶快走，离开我这个大麻烦，为了她自己，为了诺亚，为了她的事业，等等，但她把这当做耳边风。她说，她的命数就是继续跟我在一起。那是已经注定了的。上帝，恩德培那个算命先生，还有诺亚，都是这样说的。

“诺亚？”我重复了一遍，笑了出来。

“我告诉他，我给他找了个新父亲，他非常高兴。”

对她来说，有时候我太过英国化了，也就是太过拐弯抹角、太自我压抑了。有时候她似乎是一个迷失在自己记忆当中不可亲近的漂泊的非洲女性。在知道有人非法闯入我在诺福克大厦的公寓时，我首选的策略是立刻改变藏身之所，离开这里，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汉娜却不同意，她认为如果警方已经通缉我了，那么突然改变安排反倒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最好留下来，还要表现得大方自然，她说。我认同她的判断，我们跟其他房客一起享受了一顿悠闲惬意的早餐，而不是像逃犯一样躲在房间里。吃完早餐，她赶我上楼，坚称她需要单独跟哈基姆先生谈一谈。哈基姆先生是个自我满足、自我欣赏的人，也易受女性魅力的诱惑。“你跟他说了什么啦？”她回屋后笑了出来，我便这样问她。

“真相，萨尔沃。其他什么也没说，就跟他说了真相。只是没全部都说。”

我让她说清楚些。用英语。

“我跟他说，我们是私奔的情侣。我们的亲人很生气，正在找我们，而且他们还编了些谎言。我们需要他的保护，否则就只好另找住处了。”

“他怎么说？”

“我们可以至少再待一个月，他会用生命来保护我们。”

“他会吗？”

“每个月用你的不义之财多付他五十英镑，他就会勇猛如狮。然后他妻子走进门来，说她会免费保护我们。她还说，如果她年轻时有谁向她提供保护的话，她就不会嫁给哈基姆先生了。他们两个都觉得那很有趣。”

我们已经讨论了通讯这个微妙问题，因为我从“聊天室”了解到，通讯问题就是秘密行动者的最薄弱环节。哈基姆先生的旅馆没有安装公共电话，惟一的内线电话装在厨房里。我内行人似的向汉娜解释道，我的手机很危险。现在的技术可以通过我正在使用的手机查到我到底是在这颗行星上的哪个角落。汉娜，我见识过这种技术，我也因此受益无穷。你真应当听听我在安全训练课程上听到的东西。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便离题讲起了如何把手机信号波用做致命导弹，炸掉用户的头。

“嗯，我的手机可不会让你被炸死。”汉娜回答道，从她那个风格简单的挎包里拿出一个手机，外壳五颜六色的，犹如彩虹。

这样一来，我们就建立起秘密联系通道了。我用她的手机，而她会借用格蕾丝的手机。如果我需要打电话给在教堂里的汉娜，我可以先打给格蕾丝，她再把手机转交给汉娜。

“离开教堂之后呢？”我问她，“你出去寻找巴普迪斯特时，我怎么才能联系上你？”

汉娜一脸茫然。我知道我又一次遭遇了文化分界线。汉娜可能对“聊天室”的黑暗艺术一无所知，但萨尔沃对伦敦的刚果人社区或其领导人潜藏在哪儿不也是两眼摸黑吗？

“巴普迪斯特一周前从美国回来。他换了一个新住址，很可能也换了一个新名字。我首先得找一下路易斯。”

路易斯是巴普迪斯特在“中间路线”驻欧洲办事处的非正式副手，汉娜这样解释道。他也是莎乐美的密友，莎乐美则是露斯的朋友，而露斯又是巴普迪斯特的姐姐，住在布鲁塞尔。但路易斯现在也在东躲西藏，因此能否找到他取决于露斯是否已经去金沙萨参加完她侄子的婚礼，又回来了。如果没有，那可能得去找一下露斯的情夫比安·埃梅。但如果比安·埃梅的妻子也在城里，那就没办法了。

我只能认晦气。

今晚之前，我就得一个人待着了，可怜。得知我在诺福克大厦的公寓被非法闯入之后，我给自己制定了若干严格的反谍报规定。据此，如果想用自己的手机的话，我得离开哈基姆先生的旅馆，步行一英里来到一条两旁绿树茵茵的马路，那里有一座废弃的巴士停靠站。我长路慢走，走一段歇一会儿。那里只有一张长椅。我坐到长椅上，反复查听有什么人给我留言没有。我有一条来自巴尼的留言，他是安德森先生的助手，浮夸成性，同时也是“聊天室”里最好色的人。他从其设在阳台上的“鹰巢”可以看到下面的每一个监听间，当然也可以看到每个妙龄女性衬衫下的无限风光。他打电话给我不过是例行公事。如果他没打过来我才会觉得奇怪，但他打了。这条留言我听了两遍。

嗨，萨尔弗：你他妈的在哪儿？我打到你家里，却被佩内洛普说个没完。我们有些日常垃圾需要你来处理。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但你一收到留言就尽快给我们打个电话，好让我们知道你想什么时候顺便过来一趟。再见！

巴尼的留言似乎没有危险信息，但他却引起我最深的怀疑。他总是很放松，但今天早晨他特别放松，因而他说的每个词我都不会相信。你一收到留言就尽快给我们打个电话。如果我们谈的是日常垃圾的话，为什么要我这么快就得给他回电话？或者，正如我怀疑的那样，他接到命令，要把我诱到“聊天室”去，而菲利普及其亲信就在那里等着让我尝尝哈贾尝过的毒刑？

我又走了起来，步伐更加轻快。在经历了与布瑞克里交锋的失利之后，我急切地想赢回面子，从而重获汉娜的敬意。羞辱之下，我心中生出一线灵感之光，对此我自己都觉得意外。

汉娜自己不是建议我说，去见安德森先生比去找布瑞克里勋爵好吗？嗯，现在我就去找他！但条件由我来开，而不是由安德森先生或者巴尼来定。由我，而不是他们，来选择时间、地点以及方式。当一切就绪，也只有当一切就绪，我才会向汉娜确认我的计划。

做得到的事先做！我在一家小超市买了一份《卫报》，好让自己的形象稍微改变一下。我走到一个独立的电话亭，那是用钢化玻璃建成的，打电话的人在里面可以四下观察，而且可以投币。我把背包放在双脚间，清了清嗓子，动了动肩膀放松一下，按巴尼的要求给他回了电话。“萨尔弗！你收到我的留言了？真是太好了！你今天下午过来上一下班，然后一起喝杯酒如何？”

巴尼从未叫别人一起去喝酒，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但我不去管这茬儿。我跟他一样地放松。

“巴尼，实际上今天去有点难。有许多法律材料要翻译。很烦，但他们给的报酬狂高。如果可以的话我明天去吧。最好是晚上，差不多四点到八点之间。”

我正在请鱼上钩。要执行那个绝妙的计划，我就得这样做。巴尼在请鱼上钩，我也在请鱼上钩。不同的是，他不知道我在请鱼上钩。这次他回答得有点慢。很可能有人正站在他身旁指点他。

“他妈的，为什么不现在就过来？”他问道，语气不再温和，关键时刻，温和不是他的说话风格。“让那些家伙推迟一下。几个小时对他们来说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们预付你定金这样可以有优先权，对吧？对了，你现在在哪？”

他非常清楚我在哪。我就在他前面的屏幕上，那么他为何要这么问呢？他在争取时间多听听别人的建议吗？

“在一个电话亭里。”我抱怨着，却表现出很好的精神状态，“我的手机坏了。”

我们又等了起来。现在是巴尼动作慢了。

“嗯，你叫辆的士。过来报销。头儿想拥抱你一下。他说你周末拯救了国家，但没说怎么拯救的。”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了一下。巴尼给了我一个可趁之机。但我保持镇静。我并不冲动。安德森先生会以我为豪的。

“我最早也得到明天晚上才能去，巴尼。”我镇静地说道。“头儿可以到那时拥抱我。”

这一次他一点也没迟疑。

“你他妈疯了？明天是星期三，伙计，是平安夜！”

我的心跳得更加剧烈了，但声音中不露出一点点胜利者的声调。

“那么就星期四吧，巴尼。我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除非你跟我说那万分紧急。但你说不是。所以很抱歉，只能这样了。”

我挂掉电话。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抱歉的。明天是平安夜了。据说二十年来安德森先生从未错过一个平安夜。菲利普跟他的手下可能正在敲他家的门，跟他说至关重要的笔记本没有烧掉，磁带也丢了。但星期三晚上是平安夜，而安德森先生会去七橡树合唱团唱男中音。我走到半路。我原想用格蕾丝的手机打电话给汉娜，好让她马上知道我的天才灵感，但很快把这个念头压下了。我打到号码查询台，几秒钟之后就接到七橡树合唱团。我有一个叔叔，我巧妙地解释道，他是本地合唱团的首席男中音。明天是他的生日。她可否告诉我星期三晚上橡树合唱团何时在何地集中？

啊！她说能，又不能。她问我知道我叔叔的歌唱资格是经授权的还是未经授权的吗？

我承认我一无所知。

这让她很高兴。七橡树与其他合唱团不同，她解释道，拥有两个合唱团。再过三个星期皇家爱尔伯特音乐厅就将举办全英歌唱节。两个合唱团都将参加，都热切盼望着获个什么奖项。不知她能否解释一下两个合唱团之间的差别，我这样建议道。

她能，但我不想引用她的原话。经授权的就是指该合唱团跟一家地位很高的教堂有联系，该教堂最好属于英国圣公会，但不必非得是圣公会的。这同时也意味着里面有许多有经验的教师与指挥，但没有专业演员，因为合唱团没有足够的钱，也意味着该合唱团只使用当地人才，而不会从外面引进歌手。

那么未经授权的呢？我还是不引用她的原话，就是指没有与教堂，或者没有跟名气大的教堂有联系。它意味着新的花销，意味着借用或者暗聘外面能找到的人才，不计成本，意味着其成员没有在当地居住的资格，实际上整个合唱团就像一个职业足球队。她解释清楚了吗？她确实解释清楚了。安德森先生一生中从不做任何未经授权的事。

我回到麦克西会称为“战略界线内”的哈基姆先生的旅馆。一到那儿，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汉娜，想让她知道到现在为止我的进展。格蕾丝接了电话，告诉我一个坏消息。

“汉娜现在的情绪真的很低落，萨尔沃。那些慈善人士的问题多得让你不禁要想想他们何来慈善之名。”

汉娜接过电话时，我几乎听不出她的声音来。她讲的是英语。

“萨尔沃，要是我们稍稍不这么黑该有多好！要是我们多少有点白人血统该有多好！我不是说你，你的情况很好。但我们却糟透了。我们黑之又黑。我们没办法。”她的声音发颤，但又缓了过来。“我们有三个小孩要寄住到一位柠檬夫人家中。他们从未见过这位好心的夫人，但他们很爱她。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在她的海边公寓住上两晚，那是他们的美妙梦想。”

“那当然是啦。”

她又停顿了一下，才心平气和下来。“柠檬夫人是个基督徒，所以她不收钱。阿米莉亚是我们主日学校学生中的一个。她画了一幅画，是一轮太阳在海上照耀，而那轮太阳就是一个微笑的大柠檬。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嗯，但柠檬夫人现在感觉可不好了。”她模仿起柠檬夫人的声音来，愤怒之下，她的音量变大了。“‘那是我的心，亲爱的。我不应该生气的。只是我以前不知道这些，你瞧。我们以前以为他们只是贫穷人家的小孩。’”

格蕾丝拿回了她的手机，她的声音跟汉娜的一样严厉。“在去博格纳的半路上有一家咖啡馆，就在路下面。长途汽车可以开进去。这家咖啡馆不错，我和汉娜与他们做了一笔交易，用一百英镑买三十份炸鸡块犒劳护理义工跟司机，每人一杯软饮料，公平吧？”

“很公平，格蕾丝。听起来非常合理。”

“那个司机带队到这家咖啡馆已经差不多十五年了。学生，各种各样的小孩。只是他们是白人。当咖啡馆老板意识到我们带去的是黑人小孩时，他突然说他制定了一项新政策。‘来我们这里的很多是领养老金的老人，’他这样跟我们说，‘你瞧，他们来这里是要享受清静的。所以除了白人小孩，我们就不接待其他小孩了。’”

“你知道些什么吗，萨尔沃？”汉娜又拿过电话说了起来，这一次她又斗志昂扬了。“我该知道些什么，亲爱的？”

“或许刚果应当入侵博格纳。”

我大笑，她也笑了出来。我应该现在就把我的那个绝妙计划与冒险告诉她，让她更加焦虑，或者应当以后再告诉她？还是以后再说吧，我自言自语。她还要担心找巴普迪斯特的事呢，她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那项绝妙计划还需要我做些文书工作。

一连五个小时，除了吃点冷卤汁面条，我就再没停下过，一直都在我那台笔记本电脑上忙着。从磁带跟笔记本里选了几段对话，又一字不差地加上菲利普在卫星电话上的一段谈话，我收集起足够的材料揭发安德森先生向我保证是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的那个阴谋。我不像以前那样称之为“亲爱的安德森先生”，而以“尽管我知道你是一个光荣而道德的人”开场。我知道他阅读得很慢，又一丝不苟，因此我只用简单英语认真编辑了二十页材料，另外还提及有人非法闯入我在诺福克大厦的公寓这件事。最后我还用花体字将材料定名为“我控诉！”，学的是爱弥尔·左拉为蒙冤的德雷福斯上校辩护时的做法。德雷福斯上校是麦克尔修士热爱的一个道德模范。我把这份材料存到一张软盘里，急匆匆地下楼去找哈基姆先生，他可是个电脑迷。我把窃取的笔记本跟磁带，以及那份“我控诉！”又放回那个摇摇晃晃的衣柜后面的藏匿之处。出于安全考虑，我又小心地将软盘弄碎，扔进了哈基姆先生厨房的垃圾桶里。我打开收音机，很高兴地发现，六点新闻仍然没有通辑“斑马”疯子之类让我不安的报道。

对于同巴普迪斯特会面的行动安排，我没什么印象，也不想有。由于他拒绝透露他现在的住址，他跟汉娜绕过我达成一致，那天晚上十点三十分时汉娜将带我到舰队街的利科咖啡厅。在那里，一位无名武装人士将带我们去一个无名会合点。得知这一消息，我首先想的是磁带跟笔记本。要把它们带在身上，还是留在那个藏匿之处？我不敢想像初次见面就把它们交给巴普迪斯特，但出于对汉娜的忠诚，我明白必须带上。

她早上碰了钉子，下午又去远足，所以我本以为她会闷闷不乐。但情况并非如此，让我松了一口气。让她心情变好的直接原因是诺亚：一小时之前她打电话给诺亚，聊了很久。跟往常一样，她先跟她阿姨说话，以防有什么坏消息。但这次她阿姨说：“让他自己跟你说吧，汉娜。”然后她就让诺亚过去听电话了。

“他在班里获得了第三名，萨尔沃，真让人想不到。”她向我解释道，兴奋得脸都发红了。“我们用英语交谈，他的英语真的进步很大，我很吃惊。昨天他们校足球队踢赢了坎帕拉UIO足球队，而诺亚差点就打进一球了。”

我分享着她的快乐心情。一辆紫红色宝马车尖啸着停在街上，车里正放着说唱音乐，从打开的每一个车窗向外狂啸。司机戴着墨镜，留着跟迪德纳一样的山羊胡。他身旁的那个高大的非洲男子让我想起了弗兰科。我们跳上车，司机猛地踩下油门。宝马车毫无规律地转来绕去，一路南行，根本不理会红绿灯，或者是不是上了巴士车道。车驶过一块凹凸不平、堆满了破旧轮胎的工业废地，然后突然转向以避开坐在轮椅上的三个小孩：他们突然从一旁冲到路上，挥舞着手臂，就好像杂技演员一样。车停下了，司机大叫道：“下车！”宝马车来了个三点转向，呼啸着离开了，留下我跟汉娜站在一条臭气熏天的卵石小巷里。周围有不少维多利亚时代的烟囱，烟囱上方有一些巨大的起重机，正在橙黄色的夜空下像长颈鹿一样地盯着我们。两个非洲男子慢步向我们走来。较高的那个穿着一件丝绸大衣，身上戴了许多金饰。

“这就是那个无名的家伙吗？”他用带着刚果口音的斯瓦希里语问汉娜。

你只准讲英语，萨尔沃。汉娜这样警告过我。任何讲我们语言的人都太有趣了。作为回报，她同意，为了这次会面，我们装作是熟人而不是情侣。正是由于我的缘故，她才卷入这些事中来。我决心有可能的话就让她远离这些事情。

“包里面是什么东西？”较矮的那个男子问道，也是说斯瓦希里语。

“给巴普迪斯特的私人物品。”汉娜回答道。

高个子走到我面前，用他的细长手指摸了摸我的背包，试试它有多重，里面又放了什么东西，但他没打开背包。我们跟在他身后，他的同事殿后，四人一起走上一段石阶，进了屋。屋里也放着说唱音乐，更为嘈杂。那是一个霓虹灯闪耀的咖啡馆，里面放着一台大等离子电视，一群戴着帽子的非洲老人正在看电视屏幕上一支刚果乐队的疯狂演奏。男的喝啤酒，女的喝果汁。一些戴着风帽的男孩坐在隔开的桌子上，正在促膝交谈。我们上了楼梯，走进一间客厅，里面放着印花棉布沙发，墙壁上贴着棉绒墙纸，地板上铺着尼龙小地毯，地毯花纹就好像豹子皮。墙壁上挂着一幅照片，里面是一个穿着盛装的非洲家庭。父母二人站在中央，七个小孩从高到低依次站在他们两边。我们坐了下来。汉娜坐在沙发上，我则坐在她对面的一把椅子上。高个子守在门边，一只脚正合着楼下咖啡馆里传来的音乐节拍轻轻拍动。

“你要喝饮料或者什么吗？可乐或者什么？”

我摇了摇头。

“她呢？”

一辆车安静地停在外面的街道上。我们听见一扇昂贵的车门砰砰两声，打开，又关上，然后又听到上楼的脚步声。巴普迪斯特简直就是另一个哈贾，只是没他那种温文尔雅。他脸部凹陷，皮肤光滑，四肢修长。穿着很讲究，戴雷朋牌墨镜，脖子上挂着若干金项链，身穿鹿皮夹克，脚穿一双绣着牛仔帽的得克萨斯靴。他整个人看上去很不真实，就好像不仅仅是他的衣服，就连衣服下的那具身体也是新买的。他右腕上戴着一只劳力士金表。一看见他进来，汉娜就高兴地站了起来，大叫他的名字。他也不回答，脱掉夹克，扔到一张椅子上，然后对我们的向导咕哝了一声：“你走吧！”后者马上就下楼去了。他叉开双脚，身子前倾，伸出双手，让汉娜拥抱他。汉娜茫然失措了好一会儿，拥抱了他，然后突然大笑了起来。

“美国到底把你怎么着了，巴普迪斯特？”她问道，用的是我们已经说定的英语。“你是这么地——”她停顿下来想找个恰当的词汇，“突然这么有钱了！”

对此，巴普迪斯特还是一言不发。他一边打量着我，一边吻了吻汉娜，先是左颊，然后是右颊，最后又是左颊。我认为他这样做太过霸道了。

汉娜坐回沙发上。我坐在她对面，背包就放在我身旁。巴普迪斯特比我们两个都要放松。只见他猛地坐在一张织锦扶手椅上，双膝对着汉娜往两边摊开，就好像要用它们抱住汉娜似的。“是什么让你们感到头痛？”他把拇指伸入古奇牌腰带，这样问道。

我小心翼翼地讲了起来。我完全清楚，我的责任首先就是要让他对我即将给他带来的打击作好心理准备。我把声音放得尽可能地轻柔——事后我才发现，我讲得有点啰唆，就跟安德森先生一样。我告诉他，我不得不告诉他的事情可能会颠覆他对某个极具性格魅力、在刚果备受尊敬的政治人物的忠诚与期望。

“你在说穆旺加扎吗？”

“恐怕是的。”我悲哀地承认了。

我说我一点也不乐意给他带来坏消息，但我答应过我认识的一个无名氏，因此现在必须说。

这个无名氏是我跟汉娜两人在多次争论之后一致同意虚构的一个人物。现在我得说，再没有比跟一个戴着墨镜的家伙说话更让我不爽的了。在极个别情况下，如果墨镜有碍交流，我会要求我的客户们摘掉墨镜。但为了汉娜，我决定忍下去。

“男人？还是女人？到底是哪种人？”他问道。

“恐怕这点我不能泄露。”我回答道，庆幸趁早有个机会为下面的谈话找个面具遮挡，“简单起见，我们就称之为‘他’吧。”我补充道，以示抚慰。“在我看来，我这个朋友完全可信可敬，他参加了一项高度机密的政府工作。”

“英国的鸟政府？”他对“英国”一词嗤笑不已。若非他是汉娜的挚友，他这嗤笑及其雷朋牌墨镜与美国口音早就激怒我了。

“我朋友的工作，”我继续说，“让他了解到有一些非洲国家跟某些欧洲实体保持着联系，而且他经常能够接触他们之间传递的信号或其他形式的交流。”

“到底是什么实体？你是指政府或是什么？”

“不必非得是政府，巴普迪斯特。并非所有的实体都是国家。许多实体比国家更强大，也更加有钱，但更不可靠。”

我瞥了汉娜一眼，想从她那里获得些许鼓励，但她闭着双眼，就好像在祈祷。

“我朋友苦闷了好久，然后才偷偷地告诉我，”我继续说，决定直入主题，“最近在北海某个小岛上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我停顿了一下，好让巴普迪斯特充分理解我所说的话——“我很抱歉，但我不得不告诉你，与会的各方分别是穆旺加扎，某些东刚果民兵组织的代表，”——我观察到他的下半张脸显示出理解的迹象，但总的说来他还是面无表情——“以及一家由国际投资者组成的无名离岸财团的其他代表。在此次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联合起来，在西方雇佣兵与非洲雇佣兵的协助下，发动一次针对基伍的军事政变。”我再次停顿了一会儿，想看看他有何反应，但白费力气了。“一次秘密政变。过后他们可以矢口否认的政变。他们利用已经达成交易的当地民兵组织。包括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与班亚穆伦格族民兵。”凭直觉，我没提及哈贾与卢克。我又瞥了巴普迪斯特一眼，想看他作何反应。但我能确定的就是，他的雷朋牌墨镜正对着汉娜的胸部。

“这次行动的表面目的，”我更加大声地说下去，“是要建立一个包容、统一而又民主的基伍，无论南北。但是，其真正目的则多少有些不同。它是要榨干那家财团染指的所有东刚果矿产，包括大量钶钽铁矿石，从而秘而不宣地为其投资者赢得数以百万计的收益，却绝对不会给基伍人民带来分毫。”

头动也不动，雷朋牌墨镜晃也没晃。

“像往常一样，人民被掠夺、剥削。”我厉声说道。我感觉到现在为止，我就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话，而只是在自言自语。“这种事太老套了。不过是另一种‘投机’而已。”我最后才现出自己的王牌来。“而且金沙萨也参与到此次阴谋中来了。如果能够从中分得一块蛋糕，金沙萨会对它视而不见。而在这件事中，金沙萨要的就是‘人民的份额’。我说完了。”

楼上有个小孩尖叫起来，然后又安静了下来。汉娜淡淡地笑了一下，但这笑容既不是给那个小孩的，也不是给我的。巴普迪斯特的黑脸依旧面无表情，而他这种无动于衷的反应已经严重损害了我的叙述效果。

“所有这些狗屁烂事是何时发生的？”

“你是问我朋友何时跟我说这些的吗？”

“在那座该死的小岛上召开的会议，伙计。什么时候？”

“我说过了，最近。”

“我才不懂什么最近不最近的。怎样才叫‘最近’？什么时候才叫‘最近’？”

“上周。”我这样回答道。因为安德森先生说过，当自己感觉不确定时，就保持与事实一致。

“你那个无名伙计参加会议了吗？他跟着他们坐在那座该死的小岛上，听他们做交易吗？”

“他研究了文件。报告。我告诉过你了。”

“狗屁！他研究了文件，考虑了一下，然后就去找你？”

“是的。”

“为什么？”

“因为他还有良心。他意识到这个骗局的严重性。他关心刚果。他不赞同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到外国发动战争。这些理由足够了吗？”

很明显还不够。“他为什么找你，伙计？就因为他是白人，是自由主义者，而你是他最容易找到的能去接近黑人的家伙？”

“他关心这事，所以来找我。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一切。他是我的老朋友，但我不想说我们是如何结识的。他知道我跟刚果有联系，而且我的心一直还在刚果。”

“靠，伙计。你在对我胡扯！”

他站起身来，开始在屋里踱起方步，得克萨斯靴蹭在金色的厚绒地毯上。走了一两步之后，他在汉娜面前停了下来。

“也许我相信这个蠢货。”他歪着骷髅似的脑袋看着我，这样对汉娜说道。“也许我真的认为我相信他。也许你带他来找我是对的。他恰巧是半个卢旺达人吗？我认为他是半个卢旺达人。我认为这能解释他的立场。”

“巴普迪斯特！”汉娜低声叫道，但巴普迪斯特不理她。

“好啦，你不用回答。现在让我们看看事实怎样吧。事实就是，你的这个朋友跟你有一腿，对吧？你朋友的朋友知道这么回事，所以他来找你朋友。他向你朋友编了一个故事，而你朋友向你转述了这个故事，因为他在跟你睡觉。你被这个故事激怒了，所以你把这个跟你上床的朋友带来见我，好让他能够再把这个故事跟我说一遍。而这正是你朋友的朋友自始至终认定会发生的。我们把这称做‘假情报’。卢旺达人很擅长制造假情报。他们有人什么也不做，就专门制造假情报。请允许我解释一下假情报是如何起作用的，好吗？”

他仍然站在汉娜面前。他那双乌黑大眼先看了我一下，又转回去看汉娜。

“假情报就是这样起作用的。一个伟人，一个真正的伟人——在此我是指穆旺加扎——正给我们国家带来希望。和平，繁荣，包容，统一。但这个伟人可不是卢旺达人的朋友。他知道只要该死的卢旺达人还在我们的领土上打仗，还在钳制我们的经济，还在派出一队队杀手清除我们，他描述的美景就绝不会实现。因此他憎恨那些浑蛋。那些浑蛋也恨他。他们也恨我。你知道有多少次这些杂种想除掉我吗？嗯，现在他们又想除掉穆旺加扎。他们是怎样做的呢？就是往他组织里传播谎言。这个谎言是什么？你刚刚听过，你的床上朋友告诉我：穆旺加扎将自己出卖给白鬼子了！穆旺加扎把我们生而得之的权利抵押给金沙萨了！”

他离开了汉娜，走到我面前。他提高了音量，好盖过金黄地毯下传来的说唱音乐声。

“你知不知道在基伍一支小小的火柴就会让整个地区燃起熊熊烈火吗？你知道吧？”

我当时一定点头了：是的，我知道。

“嗯，你就是那支该死的火柴，伙计，尽管你不想成为那支火柴，尽管你用意良好。你那个无名朋友宣称他是如此地热爱刚果，说他想保护它免受白人侵略，但他其实是该死的卢旺达蟑螂。你可不要以为他是惟一一个做这种事的人。我们从至少二十种不同途径听说过同样的这个故事，所有故事都说穆旺加扎是有史以来最该死的反基督者。你碰巧会打高尔夫吗？贵族游戏高尔夫？你他妈的是个高尔夫球手吗，先生？”

我摇了摇头。

“他不会打高尔夫。”汉娜代我低声回答道。

“你说那场伟大的会议是上周召开的，对吧？”

我点头称是。

“你知道穆旺加扎上周在哪吗？每天，无论是早上还是该死的下午，毫无例外地，他都在哪？你查查他的机票。他在西班牙南部的马贝拉享受高尔夫球度假之旅，然后就要回刚果，继续他寻求和平力量的崇高运动。你知道在过去七天的每一天里，到昨天为止，我都在哪里吗？你查查我的机票。我在马贝拉，跟穆旺加扎及其忠实助手打高尔夫。因此，或许，只是或许，你该叫你的朋友把他说的他妈的那个岛屿捅到他的屁股缝里去，连同他那些肮脏的谎言一起塞进去。”

他一个劲儿地说，他的劳力士表，十八克拉的手镯还有月亮的折光都在冲我眨眼。他说的越多，那些东西就越发刺眼。

“你要去哪？我开车送你去。或者你要叫辆的士？”他用斯瓦希里语问汉娜。

“我们自己解决。”汉娜说道。

“你的床友包里带了什么东西要给我吗？诽谤文件？可乐？”

“没有。”

“你烦透他时，告诉我一声。”

我跟在汉娜身后走出咖啡馆，走到街上。一辆黑色梅塞德斯轿车跟原来那辆并排停在街上，司机正坐在方向盘前。一个穿着低领上装、系着白色皮围巾的黑人女孩从后车窗往外盯着我们，就好像我们是危险的怪物似的。

17

汉娜不是个爱哭的女人，但她现在却哭了。已经凌晨一点了，她还穿着在教会学校时穿的睡衣，坐在哈基姆夫人那张床边上，双手捂着脸，眼泪不停地从手指间流出。看见她这样，我的同情心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们做什么也救不了自己，萨尔沃。”她啜泣着对我说道。我哄了她好久，才说服她坐直身子。“我们的梦想是如此美好。和平！团结！进步！但我们是刚果人。每次我们做了个美梦，我们就会回到原点，而明天从不会到来。”

我用尽一切方法安慰她。我边跟她闲扯我这一天来做的事，边炒了几个鸡蛋，烤了几片面包，又泡了一壶茶。我决定不在她伤心的时候谈可能引起争议的话题，于是再次小心地略去不提我打过的电话，以及藏在衣柜后面的那份名为“我控诉！”的保密文件。短短十二小时后，她就将出发去博格纳。我最好等她回来时再告诉她一切，因为到那时我已经化计划为行动，一切问题都将解决了。但当我提议睡一会儿时，她心烦意乱地摇了摇头，说她得再听一下那首歌。

“哈贾的歌。就是他受折磨后唱的那首。”

“现在听？”

“就现在。”

我希望尽我所能地迁就她，于是从藏匿处取出那盒磁带。

“你带上他给你的名片没有？”

我取出那张名片递给汉娜。她仔细地观察名片正面，看着上面的动物图案露出了微笑。她翻到名片背面，皱起眉头，沉思了起来。然后她戴上耳机，打开录音机，令人费解地沉默着。我耐心地等她说话。

“你尊敬你父亲吗，萨尔沃？”磁带放了两遍后，汉娜问道。

“我当然尊敬他啦。非常尊敬。我相信你也尊敬你父亲。”

“哈贾也尊敬他父亲。他是刚果人。他尊敬他父亲，对他言听计从。你真的相信他会什么证据也没有就跑去跟他父亲说‘父亲，你的终身挚友兼政治盟友穆旺加扎是个骗子’？要知道，如果折磨他的人做得很巧的话，他身上甚至什么伤痕都不会留下。”

“汉娜，求求你了。你一整天都过得很糟糕，你已经累坏了，还是上床休息吧。”我把手放在她肩膀上，被她轻轻地移开了。

“他是在对你唱那首歌，萨尔沃。”

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么你认为他想对你说些什么呢？”

“说他活下来了，我们所有人都见鬼去吧！”

“那他为什么要把他的电子邮箱地址写给你？这字歪歪扭扭的，他写字时手肯定在颤个不停。他是在被折磨之后写这些字的，而不是在那之前。为什么呢？”

我对她开了个玩笑，但没什么效果。

“很可能他是想给他那些夜总会拉些生意吧。”

“哈贾是在叫你跟他联系，萨尔沃。他需要你的帮助。他是在说：帮帮我，把你的录音材料交给我，把他们折磨我的证据交给我。他需要那些证据。他想让你提供证据给他。”

我太懦弱，还是太狡猾了？在我看来，哈贾只是个花花公子罢了，他才不是一个穿着盔甲的骑士呢。法国人的实用主义思想，以及他所过的优裕生活早就让他腐化了。他要求在星期一晚上之前拿到三百万美元就证明了这一点。我该打破她的幻想吗？或者我该不该跟她讲，我确定没必要去做那些事。

“你说的没错。”我这样跟她说道，“他需要证据。我们这就把磁带交给他吧。这是惟一的办法了。”

“但怎么交给他呢？”她心存疑虑，问道。

我向她保证，那简单得很。你只需找一个有相关设备的人。一个录音师，或者一家音像店就行。他们会为你把磁带转成音频文件，然后你就可以把文件发到哈贾的电子邮箱。一切就都解决了。

“没有，萨尔沃，事情还没完呢。”她皱起眉头。就像此刻我转换了自己的角色一样，她也努力转换她的角色。

“为什么说还没完呢？”

“那对你来说是项重罪。哈贾是刚果人，而那些是英国机密。你打心里把自己当做一个英国人，所以你最好远离这事。”

我拿过一本日历，跪坐在她身旁，向她指出，麦克西策划的政变还有七天才会发动，因此我们不必太急，不是吗？

可能是吧，汉娜疑惑地表示赞同。但是越早通知哈贾越好。

但我们还可以再拖几天，我巧妙地反驳道。即使再拖上一星期也没什么坏处，我又补充了一句，是因为暗中想起安德森先生要创造奇迹时的沉缓节奏。

“一个星期？我们为什么必须等上一个星期？”汉娜又皱起了眉头。

“因为到那时我们或许已经不需要把那些音频文件发给哈贾了。或许他们已经害怕了。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行动起来了。或许他们会取消行动的。”

“但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已经取消行动了呢？”

对她的这个问题我毫无准备，不知该怎么回答。她一脸忧色地把头靠在我肩膀上，我们都沉默起来。那场面多少有些尴尬。

“四个星期之后，诺亚的生日就到了。”汉娜突然说。

“是啊。我们说过要一起送他一份礼物的。”

“他最想去探望他在戈马的表兄弟们。我可不希望他到时去参观一处战区。”

“不会的。只要再等几天。说不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比如什么，萨尔沃？”

“他们并非都是怪物。或许其理性会占上风。”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对此，汉娜坐了起来，看着我，就好像在看一个疑似隐瞒病症的病人。

“五天。”我恳求道。“第六天我们就把一切发给哈贾。这样他的时间还是很充裕。”

对此后的事态发展很重要的对话，我现在只记得一段。我跟汉娜彼此拥抱着躺在床上，似乎忘记了忧虑。汉娜突然说起格蕾丝那个疯狂的波兰籍男友拉齐。

“你知道他靠什么吃饭吗？他在索霍区17一家专门面向摇滚乐队的录音中心工作。他们一整个晚上都在录音，凌晨到家时完全都神智恍惚了。他们白天都在做爱。”

“因此……？”

“因此我可以去找他，让他算优惠一些。”

现在轮到我坐起身来了。

“汉娜！我不想让你也牵扯进来。如果有谁必须把这些磁带交给哈贾的话，那也只能是我。”对此汉娜一言不发，我把这看做是默许。我们很晚才醒来，又忙着整理行装。在汉娜的吩咐下，我光着脚丫子飞快地下楼，请求哈基姆先生借我们一辆微型汽车。当我回去时，我发现汉娜正站在那个摇摇晃晃的衣柜前，手里拿着我的背包。很明显，背包从藏匿处掉了出来。但谢天谢地，我那份名为“我控诉！”的宝贵文件没掉出来。

“拿来吧，我来放。”我边说边利用起我的身高优势来，把背包放回它原来放的地方。“哦，萨尔沃！”她这样说。我把这当做她表示感激的方式。

她仍然衣不蔽体。那绝对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为满足旅客的需要，由维多利亚长途汽车站开往七橡树镇的直达快运已经加开了几班客车。炸弹事件发生以来，许多以前坐火车的人现在更喜欢走明路了。我意识到自己的肤色与头上那顶帽檐下拉的羊毛绒球帽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关注，便小心翼翼地走近候车队伍。来车站的途中，我半是步行，半是乘巴士，还两次在最后一刻突然下车，以甩掉我所怀疑的跟踪者。反侦察十分累人，因此当车站保安拍着我的肩膀的时候，我竟然有点儿希望他认出我来，让这一切就此结束。但他实在挑不出我对折后放在皮夹克内口袋的那个标着“我控诉！”的褐色信封有什么问题。到了七橡树镇上，我找了一个电话亭，打到格蕾丝的手机上，听到她在阵阵大笑。显然，她们乘长途公共汽车到博格钠的路上可不是什么也没发生。

“说来你肯定不会相信，萨尔沃，阿米莉亚居然吐了。她吐得满车都是，她的新裙子新鞋子也都弄脏了。我跟汉娜就站在旁边拿着拖把，愣想不出个究竟！”

“萨尔沃？”

“我爱你，汉娜！”

“我也爱你，萨尔沃！”

我解脱了，可以继续前进了。

圣罗德里克学校位于七橡树镇旧区边缘，四周都是豪华房子，房子外面的砾石车道都拾掇得寸草全无，上面停着许多新车。圣罗德里克学校跟圣心避难所学校很像，校内有角楼、雉堞式装饰墙以及一座重大时刻才会敲响的大钟。学校还有一个砖石玻璃结构的纪念堂，是由校友跟一些感恩的家长捐建的。一个荧光箭头路牌引导访客沿着一段花砖阶梯向上走。我跟在许多女士后面，来到一间木质结构的练习室里，坐在一个老年牧师旁边。他跟菲利普一样，长着一头白发。在我们座位下面，站着七橡树合唱团六十多个（经授权的）成员，他们排成军队方阵的三角形。讲坛上站着一个男子，身穿天鹅绒大衣，系着蝶形领结，正对着信众发表关于怒气的演说。

“我们都能感觉到愤怒。我们也都能听到愤怒。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放高利贷者已经坐在上帝家里了，还有什么比那更糟糕呢？难怪我们会愤怒。又有谁不会愤怒呢？如此之多的怒气。要非常注意齿擦音s，特别是男中音。我们再来一遍。”

他们又排练了一遍。安德森先生一脸的愤怒，他挺胸收腹，张开嘴巴正要起唱，却突然看见了我。他的目光完全直对着我，你会觉得大厅里只有我一个人，排练台上好像没人似的。他没唱出声来，突然闭上了嘴巴。他周围的人都在唱着，讲坛上的那个男子正对着他们挥舞着他那双软绵绵的手，根本就没注意到安德森先生已经走出队伍，站到他身旁，满脸通红，神色尴尬。但合唱团其他成员可注意到了，歌声慢慢地停了下来。安德森先生跟那个指挥说了些什么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因为那时我已经走下楼梯，站在通往主大厅的门前。那里还站着一个穿着宽大袍子的中年妇女和一个体格健壮、正值青春期的女孩。如果你不去注意她的那头绿发跟那些眉环，你会发现她跟她父亲安德森先生简直长得一模一样。几秒钟之后安德森先生自己也挤出门来，也不理睬我，就好像我没在那儿似的。他用命令的口气对妻子说：“玛丽，麻烦你们两个自己回家吧，在家等我。吉奈特，不要那副表情。开车回去吧，玛丽。我会另外找车回去的。”

那个女孩吉奈特睁着乌亮的眼睛恳求我看看父亲对她的伤害，但最终还是被她母亲给拉走了。直到那时，安德森先生似乎才看到我。

“萨尔沃，你打断我们的合唱排练了。”

我早已想好要怎么跟他说了。我十分尊敬他，也赞赏他的高度原则性，而他也曾多次说过，我有什么烦恼的话就应当跟他说，而不应闷在心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说这些。

“是关于政变的事，先生。我上周末执行的任务。那根本不是为了国家利益。那是要洗劫刚果。”

走廊的绿色墙壁上悬挂着学生的艺术作品。前两个门锁住了。第三个门开着。那间教室的最后面并排放着两张桌子，桌子后面的黑板上还写着一些代数题，那是我学得最差的一个科目。

安德森先生静静地听我把话说完。

我已经长话短说了，因为安德森先生自己是善于言谈的人，他喜欢别人说话简单些。他双肘支在桌子上，双掌托住让人望而生畏的下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即使当我讲到个人良心与崇高使命感冲突的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道德困境，他也总是持保留意见——他的双眼还是一动不动。我那份名为“我控诉！”的文件正放在他面前。他戴上老花镜，又把手伸进夹克拿出他那根银白自动铅笔。

“这是你自己定的标题，是吧，萨尔沃？你在谴责我？”

“我不是谴责你，安德森先生。我是谴责他们。我谴责布瑞克里勋爵、菲利普、塔比齐以及那家无名财团。我谴责那些利用了穆旺加扎并在基伍煽动战争以中饱私囊的人。”

“所有材料都在这里面，是吗？记下来的。你记的。”

“这份文件只让你过目，先生。没有复本了。”

银白自动铅笔开始在文件上重重地点来点去。

“他们折磨了哈贾。”我补充道，这个阴影对我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们使用了电牛棒。斯拜德制造的。”

安德森先生很克制地纠正了我的用词，但没有中断阅读。“‘折磨’是一个感情色彩非常强的词，萨尔沃。我建议你使用时慎重一点，我是说你使用这个词的时候。”

此后，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安德森先生边看文件边皱着眉头，或者边看边在页边空白处草草地写上评论，或者对文中的某个用词不严密咂了咂嘴。有时他会往回翻上几页，把他正在看的内容跟他刚才看过的内容拿来比较，然后摇摇头。当他看到最后一页时，又翻回到第一页，再次看着标题。然后，他舔了舔食指，又仔细看了看文件的结尾，就好像要确定自己没漏过任何内容，或者谨防自己有不公之处，最后他才像个考官似的发起评论来。

“那么我能问一下你要怎么处理这份文件吗，萨尔沃？”

“我该做的已经做了。文件还是由你来处理吧，安德森先生。”

“那么你认为我该怎么处理它呢？”

“你应当把文件直接交给上头，先生。如果有必要的话，就交到唐宁街10号外交部那里。每个人都知道你是个有良心的人。你曾经告诉过我，你最重道德底线。”看见他一言不发，我继续说下去，“他们要做的就是停止行动。我们不想让人头落地，也不想指责他们。我们只想让他们停止行动。”

“我们？”他重复了一下。“你突然说什么‘我们’，‘我们’是谁？”

“就是你跟我，先生。”我这样回答，但心里则另有人选。“此前我们所有人都未曾意识到这项行动是彻彻底底地堕落了。我们是要拯救生命，安德森先生。数以百计的生命，很可能是数以千计。也有儿童。”此刻我想到的是诺亚。

安德森先生摊开双掌，平放在“我控诉！”文件上，放得那么紧，就好像他觉得我可能会从他手中把文件抢回来似的，而那是我从没想过要做的事情。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我听来，那更像是在叹气。

“你非常勤奋，萨尔沃。也非常尽责。或许我不该这样说，但你绝对比我预想的还要尽责。”

“这是我应该做的，安德森先生。”

“你的记忆力非常好，所有了解你的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谢谢你的夸奖，安德森先生。”

“这里写得很全。这也是你根据记忆写下来的吗？”

“嗯，不完全是。”

“那么你介意告诉我你还根据其他什么材料写下这份，嗯，‘控诉’的吗？”

“原始材料，安德森先生。”

“那材料有多么原始呢？”

“磁带。并非全部都有。只有关键的那些。”

“到底是什么磁带？”

“那个阴谋。‘人民的份额’。哈贾被折磨。哈贾指控金沙萨。哈贾跟他们达成了肮脏交易。菲利普打卫星电话给伦敦，泄露了机密。”

“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些磁带到底有多少盒呢，萨尔沃？请告诉我，总共多少盒？”

“嗯，并不是每盒都录满了。斯拜德严守‘聊天室’的规定。基本上是一盒磁带窃听一个地点。”

“你只需告诉我有多少盒，萨尔沃。”

“七盒。”

“我们谈到的那些你记录下来的证据呢？”

“就是我的笔记本。”

“那你有多少笔记本？”

“四本。三本记满了。一本只记了一半。用的是我的‘巴比伦楔形文字’。”我用我俩都认同的幽默补充了一句。

“那么它在哪，告诉我，萨尔沃。此时此刻，现在，东西在哪？”

我假装没听懂。“你是说那些雇佣兵？麦克西的私人武装？他们还坐着干等吧，我想。可能在给武器上油，或者做其他什么事。还得再过十天才会发动攻击，因此他们还有许多时间要打发。”

但他没被我引开话题。这点我本来就应当猜到的。“我想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萨尔沃。那些磁带、笔记本以及你非法获得的其他东西，你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我藏起来了。”

“藏在哪？”

“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萨尔沃，谢谢你，不过这可是一个相当愚蠢的回答。那么，你把那些东西藏在什么安全的地方了？”

我闭上了双唇，就那样一直闭着，既没有紧紧咬在一起以示不想回答，也没有表现出张嘴要说话。我就感觉双唇之间似有电流在动，让我感到刺痛。

“萨尔沃！”

“什么事，安德森先生。”

“你是在我的亲自推荐下被委派去参与那次任务的。你有许多问题，包括你的性格，你的背景，本来我们是不会录用你的，至少不会让你做这种工作，但我录用了你。”

“我知道，安德森先生。对此我非常感激。所以我才来找你。”

“那么东西放在哪里？”他等了一会儿，然后就好像他没问过那个问题似的继续说下去。“我保护过你，萨尔沃。”

“我知道，安德森先生。”

“从你来到我那儿的那天起，我就是你的坚强后盾与保护人。‘聊天室’内外都有人不赞同录用你为兼职工作人员，尽管你确实非常有才能。”

“我知道。”

“有人认为你容易感情用事。审查人员一开始就这么说。我得告诉你，人家说，你太过豪爽了，支配心不够强，说这是为你好。你以前就读的学校认为你可能会变得叛逆。还有你的个人偏好问题，这点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看来他们说的都没错。”

“无论雨淋日晒，我都支持你，我是你的捍卫者。我始终坚持：‘小萨尔沃是最棒的。’我这样告诉他们：‘如果他保持冷静的话，在这领域就再没比他更厉害的外语通了。而他会保持冷静的，因为我会站在他身边确保他足够冷静。’”

“我知道那些，安德森先生。我很感激。”

“你想有一天要个小孩做父亲，是吧？你这样告诉过我。”

“是的。”

“小孩子绝非总是让你快乐。但不管他们怎么让你失望难过，你都会爱他们，都会支持他们，而我现在就是这样对你的。”

我害怕自己一开口说出本不想说的话，就用食指跟中指在下唇上拨弄了好一会儿。

“安德森先生，你必须让他们停止行动。”最后我这样说道。

听到这话，他双手握住他那支银白自动铅笔，静静地摆弄了好一会儿，然后放回内袋里。但他的手仍然插在翻领里，就像麦克西的榜样拿破仑那样。

“这是你的最后决定，是吗？关于此事你就只想跟我说这些吗？没有‘谢谢’，没有道歉，没有磁带或笔记本，就一句‘让他们停止行动’？”

“我会给你那些磁带与笔记本的。但那只能是在你让他们停止行动之后。”

“如果我不打算让他们那样做呢？如果我既不想也没有权力让他们停止行动呢？”

“那我会把它们交给其他人。”

“哦？那你会交给谁？”

我几乎脱口说出“哈贾”来，但我还是警觉地住了口。

“议员或其他什么人。”我回答道。他沉默了，一脸轻蔑，什么也没说。

“说白了，萨尔沃，”他又开口了，“你所称的‘停止行动’到底能带来什么呢？”

“和平，安德森先生。上帝赐给我们的和平。”

我满怀希望地提到上帝，这明显触到了他的要害，因为他亲切的面孔上立刻充满了虔诚的神色。

“那你就没想过，上帝可能认为，即使在我们讲话时，世界资源都在不停地减少，因此由文明的基督徒来开发要比由这星球上最蒙昧的异教徒来处理更好？”

“我只是不确定谁是异教徒，安德森先生。”

“哦，我是，行了吧？”他反口说道，站了起来。此时他已经伸出手来，手里还拿着手机。他为了参加合唱排练一定关机了，因为他正用大拇指按在手机顶端的电源键上，等着开机。他的庞大身躯正往我左边移去，我猜他是想站到我与门之间，好堵住我的去路，因此我也跟着往左移，同时还伸手想拿回那份“我控诉！”文件。

“我要打个非常重要的电话，萨尔沃。”

“我知道，安德森先生。我不想让你打这个电话。”

“电话一打，就肯定会有你我都控制不了的局面。我想请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此时此地我不该打这个电话。”

“有数以百万个理由，安德森先生。遍及基伍都是理由。那场政变是罪行。”

“萨尔沃，在我看来，刚果是一个无赖国家，对种族大屠杀、人吃人现象，还有其他甚至更糟的事情都放任不管，国民都无法安定下来过上有序的生活。我想过了，这样一个国家不能”——他又往前走了一步——“受到国际法的保护，”——我的逃生路线现在已经完全被堵住了——“就好像我们自己国家里的无赖分子，比如你自己，萨尔沃，也无权以你所归化的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代价来放纵自己的天真无知。请站在原地，你没必要走得再近了，你在那里就能听见我说的话。你那些非法获取的材料放在哪里？请冷静地详述细节。现在起二十秒后我就会打电话，同时，或者在那之前，我就会对你当场实行逮捕。我将按法律的要求，把手放在你肩膀上，对你说：‘布鲁诺·萨尔瓦多，我在此以法律的名义逮捕你。’萨尔沃，我提醒你，我身体有病。我已经五十八岁了，患有晚期糖尿病。”

我从他手中夺过手机，他没有挣扎反抗。我们面对面站着。我比他高六英寸，这让我有点吃惊，但似乎让他更加吃惊。七橡树合唱团正努力地在其首席男中音不在的情况下唱得更加愤怒，他们的歌声穿门而入。

“萨尔沃，我给你一个公平的选择。此时此地，如果你还尊重我，对我说，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跟我一起去你藏那些材料的地方，拿回材料，那么你今晚就能作为我的客人留在七橡树镇，到我家跟我家人美餐一顿。只是家宴，没什么好东西。我大女儿的卧室空着，她现在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作为对那些取回的材料的回报，我会去跟一些人谈谈，向他们保证——小心，萨尔沃，现在可不准——”

他举起那只本要逮捕我的手想把我挡开。我伸手抓向门拉手，慢慢地，以免惊到他。我取下他手机的电池，把手机扔回他口袋。然后把他关在门内，因为我认为不应当让任何人看见我最后一位导师的失态。

接下去的几个小时里，我去了什么地方，又做了什么事情，现在差不多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只知道我沿着校园车行道走着走着，越走越快，出了校门，来到了一个巴士停靠站。看见没有巴士马上驶来让我搭乘，就过了马路，招停了对面一辆正在行驶的巴士。这当然无法不引人注意了。然后我由原路返回，在乡村道上曲线前进，想摆脱记忆中的安德森先生，我想像他正在跟踪我，当然，他也可能真的在跟踪。我在布罗姆利乘坐一趟到维多利亚站的晚班火车，然后打车到马布尔拱门，又转乘另一辆的士回到哈基姆的旅馆。当然，这一路上我花的都是麦克西慷慨给我的酬劳。在布罗姆利南火车站时，要等二十分钟火车才会发车，于是我找了一个电话亭打电话给格蕾丝。

“你想听一件古怪至极的事吗，萨尔沃？”

出于礼貌，我说想。

“事情是这样的，我从驴身上掉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所有的孩子都看见了，他们尖叫了起来。阿米莉亚骑在驴上，而我却掉了下来。萨尔沃，你知道吗，那只驴带着阿米莉亚沿着海滩来到那家冰淇淋店。阿米莉亚用她的零花钱给那只驴买了一只九十九便士的蛋卷冰淇淋和一份巧克力冰沙。那只驴吃光了蛋卷冰淇淋和巧克力冰沙，又把阿米莉亚一路带了回来。我可没骗你，萨尔沃！我屁股上还有伤痕，但你看不到。你不会相信的，两边都有伤，拉齐会笑疯了的。”

我马上记起拉齐是她的男友，以录音为业，还说过可以给汉娜优惠。

“你还知道什么吗，萨尔沃？”

我是什么时候才意识到她在吊我胃口的？

“那里在上演《潘趣与朱迪》滑稽木偶剧，对吧？”

没错，我表示同意。

“孩子们都渴望去看戏。我有生以来从未看过这么多的快乐小孩被吓成那样。”

很好啊，小孩都喜欢被吓一吓，我这样说道。

“就是在路下方的一家咖啡馆里。萨尔沃，你还记得吗，其他地方都因为我们是黑脸洋娃娃而不接待我们，我们只好去那里了。孩子们都好极了。我们什么也不要担心。”

她在哪，格蕾丝？

“你是说汉娜？”——她说得就好像自己现在才记起汉娜似的——“哦，汉娜啊，她带那些大孩子到上面的影院看电影去了，萨尔沃。她说，如果萨尔沃打电话来的话，就说她会很快就给你回电话。或许明天早上吧，因为时间安排上有点问题。你瞧，我和汉娜，跟不同的人家住在一起。我得用自己的手机跟拉齐通话。”

我听明白了。

“因为如果拉齐找不到我，他会发疯的。嗯，虽然汉娜住的那户人家有部家庭电话，但那很复杂，所以最好不要打到那里去找她。她一有空就会尽快打电话给你的。你有什么特别的事要说吗，萨尔沃？”

告诉她我爱她。

“这个信息已经传递给她了。还是说你要告诉我什么大事？”

我挂掉手机，突然想到我本应问问她，汉娜跟那些大孩子在看什么电影。

我从未意识到我们的小卧室这么快就变成了家，在短短几天内就取代了我住了这么多年的诺福克大厦。我走进卧室，嗅了嗅，就好像汉娜还在里面——是她的身体，她本人，而不是她用的香水。我内疚地看着她留下的一切：她的非洲梳子；她的手镯——她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突然决定不戴手镯，而是戴上一个象毛圆环；茶杯里的茶水我们还没喝光；诺亚的照片，他站在薄而易坏的床头柜上——她说她不在时那照片可以陪我；她的彩虹外壳手机——她把手机留给我用，因为她会用短信向我表达爱意，还有通知我她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回来。我为何不把手机带在身上呢？因为我希望万一我被当场被捕时，没什么东西能够牵连她。什么时候我可以让她把东西要回？按计划，一点钟午餐时父母们要到教堂接孩子。但她事先跟我说过，要是有一个像阿米莉亚那样的淘气孩子藏了起来，或者发生了炸弹事件，或者哪里塞车了，那她可能得到晚上才回得来。

我打开收音机，收听十点新闻，然后又浏览了网上的通辑名单，设想着会看到我的脸部特写，照片下面则以符合官方立场的方式标明我的种族。汉娜手机的鸟鸣铃声响起时我正退出操作系统。她说，格蕾丝已经转达了我的留言。现在她在一个电话亭里，手头上几乎没什么零花钱了。我立刻打了过去。

“你刚刚从谁那里跑过来呢？”我问道，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

她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认为她刚才在跑？

“你的声音听起来就是那样。”我说，“气喘吁吁的。”

我已经恨起这个电话了。我多么希望我们立刻就挂上电话，然后等到思维清晰时再重新开始啊！我怎么能告诉她，安德森先生跟布瑞克里勋爵一样，也让我大失所望了，而且他比布瑞克里还更道貌岸然？我怎么能对她说，正如她所预见的那样，安德森先生就是另一个布瑞克里？

“孩子们怎样了？”我问道。

“很好。”

“格蕾丝说他们玩得很愉快。”

“她说的没错。他们都很开心。”

“你呢？”

“我很幸福啊，因为我的生命中有了你，萨尔沃。”

她为什么说得这么严肃？说得这么像临终告别？

“我也很幸福。因为我的生命中有了你。你就是我的一切。汉娜，发生什么事了？电话亭里还有谁跟你在一起吗？你听起来很不……很不真实。”

“哦，萨尔沃！”

突然，她就好像收到什么信号似的，开始说她是多么地爱我，还发誓她以前从不知道世界上还会有这种幸福存在，而且只要她还活着，她就绝不会做出什么事来伤害我，无论那事多么地微不足道，或者是出于多么良好的动机。

“你当然不会啊！”我大叫道，挣扎着想从困惑中摆脱出来。“你绝不可能伤害我，我也绝不会伤害你。我们会永远保护着彼此，同甘共苦。一言为定好吗？”

她仍然只说了这么一句：“噢，萨尔沃！”

汉娜挂掉了电话。好久好久，我就那样站着，盯着手里拿着的彩虹外壳手机。我们刚果人喜欢鲜艳的色彩。如果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色彩喜好，上帝为什么还给了我们黄金钻石与水果鲜花？我绕着房间走来走去。我仿佛化身为被人折磨后的哈贾，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猜想着我还有什么值得拯救。我坐到床边，双手捧头。一个好男人懂得何时要牺牲自己。麦克尔修士过去常这样告诉我。坏人即使幸存下来，他也失去了灵魂。也许，还有时间。我还有最后一招。趁汉娜在博格纳还安全，我现在必须出击。

18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知道自己已经作了一个无法更改的决定，心里却依然平静。我把羊毛绒球帽拉得低低的，出于安全考虑走到离旅馆一英里的地方。我大步走着，背包不停地在臀部磕碰。那里有一条僻静的小巷，两边轿车成排。巷子里立着一个红色的电话亭，令我欣喜不已。我拨了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号码，接电话的是梅根，他对谁都很友好。

“哈啰，亲爱的萨尔沃，今天还好吧？”

如果你感冒了，梅根会告诉你，到处都这样，亲爱的。如果你去度假了，梅根会祝你假期过得愉快。

“他们说她的晚会真是太有趣了。她在哪儿买的那身衣服？你伤害她了，可惹大麻烦啦！恐怕他们现在正忙着开会。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你要等一下？还是留个口讯？你今天觉得用哪种方式较好？”

“梅根，事实上我不找佩内洛普。我是要找费格斯。”

“噢，是这样？那好吧，我帮你接过去。”

我等着他帮我接通电话，脑海里想像着“大喇叭”索恩跟他那个臭名远扬的忠实助手讨论着要采取什么策略来处理又一个愤怒的丈夫打进来的电话。费格斯会称自己正跟老板单独在一起商量大事？在召开长途电话会议？或者他会勇敢无畏地出来战斗？

“萨尔沃，老伙计！耶稣基督，你在哪？你最近又糟蹋哪家好生生的公寓了？”

“我有个故事要跟你说，费格斯。”

“你？天啊！嗯，我不确定我想听你的故事，萨尔沃。即使那对某个年轻小姐不利我也不想听。成年人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中的一些人必须面对现实，继续生活下去。”

“跟佩内洛普无关。”

“我很高兴听到这话。”

“是一个新闻故事。热点新闻。”

“萨尔沃？”

“怎么了？”

“你是要耍我吗？”

“那事跟杰克·布瑞克里有关。这是你让他声名扫地的好机会。他，克里斯平·梅洛斯，以及……”我列出我在伯克利广场看见的那些大人物的名字，但如我所料，索恩只关注杰克·布瑞克里，因为布瑞克里让他的报社大大地破财了一番，而他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差点因此断送。“到底要怎样让那个浑蛋声名扫地？当然，这可不是说我相信你，但这是让我相信你的前提条件。”

“我不想在电话上告诉你。”

“萨尔沃！”

“怎么了？”

“你要钱是吗？”

“不是。我会免费告诉你。”

我一定是对这家伙判断失误了。如果我说除非给我十万英镑否则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他可能还会感觉舒服些。

“你不觉得你玩这种把戏太过愚蠢吗？你想把我们拖回到诽谤法庭上，再让我们花上一百万英镑？相信我，萨尔沃，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

“你有一次带我们去过某家俱乐部。在斯特兰德路。一个地下室。那时你跟佩内洛普——”

“那里如何？”

“地址在哪？”

他告诉了我地址。

“如果你一小时后在那儿跟我碰面的话，你就能掐到布瑞克里的死穴。”我说了句他听得懂的话，向他保证。

“城堡”俱乐部离萨伏伊饭店仅有一箭之遥。在它生意兴隆的时候去那里绝对不会有益于身体健康，但上午是它生意清淡之时，所以情况还好。“城堡”俱乐部的入口如地牢一般，门边站着一个亚洲人，他正有气无力地使用一个“布尔战争”牌真空吸尘器打扫卫生。俱乐部里到处都是柱子和放着刺绣坐垫的桌椅，费格斯·索恩正坐在角落里。六个月前，我、佩内洛普与索恩三人一起来此吃晚餐，气氛很轻松。但当索恩对我说佩内洛普对他们报社来说是多大一笔财富时，我却注意到佩内洛普踢掉了鞋，伸出腿，用穿着袜子的脚趾跟索恩调情。但今天早晨他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他正手拿他自己报社的早报在看，前面放着一杯番茄汁。他属下的两个王牌记者坐在离他两个桌子远的地方。其中一个是业绩突出的杰利科，昵称“杰利”，上次在佩内洛普的晚会上他还掐了我屁股一下。另一个是上了年纪的悍妇，名叫“索菲”，以前她竟敢与佩内洛普为敌，结果为此付出了代价。索恩没请我坐下，我自己就坐到他身边的座位上，把背包塞到我双脚之间。他转过满是皱纹的脸看着我，皱了皱眉头，又低头看报。我从夹克口袋里掏出那份“我控诉！”文件，放到桌上。他斜瞥了一眼，将文件抓了过去，人又消失在报纸后面了。他开始看文件，我则观察他的脸部表情，看到他脸上的精明神色慢慢消逝，取而代之的则是不加掩饰的贪欲。

“这完完全全是狗屎一堆，萨尔沃。”——他边说边急切地又翻了一页——“你知道这点，不是吗？这是公然捏造事实。谁写的？”

“我。”

“所有这些人在……是在哪里？”

“伯克利广场。”

“你看见他们了？”

“对。”

“你自己？亲眼看见的？现在说话注意点。”

“没错。”

“在那之前你喝酒了吗？”

“没有。”

“吸毒？”

“我从不吸毒。”

“杰利。索菲。请过来一下。跟我谈话的这个人说他能帮我们掐到绿林怪杰的死穴，他讲的我一句都不信。”

我们四个人坐在一起，交头接耳。无论此前我对我们英国的伟大报界持什么保留看法，但看到索恩给下属分配任务时，这些看法暂时都从我脑海里消失了。

“贾斯帕·阿尔宾？那个阿尔宾？就是这个杂种，对我们的上诉法官胡说八道。绿林怪杰还有胆再扯这事儿？那是偷天奇想！杰利，我要你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乘飞机去贝桑松，让阿尔宾跟我们合作。如果他要钱，给！”

杰利在他的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显得过分殷勤。

“索菲，向那些保安公司放电，用你的身体。弄清楚，谁是麦克西？麦克西上校？他叫什么？如果他是一个雇佣兵，那他肯定是特种部队退役军官。他是怎么退役的？他搞了哪些女人？他念过什么学校？他打过什么狗屁仗？还有，给我找到伯克利广场的那所房子。弄清楚那房子属于谁，谁支付暖气费跟电费，那晚谁租了它，向谁租的，花了多少钱？”

索菲将他的话记了下来，伸舌头扮鬼脸。她的笔记本跟放在我脚边的那些一模一样。

“给我找出那座小岛。”——索恩对他们两人同时说道——“打听一下，上周五谁乘直升飞机从巴特西去了卢顿机场？查一下从卢顿机场起飞的非商务航班。去查一下北海有哪些岛屿出租。找一个建了座观景台的小岛。还有，去查一下那个佛特能牌食品篮：谁订的，谁付的钱，又是谁送去的。给我拿到那张发票。给入侵刚果者的熏鲑鱼——我喜欢这个标题。”“我也喜欢。”索菲轻声附和道。

“像诗一样优美。”杰利也说道。

“要避开那些大人物。如果杰基小子18听到风声，他会在我们没能报道之前就申请到禁制令。那家伙伪善至极，恬不知耻！前一分钟祈求国际社会免除穷国的债务，下一分钟就从苦难的刚果人手中榨干每一便士。肆无忌惮之极！”

尽管在我听来索恩的激情表白犹如音乐那般美妙，但我感觉自己有责任提醒他，我跟他说这件事另有一个更大的目的。

“我们要追打的不只是杰克，费格斯。”

“别担心，伙计。我们会让他的狐朋狗友跟他一起跌个大跟头的。如果他们怪罪他，那就更好了。”

“我是说，有一场战争要我们去阻止。我们必须阻止那场政变。”

索恩睁大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这双眼睛放在他脸上总是显得太小了——上下打量着我，神色轻蔑而又有点难以置信。“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去阻止那场政变却不准报道此事？人咬不到狗，成不了新闻。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说，你所说的这些调查取证，包括去查那架直升飞机，那个食品篮，那座小岛，等等，要花上太长的时间，而我们只有九天多一点的时间了。”我胆子更大了，“你或者马上报道此事，或者干脆就不用报道了，费格斯，这就是我要和你做的交易。政变发生之后再报道就太迟了。东刚果那时早就一团糟了。”

“这不可能。”他把“我控诉！”文件推过桌子，放在我面前。“我们需要铁证。调查报道的每一步都必须合法。你现在给我的只是该死的梗概。我要的是布瑞克里光屁股拿钱的铁证。少一样他就会要我他妈的跪在他面前为我的无礼求饶。”

我一直在期待而又有些恐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如果我就带着证据呢？铁证？就在此时此地？”

他双拳放在桌子上，身子前倾。我也前倾。杰利跟索菲也是如此。我以慎重的语气说道：“如果我手头上有录音——数字磁带，声音又响又清晰——证明布瑞克里批准向一个刚果代表行贿三百万美元——通过卫星电话——代表那家无名财团——那你会把这叫做足够的证据吗？”

“他在跟谁通话？”

“菲利普。独立顾问。那家财团中谁有权批准支付那三百万美元行贿款，菲利普就得向他报告。而有权那样做的这个人就是杰克·布瑞克里。你可以听到全部录音，从那个代表索贿，到布瑞克里批准行贿。”

“靠，伙计！”

“这是事实。”

“我需要看一下磁带。我需要听一下磁带。我需要让一群该死的主教证明这些磁带是可信的。”

“你会的。你可以那样做。我们现在就可以回你的办公室，去放一下磁带。你可以采访我，而我会用自己的语言告诉你整个故事。你可以拍张我的照片，把它刊登在你们报纸首页上，就放在布瑞克里的照片旁。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闭上双眼，然后又睁开了。这真的就是我说的话吗？“你能当着这两个证人的面，发誓会在星期天报道此事吗？行还是不行？”

直到现在我都是个行动派，多做少说。我默默地从双脚之间拉出背包，但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放在我膝盖上。那些笔记本放在大格里，七盒磁带放在小格里。我把背包紧抱在怀中，拉开小格的拉链，等着索恩的回答。

“你的条件我接受了。”他咕哝着。

“那么你同意了？”

“妈的，我同意了。我们会在星期天报道此事。”

我转向杰利跟索菲，直视着他们。“你们都听见了，他同意在星期天报道此事，对吧？”

“对。”

“没错。”

我把手放进背包格子里，找了起来。我一盒接一盒地在那些磁带中找来找去，想找出录下哈贾被讯问过程的第五盒磁带，以及录下布瑞克里同意付三百万美元的第六盒磁带。看着自己的指尖在背包格子里来回拨弄，我开始承认：首先，背包里面只有五盒磁带，而不是七盒；其次，第五、第六两盒磁带不见了。对此结论我不是特别意外。我又打开背包大格，在那些笔记本里摸索起来。我还装模作样地摸了摸背包后面的小格，那实际上根本称不上是个小格，倒更像是一个装车票的钱包或是一块巧克力。那两盒磁带也没在里面，磁带怎么可能在里面呢？东西在博格纳呢。

此刻我的大脑里快速回想最近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无暇他顾三个听众的反应。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反应各异，索恩是一脸怀疑，而杰利则是关心得有点过头。我编了些愚蠢至极的借口，比如我一定是把磁带放在家里啦，等等。我记下索菲的手机号码，以便在找到磁带后跟他们联系。索恩严厉地看着我，含沙射影地说我想耍他，但我置之不理。我跟他们说了“再见”、“回头见”，但我想他们没人会相信我，而我当然也不会跟他们回头见了。我招停了一辆的士，也不耐烦给司机一个假地址，直接就让他开到哈基姆先生的旅馆。

我在怪汉娜吗？不，恰恰相反。我感觉自己对她的爱如波涛汹涌一般，越发强烈了，因而我还没回到我们的卧室，就对她在我陷入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赞叹不已。我站在大开着的衣柜前，发现哈贾给我的那张背面草草地写着电子邮箱的名片也不见了。但我只觉得非常骄傲，一点也不生气。汉娜从一开始就知道布瑞克里不是什么好人。她不需要上什么安全一日课程就知道她要跟我心中残余的被误导的忠诚斗争，而这种忠诚已经像病毒一样感染了我的心灵系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查杀掉。她不想让诺亚在战区里过生日。我执意走自己的路，而她也坚持走她自己的路。我们一开始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但现在都转向了，方向各异，她朝她的同胞走去，而我朝我的同胞走去。她没做什么需要我谅解的事情。壁炉架上放着一张主日学校学生的活动安排表：中午十二点在基督教青年协会旅馆吃野餐，举行歌咏会……下午两点半去欣赏博格纳舞蹈戏剧俱乐部的日场演出《柳林风声》……下午五点半家宴。五个小时。再过五个小时我就能向她表达我完完全全、始终如一的爱。

我打开收音机，收听正午新闻。国会正在起草法律起诉伊斯兰狂热分子。特别法庭秘密听审恐怖分子。美国特别行动部队在巴基斯坦俘获一架轰炸机，疑是埃及战机。警方继续搜捕一名三十岁的非洲-加勒比裔男子——等等！——该男子被疑与两名未成年少女被杀一案有关。

我放好洗澡水，躺进浴缸。我全神贯注，试图回想起哈贾唱的教会学校小曲。为什么一个被折磨得半死的人要唱歌？汉娜这样问过我。她的病人不会想唱歌，那为什么哈贾却唱了呢？为什么一个成年人在被痛打一顿之后却唱起一支赞美小姑娘美德的安魂曲？

我爬出浴缸，穿上浴袍，拿上我的晶体收音机，斜站在窗前。透过网眼窗帘，我凝视着一辆停在哈基姆先生旅馆前门附近的绿色货车，那车上面什么标志也没有。印度南部暴雨不断，山体滑坡，许多人处在对死亡的恐惧中。现在报道板球新闻。

五点了。我离开旅馆，走了一英里，但与安全一日课程教官们的建议相反，我使用了同一个电话亭。我投了一个一英镑的硬币，又拿了一个备用。我打了格蕾丝的手机，但没人接听，电话里只传来她的留言提示。如果我是拉齐，我应当等到晚上十点格蕾丝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时再打电话给她。电话里会传来格蕾丝的大笑声。但我是萨尔沃，她应当会乐意接听我的电话，让我给汉娜留一条爱语留言。我要试试让她邀我：

“汉娜，亲爱的，我爱你。”但出于安全考虑，我没有加上下面这么一句，放在以前我可能就会说了的：我知道你做的事，你做得很对。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辅路上，慢慢走回哈基姆先生的旅馆。炸弹事件发生之后街上突然增多的自行车不停“嘀！嘀！”地从我身边经过，就好像鬼骑兵一样。那辆什么标志也没有的绿色货车还停在没有停车标志的旅馆门前。我又打开收音机，收听六点新闻。世界依旧跟两点时一样。

我决定吃点东西让自己转移一下注意力。我在那个小冰箱里找到半个两天前买的比萨饼，蒜肠，黑面包，小黄瓜，以及一块玛麦特三明治。汉娜刚从乌干达来到伦敦时，她跟一个德国护士合住一间宿舍，因此以为所有英国人都吃德国蒜肠与泡菜，也都喝薄荷茶。现在她就在哈基姆先生的冰箱里放了一个银色的袋子，里面就是这些东西。跟所有护士一样，汉娜把什么东西都放到冰箱里，而不去管这些东西易腐与否。如果你吃不完，就冷冻起来，这就是她的处世原则。我先煎了一下黄油，然后往黑面包以及玛麦特三明治上抹了一些。我吃得很慢，细嚼慢咽。

七点新闻跟六点的一样。这世界真的可能一连五个小时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吗？我也不考虑安全问题了，上网浏览起当天发生的琐事来。巴格达发生自杀爆炸事件，四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或恰恰相反？新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已经列出五十条意见反对联合国改革方案。法国总统住院——或者出院了——其病情的报道受《法国政府保密法》约束——但听起来就好像他只是视力下降罢了。据来自刚果首都金沙萨未经证实的消息，该国东部敌对的民兵组织之间发生冲突。

汉娜的彩虹外壳手机响了。我飞快地穿过房间，抓起手机，又回到电脑前。

“萨尔沃？”

“汉娜。太好了。嗨。”

来自金沙萨刚果中央政府的消息称，刚果谴责“卢旺达帝国主义分子”。卢旺达否认与此有所牵连。

“你还好吗，萨尔沃？我真的很爱你。”她讲的是法语，那是我们都很喜欢的语言。

“好。很好。我只是想让你赶快回来。你呢？”

“我是这么地爱你，这是不是太笨了，萨尔沃·格蕾丝说她从未看见过像我这样正常的人却害起了相思病。”

据报道，卢旺达边境地区非常平静，交通毫无异常。

我现在正三线作战，这种作法麦克西肯定是不会批准的。我边听，边讲，边思考是否要在还不知道是我们的战争还是别人的战争时就告诉她我在网上看见了什么消息。

“你知道吗，萨尔沃？”

“知道什么，亲爱的？”

“自从认识你以来，我减了三磅。”

我得消化一下这个事实，想出她为什么这么说。“那你就怪这些突然发生的事，”我喊起来，“都是我害的！”

“萨尔沃？”

“怎么了，亲爱的？”

“我做了件坏事，萨尔沃。我得告诉你了。”

有谣言称英国指挥的雇佣兵正在刚果活动，但英国驻金沙萨大使馆官员称那“毫无根据，荒唐可笑”。

肯定是他们！一定是！政变还有九天才会发动！或者我走出布瑞克里的房子他就打响了发令枪？“听我说，你没做什么坏事。一切都好好的，真的！无论你做了什么，都没关系！我都知道了。你回来时告诉我一声。”

手机里传来小孩尖叫的背景声。

“我得回去了，萨尔沃。”

“我明白！去吧！我爱你！”

我们之间的爱语讲完了。电话打完了。

四名瑞士导航技术专家在激烈交锋中被俘，他们已经向联合国驻布卡武维和部队指挥官寻求保护。

我坐在柳条椅上，把晶体管收音机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我一边观察哈基姆夫人的墙纸，一边听驻中非记者格雷文的最新报道：

金沙萨刚果中央政府称，一次由卢旺达人支持的政变已经被消灭在萌芽阶段。此次安全行动情报支持充分，执行得力。

金沙萨怀疑法国跟比利时也是同谋，但并未排除有其他未指明的西方大国参与其中的可能性。

一个来访的足球俱乐部在布卡武机场被发现藏有小型武器以及重型机关枪，其二十二名球员已被拘留讯问。

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报道，而球员国籍也尚未确定。

有记者向瑞士驻金沙萨大使馆追问那四名瑞士导航技术专家的事，但大使馆拒绝在此阶段作任何评论。对这四人的旅行证件的调查已经转到伯尔尼。

谢谢你，格雷文。新闻简报结束了。我心中残存的疑虑也消逝了。

哈基姆夫人的客厅很豪华，里面放着几张深凹的安乐椅。客厅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一处湖边天堂，几个仙女在岸边跳舞。客厅里还放着一台大电视，几乎有卡迪拉克车一样大。一个小时之后那些烟瘾很重的亚洲海员就会来此看宝莱坞影碟了，那时这里就会变得乌烟瘴气。但现在这里还是一个静寂甜蜜的客厅，而我正在看十点新闻。画面里有几个戴着脚镣的男子，尽管他们连体型都变了，但我还是认出来了。本尼变矮了。安东变胖了。斯拜德“长”高了九英寸，因为还戴着上次分发盘子时即兴制作的厨师帽。但这次表演的明星既不是联合国维和部队那个戴着绿色钢盔的巴基斯坦指挥官，也不是手执轻便手杖的刚果政府军上校，而是我们的队长麦克西。他下身穿浅黄褐色休闲裤，没扎皮带；上身穿衬衫，已经被汗湿透了，还少了一只袖子。

上次他塞给我一个白色信封，里面装着我的七千美元报酬，那还是他勇敢地从那家无名财团手上多撬了两千美元出来的。那时他还穿着一身到哪都能穿的黄褐色夏服，而现在这身夏服就只剩下这条休闲裤了。他已经脱掉了伯吉戴的那种大框眼镜，脸上也因此缺少了他一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魅力。但另一方面，他脸上有一种勇敢坚毅的神色，似乎在说，无论对方会折磨他多少天，他都不会认输。他那双刀枪不入的手给戴上了手铐放在身前，像狗爪似的交叉在一起。他一只脚穿鞋，另一只则赤着脚，就好像专门要跟他的那只光膀子匹配似的。但让他走得很慢的可不是这只赤脚，而是另一副脚镣。那是专为他这样身高的人准备的较短的脚镣，看起来非常紧。他正盯着我，而从其口型来判断，他正叫我“去死”。后来我才弄明白，他一定是对正在给他拍摄的那个人说的，而不是针对我。

麦克西脚后跟还没站稳，安东跟本尼就上来了。他们三人用铁链给绑在一起了。安东左脸上有些青肿，我怀疑他因为莽撞而挨了打。本尼的块头看上去要比实际上小，因为他身上的铁链让他不得不弯下身子艰难地曳行。他的灰白马尾辫只剩下一点发楂了，大概是被谁的大砍刀一刀就给削没了，他这样子让人觉得他随时就可能被送上断头台。本尼之后上来的是即兴制造电牛棒的斯拜德，也是我的窃听同行，他身上也绑着铁链，但还是站得很直。他被允许保留那顶帽子，这让他看上去骄横了些。他耍过杂技，因此没像同伴们那样步履蹒跚。他们四个人好似一个差劲的康茄舞队，踩来踩去跟不上他们不熟悉的拍子。

这四个白人之后走来了那些球员，大约二十个，站成一排，歪歪扭扭的，都是些黑人，看上去很郁闷：“老兵，不会找碴儿，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士。”我紧张起来，想看看是否会碰巧从中找出迪德纳或弗兰科来，心里在想，说不定行动失败，他们当场被俘了。但在那些犯人中，我既没看见跛脚老战士弗兰科的庞大身躯，也没看见班亚穆伦格族领导人迪德纳的瘦削身影，这让我放下心来。我没找哈贾，因为不知为何，我就是知道他不会在那里。电视评论员津津有味地谈起一条趣闻，那就是被捕时麦克西——当然，到目前为止他们只知道他是“嫌犯头目”——拼命试图吞下手机卡。

我回到卧室，继续观察哈基姆夫人的壁纸。收音机里传来外交部内阁级别以下的部长接受采访的声音：

“这件事跟我们没有半点牵扯，谢谢你的问题，安德鲁。”她这样回答提问者的问题。很显然，她用的是新工党人常讲的那种好斗的英语。“英国政府与此事绝对毫无牵扯，相信我。好吧，那些人中是有一个或几个英国人。不要用这种态度说话，可以吗？坦白说，我本以为你们不会对我们这么不尊重。我们知道的种种迹象表明这是私营企业的拙劣无能的作品。一直问‘谁干的？’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不知道是谁！我所知道的就是这次行动业余到不能再业余了。不管在你的眼中我们是什么形象，但我们可不是业余人员。安德鲁，我们相信言论自由。晚安！”

麦克西的身份有些眉目了。他的一个前妻在电视上认出他来了。她说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很温柔，但总长不大。他在桑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受过训，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高原开了一家登山学校，跟阿联酋埃米尔签有工作合同。据信，一个自称是“启蒙者”的刚果学者是此次阴谋的幕后策划者，但他已经躲起来了。国际刑警正在展开调查。但报道一点也未提及布瑞克里勋爵，他那家无名跨国财团及其对东刚果资源的图谋；报道也未说到黎巴嫩骗子，独立顾问及其朋友。大概，他们都在打高尔夫球。

哈基姆先生的黄铜钟每过一刻就鸣响，我躺在床上，听着。我想起麦克西被绑在鞭苔柱上的情景。天已破晓，太阳东升，我还躺在床上，不过我没被绑住。不知不觉，七点了。八点又过了。每过一刻黄铜钟都会响。彩虹外壳手机的鸟鸣铃声响了起来。

“萨尔沃？”

是我，格蕾丝。

她为什么不说话？她正把手机递给汉娜吗？那么汉娜为什么不接过手机？背景声传来模模糊糊的声音。一个女人在叫着一个男人的名字，她的声音听上去很威严，但带有北部乡村口音。到底谁是“西里尔·安雷”？我从未听过有谁叫“西里尔”或“安雷”。他们在哪？在医院？或是在其他什么地方的客厅？背景声音就是那么几秒。当我竖起耳朵的时候，瞬间的每个声音细节都被我一网打尽。

“是你吗，萨尔沃？”

是我，格蕾丝。我是萨尔沃。她的声音有些消沉。她是在一个不准打电话的地方打给我的吗？但我又能听见其他人也在打电话。她像把嘴塞进了手机里似的，声音都失真了。她把一只手罩在送话器上。她突然吐出一大堆话来。她发狂似的一个人猛讲，气也没喘一下。即使她想停下来也停不了，我也没法让她停下来。

“他们抓了她萨尔沃他们到底是谁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在警察局里报案但我不能说太多他们从人行道上把她给抓走了就在我身边在教堂外面我们跟孩子们告别阿米莉亚假装大发脾气她母亲说我们把她宠坏了汉娜跟我下了山我们对她的不知好歹真的很生气那辆车突然停了下来两个年轻人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相貌普通萨尔沃还有一个白人女司机那两个男子在车外时她一直看着挡风玻璃前面从未转过头那个黑人说嗨汉娜然后就像个老朋友似的搂住她的腰把她拉进车里他们跑了现在这个‘好心的’女警官正在问我那是哪种车还向我展示了许多汽车照片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汉娜从未跟我说过半句她没有时间现在警察说或许她想跟那些男子一起走或许她跟那些人一起走过或许她只是想跟那两人一起做爱让自己赚上几英镑就好像汉娜会做那种事而他们刚刚在街上抓过她似的这个‘好心的’女警官正跟我说嗯或许她就是干那种事的或许你也一样格蕾丝你知道像这种浪费警官时间的事情实际上是犯罪格蕾丝或许你应当意识到我已经非常生气了你为什么不他妈的去贴张寻人启事呢我跟她说没人把黑人当回事所以她现在跟所有人说话就是不跟我谈。”

“格蕾丝！”

我又叫了一声。格蕾丝。第三次，第四次。我不想吓坏她，尽力让她平静下来，然后像在问一个小孩似的问起她来。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在博格纳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是说你们在那儿的第一个晚上，你跟我说她跟大孩子们去看电影了的那个晚上。就是那个晚上。

“她想给你个惊喜，萨尔沃。”

哪种惊喜？

“她在替你录些东西。音频文件，她是这么说的。是一首乐曲，她很喜欢，想送给你。那是个秘密。”

那么她去哪儿录音的，格蕾丝？

“山后面的某个地方，是拉齐告诉她的，没有车去那里。我们去拉齐的工作室找他了。这些音乐狂到处都有朋友，萨尔沃。拉齐认识一个人，而这人认识博格纳的另一个人。汉娜去找那个人了，她让我保密。事情就是这样子。耶稣基督，萨尔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关上手机。格蕾丝，当然有事。谢谢你。汉娜将第五、第六两盒磁带转成音频文件，将文件存到电脑里——拉齐的朋友无疑有台电脑——然后发到哈贾的电子邮箱，好让哈贾更好地开导他父亲，好帮他跟他如此尊敬的父亲理论清楚。但她没必要这么做了，因为事情都已经发生了，那个行动已经化成了泡影，所有窃听者、盯梢者及我曾经误以为是我朋友的其他人正聚集在她身边，要灭口。

麦克尔修士常说，要抓住一个罪人，你必须找出你自己心中的罪人。而在这短短的一瞬间，我就是这么做的。我走到衣柜前，我的皮夹克就挂在里面。我伸手掏出我自己的手机，打开电源；此前除了收听留言外，我不准自己用它。没错，正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我有一条新留言。但这次不是佩内洛普留的，也不是巴尼或者汉娜留的。那是菲利普的留言。这次菲利普的讲话声不是他那种和蔼可亲、极具魅力的声音，而是我所预期的冷冰冰的那种。

我有个电话号码让你打过来，萨尔沃，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行。我想跟你做笔交易。你越早打过来，大家越会觉得舒坦。

我拨了那个号码，接电话的是山姆。跟以前一样，她还是叫我“布莱恩”。有铅笔吗，亲爱的布莱恩？笔记本呢？你当然有了，祝福你。记一下地址吧！

19

我得承认，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我的行为并不完全理性。我时而狂躁，时而冷静。现在我不记得当时我是狂怒还是愤怒，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愤怒、生气或相生的其他情绪在我心底翻腾。我首先想起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首先想起的许多人与事之一——是我们的旅馆主人哈基姆夫妇。我和汉娜很快就跟他们建立起了温馨的关系，友情也延伸到他们的两个小孩身上：一个是男孩，名叫拉希德，野性十足，汉娜特喜欢他；另一个是女孩，名叫狄安娜，较为沉默寡言，偶尔我经过厨房时都会看见她躲在厨房门后面。我从那些“不义之财”里取出相当厚的一叠来，递给一脸茫然的哈基姆夫人。

我想自己可能好久都不可能再踏进这房子了，因此我首先想起的下一件事就是把我们房间里的一切都尽可能整理得井井有条。我喜欢整洁近乎成癖——在保拉的指导下佩内洛普用上弗洛伊德的术语将这称为“肛门性格”——我把床单从床上取下来，拆掉枕巾，将枕头叠好，又从浴室里取来毛巾，全部捆成一团放在墙角待洗。

我特别关心的是要穿什么衣服去。想及此事，我心中最先想到的是麦克西及其手下最近的遭遇。不言而喻，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他们都不得不只穿一身衣服了。因此，我穿上一条肥大的灯芯绒牛仔裤，以及我常穿的那件皮夹克与旅游鞋，又戴上了我那顶羊毛绒球帽，然后往我的帆布包里塞进尽可能多的衬衫、袜子与内裤。此外我还带上了我最珍视的私人物品，包括诺亚那张加了相框的照片。

最后，我从衣柜后的藏匿处拿出那个不祥的背包，又检查了里面放的东西，再次确认第五、第六两盒磁带不在里面——因为在过去的四十八小时里，幻想与现实有时会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互换位置。我关上门，把我跟汉娜短暂生活过的天堂一角留在了门后。我向迷惑不解的哈基姆夫妇最后含糊地说了声“再见”，就上了那辆正等着我的微型的士，驶向山姆告诉我的摄政王公园那个方位。

尽管当时我的视野受到了限制，其他感官又在挣扎苦熬，但以下根据我的回忆而整合的叙述仍最大限度地贴近事实。车驶近西北1号亚尔巴尔湾的一栋豪华房子——这房子没有几百万英镑可买不起——我看见花园里站着两个年轻男子，正来来回回地抛着健身实心球。我一下车，他们就停下不玩了，转过身来看着我。我也不理他们，给了司机车费——我还小心地加了相当可观的小费，然后径直走向前门。离我较近的那个男子问我他有什么可以为我效劳的，语气轻快。

“嗯，或许你能帮忙吧。”我回答道，语气跟他的一样轻快。“事情是这样的，我有点私事要找菲利普谈谈。”

“那你来对地方了，老兄。”他回答道。他考虑得很周到，礼貌地接过我的旅游包，第二个男子则拿过我的背包，好让我一无拖累。然后那第一个男子沿着砾石小径走向前门，把门推开，让我进去；第二个男子则走在我们后面，嘴里哼着小曲。我心中奇怪，我们不过稍稍交流了两句，他们就让我进去？但这种情况很快就得到了解释。屋里站着两个金发男子，身穿紧身运动上衣，纽扣扣着。他们就是站在伯克利广场的那栋房子大厅前台的那两人。因此，他们知道我惟命是从。我是布里琪特带到他们那里的那个温顺男人。他们要检查我的旅行包，我服从命令。他们叫我坐在阳台上，我就坐下。麦克西要带我走，我就跟着他走。从他们行业的心理来看，他们是把我当做处于劣势又没有武力的输家。现在想来，那使我产生了突袭的念头。

我们进了客厅。带路的那名男子走在我前面约四步远，由于提着我的旅游包，他的动作有点放不开。他过于自信，步履轻快，毫无戒备，因而我一记重拳就把他打飞了。当时走在我身后的那个男子正忙着关上前门。在伯克利广场，我就已经观察到他的态度有点乖戾，做事心不甘情不愿的，现在就更明显了。可能他知道，从我手上骗走我的背包，他已经中头奖了。我瞅准他的腹股沟就是一脚，他再也得意不起来了。

我通向菲利普的路线现在大开着。我一跳穿过房间，然后我的双手马上掐住他的喉咙，狠命扳住他像婴孩那样肥满的下巴。我当时心里还有什么更大的打算，到了现在还是搞不明白。我记得他身后的壁炉是用米灰色的砖块砌成的，而我当时真想揪起他那个漂亮的白头朝壁炉上猛击过去。他身穿灰色西装，里面是白色棉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条价格昂贵的红色水纹丝绸领带。我曾试图用这条领带对菲利普施以绞刑，但没成功。

我能勒死他吗？正如先父所言，我心里当然有这种疯狂的冲动，也有与其相应的力量。突然，其中的一个男子用他带在身上的什么东西往我后脑勺砸了一下，把我的这种冲动给打断了。我没看见那东西是什么，可能是金属棒之类。三个月之后我头上还有许多伤痕，尤其是左后脑勺上还鼓着一个大包，有小鸡蛋那么大。当我醒来时，菲利普还是站在那个壁炉前，毫发无损。他旁边则是一名灰发女士，身穿花呢服装，脚穿一双舒适的鞋子，整个人看上去令人肃然起敬。她还没跟我说“亲爱的布莱恩”我就知道她就是山姆，不是别人。她就像你在温布尔登网球场里看见过的那些坐在梯子顶端的女子网球裁判，在警告下方六英尺外的运动员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

这些就是我醒来后的第一印象。一开始我很惊讶那两个金发男子不见了，然后我尽可能地转动了一下脑袋，目光穿过那扇开着的门，看见他们坐在过道对面，正在看电视，但声音没开。电视上播放的是国际板球锦标赛的一场比赛，澳大利亚队比分落后。我把头转到另外一边，惊讶地看见房间里还有一个“记录天使”19在场。我当时这样推断，男性。屋里有个凸窗，乍一看，我还误以为是哈基姆先生旅馆的窗子，而这个“记录天使”就安坐在凸窗里的一张桌子边。尽管他头已秃顶，又戴着眼镜，但阳光洒落在他身上，使得他看上去神圣非凡。那张桌子好似亨利叔叔发动战争的桌子20，他翘着二郎腿，你恨不得把他的腿折叠缠绕起来然后加进下一场战斗。跟菲利普一样，他也穿着西服，但已经磨损了，跟汽车司机穿的没什么两样。他趴在桌子上的模样就像狄更斯笔下那种正在偷懒而又害怕被老板看见的小职员。

“这位是内务部的亚瑟，亲爱的布莱恩。”山姆察觉到我对他产生了兴趣，便向我解释道，“亚瑟友善地同意在官方层面上为我们解决问题，对吧，亚瑟？”

亚瑟没有回答。

“亚瑟有执法权。”菲利普说道，“山姆跟我则没有。我们纯粹只有顾问权。”

“你大概在担心汉娜吧？不用担心，她很好。”山姆继续说道，语气亲切，“她一到家就会跟你联系的。”

家？哪个家？哈基姆先生的旅馆？护士宿舍？诺福克大厦？家这个概念理所当然地把我给弄糊涂了。

“恐怕汉娜违反了签证申请规定。”山姆解释道，“而这正是亚瑟来此的原因。他是来确认一切的，是吧，亚瑟？汉娜到英国是来当护士，她要通过各种考试，祝福她。这样她回国才能对其祖国有益。她可不是来这参加政治煽动的。她的工作职责里可从未有过这一条，是吧，亚瑟？”

“绝对没有。”亚瑟从凸窗那里高高在上地确认了山姆的话，我听出他的英语有鼻音腔调，“‘只准从事护士行业’。如果她想煽动什么，就回家再做去吧。”

“汉娜违反规定了，萨尔沃。”山姆用同情的语气向我解释，“恐怕还不只一次。”

“她违反什么了？”我问道，脑袋里一头雾水。

“她反对伊拉克。那根本不关她的事。”

“这就直接违法了，”亚瑟说道，“还有达尔富尔问题21，那也不关她的事。”“此外还有她那次伯明翰之旅，那完完全全是政治行为。”山姆说道，“恐怕现在这些行为也是。”

“这些行为？”我问道。但现在我不确定我当时的声音是大是小。

“获取、占据机密材料并交给外国势力。”亚瑟说道，一脸自得。“她最大限度地介入了。更何况，上述材料的接收方与非政府民兵组织有关，那直接就是恐怖主义行为。”

我的身体官能正在慢慢地恢复。“她是要去阻止一场非法战争。”我大叫道，对此我自己也很吃惊。“我们俩都是！”

菲利普一向善于交际与沟通，他插了嘴，想让气氛缓和下来。

“当然，问题既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他温和地劝道，“伦敦可不能成为外国极端分子的避难所，持护士签证来此就更不行了。汉娜自己都承认了，她根本就不去管法律上的那些细节问题，是吧，山姆？”

“我们一向她解释了这个问题，她就表示会彻底跟我们合作。”山姆点头称是，“当然，她很悲伤。但她既没要求见律师，也没有顽固对抗到底，她一点都不会让人烦。她一声不吭就签了弃权声明，因为她知道这样做对她最有利。对你也一样。当然，还有她的小儿子，那可是她自豪与快乐的源泉。叫诺亚是吧？他们取的这名字可真不错，不是吗？”

“我要跟她通电话。”我说，或者我当时根本就是在大叫。

“嗯，恐怕你们现在不便通电话。她在拘留中心，而你在这里。再过几个小时她就完全自愿地离境前往坎帕拉，去跟诺亚团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轮到菲利普来理论了：

“她走得很平静，萨尔沃。”他俯视着我，“我们希望你也一样。”此时他的声音又变得跟黄油一样软腻了，但抹上了官方色彩：“亚瑟的调查研究极为有用，谢谢你，亚瑟！根据他的研究，那个自称布鲁诺·萨尔瓦多的男子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英国公民，无论他是否忠于英国。简而言之，他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经由亚瑟已经引起了内务部的注意。”

他沉默了两秒钟，像是在为死者默哀。

“你的英国公民权，及因此拥有的所有权利与特权，都是耍花招得来的。你的出生证明只是一个谎言。你不是孤儿，你父亲也根本不是一个抛弃婴儿的过路海员。嗯，他不是，对吧？”他继续说道，迎合我良善的感知。“因此，我们只能假定，你出生时，在圣教廷的软硬兼施下，那个英国驻坎帕拉领事做了伪证。尽管从技术上来说，你当时还那么小，根本不可能参与到这场骗局中来，但恐怕在法律上那不成其为理由。我说得对吗，亚瑟？”

“什么法律？”亚瑟坐在凸窗里轻快地回答道，“没有法律。对他而言没有法律。”

“萨尔沃，你也很清楚，或者你应当很清楚，从你十岁时踏上南汉普顿码头的那一刻起，你就是一个非法移民，而你一直以来都没有申请避难，都在假装是我们中的一员。这是事实，不容否认。”

我怒从心起，那怒气我自己几乎都控制不了。按理说，我本应气得从安乐椅上跳起来，给他的脖子或者身上的其他柔韧部位来个重重一击。但是，如果你四肢都被胶布绑在一起，整个人都被绑在一张厨房椅上，被捆得——如哈贾所言——就像一只被施了魔法的猴子，那你连动一动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菲利普是第一个意识到我动弹不得的，要不然他脸上为什么似笑非笑，还给我保证说即使最黑的乌云也有一线透亮的银边。

“长话短说吧！有可靠消息称，只要我们花点时间办完一些必要手续，让我们驻金沙萨大使向有关方面提供相关的消息，”他得意而放纵地微笑着，“以及一份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出生证，那么刚果方面原则上会很高兴欢迎你成为其公民。”他更放纵地微笑着，“对啦，应该这么说：他们会欢迎你回去，因为准确地说，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刚果，虽然这只有对你才有意义。我们说的是你的生活，而不是说我们的。但是对我们来说那还是值得钦佩的。是不是这样，亚瑟？”

“对我们来说，他可以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亚瑟从凸窗那里确认了菲利普的话。“只要不是英国。”

对于菲利普与亚瑟两人的话，山姆诚恳地表示赞同。她的声音听上去非常慈祥。“汉娜也觉得这很有道理，萨尔沃。毕竟我们为什么非得霸占他们最好的护士呢？他们已经归心似箭了。而且，坦白说，萨尔沃，你再想想，没有了汉娜，你待在英国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相信，你不会想回到佩内洛普身边吧？”

菲利普拿起我的背包，打开拉链，把那些笔记本跟磁带放到桌子上，逐个数了起来。

“不可思议！”他叫道，就像魔术师对自己的小把戏沾沾自喜一样。“加上汉娜手上的两盒，总共七盒，全了。当然，除非你还有复制品。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真没什么可说的了，是吧？”我突然变得昏昏欲睡，所以他听不清我的回答。他让我再说一遍，我猜是为了让窃听器录得清楚一些。

“不拿走你们就不会安全。”我又说了一遍，然后又要睡着了。

“这就是你惟一那份‘我控诉！’文件？我说得对吗？你给索恩的那份？”他继续问道，听口气他好像要把细节总括了结似的。

我当时一定点了头。

“很好。那么我们剩下要做的就是弄碎你的硬盘了。”他放松地说道，对门外的那两个金发男子打了打手势。他们二人走到我身边，把我放到地板上，这时我的血液恢复了循环。

“那么能告诉我麦克西最近怎样吗？”我问菲利普，内心企盼他那张毫无皱纹的老脸会因此红上一红。

“哦，可怜的麦克西，唉！”菲利普叹息个不停，就好像想起了某个老朋友。“他们告诉我，他们跟入行时一个德行，但还是那么地狂妄。他提前行动，蠢死了。”

“你是说布瑞克里蠢死了？”我猜道，但这名字他根本就不熟悉。

他们要把我拽起来，费了一番工夫，就好像电影里常见的情节一样。我脑袋被重击一棒之后，整个人似乎都比以前重了，一个人都还不够。他们一把我拉起来，亚瑟就站到我面前，多此一举地拉了拉他那件西装的下摆。他一只手伸进胸袋里，掏出一只印着“效忠女王陛下”的褐色信封，塞进我动弹不得的手里。

“你已经当着这些证人的面收到这份通知了。”他对着大房间里的人宣布道。“你看一下。现在就看。”

我好不容易才把注意力集中到那封打印的信件上。信里写的是我已被通缉。亚瑟递给我一支哈贾用的那种派克钢笔。我拿起钢笔胡乱划了几笔，签了名，字迹非常潦草。没人握手，因为我们太过英国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过去太过英国化了。我夹在那两个金发男子之间，走进花园。他们领着我走向大门。天气很闷热。城里的人被炸弹吓怕了，一半人在度假，附近一个人都没有。一辆墨绿色的货车停在房子前面，车上没有任何标记，也没有车窗。它跟停在哈基姆先生旅馆外面的那辆很像，很可能就是同一辆。四个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男子从货车上走了下来，向我们走来，领头的那个头上戴着警帽。

“这个人惹麻烦了？”他问道。

“现在没有了。”一名金发男子回答道。

20

诺亚，当一名口译员——即便是顶级口译员——没有东西可译的时候，他只能去破译自己了，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归宿的人。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写下这些东西的，虽然我不太清楚自己要写给谁看。但现在我知道了，我是写给你看的。还得过几年才会有人请你去破解安德森先生过去所称的“巴比伦楔形文字”。到那个时候，我希望自己能跟在你身边，向你展示“巴比伦楔形文字”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但如果你懂斯瓦希里语的话，那根本不成问题。

我最爱的继子，要小心你生活中任何被打上了“特殊”标记的东西。“特殊”一词有许多种意义，每一种都不好。有一天我会给你读一读《新基督山伯爵》这本书，那可是已故伊梅尔达阿姨的最爱，写的是所有犯人中最特殊的一个。现在英国就有许多“基督山伯爵”，而我正是其中之一。

那是一辆特殊的货车，没有车窗，但车厢里放满了特殊的设备，专为特殊的被捕者而设。为了警方人员的安全与舒适，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车程里，我这个特殊的被捕者就被绑在这辆车里。他们为防我尖叫抗议，扰乱治安，还往我嘴里塞了个特殊的皮马衔，不另外收费。特殊囚犯只有编号，而无姓名。我的编号是26。

我住在特殊囚犯区玛利亚营。那是一排重新刷了漆的小屋，原先是英国于1940年专为英勇的加拿大盟军士兵而建的兵营，周围拉着足够长足够高的带刺铁丝网，以阻止一切纳粹军队潜入。对于许多仍然相信正在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人来说，这很不错；但对我们这些被关押在玛利亚营的人来说，那就不太妙了。

我们的监狱为何会以圣母玛利亚的名字来命名，并无官方解释。有些人说第一个加拿大盟军指挥官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J.P.沃纳先生则另有说法。他以前是英国皇家宪兵，现在则是特殊囚犯区官员。就他所言，玛利亚是当地小城黑斯廷斯的一个女性。在英国独立抗击纳粹的最黑暗时期，在每天最后一次阅兵之后与当晚宵禁之前的那若干小时里，玛利亚都会“接待”整整一个排的加拿大士兵。

一开始，我跟沃纳先生发生了几次小矛盾，那时可没人会想到我跟他之间居然会发展起良好关系。但从他得知可以分享麦克西慷慨给我的那些酬金起，我们之间就发展起良好关系了。他向我保证，他从未跟黑人发生过口角，因为他祖父曾在苏丹国防军里当兵，而他父亲在肯尼亚动荡不安期间在那当过殖民地警察。

特殊囚犯享有特别权利：

——不必到我们的监狱边界外冒险。

——不必跟其他囚犯一样到城里晨旅，不必站在交通灯下向乘车者兜售已无香味的玫瑰，不必去擦他们的宝马车却换回几句辱骂。

——必须一直保持沉默，不得打电话，不得接电话，不得写信，送来的物品只有在当局检查同意之后，才能由J.P.沃纳先生把它们作为一种恩惠转交给我。沃纳先生对我说，他的这种职责非常重大。

“我可不是在听你说话，26号。”他喜欢在我面前摇晃着他的手指，这样提醒我。“我是跟空气坐在一起。”他在又喝了我一瓶里奥哈红葡萄酒后还会这样补充一句。“可不是跟一个活生生的人坐在一起。”但沃纳先生是个精明的听众，如果人生是一片海，那他已经游遍了海角。他掌管过边远地区的一所军事监狱，在很久以前他甚至犯过轻罪，并因此尝过苦头，但具体犯了什么罪行他拒绝透露。“26号，阴谋不算什么问题。人人有所图谋，但没人能得逞。但隐瞒时代，上帝助人。”

知道自己与众不同也是一种安慰。

现在回想起来，我一开始在玛利亚营的监狱生活不顺，那是不可避免的。我现在明白了。到达监狱新犯接收处时，我整个人完全被打上了“特殊”标记，那就足够激怒许多人了。而名字前面被标上“PV”（该词现在指“暴力倾向”），嗯，那你就更罪有应得了。在玛利亚营总部旧教区牧师住所屋顶上，监狱里的一些索马里人曾静坐示威。为逃避孤独，我也加入其中，于是才了解到上面这点。我们向世界传达和平的信号。我们有穿着亮色棉质衣服的妻子与在主日学校上学的儿女。我们迎着监狱的探照灯伸出床单，床单上面写着我们的请求：不要送我们回去受折磨，布莱尔先生！我们要在这里受折磨！但在某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跟我那些示威的同伴们持不同意见：他们跪着祈求给予他们留下来的权利，但我却巴不得被驱逐出境。一小队戴着头盔的无名警察手执棒球棒驱赶我们，我因此付出了代价，这才发现，在监狱里，团队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诺亚，人生中的一切，即使断了几根骨头的痛楚，都会有回报。我躺在病床上，四肢被铐在床的四个角，心里在想，我已经活够了。这时J.P.沃纳先生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封信。你亲爱的母亲每周给我写一封信，至今总共写了十五封信，而那就是她写来的第一封。作为让她沉默地离开英国的一个条件，她特别勇敢地从抓她的那些人口中探出她以后给我写信的地址。你还年轻，还不宜看或听我讲你母亲信中的许多内容。你母亲尽管生性淡泊，却感情强烈，谈起爱欲来毫无顾忌。但当你长大之后，你跟我一样也有了一个爱人，我希望你能挑一个凉爽的夜晚，燃起一堆篝火，坐在旁边，看看你母亲是怎样用她写给我的信的每一页，让我这个囚犯的脸上流下欢笑的泪水，冲走所有的自怜或绝望。

她在人生中走出的那一大步远远弥补了我失去自由的痛苦。汉娜不再只是区区一个高级护士，而是坎帕拉最好的医院里全新的教学病房的汉娜护士长！她仍然找时间继续学习如何进行简单手术！她告诉我，在格蕾丝的建议下，她给自己买了一只临时婚戒，好把那些色狼拒之门外。她将戴到我出狱，能够给她买一只让她永远戴下去。当一个年轻的实习医师在手术室里要摸她时，她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以至于那家伙一连三天见到你母亲就向她道歉。然后他又邀请你母亲到他的小别墅一起过周末，而你母亲又痛斥了他一顿。

你母亲在我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从我背包里拿走了第五、第六两盒磁带，转成音频文件，发给了哈贾。我其实已经原谅她了，但我就是担心她还不清楚这一点。要是她知道她根本就没做什么需要我原谅的事该有多好啊！作为一个传教使团里的一名好姑娘，如果她不知道我谅解她的话，她会不再理我，而另找一个没什么可以怪她的男人吗？在似乎无尽无休的夜间，每对情侣都会杞人忧天地产生这种恐惧。

诺亚，有一封信，我因缺乏道德方面的勇气，一开始根本不敢打开来看。信很厚，信封是油褐色的，略有折痕，那肯定是个警示，信封里马上可以看到英国特工秘密监察的迹象。出于安全考虑，信封上贴着一枚通用的一等邮票，而不是印上“效忠女王陛下”的标记。我的名字、编号与监狱的地址，一字不差，都是手写的。那字迹就好像是我自己的笔迹一样，我非常熟悉。一连三天，那封信就放在窗台上，似乎在直直地盯着我。我跟J.P.沃纳先生聊了一晚上，又用麦克西那儿来的“非法所得”买了一瓶里奥哈红葡萄酒，喝完之后终于鼓起勇气，拿了一把软软的塑料小刀——他们怕我自残自杀，没给我真刀——割开封口。我先看了那封附信。信纸是一张洁白的A4纸，没有水印，上面写有“伦敦”及日期。

亲爱的萨尔沃：

我并非在职务上熟悉所附这封信的作者，也未仔细看过其内容，那是用法语写的。巴尼向我保证，那是封私人信件，无不妥内容。正如你所知，除非国家利益受损，否则我不想干涉私人事宜。我真心希望你有一天能从一个更乐观的角度看待我们曾经的合作，因为人始终要自保，那是至关重要的。

你永远的

R.（鲍勃）·安德森

安德森先生的附信让我按捺不住要看第二封信，现在我的视线当然已经落在信封上。那封信鼓鼓的，收信人地址是打印出来的，写的是“口译员先生布莱恩·辛克莱尔”在布里克斯顿的那个邮政信箱号码。信封背面印着寄信人姓名，写的是“布卡武若欧斯商行”。我很快就推断出来，那是在哈贾的全名“奥雷诺·阿穆尔-若欧斯”上玩的一个小把戏。里面的东西不怎么像一封信，倒更像是在若干日夜里匆匆记下的一篇流水账。我闭上眼睛，嗅了嗅信纸。我发誓我闻到了少许女人的体香，而J.P.沃纳先生说他也闻到了。信是用法语手写的，学究似的注意细节，即使在最忙乱的时候他的风格也是如此。还有，他的脏话也四处飞溅。

亲爱的“斑马”：

磁带毫无必要。在岛上你蒙我，我蒙了他们。

他妈的，汉娜是谁？

她干吗扯了那么多医学上的东西，还叫我让他妈的泌尿科专家查一下？

她为什么叫我要勇敢地反抗我父亲卢克，而她手上有证据帮我做到这一点？

我才不需要什么他妈的证据。我一回家就告诉卢克，如果他不想死，不想破产，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揭发穆旺加扎。

他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提醒马伊·马伊民兵组织与班亚穆伦格族他们正在做对自己不利的蠢事。

他要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向离他最近的联合国高官们忏悔，而第四件事则是到阿拉斯加度个长假。

汉娜说你在英国惹上大麻烦了。我了解你，因此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她祈祷你有一天可以回到刚果。嗯，如果你回来的话，那我这个坏蛋会表现得炫酷，给你提供一个布卡武大学的教职。当然，那里现在还是个战区。我才不管你教学生学语言还是喝啤酒呢。

你要赶紧，因为当汉娜回到基伍后，并非所有站在天堂门口的小天使都会保护她远离我这个邪恶的哈贾叔叔的魔爪。

布卡武一切如旧。还是一年九个月都在下雨，而当下水道堵住时，独立广场就变成了独立湖。在大多时间里，暴动、示威与枪击事件不断，尽管发生的时间难以预测。两个月前，我们国家足球队踢输了一场重要比赛，人们以私刑处死了那个裁判，警察开枪打死了六个什么也没干的家伙。但这些都不能阻止那些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高举着《圣经》的美国白人传教士叫我们热爱乔治·布什。他们再也扯淡不起来了，因为上帝不喜欢这样。

几年前有一个老比利时神父屁股上被射了一枪。他不时会到我那些夜总会的某一家去免费喝上一杯，谈谈美好的旧日时光。提起你父亲时他面露微笑。我问他为什么要笑，他的笑意更浓了。我猜你爸把整个使团搞糟了。

我在姆哈姆巴区有栋房子，建在湖边。那原来是一个比利时浑蛋殖民者的宫殿，但他一定是个有品味的浑蛋，因为他建了一座伊甸园，一路往下，直到水边，里面种着你认得的每一种花，以及你不认得的另外一些花。有蜡烛树、瓶刷树、沉香木、九重葛、木槿、黄檀、百子莲以及竹芋，但我的兰花种得一团糟。我们有老鼠一样大的蜘蛛，有长着毛茸茸的头部与长长的尾巴的鼠鸟，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织布鸟泡妞的技术高超。雄性织布鸟筑了一个巢，然后请雌性织布鸟入内。如果她喜欢所见的一切，他们就交配了。把这告诉传道者们。

我是想说这花园里有间小屋，那是我为已逝的奶妈建的。她只看了房子一眼，就死了。她是我爱过却不曾搞过的惟一的女人。那间小屋有个马口铁屋顶，有阳台，现在里面养着上百万只蝴蝶跟蚊子。如果你能来布卡武，那小屋就送给你了。戈马的奶酪还是不错的，戈马一天只能照明三个小时，但晚上渔船上的灯是不灭的。我们的领导人都是饭桶，想问题的能力不及五岁小孩。不久以前，世界银行的那帮人对刚果人的生活方式进行调查。问题是：如果政府是一个人，你会怎么做？回答是：我们会杀了他。我们有黑人意识，但城里每一个街头小贩都在兜售你用了肯定会得癌的亮肤霜。年轻的刚果人把欧洲当做天堂。因此你要知道：如果你回刚果，你会被视作一个没人要的“斑马”。大选不能解决问题，但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大选。我们有宪法。虽然我们有孩子染上脊髓灰质炎与瘟疫，但有了三百万脏钱大家就觉得更富足了。将来有一天，我们或许还能拥有未来。

哈贾

我们也在海滨，诺亚。每天早晨我的心随着秋日而升，每天傍晚又随之而落。但如果我把椅子搬到窗边，一轮明月正闪着清辉。借着月光，就可以看见铁丝网外一英里的一小片海，已经不再是我祖国的英国结束了，而我的非洲开始了。

致谢

在此，我谨向以下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孜孜不倦的学者斯蒂芬·卡特、为我提供新闻界与神学界咨询服务的布里吉德与鲍勃·爱德华兹，以及为我提供护理与医疗相关资料的索尼亚与约翰·尤斯塔斯。我同时深深感激以下三人：国际危机组织的贾森·斯特恩斯，在我访问东刚果的短暂时期，他向我提供了专家意见与导游服务；著名老兵兼雇佣兵史学家阿尔·文特尔；《跟随库尔兹先生的脚步》与《并非为你》这两本杰作的作者米歇勒·荣，她慷慨地同我分享了她的智慧及其在编辑方面的创造性经验。我必须沿袭惯例宣称：小说中的所有观点系本人独有，书中谬误亦然，事实如此，萨尔沃也会这么说。同样，事实上，没有我妻子简，我会还在十六开纸堆中挣扎，心想两年的时间怎么在不知不觉中一晃就过去了。

约翰·勒卡雷

康沃尔郡，2006

[1]Salvador是西班牙人常用的名字，本章后文中，英国驻坎帕拉领事告诉主人公，那位女修道院院长之所以给他取名为Salvador是因为她本人是西班牙裔。——中译注，下同

[2]阿乔利人主要居住在乌干达西北部与苏丹。

[3]成立于1987年的游击叛军，活动于乌干达北部及苏丹部分地区。

[4]原英国殖民地，包括现在的赞比亚与津巴布韦。

[5]T.E.劳伦斯（1888-1935），英国探险家、军人与作家，被人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因在1916至1918年阿拉伯大起义中作为英国联络官的角色而出名，许多阿拉伯人将其看成民间英雄，英国人也将之视为战争英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就是讲的他的故事。

[6]俄罗斯地名。

[7]俄罗斯地名。

[8]指出生于北非法属殖民地的法国人。

[9]英文为“Great Lakes”，位于非洲中东部，以人口密集、自然资源丰富著称，但战乱频起，疾病肆虐，有“非洲的火药桶”之称。

[10]马伊·马伊民兵组织是刚果（金）东部地区最大的武装组织，成分复杂。该组织以矿产资源丰富的加丹加省为根据地从事反政府活动。

[11]这年，拿破仑40岁，处在事业的顶峰期。之后的俄国战役使其由盛转衰。

[12]逆转录酶病毒：一种致肿瘤病毒。

[13]他统治下的比利时获得了包括刚果在内的大片非洲土地，却打着“文明使命”的旗号对刚果实行高压统治。

[14]是西班牙动画《埃尔·熙德传奇》的主角，西班牙民族英雄。

[15]英文为love-child，即为“私生子”之意。

[16]是卢旺达胡图族极端民兵组织，用残酷的手段在卢旺达实行种族屠杀。

[17]伦敦的一个街区，因其饭店、剧院和夜总会而闻名。

[18]Jackie boy，电影《罪恶之城》主角，带一群狐朋狗党，到处逞凶斗狠。索恩讲话好用电影主角的名字，他在此用以指布瑞克里勋爵，上文的“绿林怪杰”也是用电影主角指同一个人。

[19]记录天使是《圣经》中专门记录人们行为善恶以供末日审判之用的天使。

[20]1513年继位的苏格兰王拒绝介入他的叔叔英格兰王亨利八世对法国发动的战争，但终究没有拦阻成。亨利八世的相关决策常在其会议桌旁商议而出。

[21]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拥有石油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由于复杂的种族和宗教矛盾，当地不断发生暴力冲突，已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上百万人丧失家园，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地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谎言定制店/（英）勒卡雷（LeCarré，J.）著；李静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书名原文：The Tailor of Panama

ISBN 978-7-208-09205-1

Ⅰ①谎…　Ⅱ①勒……②李…　Ⅲ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4890号

书名：谎言定制店

作者：[英]勒卡雷（LeCarré，J.）

译者：李静宜

策划编辑：邵艳美

责任编辑：邵艳美

装帧设计：蔡南升

转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09205-1/I·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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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谎言定制店

The Tailor of Panama

[英] 约 翰 · 勒 卡 雷 　 著 |

李静宜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导读]间谍，在没有敌国的年代

卧斧

1995年，有部叫《黄金眼》的电影上映。

《黄金眼》，詹姆斯·邦德——亦即大家熟知的“007”——系列电影中的第17部作品；从1962年上映的《Dr No》开始，“007”一直维持着每两到三年推出一部新作的节奏，但在1989年的第16部作品《杀人执照》后，却隔了六年才让风流倜傥的“007”情报员重新在大银幕上跑跳冲撞。

虽然间隔稍久，但超过前作两倍以上的票房收入，对这部作品是个极大的肯定。

就“007”系列电影来看，时隔六年才推出的《黄金眼》，与之前的系列作品之间有几个明显的不同：先前的16部电影，都由伊恩·弗莱明的原著改编，但《黄金眼》除了角色设定之外，故事内容是另行编写的全新剧本，同原著小说没有关联；詹姆斯·邦德的上司、代号“M”的情报头子，在本片中也首次由女性影星担任（在本片中饰演“M”的是影后朱迪·丹奇，一直到2008年的第22部系列作品，都由她出演这个角色）；同时，《黄金眼》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的第一部“007”电影，这些与前作截然不同的时空状况，也反映在《黄金眼》的背景设定里。

除此之外，这也是皮尔斯·布鲁斯南首度担纲演出的邦德电影。

布鲁斯南是位爱尔兰籍的演员，20世纪80年代时主要活跃在英国的电视连续剧当中，偶尔在一些美国的电影或电视剧当中演配角，直到1995年的《黄金眼》才让他真正走红。从1995年到2002年，布鲁斯南一共在四部“007”电影中出演邦德，直到2006年重新翻拍的《皇家赌场》，才将角色传承给现任的邦德演员丹尼尔·克雷格。

绕了一圈讲“007”电影和布鲁斯南，并非离题。事实上，这两者同《谎言定制店》一书大有关系。

在1999年的《黑日危机》已经拍完，2002年的《择日而亡》尚未开工的两部“007”电影之间，布鲁斯南还接演了两部电影。一部是关于亲情及父爱力量的《伊夫琳》，背景设定在50年代，布鲁斯南饰演一个遭妻子离弃的蓝领父亲，为了争取与三个孩子团聚的机会，不惜杠上最高法院；而另外一部影片，正是与在1996年以《闪亮的风采》一片拿下奥斯卡影帝的杰弗里·拉什同台竞演，在2001年上映的《谎言定制店》，由间谍小说大师约翰·勒卡雷1996年的同名作品改编而成——另一位饰演过“007”情报员，也在勒卡雷小说改编电影中担任主角的，则是初代邦德肖恩·康纳利。

同样被归类为间谍小说，但《谎言定制店》与“007”的基调完全不同。

伊恩·弗莱明笔下的“007”，与现实生活中的间谍截然有别——现实里的间谍行事大多低调平凡，才好融入寻常人的生活以搜集情报，但邦德每次都打着自己的名号到处招摇——这系列电影从初代邦德开始，都有经典的自我介绍台词“Bond.James Bond”。而邦德的工作内容，除了渗入敌国或者邪恶组织之外，大多还会乒乒乓乓地大闹一场，在追逐、大场面爆破以及美女充满恋慕的眼神当中，凭一己之力拯救世界。

但勒卡雷笔下的间谍，从来不是如此工作的。

勒卡雷出生在1931年，早年任过教职，后来为政府及军方单位所吸收，在大使馆工作，也曾出任领事。勒卡雷开始创作第一本小说《召唤死者》时，仍在英国军情五处（Security Service，亦称为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5，通常缩写为“MI5”）任职。待到小说出版，他已转任至军情六处（通常缩写为“MI6”）。“MI5”负责英国国内的严重犯罪、军事分离主义、恐怖活动及间谍行动，“MI6”负责的，则是英国在海外的间谍行动，所以也称为“英国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缩写为“SIS”），前述的虚构角色詹姆斯·邦德，也任职于这个机构。

在勒卡雷任职上述机构期间，发生了“金·费尔比”（Kim Philby）事件。

费尔比出生在印度，父亲是位英国军官。1933年，费尔比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来年为苏维埃政府吸收，1941年进入“MI6”工作，开始他双面间谍的生涯。他在“MI6”工作期间虽然曾被怀疑过忠诚问题，但直到1962年另一个间谍乔治·布雷克的身份曝光，费尔比的真实身份才被揭露，而这二十年间，费尔比已经出卖了许多英国情报人员名单给苏联克格勃（KGB），本名大卫·康威尔的勒卡雷，也在其中。

勒卡雷的情报生涯于是结束，但成为间谍小说大师的路程，才正要开始。

当时勒卡雷已经出版了《召唤死者》《优质杀手》两部作品，主角都是乔治·史迈利，虽说是间谍故事，但其中悬疑推理的成分较大。1963年出版的《柏林谍影》，勒卡雷才真正发挥了他驾驭这类作品的能力——《柏林谍影》的篇幅不长，但色调清冷，情节现实，在架构并不复杂的故事里头，完整地呈现出间谍世界的无奈与残忍，紧绷与忧伤。一直以来，《柏林谍影》都被认为是奠定勒卡雷间谍小说大师地位的作品，同时也是进入勒卡雷笔下间谍世界的最佳入门故事。

若说《柏林谍影》是认识冷战时期间谍处境的入门砖，那么《谎言定制店》或许就是后冷战时期最合适的间谍小说进门阶。

冷战时期泛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东西德统一、苏联解体时的年月，也就是1945年到1991年；因为“二战”刚刚结束，所以世界列强及其支持国并不希望再度轻启战端，但“二战”时意识形态、政治以及外交的冲突与分歧，却仍使得这些国家彼此无法信任，于是形成一种相互遏阻，但不真正发动武力的状态。在这种局势中，对“敌国”情报的搜集与战时一样重要，尤有甚者，因为国际态势微妙，所以间谍活动以及情势分析，较之战时，更需细腻谨慎地对待。在如此世局当中，间谍小说自然有许多可以发挥的舞台；但当冷战一结束，这类需求大量减少之后，间谍小说，还能写些什么呢？

勒卡雷的《谎言定制店》，提供了某个方向的启示。

因为认为巴拿马运河极具军事及经济价值，因而在1903年，美国协助巴拿马政府独立后签订条约，条约规定，从1904年起美国拥有巴拿马运河区的永久租借权，并接下法国的运河开发工程；直到1977年，美国才与巴拿马政府签订《巴拿马运河条约》，议定要在1999年12月31日前将运河区主权逐步归还巴政府，虽然如此，老布什仍曾在1989年进军巴拿马运河区，拉美国家因此普遍认为美国想借机推翻条约，重掌运河主控权。

《谎言定制店》的故事背景，就设定在运河主权交还之前的90年代中期。

故事主角哈瑞·潘戴尔是个英国混血儿，凭借高明的裁缝手艺在巴拿马开业，替达官贵人、政要名流量身裁制各式西服，娶了运河区主管的秘书露伊莎，育有一女一子，生活美满；某日，一个名叫安德鲁·欧斯纳德的英国顾客来访，参观完了裁缝商号、正在量身闲聊时，欧斯纳德透露，他知晓潘戴尔不为人知的过去以及目前他隐瞒妻子的经济窘境。潘戴尔大惊失色，而欧斯纳德表明自己的身份是英国间谍，只要潘戴尔替他工作，他不但可以继续让潘戴尔的过去免于曝光，还能提供他优渥的酬劳，好解决他所面临的财务困境。

巴拿马运河自始至终与英国毫无关系，英国特务为什么要在此地活动？

如上所述，90年代正是运河区主权即将易主、形势尚未明朗的时期，所以虽然没有实质介入，但英国仍然希望在如此时局里趁乱捞一点好处，分一些甜头。因此，巴拿马政要的动向、名流的状况、异议分子的活动以及运河区主管的工作方针，便成了英国极欲获得的重要情报。同时，这也反映出了冷战之后间谍可能活动的场域——虽然所谓的“敌国”可能不复存在，但为了国家（或者企业）利益，间谍们仍需隐在不同的场合，执行他们的指令作业。

一边是棍棒，一边是胡萝卜，潘戴尔于是作出决定。

以潘戴尔的交游人脉以及工作背景，自然可以提供一些欧斯纳德想要的信息，但是，潘戴尔喂给情报系统的信息，当真是他们所需要的重要情报吗？这出谍报大戏揭幕了：每个角色都有秘密，每个动作都能被解读出不同含义，潘戴尔的家庭、员工、友人以及欧斯纳德所属的情报系统，全都在有意或者无心当中卷入其中；随着情节的开展，我们还会发觉，连欧斯纳德这个角色，或许都怀抱着与间谍任务不尽相同的个人盘算。

这也正是勒卡雷小说吸引人的特色。

间谍工作基本上是以欺瞒的方式获取所处群体的信任，再以背叛的态度输出数据以完成工作；

但在这样的情境当中，对于周围人物以及间谍本身，会造成什么影响？除了尔虞我诈之外，勒卡雷更细腻地刻画了这些人性的底层内里，替这些在组织与组织的抗衡之间勉力生存的角色，添加了属于人的深度。

与大部分的勒卡雷作品相比较，《谎言定制店》算得上是比较轻松的一部。

挥别英国欧陆的凄冷氛围，《谎言定制店》从一开始就带我们闯进拉丁美洲的热带环境当中，嘈杂、热闹、纷乱，甚至带着欢乐的色调；欧斯纳德和潘戴尔这对搭档之间的信息传递，读来几乎是场荒唐搞笑的喜剧。所幸，勒卡雷并不只想写出一个以谍报工作为背景的笑闹故事，看似胡闹的情节终究还是会撞上无奈的现实，于是在间谍世界残酷无情的成分缓缓渗入的时候，在时势变迁中被卷入的渺小个人，便多了令人怜悯的庶民色彩。

间谍，在没有敌国的年代。

愉快，荒谬，谎话连篇却也值得同情，勒卡雷写出一个混乱的时代环境下人类充满自私、误解，理想与现实不断冲撞的内里，让间谍小说不只是高科技玩具的展示间、异国美女的调情场，而是深入、立体，令人读后能够反复咀嚼思索的人性故事。这是《谎言定制店》值得一读的理由；这是勒卡雷小说与众不同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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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热带巴拿马再寻常不过的周五下午，至少在安德鲁·欧斯纳德闯进哈瑞·潘戴尔店里要求量制西装之前是如此。他冲进店里时，潘戴尔是某一种人；但等他出了店外时，潘戴尔已经变成另一种人了。整个过程用了七十七分钟，根据的是艾克尔斯那座萨谬尔·克利尔出品的桃花心木框时钟，也是御用裁缝潘戴尔与布瑞斯维特有限公司里，许多极富历史意义的物品之一。这家公司原址在伦敦的萨维尔路1，现在则位于巴拿马市西班牙大道。

或者在西班牙大道附近。反正近得没差别。缩写为P&B。

这天从六点整开始，潘戴尔被谷地里传出的带锯噪音、建筑工地与交通喧闹声，以及美军电台播送的刚强男声给惊醒了。

“我不在场，是另外两个家伙干的。她先动手打我。这其实是她同意的，阁下。”潘戴尔意识到早晨来临了，隐隐有种惩罚迫近的感觉，却又不知所以。然后他想起八点三十分与银行经理预约了会面，急急跳下床。几乎就在此时，老婆露伊莎狂叫“不，不，不”，拉起床单盖住头，因为早晨是她最糟的时刻。

“干吗不换个词，说‘好，好，好’啊？”他正等着水龙头里的水变热，对着镜子问道，“我们乐观一点嘛，好不好，露？”

露伊莎呻吟了一下，但床单里的身体一动也不动。潘戴尔只好跟新闻播报员玩起一问一答的游戏聊以自娱，提振精神。

“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挥官昨晚重申，美国将坚守对巴拿马的条约义务，信守承诺，说到做到。”新闻播报员阳刚味十足地堂皇宣告。

“这是骗局，亲爱的，”潘戴尔把肥皂泡沫涂到脸上，“如果不是骗局，你也用不着再三重申，对不对啊，将军？”

“巴拿马总统今天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两周的东南亚之旅。”新闻播报员说。

“听好，你老板来啰。”潘戴尔叫道，伸出满是肥皂泡的手想引她注意。

“陪同前往的是一组国内经贸专家，包括他的巴拿马运河计划推动顾问艾尔纳斯托·狄嘉多博士。”

“干得好，艾尔尼。”潘戴尔赞许地说，一只眼睛瞄着还瘫在床上的老婆。

“周一，总统一行将继续转往东京，就日本加强对巴拿马的投资展开实质会谈。”新闻播报员说。

“那些艺伎还不知道自己会碰上什么事哩，”潘戴尔刮着左脸，放低声音，“更别提还有我们那位四处觅食的艾尔尼啰。”

露伊莎猛然清醒。

“哈瑞，我不希望你用这种调调说艾尔纳斯托，就算是开玩笑也不行，拜托。”

“喔，亲爱的，对不起。不会再犯了，永远不会。”他满口承诺，一边搜寻鼻孔底下最难应付的部分。

但是露伊莎仍不肯善罢甘休。

“为什么巴拿马不能自己在巴拿马投资？”她抱怨道，同时拉开床单，笔直坐起来。身上那件白色亚麻睡衣是她母亲的遗物。

“我们为什么非要亚洲人来做不可？我们有钱哪。单这个城里，我们就有107家银行不是吗？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我们贩毒的钱来盖我们自己的工厂、学校和医院啊？”

这个“我们”并不名实相符。露伊莎是运河区人，在巴拿马运河区长大。当时美国通过豪夺强取的条约，宣称该区是美国的永久领土，尽管那只是一条十英里宽五十英里长的区域，四周还全是心怀怨恨的巴拿马人。她已故的父亲是位美军工程师，后来调任到运河区，提早退休成为运河公司的雇员。她已故的母亲是自由派的圣经教师，在运河区的一所隔离制学校任教。

“亲爱的，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吗？”潘戴尔应着，一边拉起一只耳垂刮下面的部分。他刮胡子就像其他人作画，对瓶罐与刷子珍爱有加。

“巴拿马不是个国家，是家赌场，而且我们也认识经营这家赌场的老板。你还替其中一个工作呢，不是吗？”

他又犯了。每当良心不安的时候，他就无法克制自己，就像露伊莎无法让自己起床一样。“不，哈瑞，我不是。我替艾尔纳斯托·狄嘉多工作，艾尔纳斯托不是他们的其中之一。他是个正直的人，有理想，希望巴拿马未来是国际社会里自由的主权国家。他和他们不一样，他无所求，没算计国家的遗产，这让他与众不同，也非常非常难能可贵。”

潘戴尔暗自感到羞愧。他转开莲蓬头，用手试试水温。

“水压又下降了，”他轻快地说，“对我们住山上的人可真好哪。”

露伊莎下床，把睡衣从头上扯掉。高挑长腰，一头浓密黑发，还有女运动员般的高耸胸部。处于忘我状态的她其实很美，但一记起自己，肩膀就会垂下来，看起来怏怏不乐。

“只要一个好人，哈瑞，”她把头发塞进浴帽时还执拗地说，“就能让这个国家上轨道。只要一个像艾尔纳斯托这样有才干的好人。不需要再来一个演说家，不需要再来一个自大狂，只要一个有良好基督教道德的人就够了。一个品格高尚又有能力的管理者，一个不腐败的人，他可以整治马路、水管、贫穷、犯罪和毒品，可以保存运河，而不把它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艾尔纳斯托真心希望成为这样的人，不管是你或其他任何人都不该中伤他。”

潘戴尔快速着装，但仍不改惯有的小心谨慎，匆匆进了厨房。潘戴尔夫妇和巴拿马其他的中产家庭一样，雇了一大串用人，但又严守不言自明的清教徒家规：由一家之主做早餐。马克是吐司加荷包蛋，汉娜是百吉饼夹奶酪。潘戴尔愉快哼唱着深藏记忆中的《天皇》2乐章，因为他喜欢这个旋律。马克已穿好衣服，在厨房的桌子上写功课。汉娜担忧鼻子上的小伤痕，得巧言哄骗才肯走出浴室。

然后是手忙脚乱的相互怪罪、道别。此时露伊莎虽然穿戴整齐，但到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大楼上班已经快来不及了。她跳上她的标致汽车，潘戴尔和孩子们则开着丰田，超车抢道地往学校去。左，右，向左开下陡峭的山坡到主道，汉娜吃着她的百吉饼，马克则在颠簸的四车道上与功课搏斗。潘戴尔一直说很抱歉今天这么忙乱，伙计们，我和那些见钱眼开的小子有个晨会，一面暗自希望自己刚才没对狄嘉多太刻薄。

接着疾驰在反向的车道，拜上班高峰时车道调拨措施之赐，往市区通勤的车辆双线都可以行驶。拼命冲锋陷阵，从车水马龙的大街再次转进小路，经过和他们家非常类似的北美风格住宅，再到那座玻璃与塑料建材盖成的小型建筑群，那里有查理饮料、麦当劳、肯德基，还有一座游乐场。去年7月4日马克在这里玩碰碰车时被敌车撞断胳膊，到医院时，院里早就挤满被烟火灼伤的儿童。

接下来是混沌魔窟3。潘戴尔摸出两毛五给在红绿灯下卖玫瑰花的黑人小孩，然后三个人齐对着街角的老人猛挥手。过去六个月以来，那个老人一直站在同一个街口卖同一把摇椅，价钱哪，两百五十元整，写了牌挂在脖子上。又转进岔路，这回轮到马克先下车。进入曼纽·艾斯宾诺萨·巴帝斯沙大道臭气冲天的炼狱，经过国立大学时，渴望地偷瞄一眼穿白衬衫、臂下夹书的长腿美眉，领会卡门教堂那一抹结婚蛋糕般的荣光——早安，上帝——他们继续拼了老命穿过西班牙大道，解脱似的呼了口气，潜进费德里科·鲍伊大街，钻进以色列大道到圣弗朗西斯科，顺着往派提拉机场的车流，再次向从事毒品买卖的女士先生问早——一排排漂亮的私人飞机，停在破破烂烂东倒西歪的建筑及流离四散的狗群鸡仔之间，飞机多半属于那些毒贩的——但是控制住自己吧，小心点，拜托，深呼一口气，在拉丁美洲，四处飞射的反犹太轰炸可还没成为过去：那些站在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学校4大门口、看起来面容严峻的年轻人，代表的可是生意，所以注意你的态度。马克跳下车，不过动作太快了，汉娜大叫：“你忘了这个，呆瓜！”同时把他的书包丢出去。马克跨步走开，一点表情也没有，连手都没挥一下，怕被同学误以为他依依不舍。

再度回到混乱之中，回到警笛恼人的鸣响，推土机与电钻的咆哮磨转，回到这个等不及把自己噎死的第三世界热带城市，回到其中所有漫不经心的叫嚣、蠢事与抗议；回到每个红绿灯前蜂拥而上的乞丐，瘸子，卖手巾、花、马克杯与饼干的小贩——汉娜，把窗子打开，那罐半巴布亚硬币5呢？——今天轮到那个没腿的白发参议员，他坐在一辆狗车里，自己划着前进；在他之后是位美丽的黑人妈妈，膝上抱着她快乐的小宝贝，给妈妈五毛钱，给宝贝挥挥手；然后又是那个撑着拐杖哭泣的男孩，一条腿弯折得像根过熟的香蕉。他是整天哭个不停，还是只在交通高峰时间哭呢？汉娜也给他半巴布亚。

一阵清爽的雨水打下，我们全速开上山丘到“圣母玛利亚无玷受孕”学校，粉脸修女在前庭的黄色校车旁忙来转去——Senor Pendel, Buenos dias（日安，潘戴尔先生）！Buenos dias，琵耶达修女！还有你，伊美达修女——汉娜记得今天要捐献给那个什么圣人的钱吗？不，她也是呆瓜。这里有五块钱，亲爱的，你时间还多得很，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汉娜蹦下车，给了潘戴尔一个柔软的亲吻，就跑去找她这星期的密友莎拉；同时有个戴金表的胖警察在旁边看着，笑眯眯的，像个圣诞老人。

没人会对这一切大惊小怪，看着汉娜消失在人群中，潘戴尔几乎觉得心满意足了。孩子们不会奇怪，没人会奇怪。甚至我也不会。一个接受犹太教育的男孩（只是他并不是犹太人），一个接受天主教教育的女孩（但她也不是纯正的天主教徒），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一切再正常不过。亲爱的，对不起，我对那天下无敌的艾尔纳斯托·狄嘉多这么无礼，可是今天不是我该当好孩子的日子。

之后，在只有自己相伴的甜蜜中，潘戴尔再次开上高速公路，打开他的莫扎特。知觉刹那间敏锐了起来。独处时常常如此。他习惯性地检查车门是否锁好，眼睛不时留意是否有公路抢匪、警察和其他危险人物出现。但他不是很担心。在美国入侵之后几个月，荷枪实弹的匪徒和平接管巴拿马。今天如果有人在塞车时段掏出一把枪，所有车子里的人肯定跟着掏枪齐射。只有潘戴尔的车子除外。

灼热的太阳从又一栋半完工的建筑后面扑到他身上，阴影加深了，城市的喧嚣更浓了。在他必须穿过的窄小街道里，在那些摇摇欲坠的房舍暗影之间，出现了彩虹般的色泽。人行道上的面孔有非洲人、印度人、中国人和各种混血人种。巴拿马的人种像鸟类般快速膨胀，每天都让本身是混血的潘戴尔雀跃不已。之中有些人是奴隶的后裔，或许其他人也都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数以万计，被船载到此地工作，甚至因为运河而送了命。

道路通畅。太平洋潮水退了颜色，晦暗起来。海湾那头的深灰色岛屿像遥远的中国山脉，绵延在灰扑扑的迷雾中。潘戴尔很希望到那里去。这或许是露伊莎的错，因为有时候她强烈的不安全感折磨得他精疲力竭。或者是因为，他已经在正前方看见银行的那幢摩天大楼，红色的顶端耸入云霄，与同样丑陋的伙伴一较长短。隐隐约约的海平线上，十多艘船漂浮在模糊的边缘，打发等待进入运河的无聊时光。出神的一刹那间，潘戴尔感同身受地想到了船上的无聊生活。在动也不动的甲板上汗流浃背，躺在挤满外国人与石油臭味的船舱里。我不要再有那么可怕的时光了，谢谢你，他打个哆嗦对自己承诺。绝不再有。终此一生，哈瑞·潘戴尔会好好享受每天的每一小时，绝无戏言。问班尼叔叔去，无论他是生是死。

进入威严堂皇的巴布亚大道，他有腾云驾雾的感觉。左边经过的是美国大使馆，比总统府还大，甚至比他的银行大。但是，此刻，却没露伊莎那么大。我太好大喜功了，他转进银行前庭时心里对她解释道。如果我的脑袋没那么不切实际，就不会卷进现在这团混乱里；如果我没把自己当成大地主，没欠一分一厘不属于我的钱，也停止攻击艾尔尼·狄嘉多，或任何你刚好认为道德无瑕、不容冒犯的人就好了。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关掉莫扎特，走到车后，从衣架上取下西装外套——选了深蓝色——套进去，对着后视镜调整他那条“丹曼与嘉达”领带。一个表情严肃、穿制服的男孩，正看守着宏伟的玻璃门入口。他小心照管一把压动式霰弹枪，对每个穿西装的人敬礼。

“爱德瓦多先生，今天过得好不好啊，先生？”潘戴尔用英文大叫，一条手臂挥啊挥。小伙子露出愉快的神情。

“早安，潘戴尔先生。”他回答道，这是他惟一会的一句英文。

就一个裁缝而言，哈瑞·潘戴尔的体格超乎预料地好。或许他也心知肚明。因为走路的时候，他总带着保留实力的气息。他既高且壮，一头灰发剪得短短的。胸膛厚实，肩膀宽阔倾斜像拳击手，行走时则像个训练有素的政治家。起初他两手微微弯曲，垂在两侧，随后又一本正经地交叠在壮硕的背后。这是检阅仪仗队或大义凛然面对刺杀时的步伐。在潘戴尔的想像里，他觉得自己两者兼具。他只允许西装背后开一个衩，并称之为布瑞斯维特法则。

但在他四十岁的脸上，却明显流露出男人的风采与愉悦。婴儿蓝的眼睛闪烁着无可救药的天真；即使在平静的时候，他的嘴也会绽放温暖而无往不利的微笑。若是不小心瞥到，这抹微笑甚至会给人带来更好的感觉。

巴拿马的大人物，都有身穿端庄的蓝色公交制服的美貌黑人秘书。大人物们有装饰着嵌板及镶铁条的雨林柚木防弹门，门上的铜把无法从外头转开，因为是由里面的蜂鸣器控制，这样大人物们才不会被绑架。拉蒙·卢尔德的房间宽大而摩登，高居十六楼，可以从天花板到地板的落地彩色玻璃窗俯瞰海湾，办公桌则大得像网球场。拉蒙·卢尔德攀在书桌远远的那端，像只小老鼠攀在巨大的救生艇上。他身材粗短，下颚呈暗青色，有着光洁的深色头发与墨蓝色的鬓角，还有一对贪得无厌的亮眼睛。为了练习，他坚持说英语，而且是通过鼻子说。他曾花了大把银子寻根，最后宣称自己是某位在达黎安6遇难搁浅的苏格兰探险家后裔。六个星期前，他定制了一条卢尔德家族花格的苏格兰裙，好到联合俱乐部跳苏格兰舞。拉蒙·卢尔德欠潘戴尔五套西装共一万元，潘戴尔则欠卢尔德十五万元。为了表达善意，卢尔德把未付的利息列入本金，这也是为什么本金会不断增加的原因。

“要不要薄荷糖？”卢尔德问道，同时推过来一个铜盘，里面搁着包装的绿色糖果。

“谢谢你，拉蒙。”潘戴尔说，但没有伸手拿。拉蒙自己拿了一颗。

“你干吗付这么多钱给律师？”两人各自对着稻米农庄最近的账单凝重沉默两分钟后，含着薄荷糖的那个问道。

“他说他要贿赂法官，拉蒙，”潘戴尔像是提供证据的被告，谦卑地解释，“他说他们是朋友，说他不想把我卷进去。”

“可是如果你的律师已经贿赂法官，他干吗延后听证会？”卢尔德分析着，“为啥他没照约定把水给你？”

“拉蒙，那是另一个法官。选举之后任命了一个新法官，但贿款又没从旧法官转到新法官手里，了解了吧。现在新法官就等着，看哪一边提出比较好的条件啰。书记说这个新法官比以前的法官正直，所以理所当然，也比较贵。在巴拿马，瞻前顾后是很昂贵的，他这么说。而且情况会越来越糟。”

拉蒙·卢尔德取下眼镜，在上头哈口气，从身上那套“潘戴尔与布瑞斯维特”西装的胸前口袋掏出一块羚羊皮，逐一擦拭镜片，最后把金镜架放在他闪闪发亮的小耳朵上。

“你干吗不贿赂农业发展部的人？”他摆出一派大人大量的宽容，提出建议。

“我们试过了，拉蒙，但他们人格高尚，这你也知道的。他们说另一边已经贿赂他们，所以要是换边站，就太不道德了。”

“难道你的农庄经理就不能想想办法吗？你付他那么高的薪水，他干吗不卖力些啊？”

“嗯，是啊，安吉是有点混。老实讲，拉蒙，”潘戴尔说，“我想，坦白说，他不在那里，还比较有用呢。如果不会引起误会，我打算硬起心肠讲几句话。”

拉蒙·卢尔德的外套仍然让他的腋下发紧。他们面对面站在大窗户边。他把手臂环在胸前，然后又垂在一侧，接着又交叠在背后；潘戴尔则专心用指尖扯扯接缝处，像是医生等着知道哪里会痛一样。

“其实是小事一桩。如果真要说哪里有问题，”他终于宣告，“除非必要，我不会把袖子拆下来，因为这样做对外套不好。如果下次你把衣服送到店里，我们会想办法。”

他们又坐了下来。

“农庄种出米来了吗？”卢尔德问。

“拉蒙，一点点。这样说吧，我们是和全球化竞争，我听来的，也就是和那些从有政府补贴的国家进口的便宜稻米。太轻举妄动了。我们两个都是。”

“你和露伊莎？”

“嗯，实际上是你和我，拉蒙。”

拉蒙·卢尔德皱起眉头，瞄一眼手表。这是他面对没钱客户时惯有的动作。

“哈瑞，很可惜，当初还有机会的时候，你没让农庄成为独立的公司。抵押一家好铺子来替一个缺水的稻米农庄做担保，实在没道理。”

“可是拉蒙——当时是你坚持要这么做的。”潘戴尔反驳，但他的羞愧已吞噬了他的愤怒。“你说除非我们开立关联账户，否则你不能冒险投资稻米农庄，这是贷款的条件。好吧，是我的错，我不该听你的，可是我听了。我想那天你代表的是银行，不是哈瑞·潘戴尔。”

他们谈起赛马。拉蒙有一对马。他们谈论财产。拉蒙在大西洋边上拥有一大片海岸。也许哈瑞该找个周末开车出去，或许买个一小块地，即使一两年内不想盖房子也不打紧，拉蒙的银行会提供贷款。但拉蒙没说带露伊莎和孩子们一起去，尽管拉蒙的女儿也上“圣母玛利亚无玷受孕”学校，两个小女生交情还挺好呢。此外，让潘戴尔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拉蒙也没觉得应该提起那笔二十万元。那本来是露伊莎继承自已故父亲的钱，后来交给潘戴尔作正当投资。

“你打算把你的账户转到其他银行吗？”拉蒙·卢尔德问，所有无法说出口的话都留着没说。

“拉蒙，我想在这个关头，没有什么银行会要我吧。干吗问？”

“有一家商业银行打电话给我，想知道你的事，你的信用记录、契约、周转，等等。当然，是一些我不会告诉其他人的事。”

“他们疯了，他们想问的一定是别人。哪一家商业银行？”

“一家英国银行，从伦敦打来的。”

“伦敦？他们打给你？为了我？谁？哪一家？我以为他们全倒闭了。”

拉蒙·卢尔德很遗憾无法透露更多。当然，他什么都没说。他不受诱惑。

“什么诱惑，看在老天的分上？”潘戴尔吼道。

但卢尔德似乎已经全忘了。诱惑，他暧昧地说。推荐。没什么大不了。哈瑞是朋友。

“我一直想要一件休闲外套，”他们握手时，拉蒙·卢尔德说，“海军蓝的。”

“这种蓝吗？”

“更深一点。双排铜扣，苏格兰风的。”

所以潘戴尔又满是感激地开始说，他最近从伦敦徽章与纽扣公司引进了一批上好的纽扣新货。

“他们可以替你定制家族徽纹，拉蒙，我看到过蓟花7的。他们也可以帮你做袖扣。”

拉蒙说他会考虑。这天是星期五，他们互道周末愉快。为什么不呢？这只是热带巴拿马再寻常不过的一天。或许个人的前景有几片乌云，但在潘戴尔的生涯里，没什么不能应付的。一家古怪的伦敦银行打电话给拉蒙——或者又来了，根本没这回事。在这行来说，拉蒙算是够好的家伙了，在他愿意付钱的时候也是重要的客户，他们还有过几次口角。但是你得要有超感能力的博士学位，才能知道他那个西班牙与苏格兰混血的脑袋里在打什么主意。

每次抵达他的小街，潘戴尔都有种船入港口的感觉。有一天，等这家店铺消失了，被偷了，被炸弹毁了，他或许会嘲笑自己的这种感觉。或者这家店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一切都只是他的幻想，只是已故的班尼叔叔放进他想像中的东西。但今天造访银行让他心神不宁。踏进大树阴影的一刹那，眼睛就搜出了那家店铺，盯着它瞧。你是一幢货真价实的房子。他对着透过枝叶对他眨眼的西班牙式褪色粉红屋瓦说。你不只是一家铺子。你是一个孤儿终其一生所梦想的那种房子。如果班尼叔叔此刻也能看见你……

“注意到开满鲜花的玄关吗？”潘戴尔用胳膊肘碰碰班尼，“请进到里面去，又凉爽又舒服，你会被伺候得像个帕夏8。”

“真是太棒了，哈瑞小子。”班尼叔叔回答道，两只手掌摸着他那顶黑色汉堡帽的帽缘，就像他煮东西时会有的动作。“一间像这样的铺子，你可以收一镑的入场费哩。”

“还有油漆的招牌呢，班尼？P&B缠绕成羽毛花样，无论你在联合俱乐部或立法会议厅或苍鹭宫9，让这个铺子的名字在城里到处流传？

‘最近去过P&B吗？——他的P&B西装如何如何。’他们就是这样聊来聊去的，班尼！”

“我早说过，哈瑞小子，我愿意再说一遍。你有说服力，目测精准，到底是谁遗传给你的，我真是怀疑。”

他几乎完全恢复了勇气，拉蒙·卢尔德已经差不多被抛在脑后。哈瑞·潘戴尔昂首阔步，开始一天的工作。

2

欧斯纳德在十点半左右打电话来，没有激起一丝涟漪。他是新顾客，新顾客照例要转给哈瑞先生；或者，如果他抽不出空，就请他们留下电话号码，好让哈瑞先生立即回电。

潘戴尔在他的裁剪室里，和着古斯塔夫·马勒的旋律，就着棕色纸型，裁剪出一套海军制服。裁剪室是他的庇护所，他不与任何人分享，钥匙稳稳安放在背心口袋里。偶尔，为了享受钥匙对他代表的意义，他会把钥匙插进锁里，转动它，把世界关在外面，证明他是自己的主人。偶尔在再次打开门锁之前，他会以降服的姿态垂下头，双脚并拢站一秒钟，才重新展开美好的一天。除了旁观这戏剧性动作的部分自我之外，没有人看见他这样做。

在他后面，一间间相同高度、有崭新照明与电动吊扇的房间，他娇纵过度的各色人种雇工在里头缝衣烫裳，以巴拿马劳动阶级通常无法拥有的自由谈天说地，但是没有一个像老板潘戴尔那般辛勤劳动。他略一停顿，迎上马勒的波涛涌动，然后灵巧地沿着黄色粉笔线一刀剪下，就成了哥伦比亚裔舰队司令的后背与双肩。这位司令一心一意想以优雅的仪表，和被解职的前任一较高下。

潘戴尔替司令设计的制服格外灿烂夺目。那条白长裤，已经交给远远躲在他后面那条走廊房间里的意大利长裤缝纫师傅；可以服服帖帖抵着座位，适合站而不适合坐。而潘戴尔正在裁剪的这件燕尾服，是白色及深蓝色配上金色肩章与穗带的袖口，金色盘扣与高高的纳尔逊式衣领绣着一圈环绕船锚的橡树叶——这是潘戴尔自己的神来一笔，司令的私人秘书看到传真的图样时表示非常喜欢。潘戴尔从来没真的理解班尼叔叔说的“目测精准”是什么意思，但看着图样时，他知道自己的确有此能力。

他继续和着音乐裁剪，拱起背，思绪飞扬，直到他变成潘戴尔舰长，步下宏伟楼梯，参加自己的就职舞会。这种无伤大雅的想像，无损他的裁缝技艺。他一贯主张——这应归功于他已故的合伙人布瑞斯维特，最理想的裁剪师，天生的模仿者——不管手上裁剪谁的衣服，要让自己融入其中，成为那个人，直到真正的主人来取走为止。

接听欧斯纳德的电话时，潘戴尔正沉浸在出神入化的愉悦之中。一开始是玛塔接起电话。玛塔是他的接待员，接线生，会计与做三明治的人，一个顽固、忠心耿耿、黑白混血的小东西，一张歪斜的脸疤痕累累，满是皮肤移植与拙劣手术的痕迹。

“早上好。”她用的是西班牙文，声音甜美。

不说“哈瑞”，也不说“潘戴尔先生”——她从来不这么叫他，只用天使般的声音道早安，因为声音和眼睛是她脸上幸免无伤的两个部分。

“你也早啊，玛塔。”

“电话上有位新客人。”

“从桥的哪一边来的？”

这是他们一再重复的笑话。

“你那边。他叫欧斯纳德。”

“叫什么？”

“欧斯纳德先生。英国人。而且爱说笑。”

“哪一种笑话？”

“你对我说的那种。”

放下剪刀，潘戴尔把马勒转到几乎静音，依序拉出一本预约登记簿和一支铅笔。在裁剪桌上，众所周知，他是个执着精确的人：布料在这里，纸样在那里，发票和订单在另一边，每样东西都井然有序。裁剪时，惯常穿着他自己设计缝制的背心，前掩襟后丝背。他喜欢这件背心传达出的那种提供服务的气息。

“您的名字该怎么拼呢，先生？”欧斯纳德再次报上名号后，潘戴尔愉快地问。

潘戴尔对着话筒说话时，一抹微笑渗进他的声音里，完全陌生的人会立刻感受到自己是对着他们喜欢的人说话。但欧斯纳德也有相同的讨喜天分，这点很明显，因为两人之间很快就愉悦自如，从他们接下来十足英国式对话的长度与轻松气氛就可以印证。

“开头是O—S—N，结尾是A—R—D。”欧斯纳德说。他说话的口气一定让潘戴尔觉得特别诙谐有趣，因为潘戴尔照欧斯纳德的说法写下这个名字，三个字母一组，中间还加上一个&。“顺便一问，你是潘戴尔还是布瑞斯维特？”欧斯纳德问。

经常碰到这个问题的潘戴尔，雍容大度地把两种身份都据为己有，“嗯，先生，这么说吧，两个都是。很遗憾告诉您，我的合伙人布瑞斯维特已经过世许多年了。但我可以向您保证，直到今天，他的典范仍在这间铺子长存，这让认识他的人都很欣慰。”

在对职业验明正身画下句点之际，潘戴尔的话活力十足，犹如放逐良久才返回熟悉世界的人。它所附带的含义比你预期的更多，特别在结尾部分，颇像协奏曲的乐章，听众一直以为要结束了，结果却迟迟未了。

“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欧斯纳德充满敬意地略微停顿后，压低声调说，“他怎么死的？”潘戴尔对自己说，真古怪，这么多人问这个问题，但是只要想到这种结局迟早会降临到我们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喔，他们说是中风，欧斯纳德先生。”他用健康的人谈及这个问题时惯常会有的声调，肆无忌惮地回答，“但我说呀，老实讲，我会说他是心碎，因为惩罚税，让我们在萨维尔街的基业落得悲剧收场。欧斯纳德先生，您是巴拿马这儿的居民吗？希望这样问没太失礼。或者您只是路过？”

“几天前才到的，打算在这里待一阵子。”

“那么，欢迎莅临巴拿马。先生，我能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防我们的线路被切断？在我们这几个区域这恐怕是常有的事。”

这两人，两个英国人，都带着烙印般的口音。在这位欧斯纳德看来，尽管潘戴尔急切想摆脱他的出身，但却明显得不容错认。他熟腻老练的声音从没洗刷掉伦敦东区雷曼街的标记。即使元音正确，抑扬顿挫与连读音还是让他露出马脚。而且就算一切都正确无误，他对自己的词汇量也太有野心了。另一方面，在这个潘戴尔看来，欧斯纳德就像对班尼叔叔的钞票不屑一顾的人一样，因为粗鲁又拥有特权而言辞轻慢。但随着彼此交谈倾听，潘戴尔似乎感到他俩之间油然生出投契之情，好比两个放逐的人，为了共同的联系，很乐意把各自的偏见先搁在一边。

“在我的公寓弄好前，会先住在巴拿马饭店。”欧斯纳德解释，“那地方早在一个月前就该准备妥的。”

“都是这样，欧斯纳德先生，全世界的地产商都一样。我以前就说过很多遍了，现在还是要再说一遍。你在廷巴克图或纽约市，不管在哪里都一样，没有哪一行像地产商那么没效率的。”“你那里五点钟很安静，是不是？五点时大家不会争相奔逃吧？”

“五点钟是我们的快乐时光，欧斯纳德先生。我那些‘午餐时间’先生已经安安稳稳回去工作，而我称之为‘饭前酒’的先生还没出来玩乐。”他抑制住自谦的笑声。“把你唬住了。骗你的。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我的‘饭前酒们’回家陪老婆了。五点钟，我可以全心全意地接待您。”

“你亲自？本人？你们这些高贵的裁缝，有很多是请奴才来做这种粗重工作的。”

“恐怕我算是你心目中那种老派的人，欧斯纳德先生。对我来说，每位顾客都是挑战。我量身，我裁剪，我试穿，而且从不在乎试穿多少次，只要能让我做出最好的衣服。制作每套西装都不离这个原则，我也会监督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

“很好。多少？”欧斯纳德追问。口气带着戏谑，但没有挑衅的意思。

潘戴尔愉快的笑意更浓了。如果他说的是西班牙文——这已经是他的第二灵魂，而且是最偏爱的——他就能毫无困难地回答这个问题。在巴拿马，没有人会对钱的事感到难为情，除非他缺钱。但众所周知，你们英国上流阶级对钱的态度是难以预料的，最有钱的人往往也是最节俭的人。

“我提供最好的，欧斯纳德先生。我总是这么说，劳斯莱斯可不是免费的，潘戴尔与布瑞斯维特也一样。”

“那么，多少？”

“嗯，先生，标准的两件式，一套通常是两千五百元，但也要看布料和式样。西装外套或休闲外套是一千五，背心六百。因为我们倾向用比较薄的料子，所以也会建议多裁制一条裤子搭配，第二件长裤的优惠价是八百。我听见你吓得说不出话来啦，欧斯纳德先生？”

“我以为行情是一套两千。”

“以前是，先生，一直到三年前。那时候啊，唉呀呀，美元冲破地板，而我们P&B还是必须买最顶级的布料。我其实不必多说，我们不计成本，全用最好的，很多都从欧洲进来，而且全部都是——”就在他即将说出诸如“相关强势货币”之类的奇言怪语时，顿时又改变了心意。“想想我说的，先生，你们上流阶级现在穿的成衣——我拿拉尔夫·劳伦当基准好了——也逼近两千，有时甚至还更高。先生，可否容我告诉您，我们有售后服务？我不认为你能够回到一般的服饰店，告诉他们说你的肩膀有点紧，对吧？不可能有免费服务的。您想要做什么样子呢？”

“我？噢，一般的样子。先做几套日常西服，看看怎么样，之后再做全套。”

“全套？”潘戴尔敬畏地说，此时对班尼叔叔的回忆全涌上心头。“我一定有二十年没听人家用这个词儿了，欧斯纳德先生。老天保佑。全套。我的天哪。”

又到了这种时候，任何一位裁缝都会合情合理地收起情绪，回到他的海军制服上。如果今天是其他的任何一天，潘戴尔也会这么做。时间预约好了，告知价钱了，初步的社交问候也交换过了。但潘戴尔自得其乐。今天的银行之行让他觉得很孤单。他的英国顾客不多，英国朋友更少。露伊莎秉承已故父亲的遗训，对英国佬不很待见。

“P&B仍然是城里惟一上得了台面的，对吧？”欧斯纳德问，“替巴拿马最顶级、最聪明的大户量制衣服的裁缝师？”

听到“大户”这个词儿，潘戴尔微微一笑。“我们的确这么认为，先生。不是自鸣得意，但我们以我们的成就为荣。我可以告诉您，过去十年来并不是一帆风顺。坦白说，巴拿马的品位并不怎么样。或者应该说，在我们来之前是这个样子。我们得先教育他们，才能向他们推销。花这么多钱就为了一套西装？他们以为我们疯了，甚至比发疯还糟。我很欣慰地告诉您，慢慢的，大家也就接受了，一直到现在仍是如此。他们开始了解，我们不只是把西装扔给他们，要他们付钱；我们提供维护，我们修改，我们就在这里等他们回来，我们是朋友，也是后援者，我们是人哪。您该不会是新闻界的朋友吧，先生？最近《迈阿密先锋报》的本地版登了一篇报道，让我们受宠若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刚好看见了？”

“我一定错过了。”

“嗯，欧斯纳德先生，这样说吧。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用比较严肃的态度告诉您。我们帮总统、律师、银行家、大主教、立法议员、将军和舰队司令置装。我们替能欣赏定制西装、也负担得起的人置装，无论其种族、宗教或声望。您觉得如何？”

“很有前途，真的，非常有前途。那么，五点钟，快乐时光，欧斯纳德。”

“五点钟，欧斯纳德先生。我很期待。”

“就我们两个。”

“又一个好顾客，玛塔。”玛塔带着一叠账单进来时，潘戴尔这么告诉她。

但他对玛塔说话的模样从来就不太自然，连她听他说话的样子也是：伤痕累累的头部撇向其他地方，聪慧的黑眼睛看着别处，乌黑头发如帘幕般遮住她最糟的部分。

就是这样。潘戴尔很愉快，被捧得飘飘然，虽然事后他说自己是个自负的笨蛋。这位欧斯纳德显然是个人物，潘戴尔就像班尼叔叔一样喜爱大人物；更何况，不管露伊莎和她已故的父亲怎么说，英国人比大多数人更像大人物。或许这么多年来他背弃的那个国家，其实还是不赖的地方。欧斯纳德完全不提自己的职业，潘戴尔并不以为意。许多顾客都绝口不提，其他人就算提了也不见得是真的。他很愉快，他无法未卜先知。放下电话，回头埋首做他的舰队司令制服，直到快乐周五的正午慌乱到来。大家就是这么称呼周五午餐时间的。直到欧斯纳德进来，摧毁了潘戴尔最后一丝清白。

今天带头领军的不是别人，正是拉菲·多明哥本人，巴拿马头号花花公子，也是露伊莎深恶痛绝的人之一。

“多明哥先生！”——张开手臂——“我一定得说，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你穿上这件衣服显得好年轻哪！”——迅速压低声音——“我也得提醒你，拉菲，根据已故布瑞斯维特先生的定义，完美的绅士”——恭顺捏住拉菲上衣袖子的下方——“衬衫的袖口是一个指节宽，不能再多？”

这件之后，他们又试了拉菲的新晚宴服；若不是要展示给其他的周五客人看，其实毫无必要试穿。此时顾客开始挤进店里，带着移动电话，吞云吐雾，大开黄腔，谈论买卖的英勇事迹和性爱的攻城略地。下一位是“braguetazo”阿里斯帝德，意思是为钱而结婚的，如是之故，朋友视他为男性殉道者。接着是利加多——叫我利奇。他曾在公共工程部位居高官，时间虽短却获利颇丰，有权盖巴拿马的每一条马路，从此刻到永远。和利奇结伴来的是泰迪，也就是大熊，巴拿马最令人痛恨，无疑也是最丑陋的报纸专栏作家，同时带来他的孤独冷漠，但潘戴尔一点都不受影响。

“泰迪，述说传奇、传扬美名的作家。让生活喘口气，先生，让我们疲惫的灵魂安歇吧。”紧接着他们后面进来的是菲利普，曾在诺列加10时代当过卫生部长——还是教育部长？”玛塔，给部长阁下来一杯！还有晨装，拜托，那件也是阁下要的——再试穿最后一次，我想我们差不多了。”他放低声音。“恭喜你啊，菲利普，我听说她很淘气，很漂亮，也很爱你。”优雅合宜地，他低声谈起菲利普最新的爱人。

这些人和其他英勇的人，无忧无虑地进出潘戴尔的名店，在人类历史上最后的这个快乐星期五。潘戴尔在他们之间敏捷穿梭，大笑，推销，引用亲爱的老阿瑟·布瑞斯维特的隽永名句，借来喜悦，如期兑还。

3

潘戴尔后来想到，欧斯纳德抵达P&B时伴随的那声雷鸣，班尼叔叔一定会称之为配料，这倒是再恰当不过了。在此之前，这天是闪闪发亮的巴拿马雨季午后，阳光灿烂，两个漂亮女郎看着对街莎莉礼品屋的橱窗。隔壁花园里的九重葛，可爱得让人想咬一口。然后，四点五十七分——潘戴尔从没怀疑欧斯纳德会不准时——来了一辆褐色掀背福特，后车窗贴着埃尔维斯租车贴纸，停进留给顾客的停车位。这张吊儿郎当的脸孔顶着一头黑发，像颗万圣节南瓜种在挡风玻璃里。到底为什么会想到万圣节，潘戴尔实在不明白，但就是想到了。一定是因为那双圆圆的黑眼睛。事后他这么对自己说。

就在这一刹那，巴拿马闪起电光。

就是这样，起先只是一朵不比汉娜手掌大的雨云飘到太阳前面，下一秒钟就变成六英寸大的雨滴，宛如纺梭在前门台阶上上下下蹦跳，雷声与闪电打得街上每辆车的警报器都呼啦作响，水沟盖的外框被炸开来，然后在棕色的水流中像铁饼似的沿路往下滑，棕榈叶和垃圾桶也惹人厌地轧上一脚。每次倾盆大雨，戴着帽子的黑人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透过车窗向你推销高尔夫球伞，或者开价一块钱，帮你把车推到较高的地方去，如此一来你的汽车分电器就不会弄湿。

其中一个黑人已经对那位南瓜脸出言不逊了。南瓜脸坐在离门阶十五码处的车里，等待末日之战11平息。但是末日之战还没完没了，因为风还不够大。南瓜脸不想理黑人，但黑人不肯善罢甘休。南瓜脸让步，摸索他的西装外套——在巴拿马，这件外套只有重要人物或保镖才穿——抽出皮夹，从皮夹里抽出一张钞票，再把皮夹塞回内侧的左口袋，摇下车窗，让黑人可以把伞递进车里。南瓜脸和他说笑，给他十块钱，免去淋得一身湿。操作完成。记上一笔：南瓜脸会说西班牙文，虽然他才抵达此地。

潘戴尔微微一笑。是真正充满期待的微笑，而非随时挂在他脸上的那种微笑。

“比我想的还年轻。”他对着玛塔婀娜的背影大声说。玛塔正缩在她的玻璃隔间里，紧张地拿她的彩票，核对她从没赢过的中奖号码。

赞许有加。仿佛他已凝望经年，就为了推销西装给欧斯纳德，就为了拥有欧斯纳德的友谊，而非立时察觉对方真正的身份：一个来自地狱的顾客。

潘戴尔大胆对玛塔说出他的观察，玛塔只抬起秀发乌黑的头表示会意，没答话。潘戴尔将自己整顿好。有新客户上门时他一贯如此，并带着希望被发现的神态。

因为他的生活训练他要信赖第一印象，所以他也同样重视自己在别人眼中的第一印象。例如没有人会希望裁缝是坐着的。但潘戴尔很早之前就已经决定，P&B应该成为喧嚷尘世里的静谧绿洲。因此，他刻意要让人看见他坐在那把古旧的门房椅上，简直就是他膝上那本年代久远的《时代》杂志的翻版。

而且他完全不在意面前的桌上摆着一个茶盘，就像此刻一样，摆在《伦敦画报》与《乡村生活》的旧杂志中间，茶盘上有只货真价实的银茶壶，还有新鲜可口的小黄瓜三明治。特薄三明治是玛塔在她的厨房里精心制作的完美成品。每回新顾客刚上门的敏感阶段，玛塔就坚持待在厨房里，免得一个满脸伤疤的混血女人，会威胁到白种巴拿马男人耽溺于自我修饰的尊严。而且她也喜欢在那里看她的书，因为他终于让她重拾学业。心理学，社会历史，还有一科什么他老记不得。他希望她读法律，但她直言不讳地拒绝了，理由是律师全是骗子。

“那是不对的，”她会用她那仔细推敲、充满讽刺意味的西班牙文说，“老黑木匠的女儿怎么可以为了钱自贬身价。”

一个身形高大的年轻人要撑着蓝白相间的赌马经纪伞钻出小车，进到倾盆大雨里，有好几种方式。欧斯纳德的做法——如果这个人是他的话——很灵巧，但不无瑕疵。他的策略是在车里就稍微打开伞，笨拙地弯起身子，屁股朝外，同时迅速拉出雨伞盖住自己，以得意洋洋的胜利姿势一次把雨伞开到底。但不知道是欧斯纳德或雨伞塞住了车门，有那么一晌，潘戴尔只能看见一个颇有分量的英国屁股，裹在胯部裁剪过深的褐色华达呢长裤里，披着开双衩的套装上衣，被暴雨炮火轰得七零八落。

十盎司的夏季轻便布料，潘戴尔注意到了。达克龙混纺，这对巴拿马来说实在太热了些，难怪他急着要几套西装。三十八的腰，至少。伞打了开来。有些伞是打不开的，但这把伞像即刻投降的旗帜般瞬间冲出，以相同的速度倾斜，掩住身体上半部。然后他消失了，每个顾客从停车位走到前门之间都是如此。他的脚步声来了，潘戴尔心满意足地想。踩在湍急雨流上的脚步。他来了，他站在门廊，我可以看见他的身影。进来呀，傻瓜，门没锁。但潘戴尔还是坐着。他要自己这样做，否则他就要整天开门关门了。雨水浸湿的褐色华达呢像万花筒里的碎纸片，斑斑片片出现在毛玻璃上镌刻的透明半镂空字母里：潘戴尔与布瑞斯维特，巴拿马及萨维尔街，1932年创立。下一刻，整个庞大的身躯小心翼翼，雨伞在前，蹒跚进到店里。

“我想您是欧斯纳德先生。”——他从那张门房椅的深处说道——“请进，先生，我是哈瑞·潘戴尔。真是对不起啊，我们这场雨。来杯茶还是烈点儿的东西？”

好胃口是他的第一个念头。敏捷的棕色狐狸眼睛，迟缓的身体，大大的四肢，又一个怠惰的运动员，要让衣服还有扩张空间。在这之后，他想起班尼叔叔乐此不疲的歌舞杂耍笑话，这会让露丝婶婶装出被激怒的样子：

“大手，女士们，大脚，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大手套和大袜子。”

进到P&B的绅士可以有些选择。他们或许坐下来，惬意自在的人就会这么做，接下一碗玛塔的汤或一杯什么东西，交换八卦，让屋里的气氛抚慰他们，然后才转移到楼上的试衣间，能够不经意瞥见散放着苹果的木茶几上摊开的服装图册。或者他们可以走直线进入试衣间，局促不安的人会这样做，大部分是新客户，透过木板隔间对司机大吼大叫，用移动电话和他们的情人与股票经纪人通话，就为了让人注意到他们的重要性。随着时间过去，局促不安的人会变得惬意自在，然后另有一批新客户取而代之。潘戴尔等着看欧斯纳德属于哪一类。答案：两者皆非。

就一个打算花五千大洋打扮外表的男人来说，他没表现出任何已知的症状。他不紧张，不因缺乏安全感或犹豫不决而沮丧；他不仓促，不絮叨，不过分熟稔。他没有罪恶感。此时的巴拿马，罪恶感极其罕有。就算你来的时候还带着一点，也很快就逃逸无踪了。他镇静得令人不安。

他的做法是，用湿漉漉滴水的雨伞撑住自己，一脚踏前，另一脚规规矩矩踩在门垫上，这也是后回廊的铃一直响个不停的原因。但欧斯纳德并没听见铃声，或者他听见了却不为所动，毫不困窘。因为尽管铃响不断，他脸上还是带着开朗的表情左顾右盼。恍然认出的微笑，宛如碰见失散已久的朋友。

桃花心木的回旋楼梯通向顶层绅士席：我的老天哪，亲爱的老楼梯……印花软绸，晨袍，绣有名字的家用拖鞋：噢，对，我记得你……图书室阶梯巧妙改成领带架：谁想得到以前这是做什么用的？木质吊扇懒洋洋地在镶饰线条的天花板上转动，一卷卷布匹，一个柜台，角落边上摆着年代可溯及世纪之交的剪刀与铜尺：老朋友，每一位都是……最后是磨损的门房皮椅，在本地的传奇里，这是布瑞斯维特的遗物。潘戴尔本人就坐在椅子上，对他的新顾客露出和颜悦色却不失权威的神态。

欧斯纳德回头看潘戴尔——彻头彻尾、毫不掩饰地上下打量。先从脸开始，然后一路往下到掩襟的背心，再到墨蓝长裤、丝质袜子和牛津达克牌的黑色便鞋，楼上从六号到十号，存货一应俱全。然后又往上，在长驱直入店铺深处之前，花了足足一秒钟，端详那张脸。门铃直响，因为他那条粗壮的后腿动也不动，就踩在潘戴尔的椰丝门垫上。

“了不起，”他宣布道，“棒极了！千万别更动，一丁点都不要。”

“请坐，先生，”潘戴尔热诚地催促，“就当在家里，欧斯纳德先生。每个人在这都像在家一样，我们希望他们有这种感觉。进来聊天的比做西装的还多呢。你旁边有个雨伞架，摆在那里吧。”

但欧斯纳德没把伞摆到任何地方，而是像拿根指挥棒般举起来，指着挂在后墙正中央、裱在框里的照片。照片里是个身穿圆领黑外套、戴着眼镜的苏格拉底式绅士，对着眼前青涩年轻的世界皱起眉头。

“那是他，对不对？”

“谁啊，先生？在哪儿？”

“那边，那一位伟大的人物，阿瑟·布瑞斯维特。”

“的确是，先生，我得说你眼力真好，就是那位伟大人物，你形容得真贴切。这是他巅峰时期的照片，钦敬万分的员工请求他拍的，并在他六十岁生日时送给他。”

欧斯纳德跃向前看个清楚，门铃终于不响了。“‘阿瑟·G’，”他大声念出贴在相框底边的铜牌，“‘1908至1981。创立者’。我真该死，竟没认出他来。G代表什么？”

“乔治。”潘戴尔说，纳闷欧斯纳德为什么会觉得早该认出来。但他还不打算问。

“打哪儿来的？”

“皮纳。”潘戴尔说。

“我是说这张照片。你带来的吗？哪里来的？”

潘戴尔纵容自己露出悲伤的微笑及一声叹息。

“他亲爱的未亡人送的，欧斯纳德先生，就在她随之过世前不久，真是一番美意。想想看，从英国寄到这要花多少钱，对她是很大的负担，但她还是毫不在乎地寄了。‘那是他想待的地方’，她是这么说的，没人能劝她打消念头。虽然他们想叫她别这么做，但她把心和照片一起寄出来了，谁能劝得动呢？”

“她叫什么名字？”

“朵莉丝。”

“有孩子吗？”

“对不起，先生，你是指？”

“我是说布瑞斯维特太太。她有孩子吗？继承人，后代。”

“没有，唉，他们的结合不受祝福。”

“还有，你不觉得店名应该叫‘布瑞斯维特与潘戴尔’吗？老布瑞斯维特毕竟是资深合伙人，就算死了，也还是应该排名在前。”

潘戴尔已经摇着头。“不，先生，不是这样的。打从一开始，这就是阿瑟·布瑞斯维特的意思。‘哈瑞，我的孩子，年轻的摆前面。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P&B，这样才不会和某家石油公司搞混了。’”

“你们替哪些王室家族打扮呢？‘御用缝纫师’，你们招牌上写的。能够冒昧一问吗？”潘戴尔允许自己的微笑稍稍冷淡。

“嗯，先生，这样说吧，顾及那些无所事事的王室成员，恐怕我也只能透露这么多。有几位和某王室要员关系不远的先生，过去就常让我们蓬荜生辉，到现在还是如此。哎，我们不能多透露细节。”

“为什么不行？”

“部分基于缝纫工会行为准则，保证严守每位顾客的秘密，无论地位高低。部分恐怕也因为安全的缘故。”

“英国君主？”

“你逼我太甚啦，欧斯纳德先生。”

“所以外头那是威尔斯王子的徽章？我本来还以为是家酒馆呢。”

“谢谢你，欧斯纳德先生，你真是明察秋毫，在巴拿马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不过也因为我口风很紧。请坐吧，先生。如果你有兴趣尝尝，玛塔的三明治是小黄瓜口味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她的盛名。我还有瓶很好的淡白酒，推荐你品尝。智利货，是一位顾客进口的，不时好意地送我一箱。我能说动你来点什么吗？”

此刻，对潘戴尔来说，让欧斯纳德心动是件很重要的事。

欧斯纳德没坐下，但接过一份三明治。事实上他自个儿从盘里拿了三块，一块吃着，另外两块则是在他和潘戴尔肩并肩站在苹果木桌边时，能够握在巨大的左手掌心以保持平衡。

“这些不是我们要的，先生。”潘戴尔草草指着一块轻薄斜纹呢的样布，推心置腹地说。他惯常如此。

“这些也不行——我说呢，不适合成熟的人——对嘴上无毛或乳臭未干的小伙子还可以，但对像你我这样的人就不行。我得这么说。”他又翻了翻，“可给我们找到了。”

“上好羊驼呢。”

“一点也没错，先生。”潘戴尔说，而且非常诧异。

“产自秘鲁南部的安第斯高地，因为质地轻柔及多种天然色泽而大受欢迎，还请容我冒昧引用《羊毛记录》的说法。嗯，我运气很好，你是匹黑马，欧斯纳德先生。”

但他只点到为止，因为你们这些一般顾客对布料根本一窍不通。

“这是我爸爸的最爱，我发誓。是以前的事了，不是羊驼呢就免谈。”

“先生，以前的事？我的天哪。”

“过世了。和布瑞斯维特作伴去了。”

“嗯，我想说，欧斯纳德先生，我没有不敬的意思，令尊可真是一语中的啊。”潘戴尔惊呼，侃侃而谈他最喜欢的话题。“就我的专业判断，羊驼呢料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轻质布料。以前是，如果你容我这么说，未来也永远是。就算有全世界的马海毛和绒毛混纺，我也不在乎。羊驼呢纺成布之前就已经染色，所以可以有各种色泽，选择丰富。羊驼呢精纯，有弹性，会呼吸，就算最敏感的皮肤也没问题。”他推心置腹地把手指搁在欧斯纳德的上臂。“欧斯纳德先生，我们萨维尔路的裁缝啊——说来真是羞愧得无以复加哪，要不是物料匮乏，恐怕他们还不罢手呢。你知道他们把布料拿来做什么吗？”

“考倒我了。”

“当衬里啊，”潘戴尔一脸嫌恶地公布答案，“一般的衬里。野蛮哪，真是。”

“老布瑞斯维特一定会气得七窍生烟。”

“的确是，先生，我可以坦率引用他的话。有次他对我说，‘哈瑞’——他花了九年才改口叫我哈瑞——‘他们对待羊驼呢的态度，比我对狗还不如。’这是他说的，到今天还在我耳边盘旋呢。”

“我也是。”

“对不起，先生，您说什么？”

如果说潘戴尔机警非常，那么欧斯纳德恰恰相反，他似乎没察觉自己的话所造成的影响，仍然翻来覆去地检视样布。

“我想我并不明白您的意思，欧斯纳德先生。”

“老布瑞斯维特替我爸做衣服。当然是很久以前啰，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

潘戴尔显得感动非凡，说不出话来。他浑身僵硬，肩膀耸起，像站在阵亡战士纪念碑前的老兵；等到讲得出话时，声音气若游丝。“噢，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还请原谅，先生，这真值得大书特书。”他稍稍恢复元气，“这是第一次，我不会羞于承认。父传子。两代都惠顾P&B。我们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在巴拿马没有。还没有过，从我们离开萨维尔路以后就没有。”“我猜想你一定觉得很意外吧。”

一瞬间，潘戴尔可以指天立誓保证，那双敏捷的棕色狐狸眼失去光泽，睁得圆圆的，一片烟茫茫的幽暗，只剩瞳孔里闪现的一丝光芒。他事后想像，那丝光芒并非金色，而是红色的。但没过多久，狐狸眼再度恢复光泽。

“怎么了？”欧斯纳德问。

“我想我太惊讶了，欧斯纳德先生。‘关键时刻’，我相信这是最近的说法。对我来说正是如此。”

“这就是时代的巨轮哪，对吧？”

“的确是，先生。他们说这是巨轮，旋转、践踏、碾碎面前所有的东西。”潘戴尔附和着，转身回到样布本里，像是想在劳动里找寻慰藉的人。

欧斯纳德先是再吃一个小黄瓜三明治，一口吞下，然后两手合掌，缓缓轻拍，拂掉渣屑，一连数次，直到满意为止。

P&B有套接待新客户的流畅运作程序。在样布本里挑料子，鉴赏挑中的布匹——潘戴尔非常谨慎，店里现成有的布料才会在样布本里展示——移往试衣室量身，浏览绅士精品部与运动休闲区，参观后回廊，与玛塔打招呼，开户头；除非另有协议，否则便预付订金，十天后再回来，进行首次试穿。然而，面对欧斯纳德，潘戴尔决定来点变化。他离开样布桌，带欧斯纳德到后廊，因为玛塔已退到厨房埋首阅读《借贷生态学》，一本有关南美丛林在世界银行热烈鼓励下遭到大规模破坏的历史的书。

“欧斯纳德先生，见过P&B的真正首脑，虽然这样说她会杀了我。玛塔，和欧斯纳德先生握个手。欧斯纳德先生，O—S—N, A—R—D。为他做个卡片，亲爱的，再摆进老顾客里，因为布瑞斯维特先生曾替他父亲裁衣。先生，您的大名是？”

“安德鲁。”欧斯纳德说。潘戴尔看见玛塔抬起眼睛看欧斯纳德，仔细端详，仿佛除了名字还听见什么别的，然后狐疑地看着潘戴尔。

“安德鲁？”她重复一遍。

潘戴尔急忙解释，“暂住巴拿马饭店，玛塔。但是在我们巴拿马传奇的地产商恩助下，他将很快搬到——？”

“白蒂雅角12。”

“当然。”潘戴尔露出善意，微笑地说着，仿佛欧斯纳德点了鱼子酱。

而玛塔先是很认真地在她的书上做标记，之后就把书摆到一旁，躲在她乌黑头发的帘幕后，仔细地记下各个事项。

“那女人碰上什么事了？”一安全返抵回廊，欧斯纳德便低声追问。

“恐怕是意外，先生，后续的医疗照护又相当草率。”

“没想到你会让她留下来，这一定让你的顾客很紧张。”

“恰恰相反，先生，我很乐意告诉你，”潘戴尔坚定地回答，“玛塔很受我的顾客欢迎。而且他们说，人人都想尝尝她的三明治。”

接着，为了避免更多关于玛塔的问题，也为了消除她的不快，潘戴尔立即开始发表他的例行演说，有关生长在雨林的塔瓜椰果13。他竭诚向欧斯纳德保证，多愁善感的世人应将之视为可接受的象牙替代品。

“我的问题是，欧斯纳德先生，今天塔瓜椰果最流行的用途是什么？”他以超乎寻常的活力问道，“装饰用的西洋棋组？我会给你西洋棋组。雕刻工艺品？没错，也对。我们的耳环，我们的人造珠宝，越来越接近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其他可能的用途，被摩登世界遗忘的传统用途，在此地，在P&B，我们不计成本，为了尊贵的客户与未来子子孙孙而使用？”“纽扣。”欧斯纳德试探说。

“答案是，当然，纽扣，谢谢你。”潘戴尔说着，在另一扇门前停下脚步。“印第安女士，”他放低声音警告，“她们是古纳族14，非常敏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小心一点。”

他敲敲门，把门打开，恭敬地走进去，招手要他的客人跟进来。三个看不出年龄的印第安女人坐在角灯下，正缝着外套。

“见过我们的完工好手，欧斯纳德先生。”他喃喃说着，好像生怕扰乱专心工作的她们。

但这些女子的敏感程度似乎不及潘戴尔一半，因为她们立即从工作堆中愉快地抬起头，大大咧开嘴，给欧斯纳德一个鉴赏的笑容。

“我们的纽扣之于我们的定制西服，欧斯纳德先生，就如同红宝石之于我们的印度头巾，先生。”潘戴尔逐字宣告，但声音仍是呢喃低语。“那是目光停驻所在，足以代表整体的细微之处。一个好的扣眼无法成就一套好西装，但有个糟糕的扣眼，肯定会是糟糕的西装。”

“套句亲爱的老阿瑟·布瑞斯维特的话。”欧斯纳德模仿潘戴尔的低声语调。

“是的，先生，没错。而你的塔瓜纽扣在可叹的塑料发明之前，在美国与欧洲大陆被广泛使用。在我看来，应该感谢P&B，让这种纽扣能重新在我们全套定制的西服里，发挥画龙点睛的妙用。”

“这也是布瑞斯维特的想法？”

“这是布瑞斯维特的概念，欧斯纳德先生。”潘戴尔说。他正经过缝制外套的华人缝纫工紧闭的门口，不知为何，只因为突来的恐慌而决定不打扰他们。“我敢保证，放上去的效果极佳。”

然而，潘戴尔苦苦想继续前行之际，显然欧斯纳德却宁可放慢脚步，因为他伸出粗壮的手臂抵在墙上，阻止潘戴尔往前走。

“听说诺列加当权的时候，你也帮他做衣服，是真的吗？”

潘戴尔面露迟疑，目光不觉地溜过回廊，瞥向玛塔厨房的门。

“是真的又如何？”他说。脸孔霎时因为心怀疑虑而僵硬，声音变得阴沉平板。

“我应该怎么办？关上大门回家去？”

“你替他做什么？”

“将军从来就不是我说的那种天生穿西装的人，欧斯纳德先生。制服，他可以没日没夜地想新花样，皮靴和帽子也是。但不管他怎么抗拒，有时还是逃不了得穿西装。”

他转身，想让欧斯纳德继续沿回廊往下走。但欧斯纳德的手臂动也不动。

“哪些时候？”

“嗯，先生，例如将军受邀到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时。你或许还记得这事，虽然哈佛大学宁愿你忘记。他是个大挑战，试穿时常搞得人仰马翻。”

“我敢说他现在可用不着西装了，对不对啊？”

“的确用不着，欧斯纳德先生。我听说那儿应有尽有。还有其他场合，例如法国颁给他最高荣誉，让他进入外籍兵团的时候啊。”

“他们给他那个荣誉干吗？”

回廊的灯光全都从头顶往下照，让欧斯纳德的眼睛看起来像弹孔。

“有好多种说法哪，欧斯纳德先生。最广为接受的是，法国在南太平洋发动讨人厌的核试爆后，基于现金考虑，将军允许法国空军使用巴拿马作为集结点。”

“谁说的？”

“将军周围总有些风言风语，他的喽啰可不是每个都像他那么谨慎。”

“你也帮喽啰们做衣服？”

“对，先生，现在还是。”潘戴尔回答着，又恢复愉快的本色。“美军入侵后，我们经历了一段你或许会称为低潮的时期，因为有些将军的高级官员觉得必须搭机出国一阵子。但他们很快就都回来了。在巴拿马，没有人会名誉扫地。不会太久的，巴拿马绅士不在乎花自己的钱去流亡。这里的潮流是把政客回收利用，而不是弃之如敝屣，所以啰，没有人会离开太久的。”“不会被贴上叛徒或什么的标签吗？”

“坦白说，欧斯纳德先生，够格指责别人的并不多。我替将军做过几次衣服，这是事实。但我大部分的顾客替将军做的还更多呢，不是吗？”

“那么抗议罢工呢？你加入吗？”

又朝厨房飘了个紧张的眼神。玛塔这会儿一定回到她的书本里了。

“我这样说吧，欧斯纳德先生。我们会关上铺子的前门，但不会每次都把后门关起来。”

“聪明的家伙。”

潘戴尔抓住最近的一个门把，推开。两个身穿白围裙，戴金边眼镜，正缝着裤子的意大利人从手里的活儿抬起头来。欧斯纳德赏他们一个王族似的挥手，走回回廊。潘戴尔跟在他背后。“你也替新当家的做衣服，对吧？”欧斯纳德随口问。

“是的，先生，我很自豪地说，巴拿马共和国总统是我们的顾客之一。他是个难得一见的绅士，比谁都和蔼可亲。”

“你在哪里做？”

“先生，对不起，你说什么？”

“他来这，或者你去那边？”

潘戴尔微微端起优越的态度。

“都是奉诏到府里去，欧斯纳德先生。是人民去觐见总统，而不是总统来迁就人民。”

“你都摸清楚门道了，对吧？”

“嗯，先生，他是我的第三位总统，关系早就建立起来了。”

“和他的那些小厮？”

“对，他们也是。”

“他本人呢？总统？”

潘戴尔又停顿了一晌，先前专业自信的守则遭遇挑战时，他也出现相同的反应。

“您提到的这位当今伟大的政治家嘛，先生，他压力很大，是个孤单的人，大凡那些使我们生活值得过下去的寻常乐事，他全都无法享受。和他的裁缝独处几分钟，可说是混乱中难得的宁静时光。”

“所以你们会聊天？”

“我宁可称之为轻松的片刻。他会问我，我的顾客是怎么谈论他的。我则回答——当然，不指名道姓。偶尔如果心里有事，他也会对我稍稍吐露。我的谨言慎行是有口皆碑的，相信他高度戒备的顾问们也曾告诉过他。现在，先生，如果你乐意，这边走。”

“他怎么叫你的？”

“私下面对面，或者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

“哈瑞，是吧？”欧斯纳德说。

“正确。”

“你呢？”

“欧斯纳德先生，我从来不敢逾越。我有过机会，也获得许可。但他是总统先生，永远都是。”

“费岱尔呢？”

潘戴尔快活地笑了起来。他早就需要好好笑一笑了。“噢，先生，指挥官近来的确喜欢西装，不得不啊，要为他的心宽体胖未雨绸缪。不论美国佬怎么看他，这地区的每个裁缝都渴望替他做衣服，可是他就黏着他那个古巴裁缝，我敢说你一定也在电视上看见了，真是羞人哪。噢，天哪，我不能再多说了。我们在这里随时待命，如果电话来了，P&B就会接起来。”

“这么说，你的情报网还不赖嘛。”

“这是激烈竞争的世界，欧斯纳德先生。外头竞争激烈啊，如果我不处处留神，就真是个大傻瓜啦，对不对？”

“一点都没错。我们别重蹈老布瑞斯维特的覆辙，对不对？”

潘戴尔爬上踏梯。他在通常裹足不前的折叠平台上保持平衡，小心翼翼，忙着从架子顶端取下一匹上好的灰色羊驼呢，倾展而下，供欧斯纳德鉴赏。他怎么爬上去，又怎么强迫自己爬上去，简直是谜团，费心苦思的程度，不亚于一只突然发现自己站在树顶的猫。重要的是该怎么脱身。

“先生，我总是这么说，最重要的是趁还有余温时挂起来，别忘记要替换着穿。”他对离鼻子六英寸的一匹午夜宝蓝绵纱高声说，“而这一匹，欧斯纳德先生，可说是我们的镇店之王，是绝佳的选择。请容我这么说，你的灰西装在巴拿马势必不可或缺。我把布放下来，让你好好欣赏，感觉一下。玛塔！帮一下忙，拜托，亲爱的。”

“干吗要替换着穿？”欧斯纳德问。他站在下方，两手插进口袋，审视领带。

“欧斯纳德先生，任何西装都不该连着穿两天，更何况是你的夏季薄衣料。相信你那位好父亲一定常告诉你吧。”

“也是从布瑞斯维特那里学来的，是吧？”

“我常这么说，毁了西装的是化学干洗剂。如果工作过度，就不免沾上污垢和汗水，然后求助化学洗剂，步入结束的命运。我告诉你，西装不轮替更换，也就等于减去一半寿命。玛塔！这女孩到哪里去了？”

欧斯纳德仍然注视着那些领带。

“布瑞斯维特先生甚至劝告他的顾客，绝对不要用洗衣剂。”潘戴尔继续说，声音略微提高。

“只要刷他们的西装，如果有必要可以用海绵，一年一次，送进店里，到迪河边15清洗。”

欧斯纳德不再审视领带，抬起眼，瞪着潘戴尔。

“因为河水有绝佳的清洗力。”潘戴尔解释，“对我们的西装来说，迪河简直就像朝圣客的约旦河。”

“我想这是汉兹曼说的。”欧斯纳德说，目光紧紧盯住潘戴尔的眼睛。

“汉兹曼先生是非常好的裁缝，先生，萨维尔路最顶尖的。但就这件事来说，他还是追随阿瑟·布瑞斯维特的足印。”

他想说的或许是步履，但在欧斯纳德紧紧凝望的眼光下，却塑造出一幅清晰的影像：伟大的汉兹曼先生像温瑟拉国王16的侍仆，苦苦追寻布瑞斯维特的足迹，跋涉穿越苏格兰的黑色泥淖。他奋力挣脱魔咒，紧抓住布匹，一手滑动，另一手把布轴像婴孩般搂在怀里，摸索着走下踏梯。“先生，就是这个了，我们光彩夺目的柔灰色羊驼呢。谢谢你，玛塔。”她终于在下方现身。玛塔撇开脸，双手捧住布匹下端，倒退走向门边，一面斜举布料，让欧斯纳德鉴赏。她不知怎地捕捉住潘戴尔的目光，而他也不知怎地迎接了她的目光。她的表情既疑惑又带责备意味，但老天垂怜，欧斯纳德毫无察觉。他端详着布料。他俯身向前，双手放在背后，宛如觐见王室。他闻一闻。他捏着边缘，用拇指和食指指尖试试布料纹理。他迟缓的动作激励潘戴尔更加使劲，但也让玛塔更加不以为然。

“欧斯纳德先生，灰色不适合您吧？我知道你比较喜欢咖啡色！非常适合你，请容我这么说，咖啡色！老实说，现在巴拿马很少人穿咖啡色。一般的巴拿马绅士似乎都认为咖啡色不够男子气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已再次爬上踏梯，让玛塔独自抓着布匹的一端，整卷料子躺在她脚边。“上头有一匹咖啡色的料子很适合你，颜色适中，不会太偏红。来了。我总是说呀，太偏红色就会毁掉漂亮的咖啡色，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您今天喜欢什么呀，先生？”欧斯纳德耗了许久才回答。起初是灰色布料继续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接着是玛塔，因为她端详着他，仿佛嫌恶他身上有病似的。然后他抬起头，瞪着站在梯子上的潘戴尔。从欧斯纳德冷冷扬起的脸看来，潘戴尔就像一个高居顶端、没有撑竿的空中飞人，远离他底下的世界，犹如置身另一个人生。

“如果你不介意，还是灰色耐看，老小子。”他说，“‘灰色进城，棕色下乡。’他不是常这么说吗？”

“谁？”

“布瑞斯维特呀，不然你以为是谁？”

潘戴尔缓缓走下踏梯。他似乎想说什么，但终究没开口。他说不出话来：潘戴尔，这个视话语为安全与慰藉的人，只露出微笑。玛塔把手里的布交给他，他重新收卷起来。仍然微笑，直到笑容显得刺痛。玛塔皱着眉头，部分因为欧斯纳德，部分也因为她的脸在医生极尽所能修补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4

“现在，先生，请容我量身啰。”

潘戴尔为欧斯纳德脱下外套，注意到他皮夹的折缝里塞了一个胖鼓鼓的棕色信封。欧斯纳德庞大的身躯涌着热气，犹如湿淋淋的西班牙猎犬散发的热气。他覆盖着童真卷毛的乳头，在汗水渗湿的衬衫下清晰可见。潘戴尔站在他背后，测量领后到腰的长度。两人都没说话。在潘戴尔的经验里，巴拿马人很爱量身，英国人则不然，因为事关肌肤接触。再次从领口量起，潘戴尔测量整个后背的长度，很小心不碰触臀部。两人还是没开口。他量了后背的中央缝线，然后是背脊到胳膊肘，接着是背脊到袖口。他站到欧斯纳德身边，碰碰他的胳膊肘，拉抬起来，把布尺穿过臂下，环过乳头。偶尔，对于单身的绅士，潘戴尔会采用比较不敏感的测量方式，但对于欧斯纳德，他觉得毋庸顾虑。他们听到楼下铺子里的铃响了，前门砰地摔上。“是玛塔？”

“的确是，先生。回家啰，毫无疑问。”

“她握有你的把柄吗？”

“当然没有。为什么这样问？”

“直觉，如此而已。”

“这么看来，我运气不错。”潘戴尔说，恢复了平静。

“我也觉得她有我的把柄。”

“老天在上，先生，怎么可能啊？”

“别欠她钱，别搞上她。你的想法和我一模一样。”

试衣间是木料打造的小房间，标准的12乘5规格，位于楼上运动休闲角落的尽头。一面穿衣镜，三面墙镜，一张镀金的小椅子，这是房里仅有的家饰。厚重的绿色帘幕代替了门。但是，运动休闲角落并不只是一个角落。这是一间长而低矮的原木阁楼，仿佛埋藏着失落的童年。整间铺子里，潘戴尔在这花了最多心思来营造效果。沿墙的铜栏杆上挂了一列半完工的西装，像一支军队，正等待最后的号角响起。古色古香的桃花心木架上，高尔夫球鞋、帽子和绿色风衣闪闪发光。马靴、马鞭、马刺、一对精美的英国短枪、弹药带与高尔夫球杆，看似凌乱却颇具艺术感地散放着。前面最显著的位置有匹供骑乘的标本马，很像健身房里摆的，只是这匹有头也有尾，让运动的绅士可以试试他们的裤子，确保乘骑时不会发生任何尴尬。潘戴尔绞尽脑汁想找话题。在试衣间里，他习惯不停地聊天，驱散亲密感。但不知为何，他熟悉的话题却弃他而去。于是，他转而诉诸怀想“我的早期奋斗”。

“噢，老天，我们那时起得可真早哪。白教堂冷死人的清晨，天还黑漆漆的，鹅卵石上露水点点，到现在都还感觉得到那股寒意呢。当然啦，现在可不同了。听说很少有年轻人愿意走这一行。在东区的人不做真正的裁缝了，对他们来说太辛苦了。我可以想见，是没错。”他量披风的宽度，再度量背。不过这次他让欧斯纳德双手垂下，布尺环绕双臂外围。他通常并不量这个部分，但欧斯纳德并不是通常的顾客。

“东区到西区，”欧斯纳德评论道，“转变可真大啊。”

“的确是，先生，我从不哀叹时光。”

他们面对面，非常靠近。然而，不同于欧斯纳德那双紧迫盯人的棕眼睛似乎随时盯住潘戴尔，潘戴尔的目光停驻在那条华达呢长裤汗水淋漓的腰际。他把布尺围在欧斯纳德腰间，拉一拉。“有多严重？”欧斯纳德问。

“大约是三十六多一点吧，先生。”

“多一点什么？”

“多一点午餐，这么说吧，先生。”潘戴尔说，赢来一阵他极为需要的笑声。

“还想念你的老家吗？”潘戴尔偷偷在笔记本上写下三十八英寸，欧斯纳德问。

“不怎么想，先生。不，我想我并不留恋，你一定也注意到了，不想。”他回答着，把笔记本塞进后裤袋里。

“但我敢说，你一定时时想念萨维尔路。”

“噢，萨维尔路。”潘戴尔衷心赞同。他一面量燕尾外套与裤子，一面让自己怅然沉溺于悠远过往的生活景象。“没错，萨维尔路又是另一回事，对吧？如果我们能像从前那样，多一些萨维尔路，少一些其他东西，今天的英国一定会好得多。会是比较快乐的国家，一定是，请容我这么说。”

如果潘戴尔以为用这些陈腔滥调，就可以转移欧斯纳德刺探的矛头，那可是白费心力了。“说来听听吧。”

“说什么，先生？”

“老布瑞斯维特带你入行当学徒，是吧？”

“是的。”

“胸怀大志的小潘戴尔日复一日，坐在布瑞斯维特的门阶上。每天早晨，老家伙准时上工的时候，小伙子就等在那里。‘早安，布瑞斯维特先生，今天可好啊？我叫哈瑞·潘戴尔，是你的新学徒。’你喜欢吧，喜欢这种厚颜大胆的行为吧。”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潘戴尔不太确定地回答。他的传闻逸事有许多版本，这回又从其他人嘴里听到一个版本，他真希望不要有这种经验。

“所以你打动他，成为他最喜爱的学徒。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欧斯纳德继续说。他没说是哪一个童话故事，潘戴尔也没问。“有一天——有多少年啦？——老布瑞斯维特转身找你，说：‘好了，潘戴尔，看你当学徒也烦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皇太子啦。’或是诸如此类的话。说说当时的情景吧，讲点有趣的。”

潘戴尔通常无忧无虑的额头，此时恶狠狠地蹙在一起。他站在欧斯纳德左腰侧，用布尺围住他的臀部，测量最宽的地方，再次记录在笔记本上。他弯下腰，量腿的外侧，接着直起身子，又像不善游泳的人一样下沉，直到头低至欧斯纳德右膝的高度。

“我们向右看，先生——”他喃喃地说，感觉到欧斯纳德凝视的目光在他颈背燃烧。“我们大部分的绅士现在都喜欢向左看，我不觉得跟政治有关。”

标准的笑话，就算是他最安静的顾客也会迸出一阵笑声。但显然对欧斯纳德无效。

“从来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老像风向标一样转个不停，”他不屑地回答。“早晨，是不是啊？还是傍晚？你去晋见国王是什么时间哪？”

“傍晚。”潘戴尔沉吟许久才吐出字，仿佛承认了战败，“星期五，像今天一样。”

原本打算要量左边的潘戴尔不敢冒险，把布尺的金属端头放在欧斯纳德裤管右侧，小心翼翼，避免碰触裤管里的东西。然后用左手把布尺往下拉，直抵欧斯纳德的鞋底上缘。这是一双官员下班穿的笨重鞋子，有许多修复痕迹。他减去一英寸，记下来，还没完全直起身子，就发现那双暗色的圆眼睛紧紧盯着自己，一时有置身敌人枪口的错觉。

“冬天还是夏天？”

“夏天。”声音有气无力。潘戴尔勇敢吸了一口气，再次开口：“当时我们这种年轻小伙子很少在夏天的周五傍晚工作，我猜我是个例外，这也是布瑞斯维特先生会注意到我的原因之一。”

“哪一年？”

“噢，是啊，我的天啊，哪一年。”他重整旗鼓，摇摇头，努力挤出一个微笑。“哎呀呀，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啦。你不能让潮水倒流，对吧？克努特王17试过，但是下场如何呢。”他说，不过根本不确定克努特的下场是什么。

再一次，他感觉自己的神技回来了，也就是班尼叔叔说的说服力。

“他站在门口，”潘戴尔用充满诗意的口吻追忆，“我全神贯注在分派给我的那条裤子上。当时我负责裁剪，可以算是我真正的起步。一抬头就看见他在那里，看着我，什么也没说。他是个大块头，大家都忘了这一点。大大的秃头，大大的眉毛——他仪表堂堂，有股力量，必然……”

“你忘了他的胡子啦。”欧斯纳德反驳说。

“胡子？”

“一大把像刷子的家伙，长得满满都是。他拍楼下那张照片时一定剃掉了。把我吓得半死，当时我只有五岁。”

“我在的时候他没留胡子，欧斯纳德先生。”

“他当然有啰，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恍如昨日。”

但无论是固执也罢，直觉也好，都告诉潘戴尔别投降。

“我想记忆和你开了玩笑，欧斯纳德先生。你记的是另一位绅士，你把他的胡子添到阿瑟·布瑞斯维特身上啦。”

“太棒了。”欧斯纳德轻声说。

但潘戴尔拒绝相信自己听到这句话，也不相信看到欧斯纳德眨眼警告。他奋力向前。

“‘潘戴尔，’他对我说，‘我要你当我的儿子。只要你学会正统英语，我就会叫你哈瑞，提拔到铺子里，指定你当我的继承人与合伙人——’”

“你说他花了九年的工夫。”

“干吗？”

“叫你哈瑞啊。”

“我起初是当学徒的，对吧？”

“是我的错。你继续吧。”

“——‘我想对你说的就是这些。现在，回去做你的裤子，到夜校注册训练口才。’”

他停下来。言辞枯竭。他的喉咙发疼，眼睛刺痛，耳朵鸣叫，但内心深处却也有种成就感。我做到了。我的腿断了，我发烧到一百零五度，但戏还是照常演下去。

“太精彩了。”欧斯纳德说。

“谢谢你，先生。”

“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漂亮的屁话，你就这样丢给我，真像个英雄啊。”

潘戴尔从遥远的地方听欧斯纳德说话，其中夹杂着许多声音。他在北伦敦孤儿院的慈惠姐妹会18对他说，耶稣会生他的气。他的儿女在四轮传动车上的笑声。拉蒙的声音对他说，伦敦一家商业银行来询问他的现状，还企图利诱套取资料。露伊莎的声音对他说，只需要一个好人。之后，他听见交通高峰车流奔驰出城的声音，他梦想要加入其中，逍遥自在。

“事实是，老小子，我知道你是谁，你懂吧。”但潘戴尔什么都没看见，甚至连欧斯纳德盘旋在他身上的暗沉凝视也没看见。他在心里竖起一道屏风，欧斯纳德在另一边。“更精确地说，我知道你不是谁。不必惶恐，也不必惊慌。我喜欢这一套说辞，从头到尾，无论怎样都喜欢。”

“我不是什么人物。”潘戴尔听见自己在屏风这头耳语，然后是试衣间帘幕拉开的声音。

他迷蒙而吃力的眼睛看见欧斯纳德探出帘子，审慎地查看运动休闲区。他听见欧斯纳德再次开口，但如此贴近他的耳朵，喃喃低语变得嗡嗡作响。

“你是906017潘戴尔，被判有罪的前少年犯，因纵火被判刑六年，只服完一半刑期。在牢里自学裁缝。偿清社会债三天之后离开故国，出资赞助的是视之如父的班杰明叔叔，现在已经过世。妻子露伊莎是运河恶棍与狂热圣经教师之女，一周五天，在伟大善良的艾尔尼·狄嘉多的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当低阶官员。两个孩子，马克八岁，汉娜十岁。即将破产，因为那个稻米农场。潘戴尔与布瑞斯维特根本是胡说八道，萨维尔路没这家公司。没有破产清算这档子事，因为根本没东西好清算。阿瑟·布瑞斯维特是最伟大的虚构人物之一。骗子总是讨人喜欢。生活就是如此。别用那种滴溜转的眼光看我。我是你额外的奖赏，来回应你的祈祷的，你听见了吗？”

潘戴尔什么也没听见。他低头并腿站着，全然麻木，连耳朵也没例外。为了振作自己，他抬起欧斯纳德的胳膊，直到与肩膀齐高。弯起胳膊，让手掌恰好贴近胸口。他把布尺压近欧斯纳德背部的中心点，穿过胳膊肘，到腕骨。

“我问你，还有谁参与其事？”欧斯纳德说。

“参与什么？”

“这场骗局。圣阿瑟的斗篷飘盖在潘戴尔宝宝的肩头。P&B，御用裁缝师，千百年历史，全是鬼扯。当然，除了你老婆之外。”

“她和这件事完全没关系。”潘戴尔毫不掩饰地惊惶大叫。

“不知情？”

潘戴尔摇摇头，再次噤声。

“露伊莎不知情？你连她都骗？”

冷静，哈瑞小子，就是要冷静。

“那么你在祖国小小的麻烦呢？”

“哪一个？”

“监狱啊。”

潘戴尔喃喃耳语，连他自己都几乎听不见。

“又是不知情？”

“是的，不知道。”

“她不知道你坐过牢？她不知道阿瑟叔叔的事？她知道稻米农庄就快要灭顶了吗？”

又量相同部位，后背中央到腕骨，但这次欧斯纳德手臂直直下垂。潘戴尔僵硬地把布尺拉过他的肩膀。

“又是不知道？”

“是的。”

“我还以为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呢。”

“那是啊。”

“但她还是不知道。”

“钱的事由我负责，对吧？”

“我会说对。你投进多少钱？”

“将近十万。”

“我听说是接近二十万，而且还不断增加。”

“是的。”

“利息？”

“二。”

“每季百分之二？”

“每月。”

“复利？”

“是啊。”

“拿这个地方抵债。你到底怎么搞到这个地步的？”

“我们碰上所谓的经济萧条，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潘戴尔说，并且很不合时宜地回忆起他只有三个顾客的年代。他会把他们的预约时间排在一起，一个接一个，各有半小时，营造忙碌的气氛。

“你怎么做？玩股票？”

“是的，我的银行专家这样建议。”

“你的银行专家擅长破产拍卖还是什么的？”

“我希望是。”

“那是露伊莎的钱，对吧？”

“她爸爸的。一半是她爸爸的。她有个姐姐，不是吗？”

“警方怎么办？”

“什么警方？”

“巴拿马啊。本地的警察。”

“关他们什么事？”潘戴尔的声音终于不再压抑，自由奔放，“我付了税。社会安全。我做了报表。我还没破产。他们干吗管啊？”

“他们可能会挖出你的记录，请你付一些封口费。你可不想因为付不出贿款而被他们爆料吧，对不对？”

潘戴尔摇摇头，把手掌放在头顶，不知道是在祈祷，还是为了确定头还在脖子上。然后，他摆出入狱前班尼叔叔对他耳提面命的姿势。

“你得收敛自己，哈瑞小子。”班尼坚持说，表情是潘戴尔以前或之后在其他人脸上从来没见过的。

“压制你自己。不引人注意。别当任何人，也别看任何人，那会让他们不爽。也别装可怜。你甚至连墙上的苍蝇都不是，你就是墙的一部分。”

但是很快的，他就不耐烦当墙。他抬起头，环顾试衣间，仿佛在睡了一觉之后悠然醒转。他记起班尼更为难解的一句告白，发现自己终于明了了其中的意思：

哈瑞小子，我的麻烦是，无论我走到那里，我都会阴魂不散，搅乱大局。

“你到底是什么人？”潘戴尔凶狠地追问欧斯纳德。

“我是个间谍。美丽英格兰的间谍。我们又在巴拿马开张了。”

“为什么？”

“晚餐的时候告诉你。周五晚上几点关店？”

“现在，只要我想关就关。你会问这个问题，真叫人意外。”

“家里呢？烛光，礼圣19，你们做什么？”

“不搞这些。我们是基督徒，那样不对。”

“你是联合俱乐部的会员，对吧？”

“凑和。”

“什么凑和？”

“我买了稻米农庄，他们才收我当会员。他们不要土耳其裁缝，爱尔兰农夫倒无所谓，更别提他们还收两万五千大洋的会费。”

“你为什么加入？”

潘戴尔开始大笑，笑得比平常都厉害，这让他自己都很惊异。狂野的笑冲口而出，令他诧异，甚至害怕。但这笑声毕竟也为他带来一丝宽慰，好像他才发觉自己还能动用自己的身体。“我告诉你吧，欧斯纳德先生，”他热络殷勤地说，“这是我尚未解开的谜团。我很冲动，有时还很好大喜功，这是我的缺点。你刚刚提到我的那位班杰明叔叔，一直梦想在意大利有幢别墅。我这么做也许是为了讨班尼欢心，也或许是为了给波特太太一点颜色瞧瞧。”

“我不认识。”

“假释官。一个很严肃的女士，她认定我这辈子翻不了身。”

“去联合俱乐部吃过晚餐吗？带客人去？”

“很少。这么说吧，我现在的经济状况不允许。”

“如果我定做十套西装而不是两套，同时也有空吃晚餐，你会带我去吗？”

欧斯纳德正穿上外套。最好让他自己动手，潘戴尔这么想着，压抑住根深蒂固想提供服务的冲动。

“或许吧，看情形。”他谨慎地回答。

“而且你打电话给露伊莎。‘亲爱的，好消息，我推销了十套西装给一个英国疯子，所以我要请他到联合俱乐部吃晚饭。’”

“或许吧。”

“她会怎么说？”

“不一定。”

欧斯纳德一条胳膊滑进外套里，掏出那个潘戴尔早就瞥见的棕色信封，交给他。

“五千块，定做两套西装的钱，不需要收据。还多着呢。另外几百块是吃饭的钱。”

潘戴尔还穿着他那件掩襟背心，所以他把信封塞进裤子的后口袋，和笔记本放在一起。

“在巴拿马，每个人都认识哈瑞·潘戴尔。”欧斯纳德说，“如果躲在某个地方，他们都会看见。如果到大家都认得你的地方，他们对你就不会再有好奇心了。”

他们再次面对面。这回看得更近了，欧斯纳德按捺不住兴奋，神采飞扬。一向很能心领神会的潘戴尔，也觉得自己在他的光芒照耀下被照亮了。他们下楼，让潘戴尔可以从裁剪室打电话给露伊莎。而欧斯纳德则在一把标明“女王陛下御林军专用”、已经收卷起来的雨伞上，测试自己的重量。

“只有你自己知道，哈瑞。”露伊莎对着潘戴尔发热的左耳说。是她母亲的声音。社会主义与圣经学校。

“露，知道什么？我该知道什么呀？”玩笑，总希望能引来笑声。“你知道我的，露，我什么也不知道，无知得很哪。”

在电话里，她可以停顿很久，久得像牢里的时光。

“哈瑞，你自己知道。什么事情值得你抛下家人一个晚上，到俱乐部和那些男男女女厮混取乐，而不是和爱你的人在一起，哈瑞。”

她的声音柔情似水，他几乎愿意为她而死。但和往常一样，温柔并非她所擅长。

“哈瑞？”仿佛她仍旧等待着他。

“嗯，亲爱的。”

“你别打电话来讨好我，哈瑞。”她反击。这是她说“亲爱的，回来吧”的方式。但无论还有什么想说的，她都没说出口。

“我们有一整个周末，露。我又不是要离家出走什么的。”一阵停顿，宽阔似太平洋。“老艾尔尼今天如何啊？露伊莎，他是个伟大的人物，我不知道我干吗对着你嘲笑他。他和你父亲一样崇高，我只够格坐在他脚边。”

是她的姐姐，他想。每回她生气，都是因为嫉妒她的姐姐，才搞得心烦气躁。

“他预付了五千块钱的订金，露”——乞求她的认可——“现金在我口袋里。他很孤单，想找个伴，我能怎么办呢？把他推进黑夜里，对他说，谢谢你买了我十套西装，现在走吧，给自己找个女人？”

“哈瑞，不必对他说这些话。你大可以带他回家来，和我们聚聚。如果我们不够格，那就请做你该做的，别因为这样而惩罚自己。”

声音里又有相同的柔情，她渴望扮演的是这个露伊莎，而非替她发声的那个露伊莎。“没问题？”欧斯纳德轻声问。

他找到了招待客人的威士忌，以及两只玻璃杯。他递了一只给潘戴尔。

“一切都很好，谢谢你。她是万中选一的女人。”

潘戴尔独自站在储藏室。他脱掉白天穿的西装，习惯性地挂上衣架，裤子夹在金属夹上，外套整整齐齐摆好。替换的衣服，他选择粉蓝色的马海毛呢，单排扣，是六个月前听着莫扎特替自己裁的。从没穿过，怕太华丽。镜里的脸纹风不动地看着他。你干吗不换颜色、形状或大小？在事情发生之前，你做了什么呢？你在清晨起床。你的银行经理通知你，世界末日已近在咫尺。你到店里，一个英国间谍大摇大摆走进来，用你的过去勒索你，还告诉你，要让你变得有钱，维持你的身份。

“你是安德鲁，对吧？”他对着敞开的门大喊，交个新朋友。

“安迪·欧斯纳德，单身，英国大使馆政治组的技术专家，刚刚到任。老布瑞斯维特替我老爸做西装，你也常一起来，替他拿布尺。这种掩护再好不过了。”

还有那条我一向很喜欢的领带，他想。蓝色锯齿花纹和一抹夹竹桃的粉红。欧斯纳德带着造物主的自豪神情，看着潘戴尔设定警铃装置。

5

雨已经停了。满是缤纷小灯泡的巴士摇摇晃晃驶过水坑，里头空荡荡的。炽热蓝色的向晚天空遁入黑夜，但热气犹存。巴拿马市一向如此。热有干热，也有湿热。但热气一直都有，就像噪音无所不在一样：交通、电钻、升上降下的脚手架、飞机、冷气机、罐头音乐20、推土机、直升机以及——如果你运气不错的话——鸟儿。欧斯纳德拖着他那把赌马庄家伞。潘戴尔尽管保持警戒，却又没有竖起心防。他对自己的感觉很不解。面对考验，他变得更坚强，也更睿智。但是考验什么？又如何坚强与睿智？如果他已幸免于难，为什么没有感到更安全？尽管如此，重新回到尘世，他还是有重生的感觉。

“五万块钱！”他打开车锁，对着欧斯纳德大叫。

“什么东西？”

“手绘巴士的费用！他们请了真正的艺术家！花了两年！”

就算他真的知道这些事，也是此刻才知情的，但是内心有些东西，催促他表现出权威。坐进驾驶座时，他有种很不安的感觉。经费应该是将近一万五，而且耗时两个月，并非两年。“要我来开吗？”欧斯纳德问道，偷偷瞄着马路左右。

但潘戴尔是自己的主宰。十分钟之前，他已让自己相信，他再也无法自由阔步。而现在，他坐在自己的方向盘后，有狱卒在身边，身上穿的是自己的粉蓝西装，而不是口袋上绣着“潘戴尔”的臭兮兮麻布袍子。

“没有埋伏吧？”欧斯纳德问。

潘戴尔不懂。

“你不想见到的人——欠钱的啦，被你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啦——诸如此类的？”

“安迪，我没欠任何人钱，除了银行。另外那档事我也不做的，虽然我不会这么坦白告诉我的顾客。拉丁绅士就是这副德性。他们以为我要不是被阉了，就是同性恋。”他狂声大笑，一人抵双份，而欧斯纳德则察看后视镜。“安迪，你打哪儿来的？家乡在哪儿？老爸在你生命中一定举足轻重，除非你瞎掰。他是名人吗？我确信他一定是。”

“医生。”欧斯纳德说，一刻也不迟疑。

“哪一科？外科吗？心肺科？”

“社区医生。”

“在哪里开业？有异国风情的地方吗？”

“伯明翰。”

“母亲呢，恕我冒昧？”

“法国南部。”

但潘戴尔无法不怀疑，欧斯纳德是随口编派已故父亲到伯明翰，母亲到法国里维耶拉。就像他信口开河，指称已故的布瑞斯维特来自皮纳。

联合俱乐部是巴拿马超级多金的富豪出没的场所。潘戴尔略带敬畏地驶进一座红色宝塔拱门，踩下刹车，车子几乎当场停下，以向两个制服警卫保证，他和他的客人都是白人和中产阶级。周五是非犹太裔百万富翁子女的迪斯科之夜。灯火灿明的入口，蹙着眉头的十七岁小公主和手戴金链、两眼无神、脖颈粗大的情郎，从闪闪发亮的越野车里走下来。门廊以深红的粗绳为界，身穿司机制服、扣眼别着徽标的魁梧男子在旁看守着。他们对欧斯纳德放心微笑，却不怀好意地盯着潘戴尔，不过还是让他进去。里面的大厅面对大海，非常宽敞凉爽。一条铺绿地毯的斜坡道通往露台。再远处，海平线绵延不绝的海湾，船影幢幢，宛如军舰挤在乌云密布的堤岸下。白昼的最后一抹亮光转瞬即逝，空气中弥漫着香烟云雾、昂贵的香水味与震耳欲聋的音乐声。

“看见那道堤岸了吗，安迪？”潘戴尔扯开喉咙，一面骄傲地在登记簿上签下他客人的名字，一面以地主之谊挥舞着手臂。“那是用运河挖出的泥巴石块砌的。让河流不会淤塞，以免妨碍运河通航。我们那些美国老祖宗是有两把刷子。”他这么宣称，但显然是借用露伊莎的身份，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美国老祖宗。“我们放露天电影的时候，你应该来看看。你一定以为不可能在雨季放露天电影，但实际上可以。你知道晚上六点到八点之间，巴拿马有多常下雨吗？无论旱季或雨季，一年平均只有两天！我看得出来你有多吃惊。”“我们到哪儿拿饮料？”欧斯纳德问。

但潘戴尔还是想让他看俱乐部最新也最豪华的设备：一座镶饰得富丽豪华的无声电梯，载着年老的女继承人在高达九英尺的楼层间上上下下。

“为她们的牌局准备的，安迪。夜以继日，总有些老太太在玩牌。我猜她们一定以为可以把这座电梯赢回家。”

酒吧里洋溢着周五夜晚的狂热。每张桌子旁边，饮酒狂欢的人挥手，打招呼，拍着彼此的肩膀，争吵，跳起来，吼着叫彼此坐下。有些人抽空对潘戴尔挥挥手，拍拍他的手，说些下流笑话取笑他的西装。

“请容我介绍我的好朋友，安迪·欧斯纳德，女王陛下最宠爱的子民，最近刚从英国来此地重振外交雄风。”他对一个名叫刘易斯的银行家嘶喊。

“下次叫我安迪就好，又没有人要敬酒。”刘易斯回头和小姐们厮混时，欧斯纳德建议道。

“今晚有什么重量级人物吗？有谁在这？没有狄嘉多，当然，他和总统旷工到日本去了。”

“答对了，安迪，艾尔尼在日本，这让露伊莎可以喘口气。哎，我就从来没能休息！我们碰到谁啦？噢，运气来啰。”

巴拿马没有文化，只有八卦。潘戴尔的目光落在一位五十来岁的男士身上，外表出众，留胡子，身旁有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他穿着深色西装，打银色领带。而她，一绺绺黑发垂在光裸的肩头，一条钻石颈圈大得足以让她沉没。他们肩并肩笔直坐着，神似老照片里的夫妇，一面接受致意者的恭贺握手。

“安迪，我们英勇的首席法官就在我们后面。”潘戴尔响应欧斯纳德示意的眼神，“一个礼拜前，所有对他的指控都撤销了。万岁，米盖尔！”

“你的顾客？”

“的确是，安迪，而且还是大户。我在这位先生身上投资了四套没完工的西装，外加一套晚宴服。直到上个星期，那几套衣服都还有可能沦落到新年拍卖的命运呢。”他不需要别人催促，“我的朋友米盖尔！”他继续说着，卖弄的语气让人相信他确实详知内情。“长话短说。几年前，一个生活福利受他特别关照的女人爱上了另一个人，听说也是个律师。理所当然，在巴拿马，这些人都是律师，大部分也都在美国受教育。说来遗憾，米盖尔做了我们在相同情况下都会做的事。他雇杀手，了结了那个家伙。”

“给他点颜色瞧瞧。怎么做的？”

潘戴尔想起马克从被露伊莎没收的一本恐怖漫画里学来的词汇。“中了铅毒，安迪。开了三枪，职业手法。一枪射穿脑袋，两枪射身体，让他登上所有新闻头版。杀手被逮捕了，这在巴拿马实在很不寻常。而且他也做了口供，说穿了，当然是假的。”

他暂歇一口气，让欧斯纳德能露出会意的微笑，也让自己有时间继续发挥精湛创意。拣选出隐藏的高潮，班尼一定会这么说。让滔滔创意涌入脑海，为你广大的听众把故事润饰得更添风味。

“安迪，这次的逮捕以及口供，都建立在一张十万元支票的基础上。由我们的朋友米盖尔开给被控的杀手，在巴拿马的银行兑现，只因为他们愿意冒险相信银行有保密义务，可以让他们免受睽睽众目的窥探。”

“那位就是女主角。”欧斯纳德说，不胜欣羡，“看来她已经回心转意了。”

“一往情深哪，安迪，她现在陪着米盖尔出席每一场神圣的婚礼，不过听说她痛恨法定追诉期限。你今晚看到的，就是米盖尔与阿曼达重返荣耀的凯旋仪式。”

“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嗯，首先，安迪，”潘戴尔继续说，他对这个案子其实了解有限，但展现出的全知全能却让自己很兴奋，“有笔高达七百万美元的幕后资金让我们英明的法官可以经营货运生意，专门从哥斯达黎加非正式进口米和咖啡，而且不劳我们工作过度的官员费心，因为他弟弟是海关非常高层的官员。”

“然后呢？”

潘戴尔爱这一切：他自己，他的声音，还有他凯旋再起的感觉。

“我们那个负责调查米盖尔起诉证据的审判委员会作出明智结论，认为这些罪名毫无实据。他们认为在巴拿马，请杀手不必用到十万元，一万就差不多了。更何况，经验老到的首席法官怎么会在心智健全的情况下，自己签一张支票给雇来的杀手呢。委员会仔细考虑后认为，这些罪名是企图抹黑高尚的党国忠仆。我们在巴拿马有句谚语，司法不外人情。”

“他们拿那个杀手怎么了？”

“安迪，他们又把他抓来审问一番，所以他就屈服了，作出第二份自白，说他这辈子从没见过米盖尔。下达指令的是个留胡子戴墨镜的男士，他只在西泽花园饭店的大厅见过一次，而且当时还停电。”

“没有人抗议吗？”

潘戴尔早就开始摇头，“艾尔尼·狄嘉多和一票搞人权的圣人试过，但是和往常一样，他们的抗议就像砸在石头地面，只留下一道信任的鸿沟。”还没来得及思索就脱口而出。但他像货车出轨的司机，努力回到正途。“其实艾尔尼也不是老像大家以为得那么崇高。”

“谁说的？”

“同个圈子的，安迪，消息灵通的圈子。”

“意思是他也像其他人一样伺机而动？”

“听说是这样。”潘戴尔神秘兮兮，垂下眼帘，推心置腹地说。“我不能再多说了，希望你别介意。如果我不谨慎一点，就会说出有违露伊莎最佳利益的事。”

“那支票呢？”

潘戴尔很不自在地发现，就像那时在店里，欧斯纳德脸上那对小眼睛，在温和的表面变成两个黑暗针孔。

“恶意伪造，安迪，你不也一直这样认为？”潘戴尔回答道，觉得自己的两颊燃烧起来。“涉案的银行出纳被解雇了，我很欣慰地说，所以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当然，其中有些白种绅士。白种人在巴拿马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比大部分人了解的还重要。”

“天杀的，什么意思？”欧斯纳德问，眼睛仍紧盯着他。

意思是，潘戴尔瞥见一个名叫韩克的荷兰人，那家伙习惯和人没来由地乱握手，掏心掏肺地咕咕哝哝，讲些杂七杂八的事。

“共济会，安迪，”他这回认真躲开欧斯纳德凝视的目光，“秘密社团。主业会。上流阶级的巫毒教。再买个保险，以防宗教不管用。邪教迷信盛行的地方，巴拿马。你该看看我们一周两次疯彩票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欧斯纳德压低声音，让音量无法超出桌子的范围之外。

“两个方式，安迪。”

“什么？”

“嗯，一个我称之为葡萄藤21，也就是我那些绅士们星期四傍晚的聚会。他们很喜欢在我店里聊些真心话，喝杯小酒。”

“第二个方式？”又是紧迫盯人的凝视。

“安迪，如果我告诉你，我那间试衣间的墙壁听到的告解比教堂里的神父还多，我岂不是出卖他们了？”

但是，还有第三个方式，潘戴尔没提。或许他自己沉迷其中而毫不自知。也就是裁缝工作。那是改善人们的工作。那是裁剪、塑型的工作，让人们可以成为他内在世界可堪理解的成员。是说服力。远远跑在前头等着他们追上来。会让人变得更伟大或更渺小，单视他们提升或威胁他的存在而定。缩小狄嘉多，放大米盖尔。而哈瑞·潘戴尔像软木塞漂在水上。这是潘戴尔在狱中学来，且在婚姻中日益精进的生存法则，目的是让自己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感到惬意自在，让自己觉得可以忍受，让自己找到助力，让自己不再浑身是刺。

“当然啰，老米盖尔现在打算的是，”潘戴尔继续说，灵巧地摆脱欧斯纳德的凝视，微笑环顾室内，“享受他最后的春天，我会这么说。干我这行看得可多啦。前一天还是朝九晚五的好爸爸，好丈夫，一年做个几套衣服。一到五十岁的隔天，就跑来做双色的鹿皮裤和鲜黄外套，然后他们的老婆不停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看见他们。”

然而，尽管潘戴尔努力转移他的注意力，欧斯纳德仍然没停止凝视。那双敏捷的棕色狐狸眼仍然盯着潘戴尔。如果有人在这团混乱中还肯费事仔细察看的话，会发现他的表情犹如发现金矿的人，不知道该跑去找外援，还是自己独力开挖。

一队狂欢作乐的人大军压境。潘戴尔爱他们中的每一个：

朱利叶斯，我的天哪，看见你真是太好了。先生！见过安迪，我的好朋友——法国债券经理人，安迪，他的账单有问题喔。

莫狄，太好了，先生——基辅来的年轻投机客，安迪，是新一波的阿许肯纳吉斯22新移民，这让我想起我的班尼叔叔——莫狄，来向安迪打个招呼吧。

日本贸易中心年轻潇洒的和夫先生和他的娃娃新娘，城里最美的一对璧人——平安，先生！夫人，致上我最高的敬意——三套西装加备用的长裤，但我还是没办法告诉你他的另一面，安迪。

佩德罗，年轻的律师。

费岱尔，年轻的银行家。

荷西—马利，安东尼奥，萨尔瓦多，保罗，稚嫩的股票经纪人。这几个脑袋空空、细皮嫩肉的富家大少，也就是西班牙文说的“白尾族”23，二十出头的凸眼证券商，只担心自己的男子气概，却喝酒喝到欲振乏力。在握手、拍肩，以及“周四见，哈瑞”的声音之间，潘戴尔低声评论他们的父亲是谁，谁有多少身价，他们的兄弟姐妹又如何巧妙分布在各政党里。“耶稣啊！”等他俩终于再度独处时，欧斯纳德衷心惊叹。

“呃，安迪，这和耶稣有啥相干？”潘戴尔略带挑衅地问，因为露伊莎不许家里出现渎神的言行。

“不说耶稣，哈瑞，老小子，就说你吧。”

配备柚木座椅与雕花银制餐具的联合俱乐部餐厅，是为豪奢盛宴设计的，但是奇特的低矮天花板与紧急照明，却让此地更像误入歧途而亡命天涯的银行家藏身之处。潘戴尔和欧斯纳德坐在靠窗的角落，喝智利葡萄酒，吃太平洋鲜鱼。每张烛光摇曳的餐桌，每位进餐者都用不满足的眼神打量彼此的身价：你有几百万身价？——他怎么进来的？——她以为她有多少钱可以花在钻石上啊？窗外，此刻天空已一片漆黑。在他们下方，灯光明灿的游泳池里，一个穿金色比基尼的四岁小女孩坐在头戴泳帽的壮硕游泳教练肩头，缓缓行过泳池水深的一端。教练身边是个过重的保镖，两手伸得老长，准备随时接住跌下来的她。游泳池边，女孩的无聊母亲穿着名家设计的裤装，涂着指甲油。

“露伊莎是我称之为中流砥柱的那种人，绝对不夸张。”潘戴尔说。他干吗谈起她？一定是欧斯纳德提到她了。“依我之见，露伊莎是千里挑一的顶级秘书人才，潜力无穷，只是还没完全发挥。”在那段不快的电话交谈之后，好好捧她一番让他觉得很愉快。“说她是低阶官员并不完全正确。就正式职务来说，从三个月前开始，她是艾尔尼·狄嘉多的私人助理，原先是在狄嘉多与伍尔夫法律公司，但他为了众人的缘故放弃自己的利益。就非正式的层面来说，运河管理局正处在交接的变动期，美国佬后脚出，巴拿马人就前脚进，而她是少数几个脑袋清楚、可以让他们搞懂来龙去脉的人。她负责接待，她负责掩护，她收拾善后。只要东西在，她就知道上哪里找出来；如果东西不在，她也知道该找谁要。”

“听来是个很罕见的人才。”欧斯纳德说。

潘戴尔很以老婆为傲。

“安迪，你说的没错。如果你想听我的个人意见，艾尔尼·狄嘉多是个幸运儿。一下是你的高阶船务会议要筹备，上次会议的记录呢？一下又是你的外国代表团要听简报，那些日文传译都跑哪里去了？”然而，再一次，他无法克制自己不嘲弄艾尔尼·狄嘉多的崇高地位，“而且，在艾尔尼宿醉或受他那位贵族老婆的气时，她也是惟一能对他说上话的人。没有露伊莎，老艾尔尼肯定完蛋，他闪闪发亮的光环一定锈迹斑斑。”

“日本人。”欧斯纳德拖长声音，状似沉思地说。

“嗯，我猜他们可能是瑞典人、德国人或法国人啊。不过日本人的几率比较大就是了。”

“哪种日本人？本地的？来访的？商业的？官方的？”

“我不能说我知道，安迪。”一阵傻气、过度兴奋的咯咯笑。“对我来说，我想他们全都是一个样。有很多是银行家，应该是。”

“但露伊莎知道。”

“安迪，那些日本人对她言听计从。我是不知道她在干吗，但是看她和那些日本代表团在一起，看她鞠躬、微笑、‘请这边走，各位’——那是特权，就是这样。”

“她带工作回家是吧？周末工作？晚上？”

“安迪，她只有迫不得已时才这样做。通常是周四，在我招待顾客的时候，这样她就可以在周末脱身陪小孩。她没有加班费，他们简直是压榨她。不过他们付她的是美国薪水，我承认那又另当别论。”

“她怎么做呢？”

“工作吗？就是埋头工作，打字啊。”

“我是说钱。银子，薪水。”

“全存到联名账户里，安迪，她认为这么做才正确，也才应该。她是个品格高尚的女人与母亲。”潘戴尔一本正经地回答。

相当出乎意料的，他竟然发现自己脸颊泛红，双眼热泪盈眶；还好他强忍住，迫使它们倒流回原来涌出的地方。但是欧斯纳德的脸没红，皮靴扣似的黑眼睛也没盈满泪水。

“可怜的女孩，辛辛苦苦赚钱付给拉蒙，”他残酷地说，“而且自己还不知道呢。”

即使潘戴尔因为这一语道破的残酷事实而感到羞愧，也没在表情上再次展露。他兴奋地四下窥伺，脸上既有喜悦也有担忧。

“哈瑞！我的朋友！哈瑞！我对上帝发誓，我爱你！”

一个穿紫红色吸烟装的庞大身躯笨拙地朝他们这边移动，一路碰撞桌子，撞翻饮料，引来怒吼。他还是个年轻人，英俊的外貌也仍有迹可循，只是饱受痛苦与浪荡摧残。看见他走近，潘戴尔已经站了起来。

“迈基阁下，先生，我也爱你。你今天好吗？”他苦恼地问，“见过安迪·欧斯纳德，我的好朋友。安迪，这是迈基·阿布瑞萨斯。迈基，我觉得你神清气爽。我们何不坐下来呢？”

但是迈基需要展示他的外套，无法就此坐下。他把指关节抵在臀部，手指尖朝外，摆了个类似时装模特儿踮脚旋转的丑怪姿势，才抓住桌缘稳定重心。桌子随之摇摇晃晃，几个盘子掉落地面。

“哈瑞，你喜欢吧？引以为傲吗？”他高声说。他的英语有北美腔。

“迈基，真是漂亮极了，”潘戴尔急切地说，“我才刚告诉安迪，我从没裁过这么漂亮的肩线，而且你把优点都穿出来了，对不对啊，安迪？现在，我们何不坐下来聊聊天呢？”

可是迈基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斯纳德身上。

“先生，你觉得呢？”

欧斯纳德一派轻松自在地微笑。“恭喜。P&B的手艺炉火纯青，中线不偏不倚开在正中央。”

“你这家伙是谁啊？”

“他是一位顾客，迈基，”潘戴尔努力调停，和迈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如此，“名叫安迪。我告诉过你了，你没听进去。迈基在牛津待过，对不对，迈基？告诉安迪，你念哪个学院。他对我们的英国生活方式非常着迷，也当过我们英巴文化协会的会长，对不对，迈基？安迪是地位很重要的外交官，对吧，安迪？他在英国大使馆工作。阿瑟·布瑞斯维特替他老爸做衣服的呦。”

迈基·阿布瑞萨斯听进去了，但没露出太多欣喜之情，因为他看着欧斯纳德的眼神略带威胁，不太喜欢自己眼中所见。

“如果我是巴拿马总统，知道我会怎么做吗，安迪先生？”

“你为什么不坐下，迈基，我们再洗耳恭听？”

“我会杀掉我们很多人。我们根本没有希望。我们都被骗了。我们拥有上帝用来创造天堂的所有东西，大农场，海滩，山脉，还有你难以置信的野生生物，在地上插根棍子就长出果树，人美得让你想掉眼泪。我们做了什么？诈骗。阴谋。谎言。伪装。偷窃。让彼此挨饿。表现得好像所有东西只属于我，没有别人的份。我们这么蠢，这么腐败，这么盲目，我不明白地球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们全部吞没。没错，我这样觉得。我们把科隆24的地卖给阿拉伯人。你会把这些话告诉女王吗？”

“迫不及待。”欧斯纳德愉悦地说。

“迈基，你再不坐下来，我可要生气啰。你让自己丢人现眼，也让我很尴尬。”

“你不爱我吗？”

“你知道我爱你。现在坐下来，当个好孩子。”

“玛塔呢？”

“我想她在家，迈基。在她住的科利罗区念她的书，我想应该是这样。”

“我爱那个女人。”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迈基，玛塔也会很高兴。现在坐下来。”

“你也爱她。”

“我相信我们都爱她，迈基，用不同的方式。”潘戴尔回答。他并没有真的脸红，声音却有点哽塞不适。“现在坐下来，像个好孩子，拜托。”

迈基双手抓住潘戴尔的头，湿答答地在他耳边低语，“礼拜天的大赛押朵尔丝·维塔，听到没？拉菲·多明哥买通了骑士。他们全部，听到没？告诉玛塔，让她发财。”

“迈基，你说得很大声，我也听得很清楚。今天早上拉菲在我店里，但你没来，真是可惜，有件很棒的晚宴外套等你来试穿。现在坐下，拜托，这样才够朋友。”

潘戴尔的眼角瞥见两个戴着徽标的大汉沿着房间边缘朝他们走来。潘戴尔伸出手臂，准备环住迈基像山一般壮硕的肩膀。

“迈基，如果你再捣蛋，我就不帮你做衣服了。”他用英文说，然后对那两个大汉用西班牙文，“我们没事，谢谢两位。阿布瑞萨斯先生会自己离开。迈基。”

“什么？”

“你在听我说吗，迈基？”

“没有。”

“你那位好司机桑托斯在外面车上吗？”

“管他呢！”

潘戴尔抓住迈基的手臂，带他缓缓穿过天花板镶满镜子的餐厅，走到大厅，司机桑托斯已经焦急地在那里等他的主人了。

“很遗憾你没见到他表现好的时候，安迪。”潘戴尔羞赧地说，“迈基是巴拿马仅有的几个真英雄之一。”

出于防卫的自尊心，他自告奋勇介绍了迈基的生平：父亲是移民来的希腊船东，是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25的好友，这也是他会不顾其他商业利益、全心投入巴拿马毒品生意的原因，让毒品成为众人引以为傲、对抗共产主义战争的利器。

“他老是这样子讲话？”

“嗯，我必须说，这不算讲话，安迪。迈基很尊敬他老爸，他喜欢托里霍斯，不喜欢‘我们都知道是谁’的那个人。”他解释说，注意不提及诺列加名字的本地习俗。

“迈基觉得他有责任站到屋顶上，向所有长了耳朵可以聆听的人宣告这个事实，直到‘那个人’扯掉他的吊裤带，把他丢进大牢要他闭嘴。”

“这又和玛塔有关啰？”

“没错，你知道的，那已经是陈年往事了，安迪，我们称这为宿醉。你知道，他们那时候一起为他们的目标奔走。玛塔是黑人工匠的女儿，而他是个被宠坏的富家子弟，但是携手同为民主奋斗，你可以这么说。”潘戴尔回答。他渴望自己可以跑得远远的，把这个话题尽可能抛在脑后，越远越好。“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友谊。他们心连心，就像他说的，他们彼此相爱。当然是啦。”

“还以为他说的是你。”

潘戴尔更用力驱策自己快马加鞭。

“只是，这里的大牢啊，安迪，我会这么说，可比老家还像大牢哪。我并不是诋毁老家，没有这个意思。只是，你知道的，他们把迈基和不怎么讲理的重刑犯丢在一笼，十二个人一间，或者更多，然后时不时把他换个笼子。如果你懂我的意思。那对迈基的健康可不怎么有帮助，特别是他当时还算英俊的年轻人。”他笨拙地告一段落，刻意静默一晌，欧斯纳德也很上道地不打破，纪念迈基逝去的俊容。“他们还莫名其妙揍了他好几回，因为他惹恼他们。”他加上一句。

“你还是去看他？”欧斯纳德随口问道。

“在牢里，安迪？没错，是的，我是去看他。”

“一定有角色变换的感觉，站在栏杆的另一边。”

迈基瘦得像稻草人，脸被打得歪斜扭曲，眼里依旧透出鲜活的炼狱情景。迈基穿着橘色的破衣衫，那里没有定制西服的裁缝师。脚踝上一圈红色水泡，手腕更多。戴上脚镣手铐的人必须得学会挨打时不滚动，但学习需要时间。迈基喃喃说，“哈瑞，我对天立誓，把手给我，哈瑞，我爱你，把我弄出去。”潘戴尔低声说，“迈基，听我说，你一定要收敛自己。小伙子，别看他们的眼睛。”谁也没听谁的话。什么都没说，只道了哈啰与下回见。

“那他现在在干吗？”欧斯纳德问，仿佛对这个话题已经失去兴趣。“除了让自己醉得一塌糊涂，把这个地方搞得鸡犬不宁之外？”

“迈基？”潘戴尔问。

“不然你以为是谁？”

突然间，那个迫使潘戴尔把艾尔尼·狄嘉多丑化成流氓的小魔鬼，又迫使他把阿布瑞萨斯美化成现代英雄：如果这个欧斯纳德以为他可以一笔抹煞迈基，那么他得马上改变想法。难道不是吗？迈基是我的朋友，是我的死党，我的伙伴，我的狱友。迈基断了手指，丧失男子气概。迈基被轮奸，而你还在你高尚的英国公学里玩蛙跳。

潘戴尔鬼鬼祟祟地环顾餐厅，防止有人偷听。邻桌，一个圆头男人从领班手中接过一部庞大的白色无线电话。待他说完，领班移开电话，像传爱杯26一样把它交给下一个需要的客人。“迈基还在做，安迪。”潘戴尔低声咕哝，“你不能光凭眼中所见，我会这样说，对迈基而言不行，天差地远着呢，以前如此，现在还是如此。”

他在干啥？他在说啥？他自己都搞不太清楚。他是个搅事精。在他过劳的心灵深处浮现一个念头，他可以送迈基一份爱的礼物，赋予他永远无法享有的崇高地位，一个放逐归来，脱胎换骨，闪闪发光，骁勇好战，勇气十足的迈基。

“还在做什么？我没听懂，又说暗语啦。”

“他还在里头。”

“哪里里头？”

“缄默反抗运动。”潘戴尔说，宛如中世纪战士把自己的军旗掷到敌军阵营里，孤注一掷，准备扳回一城。

“什么？”

“缄默反抗。他和他那些紧密团结的信徒。”

“什么信徒？老天哪。”

“伪装，安迪。掩护，这样说吧，藏在表面之下。”潘戴尔还是不松口，目眩神迷地登上梦幻仙境无法估量的绝顶高处。最近与玛塔对话的依稀记忆更有如神助。“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巴拿马，民主根本就是假的。哈哈，全都是假装的。他告诉你的就是这个。你听到他说了。欺诈。阴谋。谎言。假装。扯下窗帘，还不就是支配着‘我们都知道是谁’的同一批家伙等着夺回控制权。”

欧斯纳德针孔似的眼睛散发出黑黝黝的光芒，仍然紧紧抓牢潘戴尔。这是我的疆域，潘戴尔想，让我免受自己轻举妄动的苦果。他只是想要听故事，而不是我精确的描述，我真正的知识。他不在乎我是不是读小抄，是不是只靠记忆或东拼西凑。他甚至很可能根本没在听，没真正在听。

“迈基和桥另一头的人有接触。”他大胆编造。

“他们又是什么玩意儿？”

所谓的桥就是美洲大桥。这个说法也来自玛塔。

“隐匿的组织，安迪。”潘戴尔大胆地说，“那些宁愿追求进步也不愿接受贿赂的斗士与信徒。”他回答道，逐字引用玛塔的话。“那些农民和工匠被贪得无厌的差劲政府背叛了。那些可敬而渺小的专业人士。他们是巴拿马高贵的一面，你永远也不会见到或听到的那一面。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他们受够了。迈基也一样。”

“玛塔也加入？”

“很有可能，安迪。我没问过，我没有立场过问。我有我的想法。所以我才这么说。”

“到底是受够什么啦？”

潘戴尔以密谋的眼神快速环顾餐厅一圈。他是罗宾汉，替被压迫的人带来希望，是正义的使者。邻桌，十二个人的喧哗聚会正大啖龙虾，畅饮香槟王27。

“这个，”他以低沉强调的声音说，“他们。还有他们惹出来的所有事情。”

欧斯纳德想多听些日本人的事。

“好吧，安迪，你那些日本人——你可问到重点了，我希望这就是你问的原因——我说啊，他们是巴拿马不容忽视的一群人哪，已经很多年了，依我看，有二十年了吧。”潘戴尔兴冲冲地回答，很乐于把他那惟一一个真心朋友的话题抛到一边。“有日本人的游行队伍娱乐大众，有日本的铜管乐团，有他们捐赠给国家的日本海鲜市场，甚至还有日本捐资的电视教育频道。”他说，同时记起他们允许小孩看的寥寥几个节目。

“你最顶尖的日本人是哪一个？”

“你是说顾客吗，安迪？我不知道谁最顶尖，我说他们像谜一样。可能得问玛塔。量一次身，鞠六次躬，再照张相，我们老是这样说，而且我们说得也没错。有个贸易代表团的八潮先生，常在我们店里耀武扬威。还有个大使馆的敏和先生。但真要提几个顶尖人物的名字，我还是得查查看。”

“或者问问玛塔。”

“说得没错。”

潘戴尔感受到欧斯纳德益加深沉的凝视，于是抛出亲密的微笑，想转移他的注意力，但没有成功。

“你和艾尔尼·狄嘉多一起吃过饭吗？”潘戴尔以为欧斯纳德还会问更多关于日本人的问题，但他却这么问。

“不是这样的，安迪。没有。”

“为什么没有？他是你老婆的老板啊。”

“我不认为露伊莎会答应，老实说。”

“为什么？”

小魔鬼又出现了。那个老是跳出来提醒我们、凡事阴魂不散的小魔鬼；那个可以从一时嫉妒蔓延成终生虚构的小魔鬼；那个小魔鬼对好人惟一能做的是，一旦贬低他，就把他再贬得更低一点。

“艾尔尼是我所谓的极右派，安迪。他也是‘我们都知道是谁’的人，虽然他从未泄露身份。他和他那些自由派朋友在一起时说的屁话，请原谅我这么说，一转身就全跳到隔壁，传进‘我们都知道是谁’的耳朵里，‘是的，先生，不，先生，我们该怎么服侍阁下您呢？’”

“很少人知道啊，他也是吗？我们大多数都以为他是个端正的人，艾尔尼。”

“所以才危险啊，安迪，问问迈基。我会这么说，艾尔尼是一座冰山，沉在水里的部分比浮上水面的多。”

欧斯纳德咔嚓咬下一口面包卷，加一点奶油，下巴反刍似的缓缓画着圆弧。但锐利的黑眼睛需索更多的面包与奶油。

“你店里二楼的那个房间——运动休闲区。”

“你喜欢对吧，安迪？”

“想过把那里变成会客厅吗？让他们可以透露心事的地方？比周四晚上在只有张旧沙发和扶手椅的一楼强吧，对不对？”

“安迪，我承认我是想过很多次。而且我很感动，你只看了一眼，竟然就有和我一模一样的想法。但每次总会碰上无法克服的难题，要把我的运动休闲区摆到哪里去啊？”

“利润还行吧，那东西？”

“有一点。噢，是的。”

“别吊我胃口了。”

“运动配件其实是我招揽客人的特价优惠，安迪。如果我不卖，别人就会卖，同时也抢走了我的客人。”

没有多余的肢体动作，潘戴尔很不安地注意到。我曾经碰见过一个像你一样的警官，从不摆手搔头或挪动屁股，就只是坐着，用那双眼睛盯着你。

“你在替我量西装吗，安迪？”他戏谑地问。

但欧斯纳德不必回答，因为潘戴尔的目光已经移到房间另一端。十来个刚抵达的人，有男有女，喧闹不休，正在长桌落座。

“那是方程式的另一半，你可以这么说！”他宣称，和坐在首位的那个人夸张地互换手势。

“拉菲·多明哥本人，不是别人。迈基的另一个朋友，不骗你！”

“什么方程式？”欧斯纳德问。

潘戴尔用手在嘴边圈成杯状，以求谨慎。

“他身边那位女士，安迪。”

“她又怎么啦？”

“她是迈基的老婆。”

欧斯纳德一面忙着吃东西，一面用鬼鬼祟祟的眼神朝远远的那张桌子瞄了一眼。

“有奶子的那个？”

“答对了，安迪。有时候你会怀疑，大家干吗要结婚，对吧？”

“给我多明哥。”欧斯纳德命令道——就像，给我个中央C音吧。

潘戴尔吐了一口气。他的脑袋晕头转向，他的心精疲力竭，但没人喊中场休息，只好继续玩下去。

“他开自己的飞机。”他断然开口。

从店里听来的零碎消息。

“干些啥？”

“经营好几家没人住的上流饭店。”

国内外四处闲聊瞎扯得来的素材。

“为什么？”

这是他仅剩的说服力。

“饭店属于某家总部位于马德里的财团，安迪。”

“所以呢？”

“所以啊，谣传说，那家财团属于几位和可卡因生意脱不了干系的哥伦比亚绅士，对吧？那家财团生意不赖，你一定很乐意知道。一家全新的在奇特雷28，另一家在戴维市29，还有两家在博卡斯·德尔托罗30，拉菲·多明哥自己驾着飞机在这些地方跳来跳去，活像油锅里的蚱蜢。”

“到底干些啥玩意儿？”

两个间谍沉默片刻，因为侍者来替他们的杯子添水。冰块响叮当，像教堂的钟声。来去疾如风，听在潘戴尔耳中恰似灵光乍现。

“安迪，我们只能猜测。拉菲压根儿不知道怎么经营饭店。不过没问题，我告诉你了，那些饭店根本不收客人。他们不做广告，如果你想订房间，他们会很有礼貌地告诉你，饭店客满了。”

“不懂。”

拉菲不会在乎的，潘戴尔告诉自己。拉菲就像班尼叔叔，他会说，哈瑞小子，随便你对欧斯纳德先生说什么都没关系，他高兴就好，只要你别有目击证人就行了。

“每家饭店每天存五千元现金进银行，对吧？从现在开始的一到两个会计年度，等饭店累积几个稳定的账户后，他们就会把饭店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那人恰好是顶着另一家公司帽子的拉菲·多明哥。那些饭店里里外外都状况极佳，这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房间没人睡过，厨房连一个汉堡都没做过。而且这完全是合法生意，因为在巴拿马，三岁大的钱不只值得尊敬，简直就是古董啰。”

“而且他上迈基的老婆。”

“我们是这样听说的，安迪。”潘戴尔说，有些留神，因为这部分是真的。

“迈基说的？”

“不是这样的，安迪，确切来说并非如此。迈基视而不见。”说服力又来了。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什么因素驱使他？是安迪。表演者就是表演者。如果你的观众不拥护你，就是违逆你。也或许因为他虚构的故事支离破碎，所以他需要编造其他事情来加以充实。或许他在自己再造的世界里找到新生。

“安迪，你知道的，拉菲是他们的人。坦白说，拉菲绝对是大头目之一。”

“什么大头目？”

“缄默反抗运动啊。迈基的手下，随侍左右的人，我叫他们是‘那些看到恶兆的人’。拉菲是个混种。”

“什么东西？”

“混种，安迪，和玛塔一样，也和我一样，他有印第安血统。你会很高兴知道巴拿马没有种族歧视，但是他们不太喜欢土耳其人，尤其是新来的，随着你不断爬上社会阶级，脸孔也越变越白。我称之为高山症。”

这是个新笑话，他打算收进资料簿里，但欧斯纳德却没发觉。或者他也发觉了，只是并不觉得好笑。事实上，在潘戴尔看来，欧斯纳德的表情仿佛在说他宁可看一场公开处决。

“事成付款，”欧斯纳德说，“没得商量。同意吗？”他头往肩膀低了下去，声音也跟着压低。“安迪，打从我们的铺子开张以来，这就是我一贯的原则。”潘戴尔热烈响应，一面努力回想他上次事成付款给别人是什么时候的事。

酒后他觉得飘飘欲仙，又对自己与其他人有种全然不真实的感觉。他差点儿又加上一句，说这也是亲爱老阿瑟·布瑞斯维特的原则，但还是克制住了，因为他这个晚上的说服力已经发挥够多了，而且艺术家必须有所节制。尽管他觉得自己可以整夜表演下去。

“大家不再觉得为钱做事是可耻的。这是每个人做事的惟一动机。”

“噢，我同意，安迪。”潘戴尔说，他想欧斯纳德这会儿是在哀悼岌岌可危的英国。

欧斯纳德环顾室内，以防有人偷听。或许四周许多交头接耳的密谋者鼓舞了他的勇气，他的脸变得僵硬，这让潘戴尔觉得很不自在。他的声音虽然还是压得老低，却也装上了锋利的锯齿。

“拉蒙把你逼到绝境。如果不还他钱，你的事业就毁了；如果付他钱，你就困在一条没有水的河和一座长不出稻米的农场里，更别提露伊莎的白眼啦。”

“安迪，我不否认，我是很烦恼，已经好几个礼拜吃不下饭了。”

“知道你那边的邻居是谁吗？”

“地主不住在那里，安迪。一个恶毒无比的幽灵。”

“知道他的名字吗？”

潘戴尔摇摇头。“他不是一个人，你知道，而是一家登记在迈阿密的公司。”

“知道他们的往来银行吗？”

“不知道，安迪。”

“是你的好朋友拉蒙啊。那是卢尔德的公司，他拥有三分之二，X先生拥有其余三分之一。

知道谁是X吗？”

“我不知所措了，安迪。”

“帮你管理农场的那个家伙呢？他又是什么角色？”

“安吉？他爱我就像兄弟一样。”

“你被蒙了，碰上骗子啦，想一想吧。”

“我正在想，安迪，我已经很久没这么想过了。”潘戴尔说，眼睁睁看着他另一部分的世界沉没。

“有人想贱价向你买农场吗？”欧斯纳德问，两人之间逐渐筑起一道迷雾之墙。

“我的邻居啊，然后他就会放水回去不是吗，于是他就会有座能有收成的稻米农庄，价值超过他买价的五倍。”

“而且安吉会替他管理。”

“我怎么看到一个圆圈圈啦，安迪，而我被钉在中间。”

“你邻居的农场有多大？”

“两百英亩。”

“他用来做什么？”

“养牲口。不怎么需要维护，不需要水，他只是想切断我的水源。”

囚犯答话简单扼要，让警官可以写下：只是欧斯纳德没写任何东西，他用那双敏捷的棕色狐狸眼记下来。

“最初是不是卢尔德要你买那座农场的？”

“他说价钱很便宜，法院拍卖，只是让露伊莎的钱有用武之地。我太没经验了，真是的。”欧斯纳德把白兰地酒杯靠在嘴边，或许是为了盖住嘴唇。他吸了一口空气，声音降半度，速度加快。

“你是上帝的恩赐，哈瑞。经典、无与伦比的情报侦查站，老婆有渠道，交游广阔，有朋友搞反对运动，店里的小姐和暴民有一手，已有十年稳定的行为模式。自然的掩护，本地的语言，闲聊瞎扯的天分，敏捷自主的能力。从没听过有人能把故事拼凑得这么好。维持你的本色，再多发挥一点，我们就能掌握整个巴拿马。你还是可以拒绝的。要加入吗？”

潘戴尔露出傻笑，部分因为被捧得飘飘然，部分因为对自己陷入的困境心生恐惧。最主要的是，他警觉到刚刚目睹了自己生命中伟大的一刻，这伟大的一刻似乎就在自己并未参与的情形下发生了。

“安迪，老实说，从我有记忆开始，我一直都可以拒绝。”他吐露心声。他的意识在远离生命的外缘恣意游荡。但他并没说好。

“不利的是，你从加入的第一天起就会陷得很深。这会让你困扰吗？”

“我早已经陷得很深了不是吗？问题是我怎样才能脱得了身。”

又是那对眼睛，太苍老，太沉着，聆听，回忆，嗅闻，同时做所有的工作。而潘戴尔无视这一切，也或者正是因为这一切而大胆地自我表白。

“虽然你打算和破产的情报侦查站合作，让我有点难以理解，”他用微微责难的自夸语气说道，“但就我所知，也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拯救我，除非是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他毫无必要地瞄了餐厅四周一眼。“安迪，就在那堆人中间，你有看到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吗？注意，我可没说他们神志清醒，只是脑袋坏掉的方式和我需要的不一样。”

欧斯纳德不受影响。目光没变，声音没变，连厚重的手掌平伸、手指躺在白色厚餐巾上的姿势都没变。

“或许我这帮人够疯了。”他说。

潘戴尔左顾右盼寻求解脱，他的目光选择了一个像熊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身影，巴拿马最惹人厌的专栏作家，正踏着他的伤心小径，走向孤悬在餐厅最黑暗角落的一张桌子。但他还是没说好，一只耳朵正凝神倾听班尼叔叔的谆谆善言：孩子，如果你碰上骗子，就钓住他，因为骗子最不喜欢听到的话就是叫他下周再来。

“你加入不？”

“我正在想，安迪，我正在考虑。”

“考虑什么呢？”

就是一个头脑清楚的成年人正在作出决定啊，他在心里恨恨地回答。就是用心智和意念，代替一堆愚蠢的冲动、丑恶的回忆和剂量过多的说服力。

“安迪，我要衡量各种看法，考虑所有的方面。”他高深莫测地说。

欧斯纳德否认没有人可以跟他分庭抗礼的指控。这个时候，他湿濡低沉的喃喃声和他那大个头还真是绝配，但潘戴尔在他的话里找不到连贯性。这是个与众不同的夜晚。我又想到班尼叔叔了。我需要回家，上床睡觉。

“我们不会对人讲重话的，哈瑞，不对我们喜欢的人。”

“我没说你讲重话啊，安迪。”

“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在我们这么需要你的时候，干吗把你的犯罪记录泄露给巴拿马人啊？没道理嘛。”

“一点道理都没有，安迪，很高兴听你这么说。”

“干吗要揭穿老布瑞斯维特的事，让你在老婆小孩面前出丑，破坏幸福的家庭？我们需要你，哈瑞。你他妈的有太多东西可卖了，我们要做的就只是买下来。”

“替我摆平稻米农庄，你们就可以把我的头放到充电器上啦，安迪。”潘戴尔故作和善地说。“哈瑞，这又不是拍卖，我们要的是你的灵魂。”

潘戴尔模仿他的主人，用双手捧住白兰地酒杯，倚着烛光摇曳的桌子。他还在权衡得失。坚持到底。尽管大部分的他宁可说好，以结束这犹未答应的尴尬窘境。

“我还没听你谈工作内容对吧，安迪？”

“情报侦测站，早告诉你了。”

“没错，但是你想侦测什么，安迪？底线是什么？”

又是那双眼睛，如针一般尖利。红光再度一闪而过。他陷入沉思，有气无力的下巴漫不经心地咀嚼，胖小子垂头垮腰的躯体，拖长压低的声音从歪斜的一边嘴角吐出。

“不太多。21世纪的全球权力平衡。未来的世界贸易。巴拿马的政治棋盘。缄默反抗运动。从桥另一边来的家伙，你是这么叫他们的。老美抽手以后会如何？如果他们果真抽手的话。1999年12月31日谁会大笑，谁会哭？31全球两大航运大门之一交给一群野孩子管理拍卖，会是什么情景？简单得很。”他这么回答，但结尾却是问句，仿佛好戏还在后头。

潘戴尔也对他咧嘴笑。“噢，好，那就没问题啰，对不对？我们会把东西打包好，等你明天午餐时间来拿。如果不合用，随时可以送回来。”

“还有几样不在菜单上的东西。”欧斯纳德益加不动声色，“或是还没列上去，应该这么说。”“那又是什么，安迪？”

一耸肩。漫长缓慢的一耸肩，警察似的，带着合谋、暗示、令人不安的意味，故作轻松，表现出可怕的权力和庞大的知识优势。

“剥猫皮的方法很多，这个把戏也一样，一个晚上是学不完的。我听到你说‘好’了，或者你学嘉宝32搞神秘？”

很令人诧异，虽然可能只有他自己觉得诧异，潘戴尔竟然还努力搪塞。或许是因为他知道，犹豫未决是他惟一剩下的自由。或许是班尼叔叔再次拉住他的衣袖。也可能他有些模糊的想法，根据囚犯的权利，出卖灵魂的人可以享有一段考虑期。

“安迪，我又不是嘉宝，我是哈瑞。”他说，勇敢地抬起腿，挺起肩，“我怕作了这个改变一生的决定后，你会发现哈瑞·潘戴尔是精于算计的动物。”

已经过了十一点。潘戴尔熄火，把车子停在离房子二十码处，以免吵醒孩子。他用双手打开前门，一手推，一手转钥匙。因为你如果先推，就可以顺利无声地开启门锁，否则会发出像枪响的声音。他进厨房，灌可乐润喉，希望去掉白兰地的味道。然后在玄关脱掉衣服，把衣服放在椅子上，蹑手蹑脚走进卧房。露伊莎把两个窗子都打开，她喜欢这样睡觉。海风从太平洋吹来。拉开床单时，他意外发现她和他一样赤裸着身子，而且还清醒得很，瞪着他。“怎么回事？”他耳语，怕喧闹会吵醒孩子。

她伸长手臂，狂烈地紧紧拥抱他。他发现她的脸已沾满泪水。

“哈瑞，我真的很抱歉，我希望你知道。真的，真的很抱歉。”她吻着他，但是不让他回吻她。“不要原谅我，哈瑞，还不要。你真是一个好人，好丈夫，这么努力打拼。我父亲说得没错，我是个冷血无情、心肠恶毒的臭婆娘，只要脾气一来就说不出半句人话。”

她拥着他的时候，他想着，太晚了，来不及了。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们原该成为这样的人。

6

哈瑞·潘戴尔爱他的妻子和儿女。只有不曾有过属于自己的家庭，不知道如何尊敬高贵的父亲、如何爱快乐的母亲，或者如何将父母视为与生俱来、天赐奖赏的人，才能体会他那种百依百顺的态度。

潘戴尔一家住在贝莎尼亚区山顶，一幢两层楼的精巧摩登住宅，前后都有草坪，九重葛怒放，景观怡人，可以俯瞰海洋以及远处的旧城区与白蒂雅角。潘戴尔曾经听说这附近的山丘都被挖空了，塞进美国佬的原子弹和作战指挥室；可是露伊莎认为，我们应该为此而更觉得安全。不想和她争论的潘戴尔说，或许吧。

潘戴尔家有个专擦瓷砖地板的女佣，一个洗衣服的女佣，一个带小孩、采买的女佣，还有一个戴草帽、头发花白、满脸白胡碴的黑人，在花园里开疆辟土，想到什么种什么，抽些犯法的玩意儿，到厨房里讨东西吃。为了这支小小的仆佣军，他们每周得付出一百四十元。

潘戴尔夜里躺在床上的时候，喜欢秘密享受囚犯辗转难眠的乐趣。他弯起膝盖，压低下巴，手盖在耳朵上，隔绝狱友的呻吟声，然后唤醒自己，四下仔细探查，证实他不在监狱，而是在贝莎尼亚，在需要他且尊敬他的忠贞妻子看管之下。一对快乐的儿女睡在走廊另一头，每每令他感恩不已，班尼叔叔一定会称之为“儿女债”：汉娜，他九岁大的天主教公主；马克，八岁的叛教犹太小提琴手。但是，潘戴尔恪尽职守、全心全意爱家人的同时，也为这个家担惊受怕，不断训练自己把他的幸福当成愚人之金33。每天晚上结束工作后，他喜欢独自站在黑漆漆的阳台上，或许来根班尼叔叔的小雪茄，闻闻潮湿空气中满是馥郁花香的夜晚气息，看着光线在雨雾中游移。透过云隙，瞥见一排船只停泊在运河口，福杯满溢的好运让他深刻警觉，这一切脆弱易逝：你知道这不会持久的，哈瑞小子，你知道世界会在你面前爆炸，你就站在这里眼睁睁看着事情发生。有过一次，还会再来一次，随时都有可能，所以当心啰。

然后他会凝望这个过度平静的城市，很快的，照明弹、红红绿绿的曳光弹、咻咻嘶吼的机关枪和霰弹连发的大炮，就会开始在他记忆中的战场创造它们自己的疯狂白昼。正如1989年12月的那个夜晚，山丘大惊失色，战栗不已，庞大的幽灵炮艇从海面长驱直入，最遭罪的是科利罗区的木屋贫民窟——和以往一样，什么事都怪罪穷人，还不慌不忙地挥棒摧残已起火燃烧的简陋小屋，然后离场补给一番，再回来攻击。很可能这并非攻击者的本意，很可能他们也是好儿子、好父亲。他们只是打算铲除诺列加的党羽，只不过有几次炮击逸出正轨，接着又有更多的脱轨炮火随之而来。然而，在战时，良善美意并不容易被听取，自我克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寥寥几个躲在穷困郊区的逃窜敌军狙击手，并不能解释这场大规模的纵火浩劫。对光脚丫踏过血迹和碎玻璃逃命的惊恐百姓说什么“我们使用最低限度火力”，根本无济于事；他们拖着行李和小孩，惶然不知何去何从。多辩也是无益。说什么枪战是复仇心切的诺列加尊严军34所为。就算真是如此，为什么有人该相信你呢？

因此惊叫声很快传上山顶。而曾经听过许多尖叫声，甚至自己也发出过几次的潘戴尔，从来没想到人类的叫声可以凌越装甲车令人作呕的嗡嗡声以及最新型炮弹的轰隆声。但真的可以，特别是许多惊叫声同时响起时。惊恐的儿童拉开嘹亮的喉咙嘶喊，同时伴随人体燃烧的焦臭味。

“哈瑞，进来。我们需要你，哈瑞。哈瑞，回到里面来。哈瑞，我不懂你在外头干吗。”

但那是露伊莎的尖叫声。她笔直塞在楼梯下的扫帚柜里，拱着背抵住木工精雕细琢的成品，好更安全地保护孩子：马克快两岁，抱住她的肚子，尿布弄湿了她——马克像美国大兵一样，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弹药；汉娜蹲下来，穿着瑜伽熊睡袍和拖鞋，向某个叫耶和朱的人祷告，后来才弄清楚那人是耶稣、耶和华与朱比特的混合体，是汉娜在她三年生命中，从宗教民间故事里调出来的神圣鸡尾酒。

“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露伊莎一再像军人似的咆哮，令人非常不快地想起她的父亲。

“这不是突如其来的事，他们全盘考虑过了。他们从来不，从来不攻击平民。”

而潘戴尔，因为爱她，觉得最好别泼她冷水。无论五角大厦需要试验的武器是哪一种，科利罗区已在一波又一波的猛烈攻击中哭泣，燃烧，解体。

“玛塔住在那里。”他说。

但是担心自己儿女的女人没有余裕顾及别人。早晨来临，潘戴尔步行下山，听到这一生在巴拿马市未曾有过的沉寂。他顿时明白，在停火条件下，每一方都同意不再用冷气机，或进行建筑工事，或钻地，或挖泥；而所有的汽车、卡车、校车、出租车、垃圾车、警车和救护车，自此而后，都不得在上帝眼前出现；同时，所有的婴儿和母亲也不得因为生产之痛而放声尖叫。

甚至，科利罗区庞然升起的浓密黑烟飘入晨空时，都没有发出一丁点声音。只有几个反抗军士兵像往常一样，无视禁令的存在，而他们也是诺列加军队据点里最后仅存的狙击手，依旧躲在邻近的树丛中，瞄准美国佬的设施。很快的，只要部署在安孔山丘的坦克稍加鼓励，他们也都会归于沉寂。

甚至连巡逻站前院的电话，也不能免除自我牺牲的神圣使命。电话完好无缺，还能用。只是玛塔的号码拒绝响起。

潘戴尔悍然披上“孤独成年男子面对人生抉择”的最新外衣，在无悔奉献与慢性悲观间拉锯，优柔寡断的程度几乎让他坐立不安。为了逃开内心的谴责，他躲到店里的庇护所去；为了逃开店里谴责的声音，他躲到家里的庇护所。他的说法是，全为了冷静斟酌选择。他连一分钟都不许自己去想——连谴责自己最激烈的时刻也不例外——他是在两个女人之间抉择。你这是在和我们怀抱着的必胜信念争斗啊，他告诉自己。我们最糟的梦魇已然成真，你浮夸华美的远景彻底破灭了，你虚构的世界在你耳边砰然碎裂，是你自己犯了愚蠢的错误，建造没有基础的庙堂。但是，在用这世界末日的预言鞭挞自己之后，振奋人心的忠告马上就来拯救他。“几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构成‘复仇女神’啦。”用的是班尼叔叔的声音，“一个年轻优秀的外交官要你站起来，当个捍卫英国的男人，你竟然觉得自己是太平间里气数已尽的尸体？复仇女神难道不是你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把五万块装在普通信封里塞给你，告诉你未来还有更多吗？善用你的天赋吧，哈瑞，哪个有利？老古董？还是复仇女神？”

然后汉娜需要伟大的裁决者决定，她在学校的朗读比赛该读哪一本书；马克需要用新小提琴拉“懒懒羊”给他听，好让他们决定他够不够格去参加考试；而露伊莎需要他对总部大楼最近发生的暴行表示意见，好让他们决定如何思考运河的未来，尽管她老早就对这个问题有定见——绝世无双的艾尔纳斯托·狄嘉多，华盛顿认可的正直之士与黄金旧岁月的保护者，绝不可能有错：

“哈瑞，我真的了解。艾尔纳斯托只是陪总统出国十天，他的幕僚就马上批准任命至少五个魅力四射的巴拿马女人当公关官员，还完全比照美国的薪资标准。她们惟一具备的资格是年轻、白人、开宝马、穿名牌服饰，有大胸脯和有钱老爸，而且还拒绝和正式职员讲话呢。”“吓人哪。”潘戴尔断言。

然后又回到店里，玛塔需要和他一起查看过期的账单和还没收账的订单，好决定该向谁追讨，谁又可以再宽贷一个月。

“头痛好了吗？”他温柔地问，注意到她比平常更苍白。

“没事了。”玛塔躲在头发后面回答。

“电梯又停啦？”

“电梯已经永远不动了”——给他一个歪斜的微笑——“电梯已经正式公告停用了。”

“我很遗憾。”

“噢，拜托，别这样，电梯不动又不是你的错。谁是欧斯纳德？”

潘戴尔刹时心惊。欧斯纳德？欧斯纳德？他是个顾客啊，小姐。别到处嚷嚷他的名字！“干吗？”他说，完全冷静下来。

“他很邪恶。”

“我们的顾客不全都是？”他说，又戏谑地提起她对桥另一边那些人的偏爱。

“是没错，可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她回答，脸上的笑容不见了。

“而欧斯纳德知道？”

“没错，欧斯纳德很邪恶。他叫你做的事，你千万别做。”

“可是他叫我做什么啊？”

“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就会阻止他。拜托。”

她可能想加上一句“哈瑞”，他感觉到他的名字已在她扭曲的唇边成形。但是在铺子里，她很有骨气，从来不为他的诱惑所动，从来不让一个字或一个动作表现出他俩将永远联系在一起。每次他们看着彼此，就会从不同窗户看见相同的情景：

玛塔穿着撕裂的白衬衫和牛仔裤，像还没收走的垃圾躺在贫民窟。三个被蔑称为“钉耙”的诺列加尊严军成员，轮流用一根该死的棒球棍夺取她的心和她的意念，从脸开始下手。潘戴尔低头看着她，另外两人把他的手扭到背后，他撕心裂肺地喊，先是恐惧，接着是愤怒，然后是恳求，求他们放她走。

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强迫他看，因为教训反叛的女人是为了杀鸡儆猴，如果没有人在旁围观，又怎么能达到目的？

全弄错了，上尉。这位小姐穿反对运动的白衬衫，纯属巧合啊。

安静点吧，先生，那已经不是白色的了。

玛塔躺在迈基帮她找来的临时诊所的床上，浑身赤裸裸的，满是血和瘀伤。潘戴尔绝望地往医生手里塞钱，外加一再的保证，而迈基则在窗边守望。

“我们比这个要好。”玛塔透过血肉模糊的嘴唇与碎裂的牙齿说。

她的意思是：有一个更好的巴拿马。她说的是从桥另一端来的人。

第二天，迈基被捕了。

“我在想，要把运动休闲区改成会客厅，”潘戴尔告诉露伊莎，他还在下决心的过程当中，“弄个吧台。”

“哈瑞，我不知道你要吧台干吗，你那个星期四晚上的聚会已经够热闹了。”

“想办法拉人进来啊，露，招徕更多顾客。朋友带朋友，大家喝得醉醺醺，觉得很放松，开始看新料子，订单就满满进账啰。”

“试衣间要放哪里？”她反驳。

好问题，潘戴尔想。就算安迪也无法回答。决定顺延。

“为了顾客，玛塔，”潘戴尔很有耐心地解释，“为了那些来吃你的三明治的人啊。他们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加倍增加，定做更多的西装。”

“希望我的三明治毒死他们。”

“到时候我帮谁做衣服呢？我想大概是你那些火爆脾气的学生朋友。全球第一场定制西服革命由P&B提供，真是太谢谢你了。”

“列宁也开劳斯莱斯啊，有何不可？”她毫不让步地顶嘴。

我从没问过他口袋的事，他想着，那晚他在店里留得很晚，在巴赫的旋律伴奏下裁剪一件晚宴外套。我也没问他裤脚折边或他喜欢的裤子宽度，没对他长篇阔论谈背带在湿热气候里的种种优点，特别是对那些腰线是我所谓“移动的盛宴”的绅士们而言。准备好这个理由，潘戴尔几乎要伸手拿起电话了，铃声却在此时响起——除了欧斯纳德来找他喝睡前酒，还会有谁呢？

他们在行政饭店镶饰着嵌板的摩登酒吧碰面。这家饭店是座洁白的塔形建筑，离潘戴尔的铺子只有一石之遥。一架巨型电视正播放篮球赛，观众是两个穿短裙的迷人女郎。潘戴尔和欧斯纳德没和她们坐在一起，而是头抵着头，在设计来让他们舒服靠坐的藤椅里身体前倾。“下定决心没？”欧斯纳德问。

“还没，安迪，应该说还在想。深思熟虑。”

“伦敦对这些消息很满意，他们想要做这笔生意。”

“嗯，这样很好，安迪，你一定好好吹捧了我一番。”

“他们希望你尽快开始活动，他们对缄默反抗运动很有兴趣。要参加者的名字、资金、和学生的关系。他们搞示威吗？还有方法和意图。”

“嗯，不错。是的，没错。”潘戴尔说。烦恼已经够多，他巴不得别再听到伟大的自由斗士迈基·阿布瑞萨斯和他的大财神爷拉菲·多明哥的下落。

“很高兴知道他们喜欢。”他有礼貌地说。

“我想你可能要盘问玛塔：学生活动的消息，教室里的炸弹工厂。”

“噢，不错，是的。”

“关系是建立在官方基础上，哈瑞，我也一样。签下你，报上去，付钱给你，教你一些把戏。我们想趁热打铁。”

“安迪，就像我说的，时间不是问题。我不是那种莽撞的人，我很深思熟虑。”

“他们把条件提高百分之十，帮你集中精神。要我算给你听吗？”

欧斯纳德无论如何都要算给他听，圈成杯形的手活像正用牙签剔牙。有多少是付现，有多少用来付你每个月的贷款，还有视产品质量支付的现金红利，全凭伦敦自由裁量，数目颇大的退职金。

“最多三年就可以退出江湖了。”他说。

“或者更早一些，如果我运气不错的话，安迪。”

“或者你聪明的话。”欧斯纳德说。

“哈瑞。”

已经过了一小时，但潘戴尔魂不守舍，无法回家，所以来到裁剪室，与他的晚宴外套和巴赫为伴。

“哈瑞。”

这是他们第一次上床的时候，露伊莎呼唤他的声音。他们真的上床，而不只是手指舌头交缠，一面侧耳倾听她父母亲看完电影、开车回来的声音。他们赤裸裸躺在哈瑞在卡利多尼亚那间简陋阁楼公寓的床上。那时哈瑞白天替一个名叫阿尔托的很精明的叙利亚服装商人卖成衣，晚上则在公寓里做裁缝。他们的第一次努力并不太成功，两人都很害羞，也都很晚熟，有太多的家族幽灵让他们却步不前。

“哈瑞。”

“嗯，亲爱的。”对他们两人来说，“亲爱的”从来就不是能自然说出口的一句话。最初如此，现在亦然。

“布瑞斯维特先生给了你第一次机会，把你带回他家，供你读夜校，让你远离你那个邪恶的班尼叔叔。我支持他，不论他是不是还在世。”

“很高兴你这样想，亲爱的。”

“你应该纪念他，尊敬他。等我们的孩子长大时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一个善良的撒马利亚人如何拯救一个小孤儿的命运。”

“露伊莎，在认识你父亲之前，布瑞斯维特先生是我认识的惟一一位有道德的人。”潘戴尔也热忱回复她。

而且我是真心的哪，露！潘戴尔在心中狂热地恳求她，一边在左袖肩上合拢剪刀。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会成真，只要你编得够努力，只要你是为你所爱的人而编！

“我会告诉她。”随着巴赫的音乐把他托上真实无虚的完美境界，潘戴尔高声宣布。在自我放纵的恐怖瞬间，他认真思考过要抛开赖以安身立命的所有智谋箴言，对他的终身伴侣告解全部罪孽。或接近全部。最低门槛。

露伊莎，我有事要告诉你，老实说，会造成一点打击。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严守教规的犹太人。其实在其他很多方面，我也希望我做得更好，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更公平一点的话。根本词不达意，他想。除了为班尼叔叔所做的那一次，我这辈子从来就没告解过任何事。我该在哪里停止？她何时才会再相信我？相信任何事？惊恐的他在想像中描绘宣战晚会的情景。就像露伊莎的一堂“坚信耶稣”课，不过是穿着正式服装，所有用人都被赶出屋子，家庭成员手牵手围绕在桌边。露伊莎背挺得僵直，嘴抿着恐惧，因为丑恶的事实令她惊惧，比我犹有过之。上一次是马克招认在校门门柱上写脏话；再上一次是汉娜把一罐快干漆倒进水槽，作为对一个女佣的报复。

但今天是我们的哈瑞坐在电椅上，对他心爱的孩子们解释，爸爸在与妈妈的整个婚姻生活，以及孩子们长得够大、可以听他讲话的所有时间里，对于我们那位伟大的家庭英雄与模范人物——并不存在的布瑞斯维特先生（愿他的灵魂安息），吹了一些天花乱坠的牛皮。你们的父亲以及你的丈夫，非但不是布瑞斯维特先生最钟爱的儿子，而且还花了九百一十二个白天与黑夜，在女王陛下惩戒所里深造砌砖技术。

作好决定了。晚点儿再告诉你们，再晚一点。晚到像是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一个没有说服力的人生。

潘戴尔猛地踩住他那辆四轮驱动越野车，离前面的车只有一尺之遥，等待后面那辆车撞上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发生。我怎么会在这儿？他很纳闷。也许那辆车撞了我，我死了。我一定是在不知不觉中锁上铺子的。然后他记起先前剪裁那件晚宴外套，还把已完成的部分平放在工作台上仔细端详，他常常这么做：中途放下活计，大略地摆弄一下，俨然半个人形就出来了。

墨黑的雨点打在引擎盖上。一辆卡车打横在他前面五十码处，轮胎像两团牛屎滚落在路上。透过雨幕，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排排要去参战或想逃离战场的阻塞车辆。他打开收音机，但在电闪雷击中什么也听不见。雨打在热锡屋顶上。我永远在这里。被丢进大牢。在子宫里。坐困牢房。关掉引擎，关掉空调。等待。煎熬。大汗淋漓。又一阵雷击。躲在座椅下。

他大汗淋漓，和雨一样大。流水在脚下哗哗淌过，潘戴尔随波漂流，逆流或顺流。早已埋在六尺之下的全部往事，猛然袭来：他的人生，那个没删剪、没消毒、没有布瑞斯维特的版本，从降生的奇迹开始，到他在牢里与班尼叔叔的关系，直到十三年前的“绝无赎罪之日”，他在名义上已撤销的运河区，修葺整齐的白人草地上，对露伊莎创造了他自己，那时星条旗在她老爸的烤肉烟雾里飘扬，乐队演奏着希望与荣耀，黑人在铁丝网外张望。

他看见他拒绝回忆的孤儿院，以及他的班尼叔叔戴着汉堡帽，牵着他的手，带他离开。他以前没见过汉堡帽，而且他怀疑班尼叔叔是不是神。看见白教堂区湿漉漉的灰色铺路石在脚下颠簸，他推着满满一车摇摇晃晃的衣服，穿过喇叭乱响的车阵，到班尼叔叔的仓库去。他看见十二年之后的自己，其实还是同一个孩子，只是体型更大，入迷地站在同一座仓库的橘色烟柱里，一排排夏季连衣裙宛如殉道的修女，火焰吞噬着她们的双脚。

他看见班尼叔叔把手拢在嘴边大叫，“快跑，哈瑞小子，蠢蛋，你的想像力到哪儿去了？”同时伴随着铃响，以及班尼匆忙离开的杂沓脚步声。而他自己陷在流沙里，手脚都无法动弹。他看见蓝色制服朝他走来，抓住他，拖他进厢型车，那个和善的警察拿起空的石蜡罐，像任何一位高尚父亲一样微笑。“这会不会是你的，海密先生，或者只是碰巧在你手里呢？”

“我的脚动不了，”潘戴尔对那位和善的警察解释，“黏住了，像被钳子还是什么的夹住了。我应该要跑开的，可是我动不了。”

“别担心，孩子，我们马上就会弄清楚。”那个和善的警察说。

他看见瘦骨嶙峋的他在警局牢房里，脱得精光，站在砖墙边。夜晚又长又慢，蓝制服轮流进来揍他，和揍玛塔的情形一样，只是他们更谨慎，肚子里也装了更多啤酒。而那个和善的警察果真是高尚的父亲，催他们动手。直到水淹过他，他灭顶了。

雨停了。什么都没发生。车辆闪起亮光，每个人都很高兴可以回家了。潘戴尔累得要死，发动引擎，缓缓前行，把胳膊搭在方向盘上。留意危险的残骸。开始微笑，听班尼叔叔的话。

“那是爆发啊，哈瑞小子，”班尼叔叔老泪纵横，低声说着，“欲望爆发啊。”

如果不是每周一次的探监，班尼叔叔绝不会和潘戴尔有如此亲近的血缘关系。但是看见侄子穿着口袋上缝了名字的褶皱粗布衣裳，聚精会神坐在他面前，每每令班尼叔叔充满罪恶感的心难以忍受——无论露丝婶婶让他带来多少奶酪蛋糕和书，也无论有多少次，班尼叔叔哽咽道谢，让潘戴尔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信心。他的意思是，别说。

是我自己的主意，警官……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恨那个仓库，警官……我很气我的班尼叔叔，因为他要我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又没给我薪水，警官……大人，我无话可说，只能说我很后悔，做了那么恶毒的事，让所有爱我、抚养我的人那么伤心，特别是我的班尼叔叔……

班尼很老了——对一个孩子来说，就像棵柳树般古老。他来自利沃夫35，潘戴尔一直到十岁都还认为利沃夫是自己的家乡。班尼的亲戚都是贫寒的农民、工匠、小生意人或补鞋匠。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载他们前往集中营的火车，让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犹太人村镇与城区以外的世界。但班尼叔叔则不然。当时的班尼是个怀抱大时代梦想、年轻伶俐的裁缝，他想方设法让自己离开集中营，前往柏林，替德国军官做制服。虽然他真正的野心是投入吉利36门下学男高音，以及在翁布里亚37山上买幢别墅。

“纳粹国防军的服装是一流的，哈瑞小子。”信奉民主的班尼这么说，对他而言，所有的衣服都是破衣服，不管质量如何。“你可以有上好的阿斯科特西装，质量最好的猎装和皮靴，但是都没法和我们国防军相提并论。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才开始走下坡。”

班尼从德国起步，发展到伦敦东区的雷曼街，和家人一起创立血汗工厂，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全力攻占成衣业，好让他可以到维也纳学歌剧。班尼已经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40年代末期，大部分的犹太裁缝师都已高升到斯托克纽因顿或艾吉威尔，从事较高尚的职业。他们的地盘被印度人、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取代。班尼没有却步。不久，东区变成他的利沃夫，而艾弗林街也变成全欧洲最好的一条街。几年之后，在艾弗林街——容许潘戴尔知道的内情就只有这么多——班尼的哥哥雷昂和他的妻子瑞秋以及几个小孩，加入他们的行列。也就是这个雷昂，因为前面提到的那种“欲望爆发”，搞大了一个十八岁爱尔兰小女佣的肚子，生下杂种哈瑞。

潘戴尔开往永恒。疲累的双眼盯着前面污渍斑斑的红星星，尾随自己的过往。他几乎是在睡梦中笑了起来。班尼叔叔充满良心谴责的独白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地原音重现之际，他的决定早已被忘在一边了。

“瑞秋怎么会让你母亲进家门，我一直想不通。”班尼叔叔说，摇摇汉堡帽。“你不必引经据典，也看得出她是个好货。纯洁或美德都不是重点。她熟透了，是个即将转变成女人的蠢女孩。只要轻轻一推，她就跨过去了。都早有预兆了。”

“她叫什么名字？”潘戴尔问。

“雀莉，”他叔叔叹口气，活像垂死老人吐露毕生最后一个秘密，“我想是雀莉达的简称，虽然我从来没看过她的证件。她该叫特瑞莎或伯娜达特，或卡美尔，但她就是叫雀莉达。她爹是梅奥郡来的砖瓦匠。爱尔兰佬比我们还穷，所以我们有爱尔兰女佣。我们犹太人不认老，哈瑞小子，你父亲也不例外。我们的问题是不相信天堂。我们在上帝长长的走廊里站了许久，但是要进到上帝精雕细琢的大堂，还有得等。我们之中的确有些人怀疑这天是否真的会来临。”他身子前倾越过铁桌，捉住潘戴尔的手，“哈瑞，听我说，孩子，犹太人恳求人的宽恕，而不是上帝的宽恕。这让我们受尽煎熬，因为人是比上帝更难搞的骗子。哈瑞，我恳求你的宽恕。赎罪，我会在临终的床上得到的。原谅我，哈瑞，签下那张支票的人是你。”

潘戴尔会应允他要求的任何事，只要他愿意继续解释那场大爆发。

“是她的味道，你父亲告诉我。”班尼重拾话题，“他扯着头发，很懊悔。他坐在我面前，像你现在一样，只是没穿制服。‘为了她的味道，我毁了我神圣的理智。’他对我这么说。哈瑞，你父亲是个虔诚的人。‘她跪在壁炉前，我闻到她身上甜美的女人味，不是肥皂和刷洗的味道，班尼，是天生自然的女人。她的女人味征服了我。’如果瑞秋不是到南区码头参加犹太纯洁女儿会的庆典，你父亲就不会堕落了。”

“可是他的确堕落了。”潘戴尔提醒他。

“哈瑞，在天主教和犹太教罪孽交错的泪水里，在万福玛利亚和‘哦，不38’以及两边可能用到的所有祷词里，你父亲的确摘了禁果，我不能把这看成上帝的作为。但是你有犹太人的厚脸皮，也有爱尔兰人的伶牙俐齿，只要你能摆脱罪恶。”

“你怎么把我弄出孤儿院的？”潘戴尔追问道，几乎失声大叫起来，他太在乎了。

模糊的童年回忆里，在班尼救出他之前，隐约有幅图像，一个像露伊莎的黑发女子跪在地上，刷洗大得像游戏场的石板地；在一旁看顾的，是穿蓝袍的善心牧羊人39与羊的雕像。

潘戴尔开上通往家里的最后一段路，熟悉的房舍早已沉睡。雨水洗净星辰，一轮满月在他牢房的窗外。我又被关进来了，他想。监狱是你不想作决定时去的地方。

“哈瑞，我很威风哪。那些修女都是势利的法国人，她们以为我是个绅士。我一身光鲜，很称头的灰西装，你露丝婶婶替我选的领带，相配的袜子，圣詹姆斯的洛伯店里的手工皮鞋，我老是这样纵容自己。没摆架子，手垂在身旁，一点都看不出我的社会主义倾向。”在班尼诸多的成就中，有一项是热心支持工人运动，信仰人权。“‘修女’，我对她们说，‘我向你们保证，我会竭尽所能让小哈瑞过好日子。哈瑞是我们的荣宠。你们告诉我，哪里有睿智的人可以教他，我立刻让他穿上白衬衫去接受指导。我会付学费让他受教育，学校随你们挑，我保证。留声机里有最好的音乐，还有每个孤儿院孩子都会愿意拿眼睛来换的家庭生活。餐桌上有鲑鱼，高雅的对话，他自己睡觉的房间，羽毛床垫。’那时我已经成功在望，不再有破衣服，高尔夫球俱乐部和鞋子，以及翁布里亚的宫殿都近在咫尺。我们觉得我们在一周内就能变成百万富翁。”

“雀莉在哪儿？”

“走了，哈瑞小子，走了。”班尼说，压低声音以凸显悲剧性。“你母亲逃出监狱了。谁能怪她呢？梅奥郡的姑妈捎来一封信，说她可怜悲伤的雀莉搞砸了修女给她洗刷罪孽的各种机会。”

“我父亲呢？”

班尼又陷入绝望。“在土里，孩子。”他说，抹掉涌出的泪水，“你父亲，我哥哥。我让你做了这样的事，也该有相同的下场。在我看来，他是羞愧而死。每次到这里看你，我也几乎要羞愧而死。是那些夏季罩衫害了我。每个犹太人都知道，世界上最悲哀的事，莫过于秋天里有五百件没卖掉的夏季罩衫。而且每过一天，保险政策的邪恶诱惑就更深一重。我是卖身的奴隶，这就是我，哈瑞，更糟的是，我还让你替我拿火把。”

“我在上课，”铃响的时候，潘戴尔告诉他，让他打起精神来，“我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裁剪师，等着瞧吧。”还给他看一长段牢服布片，那是他从库存里讨的，裁剪来好量尺寸。

下次来访时，心怀罪恶感的班尼送了潘戴尔一个锡制的圣母塑像，他说这会让他想起在利沃夫的童年，偷偷跑出犹太区看异教徒祷告的情景。

明天，他想。我明天会告诉她。

“哈瑞，是你吗？”

迈基·阿布瑞萨斯，学生心目中伟大的地下革命斗士与秘密英雄，在凌晨两点五十分酩酊大醉，指天立誓要杀了自己，因为他老婆把他赶出去。

“你在哪里？”潘戴尔说，在黑暗里露出微笑。尽管迈基惹了这么多麻烦，仍然是他终生的牢友。

“哪里都不在。我是个无赖。”

“迈基。”

“什么？”

“安娜在哪里？”

安娜是迈基强势的情人，一个坚强务实的女人，似乎很能接受迈基的现状。她是玛塔在科迪雷拉小时候的朋友，玛塔介绍他们认识的。

“嗨，哈瑞。”安娜愉快地说，潘戴尔也愉快地说了声“嗨”。

“安娜，他喝了多少？”

“我不知道。他说他和拉菲·多明哥去赌场，喝些伏特加，输了些钱。或许喝了些可乐，他忘了。他浑身冒汗，我要打电话给医生吗？”

潘戴尔还来不及回答，迈基就接过电话。

“哈瑞，我爱你。”

“我知道，迈基，我很感激，我也很爱你。”

“你押了那匹马了吗？”

“我押了，迈基，是的，我必须告诉你，我押了。”

“对不起，哈瑞，好吗？对不起。”

“没问题，迈基，没什么，不是每匹好马都会赢的。”

“我爱你，哈瑞。你是我的好朋友，听到没？”

“那你就不必自杀，对不对，迈基，”潘戴尔和蔼地说，“你有安娜和一个好朋友啊。”

“哈瑞，你知道我们要干吗？弄个周末聚会，你，我，安娜，玛塔，去钓鱼。干！”

“好好睡一觉吧，迈基。”潘戴尔语气坚定，“明天早上你来试穿，吃块三明治，我们好好聊一下，好吗？好了。”

“是谁？”挂掉电话时露伊莎问。

“迈基，他老婆又把他锁在房子外面啦。”

“为什么？”

“因为她和拉菲·多明哥搞婚外情。”潘戴尔说，奋力抗拒生活无可避免的逻辑。

“他干吗不一拳打烂她的嘴？”

“谁？”潘戴尔愚蠢地问道。

“他老婆啊，哈瑞，不然你以为是谁？”

“他累了，”潘戴尔说，“诺列加已经把他折磨得全无精神了。”

汉娜爬上床，接着是马克，以及他好几年前就已经放弃了的泰迪熊。

已经是明天了，所以他告诉她。

我这么做是为了争取信任，他告诉她，等她安稳回到睡梦中之后。

为了在你摇摇欲坠时支撑你。

为了让你有真正的肩膀可以倚靠，而不是只靠我。

为了让我更够格匹配那位脾气暴躁的运河人的女儿。她偶尔口不择言，受到威胁时就拔枪相向。在她母亲提醒了二十年，要加快脚步才能像艾米莉一样嫁掉之后，她仍然忘了要加快脚步。

她认为自己太丑又太高，但周围的人却都像艾米莉一样，体型适中，魅力十足。

而且就算再过一百万年，就算在她最脆弱、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刻，就算出于对艾米莉的怨恨，她也不会为了他，放火烧掉班尼叔叔的仓库，更别说先从那些夏季罩衫烧起了。

潘戴尔坐在安乐椅里，拉起被单，盖住自己，把他的床留给纯净的心灵。

“我会出去一整天，”第二天早上到店里时，他告诉玛塔，“你得看铺子。”

“你十一点约了玻利维亚大使。”

“推掉他。我得见你。”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

直到此刻之前，他们都是一家人一起去的，在芒果树下野餐，看着鹰、鱼鹰和秃鹰在炽热微风中懒洋洋地盘旋，以及宛如潘乔·维拉40最后一支军队的白马骑士。或者他们会拖着充气的橡皮艇滑过水田，露伊莎快乐得不得了，穿着短裤演起《非洲皇后》41里的凯瑟林·赫本，与潘戴尔的亨弗利·鲍嘉有对手戏。马克哀求他们小心点，汉娜却说马克大惊小怪。

或者他们会开越野车，沿尘烟四起的黄色泥土路直开到森林边缘才停下。为了让孩子们高兴，潘戴尔会露一手班尼叔叔的绝望痛哭，假装他们迷路了。他们是迷路了，直到磨坊的银塔从棕榈树里探出身，就在他们前方五十码处。

或者他们会一起收割，并肩坐在庞大的收割机上，连枷悬在前面，打下稻谷，惊起一团团小虫子。黏答答的热气压在沉重低矮的天空下，平坦如桌的田野没入红树林湿地。红树林湿地没入海洋。

但今天，伟大的决定者踏上孤独之径，眼前所见皆令他烦心，尽是不祥之兆：美国军火供应站的“我恨你”铁丝网，让他想起露伊莎的父亲；写着“耶稣是主”的谴责标语；每个山脚下群集的游民纸板屋：随时有可能哪，我会加入你们。

贫苦的景象之后，是潘戴尔短暂童年失落的天堂。来自欧可汉普顿假日学校的德文郡红土，构成这片绵延的土地。英国牛从香蕉丛里瞪着他看，连录音机里播放的海顿也无法让他摆脱忧伤。开进农场车道，他只想知道，他叫安吉把这些该死的坑坑洞洞补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看见安吉穿着灰白马靴、戴草帽、系金项链出现在面前，只让他更加怒火中烧。他们开到邻居那边那家迈阿密来的公司挖沟切断潘戴尔河流水源的地点。

“你知道吗，哈瑞，我的朋友？”

“什么？”

“法官的做法真是不道德。在巴拿马，我们贿赂一个人，就指望他忠心不二。你知道我们还指望什么吗，我的朋友？”

“不知道。”

“我们希望在商言商，哈瑞。不要追加款项，不要施压，不要抱怨。我说那家伙是反社会分子。”

“那我们该怎么办？”潘戴尔说。

安吉满意地耸耸肩，像个最爱坏消息的人。

“哈瑞，你想听我的意见？直话直说？以朋友的身份？”

他们已经到了河边。在对岸，邻居的那个走狗刻意漠视潘戴尔的存在。那条沟变成了一条运河。在更下游的地方，河床已经干涸了。

“我的意见，哈瑞，谈判，减少你的损失，达成协议。你要我摸清这些家伙的底细？开始和他们对话？”

“不要。”

“那就去找你的银行。拉蒙是个强悍的家伙，他会去替你谈。”

“你怎么会认识拉蒙？”

“每个人都知道拉蒙。听着，我不只是你的经理好吗？我是你的朋友。”

但是潘戴尔没有朋友，除了玛塔和迈基。或许还有住在离海岸十英里处，等着他带象棋去的查理·布鲁斯纳先生。

“布鲁斯纳喜欢钢琴？”很久很久以前，潘戴尔问过还活着的班尼。他们站在蒂尔伯里雨水淋沥的码头边，审视锈蚀的货船。那艘船将带着他，从下一阶段的生命困境中解放出来。“一样，哈瑞小子，他欠我。”班尼回答，在雨中添上新泪，“查理·布鲁斯纳是巴拿马的服装之王，如果班尼没帮他保住服装，就像你替我做的，他就不会有今天。”

“你也替他烧掉他的夏季罩衫？”

“更糟，哈瑞小子。他永远不会忘记。”

他们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彼此拥抱。潘戴尔落泪，但并不确定为什么，因为他快步走上跳板时，心中只想到：我脱身了，我永远不再回来。

布鲁斯纳这个人就像班尼说的那么好。潘戴尔刚一脚踏上巴拿马的土地，就有一辆司机驾驶的栗红色奔驰，把他从卡利多尼亚的寒酸住处载到布鲁斯纳气势恢宏的别墅。别墅坐落在修葺整齐的自家庄园上，俯瞰太平洋，铺着瓷砖的地板，装空调的马厩，诺尔德42的画作，多所名头响亮、实则不存在的北美大学所颁发的色彩精美的荣誉证书，任命布鲁斯纳为他们尊敬的教授、博士、董事等。还有一架从犹太区来的直立式钢琴。

不到几个星期，在潘戴尔自己看来，他俨然已是布鲁斯纳先生疼爱的儿子，在那群体力充沛、喧闹不休的子女儿孙，稳重的姑妈和矮胖的叔叔们，以及穿淡绿色罩袍的仆人之间，获得合乎情理的地位。在家庭节庆或礼圣时，潘戴尔歌唱得很糟，但没人在意。在自家的高尔夫球场上，他打球打得很差劲，也不必费事道歉。他在海滩上和孩子们戏水，开家里的老爷车飞快越过黑沙丘。他耍弄那些笨狗，拿掉落的芒果砸它们，看着一队队鹈鹕摇摇晃晃划过海面，心中深信不疑：他们的信念，他们的财富、九重葛、千百种不同的花草树木，以及他们的崇高地位，全都闪闪发光，掩盖了班尼叔叔在布鲁斯纳先生奋斗的时日里，所期待的任何小小火焰。

布鲁纳斯先生的仁慈并不止于家里，因为潘戴尔跨出定制西服的第一步时，就是布鲁斯纳有限公司在位于利隆的庞大纺织仓库里，让他赊六个月的账；而且布鲁斯纳的保证替他带来第一批客人，为他打开创业之门。潘戴尔想去谢谢这位小个头、满脸皱纹、浑身发光的布鲁斯纳先生，对方却只是摇摇头说，“谢谢你班尼叔叔吧。”又加上惯常的一句叮咛，“给自己找个犹太好女孩吧，哈瑞，别离开我们。”

即使潘戴尔娶了露伊莎，他拜访布鲁斯纳先生的次数也没有减少，只是必须偷偷摸摸。布鲁斯纳的家变成他的秘密天堂，一个只容他独自造访，而且还得找借口的圣地。而布鲁斯纳先生也礼尚往来，宁可忘记露伊莎的存在。

“我的现金周转有点问题，布鲁斯纳先生。”潘戴尔坦诚说。他们坐在北游廊下棋。海岬的两侧都有游廊，让布鲁斯纳先生随时可以避开风。

“稻米农庄的周转？”布鲁斯纳先生问。

他小小的下巴不笑时像块石头，现在他就没笑。苍老的眼睛常常昏昏欲睡。此时又睡着了。

“还有店里的。”潘戴尔说，脸颊泛红。

“哈瑞，你把铺子抵押，拿资金去挹注农庄？”

“可以这么说，布鲁斯纳先生，”他想耍幽默，“所以啦，我正在找个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布鲁斯纳先生总是花很长的时间思考，不论是下棋或有人问他要钱。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思考，看起来好像连呼吸都停止了。潘戴尔记起那些老囚犯，他们也是这样。

“是脑袋坏掉，还是百万富翁，都一样，”布鲁斯纳先生终于开口，“哈瑞小子，这是定律啊，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代价。”

他开车去找她，很紧张，他一向如此。走七月四日大道，这条路曾经是运河区的界线。左边低，是海湾；右边高，是安孔丘。左右之间是重建的科利罗区，中间夹杂一片片太过翠绿的草地，标着“指挥部”的所在位置。几栋拼拼凑凑盖起来的大楼看来徒有其表，全漆着浅色的条纹。玛塔住在中间那一栋。他小心翼翼爬上污秽的楼梯，想起上回来的时候，被人从黑漆漆的头顶上方尿了一身，整栋楼响起监狱似的嘘声和狂野笑声。

“欢迎。”她庄重地说，替他打开门锁，四道锁。

他们躺在他们向来躺的床上，衣衫整齐，离得远远的，玛塔小小干燥的手指缠在潘戴尔手掌里。这里没有椅子，地板非常狭小。整间公寓只有一个窄小房间用咖啡色帘幕隔开：一个可以洗澡的地方，一个可以煮饭的地方，和这个可以躺的地方。潘戴尔左耳边有个玻璃盒，塞满玛塔妈妈留下的瓷偶动物；在他穿着袜子的脚边有只三英尺高的陶虎，是她父亲送给她母亲的结婚二十五周年礼物，就在他们被炸得粉碎的前三天。如果那天晚上玛塔陪她爸妈去看已出嫁的姐姐，而不是躺在床上修护她不成形的脸和被揍得遍体鳞伤的身体，她也会被炸得粉碎，因为她姐姐住在首先遭受攻击的那条街上。然而今天你已经找不到那条街，就像找不到玛塔的双亲、姐姐、姐夫、六个月大的外甥，或他们那只名叫海明威的猫。尸体，瓦砾，整条街，都已经遭官方遗忘。

“我希望你搬回原来的地方。”他对她说，像往常那样。

“不行。”

不行，因为她爸妈以前就住在这栋楼盖起来的地方。

不行，因为这是她的巴拿马。

不行，因为她的心与往生者同在。

他们谈得不多，宁可默默怀想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为人知的恐怖历史：

一名年轻、充满理想、美丽的女雇员参加反暴政的公众示威。她抵达工作地点时害怕得喘不过气来。到了晚上，她的老板答应载她回家，目的毋庸置疑是想成为她的情人，因为在最近这几个星期的紧张气氛里，他们觉得越来越难抗拒彼此。梦想有个更美好的巴拿马，就像梦想和某人共享生活一样。就连玛塔也同意，老美惹出来的乱子，只有老美能治，而且老美必得快点行动。途中被“钉耙”的路障挡下来，他们想知道玛塔为什么穿白衬衫，因为那是反诺列加的象征。得不到满意的解释，他们毁了她的脸。潘戴尔把血流不止的玛塔放在车子的后座，惊慌失措地开往大学——当时迈基也还是学生，奇迹似的在图书馆找到他，而迈基是潘戴尔惟一想得到的安全人物。迈基认识一位医生，打电话给他，威胁，利诱。迈基开潘戴尔的越野车，潘戴尔坐在后座，玛塔头部的血淌满他的膝盖，湿透他的长裤，也永远弄脏了家庭座位的装饰。医生草草敷衍，潘戴尔通知玛塔的父母，给钱，在店里洗澡换衣服，搭出租车回家找露伊莎。因为罪恶感与恐惧，整整三天，潘戴尔不敢告诉她出了什么事，宁可编了荒唐的故事，告诉她说有个白痴驾车侧撞到越野车。完全报销了，露，得换辆新的，我已经和卖保险的小子谈过了，应该不会有问题。直到第五天，他才找到勇气，懊悔地解释说，玛塔卷进学生暴动里，露，脸部重伤，需要长期修护，我答应等她复原之后让她回来。

“喔。”露伊莎说。

“迈基被关了。”他没头没尾地说，隐而不提是那个胆小鬼医生告发他的，而且他也会告发潘戴尔，只要他知道潘戴尔的名字。

“喔。”露伊莎说第二次。

“只有当情感介入，理智才会发挥功用。”玛塔这么宣称。她握住潘戴尔的手指，放到唇边，逐一亲吻。

“这是什么意思？”

“我读到的，你好像对某些事情很迷惑，我想这句话或许派得上用场。”

“理智照说应该是合乎逻辑的。”他反驳。

“除非有感情介入，否则就没有逻辑可言。你想做某件事，所以你就做了，那是逻辑。你想做某件事，却没做，那就是理智崩溃了。”

“我想这倒是真的，是吧？”潘戴尔说。他不相信任何抽象概念，除非是他自己的。

“我必须说，那些书教你不少术语，呃，对吧？你听起来像个中规中矩的小教授，可是你连考试都没去呢。”

她从不逼他，这也是他不怕来找她的原因。她似乎知道，他从来不对任何人说实话，只是客客气气地全放在心里。他告诉她的寥寥数语，因而显得格外宝贵，对他俩都是。

“欧斯纳德怎么啦？”她问。

“他该怎么啦？”

“为什么他觉得他拥有你？”

“他知道一些事。”潘戴尔回答。

“你的事？”

“对。”

“我知道吗？”

“我不这么认为。”

“是不好的事吗？”

“对。”

“你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会帮你，不论是什么事。你要我杀了他，我就会杀他，然后去坐牢。”

“为了另一个巴拿马？”

“为了你。”

拉蒙·卢尔德在旧城的一家赌场有股份，他喜欢去那里轻松一下。他们占据一张华丽的丝绒长椅，低头可以看见光着肩膀的女人和眼睛泡肿的庄家，坐在空荡荡的轮盘桌旁。

“我打算偿清债务，拉蒙，”潘戴尔告诉他，“本金，利息，地皮。我要把账一笔勾销。”

“拿什么还？”

“这样说吧，我碰上一个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了。”

拉蒙用吸管啜了些柠檬汁。

“拉蒙，我要买下你的农场。那块地太小，赚不了钱。你到那里去不是为了务农，只是为了揩我的油。”

拉蒙在镜子里仔细端详自己，对于眼前所见，他不为所动。

“你在别的地方还做其他生意吗？一些我不知道的勾当？”

“我还真希望我有，拉蒙。”

“非法的勾当？”

“非法的也没有，拉蒙。”

“因为如果你有，我就要分一杯羹。我借你钱，所以你要告诉我你的生意是什么，这才道德，才公平。”

“拉蒙，坦白说，我今天晚上没有心情谈道德。”

拉蒙想了想，这似乎让他很不快乐。

“你既然碰到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那么你付我每英亩三千块。”他说，提出另一条永不改变的道德律。

潘戴尔杀价杀到两千，然后回家。

汉娜发烧了。

马克在乒乓球比赛中进入前三名。

洗衣服的女佣又怀孕了。

擦地板的抱怨园丁勾引她。

园丁坚称，他已经七十岁，有权利勾引任何他想追的女人。

圣人艾尔纳斯托·狄嘉多已经从东京返家。

第二天早上进到铺子里，哈瑞·潘戴尔阴沉沉地检阅他的部队。从印第安完工好手开始，到意大利长裤裁制师，中国外套缝纫师，最后是艾斯马拉达太太。这位红发老太太整天不做别的事，从日出到日落，只缝背心，而且还心满意足得很。身为伟大的指挥官，在战役前夕，他对每个人好言打气，只是打的是潘戴尔自己的气，因为他的部队一点都不需要。今天是发薪日，他们心情大好。潘戴尔把自己锁在裁剪室里，打开两公尺长的棕色纸摊在桌上，把打开的笔记本丢到木架上，随着阿尔弗雷德·德勒43的哀悼旋律，慎重开始裁剪安德鲁·欧斯纳德两套羊驼呢西装的第一套轮廓，由前萨维尔路老字号、皇室御用裁缝师、潘戴尔与布瑞斯维特先生有限公司承制。

剪刀起落，“务实任事的成熟男人”、“审时度势的伟大裁量者”与“冷静评估形势的评估者”下定了决心。

7

马尔毕大使怏怏不乐地宣布，有位安德鲁·欧斯纳德先生——那是某种鸟的名字吗？他相当怀疑——即刻加入英国驻巴拿马大使馆的阵容，首席参赞奈吉尔·史托蒙特善良的心中先是起疑，继而忧惧。

当然，任何正常的大使都会把他的首席参赞拉到一边，单就礼貌而言也当如此，“噢，奈吉尔，我想你应该第一个知道……”但是在礼尚往来一年之后，他们已跨过把礼貌视为理所当然的阶段。况且，马尔毕大使也很以他滑稽的小惊喜为傲，所以把这个消息留到他每周一早上召开的馆务会议公布。史托蒙特私下认为，这个会议简直是每周的低潮时刻。

他的听众包括一个漂亮的女人和三个男人，包括坐在他办公桌前一张半月形铬钢椅的史托蒙特。马尔毕面对他们，犹如某种更大型、更可怜的物种。他年近五十，身高六英尺三，额前垂着脏兮兮的黑发，拥有从某个无用科系第一名毕业的荣誉，脸上永远挂着绝不容错认为微笑的傻笑。每回他的目光停驻在那个美女身上，你就知道，他希望永远盘桓在此，但却又不敢，因为一会儿他的眼神就羞怯地飘到墙上，只留下那一抹傻笑。他的西装外套挂在椅背上，掉落的头皮屑在早晨的阳光里闪烁。他衬衫的品位华丽缤纷。这天早上，他的宽度达到了十九条条纹。这是史托蒙特算出来的，他真恨他所站的这个场地。

若说马尔毕与一般人对英国驻外官员的印象不符，他的大使馆也不遑多让。没有锻铁大门，没有那些让不懂规矩的次等人心生谦卑的镀金门廊或豪华楼梯，没有18世纪佩肩带的伟人画像。马尔毕辖下的这一片大英帝国领土，高悬在巴拿马最大律师事务所拥有的摩天大楼里，头顶上是一家瑞士银行。

大使馆的大门是防弹钢材镶英国橡木。要到这里，你得先在静悄无声的电梯里按下按钮。在冷气吹送的静寂中，皇家徽章让人联想起硅胶与殡仪馆。和大门一样，窗户已做强化，好阻挡爱尔兰人，同时也染色以阻挡阳光。外在的真实世界连一声耳语都无法穿透进来。寂静的交通，起重机，船运，旧城与新城，成群穿着橘色罩袍、沿着巴布亚大道中央安全岛拾集树叶的女人，都只是女王陛下检查井里的样本。从你一踏上英国境外疆土领空的那一刻起，你就是往里看，而非往外看。

会议很快就讨论到巴拿马成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缔约国的机会（在史托蒙特看来无关紧要），巴拿马与古巴的关系（不入流的贸易联盟，史托蒙特暗忖，主要是毒品交易），危地马拉选举对巴拿马政局的影响（没影响，史托蒙特已经向部里报告过了）。马尔毕没完没了——永远都是老样子——老是提烦死人的运河问题，无所不在的日本人，大陆人假扮香港代表，还有巴拿马新闻界的一个诡异谣言，说有个法国—秘鲁财团，打算用法国的技术和哥伦比亚的毒品钱买下运河。就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是吧，史托蒙特半是无聊，半是自卫，开始放任思绪，苦恼地回顾自己的人生。

史托蒙特，名奈吉尔，出生在久远以前，受的教育普普通通，在什鲁斯伯里以及（天哪）牛津，念书。像其他人一样辅修历史，也像其他人一样离了婚：只是我的小小出轨变成周日报纸的题材。最后娶了佩蒂，佩翠西亚的昵称，我在马德里英国大使馆某位亲爱同事举世无双的前妻，自从他在使馆圣诞舞会上想用一只银酒缸杀我献祭之后，我终于娶了她。目前我在巴拿马这个监狱里服三年刑期，这里人口两千六百万，四分之一的人失业，一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继此地之后，人事处还没决定该怎么处置我。如果这些狗屁倒灶的事还不够呛，就看看他们昨天对我六星期前那封信的草草回答。佩蒂的咳嗽也令人担心——那些该死的医生什么时候才能找出治疗的方法？

“为什么不能换成一家邪恶的英国财团呢？”马尔毕抱怨，细细的嗓音几乎都从鼻孔发出。

“我恨不得身陷在狠毒的英国阴谋里，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你有吗，法兰？”

美丽的法兰瑟丝卡嫣然一笑，“哎。”

“哎，有？”

“哎，没有。”

马尔毕不是惟一为法兰瑟丝卡疯狂的人，巴拿马有一半的人都在追她。颠倒众生的身材，同样颠倒众生的智慧。金发雪肤的英国容貌，让拉丁男人为之疯狂。史托蒙特在宴会上瞥见她，身边全是巴拿马最够格的年轻男子，每个人都渴求和她约会。但是十一点一到，她就会在家里，带一本书上床；隔天早上九点，身穿招牌黑套装，脂粉不施，坐在办公桌后，准备迎接天堂的一日。

“如果有个极端神秘的英国人中标运河，打算改造成鳟鱼养殖场，难道你不觉得很好玩吗，古利佛？”马尔毕用笨拙的狎笑态度，询问矮小、打扮得一丝不苟的英国皇家海军退役上尉古利佛，他现在是大使馆的采购官。“鱼苗在米拉佛瑞斯水闸，大一点的家伙在佩德罗米盖水闸，成鱼在加通湖44？我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

古利佛爆出一阵狂笑。采购是他最不关心的事。他的工作是尽量多多抛售英国武器，尤其是地雷，给每个靠贩毒赚大钱又付得出价码的人。

“真棒的主意，大使，棒极了。”他突然焕发出惯有的热忱，从袖子里抽出一条手帕，活力十足地抹着鼻子。“顺便一提，周末抓了一条活蹦乱跳的鲑鱼，二十二磅重。开了两小时去抓那家伙。但每一英里路都值得。”

福克兰岛那档事，古利佛也有份，还得了面奖牌。从那以后，就史托蒙特所知，他就没离开大西洋这一边。偶尔喝醉的时候，他会举起酒杯，遥祝“大海彼岸某个有耐心的小淑女”，叹一口气。但那是感激而非抱憾的叹息。

“政治官？”史托蒙特回问道。

他的声音一定比他自己意识到的来得大声。也许他刚才在打盹。彻夜照顾佩蒂，会睡着一点也不意外。

“我是政治官，大使。参赞处就是政治组。为什么不摆在该摆的参赞处？跟他们说不行。你得介入啊。”

“恐怕没有人能对他们说这种话，奈吉尔，已经成定局了。”马尔毕回答。他装模作样的嘶叫声，每次都让史托蒙特气得牙痒痒。“当然，编制内，是有人传真一份郑重其事的反对意见给人事处。公开的东西，不能多透露。近来的密码通讯花费是天文数字。所有的机器和那些聪明的女人都很花钱，我想。”傻笑又变成压抑的微笑，抛向法兰瑟丝卡。“为自己的地盘奋战，无可厚非。他们的反应你也想得到。某人的观点值得同情，但无法改变，大家应该可以理解。毕竟，如果某人身在人事处，他也会有相同的反应。我的意思是，他们的选择并不比我们多，对吧？形势使然。”

就是“形势”这个像脚注的字眼，让史托蒙特第一次掌握事实的线索。但年轻的西蒙·皮特抢了先。西蒙是个淡黄头发的顽皮高个子，绑着马尾，马尔毕专制的老婆曾命令他剪掉，却徒劳无功。他是新人，目前包办其他人都不要做的所有事情：签证、信息、大使馆快完蛋的计算机、本地的英国侨民，和等而下之的事。

“或许他可以分担我的一些工作，长官。”西蒙厚着脸皮自告奋勇，一手高悬像在投标。

“例如先从‘英格兰之梦’着手？”他添上一句，指的是一批巡回展出的英国早期水彩画，此时正在巴拿马海关腐朽，让伦敦的大不列颠协会绝望哀号。

马尔毕的遣词用句比平常更吹毛求疵。“不，西蒙，恐怕不行，我想他不能接手‘英格兰之梦’，谢谢你。”他回答道，细长如蜘蛛的手指选了一个纸夹，一边沉思一边打开。“你们知道的，严格来说，欧斯纳德并不是我们的一员。应该说是他们的一员，如果你们了解我的意思。”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史托蒙特竟然无法了解这么显而易见的推论。“对不起，大使，我不懂你的意思。谁的一员？他是联络员还是什么的？”他闪过一个恐怖的念头。“他不是企业派来的吧，是不是？”

马尔毕耐住性子，对着纸夹叹了口气，“不，奈吉尔，就我所知，他并不是企业派来的。他或许是企业派来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对他的现在也了解有限，他的未来对我来说更是未知数。他是个朋友。不，我要赶紧说，是真正的朋友。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希望里，但愿他终将在适当时机成为朋友，一个那样的朋友。你现在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他停顿一下，让心思单纯的人能跟上他的脚步。

“他从公园对面来的，奈吉尔，嗯，现在是河了。听说他们移走了。以前是公园，现在是河。”

史托蒙特终于能再开口：“你是说，朋友要来设站？在巴拿马？他们不行哪。”

“真有趣，为什么不行？”

“他们走了。他们抽腿了。冷战一结束，他们就关门大吉，把战场全留给美国佬啦。这是产品分享的协议，条件是要他们保持距离。我参加了督导这项交易的联席委员会。”

“诚如你所言，奈吉尔。但有差别，我得这样说。”

“有什么变化？”

“形势，假定这么说。冷战结束，所以朋友走了。现在冷战卷土重来，换美国佬走人了。我只是猜测的，奈吉尔。我不知道，不比你清楚。他们要讨回他们的位置，我们的主子决定把位置给他们。”

“多少？”

“目前只有一个。如果他们搞得成功，毫无疑问，一定会要求更多。或许我们会看到过去那段昏头转向的日子又回来了，我们外交单位的主要功能又变成替他们的活动提供掩护。”

“告知美国人了吗？”

“没有，他们不知情。他的身份仍不公开，只有我们知道。”

史托蒙特细细体会这个消息，法兰瑟丝卡却打破沉默。法兰很务实，有时务实过头了。

“他会在大使馆里工作吗？我指的是他本人。”

马尔毕对法兰瑟丝卡说话有不同的嗓音，也有不同的面容，游移在指导与关怀之间。

“是的，没错，法兰，他整个人。”

“他会有幕僚吗？”

“我们被要求提供一位助理。”

“男的还是女的？”

“尚待决定。不容挑选的人决定，应该是，不过现在什么事都说不准。”低声窃笑。

“他是什么官阶？”这回是西蒙·皮特。

“朋友有阶级吗，西蒙？真好玩。我总是把他们的身份当官阶。你不是吗？我们是同一群人，在我们之外，还有他们那一群人，看法应该和我们不同。他是伊顿出身的。很奇怪，部里有些事告诉我们，有些事又不肯透露。不希望我们对他有成见吧。”

马尔毕念的是哈罗公学。

“他会说西班牙文吗？”法兰瑟丝卡又来了。

“听说很流利，法兰，可是我从来不认为语言代表什么，你说呢？一个用三种语言出洋相的人，在我看来，比只用一种语言的人还蠢上三倍。”

“他什么时候到？”史托蒙特又问。

“十三号星期五，再适合不过了。也就是说，我接到的通知是，他会在十三号到达。”

“离现在还有八天。”史托蒙特抗议道。

大使伸长脖子，看着那张女王头戴羽毛帽肖像的日历。“真的？嗯，好吧，我想是。”

“他结婚了吗？”西蒙·皮特问。

“没有听说，西蒙。”

“意思是没有？”——又是史托蒙特。

“意思是我没被告知他已婚，因为他要求的是单身宿舍，所以我想，不管他结婚没，他都会单身赴任。”

马尔毕将张得大开的手臂小心收拢到一半的位置，让双手刚好可以搁在脑后。他的姿势虽然有些古怪，却常自有意义。现在这个姿势的意思是，会议该结束了，打高尔夫球去。

“这是全职工作，顺便一提，奈吉尔，不是暂时的。当然，除非他被扫地出门。”他又加上一句，稍显开心。“法兰，亲爱的，我们讨论过的备忘录草案让部里很火大，你可以熬夜赶工吗，还是已经做好了？”

又是贪如豺狼的微笑，如老去年华般悲伤。

“大使。”

“什么，是奈吉尔呀，见到你真好。”

会后二十五分钟。马尔毕把文件塞进保险箱。史托蒙特逮住他独处的机会，马尔毕很不高兴。

“欧斯纳德干吗要掩护？他们一定告诉过你。你不能给他一张空白支票。”

马尔毕关上保险箱，设好密码，直起身子，瞄一眼手表。

“噢，我想我已经给了，不给又有什么意义？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拿走他们要的东西，这不是外交部的错。欧斯纳德的赞助人是大有来头的跨部门组织，谁都不可能抗命。”

“叫什么？”

“规划与执行。从来没想到过我们也具备这些功能。”

“谁掌控？”

“没有人。我问过相同的问题，人事处给出相同的答案。我应该收下他，而且感激不尽。你也一样。”

奈吉尔·史托蒙特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筛拣来信。在他那个年代，他有在压力下保持冷静的美名。马德里爆发丑闻时，他的风度简直堪称典范，这也让他安然脱险。因为当史托蒙特送出辞呈时，人事处长已打算批准，但更高当局却仍然挺他。

“嗯，好吧，九命怪猫。”人事官咕哝，声音来自他以前印度事务署宏伟幽暗宫殿的深处。他草草和史托蒙特握手，宣告未来的命运。“对你来说也不算雪中送炭。是巴拿马。可怜的人，好好享用马尔毕吧，我相信你会的。而且我们还会议论你一两年，是吧？还有得瞧呢。”等人事官宣布休兵、到隔壁房间谈笑风生时，他环顾坟场，找出方位。

安德鲁·欧斯纳德，史托蒙特又对自己说一遍。鸟。一对欧斯纳德鸟飞过。古利佛刚射下一只。真好笑。一个朋友。那些朋友之一。一个单身汉。一个会讲西班牙文的人。全职待遇，除非因行为不检而被开除。官阶不详，一切都不详。我们新来的政治官。由一个不存在的机构赞助。敲定了，再一个星期就抵达了，助理性别不详。抵达这里做什么？为谁做？取代谁？奈吉尔·史托蒙特？他可不是好奇，而是实事求是，尽管佩蒂的咳嗽让他绷紧神经。

五年前还无法想像，公园对面训练来在街角跟踪、用蒸汽熏开邮件的那些没名没姓新贵，竟然会被认为可以取代像史托蒙特这种官阶的正统外交人员。但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财政部努力提高效率，又大张旗鼓招募外界管理人才，以此掐着外交界脖子，逼着他们踏进21世纪。

上帝，他多厌恶这个政府啊，小英格兰公司，负责指挥的是一群连经营克莱顿海滨游乐园都不够格的十流骗子。保守分子会抢走国家的最后一个灯泡以保全他们的权力。他们认为文官是奢侈品，像世界存亡和国民健康一样可以牺牲，而外交人员更是其中最可以牺牲的奢侈品。不，在当前这种庸医治病与快速修理的气氛中，巴拿马首席参赞的位置被斥为多余，也不是全然无法想像的事，奈吉尔·史托蒙特本人亦然。

为什么要叠床架屋呢？他听到“规划与执行”的半官方人士，在他们一周一日、一年三万五的宝座上高声抱怨。为什么有个家伙做高贵的事，另一个做肮脏的事？为什么不把两个工作凑成一个？把欧斯纳德鸟放进去。等他把那个地方摸熟了，就把史托蒙特鸟抓出来。省下一份工作！简化职位！然后我们就可以花纳税人的钱去吃午饭啰。

人事官会喜欢的。马尔毕也是。

史托蒙特绕着他的办公室走来走去，扯着袖子。《名人录》里没有半个欧斯纳德。《德布雷特贵族年鉴》里也没有。《大不列颠鸟类全集》里也不会有，他想。伦敦电话指南从欧斯莫一口气直接跳到欧斯德，但那已经有四年历史了。他翻阅好几本旧的外交红皮书，查找能说西班牙文的馆员，寻找欧斯纳德前一个化身的蛛丝马迹。但什么都没找到，地上没有，天上也没有。他在白厅的通讯簿里查“规划与执行”，没有这个组织存在。他打电话给管行政的瑞格，讨论他租屋屋顶漏水的事。这事一提就恼火。

“只要一下雨，可怜的佩蒂就得端布丁盆，绕着客房到处跑，瑞格。”他抱怨说，“偏偏雨还下个不停。”

瑞格是本地雇员，和一个名叫葛蕾狄的美发师住在一起。没人见过葛蕾狄，史托蒙特怀疑她根本是男的。他们已经第十五度回顾那个倒闭的承包商，悬而未决的法律诉讼，以及巴拿马礼宾司若无其事的态度。

“瑞格，我们要怎么安排欧斯纳德先生的办公室？该讨论吗？”

“奈吉尔，我不知道我们该讨论什么，或不该讨论什么。我已经接到大使的命令了不是吗？”

“大使阁下所下达的命令又是什么呀？”

“是东回廊，奈吉尔。全部。全新的锁，配他的铁门，信差昨天送来的，欧斯纳德先生会自己带钥匙来。旧会客室里的铁柜用来装他的文件，怎么组合，得等欧斯纳德先生抵达再决定。不准录音，好像我们会录似的。而且我还得确定有许多许多的插头，可以给他的电器设备用。他不是个厨子，对吧？”

“我不知道他是干吗的，瑞格，可是我赌你知道。”

“嗯，奈吉尔，从电话里听起来，我会说，他似乎是个不错的人。口音像BBC播音员，可是更人性一点。”

“你们谈什么？”

“第一是他的车。在还没拿到他的车之前，他想先租车，所以我会租一辆给他，他会传真他的驾照给我。”

“有说哪一种吗？”

瑞格咯咯笑。“他说不要兰博基尼，也不要三轮车。要一辆他就算戴圆顶硬边礼帽都还坐得进去的车，如果他戴圆顶硬边帽的话，因为他很高。”

“还有呢？”

“他的公寓，我们多快可以帮他准备好。我们帮他找了一个很棒的地方，如果我能及时把那些装潢弄掉就太完美了。我告诉他，就在联合俱乐部楼上，只要他喜欢，随时可以对着他们的蓝色染发剂和假发吐口水。我只要求上一点油漆，白色的。我告诉他，颜色任你选择，所以你要选什么色？不要粉红，谢谢你，他说，也不要水仙黄。来点温暖的骆驼粪棕色如何？我大笑起来。”

“他多大，瑞格？”

“我的天哪，我拿不准，什么岁数都有可能，真的。”

“你还有他的驾照呀，不是吗？”

“安德鲁·朱利安·欧斯纳德。”瑞格大声念道，非常兴奋，“1970年1月10日生于沃特福德。哎呀，那是我爹和我妈结婚的地方哪。”

史托蒙特站在回廊上，从机器里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年轻的西蒙·皮特悄悄挨近，让他偷偷瞥一眼藏在掌心的护照照片。

“你怎么说，奈吉尔？是‘大赛局’里的卡儒瑟45呢，还是个男扮女装体重过重的玛塔·哈里46？”

照片上是个养尊处优的欧斯纳德，两只耳朵都露出来了。照片预先寄来，好让西蒙可以洽请巴拿马礼宾司在他到达时提供通关礼遇。史托蒙特凝视着照片，有那么一瞬间，整个私人生活似乎都在他眼皮底下失控：前妻的赡养费数额太过庞大，但他坚持要给她；克莱儿的大学生活费；亚德里安想攻读律师的野心；他想在阿尔格夫山坡买一幢石瓦农庄的秘密梦想，种着自己的橄榄树，有温暖的阳光与干燥的空气可以治好佩蒂的咳嗽。还有一整笔退休金，让梦想成真。

“看起来是个好得不得了的家伙。”他让步说，是他天生的高贵情操在说话。

佩蒂说的没错，他想。我不应该整夜看护她。我自己应该睡一下。

每个星期一，为了在晨祷之后舒缓一下，史托蒙特会和叶夫·列格兰在帕佛里奥吃午饭。列格兰是法国大使馆的首席参赞，和他一样热爱决斗与美食。

“噢，顺便一提，我们终于有个新人了，真好。”在列格兰吐露一些根本算不得机密的机密之后，史托蒙特说，“年轻小伙子，年纪和你差不多。政治组的。”

“我会喜欢他吗？”

“每个人都喜欢。”史托蒙特坚定地说。

史托蒙特一回到他的办公桌，就接到了法兰的内线电话。

“奈吉尔，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你猜得到吗？”

“我猜不到。”

“你认识我那个古怪的异母兄弟麦尔斯吗？”

“没私人交情，但我知道他。”

“嗯，你知道麦尔斯念伊顿吧，当然。”

“不知道，现在才知道。”

“好吧，今天是麦尔斯的生日，所以我打电话给他。你相信吗，他和安迪·欧斯纳德是同一个宿舍的。他说欧斯纳德非常讨人喜欢，有点迟钝，有点阴郁，可是在校队里表现得好极了。他因为好色而被开除了。”

“因为什么？”

“女孩啊，奈吉尔，记得吗？维纳斯。不是因为男孩子，否则就该说断袖。麦尔斯说，也有可能是他没付学费。他不记得是哪个人先找上欧斯纳德，维纳斯或学校会计。”

在电梯里，史托蒙特碰到古利佛带着一个公文包，神色凝重。

“今晚有大任务吗，古利佛？”

“奈吉尔，这件事有点儿棘手。老实说，得轻手轻脚的。”

“嗯，自己小心。”史托蒙特提出建议，并带点适度的凝重神态。

前不久，菲碧·马尔毕的一个桥牌女伴看见古利佛和一个花枝招展的巴拿马女子手挽手。她大概二十岁，至少，那个桥牌女伴说，而且亲爱的，她黑得像你的帽子一样。菲碧说要在适当时机告诉她丈夫。

佩蒂已经上床了。史托蒙特上楼的时候听见她的咳嗽声。

看来得自己到萧恩伯格家去了，他想。萧恩伯格夫妇是美国佬，很有教养。爱尔西是个任务沉重的律师，不时得飞回迈阿密打戏剧性十足的官司。保罗是中情局的，也是不该知道安德鲁·欧斯纳德是朋友的人之一。

8

“潘戴尔。来见总统的。”

“谁来见总统？”

“他的裁缝师。我。”

苍鹭宫矗立于旧城中心，在一片突出的海岬上，与白蒂雅角隔着海湾相望。从海湾另一头开车到这儿，得穿过土地开发商眼中的炼狱，到藏污纳垢与高贵典雅并存的17世纪西班牙殖民地。周遭尽是触目惊心的贫民窟，但是谨慎选择的路径让人看不见它们存在的痕迹。这天早上，在古老的门廊前，一支礼宾军乐团对着一列空荡荡的外交车辆与停妥的警用摩托车演奏斯特劳斯。乐团团员顶着白色头盔，穿白色制服，戴白手套，乐器闪亮得像白金。倾盆大雨从头顶上设计不良的雨篷倾泻流到他们的脖子。看守双扉大门的是逊毙了的炭黑色西装。另一双戴白手套的手接过潘戴尔的公文包，穿过电子探测器。他被叫到绞台上，站在上面。他心想，在巴拿马，不知间谍是会被吊死还是枪毙。戴手套的手把公文包还给他，绞台宣告他无害，这位伟大的秘密情报员获准进入城寨。

“这边请。”一位高大的黑天神说。

“我知道。”潘戴尔骄傲地说。

一座大理石喷泉在大理石地板中央喷着水。奶白色的苍鹭在水中漫步，轻啄任何引起它们兴趣的东西。墙边与地板等高的几个笼子里，有更多苍鹭对过往的人露出不豫之色。它们合该如此，潘戴尔想，想起汉娜每星期都要他讲上好几遍的那个故事。话说1977年，吉米·卡特到巴拿马签订新的运河条约，秘勤局人员在宫里喷洒消毒剂，结果保住了总统，却要了苍鹭的命。后来是一场极其机密的行动，趁黑夜掩护，把鸟尸运走，从奇特雷运来相似的活鸟取而代之。

“尊姓大名，请问？”

“潘戴尔。”

“请问有何贵干？”

他等着，记起孩提时的火车站：太多大人在他身边匆匆奔向太多方向，他的手提箱总是挡到去路。一位和善的女士对他说话。转头时，他想，那一定是玛塔，因为那美丽的声音。但灯光拂过她的脸，完好无缺。他看见她那套布朗尼套装上的名牌，她是总统的贞女，名唤海伦。“重吗？”她问。

“轻如鸿毛。”他礼貌地回答，婉拒她那双贞洁的手。

跟着她走上宏伟的楼梯，光灿灿的大理石换成深红色的桃花心木。更多戴耳机、穿丑不拉几西装的家伙从廊柱门道里瞪着他。贞女说，他挑了个忙碌的日子来。

“只要总统一回来，我们就忙个不停。”她说，抬起眼睛，望着天堂，她住的地方。

问他在香港消失的那几个小时，欧斯纳德说。他赶到巴黎见谁？拉帮结派，还是密商阴谋？

“直到这里为止，我们都在哥伦布的统治之下。”贞女用她光洁无瑕的手指着一排巴拿马早期总督，对他说，“从这里开始，归美国管。不消多久，我们就会自己治理了。”

“太好了，”潘戴尔热烈附和，“也该是时候了。”

他们走进一间镶有嵌板的大厅，像图书馆，却没有书。地板蜡的蜂蜜味扑鼻而来。贞女腰带上的呼叫器响了。他独自一人。

他旅途中的所有暇隙。找出他失踪的那些时间。

独自一人，直挺挺，抱着他的公文包。墙边黄色罩面的椅子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坐。想像坐垮一张。砰一声，恳求赦免。日复一日，周复一周，若说有什么事是潘戴尔拿手的，必定是如何打发时间。他会站在这，毕其余生，如果必要的话。公文包抱在手里，等待他们叫他的名字。

在他背后，两扇宏伟的门打开，阳光倏地冲进屋里，伴随乒乒乓乓的忙碌脚步声与权威感十足的男声。潘戴尔小心翼翼，避免做出任何不敬的举动，悄悄退到一个肥脸的哥伦布时期总督画像下，紧挨着，直到自己变成一道甩不掉累赘公文包的墙。走近的是十来个强壮、操各种语言的人。鞋子不耐烦地在镶花地板上咔嗒作响，西班牙文、日文与英文兴奋交错。这群人以政客的速度前进：威仪堂堂却闹哄哄，像刚放出禁闭的学童一样叽叽喳喳。制服是深色西装，语气洋洋自得。势如破竹越来越近之际，潘戴尔注意到，他们编排成箭头队形。箭头顶端，高出地面一二英尺之处，升起一尊大于真人尺寸的太阳王47本尊，无所不在之神，闪亮尊者，时光之圣，穿着P&B的黑西装外套，条纹长裤，和一双鞋尖有着不同色装饰皮的“达克”黑色牛皮都会鞋。

半是因为神圣不可侵犯，半是因为美食精馔，总统的双颊焕发粉红光泽。头发都已银白，双唇纤小润泽，仿佛刚离开母亲的胸脯。清澄的矢车菊蓝眼睛还沉浸在会议成果的喜悦里，熠熠生辉。走近潘戴尔时，队伍突然参差不齐地刹住，随着命令下达，一阵忙乱推挤。至尊阁下踏步向前，旋过脚跟，面对他的客人们。一个名牌写着“马可”的副官站在他的主人身边。一个穿布朗尼服装的贞女加入他们的行列，她的名字不是海伦，而是璜妮塔。

宾客一个挨一个大胆向前，握不朽至尊的手，然后告辞。璀璨阁下对每个人都送上一句鼓励。就算他们把恩赐包装好带回家给妈咪，潘戴尔也不会讶异。此时，这位伟大的间谍内心饱受煎熬，担心他公文包里装的东西。如果完工手装错西装怎么办？他看见自己打开箱盖，拉出一件汉娜的牧羊女戏服，那是印第安女人为了她要参加卡莉塔·卢尔德的化装生日派对，而匆匆缝好的：大花圆裙，荷叶折边帽，蓝色马裤。他很想查看确认一下，但又不敢。道别还没结束。有两位客人，日本人，很矮小。总统并不矮。有人得站在斜坡上握手。

“那么说定啰，星期天打高尔夫球。”至尊阁下承诺，用的是他孩子很爱的那种灰沉平板声调。一位日本绅士立刻爆发出痉挛似的大笑。

其他的幸运儿也被挑选出来——“马塞尔，谢谢你的支持，我们巴黎见啰！春天，在巴黎！帕布罗先生，请记得代我向贵国总统致意，告诉他，我很重视你们国家银行的意见——”直到最后一群客人离开，门关上，那一抹阳光消逝，屋里再无别人，只有浩瀚的伟大阁下，一个叫马可的副官，和名叫璜妮塔的贞女。以及一堵拿着公文包的墙。

三人组一起转身，走过房间，太阳王走在中央。目的地是总统的私人办公室。通往那里的门距潘戴尔站立之处不到三英尺。他扬起微笑，公文包握在手里，向前一跨步。满是银发的头抬起来，转向他，但那对矢车菊蓝的眼睛只看见墙。三人组从他身边经过，私人办公室的门关起来。马可回来。

“你是裁缝吗？”

“是的，我是，马可先生，替总统阁下服务。”

“等着。”

潘戴尔等着，和那些站着伺候的人一样，年复一年。门再次开启。

“动作快一点。”马可命令道。

问他在巴黎、东京和香港消失的那几个小时。

一道雕花的黄金屏风矗立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每个精工雕琢的角落都有镀金镶饰，横杆上垂着黄金玫瑰。背着光，透明的阁下身穿黑外套、条纹长裤，皇威浩荡地站在窗前。总统的手掌柔软得像老妇人的手，只是比较大。接触到那丝般柔嫩的掌心，让潘戴尔回忆起他的露丝婶婶切鸡块煮周日汤，班尼叔叔弹直立式钢琴唱《圣洁的阿伊达》的情景。

“欢迎归国，先生，您这趟旅程真是辛苦。”潘戴尔喉咙哽塞不通地低声说。

但是，这位全球最伟大的领袖，不知道有没有收到这句几乎窒息的欢迎辞，因为马可交给他一具没有拨号盘的红色电话，他已经讲了起来。

“法兰科？别拿这种事烦我。告诉她，她需要一个律师。今晚欢迎会见，注意啰。”

马可拿走红色电话。潘戴尔打开公文包。不是牧羊女戏服，而是一件燕尾服的半成品，胸前谨慎地强化衬里，以担荷那二十个安睡在香水薄绢棺木中的勋章重量。地球之主站到内镶镜子的黄金屏风之后，贞女悄悄引退。这座屏风是宫里的古老工艺品。子民如此爱戴的白发银头消失又出现，总统的裤子已经脱了下来。

“阁下如此亲切。”潘戴尔咕哝着。

总统的一只手搭在黄金屏风侧边。潘戴尔把长针假缝的长裤放在总统的前臂上，手臂与长裤一起消失。更多电话响起。问他消失的那几个小时。

“西班牙大使，阁下，”马可在办公桌那头叫道，“想私下和您谈。”

“告诉他，明天晚上，在台湾人之后。”

潘戴尔与这位宇宙之王面对面站着：巴拿马政治棋局的大师，手握世界两大通道之一的钥匙、决定未来世界贸易与21世纪全球权力平衡的人。潘戴尔塞两根手指到总统的背心里。马可又通报另一通电话，一个叫曼纽的人。

“告诉他，星期三。”总统从屏风顶端呵斥道。

“上午或下午？”

“下午。”总统回答。

总统的腰线令人难以捉摸。如果裤裆是对的，那么裤长就错了。潘戴尔提起腰头，裤子悬在总统的丝质袜头上，让他霎时看起来像查理·卓别林。

“曼纽说下午可以，如果只打九洞的话。”马可慎重地警告他的主子。

突然之间，再无他事烦扰。潘戴尔形容给欧斯纳德听，说这是私人办公室喧嚷混乱之后，天赐的片刻休战时分。没人出声。马可没有，总统没有，他那许多线电话也没有。伟大的间谍蹲下来，别好总统的左裤管，但他的机智并未弃他而去。

“请容我敬问阁下，在远东高度成功的旅途中，是否有稍稍歇息的机会，先生？或许来些运动？散个步？买点东西？请恕我如此冒昧询问。”

仍然没有电话响，没有任何事情打扰这天赐的休战片刻，握有强权之钥者思考他的答案。“太紧了，”他宣布，“你做得太紧了，布瑞斯维特先生。干吗不让你们的总统呼吸啊，你们这些裁缝？”

“‘哈瑞，’他对我说，‘他们巴黎的那些公园，如果不是因为有土地开发商和共产分子，我明天就在巴拿马弄些一样的。’”

“等等。”欧斯纳德翻到笔记本的下一页，努力写。

他们位于城里喧闹地带，一家名叫帕拉西欧的宾馆四楼。越过马路，一个亮闪闪的可口可乐商标一亮一灭，一会儿让房里燃起红色焰火，一会儿又让一切归于黑暗。回廊里传来情侣抵达与离开的脚步声。透过隔间墙，有愤恨或愉悦的呻吟，以及欲望交缠的躯体愈来愈快的悸动。

“他没说，”潘戴尔谨慎地说，“没说太多。”

“别任意诠释可以吗？只要把他说的话告诉我。”欧斯纳德舔舔拇指，翻过一页。

潘戴尔眼中浮现约翰逊博士48在汉普斯德石南园的夏日小屋，他和露丝婶婶去那里赏杜鹃花的那一天。

“‘哈瑞，’他对我说，‘巴黎的那个公园，真希望我记得那个名字。那里有间木头屋顶的小屋子，只有我们、保镖和鸭子。’总统热爱大自然。‘就在那间小屋里，缔造了历史。有一天，如果一切照计划进行，将来木墙上会有一块铜匾，告诉全世界，就在这个地方，决定了羽翼渐丰的巴拿马未来的繁荣、富足与独立，还会加上日期。’”

“有说他和谁谈吗？日本仔，青蛙49，还是中国佬？不会只是坐在那里和花儿谈心吧，对不对？”

“他没说，安迪。但有线索。”

“告诉我呀——”又舔舔拇指，咋一声。

“‘哈瑞，你得要替我保密这件事，东方人的聪明才智真是让我料想不到，法国人也不落人后。’”

“哪一种东方人？”

“没说。”

“日本人？中国人？马来西亚人？”

“安迪，我怕你是想把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我脑袋里吧。”

四下无声，只有交通的尖锐号叫，冷气机的哐当喘息，以及努力压倒哐当喘息的罐头音乐。

欧斯纳德的原子笔头快速滑过笔记的纸页。

“马可不喜欢你？”

“他从没喜欢过，安迪。”

“为什么不？”

“宫廷弄臣可不喜欢土耳其裁缝和他们的主子一对一密谈呢，他们不喜欢。‘马可，潘戴尔先生和我半辈子没谈过话，我们得好好补偿，所以请当个好孩子，到桃花心木门另一边，等我叫你——’他们不喜欢吧？”

“他是同性恋吗？”

“就我所知不是，安迪，可是我没问过他，这也不关我的事。”

“找他出来吃饭。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西装折扣，看起来他是我们该争取的那种人。有任何传统的反美情绪在日本人之间发酵吗？”

“完全没有，安迪。”

“日本人是世界的下一个超强？”

“不，安迪。”

“崛起工业国的天生领袖？……依旧不是？日—美仇恨？……巴拿马要在恶魔与深蓝大海之间选择？……总统觉得自己像三明治里的火腿……这类的事……不是？”

“没有这类不寻常的事，安迪，没提到日本人，没有。嗯，只供参考，安迪，现在该让我继续说了吧。”

欧斯纳德脸色一亮。

“‘哈瑞，’他对我说，‘我祈祷的是，我永远永远永远不要再挤在日本佬和老美之间，在同一个房间里，各据桌子一端。因为要在他们之间保持和平，浪费我许多年的生命，看看我这头可怜的灰发就知道了。’虽然我不确定那头头发全是他的，老实说。我想这有帮助。”

“他爱聊天，对吧？”

“安迪，他就是这样滔滔不绝。只要有屏风围着，就没什么可以挡住他。而且他只要一提到巴拿马受全世界宰制的事，一整个早上都谈不完。”

“他在东京消失的那几个小时呢？”

潘戴尔摇摇头，很沉重，“很抱歉，安迪，我们得保守秘密。”他说，把头转向窗户，冷静自制地拒绝。

欧斯纳德的笔陡然停住。对街可口可乐的商标照得他一亮一灭。

“你在搞什么鬼啊？”他追问。

“他是我的第三位总统，安迪。”潘戴尔对着窗户回答。

“所以呢？”

“所以我不干。我不能。”

“不能做什么？他妈的。”

“不能违背我的良心，不成。”

“你疯啦？这是金砂，老兄，我们谈的是获利很高很高的生意啊。告诉我，总统告诉你他在日本失踪的那几个小时，是想对该死的美国佬玩什么花样？”

潘戴尔得花更多自省工夫，才能让自己开口说话。但他办到了。他双肩下垂，松懈下来，目光回到房里。

“‘哈瑞，’他对我说，‘如果你的顾客问你，我在东京的行程为什么这么轻松，请你告诉他们，我太太和皇后一起去视察制丝工厂的时候，我第一次品尝到日本屁股的滋味’——这不是我会用的表达方式，安迪，你知道的，在店里不会，在家也不会——‘因为，这么一来，哈瑞，我的朋友，’他对我说，‘在巴拿马的特定圈子里，我的股价可就狂飙啦。其实哪，这只是障眼法，想想我当时行动的真正本质，和我顺道安排的极机密会谈，都是为了巴拿马的终极利益啊，我不管其他人怎么想。’”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他提到他个人面对某些威胁，为了不引起公众警觉，所以隐而不宣。”

“他的话，哈瑞，老小子，懂吗？听起来像某个下雨星期一的该死《卫报》。”潘戴尔沉着以对。

“没有话，安迪，不是这样的。话语是不需要的。”

“解释。”欧斯纳德一面写一面说。

“总统希望每套西装的左胸口内都有一个特殊口袋，这个设计是最高机密，我从马可那里拿到枪的长度。‘哈瑞，’他说，‘别以为我太夸张，而且绝对不能告诉其他人。我为了我心爱的这个新生国家巴拿马所做的事，必须付出我的鲜血作为代价。我不能多透露了。’”底下的街道传来醉酒客傻乎乎的笑声，就像挖苦他们似的。

“我保证，这可是特大尺寸的获利。”欧斯纳德说，合起笔记本，“阿布瑞萨斯兄弟最近如何啊？”

相同的舞台，不同的布景。欧斯纳德找了一张摇摇欲坠的卧室椅，伸长粗壮的大腿，跨坐在上面，椅背耸立在他的胯间。

“安迪，他们很难界定。”潘戴尔提出警告。他背着手，踱着步。

“谁啊，老兄？”

“缄默反抗组织。”

“我敢说他们是。”

“他们把手上的牌紧紧贴在胸前。”

“干吗呀？民主不是吗？干吗保持沉默？干吗不站上肥皂箱号召学生呢？他们缄默是干吗啊？”

“这样说吧，诺列加给他们上了一门健康教育，他们不愿意再有人倒下。没有人能把迈基再丢到牢里去。”

“迈基是他们的领袖，对吧？”

“精神上或实际上，迈基都是他们的领袖，安迪。虽然他从来不承认，他那些缄默反抗者，他的那些学生，或是他那些与桥另一端有接触的人马也都不承认。”

“拉菲资助他们？”

“一直都是。”潘戴尔转身踏进房间。

欧斯纳德从膝上拉起笔记本，贴在椅背，又写起来。

“有成员名单吗？党纲？政策？他们之间的关系？”

“第一，他们的宗旨是肃清国家。”潘戴尔略停一下，让欧斯纳德记下。他听着玛塔说话，爱着她。他看着迈基在新西装里清醒振作，胸膛充满忠贞的骄傲。“第二，在我们的美国朋友终于拔营离去之后，他们要进一步提振巴拿马，成为独一无二的成熟民主国家，虽然老美会不会遵守诺言还很可疑。第三，他们要教育穷人和需要的人，医院，提高大学补助，让贫穷的农民，特别是种稻捕虾的，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且呢，也不把国家资产卖给标金最高的阿猫阿狗，包括运河。”

“他们是左派，对吧？”欧斯纳德抓住长篇大作的间歇片刻插嘴，一面用樱桃小嘴舔着他那支原子笔的塑料笔套。

“他们不失高贵，也不失健康。谢谢你，安迪，的确，迈基是左倾分子。但中庸之道是他的口号，而且他对卡斯特罗的古巴和共产党也没兴趣，和玛塔一样。”

欧斯纳德手中的笔没停过，脸上露出专心的扭曲表情。潘戴尔看着他，越看越担心，纳闷着要怎么样才能让他慢下来。

“我听过一个迈基的笑话，挺好笑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迈基是‘酒后吐真言’的颠倒版，喝得越多，对他的反抗运动就提得越少。”

“可是他比较清醒的时候，会告诉你所有的事对不对，我们的迈基？凭他告诉你的那些东西，你大可以吊死他。”

“他是朋友，安迪，我不会吊死我的朋友。”

“一位好朋友，而且你也是他的好朋友，或许该是你有所行动的时机了。”

“比如？”

“把他签下来，让他成为最诚实的线人，把他加到薪资单上。”

“迈基？”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告诉他，你碰见这个有钱的西方慈善家，很欣赏他的宗旨，想私下助他一臂之力。别说这个慈善家是英国人，说是美国佬。”

“迈基，安迪？”潘戴尔无法置信地低语，“‘迈基，你想当间谍吗？’我去找迈基，对他这么说？”

“为了钱，有何不可呢？人胖薪水肥。”欧斯纳德说，宛如宣读间谍工作不容抗辩的法则。

“迈基才不买老美的账呢。”潘戴尔说，和欧斯纳德的残忍提议苦苦搏斗，“美国势力入侵让他恨到骨子里去了。国家恐怖主义，他说，指的可不是巴拿马喔。”

欧斯纳德把椅子当木马摇，用他的丰臀前推后晃。

“伦敦很看重你，哈瑞，这可不是常有的事。他们要你张开翅膀，布下天罗地网，无所不包。部长，学生，贸易联盟，国民会议，总统府，运河和更多运河。他们付你任务津贴，诱因，丰厚的红利加上高薪，让你偿还贷款。把阿布瑞萨斯和他的集团弄上手，我们就海阔天空了。”“我们，安迪？”

欧斯纳德的头颅像飞行稳定器般维持不动，只有屁股继续摇晃。他理当压低声音，但听起来却更大声。

“我站在你这边。向导，慈善家，亲密好友。你不能独自操控，没有人可以。这个工作太庞大了。”

“我很感激，安迪。我很看重这一点。”

“他们也会付钱给下线，不消说，和你拿的一样多。我们可以大发利市。你可以，只要物有所值。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没有，安迪。”

“那么？”

那么，迈基是我的朋友，他心想。迈基反抗的已经够多了，他不需要再反抗任何东西，无论是缄默或其他的。

“我得想想看，安迪。”

“没人付钱让我们想东想西，哈瑞。”

“没错，安迪，我就是这样的人。”

这天晚上，欧斯纳德的议程上已经没有别的主题要谈，但潘戴尔一时没能领会，因为他正回想起一个名叫“友善”的狱卒，最擅长用六英寸长的胳膊肘戳蛋蛋。你让我想起的就是这个人，他心想。友善。

“星期四是露伊莎带工作回家的日子，对吧？”

“是星期四没错，安迪。”

欧斯纳德并起大腿下了木马，掏掏口袋，抽出一只华丽夸张的镀金打火机。

“一个有钱的阿拉伯客户送的礼物。”他说，递给站在房间中央的潘戴尔，“伦敦的骄傲。试试看。”

潘戴尔压下开关，火亮起来。松手，火焰熄了，重复这个动作两次。欧斯纳德拿回打火机，轻抚下方，又还给他。

“现在，透过镜头看一下吧。”带着魔术师的骄傲命令道。

玛塔的小公寓，已经变成潘戴尔在欧斯纳德与贝莎尼亚之间的减压房。她躺在他旁边，脸转向另一侧。有时她会这么做。

“你那些学生近来如何啊？”他问她，对着她修长的背说。

“我的学生？”

“你和迈基在艰难时刻一起逃命的那些男生女生，你爱上的那些炸弹客啊。”

“我没爱上他们。我爱的是你。”

“他们怎么啦？现在在哪里？”

“他们发财啦，不当学生了，上大通银行去，加入联合俱乐部啰。”

“你见过他们吗？”

“有时候他们会在他们昂贵的车里对我挥挥手。”

“他们关心巴拿马吗？”

“除非他们做境外存款。”

“那现在谁做炸弹呢？”

“没人做。”

“有时我会感觉到，有个缄默反抗运动正蕴酿呢，从顶端慢慢往下流。某种中产阶级革命总有一天会爆发，出乎意料地接管这个国家，一场没有官员参与的官员叛变，如果你懂我的意思。”

“没有。”她说。

“没有什么？”

“没有，没有什么缄默反抗运动。只有利润，只有腐败，只有权力。只有有钱人和绝望的人，只有无动于衷的人。”又是她博学多闻的声音，一丝不苟的书呆子语调，自修有成的卖弄。“有穷得不能再穷、只能去死的人，还有政治，政治是他们所有人最大的骗术。这是为了欧斯纳德先生吗？”

“如果他想听，我会说给他听。”

她的手找到他的手，拉到她唇边。有那么一会儿，她吻着他的手，手指贴手指，什么都没说。

“他付你很多钱吗？”她问。

“他要的我无法给他，我知道得不够多。”

“没有人知道得够多。三十个人决定巴拿马的一切，其他两百五十万人只能靠猜。”

“你那些学生老朋友如果没加入大通银行，不开闪亮新车，他们会怎么做？”潘戴尔不退缩，“如果他们留在武装组织里，他们会做什么？怎么做才合理？比如说今天，他们仍然会坚持从前对巴拿马的诉求吗？”

她陷入沉思，慢慢了解他话里的意思。“你的意思是对政府施压？要政府跪地求饶？”

“没错。”

“首先我们会制造混乱。你要混乱吗？”

“可能要，如果必要的话。”

“是有必要。混乱是民主觉醒的先声，一旦劳工发现他们没人领导，就会从他们的阶级中选出领导人。政府害怕发生革命，就会下台。你希望劳工选出他们自己的领导人？”

“我希望他们选迈基。”潘戴尔说，但她摇摇头。

“迈基不行。”

“好吧，不要迈基。”

“可以先找渔民。我们一直计划要做，但从没实现。”

“为什么你们要找渔民？”

“我们是反对核武器的学生。我们很愤怒，因为核原料运经巴拿马运河，我们相信那些货柜会对巴拿马造成危险，也是对我们国家主权的侮辱。”

“渔民又能做什么呢？”

“我们会去找他们的渔会和帮派老大；如果他们拒绝，我们就去找水岸的犯罪分子。为了钱，他们什么都肯做。当时有些学生很有钱。有钱也有良心的学生。”

“就像迈基。”潘戴尔提醒她，但她再次摇摇头。

“我们会告诉他们：‘把你们拿得到的拖曳网、渔船和小艇都拖出来，载满食物和水，开到美洲大桥，下锚停在桥下，向全世界宣告，你们就要留在这里。很多大型货柜船需要一英里的距离缓速。三天之后，就有两百艘船等着通过运河，两个星期之后就有一千艘，还有成千上万艘会在抵达运河之前掉头离去，改变航程或折回它们出发的地方。这样就会形成一场危机，全球股市震惊，美国佬抓狂，航运业必须采取行动，巴布亚崩盘，政府垮台，再也没有核原料会通过运河。’”

“老实说，玛塔，我考虑的倒不是核原料。”她扬起一边眉毛，破碎的脸靠近他。

“听着，巴拿马今天正努力向全世界证明，我们可以把运河管理得像美国佬一样好。运河不容干扰，不能罢工，不能中断，不能缺乏效率，不能敲竹杠。如果巴拿马政府不能维持运河的正常运作，又怎么能偷回岁收，提高关税，出售特许权呢？在国际银行集团开始起飞的时刻，不论我们要求什么，‘白尾族’都会给，而且我们也会什么都要。为了我们的学校，我们的马路，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农民和我们的穷人。如果他们想赶走我们的船，或射杀我们，或贿赂我们，我们就会向每天维持运河运作的九千个巴拿马劳工展开呼吁。我们会问他们：你们站在桥的哪一边？你们是巴拿马的子民，还是美国佬的奴隶？在巴拿马，罢工是神圣的权利，反对的人就是叛徒。政府里还有人主张巴拿马的劳工法不适用于运河，让他们瞧瞧吧。”她在他身边躺下，棕色的双眸离他如此之近，以致他眼里看不见其他东西。

“谢谢你。”他说，并亲吻她。“我的荣幸。”

9

露伊莎·潘戴尔爱丈夫之深，外人极难理解，除非你刚好生来就有一对顽固父母恣意娇宠，又有一位比你矮四寸的漂亮姐姐，远在你做错任何事情的两年前就做对一切事情，勾引你的每一个男朋友——不管有没有和他们上床，虽然她通常都不会放过，逼得你只能采取高贵的清教主义作为响应。只有这样的女人，才有可能了解她对丈夫的爱有多浓烈。

她爱他，因为他对她及孩子恒久的付出，因为他像她父亲一样奋发上进，因为他重振一家众人皆已灰心放弃的英国卓越老商家，因为他在周日穿着条纹围裙煮鸡汤和鸡蛋面，因为他的“插科打诨”（也就是四处逗趣），因为他替特别的团圆餐布置餐桌，用最好的银器与瓷器，布的餐巾，从不用纸的。因为他忍耐她像祖传电力系统脉冲相撞般突如其来的怒气。她对自己的怒火无能为力，只能等待火气平息，或与他做爱，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解决方法，因为她的色欲与姐姐不相上下，虽然她缺乏美貌，也无法抛开道德束缚去放纵享受。而她也深感愧疚，因为她无法附和他的笑话，或如他所渴望的开怀大笑。就算哈瑞使尽浑身解数逗她，她的笑声仍然像她母亲的笑声一样，祈祷也是。惟独怒气像她父亲。

她爱哈瑞这个受害者与坚韧不拔的幸存者，宁愿忍受穷苦困绝，也不愿堕入邪恶班尼叔叔的罪恶深渊，直到伟大的布瑞斯维特先生出现，拯救了他，就如同哈瑞自己后来也把她从父母亲手中与运河区拯救出来，让她挣脱阴魂不散的压抑，给她崭新、自由、高尚的生活。她爱他这个孤独决断的人，奋力和冲突的信念搏斗，直到布瑞斯维特的睿智忠告领他接近无宗派的道德律法，很类似她母亲衷心拥护的“协和基督教”。露伊莎在童年时期，从巴布亚联合教会牧师得到的，也是这一派的熏陶。

领受这许多恩慈，露伊莎感谢上帝与哈瑞·潘戴尔，诅咒她的姐姐艾米莉。露伊莎由衷相信她爱丈夫，无论他喜怒哀乐，也无关他的生活形色。然而她从来没见过他这一面，她惊恐莫名。

但愿他只是打她，假如他不得不如此。但愿他痛斥、谴责她，把她拖到孩子们听不见的花园里说，“露伊莎，我们玩完了，我要离开你，我有别人了。”假如这是他的隐情。任何事，任何其他事，都比漠然假装他们一起过着完美无缺的生活、什么都没有改变来得好。生活的确没有改变，只除了他在晚上九点冲出门、去给一个身价非凡的顾客量身，三个小时之后回来说，他们岂不是该请狄嘉多来吃晚饭了？为什么不顺便邀欧克雷和拉菲·多明哥呢？只消一眼，世界上任何一个傻瓜都可以洞悉，这铁定是一场灾难。然而，不知何时在她和哈瑞之间形成的鸿沟，让她没把这句话说出口。

所以露伊莎保持沉默，如期邀请艾尔纳斯托。一天傍晚，他正要回家的当儿，她塞给他一个信封。他好奇地收下，心想一定是张提醒某事的备忘，像艾尔纳斯托这样一位梦想家与谋略家，整日忙着和说客与阴谋家奋战周旋，有时根本忘了自己身在哪个半球，更别提现在是几点钟。但第二天早上他抵达办公室时，很有礼貌地回答，秉持一贯的西班牙绅士风度，好的，他和他内人很乐意，只要露伊莎别介意他们得提早离开，他妻子依莎贝尔放心不下他们的小儿子荷恩和他的眼睛感染，有时候他似乎完全没睡着。

之后，她寄了一张卡片给拉菲·多明哥。其实他们早知道他太太不会前来，因为她一向不出席，这是那种差劲的婚姻。第二天，不出所料，有一大束玫瑰送达，大概值个五十块钱，附着印有赛马的卡片，拉菲自己手写的笔迹，说他受宠若惊，亲爱的露伊莎，但是他的妻子另有行程，等等。露伊莎对那一大捧花所代表的意思心知肚明，因为八十岁以下的女人没一个能躲得过拉菲的攻势。有八卦说他根本不穿内裤，好提高他的动作速度。可耻的是，如果露伊莎诚实面对自己，通常在两三杯伏特加下肚之后，她会发现他迷人得令人心慌意乱。最后，她打给朵娜·欧克雷，这是她有意留待最后的工作。朵娜说，“哎哟，屁啦！我们爱死了！”不折不扣就是朵娜的水平。什么样的组合呀！

恐怖的日子来临了，哈瑞破天荒提早回家，全副武装，带着路德维希店里买来的一对值三百元的瓷烛台，从马泰店里买的法国香槟，以及其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弄来的整整半条烟熏鲑鱼。一个半小时之后，一群奇怪的外烩队伍出现了，由一个自信满满的阿根廷舞男领头，接管露伊莎的厨房，因为哈瑞说他们自己的用人靠不住。然后汉娜又没来由地弄得臭气熏天，让露伊莎一头雾水——你不能对狄嘉多先生好一点吗，亲爱的？毕竟他是妈妈的老板，也是巴拿马总统亲近的朋友，而且他还要替我们拯救运河，没错，还有安尼泰岛。不，马克，谢谢你，这不是你该拉小提琴演奏《懒懒羊》的场合，狄嘉多先生和夫人或许会欣赏，其他客人就难说了。

然后哈瑞走进来说，喔，露伊莎，别这样，让他拉嘛，但是露伊莎不为所动，又开始自言自语。那些话就这样脱口而出，她根本无法控制，只能听着，咕哝着：哈瑞，我真搞不懂，为什么每次我教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插手，唱反调，好表现你是一家之主。此时，汉娜又一阵尖叫，马克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停地拉《懒懒羊》，直到露伊莎搥他的门，“马克，他们随时都会到。”这倒不假，因为门铃就在此刻响起，走进来的是拉菲·多明哥，和他的身体乳液、他曲意奉承的眼神和鬓角和鳄鱼皮鞋——即使是哈瑞的巧手缝纫，也无法让他看起来不像舞台上最糟的那种拉丁痞子；光是他头上涂的那层发油，就足以让她父亲把他赶出后门。紧接着拉菲之后，狄嘉多夫妇和欧克雷夫妇也相继抵达，足以证明这场聚会多么不自然，因为在巴拿马，没有人会准时出现，除非是硬邦邦的场合，而突然这一切都发生了，艾尔纳斯托坐在她右边，像个亲切睿智的政要：只要水就好，谢谢你，亲爱的露伊莎，恐怕我不太能喝酒。而这个露伊莎，此时恨不得躲在自己卧房里灌上两大杯的露伊莎说，老实讲我也一样，总觉得酒会破坏美好的夜晚。但是餐桌另一端，坐在哈瑞右边的狄嘉多太太听见了，露出奇怪、无法置信的微笑，好像她听得很清楚似的。

此时，坐在露伊莎左边的拉菲·多明哥把他的时间一分为二，一面逮住任何露伊莎让他有机可乘的机会，用他穿着袜子的脚缠住露伊莎的脚——他还为此悄悄踢掉一只鳄鱼皮鞋，一面瞄着朵娜·欧克雷洋装的前襟。那是一套剪裁得像艾米莉爱穿的衣服，胸部高耸如网球，乳沟直指南方，他父亲酒醉后称之为工业区的方向。

“你知道她对我有什么意义吗，你老婆，哈瑞？”拉菲用满嘴恶劣的西班牙英文，问桌子另一端的哈瑞。为了欧克雷夫妇，今晚的官方语言是英文。

“别听他的。”露伊莎命令道。

“她是我的良心！”张嘴大笑，露出满口牙齿和食物。“在露伊莎出现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我还有良心。”

大家觉得这句话非常有趣，所以一起举杯恭祝他的良心。而拉菲自己则忙着伸长脖子，再享用一份朵娜的低胸装，脚趾在露伊莎的小腿上上下磨磳，让她既愤怒又欲火高涨。艾米莉我恨你，拉菲你这个烂痞子放开我，别再看朵娜。老天哪，哈瑞，你今晚会干我吗？

哈瑞为什么邀请欧克雷夫妇，是露伊莎百思不得其解的另一个谜团。后来她想起，凯文投资某些和运河有关的生意，必定在商界举足轻重，否则就是她父亲所说的骗子。而他老婆朵娜认真看简·方达录像带健身，穿贴身短裤，对超级市场里每一个帮她推手推车的俊美小伙摇屁股，而且她有求于他们的，可不只是手推车而已。

大伙儿一坐定，哈瑞就打定主意要谈运河。先是单挑狄嘉多，但狄嘉多以贵族般的威仪四两拨千金。接着哈瑞又逼其他人加入讨论，不管他们是不是有话可谈。他对狄嘉多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让露伊莎很难堪。若不是拉菲游移的腿和她自认有点过度庄重，她真想对他说：哈瑞，狄嘉多先生他妈的是我老板，不是你的。所以你干吗这样拍他马屁呢，你这个讨厌鬼？但那是荡妇艾米莉说的话，绝对不是贞洁的露伊莎，因为露伊莎不会泼妇骂街，或者该说不会当着孩子的面，也绝对不会在清醒的时候开骂。

没有，狄嘉多很有礼貌地回答哈瑞的轰炸，总统出访途中并没有答应任何事，但提到过一些有意思的想法。哈瑞，合作是最主要的精神，善意最重要。

做得好，艾尔纳斯托，露伊莎想，应该告诉他何时该住嘴。

“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知道那些日本人追着运河不放，不是吗，艾尔尼？”哈瑞说，提出了一个他根本就没有事实可资佐证的空泛论调。“惟一的问题是，他们要用什么方法攻击我们。我不知道你的看法如何，拉菲？”

拉菲穿着丝质袜子的脚趾已经探进露伊莎的膝关节里，而朵娜的低胸装像谷仓门敞得大开。“哈瑞，我告诉你我对日本人的看法。你想知道我对日本人的看法？”拉菲用他嘈杂得有如拍卖官的声音说，唤起听众的注意。

“我是很想知道。”哈瑞假作殷勤。

但拉菲需要每个人的注意。

“艾尔纳斯托，你想知道我对日本人的想法吗？”

狄嘉多通情达理地表示有兴趣一听拉菲对日本人的看法。

“朵娜，你想听我对日本人的看法吗？”

“直说吧，看在老天爷的分上，拉菲。”欧克雷不耐烦地说。

但是拉菲一个也不放过。

“露伊莎？”他问，脚趾在她的膝盖后晃动。

“我猜我们都等着听你怎么说，拉菲。”露伊莎说，扮演的是魅力四射的女主人与她的荡妇姐姐。

所以拉菲终于开始发表他对日本人的看法：

“我认为，上个礼拜的大赛之前，那些日本混蛋给我那匹赛马朵切维塔打了双倍分量的安定50！”他叫道，对自己的笑话放声大笑，好几颗金牙闪闪发光。迫不得已的听众和他一起笑，露伊莎最大声，朵娜紧追在后。

然而哈瑞并不就此松手。正好相反，他提出一个他深知会令他妻子比其他人更心烦意乱的话题：前运河区本身的处置问题。

“我的意思是，我们得面对这个问题，艾尔尼，那是你们这些小伙子正打算瓜分的一小片好地产。五百平方英里的美洲花园，又除草又灌溉得像中央公园似的，游泳池的数量比巴拿马其他地方加起来还多——这让你很纳闷，不是吗？不知道‘知识之城’的想法是不是还在推动，艾尔尼？丛林中央的一所大学。坦白说，我有些客户似乎认为那是死路一条，很难想像会有博学的教授把那当成事业的巅峰。我不知道他们的想法对不对。”

已经快弹尽粮绝了，可是没有人伸出援手，他只好继续推进：

“我猜，那得看到时有多少美军基地空出来，对不对？大家都说，那得靠水晶球帮忙才行。我敢说，我们得打极机密电报给五角大楼，才能知道那个小小谜语的答案。”

“鬼话连篇！”凯文大声说，“好几年前，聪明的小伙子就已经把那片土地给瓜分了，对吧，艾尔尼？”

令人毛骨悚然的空寂趁虚而入，狄嘉多亲切的脸孔变得苍白，冷硬，没有人能想出任何话题。除了拉菲，他完全无视周遭的气氛，愉悦地追问朵娜所用的化妆品，以便给他老婆也买一些。他也努力想把脚伸进露伊莎出于自卫而交叠的两腿之间。突然，泼妇艾米莉说出了纯洁露伊莎隐忍不说的话，语句滔滔不绝从她嘴里涌出。起初是一连串牵强的记录声明，接着是无法停止、酒精诱发的冲动。

“凯文，我不知道你在暗示什么。狄嘉多博士是为了保存运河而奋斗的勇士，如果你不知道，那是因为艾尔纳斯托太有礼貌也太谦虚，才没有告诉你。你，正好相反。你在巴拿马惟一的念头就是从运河捞钱，偏偏这又不是运河运作的宗旨。惟一能从运河捞钱的方法，就是毁了运河。”她开始嘴里跑火车一一细数凯文处心积虑构思的犯罪勾当。“砍伐树林，凯文，切断淡水，不再依照我们老祖宗最基本的要求维修结构和机器。”她的声音变得沙哑，并带着鼻音。她自己听得见，但无法制止。“所以，凯文，如果你觉得非卖掉北美最伟大的成就来捞钱不可，那么我建议你滚回旧金山，把金门大桥卖给日本佬。还有拉菲，如果你的手不放开我的大腿，我就拿叉子刺你的手指。”

此时所有人似乎都决定，回到他们本该讨论的话题上——谈患病的孩子，谈保姆，谈狗，谈任何与他们此刻保有安全距离的东西。

但是哈瑞安抚了宾客，陪他们到车边，站在门阶上和他们挥手之后，他又做了什么呢？对董事会发表一篇声明。

“这是扩展事业哪，露”——他拥抱她，拍她的背——“全都是，让顾客舒服一下”——用他的苏格兰亚麻手帕拭去她的泪——“不扩张就等死，现在就是这样。看看亲爱的老阿瑟·布瑞斯维特的遭遇。先是他的事业毁了，然后他也走了。你不希望我也有一样的下场吧，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扩张。我们设会客厅。我们交际应酬。我们改变作风。因为不得不，呃，露？对吧？”

然而，他企图以保护人自居的态度，却让露伊莎的反应更加强烈。她推开他。

“哈瑞，等死还有其他方式，我希望你多想想你的家人。我知道太多的案例，你也知道，四十岁男人得心脏病和其他压力诱发的疾病。如果你的生意没扩张，我会很意外，因为我记得最近听过不少营收和产量增加的事。但是如果你真的担心未来，而不是把这个当成借口，那么我们还有稻米农庄可以退守啊。我们真的宁可过朴素的生活，实践基督的节俭克制，也不愿意和你那些不道德的有钱朋友比来比去，让你为我们鞠躬尽瘁。”

此时潘戴尔将她拉过去，紧紧拥在怀里，答应明天真的会早点回家——或许带孩子去游乐园，看电影。露伊莎哭着说，噢，好，就这样，哈瑞！我们去吧！可是他们没去。因为明天到来时，他想起巴西贸易代表团的酒会——有很多重量级人物，露——我们何不改明天去呢？等那个明天来临时，我是个骗子，露，这个晚餐会我不去不行，他们为墨西哥来的重量级拳击手办了场酒宴。我是不是在你书桌上看见一份新的《溢洪道》？

《溢洪道》是运河的时事通讯。

星期一早上，纳欧蜜打来通常每周一次的电话。听纳欧蜜的声音，露伊莎就知道她有重大消息。露伊莎很好奇，这次会是什么事？也许猜猜上个星期皮皮·卡利伯带谁到休斯敦出差。或者，你听说贾姬·罗培兹和骑术教练的事吗？或者，朵洛蕾斯·罗迪盖兹告诉丈夫，说她去陪刚动过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妈妈，可是你知道她和谁一起去吗？不过这次，纳欧蜜带来的不是这些消息，她只想谈可爱的潘戴尔一家。马克这回考试成绩如何啊，哈瑞真的给汉娜买了她的第一匹小马？真的？露伊莎，哈瑞真是世界上最慷慨的男人，我们的可恶老公真该学学他！就在她俩描绘一幅潘戴尔家甜蜜和乐的情景之际，露伊莎领悟到，纳欧蜜是在怜悯她。“我真是太替你们高兴了，露伊莎。我真的很高兴，你们这么健康，孩子这么上进，你们又彼此相爱，上帝对你这么仁慈，潘戴尔对他所拥有的这么珍惜。我很高兴知道拉缇·荷特萨斯刚刚跟我说的哈瑞的事，不可能是真的。”

露伊莎一动不动地贴着话筒，惊恐得说不出话，也无法挂掉。拉缇·荷特萨斯，女继承人，荡妇，阿方索的老婆。阿方索·荷特萨斯，拉缇的老公，妓院的老板，P&B的客户，恶棍一个。

“当然。”露伊莎说，不知道她赞同的是什么，只知道不论是什么，都是为了说“继续吧”。“你我都知道，露伊莎，哈瑞不是会去城里那些论钟点计费的寒酸旅馆的人。‘拉缇，亲爱的，’我说，‘我想你该给自己换一副眼镜啰。露伊莎是我的朋友，哈瑞和我也有很多年的柏拉图友谊，露伊莎一直都知情，也能理解。她们的婚姻坚若磐石。’我对她说：‘就算帕莱索宾馆是你老公的，就算你坐在大厅等他的时候看见哈瑞和一堆妓女走进来，也没什么差别。很多巴拿马女人看起来都像妓女，很多妓女在帕莱索作生意。哈瑞有很多各行各业的客户。’我要你知道，我对你很忠心，露伊莎，我支持你，我遏止谣言。‘不老实？’我对她说，‘哈瑞从来不会。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不老实。你看过哈瑞不老实的样子吗？你当然没有。’”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露伊莎的身体才重新有感觉。她很努力克制自己。晚宴上那次情绪爆发让她惊魂未定。

“臭婆娘！”她在涕泪交横中大叫。

只是此时她已经挂掉电话，在哈瑞新置的款待柜里，给自己倒了一大杯伏特加。

一定是那间新会客厅惹的祸，她这么相信。多年来，P&B顶楼一直是哈瑞最不切实际的梦想主题。

我要把试衣间摆在阳台下，露。他以前常这么说。我要运动休闲区放在展示间隔壁。或者：也许我该把试衣间留在原地，加上一个户外楼梯。或者：我想到了，露！听着，我要把后面加盖出去，弄个健康俱乐部和桑拿房，开家小餐厅，P&B客户专属，汤品与当日海鲜，如何？哈瑞甚至弄好了模型，还大略估算了花费，然后整个计划就束之高阁，因此顶楼迄今仍是空中楼阁，只停留在计划的阶段。而且无论如何——试衣间要摆哪儿？答案是，哪里都不去。试衣间留在原地不动，但是运动休闲区，哈瑞的骄傲，要压扁塞进玛塔的玻璃盒里。

“那么玛塔要往哪里去？”露伊莎问，她可耻的那面暗自希望玛塔真的“去”了别的地方，因为关于玛塔的伤，露伊莎有些事一直没弄懂，例如哈瑞觉得对她的伤负有责任。不过哈瑞对任何事都觉得有责任，这也是她爱他的原因之一。他略过不提的事。他知道的事。激进学生和住在科利罗区的贫民。还有玛塔对他的影响力，实在有些太像露伊莎自己的影响力了。她想，我嫉妒每一个人，并给自己调了杯纯马提尼基调的鸡尾酒，不再碰伏特加。我嫉妒哈瑞，我嫉妒我的姐姐和我的孩子，我根本就是嫉妒我自己。

还有书。关于中国的。关于日本的。关于亚洲四小龙的。他是这么说。她数了一数，总共九册，全是在夜里毫无预警地送达到他书房的桌上，然后就一直留在那里，像一支沉默不祥的占领军。日本沉潜多年。它的经济。日元不断升值。从帝国到君主立宪民主。南韩。它的人口统计、经济与宪法。马来西亚。它过去与未来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伟大学者的论文汇编。它的传统、语言、生活形态、命运、与中国因工业而缔结的权宜婚姻。中国。共产主义何去何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人权、人口爆炸，该做什么？是我该充实自己的时候了，露，我觉得进退不得。老布瑞斯维特说得没错，一向如此，我应该上大学。在吉隆坡？在东京？在首尔？露，这些是崛起的地方，它们是下个世纪的超强，你等着看。十年之后，他们会是我惟一的客户。

“哈瑞，我希望你能分析利润给我听”——鼓起她最后的勇气——“谁付冰啤酒和威士忌和红酒和三明治和玛塔的加班费？你的客户向你买西装，难道是因为他们想和你聊天喝酒到半夜十一点？哈瑞，我再也不了解你了。”

她想把帕莱索旅馆的事拿出来质问他，但勇气已尽，她需要再来一杯浴室顶架上的伏特加。她无法看清楚哈瑞，她想他也一样。眼前隔了一层迷雾，从哈瑞的位置看来，只看见因悲叹和伏特加而变老的自己。哈瑞已经走出去，她站在客厅，望着孩子们从车窗向她挥别，因为今天轮到哈瑞载他们去度周末。

“我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露。”他允诺，轻拍她的背，像安慰伤员。

那么，是发生什么过失而必须处理好呢？他口口声声要矫正的，又是什么鬼东西呢？

谁驱策他？是什么？如果她不能满足他，又是谁弥补不足？哈瑞到底是什么人，前一分钟可以假装她不存在，下一分钟就带礼物给她，竭尽所能取悦孩子们？为什么在城里四处奔波，似乎他以此为生？为什么接受那些他以往避之如蛇蝎、只单纯视为客户的人的邀请——如拉菲之流的肮脏大亨、政客、和毒品挂钩的企业家？还对运河高谈阔论？为什么深夜和满满一电梯的流莺一起偷偷溜出帕莱索旅馆？然而，最黑暗的情节，在昨晚发生。

昨天是星期四。每逢周四，她会带工作回家做，好在星期五清干净办公桌，将星期六空出陪陪家人。她把父亲的公文包放在她书房的桌子上，想着可能可以在送孩子上床和烧晚饭之间，抽出一个小时的空当；但又突然想到牛排有疯牛病，所以开车下山买鸡肉。回到家时，很高兴发现哈瑞提早回来了：他的越野车像往常一样停得歪歪的，没地方停她的标致，所以她得停在山坡下——她倒是很乐意，辛苦提着采买的东西爬上人行道，走回来。

她穿着运动鞋。屋子的门没锁，哈瑞真是健忘，我要吓他，嘲笑他的停车技术。她在玄关停下脚步，从书房敞开的门，看见他背对她站着，她父亲的公文包打开躺在她的书桌上。他拿出所有公文飞快翻着，就像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不需要一一查看。好几份档案。机密的。针对某些人的个人报告。狄嘉多一位新加入的幕僚提出的文件草案，将提供给等待穿越运河的船舶之用。狄嘉多有点担心，因为负责起草的人最近刚成立自己的杂货零售公司，可能会把承揽契约往对其有利的方向推动。或许露伊莎可以看一下，告诉他她的看法？

“哈瑞。”她说。

或许她是放声吼叫。可是你对着哈瑞大吼，他也不会跳起来，只是放下手边正在做的事，等待进一步指示。他这时就是如此：冻结不动，然后非常缓慢，好像不想惊动任何人似的，把她的文件放回她的书桌上。接着从书桌前退后一步，以他惯有的收敛低调，看着眼前六英尺处的地面，露出像服过镇定剂之后的微笑。

“是账单啊，亲爱的。”他用丧家犬的声音解释。

“什么账单？”

“你记得的，爱因斯坦中心，马克的音乐课。他们说已经寄出、我们却还没缴的那张账单。”

“哈瑞，我上个星期就缴了。”

“看吧，我就是这么说的，你知道。露伊莎上个星期就付过了，她从来不忘记的。他们根本不听。”

“哈瑞，我们有银行报表，我们有支票存根，我们有收据，我们有银行可以打电话问，我们有现金摆在家里。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在我的书房翻我的公文包，找一张我们老早就付清的账单？”

“是的，没错，我们付清了，我不用麻烦了，对吗？谢谢你提供信息。”

他装出受伤的样子，或自以为装出的任何样子，走过她身边，回到自己的书房。穿过中庭时，她看见他塞了个东西在长裤口袋里，想到那是他近来不离身的那只讨人厌打火机——顾客送的礼物，他说，在她面前晃，轻轻弹开关上，秀给她看，骄傲得像拥有新玩具的孩子。

她惊慌失措。视线模糊，耳鸣刺响，膝盖发软。烧焦的气味，孩子般的汗水淌下她的身体。整个场景。她看见科利罗区在烈焰中，哈瑞从阳台回到房里时的脸，还有他眼里仍旧炽热燃烧的红色油光。她看见他走近她蜷缩藏身的扫帚柜，抱住她，也抱住马克，因为她不放开马克。然后他对她结结巴巴说了几句话，几句她听不懂也一直无法理解的话，直到此刻。但她宁可当那是目睹滔天浩劫之后神志不清的胡言乱语：

“如果我搞个这么大的阵仗，他们会关我一辈子。”他说。

然后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像站着祈祷的人。和他刚才的姿势一样，但更糟。

“你看，我的脚不能动了，”他解释，“钉住了，像被钳子夹住了。我应该跑下山去的，但是我办不到。”

接着开始担心玛塔会有什么事。

哈瑞想烧掉这间该死的房子！她对自己尖叫，浑身颤抖，啜一口伏特加，听到中庭另一边传来他的古典音乐声。他带着打火机，想放火烧掉他的家！他上了床，她强暴他，他似乎很感激。第二天早上，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在早晨，向来不会发生什么。哈瑞没有，露伊莎也没有。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越野车坏了，所以哈瑞得用标致送孩子们上学。露伊莎搭出租车去上班。擦地板的女佣在食品储藏室发现一条蛇，吓得歇斯底里。汉娜掉了一颗牙。下雨了。哈瑞不会被关一辈子，也不会用他的新打火机烧掉房子。但他在外头待到很晚，游说另一个晚来的顾客。

“欧斯纳德？”露伊莎又说一遍，不相信她的耳朵，“安德鲁·欧斯纳德？天晓得这个欧斯纳德先生是谁啊，又为什么要邀他到岛上参加我们的周日野餐？”

“他是英国人，露，我告诉你了，几个月前才派到大使馆来。他是订十套西装的那一位，记得吗？他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在找到公寓之前，已经在旅馆住了好几个星期。”

“哪一家旅馆？”她问，想拜托上帝，最好是帕莱索旅馆。

“巴拿马饭店。他想认识真正的一家人，你能理解的，对不对？”——听命行事的猎犬，只知忠心耿耿，从不理解。

而她想不出任何话可说时：

“他很有趣，露，你会知道，很活泼，会和孩子们冲得像房子着火一样快，我敢跟你打赌。”面临不快的局面，他勉强挤出一阵假笑。“希望我英国的根在他们难缠的小脑袋里发芽。爱国心，他们说我们每个人都该有。你也一样。”

“哈瑞，我不懂你或我对国家的爱，和邀请欧斯纳德先生在汉娜生日时加入我们亲密的家庭野餐，有什么相干，特别是你和自己孩子相处的时间这么少。”

此时，他垂下头，哀求她，像个站在门口的老乞丐。

“布瑞斯维特先生替安迪的父亲做西装；露，我常跟着去，帮忙拉布尺。”

汉娜想去稻米农庄过生日，露伊莎也是，虽然理由不同。因为她无法了解，为何稻米农庄从哈瑞的话题里消失了。在她最难熬的时候，曾经相信哈瑞一定在那里金屋藏娇——阿谀奉承的安吉会替任何人拉皮条。露伊莎一建议到农庄，哈瑞马上摆出高傲态度，说那里有大计划正在进行，最好等律师把一切都搞定再说。

所以他们只好开着越野车到安尼泰岛。安尼泰是一栋没墙的房子，像个木造音乐台，蹲踞在长仅六十码、水雾弥漫的岛上。这岛所在地是运河水道水位最高的一段，这段闷热的泛滥谷地位于距离大西洋二十英里的内陆，称作加通湖，水量丰沛，由两两成行、消失在湿润水雾里的彩色救生圈，标出弯弯曲曲的界线。岛在湖的西北边缘，僻处丛林密生的锯齿状海湾、峡口、红树林湿地和其他岛屿之间。湖里最大的岛是巴洛·科罗拉多，最不起眼的就是安尼泰。“安尼泰”是潘戴尔的孩子以帕丁顿熊果酱起的名字，由露伊莎的父亲向他的雇主租来，每年只付少得忘了多少的租金，现在则无偿遗赠给她。

运河流过他们左边，缭绕的水雾像永不消逝的露水。鹈鹕潜进迷雾，车里的空气闻起来有船的油味。世界万物未曾改变，也永远不变，阿门。行经这里的船只，是露伊莎像汉娜这个年纪时行经此地的船。相同的黑色身影伸出赤裸的手臂，撑在汗水淋漓的栏杆上。相同的湿旗子从旗杆上垂下来，天晓得这代表什么意思——她父亲常这么开玩笑——除非是为了波多贝罗51的瞎眼老海盗。有欧斯纳德先生在场，潘戴尔显得非常不安，一路阴沉沉地默默开车，露伊莎窝在他旁边。欧斯纳德先生坚持要这么做，他发誓他比较喜欢坐后座。

欧斯纳德先生，她昏昏欲睡地对自己说。硕大的欧斯纳德先生。至少比我年轻十岁，然而我永远不可能叫你安迪。她已经忘了，就算她曾经知道，英国绅士虚情假意的时候，温文有礼得多么让人解除心防。她母亲常警告她，幽默加上礼貌，会构成危险的魅力。所以就当个好听众吧，露伊莎想。她把头往后靠，微笑听着汉娜像地主似的为他介绍景观。马克也随她去，因为这是她的生日——更何况，他也像汉娜一样，被他们这位客人冲昏头了，但他的因应之道是格外沉默。

一座老灯塔出现在眼前。

“到底是谁这么蠢啊，把灯塔一面漆成黑色，一面漆成白色？”无休止地聆听汉娜描述鳄鱼的恐怖嗜好后，欧斯纳德先生问。

“汉娜，别对欧斯纳德先生没大没小。”露伊莎警告说，因为汉娜大吼大叫，说他是个傻瓜。“告诉她老布瑞斯维特的事，安迪。”哈瑞颇不情愿地建议，“告诉她你小时候对他的印象，她会喜欢的。”

他在对我炫耀，她想。干吗这样？

但她已溜回自己的童年迷雾中，每回开车到安尼泰，她都会如此，一种灵魂出窍的体验：回到运河区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恐怖生活，回到满怀梦想的老祖宗所遗留给我们的火葬场甜香之中，没有什么事留给我们做，除了在公司帮我们种的终年盛开的花丛里，在公司帮我们割的终年常绿草地上漫游，在公司的游泳池里游泳，怨恨我们漂亮的姐妹，读公司的报纸，以及早期美国社会主义者、移民殖民传道兼而有之者在运河区外不信神的蛮荒世界建立完美社会的梦幻。与此同时，却从未真正超脱外国驻军所持的怜悯论调与嫉妒心，从未质疑公司对种族、性别与社会的傲慢态度，从不敢走出划定给我们的界线之外，只能服服帖帖、义无反顾地前进，一层接一层，顺着我们生命中早已注定风平浪静的狭窄河道上下移动，熟知每一处水闸、每一个湖泊和每一道沟渠，熟知每一条隧道、每一个自动装置和每一道水坝，以及两岸形状各异的山丘。这是亡者永恒不变的成就，而我们在这世上惟一担负的义务就是赞美上帝与公司，在高墙之间直线前进，深植我们的信念与恩慈，向我们放荡的姐姐挑衅，把我们自己手淫到死，擦亮世界第八大奇景的铜牌。

谁拿到那些房子，露伊莎？谁拿到土地、游泳池、网球场、手工修剪的树篱和公司提供的塑料圣诞麋鹿？露伊莎，露伊莎，告诉我们如何提高收益，削减开支，挤出外国圣牛的奶！我们现在就要，露伊莎！现在，我们当权了，现在，外国投标客对我们打躬作揖，现在就做，要赶在天真善感的生态学家开始向我们倡导他们珍贵的雨林之前。

分红、计诱和秘密交易的低语，在长廊回荡。运河会现代化，拓宽以利更大的船舶通行……他们正计划新的水闸……跨国承包商提供庞大金额作为咨询、影响力、佣金、契约……同时：露伊莎不许处理的新档案，以及那些她只要一走进房间就停止讨论的新老板们——只有狄嘉多的房间例外：她可怜、高尚、光荣的艾尔纳斯托和他的扫帚，在他们贪得无厌的浪潮里，徒劳无功地挥动。

“我真是他妈的太年轻了！”她吼道，“我太年轻也太活力充沛，不该看到我的童年在眼前堆积如垃圾！”

她一震，坐直身子。她的头一定是靠在潘戴尔不合作的肩膀上。

“我说了什么？”她苦恼地追问。

她什么都没说。说话的是坐在后座的外交官欧斯纳德先生。他以无尽的礼貌态度，问露伊莎是否乐意见到巴拿马接管运河。

在甘博亚港，马克做给欧斯纳德先生看，如何扯下机动船上的防水布，靠自己发动引擎。哈瑞把舵良久，让船航过苏醒起来的运河。然而是马克让船靠岸，拴住，卸下行李，并在快活的欧斯纳德先生大力协助下，生火烤肉。

这个滑头的年轻人是谁，这么年轻，这么俊又这么丑，这么好色，这么逗趣，这么有礼貌？这个好色的男人是我老公的什么人？而我老公又是他的什么人？为什么这个好色的男人好像为我们带来新生活——尽管把我们蒙在鼓里的哈瑞似乎希望他未曾如此？他怎会对我们如此了解，和我们相处得如此自在，亲如家人，谈起店里、玛塔、阿布瑞萨斯、狄嘉多和我们生活中的所有人都如数家珍，只因为他父亲是布瑞斯维特先生的朋友？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他，比哈瑞还喜欢？他是哈瑞的朋友，不是我的。为什么我的孩子绕着欧斯纳德先生转时，哈瑞要皱起眉头，背过身去，拒绝跟着许多笑话发笑？

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哈瑞嫉妒，这让她很高兴。第二个念头既是梦魇，又是恐怖与可耻的狂喜：噢，老天哪，噢，老爸老妈，哈瑞要我爱上欧斯纳德先生，这么一来我们就扯平了。

潘戴尔和汉娜烤着多出来的肋排。马克准备钓鱼竿。露伊莎拿出啤酒和苹果汁，看着她的童年在一个个救生圈之间咕噜咕噜远去。欧斯纳德先生问她巴拿马学生的事——她认识其中一个吗？他们好斗吗？——以及住在桥另一端的人。

“嗯，我们是有座稻米农庄，”露伊莎迷人地回答，“可是我不觉得我们认识那边的任何人。”哈瑞和马克背靠背坐在船上。而鱼儿，套句欧斯纳德先生的话，以自愿安乐死的精神放弃自己。汉娜俯卧在安尼泰房舍的阴影里，夸张地翻阅欧斯纳德先生带来贺她生日的那本有关小马的书。露伊莎在他温文鼓励与偷偷灌下伏特加的影响下，慨然和他分享她至今的生活历程，用她那个放荡姐姐艾米莉卖弄风情的言语，发挥她的郝思嘉魅力，然后跌躺在地。

“我的问题是——我一定得说——我叫你安迪真的没关系吗？我是露——虽然我这么爱他，用这么多不同的方式爱他，我的问题是——感谢上帝，我只有一个问题，因为我在巴拿马认识的大部分女人，一个礼拜的每一天都有不同问题——我的问题就是我的父亲。”

10

露伊莎打点丈夫晋谒将军的朝圣之旅，就像打点孩子们上圣经学校，甚至更热心。她脸颊上泛起迷人色彩，言语洋溢莫大的朝气。情绪所以高涨，很大一部分来自酒瓶。

“哈瑞，我们得把车洗干净。你要去帮一位在世的当代英雄做西装哦，以将军的阶级和年龄，他获得的勋章比美军的任何将军都多。马克，去提几桶热水。汉娜，可以请你负责海绵和清洁剂吗，该死，快点。”

潘戴尔其实可以把车开到本地修车厂的自动洗车间，但是今天露伊莎为了将军，不只要心诚虔敬，还要一干二净。从来没这么以身为美国人为荣，她一再说。她实在太兴奋，跳来跳去，几乎跌倒。洗净车子之后，她检查潘戴尔的领带，就像露丝婶婶检查班尼叔叔的领带。先是贴近，再拉远距离，画画似的。她一直不满意，直到他换上一条比较沉稳的领带。她的呼吸充满牙膏的味道。潘戴尔很不解，为什么最近她刷牙刷得这么勤。

“你看起来就像我认识的报社特派员。扮成特派员的样子去拜访指挥南方司令部的美国将军，这很不妥当。”所以她用最佳的艾尔尼·狄嘉多秘书声音，打电话给发型设计师，约了十点钟。“不要蓬起来，也不要留鬓角，谢谢你，荷西。潘戴尔先生今天想要剪短，梳齐，他要去拜会指挥南方司令部的美国将军。”

之后，她告诉潘戴尔该表现出什么样子：

“哈瑞，你别开玩笑，要恭敬”——怜爱地抚平他原本就好好的外套肩膀——“而且要替我问候将军，说潘戴尔全家，不只是弥尔顿·简宁的女儿，很期待美国家族的感恩节烤肉和烟火表演，每年都一样。你离开铺子之前，先把鞋再擦亮一下。军人天生就用你脚上穿的鞋子来评断你，指挥南方司令部的将军也不例外。小心开车，哈瑞，我说真的。”

她的耳提面命是多余的。沿着弯弯曲曲的丛林道路开下安孔丘，潘戴尔一如往常，非常注意查看限速标志。在美军基地的检查哨，他僵直身子，壮起胆子对哨兵露出微笑，因为他自己此时也差不多就是个士兵。行经修葺整洁的白色别墅，他察觉到屋主人的镂空雕花军阶环绕在他周围，身临其境体验平步青云入天堂的感觉。踏上高贵阶梯到第一流的菱石高地大门口时，尽管提着公文包，但他却学美国大兵古怪的军事步伐，上半身保持不动，屁股和膝盖各自执行独立的功能。

从踏进屋里的那一刻起，潘戴尔和每一次到这里来时一样，绝望地深陷爱河。

这不是权力，是权力的战利品：一幢前执政官的宫殿耸立在占领区的山冈，由谦恭有节的罗马卫兵戍守。

“先生，将军现在要见你，先生。”中士通知他，以一个训练有素的动作拿下他的公文包。亮闪闪的白墙上挂着铜牌，纪念曾在此地服务的每一位将军。潘戴尔像老朋友似的和他们打招呼，一面紧张地四下张望，寻找不乐见的改变迹象。他毋须害怕。游廊有些不祥的玻璃闪光，有几部看不见的冷气机，有几条太过多余的地毯。将军曾经在事业的起步阶段征战东方，否则这幢房子可能和泰迪·罗斯福前来视察登月火箭进度时相去无几。无足轻重，自己的存在毫不相干，潘戴尔跟着中士穿过相连的厅堂、客厅、图书室和起居室。对他而言，每一扇窗都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会儿是运河，挤满货船，阵仗盛大地回旋穿过河谷盆地；这会儿是层层叠叠的淡紫山丘，覆盖着热雾迷漫的森林；一会儿是圆拱的美洲大桥，像只大海怪盘绕着跨越海湾，远处三个圆锥岛屿自天际延展开来。

还有鸟！动物！就在这个山丘上——潘戴尔从露伊莎父亲的一本书里得知——拥有的种类比全欧洲加起来的总数还多。在一棵大橡树的枝丫上，成年的鬣蜥在近午的阳光里晒太阳沉思。另一条枝丫上，棕白相间的狨从旗杆上盘旋跳下，抓起将军那位可人太太放在那里的芒果，然后又跃上旗杆，手拉手，笑闹着互相践踏，跳回到安全之地。而在完美的草地上，棕色的豚鼠像巨大的颊鼠，尽本分地缓缓走动。这是另一幢潘戴尔一直企盼住在里面的房子。

中士登上楼梯，把潘戴尔的公文包拎在左舷。潘戴尔跟着他。老照片里穿着制服的战士得意地对他翘起胡子。募兵的海报需要他参与早已遗忘的战争。将军的书房里，一张柚木书桌擦得如此光亮，让潘戴尔发誓可以看透它。但是最让潘戴尔感到飘飘然的是更衣室。九十年前，最顶尖的美国建筑师与军人头脑，联手打造了巴拿马第一个缝纫圣殿。当时，热带气候对男士的服装不甚有利，顶级剪裁的西装会在一夜之间长霉；衣服摆放在狭小空间里，只会让湿气更重。因此，创造将军更衣室的人，在原本是衣柜的地方，设计了一个高大通风的小礼拜堂，开有顶窗，位置别具巧思，恰好足以捕捉任何一丝拂过的微风。在更衣室里，他们巧妙设计一个挂在滑车上的桃花心木横杆，可以推高到顶端，也可以降低到地面，只消女人轻轻一碰的力道就能够操作。横杆上，他们挂上统领高地的第一代将军的许多套日间西装、晨间外套、晚宴服、燕尾服、军礼服与制服。所以，所有的衣服就可以这样挂着轮流穿，还能在窗户捕捉住的微风里轻轻摇动。在这个世界上，就潘戴尔所知，对他这门艺术最振奋人心的贡献莫过于此。

“而且您保存下来了，将军，长官！您用它！”他热情地呼喊，“我绝对没有不敬的意思，但我得说，我们英国人通常不会和我们大西洋对岸的朋友如此志同道合。”

“噢，哈瑞，我们和表面上看起来不太一样，对吧？”将军审视着镜里的自己，无邪而满足。“是啊，先生，我们不一样哪。可是等运河落入我们英勇的巴拿马主人之手，可就完全变了，我想没有人能决定。”他狡滑地扮演起情报搜集的角色，“我有些比较敏感的顾客，会提到无政府和其他更糟的事。”

将军常保年轻心态，喜欢直言不讳，“哈瑞，这像溜溜球。昨天他要我们走，因为我们是坏事做尽的殖民野人，骑到他们头上，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今天他们要我们留下，因为我们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雇主，如果山姆大叔遗弃他们，他们就会在国际货币市场上遭遇信心危机。打包，不打包；不打包，又打包。感觉很棒。哈瑞，露伊莎好吗？”

“谢谢您，将军，露伊莎非常好，知道您问起，她一定会更好。”

“弥尔顿·简宁是个顶尖的工程师，也是高尚的美国人。很遗憾他离开我们了。”

他们试穿一套三件式的炭灰色羊驼呢，单排扣，要价五百美元，这是整整九年前潘戴尔向他的第一位将军所开的价码。他拉拉裤腰。将军永不发胖，体格犹如运动天王。

“我想，接下来会有位日本绅士住在这里。”情报员哀悼说。他折弯将军的胳膊肘，两人都看着镜子。

“还有他的整个家庭、仆人和厨子，我一点都不怀疑；你绝对不会认为他们有人听说过珍珠港。老实说，将军，这让我很沮丧，旧有秩序的改变，请容我这么说。”

就算将军已想到如何回答，他的答复也被妻子宜人的声音给打断了。

“哈瑞·潘戴尔，你得马上把我的丈夫还给我。”她快活地抗议，手里抱着一个插满百合的大花瓶，不知从哪里飘进来，“他完完全全属于我，你别在这套西装上动一针一线啦。这是我见过最性感的东西。现在，我想再和他私奔一回。露伊莎好吗？”

他们在一家闪着霓虹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馆碰面。咖啡馆旁边是废弃的海洋铁路终点站，现在已成为运河一日游的搭船地点。欧斯纳德戴了一顶巴拿马帽，瘫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旁，肘弯里抱着一个原来不知装什么的空玻璃杯。从潘戴尔上回见到他至今的一个星期里，他添了体重，也添了年岁。

“茶，还是这玩意儿？”

“我要茶，拜托，安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茶。”欧斯纳德粗鲁地对女服务生说，一只手用力摸着头发，“再来一杯这个。”

“难熬的一晚啊，安迪。”

“作战哪。”

透过窗户，他们可以默默凝望逐渐倾毁的设备，凭吊巴拿马的英雄岁月。老旧的铁路客运车厢，内设已经被老鼠和流浪汉破坏得烂兮兮，黄铜桌灯完好无缺。锈蚀的蒸汽引擎、转车台、客车、煤水车，四散弃置，像遭被宠坏的孩子丢弃一地的玩具，任其腐烂。人行道上，背包族挤在雨篷下，推开乞丐，数着浸湿的钞票，努力想弄懂西班牙文告示。大半个早上都在下雨，一直下到现在。餐厅里有汽油的臭味。船舶的号角声压过喧嚣。

“这是凑巧碰见，”欧斯纳德强压住一个酒嗝之后说，“你来买东西，我来查看船班。”

“我买什么东西啊？”潘戴尔问，非常困惑。

“我他妈的管你干吗？”欧斯纳德痛饮白兰地，潘戴尔小口啜着茶。

潘戴尔开车。他们同意开这辆四轮驱动车，因为欧斯纳德的车挂的是外交车牌。路旁的小礼拜堂标示出间谍和其他摩托车骑士遇害的地点。焦虑不安的小马背负着重担，驱赶它们的是头上顶着包袱、耐性十足的印第安人家庭。一头死牛趴在十字路口，一群黑色秃鹰争食最佳部位。震耳欲聋的一声枪声宣告后轮爆胎。潘戴尔动手换轮胎，戴着巴拿马帽的欧斯纳德阴沉地蹲在路边。城外一家公路餐厅，塑料雨篷下摆着硬木桌，烤架上叉着烤鸡。雨停了，猛烈的阳光打在翡翠绿的草地上。钟形鸟笼里的鹦鹉怪声尖叫。除了潘戴尔和欧斯纳德，只有两个穿蓝衬衫的大块头坐在木板平台的另一边。

“认识吗？”

“不，安迪，很乐意告诉你，我不认识。”

两杯自制白酒冲下他们的鸡肉——再接再厉，来个一瓶吧，然后嘛，滚吧，让我们安静一下。

“神经兮兮的，他们就是这样。”潘戴尔开口。

欧斯纳德把头埋在一手张开的手指间，另一手记着笔记。

“将军身边不时都有五六个人在打转，我没办法和他独处。有个上校，高个子的家伙，老把他拉到一边，要他签些东西，跟他咬耳朵。”

“看见他签的是什么？”欧斯纳德稍稍挪动头部，以减轻疼痛。

“我正在给他试穿的时候看不见啊，安迪。”

“听到他们说话的内容没？”

“没有，我想你蹲在地上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听见。”他啜了一口酒。“‘将军，’我说，‘如果不方便，或者有我不该听见的话，请明白告诉我，我不会生气，我可以改天再来。’但他不肯。‘哈瑞，我希望你留下来，这是属于你的地方。你是狂涛大海上安定人心的船筏。’‘那么，好吧，’我说，‘我会留下来。’然后他太太走了进来，什么话都没说。但是，有些表情抵过千言万语，安迪，我看到的就是其中之一。我说哪，是两个了解至深的人之间，意义非常深远、含意非常丰富的表情。”

欧斯纳德放慢书写的速度。“‘指挥南方司令部的将军和他老婆交换一个意义深远的表情。’

这应该会让伦敦提高警觉。”他酸溜溜地说，“将军到底有没有痛骂国务院？”

“没有，安迪。”

“说他们是一群软脚虾、书呆子、娘娘腔，还骂中情局那些学院派是从耶鲁来的守旧分子？”

潘戴尔搜寻记忆。他深思熟虑。

“他是提过一点点，安迪。有些流言，我会这样说。”

欧斯纳德下笔稍带热忱。

“惋惜老美失掉权力，思索运河未来的所有权？”

“是有点紧张，安迪，提到学生，而且语气可不怎么敬重。”

“照他的话说可以吗，老兄？我来加油添醋，你照他的话说就成了。”

潘戴尔照他的吩咐，“‘哈瑞，’他对我说——非常平静，真的，我很担心他前面的领子—‘我对你的建议是，哈瑞，趁早把你的铺子和房子卖掉，带你的妻子和家人离开这个鬼地方。弥尔顿·简宁是个伟大的工程师，他的女儿应该有更好的生活。’我茫茫然，说不出话，太感动了。他问我小孩几岁，知道他们还没到上大学的年纪，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可不想看到弥尔顿·简宁的孙儿女和那些长头发的痞子在街上逃窜。”

“等一下。”

潘戴尔等着。

“好了，再来。”

“然后他说我应该照顾露伊莎，光看她能忍耐运河管理局那个口是心非的混球艾尔纳斯托·狄嘉多博士，老天诅咒他，就知道她的确是虎父无犬女。将军不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安迪，我很震惊，你一定也是。”

“狄嘉多是混球？”

“没错，安迪。”潘戴尔说，并回想起那位绅士在他家晚餐时，毫无帮助地装腔作势，以及这么多年来宛如布瑞斯维特再世似的掐住他脖子。

“他到底怎么口是心非啦？”

“将军没说，安迪，我没有立场问。”

“谈到美军基地要撤或要留？”

“他不是这样说的，安迪。”

“他妈的是什么意思？”

“说了一些笑话。苦中作乐。提到说，不久之后马桶就会阻塞。”

“航运安全？恐怖分子威胁瘫痪运河？老美必须留下来，继续和毒品作战，控制武装分子，维持和平？”

潘戴尔对每一个问题都谨慎地摇摇头。“安迪，安迪，我是个裁缝，记得吗？”——并对一根飘落在碧蓝天空的鹗鸟羽毛露出赞赏的微笑。

欧斯纳德点了两杯飞机燃料。在饮料的影响下，他的表现变得更敏锐，点点光芒重新进入他的小眼睛里。

“好吧，迎向基督的时间到了。迈基怎么说？他想不想玩？”

但潘戴尔不急。对迈基的问题一点都不急。他不紧不慢地讲着自己编的故事，关于他朋友的故事。他咒骂自己如行云流水的说服力，极力希望那天晚上迈基未曾现身。

“他可能想玩，安迪。可是要有条件，他还在思考。”

欧斯纳德又开始写，汗水滴落在塑料桌布上。“你在哪里和他碰面？”

“西泽公园，安迪，在赌场外面那条又宽又长的回廊。迈基不在乎跟谁在一起时，就会在那里呼朋引伴。”

真相顿时抬起她危险的头，虽然仅止一瞬间。就在前一天，迈基和潘戴尔才坐在他所描述的那个地方。迈基说着他对老婆的爱与咒骂，一面替他的孩子感到惋惜。潘戴尔，他的忠贞狱友，至表同情，但却很小心不说出任何会刺激迈基走极端的话。

“跟他提过那个不按牌理出牌的百万富翁慈善家了吗？”

“我提了，安迪，而且他记下来了。”

“告诉他国籍了吗？”

“我蒙混过去了，安迪，照你说的。‘我的朋友是西方人，高度民主，但不是老美。’我说，‘我只能透露这么多了。’‘哈瑞小子，’他说——他是这么叫我的，哈瑞小子——‘如果他是英国人，我就妥协。请记住，我是个牛津人，也是英巴文化协会的高级官员。’‘迈基，’我说，‘相信我，我不能再多说了。我那位不按牌理出牌的朋友有一大笔钱，他准备把钱交给你处置，因为他认为你的宗旨正确。我说的可不是小数目喔，如果有人卖掉巴拿马的运河，’我说，‘如果街上又充斥长筒靴和领袖万岁的呼声，粉碎这个英勇小国家迈向民主处女航的机会，那么我那位不按牌理出牌的朋友会用他的亿万财富，采取各种方法来帮助你们。’”“他怎么说？”

“‘哈瑞小子，’他说，‘我得坦白告诉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及时雨，因为我已经几乎两手空空了。不是赌场毁了我，也不是我把钱给了我心爱的学生和桥另一端的人。是我信任的情报来源，是我付给他们的贿赂，是我计划外的开销。不只是巴拿马，还有吉隆坡、台北、东京，还有我不知道的其他地方。我是个穷光蛋，这是赤裸裸的事实。’”

“他需要贿赂谁？他到底要买什么？没搞清楚。”

“他没告诉我，安迪，我也没问。突然改变话题，这就是他的作风。他提到一大堆事，走后门的投机客啦，用巴拿马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塞满自己口袋的政客啦。”

“拉菲·多明哥呢？”欧斯纳德问，语气带有迟来的暴躁怒气；那是提议给钱的人发现自己的提议被接受之后，会油然而生的那种傲慢态度。“我以为多明哥给他钱。”

“不给了，安迪。”

“干吗不给？”

真相再度谨慎地助潘戴尔一臂之力。

“就在几天前，多明哥先生不再是，这么说吧，不再是迈基餐桌上受欢迎的贵客。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事，迈基终于也心知肚明了。”

“你是说，他拆穿他老婆和拉菲的事？”

“没错，安迪。”

欧斯纳德细细思量。“我真受够这些痞子了！”他抱怨说，“这个阴谋，那个阴谋，老是说什么出卖啦，街角的骚动啊，缄默反抗，游行的学生。看在老天的分上，他们到底在反抗什么？又为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说清楚呢？”

“我就是这么对他说的，安迪。‘迈基，’我说，‘我的朋友不会投资在扑朔迷离的事情上，只要有你知道而我朋友却不知道的大机密存在，钱就会一直留在他的口袋里。’安迪，我很强硬，对迈基就一定要用这一套。他很顽固。‘你带来你的计谋，迈基，’我说，‘我们就会带来慈善家。’我就是这样说。”他补上一句，欧斯纳德喘息振笔，汗水滴滴答答落在桌上。“他怎么说？”

“他很收敛呢，安迪。”

“他什么？”

“守口如瓶哪。我得强迫他吐出几句话来，简直像审问一样。‘哈瑞小子，’他对我说，‘我们是有荣誉感的人，你和我，所以我不会说不负责任的话。’他发火了。‘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我会回答你永远不会。永远，永远不会。’”潘戴尔声音里的烈焰栩栩如生，你马上知道他当时在场，感觉得到迈基的激昂。“因为我永远不会透露高度机密情报来源传给我的一丝一毫细节，除非我一项一项完全处理干净了……”他压低声音，转变成庄严承诺“……到时候，我会提供给你的朋友，我这个运动的战争指令，加上一份我们目标与梦想的声明，加上我们如果赢得生活乐透头彩要怎么做的宣言，加上在我看来邪恶得无以复加的这个政府的秘密阴谋。所有必要的事实与数据，但必须有坚定的保证。”

“例如呢？”

“‘……例如以高度慎重且尊敬的态度对待我们的组织，例如通过哈瑞·潘戴尔事先消除所有攸关我个人，以及我麾下人马的所有安全细节，无论是多微小的细节，都不例外。’句号。”一阵沉默。只有欧斯纳德那一动不动、黑沉沉的凝视。只有发慌的潘戴尔蹙着眉，努力想让迈基躲过他这份爱的礼物所带来的意外后果。

欧斯纳德先开口。

“哈瑞，老小子。”

“干吗，安迪？”

“有没有可能你只是在拖延？”

“我只是实话实说，这是迈基和我说的话。”

“这可是大条的，哈瑞。”

“谢谢你，安迪，我知道。”

“超级大。这是我们可以拿一整个世界来换的东西，你和我。这是伦敦梦寐以求的：狂飙的本地中产阶级自由激进运动，风起云涌，只等气球一升空，就为民主揭竿而起。”

“我不懂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安迪。”

“已经没有时间让你独立行动了，懂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不懂，安迪。”

“我们合则两利，分则两败。你交出迈基，我交出伦敦，就这么简单。”

潘戴尔灵光一闪。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主意。

“他还有一个条件，安迪，我必须提出来。”

“是什么，呃？”

“很荒谬的，老实说，我不觉得应该转告你。‘迈基，’我对他说，‘这根本是异想天开，你玩得太过火了，我想你会很久都听不到我朋友的消息。’”

“继续。”

潘戴尔笑起来，但只笑在心里。他已经看到自己的出路，一道通向自由的六英尺宽阔大门。说服力在他全身奔涌，搔着他的肩膀，揉着他的太阳穴，在他耳边唱歌。他深吸一口气，再次开始长篇大论：

“‘你那个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朋友，打算资助我们的缄默反抗运动，好让我们的运动达到一般水平，并且在这个面临自决关键时刻的小国家，成为民主的利器。而我要谈的，就是交付现金的方式以及其他必要措施。’”

“是什么呢？”

“钱必须预先交付。现金或黄金，全部。”潘戴尔深怀歉意地回答，“任何阶段都不能有贷款、支票或银行介入，因为安全的缘故。款项由他的运动专用，包括学生与渔民，全吞下肚，干干净净，连配料也不例外。”他下结论，得意洋洋地感谢他的班尼叔叔。

但是欧斯纳德的反应却和潘戴尔预期的不一样。正好相反，听了潘戴尔的话，他胖墩墩的脸孔似乎霎时亮了起来。

“我了解这是特殊案例。”他完全理解地说，他已经考虑良久，因为这个有意思的提议值得多加考虑。“伦敦也会了解，我会让他们考虑看看，试试规模大小，再看结果如何。他们大部分是很讲理的家伙，敏锐，必要的时候也很有弹性。总不能开支票给渔夫吧，一点道理都没有。还有其他我帮得上忙的地方吗？”

“我想这就够了，谢谢你，安迪。”潘戴尔故作拘谨地回答，惊愕得喘不过气来。

玛塔站在她的炉子旁边煮希腊咖啡，因为她知道他喜欢。潘戴尔躺在她的床上，反复查看一张错综复杂的图表，有直线，有圈圈，还有一串数字，后面跟着大写字母。

“这是作战指令，”她解释说，“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常用这个东西。化名、密室、通讯线路、和劳工联盟对话的特别联络小组。”

“迈基该摆在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都不摆。迈基是我们的朋友，那个不太合适。”

咖啡上升又下沉。她倒满两个杯子。

“大熊打电话来。”

“他想干吗？”

“他说想帮你写篇报道。”

“很不错啊。”“他想知道，那间新的会客厅花了你多少钱。”

“这和他又有什么相干？”

“因为他坏啊。”

她拿回那张作战指令，把咖啡递给他，紧挨着他坐在床上。

“迈基想再要一套西装，你做给拉菲犬牙花纹羊驼呢的那种。我说除非他付清前一套的钱。这样对吧？”

潘戴尔啜着咖啡。他感到害怕，莫名所以。

“如果他喜欢就给他好了，”他说，避开她的眼睛，“是他挣来的。”

11

年轻的欧斯纳德做事的方式让每个人都很欣喜。听说连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欣喜的马尔毕大使也曾指出，一个玩八人划船赛、划桨时还能闭紧嘴巴的年轻人，想必坏不到哪里去。奈吉尔·史托蒙特在几天之内就已经放下疑虑。欧斯纳德并没有挑战他身为首席参赞的地位，也对同僚的敏感表现出适度尊敬，而且在鸡尾酒会和晚餐会上卓然出众，但又不至于太过锋芒毕露。“我应该怎么向城里的人介绍你的身份呢，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史托蒙特问他，语气不太亲切。这是他们第一次会面。

“当然还有大使馆里。”他又加上一句。

“‘运河观察家’如何？”欧斯纳德建议道，“后运河时代的英国贸易路线。这也是实情。问题在于你怎么观察。”

史托蒙特挑不出这个提议的毛病。除了英国，每个驻巴拿马的大使馆都有自己的运河专家。可是欧斯纳德搞得懂那些东西吗？

“那么，美军基地的底线是什么？”史托蒙特追问，想测试欧斯纳德有多少斤两可以适任这个新职位。

“我不懂你的意思。”

“美军会撤还是会留？”

“丢铜板决定啰。有些巴拿马人希望他们留下来，保障外国投资人的安全。短期的，当做过渡时期。”

“其他人呢？”

“一天都别多。从1904年开始，美国就是这里的殖民强权，让这个地区蒙羞，把人都赶走了。20年代，美国海军从这里进攻墨西哥与尼加拉瓜，1925年压制巴拿马工运潮。自运河一开通，美军就在这里了。除了银行家，没有人觉得好过。现在，美国利用巴拿马当基地，用来打击安第斯山区与中美洲毒品大亨的基地，以及训练拉丁美洲独行侠采取行动，对抗尚待界定的敌人。美军基地雇用了四千名巴拿马人，还提供一万一千个工作机会。美国部队的官方数字是七千名，但还有许多隐藏的人数，还有许多挖空的山里藏着玩具和壕沟。据估计，美军驻扎约贡献国民生产总值的4.5%，但这根本是胡说八道，因为你还得把巴拿马无形的收入算进去呢。”

“条约呢？”史托蒙特说，暗暗吃惊。

“1904年的条约把运河区永远划归老美，1977年的《托里霍斯—卡特条约》说，运河及所有设施应该在新世纪开始时交还给巴拿马，一毛钱都不要。右翼的北美人仍然认为这是出卖。条约准许美军继续驻扎，只要双方都愿意。问题是谁该付钱给谁，又该付多少，为何付，何时付，都没提到。我过关了吗？”

他过关了。欧斯纳德，正式的运河观察家，稳稳当当住进他的公寓，参加他的欢迎派对，热情拥抱，几周之内就成为外交圈里最讨人喜欢的次级重要人物。又过了几周，他成为重要资产。他和大使打高尔夫球，但也和西蒙·皮特打网球，参加低阶官员欢乐的海滩派对，还投身外交社群定期发作的募款狂热，替那些无权无势的巴拿马人筹募良心钱。天可怜见，赎罪的良心钱还真是源源不绝呢。大使馆正排练一出圣诞剧，欧斯纳德经由不记名投票，获选扮演滑稽的老太太。

“你愿意告诉我吗？”两人混得比较熟之后，史托蒙特问他，“国内的规划与执行委员会到底是什么？”

欧斯纳德有点暧昧。史托蒙特这么觉得。

“不太确定，说真的。那是财政部主导的，有一堆跨部门的人，各行各业的成员通力合作，吹散陈年蜘蛛网的清新空气。半自治机构再加上救世主。”

“任何特别的行业？”

“国会。新闻界。这里那里。我老板觉得那很不得了，可是谈得不多。主席是个叫卡文狄胥的家伙。”

“卡文狄胥？”

“名叫杰夫。”

“杰夫瑞·卡文狄胥？”

“某种自由工作者，在幕后掌控。办公室在沙特阿拉伯，家在巴黎和伦敦西区，有房子在苏格兰。贿赂一族。”

史托蒙特无法置信地瞪着欧斯纳德，一时真的无法相信。贩卖影响力的卡文狄胥，他想着。国防说客卡文狄胥。独树一帜的政治家之友卡文狄胥。百分之十的卡文狄胥，从史托蒙特还在伦敦外交部做例行杂务时就已经开始。声名大噪的卡文狄胥，军火掮客。石油杰夫。任何人只要发现自己和上述名字稍有接触，就必须在进一步行动之前呈报人事处。

“还有谁？”史托蒙特问。

“有个叫塔格的家伙，叫啥就不知道了。”

“不是科比？”

“就只是塔格。”欧斯纳德不在意地说，这个态度让史托蒙特很喜欢。“他们打电话时听到的。开会之前，我老板和塔格吃饭。我老板请客，好像礼貌上该如此。”

史托蒙特咬着嘴唇，没再追问。他知道的已经比预期的多，很可能也比该知道的多。他转而体贴垂询欧斯纳德未来的工作成果。这是一家供应白兰地咖啡的新开瑞士餐厅的包厢，他们边吃饭边讨论。欧斯纳德找到这个地方，坚持要用他所谓的地下基金52付账。他提议吃蓝带猪排和马铃薯面饺，配着智利红酒下肚，然后再喝白兰地咖啡。

大使馆什么时候能看一下欧斯纳德的工作成果呢？史托蒙特问。在送往伦敦之前？之后？或永远不行？

“我老板说除非他点头，否则不能和本地分享。”欧斯纳德塞得满嘴食物，“怕华盛顿怕得要死，所以必须亲自处理。”

“你觉得这样好吗？”

欧斯纳德喝了一口红酒，摇摇头。“需要奋战，这是我的建议。在馆内弄个工作小组。你，大使，法兰，我。古利是国防部的，所以他不是我们一家人，皮特还在见习。组一份指导名单，每个人都签字，在下班时间碰面。”

“你老板会认账吗，无论他是谁？”

“你推一记，我就拉一把。他名叫拉克斯摩尔，虽然应该是秘密，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告诉大使，他一定要迎战命运。‘运河是定时炸弹，实时的在地反应不可或缺。’掷骰定输赢，他一定会屈服的。”

“大使才不会迎战命运呢。”史托蒙特说。

但是马尔毕必须出面迎战，因为从他们个别的部门传来一连串碍事的电报，通常都需要在深夜靠人工解码，此后欧斯纳德和史托蒙特勉强获准，为共同目标携手奋斗。大使馆设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取了个无伤大雅的名字：地峡研究小组。三个愁眉苦脸的技术人员从华盛顿飞来，面壁听了三天后，宣称他们耳朵都聋了。一个骚动不安的周五傍晚七点钟，四个同谋准时聚集在大使馆那张雨林柚木会议桌旁，在一盏工程部电灯昏暗的光线下，签字认可自己秘密参与特别情报“卜强”的作业，这是由代号“卜强”的行动提供的资助。此刻的庄严气氛却被马尔毕突如其来的幽默打破，事后大家归咎于他妻子暂时离巴返英之故：

“从现在开始，‘卜强’可能就是快速起飞的事业。”欧斯纳德轻快宣布，一面收齐大家的签名表格，活像赌场发牌员收取筹码，“他的情报进来得快，每周开一次会可能不太够。”

“你说什么来着，安德鲁？”马尔毕问，咔嗒一声放下他的笔。

“快速起飞。”

“快速起飞？”

“我是这样说的，大使，快速起飞。”

“没错，的确是这样，谢谢你。好啦，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乐意，安德鲁，这事呢——套句你的话——是插翅难飞啦。卜强或许所向无敌，他或许必须忍受痛苦，他或许会顽强抵抗，或在危急的时候继续或重新来过。但他绝对不会，只要我当大使一天，绝对不会就这样飞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太让人伤心了吧。”

然后，惊奇中的惊奇，马尔毕邀请全体成员回官邸，吃培根加蛋，游泳，举杯祝贺“卜强成员”。他领着客人到花园欣赏他的蟾蜍，他高声压过交通的喧嚣，叫出它们的名字，“来吧，赫拉克勒斯，跳，跳——别这样傻乎乎地看她，加利略，以前没见过漂亮小姐吗？”大家在半暗的夜色里心旷神怡地游泳，马尔毕再次让众人大吃一惊，他很愉快地叫喊“天哪，她真是漂亮！”来颂赞法兰。最后，为了让这一夜有个完美句点，他坚持要播放舞乐，叫他的家仆把地毯拉开，但是史托蒙特无法不注意到，除了欧斯纳德之外，法兰和每一位男士跳舞。欧斯纳德假装对大使的书籍比较有兴趣，手背在背后走来走去，仿佛英国王子检阅御林军。“你不觉得安迪有些暧昧吗？”他喝着睡前饮料，对佩蒂问道，“你从来没听说他和女孩出去。而且他对法兰的态度，好像她得了瘟疫似的。”

他以为她又要开始咳嗽了，但她却笑起来。

“亲爱的，”佩蒂低声说，抬起眼睛望着天空，“安迪·欧斯纳德？”

法兰瑟丝卡·迪恩如果听到这段话，一定很乐意提供她的观点，特别是当她慵懒地躺在欧斯纳德坐落于白蒂雅的公寓床上时。

她到底怎么到那里去的，对她来说一直是个谜团，虽然这个谜团迄今已有十周大了。

“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方法，小妞。”欧斯纳德对她说明，就像对任何事情一样信心十足。他在巴拿马饭店的游泳池畔，借着烤鸡与冰啤酒助阵。“第一个方法，提心吊胆痛苦忍耐六个月后，投进彼此怀里，黏答答抱成一团。‘亲爱的，我们以前干吗不做呢，呼，呼？’第二个方法，比较好的方法，现在就弄个清楚，秉持‘缄默原则’53，先看我们喜欢怎么做。如果我们做了，就有机会。如果我们不做，就一直憋在心里，没个头绪。‘好啦，别挂心，有好消息。日子继续过下去，恭喜。’”

“还有第三个方法呢，多谢。”

“是什么？”

“克制自己啊，比方说。”

“你是说我自己缚手缚脚，你戴上面纱？”他在池边挥着那只肉乎乎的手，那里形形色色的奢华女人，随着现场音乐和情人们调情。“远离此地的荒岛，小姐，最近的白人远在千万英里之外。只有你和我和我们对大英母国的义务，直到我老婆下个月到来。”

法兰瑟丝卡几乎跳起来，认真地大声吼叫：“你老婆！”

“我没有老婆。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欧斯纳德跟着她站起来，“所以啦，阻挠我们幸福的障碍已经移开，干吗说不呢？”

他们跳舞跳得非常好，但她仍然苦苦思索。她从没想到这么壮的一个人，动作可以如此轻盈；或者这么小的一双眼睛，可以如此迷人。她从来没想到过（如果她诚实的话），这个男人有这么多不如希腊天神之处（这还是保守的说法），竟能如此吸引她。

“我猜你从来没想过，我或许更喜欢其他人，对吧？”她追问。

“在巴拿马？不可能，小妞，我查过你啦，本地的小伙子叫你英国冰山。”

他们贴得很近地跳舞。这似乎是显而易见、非做不可的事。

“他们才不会这样叫我呢。”

“要打赌吗？”

他们贴得更近。

“国内呢？”她追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心上人在什罗普郡？或者在伦敦？”

他吻她的太阳穴，但亲吻的也可能是她身上任何部位。他的手依旧在她背上不动，而她的背是赤裸的。

“这里对你再适合不过了，小妞。横越五千英里，你再也找不到更满意的地方，至少我的记录里没有，对吧？”

法兰并不是相信欧斯纳德的论调。她一面告诉自己，一面回想他躺在她身边的那张饱满、打盹的脸庞。也不是因为他是世界上跳舞跳得最好的人。或者因为他比她认识的其他人，能逗她笑得更久、更大声。只是因为她无法想像自己能多抗拒他一天，更别说是三年了。

六个月前她抵达巴拿马。在伦敦的时候，她和一个英俊得不得了的股票经纪人消磨周末，他名叫艾德加。他们的恋情在她得到新职位任命时，相互同意告一段落。和艾德加在一起，什么事都是相互同意。

但欧斯纳德是谁呢？

相信可靠数据情报的法兰，从来没和她未曾调查过的对象上床。

她知道他念过伊顿，但这是因为麦尔斯告诉过她。似乎很痛恨旧学校的欧斯纳德，提到学校时都说是“恶魔”或“堕落的公学”，否则就是不屑提及他的教育过程。他知识广博，但很武断。对一个学校生活骤然喊停的人来说，你还能期望他怎么样呢。喝醉的时候，他喜欢引用巴斯德54的话，“机会只赐给那些准备好的心灵。”

他很有钱，或者虽然没钱却挥霍无度，或极度慷慨。他在当地定制昂贵西装——相信安迪吧，他一抵达就能找到城里最好的裁缝师——几乎每个口袋里都塞满二十和五十元的纸钞。可是她点醒他的时候，他却耸耸肩，说这是工作需要。如果他带她去吃饭，或他们偷偷在一个周末到乡间相聚，他花钱就像流水一样。

他养过一只灵缇犬，在白城出赛，直到——据他说——一群小伙子请他把他的狗狗带到其他地方去。在阿曼王国开一家卡丁车赛车场的远大计划也遭遇相同挫折。他还曾经在牧羊人市场开了家银铺。这些插曲都没能维持太久，因为他只有二十七岁。

关于父母亲，他绝口不提，只说他无穷的魅力与财富都得自一位远房姑妈。他从没提过以前曾经掳获的对象，但她有绝佳的理由相信应该为数众多，而且各形各色都有。他信守缄默原则的承诺，从来没在公开场合透露他俩关系的蛛丝马迹，这让她觉得很刺激：前一刻在他无所不能的臂弯里放浪形骸，下一刻在参赞会议上坐在他正对面，装出一副彼此几乎不认识的样子。

而且他是间谍，工作是操控另一个名叫卜强的间谍，或者是好几个间谍，因为卜强的情报种类繁多，而且颇引人入胜，远超过一个人所能囊括的范围。

卜强在总统和指挥南方司令部的美国将军身边都有耳目。卜强认识不少恶棍和投机客：就像安迪也认识这样的人，在他养那只灵缇犬的时候。她最近才知道那只狗的名字叫“报应”。她特别强调这个意义：安迪凡事自有盘算。

卜强也和一个秘密的民主反对团体有接触。那个团体在等待巴拿马的法西斯分子露出真面目。

他和学生运动的好战人士、渔民以及联盟里的秘密活动成员都谈过话。他和他们一起策划阴谋，等待时日到来。他提到他们——她认为相当吸引人——是从桥另一端来的人。卜强和艾尔尼·狄嘉多，运河的幕后老板，有密切往来，和替卡特尔55洗钱的拉菲·多明哥也有互动。卜强认识很多位国民议会的议员，认识律师与银行家。似乎全巴拿马所有值得认识的人，卜强没有一个不认识，这让法兰觉得非比寻常，事实上是毛骨悚然，因为安迪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成功打进巴拿马的中心，而她甚至对其存在毫不知情。之后，他更直取她的心房，依然猛烈难挡。而且卜强嗅到一个大阴谋，虽然没有人能完全清楚其中的内容：只知道涉及法国人，可能还有日本人与中国人，东南亚四小龙或许也牵涉在内，很可能还有中南美洲的贩毒集团。阴谋和从后门卖掉运河有关，安迪是这么说的。但怎么卖？又如何瞒过美国呢？毕竟，几乎一整个世纪以来，美国实际掌控了这个国家，他们拥有最不可思议、最精密的窃听和监视系统，遍布整个地峡与运河。

然而不知为什么，老美竟然对此一无所知，这更大幅增添刺激的程度。或者也许他们知情，只是没告诉我们罢了，因为这些日子以来，只要提到华盛顿的外交政策，你就得先问是哪一个政策，以及哪一位大使：是美国大使馆里的那一位，还是安孔丘上的那一个。因为美军还无法适应，在巴拿马，不能随便轰掉别人的脑袋。

伦敦也非常兴奋，从各式各样奇怪的地方挖出数据加以佐证。有时是从很多年以前的资料，推演出不可思议的结论，说那些人追求世界权力的野心将会主宰每一个人。因为诚如卜强所言，全世界的秃鹰都聚集在可怜的小巴拿马，玩的游戏就是猜谁能拿到大奖。伦敦不断催着要更多，更多，这让安迪很恼火，因为过度操控一个情报网，就像过度操控一只赛狗，他说：最后你俩都会付出代价，狗和你。但他也只告诉她这么多，其余的都守口如瓶，这令她非常赞赏。

这一切，从开始到现在，不过短短十个星期，和他们的韵事一样。安迪是个魔术师，伸手碰触周围已存在多年的东西，让它们心神激荡，生机盎然。他碰触法兰的方式也相同。可是，卜强是谁？如果安迪是由卜强所定义，那么卜强又由谁来定义呢？

为什么卜强的朋友对他或她这么坦诚相告？卜强是心理医师，是医生？或者是个城府很深的荡妇，靠着挑逗技巧从爱人身上悄悄套出秘密？是谁打电话给安迪，响个十五秒，在他回答“我会去”之后立刻挂掉？是卜强本人吗？还是中间人？一个学生？渔夫？安全阀？情报网里的某个特别联络人？安迪是到哪里去呢？他像受到超自然声音召唤一样，在深夜起床，套上衣服，从床后的保险箱拿出一叠美钞，留她独自躺在床上，几乎没道声再见，然后在破晓时分偷偷溜回来，有时懊恼有时极度兴奋，身上散发雪茄烟与女人香水的气味。接着他会要她，仍然不发一语，无穷无尽，美妙非凡，永不疲惫，时时刻刻，年复一年，永不满足。他厚实的身体犹如无重量似的压着她，抱着她，一个巅峰又一个巅峰。法兰从来没有过如此的体验，除了在学生时代的幻想之中。

安迪搞的又是哪一种伟大炼金术？当一个外表寻常的棕色信封送达门口时，他就会带着信封进浴室，把自己锁在里面半小时，留下一股樟脑丸的气味，或是甲醛？安迪到底看见什么？他从扫帚柜再次现身时，带着一卷不比绦虫宽的湿胶卷，坐在书桌旁用微型剪辑器处理。“不能在大使馆做吗？”她问他。

“没有暗房，也没有你。”他回答，低沉、不屑一顾的声音令她难以抗拒。真是继艾德加之后的讨厌鬼不二人选——这么足智多谋，这么无拘无束，这么勇敢无畏！

她会在“卜强”会议上观察他：我们的首席卜强组员，强势盘踞在长桌，一绺引人遐思的刘海垂落在右眼上。他递出有鲜艳条纹的档案夹，眼神飘到虚空的远方，每个人都期待他亲口读出档案内容，卜强眼中的巴拿马，现场目击：

外交部的安东尼奥·某某最近宣称，他被古巴情妇迷得神魂颠倒，打算不顾美国反对，尽力增进巴拿马与古巴的关系。

对谁宣称？他的古巴情妇？那个情妇又告诉卜强？或者是她直接告诉安迪，或许——在床上？她又想起香水味，想像那是在耳鬓厮磨间擦上他的身体的。安迪是卜强吗？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某某的另一个效忠对象是科隆的黎巴嫩黑手党，据说他们付了两千万，希望打造一个科隆犯罪团体所乐见的国内形势……

在古巴情妇与黎巴嫩流氓之后，卜强直接跳到运河：

新近组成的运河当局内部，混乱与日俱增，因为老手被纯粹靠裙带关系任命的不称职幕僚所取代，颇令艾尔纳斯托·狄嘉多失望。最显著的例子是任命荷西-马利·费尔南德斯当综合服务处处长，因为他取得了中国大陆快餐连锁企业“李莲”的百分之三十股份，而“李莲”的股份有百分之四十为巴西的罗德里格斯可卡因集团所拥有……

“这个费尔南德斯就是国庆节大会从我面前经过的那个吗？”法兰面无表情地问安迪。这是夜晚在马尔毕办公室举行的卜强项目小组会议。

她和他一起在他的公寓里吃午餐，做爱做了一整个下午。她之所以问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好奇，不如说是余韵未尽。

“秃头外八腿的家伙，”安迪漫不经心地回答，“投机，长粉刺，讨人厌，有口臭。”“就是他。他想要我和他一起飞到戴维市参加节庆。”

“你什么时候走？”

“安迪，你无权过问。”奈吉尔·史托蒙特头埋在档案里，抬都没抬地说道。而法兰得靠工作转移注意力，避免迸出咯咯笑的声音。

等会议结束，她会从眼角瞥见安迪收齐档案，和他们一起走到他的秘密王国，就在那道新铁门后面的东回廊。背后跟着他那个鬼鬼祟祟的办事员，身穿费尔岛图案针织背心，梳一头油光滑亮的头发——他自称谢伯德，手里总是抓着东西，比如螺帽扳手，或螺丝起子，或一些松紧带。

“谢伯德到底替你做什么啊？”

“擦窗户喽。”

“他又不够高。”

“我举他起来啊。”

此时，她一样不抱什么期望地问欧斯纳德，在每个人都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干吗又把衣服穿上。

“去看个家伙，谈狗的事。”他简洁地回答。整个晚上都心神不宁。

“一只灵缇犬？”

没有回答。

“可真是一只晚睡的狗啊。”她说，希望让他打心里感受到她的嘲讽。

没有回答。

“我猜你今天下午收到那封夸张的紧急亲译电报，也是同一只狗吧？”

正忙着套上衬衫的欧斯纳德顿时停住动作。

“你从哪里打听到的？”他追问，态度并不愉快。

“我打算搭电梯回家时碰到谢伯德，他问我说你是不是还在附近，我自然问他为什么这么问。他说他弄到一个火热尤物，可是你打算自己‘拆封’。本来我还替你觉得不好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紧急电报。你带上那把珍珠柄的贝瑞塔了吗？”

没有回答。

“你上哪里去见她？”

“妓院。”他不耐烦地说，朝门走去。

“我冒犯你了吗？”

“还没，不过快了。”

“也许你已经冒犯我了。我可能要回我的公寓去，我需要好好睡一觉。”

可是她留下来了，身上还有他丰满灵巧的身躯留下的气味，身旁的床单上还有他身体留下的印子，脑中还留着那双观察家眼睛盘旋在她身上的回忆，大半夜挥之不去。即使是他发脾气的样子也令她兴奋。黑暗的那一面也是，虽然他表露出这一面的机会极其罕有：做爱的时候，当他们挑逗嬉戏而她让他几乎抓狂时，他汗湿的头会猛然抬起，仿佛要挥拳出手，就刚好在他撤守之前，就只差一点点。或者在卜强的会议上，当马尔毕一贯刚愎自用地决定嘲弄他的报告时——“你这个全知全能的情报来源是不是没念过书啊，安迪，还是我们得感谢他这一大串零零落落的不定词呢？”——慢慢地，他丰润的脸上线条变得僵硬，危险的光芒在眼眸深处燃起，这使她了解他为何将那只灵缇取名为“报应”。

我失控了，她想。我控制不了的不是他，因为他从来就不在我的掌控之中。我控制不了的是我自己。身为极尽自负的法律大臣之女，以及无瑕艾德加的前任伴侣，她发现自己对声名狼藉有难以克制的渴求。

12

欧斯纳德把他那辆外交牌照的车子停在高楼底层的购物商场外面，和值班的警卫打过招呼，登上四楼。在病态的条纹灯光下，狮子与独角兽看似永远关在箱子里。他输入一组号码，走进大使馆的接待大厅，打开上锁的防弹玻璃门，爬上楼梯，进入回廊，再打开上锁的铁栅门，走进他自己的王国。眼前还有最后一道关上的门是铁做的。他从口袋整串的钥匙里挑了一把瘦长的铜钥匙，插进去的时候搞错了方向，骂了声他妈的，抽出来，再插进去。独自一人的时候，他的动作和有人在场时略有不同，更急躁，甚至有些鲁莽。他的下巴颓然下垂，肩膀拱起，眼睛在压低的额头下往外瞧，似乎准备迎击某个看不见的敌人。

保险室占据回廊最后两码的空间，改装成像食品储藏室那样的地方。在欧斯纳德的右手边是文件分类架。左手边，在一大堆不协调的物品如灭蝇剂和卫生纸之间，有个绿色的嵌壁式保险箱。前方，一部超大的红色电话静静地躺在一大堆电路箱上面。用术语来说，这是他与上帝的数字连接设备。底座有个告示写道，“以此设备通话，每分钟五十镑”。欧斯纳德在下方写上一句，“尽情享受！”此刻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拿起话筒，不理会机械声要他按下按钮与查对程序，直接拨给他伦敦的赛狗赌注经纪人，在好几只灵缇犬身上各押了五百镑。他似乎对每一只的名字和状况如数家珍，就像他对赌注经纪人那样熟悉。

“不，你这个蠢东西，要赢！”他说。欧斯纳德什么时候在赛狗身上下注还有其他目的来着？之后，他开始办正事。从文件分类架上标示着“卜强，极机密”的格子里，抽出一个平凡无奇的卷宗，带回办公室，打开灯，在办公桌旁坐下，深深吐一口气，双手托头，开始读他那天下午收到的付出极大耐心亲手译出的电报。那是他的地区主管拉克斯摩尔传来的四页指示。欧斯纳德模仿拉克斯摩尔的苏格兰土腔——虽然不完全像，也还过得去——大声念出内容：“你应将下列命令牢记在心”——舔舔牙齿——“此电报不重复列入情报站档案，应于接获72小时内销毁，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你应立即建议卜强下列事项”——舔舔牙齿—“你只能给卜强下列承诺……你应处理下列严正警告……喔，没错！”

他愤怒地咕噜一声，把电报重新折好，从办公桌抽屉里挑了一个素面白信封，把电报放进去，然后把信封塞进右手边的后裤袋。这条潘戴尔与布瑞斯维特的定制长裤，是他以必要的活动经费名目向伦敦报销花费的。回到保险室，他拿起一个刻意不带官方色彩的破旧皮面公文包，放到架子上，用钥匙串上的另一把钥匙打开那个绿色的嵌壁式保险箱，里面有本硬皮账本，和厚厚一叠五十元美钞——百元大钞因为太过可疑而难以交涉。他在自己给伦敦的指令中这么说，无法让你不引人注目。

在天花板上那盏斜顶灯的光照下，他打开账簿，翻到当日这一页。账簿分成三栏，左边那栏标明H的代表哈瑞，右栏标明A的代表安迪。中间那一栏，数目最大的，标明收入。性学家最爱的那种整齐的圈圈和线条，将其资源指向左边或右边。欧斯纳德凝重地仔细查看这三栏，从口袋掏出一支铅笔，很不情愿地在中间那栏写下7，画一个圆圈圈住，在圆周外加上一条线往左，归之代表哈瑞的H那一栏。然后他写了一个3，心情较为愉快地划向代表安迪的A那一栏。他自哼自唱，从保险箱里数了七千块钱，放进一个皱得不得了的袋子里，之后又丢进灭蝇剂和架子上其他零零碎碎的东西，态度轻蔑，好像很瞧不起这些东西似的，事实上也的确是。合上袋子，锁上保险箱，之后是保险室，最后是大门。

踏进街道时，一轮满月对他微笑。星光闪烁的夜空笼罩在海湾上，和等待驶进运河的船只灯光相互辉映，划破黝黑的海平线。他拍拍手，招来一辆庞帝雅克出租车，给了一个地址。没过多久，他就在通往机场的路上摇晃前进，不安地寻找一个淡紫色霓虹灯闪耀的丘比特，将象征阳性的箭射向他代言广告的爱之小屋。在对面来车的光束照射下，他脸色凝重，深色的小眼睛一直机警地注视后视镜，被每一道穿梭而过的光线燃起火花。机会只赐给那些准备好的心灵，他对自己说。这是他预科学校的科学老师最爱引用的一句名言。那个老师鞭打得他一身青紫，然后建议他们脱掉衣服以弥平彼此的差异。

伦敦北边的沃特福德附近，有一座欧斯纳德府邸。如果要到那里，你得通过一条交通繁忙的支道，再急转弯过一幢倾颓的宅邸，名唤“榆林园”，因为此地曾有古老榆树成荫。府邸在最近这五十年来，比之前的四个世纪住了更多人：忽而是老人院，忽而是少年犯矫治机构，忽而是赛狗训练营。更晚些时候，在欧斯纳德那个凡事悲观的哥哥林德塞管理下，成为一家东方宗教信众的中介庇护所。

有一段时期，每经历一次转型，散居印度与阿根廷的欧斯纳德家族就要为租金而争吵，争论修缮费用，以及该不该给某个还活着的保姆退休金。但是慢慢的，就像这幢养育他们的房子一样，他们年久失修，也放弃了为生存而奋斗。欧斯纳德的一个叔叔拿走他应得的份额，到肯尼亚去花个精光。欧斯纳德的一个堂兄觉得自己应该到澳洲享受荣华富贵，买了座鸵鸟农场，钱财散尽。欧斯纳德的一个律师侵占家族信托基金，把投资错误后剩余的资产席卷一空。没随着泰坦尼克号灭顶的欧斯纳德族人，也被劳合保险社给拖垮。从来不服中庸之道的林德塞，披上僧侣的橘黄长袍，在围墙高耸的庭院里一棵仅存的高大樱桃树上上吊身亡。

只有欧斯纳德的父母身陷穷困，还令人愤怒地活得好好的。他父亲住在西班牙一幢已抵押的家族房产里，勉强靠仅余的财产糊口，仰赖西班牙亲戚伸出援手；母亲在布莱顿，和一只吉娃娃与一瓶琴酒一起过着摆阔撑场面的败德生活。

生活如果这么具有世界性，换成其他人，很可能会动身寻找新天地，或至少徜徉在西班牙的暖阳之下。但是年轻的欧斯纳德很小的时候就决定，他是为英国而活，说得更具体些，英国是为他而存在。被剥夺的童年与可憎的寄宿学校在他身上留下永远褪不去的烙印，使得他在二十岁那年深深感觉到，他为英国所付出的代价，已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讲理的国家有权从他身上榨取的分量。从此以往，他不再付出，只要回收。

问题是如何回收。他没有职业也没有资格；离开了高尔夫球场与卧房，他就没有任何能得到认可的技术可言。他了解最深的是英国的伤风败俗，他需要某个走向衰微的英国机构，把另一个走向衰微的机构所夺走的还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舰队街56。他粗识文字，而且不受原则羁绊，所以确实有条件可以安定下来。表面上看起来，他加入这个媒体新贵阶级简直如鱼得水。经过两年前途似锦的新晋记者生涯后，他在《拉夫堡信息晚报》的事业突然宣告结束，因为他一篇题为“本城老人之性爱怪癖”的下流文章，竟然是根据执行编辑老婆的枕边细语撰写的。

一个规模颇大的动物慈善机构聘用他，他一度认为自己已找到真正的天职。在离剧院与餐厅皆不远的辉煌基地里，大不列颠动物的需求获得热情诚挚的讨论。无论是首映晚宴，着礼服的正式宴会，或是视访其他国家动物的海外旅行，对慈善机构的高薪官员来说都不算过度繁重的任务。原本一切都可能会开花结果，但是“实时救援驴子基金”（筹募人：A欧斯纳德）与“退休赛狗乡间度假计划”（财务长：A欧斯纳德）大获赞赏之际，他的两名上司却被请到“重大诈欺署”交代案情。

在此之后，一整个无聊至极的星期，他挖空心思想进英国国教教会，因为那里历来提供油腔滑调、性感且活力十足的人快速找到人上床的机会。但等他研究发现，血本无归的投资已经让教会变成不受欢迎的基督教贫民之后，他的虔诚也消失无踪。放手一搏的他，在人生的快车道上进行一连串没经过好好策划的冒险行动。每项都昙花一现，每项都以失败收场。他比以往更需要一份职业。

“BBC如何？”他问秘书。这已经是他第五次或第十五次回大学的求职部门。

一头灰发，看起来未老先衰的秘书怯缩了一下。

“已经没空缺了。”

欧斯纳德又提到国民托管组织57。

“你喜欢老建筑吗？”秘书问，好像很怕欧斯纳德会破口大骂。

“很喜欢啊，很热衷哪。”

“是啊。”

秘书用微微颤动的手指挑开档案一角，偷偷瞥了一眼。

“我想他们可能会要你。你名声不好，有某种魅力，又有双语能力，如果他们喜欢西班牙文的话。反正我相信你去试试看不会有损失。”

“国民托管组织？”

“不，不是，是间谍。这里。把这个拿到阴暗角落，用隐形墨水填好。”

欧斯纳德找到了他的圣杯。他终于到了他真正的英格兰教会，他败德堕落的小镇，而且预算还极为宽裕。这里有全国最隐秘的祈祷者，保存良好，犹如在博物馆里。这里有怀疑论者、梦想家、狂热分子和疯狂的修士，还有让一切变得真实的现金。

更不要提招募他是早就决定好的事。这是一个新式组织，不受过去的束缚，秉持伟大的保守党无阶级的传统，以民主方式从各行各业里精挑细选男女人选：白人、受私立教育的郊区阶级。欧斯纳德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仔细挑出来的：

“你哥哥林德塞的不幸——自我了结——你觉得对你造成什么影响？”一个眼神空洞的间谍头目露出非常苦恼的表情，隔着擦得锃亮的桌子问他。

欧斯纳德一向嫌恶林德塞。他装出勇敢的样子。

“真的很痛苦。”他说。

“怎么说？”

“会让你问自己，什么是值得的，你在乎什么，你到底要怎么过日子。”

“那么——假设你已经有结论——会选择加入这个组织吗？”

“毫无疑问。”

“你不觉得—绕着地球跑来跑去—家人在这里、那里，散居各处—双重护照—这样的工作太不符合英国作风了？太近似于世界公民，而不是我们的一分子？”

爱国主义是棘手的课题，欧斯纳德如何应付呢？他的反应会很具防卫心吗？他会很鲁莽吗？或者更糟，很情绪化吗？他们无须担忧。他惟一所求于他们的，是一个他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英国是我放牙刷的地方。”他回答，引来一阵笑声。

他开始了解这个游戏。说什么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怎么说。这小子能独立思考吗？他会轻易被激怒吗？他会玩手段吗，他会被吓倒吗？他有说服力吗？他能一面想着谎言却说实话吗？他能想谎言然后说出口吗？

“我们调查过你过去五年来的重要关系人，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一个留胡子的苏格兰佬说，眨着眼睛，好让自己显得更精明。“这，呃，这名单还真是长”——舔舔牙齿——“虽然你年纪还这么轻。”

哄堂大笑，欧斯纳德也加入，但却不怎么真心。

“我猜，要判断风流韵事，最好是看它怎么结束。”他以讨人喜欢的谦逊态度回答，“我的故事大多和平收场。”

“其他的呢？”

“嗯，我的意思是，天哪，我们偶尔总会在错误的床上醒来，对吧？”

围桌而坐的六个人，特别是提问的那个大胡子，显然不太可能遇到这种事，所以欧斯纳德只得到一阵谨慎的笑声。

“你是我们的家人，你知道吗？”人事官说，用结瘤隆起的手和他一握，状似恭喜。

“嗯，我想我现在是啰。”欧斯纳德说。

“不，不，老早就是一家人了。一位姑妈，一位表哥。还是你真的不知情？”

人事官大为满意，他的确不知情。等他知道他们是谁，心里简直要捧腹大笑起来，但他立即忍住，只露出讨人喜欢的错愕的傻笑。

“我是拉克斯摩尔。”大胡子苏格兰佬说，和他握握手，力道与人事官一样大。“我负责伊比利亚和南美洲，以及附近几个地方。你或许会听我谈起和福克兰群岛有关的一些小事。等你一受完基础训练，我就会来找你，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

“我等不及了，长官。”欧斯纳德热切地说。

他是等不及了。后冷战时期的间谍，他观察到，正面临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情报单位有大把钞票可以烧，但是火到底在哪里？待在只比马德里电话指南编辑办公室大一倍的所谓“西班牙酒窖”里，和烟不离手、已届中年却还绑着艾丽斯式发带的老少女挤在一起，这位年轻的见习生振笔疾书，写下尖酸刻薄的评论，评定他的雇主们在白厅市场的身价：

爱尔兰最优：收入一般，长期前景极佳，但因敌对单位瓜分，利润微薄。

伊斯兰好战分子：偶尔忙乱，基本上没有表现。取代红色恐怖，全盘失败。

贩毒集团之战：惨败。组织不知道该当猎场看守员呢，还是盗猎者。

在当前这个产品过度吹嘘的时代，他认为，商业间谍活动就算能破解几个台湾密码和收买几个韩国打字员，让你对英国工业除了一掬同情之泪外，也很难有其他贡献。至少他是这么相信的，直到苏格兰佬拉克斯摩尔找他到身边。

“巴拿马，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他不停地在满铺的蓝色地毯上踱来踱去，打响指，戳胳膊肘，没个安静——“对像你这样有天分的年轻人来说，是合适的地方。如果财政部那些笨蛋看得见他们鼻子以外的地方，那里倒是适合我们大家的。我们碰上像福克兰那样的难题啦，我也不介意让你知道。装聋作哑，等到午夜钟声响起。”

拉克斯摩尔的房间很大，而且很靠近天堂。透过染色的防弹玻璃窗，可以看见咸斯敏斯特宫58耸立在泰晤士河对岸。拉克斯摩尔本人个子很小，扎眼的胡子和轻快的脚步并没能让他的体型增大。在年轻人的世界里，他算是老人了，如果不起而奔跑，很可能就要落败。至少欧斯纳德这样认为。拉克斯摩尔很快地舔了一下他那排苏格兰门牙，仿佛嘴里有块硬糖一直让他忙于应付。

“但是我们已经有进展，已经派贸易委员会和英格兰银行去敲门了。外交部虽然没歇斯底里，但也表达了审慎的关切之意。我还记得，我有幸提醒他们加尔铁里将军59对于那个误名为马尔维纳斯岛60的意图时，他们也有相同的表情。”欧斯纳德的心一沉。

“可是，长官——”他提出反对意见，用精心选择的声调——一个屏息以待的新手。

“什么，安德鲁？”

“英国在巴拿马的利益是什么呢？或者我太蠢了？”

拉克斯摩尔很满意他的天真。在第一线为组织塑造新人，向来都是他最大的乐趣之一。

“完全没有，安德鲁。在巴拿马这个国家，英国没有任何形式或任何种类的利益可言。”他笑弯了嘴回答，“是有些搁浅的船，几亿的英国投资，人数越来越少，而且已经同化的英国早期移民，几家垂死挣扎的领事协会，这就是我们在巴拿马共和国的利益。”

“那么——”

拉克斯摩尔手一挥，要欧斯纳德别说话，并对着防弹玻璃上的倒影自说自话。

“不过呢，如果你换个方式问你的问题，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就会得到大大不同的答案了。噢，没错。”

“怎么问，长官？”

“我们在巴拿马的地缘利益是什么？问你自己吧，如果你会回答。”他要起飞了。“我们的重大利益是什么？我们这个伟大的贸易国家在哪里面临生存命脉的危机？在我们用望远镜远眺英伦三岛未来福祉之时，我们会在哪里察觉到最黑暗的暴风雨云已经形成呢，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他振羽飞翔。“我们察觉到哪里是下一个活在借来时光里的香港，哪里有下一个等待爆发的灾难？”他视野宏远的目光显然凝注在河对岸。“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野蛮人就在大门口。从地球各个角落来的掠食者全冲进了小巴拿马。那里的大钟一分一秒滴答响，倒数末日大战的到来。我们的财政部留意到了吗？没有。再一次，他们把耳朵埋在双手里。谁会赢得新千禧年所有权的大奖？是阿拉伯人吗？日本人磨利了他们的武士刀吗？他们当然会！会是中国人，那群老虎，或是那些坐拥几百亿贩毒银子的泛拉丁集团？会是除我们之外的欧洲吗？又是那些德国人，那些诡计多端的法国人？不会是英国人，安德鲁，这是可以确定的。不，不会，不会是我们这个半球，不会是我们的运河，我们在巴拿马没有利益。巴拿马是个落后地区，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巴拿马是两个人和一条狗。我们全都一起出去，好好吃顿午饭吧。”

“他们疯了。”欧斯纳德低语。

“不，他们没疯，他们说得没错，那里不是我们的辖区。那里是后院61。”

欧斯纳德的理解力迟疑了一下，然后一跃而醒。后院！在他的训练课程里，有多少次听人谈起这个词？后院！每个英国谍报员的理想黄金国！老美后院里的权力与影响力。特殊关系复苏了！穿着斜纹呢外套的耶鲁与牛津子弟并肩坐在同一间讨论室里，擘画他们的帝国梦想，渴望已久的黄金时代终于再现了！拉克斯摩尔再次忘记欧斯纳德的存在，对着自己的灵魂倾诉：“老美又犯了，对，没错，真是令人吃惊哪，这证明他们的政治不成熟，证明他们懦弱不敢担当国际责任，证明他们错把对自由的敏感性滥用到外交政策上。我可以坦白告诉你，在福克兰群岛那件错综复杂的事件上，我们也碰到相同问题。嗯，没错。”他两手交叠在背后，小心翼翼抬起他那双小脚，脸上浮现出咧嘴的奇特表情。“老美不只和巴拿马人签订那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条约——把铺子拱手让人，谢谢你啦，吉米·卡特先生——他们还提议要履行条约。结果呢，他们竟然提议要让他们自己陷入真空状态——更糟的是，也让他们的盟邦陷进去。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填补真空，说服他们去填补，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做法是错的，重新争取我们在主桌上的合法地位。这是最古老的故事，安德鲁。我们是仅存的罗马人，我们有知识，可是他们有权力。”他精明的目光瞥向安德鲁，但也马上环顾房间内各个角落，仿佛有个野蛮人偷偷溜进来了。“我们的任务——你的任务——是提供基础，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提供论证，提供证据，一切有用的东西，好让我们的老美盟友能恢复意识。你听懂了吗？”

“不完全，长官。”

“这是因为你现在还缺乏宏观视野。不过你会有的，相信我，一定会的。”

“是的，长官。”

“宏观的视野，安德鲁，由某些特定元素所组成。基础良好的外勤情报侦查只是其中之一。一个天生的情报员，在找到东西之前，就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记住这一点。”

“我会的，长官。”

“他有直觉，他会选择，他会尝试，他会说‘对’——或‘不’——但他可不是来者不拒，他甚至——依据他自己的选择——有些吹毛求疵。我把话说得够清楚了吗？”

“恐怕没有，长官。”

“很好。因为等时机成熟，一切——不，不是一切，是一部分——就会展现在你面前。”

“我等不及了。”

“你必须等。对天生的情报员来说，耐心也是一项美德。你必须有印第安人那种耐心，以及他们的第六感。必须学会眺望超过地平线以外的地方。”

为了示范，拉克斯摩尔再次把目光射向河的对岸，凝望白厅那座笨重的堡垒，并且皱起眉头。不过让他皱眉的却是华盛顿：

“缺乏自信到危险的地步，我是这样说的，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这个世界的超级强权受到清教主义制约，上帝保佑啊。他们难道没听过苏伊士运河的事吗？一定有很多鬼魂要从他们的坟墓里跳起来了！退缩不使用他高贵的权力，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是政治上最严重的罪行。美国必须挥剑，否则就只能坐以待毙，还拖我们下水。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我们无价的欧洲遗产被装在盘子上、奉送给那些异教徒？我们贸易的命脉，我们的商业权力，一点一滴从我们的指缝流走，就等着日本佬的经济从太阳里瞄准，等着东南亚之龙把我们扯得稀烂？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吗？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这就是现今一代的精神吗？或许是吧。或许我们是在浪费时间。给我点启发吧，拜托，我不是开玩笑，安德鲁。”

“我知道这不是我的精神，长官。”欧斯纳德由衷地说。

“好孩子，这也不是我的精神，不是我的。”拉克斯摩尔停顿一下，用眼睛打量欧斯纳德，忖度在安全的范围里能对他透露多少。

“安德鲁。”

“长官。”

“现在没有别人，感谢上帝。”

“很好，长官。”

“你说很好。你知道多少？”

“只有您告诉我的部分，以及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感受。”

“上训练课程的时候，他们没告诉你吗？”

没告诉我什么？欧斯纳德很纳闷。

“什么都没有，长官。”

“没提过一个高度机密的组织，叫规划与执行委员会的？”

“没有，长官。”

“由一个叫杰夫·卡文狄胥的人主持，一个很杰出的人，很有远见，对于影响力与和平说服的艺术很有一套？”

“没有，长官。”

“一个对老美了解得比谁都多的人？”

“没有，长官。”

“没谈到一阵新的现实主义吹过秘密回廊？扩充秘密决策的基础？征召各行各业的优秀男女投入秘密任务？”

“没有。”

“没谈到他们相信缔造我国成就的推手，应该加入拯救国家的行列，不管他们是部会首长，是工业领袖，媒体大亨，银行家，船东，还是这世界上的男男女女？”

“没有。”

“我们应当和他们一起拟定计划，也已经拟定，并加以执行？自此而后，通过精心引进这些经验丰富的外界人士，在积极行动或许可以阻止腐败的情况下，我们大可把踌躇顾忌抛到一边？什么都没提？”

“什么都没有。”

“那我应该封口了，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你也必须封口。自此而后，情报组织光知道吊在我们脖子上的绳子长度与强度是不够的。靠着上帝的帮助，我们也该挥剑斩断它。忘掉我刚才说的话吧。”

“我会的，长官。”

礼拜显然结束了，拉克斯摩尔又重新戴上正义凛然的态度，回到他暂时中断的话题。

“我们光彩辉煌的外交部，或者国会山庄那些心灵高贵的自由派人士，是否稍微关心一下，巴拿马人连管一家路边咖啡摊都不够格，更别提世界最大的贸易大门？有没有想一下，他们这么腐败，这么耽于逸乐，不贿赂就凡事行不通？”他转过身，似乎要驳斥从大厅背后传来的反对意见。“他们要把自己卖给谁啊，安德鲁？谁会买他们？为了什么目的？对我们的生存利益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安德鲁，浩劫这个词可不是我会轻忽的字眼。”

“干吗不说是罪行呢？”欧斯纳德提出有益的建议。

拉克斯摩尔摇摇头。够格纠正苏格兰佬拉克斯摩尔的形容词，而且还能全身而退的人，根本还没出生哩。欧斯纳德这位自许的恩师与向导还有一张牌可打，欧斯纳德必须看着他打，因为拉克斯摩尔做的事很少是真的，除非有其他人在旁边看。他拿起一部绿色电话，线路让他可以直通白厅奥林匹斯山巅62的其他不朽人物。他脸上做了一个表情，霎时有些戏谑，又意味深长。

“塔格！”他愉快地叫道——欧斯纳德一时之间还以为那是一句命令，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个小名。“塔格，跟我说一下，下星期四规划与执行要在某人家里聚会，我说的对吗？——说对了，嗯，很好。我的间谍们不是每次都这么精准的，嗯，嗯。塔格，你愿意赏光和我吃个午饭吗，那天中午，让你为严刑拷打做更周全的准备，哈哈？如果杰夫老友能加入我们，你应该不会反对吧？我请客，塔格，我坚持请客。听着，我在想哪里比较适合我们。我想要一个稍微偏离主流的地方，我们要避开那些引人注目、人声鼎沸的地方。我想到一家小小的意大利餐馆，就在堤岸附近——塔格，你手边有笔吗？”

此时，他旋转一只脚踝，踮在脚趾上，异乎寻常地慢慢抬起膝盖，以免他脚边的电话线落在他脚上。

“巴拿马？”人事官快活地大叫，“第一个驻地？你？年纪轻轻就到那里独当一面？那些惹人爱的巴拿马小妞一定全来勾引你？嗑药，犯罪，间谍，诈骗？苏格兰佬一定脑袋坏掉了！”

然后人事官自得其乐地做了欧斯纳德早知道他会做的事。他派欧斯纳德到巴拿马去。欧斯纳德缺乏经验并无妨碍，他的训练教官也充分证明他在妖术上颇为早熟。他能操双语，而且就实战层面来说，他也清白无瑕。

“你得给自己找个头号网民，”人事官后知后觉地哀叹，“根据账簿，显然我们在那里没有手下。我们好像把那个地方拱手让给老美了，我们这些笨蛋。你直接向拉克斯摩尔报告，了解了吗？别把那些分析员扯进来，除非另有指示。”

给我们找个银行家，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舔舔胡子后面的那排苏格兰门牙——一个洞悉世事的人！现在的银行家总是自找麻烦，完全不像老一辈的那种风格。我还记得在福克兰纷争期间，我们有好几个银行家。

借着威斯敏斯特宫与白厅都不承认有的中央计算机之助，欧斯纳德收集到了巴拿马每个英国银行家的档案，但人数寥寥无几；而且经过进一步打听，也没有半个人算得上洞悉世事。那么就帮我们找个新贵大亨吧，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眨眨那双精明的苏格兰眼睛——一个什么事都插一脚的人！

欧斯纳德调出巴拿马每个英国生意人的详细资料，虽然其中有几个很年轻，但没有半个是什么事都插上一脚的，尽管他们或许也很想沾上边。

那就给我们弄个新闻记者来吧，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记者可以问问题，不会引起注意，哪里都可以去，愿意承担各种风险！那里总有个高尚的记者吧。把他找出来，带他来见我，请你千万别迟疑！

欧斯纳德调出每个据悉浪迹巴拿马，而且能说西班牙文的英国记者数据。有个吃得肥滋滋，蓄小胡子，打黑领结的男人似乎可以试试。他叫海克特·普莱德，替一家在哥斯达黎加发行的名不见经传的英文月刊《拉提诺》写稿，父亲是托雷多出身的运酒商。

只要找到我们需要的人，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他野蛮地践踏他的地毯——把他签下来，把他买下来，钱不是问题。如果财政部那些吝啬鬼把他们的保险柜锁起来，针线街63上那些账房就会打开他们的保险箱，我有来自高层的保证。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度，逼迫它的企业家们付钱买他们的情报。可是，在我们这个有高度成本意识的世界里，这就是冷酷的事实……欧斯纳德用化名，伪装是外交部的研究员，邀请海克特·普莱德到辛普森餐厅吃饭，花掉了拉克斯摩尔允许用在这种场合的两倍费用。普莱德和他的许多同业一样，话说得很多，吃得多喝得也多，但是不太听别人说话。欧斯纳德一直等到布丁上桌，才逮住机会提出问题；然后到上意大利干酪的时候，普莱德的耐心显然也耗尽了，因为他竟开始自言自语，畅谈印加文化对当代秘鲁思想的影响，还不时迸出猥琐的笑声，令欧斯纳德慌乱不知所措。

“你干吗不追求我啊？”他大呼小叫，引起左右用餐客人的侧目，“我有什么不对劲吗？你已经把美眉带上该死的出租车了不是吗？把你的手伸到她裙子底下呀！”

后来才得知，普莱德受雇于英国情报局的一个姐妹组织，也就是拥有他那家报纸的单位。“我向你提过潘戴尔这个人，”趁他意气消沉，欧斯纳德提醒拉克斯摩尔，“老婆在运河管理局工作的那个。我一直觉得，他们是理想人选。”

他夜以继日地想，而且想的只有这个人。机会只赐给准备好的心灵。他抽出潘戴尔的犯罪纪录，翻开潘戴尔入狱服刑的档案照片，正面，侧面，详读他对警方供述的自白，虽然大半都是他的听众堂而皇之编造的。读精神科医师和社工的报告，他在狱中的行为记录，尽可能挖出露伊莎和那个狭小封闭运河区世界的资料。就像一个玄秘占卜者，他敞开自己，贴近潘戴尔的内心世界与精神脉动。他心无旁骛地研究，宛如灵媒研究一座丛林地图，据信飞机就在那个无法穿越的丛林里失踪：我来找你了，我知道你在哪里，等着我，机会只赐给那些准备好的心灵。

拉克斯摩尔回想，仅仅一星期前，他才判定同一个潘戴尔不够格执行他心目中的那个崇高任务：

当我的头号网民，安德鲁？也是你的？在这个火热的位子上？一个裁缝？我们会变成顶楼的笑柄！

欧斯纳德再次逼他用这个人，这次是在吃完午饭之后，拉克斯摩尔心情通常比较宽宏大量的时候：

我是个有成见的陌生人，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而且尊重你的判断。但是东区那些家伙会在背后捅你一刀，他们天性如此。老天在上，我们还没降格以求到要征召前科犯的地步吧。但这是一个星期之前，巴拿马的钟滴答滴答，响得更大声了。

“你知道，我想我们可能弄到一个冠军人选了。”拉克斯摩尔舔舔牙齿，第二度飞快翻着潘戴尔的简要资料，宣布道，“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应该先从其他方面探探底，喔，没错，顶楼一定会给我们加分的。”小伙子潘戴尔那份无法取信于人的警局自白，在他手里飞快翻过。什么罪名都一肩承担，没牵连任何人——“只要深入去看，你就会发现这家伙的资料真是太好了，恰恰是我们在这个罪恶小国需要的类型”——又一舔——“福克兰群岛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和他很相似的家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区工作。”他的目光停驻在欧斯纳德身上一会儿，但是眼神并未暗示他觉得自己的下属也同样有能力应付犯罪团体。“你一定要驾驭他。他们是很难驯服的，那些东区的裁缝。你想你应付得来吗？”

“我想可以，长官，如果你能偶尔指点我一下。”

“若说恶棍对这个游戏有任何好处，前提是他得是我们的恶棍。”——现在翻到潘戴尔那位素未谋面的父亲的入境证件——“而且老婆毋庸置疑是个资产，”——舔舔牙——“一脚已经踏进运河管理局，我的老天，还是个老美工程师的女儿。安德鲁，我已经看到一手好牌了，而且她是天主教徒。我注意到了，我们这位东区绅士可干得真好啊，没有信仰的障碍要克服，呃……嗯。自利总是最重要的，绝对是，一向如此”——舔舔牙——“安德鲁，我已经在我们面前的天空看见轮廓渐渐浮现。你一定要查看他的账户三遍，我会让你知道，工夫绝对不会白费。他会搞非法勾当，他会嗅风向，他会玩骗术。可是你能搞定他吗？是谁在操控谁？这会是个问题”——瞥一眼潘戴尔的出生证明，上面有着已跑掉的母亲的名字——“毫无疑问，这些家伙肯定也知道怎样进到某人的客厅里，嗯，没错。索回致命的代价。恐怕我们会把你丢到水深火热里，应付得来吗？”

“我相信可以，真的。”

“没错，安德鲁，我也相信。一个真正棘手的客户，不过他是我们的人，这才是重点。一个天生的同化者，有过牢狱训练，知道街道的黑暗面”——舔舔牙——“以及人心的龌龊。这是困局，但我喜欢，顶楼也会喜欢。”拉克斯摩尔“啪”一声合上档案，又开始踱步，这一次脚步跨大了。“如果无法唤起他的爱国心，我们也可以激起他的恐惧心，诉诸他的贪婪。安迪，我来告诉你头号网民是怎么回事吧。”

“请告诉我，长官。”

虽然传统上，“长官”这个头衔应该保留给情报首脑用，可是欧斯纳德却用来满足拉克斯摩尔自己策励的雄心壮志。

“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你可以找个糟糕的头号网民。然后你付钱给他，可是他蠢透了的耳朵里根本就没记住对方的保险箱和号码组合锁，所以就空着手回来找你。这事我了解，因为我碰过。在福克兰群岛纷争期间，我们有过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好的头号网民呢，你可以蒙住他眼睛，把他丢在沙漠里，不到一个星期，他准能闻出他的目标所在。为什么？因为他会犯下盗窃罪”——舔舔牙——“这种人我见多了。安迪，记住，一个不犯盗窃罪的人，就一无是处。”

“我一定会记住。”欧斯纳德说。

他又动了起来，突然在办公桌后坐下。正要伸手拿电话，但手突然停住。“去找档案室，”他命令欧斯纳德，“叫他们从魔术帽里给我们抓出一个化名来，一个能显示意图的化名。给我写一份提案书来，长度别超过一页，楼上都是些大忙人。”然后终于拿起电话。“同时我应该打些私人电话给一两个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他们发誓要保密，而且永不透露姓名”——舔舔牙——“那些财政部的门外汉什么事情都想阻止。安迪，想想看运河，凡事系之于运河，这是我们应付各行各业人士时所用的口号。”

但欧斯纳德的思绪仍停留在俗事上。

“我们得替他设计一套相当巧妙的付款系统对吧，长官？”

“为什么？没道理。规则就是订来打破的，难道他们没教你吗？他们当然没有，那些教官都是过气的人。我看得出来你有意见想表达，说吧。”

“是的，长官。”

“说吧，安德鲁。”

“我想查一下他现在在巴拿马的财务状况。如果他赚大钱——”

“怎么样？”

“嗯，我们会给他一大笔钱，对不对？一个每年捞二十五万美金的家伙，如果我们一年给他两万五，就不太可能诱惑得了他，如果你懂我的意思。”

“所以？”——带着好玩的神情，要这小子吐露实情。

“嗯，长官，所以我在想，你城里的朋友是不是可以编个借口，查一下潘戴尔的银行，找出答案。”

拉克斯摩尔已经拿起电话，空下来的那只手搓着长裤的缝线。

“蜜丽安，亲爱的，帮我接杰夫·卡文狄胥，找不到就找塔格。蜜丽安，很紧急。”

又过了四天，欧斯纳德才再蒙召见。潘戴尔可怜的银行报表躺在拉克斯摩尔的办公桌上，感谢拉蒙·卢尔德。拉克斯摩尔本人仍然直挺挺地站在窗户边，品味历史性的一刻。

“安德鲁，他挪用他老婆的储蓄。每一分钱。他们就是无法抗拒高利贷，永远抗拒不了。我们可抓住他的小辫子了。”

他等着欧斯纳德看完数字。

“付他薪水也不太有用。”欧斯纳德说，他对财务报表的掌握比他的主子更有经验。

“哦，为什么？”

“直接就进了他银行经理的口袋啦，我们得从第一天起就提供资金给他。”

“多少？”

欧斯纳德心里已有个数字。他加倍，深知如果要继续下去，叫价有多重要。

“我的天哪，安德鲁，要这么多？”

“还可能更多呢，长官，”欧斯纳德郁郁地说，“他就要灭顶了。”

拉克斯摩尔的目光转向城市天际线，寻求安慰。

“安德鲁？”

“长官？”

“我对你提过，宏观的远见有几个要素。”

“是的，长官。”

“其中一个是规模。别给我破铜烂铁，别给我葡萄弹64，也别说‘拿去，苏格兰佬，拿这袋骨头去，看你的分析员能拼凑出什么东西来。’你了解吗？”

“不太了解，长官。”

“这里的分析员都是白痴，他们没有联想力，也看不到天空浮现的轮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了解吗？伟大的情报员在行动中掌握历史，我们可不能期望三楼那些整天只担心房贷、朝九晚五的小人物能够做到，是不是？有远见的人才有可能在行动中掌握历史，不是吗？”

“我会全力以赴，长官。”

“安德鲁，别让我失望。”

“我会努力不让你失望，长官。”

然而，如果此刻拉克斯摩尔有机会转头，必定会吃惊地发现，欧斯纳德的举止没有一丝声调里的柔顺神态。一抹胜利的微笑浮上他那张年轻坦率的脸庞，贪婪的光芒在眼里闪烁。安德鲁·欧斯纳德打包行李，卖掉车子，对六七个女友一一宣誓守贞，打理离去之前其他零零碎碎的琐事。对一个身为即将启程赴异国、为女王服务的年轻人而言，他做了一件颇不寻常的事。他通过西印度群岛的一位远房亲戚，在大开曼群岛开了个账户，并先确认该银行在巴拿马市设有分行。

13

欧斯纳德付了车资给庞帝雅克出租车，踏进夜色里。锥心的寂静与幽暗的灯光让他想起训练学校。浑身冒汗，在这种该死的天气里他常常如此。内裤刺痛胯部，衬衫像块湿答答的抹布，可恨哪。没开车灯的车子铿铿锵锵驶过湿漉漉的车道，鬼鬼祟祟地从他身边经过。修剪整齐的树篱高高耸起，更增添几分凝重气息。雨下过又停了。他手里拎着袋子，穿过铺着柏油的中庭。一尊六英尺高的塑料维纳斯裸像从阴部射出光线，散发出一种病态的幽光。他被一个花盆绊了一脚，咒骂了一声，这回用的是西班牙文。走近一排门上挂着塑料缎带的车库，一盏电力不足的烛光灯泡照亮每个号码。走到八号，摸索着找到远程墙上的那盏红色球瓶灯，按下虚幻的按钮。远处一个听不出性别的声音欢迎他莅临。

“我叫科龙波，我已经订房了。”

“科龙波先生，你想要一间特别的房间吗？”

“我想要我订的那间，三个小时，多少钱？”

“你想换间特别房吗，科龙波先生？狂野西部？阿拉伯之夜？大溪地？多加五十块钱？”

“不要。”

“一百零五块，谢谢。尽情享受吧。”

“给我一张三百块钱的收据。”欧斯纳德说。

一阵嗡嗡响，一个被灯光打亮的信箱在他胳膊肘边开启。欧斯纳德放一张百元和一张二十元的钞票到信箱的红色嘴巴里。信箱倏地关上。钞票经过检查，耗了一些时间，找钱和伪造的收据才准备好。

“再回来看我们喔，科龙波先生。”

一阵刺眼的白光几乎让他什么都看不见，深红色的欢迎地毯出现在脚边，一道电动都铎门咔嗒一声打开。尘封已久的消毒水气味迎面扑来，宛如从烤箱飘散出。不在场的乐团演奏“我的太阳”。他汗水直流，正环顾四周寻找冷气机，就听见空调自动开始运转的声音。墙上与天花板镶着粉红色的镜子，好多个欧斯纳德聚在一起相互瞪着。镶镜子的床头板及深红色的羽绒床罩在令人作呕的灯光下微微闪亮。免费的盥洗袋里有梳子、牙刷、三个保险套、两条美国制牛奶巧克力。电视屏幕上有两个妇人和一个四十五岁的拉丁男子，赤身裸体露毛在某人的客厅里寻欢作乐。欧斯纳德想找开关切掉电视，可是线路却是从墙上来的。

老天爷，真是典型哪！

他坐在床上，打开寒酸的公文包，把东西放在床罩上。一捆用本地产的打字纸包裹起来的新复写纸，六卷超小型底片藏在一罐杀蝇剂里。为什么总部用的这些隐藏道具，都像是从俄罗斯的政府剩余物资商店买来的？一部超小型录音机倒没伪装。一瓶威士忌，提供头号网民与他的项目官员使用。二十和五十面额的钞票，共计七千元。看着钱飞走可真不好受，把它当成种子基金65吧。

口袋里掏出的是拉克斯摩尔长达四页的电报，光荣未减，欧斯纳德还把它们一张张摊开以利阅读。然后他皱起眉头，瞪着电报，嘴巴张得开开的，手里挑拣着，一面默记于心，一面又丢开来，活像方法演技学派66演员念台词：我会这样说，但用不同的说法。我绝对不会那样说，我会这样做，但是照我的方式，而不是他的。听到有辆车停到第八号车库前，他站起身，把那四页电报塞回口袋里，走到房间中央。听到锡门当一声，心想是那辆越野车；又听见脚步声，心想，“走路像该死的服务生”，同时留意倾听有没有其他可能不太友善的声音。哈瑞出卖我去告密了吗？他带了一堆狠角色来逮捕我吗？该死的他当然没有啰，可是教官说时刻留神才是上策，所以我正留神着。敲门声：三短，一长。欧斯纳德取下门锁，板门往后拉，没全打开。潘戴尔，站在门阶上，手里抱着一个古怪的大帆布提袋。

“我的老天爷，他们到底想怎么样啊，安迪？让我想起以前班尼叔叔常带我去看的柏翠坊马戏团里的‘三个托利诺’。”

“你也行行好！”欧斯纳德拉他进房里时骂说，“你这该死的袋子上全是P&B的标记。”

房间里没有椅子，所以他们坐在床上。潘戴尔穿了一件巴拿马衫。一个星期之前他还对欧斯纳德透露，巴拿马衫真把他给烦死了：凉爽、时髦、舒适，安迪，而且只要五十块钱，不知道我干吗费事。欧斯纳德照章行事。这不是裁缝与顾客的偶然碰面，而是依照传统间谍学校手册指示行事的两万五千英里全规格服务。

“一路上有任何问题吗？”

“谢谢你，安迪，一切都很顺利。你呢？”

“你有什么交到我手上比留在你手里更好的东西吗？”

潘戴尔掏着巴拿马衫的口袋，拿出那个华丽的打火机，然后又掏出一个铜板，旋开底部，倒出一个黑色小圆筒，递过床去。

“恐怕这里只有十二张，安迪，但我想你最好先拿去。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会等到一整卷底片都拍完了才拿去冲洗。”

“没有人跟踪你？认出你？摩托车？汽车？没有看起来讨厌的人？”

潘戴尔摇摇头。

“如果有人妨碍我们，你要怎么办？”

“我留给你去解释，安迪。我会尽早离开，并且通知我的下线保持低调或出国度假，到正常勤务恢复之后，你再等我和你联络。”

“怎么联络？”

“紧急程序啊。在约定时间，公用电话对公用电话。”

欧斯纳德催潘戴尔背出约定的时间。

“如果行不通怎么办？”

“嗯，总还有铺子可用啊，不是吗，安迪？我们呢，有件斜纹呢外套已经拖了很久没试穿，给我们一个坚不可摧的借口，真棒！”他加上一句，“我一动刀，就看得出来会是件好外套。”

“从我们上回见面之后，你给了我几封信呢？”

“只有三封，安迪，可是我这段时间就只能挤出这么多了。生意源源不绝，你不会相信的。在我看来，那间新的会客厅真的物超所值。”

“那是什么来着？”

“两张发票，一张时装展示间新装预览的邀请函。全都收到了对吧？因为我有时候很担心会出错。”

“你不够用力，写在印刷品上的字迹常会看不见。你用原子笔还是铅笔？”

“铅笔，安迪，我照你说的做。”

欧斯纳德在他那个公文包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掏来找去，摸出一支木头铅笔。“下次用这个写。双H，更硬。”

屏幕上，那两个女人已放弃她们的男人，彼此抚慰。

仓储。欧斯纳德交给潘戴尔那罐装着多余胶卷匣的杀蝇剂。潘戴尔摇一摇，按下压头，发现还可以用，笑得咧开了嘴。潘戴尔对他的复写纸保存期限表示忧心，会不会失掉活性还是什么的，安迪？不过欧斯纳德还是交给他一卷新的，要他甩掉那些旧的。

网络。欧斯纳德需要听一听每个下线情报员的进展，并且记录在他的笔记本上。情报下线萨宾娜是玛塔的天才创作，也是她的化身，是负责训练科利罗区毛主义秘密分子的政治异议学生，她想要一部新的印刷机取代挂掉的那部，估计要花五千块钱。或者安迪知道从哪儿替她弄部旧的来？

“她自己去买。”欧斯纳德很快就决定，一面写下“印刷机”以及“一万元”。“只是举手之劳。她还以为她的情报是卖给老美吗？”

“没错，安迪，除非塞巴斯蒂安给她另一套说法。”

塞巴斯蒂安是玛塔的另一个创作。他是萨宾娜的爱人，劳苦大众的律师以及退役的反诺列加老兵。拜他一贫如洗的委托人之赐，可以提供许多奇奇怪怪的深度背景情报，如巴拿马阿拉伯穆斯林社群的地下生活之类。

“艾尔法和贝塔呢？”欧斯纳德问。

情报下线贝塔是潘戴尔自己：国民议会运河咨询委员会的一员，同时也兼差替银行大户找体面的投资机会。而贝塔的姑妈艾尔法是巴拿马商会的秘书。在巴拿马，每个人都有个在某处任职的有力姑妈。

“安迪，贝塔回乡下为连任努力，所以才这么无声无息。可是他星期四和巴拿马商业与工业协会有场很棒的会议，星期五还要和副总统吃晚饭。灯光已经在隧道尽头亮起来了。伦敦是不是最不喜欢他啊？有时候他觉得不受重视。”

“还好啦，到目前为止。”

“只是贝塔很纳闷，奖金什么时候才会准备好？”

欧斯纳德似乎也很纳闷，因为他记下来，草草写了一个数字，还画个圆圈圈起来。“下次告诉你。”他说，“那么马可呢？”

“我说啊，安迪，马可呢，过得很好。我们在城里混了一个晚上。我见过他老婆，和他一起遛狗，一起去看电影。”

“你什么时候要丢出问题？”

“下个星期，安迪，如果我有心情的话。”

“嗯，你非要有心情不可。每周从五百元起薪，三个月后再评估，事先付款。他一在虚线上签名，就有五千元现金的奖金。”

“给马可？”

“给你，你这笨蛋。”欧斯纳德说，递给他一杯威士忌，霎时，每一面粉红镜子里都是他的影像。

欧斯纳德露出大权在握的人有些不中听的话要说时的表情。他富有弹性的脸上挂着不满的噘嘴，对屏幕上翻云覆雨的人影皱起眉头。

“你今天好像很快活啊。”带着指控意味。

“谢谢你，安迪，多亏你和伦敦啦。”

“你运气不错，搞定贷款了是不是啊？我没说错吧？”

“安迪，我每天都会为此感谢造物主，只要想到我能无债一身轻，脚步就像装了弹簧般轻盈。有什么问题吗？”

欧斯纳德稳稳地把头摆出准备出拳打击的姿势，虽然他一向都只有挨打的份儿。

“没错，是有问题，真的，问题可大了。”

“喔，老天哪。”

“恐怕伦敦对你不像你自以为的那么满意。”

“怎么回事，安迪？”

“没事，完全没事，真的。他们只是觉得，超级间谍H潘戴尔酬劳过高，不够忠诚，是专门贪钱的双面骗子。”

潘戴尔的笑容慢慢消退，直至完全隐没。他的肩膀下垂，一直撑在床上的双手顺服地搁在身前，让上级知道它们绝无加害之意。

“安迪，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或者这只是他们概括的看法？”

“不只这样，他们全都对该死的迈基·阿布瑞萨斯先生很不爽。”

潘戴尔的头陡然抬起。

“为什么？迈基做了什么？”他以出乎意料的抖擞神情追问——也就是说，出乎他自己的意料。

“迈基和这事没关系。”又充满挑衅意味地补上一句。

“和什么没关系？”

“迈基什么都没做。”

“是啊，他是没做，这就是重点。拖了他妈的太长的时间，只装腔作势地收下一万块现金预付款当成善意举动。你做了什么？也一样，什么都没有，就等迈基编他的故事。”欧斯纳德的声音里有男学童挖苦的刺耳腔调。“而我又做了什么？相信你的生产力，所以付了一大笔丰厚奖金——笑话——说得白一点，就是搞来一个特别没生产力的下线，这位阿布瑞萨斯先生是也：暴君的敌人，平民的朋友。伦敦真是笑破肚皮了，他们在想，这个外勤官员——也就是我——是不是有点太青涩，也有点太容易上当，没办法应付阿布瑞萨斯先生和你这种不务正业又嗜钱如命的大鲨鱼。”

欧斯纳德的长篇控诉根本没人听进耳朵。潘戴尔没把这些话放进心里，反而显得相当自得其乐，让身体放松。他所恐惧的一切都已经过去，无论他们此刻要处理什么问题，跟他的梦魇相比，都像是一杯小小的啤酒。他的手又回到身体两侧，翘起脚，身体往后靠着床头。

“我们很想知道，安迪，那么，伦敦打算拿他怎么办呢？”他充满同情地问。

欧斯纳德放弃威胁恐吓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夸张的义愤填膺。

“一天到晚哭诉他光荣的负债，那他对我们又负有什么光荣的债务呢？一直在吊我们的胃口——‘今天不能说，下个月再告诉你’——让我们一直渴望那个根本不存在的阴谋，还欢喜得要死。他只能告诉那群学生，还有那群只跟学生讲话的渔夫，还有诸如此类的鬼话。看在老天的分上，他到底以为他是谁啊？他到底以为我们是谁啊？该死的白痴吗？”

“那是他的忠诚啊，安迪，那是他宝贵的情报来源，就像你一样，他一定要得到那些人同意啊。”

“去他妈的忠诚！我们为了他这个宝贝忠诚，已经等了该死的三个星期了！如果他真的这么忠心耿耿，从一开始就不该向你吹嘘他的运动。可是他说了，所以你就把他逼上梁山。在我们这一行，如果你把某人逼上梁山，你就一定得采取行动，不能让每个人坐在那里枯等宇宙意义的答案，只因为某个利他主义的酒鬼需要三个星期去取得他朋友的同意之后才能告诉你。”“所以你要做什么，安迪？”潘戴尔很平静地问。

如果欧斯纳德拥有足够的耳力或心力，他可能会在潘戴尔的声音里察觉出一股相同的暗流，与几个星期前他在午餐间首度提起征召迈基的缄默反抗运动时一样。

“我会明明白白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他不耐烦地说，又把头摆出那种大官的姿态，“你去找该死的阿布瑞萨斯先生，告诉他：‘迈基，真不想用这件事来烦你。我那个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朋友不打算再等下去了，所以呢，除非你想回到你原来的那个巴拿马贫民窟，和那些不认识的人共谋，去他妈的策划那些阴谋，你还是对我坦白吧。因为只要你做了，就有一大袋钱等着你，如果你不做，就有张小床在一个小地方等着你。’那个瓶子里是水吗？”

“是的，安迪，我相信是。我确定你会想来一些。”

潘戴尔把水瓶递给他，好像服侍精疲力竭的顾客，让他们恢复精神。欧斯纳德喝了下去，用手背擦擦嘴，再用胖胖的食指揩着瓶颈。他把瓶子递回给潘戴尔。可是潘戴尔决定，他并不口渴。他觉得恶心，但不是水能舒缓的那种反胃。大半原因是他和老狱友阿布瑞萨斯之间紧密的同袍之谊，还有欧斯纳德提出的那个建议让他感觉受辱。在这世界上，他最不想做的，就是从被欧斯纳德口水弄湿的瓶子里喝水。

“东一点，西一点，全是一点点，”欧斯纳德抱怨，依旧趾高气昂，“加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呢？法兰绒，明天就皱成一团了。等着瞧吧。我们缺乏宏观视野，哈瑞，大条的往往就等在转角，伦敦现在就要，他们不能再等了，我们也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

“又大声又清楚，安迪，又大声又清楚。”

“非常好。”欧斯纳德很勉强地用半安抚的口气说，想重拾他们的友好关系。

然后，他从阿布瑞萨斯跳到另一个更贴近潘戴尔内心的话题，他的妻子露伊莎。

“狄嘉多一步步爬上巅峰了，看见没？”欧斯纳德轻松地开场，“我看，媒体已经把他吹捧成运河指导委员会里最重要的人物。已经爬到不能再高，再高就要把自己的假发给烧焦了。”

“我读过。”潘戴尔说。

“在哪里？”

“报纸上。不然是哪里？”

“报纸？”

这回轮到欧斯纳德扮演微笑的角色，潘戴尔则踌躇不前。

“难道不是露伊莎告诉你的吗？”

“一直到公开以后她才说，她不会事先对我透露的。”

离我的朋友远一点，潘戴尔的眼睛说。离我老婆远一点。

“为什么从不透露呢？”欧斯纳德问。

“她很谨慎，这是她的责任感，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她知道你今晚要和我碰面吗？”

“她当然不知道。我是什么？疯子吗？”

“可是她知道有些事在进行，对不对？注意到你生活方式有些改变，诸如此类？又不是瞎子。”

“我在扩展生意，她只知道这样，也只需要知道这么多。”

“可是扩展生意的方法很多啊，对不对？不全是好消息。对老婆来说不是。”

“她一点都不烦心。”

“她给我的印象可不是这样哦，哈瑞。上回去安尼泰岛，她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蠢蠢欲动，让我很吃惊。不是因为什么大难临头，那不是她的风格。只是要我告诉她，在你这个年纪这样是不是很正常。”

“什么东西正不正常？”

“需要其他人做伴。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她之外。在城里到处晃。”

“你怎么说？”

“我说啊，等我到了四十岁，就能告诉她答案啰。哈瑞，了不起的女人。”

“没错，她的确是。离她远一点。”

“我只是在想，如果你能让她把心放宽，她可能会更快乐。”

“她的心好好地在那里。”

“只是希望她能更踏近井边一点，就是这样。”

“什么井？”

“水井啊，来源啊，所有知识的源泉。狄嘉多。她是迈基的忠实支持者，很欣赏他，这是她告诉我的。很喜欢狄嘉多。痛恨从后门出卖运河的念头。我确定得很，一眼就看得出来。”潘戴尔的眼睛又变成那双囚犯的眼睛，阴沉，紧锁。但是欧斯纳德却没注意到潘戴尔退回自己的内心，还是用推理的方式，以大声取笑露伊莎为乐。

“就是那种天生的白痴，如果你问我的话。”

“谁？”

“‘瞄准运河。’”欧斯纳德觉得很有趣，“‘凡事系之于运河。’伦敦朝思暮想的就只有这件事。谁会得到运河。他们会怎么做。整个白厅急得尿湿了他们的条纹裤，想找出狄嘉多到底和谁在柴房里谈话。”他闭起眼睛沉思。“了不起的女孩，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像岩石一样稳固，像帽贝一样紧抓不放，忠心耿耿至死不渝。难以置信的好素材。”

“什么素材？”

欧斯纳德灌下威士忌。“加上你的一点协助，用正确的方式卖给她，用词谨慎，没有问题。”

他继续沉思地说，“不涉及直接行动，不要求她在苍鹭宫摆炸弹，和学生搞在一起，或和那些捕鱼郎出海去。她要做的就只有听和看。”

“看什么？”

“不必提起你的好朋友安迪，不必对阿布瑞萨斯或其他人提起他，别对她提起，这会对美好婚姻关系造成压力。古老的荣誉和服从，露伊莎把他的东西交给你，你再交给我，我传回伦敦。轻而易举。”

“她爱运河，安迪，她不打算背叛它。她不是这样的人。”

“她不是背叛它，你这个笨蛋！是在拯救它，行行好吧！她以为阳光是从狄嘉多的屁眼里照出来的，对吧？”

“她是美国人哪，安迪。她尊敬狄嘉多，但是她也爱她的美国啊。”

“又不是要背叛老美，看在老天的分上！让山姆大叔一刻不松懈，让他们的军队继续备战，让军事基地继续保留。她还能要求更多吗？她会帮助狄嘉多，不让运河落入骗子之手；她会帮助老美，告诉我们巴拿马佬在搞什么鬼，以及更多让美国军队留下来的理由。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潘戴尔的确开口说话了，但他的声音哽塞，几乎听不见。所以他像欧斯纳德一样挺起胸膛，再试一次。

“我想我得问你，你觉得露伊莎在公开市场上有多少身价，安迪？”

欧斯纳德很欢迎这个务实的问题，他打算自己尽力把价码提高一点。

“和你一样，哈瑞，平分秋色，”他由衷地说，“基本待遇一样，奖金一样，这是我的重要原则。女人和我们一样优秀啊，甚至更优秀。我们可以把你的费用加倍。一份是缄默反抗运动，一份是运河。恭喜。”

电视上的影片换了。两个牛仔女郎在峡谷中剥光一个牛仔的衣服，拴在一边的马移开视线。潘戴尔仿佛在说梦话，很慢，又很机械。与其说是对着欧斯纳德讲，不如说他在自言自语。“她永远不会这样做。”

“为什么？”

“她有原则。”

“我们可以花钱买啊。”

“那是不卖的。她和她母亲一样，别人推得越用力，她就站得越直。”

“干吗推她？干吗不让她出于自愿地跳进来？”

“很好笑。”

欧斯纳德变得慷慨激昂。他一手挥舞，一手贴在胸前。“‘我是个英雄，露伊莎！你也可以！站在我身边，一起勇往直前！加入十字军！拯救运河！拯救狄嘉多！揭发贪污腐败！’要我替你对她美言几句吗？”

“不必，你最好也别试。”

“为什么不？”

“老实说，她不喜欢英国人。她会看上我，是因为我出身不错。可是如果谈到英国上流阶级，她可就继承她父亲的看法，觉得他们全都是口是心非、没半点羞耻心的混蛋，一个也不例外。”“可是她却很喜欢我。”

“而且她也不可能和她的老板作对，绝对不会。”

“我有点怀疑，她真的一点都不会动摇吗？”

但是潘戴尔仍然是那种机械化的声音，“钱不能让她改变，谢谢你。她觉得我们的钱已经够用了，更何况她还常认为钱是邪恶的，应该加以禁绝。”

“那么我们就把薪水付给她心爱的老公吧。现金，不必记在账上。你管钱，她负责奉献。她不必知道。”

可是这幅间谍夫妇的和乐景象，并没有得到潘戴尔的响应。他的脸毫无表情，瞪着墙壁，准备长期服刑。

屏幕上，那名牛仔仰面躺在马毯上。两个牛仔女郎还戴着帽子，蹬着靴子，分站在他头尾两边，好像在想该怎么包住他才好。可是欧斯纳德忙着翻找公文包所以没留意，潘戴尔则还是对着墙壁皱眉头。

“天哪——差点忘记了。”欧斯纳德大叫。

他拿出一叠钱，又一叠，把所有的七千块钱和灭蝇剂、复写纸、打火机摆得一整床都是。

“奖金，很抱歉延误了，都是银行处那些小丑。”

潘戴尔费了一番力气才把目光转到床上。

“我不该拿奖金。没人该拿。”

“不，你当然该拿。萨宾娜在那些年龄较大的学生中间备战，艾尔法拿到了狄嘉多和日本仔的私下交易，马可则是因为昨天晚上和总统的会议。万岁！”

潘戴尔困惑地摇摇头。

“萨宾娜三颗星，艾尔法三颗星，马可一颗，总共七千块。”欧斯纳德坚持，“数数看。”“不需要的。”

欧斯纳德塞给他一张收据和一支原子笔。“一万块。付七千，三千块当你的遗孀与孤儿基金，和平常一样。”

内心深处，潘戴尔叹了一口气。但他把钱留在床上，只看没碰。欧斯纳德还一味贪婪地设想征召露伊莎的新法子，潘戴尔则退回他隐秘思绪的阴影里。

“她喜欢海鲜，对不对？”

“这又有什么相干？”

“你有没有常带她到某家餐厅吃饭？”

“马利斯科之家，明虾色拉和比目鱼，她从来没变过。”

“位子很棒，隔间很宽，是不是啊？很隐秘？”

“那是我们庆祝生日和结婚周年去的地方。”

“特别的位子？”

“窗边的角落。”

欧斯纳德扮演起深情款款的丈夫，眉毛挑高，头很迷人地斜向一边。“‘我有事要告诉你，亲爱的，我想该是让你知道的时候了。公民义务，要把事实向有能力处理的人报告。’演得还可以吧？”

“或许吧，可以在布莱顿码头演。”

“‘所以哪，你亲爱的父亲可以在九泉之下安息，母亲也是。因为你的理想，迈基的理想，还有我的，虽然我为了安全的理由不得不隐藏锋芒。’”

“那我怎么跟她说孩子们的事？”

“就说为了他们的未来。”

“他们的未来可真是美好啊，有我们这一对坐在大牢里的老爸老妈。你看过窗户里伸出来的那些胳膊是吧？我有一回算过，人在里面的时候就会这样做，一个窗户二十四只手，还不包括那些挂出来的脏衣服，而一个窗户就是一间牢房。”

欧斯纳德叹了一口气，似乎这件事对他的伤害比潘戴尔还深。

“你逼我来硬的，哈瑞。”

“我没逼你。没有人逼你。”

“我不想这样对你，哈瑞。”

“那就别做。”

“我想跟你好言好语地讲，哈瑞，可是不管用，所以我要把底线告诉你。”

“哪里有什么底线，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们两个人的名字都在契约上，你和露伊莎，你们两个同归一命。你想要回债务——铺子和农场，伦敦则想要你们这对夫妇的贡献。如果他们没拿到，爱就会变恨，他们会切断金钱来源，置你们于死地。铺子，农场，高尔夫俱乐部，车子，一场浩劫哪。”

潘戴尔的头扬起了一会儿，似乎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理解法官的入监宣判。

“安迪，这是勒索啊，不是吗？”

“市场法则，老小子。”

潘戴尔缓缓起身，一动不动地站着，双腿并拢，头垂下，瞪着床上的钞票，然后把钞票收拢整齐，放进信封，再把信封摆进他的手提袋里，和复写纸与灭蝇剂放在一起。

“我需要几天的时间，”他对着地板说，“我得和她谈谈，不是吗？”

“哈瑞，特效药就在你手里。”

潘戴尔拖着脚步走向门口，头仍然垂着。

“再会啦，哈瑞。下一回，下一个地方，好吗？好，走吧。祝你好运。”

潘戴尔停下脚步，停顿一会儿，转过身来，脸上没有透露任何神色，只有消极接受惩罚的表情。

“你也是啊，安迪。谢谢你的奖金和威士忌，也谢谢你和我分享你对迈基和我太太的建议。”

“我的荣幸，哈瑞。”

“别忘了来试穿你的斜纹呢外套。我说哪，那衣服很耐穿，可是又很有品位。花点时间，我们就能让你面目一新。”

一小时之后，欧斯纳德把自己锁在保险室最宽那一头的小隔间里，对着那部保密电话的超大话筒讲话，想像他自己的话语在拉克斯摩尔毛茸茸的耳朵里经过数位重组的情景。在伦敦，拉克斯摩尔会很早抵达办公室，以便接听欧斯纳德的电话。

“给他胡萝卜，然后对他挥棍子，长官。”他用专为他主子保留的少年英雄声音报告，“恐怕相当有效。可是他还在犹豫。她会的，她不会，她可能会。他不愿透露。”

“该死！”

“我也这样觉得。”

“所以他还想要更多钱，呃？”

“看来是。”

“安德鲁，绝对不要怪这些卑鄙混蛋装模作样。”

“说他需要一点时间说服她。”

“这只聪明的猴子，更像是需要时间来说服我们吧。安德鲁，怎么收买她？坦白告诉我吧，老天爷啊，这事情过后，我们可得把他身上的缰绳拉紧啊。”

“他没提到数目，长官。”

“我敢说他没提。他是个谈判高手，抓住我们的要害，而且心知肚明。你的估算呢？你了解这家伙。最坏的情况是怎样？”

欧斯纳德让自己沉默以对，表示正在沉思。

“他很棘手。”他谨慎地说。

“我知道他很棘手！他们全都很棘手！你知道他很棘手！顶楼知道他很棘手！杰夫知道他很棘手。我的一些私人投资朋友知道他很棘手。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很棘手。一路走来，他一天比一天棘手。我的天，如果我还有更好的办法可想，我早就跳开了。福克兰群岛有个家伙拐了我们一大笔钱，却什么屁东西都没给。”

“我们一定要依成果来决定。”

“继续。”

“更大笔的固定酬劳只会鼓励他以逸待劳。”

“我同意，完全同意。他在取笑我们，他们都是这样的。坑我们的钱，然后哈哈大笑。”

“另一方面，更大笔的奖金却能让他警醒。我们以前就领教过了，今天晚上也见识到了。”

“的确是，对不对？”

“你一定很想亲眼看见他把东西塞进公文包里的德行。”

“噢，我的天哪。”

“另一方面，他已经给了我们艾尔法和贝塔和学生，他已经把大熊弄到半知半觉的地步，他已经命中目标吸收了阿布瑞萨斯，他也吸收了马可。”

“而且每一寸进展我们都付了钱，很大方的。到今天为止，我们又拿到什么了呢？承诺。微不足道的零头。‘弄点大的来吧。’我觉得恶心，安德鲁，恶心。”

“我向他把话说得相当重了，长官，如果你容我这样说。”

拉克斯摩尔的声音顿时软化。“我相信你说的，安德鲁。如果我的话不中听，真的很抱歉，继续吧，请。”

“我个人相信——”欧斯纳德继续说，但是显得非常没有自信——

“这是惟一重要的事，安德鲁！”

“——我们应该只采用奖励制度。如果他带了东西来，我们就付钱。一样的道理，他是这么说的，如果他带他老婆来，我们就付钱。”

“圣母玛利亚啊，安德鲁！他这么对你说的？他把老婆卖给你？”

“还没有，不过她待价而沽。”

“安德鲁，我干这行二十年，还从来没碰到过。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有人竟为了金子出卖自己的老婆。”

谈起钱，欧斯纳德有种特别的味道，一种低速而且更加流畅的引擎声。

“我建议，我们按他吸收的每一个情报下线定期付奖金给他，包括他的老婆。奖金应该占下线薪资的一定比例。固定比例。如果她领到奖金，他也可以分一杯羹。”

“额外的？”

“绝对是。萨宾娜拿什么付给她的学生，也还是个没解决的问题。”

“别宠坏他们了，安德鲁！阿布瑞萨斯呢？”

“一旦阿布瑞萨斯的组织送来阴谋的内容，潘戴尔也会拿到相同的佣金，应该是我们付给阿布瑞萨斯和他的组织奖金的百分之二十五。”

这会儿换拉克斯摩尔沉默不语。

“我刚才听你说‘一旦’？难道我没听清楚吗，安德鲁？”

“很抱歉，长官，我只是没办法不怀疑，阿布瑞萨斯到底是不是在耍我们，还有潘戴尔也是。原谅我，而且现在时间很晚了。”

“安德鲁。”

“是的，长官。”

“听我说，安德鲁，这是命令。这是一个大阴谋，别只因为你累了就掉以轻心。当然是有阴谋。你相信，我相信，全球最伟大的决策者之一也相信。发自内心，非常自豪。舰队街最顶尖的脑袋也相信，或者很快就会相信。大阴谋就在那里，巴拿马精英组成的邪恶核心正着手策动，焦点就在运河，我们得找出来！安德鲁？”拉克斯摩尔突然提高警觉，“安德鲁！”

“长官？”

“叫我苏格兰佬，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受够长官了。你内心平静吗，安德鲁？你压力大吗？你觉得舒服吗？我的天哪，我觉得自己像个食人魔，从来就没关心一下你的福利。这阵子，我在楼上的回廊不无影响力，在河对岸也一样。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一个勤勉不懈、忠心耿耿的年轻人从没为自己提出任何要求，真是让我黯然。”

欧斯纳德发出困窘的笑声，就是勤勉不懈、忠心耿耿的年轻人困窘时会发出的那种。“如果你容许的话，我想我应该睡一下。”

“去睡吧，安德鲁，现在就去。想睡多久都行，这是命令。我们需要你。”

“我会的，长官，晚安。”

“早安，安德鲁。我现在是认真的。等你醒来，你就会再次听到那个大阴谋，既清楚又大声，像狩猎的号角在你耳边盘旋，然后你就会从床上跳起来，快马加鞭去寻找，我知道你会的。我经历过，我也听到过。我们就是为此上战场的。”

“晚安，长官。”

然而，这个年轻有为的间谍头子，离一天要结束还早得很呢。趁记忆犹新时存入档案，教官一再耳提面命，令他作呕。回到保险室，他打开一个外观怪异，另有一套号码锁的金属盒，从里面抽出一本重量和分量都像航海日志的红册子。册子是手工装订的，用一条像贞操带的铁带子捆着，连接处另有一个锁。欧斯纳德也已经打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把册子放在办公桌上，就在他的台灯旁边，紧挨着的是一瓶威士忌，以及他从那个破旧公文包里拿出来的笔记和录音带。

红册子是他撰写创造力十足的报告时不可或缺的助手。在庞大的隐秘册页上，有一块总部显然一无所知的区域，也称之为分析员的“黑洞”，情报搜集者可以很方便地利用这块区域。依据欧斯纳德的逻辑，分析员所不知道的事，分析员当然也就无从查证。他们既然无从查证，当然也就无法挑毛病。就像其他许多写报告的新手，欧斯纳德发现自己对批评出乎意料地敏感。整整两小时，欧斯纳德一刻不停地整理，润饰，雕琢，重写，直到卜强最新的情报资料像刨得完美无缺的桩钉，稳稳打进分析员的黑洞里。精雕细琢的语气，这里加一点不敢掉以轻心的怀疑，那里添一些额外的疑惑，增添整体的真实性。最后，对自己手艺满怀自信的他，打电话给他的密码书记谢伯德，要他立即到大使馆来；基于在非社交时间派遣的信差比他们日间同僚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原则，交给他一份手写密码的极机密卜强电报，要他立即传送。“老谢，真希望我能和你分享。”欧斯纳德用他那种“我们天亮去潜水”的声音说着，因为他发现谢伯德用渴望的眼光，凝视那些无法理解的数字。

“我也是，安迪，可是，等我需要知道的时候，自然就会知道，对不对？”

“应该是。”欧斯纳德承认。

我们要派老谢伯德去，人事官说。让年轻的欧斯纳德有条有理，规规矩矩。

欧斯纳德开车，但并不是朝向他的公寓。他有目的地开车，可是目的却远在他前方，尚待界定。一叠厚钞票抵着他的左乳头。我能拥有什么呢？聚光灯，裸体黑女郎的彩色照片在亮着灯的镜框里，好几种语言的招牌宣告活色生香的性爱。这样也可以，但是不符合我今晚的心情。他继续开。皮条客，流莺，警察，一堆娘娘腔的男生，全都在找男人。穿制服的美国大兵三两成行。他经过布拉瓦海岸俱乐部，特色是年幼的外国妓女。谢谢啦，亲爱的，我宁可她们年纪大一点，感恩多一点。他继续开，跟着感觉走，他向来喜欢让感觉引领。本恶的人性翻腾不休。平息骚动的惟一方法就是尝遍一切。还没买下之前，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的心飞回拉克斯摩尔身上。全球最伟大的决策者之一也相信……一定是班恩·哈特利。在伦敦的时候，拉克斯摩尔好几次透露他的名字。一语双关。我们的恩惠基金，哈哈。某几位爱国媒体大亨的恩慈祝福。你不会听到的，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哈特利这个姓绝对不会从我唇间传出。舔舔牙齿。真是王八蛋。

欧斯纳德把车横过马路，撞上路边石，碾上去，开到人行道上。我是个外交官，所以管你们去死。赌场与俱乐部，招牌上写道，另一扇门上是“手枪请先查验”。两个九英尺高的巨汉身披斗篷，头戴遮檐帽，守卫着出入口。穿迷你裙与渔网袜的女郎在红色楼梯下方骚动不安。看啊，这是我要去的地方。

清晨六点钟。

“你真该死，安迪·欧斯纳德，你把我吓死了。”他爬上床到法兰身边时，法兰语带感情地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啦？”

“她把我累垮了。”他说。

但他显然已再次苏醒。

14

潘戴尔带着一肚子气，离开那家按钮式的爱情宾馆。可是一直到他爬上那辆越野车，一直到穿过红色迷雾横冲直撞开回家，一直到他带着怦怦跳的心睡在贝莎尼亚的床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醒来，甚至到隔天的早晨，这股气都没消。“我需要几天的时间。”他对欧斯纳德咕哝。可是他心里盘算的可不是几天，而是几年。是他每一个不得不转的错误拐角。是他为了更大利益而不得不吞下的每一个侮辱，宁可让自己受罪也不能招致班尼所谓的gewalt（暴力）。是他每一声来不及接触自由气息就在喉咙受阻的尖叫。是终此一生挥之不去的挫折和愤怒，在那些以哈瑞·潘戴尔之名被出卖的角色主导下不请自来。

这像号角响起般唤醒了他，大爆炸般地撼动他，斥责他，其他的情绪都乖乖就位。爱、恐惧、愤怒与报复，都是第一批加入的志愿军，推倒了潘戴尔灵魂中区分真实与虚构的那道脆弱之墙。这声音说道，“够了！”以及“进攻！”不容任何人弃甲逃跑。可是进攻什么？又用什么来进攻呢？

我们想买下你的朋友，欧斯纳德说，如果我们买不到，就会把他送回大牢里。待过大牢吗，潘戴尔？

是的，还有迈基也是。我在那里看见他，他几乎连说哈啰的力气都没有。

我们想买下你老婆，欧斯纳德说，如果我们买不到，就会把她丢到街上，连你的孩子一起。待过街上吗，潘戴尔？

我就是打那儿来的。

这些威胁都是真枪实弹，不是梦。欧斯纳德拿来抵住他的头。好吧，潘戴尔骗了他，如果可以说是“骗”的话。他说些欧斯纳德想听的话给他听，而且发挥到不可思议的极致，让他取得满意的结果，包括拼凑捏造。有些人说谎是因为谎言会带给他们刺激，让他们自觉比那些趴在地上说实话的卑贱从俗者更勇敢，或者更聪明。可是潘戴尔不同。潘戴尔说谎是为了从俗。随时随地说正确的话，即使正确的话与实话天差地远。与压力同骑并进，直到他可以跳下马来，回家去。

然而欧斯纳德的压力不放他下马。

潘戴尔用尽手边的方法痛斥自己。身为经验丰富的自我谴责者，他拉扯自己的头发，呼唤上帝见证他的悔改。我堕落了！这是审判！我回到监狱！整个生活都是监狱！我在里面或外面无关紧要！而且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但他的愤怒并未消逝。他避开露伊莎的协和基督教会，重拾班尼口中那些有关赎罪的恐怖言辞，他原本差点忘了，现在没头没脑地全背诵出来：我们已造成伤害，已腐化，已堕落……我们有罪，我们背叛……我们掠夺，我们诋毁……我们离经叛道，误入邪道……我们犯了错……我们让自己背离真理，只耽于既存的现实。我们躲在逸乐与玩具背后。怒气仍然拒绝退让。无论潘戴尔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就像在某出恶心哑剧里的猫一样。即使当他对自己从开始到今日的卑鄙行为进行冷酷的历史分析时，他的愤怒也还是把剑，从他自己的胸口拨开，朝外对着那些让他背弃人性的诱惑者。

太初有恶语67，他对自己说。是安迪闯进我铺子里时带来的，无从抵抗，因为那是压力，不只是关于夏日女装，也还涉及阿瑟·布瑞斯维特，那位露伊莎和孩子们视之如神的人物。好吧，严格说来，布瑞斯维特根本不存在。他干吗存在？不是每个神都必须存在才能行使他的职权。

由于以上种种而产生的结果，我必须成立一个情报侦查站。所以我就侦查啰，而且还听到不少事。至于耳朵没听到的事，我的脑袋也都听见了，在压力的影响之下，这极其自然。我做的是服务业，所以我提供服务，这又算什么大错呢？在这之后，就某种程度而言，也就是我所谓的繁花盛开阶段，我听得越多，情报也做得越好。因为你会学到，间谍这一行就像做生意，也像性爱，不是越来越好，就是一事无成。

所以我就进入了我们或许会称之为“积极监听”的阶段，也就是把某些特定的话塞进其他人嘴里，让他们像无时无刻不想到这些话一样，自然地讲出来。反正每个人都这么做。再加上我还拍了露伊莎公文包里的一些零碎东西。我并不喜欢这么做，可是安迪非要不可，老天保佑，他可真爱他的照片哪。可是这不算偷窃，只是瞧瞧罢了，每个人都可以瞧，无论口袋里有没有打火机。我就是这么说的。

在这之后发生的事，全都该怪安迪。我从没鼓励他，从来没动过这样的念头，直到他提起。安迪要求我找情报下线。你的下线是一群形形色色的人，带来你从未注意到的各种情报，是我所谓“重大突破”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具体的报告则视提供者的心智态度而定。但是，关于情报下线，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一旦你踏进情报下线的世界，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甚至比我可以指名道姓、在现实世界里举足轻重的某些人还来得更好。情报下线是一个秘密群体，除非你要求，否则他们不会回答或者问任何问题。所谓情报下线，就是把你的朋友变成他们几乎已经是的那种人，或者变成他们希望是，但严格说来又永远不会是的那种人，又或者变成他们完全不想做的那种人。虽然基于本性，他们理应变成那种人。

例如萨宾娜——这是玛塔以自己为轮廓塑造的人物，但和她又不尽相同。例如你那个脾气暴躁、等着使出最恶劣手段的炸弹客学生。例如艾尔法和贝塔，以及其他因为安全理由必须隐姓埋名的那几个人。例如迈基和他的缄默反抗运动，和他那个“没有人可以染指的阴谋”。在我个人看来，这个阴谋真是纯粹的天才之作，只是在安迪残酷无情的高度压力下，迟早我得把手伸进去，才能满足各方的需求。例如“住在桥另一端的那些人”和“巴拿马真正的良心”，除了迈基和几个带金属探测器的学生之外，没人找得到。例如马可，他绝对不会答应，除非我让他老婆对他放狠话，要新冰箱和第二部汽车，以及送他们的孩子上爱因斯坦学校。倘若马可到另一个阵营来，我便可以帮他们安排，所以她老婆是不是应该再好好对他进言一番？

全是说服力。松弛的线凭空出现，编织，裁剪，等待量制。

所以你建立了自己的情报下线，替他们做他们该做的监听，担他们该担的心。你替他们作研究，替他们研读，听取玛塔对他们的意见，而且你会在适当时机把他们放在适当位置，让他们带着所有的理想和问题，踏出一小步去追寻他们的最佳利益，就像我在铺子里做的一样。而且你付钱给他们，只付适当的数目。部分现金放进他们的口袋里，其他的就收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免得他们到处炫耀，让他们自己显得既蠢又可疑，让他们暴露身份触犯法律。惟一麻烦的是，我的下线无法把现金放进口袋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赚进了酬劳，有几个甚至连口袋都没有，所以我只得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可是仔细想想，这倒也十分公平，因为钱不是他们赚的，不是吗？是我赚的，所以我拿了现金。或者是安迪替我存进他的孤儿寡母账户里。而情报下线仍然不知情，这是班尼所谓的冷血骗子。如果不是虚构，生活又是什么呢？从虚构你自己着手吧。

囚犯，众所周知，有他们自己的道德。这就是潘戴尔的道德。

在充分谴责自己又宽恕自己之后，他已然平静，只是那只黑猫仍然瞪着他68。而且他所感觉到的平静，是悍然武装的那一种平静，一股庞然成形的暴怒更加强烈，也益发清晰可见，在他充斥不公不义的人生中，这还是前所未有。他感觉到手里那种刺痛与肌肉紧缩感。这种感觉在他背上，大半穿透双肩。他在家里和铺子里踱步时，就在他的臀部与脚跟。在过度激昂的情绪下，他可以握紧拳头，搥进心底一直包围着他的被告席木墙里，大声呼喊他的清白，或者是只差毫厘、近乎无异的清白：

因为我会告诉你其他的事，大人，等我们谈到的时候，如果你能抹掉脸上领头羊般的微笑：探戈得两个人才能跳。而女王陛下的安德鲁·欧斯纳德先生就是天赐的探戈好手。我可以感觉得到。他是否感觉到了是另一回事，但我认为他可以感觉到。有时人不知道他们自己正在做什么。可是安迪教唆我。他得之于我的，比我得之于他的还要多，什么东西都算两遍却假装只有一遍。再加上他很不正派。我对不正派的了解可深喽，而且伦敦比他还糟。

就在他沉思默想的当儿，潘戴尔不再对他的造物主、他的大人或他自己说话，而是瞪着面前那堵工作室的墙。他这会儿正在工作室里替迈基·阿布瑞萨斯裁剪另一套可以改善生活的西装，帮他赢回老婆。已经做过这么多套西装，潘戴尔闭着眼睛都能裁剪。但是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也是，看起来像迫切需要氧气，虽然他的工作室拜高窗之赐，空气并不匮乏。他正播放莫扎特，可是莫扎特已不符他的心情。一手摸索着关掉莫扎特，另一手握着剪刀，但凝视的目光毫不退缩。他仍然出神地望着墙上相同的那一点。这面墙不像其他见过的墙，不是漆磨石灰就是淡绿色，而是漆成镇定人心的栀子花色调，那是他和室内装潢师花了好一番工夫才完成的。

然后他开口了。很大声。一个字。

不是阿基米德可能会说的那句话，也没带着任何可以辨识的情绪。而是他小时候的火车站里、趣味盎然的那种“我说出你的体重”机器的语调。机械化，但斩钉截铁。

“乔纳。”他说。

哈瑞·潘戴尔终于有了他的宏观远见。一瞬间，远见在他的眼前飞舞，原封不动，精彩绝伦，荧光闪闪，完整无缺。从一开始就拥有，现在他已然领悟，就像他挨饿受冻，以为自己就要破产的这段日子以来，裤子后口袋里却一直塞着一叠钞票，他奋斗，渴望，追求他未曾拥有的知识。然而他拥有了！一直就在那里，任凭他裁决，他的秘密宝藏！他一直忘了它的存在，直到此刻！此刻他面前缤纷灿烂。我的宏观远见，伪装成一堵墙；我的阴谋，寻得目标的阴谋。一刀未剪的原创版本，在众人引颈期盼下登上你的银幕，在怒火照耀下光彩夺目。

它的名字就叫乔纳。

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但在潘戴尔夸大失实的记忆里，那是此时此刻，就在他眼前的这面墙上。那是班尼过世后的一个星期，也是马克进入爱因斯坦学校第一个学期的两天之后，以及露伊莎重新在运河管理局获得有酬工作的一天之后。潘戴尔开着他此生的第一部四轮驱动车，目的地是科隆，带有双重任务：每月一次造访布鲁斯纳先生的仿织品仓库，以及终于成为兄弟会的一分子。

他开得很快，和所有人开车往科隆去时一样，一方面是怕高速公路上劫车的人，一方面也因为免税区的财富就在路的尽头等待。他穿着一套为避免引起家人激愤而摆在店里的黑西装，脸上的胡茬已六天未刮。班尼哀悼过世的友人时不刮胡子，潘戴尔至少可以为班尼做到这点吧。他甚至买了一顶黑色的汉堡帽，尽管他有意把帽子留在后座。

“起疹子啦。”他对露伊莎解释。为了让她心里舒坦，也为了顾及安全，他没让她知道班尼的死讯，因为她一直相信，很多年前班尼就已死于酒精中毒，不会再造成任何威胁了。

“我想是我为精品展示间试用的那罐新的瑞典须后水惹的祸。”他补上一句，引起她的关心。“哈瑞，你应该写信给那些瑞典人，告诉他们说他们的乳液很危险，不适合敏感性皮肤。这对我们的孩子是生命威胁，也不符合瑞典人主张的健康论调。如果疹子一直不消，就告他们个天昏地暗。”

“我已经在打草稿了。”潘戴尔说。

兄弟会是班尼的最后一个心愿，就写在他那封鬼画符的信里，在他死后才寄达铺子：

哈瑞小子，对我来说，毫无疑问，你就像非常昂贵的珍珠，除了一件事，查理·布鲁斯纳的兄弟会。你生意做得不错，有两个小孩，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只有天知道。可是大笔报酬一直就在你眼前，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这么多年你都不伸手去取。在巴拿马，查理不认识的人也就不值得认识，何况好差事和影响力总是相继而来。有兄弟会当靠山，你永远不缺生意和生活所需。查里说门仍然为你敞开，何况他还欠我，虽然永远比不上我欠你的那么多。我的孩子啊，我站在走廊等待时来运转，在我看来，那真是希望渺茫，可是别告诉你露丝婶婶。这个地方不坏，如果你喜欢拉比69的话。

祝福你

班尼

布鲁斯纳先生在科隆统治了占地半亩大的无隔间办公室，里头满是计算机和穿高领衬衫配黑裙的快乐秘书，而他是世界上排名第二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仅次于阿瑟·布瑞斯维特。每天早上七点钟，他登上公司的飞机，飞行二十分钟到科隆的法国田野机场，降落在哥伦比亚进出口商高级经理人员彩漆华丽的飞机之间。他们都是在此暂时停留，小小采购一番免税品，或者因为实在太忙，所以派女眷代劳。每天傍晚六点，他又飞回家，但星期五除外，三点就飞回家。在“犹太赎罪日”，公司放年度假期时，布鲁斯纳先生会为了只有自己和班尼知晓的罪孽赎罪。而自一个星期前开始，知情的只剩他一个人了。

“哈瑞。”

“真是高兴啊，布鲁斯纳先生。”

每回都一样。谜样的微笑，正经八百地握手，刀枪不入到可敬可重，而且从不提露伊莎。但这一天，他的微笑更带一抹忧伤，握手握得更久，而且布鲁斯纳先生打了一条库存的黑领带。“你那位班杰明叔叔是了不起的人。”他说，用他那沾满粉末的小爪子拍拍潘戴尔的肩膀。“一位巨人，布先生。”

“哈瑞，你的生意还好吧？”

“我的运气不错，布先生。”

“你不担心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暖？不久以后就没人买你的外套了？”

“布鲁斯纳先生，上帝创造太阳的时候，也很睿智地发明了冷气机。”

“你愿意见见我的几个朋友吧。”布鲁斯纳先生眨眨眼，微笑地说。

科隆的布鲁斯纳先生比他在太平洋沿岸所熟悉的那位布鲁斯纳先生多了几分邪气。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拖着不见。”潘戴尔说。

在其他日子，他们会走上后面的楼梯到织品部，让潘戴尔赞赏新到的羊驼呢。可是这天，他们却走上拥挤的街道，布鲁斯纳先生急匆匆领头，汗流浃背像码头工人，一直走到一扇没有任何标示的门前。布鲁斯纳先生手里握着一把钥匙，不过他先对潘戴尔淘气地眨眨眼。“我们得牺牲一个处女，你不会在乎吧，哈瑞？搞个私刑虐待一下，对你不是问题吧？”“如果是班尼希望我做的就不会，布鲁斯纳先生。”

布鲁斯纳先生鬼鬼祟祟，对着人行道左右张望一下，才旋转钥匙，用力一推门。那已经是一年以前，甚至更久的事了，但此刻却恍若在眼前。在面前那道栀子花色的墙上，潘戴尔看到相同的那扇门敞开，相同的黑暗迎面袭来。

15

潘戴尔随着主人从活力四射的阳光踏进漆黑的暗夜。他一时看不见主人，站得直挺挺的，脸上挂着微笑，以防万一有人看得见自己。他会见到谁，又会穿着什么奇怪的装束？他嗅嗅空气，没闻到烧香或温热血液的味道，只有陈腐的香烟与啤酒味。然后慢慢的，刑房的配备才飘到眼前，现出原形：一个吧台后面有瓶子，瓶子后面有镜子，一个年纪很大的亚裔调酒师，奶白色的钢琴掀开的盖子上画了几个跃腾的女郎，木头风扇在天花板无精打采地转动，一扇高窗，撑开窗户的绳索已断裂。最后才现形的是和潘戴尔一样追寻光明的人，因为他们最不起眼；他们身上穿戴的不是黄道长袍与圆锥帽，而是巴拿马商人穿的那种单调便装：白色的短袖衬衫，砖匠似的肚子下是皱巴巴的长裤，松垮垮的领带上有红色花椰菜图样。

有好几张脸是他在联合俱乐部较为卑微边陲地带见过的：荷兰人韩克，他老婆刚卷走他的存款，和一个中国鼓手跑到牙买加。他沉重地踮起脚，朝潘戴尔走来，两手各端一个冻霜的白蜡啤酒杯——“哈瑞，我们的兄弟，我们太骄傲了，你终于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仿佛潘戴尔长途跋涉，越过海边洼地才到他身边似的。欧拉夫，瑞典船务代理和酒鬼，戴着水晶眼镜及羊毛丝假发，用他永志不忘却又不地道的牛津腔喊道：“我说啊，哈瑞兄弟，老家伙，干得好，干杯。”比利时人雨果，自成一格的废铁商，也是以前的刚果水手，从装在裤袋里摇摇晃晃的银酒瓶倒酒给潘戴尔，“一些来自你老家的特别东西。”

没有被拴住的处女，没有冒泡的焦油桶或恐怖的草药锅：只有让潘戴尔在此之前一直不愿加入他们的其他理由，相同老戏码里的相同老角色叫道：“你的毒药呢，哈瑞兄弟？”和“我们为你斟满杯，兄弟。”和“你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来找我们，哈瑞？”直到布鲁斯纳先生本人穿着伦敦塔守卫的披风，戴着市长项链，用一只缺角的英国猎号吹响粗嘎的两声，一扇双扉门被踢开，一队亚裔人头顶托盘，大步走进房间，用严厉的速度不断诵念“打倒他，祖鲁战士”。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布鲁斯纳先生本人。潘戴尔此刻开始了解，他是在补偿早年岁月里失去的一些元素，例如错失的青春期。

为了把大家叫到桌边，布鲁斯纳先生自己站在正中央，旁边是潘戴尔，愉快地站着引起大家的注意。等大家集中注意力，荷兰人韩克发表了一篇冗长而不知所云的饭前祷辞，大意是说，如果大家吃了眼前的食物，道德层次就会提升——这是潘戴尔一直质疑的问题，自从那一次班尼趁露丝婶婶虔诚地参加“锡安之女”的聚会时，带他到附近的克汗先生店里，让他吃下足以改变性情的第一口要命咖喱之后，他就存疑至今。

可是大家才刚坐下，布鲁斯纳先生又跳起来，宣布两项令大伙儿很快活的消息：我们的潘戴尔兄弟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如雷的掌声，间杂点缀着戏谑的猥言亵语，大伙儿现在变得和乐融融——请容我介绍一位其实不需要介绍的兄弟，这么一位好手，请。我们这位云游四海的贤人，长期服侍光明的仆人，潜入深处探索未知，比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渗透进更黑暗的地方——淫秽的笑声——这就是独一无二、难以匹敌、永垂不朽的乔纳，才刚从荷属东印度群岛经历一场危机四伏的探险而凯旋归来，你们有些人以后会读到（有人大叫：“在哪里？”）。

而潘戴尔，此刻看着他那面栀子花墙，就如同一年前看见乔纳：叉开双腿，一副凶狠好斗的样子，脸色泛黄，一双蜥蜴眼，有条不紊地把眼前食物的精华贮存在他的盘子里——红辣辣的腌黄瓜，辣味爆米花和印度薄饼，切片辣椒，印度南饼和一团软乎乎斑斑点点的红褐色东西，潘戴尔已经暗自判定那是未经提炼的胶化汽油。潘戴尔也听得见他的声音，乔纳，我们云游四海的贤人。栀子花墙的音响系统毫无瑕疵，虽然乔纳的声音在淫秽故事和无聊敬酒的喧哗中很不容易听清楚。

下一次的世界大战，乔纳告诉他们，有浓厚的澳洲腔，会是在巴拿马，而且日期也已经定好了，你们这些王八蛋最好他妈的相信。

第一个挑战这个论点的是位形容憔悴的南美工程师，名叫皮耶特。

“已经发生过了，乔纳，老小子。我们这里有一群叫‘正义行动’的小家伙。乔治·布什用他软弱无能的基因来对付我们，死了好几千个人。”

结果引起一连串诸如“侵略的时候你在干吗啊，爸爸？”之类含糊的询问，并获得知识水平差不了多少的回答。

好几个区域同时爆发攻击与反击的火力交会，让布鲁斯纳先生满怀单纯的喜悦，他的微笑从一个讲话的人转到下一个人，就像欣赏势均力敌的网球比赛般精准。因为肠子咕咕叫，潘戴尔不是听得很清楚，但此时他恢复了部分意识，乔纳已经把注意力转向运河的缺点。

“现代的船只根本没办法利用这条该死的运河。采矿船、超级油轮跟货柜船太大过不去，”他断然宣称，“简直是恐龙。”

瑞典人欧拉夫提醒众人，运河有增加水闸的计划。这个情报换来乔纳的嗤之以鼻，显然他咎由自取。

“噢，拜托，老爷，真是伟大的主意啊。更多他妈的水闸，太奇妙，太不可思议了。我很好奇，接下来科学还会做什么？我们也来个法式风味吧，反正也相去不远嘛。然后从罗德曼海军基地切一小块地方。那么或许到了2020年左右，靠着老天垂怜和所有的现代奇迹，我们就会有一条稍微宽一些的运河，也要花更长的通过时间。我敬你，老爷。我站起来，举起酒杯，祝他妈的21世纪进步发展。”

烟云弥漫中，乔纳很可能真得站起来敬酒，因为此刻潘戴尔望着栀子花墙上回放的景象，真真切切记得乔纳跳了起来，但却保持几乎完全一样的姿势，直到后来他用夸张的姿态举起啤酒杯，将泛黄的脸整个埋进去，包括那双蜥蝪眼和所有东西。有那么一秒钟，潘戴尔怀疑他是不是会再浮出来。可是这些潜水家技巧可好得很呢。

“不管是一个或六个他妈的水闸，山姆大叔根本连屁都懒得放。”乔纳又重拾那种蔑视一切的尖锐语气。“只要和老美有关，就越多越好。我们伟大的美国朋友老早就放弃运河了。就算他们有人想炸掉那个该死的东西，我也不意外。他们要一条有效率的运河干吗呢？他们已经有一条从圣地亚哥直通纽约的快速货运路线了，不是吗？他们的干运河，他们喜欢这样叫，是高尚低能的老美经营的，不是一大群拉丁人。世界上其他人自己去想办法吧。运河是落伍的象征，让其他家伙去用吧——去你的，你这个爱困的德国讨厌鬼。”他补上一句，说的是昏昏欲睡、像在怀疑他智慧的荷兰人韩克。

可是桌旁各处一个个疲累的头抬了起来，一张张醉醺醺的脸转向乔纳这个迷离的太阳。布鲁斯纳先生生怕错失任何珠玑字句，半爬出椅子，越过桌面，决心捕捉乔纳的每一句话。而云游四海的贤人已严词拒绝批评：

“不，我才不是随便乱放屁哩，你这个乳臭未干的爱尔兰佬。我说的是石油，我说的是日本石油。以前很重的石油，现在变得很轻啰。我说的是黄种人主宰世界，我们所认识的他妈的文明就要结束了，连你们那个他妈的翡翠岛70都不例外。”

有个聪明人问乔纳，意思是日本人打算用石油灌满运河啰？但他理都不理。

“日本人啊，我的好朋友，在还没发现该怎么利用之前，老早就开始钻探他们的重油了。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巨型油槽里装满油，他们的顶尖科学家夜以继日地研究该死的分解方程式。好啦，他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所以等着瞧吧。赶快打醒你们的腿，如果你们找得到的话，各位先生，这是我的建议，然后抬起你们的屁股面对上升的太阳，好好亲吻道别吧，因为日本佬已经发明了神奇的乳剂。也就是说，根据车站大钟，你们在这个乐园颐养天年的时间只能再维持五分钟了。把东西倒进来，摇一摇，然后‘宾果’，你就像其他男人一样得到石油了，要多少有多少。一旦他们建了自己的巴拿马运河，这可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事，可能就在小蜉蝣摇摇命根子的那一瞬间，他们就可以快乐地把东西运到全世界去。山姆大叔一定会暴跳如雷。”

停顿。桌子各个角落响起困惑不赞同的抱怨声，接着，逐字推敲的欧拉夫代表大家，提出显而易见的问题：

“乔纳，你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一旦他们建了自己的巴拿马运河’？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我想知道，拜托？建造新运河的想法，在入侵之后已经完全推翻了。或许你花太多时间潜在水底下，听楼上的动静了。入侵之前，的确有个专业的三方委员会研究运河的其他选项，包括修一条新的支道，美国、日本和巴拿马都是成员。现在这个委员会已经完全解散了。美国人很高兴，他们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委员会。他们假装喜欢，其实并不喜欢。他们比较喜欢维持原貌，然后增加新水闸，让他们的重工工程公司管理那些获利惊人的终点港口。我清楚得很，谢谢你，这是我的工作。那件事已经玩完了。去你的。”

然而乔纳非但没有屈服，还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

瞪着栀子花墙，潘戴尔就像布鲁斯纳先生，绷紧自己，捕捉从这位伟人唇间吐露出来的每一句预言。

“他们当然不喜欢那个他妈的委员会啰，你这个卖弄学问的北欧佬！他们痛恨委员会！他们当然要他们的重工工程公司进驻科隆和巴拿马市，控制终点港口。你认为老美为什么一加入委员会就开始抵制？你认为他们为什么一开始就想入侵这个愚蠢的小国家，用尽一切方法把这里摧毁得支离破碎？为了禁止淘气的将军把他的可卡因卖给山姆大叔？狗屁！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击溃巴拿马军队，摧毁巴拿马经济，让日本人没法买下这个他妈的国家，建条对他们自己有利的运河。日本人要从哪里弄铝来？你不知道，所以我告诉你：巴西。他们从哪里弄铝矿砂来？还是巴西。他们的黏土呢？委内瑞拉。”他一一列举潘戴尔从未听过的物质。“你要告诉我说，日本佬打算把这些工业基本原料往上运到纽约，穿过快速货运路线运到他妈的圣地亚哥，再渡海运回日本，只因为现在这条运河对他们来说太窄也太慢？你是要告诉我，他们打算让他们巨大的油轮绕过他妈的南美海岬？让他们新的油管穿过地峡，然后花他妈的一辈子时间吗？他们就眼睁睁看着每当一辆日本汽车抵达费城，价格就得添上五百大洋，只因为运河没法再载运它们了？运河最大的使用国是哪一个？”

停顿，有人自告奋勇。

“老美。”有人大胆地说，也付出了代价：

“狗屁，老美！你难道没听过现在打着快乐无害的‘开放注册’名号，以此获得许可的权宜旗帜吗？谁享受这种方便？日本人和中国人。哪个王八蛋打算造下一代的运河通行船？”

“日本人。”有人低声说。

一道天赐的阳光奋力穿过潘戴尔裁剪室的窗户，像只白鸽停在他头上。乔纳的声音变得嘹亮。虚幻的赘词冗句犹如毫不需要的注释，全都抛开了。“谁拥有最高级、最低廉、最新颖的技术？忘了那些美国大男生吧，是日本人哪。谁有最好的重机械，最让人胆战心惊的谈判人才？最好的工程头脑，技术最好的劳工和管理人才？”他在潘戴尔耳边侃侃而谈。“谁日日夜夜梦想着掌管全球声望最响亮的通道？就在这一刻，是谁家的探测专家和工程师在凯密托河河口千英尺以下开采土壤样本？虽然老美进来把这个地方搞得一团乱，你们以为他们会就此放弃吗？你们以为他们会对山姆大叔磕头，为他们想控制世界贸易的蠢念头而道歉吗？那些日本人？你以为他们会撕掉生态杀手的和服，让彼此从未好好沟通认识的东西两大洋携手并进？那些日本人，在他们自己的存亡关头？你以为他们会屈服，只因为有人叫他们这样做？那些日本人？这不是地缘政治，这是爆炸哪。我们要做的就只是坐在这，等着轰然一响。”

有人怯怯地问，中国人在这场戏里可能扮演什么角色，乔纳兄弟。又是欧拉夫，用他明显可辨的牛津腔英文，“我的意思是，老天爷哪，乔纳老友，日本人不是恨中国人吗，老实说，这岂不是你来我往的事吗？日本人忙着搞权力争荣耀，中国人为什么只站在旁边看？”

在潘戴尔的记忆里，此时乔纳显得非常宽容与和蔼可亲。

“因为中国人想要的和日本人一样，欧拉夫，我的好友。他们想要财富，地位，在世界各大会议里获得认可，对黄种人的尊敬。你刚才问我，日本人需要中国人做什么？请容我解释。首先，他们要中国人当他们的邻居。之后，他们要中国人成为日本商品的买主。接着呢，他们要中国提供低廉的劳工，生产刚才提到的那些商品。你知道，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是次等人。结果就是一报还一报。可是眼下中国和日本是血盟兄弟，在他们骗死人不偿命的圆眼睛里，欧拉夫，注定要求奶奶告爷爷的是我们啊。”

那天下午乔纳说的其余的话，潘戴尔只记得片段。就连栀子花墙也没有足够功力，可以把汽油胶化剂和酒精物质所损毁的记忆修补起来。需要班尼的鬼魂，站在他身边，即兴插补丢失的信息：

……哈瑞小子，我会对你坦白，我不是一向如此吗？我们现在搞的是很大的骗局，比得上那个把埃菲尔铁塔卖给有兴趣买家的小子啰，一个五星级的大阴谋，大得足以把你的朋友安迪送回给他的银行经理，难怪迈基·阿布瑞萨斯一直对他的朋友保持沉默，因为这是个炸药，更何况他也亏欠他们。哈瑞小子，我以前说过，而且我还要再说一遍，你拥有的说服力比帕格尼尼和吉格利加起来的还多，你需要的只是在正确的日子，有辆正确的巴士停在正确的车站，而且在你自己知道之前就已经朝那个方向迈进，不像我们其他人得在走廊等候。这就是那辆巴士，我们谈的是一条四分之一英里宽，运用最新科技，由日本人建造，能够连接海岸的海平面运河，哈瑞小子。计划在最隐秘的深处进行，而老美还在不停哭诉新的水闸，让他们的重工业恶棍进来耀武扬威，和往日时光一模一样，只不过他们看错这条运河了。最顶尖的巴拿马律师、政客与联合俱乐部一如往常组成一个紧密的集团，把手伸到钱柜里，对老美嗤之以鼻，把日本佬压榨到干。再加上安迪老是对你提起的狡猾法国佬，以及你那些邪恶的哥伦比亚贩毒资金。哈瑞小子，火药阴谋71是没成功，只是这回会有谁逮到你手里的火柴呢？答案——没有人。你问我代价，哈瑞小子？你告诉我那些日本佬付不起？日本佬负担不起他们自己的运河？大阪机场花了多少钱？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哈瑞小子，总共三百亿。货真价实。知道一条海平面运河要花多少钱吗？三座大阪机场，包括法律费用和印花税。哈瑞，对那些家伙来说，这只不过是留在盘子底下的小费，不是吗？你问条约？巴拿马负有法律义务，不得损坏运河，以维护山姆大叔的权益？哈瑞小子，那是旧运河哪，巴拿马的法律义务只限于旧运河啊。

栀子花墙还有最后一个片段要为他上演。

潘戴尔和他的主人站在布鲁斯纳先生那幢商业大楼的门口，互道好几次再见。

“你知道吗，哈瑞？”

“什么，布先生？”

“乔纳那个家伙是全世界最狗屁不通的艺术家。他对奥里油72一窍不通，对日本工业更是一点都不懂。他们扩张的梦想：嗯，没错，我同意，日本人对巴拿马运河一直有非分之想。问题是，等到他们掌控运河的时候，已经没有人用海运了，也没有人需要石油，因为我们有更好、更干净、更便宜的能源。而他的那些矿物”——他摇摇头——“如果他们需要，他们会发现唾手可得。”

“可是，布鲁斯纳先生，你在里面看起来很快乐啊。”

布鲁斯纳先生露出邪气的微笑。

“哈瑞，告诉你，每回我听乔纳说话，就好像听到你班尼叔叔说话一样，而且总是想到他有多爱骗子。那么，你加入我们这个小小兄弟会如何啊？”

可是，在那一瞬间，潘戴尔无法说出布鲁斯纳先生想听的话。

“我还没准备好，布先生，”他热切地回答，“我还在酝酿。我会努力，总有一天。等那天来了，我就会准备好，我会回到你身边，像块刚出炉的蛋糕。”

然而此刻他已准备就绪。阴谋已经成形，跑了起来，无论有没有奥里油都一样。愤怒的黑猫已舔净爪子，准备出征。

16

潘戴尔告诉欧斯纳德，要等几天，我需要几天的时间。需要几天时间替彼此多考虑，也重新为婚姻加温，让潘戴尔能重建通往他爱人的那座倾颓桥梁，无须隐匿，带她一起走近他的私密领域，任命她为他的心腹、他的伙伴、他的间谍同志，为他的宏观远见服务。

潘戴尔为露伊莎重新塑造自己的同时，也为世界重新塑造了露伊莎。他俩之间再无秘密，一切都了然于心，一切都相互分享，他们终于在一起了，头号情报员与情报下线，彼此了解，也了解欧斯纳德的存在。坦诚相对、密不可分的伙伴，奋斗不息。他们有这么多共同之处。狄嘉多是他们共同的情报来源，向他们提供英勇小巴拿马人未来的命运。伦敦是他们共同且要求严苛的工头。盎格鲁—萨克逊的文明岌岌可危，有儿童要保护，有个出色的情报网要维持，有卑鄙的日本阴谋要对付，有共同的运河要拯救。哪个称职的女人、够格的母亲、继承父母加入战争的人，会拒绝响应召唤，放下推托遁词，举起短剑，竭力刺探运河的掠夺者呢？从此以后，宏观远见将完全主宰他们的生活。每件事都臣服其下，每个偶然的字句和不经意的偶发事件，都会被织进神圣的织锦挂毯。察觉的是乔纳，还原真相的是潘戴尔，但是从今而后，露伊莎才是侍奉天神的贞女。有狄嘉多的帮助，露伊莎将站在神龛前，勇敢无惧地高举灯笼。

就算露伊莎并不完全了解她的新地位，至少对随之而来的小小体贴也无法视而不见。

傍晚，潘戴尔推掉不必要的约会，关上会客厅，急急赶回家照料、观察他那位候补情报员，研究她的行为模式，逼真模仿她每天在办公室的作息，特别是她与她那位值得尊敬、心灵高尚、讨人喜爱，以及——在潘戴尔嫉妒的眼中——根本就是被过度推崇的上司艾尔纳斯托·狄嘉多的关系。

他生怕直到这一刻，他对妻子的爱还只是概念式的，只是把她当成“坦白直率”的某种标准，用来和自己的复杂天性互补。非常好，从今天起，他会把概念式的爱搁在一边，就为了她本身而了解她。直到此时，他每每摇晃着婚姻的栅栏，只想出去；现在，他却想进去。对他而言，她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一个细节是微不足道的：对她那位举世无双的老板的每一句评论，他的进进出出，电话，约会，会议，喜好和琐事。他每日例行公事中任何一桩最微小的脱轨行为，任何一位以最随意态度经过露伊莎办公室、晋见那位伟人的访客，他们的名字与地位——在此之前，潘戴尔一直只是礼貌性地左耳进右耳出——都成为他极度关切的事项。但他也必须压下好奇心，以免惹来她的关注。基于相同的理由，他持续不断整理札记的工作，也得在作战情况下进行：窝在他的小密室里——有些账单要处理，亲爱的——或者在厕所里——我不知道吃了什么，你想会是鱼吗？

早晨，一张亲手送达的账单交给欧斯纳德。

她自己的社交生活也让他兴致盎然，几乎不下于对狄嘉多的兴趣。她和其他运河人不合时宜的聚会（目前这些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惨遭放逐），她加入的那个激进论坛（在潘戴尔看来，其激进程度和温啤酒不相上下），她为表达对已故母亲的忠诚而参加的那个协和基督教会教友团，全都成为他关注的问题，以及他裁缝笔记本里登记的事项。他用的是自己发明的密码，混合缩写、简写和精心设计的潦草字体，只有训练有素的眼睛才能解读。露伊莎不知情的是，她的生活已与迈基的生活密不可分，缠绕在一起。就算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在潘戴尔脑袋里，在缄默反抗运动秘密开疆辟土，纳入异议学生、基督徒良知，以及住在桥那端志节高尚的巴拿马人之时，妻子与朋友的命运已注定相连。在极端隐秘的情况下，前运河人的会所悄然成立，天黑之后在巴布亚三三两两的群聚。

在两人分开时，潘戴尔从未与她如此接近过，或者应该说，在两人聚首时，他从来没有和她如此疏离过。偶尔，他会诧异地发现自己比她更优越，但随即明了这其实理所当然，因为他对她的生活比她自己更了解，她另一个神奇的角色只有他观察得到：她是潜伏在敌人总部的英勇的秘密情报员，为缄默反抗运动与其坚贞情报网所掌控的庞大阴谋奉献心力。

偶尔，是真的，潘戴尔会脱下面具，技艺超群的虚荣心占了上风。他告诉自己，他用他神秘创造力的魔棒碰触她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助她一臂之力，拯救她，分摊她的负担，保护她的身心免受欺骗，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惨后果。让她远离监狱，让她免于错综复杂思绪的日日折磨，让她的思想和行动自由地与丰富健康的生活相结合，不必像他自己一样，在单独禁闭室里辛苦操劳，无法彼此交谈，除非用耳语。可是等他一换上面具，她又变成另一个人：他英勇无畏的情报员，他亲密的战友，坚决承诺保存我们所了解的文明，倘若有必要，甚至可以用非法（当然也包括不正派）的方法。

潘戴尔对露伊莎怀抱着无比的亏欠之情，于是说服她向狄嘉多请一天假，带她去清晨野餐：单独，只有我们，露，一对一，就像我们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他请欧克雷夫妇替他送小孩上学，开车载她到甘博亚，到一个名为林木环的山顶，那是他们还在卡利多尼亚年代爱去的地方。爬上铺着碎石的美军蜿蜒道路，穿过浓密森林，到分隔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陆块山脊。他的选择依旧充满象征意义：巴拿马地峡，我们监管之地，我们戒慎恐惧照顾的小巴拿马。这是个超脱尘俗、变幻莫测之地，与逆风苦苦搏斗，距离伊甸园比距离21世纪还近。尽管最初修这条路的目的，是为了那个高达六英尺、脏兮兮的奶油色高尔夫球形天线：它装在那里，监听中国、俄罗斯、日本、尼加拉瓜或哥伦比亚。可是现在已正式宣告耳聋——除非出于某种对阴谋特别敏感的生存本能，这个天线才有可能在两名英国间谍想从每天牺牲奉献的紧张生活中偷个空时，恢复听力。

他们上方，兀鹫和老鹰在清澄无色、平静无波的天空翱翔。透过林木间隙，他们可以看见翠绿山腰的一条河谷，一路通向巴拿马湾。此时才早晨八点钟，但他们回到越野车旁时已大汗淋漓。他们喝着保温罐里的冰茶，吃潘戴尔前一夜准备的碎肉馅饼，这是她的最爱。

“最好的生活哪，露。”他殷勤地对她说。他们肩并肩、手拉手坐在车子前座，让引擎转动，冷气开到最大。

“什么生活？”

“这样的生活啊，我们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回报。孩子。我们。我们顺心如意。”

“只要你快乐就好，哈瑞。”

潘戴尔判断，提出他那个伟大计策的时机已成熟。

“前几天，我在店里听到一个好玩的故事。”他用一种回忆趣事的语气说，“关于运河的，说日本人以前常提到的老计划，又重新回到台面了。我不知道这件事有没有传到你们管理局去。”

“日本的什么计划？”

“一条新的渠道。海平面。利用凯密托出海口。经费要上千亿，不知道我有没有听错。”

露伊莎不高兴。“哈瑞，我不了解你为什么带我到山顶来，就为了转述日本新运河的谣言。那是很不道德、严重破坏生态的计划，反美，也违反条约。所以我非常希望你回去找那些对你胡说八道的人，建议他们别再宣传谣言，免得让我们运河的未来更难调适。”

有那么一秒钟，恐怖的失败感笼罩潘戴尔，他几乎就要落泪。继之而来的是愤慨。我想带她一起走，但她不肯跟，宁可墨守成规。难道她不明白婚姻是双向道吗？你要么支持另一半，要么拉倒。他改用傲慢的语气。

“就我听说，这件事在目前还是高度机密，所以你没听过，我并不会特别觉得意外。有巴拿马最高层的官员参与其事，可是他们保持沉默，暗中见面。那些日本人不听别人讲道理，和运河有关的事情他们就一意孤行。你那个亲爱的艾尔尼·狄嘉多也掺一脚，他们说，理当如此嘛，所以我也没太惊讶，早料到了。我从来没办法像你一样，对艾尔尼那么热络。老总也为这件事忙得不可开交。他在远东旅程中消失的那几个小时，忙的就是这档事。”

一阵长长的停顿。她最长的一次。起初他以为她是在思索这个情报有多罪大恶极。

“老总？”她重复说。

“总统。”

“巴拿马总统？”

“嗯，总不会是美国总统吧，对不对，亲爱的？”

“你为什么叫他老总？欧斯纳德是这么叫他的。哈瑞，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模仿欧斯纳德先生。”

“她已经在临界点了。”当天晚上，潘戴尔用电话报告。他讲得很快，以防被偷听。“事关重大。她在问，她能胜任吗？那里有些事她不想知道。”

“哪种事？”

“她没说，安迪。她还在下决心，她担心艾尔尼。”

“怕他识破她？”

“怕她自己识破他。艾尔尼和他们其他人一样伸着长手，清廉先生的形象只是表面文章。‘这是我宁可不看的部分。’她告诉我。这是她说的话。她正在鼓起勇气。”

第二天晚上，在欧斯纳德的建议下，他带她到马利斯科之家吃晚饭，窗边的位子。她点了奶酪焗龙虾，让他很吃惊。

“哈瑞，我不是石头做的，我有情绪，我变了。我是个有感情的人类。你希望我吃明虾和比目鱼吗？”

“露，只要你觉得自在，我希望你什么都试。”

她准备好了，他断定，看着她大啖龙虾。

“欧斯纳德先生，很乐意通知你，你预付订金的第二套西装已经做好了。”第二天早上，潘戴尔宣布。这回是从他的裁剪室打电话。“已经一件件分开折好，用薄棉纸包好，装盒了。我希望很快能收到你的支票。”

“太棒了。我们什么时候能一起聚一下？我很想试穿。”

“恐怕不行，先生，我们不能全部一起来，这不是原来的条件。就像我说的，我量身，我剪裁，我试穿，全部都是我自己来。”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也负责送货。没有其他人涉入，绝对没有，只有你和我，没有第三者直接涉入。我和他们谈过一次又一次，可是他们不肯让步。要做就通过我，否则拉倒。这是他们的原则，没法改变，抱怨也没用。”

他们在巴拿马饭店的可可酒吧碰面。潘戴尔得放声嘶吼，才压得过乐团的声音。

“这是她的道德观，安迪，就像我说的。她很固执，她尊敬你，她喜欢你，可是你已超出她的界线之外。尊敬与服从丈夫是一回事，身为美国人、替英国人刺探她的老板又是另一回事，先不管她的老板是不是背叛神圣的托付。你可以说这是伪善，说这就是女人。‘别再提起欧斯纳德先生。’她说，那是个临界点。‘别带他到这里来，别让他和我的孩子说话，他会污染他们。绝对不要告诉他说我同意你要求我做的龌龊事，或者我加入缄默反抗运动的事。’虽然很痛苦，安迪，我坦白告诉你，只要露伊莎一脚踩进去，就只有隐形轰炸机才能让她移动。”欧斯纳德自己抓起一把腰果，头往后仰，张开嘴，全丢进口中。

“伦敦不会高兴的。”

“那他们也只好忍耐对不对，安迪？”

欧斯纳德一面嚼一面想，“没错，他们要忍耐。”他赞同道。

“而且她也不提供任何书面的东西。”潘戴尔似乎后来才又想到似的再补上一句，“迈基也是。”

“聪明的女孩。”欧斯纳德说，嘴里还嚼个不停，“她的薪水会回溯到从这个月初开始算，也要确保你把她的开支都计算在内。汽车，暖气，灯，电力，日期。你也要来一杯吗，还是烈一点的？”

露伊莎被吸收了。

第二天早上潘戴尔起床的时候，感觉自己复杂得不得了，在多年的努力与幻想中，他从未体验过这么强烈的感觉。他从来没拥有过这么多人。有些对他来说是陌生人，其他的狱卒和囚犯则是他先前定罪时就已经认识的。可是，全都站在他这边，和他一起朝相同的方向迈进，分享他的宏观远见。

“看来这个礼拜会很吃不消，露。”他隔着浴帘对老婆喊道，发射他新攻势的第一枪，“好几个家庭拜访，约些新订单。”她正在洗头发。她常洗头，有时候一天两次，而且至少刷五次牙。“今晚打壁球吗，亲爱的？”他很随意地问。

她关掉莲蓬头。

“壁球，亲爱的，你今晚要去打吗？”

“你想要我去吗？”

“今天是星期四，店里有俱乐部之夜。我以为你都是星期四去打壁球的，和娇安有约。”

“你希望我和娇安去打壁球吗？”

“我只是问问而已，露。不是希望，是问。你想保持健康，我们都知道的，而且也很有效果。”数到五。两次。

“没错，哈瑞，我今天晚上打算和娇安去打壁球。”

“是啊，很好。”

“我下班以后应该回家。我应该改变。我应该开车到俱乐部，和娇安一起打壁球。我们订了球房，七点到八点。”

“很好啊，替我向她问好，她是个好女人。”

“娇安喜欢把时间分成两段，一次连续打半个小时，一段练她的反手拍，一段练她的正手拍。身为她的球伴，例行的顺序刚好倒过来，除非球伴是左撇子，而我不是。”

“原来如此，了解啦。”

“孩子们会去欧克雷家，”她又补上一句，延伸她之前的报告，“他们会吃胖死人的炸薯片，喝蛀坏牙的可乐，看暴力电视，在欧克雷家不卫生的地板上打地铺，如此一来就符合我们两家共同的利益。”

“好啦，谢谢你。”

“不谢。”

莲蓬头又打开，她又开始在头发上涂肥皂。水又关了。

“打完壁球之后，因为今天是星期四，我应该开车回办公室，整理安排狄嘉多先生下星期的行程。”

“照你说的吧。听说他行程满档呢。这么努力，真让我印象深刻。”

扯开浴帘。答应她，从今而后要完全真实无虚。然而，真实不再是潘戴尔的主题，就算以前曾经是。往学校的路上，他唱了整首的“我的目标永无止境”，孩子们认为他是乐疯了。进到自己的店里时，他变成了心醉神迷的陌生客。新颖的蓝色地毯和时髦的家具令他惊叹，还有玛塔玻璃包厢里的休闲区，以及布瑞斯维特肖像周围闪亮的新相框。到底是谁做的？是我。他很高兴地闻到玛塔的咖啡香味从楼上会客厅传下来，也很高兴看见一份学生反抗运动的新报告出现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十点钟，门铃已带着鼓舞的气氛响起。

首先吸引他注意的是美国代办和他苍白的武官。代办是来试穿他简称为“燕尾”的晚宴外套。他那辆防弹的林肯“大陆”就停在店外，开车的是个理平头、不苟言笑的司机。代办是个滑稽富有的波士顿人，一辈子都在读普鲁斯特和玩槌球，话题是恼人的美国家庭感恩节烤肉会与放烟火，这也是让露伊莎烦恼一整年的问题。

“我们没有更文明的选择，麦可。”代办坚持用他拉长尾音的风雅声调说话。潘戴尔正在领子上用粉笔做记号。

“没错。”苍白的武官说。

“我们要么就把他们当成家里驯养的成年人，要么就说他们是我们不能信任的坏孩子。”

“没错。”苍白的武官又说。

“人要自重。我如果不相信这个，就不会把最美好的岁月浪费在这出外交喜剧里。”

“我们是不是能把手臂稍微弯起来，到中间有记号的这里，先生。”潘戴尔低声说，把手掌边缘放在代办弯曲的胳膊肘上。

“军方会恨我们。”武官说。

“哈瑞，领子是不是有点凸出来？我觉得像女人的胸部。你不觉得吗，麦可？”

“只要烫一烫就再也不会有问题，先生。”

“我觉得很好看。”苍白的武官说。

“我们袖子的长度，先生？这么长，还是稍微短一点？”

“我很犹豫。”代办说。

“对军方还是对袖子？”武官说。

代办挥挥手腕，一面带着批评的眼光看着。

“这样很好，哈瑞，就这样吧。麦可，我一点都不怀疑，如果安孔丘上的那些小伙子为所欲为，我们就会看到五千人穿着战斗服排在路边，每个人都在装甲运兵车里跳进跳出。”

武官咧嘴大笑。

潘戴尔让代办侧身，好让他更清楚地欣赏背面。

“还有我们外套的长度，先生，全长？稍微长一点，还是我们觉得现在这样就很满意了？”“哈瑞，我们很满意，太完美了。原谅我，今天有点儿心不在焉。我们正努力避免另一场战争。”

“先生，对于你的努力，我相信我们都希望你成功。”潘戴尔诚心诚意地说。代办和他的武官轻快走下楼梯，理平头的司机大摇大摆地随侍在侧。

他等不及要他们离开。欢庆丰收的合唱在耳边回旋，他发狂似的在裁缝小册隐秘的后页里振笔疾书。

依美国代办之见，美国军方与外交人员之间的摩擦，已达一触即发的紧张阶段。争论的焦点是，一旦学生发起暴动，应该如何处理。依据代办的说法，他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对消息来源说……

他们告诉他的是什么？渣滓残屑。他听见什么？天国乐音。而这还只是预演而已。

“山裘先生，”潘戴尔大叫，愉快地张开手臂，“好久不见，先生。卢可罗先生，真是太荣幸了。玛塔，还不快设宴欢迎！”

山裘是整形外科医师，拥有好几艘游艇，和一个他恨之入骨的有钱老婆。卢可罗是前程似锦的发型设计师。两人都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上回是为了到欧洲穿的附双排扣背心马海毛呢西装。这一回，我们正好需要有件游艇上穿的晚宴外套。

“家门前一片宁静，呃？”潘戴尔问，在楼上小饮一杯时，很技巧地带出话题，“完全没有任何大动乱？我就常说，南美洲是惟一一个你替某位先生在这星期裁了西装，下星期还能看见他穿上身的地方。”

没有大动乱，他们咯咯笑地证实。

“可是哈瑞啊，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总统对你们总统说什么吗，在他们以为没有别人在听的时候？”

潘戴尔没听说过。

“有三个总统一起坐在一个房间里，对吧？巴拿马、阿根廷和秘鲁。‘好啦，’巴拿马总统说，‘你们这两个小子倒好，都已经选上第二任了，可是巴拿马宪法禁止连任，这一点儿都不公平。’所以我们的总统转头说：‘喔，我的天哪，可能是因为你只能做一次的事我都能做两次吧！’然后秘鲁总统说……”

可是潘戴尔没听见秘鲁总统说了什么。天堂乐音又在耳边响起，他尽本分地偷偷摸摸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亲日的巴拿马总统想延展权势到21世纪，这是狡诈伪善的艾尔尼·狄嘉多，对他信赖的私人秘书与不可或缺的助理透露的消息。秘书名唤露伊莎，又称露。

“反对派阵营那些混蛋，昨天晚上竟然有个女人在会议上甩了我一个耳光。”立法议会的胡安·卡罗斯这么宣称。潘戴尔正用粉笔在他的日间西装肩膀上做记号。“这辈子从来没见过那婊子。从人群里走出来，微笑着朝我跑来。电视摄影机，报纸。我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她狠狠打了我一拳。我应该怎么办？在摄影机面前打回去吗？胡安·卡罗斯，打女人的男人？如果我什么都不做，他们就会说我是娘娘腔。你知道我怎么做吗？”

“我想不出来”——检查背心，再多添一英寸，对应胡安·卡罗斯财富的进一步累积。“吻她的嘴。把我的舌头伸进她肮脏的喉咙，像猪一样喘气。他们爱死我了。”

潘戴尔目眩神迷。潘戴尔欣羡得飘飘然。

“胡安·卡罗斯，我一直听说他们打算让你负责某些特别委员会？”他严肃地问，“下一次，我就会替你的总统就职典礼裁衣服。”

胡安·卡罗斯迸出一阵粗鲁的笑声。

“特别？贫穷委员会？那是城里最差劲的一个委员会。既没钱，又没未来。我们就只是坐在那里，你瞪我我瞪你，说贫穷真可怜，然后一起去吃顿高贵的午餐。”

在另一次与高度信任的私人助理闭门、一对一私密恳谈中，主宰运河管理局与推动极机密日巴协议最得力的艾尔纳斯托·狄嘉多说，有一份关于运河未来的机密文件必须偷偷送给贫穷委员会的胡安·卡罗斯过目。当问到贫穷委员会怎么会与运河事务扯上关系时，狄嘉多露出狡猾的微笑，回答说不是每件事都和表面上看起来一样。

她坐在她的办公桌旁。他拨她的专线电话时看得一清二楚：总部大楼楼上优雅的回廊，未改装过的隔栅门开敞着通风；她那间高敞通风的房间可以俯瞰旧火车站，但景观却被麦当劳的招牌亵渎，让她每天都要抓狂；她那张超有现代感的办公桌上有电脑屏幕和低音量电话。她抓起听筒前有一刻迟疑。

“我在想，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特别想吃什么，亲爱的？”

“为什么？”

“只是想到我回家的路上可以在市场停一下。”

“沙拉。”

“打完壁球以后来点清淡的，对吧？亲爱的？”

“没错，哈瑞。打完壁球以后，我应该吃点像沙拉这样的清淡食物。和平常一样。”

“忙碌的一天？老艾尔尼忙个没完，对吧？”

“你想干吗？”

“我想要听你的声音，如此而已，亲爱的。”

她的笑声让他松了一口气。“喔，你最好快一点，因为再过不到两分钟，这个声音就要被一群京都来的热心港务长给打断啦。那群人一句西班牙文也不会说，英文也没懂几句，一心只想要见巴拿马总统。”

“我爱你，露。”

“但愿如此，哈瑞。我得挂了。”

“京都，呃？”

“没错，哈瑞，京都。再见。”

“京都”，他用大写字母一一拼出来。多棒的情报下线，多棒的女人，多棒的妙计。一心只想要见总统。他们当然要啰。而且马可会在那里，把他们迎进光明伟人阁下的秘密房间里。艾尔尼会放下他的光圈，和他们一起进去。而迈基会掌握情况，全靠他那些在东京、廷巴克图或其他什么地方的高薪情报来源贿赂得来的。王牌操控员潘戴尔会逐字逐句往上报。

休息时间，闭关在裁剪室里的潘戴尔阅读本地报纸，整理内容——这些日子以来，他每一份报纸都读——翻到当天的“宫廷活动”一栏，标题是：今天我国总统将接见的宾客名单。没提到京都来的热心港务长，名单上完全没有日本人。好极了。会面不列入记录。避人耳目，高度机密的会面。马可让他们从后门进来，一群咬紧嘴唇的日本银行家，假扮成港务长，说他们不懂西班牙文，其实全都懂。再加上第二层神奇色彩，无穷无尽地增添结果的多样性。还有谁在场——除了滑头艾尔尼之外？当然啰！一定是吉尧姆！那个诡计多端的法国青蛙！他就在这里，站在我面前，像片树叶抖个不停！

“吉尧姆先生，欢迎哪，来得正是时候！玛塔，给吉尧姆先生来杯威士忌。”

吉尧姆来自里尔73，胆小如鼠，但机警敏捷。他的职业是地质顾问，替勘探商做土壤采样，刚从梅德林74待了五个星期回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潘戴尔，那个城市有12件登记在案的绑架案和21桩登记在案的谋杀案。潘戴尔正帮他做一件浅黄褐色的羊驼呢单排扣西装，附有背心，并多加一条长裤。他很技巧地把话题转向哥伦比亚政治。

“老实说，我不知道他们的总统怎么有脸出来露面，”他抱怨道，“有那么多丑闻和毒品。”吉尧姆喝了一口威士忌，眨眨眼。

“哈瑞，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感谢上帝让我只是个技术人员。我进去。我察看土壤。我写报告。我出来。我回家。我吃晚饭。我和老婆做爱。我还存在。”

“更何况你还收了一大笔费用。”潘戴尔亲切地提醒他。

“事先收。”吉尧姆表示赞同，神经兮兮地在穿衣镜里证实自己的存在，“而且先放进银行。如果他们想杀我，就会知道他们浪费的是自己的钱。”

惟一参与这场会面的另一个人是法国顶尖的退休地质学家，也是和梅德林卡特尔决策阶层有密切关系的自由应聘国际顾问，名为吉尧姆·德拉萨斯，某些特定圈子公认他是无人能出其右的权力掮客，也是巴拿马排名第五的危险人物。

还有前四名的奖项要颁授呢。他一面写一面告诉自己。

午餐的高峰时间，玛塔的鲔鱼三明治供不应求。玛塔自己既是无所不在，又芳踪杳然，很小心地避开潘戴尔的眼睛。阵阵雪茄烟雾和男人笑声。巴拿马人喜欢自己找乐子，在P&B里玩笑嬉闹。拉蒙·卢尔德带来一个俊小子。冰桶里拿出来的啤酒。裹了一层冷冻棉纸的葡萄酒。家里和海外来的报纸。用来增加效果的移动电话。身兼裁缝、主人与首席情报员的潘戴尔在试衣间和会客厅之间来回穿梭，中场休息时偷空在笔记本背面迅速记下单纯无害的备忘录。他听见的比传进耳朵里的多，他记下的又比听见的多。老卫兵带着刚吸收的新兵，谈论着丑闻、马匹和钱，谈着女人，偶尔也谈运河。前门砰一声，噪音的嘈杂程度低了几分，然后又升高，“拉菲！迈基！”的叫声此起彼落，阿布瑞萨斯及多明哥和平常一样，卷起一阵炫目激昂的旋风，这对知名的花花公子搭档，再次和好如初。拉菲一身金项链、金戒指、金牙齿和意大利皮鞋，肩上披着一件P&B裁制的花色大衣，因为拉菲痛恨单调，痛恨西装外套，衣不惊人死不休。他爱大笑，爱阳光，也爱迈基的老婆。

而迈基阴郁，不快乐，但却拼命抓着他的朋友拉菲，似乎是他酗酒、散尽家财后，仅余的一点依靠。两人走进喧闹之中，兵分二路。拉菲被众人拉住，迈基则朝试衣间前进，迎向他的第无数套新西装，比拉菲更精美、更鲜亮、更昂贵、更凉爽的新西装——拉菲，你要赢回星期天的第一夫人金杯吗？

突然间，喋喋不休的吵闹声停止了，削弱成单个声音。是迈基的声音，绝望地从试衣间喧然响起，公告众人他的新西装是破布烂衣。

他先用一种方式说，接着又换另一种方式再说一遍，直接当着潘戴尔的面。他其实宁可对多明哥这样耀武扬威，但他不敢，所以只好拿潘戴尔当替死鬼。然后他又用第三种方式说，因为众人都期待着。换成是其他日子，潘戴尔会避开攻击，说个亲切的笑话，给迈基一杯酒，建议他改天心情好再回来，好言劝他下楼，把他塞进出租车里。这对牢友以前就演过相同的戏码，而隔天迈基就会以昂贵的兰花、酒和珍贵的华卡75手工艺品礼物，和求饶的手写短笺，表达歉意和谢意。

然而今天对潘戴尔有此期待的人，根本没料到会有只邪恶黑猫挣脱颈带束缚，张牙舞爪扑向迈基，扯得他皮开肉绽，没人想到潘戴尔下手会如此狂暴。滥用迈基的脆弱，诋毁他，压榨他，出卖他，趁他哭哭啼啼毫无尊严可言时去看他——过去这些作为带来的所有罪恶感，一股脑儿从潘戴尔身上涌出，化为猛烈的愤怒之火。

“我为什么不能做像阿玛尼那样的西装？”他重复这句话好几遍，就当着迈基大惊失色的面。“我为什么不能做阿玛尼西装？恭喜啦，迈基，你刚刚替自己省了一千块大洋。所以行行好，去阿玛尼吧，给你自己买套西装，永远别再回来了，因为阿玛尼比我还会做阿玛尼西装。门就在那儿。”

迈基一动也没动，反应不过来。像他这么一个大块头怎么可能在柜台上买件阿玛尼西装呢？可是潘戴尔停不下来。羞愧、愤怒和大祸临头的预感，在他胸口无法遏制地狂奔。迈基是我创造的。迈基，我的挫败，我的狱友，我的间谍，竟然跑到我的安全房里指控我！

“迈基，你知道吗？我做出来的西装，不是来让人宣传用的，而是替人界定身份的。或许你不想被界定，也或许你没有足够的料可以被界定。”

凳子上传来笑声。迈基身上的东西可够界定好几遍呢。

“迈基，我做出来的西装不是酒醉之后的尖声怪叫，而是线条，是有型有款，是精准的眼光，是剪影，是轻描淡写，告诉世界，他们需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多一点都不行。老布瑞斯维特说这叫谨慎。如果有人注意到我的西装，我会觉得难堪，因为一定是哪里出了差错。我的西装不是用来改进你的外表，或让你变成这房间里最漂亮的小伙子。我的西装不是反传统，而是暗示，是含蓄。它们鼓励大家接近你，它们帮助你改进你的生活，偿清你的债务，在世界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因为等我追随老布瑞斯维特的脚步，到天上的大血汗工厂时，我希望我还能相信，路上往来的人如果身上穿的是我做的西装，他们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评价。”我心里郁积太多事了，迈基，该是你分摊重担的时候了。吸了一口气，好像想要自我检查似的，因为他发出了一个打嗝的声音。他又要开口，但迈基慈悲地抢在前头。

“哈瑞，”他低声说，“我对天发誓，都是因为裤子。就是因为这条裤子，让我看起来像个老头子，比我还老得多。别跟我说这些形而上的屁话，我早就知道了。”

接着，潘戴尔脑袋里一定响起了号角声。他环顾四周，看见他那些顾客大惊失色的脸，看见迈基瞪着他，手里抱着那条有争议的羊驼呢长裤，完全就像他有一次抱着自己那条太过宽大的橙色长裤，好像担心有人会抢走似的。他看见玛塔像雕像般动也不动，破碎的脸上交织着不以为然和警告的神色。他放下拳头，挺直身体，打算站得舒服一点。

“迈基，那条长裤会很完美。”他用温和的语气对他保证，“我一直不想让我们穿犬牙纹，可是你想，结果你说得没错。你穿上这条裤子，全世界都会爱你，外套也是。迈基，听我说，总有人要负责这套西装吧，你或我，该是谁呢？”

“耶稣。”迈基低声说，偷偷溜进拉菲的臂弯。

铺子空了，安静了，准备午睡，顾客退去。他们有钱要赚，有情妇和老婆要安抚，有理想要实现，马儿要养，八卦要交换。玛塔也消失了。读书时间。她把头埋在她的书里。回到剪裁室，潘戴尔打开斯特拉文斯基，清理桌上的棕纸、布尺、布料、粉笔和剪刀。他打开裁缝小册子后面的纸页，把他用代码开始记录的地方压平。如果因为攻击老朋友而受责罚，他也不容许自己知道。他的缪思正呼唤着他。

他从一本有环纹衬垫的发票簿里抽出一张网格线纸，纸头有近乎皇家风格的潘戴尔与布瑞斯维特店徽，底下则是潘戴尔工整如铜版印刷的笔迹，两千五百元的请款单，给安德鲁·欧斯纳德先生，地址是在白蒂雅的私人公寓。把请款单摊平放在工作台上，拿起一支在神秘历史中被认定来自布瑞斯维特的高龄钢笔，握在长年沉浸于裁剪斟酌的老古董手里，加上几个字，“恳请惠予尽速处理”。这是记号，意思是说这张账单除了要钱之外，还有别的信息。他从抽屉中央的硬纸夹里抽出一张白色、无线、无水印的纸，这是从欧斯纳德交给他的袋子里拿到的。闻一闻，他向来如此。没闻到任何熟悉的味道，只有非常细微的一股监狱消毒水气味。备齐所有的奇妙物品，哈瑞。没有碳的复写碳纸，只能使用一次。

那么，你弄到手之后要怎么做？

发展啊，你这个笨蛋，你以为要怎样？

在哪里，安迪？怎么做？

见鬼的别多管闲事。在我的浴室里。闭嘴，你在自取其辱。

他轻轻把复写纸铺在请款单上，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欧斯纳德刻意给他的2H铅笔，在斯特拉文斯基响亮的和弦乐声中开始动笔，直到斯特拉文斯基突然让他很不耐烦才关掉。恶魔的曲调总是最动听的，露丝婶婶以前常说。他放上巴赫，但是露伊莎对巴赫很狂热，所以他关掉巴赫，在无依无靠的沉寂中工作，这对他来说极不寻常。眉毛下垂，舌尖吐出，迈基已被断然遗忘，说服力开始在他身上涌起。侧耳倾听门的另一边，敌营窃听者可疑的脚步，或掩饰不了的拖曳声。来回看着他的笔记本和复写纸上的象形文字。组织。订正。润饰。大肆扩充，让人看不出原貌。扭曲附会。在混乱中理出秩序。要说的事这么多，时间却这么少。每个柜子里都有日本人。中国大陆煽动他们。潘戴尔展翅翱翔。一会儿在他的材料之上，一会儿在材料之下；一会儿是个天才，一会儿是他想像力卑屈的编辑，一会儿又是他云端王国的国王，王子与奴仆合而为一。黑猫一直在他身边，法国人也一如既往阴魂不散。一场爆炸，哈瑞小子，炸得粉身碎骨。一股威力，一次爆发，一阵释放，一份自在。翻山越岭，来自上帝的恩典，债务得解。创造力带来罪孽深重的眩晕，掠夺、偷窃、扭曲与再造，执行的是一个心荡神驰、狂乱赞同、怒不可遏的成年人，他的赎罪悬而未决，猫76的尾巴飕飕挥动。换张复写纸，把用过的揉掉，丢进纸篓。重新换上一张，重新发射所有的枪炮。从笔记本里撕下那几页，放进壁炉里烧掉。

“你要咖啡吗？”玛塔问。

全世界最伟大的阴谋家忘了锁他的门。焰火在背后的壁炉里燃起。烧得焦黑的纸等待压碎。

“来杯咖啡很不错，谢谢你。”

她把门关上。身体僵直，一丝微笑都没有。

“你需要帮忙吗？”

她的眼睛避开他。他吐了一口气。

“是的。”

“什么？”

“如果日本人打算暗中盖一条新的海平面运河，而且偷偷收买巴拿马政府。假设学生得知这个消息，他们会怎么做？”

“今天的学生？”

“你的。那些和渔夫谈话的学生。”

“暴动，走上街头，攻击总统府，猛攻立法议会，封锁运河，号召全面罢工，呼吁区域内的其他国家支持，发起拉丁美洲的反殖民运动，要求一个自由的巴拿马。我们也会烧掉所有日本人的商店，吊死叛国贼，就从总统开始。够了吗？”

“谢谢你，我相信这已经够好了。显然还要召集桥另一头来的人。”他后知后觉地补上一句。

“当然啰，学生只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先锋。”

“我觉得很对不起迈基。”潘戴尔顿了一顿，低声说道，“我没法克制自己。”

“我们不能拷打敌人的时候，就会伤害朋友。只要你了解这点就好了。”

“我懂。”

“大熊打电话来。”

“关于他的专题报道？”

“他没提到那篇报道。他说他需要见你，尽快，他在老地方。他的话听起来像威胁。”

17

巴布亚大街上的“巴布亚大道”是间低矮、生意清淡的小酒馆，塑料天花板上有带监狱风格的条纹灯光，困在木料横板之间。几年前这里曾发生爆炸，没人记得为什么。宽阔的窗户开向巴布亚大街，直面大海。一张长桌边，一个下巴肥厚的男人在穿黑西装、戴墨镜的保镖保护下，对着电视摄像机大吹大擂。大熊坐在他自己的空间里，看他自己的报纸。周围的桌子空无一人。他穿着P&B的条纹休闲外套，头戴一顶从精品区花六十美元买来的巴拿马帽。闪亮墨黑的海盗胡子看来像刚洗过，刚好配他乌黑发亮的眼镜框。

“你打过电话来，泰迪。”潘戴尔提醒着。他已经在报纸后面坐了一分钟，却没有任何动静。报纸心不甘情不愿地放下。

“干吗？”大熊问。

“你打电话，所以我来了。外套看来挺好的。”

“谁买了稻米农庄？”

“我的一个朋友。”

“阿布瑞萨斯？”

“当然不是啰。”

“为什么当然不是？”

“他快破产了。”

“谁说的？”

“他说的。”

“也许你付钱给阿布瑞萨斯。也许他替你干活儿。你和阿布瑞萨斯搞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你们一起贩毒，像他老爸一样？”

“泰迪，我想你是疯了。”

“你拿什么付卢尔德的钱？你吹嘘的‘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是谁？竟没分卢尔德一杯羹？这实在让人作呕。怎么会想出这种荒唐的点子，在铺子楼上开间会客厅？你出卖给什么人啦？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个裁缝啊，泰迪。我替绅士做衣服，而且我生意兴隆。你打算替我做免费的宣传吗？不久前《迈阿密先驱报》上有篇报道，不知道你看见没。”

大熊叹口气，声音一点活力都没有。就算最初曾有过同情、怜悯与好奇，也早就流失殆尽了。“我来解释新闻业的基本原则吧。”他说，“我有两种赚钱的方法。第一种，别人付钱让我写故事，所以我就写。我痛恨写，可是我得吃饭，我得要钱养我的嗜好啊。另一种方式，别人付钱要我别写故事。对我来说，这种方式比较好，因为我不必写任何东西，一样可以拿到钱。如果我牌玩得更好些，靠着不写东西，我可以比写东西赚到更多钱。还有第三种方法，这个我不喜欢，我称之为我的最后手段。去找政府里的某些特定人士，提议出卖我所知道的事。可是这个方法让我很不满意。”

“为什么？”

“我不喜欢暗中交易。如果我是和普通人交手——比方你——或和那边那个人——我知道我可以毁了他的声望，他的生意，或他的婚姻，而且他也知道，所以那个故事就有价格，我们可以达成协议，这是很普通的商业手法。可是，如果我去找政府里的某些特定人士”——他不以为然地摇摇颀长的头，非常轻微地——“我不知道对他们来说值多少钱。他们有些人很精明，有些却很笨，你不知道他们是不在乎还是不告诉你。所以就要虚张声势，再吓唬回来，很浪费时间。也许他们也会用我的档案来威胁我，把我打倒。我不喜欢这样浪费我的生命。你想要做生意，就快快给我一个答案，省得我麻烦。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因为你有个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任你摆布，所以在客观衡量你的财力时，当然也应该把他列入考虑。”

潘戴尔有股冲动，想把他的微笑按顺序一一整理好，先是一边，接着是另一边，然后是脸颊；等他容许这些部分全集中一致的时候，就轮到眼睛了。最后是他的声音。

“泰迪，我想你在耍欺负老实人的老把戏。你一面告诉我说‘飞吧，飞吧，全都泄露啦’，然后一面盘算，等我赶往机场的时候，就搬进我的房子里去。”

“你替老美工作吗？政府里的某些特定人士可不喜欢哦。一个英国人闯进了他们的保留区，他们会来硬的。如果他们是自己动手，那又是另一回事。他们可以背叛自己的国家，那是他们的选择。他们在这里出生，这是他们的国家，他们可以随自己喜欢去做，他们总是有办法的。可是你以外国人的身份到这里来，背叛了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是很不能忍受的事。你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泰迪，你说的没错。我很骄傲地说，我是替老美工作。南方司令部的指挥官喜欢朴素的单排扣和多一条长裤，以及他所谓的背心。至于美国代办，他有件马海毛呢无尾晚宴服，和他到诺斯黑文度假穿的斜纹呢外套。”

潘戴尔站起来，感觉到膝盖后侧抵着长裤，抖个不停。

“泰迪，你没有任何不利于我的消息。如果有，你就不会开口问了。而你之所以没有任何不利于我的消息，是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消息可挖。至于你谈到钱，如果你能付清你身上这件外套的钱，我就很感激了，好让玛塔可以清理她的账本。”

“你和那个没脸的混血杂种干什么勾当，不关我的事！”

潘戴尔离开大熊。他和潘戴尔进来时一样，头后仰，胡子乱翘，读着报纸上他所写的东西。

回到家，迎接潘戴尔的是空荡荡的家，让他有点受伤。这就是我辛苦一天换来的代价吗？他追问着空荡荡的墙。一个有两份职业、把自己弄得不成人形的男人，一定要在晚上自个儿买东西回家吃吗？然而他顿觉宽慰。露伊莎父亲的公文包再次躺在她的书桌上。他急忙打开，拿出一本封面用哥特式字体写着“狄嘉多博士”的厚重公务日志。旁边是一叠往来通信的档案，标记着“约会”。潘戴尔抛开一切让他分心的事，包括大熊威胁要揭发他，让自己再次成为彻头彻尾的间谍。天花板的灯有亮度调节器，他开到最亮，把欧斯纳德的打火机贴近一只眼睛，另一眼闭上，透过细小的窥视孔看个究竟，一面努力让鼻子和手指不遮住镜头。

“迈基来过电话。”露伊莎在床上说。

“打到哪里？”

“打给我，办公室。他又想杀掉自己了。”

“喔，没错。”

“他说你疯了，说有人偷走你的脑袋。”

“还真不错。”

“而且我也同意。”她说，把灯熄掉。

这是星期天晚上，他们的第三家赌场，但安迪还是没让上帝接受考验，虽然他对法兰打包票说要这么做。整个周末她几乎都见不到他，除了从睡梦里偷来的几个小时，和一次疯狂缠绵的清晨做爱，然后他就匆匆赶回去工作。周末其余的时间，他都在大使馆，跟身穿费尔岛套头衫、脚踏黑色胶底帆布鞋、送热毛巾与咖啡的谢伯德一起度过。至少在法兰的想像里是如此。她不该想像谢伯德穿黑色胶底帆布鞋，因为她从来没看他穿过。可是她记得念寄宿学校的时候，有个体育老师穿那种鞋，而谢伯德也有他那种卑躬屈膝的热忱态度。

“卜强的东西堆积如山，”安迪隐晦地解释，“得敲进报告表格里。每件都有点急，而且是‘昨天之前就该送给我们’。”

“卜强小组什么时候可以分享这些信息？”

“伦敦把百叶窗放下来啦。东西太火热，要等分析员把全部东西消毒清理过，才能供本地使用。”

于是诸事平静，直到两个小时之前，安迪拉她到一家昂贵的水岸餐厅，喝掉一瓶昂贵的香槟之后，他下定决心，这该是让上帝接受考验的时候了。

“上个星期，我从一个姑妈那里得到一笔遗产。很小的数目，对谁都没有帮助。惟一的办法，就是让上帝来把数目加倍。”

他这会儿一副一意孤行的样子。焦躁不安，质疑的眼神，看什么都不顺眼，稍一碰触就暴跳如雷。

“你们接受点歌吗？”跳舞的时候，他对乐队领班喊道。

“先生，只要女士想听的都可以。”

“那干吗不让今晚热闹一点呢？”他建议道。法兰很聪明地拉着他，舞动到乐队听不见的地方。

“安迪，这不叫考验上帝，而是自找死路。”法兰严正对他说。他从西装内侧口袋掏出湿答答的五十块钱钞票付晚餐费用。一套新的亚麻西装，本地裁缝缝制的。

在第一家赌场，他挑了一张大桌子坐下，只看没玩。法兰站在他背后保护他。

“挑中喜欢的颜色了吗？”他越过他的肩头问她。

“不是该留给上帝决定吗？”

“我们选颜色，上帝给好运。游戏规则。”

他喝了更多香槟，但是一个赌局都没玩。他们离开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他们认识安迪。他以前来过，从他们的表情、知情的微笑和“务必再度光临”的话语中感觉得出来。

“这是出于任务需要。”她指责他时，他粗鲁地说。

第二家赌场，一个保安人员出了差错，想搜他们的身，情况差点一发不可收拾，还好法兰拿出她的外交证件。再一次，安迪只看别人赌，自己却不下场，桌子另一头的两个女郎一直想掳获他的目光，其中一个甚至还叫道，“嗨，安迪。”

“任务需要。”他又说一遍。

第三家赌场位于她从未听过的一家旅馆里，所在的区域声名狼藉，曾有人告诫她，绝对不要踏进这附近一步。在三楼的303号房，敲敲门，等待着。一个恶狠狠的大个儿拍拍安迪，这次安迪却没反抗，他甚至劝法兰让那人检查她的手提包。法兰和安迪进入第二个房间的时候，收赌注的人完全僵住，静肃的沉默骤然而降，每个人都转过头来，停止交谈：这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安迪要求换五万元的筹码，只要五百和一千面额的，不需要那些小筹码，谢谢，你可以把那些都收回原来的地方去。

法兰回过神后看到的第一件事，是安迪坐在收赌注的人旁边。她再次站在他背后，收赌注的是个强悍、肉感的婊子，厚厚的嘴唇，很露的露背装，飞舞不休的小手，修剪得像爪子的鲜红手指。轮盘飞转。轮盘一停，安迪赢了一万块，因为他押红色。依据她事后的推算，他玩了八次或九次。他从香槟换喝威士忌。他把他的五万块钱翻了一倍，这显然是他为上帝设定的目标。然后，为了增添乐趣，他让自己赌最后一把，又拿走了另外的两万块钱。他要求一个货运袋和一辆出租车等在门口，因为他觉得提着十二万元的现金走到大马路上是很蠢的事。他说会叫谢伯德明天来拿车，或者就把车给丢了吧，反正他恨那辆车。

但在法兰心中，这一连串事件的先后顺序一团混乱，因为只要记忆一浮现，法兰惟一能集中精神想起的，就是她此生的第一场马术比赛。她那匹和世界上其他人的第一匹小马一样、叫“米丝缇”的小马，完美地跃过第一道栏杆，接着就在往什鲁斯伯里的大马路上狂奔四英里，害得法兰紧紧抱住它的脖子。车辆从前后来来往往，除了她自己，似乎没有半个人在乎。

“昨天晚上大熊到我的公寓了。”玛塔说，关上背后潘戴尔裁剪室的门，“他带了一个警局的朋友。”

这是星期一早上。潘戴尔坐在他的工作台旁，替缄默反抗运动的作战指令作最后润饰。他放下他的2H铅笔。

“为什么？他们以为你干了什么？”

“他们想知道迈基的事。”

“他的什么事？”

“为什么他这么常到店里来，为什么他老在乱七八糟的时间来找你。”

“你怎么告诉他们的？”

“他们要我刺探你。”她说。

18

从巴拿马情报站送来的第一批“卜强二号”情报资料，让伦敦一手筹谋这个计划的拉克斯摩尔自鸣得意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但这天早上，他的欣喜却被烦躁不安的紧张所取代。他踱步的速度比平常快一倍。他谆谆善诱的苏格兰腔带着吱吱嘎嘎的声音。他的目光不停瞥向河对岸，朝北望，朝西看，那是他未来之所系。

“别小看女人哪，强尼小子。”他告诫一个满脸憔悴的年轻小伙子。名叫强森的这个小伙子继欧斯纳德之后，接手担任拉克斯摩尔私人助理这份讨人厌的工作。

“在我们这一行，一个女人随时都抵得上五个男人。”

强森就像他的前任，深谙奉承的艺术，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表现出认真倾听的模样。“强尼，她们轻诺背信。她们有胆识，是天生的伪君子。你猜她为什么坚持非通过她老公工作不可？”他的声音带着男人事先提出借口的抗议语气，“她很清楚，她会让他相形失色。那么他会到哪里去呢？到人行道上，被丢到一边，一穷二白。她干吗让这样的事发生？”手掌在裤子两侧抹了抹。“把好好的两份薪水搞掉一份，还让她的男人变成傻瓜一个，她何必呢？我们的露伊莎不会这样。我们的卜强二号不会！”他眯起眼睛，好像认出了远方窗户里的某个人，但是慷慨的陈词并没有停顿。“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也一样。千万别低估女人的直觉，强尼。他已经到顶，已经玩完了。”

“欧斯纳德？”强森满怀希望地说。他被指派成为拉克斯摩尔的影子已经六个月之久，而且眼前还看不到有任何职位等着他。

“我是说她老公，强尼。”拉克斯摩尔气恼地驳斥，指尖在他蓄须的一边脸颊上耙搔着。“卜强一号。噢，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工作大有可为，可是他不够宏观，从来就不够。没有格局，不了解历史，全都是一些闲嗑牙炒冷饭的家伙，只管掩护他自己的后方。我们不能永远守着他，我现在了解了，她也了解。那个女人了解她的男人，比我们还了解他有多少能耐，以及她自己的力量。”

“分析人员有点担心没有可以相互佐证的东西。”强森大胆提出，他无法抗拒任何一个打击欧斯纳德地位的机会。“莎莉·穆尔普戈说卜强二号的东西写得太多，但来源却交代得太不清楚。”

这句话引起拉克斯摩尔的注意，他正转过身子，准备开始第五度测量地毯的长度。他露出粗率而茫然的微笑，毫无幽默感的人才会有那种笑法。

“她这么说？穆尔普戈小姐是最聪明的人，毋庸置疑。”

“嗯，我想她的确是。”

“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总是比我们男人要严格，对吧？”

“这倒是真的，我之前一直没想到这一点。”

“她们也会有些嫉妒心——或许我们应该说是羡慕吧——我们男人就天生免疫。对不对啊，强尼？”

“我希望是。不，没错，我的意思是‘就是这样’。”

“穆尔普戈小姐不同意哪一件事？”拉克斯摩尔说，这会儿的语气是个可以虚心接受公正批评的男人。

强森真希望自己刚才闭紧嘴巴。

“她只是说，嗯，没有可以相互佐证的东西，从每天涌进来的洪水里，她是这么说的。零，完全没有。没有迹象，没有友好联络，美国人那里连半点声音都没有。没有旅行往来，没有人造卫星，没有不寻常的外交联系。全都是黑洞里的东西。这是她说的。”

“就只有这样？”

“嗯，老实说，不尽然。”

“别瞒着我，强尼。”

“她说在人类情报史上，从来没有人以如此少的代价，提供如此多的情报。这是个笑话。”如果强森希望打压拉克斯摩尔对欧斯纳德和他工作的信任，那么可要失望了。拉克斯摩尔挺起胸膛，声音也恢复了苏格兰方言的元气。

“强尼，”舔舔前排牙齿，“你有没有想过，今天证明是负面的事，其实就是昨天证明为正面的事？”

“没有，我没想过，说真的。”

“那么就想一想吧，我恳求你。一定要有很灵巧的心思，强尼，才能让他的妙计避开现代科技的耳目，不是吗？从信用卡到旅行支票，电话，传真机，银行，饭店，任何你想得出来的东西。现在我们到超级市场买一瓶威士忌，就等于公告天下。在这种情况下，‘无迹可循’几乎就等于是有罪的证据。这些熟谙世故的人很了解，他们知道要怎么样不被看见，不被听见，不被识破。”

“我相信他们知道，长官。”强森说。

“强尼，这些世故的人才不会像眼光只朝内看的情报官员，因为职业性的缺陷而饱受痛苦。他们不是钻牛角尖的人，不会陷在细枝末节和多余的情报里而无法自拔。他们看见的是整个树林，而不是一棵棵树。他们看见的是大胆冒进的东南结盟大计。”

“可是莎莉看不见，”强森断然附和，决定一不做二不休，“阿穆也看不见。”

“谁是阿穆？”

“她的助理。”

拉克斯摩尔的微笑仍然宽容和蔼。他也一样，据说，看见的是整个树林，而不是一棵棵树。“把你自己的问题反过来想吧，强尼，我想你就会得到你自己的答案。如果巴拿马没有什么值得反抗的事，为什么会有地下的巴拿马反抗运动？为什么那些秘密的异议团体——不是地痞流氓，强尼，而是有钱又关心社会的阶层——会在一旁等待，除非他们知道自己在等待的是什么？为什么渔民要闹事？——强尼，机灵的人从来不敢低估海里来浪里去的那些人。为什么巴拿马总统安插在运河管理局里的人，公开说的是一套政策，可是秘密约会簿里显示的又是另一套？为什么他表面上过的是一种生活，在水面下过的又是另一种生活，藏起他的踪迹，在不该有社交活动的时间，拨冗接见伪装的日本港务长？为什么那些学生不罢手？他们在空气里嗅到了什么？他们在小咖啡馆和小舞厅里又听到什么样的耳语？为什么每个人嘴里都不停出现‘出卖’这两个字？”

“我不知道。”强森说。他最近观察到，送经他主子办公桌上的巴拿马原始情报日益增多，让他越来越困惑。

然而强森并不是对所有事情都很清楚——至少对拉克斯摩尔那些鼓舞人心的情报并不清楚。每当拉克斯摩尔着手准备他那著名的一页摘要，以提交给他神秘的规划与执行者时，他首先会要求从限阅层级最高的档案库里调来一大叠档案，然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直到完成文件为止——强森曾经偷偷看过一眼调来的档案，全是过往的事件，例如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和现在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一点关系也没有。

拉克斯摩尔把强森当成一块共鸣板。强森学到，有些人没有听众在场，就无法思考。

“强尼，这是像我们这样的情报人员最难插手的事：事情还没有动静，就掀起人为的狂涛巨浪；事情还没有传开，民意就来了。看看伊朗和什叶派，看看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纷争，看看‘重建政策’77和邪恶帝国的崩溃，看看萨达姆，我们最好的客户之一。强尼，谁预见这些事会发生来着？谁看到这些事像乌云在地平线聚集成形？不是我们。看看加尔铁里和福克兰群岛事件的爆发，我的天哪。一次又一次，我们庞大的情报榔头足以粉碎所有的坚果，只除了一个：人类的谜团。”他用以往的速度踱步，每个步伐都非常夸张。“可是我们现在想打碎的就是这个，这一回我们可以抢得先机。我们监听整个集市。我们掌握了群众的情绪，他们潜意识的进程，他们潜藏的起火点。我们可以先发制人，我们可以打败历史。埋伏——”

他一把抓起电话，速度之快，让它几乎连响的时间都没有。只是打来的是他的妻子，问他上班前是不是又把她车子的钥匙塞进他的口袋里了。拉克斯摩尔简洁地认错，挂掉电话，拉拉外套衣摆，再次开始踱步。

他们选择杰夫的地方，因为班恩·哈特利说要用那个地方，毕竟杰夫是班恩·哈特利的傀儡，虽然两人都觉得对此应该审慎地保持缄默。况且选择杰夫的地方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是杰夫的点子。就某种意义而言，最初拟订游戏计划的是杰夫·卡文狄胥，然后班恩·哈特利说他妈的，就做吧。班恩·哈特利的遣词用字就是这样：身为伟大的英国传媒巨子，麾下有无数个心惊胆战的记者，他对自己的母语有着出于本能的厌恶。

是卡文狄胥点燃了哈特利的想像力（如果他真有想像力的话）；是卡文狄胥敲定了和拉克斯摩尔的买卖，鼓励他，支持他的预算和利己主义；卡文狄胥也是在哈特利的应许下，在国会附近的昂贵餐厅举行最初的小型午餐会和非正式的简报，游说那些该游说的议员（虽然不提哈特利的名字），打开地图，让他们知道那个该死的地方在哪里，以及运河的走向，因为他们大半的人都搞不清楚；卡文狄胥在城里和石油公司偷偷敲响警钟，拥抱那些低能的保守右派，这对他来说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只要讨好那些怀抱帝国梦想、痛恨欧洲、痛恨黑人、仇视外国、迷失心灵又缺乏教育的孩子们就成了。

是卡文狄胥在选战的危急存亡时刻召来邪灵，让凤凰从保守党的灰烬里展翅飞起，扭转战局；他穿着那套直到今日仍嫌太大、闪闪发亮的战袍，用不同的语言、相同的高亢语气对反对党说——别担心，先生小姐们，你们不需要反对任何事，或采取任何立场，只要低下头，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摇晃忠贞的大英航船，即使它的航向偏斜到错误的方向，在疯子掌舵下，漏水漏得像个沥水锅。

也是卡文狄胥激起大众适度的忧虑，散播对英国工业、商业与英镑有灾难性影响的谣言。套句他的话，是卡文狄胥让我们意识到的。也就是说，巧妙利用一向对哈特利帝国敬而远之的专栏作家，把谣言转化成大众所接受的确信之事，这些人在哈特利帝国之外运作，因此在理论上，不受它可畏名声的污染。卡文狄胥接着在几家素有声望且有承诺待履行的小杂志社种下后续的专论，这些专论接着就会被较大的杂志大幅报道，然后晋级或降级到画报内页，到所谓质量低劣的社论，以及电视的夜间公共辩论节目。不只在哈特利所拥有的频道，也在竞争者的频道——因为媒体会一再重复自己虚构的想像，还有害怕任何竞争对手挖到独家新闻的恐惧心态，都是最容易预期的事。他们不管故事是不是真的，因为，亲爱的，老实说，在现今的新游戏里，我们没有人手、时间、兴趣、心力、文字能力或一点点微小的责任感，用任何方式查证我们的事实，而只会想起其他捉刀人所写的相同主题的东西，拿来像福音书一样照抄一遍。

是卡文狄胥这个穿斜纹呢，体型高大，声音神似晴朗夏日午后上流社会板球播报员的户外型英国佬，发挥极具说服力的倡导效果。他一向通过精馔美食，宣传班恩·哈特利珍爱的信条——“不趁现在，更待何时？”——他心中那种跨大西洋权力拉锯与阴谋战，正是以这种说法为基础。他理论的重点在于：美国高居举世惟一超强的地位至多只能再撑十年，而在那之后的一切犹未揭露，因此，这个信条主张，如果世界上有任何需要动大手术的地方，无论从外表或从内部来看有多残忍，有多自私自利，但是为了我们的生存、我们子孙的生存、哈特利帝国的生存，还有它对第三与第四世界精神灵魂日益扩张的控制：趁我们打出长打的时候，动手吧，他妈的，拜托！别再摇摆不定！拿走你想要的，把你不要的敲个粉碎！可是不管你做是不做，别再扭扭捏捏、让步、道歉、怯懦不前。

如果这让班恩·哈特利像他在大洋此端的亲兄弟一样，带着“北美疯狂右派”上床，还让他变成军火工业的宠儿——喔，他妈的，他会用他亲爱的母语说，他不是政客，他讨厌那些混蛋，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对于他的近亲，他也可以既往不咎，只要他们讲道理，别再蹑手蹑脚走在国际回廊上，对每个日本佬、黑鬼和南欧仔说，“原谅我是个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美国白人，先生，原谅我这么庞大、强壮、有权又有钱，我们相信上帝的子民人人平等有尊严。你能容我垂手屈膝，吻你的屁股吗？”

为了他麾下军官们的好处，班恩·哈特利不眠不休地描绘这幅景象，但一切都是在一种共识下进行——先生小姐们，这些事情我们别传出去，这是为了客观报道新闻的神圣利益，我们就是为此生在地球上，否则你那双他妈的脚就永远别想踏进来。

“别把我算进去。”前一天，班恩·哈特利对卡文狄胥这么说，用他那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偶尔他说话时，嘴唇连动都不动。偶尔他对自己的阴谋诡计、对全人类的平庸觉得越来越难以忍受。

“你们两个混蛋，自己去搞定那些人。”他恶毒地补上一句。

“如你所愿，主子。可怜哪，可是我们没办法。”卡文狄胥说。

然而班恩·哈特利来了，不出卡文狄胥所料。他搭出租车，因为不信任自己的司机，甚至还提早十分钟抵达，读一份卡文狄胥过去几个月来送给凡恩手下的那些狗屁摘要——狗屁是他最喜欢的修辞——结尾是河对岸那些讨厌鬼只有一页长度的火热报告——没有署名，没有来源，没有抬头——卡文狄胥说那是钳子，是纯酒，是遗失的钻石。主子，凡恩的手下正准备出击，所以才有今天的集会。

“写这东西的是哪个混蛋？”哈特利问，迫不及待想把荣誉归于应得之人。

“拉克斯摩尔，主子。”

“他就是那个一手搞砸福克兰群岛事件的混球？”

“就是那一个。”

“没经过润改部吧，肯定是。”

尽管如此，班恩·哈特利还是读了两遍，这对他可是破天荒头一遭的事。

“是真的吗？”他问卡文狄胥。

“够真的啰，主子。”卡文狄胥的语气稳健而睿智，这使他的判断格外引人注意。“部分是真的，有效期限则不确定。凡恩的手下可能得快点行动。”

哈特利把报告拉回到面前。

“嗯，至少他们这回他妈的知道该怎么做。”他说，一面沉着脸，对塔格·科比点个头。科比是第三号凶手，卡文狄胥开玩笑给他的封号。他刚闯进房间里，也没擦一下他的一双大脚，怒视着四周搜寻敌人。

“老美还没到？”他咆哮道。

“随时会到，塔格。”卡文狄胥安抚似的对他保证。

“这些畜牲连自己的葬礼都会迟到。”科比说。

杰夫的地方有个特别的好处，就是位于梅菲尔心脏地带的优越地理位置，克蕾利吉饭店的侧面入口近在咫尺，一条有大门阻隔与警卫看守的死巷，住有多位重量级打手、外交官和说客，巷底就是意大利大使馆。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隐姓埋名。你是清洁工也好，是上门做饭的也罢，或者是信差、管家、保镖、娈童或银河系的大主宰都不打紧，没人在乎。而且杰夫是个善开大门的人，他知道如何接近权贵，把他们全聚在一起。只要有杰夫在，你就可以退居一旁，静待事情发展，就像现在一样：三个英国佬和他们的两个老美客人，每个人都可以否认自己在场，一起大吃大喝他们一致同意没有过的餐宴，没有仆人在旁见证。自助式的，包括从卡文狄胥苏格兰庄园空运来的余温犹存的鲑鱼，鹌鹑蛋，水果和奶酪，还有卡文狄胥的老保姆亲手做的面包奶油布丁。

至于饮料，有冰红茶之类的选择。因为在今天浴火重生的华盛顿，据杰夫·卡文狄胥说，午餐喝酒精类饮料简直是野兽的象征。

围坐圆桌就可以不分尊卑，腿有足够的伸展空间。柔软的椅子，电话插头拔掉了。卡文狄胥对舒服的程度最讲究了。女孩也多的是，如果你想要的话，问塔格吧。

“艾略特，航程还好吧？”卡文狄胥问。

“噢，我简直置身旅行天堂，杰夫。我爱死那些摇摇晃晃的小喷射机了。诺斯霍特78很整洁。我爱诺斯霍特。搭直升机到贝特西79，惊天地泣鬼神哪。真是美丽的发电站啊。”

听艾略特说话，你永远不知道他是在讽刺呢，还是真心欢喜？他三十一岁，是阿拉巴马州出身的南方人。既是律师，也是记者，懒洋洋又爱开玩笑，只有遭受攻击时例外。他在《华盛顿时报》上有自己的专栏，大张旗鼓地和直到不久前名气都比他大得多的人打笔仗。瘦长、枯槁、危险、戴眼镜，脸上只看得见下巴和骨头。

“停留一个晚上，还是马上回去，艾略特？”塔格·科比低吼道，暗指第二个选项是他比较乐见的。

“塔格，很遗憾，宴会一结束，我们就得回去了。”艾略特说。

“不去向大使馆致意？”塔格露出畸形的狞笑。

这是笑话。塔格并不常说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知道艾略特或狄克上校来访的就是美国国务院。

狄克上校坐在艾略特身边吃鲑鱼，每一口嚼固定的次数之后才吞下去。

“那里没有我们的朋友，塔格，”他很敏捷地回答，“只有同性恋。”

在威斯敏斯特宫，塔格·科比被称为“职繁不及备载”部长。部分因为他的性爱冒险替他赢来这个封号，但主要的原因是他负责的顾问与董事业务之繁多，无人能比。在全国甚至中东各地，没有任何一家国防公司没有塔格·科比，或者应该说，没有一家不属于塔格·科比。就像他的客人一样，他有权有势，隐隐有股胁迫意味。他的肩膀宽厚，眉毛粗黑得像贴上去的。有对公牛似的平庸愚蠢的眼睛。即使吃饭的时候，握紧的大拳头也随时保持警戒。

“嗨，狄克，凡恩好吗？”哈特利越过桌子，快活地叫道。

班恩·哈特利开始施展他传奇性的魅力，没人抗拒得了。他的微笑躲在浓云里如此久之后，这会儿显得如此兴致盎然。上校立刻开朗起来，卡文狄胥也很高兴看见他的主子突然精神一振。

“长官，”狄克上校大声吼道，宛如在军事法庭发表演说，“凡恩将军向你致意，表达对你的感谢，班恩，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到今天，你提供给他的实质支持与鼓励，价值非凡。”

肩膀后挺，下巴紧缩。长官。

“嗯，你跟他说，他没出来竞选总统，我们真是他妈的失望。”哈特利说，微笑灿烂依旧，“美国惟一的好人竟然没有立足之地，真是天杀的可耻。”

狄克上校对哈特利戏谑的挑拨不为所动。前几次会议开下来，他对这些煽动言论已经习以为常。

“先生，凡恩将军身边有年轻人。将军看事情很长远。将军非常有战略。”在和缓、怏怏不乐的句子之间，他自顾自地点头，眼睛仍然睁得大大的，很容易受伤害的样子。“将军读很多东西，他很有深度，知道如何等待。换成其他人，可能现在就开火了。可是将军不会，不会哪，长官。等时机开始对总统造成影响的时候，将军就会在那里左右他。依我之见，他是美国惟一知道该怎么做的人，对吧，长官。”

我听命，狄克上校那双跟班的眼睛如此示意，可是下巴却说滚开别挡路。他的头发理得很短。看他坐得笔直的样子，实在很难让人记起他没穿制服的模样，也很难不怀疑他是不是稍微有点疯狂。或者，是不是他们全都疯了。正式的仪式突然结束。艾略特看看手表，无礼地挑起眉毛，望着塔格·科比。狄克上校把餐巾从脖子上取下，一本正经地揩揩嘴唇，然后放到桌上，宛如一束不讨人欢心的花，留待卡文狄胥清理。科比点亮一根雪茄。

“你介意把那根他妈的东西熄掉吗，拜托，塔格？”哈特利很有礼貌地问。

科比按熄雪茄。偶尔，他会忘记哈特利拥有他的秘密。卡文狄胥正在问谁要在咖啡里加糖，有人要奶精吗？至少这是场会议，不是餐宴。五个彼此厌恶的男人，围坐在擦得亮晶晶的18世纪古董桌旁，为一个伟大的理想齐聚一堂。

“你们这些家伙要不要参加？”班恩·哈特利说，他向来都是开门见山。

“我们当然要加入啰，班恩。”艾略特说，脸像海门一样紧闭。

“那是谁阻挡你们，看在老天的分上？你们有证据。你们统治那个国家。你们还等什么？”

“凡恩想要加入，狄克也是。对吧，狄克？大家都摩拳擦掌，对吧，狄克？”

“当然啰。”上校喘口气，手拉手，摇摇头。

“那就动手啊，看在老天的分上！”塔格·科比叫道。

艾略特假装没听见这句话。“美国人民会希望我们介入。”他说，“他们或许还不知道，但是他们很快就会明白。美国人民会想要响应该属于他们，而且原来就不该放弃的东西。没有人阻挡我们，班恩。我们有五角大楼，有意愿，有训练有素的人，也有科技。我们拥有参议院，我们拥有众议院，我们拥有共和党，我们写外交政策，我们有一家可以在战时掌控媒体的公司。上一回控制得滴水不漏，这一次一定更密不透风。没人阻挡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班恩。没有人，这是事实。”

一时之间，众人都沉默下来。科比是第一个打破沉默的人。

“跳下来总需要一点勇气。”他粗暴地说，“撒切尔从来不犹豫。其他家伙就不时举棋不定。”又归于静默。

“我想运河就是这么丢掉的。”卡文狄胥说，可是没有人笑，静默再次笼罩。

“杰夫，你知道那天凡恩怎么对我说的吗？”艾略特说。

“说什么，老小子？”卡文狄胥说。

“每个非北美人都赋予北美洲某个角色，虽然他们几乎全部都是没有自己角色的人，都是自己打手枪的家伙。”

“凡恩将军很有深度。”上校说。

“也只好习惯啦。”哈特利说。

可是艾略特不急着回答。他若有所思地把双手摆在胸前，仿佛正套上背心，在他的殖民地抽方头雪茄。

“班恩，我们在这件事上没有一根该死的桩钉哪。”他坦承，以记者的身份对另一个记者吐露心声。“没有钉勾。我们有一个状况，但是没有冒烟的枪管，没有被强暴的美国修女，没有死掉的美国婴儿。我们有谣言，我们有或许，我们有你们那些间谍报告，却是我们那些地下情报员在此时此刻无法证实的消息，因为我们一定要坚持这样的说法。现在还不是掏出国务院血淋淋心脏，或在白宫栏杆边高举‘滚出巴拿马’标语的时机！这是采取关键行动、重新凝聚全国共识的时机！只要全国有共识就可以动手做。我们会帮忙，你也可以，班恩。”

“我说过我会的，一定会。”

“可是你们不能给我们的是一根桩钉，”艾略特说，“你不能强暴修女，你不能替我们屠杀婴儿。”

科比很不合时宜地爆出一阵狂笑。“别这么确定喔，艾略特。”他大叫，“你可不像我们这么了解我们的班恩。什么？什么？”

可是他没得到喝彩，只换来上校痛心的蹙眉。

“你当然会得到他妈的桩钉。”班恩·哈特利谨慎地反驳。

“说说看。”艾略特说。

“否认啰，想想吧。”

“什么否认？”艾略特说。

“每个人的否认。巴拿马人否认，法国佬否认，日本人否认。所以他们全是骗子，像卡斯特罗一样是骗子。卡斯特罗否认他有苏联火箭，所以你们就介入了。运河的阴谋家否认他们的阴谋，所以你们又动手了。”

“班恩，古巴危机的时候，那些火箭就在那里哦。”艾略特说，“我们以前有那些火箭的照片。我们以前有冒烟的枪管。可是现在我们有没有冒烟的枪管。美国人要看的是正义伸张，光说并没有用。我们需要一支冒烟的枪管。总统需要一支冒烟的枪管，如果他没拿到手，就不会动。”

“我们不会刚好抢拍到几张戴假胡子的日本工程师在挖第二条运河的快照吧？”卡文狄胥半开玩笑地问。

“没有，我们他妈的没有。”哈特利反驳，并没有提高声音，但其实也毫无必要。“所以你们打算怎么做，艾略特？等着日本佬在他妈的1999年12月31日的午餐时间，给你们来场拍照记者会？”

艾略特不为所动。“班恩，我们没有耸动的画面可以在电视屏幕上播放。上一回算我们运气好，诺列加的尊严军在巴拿马市当街虐待高贵的北美女人。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有立场。我们有了毒品，所以我们就把毒品拿来大书特书。我们有诺列加的态度问题，我们大书特书。我们有他的丑陋恶行，我们大书特书。很多人觉得丑恶就是不道德，我们就利用这一点。我们有他的性生活和巫毒教。我们打卡斯特罗的牌。可是，一直要到披着高尚之名的粗鄙拉美士兵折磨高贵的北美女人之后，总统才觉得应该派我们的男生去教他们一点礼仪。”

“我听说是你一手安排的。”哈特利说。

“不管怎样，不能玩第二次。”艾略特回答，把这个建议推到一边，好像一点都不相干。

班恩·哈特利内心爆裂。秘密试爆，没有爆炸声，他一动也不动。只有吐出空气时发出的高压嘶嘶声，混杂着挫折与愤怒。

“该死的老天爷啊，那条他妈的运河是你们的哦，艾略特。”

“印度也曾经是你们的呀，班恩。”

哈特利没费事反驳。他透过帘幕深垂的窗户，没望见任何值得他浪费时间的东西。

“我们需要立足点。”艾略特又说了一遍，“没有立足点，没有战争。总统不会轻举妄动。结束。”

靠着杰夫·卡文狄胥精雕细琢与健壮豪爽的外表，才为会议带回了光明与快乐的气息。

“好了，各位先生，依我看哪，我们已经达成很大的共识。我们得留时间给凡恩将军做决定，没有人反对吧。我们是不是能稍微让你们了解一下？塔格，我看得出来，你迫不及待了。”

哈特利拉起自己心扉的帘幕。想到要听科比讲话，只更加深他的沮丧。

“这个缄默反抗运动，”科比说，“阿布瑞萨斯集团。艾略特，你看过报告了吗？”

“我该看吗？”

“凡恩看了吗？”

“他很喜欢。”

“他可真怪，不是吗？”科比说，“想过那个家伙反美吗？”

“阿布瑞萨斯不是傀儡，他不是顾客。”艾略特平静地说，“如果我们要派人搞个巴拿马临时政府，让那个国家安度到下一次选举，阿布瑞萨斯的呼声一定很高。那些自由派的家伙就不能再叫我们殖民帝国，巴拿马人也一样。”

“而且如果他不乖，你们也还可以炸掉他的飞机，对吧。”哈特利恶毒地说。

科比又说：“我的重点是，艾略特，阿布瑞萨斯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我们的人，他自己选的。所以他的反抗运动也是我们的。我们掌控，我们提供装备和建议，我想我们都应该记住这一点。凡恩特别要记住。如果事情搞成阿布瑞萨斯拿的是美国人的钱，或者他手下用的是美国装备，那对凡恩将军来说可就大大不妙了。我们不想让这个可怜的家伙，从一开始就背负美国奸细的罪名，对吧？”

上校有个主意。他眼睛睁得大大的，闪闪发亮。他的微笑超凡入圣。

“听着：我们可以打别人的名号啊，塔格！我们在那里有资产！我们可以搞得像阿布瑞萨斯是从秘鲁、危地马拉，或卡斯特罗的古巴弄到家伙。我们可以搞成任何样子。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塔格·科比一次只讲一个重点。“我们找到阿布瑞萨斯，我们给他装备。”他态度强硬地说，“我们有个第一流的代理人在现场。你们想给钱，想给什么都很欢迎，可是必须通过我们。不能从当地提供，不能直接给。我们控制阿布瑞萨斯，我们提供他后援，他是我们的，还有他的学生，他的渔夫，和他掌控的其他每一个人。基地的一切所需都由我们提供。”他说完了，指节在18世纪的餐桌上敲了敲，以防其他人没抓到重点。

“全部都是‘假如’。”片刻之后，艾略特说。

“假如什么？”科比追问。

“假如我们参加。”艾略特说。

突然间，哈特利的目光不再盯紧窗外，转到艾略特脸上。

“我要先尝第一口，独家。”他说，“我的摄影机和文字记者第一波就进去，我的那些小伙子们和学生、渔民一起前进，独家。其他人全坐备用的防弹厢型车。”

艾略特冷冷一笑。“班恩，或许你们的人可以替我们发动侵略，或许可以替你们解决你们的选举问题。保护流亡英国公民救援行动，你觉得如何？巴拿马一定有几个流亡英国人吧。”“很高兴听到你提出这个问题，艾略特。”科比说。

另一个主轴。科比很紧张，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甚至包括哈特利。

“为什么，塔格？”艾略特问。

“我们之前只谈到我们的人如何确实置身事外。”科比回嘴。我们的人，指的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傀儡，我们的吉祥物。

“塔格，你要他和凡恩一起坐在五角大楼的战情室里？”艾略特戏谑地提议。

“别蠢了。”

“你要英国军队在美国战舰上？欢迎之至。”

“我们不想，谢谢你，那是你们的后院。可是我们想要功劳。”

“要多少，塔格？我听说你生意谈得可好呢。”

“不是那样的功劳，是道德上的声望。”

艾略特露出微笑，哈特利也是。他们的表情显示，道德是可以商量的。

“我们的人要在前线现身，大声疾呼。”塔格·科比宣布，用他巨大的手指一一细数条件。

“我们的人把他自己裹在旗子里，你们的人一面替他欢呼，大不列颠万岁，去他的布鲁塞尔。

特殊的关系将获得进一步提升——对吧，班恩？访问华盛顿，握手，推崇备至，对我们的人说尽好话。等你们一搞定你们的人，也尽快让他到伦敦访问。他姗姗来迟，大家都会注意到。英国情报单位的角色应该在某些受敬重的媒体披露。我们会给你们文章内容——对吧，班恩？其他欧洲国家全蒙在鼓里，法国青蛙和以往一样很没面子。”

“把那个烂差事留给我吧，”哈特利说，“他又不卖报纸，我卖！”

他们像一对意见不合的爱人分手，担心自己说错话，没说该说的，没让对方了解。我们一回去，就会让凡恩掌控这件事，看看他感觉如何，凡恩将军看的是长远，上校说。凡恩将军真的很有远见。将军盯住耶路撒冷。将军知道如何等待。

“他妈的给我来杯酒吧。”哈特利说。

他们自己坐在一起，三个英国人带着他们的威士忌退场。

“不赖的小会议喔。”卡文狄胥说。

“狗屁！”科比说。

“买下缄默反抗运动，”哈特利下令，“确定他们能说也能开火。学生有几分真实性？”

“他们不太稳定，主子。有毛派信徒，跌跌撞撞的小孩，反战狂，很多都已经超龄了。他们可能会倒向任何一边。”

“他妈的谁在乎他们倒向哪一边？收买这些该死的家伙，放手给他们。凡恩要根桩钉，他梦想着要，可是没胆开口。你想那个混蛋干吗派他的奴才来，自己躲在家里？或许那些学生可以提供立足点。拉克斯摩尔的报告在哪儿？”

卡文狄胥递给他，他读了第三遍，才丢回给卡文狄胥。

“是哪个婆娘替我们写那些前景悲观的狗屁？”

卡文狄胥说了一个名字。

“把这个给她，”哈特利说，“告诉她，我要学生做大。把他们和穷人、被压迫的人扯上关系，踢开共产党。多渲染缄默反抗运动，把他们塑造成英国人眼中21世纪巴拿马的民主典范角色。我要危机。‘恐怖行动在巴拿马街头横行’，像这样的狗屁。第一版。周日。去找拉克斯摩尔，告诉他，该叫他那些他妈的学生起床了。”

拉克斯摩尔从未担负如此危险的任务。他意气风发，他心惊胆跳。可是出国总是让他心惊胆跳。他孤注一掷，英勇犯难，独自一人。在他绝不能脱掉的外套里，有本令人望而生畏的护照，要求所有外国人必须保障女王陛下心爱的信使梅洛斯安全穿越边界。他身旁的头等舱座位堆着两个笨重的黑色皮革公文包，以蜡封笺，镶印皇家徽章，捆着宽幅的肩带。他虚构的单位规则不允许他睡觉或喝酒，公文包必须随时在他视线与双手可及的范围内。任何污秽的手都不许亵渎女王信使的文件袋。他不能结交任何朋友，但他却为一位英国航空的空姐破了戒。飞越南大西洋途中，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必须上洗手间。他站起来两次，却老是被其他旅客捷足先登。最后实在急得不行了，他只好说服空姐替他守着一间空下来的洗手间，等他提着沉重的行囊，粗野地挤过打瞌睡的阿拉伯人，撞到饮料推车，像螃蟹一样奋力横着穿过走道。

“你一定带着很沉重的秘密。”看他安返客舱，那位空姐愉快地说。

拉克斯摩尔很高兴发现她也是苏格兰人。

“你是哪里人，亲爱的？”

“阿伯丁。”

“太棒了，那个银色城市！天哪！”

“那么你呢？”

拉克斯摩尔几乎就要脱口说出他的那个苏格兰故乡，可是他想起他的假护照，梅洛斯出生在科拉普汉。他努力挪动放在地板上的文件袋时，她替他拉着门，让他益加难堪。回到座位，他四下搜寻潜在的劫机匪徒，找不到半个可以信任的人。

飞机开始下降。我的天哪，想想看！拉克斯摩尔对他的任务如此诚惶诚恐，又如此痛恨飞行，梦魇交加——她撞进海里了——文件袋随之而去。从美国、古巴、俄罗斯和英国来的救援船赶赴现场！那位神秘的梅洛斯是谁？他的文件袋为什么沉到海底？为什么没有半张纸浮出水面？为什么没有人出面找他？没有未亡人、子女或亲人？他的文件袋出现了。女王陛下的政府会乐于向屏息以待的世界说明袋内非比寻常的内容吗？

“你这回抽中的是迈阿密，对吧？”空姐问，看着他做好下飞机的准备。“我敢说，你一冲到目的地，一定马上想泡个热水澡。”

拉克斯摩尔压低声音，免得那些阿拉伯人不小心听到。她是个苏格兰俏姑娘，理当听到实情。“巴拿马。”他咕哝说。

可是她已经离开他身边，忙着要旅客确定已竖直椅背，系好安全带。

19

“他们是按军阶收果岭费的。”马尔毕解释，选了一根中号的铁杆来推杆。旗子矗立在八十码外，对马尔毕来说，那就是一天的旅程。“大头兵几乎不必付钱，步步高升的人一升官就得加钱，他们说将军简直打不起球了。”他咧嘴一笑。“我谈成一笔减价协议，”骄傲地吐露，“我是中士。”

他挥杆击球，凝神伫望，球飞旋六十码，安安稳稳越过湿漉漉的草地，不见踪影。他快步追上前去，史托蒙特紧跟在后。一个戴草帽的印第安老杆童扛着一套装在褪色球袋里的古老球杆。

阿玛多这座待客殷勤的高尔夫球场，是蹩脚的高尔夫球手梦寐以求的球场，而马尔毕正是蹩脚的高尔夫球手。球场修葺整齐的草地位于美军基地与通向运河入口的海岸之间，建于1920年代的基地仍然保存原貌。球场有一幢守卫小屋，一条笔直无物的道路，由无聊的美国大兵和无聊的巴拿马警察看守。除了军方人士和他们的老婆，很少有人到这里来。地平线可以望见科利罗区，再远处是白蒂雅角的萨坦尼克塔。这天早上，云朵层层翻卷，显得格外柔和。外海罗列着岛屿和堤道，以及一长排静止的船舶，排队等待通过美洲大桥。

但是对蹩脚的高尔夫球手来说，此地最有魅力的，是低于海平面三十英尺的草沟。这里曾是运河工事的一部分，现在则变成击坏的球赖以翻身的渠道。蹩脚的高尔夫球手打的球可能左曲，也可能右拐。但是只要他位于草沟的范围之内，一切都没问题。草沟对他惟一的要求是击中球，保持低速。

“佩蒂还好吧。”马尔毕说，偷偷用高尔夫球鞋的趾尖调整球的位置，“她的咳嗽好点了吗？”

“不怎么好。”史托蒙特说。

“天哪，他们怎么说？”

“说得不多。”

马尔毕再度出击，球快速越过果领，再次消失。马尔毕急忙追上去。雨滴落下。雨滴每隔十分钟落下一回，但是马尔毕似乎没注意到。球淘气地躺在雨湿的沙坑中央。老杆童递了一支合适的球杆给他。

“你应该带她到其他地方去。”他随口建议史托蒙特，“瑞士，或者最近大家都去的其他地方。巴拿马太不卫生了，你永远不知道细菌会从哪里来。他妈的。”

他的球像某些原始昆虫，直奔丰沃的翠绿草原。透过重重雨幕，史托蒙特看着他的大使用力挥出一个又一个拱形，直到球缓缓爬上果岭。马尔毕要长推杆，气氛紧张。球进洞，胜利欢呼。他很急，史托蒙特想：他快疯了。现在是关键时刻。奈吉尔，行行好，听我讲几句话就好，马尔毕这天早上凌晨一点钟打电话给他的时候这么说，那时佩蒂才刚刚睡着。我想我们可以边走边谈，奈吉尔，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怎么说都成，大使。

“要不是这样，大使馆近来也还算是个愉快的地方，”走向下一条草沟的时候，马尔毕又重拾话题，“除了佩蒂的咳嗽和可怜的老菲碧。”菲碧，他老婆，既不太老也不算可怜。

马尔毕没刮胡子。褴褛的灰色套头衫全湿透了，挂在他上身像件锁子甲，但却配错了长裤。这个该死的家伙，为什么不给自己穿套防水衣呢？史托蒙特百思莫解，更多雨水淌下他自己的脖子。

“菲碧从来就不开心，”马尔毕说，“我想不透她为什么回来。我讨厌她，她讨厌我，孩子们讨厌我们两个，怎么看都没道理。我们已经很多年没干那档事了，谢天谢地。”

史托蒙特保持沉默，令人心惊的沉默。打从他们认识开始的这十八个月以来，马尔毕从来没向他吐露过心声。现在，突然间，不知基于什么原因，他们之间的亲密竟然无止无尽，骇人至极。

“你们离婚离得好。”马尔毕抱怨说，“你们的事也闹得人尽皆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可是你们熬过来了，孩子还和你们说话，办公室也没赶你们走。”

“也不尽然。”

“嗯，我真希望你能和菲碧谈一谈。为了她自己好。告诉她，你也经历过，其实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难过。她没办法和人好好谈，这也是个问题。她只想作威作福。”

“或许佩蒂和她谈谈会好一点。”史托蒙特说。

马尔毕把球放在球钉上。史托蒙特注意到，他这么做的时候，膝盖连弯都没弯一下，就只是把自己对折成两半，然后直起身子，嘴里的话倒是一直没停。

“不。老实说，我想应该是你去和她谈。”他对着球练习了几次挥杆的动作。“你知道的，她很担心我。她知道她自己可以好好过下去，可是她以为我会一直打电话给她，问她水煮蛋该怎么煮。我不会做那种事的，我会找个绝色佳人住进来，整天煮蛋给她吃。”他挥杆，球往上飞，飞越草沟的救赎。有那么一会儿，球似乎心满意足地保持直线前进。接着，它改变心意，转向左边，消失在滂沱的雨幕里。

“噢，吃屎呦！”大使说，展现了史托蒙特从未想到过的语言深度。

雨势大得荒唐。他们任那颗球自生自灭，匆匆跑向坐落在一排已婚军官眷舍前的团部音乐台。可是那个老杆童不喜欢音乐台，他宁可仰仗一丛棕榈树不牢靠的庇荫，站在树下，任凭滂沱大雨流下他的草帽。

“要不是这样，”马尔毕说，“就我所知，我们算是很快活的一群人。没结什么梁子，每个人都很快乐，我们在巴拿马的收获从来没这么高过，不可思议的情报从四面八方涌进。这让人不禁要问，我们的主子还能要求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还要求什么？”

可是马尔毕一点都不急，他喜欢自己那种迂回前进的奇怪路径。

“昨天晚上，我用欧斯纳德那部秘密电话，和各式各样的人聊了很久。”他用缅怀旧事的深情口吻说，“你用过那玩意儿吗？”

“不能说用过。”史托蒙特说。

“红通通、恐怖兮兮的东西，线接在波尔战争时期的洗衣机上。在那部电话上，你想说什么都可以，我印象真是太深刻了。那些家伙也都不错。我没见过他们，不过听起来都很不错的样子。电话会议。有个人一直道歉说打扰了。一个叫拉克斯摩尔的人要来找我们，一个苏格兰佬，我们要叫他梅洛斯。我不应该告诉你，但是我当然会讲。拉克斯摩尔—梅洛斯会带来改变一生的消息。”

雨完全停了，可是马尔毕似乎没注意到。杆童依然蜷缩在棕榈树下，抽着胖胖一卷大麻叶。

“也许你应该打发那个家伙走，”马尔毕建议，“如果你不打了的话。”

于是他们拿了几张湿答答的钞票，让杆童把马尔毕的球杆背回俱乐部会馆，然后在音乐台边缘找张干的长椅坐下，望着高涨的水流奔过伊甸园。阳光宛如上帝的荣光，突然照亮每一片树叶，每一朵花。

“事情已经被决定了——被动语态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奈吉尔——已经成定局了，女王陛下的政府会对巴拿马的缄默反抗运动暗中提供协助与支持。当然啦，在可以否认的基础上。我们应该称之为梅洛斯的拉克斯摩尔，就是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就我了解，有一本相关的手册，如何向你的地主国夺权或诸如此类的，我们必须浏览一下。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该在深夜找多明哥和阿布瑞萨斯先生到我的菜园子里来，或者这个工作是不是会落在你身上。我当然是没有菜园子啦，可是我似乎记得已故的哈利法克斯公爵有一座，他在那里会见形形色色的人。你看起来很怀疑的样子。这样子是怀疑没错吧？”

“为什么欧斯纳德不能自己处理这件事？”史托蒙特问。

“身为他的大使，我并不乐见他涉入，那孩子已经有够多责任了。他太年轻，资历太浅。那些反抗运动的人喜欢有经验的老手来，好让他们安心。有些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但也有些是年老的劳动阶级、码头工人、渔夫、农民之类的，我们最好自己扛起责任。我们也要支持那些神出鬼没制造炸弹的学生，永远诡计多端的家伙，我们也应该接管那些学生，我相信你对他们可以应付自如。你似乎很困扰，奈吉尔，我让你觉得沮丧吗？”

“他们干吗不给我们多派几个间谍来？”

“喔，我想没这个必要。或许有临时的救火员，像拉克斯摩尔—梅洛斯这样的人，可是没有常驻人员。我们不应该让大使馆的员工名额有异常扩增现象，会招来闲言闲语。我也提到这一点。”

“你提到？”史托蒙特难以置信地说。

“是的，的确是。有像你我这样两位经验丰富的主管，我是这么说的，额外的人手都非常没有必要。我的态度很坚定，他们会把这个地方搞得天翻地覆，我说我无法接受。我使出权威，说我们都是熟谙人情世故的人。你一定会以我为荣。”

史托蒙特认为他在大使眼中看见极不寻常的光芒，只有苏醒的欲望堪可比拟。

“我们需要一大堆东西，”马尔毕继续说，热衷的程度宛如小男生望着一组新的玩具火车，“无线电，汽车，安全房舍，信差，更别提还有军事装备——机关枪，地雷，火箭筒，炸药，当然，还有雷管，所有你能想得到的东西。他们向我保证，没有这些装备，就没有现代化的缄默反抗运动。还有个人说备用品也非常重要。你知道那些学生有多粗心大意。早上给他们一部无线电，到中午就已经画满涂鸦。我相信缄默反抗运动也好不到哪里去。武器全部是英国的，你一定会觉得松了一口气。有一家还经过测试检验的英国公司已经准备好要提供武器给他们了，这样不错吧。科比部长对他们的评价很高，他们在伊朗立下大功，还是伊拉克？也许两次都有。古利佛对他们的评价也很高。我很乐于告诉你，部里已经接受我的建议，让他立即升级成为卜强小组成员。在我们说话的这会儿，欧斯纳德正在让他宣誓效忠呢。”

“你的建议？”史托蒙特麻木地重复一遍。

“没错，奈吉尔，我下定决心，你和我可以搞定这桩阴谋。有一回我对你提到，我很渴望参与英国的谋略。嗯，这就是了，秘密的号角已经响起，我相信我们两人绝对都不缺少热情——真希望你看起来可以更快乐一点，奈吉尔。你似乎不了解我告诉你的这件事有多重要。大使馆就要飞黄腾达啦，就要从一摊死气沉沉的外交死水，变成最抢手的位置。升迁，奖章，最阿谀谄媚的评论，一夜之间全是我们的。别跟我说你怀疑我们主子的智慧吧？要把握时机哦。”

“只是这中间好像有点儿不太连贯。”史托蒙特有气无力地说。和一个崭新的大使缠斗。

“胡说八道。什么东西不连贯？”

“逻辑，比方说。”

“喔，真的？”——冷冰冰的——“你从哪里看出来逻辑有问题？”

“嗯，我指的是缄默反抗运动。除了我们，没人听过。他们为什么不做点事——放些消息给媒体——宣扬一下？”

马尔毕已经嗤之以鼻了，“可是我亲爱的小伙子啊！那就是他们运动的名字啊。那就是他们的本质——缄默啊。他们一直保守秘密，等待时机。阿布瑞萨斯不是个酒鬼，而是勇敢无畏的英雄，替天行道、为国奋斗的秘密革命家。多明哥也不是性欲超强的毒贩，他是最无私的民主斗士。至于那些学生，又有谁弄得清楚呢？你记得我们自己以前的德行，毛毛躁躁，没个定性，今天想西，明天往东。我怕你是太疲累了，奈吉尔，巴拿马让你沮丧。你该带佩蒂到瑞士去了。喔，对了，”——他继续说，仿佛漏了什么没提——“差点忘了。拉克斯摩尔—梅洛斯先生会带金条来。”他补上一句，用的是面对最后一个行政难题的口吻，“在这种事情上，我们不能信任银行和信使服务，在你和我一脚踏进的这个黑暗阴谋世界里不行。奈吉尔，所以他担任女王陛下的信使，用外交邮袋带来。”

“带什么？”

“奈吉尔，对缄默反抗运动来说，金条似乎比美金、英镑或瑞士法郎还受欢迎。我必须说，道理很明白。你能想像我们用英镑、先令来支持反抗运动吗？他们还来不及发动第一次流产政变，就已经贬值啦。我听说缄默反抗运动的代价可不低。”他用相同的一语带过口吻，“现在几百万根本就不算什么，你当然也不能指望靠这一点钱，就买到一个未来的政府。学生，没错，我们可以稍微控制住他们，可是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是怎么弄到负债累累的吗？两边的前线都需要优秀的后勤军官，不过我想我们可以胜任，奈吉尔，你说对吧？我把这个当成对自我的挑战，这是人到职业生涯中期梦寐以求的事。一座外交黄金城，而且不必在丛林里汗流浃背到处转。”

马尔毕很开心。史托蒙特紧抿嘴唇站在他身边，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放松。他也搞不懂自己，完全无法解释。太阳依旧光芒万丈。缩在音乐台的阴影里，他觉得自己像终身监禁的囚犯，无法相信牢房的门已然敞开。他已经被逼着摊牌了——可是，是什么牌呢？看着整个大使馆在欧斯纳德虚假的炼金术下欣欣向荣，他除了自己，又愚弄了谁？“别找碴儿了。”他很严厉地警告佩蒂，因为她说卜强有点好得过头，不像是真的，特别是你如果对安迪多些了解的话。马尔毕开始畅谈大道理。

“大使馆不够格去估价，奈吉尔。我们或许有些见解，但是并不一样。我们可能熟悉本地的情况。我们当然熟悉，有时候和上司告诉我们的会有冲突。我们有我们的判断。我们可以看，可以听，可以闻。但是我们没有占地几亩的档案，计算机，分析员，和一大堆秀色可餐的年轻女孩，在走廊里跑上跑下，啊哈。我们没有宏观远见，不了解世界的游戏。至少像我们这么又小又边陲的大使馆是如此。我们是乡下土包子，我想你同意吧？”

“你这么告诉他们的吗？”

“我的确这么跟他们说，用欧斯纳德那部神奇电话。任何话只要当秘密讲，分量马上加重，你不同意吗？我说，我们很清楚自己的能耐，我们的工作很单调，我们偶尔可以得到许可，瞥一眼外面的大世界。卜强就是这样的一瞥。我们很感激，我们很骄傲。一个小小的大使馆，我说，要负责解读国际形势，宣扬我们政府的观点，实在太不正确，也太不恰当，简直就是要我们对超乎眼界之外的事务作出主观判断嘛。”

“什么事让你这样说？”史托蒙特问。他原想大声一点，可是不知什么东西塞住了喉咙。

“当然是卜强啦。部里指责我，说对最近的情报吝于赞美。同理可推，你也一样被指责。‘赞美？’我说，‘你要多少赞美都可以。安德鲁·欧斯纳德是个迷人的家伙，极有良心，卜强行动带给我们思想的启蒙与食粮。我们很欣赏也支持，让我们这个小圈圈充满活力。可是我们不敢擅自把这个行动列入大谋略之中，这个工作应该留给你们的分析员和我们的主子。’”“他们觉得很满意？”

“他们很着迷。我告诉他们，安迪是个不错的家伙，很受女孩子欢迎，大使馆的资产哪。”他突然住口，留下一个问号，然后压低声调，“没关系，或许他没真的玩过八人划船赛，也或许到处扯点小谎，不过谁不是呢？我的重点是，卜强的情报是最吓人的胡说八道，这和你或我或这个大使馆里的任何人都绝对无关，可能只有年轻的安迪除外。”

史托蒙特在危急时刻的沉着冷静绝非浪得虚名。他静静坐了一会儿，尽管很痛苦——长椅是柚木的，他只稍微靠着一点背，尤其在这么潮湿的天气。他审视那一排乏善可陈的船只，美洲大桥，旧城，和它在海湾对岸丑陋的摩登姐妹。他把交叠的腿放下，又换个方式跷起来。他怀疑，基于某种尚未揭露的原因，不知自己是正见证事业的结束，或是目睹另一个轮廓尚不明朗的新事业开端。

相反的，马尔毕沐浴在告解之后的轻松气氛中。他靠着背，颀长得像山羊的头颅靠着音乐台的一根铁柱，声调一派宽宏大量。

“现在，我不知道，”他说，“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编出这些东西来的。是卜强吗？是卜强太太吗？还是情报下线——不管是谁——阿布瑞萨斯、多明哥、萨宾娜那个女人，还是在附近到处转的那个记者？叫泰迪什么的？或者是安德鲁自己搞的，其他全是假象？老天保佑他吧。他还年轻。他们可能是在愚弄他。另一方面，他脑筋动得很快，而且也很滑头。不，不只是这样，他从头到尾都烂透了，是个大混蛋。”

“我以为你喜欢他。”

“喔，我是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我可没作弊整他。很多人作弊，不过大多数作弊的人都是像我这种蹩脚的玩家。我的意思是，我认识一些作弊会道歉的家伙，事实上我自己也道歉过好几次。”他对着一对决定加入对话的大黄蝴蝶咧嘴，露出粗鄙的笑容，“但是你知道，安迪是赢家。作弊的赢家是混蛋。他和佩蒂处得怎么样？”

“佩蒂很喜欢他。”

“噢，我的天哪，我希望没太过喜欢吧？他勾搭上法兰了，请原谅我这么说。”

“胡说！”史托蒙特愤然回答，“他们彼此几乎不讲话。”

“因为他们暗地里勾搭啊，已经搞上好几个月，她好像完全失去理智了。”

“你怎么可能知道？”

“亲爱的小家伙啊，你一定注意到了，我的眼睛根本离不开她。我观察她的一举一动，我跟踪她。我想她没看见我，可是当然，我们盯梢的一定宁可被他们看见啦。她离开她的公寓，到欧斯纳德的公寓去，没再出来。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我捏造一封紧急电报，打电话到她的公寓去，没人接。事情真是再清楚不过了。”

“你什么都没对欧斯纳德说？”

“干吗说？法兰是天使，他是混蛋，我是色狼。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吗？”

音乐台又开始滴滴答答，暴雨再次倾泻而下，他们得再多等几分钟，等太阳露面。

“那你打算怎么做？”史托蒙特粗声粗气地问道，挡开他拒绝问自己的所有问题。

“你是说做吗，奈吉尔？”这才是史托蒙特所记得的马尔毕：枯燥、卖弄、冷淡，“做什么？”

“卜强、拉克斯摩尔。缄默反抗运动。学生。桥那端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欧斯纳德。

‘卜强纯属虚构’的事实。如果他是假的，那么那些报告就是胡说八道，就像你说的。”

“我亲爱的家伙啊，又没有人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我们只是服务更崇高目标的人罢了。”

“可是，如果伦敦照单全收，而你又觉得那像赌骰子——”

马尔毕身子前倾，就像他平常在办公桌上前倾身子一样，指尖抵在一起，像是无声的阻挠。

“继续啊。”

“——你要告诉他们。”史托蒙特不屈不挠地说。

“为什么？”

“阻止他们误入歧途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可是奈吉尔，我想我们已经有过共识，我们不是负责评估的人。”

一只亮闪闪的橄榄色小鸟闯进他们的领地，缠着要面包屑。

“我没东西可以给你。”马尔毕苦恼地说，“真的没有。噢，该死！”他大叫，把手插进口袋里，拍一拍，没找出任何有用的东西。“等会儿，”他告诉小鸟，“明天再回来。不，后天，差不多这个时间。我们有位头号间谍要到来。”

“奈吉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大使馆里的义务，是提供合乎逻辑的支持。”马尔毕用严谨、公事公办的语气继续说，“你同意吗？”

“我想是的。”史托蒙特有点存疑。

“在协助确能发挥作用之处提供协助。提供喝彩，鼓励，让理智冷静。帮那些坐在火线座位上的减轻负担。”

“驾驶座上的人，”史托蒙特心不在焉地说，“或者是火线，我想你大概是这个意思。”

“谢谢你。为什么每回我想用个现代的修辞，却总是办不到？我猜我刚刚想到的是一辆坦克。古利佛的那种，用金条换的。”

“我想也是。”

马尔毕的声音凝聚力量，仿佛为了音乐台外的听众着想，可是那里半个人都没有。

“我告诉伦敦，这是群策群力的事——我相信你会赞同——不管安德鲁·欧斯纳德有多少优点，他太缺乏经验，无法掌管这么大笔的钱，无论是现金或黄金。为了他，也为了接受者的公平起见，应该有个出纳协助他。身为他的大使，我无私地自愿担任这份工作。伦敦了解个中智慧。不论欧斯纳德是否质疑，他都很难反对，特别是因为我们——你和我，奈吉尔——会在适当时机接手缄默反抗运动与学生的联络工作。大家都知道，从秘密基金支出的钱很难核查，一旦进错口袋，也几乎不可能追得回来。更重要的是，有你和我的照管，这笔钱一定能秉公管理。我要参赞处配备欧斯纳德保险室里那种款式的保险箱，可以将黄金——以及其他任何东西——存放在里面，你和我可以共同保管钥匙。如果欧斯纳德决定他需要一大笔钱，他就得来找我们，陈述他的状况。假设金额是在事前同意的额度之内，你和我就可以一起拿出现金，交到适当的人手里。奈吉尔，你是个有钱的人吗？”

“不是。”

“我也不是。离婚是不是把你搞得一穷二白？”

“是的。”

“我想也是。等轮到我的时候，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菲碧可不会轻易满足的。”他瞥了史托蒙特一眼，想获得印证。但是史托蒙特的脸已经转向太平洋，肃然无表情。

“人生就是这么没道理。”马尔毕转而用闲话家常的口吻，“我们是健康的中年人，有健康的嗜好。我们犯过一些错，也勇敢面对，学到教训了。在靠助行器走路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年宝贵美妙的岁月。但是只要一个小小意外就毁掉我们完美的前景。我们破产啦。”

史托蒙特的目光从海面上移到遥远岛屿上空如棉毛般的云朵上。他仿佛在云端看见了白雪，佩蒂咳嗽好了，愉快地在通往农舍的小径上漫步，提着从村里采购回来的东西。

“他们要我试探美国人。”他呆板地说。

“谁？”马尔毕迅即反问。

“伦敦。”史托蒙特用相同平板的声音说。

“为了什么目的？”

“探听他们知道多少，关于缄默反抗运动，学生，和日本人的秘密会晤。我要试试水温，什么都不透露；试探反应，挑起争端。反正就是那些屁股安坐在伦敦的人会叫你做的蠢事。显然国务院和中情局都没看过欧斯纳德的情报。我要去弄清楚，他们有没有独立的情报渠道。”“意思就是他们到底知不知道？”

“如果你喜欢这样说也行。”史托蒙特说。

马尔毕很愤慨。

“喔，我真讨厌老美，他们老是希望每个人都和他们一样，用兴奋忙碌的脚步奔向毁灭。那得花上好几百年才能做得正确无误哪，看看我们。”

“假设老美什么都不知道，假设还没有人发现，或者全部都还不为人知。”

“假设根本没有什么可知道的，这个可能性高得多哦。”

“有部分可能是真的。”史托蒙特不屈不挠地仗义执言。

“破钟每十二个小时也会说一次实话，若用这样的标准来看，是的，我承认，可能有部分是真的。”马尔毕不屑地说。

“先不管情报是真是假，假设老美也相信这些情报。”史托蒙特死不肯放弃，“如果你喜欢这样想的话，就当他们受骗了吧。伦敦也是。”

“哪一个伦敦？当然不是我们的伦敦。老美当然也不会相信。不会真正相信。他们的系统比我们好太多了。他们会证明那全是胡说八道，他们会谢谢我们，说他们会记下来，好好研究。”史托蒙特拒绝让步。“大家都自己的系统。情报工作就像考试，你老是认为坐你隔壁的家伙懂得比你多。”

“奈吉尔，”马尔毕亮出职位权威，强硬地说，“请容我提醒你，我们不是负责评估的人。生命所赐给我们的，是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的机会，为我们尊重的人服务。我们眼前是辉煌灿烂的前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弃权是一种罪行。”

史托蒙特仍然瞪着前方，但已没有白云提供慰藉，他只能正视自己的未来。佩蒂的咳嗽逐渐吞噬她，他们只负担得起英国日益败坏的医疗服务。提早退休到萨克森，靠着微薄的津贴过日子。他所曾怀抱的每个梦想都逐渐远去；而他曾经爱过的英国，也早已埋在九泉之下。

20

他们躺在完工缝纫手的房间里，在地板上，在那些原住民女人为她们从圣巴拉斯涌进来的表亲姑姨叔伯所准备的一堆毯子上。他们的头顶上挂着成排等待缝扣眼的定制西装。天光是仅有的照明，城市的灯火辉煌使光线转成粉红色。仅有的声音是西班牙大道的车流声，以及玛塔在他耳边如猫的低语。他们衣着整齐，她破碎的脸埋在他脖子边。她颤抖着，潘戴尔也是。他们合而为一，一具冰冷恐怖的尸体。他们是空房子里的小孩。

“他们说你逃税漏税。”她说，“我告诉他们，你付了税。‘我记账，’我说，‘所以我清楚这事。’”她停下来，怕他可能想说什么。但他什么都没说。“他们说你没缴员工的保险费。我说：‘我负责保险，保险费都缴了。’他们说我不该问问题，他们有我的档案，我不该认为因为我被打过一次，就已经免疫了。”她挪动头，靠着他。“我没问任何问题。他们说我卧室墙上挂着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照片，他们会记在我的档案里。他们说我又和激进学生混在一起。我说我没有，这是真的。他们说你是间谍，说迈基也是间谍。他们说他酗酒只是手段，用来遮掩他是间谍的事实。他们疯了。”

她说完了，但潘戴尔花了些时间才意会，因此也迟了一会儿才转向她，用双手抚着她贴在他胸口的脸颊，让他俩的面孔合而为一。

“他们有说是哪一种间谍吗？”

“还有其他种类的间谍吗？”

“真实的那种。”

电话在响。

电话在他们头顶上响。在潘戴尔的一生里，电话很少是这么响起的。这部电话放在一个常让他联想起内脏的装置上，但他记起那些原住民妇女靠电话为生，对着电话欣喜若狂，潸然泪下，紧紧抓着话筒，倾听丈夫、爱人、父亲、酋长、子女、工头和无数面对无解问题的亲戚的每一句话。电话响了一会儿之后——若依他个人的独断判定，电话已响了一辈子，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只响了四声——他注意到玛塔已不在怀里，站了起来，整装扣衬衫，准备接电话。她想知道他是接呢，还是不接。如果电话来得不是时候，她总会问这个问题。突然，他涌起一股顽强的脾气，也站了起来，结果他们又贴得很近，和躺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我在这里，而你不在。”他对着她耳朵说，语气坚决。

没有诡计，没有装模作样：只有他发自内心的保护之情。犹如小心提防似的，他让自己站在玛塔与电话之间，粉红色的天光在头顶闪耀——蒙眬中有点点星光——电话不停地响，他凝神思索，想摸清它的目的。要先考虑最恶劣的威胁，欧斯纳德在他们的训练课程上提过。所以他思量再三，最恶劣的威胁似乎就是欧斯纳德自己，所以他想是欧斯纳德。接着他想起大熊，然后他想到警察。最后，因为一直惦记着她，所以他想到露伊莎。

但是露伊莎并不是威胁。她是他很早以前所创造的受害者，她母亲、父亲，以及布瑞斯维特、班尼叔叔、慈惠姐妹会，以及所有创造他成为今天这个他的人全是帮凶。与其说她对他造成威胁，不如说她让他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有错误。他如此小心翼翼营造，却依然误入歧途，这就是个错误：我们不该营造关系，但如果不能这样做，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最后潘戴尔实在没有什么人可想了，只好接电话。但他拿起听筒时，玛塔也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指节贴在唇上，露出牙齿，轻轻、迅捷、放心地咬啮。她的姿态让他有些激动。他把话筒贴在耳边，挺直身子，用粗率、清晰，当然还带有戏谑语气的西班牙语开口说话，显示他内心犹有挣扎，并非永远顺时应势。

“这里是潘戴尔与布瑞斯维特！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如果他下意识里想故作幽默风趣以去除入侵者的敌意，那么很遗憾，并没有成功，因为射击已然开始。他的话还没说完，第一发声音已经到他身边：一声声有规律、从容不迫、逐渐升高的爆炸声，伴随着阵阵轻微的机关枪、手榴弹，以及跳弹短暂的胜利呼声。有那么一两秒钟，潘戴尔以为侵略行动又重新展开了；只是这一次，他已允诺在科利罗区陪玛塔，这也是她亲吻他手的原因。接着，在开火的枪弹声里，理所当然地出现受害者的呜咽，在暂时利用的庇护掩体里回荡。控诉，抗议，咒骂，索求，夹杂着惊恐与愤怒，哀求上帝的宽恕补偿。但慢慢的，所有的声音变成一个，声音属于安娜，迈基·阿布瑞萨斯的情人，玛塔的童年好友，巴拿马惟一能容忍他，在他喝多了乱七八糟东西呕吐时替他清洗、听他谈天说地的女人。从潘戴尔认出安娜声音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她要说的是什么事。只是和所有善说故事的人一样，她把最精彩的部分留待最后。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把电话交给玛塔，一直自己聆听的原因。他要自己的身体承受鞭挞，不要她受苦，不要像上次“钉耙”不准他制止他们毁坏她的脸。

一如往常，安娜的独白路繁径多，潘戴尔需要一张地图才能走得通。

“那甚至不是我父亲的房子。我父亲之所以心不甘情不愿地借给我，是因为我撒谎，我告诉他，我会和我的女性朋友艾丝特拉到那里去，没有其他人。艾丝特拉、我，还有玛塔上同一所修女学校，那是个谎言，当然房子也不是迈基的，而是属于一个烟火工厂领班，叫奈格拉·维耶加。巴拿马所有节庆的烟火都是在瓜拉瑞做的，但那是瓜拉瑞自己的节庆。我父亲是那个领班的朋友，还是他结婚时的伴郎，那个领班说，我去阿鲁巴度蜜月的时候，来参加节庆，住我的房子吧。可是我父亲不喜欢烟火，所以他说我可以找人代替他，只要别是混蛋迈基就好了。所以我撒谎，我说我不会带迈基，而是带我的朋友艾丝特拉，她是我在修女学校的朋友，现在是戴维市一个木材商的情人。在瓜拉瑞的五天里，你可以看斗牛、舞蹈和烟火，精彩得不得了，在巴拿马其他地方，甚至全世界其他地方都看不到。可是我没带艾丝特拉，我带了迈基，而且迈基真的需要我。他既害怕，又沮丧，却还快乐得不得了。他说警察全是笨蛋，威胁他，叫他英国间谍，就像诺列加时代一样，全是因为他在牛津醉醺醺过了好几个学期，还放话要在巴拿马开英国俱乐部的缘故。”

安娜开始放声大笑，潘戴尔只能靠着无比的耐心拼凑出故事的梗概，但是要旨非常清楚，就是说她从没见过迈基同时这么兴奋又沮丧，一会儿落泪，一会儿狂笑。老天在上，是谁把他搞成这样？又是老天在上，她要怎么告诉她父亲？谁要去清理墙壁、天花板？谢天谢地，地板铺了瓷砖，不是木头地板，至少他还体贴地在厨房动手，保守估计，重新粉刷要花上千块钱，而且她父亲是位严谨的天主教徒，对自杀和异端颇有定见。好吧，他是喝了酒，但谁不是呢？节庆期间，除了喝酒跳舞上床看烟火，你还能做什么呢？她是在看烟火时听到背后砰一声，不知他打哪儿弄来的。他身边从来不带手枪，虽然他老说要把自己的脑袋轰掉。一定是在警察来找他，指控他是大间谍，提醒他上次蹲大牢的遭遇，还保证要让他再尝一回之后买的。虽然他现在已经不是个漂亮的小男生，那些老囚犯也不会来找麻烦了。她就只是尖叫，大笑，埋着头，闭上眼睛，直到她转身想看看是谁丢了炸弹还是什么的，才看见那一团混乱。有些溅在她的新衣服上，而迈基自己，倒卧在地板上。

潘戴尔一直苦思，这具被轰烂的尸体是不是仰天躺着。他的朋友，他的牢友，巴拿马缄默反抗运动永远的领袖当选人。

他挂上话筒，侵略行动停止，受害者也不再怨声连连。只有肃清工作还持续进行。他已写下瓜拉瑞的地址，用口袋里那支2H铅笔。线条细硬，但清晰易辨。接着他担心玛塔的钱，然后想起扣着扣子的裤子右后口袋里，塞着一叠欧斯纳德的五十元钞票。他交给她，她也收下，但她很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安娜。”他说，“迈基自杀了。”

但她当然知道。她把脸贴在他的脸上，和他用同一只耳朵听电话，从一开始就认出她朋友的声音。如果不是因为潘戴尔和迈基的深厚友谊，她老早就从他手里抢走电话了。

“不是你的错。”她激昂地说。她重复说了好几遍，想把这句话塞进他厚重的头颅里。

“不管你有没有骂他，他都会动手的，你听见没？他不需要借口。他每天都在自杀。听我说。”

“我在听，我在听。”

但他没说：是，是我的错，因为似乎无关紧要。

然后她开始发抖，像疟疾患者；如果潘戴尔没抱住她，她就会像迈基一样倒卧在地板上。

“我要你明天到迈阿密去，”他说，记起拉菲·多明哥对他提过的一家饭店，“住进大湾饭店。饭店在椰林，他们有很棒的自助午餐。”愚蠢地补上一句。退路，欧斯纳德教过他的，“如果你住不进去，就问总管看你可不可以用那个地址收信。他们是好人。提拉菲的名字。”

“不是你的错。”她又说了一遍，开始落泪，“他们在牢里把他打得太惨了。他是个孩子。你可以打大人，不可以打小孩。他很胖，他的皮肤很敏感。”

“我知道，”潘戴尔表示赞同，“我们都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彼此折磨，没有人应该。”

但是他的注意力已在那排等待完工的西装上巡行，因为其中最大也最醒目的一套，就是迈基多配一条裤子的犬牙纹羊驼呢西装。他说会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的那一套。

“我和你一起去，”她说，“我可以帮你忙。我会照顾安娜。”

他摇摇头。用力地摇。他抓住她的手臂，又摇摇头。我背叛了他，你没有。我把他塑造成领袖，虽然你叫我别这么做。他想开口说出这些话，但他的脸一定已经说了，因为她抽开身，挣扎着离开他，仿佛不愿见到眼前的事。

“玛塔，你在听吗？听我说，别再这样瞪我。”

“好。”她说。

“谢谢那些学生和所有的事，”他不放弃，“谢谢所有的一切。谢谢，我很抱歉。”

“你需要手枪。”她说，递还给他一百元。

他们站在那里，钞票在两人手里来来去去。他们的世界走到尽头了。

“不必谢我。”她对他说，用的是坚定、追忆的口吻，“我爱你，其他事情都无关紧要，就算是迈基也一样。”

似乎已经想清楚了，因为她的身体放松下来，爱意又回到她眼底。

同一个晚上，同一个时间，在英国大使馆，巴拿马市马贝拉区卡列路53号，成员扩增的卜强小组紧急召开的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虽然置身欧斯纳德位于东翼这间阴郁、无风、无窗的小房间里，法兰瑟斯卡·迪恩不断提醒自己，世界的常规并未改变，房间外面的时间和里面一样，不管我们是不是正以最冷静最合理的方式，密谋策划武装与援助名为“缄默反抗运动”的极机密巴拿马统治阶级异议分子，鼓动与号召好战学生，推翻巴拿马合法政府，设置临时管理委员会，把运河从东—南阴谋的掌控中夺回来。

秘密会议里的男人已改变了状态，身为在场惟一的女人，法兰仔细观察挤在这张过小桌子旁的脸，思索着。变化就在肩膀，看他们的肩膀如何僵硬紧缩在脖子旁。变化就在他们下巴旁的肌肉，在快速转动、贪得无厌的眼睛旁那圈肮脏的阴影里。我是一屋子白人里惟一的黑人。她的眼睛迅速掠过欧斯纳德身上，却视而不见。她记起第三家赌场的一个女发牌员的脸：所以你是他的女人啰，那张脸说，我要告诉你一些事，亲爱的。你的男人和我干的勾当，你连在你最龌龊的梦里都想像不到。

秘密会议里的男人把你当成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回来的女人，她这么想。不论他们对你做了什么，他们都期望你认为他们是完美的。我应该站在他们农场的门阶上。我应该穿件白色的长款洋装，怀里抱着他们的孩子，挥手送他们上战场。我应该说：哈啰，我是法兰，我是你们胜利归来之后的优胜奖品。秘密会议里的男人急躁不安有罪恶感，在低垂的白色灯光下无所遁形。还有一个怪异的灰色铁柜，站在组装玩具似的架子上，它嗡嗡作响，像个站在梯子上的油漆匠，哼着不成调的歌，防范隔墙有耳偷听我们说话。秘密会议里的男人散发出一种不同的气味。他们是发情的男人。

法兰和他们一样兴奋，虽然她的兴奋让她显得很可疑，而那些男人们的兴奋却让他们勃起，直指向更为恶狠的上帝，即使此刻的上帝是蓄胡子的梅洛斯先生。他像个紧张兮兮独自用餐的人，窝在离法兰最远的桌子那一端，一直用他饱满的苏格兰腔叫出席的人“各位闲生”——就好像法兰只有今天晚上被提拔晋升到男士天地似的。他无法相信，各位闲生，他说，他已经二十个小时没合眼了！然而他断言自己还可以再撑二十个小时。

“我没有办法完全说明，各位闲生，女王陛下政府最高层所进行的这项行动，对于国家，呃，以及地缘政治，多么具有重要性。”他再三向他们保证，一面讨论着几个小问题，例如达黎安雨林适不适合用来藏匿数千把半自动来复枪，或者我们应该考虑更接近家与办公室中间点的地方？男人们在这些话里陶醉着，把这一切全吞下肚，因为这些话虽然骇人，却是秘密的，所以也就没什么骇人的地方了。刮掉他那蠢兮兮的苏格兰小胡子吧，她建议他们，赶他走吧，剥掉他的裤子，让他在开往白蒂雅的公交车上全部再说一遍，然后看你们同不同意其中任何一句话。

可是他们没赶他出去，也没脱他裤子。他们相信他，敬佩他，溺爱他。比方说，看看马尔毕吧！她的马尔毕——她邪气、有趣、好卖弄学问、聪明、已婚、不快乐的大使，在出租车上不安全，在回廊里不安全，一个击败所有怀疑论者的终极怀疑论者。他让她思考，然而他还是大叫老天哪，她真是漂亮！就在她跳进他的游泳池时：马尔毕，像个百依百顺的学童坐在梅洛斯右手边，假意傻笑，堆出甜言蜜语的鼓励，颀长弯曲的头不断前点后仰，活像小酒馆那些埋头于肮脏塑料马克杯的喝水小鸟，还催促绷着一张脸的奈吉尔·史托蒙特附和他。“你也同意吧，对吗，奈吉尔？”马尔毕叫喊，“是啊，他同意，很好，梅洛斯。”

或者，“我们给他们金子，他们再通过古利佛买枪，这比直接供应他们枪来得简单得多——同意吧，奈吉尔？——是吧，古利佛？——很好，梅洛斯。”

或者，“不，不，梅洛斯先生，谢谢你，不需要多余的人手，奈吉尔和我就抵得上一个小阴谋家，对吧，奈吉尔？而且古利佛很清楚那些老把戏，在朋友之间来几百个反人事部门的地雷，呃，古利佛？伯明翰制造，你打不败他们的。”

古利佛吃吃傻笑，用手帕拍打胡髭。当梅洛斯翻起眼睛望向天堂，把一张看似购物清单的东西推过桌子给他，好让自己看不见自己做的事时，他贪求若渴地把它记在订购簿上。

“部长最衷心的支持。”他低声说，意思是：别怪我。

“我们惟一的问题是，梅洛斯，把知情的人控制在绝对最小的范围内。”马尔毕强调，“意思是，把每个可能阴错阳差发现的人逮进来，例如年轻的西蒙”——斜睨一眼西蒙·皮特，他就坐在古利佛旁边，像患弹震症一样动也不动——“威胁他们，如果胆敢轻易泄露半个字，就让他们终生服劳役。对吧，西蒙？对吧？对吧？”

“对。”备受折磨的西蒙同意。

这是个不同的马尔毕，法兰从未见过，但不时揣测他可能有这种面貌，因为他的能力被如此压抑，如此不受重用。以及一个不同的史托蒙特，每回一开口就皱起眉头，凝望虚无，无论马尔毕说什么都赞同。

还有一个不同的安迪？或者他以前就是这样的调调，只是我到此刻才了解？

偷偷摸摸地，她让自己的目光凝注在他身上。

有所改变的人。没变更大，更胖，或更瘦，只是更远。事实上，因为如此之远，以致她隔着桌子就几乎认不出他来。此刻她明了，早在赌场时，他就已经开始离去，并随着梅洛斯即将抵达的戏剧性消息而加快速度。

“谁需要那个小混蛋啊？”他愤怒地问她，似乎要她负起召来这个卑鄙小人的责任，“卜强不会见他的，卜强二号也不会见他，她甚至连我都不肯见哪。他们没人会见他，我早就告诉过他了。”

“那就再告诉他一遍啊。”

“这是他妈的我的势力范围，不是他的。是他妈的我的行动，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你可不可以不要对着我说脏话？安迪，他是你老板，是他派你到这里来，又不是我。地区主管有权来探视他们的手下，就算在你们情报单位也一样，我猜。”

“鬼话连篇！”他回嘴道。她意会过来的第一件事，是平静地收拾她的东西，安迪要她确定浴室里没留下任何龌龊的毛发。

“干吗这么怕他发现？”她追问，冷若冰霜，“他又不是你的爱人，对吧？你又没立誓守节不是吗？对不对？所以你在这里有个女人，又有什么不对？那又不一定是我。”

“不，是不一定。”

“安迪！”

他表现出忏悔的神情，短暂且粗鲁。

“不想被人家刺探，就这样！”他沉着脸。

可是当她对这个好笑的笑话放声大笑时，他一把抓起她放在床头柜上的车钥匙，强塞进她手掌，把她连人带行李一起送进电梯。一整天他们都躲着彼此，直到此刻，他们被迫隔着桌子，坐在这间阴郁的白色牢房里。安迪沉着脸，法兰抿紧唇，对着陌生人保持微笑——令她暗暗愤怒的是，这人竟然在奉承安迪，用所能想像的最恶心的方式迎合他：

“那么，安德鲁，你觉得这些提案有道理吗？”梅洛斯舔舔牙齿，不死心地问，“快说啊，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这是你的成就，老天爷啊！你是掌控大局的人，是巨星哪——除了在座的大使阁下之外。外勤人员——在前线，我的天哪——能挣脱烦死人的行政体系，真是再好不过了。安德鲁，坦白告诉我们吧？在这张桌子上，没有人想贬抑你堪称表率的表现哪。”面对感性的表白，马尔毕表达由衷的支持。几秒钟之后，不太由衷的史托蒙特也表示赞同——问题的重点在于，用双钥系统管理缄默反抗运动的财务；大家都同意，这个工作最好交给较资深的官员。

能把沉重的负担从肩头卸下，安迪为什么还这么沮丧呢？他为什么不感激马尔毕与史托蒙特急着把这个工作从他手里接过来呢？

“随便你们。”他没好气地嘟囔，斜眼瞄了一下马尔毕，又回到深沉的阴郁里。

问题来了。如何说服阿布瑞萨斯、多明哥和其他缄默反抗运动者直接和马尔毕与史托蒙特接洽财务与后勤事宜呢？安迪的怒气几乎完全控制不住了。

“你们既然要管，干吗不把整个活见鬼的网络全拿去啊？”他爆发了，面红耳赤。“一周五天，趁着办公时间在参赞处管理间谍网嘛，一定能做得很好，请便！”

“安德鲁，安德鲁，好啦，别说重话，拜托。”梅洛斯大叫，叽叽咕咕像只苏格兰老母鸡。“安德鲁，我们是一个团队不是吗？我们要提供的只是帮手——睿智老手的忠告——能对操作高明的行动发挥稳定影响力。是不是啊大使？”舔舔牙，烦心的父亲哀伤皱眉，抚慰的口吻变成恳求。“这些反抗运动的家伙，他们要价很狠哪，安德鲁。我们得马上做出很多有拘束力的保证，草率的决定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呀。安德鲁，对你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太深不可测了，最好把这些事留给那些世故有能力的人。”

安迪沉着脸。史托蒙特凝视着他的虚空。可是，天哪，亲爱的马尔毕觉得他不得不补上几句安慰的话。

“我亲爱的小家伙啊，你总不能永远抓着这个把戏不放吧，对不对，奈吉尔？在我的大使馆里大家平均分摊——对吧，奈吉尔？没有人要从你身边把你的间谍抢走，你还是有你的网络要照料——听简报，下指令，付钱，诸如此类。我们要的只是你的反抗运动，这再公平不过了吧？”

可是安迪仍然拒绝接受礼貌伸向他的手，这让法兰很难堪。他闪烁的小眼睛转向马尔毕，接着转到史托蒙特身上，然后又回到马尔毕身上。他喃喃低语，没人听见他说什么，或许这样也好。他苦涩地咧嘴一笑，自顾自地点头，像遭人残忍讹诈。

最后的象征性仪式仍持续进行。梅洛斯站起来，俯身到桌子下，拿出两个女王陛下信使携带的那种黑色皮制肩背包，一肩背一个。

“安德鲁，请为我们打开保险室。”他下令。

此时，所有的人都站起来。法兰也起身。谢伯德走向保险室，用一根长长的铜钥匙打开铁栅，往后推，露出一扇中央有黑色转盘的厚重铁门。梅洛斯一颔首，安迪踏步向前，露出强自压抑的恶毒神情。法兰很庆幸在此之前，自己从未见过这等表情。他带着这样的表情旋转转盘，直到打开锁。即使到了此时，安迪还要等马尔毕说出一句鼓励的话，才肯把门往后拉，故作矫情地一鞠躬，邀请他的大使和首席参赞在他前面进去。仍然站在桌边的法兰，辨识出一个有两个锁孔的保险箱，就在一部形似改装吸尘器的超大型红色电话旁。她父亲，那位法官，在他的起居室里，也有一个像这样的保险箱。

“一次一个。”她听见梅洛斯轻佻地尖声叫道。

有那么一瞬间，法兰置身旧日学校的教堂里，跪在前排，望着一群英俊的年轻神父纯洁地背对着她，兴奋地忙东忙西，为她的第一次圣餐仪式做准备。视野慢慢变得清晰。她看见安迪在梅洛斯父亲般的眼光下，呈献给马尔毕与史托蒙特各一把镀银的长柄钥匙。这是场安迪无缘分享的英国式娱乐。他们两人各自试了对方的锁孔，直到马尔毕愉快大叫“开啦”之后，保险箱门才应声而开。

但是法兰此时已经不再注视保险箱了，她的目光全凝注在安迪身上。而安迪瞪着金条，看着梅洛斯从他的黑色肩背包里一条接一条拿出来，交给谢伯德，像堆“叠叠乐”般纵横交错堆起来。安迪那张松垮的脸最后一次让她着魔，因为那张脸告诉她所有他的事，包括她想知道与不想知道的事。她知道他被逮到了，她很敏锐地察觉他被逮到了。虽然她弄不清楚，那些逮到他的人到底知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她知道他是个骗子，无论他的职业有没有诈骗执照。她知道他押在红色上面的五千块钱是从哪里来的，就是眼前敞开大门的这个地方。她完全理解为什么被迫交出钥匙会让他这么生气。法兰无法再看下去，部分原因是她的眼睛已经因为羞辱与厌恶而蒙上一层水雾，另一部分则是因为身形丑怪的马尔毕带着海盗似的狞笑，贴近她身边，问如果他带她到帕佛·里奥吃水煮蛋，她会不会觉得太过冒犯。

“菲碧决定离开我了，”他骄傲地解释，“我们马上就要离婚，奈吉尔鼓起勇气开导她。如果是我开的口，她说什么都不会相信。”

法兰半晌才回答，因为她的第一个直觉是毛骨悚然，说不，很谢谢你。可是她再细想，才知道自己已然了解很多个月前就该了解的事。也就是说，好几个月以来，马尔毕对她的付出一直让她很感动；生命中有个男人如此绝望地渴求她，也让她很感激。马尔毕对她温驯的宠爱，成为无价的支持源泉。因为她苦苦搏斗但却心知肚明，和自己分享生活的，是个肆无忌惮、没有羞耻心、一开始很吸引她、此刻却让她望而生畏的人；那人所以对她有兴趣，只因为唾手可得与肉欲；而那人对她的影响竟是让她油然生出渴望，渴望着她这位大使踽踽而来的热诚奉献。

因此，她理所当然地得出结论。法兰确信，这是好长一段时间以来，她第一次觉得这么欣然接受邀请。

玛塔驼着背，坐在完工缝纫手的工作椅上，低头看着他递给她的那一叠钞票，心想：他的朋友迈基死了，他相信是他杀了迈基。也许的确是他，警察在监视他，但他要我坐在迈阿密的海滩上，在大湾饭店吃自助午餐，买衣服，等着他来。快快乐乐，相信他，晒黑一点，整一下容。如果可以，也钓个小伙子，因为他会喜欢我有个英俊的小伙子，一个哈瑞·潘戴尔的代理人，在他还保持对露伊莎的忠贞时，替他与我做爱。他就是这样的人，你或许可以说复杂，也或许可以说单纯。哈瑞对每个人都怀有梦想。他替我们梦想我们的生活，但是每一回都出差错。因为第一，我不想离开巴拿马，我想留在这里，替他向警方撒谎，坐在他身边，就像他坐在我身边一样，找出他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想办法解决。我想告诉他，站起来，绕着房间走，因为你如果一直躺着，你想得到的就只是再挨另一顿打；但是你如果站起来，就会再次成为英勇之士。这是他用来形容高贵的词汇。第二，我无法离开巴拿马，因为警察拿走我的护照，好鼓励我监视他。

七千美金。

她借着头顶上的天光，在工作台上数钱。从他后口袋抽出来的七千块钱，在他听到迈基死讯时推到她跟前，像笔封口费——这里，拿去吧，这是欧斯纳德的钱，犹大的钱，迈基的钱，现在是你的。一般人会认为，如果任何人打算做哈瑞要做的事，必然会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以备万一。付给火葬场的钱。付给警察的钱。付给情人的钱。但是，哈瑞几乎是一放下电话，就从后裤袋掏出这叠钞票，想把每一分脏钱都丢掉。他从哪里弄来的？警察问过她。

“你又不笨，玛塔。你能读，能写，能做炸弹，惹麻烦，带队游行。他的钱是谁给的？阿布瑞萨斯给他的吗？他替阿布瑞萨斯工作，而阿布瑞萨斯替英国工作吗？他拿什么回报阿布瑞萨斯？”

“我不知道，我老板什么也没告诉我。滚出我的公寓去。”

“他干你，对不对？”

“没，他没干我。他来看我，因为我头痛和呕吐发作。他是我的老板，我被打的时候他和我在一起。他是个体贴的人，婚姻幸福。”

没，他没干我，这至少是事实，虽然她告诉他们这个宝贵的事实，要付出比其他任何轻易捏造的谎言更大的代价。没，警官，他没干我。没，警官，我没要他这么做。我们躺在我的床上，我把手放在他火热的胯部，但只在外面。他把手放进我的衬衫底下，但他只许自己碰一边的胸部，尽管他知道，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拥有全部的我，因为他早已经拥有了。但是他有罪恶感，他的罪恶感比他的罪孽更深重。我说故事给他听，说如果回到他们用棍棒打坏我的脸之前的日子，我们还年轻且勇敢，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人。那就是爱。

玛塔的头又开始抽动，她觉得恶心。她站起来，双手捧着钱，无法在原住民妇女的工作室里多待一分钟。她走过回廊，一直到她办公室门口，像个距今千年之后的导游，站在门槛上往里望，给自己下评论：

这是混血玛塔坐着替裁缝师潘戴尔记账的地方。那边的架子上，你们可以看到社会学与历史的书籍，那是玛塔利用空闲时间研读的书，好提高她的社会地位，并且实现她那位木匠父亲的梦想。潘戴尔是自学出身的裁缝，很希望所有员工能发展他们最大的潜能，特别是这位混血玛塔。这里是厨房，玛塔在这里做她出名的三明治。谈到玛塔的三明治，巴拿马所有显赫人士都屏息以待，包括那位自杀身亡的知名间谍迈基·阿布瑞萨斯。鲔鱼是她最拿手的口味。在内心深处，她恨不得把他们全毒死，除了迈基和她的老板潘戴尔之外。书桌后面的角落里，我们看到1989年裁缝师潘戴尔首次关上门，无法自已地把玛塔拥入怀中，宣誓永垂不朽的爱的地方。裁缝师潘戴尔提议上宾馆，但玛塔宁可带他到她的公寓去。就在开车到那里去的途中，玛塔脸部受重伤，留下永远无法消弭的伤痕。当时还是学生的阿布瑞萨斯收买了懦弱的医生，却在她脸上留下永远挥之不去的印记——那个医生太怕失去优渥的行医生涯，所以无法让手保持稳定。也是这一个医生，事后很聪明地告发阿布瑞萨斯，导致他后来的自我毁灭。

玛塔如行尸走肉般关上门，继续沿回廊走到潘戴尔的裁剪室。我要把钱留在他的左上抽屉里。门半开，房里的灯光大亮。玛塔并不意外。不久之前，她的哈瑞还是个一丝不苟得超乎寻常的人。但是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他过多的不同生活之间已经出现过多裂缝。她推开门。我们现在是在裁缝师潘戴尔的裁剪室，他的顾客和员工都知道，这里是圣地中的圣地，没敲门或他不在的时候，没人可以进来——当然，他太太露伊莎除外。她这会儿戴着眼镜，坐在她丈夫的书桌旁，手边一大叠他的笔记本，还有好几支铅笔和一本订单簿。她面前有一罐杀蝇剂，底部已经打开。她把玩着哈瑞说是有钱阿拉伯客人送他的华丽打火机，但是P&B的账单里并没有富有的阿拉伯人。

她穿着一件红色薄棉家常洋装，里头显然什么也没有。因为她一倾身，胸部就一览无遗。她咔嗒咔嗒地玩着打火机，打火，熄灭，透过火焰，对着玛塔微笑。

“我老公人呢？”露伊莎问。

咔嗒。

“他去瓜拉瑞了。”玛塔回答，“迈基·阿布瑞萨斯看烟火时自杀了。”

“真遗憾。”

“我也这么觉得。你丈夫也是。”

“可是这也不算太出乎意料。这五年来，我们一直提防他出事。”露伊莎很理智地指出。

咔嗒。

“他吓坏了。”玛塔说。

“迈基？”

“你丈夫。”玛塔说。

“为什么我老公把欧斯纳德先生的西装特别登记在另一本发票本上？”

咔嗒。

“我不知道。我也很疑惑。”玛塔说。

“你是他的情妇吗？”

“不是。”

咔嗒。

“他有情妇吗？”

咔嗒。

“没有。”

“你手上的钱是他的吗？”

“是的。”

“为什么？”

咔嗒。

“他给我的。”玛塔说。

“为了干你？”

“为了保管。他听到消息的时候，口袋里刚好装着这笔钱。”

“钱打哪儿来的？”

咔嗒，火光闪起，离露伊莎左眼如此之近，让玛塔不禁怀疑，为何她的眉毛没着火，连那件红色薄洋装一起烧掉。

“他爱上别人了吗？”

“是的。”

“谁？”

“我。”

她正查看一张纸。

“这是欧斯纳德先生正确的地址吗？海苑？白蒂雅角？”

咔嗒。

“是的。”玛塔回答。

对话结束了，但玛塔一开始还没意会过来，因为露伊莎继续玩着打火机，对着火焰微笑。打火机又咔嗒响了好几声，看了好几遍微笑，玛塔才突然想到露伊莎喝醉了，像她哥哥以前觉得生命太过沉重时的那种酒醉。不是高歌喧哗的酒醉，不是步履摇晃的酒醉，而是脑筋清楚、眼光透彻的那种酒醉。即使醉酒，她想用喝酒忘却的所有事情依旧还在脑袋里。而且，她的家常洋装底下，一丝不挂。

21

同一天凌晨，一点二十分，欧斯纳德的大门门铃响起。过去一个小时，他一直保持清醒状态。起初，他还为自己的挫败而愤怒，直想用暴力的方式摆脱他可恶的客人：纵身跳下阳台，撞碎十几层楼下的联合俱乐部屋顶，毁了每一个人的夜晚，让他自己淹进水里，把琼伊液80加进他的威士忌——“呃，好，安德鲁，如果你坚持的话。但只能一点点，如果你喜欢的话”——一面吐气一面舔舔牙齿。他的怒气不只针对拉克斯摩尔：马尔毕！我的大使与高尔夫球友，老天爷啊！女王陛下该死的代表，英国外交部该死的明日黄花，骗得我团团转，简直是郎中！

史托蒙特！正直的灵魂，天生的输家，最后一个清白的人，马尔毕忠心耿耿老是胃痛的狮子狗，在我们的大主教拉克斯摩尔祝福他俩时，怂恿他的主子点头称是！

这是阴谋还是示威？欧斯纳德问自己，一次又一次。马尔毕说“平均分摊”和“你总不能永远抓着这个把戏不放”时，是不是偷偷眨了一下眼睛？马尔毕，这个满脸假笑的假道学，把手指伸进收款机？混蛋永远不知道怎么做，忘了吧。在某种程度上，欧斯纳德也的确是忘了。天生的务实主义再次占了上风，他抛开复仇念头，专心思索挽救他庞大企业的残余部分。他告诉自己，船破洞了，但没沉。我仍然是卜强的发饷官。马尔毕说的没错。

“长官，想来点不一样的，还是只要麦芽酒？”

“安德鲁，拜托，我求求你，苏格兰威士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尽量。”欧斯纳德答应，穿过法式门，从餐厅的餐具柜上给他倒了一杯工业分量的麦芽威士忌，然后再端回阳台。时差、威士忌和失眠迟早会毁了拉克斯摩尔。他暗下断言，冷静审视着他主子半瘫在他面前凉椅上的身影。还有湿气——那件法兰绒衬衫全湿透了，串串汗水淌下额头。还有他的恐惧，深入敌人领土，没有老婆照顾——只要突如其来的脚步声、警车或猥亵的叫骂声划破白蒂雅角金玉其外的峡谷，袭向他们时，那双疑神疑鬼的眼睛就瑟缩退却。天空清澄如水，撒满细碎星辰。方便盗猎人行动的月亮，在运河口排列如弓的船只间刻下一道光径。但是海上没吹来半丝微风，向来罕有。

“长官，你问过我，总部能做点什么，好让情报站的生活好过一点。”欧斯纳德怯怯地提醒拉克斯摩尔。

“我问过吗，安德鲁？喔，我可真该死啊。”拉克斯摩尔摇摇晃晃地坐起来，“冲锋陷阵啊，安德鲁，冲锋陷阵。虽然我很高兴看到你在这里干得这么出色。”他补上一句，并不全然是高兴；他古怪地挥动手臂，似乎想把景观与宏伟的公寓尽揽入怀。“请注意，不要以为我是在批评你。我为你干杯，敬你的胆识，你的年轻，我们全都佩服不已的才华。祝你健康！”咕噜。“安德鲁，你面前有伟大的前程，我会说，那是比我那个年头还要来得轻松的时代。一张更舒服的床。你知道在家乡这要花多少钱吗？如果付一张二十镑钞票还能找回零钱，你就该偷笑啰。”

“这栋安全公寓是我向你报备过的，长官。”欧斯纳德提醒他，像个忧心忡忡的继承人在临终父亲的床边。“这栋房子让我们省掉去爱情宾馆或饭店会面的时间。我想，或许旧城区的某处地产可以让我们有比较大的行动范围。”

但是拉克斯摩尔只忙着传送，而非接收。“今天晚上那些衣冠楚楚的人支持你的样子，安德鲁，我的天哪，很少看到他们这么大方地尊敬比他们年轻的人。等这件事告一段落，你一定能弄到一个勋章。河对岸某位娇小的女士一定会觉得必须表达她的感激之意。”

一片静寂，他迷惑地凝望海湾，仿佛误以为那是泰晤士河。

“安德鲁！”——他陡然清醒。

“长官？”

“史托蒙特那家伙。”

“他怎么了？”

“在马德里出过大纰漏。他搞上一个女人，交际花，还娶了她，如果我没记错。要留意他。”

“我会的。”

“还有她，安德鲁。”

“我会的。”

“你有女人吗？”——轻浮地环顾四周，沙发下，窗帘后，很机警的样子。“没有藏个火热的拉丁女人？别回答，再祝你健康，好好留住她，聪明的家伙。”

“其实我一直有点忙，长官。”欧斯纳德露出悲哀的微笑坦白，但他拒绝放弃，他想把事情一一印进拉克斯摩尔日后的潜意识记忆中。“只是我的看法，你知道，在完美的世界里，我们应该弄两间安全房舍。一间供情报网用，显然就是我独力承担的责任，开曼群岛控股公司是最好的答案——而另一间房子——在极为有限、有需要者才能知道的基础上使用，并且在形式上更具代表性——提供给阿布瑞萨斯的团队，而且最终提供给学生——这是先假设我们可以在不需要中介的情况下进行，但现阶段我还很怀疑。我在想，这间可能也由我负责——包括购买啦，交涉啦——就算到最后是交由大使和史托蒙特专门使用也无所谓。不过老实说，我不认为他们有我专业，我们不必冒这种风险。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当然，不是现在，以后再说。”

迟迟发出的一声舔牙齿声音，让欧斯纳德知道他的地区主管还在身边，即使只有一会儿。欧斯纳德探出手，从拉克斯摩尔手里取走空酒杯，放在陶桌上。

“那么长官，你觉得怎么样？一间像这样的公寓给反抗运动——时髦，匿名，在金融区附近，没人需要离开他们的活动领域一步——第二间公寓在旧城区，双头控制。”他已经想了一段时间，想踏上巴拿马房地产起飞的梯子。“基本上，你在旧城里什么都买得到。重要的就是地点，地点，地点。现在一栋改装过的好房子——双层，建筑师设计——大约五万块可以买得到。房子的种类很多，你也可以买个顶级的十二间房宅邸，有花园、后门、海景——你如果出价五十万，肯定被他们砍掉一条手臂。几年之后，只要没有人像托利荷斯那样做出那么惊世骇俗的事，你可以赚回一倍的钱——托利荷斯很愤怒地把旧联合俱乐部建筑改成其他阶级俱乐部，只因为俱乐部拒绝让他成为会员。在我们一头栽进去之前，最好先补充一下新数据，这个我可以处理。”

“安德鲁！”

“在。”

舔舔牙齿。眼睛闭着，又突然睁开。

“呃，告诉我，安德鲁。”

“我尽量，苏格兰佬。”

拉克斯摩尔转动留着胡子的头部，直到面对他的下属。“那个很正点的萨克森女孩很惹人喜爱，有双勾魂眼，今晚让我们的小小聚会篷蔽生辉的那个——”

“嗯，长官？”

“她会是我年轻时称作惹事精的那种女孩吗，有任何可能吗？因为我好像看到有个年轻姑娘需要堂堂七尺之躯的安德鲁无所不在地关心她哪！像对上帝的爱！这么晚的时间会是哪个天杀的啊？”

拉克斯摩尔开给法兰的药方没说完全。大门的门铃声叮咚响，然后是没完没了的一长声。拉克斯摩尔像只害怕的老鼠，和他的胡子一起退缩到安乐椅最远的角落里。

训练教官赞赏欧斯纳德搞谋略的素质不是没有道理的。几杯麦芽威士忌下肚，他的反应能力不但丝毫未减，反而还因为预期和法兰必有所争执的心理，而更敏锐了几分。如果她来献吻求和，那么她就挑错男人，也挑错时间了。这会儿他打算告诉她的，就只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盎格鲁—萨克逊字眼。然后她就可以滚开，别缠着他的门铃不放。

欧斯纳德没来由地指示拉克斯摩尔留在原位，悄悄横过餐厅到玄关，一路关上经过的门，然后把一只眼睛贴在大门的鱼眼窥孔上。镜片上凝结了一层雾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擦干净他这一面。一只蒙胧的眼睛出现，性别不明，回望着他，而门铃依旧像火警似的响不停。然后那只眼睛离开窥孔后退，他认出了露伊莎·潘戴尔，身上除了角框眼镜，其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她单脚站着，一面脱下鞋，准备用来敲门。

露伊莎不记得哪一根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她也不在乎。从壁球场回到空荡荡的家里，孩子们到卢尔德家过夜。她把拉蒙列为全巴拿马最不可理喻的人，也反对他们接近他。倒不是因为拉蒙痛恨女人，而是他暗示他比她更了解哈瑞的那种样子，而且他知道的全是坏事。还有，像哈瑞一样，只要她一提到稻米农庄，他就闭嘴不说话，尽管买农庄的钱是她的。可是这些和她从壁球场回家时的感觉都无关，也不是她发现自己没来由掉眼泪的原因，尤其是这十年来，她大有理由可以哭，但却从来不哭。所以她认为，自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是绝望累积的结果，再加上她在球场冲澡前想喝而喝下的那一大杯加冰伏特加的缘故。冲过澡，她看着自己的裸体，整个六英尺高的身躯映在浴室的镜子里。

客观一点。暂时忘记我的高度，忘记我美丽的姐姐艾米莉，忘记她金色的长发，她像《花花公子》跨页女郎迷倒众生的屁股和乳房，也忘记她比巴拿马市电话簿指南还长的征服者名单。如果我是男人，会不会希望和镜中这个女人睡觉呢？她估量可能会。但有什么证据呢？只有哈瑞追过她呀。

她换一个方式问问题。如果我是哈瑞，在经过十二年的婚姻生活之后，我还会想和这个女人上床吗？答案是：基于近来的证据显示，不想。太累了，太晚了，太好言宽慰了，对某些事情怀着太深的罪恶感。好吧，他一向都有罪恶感，罪恶感是他最好的东西。但是最近，他整天像扛招牌似的扛着罪恶感：我罪有应得，我是贱民，我有罪，我配不上你，晚安。

一手抹掉眼泪，一手抓住眼镜，她继续在浴室里来回巡行，仔细端详自己，让自己扭腰摆胯，想着对艾米莉来说，什么都太容易了。无论是打网球，骑马，游泳或洗碗，都不可能有任何不美的动作，就算她自己想扮丑也不成。即使身为女人，你连看着她都会有高潮。露伊莎想摆出淫荡的样子，却是有史以来最差劲的婊子。全身硬邦邦，东凸西鼓，没有律动感，没扭动屁股。太老了，一向如此，太高了。她厌烦了，走回厨房，仍然一丝不挂，决定给自己再来杯伏特加，这回不加冰块。

这杯酒货真价实，不是那种“或许我可以来一杯”的东西。因为她新开了一瓶，找了一把刀，撬开封口，给自己倒一杯。这可不是你在老公出去干他的情妇时，随便不经意喝一点以保持情绪高昂的东西。

“去他的。”她高声说。

这瓶是从哈瑞新储藏的待客酒里拿出来的。应该要付钱的，他说。

“付钱，付给谁？”她追问。

“税啊。”他说。

“哈瑞，我可不希望我家被用来当免税酒吧。”

充满罪恶感的假笑。对不起，露，这世界就是这么回事，不是有意要让你失望，不会再犯了。

鬼鬼祟祟，卑躬屈膝。

“去他的。”她又说一遍，觉得好些了。

去她的艾米莉，因为如果不是要和艾米莉一较高下，我绝对不会走上这条高尚道德的路子，绝对不会假装对一切都感到失望，绝对不会保持我的贞操到破世界纪录，只是为了让每个人都知道，和我那个可恶的美丽姐姐相比，我有多么纯真庄重！我绝对不会爱上每一个爬到巴布亚布道台上、叫我们悔罪（特别是艾米莉的罪），而且年纪在九十岁以下的男人，绝对不会正襟危坐，当虔诚的完美小姐，裁断每个人的恶行，而心里却真正渴望被触摸，被赞美，被宠爱，像其他女孩一样被干。

去他的稻米农庄。我的稻米农庄，哈瑞却不再带我过去，因为他把他该死的情妇藏在那里——这里，亲爱的，望着窗户，直到我回来。去你的。一大口伏特加，再一口，接着又是大大一口。觉得真正命中要害了，噢，天哪。于是她振作起来，冲回卧房，更狂放地旋身转影——这样淫荡吗？——继续，告诉我！——这样呢？——好吧，仔细瞧瞧这个！但是没人告诉她。没人拍手或笑或色心大动。没人和她一起喝酒，替她作饭，吻她的脖子，和她斗嘴。哈瑞不在。

以四十岁的人而言，胸部还不错，依旧没变，比娇安还好。当她光着身子的时候。虽然不像艾米莉那么棒，可是又有谁能比得过她呢？敬他们！敬我的乳头！乳头，站起来，有人敬你们酒了！她突然在床边坐下，下巴埋在手里，看着电话在哈瑞睡的那一侧响起来。

“你去死吧！”她说。

为了把立场强调得更清楚，她把话筒举起一英寸，大叫“你去死吧！”然后放下。但是为了孩子们着想，你终究还是会拿起听筒。

“喂？是谁啊？”电话再次响起，她吼道。

是娜欧蜜，巴拿马的错误信息部长，准备选择性地和她分享一些丑闻片段。很好，这个对话已经悬而未决太久了。

“娜欧蜜，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因为我本来打算写信给你，现在你可省了我一张邮票。娜欧蜜，我要你他妈的滚出我的生活。不，不，听我说。娜欧蜜，娜欧蜜，如果你碰巧经过巴布亚的瓦斯科·努涅兹公园，看见我老公躺在地上和巴纳姆81的小象搞口交，请告诉你最好的二十个朋友，绝对别跟我说，我会很感激的。因为到运河结冻之前，我都不想再听到你他妈的声音。晚安，娜欧蜜。”

大玻璃杯还捧在手里。她套上哈瑞最近买回来送她的红色居家洋装，有三颗大扣子随心情变化开合。她抓起从车库找来的凿子和铁锤，穿过中庭，到哈瑞最近一直都上锁的小房间。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看到美丽的天空了。我们以前常说给孩子们听的星星。马克，那是猎户座系着匕首的腰带。那是你的七姐妹，汉娜，你一直梦想拥有的。一轮新月，美得像匹小马仔。这是他写信给她的地方，闯进他的王国时，她这么想着。给亲爱的爱人，照料我老婆的稻米农庄。透过卧房蒙胧的窗户，露伊莎一连好几个小时望着哈瑞：坐在书桌前的侧影，头斜倾着，伸出舌头，写着情书。虽然对哈瑞来说，写字向来不是件自然的事，因为自圣罗兰以来最伟大的当代圣人阿瑟·布瑞斯维特忽视了他养子的教育问题。

门上锁了，她早就料到了。但这一点都不是问题，只要你拿把好铁锤用力敲，铁锤尽量举得越高越好，然后一锤把艾米莉的头敲个粉碎，就像露伊莎整个青春期都想做的事。门会变成一堆废物，如同世界上的其他东西一样。

砸烂了门，露伊莎熟门熟路地到她丈夫的书桌旁，用铁锤和凿子砸开最上层的抽屉——狠狠搥了三下之后，她才意识到，抽屉从一开始就没上锁。她翻找里面的东西。账单。休闲区的建筑师设计图。没有人一开始就有好运气的，我也不例外。她试第二个抽屉，上锁了，但一锤就搞定了，里面的东西立刻让人精神一振。没完成的运河文章，专业杂志，剪报，出自哈瑞那双龙飞凤舞裁缝手所写的摘要眉批。

她是谁？他妈的他做这些事干吗？哈瑞，我在对你说话。听我说，拜托。你没征得我同意就安置在我的稻米农庄里的女人是谁？是谁需要你卖弄这些你根本就没有的博学多闻？是谁拥有你这些日子以来如梦似幻像母牛的微笑？——我被选中，我被赐福，我在水上行走。或者是泪——噢，该死，哈瑞，是谁拥有你盈在眼里却从未滴落、令人毛骨悚然的泪？

愤怒与挫折再度让她振作，她又砸开另一个抽屉，整个僵住了。可恶！钱！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钱！整个抽屉都塞满该死的钱。一百的，五十的，二十的，零乱散落在抽屉里像停车卡。一千，两千，三千，他一定抢银行了。为了谁？

为了他的女人？她为了钱才做？为了他的女人，为了带她出去吃饭却不动用家庭账户？为了让她安于她所不习惯的生活方式，在我的稻米农庄，用我继承来的遗产买的农庄？露伊莎嘶喊他的名字好几次。先是礼貌地问，然后命令他，因为他不回答，最后咒骂他，因为他不在这里。

“干，去你的，哈瑞·潘戴尔！干！去你的，干！不论你在哪里，你是他妈的大骗子！”

接着“干”所有东西，这是她父亲喝得烂醉时用的词汇。身为女儿，露伊莎很自豪自己喝得烂醉时也像她干声不绝的父亲一样指天骂地。

“嗨，露，甜心，来这里，泰坦你在哪儿呀？”——他叫女儿泰坦，是甘博亚港那部巨大的德国起重机的名字——“老家伙难道不配得到女儿的一点点关注吗？你难道不亲你老爹一下吗？这叫亲吻啊？干，去你的，听到了吗？干！”

笔记，大部分都和狄嘉多有关，是哈瑞替她做菜、并在晚饭桌上盘问她的事，只是这是扭曲的版本。我的狄嘉多，我亲爱的父亲形象，艾尔纳斯托本人，大权在握的廉洁之士，而我的丈夫偷偷摸摸记下他肮脏的笔记。为什么？因为哈瑞嫉妒他，他一向如此。他以为我爱艾尔纳斯托胜过爱他，他以为我想和艾尔纳斯托乱搞。标题：狄嘉多的女人们——什么女人？艾尔纳斯托不做这种勾当！狄嘉多和老总——又是欧斯纳德的老总。狄嘉多对日本人的观感——艾尔纳尼斯托怕他们哪，认为他们想要自己的运河。他说的没错。她又发作了，这次很大声，“干，去你的，哈瑞·潘戴尔！我从来没这么说，你自己编的。为了谁？为什么？”

一封没写完的信，没地址。一定是他打算丢掉的草稿：

我想你会乐于知道露伊莎昨天上班时不经意听到的一些有意思的琐事，有关我们艾尔尼的，她觉得很适合转达给我——

觉得适合？我一点都不觉得适合。我告诉过他一些办公室的八卦。他妈的，老婆在自己家里告诉她老公一些办公室八卦，有关那位想替巴拿马与运河做对的事、和蔼可亲正直廉洁的人，干吗要觉得适合？干，他妈的适合！去你的——你是谁，竟然想知道我们在自己家里觉得适合告诉彼此的事！你是个臭婊子，你这个耳朵长茧、偷走我老公和我农庄的臭婊子！

你是萨宾娜！

露伊莎终于找到那个婊子的名字。一丝不苟的裁缝大写字体，大写字母对他一向比较容易。小小可爱的一个“萨宾娜”，画个气球圈起来。“萨宾娜”，后面的括号中加上“激进学生”。你是萨宾娜，而且你是激进学生，你认识其他学生，你为美国人的钞票工作——或者你以为是这样，因为替美国人工作必须加上引号。你一个月拿五百大洋，外加表现良好时的红利。全在那里，全在哈瑞向马克学来的流程图里。流程图的概念不是线性的，爸爸，它们可以像气球一样绑在绳子上，以你喜欢的顺序飘动。你可以把它们个别分开或绑在一起，它们真的很容易，一目了然。萨宾娜气球的绳子直直连到H，那是哈瑞每回志得意满时签的拿破仑式签名。而艾尔法的绳子——她现在发现了艾尔法——连向贝塔，然后到马可（老总），接着又回到H。大熊的绳子也连向H，但是大熊的气球画上一圈浓密的波浪线条，仿佛随时会爆炸。

迈基有一个自己的气球，而且被形容是“缄默反抗运动头头”，他的绳子让他和拉菲的气球永远连在一起。我们的迈基？我们的迈基是缄默反抗运动头头？而且总共有六条线从他的气球连出去，到武器，内线，贿赂，通讯，现金，拉菲？我们的拉菲？我们的迈基，是谁每个礼拜都要在三更半夜来一次，宣称他又要自杀了？

她又开始翻箱倒柜，她要萨宾娜那个婊子写给哈瑞的信。如果她写了信，哈瑞一定会留下来。又是因为他悲惨的童年，哈瑞连空的火柴盒或多余的蛋黄都不肯丢掉。她把所有东西都翻遍，搜寻萨宾娜的信。在她的钱下面？在地板下面？在书里？

老天爷啊，狄嘉多的日记。哈瑞写的。不是狄嘉多，不是真的，是用硬芯铅笔在网格线簿上假造的；一定是从我的文档上抄下来的。狄嘉多真正的约会正确无误，假的约会则塞进他未曾有过的空当里：

与日本“港务长”的午夜之约，老总秘密参加……与法大使同乘秘密车辆，装钱的公文包换手……晚上十一点会见哥伦比亚毒品集团密使，拉蒙的新赌场……私人邀宴日本“港务长”与巴官员、老总在城外晚餐……

我的狄嘉多做了这些事？我的艾尔纳斯托·狄嘉多从法国大使手里收到好处？耍弄哥伦比亚毒品集团？哈瑞，你是他妈的脑袋坏掉啦？怎么会想出这么恶毒的东西来中伤我的老板？你竟然扯得出这么可怕的谎言？对谁说？谁付钱让你做这些龌龊事？

“哈瑞！”她放声大叫，怒火攻心，又绝望透顶。可是他的名字变成一句低语，因为电话又开始响起。

露伊莎这次学聪明了，举起话筒，只听着，什么都没说，连“他妈的滚出我的生活”都没说。“哈瑞？”一个女人的声音。压抑，吸口气，恳求。是她，长途电话，从稻米农庄打来的。背景有乒乒乓乓的声音，他们一定把磨坊砸烂了。

“哈瑞？跟我说话啊。”那女人开始尖叫。

一个西班牙臭婊子。爸爸总是说别信任她们。抽噎。是她，萨宾娜，需要哈瑞。谁不需要呢？“哈瑞，帮我，我需要你！”

等等，别出声，别告诉她你不是哈瑞，听她接下来要说什么。抿紧嘴唇，话筒紧紧贴在右耳。说啊，你这个臭婊子！说出你心里的话啊！那个婊子在喘气，刺耳的喘气声。来啊，萨宾娜，甜心，说啊，说“来上我，哈瑞”，说“我爱你，哈瑞”，说“我该死的钱到哪里去了，你干吗把钱放在你的抽屉里，是我啊，萨宾娜，激进学生，从他妈的稻米农庄打来的，我好寂寞”。更多爆炸声噼里啪啦响，像摩托车的逆火。痛打一顿，甩个耳光，放下伏特加杯子，用我父亲经典的老美西班牙文高声说。

“是谁？回答我。”

等着。什么都没有。啜泣，但什么都没说。露伊莎改说英文。

“滚出我老公的生活，你听到我说的了，萨宾娜，干，你这个臭婊子！去你的，萨宾娜！也滚出我的稻米农庄！”

还是没说话。

“我在他的小房间里，萨宾娜。我在找你写给他的那些他妈的信，现在正在找！艾尔纳斯托·狄嘉多并不腐败。听到了吗？那是谎言，我替他工作，腐败的是其他人，不是艾尔纳斯托。跟我说话！”

听筒里传来更多爆炸声和砰砰声。老天爷，那是什么？下一波进攻？臭婊子可怜兮兮地啜泣，挂掉电话。看着酒瓶上自己的影像，把话筒摔回架上，像任何一部好电影里的一样。坐下，瞪着电话，等它再次响起。但它没有声音。所以，我终于敲碎我姐姐的脑袋了，或者其他人动手了，可怜的小艾米莉，去你的。露伊莎站起来，稳稳地。痛饮伏特加，脑袋清楚得像钟。可恶，萨宾娜，我老公疯了，想来你也不好受，刚好适合你。稻米农庄是个寂寞的地方。书架，心灵粮食，只适合那些脑袋不清楚的知识分子。在书里翻找那个臭婊子写给哈瑞的信。新书放在旧地方，旧书放在新地方。请解释，哈瑞，为了对上帝的爱，解释一下。告诉我，哈瑞，跟我说，萨宾娜是谁？马可是谁？为什么你要捏造拉菲和迈基的故事？为什么你要中伤艾尔纳斯托？

露伊莎身上除了三颗大纽扣的红色家居洋装，底下什么也没穿。她停下来仔细观察，想了想。她搜寻丈夫的书架，挤出胸部和屁股。她觉得自己极度裸露。比一丝不挂好一点，火热的裸露。她想再要个孩子。她想要汉娜全部的七姐妹，只要她们别像艾米莉就成了。她父亲关于运河的书成排经过她面前，年代远得从苏格兰人想在达黎安建殖民地而导致损失国家近半财富开始。她一本一本打开，使劲地摇晃，甩得装订线都快散开，然后随意丢在一旁。没有情书。

有关摩根船长的书，他的海盗把巴拿马城洗劫一空，埋入地下，只剩下我们带孩子野餐的那个废墟。但没有萨宾娜或其他人写来的情书。没有艾尔法、贝塔、马可或大熊写来的，没有从美国手里拿到黑钱的翘屁股激进学生写来的。有关于巴拿马隶属哥伦比亚时期的书，可是没有情书，不管她多么努力把书从墙上翻出来。

露伊莎·潘戴尔，汉娜七姐妹未来的母亲，赤身裸体蹲着，套在这件红色家居洋装里；穿这件家居服的时候，哈瑞从来没上过她。她的小腿抵着大腿，重头再次一本本浏览运河的建造史，希望自己没对那个可怜的女人尖声大叫，她找不着那女人写来的情书，或许那根本不是萨宾娜，也不是从稻米农庄打来的。书里描述了乔治·戈索尔斯82、威廉·克劳福·戈格斯83这些真正的男子汉，那些男人实事求是却又脑袋坏掉，那些男人对自己老婆忠贞不二，不会写信谈什么觉得合适，或抹黑她老板名声，也不会在上锁的书桌里藏一大堆钞票，还有一大堆我找不到的信。她父亲要她读的书，希望有朝一日她可以造一条他妈的自己的运河。

“哈瑞？”她又放声尖叫，声音高到足以让他害怕。

“哈瑞？你把那个伤心婊子的信放到哪里去了？哈瑞，我想知道。”

有关运河条约的书。有关毒品和“拉丁美洲何处去？”的书。我该死的老公向何处去还差不多。还有，可怜的艾尔纳斯托向何处去，如果哈瑞脱不了关系的话。露伊莎坐下来，用平静、理性且不颐指气使的口气对哈瑞说话。咆哮嘶吼再也没有用了，她像个坐在柚木扶手椅里的成人对另一个成人说话。她父亲以前老是坐那张椅子，要她坐在他膝上。

“哈瑞，我不懂你一晚接一晚躲在这个房间里干吗，不管你什么时间回家，或回家之前做了什么，如果你是在写一本有关腐败的小说，一本自传，或裁缝的历史，我觉得你应该公开，告诉我，毕竟我们是夫妻啊。”

哈瑞飘飘然，他就是这么形容裁缝的假谦虚。

“做账啊，你知道的，露。找不出空哪，白天时门铃总是响个不停。”

“农庄的账？”

她又是个臭婆娘了。稻米农庄已经变成家里的禁忌话题，她理当尊重：拉蒙正在重整财务，露。安吉搞出了很多问题，露。

“店里的。”哈瑞嗫嚅地说，像个悔罪的人。

“哈瑞，我又不是脑袋空空的人，我的数学成绩好得很，只要你愿意，我随时可以帮你。”他已经开始摇头了。

“这和你了解的那些数字不一样，露，是更有创造性的一面，消散在空中的数字。”

“这就是你在麦克古劳那本《洋间之道》页边上到处写满标记的原因吗，好让除了你之外的其他人都看不懂？”

哈瑞粲然一笑——很不自然，“噢，是啊，你说得没错，露，你会注意到，可真是聪明啊。我认真考虑要把一些老照片放大，你知道，让会客厅增添点儿运河的味道，或许再弄点手工艺品来增加气氛。”

“哈瑞，你老是告诉我，而且我也同意，除了少数像艾尔纳斯托·狄嘉多这样的高贵人士之外，巴拿马人对运河根本不在乎。盖运河的又不是他们，是我们，他们连劳工都没提供。劳工都是从中国、非洲和马达加斯加来的，从加勒比海和印度来的。艾尔纳斯托是个好人。”天哪，她想，我干吗这样说话？我干吗像个粗声粗气假道学的泼妇啊？很简单，因为艾米莉是个娼妇。

她坐在他书桌前，头埋在手里，难过自己撬开了抽屉，难过自己吼那个哭泣的女人，难过自己又一次对她姐姐艾米莉有坏念头。我这辈子绝对不再这样对其他人说话了，她下定决心，我绝对不再借着惩罚别人来惩罚自己。我不是我那该死的母亲或该死的父亲，我也不是虔诚完美敬畏上帝的运河区婊子。我很难过，在压力绷紧的时刻，在酒精的影响下，我竟然出言辱骂和我一样的罪人，就算她是哈瑞的情妇——如果她真的是，我会杀了她，可是我不该骂她。在另一个此时才注意到的抽屉里，她翻找出另一篇没完成的作品：

安迪，你会很高兴知道，我们的新安排受到各方高度欢迎，特别是女士们。所有的事都要由我承担，因为L对涉及淘气艾尔尼的事无法眛着自己的良心。另一方面，把一家视为一个整体，由一个人出面，也比较安全。

在店里继续。

我也会继续，露伊莎想。她在厨房里给自己一杯好上路。她发现酒精不再影响她，影响她的是安迪，又名安德鲁·欧斯纳德。在读过这段文字之后，安迪突然取代萨宾娜，成为她好奇的对象。

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上回到安尼泰岛郊游的时候，她就开始对欧斯纳德先生感到很好奇。她当时的结论是，哈瑞希望她和欧斯纳德上床，以减轻他良心的负担，虽然就露伊莎对哈瑞良心的了解，上一次床并不能解决问题。

她一定打过电话叫出租车，因为有辆出租车停在门口，而且门铃直响。

欧斯纳德转身背对窥视孔，穿过餐厅走向阳台，拉克斯摩尔还像个胎儿似的坐在那里，害怕得无法言语，无法行动。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大睁，恐惧使得他撅起上唇，在胡子和髭须之间露出两颗黄板牙。每回他乐于表达意见时，舔的一定就是这两颗门牙。

“卜强二号突然来拜访我。”欧斯纳德平静地对他说，“我们有状况了，你最好快离开。”

“安德鲁，我是个资深官员。我的天哪，敲什么敲啊？她把死人都给吵醒了。”

“我要帮你穿上外套。等你听到我在她背后把餐厅门关上时，你就搭电梯到大厅，给门房一块钱，要他帮你叫部出租车到巴拿马饭店。”

“我的天哪，安德鲁。”

“什么？”

“你不会有事吧？听她敲门的声音，她该不会是用枪敲的吧？我们应该叫警察来，安德鲁，一句话。”

“什么？”

“我能信任出租车司机吗？那些家伙啊，你听过一些事，港口里的尸体。我不会讲他们的西班牙文啊，安德鲁。”

欧斯纳德扶拉克斯摩尔站起来，领他到玄关，把他塞进衣帽柜，关上门。欧斯纳德解开大门的门链，拉开门闩，旋转钥匙，打开门。敲门的声音停了，但门铃还响着。

“露伊莎，”他说，把她的手指从门铃上拉开，“太意外了。哈瑞呢？你干吗不进来呢？”

他抓着她的手腕，把她拉进玄关，关上门，但没上闩，也没锁。他们面对面，站得非常近。欧斯纳德拉着她的手高举过头，宛如要开始跳旧式的华尔兹，而这只手就是她抓着鞋的手。她松手让鞋子落下，没发出半点声音，但他闻到她的气息，很像他每回不得不接受母亲亲吻时闻到的气息。她的衣服非常薄，透过红色的衣料，他可以感觉到她的胸部和她阴部凸出的三角形。

“你他妈的和我老公搞什么东西啊？”她说，“他告诉你说狄嘉多收法国佬的好处，和毒品集团搞在一起，这是什么狗屁啊？萨宾娜是谁？艾尔法是谁？”

尽管用词严厉，但她说话的样子却很犹疑，声音既不够大声，也不够坚定，无法穿透衣帽间的门。凭着对弱点的直觉，欧斯纳德立即感觉到她的恐惧：怕他自己，怕哈瑞，而且最最害怕听到恐怖万分、让她永远无法再听一遍的禁忌。但是欧斯纳德已经听到了，她的问题已经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一点一滴聚合起来，就像近几个星期来累积在他意识深处那些未读取的信息：

她一无所知，哈瑞根本没吸收她。这是个骗局。

她准备把她的问题再问一遍，或加以扩充，或问另一个问题。但是欧斯纳德不能冒险，让她在拉克斯摩尔听力可及的范围内这样做。因此他一手捂住她的嘴，压低她的手，反折到背后，让她背对着他，架着只穿一只鞋的她进餐厅，同时用脚关上餐厅门。穿过房间的半途，他停了一会儿，紧紧抓住她靠在身上。忙乱之中，她身上的两颗扣子松开来，无遮无掩地露出胸部。他可以感觉到，她的心脏在他手腕下怦怦跳，她的呼吸速度慢下来，变得更长，更深。他听到大门关上的声音，拉克斯摩尔离开了。他等待着，听到电梯抵达的“当”一声，以及电动门气喘吁吁的叹息。听到电梯下降，他放开捂住她嘴巴的手，感觉到手掌里的唾液。他把她赤裸的胸部握在手里，感觉到乳头变硬，抵着他的手掌。他仍站在她背后，松开她的胳膊，看着那条胳膊软软地垂在她身边。他听见她低声说了些什么，一面踢掉鞋子。

“哈瑞人呢？”他说，仍然抓住她的身体不放。

“去找阿布瑞萨斯。他死了。”

“谁死了？”

“阿布瑞萨斯，不然他妈的还有谁啊？如果哈瑞死了，还怎么去找他，不是吗？”

“他在哪里死的？”

“瓜拉瑞，安娜说他开枪杀了自己。”

“安娜是谁？”

“迈基的女人。”

他把右手放在她另一边的胸部上，她粗糙的棕发塞满他一嘴，因为她猛然仰头靠向他的脸，臀部抵进他的胯下。他半转过她的身子，面对她，亲吻她的太阳穴、颧骨，舔掉她成串淌下的汗水，感觉到她越抖越厉害，直到她的嘴锁住他露齿微笑的嘴。她的舌头找寻他的舌，他瞥见她紧紧闭着眼睛，泪水从眼角滑落，听见她喃喃叫着，“艾米莉。”

“艾米莉是谁？”他问。

“我姐姐。在岛上的时候我提过她。”

“难道她知道这些该死的事？”

“她住在俄亥俄的戴顿市，她和我所有的朋友上床。你觉得羞耻吗？”

“恐怕没有。从我还是个小孩时，就没了羞耻心。”

她的一只手扯着他的衬衫衣角，另一手笨拙地探进他那条潘戴尔与布瑞斯维特长裤的裤腰。她喃喃自语，他听不清楚，也没兴趣听。他摸索着第三颗纽扣，但她不耐烦地推开他的手，把那件家居服一把从头上扯掉。他踢掉他的鞋子，一气呵成地剥下长裤、内裤和袜子，从头上脱掉衬衫。一丝不挂，相对而视，他们赞赏着彼此，准备交战的对手。然后，欧斯纳德双手攫住她，抱她离地，穿过他卧房的门槛，丢在他床上。她立刻用大腿奋力一戳，对他展开攻击。

“等等，看在老天爷的分上。”他命令道，把她从身上推开。

然后他非常缓慢、从容不迫地迎向她，用上他所有的技巧，还有她的。让她闭嘴。把甲板上松掉的大炮绑紧。让她安稳地进到我的帐篷来，无论未来有什么战役在等着。这是我的最高原则，不应该放弃任何送上门来的合算交易。因为我一向对她抱有幻想。因为戏朋友妻一向乐趣无穷。

露伊莎背对他躺着，头埋在枕头下，膝盖曲起保护自己，抓着床单直盖到鼻子。她闭上眼睛，不想睡却想死。她十岁，在她位于甘博亚窗帘深垂的卧房里，被关在房里悔罪。她用一把裁缝剪刀把艾米莉的新长裤剪得稀烂，只因为那条裤子实在太不要脸。她想起床，向他借牙刷，穿衣，梳头，然后离开。但是要做这些事，就必须承认时间、地点，以及欧斯纳德光溜溜的身体躺在她身边的事实，也必须面对她根本没衣服可穿，除了那件扯掉纽扣的红色居家洋装——该死的扣子都到哪里去了？——以及一双不凸显她身高的平底鞋——该死的鞋子又是怎么回事？——她头痛欲裂，真希望有人送她到医院去，让她可以把昨夜重新来过，没有伏特加或砸烂哈瑞的书桌（如果她真做过这样的事），没有玛塔或铺子或迈基之死，或狄嘉多的名声被哈瑞毁谤得体无完肤，也没有欧斯纳德和这一切。她起身去浴室两次，一次是想吐，但每一次都再偷偷回到床上，希望把发生过的事变成没发生。此刻欧斯纳德正在打电话，距她的耳朵只有十八英寸远。无论她在头上压了多少枕头，都没有办法阻止他那口可恨的英文传入耳中，也无法不听见睡意迷蒙的苏格兰口音从电话另一端传来，像破烂收音机传出的最后信息。

“恐怕是，长官，我们收到一些烦人的消息。”

“烦人？谁烦啊？”苏格兰声音醒过来。

“有关我们那艘希腊船。”

“希腊船？什么希腊船？你在说什么啊安德鲁？”

“我们的旗舰啊，长官，我们那条缄默航线的旗舰啊。”

漫长的停顿。

“我懂了，安德鲁！希腊，我的天哪！抓到重点了。有多棘手？为什么棘手？”

“似乎是毁了，长官。”

“毁了？撞上什么啦？怎么毁的？”

“沉了。”停顿一下，让“沉了”这句话能沉入对方心里。

“完蛋了。在西方。情况还不清楚。我已经派了一位作家去弄清楚。”

另一端更加困惑，沉默，露伊莎自己也摸不着头绪。

“作家？”

“很著名的那位。”

“是。了解，自古以来最畅销的那一个，的确是，别再多说了。怎么沉的，安德鲁？全沉了吗，你的意思是？”

“第一批来的报告说他永远不能再出航了。”

“天啊，天啊！安德鲁，谁干的？我敢打赌是那个女人，我对她没把握，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不信任她了。”

“恐怕还要等进一步的细节，长官。”

“他的人呢？——他的船员，真该死——他那些沉默的船员——他们也都淹没了吗？”

“我们还在等消息。你最好按照原定计划回伦敦，长官。我会打电话给你。”

他挂掉电话，使劲拉开她抓在头上的枕头。即使紧闭双眼，她仍然无法逃避地看见他年轻饱满的躯体满不在乎地在她身边伸展，以及他半睡半醒、涨起的那话儿。

“当我没说过，”他告诉她，“好吗？”

她毅然决然地转身背对他。一点都不好。

“你老公是个勇敢的家伙，他受命不能对你透露，绝对不能。我也一样。”

“怎么勇敢？”

“有人告诉他事情，他再告诉我们。至于没听到的事，他就自己去想办法找出来，通常还得冒些风险。最近他正卷进一个大案子。”

“这就是他偷拍我文件的原因吗？”

“我们需要狄嘉多的约会记录。狄嘉多的生活里有些消失的时刻。”

“没有什么消失的时刻，那是他去做弥撒或去看老婆小孩的时间。他有个小孩住院，塞巴斯蒂安。”

“狄嘉多是这么告诉你的。”

“是真的，别跟我扯这些鬼话。哈瑞替英国做这些事？”

“英国，美国，欧洲。文明的自由世界。你数得出来的都算。”

“那他就是个混蛋，英国也是，文明自由世界也是。”

这得花很多时间和力气，但她办到了。她用胳膊肘撑起身子，转头俯视着他。

“你告诉我的话，我他妈的一个字都不相信。”她说，“你是满嘴谎言的英国骗子，而哈瑞脑袋坏了。”

“那就别相信我啊，只要闭上你的大嘴巴。”

“那全是狗屁，是他自己编的。你还在捏造，每个人都在自己爽。”

电话响了，是另一部电话，她之前没注意到。虽然这部电话就在她这一侧的床头，紧靠台灯，连着一台录音机。欧斯纳德猛地转身越过她，抓起话筒，她还来不及用手捂住耳朵，闭紧双眼，把脸挤出一个僵硬的拒绝的狞笑，就听见他说“哈瑞”。然而，她有只手并未完全克尽职守；然而，她有只耳朵依然听得见她老公的声音穿破她脑袋里响起的嘈杂尖叫，向她逼来。“迈基被杀了，安迪。”哈瑞宣布。他的声音深思熟虑，准备充分，但是时间紧迫。

“看起来似乎是职业枪手，目前我只能说这么多。无论如何，我听说还会有更多这样的行动，所以涉及的各方都应该预先做好防范措施。拉菲已经从迈阿密动身了，而且我也依照既定程序通知了其他人。我很担心那些学生，不知道我们要怎么阻止他们集结船艇。”

“你在哪里？”欧斯纳德问。

之后，有一个空当，露伊莎可能可以替自己问哈瑞一两个问题——可以问的问题很多，例如，“你还爱我吗？”——或者“你会原谅我吗？”——或者“如果我没告诉你，你会发现我有什么不同吗？”——“今晚你几点回家，我买菜回来，我们一起做饭吗？”但她还在努力想选出一个问题，电话就已断线，欧斯纳德用胳膊肘撑起的身体在她上方，垂下丰满的双颊，张开湿润的小嘴，但显然没有和她做爱的打算。在他们短暂的邂逅之中，他似乎第一次有不知所措的感觉。

“这是干吗？”他追问，似乎她至少也该负部分责任。

“哈瑞。”她没头没脑地说。

“哪一个？”

“你那一个，我猜。”

他呼一口气，猛地仰面在她身边躺下，双手放在脑后，好似在天体海滩偷得浮生半日闲。他再次抓起电话，不是哈瑞的电话，是另一部，开始拨号，要找某某号房的梅洛斯先生。

“好像是被谋杀的。”他开门见山地说，她猜他说话的对象是之前的那个苏格兰佬。“看起来学生快按捺不住了……群情激奋……很受敬重的人……职业手法。还在等进一步的细节。一根桩钉，长官，你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什么的桩钉？不，当然，我了解。我尽快，长官。马上走。”

有一会儿，他似乎在心里盘算许多事，因为她听见他哼着鼻子，偶尔还发出狰狞的笑声，直到他突然在床边坐起身，站起来，走向餐厅，拿着他卷成一团的衣服走回来。他捞起昨夜的衬衫，穿上去。

“你要去哪里？”她追问，他没回答。

“你要做什么？安德鲁，你干吗起床穿衣服，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没衣服穿，没地方去，也没办法安排我的——”

她词穷了。

“好吧，对不起啦，老女孩。事出突然，恐怕该拔营了。我们两个。是该回家的时候了。”“哪里的家？”

“你家在贝莎尼亚，我家在快乐的英格兰。第一号行规。网民冲锋陷阵，项目官躲在他袜子里离开。别闲晃，别想先拿两百块。赶快回家找妈咪，走最近的路。”

他在镜子里调整领带，抬起下巴，振奋精神。转眼即逝的一瞬间，就只有那么一瞬间，露伊莎在他身上察觉到一股清心寡欲的气息，那是接受失败的认命，但在幽暗的灯光下，很可能会被当成高贵的情操。

“替我跟哈瑞说再见好吗？真是伟大的艺术家。接我工作的人会联络，或者不会。”衬衫下摆还没扎进裤腰，他拉开抽屉，翻出一件运动服给她。

“最好穿这个去搭出租车吧。回家之后，把衣服烧了，灰烬弄碎，保持低调几个星期。回家的家伙得避开战鼓。”

消息传来时，传媒大亨哈特利正在午宴上，坐在康诺饭店的老位子，吃着腰子与培根，喝着招牌红酒，发表对新俄罗斯的精辟观点。那些混蛋越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哈特利就越高兴。无巧不巧，他的听众恰巧是杰夫·卡文狄胥。而带来消息的，不是别人，正是接任欧斯纳德在拉克斯摩尔办公室工作的年轻人强森，二十分钟前才在拉克斯摩尔匆匆赶往巴拿马之后，从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待阅公文中，捞出英国大使馆的机要电报——马尔毕大使亲自拍发的。身为野心勃勃的情报官员，只要有适当机会，强森当然会在拉克斯摩尔待阅的公文匣里好好搜索一番。

最棒的是，除了自己，强森没有其他人可以商量这封电报。不仅整个顶楼的人都出去吃午饭了，而且也因为拉克斯摩尔正在归途，整栋大楼里没有人知道卜强的事，除了强森以外。在兴奋与渴望的驱策下，他立即打电话给卡文狄胥的办公室，得知卡文狄胥正与哈特利共进午餐。他打电话到哈特利的办公室，得知哈特利在康诺饭店吃午饭。冒着所有风险，他要求优先征调有空的车辆和驾驶员。就因为这个过度自信的行为，再加上其他举措，让强森事后被修理一番。

“我是苏格兰佬拉克斯摩尔的助理，长官。”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卡文狄胥说。从房间凹角那张桌子上瞪着他看的两张脸孔中，他挑选了看起来比较有同情心的那一个。“恐怕我有一份从巴拿马来的重要信息要给您，长官，我想这不应该耽搁，我也不认为我该在电话上念给您听。”

“坐下，”哈特利下令道，招来侍者，“椅子。”

所以强森坐下，一面把整份马尔毕电报的解译抄本交给卡文狄胥，但哈特利从他手里抢了过去，一把扯开。因为如此用力，以致餐厅里其他的客人都纷纷转头注视。哈特利仔细读完整份电报，交给卡文狄胥。卡文狄胥读了电报，很可能至少有一位侍者也看到了，因为此时侍者们正忙着帮强森摆第三个位置，让他看起来比较像寻常用餐的客人，而不是穿着休闲外套、灰色法兰绒长裤、汗流浃背的年轻赛跑选手——盛装打扮的烧烤屋经理很不乐见他这身装扮，但毕竟今天是星期五，强森正期待和母亲一起到格洛斯特郡度周末。

“这是我们想要的不是吗？”哈特利问卡文狄胥，满嘴嚼得半烂的腰子，“我们可以动手。”“的确是，”卡文狄胥喜滋滋地确认，“这就是我们的桩钉。”

“谁带话给凡恩？”哈特利说，用一片面包抹着盘子。

“嗯，我想，班恩——这个案子呢，最好让凡恩兄弟在你报上读到这个消息。”卡文狄胥字字雀跃地说，“容我告退，实在很抱歉，”他对强森补上一句，站起身，“有电话要打。”

他也对侍者说抱歉，匆忙之间，竟把锦缎餐巾一起带走了。不久之后，强森被解雇了，没人确知原因为何。表面上是因为他带着满是符号和行动化名的解译电报，绕着伦敦到处跑。非官方的说法是，他有点太容易兴奋，不适合担任情报工作。但更可能是因为他穿着休闲外套闯进康诺饭店的烧烤屋，这才是最严重的罪行。

22

哈瑞开车到巴拿马湾西南端凸起的半岛、巴拿马拉斯山多斯省瓜拉瑞烟火节的途中，一路经过班尼叔叔位于雷曼街、闻起来满是烧焦煤味的房子，慈惠姐妹会的孤儿院，东区的几座犹太会堂，还有一连串在女王陛下慈悲护佑下过度拥挤的英国罪犯看守所。所有这些机构和建筑都在两旁的丛林暗处，在他面前坑坑洞洞蜿蜒曲折的道路旁，在穿破星空而出的山顶上，在皎洁新月照耀下宛如铁灰熨衣板的太平洋上。

崎岖难行的车程对他而言变得更加艰辛，因为孩子们在车后座要求唱歌与嬉闹的声音，也因为他不快乐的老婆一路谆谆告诫，即使在最荒无人迹的路段也依然在耳边不断叨念：开慢点，留意鹿啊，猴子，公羊，死马，一公尺长的绿鬣蜥，或一家六口挤在一部脚踏车上的印第安人。哈瑞，我不明白你干吗一定要开七十英里的时速去赴个死人的约会。如果是怕错过烟火，你一定很高兴知道这个烟火节要进行五天五夜，而今天才第一夜。如果我们明天才能到，孩子们也一定能谅解。

加进来的还有安娜滔滔不绝的哀怨独白，玛塔明知他什么都肯给却一无所求的惊人自制力，以及迈基的现身。郁郁寡欢的庞然大物瘫坐在他身旁，每回转过一个弯道或避开一个坑洞，软塌塌的肩膀就会撞上他，并且用沉郁克制的口吻问，为什么他不能做像阿玛尼那样的西装。他对迈基的感情强烈到无与伦比的地步。他知道，在整个巴拿马，在他一生中，他只拥有过一位朋友，而今他却杀了他。他再也分不清他所爱的迈基与他所创造的迈基之间有什么不同，除了他所爱的迈基要略胜一筹，而他所创造的迈基却有些愚忠。这纯粹是潘戴尔的虚荣之举：在他最好的朋友身上创造出一位卓越的人，让欧斯纳德看看与他为伴的是什么样的精英。迈基原本就是英雄，从来不需要潘戴尔的舌灿莲花。在危急时刻，迈基站起来，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地反抗暴政，因而换来少不了的痛殴与牢狱之灾，也挣来永远醉酒的权利。也因此他需要买很多很多西装，来换掉伤痕累累、臭气冲天的牢服。在潘戴尔描绘他坚强的地方，他却软弱；在潘戴尔虚构中他坚持不懈的部分，他却早已放弃奋斗，但这完全不是迈基的错。真希望我放手，别打扰他，潘戴尔想着。真希望我没缠着他，因为我自己有罪就要咬掉他的头。

在安孔丘下的某处，他给越野车加满油，好支撑走完余下的一生，还给一个满头白发、缺只耳朵的黑乞丐一块钱。不知道他的耳朵是因为麻疯病，还是给野兽或者梦想破灭的老婆咬掉的。在恰美，他冲过一个海关路障；在佩洛洛梅，他注意到有一对“山猫”在左后车灯的方向——山猫是年轻苗条、接受美国训练的警察，穿黑皮衣，两人一部摩托车，带半自动机关枪，素以对观光客温文有礼，对走私犯、毒贩和刺客格杀勿论著称——但是今晚，猎杀的对象也包括犯谋杀罪的英国间谍，似乎是这样。前座的山猫负责驾车，后座的山猫负责杀人。玛塔对他解说过，他们从旁边抄近道时他记了起来。看见自己可疑的影像随着街灯，倒映在他们墨黑锃亮的头盔上，他随即想起，山猫只在巴拿马市执勤，而不禁好奇：他们是出来郊游呢，还是一路跟踪他到这儿，准备暗地里射杀他。但他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因为等他再次朝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已经回到不时冒出他们身影的漆黑中，把这条坑坑巴巴歪歪曲曲的道路留给他，还有他车头灯下的死狗，以及两旁浓密得看不见树干的灌木丛。透过开敞的天窗，只见黑漆漆的墙与动物晶亮的眼睛，听见不同物种之间彼此攻击的声音。他一度看见一只猫头鹰惨死在电线杆上，胸前与翅膀下惨白得像殉道者，而眼睛却是睁开的。但是，这到底是属于他反复出现的某个梦魇，或者是梦魇的终极化身，永远都是谜。

之后，潘戴尔一定打了一下盹儿，很可能也转错了弯。因为等他再抬眼四望，他竟回到两年前在帕利塔的家庭假日，与露伊莎和孩子们在草地上野餐，四周的平房全都有高起的游廊与踏脚石，让你在上马下马时不必弄脏漂亮干净的鞋子。在帕利塔，一个穿黑色斗篷的老巫婆告诉汉娜，城里的人把盘绕起来的小蟒蛇放在屋瓦下捉老鼠，害汉娜拒绝踏进城里的任何房子，即使是吃冰淇淋或上厕所都不肯。她实在太害怕了，所以他们不能去做弥撒，只能站在教堂外面，和白色钟塔里的老人挥手。那老人一手敲钟，一手向他们挥动，事后他们一致同意，当时还是应该去做弥撒。老人敲完钟，表演了一段惊人的红毛猩猩慢动作给他们看。先是吊在铁杆上摆荡，接着开始在身上抓跳蚤，挠胳肢窝、头和胯下，在翻抓之间还吃着跳蚤。经过奇特雷时，潘戴尔想起养虾场。虾子把卵产在红树林的树干里，汉娜还问虾子是不是会先怀孕啊。虾子之后，他记起一位亲切的瑞典园艺家女士，介绍他们认识一种名为夜晚荡妇的兰花。因为这种在白天闻起来平淡无奇的兰花，到了夜里，没有任何高贵的人会让它踏进屋里一步。

“哈瑞，你就不必向孩子们解释了，他们受这种事的影响已经够多了。”

但是露伊莎的严格约束并没有用，因为一整个星期，马克都叫汉娜是他的“夜晚荡妇”，直到哈瑞叫他闭嘴。

在奇特雷之后，就到了交战区：先是迫近的红色天空，接着是隆隆炮声，再就是烈焰火光。一个又一个警察检查哨挥手让他通过，就在他开往瓜拉瑞的路上。

潘戴尔走着，穿白衣的人走在他身边，领他走向绞刑台。他很诧异也很欣慰地发现，对于死亡，他竟感到如此宽心。如果生命能重来，他会坚持由一个全新的演员来扮演主角。他正走向绞刑台，天使走在他身边，他们是玛塔的天使，他马上就认出来了。巴拿马真正的良心，住在桥另一端的人，不收贿也不行贿，和他们所爱的人做爱，怀了孕也不堕胎。光想到这些，露伊莎可能也会赞赏他们，只要她能跳过拘束她的围墙——但是谁在乎？我们生来就在牢狱之中，我们每一个人在张开眼睛的那一瞬间，就被判了无期徒刑。这也是他看着自己的孩子时，觉得如此忧伤的原因。但这些孩子不同，他们是天使，他很高兴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见到他们。他从来没怀疑过，就算有某个天堂国度能与巴拿马相提并论，面积又比它大上二十倍，巴拿马的每英亩地上，还是拥有更多天使，更多白色衬裙、花卉头饰、完美的肩膀、烹调的气味、音乐、舞蹈、笑声，更多酒鬼、满怀恶意的警察，以及毁灭性的烟火。而此时，他们全来护送他。他非常满意地发现有乐队演奏；相互竞争的民族舞蹈团里有眼神柔媚的苗条黑仔，穿着板球外套与白皮鞋，平直的手充满爱意地在他们舞伴的周围缱绻。他也很高兴看见教堂的双扉门敞开，让圣母能一览无遗地看见外面的酒神祭，无论她想不想看。天使显然断定，她不应该切断与凡间生活，还有所有好事坏事的接触。

他慢慢走着，就像被定罪的人一样，走在街道中央，面带微笑。他面带微笑，因为每个人都微笑，因为走在美丽异常的西印混血狂欢群众中，一个粗鲁无礼的英国佬如果拒绝微笑，简直就是濒临绝种的族群。玛塔说得没错，他们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有艺术天分，也最纯洁无瑕的人。潘戴尔觉得，在他们之间死去是一种荣宠。他会要求安葬在桥的另一端。

他问过两次路，每次都被指往不同的方向。第一次，一群天使热心地指点他穿过广场中间，结果却让他成为从四面八方的窗户、门廊以齐头高度发射的多头火箭礼炮的活动标靶。虽然他笑呵呵，咧开嘴，找掩护，用尽所有方法表现自己乐在这玩笑之中，但是他能保住一对眼睛、耳朵、卵蛋，全身没半点灼伤地安全抵达对岸，实在是一大奇迹。因为火箭可不是玩笑，连看笑话的人也不会说是。这些火箭全是喷发火焰的高速弹，由一个膝盖坑巴、满脸雀斑的红发女战士指挥，在近距离发射。她自命为武装部队女射手，昂首阔步，惺惺作态，一串毒气弹拖在背后像她的尾巴。她在抽烟——每个人都在猜她抽的是什么——在吞云吐雾之间，对散布在广场周围的部队下达命令：“打掉他的小鸡鸡，要那个英国佬跪倒在地——”然后再吐一口烟，又来一个命令。但是潘戴尔是好人，这些人也全是天使。

第二次问路的时候，他被指点到广场一侧的那排房子。房子的游廊上坐满衣着过度华丽的白尾族，由停在一边闪闪发亮的宝马汽车搭载，降尊纡贵到此视察。潘戴尔经过一个又一个喧闹的游廊，不停地想：我认识你，你是某某人的儿子，或女儿，我的天哪，时间过得真快啊。尽管他心里这样想，但他们的出现并没让他分神，也不在乎他们是不是看见他，因为迈基枪杀自己的那幢房子就在他左边，仅隔数门。他有极好的理由，全神贯注去想那位在牢房上吊自杀的性冲动狱友“蜘蛛”，当时潘戴尔就睡在离他只有三英尺远的牢房里。

“蜘蛛”应该是潘戴尔惟一不得不近距离面对的尸体。说来全是“蜘蛛”的错，害失魂落魄的潘戴尔发现自己正走进非正式的警方戒备线中。这里有辆警车、一串旁观者，还有大约二十个警察。他们当然无法全塞进一辆车里，但是巴拿马的警察向来如此，只要一闻到空气中有利益或刺激的气味，就会像海鸥环绕渔船般全聚集过来。

引发众人兴趣的是个惶然恍惚的老农夫。他坐在路边石头上，草帽夹在膝盖间，脸埋在手里，发出猩猩似的哀号怒吼。围在他旁边的是十来个出主意的谋士、旁观者与顾问，还包括好几个需要彼此扶持才能站稳的醉鬼。另外还有一个显然是他老婆的老女人，每回老头儿让她有插嘴的机会，她就大声表示赞同。警察很不情愿地从显然非我族类的群众间清出一条通道，潘戴尔别无选择，只能让自己成为旁观者，虽然他并不积极参与争辩。老头儿被烧伤得很严重。每次他为了做手势或反驳，手一离开脸，很清楚就可以看见他的烧伤。左颊有一大片皮肤不见了，伤口向下延伸到无领衬衫敞开的颈部。因为烧伤了，警方提议送他到本地的医院打针。每个人都同意，这是治疗烧伤最妥当的方法。

可是老头不想打针，也不想治疗。他宁可痛也不要打针。他宁可让血液中毒，得任何邪恶的后遗症，也不愿意跟警察一起上医院。理由是，他是个老酒鬼，这很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狂欢节。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打了针，你在这个狂欢节就不能再喝酒了。因此他意志清楚地作了决定，有造物主与他老婆为证，告诉警察说，把针留给他们自己的屁股吧，他宁可喝到不醒人事，反正喝醉了也就不痛了嘛。所以呢，如果他们能行行好，滚远点，包括警方，他会很感激。而且他们如果真的想帮忙，最好就是给他来一杯，也给他老婆喝一杯。要是能来瓶甘蔗酒就再好不过了。

潘戴尔仔细听，觉得每一句都别有深意，虽然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也不完全清楚。慢慢地，警察撤去，人群也散去。老太婆坐在老头身边，手臂环住他的脖子。潘戴尔走上台阶，这是整条街上惟一没亮灯的一幢房子。他对自己说：我已经死了，我和你一样死了，迈基，所以别以为你的死可以吓倒我。

他敲敲门，没人应，但是却引来街上的人纷纷回头。在狂欢节里，谁会去敲别人家的门啊？所以他不再敲了，把脸藏在门廊的阴影里。门虽然关着，却没锁。他转了把手，走进去。第一个念头是，他回到了孤儿院，圣诞节将近，他又要在耶稣诞生剧里扮演东方博士，手拿灯笼与手杖，头戴别人捐给穷人的棕色旧呢帽——只是在他走进的这幢房子里，演员站错了位置，而且有人掳走了圣婴。

铺瓷砖、空无一物的房间是马厩。广场上的烟火是预示圣子降生的闪光。一个裹披肩的女人望着马槽，双手托住下巴祷告，那是安娜，她显然觉得在死者面前应该掩住头。但是马槽非马槽。那是迈基，倒卧在地。如她先前所言，迈基的脸平贴在厨房地板上，屁股翘起，一张巴拿马地图占满他半边的头，那个应该有只耳朵与一个脸颊的半个头颅。而他用以了结的手枪就躺在他身边，控诉地指向入侵者，多此一举地告诉全世界他们早已知道的事：哈瑞·潘戴尔，裁缝，梦想供应商，虚构人物与遁逃之处的创造者，杀害了他自己的创作。

潘戴尔慢慢习惯广场上烟火、闪光、街灯交织成的闪烁光线之后，开始看出迈基轰掉脑袋时造成的一片混乱：遗迹散在瓷砖地板上、墙上，甚至在一些夸张的地方，例如潦草彩绘着强盗与姘妇饮酒作乐的抽屉柜。就是这些景象点醒他对安娜说出第一句话，话里的实际考虑多于抚慰成分。

“我们要找东西遮住窗户。”他说。

但她没回答，没动一下，没转过头。这使他觉得，在她自己看来，她已经和他一样死了，迈基也杀了她，她意外受害。她努力想让迈基开心，而现在他枪杀了她：把这个当成你所有的麻烦吧。所以，有那么一瞬，潘戴尔很气迈基，谴责他的行为极不人道，不只是对他自己身体的暴行，也是对他老婆、情妇、儿女，甚至他朋友潘戴尔的暴行。

然后，理所当然，他记得自己对这件事所该负的责任。他把迈基描绘成伟大的斗士与间谍；他试着想像警方暗示说他要再坐好几年牢时，迈基会有什么感觉。不管他如何数落迈基自杀所带来的微不足道的坏处，都立即被他犯罪的事实一扫而空。

他抚着安娜的肩膀，身上犹有款待客人的责任感：这个女人需要鼓舞。但她仍然不为所动。所以他用手撑在她腋下，拖起她的脚，让她靠着他。她又僵硬又冰冷，和他想像中的迈基一样。很显然，她一直呆着没动，盯着迈基，所以他的静寂无声也窜进她的骨子里。她生性是个点子多、爱笑闹、活泼好动的女孩，从潘戴尔见过她的那几回就可以看得出来。她很可能这辈子从来没有像这样，一动也不动，这么久地盯住一个东西。起初她尖叫，咆哮，抱怨——潘戴尔心里盘算，想起她在电话里的对话——等她把体内这一切都发泄殆尽，就进入一种视而不见的状态。于是等她冷静下来，也就固定不动了，这就是她为什么抱起来会这么僵硬，牙齿不住打颤，也无法回答他关于窗户的问题。

他想找杯酒给她，但能找到的只是三个威士忌空瓶，和一瓶喝了一半的甘蔗酒。他以自己的权威断定，甘蔗酒并不是答案。所以他带她走近柳条椅，让她坐下，找了些火柴，点起煤气，放了一只深底锅在火上。等他走回她身边，发现她的眼睛又盯在迈基身上。所以他走进卧室，扯下睡床的床罩，盖在迈基头上，在甜酒与烹调气味中第一次闻到血液温热的腐臭味。烟气从游廊飘进来，因为烟火还在广场上放个不停。女孩们对着鞭炮尖叫，男孩们则一直要到最后一刻才肯把鞭炮从脚上甩开。一切就在那里等待潘戴尔与安娜欣赏，任何时间，只要他们愿意，只要他们从迈基身边抬起头，望向法式窗户外，外头就有赏心乐事等着他们去看。“把他弄走吧。”她在柳条椅上口齿不清地说，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我爸会杀了我，把他弄走，他是英国间谍。他们这样说。你也是。”

“安静。”潘戴尔对她这么说，让他自己很意外。

突然之间，哈瑞·潘戴尔变了。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终于变成他自己，一个拥有自己力量的男人。在一道天启的荣光里，他超越颓丧、死亡与消极，堂堂印证自己的人生是伟大的艺术，是对称与挑战，是复仇与和解的行为，一跃而入恢宏的境界。在那里，所有破坏兴致的现实障碍，全被创造者梦想中的更高真理清扫殆尽。

潘戴尔复活的一些迹象一定也感染了安娜，因为啜了几口咖啡之后，她放下杯子，加入他的事工84：先在脸盆里放满水，加进消毒剂，然后找出一把扫帚，一支拖把，几卷厨房纸巾，抹布，清洁剂与硬毛刷。并且点起一根蜡烛，放在低处，让广场上的人看不见烛光——广场上正在放新一轮的烟火，这次射向天空，而不是打外国佬，宣布选美皇后已经成功选出——她站在花车上，披着雪白披风，戴着雪白梨花皇冠，雪白的肩膀，闪亮自豪的眼睛。这雪白耀眼、美丽动人的女孩，先是让安娜，接着是潘戴尔，停下手边的工作，看着她在公主与雀跃男孩簇拥之下经过。还有无数的花朵，一千场葬礼的花朵，为了迈基。

然后他们又埋头工作，又刷又抹，直到脸盆里的水在半暗的光线中全变成黑色，必须换水，然后又再换一次。安娜乐于劳动，迈基以前老是这样说她——是个好运动员哪，他老是说，在床上和餐厅都贪得无厌。很快地，刷洗抹擦变成她的发泄之道，她开始愉快地东拉西扯，仿佛迈基只是走开一会儿，再去拿瓶酒，或到隔壁某个灯火辉煌的游廊里，和邻居很快地干一杯威士忌，这会儿，一群群饮酒狂欢的人正在游廊里，为选美皇后鼓掌欢呼——而不是俯首躺在地板中央，盖着床罩，抬高屁股，仍然伸手想要那把枪——潘戴尔趁安娜不注意时收进抽屉，留待以后再用。

“看，你看，那是部长啊。”安娜说，纯粹是聊天的语气。

一群穿着白色巴拿马衫、威风凛凛的男人抵达广场中央，周围是另一群戴墨镜的男子。那是我想要的，潘戴尔想，我要成为像他们那样的官员。

“找急救箱来，我们需要绷带。”他说。

没有急救箱，所以他们剪下床单。

“我也会买新的床罩。”她说。

迈基那件P&B紫红色烟装外套挂在椅子上。潘戴尔探探口袋，找出迈基的皮夹，交给安娜一叠钞票，足够买条新床罩和一段好时光。

“玛塔还好吗？”安娜问，把钱藏在贴身上衣里。

“很好。”潘戴尔由衷地说。

“你太太呢？”

“谢谢你，她也很好。”

为了在迈基的头上缠绷带，他们得让他坐在安娜原本坐的那张柳条椅上。首先，他们在椅子上铺毛巾，然后潘戴尔把迈基翻过来。安娜及时奔进洗手间，门没关就吐了起来，一手高举在背后，手指延展出优雅的手势。她在吐的时候，潘戴尔低头看迈基，再次想起“蜘蛛”，给他一个生命之吻，但又明白，再多的吻也无法让他起死回生，无论那些该死的狱卒怎么对潘戴尔叫嚣，他妈的再用力一点，孩子。

但是，“蜘蛛”从来就不是迈基这种规格宏大的朋友，不是第一位客户，不是他父亲陈年旧事的囚犯，不是诺列加的政治犯，更不是在牢里被打掉良心的人。“蜘蛛”从来没有换过一间牢房，像块新肉，被拿去给那些精神错乱的人饱餐一顿。“蜘蛛”之所以发疯，是因为他习惯一天干两个女人，星期天干三个。眼看五年上不了任何马子，简直是要他慢性饿死，所以“蜘蛛”上吊了，弄得自己一身脏，舌头吐在外面，让生命之吻显得更荒诞不经。而迈基却抹去自己的痕迹，留下完好无缺的一面。只要你别看那个黑沉沉的洞，以及糟糕透顶的另一面。你完全无法视而不见的另一面。

身为潘戴尔的狱友与被朋友出卖的受害者，迈基顽固的程度也与他的体积不相上下。潘戴尔把双手放在他的腋下，但迈基变得更重了，潘戴尔得铆足劲用力拉，才能让他移动；走到半途时，还得再用力一拉，才能让他不会跌下来。要让他的头颅两侧看起来平均，需要垫很多东西和绷带。但无论如何，潘戴尔都办到了。等安娜回来，他马上要她捏住迈基的鼻子，好让他可以在鼻子上方与下方缠上绷带，留给迈基呼吸的空间。这和努力让“蜘蛛”呼吸一样徒劳无功，但就迈基的情况而言，至少还是有作用的。潘戴尔甚至还把绷带斜绑，让迈基露出一只眼睛，因为不论迈基按下扳机时做了什么，他有一只眼睛是张开的，看起来像是大吃一惊。潘戴尔在眼睛周围缠上绷带，弄好之后，他要安娜帮忙，把迈基连人带椅子，尽量拖得离门越远越好。

“我家乡的人真是麻烦大了。”安娜对他倾吐心声，显然觉得有必要拉近彼此的距离。“他们的神父是个同性恋，他们恨死他了；隔壁那个镇的神父搞上所有的女孩，他们却爱死他了。小乡镇，总是有这些人性问题。”她停下来喘口气，继续努力，“我姑妈很古板，她写信给主教，抱怨说会打炮的神父不够格当神父。”她笑得花枝乱颤，“主教告诉她，‘你把这些话对我的信徒说说看，看他们会对你怎么样。’”

潘戴尔也笑了，“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教哦。”

“你可能当神父吗？”她问，又开始使劲拉，“我哥哥，他真的很虔诚。‘安娜，’他说，‘我想我会去当神父。’‘你疯了，’我这么告诉他。他从来没有过女人，这就是他的问题。也许他是同性恋。”

“等我出去以后锁上门，在我回来之前别打开，”潘戴尔说，“好吗？”

“好，我会锁门。”

“我会先轻轻敲三次门，然后再用力敲一下，明白吗？”

“我记得住吗？”

“当然啰。”

接着，因为她已经快乐多了，所以他想，他可以完成疗程，让她转身赞赏他们伟大的成就：干净漂亮的墙壁、地板与家具，没有已死的爱人，只有另一个瓜拉瑞烟火的意外伤员，缠着绷带，睁开完好无缺的眼睛，强忍痛苦，坐在门边，等待他的老伙伴开来那辆越野车。

潘戴尔车开得像蜗牛爬。穿过天使群中，天使们拍打车子像打马屁股，大叫停车，老外！他们把烟火丢到车底下，几个小伙子跳到后保险杠上，还企图要一个选美公主坐到引擎盖上，但她怕弄脏了她的白衬衫。潘戴尔也不鼓励她，因为这不是热心公益的时机。这倒不失为一趟平安顺利的旅程，让他有机会调整计划的种种细节，就像欧斯纳德在训练课里耳提面命的：花在准备上的时间绝对不是浪费，最伟大的谋略，就是从每个参与秘密行动的人的观点来看，然后问你自己：他会怎么做？她会怎么做？结束之后大家会到哪里去？等等。

他轻轻敲三下，再用力敲了一下，什么事都没发生。他又做了一次，有个快活的声音说，“进来！”安娜开门——只半开，因为迈基在门后——他借着广场的光线，看见她把头发放下来，垂在背后，并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露出光裸的肩膀，就像其他的天使一样。游廊的门敞开，迎进火药的气味，冲散鲜血和消毒水的味道。

“你卧房里有张书桌。”他对她说。

“嗯？”

“看看那里有没有纸，还要一支铅笔或钢笔，帮我写一张西班牙文的‘救护车’卡片，让我可以放在四轮驱动车上。”

“你想假装成救护车？真是太酷了。”

她宛如派对上的女孩，蹦蹦跳跳进到卧房里。潘戴尔从抽屉里拿出迈基的手枪，放进裤袋。他对枪械一无所知。这把枪并不大，但就体积来看还挺壮硕的，迈基头上的洞就是明证。然后他突然想到什么，在厨房的抽屉里挑了一把锯齿状的刀，用纸巾包起来，再藏好。安娜得意洋洋地回来：她找到一本儿童图画簿和一些蜡笔，惟一的问题是，她一时兴奋，漏掉一个字母I，把救护车那个字拼错了。除此之外，这倒是个不错的标志，所以他从她手上拿过来，走下台阶到停着的车旁，放在车窗前，打开紧急灯，驱散他背后满街的人群。他们叫嚣着闪开。

幽默感也助潘戴尔一臂之力。转身回台阶途中，他又回头面对不满的人，对着所有人微笑，双手合十，祈求他们包容。接着举起一根手指，比出一分钟的手势，然后推开门，打开玄关的灯，照亮迈基缠着绷带、露出一只眼睛的头。至此，大部分的嘘声与咆哮都平息了。

“我抬他起来的时候，把他的外套披在他肩上。”他对安娜说，“还没，等一下。”

潘戴尔蹲低身子，摆出拳击手的姿势。他想起自己强大无比，无论是叛国或谋杀都在行，力量充斥在他的大腿、臀部、胃部之间，还横过肩膀。他也想起以前有过太多次，必须扛迈基回家。没什么不同，只是这回迈基没满身大汗，或扬言要吐，或者哀求要回牢里。他指的是回老婆身边。

心里转着这些念头，潘戴尔用力抓住迈基的背，拉他站起来，但是他的双脚一点力气都没有。更糟的是，在这么湿热的夜里，迈基的尸体也不太僵硬，所以全得靠潘戴尔。潘戴尔帮他的朋友直起身子，跨过门槛，一手撑在铁栏杆上，用尽老天爷给的所有力气，拖迈基走下第一个台阶。要四个台阶才能到车边。这时迈基的头已垂在肩上，潘戴尔可以透过撕成一条条的床单闻到血腥味。安娜把外套披在迈基背上。潘戴尔不太确定自己为什么要她这样做，只能说，这是一件很好的外套，想到她可能会把这件外套给街上看见的第一个乞丐，他简直无法忍受。他要这件衣服见证迈基的荣耀天国，因为那是我们要带迈基去的地方——第三阶——我们要到我们的天国，而你会是房间里最俊俏的小伙子，会是姑娘们前所未见、衣着最光鲜的英雄。

“快去，打开车门。”他告诉安娜。这时，迈基不时无预警、决定掌控行动的自由意志又发作了。这回他让自己像自由落体，从最后一个台阶上倒进车里。可是潘戴尔无需担心，两个男孩在旁伸出胳膊等待着，安娜早已差遣好他们，她是那种一走上街就会自然而然差遣男生的女孩。

“轻一点，”她严厉地命令，“他可能会昏过去。”

“他双眼张开着啊。”一个男孩说道，同时做了一个典型的错误假设：看见一只眼睛，就假设另一只眼睛也还在。

“让他的头往后仰。”潘戴尔下令。

但迈基的头自己往后仰了，他们看得很不自在。他放低副驾驶的头枕，让迈基的头靠在上面，把安全带拉过他宽厚的腹部，系紧，关上门，谢谢那两个男孩，感激地对等在他后面的车辆挥手致意，跳上驾驶座。

“回去狂欢吧。”他对安娜说。

但他不再指挥她。她又变成原本的她，开始失心痛哭，不断说迈基这一辈子从没做过该被警察迫害的事。

潘戴尔开得很慢，恰如此刻的心情。而迈基，班尼叔叔一定会说，值得尊敬。迈基缠着绷带的脑袋随着转弯、避开坑洞而左摇右晃，若不是有安全带系在身上，他必然会跌到潘戴尔这一边。迈基一路上的表现大致如此，只是潘戴尔先前没想到他会有一只眼睛张开。遵循往医院的标志，紧急灯一直开着，坐得挺直，就像救护车驾驶开往雷曼街时的神情。甚至连碰到弯路时，他们的身体都没有歪一下。

所以你到底是什么人？欧斯纳德问，他在测试潘戴尔的掩护身份。我是派驻到本地医院的外国医生，我就是，他回答。我车上有个病重的伤员，所以别烦我。

在各个检查哨，警察都买他的账，一个警官甚至还挡下对面车道的车子，以示对伤员另眼相待。但是，这些作为其实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潘戴尔根本就没转进医院，而是直直往前，沿着来时路往北开，回到虾子在红树林树干上产卵的奇特雷，以及兰花是夜晚小荡妇的沙利瓜。他现在想起来，开进瓜拉瑞的时候，车流甚多，但是此时却没有车离城。他们独自在新月与澄净的天空下上路，只有迈基与自己。他向右转往沙利瓜，一个没穿鞋的黑女人，表情诡异地跑上前来，要他载她一程。他觉得不载她很差劲，但是身负危险任务的间谍不能让人搭便车，他在瓜拉瑞就已体会到了，所以他继续开。上坡的时候，看见地面慢慢变白。

他知道那个地点。迈基就像潘戴尔，热爱海洋。的确如此。潘戴尔回顾自己的一生，后知后觉地猛然发现，大海对他诸多争战不休的众神具有镇静的影响力，这也是在欧斯纳德出现之前，巴拿马的生活对他如此有益的原因。“哈瑞小子，你可以有你的香港，你的伦敦或你的汉堡，我不在乎。”有次探监日，班尼在菲利普袖珍地图上指出地峡给他看，“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里可以一面望见万里长城，一面看见埃菲尔铁塔呢？”可是从牢房的窗户里，潘戴尔什么也看不见。现在，在他两边，他看见各种不同深浅蓝色的大海，各自朝不同的方向奔逃。

一头牛低着头站在路中央，潘戴尔刹车，迈基浑然无觉地向前滑，脖子卡在安全带底下。潘戴尔放开他，让他滑到地板。迈基，我在对你说话啊，我说我很抱歉，不是吗？那头牛悻悻然让开。绿色的标志指引他到自然保护区。他记得那里有古老的部落营地，有高耸的沙丘，还有汉娜说是由贝壳构成的白色岩石。接着就是沙滩。马路变成小径，像罗马大路般笔直的小径，两旁树篱耸立如高墙。偶尔，两旁的树木伸出手来，在他头顶合掌祈祷；偶尔树木隐去，让他看见平静大海上格外宁静的天空。一轮新月努力让自己的身影看起来比真正的体积更大。一层纯洁的白雾浮现在月牙尖上。繁星如此之多，宛如粉末。

小径到了尽头，他仍继续开。越野车真是不可思议。巨大的仙人掌犹如浑身涂黑的士兵，矗立在两旁。停！下车！把手放在车顶！证件！他继续开，经过一个要他别再前进的告示牌。他想着轮胎痕迹。他们会追查越野车。怎么做呢？查看巴拿马每辆越野车的轮胎吗？他想到足迹。我的鞋子。他们会追查我的鞋子。怎么做呢？他想起山猫。他想起玛塔。他们说你是间谍。他们说迈基是另一个间谍。我也是。他想起大熊。他记起露伊莎的眼睛，惊恐得无法问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哈瑞，你疯了吗？清醒的人比我们所知道的更疯狂，他想着。而疯狂的人，也比我们部分人愿意承认的更清醒。

他缓缓停下车，查看地面。要如铁一般坚硬的地面。他找到了。镂洞蚀孔的白色岩石，就像无生命的珊瑚，百万年来没有任何足迹踏上过。他下了车，让车头灯亮着，走到车后，那里有他为潮湿天气所准备的缆绳。他搜寻菜刀，耗时之久让他开始惊慌，然后才想起菜刀在迈基那件烟装外套的口袋里。他割下四英尺长的绳子，绕到迈基那边的门，打开，把他拉出来，轻轻放到地面。仍然俯卧，但屁股已不再朝天翘起，因为这趟车程改变了他，他宁可半侧着身子，而不是腹部贴地。

潘戴尔拉起迈基胳膊，扭到他的背后，努力把他的手腕绑在一起：双重死结，但很整齐。与此同时，冷静清醒的他只想到现实问题。外套。他们会拿他的外套怎么办呢？他从车里拿出外套，盖在迈基背上像斗篷一样，迈基是会这样穿的。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借着车头灯，把按钮转到保险的位置。一路走来带着的枪，保险当然是开着的，因为迈基留下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把自己的脑袋轰掉之后，总不可能再关上保险吧。

然后他回到离迈基有一小段距离的车上。他并不完全了解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不想在明晃晃的光亮里动手。他想让迈基在这个场合里拥有一些隐私，一些大自然的神圣，虽然这是原始状态。你可以说这里很原始，在已有千年之久的印第安营地中央，散落着箭头与燧石。露伊莎说孩子们可以捡拾，但必须再放回原处，因为如果每个来这里的人都捡走一个，那么一切就将荡然无存；这片人造的沙漠与红树林里，盐封大地，连地球本身都是死的。

离开车子，走回尸体旁边，他跪下来，轻轻解开绷带，让迈基的脸看起来和在厨房地板时一样，只是更老了些，更干净些。至少在潘戴尔的想像里，更有英雄气概一些。

迈基小子，你的面容将悬挂在你应得的地方，在总统府的先烈厅里，只等有朝一日你所不乐见的一切都远离巴拿马之时，他在心里对迈基说，而且，我很抱歉，迈基，你不该遇见我，没有人该遇见我。

他想高声说些什么，但所有的声音都只在心里。他最后一次四下张望，看不到任何有可能提出异议的人。他开了两枪，深情款款，犹如充满人道精神的杀手射杀生病的宠物。一枪射在左肩胛骨下方，一枪在右肩胛骨下。铅中毒，安迪，他想着，记起和欧斯纳德在联合俱乐部共进的晚餐。职业手法，三枪。一枪射头，两枪打身体，让他抢占了报纸头版。

射第一枪时，他想：这一枪为你，迈基。

开第二枪时，他想：这是为我。

迈基已经替他自己开了第三枪，所以有那么一刻，潘戴尔就只是静静站着，枪握在手里，听海涛的声音，以及迈基缄默的反抗。

然后他脱下迈基的外套，带回到车上，开了大约二十码，把外套丢出窗外。因为他愤然发现，一个职业杀手绑住目标，杀了他，把他丢在杳无人迹的荒郊野外，竟然还把他的外套留在车上，那件我杀他的时候他穿在身上的外套。所以把外套丢了。

回到奇特雷，他开在空荡荡的街上寻找没被醉鬼或情侣占用的电话亭。他要他的朋友安迪第一个知道。

23

“安航行动”过后的时日里，英国驻巴拿马大使馆人员谜一样地缺勤，在英国与国际媒体上引起一场小风暴，甚至引爆范围更广泛的争执：英国在美国这场入侵行动中扮演什么样的幕后角色？拉丁美洲的看法一致：老美走狗！巴拿马立场强悍的《新闻报》怒斥其行为，还配上远在一年前，马尔毕大使温驯地与美国南方司令部指挥官，在某个早为人遗忘的酒会或什么场合握手的照片。在英国国内，起初意见依照早已预见的阵线分成两派。哈特利旗下媒体形容这场外交《出埃及记》是“遵循大赛局优良传统，策划精良的红花侠行动85”，“我们永远不容知情的机密”。而其竞争对手却高喊“懦夫！”并指控政府和北美右翼分子卑鄙串谋，利用选举年“总统变得意志薄弱”的时机，迎合反日的歇斯底里情绪，牺牲英国与欧洲的关系，协助煽动美国的殖民野心，一切都只为了让信誉扫地的可怜首相能在大选中起死回生，唤起英国民族性中最可耻的劣根性。

哈特利的媒体在头版刊登首相得意洋洋赶赴华盛顿的照片——谦逊的英国雄狮怒吼。其竞争对手则以双重标题挑战英国“错位的帝国幻想：事实与谬误”以及“欧洲他国尽赧颜”，把“捏造的巴拿马与日本政府罪状”，拿来对照当年赫斯特报系的行为：为了把后来演变成美西战争的美国侵略行动正当化，他们印发了那些精巧捏造、莫须有的旁论。

但是，英国的角色是什么？如果援引《泰晤士报》以“无共谋”为标题的社论，英国又是怎么从美国手里分一杯羹的？再一次，所有目光都转向英国驻巴拿马大使馆，以及他们与某位迈基·阿布瑞萨斯之间的关系——这位巴拿马政治世家后代曾在牛津念书，曾经是诺列加的阶下囚。他遭到“折磨与残酷暗杀”之后，“支离破碎”的尸体被弃置在帕利塔城外的荒地，据说是总统所属的一支特种部队下的毒手。哈特利的媒体揭露内幕。哈特利的媒体大作文章。哈特利的电视网更大加渲染。很快的，英国所有的媒体，不分立场，全都有阿布瑞萨斯的故事，从“我们的巴拿马特派员”到“已故谍报英雄与女王握手？”以及“胖酒鬼是英国007”。一家销量不大的独立报纸有较切合实情，因此也较不受注意的报道，说在阿布瑞萨斯的尸体被发现后几个小时，他的遗孀迅速离开巴拿马，目前据说在死者密友、也是巴拿马知名人士拉菲·多明哥的保护下，在迈阿密的一处安全住所静养。

三位巴拿马精神科医师随即出面反驳，指称阿布瑞萨斯是酗酒成瘾的人，在喝下一托特的威士忌之后，因沮丧而举枪自尽。这番澄清当然引来一阵嘲弄。哈特利旗下一家小报总结了公众的反应：你们以为能骗谁啊，先生？英国代办西蒙·皮特先生发表正式声明，大意是，“阿布瑞萨斯先生与本大使馆或英国驻巴拿马之任何其他代表机构，并无正式或非正式之关系”。这番表白显得格外荒谬，因为事后发现，阿布瑞萨斯曾一度担任英巴文化协会会长，任期因为“健康原因”而提前结束。一位间谍事务专家还为不谙此事的人解释个中隐含的逻辑。阿布瑞萨斯被当地特务锁定为英国间谍人选之后，为了掩护身份，必须切断与大使馆所有的公开关系，最恰当的方法就是制造一场与大使馆的“争端”，使阿布瑞萨斯与负责官员之间的关系得以“疏离”。皮特先生对这场“争端”并不知情，阿布瑞萨斯很可能就因为英国情报单位这种缺乏想像力的手法而付出惨痛代价。据情报来源指出，巴拿马情报当局一度关切他的行动。在野党的一位影子部长大无畏地引用王尔德的话说道：就算有人为某个目标而英勇牺牲，还是不能让这个目标获得正当性。结果哈特利旗下的小报大加挞伐，披露他命运多舛的性生活，让读者们看得瞠目结舌。

一天早上，为了把焦点转回“巴拿马的帽子戏法”——这是他们事后冠上的封号——一位评论家说三个英国外交官“在美国展开猛烈空袭的前一夜，偷偷带着细软、女人与车子离开使馆区”。事实上总共有四个外交官，其中一个是女人，但不容因此而毁了一则好标题。运道不佳的外交部女发言人对他们的离去提出说明，引来热烈回响：

“欧斯纳德先生不是外交部的常任官员。他是以巴拿马运河相关事务专家的身份暂时获聘，而且他非常胜任。”

媒体乐于指出他胜任的资格：伊顿公学，阿曼的赛狗与小型赛车。

问：为什么欧斯纳德仓促离开巴拿马？

答：欧斯纳德先生的任期已届满。

问：是因为阿布瑞萨斯先生任期届满的缘故吗？

答：无可奉告。

问：欧斯纳德是谍报人员吗？

答：无可奉告。

问：现在欧斯纳德人在哪里？

答：我们不知道欧斯纳德的行踪。

可怜的女人。第二天报纸得意洋洋地以一张照片指点她：无可奉告的欧斯纳德在达沃斯86的滑雪坡道上，陪在身旁的是年龄大他一倍的社交名媛。

“马尔毕大使在‘安航行动’展开前不久被召回伦敦提供咨询。被召回的时机纯属巧合。”

问：多久之前？

答：（还是那位运气不佳的发言人）不久。

问：在他失踪之前或之后？

答：这个问题很荒谬。

问：马尔毕与阿布瑞萨斯是什么关系？

答：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关系。

问：以马尔毕的资历来说，巴拿马的职缺算是很委屈的啰？

答：我们非常看重巴拿马共和国。马尔毕先生被认为是很适当的人选。

问：他现在在哪里？

答：马尔毕大使为处理私人性质的事务，长期请假。

问：可以界定一下是什么性质吗？

答：我已经界定过了，私人性质。

问：哪一种私人事务？

答：据我们了解，马尔毕大使继承了一笔遗产，可能正在考虑新的生涯规划。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

问：这是不是他被开除的另一种说法？

答：当然不是。

问：给遣散费了吗？

答：谢谢各位来参加今天的记者会。

马尔毕夫人是家喻户晓的温布尔登优胜选手。在温布尔登的家里，她很明智地拒绝透露她丈夫的下落：

“不，不。你们大家请走吧，从我这里得不到任何消息的。我知道你们这些记者家伙的老把戏。你们是吸血鬼，搬弄是非。女王陛下莅临百慕大的时候我们就受够你们了。没有，我没有他的消息，也别指望有。他的人生是他自己的，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喔，我指望他有一天会打电话来，如果他还记得号码，也凑足零钱的话。我的话只说到这里。间谍？别这么可笑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阿布瑞萨斯？没听说过，听起来像家健康俱乐部。没错，我听过。他是在女王生日舞会上吐得我一身都是的混蛋，恐怖的家伙。你指的是什么，你这个笨蛋，浪漫的关系？你没看过他们的照片吗？她才二十四岁，他已经四十七，这还少算了呢。”

我要挖掉法官女儿的眼睛，被抛弃的嫉妒妻子如是说。一篇大胆的报道指称这对情侣在巴西现身。另一篇报道引述秘密情报来源指出，他们在蒙大拿山顶的一幢豪宅过着奢华的生活，那是中情局为表达特别感谢之意所购置的产业。

“法兰瑟丝卡·迪恩小姐在巴拿马任职时辞去外交部工作。她是能力卓越的外交官，对于她的决定我们深感遗憾。但她的去职完全出于个人因素的考虑。”

问：和马尔毕的因素一样吗？

答：（又是那一位发言人，遍体鳞伤却不屈不挠）下一个问题。

问：你的意思是无可奉告吗？

答：我的意思是下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无可奉告。有差别吗？我们可不可以别再谈这个，回到正经的主题？

（一位拉丁记者通过她的翻译提问）

问：法兰瑟丝卡·迪恩是迈基·阿布瑞萨斯的情人吗？

答：你在说什么？

问：巴拿马有很多人说，她要为阿布瑞萨斯的婚姻破裂负责任。

答：对于巴拿马很多人可能说的话，我无法有评论。

问：巴拿马有很多人说史托蒙特、马尔毕、迪恩和欧斯纳德是训练精良的恐怖分子干部，由中央情报局赋予任务，渗透巴拿马民主政府，从内部进行颠覆。

答：这个女人的身份确定过了吗？你们有人见过她吗？对不起！麻烦你把记者证给那位工作人员看一下。

奈吉尔·史托蒙特的案子则未掀起大波澜。外交登徒子浪迹天涯，他在英国驻马德里大使馆勾引同事老婆这则几近人尽皆知的旧闻又被拿出来重新炒作，但只上了一天版面。佩蒂·史托蒙特住进瑞士一家癌症医疗中心，再加上史托蒙特善于操纵媒体，让进一步的飞短流长戛然而止。随着时间流逝，在这个现在看来显然庞大难解的英国阴谋里，史托蒙特被当成其中一个不重要的小角色。套句哈特利旗下坐领高薪的主笔之语，这场阴谋“让美国脱离困境，证明英国在保守党领导下，有能力在有悠久传统的大西洋联盟中，成为意志坚定且受欢迎的伙伴，无论其所谓的欧洲盟邦是否选择在边界线弃权。”

一小支英国军队象征性地参与入侵行动，在联合王国以外的地方几乎未曾引起注意，但在国内却成为举国欢腾的理由。比较大的教堂悬挂圣乔治旗帜，还没逃学的学童则奖赏假日一天。至于潘戴尔，这片土地上每一家爱国心切的报纸与电视台，都对他的名字下了全面封杀的禁令，绝不容提及。这就是特务的宿命，不论在哪里都一样。

24

夜里，他们又来蹂躏巴拿马了，对着高塔与陋屋开火，用加农炮惊吓城里的动物、儿童与妇女，在街上杀戮男人，赶在黎明之前翻天覆地。潘戴尔站在阳台上，就在他上回站的地方，眼睁睁看着，却没有任何想法，声声入耳，却没有感觉，铭刻在心却未屈身倒地，忏悔赎罪却未蠕动嘴唇，就像班尼叔叔对着他的麦酒杯忏悔一样，一字一字地吐露神圣之言：

我们的权力不知有极限存在，虽然我们不能为饥饿儿童找寻食物，或为难民找寻家园……我们的知识无法度量，我们造出毁灭我们的武器……我们住在自我的边缘，恐惧内在的黑暗……我们加害、腐化、败坏，我们犯了错，我们行骗。

露伊莎又在房子里喊他，但潘戴尔丝毫不受影响。他听着蝙蝠吱吱叫，在他头顶的夜黑中盘旋抗议。他爱蝙蝠，但露伊莎恨蝙蝠。看到有人莫名所以地痛恨某种东西总让他很害怕，因为你不知道那股恨会在哪里结束。蝙蝠很丑，所以我恨蝙蝠。你很丑，所以我要杀了你。美，他心下断定，美是恶霸。或许就因为如此，虽然他的工作是美化专家，但他却总把玛塔的缺陷看成是善的力量。

“进来吧，”露伊莎大叫，“现在就进来，哈瑞，看在上帝恩慈的分上吧。你以为你刀枪不入吗？”

好吧，他会想进去的，内心深处他是个顾家的男人，但是今晚上帝的恩慈并未在哈瑞心里，他也不认为自己刀枪不入。恰好相反。他认为自己遍体鳞伤，无药可医。至于上帝——他和人一样糟糕，无法把自己起了头的事情了结。所以潘戴尔没进屋里，宁可在阳台晃荡，远离儿女控诉的目光与太过丰富的常识，远离老婆的尖嘴利舌，远离迈基自杀挥之不去的记忆。望着邻居的猫紧紧排成一列，从左到右冲过他的草坪。三只有虎斑，一只淡黄色，在镁光焰火闪闪不坠如日光的亮度里，你可以看见它们原本的颜色，而不是像夜里见到的猫，全是黑的。

在残杀与喧嚣之中，还有其他事情紧紧抓住潘戴尔的注意力。例如，12号的科斯特罗太太持续用班尼叔叔弹琴的方式弹钢琴。潘戴尔很可能也会这样做，如果他能弹、也继承了钢琴的话。在恐惧到理智尽失的时候，能通过指尖抓住一小段音乐——那一定很棒，可以紧紧掌握住自己。她的专注力实在不可思议。即使距离这么远，他还是能看见她闭起眼睛，蠕动嘴唇，就像个犹太拉比一样，哼唱她手指在键盘上弹出的音符。班尼叔叔以前常这样弹琴，而露丝婶婶就把手放在他背上，挺起胸膛，唱歌。

然后是7号的缅多萨那辆宝贝的银蓝色大奔驰滑下山丘，因为彼得·缅多萨很高兴能在攻击展开之前回到家，所以把车一丢，没拉手刹，结果车子就缓缓苏醒滑动。我很意外，车子自言自语，他们让牢门敞开着，我要做的就只是跨步走。所以它开始走，起初像迈基一样步履蹒跚，接着，或许也还是和迈基一样，奋力跃起，希望意外碰撞改变一生。然而天不从人愿，却全速奔驰起来。只有老天知道它将在何处结束，或在停止之前达到何等速度或造成何种伤害，或者是不是有某个设计零部件过分认真的德国怪胎，把某部俄国电影（潘戴尔早已忘了片名）中的婴儿车情节，预先设定在这辆车的某个密封零件里87。

对潘戴尔来说，这些琐碎的细节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和科斯特罗太太一样，他可以让心思盘绕在这些琐事上。尽管安孔丘上炮火隆隆，盘旋的武装直升机飞来绕去，再度袭来的一切熟悉得令他疲惫。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实，倘若那真算是平常的事实：一个穷裁缝的儿子点起火苗，讨好他的朋友与长辈，然后眼睁睁看着世界灰飞烟灭。同时，你认为你在乎的一切，却在这时显得不切实际而微不足道。

不，阁下，我没有发动战争。

是的，阁下，我承认，赞美诗可能是我写的。但是请容我谦恭地指出，写赞美诗的人不必然就是发动战争的人啊。

“哈瑞，我不知道你干吗一直待在外面，你的家人恳求你进来陪他们哪。不，哈瑞，不要再等一下，就是现在。我要你进来，拜托，来保护我们。”

噢，露，噢上帝，我真的很希望，真的真的很希望，我能和他们在一起。可是我得抛开谎言，我手抚胸口立誓，虽然我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我必须留下也必须离开，但是此时此刻，我不能留下。

警报未曾响起，但巴拿马随时随刻都在警戒之中。识相一点吧，记住，你不是个国家，只是条运河。何况，需要这种警报也太夸张了吧。难道那辆没坐婴儿的蓝色奔驰婴儿车奔逃冲下曲折道路的好几段弯道、撞上好几个逃命难民之前曾经发过警报吗？当然没有喽。足球场崩塌、死伤千百人之前，发过警报吗？凶手会事先警告他的受害者，有警察会上门问他是不是英国间谍，愿不愿意和巴拿马最恶名昭彰的恶棍一起待上一两个星期吗？至于出于人道的特别警告——“我们要轰炸你们了”——“我们要背叛你们了”——干吗惊动每一个人？警告又不能帮助穷人，除了效法迈基的行为以外，他们根本什么都不能做。而有钱人根本就不需要警告，因为入侵巴拿马的既定法则，就是不能让有钱人陷于危机之中。不管迈基喝醉了还是脑筋清楚，他总是这么说。

所以警报没响起，武装直升机从海面长驱直入，一如往常，只是这回没遭遇抵抗，因为根本没有部队，所以科利罗区很明智地在飞机抵达之前弃械投降，显示这个地方终于驯服。而迈基采取的先发制人做法也没错，虽然结果一团糟。一整排像玛塔住的那种公寓，自动自发地跪倒在地，让他回想起迈基颠倒的躯体。一座临时小学自个儿起火燃烧。一所老人收容所在自己墙上炸出一个洞，大小和迈基脑袋上的洞相当。接着，一半的居民都被赶到街上，才能处理火的问题。在瓜拉瑞，大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大半是视若无睹。其他人突然全部开始奔逃，虽然此时根本还没有什么需要躲避的——简直就像火灾演习——他们也开始惊声尖叫，虽然根本没受到伤害。这一切，潘戴尔在露伊莎的喊叫声中注意到，早在第一波惊扰气息袭击他位于贝莎尼亚的阳台，或第一击震荡摇撼露伊莎带着孩子躲藏在楼梯下的扫帚柜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爸爸！”这回是马克，“爸爸，进来。拜托！拜托！”

“爸爸，爸爸，爸爸，”这会儿是汉娜，“我爱你。”

不，汉娜，不，马克，下回再爱吧。唉，我不能进去。一个搞得翻天覆地，杀了最好的朋友，把情妇送到迈阿密避开警方耳目（虽然他从她撇开的眼神中早已知道，她根本不会去）的人，只能彻底死了那条想当守护神的心。

“哈瑞，他们是有计划的，所有的行动都有精确的目标，所有的东西都是高科技，新武器可以从很多英里以外瞄准某一扇窗户。他们不会再轰炸平民了，拜托进来吧。”

但是潘戴尔没法进去，虽然他也很想这么做。因为他的腿又动不了了。此刻他明白了，每回他搞得世界天翻地覆，或杀了朋友，他的腿就无法动弹。科利罗区冒出熊熊烈焰，火焰上方涌起黑烟——虽然就像猫一样，烟并不尽然全是黑的，烟气下方靠近火焰处是红色的，接近天空的镁光上端是银白色。熊熊烈焰让潘戴尔看得目不转睛，眼睛与腿一样，想稍稍转个方向都不成。他一直瞪着火光，想着迈基。

“哈瑞，我想知道你要去哪里，拜托！”

我也想知道。但是她的问题让他大惑不解，直到他发现自己竟然能走动了，不是朝向露伊莎或孩子们，而是离开她，离开他们的耻辱，踏着大步，追随缅多萨那辆奔驰婴儿车奔腾而去的轨迹，沿着蜿蜒的马路下山。虽然在他的理智中，他渴望回头，跑上山丘，拥抱他的儿女与妻子。

“哈瑞，我爱你。无论你做错什么，我做得更恶劣。哈瑞，我不在乎你是做什么的或你是谁，也不在乎你做了什么或谁做了什么。哈瑞，留下来。”

他大步走着。陡峭的山坡撞击鞋跟，让他颤颤颠颠。下山就是这么回事，越走越低，让回头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下山如此诱惑人心。他一个人上路，因为大体而言，在袭击期间，那些不出门打劫的人都躲在家里，想办法打电话给朋友，他经过的那一扇扇亮灯窗户里的人就是这么做的。有时候他们可以和朋友通上话，因为他们的朋友和他们自己一样，住在战争期间日常生活设施分毫无损的地区。但是玛塔无法打电话给任何人。玛塔和那些心态上来自桥另一端的人住在一起。对他们来说，战争很严重，甚至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致命伤害。他一直走，想回头却做不到。脑袋昏昏沉沉，需要找个方法把精疲力竭化为睡眠，或许这就是死亡的用处。他想做些可以持之久远的事情，比方说让玛塔的头再次靠在他颈边，将她的胸部握在手里。可是他的麻烦是，他无法适应有人为伴，喜欢自己的小圈子胜于其他人，因为只有当他安全独处时，才不会惹出大乱子，法官就是这样对他说的。说得没错，迈基也是这样对他说的，对极了。

毋庸置疑，他不再关心西装，不管是他自己的或任何人的。线条，样式，目测精准，剪影，都不再是他关切的事。他注意到，大家都穿他们喜欢的衣服，而最好的人却别无选择。许多人穿条牛仔裤和一件白衬衫或花洋装就心满意足，一辈子不停换洗。许多人甚至连目测精准是什么意思都不懂。譬如说，就像那些从他身边跑过的人，脚上淌血，张大嘴巴，把他推挤到路边，嘶喊着“失火了！”像他们的孩子一样尖声惊叫。尖叫着“迈基！”与“你这个混蛋，潘戴尔”。他在他们之间寻找玛塔，但是看不到她，太可恨了。他寻找缅多萨那辆银蓝色的奔驰，说不定它决心改变立场，加入恐怖的群众之中，但他找不到它的踪迹。他看见一个消防栓被拦腰截断。黑血喷得满街都是。他看到迈基好几次，但迈基却像不认得他，连点头都没有。

他继续走。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在山谷深处，一定是通往城里的山谷。但是，你独自一人走在每日开车经过的路上时，很难认出熟悉的地标，特别是火光四起，而你身边又有惊恐奔逃的人群推搡挤撞。然而，对他而言，终点并不是问题。是迈基。是玛塔。是橙红火球的核心，在他行走的时候一直盯着他，命令他向前，用那种巴拿马新好邻居的声音告诉他，他现在知情还不算晚。当然，他要去的那个地方，没有人会再要他改善生活的面貌，也不会有人错把他的梦想当成他们恐怖的现实。

致谢

本书不尽如人意之处，绝非协助我完成此书者之过。

在巴拿马，我首先要感谢杰出的美国小说家理查德·寇斯特（Richard Koster），禀性慷慨的他替我打通关节，也给我提供了许多睿智卓见。阿尔伯特·卡佛（Albert Calvo）大方拨出许多时间，提供诸多后援。罗伯托·雷查德（Roberto Reichard）热心助人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本书完稿后，他更展现天生的编辑眼光。书稿承蒙曾为诺列加阶下囚，而今在《新闻报》（La Prensa）为捍卫巴拿马公义而奋战的斗士吉勒摩·山切斯（Guillermo Sanchez）过目，并惠表同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理查德·瓦依尼诺（Richard Wainio）也给了我同样的荣幸。面对书中某些情节，小气者或将极力撇清，他却犹能大笑。

安德鲁与黛安娜·海德（Andrew and Diana Hyde）牺牲许多宝贵时间，放下双胞胎，从不深究我的目的，也让我不致困窘出丑。利伯里欧·加西亚-科瑞亚博士（Dr.iborio Gacía-Correa）和他的家人让我融入他们的生活，引领我认识我无从接触的地方与人们。加西亚-科瑞亚博士为我不眠不休所作的研究，以及我们一次次精彩绝伦的旅程——特别是到巴洛·科罗拉多（Barro Colorado）那一回——我永远铭感五内。帕佛·里奥餐厅店东莎拉·辛普森（Sarah Simpson）为我提供丰富美味的营养补给。替美丽的巴拿马仕女裁制美丽服饰的艾莲·布里芭特（Hélè ne Breebaart）亲切建议我应该如何创建我的绅士裁缝店。史密森热带研究所（Simthsonian Tropical Research Institute）研究人员赐予我难忘的两天。

我笔下的英国驻巴拿马大使馆人员纯属虚构。我在巴拿马见到的英国外交官与夫人们全都能力卓越，勤勉敬业，高尚磊落，无一例外。他们绝对不会搞阴谋，偷金条，而且，感谢上帝，他们也与本书中虚构的角色无任何雷同之处。

回到伦敦，我必须感谢雷克斯·科万（Rex Cowan）与格顿·史密斯（Gordon Smith）对潘戴尔部分的犹太背景所提供的意见，以及西区蒙特街的道格·海沃德（Doug Hayward），他让裁缝师哈瑞·潘戴尔首度在我眼中隐隐成形。如果你进到店里量制西装，道格很可能就坐在门口的扶手椅上迎接你。那里有舒适的旧沙发可坐，还有一张散放书籍与杂志的咖啡桌。然而，他墙上没有伟大的阿瑟·布瑞斯维特画像，他也不容许在试衣间里谈天说地，气氛显得干脆迅捷，有条不紊。但在宁静的夏夜，你若在他店里闭上眼睛，或许就会听见远处传来潘戴尔声音的回响，细数羊驼呢布料或塔瓜纽扣的种种优点。

至于哈瑞·潘戴尔的音乐，我要归功于另一位伟大的裁缝师，圣乔治街L.G.威金森的丹尼斯·威金森（Dennis Wilkinson）。丹尼斯裁剪时，最大的享受似乎就是把世界锁在门外，听他的古典音乐。亚利斯·卢尔德霍夫（Alex Rudelhof）惠允我一窥量身的秘诀。

最后，没有格雷厄姆·格林，就不会有这本书问世。自格林的《哈瓦那特派员》之后，捏造情报的角色就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1]伦敦最知名的手工西服缝制街。——中译者注，下同

[2]《天皇》（The Mikado），19世纪英国音乐家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与苏利文（Arthur Sullivan）联合创作的轻歌剧。

[3]弥尔顿《失乐园》中诸魔群集之处。

[4]巴拿马市内的犹太人学校，校名来自爱因斯坦的名字。

[5]巴拿马货币单位。

[6]巴拿马东部省份，广袤的热带雨林吸引了诸多探险家，但失踪事件频传。此地的国家公园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

[7]蓟花为苏格兰国花。

[8]土耳其的高级官员。

[9]巴拿马总统府，因前庭水池养有苍鹭而得名。

[10]诺列加（Manuel Antonio Noriega，1940—），前巴拿马国民警卫队司令，于1983—1989年掌握军政大权。1989年美国派军入侵巴拿马，推翻诺列加政权，并逮捕诺列加，囚于美国监狱。2010年4月，诺列加被引渡至法国待审。

[11]《圣经》中世界末日之善恶决战。

[12]巴拿马市闹市区，华厦云集。

[13]一种热带椰果，又称象牙椰果，色泽光润如象牙，可作为雕刻材料。

[14]居住于巴拿马沿海圣巴拉斯岛的印第安人，有文身习俗。

[15]苏格兰北部河流。

[16]温瑟拉国王（King Wenceslas，907—929或935？），捷克的守护圣人，俗称Good King Wenceslas（有首著名的圣诞歌曲以他为名），生前是波西米亚大公，因为他的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异教波西米亚贵族的政治利益产生冲突，而遭自己的弟弟谋杀，死后被封为圣人。

[17]11世纪的英国国王，相传曾在海滨命令潮水退下，但是潮水还是冲湿了他的脚。有人认为这个传说是表示他的愚蠢，竟以为自己可以命令潮水，但据说他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告诉过分谄媚的臣子，国王也非无所不能。

[18]17世纪由法国教士圣保罗所创的组织，照顾贫病、孤儿与临终病患，为安宁照护的先驱。

[19]犹太教仪式，在安息日或重要节日前夕的晚餐前举行。

[20]预先录制好的音乐，一般用作背景音乐。

[21]指秘密情报网与谣言。

[22]以色列犹太人的一支，多住于东欧。

[23]指富有的欧洲后裔，子女通常在美国受教育，妻子不时飞往迈阿密购物，生活穷奢极欲。

[24]巴拿马运河临大西洋的口岸，为西半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25]奥马尔·托里霍斯（General Omar Torrijos，1929—1981），巴拿马军事强人，1968年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总统阿里亚斯，成为独裁领袖，主导对美谈判，夺回巴拿马运河主控权，1981年因为飞机失事意外丧生。

[26]爱杯（loving cup），古代在宴席结束时，会让众人传递这种银制大杯，共饮杯中的酒。

[27]为顶级香槟，以“香槟之父”唐·培里侬神父命名，俗称为香槟王。

[28]巴拿马西南部埃雷拉省省会。

[29]巴拿马西部大城市。

[30]巴拿马西部省份。

[31]依据巴拿马运河协议，美国须于2000年1月1日将巴拿马运河交还巴拿马政府管理。

[32]指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20世纪知名的瑞典裔美国电影明星，退出影坛后拒绝公开露面，行事神秘。

[33]愚人金，指黄铁矿，因其黄铜的颜色和明亮的金属光泽，常被人误以为是黄金，故称愚人之金。西语引申指“虚幻的摇钱树”。

[34]诺列加成立的特别安全部队，用以维持国内秩序，巩固威权统治。

[35]乌克兰西部城市。

[36]吉利（Beniamiro Gigli，1890—1957），意大利知名男高音，被誉为卡鲁索第二。

[37]意大利中部一省，是意大利惟一不临海滨的省份。

[38]犹太意第诸语Oi Veys，祷词，带有一种放弃的意味。

[39]这里指上帝。

[40]潘乔·维拉（Pancho Villa，1878—1923），原名Doproteo Arango，为墨西哥革命英雄。

[41]由Cecil Scott Forester小说改编的电影，描述四处传道的英国老处女与酗酒浪迹的船长间的浪漫故事，由凯瑟琳·赫本与亨弗利·鲍嘉主演，为经典之作。

[42]诺尔德（Emil Nolde，1867—1956），德国表现主义画家。

[43]阿尔弗雷德·德勒（Alfred Deller，1912—1979），英国知名的假声男高音。

[44]米拉佛瑞斯（Miraflores）、佩德罗米盖（Pedro Miguel）与加通（Gatun）是巴拿马运河中为大西洋与太平洋海平面落差而建的三个水闸，加通湖则是为建水闸而拦河筑成的人工湖。

[45]the Great Game（大赛局）一词原本指19世纪时大英帝国与旧帝俄之间为争夺中亚而产生的冲突，20世纪之后逐渐变成美国与苏联因争夺石油掌控权而产生的冲突。卡儒瑟（Carruthers），则是英国小说家厄尔司金·柴德斯所著间谍小说《沙岸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ands）的主角，是白厅的一位职员，在与好友共度假期时无意间发现德国间谍的阴谋。

[46]Mata Hari，荷兰舞蹈明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知名女间谍。

[47]太阳王（The Sun King），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俗称。

[48]约翰逊博士，塞谬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的通称，英国著名的作家与辞典编撰者。

[49]意指法国人，取笑其嗜吃青蛙之意。

[50]一种镇静剂。

[51]巴拿马位于加勒比海一侧的小海港。

[52]指政府机构暗中保留的一笔款项，用于见不得光的用途（比如说收买媒体等）。

[53]即“拒绝作证”之意，为意大利黑手党之古训，不得对外透露组织内的不法勾当。

[54]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细菌学家，发明狂犬病预防接种及牛杀菌法。

[55]指的是某些国家、政客或企业为了共同的政经利益而结合起来的集团。

[56]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为英国各大报社所在地。

[57]保护名胜古迹的一个英国组织，成立于1895年。

[58]自1512年起的英国国会所在地。

[59]加尔铁里将军（Leopoldo Fortunato Galtieri Castelli，1926—2003），阿根廷军事强人，1981年担任总统，1982年出兵福克兰群岛，引发英阿战争，失利后下台，1983年因践踏人权罪而下狱。

[60]Malvinas，即福克兰群岛。

[61]美国的后院，意指美国将中南美洲视为其势力范围。

[62]希腊神话中众神居住之地。

[63]伦敦街名，为英国中央银行所在地，重要金融机构亦多集中于此。

[64]古代大炮的一种弹药，射出时会发散成许多铁粒。

[65]即用来吸引更多资金的基金。

[66]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倡的戏剧表演理论，主张演员假定自己就是剧中人物，使其演出自然而具个性。

[67]潘戴尔这里的心声是模仿《圣经》里的话，“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the Word）。

[68]典出爱伦·坡短篇小说《黑猫》。故事中的黑猫勾动人心之恶，引诱主角犯下罪行。

[69]犹太教士。

[70]爱尔兰的别称。

[71]1650年盖·福克斯等人密谋要在11月5日炸死詹姆斯一世，但事前就被破获，后来英国人在阴谋破获的11月5日固定放烟火庆祝。

[72]一种锅炉燃料的专利名称。1979年，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与英国石油公司合作开发新技术，将超重质原油提炼成流动性较高的乳化油，称之为奥里乳化油（orimulsion），简称奥里油。

[73]法国西北城市。

[74]哥伦比亚的首要工业城。

[75]南美印加人的墓地与神谕。

[76]和本段前面提到的“黑猫”一样，仍旧典出爱伦·坡的小说《黑猫》，见第262页注释。

[77]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改革思想。

[78]位于伦敦西边十六公里处，为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现亦开放私人商务客机使用。

[79]伦敦泰晤士河南岸，有直升机场。

[80]一种多用途的清洁剂。

[81]巴纳姆（P.T.Barnum），19世纪美国最知名的马戏与杂耍节目制作人，擅营销，亦被誉为最伟大的骗子。

[82]乔治·戈索尔斯（George Goethals），美军工程师，督导完成巴拿马运河工程。

[83]威廉·克劳福·戈格斯（William Crawford Gorgas），美军外科医师，曾成功防治黄热病，使巴拿马运河工程得以顺利完成。

[84]教会用语，通常指和宗教相关，具奉献性质的工作。

[85]出自著名作家巴罗尼斯·奥齐的小说《红花侠》，该书讲述法国大革命期间“红花侠”，英国的帕西爵士挽救落难的法国贵族的故事，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

[86]瑞士东南部的滑雪胜地。

[87]此处暗示的是俄国导演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其中的一个经典场面是敖德萨石阶上发生的屠杀，屠杀进行时一辆婴儿车从石阶上滑下，却没有人能及时拦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小镇/（英）勒卡雷著；梁永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书名原文：A Small Town in Germany

ISBN 978-7-208-10151-7

I.①德……II.①勒……②梁……III.①间谍小说-英国-现代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0363号

书名：德国小镇

作者：【英】勒卡雷

译者：梁永安

策划编辑：邵艳美

责任编辑：邵艳美

装帧设计：蔡南升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0151-7/I·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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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序]
[前言] 猎人与猎物
1 梅多斯先生与科克先生
2 “我可以在话筒里听到人群的尖叫声……”
3 阿伦·特纳
4 12月的续约
5 约翰·冈特
6 记忆人
7 莱尔
8 珍妮·帕吉特
9 罪恶的星期四
10 布拉德菲尔德家的“文化”
11 柯尼希斯温特
12 “利奥就在那里。在二等座。”
13 巴不得被当成猪
14 星期四之子
15 光荣洞
16 “彻头彻尾的假货”
17 普兰什科
[尾声]

[自序]

我对《德国小镇》这书一向怀有恶感，也想不出能为它说些什么好话，直到我开始想起它的三个主角，情形才有所改观。他们是：前难民黑廷、尖刻的实用主义英国外交官布拉德菲尔德、有驱迫感和不快乐的调查员阿伦·特纳（我私底下把这个角色编派给自己）。想起他们，我才不得不勉为其难承认：这小说毕竟已达成我当初想达成的目的，而它也不像我一直以为的，是个碍眼物。

我厌恶这小说有好些理由。首先就是，我原拟写的是一部近似讽刺英国政治风格的黑色喜剧，但出来的结果却广被认为是一部激烈反德之作。

大概它也真是反德的。阿登纳1主政时期的西德政府，用任何标准看都算不上太可爱。希特勒时代的老面孔比比皆是：阿登纳本人的幕后操盘手格洛布克（Globke）是纳粹歧视犹太人的《纽伦堡法令》的起草人之一，而自由民主党的明星阿亨巴赫（Achenbach）曾协助纳粹把法国犹太人从巴黎运到集中营，热情洋溢的佐格尔曼（Zogelmann）之前还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高干，而这也不过是十八年前的事。在西德的警界、司法界、情报界、军界、工业界、科学界和教育界里，纳粹的旧人俯拾皆是。他们之所以被留下来，若不是因为没有犯过合该清算的大罪，就是因为被认为是西德战后重建所少不了的人才。但更多时候则是出于北约盟国旧事不重提的默契，听任他们的档案尘封在某个人的抽屉里。

对我这样从儿时起就着迷于德国文化与历史的英国年轻人来说，60年代初期的波恩确实是个鬼影阴森的地方。有时候，这城市的街道给人的感觉是匆匆铺上的，以便把前不久的恐怖往事给稍事掩埋，就像是贝尔森（Belsen）集中营那些草墩——上面修剪得整齐漂亮，下面覆盖着无辜死难者的喑哑痛苦。如果你仔细观察，波恩的怪异随处可见：从那些年过五十的人紧绷的脸上（“妈妈，战争时你在做什么？”），从一栋你突然认出的未拆除的纳粹建筑，从德国官员或国会议员不经意脱口而出的一句纳粹用语。很多时候，呼吁忘掉过去的口号就像波恩正忙着遗忘纳粹的口号一样刺耳。在德国，“克服过去”一语是会发出军队调动时的铿铿声的。德国人就像英国人一样，说话总是带有自己的调调。

因为当时是英国大使馆的二等秘书，我常常得坐在德国国会的二楼外交官旁听席上。手上拿着先印好的发言稿，耳里听着一通通乏味的发言，我会听任思绪游走，飘过墙壁地板，飘到坐在我几英尺之下那些衣着阴沉的中年男女身上，揣想是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有光荣的、有悲哀的、有耻辱的）构成他们的人生经验的。他们一个个走向讲台时，我打量他们漠然的面孔和自觉的举止，心里琢磨，如果可以畅所欲言，他们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

因为是英国人，因为或多或少都吃过德国国家主义耀武扬威的苦头，所以我们当时仍然疑惑：他们现在是谁了？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们有可能会在这个世纪里发动第三次战争吗？

这种疑惑依然缠绕着我们，于今为甚。大众报刊会把这种疑虑大声说出来，而我们的智囊团或领导人则会在白厅2那些秘密会议室里静悄悄地把它说出来。

但也不总是那么静悄悄。几个月前，一个焦虑的德国瞭望者团体才在契克斯3集会，讨论这个超难搞的德国问题（后来他们中的一个泄漏了消息，外界才得知有过这样的集会）。他们的问题大略如此：统一的德国将会在欧共体里取得超强的地位，到时她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信任她吗？她会怎样利用自己的力量？

会议的结论并不特别高明，而它们反映出的英国人性格就像德国人性格一样多。

奇异的是，整整三十年前，在经过冷战多个回合的交锋和我们（出于深信德国不可能统一）反复重申支持一个统一的德国之后，我们也在问自己同一组浮夸的问题，尽管用语稍有不同。德国统一的话，地会裂开来吗？我们这样问彼此。巨大的过去会冲破纸一样薄的表面吗？德国的经济奇迹还能忍受得了战败的紧身衣多久，继续惟北约之命是从？

而我们给自己的回答总是一样：只要他们继续富有，他们就会忍耐；只要德国钱继续淹脚踝，只要德国人能继续到意大利度假，把皮肤晒成古铜色，我们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然而，当我们把免税威士忌继续灌进他们喉咙，聆听他们对德国问题的独白和宣示永远亲英的承诺时，我们却总是像盘旋的鹰隼一样，搜寻德国人第一个背信的征兆。他们会偷偷摸摸背着我们去跟俄国人做交易吗？他们会答应用一个不结盟的德国来交换一个统一的德国吗？他们不是没有试过这样做，只是每一次都没有充分的决心罢了。阿登纳与戴高乐之间的眉来眼去是一个弱化英美对德国钳制的阴谋吗？英国第一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失败后，我亲耳听麦克米伦4说：“戴高乐想要的东西跟我们一样，却不想让我们有份。”而每一次，当有极右派的政治集团冒出来（不管是出现在巴伐利亚州、石荷州或任何一个反犹主义或泛日耳曼主义的温床），我们就会马上发电报向伦敦报告，评估事情对当前的德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回想起来，那时我们都简单得可以。

但别忘了，那时候的外交官都是业余出身。他们不是政治家，不是受过训练的分析家或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或律师或历史学家。

他们大部分都是剑桥、牛津的文科毕业生，被当成专家派驻各地的大使馆，而他们往往会择错固执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而我们驻波恩的大使馆和我们驻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大使馆没什么两样：是一座对其驻在国深深不信任的英国要塞。它的风格和偏见跟从前英国乡下人对城市的敌视没两样。总之，那是一个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方，它一方面抱有英国人继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者自居的心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扮演一个较谦卑和较务实的角色，以争取德国支持我们加入欧共体。让事情更复杂化的是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和我们以四强身份对德国前首都柏林的共同监管。那时我们大使馆最佳的德国专家是一个曾被关在寇地兹堡战俘营（时位于东德）而后逃出的战俘。我们的参赞（参赞处是大使馆的政治部门）是勋章多多的皇家海军前潜艇艇长。我们很多本地雇员都是德国犹太人，他们大战前逃离德国，然后像黑廷一样，在战后以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回到德国。我经历的两位大使都曾任职于莫斯科，秘密参与过制定冷战对策的最内部会议。因此，当时大使馆的气氛就像这小说里描绘的：在尼布龙5薄雾的濡湿重量下，每个人都神经兮兮，充满怨气。

要在这个世界里抽出一根线头，把它编织成一个故事，事实证明是极度困难的——有许多不同的可能发展只是困难之一。理论上，我想写的是一个过去缠绕着现在的故事；它要能反映出我们对一个我们前不久才打败的国家的日益依赖，而且要能道出我们对一种闷烧在富裕表面下的国家主义激情可能复活的焦虑。但这种复活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呢？我当然不相信纳粹会以赤裸裸的方式卷土重来，不相信它的老守护者会戏剧性地重新得势。我毋宁相信，如果威胁存在的话，它是存在于灰色的中心的，其表现形式会是一个以愤懑的老板与小布尔乔亚为骨干的群众运动——类似于布尔热在法国领导的那一个。我也察觉到失意的德国年轻人的深深不满，他们开始把怒气的矛头指向西德的富裕和西德对北约的俯首帖耳。今天还有人记得红色丹尼6吗？

我对这些潮流最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的臆测，现已明白是错的。但我有一点却是猜对了：会有一个学生运动把无力的怒火拨向德国建制——哪怕它后来发展出巴德-迈因霍夫团伙7这种极端的形式——而且会得到德国知识分子或明或暗的支持。我猜对的另一点是，这股力量本质上是不关心政治的：它的平台包括了一种模糊、未完成的无政府主义修辞，没有明确目的可言，惟一的信息只是行动本身。

但不管怎样，我本来就没有预期自己的预测是对的。我想提供的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梦魇，而非精确的预言。我想讲的是一个政治的鬼故事。而不管写得是好是坏，我写出来的也正是个政治鬼故事。

这鬼故事里的鬼当然就是利奥·黑廷。阿伦·特纳是他的招魂师，而劳利·布拉德菲尔德则是倒霉的鬼屋主人。这三个角色在现实中都是没有原型的：就我所知，黑廷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尽管在我任职大使馆的时代，德国各地有几十个类似黑廷的人，继续在他们小小一间的前管制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哪怕占领已经结束了许久——以别的名义发挥功能。也没有戴绿帽的布拉德菲尔德这样的人指挥过我们的参赞处；或有过一个来自伦敦的阿伦·特纳，把我们的生活撕成碎片。至于旁观这一切的那个慵懒、聪明的同性恋者莱尔，当然也是没有存在过的。

但云格尔先生却是活过的。他是真实的，尽管其名字与长相你在本书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云格尔先生是我们大使馆里的两个打杂之一，由行政科聘用。他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人员吗？我敢用你的全副身家打赌还有。云格尔先生在大使馆一楼有一个办公室，他的工作是为你的汽车申请一块外交官车牌、弄一些外交官汽油券和优惠机票，还可以私底下帮你买到打折和免税的新收音机、电视机、洗碗机、荷兰啤酒或苏格兰威士忌——黑廷那些可怜兮兮的吹风机当然更不在话下。

云格尔先生年老，头发柔软光洁，和蔼，耐性过人，哪怕是被外交官太太大声使唤，也几乎不皱一下眉头。有别于所有人的猜想，我个人深信云格尔先生从未在帮我们的忙中捞油水。他会热心助人，只是因为急于讨好别人。所以我就偷了云格尔先生的吹风机，还有一点点他与雇主的关系，放到利奥·黑廷身上，以便突出利奥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卑躬屈膝的一面。云格尔先生是不是晓得此事，我不得而知。不过，十五年前我倒是相当意外地在科隆机场重遇他。

他比我记得的样子老更多了，皱巴巴的皮肤不再粗糙，变得婴儿般柔滑。是我先看到他。他坐在出境大堂餐厅里角落上的桌子边，一边细口喝啤酒，一边看着现代世界运转，样子就像已经坐了一整天。最后他终于看到我，伸出手和我轻轻一握，轻轻喊出我的名字。他身边没有行李，甚至没有人人必备的德国手提箱。他穿着费尔岛（Fair Isle）花样的开襟羊毛衣，袖子上有皮革补丁，大概是多年前从他某本邮购目录上购买的。他看起来英国味十足。

“你要去哪儿旅行，云格尔先生？”我问他。

没有要去哪儿，他微笑着回答说。他说他几乎每星期六都会来这里。有时星期天也会来。我猜他是暗示他太太已经过世。显然他是孤身一人。

“所以你是来这里收集写小说的材料啰？”我开玩笑地问他。

不是，先生，我不写小说；他带着另一个微笑回答说。

“但你一整天坐在这里，又不看书，你是要干些什么呢，云格尔先生？”我不解地说，“难道你是间谍不成？”

这时，他举起一根手指，示意我噤声。“听着。”他说，脸上仍然挂着微笑。

于是我默不作声，露出一张洗耳恭听的脸。接着你猜我听到什么来着？我听到有一个男声用几种语言广播说要到某某地方的旅客请在某某登机口登机。

“那是我儿子。”他说，自豪的神情我至今难忘。我这才明白，他举起的手指是指着广播喇叭的。

本书的初稿写成于维也纳。在那里，我得到著名纳粹搜捕者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之助，把坏蛋角色卡费尔德的龌龊老底给拼凑了出来。我住的是已故指挥家卡拉扬（Karajan）的公寓。这纯属巧合。刚开始，我每次回到家，所有门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似的，会自动打开。我后来才知道，之所以有这种设计，是因为那位大指挥家演出完毕时常常脾气暴躁，没耐心去开门。

在维也纳，我也有机会听到原汁原味的反犹主义语言，它们让我更知道应该怎样描写那些波恩老纳粹的嘴脸。“如果你想研究这种疾病，”维森塔尔建议说，“你就得住在沼泽里。”他指的沼泽是维也纳。回到英国时，我的小说仍然没有完成，而有好几次，我觉得自己离把它写完只有一步之遥。那是我生命中的离婚时期，而这事对我和我那可怜忠实的太太都是要命的经验。这书阻碍了我，而我也阻碍了这本书。我反复想：我去过那么多地方，干吗要费事去描述一个我想像出来的呢？如果你想让阿伦·特纳向你解释，大概你应该想像一下我或你自己：我们看过那么多，感受过那么多，却又抗拒每一个我们得自感官的合理结论。

然后有一天，我极秘密地回到波恩，精良的德国制手提箱里装着好几磅重的小说书稿。我住进雷马根（Remagen）一个可以俯瞰莱茵河的饭店房间。记得雷马根那座大桥吗？你们有必要记得吗？但这大桥却见证过美军和德军之间最激烈的一场战事，而盟军就是从它渡过莱茵河的。

我在雷马根得到一个亲切小天使的帮助，把小说写竣杀青。在某些方面，它仍然不是我计划要写的那部书。但我本来要写的那部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勒卡雷

1991年3月

[前言]　猎人与猎物

再过十分钟就是午夜。这是五月一个神圣的星期五，从河面升起的细雾逶迤在市集广场上。波恩是个巴尔干城市，脏兮兮和秘密兮兮，被纵横的电车电缆所绷紧。波恩是间漆黑的丧宅，笼罩在天主教的黑色中，由警察把守着。他们的皮革外套在路灯下泛着暗光，黑色旗帜在他们头顶像鸟一样招展。感觉上，除他们以外，城里其他人都已经风闻那个恐怖消息，逃得远远的。时而会有一辆车驶过或一个路人匆匆走过，然后是一阵尾流般的寂静。远处传来一辆电车的声响。杂货店里，搁在金字塔状罐头堆上的招徕纸牌道出事态的紧急：“把它们储存在家里吧！”糕饼碎屑之间，一只只杏仁蛋白糖果猪像被拔了毛的老鼠兀自守护着这个被遗忘了的圣徒节日8。

只有海报在说话。它们在树干和路灯柱上打它们徒劳的战争，每一张都是贴在同一高度，仿佛这是规定。它们全都用发光油墨印刷，裱在硬纸板上，两边悬垂着黑色的流苏。他匆匆走过时，它们向他鲜明地迎过来。“让外国劳工滚回去！”“把贱人波恩给废掉！”“统一德国优先，统一欧洲其次！”最大一幅标语高高在上，是一片横跨马路的横幅：“打开到东方的路，到西方的路已经不通。”他的暗沉眼睛没看它们一眼。一个警察跺着靴子，对他做了个苦瓜脸，说了个有关天气的生硬笑话；另一个警察起疑地睇视他，但又因信心不足而作罢；还有一个向他喊了声“晚安”，却没有得到响应。因为除了走在他前面一百步远的壮胖身影外，他没心思管任何事。前面那个人在宽阔的大道上行色匆匆，时而会隐没在一面黑旗帜的阴影中，然后又再现身于街灯之下。

这个夜晚来得毫无预警，一如灰蒙蒙的白昼走得毫无征兆。但这个夜一下子就冷了下来，带来了冬天的气息。在波恩，大部分月份都是没有季节可言的。所有的天气都是室内的天气，是头痛的天气，像瓶装矿泉水一样温而乏味；是等待的天气，带有从缓慢流动的莱茵河捞上来的苦涩滋味；是疲倦和不情不愿生长的天气。而每当薄暮降临，天色也不过是白天薄雾的暗淡化，宛如是在荒凉的街道上打开了日光灯管。但在这个春日的晚上，冬天却回来造访，用势头凶猛的漆黑裹住整个莱茵河谷。它也驱策着两个前后相随的男人加快步伐，用出其不意的寒气刺痛他们。小个子男人死死盯着前方，眼睛被冷空气刺得流泪。

大道以弧形带他们走过大学黄色的围墙。“吊死那些报业大亨！”“世界属于年轻人！”“让那些英国老爷跪地求饶！”“把斯普林格9送上绞刑架！”“抗议就是自由！”这些海报是在一部学生印刷机上以木刻板印出来的。嫩叶在海报上方闪烁，像是一张裂痕斑驳的绿色玻璃天篷。这里要亮一些，警察也少些。两个男的继续向前走，既没有加快脚步也没有减慢脚步。前面的一个看样子像赶路，带点游行领队的慌张。他的步伐虽快，却造作而笨拙，每走一步都像是从什么高处踩下来——俨然是一个自负的德国市民的步姿。他的手臂在身体两侧小幅度摆动，背挺得直直。他知道他被跟踪吗？他的头僵直而权威，但这种权威感却让他越来越难过。他是被前头看到的东西所牵引的吗？还是被某些背后的事物所驱策？他是因为害怕，才会不敢转身的吗？走在他后面的男人步履轻盈：一种浑若没有重量、小精灵般的步履，它们在光影间滑行，宛如在一张网中滑行。一前一后这两个男人就像是一个小丑在追踪一位大臣。

他们走进了一条窄巷，空气里充满酸腐食物的气味。两边的墙壁再一次向他们呐喊，但这次是一些不尽属实的广告词：“强壮的男人喝啤酒！”“知识就是力量，请读穆尔顿的书！”在这条巷子里，他们的脚步声第一次交混在一起，形成明确无疑的挑战；在这里，那个壮胖男人看来第一次意识到背后的凶险。他坚定、行军般的脚步声开始偶尔出现一点点含糊和凌乱；他开始远离阴暗的墙壁，走在人行道的边缘。在较为光亮的地方，在有街灯和警察可以保护他的地方，他的神情似乎较为释然。但他的追逐者是锲而不舍的。“与我们在汉诺威会合！”两边的海报又在呐喊，“卡费尔德要在汉诺威讲演！”“星期天到汉诺威来！”

一辆电车嘎嘎地经过，它的窗户都有铁丝网保护。一口教堂孤钟开始单调地鸣响着，像是在一座空城里哀悼基督徒美德的式微。他们继续向前走，这一次相隔的距离要近些，但走在前头的男人仍然没有往回看。他们绕过另一个街角，迎面而来的是大教堂的巨大尖顶，像金属薄片那样嵌进空荡荡的天空。教堂钟声现在有应和者了，最后，钟声响彻整个城市，此起彼落，形成一阵阵缓慢而不协调的当当当当声。是祈祷钟声？是空袭警报？一个年轻警察站在一家运动用品店的门口，头上没戴帽子。在大教堂的门廊处，一根盛在红色玻璃碗里的蜡烛燃烧着。教堂毗邻着一家宗教书店。在书店前面，那个壮胖男人停了下来，头向前探，仿佛是打量橱窗里的东西，然后他又转头瞧瞧马路；就在这一刹那，橱窗整个亮起来，把他的五官照得通明。那个个子较小的男人开始飞奔，然后停住，然后又再往前跑。但为时已晚。

原来，方才来了一辆豪华轿车，是一辆“欧宝·创纪录”，开车的是个脸色苍白的男人，五官隐藏在烟色玻璃后面。它的后车门打开又关上。接着车子沉重地加速，毫不理会一声尖锐的呐喊——一声充满愤怒和指控的叫喊。那也是一声完全不知所措和满怀怨恨的嘶叫，像是什么力量把它从发声者的胸膛里硬抽出来，陡地响彻整条空荡的马路，又陡地熄灭。那警察疾奔过来，打开手电筒。在光束的照耀下，那小个子男人没有动一下；他只是死盯住远去的豪华轿车。车子在圆石马路上疾驰，偶然在湿滑的电车轨上打滑一两下，无视红绿灯的存在，最后消失在往西通向华灯点点的山丘的方向。

“你是什么人？”

手电筒光束照在英国粗花呢大衣上，而对个子这么小的人来说，这件大衣未免太毛茸茸了一点。他做工精细的鞋子上沾着泥巴，暗沉的眼睛毫不闪烁。

“你是什么人？”警察重复问了一遍。教堂钟声此时已是无处不在，而它们的回声倔强地持续着。

一只小手伸进大衣的衣缝里，掏出来一个皮夹子。警察朝气蓬勃地接过皮夹子，单手解它的扣子，左手则勉为其难地同时应付手电筒和他不熟练地握着的黑色手枪。

“怎么回事？”他把皮夹子归还的时候问道，“你刚才为什么大声叫喊？”

小个子男人没有回答。他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

“你以前没有见过他？”他问，眼睛仍然望着车子开走的方向。“你不知道他是谁？”他的话音轻细，仿佛生怕吵到在楼上睡觉的小孩。一种脆弱的声音，对寂静充满敬意。

“不知道。”

线条紧绷的脸庞松弛了下来，做出一个有安抚作用的笑容。“不好意思。我摆了个乌龙。我还以为我认识他。”他的腔调既不完全是英国腔，也不完全是德国腔，而是介乎两者之间，位于一片自行选定的三不管地带。感觉上，为了听者的方便，他是可以把腔调朝两个方向加以调整的。

“是天气搞的鬼，”小个子男人说，“天气突然冷下来让人容易认错人。”他边说话边打开一盒荷兰小雪茄，递了一根给那警察。警察没有接受，他径自给自己点燃一根。

“暴动，旗帜、标语——”警察慢慢回答说，“这些东西搞得我们整天神经兮兮。这个星期是汉诺威，上个星期是法兰克福。他们搞得天下大乱。”他是个年轻人，对自己的职守尽心尽力。“应该禁止他们搞下去的，”他说，用的是一句流行语句，“跟共产党没两样。”

他对小个子男人行了个微微的敬礼；对方再次微笑，这次是一个持续一阵子和带情感的微笑，传达出依赖感，暗示着友谊。这微笑不情愿地慢慢缩小、消失。那警察站在原地，谛听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声音一下子停下来，然后再次响起，变得更快，而且变得——只是他的错觉吗？——更有决心。那警察沉思默想了半晌。

“在波恩这里，”他在心里叹了口气，回想起刚才那个陌生人浑若没有重量的脚步声，“就连苍蝇也是有来头的。”

拿出笔记本，他仔细记下时间地点和发生过的事。他不是个脑筋转得快的人，但工作态度却一丝不苟得让人没话说。他又把车牌号码记下，这个号码不知道为什么让他过目不忘。突然间他愣住了，瞪着他刚刚写下的东西看：那个名字和车牌号码。他又回忆起那个壮胖男人和他行军般的大步伐，心脏开始跳得飞快。他记起了在育乐室公告栏读过的那份秘密指示，还有那张年代久远的模糊照片。手上仍然拿着笔记本，他以脚上靴子容许的最快速度向电话亭奔去。

在去那儿的路上

有个德国小镇

那儿住着个鞋匠

他的名字叫舒曼

我是一个音乐家

我在为国家

我有一个大低音鼓

你瞧我就这样打！

德国占领区的英国军队进餐时唱的祝酒歌，以淫秽的调子模拟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

1　梅多斯先生与科克先生

“为什么你不下车走路？我像你这般年纪就会下车走。会比坐这辆破铜烂铁快。”

“我没事。”科克回答说。他是密码员，患有白化病，此时正忧心地看着坐他旁边驾驶座的老头子。“我们大可以慢慢赶路。”他以最安抚情绪的语调补充一句。科克是伦敦东区人，聪明得像鬼，而梅多斯忧心忡忡的样子让他担心。“凡事顺其自然就好，对不对，阿瑟？”

“我恨不得把这些浑球全扔到莱茵河里。”

“你知道你不会的。”

当时是星期六早上九点。从弗里斯多夫到英国大使馆的路挤满抗议的车辆，人行道上摆满运动领袖的照片，横幅像广告标语一样横越马路。“西方欺骗了我们，德国人向东方示好没什么好愧疚的。”“现在就把可口可乐文化终结掉！”在长长车阵的中央坐着科克和梅多斯，他们的车子安安静静的，但四周的汽车喇叭却此起彼落，像个不停歇的音乐会。有时，汽车喇叭声会像波浪一样，从车阵的前头卷向后头，再从后头慢慢卷回前头，就像是从你头顶掠过的飞机声；有时喇叭声会齐声响起，一长声，一短声，再一长声，代表的是K字，也就是他们领袖卡费尔德的姓氏首写字母；有时则犹如一首即兴交响曲，任由各人自由发挥。

“他们到底想搞什么？那样子尖叫，头发长成那个样子。他们中间有一半人需要扔回学校读书。”

“他们都是些农民，”科克说，“我告诉过你的。他们要到德国国会外头抗议。”

“农民？这些人？我敢说他们有一半人只要弄湿了脚就会难过得要死。都是小孩。看看那边。恶心！只有恶心可以形容。”

在他们右边是一辆红色金龟车，坐着三个学生，二男一女。开车的穿着皮夹克，留一头很长的长发。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挡风玻璃外面，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中央，等待按喇叭的讯号传来。他的两个同伴则扭在一起热吻。

“他们是配角，”科克说，“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嬉戏。你知道这些学生的口号是什么吗？‘只有为自由而战，自由才是真的。’但这跟我们英国那边的情况差不多，对不对？知道他们昨晚在格罗夫纳广场10干了些什么吗？”科克问，再一次想转移梅多斯的心思。“如果这就是教育的结果，我宁愿当文盲。”

但梅多斯并没有因此分心，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应该让他们去当兵的，”他瞪着那辆金龟车说，“可以让他们恢复正常。”

“他们当过了。这里二十岁上下就要去当兵。”意识到梅多斯愿意放轻松一点，科克决定选择一个最有可能让他振奋精神的话题。“迈拉的生日派对热闹吗？很成功，对不对？我敢打赌她一定很开心。”

但出于某些理由，这个问题反而让梅多斯更加愁容不展。至此，科克认定，不说话是更明智之举。他试过每一种话题，但一概无效。梅多斯是一个正派的、生活得一丝不苟、已经绝种的人，值得任何人花时间去关心，但就连科克那种子女侍奉父母般的耐心也是有极限的。他试谈过梅多斯为退休生活而买的新车——一辆免税打九折的路虎。科克赞美它的外形、它的舒适、它的装备：赞美得口水都干了，但得到的惟一响应只是咕哝一声。他试谈过“放逐者汽车俱乐部”（梅多斯是它的热心会员），试谈过“英联邦儿童运动会”（当天下午会在大使馆花园举行）。现在，他甚至把昨晚的盛大派对拿来当话题——他们夫妻并没有参加派对，因为珍妮特快要生了。科克本来以为，迈拉的派对一定会是梅多斯感兴趣的，没想到还是碰了钉子。他的法宝用尽了。一定是缺乏假期的关系，科克心想，缺乏一些阳光普照的长假，让梅多斯可以远离卡费尔德和布鲁塞尔的谈判11，以及远离他女儿迈拉，他才会陷入低潮。

“对了，”科克再试投一球，“‘荷兰壳牌’又涨了。”

“而‘盖斯特·金’12则连跌了三天。”

当初投资时，科克决定要买非英国的股票，但梅多斯却宁可付出爱国的代价。

“布鲁塞尔谈判结束之后会再涨回来的，你不用担心。”

“开什么玩笑？那谈判现在跟停摆没两样。我也许不如你聪明，但却是读得懂报纸的。”

科克其实比谁都知道，除投资失利外，还有各种各样让梅多斯忧愁的理由。梅多斯先前在华沙一干就是四年，而且几乎没有休假就被直接调来这里，单这一点就足以让任何人抓狂。而现在，他又将在秋天退休。科克感觉得到，随着退休日一天天逼近，梅多斯的心情只有更糟而不是更好。更不用提的是他有一个需要他整天悬着一颗心的女儿：没错，迈拉正在迈向康复，但如果人们有关她的传言有一半可信的话，那她要走的路还很长。

档案库的工作也把梅多斯压得喘不过气，特别是在这个热腾腾得无以复加的非常时期。就连只需要窝在密码室里的科克也可以感受到一点压力：额外的乘车时间，额外的加班时间，而珍妮特又临盆在即。压力来自四面八方，让人很难开朗得起来。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前一分钟你会被要求发出一份关于不来梅暴动或明天汉诺威示威的实时报告，下一分钟又会收到一份有关淘金热或布鲁塞尔谈判的电报，或是一份要求在法兰克福或苏黎世加码数百万英镑的指令。而如果说密码室的工作很累的话，那负责档案的工作就更累了：你得钻进一堆纸堆里，把要用的档案调出来，或是给新进的档案编号，放到适当位置备用……想到这个，科克出于某些理由突然想起，他应该打个电话给自己的会计师。要是“克鲁伯”13的工会继续这样搞下去的话，他说不定应该进点瑞典钢铁的股票，摆个几天，好让小宝宝的银行户头可以充实点……

“啊哈，”科克眼睛一亮，“有打架可看了。”

两个警察走下人行道，走向一个开奔驰车的农民。先前，那农民摇下车窗，向两个警察咆哮；而现在，他更是打开车门，再次向他们咆哮。眼见好戏上场，然而，很突然地，两个警察掉头走了。科克失望地打了个哈欠。

他怀着缅怀的心情回忆起，从前，恐慌都是每隔一段时间才会出现一次。要么是柏林走廊出现叫嚣，要么是俄国直升机在边界挑衅，要么是四强督导委员会在华盛顿发生争执。不然就是有火要灭：摆平某个德国在莫斯科提出的可疑外交提案，或是掩饰一次对罗德西亚禁运的破坏，或是隐瞒一场在明登发生的莱茵军14暴动。仅止于此。这些时候，你只要按部就班把工作做好，回家时就是自由人一个。就这么多。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波恩。不管你是像莱尔那样的外交人员，还是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面的非外交人员，生活都是一样的：偶尔碰到一点点激烈场面，然后玩一点点股票，然后复归于无聊，等待下一个调派。

直到卡费尔德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科克郁郁不乐地打量那些示威海报。九个月前。科克还记得，从九个月前开始，梅多斯一再匆匆从档案库的连接门走进密码室，带来各种消息：基尔发生示威、卡费尔德被提名为领导人、学生静坐抗议和各种他们后来慢慢会习惯的零星暴力。这次倒霉的是谁？一些反示威的社会主义分子。一个被打死，一个被扔石头……在那时候，听到这个都会让他们吃一惊。老天，他想，当时我们好嫩。感觉上那就像是十年前。但科克却几乎可以把这九个月来每一小时发生的事给娓娓道来。

大使馆医生就是在基尔发生示威那天早上宣布珍妮特怀孕的消息的。自那天起，就再没有事情对科克来说是一样的。

汽车喇叭再次狂野地响起；车龙开始移动，又陡地停下来，形成一片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尖锐刺耳声。

“那些档案找回来了吗？”科克探问道，心里开始有点明白梅多斯可能为什么事忧心。

“没有。”

“那辆手推车现身了吗？”

“没有，那手推车还没有现身。”

“别在意了，阿瑟，没必要为这种事心烦。这里又不是华沙。你现在是在波恩。听着，你知道单单过去六星期，大使馆的食堂就搞丢了多少杯子？我不是说打破的，是说不见了的。你猜？二十四个。”

梅多斯毫不动容。

“谁又会想去偷杯子？没有人。人们都是粗心大意的。你要知道，现在是危机时期，人人都一堆事，变得心不在焉。这样的事发生在大使馆每一个角落。档案的情形也是一样。”

“但杯子不涉及秘密，这是差别所在。”

“用来推档案的手推车也不涉及秘密，”科克语带恳求地说，“还有本来放在会议室而不见了的电暖炉也不涉及秘密——管理组的人为这件事气疯了。打字组那部不见了的长滑架打字机也不涉及秘密。听着，没人可以怪你的，阿瑟，你有那么多的事要做。你知道外交人员起草电报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子的吗？看看莱尔，看看加韦斯顿，他们都是梦游者。我不是说他们不是天才，但他们有一半时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他们的头是被云遮住的。别人不能因为一些档案不见了就怪罪你的。”

“我会被怪罪的。我是负责的人。”

“好吧，你爱折磨自己就请便。”科克最后的耐心消失了，“要说有责任也是布拉德菲尔德的责任，不是你的。他是参赞处的头头；他要为安全事务负责。”

说完这番拉倒的评论，科克再一次打量四周不怡人的景物。他断定，在不止一个意义上，卡费尔德要为很多事情负责任。

科克面前的景色对不管有什么心事的人都不会是怡人的。天气很糟。一层莱茵区15薄雾像呵在镜面上的雾气一样，笼罩着官僚波恩整个已开发的旷野。一栋栋尚未完工的巨大建筑伫立在未耕种的田野上，显得阴阴郁郁。前头不远处就是英国大使馆，它坐落在一片褐色的欧石南地面上，灯火通明，宛如苍茫暮色中的临时战地医院。大铁栅门处，英国国旗神秘地半降着，在三五个德国警察头上垂头丧气。

选择波恩作为柏林的候选城市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怪异的事，而现在更是成为乱事一桩。大概只有德国人才会把自己的首都摆在使领馆的大门口。为了容纳大批外交官、政治家和政府雇员的迁入（也是为了把他们保持在一个距离之外），波恩人在城墙的外面建起一整个市郊区。现在壅塞的车流想要通过的，正是这个市郊区的南端。这个市郊区是一个由庸俗高楼和低矮的临时营房构成的杂烩，沿着一条快速路两旁向南延伸，几乎可以通到巴德戈德斯堡那些怡人的矿泉疗养地——巴德戈德斯堡过去的主要产业是瓶装矿泉水，而今则变成是外交。没错，一些政府部门是获准进驻波恩市区；没错，一些大使馆是落脚在巴德戈德斯堡。尽管如此，联邦政府本身和90%以上的使节团——更不用说各种游说团体、报社、政党、难民组织、德国高官的官邸和无形政府的大本营——都是分布在这条介于科隆主教前驻地与一处莱茵区矿泉区16的维多利亚式别墅间的动脉公路两边。

在这个不自然的首都乡村里，在这个岛国里——它因为缺乏政治向心力和社会腹地，以至于永远处于一种过渡状态——英国大使馆是它不可分的一部分。你只要想像一座乏善可陈、随意延伸的工厂厂房，在它背后漆上一个莱茵河的阴郁天空，加上一点点（只是一点点）纳粹建筑的味道，再在它后头的空地上放上两根供低下阶层踢球用的褪色球门柱，那你对英国大使馆的模样就会得出个八九不离十的想像。它以一只延伸的肢体抱住过去，用另一只安抚现在，用第三只在莱茵河的湿土里焦虑地探索，看看里面埋着什么可为未来所用的东西。因为是筑成于占领政策匆匆收摊之时，英国大使馆的样式精确捕捉住英国人的矛盾心绪：它以一张石头脸面对着前敌人，以一个灰色微笑向今日的盟友示好。随着车子开进大使馆的铁栅门，我们看得见，在科克左手边的是红十字会的总部，在他右边是一家奔驰汽车工厂。在他后面，隔着马路，是社会民主党的党部和一个可口可乐的仓库。英国大使馆与这些不相称的邻居相隔着一片长条形的荒地：随处都是裸露的红褐色土壤，平坦地向着远处的莱茵河延伸。这片荒地被认为是波恩的城市绿化带，是当初城市规划者引以为傲的设计。

大概，总有一天他们会搬到柏林去的。这个可能性甚至在波恩这里也偶尔会被谈及。大概，总有一天，整座灰色的山脉会垮下来，沿着公路一直滑到人去楼空的国会大楼外面的停车场。但在这一天来到以前，这些混凝土的帐篷将会继续留着，小心翼翼地暂时抗拒梦想，小心翼翼地永远抗拒现实。它们会留着，繁殖，生长，因为在波恩这里，进步被移动所取代，而大凡不会生长的东西就会死亡。

把车停好在食堂边他惯停的位置后，梅多斯例行地绕车子走一圈，拉拉门把是否都已上锁，检查车身是否有被砂石打到的刮痕。他打前院走向前门廊时仍然满腹心事。心里仍然不快的科克远远地走在后面，以至于他到达大门的时候，梅多斯与两个警卫已经交谈了一阵子。

“那你又是谁？”那个中士问道。

“档案库的梅多斯。他是为我工作的。”梅多斯想要瞄一瞄中士手上的出入名册，但中士却把本子靠到身体上。“他昨天请病假了，所以我想看看他好了没有。”

“那他又怎么会在一楼工作？”

“他在一楼有个房间。他有两件工作。两种不同的职务。一种跟我做，一种在一楼做。”

“没有。”那中士说，又看了出入册一眼。一群女打字员轻快地走上他们背后的台阶——她们的裙子短得逼近大使夫人所容许的极限。

梅多斯犹豫了一下，仍然不愿相信警卫的话。“那你是说他没来上班？”语气像是渴望对方否定他的说法。

“我就是这个意思。他没有来。他不在这里，可以了吗？”

梅多斯和科克尾随那些女子走入大堂。走到地下室入口栅栏旁边的时候，科克拉住梅多斯的手臂，把他拉到一个暗处。

“怎么回事，阿瑟？你担心的是什么事？不只是那些搞丢的档案对不对？什么事让你慌里慌张？”

“我没有慌里慌张。”

“那利奥生病又是怎么一回事？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生过一天病。”

梅多斯没有回答。

“利奥是怎么回事？”科克心中升起极大的疑问。

“没事。”

“那你为什么会问起他？你不可能是把他也搞丢吧！他们二十年来就一直想把他弄掉。”

科克感受得到梅多斯的内心挣扎：他已经非常接近吐实的边缘，却又硬生生把话吞回去。

“你不必为利奥负责的。没有人有必要。你不可能当每个人的爸爸，阿瑟。他大概是把一些汽油券拿去兜售17了。”

科克话差一点还没讲完，梅多斯就霍地转身，怒容满面地瞪着他。“你说的是什么话？你凭什么这样说！利奥不是这样的人。‘把一些汽油券拿去兜售’，你凭什么这样说？就凭他只是个……临时雇员？”

科克尾随梅多斯走上通向二楼的楼梯，但保持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外。他心里想的事情写在脸上：如果这就是年纪带给人的影响，那六十岁退休就绝不嫌早。至于他自己，退休后希望可以住在一个希腊岛屿上。克里特岛，他想，不然就是斯派采岛。如果股票都听话，一到四十我就拍拍屁股走人。唔，顶多不超过四十五。

档案库在走廊里和密码室只有一步之隔，再走一步，就是彼得·莱尔那个明亮的小办公室。参赞处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单位，而它年轻一辈的人员都是精英。这里要比任何地方更能让出色的英国外交官实现梦想，而又没有人比莱尔更接近这个梦想。他优雅，修长，说得上漂亮，虽然已经四十出头，看起来年轻依旧。他的仪态举止无精打采得近乎昏睡，但他这种无精打采是伪装的。莱尔家族的人丁数被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减，然后又受接二连三的小灾难打击。他一个哥哥死于车祸，一个叔叔自杀，一个弟弟在彭赞斯度假时溺水身亡。因此，莱尔一点一点培养出幸存者会有的精力和责任感。他的仪态举止暗示着，他本来是宁愿不当外交官的，但因为别无选择，只好继承衣钵。

当梅多斯和科克走入各自的地盘时，莱尔正在收拾他办公桌上七零八落的蓝色草稿纸。把它们大概理出个秩序后，他就扣上背心扣子，伸了个懒腰，眷恋地看了温德米尔湖的照片一眼——它满足地荡漾在楼梯间的墙壁上，像是欢迎新一天的来临。莱尔走到长窗子前面徘徊了一下，睇视着一节节黑色的奔驰车示威车龙和由闪着蓝色警示灯的警车构成的一个个小岛。

“这些人对钢可真是热情十足。”他对米基·克拉伯说。克拉伯是个邋里邋遢的人，眼像两条裂缝，每天都会被宿醉折腾。他正在慢慢爬上楼梯，一只手紧紧扶住栏杆扶手，薄薄的肩膀耸起。“我先前忘了。我记得血，却忘了钢。”

“可不是，”克拉伯喃喃道，“可不是。”他的声音气若游丝，就像是正在吐出最后一缕缕的生命力。他浑身上下只有头发不显老，在他的小头上显得黑而浓密，就像是用酒精施过肥。

“运动会，糟啦！”克拉伯突然停下来喊道，“该死的大帐篷还没送来！”

“会来的，”莱尔安慰他说，“只是被农民暴动暂时耽搁了吧。”

“该死的德国佬。”克拉伯模糊地说，然后继续辛苦地把楼梯爬完。

莱尔尾随他慢慢走过走廊，每经过一扇门都会把它推开，探头进去，喊一个名字或打一声招呼，直到走到参赞的办公室门前才停步。在这里，他用力敲了敲门，然后推开，探身进去。

“全到齐了，劳利，”他说，“就等你有空。”

“我现在就有空。”

“对了，我的电风扇不会那么巧是你偷走的吧？它突然不见了。”

“幸好我没有偷窃癖。”

“路德维希·西布克龙要求四点钟和你碰面，”莱尔静静补充说，“在内政部的办公室。他不肯说原因。我追问，他显得不高兴。他只是说他想找你讨论一下我们的安全部署。”

“我们上星期才讨论过这事。他和我上星期四共进晚餐。我不认为我们还需要再做些什么。这个地方已经布满警察。我拒绝让他为我们筑一座城堡。”

他的声音严峻而自满，一种学者的声音，但又有军人味道。

莱尔向前踏出一步，走进房间，再转身把门关上，带上插销。

“昨晚的事情进行得如何？”

“差强人意。如果你想知道详情，可以读一读摘要。梅多斯会把它拿给大使。”

“我怀疑西布克龙找你和这事情有关。”

“我没有义务要向西布克龙报告，也不打算这样做。我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找我，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会好开。你的想像力跑得比我的还快。”

“不错。我替你接受了邀约。这样看来比较明智。”

“约了什么时间？”

“四点。他会派人过来。”

劳利·布拉德菲尔德不以为然地皱起眉头。

“他是担心交通堵塞。他想派人帮你开路。”

“我明白了。一下子我还以为他是想帮我们节省开销。”

他们默默分享了这个笑话。

2 “我可以在话筒里听到人群的尖叫声……”

当天的参赞处会议如常在早上10点举行。会选这个钟点，是为了让每个人可以先有时间看看信、瞄两眼电报和德国报纸，另外大概也是为了让大家可以从前一晚社交应酬的劳累中恢复过来。这会议就像某种仪式，而莱尔常常把它模拟为不可知论者团体18的晨祷：它鼓舞士气的作用并不大，下达的指令也不多，但却会为接下来的一整天定好调，而且会像点名一样，带给人团队意识。过去，星期六一度是个闲散、随意、半休息状态的工作日，但那已经成了往事。如今，星期六就像星期一到星期五一样，处于一般的紧绷状态，需要服膺平常工作日的纪律。

他们一个一个走入布拉德菲尔德的办公室，带头的是莱尔。习惯于跟每个人打招呼的人就跟每个人打招呼，其他人则默默地在围成半圆形的椅子上坐下——要么是大略浏览面前五颜六色的电报，要么是茫然地看着大窗子的外头。晨雾消散了，黑云聚集在大使馆水泥侧翼的上方。在昏暗天色的衬托下，装在平坦顶楼上的电视天线像是一棵棵超现实主义的树木。

“我得说，这种天色对运动会可不是个好兆头。”米基·克拉伯说。但他在参赞处地位不高，没人有兴趣搭理他。

布拉德菲尔德单独坐在自己的钢书桌后面，面向着他们，头低着。他属于那种用笔阅读的公务员。他的眼睛随着钢笔在一行行字之间快速移动，又会在有需要改正或说明的地方定位。

“有谁可以告诉我，”他问道，没有抬起头，“Geltungsbedürfnis这个词要怎么译？”

“虚荣心。”莱尔说，然后看着钢笔像老鹰扑兔般俯冲，扑杀，再扬起。

“很好的建议。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珍妮·帕吉特是信息官，也是在座的惟一女性。她读报的语气像是发牢骚，仿佛是要反驳一个流行的观点。她私底下知道这是女人的宿命：女人传达的新闻都是不会被采信的。

“除了农民示威以外，劳利，今天主要的新闻是昨天在科隆发生的事故。示威学生在克鲁伯公司钢铁工人的帮助下，掀翻了美国大使的汽车。”

“应该说美国大使的空汽车。两者是有差别的。”他在电报的边上写了些什么。坐在门边的克拉伯以为这是个笑话，紧张地干笑了几声。

“他们又攻击一个老人家，把他用锁链锁在火车站广场的栏杆上。老人的头被剃光，脖子上挂了一面牌子，上面写着：‘我撕下了游行活动的海报。’他不被认为受到严重伤害。”

“不被认为？”

“不被判定。”

“彼得，你昨晚不是发出了一份电报吗？我们可以听听内容吗？”“它是分析主要的趋势的。”

“有哪些趋势？”

莱尔这方面的能力很强。“不满学生与卡费尔德的‘再造运动’合流迅速。恶性循环持续：不安引发高失业率，高失业率又反过来引发不安。学生领袖哈尔巴哈昨天在科隆与卡费尔德辟室密谈了大半天。他们看来想一起搞些事。”

“哈尔巴哈？就是一月在布鲁塞尔领导反英示威的那个学生代表？就是用泥巴投掷普赖德19的那个？”

“我已经在电报上说明这一点。”

“珍妮，请继续。”

“大部分主要报纸都发表了评论。”

“给我们一些例子。”

“《新鲁尔日报》和它的姐妹报都强调示威者的年轻，认为不应该把他们归类为纳粹分子或流氓，而应该视之为对波恩政府不抱幻想的年轻人。”

“谁不是这样？”莱尔喃喃说。

“谢谢你，彼得。”布拉德菲尔德说，但语气没有一丝感激的味道，而珍妮·帕吉特则相当没有必要地脸红起来。

“《世界报》和《法兰克福汇报》都拿这件事来跟最近发生在英国的事情比较，特别是伦敦的反越战游行和伯明翰的种族暴动。它们认为，两者都是选民对他们选出的政府感到失望的反映。《法兰克福汇报》说，如果纳税人认为他们的钱没有得到明智运用，他们就会觉得票白投了。他们形容目前的局面为‘新死水’。”

“哈，又一个新名词被创造出来了。”

由于全神贯注了太长时间而又对这个话题无比熟悉，莱尔有一点心不在焉。……联合政府越来越为来自左右两翼的反民主情绪担忧……联合政府应该明白，只有一个真正够坚强的领导班子，哪怕是要牺牲某些放纵的少数人的意愿，才能对欧洲的团结作出贡献。……德国人必须恢复信心，必须把政治视为思想与行动之间的溶剂……

他纳闷，这些德国的政治语言是怎么回事，因为哪怕是经过翻译，它们仍然给人一种完全不真实的感觉。形而上的废话。他在昨晚发出的电报中用过这个词。哪怕是最使人恶心的事件，等它旅行到波恩这里的时候，都会原味尽失。他试着想像被哈尔巴哈一群学生揍会是什么感觉，被掌掴脸颊直到流血会是什么感觉，被剃光头、锁起来和挨踢是什么滋味……感觉好遥远。但科隆又是在哪里呢？十七英里之外？一万七千英里之外？他应该多抽空到现场看看的，他想。但他又哪来的空？每一个重大政策都是要由他和布拉德菲尔德来草拟的，有那么多敏感事务要他去照应……

珍妮·帕吉特越读越起劲。《新苏黎世人报》对我们在布鲁塞尔谈判的机会作出了猜测，她说。她认为那是非常重要的，参赞处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极仔细地读一读。莱尔叹了口气，心想：布拉德菲尔德怎么从来都不会叫她闭嘴？

“作者说我们已经绝对没有谈判筹码了，劳利。一点都没有。英国在布鲁塞尔的处境就如在波恩：既得不到有投票权者的支持，也得不到多少德国国会议员的支持。英国政府把加入欧共体视为治疗英国一切疾病的万灵丹，但讽刺的是，它想要成功加入，却要得到另一个岌岌可危的政府20的帮助。”

“没错。”

“作者又说：更讽刺的是，欧共体已经接近不存在。”

“没错。”

“文章的标题是《乞丐歌剧》。文中还指出，卡费尔德已经动摇了德国支持我们加入欧共体的机会。”

“听起来相当有见地。”

“而卡费尔德所呼吁的波恩—莫斯科贸易轴心——一个把法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排除在外的贸易联盟——在某些圈子里受到很认真的考虑。”

“我好奇是哪些圈子？”布拉德菲尔德喃喃说，钢笔再一次落下。“盎格鲁—撒克逊人一词被驳回，”他补充说，“我拒绝让我的发源地看起来是由戴高乐口授写下来的。”这是一个丢给高年级学生的笑话线索，也随即引起一阵有学问的笑声。

“俄国人怎么看‘波恩—莫斯科轴心’的？”发问的人是杰克逊。他是前殖民地政府官员，喜欢用常识来矫正知性过热的空气。“我的意思是，这种事总得你情我愿，对不对？有人以声明的形式把它向俄国人提出过吗？”

“你去看看我们发出的上一份电报就可以知道。”莱尔说。

他仿佛仍然听得到窗外传来的农民汽车喇叭的合奏声。这就是波恩，他突然想，窗外这条路就是我们的世界。从墨伦到波恩短短五英里的路一共有多少地名？六个？七个？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打一场没有人想打的词语战。反复提出一些没有意义的声明和抗议。不管车型有多新，车流有多快，建筑物有多高，这条路都是不变的，而它会通向哪里也是不相干的。

“长话短说好吗，米基？”

“我说，上帝，好的。”

克拉伯身体抽搐了一下，像活了过来一样开始报告一个又长又晦涩的小道消息。消息是他在美国俱乐部从一个《纽约时报》特派员那里听来的，而后者是从卡尔·萨布那里听来，至于卡尔·萨布的消息来源则是西布克龙办公室的某个人。据说卡费尔德昨晚确实来过波恩：他昨天在科隆与学生代表会面后，并没有如大家所以为的回到汉诺威去，为明天的游行作准备，而是自己开车，绕一条小路来了波恩这里，参加一个秘密会议。

“据说他和路德维希·西布克龙碰了面，劳利。”克拉伯说，但不管他的声音本来可以有多少说服力，都被昨晚喝过的无数杯鸡尾酒给抵消了。

这个传闻不知道为什么让布拉德菲尔德感到恼怒，他用力向椅背一靠。

“人们老是传他们见过面。但他们为什么不能见面？西布克龙是负责公共安全的，而卡费尔德又有一堆敌人。好吧，还是给伦敦发封电报吧，”他不胜厌烦地说，在纸上记下一笔。“告诉他们这个谣言。反正死不了人。”一阵急雨突然拍打在钢框的窗子上，愤怒的啪嗒啪嗒声让每个人吓了一跳。

“可怜的英联邦运动会。”克拉伯喃喃地说，但他的关切依旧引不起回响。

“安静，”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明天汉诺威的示威游行会在早上10点半开始。选这个时间示威看来有点怪，但据我所知，那里下午会有足球赛。德国人都是星期天比赛足球。我不认为那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但大使还是要求所有人员晨祷后留在家里，除非他们在大使馆里有事情要处理。应西布克龙的要求，星期天一整天都会在大门和后门额外增加警力。而出于他本人的一些特别考虑，今天下午的运动会会有一些便衣警察站岗。”

“便衣警察，”莱尔说，想到一个私人间的笑话，“没有人比他们更便衣的了。”21

“肃静。是出于安全上的顾虑。我们刚收到伦敦寄来的通行证，星期一会分发给大家，以后大家要整天佩戴。接下来是火灾演习。星期一中午会有一次火灾演习。为了给新来的雇员做个榜样，我建议大家到时都应该参加。英联邦运动会今天下午会在大使馆后花园举行，我同样建议大家都应该出席。当然是带太太一起出席。”他加上一这句，仿佛是为了让各人的负担更加重。“米基，帮我看好那个加纳人沙尔热。别让他接近大使夫人。”

“我可以说句话吗，劳利？”克拉伯紧张地扭动脖子，上面的血管像是硬化在松弛肌肤上的鸡爪。“是这样的，大使夫人会在4点出席颁奖。4点。大家可以在45分就在大帐篷集合好吗？抱歉，我是说3点45分。”据说克拉伯大战时曾经是蒙哥马利的副官之一，但现在却也只剩下这点了。

“记下来好吗，珍妮？”

她耸耸肩，好像是表示记下来也是白记，因为没有人会理会的。

“我可以问一下，谁在用《名人追踪》吗？梅多斯认为是我拿去了，老是跟我要，但我发誓我已经几个月没碰那东西了。”

“最后一个签名借走的人是谁？”

“嗯，显然是我。”

“如果是你，”布拉德菲尔德马上说，“那理应在你那里。”

“我不认为在我这里，这就是重点。我完全乐于代人受过，问题是我想像不出来我要那东西干吗。”

“那么，有谁把它拿走了吗？”

接下来，克拉伯说的话像是在坦白似的。大家等着。

“我想在彼得以前，我被认为拿过那东西，然后又还回去。梅多斯是这样认为的。”

依然没有人帮得上忙。

“是两个星期前的事，劳利。只可惜我真的没碰过。梅多斯像发了疯一样来找我。我告诉梅多斯，他最好是去问问利奥。是他负责编的。”

他带着微弱的笑容，一个个打量他的同事，直到窗子前面的空椅子才停住。突然间，所有人都朝同一个方向瞧去，看着那张空椅子。但不是出于惊恐或恍然大悟，而是出于好奇，发现它破天荒第一次是空着的。它上面放着个小小的绣花靠枕。

“他在哪里？”布拉德菲尔德马上问。只有他一个没有顺着克拉伯的目光看。“黑廷在哪里？”

没人回答。没有人望向布拉德菲尔德。珍妮·帕吉特脸色涨得紫紫的，低头瞪着他那双放在大腿上的男人大手。

“他可能在码头给堵住了，我猜。”莱尔说，“天晓得那些农民在河的那头干些什么。”

“谁帮帮忙，行吗？”布拉德菲尔德说，用的是最不在乎的语气。“打电话到他家或之类的，可以吗？”

在场没有人把这个指示视为是给自己的。他们乱糟糟地离开，既不朝布拉德菲尔德看，也不望向彼此或珍妮·帕吉特——她的窘迫看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最后一项比赛结束了。强风鞭笞着空地，以豆大的雨滴冲击鼓翅欲飞的帆布。湿漉漉的索具吱嘎呻吟。在大帐篷里，比赛得胜的小孩——大部分是有色人种——集合在旗杆下面。英联邦各成员国的小国旗在旗杆上随风乱舞，它们因为存放日久而皱巴巴的，数目也比从前少了。在它们下面，克拉伯在密码员科克的协助下，集合比赛获胜的小孩，以便颁奖。

“姆布图，姆布图·阿利斯塔尔，”科克低声说，“他不晓得跑哪里去了。”

克拉伯把麦克风举到嘴边。

“请姆布图·阿利斯塔尔小朋友到前面来。……老天，”他喃喃说，“我真分不出他们谁是谁。”

“还有凯蒂·德拉叙。她是白人。”

“还有凯蒂·德拉叙小朋友，请到前面来。”念到最后一个音节“叙”的时候，他含糊地带过去；因为他从一次惨痛经验得知，念错别人名字可是一种天大冒犯。

大使夫人穿着毛蓬蓬的貂皮大衣，和颜悦色地坐在一张折叠桌旁边，后面是五颜六色的礼物。风又刮起来了，凶猛无比。加纳人沙尔热（他一路下来都是垂头丧气地站在克拉伯旁边）冷得发抖，把大衣的毛皮翻领给竖了起来。

“取消他们的资格吧，”科克催促说，“把奖品颁给在场的小孩就行。”

“我要扭断他的脖子，”克拉伯狠狠地说，“我要扭断他的臭脖子。大家忙翻了他却一个人躲在家里偷懒。”

挺着个大肚子的科克太太已经找到两个乱跑的小孩，把他们带到得奖者的行列中去。

“星期一我要给他些颜色瞧瞧。”他低声说，再把麦克风举到嘴边。

但他不会的。他将不会给利奥任何颜色瞧瞧。因为作为一项事实，他将会对利奥避之惟恐不及；他会低下头，等待狂风吹过去。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使夫人现在要开始颁奖。”

掌声响起，但不是献给克拉伯的。运动会接近尾声了。大使夫人走向台前，读她的演讲词。克拉伯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这是一场家人之间的盛事……英联邦平起平坐的各成员国就像一家人……但愿世界的重大争端都可以这么友善的方式解决……由衷感谢运动委员会的诸位先生：杰克逊，克拉伯，黑廷，梅多斯……

一个在大帐篷边站岗的便衣警察从皮革外套口袋里取出一双手套，面无表情看着一个同僚。海柔·布拉德菲尔德——参赞夫人——与克拉伯四目相接。她努力暗示：好无聊，不过马上就会过去，到时我们说不定可以喝上一杯。但克拉伯马上把头转开。他告诉自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和什么都没看见。快闪，他想，对，就是这个词儿。快闪。他瞧瞧手表。只剩一个小时，太阳就要落到桁端22——即使波恩这里不是这样，至少在格林威治是这样。他到时会先来些啤酒，好保持耳聪目明，之后再来烈一点的玩意儿。快闪。装作什么都没看见，然后绕到后门溜出去。

“喂，”科克在他耳边说，“记得你报给我的股票名吗？”

“你说什么，哥们？”

“‘南非钻石’。‘联合公债’。它们连跌六天了。”

“别放，会涨回去的。”克拉伯完全言不由衷地说，然后小心翼翼退到大帐篷边缘。但就在他准备钻过一条帐篷缝隙时，一只手就抓住他肩膀，像转陀螺一样把他整个人转了过来。惊魂甫定后，他发现自己与一个便衣警察面对面。“搞什么……”克拉伯气得破口大骂——他是个小个子，痛恨别人摆布他身体。“搞什么……”但那警察已经摇了摇头，喃喃说着抱歉。他很抱歉，他说，他误以为他是另一个人。

不管莱尔本来是不是彬彬有礼的人，他现在都怒形于色。这趟行程让他极为恼怒。他痛恨摩托车，也痛恨前导车，两者的吵闹结合几乎超出他能忍受的限度。他也痛恨蓄意的无礼，不管那是冲着他还是冲着别人来的。他相信，他们现在所受到的对待，正是所谓蓄意的无礼。车子一在内政部的前庭停下，车门就被一队年轻人拉开。他们身穿皮夹克，一拉开车门就高声说道：“西布克龙先生要马上见你们！对，马上！请！”

“走快走慢我会自己决定，”被赶鸭子一样带往电梯去的布拉德菲尔德厉声说，“难不成你们敢命令我？”然后对莱尔说：“我会给西布克龙说去。简直像一队猴子。”

不过一走出电梯，布拉德菲尔德和莱尔的心情就平复了下来。那是他们熟悉的波恩：苍白、功能性的室内装潢，苍白、功能性的复制油画，苍白而未经上光的柚木家具；然后是白衬衫，灰领带，苍白得像月亮的脸。连布拉德菲尔德和莱尔在内一共是七个人。坐在西布克龙左右的两个人都是无名无姓的，而莱尔心想，他们说不定只是从楼下找上来凑数的。坐莱尔左手边的是中看不中用的礼宾司利夫；而他对面，也就是布拉德菲尔德右手边，是波恩的警察局长。莱尔凭本能就喜欢上他：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头，脸上的白斑就像是盖住皮革般肌肤上一个个弹孔的贴布。小包的香烟放在盘子上。一个表情严肃的女孩端来去咖啡因的咖啡，他们等她离开才开始说话。

西布克龙想干吗？这个问题，莱尔自早上9点接到他的简短电话之后就问过一百遍。

会议开始了，而就像每个会议一样，这个会议也是从阅读上一次会议的摘要开场。利夫以献媚的语调阅读摘要，就像他正在为接受一个奖章致词。他暗示说，这是一个极为幸福的场合。老警察局长解开身上绿色外套的扣子，点燃一根长长的荷兰雪茄，把它吸得像点了火的纸捻。西布克龙咳了几声，面有愠色，但老警察没理他。

“你对这份摘要没有异议吧，布拉德菲尔德先生？”

西布克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会微笑，而尽管这种微笑冷得像北风，但却是莱尔今天希望看到的。

“暂时没有，”布拉德菲尔德从容回答说，“但我必须看过书面文字才会签字。”

“没有人要求你签字。”

莱尔猛地抬头。

“请容我阅读以下的声明，”西布克龙宣布，“稍后会给你副本。”

那是一份相当短的声明。

他说，对于一小群示威者可能会对各使馆人身财产安全构成的威胁，外交使节团的团长和礼宾司利夫先生以及美国大使都已经交换过意见。西布克龙表示，他很遗憾额外的预防措施被证明是必须的，再说，他也宁愿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他说他已经得到外交使节团团长的保证，各使节团的领导者都会绝对配合联邦当局的措施。英国大使本人也已经表示了认同。西布克龙的声音带点尖刻，不寻常地近于愤怒。利夫和老警察都刻意看着布拉德菲尔德，脸上明白写着敌意。

“我深信你们一定会接受这个意见的。”西布克龙用英语说，把一份声明的副本放在桌上。

布拉德菲尔德没说什么。他从内袋里取出钢笔，扭开笔帽，仔细插在笔帽里，然后用钢笔尖一行一行读那份声明。“这是一份备忘录？”

“对。待会儿给你的副本会附有德文翻译。”

“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把它写成书面，”布拉德菲尔德态度轻松地说，“你知道得很清楚的，西布克龙，在这一类事情上，我们总是附和你的。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

西布克龙没理会这番讨好话。“你很清楚，卡费尔德博士对英国人的态度并不友好。这让英国大使馆陷于一个特殊范畴。”

布拉德菲尔德的微笑没有半点不自然。“我们不会注意不到这一点。而这正是我们要倚重你的：不让卡费尔德先生的情感表现在行为上。我们对你这方面的能力充满信心。”

“正是如此。所以我想你理应可以体会我对英国大使馆全体人员安危的关心。”

“路德维希，这声明算是什么？一份爱的宣言？”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近乎嘲弄。

西布克龙接下来的话说得很快，就像是扔下一份最后通牒。“我必须要请求你，在有进一步通知以前，所有领事级以下的英国大使馆人员都应该留在波恩。麻烦你告知他们，为自己安全着想，”——他再次念他面前的声明——“从今日起和在有进一步通知以前，他们在本地时间每晚11点以后都应该留在家里。”

五张苍白的脸透过团团烟雾打量他们。在片刻的混乱和困惑中，只有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像战场上的指挥官一样，毫不动摇。

他说：关于公众秩序，英国从世界很多地方的惨痛经验中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不愉快的事故往往是由过分铺张的预防措施所激发的。

西布克龙没有置评。

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尽管对西布克龙公私两方面的关怀深为感激，但他感到有责任提醒西布克龙，他反对采取任何会有引起外界误解之虞的动作。

西布克龙还是没说话。

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就像西布克龙一样，他本人对维持大使馆的士气也是负有责任的。在现阶段，他不能支持任何会让别人误以为大使馆在敌人面前畏缩的措施，更何况敌人几乎还没有开始推进……难道西布克龙乐于看到别人说他布拉德菲尔德连几个流氓都怕吗？

西布克龙站了起来，其他人随即站起来。他用微一颔首代替义务性的握手。房门打开，那些穿皮夹克的人快步把他们带到电梯。摩托车的怒吼声震耳欲聋。两辆奔驰车像赶鸭子一样把它们赶向车道。我们究竟干了些什么，莱尔纳闷，以致活该受到这种待遇？究竟是谁掷石头打破了老师的窗户？

快到英国大使馆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问布拉德菲尔德：“不会是跟昨天晚上的事有关吧？”

“没有任何可想像的关联。”布拉德菲尔德反驳说。他身体坐得笔直，表情僵硬，怒气犹存。

“不管西布克龙为什么这样对我们，”他补充说，更多是提醒自己而不是对莱尔倾吐心事，“他都是一根我不敢切断的线。”

“没错。”莱尔说，然后两人下了车。运动会刚结束。

大使馆礼拜堂位于一座树木扶疏的山丘上，在它更上方，大使馆给自己盖了个小小的市郊版萨里23。房子都是些舒适的股票经纪人房子，有大壁炉和多间已派不上用场的仆人房间，掩映在稀疏的女贞与金链花的后面。空气中颤动着英军电台的轻音乐声。毫无疑问是英国种的狗在长长的花园里漫步。人行道上停满英国使领太太们的敞篷小轿车。在这条小道路上，每逢温暖月份的每个星期天，都会上演一场比参赞处会议怡人得多的仪式。早上11点前的几分钟，狗会被召回室内，猫会被驱逐到花园去，然后头戴各色帽子、手提匹配皮包的太太们就会从十几扇前门走出来，尾随的是她们穿着称头星期日西装的丈夫。

没多久，一小群人就会聚在路上。有人会讲笑话，有人会笑。他们会焦虑地左右打量，看看有谁还没来。克拉伯夫妇会不会睡过头呢？是不是应该找个人打电话给他们？不用，他们终于来了。然后大伙会慢慢向山坡下面的教堂走去，女的走在前头，男的走在后头，双手插在口袋里。走到礼拜堂的台阶时，他们会停下来，微笑地看着在场等级最高的一位女士，等她先走。而她则会露出一点点惊讶的表情，踏上台阶，消失在绿色布帘后面。然后，其他人会陆续走上台阶，而相当偶然的，他们的先后顺序会和他们在大使馆里的身份完全一样，就像他们会在意这种事似的。

那个星期天早上，布拉德菲尔德如常在他漂亮太太海柔的伴随下，走入教堂，在他们一向坐的那排长凳上坐下。坐他们旁边的是蒂尔夫妇——基于事物的道理使然，蒂尔夫妇都是比他们先走进教堂的。布拉德菲尔德虽然理论上是个天主教徒，但却把参加大使馆的基督教礼拜视为铁的义务。在这件事上，他婉拒向自己的教会或良知请示。布拉德菲尔德夫妇是俊俏的一对。海柔的爱尔兰血统鲜明，赤褐色的头发在窗子照进来的阳光中闪闪发亮。在公开场合，布拉德菲尔德对太太都有一种特别的互动方式：既殷勤而又居高临下。在他们正后面，档案官梅多斯面无表情地坐在他金发和相当神经质的女儿迈拉旁边。迈拉是个漂亮的姑娘，但一群太太们却总是纳闷她那个拘谨的老爸怎么会容许女儿浓妆艳抹到这种程度。

在长凳上坐定后，布拉德菲尔德打开诗歌本（里面有些诗歌是他基于品位的理由规定不准唱的），翻找预定要唱的诗歌。然后他打量教堂四周，看看有谁缺席。没有。然而，就在他视线要移回诗歌本的时候，却看到荷兰参赞的太太（又是国际妇女会的副主席）万代隆格夫人从她的长凳上探身，带点歇斯底里的声音问别人：怎么没有风琴手？布拉德菲尔德望向风琴的位置，只看到空的椅子和放在上面的绣花靠枕。同一时间，他意识到教堂里因为没有音乐预奏声所形成的尴尬寂静，而这寂静又因为米基·克拉伯——今天凑巧轮到他当招待——关上一扇门时所发生的吱嘎声得到加强。布拉德菲尔德快速站起来，从过道往回走。站在唱诗班前排的钱宁·冈特——他是参赞处的警卫——看着他，神情紧张害怕。珍妮·帕吉特的坐姿直挺得像个新娘子，眼睛僵直地前望，除上帝的亮光外什么都没看见。密码员科克的太太珍妮特坐她旁边，心思完全是在想未出生的小宝宝。她先生人在大使馆里值班。

“黑廷死到哪儿去了？”布拉德菲尔德问，但只看了克拉伯的表情一眼就知道是白问。他走出教堂，往山坡上走了一小段路，推开通向圣器室的小铁门，然后没敲门就走了进来。

“黑廷没来，”他简略地说，“谁可以代他弹风琴？”

牧师是低教会派24的人，太太和四个小孩住在威尔士。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跟他一道来。

“他以前从不会缺席。”

“谁可以代他？”

“大概是码头关闭了。我听说外头很乱。”

“那他可以绕远路走桥上过来啊。他以前不也常常这样。有人可以代他吗？”

“就我所知没有。”牧师说，手指拨弄着他金色圣带的一头，心思遥远。

“那你打算怎么办？”

“也许有谁能起个音，”牧师犹豫地说，眼睛怔怔看着插在日历旁边的一张洗礼明信片，“也许这就是解决办法。钱宁·冈特是个很棒的男高音，他也是威尔士人。”

“很好，唱诗班必须有人带。你最好马上知会他们。”

“问题是，你看他们不会唱那些诗歌，布拉德菲尔德先生。”牧师说，“星期五晚上的唱诗班练唱他也没有来主持。看来他是不会来的了。我们得自己拼凑一下。”

走入外面的新鲜空气时，布拉德菲尔德看见梅多斯迎面而来。梅多斯静悄悄从女儿身边走开，尾随布拉德菲尔德走到教堂后面来。

“他消失了，”梅多斯说，声音平静得吓人，“每个地方我都查过。医院的病人名单里没有他。我找过他的医生，也去过他的住处。他的车还在车库里，牛奶搁着没有喝。自星期五起就没有人看到过他或听到过他的声音。连我女儿的生日派对他也没有去。他答应过要送她吹风机当礼物。他从不会失信，布拉德菲尔德先生，这完全不像他为人。”

有一刹那（只是一刹那），布拉德菲尔德的沉着看来不见了。他怒目圆睁瞪着梅多斯，然后往回走，样子像是决定不了要消灭自己的愤怒还是失望——就像不管是愤怒还是失望，都足以驱使他冲到礼拜堂，打开每一扇门，把这个消息吼着告诉悠闲自在地等在里面的每一个人。

“跟我来。”

就在他们才走进使馆的大铁栅门，还没有受到警察的盘查，就已经可以嗅出危机的味道。两辆军用摩托车停在前草坪。密码员科克等在前台阶，手里还拿着一本投资指南。一辆绿色的德国警用厢型车停在食堂边，蓝色警示灯闪个不停。他们可以听见无线电的噼啪声。

“感谢老天爷你回来了，先生。”麦克米伦说，“我派了值班司机去找你。他一定是在马路上跟你错过了。”

教堂钟声响彻整栋建筑物。

“有来自汉诺威的电话，先生，是总领事馆打来的。我并不是听得很清楚。游行失控了，先生；人们发了疯似的。他们攻击了图书馆，现在正朝英国领事馆而去。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搞的；比格罗夫纳广场的示威还要乱。我可以在话筒里听到人群的尖叫声，先生。”

梅多斯尾随布拉德菲尔德匆匆走上楼梯。

“你说吹风机？他要送你女儿一个吹风机？”

这是一种蓄意的不切题，一种蓄意的放缓，是投入战争前一种神经质的姿势。至少梅多斯是这样分析的。

“他特别订了一个。”

“不重要了。”布拉德菲尔德说，而当他就要踏入密码室的时候，梅多斯再一次向他说话。

“那档案不见了，”他压低嗓音说，“那个绿档案。自星期五起就不翼而飞。”

3　阿伦·特纳

那是近乎自由的一天：是你待在伦敦却可以遐想乡村的一天。在圣詹姆斯公园，提早报到的夏天已迈入第三周。沿着湖边，女孩子像一朵朵鲜花似的躺着，沐浴在五月一个星期天下午不自然的炎热里。一个管理员先前点了个火堆，燃烧的树叶味与车流的回声交织在一起。只有在湖心岛上晃来晃去的鹈鹕看来有什么地方要去，也只有阿伦·特纳看来是在赶路——他的大鞋子在沙砾上磨得嘎嘎响。这一次，就连湖边的女孩都分不了他的心。

他的鞋子是厚重的粗革皮鞋，滚边已重粘过几遍。他身穿一件有污渍的夏天外套，手上提着个有污渍的帆布袋子。他是个高大壮硕的人，金发，相貌平平而脸色苍白，有着登山家的宽肩膀和粗手指，而他的步伐像是缓缓向前推进的驳船——一种显眼、带侵略性、警察般的步伐，固执而不讲究技巧。他的年纪难于猜测。大学生会觉得他老，但只是觉得他比大学生老。他的实际年龄老得会让年轻人吓到，又年轻得会让上了年纪的人吓到。他的同僚从很久以前起就赖得再去猜他的年纪。大家只知道他是很晚才入这一行的（这不是个好征兆），从前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研究员。外交部的内部刊物对他语多保留。尽管这些刊物对外交部其他特纳的背景都会交代得巨细靡遗，惟独对阿伦·特纳的背景却是守口如瓶——就像是考虑过所有事实以后，它们觉得沉默才是最宽厚的做法。

“这么说把你也找来了，”从后面赶上他的兰伯特说，“卡费尔德这一次可真是把事情闹大了。”

“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当人墙？补破网？”

兰伯特是个个子小而精力旺盛的家伙，喜欢人家说他跟谁都处得来。他在西方司占据一个资深职位，并主持一支各级人员都可以参加的板球队。

他们开始爬“克莱武台阶”。

“你休想改变得了他们。”兰伯特说，“这是我的观点。这是一个多疑症病患构成的国家。总是想着有人会对他们不利，要在背后给他们一刀子。被迫害妄想狂。这是他们的毛病。”

他给特纳时间去附和他。

“我们整个部门都得来加班。包括女孩子。”

“老天，他们看来真的是吓到了。连后备队都用上了。”

“你知道这事情可以让我们在布鲁塞尔的希望泡汤的。犹如一记当头棒喝。要是德国内阁屈服于国内的压力，我们就没戏唱了。”他的语气像是在品味这样的前景，“那样的话，我们就得另找一个完全不同的办法。”

“我不认为找得到一个。”

“外相已经和他们的大使谈过话。我听说对方答应完全负担我们的损失。”

“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继续度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睡大觉。”

他们已经走到台阶顶部。印度的缔造者25一只脚漫不经心地踏在青铜基座上，眼神越过他们，心满意足地看着圣詹姆斯公园的林间空地。

“他们还把门开着，”兰伯特说，语气温柔，带着敬意，“还是照平常工作日一样谈判着。他们真的很拼命。”他的话没有获得回响。“好吧，到啦，先这样。”但马上又一脸狡猾地补充说：“对了，有一番说词对我们会很管用：把欧洲的其余国家团结在我们后面将可以抵抗纳粹的威胁。没有比跺军靴更能拉拢我们的老盟友的了。”说完这个，兰伯特带着不气馁的友善表情最后一点头，走进了大楼26主入口威严的阴影里。特纳凝视他的背影，把他的小身体与宏伟门廊那些托斯卡纳式的柱子对比了一下。特纳的表情中甚至有一点眷恋的味道，就像是他真的很想成为兰伯特这样的人：小个子，整洁，圆滑，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最后他终于回过神，继续走向大楼边上一扇较小的门。那是一扇脏兮兮的门，玻璃后头镶着块褐色的硬木板，写着：未经授权，不准入内。特纳花了一点点气力才把门推开。

“拉姆利先生要见你呢，”门卫说，“当然是等你抽得出一分钟空的时候啰。”

他是个脂粉气的年轻人，喜欢在大楼的某一边当班。“他特别问到你呢。哦，你都打包好了。要去德国是吧。”

他的短波收音机整天开着：有个记者正在汉诺威现场作实时报道，背后是阵阵像大海咆哮的人群咆哮声。

“听到这声音就知道你一定会受到很好的接待。他们已经在图书馆捣乱过，正在向领事馆进发。”

“他们午餐时间就在图书馆疯过。那是一点钟的事。警察在领事馆四周布下警戒线。有三重那么多。他们别想越雷池半步。”

“他们打算在广场里烧书，”门卫从后面大声说，“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我会的，那正是我他妈将要做的事。”他的声音极为平静，但传得很远；一种约克郡的声音，寻常得像杂种狗。

“他帮你订到了去德国的票。你问问旅游科就知道！是二等车厢的火车票。肖恩先生出差都是坐头等！”

推开办公室的门后，特纳看到肖恩懒洋洋地坐在桌子后面，他的近卫军夹克挂在特纳的椅背上，八颗纽扣被从彩绘玻璃折射过来的阳光照得闪闪发亮。他正在打电话。“他们得把一切必需品先给准备好，”肖恩说，用的是最温柔的声音，温柔得足以让最平静的人所说的话都显得歇斯底里。同样的话他显然已经说过好几遍，只因为考虑到对方头脑不好才再说一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所有当地雇员都得回家去，我们可不想德国公民因我们受伤而要负赔偿责任。告诉他们这个，再打给我。”“老天！”他挂断电话后尖声向特纳说，“你跟那家伙打过交道吗？”

“谁？”

“总务科那个光头小丑。负责各种具体细节那一个。”

“他叫克罗斯。”特纳把袋子扔到墙角。“他也不是小丑。”

“他是个神经病，”肖恩喃喃地说，失去了坚持的勇气。“我敢打赌。”

“那就别说出去，否则他们就会把他调来安全室。”

“拉姆利找你。”

“我不想见他，”特纳说，“我压根儿不想浪费时间。汉诺威是个D级单位。他们没有密码员，什么都没有。我去那里能干些什么？抢救他妈的皇家宝石？”

“那你为什么把袋子带来？”

特纳从桌上拿起一页电报。

“他们知道有这个游行已经几个月。从西方司到我们，没有人不知道。波恩的参赞处三月就报告过这事情。我们为什么不撤离人员？为什么不把小孩送回来？没钱，三等车厢的车票已经售罄。我猜就是这么回事。叫他们见鬼去吧！”

“拉姆利说要马上见你。”

“拉姆利也见鬼去吧。”特纳说，坐了下来。“看完所有数据以前我不打算见他。”

“不把他们送回来是政策。”肖恩接过特纳的论点。他一直认为自己被调到安全室来只是暂时的，就像是两次派遣中间的一趟休息。他也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熟悉政治事务的机会。“我们不容许在暴民面前表现出胆怯。再说，参加示威的毕竟是少数人。英国雄狮可不容许自己会被几个流氓的三脚猫把戏给吓到。”

“对啊，它不会给吓到的。它怎么会？”

特纳推开一份电报，开始看下一份。他读得很快，而且不费力气，眉宇间有一种学者的自信。他又根据某些他自己才知道的标准把电报归类为不同的一叠叠。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突然失去了矜持？”他问道，一面继续读电报，“为什么要把我们召来？是怕西方司那些小娃娃心里不平衡？到底他们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静一静？”

“因为那是德国。”肖恩软弱无力地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

“再掰啊。”

“只希望这事情没有坏了你的周末大计。”肖恩说，发出一声讨人厌的嗤笑声。他一向怀疑特纳的性生活要比自己的多姿多彩。

第一份电报是布拉德菲尔德发来的。上面标示着“急报”。发出时间是11点40分，交到值班柜台的时间是2点28分。电报中说汉诺威总领事已经把所有英国职员和家人召集到使馆区，也派了紧急代表与警方交涉。第二封电报是转述路透社在11点53分一则实时新闻的内容：示威者业已闯进英国图书馆；警察人数不足以维持秩序；图书管理员爱希女士的下落目前不明。

紧接着是另一封来自波恩的电报：“据北德电台报道，爱希女士已为暴民所杀。”但这封电文马上又受到另一封的否定：布拉德菲尔德在内政部的西布克龙先生的协助下（“我与西布克龙先生具有紧密关系”），已经成功与汉诺威警方取得直接联系。根据他们的最新评估，英国图书馆遭到了洗劫，它的藏书遭到公开焚毁。一些大型海报被贴出，上面写着些反英的标语：“德国农民是不会为你们的帝国买单的！”或“要吃面包自己烤，别偷我们的！”格尔妲·爱希女士现年五十一岁，住在汉诺威霍伦佐勒尔街四号。她在暴动中被示威者拖下两层石头楼梯，脸部受到拳打脚踢，示威者又逼她把图书馆里的书扔到火堆里。骑马的警察和镇暴工具正从邻近城镇调集中。

从一份档案（那是肖恩从档案科调出来的，上面有他的眉批），特纳读到了一些有关可怜的爱希女士的背景。她是个退休的老师，曾经为英国占领军工作过，也担任过英德会社汉诺威分社的秘书。她在1962年获颁国际交流贡献奖章。

“另一个倒大霉的亲英派。”特纳喃喃地说。

接下来是一封长而乱的电文，内容是一些电台和报章报道的摘要。特纳照样把它细细读了一遍。看来在场没一个人明白暴动是什么引发的，也没有人明白一开始群众是受到什么驱使而冲向图书馆。虽然示威游行如今在德国已属司空见惯，但这种规模的暴动却前所未见。德国政府对事态的发展表示了“深切关注”，而内政部的路德维希·西布克龙先生亦打破一贯的沉默，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情况确实有值得忧心之处”。当局作出了一个实时决定，那就是给整个联邦德国境内的官方和准官方英国建筑物增加额外的警力保护。英国大使在经过起初的犹豫以后，亦已同意对其人员实施自愿性的宵禁。

对于事故的来龙去脉，不管是警方、报纸还是学生代表本身的说法，都混乱得不能再混乱。有些人宣称暴动是自发性的，群众因为看到图书馆大楼有“英国”的字眼，受到刺激，便一拥而上。这是很自然的，他们说，因为布鲁塞尔谈判的最终结果近在眉睫，而“再造运动”的一贯政策是反欧共体的，也因此是反英的。另一些人则指天誓日说群众是看到信号——一条从一扇窗户向外挥舞的白色手帕——才会一拥而上的；有个目击者甚至说他看到一支火箭从市政厅后面升空，然后在半空爆炸，迸射出红色和金色的星星。有些人认为群众是主动向前冲，另一些则认为群众是被“人流”不由自主地卷着走。“那是由中心领导的，”一个资深警察报告说，“在中心部分移动以前，圆周部分本来是一动不动的。”但西部电台却认定“处在中心位置的示威者一直保持冷静。暴乱是由少数站在前头的流氓发动的，其他人只是被迫跟从而已。”看来只有一点是各种说法意见一致的，那就是事故是在音乐声最响的时候爆发的。甚至有一个女性目击者认为，那音乐声本身就是一个发动群众向前冲的讯号。

另一方面，《明镜》周刊的记者在北方电台接受访问时，却有一个详尽而不同的说法。他说，示威开始前一小时，有一辆灰色巴士把“三十个精壮的保镖”载到汉诺威的市中心，他们守在讲台四周，形成一个“保护圈”。巴士是以吕讷堡的迈尔先生的名义租的，那些保镖则部分是大学生，部分是年轻的农民。带头往前冲的人就是他们。由此可见，整个行动是由卡费尔德本人指使的。“那是一个公开的宣言，”那记者说，“表示从此以后，‘再造运动’会按自己的音乐迈进。”

“那个爱希，”特纳终于开口说话，“她有什么最新消息？”

“她跟预料的一样好。”

“有多好？”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好。”

“幸而不管爱希或图书馆都不是英国人的责任。图书馆是占领时期兴建的，占领一结束，它就被移交给了德国人。它既不是由土地所有者控制或全部拥有的。所以说跟英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么说，他们烧的是他们自己的书啰。”

肖恩愣了一下，然后咧嘴一笑。

“对，确实如此，”他说，“这是个有用的点子，我们甚至可以把它交给新闻科。”

电话响起，肖恩拿起话筒接听。

“是拉姆利，”他说，手盖住话筒，“门卫告诉他你来了。”

特纳置若罔闻。他在读另一封电报。是一封相当短的电报，只有两段。它的抬头写着“拉姆利亲启”，标示的等级是“紧急”。特纳读到的是副本。

“他要你接听，阿伦。”肖恩递过话筒。

特纳把电报念了一遍，接着再念一遍。然后走到铁柜前面，抽出一本没用过的黑皮小笔记本。他把笔记本塞入外套暗袋。

“你这个白痴，”他站在门边，静静地说，“为什么你总学不会自己读电报？我们要打点的是一个叛逃者，你却去张罗什么灭火器。”

他把那张粉红色的纸张举到肖恩面前。

“他们称之为有计划的离开。四十三份档案失了踪，没有一份是低于机密级的。一个属于最高机密的绿档案自星期五起就不见了。不可否认，这是有计划的。”

特纳没有理手上还拿着话筒的肖恩，大踏步走出走廊，朝他老板的办公室而去。他的眼睛是一个游泳者的眼睛，颜色非常淡，像是被无色的海水漂白过。

肖恩瞪着特纳的背影，心里想：当你向别的等级敞开心扉时，就总会是这种结果；他们抛妻弃子，在走廊里使用污言秽语，对一般的礼节不当一回事。他叹了口气，挂断电话，然后再次拿起话筒，打到新闻科去。我是肖恩，肖邦的肖，恩惠的恩。有关汉诺威的暴动，他想到一个很好的点子，说不定在记者会上派得上用场：那事情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德国人烧的只是他们自己的书……他心想这说不定还可以表现一下英国人的冷峻幽默感。对，肖恩，肖邦的肖，恩惠的恩。不谢，说不定我们可以找一天一起吃顿午餐。

拉姆利面前摊开着一个活页夹，他苍老的手按在上面，像双爪子。

“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外交部甚至没有他的名字。对我们来说，他是不存在的。他甚至没有经过安全审查，更不要说身家清查。我到人事部才挖到他的一些数据。”

“然后呢？”

“他有一点点异味。外国味。难民背景，是30年代移民来英国的。读农业学校，在皇家轻工兵服役，炸弹拆除小组。他是1945年跑回德国去的。当过临时的下士，在对德管制委员会待过。听起来像是那些战后回德国寻找机会的犹太人之一。占领时期的德国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有的成功了，有些则漂流到各领事馆去。他们有相当多人回流，有的消失在茫茫人海，有的则重新取得德国国籍。还有一些走上歧途。他们大部分都没有童年27，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啊，抱歉。”拉姆利突然说，脸几乎红了起来。

“他有搞出什么成绩来吗？”

“没有值得提的。我们查过他的近亲。他有一个叔叔住在汉普斯特德，名字叫奥图·黑廷。曾经形同他的养父。没有其他在世的亲人。他叔叔是制药的，但听起来更像郎中，卖的是一些狗皮膏药。他叔叔已经死了。十年前死的。从1941至1945年，他叔叔是英国共产党汉普斯特德分部的党员。曾经因为性侵害小女孩被判刑。”

“多小的？”

“这重要吗？利奥和他同住过一段时间。我怀疑老头就是那时候吸收他的……好对我们进行长期渗透。这很符合模式。又也许是后来有人重新提醒他他的身份。他们28从不放人走的。就像天主教一样坏。”

拉姆利厌恶宗教。

“他怎么能接近那些档案的？”

“不清楚。他的职衔是‘理赔和领事事务’——姑且不论那是什么意思。他有外交人员身份。二等秘书。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职位。没得升迁，没得调动，没有退休金。参赞处等于是给了他一个栖身之地。不算是个正式的外交人员。”

“好命的家伙。”

拉姆利没理这话。

“交际津贴是……”拉姆利瞧了瞧资料，“一年一百四十英镑，但得要用在招待五十多个客人鸡尾酒和三十四个客人吃晚饭上。都是要收据报销的。还真是少得可怜。他是在当地被雇用的，换言之是一个临时雇员。他已经干了二十年。”

“却留下十六年的事得我去做。”

“他在1956年曾经申请要和一个叫爱克曼的女孩结婚。玛格丽特·爱克曼。他们是在军中认识的。但他显然没有把申请贯彻下去。自此以后有没有结过婚，我们没有记录，不得而知。”

“说不定是他懒得申请了。那些失踪档案是关于什么的？”

拉姆利犹豫了一下。

“只是个大杂烩。”他敷衍地说，“一般性的大杂烩。布拉德菲尔德已经在清点，点好会开列一张清单。”门卫的收音机再一次在走廊里震天价响。

“什么样的大杂烩？”

“跟政策有关，”拉姆利说，“不属于你的领域。”

“你是说不能让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你无须知道。”他相当漫不经心地说。拉姆利的世界已经垂死，而他不希望任何人生病。“我必须承认他选择了一个下手的好时机。有那么多事情正在发生。说不定他只是随手往档案堆里抓一把，然后就跑。”

“纪律方面呢？”

“没有太多记录。他五年前在科隆跟人打了一架。夜总会的斗殴。大使馆千方百计把事情掩饰起来。”

“他们没有因此炒了他？”

“我们喜欢给人一次机会。”拉姆利继续埋头在档案里，但语气满是讽刺。

他六十岁或以上，声音沙哑，一身灰色：灰脸、灰西装，像只猫头鹰；背微驼，干巴巴。多年前他当过驻某个小国的大使，但仅只一任。

“你每天打电报向我报告。布拉德菲尔德会帮你安排。但别打电话，明白吗？直接通话不安全。”他合起活页夹。“我与西方司说好了，布拉德菲尔德也与大使说好了。他们让你去，只有一个条件。”

“他们真精。”

“绝不能让德国人知道。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不能让他们知道他跑了，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正在找他。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一直有一条裂缝。”

“要是他抱走的是危及北约安全的秘密数据怎么办？”

“这方面的事情不用你来担心。我给你的指令是轻手轻脚。不要蛮干硬干，明白了吗？”

特纳没说话。

“你不得骚扰或冒犯任何人。他们在那边有如走在刀口上，任何闪失都有可能让他们失去平衡。今天如此，明天如此，任何时间都如此。要是德国佬怀疑我们玩两手游戏，与俄国人有地下交易，那就更糟了。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想，就一切都毁了。”

“看起来我们和德国佬玩的一手游戏玩得很辛苦。”特纳说，借用了拉姆利的用语。

“大使馆现在真正放在心上的只有一件事，那既不是黑廷，也不是卡费尔德，更不是你。他们念兹在兹的是布鲁塞尔的谈判。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你最好记住，否则就会被扫地出门。”

“为什么不派肖恩去了？他圆滑得多。可以把他们迷得团团转。”

拉姆利推开横在桌上的一份备忘录——里面包含一些黑廷的个人特征。“因为你会找得到他而肖恩不会。这并不代表我仰慕你。你这个人会为了找到一颗橡子而不惜推倒一座森林。是什么驱策你的？你在寻觅什么？一些绝对真理？如果说有什么事是我最痛恨的话，那就是看到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跑去寻觅上帝。也许你需要的是尝一点点失败的滋味。”

“我尝得够多的了。”

“有你太太的消息吗？”

“没有。”

“你应该原谅她的。你以前不也原谅过她吗？”

“老天，你是在瞎猜，”特纳呼吸急促地说，“你以为你对我的婚姻知道多少？”

“一无所知。这也是为什么我有资格给你忠告。我只希望你不要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继续惩罚我们。”

“还有什么忠告吗？”

拉姆利打量他，就像个已经没有多少案子可办的老警长。

“老天，你真容易鄙夷别人，”他说，“你让我害怕。我就免费再给你个忠告好了。你最好是赶快喜欢人类，否则就来不及了。在你还没有死以前，你会需要我们的——哪怕我们只是二流。”他把一份文件塞到特纳手中。“走吧。把他找出来。但不要以为你是脱缰野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我是你，就会搭午夜班车，好在第二天午餐时间到达。”他一手遮额头，黄色眼睛向着阳光普照的停车场闪烁。“波恩是个雾蒙蒙的鬼地方。”

“如果可以，我希望搭飞机去。”

拉姆利缓缓摇头。

“你等不及了，对不对？你等不及要扑向他。唉，我真希望我有你的干劲。”

“你有过的。”

“给自己找件西装或什么像样的东西来穿吧。让自己看起来是有所归属的人。”

“但我不是有所归属的人，对不对？”

“你说不是就不是。”拉姆利说，不再在乎什么。“放低点身段吧。你们这种人已经因为自命不凡而受太多罪了。”

“有一件事你还没有告诉我。如果不能两者兼得，你最想要的是哪一样：人还是档案？”

“问布拉德菲尔德去吧。”拉姆利回答说，眼睛回避特纳的目光。

回到办公室，特纳打电话到太太住处。接电话的是她妹妹。

“她出去了。”她说。

“你是说他们还在睡觉？”

“你想要干什么？”

“告诉她我要出国。”

挂断电话时，他的心思再一次被门卫的收音机吸去。收音机的音量此时被开到最大。一位字正腔圆的女士正在读新闻简报。再造运动下一次的游行将会在波恩举行，她说；时间是本周五，离今天还有五天。

特纳咧嘴一笑。听起来有一点像是一个下午茶约。他捡起袋子，离开大楼，朝富勒姆而去。富勒姆以两样东西知名：供食宿的公寓和被妻子扫地出门的男人。

4　12月的续约

到机场接他的是莱尔。莱尔开的是一辆相对于他年纪而言略年轻了一点的跑车，它风驰电掣地在乡村公路上飞驰。虽然还是相当新的车子，但车身的烤漆在夹道的栗树中显得暗沉。时间是早上九点，但街灯还亮着。在他们两旁，平坦田野上的农舍和新建筑缭绕着薄雾，像是被大海抛到岸上的废船。雨滴刺针般打在面积不大的挡风玻璃上。

“我们在阿德勒饭店给你订了房间。希望合适。我们不是太知道你们这一类人员的住宿规格。”

“这些海报上说些什么。”

“啊，我们几乎已经不再读它们。统一……与莫斯科结盟……反美……反英。”

“真高兴知道我们还在大联盟里面。”

“我恐怕你碰上一个地道的波恩天了。有时雾还会再冷一点点，”莱尔继续欢快地说，“那时我们就会称之为冬天。有时会温暖一点，我们就喊它夏天。你知道人们是怎样形容波恩的吗？不是下雨就是平交道下陷。当然，两者经常是同时发生的。被雾封锁起来的孤岛，这就是我们英国大使馆的处境。这是个非常形而上的地方，真实相当程度上被梦境取代。我们活在不久的未来与不那么近的过去之间。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在这里待了一辈子。”

“你一向都有随从的吗？”

一辆黑色的“欧宝”跟在他们三十码后面。它既不加速也不减速。坐前座的是两个脸色苍白的男人，车头灯亮着。

“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至少是这么说的。我想你听过我们和西布克龙会面的事吧？”他们向右，“欧宝”跟着右转。“大使相当火大。但经过汉诺威的暴动后，他们现在当然是振振有词了：没有英国人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会是安全的。我们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不过说不定星期五之后警卫就会撤走。伦敦那边有什么新闻？我听说史蒂德得了利马的缺。”

“对，我们所有人都很兴奋。”

一个黄色路标指出离波恩还有六公里。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绕远路。现在进城和出城都很挤，有一些检查岗哨之类的。”

“我记得你说过卡费尔德对你们没有影响。”

“我们每个人嘴巴上都是这样说的。那是我们的宗教。我们被训练得把卡费尔德视为讨厌鬼而不是瘟疫。你会习惯的。对了，布拉德菲尔德有口信要我带给你。他为不能亲自接你感到抱歉，但他目前面对的压力相当大。”

车子急转弯转出大路，在电车轨道上颠了两三下，开进一条小路。偶尔会有一张海报或一张照片迎他们而来，又快速没入雾中。

“布拉德菲尔德的口信就是这些？”

“谁知道还有些什么问题。他想你大概想会先知道这个。掩护，你们是这样喊的吗？”

“我也许会这样喊。”

“我们那位朋友的失踪现已被普遍注意到，”莱尔继续以友善的语调说，“这是难以避免的。幸而汉诺威的事件转移了人们的视线，让我们来得及修补几个破洞。对外，劳利的说法是黑廷请了事假。他没有公布细节，只暗示黑廷碰到一些私人麻烦。资浅人员爱怎样想就怎样想：精神崩溃，家庭烦恼；就让他们造他们的谣去。布拉德菲尔德在今天早上的会议上宣布了他的处理方式，我们全都支持他。至于你……”

“怎样？”

“我们打算说你是来这里进行一般性的安全检查。你觉得怎样？在这个危机时期，听起来很有说服力。”

“你跟他熟吗？”

“黑廷？”

“对，你跟他熟吗？”

“大概算熟，”莱尔说，在一盏红绿灯前面停下车来，“但我想应该让劳利先跟你谈谈。说说看我们可爱的约克老爷们有什么新闻？”

“你在说谁？”

“我好抱歉，”莱尔不自在地说，“这是我们这里给内阁取的称呼。我真是够蠢的了。”

他们接近大使馆了。当他们往左拐开进大使馆的车道时，黑色的“欧宝”从后面慢慢驶过，就像个看着小孩安全过了马路的老保姆。大堂里一片混乱。公文信使、记者和警察人挤人。一道橘色的铁栅栏封住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莱尔快步把特纳带上二楼。值班柜台一定有人已经打电话向布拉德菲尔德报告了这件事，因为当他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布拉德菲尔德已经站了起来。

“劳利，这是特纳。”莱尔说，就像没什么事他可以做似的。离开时他细心地带上门。

布拉德菲尔德是个结实、自制的人，浅颧骨，保养得很好，不然，以他的年纪，不可能睡那么少还撑得住。然而，过去二十四小时的紧绷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记号：他眼角处出现了不常看到的细淤痕，脸色苍白得不自然。他不发一语地打量特纳：攥在一只大手里的帆布袋子，邋里邋遢的淡黄褐色西装，不退让、尊卑不分的五官。有片刻光景，不由自主的怒气看似就要从布拉德菲尔德身上爆发，让他惯有的沉着备受威胁。那是一种审美上的愤怒，愤怒为什么在这个非常时候竟然会有这样一个刺眼而不协调的人出现在他面前。

特纳听得到走廊外面忙碌的低语声、踏踏的脚步声、打字机的快速喀哒声和密码机的幽幽搏动声。

“在这个麻烦时期能够有你来帮忙真好。那袋子由我代劳吧。”他接过帆布袋子，把它随便扔到椅子后面。

“老天，好热。”特纳说。他走到窗前，两肘靠在窗台上，凝视外面。在他右手边的极远处，是柯尼希斯温特的七峰山，它们披着一层薄云，在无色天空的衬托下，像是歌特式的梦境。在它们下面，特纳隐隐看见呆滞的水光和一些静止船舶的影子。

“他住在那边，对不对？柯尼希斯温特？”

“我们在河对岸有两三栋租来的宿舍。它们的需求量从来不高。要从码头过河是一桩麻烦事。”

在饱受践踏的草坪上，工人正在拆解大帐篷，两个德国警察在一旁看着。

“我猜你们在处理这一类案子时，都有些例行性的程序吧。”布拉德菲尔德对着特纳的背说，“你告诉我们你需要些什么，我们会尽所能提供给你。”

“好的。”

“密码员有一个日间休息室，你可以使用，不会受到打扰。他们已经得到指示，不需要谁的批准就可以给你发电报。我也交代了档案库做一份失踪档案的清单。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的话，我深信莱尔一定会尽所能提供给你。至于社交方面……”布拉德菲尔德犹豫了半晌，“我要邀你明天晚上到我家里用餐。我深信莱尔会借你一套晚礼服。”

“有好些例行性的程序。”特纳终于回答说。他弯身靠在暖气炉上，打量房间四周。“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事情应该简单得要命。问问警方。查查医院、疗养院、监狱、救世军旅馆。把他的照片散发出去，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然后我会亲自去找他。”

“去找他？去哪里找？”

“从其他人那里去找。从他的背景去找。查他的动机、政治上的联系、男朋友、女朋友、有接触的人。查任何涉入的人：知情的人、半知情的人、只知道一点点的人。查是谁帮他跑路的，他见过谁和在哪里见过；查他是用什么联络方法，有哪些藏匿点、接头点，他计划这件事情已经有多久……也许还有必要查是谁掩护他的。这就是我的方法。然后我会写一份报告，指出该负责的人，制造一些新的仇家。”他继续打量房间，看来，在他清澈、莫测高深的眼睛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清白的。“这是其中一种例行程序。当然，它只适用于和我们友好的国家。”

“你提到的大部分方法在这里都是相当不能被接受的。”

“哦，当然。拉姆利已经提醒过我了。”

“也许在你有所行动以前，我应该再提醒你一遍。”

“请便。”特纳说，态度可说是故意要惹人生气。

“我猜在你们的世界，秘密是最重要的。它们比任何事都重要。凡保密的就是你的朋友，凡泄密的就是你的猎物。但在这里，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以目前的情况为例，政治的考虑要远重于安全的考虑。”

特纳突然咧齿而笑。“一向都是这样的，”他说，“这正是让人惊讶之处。”

“在波恩这里，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不惜代价保持德国政府对我们的信任和友善。巩固他们不理会选民越来越高批评声浪的决心。联合政府生了病，最小的细菌都有可能会要了他的命。我们的任务是宠这个残疾人。安慰他、鼓励他和有时恐吓他，然后向上帝祈求他会至少活到我们加入欧共体为止。”

“好感人的画面，”特纳再次看着窗外，“我们只有一个盟友，但他却是个瘸子，需要拐杖搀扶。欧洲两个病号互相搀扶着彼此。”

“不管你喜欢与否，这不巧就是事实。情形就好比打桥牌。我们手上都是烂牌。我们的信用用尽了，我们的资源是零。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指望搭档。我们向他微笑。为了回报我们的微笑，他会叫牌和主导大局。那笑容是我们惟一的筹码。英国政府与德国联合政府的全部关系就是靠这个笑容维系。我们的处境就是这样的脆弱微妙。我们与欧洲未来的关系再过十天就要决定了。”他暂停下来，显然是预期特纳会说话。“卡费尔德会选择下星期五在波恩游行并不是巧合。到了星期五，我们在德国内阁里的朋友就得决定是要屈服于法国的压力还是信守对我们的承诺。卡费尔德憎恶欧共体，一心想要拥抱东方。短期内他会向巴黎倾斜，但长远来说却会向莫斯科倾斜。通过在波恩游行示威和加快运动的节奏，他是蓄意在最关键的时刻向联合政府施压。你跟得上我的话吗？”

“这么简单的话我还听得懂。”特纳说。有一幅女王的彩色照片悬挂在布拉德菲尔德的正上方。她的王冠无所不在：在蓝色的皮革椅子上，在银烟盒上，甚至在会议桌那些便条本上。就像是女王陛下曾经坐头等舱来过这里，回程时留下大堆免费礼物。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求你要以尽可能迂回的方式行动。波恩是一座村庄，”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是一座村庄内的一个国家。在这里，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得到东道主的信任更重要。有迹象显示，我们已经得罪了他们。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的态度在过去四十八小时明显变冷淡。我们受到监视，我们被监听，甚至我们想要联络上各政府部会里的熟人也变得极端困难。”

“好吧，”特纳说，他已经听够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还有呢？”

“还有是，”布拉德菲尔德厉声说，“我们都知道黑廷可能是什么底细。这不是没有先例。他的阴谋越大，可能会引起的尴尬就越大，会动摇德国人信任感也越大。我们来做个最坏的假设。如果可以证明——我没有说一定可以，但有一些迹象是这样显示的——如果可以证明，因为黑廷的缘故，这些年来我们最重要的秘密——大都是英德间的共同秘密——一直都外泄到俄国人手里，又如果这件事情曝光，那么，维系我们在这里的信用的最后一条线就会被切断。等一等，”他把身体坐得笔直，英俊的脸庞流露出不是滋味的表情，“先听我把话说完。在这里有某些东西是在英国没有的。那就是一个反苏同盟。德国人对它是很认真的，如果嘲笑它，我们就是自取灭亡：它仍然是我们进入欧共体的门票。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都把自己装扮得像个穿着闪亮甲胄的护卫者。我们也许会破产，我们也许会央求贷款、现金和贸易；我们也许会偶尔……重新解释我们对北约的承诺；当枪炮声响起，我们也许会把头埋在毯子下面；我们的领袖也许会像他们的领袖一样没出息……”

这一刻，特纳从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中听出些什么呢？自我憎恶？对走向衰败的无可奈何？布拉德菲尔德的样子就像个试过各种药方，不想再多看一个医生的病人。有片刻时间，他们之间的鸿沟合了起来，而特纳仿佛是听到他自己隔着一层波恩薄雾在说话。

“尽管这样，以大众心理学的用语说，我们仍然拥有一笔没有说出口的大本钱：一旦野蛮人从东方杀过来，德国人就会需要我们帮忙。到时莱茵军会在肯蒂什山匆匆集结，而英国的独立核威慑力量就会上位。现在你看得出来，如果黑廷落在像卡费尔德这样的人手中，会有什么后果了吗？”

特纳从内袋拿出他的黑色笔记本。打开它的时候，笔记本尖声地喀喀响。“不，我看不出来。目前还看不出来。你不希望他被找到，你希望他消失。如果你有办法，就不会找我来。嗯，我想要你知道：从来没有人这么早就警告我别乱来。老天，我几乎还没有坐下来呢。我几乎还不知道他的全名。你知道吗，我们在伦敦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外交部甚至没有他的名字。他有可能是被绑架的。有可能是被一辆巴士碾过，或者和一个妞儿跑到哪里去了。但看看你，你马上就认定他是个间谍。这样的话，他可说是我们历来认定得最快的间谍。所以他到底偷了些什么？有什么是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布拉德菲尔德想要插嘴，但特纳硬是不给他机会。“还是说我不应该问？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让任何人为难。”

他们隔着几个世纪的猜疑互相凝视：特纳聪明、凶猛而粗野，有着暴发户的倔强眼神；而布拉德菲尔德虽然处于下风却不退缩，他字斟句酌，措辞精准，要靠自己的才智扳回一城。

“我们最机密的档案不见了。它在黑廷失踪的同一天消失。它涵盖过去六个月以来我们和德国人最敏感的谈话，有正式的，有非正式的。基于一些你不需要知道的理由，假如它们被披露，我们在布鲁塞尔的谈判就会泡汤。”

特纳起初以为耳朵里的嗡嗡声是飞机引擎声的余音，过一下子才意识到那是马路传来的车流声。波恩的车流声就像雾一样遥远。凝视窗外时，他心里一凛，蓦地想到从现在开始，他看到或听到的什么都不会是清晰的了：他的五官将会被让人厌烦的热与离形去体的声音所拥抱和淹没。

“听着，”他指着他的帆布袋子说，“我是个流产师。你不想用我但又不得不用我。你想我把手术做得干净利落又没有后遗症，是不是这样？好吧，我会尽我所能的。不过，在动刀以前，我们先来数数一二三四五吧。好吗？”

教义问答开始了。

“他单身？”

“对。”

“一直都是单身？”

“对。”

“一个人住？”

“就我所知是这样。”

“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

“星期五早上的参赞处会议。就在这个房间里。”

“之后就没看到？”

“我听说出纳见过他。也许还有其他人见过他，但我不方便东问西问。”

“有其他人员失踪吗？”

“没有。”

“你有清点过一遍吗？”

“这里天天都有人休假；没有人会未事先请假就缺席。”

“那为什么黑廷不请假？他们一般都会先请假的。可以叛逃得轻松自在。”

“我不知道。”

“你们走得近吗？”

“当然不近。”

“他的朋友怎么样？他们怎么说？”

“他没有值得提的朋友？”

“有不值得提的朋友吗？”

“就我所知，他在大使馆里没有走得近的朋友。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们有熟人，但朋友寥寥无几。这就是大使馆的生态。社交应酬太多了，我们都学会珍惜私人空间。”

“他有德国人的朋友吗？”

“我不晓得。他一度和哈利·普兰什科相熟。”

“普兰什科？”

“我们在德国国会里有一个对头：自由民主党人。普兰什科就是他们之中最多姿多彩的一个。他和黑廷从前很有交情，不单只是同行的伙伴29。档案里记载他们曾经是好朋友。我们都会把可能有用的关系人登记在案。我相信他们是在占领时期认识的。有一次我例行性地问起他关于普兰什科的事，他说他们已经没有来往。关于普兰什科，我能告诉你的就只有这些。”

“他一度跟一个叫玛格丽特·爱克曼的女子订婚。这个哈利·普兰什科被指名为品德信誉见证人。”

“那又怎样？”

“你从没有听过爱克曼这个名字？”

“我对这名字没印象。”

“玛格丽特呢？”

“我从未听说他订过婚，也从未听过那个女人的名字。”

“他有什么嗜好？摄影？集邮？当香肠族？”

特纳一直在写东西，样子就像填一张表格。

“他对音乐有兴趣。他在礼拜堂里弹风琴。我相信他也收集了很多唱片。这一点你最好问问资浅人员。他跟他们比较谈得来。”

“你去过他的住处吗？”

“一次。是去吃晚餐。”

“他来过你家吗？”

布拉德菲尔德思考了一下子，让对答的节奏中断了片刻。

“一次。”

“是吃晚餐吗？”

“是喝酒。他不是参加晚宴那种料。如果这话冒犯你的社交本能的话请见谅。”

“我没有什么社交本能。”

布拉德菲尔德并没有显得惊讶。

“但你还是到他家吃了晚餐，对不对？我是说你给了他希望。”他站起来，像只老是被光吸引的大飞蛾那样，再次慢走到窗前。“你有他的档案吗？”他的声音，就像是受到了布拉德菲尔德的感染。

“只有账单、年度工作报告和军方出具的一封推荐信。全都是很公式化的东西。你想看可以看。”见特纳没有回答，他又补充说：“我们很少会保留临时雇员的材料；他们的离职率很高。黑廷是个例外。”

“他在这里待了二十年。”

“对，正如我说的，他是个例外。”

“而且从来不用接受安全审查。”

布拉德菲尔德没说什么。

“在大使馆待了二十年，大部分时间待在参赞处，却从未接受过安全审查。连名字也没报到伦敦。真够让人吃惊的了。”

“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全都以为他已经接受过审查。他是从对德管制委员会过来的，我们很自然认为他已经通过某种安全标准。”

“但你对其他人却不是这样的。”

大帐篷已经拆除。两个像无家可归的警察在灰色的草坪上踱步，湿答答的皮革长外套下摆在靴子边摆动。这是个梦境，特纳心想，是一个吵闹、讨厌的梦境。“波恩是个非常形而上的地方，”莱尔怡人的声音在他耳边提醒他，“真实相当程度上被梦境取代。”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吗？”

“我不会阻止你。”

“你从一开始就警告我别乱来。这没有什么不寻常的，这样的人我见多了。但其余的部分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没有想法。你和我见过的其他叛逃者上司都不一样。你不恐慌，对他的动机没有推测。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是为你工作的。你了解他。但现在你却告诉我他是间谍，说他偷了最重要的档案。他被说成垃圾。你们有人失踪都是这个样子的吗？事情都是这么容易打发的吗？”他等着布拉德菲尔德回答。“让我来帮你想一个理由如何？‘他在这里工作二十年了。我们心里都信得过他。现在还是这样子。’这个理由怎么样？”

布拉德菲尔德没有说话。

“我再想一个。‘自从那天晚上跟他讨论过马克思以后，我就对他起疑。黑廷吞了一颗橄榄却没有把核吐出来。’这个会不会好一点？”

布拉德菲尔德依然没回答。

“你看，这是很不寻常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把他说成小角色。你形容他不配参加你家的晚宴。你忙着撇清。你把他说成人渣。你指控他是叛徒。”

特纳以他淡色、猎人般的眼睛望着布拉德菲尔德；他等着他动一下或比划一个手势，又侧着头等待风。但什么都没有。“你甚至懒得去推测他为什么这样做。你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就像你乐于判他死刑。”

“我不认为你的工作应该由我来做，”布拉德菲尔德冷冰冰地说，“或我的工作应该由你来做。”

“卡普里岛。这个怎么样？他带马子去了卡普里岛。他趁大使馆一团乱，偷走一些档案，拿去卖给捷克人，然后带马子去享受人生。”

“他没有马子。”

“爱克曼。他去找她。说不定普兰什科跟他们一道。两男伴一女。新郎，男傧相，新娘。”

“我告诉过你，他没有女人。”

“哦，这么说你跟他很熟啰？我的意思是，有些事情是你知道的：他是个叛徒，而且没有马子。”

“他没有女人是人尽皆知的事情。这个回答让你满意吗？”

“他也许是个同志。”

“我很肯定他不是。”

“那是突然迸出来的。到我们这把年纪，人都会有点疯，对不对？是男性更年期搞的鬼，你看这个推理如何？”

“这是个荒谬的假设。”

“是吗？”

“就我所知，是。”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特纳的声音则仅仅比喃喃自语高一点。

“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对不对？他有经手钱的事吗？”

“有，但我们没有不见了钱。”

特纳转身对着他。“看，”他说，眼睛闪着得意的光芒。“你查过。你猜测过他的动机。”

“也许他只是跳到河里去了。”特纳又提出一个假设，眼睛仍然盯着布拉德菲尔德。“没有性生活，他日子要怎么过？不如跳河算了。你看这个假设如何？”

“荒谬。”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单身，性就是惟一的安慰。我不知道别人能忍多久，我自己就忍不了多久，顶多两三个星期就会受不了。如果你是单身，性就是惟一的真实。这只是我的猜想。当然，有政治信仰是例外。”

“政治？黑廷？我不认为他一年会看报一次以上。在政治的事情上，他是个小孩子。一个低能儿。”

“他们常常是这样的，”特纳说，“这正是让人惊讶的地方。”特纳再次坐下，跷起二郎腿，背往椅背上靠，样子像是准备追忆往事。“我从前认识一个人，他因为在地铁里没有位子坐而情绪失控。我想这一类人比信奉圣经的人还容易走极端。会不会这就是他看不开的地方：没资格参加你家的晚宴？他毕竟只是个临时雇员，不是吗？”

布拉德菲尔德没有回答。

“半个德国佬。他从不谈政治吗？”

“从不谈。”

“你感觉到他有政治倾向吗？”

“没有。”

“没有过突然短路的时候？”

“没有。”

“科隆打架那件事呢？”

“什么打架？”

“五年前他在夜总会被人痛扁了一顿，躺了六星期医院。大使馆企图隐瞒这事。”

“那时我还没有上任。”

“他喝酒喝得凶吗？”

“就我所知不凶。”

“会说俄语或是学过俄语吗？”

“不会。”

“他休假都做些什么？”

“他很少要求休假。如果休假，就我所知大多是待在家里。他对园艺看来有些兴趣。”

有好一阵子，特纳毫不掩饰地搜索布拉德菲尔德的脸，想要搜索出他还不知道的事情。

“他没有到处晃，”他说，“他不是同志。他没有朋友，但又不是隐士。他没有经过安全审查，而你又没有他的相关资料。他是个政治白痴，却又有办法把你最重要的档案弄到手。他从不偷钱，他在教堂里弹风琴。他对园艺有点兴趣，又爱邻人如己。是这样吗？他不是任何正面或负面的东西。老天爷，那他到底是什么？大使馆的太监？难道你一点想法都没有吗？”特纳用嘲讽的语气说，“难道你就不能行行好，帮帮我这个孤单可怜的调查员？”

一条表链垂在布拉德菲尔德的背心上，粗细不超过一条金线。那是一个尽忠职守公仆的小小标记。

“你似乎刻意把时间浪费在一些不切题的事情上。我没时间也没有兴趣玩你那个迂回曲折的游戏。黑廷虽然职位不高，他的动机也许晦涩不明，但不幸的是，过去三个月以来，他有相当多的机会接触到机密信息。我建议你与其浪费时间猜测他的性倾向，不如注意一下他偷了些什么。”

“偷？”特纳轻声重复，“好有趣的字眼。”他把这个词用大写字母写在笔记本其中一页顶端，故意写得又长又拙。波恩的天气已经在他身上留下标记：一些暗色汗渍出现在了他不体面的薄外套上。

“好吧，”他突然暴躁地说，“我是在浪费你的时间。现在让我们从头开始，看看你为什么会爱他爱得要命。”

布拉德菲尔德端详自己的钢笔。如果你不是因为爱荣誉多些，特纳的表情说，你一样会是个男同志。

“从你的观点告诉我，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是怎样的人。”

“我刚来的时候，他惟一的职责是处理德国平民对莱茵军的索赔要求。坦克有时会碾坏农作物，流弹有时会超出射程，演习有时候会杀死牛羊。自从大战结束以后，理赔事务在德国就蔚为一门大产业。在我接任参赞的两年半前，他开始分到一杯羹。”

“你是说他是个专家。”

“你可以这样说。”

“听你这样说，我忍不住喜欢他。”

“总之，索赔是他的专长。他们一开始找他进大使馆，就是为了这个。他对这工作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在不同单位做过这样的事很多年。首先是在对德管制委员会，然后是在军队。”

“那他之前是做什么的？他早在1945年就来了德国。”

“他当然是以军人的身份来德国的。下士之类的。然后他的身份就转为民职人员。我不知道他负责哪方面的工作。我想战争部可以告诉你。”

“他们不能。我甚至到对德管制委员会的老档案库去查过。所有东西都封存了起来。他们说要找出他的档案得花几个月时间。”

“不管怎样，他都选了个好工作。只要英军一天驻守德国，演习就不会停止，而德国平民就会有赔偿的要求。你可以说他的工作虽然冷门，却是得到我们欧洲驻军的保障。”

“老天，你知道有多少银行会愿意贷款给这种人？”特纳突然说，带着一个有感染力的微笑。布拉德菲尔德没理他。

“他完全胜任，应该说比胜任还胜任。他对法律略知一二，不知是哪里学来的。德国的法律和军事法律他都懂一些。他是个有学习细胞的人。”

“他是个贼。”特纳提醒他自己说过的话。

“如果有疑问，他就会请教大使馆的法律参事。当德国农民和英国军队之间的调解人不是人人做得来的，既要安抚得了双方，又要能摆平得了报社记者。那需要一些能耐。他有这个能耐。”布拉德菲尔德说，然后又语带不掩饰的藐视补充一句，“在他那个层次，他是个谈判高手。”

“在你的那个层次他就不是？”

“谁都不是。”他选择回避特纳的暗讽。“工作上他是个独行侠。我的前任认为让他单独行事是最好的，我上任之后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他会在参赞处挂名，是为了让他受到一些纪律上的约束，别无其他。他早上都会参加参赞处会议。他很准时，从不制造麻烦。我想他在某种程度上被大家喜欢，受到信任。他的英语从不完美。他的交际手腕在某个范围很施展得开：主要是对一些歧视性不强的大使馆。听说他跟南美洲国家的大使馆很熟。”

“他的工作需要出差吗？”

“常常，而且会去很多地方。整个德国都会去。”

“一个人去？”

“对。”

“而他对军队也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可以拿到演习报告，他知道他们的驻防地点、兵力多寡，等等，对吗？”

“他知道的远远不只这些。很多演习都是盟国间的联合演习。有一些演习会测试新武器。因为它们一样会导致破坏，所以他也有责任知道它们的威力有多大。总之他可以得到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信息。”

“包括北约的信息？”

“主要是。”

“他做这工作多久了？”

“应该从1948或1949年就开始。我没查过档案，精确年月说不上来。总之是从英国一开始赔偿平民的损失就开始。”

“也就是干了二十一年，加或减一点点。”

“那是我的估计。”

“对一个临时雇员来说，这可是不短的时间。”

“我可以继续说下去吗？”

“可以，当然可以，请说。”特纳客气地说，心想：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去跳楼。

“我接任的时候就是这情况。他是个约聘人员，每年都要重新续约。他的合约每年十二月就会到期，需要重签，而每次都会获得批准。直到十八个月前一直是这样子。”

“也就是莱茵军撤走的时候？”

“我们宁可说莱茵军是被调到北约在英国的战略预备队去。你不要忘了德国人至今还在分摊莱茵军的军费。”

“我会记住的。”

“不管怎样，莱茵军撤走以后，英国在德国的军力就只剩下个空架子。撤军的决定来得相当突然，我记得我们人人都吓一跳。那之前，英德双方对军费分摊的问题就有过争论，明登的莱茵军也出现过一些暴动。‘再造运动’当时已经开始，那些学生变得越来越吵，莱茵军成了他们做文章的好题目。撤军是由最高层作出的决定，连大使也没有与闻。命令下达后，莱茵军一个月内就撤走了。那时候我们都在东削减西削减。伦敦方面下达一大堆指令。他们把东西扔掉，称之为节约。”特纳又一次瞥见布拉德菲尔德的满肚子怨气。

“而黑廷没受到影响。”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他很懂得看风向。”

“他仍然是个临时雇员？”

“当然。如果说他曾经有过转正职的机会的话，那这种机会至此已快速流失了。莱茵军要撤走的消息一确定，他的离职通知就等于是贴在了墙上。单是这个原因，我就觉得给他任何永久性的职位安排是错误的。”

“哦，这样，”特纳说，“我明白了。”

“你当然可以说他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布拉德菲尔德反驳说，“你还可以说他缺钱缺得要命。”尽管他可能已稍加克制，但这指控还是像污点一般清晰。

“你说过他负责管一些钱。”特纳说。

“他偶尔会帮军队转交支票。他是个邮箱，就这么多。他是个中间人。军队给他钱，他交给农民，收取收据。我会固定查他的账户。你知道，军队的查账官是出了名疑心重的。没有你可以上下其手的机会。整个系统是滴水不漏的。”

“哪怕对黑廷也是滴水不漏？”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另外，他看起来总是过得很宽裕。我不认为他是个贪婪的人，我没有这种印象。”

“他的生活开销有超过他的能力许可吗？”

“我怎么知道他的能力许可在哪里？不过以他在这里的收入来说，我想他的生活开销是超过能力许可的。他在柯尼希斯温特的房子非常大，显然不是他这个等级的人住得起的。我猜他在那里维持一定的生活排场。”

“明白。”

“昨晚我查了查他失踪前三个月提了多少钱。在星期五的参赞处会议之后，他一共提了七十一英镑四便士。”

“好怪的数目。”

“正好相反，那是个很合逻辑的数字。星期五是这个月的第十天，所以他领走的恰恰是这个月薪水和津贴的三分之一——扣掉税金、保险费和私人电话之后的。”他顿了一下。“他有一个方面是我迄今没有强调的：他是个很谨慎的人。我至今未逮到他说过一句谎。决定要走以后，他只拿走他应得的，没有多拿。”

“有些人会称之为高尚。”

“不偷钱就是高尚？我则会称之为表面工夫。他既然懂法律，或许会想到，如果他偷钱的话，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报警找他。”

“老天，”特纳瞪着他说，“你连一点点品行分数都不愿意给他。”

这时，布拉德菲尔德的私人助理皮特小姐把咖啡端了进来。她是个不太施脂粉的中年女人，表情严肃，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她看来已经知道特纳什么来路，因为她用来瞥他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鄙夷眼神。特纳高兴地意识到，她最看不顺眼的是他的皮鞋，而他想：拜托你，鞋就是要这样穿的啊。

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莱茵军一下子就撤走，让他没有了工作。这就是症结所在。”

“而且再也没办法接触到北约的军事情报？你是这样说的。”

“那是我的假设。”

“哦。”特纳说，装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在笔记本里写上“假设”两个字，仿佛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词汇量。

“莱茵军撤走那一天，黑廷进来找我。那是十八个月前的事，距今时间不长，所以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陷入沉默，被自己的回忆所击打。

“他好渺小，”他终于说，语气轻柔，与他的一贯语气相当不一样，“你明白吗？好轻量级。”这一点看来仍然让他感到惊讶。“站在现在，我们很容易会忘了他从前有多么地微不足道。”

“他再也不会微不足道了，”特纳毫不忌讳地说，“这一点也许是你得去习惯的。”

“当时他走进来，脸色比较苍白，但除此没有别的异样。他坐在那边那张椅子里。椅子上的靠枕就是他的。”他冷冷一笑，“靠枕是他的地盘标记。他是参赞处里惟一有保留座的人。”

“也是惟一有可能会失去它的人。那靠枕是谁绣的？”

“我完全不知道。”

“他有管家吗？”

“就我所知没有。”

“唔。”

“他没有说任何关于自身新处境的话。我记得当时大家都在档案库里听收音机转播。部队正在哨子声的催促下登上火车。”

“那对他来说可是一个极具意义的时刻。”

“应该是这样。我问他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这个嘛，他说，他想当个有用的人。他注意到加韦斯顿的压力很大，被柏林的扰攘和汉诺威的学生和各种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因此他想说不定他可以为加韦斯顿分忧。我告诉他，他是没有资格处理内部事务的，只有参赞处的固定人员才有这资格。不，他说，他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没有一分钟有过这种非分之想。他只是想他说不定可以分担加韦斯顿一两件零碎活，比方说处理英德会社的事务——当时英德会社形同冬眠状态。还有‘遗失人口’30。这听起来有道理，我不得不同意。”

“所以你就说了‘好’。”

“我同意了。当然只是权宜性的。一个过渡性的安排。我预估到了12月他合约期满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离职通知，在这以前，他可以用他找到的任何工作来杀时间。我会听他的无疑是愚蠢之极。”

“我没这样说。”

“不需要你说。我给了他一寸，他就拿走了一尺。一个月不到，他就把参赞处所有鸡毛蒜皮的杂事全揽到身上：协同寻找遗失人口，处理诉愿书，安排官方出访事宜，接待突然来到的访客，过滤辱骂信、恐吓信或任何压根儿不应该送进参赞处的东西。接着他又把长才伸到社交领域。礼拜堂、唱诗班、膳食委员会、运动委员会。他甚至搞了个国民储蓄会。这期间，他要求我给他使用“领事事务”的头衔，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同意了。你知道，我们这里是没有领事事务的，那全归科隆的领事馆管。”他耸耸肩，“就这样，到了12月，他又让自己变成一个有用的人，于是获得续约。”他拿起钢笔，再次审视笔尖。“是我批准的。我又给了他一年。”

“你待他真好。”特纳说，眼睛长时间盯着布拉德菲尔德，“称得上仁慈。”

“他在这里没有地位，没有保障。他的处境等于站在门边，他自己也知道。我想这部分是我同意续约的理由。通常我们都会比较照顾那些我们能轻易踢走的人。”

“你为他难过。为什么你不承认呢？这就是一个够有力的理由。”

“对，对，我想我是为他难过。那是第一次我真的为他难过。”他露出微笑，但笑的是自己的愚蠢。

“他事情都处理得好吗？”

“他的方法不是正统的，但却不是没有效率的。他偏好打电话多于写信，但这很自然：写东西不是他的强项。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他耸耸肩，又重复说了一句：“我又给了他一年。”

“上一个12月就到期了。听起来真像执照。一张工作执照，一张当我们一员的执照。”他继续注视着布拉德菲尔德。“一张给他当间谍的执照。而你又再给他续了一次约。”

“对。”

“为什么？”

特纳再一次注意到布拉德菲尔德的犹豫，而这种犹豫看起来意味着隐瞒。

“你不是又为他难过吧？这一次不是吧？”

“跟我的感觉无关，”他啪一声把笔放下，“把他留下来的理由完全是客观性的。”

“我没有说不是。但这不代表你就不能为他难过。”

“我们这里人手不足而又工作过量。虽然我据理力争，去年伦敦还是削减了我们两名人员。津贴也减半。他们自有这样做的理由。不只欧洲的局势动荡。现在再没有哪里是常数。罗德西亚、香港、塞浦路斯……英国部队得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去灭火。我们半只脚踏进了欧洲又半只脚踏了出来。还有人大谈北欧联盟。天晓得是哪个笨蛋出的馊主意！”布拉德菲尔德说，语气极为鄙夷。“我们把触须从华沙、哥本哈根和莫斯科都抽了出来。我们一分钟前搞阴谋整法国，一分钟后又与法国合作搞阴谋。一切沸沸扬扬，但我们还是找得到气力去拆解四分之三的海军和十分之九的核武力。现在是我们历来最糟的时候，也是最丢脸和最忙的时候。雪上加霜的是，卡费尔德接管了‘再造运动’。”

“黑廷用同样的方法取得你的续约。”

“不是同样的方法。”

“什么意思？”

布拉德菲尔德沉吟了一下。

“他有目的。我感觉得出来，却没有做什么。我怪我自己。我意识到他有一种新的情绪，但我没有追根究底。”他继续说，“我把他的新情绪解释为受到外头炽热形势的刺激，然后就没有多想。我现在才明白他是在叫牌。”

“怎么说？”

“他对我说他觉得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他过了充实的一年，但觉得自己还有余力可以做更多的事。现在是多事之秋，所以他希望可以真正帮得上忙。我问他他想要帮什么忙。他说：嗯，快12月了，他很自然会关心《名人追踪》的编辑进度。”

“名人什么？”

“那是一部德国知名人物轶事的汇编。我们自己的机密版《名人录》。我们每年都会编一本，大使馆里每个人都会提供一些内容，例如商业科会提供商界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经济科、参事室、新闻科、信息科，大家都会各出一份力。很多材料都相当准确，有些是得自秘密渠道。”

“然后由参赞处负责编？”

“对。再一次，他的选择非常精准。这是另一件会妨碍我们正务的杂事。我们已经过劳了。编这东西的人本来应该是莱尔，但他当时人在柏林。”

“所以你就把这工作交给了黑廷？”

“对，但只是权宜性的。”

“比方说权宜到下一年的12月为止？”

“可以这么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可以很容易明白他为什么专挑这件工作。他等于得到一张到大使馆任何部门去的通行证。《名人追踪》的内容涵盖联邦德国政府的所有领域：工业的、军事的、行政的。一旦负责了《名人追踪》的编务，他就可以打电话给任何人问任何问题而不用解释理由。他可以从大使馆的任何单位调档案。商业科、经济科、海军室、武官室、国防室——他们全都为他敞开大门。”

“而你还是没有想到安全审查的问题？”

特纳再一次听到那种自责的语调：“没有。”

“嗯，每个人都会有失察的时候。”特纳平静地说，“他就是因为这样接触到机密档案的吗？”

“不只是因为这样。”

“还有什么？”

“我们这里不只有档案，还有一个‘档案销毁计划’。其目的是销毁不再需要的档案，以便腾出空间容纳新的档案。它听起来像个学术计划，很多方面也确实如此。不过，它并不是不重要的。档案库能容纳的档案当然是有极限的，而且超过一个限度就无法发挥最有效的效率。这个问题和交通堵塞很相似：我们不断制造超过我们能消化的新档案。这自然又是一件极度讨厌的工作，我们只在抽得出空的时候才做。有时候我们会忘记这件事，但每过一阵子外交部就会写信来问我们最新的数字。”他耸耸肩，“正如我说过的，道理很简单。哪怕是像这里的规模，我们还是不能让新增的档案无期限地多于销毁的档案。现有的档案就已经多得要把档案库塞爆。”

“黑廷毛遂自荐要做这工作？”

“正是。”

“而你同意了。”

“只是权宜性质。迄今他做这工作已经断断续续五个月。我告诉他，有疑问就请教莱尔。但他从未这样做。”

“他做这事的时候是在哪里？在他自己房间？”

布拉德菲尔德几乎没有犹豫。“在参赞处的档案库里，最敏感的档案都存放在那儿。他知道保险库的密码锁数字。他可以拿任何他想要的档案。因为没有记录，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看过些什么。除档案外，还有些信件不见了；档案库会给你明细。”

特纳慢慢站起来，擦擦双手，就像是它们沾了沙子。

“四十几份失踪的档案中，有十八份来自《名人追踪》，其中包含一些德国高层政治人物最敏感的数据。如果仔细读它们，我们的消息通道就会昭然若揭。其他的都是机密档案，内容涵盖英德就各种主题达成的协议，包括一些秘密条约和一些已公布协议的秘密条款。如果他想要我们尴尬，可说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有些档案的日期早到1948或1949年。”

“还有一份特别档案丢了？‘和德国人正式和非正式的谈话’？”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绿档案。要拿到它需要经过特别的程序。”

“大使馆里一共有多少份绿档案？”

“仅此一份。星期四早上它还在档案库的保险柜里。档案官星期四晚上注意到它不在，以为被调去用了。到星期六早上他才开始担心起来。他在星期日早上向我报告了这事情。”

“告诉我，”特纳说，“去年他碰到了什么事？两个12月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是指除卡费尔德之外。”

“没什么特别的。”

“那为什么你会开始注意他？”

“我没有，”布拉德菲尔德轻蔑地回答说，“由于我对他从没有好恶可言，所以你的问题并不成立。我只是在这段期间了解到他的一些伎俩：他是怎样哄人的，会怎样花言巧语。我看穿了他，就这么回事。”

特纳瞪着他。

“你看穿他什么？”

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利落和简化得像一条数学公式。“欺骗。他喜欢欺骗。这一点我想我现在已经看得明明白白。”

特纳站起来。

“我要先看看他的房间。”

“参赞处警卫有钥匙。他们等着你。去找麦克米伦。”

“我想看看他的房子、朋友、邻居。要是有必要，我会找他接触过的外国人。我有需要打破多少枚蛋就会打破多少枚，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如果你不喜欢，可以向大使告状。谁是档案官？”

“梅多斯。”

“阿瑟·梅多斯？”

“我想是。”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有一点点不确定，语气和他的一贯语气相当不同。

“梅多斯在华沙待过，是吗？”

“正确。”

“梅多斯会给我一份失踪档案的清单？”

“还有失踪信件的清单。”

“黑廷是帮他工作的？”

“当然。他等着你。”

“我会先看看黑廷房间。”语气听起来像是他已经下了决心。

“随你便。你说过你想到他住处……”

“怎样？”

“目前恐怕不可能。从昨天开始它就受到警察保护。”

“是普遍现象吗？”

“什么？”

“警察保护。”

“西布克龙坚持要这样做。这个时候我不能跟他吵。”

“所有人员的住处都会受到保护？”

“主要是较资深人员的住处。他们把黑廷的房子列入，我想是因为那里地处偏远。”

“你的语气听起来不很确信。”

“我想不出其他理由。”

“那些铁幕大使馆怎样？黑廷常常到他们那里串门子吗？”

“黑廷偶尔会去去苏联大使馆，但我不知道是否常去。”

“那个普兰什科，他的朋友，你说他们以前是同行的伙伴？”

“十五年前的事了。”

“他们是什么时候散伙的？”

“档案里有记载。大约是五年前。”

“也就是他在科隆打架的同一个时期。那说不定普兰什科当时在场。”

“任何事都有可能。”

“再一个问题。”

“什么事？”

“他的合约。如果……比方说如果合约上星期四就到期了……”

“怎样？”

“你会给他续签吗？再一次？”

“我们处于极紧绷的状态。对，我会给他续签。”

“你一定很想念他。”

这时，莱尔从外面打开门，表情凝重。

“西布克龙打电话来过。接线生说你交代不接任何电话。所以我就接听了。”

“有什么事？”

“关于那个图书管理员的，就是在汉诺威被打得半死的那个。爱希女士。”

“她怎么样？”

“我恐怕她一小时前死了。”

布拉德菲尔德默默琢磨这个消息。“查查丧礼在哪里举行。大使必须有所表示，发一封电报给遗属会比送鲜花有诚意。内容别太铺张，只要表示出他最深切的哀悼就好。和特助室谈谈，他们会知道怎么措辞。英德会社那边也应该有所表示，这事就你来想。再发一封电报给图书管理员协会，他们一直在问她的消息。另外也麻烦你帮我打个电话给海柔。她特别要求我随时告诉她最新消息。”

布拉德菲尔德指挥若定。“如果你需要什么，”他又对特纳说，“告诉莱尔。”

特纳看着他。

“没别的事的话，我们就明天晚上见啰。大概7点55分，可以吗？德国人是很守时的。按照本地礼俗，我们应该在他们到以前到齐。如果你是要到他房间去的话，麻烦把这个靠枕带去。我看不出它继续留在这里有什么意义。”

科克弯身看着密码机一点点吐出的条状电报时，听到有什么东西砰一声落在地板上。他头一转，粉红色的眼睛马上与站在门口的一个大汉相遇。

“那是我的袋子。不要动它。我晚一点会再进来。”

“放一百个心。”科克说，心里想：一个搞笑的。真是走狗屎运，世界一团乱，珍妮特随时要生了，汉诺威那个可怜女人翘了辫子，而现在他还得要跟一个搞笑的共享休息室。这不是科克惟一嘀咕的事。德国钢铁工人的罢工迅速蔓延，而如果他是在星期五而不是星期六思考过这件事，及早进一点点瑞典钢铁股的话，三天之内就可以赚四个价位。只要每天赚5%，那要在亚得里亚海买一座别墅就不是什么难事。最高机密，他厌烦地读着手上的电报，只限布拉德菲尔德和密码员阅读。唉，这事情还会再持续多久？卡普里岛……克里特岛……斯派采岛。给我一个小岛，他用高分贝唱起来，因为他的另一个梦想是出唱片，一个属于我的小岛。任何小岛。除波恩外的任何小岛。

5　约翰·冈特

大堂里的人群稀疏了。电梯门上方的大钟显示时间是10点35分。那些不敢溜到食堂去的人此时都聚在值班柜台。参赞处警卫先前泡了上午茶，大家一边喝茶一边低声聊天，直至听到脚步声渐渐走近才停下来。特纳的鞋跟装了金属边，它们的着地声在仿大理石墙壁上引起山谷靶场般的阵阵回响。那些公文信差轻轻把杯子放下，扣好束腰外衣上的纽扣。

“麦克米伦？”

特纳站在最低一级楼梯上，一只手沉重地撑着栏杆扶手，另一只手则抓住那个绣花靠枕。在他两边各有一条装饰着铁栏杆和合金柱子的走廊，越往里面看越暗，像是华丽城市里通向犹太区31的两条路。沉默此刻显得异常明显。

“麦克米伦下班了，先生。到三军福利社去了。”

“你是谁？”

“冈特，先生。我是接他班的。”

“我叫特纳，是负责检查空间安全的。我想看看21号房间。”

冈特是个小个子，一个信仰虔诚的威尔士人，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经济大萧条的遥远记忆。来波恩以前他是在加地夫为警察开汽车的。带着特纳向幽暗的走廊走去时，冈特把钥匙串握在下垂的右手里，步姿方正，相当肃穆，俨然是个走向坑口的矿工。

“他们搞得真够凶的，吓死人，”冈特喃喃地说，让声音飘向他后面的特纳，“我一个朋友彼得·奥尔道克有个弟弟住在汉诺威。以前是为占领军工作的，后来娶了德国姑娘，开了家杂货店。彼得当然害怕得要命。他对我说：他们全知道我弟弟乔治是英国人，他要怎么办？比刚果那边还乱。牧师先生，你好。”

大使馆牧师坐在总机室对门的小房间里，前面放着部手提式打字机，旁边墙壁上挂着太太的照片。他的房门大开，好方便人来告解。“早啊，约翰。”牧师回答的声音有一丁点儿责备的口气，让他们同时记起威尔士的上帝难于取悦。“你早。”冈特回应说，但并没有放慢步伐。从各个方向传来的声音都准确无误地提醒他们，这是一个多语的环境：清样校对室里翻译的德语嗡嗡声，旅游科人员对电话的咆哮声，还有各种非英语的声音从不同的走廊纷至沓来。特纳闻到萨拉米香肠和第二顿早餐的气味，又闻到新闻用纸和消毒水的气味。他心想：和苏黎世完全不一样，你终于身在外国了。

“在一楼工作的主要是本地雇员，”冈特用高出于各种声音的分贝说，“因为是德国人的关系，他们上不了二楼。”能感到他对外国人的同情，但却是有节制的——就像是护士对病人的同情心一样受到专业训练的约束。

一扇门开在他们左边，一束白光突然打在他们身上，也照亮了墙壁上的粗糙灰泥和一面起毛的绿色报告栏，所有告示都以双语书写。两个女孩刚要从信息科数据室出来，看到他们就退后一步让道。特纳机械性地打量她们，心里想：这里就是他的世界。次等和外籍。两个女孩一个提着热水瓶，另一个抱着重重的一大叠档案。在她们后面，隔着一个装了铁丝网的外窗，特纳隐约看得见停车场，听得见一个公文信差出发的摩托车怒吼声。冈特已经转向右边，走进另一条走道；他们在一扇门前面站住。冈特摸索钥匙时，特纳从他肩膀后面睇视门中央的名牌：“黑廷·利奥，理赔暨领事事务”。它就像是一个活人存在的突然见证，或是一个死人的纪念碑。

姓名字母有两英寸高，边边对齐，以红绿两色蜡笔填满。“领事事务”一词的字母要大好些，而且以墨水绕边，让它们看起来更有分量。特纳弯身轻触名牌的表面：是用纸张裱在硬纸板上做出来的。哪怕光线微弱，他仍然看得见当初限定字母高低用的铅笔痕。这名牌是用来界定一个卑微人生的范围的，又或是用来掩饰一个欺骗的人生。“欺骗。这一点我想我现在已经看得明明白白。”

“快点。”他说。

冈特用钥匙打开门锁。当特纳握住把手把门推开时，他似乎再一次听到了小姨子接电话的声音和他自己的回答：“告诉她我要出国。”房间的窗户全关着。热从油地毯袭向他们。空气中漂浮着一股橡胶与蜡混合而成的臭味。一片窗帘微微拉开。冈特伸出手想把它拉上。

“别动它。离开窗口，留在门边。任何人经过都叫他走开。”他把绣花靠枕扔到一把椅子上，眯着眼打量房间四周。

办公桌抽屉都有铬把手，比布拉德菲尔德那张还要好。墙上的日历在给一家荷兰进口公司打广告。尽管是个大块头，但特纳此时的动作非常轻，只审视而不碰触任何东西。一张老旧军用地图挂在墙壁，上面标示着各国占领区的范围。英国占领区被涂成鲜绿色，像是其他外国荒漠中的一片沃土。这里就像个小囚室，特纳想，极度安全；但说不定这只是窗户铁栏杆带给他的联想。多么让人想要摆脱的一个牢笼。特纳嗅到一种外国气味，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气味。

“嗯，好奇怪，”冈特说，“我敢说有很多东西不见了。”

特纳没有看他。

“比方说？”

“我不晓得。小玩意儿。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这是黑廷先生的房间，”他解释说，“而他是个很喜欢小玩意儿的人。”

“哪一类的小玩意儿？”

“嗯，他有一个沏茶机。可以泡出一杯提神醒脑的好茶。好可惜不在了。”

“还有呢？”

“一个暖炉。是一种新款式，风扇形状的，上面有两根横杆。还有一盏灯。一盏很妙的灯，日本制造的。灯罩可以往各个方向转。你把灯罩往旁边转一点，光就会变柔和。价钱也很便宜，他说的。但我不想买一盏——在津贴受到削减的这阵儿不想。”然后又像是安慰自己般说，“但愿他只是暂时拿回家里用。我猜他应该是在家里休息吧？”

“对，应该是在家里休息。”

窗台处放着一台短波收音机。特纳弯下腰，让眼睛与频道表板同一高度，然后扭开收音机。他们马上听到一个英军发言人令人反感的声音。他正在评论汉诺威的暴动，又预期英国将会在布鲁塞尔谈判取得成功。特纳慢慢转动频道，竖起耳朵倾听交替传出的法语、德语和荷兰语。

“我记得你说你要进行空间安全检查的。”

“没错。”

“但你却没有检查窗户，或锁。”

“我会的，我会的。”他刚刚转到一个斯拉夫语的电台，现在正全神贯注聆听。“你跟他熟吗？会常常进来喝杯茶吗？”

“蛮熟的。会不会进来喝茶则看忙不忙啰。”

特纳关上收音机，直起身来。“你到外面等着，”他说，“把钥匙串交给我。”

“他做了什么？”冈特问道，犹豫了一下又说，“出了什么事情？”

“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他请了事假。我只是想单独工作。”

“他们都说他有麻烦。”

“谁？”

“大家。”

“哪一类的麻烦？”

“我不知道。也许是撞车。他没有来指挥唱诗班练唱，也没有去做礼拜。”

“他的驾驶技术很差吗？”

“倒不能这样说。”

部分是倔强，部分是好奇，冈特留在门边，看着特纳把木头衣柜打开。柜底有三个放着吹风机的盒子，旁边是一双橡皮套鞋。

“你是他的朋友，是吗？”

“不太算。主要是因为唱诗班才会有来往。”

“哦，”特纳盯着他，“你是唱诗班的。我以前也是唱诗班的。”

“真的吗？在哪里？”

“约克郡，”特纳以极为友善的声音说，但眼睛继续盯着冈特的脸，“我听说他是个很棒的风琴手。”

“我会说很不赖。”冈特同意道，很快就承认了他们的共同兴趣。

“谁是他特别要好的朋友？是唱诗班里的吗？是女的吗？”

“利奥跟谁都不会太亲近。”

“那他买这些吹风机是干吗？”

三个吹风机的质量和复杂程度大异其趣：盒子上标示的价钱从八十到两百马克不等。“买给谁的？”特纳又问了一遍。

“我们所有人。他对外交官还是非外交官一视同仁。利奥喜欢帮人的忙。不管你想要买什么，收音机也好，洗碗机也好，汽车也好，他都能用低一点的价钱弄到。”

“他有门路，对吧？”

“对。”

“我想他也会从中得到点好处，对吧？”特纳说。

“我没这样说。”

“他还会给你介绍马子，对不对？比方说菲克斯特小姐，是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冈特回答说，显得相当震撼。

“他帮你们买东西会得到什么好处？”

“没有。我不知道。”

“你们只是普通朋友，嗯？同类喜欢同类，是这样吗？”

“人都是这样的，不是吗？”

“我们都是哲学家？”

“他总是乐于助人，”冈特继续说，不太注意到特纳态度的改变，“你去问阿瑟·梅多斯就会知道。利奥进档案库工作几乎还不到第二天，就开始帮他下楼收信件。‘你就别费这个事了，’他对阿瑟说，‘省省腿力吧。你可不比从前年轻了，而且这里还有一大堆事要你忙。我帮你把信拿上来就行。’利奥就是这个样子。乐于助人。如果把他的不幸过去考虑进来，真的可以说是圣人了。”

“什么信件？”

“所有。有保密级的，有非保密级的。他会下来一楼签收，然后拿上去给阿瑟。”

“呃，我明白了，”特纳若无其事地说，“那说不定他拿了信会顺道回房间，喝杯茶或什么的。”

“对，他总是乐于助人。”冈特说，然后打开门。“我就不在这里妨碍你了。”

“别走，”特纳说，仍然凝视着他，“不碍事。你留着陪我聊天，冈特。我喜欢有伴。说说看他有什么不幸的过去。”

他把吹风机放回盒子里，连着衣架拿下一件亚麻布外套——是酒吧服务生会穿的那种。一朵枯掉的玫瑰插在一个纽扣孔里。

“哪些不幸的过去？”他问，一边把玫瑰扔到废纸篓里。“说说看，冈特。”他再一次闻到那种陌生气味，一种他从衣柜嗅到却无法说出来的、甜腻腻的男性软膏和雪茄味道。

“主要是他的童年。他有一个叔叔。”

“谈谈他叔叔。”

“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只是说他有多笨，说他常常改变政治立场。利奥讲故事的方式很可爱。他告诉我们他和叔叔在轰炸时怎样躲在地窖里，用一部机器制造药丸。把一些干果全压碎，然后跟糖搅混，做成一颗颗，再装到罐头里。利奥说他会在药材里吐口水，当做是对他叔叔吐口水。我太太听到这个非常震撼，但我对她说：别傻了，那是一种失怙心理；他不像你，他没有得到父爱。”

摸过外套几个口袋以后，特纳小心翼翼把它从衣架上拿下来，抓住两个肩膀，放在自己魁梧的骨架子前面比了一比。

“他是小个子吗？”

“他很讲究衣着，”冈特说，“总是穿得很得体。”

“跟你身材差不多？”

特纳把外套拿向前，但冈特却厌恶地往后退。

“他比我矮小，”冈特说，眼睛仍然盯着外套，“他是舞蹈演员的体型。走路像穿花蝴蝶。你会觉得他整天都是穿着舞鞋。”

“他是同性恋吗？”

“当然不是。”冈特说，再一次感到震撼，而且脸红起来。

“你怎么知道？”

“他是个高尚的人，这就是理由。”冈特怒气冲冲地说，“你这样问就好像他犯了什么错。”

“尽责吗？”

“非常，对人很有礼貌。虽然是个外国人，却从不会目中无人或傲慢无礼。”

“他还说了他叔叔什么？”

“没有别的了。”

“他是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他望向桌子，端详抽屉上的锁。

把外套扔到一把椅子上后，他伸手向冈特要钥匙，冈特不情不愿地交给了他。

“我不知道。我对他的政治立场一无所知。”

“谁说他犯了什么错？”

“你。你一直追问他。探查他。我不喜欢。”

“我好奇他犯了什么错事，会让我这样一直探查他？”

“天晓得。”

他拉开最上一格抽屉。“你有收过这样的日记本吗？”

日记本封皮是蓝色的人造皮，压印有金色的线框和王冠。

“没有。”

“可怜的冈特，你会不会太保守了一点？”他翻动日记本，从后往前看。他一度停下来皱起眉头，又一度在他黑色笔记本里写上些什么。

“那是领事级以上人员专用的，这就是原因。”冈特说，“我不愿意接受。”

“他曾经要送你一本，对不对？我猜这是他摸来的另一样东西。他从档案库摸来一叠这样的本子，然后分赠他在一楼的老友们，对不对？‘拿去用吧，小伙子们。楼上堆满堆呢。拿去当纪念品吧。’他说话是不是就是这个调调，冈特？但基督徒的操守让你拒绝接受，对不对？”特纳合起日记本，拉开下一格抽屉。

“他这样做了又怎么样？没人叫你去翻他的抽屉的，有吗？偷了几本日记本又怎样？有那么大不了吗？”冈特的威尔士腔一下子像脱缰野马，全都跑了出来。

“你是个基督徒，冈特。你比我更清楚撒旦的伎俩。小过错会带来大过错，不是吗？你今天偷一个苹果，明天就会想劫持一卡车的苹果。你知道这个道理的，冈特。他还告诉了你些什么？还有其他的童年回忆吗？”

他找到了一把拆信刀，银质的，带着个宽扁的刀柄。特纳看刀柄上的刻字。

“玛格丽特赠予L.H.。我好奇谁是玛格丽特？”

“我从没有听过这名字。”

“他曾经订过婚，你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对方是爱克曼小姐。玛格丽特·爱克曼。想起来了吗？”

“没有。”

“他有没有谈过他当兵时候的事？”

“他喜爱军队。他说在柏林的时候常常去看骑兵跳栏。他喜欢看。”

“他待的是步兵团，对吗？”

“我不清楚。”

特纳把拆信刀搁到一边，放在蓝色日记本旁边，在笔记本上记上一笔，然后从抽屉里拿起一个小而扁平的荷兰雪茄盒。

“他抽烟？”

“他爱抽雪茄。那是他惟一抽的烟。他身上总带着香烟，但我只见过他抽雪茄。我听说参赞处有一两个人抱怨。我是说抱怨雪茄的味道。他们不喜欢。但利奥有时很顽固。”

“你来这里多久啦，冈特？”

“五年。”

“他在科隆跟人打了一架。当时你来了吗？”

冈特犹豫了一下。

“只是一场打架。他们说是他自找的，就那么多。”

“怎么发生的？”

“我不知道。他们说是他咎由自取。这个是我从我的前任那里听来的。有一个晚上他被抬回来，几乎面目全非。照顾好他，送他回来的人这样对我的前任说。顺便一说，他这个人有时候很好斗，我不能否认这个。”

“谁？谁送他回来的？”

“我不知道。我没有问。我不想刺探别人隐私。”

“他常常打架，是吗？”

“不是。”

“会不会有个女人牵涉在内？比方说玛格丽特·爱克曼？”

“我不知道。”

“那为什么他会那么好斗？”

“我不知道，”冈特说，再一次被疑心与好奇两种感情拉扯。“你干吗追问这事？”冈特喃喃地说，语带攻击性，但特纳没有理他。

“你做得对。千万别刺探。千万别说朋友闲话。上帝不会高兴。我佩服坚守原则的人。”

“我不在乎他做了些什么，”冈特鼓起勇气说，“他不是个坏人。他是有一点牛脾气，但欧洲大陆人都是这样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他指指书桌和那些打开的抽屉。“但他没有坏到应该被这样对待的程度。”

“没人是这么坏的。知道吗？没有人是坏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全是好人，对不对？他弹过和你我一定唱过的一首赞美诗不就是这样说的吗？赞美诗有一个奇妙之处：唱过就不会忘记。就像打油诗一样。我敢说这是上帝创造赞美诗的时候故意设计的。告诉我，他还小的时候学到了些什么？他坐在叔叔的大腿上学到了些什么？”

“他会说意大利语。”冈特突然说，就像是打出一张一直保留着的王牌。

“他会吗？”

“他是在英国学的。在农业学校念书的时候。其他同学因为他是德国人不肯跟他说话，所以他习惯骑自行车找意大利战俘聊天。他学会意大利语以后就从未忘记。他的记忆力好得要命。从不会忘记别人对他说过的任何一句话。我可以保证。”

“了不起。”

“他有一个顶呱呱的脑袋，只可惜不像我们有一个幸运的过去。”

特纳面无表情看着他。“谁说我有一个幸运的过去？”

他已经打开另一个抽屉，里面放满在任何办公室里都会看到的小东西：一个订书机、一些铅笔、橡皮擦、外国钱币和用过的火车票。

“唱诗班多久练唱一次，冈特？一星期一次，对不对？你们会一起愉快地唱歌、祷告，之后你们会到附近找个地方喝杯啤酒，他会告诉你有关他的一切。我想另外你们还会有郊游活动。坐长途公共汽车出游，是这样吗？我们都爱这样的活动，对不对？团体性而又陶冶性情的。集体出游，唱诗班。利奥都会来，对不对？来认识每个人，听听每个人的私房话，握握每个人的小手。听起来他一定是个相当逗的人。”

特纳一边说话一边在笔记本里记下他找到的东西：针线，一包针，各种颜色和种类的药丸。因为按捺不住好奇心，冈特走近了一些。

“嗯，不只那样。你知道吗，凑巧我就住在顶楼。大使馆顶楼有个套间，本来应该是麦克米伦住的，但他孩子太多了，总不能让他们在上面跑来跑去吧？我们每星期五练唱，在会议室练唱。会议室在大堂另一头，出纳室的旁边。之后他就会到我住处喝杯茶。你知道，我有几个杯子是专门喝茶用的。我想回报他，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帮我们买这个买那个的。他喜欢喝茶。他也喜欢在壁炉边取暖。我一直有一个感觉，他喜欢家的感觉。他是个无家的人。”

“他告诉你的？他说他没有家人？”

“不是。”

“那你怎么知道？”

“那太明显了，根本用不着他说。他也没受过多少教育。肚子里的东西都是靠自学来的。”

特纳找到一瓶黄色药丸，他把一些药丸抖到手掌心，细细地嗅了嗅。

“几年来都是这个样子？练唱完后就到你家舒服愉快地闲聊？”

“不是这样。直到几个月前，他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也不想太主动接近他，他毕竟是个外交官。直到近期我们才发现彼此有共同兴趣。我们都是‘放逐者’的会员。”

“‘放逐者’？”

“‘放逐者汽车俱乐部’。”

“有多近期？他什么时候才开始跟你热络起来？”

“新年。”冈特说，开始显得很困惑。“对，就是从一月起。他从一月起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今年一月？”

“没错，”冈特说，就像他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今年一月。也就是他开始帮阿瑟工作以后。阿瑟对他有着重大影响。让他变得更加沉思。我会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太太也同意这个看法。”

“他还有哪些方面改变？”

“主要就是变得沉思默想。”

“自从一月起他开始跟你熟起来。新年来了，而利奥砰一声变得沉思默想。”

“对，变得更稳重。就像生了病似的。我们都很惊讶。”

特纳再次望向墙壁上的地图。先是望正中央，然后望两边，注意到那些消失了的单位的钉孔。在一个旧书橱里堆着一撂问卷调查报告、剪报和杂志。

“你们都聊些什么？”

“没什么重要的。”

“有谈政治吗？”

“我本人喜欢谈政治的话题，”冈特说，“但却不怎么喜欢跟他谈。你不太知道谈到后来会有什么结果。”

“他会生气？”

剪报都是有关“再造运动”的报道，那些问卷调查报告则显示卡费尔德的公众支持度持续增加。

“他很敏感。敏感得像女人。一点小事就可以让他难过，一句话就足以伤害他。他真的很脆弱，而且安静。这也是我从来搞不懂科隆那件事的原因。我对太太说，如果架是利奥挑起的话，那他一定是被鬼附了身。但他见过很多，不是吗？”

特纳翻到一张柏林学生暴动的照片。两个学生抓住一个老年人的手臂，另一个用手背掌掴他：手指是扬起的，光线把指关节照得分外分明，看起来宛如雕刻品。整幅照片被人用红色圆珠笔圈了起来。

“我的意思是你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触及他的隐痛，”冈特继续说，“我有时会想这件事情。我太太对他从来不是太自在，但我对她说：‘我们没有见过利奥见过的事情，我可不想梦到他梦到的东西。’”

特纳站起来。“他梦到什么？”

“只是梦。我猜是他见过的事情。他们说他见过很多事情。各种残暴行径。”

“谁说的？”

“好事者。大使馆其中一个司机，好像是马库斯。他已经走了。他1946年在汉堡和利奥见过一幕。他吓坏了。”

特纳翻开书柜里一本过期的《明镜》杂志。里面有一些不来梅暴动的跨页大照片。在其中一张，卡费尔德站在一个高高的木造平台上演讲，台下学生如痴如醉地呐喊。

“我想他的记忆纠缠着他，”冈特说，从特纳的肩旁打量杂志里的照片，“他不时会谈到法西斯主义。”

“是吗？”特纳轻柔地说，“告诉我，冈特，我喜欢这方面的话题。”

“嗯，只是有时候，”冈特的声音有些紧张，“有时候他会越谈越激动。历史将会重演，他说，到时西方会袖手旁观，而银行家会输诚效忠，然后一切就完了。他说当一切决定都出自苏黎世或华盛顿的情况下，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都不再有意义。从最近事态的发展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说。唔，我得承认，他说得一点都没错。”

有片刻时间，一切声音都停止了，没有车声，没有机器声，没有人语声；除自己的心跳声以外，特纳什么都听不见。

“那解救之道是什么？”

“他没有方法。”

“比方说他打算采取什么个人行动？”

“他没说。”

“是靠上帝吗？”

“不，他不是信徒。不是发自心底的信徒。”

“是靠良知吗？”

“我说过了，他没有说。”

“他有没有暗示过你们两个可以合力扭转局面？”

“他不喜欢那样，”冈特不耐烦地说，“他不喜欢有同伙……我是说涉及他自己的事情时。”

“你太太为什么不喜欢他？”

冈特犹豫了一下。

“他在我家的时候她喜欢靠近我，只是这样。不是因为他说了些什么或做了些什么。她只是想靠近我。”他深情地微笑，“你知道夫妻都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

“他会待很久吗？他会一坐几小时吗？会向你太太送秋波？”

“别这样说。”冈特厉声说。

特纳离开桌子，再次打开壁橱，记下印在橡胶套鞋鞋底的号码。

“另外他也不会待太久。他喜欢晚上工作。我是说最近，他对我说：‘约翰，我想有点建树。’他确是有建树的人。他为这几个月来的工作自豪。他的工作真的很出色，有目共睹。他有时会工作到半夜，甚至一整晚。”

特纳淡色的眼定定看着冈特黝黑的脸。

“他会这样？”

他把套鞋丢回衣橱，它们的碰撞声在一片寂静中显得诡异。

“你知道的，他有很多工作要做，一大堆。满是责任感。是个人才，真正的人才。利奥就是这样的人。待在一楼真是浪费。”

“自一月起每个星期五晚上都是这样吗？练唱完就到楼上你家去喝杯茶聊个天，然后等到整个地方都静悄悄，他就下楼工作去。是吗？”

“规律得像发条。事前都会准备好。先是练唱，然后是上楼喝茶，然后是等所有人都走光，再回档案库工作。‘约翰，’他会说，‘我不喜欢在闹哄哄的环境工作。我受不了。我喜欢宁静祥和。我不能否认自己不比从前年轻了。’他会带着一个袋子，里面一应俱全。有热水瓶，三明治。他是很有效率的人。”

“他会在夜间登记本里签名吗？”

冈特愣住了，终于如梦初醒般听出特纳单调而低沉的话音所包含的巨大杀伤力。特纳把壁橱两扇木板门砰的合上。“还说你根本懒得管？要他登记是不对的，不是吗？你不能对一个客人公事公办，何况他又是个外交官，一个纡尊光临你家的外交官。所以你就让他在三更半夜自来自去，对不对？你是把他看成家人，是吧？家人之间是不讲究繁文缛节的，不是吗？基督徒是不会这样做的，不是吗？我猜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大使馆的吧？半夜两点，还是四点？”

冈特要屏息静气才能听到特纳的话，因为它们都非常轻，非常柔。

“还有他的那个袋子，”特纳继续用低得吓人的嗓门说，“我猜看一看里面也是不得体的吧？比方说打开那个热水瓶来看。上帝不会高兴的，对不对？别担心，冈特，这事情死不了人的。没有什么是喝茶和祈祷解决不了的。”特纳站在门边，而冈特身不由己地看着他。“你们在玩快乐家庭游戏，对不对？他给你搥背，让你舒服。”特纳模仿他的威尔士腔继续说，“‘看看我们多么有美德……多么彼此相爱……我们是世上的盐32……但抱歉不能让她跟你上床，那是我的专利。’嗯，冈特，你这一回倒大霉了。别人都称你为警卫，但他只用了半个铜板就把你迷得一愣一愣。”特纳把门打开。“他正在请事假。记好这一点，否则你就会惹上比你已经惹上的更大的麻烦。”

“你来自的世界也许是这样，”冈特突然说，恍然大悟地瞪着特纳，“但我的世界不是这样的。所以别来这里教训我，特纳先生。我只是对利奥做我该做的事，我不后悔。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让你的脑子歪七扭八。毒药，对，一定是毒药。”

“去死吧。”特纳把钥匙串扔给他，但冈特没有接，任由它落在自己脚前。

“如果你还知道他什么事，最好现在就告诉我。嗯？”

冈特摇摇头。

“好事者还说了些什么？唱诗班里有漂亮妹妹，对不对？你可以告诉我，我不会吃了你的。”

“我没听到什么。”

“布拉德菲尔德对他有什么想法？”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问布拉德菲尔德去吧。”

“他喜欢他吗？”

冈特的脸沉了下来。

“我没有理由告诉你，”他厉声说，“我不会八卦我的上司。”

“谁是普兰什科？你听过普兰什科这名字吗？”

“没听过。不知道。”

特纳指指堆在书桌上的东西。“把它们拿到密码室去，我稍后会用得着。还有剪报。把它们交给密码员，要他签收，明白吗？把任何不见了的东西列一张清单给我。任何他带回家去了的东西。”

他并没有马上去找梅多斯，而是走到外头，站在停车场旁边草地的边缘。一片薄雾逶迤在荒芜的田野上，马路上的车流像翻滚的怒海。红十字会大楼因为覆盖着脚手架而暗沉，顶楼架着一部橘色起重机。警察们好奇地看着他，因为他一直一动不动，怔怔地看着地平线，但地平线却是一片朦胧。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像回应一声命令声那样转过身，慢慢走回前台阶。

“你整天进进出出，”那个黄鼠狼脸的下士对他说，“应该去弄个通行证来戴的。”

档案库混杂着灰尘味、火漆味和油墨味。梅多斯正在等他，样子看起来憔悴和极度疲倦。特纳在办公桌与档案间觅路走向他的时候，他并没有起身相迎，而只是怔怔地看着特纳，脸有鄙夷之色。

“为什么他们要派你来？”梅多斯问他，“找不到别人了吗？这一次你准备毁了谁？”

6　记忆人

他们站在一个小密室里，一个既用作保险库也用作办公室的房间。窗户有两道屏障，一道是细网眼铁丝网，一道是钢柱。从接邻的房间，传来不停歇的脚步声和纸张的窸窣声。梅多斯穿着一件黑西装。翻领的边缘别满大头针。墙上嵌着一排排贮物钢柜，每一个都有编号牌和密码锁。

“在所有我发誓绝不再见的人里面——”

“特纳排在最前面。随你的便，反正这样想的人不只你一个。我们还是谈正事吧，好吗？”

他们坐下来。

“她不知道你来了这里，”梅多斯说，“我也不准备告诉她。”

“很好。”

“他见过她几次，但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我会离她远远的。”

“好，”梅多斯说，没有看着特纳，而是看着他背后的贮物钢箱，“最好不过。”

“尝试忘记你面前的人是我吧，”特纳说，“放轻松。”有片刻时间，因为光影的作用，他的表情看起来很柔和，感觉上就像梅多斯的脸一样苍老，也一样疲倦。

“我会把事情一次性告诉你，”梅多斯说，“我会告诉你我知道的全部，然后你就离我远远的。”

特纳点点头。

“事情要从‘放逐者汽车俱乐部’讲起。”梅多斯说，“严格来说我是在‘放逐者’才跟他熟起来的。我喜欢车，一向如此。我买了一辆‘路虎’，三升的，供退休后……”

“你来这里多久了？”

“一年了。对，距今一年。”

“直接从华沙来？”

“我们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就派我来这里。我五十八岁了，只剩下两年，而经过华沙的事情以后，我什么都看开了。我只想照顾好她，让她好起来……”

“好的。”

“我很少出门，但还是参加了‘放逐者’。会员大多是英国和英联邦的公民，都是正派的人。我会参加，主要是考虑到迈拉。‘放逐者’一星期会有一个晚上的活动，夏天有大会师，冬天有集体出游。我想这对我们有益处。我可以带迈拉一起去，既让她有事可做，又可以看住她。她自己也想参加，至少最初是这样。她很空虚，想要有伴。不是整天只对着我。”

“好的。”特纳说。

“我们参加的时候，那是一个很棒的团体，不过就像任何俱乐部一样，情况有起有落，要看主事者是谁。碰到一群好的主事者你就可以享受到很多乐趣，碰到差的你就只有无事忙。”

“黑廷是那儿的要角，是吗？”

“你让我照自己的节奏说话，行不行？”梅多斯的态度坚定，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像个纠正儿子的父亲。“不是，他不是要角，当时不是。他是个会员，单纯的会员。我不认为他常常参加活动，六次里面都不会有一次。到了11月，我们举行年度会员大会。对了，这次你没有带黑色笔记本来吗？”

“11月，”特纳说，没有动一下，“年度会员大会。五个月前。”

“那时候的气氛很特别。卡费尔德已经得势了大约六星期，而我们全都好奇他接下来会怎么搞。当时俱乐部的会长是勒克斯顿，但他马上就要调到内罗毕，而康乐秘书安特里也接到通知，会被调到韩国。所以大家都浮躁不安，酝酿要选举新的干部，安排新的活动和敲定冬天的旅游活动。利奥就是这个时候冒起来的，某个意义上也是他迈向档案库的第一步。”

梅多斯陷入沉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多蠢的蠢材，”他说，“一直不知道。”

特纳等着。

“我以前从没有注意过他这个人，他并不热衷‘放逐者’的活动。而且他的名声又不怎样……”

“怎么说？”

“他们说他有一点吉卜赛人脾气。总是喜欢骗人。另外还有一些关于他在科隆的传言。老实说，我不喜欢我听到的事情，也不希望他和迈拉搅和在一起。”

“科隆什么事？”

“只是传言。他跟人打了一架。那种夜总会的斗殴。”

“没有细节？”

“没有。”

“当时在场的还有谁？”

“我完全不知道。我刚才说到哪？”

“‘放逐者’的年度大会。”

“对，冬季出游。我们在大会上讨论出游的事。安特里问大家：‘哪位有好建议？’接着利奥站了起来。他坐在我们前三排。我问迈拉：‘怪哉，他站起来干吗？’哦，原来是他有建议。他说他认识一个住在柯尼希斯温特的老人，拥有一队驳船，非常有钱并且对英国人非常有好感；这老人同意借我们两艘驳船和两组船员，把整个俱乐部的成员载到科布伦茨玩，再载回来。他这样做，是作为对英国人在占领时期曾经照顾过他的一种回报。利奥认识很多这一类的人。”梅多斯深情地微微一笑，让他忧愁的五官更形明显。“利奥说，那老人除了沿途会招待我们朗姆酒和咖啡以外，到科布伦茨之后还会招待我们一顿盛大的午餐。利奥已经把整个计划拟好，他估计每个人只要二十一马克，就可以涵盖送老人家一份礼物在内的所有开销。”说到这里梅多斯停了一下。“我无法长话短说，我没有那种本领。”

“我可没说什么。”

“你不耐烦，我感觉得出来。”梅多斯暴躁地说，叹了口气。“大家都喜欢这计划。你知道人是怎样的：如果一个人知道他们想要些什么……”

“他就知道。”

“我猜我们之中有些人认为他是在沽名钓誉，但没有人在意。他此举可能是为竞选干部铺路，但那又如何？他做了事而被选上也是应该的。花费便宜得没话说。安特里马上就要走人，没有什么好损失的。他附和利奥的主意。动议交付表决并获得通过，没有人有半句异议。大会一结束，利奥就径直向我和迈拉走过来，脸上堆着个大笑容。‘她会喜欢的，’他说，‘迈拉会喜欢的。’就好像他刚才的建议是为她而提的。我说对，迈拉会喜欢的，然后请他去喝了一杯。我觉得应该请他喝一杯；他做了那么多事，却没有得到谁的夸奖。我为他难过，而且感激。”他补充说，“我至今还感激他，那趟出游相当尽兴。”

他再次陷入沉默。特纳等着，看着老头子与自己内心的冲突与困惑角力。从装了栏杆的窗户，传来波恩永不疲倦的心跳声：电钻和起重机遥远沉闷的嗡嗡声，汽车徒劳飞驰的呻吟声。

“老实说，我本来以为他是想追迈拉。”他终于再度开口，“我一直防着这个。但始终看不出一点迹象，两方面都没有这意思。自从华沙那档子事以后我就变得很敏感。”

“我相信你。”

“我不在乎你相不相信，我只是说实话。”

“他在这方面名声不好，对不对？”

“一点点。”

“跟谁？”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按自己的方式讲下去。”梅多斯说，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我不准备略过那些废话。特别是对你。我们在这个地方谈话本来就够荒谬的了。”

“我会自己找出重点。”特纳说，脸色凝固得像个死人。“虽然会花我比较多的时间，但你用不着担心。”

“出游那天冷得要命，”梅多斯往下说，“小块小块冰块浮在河面上。景色好美——抱歉，我知道这个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就像利奥所说的，沿途有朗姆酒和咖啡招待，小孩则有可可喝，每个人都愉快得不得了。我们从柯尼希斯温特出发，上船前还在利奥家先喝了一杯。从登船的一刻起，利奥就把我们照顾得好好的。我是说我和迈拉。他眼中就只有我们两个。迈拉很受用。他为迈拉围上一件披肩，又给她说笑话趣事……自华沙以后我就没有见她笑得那么开心过。她自己也反复告诉我：‘我好几年没这么开心了。’”

“什么样的笑话趣事？”

“主要是关于他自己的……一个接一个。有一件趣事发生在柏林。他推着一车子档案要穿过阅兵场，而当时骑兵正在操练，军士长坐在马上。把一辆手推车推过一群操练中的骑兵，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可想而知。……他能模仿各种声音。他一下子扮演马上的军士长，一下子扮演军士长的护卫……最绝的是他还能够模仿喇叭的声音。真的很厉害，很神奇的天赋。很逗的人……真的很逗。”

他瞅了特纳一眼，就像是等着他反驳，但特纳面无表情。“回程途中，他把我拉到一边。‘阿瑟，我想跟你说句悄悄话。’他说。一句悄悄话——这就是他的调调。你知道他说话的调调的。”

“不知道。”

“推心置腹。把每个人都当成特别的人对待。‘阿瑟，’他说，‘布拉德菲尔德找过我，他想派我到档案库帮你一把，但在回复他以前，我想听听你的感觉。’他是暗示，如果我不喜欢，他就会拒绝。我不怕告诉你，听到他这样说，我吃了一惊。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他毕竟是个二等秘书……身份看来不适合。而且坦白说，我不认为我完全信得过他。所以我就问：‘你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吗？’他说有，很久以前有过，而他常常梦想可以再做同样的工作。”

“是什么时候的事？”

“什么什么时候？”

“他什么时候处理过文件档案？”

“我猜是在柏林工作的时候。我没有问他。我们从不问及他的身世背景，怕会触到他的隐痛。”

梅多斯摇摇头，继续说：“那看来是不恰当的，但我又能怎样说？‘那要看布拉德菲尔德的意思，’我对他说，‘如果他要派你来档案库，而你又想来，那里的工作就够你做的。’”坦白说，我有点担心。我甚至想过去找布拉德菲尔德谈谈，却没有去。我想，最好的方法是让事情不了了之。有一段时间，情况也果真如此。那时候，迈拉的情况又坏了起来，伦敦有内阁垮台的危机，布鲁塞尔就金价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卡费尔德在全德国又闹得沸沸扬扬。档案库忙得像蜂房，我根本无暇去想他。他当时是‘放逐者’的康乐秘书，但除了在俱乐部，我很少会见到他。”

“我明白了。”

“然后有一天，布拉德菲尔德突然说要见我。就在圣诞假期的前几天，大约是12月20号。他首先问我，‘档案销毁计划’进行得如何。事实上，那几个月我们都忙翻了，‘档案销毁计划’是任何人都会最懒得去管的工作。”

“现在起你尽量把话说得详细。我每个细节都想知道。”

“我告诉他进度落后了。然后他问我，要是他派个人来档案库帮忙做这件事，我意下如何？他说有人给他建议了人选，但尚未定案，他想先知会我。有人说黑廷也许帮得上我的忙。”

“谁建议的？”

“他没说。”

他们两个人都同时一凛，露出各自不同的困惑表情。

“不管是谁向布拉德菲尔德建议的，”梅多斯说，“这个建议都毫无道理可言。”

“这正是我纳闷的。”特纳说，再次陷入沉默。

“所以你答应布拉德菲尔德了？”

“没有。我告诉他事实：我不需要黑廷帮忙。”

“你不需要他？你对布拉德菲尔德这样说？”

“别催我。布拉德菲尔德清楚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忙。至少‘档案销毁计划’不需要。我11月才去过伦敦的文库署，也就是卡费尔德刚开始造成恐慌的时候。我告诉文库署的人，我有点担心‘档案销毁计划’。我说进度落后了，是不是可以等危机过后再重新开始。他们说可以，叫我把销毁计划给忘了。”

特纳瞪着他。

“布拉德菲尔德知道这个？你确定他知道？”

“我给他送了一份谈话摘要。但他却绝口未提。我问他的私人助理，而她说很确定已经把摘要送给布拉德菲尔德。”

“在哪里？那份摘要现在在哪里？”

“没有了。那是份普通级别的摘要，布拉德菲尔德有权决定要不要保留。但文库署的人全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们后来得知我们还在忙‘销毁计划’都相当惊讶。”

“你在文库署是跟谁谈的？”

“一次跟马克斯韦尔，一次跟考德里。”

“你有提醒布拉德菲尔德这件事吗？”

“试过，但一开口就被他打断。‘一切已经安排好，’他说，‘黑廷会在1月中开始帮你的忙，他会负责《名人追踪》和‘档案销毁计划’两部分。’换言之他的意思是我喜欢与否都得忍受。‘你可以忘掉他的外交人员身份，’他说，‘把他当成你的下属看，爱怎样对待他就怎样对待他。但他会在1月中开始在档案库工作是个既成事实。’你知道他是怎样把人踢来踢去的，特别是黑廷。”

特纳在笔记本上写东西，但梅多斯没管这个，继续说：“这就是他会进档案库工作的经过。我说的是实话。我不想要他。我不信任他，至少是不全信，而我从一开始就让他知道这一点。他能帮我什么呢？”

一个女孩端来咖啡。一块毛织品盖住茶壶，方糖是一颗颗包装好的，上面有三军福利社的标记。特纳对女孩微笑，但她视而不见。他听得见有人在大声谈到汉诺威。

“听说英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糟，”梅多斯说，“暴行，示威，抗议。你们这一代是怎么搞的？我们对你们做了什么？这是我不明白的。”

“现在让我们从他进入档案库工作后开始谈。”特纳说，心里想，有父亲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你与他各有各的价值观，鸿沟宽得像大西洋。

“他一来我就对他说：‘利奥，别碍手碍脚。不要在我身边转来转去，也不要去烦其他人。’他听话得像绵羊。‘放一百个心，阿瑟。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问他手头有没有事情可做。他说有，《名人追踪》就足够他忙一阵子的了。”

“真梦幻，”特纳轻柔地说，终于从笔记本上抬起头，“先是赤手空拳打入了‘放逐者’的核心，然后是哄你，然后是哄布拉德菲尔德，而在一个月内，他就得到档案库的差事。我想他应该会笑得合不拢嘴。他是怎样的人？招摇吗？”

“他很安静。一点都不招摇。我会形容他低调。跟他们告诉我的完全两样。”

“谁？”

“唔……我不知道。不喜欢他的人不少，忌妒他的人更多。”

“忌妒？”

“他是个外交官，不是吗？哪怕是临时的。他们说他只消两星期就能接管档案库，然后以九折出售档案。你知道什么叫闲言闲语的。但他变了。就连科克和钱宁都承认这一点。你几乎可以说得出他是哪一天开始变的，就是从危机开始的时候。它让他变了个人，静了下来。”梅多斯摇摇头，就像是痛恨看到一个好人走错了路。“他也很有用。”

“别告诉我他的能力让你吓一跳。”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得到的。他对我们这一类档案库一无所知。但到2月中，《名人追踪》就编好了，而‘档案销毁计划’也再次走上轨道。我们都在他四周忙得团团转：为卡费尔德忙，为布鲁塞尔谈判忙，为联合政府的危机忙，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忙。但利奥却不动如山，一点一滴把‘销毁计划’带回到进度。任何事情教过他一遍他就不会忘记，而我想这就是他能力的一半秘密所在：他有超强的记忆力。我不认为他会忘掉任何人跟他说过的任何话。他会用眼睛聆听。”梅多斯摇摇头，“记忆人——钱宁喜欢这样称呼他。”

“有这样的能力当然很方便——我是说对一个档案管理员来说。”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梅多斯终于说，“在你的想法里，坏人就只能是坏人。”

“我说错话的话请随时告诉我，”特纳回答说，他一直都在记笔记，“我会很感激的。”

“‘档案销毁计划’是个怪异的游戏，”梅多斯用沉思的调子说，就像是一个在评论自己技艺的人。“一开始你会以为很简单。你挑出一个大档案，比方说包含二十个卷宗的档案。我给你一个例子：解除武装。那是一个真正的大杂烩。你当然会先翻开较早期的卷宗，看看它们的日期与内容，对不对？你会找到什么？《拆解鲁尔区的工业设施，1946年》；《管制委员会对手枪执照的配额，1949年》；《重建德国的军事潜力，1950年》。有些文件陈旧得会让人发笑。如果你把最近期的一个卷宗翻开，会看到什么样的标题？《联邦德国国防军的导弹弹头》。两相比较，旧的卷宗。你会想，好吧，让我们来把旧的那些烧掉吧，它们已经毫无参考价值。依这个标准，至少有十五个卷宗是可以干掉的。但谁是解除武装档案的挂名负责人？是莱尔。所以你就跑去问他：‘请问我们可以把1960年以前的卷宗销毁吗？’‘不反对。’好，搞定了，对不对？”梅多斯摇摇头，“才怪。你连一半的路还没走到。你不可能就这样把那十五个卷宗放到火堆里。因为它们会影响到卡片索引系统，那也是要清一遍的。里面包含条约吗？有。那就去征求法律随员的同意。有涉及军事上的参考价值吗？有。那就去征求军事随员的同意。伦敦那边有副本吗？没有。这样，我们就得坐下来，再等两个月，因为没有文库署的书面批准，任何原件都是不能销毁的。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特纳说，等着他说下去。

“再下来还有互见项目，也就是同一系列的姊妹档案：它们会受到影响吗？它们也可以一并销毁吗？还是为了安全起见，把部分东西留下来？为了搞定一个档案，你得把整个档案库都走遍，把每个角角落落都翻遍。一开了头就会没完没了，没有东西是神圣得你不可以碰的。”

“那我想这工作一定惬他意惬得要命。”

“档案库的工作是不设限的，”梅多斯说，像是回答一个问题，“也许你会不苟同，但这是我所知惟一行得通的原则。谁都可以看任何东西，这是我的原则。任何被派来这里工作的人我都得信任。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运作这地方。我不可能整天跟在每个人屁股后面问他们正在看什么档案，我能吗？”他说，不理特纳恼人的凝视。

“但他却如鱼得水。我很惊讶。他很快乐，这是第一点。而没多久，我也因为有他帮忙而乐起来。我们惟一真正介意的——”他停顿了一下，“是他抽的那种烂雪茄。我猜是爪哇雪茄。臭死了。我们常常为此奚落他，但他不为所动。不过，如今我却怀念起那烟味来。”他继续静静地说，“待在参赞处对他而言是一种埋没，他和他们不是同一类的，而据我所知他在一楼的工作又时日无多了。但这个地方正适合他。”梅多斯向关着的门伸伸头。“那里有时就像一家店。你有顾客也有店员：钱宁、瓦莱丽……利奥刚来档案库的时候，他们都排斥他，但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喜欢上他。这是实话。他真的有两把刷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猜你是想说我在恭维自己。好吧，我承认是这样。每个人都喜欢同类，而他是我们的同类。好吧，我承认我孤独。迈拉是我的心头重担。我是一个失败的父亲而又从来没有儿子。我是有一点点把他当儿子看的味道，虽然他只比我小十岁。”

“他有想泡档案库的女孩吗？”特纳问，主要是为了打破让人不自在的沉默，因为他正在脑子里准备问题。

“只会开开玩笑。”

“有听过一个叫爱克曼的女人吗？”

“没有。”

“玛格丽特·爱克曼，他们曾经订过婚——她和利奥。”

“没有。”

他们仍然没有望向彼此。

“他也喜欢这工作。”梅多斯继续说，“我不认为他从一开始就了解，跟我们相比，他知道的有多么多。我是指对德国。”

他停下来回忆，就像是回忆五十年前的往事。“他也了解那个世界，”他补充说，“里里外外都了解。”

“哪个世界？”

“战后的德国。占领时期，人们现在懒得去了解那些年头。他对那段时间了解得像自己手背。‘阿瑟，’他有一次对我说，‘我在这些城镇还是停车场的时候就来过。哪怕他们的母语还是被禁时我就听过他们说话。’我瞥见过他埋头读档案的样子：安静得像老鼠，完全出了神。有时他会抬起头，望向档案库的其他地方，想找个人分享他所读到的东西。‘看看这里，’他会说，‘看到没有？我们在1947年解散那公司的。看看，这里就有记载。’我有时觉得他知道那么多事情对他是一种负担，有时甚至会让他感到内疚。有一次，我们在销毁一些档案时，他说：‘你们是在销毁我的童年，让我成为一个老人。’我回答说：‘如果我这样做，那你就是还活着的人中间最幸运的一个。’我们都笑了。”

“他谈过政治吗？”

“没有。”

“他对卡费尔德是什么看法？”

“他很关切。这很自然，否则他不会乐意出手帮忙。”

“哈，他当然乐意。”

“那是一种信任感，”梅多斯不屑地说，“一种你不会了解的东西。他说的是事实。那是他的童年。对他而言老东西是最重要的。”

“好吧。”

“听着，我不是要为他辩护。他毁了我的事业，我知道你结案后我会有什么下场。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也有好的一面。”

“我不想跟你辩。”

“他的记忆真的是他的负担。有一次他要我听一些唱片。我猜他是想要卖给我。他帮城里一家公司推销东西，并一向引以为傲。‘听着，’我对他说，‘没有用的，利奥，你只是在浪费时间。我听唱片只能一次听一张，因为等我听到第二张，就会把第一张忘光了。’但他马上回答说：‘那你应该当政治家，阿瑟，他们就是这样的。’相信我，他说的是心底话。”

特纳咧嘴而笑。“真风趣。”

“是风趣，如果他说这话的时候不是一脸凶相的话。又有一次我们谈到柏林。我说：‘算了，没有人现在会想到柏林的了。’我指的是柏林的旧档案，现在已经不会有人认为有什么参考价值而想到调阅它们。‘可不是，’他说，‘我们有两种记忆：小记忆和大记忆。我们用小记忆来记住小事情，用大记忆来忘记大事情。’他就是这样说的。这话让我感动。我是说现在很多人真的是把历史忘得一干二净。”

“他会到你家去吗？我是说有时候。你们会一起消磨晚上吗？”

“时不时。都是迈拉不在家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到他那边去。”

“为什么都是迈拉不在家的时候？”特纳相当生硬地问，“你仍然不信任他，是不是？”

“有些谣言，”梅多斯不紧不慢地说，“有些关于他的闲话。我不想迈拉被扯进去。”

“关于他和谁的谣言？”

“女人。一般的女人。他是独身汉，有自己解决需要的方法。”

“跟谁？”

梅多斯摇摇头。“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他说，手上把弄着两个夹子，要让它们互夹在一起。

“他谈过战时的英国吗？谈过他住在汉普斯特德的叔叔吗？”

“他有一次告诉我他在多佛上岸时，脖子上挂着面牌子。这是不寻常的。”

“什么不寻常？”

“我是指他谈自己不寻常。钱宁说他在利奥来档案库工作以前就认识了他四年，却从未听他谈过自己的童年。但他现在却完全敞开了心扉，钱宁说一定是年纪大了的关系。”

“继续说。”

“那就是他刚到达英国时身上仅有的东西：一面牌子，上面写着‘黑廷·利奥’。他们剃光他的头，帮他驱除身上的虱子，把他送入一所农业学校。他显然是可以选择学家政或学农的。他想当农民，因此选择了学农。在我看来是个笨选择，但他向往有土地的生活。”

“他有没有谈到共产党？有没有谈到他在汉普斯特德的时候混过左翼的少年团？”

“没有。”

“他提过一个叫普兰什科的人吗？他是德国国会议员。”

梅多斯犹豫了半晌。“他有一晚告诉我，普兰什科摆过他一道。”

“摆过他一道？怎么个摆法？”

“他不愿说。他说他们是一起移民到英国去的，战后又一起回到这里来。但后来普兰什科选择了一条道路而利奥选择了另一条。”梅多斯耸耸肩，“我没有追问。我有什么必要追问？那次之后他再没提及普兰什科的名字。”

“从他谈过的往事推断，你认为他最念念不忘的是什么？”

“我猜是某种历史性的东西。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思考历史。不过那是几个月前的事了。”

“有什么分别？”

“那时候他还没有沉迷。”

“还没有什么？”

“沉迷，”梅多斯说，“这就是我准备告诉你的。”

“我想听听不见了哪些档案，”特纳说，“还有不见了哪些信件。”

“那你得先等一等。并不是只有具体事实才重要，如果你专心听，说不定就可以听出端倪。你就像利奥一样，总是问题都还没听清就想知道答案。我想告诉你的是，打他进入档案库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他在找某些东西。你可以感受得到——几乎就像摸得到一样——他在找某些对他而言很重要的东西。这样的人我在档案库几乎没见过。”

梅多斯说话的样子仿佛倾尽了全部的生命力。

“一个档案管理员就像一个历史学家：有些时间段落是他情有独钟的，能够对涉及的人名地名如数家珍。这里的所有档案都是互有联系的，也必然是如此。你从隔壁随便拿一个档案给我，我就可以找出一长串相关的档案来；尽管乍看之下完全南辕北辙，但它们就是以某种方式关联在一起的。这是档案的引人入胜之处，一开了头就没有终点。”

特纳端详梅多斯那张慈父般的灰脸和那双满怀忧虑的灰眼睛，也感受得到梅多斯语气中慢慢浮现的兴奋。

“你以为是你在运作一个档案库？”梅多斯说，“错了，是它在运作你。档案库的一个特征是它有办法控制你，让你身不由己。以钱宁当例子好了。就是你进来时坐左手边那个穿夹克的老头。他是个知识分子，读过大学和其他学位。他从行政组调来档案库工作才一年，却迷上了994号档案，内容是联邦德国与第三议会的关系。他可以坐在你面前，把与‘霍尔斯坦原则’有关的每一个谈判的日期地点背给你听。或者以我为例好了，我是学机械的。我喜欢汽车和各种发明。我猜我对德国人侵犯了多少专利权，要比任何一个商业科的人员都清楚。”

“利奥沉迷于什么？”

“等一等，我正在说的事很重要。过去二十四小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思索这个，而不管你喜不喜欢，现在都得从头听起。档案是可以控制人的：你就是不由自主会被它控制。如果你放任它们，生活就会为其所制。对某些人来说，档案形同妻儿子女，我见过这样的例子。有时它们会攫住你，那你就会在一条道上一直走一直走，下不来。利奥就遇到这样的事。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打个比方，你偶然读到一份旧文件，内容涉及印度尼西亚泗水蔗糖工人的罢工。‘咦？’你问自己，‘为什么上面没有某某先生的批阅呢？’你往回查，发现某某先生从没有读过这份电报。但他没有理由没读过的，因为事情才过去三年，而某某先生当时是驻巴黎的大使。于是你开始研究伦敦方面针对罢工采取了什么对策，他们咨询过谁，以及他们为什么没有知会华盛顿。你查了查互见条目，找出源文件。也许这时你有了抽身的念头，但已经迟了，你已经忘乎所以，其他正事都不管，单是往最初那份文件所引发的问题钻；你被它卷着走，而等你回过神，把咒抖掉的时候，十天已经过去。你没有变得更聪明，但也许发作过这一次，同样的病就两年内都不会再发作。情形就像是中了邪。你可以称之为一趟私人追寻之旅。档案库所有人都有过这种经验。”

“利奥也是这样吗？”

“对，对，利奥也是这样。从他来这里第一天我就有一种感觉：他在……唔……他在等待什么。从他的眼神、拿文件的手势你就可以感受出来。他总是偷偷摸摸东瞄西瞄，一双小小的褐色眼睛总是转不停。我知道你会说我是疑神疑鬼，我不在乎。我后来没有多想这事。为什么我有必要多想呢？我们每个人都有烦恼，而且当时这里又忙得像工厂。但他在等待什么这一点却是千真万确。我没有理由要注意他，但我就是注意到了。然后他就逐渐沉迷上了。”

突然一阵铃声响彻整条走廊。他们听见了开门关门的砰砰声和奔跑的脚步声。一个女孩在喊：“瓦莱丽在哪里？瓦莱丽在哪里？”

“只是火灾演习，”梅多斯说，“目前我们一星期要演习两三次。别在意。档案库不用参加。”

特纳坐下，脸色看起来比原来还要苍白。他用一只大手拢过头上成簇状的金发。

“我在听。”他说。

“从三月起，他就开始处理一个大案子。是所有的707号档案。有两百个卷宗或以上，内容主要和占领结束时的交接事宜有关。涉及撤退的条款、居住权、案卷移送和自治阶段性的问题，还有天知道什么鬼东西。都是1949到1955年间的事，跟现在全不相干。如果说是为了‘档案销毁计划’，那还有六七个档案是他可以挑来下手的，但当他看到了707号档案后，就完全被迷住了。‘看看这个，’他说，‘阿瑟，它们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呢。我从前学到的东西都用得着了。我知道它们在说什么，是我熟悉的领域。’我不认为过去十五年来有其他人打开过这些卷宗。里面全都是专门术语，有德文的有英文的，都是法律条文。”梅多斯佩服地摇摇头。“我看过其中一个卷宗。我肯定自己驾驭不来，也怀疑参赞处里面有谁有这个能耐。全都是关于普鲁士刑法和地方司法权的。而且有一半是德文写的。”

“你是说这批东西让他接触到超过他预期的东西？”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梅多斯说，“别把不是我说的话放到我嘴巴里。我是说他派上用场了。他脑袋里有一大堆已经很长时间用不着的知识。然后，因为707号档案的出现，他突然间可以把那些知识派上用场了。”

梅多斯继续说：“其实707号档案与‘档案销毁计划’无关：它预定是要送回伦敦收藏起来的。但在送走以前，我们还是得先把它读过一遍，让它接受如同销毁文件必须经历的程序。过去几星期，他一头栽在这里面，栽得非常深。我告诉过你，他来了这里之后就变得安静，而投入707号档案以后，他更是一天比一天安静。他浸在其中了。”

“是什么时候的事？”

特纳的笔记本后放着一本日记，他已经把它打了开来。

“三星期前。他越陷越深。没错，他还是乐呵呵的样子，会蹦蹦跳跳，给档案库这个女孩拿把椅子，那个女孩拿支铅笔。他也还是爱打听：这是他谁都治不好的毛病，他总是非要知道我们正在做些什么不可。但你仍然可以看得出来他被什么攫住了，变得越来越沉思默想，越来越严肃。然后到星期一，我是说上星期一，他变了。”

“一个星期前，”特纳说，“五号。”

“七天前。啊，老天，他就是那时候决定的吗？”突然传来一阵热腾腾的蜡味和一个大印章重击包裹的闷响声。

“他们在准备两点钟要送出的文件，”梅多斯说，又瞧了瞧自己的银怀表。“12点30分就得先要送楼下去。”

“如果你想用餐，我可以晚一点再来。”

“我宁可先把事情说完，”梅多斯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把怀表收起。“他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吗？他去了俄国吗，真的是这样？”

“你是这样想的吗？”

“他单身一个人，到哪里都有可能。他不像我们。他试过要成为我们，却成为不了。我觉得他更像你，某个意义上是这样。总是忙着，但又总是忙些别人不在乎的事情。没有事情对他来说是单纯的。我猜这就是他的问题。太多童年记忆了，又可说是少到等于零。这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我喜欢一个人是慢慢长大的。”

“告诉我上星期一的事。你说他变了，怎么个变法？”

“向好的一面变。他把攫住他的东西抖掉了——不管那是什么。他从上面下来了。我走进档案库的时候，他向我微笑，看得出来非常快乐。钱宁和瓦莱丽都注意到了。那时候我们当然都忙翻了，我星期六加了大半天班，星期日加了一整天班。来调档案的人络绎不绝。”

“利奥忙吗？”

“他一样忙，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我们不常看到他。如果他有一个小时是待在这里，就有三个小时是待在楼下……”

“楼下哪里？”

“他自己的房间里。他有时会带几份文件到楼下处理。那里比较安静。‘我想让房间保持温暖，阿瑟，’他说，‘我不想让它变冷。’”

“所以他把文件带到那里处理？”

“然后他还要忙礼拜堂的事。他负责弹风琴。”

“他负责这事多久了？”

“好几年了。他叫这个为买保险，”梅多斯轻笑了一下，“只是为了让人少不了他。”

“你说他到上星期一变得很快乐。”

“静谧。我找不到别的形容词。‘我喜欢这里，阿瑟，’他说，‘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然后坐下来，开始工作。”

“直到失踪以前他都是这个样子？”

“多多少少。”

“什么叫‘多多少少’？”

“嗯，我们吵过一架。那是在星期三。星期二他还好端端的，快乐得像个沙滩男孩，然后星期四我就逮到他了。”梅多斯双手合十，放在大腿上，眼睛看着它们，头低着。

“他想偷看绿档案。那是最高机密。”他用一个神经质的小动作碰了碰头顶。“我说过了，他爱打探。有些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控制不了自己。不管是什么东西，他们就是非要偷看一下才舒服。我敢说如果我把一封写给妈妈的信留在办公桌上，而利奥有一丝机会偷看的话，他一定会偷看。他总是怀疑别人搞阴谋整他。开始的时候他这行为几乎把我们搞疯掉。什么都看：档案、钢柜。他来这里还不到一星期就开始帮我们到收发室收信。起初我不想让他代劳，但他却一副气不过的样子，我就由他去。”他摊开双手，像是想为自己找一个解释，“然后到了三月，我们收到一些伦敦发给经济随员的特别指示，有关新的投资配置和远程计划的。结果，我逮到一整叠电报都在利奥的办公桌上，他正在看。‘喂，’我对他说，‘你可以不看吗？那是只限订户阅览的，不是给你的。’他面不改色，但我感觉得出来他火冒三丈。‘我以为我能够处理一切。’他说，恨不得揍我一顿。我对他说：‘你以为错了。’那是3月间的事。我们有两天都相敬如宾。”

“上帝拯救我们。”特纳轻声说。

“然后就来了那个绿档案。绿档案是很罕见的。我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钱宁不知道，瓦莱丽也不知道。它一直待在自己的公文箱里。大使有一把钥匙，布拉德菲尔德有另外一把，是跟莱尔共享的。每个晚上，公文箱都要送回到这里的保险库。调出和调入都要签收，这事由我一个人负责。然而，在星期三的午餐时间，利奥一个人来这里；当时我和钱宁都到食堂去了。”

“他常常午餐时间一个人留在档案库工作？”

“对，他喜欢这样。他喜欢安静。”

“唔。”

“那天食堂大排长龙，我不想等，就对钱宁说：‘我回去做点事，半小时后再来看看。’所以说我回档案库是出其不意的。我看不到利奥，而保险库的门开着。利奥就在里面，连同那个放绿档案的公文箱。”

“连同？”

“他拿着它。就我看到，他在端详它的锁。看到我时他面露微笑，冷静得不得了。他很厉害，我告诉过你的。‘阿瑟，’他说，“你逮到我了。你发现我的罪恶小秘密了。’‘你搞什么鬼？’我说，‘你知不知道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你知道我这个人的，’他说，‘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然后把箱子放下。‘事实上我是在找一些707号档案的东西。我要找的是1958年3月份和2月份的。你有那么巧在哪里看到过吗？’”

“你怎么做？”

“我对他提出严重警告。除此我还能做什么？我说我会把事情向布拉德菲尔德报告，诸如此类的。我很光火。”

“但你没有报告？”

“没有。”

“为什么？”

“你不明白，”梅多斯犹豫了好一下子才说，“我知道你以为我是个软心肠。但星期五是迈拉生日。另外利奥也要主持唱诗班练唱和参加一个晚宴。”

“晚宴？哪里的晚宴？”

“他没有说。”

“他的日记里没提。”

“那不关我的事。”

“继续说。”

“他答应过那天傍晚会来参加迈拉的派对，送她礼物。那是一个吹风机，是我们一起挑的。”他又摇摇头，“我该怎么解释呢？我对你说过：我觉得自己对他有责任。他是那种会让人觉得对他有责任的人。是你我吹一口气就可以吹走的人。”

特纳瞪着他，一脸不可思议。

“我想还有其他理由，”梅多斯说，“如果我向布拉德菲尔德报告，利奥就会玩完。他没有地方可去。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现在。我倒是真的希望他是去了莫斯科，因为除此以外他没地方好去。”

“你是说你怀疑过他？”

“我猜是这样。内心深处是这样。是华沙对我起的作用。我本来是乐于让迈拉在华沙定下来的，让她和她的学生在一起。没错，我知道是他们唆使他的，唆使他诱骗她。但他答应过会娶她，为了小孩的缘故。我本来会爱那小孩爱得不得了的，但你却把他从我身边带走。从迈拉身边带走。你不应该这样做的，不是吗？”

特纳现在倒对喧嚣的车流声感激起来——他会感激任何可以把梅多斯平板的指控声赶快淹没的声响。

“到星期四那公文箱就不见了？”

梅多斯耸耸肩。“布拉德菲尔德的私人助理在星期四中午把它还回来。我签了收，把它锁回保险库里。星期五就不见了。”

他停顿下来。

“我应该马上向上报告的。本来一发现这事，我就应该跑去告诉布拉德菲尔德。但我没有。我思考了一整个星期六。我想再看看情况。我对科克发脾气，又跑到钱宁家去，弄得鸡犬不宁。我被弄得快发疯了。我不想制造一场虚惊。在这段日子，我们搞丢的东西够多的了。有人偷了我们的档案手推车，我不知道是谁：可能是武官室的人，这只是我的猜测。另外又有人偷了我们一把转椅。打字组不见了一台长滑架打字机。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不见了，甚至包括三军福利社的杯子。我认为是有人用过档案以后没有把它们还回来，比方说莱尔、私人助理室……”

“你问过利奥吗？”

“他当时已经不见了，不是吗？”

特纳再一次进行例行性的查询。

“他带着一个公文包，是吗？”

“对。”

“你准他把公文包带进档案库？”

“他需要用它来装三明治和热水瓶。”

“所以是你准他的？”

“对。”

“星期四那天他有没有带着公文包？”

“好像有。对，有。”

“那公文包大得可以放下公文箱吗？”

“可以。”

“他星期四那天有没有在这里吃午饭？”

“他12点的时候外出。”

“回来过吗？”

“我说过，星期四是他特别的一天。开会的日子。那是他旧工作剩下来的部分。他会到巴德戈德斯堡其中一个部会去开会。跟索赔的事宜有关。但据我所知，他上星期约了人吃午饭，会吃过午饭再去开会。”

“他每星期四都会去开会，是吗？”

“至少来档案库帮忙以后都是这样。”

“他有一把钥匙，对不对？”

“什么用的？用在哪里的钥匙？”

特纳显得犹豫不决。“让他可以进出档案库的钥匙。或者说他知道密码锁的号码？”

梅多斯笑了起来。

“只有我和布拉德菲尔德知道怎样开这里的门，没有别人。一共有三组密码锁和半打防盗装置，另外还有一个保险库。没别人知道号码。钱宁不知道，莱尔不知道。就我们两个人知道，没有别人。”

特纳振笔疾书。

“告诉我还不见了些什么。”

梅多斯用钥匙打开他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份清单。他的动作轻快而充满自信。

“布拉德菲尔德没有告诉你？”

“没有？”

梅多斯把清单递给他。“你可以留着。一共是四十三件。全都是筐式档案，自三月起就不见了。”

“换言之是从他出了窍起开始不见的。”

“安全级别从‘机要’到‘绝对机密’不等，但大多数都是一般的‘秘密’级。有关于组织的，有关于会议的，有关于人事的，有两个是关于条约的。主题从1947年拆解鲁尔的化学装备到过去三年来英德双方非官方交谈的摘要，不一而足。外加那份绿档案，内容是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

“布拉德菲尔德告诉过我。”

“它们就像是一些拼图板，相信我，一些可以拼出一幅完整画图的拼图板……我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想……我曾经在脑子里转动它们，想要拼出完整的图形。我一小时又一小时地拼，晚上甚至睡不着。时不时……”他顿了一下，“时不时我都以为自己找到了头绪。但是……没有。没有清晰的模式，没有一贯的理路。它们有些是经利奥签名调出去的，有些在登记本里注明‘准备销毁’，但大部分就只是平白不见了。要不是经过清查，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它们不见了。除非是有谁要调阅。”

“筐式档案？”

“我告诉过你，一共是四十三个文件筐。我敢说它们装的文件加起来有两三百磅重。”

“信件呢？不是说也少了些信件吗？”

“对，”梅多斯不情愿地说，“我们少了三十三封寄入的信件。”

“从没有进来过？它们都是随便放着任人拿的吗？是关于些什么的？你做过记录吗？”

“我们不知道。这是实话。只知道是德国各部门寄来的。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收发室有记录。它们从未进过档案库。”

“你查过是哪些部门吗？”

“不见的信件都跟不见的档案有关，”梅多斯声音僵硬地说，“它们指涉的是相同的德国部门。这是我们惟一能确定的。而因为它们是德国各部门寄来的，所以布拉德菲尔德吩咐，在布鲁塞尔谈判有结果以前，不得向有关部门要求副本，以防德国人警觉到黑廷的失踪。”

特纳把笔记本放回口袋，站起身，走到装了栏杆的窗子边，摸摸它们的锁，又拉了拉铁丝网，测试它们的强度。

“他有什么不对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你才会防着他。”

从走廊传来两种调音的紧急警号声，它们逐渐接近，然后远去。

“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纳重复说，“你说话的一路下来我都感受得到。你一只眼盯着他，你感觉得到他有不对劲。我知道你感受得到。为什么？”

“没这回事。”

“那些谣言是关于什么的？他们说了什么让你害怕他。他是哪个相公的男朋友吗，阿瑟？是钱宁吗？这就是大家谈到他都忸怩不安的原因吗？”

梅多斯摇摇头。“你再也吓唬不了我。我了解你。了解得很。这和华沙的事情无关。他不是那类人。我不是小孩而钱宁也不是同性恋。”

特纳继续瞪视他。“你一定听到过些什么。你一定知道些什么。我知道你知道。你在档案库的另一头用一只眼盯着他。他在档案库里干的是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但你谈他的口气却像是在谈大使。这里一团乱——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利奥负责的是什么工作？档案销毁。这工作可以让他拿到他想要拿的任何东西。是你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他有什么不对劲？为什么你要盯着他？”

“你是在瞎猜。你打结的脑袋让你把任何直的东西都看成弯曲的。但就算凑巧给你猜对，我也不会告诉你半个字，快要咽气了也不会。”

密码室门外贴着张便条：“2点15分回来，有急事请电333号房间。”他大声敲布拉德菲尔德的门，又试转门把：锁着的。他走到栏杆扶手旁，愤怒地望向下面的大堂。在值班柜台，一个参赞处警卫正在读一本工程方面的书。特纳看得见右手页上面的图表。加纳人沙尔热坐在镶玻璃的接待室，若有所思地瞧着一幅从高位置取景的风景照片。

“全都吃午餐去了，老哥。”一个声音从他后面轻轻传来。

“3点前不会有德国佬上这里来的，”一个轻飘飘、狐狸般的身影站在灭火器之间，“我是克拉伯，”对方自我介绍，“米基·克拉伯，不好意思。莱尔刚刚回来。为了拯救妇女儿童，他先前去了内政部一趟。劳利派他回来带你去用餐。”

“我想发一封电报。333号房间在哪里？”

“那是无产阶级的休息室，老哥。现在是多事之秋，大家都需要找时间打个盹。就让他们歇歇吧，”他建议说，“‘没有什么急事是死得了人的’，这是我的座右铭。”克拉伯话是这样说，但还是为特纳在静悄悄的走廊里引路，样子就像个举烛火带贵客就寝的老迈侍臣。走过电梯的时候，特纳暂停了下来，再一次凝视它。一个挂锁把电梯门锁得牢牢的，告示牌上写着两个字：“故障”。

一件工作归一件工作，特纳告诉自己，你又何必不自在呢？华沙归华沙，波恩归波恩。华沙是一百年前，而波恩是今天。事总得有人做，做完就总得要向前走。华沙英国大使馆那间洛可可风格的房间又回到他眼前。枝形吊灯因为灰尘满布而显得暗沉，而迈拉·梅多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下次跟你老爸到另一个铁幕国家的话，”特纳对她怒吼说，“挑情人时可他妈的给我眼睛放亮点！”

告诉她我要出国33，他想；我要去抓一个叛徒。一个三头六臂、青面獠牙的叛徒。

来吧，利奥，我们是同一类人，你和我：我们都是地下人员。我会在下水道里追逐你，利奥，这就是我闻起来会那么香的原因。我们将会弄得一身脏污。我会追逐你，你会追逐我，你我会各自追逐自己。

7　莱尔

美国俱乐部的警戒不如英国大使馆森严。“这里不是美食家的天堂，”莱尔说，一边把证件递给在门口站岗的美国大兵，“但它有个很棒的游泳池。”他订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可以远眺莱茵河。游过泳后，他们喝着马提尼，看着一些巨大的褐色直升机飞过，飞向河上游的一个着陆区。它们有些有红十字的标志，另一些则什么标志也没有。时不时会有白色的客轮在薄雾中滑行，把拥挤的游客带向尼伯龙根34的国度。一度有一群学童经过，他们听到从手风琴奏出而又有风琴热烈伴奏的《罗蕾莱》35。在这里，柯尼希斯温特七座山丘36的距离要比较近，然而薄雾模糊了它们的轮廓。

莱尔一根手指不确定地指向彼得斯堡的位置，那是一座树木繁茂的圆锥形山丘，其顶部坐落着一家长方形大饭店。“张伯伦30年代住过那儿，”他说，“当然就是他把捷克让出的那一次。我是指第一次。37”战后，它成了同盟国高级委员会的总部，更近期住过那儿的名人则是进行国事访问的伊丽莎白女王。在它右边的是龙岩，也就是齐格菲38屠龙和被龙血浴身之处。

“黑廷的房子在哪里？”

“这里看不太见。”莱尔静静地说，不再指些什么。“它位于彼得斯堡的山脚下。所以可以说，他是生活在张伯伦的阴影之下的。”说完，他就把话题引到一般性的事上去。

“我想，身为客座救火员，你常常碰到的困扰就是等你赶到现场，火已经烧完。是不是这样？”

“他常来这里吗？”

“一些较小的大使馆会因为空间不够而来这里开招待会。你可以说小一点的大使馆就是他的标记。”

他的声音再次低下来，尽管餐厅里只有他们一桌客人。只有在入口附近一个角落隔着玻璃的酒吧间里，有一群外国记者在指手画脚，狼吞虎咽。

“所有美国人都是那个样子的吗？”莱尔问道，“还是更糟糕？”他慢慢往回瞧。“不过我想他们倒是给人一种方向感。乐观主义。这就是美国人的毛病，你说是不是？他们眼睛都是看着未来，好危险。这让他们对毁了现在毫不在乎。我常常想，往回看的人要比较仁厚些。我看不出未来这东西有什么希望可言，但这反而带给我一种极大的自由感。也让我们更彼此关心些：让我们在那个死刑犯监牢里更相亲相爱些。别把我的话看得太认真，好吗？”

“如果你半夜三更想要调参赞处的档案来看，你会怎么做？”

“把梅多斯挖起来。”

“或者是把布拉德菲尔德挖起来？”

“那就太夸张了。劳利是知道密码锁的号码，但他只是后备球员。除非梅多斯被巴士撞倒，否则我们不会去惊动他。你今天早上看来够辛苦的了，”莱尔关心地说，“我看得出来你还没有适应这里的天气。”

“你会怎么做？”

“唔，我会在下午就把档案调出来。”

“然后一整晚把档案放在身边？”

“如果是危机时期，档案库会整夜开着。但如果它关了起来，我们大部分人都有保险柜，可以把档案存放一个晚上。”

“但黑廷没有保险柜。”

“我们从现在起只用他字好吗？”

“那他会在哪里工作？如果他在黄昏把档案调出来，工作到半夜，那工作结束后他会把档案放在哪里？”

“我猜他会在自己房间工作，离开时再把档案交给参赞处警卫。警卫有一个保险箱。”

“警卫会签收吗？”

“当然会，老天爷。我们不是那么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可以从警卫的夜间登记本得知。”

“你可以。”

“但他离开时都不会跟警卫打招呼。”

“啊，老天，”莱尔说，显得非常困惑，“你是说他都把档案带回家？”

“他开的是什么样的车子？”

“迷你的旅行车。”

两人都同时沉默了一下。

“他没有其他可以晚上工作的地方？比方说一个特别的阅读室或一楼的保险库？”

“没有，”莱尔断然地说，“好吧，谈些别的吧，好让你的脑子散散热。”

他把侍者叫来。

“我先前才在内政部和西布克龙那些没名没姓的人度过了难过的一小时。”

“干什么？”

“悼念可怜的爱希女士。够无聊的了。同时也很怪。真的很怪。”他接着把话题转开，“你知道一些罐装血浆运到了大使馆吗？德国内政部说他们想贮存一些血浆在食堂，只是以防万一。那真是我听过的最奥威尔式的事情。劳利很火大。他觉得他们搞得太夸张了。”

“为什么？”

“他为了我们这些可怜英国人的安全阵势搞得太大了。好吧，卡费尔德是彻底反英和反欧共体的，而布鲁塞尔谈判又进入到了关键时刻，英国如果获准加入，无疑会触动民族主义者的神经，让‘再造运动’的人抓狂。星期五的游行来势汹汹，每个人都处于精神紧绷状态。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何况汉诺威那边又发生过恶心事。但我们仍然不值得受到那么大的关注的。首先是宵禁，然后是保镖，现在是摩托车。我感觉他这样挤我们是有目的的。”他用一只修长而女性化的手把大菜单递过桌子。“来点生蚝怎么样？那才是活生生的人该吃的，不是吗？这里一年四季都供应生蚝。我猜是从葡萄牙或哪里空运过来的。”

“我从来没吃过。”特纳带点挑衅意味地说。

“那你必须吃一打来补偿一下。”莱尔轻松回答，又喝了一些马提尼。“能有个从外面来的人谈谈话真好。我猜你不会明白这种感觉。”

一队驳船正顺着水流前进。

“一件让人不安的事情是，我们并不觉得所有这些预防措施的出发点都是为我们好。不知道怎么搞的，德国人一下子防我们防得像什么似的，就像我们是在蓄意挑衅：就像搞示威游行的人是我们。我们几乎没有和他们商量的余地。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完全冰冻了起来。在要求被爱的时候受到这种对待，自然会让人的挫折感增加一倍。”

“他星期五晚参加了一个晚宴。”特纳突然说。

“是吗？”

“但他的日记本里却没有记载。”

“蠢材，”他转身瞧瞧，但却没人走过来。“侍者死到哪儿去了？”

“布拉德菲尔德星期五晚上在哪里？”

“闭嘴，”莱尔轻快地说，“我不喜欢谈这种事。”他若无其事地继续原来的话题，“然后还有西布克龙这个人，嗯，我们全都知道他贼，知道他在耍联邦政府，知道他有政治野心。我们也知道星期五维持秩序对他来说是个棘手问题，而好些他的政敌都等着看他的好戏。所以——”他向莱茵河的方向侧侧头，就像这条河也以某种方式涉及他的困惑，“所以他为什么还要在可怜的爱希女士的病床旁边耗六个小时呢？她慢慢死去的样子很好看吗？他又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在这地区每间小小的英国宿舍派驻守卫？他对我们有强迫性的执念，我发誓他是这样。他比卡费尔德对我们还糟。”

“谁是西布克龙？他是做什么的？”

“唉，他是蹚浑水的。某种意义上他跟你是一样的啊。啊！抱歉，我不应该这么说的。”莱尔脸红起来，深为沮丧。还好侍者适时出现，把他从尴尬中打捞出来。那是个相当年轻的侍者，但莱尔对他却异常客气，又请教一些超过他能力的事情；既接受他推荐的摩泽尔白葡萄酒，又仔细询问他今天生蚝的肉质。

侍者离开后他继续说：“波恩这里有一个说法：要是你有了路德维希·西布克龙这个朋友，就不再需要任何敌人。他是一种非常本土的物种。总是谁的左右手。他反复说不想看到我们任何一个死掉。而这正是他让人胆战的地方：他把这种可能性说得煞有介事。人们很容易忘掉的一点就是，波恩也许是个民主的地方，但这里的民主派却少得吓人。波恩不是个战前的城市，不是个战争中的城市，甚至不是个战后的城市。它只是德国的一个小镇。它小得不可能切片，就像你不可能给莱茵河切片。它脚步蹒跚，而雾又抽干了一切的颜色。”

说到这里，莱尔突然脸红起来。他扭开塔巴斯科酱汁的瓶盖，给每一只生蚝淋上一滴。这件事让他全神贯注。“我宁愿喜欢搜集火车模型，”他继续愉快地说，“我宁愿把更多时间花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你有类似的兴趣吗？我是说小嗜好。”

“我没那个时间。”特纳说。

“名义上他是一个叫内政部联络委员会的主委。我知道这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有一次我问他：路德维希，你是要跟谁联络？他把我这话当成一个玩笑。他当然是我们这个年纪。战后第一代减五岁，刚刚错过了大战但又等不及长老。他也跟中情局眉来眼去，但在这里，这是一个地位的象征。他的主要职责是盯着卡费尔德。只要有谁想要与‘再造运动’挂钩，西布克龙就会去对付他。那是一种怪异的工作，”莱尔向后靠，打量特纳的表情，“但西布克龙却乐在其中。你可以说他在运作一个无形的政府：你可以这样形容他。魏玛政府39会非常适合他。你也应该对这里的政府单位有所认识：所有政府单位的划分都是很武断人为的。”

在一声催促声下，那些外国记者离开了酒吧间，向餐厅中央一张已经为他们铺好的桌子鱼贯走去。一个大块头的记者瞥见了莱尔，他把遮住右眼的一绺头发向后拨，然后伸出一只手，行了个纳粹致敬礼。莱尔举一举酒杯，作为响应。

“他是山姆·阿勒顿，”他压低声音向特纳说明，“是个不折不扣的猪猡。我刚才讲到哪里？对，政府单位的划分。它们让我们在这里一个头两个大。这里明明是个灰蒙蒙的世界，但我们却老是要追求一清二楚：谁是反法者，谁是拥法者；谁是共党分子，谁是反共分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老是搞不懂卡费尔德的原因。明明是应该争论事实的时候我们却去争论定义。波恩正在争论用多粗的绳索吊死我们，但我们却还在追问定义。我不知道你要怎样定义卡费尔德。说他是德国的布热德40？是中产阶级革命家？如果他是，我们就毁了，因为在德国，所有人都是中产阶级。就像美国一样。他们不想要平等，谁想？但他们本来就是平等的。”

侍者已经把葡萄酒端了过来，莱尔请特纳负责试酒。“我深信你的舌头要比我的清新。”但特纳婉拒，所以他就自己来品试。“好明智的推荐，”他语带赞赏地对侍者说，“好酒。”

“所有的聪明定义都适用在他身上。就像精神分析一样，只要事先假定好病征，你就总能给它们找到名字。你既可以说他是孤立主义者，也可以说他是沙文主义者；既可以说他是和平主义者，也可以说他是复仇主义者。而他又想与俄国缔结贸易同盟。他有进步的一面，这个吸引到年轻人；他有反动的一面，这个吸引到德国的老年人。这里的年轻人好清教徒主义。他们既想要干干净净的财富，又想要弓箭和巴巴洛萨（红胡子？）41。”他懒洋洋地指着七峰山。“他们都想要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难怪老一辈会成为享乐主义者。但年轻人——”他断了一下，“但年轻人却深深不满，而且发现了一条最残酷的真理：报复父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模仿他们。卡费尔德可说是那些学生收养的大人……抱歉我话那么多。这是我的小嗜好。请不要叫我闭嘴……”

特纳看来没有在听。他看着沿步道等距离站岗的警察。他们其中一个刚刚在岸边找到一条拴着的小舢舨，此时他正玩着帆脚索，把它像跳绳的绳子一样荡上荡下。

“伦敦方面反复问我们：谁是挺他的人？他的钱是打哪来的？他们要我们定义这个，定义那个。我能告诉他们什么？有一次我写道：‘街头上的这些人，传统上是最捉摸不定的社会阶级。’他们欣赏这个答案，直到研究部才被打了回票。‘是一个已死的民主体制的孤儿。是联邦政府的伤员。’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被出卖给了保守主义，反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他们被出卖给了共产党。人们现在都精得不去投票。卡费尔德的立场是惟一可以覆盖整个政治光谱的。你要怎样去定义一种情绪？老天，他们好迟钝。他们后来没有给我们任何指示，只给问题。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在英国不是也碰到相同的问题吗？同一种愤怒情绪也见于其他所有地方。’没有人怀疑巴黎的示威群众搞什么颠覆世界的阴谋，那为什么要在这里找一个呢？情绪……无知……无聊，就那么回事。”他向桌子欠过身去。“你投过票吗？我肯定你投过。那是什么感觉？你觉得有什么改变了吗？”他又吃了一只生蚝。“我想伦敦被轰炸过。这就是答案吗？也许，只有波恩是没事的。好可怕的想法。被放逐的世界。不过我们就是这样。被放逐的定居者。”

“卡费尔德为什么恨英国人？”特纳问，他的心思遥远。

“我承认这是个不解之谜。我们在参赞处千方百计想搞懂。我们谈它，读这方面的数据，彼此辩论。但没有人有答案。”他耸耸肩，“谁今天还相信有动机这回事，更何况是一个政客的行为？我们试过去定义它。说不定英国人曾经给他吃过苦头。童年记忆是最难磨灭的。顺便问问，你结婚了吗？”

“这跟我们谈的事有什么关联？”

“老天，”莱尔欣赏地说，“你好难搞。”

“他的钱哪来的？”

“他是个化学工业家，在埃森郊区经营一家大工厂。有人猜英国人在占领时期让他不好过，拆了他的工厂，毁了他的事业。我不知道这个猜测有多接近事实。我们做了好些研究，但收获甚微，而劳利又禁止我们向外调查。这是很正确的决定——”他微微一耸肩，“天晓得我们玩这种游戏的话，西布克龙会作何感想。报上就只说卡费尔德恨英国人，仿佛这是不需要解释的。或许他们是对的。”

“他有什么样的背景？”

“一如预期。战前毕业，被征召为工程师。在俄国前线担任爆破专家，曾经在斯大林格勒受伤，但还是逃了出来。对和平感到幻灭。经过激烈内心挣扎，缓缓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纲领。这些感人肺腑的话都是他自己说的。有一些很常见的无聊谣言，说他是纳粹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的外甥之类的。没人把这种说法当一回事。这不奇怪，东德老是喜欢造一些政治头面人物的谣。”

“难道这些谣言没有丝毫真实的成分？”

“总是有真实的成分，但又总是不够多。不管怎样，除我们以外没有人当一回事。他说自己是慢慢走向政治的，说自己有过一段沉睡期和一个觉醒期。”

“你跟他碰过面吗？”

“我只读过有关他的报道，听过收音机转播的讲话。但某种意义上，他是活在我们左右的。”

特纳的淡色眼睛已经回到了彼得斯堡。太阳在山丘间斜照，光线直接打在那家灰蒙蒙大饭店的窗户上。其中一座山丘斑驳得像个采石场，有一些灰蓬蓬的白色小机器在山麓下来回移动。

“你不得不佩服他。六个月之内就把整个运动给改了头、换了面。干部、组织、口号完全焕然一新。之前他们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有，但现在却成了一个有教养的、高学历的团体。他不要衣着随便的群众，不要社会主义那一套胡说八道，除非那是从大学生嘴巴里讲出来的。卡费尔德很聪明，懂得容忍那些大学生。他也知道攻击警察的和平主义者和攻击和平主义者的警察之间只有一线之差。但最重要的是，巴巴洛萨是穿干净衬衫，拥有化工博士学位的。巴巴洛萨博士先生，他们现在都这么喊他。在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统计学家、律师都是受高度尊崇的，又特别是律师——你知道律师有多么不合逻辑吗？律师是德国的伟大导师，一向都是如此。但不包括政治家，他们一点都不受人尊敬。而在卡费尔德看来，他们当然都是议会代表制有多差劲的最好证明。卡费尔德可不想要任何人代表他，敬谢不敏。他的追随者呐喊要求的是没有约束的权力——更多的权力，不用负责任的权力。这是民主的终点，不是起点，你明白吗？”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与他无精打采神态完全不相称的自信。“我们和德国人都经历了民主，但没有人因此夸奖我们。我们推了德国人一把，但没有德国人因为得到民主感谢我们。现在我们从另一边绕出来了。民主只有在一个阶级系统里才可能存在，它是要由特权阶级恩准的——这就是现在民主搞不下去的理由。民主只是封建时代和自动化时代之间的电光石火，已经过去了。还剩下些什么呢？选民和国会是脱节的，国会和政府是脱节的，而政府则与每一个人脱节。沉默的政府——他们的标语是这样控诉的。异化的政府。我想这个用不着我来告诉你，因为它是一种英国的产物。”

他停下来，希望特纳有所响应，但特纳仍然陷在思绪里。那些外国记者在他们的长桌子那头争辩着些什么。其中一个威胁说要揍另一个，第三个人则扬言要把他们两个的头撞在一起。

“我不知道我在为什么辩护，或者我代表的是谁？但谁又知道？他们在伦敦对我使眼色说：‘一个绅士应该为国家着想而撒谎。’我回答说：‘我愿意，但先得告诉我需要隐瞒的真相是什么。’他们连一丝想法都没有。在外交部外面，可怜的大众都以为我们有一本镀金的书，封面写着‘政策’两个字……老天，要是大众知道了会怎样？”他把杯中的葡萄酒一饮而尽，“也许你知道他们的政策？我被认定应该通过最少的摩擦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但他们所谓的利益又是什么意思？大概我们是合该走向衰落的。也许英国也需要一个卡费尔德，一个新的莫斯利42？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我们这里的日常饮食。歇斯底里的冷漠。再来一点白葡萄酒吧。”

“你想可不可能，”特纳说，眼睛仍然凝视着山丘，“西布克龙已经知道了黑廷的事？会不会是这件事让他们对我们产生敌意？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对我们的额外关注？”

“待会儿，”莱尔静静地说，“在一群小孩子面前不适合谈这个。”

太阳升到河的正上方，把它染得像一只金黄色的大鸟：双翅延展，覆盖整个河谷。河面上蹦跳着愉快的亮光。交代过侍者把他最好的两瓶威士忌送到网球场花园之后，莱尔就以优雅的步伐走过一张张空桌子，走向侧门。餐厅中央那群记者此时陷于沉默，每个人都因为喝多了酒而闷闷不乐，各自摊在皮革椅子里，大剌剌等着新的政治灾难的刺激。

“可怜的人，”莱尔走出户外以后说，“你到哪里出差都会碰到我这种人吗？我猜我们这种人都喜欢把满腹牢骚倾倒给陌生人。到头来我们说不定都会变成一个小号的卡费尔德：爱国的中产阶级虚无主义者。在你看来一定很恐怖。”

“我必须到他的房子看看，”特纳说，“这样才能找出真相。”

“你的要求被驳回，”莱尔心平气和地说，“西布克龙在那里派驻了警力。”

时间是下午3点。一个白色的太阳挣破了浮云。他们坐在花园的大遮阳伞下，手里拿着白兰地，看着一些外交官的女儿在网球场的红土地上打球和嬉笑。

“我怀疑普兰什科是个坏蛋。”莱尔说，“很久以前他是我们的人脉，后来却不再理睬我们。”他打了个哈欠。“他从前是个相当危险的人物，是个政治海盗。没有什么阴谋会完全跟他无关。我会过他好几次。他目前隶属自由民主党——那是各种失意政客的大本营，里头有一些很怪的怪胎。”

“但他曾经是朋友。”

“你很天真，”莱尔懒洋洋地说，“像利奥一样天真。我们可以认识一个人一辈子而没有成为朋友，也可以认识一个人五分钟就成为一辈子的朋友。普兰什科有那么重要吗？”

“他是我惟一的线索。”特纳说，“惟一可以追查下去的线索。他是就我所知惟一认识利奥而又是大使馆以外的人。他本来要在他的婚礼上当伴郎的。”

“婚礼？利奥？”莱尔坐直了身体，脸上的从容不见了。

“多年前他跟一个叫玛格丽特·爱克曼的订过婚。他们看来是在利奥任职大使馆以前的时代认识的。”

莱尔挨回到椅背，像是松了口气。

“如果你是想接近普兰什科的话，只怕……”

“我没有这样想，别担心；这一点我已经被提醒过了。”特纳喝了口酒。“但有人给过利奥警讯。我肯定有。利奥吓傻了。他知道自己是活在借来的时间里，所以就把抱得走的所有东西都抱走，包括档案、信件……而当他最后逃跑的时候，慌忙得甚至没有时间请假。”

“劳利不会批准他请假的，在这个节骨眼不会。”

“他不还是得到了吗？事假——布拉德菲尔德首先想到的掩饰说辞不就是这个吗？”

“手推车也是他偷的吗？”

特纳没有回答。

“我猜我那台可爱的电风扇也是他不问自取的，他在莫斯科当然会用得着。”莱尔在椅背里陷得更深。天很蓝，太阳炽热得像是隔着一面玻璃照下来。“如果这种天气持续下去，我就得去买一台新的了。”

“有人警告过他。”特纳坚持谈原来的话题，“这是惟一说得通的解释。他慌张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到普兰什科的原因：他有一个左翼的历史背景。用布拉德菲尔德的话来说，他和利奥是同行的伙伴。大战期间他们甚至是一起在英国度过的。”他凝视天空。

“我知道你准备提出一个理论，”莱尔说，“我听得见它的滴答声。”

“他们在1945年一起回到德国，在军队里从事什么工作，然后分道扬镳。利奥保持英国人身份，以掩饰他的目的，普兰什科恢复了德国籍，并打入了政界。他们是有用的搭档，就像那些长期潜伏的特工一样。说不定他们是同时在玩同一个游戏……也许他们是被同一个人吸收的，在英国，当俄国人还是我们盟友的时候。渐渐他们的关系疏远了。这是标准模式，对不对？继续保持联络已经不安全。但他们还是暗中保持联系。然后有一天，就是几个星期以前，普兰什科得到了信息。他从波恩的人脉里得知：西布克龙已经盯上利奥。也许是什么旧线索提醒西布克龙，又也许是有人告的密。收拾行李吧，普兰什科对利奥说，带上你能带的一切东西远走高飞。”

“你的心思好可怕，”莱尔说，“多么有想像力的一个脑袋瓜子。”

“问题是，这个推理说不通。”

“说不通，真的吗？我很高兴你意识到这一点。利奥不会慌张的，这不是他的调调。他一向相当自持。也许你会觉得我说蠢话，但他爱我们。他是我们一类的人，阿伦，不是他们一类。他对生活的期望少得可怜。深坑里的矮种马——这是他还窝在一楼烂马槽时我对他的感想。哪怕后来上了二楼工作，他还是带着一份忧郁。人们都以为他是个乐呵呵的人……”

“没有跟我谈过话的人形容他是乐呵呵的。”

莱尔转过头，深感兴趣地看着特纳。

“他们没有吗？那我的想法可真够龌龊。我们每个人都认定别人在背后笑他。把他当成悲剧里的小丑。”

“好吧，”特纳退让说，“就假定他不是个共产主义信徒。但说不定他年轻时曾经是。”

“也许。”

“然后他的信仰睡着了……他的政治意识睡着了。我是说……”

“啊。”

“直到卡费尔德再次把他唤醒——新的国家主义……旧的敌人……砰一声把他唤醒。‘咦，怎么回事？’他看到历史正在重演。他告诉别人：‘历史正在重复自己。’”

“‘历史会重复自己，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上演，第二次则是以喜剧的形式。’这话真的是马克思说的吗？一个德国人竟然可以这样风趣？不过我得承认，卡费尔德真的是让共产主义变得极端有魅力。”

“他喜欢什么？”特纳问道，“他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利奥？老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什么？”

“你了解他而我不了解。”

“你是准备盘问我吗？”莱尔说，不全然是开玩笑。“如果我请你吃饭的结果是换来一番盘问，那我真是该死了。”

“布拉德菲尔德喜欢他吗？”

“他喜欢谁了？”

“他有用一只眼盯着他吗？”

“工作方面是这样。劳利要求是很高的。”

“劳利是天主教徒，对不对？”

“老天，”莱尔说，语气激烈得出人意外，“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分类人的，行不通的。人生并不只是由许多牛仔与许多红蕃构成的。外交界更不是这样。如果你认为人生是那样，你倒不如背弃自己好了。”说完这话，他头往后一靠，闭上眼睛，任由阳光把他修复。“毕竟，”他又补充说，这一次语气恢复平稳，“这不就是你不苟同利奥的缘故吗？不苟同他依附于某种愚蠢的信仰。上帝已死。你不能希望两者兼得，那太中世纪腔调了。”他再一次退回到一种满足的静默中。

“我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碰到利奥，”莱尔过了一会儿终于再开口，“那是值得你记在你的小笔记本里的。在一个漂亮的冬天下午，我参加完一个无聊透顶的德国会议，时间是四点半，而我也没有太多事好做，所以就开车到巴德戈德斯堡后面的山丘去透透气。太阳，霜，一点点雪，一点点风……当时我想，天堂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突然间，我看到了利奥。无可置疑、无可争辩的就是利奥。他全身裹在一件黑色大衣里，衣领翻起，盖住耳朵，头戴一顶示威学生戴的那种洪堡帽。他站在一个足球场的边上，看着小孩子踢球，抽着一根那种人人抱怨的雪茄。”

“单独一个人。”

“完全一个人。我本来想停车的，因为我看不到他的车，而那里离有人烟的地方又好几英里远。但我突然想到：不，别停下来，他在怀旧。他在看着他从未有过的童年。”

“你喜欢他，对不对？”

看来莱尔本来是会回答的，因为特纳的问题并没有让他惊惶失措。不过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哈啰！一个新来的马屁精？”一个含糊而粗粝的声音问道。它的主人直接站在阳光下面，以致特纳必须眯起眼睛，才能看清来者的长相。是方才向他们行纳粹致敬礼的英国记者，他身体轻轻摆动，一头蓬乱的黑发。虽然手指指着特纳，但从他的头的角度判断，他的问题是向莱尔而发。

“他是谁？”他追问说，“皮条客还是特工？”

“你想当哪一种，阿伦？”莱尔愉快地问，但特纳没有回答。“这是阿伦·特纳，这是山姆·阿勒顿，”莱尔介绍说，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山姆是很多家报纸的代表。对不对，山姆？山姆是个大权在握的人。当然，这不表示他在乎权力。记者从不在乎权力。”

阿勒顿继续盯住特纳。

“那他是哪儿来的？”

“伦敦城。”

“伦敦城的哪个部分？”

“鱼农部。”

“骗人。”

“好吧，他是外交部来的。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

“他要在这儿待多久？”

“只是来走走。”

“多久。”

“你知道‘走走’的意思。”

“我知道他来干什么，”阿勒顿说，“他是只猎犬。”他死沉的黄眼睛慢慢把特纳全身上下端详了一遍：粗大的皮鞋，漠然的脸，淡色而不闪烁的眼睛。

“贝尔格莱德43，”阿勒顿说，“那就是你来自的地方。大使馆有哪个笨蛋上了女间谍又被拍了照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得赶快把事情摆平，否则大使就不会再给我们波特酒喝了。’是不是这样，安全室的特纳先生？贝文的手下。你在华沙也干了件漂亮工作。我还记得这个。有个女的企图自杀，你把她修理得太狠了。没办法，见不得人的事总得扫到地毯下面。”

“走远点吧，山姆。”莱尔说。

阿勒顿开始笑。那是相当可怕的一种笑声，沉郁而恶毒。他油腻腻的黑棕毛抖得像一顶不合头的假发；他的大肚子在腰带上晃来晃去。

“对了，彼得，西布克龙怎么搞的？要把我们保护得完好无缺？要拯救我们的帝国？”

莱尔和特纳不发一语站了起来，从草坪走向停车场。

“顺便一问，你听到那消息了吗？”阿勒顿在他们背后高声说道。

“什么消息？”

“你的人马屁也不知道一个，对不对？德国外交部长刚刚启程到莫斯科去了。要就苏德之间的贸易协议进行高层级的洽谈。德国人准备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44和签署华沙公约。一切都称了卡费尔德的意，搞砸了布鲁塞尔谈判。英国人出局，俄国人进场。你有何感想？”

“我的感想是你是个大话痨。”莱尔说。

“偶尔幻想一下也不赖啊，”阿勒顿回答说，故意使用带有同性恋暗示的字眼，“但可别告诉我那不会发生，美男子，因为总有一天会发生。总有一天他们会那样做。他们别无选择。打妈妈的脸，然后为祖国找一个爹。谁会成为新的爹呢？反正不会是西方就是，对不对？”他们走得越远阿勒顿的声音就提得越高。“这是你们这些愚蠢的马屁精不会了解的！卡费尔德是德国惟一说实话的人：除了对该死的外交家来说以外，冷战已经结束了！”他们关上车门时，还听得见阿勒顿的最后炮声。“放轻松，甜心，有特纳在这里，我们全都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小跑车慢慢开过美国侨民区一条条干净卫生的连拱廊。教堂钟声在阳光中欢快地响着。在新英格兰礼拜堂外，一对新人面对着闪烁的摄影机。车子进入科布伦茨街后，人声车声像一阵大风袭来。在他们上头，电子显示器闪烁着侦测到的车速。卡费尔德的照片增加了几倍。两辆车牌有埃及文字的奔驰车超过他们，切入，再荡出，然后就远去了。

“那部电梯，”特纳突然说，“大使馆里的那部，故障多久了？”

“什么电梯？我想是4月中。”

“你确定？”

“你不是想到那辆手推车吧？也是4月中不见的。”

“你不赖嘛，”特纳说，“真的不赖。”

“如果你认为你是个专家，那就是犯了最可怕的错误。”莱尔反驳说，带着特纳先前见识过的同一种突如其来的力量。“千万不要以为你是穿着白袍子的，而我们则是你实验室里的标本。”他猛打方向盘，闪避一辆卡车，一阵愤怒的引擎加速声随即从他们后面响起。“也许你没有察觉到，但我是正在拯救你的灵魂。”他微笑道，“抱歉说这些。西布克龙让我神经兮兮。只是这么回事。”

“他在日记里提到一个叫P的人。”特纳突然说，“在圣诞节之后开始出现。‘与P碰面’、‘拿给P’、‘与P吃晚餐’，然后这个P就慢慢减少了。P指的有可能是普兰什科。”

“有可能。”

“巴德戈德斯堡那边有些什么部门？”

“建筑部，科学部，健康部。就我所知只有这三个部。”

“他每星期四下午都会到巴德戈德斯堡开会。他去的会是哪个部？”

莱尔在红灯前把车停下，卡费尔德像个独眼巨人一样皱着眉俯视他们——他的一只眼睛先前被一只不苟同的手撕了下来。

“我不认为他真的有什么会要开，”莱尔用词谨慎地说，“至少最近是这样。”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的意思。”

“拜托你说清楚！”

“谁告诉你他去开会的？”

“梅多斯。是利奥告诉他的。利奥说他每星期要去开会。经过布拉德菲尔德批准的。是去处里跟索赔有关的事情。”

“哎，老天。”莱尔轻声说。他把车子开出，占住右线道，硬是不给一辆猛闪灯的白色保时捷让路。

“你这个‘哎，老天’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事情大概不是你想的那样。根本没有什么会议。至少没有给利奥开的会议。不是在巴德戈德斯堡开，也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开；不在星期四，也不在一星期的任何一天。没错，劳利上任以前，利奥是会参加建筑部一个低阶层的会议。讨论怎样赔偿遭盟军演习损毁的德国房舍的事宜。利奥只是橡皮图章，建筑部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劳利上任以前？”

“对。”

“发生了什么事？那会议停止了？就像他的其他工作一样？”

“或多或少。”

代之以右转开入大使馆的车道，莱尔把车开到了左线道，准备再兜一圈。

“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或多或少？”

“劳利把它取消了。”

“取消了那会议？”

“我告诉过你：它是很形式化的。用通信的方式效果是一样的。”

特纳几乎失望了。“为什么你们要防着我？到底怎么回事？他取消了那会议没有？他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什么角色？”

“慢慢来，”莱尔说，从方向盘举起一只安抚的手，“别着急。劳利改派我去参加会议。他不希望代表大使馆出席会议的是个像利奥这样的人。”

“像利奥这样的人？”

“他不想让一个临时雇员代表大使馆。就这么简单！劳利觉得这是不对的，所以就要我取代他。那之后，利奥不再跟我说话。他以为是我搞的鬼。你问得够多的了，到此为止。”他们再次开过亚拉公司的加油站，朝北而去。加油工认得这辆车，向莱尔愉快挥手。“我也不准备和你讨论布拉德菲尔德，哪怕你粗着脖子威吓我。他是我的同事、我的上司，同时又是——”

“同时又是你的朋友！老天爷，你在这里代表的是谁？是你自己还是可怜的纳税人？我来告诉你答案：俱乐部。你们的俱乐部。你代表的是外交部。我敢打赌，要是你看到过布拉德菲尔德为了额外的退休金而在威斯敏斯特桥把一些秘密档案交给谁的话，你一定是转过头去的。”

特纳并没有吼，让他的话显得有力的反而是他语气的沉重缓慢。

“你们让我作呕。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是他妈的马戏团。利奥还在大使馆工作的时候，你们没给过他两文钱的关心。他平凡得就像泥巴，不是吗？他没有背景，没有童年，什么都没有。把他推到河里都不会有人发现！他只够资格和其他德国雇员挤在地下墓穴里！请他喝一杯可以，但请他吃晚餐则免谈！现在却又是怎么回事？他跑掉了，带走了你们一半的秘密，而你们开始觉得内疚。你们脸红得就像被陌生男人搭讪的处女。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梅多斯，布拉德菲尔德。你们知道他是怎样钻漏洞的，知道他是怎样欺骗和偷窃的。你们肯定还知道一些别的什么：例如他跟谁是朋友或跟哪个女的有过一腿。不然你们不会对他特别感兴趣。他有一箩筐的人际关系，但你们却连一个名字都不肯给我。他每星期四下午到底去了什么鬼地方？谁掩护他的？谁给他命令和钱的？他可是个特工，老天爷！他把手伸进了钱箱里，但你们发现这件事之后，却全都站在他那一边！”

“不，你错了，”莱尔说，车子此时已开进了铁栅门，警察围拢上来，轻叩车窗。莱尔没马上理他们。“你和利奥才是一国的。你们是站在铁丝网的同一边的。你们两个。这就是你的问题。这就是你白费气力的原因。”

他们开进停车场，莱尔把车绕到食堂旁边，就是特纳今天早上站着远眺田野的地方。

“我得到他住处看看，”特纳说，“我非去不可。”两个人都同时看着挡风玻璃外的正前方。

“我记得你问过一次了。”

“好吧，当我没说。”

“你为什么要我同意呢？据我所知，你是一定会去的，只是早晚问题。”

他们下了车，缓缓走过柏油碎石路面。公文信差一个个躺在草坪上，他们的摩托车在旗杆四周围成一圈。威风凛凛的天竺葵沿着草地边缘排开，像一个个小小的卫兵。

“他爱军旅生活，”莱尔走上台阶时说，“真的很爱。”

当他们停下来把通行证递给那个长得像黄鼠狼的中士检查时，特纳不经意回头望向车道。

“看！”他突然说，“是在机场尾随我们的那两个人。”

一辆黑色“欧宝”缓缓开进了左转待转区，两个男的坐在前座。因为是站在台阶上，特纳很容易看见在阳光中闪烁的多角度长型后视镜。

“西布克龙派人护送我们去吃午餐，”莱尔带着一个苦笑说，“又派人护送我们回来。就像我告诉你的：别以为你自己是专家。”

“那你星期五晚上人在哪里？”

“躲在柴棚里，”莱尔厉声说，“等着要谋杀安妮夫人，好拿走她的无价钻石。”

密码室的门再次开着。科克躺在一张带轮矮床上，一本加勒比海别墅指南躺在他旁边的地板上。在休息室书桌上放着个大使馆的蓝色信封，收件人写的是阿伦·特纳阁下。名字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字体僵硬，相当笨拙。信上说：有好几件与特纳先生波恩此行有关的事情，也许是他想要知道的；如果方便，尚望特纳先生不吝于今天傍晚六点半大驾光临信上的地址，享用一杯雪莉酒。地址位于巴德戈德斯堡，写信人是新闻与信息科的珍妮·帕吉特小姐。她签了名，又为清晰起见在签名下面用打字机把名字再打了一遍。姓氏的首字母P字签得相当大一个。特纳翻开蓝皮日记本，面露诡异的笑容。普兰什科是P，帕吉特是P，日记本里的人名缩写也是P。来吧，利奥，让我们来看看你罪恶的小秘密吧。

8　珍妮·帕吉特

“我想，你是负责处理敏感事务的吧。”珍妮·帕吉特以准备好的开场白揭开谈话。

雪莉酒放在他们之间那张玻璃桌面茶几上。公寓暗而丑，椅子是维多利亚式的藤椅，窗帘是德国式的，非常厚重。饭厅凹壁上挂着几幅康斯太伯风景画的复制品。

“你应该像医生一样，有一套专业的保密标准。”

“这当然。”特纳说。

“今天早上的参赞处会议提到你正在调查利奥·黑廷失踪的事。我们被告知不可以谈这事，包括在我们之间。”

“跟我谈却是允许的。”特纳说。

“当然。但我自然会想知道，我可以得到多大的保密保障。比方说，你和人事部之间是不是也有联系的呢？”

“那要看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信息而定。”

她把雪莉酒杯举到眼前，仿佛是测量它的液体容量。这明显是一种姿态，用来显示她的老于世故和不慌不忙。

“比方说有谁……比方说我做出过不明智的判断。那应该算是私事吧？”

“那要看你对谁做出过不明智的判断。”特纳回答说，珍妮·帕吉特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

“听着，”特纳说，瞧着她看，“如果你找我来是要告诉我，你把一叠文件落在了巴士上，那我就非得向人事部详细报告不可。如果你是要告诉我你不时会跟某个男朋友外出，那我就半个字都不会说出去。主要是——”他一边说一边把酒杯推过茶几，让她斟满。“人事部不想知道我们的存在。”他的态度很随意，好像毫不着急的样子。他懒洋洋地坐着，身体占满整张椅子。

“我是出于保护别人的顾虑。有一个无法为自己出面说话的第三者。”

“但那也是个安全上的顾虑，对不对？如果你不认为重要，压根儿就不会想找我谈。说与不说随你的便。我不能给你任何保证。”

她以急速、生硬的动作点燃一根烟。她长得不丑，只是衣着似乎不是太年轻就是太老气，以致不管特纳是什么年纪，她看起来都不像是他同辈。

“我接受，”她阴沉地瞅了他片刻，就像是评估特纳能够吸收得了多少她将要说的话。“不过，你误解了我请你来这里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这样。因为你必然听过很多有关我和黑廷的谣言，所以我想不如由我自己来告诉你事实。”

特纳放下酒杯，打开笔记本。

“我是去年圣诞节前才到这里的。”珍妮·帕吉特说，“从伦敦来。那之前我派驻在雅加达。我回伦敦是打算结婚。你也许在档案里读到过我订过婚的事？”

“我想我看漏了。”特纳说。

“我的未婚夫在最后一刻认定我们不适合在一起。这是个非常有勇气的决定。接着我就被派到波恩来。我们认识了很多年，大学时代都爱看同一类的书，所以我总是以为彼此有很多共通处。但他认为不是。订婚就是有这种好处。我尊重他的决定。所以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为我难过。”

“你是圣诞节前来到这里的？”

“这是我特别要求的。除了派驻雅加达那段时间，我们从前都是一起过圣诞。这个……分手对我来说无疑是痛苦的。我急着换个环境冲淡忧伤的气氛。”

“很自然。”

“因为是单身，我在圣诞节自然会受到很多邀请。几乎每个参事处的同仁都邀我跟他们一起度圣诞。布拉德菲尔德夫妇、杰克逊夫妇、克拉伯夫妇、加韦斯顿夫妇，他们全都邀请我。我也受到梅多斯的邀请。你想必已经见过阿瑟·梅多斯。”

“见过。”

“梅多斯是个鳏夫，与女儿迈拉住在一起。他事实是个B3级的干部，虽然现在已经不用这种等级制度。我觉得能够受到一个资深干部的邀请非常荣幸。”

她说话有一点点外省腔，尽管百般掩饰，但这种腔还是在她一边说话时一边对她加以嘲笑。

“这是我们在雅加达的传统。我们要更加打成一片。但在波恩这样大一点的大使馆，情形却不是这样，大家都自成一个个小圈圈。我不是认为大家应该完全像一家人——我甚至认为这样是不好的。但在波恩这里，界限却是太严格、太多了，A级只和A级来往，B级只和B级来往，部门与部门之间又是另一条界线。经济室如此，武官室如此，参赞处也是如此。它们都各自形成一个个小集团。我不认为这是对的。还要来一点酒吗？”

“谢谢。”

“所以我接受了梅多斯的邀请。另一个客人是黑廷。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白天，到黄昏才离开。迈拉·梅多斯不在家。她病得很厉害，据我所知，她在华沙和一个当地人发生了私情，而收场几乎是悲剧性的。顺便说说，我个人是反对婚前性行为的。那天迈拉去参加一个年轻人的派对，而梅多斯本人则应邀到科克夫妇家吃晚餐，所以我们只能留到黄昏。离开时，黑廷邀我去散步。他说不远处有个好地方，最适合酒足饭饱后开车上去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我一向喜欢运动，所以答应了。没想到，散过步后，他又邀我到他家用晚餐。他很坚持。”

她望着特纳，十根手指互握，搁在大腿上，形成杯状。

“我觉得拒绝是不得体的。那对女性而言真是一个极艰难的决定。我是希望可以早点回家，但又不想让他难堪。那天毕竟是圣诞节，而他在散步时的言行举止又完全无疵可寻。另一方面，在那天以前，我又几乎可以说是不认识他的。最后，我答应了，但表示我不希望太晚回家。他答应了这个附带条件，于是我就开车跟着他的车到柯尼希斯温特去。让我吃惊的是，他早已准备好一切。桌子上放着两人份的餐具。他甚至事先请司炉工过来一趟，把壁炉给先点着。晚餐后，他告诉我他爱我。”她拿起香烟，猛抽了一口。她现在的语调更接近是陈述事实。“他说这一辈子从未感受过那么强烈的情绪。说自从我在参赞处会议出现的第一天起，他的灵魂就出了窍。他指着莱茵河上驳船的灯火说：‘我站在卧室的窗前，看着它们一艘艘开过，彻夜不眠。一朝复一朝，我看着太阳从河上升起。’这全是因为对我神魂颠倒的缘故。听他这么说，我整个人愣住。”

“你怎么回答？”

“我根本没机会开口。他说他想送我礼物。他说，即使此后无缘再见，他还是希望送我一份圣诞礼物，作为爱的表白。他跑到书房，拿回来一盒东西，是包装好的，上面有一张纸条，写着：‘送给吾爱’。我当然是完全呆若木鸡。‘我不能接受，’我说，‘我不能拿你的任何东西。那会让我有亏欠感。’我向他解释说，尽管很多方面他都完全英国化，但在这种事情上面，英国人的作风相当不同。接受旋风式求爱在欧洲大陆固然很普遍，但在英国，女性却会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才会接受别人的求爱。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彼此，知道彼此的价值观一不一致。再说，我们有年龄上的差距，而我又必须考虑到我的事业。我不知该怎么办。”她中性的语气已经不见了，变得无助和有点可怜。“但他只是反复说：不管怎样，今天都是圣诞节嘛，你把它当成一般的圣诞礼物好了。”

“盒子里是什么？”

“一个吹风机。他说我全身上下，他最仰慕的就是我的头发。他说他每天早上都会打量太阳光在它上头照耀的样子。他是指在参赞处会议的时候。”她急速呼吸了一口气。“那吹风机至少售价二十英镑。从来没有人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哪怕是我的前未婚夫在我们关系最亲密的时候也没有。”

她仪式性地把一只手伸进香烟盒，犹豫了一下，挑出一根香烟，然后眉头深锁地把它点燃。“我们坐下来，他把一张唱片放到唱机上。我不是个有音乐细胞的人，但心想音乐说不定可以分散他的心思。我为他难过，也极不情愿在那样的情况下丢下他一个人。他只是看着我。我则不知道要看哪里。最后，他走上前想抱我，而我则说我要回家。他把我送到车子旁。幸而接下来还有两天假期，让我有时间思考怎么办。他打过两次电话邀我晚餐，我都拒绝了。到了假期结束，我打定了主意。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连同礼物交还给他。我不觉得我还有别的选择。我一大早就到大使馆上班，把信和礼物交给参赞处警卫。我在信上说，我已经深思过他说的话，但深信自己永远无法回报他的感情。而因为我们是同事，以后还会常常见到面，所以明智之举是马上作个了结，以免……”

“以免什么？”

“以免引起闲言闲语。”她突然激动起来，“我不知道后来是怎么产生的。你知道流言蜚语这东西是没有地方没有的。”

“他们说了你们一些什么流言蜚语？”

“天晓得，”她说，“天晓得。”

“你把礼物交给哪一个警卫？”

“华特，较年轻的那个。他是麦克米伦的儿子。”

“他告诉过其他人吗？”

“我特别交代他视之为机密。”

“我想你这样说一定会让他印象深刻。”

她愤怒地瞪着他，脸因为窘而发红。

“好吧，你用快刀斩了乱麻。他怎样回应？”

“那天早上，出现在参赞处会议的时候，他对我说了声早安，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则对他微笑，就这么多。他脸色苍白，但很勇敢……忧愁，但自持得住。我感到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再说，他马上就要到档案库帮忙了，我想这说不定可以让他的心思有别的寄托。有两星期时间，我几乎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不管是在大使馆里还是社交场合，他的样子都像很快乐。他没有再提圣诞节傍晚或吹风机的事，连暗示都没暗示。只有偶尔在鸡尾酒会上他会故意走到我附近，而我知道他只是为了……亲近我。有时我会意识到他的眼睛看着我。女人是有这种直觉的。我知道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他有一种可以捕捉别人眼神的方法。我纳闷自己以前为什么会没注意到这一点。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给他任何鼓励。一来是我心意已决，二来是我知道，我对他好一点的话，短期也许可以减低他的沮丧，但长远来说对他只有坏处。我也深信，他这种突如其来和……非理性的感情一定会迅速过去。”

“结果是这样吗？”

“我们以这种方式互动了大约两星期。我开始觉得神经紧张。不管我参加任何派对或邀约，都总会看到他在场或在附近。他甚至没有再跟我说话了。他只是看着我。不管我走到哪里，他的眼神都会尾随……那是一双非常阴沉的眼睛，我会形容它是的。深褐色，会让人感受到一种深深的依赖感……到最后，我甚至害怕外出了。我甚至有一个要不得的想法。我怀疑他是不是偷看过别人寄给我的信。”

“你现在知道答案了吗？”

“我们在档案库都各有专属的邮件格，供收电报和收信用。档案库每个人员都会帮忙整理寄入的东西，看是给谁的就放入谁的邮件格里。当然，这里就像英国，邀请函都是不封口的。因此，他要看一看内容再容易不过。”

“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想法要不得？”

“因为那不是事实，”她回答说，“我质问过他，而他保证绝无此事。”

“我明白了。”

“他说他绝不会干这种事。那不是他的个性，从不会有这一类的念头。他指天誓日向我保证没有……跟监我。这是我质问他时的用语，但一出口就后悔了。我搞不懂我怎么会用这么荒谬的字眼。他说他的举止只是出于他一贯的社交礼仪，而如果我觉得受困扰，他会改变举止，或者是婉拒所有邀约。没有什么比对我构成负担是他更不乐见的了。”

“所以自此你们又重新是朋友了，对吗？”

“自从1月23日，他又再次不跟我说话了。”哪怕是在黯淡的灯光中，特纳仍然看得见眼泪沿着她粗糙的脸颊流下；她一只手迅速举起，掩盖它们。“我受不了。我无时不想着他。”

特纳站起来，打开酒柜的门，在一个大玻璃杯里斟上半杯威士忌。

“来吧，”特纳轻声说，“这是你需要的：把它喝掉，不要再装了。”

“我是过劳的关系才会这样，”她接过杯子，“布拉德菲尔德从不让人闲着。他不喜欢女人。他恨女人，巴不得把她们都赶到一楼去工作。”

“现在告诉我1月23号那天发生了什么事。”

她身体侧向藤椅一边，背对着他，声音高得有些失控。

“他不理我。他假装埋头工作。即使我到档案库拿文件，他也不会抬起头。即使抬起头也不是看我。他从没有这样专心工作——你只要看看他在参赞处会议的样子就会知道这一点。他骨子里是懒洋洋的。但听到我的脚步声时，他却会装得无比专心。即使我向他打招呼，他还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即使我在走廊里径直向他走去，他也是一样的反应。他不注意我，就像我是不存在的。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快要疯掉。我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那样。他毕竟只是个临时雇员，只算根葱。他一点分量都没有，这个你只要听听别人怎么说他就会知道。……廉价货，他们都这样说他。脑筋转得快，但却不怎么灵光。……我写信给他。我打电话到他家。”

“大家全知道了，对不对？你表现出来了，对不对？”

“是他先追求我的……用他的爱的宣言来围困我……像个舞男一样百般恭维我。当然，一部分我看得清清楚楚，并不担心。可是他对我忽冷忽热。他以为自己是谁？”

她伏在椅背上，头埋在臂弯里，肩膀随着啜泣抖动。

“你必须告诉我。”特纳说。他站在她前面，一只手抓住她手臂。“听着，你必须告诉我一月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对不对？他要求你为他做了什么事。跟政治有关的。他设计好圈套，让你往里面跳。他给你一个出其不意的惊喜……然后就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一样他无法靠自己拿到的东西。而到手之后，他就不再要你了。”

啜泣开始了。

“你告诉了他一件他想知道的事。你帮了他一个忙——他需要的一连串帮忙中的一个。算了，别放在心上，你不是惟一的。好几个其他人都以某种方式这样做过。所以到底是什么事？”他跪在她旁边。“所以你有过什么不明智的判断？告诉我！是一件让你吓破胆的事，对不对？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事！”

“我把钥匙串借给了他。我把钥匙借给了他。”她说。

“快点。”

“是我值夜班那天晚上。他来求我……不是求。不是。”

她坐直身体，脸色煞白。特纳把她的酒杯斟满，放回她的手中。

“我当天值班。当值夜官。1月23日，星期三。利奥没有当值夜官的资格，有些东西是临时雇员不能看的，比方说特殊指示……应变计划等等。当时一定是七点半，或者八点。我离开密码室……要前往档案库，而我看见利奥就站在走廊里，就像是等着我似的。‘珍妮，’他微笑着说，‘好巧。’我高兴极了。”

啜泣声又再响起。

“我高兴极了。我一直盼着他再次跟我说话。他在等我；我知道他在等我，却假装是凑巧碰到。我说：‘利奥。’我以前从未这样喊过他。我们站在走廊里交谈。他反复说，这真是个美妙的偶遇。他说想邀我一起用晚餐。但我提醒他，我正在值班。但他不以为然。‘好可惜，明天晚上怎么样？要不就周末？’他说星期六早上会打电话给我。我说好，说我喜欢那样。他说吃晚饭前我们可以先到上次那个足球场散散步。我好高兴。但我手上还抱着一大把电报，所以我就说：我得走了，要把这些东西拿给阿瑟·梅多斯。他说要帮我拿，我说不用，我自己拿得了。我正想转身……我想要先走，因为我不想看着他离开我。我正想转身，却听到他说：‘啊，珍妮，等一等……’——你知道他说话的腔调的——‘刚刚发生了一件荒谬事儿。唱诗班的人都来了，等在楼下，但不知道谁把会议室的门给锁上了。我们找不到钥匙，心想你说不定会有一把。’这听起来有点怪，因为我想不出来有谁会无聊到把会议室给锁上。我回答说：有，我待会儿下楼去开。他知道我有会议室的钥匙，因为值夜官会有大使馆每一个房间的备份钥匙。‘别费你的事走一趟了，’他说，‘把钥匙串给我就行。我两分钟后就还给你。’他看见我犹豫的样子。”

她闭起双眼。

“他很敏感，”她大哭了出来，“轻易就会被伤害。而我又已经指控过他偷看我的信。我爱他。……我发誓我从未爱过任何人……”她的哭声渐渐平息。

“所以你给了他钥匙？一整串？各个房间的钥匙，各个保险箱的钥匙……”

“包括所有办公桌抽屉和钢柜的钥匙，包括大使馆前后门的钥匙，还有关闭档案库警铃的钥匙。”

“包括电梯的钥匙吗？”

“当时电梯还没上锁……地下室入口也还没有装上铁栅门……都是下一个星期的事。”

“他多久以后还你钥匙？”

“五分钟后。也许更短。那够时间吗？”她抓住他的手臂追问。“那够时间吗？”

“够时间做印模？如果他已准备好，五分钟够他做五十个钥匙印模。”

“他会需要蜡或代用黏土之类的。我后来问过人。”

“他在房间里都已准备好，”特纳冷漠地说，“他是生活在一楼的。不过别担心，说不定他真的只是为了让唱诗班进得了会议室。别让你的想像力跑太快了。”

她已经停止哭泣。她的声音恢复平静。“那天晚上不是唱诗班练唱的日子。练唱是在每个星期五，而那天是星期四。”

“这么说你后来查过？你问过警卫？”

“我早就知道！我把钥匙交给他的时候就知道！我在心中告诉自己不要给他，但还是给了。我得信任他。那是一个信任的动作。你不明白吗？那是一个付出的动作，一个爱的动作。但我不期望你会明白这个。”

“但在你付出以后，”特纳说，站了起来，“他就不要你了，对不对？”

“男人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他星期六打电话给你了吗？”

“你知道没有。”她说，脸仍然埋在臂弯里。特纳合起笔记本。“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

“他向你提过一个叫玛格丽特·爱克曼的女人吗？他从前跟她订过婚。她也认识哈利·普兰什科。”

“没提过。”

“没提过其他女人？”

“没有。”

“他在你面前谈过政治吗？”

“没有。”

“他是个政治立场很‘左倾’的人？”

“没有。”

“见过他跟可疑的人在一起吗？”

“没有。”

“他有没有谈过他的童年？谈过他住在汉普斯特德的叔叔？那是一个把他养大的共党分子。”

“没有。”

“奥托叔叔，听过吗？”

“没有。”

“他提过普兰什科吗？有没有？有没有提过普兰什科？”

“他说普兰什科是他惟一的朋友。”她说，然后再次陷于沉默。

“他提过普兰什科的政治立场吗？”

“没有。”

“他说过他们仍然是朋友吗？”

她摇摇头。

“上星期四，也就是他失踪前一天，他跟某个人在马特努斯吃午餐。那个人是你吗？”

“我说过了！我发誓不是我！”

“是你吗？”

“不是！”

“他的日记本是这样记的。他把你的名字缩写为P字。其他提到你的地方也是用P字。”

“那不是我！”

“这么说是普兰什科？”

“我怎么知道！”

“因为你跟他有过一腿！你只告诉我一半而隐瞒了另一半！你一直跟他睡！睡到他离开的那一天为止！”

“这不是真的。”

“为什么布拉德菲尔德要掩护他？他恨他入骨，但他又为什么那么照顾他？不只给他工作，还让他管钱，为什么？”

“请你走吧，”她说，“以后不要再来。”

“为什么？”

她直起身。

“出去。”

“你和他星期五晚上还吃过晚餐。就是他离开的那天晚上。你一直跟他睡却不承认！”

“没这回事！”

“他问及你绿档案的事！他要你把公文箱弄给他！”

“没有！没有！快走！”

“我要一辆出租车。”

她打电话的时候他在一旁等着。“Sofort（快点），”她说，“Sofort。”快点过来把他带走。

他走到门边。

“你们找到他的话会怎么做？”她问，淡然的声音里隐藏着关切。

“不关我的事。”

“你不关心？”

“我们永远不会找到他，所以我何必关心？”

“既然这样，你何必还要找他？”

“有何不可？我们就是这样消磨人生的，不是吗？追寻一些我们永远找不着的人。”

他慢慢走下楼梯，走到公寓入口。从另一间公寓传来鸡尾酒会的低沉人声。一群喝得烂醉的阿拉伯人在他身边一窝蜂挤过。在莱茵河对岸，张伯伦山丘45上的一线灯火像是戴在温暖黑暗中的项链。一栋新建的大楼耸立在他正前方。他觉得自己曾经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它。一座铁路桥跨在大道的尽头。当火车隆隆开过时，特纳看得见餐车里的乘客正在默默凝视他们的食物。

“去大使馆，”他说，“英国大使馆。”

“英格兰大使馆？”

“不是英格兰，是英国。我赶时间。”

那出租车司机沿途骂骂咧咧，数落外交人员在波恩的嚣张跋扈。车子开得飞快，有一次差点撞上一辆电车。

“拜托你好好开，行吗？”

下车时他要求司机开给他收据。司机从置物箱里拿出一个橡皮图章和一本本子。盖章的时候，他用力是那么地猛，以致整张收据都皱了起来。大使馆是一艘船，所有窗户都灯火通明。黑色人影在大堂里移动。停车场停满车。特纳把收据扔掉。拉姆利不会帮他付出租车费的。这是上一次经费削减以后的新规定。他不可能从任何人那里要求补偿。惟一例外的是黑廷，他欠他的债看来越积越多了。

布拉德菲尔德正在开会，皮特小姐说。他大概天亮前就会跟大使一起飞到布鲁塞尔。她正在安排好秩序，而她说话的态度就像是让特纳感到不快是她的分内职责。莱尔现在人在德国国会，旁听戒严法的辩论。

“我想看看值夜官的钥匙。”

“恐怕你只有得到布拉德菲尔德先生的同意才能看。”

他跟她争执，而这正是她想要的。他最后把她压倒，而这也是她想要的。她给了特纳一张行政科签署的授权书。他把它拿到值班柜台，值班警卫是麦克米伦：一个高大、稳重的人，曾经在爱丁堡警队当过巡佐。而不管他听到过特纳些什么，这些话都只会让他对特纳没有好感。

“还有夜间登记本，”特纳说，“把1月以后的夜间登记本拿给我看。”

“请。”麦克米伦说。特纳翻阅登记本的时候，他就站在他前面，以防特纳把登记本带走。当时是八点半，大使馆里空空荡荡。“老哥，”克拉伯经过的时候喃喃地说，“明天早上见。”

夜间登记本上没有黑廷的名字。

“把我的名字登记上去，”特纳说，把登记本推过值班柜台，“我一整晚都会待在这里。”

我一整晚都会待在这里，他心里想，就像利奥那样。

9　罪恶的星期四

一共有五十把钥匙，只有大约六把是有标签说明的。他站在利奥站过的二楼走廊，身处一根柱子的阴影之中，凝视密码室的门。时间是7点30分，利奥的时间；他想像珍妮·帕吉特抱着一堆文件，正在走过来。走廊现在很吵，密码室门上的活动钢门像断头台钢刀一样起起落落，因为档案库的女孩不时都要来送或发电报。但那个星期四晚上，这里却是静悄悄的，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当时利奥就站在这个地方，对她说话。他看看表，又再看看手上的钥匙串，心想：五分钟。利奥在这五分钟做了什么？四周的声音震耳欲聋，比白天还要吵；连同密码机在内的各种声音宣示着世界正在进入紧急状态。但那个晚上却是静谧一片；利奥是爱静的生物，他等在这里，准备攫取猎物，加以摧毁——在五分钟之内。

他沿着走廊一直走到大堂上头，从楼梯井往下看，看到一些下班的女打字员正轻快地往外走，样子像一艘沉船的生还者。利奥当时的步履应该是轻快却不慌不忙的，因为珍妮可以看得见他的背影，而冈特或麦克米伦也会看到他下楼梯的样子。轻快却没有得意洋洋。

特纳走下楼，站在大堂里。但这是个多大的冒险啊，他突然想，多危险的游戏。人群分开，让两个德国官员通过。他们手提黑色公文包，走路的样子自负，仿佛是来执行一项行动。那是个多大的冒险啊。因为她说不定会改变主意，说不定会跟下楼来，如果是这样，她几分钟内就会发现真相——假设她不是本来就知道真相——会知道利奥是在说谎。她只要走到大堂，听到会议室里没有传来歌声，看到夜间登记本里没有唱诗班成员的名字，看到衣帽间的挂钩上没有帽子大衣，就会知道爱情骗子黑廷·利奥为取得钥匙串而对她撒了谎。

“那是一种付出的表示，一个爱的动作。但我不指望你会理解。”

走入走廊以前，他停下来研究那电梯。漆成金色的电梯门上了锁，中央的玻璃窗被从里面封起，漆黑一片。为了进一步增加安全性，两根粗钢杆横焊在窗子上面。

“这焊多久了？”

“不来梅暴动之后加的，先生。”麦克米伦说。

“不来梅暴动是什么时候？”

“1月，先生，1月底。是外交部建议的，先生。他们派了专人过来。地窖门和钢杆都是他加装的。”麦克米伦说话的样子像是在爱丁堡的高级市政官面前作证：一气呵成，呼吸间歇规律。“那人工作了一整个周末。”麦克米伦补充了一句，语带敬畏，因为他一直想像自己也是个愿意鞠躬尽瘁的人。

慢慢走向黑廷的房间时，特纳思忖：当时这些门都应该是关着的，这些灯光是熄灭的，这些房间是安安静静的。会有一个月亮从铁栏杆照进来吗？还是说只有一些蓝色的夜光灯为这个廉价的英国人亮着，而他的足音则在这个地窖里回响？

两个女孩打他身边走过，穿的是便装。其中一个穿着牛仔裤，她非常正眼看特纳，掂估他的分量。哇噻，他心想，过不久我一定要把住一个。他用钥匙打开利奥房间的门，走进去，站在黑暗中，心想：你当时在搞什么把戏，你这个小毛贼？

要制作印模的话，黑廷会用得着一些盒子。雪茄盒子就管用，在里面填充上胶泥，或者从儿童玩具店买回来的橡皮泥也行。加上一点点白色的滑石粉会让印模更清楚。复制包括三个动作：复制正面，复制反面，再把钥匙直插到胶泥里。要注意的是凹凸处务必要印清楚。依印模做出来的钥匙不见得与锁密合，但只要用的是软一点的金属，它就能自我调整……来吧，特纳，部队的士官长不是爱说，既然它是位于四周有毛的地方，你就绝不会找不到？他一定早就准备好复制材料。是五十个填上胶泥的雪茄盒子吗？还是只是一个？

应该只是一个。黑廷想要的应该只是一把钥匙。哪一把？在这栋嘟嘟囔囔的英国房子里，到底是哪个阿拉丁山洞里藏着秘密宝藏？

黑廷，你这个毛贼。他从黑廷自己的房间开始试钥匙，纯粹是一种示威的姿态，要向那个缺席的贼显示，他自己的房间一样会被人潜入。接着他沿着走廊慢慢一扇门一扇门试，每试对一把钥匙就把它从环上脱下来，放进口袋里。大部分门甚至是没有上锁的，所以这些钥匙很多都是多余的。在一个急救室里，他闻到一股酒精味，看见一个供电线接线用的接线箱。

搞窃听？这就是你的专业兴趣，毛贼？你把那些吹风机和各种小玩意带到大使馆，为的就是用它们掩护一些你偷运进来的窃听器材？“狗屁想法。”他大声说，此时他裤子口袋里已装着十二把钥匙。他爬上另一层楼，这一次几乎直接走进了大使私人秘书的办公室。一望而知这位秘书先生是个趾高气扬而挑剔的人，狐假了他主人不少的虎威。

“大使一分钟内就会出发，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战战兢兢。”他拿着电话说，语气冷飕飕，“他对你们这些人可是够松的。”

大部分走廊都形同白昼。商业科正在庆祝苏格兰周。照片中的女王身穿苏格兰服饰。在一幅镶框的抽象拼贴画里，迷你的苏格兰威士忌堆得高高，两旁是一些跳舞的人和风笛。在开放空间，一些脸色苍白的文员牢牢坐在机器前面加加减减。“布鲁塞尔揭晓在即！”墙上一张标语提醒他们，但那些机器似乎无动于衷。他走上一层楼，走到了各随员室所组成的“白厅”；每个随员都有自己的小小部会，办公室的门上都有名牌。

“你来这里是搞什么鬼？”一个职员问他，而特纳叫他说话客气点。从某个地方传来雄壮威武的口授声音。在打字组，女打字员可怜兮兮地坐成一排排，像是正在上课的女学生。她们的女主管——一头蓝发，六十岁有余——独自坐在最前面的讲台上，正在检查一块蜡纸板。只有她一个人嗅到敌人的气味：她猛抬头看着特纳，鼻尖朝上。她背后的墙壁上挂满其他部门女主管寄来的圣诞卡。

“我是检查门锁的。”他喃喃说。女主管的响应眼神像是在说：“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别打我的女孩的主意。”

妈的，我会搞到一个的，我向你保证。为什么你不能饶了她们其中一个，让她享受一下快速掉进天堂的滋味？黑廷，你这个毛贼。

10点钟。他已经去过每一个黑廷可以靠钥匙进入的房间，但除了头疼以外一无所获。不管当初黑廷想要的是什么，那东西都不在原处了，要不就是得经过几星期的搜索才会找到，或是显眼得让人视而不见。他感到那种随紧绷而来的恶心感，各种不协调的回忆在他脑子里竞奔。老天，才过了一天。一天时间就足以让人从满腔热忱掉落到挫折沮丧。从飞机到密码员的休息室，他得到一堆线索而又一无线索。今天只是星期一但我却像活了一辈子。他瞪着桌上空白的电报表格，不知道有什么好报告的。科克正在打瞌睡，密码机一片安静。钥匙在他面前堆成一堆。他把它们一把一把套回到钥匙环里。把事情拼凑起来，他对自己说，去建构。除非理出最起码的头绪，我知道你是不会上床睡觉的。一个知识分子的任务——他的狗屁导师告诉过他——就是从混乱中理出秩序。定义混乱状态。那是个没有系统的心灵。对不起，老师，请问什么是没有心灵的系统？他在一张纸上懒懒画了一个表，把一周分成七天，每天分成二十四小时。继而他打开蓝皮日记本。重组碎片，把所有方块凑成一整块。你会找得到他而肖恩不会。黑廷·利奥，索赔暨领事事务，窃贼既猎人，他会猎到你的。

“你不会凑巧懂点股票吧？”刚醒来的科克问他。

“不，我不懂。”

“我要出的谜题是，”他揉揉粉红色的眼睛，继续说，“如果华尔街和法兰克福都大跌而我们又无法在这一回合加入欧共体，将会对瑞士的钢铁股有什么影响？”

“如果我是你，”特纳说，“就会把所有钱押在红色上面46，不再想它。”

“我有这种决心就好，”科克说，“我们想在加勒比海买一小片土地——”

“安静。”

建构。把你的想法统统写在黑板上，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来吧，特纳，你是个哲学家，来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运转的。事实。建构。来吧，亲爱的特纳，你会放弃学院的沉思生活，不就是因为更喜欢公务员的实务生活？建构：建构一些说得通的推理，那莱尔就会说你是个活生生的人。

从星期一开始吧。星期一是出外赴宴的日子。通常都是自助餐——莱尔在美国俱乐部餐厅里告诉过他——因为那可以省去主人安排座次的烦恼。星期一是客场比赛的日子。英国人对中东佬。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制度。黑廷基本上是个次等人。较小的大使馆。接待空间不够的大使馆。星期一是B组的游戏。

“……如果是个女孩，我们就会请个有色人种的保姆，一个印佣。她可以帮我们教小孩，至少教到初中。”

“你就不能保持安静？”

“但前提是我们有一笔基金，”科克补充说，“没有钱什么都不用谈。”

“我正在工作，你明白吗？”

我在努力建构，他心里想，但心思却飘到了别处去。他看见自己和走廊里遇到的那个女孩在一起，她没涂口红的双唇勉强隐入到柔嫩的皮肤里。她睇视着他微凸的小腹，笑声就像他太太的笑声：阿伦心肝，你娶我难道是为了跟我打架的吗？这种事是讲韵律的，就像跳舞，你不明白吗？像汤尼就是个曼妙的舞者。对了，心肝，我今天会晚一点回来，明天会一整天都不在家：我要和我的星期一情人进行客场比赛。住手，阿伦，不要！求你不要揍我！我不会再碰他，我发誓，星期二之前都不会。

黑廷，你这个毛贼。

星期二是在家里招待客人的一天。特纳把应邀客人列成一张清单：万代隆格夫妇（荷兰人）……卡纳尔夫妇（加拿大人）……奥布图夫妇（加纳人）……科尔特赞尼夫妇（意大利人）……阿勒顿夫妇，克拉伯夫妇，还有一次是（当然是）布拉德菲尔德夫妇。这些无聊乏味的宴请加起来不下四十八次：奥布图夫妇七次……阿勒顿夫妇三次……布拉德菲尔德夫妇一次。你对他们可真下足工夫，不是吗？“我猜他在那里维持一定的生活排场。”那个晚上的菜单是香槟和两样蔬菜。外加俄国纳税人付账的鹌鹑蛋。他的太太侵入他的思绪：心肝，今晚我们干吗不招待威洛比夫妇到外头用餐？他们不会介意的。他们知道我讨厌下厨，而汤尼又超爱意大利菜。噢，当然好，当然好，只要是能够取悦汤尼的我都没意见。

“……如果是个男孩，”科克说，“我就会自己教他。哪怕是在这个地方，也总有些让男孩上的才艺班吧。”

星期三是娱乐日。乒乓夜。唱歌夜。士官长们的狗屁：“来一点点杜松子酒加威士忌吧，特纳先生，很来劲的。你知道阿兵哥都说你什么吗，长官？今天是圣诞节，我想你一定不会介意我转述。他们都喊你先生，长官，他们可不是人人都会喊先生的。他们都说：‘特纳先生很犟，特纳先生很难搞，但特纳先生很公道。’所以，长官，有关我的休假……”放逐者之夜。一点一点钻进大使馆肌肤去的一夜。回来，女孩，脱掉你的牛仔裤。一个卖力经营的晚上。特纳仔细研究黑廷参加了哪些娱乐活动，心想：我得承认，你为你的计划做了很多事。你是在兜售自己，对不对？苏格兰土风舞社，九柱戏社，放逐者汽车俱乐部，运动委员会。你真是有目的的，对不对？你带着球闪过了一堆人，你这个毛贼。

周末的日记除了提到园艺活动和两三次汉诺威之旅以外，什么都没有提，所以剩下就只有星期四好研究。

罪恶的星期四。

他在“星期四”周围画了一个框，然后打电话给阿德勒饭店，问他们何时关门。他们不关门。在那个框外他又画了一个框，半英寸宽，一个半英寸长的样子，中间空白处还添了几条盘旋环绕的蛇；它们好像有意朝字母T的哥特式曲线上吐信子，等着能给他带来什么启示。然而结论呢？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结论是星期四迷影重重，欲说还休。星期四的日记是由一只笨拙、无聊的官僚的手写下来的，写它们的人看来没有别的事可以做，所以不在乎浪费时间。“别忘了玛丽·克拉伯的咖啡研磨器。”特纳家乡那位受尊崇的市长这样提醒他的传记作者。哼，是别忘了操玛丽·克拉伯才对吧？你这个毛贼。“与阿瑟谈到迈拉的生日。”他听到以讲道无聊乏味驰名整个约克郡的克拉尔牧师在他耳边低语。47“英德会社为‘汉堡自由市之友’举行自助餐会。”“国际妇女会午餐会，会上有各国服装表演，每位餐费一千五百马克，含葡萄酒钱。”当你这个典礼官在日记里这样宣布时，心里想着的大概是怎样毁了珍妮·帕吉特的事业。还有梅多斯的退休。还有冈特的？还有布拉德菲尔德的？之后轮到谁？迈拉·梅多斯？你这个毁人不倦者，黑廷。

“你可以把这些鬼机器关掉吗？”

“我也想，”科克说，“有东西正传进来，别问我是什么。上面写着：请交由布拉德菲尔德亲自解码……看来是他生日。”

“我看是忌日。”特纳粗声说，然后再次埋首到日记里去。

但黑廷在星期四明明是有事做的，某些结实但尚未披露的事。某些他守口如瓶的事。某些紧急而重要的事。某些秘密的事。某些会使其他日子变得不真实的事。每个星期四利奥·黑廷都会触及痒处，但却把嘴巴闭得紧紧的。他甚至懒得在日记里撒谎他去开了会。只有上一个星期四的日记是有实质内容的：“马特努斯。一点钟。P.”除这几个字，整页日记都是空白的，纯洁无瑕、守口如瓶得就像一楼走廊那两个小处女。

或是说就像她们一样满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黑廷的所有生活都发生在每星期四。他是从一个星期四活到另一个星期四的，就像别人是从一年活到另一年。他要见的是什么人？他的主子？他们碰面是为了干什么？在哪里碰面？他会在哪里打开那些档案和信件，屏息静气地念出它们的内容？在一栋有板岩屋顶的别墅的角楼？在一张铺了亚麻布床单的床上，旁边躺着个肌肤光滑如丝的女孩，她的牛仔裤就挂在床柱上？还是在一座火车桥的桥下？在巴德戈德斯堡一家饭店的巴洛克风格漂亮房间里？在新市镇一栋灰色的大楼里？特纳努力去想像黑廷和他主子鬼鬼祟祟、交头接耳、低声窃笑的模样。看看这个，色情书刊贩子在他耳边低语，这本很正点，我差点舍不得卖呢。你很喜欢，对不对？“偶尔幻想一下也不赖呀。”阿勒顿说。会不会他们会面时都是不慌不忙的，一边喝酒，一边商量下一个目标，而助手则在他们后面轻轻翻动文件，按下照相机的快门？“再给我一次，亲爱的，但要温柔一点，就像汤尼那样。你自信不够，亲爱的，你没有读过使用手册，没有把来复枪的各个部分搞懂。”

还是说只是匆匆忙忙地碰头？在一条横街里交换东西？还是在一处山头？还是在一个足球场的旁边——像是黑廷戴着洪堡帽穿着灰色大衣流连过的那个？

科克正在和皮特小姐通电话，声音里有一丝丝畏怯的味道。“伦敦方面要求收件人亲自解码。你最好现在就告诉他。听着，亲爱的，我不管他是不是正在跟女王陛下交换意见。这封电报是最高优先件，而我的职责是要让他知道，所以如果你不告诉他，我自己会去。哎，她是个婊子。”

“英雄所见略同。”特纳说，露出罕有的笑容。

“我猜她以为自己是足球队队长。”

“率领英国队和全世界对打。”特纳表示同意，两个人一起笑了起来。

他上星期四和普兰什科碰面了吗？如果是，那普兰什科就不会是他的固定接头人，因为黑廷既然一直把行径保密到家，断不会在日记里老老实实写上个P字；再说，他们既然费了那么大工夫假装疏远，也断不会约在公众场所吃午餐。这么说，普兰什科和黑廷之间是不是一直有一个联络人？还是说那天出了特殊状况，不得不见一面？稳住思路，特纳，稳守住理性，因为一旦陷入非理性，你就会全盘皆输。从混乱中理出头绪来。这个P字是不是意味着普兰什科提议要亲自见他，想警告他西布克龙已经盯上他，并命令他不惜任何风险和任何代价在逃跑前把绿档案偷到手？

星期四。

他一根手指勾起钥匙串，轻轻摇晃。星期四是他碰头的日子……压力天……被警告的一天……他出走前的一天……是每周一次的简报与述职的一天……是他从珍妮·帕吉特那里借到钥匙的一天。

老天，他真的跟珍妮·帕吉特睡过吗？恐怕有些牺牲是连俄罗斯祖国也无法叫利奥·黑廷去作出的。

没有用的钥匙串。黑廷认为这些钥匙可以带给他什么呢？是打开那个公文箱子吗？狗屎。他应该清楚知道值夜官是没有公文箱子的后备钥匙的。为了进入档案库？又是狗屎。他只要瞄一眼就会知道档案库的锁非同一般，不是这串钥匙任一把可以打开。

所以他想要的是什么钥匙？

哪一把钥匙是他那么巴望得到，以致甘冒身份暴露的风险去弄一个印模的？打开电梯门那一把？以便他可以把档案偷运到顶楼，堆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再从容地分次用公文包把它们带走？手推车的不见是否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一个狂想的画面在他眼前展开。他看见黑廷小小的身影推着手堆车，朝电梯的方向在走廊里全速开跑；他看见堆成宝塔状的档案在手推车上层颤颤巍巍，下层则放着杂七杂八的东西：文具、火漆、日记本、打字室的长滑架打字机……他看见一辆小厢型车停在大使馆的边门，而黑廷的无名主子扶住门，说道：“他妈的快点。”就在这个时候，皮特小姐过来要收电报。她叹了口气，形同禁欲宣言。

“他会需要解码手册的。”科克提醒她。

“不用，他凑巧相当精通解码的方法，谢谢。”

“现在情况怎样？布鲁塞尔那边进展如何？”特纳问。

“只有些谣言。”

“什么样的谣言？”

“如果他们想让你知道这种事，就不会制定各种程序，对不对？”

“你不了解伦敦。”特纳说。

离开的时候，皮特小姐努力用她的步姿——一种大步慢跑的步姿，暗示着“性是下等人才需要的”——来传达她对特纳及其工作的鄙夷。

“我恨不得宰了她。”科克说，“我会切断她的臭脖子而不会有半秒钟后悔。她来这里三年了，惟一一次微笑是在看到老头子的劳斯莱斯刮花了的时候。”

荒谬。他知道一切毫无疑问是荒谬的。照理说，黑廷这一类口径的特务是不会偷东西的，而只会抄写、默记和拍照。黑廷这一类口径的特务都是深思熟虑的，不会凭冲动行事。他们会隐藏自己的行径，以便可以继续刺探下去。

他们也不会说一戳就破的谎话。

他们不会在珍妮·帕吉特只消花五分钟就可以查出唱诗班是在每星期五练唱的情况下，告诉她唱诗班的固定练唱时间是每星期四。他们不会在布拉德菲尔德和莱尔都知道他们没有会可开的情况下，告诉梅多斯他们每星期都要到巴德戈德斯堡开会。他们不会在叛逃前先领走自己的薪水和津贴，因为那有可能会引起某个多疑的人的注意。他们也不会冒引起冈特怀疑的险夜间留在大使馆工作。

他是在哪里工作的呢？

他需要私密。他想在晚上做一些他白天所不能做的事。什么事？用照相机为他藏在某个房间里的档案拍照？那辆手推车到哪里去了？那部打字机到哪去了？又或者就像梅多斯所说的，它们的不见与黑廷无关？目前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黑廷白天把档案藏在某个秘密处，晚间为它们拍照，第二天早上再物归原处……问题是他并没有物归原处。他为什么要偷呢？

特务是不偷东西的。这是最高守则。一家大使馆一旦发现有秘密文件不见了，就会采取各种对策，比方说更改计划或取消计划，把伤害程度减到最低。最销魂的女人是你得不到的女人。最有效的欺骗是不会被发现的欺骗。那黑廷为什么要偷呢？理由已经清楚了。黑廷处于压力之下。尽管他的行动有深思熟虑的味道，但它们全都反映出他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人。他为什么会这么匆匆忙忙？最后的时间底线何在？

慢一点，阿伦；柔一点，阿伦；学学汤尼，阿伦。学学温柔体贴的汤尼·威洛比夫，他是所有高级夜总会的上宾，以床上工夫了得闻名遐迩。

“我宁愿是个男孩，我是说头一胎。”科克说，“先有了个儿子，就不用担心传宗接代的事。当然，我不是个主张大家庭的人。除非请得起佣人。对了，你结婚了吗？啊，抱歉，我不该问的。”

不妨假设他在档案库一切秘密行动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认同。这种认同，本来是冬眠着的，却被去年10月的一连串事件所唤醒。假设这就是背后驱策他的动力。但他为什么要这么慌慌忙忙呢？只是出于一个性急主子的随意指示？黑廷思想起变化的第一阶段是哪个时候不难推敲：卡费尔德是在去年10月开始得势的。从那时起，不止一个国家主义政党变得可能，就连一个国家主义政府也不是不可能的了。黑廷为此事沉思了一两个月。他在每一块广告牌上看到卡费尔德的照片，每天都听到那些熟悉的口号。正如莱尔所说的：“卡费尔德真的是让共产主义变得极端有魅力。”……黑廷的苏醒是缓慢和勉强的，他对共产主义的旧感情和认同本来是埋在深处的，所以浮到表面的过程也是缓慢的。然后来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要么是单独决定的，要么是受到普兰什科的怂恿，他决定变节。普兰什科对他说：把绿档案给弄出来，让我们两个再次为过去的志向打拼……在布鲁塞尔谈判最吃紧的关头把绿档案弄出来……正如布拉德菲尔德说过的，绿档案的内容可以有力抵消我们在布鲁塞尔的一切努力……

还是说他遭到了勒索？是不是他必须因为自己的不检点而付出代价？例如，科隆的打架事件是不是就可以反映出他这个人有罩门：女人？他挪用过莱茵军的钱吗？他非法贩卖过免税烟酒吗？他卷入过同性恋的纠葛吗？他碰到过那些对外交人员来说有如家常便饭的典型陷阱吗？妞，马上给我把牛仔裤脱掉。

看来不像。莱尔说得对，黑廷的行动超过自保以外的目的，因为它们带有一种侵略性，一种无情性，比一个屈服于威胁的人的行为积极万倍。看来，在黑廷的地下世界里，他并不是奴才而是主子，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是个猎人，一个追逐者。至少在这方面，特纳和黑廷是一模一样的。但特纳的猎物是具体的，他的路径直到某一点为止都是清晰的，只有过了这一点以后路才会隐没在莱茵河的细雾里。而最让人困惑的是这一点：虽然黑廷是单独出猎的，他却不缺保护者……

黑廷握有布拉德菲尔德什么把柄吗？

特纳突然问自己这个问题，身体坐得笔直。这是不是可以解释布拉德菲尔德对黑廷的不情愿保护？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要安排黑廷到档案库工作，允许他每星期四下午随便外出，带着一个公文包在大使馆里四处晃？

他再一次翻了翻日记本，心想：问些最基本的问题。这是你导师的忠告，你现在怎么就忘了呢？……别问基督为什么要在圣诞节出生，该问的是基督究竟有没有出生过。如果上帝给了我们智慧，亲爱的特纳，上帝也给了我们看穿他有多简单的智慧。所以为什么要在星期四？为什么是在下午？为什么要固定碰面？黑廷为什么非要白天上班时间在巴德戈德斯堡和联络人碰面，害自己非要说谎不可？这很荒谬。黑廷大可以在别的任何时间地点与联络人碰面的。比方说晚上在柯尼希斯温特；比方说在彼得斯堡的山坡森林里；比方说周末在科隆、卢森堡、科布伦茨或荷兰边界的另一头，那他就不需要找借口了。

他扔下铅笔，大声骂了句脏话。

“有麻烦吗？”科克问。几部密码机此时响声大作，而科克就像照顾饥饿小孩一样照顾它们。

“没有什么问题是祷告解决不了的。”特纳说，回想起今天早上他对冈特说过类似的话。

“如果你要发电报，”科克提醒他说，“最好快点给我。”他快速在几部密码机之间来回移动，似乎他的工作就是要让这些机器保持运作。“布鲁塞尔的气球看来要爆了。德国佬威胁说如果我们不愿提高农业基金的分摊比例就要完全退出谈判。普赖德说他认为那只是个借口。如果事情以这个速度演变下去，半小时后我就可以去订6月的度假机票了。”

“什么样的借口？”

科克把电报大声念出来：“一个方便好用的理由，让他们可以离开布鲁塞尔，直到联邦德国的局势恢复正常为止。”

特纳打了个哈欠，把电报单推到一旁。“我早上再发。”

“已经是早上了。”科克说。

如果我抽烟，我就会抽一根你的雪茄。目前我只想搞个女的，他想，如果搞不到其中一个，我就会抽根雪茄。他知道，他的整个推理从头到尾都是错的。

没有说得通的部分，没有互相嵌得起来的部分，没有事情解释得了黑廷的卖力，没有事情解释得了自己。他构筑出来的是一条不能环环相扣的链条。他一手托着下巴，听任那些复仇精灵松开绑，以古怪的慢动作在他疲倦的想像力里手舞足蹈：普兰什科，面目模糊的特务头子，他从国会议员的有利位置操控着一个由难民特工构成的间谍网；西布克龙，自我请缨的公共安全维护者，他怀疑英国大使馆把大量情报泄漏给俄国人，所以时而保护时而迫害那些他认为该为此负责的人；布拉德菲尔德，一个严峻不苟的外交官，特务的仇恨者与保护者，满肚子不可告人的秘密，保管着档案库、电梯、公文箱的钥匙，通宵加班后就要飞到布鲁塞尔去；珍妮·帕吉特，一个被全大使馆的人闲言闲语的对象，她为了一段虚情假意而被迫陷进更邪恶的阴谋里；梅多斯，一个满怀挫折的父亲，因为受他对小黑廷的父爱所蒙蔽，不知不觉把四十份档案的最后一份放到手推车上；莱尔，有同情心的男同志，他为黑廷背叛朋友的权利据理力争。这些人的每一个——都是放大了和扭曲了的——现在都望着他，围着他跳舞，又在他的冷眼前一一消失。那些他几个小时前才得知的事实一度把他带到开悟的边缘，但如今又把他抛入困惑的森林里。

然而，如果不是有困惑要克服，智慧又要怎样成就，基督徒的生命又要怎样铸成？特纳把东西锁入钢柜时心里想，这可是克拉尔牧师用大手把籽香饼掰到小盘子里时说过的话。困惑无疑是上帝赐给需要信仰者的最大礼物，不是吗，亲爱的特纳先生？走出走廊的时候，特纳觉得头晕眼花和病恹恹。他再一次问自己：那个绿档案里包含着什么秘密？谁可以发发慈悲告诉我这个临时人员？

露水从田野升起，像蒸汽一样翻滚过车道。马路在濡湿的乌云下闪闪发光，车流汹涌，汽车轮子在极潮湿的空气中摩擦出刺耳声。回到灰蒙蒙里去吧，他疲倦地想，今天不要再出猎了。没有一个小天使是分配给我这只无毛老猿的。追踪的尽头已经到了，却还是没有找到绝对：没有什么可以使我成为自己的背弃者。

阿德勒大饭店的夜班门房亲切地看着特纳。“尽兴吗？”他问，把钥匙递给特纳。

“不怎么尽兴。”

“科隆是个更好的去处。那边就像巴黎。”

莱尔的晚礼服平整地搭在扶手椅上，袖子上别着个信封。一瓶三军福利社的威士忌放在桌子上。“如果你想看看那地方，”信中说，“我会在星期三早上五点来接你。”莱尔在附笔里祝他在布拉德菲尔德家有个愉快的晚上，又打趣说希望特纳喝西红柿汤时额外小心，别把汤溅到西装上，以免政治倾向被误判——因为晚宴的其中一位座上宾就是内政部的路德维希·西布克龙先生。

特纳洗了个澡，然后从洗脸台拿了个大玻璃杯，在里面倒上半杯威士忌。为什么莱尔会改变主意？是出于同情一个迷失的灵魂？是为了拯救我和他自己？就像是为他问了一整晚的蠢问题作结那样，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会被邀去和西布克龙碰面。他爬上床，半睡半醒睡到下午。他梦见伯恩茅斯，梦见荒山秃岭上那些难以攀爬的针叶树。他听见太太为孩子打包衣服时所说的话：“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看看我们谁会先到达天堂。”他也再次听见珍妮·帕吉特的哭声，一直哭一直哭，向一个空虚的世界乞求怜悯。别担心，阿瑟，他想，我不会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接近迈拉的。

10　布拉德菲尔德家的“文化”

“你应该禁止他们搞下去的，西布克龙，”萨布先生肆无忌惮地说，满口都是勃艮第的酒气，“他们都是发疯的蠢蛋。一群突厥。”萨布说的话和喝的酒比在场每一个人都多得多，逼他们不得不陷入尴尬的沉默。只有他的太太——一个国籍不明的金发小洋娃娃——和她半露的酥胸让他继续得享艳羡的目光。因为插不上话，其他客人只好在萨布先生冗长乏味的絮语中呆坐着。在他们背后，两个匈牙利仆人往来穿梭，像是护士在照顾一床床的病人，而特纳深信，他们事前曾经被交代，西布克龙应该得到比其他病人加起来还要多的照顾。西布克龙也真的需要这种照顾：他黯淡的大眼看来已经被抽干了最后一点生命力，样子无精打采得像等着人来抬。他苍白的双手互叠着，整齐得有如他餐盘旁边的餐巾。

四个带八角形基座的银蜡烛架（是保罗·德拉梅里481729年的作品，用布拉德菲尔德父亲的话来说，它们是尊贵身份的一个标记）像一串钻石般把分坐在长餐桌两头的海柔·布拉德菲尔德和她丈夫连接在一起。特纳坐在中间位置，介乎第二个和第三个客人之间。他被莱尔的晚礼服束得紧紧的。就连衬衫对他而言也太小了——那是饭店领班帮他从巴德戈德斯堡买来的，价钱比他生平买过的任何一件衬衫都要贵。现在，这衬衫半浆过的领子勒着他的喉咙，领口扎着他脖子的肌肤。

“他们已经从各村庄出发了。一共是一万两千人，要齐集在那个该死的市集广场。知道他们正在搭什么吗？在搭一个Schaffott。”他再一次被他的英语打败。“Schaffott的英文是什么鬼？”他问在场各人。

西布克龙像是喝了杯白开水一样，精神一振。“断头台。”他喃喃说，死沉的眼睛抬起望向特纳的方向，闪烁了一下，然后熄灭。

“西布克龙的英语顶呱呱！”萨布快乐地喊道，“西布克龙白天梦想当帕默斯顿49，晚上梦想当俾斯麦。现在是傍晚，所以啰，他是两个梦想各一半！”这个评论让西布克龙浑身不自在。“对，一个断头台。我希望他们会把那个该死的家伙50吊死在上面。西布克龙，你对他太宽厚了。”萨布向布拉德菲尔德举起酒杯，然后说了一长串包含肉麻恭维的祝酒词。

“你也有一口顶呱呱的英语啊，卡尔。”小洋娃娃说，“你太谦虚了。你的英语好得和西布克龙先生不相上下。”特纳瞥见，在她的乳沟深处，有一道微弱的反光。是一条手帕？一封信？萨布太太没有把西布克龙放在眼里，也没把在场其他男人放在眼里，事实上，她不能容忍任何人得到比她丈夫更高的称赞。她的插话让谈话像断线风筝一样往下坠。有片刻工夫，就连她丈夫也未能让风筝再次飞起来。

“你说禁止他们搞下去？”西布克龙拿起一个银制的坚果钳子，轻轻在烛光里转动，寻找瑕疵。他面前的盘子一干二净，像是被猫舔过。他是个阴沉、苍白的人，梳洗得很干净，年纪不会超过特纳，神态有点像个饭店老板——一个经常走在别人地毯上的人。他的五官圆润但固执；他的嘴唇是自动的，张开时执行一种功能，合起时执行另一种功能。他的话不是来帮忙的而是来挑战的，是默默盘问的一部分，好像因为疲倦或心情冰冷才让他未把盘问大声说出来。

“对，禁止他们。”萨布说，身体向前凑，以便更靠近他的听众。“禁掉那些集会。禁掉那些游行，禁掉一切，就像对付共产党那样。这是他们惟一听得明白的语言。Siebkron, Sie waren ja auch in Hannover！51

你当时也在汉诺威的，西布克龙，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呢？他们简直疯得像野兽。老天，这种事我以前见多了。”萨布是个老一点的人，在好些报纸任过职，但它们大部分都在战后消失了。看来没有人不知道萨布先生以前见多识广。“但我从来不恨英国人，西布克龙，你可以相信这一点。Das können Sie ja bestätigen。52我写文章评论这个神经的共和国已经二十年。我是很有批判性的，有时批判得要命，但我从未激烈反对过英国人。从来没有。”

“卡尔迷英国迷得要命，”小洋娃娃说，“他吃的是英国菜，喝的是英国酒。”她叹了一口气，就像她丈夫生活的其他部分也是相当英伦风的。她吃了很多东西，而其中一些在她说话时仍然含在嘴里，两只小手则拿着马上准备吃掉的食物。

“我们欠你一个感激。”布拉德菲尔德极为愉快地说，“但愿你对我们的爱护能一直保持下去，卡尔。”他是半小时前才从布鲁塞尔回来的，两只眼睛一直都在看着西布克龙。

荷兰领事夫人万代隆格太太把宽肩膀上的披肩拉紧一点点。“我们每年都会去一趟英国，”她自鸣得意地说，“我们女儿在英国读书，我们儿子在英国读书……”没有她喜爱的宝贝或拥有的东西不是有英国特征的。她丈夫——一个枯萎的前海员——碰了碰海柔·布拉德菲尔德美丽的手腕，反省似的点点头。

“真的是这样，一向是这样。”他喃喃地说，仿佛是在发誓。海柔从思绪中回过神来，愉快但凝重地微笑，遥远地看着那只仍然握着她手腕的灰手。“啊，伯恩哈德，”她温柔地说，“你今晚对我好好。别的女人会忌妒我的。”这不是个完全让人自在的玩笑话。她的声音里有微微不悦的味道。特纳心想：她可以当他女儿的了，但她对几个平凡得多的姐妹却不怎么厚道。萨布此时重又恢复独白，而特纳瞥见布拉德菲尔德太太的眼神闪过怒意。“我是不是坐在了利奥的位子上？”特纳纳闷，“吃着利奥的食物？”但利奥每星期二晚上都是待在家里的……另外，利奥也是不许来这里的，除了喝两杯。特纳举起酒杯，回应萨布的敬酒。

萨布的话题奇迹似的仍然是英国，但这一次加了些自传性的材料去增色。“你们知道人们是怎么形容汉堡人的吗？‘问题：英国人和一个汉堡人的差异何在？答案：汉堡人是讲德语的。’你们知道从前我们在地窖里躲空袭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幸好炸我们的是英国人，感谢主！’布拉德菲尔德，祝你健康，干杯！永远不要再发生了。”

“真的永远不要再发生了。”布拉德菲尔德回答说，用德国人的方式响应敬酒：先是从杯沿打量萨布，然后把酒喝掉，然后再打量一次。

“布拉德菲尔德，你是好样的。你祖先在滑铁卢打过仗，你太太漂亮得像女王陛下。你是英国大使馆里最好样的。你没有邀该死的美国人来晚宴，也没有邀该死的法国人来晚宴。你是个好伙伴。法国人都是王八蛋。”他的结论让每个人吓一跳，有片刻时间鸦雀无声。

“卡尔，你这样说可不太够朋友啊53。”海柔说。一声轻笑从她所在的长餐桌那头迸了出来。发笑人是那个在最后一分钟被拉来充当特纳女伴的年长女伯爵。匈牙利佣人此时故作尊贵大步走了进来，把所有空瓶子和精美瓷器收走。

萨布把身体凑得更往前，用一根大而不十分干净的手指指着宴席的主宾。“你们知道吗？这个路德维希·西布克龙是个滑溜得要命的家伙。我们报界所有人都景仰他，因为我们都只会景仰我们抓不住的人。但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不住他吗？”

萨布很为自己这个问题得意。他快乐地打量了餐桌上各人一眼，黝黑的脸庞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因为他忙得要命，整天忙着招呼他的老友和……Kumpan。”他在挫折中弹了个响指。“Kumpan？”他重复说，“Kumpan的英文是啥？”

“酒友。”西布克龙说。萨布愣愣地看着他，对于会从这么意料之外的角落得到帮忙感到困惑。“酒友，对，”他喃喃说，“酒友克劳斯·卡费尔德。”然后陷入沉默。

“卡尔，你可不能忘了酒友。”他太太说；他点点头，微笑地看着她。

“你在这里要待多久，特纳先生？”西布克龙忽然问道，眼睛看着手上的坚果钳子。所有灯光一下子全打在特纳身上，而西布克龙则从他的病床上站了起来，准备执行一趟外科手术。

“只是待几天。”特纳回答说。观众聚集得很慢，以致有片刻时间，两个人完全是单独打照面。其他人还在各谈各的。特纳听到布拉德菲尔德和万代隆格提到越南。萨布突然回到战场，把这个话题据为己有。

“洋基佬愿意在西贡打仗，”他说，“却不愿在柏林打。他们没有在西贡建一道柏林墙，看来真是可惜。”他的声音更响也更具侵略性，但特纳在西布克龙毫不闪烁的凝视下只仅仅听得见。“洋基佬突然间迷上了自决。他们为什么不在东德搞搞看？每一个人都为该死的黑鬼而战。每一个人都为该死的丛林而战。看来我们身上不长羽毛真是有点可惜。”他这话似乎是为了刺激万代隆格而说的，但一点效果都没有：那位老荷兰人的灰色皮肤平滑得像棺材，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在它上面激起一点涟漪。“也许柏林没有棕榈树也有一点点可惜。”他们听到他停下来喝了口酒。“越南是狗屎。但这一次至少他们不能说战争是我们发动的。”

“战争好可怕，”女伯爵嘶哑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切。”但她这话是说于帷幕已经升起之后。路德维希·西布克龙先生打算要发言：他已经把坚果钳子放下，以表明决心。

“你从哪儿来的，特纳先生？”

“约克郡。”沉默一下之后又说，“大战期间住在伯恩茅斯。”

“西布克龙先生是问你来自哪个部门。”布拉德菲尔德轻快地说。

“外交部，”特纳说，“就像其他人一样。”然后满不在乎地看着西布克龙。西布克龙暗淡的眼睛既没有谴责也没有钦佩之色，只等着时机插入他的解剖刀。

“容我问一问特纳先生，外交部是哪个部门有幸得到你的服务的？”

“研究组。”

“他同时也是个出色的登山家。”布拉德菲尔德从遥远插话，而一听到这话，那小洋娃娃就发出一声如同性高潮的喊叫声：“Die Berge（山）！”特纳从眼角看到，她一只手正在摸洋装上的肩带，仿佛是兴奋得想要把衣服脱下来。“卡尔……”

“明年，”萨布轻声安抚她说，“明年我们一定到山上走走。”西布克龙对特纳微笑，好像那是一个他们可以分享的笑话。

“但特纳先生目前是待在山谷里。你住在波恩哪里，特纳先生？”

“巴德戈德斯堡。”

“住饭店吗，特纳先生？”

“阿德勒饭店。10号房间。”

“我好奇哪一类的研究是可以在阿德勒饭店十号房间里进行的。”

“路德维希，你果然看到一个间谍就可以一眼认出来。阿伦就是我们的玛塔·哈里，他在卧室里就能娱乐内阁阁员54。”布拉德菲尔德打趣说，但声音显得很空洞。

西布克龙的表情像是说：尽情笑吧，笑不了多久的。“阿伦·特纳，来自约克郡，为外交部研究组服务，住在阿德勒饭店，是个杰出的登山家。请你原谅我的好奇，特纳先生。你知道的，我们现在的处境像热锅上的蚂蚁。我的职责是保护英国大使馆的实体安全，所以自然会对我所保护的人感兴趣。你来这里一定向人事部报告过的，对不对？我看报告时一定是看漏了。”

“我们把他列为技术人员。”布拉德菲尔德说，显然是对西布克龙当着其他客人面诘问特纳动了怒。

“好明智，”西布克龙说，“那省事多了。他干的是研究工作，但你却把他算在技术人员之列。这么说你们的技术人员全都是搞研究的啰。那真是个最省事的安排。对了，特纳先生，你的研究是具有实用性质的吗？你是统计专家？还是从事学术性研究的？”

“只是一般性的研究。”

“一般性的研究？那真是个无所不包的责任。你会待很久吗？”

“一个星期。也许再长一点。视计划的进度而定。”

“研究计划？哦，这么说你是有一个计划的了。我起初还以为你是来接替谁的位置。比方说瓦尔德贝尔。他是从事商业研究的，我有没有记错，布拉德菲尔德？又或者是接替麦克里特，他是从事科学发展计划的？又或者是黑廷，你不是来接替黑廷的吧？真可惜他走了。他可是你们为时最久和最有价值的合作者。”

“黑廷！”万代隆格太太接过这名字，显然是有强烈意见要发表。“你知道人们怎么说他？他曾经在科隆喝醉酒，跟人大打了一架。”她很开心她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他每星期都戴着天使翅膀，像基督徒一样弹风琴和唱圣诗，但一到周末，他就会到科隆喝酒打架。我敢打赌他这个人有双重人格。”她纵情笑起来。“他这个人好坏。你还记得霍赫吧，劳利？这事情就是他告诉我的。黑廷在科隆狠狠打了一架。在一家夜总会里。全都是为了一个坏女人和别人争风吃醋。哼，他这个人好神秘莫测。但现在我们没有人可以弹风琴了。”

西布克龙在一片烟雾里再一次重复他的问题。

“我不是来接替谁的。”特纳回答说，他听得见海柔的声音从他左手边传来，这声音尽管明快，却隐隐带着一股怒气。

“万代隆格太太，你知道我们英国人的蠢习惯的。我们都把开玩笑的时间留给男人。”

几位女士不情不愿地离席。凄苦的萨布太太吻了吻丈夫的脖子，又要求他保证不喝醉。女伯爵抱怨说，在德国这里，人们用餐后都预期会有一杯干邑白兰地可喝：可以帮助消化。惟一毫无怨言的只有西布克龙太太：她是个文静的美女，婚后早早知道乖乖听话是会有回报的。

布拉德菲尔德站在餐具柜前，手上拿着细颈瓶和带轮银盘。匈牙利佣人先前已把咖啡端进来，放在长餐桌海柔先前坐过的一头。小个子的万代隆格此时沉湎在回忆里：他站在落地窗前面，俯视幽暗草坡下面的巴德戈德斯堡的灯火。

“我们有波特酒可喝了，”萨布向大家保证，“跟布拉德菲尔德在一起，总是有非常棒的享受。”他这话是对着特纳说的。“告诉你，我在这里喝过比我老爸还要老的波特酒。今天晚上我们要喝哪一种，布拉德菲尔德？‘柯本’？也许他会给我们来一瓶‘克鲁夫特’。布拉德菲尔德知道所有品牌。他是个richtiger Kenner（正牌的鉴赏家）。西布克龙，Kenner的英文是啥？”

“connoisseur。”

“那是法文！”萨布生气地说，“难道英语没有自己的Kenner？他们只能用法文？55布拉德菲尔德，你给我发一封电报！今晚就发！标题是‘致女王陛下的最高机密，萨布的良心建议’，内容这样写：‘一律禁止使用connoisseur！从此只许Kenner通行！’对了，你结婚了吗，特纳先生？”

布拉德菲尔德在太太先前坐过的椅子上坐下，把波特酒向左传递。那带轮银盘是一般的两倍大，带有一条精致的银链。

“没有。”特纳回答说，语气冷硬得任谁都受不了。但萨布心中只有自己的音乐声。

“荒唐！英国人应该繁殖的。多生些小宝宝。然后让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组成一个小欧洲，形成一种自己的文化。叫法国人见鬼去，叫美国人见鬼去，让非洲人见鬼去。小欧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特纳先生？”他举起前臂，拳头紧握。“又强又善良。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有自己一种文化。文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接着喝了一口酒。“顶呱呱！”他喊道，“我喝过最好的波特酒！第一名。”他把酒杯举向蜡烛。“颜色就像是心脏的血。什么牌子的，布拉德菲尔德？我当然确定是‘柯本’，但他常当面反驳我。”

布拉德菲尔德面有难色。他看看萨布的杯子，看看细颈瓶，又看看自己的杯子。

“我很高兴你喜欢这酒，萨布，”他说，“但作为一项事实，我想你正在喝的是‘马特拉’。”

站在落地窗前的万代隆格开始笑。那是一种带报复性的爆笑声，维持了一长段时间。他的整个身体随着笑声抖动，两片老肺叶激烈地一收一张。

“好吧，萨布，”他说，好不容易笑完，慢慢走回到桌子来。“或许你可以把你的‘文化’带一点点到荷兰去。”

接着，他又再次笑起来，笑得像个小学生，用骨棱棱的手掩住口。特纳为萨布感到难过，不以万代隆格为然。

西布克龙没喝半口波特酒。

“听说你今天去过布鲁塞尔，布拉德菲尔德。我衷心希望这是一趟成功之旅。遗憾的是，我听下属告诉我，新西兰的问题构成了一个严重障碍。”

“绵羊！”萨布惊呼，“谁会吃绵羊？英国人在那里搞了个农场，现在没有人不吃绵羊了。”

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变得更深思熟虑了。“布鲁塞尔那边没有出现新问题。新西兰和农业基金56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就是在台面上的。在朋友之间，它们都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

“朋友之间。但愿你是对的。也但愿这友谊够坚固，而那些问题够微不足道。让我们这样希望。”西布克龙再一次凝视特纳。“那么说黑廷走了。”他说，两只手合在一起，就像祈祷。“这对于我们的圈子来说真是个大损失。特别是对教堂来说。”他直视特纳，补充说：“我的下属告诉我你认识杰出的英国记者山姆·阿勒顿先生。我听说你们今天谈过话。”

万代隆格给自己倒了一杯“马特拉”。萨布一脸阴沉，望望西布克龙，又望望特纳，开始一点点明白是怎么回事。

“路德维希，你怎会有这个奇特想法的？你说的‘黑廷走了’是什么意思？他只不过是请了事假罢了。我不明白那些愚蠢的谣言是怎么传开的。可怜的家伙。他惟一的错是错在没有知会牧师。”布拉德菲尔德的笑声听起来很假，但却是一种勇气的表现。“他请了事假。你得到的是错误消息，路德维希。奇怪，你消息一向很灵通的。”

“你晓得，特纳先生，我在这里有许多棘手事务要处理。可以说是我自讨苦吃，我的职责是在示威期间维护公共秩序。我要对我的部长负责。尽管能力有限，但我的责任并没有因此减少。”

他谦逊得像个圣徒；只要给他一件白长袍，他准可以到黑廷的唱诗班献唱。“我们预期一场小小的示威活动将会在星期五举行。我恐怕目前联邦德国有少数人对英国人并不是十分友好。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受伤，所以很自然会希望知道每一个人的所在，以便可以保护他们。但布拉德菲尔德先生却常常因为工作太忙而忘了告诉我。”他停下来，瞧了布拉德菲尔德一眼，“我现在并不是在责怪他。他为什么应该告诉我呢？”他两只手分开，表示让步，“本来就有很多小事甚至一两件大事是布拉德菲尔德没有告诉我的。他没有义务告诉我，因为那是和他外交官的职务相违背的。我说得对吗，特纳先生？”

“那不需要我来伤脑筋。”

“但却需要我来伤脑筋。让我来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下属都是观察敏锐的人。他们常常会东张西望，点算人数。但最近他们发现少了一个人。他们进行了调查，像是询问他的仆人和朋友之类的，得出的结论是他平白消失了。我马上就为他担心起来。我的下属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很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不喜欢有人走失。他们很多都是年轻人，心肠很好。黑廷到伦敦去了吗？”

最后一个问题是直接对特纳发问的，但布拉德菲尔德却把它接过来，特纳在心里感谢他。

“他家里有麻烦。我们当然不能把他的家事公开。我不会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而把别人的私生活摊开在桌子上。”

“这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原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只不过不晓得特纳先生知不知道，”他的语气变得极为强烈，“他玩的那个文书追逐游戏意义何在？”

“你干吗谈黑廷谈个没完？”布拉德菲尔德问道，就像是在说一句玩笑话。“我甚至惊讶你竟然听说过黑廷这个人。我们喝咖啡去吧。”

他站起来，但西布克龙却坐在原地不动。

“我们当然知道有他这个人，”西布克龙说，“我们都钦佩他的工作能力。真的非常钦佩。以我的部门为例，黑廷先生别出心裁的做事方式就赢得我相当多下属的钦佩。他们常常提起他。”

“你在说什么？”布拉德菲尔德怒形于色，“他做了些什么？什么工作？”

“你知道，他从前是帮俄国人工作的，”西布克龙向特纳解释，“在柏林的时候。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深信他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你不这样认为，特纳先生？说不定是学到一点点专门技术，一点点意识形态。学到他们有多紧追不舍。俄国人从不放人走的。”

布拉德菲尔德把两个细颈瓶放在托盘里，站在门边，等着大家尾随。

正当西布克龙不情不愿地从椅子里站起来的时候，特纳问他：“他帮俄国人做什么工作？”

“研究。只是一般性的研究，特纳先生。你和黑廷有共同兴趣。这也是我会问你来这里是不是接替他的原因。我的下属从阿勒顿先生那里得知，你与黑廷有很多共同点。”

他们走进起居室的时候，布拉德菲尔德太太焦虑地抬起头。她和丈夫只交换了一个眼神就得知事态紧急。她的四位女客人坐在同一张长沙发里。万代隆格夫人在弄一个刺绣样本；穿黑色衣服的西布克龙夫人双手平放在大腿上，入神地望着壁炉里的火；女伯爵因为被迫要陪伴一群没有封号的同伴而闷闷不乐地啜着一大杯白兰地，脸上的小红点像是开在战场上的一朵朵罂粟花。只有胸部刚补过粉的萨布太太看见一群男人走进来时面露微笑。

他们各自坐下，听任无聊的包围。

“伯恩哈德，”海柔拍拍旁边的靠枕说，“过来坐我旁边，我觉得你今天晚上特别叫人喜欢。”带着狐狸般的笑容，老人家顺从地在她身边坐下。“好，现在来告诉我星期五那天可能会有哪些恐怖事。”她在扮演被宠坏的小美人角色，而且扮演得很好。但她的声音里却有一道焦虑的底流，而那是即便受过布拉德菲尔德的调教也未能让她完全压抑得住的。

在一张桌子边，西布克龙独自坐着，像个坐头等舱旅行的人。布拉德菲尔德和他太太聊天。不，她说，她没去过布鲁塞尔；她不常与丈夫一起出远门。“你得要求啊。”他说，然后开始描述布鲁塞尔一家大饭店的种种。阿米戈大饭店。到布鲁塞尔就应该住在阿米戈大饭店，它的服务是他见过最好的。但西布克龙太太对大饭店没有兴趣。她喜欢到黑森林度假，孩子们也是最喜欢去那里。布拉德菲尔德表示他也喜欢黑森林：他有好朋友住在那里。

特纳聆听着，带点勉强地佩服他那种可以源源不绝闲话家常的本领。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他的眼睛因为疲倦而暗淡，但他说的话却始终清新、体贴和漫无边际，就像是度假时的闲谈。

“来吧，说吧，伯恩哈德，你是只聪明的老猫头鹰而又没有别人愿意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只是个家庭主妇。我被认为应该看《时尚》杂志和整天做餐前开胃薄饼。”

“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万代隆格回答说，“‘没有发生在波恩的事是以前没发生过的。’他们变不出我们没看过的花样的。”

“他们可能会踩坏我所有的玫瑰花的。”海柔说，给自己点了根烟。“他们可以在晚上任何时间偷走我老公。现在连白天都得到布鲁塞尔！看看他们在汉诺威搞了些什么。要是他们把这些窗户全打破怎么办？找工务部的人来修理？他们出了名的慢吞吞。而且那样的话，我们就得穿着大衣坐在这里等他们干活。太糟糕的可能性了。但感谢主现在有特纳先生在这里保护我们。”说这话时，她的眼神停在特纳脸上，而特纳感觉这是一种焦虑和探询的眼神。“萨布太太，你丈夫最近还是到处出差吗？我深信新闻工作者是比外交官理想得多的丈夫人选。”

“他很真实的。”小洋娃娃涨红着脸，不快地说。

“她的意思是我很忠实。”萨布深情款款吻了太太的手。

她打开小小的手袋，拿出粉盒。“明天就是我们结婚一周年。好美的日子。”

“Du bist noch schöner（你也好美啊。）”萨布喊道，话题接着转到他们新盖好的房子。对，他们在上温特附近买了一片土地。是去年订婚时买的，如今每Quadratmeter（平方米）已经涨了四马克。

“卡尔，Quadratmeter英文怎么说？”

“一样的，”萨布断言，“quadrate meter”57。他瞪着特纳，以防他胆敢纠正他。

突然间，萨布太太开始滔滔不绝起来，把她的整个人生、所有的希望和失望摊开在众人面前。刚刚扑在她脸颊上的胭脂就像是性高潮时的红晕。

她说他们一直希望卡尔可以得到报社总编的职位，这样的话，他的薪水就会再多一千马克。但结果呢？结果报社却把职位给了弗里茨多福。但弗里茨多福只是个小孩子，没有经验，什么都不懂，而且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同性恋。卡尔为现在的报社已经工作了十八年，有那么多人脉，却只能屈居第二把交椅，怎能不让人怨叹？为了增加收入，他不得不给一些芝士报刊写写稿。

“是黄色报刊58。”她丈夫纠正她说。但这一次她没有理他。

那事情发生后，她说，他们经过商量，决定还是去贷一笔款——尽管利息高得吓人——把房子给盖起来。然而，他们才把工程款付给建筑师，一件可怕得要命的事就发生了：有非洲黑人搬进了上温特。卡尔写的文章一向对非洲黑人没什么好话，但现在却有黑人住在隔壁，你们说可怕不可怕？把隔壁土地买下来的是某个非洲国家，他们要盖一间大使官邸。每两个星期，一行人就会来到工地，吼着说这个要改那个要改。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在这里形成一个殖民区，开着凯迪拉克，带着小孩，通宵达旦唱歌跳舞。她很害怕，因为搬进新房子以后，每逢卡尔晚上加班，她就会单独一个人在家里。他们已经给每扇门加装了一把特制锁，以防那些黑人会对她……

“他们可谈得起劲！”萨布喊道，大声得足以让西布克龙和布拉德菲尔德猛地回头：先前他们两个人离开了大伙，走到窗边就着夜色窃窃私语。“但我们都没有喝的了！”

“卡尔，可怜的人儿，我们完全冷落你了。”跟西布克龙说完最后一句话，布拉德菲尔德就走到放细颈瓶的地方。“还有谁想要杯睡前酒？”

万代隆格想要加入，却被太太制止。

“得十二万分小心，”她用极为响亮的声音提醒萨布太太，“否则他可能会心脏病发作。吃太多、喝太多和吼太多都会影响到心脏。加上有个不容易满足的年轻老婆，”她心满意足地补充说，“如果不知节制，他很容易就会死翘翘。”说完，她就坚定地挽着瘦小丈夫的手，走向门廊。同一瞬间，海柔·布拉德菲尔德向万代隆格太太空下来的椅子探身。“特纳先生，”她轻声地说，“有一件事是你帮得上我的忙的。可不可以借一步说话？”

他们站在向阳间59里。窗台上放着些盆栽和网球拍。一辆玩具拖拉车、一根弹簧单高跷和一捆藤条搁在瓷砖地板上。不知从哪里传来一股蜜味。

“我了解你在查黑廷的事。”她说，声音利落而有官威，当之无愧是布拉德菲尔德的太太。

“是吗？”

“劳利担心得要死。我知道一定是和利奥·黑廷的事有关。”

“原来如此。”

“他不睡觉，甚至不愿跟我谈这件事。过去三天他几乎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有什么事情也是请别人转告我。除了工作，他把自己隔绝于一切之外。他接近崩溃边缘。”

“他倒是没给我这个印象。”

“他凑巧是我丈夫。”

“他很幸运。”

“黑廷拿了什么？”她的眼睛里闪耀着怒意和决心。“他偷了什么？”

“什么理由让你认为他偷了东西。”

“听好，为我丈夫福祉负责的人是我而不是你。我有权知道劳利是不是陷入了麻烦。告诉我黑廷做了什么。告诉我他在哪里。现在每个人都在窃窃私语。谈关于科隆那个荒谬的谣言，谈西布克龙。为什么我就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事情。”特纳说。

他想她说不定会打他，而他知道，如果他打她，他一定会打回去。她长得漂亮，但现在却像个受了委屈的有钱人家小孩一样，嘴角因为愤怒往下翘。她的声音和姿态有什么地方让特纳觉得特别熟悉。

“出去，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不管你是谁。如果你想知道官方秘密，就得照规矩来。”特纳说，等着她反驳。

但她并没有反驳，而是快步经过他身旁，走进门廊，走上了二楼。有片刻时间，特纳站在原地，困惑地打量各种杂七杂八的小孩和大人玩具：钓鱼竿，搥球戏组，还有那些属于一个他所不知道的世界的浪费装备。慢慢走回起居室的时候，特纳仍然沉浸在思绪里。而当他走进起居室时，并肩站在落地窗前的布拉德菲尔德和西布克龙不约而同转过身，盯着他看，眼神里有着共有的鄙夷。

午夜了。女伯爵已经喝醉，被抬上了出租车。西布克龙先前已经走了：他只有对布拉德菲尔德夫妇告别。他太太一定也是跟丈夫一起走了，尽管特纳没注意到她的离开：她坐过的椅垫还有点扁扁的。万代隆格夫妇也走了。现在，剩下的五个人围坐在壁炉前面，处于一种欢宴过后的落寞状态。坐在沙发上的萨布夫妇手牵着手，看着逐渐熄灭的炭火。布拉德菲尔德静静啜着杯中所剩无几的威士忌。海柔穿着一袭粗花呢绿色长裙，像美人鱼般绻曲在扶手椅里，与一只俄罗斯蓝猫嬉戏，有意地模仿一出18世纪戏剧里的一幕。虽然她很少望向特纳，却也没有完全冷落他，偶尔会对他说上一两句话；她可不愿意为特纳这种无足轻重的人物牺牲自己的社交礼仪。

“汉诺威那边真够疯的了。”萨布喃喃说。

“拜托，别再谈那档子事了，”海柔央求说，“我想我听都听腻了。”

“他们为什么要跑呢？”萨布问自己，“西布克龙也在那里。他们跑了起来。他们像疯了一样跑向图书馆。为什么他们会那样？突然间全都一拥而上。”

“西布克龙也老是问我这个：他们为什么跑起来？”布拉德菲尔德说，因为十分疲倦而松开了心防，“但如果有谁知道理由，那就非他莫属。待在那个爱希女士病榻旁边的人可是他而不是我。我想她应该告诉了他一些什么。我真不知道他吃错什么药，一而再再而三对我说：‘绝不可以让汉诺威的事情发生在波恩。’当然是不可以，但他看来就像是认为我需要为汉诺威发生的事情负责任。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问你？”海柔说，语气中有毫不掩饰的轻蔑。“他有什么鬼理由应该请教你？你都不在那里。”

“但他就是问我，”布拉德菲尔德说，站了起来，对太太的样子突然变得非常被动和温柔，让特纳禁不住猜测起他们的关系来。“不管你喜欢与否，他就是问我。”布拉德菲尔德把空酒杯放到餐具柜里。“他反复问我：‘他们为什么会跑起来？’就像萨布一样。‘那图书馆有什么吸引他们的？’我惟一能回答的是那是一家英国图书馆，而我们全知道卡费尔德对英国人是什么想法。好啦，萨布，你们年轻人该上床睡觉了。”

“还有那些灰色的巴士。”萨布喃喃说，“你知道当时有两辆巴士吗？你读过报道吗？它们是灰色的，布拉德菲尔德，灰色的。”

“那重要吗？”

“过去重要，布拉德菲尔德。大约一千年前重要，非常重要，我亲爱的。”

“我恐怕没抓到你的重点。”

“一直都是。”他太太说；没有人把这话当成笑话。

他们站在门廊里。两个匈牙利仆人之中只有那个女的还在。

“你对我真好，布拉德菲尔德。”告别时萨布惆怅地说，“也许我说太多话了。但我不信任西布克龙那个家伙。没错，我是头老猪，但他却是头嫩猪。防着他点！”

“为什么我不应该信任他，卡尔？”

“因为他从来不会问他不知道答案的问题。”说出这个谜样的回答以后，萨布热烈亲吻女主人的手，然后在他爱妻年轻手臂的搀扶下，走进屋外的黑暗中。

当萨布把车子很缓慢地开到马路的左边时，特纳就坐在后座。他太太睡在他肩上，一只小手仍深情地抓住丈夫脖子翻领上的黑毛皮。

“他们为什么会跑起来？”萨布喃喃地说，车子在对面来车之间穿梭，“为什么那些该死的白痴会跑起来？”

回到阿德勒饭店，特纳吩咐柜台早上4点半把咖啡送到他房间，门房露出会意的微笑，就像他知道那是英国人一贯的起床时间。上床后，他把西布克龙那些谜一样的诘问抛诸脑后，以便可以集中心思在怡人得多的海柔·布拉德菲尔德身上。这样一个漂亮、聪慧的女人竟然可以忍受波恩这种无聊透顶的外交生活，同样是谜一样的。要是汤尼·威洛比夫曾经勾搭过她，布拉德菲尔德又会怎么做？然后，在昏昏欲睡中，他又想到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会受到邀请？

是谁要求布拉德菲尔德邀请他的？“我要邀你星期二晚上到我家里用餐。”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布拉德菲尔德，所以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怪到我头上。

我听得出来，布拉德菲尔德！我听得出来你是屈服于压力。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感觉得到你的软弱。我看得见抵在你背后的刀子，听得见你在用我的声音说话。海柔，你这个贱人；西布克龙，你这个猪猡；黑廷，你这个毛贼。他听到同性恋男莱尔向他耳语：如果你认为人生是那样，你倒不如背叛自己好了。上帝已死。你不能希望两者兼得，那太中世纪调调了……

他睡前把闹钟调到4点，但它似乎一下子就响了……

11　柯尼希斯温特

莱尔来接他的时候，天还是黑的，而特纳得请夜班门房打开大门的锁才出得去。街道寒冷，不友善，荒凉。一小片一小片的细雾不时出其不意地扑向他们。

“我们得绕远路从桥过河。这个钟点没船。”莱尔说，口气近乎无礼。

他们已经开上了马路。在他们两边是一些由瓷砖和玻璃盖成的新大楼，乍看像是乘夜间从荒废田地里冒出的野草。他们开过了大使馆。濡湿的混凝土十分阴郁，有如战争过后留下的残烟。英国国旗无精打采地垂在旗杆上，仿似插在一个士兵坟头的花朵。在灯光疲惫的前门廊，狮子和独角兽兀自昂首挺胸。荒地上的两根足球门柱在暗光中醉昏昏地倾斜着。

“布鲁塞尔那边热起来了。”莱尔说，语气之中暗示着颇不容易。十几辆汽车停在前庭，其中包括布拉德菲尔德那辆停在专属停车格里的白色“捷豹”。

“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

“你怎么想？”莱尔说，“我们要求和德国人私底下谈，法国人也这样要求。但他们不是真的有兴趣和德国人谈。他们只是喜欢拔河游戏。”

“谁赢了？”

莱尔没有回答。

就像每个破晓前的城市一样，这个荒凉的小镇笼罩在诡异的粉红色暗光中。街道湿而空荡，房子脏得像旧制服。在波恩大学的拱门前面，三个警察用路障设成一条小道。莱尔车子开近时，他们挥手示意他停下来。然后他们突然绕小跑车走了一圈，记下车牌号码，又站在后保险杠上踩了几踩，测试车子的悬吊系统，最后透过起了雾的挡风玻璃窥视车内人。

“他们说什么？”车子开出后特纳问。

“帮我留意那些单向的路标，”莱尔说，随着一个蓝色箭头的指示往左转。“走这条路真够绕的。”

一辆电动厢型车蹭到了水沟上，引起两个穿绿色皮革大衣的警察疑心注目。一个商店橱窗里，有个女孩正在给人体模型穿沙滩装：她抓住模型的一只塑料手，把袖子套进去。她的靴子毛皮沉重，走起路来像铐着脚镣。此时他们已到了火车站前的广场。一条条黑色的横幅跨过马路，又沿着火车站的遮雨棚延伸。“欢迎克劳斯·卡费尔德！”“用猎人的问候礼向你致意，克劳斯！”“卡费尔德！你为我们的自尊说话！”在一面新搭的大广告牌上，高悬着特纳迄今见过的最大的卡费尔德照片，上面写着：Freitag！（星期五！）因为四周的泛光灯都是往外照射，照片中人的脸一片幽暗。

“他们今天会来。蒂尔希特，迈耶-洛林，卡费尔德。他们会从汉诺威来这里准备场地。”

“这一次由西布克龙当东道主。”

接下来的路再一次时左时右。从一条双倍暗的小桥下面通过后，他们进入了另一个广场，并停在一些临时架起的红绿灯前面。他们突然不约而同把身体向前伸，表情惊讶地凝视从市集广场通向市政厅的那个缓坡。

在他们正前方，一个个空杂货摊一字排开，像营房里的一张张床。在它们后面，那些华而不实的房子向发光的天空伸出锯齿状的山形墙。但特纳和莱尔此时看着的却是山坡上雄视整个广场的那栋粉红色和灰色的市政厅。一些梯子靠在它上面，露台上竖满一列列细长的旗子，前面的圆石路上停满奔驰车。在市政厅的左边，一家药房的前面，十几盏泛光灯照映着一个白色的大脚手架，其外形肖似中世纪的塔楼，高度高及市政厅的老虎窗。它的巨大粗腿八字形跨在自己的暗影上。工人已经群集在脚手架的基部。特纳听得见隐隐的铁锤敲打声和电锯呜咽声。一个默默的滑轮正卖力地把一撂木材往上送。

“旗子为什么都是半降的？”

“致哀。是个挖苦。他们为国家尊严致哀。”

他们开过了长桥。“好多了。”莱尔说，发出了一下满足的咕噜声，又拉开领口，就像是进入了一个较温暖的世界。

他车开得非常快。车子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庄。没多久就进入了郊区，沿一条傍依着河东岸的新路前进。他们右边是巴德戈德斯堡的石山，它被不同层次的细雾所分割，冷冷俯视着下方沉睡的小镇。路把他们带到葡萄园的边缘。在迷蒙的幽暗中，葡萄园里的犁沟反而醒目，像是缝在狭木板锯齿状纹理上的缝线。葡萄园上方是七峰山的森林，森林再上去是抵在黑色天际线的破败城堡和哥特式蠢建筑。之后他们离开了大路，转入一条林荫路，路很短，尽头处是一片由未明路灯和修剪了的树镶边的河滨空地。再过去就是闷热和朦胧的莱茵河。

“左边第二栋，”莱尔扼要地说，“看到有人在警卫就告诉我。”

一栋白色的大房子朦朦胧胧在他们前方。一楼的百叶窗板都是关上的，铁栅门开着。特纳下车，沿人行道走了一小段路，捡起一块石头，猛地扔出，准确击中屋子的侧边。回声，升上彼得斯堡黑色的山坡。他们在细雾中张望，等待喊叫声或脚步声。但什么声音都没有。

“把车停在马路边再过来。”特纳说。

“我在车上等。你需要多长时间？”

“你了解那房子。过来帮我忙。”

“不是我的专长，抱歉。我不介意带你来，但不打算进去。”

“那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莱尔没有回答。

“不想弄脏你的手，对吧？”

特纳沿着草地边缘循车道走近房子。哪怕光线昏暗，他仍然意识得到他在黑廷房间感受过那种秩序感。草坪非常整齐，玫瑰花圃修剪过，除过草，每丛玫瑰修成圆形，各有金属标签标示它们的品种。在厨房门口，三个垃圾桶——编了号和附有许可证的——按当地规定放在一个混凝土框框里。就在特纳要插入钥匙时，他听到一声脚步声。

明确无疑是脚步声。虽然模糊，但却绝无疑问是人的脚步声，因为那是由连续的一起一落构成的：先是脚踝着地，紧接着是脚趾。

“彼得？”说不定是莱尔改变了心意，特纳心想，他是个软心肠。“彼得？”

没有回答。

“彼得，是你吗？”他弯身迅速从旁边的板条箱抓起一个空瓶子，然后静止不动，用耳朵搜寻各种最细微的声音。他听见七峰山上一只公鸡的啼声。他听见湿土的扰动声，就像是树林里松针的丁零声。他听见细浪冲刷河岸的沙沙声。他听见莱茵河本身遥远的悸动声，它像一部神秘机器那样转动着，从一个调子生出很多调子，然后又汇合为一个调子。他听见一些看不见的驳船的呢喃声，一些突然的下锚声；他听见一阵仿如在沼泽里迷路的牛发出的低鸣声。但没有听见另一下脚步声，也没有听见莱尔殷勤有礼的声音。特纳转动钥匙，猛力推开厨房门，然后再次一动不动站着，聆听，手里犹紧紧握着玻璃瓶。酸腐雪茄的淡淡气息飘进他的鼻孔。

他等着，让房间从阴暗寒冷中向他显示自己的轮廓。慢慢地，他听到了一些新的声音。首先是来自传菜窗60的玻璃杯轻碰声、来自大厅的木头吱嘎声；在地窖里，有一口空箱子被拖曳过混凝土地板；还有一下哐啷声，虽然只有一下，却清晰分明。接着，四方八面都响起了声音。那是一种振动的、有机的嗡嗡声，模糊但却非常接近，向他逐渐逼近，每过一分钟就响亮一些，就像整栋房子被一只大手狠狠一拍而抖了起来。特纳跑到大厅，冲进饭厅，手掌一挥打开所有灯，躬着背，空瓶子紧紧攥在相当可观的拳头里。

“黑廷！”他高喊起来，“黑廷？”他听到身后传来稀疏而拖沓的脚步声，于是马上冲回中隔门61。

“黑廷！”他再次喊，但回答他的只有煤灰滑落壁炉膛和一扇百叶窗板拍打外墙的声音。他走到窗前，望向草坪外的莱茵河。在对面的河岸，美国大使馆明亮辉煌得像发电厂，一道道黄光柱刺穿细雾，刺进飘渺的河水中。然后，他终于发现他的折磨者的真面目：是一队六艘的驳船，它们旗帜招展，顶上闪烁的雷达灯光像是钉在桅杆上的蓝色星星。它们正迅速没入细雾中。随着最后一艘驳船消失，那队奇怪的室内交响乐队也搁下它的各种乐器。玻璃杯不再碰撞，楼梯不再格格响，煤灰不再滑落，墙壁不再颤抖。屋子再度恢复平静，但不是完全放松，而是带点微微忐忑，等待下一回合的攻击。

把瓶子放在窗台上，特纳站直身体，慢慢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这是一栋材料单薄的房子，像座营房。莱尔告诉过他，房子是用赔款的钱盖给一个上校住的，当时同盟国高级委员会的总部就设在彼得斯堡。他们想在这里盖一个殖民区，但从未实现，因为占领一结束，计划就搁置了。所以说，这是一栋留给多余人住的多余屋。它有亮的一面和暗的一面，就看房间的窗户是开向河还是开向彼得斯堡。墙上的灰泥粗糙，本来只该用在外墙上的。家具说高级不高级，说低级不低级，就像是安排它们的人拿不准黑廷够资格用多高级的家具。如果说客厅里有什么重心，那就是那部电唱机。它的花线向四面八方延伸，而位于壁炉两旁的喇叭是装在枢轴上的，可以调整方位。

餐桌上摆着两人份的餐具。

桌子中央放着围成一圈的搪瓷四季小天使。春天追逐着夏天。夏天向秋天退缩。冬天则要把它们全部拉过来。在它们两边，各有一个用餐的位置。未用过的蜡烛、火柴，一瓶勃艮第放在酒篮里，没开过的。一丛玫瑰凋谢在一个银碗里。所有东西都蒙着薄薄一层灰。

他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然后走入厨房。这厨房的配置有如是供一本妇女杂志拍照用的。特纳这辈子从未见过一个厨房有那么多的小器具：搅拌器、刀具、烤面包机、开瓶器、开罐器。一个塑料托盘放在吧台上，上面还剩着一顿早餐的残余。他揭起茶壶盖子。是一壶香草茶，颜色鲜红。茶杯里还留着茶渣，小调羹被染上红色。另一个茶杯倒过来放在杯托上。冰箱上立着一部短波收音机，样子和特纳在大使馆看到的那部差不多。把频道记下以后，特纳走到门边，聆听了一下外面的动静，就开始打开一个个橱柜，把瓶瓶罐罐抽出来，瞧瞧里面的内容。他偶尔会在笔记本上记下两笔。冰箱门上的架子整齐排列着一排买自三军福利社的半公升纸盒装鲜奶。他拿出一盘法式馅饼，轻轻闻了闻，分析它的日期。两块牛排并放在一张白色大浅盘里。牛排里扎着一些蒜丝。特纳突然想到，这是黑廷在那个星期四晚上准备的。换言之，在那个晚上，他还不知道自己第二天就会叛逃。

二楼的走廊地上铺着一张张长条形的细薄椰子席。粉红色的家具看来都不甚牢固。他把衣柜里的套装一件件拿下来，手伸进袋子里，再往旁边扔，就像它们已经报废。它们的剪裁和这房子的格局一样，是军事式的：外衣都有腰身，右边近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小口袋；裤子上宽下窄，没有褶边。在搜索口袋的过程中，他偶尔会找到一条手帕、一片纸条或一截铅笔，这时，他就会细细端详它，或是在笔记本里做记录，然后才把套装往一旁扔。房子再一次抖起来。从某个地方——这一次看来是从房子下面很深的深处——传来一种哐当声，就像一列载货火车的刹车声，一层一层往上传。在这阵震动声几乎就要熄灭之际，特纳又听到另一下脚步声。他马上丢下手上的套装，一跃跳到窗边。然后他又再次听到一下脚步声。他两次听到了结实的足音。他把百叶窗板推开，探身到窗外的昏光，瞪视车道。

“彼得？”

在移动的是暗影还是一个人？他先前没有关大厅的灯，它们在车道上投下了一片一片的光影。山毛榉在微微摇晃，但没有风。那么说是一个人喽？一个在室外从窗户前匆匆走过的人？刚才是有一个人的影子在沙砾上摇曳？

“彼得？”

没有回答。没有汽车，也没有警卫。邻居的房子仍然躺在黑暗中。在他头上，张伯伦的山丘正缓缓迎向破晓。他把窗户关上。

他现在行动加快了。在另一个衣柜里，有另外半打套装迎他而来。他毫不顾惜地把它们一件件从衣架上扯下来，摸摸口袋，扔到一旁。接着，第六感警告他：慢下来。他看到的是一件深蓝色的华达呢西装，它比其他套装要皱，而且挂在离它们一点点远的位置，似乎是等着送洗或是第二天穿着。他在手上谨慎掂估它的重量，然后平放在床上，摸索它的口袋。他找到一个小心对折的信封。是一个英国政府专用的褐色信封，是装报税材料用的。信封上没有写字，口子曾经封起但又被撕了开来。里面放着一把钥匙。一把开耶鲁锁的钥匙，铅灰色，不是新打的，因为年深日久或被用得太多而有磨蚀。一把长而老式的钥匙，为开复杂的锁而打造的复杂钥匙，与值夜官钥匙串上那些标准钥匙相当不同。是开一个公文箱子用的？特纳把钥匙放回信封，夹在笔记本里，然后仔细检查其他口袋。有三根小牙签，其中一根尖端有污垢，就像是被用来剔过指甲。一些橄榄石。一些小币值的零钱，加起来是四马克八十芬尼。还有一张收据，没有日期，由雷马根一家饭店所开具。

他把书房留到最后。房间不大，里面摆满威士忌盒子和罐头。一块烫衣板竖在关上了百叶窗板的窗子旁边。在一张旧牌桌上，书目、广告小册子和价目表横七竖八堆成一堆。一本小记事本里记有一些商品项目，显然都是黑廷想要进的货。特纳把本子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然后放入口袋。一个木头箱子里放满一盒盒荷兰雪茄，至少有十二打，甚至更多。

镶玻璃的书架是锁着的。特纳弯着膝端详书名，然后站起来，再次聆听。接着他从厨房找来一把螺丝起子，插在书架门缝里，用力一扳，铜锁应声把木头挤烂，翻了起来，宛如从肉里戳出来的骨头；书架门自动荡开。上几格七八十本书都是战前出版，采德国装帧方式，厚重的书背上压有棱纹，镀有金线。他看不懂所有书名，但有些却可以猜出来：史廷丁格写的《莱比锡刑法法典注释》；《管辖权》；还有一本是谈论有效追溯期限法规的。每本书的扉页都签了名：黑廷·利奥。在其中一本的扉页，特纳看到有一句话写在一头柏林熊图案上，它的字母曲线非常淡，向下笔画非常粗：Für meinen geliebten Sohn Leo（送给我的爱子利奥）。下层书架是个大杂烩：一本在德英国官员的行为守则；一本谈莱茵旗帜的平装本德文书；一本战前出版的英德句法，上面写满注记，看得出来经常翻。特纳从右手边抽出一叠书背细长的布面刊物，那是1949至1952年间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月报，其中一些月份不见了。他打开第一册时，书脊吱嘎作响，灰尘扑向他的鼻孔。封面上写着：“[汉诺威]第十八号田野调查单位所有”，字体工整，向下的笔画粗壮，曲线优雅，用的是一种政府专用的粉状黑墨水。有一条细线把这行字划掉，在下面代之以另一行：“[不来梅]第六号一般调查单位所有”，它下面又有另一行字：“[明兴格拉德巴赫]军法处财产”。再下面又写着：“[汉诺威]特赦委员会所有。不得携带外出。”62特纳随便翻开一页，发现自己不由自主被它有关柏林空运行动63的回顾所吸引。盐包应该绑在机翼下面，绝不可以放入机舱……汽油运输在飞机起飞和着陆时都具有高风险……出于经济和鼓励士气的理由，应该空运他们烤面包用的煤和谷物，而不是空运事先烤好的面包……应该空运脱水而不是新鲜的马铃薯，这样，每天只需要空运720吨而不是900吨马铃薯，就足够全部人口一日所需。特纳入迷地慢慢翻动黄色的纸页，“同盟国高级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于9月21日于波恩附近的彼得斯堡召开……”一个德国旅游办事处将于纽约揭幕……拜罗伊特和上阿默高的戏剧节将在许可范围内尽可能快的时间恢复举行。他瞧了一眼那些同盟国高级委员会的会议摘要：“会中探讨了扩大联邦德国参与外交与经济事务的机会与责任的方法……德国直接参与另两个国际性组织的要求获得了批准……”

第二册月报不用特纳翻就自己打开其中一页，它谈的是德国战俘的问题。再一次，特纳不由自主地读下去：目前总计有三百万德国人被俘……那些被拘留的德国人比自由的德国人伙食要佳……同盟国面临无法鉴别良莠的问题……煤斗计划将会把他们送到矿坑去，麦谷计划将会送他们去收割……其中一段文字被人用蓝色圆珠笔画上深深的侧线：因此，作为一项仁慈之举，在1948年5月31日通过的第六十九号法令规定，自此以后，所有纳粹党卫军的成员——曾经在集中营担任警卫工作者除外——将不再被列入当然的拘捕范畴。在“作为一项仁慈之举”几个词下面画有底线，墨色看来很新。

全部月报翻过一遍以后，特纳就把它们一册册拿起来，像扭断鸟的两个翅膀那样，狠狠地把封面和封底沿着书脊撕成两半，再抖一抖，看看里面有没有藏着东西。之后，他站起来，走到门边。

震动声又开始了，这一次要比前几次大许多。但他只是一动不动，头侧着，用无色的眼睛在幽暗里搜索。他听到低沉的啸声，是一种长长的单声调，像是哀悼些什么。起风了，那当然是风的声音。他听到百叶窗板再次拍打外墙的声音：但他先前不是已经把它关起来了吗？应该是风的作用，一阵来自河谷的晓风。但也是一阵强风，它让楼梯吱嘎作响，就像吃满了风的帆船的绳索。饭厅里的玻璃杯夸张地叮当响，比前几次要大声很多。

“动作快点。”特纳低声说。他这话是对自己说的。

他拉开书桌的抽屉。都没有上锁。有些是空的，有些放着各种杂物：电灯泡、保险丝、缝纫工具、袜子、后备袖扣。有一张没装框的图片，照的是一艘全速前进的大型帆船。他把照片翻过来，看到背后写着：“玛格丽特送给亲爱的利奥，汉诺威，1949。怀着深情。”字体是清晰的欧陆体。特纳把它随便折两折，放进口袋里。图片的下方放着个盒子，正方形的，触感很硬，用黑色丝手帕包裹得像件礼物，有别针别着。特纳解开别针，小心拿起一个暗淡无光的银色盒子。盒子以前一定是上漆的，因为从盒面的暗淡和微微凹凸的纹理反映出，它的表面曾被什么细器刮削过。他打开盒盖，瞧了瞧，然后温柔地——近乎虔敬地——把里面的东西倒到丝手帕里。五颗纽扣落在他面前。每颗的直径大约一英寸，同一式样，是木头和手工制造的，没有经过加工但做工却极仔细，就像它们的制造者不是要拿它们当纽扣而是别有用途。上面的线孔都钻得很大，可以容纳很粗的线穿过。盒子下方放着一本德文书。是波恩一家图书馆的财物，盖有馆章和写有图书管理员的注记。他看不太懂内容，但似乎是一本谈军用毒气的专门著作。最后一个借书者是当年二月把它借走的。有些段落被画上侧线，书边空白处写有批注：“毒性会发生实时作用……症状在冷天会延迟出现。”特纳把桌灯调整到正对整本书，坐下来，一手托腮，以最大的专注研究书中的内容。所以说，如果有什么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突然转身，面对站在书房门口那个高个子，似乎只能归因于本能直觉。

对方是个颇老的老头。身穿束腰外衣，头戴德国学生过去爱戴的那种鸭舌帽。他的脸因为沾了煤尘而暗沉，双手拿着一个生锈的煤锹。煤锹像三叉式飞机那样横在他身前，在他手里抖得厉害。但他的红色眼睛却是看着地上一堆堆的书本残骸，样子看来非常愤怒。特纳非常慢地站起来。老头没有移动，但煤锹抖得更加厉害，指关节在煤灰里显得更加白。特纳放胆向前迈出一步。

“早安。”他说。

一只黑漆漆的手从锹柄松开，下意识地举起，掂住帽舌。特纳走到角落堆着威士忌盒子之处。他拿起最顶上一个盒子，撕开盒盖，拿出酒，再撕开瓶盖封皮。那老头喃喃自语，摇着头，目光仍然盯着地上的书。

“来，”特纳柔声说，“来喝一杯。”然后把酒瓶伸到老头的视线前面。

老头松开手上的煤锹，任由它掉落在地上，接过酒瓶，凑到薄薄的嘴唇上。特纳从他身边跑到厨房，打开门，用最高的嗓门喊道：

“莱尔！”

回声狂野地传过荒凉的街道，直朝河的方向而去。

“莱尔！”

在他还没有回到书房以前，左邻右舍的灯光已经亮起。

特纳先前已推开百叶窗板，让日光完全透进来。现在书房里一共有三个人。老头瞪着撕碎的书本，发抖的手紧紧攥着威士忌酒瓶。

“他是谁？”

“司炉工。我们每人都会有一个。”

“问他最后一次见到黑廷是什么时候。”

老头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拿起酒瓶，又喝了一口，然后把酒瓶递给莱尔——看来他是本能地信任莱尔。莱尔把酒瓶放在书桌上的丝手帕旁边，平静地用德语问了特纳要问的问题。老头看看他，看看特纳，然后又看着地上的书。

“问他最后一次见到黑廷是什么时候。”

他终于说话了。他的声音是无时间性的：一种农民的慢吞吞说话声，一种告解者的絮语声，充满牢骚却又不敢发作，是一个希望被尊重却明知无望的受压迫者的声音。他一度伸出黑手指摸了摸书柜被撬坏了的柜门的边边，一度向河的方向仰仰头，就像他是住在河里似的；但那些伴随他姿势动作而出的喃喃自语声就像是发自另一个人似的。

“他是为游船卖票的，”莱尔低声说，“每天五点下班后会过来一趟，早上上班前也会过来一趟。他会为炉子加煤，倒垃圾，清掉空瓶子。在夏天，他会在大型游览车开到以前先把船清理干净。”

“再问他一次最后一次见到黑廷是什么时候？看着——”特纳拿出一张五马克的钞票，“告诉他如果回答我的问题，这钱就是他的。”

看到钱，老头用干涩和布满血丝的眼睛打量特纳。他的脸因满是皱纹而凹陷，像是在什么时候饿出来的，而积在上面的煤灰就像是染在帆布上的颜料。他把钞票仔细对折，放入鼓鼓的裤子后兜里。

“什么时候？”特纳追问，“Wann？”

老头开始谨慎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话，就像在谈判中议价。他已经脱掉帽子，露出一头被煤烟熏黑的短发。

“星期五。”莱尔静静地翻译说。他的眼睛看着窗外，似乎另有心事。“利奥在星期五下午付他工钱。利奥特地去了他家一趟，在门阶上付他钱。利奥说他要远行。”

“到哪去？”

“他没说。”

“什么时候回来？问他。”

再一次，在莱尔翻译他的问题时，特纳听出了一两个他半熟悉的德文词：Kommen……zurück（回来）。

“利奥给了他两个月工钱。他说有东西给我们看，但要五十马克。”

老头迅速地轮流打量他们，又害怕又期待，与此同时一只长手在束身外衣上紧张地摸索。那是一件水手穿的束腰外衣，褪了色，松垮垮的，与他的瘦骨架毫不协调。找到想要找的东西后，他就谨慎翻起外衣下摆，手伸进去，从脖子上解下什么东西。他一边动作一边再次喃喃说话，但比先前要说得快，紧张而流利。

“他说是星期六早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

那是一个绿色的网状枪套，军队的东西，放点三八手枪用的。枪套里印有“黑廷·利奥”几个字。

“是在垃圾桶里找到的，就在最上边。他一揭开盖子就看到。他没有给那些人看。那些人向他咆哮，威胁说要踢他的脸。那些人又提醒他，他们在战时就教训过他。”

“什么那些人？谁？”

“等一下。”

莱尔走到窗边，随意看了一眼。老头仍然在说话。

“他说他战争期间卖过反纳粹的小册子，”莱尔说，眼睛仍然望着窗外，“但他不是故意的。他以为那些只是一般的报纸，结果被那些人抓了起来，把他上下倒吊。看来他说的那些人就是指这些人。他说他最喜欢英国人。他说黑廷是真正的绅士。他说他想把威士忌留着。还有雪茄。小小支的荷兰雪茄，那是店里买不到的。对，上一个圣诞节，利奥送了他太太一部吹风机。他还说如果再给他五十马克，枪套就归我们……”然而，这个时候，几辆汽车已经开进了车道，小小的房间顿时被警笛声的蓝色闪光充满。接下来他们听到吆喝声和沉重的脚步声逼近，然后一些绿色的身影围在了窗户外面，用枪口指着室内。门被打开，一个穿皮大衣的年轻人走了进来，手上拿着枪。司炉工开始哭叫哀号，等着挨揍，蓝色闪光转个不停，像是供人跳舞的灯光。“什么都别做，”莱尔已经交代过特纳，“也别听他们吩咐。”

莱尔和那个穿皮大衣的年轻警官交谈，又把外交人员的红色证件交给他检查。他的声音平静却非常坚定，是一种谈判者的声音，既不高姿态，也不让步。那年轻警官表情木然得就像西布克龙。渐渐地，莱尔看来占了上风。他的语调转为一种生气的语调。他开始问问题，而那小伙子则变得妥协，甚至支吾。特纳慢慢猜到莱尔的说词。莱尔指指特纳手上的笔记本，然后指指那老头。清单，他说，他们正开列清单。难道外交人员是禁止清点自己大使馆的财产的吗？在英国人财产受到破坏威胁的这当儿，清点更是必要之举。黑廷先生度长假去了，所以需要帮他处理一些事情，比方说付给司炉工五十马克工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莱尔质问说，英国外交官是被禁止进入英国大使馆的产业的？根据什么法条，警察是可以这样大举侵入有治外法权者的私宅的？

他和年轻警官再交换了一些证件，又彼此抄下对方的姓名和电话号码。那警官说他表示抱歉，但这是个麻烦多多的时候，所以他们才会特别紧张。他凝视特纳好一阵子，就像是认出了一个同僚。不管是不是麻烦多多的时候——特纳听到莱尔似乎这样说——外交人员的权利都必须受到尊重。危机越大，就越有必要保障外交人员的豁免权。他们握了手。有谁行了个敬礼。警察渐渐全部撤走。绿色制服散开了，蓝色闪光灯消失了，警用厢型车开走了。莱尔找来三个玻璃杯，在每个里面倒入一些威士忌。老头还在呜咽。特纳先前已经把五颗纽扣放回盒子，这时他把盒子连同那本小书一起放进口袋里。

“就是他们吗？”他问道，“先前盘问他的就是他们吗？”

“他说盘问他的那个人就像刚才那个警察，但要老一点，白一点，而且富有一点。我想我们都知道他说的是谁。拿去，这东西最好还是你自己来保管。”

他从褐色大衣的衣缝抽出枪套，塞到特纳等着的手里，脸上并无得意之色。

渡轮上飘动着联邦德国的国旗。柯尼希斯温特的山头就像是钉在了长桥上。国民兵集合在船头处。他们的钢盔是正方形的，脸色苍白而忧郁。他们安静得不像年纪那么轻的年轻人：他们的橡皮靴没有在钢甲板上摩擦出半点声音。他们都凝视着河水，就像是被吩咐过牢记它的容颜。特纳站在一边，看船员们各忙各的。因为疲倦而害怕，也因为时间仍然是大清早，他什么都听得、看得分外清晰。各种声音清楚地传入他的耳朵：一辆辆汽车从斜道开到船上时的沉重震动声，引擎的咆哮声和链具的喀嗒喀嗒声，把小镇上教堂钟声淹没的刺耳开船铃声。当那些汽车司机从车子上下来，往小皮包里掏零钱时，脸上无一不是不悦的表情，就像他们是同一个秘密会社的成员，只是不好在公共场所彼此相认。没有车的乘客——都是些穷鬼——则站在分隔区，对他们买不起的车子垂涎三尺。河岸在往后退，小镇一个个向山丘耸峙的尖顶慢慢缩小，就像歌剧舞台上的布景。渐渐地，它们的角度偏斜了：船在河面上画出一个长长的弧形，以避开从对岸开来的姐妹渡轮。接着，船速慢得接近停止，而载着一堆堆细煤的“约翰·肯尼迪号”则从他们旁边疾驰而过。他们被它的尾流带得摇摇晃晃，一些女乘客开心地大呼小叫。

“他还告诉了你一些别的什么。他提到一个女人。我听他提到Frau和Auto，一个女人和一辆汽车。”

“抱歉，老哥，”莱尔冷冷地说，“他满口莱茵兰腔，有时我也会被打败。”

特纳往回凝视柯尼希斯温特一边的莱茵河岸，用戴了手套的手遮住眼，因为哪怕是料峭的春天，河面反射的阳光仍然强得很。最后他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七峰山两旁那些用鲁尔财富盖的带角楼褐色别墅，在它们中间，是掩映在河滨空地树木之间的一抹白色。那是黑廷的房子，在细雾中渐离渐远。

“我在追逐一个鬼魂，”他喃喃说，“一个可恶的影子。”

“是你自己的影子。”莱尔反唇相讥，憎恶感溢于言表。

“唔，当然，当然。”

“我会把你带回大使馆，”莱尔继续说，“以后请你另找司机。”

“既然你这么不爽我，又为什么要带我来？”特纳说，然后又突然笑起来。“哈，我真是大白痴！你是怕我找到绿档案，所以就守在附近。那东西不是临时人员该看的。老天！”

科克已经收听过8点钟的晨间新闻。德国代表团昨天晚上离开了布鲁塞尔。根据联邦政府的官方说法，此举是要“重新思考谈判过程中浮现的若干技术性难题”。但实际上，就像科克所说的，这表示他们已经不玩了。他面无表情地看着电报结结巴巴从滚筒吐出来，掉到篮子里去。那时距离早上的开会时间还有十分钟。有人敲了一下门，皮特小姐的笨脑袋瓜随之出现在小活门上。她告诉特纳，布拉德菲尔德马上要见他。她卑贱的眼神里洋溢着快意，仿佛是说：你没戏唱啦。尾随她走进走廊时，特纳瞥见科克那本巴哈马的房地产指南，心里想：待会儿从布拉德菲尔德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这东西我会用得着。

12 “利奥就在那里。在二等座。”

“我和拉姆利谈过了。你今晚就回国去。旅游科会帮你把票订好。”布拉德菲尔德桌上堆着高高一叠电报。“我也用你的名义给西布克龙道过歉了。”

“道歉？”

布拉德菲尔德把门闩带上。“还需要我来说明吗？你就像黑廷一样，是个政治低能儿。你是以临时外交人员的身份在这里活动的，否则，你现在准蹲在牢里。”布拉德菲尔德的脸色因愤怒而苍白。“只有天晓得莱尔吃错什么药。我会单独和他谈的。你蓄意违背我的指示，哼，看来你们这一类人都是自行其是的。而我相信，你对我的怀疑并不亚于对任何人。”

“你太抬举自己了。”

“然而，在这个案子里，应拉姆利、大使和这里形势的要求，你却是归我管的，而我也特别命令过你，别干任何会引起大使馆外面反弹的事。但你不只没有对我的要求有最起码的尊重，反而在凌晨五点跑到黑廷家里，把他的佣人吓出魂，惊醒他的邻居，大声呼喊莱尔，最后又引来大规模的警察突击行动。毫无疑问，不出几小时，这事情就会成为这圈子里的话题。你还不满意，还笨到向警察撒谎，说是在清点大使馆的财物。我猜，哪怕是西布克龙，在听说你的借口后都会忍俊不禁。”

“还有吗？”

“还有很多，谢谢。不管西布克龙原先怀疑黑廷干了些什么，你现在都坐实了他的怀疑。你自己看到过他的态度的。现在他们怎样想，只有天晓得。”

“那就告诉他啊，”特纳说，“有什么不可以的？老天，他知道得比我们还要多呢。何必把他们全知道的事情弄成秘密一桩？他们正在强烈怀疑我们，说出真相就可以释他们的疑。”

“我绝不会把事情说出来！什么做法都比说出来好。他们怎么怀疑是他们的事。我绝不会在这个节骨眼承认我们大使馆过去二十年来一直有一个苏联卧底。难道没有事情是你可以明白的吗？我绝不会告诉他们！他们爱怎样想就怎样想，没有我们的配合，他们只能瞎猜。”

这是一番个人信仰的宣言。他的坐姿静止直挺得像个守护国家圣堂的哨兵。

“全部说完了吗？”

“我们以为你们这类人都是秘密行动的，会有一定的谨慎标准。我已经告诉过你一点点这里应有的行为方式，你却完全不当一回事。你在大使馆里留下的烂摊子将需要我花很长时间去收拾。你以为我什么都听不到？我已经给冈特和梅多斯消过毒。我毫不怀疑还有其他人是我要去安抚的。”

“看来我最好还是今天下午就走。”特纳说，眼睛依然盯着布拉德菲尔德的脸。“我把事情搞砸了，对不对？真是遗憾。真遗憾我的服务没有让你满意。我会自己写一封道歉信的，拉姆利会喜欢我这样做。一封声情并茂的信。我会写的。”他叹了口气。“我看来有点像约拿64。把我踢走真的是最佳做法。不过这会让你有一点点难过。你不喜欢叫人走路的，对不对？你会宁可给他们一纸合约。”

“你要说什么？”

“你太有理由坚持谨慎了。我曾经开玩笑地问过拉姆利，是想要档案还是想要人？那你又是想要哪样？你一分钟前给他一份工作，下一分钟又宁可不认识他。要是说他的尸体现在被人抬进来，我猜你根本不会管他死活，而只会往他口袋搜索文件和祝他好运！”

他忽然注意到布拉德菲尔德的鞋子。是手工制的，上过深桃花心木色的蜡油，只有仆人或从小家里有仆人的人才能细致到这地步。

“你究竟想说什么？”

“我不知道你是被谁摆布的，我不关心。但大概是西布克龙，从你巴结他的样子就可以知道。如果你那么害怕得罪他，那天晚上为什么又要安排我们碰面？还是说是他命令你的？先别回答，现在是我的发言时间。你是黑廷的守护天使，难道你自己不知道？我站在一里之外都可以闻得出来。回伦敦之后，这事情足以让我写出一份六英尺厚的报告。是你让他续约的，不是吗？你虽然鄙夷他，却给他工作。不只给他工作，还给他制造工作。你明知外交部根本不在乎档案销毁计划的进度。或者根本不在乎《名人追踪》有没有编出来。你可别告诉我你是因为同情一个无所归属的人。”

“那星期四的会议又是怎么回事？”

一种明明白白的痛苦神色掠过布拉德菲尔德的脸。

“星期四根本没有什么会议！是你把黑廷这工作拿掉，交给莱尔的。但黑廷仍然每星期四下午外出。你阻止过他吗？我看你甚至知道他去哪呢。”他举起从黑廷西装口袋找到的那把暗灰色钥匙。“他有一个特别的隐蔽处。还是说我只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的事？他在那里和谁碰面？你一样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对方是普兰什科，直到想起这个想法是你喂给我的。”

特纳向办公桌探过身，对着布拉德菲尔德低下的头咆哮。“至于西布克龙，他有一整个的情报网络。至少有几打特工为他工作。你无法控制西布克龙知道些什么或不知道些什么。我们要面对的是现实，不是外交。”他指着莱茵河对岸那些雾茫茫的山丘。“他们那边是有马卖的。他们会到处晃，与朋友聊天，出外旅行。他们到过森林的边缘之外，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一个聪明人不需要费多大的劲就可以知道的。”布拉德菲尔德说。

“这是我回到伦敦时要告诉拉姆利的。黑廷不是单独行动的！他有一个保护者和一个控制者，而依我猜，他们是同一个人！利奥·黑廷是劳利·布拉德菲尔德的男朋友！两个人都有一点点公学恶德65！”

布拉德菲尔德站了起来，脸因为愤怒而收缩。“你爱告诉拉姆利什么尽管说去，”他低声说，“但现在就离开，永远不要回来。”正是在这个时候，克拉伯那张涨鼓鼓的红脸从皮特小姐房间的连接门探了进来。

他看起来一脸困惑，有一点点愤慨，姜黄色的八字胡在嘴唇上来回蠕动。“劳利，咳，”他像发了一个错误的八度音那样自我修正，“抱歉我擅自闯进来，劳利。我试过走廊的门，但门闩是带上的。抱歉，劳利。我是想告诉你有关利奥的事。”他接下来的话倒是说得干净利落。“我刚在火车站看到他。在优哉游哉地喝啤酒。”

“说快一点。”布拉德菲尔德说。

“我是帮莱尔的忙才到那儿去的，不为别的。”克拉伯辩解说。特纳闻得到他的呼吸有酒味，混杂着胡椒薄荷的味道。“彼得去了德国国会。那里正在辩论戒严法，显然是大事一件，已经进入第二天。所以他请我代他去火车站瞧瞧热闹。‘再造运动’几个领袖要从汉诺威来这里。他叫我去看看有谁来了。你知道，我常常帮莱尔干些零碎活。”他像道歉似的补充说，“结果有如一场伦敦市长就职的花车游行。报社、电视台的人都来了，马路上车挤车，连出租车的停车位都被占用了。出租车停车的地方，劳利，你知道的。”他紧张地瞥了布拉德菲尔德一眼，“到处都是人，哗啦啦唱着歌，挥着黑旗子。音乐好大声。广场里贴满海报。”他像是感到不可思议般摇头。

“你说看到利奥，”特纳催他说，“在人群里吗？”

“差不多。”

“什么意思？”

“唔，我只看到他的后脑勺。头与肩。只是一瞥。来不及抓住他：一眨眼就不见了。”

特纳用一双大手一把揪住克拉伯。“你说你看到他喝啤酒！”

“放开他。”布拉德菲尔德说。

“嗳，冷静！”有一下子克拉伯几乎目露凶光。“嗯，我后来又看到他一次。是人群散去之后。这一次差不多是面对面。”

特纳放开他。

“火车开到的时候，每个人都大声欢呼，震耳欲聋。大家推来推去，想可以看一眼卡费尔德。一个角落里甚至有人打架，但主要是那些记者。都是些烂人。”他深恶痛绝地说，“鸟人阿勒顿也在里头。我敢说打架八成是他挑起的。”

“老天，拜托你！”特纳喊道，克拉伯直视着他，表情相当难看。

“最先出现的是迈耶-洛林，警察用围栏给他留了条通道。然后是蒂尔希特，再就是哈尔巴哈，每个人都喊得像鬼叫。就像是披头士来了。”他说，一脸不解的样子，“主要都是些小伙子，留长头发的。他们死命从围栏伸出手，想摸一摸偶像的肩膀。卡费尔德没有出现。我旁边有个家伙说卡费尔德一定是从另一头下车。他不喜欢人们靠得太近，这也是为什么他到哪里演讲都要搭个高台。人群有一半散到别处找他，其余的一半留着，以防他会出现。然后从扩音器里传来广播：大家可以回家去了，因为卡费尔德仍然在汉诺威。当时我心想，波恩今天真是走运。”克拉伯咧嘴而笑。“你们怎么看？”

没有人说话。

“那些记者都很火大。我想到应该打个电话给劳利，让他知道卡费尔德没有现身。你知道，伦敦方面喜欢随时知道他的行踪。我是说卡费尔德的行踪。”他这话是对特纳说的。“他们喜欢盯紧他，不让他跟陌生人谈话。大堂边有一家不打烊的邮局，我打完电话出来的时候突然想到，何不喝杯咖啡整理一下思绪？餐厅就在邮局旁边，有些桌子让人坐坐。我是说让人坐坐，不是说让人喝酒。”他解释说，就像那是他偶尔会碰到的怪地方，“餐厅分两边，头等座在一边，二等座在另一边，各有各的玻璃门。”

“拜托你长话短说行不行！”

“利奥就在那里。在二等座。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身上穿着风衣，看来是军用的。他气色看来很不好。”

“他喝醉了吗？”

“我不知道。老天，早上八点钟喝醉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他看起来一脸无辜的样子，“但好像很疲倦，一点都不衣冠楚楚，完全不像他平常的样子：光鲜、蹦跳。不过，”他愚蠢地补充说，“我猜我们全都怀念他从前的样子。”

“你没跟他说话？”

“没有，谢啦。我知道他处于那种情绪下是什么样的人。我赶快闪人，回来告诉劳利这事情。”

“他带东西了吗？”布拉德菲尔德迅速问，“带公文包了吗？任何可以装文件的东西带了吗？”

“没有，劳利老哥，”克拉伯喃喃说，“没有，抱歉。”

三个人都静静站着，克拉伯瞄瞄布拉德菲尔德，又瞄瞄特纳。

“做得好，克拉伯。”布拉德菲尔德终于说。

“做得好？”特纳喊道，“他做得差极了！他为什么不上前跟他说话，不勾着他脖子把他拖回来？做得好？他现在去了哪里都有可能。那是我们最后一个机会！他旁边有别人吗？”特纳打开门，“我问你他身边有没有别人？快点嘛！”

“一个小孩，”克拉伯说，“小女孩。”

“一个什么？”

“六七岁左右。谁家的小孩。他跟她在说话。”

“他看见你了吗？”

“应该没有。”

特纳一把抓过挂在衣帽架上的雨衣。

“我宁可留在这里，”克拉伯说，“抱歉。”

“那你呢！你还站着干吗？走吧！”

布拉德菲尔德没有动。

“拜托！”

“我要留在这里。克拉伯有车，让他带你去。他说不定是认错人。就算没有认错，他看到利奥至少是一小时前的事了，他一定已经走了。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他没理特纳的惊愕瞪视，继续说，“大使交代过我不要离开大使馆。随时都会有布鲁塞尔发来的消息。很有可能他需要我陪他去拜会总理。”

“你以为？一个三方面会议？他手上可能带着一大把机密的。你到底怎么搞的。难道你希望西布克龙先于我们找到他？你希望他被人赃并获？”

“我刚才告诉过你了：秘密不是最最重要的。能够保得住它们当然是最好。但如果和我们目前面对的事情相比……”

“但那些秘密档案却是最最重要的？那个绿档案，不是吗？”

布拉德菲尔德神情犹豫。

“我是没有命令他的权力的，”特纳喊道，“我也不知道他的长相！我见到他该怎么办呢？告诉他你想找他谈谈？你是他的老板，不是吗？你希望西布克龙先找到他？”眼泪荒谬地从特纳的眼眶溢出，他的声音是一种哀哀求告的声音。“布拉德菲尔德！”

“他是一个人。”克拉伯喃喃地说，没有看着布拉德菲尔德。“他完完全全一个人，老哥。小女孩不算的话。我很肯定。”

布拉德菲尔德看看克拉伯，看看特纳，然后脸上再一次被紧紧压抑下来的私人痛苦所笼罩。

“你说得对，”他终于说，口气非常勉强，“我是他上司。我有责任。我还是去一趟比较好。”他小心锁上两道门锁，又交代皮特小姐说加韦斯顿可以代行他的职权，然后带头走下楼。

五个刚从伦敦运到的新灭火器像红色哨兵沿着走廊墙壁一字排开。在楼梯间，一批钢床的组件等着人去组装。几床灰色毯子堆在一辆档案手推车上面。大堂里，两个男的各站在一把梯子上，要架设一道钢屏。冈特表情迷惘地看着他们一行三人——为首的是克拉伯——快步穿过玻璃门，走向停车场。布拉德菲尔德开车方式的傲慢让特纳吓一跳。车子闯过每一个黄灯，一直占住左线道以便转入通向火车站的路。遇到检查岗哨，布拉德菲尔德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和克拉伯早已把红色证件举到窗边。车子开在湿漉漉的圆石头上，在电车轨道上打滑，布拉德菲尔德静静地握着方向盘，耐心地等车子恢复平衡。他们来到一个挂着“停步”指示牌的十字路口，几乎从一辆迎面而来的公交车车轮子底下直穿了过去。接下来车子变少，路上挤满了人。

有些人举着横幅，其他人穿着灰色雨衣，头戴黑色洪堡帽，那是‘再造运动’支持者的标准服装。他们不太情愿让路，回头怒视着车子的车牌和闪闪发亮的外国烤漆。布拉德菲尔德没有按喇叭也没有换挡，只是把他们甩在后面。有一次他为一个既不是聋子又没有喝醉的老人刹车，又有一次一个小伙子用手拍打车顶。火车站台阶上撒满五彩纸屑，柱子上贴满标语。有个出租车司机像挨了揍一样发出一声喊叫。他们把车停在了出租车停车位里。

“左边。”克拉伯向跑在他前头的特纳喊道。一个高高的门口把他们接入了大堂。

“还是往左。”特纳第二次听到克拉伯的喊声。

有三道栅栏通向月台，三个收票员坐在各自的玻璃笼子里。告示以三种语言警告特纳别想坐霸王车。一群神父窃窃私语，用不以为然的眼神瞧他，仿佛是说：匆匆忙忙不是基督徒的美德。一个背帆布背包、抱滑雪靴的金发女孩危险地从特纳身旁拐过，他看得见她套头毛衣一顿一颤的。

“他先前就坐在那里面。”克拉伯低声说，但特纳此时已经推开了门，站在餐厅里面，透过烟雾轮番打量每一张桌子。一个扩音器宣布往科隆的火车误点的消息。“走了，”克拉伯说，“他溜了。”

烟雾到处缭绕，有凝聚在日光灯管四周的，有绻曲在幽暗角落里的。空气里混杂着啤酒、腌肉和消毒水的味道。远处的白瓷砖柜台闪闪发光，像是雾里的一片冰墙。在一个褐色木头的小隔间里，坐着一户要搬家远行的穷人家：女人都年老，穿黑衣服，他们的行李箱用绳子绑着，男人都在看希腊报纸。在另一张桌子旁，一个小女孩在对着一杯饮料滚啤酒杯垫。那就是克拉伯指着的桌子。

“就是那小孩。他当时在喝一瓶皮尔森啤酒。”

特纳没管小女孩，径自拿起几个空酒杯，一无用处地打量它们。三截雪茄烟蒂留在烟灰缸里。有一截还微微闷烧。小女孩看着他弯腰搜查地板，两手空空站起来，看着他走过一张张桌子，打量一张张脸，抓住一个肩膀，推开一份报纸，碰触一只胳膊。

“是他吗？”他高声说。一个孤独的神父正在角落里读报，在他旁边的桌子上，一个黑脸的吉卜赛人吃着一袋烤栗子。

“不是。”

“这个呢？”

“抱歉，老哥，”克拉伯说，显得非常紧张，“运气不好。我说过了，他走了。”

两个坐在彩色玻璃窗旁边的士兵正在下棋。一个蓄胡的男人正在咀嚼，但他面前却没有食物。一列火车刚刚开抵外面的月台，让杯子盘子微微震动。克拉伯问了女侍者什么。他抓着她的上臂低声说话。她摇摇头。

“我再问问另一个。”克拉伯对走近的特纳说。他们走到餐厅另一头，而这一次对方的反应是点头。她为自己的记忆力自豪，说了长长一番话，指指那小孩，又反复提到“小绅士”，但有时又会用“小个子”来代替，就像“绅士”一词是她对她的询问者而非对黑廷的礼敬。

“他几分钟前还在这里，”克拉伯带点困惑地说，“但那只是她的说法。”

“他一个人离开的吗？”

“她没看到。”

“她对他有印象吗？”

“一点点。她不是个细心的人，老哥。别指望她会记得太多。”

“他为什么会离开？他是看到了谁吗？有人从门外向他示意吗？”

“你说到哪儿去了，老哥。她没有看见他离开。她何必留意他，毕竟他点的每样东西都是付过钱的。不过她说他一直都是一副随时要走的样子。像是等火车。那些家伙坐火车来的时候，他出去看了一下热闹，然后又回来，再抽一根雪茄，喝一瓶啤酒。”

“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这副表情？”

“真怪。”克拉伯喃喃说，莫名其妙皱起眉头。

“有什么怪的？”

“他一整晚都在这里。一个人。喝酒却没喝醉。部分时间和那个小孩玩。是个希腊小女孩。他最喜欢小孩。”他给了女侍者一个铜板，她千恩万谢。

“幸好我们没碰着他，”克拉伯说，“不然就会吃不完兜着走。每逢这种时候，他都会狂性大发。他一火起来就会六亲不认。”

“你怎么知道的？”

克拉伯在回忆中露出个苦瓜脸。“你应该看看他在科隆那个晚上的样子。”他喃喃说，眼睛仍然盯着女侍者的背影。“恐怖。”

“他打架那一次？当时你在场？”

“我告诉你，”克拉伯说，“那小子真要是火起来，你最好离他远点。瞧瞧这个。”他伸出手。他手掌心放着一颗木头纽扣，和特纳在柯尼希斯温特搜到的那五颗一模一样。“女侍者从桌子上捡到的。为防他会回来找，她留了下来。”

布拉德菲尔德从门口慢慢走进来，他的脸紧绷着，但没有表情。

“我猜他不在这里了。”

没有人说话。

“你仍然说你看到他？”

“错不了，老哥。抱歉。”

“嗯，我想我们必须相信你。我建议我们现在就回大使馆——”他瞧着特纳，“除非你想留下来或有进一步的理论想要验证。”他看了看餐厅四周。每一张脸此时都转向他们。在吧台处，一部机器乏人照顾地冒着水蒸汽。没有一只手在移动。“看来你们在这里已经留下了烙印。”他们慢慢走向车子的时候，布拉德菲尔德说，“你可以回大使馆收拾你的东西，但午餐时间一到就得走。如果你有文件要带走，把它们交给科克，我们会用邮包寄给你。晚上七点有一班飞机。你就搭它。如果订不到位子就坐火车。总之是给我走。”

布拉德菲尔德向警察出示他的红色外交官证件时，他们在旁边等着。他的德语有很重的英国腔，但文法却无疵可寻。警察点点头，敬了个礼。车子缓缓往回开，穿过一群漫无目的群众一张张阴沉的脸。

“利奥会在那种地方待一个晚上真够怪的。”克拉伯喃喃自语。特纳伸手触摸放在信封里的那把炮铜钥匙，心里纳闷它可以打开的是哪扇门。

13　巴不得被当成猪

他坐在密码室的书桌前，身上仍然穿着雨衣，正在打包调查过程中找到的无用战利品：军用枪套，折起的图片，雕花裁纸刀，只给领事以上层级使用的蓝皮日记本，装着五颗木头纽扣的锡盒子，最后是第六颗纽扣和三截雪茄烟蒂。

“别放在心上，”科克亲切地说，“他总会现身的。”

“当然啰，就像你的股票和加勒比海美梦一样，总是会实现的。利奥是每一个人的挚爱。是每一个人离家出走的儿子。哪怕他割断我们的喉咙，我们仍然爱他。”

“他这个人说话没有半句真。”科克坐在带轮矮床上，正在穿运动鞋。他没有穿外衣，手肘以上戴着金属弹簧，让他的衬衫看起来就像是地铁站里的广告。走廊外毫无声响，“他是很安静，却是个鸟人。”

一部密码机咯咯作响，科克皱起眉头看着它。

“花言巧语，”他继续说，“这就是他的德性。他就像会魔法一样，说任何鬼话都有人相信。”

科克把传进来的电报放入一个纸篓。纸篓上的标签写着“机密：只有有两个获授权的见证人在场才可以处理。”

“我想请你把这包东西寄给拉姆利。”特纳说。科克签了张收据。

“我忘不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科克说，声音欢快，“当时我好嫩，真的好嫩。结婚才六个月。要不是早识破他，我就一定会……”

“一定会照他报的明牌买股票。一定会把解码手册借给他在床上读。”

“不是解码手册，是珍妮特。他在床上读的就会是她。”

特纳最后一次把订书机狠狠往下压。“莱尔在大使馆里吗？”

“我怀疑。伦敦传来了一份有你手臂粗的指令。所有外交人员都出动了。”他笑着说，“去游说议员。卖力给各层级下工夫。不让任何一枚可用的棋子闲着。另外也是去争取另一笔贷款。我有时真不知道德国佬哪来那么多钱。知道利奥有一次对我说什么吗？‘我告诉你，比尔，我有办法取得一项重大外交胜利。我们——就你和我——跑到德国国会，说要借给他们一百万镑。我猜他们一定会马上昏过去。’他是对的。”

特纳打了莱尔的电话号码，但没有人接。

“告诉他我打过电话向他道别，”他对科克说，但又马上改变主意，“算了，别费事了。”

接着他打电话到旅游科，问机票的事。对方回答一切都安排妥当：布拉德菲尔德先生亲自打电话交代过，机票现在就在值班柜台等着。旅游科的人看来印象深刻。科克拿起自己的外衣。

“你最好帮我打个电话给拉姆利，告诉他我的抵达时间。”

“恐怕已经有人办好了。”科克说，脸差点红起来。

“好，谢谢。”特纳站在门边，回头打量密码室，样子就像此生不会再看到这地方。“祝小宝宝顺利诞生。祝你梦想成真。祝每个人梦想成真。祝他们全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看开点嘛，不妨换个方式看事情。”科克语带同情地说，“有些事情你就是永远放不下，对不对？”

“没错。”

“我的意思是，不是什么事都有圆满结局的。人生不是这样的。那只是用来骗骗女生的。只是言情小说里的鬼话。在这方面你还真像利奥：什么事都放不下。你准备怎么打发下午？美国电影院有很棒的日间音乐会……算了，不适合你。太多嚷嚷的小鬼了。”

“你说他什么事都放不下？这话怎么讲？”

科克在密码室里东转西转，一会儿检查密码机，一会儿检查书桌，一会儿检查装机密的纸篓。

“有仇必报。他曾经和弗雷德·安杰有过过节。弗雷德是行政组的主任。听说这个仇维持了五年之久，直到弗雷德被调任为止。”

“因什么而起的？”

“小事，”科克从地上捡起一片纸片，读它的内容，“鸡毛蒜皮的小事。弗雷德砍了利奥花园里一棵菩提树，说它会危及篱笆。弗雷德告诉我：‘比尔，那树不砍的话，到春天准会倒下来。’”

“利奥对土地有感情，”特纳说，“他想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不想生活在过渡状态。”

“知道利奥怎样报仇吗？他用树叶做了个花圈，带到大使馆，钉在弗雷德办公室门外。钉子足足有两英寸长，够用来把人钉在十字架上的了。大使馆的德国雇员看到，还以为弗雷德死了。但利奥不是开玩笑，他是认真的。看到没，他这个人有暴力倾向。但那些外交官都看不出来，被他耍得团团转，觉得他很帮得上忙。我不是说他这个人没能力，只是说要是利奥生气的话，我可不想是我惹的。”

“他追过你太太？”

“我让他死了心。”科克说，“这种事我见多了，见怪不怪。是两三年前的事。他突然开始参加土风舞社，接近珍妮特，说要送她一部吹风机什么的。我把他叫出来。‘你只管吹干自己的头，’我说，‘她是我的。’但你不能怪他，对不对？听过一句形容难民的话吗？‘他们除口音以外失去了一切。’说得对极了。利奥的问题在于，他想把一切要回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偷走一些文件，待价而沽。不过我猜他要回的并没有比我们欠他的多。”对自己的检查工作感到满意后，科克叠好他的小册子，走向门边特纳站立的地方。“你是北方人，对不对？”他问，“从你的口音就听得出来。”

“你和他有多熟？”

“利奥？就跟这里其他人一样。我会跟他买买这个买买那个，给‘荷兰人’不时下张订单。”

“‘荷兰人’？”

“一家进口公司。专从阿姆斯特丹进口各种东西。如果你不嫌麻烦，就可以得到比较便宜的价钱。什么都买得到：牛油、肉品、收音机、汽车。”

“吹风机？”

“什么都有。他们有个业务代表，每星期一都会打电话来。只要填好订单交给利奥，那下星期就会收到你订的货。我猜他一定从中捞到好处。但你休想问出他有什么好处。哪怕你问得脸红脖子粗，他也不会告诉你。不过我猜就是那些臭雪茄。真的很臭。我不认为他真的喜欢抽。他抽只是因为烟是免费的。再就是因为我们向他抱怨。”他笑了笑，“他对我们的心理很有研究。我想你也是一样。好了，我得去忙了。再见。”

“你刚才提到你忘不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有吗？啊，对。”他又笑了起来，“我的意思是你不能信他任何一句话。我来这里的第一天，米基·克拉伯带我到处认识人，去过好些地方之后，他对我说：‘走吧，去拜最后一个码头。’然后就带我到一楼，去见利奥。‘这位是科克，’他这样介绍我，‘刚加入我们的行列。他在密码室服务。’说完就先离开了。”科克在门旁边的旋转椅坐下，背向后靠，俨然一个他向往良久的富有的经理人员。“‘来杯雪莉酒吧。’利奥说。我们这里规定滴酒不沾，但利奥却不太管这规定，虽然这不表示他爱喝酒。‘别客气，有新同事加入当然要庆祝一下。’他说，‘对了，科克，你不会那么巧也爱唱歌的吧？’‘只会在洗澡时唱。’我说，然后我们都笑了。他是在为唱诗班找人，而他这一招常常让对方印象深刻。当时我想，黑廷先生真是个信仰虔诚的绅士。其实虔诚个屁。‘抽雪茄吗，科克？’不抽，谢谢。‘来根烟？’那我就不客气了，黑廷先生。所以我们就像外交人员那样，坐在那里，边喝雪莉酒边聊天。我心里想：‘唔，你在这里可真像个小国王哪。’家具，地图，地毯……还有各式各样的小摆设。对了，弗雷德在调走前找各种理由清掉利奥房间一半的东西。‘伦敦那边的情形怎样？’利奥问我，‘我想还是跟从前一样吧？’这个厚颜无耻的鸟人是想松动我的心防。‘那个大门的老门卫还是会对那些来访问的大使莽撞无礼吗，科克？’给他说对了。‘还有那些壁炉，每天早上还是会照样生起火，弄得乌烟瘴气吗？’我回答说：‘没错。但也没有太乌烟瘴气啦。就像其他事情一样，改进是需要时间的。’‘这可给你说对了，’他说，‘我几个月前才收到尤安·瓦尔特的信，说他们准备要安装中央暖气系统。那老头子以前会在楼梯间祷告，日祷告夜祷告，现在还是这样子吗，科克？但看来他的祷告对我们帮助不大，你说是不是？’他一点都没说错。尤安·瓦尔特是当时西方司的头儿，我们几乎都喊他长官。他是个凡事都交托给上帝的人。然后利奥再次谈到唱诗班，谈到‘丹麦人’和两三件别的事，表示我有什么忙他都愿意帮。出来后，我去找米基·克拉伯，把利奥说过的话告诉他。你知道他什么反应？他笑弯了腰。‘利奥？’他说，‘利奥这样说过？他这辈子从没有走进过外交部。他甚至从1945年起就没有回过英国。’”科克摇了摇头，“但就像我说过的，你不能怪他，对不对？”他站起来，“我的意思是，我们全都看穿他，却又全都中了他的道儿。所以除了自己，我们还能怪谁？阿瑟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就像我的梦中别墅那样，我明知那是不会实现的，但还是相信它。我的意思是，人非得有某些幻象才能活下去……至少在这个地方非得有。”

特纳手放在雨衣外面，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看着科克，然后又盯着手心里的炮铜钥匙，他看起来一副心思涣散、猜疑不定的样子。

“米基·克拉伯电话多少？”

看着特纳拿起话筒，科克一脸惊恐。

“他们并不预期你会找他，”科克焦虑地说，“我真的是这样认为。”

“我不是要找他。我是要约他吃午餐。我要乘晚班飞机，而世界上没有任何鸟事可以叫我愿意在这个梦幻盒子里多待上一小时。”他砰一声挂上电话，大步走出房间。

莱尔办公室的门大开着，但里面没有人。桌上留了张字条：“知道你打过电话来道别。再见，阿伦·特纳。”特纳抓着字条的手因为愤怒和羞辱而颤抖。在大堂里，人们三三两两向外走，有到室外去吃三明治的，有到食堂去用餐的。大使的劳斯莱斯就停在大门外，当前导的摩托车警察耐心等候着。值班柜台处，冈特正在向梅多斯低语，看到特纳走近就沉默下来。

“这里，”他说，把一个信封递给特纳，“里面是你的机票。”表情仿佛是说：“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吧。”

“我都好了，老哥，”克拉伯从他惯站的阴影处说，“就等你。”

侍者都静悄悄的谨慎极了。克拉伯点了蜗牛，说这里的蜗牛非常正宗。桌子旁的墙壁上挂着幅牧羊人与水仙女共舞图，只有微微的性暗示。

“科隆那天晚上你和他在一起。他打架那天晚上。”

“那天很怪，”克拉伯说，“不是一般的怪。你要加点水吗？”他问，然后在两个酒杯里各加进一点点水，但不比一滴为祈求清醒而流的泪多。“我不知道他中了什么邪。”

“你常常和他一起出去玩？”

克拉伯想装出笑容，却没有成功。两人举杯喝了一口酒。

“五年前的事了。那时玛丽因为妈妈生病，三天两头往英国跑。所以说，我等于是个分居中的男人。”

“所以你偶尔会和利奥去乐一乐：喝两杯，再泡泡妞。”

“差不多吧。”

“在科隆？”

“慢慢来，老哥，”克拉伯说，“你真像个律师。”他又喝了口酒，要等酒精流到胃里，他才像个反应迟钝的滑稽演员那样抖了抖。“老天，那天真够呛。”

“科隆的夜总会是最好的，对不对？”

“你不能在这里搞，老哥，”他紧张兮兮地说，“在波恩这里你得千万小心。”又没必要重复一句：“得千万个小心。”然后又猛一扭头，表示同意，“对，科隆是比较好的选择。”

“有比较好的妞儿？”

“我不记得了，老哥。太久以前的事了。”

“利奥是为找女人去那里的？”

“他喜欢女人。”克拉伯说。

“所以说那天晚上你也去了科隆。你太太在英国而你则和利奥一起去狂欢。”

“我们只是坐在一张桌子喝酒。”他调整姿势以配合他说的话。“利奥谈到部队的事，回忆些陈年往事。他爱部队生活，真的很爱。他应该继续待在部队里的，这是我的感觉。在我看来，他需要些管束。你可以说他是个顽童，就像我一样。年轻时候是这样没有关系，你也不会在意。但日后就不同了。在舍伯恩66的时候我常常挨揍。被揍得出了魂。他们把我按在水龙头下面，或是把我的脸按在洗脸盘里，然后一堆烂人长官轮流揍我。当时我不在意，认为人生就是这样。”他一只手搭在特纳手臂上。“老哥，”他喃喃说，“但我现在恨死他们。从前我不知道有这东西在我心里。但现在全浮上来了。我恨不得回去拿枪扫射那些烂人。我是说真的。”

“你是在部队里认识他的吗？”

“不是。”

“我最早是在战争罪行调查组与他有一点认识。在明兴格拉德巴赫。第四组。”

“当时他已经在做索赔官的工作？”

克拉伯遇到侵袭的一贯反应是慌张胆怯。就像他名字的发音一样，他会喀啦一声把两片蚌壳合起，躲在里面，静待危险过去。他把头低到酒杯上面，停住，两肩耸起，用一双粉红色的眯眯眼窥伺特纳。

“你说你们边喝酒边聊天。”

“只是静静喝酒聊天。等着看歌舞表演。我喜欢看精彩的歌舞表演。”接下来，他把话题一转，谈到一件完全难以置信的事情：他怎样在上次法兰克福举行的自由民主党大会上拉到一个女的。“真是输给她，”他自豪地说，“她像只猴子一样爬在我上面，完全没有我要做的。”

“所以那场架是发生在歌舞表演之后？”

“之前。有一小群德国佬在吧台大声唱歌喧闹。利奥觉得不爽。他瞪他们，一副七窍生烟的样子。然后他突然喊结账。‘Zahlen！’就像这样。很大声。我说：‘喂，老哥，怎么回事？’他没理我。‘我不想走，’我说，‘我想看艳舞。’侍者拿来账单，利奥算了一算，手伸进口袋，掏出一颗纽扣，放在收银盘里。”

“什么样的纽扣？”

“就是纽扣。和火车站餐厅女侍者捡到那颗一模一样。木头的，中间有些孔。你不能用纽扣来付账，对不对？”克拉伯说，语气中犹有余愤，“我起初以为他是开玩笑，还笑了一下。‘你还拽下她其余的纽扣吗？’我说。但他不是开玩笑。”

“继续说。”

“他对侍者说：‘拿去，不用找零。’然后站起来。‘走吧，米基，这地方好臭。’接着夜总会的人就扑向他。老天，不可思议。我从不知道他这么能打。三个人被他撂倒，一个逃了，然后有谁拿玻璃瓶朝他一砸。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没有人出来说句话。下一件我知道的事就是我们跑到了街上。利奥跪着，手撑在地上，夜总会里面的人走出来，又修理了他一顿。我则在一旁咳得连肠子都吐出来。”

“你喝醉了？”

“我清醒得像法官，老哥。我的胃挨了踢，就这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要踢你？”

克拉伯凑近酒杯。“因为我试图帮他一把。试图拦住其他人，让他脱身。只可惜——”他解释说，喝了一大口威士忌，“我已不复当年之勇。普兰什科早闪了一步。”他咯咯笑了起来，“利奥才把纽扣放到收银盘他就已经跑到了门边。看来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怪不得他。”

“那段日子普兰什科常和你们一起玩？”特纳的语气听起来就像提到一个老朋友。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老哥，也是最后一次。那件事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怪不得他。他要担心宪兵和其他东西。对他的身份不利。”

“事情后来怎样收场？”

“我猜是普兰什科打了电话给西布克龙。警察把我们抬回大使馆。警卫叫来一辆出租车，把我们送到我的住处，再找来医生。然后尤安·瓦尔特就来了，那时他是参赞。然后西布克龙也坐着他脏兮兮的奔驰车来了。他在我的起居室里没完没了地盘问利奥。外交人员大闹夜总会，袭击平民，这种事说多严重有多严重。有很多破网要捕。”

侍者端来用醋和葡萄酒烹调的腰子。

“老天，”克拉伯说，“看看，让人垂涎欲滴。吃完蜗牛后来一份腰子再美不过。”

“利奥告诉了西布克龙什么？”

“没有。啥都没有。你不了解利奥这个人。口风紧还不足以形容他。不管是对瓦尔特，对西布克龙，还是对我，他都没有吐露半个字。瓦尔特对外宣称他是休假去了。他换了新的牙齿，缝了几十针。天晓得身上还有什么零件换过。他告诉每个人他是在南斯拉夫游泳时受的伤，说他在一个水浅处跳水，把脸撞伤了。”

“你认为利奥为什么要找架打？”

“我毫无头绪，老哥。从此我就不敢跟他出去。不保险。”

“没有看法？”

“没有，抱歉。”他的脸沉到了表面下面，上面蒙上了一层无理路可循的皱纹。

“见过这钥匙吗？”

“没有，”克拉伯咧嘴而笑，“利奥的？以前他任何女人都上。现在乖多了。”

“可以给我一些名字吗？”

“迈拉·梅多斯可能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

“她乐意奉陪。她已经生过一个小孩。在伦敦的时候。据说大使馆有一半司机每星期都会上她。”

“他提到过一个叫爱克曼的女人吗？”

克拉伯流露出苦苦回忆的表情。

“爱克曼？”他说，“有趣。那是他的陈年往事之一。柏林时代的事。他谈过。当时他们帮俄国佬工作。她是其中一个中间人。先是在柏林，后来是在汉堡。那些烂靠枕就是她给绣的。照顾过他一段时间。”

“他帮俄国人做什么事？什么样的工作？”

“四方机构67、两方机构……其中一个这样的单位。柏林是自成一国的，明白吗？那是个不同的世界，特别是在那段日子。犹如一个岛。”

“那爱克曼呢？”

“布兰特小姐，埃特林小姐，爱克曼小姐。”

“她们是谁？”

“三个小美女。她们是跟利奥他们一道从英国过来的。美得像画，从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孩，这是利奥说的。她们是犹太移民，要回德国去参与占领工作。跟利奥一样。他第一次见到她们是在克罗伊机场。他坐在一个板条箱上等飞机，看到三个小美女穿着制服走过来，一脸笑吟吟。他们被调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从此以后利奥就没有往回看。他，还有普兰什科和另一个家伙。六个人一起在1945年从英国过来。他们用三个女孩子的名字编了一首歌，那个晚上一路坐车一路唱，快乐得像沙滩男孩。”

他恨不得自己可以把它唱出来。

“爱克曼是利奥女朋友，他的第一个女朋友。他说他忘不了她。‘没有哪一个会比第一个好，其余的都是模仿。’他是这样说的。你知道德国佬说话的调调的。爱装高深。”

“她后来怎样了？”

“不知道，老哥。他们散了。人不都是那样子的吗？人会变老，起皱纹。”一片腰子从他的叉子上掉下来，肉汁溅到他的领带上。

“为什么他没有娶她？”

“她选择了另一条路，老哥。”

“哪一条路？”

“她不喜欢利奥当英国人。她希望他面对事实，恢复德国佬身份。是个爱谈大道理的女人。”

“说不定这次他就是去找她。”

“他经常说他总有一天会回去找她。‘我喝过很多瓢弱水，米基，’他说，‘但没有一个比得上爱克曼，也不会有。’但我们不是都这么说的吗？”他一头埋到酒里，仿佛那是一个避难所。

“是吗？”

“顺便问问，你结婚了吗，老哥？能闪则闪。”他摇摇头，“如果我摆得平我那黄脸婆，那结婚就死不了人。但我就是摆平不了。我办不到。”他吃吃笑，“我的忠告是五十五岁才结婚。挑个十六岁的妞儿。那么她们就不会知道错失了什么。”

“普兰什科也在柏林吗？像爱克曼一样为俄国人工作？”

“他们是固定组合。”

“利奥还对你说过什么有关普兰什科的事？”

“说那时候他是个布尔什维克。没别的了。”

“爱克曼也是吗？”

“有可能，老哥。他没提过。”

“黑廷自己是吗？”

“他不是，老哥。说到政治，他屁都不懂。他喜欢独善其身。”他喃喃说，“鳟鱼，我希望下一道菜是鳟鱼，要是我可以一个人作主的话。腰子摆中间恰恰好。”

在剩下来的时间，克拉伯不时因为想到自己这个笑话而乐滋滋。他只有一次愿意回到利奥的话题，那是当特纳问他近几个月和利奥接触得多不多的时候。

“我哪敢。”克拉伯喃喃说。

“为什么？”

“因为他变得心事重重，老哥。我敢说他又恨上了谁。好斗的小野兽。”克拉伯说，突然被酒精辣成个苦瓜脸，“看来他又准备向谁掏出那种纽扣。”

4点钟回到阿德勒饭店时，特纳已经相当醉。电梯迟迟不下来，他就改走楼梯。事情到此为止了，他想，好一个快乐的结局。他可以一下午都喝酒了，一直喝到下飞机，而如果运气好，到他见到拉姆利的时候已经醉得不能说话了。克拉伯的答案：蜗牛、腰子、鳟鱼和苏格兰威士忌，然后把头缩着，等待风头过去。走到自己住的楼层时，特纳隐约注意到电梯门被一个手提箱锲住，心想大概是服务生正在为某个离开的客人搬行李。我们是这里惟一的幸运儿，他想，我们都是要走的人。他开门，但门锁动也不动；他用力扳钥匙，一点用都没有。一听到房间里有脚步声，他就相当快速往后退。但为时已晚。门被人从里面打开。他瞥见一张苍白的圆脸，头发整齐向后梳，眉头深皱。当皮革手套慢动作似的向他打过来的时候，他看得见它上面的缝线，并好奇脸被它打中的感觉会不会就像头皮上缝线。他感受到结实的一击，胃整个收缩起来，接着是一根木棒打在他的膝后窝。他听到那个外科医生从黑暗向他呼唤，而他儿时的脸则被约克郡达勒市的草刺戳着68。他听到汤尼·威洛比夫的奚落声——柔软得像天鹅绒，清脆得像情人，又看到他的手指在她白皙的臀部弹钢琴似的移动。他听到利奥献给上帝的风琴声，但却是从他自己儿时的红木礼拜堂传出。他闻到荷兰雪茄的味道，再一次听到汤尼·威洛比夫的声音，但这次是要卖他一部吹风机：我只是个临时人员，阿伦老哥，不过既然是朋友的家人，我可以给你九折优惠。他再次感到痛，感受到耳光在他脸上的反复震击。他看到伯恩茅斯那家孤儿院的黑色大理石和宪制岗上的天文望远镜。“如果说有什么事是我最痛恨的话，”拉姆利说，“那就是看到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跑去寻觅上帝。”当腹股沟被击中时，他有片刻痛彻心扉，然后随着疼痛慢慢消退，他看到那个离他而去、留他在横街里孤独踯躅的女孩。他听到迈拉·梅多斯被他打到地上时的尖叫声，听到她在小宝宝被强行带走时的尖叫声。特纳心想自己说不定也会大叫出来，不过继而就意识到嘴巴里塞着一团毛巾。他感到一件冷硬的铁器猛击他后脑勺，像一肿块的冰那样凝固在那里。他听到砰地关上的门声，知道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看见整整一长串被欺骗者和漠不关心的人，听到一个英国主教颂扬上帝与战争的愚蠢声音。然后他睡着了。他梦见自己躺在一口棺材里，一口光滑冰冷的棺材。棺材放在大理石停尸桌上，远处一个隧道入口闪烁着铬光。他听见莱尔不疾不徐的亲切喃喃声，而珍妮·帕吉特则号啕大哭得像被他抛弃过的每一个女人。他又听到梅多斯和一些闲杂人等喜洋洋的口哨声。然后，梅多斯和帕吉特溜了出去，只剩莱尔一个留着，也只有莱尔的声音能提供一点慰藉。

“我亲爱的伙伴，”莱尔说，好奇地往下瞧，“我是路过说再见的，如果你打算洗澡，至少应该把脏得要命的衬衫先脱下来吧。”

“今天是星期四吗？”

莱尔从横杆上拿下一条毛巾，在水龙头下面泡满热水。

“星期三。还是星期三。鸡尾酒时间。”

他俯身轻拭特纳脸上的血污。

“告诉我你见到他的那个足球场在哪。他带珍妮·帕吉特去过那儿。告诉我怎么去。”

“保持安静。别说话，不然你会吵醒邻居。”

他用最轻柔的动作，继续擦特纳脸上的血块。特纳谨慎地伸出右手，摸索外套口袋里的炮铜钥匙。钥匙还在。

“你见过这钥匙吗？”

“没有。这真像外交部的作风——”莱尔退后一步，审视自己的作品，“派头蛮牛去追一个斗牛士。你不介意把晚礼服还给我吧？”

“为什么布拉德菲尔德要邀我？”

“邀你去哪儿？”

“参加晚宴。去会西布克龙。为什么星期二那天晚宴他要邀我？”

“出于同事情谊。不然还会是什么理由？”

“那个公文箱里有些什么会让布拉德菲尔德那么害怕？”

“毒蛇。”

“这钥匙是打开公文箱的吗？”

“不是。”

莱尔坐在浴缸的边上。“你不应该干这一行的。”他说，“我知道你会怎么回答：会弄脏手的事总得有个人去做。但不要期望我会乐于看到这个人是你。你不只是某个人，这正是你的问题所在。把你的工作留给天生浑噩的人去做吧。”他灰色、温柔的眼眸里充满关怀。“你真是个怪胎，”他说，“别人每天都巴不得被当成圣人，你却巴不得被当头猪。”

“为什么他不远走高飞？为什么他还在这里耗着？”

“他们明天也会问你你为什么还耗着。”

特纳在莱尔的长沙发上摊开手脚。他手上拿着杯威士忌，脸上涂着从莱尔家大型药箱里取出的黄色杀菌药膏。他的帆布袋子搁在屋子一角。莱尔坐在一架大键琴前面，但没有弹，只是抚摸琴键。那是18世纪的东西，椴木材质，顶部被一些热带的太阳照得褪色。

“你驻哪里都会带着这东西？”

“我从前有一把小提琴。它在利奥波德维尔69解了体。胶水融掉了。”他淡淡地说，“当胶水融掉，一个人想要继续追求文化就会难得要命。”

“如果利奥真是他妈的那么聪明，为什么他不远走高飞？”

“大概是因为他喜欢这里。”

“又如果他们真他妈的那么聪明，为什么不带他走？”

“大概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他脱了队。”

“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大概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已经逃跑。没错，我不是特工，但我却是个人，而且了解利奥。他的个性极端倔强。我不能想像他会完全听命于他们——如果有一个‘他们’的话，这是我怀疑的。他不是个奴才性格。”

“我一直尝试把他嵌到这个模子去，但就是嵌不进去。”

莱尔用一根手指弹了两个音符。

“说说看，你希望他是个怎样的人？好人还是坏蛋？还是说你只是希望有侦查的自由？你希望些什么，对不对？因为有一些什么总比什么都没有好。你就像那些示威的学生：你受不了真空状态。”

特纳闭着眼睛，陷于沉思。

“我猜他死了。”

“但他到今天早上还没有死，不是吗？”特纳说。

“而你不希望他处于不确定状态。那让你不舒服。你希望看到他起飞或着陆。你容不得模糊，对不对？我猜这就是追捕极端分子的乐趣：你想查出他们有什么信念，是这样吗？”

“他还在跑路，”特纳继续说，“他在躲谁？我们还是他们？”

“也许他根本没有在躲谁。”

“带着五十份档案而没有躲谁？高见。”

莱尔隔着大键琴的琴顶打量特纳。

“你们是两个互补的人。看到你我就会想到利奥。你是撒克逊人。大手，大脚，大心，理性，利奥则是另一种路数。他是个演奏者。他穿我们的衣服，说我们的语言，但只是驯化了一半。我猜你我是同一边的：我们都只是音乐会的听众。”他盖上大键琴。“我们是瞥见、伸出手然后又退却的人。我们身上都有个利奥，但这个利奥在我们二十多岁时就死掉了。”

“你二十多岁时的憧憬是什么？”

“我？指挥家之类的吧。”莱尔站起来，用一根黄铜钥匙把琴盖小心锁好。“我甚至不会弹这东西。”他说，用优雅的手指轻拍褪了色的琴盖。“我告诉自己有朝一日一定要学会，去上课或找本书来自学。但我不是真正在乎。我已学会怎样将就着生活下去。就像大部分人那样。”

“明天是星期四，”特纳说，“如果他们还不知道他已经叛逃，就会到接头地点等他，对不对？”

“大概吧，”莱尔说，打了个哈欠，“问题是他们知道接头地点，而你不知道。”

“不尽然。”

“怎么说？”

“我们都知道你在哪里碰见过他，就是一个星期四下午那一次。他带珍妮·帕吉特去的是同一个地方。看来那地方对他来说是个理想的狩猎场。”

莱尔一动不动地站着，手里还拿着钥匙链。

“我猜劝你别去也是白劝？”

“对。”

“如果我求你呢？你要做的事是违背布拉德菲尔德的指示的。”

“求我也没有用。”

“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伤。算了。去寻找你未被驯化的另一半吧。要是你真的找到那档案，我们希望你不要打开，原封不动归还。”

这等于是命令。

14　星期四之子

这台地上的天气是从别的季节和别的地方偷来的。风是一阵3月的海风，它在铁丝网篱笆上呼啸，把一簇簇的草吹得折腰，再猛地冲击他身后的树林。要是有哪个疯婆子在多沙的土上种上一些智利南美杉，那特纳准会循小径一路滑到山下面，赶上一班开往伯恩茅斯广场的电车。霜是11月的霜，它的冰管裹结在欧洲蕨的茎上；从特纳所隐身的那个风吹不到的位置，霜像北冰洋的水一样揪住他的脚踝。一个牛津太阳的最后余晖低垂在空荡荡的足球场上，而天空则是一片约克郡秋天的黄昏天空，又黑，又翻腾，边缘缀满污点。树都是从年轻起就佝偻着，被咆哮的狂风吹得折腰，一如年轻时曾在水龙头下面折腰的米基·克拉伯——哪怕是阵风已经停了，还是不敢扳直身子，而是继续躬着腰，等待下一波的攻击。

特纳脸上的伤口灼热生嫩，淡色的眼睛因为一夜无眠而疼痛和亮炯炯。他等待着，凝视着山路的下方。他右下方远处流淌着莱茵河，风一度让它喑哑，驳船徒劳地呼号着。一辆汽车向着他的方向缓慢爬行：是一辆黑色的“奔驰”，科隆注册的车牌，司机是个女的。在铁丝网篱笆的另一头，一间新盖的小屋在风中摇晃，百叶窗板全关着，门上挂着个锁。一只白嘴鸦栖踞在屋顶上，羽毛被风使劲拉扯。接着来了一辆“雷诺”，是法国外交人员的车牌，女司机，一个男的坐她旁边。特纳把车牌号码记在黑皮笔记本里。他的笔迹僵硬而稚拙，一个个字母不自然地在他手中成形：这不奇怪，因为他右手有两个指关节受了伤，就像是他曾经一拳打向某个张开的嘴巴，指关节被它的门牙所斲伤。黑廷的字迹整齐，拐弯的地方圆润，但特纳的字迹则大而下斜，一副就要垮下来的样子。

“你们两个都是移动者，你和利奥。”莱尔昨晚这样说过，当时他们各坐在一张扶手椅里，“波恩是固定不动的，但你们却是移动者……你们彼此相斗，而你们又都与我们作对……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你们必须学会向冷漠妥协。”

“我的天哪。”特纳抱怨说。

莱尔为他打开车门时又说过：“你就在这里下车。要是明天早上没看到你回来，我就会通知海岸警卫队。”

他在巴德戈德斯堡买了一个扳手，头重尾轻，现在像铅块一样抵着他的臀部。一辆深灰色的巴士此时停在了那间供更衣用的小屋前面。接着是一阵突然迸发的哗叫声，就像是有一群鸟正在跟风赛跑，交杂着笑声与抱怨声。有谁吹响一个哨子。太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手电筒照过走廊形成的柱影。他们随即把小屋塞满。“我从不认识一个人会这么咀嚼自己的不幸。”莱尔曾经这样说。

特纳快速退缩到树后面。一辆“欧宝·创纪录”开了上来，坐着两个男人，车牌的注册地点是波恩。俩人都戴着帽子，穿着大衣，专业性地面无表情。车子边窗装的是茶色玻璃。车子继续前进，但慢得像人在走路。他看到他们木然的脸转向他，像人造黑暗中的两个月亮。你们的牙齿呢？特纳好奇。你们的牙齿就是我打断的吗？你们都一个样子，我还真分不出谁是谁。上坡的一路上，“欧宝”的车速都快不过一小时十英里。接着一辆厢型车开过，尾随着两辆卡车。从某处传来一阵钟响。是学校铃声吗？还是晚祷钟声？又抑或是码头渡轮的铃声？他知道说不定自己不会有机会再次听到这钟声，但正如克莱尔先生说过的，没有真理是无法去证明的。那只白嘴鸦已经飞离了屋顶。太阳也走了。一辆“雪铁龙”慢慢晃入他的眼帘。是一辆两匹马力的小汽车，脏得像老鼠，一片挡泥板摇摇晃晃，车牌号码模糊得无法辨读，一个司机隐藏在阴影里，一盏车头灯闪了几下，汽车喇叭也响了几声。“欧宝”已经消失了。月亮脸，快点回来吧，否则你们就会错失他的大驾光临。“雪铁龙”在转上他旁边的林间小径时，四个轮子歪斜得像离开了躯干的肢体，车身在结霜泥泞的车辙上一颠一颠，车尾巴反复碰撞在车轴上。随着车门打开，他听到震耳的舞蹈音乐声。他的嘴巴因为药丸的作用而发涩，他脸上的伤口像一些交错的小树枝。他兴奋地在心里说：有朝一日，当世界得到自由，云在相撞时就会发生爆炸，而上帝的天使们会头昏目眩地掉下来，让全世界都看得见。他静静地把扳手放回口袋里。

她站在不到十码开外，背对着他，对风或那群此时在足球场里又跑又叫的小孩都漠不关心。

她正在凝视山坡下方。发动机还开着，车子像承受什么痛苦似的阵阵抖动。一根雨刷徒劳地在肮脏的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有整整一小时她几乎没动一下。

有整整一小时她像个入定老僧，等待着某个不会来的人，心无旁骛。她像尊雕像，随着阳光的退去而越长越高。

风拉扯她的外套。她一度举起手去理被吹乱的头发，一度走到林间小径的尽头，俯视柯尼希斯温特方向的河谷。然后她慢慢往回走，沉湎在思绪中。特纳跪在树丛后面，只希望阴影可以隐藏他的存在。

最后她的耐心用光了，草草地走回车上，点一根烟，又用手掌拍打汽车喇叭。那些小孩忘了他们的游戏，咧嘴望着电池快用光而吁吁喘气的车子。

雨刷已经停下来，但发动机仍开着。她加快发动机的转速，好让暖气可以大些。车窗都起了一层雾气。她打开手提包，取出一面镜子和一支口红。

她挨着椅背，闭着眼，听着音乐，一只手在方向盘上轻轻打拍子。因为听到车声，她打开车门，懒懒地向外张望。但只是先前那辆黑色的“欧宝”从山上下来。不过这一次两张月亮脸却盯着她看。她对他们的目光毫不在乎。

足球场现在空荡荡的。更衣小屋的百叶窗板已经关上。她打开头上的小灯，看了看表。这个时候，第一批灯火已经在河谷里亮起，而莱茵河则湮没在薄暮的低雾里。特纳大步走到小径，拉开前座乘客座的车门。

“在等人吗？”他问，坐到她旁边，然后迅速关上门，好让车内小灯再次熄灭。他把收音机给关上。

“我以为你走了，”她愤怒地说，“我以为我丈夫把你扫地出门了。”恐惧、愤怒、耻辱一起袭上心头。“你一直监视我！一直躲在树丛后面扮演侦探！你好大的胆子！你这个下流不要脸的庸人。”她会抽回拳头，或许是因为看见特纳脸上的一道道疤；但她有没有收拳并没有分别，因为在同一时间，特纳已经一拳狠狠打在她侧脸，让她的头砰地撞在车窗上。接着特纳下车，绕过车头，把她从车里拉了出来，又甩了她一记耳光。

“我们来散散步，”他说，“来谈谈你那个下流不要脸的情人。”

他走在前面，沿着林间小径走到山头。她跟在后面，头低着，两手抱头，静静哭泣。

他们俯视着莱茵河。风已经停了。在他们头上，第一批星星已经出现，像是一些闪烁在微波荡漾里的磷光。火沿着河边连续点起，刚出现时闪闪缩缩，继而神奇地成长为小火堆，受到黑色轻柔晚风的吹拂。只有河水的声音可以到达他们：驳船的轧轧声被水声淹没了。他们闻得到河水的腐朽气息，感受得到它的寒气爬到了他们的手上和脸上。

“事情开始得像一个挑战。”

她站在离他几步之外，凝视着河谷，双手抱着身体，像抱着一条大浴巾。

“他不会再来的了。我早就知道。”

“为什么不会再来？”

“利奥从不透露任何事情。”她点了根烟，“守口如瓶得像个清教徒。因为他从不停止追寻，这就是原因。”

“追寻什么？”

“我们其他人在追寻什么？父母，子女，女人。”她转头看着他，“来吧，”她语带桀骜地说，“继续问问题啊。”

特纳等着。

“我们的亲密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就是你想知道的，对吧？那个晚上如果他开口，我就会跟他上床，但是他连暗示都没有，因为我是劳利的太太，而他知道，好男人是稀少的。我的意思是他知道他必须努力求生存。他是个马屁精，你知道吗？他必须千方百计讨好别人才能生存下去。”她停了下来，“我真是个傻瓜，竟然告诉你那么多。”

“你不告诉我就更傻了。你麻烦大了——”特纳说，“我怕你还不知道呢。”

“我不记得有什么时候麻烦不大。我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对抗体制吗？我们只是两个小角色，而我们堕入了爱河。”

她坐在一张长凳上，玩着自己的手套。“我们是在一个餐会上聊开的。一个波恩的烂自助餐会，放眼都是光鲜亮丽的家伙和恐怖的德国人。是为欢迎谁而搞的。又或是为了欢送谁。应该是为某个美国人搞的。土味十足。”她有一种自己的声音，快速而故作自信，但不管她多努力隐藏，特纳还是听得出这声音里有一种全世界英国外交官太太的言谈都有的特质：半吞半吐，努力掩饰尴尬，淡化受到的冒犯。“当时我们从亚丁70来这里正好一年。再之前我们驻在北京。我们是10月底到达这里的：卡费尔德得势的那个10月。形势刚开始热了起来。我们在亚丁的时候受到轰炸，在北京的时候碰到暴民，而现在，我们又将被烧死在市集广场。可怜的劳利，他看来是个会招惹羞辱的人。你知道，他还当过战犯。应该给他取个外号的：被羞辱的一代。”

“利奥爱你就是为了羞辱他。”特纳说。

“不为这个他一样爱我。”她说，停顿了一下，“可笑的是，那之前我完全没有注意过他。我以为他只是又一个无趣的……临时雇员，一个在礼拜堂弹风琴和在鸡尾酒会里抽那种烂雪茄的拘谨小个子……什么都不是。但那个晚上，看到他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我却感觉他挑上了我。‘小心。空袭来了。’我对自己说。他径直向我走来，说：‘嗨，海柔。’他以前从未喊过我海柔。我心里想：‘厚颜无耻的家伙，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很高兴你接受了挑战。”特纳说。

“他开始说话。我不知道他在谈什么。我没有注意听，一如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听。但大概是有关卡费尔德的。有关暴动的。但我却注意到他这个人。第一次注意到。”她陷于沉默，“而我心里想：‘噫，我怎么从未注意过你？’”那感觉就像你翻开一本老存折，意外发现你不是透支还有余额。他是活的，”她笑着说，“一点都不像你。你是我见过最死的死人。”要不是她的挖苦让他觉得非常耳熟，他说不定会再揍她一次。

“你首先会注意到的是他的紧绷。他一路下来都在巡视自己。他的谈吐，他的风度……那全都是假货。他会像聆听别人说话节奏一样聆听自己的说话节奏，会把抑扬顿挫调得恰恰好，会把形容词副词小心摆到正确的位置上。我试着把他定位：如果我不是早就认识你，我会猜你是什么人呢？南美洲的德国人？……阿根廷的贸易代表？其中之一吧。”她又一次停下来，陷于回忆中。“他也有德国人的说话本领，每个句子都是漂漂亮亮的。我把话题带到他本人上，问他住哪里，谁为他做饭，怎样过周末。下一件我记得的事是他给我各种购物建议：什么地方买什么东西最便宜。‘荷兰人’买这个最便宜，三军福利社买那个最便宜。牛油应该在‘伊康奈美’买，坚果应该在军营超市买。就像个女人家。他对香草茶情有独钟：德国人都极其注意消化问题。然后他问我想不想买吹风机。你为什么笑？”她怒冲冲地问。

“我笑了吗？”

“他有办法拿到折扣。七五折。他说他知道所有的型号，比较过每一款的价钱。”

“他也一直注意你的头发。”

“你最好知道自己是老几，”她厉声说，“你给他提鞋都不配。”

他再一次揍她，一记钩拳重重打在她的脸颊上。她说了声“畜生”，然后脸色非常苍白地走到一个暗处，气得瑟瑟发抖。

“继续说下去。”

过了一会儿，她终于再次开口。“我回答说‘好’。毕竟我受够了。劳利一直和一个法国参赞坐在一个角落谈什么，其他人则在抢食物。所以我对他说好，我想要一个吹风机。但我担心身上的钱带得不够，问他收不收支票。事实上我甚至想跟他说：好，我会跟你上床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微笑：他这个人是不常微笑的。他整张脸都亮了起来。我请他帮我拿食物，一路上都看着他，心里好奇这事情会怎样发展下去。他走起路来小心翼翼的，就像是走在礼拜堂里，而且还要厉害些。德国人把吧台挤得水泄不通，为芦笋你争我夺，但他就是有办法钻到人堆里，再出来的时候两手各拿着一盘满满的食物，西装前胸口袋里插着刀叉，对着我咧嘴傻笑。我有个叫安德鲁的弟弟是橄榄球队的前锋，利奥钻空隙的能耐跟他有得一拼。这中间有个愚蠢的加拿大人想给我上一堂农业课，但我不理他。他们大概是地球上惟一还相信这一套可以搭讪女人的人种。我是说加拿大人。就像住在印度的英国人一样。”

她因为听到一些什么声音而猛转过头，眼睛凝视小径的远处。一根根树干在低垂的天空下变得漆黑。风停了，夜露沾湿了他们的衣服。

“他不会来的了。你自己不是说过了吗？继续说下去。快一点。”

“我们坐在一道楼梯上，他再次谈自己的种种。他不需要别人推一把，话自然源源不断……都是让人听得出神的话。主要是关于德国战后的岁月。‘当时只有河流是完整的。’他说。我不知道他这话是从德文诗句翻译过来的，还是来自他的文学想像力，又或者是拾人牙慧。”她犹豫了一下，再次瞥向小径远处。“他告诉我德国妇女怎样在弧光灯的照明下盖房子……她们排成一列传递石头，就像是在传水灭火……告诉我他怎样学会用一具灭火器当枕头。他边说边表演：把头侧向一边，嘴巴歪斜，模仿他得了落枕的样子。讨女人欢心的把戏。”她突然站起来。“我要回车上去。要是他来了而看到车子是空的，一定会马上离开；他这个人紧张兮兮得像只小猫。”

他尾随她走回车子。整个台地空空荡荡，只剩下关了大灯的“欧宝”还停在路边。

“坐到车里去，”她说，“别管他们。”在车内小灯的照明下，她第一次注意到特纳脸上的伤口。她猛吸了一口气。

“谁干的？”

“如果他们先找到利奥，他就会有一张同样的脸。”

她挨着椅背，闭上眼睛。车顶的布被谁撕破了一角，像乞丐身上的碎布条一样往下垂。地板上有一根儿童玩具汽车的驱动轴，上面插着根塑料管子，特纳用脚把它推开。

“有时我会想：‘你是空的。你只是在模仿生活。’但你却不敢期望有一个情人。他是个谈判者，是个演员。他生活在不同世界的夹缝里：德国与英国之间；柯尼希斯温特与波恩之间；礼拜堂与折扣商店之间；大使馆的一楼与二楼之间。你不可能期望一个人要打这么多仗还能全身而退。有时他只是为我们服务的，或者说为我，就像个侍者领班。我们全都是他的顾客。他不能说是活着，只能说是幸存着。他一直都是幸存着，直到今天。”她点了另一根烟。车里冷得很，她想发动引擎以便打开暖气，但点火装置却没有起作用。

“才经过一晚上的交谈，我们的隔膜就一扫而空。劳利走过来，找到我，我们是最后离开的人。他先前跟莱塞尔为什么事吵了一架。利奥和我坐在楼梯台阶上，喝着咖啡，劳利走过来，亲吻我的脸颊。那是什么？”

“没什么。”

“我看到下面掠过灯光。”

“只是有一辆自行车经过。已经走了。”

“我痛恨他在公开场合吻我；他知道我无法制止他。他从不会私下这样做。‘走吧，亲爱的，该走了。’他走过来的时候，利奥站起身相迎，但劳利几乎无视他的存在。他把我带到莱塞尔那里，对他说：‘这是你真正应该道歉的人，她一个人在楼梯上坐了一整晚。’然后我们走向门边，要拿大衣，没想到利奥已经在那里，手上拿着劳利的大衣。”她说，带着个深情的微笑，“劳利什么都没说，只是转过身，把手伸进大衣袖子里。利奥看来没有注意我，但我却看见他两只手故意紧绷，装出生气的样子。告诉你，我很高兴。我喜欢看到劳利无礼的样子。”她耸耸肩。“我上钩了，”她说，“第二天，我翻开英国官员名录找他的名字。但你应该已经知道，上面没有他的名字。我打电话给克拉伯太太，打听他的事。只是出于好玩。‘我昨晚碰到一个很有趣的矮个子。’我说。玛丽一阵惊恐。‘亲爱的，他是祸害，离他远一点。有一次他把我老公拉到夜总会，让他惹出天大麻烦。再说，他的合约12月就到期，到时就得走人。怪可怜的。’我又打电话给艾斯丘太太，没想到她的信息非常有价值，我几乎笑死了。”她笑了出来，下巴靠到胸前，模仿这位经济科科长太太洪亮的声音：“‘如果德国佬缺货的话，他是个有用的王老五。’事情就像她说的样子：我们的人数总是比德国王老五多。在波恩的外交圈子，太多外交官太太追逐太少的德国王老五了。只是，利奥这样的太过老派了，所以我和奥伯蕾只能放弃，但莎拉又说，‘他是个不自觉的刺激物，亲爱的，也许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大为兴奋。挂上电话就一个箭步跑到起居室，写了封毫无内容的长信。”

她再次尝试发动引擎，但这次它却连咳都没咳一下。她把身上的外衣裹得更紧。

“哎，”她喃喃说，“来吧，利奥，你不会让老朋友失望的。”

黑色“欧宝”里面有一点灯光忽明忽灭，像是讯号。特纳没说话，但却轻轻地用粗手指摸了摸裤子后口袋里的扳手。

“那是封像高中女生写的信。谢谢你的关注。抱歉占用你那么多时间，也请你别忘了吹风机的事。然后我又写了个瞎掰的故事，说是有一天到商店买东西，看到有个老太太把两马克掉进一个装苹果的板条箱里。没人可以把钱拿得出来，结果老太太掉头就走，说是她已经付过账。我把信亲自送到大使馆，他下午就打电话过来。有两种型号，他说，较贵的一种有几种风速选择，而且不需要插座。”

“变压器。”

“但颜色是个问题，他说，他无法确定哪一种颜色我会喜欢。我们可以碰个面讨论一下吗？我们在星期四碰了面，地点就是这里。他说他每星期四都会来这里呼吸新鲜空气和看看小孩玩耍。我不相信这话，但我非常开心。”

“他只说了这些？”

“他有一次说他们亏欠他时间。”

“他们是谁？”

“大使馆。劳利把他某项职务拿走，给了别人。所以他就来这里散步，作为补偿。”她摇摇头，一脸钦佩的神情。“他倔强得像骡子。‘他们亏欠我时间，’他说，‘所以我就自己讨回来。这是我惟一的生存之道。’”

“你不是说他什么都不对你透露？”

“我是指最重要的事。”

他等她说下去。

“我们只是散步，看看河，往回走的时候手牵着手。要分别时他说：‘我忘了把吹风机给你看了。’而我回答说：‘好可惜。那我们下星期四得再来一次了。’看得出来他极为震撼。‘亲爱的布拉德菲尔德太太……’他说，但被我打断：‘下次再来这里，你得喊我海柔。’我是个荡妇，我猜你现在是这样想。”

“之后呢？”

“我们每星期四都会约会。在这里。他把车子停在小路上，而我则停在马路边。我们是情人，但没有上床。有时他会说话，有时不会。他老是带我去远眺他的房子，就像是想把它卖给我似的。我们会从一个小山头走到另一个，以便可以看到那房子。有一次我逗他说：‘你是恶魔。你是在带我看恶魔的王国。’他并不介意。你知道，他这个人从不会忘记任何事。他身体里住着个幸存者。他不喜欢我谈罪恶、痛苦之类的东西。他对这类事情了解得一清二楚。”

“后来呢？”

他看到她的脸低了下来，笑容不见了。

“然后我们上了劳利的床。那是在一个星期五。利奥身体里面住着一个复仇者。他总是知道劳利什么时候有远行，他经常会到旅游科打听。他会告诉我劳利这星期会到汉诺威，那星期会到不来梅。”

“布拉德菲尔德去那些地方干吗？”

“老天，我怎么知道？利奥也老是这样问我。劳利从不告诉我任何事情。有时我会想他是在到处追踪卡费尔德……看起来哪里会举行游行示威他就会去哪里。”

“从那次以后呢？”

她耸耸肩。“自此我们一有机会就会在一起。”

“布拉德菲尔德知道吗？”

“老天。知道？不知道？你比德国人还糟糕。介乎知道与不知道之间。你以为所有事情都是一刀切的吗？有些事情要说出来以后才会是真的。劳利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

“老天，你真是给足了你自己理由。”特纳喃喃说，然后想起自己三天前的早上曾对布拉德菲尔德说过同样的话。

她直直地看着挡风玻璃外面。

“人生要的是什么？难道就只是丈夫、儿女、事业？你打乖乖牌，他们就会认为你的牺牲理所当然；你不安分，他们就喊你贱女人。何苦委曲求全呢？我不是上帝。我不能把他们都扛在肩膀上。我为他们而活，他们却为其他人而活。我们全都是圣人。我们全都是傻瓜。所以我们何不为自己而活，追求新生活以补偿奉献过的青春？”

“他知道吗？”

他攥住她手臂。

“知不知道！”

泪珠从她鼻梁两边滑落。她把它们拭去。

“劳利是个外交家，”她终于说，“懂得什么叫可能性的艺术。他训练有素，目标实际，知道有些事情不说破比说破更好。他不会失去自持，这就是他的为人。除了工作，他不为任何东西活着。”

“但他知道。”

“也许吧，”她疲倦地说，“我从来没问过他。对，他知道。”

“是你指使他让利奥续约的，对不对？去年12月。你下了工夫。”

“对。恶心，我承认我的做法很恶心。但那又是非做不可的，”她说，就好像谈到什么重大任务，“否则他就会让利奥走人。”

“这就是利奥想要的。这就是他泡你的理由。”

“劳利娶我是图我的钱，图他可以从我这里得到的好处，”她说，“但利奥与我在一起是因为爱我。这个回答让你满意了吗？”

特纳没有回答。

“他从不会甜言蜜语。他从不会说一些大话。‘再有一年就好。海柔。让我再有一年可以爱你，可以讨回他们亏欠我的。从12月起再一年，然后我就会离开。他们不了解他们有多需要我。’所以我就邀他到家里来喝酒。那是发生在人们开始说我们闲话之前。就只有我们三个人，我叫劳利早点回家。‘劳利，这位是利奥·黑廷，他为你工作的，也负责弹礼拜堂里的风琴。’‘当然，’他说，‘我们见过。’我们喝酒聊天，谈些这那的：谈从军营超市买回来的坚果，谈春天的假期，谈柯尼希斯温特的夏天是怎样的。‘黑廷先生邀我们到他家用餐，’我说，‘你说他是不是太客气了。’第二个星期我们就去了柯尼希斯温特。就是这样。”

“就是怎样？”

“老天，你还不明白？我向他挑明了！我向劳利挑明了我想要他给我做什么！”

四周现在相当安静。一只只白嘴鸦哨兵似的高踞在缓缓晃动的枝条上，再没有风吹乱它们的羽毛。

“它们和马是一样的吗？”她问，“它们都是站着睡觉的吗？”

她转过头看特纳，但他没有回答。

“他讨厌静，”她幽幽地说，“静会让他害怕。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喜欢音乐；就是为什么他会喜欢他的房子……那里整天都有声音。就连死人睡在那里都会受不了。惟有利奥受得了。”

她在回忆中微微一笑。

“他不是住在那里，他是在操控它。就像操控一艘船。整个晚上他都会跑上跑下，修理一扇窗、一扇百叶窗板。他一辈子都是这样。悄悄地害怕，悄悄地回忆，回忆一些他不愿意说出来而又期望你会了解的事情。”她打了个哈欠。“他不会来了，”她说，“他也讨厌黑暗。”

“他在哪里？”特纳问道，语气紧急，“他在做什么？”

她没有说话。

“听着，我知道他告诉过你。在枕边向你耳语，吹嘘他怎样把整个世界耍得团团转。吹嘘他有多聪明，他的诡计有多高明，他骗了哪些人！”

“你误解他了。彻底的误解。”

“那就告诉我实情！”

“没什么好说的。我们是笔友，就那么多。他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哪个世界？是莫斯科吗？”

“我是对的。你是个庸人。你希望所有线条都是清晰的，所有色彩都是分明的。你没有胆量去面对中间色。”

“他有胆量吗？”

她看来已经不把特纳放在心上。“我们走吧，拜托。”她说，就像是特纳一直让她等着。

他推车推了好一段路，车子才发动得起来。他们要转弯下山时，他看到那辆“欧宝”匆匆忙忙开出，跟在他们后面，距离保持在三十码开外。她开到雷马根一家河滨区的饭店。坐下时，经营饭店的老妇人轻拍她的手臂。那位小绅士怎么没来？老妇人问，就是总乐呵呵、抽雪茄、说得一口好德语的那位。

“他说德语带腔调，”海柔向特纳解释说，“有一点点英国腔。他是刻意练出来的。”

向阳间里空荡荡，只有角落坐着一对男女。那女的有一头长长的金发。特纳脸上的伤口引起他们的好奇。从旁边的窗子，特纳看见“欧宝”停在下面的河滨空地上。车牌已经换过，但脸还是原来两张月亮脸。他头痛欲裂，没把杯中的威士忌喝到一半就想要吐。他要求送杯水过来。老妇人端来一瓶本地的矿泉水，又解释说，这矿泉水很有疗效，两次大战时都用来治疗那些试图渡河而受伤的人；当时这饭店被用作急救站。

“他本来约我上星期五来这里碰面，”她说，“然后再带我回家吃晚饭。星期五劳利要到汉诺威去。但利奥在最后一分钟打电话给我，取消约会。”

“上星期四下午他迟到了。以前我不以为意，有时他甚至不会赴约。他工作很忙。但这一次却不同。他变了。从一个月之前左右开始变了。我第一次怀疑他有了别的女人。他常常东去西去……”

“去什么地方？”

“有一次是柏林。还有汉堡、汉诺威、施图加特。就像劳利一样。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我不是很相信。他不是对事实很执着的人，不像你。”

“上星期四下午他迟到了。然后呢？继续啊！”

“他说是因为和普兰什科吃午饭才会迟到。”

“在马特努斯。”特纳呼吸急速地说。

“他们有事讨论。他没说是什么事。他满怀心事。我了解他，知道追问没有用，所以就只陪着他静静散步。当时他们也是在旁边监视。我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

“他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但现在却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她耸耸肩，“而在当时，我也决定了：只要他手指头一勾，我就会马上收拾行李，和他一道远走高飞。”她望着河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我，包括丈夫儿女。只不过他并没有那样要求。”

“他找到了什么？”特纳低声问。

“我不知道。他找到了那东西，去跟普兰什科商量，但普兰什科的反应并不好。利奥早就知道普兰什科变了个人，但还是非试试看不可。他要确定自己还剩下多少资源。”

“你怎么知道的？他告诉了你多少？”

“大概比他以为的少。他认定我是他的一部分。”她耸耸肩，“我是一个朋友，而朋友是不问问题的。不是吗？”

“继续说。”

“他说劳利第二天要到汉诺威，所以想要我星期五晚到他家吃晚饭。一顿特别的晚饭。我问他：‘是为了庆祝吗？’‘不是，海柔，不是为了庆祝。’但现在一切都变得特别了，他说，而他也没有多少时间了。他不会得到再次续约。12月之后不会有另外一年，他说，所以我们何不每隔一阵子就来好好吃一顿。他约我先在雷马根这里碰面，再到他家，然后又说：‘对了，海柔，布拉德菲尔德去汉诺威是搞什么东西？我的意思是，他干吗要在游行示威的两天前到那儿去？’”

她装出利奥的表情：一张眉头深锁而又诚恳无比的德国脸。显然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会装这种脸逗他。

“那劳利是在搞什么东西？”特纳问道。

“什么都没搞。因为结果他并没有去。利奥一定是得到风声，才会取消约会。”

“什么时候取消的？”

“他星期五早上打电话给我。”

“他说了什么？”

“他说他晚上不能来。他没有说理由。至少不是真的理由。他说他非常非常抱歉，但有件非做不可的事情等着他做。事情变得非常紧急了，他说。”

“就是这样？”

“我说没关系，”她努力压抑伤悲，“又祝他顺利。”她耸耸肩，“从此我就再没有他的消息。他消失了而我则忧心忡忡。我打电话到他家，白天打，晚上也打。这就是你为什么会被邀请到我们家参加晚宴。我想你也许知道些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知道——连白痴都可以看出来。”

金发女郎站了起来。老妇人正在开账单。特纳大声请她多拿一些水来。

“见过这钥匙吗？”

他笨拙地从信封里抽出钥匙，放在她面前的桌布上。她拿起它，放在手掌上端详。

“你从哪里找来的？”

“柯尼希斯温特。在一件蓝色西装里找到的。”

“那是他星期四穿的西装。”

“是你给他的吗？”他问，毫不掩饰他的鄙夷，“你们家的大门钥匙？”

“那大概是我惟一不会给他的东西，”她过了片刻才回答，“这是我惟一不会为他做的事。”

“继续说。”

“我猜这就是他想从帕吉特那里得到的东西。克拉伯太太告诉我他跟这个贱女人有过一腿。”她凝视河滨空地，然后看着那辆等在阴影处的“欧宝”，然后又望向河对岸利奥的住处。

“他说大使馆里有某些属于他的东西。很久以前的东西。‘那是他们亏欠我的，海柔。’他说，但不愿说出那是什么。是一些记忆，他说，是和很久以前的事情有关的。我对他说：‘那你就去问他们要啊，去问劳利要，他是个讲道理的人。’他说不行，说劳利是这个世界上他最不能提这事的人。那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它被锁起来了，而他们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等一下，我知道你想打岔。等我把话说完。我要告诉你的事情是超出你应知道的范围的。”

她喝了点威士忌。

“大概第三次……在我家里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又谈到这件事。‘不是值钱的东西，’他说，‘也无关政治，而是某样他们亏欠我的东西。’如果他是值夜官，那事情就会很好办，问题是他没有资格当值夜官。他想要的是一把钥匙。他们不会记得它的，何况谁都不知道钥匙串上一共有几把钥匙。有一把钥匙是他非弄到手不可的。”她迟疑了一下，“劳利让他深深着迷。他喜爱他的更衣间，喜爱一个绅士所拥有的各种小玩意儿：袖扣，皮带之类的……他喜欢看。有时对他而言我的最大吸引力就在于我是劳利的太太……他想知道一切有关劳利生活的细节，例如谁帮劳利擦鞋，谁是劳利的裁缝。等第二天早上要换衣服离开的时候，他假装突然想起他谈了一整晚的话题，对我说：‘对了，海柔，你可以帮我拿到钥匙的。找一个劳利在大使馆工作得很晚的晚上。你打电话给他，说你落了什么东西在大使馆会议室里。事情会非常简单。那是把不一样的钥匙，跟其他钥匙都不同，很好认。’”她声音平板地说，把钥匙递还给特纳，“但我说：‘你这么聪明，会自己找到办法的。’”

“那是圣诞节前的事？”

“对。”

“老天爷，”特纳轻声说，“我真蠢到家了！”

“为什么？你想到什么？”

“没有。”他的眼睛闪烁着胜利的光芒。“我只是想到我忘了他是个贼。我以为他复制了钥匙，但不是。他是直接去偷的。偷当然更省事。”

“他不是贼！他是个人。十倍于你的人。”

“当然，当然。你们是高人一等的。你们两个都是艺术家，而劳利只是个可怜的该死的工匠。你们才有灵魂，而劳利会含羞忍辱，只因为他爱你。老天，我一直都以为人们闲言闲语的女主角是珍妮·帕吉特。可怜的家伙。”他说，眼睛望出窗外，“我永远不会喜欢布拉德菲尔德，但他至少得到我的全部同情。”

他把一些钱放在桌上，尾随她走下石头台阶。

“我猜他从未对你提过玛格丽特·爱克曼这个人吧？他以前本来打算娶她。她是他惟一爱过的女人。”

“除了我，他没爱过任何女人。”

“他没跟你提过她？但他倒是向别人提起过。除了你，每个人都知道。她是他的至爱。”

“我不相信。我绝不会相信。”

他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对对对，你改变了他。他爱你。只要你们能在一起，那整个世界翻了过来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我改变了他。他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是我让他活过来的。不管他正在做什么，他现在都是活着的。那是我们的时间，我不会让你或任何人把它给毁了。他找到了我。”

“他还找到什么别的？”

奇迹似的，汽车一发就动。

“他找到了我，而不管他在那下面找到了什么，那都是让他活过来的另一股动力。”

“下面？哪里的下面？他去过哪里？告诉我！你知道的！他告诉过你什么？”

她开走了，没有往回看。车子缓慢开上河滨空地，然后再开入黄昏和点点灯火中。

“欧宝”开出，准备要尾随她。特纳任它从身边开过，跑到马路对面，跳上一辆出租车。

大使馆停车场停满了车，大铁栅栏门处的守卫增加了一倍。大使的劳斯莱斯再一次停在大门前，像一艘准备开入暴风雨的古老帆船。特纳跑上台阶时，雨衣下摆在他身后飞扬，钥匙已经握好在手里。

15　光荣洞

两个外交信使站在值班柜台前面，他们的黑色皮革信袋像降落伞背囊一样挂在颜色鲜明的军装上。

“谁是值夜官？”特纳厉声说。

“我以为你走了，”冈特说，“你不是昨天晚上7点……”

两个外交信使匆匆给特纳腾出空间时，响起皮革的吱吱声。

“我要钥匙串。”

冈特看着特纳伤痕斑斑的脸，眼睛睁得老大。

“打电话给值夜官，”特纳拿起话筒，递给柜台另一头的冈特，“叫他把钥匙带下来。马上！”

冈特表示抗议。大堂里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继而又变得鸦雀无声。特纳听着冈特用冒傻气的威尔士腔半是抱怨、半是奉承地咕哝。他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拉到幽暗的走廊去。

“如果你不照我的话说，我保证你下半辈子吃不了兜着走。”

“钥匙不在楼上。”

“那在哪里？”

“我给带下来了。在保险箱里。但没有人签字授权，我无法交给你。这个你应该很清楚！”

“我不是要拿走钥匙。我只是想让你数数数目。数数有几把！”

两个外交信使彼此低声交谈。但特纳的声音像斧头一样把他们的声音给劈开。“总数应该是多少？”

“四十七把。”

冈特把一个较年轻的警卫叫来，打开保险箱，拿出那串黄铜钥匙。按捺不住好奇心，两个外交信使也凑过来，看着冈特数念珠似的用他矿工般的粗手指一把一把点数钥匙。冈特一共数了两次，交给另一个警卫再数了一次。

“怎样？”

“四十六把。”冈特不情愿地说，“错不了。”

“四十六把，”年轻警卫附和说，“少了一把。”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点的？”

“很难说，”冈特嗫嚅着说，“过去几星期一再被调进调出。”

特纳指向装在地下室楼梯口的闪亮铁栅门。

“我要怎样才能下去？”

“布拉德菲尔德有钥匙。那是一道防暴门。警卫没有权力打开。”

“那清洁工是怎么下去的？司炉工又是怎么下去的？”

“司炉工有不同的入口。自从不来梅的暴动以后，下面也装了铁栅门。他们只能走到锅炉房去，无法走得更远。”冈特说，样子很害怕。

“应该有一个逃生口或载货升降机之类的。”

“只有一道后楼梯，但它的入口一样是上了锁的。锁着的。”

“钥匙呢？”

“在布拉德菲尔德那里。电梯钥匙也是。”

“它的入口在哪里？”

“顶楼。”

“也就是你住的那一层楼？”

“是又怎样？”

“是不是你住的那一层楼？”

“附近。”

“带我去看！”

冈特看看地板，看看特纳，看看另一个警卫，然后又再看着地板。最后，他不情不愿地把钥匙串交到年轻警卫手里，没对两个信使说一句话就急步带特纳往楼梯走。

大使馆形同白昼。所有灯全亮着，所有门全开着。秘书、文员、外交官在走廊里匆匆来去，没理会经过的冈特和特纳。大家谈的都是布鲁塞尔。这城市的名字像通关口令一样，低声在口耳之间流传。它附着在每一根舌头，每一部打字机和每一台电话上面。他们爬上另一道楼梯，到了一条闻起来像是通向游泳池的短走廊。然后一股清新气流突然从他们左手边吹来。他们前面的门上写着“参赞处警卫宿舍：冈特先生太太”。

“我们不需要进去吧？”

“每个星期五晚唱诗班练唱完，他就是上这里和你聊天喝茶？”

冈特点点头。

“之后呢？你送他下楼吗？”

“他不让我送。他总是说：‘你留在这里，伙计，看看电视。我自己知道路。’”

“这扇就是后楼梯的门？”特纳指着左边气流吹入的地方说。

“那是锁着的。已经好几年没打开过。”

“这里是惟一的入口？”

“可以直接通到地下室。本来有一条垃圾斜道的，后来因为经费没有了，他们就改装上一道楼梯。”

门很坚固，装着两个看来已长时间没动过的大锁。特纳用一支铅笔粗细的手电筒照看门楣，又轻轻用手指抚摸门两边的接口，然后猛力推了推门把。

“来这里。你跟他身高差不多。你试试看。拿着门把。别转。推推看。用力推。”

门一声不响就开了。

空气非常冷而且浑浊。他们站在半个楼梯平台上。脚下的楼梯非常陡。旁边一扇小窗让人可见红十字会大楼那边的田野。正下方，食堂烟囱的通风帽正在向黑暗散发阵阵炊烟。墙壁上的灰泥大片大片剥落。在门柱的另一边，木头被整条锯掉。他们听到滴水声。就着微弱灯光，他们开始往下走。梯级是石头的，中央铺着一张窄窄的椰子席。一张非常旧的海报这样写着：“大使馆俱乐部请往这边走。欢迎驾临。”他们听到水壶在煤气炉上噗噗响的声音，又听到一个女孩在朗诵一段文字：“尽管联邦德国的官方声明形容他们撤走的理由只是技术性的，但任何最清醒的评论家都会……”他们出自本能地站住，一颗心悬着，聆听那些在楼梯井里发出的清晰字词。

“是通风管，”冈特低声说，“是从通风管传来的。”

“闭嘴。”

“稳健，”他们听到莱尔懒洋洋地纠正那女孩的声音。“稳健要好得多。把清醒改为稳健好吗，亲爱的？我不想让他们以为我们要借酒浇愁。”

女孩咯咯笑了出来。

他们一定已经走到地下室，因为一个用砖封了起来的门洞挡在他们前面，一些湿灰泥块散落在油地毯上。一个凑合的告示板在宣传一些已经消失了的娱乐活动：大使馆剧社将要公演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一个盛大的英联邦儿童联欢会将在大使官邸举行，报名者请于12月10日前把姓名连同任何特殊的膳食要求交给大使私人助理室。告示上标示的年份是1954年，签署的人是黑廷。

有片刻时间，特纳需要与错乱的时空感搏斗，而且差点输了。他再一次听到驳船的声音和玻璃杯的碰撞声，听到煤灰的滑落声和索具的吱吱声。他感受到同一种搏动、同一种内在张力从各种声音的表面跳了出来。

“你怎么看？”冈特问他。

“我没有看法。”

头晕而困惑，特纳带头走入了最旁边的一条走道，太阳穴搏动得飞快。

“你气色不太好，”冈特说，“谁对你下的手？”

他们走进了另一个房间，里面除一台老车床外别无一物，撒落在车床基座四周的锉屑都已经生锈。远处的墙壁上有一扇门。特纳推开它。有片刻时间，他的沉着不见了：他往后退，发出一声惊呼。不过那只是错觉在作祟，让他吓一跳的只是那扇高及天花板的新铁栅门的栏杆，只是一些挂在电线上的工作服，只是湿气在混凝土上形成的古怪图案。空气中混杂着洗衣日和不完全燃料燃烧的刺鼻气味；火在砖灶口形成一片颤抖的红光；铁栅门上闪着一点一点的光点。怕什么怕，又不是世界末日，他这样告诉自己，不过是战争年头一班夜间火车：一个拥挤的车厢，而我们全睡着了。循着过道，他走到另一扇门。

那是一扇钢门，门缝与灰泥密合，就像是一扇位于吃水线之下的防洪门。门框和门楣已经生锈，门上写着“禁止入内”。这四个大字年深日久，油漆已呈片状剥落。门左边的墙漆成白色，而特纳看得出来上面有手推车刮过的痕迹。他头上的灯有铁丝罩子罩着，在他脸上投下一些黑手指般的阴影。他拼命为保持意识的清醒而战。包了保护层的水管71沿着天花板蜿蜒，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而在铁栅门后面的钢炉喷着白色的火花，带来一些忽明忽暗的小阴影。老天，他心想，这里的热能够推动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了，却被平白浪费在一家孤零零的梦工厂。

他得与钥匙搏斗。他得猛扳几下门把手，锁才愿意开始转动。然后突然间，锁像一根绷断了的竹竿一样啪哒一声，回声向外传开，在遥远的房间造成回响。保佑我，特纳在心里说；上帝，保佑我。别改变我的本性或人生，别改变这地方或移动我正在追随的道路……

门下面一定有一片粗沙砾，因为它被特纳推开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而且开到一半就不动了，特纳得用整个身体去顶它，就像要顶上一扇有大水涌入的防洪门。威尔士人冈特则只是站在后面看着，心里涌起强烈好奇，但又不敢插手。起初，在摸索电灯开关时，特纳看到的只是一片黑暗，接着，一扇布满蜘蛛网的窗子朦朦胧胧向他显现。这窗子让特纳害怕，因为他痛恨监狱。而这窗子会让他联想到监狱，是因为它开在墙壁高处，像灶口一样是拱形的，而且装有铁栏杆。透过最高一个窗格，特纳瞥见停车场的湿砾石。就在他站在那里，微微摇晃身体的时候，一束汽车大灯的灯光缓缓爬过天花板，就像搜索逃犯的监狱探照灯灯光。接着一阵发动机的咆哮声响彻整个地下墓穴。窗台上搁着一床军用毯子，而特纳心里想：哈，你还记得要遮黑窗子，还记得伦敦的灯火管制72。

他的手找到了电灯开关，那是半球形的，像女人的乳房。当他按下开关的时候，它发出砰的一声，让特纳感觉仿佛有一记拳头向他全身袭来，而随着灯一亮，灰尘纷纷从黑色的混凝土上向他翻滚过来。

“他们叫这地方光荣洞。”冈特低声说。

那辆档案手推车就在书桌旁边的一个壁凹里。手推车上层放着档案，下层放着各种大小的文具，全都装在标准的长信封里，竖起，随手就可拿到。在书桌的中央，阅读灯的旁边，放着那部失踪的长滑架打字机，旁边是三四个锡盒子的荷兰雪茄。在另一张单独的桌子上，放着热水瓶、三军福利社的杯子、沏茶机和闹钟。地上放着小电风扇，它固定瞄准书桌的角度，看来是用来驱散湿气的。在那张人造皮的新椅子上，放着一个部分由爱克曼小姐绣的靠枕。他一眼就认出这一切，并像跟老朋友打招呼一样，只微微点点头。更吸引他目光的是几面墙壁上那些高达天花板的档案柜，上面整齐排列着一个个细长的档案夹，每个背棱上都有一个铁环已经生锈的拇指孔。有些档案夹已经发灰发霉，有些则因为潮湿而发皱或弯曲。它们穿着黑戎装，一排又一排立正着，就像训练有素的退伍老兵，等着召唤重返战场。

特纳一定是问了这些是什么档案，因为他听到冈特低声说：不知道，我说不上来；以我的职位不可能知道。它们来到这里的时间久得超过任何人的记忆。不过有些人说是军法处的档案。是用卡车从明登运来的，距今一定至少有二十年时间，也就是占领结束的时候。这是他惟一知道的，冈特说，是他凑巧听到别人说的，因为冈特不是爱打听的人……超过二十年了……那些卡车在一个夏日的黄昏出现……麦克米伦和其他人花了半个晚上才把东西卸好……当然，在那段日子，大使馆被认为可能会用得着这些档案……但现在已经没有人会翻它们，谁会有兴趣？没错，上一任那个古怪参赞曾经要过钥匙来这里找东西，但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冈特说他不记得是多久以前的事，只知道没有人来过这里已经许久了——不过他也不敢拍胸脯保证就是……这房间的钥匙起初一定是单独收藏的，要过了好一段日子才被收到值夜官的钥匙串上去……不过，距今不算太久以前（什么时候却不记得了），他曾经又听到有人提起过这些档案。是马库斯，大使馆一个司机，现在已经离职。马库斯说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军法处的档案，而是调查组的档案……冈特继续这样絮叨着，语气紧急而神秘兮兮，像个教堂里祷告的老太婆。但特纳已经听而不闻。他正在看一张地图。

一张没有着色的地图，字体是波兰文。

它钉在书桌上方，看得出来是最近才钉在潮湿的灰泥上的，而它占据的是人们通常会用来挂小孩照片的位置。地图上没有标示大城市，没有标示国界，没有比例尺，没有指示东南西北的小箭头。有的只是各个集中营的位置：北面的新加默和贝尔森，南面的达豪和毛特豪森，东面的特雷布特卡、索比堡、马伊达内克、贝乌热茨和奥斯维辛，位于中间的拉文斯布吕克、萨克森豪森、海乌姆诺和格罗斯-罗森。

“他们亏欠我，”特纳脑子里突然跳出这句话，“他们亏欠我。”老天，我真是猪，是不折不扣的大蠢材。利奥，你这个毛贼，你来这里是为了搜寻可怕的童年。

“你走吧。我有需要会找你。”他视而不见地瞪着冈特，右手支在一个档案柜上。“别告诉任何人。布拉德菲尔德、莱尔、克拉伯……谁都别说。你明白了吗？”

“我不会说的。”冈特说。

“我没来过这里。我不存在。我今天晚上从未出现过。明白了吗？”

“你应该看医生的。”

“滚吧。”

他把椅子拉出来，用指尖把小靠枕推到地板上，坐在书桌的后面。他一手支颐，等待整个房间沉淀下来。现在，他就像黑廷一样，是孤独的一个人，活在借来的时间里；也像黑廷一样，在搜捕一个失踪的真相。窗子边有一个水龙头，他在沏茶机里注满水，然后把玩它的按钮，直到水声嘶嘶作响为止。走回书桌的时候，他几乎碰翻了一个绿色的箱子。它的大小和一个窄公文包相当，但却是僵硬和长方形的，用强化过的皮革制成。把手正下方有女王的缩写字母，八个角镶了钢片加固。锁已经被撬开，里面空无一物。这不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吗？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追寻已经不在的东西吗？73

他孤独一人，相伴的只有档案、电暖炉温暖潮湿的臭气、电风扇的微风和沏茶机的呢喃声。他慢慢翻阅桌上的文件。有些文件很老旧，是从档案柜上取下的，一半用英文书写，一半用歪七扭八的哥特式字体书写。上面的名字乍看都像运动员，姓在前，教名在后。每份文件顶部都有三言两语而底部都有一个草草的签名，用以交代它们的最终处理方式。手推车上的档案都是新的，纸张饱满光滑，签署者是一些他熟悉的名字。还有一些活页夹，里面是寄出和寄入信件的清单。

他孤独一人，正站在黑廷追寻之旅的起点，相伴的只有外头走廊水管阴沉的咕噜声。它们和马是一样的吗？他听到海柔询问的声音，它们都是站着睡觉的吗？他孤独一人。而不管他在那下面找到了什么，那都是让他活过来的另一股动力。

梅多斯正在打瞌睡。但他绝不会承认，而科克也绝不会以此指控他。不过你也可以说他真的没有睡，因为就像海柔的马一样，他的眼睛是张开的。他斜躺在装了软垫的椅子上，样子像个合该退休的人。破晓的声音透过打开的窗子漂浮了进来。

“我要到比尔·萨克利夫那边去一下，”科克说，故意大声，“没有你要的吧？但我们先泡杯茶来喝如何？”

“没问题，”梅多斯说，“等我一分钟就好。”科克从窗户望向停车场，让梅多斯有时间全醒过来。

“我们泡杯茶来喝如何？”他把话重说一遍，“瓦莱丽把水烧开了。”他手里拿着一个活页夹。“自不来梅暴动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比昨天晚上更呛的了。大家都谈个没完。到了凌晨四点，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保密规定。大使和外相刚刚才直接在电话上通过话。我想他们气炸了，把密码什么的完全抛诸脑后。”

“他们早就气炸了，”梅多斯回答说，更多是对自己说而不是对科克说，“被利奥气炸了。”

从来没有一个黎明会凶兆十足。天地太自足了：它的声音、颜色、气味都自信得不足以维持我们最不祥的预感。就连在大铁栅门站岗的警卫——他们的人数从昨天傍晚起就增加了一倍——看来也是一幅祥和憩静的模样。在他们的皮革大衣上闪烁的晨曦是柔和无伤害性的；他们在驻守范围里慢慢踱出的每一步看似都是经过量度和深思熟虑的。科克决定转而谈些开心的话题。

“我估计也许就是今天，”他说，“到午餐时间我就会是个爸爸。你怎样看，阿瑟？”

“不会那么快，”梅多斯说，“第一胎不会。”他们开始点数停车场里的车子。

“满坐，座无虚席。”科克宣布。真的是这样。布拉德菲尔德的白色“捷豹”、莱尔的红色跑车、珍妮·帕吉特小小的“沃尔斯利”，加韦斯顿的旅行车（前座放了张儿童安全椅），杰克逊那辆粗犷的越野车，全都在停车场里。哪怕是克拉伯那辆破“船长”——大使曾经两次亲自下令把它逐出停车场——也因为危机在即而偷偷爬了回来；它的挡泥板向外翘出，犹如爪子。

“‘路虎’看起来很帅。”科克说。这车子停在食堂另一头的围墙旁边。在肃穆的寂静中，他们一起赞叹它的杰出外形。在离他们不远处，灰色的劳斯莱斯停在它专属的车位，由一位陆军下士守护着。

“他见过他了，对不对？”梅多斯问。

“当然。”科克舔舔食指，从活页夹里挑出相关的电报，大声念起来。那是一份大使向外相描述他与德国总理会面过程的电文。“……我回答说，身为外交大臣，阁下您对他亲自许诺过的举措深表信赖，而且百分之百相信，他丝毫不会考虑向少数暴力分子屈服。我也提醒他法国人对德国统一问题的态度，形容这种态度不只是不智的，而且是彻头彻尾反美、反欧洲，尤其是反德的……”

“听，”梅多斯突然说，“别说话。听。”

“听什么……”

“安静。”

从走廊远处传来一种稳定、低沉的嗡嗡声，像是车子爬坡的声音。

“不可能，”科克说，“钥匙在布拉德菲尔德那里，而他……”他们听到折叠门的开关声和小声的液压刹车声。

“是床！就这么回事。送更多的床来。他把电梯打开好让他们送床上来。”接着，就像是给科克这个理论提供证据似的，又传来一阵金属碰撞声和弹簧的吱吱声。

“我可以打包票，到了星期天，这地方就会沦为一艘诺亚方舟。小孩、姑娘，甚至那些德国雇员全都会挤在这里。巴比伦，对，这里会成为巴比伦，更贴切的形容是会成为索多玛和俄摩拉74。哎哟，要是小宝宝在示威当天出生怎么办？那真是走狗屎运，对不对？我的第一个小宝宝竟然是诞生在围城里！”

“读下去吧。”

“总理注意到英国人的焦虑不安，但他认为那是没必要的。他保证会召集各个部长，共商可以使形势恢复平静的对策。我建议他发表一份政策声明，说这会相当有用，但总理却认为，旧话重提只会减弱效果。我问他是不是应该考虑保留德国代表团在布鲁塞尔所住的饭店房间，以消除外界胡乱的猜测，又说阁下您因为听到德国代表团已经结清饭店账单的报道而深感困扰。对此，总理回答说，他也深信采取某些辟谣之举是有必要的。”

“空话。”梅多斯心不在焉地说。

“‘总理又问及女王陛下的健康。他听说女王陛下得了一点流行性感冒。而我回答说，就我所知，女王陛下正在康复中，但还是会去问问最新情况，再向他报告。总理说他希望女王陛下多注意身体，因为目前正是一年里最诡异的季节。我回答说我们全都衷心希望气候到了星期一会恢复稳定。我们都笑了。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下道别。’哈哈哈。他们还谈了一下今天的示威。总理说我们不必担心。不必担心才奇怪呢。伦敦方面连白金汉宫都被惊动到了。”科克打了个哈欠，继续读道，“‘会面于晚上10点20分结束。一份联合声明将会发布给报界。’经济科的人气疯了，而商业科的人正在评估英镑被抛售的话我们会有多大损失。金价说不定也会波动。英国股票亦有可能大跌。但关我屁事！”

“你应该去读大学的，”梅多斯说，“你入这一行入得太早了。”

“生的是双胞胎的话我就不会再生。”科克说。这时瓦莱丽把茶端了进来。

刚把马克杯举到嘴边，梅多斯就听到手推车轮子吱吱的滚动声。瓦莱丽砰一声把托盘放下，一些茶从茶壶溅到糖碗里去。她身穿绿色套头毛衣，而当她向门边转过头的时候，喜欢看她的科克注意到，她脖子上起了浅浅的皮疹。但科克还是比谁都快走到门边。没错，就是他们不见了的那辆档案手推车，上面红黑两色的档案堆得老高，推车的人是阿伦·特纳。他没有穿外衣，脸上挂着两个深黑色眼圈，嘴唇上有一个草草缝合过的明显伤口。他也没刮胡子。公文箱子就搁在档案堆的最上边。科克事后说，他当时的感觉是特纳正在单枪匹马把手推车推过敌营。随着特纳走过走道，门一扇接一扇在他身后打开：克拉伯、帕吉特、莱尔、加韦斯顿，他们一个接一个探头出来，然后又一个接一个站了出来。等特纳把车子推到档案库中央的时候，整条走廊里只有一扇门是没有打开的。

“让它留在这里。别碰上面任何东西。”

然后特纳穿过走廊，没有敲门就径直走进了布拉德菲尔德的办公室。

16 “彻头彻尾的假货”

“我以为你走了。”他的语气疲倦要多于惊奇。

“我错过了班机。她没告诉你吗？”

“你怎么把自己的脸搞成这个样子？”

“西布克龙派人搜我房间，想找有关黑廷的线索。我干扰了他们。”他坐了下来。“他们都是仇英的。就像卡费尔德一样。”

“黑廷的案子已经结束，”布拉德菲尔德很刻意地把面前一些电报推到一旁，“我已经把他的数据寄到伦敦，同时附有一封信，评估这事对我们造成的安全损害。其余的事伦敦方面会料理。我相信，到了适当时候，他们一定会就要不要把此事知会我们在北约的伙伴，作出决定。”

“我看你大可取消那封信，忘掉你的评估。”

“我已经给了你相当多的宽容，”布拉德菲尔德厉声说，态度恢复一贯的严厉，“各式各样的宽容。宽容你的不专业，宽容你对外交的无知，宽容你非同寻常的粗野。你在这里带给我们的一直只有麻烦，没有别的；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当不受欢迎的人。你到底安什么心？我叫你离开波恩但你却赖着不走。然后又衣不蔽体地闯进我办公室。难道你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今天是星期五！是示威游行日。就当我是怕你忘了提醒你。”

特纳没有动一下，而布拉德菲尔德的愤怒最后也被疲惫取代大半。“拉姆利告诉我你粗野但有效率，但看来你还不只是粗野。我一点都不惊讶你会挨揍，是你自找的。我已经警告过你一意孤行的话可能会有什么结果。我也告诉过你我要放弃调查的理由。我没有计较你对我下属不必要的野蛮。但我受够了。你不准再出现在大使馆。出去。”

“我已经找到那些档案，”特纳说，“找到了所有东西。那台手推车，打字机，椅子，电暖炉，还有莱尔的风扇。”他的声音不连贯而没说服力，他眼睛盯着的似乎是不在这办公室里的东西。“还有茶杯和他在不同时间偷走的各种硬件。还有他从收发室签收而从没有交给梅多斯的信件。它们是写给利奥的，明白吗？是回答利奥询问函的回信。他在地下室搞了一个自己的部门，一个参赞处的独立单位。只是你从不知道罢了。他发现了有关卡费尔德的真相，所以他们要对付他。”他用手轻触脸颊。“对我下手的人和追逐利奥的是同一批人。他要逃是因为他问了太多问题，知道了太多事。就我猜想他们已经抓到他了。原谅我说这些无聊屁话。”他淡淡地说，“但我说的都是事实。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喝杯咖啡。”

布拉德菲尔德没有动。

“那个绿档案怎么样？”

“不在了。只剩下个空箱子。”

“他带走了吗？”

“我不知道。也许是普兰什科拿走的。”他摇摇头，“我很遗憾。你得要赶在他们前头找到他。否则他们就会杀了他。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卡费尔德是个骗子和杀人犯，黑廷找到了证据。”他提高嗓门。“我的话说得够清楚了吗？”

布拉德菲尔德继续看着他。

“黑廷是什么时候起意要对付卡费尔德的呢？”特纳自言自语地说，“起初他是不想管这事的。他转过身去。他对很多事情都转过身去，不想去回忆。他就像我们一样，不想管闲事，想要谨守纪律，视之为牺牲。平常做做园艺，参加参加宴会，幸存下去。他把头低下，任由世界在他头上滚过。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十月，也就是卡费尔德开始得势起。你知道吗，他认识卡费尔德。而卡费尔德亏欠他。这让利奥耿耿于怀。”

“亏欠他什么？”

“别急。慢慢来，让我们一点一点从头开始。他被卡费尔德惹火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叫被卡费尔德惹火，对不对？到处都看得到卡费尔德的照片。有微笑着的，有皱着眉的，有一脸威吓的……他的名字反复在利奥耳边响起：卡费尔德是个骗子，卡费尔德是个杀人犯，卡费尔德是个假货。”

“你在说什么？听起来荒谬十足。”

“利奥不再喜欢这样：他不再喜欢谎话连篇，他想要真相。你可以说是他的男性更年期作祟。他厌恶自己……厌恶自己袖手旁观，厌恶自己的幸存。他对自己的老把戏和生活方式感到倒胃。我们全都有过类似的感觉，对不对？但利奥的感觉比我们强十倍。所以他决定要讨回他被亏欠的：向卡费尔德讨回公道。你知道他有很强的记忆力，记得很久以前的事。于是他开始策划。先是想办法打入档案库工作，接着想办法得到续约，然后想办法取得各种档案：《名人追踪》……预定要销毁的档案，还有光荣洞里那些陈年档案。他把一个旧案子重新打开，加以调查……”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生了病。我建议你回去躺下来休息。”他的手伸向电话。

“他第一件事是拿到钥匙，这对他来说轻松容易。放下来！把电话放下！”布拉德菲尔德的手犹豫了一下，又放回到吸墨纸上面。“然后他开始在光荣洞里工作，建立起自己小小的办公室，做备忘录，写信。任何档案库里他用得着的东西，他就偷。他是个贼，这是你自己说过的。你应该知道。”有那么片刻，特纳声音变得温柔和体谅。“你是什么时候给地下室装上铁栅门的？不来梅的暴动之后对不对？一个周末？他就是那时候恐慌起来的。惟一的一次。他就是那时候偷走手推车的。我在谈的是卡费尔德，听好！关于他的博士学位，他的服役记录，他在斯大林格勒受的伤，一家化学工厂……”

“这一类谣言已经传了好多个月。自从卡费尔德成为政治要角以来，有关他过去的谣言就一刻不停，但他每次总是能够成功辟谣。西德这里几乎没有一个有头脸的政治人物未受过共产党的中伤。”

“利奥不是共产党，”特纳用极疲惫的语气说，“你说过的，他是个政治低能儿。他有很多年都远离政治，因为他害怕他会听到些什么。我在谈的不是谣言，而是事实。那全都是记载在我们的档案里的，就锁在我们自己大使馆的地下室里。他就是在那里找到档案的，现在，就连你也无法把它们埋葬了。”他的声音既没有洋洋得意的味道，也没有敌意。“如果你想看，那些档案现在就在档案库里。有些东西我读不懂，我的德文不好。我已经交代过任何人都别碰。”他在回忆中微笑，而他回忆起的，也许是他自己陷入过的困境。“他在安装铁栅门和电梯上锁以前把手推车推到地下室去。他害怕调查不能继续进行下去，害怕去不了光荣洞。在那之前，他做的事一直简单得像小孩的游戏。他哪里都有办法去，《名人追踪》给了他这个权力。他只要坐上电梯，就可以直接下到地下室去。但你却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终止了这一切：防暴铁栅门阻断了通向他洞穴的路。所以他就把他需要的一切放到手推车里，推到地下室，待了一整个周末，等焊接工人把工作做完才出来。为了离开地下室，他对后楼梯入口的门动了手脚。那之后，他就利用冈特邀他喝茶聊天的机会到顶楼去。冈特当然是不知情的。在某种意义上，大使馆里每个人都是不知情的。我很抱歉，为我曾经对你说过的话抱歉。我是错的。”

“现在恐怕不是道歉的时候。”布拉德菲尔德说，然后打电话给皮特小姐要她送咖啡过来。

“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档案里有些什么，”特纳说，“都是些对卡费尔德不利的证据。请帮帮忙别打断我的话。你我都很累了，而我们时间也不多了。”

布拉德菲尔德已经在他前面的吸墨纸上摊开一张蓝色草稿纸。皮特小姐把咖啡送了进来，又离开了。她只瞧了特纳一眼，但这憎恶的一瞥却比任何言辞都更雄辩地道出她对特纳的鄙夷。

“我打算告诉你他拼凑出一幅怎样的图像。如果你想挑毛病，等我全部讲完再挑。”

“我尽力而为。”布拉德菲尔德说，脸上闪过一个微笑，让他看起来像另一个人。

“在丹嫩贝格附近，有一个村庄，名字叫哈普斯托福，居民寥寥无几，坐落在一个树木茂密的河谷里。德国人1938年在那里盖了家工厂。那里原先就有一家造纸厂。造纸厂位于一条湍急的河流旁边，有一栋乡村别墅相连，后方是一座悬崖。德国人把造纸厂改装，又沿河盖了一些实验室，把整个地方变成个极机密的小研发站，专门研究某种毒气。”

他喝了口咖啡又吃了口小饼干。看来吃东西会弄痛他唇上的伤口，因为他把头侧到一边，咀嚼极为小心。

“是毒气。工厂地点为什么选在那里，理由显而易见。那地方难于轰炸，而且溪流湍急，便于排放废水。村庄又很小，他们爱赶走谁就赶走谁。跟得上吗？”

“跟得上。”布拉德菲尔德拿着钢笔，特纳一边说，他一边记重点。特纳看得见他在每个重点前面都编上号，心里想：编不编号又有什么差别？你是不可能通过编号摧毁事实的。

“当地居民事后声称他们不知道工厂是干什么的，这大概是实话。不过他们知道原先的造纸厂被拆掉，换上很多昂贵的设备。他们知道，位于工厂后方的仓库是有守卫的。他们也知道工厂不容许干部与当地人杂处。工人都是些外国人：法国人和波兰人。他们是不许外出的，所以也不会与当地人杂处。每个人都知道有动物。主要是猴子，但也有绵羊、山羊和狗。动物进了工厂以后就不会再出来。有一则记录指出，当地的省党部头目曾收到过一些爱动物人士写的抱怨信。”

“他在地下室工作，夜复一夜，把整件事情给拼凑了起来。”他看着布拉德菲尔德，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地下室没他的事。那里的档案库禁止进入已经很多年。”

“但那里就是有他的事。”

布拉德菲尔德在他的便笺上写下什么。

“大战结束前两个月，工厂被英国人摧毁。是精准轰炸。爆炸威力巨大。工厂连同整个村庄都被炸得翻了过来。外来劳工统统被炸死。据说爆炸声几英里以外都可以听到。”

布拉德菲尔德的钢笔快速掠过纸张。

“爆炸当时，卡费尔德人在老家埃森；这一点没有疑问。他说他当时是埋葬母亲，她死于空袭。”

“那又怎样？”

“他回埃森不是为了埋葬母亲。她是早两年前死的。”

“说不通！”布拉德菲尔德喊道，“要是这样的话，报纸早早就……”

“档案里面有一张原来死亡证明的影印本，”特纳心平气和地说，“我不知新的一张长得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伪造的。不过，我想你我不消多少想像力都可以猜得到是谁。”

布拉德菲尔德瞧着特纳，眼神充满激赏。

“战后，汉堡是英国人的管辖范围，他们派出一组人，去看看哈普斯托福还剩下什么，搜集些残留物和拍些照片。只是一般性的情报小组，没什么特别的。他们想找到一些在那里工作过的科学家……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好处。你知道我的意思的。但他们也听到了一些谣言。有一个法国工人——他是少数幸存者之一——指出工厂会用活人来做实验。不是用工人，而是一些从别处运来的人。开始的时候是用动物，但后来他们想要一些货真价实的，就特地安排。他说有一个晚上他本来应该在大门值班的（他当时受到信任），但德国人叫他回房间睡觉，第二天早晨以前不要出来。他起了疑，就在附近徘徊。他看到了一件怪事：一辆灰色的巴士不用出示证件就通过了一道道栅门。它开到工厂后头的仓库，几分钟后再次开出来，这一次速度快上许多。显然是辆空车。”特纳再次停下来，这一次是从口袋拿出一条手帕，擦额上的汗。“那法国工人又说，他有一个朋友——一个比利时人——曾经因为额外奖金的吸引，答应到悬崖下面的新实验室工作。他去了几天，回来以后失魂落魄，说是把全世界的好处给了他，他都不愿意到实验室多待一个晚上。他第二天就不见了，德国人说他被调走了。不过临走前他和他的死党提到一个名叫克劳斯博士的人。说这个克劳斯博士是行政总监，负责安排各种细节，让那些科学家要什么有什么。就是他把他派到实验室去工作的。”

“你这个就叫证据？”

“别急。小组报告了他们的发现，而一份副本送到了当地的战争罪行调查组。调查组的人觉得事有蹊跷，就接手调查。他们盘问了那个法国工人，得到全部的证词，但对方却不愿意出庭作证。还有一个开花店的老妇人说她有一个晚上听到过尖叫声，但却说不上是哪个晚上，而且说有可能只是动物的尖叫声。所有证据都非常薄弱。”

“原来你也知道。”

“听着，”特纳说，“我们现在是站同一边的，不是吗？所以就别打岔了。”

“我只是想你的说明会不会扯远了。”布拉德菲尔德说，然后继续记笔记。

“战争罪行调查组事务繁重而又人手不足，最后只好把这案子束之高阁。还有一些更大的案子等着他们去烦。他们把克劳斯的名字记录在案，然后就把他忘了。法国工人回到法国去，老妇人忘了那些尖叫声，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两年后……”

“慢一点。”

布拉德菲尔德的笔并没有加快速度。他的字迹仍然是一贯的字迹：清晰好读。对他的继任人可说相当体贴。

“两年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你我会预期得到的事情。一个住在哈普斯托福附近的农夫向当地议会买了一块畸零的荒地。那是一块崎岖不平的地，很多石头，树木丛生，但农夫认为自己说不定可以种出什么来。但在他挖地和犁地的时候，却发现了三十二具成年男人的尸体。德国警察瞧了瞧，就把此事报告占领当局。英国人展开调查，断定其中有三十一个人是被毒气毒死。另一具尸体是个穿着束腰外衣的外地劳工，他是颈背中枪而死。还有一件怪事……一件让调查人员百思莫解的事。那些尸体都是乱七八糟的。”

“乱七八糟？”

“他们被研究过。被解剖过。显然有人曾经先把他们挖出来过。于是当局重新展开调查。镇上有人记起前不久有个来自埃森的克劳斯博士到过这里。”

布拉德菲尔德已经把钢笔放下，两只手合在一起，专注地看着特纳。

“调查人员过滤了所有住在埃森、有能力从事高级化学研究而名字又叫克劳斯的人。他们花不了多少时间就把卡费尔德给挖了出来。他当时固然还没有博士学位，不过，谁都知道干那种事的人一定会用化名，所以他为什么就不能再给自己加个博士头衔？埃森也是英国的管辖区，所以他们就把卡费尔德找来盘问。但他否认一切。这很自然，除了那些尸体以外，他们实在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指控他的。不过，倒是有另一个偶然得来的信息。”

这一次布拉德菲尔德并没有打岔。

“你听过安乐死计划吗？”

“哈达曼，”布拉德菲尔德向着窗子的方向甩甩头，“就在下游。”

“哈达曼、魏姆、艾希堡、卡尔曼霍夫：它们全都是执行安乐死计划的医院。把一些不事生产的多余人去除。这方面的数据光荣洞里一堆。档案库里也有不少，都在预定要销毁的档案里。起初这计划的消灭对象都有一定的范畴：畸形的、精神病的、八至十三岁之间严重残障的小孩、会尿床的。除了很少数例外，死者都是德国公民。”

“他们被称为病人。”布拉德菲尔德说，语气极为倒胃。

“现在看起来，有某些‘病人’被挑选出来，作为医学实验的白老鼠。大人小孩都有。”

布拉德菲尔德点点头，就像是他也知道这个。

“在哈普斯托福的案子爆出来以前，美国人和德国人对安乐死计划已经做了相当多的调查。他们其中一个发现是，有一车‘混种的工人’曾经被挑出来，‘送到哈普斯托福的化学研究站从事危险任务’。一车是三十一个人。顺便说一下，用来运工人的是灰色的巴士，说不定这可以提醒你些什么。”

“汉诺威，”布拉德菲尔德马上说，“卡费尔德的保镖坐的就是灰色的巴士。”

“卡费尔德是个管理天才，今天一如往日。人人都佩服他这一点。真高兴知道他没有跟一个旧日的熟人失去联系，对不对？他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打拼。”

“别卖关子了。我希望知道整件事情，说清楚一点。”

“灰色的巴士。三十一个座位，不算押送者的座位的话。窗户都是从里面封起来的。”

“你刚才说发现的尸体是三十二具，而不是三十一……”

“你忘了那个比利时工人？就是那个在悬崖下面工作，后来与他的法国死党话别的那个。他知道得太多了，不是吗？就像现在的利奥一样。”

“来吧，”布拉德菲尔德站了起来，帮他倒了杯咖啡。“你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特纳拿起杯子，手还相当稳。

“英国人把卡费尔德带到汉堡，用那些尸体和手头的证据诘问他。但他只是笑。完全是胡说八道，他说。他一辈子都没去过哈普斯托福。他只是个化学工程师，一个爆破专家。他非常详细地描述自己在俄国前线服役的情形，还出示他获颁的一枚战争勋章。但我怀疑他对俄国前线的知识是从纳粹党卫军那里听来的，勋章也是党卫军颁给他的。他的话里是有一些漏洞，但不多。受审期间他矢口否认一切，否认自己踏足过哈普斯托福或听说过那里的工厂。‘好吧，’他反复说，‘如果你们有证据，就起诉我吧。把我送到法庭上去。我不怕。我是个英雄。除了埃森的家传工厂以外，我这辈子从未管理过任何工厂，但英国人却把它炸得粉碎，不是吗？我去过俄国。我没有毒害过混种人。我对全世界的人都一样友善。有本事你们就找人来指证我吧，谁都行。’但他们找不到。当初在哈普斯托福工作的科学家都是独自起居的，行政人员理应也是这样。再说工厂的档案都在轰炸中摧毁殆尽，而所有人用的不是教名就是化名。”特纳耸耸肩。“事情看来就只能到此为止。他甚至还编了个故事，说自己曾经在俄国帮助过反纳粹的游击队。因为他提到的服役单位不是已经集体被俘就是已经覆没，所以调查人员也无法往这个方向着手。不过后来他似乎没有再对外界提自己曾帮助过反纳粹游击队这一节。”

“那不再时兴了，”布拉德菲尔德说，“特别是在他的圈子里。”

“所以他从未受到起诉。这有好几个理由。一是战争罪行调查单位本身已濒临解散，他们受到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压力，被要求自废武功，把司法权还给德国法院。当时情形一片乱。调查单位本身想要起诉，但总部方面却准备特赦。还有一些技术性的理由。这宗罪行的受害人被认定涉及法国人、比利时人和波兰人，但由于无法确定死者的国籍，所以司法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于要找麻烦的人却很有帮助。”

“我知道那时候这里是什么情形，”布拉德菲尔德静静地说，“乱得像疯人院。”

“法国人并不热心，波兰人则过度热心，而卡费尔德当时已经是个有头有脸的人，手上握有一些同盟国的大合约。哪怕是把合约转包给竞争对手，都足以让他赚翻。你不能不承认，他是个管理天才。有效率。”

“听你的语气有效率是一种罪。”

“他的工厂曾经解体过两三次，但现在却运行得风生水起。看来去动它真是有点可惜。甚至有一些谣言说，他之所以一开始能够打败竞争对手，是因为他拥有一种特殊的气体，那是他在战争末期运到埃森，贮存在地底下的。这就是为什么皇家空军轰炸哈普斯托福的时候，他会在埃森的原因。可不是别人以为的是为了埋葬可怜的母亲。他是拿一些好东西回去充实自己的巢。”

“就你迄今所提的证据，”布拉德菲尔德平静地说，“没有一件是足以证明卡费尔德与哈普斯托福是有关联的，是足以证明他涉及一宗集体谋杀的。他自己的说辞说不定是真的：他曾经在俄国作战，曾经负伤……”

“没有错，那就是总部方面所持的观点。”

“甚至那些尸体是不是从哈普斯托福运来，也是无法证实的。也很难证实那些科学家曾经对活人试验过毒气，更不要说证实卡费尔德知情，或有办法接近那些毒气……”

“他在哈普斯托福的房子有一个地窖。地窖并未受轰炸破坏，窗户本来都是用砖封死的，有一些管子通过天花板连接到实验室。但后来地窖的砖墙被撕了开来。”

“什么叫‘被撕了开来’？”

“用手掀了开来，”特纳说，“用手指。有可能。”

“不管怎样，他们的观点和你一样。卡费尔德死不招认，又没有新的证据。所以他们没有起诉他。所有相关档案被束之高阁。战争罪行调查组后来搬到了不来梅，然后又搬到汉诺威，再搬到门兴格拉德巴赫，而它收藏的档案则被送到这里来。一起送来的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军法处档案。它们悬而未决地在这里等待最终的处置。”

“这就是黑廷拼凑出来的故事？”

“这事本来就一直是他管的。他是战争罪行调查组的下士调查员。卡费尔德的案子就是他负责调查的。他，还有普兰什科。全部的档案、谈话摘要、备忘录、书信、侦查报告、证据摘要——所有东西都是利奥一字一句写下来的。利奥逮捕卡费尔德，盘问他，参加解剖，寻找证据。玛格丽特·爱克曼——也就是那个他差点娶了的女人——属于同一个单位。她是文职研究人员。他们被喊作猎头者：这就是他的人生……他们全都很卖力想把卡费尔德绳之以法。”

布拉德菲尔德仍然沉浸在思绪中。“你先前提到一个名词。混种——”

“那是纳粹的专门术语，用来形容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

“唔，我懂了。他把整件事情都视为私人恩怨。当成跟他个人有切身关系。所以对他来说事关重大。他是为自己而活的，这是他惟一懂的事情。”钢笔在布拉德菲尔德手上仍然静止不动。“但就法律层面来说，这却很难构成一个案子。事实上，就任何标准来说它都不成其为一个案子。事情本身当然有趣，它解释了卡费尔德为什么那么恨英国人。但他恨英国人并不犯法。”

“对，”特纳说，相当出乎布拉德菲尔德的意外，“那不成其为一个案子。但对利奥来说，那却是一颗烂疮。他从来没有忘记。所以今年一月，他就跑到光荣洞去，重读他自己写的报告和自己提出过的论据。”

布拉德菲尔德仍然是静静坐着。

“这也许和他的年纪有关。最主要的是，他感到人生有未了的事，”特纳说，语气就像这是一个适用于他自己而他又无解的问题，“也可以说他有一种历史感，一种时间感。他被吊诡绊住了，感到非把它解开不可。他同时也堕入了爱河，”他补充说，眼睛望着窗外，“尽管他不见得会承认。他利用了某个人，却没想到陷了进去……他想逃出冷漠。这就是重点。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而有某个人让他觉得自己还是有救的。”他轻柔地补充说，“但不管理由何在，反正他就是重新展开调查。他把相关档案从头到尾重读了一遍。档案库里的和光荣洞里的。对比所有的事实，然后展开自己的查询。”

“什么样的查询？”布拉德菲尔德追问。他们没有看着彼此。

“他建立起自己的办公室。他发出一些信件，收到一些回函。全都是用大使馆的信封和信纸发出的。他自告奋勇去领参赞处的信件，把任何寄给他的回信先抽出来。他办这件事就像他：秘密而有效率。不信任任何人，对谁都不会推心置腹，利用别人彼此间的矛盾……他有时候会到别的地方走走，查查档案、走访部会、翻阅教堂的记录册……全都是拿大使馆的公文来当幌子。他收集剪报，制作副本，自己打字，盖上自己封印。他甚至偷了一个官方印章。他在信件上署的头衔都是‘理赔暨领事事务’，所以回信大部分就是以他为收件人。他对比每一个细节：出生证明、结婚证书、母亲的死亡证明、打猎执照。他随时都在找时间漏洞，以证明卡费尔德从未在苏联前线作战过。他建立起一个可观的个人档案室。这就难怪西布克龙会嗅出有什么不对劲。几乎没有一个德国政府部门是他没有用某个借口查询过的。”

“老天！”布拉德菲尔德低声说，用一个承认被打败的手势放下钢笔。

“到了1月底，他得到一个惟一可能的结论：卡费尔德一直在撒谎，而某个政府官员——地位很高的官员，看来很有可能是西布克龙——一直在掩护他。我听说西布克龙有政治野心：谁的政治行情看好他就会忙不迭去巴结。”

“说得对极了。”布拉德菲尔德说，陷入私人的思绪里。

“就像从前的普兰什科一样……你现在看出我们的处境了吗？当然，用不了多久，西布克龙就注意到英国大使馆正在进行一些非常不寻常的查询——哪怕那是由‘理赔暨领事事务’进行的。他气炸了，特别是在利奥找到证据以后。”

“什么样的证据？事隔二十多年以后，怎么可能还有证据？”

“它们全都在档案库里，你最好自己去看。”

“我没这个时间，而我也习惯听不中听的事实。”

“然后把它们置之不理。”

“我坚持要你来告诉我。”他对自己的坚持并不抱幻想。

“好吧。去年，卡费尔德决定要拿个博士学位。他当时已经是个大头，因为经营化学工厂而坐拥巨额财富，而且还在埃森政界开始崭露头角。但他还是想当个博士。也许他就像利奥那样，觉得人生还有未了的事，想要让自己的生平履历更加完整。又也许他觉得博士头衔是一项有用的资产：投卡费尔德博士一票吧。德国人会喜欢他们有一个博士总理的……所以他就回到学校，写了一篇论文。他没做多少研究，但论文的内容却让人人动容，特别是他的几个导师。了不起，他们说，他竟然找得出这个时间。”

“还有呢？”

“它探讨的是某些毒气对人体的影响。这论文得到很高的评价，在当时还引起过小小的轰动。”

“但这很难说是结论性的。”

“不，它是决定性的。因为他的整个分析都是基于对那31具尸体的详细检查。”

布拉德菲尔德闭起了眼睛。

“那不是证据，”布拉德菲尔德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他的脸色极其苍白，但手上的钢笔依然稳健。“你知道那不是证据。我同意它可以支持一些假定。比方说可以假定他在哈普斯托福待过。但如果想指控他犯了战争罪行，那他的论文就连半个证据都谈不上。”

“可惜我们无法告诉利奥这一点。”

“卡费尔德会辩称，他对毒气的了解来自他的工厂，或是得自第三方。”

“得自那些真正的凶手。”

“就算能证明他的知识来自哈普斯托福，他还是可以辩称自己没有参加实验。你自己就说过，他本人并未亲自参与研究……”

“对，没有，他是管行政的。”

“就是说。单是使用毒气的知识不足以让他受到起诉。”

“我们还有一个未解的谜。”特纳说，“利奥只是半个律师：一个混种。我们还得去研究他的另外一半：研究他为什么要当贼。”

“对，”布拉德菲尔德心不在焉地说，“他偷走了绿档案。”

“尽管如此，对西布克龙和卡费尔德来说，利奥知道的事已足以把他们推向极端危险的边缘，对不对？”

“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弄成一件‘表面证据成立的案件’，”布拉德菲尔德说，再次打量他的笔记，“提出重新调查的理由。那公共检察官说不定就会被说服，展开初步的听证。”他看着他的电话簿。“法律随员会知道行不行得通。”

“不用费这个事了。”特纳说，“不管卡费尔德做过些什么，现在都可以逍遥法外了。他已经跑过了终点。”布拉德菲尔德瞪着他。“没有人现在可以起诉他，哪怕是有一份他亲自签名的自白书。”

“当然是如此，”布拉德菲尔德静静地说，“你不说我还忘了。”他的声音听来如释重负。

“他受到法律保护。有效追诉期限已经超过。利奥星期四下午在档案上写了个按语。‘案子已经死了。’没有人能做任何事了。”

“但据我所知，还是有一个程序可以让案子再生效……”

“是有，”特纳说，“但在这个个案不适用。这不巧又是英国人的过错。哈普斯托福的案子是由英国人调查的。我们从未把它移交给德国人。没有审讯，没有公开报告，而当德国人完全接管对纳粹战争罪行的司法权时，我们并未知会他们有这个案子存在。所以，卡费尔德的案子是落在德国人和我们之间的三不管地带。”特纳停下来半晌，“利奥目前面对的也是这个困境。”

“黑廷到底想干吗？整个调查的目的何在？”

“他想要知道真相。他需要完成这个案子。他觉得被它嘲笑，就像是被一个乌七八糟的童年或你无法坦然面对的人生所嘲笑。他要把事情纠正过来。我想他是凭着感觉走的。”

“他是怎么得到这个所谓的证据的呢？”

“他是在出走前的星期天收到卡费尔德的博士论文的。我会知道这个，是因为他有一个日期图章，会在每份他收到的数据上盖上日期。他星期一到档案库上班时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他花了两天时间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做。上星期四他和普兰什科一起吃午餐……”

“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过，但没有答案。或者是为了商量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或者是向普兰什科征求法律上的意见。又或者是因为他认为还有可以起诉卡费尔德的方法……”

“但都没有方法了，对不对？”

“对。”

“谢天谢地。”

特纳没理他。“或者他是要告诉普兰什科自己处境越来越危险，寻求保护。”

布拉德菲尔德非常谨慎地看着特纳。“但那个绿档案不见了。”他说，恢复了力量。

“没错，箱子是空的。”

“而黑廷又跑了。你也知道他为什么要跑吗？”他的眼睛仍然盯着特纳，“他建立起的小档案室里也有足以解释这个的吗？”

“他反复在他的备忘录里写道：‘我的时间很少了。’每个跟我谈过的人都形容他像是在跟时间赛跑……似乎有什么紧迫的事……我猜他悬着一颗心的是有效追诉期限的问题。”

“但我们都知道，有效追诉期限已经过了，卡费尔德已经是个自由人，再没有什么能做的了。所以黑廷为什么要跑呢？他面对的是什么压力？”

对这些有探听味道甚至有奚落味道的问题，特纳只是耸耸肩。

“所以说你并不知道确切原因？为什么他选择这个特殊的时间出走？或者为什么他单单挑那个绿档案来偷？”

“我猜是西布克龙在挤压他。利奥得到了证据而西布克龙知道这一点。从此，利奥就是一个被盯上的人。他有一把手枪，”特纳补充说，“一把老旧的军用手枪。他一定是害怕才会把它带在身边。”

“一定是的，”布拉德菲尔德说，“这无疑一定是正确的解释。”特纳看着布拉德菲尔德，一脸困惑。

有大概十分钟，布拉德菲尔德既没有移动，也没有说一句话。

他站在房间一个角落，两肘支着一个读经架，远眺着窗外的莱茵河。

“怪不得西布克龙要在这里派驻那么多的警力，”他终于开口，但语气就像在谈论雾，“怪不得他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像对待危险人物。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波恩的部会，甚至没有一个新闻记者，是没有听说过英国大使馆正在揭卡费尔德的老底。你希望我们怎样做？公开勒索他？在事隔二十五年后拿出全部证据，用同盟国司法权去指控他？但人们会怎样想？会不会想我们只是公报私仇，是为了向一个破坏我们欧洲梦的人报复？”

“你会去找利奥的，对不对？我们会对他从轻发落的，对不对？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这里谁不需要帮助。”布拉德菲尔德说，仍然凝视着河水。

“他不是共产党。他不是叛徒。他把卡费尔德视为一种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他为人很单纯，这一点从那些档案就可以……”

“我知道他怎么个单纯法。”

“怎么说他都是我们的责任。他的观念是我们从前灌输给他的，我是说绝对正义的观念。我们对他许下所有承诺：纽伦堡大审判、去纳粹化。是我们让他相信的。不能只因为我们改变心意就让他沦为伤员。你没有看过那些档案……你不知道那时他们是怎样看德国人的。利奥没有变。他是个没有跟上时代的人。但这不是罪，不是吗？”

“我很清楚他们那时是怎样看德国人的，当时我人就在这里。我看到过他所看到的。但他应该长大，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

“我的意思是，他是值得我们保护的。他的人格中有某种忠诚……我在地下室的档案库里感觉得出来。他不是个会对吊诡止步的人。你或我都会有一堆理由推托为什么不去做某件事。但利奥却是反过来的。他会做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理由：他感到那是非做不可的。”

“我相信你不是要提倡向他学习吧？”

“另外还有一件困扰他的事。”

“嗯？”

“像这一类案子都总会有外部证据的。比方说本来存放在纳粹党卫军总部或执行安乐死计划医院里的文件。行动命令、授权信、相关文件之类的。但却一件都没有。利奥反复在眉批里说：为什么科布伦茨75那边没有任何记录？为什么没有这个，为什么没有那个？好像他怀疑其他证据已经被销毁……比方说被西布克龙所销毁。”

“他是值得褒扬的，不是吗？”特纳补充说，语气近乎恳求。

“在这里没有绝对可言，”布拉德菲尔德说，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遥远的景物，“一切都是模糊的。一切都被薄雾所笼罩。雾吸干了一切的颜色。没有清晰分明这回事，社会主义者就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什么都是。他们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卡费尔德会搞得起来的原因。”

布拉德菲尔德正在端详河里的什么呢？是那些与薄雾挣扎的小船吗？是红色的起重机、平坦的田野和在南边远处匍匐的葡萄园吗？又还是张伯伦那座幽灵般的山丘和曾经接待过他的那个长方形的混凝土盒子？

“光荣洞是禁止进入的，”他终于开口，然后再次陷于沉默，“普兰什科……你说他和普兰什科星期四一起吃午餐？”

“布拉德菲尔德……”

“怎么了？”他已经开始走向门边。

“我们现在对他的看法不同了，对不对？”

“是吗？他仍然有可能是共产党。”布拉德菲尔德的声调里有一点点讽刺意味。“你忘了他偷了一个档案。你看来突然间就能看透他的心事。”

“他为什么要偷它？档案里有些什么？”

但布拉德菲尔德已经走进了走廊，在一堆床铺与杂物之间觅路而行。告示在各处涌现：“急救室往这边走”……“紧急休息室”……“禁止孩子往前走”。经过档案库的时候，他们听到一阵突然的欢呼声，尾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脸色煞白的科克从档案库跑出来，迎向他们。

“她生了，”他嗫嚅着说，“医院刚打电话来。因为我在值班，阵痛时她不愿意医院让我知道。”他粉红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余悸。“她甚至不需要我陪她。她甚至不愿意我在场。”

17　普兰什科

大使馆后方有一条柏油路。它起自市郊的东边，向北穿过一个昂贵得英国人住不起的新别墅区。每栋别墅都有一个价值不菲的小花园，每栋都与邻栋相似却又刻意营造出一点点不一样。如果一户人家有个砖砌烤肉炉和废旧石材铺的露天平台，那它的邻居除了模仿以外，还会加上一道以蓝石板或裸露岩石铺面的外墙。夏天时，年轻太太会在她们的迷你游泳池旁边晒日光浴；冬天时，黑色的狮子狗会在雪堆里挖洞。而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中午，黑色奔驰车会送它们的主人回家吃午餐。空气中总是洋溢着一片遥远的咖啡味道。

那仍旧是一个寒冷而灰蒙蒙的早上，但地面却为雨后的慈悲阳光所照亮。他们车开得非常慢，车窗是摇下来的。经过一家医院以后，车子转入了一条较昏暗的道路，两旁是残存的旧的市郊：在杂乱针叶树和蓝黑色月桂树丛的后面，铅灰色的尖屋顶像一根根长矛矗立在一个衰败的森林里。在他们前方，赤裸裸和毫不怡人的德国国会大楼慢慢升起，像一家挂有自己旗子和漆成奶黄色的庞大汽车旅馆。莱茵河在其后方奔流，褐色的河水流过肯尼迪大桥的下面和贝多芬故居的旁边，追逐着自己不确定的文化途程。

到处都是警察；很少有一个民主国家防它的民主人士是防得这么紧的。在主入口处，一群小学生排成蠕动不安的人龙，警察像管束自家孩子一样管束着他们。一组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正在架设弧光灯。在一部摄影机前面，一个穿着深紫红色西装的男人一手叉臀，单脚旋转，让一同事检查他的外观。警察不安地看着他，对于他的自由自在深感困惑。沿着人行道的路缘，灰色的示威群众驯服地等候着，他们的横幅笔直得像罗马军旗。标语已经改变了：统一德国优先，统一欧洲其次；这是个自豪的国家；先把我们的国家还给我们！警察成一排地面向他们，就像管束那些小学生一样管束着他们。

“我会把车停到河边，”布拉德菲尔德说，“天知道我们出来的时候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怎么回事？”

“德国国会要就戒严法的立法加以辩论。”

“我以为这件事情很久前就搞定了。”

“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事是搞定的。”

沿着河堤两边，灰色的队伍等待着，就像没有武装的士兵。凑合的横幅宣示出他们来自何地：凯撒斯劳滕、汉诺威、多特蒙德、卡塞尔。他们屏息静气地站着，等待开始示威的号令。有谁带来了一部短波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白色“捷豹”开过时，他们都伸长脖子望了一望。

布拉德菲尔德和特纳并肩往回走，离开河流，走向山坡。他们经过一个报亭，里面除了萨蕾雅王后76的彩色照片外，似乎没有卖其他东西。两列大学生一左一右站在国会主入口外面，形成一条大道。布拉德菲尔德走在前头，背部绷直。在大门处，他和警卫理论了一下，他们才肯让特纳进去。大堂里热得要命，弥漫着雪茄的味道和嗡嗡的辩论声。记者好奇地看着布拉德菲尔德，但他只是摇摇头，然后把头转开。国会议员三五成群地低声交谈，不断越过彼此肩膀徒劳地寻找更有意思的谈话对象。一个熟悉的身影向布拉德菲尔德走过来。

“好样的！布拉德菲尔德，你是好样的！你是要来看民主的终结？你是来听辩论的？老天，你们在布鲁塞尔那儿可真是太有效率了。女王密使还跟着你？特纳先生，我想你是个忠诚的人吧？老天，你的脸是怎么搞的？”见他的问题没有人回答，他用更低沉的声音说，“布拉德菲尔德，我必须和你谈谈。是超紧急的事。我打过电话到大使馆找你，但得到的是老萨布每次都会得到的回答：你出去了。”

“我们约了人。”

萨布头凑到布拉德菲尔德耳边。他的脖子还是脏兮兮的，没有刮胡子。

“要多久？告诉我要多久。山姆·阿勒顿也想和你谈谈。我们想一起和你讨论一下。”

“完全无法估计时间。”

“我会等你的。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我会告诉阿勒顿：我们一定要等到布拉德菲尔德。截稿时间只是小事。我们非等到布拉德菲尔德不可。”

“我们对布鲁塞尔的事没有评论，这是你知道的。我们昨晚发表了声明。我想你应该已经有一份副本。我们接受了总理的解释。我们预期德国的谈判代表几天内会重返布鲁塞尔。”

他们走下通往餐厅的阶梯。

“他就在这里。话由我来说。你让我来。”

“我会努力。”

“你最好是努力。你最好把嘴巴闭紧。他是个狡猾的无赖。”

在看到其他东西以前，特纳就看到那根雪茄。那是一根很小的雪茄，叼在嘴角，就像黑色的温度计；特纳知道那一定是根荷兰雪茄，是利奥无偿提供的。

普兰什科的样子看来就像编了大半夜的报纸。他从商店连拱廊那边的门进来，双手插在口袋，在桌子之间碰碰撞撞，对谁也没有说声对不起。他是个脏兮兮的大个子，一头浅灰的头发剪得很短，有一个宽阔的胸膛和更宽阔的小腹。他的眼镜像护目镜一样抵在前额。一个女孩跟在他屁股后面，手里拿着公文包。她是个面无表情、无精打采的女孩，要不是非常乏味就是非常贞洁。她有一头丰满的黑发。

“汤，”他一边和他们握手一边向餐厅另一头大喊，“拿些汤来。也拿些什么给她吃。”侍者正在听短波收音机里的新闻报道，但一听到普兰什科呼喊就把音量关小，徐徐走过来。普兰什科的吊带上有黄铜齿扣，它们牢牢地夹在他肮脏的腰带上。

“你也出动了？不用担心她，”他对他们解释说，“她什么都不懂。什么屁外语都听不懂。Nicht wahr, Schatz？（对不对，亲爱的？）你蠢得像猪。到底找我什么事？”他的英语很流利，而不管他曾经有过哪种腔调，现在都被浓重的美国腔所掩盖。“你要升大使了吗？”

“恐怕没有。”

“这家伙是谁？”

“来走走的。”

普兰什科很仔细打量特纳，然后打量布拉德菲尔德，然后又再打量特纳。

“你惹火了哪个女的？”

只有他的眼睛在动。他的肩膀往脖子耸起了一点，举止中有某种发自本能的警觉性。他的左手搭在布拉德菲尔德的前臂上。

“那很好，”他说，“很好。我喜欢换换口味。我喜欢和新来的人聊天。”他的声音始终维持在同一个平面，低沉而简短：一种密谋者的声音，一种防止被偷听的声音。

“你们两位来干吗？征求普兰什科的个人意见？要听听反对者的声音？”然后向特纳解释说，“当你加入一个联合政府，反对者就是一个排他的俱乐部。”他笑得非常大声，与布拉德菲尔德分享他的笑话。

侍者端来一份菜炖牛肉汤。普兰什科开始用他屠夫似的手去感受那些肉的厚度。

“你们找我有什么贵事？哦，也许你们是想给女王陛下发封电报？”他咧嘴而笑，“那就给她发去啊。女王陛下又怎么会在意普兰什科说些什么？谁会在意？我是个老妓女，他们告诉过你吗？”他这话是对特纳说的，“我当过英国人，当过德国人，还差点他妈的当过美国人。我在这个窑子的时间比任何妓女都长。这就是为什么谁都不想再要我的原因。他们告诉过你吗？我什么立场都混过：左、中、右。”

“那现在得到你青睐的是哪个方向？”特纳问。

普兰什科举起一只手，用食指揉搓拇指，眼睛仍然盯着特纳那张破脸。“知道在政治圈什么是最重要的吗？现金。其他一切都是狗屎。条约、政策、联盟：全都是狗屎……也许我应该始终当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这就是他们会退出布鲁塞尔的原因77。真遗憾。真的真的遗憾。你们再没有任何人可以谈了。”他把一个小圆面包掰开，把一半蘸进汤里。

“你去告诉女王，说普兰什科说英国是个烂国家，是爱说谎的伪君子。你太太好吗？”

“很好，谢谢。”

“我好多年没有到那里78吃晚餐了。你还住在那个隔都吗？那是好地方。别介意。没有人会喜欢我多久。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把政党换来换去的原因。”他向特纳解释，“我以前以为自己是个浪漫主义者，总是追求某个伟大目标。但我现在已经厌烦了。对朋友厌烦，对女人厌烦，对上帝厌烦。全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全都会骗你。全都是王八蛋。知道吗，我喜欢新朋友多于老朋友。对了，我换了个新太太；你们对她有什么观感？”他抓住她下巴，微微调整她的脸的角度，把她最美的一面示人。女孩微笑，轻拍他的手。“我很惊讶，不过曾经有过一次，”他在他们想出适当评论以前就继续说，“我曾经放下身段，为烂英国争取加入欧洲出过力。不过这一次你们在门口哭泣，我却不想管了。”他摆摆手。“也许我只对权力感兴趣。也许我从前爱你们是因为你们强，而现在恨你们是因为你们是根葱。他们昨天晚上在哈格杀了个男孩，你们听说了吗？收音机有报道。”

他从托盘上拿起一杯杜松子酒。杯垫吸在了杯底，他把它撕下来。“一个男孩。一个老头。一个管理图书的疯婆子。所以说他们是一支足球队。但他们也不是世界末日。”

窗户外面，长长的灰色队伍正在河边空地等待着。普兰什科向四周挥了一下手。“看看这些家伙，全是纸扎的。这里没什么不是纸扎的：纸扎的民主，纸扎的政治家，纸扎的鹰派，纸扎的士兵，纸扎的国会议员。娃娃屋里的民主。每一次卡费尔德打喷嚏，我们就会吓得尿湿裤子。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说的话很他妈的接近事实。”

“所以说你现在喜欢上他了，是这样吗？”特纳问，没理布拉德菲尔德的怒视。

普兰什科喝完他的汤，一路下来眼睛都是看着特纳。“世界每天都变年轻一点，”他说，“好吧，我承认卡费尔德也是一堆大便。我们吃吃喝喝，买车，付税，上教堂，生小宝宝。现在我们想要来些来劲的。明白那是什么吗，老弟？”

他的眼睛没有离开特纳的破脸庞。

“我们现在需要幻象。需要国王和王后。需要肯尼迪、戴高乐、拿破仑、维特尔斯巴赫家族79、波茨坦。哈，这和英国的学生暴动有什么两样？女王陛下对他们有何感想？你们不是把他们养得好好的吗？想知道什么是年轻吗？我来告诉你。”特纳现在被他当成惟一听众。“‘德国的年轻人怪他们的父母发起战争。’每天总有个聪明的傻瓜在某份报纸上写这样的话。想听听事实吗？他们怪的是他们父母输掉战争，不是发动战争。‘嗳！我们的帝国到哪儿去了？’我猜英国年轻人不爽的也是这个。他们希望上帝会回来。”他向桌子欠身，把脸凑到离特纳的脸相当近。“我们也许可以做个买卖。我们给你们钱，你们给我们假象。问题是，我们已经厌倦了。我们愿意交易，但你们只是给我们一堆大便。你们已经不输出假象了。这就是我们不再喜欢英国的原因。英国人不知道怎样做买卖。你们想要结婚，却又从不出现在婚礼上。”他发出又一阵假笑声。

“也许缔结一个联盟的时间已经到了。”布拉德菲尔德提议说，他的微笑像个疲倦的政客。

特纳从眼角瞄到两个金发男人——穿黑西装和小山羊皮皮鞋的——静悄悄在他们附近一张桌子坐下。侍者意识到他们身份，快步上前招呼。同一时间，一群年轻记者从大堂走了进来，为首的是萨布——他是他们的大家长。有些记者拿着日报，上面的头条标题有布鲁塞尔或哈根的字样。萨布从远处焦虑而自负地眺望布拉德菲尔德。

“他们是真正的纳粹，都是人渣。”普兰什科用肥手向着那些记者一扬，大声说，嗓门高得足以让任何人听到，“他们只懂得动嘴和放屁，却以为民主是他们发明的。侍者到哪儿去了？死了？”

“我们在找黑廷。”布拉德菲尔德说。

“当然！”普兰什科不紧不慢地说，危机对他来说有如家常便饭。他那只拿餐巾抹干裂嘴巴的手同样不紧不慢。他继续打量他们两个，深陷在焦干眼窝里的黄色眼睛微微闪烁。

“我没看到他在这附近，”他继续若无其事地说，“说不定他去了画廊。”他放下餐巾，“你们有个特别的盒子放在那里。也许你们该到那里找找看。”

“他从上一个星期五的早上起就失踪了。已经失踪了一星期。”

“利奥？他一定会回来的。”侍者出现了。“他是铁打的。”

“你是他朋友，”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大概是惟一的朋友，所以我们认为他也许找你商量过。”

“商量什么？”

“这是我们也想知道的，”布拉德菲尔德微微一笑，“我们想他或许告诉了你一些什么。”

“他从来就没有英国人的朋友？”他看看布拉德菲尔德，又看看特纳。“可怜的利奥。”他的语气中带点棱角。

“你在他人生中有过特殊位置。毕竟你们一起做过许多事情。你们有许多共同的过去。我们觉得，如果他需要忠告或金钱或任何一个在危机中会用得着的东西，他就会出自本能地去找你。我们想他或许会向你寻求保护。”

普兰什科再一次看着特纳脸上的伤口。

“保护？”他说话时嘴巴只微微张开，仿佛是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他正在说话。“保护他我倒不如去保护……”汗水突然从他额头上冒出，仿佛那是来自别处而停在他额头上的。“走开。”他对女孩说。那女孩不发一语就站了起来，心不在焉地向他们微笑，施施然走出了餐厅。有片刻时间，特纳目送着她两片轮流翘起的屁股远去，心里痒痒的。但布拉德菲尔德已经再次说话。

“我们没多少时间了。”他身体前倾，话说得很快。“你在汉堡和柏林都跟他共事过。有某些事情大概只有你们两个知道。你跟得上我的话吗？”

普兰什科等着。

“如果你能够不惊动任何人而帮我们找到他……如果你能够为一份旧友谊而出任何的力，我们将会万分感激。我们会对他从轻发落，会非常谨慎处理他的个案。我会把你的名字保密，谁的名字都会被保密……”

这一回轮到特纳等待，他轮流凝视他们两个人。只有汗出卖了普兰什科，只有钢笔出卖了布拉德菲尔德：它被他紧紧握在拳头里。透过窗户，特纳看到灰色的队伍还在等着；餐厅的角落处，两张月亮脸继续盯着他们，吃着牛油面包。

“我会把他送回英国；如果有必要，我会把他弄出德国。但他错在前头，重新雇用他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做了一些事——一些让他自己不可能再受到我们照顾的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管他知道了些什么，那都是英国的财产……”他往回靠。“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他。”他说，而普兰什科仍然只是用一双小而硬的眼睛看着他，没说什么。

“我也知道，”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你有一些特殊利益是必须受到维护的。”

普兰什科微微有点怒气。“你说话小心。”他说。

“我一点儿也没有干涉联邦德国政府内部事务的意思。你的政治雄心，还有贵党与‘再造运动’的未来关系，这全都是与我们的关心不相干的。我来这里是为了保护同盟关系，而不是要对一个盟友作出仲裁。”

普兰什科相当突然地微笑了。

“那很好。”他说。

“二十年前你与黑廷之间的关系，还有你与某些英国特工的牵连……”

“没有人知道这事情，”普兰什科很快地说，“你说话最好小心点。”

“这也是我正要说的。”布拉德菲尔德说，露出一个安抚性的微笑，“我绝不会有片刻希望听到有人说英国大使馆是在散播仇恨、迫害德国的政界要人、扒一些几百年前的旧粪，或说我们会为了抹黑联邦德国而站在一些不同情德国大业的国家一边。我也深信，在你的圈子里，你也不希望别人是这样说你的。我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利益是重叠的。”

“当然，”普兰什科说，“当然。”他空洞的表情仍然是看不透的。

“我们都有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在我们之间作梗。”

“老天，”普兰什科用眼角瞥了瞥特纳脸上的伤口，“看来我们还有些风趣的朋友哪。是利奥对你干的吗？”

“他们现在就坐在角落，”特纳说，“是他们干的。只要逮到机会，他们就会对他干同样的事情。”

“好吧，”普兰什科终于说，“我是见过他。我们一起吃了顿午餐。但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布拉德菲尔德，”萨布从餐厅另一头喊他，“还要多久？”

“我说过了，卡尔，我们没有声明要发表。”

“我们只是聊了聊，就这么多。我们不常碰面。是他打电话给我的：‘找个时间吃顿午餐怎样？’我说好，约了他第二天碰面。”

“你们聊了些什么？”特纳问道。

他对两人耸耸肩。“你们知道老朋友都谈些什么？利奥是个好小子——不过人是会变的。又或者是我们不想被提醒人是不会变的？我们谈了往事，喝了点酒。叙叙旧，你知道人们都是怎样叙旧的。”

“什么往事？”特纳追问，普兰什科狠狠瞪着他，显得非常愤怒。

“英国时代的往事。狗屎时代的往事。你知道我和利奥为什么到英国去吗？当时我们都是小孩。知道我们是怎样去的英国的吗？他姓氏的首字母是H，我的是P。所以我们就把名和姓倒过来，而我还把P改成B。于是我们一个成了黑廷·利奥，一个成了布兰什科·哈里。幸而我们不是叫魏斯或察赫尼——英国人不喜欢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的后半截80。我们谈的就是这些。坐船到多佛去的情形。上岸时候的情形。谈谢普顿马利特那家烂农业学校，你知道那个鸟地方吗？也许现在那里有油漆了。那个臭老头大概已经翘了辫子——他老是因为我们是德国人而跟我们过不去，说我们应该为还活着而感激英国人。你知道我们在谢普顿马利特学到什么吗？意大利语。是从战俘那儿学来的。他们是惟一愿意和我们交谈的人！”他转脸面对布拉德菲尔德。“所以说，谁又是真正的纳粹？”他问道，大声笑了出来。

“他谈了他碰到的难题？”布拉德菲尔德问道。

“他想知道有关有效期限的法规。”

“有效追诉期限？”

“对，他想知道有关的法律条文。”

“是要用在某个特定案子的吗？”

“是这样吗？”

“我在问你。”

“我想你脑子里是有某个特定的案子的吧。”

“他想知道些什么？”

普兰什科很慢地说下去：“他想知道理由。想知道法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所以我就告诉他：‘那不是一条新法，而是旧法。为的是让事情有个了结。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终审庭的，对不对？这样才会让事情不会无限期拖下去。德国这里也有类似的设计。’我像对小孩子说话那样向他解释。他有时就像个小孩，天真无知得要命。就像个僧人。我说：‘比方说你晚上骑自行车而没有亮灯。如果这件事四个月之后才被人发现，你就什么事都不会有。如果是误杀，那就不是四个月而是十五年。如果是谋杀，就得等二十年。如果当过纳粹，那有效追诉期限要更长，等到二十年以后还得再等好几年。’”普兰什科一摊双手，“然后他吼着问我：‘二十年为什么就那么神圣？’我回答说：‘二十年没什么神圣的，没有时间段落是神圣的。重点是我们会老去，会疲倦，会死掉。我不知道你正在搞什么鬼，但不管那是什么都是狗屎一堆。任何事都得有个了结的。道德学家说这是道德律，别的人说这是不得已之举。听着，我是你朋友，而我要告诉你：那是铁一样的规定，别白忙了。’然后他就生气了。你见过他生气的样子吗？”

“没有。”

“吃过午餐后我把他带到这里。开车到这里的一路上都在争执。然后我们就坐在这张桌子，正好就是我们现在坐的这张。他说：‘也许我可以找到新的证据。’我说：‘如果你找到新信息，把它忘掉，因为没有任何狗屁事是你可以做的，别浪费时间。太晚了。法律是这样定的。”

“他有没有向你暗示他已经找到那信息？”

“他找到了吗？”普兰什科马上反问。

“我不能想像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普兰什科慢慢点头，眼睛一直瞧着布拉德菲尔德。

“然后怎么样了？”

“我对他说：‘好吧，就算你可以证明有谁犯了谋杀案，但已经太迟了，自去年12月以后就太迟了。所以忘了这档子事吧。’但他却抓住我手臂，像个疯僧人那样轻声对我说：‘没有任何法律会开释他们做过的事。你和我都知道这一点。教堂的神父都说基督是处女生的，后来乘云到天国去了。几百万人相信这个。我每星期天都为教堂奏乐，所以听过不下几百遍。’是真的吗？”

“他为大使馆礼拜堂弹风琴。”布拉德菲尔德说。

“老天，”普兰什科说，惊讶得合不拢嘴，“利奥会做这个？”

“已经好几年了。”

“他继续说：‘可是，我和你都见过邪恶的活生生证据。不是在山顶，不是在晚上，而是就在这里，在你我所站的这块土地上。我们都得天独厚，可以看到这一切。而现在同样的事情又要重演了。’”

特纳想插嘴，但被布拉德菲尔德制止。

“他把我惹火了，所以我就说：‘别在我面前扮演上帝。别对我鬼叫什么千年正义——纽伦堡81的正义不过持续了四年。有效追诉期限法规至少给了我们二十年时间。再说，你们英国人如果不喜欢它，为什么又不要我们改呢？当你们把司法权归还给我们的时候，你们大可以说：喂，死德国佬，这些案子你们拿回去自己审吧，在你们的法庭里审，按你们的刑法判刑——不过在这之前首先把有效追诉期限的规定给我废掉。’他只是继续看着我，口中念着我的名字：‘普兰什科啊普兰什科。’”

他从口袋取出手帕，抹了抹额头，擦了擦嘴巴。

“不好意思，”他说，“我激动起来了。你们知道政治家是很容易激动的。他瞪着我的时候，我对他说：‘这里是我的家。如果有哪里是会让我眷恋的，就是这里，就是这个窑子。我过去一直纳闷为什么是这里而不是白金汉宫或可口可乐文化。后来我想通了：因为这里是我的国家。你应该寻找的也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家大使馆。’他只是继续瞪着我，瞪得我火冒三丈。我说：‘好，就算你找到证据好了，意义何在呢？一个人三十岁犯了罪而在六十岁的时候惩罚他，意义何在呢？我们都是老头了。你知道歌德说过什么：没有人能看着一个夕阳超过十五分钟。’他却说：‘事情又要重演了。看看那些脸孔，普兰什科，听听那些演讲。必须有人出来制止那个王八蛋，不然你我的脖子上又会再次挂上一面牌子。”

布拉德菲尔德首先开口。“我们知道他没找到证据。但假定他找到的话，他会怎么做？他计划的下一步是什么？”

“唉，我告诉你：他已经疯了。”

“谁是爱克曼？”特纳终于打破长时间的沉默。

“那是什么东西，老弟？”

“爱克曼。她是谁？爱克曼小姐。埃特林小姐和勃兰特小姐……他们订过婚。”

“她只是他柏林时代的女人之一。还是汉堡时代？说不定两个时代都是。老天，我忘记一切了。感谢主。”

“她后来怎样了？”

“我没有她后来的消息。”普兰什科说，两只小眼睛就像是在老树皮上草草砍出来的。

从他们所坐的角落，那两张干净的脸仍然面无表情地监视着，四只苍白的手放在桌面上，犹如放下来的武器。扩音器在呼喊普兰什科的名字：党团正在等他。

“你出卖了他，”特纳说，“是你向西布克龙通风报信的。你把他卖到了河里去。他告诉你所有事而你却去警告西布克龙。因为你已经在赶搭卡费尔德的列车。”

“小声点，”布拉德菲尔德说，“小声点。”

“你这个烂人，”特纳气呼呼地说，“你会害死他的。他告诉你他找到证据，请求你帮忙，但你却把事情透露给西布克龙。你们是朋友，而你却干出这种事。”

“他疯了，”普兰什科低声说，“你不明白他疯了？你没有见过他以前的德性。你没有看到他在地窖里是怎样修理卡费尔德的。你以为你被揍得很惨？卡费尔德被他揍得甚至说不出话来。‘快招！快招！’”普兰什科的眼睛眯成一道缝。“在我们看过田里挖出来的尸体以后，他就像发了疯似的……尸体是被绑在一起的。被毒气杀死前就是绑在一起的。我对他说：‘听着，那不是你的错。你活下来不是你的错。’你见过那些纽扣吗？它们是集中营里用的钱82。我猜你没有见过吧？你从来没跟他一起出去喝酒泡妞吧？从来没有见过他怎样用那些木头纽扣找架打吧？我告诉你，他是个疯子。”普兰什科陷入回忆中，语气充满挫折感，“那天我坐在这里对他说：‘放手吧，你是何苦。何苦在德国建造耶路撒冷？何苦让自己饱受煎熬？找些妞来打打炮吧。听着！我们必须把往事忘记，不然下场只会是发疯。’他是个僧人。一个从来不愿意忘记什么的疯僧人。你以为世界是什么东西？是狂热道德家的游乐场？没错，我是告诉了西布克龙。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但你一样得学会忘记。老天，如果英国人学不会忘记还有谁学得会？”

他们走回大堂时听到咆哮声。两个穿着皮衣的学生闯了进来，站在楼梯上与门卫扭打。一个年长的议员用手帕捂住嘴巴，血沿手腕流下。“纳粹来了！”有人喊道，“纳粹来了！”但他指着的是站在阳台上一个挥舞着红旗的学生。

“回餐厅去，”布拉德菲尔德说，“我们可以从另一边出去。”

餐厅里的人一下子都不见了，他们有的被大堂的骚动吸引，有的则感到厌恶，各朝自己选择的方向散去。布拉德菲尔德没有跑，但迈着行军般的大步子。他们走到餐厅外面的连拱廊。一家皮革店的橱窗里展示着用精美小牛皮造的黑色手提箱子。在另一个橱窗里，一个理发师正为一个看不见脸的客人涂肥皂沫。

“布拉德菲尔德，拜托你一定得听听我说的话。老天，难道我来警告你他们说了些什么都不行吗？”

萨布惊恐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肥胖的身体在油腻腻的外套里更显沉重，汗珠结在他黄色眼睛下面的眼线上。他们退到一家店的门口。在连拱廊的尽头，宁静已重新降临国会大堂。

“谁说了什么？”

阿勒顿代萨布回答。“整个波恩都传遍了，老哥。整个报界都听说了。”

“听着。有些传言。一些很疯狂的传言。你知道那天汉诺威为什么会发生暴动吗？谣言在所有的咖啡馆满天飞。是卡费尔德的人传出来的。他们本来被交代不要说出去的。”

他快速打量连拱廊的两头一眼。

“那肯定是多年来最耸动的头条。”阿勒顿说。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失控，像疯狗一样带头冲向图书馆？我是说卡费尔德的那些保镖。是因为有人向卡费尔德开了枪。就在音乐声最响亮的时候，有人从图书馆一扇窗向他开枪。枪手是图书馆员的朋友。你还记得那个女图书馆员的名字吗？爱希。她曾经在柏林为英国人做过事。她是个移民，是后来才改名为爱希的。她让枪手从窗户开枪。她死前一五一十告诉了西布克龙。卡费尔德的保镖看到枪手开枪——在音乐声最响亮的时候！他们看到有人开枪，想冲向前抓住他。带头冲的就是卡费尔德的保镖，那些由灰色巴士载送的家伙。他们找到子弹，是一把英国手枪发射出来的。你明白了吗，布拉德菲尔德？是英国人要行刺卡费尔德。真是荒天下之大谬的谣言。你必须阻止它蔓延开来。去找西布克龙谈谈。卡费尔德现在怕得要命，他是个大懦夫；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出入都那么谨慎，到哪儿演讲都要搭个Schaffott。该死，Schaffott的英文是啥？”

“断头台。”特纳说。

群众从大堂走出来，快步从他们身边走过，回到空地上去。

“对，断头台！这是个天大秘密，布拉德菲尔德！我只对你一个说！”他喊道，“千万别提我的名字，否则西布克龙会要了我的命！”

“务请放心，卡尔，你的保密要求将会受到尊重。”布拉德菲尔德若无其事地说，措辞的正式与当前的混乱很不协调。

“老哥，”阿勒顿把头凑到特纳耳边。他没刮胡子，胡子茬儿上沾满汗水。“利奥到底怎么回事？他看来像是蒸发了。听说老爱希从前是个骚货……曾经在汉堡与猎头者共事。谁把你的脸弄成这样子的，老哥？她翘辫子翘得太快了，对不对？”

“没有任何内幕可言。”布拉德菲尔德说。

“还不是时候公开罢了，老哥。”阿勒顿说。

“永远不会有。”

“据说卡费尔德在汉诺威游行示威前一晚差点就在波恩被逮到。当时他参加完一个秘密会议，徒步走往会合点，差点就被利奥逮到机会。西布克龙的人马及时赶到，把他带走。”

沿着河堤，示威群众成梯形编队，一动不动地耐心等候着。他们的黑旗在细弱的微风中勉强飘动。在河的对岸，一排蓝色树木的后面，远处的工厂烟囱把烟懒懒地喷到单调的晨空中。一些色彩鲜艳的小舟在灰灰的河岸边轻摇款摆。在特纳的左手边，有一间该拆而未拆的破旧船棚。一张告示宣示它是波恩大学体育学院的财产。

他们肩并肩站在堤上。最苍白的薄雾逶迤在褐色的地平线，笼罩着整座肯尼迪桥。除了看不到的东西——海鸥、驳船、电钻——发出的回声以外，别无其他声音。除了沿河滨空地延伸的灰色人影外，别无其他的人。没有下雨，但他们有时会感受到雾的湿意。除对岸传来的煤烟味，别无其他气味。

“卡费尔德会躲到今天晚上才出来，”布拉德菲尔德说，“西布克龙会照顾好他的安全。他们预期利奥今天晚上会再动手一次。他会的。”他把最后一句话说了两遍，仿佛在背一条公式。

“卡费尔德直到集会开始前都会躲起来，等集会结束又会再次躲起来。黑廷自己的资源极端有限。他的身份已经暴露，无法再自由来去。他今天晚上一定会再试一次。”

“爱克曼死了，”特纳说，“他们杀死了她。”

“对，他今晚一定会再试一次。”

“叫西布克龙取消那个集会。”

“如果我有这个权力，我会的。如果他有这个权力，他会的。”他指指一排排的示威人群。“太迟了。”

特纳瞪着他。

“不管卡费尔德有多害怕，我不认为他会取消游行示威……”布拉德菲尔德犹豫了一下，就像对自己这话有过一瞬间的怀疑，“这次集会是他事业的高峰。他故意把它安排在布鲁塞尔最关键的时刻举行。他已经成功了一半。”

他转过身，慢慢沿着人行道走回停车场。灰色的人群默默注视着他。

“你坐出租车回大使馆去。从现在起禁止一切活动。所有人都不许离开大使馆的范围，否则就会被解雇。把我这番话转告莱尔。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叫他把有关卡费尔德的档案收到一个地方，等我回去。研究报告，博士论文……任何从光荣洞里拿出来的东西，一律收起来。我会三四点钟回去。”

他拉开车门。

“你与西布克龙有什么协议？”特纳说。

“没有任何协议。要么是他们毁了黑廷，要么是黑廷毁了卡费尔德。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会与黑廷划清界限。这是惟一重要的事情。你看出还有什么其他出路吗？我会告诉西布克龙，秩序必须恢复。我会向西布克龙发誓，我们没参与黑廷所做的事，也不知情。你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可以建议我吗？有的话我会十二万分感激。”

他发动车子。灰色的人群微微扰动，对白色的“捷豹”充满兴趣。

“布拉德菲尔德！”

“怎么了？”

“求求你。再给我五分钟。我还有话要说。一些我至今还没有说的话。”

布拉德菲尔德不发一语打开车门，走了出来。

“你说我们没有责任。这话不对，我们有责任。他是我们的产物。他今天的样子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是我们让他陷入不同世界的挤压的……你没看到地下室那边是什么样子的，而我却看到！听着，布拉德菲尔德！我们亏欠他。他也知道这个。”

“我们所有人都是被亏欠的。只有很少的人会获得补偿。”

“你想要毁了他！你想要他消失！你想要跟他划清界限是因为他是她的情夫！是因为……”

“老天，”布拉德菲尔德柔声说，“如果我有这种心理，那我需要毙掉的人就超过三十二个。你要对我说的就只有这些？”

“等一等。布鲁塞尔……欧共体……所有这一切。下个星期是黄金，再下个星期是华沙公约。如果可以让老美高兴，我们甚至愿意参加他妈的救世军。名字有什么要紧的？……你比谁都清楚，时势是会不断改变的。所以你为什么要让事情这样发展下去？为什么你就不能让它喊停？”

“告诉我除了与他划清界线我还能怎样？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的。危机是学术问题，丑闻却不是。难道你不明白只有表面才是攸关重要的吗？”

特纳热烈地端详他的脸。“不是真的！你不可能会这样执着于事物的表面。”

“如果下面的部分已经烂掉又如何？把表面敲破，我们就会往下沉。黑廷正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我承认我是伪君子，承认我是虚伪的忠实信徒。但那是我们身上最接近美德的部分。我是为事物的表面服务的。在任何事情上，表面都是最重要的，宗教如此，法律如此，艺术如此，婚姻如此。它是最差劲的，但仍然比其他选项要好。这是我的信仰，我的哲学。我不像你，我不在乎自己服务的是不是个有德的国家。所有权力都是腐化的，但失去权力会让人腐化得更甚。我们感激一个美国人的这个忠告，他说得对极了。我们是一个腐化的国家，所以需要一切能得到的帮助。我承认，这是很悲哀的，有时甚至是丢脸的。但我宁可以强者的身份失败也不以无能者的身份苟活，宁可被击败也不中立，宁可当英国人也不当瑞士人。我不像你，我没有任何憧憬。我对制度不抱希望的程度不亚于对人民不抱希望。你没有其他建议了吗？我真失望。”

“布拉德菲尔德，我了解她。我也了解你，了解你是什么感受。你恨他！恨他超过你敢承认的程度。你恨他有感情：恨他敢爱，甚至敢恨。你恨他既会欺骗又会忠诚。你恨他唤醒了她。恨他让你陷于羞辱……一想到她和他在一起的样子你就恨得咬牙切齿！”

“但你没有建议。我猜五分钟已经过了。没错，他是冒犯了我，但不是出于你所说的原因。而是因为他扰乱了秩序，带来混乱；是因为他扰乱了一个无目的的社会内建的中庸。他干吗吃饱没事干要去恨卡费尔德？干吗吃饱没事干要去回忆东、回忆西？如果你或我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把世界从这种预设中拯救回来。”

“在你们所有人中——听着！——在你们所有人中，只有他是惟一真正活着的，惟一有信仰和起而行动的人！对你来说，他是在玩一个无聊的烂游戏。但利奥却是全身心投入的。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亲自去把它要回来。”

“对，单是这一点他就罪大恶极，”布拉德菲尔德此时已忘了特纳的存在，“世界现在已经没有这一类人存在的余地。感谢主我们学会了他所没有学会的。”他凝视着河水。“我们学会了哪怕无所作为也是一种作为。听你的说法，就好像有些人是有贡献而有些人是没有贡献的。就像我们是多余的，世界可以自给自足。但世界是不会自己运转的。没有一天是最后一天。而我们为之工作的就是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每天上床睡觉时我都会对自己说：又完成一天了。又给一个缠绵病榻的世界增加上一天了。”他说话的样子就像对河说话，“我们的政策就像那潮水，就像那三英寸的潮起潮落。我们只有在河岸升或降三英寸的自由。这是我们行动的极限范围。超过它就是无政府状态，就是抗议和良知之类的空谈。我们都在找更大的自由，但它并不存在。只要接受这事实，我们就可以随意做梦。黑廷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到地下室去的。而你在我打发你走的时候就应该回伦敦去。有效追诉期限是一条鼓励人遗忘的法规。他却把它打破。普兰什科说得很对：黑廷已经打破了适度的法则。”

“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是生而自由的，我相信这个！我们无法控制自己心灵的运作。”

“老天，这是谁说的？”他直视特纳，眼眶里泛出些许泪光，“我就一直是控制着自己的心灵运作的，十八年来的婚姻生活和二十年来的外交官生涯都是如此。我花了半辈子学会视而不见，又花了另外半辈子学会不去感觉。你以为我就没学会忘记吗？所以他为什么就不能忘记一切？你以为我乐于去做那些我非做不可的事情吗？难道不是他逼我做的吗？搞出这堆事的人是他而不是我！”

“卡费尔德又怎样？卡费尔德不是也踩过了线吗？”

“处理他的个案可以有相当不同的方法。”布拉德菲尔德又再次官腔官调起来。

“利奥找到一个方法。”

“不巧他的方法是错的。”

“为什么？”

“原因用不着你来操心。”

他慢慢走向车子，但特纳高声把他叫住。

“利奥为什么会跑？他读到了些什么，是不是？一些他偷走的东西。那绿档案里头有些什么？那些与德国政治家正式与非正式的谈话是关于什么的？布拉德菲尔德！那是谁和谁的谈话？”

“小声点，他们会听到的。”

“告诉我！你是不是和卡费尔德碰过面？是不是这件事情让利奥走夜路的？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

布拉德菲尔德没回答。

“老天爷，”特纳低声惊叹，“原来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就像西布克龙和普兰什科，我们也想跟明日之星打交道！”

“你说话小心！”布拉德菲尔德警告他说。

“阿勒顿……阿勒顿说过……”

“阿勒顿？他屁都不知道一个！”

“他说卡费尔德那个星期五晚上来过这里。秘密来过波恩。要参加一个会议。事情需要高度保密，以致他来和走的时候都是走路的。你则没到汉诺威去，我是说那天晚上。你原定要到汉诺威去的，对不对？你改变了计划，取消了机票。利奥从旅行科那里得知这件事……”

“你少胡说八道。”

“你在波恩这里跟卡费尔德会面。是西布克龙牵的线，而利奥则跟踪你，因为他知道你要搞什么鬼！”

“我看你是脑袋坏了。”

“没有，我没有。但利奥是坏掉了，不是吗？因为他在怀疑。一直以来都是，在他脑袋里某个地方，他知道你在秘密地为布鲁塞尔的失利投保险。直到他看过绿档案以前，他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在法律的界线内行事。但看过绿档案之后，他就知道了。历史真的是正在重演。这就是他为什么那么匆匆忙忙。他必须阻止你，必须在太迟以前阻止卡费尔德。”

布拉德菲尔德不发一语。

“绿档案里头有什么，布拉德菲尔德？为什么他要拿它来当保命符？为什么他偏偏只偷这个档案？因为它包含着那些会面的摘要，对不对？它们是你的罩门！你必须把绿档案要回来。它们上面有你的签名，对不对，布拉德菲尔德？”特纳的淡色眼睛里满是怒火。“这是他找到的另一项证据。他把它带到爱克曼那里……‘他们又要玩老把戏了83，我们必须在事情变得太迟以前制止这一切……我们是被挑选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拿走绿档案！他想把它们公之于世，他要对大家说：孩子们，来看看，历史又要重演了，但可不是以喜剧的方式重演！”

“那是最高机密的文件。单是这项罪名就够他坐很多年牢。”

“但他不会坐牢的，因为你只想要档案而不想要人。这也是你那三英寸自由的一部分，对吧？”

“你是宁愿我当狂热分子吗？”

“他怀疑你本来已经有好几个月——波恩的流言和从她那里听到的点点滴滴在让他起疑。而他现在更是找到了证据：英国人正在两面下注，正在对波恩—莫斯科轴心采取一种搭便车的政策。你和卡费尔德是怎么约定的，布拉德菲尔德？老天，怪不得西布克龙会怀疑你在玩三手游戏84！首先你把所有筹码押在布鲁塞尔，然后你找来西布克龙牵线，让你可以押一点宝在卡费尔德身上。‘安排我和卡费尔德秘密见面，’你对他说，‘英国人对莫斯科轴心也感兴趣，当然，只是非正式的兴趣，只是想随便谈谈。’你对卡费尔德又说了些什么来着？‘卡费尔德博士先生，要是你凑巧可以取代岌岌可危的联合政府，我们并不排除最终会和东方缔结一个贸易联盟的可能。’是不是这样？‘作为一项事实，卡费尔德博士先生，我们如今是非常反美的，打骨子里反美的。’是不是这样？”

“你忘记自己的身份了。”

“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事。就在西布克龙把卡费尔德带上你的床没多久，他就得知一件足以让他血液凝固的事：英国大使馆正在追查卡费尔德臭不可闻的老底！英国大使馆里本来就有相关的档案，惟一剩下来的档案，现在英国人可以用它们来勒索他了。但这还不够！”

“是还不够。”

“还来不及习惯这个震撼，西布克龙和卡费尔德就受到一个更震撼的冲击：英国人想暗杀卡费尔德。他们想：英国仔竟然会背信弃义到这种程度！但整件事情当然是说不通的：有谁会想杀一个自己可以勒索的人？他们一定困惑得要死。怪不得星期四那天晚上西布克龙看起来那么不爽！”

“现在你知道一切了。那你就得守口如瓶。”

“布拉德菲尔德！”

“怎么样？”

“你希望谁赢？我是说今天下午的游行。你把注压在谁身上，布拉德菲尔德？是利奥还是你那些打折的盟友？”

布拉德菲尔德发动车子。

“打折的朋友！他们是我们惟一交得起的朋友！惟一我们有胆量去交的朋友！我们是一个骄傲的国家，布拉德菲尔德！你现在可以用七五折得到卡费尔德了，对不对？不必担心他恨我们。他会转舵的！人是会变的！推他一小把他就会一直走下去。”

“你只能在里面或是在外面，你只能卷入或不卷入，”特纳说，停了一下，“还是说你想当瑞士人？”

布拉德菲尔德没有再说一句话或瞧特纳一眼，就把车开向了山坡，向右，消失在通向波恩的方向。特纳直到完全看不见车子才往回走。就在走到出租车候车处的时候，他背后突然传来隆隆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那是他生平听过的最忧郁、最深沉的声音。示威人群开始移动了：他们缓缓向前曳足而行，沉重而吓人，就像一只再也不受约束的灰色怪兽。而在他们的远方，是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的张伯伦山丘。

[尾声]

布拉德菲尔德走在前头，莱尔和特纳跟在后头。时间是刚黄昏，马路上没有一辆车。在整个波恩，除那些喑哑的灰衣人外，别无惊扰——他们挤满每条街巷，正匆匆赶赴市集广场。黑色的旗布因为无风而低垂，成一捆捆的随人潮漂动。

波恩从未出现过这么多不同的脸。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失落的有得意的，有吃饱的有饥饿的，有聪明的有迟钝的，有当上司的有当下属的。就像是共和国的所有子女组成了一支军团，要向她小小的棱堡迈进。他们有一些是山区居民：黑头发，宽肩大步，为今天的出游特别梳洗过。有一些是文员，在激昂的气氛中畏畏缩缩。有一些像星期天的游人，穿着灰色的华达呢大衣和戴着灰色的洪堡帽，款款漫步。他们有些拿着旗子，表情羞涩，像是旗子对他们来说太大了一些；有些像是要举着横幅去打仗；其他人则像串成一串串要拿到市场叫卖的大乌鸦。

布拉德菲尔德停下来等他们跟上。

“西布克龙给我们留了位子。在广场较上方的位置。往右边走。”

特纳点点头，但几乎听而不闻。他一直东张西望，看每一张脸、每一扇窗、每一家店、每一个街角和小巷。他一度抓住莱尔的胳膊，但不管他看到的是谁，对方一下子就不见了，再一次消失在变动不居的人群中。

不只广场本身，就连所有阳台、窗户、店面和每条缝隙里都挤满灰色的外衣和白色的脸孔，以及士兵和警察的绿色制服。但还是有更多的人不断从各条街巷涌出。每个人都探头想看看演讲者的位置，寻找一个领导者的身影，而特纳则拼老命要在他们的脸上寻找一张他没见过的脸。在他们更后方，天色逐渐阴沉下来。

利奥办不到的，特纳心想，他不可能穿得过这样密集的人群接近他的目标。但海柔·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却在他耳边响起：我有个叫安德鲁的弟弟是橄榄球队的前锋。利奥钻空隙的能耐跟他有得一拼。

“走左边，”布拉德菲尔德说，“饭店的方向。”

“你是英国人吗？”一个妇人的声音问道，就像是下午茶时间的闲话家常，“我女儿住雅茅斯85。”但人潮马上把她卷走了。一些卷起的横幅成一圈挡在他们前面，像一根根竖起的长矛。一些学生站在长矛圈里，围着一个小火堆。“烧掉斯普林格的书。”一个小伙子喊道，但声音不是十分有说服力，另一个则撕烂一本书，扔到火焰里。但燃烧状况很差，呛人的烟雾不断冒出。我不应该这样对书的，特纳心想，我这样对待过书一次，下一次就会这样对待人。一群女孩懒洋洋坐在一些充气垫子上，烟雾让她们的脸恍惚迷蒙。

“如果走散了，就在斯特恩饭店的前台阶会合。”布拉德菲尔德吩咐。一个小伙子听到声音，向布拉德菲尔德跑过去，旁边的人为他加油打气。两个女孩已经用法语叫起来。“你是英国人！”那个小伙子喊道，“英国猪！”听到女孩的再次尖叫声，他猛地把小拳头打过两根长矛之间。特纳想赶上前，但拳头已落在了布拉德菲尔德肩膀上，而他没有理会。接着，人群突然把路让开，就像他们的意志神奇地在一刹那间消失了，而位于广场远处的市政厅出现了。那是那个晚上的第一个梦境：一座巴洛克式魔山，被漆成糖果的粉红色和商人的金色。

“布拉德菲尔德先生？”脸色苍白的警官问道，他身上穿的皮革外衣和柯尼希斯温特那个破晓穿的是同一件，但嘴巴里却缺了两颗牙齿。他几个同僚的月亮脸因为听到布拉德菲尔德的名字而泛起涟漪。

“对，我是布拉德菲尔德。”

“我们奉命为你空出台阶。”他的英语是彩排过的，是给新手背的一小段台词。他口袋里的无线电噼啪响。他把它拿起，放到嘴边。外交官先生已经到了，他说，在安全位置上。研究部门那位先生也在场。

特纳看着他的破嘴巴，面露微笑。

“龟孙子。”他满意地说。对方的嘴唇也有个很深的伤口，但不如特纳的深。

“对不起，你说什么？”

“龟孙子，”特纳解释说，“乌龟的孙子。”

“闭嘴。”布拉德菲尔德说。

台阶可以俯视整个广场。夜色已经笼罩，弧光把数不胜数的头颅切分成白色的一片片，看起来就像是漂浮在黑色大海上的一张张苍白唱片。房屋、商店、电影院都隐没了，只有它们的山形墙还留着，以童话故事般的轮廓剪影在幽暗的天空。这是当晚出现的第二个梦境：《霍夫曼童话故事集》一个木刻般的日耳曼人造童话世界。一面可口可乐的广告牌在一个屋顶上忽明忽暗，让四周瓦片轻染上化妆品的粉红色。一盏照偏了的探照灯掠过一些店面，透露出它们的橱窗里空无一物。在饭店台阶的较下方，几个警察背对他们站立，手插在口袋里。

“卡费尔德会从侧边进来，”莱尔突然说，“左手边那条横街。”

顺着莱尔伸长的手看过去，特纳第一次注意到，就在脚手架的正旁边有一条横街，它介乎药房与市政厅之间，宽度不超过十英尺，在两旁高墙的包夹下显得非常深。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留在这里，留在这道台阶上。我说得够清楚了吗？我们来这里是旁观的，只是旁观，没有别的事。”内心冲突让布拉德菲尔德的表情更显严峻，“如果他们找到他，就会把他交给我们。这是默契。我们会马上把他送回大使馆，加以安全看管。”

音乐，特纳想起，在汉诺威的时候，利奥是在音乐声最吵的时候开枪的。音乐可以淹没枪声。特纳又记起那些吹风机，心里琢磨：它们说明利奥不是个喜欢变换方法的人。行得通的方法他就会用第二次。他身上流着德国人的血；就像卡费尔德和那些灰色的巴士。

他的思绪被群众的嗡嗡低语声淹没，那是一种充满期待的快乐嗡嗡声，随着泛光灯的熄灭而更见高亢。一片黑暗中，只有市政厅像发光的祭坛般兀自矗立，由出现在露台上的一小群人看守。他们的名字从特纳四周无数张嘴巴中流出来：

看，是蒂尔希特，蒂尔希特在那儿。就是那个老将军，左手边数起第三个，看，他脖子上还带着勋章哪，是战时获颁的特殊勋章。蒂尔希特是个超勇敢的人。迈耶-洛林！经济学家迈耶-洛林到了！对，就是那个高个子，他的挥手姿势好优雅！谁都知道他出身名门，有一半血统来自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俗语说得好：血统就是一切。他是个大学者，什么都懂。看，主教也来了！他正在亲自为我们祝福！咦，他是在跟谁握手？是哈尔巴哈！年轻而急性子的哈尔巴哈！他穿的是套头毛衣！哈，这种场合穿套头毛衣！但你不能怪他，他是柏林人，而柏林人是出了名目空一切的。有朝一日他会领导我们的。这么年轻就那么有成就，真让人羡慕。

嗡嗡声继而升高为一阵怒吼，一种发自肺腑的、饥渴的、深情的怒吼，比任何单个的灵魂都要虔诚，比任何单片的心扉都要深情。然后随着一个安静的和弦敲响，怒吼熄灭了，降低为窃窃私语。一个脚手架出现在他们面前。一个传道人的讲坛，一个舰长的舰桥，一个乐团指挥的指挥台？不，那是一个小孩的摇篮，一个木头的圣杯，满盛着德国的真理。在它上面站着的人孤单却英勇，他是真理的守护者，是一个名字叫卡费尔德的普通人。

“彼得。”特纳的手轻轻指向那条横街。他的手微微颤抖，但眼神却相当稳定。一个影子？一个站岗的守卫？

“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再东指西指，”莱尔低声说，“他们会误会你的。”

但此刻没有人注意他们，因为卡费尔德是所有人惟一的焦点。

“克劳斯！”群众高声喊道，“克劳斯来了！”向他挥手吧，孩子们，他就是魔术师克劳斯，他是全程踩着高跷走到波恩来的。

“虽然他恨我们入骨，”特纳听到莱尔喃喃地说，“但这位克劳斯还真挺英国调调的。”

人们都说他是高个子，但站在高台上，他却显得相当矮。其实他要让自己显得高一点都不难：只消他脚下垫高个一英尺就行。但他看来希望自己显得矮一点，以此强调重大的真理往往是由一些卑微的嘴巴说出来的。因为卡费尔德是个卑微的人，而英国人怕他，只是出于心虚胆怯。

但卡费尔德也是从容自若的人，因为尽管有千百双眼睛看着他，他却把眼镜取下来，旁若无人地擦拭镜片——显然，在这段忙碌的日子，他一直腾不出时间擦拭它们。他的动作是在告诉大家：规矩仪式就留给别人来讲究吧，你我都知道我们是为何来这里的。

“灯光对他来说太强了，”有人说，“应该调弱一点的。”

他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这位孤单一人站在台上的博士。他无疑比他们有头脑许多，但说到底还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而且随时准备好从台上走下来，把讲话的机会让给比他更胜任的人。他全然不是政治人物。几乎毫无野心。事实上，他昨天才承诺过，要是人民认为哈尔巴哈比他更胜任，他会乐于让贤。群众在窃窃私语他们的关怀。卡费尔德看来很疲倦，卡费尔德看来生龙活虎；他看来气色不好，他看来气色很好……比我想像老，比我想像年轻；比我想像高，比我想像矮……据说他打算退出政坛；不，没有的事，他计划放弃他的工厂，彻底从政。他负担不起；他是个百万富翁。

他开始说话。

没有主持人介绍他是谁，他也没有自报姓名。宣示他出场的几个音符是没有伴奏的，这是因为一个人站在高台上的克劳斯·卡费尔德是孤单的，相当孤单，没有音乐可以慰藉得了他。卡费尔德不是一个空话连篇的波恩政客，而是你我中间的一员：克劳斯·卡费尔德，博士与公民，一个高尚的人，对德国的前途满怀高尚的忧虑。他是出于责任感才会来这里对一些朋友说说话。

他的声音很轻，毫无压迫性，而特纳有一种感觉：为了不让卡费尔德需要费劲提高声调，全场的人宁愿竖起耳朵聆听。

对于卡费尔德接下来所说的话，特纳说不上来他听懂了多少，或说不上来他为什么能听懂那么多。起初，他的印象是，卡费尔德的主题是纯历史性的。他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而特纳听得懂一些老掉牙的关键词：《凡尔赛和约》86、大混乱、经济萧条、围堵；双方的主政者都有错误，所以德国人不能推卸自己该负的一份责任。太多人死了，卡费尔德说，而太少人知道原因。绝不能让历史重演。卡费尔德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因为他从斯大林格勒带回来的并不是只有伤口，还有记忆：战争的残酷和悲惨让他永生难忘……

可怜的克劳斯，人群窃窃私语，他是代我们受苦的。

你们和我都从历史中学到了教训：绝不能让它重演。没错，有些人是把1914和1939年的战争视为十字军攻打文化敌人的一个延续，但卡费尔德完全不属于这一派，也希望他的所有朋友不是这一派。

“阿伦。”是莱尔的声音，稳定得像个船长。特纳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市政厅的露台上起了什么动静。他看到老将军蒂尔希特倾斜头颅向学生领袖哈尔巴哈耳语，而迈耶-洛林则靠在金银细工的雕栏上，听下面某个人对他说话。一个警察？一个便衣人员？他看见眼镜的闪光和西布克龙那张坚韧的外科医生脸抬起、消失。一切复归平静，只剩下卡费尔德冷静理性的说话声。他正在谈今天。

今天，他说，德国破天荒第一次成了她盟友的玩具。他们曾经买她，现在却要卖她。这是个事实，卡费尔德说，他谈的不是理论。在波恩这里，理论本来就够多的了，他不想再乱上添乱。他谈的是事实，而我们有必要去搞清楚德国的盟友是怎么落入这么奇怪的状态的。德国是富有的，比法国富有，比意大利富有。也比英国富有——他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但我们不应该对英国粗鲁，因为英国毕竟打赢了仗，而且有一群天分不凡的人民。接着他列举英国人民有什么不凡的天分，语气仍旧出奇的理性：迷你裙，流行歌星，驻在伦敦的莱茵军，分崩离析的帝国，国债……没有英国人的这些天分，欧洲肯定是会走向衰败——卡费尔德一向都是这样说的。

人们笑了起来；那是一种暖身的、愤怒的笑声。但卡费尔德看来有一点错愕，甚至有一点点失望：这些上帝派他来调教的受恩罪人竟然会在圣殿里发笑。卡费尔德耐心等待，直到笑声完全平息。

如果德国是那么富有，拥有欧洲最庞大的一支常备军，又可以主导所谓的欧共体，那她怎么可能会像妓女一样，在公众场所被卖来卖去？

他背靠到讲坛，摘下眼镜，比了个安抚的手势，因为此时人群中发出了一些愤懑的声音。卡费尔德显然不乐于群众有这样的反应。我们必须以理性和全然知性的态度去寻求这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冲动，不能带有敌意，这才符合好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那是一只圆胖的手，说不定是长了蹼的，因为卡费尔德从不把五指分开，总是整个拳头挥上挥下，像是挥动棍棒。

所以，卡费尔德说，为了要对这个奇怪的历史事实有一个理性的解释，我们必须保持客观性。首先要指出的是——他的拳头再次举起——我们已经经历了二十五年的纳粹体制和三十五年的反纳粹体制。但他不明白纳粹有什么地方错得太离谱，以致非得承受整个世界的永恒惩罚不可。没错，纳粹是迫害过犹太人，而那是不对的，但并没有比克伦威尔对爱尔兰人的残酷镇压更不对，或没有比美国人对国内印第安人和东南亚黄种人的种族屠杀更不对。就像卡费尔德会谴责教会对异端的迫害和英国对德累斯顿的大轰炸87一样，他也会谴责希特勒——谴责希特勒不该迫害犹太人，不该引进一种英国人在波尔战争中大获成功的发明：集中营。

特纳看见他正前方那个年轻警官在轻轻摸索皮革外衣的缝隙；他再一次听到无线电的噼啪声；他再一次眯起眼睛，扫瞄群众、阳台、街巷；再一次搜索每一个门口和窗口。还是一无所获，有的只是在屋顶上站岗的哨兵和在厢型车里待命的国民兵，以及数不胜数的男男女女，他们都寂然不动，一如在太初以前受膏的上帝。

让我们回顾一下战后发生了什么事，卡费尔德说，因为这样的回顾可以让我们对目前困扰着我们的许多问题得出一个合逻辑和客观的解答。

战争结束后，德国人被当成罪犯对待。这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实施过种族主义，所以他们的子女和孙子女也活该被当成罪犯对待。不过，因为同盟国是仁慈的人，是善良的人，所以他们愿意给德国人一个很特别的恩惠：批准德国加入北约。

德国人起初很腼腆，他们不愿意重新武装，很多人都受够了战争。卡费尔德本人就属于这一类人，因为斯大林格勒的教训像酸一样蚀印在他心里。但同盟国既仁慈又坚持。他们说，德国人应该提供军队，交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和法国人来指挥……荷兰人、挪威人或葡萄牙人也行，只要是外国的将军就行。说不定联邦德国国防军哪一天还会被非洲的将军指挥呢！

一些人开始笑——站在脚手架下面形成保护圈的其中一些穿皮革外衣的人——但卡费尔德马上用手势把笑声扑灭。

“听着，”他告诉他们，“我的朋友，你们必须听好。这是我们罪有应得！谁叫我们输掉战争！谁叫我们迫害犹太人！我们不配指挥！只配付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负担英国军队88的军费，也是为什么他们会让我们加入北约。”

“阿伦！”

“我看见了。”

两辆灰色巴士停在了药房旁边。一盏照明灯在它们暗沉的车身上扫过。车窗黑漆漆的，从里面被密封起来。

而我们很感激，卡费尔德继续说，感激他们让我们加入这个高门槛的俱乐部。我们当然感激。哪怕其他会员不喜欢我们，哪怕会费贵得吓人，哪怕他们因为我们还是小孩而不让我们玩武器，我们还是一样感激，因为我们是德国人而又打输了仗。

愤怒的嗡嗡声再次升起，他的手明快一扬就把声音压止。“我们不希望感情用事，”他提醒大家，“我们要做的是就事论事！”

在一个高处的小窗台上，一个妈妈抱着她的小宝宝。“看看下面那个人，宝宝，”她轻声说，“这样的人你不会有机会见到第二个。”整个广场里没有人在动，所有头颅都是静止的，眼睛睁得老大。

为了强调自己有多么不偏不倚，卡费尔德走回讲坛后面，托一托眼镜，悠然地打量演讲稿。这样做过以后，他又犹豫了一下，以狐疑的目光凝视，像是对他的信徒是不是跟得上他接下来要说的话没把握。

那么，德国人在这个杰出俱乐部里的功能又是什么？简要来说是这样：对西方驯服，对东方抱敌意；去认知即使在同盟国里头，也是有善良的战胜国与邪恶的战胜国之分。这是个一般的公式，说不定它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笑声再一次响起和沉寂下来。人们窃窃私语：克劳斯真的很会说笑话。北约是哪门子的俱乐部。北约，欧共体，全都是骗人的，都是一码子事。他们是要把用在北约的那一套用在欧共体。克劳斯是在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远离布鲁塞尔。那只是另一个陷阱……

“那是莱塞尔。”莱尔喃喃地说。

那是一个小小灰灰的人——他让特纳模模糊糊联想起一个公交车司机——刚刚来到了台阶这里，正在津津有味地做笔记。

“他是法国领事，卡费尔德的密友。”

要重新朝脚手架看的时候，特纳的视线不经意瞥过脚手架旁边的横街，并第一次看到了那根正在等待信号的怪诞小手臂。

就在广场正对过那条未亮灯的横街里，一群人集合着，静静等待。他们举着的横幅看来不是黑的。而在他们前面，站着一支残缺不全的军乐队。泛光灯的余光在一个喇叭上闪烁。乐队的最前面站着一个孤单的身影，他的一根手臂像指挥一样举起，一动不动。

无线电再次噼啪响起，但话声却被卡费尔德刚说的另一个笑话所引起的笑声淹没。一个粗糙的笑话，但已足够引起群众的愤怒。所以说英国和她的盟友想要再教育德国。还有谁比他们更有资格呢？毕竟，纵容野蛮在柏林上演的人不是丘吉尔吗，下令在没有抵抗能力的城市投下原子弹的人不是杜鲁门吗？除了他们，谁又更有资格教育德国人何谓文明？

横街里没有半点动静。领队仍然面对着小乐队，手举着，等待要他开始演奏的信号。

“那些是社会主义分子，”莱尔呼吸急促地说，“他们准备发动一场反示威。是哪个笨蛋让他们进来的？”

同盟国想要教德国人什么是正当行为。他们说，杀犹太人是不对的，应该杀的是共产党。攻打俄国是不对的，但如果俄国人打你们，我们会保护你们。他们说，为边界而战是错误的，但我们支持你们对东部领土89的主权声明。

“我们全都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支持！”卡费尔德伸出两只手，手掌向上。“拿去，亲爱的，拿去。我的雨伞借你，多久都行，下雨时还我就好！”

是特纳的想像力太丰富吗？他感觉卡费尔德的表演有一点点是在模仿从前德国歌舞杂耍剧场里那些花言巧语的犹太人角色。群众又笑起来，但再一次被卡费尔德制止。

横街里那指挥的手依然举着。特纳好奇：他不累吗？

“他们会被杀死的，”莱尔说，“群众会杀死他们的！”

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碰到的事。我们蛮有智慧的战胜者想教育我们何谓民主。民主万岁。民主就像基督一样：没有什么是你不能奉民主之名去干的。

“普兰什科，”特纳静静地说，“演讲稿是普兰什科帮他写的。”

“他很多东西都是他写的。”莱尔说。

“民主也者，就是在美国射杀黑鬼，在非洲给他们支援！民主也者，就是经营一个殖民帝国，在越南打仗，攻击古巴！民主也者，就是你知道不管你干了些什么，都绝不会比德国人更坏！”

卡费尔德已经提高了声调，而这是一个信号——那支小乐队所等待的信号。特纳的视线再一次越过群众，投向横街。他看见一只白得像餐巾的手慵懒地扶在街灯上，并在西布克龙离开发号施令的位置隐入人行道的幽暗时瞥见他那张白脸。他看见他下方的第一个警察转头，然后是第二个，然后他自己也听见了：遥远的音乐声，敲击声，还有男声的合唱声。他看见卡费尔德从讲坛上向下窥伺，大声喊下面某个人；看见卡费尔德一边继续演讲一边往后退。从卡费尔德各种慷慨激昂的陈词、各种嘲笑和打气的话、各种念符咒般的呓语，特纳都听出一种明确无疑的害怕味道。

“是社会仔90！”那年轻警官喊道，声音远远地传到群众中间。他脚踝并靠，皮革肩膀耸起，双手凑在嘴巴吼叫。“社会仔就在横街里！社会仔要攻击我们！”

“是一出戏，”特纳说，语气相当就事论事，“西布克龙导演的。”他要引他出来，他心里想，要制造机会给利奥开枪。随着《马赛曲》响起，特纳又想：来了，可以淹没枪声的音乐来了。一切都是布好的局。

起初群众毫无动静。乐曲起始的旋律只依稀可闻，仿佛是小孩用口琴吹出的。歌唱声也不过像周末夜里约克郡酒吧里的随兴哼唱：遥远而缺乏自信，发自一张不是为音乐而生的嘴巴。起初人们完全没有理会音乐声，因为他们的心思都放在卡费尔德身上。

但卡费尔德却听到了音乐声，说话速度变得极快。

“我是个老人了！”他高声说，“不多久我就会是个老人！年轻人，你们早上醒来都在想些什么？是不是想：究竟我们还要忍受这种没尊严的生活多久？你们对波恩这个美国娼妇作何感想？对你们的政府作何感想？对那些位居高位的社会仔作何感想？难道我们就非得追随在上位的人——哪怕他是一条狗？”

他在引用《李尔王》91，特纳想，奇怪自己还有心思去注意这个。就在这个时候，所有泛光灯一下子同时熄灭，像落下一道黑幕般让整个广场陷入深深的幽暗。《马赛曲》的歌声在一片幽暗中更显响亮。特纳闻到空气里漂浮着沥青的辛辣味，看到无数个地方有火花闪烁，听到此起彼落的低声呼喊应答。突然间，音乐声和歌声被扩音器相当蓄意地接收过去，被放大和扭曲得几乎失去本来面目，震耳欲聋而催人发狂。

对，特纳撒克逊人的清晰头脑再一次对自己说，换作我是西布克龙，我也会这样做。我会布一个局，引起群众鼓噪，制造够吵的嘈杂声引诱利奥开枪。

音乐声更响了。他看见台阶下方几个警察转过身，面向他，而那个年轻警官伸出一只手，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请留在这里，布拉德菲尔德先生！特纳先生，请你留在这里！”群众激动地交头接耳，形成一片如饥似渴的嘶嘶声。

“手请不要放入口袋！”

他四周全点起了火把：有谁已经放出了信号。火把像狂野的希望一样被举起，映照着一张张阴郁的脸，在平平无奇的五官上、在空洞的眼神里注入使徒般的热情。小乐队已经推进到广场里，人数加起来不超过十二个，而跟在他们后面的“部队”则散乱而犹豫。但音乐声此时已无处不在，被西布克龙的扩音器放大为一场社会主义者的恐怖暴动。

“是社会仔！”群众再一次喊起来，“社会仔攻击我们！”

讲坛现在是空的，卡费尔德已经走了，但社会主义者继续为马克思、犹太人和战争向前挺进。“揍他们去！揍我们的敌人！揍犹太人！揍赤色分子！”社会主义者要为一切负责任。

但音乐声仍然越来越响亮。

“他们在引他出来。”莱尔不紧不慢地说。

一小群人已经默默聚集在脚手架的脚下。一张张月亮脸东张西望，交头接耳。

“干掉那些社会仔！”群众的情绪继续发酵，已全忘了脚手架和卡费尔德。“干掉他们！”不管你恨的是谁，人们窃窃私语，就在这里干掉他们：犹太人，黑鬼、废人、特务、破坏分子、父母、情人。他们是好人，是坏人；是傻瓜，是聪明人。

“干掉谁？”特纳问莱尔，“他们在干什么？”

“追逐幻影。”

音乐已经升高为一个单音调，一种沙哑的、粗糙的、震耳欲聋的怒吼。它在呼唤战争，呼唤愤怒，呼唤杀死丑陋，呼唤摧毁所有的病弱者、残缺者、讨厌鬼和无能者。突然间，黑色的旗子纷纷在火把火光中举起，像刚醒来的飞蛾一样抖动。人群开始推进，一支支火把向着横街的方向浮动，要追逐在他们前面的乐队。无线电噼啪响起。特纳听到西布克龙冷静和异常清晰的声音。西布克龙正在发布什么紧急命令，而特纳只听懂一个字：Shaffott。一听到这个字，他就向前冲，要穿过人潮，冲往脚手架的方向。他的肩膀挨了一记拳头，剩下来几只手想抓住他，却被他像折断小孩的手一样折断。他向前跑。一些手想拦他，但被他如甩开小树枝一般甩开。一张脸迎向他，而他把它打到一旁。他顺着人潮接近脚手架。然后他就看到了他。

“利奥！”他大喊。

利奥蹲着，四周是一些不动的脚，乍看有如正在表演街头艺术。他们围在他四周，但没有一个人碰他。他们围得很密，但留下让他死去的空间。特纳看到他站起来，然后又跌倒。特纳再次大喊：“利奥！”他看到那双阴沉的眼睛转向他，用呐喊响应他的喊叫声，声音像是向特纳、向世界、向世界祈求怜悯。但四周的人马上扑向利奥，把他埋在里面，然后一哄而散。特纳看到利奥的洪堡帽在湿滑的鹅卵石上滚动。他向前飞奔，再一次大喊。

“利奥！”

特纳先前抢了一把火把，布的烧焦味不断传到他的鼻孔。他挥舞火把，逼退一些接近他的手，然后忽然间，所有抵抗消失了。他站在脚手架下面，看着自己的人生，看着自己的脸，看着两只情人般的手紧紧抓在鹅卵石上，看着一些小册子像被风卷在一起的树叶般飘过那小小的身躯。

尸体身边没有武器，所以难于判定他是怎么死的，只有弯曲得不自然的脖子显示出他的颈骨接不到一起。他像个小洋娃娃般躺着，像是整个人被拆解开来又再小心拼凑起来，被波恩的温暖空气压在下面。一个有过喜怒哀乐和不会再有喜怒哀乐的人。一个无辜者，一心想越过广场来取他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特纳听到远处的怒吼声：灰色的群众在街巷里追逐消失的音乐。而从他身后，则传来沙沙的火把声和逼近的脚步声。

“搜他的口袋。”有人说，声音里带着撒克逊人的沉着。

[1]Adenauer，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第一任总理。——译者注，下略

[2]Whitehall，英国的政府部会。

[3]Chequers，英国首相的乡间别墅。

[4]Harold Macmillan，英国首相。

[5]此处指波恩。

[6]Danny the Red，1968年巴黎五月学运的领导人。

[7]Baader-Meinhof，1970年代的西德恐怖集团。

[8]圣徒节日为天主教的圣徒纪念日，通常是一个圣徒的逝世忌日。杏仁蛋白软糖猪是猪造型的大型杏仁蛋白糖果，为圣徒节日的应景食品。

[9]Alex Springer，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出版集团的老板。

[10]Grosvenor Square，位于英国伦敦。

[11]英国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而在布鲁塞尔与各成员国举行的条件谈判。

[12]Guest Keen，英国主要的工程公司集团。

[13]Krupp，德国钢铁军火集团。

[14]英国在德国的驻军。

[15]莱茵河西岸的通称。

[16]指巴德戈德斯堡（Bad Godesberg）。

[17]汽油券是大使馆补贴员工的加油票，科克这里是暗示利奥偷了一些秘密档案去卖钱。

[18]不可知论者是指对上帝是否存在问题抱不肯定、不否定态度的人，有别于无神论者。

[19]Haliday-Pride，英国在布鲁塞尔谈判团的首席代表。

[20]“另一个岌岌可危的政府”是指当时的西德联合政府，此语亦暗指当时的英国政府岌岌可危，随时有垮台之虞。

[21]指他们很好认，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便衣警察。

[22]帆船横帆的边缘。

[23]Surrey，位于英格兰南部。

[24]Low Church，英国国教的一派。

[25]指克莱武（Robert Clive）的雕像，他是英国首任孟加拉国行政长官，是英国在印度霸权的缔造者。

[26]指外交部大楼，与圣詹姆斯公园隔着一条街。

[27]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上有过一波救援德国犹太孩子的行动。这些孩子离开父母，远渡重洋，由寄养家庭抚养。

[28]指共产党。

[29]指他们一起来德国。

[30]即帮助寻找失踪侨民的事务。

[31]犹太人被强制集中居住的聚居区。

[32]这是《圣经·新约》里的话，耶稣把基督徒比喻为世上的盐。

[33]这是特纳出国前在电话里对小姨子说的话。

[34]北欧神话中的侏儒族，后被瓦格纳写入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

[35]罗蕾莱（Lorelei）为传说中的莱茵女妖，专门用曼妙歌声蛊惑水手，诱使他们把船驶向岩礁，最后船毁人亡。

[36]与波恩一河之隔的柯尼希斯温特由七座山丘（又称“七峰山”）构成，以下提到的彼得斯堡和龙岩是其中两座。

[37]英国首相张伯伦对纳粹德国采取姑息政策，1938年9月曾经三次造访德国，为了消弭英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他几乎完全让步，等于是把捷克拱手让了给希特勒。

[38]北欧神话人物、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里的角色。

[39]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皇逊位后在魏玛（Weimar）成立的德国共和政府，是一个野心家如鱼得水的政府。

[40]Poujade，法国群众运动领袖人物。

[41]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巴巴洛萨是他的别号，意指红胡子。

[42]Oswald Mosley，20世纪初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同盟的领袖。

[43]Belgrade，前南斯拉夫首都。

[44]一个由苏联主导的经济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

[45]即彼得斯堡。

[46]指在轮盘赌中把注押在红色格的数字上，机会约为二分之一。特纳这里是建议科克选定一种股票就不再去想它。

[47]指黑廷日记的内容让他联想到克拉尔牧师。

[48]Paul de famerie，1688—1751，美国银器界大师。

[49]Viscount Palmerston，英国首相（任期1855—1865），曾说过英国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50]指卡费尔德。

[51]德语，意指“西布克龙，你当时不也是在汉诺威吗！”

[52]德语，意指“你可以相信这一点”。

[53]法国和德国同是北约和欧共体里的伙伴。

[54]玛塔·哈里（Mata Hari），荷兰舞女、名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以女色为法国人套取德国情报，后又反过来成为德国间谍。

[55]英语中的connoisseur一词是从法国引入的外来语。

[56]欧共体成员国一直认为英国可以从新西兰这些英联邦国家输入廉价农产品，自应对欧共体的农业基金分摊较大比例。

[57]这是错的。

[58]这里不是指色情报刊，而是指格调不高的小报。

[59]用玻璃围建起来的日照廊或日照起居室。

[60]开在厨房与饭厅间的窗口，用以传递饭菜。

[61]指饭厅与大厅之间的出入口。

[62]表示这些月报曾先后收藏于不同单位。

[63]1948年6月，占领东柏林的苏联军队因故对西柏林实施封锁，切断西方与西柏林之间的一切水陆交通，英美两国为维持西柏林居民的生活，实行了长达十一个月的物资空运行动。

[64]《圣经·旧经》里的人物。

[65]指两人有同性恋倾向。英国公学常传出男同性恋丑闻，故云。

[66]Sherborne，位于英国。

[67]由四个占领国共同组成的机构。

[68]此处作者暗示特纳小时候曾从树上之类的高处坠下、昏迷（大概头皮还缝了几针）。

[69]Leopoldville，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1966年以前的旧称。

[70]Aden，也门一城市，曾是英国殖民地，1968年经过长期斗争后获得独立。

[71]这些是输送暖气的热水管，需要包裹保护层保温。

[72]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伦敦为了降低德国轰炸的命中率，晚上实施灯火管制。

[73]这是特纳对珍妮·帕吉特说过的话，但不是原话。

[74]巴比伦、索多玛和俄摩拉都是《圣经·旧约》中的万恶之城。这里科克是说示威者会把英国大使馆视为邪恶中心。

[75]Koblenz，德国联邦档案局所在地。该局藏有大量纳粹档案文件。

[76]Queen Soraya，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的王后。

[77]指德国代表团是因为没有得到英国任何具体利益的承诺才会退出布鲁塞尔谈判。

[78]指英国大使馆。

[79]The Wittelsbachs，德意志贵族世家。

[80]魏斯（Weiss）和察赫尼（Zachary）的头字母分别是W和Z。德国人的名字常以W或Z起头，所以普兰什科才会说英国人不喜欢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的后半截。

[81]指审判纳粹罪行的纽伦堡大审判。

[82]指这些纽扣是集中营里囚犯之间拿来当货币用的。

[83]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与纳粹在桌面下互通声气的老把戏。

[84]“三手”指联邦德国政府、卡费尔德和苏联。

[85]Yrmouth，位于英国。

[86]德国第一次世界战战败后被迫签署的和约，条件极为苛刻，造成德国人普遍的怨怼情绪。希特勒的得势和他呼吁单方面撕毁《凡尔赛和约》有关。

[87]德累斯顿为德国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英美曾出动八百架飞机对之进行大规模轰炸，城市几乎全毁。

[88]指莱茵军。

[89]即东德的土地。

[90]对社会主义者的蔑称。

[91]指“我是个老人了！不多久我就会是个老人！”这两句话。

A Small Town in Germany by John le Carré

Copyright©Le Carré Productions，1968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1 by Horizon Media Co.，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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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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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斯科情人/（英）勒卡雷（LeCarre, J.）著；何湾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书名原文：The Russia House

ISBN 978-7-208-10480-8

I.①莫……II.①勒……②何……III.①间谍小说-英国-现代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0557号

书名：莫斯科情人

作　　者：【英】勒卡雷（LeCarre, J.）

译　　者：何湾岚

策划编辑：邵艳美

责任编辑：邵艳美

装帧设计：蔡南升

版式设计：尚燕平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0480-8/I·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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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作者序]

机构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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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认为人们渴望和平，所以政府最好别在那些日子里当绊脚石，阻碍他们拥有和平！

——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

一个人要有英雄的思想，方能做一个正人君子。

——梅·萨顿（May Sarton，美国诗人、小说家及回忆录作家）

[作者序]

个人深知小说里的致谢之言，往往像电影结束时的感谢字幕一样惹人厌。然而，我常因受惠于一些大忙人的拨冗赐教而铭感于心，所以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来表达对他们的诚挚谢意。

特别要感谢的是史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的鼎力协助，他是个杰出的华盛顿报人，亦是著名的苏俄问题专家。若书中有任何谬误之处，那绝非他的错。因为若无他帮忙，讹误的情形更不止于此。著有多部有关现代冲突问题的高水准著作的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教授也容我向他多次请益。若我有疏漏之处，亦不该怪他！

担任联邦调查局干员多年的弗兰克·格里蒂（Frank Geritty）则引介我认识了测谎器的奥秘。若书中人物对这种机器的威力并不称许，读者则该怪他们，而非弗兰克。

另外，对于英苏协会的理事长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s）及其同僚，我必须要特别澄清：约翰虽伴我做首次的访苏之行，为我敲开了许多原本不轻易开启的门路，但他并不知晓我暗中的意图，也未曾打探。而他的同僚中，我要特别感谢安妮·沃恩（Anne Vaughan）。

访苏期间，东道主的作家协会也同样表现出适度的尊重，使我在精神上受到莫大的鼓励。因为在最近不寻常的年份里，无人访问苏联，而他们竟惠予我特权。离苏后，我对那边的人们已怀有一份关爱，且对于他们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艰巨难题感到肃然起敬。希望我的那些俄国友人能在此篇虚构小说中找到一点曾与他们为伴时的温馨感受，以及共同的希望：一个稳健、更为友好的未来。

爵士乐是个可将人们心灵结合在一起的伟大媒介。文中提及巴雷的萨克斯演奏，也是有赖朋友的帮助。我借用了著名漫画家及爵士乐手沃利·福克斯（Wally Fawkes）的音感，而约翰·卡雷（John Calley）则提供了在修辞、音乐上的珠玑玉言。假使世界是由这些人统治，那么我就不会再有任何冲突、争斗的题材可诉之笔墨了！

约翰·勒卡雷

机构和人物

尼基·蓝道　波兰裔英国出版商

卡佳　美丽聪慧的苏联十月出版社编辑，也是物理学家歌德的情人

奈德　英国外交部苏俄司的领头人，“蓝鸟”计划的发起者

哈瑞　本姓德帕尔弗莱，又称老马，是苏俄司的法律顾问，也是本书的叙事者

巴雷　即斯科特·布莱尔，英国出版商，沉迷于酒精和爵士乐

歌德　苏联优秀物理学家，本名叶可夫·沙维列夫，“蓝鸟”计划因他而起

沃尔特　苏俄司的同僚，奈德的下属

克莱福　英国外交部下的某局副局长，负责代表英方与美国情报部门联络

鲍勃　美国中情局情报官员

庄尼　中情局官员

罗素·薛里顿　中情局高层官员，“蓝鸟”计划里美方负责人

布拉克　苏俄司较低阶官员

维克娄　苏俄司情报干员，巴雷的助手和编辑

亨西格　苏俄司情报干员，巴雷的老板

赛伊　苏俄司驻苏联的情报干员

派迪　苏俄司驻苏联的情报干员

1

离列宁格勒车站不及两百码的一条宽阔街道上，斯大林建了一座阴森森的豪华旅馆，莫斯科人称其式样为“瘟疫帝国”。在这座旅馆的顶层，英国领事馆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英语教学及传播英国文化而举办的有声图书展，好不容易接近了尾声。现在的时间是下午五时三十分。夏天的天气真是瞬息万变，令人捉摸不定。才下了一整天的倾盆大雨，这会儿太阳又露出了脸来，把泥泞不堪的柏油路面晒得水汽直冒。街上，年轻人已经穿起牛仔裤和运动鞋了，而上了年纪的人仍紧紧裹在厚厚的衣服里。

领事馆租用的这个房间虽不贵，但并不适合开展览会。不久前，我曾去过那里，当时身怀一本外交护照，蹑着脚走上了那一道大而空旷的楼梯，伫立在黑暗之中。在黑暗里，舞厅寂静得像在沉睡。厚实的棕色圆柱、框上金边的镜子，都在这片漆黑笼罩之下。这房间真像是一艘将要沉入海底的船，而不像是可以用来举办一个辉煌展览的开幕式场地。天花板壁画中，头戴象征无产阶级帽子的苏联人挥舞着拳头向列宁高喊，其气势与散列在墙上的一些标着“小熊维尼”或“三小时电脑英语速成”的卡式录音带盒实在是很不协调。用粗麻布围起来的试听室都是当场随便拼凑成的，许多试听室里连最基本的设备和功能都没有。参展摊位挤在悬空的楼座阴影下，犹如神堂中的赌场，有点亵渎神明！

然而，这儿还是办了一次展览会。人还是来了，像莫斯科人常做的那样，带着他们的身份证件、地位证明，通过门口那些身穿皮夹克的检查人员的冷眼扫视。他们出于礼貌，也出于好奇心，想同西方人交谈，只因在那儿才能如此。现在，这个展览会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晚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鸡尾酒会，参展的厂商及来宾们正谈得酒酣耳热。一小撮苏俄的文化官僚正聚集在大型吊灯下，女士们头顶着蜂巢式的发型，穿着专为苗条体态所设计的镶花长袍，男士们则身穿在特别服装店里定制的合身法式西装。只有那些身穿土灰色西服的英国主办方人士，才能觉察出这群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单调死板的行为模式。此时，喧闹声顿起，原来是一队穿围裙的女侍们到处分送腊肠三明治及温酒。一位资深的英国外交官频频与人握手寒暄。

人群中，只有尼基·蓝道一人躲开了热闹的庆祝场面。他埋首于空荡的摊位上，算着订单，清点开支，因为他做事的原则是“今日事，今日毕”。

眼角余光所及之处，一位苏联女子形成了一团诱人的蓝点。尼基刻意装作没看见，一边算账，一边嘀咕着：“麻烦。少惹为妙。”

欢宴的气息一点也没有感染到尼基，不过他也能够自娱自乐。自从他父亲被强制遣返波兰以来，他始终对英国的官僚作风深恶痛绝。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听不得人家说英国人的坏话。他已归化英国，而且他对这个归化国有绝对的尊重。但是外交部的那些马屁精则又另当别论。这些人越自大，越不把他当一回事，他也就越憎恨这些人，也越加想起他父亲。另外，如果是独自一人，那他是死也不会来参加这个有声图书展的。他会在布莱顿一间小而舒适、专门供朋友聚会的旅馆中，和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小莉迪亚共度良辰。

尼基曾在西部的总公司里劝告过他的客户：“最好等到九月份莫斯科书展时再去参展。伯纳德，你可知道，俄国人喜欢书，但有声图书市场就不同了，它会把俄国人吓跑的，他们到现在都还没能接受它呢！投资在书展上，大家都会赚钱；而投资在有声图书展，大家肯定惨死！”

可是尼基的客户年轻气盛，又有钱，完全不信他那套。伯纳德绕到尼基背后，也不管他喜不喜欢，一只胳膊就往他肩上搭，说道：“尼基呀！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得把旗号亮出来，才能显得出我们多爱国，对不，尼基？就像你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司要往海外发展业务。今天苏联有了‘开放政策’，我们在录音这行就可以独占鳌头。你会帮助我们达成愿望的，对不对？！如果你不愿意干，一定会有另一个既年轻有劲、又有品位的人出来干的。”

尼基是有劲，但品位呢？让他来告诉你：品位，算了吧！他是个有趣的家伙，这就是他想当的，一个咄咄逼人的小个子波兰人。他就是老尼基，一个厚颜无耻的浪子。总喜欢吹牛，说他有办法卖裸照给乔治亚共和国的修道院，卖发油给罗马尼亚的秃子。他身材矮小，喜欢穿高跟鞋，把自己的斯拉夫人身材拉拔成他所羡慕的英国人尺寸，又爱穿着高雅的西装，到处招摇。当老尼基摆起摊位，与他同来的一伙人对那些问价的人说：“我向你们保证，你们将会听到这位波兰商人在他的摊子上摇着铃铛的叫卖声。”

尼基被人拿来开玩笑，他心里并不以为忤，反而与大伙儿一同叫闹。“小子们！我就是你们所说的波兰人，看你们谁敢来碰我？”他挺直了胸膛，叫起阵来。这就是他的方法，使大伙儿跟他一起笑闹，而不会只嘲笑他。笑过之后，他会猛然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把梳子，弓着腰，借助于墙上的一幅照片或任何其他的光滑表面，把黑得发亮的头发往后一梳。然后再用双手把头发抚得服服帖帖，准备重新有所动作。“那位在角落里的俏佳人，现在轮到你了！”他会操着一口混杂着波兰犹太人以及伦敦东区的口音开口道：“喂！甜心哪！与我共度良宵如何？”每五次当中，就有一次会成功。对尼基而言，这是挺不错的回馈了，这种回馈让他老是跃跃欲试。

但是今晚，尼基连尝试的兴致都没有。脑子里想的是，虽然这个星期他已竭尽了心力，但收获却少得可怜——就像他说给我听的，只得到婊子的一吻而已。而这些日子以来的每一场展览，不管是书展、有声图书展或其他什么莫名其妙的展览，都好像女人一样，从他身上一点一点地挖走东西，令他有口难言。但得到的回报，又委实小之又小。他迫不及待地想坐明天的班机尽早回伦敦。如果这位身穿蓝衣服的俄国姑娘在他收拾书本、预备堆出笑容加入大伙儿一同欢乐之前再不停止勾引他的话，他很可能就会以她的语言，说出一些令双方一辈子都难堪的话来。

不消说，她准是俄国人。只有俄国女人才会带着一个塑胶制的手提袋在手臂上晃荡，随时准备好，逮着了机会就大买一番，而不管那些袋子上的细绳是否承受得了。也只有俄国人会这么好管闲事，贴着一个男人站着，检查他的数字算对了没有。也只有俄国人会在插嘴以前就先在嘴里咕噜个没完。如果碰到一个这么样的男人，尼基总会想起父亲系鞋带的样子；而如果碰上女人如此呢？那就是催他上床的信号了。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是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的人吗？”她问道。

“他们不在这儿，小姐。”尼基头也不抬地回答。她是用英语问的，所以他也就用英语回答了，这是他惯用的方式。

“您是巴雷先生吗？”

“我不叫巴雷，小姐。我姓蓝道。”

“但这是巴雷先生的摊位呀！”

“这不是巴雷的摊位，这是我的摊位。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在隔壁。”

尼基仍然头也不抬一下，只用铅笔倒着指向左边隔板的空摊位。这个摊位上高挂着一块绿色金边的板子，上书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的全名。

“但那个摊子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这女人说道，“昨天也是空的。”

“对的！对极了！”尼基带着不屑的语调脱口而出，任何人听了，都知道该摸着鼻子走了。他若无其事地回首于账簿上，等待着这位蓝衣可人儿知趣而退。明知自己态度无礼，她却仍待在那儿不走，这就让他更感到自己粗鲁了。

“但还是请问您，斯科特·布莱尔在哪儿？人称巴雷的人在哪儿？我有急事要当面告诉他。”

尼基此时对这位女子真是无名火冒三千丈。

“小姐！”他猛然抬起头，两眼直瞪着她道，“斯科特·布莱尔先生！人称巴雷的就是他！他旷了职！也就是说，不请假就缺席！他的公司登记了一处摊位。斯科特·布莱尔是董事长、总经理兼总裁。总之，就我所知，他是该公司的终身独裁者。不过，他不在他的摊位上……”现在，他已吸引了她的注意，而他的态度也软化了下来。“小姐！我在此讨饭碗，不是为巴雷·斯科特·布莱尔工作的。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连珠炮似的说到这儿，他停顿下来。心中怒气已消，代之而起的是一股温柔的关怀。这位女士正在颤抖着，不单是握着袋子的手在抖，甚至连脖子也不停地战栗着。她整齐的蓝色上衣开有一道旧式花边织成的领口。尼基可以看出这道领口如何贴着她的肌肤颤动，又注意到她的皮肤比花边还要白。虽然如此，她嘴唇和下颚充满了坚毅，她的表情也好像在命令着他。

“拜托！先生。您的心地一定很好，请您务必要帮我！”听她的口气，好像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

现在，尼基基于自己对女人的了解而感到有些自傲了。虽然他拿这一点来吹牛很让人反感，但他的确有一套。“女人是我的嗜好，是我一生研究的课题，是我爱不释手的东西，哈瑞。”他如此剖心挖肺地告诉我，语调真挚、态度庄重得好像是在宣誓一样。他已经不再数说拥有的女人有多少多少，但会很骄傲地告诉你总共加起来，已经有好几百了，而其中没有一位曾经表示后悔与他交往的。“我不拐弯抹角，又能精挑细选。”他用食指轻按了一下鼻侧，向我保证，“所以与我交往过的女人，不会有割腕自杀、闹离婚，事后再恶言相向的事情发生。”他讲的话到底有几分真实性？包括我在内，没人知道。不过，有一点倒是毋庸置疑的：其性好渔色，与他能如此准确地判断女性是有点关系的。

她看起来热心、聪慧、坚毅。即使黑眼珠中闪烁着幽默，仍难掩害怕之情。其气质的确非常少见，以尼基形容女人的话来说，她是“天之娇女”。换言之，她不但有气质，而且也有智慧。由于那时情况似乎非常急迫，已没时间去作更详细的思考，仅能凭着直觉和经验来判断。他倒是立即就感觉到情况的严重性，在她再度开口的时候，已经能够进入状态了。

“我的一位俄国朋友曾经写了一部既富创意而又重要的文学作品。”她深吸了一口气之后说道，“这部作品是一部小说，一部伟大的小说。小说里所传递的信息对全人类是很重要的。”

她已经说不下去了。

“这部小说？”尼基提醒她道，这时，他问了一句在事后已经不会再去想为什么要问的话，“请问，这部小说的名字是什么？”

他断定她具有坚毅的个性，这决非是出于逞强，亦非精神失常的表现，而是发自一种自信。

“如果没有名字，那么，它的主旨又是什么？”

“它的主旨是谈到先做后说，反对‘开放政策’的渐进方式。它要求行动而摒弃所有的表面功夫。”

“好！”尼基深受感动地说。

她说话的样子似乎很像我妈。譬如她会说：哈瑞！抬起你的下巴！

“虽然有‘开放政策’，而且传闻新的指导原则已经有所放开，我朋友的小说仍然不可能在苏联出版。”她接着说，“斯科特·布莱尔先生已经承诺要慎重地出版它。”

“小姐，”尼基温婉地说，这会儿他的脸已经非常贴近她的脸了，“如果您朋友的小说由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这家大出版公司出版，那您对保密的事尽可放一百个心。”

他说这话，一方面是因为他无法制止自己不把它当笑话来讲，另一方面是因为直觉告诉他要让这交谈轻松些，并且尽量减少旁观者的注目。不管这女人了解这个笑话与否，她终于展开了笑颜。这短暂、温暖而自我激励的笑容让人感觉到她已战胜了恐惧。

“那么，蓝道先生，如果您爱好和平，就请把这份手稿带回英国，立即送到斯科特·布莱尔先生手中，务必要交给斯科特·布莱尔本人。这是一项基于信任的礼物。”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相当快。这是一桩街头交易，一个愿卖，一个愿买。尼基先越过了她的肩膀，看了看她背后。他这么做既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保护对方。根据他的经验，每当俄国佬想搞什么名堂，总会有人尾随在后。不过，会场的这一端倒是空无一人。楼座下方的区域，也就是摊位所在的地区漆黑阴暗，在大厅正中央的酒会正进行到最高潮。前门口那三名穿皮夹克的男人也正自顾自地谈个不停。

逡巡完毕，他调转目光看了看这个女人衣领上的塑料名牌。照道理来说，他早就该先看清楚的，但她棕黑色的双眸使他心不在焉。这女人的名字叫叶卡特里娜·奥拉娃。在这个名字底下，分别用英文及俄文写着“十月”。这是俄国一家较小的官方出版社，专门将俄文书籍翻译外销，外销的对象多半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我怀疑这家出版社是不怎么跟得上潮流的。

接着，他告诉她该做些什么，也许他在看她的名牌的那一刹那就已准备告诉她了。尼基从小是跟街上的孩子一起鬼混长大，各种骗人的手法无一不精。眼前这女人也勇敢有如六头狮子，看她的模样似乎也像，但她绝不像是个谋反者。因此尼基毫不迟疑就把她纳入了他的保护范围，他教给她最基本的保身之道，诸如怎样找到他的旅馆房间，以及回家时该对丈夫说些什么等等。

“听懂了吗，小姐？”他一边问，一边瞧着她的袋子，脸上堆出朋友般的笑容。

“听懂了。”

“那东西就在里面，对吗？”

“是的。”

“那么，若无其事地把整个袋子给我。”尼基一边说着，她一边照着做。“就是这样。现在给我一个俄国式的吻，比较正式的那一种。好！您已经在这展览会的最后一晚给了我一份正式的送别礼，知道吗？这份礼除了会使英苏之间的关系更加坚固以外，还会使我回家途中的行李超重，除非我把它倒在机场的垃圾桶里。这是非常平常的一场交易，今天我该已收到半打这种礼物才对。”

说话之间，他低头弯腰背对着她。此时，他早已从袋中抽出一份牛皮纸袋，又很灵巧地将这个纸袋送进了他的公文包，这公文包里东西琳琅满目，但又分类简明，打开来之后形成扇形的一格格区间。

“您结婚了吗？卡佳？”

没得到回答。也许她没听见，否则就是忙着看他动作。

“那么，写这本小说的是您先生吗？”尼基无视她的沉默，继续问她。

“您会有危险的。”她低声说着，“您必须相信您所做的，如此，一切自然都会明白了。”

尼基对这个警告听若罔闻，还一边从一堆预备要在今晚发送出去的样品中，选出了一套四卷包装在一块儿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特别演出的卡带《仲夏夜之梦》。他将这套卡带装模作样地放在桌上，然后拿了一支毛毡笔尖的钢笔在盒套上为她签下了“致卡佳，平安——尼基赠”和日期。然后他慢条斯理地将卡带盒放进她的手提袋里，并把它合起来，塞入其手中。他这么做，是因为她已经显得有点无力，而他担心她会晕倒。此时，他似乎才给了她所期望得到的保证。他继续握着她的手，后来他告诉我，这双手好冷，不过也很柔嫩。

“我们偶尔都会做些必须冒险的事，对不对，小姐？”尼基轻松地说，“要不要过去为酒会增添些光彩？”

“不要。”

“就当做是出外晚餐不就得了？”

“不方便。”

“要我送您到门口吗？”

“没关系。”

“我想我们应该笑一笑。”他仍然说着英语，边说边陪着她走过大厅，活像位服务周到的销售人员。

到了楼梯口，他握了握她的手。“九月份的书展上再见！还有，谢谢您警告我，我会牢记在心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做了一桩买卖，这总算不错吧？”

她握着他的手，似乎这只手能带给她力量。她又笑了笑，虽然有些勉强，但也隐含着感激之意，并且带有一股令人几乎难以抗拒的暖意。

“我朋友做了一件伟大的举动，”她边解释，边用手将一头散乱的头发向后拢了一拢，“请您务必要告诉斯科特·布莱尔先生。”

“我会转告他的，请勿担心。”尼基愉快地说道。

他希望卡佳会专为他再笑一次，但她已经对他失去了兴致。她手伸进皮包摸索出名片，直到此刻她才想起要给名片。名片上的名字是叶卡特里娜·波里索芙娜·奥拉娃，一面是西里尔文字，另一面是罗马字体，上面并书有“十月”的两种译文。将名片给了他之后，她就挺身走向宽敞典雅的楼梯，一手扶着大理石栏杆，另一手拖着她的手提袋。穿皮夹克的男人们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一直走到楼下的大厅。尼基一边把名片塞进上衣口袋，和最近两个钟头他所收到的半打名片放在一起，一边看着他们目送她下楼，并且对他们眨了眨眼。而这些男子，在短暂的迟疑之后，也朝他眨了眨眼。毕竟，现在的风气已经开放，俄国人也不用老是把外国人当仇家看。

之后的五十分钟里，尼基加入了大伙的狂欢醉饮。他对着一位满身珠光宝气的苏格兰图书馆女管理员又唱又跳，又对着两位全苏版权协会的国立著作权机构来的人大谈撒切尔夫人的政治丑闻，一直说得令他们忍不住捧腹大笑为止。他又用一大堆花言巧语讨了三位前进出版公司的女职员欢心。最后，当他穿过人群回去取公文包时，甚至还不忘分送此行的纪念品。尼基一向大方，记忆力又好。别人的名字、他答应的事以及其他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一并记得，半点儿都不会忘。整晚，他没有让这只公文包离开他的视线范围。即使在参观者尚未离去以前，他也是一手紧握着它，另一只手频频向人挥别。登上了一辆等着接送参展代表们回旅馆的私家巴士之后，他仍然把这只公文包放在膝上，随同大伙唱着苏格兰民谣。

“男士们！现在有女士在场哦！”尼基一边警告，一边站了起来，示意男士们安静下来。不过，即使在扮演一位大指挥家的时候，他仍然不忘紧握着公文包。

到了旅馆门口，拉皮条的、卖迷幻药的和兑换黑市钞票的，一如既往地活动着。少不了的克格勃爪牙当然也夹杂在他们中间，紧盯着这一群人进来。从这些人的举止，尼基察觉不出有任何异状。这些人既没有特别小心，也没有特别松懈。守在电梯走道前的残疾老兵照例要求他出示旅馆通行证，尼基先已递给了他一百根万宝路香烟，此时以责怪的语气问他今晚为何不带着女友出门痛快一番时，他哈哈大笑，一拳打在尼基的肩膀上。

“哈瑞，我想如果他们要陷害我，最好能快一点，否则线索很快就会消失不见的。”他站在敌方的立场这么对我说，“哈瑞，如果你要陷害人，你的动作得快，趁刀子还血淋淋地插在受害者身上的时候下手。”他的解释让人听起来就像是他一辈子都在干坑人的勾当似的。

“国家酒吧！九点见。”就在他们好不容易挤出四楼的电梯门口后，斯派基·摩根满脸倦容地对他说。

“我可能准时到，也可能不会，斯派基，”尼基答道，“老实说，我累得已经有点身不由己了。”

“谢天谢地！”斯派基打了个呵欠说，然后摇摇晃晃地走进一道阴暗的走廊。走廊的暗处，本楼的客房经理正坐在她的座位上用一双邪恶的眼睛监视着。

到了卧房门口，尼基便打起了精神，将钥匙插进孔里。他们现在就要动手了。他想，此时此地正是抓住我、攫取那份手稿的最好时机。

但他进了门，看到房间内空无一人，衣服也都放置整齐，这才觉得，自己真有些庸人自扰。他想：我还活着。就把手提箱往床上一放。

接着，他拉起了那手帕点大的窗帘；不过，再怎么拉也只能让它们半遮半掩，然后，他把那块完全无用的“请勿打扰”牌子挂在房门外，再把门给锁上。他把西装口袋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包括那些名片，再把上衣、领带、金属臂章，以及衬衫一一脱了下来，从冰箱中取出了柠檬伏特加酒，倒了一点在杯中，啜了一口。尼基对我说他并不善饮，但是在莫斯科的时候，他真喜欢在睡前享受一杯柠檬伏特加酒。他拿着杯子进了浴室，站在镜子前面，一站就是十分钟，仔细地检查头发，看看发根处有无出现白色的迹象，再用一种新配方、具奇效的药水浇抹在斑白处。耐心地做到自己满意的程度后，就用精致的橡胶头巾当做浴帽绑在脑门上，一边淋浴一边唱着歌。洗完之后，他拿了浴巾用力地上下擦干身子，披上一件厚厚的绣花浴袍，边唱边走回到了卧房。

他这么做，虽是因为他每天都这么做，而且要让人家熟悉他每天的例行工作，但也是因他终于有这么一次可以把小心谨慎当做耳边风，又找不出一大堆理由啥事也不做，而无所事事正是他这些时日很可能都在做的。

她是个淑女，她在害怕，她需要帮助，哈瑞。尼基又何曾拒绝过一个女人？如果他错认了这个女人，那么他就会被她耍得很惨，到头来，说不定只好收拾牙刷，到卢比扬卡1的前门面壁五年了。但他宁愿被一个女人耍上千次，也不愿毫无理由拒绝人家。不过，话说回来，他还是对四处都有可能存在的窃听装置心怀警惕。尼基从公文包中取出她那份包裹，戒慎地坐着。他没有用刀割断包裹的绳子，仅仅照他那德高望重的母亲所使用的方法来解开它。母亲的照片，此刻正稳稳地躺在他的皮夹里。她们都有着明亮照人的脸颊；他耐心地抽解着绳结，想着想着，心中泛起一阵甜意。“那是斯拉夫人的皮肤、斯拉夫人的眼神及斯拉夫人的笑容。两位都是斯拉夫美女，惟一的差别是卡佳没有在特雷布林卡2完蛋。”

绳结终于解开了。尼基把绳子卷起，放在床上。他假想对着卡佳解释着：“我必须要看一看，亲爱的。你知道，我并不想偷窥别人的东西，我不是那种喜欢挖别人隐私的人，但如果我想安全闯过莫斯科的海关，就必须要知道携带闯关的东西是些什么。这对我有用。”

尼基小心翼翼地打开牛皮纸袋，以免把它扯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或即将变成一位英雄。对一位莫斯科美女构成危险的东西却并不一定会对他形成危险。他的成长过程的确艰辛，对一个十岁大的波兰移民来说，伦敦的东区并非友善之地。为了讨生活，尼基也曾经被打裂过嘴唇、摔断过鼻梁、碎过关节，也挨过饿。但你在任何时候问他对“英雄”的定义，他都会不假思索地说：惟有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的人方可称得上是英雄。

他瞪视着这个牛皮纸袋的时候，就觉得有些怪异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等他以后没别的事好做时再去想吧！但是如果今晚要做些棘手的工作，那么就非尼基莫属。因为当尼基有这种感觉之时，没有人会比他更棒，那些女人都知道的。

入眼的头一样东西就是那封信。他将信封底下的三本笔记本排整齐，信封及笔记本是用一条粗橡皮圈捆绑起来，这种橡皮圈他自己也有，但是从没有用过。不过，让他感到惊讶的还是那个信封，因为上面有她的字迹，像字帖上的笔迹。这个方形的褐色信封，黏得乱七八糟，其上写着“巴托洛梅·斯科特·布莱尔先生亲启，速件”。

从橡皮圈底下拿出信后，尼基将它背着灯光看。但信封不是透明的，一点影子也看不出。他用食指和大拇指探了探，里面似乎有张薄薄的纸，最多也不会超过两张。“斯科特·布莱尔先生已经承诺要慎重出版它……请立即送到斯科特·布莱尔先生手中。务必要交给斯科特·布莱尔先生本人……这是一项基于信任的礼物。”这段话又浮现脑海。

“她也信任我。”他如此想着，并将信封翻了过来，背面是空的。

这信封背面什么也没写。由于尼基坚持不偷窥别人信件的原则，所以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他再次打开了他的公文包，从放置文具的夹层里取出了一个普通的牛皮封套。封盖上很平整地印着“尼基·蓝道私人用笺”几个字。他将褐色信封塞进去，然后将封套封牢，在上面潦草地写上“巴雷”，再把它塞进了标着“交际”的那个夹层。这个夹层里装的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包括陌生人塞给他的名片，以及记载着他曾经答应别人完成的奇怪差使的记事单子，诸如某出版公司的一位女士拜托他代购派克钢笔的卡式墨水管，或是文化部的官员请他为其侄子买一件史努比T恤，以及这位在“十月”出版公司任职、在他收摊时赶巧出现的女人……

尼基这么做，是因为他天生的警觉性告诉他，要把这信封放得离那些笔记本越远越好。如果那些笔记本会给他惹上麻烦，那么他更应当避免让人家因为有这笔记本而联想到那封信，反之亦然。这一点他是完全正确的，即使个中最有经验的老手也不能否认。

弄好了这一切之后，他才拿起那三本笔记，拿掉橡皮圈，一边还竖起耳朵来听听到底有没有人在走廊上走动。三本脏兮兮的俄制笔记本，他想着。他拿起最上面的一本，慢慢地翻开。整本笔记用的是粗糙的厚纸板做封面，封皮都快磨烂了，两百二十四页四开大的低级纸张。如果蓝道没有记错，在他从前卖文具的日子里，这些差不多是任何一家好文具店里只要零售价二十个“戈比”3就可买到的，哪还像得等货运到了，又得在良辰吉日排对了队，才能买到的笔记本。

最后，他打开了这本笔记，看了第一页。

“她疯了！”他想着，强忍着心中厌恶。

“她落到一个疯子手里了，可怜！”

像是毫无意义的涂鸦及一个精神错乱的人用绘图笔蘸着鲜红墨水横七竖八的乱画，满纸都是毫无章法的笔迹，字上头又斜斜盖着字，活像是大夫的处方写乱了，纸上密密麻麻画满了愚蠢的惊叹号，字句下画重点线。有些是用西里尔文写的，有些是用英文写的。“造物主创造众造物主。”他用英文读了出来。“是。不是。非是。”接下来又突然冒出一堆法文，写的是荒诞的战争和战争的荒诞，然后又是一堆鬼画符了。“真谢谢你！”他想着，又把笔记本翻到了另一页，接着又翻了一页，两页都是满满的荒唐之言，甚至连空白都没有。“花了七十年摧毁了人民的意志，我们不可能希望它骤然之间就复苏而拯救我们。”他读道。这是一段引言？抑或是一段梦话？谁也不知道。文中提及一些作家、俄文、拉丁文和欧洲语文。论及的尽是尼采、卡夫卡以及一大堆人名，他连听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是去读了。这里又提到战争，这回是用英文写的：“老的宣战，年轻的打仗，但今天连婴孩带老人都加入战争。”他又翻到另一页，除了一块圆形的污点以外，什么都没有。他把那本笔记拿到鼻子边嗅了嗅。酒，好臭，他嫌恶地想，像酿酒厂的臭味儿！无怪乎这人会和巴雷凑成对。又翻了一下，发现有一页折页，上面写着歇斯底里的宣传口号：

——我们最大的进步是在落后！

——苏维埃的麻木是世界上最进步的！

——我们的落后是我们最大的军事机密！

——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意图及能力都不清楚，又如何能清楚你们的？

——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无能。

下一页是一首诗，几句鬼才知道从什么地方抄来的话：

曲折弯转，

何处去？

是去或来？

蛇行痕迹？

尼基这会儿再也读不下去了。他愤愤地走到窗口，底下是一个阴暗的中庭，地上堆满了垃圾，无人清理。

“哈瑞！我想这人准是一位思潮如泉涌的文字艺术家，是一位长发披肩、沉迷于迷幻药、放荡成性的天才，而她呢！也昏了头，为他牺牲自己，他们那种人都是这样的。”

她很幸运，因为房间里找不到莫斯科市的电话号码簿，否则他真要打电话臭骂她一顿。

为了要再平添几分怒气，他又拾起了第二本笔记，指头蘸了点口水，带着轻视的眼光一页页翻了过去。猛然之间，他翻看到了一些图形，顿时脑海呈现一片短暂的空白，好像电影突然中断，银幕上呈现一片白光的景象一样。此时，他诅咒自己为什么会生为一个性急又冲动的斯拉夫人，而非冷静平稳的英国人。他又往床上坐了下来，不过这一次是慢慢地坐，就好像床上有人躺着，一个因他贸然谴责而受到伤害的人。

如果撇开文学不谈，尼基对与技术有关的事情倒是极感兴趣。即使看不懂文字部分，他还是可以整天抱着几张数学公式仍兴味盎然。就像他第一眼看到卡佳，就知道眼前是个高雅出众的女人一样，他一眼就认出这些图形非出自凡人之手。它们不是用尺画出来的，而是真的图形。虽是随意的描绘，但画的东西并不简单。那该是一位拿着铅笔就能思考的人徒手画出来的作品：切线、抛物线和角锥体。在这些图形当中穿插着建筑师及工程师等人所用的术语，如“瞄准点”“受制射程”“偏心”“重力”以及“轨道”等语——“哈瑞，有些是以英文写的，有些则是用俄文写的。”

虽然，“哈瑞”并不是我真正的名字。

不过，当他开始将第二本笔记上那些书写得美观大方的文字与第一本上那些漫无章法的潦草字迹作一比较时，却惊讶地发现二者有不少雷同之处。他油然生出一种感觉：看这两本笔记就好像是在读人格分裂者所写的日记，如同化身博士写第一本，而海德先生写第二本。4

他又往下看第三本笔记。这本笔记书写得与第二本一样整齐，一样用心，不过编排的方式倒像是一种数学日志，里面有日期、数字，还有公式以及一再出现的“错误”这个词，而且经常加底线或标以惊叹号。突然间，尼基的注意力被一行字给牢牢吸引住。作者那些摸不着边的术语倏然结束，那些哲学语句和有别致注解的草图也突然告终，纸面突然呈现出夸示般的清晰简洁。

美国的战略家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的噩梦再也不可能实现。苏维埃的武士倒卧在自己的盔甲中。就像你们英国一样，他是个二等强权，他能发动战争，却无力持续，也无力赢得战争，相信我。

尼基看到这儿就停下来，不再继续。一种崇敬的感觉油然而生，伴随着另一种强烈的自保本能，他告诉自己，已经打扰这座坟墓打扰得够久了。于是将三本笔记叠在一块，把橡皮圈给套了回去。“够了！”他想。从此时此刻起，我管我自己的事，尽自己的本分——把这份手稿带回我的第二祖国——英国，并且立即交给别名巴雷·斯科特·布莱尔的巴托洛梅先生。

“巴雷·布莱尔。”他一边很诧异地想着，一边打开了他的衣橱，抽出他用来放置样品的那个铝制大手提箱。好啊，好啊，我们不时在想我们中间会不会窝藏着一个间谍，现在终于知道了。

尼基向我保证，说他可以保持绝对的冷静。他骨子里的英国人再一次地战胜了另一位波兰人。“巴雷能做，我也能，哈瑞，我就是这么对自己说的。”有一阵子，当他指定要我听他告解时，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有时，有人会要我听他们倾诉，他们感觉到我并非属实的那一部分，于是就对着那一部分谈，仿佛那才是真实的我。

他抬起箱子放到床上，打开锁，拿出两件视听套件。这两样东西在展览会场曾遭苏联官方强行禁止播放。其中一件是附带旁白的二十世纪图说历史集，结果被他们硬指是反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品；另一件是人体手册，附带有动感照片及健身运动卡带，结果，那位官员色迷迷地看完了柔若无骨的紧身衣美女示范柔软体操之后，居然判定它是色情影片。

那个历史图说卡带集，是个看起来蛮体面的东西，外表就像大家在喝茶时读的那种书，里面有好多隔层，隔层中装有卡式录音带、与录音带内容相同的书、进阶词汇卡片和笔记本等。尼基把这些东西都拿了出来，再把这三本笔记往每个隔层放了一放，结果发现没有一个够大。他决定把两个隔层变作一个。他从盥洗用具袋里取出一把指甲刀，坐了下来，把中间隔断部分的钢钉去掉。

“巴雷·布莱尔。”他一边将指甲刀尖插进钉孔一边想着。我早就应该猜到的，只是你看起来实在不像罢了。巴托洛梅·斯科特·布莱尔先生，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硕果仅存的继承人——间谍。第一枚钢钉已经松了。他小心翼翼地拔了出来。巴雷·布莱尔是那种即使在母亲生日时，也不肯卖点东西给有钱人来挽救垂死的母亲的人。而他竟是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间谍”！尼基开始撬开第二根钢钉。他最出风头的是在两年前贝尔格莱德书展时，用纯伏特加酒把斯派基·摩根灌醉到桌底下，再和乐队一起吹萨克斯。吹得太棒了，连警察都拍手了。间谍。绅士间谍。好啦！这儿有封你女人来的信，就像有一首童谣里面所说的。

尼基拾起了那三本笔记往他预备好的空间里头塞，但仍然不够大，必须再挖掉一个隔层。

假扮酒鬼，好！尼基的心思仍在巴雷身上打转。扮傻瓜来愚弄我们！把家里的钱都挥霍完了，祖传的家业也浪荡光了，仅仅靠着那些笨银行在危急关头拉你一把，对不对？！还有，你那场下棋的鬼把戏呢？如果尼基能一眼看穿它，也就罢了！一个醉醺醺的人怎么可能在下棋的时候所向无敌呢？“哈瑞，可没作弊喔！——如果他不是间谍，那会是什么？”

三个隔层如今合而为一了。笔记本这会儿总算是塞进去了。隔层上方印着的“笔记”几个字遗留在那儿。

“笔记。”尼基想像自己向那位什瑞米特耶夫机场的年轻海关人员解释道，“笔记本，就是像上面写的，学生用的笔记本，而这个隔层就是为了要装这个笔记本呀！你手中的这几本笔记就是一位学生的作业。我把这几本笔记带了来是作示范用的，而这些图形呢？是……是社会经济模式，是人口统计学的演变模式，是你们俄国人永远学不会的统计学。你看到这个没有，它叫做‘人体手册’……”

尼基这番说辞可能会让他轻松过关，也可能不会。到底过不过得了关就看那位海关人员聪明到什么程度，也要看他们知道多少，还要看那天他们的太太有没有给他们脸色看。

但是眼前的漫漫长夜以及拂晓前都可能会有人破门而入，拿着手枪指着他，对他吼道：“好了！蓝道！把那些笔记本交出来！”——面对这样的情况，那一套卡带就一点也派不上用场了。“笔记本？警官，什么笔记本？噢！你是指一个漂亮的俄国女疯子在今晚塞给我的那一堆垃圾？！我想是在那个垃圾桶里吧？！警官，如果服务员还没把它给清理掉的话，它一定是在那儿的。”

为了提防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尼基很小心地在房间里巧为布置，他将笔记本从历史视听教材套装盒内拿了出来，煞费心机地放入废纸篓里，就好像在他看过这些笔记本一眼之后，就气得把它们全给扔到这个篓子里一样。为了不让它们在篓子里落单，他甚至还把一些无用的贸易说明书和目录撕碎，又加上他收的几件毫无用处的道别礼品：包括一位苏联诗人的诗集以及一卷吸墨纸等，一齐放到篓中。最后，他又加上了一双只有我们有钱的西方人才丢得起的新丝袜。

我再一次被尼基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才给震慑住了。

尼基那一整晚并未外出游玩。他守着这个像监牢一般的莫斯科旅馆房间。窗外，薄暮转为黑夜，昏暗的灯火懒洋洋地一一亮起。他用旅行用的小水壶替自己冲杯茶，又从随身的口粮里取出水果糖来吃，然后满足地看着他价值连城的战利品，悲怜地朝着其他东西微笑着。他打起了精神，忍受着痛苦和孤寂，回想起少年时期的艰辛来帮自己振作。尼基又翻遍了皮夹、公文包和口袋，把一切琐碎之物全给拿了出来。这些东西全是他私人物品，例如一位可爱的朋友在数年前寄给他的火热情书，至今还能勾起他的兴致；又如他以前参加过的一个邮寄录影带俱乐部的会员证。看到这些东西，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像电影里所演的，把这些东西全给烧了”。但是当他看到天花板上装的那一枚烟雾探测器之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他敢打赌这些东西都是中看不中用的废物。

最后他还是找了一个纸袋，把已经撕得粉碎的这些物件碎片放到袋子里，再把它摔出窗外，看着它落入中庭里的一堆堆垃圾当中。然后，躺回床上伸了伸筋骨，看着黑暗的时刻一点一点地逝去。有时他觉得自己很勇敢，有时又觉得自己很胆怯，胆怯到必须要将那把指甲刀紧握在手掌心，好壮点胆。有一次他打开电视，希望看到妙龄少女的体操表演，但却看到画面上是国王正告诉他那些兴趣盎然的孩子们：旧秩序是没穿衣服的。后来，半醉半醒的斯派基从国家酒吧打了一个电话进来，尼基开始握着听筒不放，一直到老斯派基进入梦乡。

只有一次，而且是在他情绪达到最低潮的时候，尼基才想到要去英国大使馆寻求外交协助。这种突如其来的怯懦，令他十分恼火。“要找那些马屁精？！”他责问自己，“那些把父亲遣返波兰的人？我连托他们带一张艾菲尔铁塔的明信片都不愿意呢！哈瑞。”

况且，她也没要求他这么做。

第二天一早，他穿戴整齐，似乎准备从容就义。身上的西装是他最好的一套，母亲的照片就在衬衫口袋内伴随着他。

不论我在何时翻看尼基的档案，或是在他六个月的所谓“巅峰期”接待他的时候，这就是我眼前所看到的尼基·蓝道。而这六个月是他在签下另一份官方秘密文件之前，乐于一再回味的光荣时日。

我仿佛见到他满面春风地踏上莫斯科的街道，手上提着那个金属制手提箱。手提箱内放着什么东西，大概只有上帝知道，他只是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

他是如何看待我？——如果他曾想到过我的话——我则连想都不敢想。而我曾爱过的但又辜负了的汉娜，则一定毫不犹豫地认为：“又是一个表面乐观而内心实无希望的英国人！”她定会怒气冲冲地说。恐怕这些日子里，她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其耐心已经去了大半。

2

白厅官员一致认为这种事情绝不能再发生了。秉公守法的几位部长对这桩事更是怒不可遏。他们组成了一个极其机密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委员会找了一大堆的目击证人，听了他们的证词。巨细无遗地详加追问，把各个关键地方串联起来，作成结论，以防止类似事件重演。最后推举我做主席，草拟报告书。我们这个委员会所作的结论，绝不对外公布，我们这些成员更是得严守机密。其实这个委员会的运作方式大家都很清楚，开始时大家会七嘴八舌热烈讨论，后来尘埃落定，我们再回归到尘堆里。我们的委员会像是个平日嬉笑惯了的人，一旦不悦，就丢下愁眉苦脸的我们、一些毫无意义的作业纸，以及附在财政档案里的一些机密说明而不管。

以苏俄司的奈德及其同僚所用的稍为谨慎的措辞来说，这件事肇始于某个暖和的周日傍晚，五点至八点三十分的这段时间，一位自称尼基·蓝道、以巡回推销为业，收入颇丰、无前科记录的波兰后裔，分别拜访了四个部级的行政机关，说有要事，要求能立即见到英国情报局的干员。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曾分别遭到警卫的耻笑，被人驱逐，甚至一度遭到殴打。至于国防部的两名守卫有无像尼基所咬定的：抓着他的衣领和裤裆，将他连扯带拉地赶出大门；或者照警卫们的说法，只是“帮助他”回到街上，是一件永远无法达成一致的事了。

但我们这委员会还是很严厉地质问了这两名守卫，他们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在一开始就提供这种“协助”？

“长官！蓝道先生拒绝让我们检查他的手提箱。他曾提议在他等待时把手提箱交给我们保管，但钥匙要由他保管，这是不符合规定的。唉！没错，他是当着我们的面把箱子拽了又拽，拍了又拍，再扔出去用双手接着，很明显的是要让我们知道箱子里并没有我们所担心的东西，但这还是不符合规定呀！而当我们尽可能和气地要取走他手中的箱子时，这位绅士（尼基在他们的证词中终于还是变成‘绅士’了！）却不让我们动手！长官！并且用他那外国腔大喊大叫，引起了一阵骚动。”

“他喊叫些什么？”我们问道，因为我们对有人会拣星期天在政府机构所在地大吵大闹的想法深感不解。

“呃……长官，就在我们把这个情绪激动的人赶出大门时，他叫着说他的手提箱中藏着一些非常机密的文件，这些文件是俄国人在莫斯科交给他的。而他只是一个无理取闹的小波兰人呀！长官。”他们可能应再加上一句：“当时是在伦敦一个热得人头昏脑涨的星期天下午，而我们都在后面房间内看回放的巴基斯坦人对抗巴丹事件。”

即使在外交部这个英国正式款待宾客的中心，这个不像话的尼基居然也会使出他最后的杀手锏：声泪俱下地乞求守卫让他进去。他又哭又闹，甚至惊动了帕莫尔·维娄先生呢！他是一位对李斯特音乐做过专题研究的作家。

而如果尼基不出新招，恐怕他哭肿了双眼也没有一丁点儿用处。此时，他将那只手提箱打开放置在柜台上，让那位虽然年轻、但却非常谨慎的守卫隔着最近刚装好的防弹玻璃，探头检查箱里的东西，结果除了几本老旧的笔记本外，并没看到炸弹。

“星期一十点到五点之间再来。”守卫透过新装的电子扩音器叫着，听起来好像是威尔士一处火车站里的广播声，随后就猛然缩回他那黑漆漆的岗楼中。

此时大门微开，尼基看了看这位年轻人，再望了望他身后一百年前建造的用来吓唬那些无法无天的殖民地亲王们的大廊，接下来的情形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抓起手提箱，攻克那些看似铜墙铁壁、实则不堪一击的防卫装置，“就像一只羚羊般”穿过了中庭，直上宽阔的大厅。他很幸运。姑且不论帕莫尔·维娄的地位有多高，他在外交部里是属于温和派的，而那一天恰好是他值日。

“哈啰，哈啰。”帕莫尔一边走下那道宽大的楼梯，一边喃喃说着，双目瞪着眼前这位桀骜不驯、站在两位体格魁梧的警卫中间喘个不停的尼基。“你真狼狈！我是帕莫尔·维娄，是这儿的常驻职员。”他紧握左拳，高举到肩上，好像很讨厌狗似的；不过右手却伸出来以表致意。

“我不要见职员，我要见高级官员，否则一切免谈。”

“呃，职员是相当高级的了。我想你只顾到字面的意思。”帕莫尔很谦虚地说。

记录上应该这么写着（而我们的委员会也这么做了）：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尼基这般有眼不识泰山的。帕莫尔看似滑稽，实则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人，也没做错过什么事。他领着尼基来到一间访谈室，请他坐下。并且，任何微小细节他也全顾到了。他要人送来一杯茶，在茶里添些糖，好给尼基压压惊，又拿了一些易消化的饼干给他当茶点。接着，拿出了一支朋友送他的高级自来水笔，写下了尼基的姓名、住址和他所服务过的公司名称；又登记了他的英国护照号码和出生年月日、地点——一九三〇年生于华沙。他诚恳而不带有任何威胁地表示，他对情报的事情一窍不通，但他承诺一定会把尼基的案件递交给“有能力管辖的人”，而他们一定会对这件案子加以应有的关注。又由于尼基再次坚持，他只好随手拿了笔在外交部的蓝色草稿纸上写了一张收据给他，并在上面签名，又请来同事加盖当日的戳印。他告诉尼基如果当局有任何想要进一步了解的事，他们会跟他联系，联系的方式可能是通过电话。

这时，尼基才犹豫不决地把他那肮脏的包裹拿出来递给他，并以深深惋惜的目光看着帕莫尔用他那迟缓的手将它打开。

“不过，你为什么不直接把它送交给斯科特·布莱尔先生呢？”帕莫尔看了信封上的人名之后问道。

“老天呀！你想我如果没有试过，会跑来找你吗？”尼基心中又重燃起了一把无名火，“我告诉你！我到处打电话找他，找得我都快烦死了！他不在家，也不在办公室，更不在他的俱乐部，任何地方全找过了，就是找不着。”尼基只顾着抗辩，失望中，连文法都顾不得了，“从机场我就试过，告诉你，就在星期六。”

“但今天才星期天哪！”帕莫尔带着原谅的笑容纠正他。

“好吧，就算星期六是昨天好了！我找过他的公司，他却因为欠缴电话费，电话被停。我又查了电话簿，在汉莫史密斯有一个姓布莱尔的，虽然缩写与他的不一样，但也是叫斯科特·布莱尔。结果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好凶！叫我去死！我认识一位名叫亚基帕的业务代表，是在西部地区代表巴雷的公司。我对亚基帕说：‘老天爷！我有事必须马上找到巴雷才行，能不能告诉我他在哪里？’他回答我说：‘尼基呀！他早就失踪，逃得不知去向了！店里已有好几个星期没见到他的人影了。’接着，我又到处询问，伦敦、他家乡的电信查号台都说没有登记过斯科特·布莱尔这个人。不管他在哪儿，或不在哪儿，如果他是……”

“如果他是什么？”帕莫尔满脸迷惑地问。

“他失踪了！对不对？他早就失踪了。他为什么会失踪，要说理由，可能有好几个。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是不会知道的，因为你也不打算知道。现在，除了他以外，可能有好多人都在生死关头。她告诉我，这件事万分重要，也绝对机密。现在就请你赶紧办，拜托！”

那天晚上，除了两伊战争及华盛顿发生的军售丑闻案以外，这个世界倒是非常平静。帕莫尔到蒙彼利埃广场参加剑桥大学校友聚会，与会人士都是像他这样的单身汉，不过也挺有意思的。关于这个场合的报告，后来也传到了我们这个委员会中。

“你们当中有没有谁最近曾听说过一个名叫斯科特·布莱尔的人？”帕莫尔在聚会将近尾声时弹奏着肖邦的钢琴曲，突然之间，一串音符让他想起了尼基这个人。“有没有人知道斯科特·布莱尔这个人的？”根本没有人听见他的问话，所以他又问了一次。

“他是早我们好几届的人了，是三一学院的。”房间的那头传来了很模糊的声音，“是历史系的，也是个爵士乐狂。他要以吹萨克斯维生，但他老爸不让他这么蛮干。巴雷·布莱尔是个成天喝得醉醺醺的家伙。”

帕莫尔猛力弹奏了一下琴键，响声使邻近的人都安静了下来。“我说，他是不是个讨人厌的间谍？”他清清楚楚地一个字一个字说了出来。

“父亲啊？他死了。”

“笨蛋！我说的是儿子，巴雷。”

说话的人好像是从一块帷幕后头冒出来似的，越过了一群比他年轻的人之后，来到他面前，手中拿着玻璃杯。而帕莫尔意外地辨认出他是早八百年前在三一学院的好友。

“我实在不知道巴雷是不是一个讨人厌的间谍。”这人对帕莫尔说着。言谈之间，神色并不怎么和悦，而此时周遭的嘈杂声又变本加厉了起来，“但如果一定要以这种资格来评定他，他可就不及格了。”

经这么一说，他更是好奇了。帕莫尔回到外交部里间宽大舒适的房间后，重拾起尼基交给他而他暂时交给清洁人员保管的信封和笔记本。平日钻研公文的他，面对这桩离奇事件，也实在是无能为力。若是换了苏俄司里的奈德和他的同僚来论此事，话就难听得多了。他们会说，在任何文明国家里，像帕莫尔这种人，都应该自己找个既高又静的地方自行了断，平静地吊在那儿，让别人去凭吊他毕生的成就。

帕莫尔拿着笔记本赏玩。一玩就玩了两晚外加一天半的时间，因为他觉得这几本笔记实在是太好玩了。他没有把那牛皮纸信封打开，因为尼基在上面亲笔写了一行字：“除斯科特·布莱尔先生或情报单位最高负责人以外，任何人不得拆阅。”他像尼基一样，坚信私自拆阅别人信件是不对的，更何况这封信两端都被密封得死死的，而帕莫尔也不是那种会硬来的人。但那本笔记上头有疯狂的格言、名人隽语、讨厌的政客和军人的谩骂，又零乱地提到普希金这种纯文艺复兴式的人和克莱斯特5这种自毁性人物，着实使他着迷。

他一点都不觉得事态紧急，也不认为需要负任何责任。他是外交官，不是“朋友”，即那些间谍。而在帕莫尔的字典里，“朋友”是指那些聪明才智不如他的人。事实上，他经常在口头上表现出一种不满，说英国正统的外交部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掩护那些情报人员为非作歹的机构。帕莫尔自己也是一位饱学之士，涉猎相当广泛，曾经修过阿拉伯文，并且在近代史这个科目上还得过第一名；也曾利用闲暇自修俄文及梵文。他样样都好，惟独缺乏数学及处世的常识。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跳过另两本笔记上那些记载得整整齐齐的数学公式不看，而偏偏去管那些作者以涂鸦之笔写出来的哲学漫谈。这也可以解释（虽然委员会很难接受这样的解释）为什么帕莫尔会不遵守驻外人员处理变节者的标准程序，也不管情报处主动或被动拉拢，而尽管做他自己的事。

“他做了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提格。”在他决定了要与人同享所获的时候，终于在星期二将此事告知了在研究部门里一位相当高级的同僚。“你真的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他这个人。”

“但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个他，帕莫尔？”

而帕莫尔就是有这种感觉，像是一种震动。

帕莫尔这位资深同事瞄了那笔记本一下，又看了看第二本，然后坐了下来上下打量着看第三本，之后又看着第二本笔记中的图形。最后，他以专业的本能，接管起这件紧急事件了。

“我想，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很机灵地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的。”他说。但再稍加思索之后，还是决定亲自把这些东西送过去，因为实在是十万火急。他先以绿线电话通知了奈德，叫他等着。

虽然晚了两天，地狱之门还是打了开来。星期三凌晨四点钟，在维多利亚街奈德所属的粗矮砖造分部，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苏俄司”，还是灯火通明，日后成为蓝鸟小组成员的一些人正在房子里像无头苍蝇似的开着会，而这个会议到此也接近了尾声。五个小时后，奈德在一处河堤边高局耸立的新大楼情报总部里主持完了另两次会议，又回到了他的办公室。眼前零乱的档案，就好像那些临时招来的女工们在路上设置的重重路障一样。

“上帝可能会用神秘的方式进行。”有人听奈德在转接任务空当时对他那红发助手布拉克这么说，“以他挑选那些家伙所用的方式来说，简直是太差了。”“家伙”在俗语中，是指活的消息来源，而活的消息来源用正统的语言说来，也就是间谍的意思。奈德说“家伙”的时候，指的是尼基？是卡佳？抑或是那几本笔记的无名作者？还是他心里早已有了底的那一位英国绅士、大间谍巴托洛梅·斯科特·布莱尔？布拉克不知道，也不在乎。他虽来自格拉斯哥，但父母都是立陶宛人。抽象的观念，会让他火大。

至于我呢？我必须再等一个星期才会出面，等着奈德心不甘情不愿地决定，是拖出他的老马行动的时候了！我自知一向是匹老马。一直到今天，我都还不知道自己的教名怎么回事。“老帕尔弗莱在哪里？”他们说，“我们那个乖乖的法律雄狮呢？叫那个玩法律的进来，最好停一下，问问老帕尔弗莱。”

我是个很快就可以解决的人，你用不着在我身上花很长的时间来研究。霍拉帝欧·本尼迪克特·德帕尔弗莱是我的全名，但你听了之后可能马上就把前面的都给忘了，甚至可能对“德”这个字根本没有任何印象，而只记得后面的帕尔弗莱。在情报局里大家常叫我哈瑞，我自己也常如此叫自己。当我独个儿回到那毫无生气的单身宿舍弄饭给自己吃时，我更是这么唤着自己。我是个罪犯的法律顾问，以前曾与麦基合伙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这二十年来，我一直是个情报单位的小职员，随时准备在正义女神的天平上偷斤减两、耍弄招数，而正义女神却是我一向景仰的。

有人曾告诉我，说帕尔弗莱的原意是一种马，但既非战马，亦非猎人骑的马，而是一种披了马鞍，专供妇女骑用的马。如果此言不虚，那么也只有一位女人才能驾驭得了我，但也差点使我踏进坟墓；她的名字叫汉娜。也就是因为汉娜，我才急急地找了这个秘密据点来做我的避风港。激情在这儿无容身之地，墙壁亦厚如堡垒，使我能够听不到她哭喊着撞打墙壁、苦苦哀求让她进来的声音，而无视于那件丢脸的事。此事曾经让我在初入律师这体面行业之时，颇受惊恐。

汉娜曾说我“表面乐观，内心实无希望”。我一向觉得，若换成一个聪明的女人，就不会把这种评语说出来。有时候，真理是以放纵为名。“那么，你明知道这个案子不可能打赢，为什么你还要接？”我会反驳她一句，“明知一个病人已回天乏术了，又为何一定要煞费气力想救活他？”

她是个女人，似乎就是答案。只因她相信男人的灵魂是可以拯救的；又因为当时我还没成熟得足以付出代价。

但是现在我已经付出代价了，相信我。

就是因为汉娜，我才步上情报这行，负起我那卑微的职责，聊尽绵薄之力。也就是因为汉娜，我才会这么晚了还坐在这儿！——一个门上挂有“法务室”字样的办公室中灰色的隔间里。档案、录音带和影片散置在四周，就好像强戴斯控告强戴斯6的案子一样，只差没有粉红色的细带。这就是我在拟订官方的弥补行动！——“蓝鸟”计划时的情形，主角就是巴托洛梅，亦即巴雷·斯科特·布莱尔是也。也就是因为汉娜，我这匹老马即使在写答辩状时，也不时地放下笔来，抬起头做着白日梦。

尼基再度回忆起那些英国人的嘴脸时，正好是在那几本笔记到达奈德桌上四十八小时之后的事了。自从遭遇到白厅那次极不愉快的经历后，愤怒加上羞辱，使他一度病倒。他没去上班，也没光顾他在高德格林的小套房，平时他都会待在那儿，就好像那里是指引他人生的一盏明灯。但是现在即使是女友莉迪亚也没能让他从郁郁寡欢中振作起来。而我很快地就取得总部的授权，窃听她的电话。当莉迪亚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们听到他婉拒了她的好意。而当她哭着去敲他的房门时，我们派守在外的人回报说，他只让她进去喝了杯茶，就将她支使回家了！

“我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做错了，但不管我做错了什么，我都很抱歉！”他们听到她临走时难过地说着。

尼基刚把门关上，坐回到椅子上时，奈德的电话就来了。后来，尼基曾很技巧地试探过我，问这是不是巧合。

“尼基·蓝道吗？”奈德用了一种你无法等闲视之的语调问道。

“我就是。”尼基坐直了身子说。

“我叫奈德。我想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没有必要说出他的名字吧！你前几天好心地为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们，还带来了一个包裹，不过你的运气似乎欠佳。”

尼基听了这话，马上一跃而起。他的声音铿锵有力、斩钉截铁，听得出来是个好官，而非恶棍，哈瑞。

“嗯，是的！我是这样做了。”但他的话还没讲完，奈德就接着说了。

“我想在电话中没必要谈太多细节，但我的确认为你和我必须作个长谈，并且我们该向你致歉。我是一个说做就做的人，什么时候方便和你见个面？”

“什么时候都可以。”此时他得强忍住会迸出“先生！”这个词。

“我认为现在最好，不知你意下如何？”

“非常好啊，奈德。”尼基露齿而笑道。

“我派车子来接你，马上就到。你就待在家里等着门铃响。车子是绿色的路虎，车号登记则是B。司机叫山姆，如果你不放心，就向他要名片来看。如果还不放心，就按着名片上面的电话号码拨电话给我。你认为能办得到吗？”

“我们的朋友还好吗？”尼基还来不及问，奈德就已挂上了电话。

过不了几分钟，门铃就响了。“他们让车子停在转角处。”尼基心里边想，边以飞快的脚步奔下楼。“这就是了，我现在终于碰到行家了。”他们来到一栋坐落在伦敦上流住宅区的宅邸，前有坡地、阳台，整修得焕然一新。刚漆过的白色前门在夕阳下对着他闪闪发光。这是一栋让人艳羡的宅第，里面隐藏着支配我们生活的秘密权力。门前的柱子上挂着一块擦得雪亮的铜牌，牌子上写着“国外联络部”。尼基登上阶梯时，门已经开了。进去之后，身穿制服的守卫带上门。尼基看见一位四十开外、瘦长挺拔的人踏着落日余晖迎面而来。首入眼帘的是其侧影，后才看清他魁梧的身躯，他与尼基握了握手，态度谨慎，但亦不失诚恳，就像海军行礼一样。

“做得好，尼基。请进。”

人长得好看，声音却不一定也好，但奈德两者兼具。当尼基随他走进那间椭圆形的书房之后，他就发觉可以跟他无所不谈，而奈德是会站在他这一边的。事实上，奈德有许多地方让尼基非常心仪。如：他小心翼翼的样子、出色的外表、堂堂的相貌、沉静的领袖气质，甚至于他的那一声“请进”。尼基也嗅得出来，眼前这个人精通好几种语言，因为他自己就有这种本事。他只消说出一个苏联名字及一句话，他就能一面微笑，一面就用话接了下去。哈瑞，他跟你我是同一类型的人。如果你有秘密，这人是可以与你共享的，因为他绝不像那些外交部里的人，都是些马屁精。

但一直到了尼基开始说话时，他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急切地想把所有的事情一股脑儿地和盘托出，于是一开了口之后就欲罢不能。从那时起，他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讲，讲到连自己都大吃一惊的地步，因为他所说的，不只是卡佳和那几本笔记，他还解释了为什么会接受它们，是怎么把它们藏起来，还描述他的生平、生为一个斯拉夫人的困惑和感叹、不顾一切地对苏俄的热爱，以及他对夹处于两种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冲突感。奈德并未用任何方式引导他或中途打断他的话，他天生就是个安静的听众，除了用干净的白卡片做着笔录以外，他甚少挪动身子，也甚少插嘴；即使插嘴，也只是厘清一些关键性的细节，如在什瑞米特耶夫机场时，检查人员为什么看都不看尼基一眼就招手要他去离境休息室。

“他们对你那一群人都这么礼遇，还是只对你另眼相看？”

“我们那一群人都受到这种待遇。有一个人点了点头，我们就都过关了。”

“你有没有觉察出他们对你特别优待吗？”

“没什么理由值得他们要对我特别看待。”

“有没有印象他们对你另眼相看，譬如说，他们也许觉得你比别人好？”

“我们像一队羊一样地通过；噢！不对！应该是说一群羊。”尼基纠正自己，“我们交出自己的签证，如此而已。”

“有没有其他的团体以同样的速度前进，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些俄国佬一点儿都没有为难大家，也许因为那天是周末，而且又是夏天的缘故吧！也许是托了那个‘开放政策’的福。他们拉了少数几个人去检查，而让其他大多数的人通过。说实在的，我觉得自己太笨了，我实在没有必要在事先做那么多的防备工作。”

“你一点儿也不笨。你做得再好不过。”奈德一边说一边写着，语气里没有一点儿故意讨好的味道，“那么，在飞机上，是谁坐在你旁边，记得吗？”

“斯派基·摩根。”

“还有谁？”

“没有人了。我是坐在靠窗的位子上。”

“座位的号码呢？你记得吗？”

尼基死也记得那个位子。不管何时坐飞机，他都会预先订下那个号码的座位。

“你在飞机上谈的话多不多？”

“事实上，很多。”

“都谈些什么呢？”

“女人，大部分都在谈女人。后来有两名来自诺丁山的人加入我们的谈话。”

奈德报以微笑地问：“那么，就你现在回想，你有没有告诉斯派基有关那些笔记本的事？尼基，在那种情况下会吐露这些是很自然的事。”

“我想都不想这么做，奈德。我从未对任何人谈过这件事，一个都没有。我也不会再对任何人提起的。我之所以对你说，是因为他失踪了，而你是政府官员。”

“那么，莉迪亚呢？”

这句话刺伤了尼基的自尊心，他对奈德原有的崇拜，因他对自己如此熟悉而感到的惊讶都抛到一边了。

“我的女友对我知之甚少。她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知道的很多，其实不然。”他答道，“她们不可能晓得我的秘密，因为我从没有想要告诉她们。”

奈德继续写着，那支钢笔流畅的动作以及那些暗示他可能考虑有欠周详的一连串问题，让尼基不得不心生疑窦，因为他已经注意到，每当他一提到巴雷这个名字时，奈德安稳坐着的身躯就似乎有一阵寒意流过。

“巴雷真的还好吧？他遭到什么意外或变故了吗？”

奈德似乎没听见。他取了一张干净的卡片，继续写着。

“我猜巴雷一定想到过大使馆了，是不是？”尼基说着，“巴雷是专业老手。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告诉你，是那盘棋让他泄了底，他不该下那盘棋，也不应该在公开场合下。”

这时，才见奈德慢慢地将头从那张纸上抬了起来。从他的脸上，尼基看到了一副冰冷的表情，比他下面的话还要可怕：“我们从来不提及姓名的，尼基。”

“即使我们之间也不提起。你以前不知道，所以你没有错，但千万不要再提起了。”

看清了这句话在尼基身上大概已产生他所预期的效力之后，他站起身子，走到椴木边的桌旁，从一个塞盖的玻璃瓶里倒了两杯樱桃汁，将一杯递给了尼基。“是的，他很好。”他说。

他们默默地为巴雷干了杯，此后尼基发了十次誓，绝口不再提起这个人物。

“我们不要你在下星期去格但斯克，”奈德说，“我们已经为你安排了一张医疗证明和对你的补偿费用，你现在生病了，病名可能是胃溃疡。现在你要离开工作，好好休息，不介意吧？”

“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尼基说。

但是在他离去以前，他还是在奈德的监视下签署了一张官方秘密文件。就法律而言，这是一张很模棱两可的文件，是专门用来给签字人看的。但这种文件，对起草的人来讲，也不具什么信用。

尼基离去之后，奈德关上了麦克风和隐藏在暗处的摄影机。这些都是十二楼的人坚持要用的，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形式。

到此为止，奈德都是一个人作业。而这也是他身为苏俄司主管的一项特权。外务员即使不是独来独往，也差不多是了。他甚至没召唤老马进来宣读那份戡乱取缔法令，因为还不到时候。

如果尼基觉得在那天下午以前他都备受冷落的话，那么，此后的几天他就浸浴在别人的关注之中了。第二天一早，奈德就以他一向持有的礼貌打了电话来，要求他去一处叫皮姆利柯街的地址报到。他到了那儿，才知道这儿原来是一九三〇年代的公寓街。弯弯的钢质窗架漆成了绿色，有一处入口，可能是通到一座电影院的。当着两个陌生人的面，奈德也不加介绍地就要尼基把他的故事重新讲述一遍。之后，就把尼基丢进了虎口。

首先开口的是一位面露烦忧不决之色的男子，他有着像婴儿般红红的脸庞和清澈的眼神，身穿淡黄夹克，刚好配上他淡黄色的头发，他的声音也是浮浮的。“我想你说过一件蓝色的衣服吧？我的名字是沃尔特。”他加上了这一句，好像他自己也被这个消息给吓了一跳似的。

“我是说过，先生。”

“你确定吗？”他吸了吸烟斗，摇晃了一下脑袋，挑起双眉斜睨着他。

“绝对确定！先生。一件蓝色的衣裳和一个咖啡色的手提袋。大部分的手提袋都是用线织成的，她的却是一个咖啡色的塑料袋。我对我自己说：‘今天你的时运不佳，但你若想将来与这女的有一手，就应该从伦敦给她带一个蓝色的袋子来配她的蓝色衣服，不是吗？’就是因为我想过这，所以才记得的。我的脑子里有连线的，先生。”

在我重放那一卷录音带时，我一直觉得相当奇怪，尼基称呼沃尔特为“先生”，但从未称呼奈德什么。但这暗示了沃尔特可能有一些不和蔼的态度，而不说明尼基对他的尊敬。总之，尼基是一个在脂粉堆里打过滚的男人，而沃尔特刚好相反。

“而你说她的头发是黑色的？”沃尔特哼着，就好像黑色的头发正在随风摇曳一般。

“黑色的，先生。如丝一般的光泽，接近乌鸦羽毛那么黑，真的！”

“不是染的？你认为呢？”

“我知道两者差别何在，先生。”尼基说。他摸了摸头，因为他想现在就把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他们，甚至连他为什么会永远年轻的秘密都一并讲出来。

“你早先说她是列宁格勒人，你凭什么这么认为？”

“我是从她的教养和举止来看，先生。我看到的是一个具有罗马气质的俄国女人，我就是这么认定的。圣彼得堡7人。”

“但你并没有在她身上看到亚美尼亚人，或乔治亚人，或例如犹太人的气质？”

尼基沉思了一下，反驳道：“我本身就是犹太人，你知道吗？先生。我不认为必须要见过某一种人才能够认出那一种人，但我可以这么说：我心里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一种似乎是尴尬的沉默过后，他又继续说道：“老实讲，说我自己是犹太人有些过分。如果这是你自己想当的，我指的是幸运的话。但如果你不要，没人应该勉强你。我本人先是英国人，再是波兰人，再是什么什么的。当然另外还有一大堆人也有好几个国籍，但你不用管他们，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说得好！”沃尔特使足了气喊道，一边弹着手指一边笑，“这可是一句话就说清楚了，而且你说她的英语讲得还挺不错的？”

“不只是不错，先生。她的英语讲得非常典雅，可以做你我的老师了。”

“你是说，像是学校教书的老师一样，是吗？”

“那是她给我的印象，”尼基说，“她像是个老师、学者。我可以感觉出她有书卷气，有智慧及坚强的意志。”

“根据你的看法，她可不可能是一位翻译人员？”

“我的看法是，好的翻译人员会将自我隐藏起来，而这位女士则光芒四射。”

“嗯，这个答案很好，”沃尔特边说边将手向下摇摆着脱下粉红色衬衫，“而且她还戴了一枚结婚戒指，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先生。一枚订婚戒指和一枚结婚戒指。我通常都先看这些东西。俄国可不是在英国，你必须反着看，因为女人把结婚戒指戴在右手上。单身的俄国女人很讨人厌，而离婚的更糟糕。要有健壮的好丈夫和一堆小家伙让她们每天都有家可回，我才可能会考虑考虑。”

“那么，我问你，你想她已经有孩子了吗？”

“我相信是的，先生。”

“噢，算了吧！你怎么可能看得准呢？”沃尔特嘴角突然一撇，不悦地说，“你难不成还是个灵媒？”

“是臀部，先生，臀部。她即使害怕得要死，还是维持着尊严。你看她的臀部，就知道她是曾为人母的。”

“高度呢？”沃尔特尖叫着，一边光秃秃的眉毛还扬了起来，好像是在警告他一样，“你能告诉我们她有多高吗？想一想你自己的高度，再想一想她的。你看她的时候，是抬起头来看，还是低头看？”

“我告诉你，她比一般人要高些。”

“比你高？”

“是的。”

“五尺六寸，还是五尺七寸？”

“比较像后者。”尼基沉思了一下才说。

“再说一次她的年龄，你刚刚漏了说。”

“如果她已经超过三十五岁的话，那还真让人看不出来。她的皮肤亮丽可爱，体态婀娜多姿，尤其是她的气质神韵，好像是一朵盛开的花。”尼基脸上带着遭受挫折的微笑答道，大概是他已经发现沃尔特开始反感了。在某一方面，他仍然以为这个波兰人是个行为怪异的人。

“想想看，如果今天是星期天，如果她是英国人，你想她会不会上教堂？”

“我相信她一定把这个问题好好想过了。”尼基脱口而出，自己也吓了一跳，他还没时间去想答案呢！“她可能说没有上帝，也可能说有上帝，但她绝不会就这么不了了之，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她一定会好好考虑，得出结论，如果她认为该采取什么行动，她也绝对会去做。”

突然之间，沃尔特那些稀奇古怪的行为变成了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笑容。“噢！你说得好。”他嫉妒地说，“现在，请问你懂不懂科学？”他继续扯高了嗓子说。

“懂一点，厨房的科学。真的！学了一些。”

“物理学呢？”

“及格而已，先生。我过去曾经卖过物理课本。即使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做那些测验卷。这些东西的确让我能够充实一下自己。”

“那么，telemetry 8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

“我从没听过这个词。”

“英文或俄文都没有吗？”

“任何语言都没有过，先生。我不认识telemetry这个词。”

“那么，CEP呢？”

“什么，先生？”

“就是circular-error-probable 9，老天！这个词在你给我们的那几本笔记里已经写得够多了。怎么？你还是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吗？”

“我没有注意到它，我把它给跳过去了。”

“他写的那个俄国武士死在自己的盔甲里的那一段你没有漏掉，为什么？”

“我没有特意要读那一部分，我只是凑巧读到那一部分的。”

“好，你凑巧读到那一部分，于是你就有了一种看法，对不对？那位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到底是什么看法？”

“我想，是无能。俄国人无能，他们是顽固。”

“什么地方顽固？”

“火箭，他们做错了。”

“什么样的错误？”

“什么东西都错了。磁力的错、偏差的错误，不管什么都错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事，不是吗？”

但是，尼基在这种被诘问的气氛下所产生的不悦之情，也只是强调他已善尽了身为目击者的本分。虽然他想表现，却表现不出来，但这倒使得他们大为放心，如沃尔特现在那如释重负的手势所显示的。

“嗯，我想他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的声音之大，好像尼基耳聋了一般。他又挥了挥手，夸张得像是在下结论。“他把记得的告诉我们，一点儿也没有捏造事实。尼基！你不会捏造事实吧？”他一口气讲完，把原本交叉的腿放平，好像他的腿窝子在发痒。

“绝对没有！先生，你大可放心。”

“这么说，你的确没有捏造事实啰！不管怎样，我们迟早会查出来的。如果真是捏造事实，那你给我们的东西就光泽尽失了。”

“不，先生。我已经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了，不多，也不少。”

“我想也是，”沃尔特的身子往后靠了靠，用一种信任的语气对他的同事说道，“干我们这一行的，最难的事是对人说‘我相信’，尼基是非常少见的情报来源，如果世上多几个像他这种人，那我们就都得挨饿了。”

“尼基，他是庄尼。”奈德在旁边像一名侍从武官一样地解释道。

庄尼有一头灰色波浪状的头发和宽大的下颚，手里拿着一个档案夹，夹内装满了看起来挺正式的公文。单单看他手腕上金色的表链和笔挺的西装，他就可以在外国酒吧女侍面前摆足英国佬的派头。但在尼基眼中，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尼基，首先，我们先谢谢你。”庄尼带着一口美国东岸人懒洋洋的口音说道。他慷慨的语调中，隐含着一种调调：我们是更大的受益者，我们是最大的股东。我看庄尼就是这种调调。他是一位好干员，但他无法把美国人的优越感藏在他的公文箱中。我有时会想，这也许就是美国的情报人员和我们自己的情报人员的不同之处。美国人挟其权势和金钱，总是夸耀他们的运气有多好多好。他们缺少我们英国人的沉潜气质。

不管怎样，尼基看到他，背上的毛立刻竖了起来。

“我问你几个问题行吗？”庄尼问道。

“如果奈德说可以，就可以。”尼基说。

“当然可以。”奈德说。

“那么，我们从那一晚的有声图书展开始谈起，好吗？老兄。”

“嗯，准确来讲，是傍晚，庄尼。”

“你陪同一位名叫叶卡特里娜·奥拉娃的女子一同走过那个房间，走到那一道楼梯的顶端，也就是那些警卫站立的地方，你向她道别。”

“她挽着我的手臂。”

“她挽着你的手臂，好极了！在那些警卫们面前。看着她走下了楼梯，你也看着她走到街上了吗？老兄。”

我以前从未听庄尼用过“老兄”这称呼，所以我以为他多多少少是在讽刺尼基。这是情报人员在教室里跟他们的心理学老师学来的伎俩。

“是的。”尼基斩钉截铁地说。

“她走到街上？停在那儿沉思。”他以律师那种假意的夸张态度暗示说。

“走到街上，走出了我的生活。”

庄尼等在那儿，一直等到大家都清楚他是在等着；而尼基比谁都清楚。“尼基，老兄！过去的二十四小时我们派人守在那道楼梯的顶端，没有人可以从那儿看到街上的。”

尼基的脸沉了下来。不是因为尴尬，而是因为生气。“我看着她走下楼梯，看着她穿过大厅，到达临大街的地方，然后就一去不复返了。因此，除非有人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把街道给搬了家，这在斯大林统治时代是有可能的……”

“我们继续下去，好吗？”奈德说。

“你看到有人跟在她后头走出去吗？”庄尼毫不放松加紧问道。

“你指的是在楼梯上或是到街上？”

“都有，老兄，都有。”

“没有，我没看见她走到街上去，对不对，因为你刚才告诉我，说我没有。因此，为什么不由你回答那些问题，而由我来问呢？”

就在庄尼懒懒地坐下时，奈德插嘴了：“尼基，有一些事情必须非常谨慎地查明。这件事事关重大，而庄尼也有职责在身，所以这是马虎不得的。”

“我也是性命攸关啊！”尼基说，“我的话说了也是很危险的，我不喜欢人家把它不当回事，尤其这人还是美国人，不是英国人。”

庄尼的目光回到了手中的档案，说道：“尼基，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那个展览会的安全布置，就你所见到的讲一讲。”

尼基很快地深呼吸了一口。“嗯，好吧，”他停了一下，又开始讲，“在旅馆的大厅有两位穿制服的警察四处走动，这些人如往常一样将来来往往的俄国人都登记下来。在大厅里面有几个很讨厌的家伙，他们就是便衣警察。我们称这些人为闲逛者。”为了让庄尼更了解，他又加上了这一句。“不消几天，你就可以把这些闲逛者全给牢记在心了。因为他们不买、不偷，也不问你要赠品。他们当中有一位奶黄色头发的人。一共有三位，整个星期都没有换过，不要问我原因何在。他们看着她走下楼梯。”

“每个人都看到了吗？老兄。”

“就我所知，是每个人，但我希望我错了。”

“你也不能确定有两位说不出年龄的灰发女士，也是每天到场，早出晚归，也不买，也不与任何展场摊位人员或展览人员做任何生意上的交谈。她们在会场，似乎是别有目的。”

“我想，你是说葛特和黛西了？”

“抱歉！请再说一次。”

“有两位从图书馆协会来的老母鸡，她们是来喝啤酒的。她们最喜欢做的，莫过于在摊子上搜括目录或跟人家要宣传单。我们给她们起了名字叫葛特和黛西，是根据战时和战后英国一个很受欢迎的广播节目取的。”

“你有没有想过，这两位女士也可能是在执行监视的任务？”

奈德那只强有力的手此时已经伸出去阻止尼基作答，但他却退了一步。

“庄尼！”尼基此时已经火冒三丈了，“那是莫斯科，对不对？苏联的莫斯科！老兄！如果我放着正事不做，一天到晚就想谁是监视人员，谁又不是，我早上既起不了床，晚上也睡不着觉了。连树上的鸟儿都可能是线人啦！”

不过，庄尼还是看着他的电报。“你说，叶卡特里娜·波里索芙娜·奥拉娃来到你旁边那个几天以来都空着的摊位上，是吗？”

“我的确是说过。”

“但你在前一天也没见过她，对吗？”

“是的。”

“你也说，你很喜欢看漂亮女人，是吗？”

“没错，谢谢你。我希望我永远都是。”

“难道你不认为当时你就应该早已注意到她了吗？”

“我有时的确会漏掉。”尼基承认之后，又加了一些解释，“在我转头的时候，在我弯腰、上厕所的时候，我都可能会漏掉一些的。”

庄尼仍然自顾自地讲着话：“你在波兰有亲戚吗，蓝道先生？”他口中的“老兄”似乎已经功成身退了，因为我在听录音带的时候，注意到他已经不再用它了。

“有。”

“有没有一位姐姐在波兰政府担任高层的职位？”

“我姐姐在波兰的卫生部担任医院的督察。她的职位并不高，而且也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

“曾经有共党集团或为共产党工作的第三世界间谍，直接或间接将你当做有意的目标，而对你施加压力或恐吓过吗？”

尼基转眼看着奈德说：“什么的目标？我的英文不怎么好。”

“有意的，”奈德报以温暖的笑意说道，“也就是注意的意思。”

“在你到东方集团国家旅行的时候，你曾经与这些国家的女人亲近过吗？”

“我曾经与几个人上过床，没有跟她们亲近过。”

沃尔特此时像一个顽皮的小孩似的，将肩膀高高耸起，手掩着难看至极的牙齿，发出一阵怪笑声。但庄尼不为所动，继续说道：“蓝道先生，在此以前，你曾经与任何敌国或友国的情报人员在任何地方接触过吗？”

“没有。”

“你曾经为任何目的，无论这些目的是多么单纯，将情报卖给任何身份或地位的人吗？如新闻从业人员、调查人员、警察人员或军人等。”

“没有。”

“你现在没有加入，以前也未曾加入任何的共党组织、和平团体或任何以某种目的作为号召的团体吗？”

“我是英国国民。”尼基翘起他那波兰人的下颚，回了一句。

“那么，对于你所处理的东西里面所包含的信息，有多么暧昧不明和多么令人费解，也是一无所知了？”

“我没有处理它，我只是把它交给你们而已。”

“但你还是乘机读了它啊！”

“我就我懂的读了一些，之后就放弃了。这些我都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为什么？”

“是基于道德良心，不过此刻我怀疑你没有这种良心。”

庄尼被他这么一讲，居然一点儿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还是耐心地看着他的档案。他抽出一个信封，又从那个信封里取出一叠扑克牌大小的照片，像玩纸牌一样排列在桌上。这些照片中有些很模糊，画面颗粒很粗，有些照片的前景被东西给挡住了。拍的都是从一个萧瑟老旧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女士，有些三五成群，有的形单影只。有些拿着手提袋，有些低着头什么也没有带。尼基记得曾听人家说过，这是莫斯科的上班妇女在中午时偷偷溜出来买东西的情形。她们把买到的东西塞到口袋里，并且故意把手提袋留在办公桌上，为的是要展示给人家看，她们只不过是到走廊走走罢了。

“就是这一位。”尼基突然用手指着说道。

庄尼把他那种审问犯人的招术又耍了一遍。他比谁都知道这些东西已经是老把戏，丝毫没有什么好耍，但他还是照做不误。他装作既失望又非常怀疑，好像抓到尼基的小辫子一样。从录影带中，可以看出他假装生气，而且假装得有点过头了。“老天！你怎么能这么确定？你从没有看过她穿过大衣呀！”

尼基可是一点儿也不为他的气势所动。“这就是那个女的，卡佳。那就是她的手提袋，塑料的。”他继续看着照片，说道，“那是她的结婚戒指。”有一阵子，他甚至忘了周围还有人，喃喃自语道：“如果明天还发生那件事，我还是会为她做的，即使后天也一样。”

庄尼这次让人难堪的审问至此圆满落幕了。

日复一日，令人难以理解的讯问接踵而至，约过几个不同的地点，并且除了奈德以外，都换了不同的人，尼基逐渐产生一种感觉，事情是渐渐进入了高潮。有一次在波特兰广场后面的一处声学实验室里，他们放出女人的声音给他听，是俄国人讲俄语，还有俄国人讲英语。但他没认出卡佳的声音。又有一天，他被他们搞得大吃了一惊，因为整天都是在谈钱的事。不知他们打哪儿弄来他的银行报表、退税资料、薪资单、存款抵押及养老保险单，简直比国内税务局还精。

“相信我，尼基。”奈德脸上带着一种诚恳、让人安心的微笑。听了他的话，尼基心中有一种感觉，奈德已经为他争取到一些什么了，而且，事情也开始走上正途。

“他们开始为我安排工作了。”他在那个星期一这么想着，“也许他们要把我变成像巴雷一样的间谍了。”

“他们将要在我父亲去世后二十年为他平反了。”而在星期二时他又这么想着。

之后，就在星期三的早晨，山姆，也就是那一位司机，来按他家的铃。于是，接着，一切的真相就大白了。

“今天又要去哪里？”尼基神色愉悦地问他，“是去血腥的伦敦塔吗？”

“星星监狱。”山姆说完之后，他们都哈哈地笑了。

但山姆既没有带他去伦敦塔，也没有带他去星星监狱，而是把他送到白厅的一个办公室边门。十一天以前，他曾在此大闹，试图闯入此门，但未成功。灰眼珠的布拉克引导他走上了后面的一道楼梯，之后就消失了。尼基来到一间非常大的房间，从这房间里向外俯视，泰晤士河就在眼前。一排人坐在一张桌子旁，面向着他，最左边的位子坐着沃尔特。他的领带笔直，光溜溜的头发垂在额前，他的右手边坐着奈德，两人看起来都是一本正经的样子。这两人中间坐着一人，两手交叉平放在桌上，此人年龄较两人为轻，穿着十分讲究的西服。

尼基直觉地认为他的职阶要比这两人高。尼基事后说，这人看起来像是从一部电影里走出来的，梳理得整洁光润，嘴角紧闭，好像准备上电视的样子。看来不只是有钱，他年约四十出头，不过，最糟糕的却是他的样子很单纯，太过年轻以至于还不够格被指控为成人犯呢！

“我叫克莱福。”他故意压低着声音说，“尼基，请进。我们现在对于应该拿你怎么办有了一点不同的意见。”

尼基看了看克莱福，再看了看大家，然后，他想了一下，又看到了我——老马。奈德见他看着我，就微笑地向他介绍。

“啊！尼基，这是哈瑞。”他半开玩笑地说。

到此时，除了他以外，没有人真正知道交易的细节，不过奈德向我透露了一点：“尼基，哈瑞是我们的自备裁判，他是来确认每个人都会得到公平的处置。”

“好的。”尼基说。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悄悄地介入这件历史事件，扮演着法律小厮、暗中摆平事情的人、一个小角色、讨好别人并兼记事者，只有偶尔是帕尔弗莱。

为了把尼基照顾得更周到，李格入场了。李格身躯高大，神采奕奕，给人安全感。李格引领尼基坐上了一张摆在房间中央的椅子，然后坐在他旁边的另外一张椅子上。他这么做，是因为李格的职业可说是一位施福利者，他的客户包括变节的人、出问题的外务人员和搞砸了的情报员，以及其他的男男女女。如果没有李格·沃特和他的美丽妻子贝雷妮丝在场的话，这些人对英国的向心力就会薄弱很多。

“你做得很好，不过我们不能告诉你好在哪里，因为这么一来，安全性就没有了。”尼基听了之后心里觉得很是舒服。克莱福接着又用他干哑的嗓子说道：“即使你所知道的事情微乎其微，但还是太多。我们不能让你手拥着我们的机密在东欧晃来晃去，那样对你和对那些关系人来说都太危险了。因此之故，在你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服务的同时，你也令我们十分担忧。如果是在战时，我们可能会将你关起来，甚或杀了你。但现在不是，起码不是正正式式打仗。”

在通往权势的审慎路途中，克莱福已经很会运用微笑了。但若是用来对付善良的人，这可是一种颇不光明正大的做法，就像在打电话时保持沉默。但是克莱福对“不光明正大”根本一无所知，因为他对它的反义词更是一无所知。就情感而言，如果你要人听你的，你就得善用微笑。

“毕竟，你能够指认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是不是？”他继续说着，说得非常小声，大家一动不动地听他讲，“我知道你不可能故意这么做，但是一个人一旦双手被烤在热锅上，他也就只好身不由己了。”

当克莱福认为他已经把尼基给吓得够多了，就看了看我，并且对我点了个头，于是我就打开随身携带的那一个高级皮制档案夹，从里面取出预备好的一份冗长的文件，交给尼基。这份文件的要旨是要尼基自愿放弃到铁幕旅行的念头，并且无论何时，他必须在出国以前的数日知会李格，至于如何知会，则由两人另作安排。并且，尼基的护照要由李格代为保管，以防不测；另，尼基终身必须接受李格或当局所指派的人担任他各方面的朋友、顾问和监护人，包括如何处理一家烦人的英国银行福翰分行开出的十万英镑支票的付税问题。

再者，为了要让他经常接受当局的恐吓，他必须每六个月向该情报机构的法律顾问哈瑞报到，接受一番关于“秘密”的教诲。老帕尔弗莱一度是汉娜的情人，一位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的人，因此可以很可靠地负起一个任务，让别人的背脊骨挺直。依照以上所述诸点，这整件事，关系到某位俄国女人及她朋友的文学手稿，和此手稿的内容（不管他对此内容所知多少），以及由某一位英国出版家所扮演的那一部分，均在此时庄严地宣布无效、死亡、消灭，并且落幕，从今日起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此文件的一份副本收藏在我的保险箱中，一直到不可预期的将来，尼基读了两遍，李格也站在他身后读了一遍。然后，尼基就陷入了沉思。他不管有谁在看着他，谁正巴望着他签字好结束这一棘手的问题，因为他知道，此时此刻，他是买主，不是卖主。

他仿佛又看到自己站在莫斯科那间旅馆的房间窗口，记起了他如何希望自己能将旅行用的靴子高挂起来，过安逸舒适的日子。此时他心中突发奇想，也许神果真听了他的祷告，并且照着他的祈求为他成就一切所求所想。于是，他突然笑了出来，笑得大家都心里发毛。

“嗯，我希望那个美国人庄尼会付这笔账，哈瑞。”他说。

但这个玩笑并没有得到任何掌声，因为它也的确就是事实。因此尼基拿着李格的笔，签了字，然后把这份文件给了我，看着我在“证人”的那一栏签上了霍拉帝欧·帕尔弗莱。我签名潦草的历史已有二十年，即使我签的是“海因斯牌西红柿汤”，尼基或是其他任何人也都不会发现有何差别。我把它放回了我那皮制的“棺材”，轻轻地把盖子合上。此时大家握了手，互相交换了自己的保证。克莱福低声说道：“我们很感谢你，尼基。”就像在电影里一样，尼基不时地要自己相信，他也曾经参与过。

之后，大家都跟尼基再度地握了握手，目送他高贵地踏着夕阳离去，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看着他神情愉快地下了楼，与体格大他两倍的李格·沃特边走边聊。在美国为其利益所做的强大压力下，我已取得许可证，担保他们可以监视、窃听尼基所有的行动。

于是，他们在他家和他办公室的电话上都装了窃听器，拆开他的信件，并且在他心爱的“胜利”车后轮轴上安了一种电子零件。

他们在他下班后跟踪他，并且在他将辞职前的最后一段时间中，买通了一位打字员，盯住他这位“可疑的外国人”。

他们在他常去猎艳的酒吧里，为他安排了一位女友随侍在侧。不过，尽管他们为了因应美国强大的利益需求，采取了这些既繁琐又无用的防范措施，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他们没有听说尼基有过任何吹嘘或轻率的举动。尼基此后从未抱怨过，也没有吹过牛，更没有大肆张扬。事实上，他可以说是这种交易中绝少数乐天知命者之一，也为这个故事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他除了是完美的结局以外，更是完美的序曲，且一去不复返。

他从没有要与巴雷，也就是那位伟大的英国间谍联络。他活在一种敬畏他的生活中。即使他那家录影带店盛大开幕的时候，也正是这位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英国幕后英雄最需要有人作伴的时候，他都没有逾越规矩。也许对他来说，知道有一晚在莫斯科，当这个古老的国家召唤他的时候，他也曾经扮演过一个他长久以来一直渴望扮演的英国绅士角色，这就满足了；或者他对于心中的波兰能够踢了隔壁的苏联一脚，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也许存在他脑海里的卡佳，那一位坚强、高尚、勇敢、美丽的卡佳，让他忠实地活了下来。那一位卡佳，即使自己身处险境，也还不忘叮咛他可能遇到的危险，告诉他说：“你必须相信你所做的。”

尼基相信了。他也很高兴自己相信，如我们任何人都应该的那样。

他开的录影带店也欣欣向荣了。这是一件轰动的大事，经常门庭若市，包括从那个高德格林来的警察（我已警告过他不要找尼基的麻烦）。对某些人而言，是乐观其成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爱他，是因为在他的眼中，我们扮演着我们所希望扮演的角色。我们是负责保护国家安定的神，是全能的勇士，无所不在的监护人。这种看法，巴雷似乎从未有过。汉娜虽然有过，但也只能从外表上认识这个单位，知道这是一个她无法跟我走进来的地方，是一个一切希望都得止步的地方。因此，她虽然一百个不情愿，也只能绝望地离去。

就在几个星期以前，当我为了某种理由把情报局的人大加赞扬一番的时候，她对我说：“对我来说，他们不但不是良药，反而更像是恶疾！”

3

我们这些干情报的老手们经常会说：“情报作业是不可能一个笑话都不闹的。”作业规模越大，闹笑话的机会也越多。根据本单位由来已久的惯例，由于这个星期围捕巴托洛梅，也就是巴雷·斯科特·布莱尔的行动屡遭挫折，因此我们也就投注了更多的人力。而苏俄司来的布拉克这些科班出身的新手，已经学会了在找到巴雷这个人以前，就先仇视他。

找他找了五天，他们认为除了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以外，可以说对他已了如指掌了。他们知道他出身于一个思想开放的家庭，父母让他接受昂贵的教育，但是两样都没有结出善果。他们也知道他结过几次婚，最后都离了。他们还知道在卡姆登镇有家咖啡店，他常在那儿与一些到店里闲逛的混混下棋。即使他是过错一方，他们仍然告诉一位专办离婚的律师维克娄说他是正人君子。他们借用了一些老掉牙的借口，在霍夫找到了他的一个姐姐，也探出了她对他的绝望。此外，他们还在汉普斯特德找到一位跟他有书信往来的商人，在格雷丹找到他已经出嫁的女儿，她对父亲非常崇拜。接着，他们又在城里找到了他一个儿子，他则绝口不提父亲的事。

他们也约谈了几个他曾经偶尔加入的三流萨克斯爵士乐团的人、一家他曾经造访过的医院里的社工人员和一位在肯帝希镇的教区牧师。他曾在这儿唱过男高音，让大家刮目相看。这位牧师笑嘻嘻地说：“他唱起歌来真是好听。”但是他们在老帕尔弗莱的帮助下想窃听巴雷的电话，多听听他那美妙的声音，却什么也没听着，因为他没有付电话费。

他们甚至还在我们自己的记录里找到了，或者应该说是那一位美国人帮我们找到了一点儿线索，但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结果显示，在六十年代早期，那个凡是具有双重姓氏的英国人都有可能被情报单位召去的时代，巴雷的档案曾经被转到纽约，接受一项只有单方面受尊重的双边安全协定所规定的调查。愤怒的布拉克又到中央户籍处查证了一次。起先，对方否认自己有巴雷的任何资料。之后，他们从一个预备录入电脑的白色索引柜中取出了他的卡片，并且根据这张白色卡片，找到了一个白色档案，档案中存有原始的调查表格和回函。布拉克赶忙冲进奈德的办公室，好像他已经找到解开一切谜题的线索。年龄：二十二！嗜好：看电影和听音乐！从事的运动：无！考虑他的理由：有一位名叫李昂诺的表兄在近卫军服役！

这件事却无回报可言。征募来的一位干事曾请他吃午饭，并在他的档案上用章盖了“无进一步行动”，然后再亲手加了“至今”两字在前头。

不过，这段二十年前的离奇插曲却使他们对他的态度多少产生了一点偏差，就好像他们一度曾为了他父亲萨里斯伯里·布莱尔居然会与左翼分子有过牵连，而感到耿耿于怀。这项发现破坏了巴雷在他们心中的独立性。不过奈德可不会如此，因为奈德个性较沉稳。但是在布拉克和其他年轻干员心中，确实是破坏了。这使他们感到欠他一份情，因为他们对这一个神秘人物可崇拜不成了。

巴雷那不堪入目的车子又让他们栽了一次筋斗。警察在列克山公园发现它非法停在那儿，保险杠已凹陷，驾照过期。另外，放手套的抽屉里有半瓶酒和一只手套，手套中还躺着一叠巴雷写的情书。四周的居民已经接连好几个星期在抱怨这辆车了。

“你要我拖走它？踢它？登记？还是把它送去压扁算了？”那位交通督察在电话里直等着奈德的指示。

“算了！”奈德没精打采地回答。不过他和布拉克还是赶往了现场，希望在绝望中能再找到一丝线索。结果，他们发现，那些情书是他写给公园一位女士的。但她向他们表示，她绝不知道巴雷现在人在何处。

一直到了下个星期四，当奈德耐心地查阅巴雷当月份的银行借贷表时，才发现在透支栏内有一项每年四期的固定汇票，支付一百多镑给里斯本一家房地产公司再转交某人。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边看借贷表，边脱口而出了一句平常不会讲的粗话。之后，他赶紧打电话给旅游部，要他们查一查从加维及希思罗机场起飞的班机。当旅游部回了他电话后，他又爆了一遍粗口。他们找到了。之前马不停蹄地打电话，约谈，到处求人，试了各种渠道，查阅各种名册，发电报给全世界大半与英国友好的国家首都，他们那趾高气扬的档案部门还在美国人面前卑躬屈膝，但是他们所约谈过的、所做过的调查，都没有披露一个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事实，一个极其重要的、绝对不能错过的关键性资料：十年前，巴雷意外地从一位远方婶婶那里继承了一笔数千英镑的遗产，于是就用这笔钱在里斯本为自己购置了一栋破旧的小屋。从此，他为求减轻心灵上的各种负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跑到这儿休息一阵子。也许他考虑过在康瓦尔、普罗旺斯或廷巴克图买房子，但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他迷上了里斯本。于是乎他就在水边一块粗糙的公园用地附近，一处渔市场的旁边，为自己找着了这处憩息之所。

就在他们发现这件事之后，整个苏俄司充满了一种风雨欲来之前的平静，而布拉克那张瘦削的脸庞上则现出一种气急败坏的愤怒。

“这些日子，我们有谁在里斯本负责？”奈德的语调轻柔得就像夏天的和风。

然后，他打了电话给老帕尔弗莱（亦即哈瑞），要他随时待命。这种景况，真是应了汉娜的话了。

当米利都走进来找他的时候，巴雷正坐在吧台边的凳子上，口沫横飞地向一位喝得烂醉如泥、名叫格雷夫斯的人述说着人性。他的全名是亚瑟·温斯娄·格雷夫斯，是一位移居国外的炮兵上校，后来被记在优先考虑的名单上，成为巴雷的关系人之一。这是他在历史上惟一记上的一笔，但他却永远也不会知道。巴雷那长而柔软的背向后弓着，离那一扇打开的门很远，门外是院子，年约三十的胖小子米利都因此得以在有所动作前先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他追查巴雷有半天了，到处都扑空。每落空一次，他心中的气愤便添了几分：譬如就在离此不到五分钟路程的巴雷公寓里，一位操普通口音的英国女人隔着信箱对他说话，可把他给气死了。而在大英图书馆里，那位女图书馆员告诉他说巴雷今天一整个下午都在闲晃。虽然当面问她，她不承认，但语意中已明显地暗示出巴雷是个醉鬼。当他追查到爱斯托里尔一处令人嫌恶的都铎式酒馆时，巴雷却早在半个小时前就离去了，他在晚餐时还和大伙儿又喝又闹。

那间旅舍（也许该称它为小客栈）是一间老旧的修道院，它是英国人喜欢去的地方。为了走到那儿，米利都还得攀登一条既老旧又悬垂着藤蔓的梯道。他爬上去之后，四处仔细地查看一下，然后又不得不赶紧下来，叫布拉克跑（“我是说真的跑”）到转角的咖啡店打电话给奈德，然后再回来攀爬。这就是他为什么会老是感到气喘吁吁，甚至有被人耍的感觉。沁凉的沙岩和新磨的咖啡味混杂着夜间植物的气味迎面扑来，但米利都对这些气味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他最需要的是空气。远处的电车声和船舶的汽笛声，是惟一与巴雷的独角戏互相唱和的背景音乐，米利都却对它们一无所觉。

“盲童是不会嚼东西的，格雷夫斯，我亲爱的老魔术师！”巴雷把他那像蜘蛛脚般的食指指尖放在这位上校的肚脐眼上，手肘搁在吧台上一盘未尽的棋盘上，耐心地解释给这位上校听，“这是经过科学证明的事实，格雷夫斯，瞎眼的儿童需要人教才会吃东西。到这儿来，闭上你的眼睛。”

巴雷用双手轻轻地托住他的头，扶着他靠过来，然后打开他的嘴巴，放进几粒腰果。“就当你是个孩子，照着我的吩咐做，咬啊、咬啊！小心！不要咬到舌头，咬啊！再来一遍。”

这当儿，米利都觉得该他上场了，于是堆起亲切的笑容，一脚踏进了酒吧。而在入口的两旁各竖着一个真人大小、穿着宫廷服饰的黑白混血女人雕像，着实把他吓了一跳。“头发是茶色的，眼珠是绿色的。”他在心里打量着，一边把巴雷当马一样彻头彻尾地审视一番：身高六尺整，胡须刮得挺干净，讲话有条理，身材细瘦，衣着怪异。怪异！简直是笑话！矮胖的米利都心想，他仍然喘息着端详巴雷身上穿的麻制丛林夹克、灰色的法兰绒长裤和凉鞋。在伦敦的那些傻瓜会指望他在里斯本炎热的夜晚穿些什么？难道是貂皮大衣不成？

“呃，对不起！”米利都神色愉快地开口，“我正在找人，能否请你帮帮忙？”

“你要找的是我老娘的屁股，是吧？！”巴雷一边回答，一边小心地把那位上校的头扶正，“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我很抱歉！但我认为你应该是巴托洛梅·斯科特·布莱尔先生。”米利都说，“对吗？”

巴雷一边用手抓住那位上校的衣领以防发生意外，一边小心地在凳子上转了半圈，上下打量着米利都，先从鞋子看起，一直看到他堆笑的脸。

“我叫米利都，是从大使馆来的。我是这里的商务二等秘书。我非常抱歉，我们从联络处接到了关于你的一份紧急电报。我们认为你最好马上看看这封电报，可以吗？”

之后，愚蠢的米利都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由他这么胖的人做起来，更是让人觉得特异。他晃了一晃臂膀，用手盖住头，好像是要确定他的脑袋和头发都待在原位。这胖子在如此矮的房间里做了这样夸张的动作，使得原本沉醉未醒的巴雷一下子就惊醒过来。

“老兄！你是说，有人死了？”他问道，脸上笑容紧绷，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

“噢！我的老兄，请不要这么紧张！这只是一封商业电报，不是领事馆的，否则它怎会从我们的联络处传过来？”他尽力在脸上装出安慰他的笑容。

但是巴雷一点儿都不为所动，他仍然要追究到底。“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他问。

“没什么。”米利都心虚地回答，“是一份很紧急的电报，不完全是私人的，只是一封外交电报而已。”

“那么，是谁那么急？”

“谁都不是，我不能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告诉你。它是机密，只准你我过目的。”

他们忘了描述他的眼镜了，米利都一边回看他一眼，一边径自想着。他戴一副圆的黑框眼镜。对他的眼睛来说，太小了点儿。一皱眉头，眼镜就会滑到鼻尖，而他就从那儿看着你。

“如果有人要还债，就算等到星期一又何妨？”巴雷一边说着，一边回头看着上校。“松开你的腰带，米利都先生，跟这些脏鬼喝一杯如何？”

米利都也许并不瘦，也不高，但他也是个能控制场面的人，会玩弄诡计，一点也不输给其他的胖子。需要的时候，他也会发火，会像山洪暴发一样，一发就不可收拾。

“你给我听着！斯科特·布莱尔！老实说，这本不关我屁事.我可不是一个当差跑腿的；我是个外交官，我有我的地位。我花了老半天的时间到处找你，外头有一辆车子和一位跟班等着我，我可没有义务把整天时间耗在你身上。”

如果不是那位上校仗义执言，他们之间还有得瞧呢！他肩膀往后一挺，下颚往后一缩，嘴角现出正气凛然的样子。“巴雷！这是女王陛下的恩诏呀！”他吼道，“大使馆是地方联络处，他们的邀请也就是命令。你不可以有辱陛下的宠诏。”

“但是他又不是陛下啊！”巴雷耐心地反驳道，“他又没戴皇冠。”

米利都想着要不要召唤布拉克。他尽量做出胜利的笑容，但巴雷的注意力已经转到了壁炉上，前面有个花瓶挡在空空的炉架前，里头的花都已经干了。米利都喊他：“都好了吗？”好像是叫他的太太，想看看晚宴准备好了没有。但巴雷憔悴的目光始终停留在那瓶已经枯死了的花上面，好似在那些花朵上看到了他的人生，看到他此生走过的荒唐道路和做过的一切错事。就在米利都正要放弃希望的时候，巴雷开始把他的“垃圾”都装进了丛林夹克的口袋里。他动作干练，好像是要上山狩猎一样。他的东西包括一个变形的皮夹，里面塞满没有兑现的支票和作废了的信用卡；一份发了霉且使用过度的护照；此外，他随身还携带笔记本和铅笔，用来在清醒时记下他酒醉讲过的珠玑之言。做完这一切，他掏出一张大钞放在吧台上，好像他此后很久都不会再需要用钱一样。

“曼纽，帮上校打个的。我的意思是帮他走下台阶，坐上后座，帮他付车费。都做完了，就把找零留着。再见了！格雷夫斯，今天谈得真开心。”

雾气降临，一轮新月由众星拱着冉冉升起。他们走下了阶梯，米利都先下，他一边走，一边还要巴雷小心着走。码头上布满晃漾的灯光。一部挂着外交车牌的黑色轿车停在路边等着他们，布拉克悠然地躲在车子旁边的暗处。另外一部没有标识的车子停在它的后面。

“啊！这是艾迪。”米利都一面说着，一面介绍。“艾迪，我们是不是在里面耽搁得太久了？我相信你已经打过电话了，是吧？”

“都做好了。”布拉克说。

“相信在家的每个人都很高兴了，艾迪？那些家伙全都打点好了？你不会搞砸吧？”

“都打点好了！”布拉克怒吼着，意思是说：闭嘴。

巴雷坐在前座，头往后靠在椅背上，眼睛闭了起来。米利都开车，布拉克则坐在后座，一动也不动。第二辆车跟着他们缓缓地驶了出来，司机是一个跟踪老手。

“这是你平常去大使馆的路吗？”似乎是打着瞌睡的巴雷突然脱口问道。

“呃……现在我像是一只出勤的狗，拿着他应该拿的电报回家去。”米利都解释着，一点都不以为忤，好像巴雷说中了他的心事似的。“恐怕在未来的几个星期，我们得把大使馆钉上板条，好抵挡爱尔兰人。”他开了收音机，传来一个女人呜咽的悲歌声，“法朵。”他大声说，“我很喜欢法朵。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知道，这就是我申请调来这里的原因。”他开始用空出来的一只手挥着。“法朵，这是一种葡萄牙民乐。”他解释道。

“你们就是那些曾经骚扰过我女儿，问了她一些无聊问题的人吗？”巴雷问道。

“我们只是管商务的。”米利都边说，边使足了力气想主导形势。但是在他的心里，正在为巴雷状似天真的问题而深深烦恼着。很快就轮到他们来忍耐这个了，他想，觉察到巴雷那桀骜不驯的目光正盯着他的右脸。如果这就是总部在这些日子里所要算计的，那么，上帝！求你不要让我出差啊！

他们已经向单位里的一位前任干员租了一套房子，这位仁兄现在是英国的银行家，在辛特拉另外还有一套房。老帕尔弗莱已经为他们把这次交易的细节都打点好了。他们不要以官方的姿态出现，以免在事后被人留下把柄。但是年代及地点本身就隐含着特殊的意义。一盏铁制的灯照亮了拱形的入口处。大理石的石板上尽是密密麻麻的凹痕，用来防止马儿滑跤。米利都按了门铃，布拉克靠过来以防意外发生。

“哈！请进。”奈德高兴地说，一边把卷门打开。

“好了！那么我走了。”米利都说，“太好了！太棒了！”他嘴里仍然咕噜个不停，在别人还来不及开口拦住他之前，就跑回车上。就在他这么做的同时，另一辆车也驶了过去，好像是一个好朋友在一个危险的夜晚看到有人到达他家门口一样。

有很长一段时间，奈德和巴雷彼此打量着对方，而布拉克站在一旁观察着他们。这种打量与自己有同样身高、体型，甚至于同阶级的人的动作，也只有英国人会有。即使奈德在外表上是属于那种不苟言笑、自制、做事极有分寸的典型英国绅士，并且在许多方面都与巴雷截然不同；而巴雷则是个四肢懒散，体型瘦削，一张脸即使在平静的时刻也似乎决心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这两人也的确都有值得对方推崇之处。从一道紧闭的门内，传来一阵男人的谈话声，但奈德装作没有听到一样。他引导巴雷走过一个通道，到了图书室，说：“在这里。”而布拉克则留在大厅里。

“你喝了不少酒？”奈德压低了声音问道，一边递给巴雷一杯冰水。

“我没喝醉，”巴雷说，“那些绑架我的是什么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名字叫奈德，我就言归正传吧。就你这超乎寻常的事件而言，没有什么电报和危机，他们不是去挟持你。我是英国情报局的人，那些在隔壁房间里等着你的人也全是。你曾经申请过要加入我们，现在就是你的机会了。”

奈德等巴雷回答，而巴雷却不吭半声。奈德和巴雷年纪差不多。二十五年以来，奈德曾经在举手投足间对他所要网罗的人表露过他的情报人员身份；但这是头一次，他的客户既没讲话，也没眨眼、微笑、后退，甚至连惊讶的表情都没有。

“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巴雷说。

“也许我们会要你找些东西。”

“你自己去找吧！”

“没有你，我们找不到。这也就是我们会在这儿的原因。”

巴雷走到书架旁边，抬起头，歪向一边，透过他那圆形眼镜看着架上的书本，一边喝着他那杯水。

“先前你们说是商务部的人，现在你们又都是间谍了。”他说着。

“你为什么不打一个电话给大使？”

“他是笨蛋。我在剑桥的时候与他是同学。”他拿下一本线装书，看着书上的序言。“狗屎！”他带着轻蔑的眼光说着，“这地方一定很贵，是什么人的？”

“大使会证明我的话是对的。如果你问他星期四什么时候可以安排一场高尔夫球，他一定会告诉你要到五点钟以后。”

“我不玩高尔夫球。”巴雷说着，又拿下另一本书，“我什么也不玩，我已经玩腻了。”

“除了下棋以外。”奈德提醒他，一边伸手把电话本子递给他。巴雷耸了耸肩，拨了电话。听到大使的声音后，他发出了一阵皮笑肉不笑，更可以说是不知所以的笑。“是托比吗？我是巴雷·布莱尔。为了你的肝脏，好不好在星期四找个时间打高尔夫球？”

对方发出一阵不悦的声音，说只能安排在五点钟打了。

“五点绝对不行，”巴雷回答道，“那样，我们会摸黑打球的……这家伙怎么把电话给挂了？”他一边抱怨着，一边摇着听筒。之后，他就看见奈德的手已按在那电话的听筒架上。

“我想他不是在开玩笑，他是非常慎重的。”

巴雷又一次陷入了沉思，慢慢地放回听筒。“非常轻浮和慎重间其实只是一线之隔。”他说。

“那么，我们何不越过这条线呢？”奈德说。

门后的谈话声已经停止了。巴雷转动门把，走了进去，奈德跟在后。布拉克待在大厅里把守着门。从转播机里，我们听到了他们所谈的点点滴滴。

如果巴雷对他将面对些什么感到好奇，我们也同样如此。这是一场荒唐的游戏，他脚还没迈进来，生活就已翻了个底朝天。他慢慢地走了进来。进到房间之后，他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他的两臂分垂两侧，晃呀晃的。此时，奈德已快走到桌边，一一向他介绍在场的所有男士。

“这位是克莱福，这位是沃尔特，这位是鲍勃。这位是哈瑞。各位，这是巴雷。”

奈德介绍的时候，巴雷连头都没点一下。他似乎是一个比较喜欢用眼睛去观察的人。

真正让他感兴趣的，还是那华丽的家具和室内那些矮灌木。以外，他对一棵橘子树也称羡不已。他碰碰树上的一个果子，摸摸叶子，然后装模作样地拿起手指来闻了闻，看看它们是不是真的。他心中有一股闷气，连他自己都说不出是为了什么。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从沉醉的世界里被人唤醒，被人孤立，被人叫出名字吧！汉娜说，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

我也记得我曾经以为他的样子一定很高雅。结果我错了，凭他那一身破旧的衣服？不过他的举止，他褪了色的骑士精神，还有他天生的礼貌，还依稀可见高雅的影子，即使他自己有意不表现出礼貌。

“你们不该只有姓而无名吧！老兄们？”巴雷巡视完房间之后，向大家问道。

“我们不但有姓，而且也有名字。”克莱福说。

“我这么问，是因为有一位利比先生上星期找过我的女儿安西雅，说他是什么税务员，还跟她胡诌，说他要调整一些不公平的税赋。”

“既然听他这么讲，我想他八成也就是了。”克莱福说，脸上一副根本不屑说谎的样子。

克莱福的脸活像是当他还是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王时，就已经被人给做成木乃伊了似的。巴雷看着他的脸，看着那脸上冷峻、聪明却空洞的眼睛，好似他皮肤下的灰尘都被他看在眼里了。之后，他转向沃尔特，沃尔特是个圆胖、头发稀疏、看起来很好玩的人，像那个爱吹嘘的莎剧人物福斯塔夫。然后，他的目光又转向鲍勃，鲍勃给人感觉有一种贵族气息。他年纪较大，也表现出叔叔般的稳重和安详。他身上的衣服不是灰，也非蓝，而是棕色的。鲍勃懒洋洋地坐着，两腿伸得老长，一只胳膊横搁在另一张椅子上晃呀晃的。他的上衣口袋里，一副金边的老花眼镜露出了半截。而那破烂的皮鞋鞋底好像一只熨斗。

“巴雷，我是这个家庭里的外人。”鲍勃说，他懒洋洋的波士顿语调让人听了很是舒服，“除此以外，我想我也是这儿最年长的人，我并不想在这儿只当个傀儡。我今年已经五十八岁了，托老天的福，我现在任职于中央情报局，你大概也知道，就是那个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情局。我的确是有姓，但我不愿意跟你讲，因为即使我说了，也一定是假的，那样对你是个侮辱。”他举起了他那只有斑点的手，随便地敬了个礼。“很荣幸能见到你，巴雷。让我们开开心心地做点有益的事吧！”

巴雷转向奈德。“这是集会呀！”他说，不过话里倒也没有什么敌意。“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尼加拉瓜？智利？还是萨尔瓦多？如果你要暗杀一位第三世界的领袖，我绝对听命。”

“不要说大话！”克莱福呵斥道，不过说实在的，吹牛，对巴雷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罪过。“我们和鲍勃是同类，干的事也一样。我们这儿有一份官方秘密文件，希望你能在上面签字。”

就在这时，克莱福向我这方向点了点头。他这一点头，巴雷才注意到我的存在。在这种场合里，我总是会坐得离大家远一点，而今晚也不例外。我想这是由于在我的内心深处，还对担任法官存在着幻想吧！巴雷看了看我，刹那间，我被他那种像动物一般直射的目光搅得惶惑不安。这种目光似乎不应该出现在他这种不修边幅的人身上。巴雷注视着我，看我不置可否后，重新又把目光转向了房间，进行更进一步的审视。

房间的摆设的确豪华。他大概以为克莱福就是这儿的主人了吧！克莱福当然会喜欢这间房子，因为他充其量是个中产阶级，而这间房子之豪华，还有许多是克莱福尚未见识过的。房子里有精雕细琢的椅子，美轮美奂的印花棉布沙发，墙壁上还点缀着电子蜡烛。我们这群人所使用的桌子大得可容纳整个停战典礼的来宾。桌子放在一间地板较高的壁凹处，旁边围着插了塑料攀缘植物的阿里巴巴大罐子。

“你为什么没去莫斯科？”克莱福不等巴雷定下来，就先发制人地问道，“他们在那儿等你，你租了一个摊位，还订了机票和旅馆。可是你非但没有露面，钱也没付，反而跟一个女人到里斯本来，请问原因何在？”

“难道你要我跟个男人到此不成？”巴雷反问道，“我是跟一个女人到这儿，跟一只俄国鸭子到这儿，又干中情局什么事？”

他往后拉了张椅子坐下，不是表示服从，而是抗议。

克莱福向我点了点头，我于是起身走到那张大得荒唐的桌子边，把那张官方秘密文件的表格放在他面前。我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支笔，用死寂的严肃神态递给了他，但他的目光却紧盯着房间外的一个点。据我观察，他不仅今晚如此，日后的几个月内也经常重复这种举动。每当他如此张望，我们就知道他已抛下眼前一干人等，进入了他自己饱经沧桑的时空。我也见他经常突然打断大家嘈杂的谈话，好像是迫不及待要将一个无形的恶鬼赶走。我更注意到他无故地扣了扣手指，似乎是在说：“那么，就这么说定了。”而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原先根本就没有人建议过什么。

“你是签这份文件，还是不签？”克莱福说道。

“如果我不签，你要怎样？”巴雷反问道。

“我不会怎样，但我现在要郑重地当着证人的面告诉你，这个会议以及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都是机密。哈瑞是律师。”

“他说的是真的。”我说。

巴雷把那份文件推到桌子的另一边去。“那么，我告诉你，如果你逼我，我就把它的内容给漆到屋顶上去，让大家都看到。”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也同样的冷静。

我带着那支笔，回到了我的座位。

“在你离开以前，你把伦敦也弄得一团糟，”克莱福一边说着，一边把那份文件放入卷宗里，“到处都是你欠的债，没有人知道你身在何处。你那几位情妇也到处在找你，她们终日惶惶，如丧考妣。你到底要毁掉你自己，还是要毁掉什么人？”

“我继承了一堆罗曼史小说。”巴雷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克莱福对自己的无知毫不知羞地说，“你指的是不是一堆下流书，却故意美其名而言之？”

“我的祖父为女佣们出版了一堆小说。那时候，大家都有女佣，我的父亲管这种书叫做‘通俗小说’，而且继承了这个传统。”

鲍勃此时觉得有必要来安抚一下这位客人。“巴雷，罗曼史小说并没有什么不好呀！至少比那些狗屁不通的东西要好得多。我太太就一箱一箱地读，对她也没什么害处呀！”

“如果你不喜欢你出版的书，为什么不改行？”克莱福问道。其实，他除了公务卷宗及右翼新闻以外，平常什么也不读。

“我有一个董事会，”巴雷好像一个玩累了的小孩，倦容满面地答道，“我还有基金会，有来自家族的股东，有姑妈们，他们喜欢那种老式的常销书，也就是什么什么大全啦，或罗曼史小说、电视及电影小说、大英帝国鸟类大全……”他看了看鲍勃，接着说，“又如中情局内幕等书。”

“那你又为什么不去莫斯科的有声图书展呢？”

“我姑妈们把它给取消了。”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我想我能把公司带到有声出版的领域。那些亲戚得知了，他们认为我不行。这就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所以，你就溜了。”克莱福说，“有人阻碍你的时候，你是不是都这样？你最好告诉我们这封信里谈的是什么玩意儿。”他看也不看巴雷，径自把那封信顺着桌面推给了奈德。

这不是信的原本。原本在兰利，正在那儿接受最详细和精密的检查。从比对指纹到检验退伍军人症病毒，没有一样能逃得过他们的法眼。递给奈德的，是一份经由奈德特别指示而预备的副本，是一个上有卡佳手书“巴托洛梅·斯科特·布莱尔亲启，急件”字样的信封，克莱德递给奈德又递给巴雷。沃尔特用他的手指头抓了抓头皮，鲍勃则神色安然，好像是捐钱给人的老好人。巴雷往我这边看了看，好像他已经指定我做他的律师。我拿这个干什么？他的目光中显示了这个疑问，我仍然不为所动。我现在不是任何人的律师，我所服务的单位是情报局。

“慢慢读。”奈德警告他说。

“你尽管慢慢读，巴雷。”鲍勃说。

上个星期，我们所有人几乎都耗在这封信上了。我边想边观察巴雷。他拿着它，近看、远看、前看、后看，圆形眼镜搭在前额，活像脑袋上长了一对凸眼睛。他们听不进去或摒除掉的意见已经多得不计其数了。兰利的六位专家说这封信是在火车上写的，伦敦的三位专家则说是在床上写的。还有人说是在急急忙忙的状态下写的，或是在开玩笑的时候写的，也有可能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或在恐惧当中写的。有人说那是男人写的，也有人说那是女人写的。有人说是用左手写的，而又有人说是用右手写的。写这封信的人，他的母语是西里尔语、是拉丁语，或两者都是，或两者都不是。

这个闹剧到了最后，他们居然来请教老帕尔弗莱了。“根据我国的著作权法，信归收信人所有，但著作权归写信的人所有。”我已经告诉了他们。

“我不认为会有人抓你们上苏维埃法院。”我不知道他们在听了我的意见之后是更加担心了呢，还是轻松了些？

“你认得这封信的笔迹吗？”克莱福问巴雷。

巴雷终于把手指伸进信封里，把信抽了出来，不过他的态度有些傲慢，好像料想到抽出来的会是一张罚单似的。然后，他停顿了一会儿，再把他那古怪的圆形眼镜取下，搁在桌上。接着转身背着大家。一读信，他就开始紧蹙眉头。看完了第一页，他就把目光移到信的末尾，端详着信后的签名，而后才转到第二页，一直把整封信读完。之后，他又再次从信的开头“我亲爱的巴雷”读到信的末尾“爱你的K”。读完之后，他用双手紧紧抓着那封信，摆在膝盖上，两脚交叠，双手夹紧，额头低垂，前面的头发像钩子一样吊在前额上，自顾自地在那儿默祷着。

“她很怪异。”他对着下方的一片漆黑说，“我敢保证，绝对的疯狂，她甚至不在那里。”

没人问他“她是谁？”或者“那里是哪里？”即使连克莱福都知道此刻保持沉默的用处。

“K是卡佳，是叶卡特里娜的缩写，这个我懂。”沃尔特等了一会儿，终于还是抽了口烟斗说道，“取自父名的名字，是波里索芙娜。”他打着一条歪斜的蝴蝶结领带，黄颜色，并带有棕橘色的图样。

“我不认识什么K，也不认识什么卡佳，更不认识什么叶卡特里娜的，”巴雷说，“波里索芙娜也一样。我整过、调戏过、求过婚或娶过门的人里，没有一位叫这名字的。在我的记忆里，我也从没有见过这样名字的人。啊！有！”

他们等着他再开口，我也等着。如果需要，我们整个晚上都会屏息等待。当巴雷在他的记忆里搜寻一个名叫卡佳的人的时候，没有人会让椅子发出声响，或清一下喉咙。

“奥罗拉的一个老女人，”巴雷继续说，“想卖俄国画家的画给我，我才不上当！否则我那些姑妈一定会大发雷霆。”

“奥罗拉？”克莱福问道。他不知道究竟是城市还是国家的机构。

“是出版公司。”

“你还记不记得她有其他的别名？”

巴雷摇了摇头，大家还是看不到他的脸。“胡子，”他说，“胡子卡佳、阴暗的九十。”

鲍勃爽朗的声音里有一种立体音质和起死回生的力量。“可否请你大声念一遍，巴雷？”他以一种童子军的口吻请求，“也许大声念一念，你就可以记起来。要试试吗？”

巴雷，巴雷，除了克莱福，所有他的朋友都如此称呼他。在我的记忆里，克莱福只叫过他布莱尔。

“是啊！你可以大声地念。”克莱福带着命令的语气说。而大出我意料的是，巴雷居然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因而坐直了身子。坐直之后，他的脸和那封信都在光线底下被照亮了。他照样皱着眉头，开始用一种研读神秘小说的语调大声地读那封信。

“‘我亲爱的巴雷，’”他把信倾斜了一点，继续读道，“‘我亲爱的巴雷，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天夜晚在我们的朋友家阳台上向我做的承诺，并且我们还彼此诵读了一位热爱英国的苏联大神秘学家的诗句？你对我发誓，说你永远会置人道于国家之上。并且，当时机来临的时候，你会做得像个正人君子。’”

他又停了下来。

“难道这都是假的吗？”克莱福说。

“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女巫！”

巴雷的语气中有一种力量，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他把那些威胁到他的东西又一股脑儿地铲了回去。

“‘因此，我现在要求你信守你的诺言，虽然实践它的方式可能与我们那晚意见相投的想像有别。’简直是一派胡言！”他喃喃自语道，“真是胡说八道！‘我要求你把这本书展示给那些与我们有同样想法的英国人，用你充盈于心中的道义去为我出版它。把它拿给你们那些科学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看，告诉他们说这是山崩之前的第一块石子；而下一块石子，就要靠别人去投了。告诉他们，借着最近的开放，我们可以联手摧毁那破坏我们的敌人，拔去我们所创造的怪物。问一问他们：对人类而言，像奴隶一样的驯服或像男子汉一样的抵抗，哪一样比较危险？表现得像个堂堂正正的人吧！巴雷，我爱赫尔岑10笔下的英国也爱你。爱你的K。’她到底是谁？这也太离谱了吧！”

巴雷把信放回到桌上，踱到房间另一端的黑暗中，口中轻声咒骂，右手握拳不住地在空中舞动。“这鬼女人到底要做什么？她把两个不同的故事扭曲在一起。不管怎样，书在哪里？”他终于又记起了我们，把脸转向我们。

“书很安全。”克莱福说着，一边眼睛还瞟过来看看我。

“书究竟在哪里？它是我的呀！”

“我们宁可认为书是她的朋友的。”克莱福说。

“你拿它来归罪于我，你也看到他写的是什么了。我是他的出版商，它是我的。你没有权利占着它不给我呀！”

他的双脚已经踏进了我们不希望他踏进的地方。但克莱福很快又把他的注意力给引开了。

“他？”克莱福重复了一遍，“你是说卡佳是个男人？你为什么说他？你真的把我们给搞迷糊了！你知道吗？我认为你是个头脑不清的人。”

我早就料到巴雷会大吵大闹的。我已经察觉出来，他的顺服只是一种表面的休战，而不是我们的胜利。每次克莱福压制他一点，就让他更接近发作的程度。因此，当巴雷踱到桌边，紧靠着它，懒洋洋地举起双手，掌心向上，好像是一种温顺求助的姿态，我就料想他给克莱福的，不会是一个能让他满意的答案。虽然如此，我倒是没料到他的雷霆之声是如此地惊人。

“你什么狗屁权利也没有！”巴雷对着克莱福的脸大吼，同时挥动拳头一拳打在桌子上，打得桌子震天价响，连我的文件也都跳了起来，落到我跟前。布拉克从大厅赶了过来，结果被奈德斥退。“这是我的手稿，由我的作者寄来给我，让我考虑在我认为适合出版的时候出版的。你们没有权利偷走它、读它或藏它。把书给我，然后滚回你们那肮脏的英国去！”他同时挥了挥手臂指了指鲍勃，说：“并且把你们这一位波士顿来的绅士带走。”

“是我们的英国。”克莱福提醒他，“你口中所说的书，其实根本不是一本书，你和我对它都无法主张任何权利。”他冷冷地编造出一段话：“我对你那珍贵的出版伦理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此处的每一个人也都跟我一样。我们只知道，那一部有问题的手稿包含苏联的军事机密。如果这些机密属实，它对西方国家就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所在的这个半球，你也身在其中。请问，你站在我们的立场，你会怎么办？不管它，还是把它丢到海里去？或者设法找出它为什么会被寄到一个无人当家的英国出版商手中？”

“他要的是出版这本书，由我！而不是藏在你们的贮藏室！”

“够了！”克莱福怒视着他说道。

“这些手稿已被正式没收，并且列为最高机密。”我说，“它与这场会议一样，受同样的限制，只不过受限制的程度要大得多。”我那位在坟墓里的法律教授在听到我所讲的话之后，也许会说：不会吧！但一位律师能够乘别人对法律一无所知的时候来个瞒天过海，又是多么的过瘾啊！

对录音带来说，一分十四秒的空白可真算是长的了。奈德在回到苏俄司之后，曾经用秒表算过。他一直在等，甚至可说是在品味它，但是他又害怕，怕录音机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出了问题，卡住了。但他再仔细地听了一听，还是可以听出窗外传来远处车子的声音和女孩的笑声。这是因为当时巴雷拉开窗帘，看着底下的广场。一分十四秒之后，我们看着巴雷很奇怪地侧过半边身子，背对着里斯本的夜色。接着，录音机里传来了一阵可怕的震动声，好像是几扇窗户同时被震得粉碎，接着又有油井喷出来的声音。任何人听了，都会以为巴雷在等待良久之后，终于破窗而出，而走的时候还不忘连墙上的装饰画和那个瓷花瓶都顺手带了出去。但事实却是：整个喧闹声只不过是巴雷发现了一个饮料桌，于是乎就放了三块冰块在那只高脚杯里，又加了满满的一杯酒。这些事发生的地方，距离我们布拉克仁兄细心安置的隐藏式麦克风还不到几英寸。

4

在房间的那一角，他找了一处尽可能离我们远一点的地方作为他的地盘，又找了一张硬邦邦的椅子，蹲在上面，侧身向着我们。他弓着背两手捧着那杯威士忌，眼睛一动也不动地朝着酒杯里看，仿佛出神地在想些什么，状甚孤单。他口中喃喃低语，但不是对着我们说，而是说给自己听。话中带有断然、讥讽的语气，他时而举杯啜饮，时而低头沉吟，似乎是在肯定一些他私人的及抽象而不着边际的故事。他以一种混杂着卖弄学问及怀疑的口气述说着，好像是人们用来重述一个悲惨事件，譬如死亡或车祸时所采用的那种描述方式。因此，听他讲话，就如我在“这儿”，你在“那儿”，而另一个家伙仿佛就从“那里”进来了。

“是在上回莫斯科书展的时候。那是个星期天，不是书展前的那一个星期天，而是书展后的那一个。”他说。

“是九月。”奈德提示他说。巴雷转了一下头，低沉地说了声：“谢谢！”好像真的是因为被人用针戳醒了一下而谢谢对方。然后，他皱皱鼻子，推了一下眼镜，又开始说。

“我们被他们抢购一空！”他说，“大部分的参展人员在星期五就离开了。只剩我们一些人还留着。留下来的人，都是有合约在身、需要清理场地或没有什么急事要马上离开的。”

听他讲话，你会情不自禁地专注，很难再去想些其他的事情。他在他的舞台上表演，你也很难不用心思就能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你瞧！要不是看在老天的份上，我早就走了。”因为没人明白他要走到哪里，所以就更不能不用点想像力了。

“我们在星期六的晚上都喝醉了，所以星期天就坐着巨无霸的车子到皮里德尔基诺去。”讲到这儿，他似乎是要提醒他自己，周围还有一大堆听众在。“皮里德尔基诺是苏联作家群集的村庄。”他的语气，就好像我们当中没人听过一样，“只要他们不越轨，就都可以取得一栋乡间的别墅。这些别墅是由作家协会经营的，只招收会员，每个会员拥有一栋别墅。他们可以在这个变相的监牢里写出最好的作品，也可以从不写作。”

“谁是巨无霸？”奈德说，他很少插嘴的。

“他是彼得·欧利方，陆普书店的董事长，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苏格兰法西斯分子，也是黑带的共济会会员。他认为他在俄国人面前很吃得开，他有金卡，”鲍勃记得此人，于是侧头对他说，“这不是美国的运通卡，而是莫斯科书展专用的金卡，是由莫斯科的主办单位发放的。他就是凭着这张卡，说他是个多么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车子免费，翻译免费，旅馆免费，连鱼子酱都免费。仿佛巨无霸生来嘴里就有一张金卡在。”

鲍勃咧嘴而笑，以显示自己很能欣赏这个笑话。不过，他也的确是个心胸宽大的人，而且巴雷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我的看法，巴雷也是那种具有好的本性而无法隐藏起来的人，就像他也无法假装他不具有亲和力一样。

“我们全都去了！”巴雷接着说，然后继续陷入他的幻想中。

“有陆普书店的欧利方、勃得利公司的艾默利，以及企鹅公司的一位女孩，她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噢！我记起来了，她叫马格达。我怎么把马格达都给忘记了？当然还有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的布莱尔。我们大伙坐着巨无霸的笨重汽车，活像是一群大财主。”巴雷说着，一句一句地吐出简短的语词，像是要从他的记忆盒里搜出一件又一件的破玩意儿。那个巨无霸根本看不上一般的车，他要的车必是大的奇卡车，附有窗帘的房车，但不是那种会让驾驶者感到呼吸不畅的大卡车。他们的计划是去看一看帕斯捷尔纳克的别墅，据说当局有意要把它改装成一座博物馆，但另外又有人谣传那些狗娘养的家伙要把它给拆了。也许会去瞧瞧他的坟墓。巨无霸欧利方起初还不知道谁是帕斯捷尔纳克，不过马格达已低声向他解释是《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而巴雷说巨无霸曾经看过那部电影。他们当时没有什么急迫的事，大家要的，只不过是去乡下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巨无霸的司机却把车子开上了特别为那些爱开车乱闯的官员所保留的车道。所以，原本要花一个小时而结果只花了几分钟就走完那段平坦单调的路程。车子在一个水坑中停了一下，然后再被拖爬似的开上墓地，那时车身好像还在吃力地颤动呢！

“车子停在山边的一处公墓，四周有很多树。那位司机待在车里，因为开始下雨了，不大，但他很担心他的衣服会淋湿。”巴雷停了一下，想到那位司机而低声咒骂了一句，“疯子！”

但在我的感觉里，巴雷斥责的，似乎是他自己，而不是那位司机。我似乎听到了巴雷的心里有一队自责的合唱团，在高声地唱着。我不知其他人是否听得出来。在他的内心的确有一堆人，快把他给逼疯了。

重要的是，巴雷解释道，那天他们碰巧遇上了一大群被解放的群众。他说在过去，无论他何时到那里，看到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只有被篱笆围起来的坟墓和一些丑里巴怪的树木，但九月的那个星期天，空气中充满了难得一闻的自由气味。帕斯捷尔纳克的坟前约有两百位读者站在那里凭吊，即使是他们离去时，凭吊的人数还是有增无减。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坟的周围长满了及膝的青草，不断有人摆上供品，鲜花从大家的头顶传到坟前堆成了一堆。然后有人开始朗诵了。一个年轻男子朗诵诗，而一个较大的女子诵读散文。读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架小飞机在我们头顶上低飞而过，吵得我们什么都听不到。它却去而复返，始终在头顶盘旋。

“汪！汪！”巴雷叫道，他长长的手臂在空中前后地挥舞着，甚至还捏着鼻子发出厌恶的声音。

但是，连雨水都无法浇熄大家的热情，更何况是那架飞机！有人唱起歌来，其他人随之唱和着。最后，这架飞机还是离开了。有人想，它大概是没油了，所以不得不飞走。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巴雷说，一点也不是。你会觉得它是被大家唱的歌给赶走的。

歌声越来越强，越来越深沉，也越来越神秘。巴雷只懂得三个俄语单词，其他的则一窍不通。但即使有这语言上的障碍，他们还是齐声高歌，那个叫马格达的女孩哭得连眼睛都快要掉出来。欧利方虽然喉咙都唱哑了，但下山的时候，还对着天向上帝宣誓，说他要把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印出来，不只是已经拍成电影的那些，还有他所写的一点一滴。并且也说当他回到他那华丽的城堡之后，要自掏腰包来办成此事。

“巨无霸就是有股热心肠！”巴雷松了口气而露齿一笑地解释着，并且转过头来面向我们这堆听众，但主要是对着奈德。“有时那些情绪会延续好几分钟！”然后他停顿了一下，又皱起眉头，摘下那副怪异的圆框眼镜，仿佛如释重负。他一一望着每个人，似乎是为了提醒自己所站的立场。

他们最后下山了，大家仍然哭得泪流满面。此时，同一个小个子的苏联男子走了过来，口中叼着一根香烟，用英文问巴雷说他们是不是美国人。

又一次，克莱福抢在前头发问，他的头慢慢地抬了起来，用锐利得像刀锋一样的语调问道：“同一个苏联男子！什么同一个苏联男子？你从来没有说过呀！”

被克莱福很不愉快地打断后，巴雷不高兴地把头抬了起来。“他就是那位朗读者，那位在帕斯捷尔纳克坟前读诗的家伙。他问我们是不是美国人。我说不是，感谢上苍，我们是英国人。”

此时我注意到了，并且，我想大家也都注意到了，此时巴雷被指定作他们那一群人的发言人，而非欧利方、艾默利，或那位叫马格达的女孩。

巴雷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扮演各个说话的角色了，他的耳朵跟八哥一样灵敏。当他扮演那位年轻男子的时候，话中流露出一丝俄国口音。而在扮演欧利方时，他也能让你听出说话的是个苏格兰人。他模仿别人说话，就好像说话者根本就不是他本人。

“你们是作家？”巴雷学着那位男子的口音问道。

“不是，我们只是出版商而已。”巴雷此次以自己说话的口音回答。

“是英国的出版商吗？”

“我们到这儿来参加莫斯科书展。我经营的是一家小书店，书店名叫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这位是陆普书店的董事长，他是个非常有钱的家伙，有一天他会封爵的。他有金卡，也有酒吧，对吧！巨无霸？”

欧利方向巴雷抗议，说他话说得太多了。但这位年轻人要听的还不只这么多。

“恕我冒昧，请问你们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坟前做些什么？”那位年轻人问道。

“我们只是看看，”欧利方又插嘴道，“只是随便看看而已。我们看到了一群人，然后走上前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什么，我们走吧！”

但是巴雷一点都不想走。他被欧利方的态度搞得有点儿生气。他说，他不是来这儿看一位肥胖的苏格兰人拒绝回答一位营养不良的苏联陌生人的。

“我们在此做的，与大家做的没什么两样，”巴雷回答他，“我们只是在向一位伟大的作家致敬。我们也喜欢你的朗诵，非常感人，你做得非常好。”

“你也崇拜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吗？”那位年轻人问道。

欧利方这一伟大的民权领袖，此时又再一次板起脸孔，粗鲁地对他说：“我们没有资格评论帕斯捷尔纳克或任何其他的苏联作家。我们在这儿是作客，纯粹是作客而已。我们对苏联的内政没有任何意见。”

“我们觉得他非常棒，”巴雷说，“他是世界级的作家，是一颗巨星。”

“你们为什么这么认为？”这男子就像是要挑起一场冲突似的问道。

巴雷倒是不为所动，别管他并不是完全相信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被人称夸的天才。别管这个。事实上，他认为帕斯捷尔纳克被人恭维得太过分了。但那是出版家的意见，而眼前则将有一场战争。

“我们推崇他的天才和成就，”巴雷答道，“我们也景仰他的人道精神。我们尊重他的家人和他的文化。此外，我们也佩服他在一群豺狼般的官僚环伺之下还能深入俄国人的心，而那些禽兽也许就是今天派飞机来干扰我们的同一批人。”

“你能否背诵出他写的文章？”那位年轻人问道。

巴雷解释给我们听，说他就是有这样的记忆力。“我背诵他的诺贝尔得奖演说的第一段给他听。我想，在经历了那段嘈杂的飞机声之后，这应当是很恰当的。”

“现在念给我们听，好吗？”克莱福说，好像凡事都需要经过他检查似的。

巴雷低声背着，在我听来，我想也许他真是个很害羞的人。

我像栏中的一个怪物被赶逐

被朋友、自由和太阳

但是赶我的猎人已经占尽上风

我已无路可逃

那位年轻人在倾听的时候，燃着的香烟照着他眉头深锁的脸。巴雷说，一时之间，他真担心会不会有一场风暴平地而起，应了欧利方所惧怕的。

“如果你对帕斯捷尔纳克尊崇若此，何妨来见见我的一些朋友？”这位年轻人建议，“我们是本地的作家，有一栋别墅。能够与杰出的英国出版家们谈谈，我们觉得非常荣幸。”

光是听了他前半段话，就足以让欧利方得了严重的潜水员病。巴雷说，巨无霸对接受陌生俄国人的邀请知之甚多。在这一方面，他是个专家。他知道他们会怎样设计来陷害你，用药来迷你，用一些你羞于示人的照片来威胁你，要你辞去你的董事职务，放弃你封侯封爵的机会。此时，他正在斡旋一个与全苏版权协会联手出版的大计划，最忌被公司发现他有任何不轨的行为。欧利方当那年轻人是个聋子，把这些顾虑低声地说给巴雷听。

“不管怎样，”欧利方带着胜利的语调说，“现在下雨了。我们拿这车子怎么办？”欧利方看了一下他的表。那位叫马格达的女孩则望着地下，而那个小伙子艾默利看了看马格达，心里想：在莫斯科星期六的下午要做坏事可有的是机会呢！但是巴雷他可不这么想。他又看了看眼前这位陌生人，决定不恶人之所恶。他对那女孩或高官厚禄都没有兴趣，于是下定决心，宁愿跟一些俄国浪女一道被拍下照片，也不愿邀宠于这位巨无霸欧利方。于是乎他便让他们搭上了巨无霸的车子，挥别他而去，他和那位陌生人一同留在原处。

“他叫列斯丹诺夫，”巴雷突然间打断了他自己的话，向着沉静的房间宣布，“我想起这位年轻人的名字来了！列斯丹诺夫，他是一位剧作家，负责一家剧院，但没法上演他自己写的剧本。”

沃尔特此时脱口而出，他那高亢的声音瞬时打破了室内的平静。“我的老兄！维塔利·列斯丹诺夫是现代的英雄。五个星期以前，他才刚刚在莫斯科上演了三出独幕剧，大家都对这几出剧报以最热烈的期望。这并非因为他是个异议分子，所以我们就胡乱捧他。”

打从见到他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巴雷的脸上出现了真心的喜悦。我立即有一种感觉——这才是真正的他，直到现在才拨云见日。“啊！这真是太好了！”他以一种像是能分享别人成功喜悦的口气说着，“这真是太好了！维塔利需要的就是这种鼓励。谢谢你告诉我！”他说话的样子看起来还不到他实际年龄的一半。

接着，他的神色再次黯然，又开始啜饮起他的威士忌。“我们都在那儿，”他语气含混地低述，“人越多越好。请来见见我的表弟。请用一个香肠卷。”但是我留意到他的眼神，就像他说的话一样，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似乎他也看得出前面将有一段难熬的考验。

我沿着桌子看过去，那边的鲍勃正在微笑。我想即使他马上就要进棺材了，他还是会照样保持这副笑容。不过，他的笑容里也始终带有老童子军的那种诚恳。我也看到克莱福的侧脸，就像斧头般的锐利，也像斧头般高深难测。沃尔特则一刻也没有安静过，他那聪明的脑袋已经归位，侧头对着华丽的天花板嬉笑，额头上冒着汗，手指尖还揪着食指上的一小撮毛。再看看奈德这位首领，这位既能干又神通广大的奈德，这位精通各种语言，又兼战士、实干家、军师的奈德。他从一开始就坐着凝神倾听，随时注意会议的进展。看着他，我就想到有些人因他们自己过于忠诚而苦，总有一天，这些人会发现他们无事可做。

在这个大而宽敞的房子里，巴雷还是以那种电报似的口吻叙述着事情。有七世纪时代的护墙板、雕梁画栋的回廊、美不胜收的花园、桦树林，另外还有腐朽的椅子、用木炭生的火、下雨时所闻到的蟋蟀气味及常春藤。这间宅第里大约有三十个人，他们在花园里或站或坐，一边烧烤着食物，一边啜饮着美酒，完全无视于恶劣的天气，就像英国人一样。陈旧的车子沿着马路边停放，与撒切尔夫人和她那群贵人执政以前的英国没什么两样。屋子里有一张张友善的面孔，到处流曳着说话声。列斯丹诺夫引着巴雷进来了，大家连头都没转。

“这儿的女主人是一位诗人。”巴雷说，“她的名字叫塔马拉什么的，虽然结了婚，但其实是一位女同性恋者，有一头白色的头发，笑嘻嘻的。她的先生是一家科学刊物的编辑，列斯丹诺夫是她先生的弟弟。那儿的每个人都是别人的先生或太太的兄弟。室内笼罩着一片文学的气息。如果你会讲话，而他们又让你讲话的话，就一定会有人听你的。”

从他散乱的记忆中搜寻出的景况，被巴雷分成了三个部分：从两点半雨停时开始的午餐，午餐结束之后接着进入的夜晚，以及被他称为“最后一点”的那段时间。这段时间来到以前，凡是该发生的事都已发生了。就我们的研究，它应该是在两点至四点之间，当时巴雷已经醉得介于悠游仙境和不省人事之间。

午餐开始以前，巴雷都是在各群人之间游走，他说，先是列斯丹诺夫陪他一道，然后他独自一人随便和人聊聊。

“随便和人聊聊？”克莱福怀疑地问道。

巴雷很快地解释道：“只是随便谈谈而已，克莱福。”他用一种很友善的态度向克莱福解释，“我们只不过是边谈边喝酒，没干什么坏事情。”

但是当午餐端上来之后，他们就一同围桌而坐，巴雷坐在一端，列斯丹诺夫则坐在另一端。桌上放着乔治亚的白酒，每个人都使出他们最好的英文，谈着“如果真理阻碍了伟人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话，它还算不算是真理”、“我们应不应该恢复祖先的精神价值观”、“开放政策到底对一般人有无任何正面的影响力”、“如果你要知道苏联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新西伯利亚寄一个冰箱到列宁格勒去”等等的话题。

克莱福又插话进来了，这让我心里很不高兴。他像是一个无聊透顶的人，居然要巴雷说出每个人的名字。巴雷用手掌拍了一下前额，显然已忘了克莱福对他的不友善。“名字！克莱福，噢！上帝啊！有一个男子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教授，但我从没问过他的名字。另一位是个化学药品的采购商，他们都叫他药剂师，是列斯丹诺夫同父异母的兄弟。有一个人是苏联科学院的人，但我并没问他的名字，更不用说是他的观点了。”

“有没有女士和你们同席？”奈德问道。

“有两位，但是没有卡佳。”巴雷说道。奈德和我都对他的反应敏捷非常惊讶。

“但那儿另外还有人，对不对？”奈德暗示着说。

巴雷慢慢地将身子往后仰，喝着酒，然后又弯了回来，将杯子置于两膝之间，弯腰盖着它，他的脸向下，使尽全力在回想着。

“当然，当然，当然，还有别人。”他同意着说，“总是会有的，是不是？”他说话时的神情真让人猜不透。“但不是卡佳，是别人。”

他的语音变了，从哪儿变到哪儿，我就猜不透了。其意思并不明显，但它意味着悔恨及自我的呵责。我跟大家都在等待着。我想我们都已经感觉到，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就要出现了。

“是一位留着稀疏胡子的年轻男子。”巴雷继续说着，眼睛也望着幽暗的一角，好像他最后还是走了过来。“他个儿很高，身穿深色西服，打黑色领带。一张脸表情空洞，也许这就是他留胡子的原因吧！他的袖子太短。黑头发。喝醉了。”

“他叫什么？”奈德问。

巴雷仍然瞪着那处幽暗的地方，那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得透的地方。

“歌德。”他终于脱口而出，“就像那位诗人歌德。他们都叫他歌德——来见过我们伟大的作家，歌德。他可能已经年过半百，也可能还不到十八岁，瘦得像一个孩子。两颊有淡淡的颜色，非常高，留着胡子。”

当奈德事后将这一卷录音带播放给这组人听的时候，录音带里既听不出大家一言不发的沉默，也听不出任何人呼吸的声音，反而是巴雷乘这时大大地打了一个喷嚏。这是他第一次打喷嚏，以后还多着呢！他打喷嚏的时候，先是头一个回合的枪响，接着就加速变成连珠炮，一连串紧接着发作。再之后，噼里啪啦的速度就在他用手帕遮住脸外加一阵发作之后才慢了下来，最终消失。

“真是糟糕的喷嚏！”他带着歉意解释着。

“我是很聪明的。”巴雷又接着说，“一点也错不了。”

他重新把杯子灌满，只不过这一次是水，不是酒。他慢慢地一点一点喝着，动作中带着旋律，宛如电视还没普及以前，英国每一家幽暗酒吧的吧台上都会摆放的那种喝水的塑料鸟儿。

“好好先生，那就是我。是舞台上表演的能手。来自西方，讲礼节，又很体面。这不就是我去那儿的原因吗？俄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笨到会听我瞎扯的民族。”他的前额又低得要碰到他的杯子了，“那边的事情就是这么回事。你到乡间去散步，最后与一群喝醉了的诗人们辩论自由和责任孰者为重。之后，你去脏兮兮的公共厕所小解时，有人在隔壁侧身问你人死之后是否还有来生。只因你是西方人，所以你就应该知道。你告诉他们，他们也就记下了。事情就是这样。”

他似乎是即将静默不语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让我们来下断语？”克莱福如此建议，他的话中多少有批评巴雷没有资格下断语的意味。

“因为我太优秀了，就是这么回事：心思敏捷，大出风头。算了吧！”

不过，在此的人，没有一位不是想把所听到的一股脑儿全记起来，你只消看看鲍勃脸上愉快的笑容就会明白。“巴雷，我想你对自己是太苛刻了点。没有人该为自己逗趣而自责，你也不过是为了填饱肚子而高谈阔论罢了，听起来是如此。”

“你们在说些什么？”克莱福对巴雷说，他实在是不解鲍勃的好意。

巴雷耸了耸肩膀。“要如何在两餐饭之间就重建苏联这个王国。杯酒之间达成和平、进步和开放。不用强制而立刻就能解除武装。”

“你是不是时常拿这些题目大做文章？”

“当我在苏联的时候，的确是的。”巴雷被克莱福不友善的口气给激怒了，没好气地说。不过，他的不快都是瞬间就消失了的。

“我们能否知道你们都在讲些什么？”

但是巴雷此刻不是在把自己的故事说给克莱福听，他是在说给自己和房间里所有的人听，说给与他同样在此作客的人听。一点接着一点，慢慢地道出了他一生中的荒唐行为。“停战能否成功，并非取决于军事，亦非取决于政治，而是取决于人类的意志。我们必须要决定我们要的是和平还是战争，并且早做准备。因为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就得看我们所掌握的是什么。”他停顿了一下，“这是我的当务之急。”他再一次选择了奈德，向他解释道，“为了准备辩论，我遍读文章。”

他似乎觉得有必要作更多的解释，于是又开始说话。“那个星期中，我就好像是他们的专家一样。我曾经想过我的公司可能会很快就订下一本书，那是在书展中，有个情报贩子要我拿下一本关于苏联开放政策与和平危机的书的英国版权。都是些过去和现在的主战派写的文章，对战略重作评估。而他们找了一些六十年代的老政客签了出书合约后，真正的和平最后就会来临吗？这只能显示这些人在离职以后仍具有一点影响力罢了。”

他再次向我们道歉，让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觉得有必要先减少他可能会带给我们的震撼呢？聪明的鲍勃，以他坦率的个性，应该早就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了。

“对我来说，这个主意蛮不错的！巴雷。我能看出来，一旦你们取得了版权，一定有利可图。也许你自己也可以赚上一笔。”他一边说着，还一边诡异地笑了笑。

“你有所隐瞒，”克莱福话中带刺地说，“而且你已推敲过这整件事，这就是你要告诉我们的吗？我了解，要让一个人重述酒后的奇思怪想，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如果你能尽力而为，我们会感激不尽的。”

我很奇怪克莱福到底学到了些什么，如果他有学到的话？而他又是在哪儿学的？到底是谁招他、惹他了？情报局是在哪儿找到这些蠢蛋的，而居然还让他们我行我素，在这儿横行霸道？

还好，巴雷面对再一次的攻击，始终保持着风度。“我说我相信戈尔巴乔夫。”他平静地说，说完又喝了一口水。他们也许不相信，但我相信。“我说西方的工作是去找他另外一半的底细，而东方的责任是承认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半的重要性。我说如果美国果真把停战看得比送一些笨蛋上月球或是在牙膏上搞一些粉红色的线条还要重要，那东西双方老早就和解了。我说西方最大的罪恶就是相信我们如果在武器竞赛上多浪费些金钱，就可使苏联破产，而其实他这么做，是拿全人类的命运来赌博。我又说，我们挥了挥军刀，就给了苏俄头子们一个借口把大门深锁，到处驻扎军队。”

沃尔特哼的一声，发出了一阵笑，然后立即用手掩住他难看的牙齿。“噢！老天，所以，我们该为苏联的病态负责了！真是荒唐到了极点。你难道没有想到他们是自作自受吗？你难道没有想到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关在他们的偏执狂里？没有，他并没有想到，我可以看得出来。”

巴雷听了他这番话仍然不形于色，继续他的自白。“有人问我，我认不认为核武器已经为人类维持了四十年的和平？我说那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这就好比说滑铁卢和塞拉耶佛之间的和平是靠火药来维持的一样没有道理。我说，无论如何，什么是和平？原子弹没有阻止过朝鲜战争，也没有阻止过越战。它没有让捷克免去被人吞并的命运，也没有遏阻过柏林被封锁的事实，更没有让柏林墙不矗立起来，或让阿富汗不遭侵略。如果说这就是和平，那么，让我们试试没有核弹，我们能不能缔造和平。我说，现今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太空中进行试验，而是在人性中进行试验。美苏两个超级强权必须携手合作来捍卫这个世界。我可是蛮机灵的！”

“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些胡说八道的事情？”克莱福问道。

巴雷似乎也不知道。他好像突然之间变得很随和，而且也变得很腼腆似的。“之后，我们就谈到了爵士乐。”他说，“比克斯·贝德贝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莱斯特·杨。我自己也奏了一些曲子。”

“你是说有人有萨克斯风？”鲍勃兴奋得不由自主地叫了出来，“他们还有些什么？低音鼓？一组十件鼓？巴雷，我可不相信。”

我起先以为巴雷是要走出去。突然之间，他不再紧绷着身子，而是站了起来，先向四周看了看，然后略带歉意朝着门口的方向走了过去。奈德也警觉性地站了起来，因为他怕布拉克会先他一步去抓他。但是巴雷走到一半，就停在一张矮桌旁站着。接着蹲在桌前，开始一边用手指头轻轻地敲着桌边，一边鼻子里还轻轻哼着“巴巴巴巴”的声音，在他用手模拟着各种乐器的伴奏下，唱着曲。

鲍勃已经迫不及待地拍手了，沃尔特也是一样。我和奈德则笑着。惟独克莱福一人不觉得有任何可赞赏之处。巴雷表演完了，又把他的杯子拿了回来，重新坐了下来。

“然后他们就问我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他从未离开过椅子。

“是谁说的？”克莱福说话的语气中带着使人厌恶的怀疑。

“是在场的某个人，这有什么重要的吗？”

“我们何妨假设凡事都重要。”克莱福说。

巴雷又装着他的苏俄腔调说话，听起来黏黏的，又有压迫感。“‘好！巴雷，就算你说的都对，又是由谁来主持这些在人性里的试验？’我就说：‘由你们。’他们听了都非常惊讶地问：‘为何是我们？’我回答说，‘因为一旦有剧烈的变动，俄国人要比西方人容易承受。他们的领导阶层人数少，又有一群深受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的民主社会中，你很难登高一呼，就让众人听你的。他们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很满意，我也一样。’”

甚至连他对民主的伟大价值所采取的如此直接而又丝毫不留颜面的攻击，也没有使温和而忍让的鲍勃动怒：“巴雷，我想，你这是一竿子打翻了一条船的人，但我认为你讲的话里面还是有一些道理的。”

“但你有没有建议过他们，什么是应该做的？”克莱福还是不死心，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说也只有乌托邦了。我对他们说二十年前我们视为白日梦的事，今天已经是我们惟一的希望，而不管我们谈的是裁减军备，还是生态，还只是人类的存亡。戈尔巴乔夫了解这点，但西方国家不希望他能了解。我希望西方的知识分子能够起来高声疾呼。我又说西方必须要先建立一个榜样，而不是等人家去立好榜样让他们去依循。要让这一座山崩塌下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如此片面的裁减军备！”克莱福说着，两手鼓掌然后交握在一块儿，“妙啊！说得好啊！”不过他这个“好”，真正意思是“不好”。

但是鲍勃对这话却是非常感兴趣。“你对这个题目涉猎不深，却能如此高谈阔论？”他问道，“巴雷，你真有两把刷子！我会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我吸收知识的速度能有你那么快，我就会非常引以为傲了。”

也许他口中的“真有两把刷子”的真正意思是“太了不起了”，但巴雷听了并没有为其所动。

“你把我们原先对你的看法都给改变了，不过，那位名叫歌德的人有没有什么举动？”克莱福问道。

“没什么举动，另外那人加进来聊，歌德没有。”

“但是他在一旁听着？睁大眼睛听吧！我可以想像得到。”

“我们那时是在重新规划这整个世界。我们把雅尔塔会议又重新开了一遍。除歌德以外，大家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个不停。他既没吃，也没有讲话。因为他没有和我们一起聊，所以我就不断地想刺激他讲。而他的反应只是脸色越来越苍白，喝得越来越多而已。最后，我不再尝试了。”

“歌德从未讲过话。”巴雷继续以那种神秘的自我批判的语气说着。整个下午只见歌德一语不发地听着，眼睛像是在凝视一个看不见的水晶球。他也会笑，虽然不一定是周围有任何可笑的事情发生了他才笑。他也会在别人喝着酒时，到饮料桌前去拿另一杯伏特加酒，再走回来，然后就在别人小干一杯的时候，他却三口两口就把手中的酒给喝光了，他是那种能以沉静来影响别人的人。跟这种人相处，你到头来就会想他到底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快死了呢，还是有了什么了不得的成就？

当列斯丹诺夫带大伙儿进到内室听立体音响所放的考特·贝西的演唱时，歌德也顺从地尾随进来。就在巴雷已经不再对歌德存有任何奢望之后，歌德却开口讲话了。

很少开口问问题的奈德，这会儿插进来问道：“其他的人对他的态度怎样？”

“他们很尊敬他。他是他们的福神。他们会说：‘我们来听听歌德怎么说。’此时他会推一推他的眼镜，并且举杯向他们敬酒。除了他自己，大家都在笑。”

“女人们也笑吗？”

“每个人都笑。他们对他很是顺从，几乎已经到了凡事礼让的地步。他们说：‘伟大的歌德来了。’”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他住在何处，在何处工作？”

“他们说他工作的地方不许人喝酒。因此，对他来说，那一天是他的饮酒假。他们一直不断地为他的饮酒假而喝酒庆祝。他是某人的哥哥，大概是塔马拉的吧？我不知道。也许是表哥也说不定，我没有认真去弄清楚。”

“你认不认为他们在保护着他？”克莱福问道。

巴雷停了下来，一言不发。他停顿的时候，与别人都不一样。他很少持续专注于眼前事物，他的心思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撇下我们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不知他的心会不会再回来。

“是的。”巴雷突然脱口而出，连他自己都被自己的声音给吓着了，“是的，是的，他们的确是在保护他，一点儿也不错。他们都是他的忠实拥护者。”

“保护他什么？”

又是一阵沉寂。

“也许是保护他不用为他自己解释。我那时候没这么想，但我现在是这么认为。是的，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为什么他不应该为他自己解释？你能否提一个不是杜撰的理由？”克莱福问道，他的用意，已经很明显是要再度激怒巴雷。

但是巴雷并未被惹火。“我从不杜撰。”他说，而且我认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他的心思又飞走了。“他是极具权威的，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又回过神说。

“那是什么意思？”

“是那种沉默，像是在滔滔雄辩。但即使你竭尽所能倾听，也只能听到他的脑子里在滴答滴答地转着。”

“但是却没有人告诉你说他是天才或是什么的？”

“没有人告诉我，我不需要人家告诉我。”

巴雷看了看奈德，看到他点点头，表示他了解了。行家一伸手，就知道对方的底细如何。奈德有一种本事，在你还在琢磨着话中意思的时候，他早已把你从头到尾给摸透了。

鲍勃又有了另外一个问题。“有没有任何人抓着你的手，向你解释说为什么歌德会嗜酒成癖？”

巴雷发出了一声近乎放肆的笑声。他这一声大笑，听起来委实有点儿恐怖。

“我的老天！你在苏联喝酒，是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理由的。没有一个俄国人能担得起自己清醒时可能会制造出的问题！”

他又陷于沉默，再次蒙上愁苦的阴影。他皱紧了眉头，低声自语，不知在祈求着什么。也许他大概是在祈求神明惩罚他自己吧！之后，他突然从这种冥想中一跃而出。“我在半夜的时候被人晃醒。”他笑着说道，“‘老天啊！我在哪里？’我转头一看，这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折叠椅上，身上还盖着一床红色的毯子。起先，我还想自己是到了美国，是睡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挂有蚊帐的阳台上。我想不起为什么自己只在皮里德尔基诺吃了一顿午餐之后就跑到美国来了。然后我就记起了他们已经停止和我谈话，而我也已经谈腻了。没有什么个人的原因。他们也都喝醉了，而且他们也厌倦了在喝醉时讲外国话，所以，我就抱着一瓶威士忌到阳台上休息。有人丢了一床毯子到我身上，免得我被露水冻着。当时，天上挂着一轮明月。我想我一定是被月亮给唤醒的。之后，我就听到这个男子的声音。他非常地清醒，英语说得毫无瑕疵。我那时心中想：老天！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新的客人来。‘有些事情是必经的劫难呀！巴雷先生。但有些事情比非忍受不可更为不幸！’他说。他是引用了我在午餐时所讲的话。这些话是摘自我以和平为题，足以震撼天下的演讲。我环顾了四周，看到这位九尺高、留着胡子的‘秃鹰’在我上方盘旋，手里抓着一瓶伏特加，被风吹动的头发轻拂着他的脸颊。他蹲了下来，膝盖靠在耳朵的附近，倒了酒在杯子里。‘哈啰！歌德。’我说，‘你为什么还没死，看到你在这儿真好。’”

巴雷方才获得的自由，此刻又再被关入监牢。他的脸又蒙上一层阴霾。

“然后，他又念了一段我在午餐时所讲的长篇大论：‘所有的牺牲者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我笑了，但是笑得并不长。我觉得发窘，觉得反胃。我觉得有人在监视我。这个人整个午餐时间都坐在那儿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十小时之后，突然他却像录音机一样把我所说的话一句不漏地复述出来，在我听来，心里真不是滋味。

“‘你是什么人，歌德。’我说，‘你不喝酒，不听人讲话的时候，是以什么为生的？’

“‘我不是正人君子。’他说，‘我专门发表下流的理论。’

“‘能够认识一个作家总是好的。’我说，‘你最近都在写些什么？’

“‘什么都写，’他说，‘历史、喜剧、谎话、爱情。’说着说着，他就谈到他所写的东西上面。那些东西都是摆在太阳底下就会融化的奶油，因为它们没有一致的观点。不过我倒注意到，他说起话来，一点也不像作家，他太害羞了。他会嘲笑他自己，而且就我所知，他也嘲笑我。我不是说他没有权利这么做，而是说他这么做，听起来实在没多大意思。”

又一次，我们看着巴雷的侧面，等着他魂游四海归来。是我们紧张，还是他在紧张？他举杯喝了一口，转了转头，口中不知道在说“不好”还是“他妈的”。这不但连我们这些人听不懂，恐怕连那个麦克风都无法录进去。我们听见他的椅子咯啦咯啦地响，好像湿了的柴火一般。在录音带上听起来，像是他在发动武装攻击一样。

“然后，他又对我说：‘噢！巴雷先生，你是一位出版商。你要不要问我是从哪里得来的那些灵感的？’我听他这么讲，心里就想：出版商是不会问这个问题的，老兄，但你心里到底要对我说些什么呢？‘好！歌德，你从哪里获得你的灵感的？’‘巴雷先生，我的灵感来自于——第一……’他开始数起来了。”

巴雷此时也张开了他那长手指头，开始数了起来，话中的俄国口音几乎轻到让人察觉不出来。又一次，我被他那缜密的音乐性记忆力所震撼。他对字句的记忆力，似乎还不及他对音乐的强。那些在充满了乱七八糟的礼堂里演奏的音乐，只要进了他的耳朵，恐怕就再也褪不了色了。

“‘我的灵感是来自于——第一，从三十年代柏林咖啡馆中用的那种纸桌巾而来。’然后他喝了一大杯伏特加酒，同时深深吸了一口夜间的空气，‘第二，从那些比我更有天才的竞争对手。第三，从各国军人和政客们脑子里所存在的卑劣幻想而来。第四，从那些被纳粹强迫征召，后来又被解放的科学家而来。第五，从那些伟大的俄国人而来，这些人都是对民主怀抱着极大的期望，但也因此受尽各方的摧残却仍至死不渝的人。第六，从一个偶然踏进我心扉里的杰出的西方知识分子。’很显然的，他指的就是我。因为他说了这话之后，眼睛就死瞪着我，看我作何反应。他像一个早熟的孩子，直直地瞪着我。他的目光中传递出一股股像生命般重大的信息。然后，刹那间他又变了，变得多疑起来。俄国人都是这样。‘你在午餐时的确表演得很精彩。你是如何说服列斯丹诺夫邀请你的？’这句话分明就是一种冷嘲热讽，意味着我不相信你。

“‘我从没有要说服他，’我说，‘这是他的想法。你又要安什么罪名在我身上？’

“‘任何想法都不是专属某个人的，’他说，‘你把它放在他的脑子里，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做得很有技巧，恭喜你了。’

“之后，他不再对我冷嘲热讽，他突然死力抓住我的肩膀，好像他就快要淹死了似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病了还是失去了平衡。那时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觉得他可能是要吐了。我试着要去帮助他，但又不知如何着手。他浑身热得像地狱一样，并且不停地冒汗。他的汗水滴到我身上，头发已全湿。然后，他的声音又直灌入我的耳朵，他站得太近了！我往后退了一下，但他又跟了上来。

“‘我相信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他口中说道，‘你已经说到我的心坎儿里去了。请你向我保证，你不是一个英国间谍，我就答应你一件事。’”

“他的话句句正确。”巴雷似乎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而我也记得他讲过的每一个字。”

巴雷说到“记得”这个词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受一种折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这么常想到汉娜的原因吧！

“可怜的帕尔弗莱！”有一次，她以一种近乎残忍的语气嘲笑我，一边在镜前审视着她光溜溜的身子，一边啜饮着伏特加酒：心里准是盘算着要回到她的丈夫身边去。“你既然有这么好的记忆力，又怎能忘得掉我这么一位女子呢？”

巴雷是不是对每个人都有这种影响力，能在言谈举止之间就触动别人的中枢神经，在他们的内心最深处激起了共鸣？说实在的，我很怀疑。不过，也许歌德就是这么地受了他的感召了吧！

底下的这一段是从未经增删、涂改或注解的。为了保持原样，我将录音带的内容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做成笔录。这段记录关系到以后所有故事的发展，我们称它为“里斯本接触”。当大西洋两岸的炼金术士和神学家你来我往地展开谈判、彼此各不相让的时候，一场精彩的好戏就此开演：

“‘我不是什么间谍，歌德，我现在不是，以前也从未担任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是。也许是你那行，可不是我的。我们来谈谈下棋怎么样？你喜欢下棋吗？我们来谈谈下棋好了。’

“他似乎没听见我在说话。‘你不是美国人？你也不是谁的间谍，甚至不是我们的？’

“‘歌德，说实在的，我已经有点烦了。我不是谁的间谍。我是我！我们现在要么就谈下棋，要么就请你另找话题，好吗？’我想我这么讲就能让他闭嘴吧！但他还是没有。他说他精通棋艺，在下棋的时候，若是一方心生一计，而没被对方看穿，或对方的注意力已经松懈，那么你就会赢。下棋时理论就是实际，但在生活中，尤其是在某种形式的生活，你会碰上一种这样的状况：一位棋手会对另一位棋手产生一种非常怪异的幻想，甚至有时他会自己创造一位他所需要的敌人。他问我同不同意他的说法，我对他说我完全同意。然后，他不再谈棋了，他用俄国人喝醉酒时的那种说话方式来谈他自己。他说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就只为了讲话给我听。他又说他像浮士德一样，生就两个灵魂，而这也就是他们管他叫歌德的原因。他母亲以前是个画家，但是她画她眼中所见之物，因此，很自然的，官方既不允许她办展览，也不允许她买颜料，因为我们眼睛所见到的任何东西都属国家机密。同时，即使你画的是想像作品，那也是国家的机密。即使这种所谓的机密根本永远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它还是国家机密。而且，如果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那它就更是最需要保守的机密。他说他的父亲在劳改营里待了十二年，最后死于心力交瘁。他说他父亲的问题是：他是一个殉道者。受害人已经够糟了，圣人更糟。他说，但殉道者根本就是生不如死。你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同意，但我是个很讲礼貌的人，而且当一个人抓住我的头，告诉我他父亲是坐过什么十二年牢才死的，我即使再不同意，也不预备和他争了。

“我问他的真实姓名。他说他没有真名字，他说这个名字是他的父亲取的。他又说在任何高尚的社会里，大家残害无知的人，但在苏联却完全相反，因此他们残杀他的父亲，因为他不像他的母亲，他拒绝因为心碎而死。他说他要对我做这个应许。他说他爱英国人。英国人是欧洲的精神领袖，是努力不懈的人群，是欧洲伟大理想的统合者。他说英国人了解说话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而在苏联，已经没有人会再相信行动了，因此下至升斗小民，上至居高位者，无不以空言代替行动、代替真理。现在连这种空言都无人愿意听，原因是大家既然知道无法改变现状，便也就懒得再去理会。否则，知道如何改变现状而又妄图改变者，可能连工作都不保；而不知如何改变者，也就只好永远安于现状了。他又说苏联之所以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是因为他们渴望成为欧洲的样子，但最后却注定变成美国样子，而美国人以物质的逻辑毒害了全世界。他们认为如果我的邻居有一辆车子，我就必须要有两辆。如果我的邻居有一把枪，我就必须要有两把。如果我的邻居有一枚炸弹，我就必须要有更大的，并且越多越好，至于这些炸弹能不能击中目标，则还是其次的问题。所以，我所需要做的，只是想像我的邻居会有多少把枪，并且再把数字加倍，这样，我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去制造我想制造的东西。他问我同不同意他的看法。”

这真是个奇迹，他一口气讲到这儿，居然没人插嘴，甚至连沃尔特也吭都不吭一声。巴雷停止说话，大家也都三缄其口。房间内静得连椅子的吱吱声都听不到。

“我同意，我完全同意，歌德。任何事情都比我被问是不是英国的间谍要来得好。之后，他开始谈十九世纪的伟大诗人和神秘学家比居林。”

“是佩切林！”沃尔特终于忍不住失声怪叫了起来。

“对！是佩切林。”巴雷点头说道，“佛拉迪米尔·佩切林11。佩切林要为人类牺牲他自己，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母亲倒在他脚前。他问我听说过他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佩切林去爱尔兰当修道士。但是歌德无法这么做。因为一则他无法拿到签证，二则他也不喜欢上帝。佩切林喜欢上帝，但他不喜欢科学，因为科学没把人的灵魂放在眼里。我问他多大年纪，我问的是歌德，不是佩切林。他现在看起来像是只有七岁，但又似即将步入一百岁。他说他离死比生更近，他说他已五十，但又像才刚出娘胎不久。”

沃尔特又插了进来，但这一次比较温和，像是在教堂里的人，不像他平常失声怪叫的样子。“你有那么多的问题可以问却不问，反单挑他的年龄问，有何理由？此刻问他多大年纪，又有什么重要性？”

“一来是他令人不安，二来他除了皱眉头以外，脸上看不出一丝皱纹。”

“而他说的是科学，不是物理，是吗？”

“是科学。然后他就开始背诵佩切林的东西。他一边说，一边翻译，先讲俄语，再讲英语。‘……憎恨自己的国家、渴望它毁灭是多么快意的事情……只有它毁灭了，全人类才有复兴的一丝曙光。’我也许不是说得一字不漏，但也八九不离十了。他说佩切林了解一个人在爱他的国家之同时亦有可能憎恶其制度，佩切林疯狂地爱着英国，歌德也是一样。他们爱英国是正义、真理、自由之国度。佩切林认为出卖自己的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要你所出卖的是你所憎恶的，并且为你所爱的去奋战。现在，假设佩切林已经拥有了苏联的极大机密，他会怎么办？非常明显的，他会把这份秘密给英国人。

“我这时再也受不了他了。我觉得极不自在，他却又靠了过来。脸贴着我的脸，吐着气，咬着牙，活像是一部蒸汽机。他的心脏都快迸出他的胸膛了。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碟子一样。‘你喝了什么东西？’我说，‘可的松？’

“‘你知道你在午餐的时候还说了些什么吗？’他说。

“‘没说什么。’我说，‘我不在那边。有两个家伙先批评我。’他还是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

“‘你说，今天一个人要有英雄的思想，方能做一个正人君子。’

“‘这话不是我先说的，’我说，‘我所说的话都不是我第一个说的，而是听来的。现在，请你忘掉我说的话，回到你的同胞那儿去吧！’他对我说的话置若罔闻，却又抓住我的胳膊。他的手细得像女人，但力气却像钢铁。‘请你答应我，如果我有勇气做英雄的思考，你起码得做一个正人君子。’

“‘好了！’我说，‘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去拿点儿东西来吃吧！他们还剩一点汤，我闻到了。你要喝汤吗？汤？’

“这时，我虽然不能说他是在哭，但他满脸都已经湿了，白皙的皮肤被痛苦的汗水所湿透。他紧抓着我的手，就好像我是他的神父一样。‘答应我！’他说。

“‘但是我又能答应你些什么，你总得对我说清楚啊？’

“‘答应我你会做个绅士。’

“‘我不是绅士，我是个出版商。’

“他听到我这么说，就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发笑。他笑得很大声，笑声里还夹杂着莫名其妙的啧啧声。‘你不能想像我从你的拒绝中获得了多大的信心。’他说。

“他说到这儿，我就站了起来，慢慢地、轻轻地，尽量不惊动他。但他又抓住了我。

“‘我每天都犯科学上的罪，’他说，‘我把犁头当做宝剑。我误导我的上司，也误导了你的。我一直不停地扯谎。我每天都在不断地摧残我里面的人性。请你听我说。’

“‘我必须要走了，歌德仁兄。我旅馆里的那些女客房经理都一定在熬夜等我回去呢！放开我，好不好！你会把我的手给弄断的。’

“‘抱紧我。’说着，就把我往他怀中一拉，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肥胖的大男孩一般，而他却是如此瘦弱。他须发全湿，身体却在燃烧。

“‘答应我！’他说。

“‘我答应！答应！’我边说边用力想抽出身来。

“‘好吧！’我说，‘如果你能成为英雄，我就做一个正人君子。就此一言为定，好吗？现在，请让我走，行行好吧！’

“‘你答应了？’他说。

“‘我答应了！’我一面说着，一面把他给推开。”

沃尔特又在叫了。我们事先对他的警告以及奈德、克莱福或我自己对他的严厉眼色，都无法让他再沉默不言。“但是，你相信他吗，巴雷？他有没有骗你？他早已摸清你的底子，请问你作何感想？”

又是一阵沉默。一阵更长的沉默。终于，他开口了。“他是喝醉了。我这一辈子里，也许有两次像他一样醉，就说是三次好了。他整天都在喝那玩意儿，而且一直不停地喝，像灌开水似的喝。但他说出来的话倒是清清楚楚。我相信他。他不是那种你不愿意去相信的人。”

沃尔特又在怒吼了。

“那么，你相信他什么？你想他在跟你谈些什么？你认为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他老是在跟你闲扯淡，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却只字不提。他说对他的上司，也对你的上司扯谎。他表面上是在谈棋，但事实上谈的又不是棋，他到底在聊些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加油添醋？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们？我知道为什么了！你是只驼鸟，爱把头埋在沙中。‘你不知道，因为你不想知道。’你就是这样。”

带子里的下一个声音是巴雷一边在房间里踱着步子，一边诅咒着自己：“该死！该死！该死！”他喃喃自语，不停地说着。接着，就是克莱福的声音。如果有那么一天，该由克莱福来宣布宇宙毁灭时，他也会用这种要死不活的声调的。

“我很抱歉，但我们需要你的大力帮忙。”他说。

很讽刺地，这次我居然会相信克莱福是真的抱有歉意。他是个技术人员，和活人打交道颇觉不自在，现在他就像是一个现代化学校里的土气间谍。他相信事实才是惟一可以采信的资料，任何悖离此项原则的人皆为他所不齿。他除了对自己的飞黄腾达和他那部有一道刮痕就不能开出车库的银色奔驰车有兴趣之外，如果还有什么热衷之事，那一定就是有武器和有权势的美国人了，要是克莱福能发挥才智，“蓝鸟”就必定是个已被破解的密码，或是一枚人造卫星或中央情报机构委员会，那么巴雷也用不着出世了。

而奈德却刚好相反，反而因此而更想冒险。他先天的气质和后天的训练就是要做一名情报人员的头子和统御众人的领袖。间谍的侦察工作就是他必备的本事，也是他所热衷的，他不喜欢搞情报界的内部争斗，而宁愿把那些交给克莱福。就好像他把分析的事情都交给沃尔特一样。就他所从事的工作来说，他是一位果断的艺术家，而这也是所有与人性打交道的人所必须要有的特质。对于克莱福而言，人性只不过是一个乏味的名词，因此，他也就安之若素地接受现代主义者的名号。

5

我们已经移到了奈德和巴雷最初谈话的那个图书室。布拉克已经在那儿布置了一个银幕和幻灯机。他把椅子摆成马蹄形。在他的脑海中，每张椅子都是专为某个特定的人设立的。布拉克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和所有心怀鬼胎的人一样，总喜欢出一些怪点子。他也从监听装置里听到了我们之间的谈话。虽然他很不喜欢巴雷，但他暗淡无神的眼眸里还是流露出一股兴奋的神采。巴雷懒洋洋地坐在鲍勃和克莱福之间，深深地陷入了沉思。在这个秘密的审讯里，他是个沮丧的贵宾。布拉克打开那台幻灯机的时候，我正从侧面端视着他的脸庞。他先是低头沉思，继而在第一张幻灯片打到银幕上的当儿，猛然地抬起头，瞪视着银幕。奈德就坐在我旁边，一语不发，但我可以感觉得出他克制着强烈的兴奋。二十个男性脸孔一一地跳过了我们的视线，其中大部分是苏联的科学家，这些人都以快速的步伐参观位于伦敦的档案室，而中情局也被认为有办法取得蓝鸟的资料。有些人的照片出现不止一次，有的前一张是留有胡子的，下一张里胡子又刮掉了。照片中的某些人比他们的实际年龄年轻了二十岁，这是因为从这些人的档案资料中也只能找到他们二十年前的照片的缘故。

“都不在这些照片里面。”当所有准备好的照片都放映完后，巴雷对他们宣称。突然，他把手插进了头发中，像是被针刺了一下。

鲍勃就是不相信他所讲的。他怀疑你的时候和相信你的时候一样都面露笑容。

“巴雷，你难道就这么有把握，连一点儿转寰的余地都没有吗？你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你喝得烂醉如泥，记得吗？我自己也曾经醉过，当时连我自己姓甚名谁都记不起来了呢！”

“真的一个也没有，老兄。”巴雷说着，又陷入沉思。

现在轮到卡佳了，不过巴雷并不知情。鲍勃很谨慎地把场面转换到她的身上。中情局的现场拍摄技巧真是相当地道。

“巴雷，这是在莫斯科出版展览会上的一些男男女女。”他乘着布拉克准备放第一张幻灯片的时候故意若无其事地说着，“他们都是你在苏联旅行时可能碰过面的人，譬如说是在接待处、书展、身边来来去去的人等等。如果你看到任何人，是你曾经见过的，就请他停下来。”

“我的天哪！那是李诺拉！”鲍勃还没讲完，巴雷就很高兴地指给他看。此时，银幕上是一个非常结实的女人，她有一片像足球场一样的背。照片中，她正漫步于一条柏油路上。“蓝妮是SK的重要人物。”巴雷补充着说。

“SK？”克莱福脱口而出，就好像他才挖出一个地下的秘密社团。

“是全苏图书进口代理公司的简称。SK是苏联订购及经销外国图书的总部。至于他们订购的书会不会到那儿，是另一回事。蓝妮是个有趣的人。”

“知道她的另一个名字吗？”

“西诺维娃。”

鲍勃以笑容证实了他说得没错。

他们又放了几张给他看，而他挑出来的都是他们知道他知道的。但是，当他们把放给尼基看的那一张卡佳的照片，就是那张卡佳穿着大衣，头发梳了上去，手中拿着手提袋下楼梯的照片给他看的时候，巴雷却说：“跳过去。”他的反应与刚才观看那些他不认识的人，是一样的。

但鲍勃此时感到非常挫败，他说：“请暂停在这里！”语气是如此的不悦，即使是尚在襁褓中的婴孩也知道这帧照片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因此，布拉克停住了，我们也跟着屏住呼吸，停顿在那儿。

“巴雷，这位有一头黑发、大眼睛的女孩是莫斯科十月出版公司的人。她的英语说得非常好，一如你和歌德一样。据我们了解，她是一位编辑，专门负责审核苏联出版品的英语翻译。怎么，没有印象吗？”

“我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会碰上她。”巴雷说。

就在这时，克莱福向我点了点头，把他交给了我。交给你了，帕尔弗莱，他是你的保证人，吓一吓他。

我在做教化的工作时，总是会用一种很特别的声音。它特别的程度，理当可以把结婚宣誓时的恐惧都给凝结起来才对，但我并不喜欢这种声音，因为汉娜讨厌这种声音。如果我的职业要我穿上一件假冒的白色外衣，那么，此时就是我给病人注射那一针毒剂的时候了。但是那一晚，就在我单独与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却选择了一种更具保护色彩的声调，并且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也许甚至可以说是返老还童的帕尔弗莱，也是一个汉娜曾经发誓过一定要战胜的帕尔弗莱。我对巴雷讲话的时候，不是将他看成一名缓刑犯，而是把他当做朋友一样，并且先给予一番警告。

现在我们就要谈交易了，我说。尽量用我能够想得出来的非专业术语。现在我们要在你的颈子上套上一个圈套，你得小心了！得好好考虑才行。

面对其他人的时候，我都是要他们坐着。这次，我让巴雷站起来随意走动。因为我看得出，他站起身来背着手、踱着步，要比他坐着来得自在。感情用事，即使为时极为短暂，也是很危险的。但是，并不是英国所有劳什子的法律都可以阻止我这么做。

当我瞬间对他生了好感之际，我才注意到一些事，是我在人多时未曾留意到的。我注意到他的身体是如何地远离我，就好像他在刻意抵挡他那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性，免得自己一受到别人的要挟，便会不由自主地屈从。还有，我也注意到他的胳膊，无论他自己是多么想要驾驭它们，它们还是不住地颤动着，好像是死命地想从一件禁锢它们、让它们不得自由的制服中挣脱出来。

除此以外，我又想到自己目前所遭遇的挫折。到现在我还不能在够近的距离内观察他，而必须在他不停地来回穿梭、走过一面镜子前方的时候，才能利用瞬间瞄他一眼。即使时至今日，他在我的感觉里，距离仍然十分遥远。

我也注意到，在他时而注意聆听我的训诫，时而心神他往、悠游于九霄云外之时，其内心所隐现的挣扎和凄凉。往往在听我讲完两点之后，就兀自跑开去消化它们，而每次他这么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正面对一个强有力的后背，这个后背行将屈从于他那顽抗不羁的前半身。

我也注意到，当他回到我身边的时候，眼睛里一点也没有其他那些听了我这一席充满智慧话语的人所显露出来的卑躬屈膝、令我看了都觉恶心的眼神。他没被我的话给吓着，甚至可以说，我的话可能压根儿都未触及其内心。相反，他的双眸倒令我觉得很不自在，就像他头一次见到我、打量我的那个时候的感觉一样。他那双眼睛太真实、太清澈，也太没有武装，即使他再怎么挥舞双拳，都无法保护它们。我觉得，我或任何人都有可能填塞进它们里面，并且将他占为己有。但这种感觉却令我吃惊，仿佛变成一种对我的威胁，甚至让我担心本身的安全。

我想到了他的档案。在漫长的一生中，他行行走走，真可以说是撞得头破血流。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在毁灭自己。然而他又是这么不在乎。他求学的记录真是可怕，那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名声，居然是用打架换来的。打到最后，他连下颚都被打破了，被送到学校的医务室。后来因为读经时喝醉酒，而被校方开除。“我前一天晚上就喝醉了，先生，我不是故意的。”结果，他还是免不了一番训诫，然后被开除学籍。

我想，如果我能够想出一些他曾经犯过的滔天大罪，就准能把他吓个半死，对他和我来说则方便多了。也不会像现在，虽然费尽了气力，仍然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奈德已经把他一生的记录都给了我，包括他的健康记录及他怎么一掷千金、如何玩女人、娶了多少个太太、生了多少个儿女。他缺点虽多，但却绝非大奸巨恶之人。也许，这就足以诠释他这个人。也许，他一直追求着徜徉在浩瀚大海里的梦想，因此才不惜一而再、再而三以己身去撞击人生道路上的岩石，以此向造物主抗议，用以换取更大的际遇，或就请上帝再也不要去烦他？但是，话说回来，果真让他如愿以偿，他还会不会奋不顾身，撞得满身是血？

突然，在我根本还来不及觉察的时候，我们的角色已经主客易位了。他站在我的面前，向下俯视着我。大伙儿都还等在图书室里，而我也已经听到他们不耐烦的声音。声明书就摆在我的桌前，但他此刻在读的是我，而非那份声明书。

“那么，你有何问题没有？”我抬起头望着他老高的面孔问道，“你在签字以前还需要知道些什么？”我自始至终都用那种特别的腔调，为的是要保护自己。

他起先还有一点迷迷糊糊的，然后就开始觉得好笑起来。“为什么问我呢？你自己不是有更多的答案想告诉我吗？”

“这是一项不公平的交易，”我很郑重地警告他，“你已经身不由己地承受了一个大秘密。你虽然没有特意要去知道它，但既然知道了，你就无法摆脱它。就你所知道的，已经足够使一个人，也许还外加一个女人为你丧命。这种情况，让你产生了一个需要保密的身份，也带来了一个逃脱不掉的义务。”

上帝啊！帮助我，我又想到了汉娜。他已经唤起了汉娜在我内心深处所种下的痛楚，仿佛她是个刚愈合的伤痕。

他耸耸肩，似乎把负担卸得一干二净。“我不知道我到底知道些什么？”他说。

有人在重重地敲打着门了。

“要你这么做的意义在于：对方可能想要告诉你更多的事。”我说。我的态度比起刚才又软化了许多，因为我要让他知道我在替他着想，“你所知道的，也许只是个开头，他们希望你去发现更多的东西。”

他终于签了字，是连看都没看就签了的。他像一个梦魇般的客户。他可能把自己的命都给签掉了还不知道，也不在乎。他们在门外敲门，但我还是在证人栏中签上我的名字。

“多谢了！”他说。

“嗯！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收好笔，心里想着：我终于让他就范了。克莱福和其余的人进来了。此时我的心里有了一股冰冷的胜利感。他虽狡猾，但我还是让他签了字。

然而，我的另一半却是处在羞愧和不可思议的挂虑之外，感觉到我已经在我们自己的阵营内点燃了一把火。从此刻开始，谁也不知道这把火将会如何蔓延开来，更没有人知道会有什么人能将它扑灭。

下一幕惟一可以称道的是它的简短。想到鲍勃，我心中就难过了起来。他既非狡猾之人，亦非顽固之辈。他有话就会直说，但这也并非是什么罪过，即使是对干情报的他而言。与奈德和克莱福比较起来，他较像前者。而且，其作风也比较接近英国情报局，而不像兰利的美国情报局。有一段时期，兰利曾拥有许多像鲍勃之类的人，而且比他更为优秀。

“巴雷，截至目前你对歌德所提供的情报性质如何，有没有什么概念？我指的是那份情报的全部内容。你需要我再详细解释吗？”鲍勃问话的方式怪怪的，不过脸上还是堆出了他惯有的笑容。

我记得，庄尼曾对尼基提出过相同的问题，并且，那一次他还因管人闲事而吃了苦头呢！

“我能有什么概念？”巴雷回答道，“那个玩意儿我连看都没有看过一眼，我又能有什么概念？”

“你确信歌德没有再给你什么别的指示吗？没有什么私下的耳语，就像作者对出版家所说的那种。譬如说，如果你们双方都信守诺言，那么，他会对你再提供些什么之类的话？除了他在皮里德尔基诺告诉你的那些话以外，他还有没有再对你述说任何有关武器装备和假想敌之类的事情？”

“我已经把我所记得的都一五一十告诉你们了。”巴雷边说边摇了摇头。

鲍勃现在又像先前的庄尼一样，开始眯起眼看着放在桌子底下的那一份简报。所不同的是，鲍勃现在是真正感到不悦了。“巴雷，你在过去七年中曾经去过苏联六趟，在这六次造访中，你曾否与任何的支持和平分子、异议分子或其他非官方的那一类人物有过接触？”

“这么做犯法吗？”

克莱福插了进来，说道：“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巴雷居然照着他的话做了。有些时候，克莱福表现得真是十分卑微，令人不得不感动。巴雷说：“那儿的人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物你都碰得到，鲍勃。譬如说，表演爵士乐的、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记者、艺人等等。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抱歉。”

“那么，就让我换个话题来请教你，你在英国有没有与这种支持和平的人士打过交道？”

“从来没有这种印象。”

“巴雷，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〇年间，你曾经和一个蓝调乐团一起演奏过。你可知道他们当中有两个人曾参加过禁止核武器竞赛的运动和其他的和平团体？”

巴雷似乎有些不解，问道：“真的吗？你可知道他们的名字？”

“如果我告诉你这两人是密克斯·伯温和伯特·温德利，你会不会感到惊讶？”

巴雷畅快地笑出声来。除了克莱福以外，大家都非常吃惊。“噢！老天啊！鲍勃，我还以为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那个密克斯啊！他根本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共产党。如果他手中有炸弹的话，他一定会把上下议院都给炸掉的，而伯特也一定会举双手赞成。”

“他们闹同性恋吗？”鲍勃露着微笑说。

“完全正确。”巴雷同意他的看法。

已经获得整件事情完整轮廓的鲍勃，收起了他的那一张纸，向克莱福使了个眼色，表示他已经都问完了，于是乎奈德就向巴雷提议到外面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应了奈德之邀作陪的沃尔特向前走了一步，打开门。奈德一定是把沃尔特当做了他的跟班，因为沃尔特对他向来惟命是从。巴雷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拿了一瓶威士忌和一个杯子，并且把它们塞进他那件丛林夹克的口袋里，一边一个。我怀疑他这么做是故意要吓吓我们。如此打点妥当之后，才慢步跟在他们后面，撇下我们三个人无言相向。

“你轰炸他的问题是罗素·薛里顿设计的吗？”我友善地问鲍勃。

“近来罗素太机灵了，那些玩意儿他已经不管啦！哈瑞。”鲍勃以明显的憎恶答道，“罗素经历了不少事情。”

中情局的内部权力争斗甚至对于置身其中的人都是一个谜，当然对于咱们十二楼那些老板而言，他们更是无从知晓——至于我们如何假装，那是另一回事。但在争权夺势的热潮中，薛里顿的名字老是排行榜上的热门人物。

“那么是谁授权给他们的？”我仍就问题追问，“是谁征调他们的，鲍勃？”

“也许是罗素。”

“你才说罗素太机灵了！”

“也许他必须让那些权贵安心。”鲍勃不安地说，他点燃烟斗，挥灭火柴。

我们定下心来等奈德他们。

那株绿叶成荫的大树在靠近码头的一个公园里。我曾在树底下站过、坐过，看着旭日从码头升起。露水沾湿了我的雨衣。我曾经听着（虽然心中不解）一位面貌庄严的老者，在那个地方教训他的徒众。他的徒众彼此年龄相仿，并且都称他为教授。这株大树的周围环着一圈木凳，凳子上面被铁栏杆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座位。巴雷就坐在这张凳子上，奈德和沃尔特各坐在他的左右边。巴雷说，他们先是在水手们休息的酒馆里谈，后来又跑到山顶去谈，但是奈德为了某种原因，不愿提及他们曾经在山顶上谈过话。现在他们又回到他们原先谈话之处。布拉克在那部租来的车里强自打起精神看着他们越过草坪。几台起重机从道路另一边的仓库那儿开了过来，车子的唧筒和渔夫的吆喝声也传了过来。现在的时间是清晨五点钟，但码头从半夜三点就已经人头攒动了。破晓时，原已聚拢的云朵现正破散开来，犹如上帝创造世界的第一天。

“你去找别的人吧！”巴雷说道。他在此前已经借着不同的方式说过几次了。“我不是你们的人。”

“不是我们找你的，是歌德。”奈德说，“如果我们知道一种方法，能不借着你就能联络到他，我们会不假思索就去做。但他要的就是你，他也许等了十年才等到像你这么一个人，一个他认为可以托付的人。”

“他找我因为我不是间谍，”巴雷说，“因为我会唱抒情调。”

“你现在也不是间谍呀！”奈德说，“你是一个出版商，他的出版商。你所做的只不过是和你的作者，同时也与我们合作。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

“你既有魅力又富机智，”沃尔特说，“但却嗜酒如命，你已经被耽误二十年了！现在是你大放异彩的时候，你的机遇到了。”

“我在皮里德尔基诺早已大放异彩过了，每次去那儿我都是光芒四射，让人目不暇接。”

“你大可放松心情，”奈德说，“在伦敦花上三个星期，一边准备，一边等你的签证，再快快乐乐地在莫斯科待上一个星期，然后你就可以永远自由了。”

生性谨慎的奈德，非常技巧地避免使用“训练”这个词。

下面轮到沃尔特开口了。他的话既是督促，也是谄媚，而且两样都过了头，但奈德并不加以干涉。“不用管钱的事，巴雷比钱重要得多了！这是一次报效国家的大好时机，许多人一辈子都巴不得有这种机会。他们梦寐以求，频频来信求我们，但都不能如愿以偿。而且当你完成了任务之后就可以退居幕后，享受作为一个英国人所得到的好处。即使你对它不屑一顾，它还是你的。这是你的权利，是一件值得你为它去放手一搏的权利。”

奈德料得一点儿也没错。巴雷笑出声来，并且对沃尔特说：“算了吧！”或是这一类的话。

“这对你那位作者来说，也何尝不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你好好地想过，就会同意我的说法。”奈德以他一贯的朴实语调说道，“你会保住他一条命的。如果他所给的真是他国家的机密，你最起码可以为他找到完成心愿的人。你是哈罗公学毕业的，对不对？”他突然加上这一句，好像他才刚刚记起来一样。“我好像是在什么地方看过你曾在哈罗念过书？”

“我只是在那儿待过一阵子而已。”巴雷只说了一句，沃尔特就笑出声来，而巴雷居然也顾不得礼数，也跟着笑了。

“你为什么在那么多年以前申请要加入我们这一行？你记得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这么做吗？”奈德问道，“是一种责任感，对不对？”

“我不想待在父亲的公司里。我的老师替我出主意，要我在小学里教书。我的表哥李昂诺则教我去当间谍，但你们不要我。”

“是的，不过我们这回可不能再拒绝你了。”奈德说。

这三个人就像是老朋友一样，默默审视着码头。一艘海军军舰的索具像项链一般拖曳着。

“你可知道，我曾幻想过会有个上帝？”沃尔特突然哼唱起来，对着海随意地说，“我确信自己是个对上帝非常虔敬的人，再不然就是个失败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们的历史必须赶紧找出一个上帝来。你读了多少有关科学的东西？没有，你是不会去读的。你是属于对技术毫无所知的那一代人。如果我问你什么是几级烧伤，你大概会认为我说的是烤面包吧！”

“大概吧！”虽然沃尔特是在贬他，但巴雷还是同意地笑了。

“再问你一个，什么叫做CEP，有没有概念？”

“能不能不要只说缩写字母？”

“好，它的全名叫做circular error probable，怎么样？”

“我不懂。”巴雷没好气地回答，表示他有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脾气。

这一次倒是沃尔特没听清楚巴雷的话。“再调整，我要再调整什么？用什么去做调整？”巴雷不愿再多费唇舌去答复他。

“好，非常好。再来，在圆场中常称做BMF的又是什么？这种话应该不会再让你的耳朵觉得刺耳了吧！它可是地道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呀！”

巴雷耸了耸肩。

“BMF是苏联的SS9型超级火箭。”沃尔特说道，“它在美苏冷战那几年被拖出来亮过相。体积庞大到你无法想像的地步，后来被冠上一个声名狼藉的称号——‘脚印’。怎么，这个名字你也没听过吗？‘脚印’？别担心，你会对它产生印象的。我们现在所讲的‘脚印’是在苏俄荒原上的三个窟窿。它们看起来就像美国‘义勇兵’飞弹地下发射室及指挥中心的形状。我们现在搞不懂的是它是不是由三个可以分别对准目标的弹头所制成的，并且苏联是不是就因此有能力一举射中三个美国的地下发射室？不愿作如是想的人可以说这三个脚印只不过是侥幸而已！而那些愿意相信的人却又敢跟你打赌，说那些弹头是用来对准首都，而不是用来对付地下发射室的。相信的人胜了，于是可以参与‘反弹道飞弹’（ABM）的计划，至于他们的理论在三年后就被推翻，那就不用提了。反正他们是熬过来了。我想你已经被我搞糊涂了。”

“你也从来没有让我弄清楚过。”巴雷说。

“但是他学得很快。”沃尔特越过巴雷的身体，向奈德保证，“搞出版的人对什么事情都是胸有成竹的。”

“多知道一些事情又有何妨？”奈德有一些不高兴，他的语气就好像是一个好人，被别人深奥的谈话给搞迷糊了。“我就是搞不懂这一点。我们不是在要求你去建造一个巨型火箭，或是按按钮。我们只是在要求你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对敌人的认识。如果你不喜欢核事业，那更好。而且如果到头来敌人转变成了朋友，也无妨啊！”

“我认为冷战应该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巴雷说。

还没等他讲完，奈德以一种非常吃惊的口气大叫：“噢！我的天啊！”他倒抽了一口气。

但是沃尔特可没像他有这么好的自制力。他假装成很生气的样子，也许他真的很生气。他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变幻莫测的人。“那是一种无耻的政治矫饰和虚情假意的友谊！”他嗤之以鼻地说，“我们现在正陷于历史上最大的意识形态对立的局面，而你却告诉我说它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你知道吗？你之所以会这么讲，是因为有一堆政客发现这么讲能够让群众支持他们，也可以甩掉一些陈旧的玩意儿。那个邪恶的帝国现正摆着卑躬屈膝的姿态。不错，他们的经济是一团糟，意识形态也已摇摇欲坠，并且在他们的背后也给扯了后腿。不过，不要因此就对我说因为他们如此如此，所以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你讲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信。所以我们才要一天二十五小时地监视他们，每当他们一有动静，就踢他们屁股。天知道十年之后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我想。你应该了解，如果你遗弃歌德，美国人就会去找他。”奈德以他对事实的观察所得向巴雷透露出他的观点，“鲍勃不会放他走的，他也没有理由不这么做？你不要被他表面上那种温文有礼的态度给骗了。如果事情真的变成这样，你又将如何自处？”

“我不要和我自己相处。没有人比我自己更难相处的了。”

一朵乌云还没遮盖到日光以前，就已经碎成片片了。

“事到如今，”奈德说，“我明知这么讲很不君子，但我非讲不可。在保卫你的国家上，你要做一个积极的角色，还是一个消极的角色？”

巴雷仍然在思索，试着寻找出一个答案，而沃尔特已代他答复了，而且语气决绝，不容分辩。“你来自一个自由的社会，而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说。

码头上的喧闹声随着日光渐渐升高。巴雷慢慢地站了起来，揉搓着他的背。他的背部，就在腰围上方，似乎有个部位长久以来老是痛个不停。这也许就是他驼背的原因吧！

“任何有良知的教会都早该把你们这些王八蛋统统活活给烧了。”他忧心忡忡地说着。他转向了奈德，从他那小得可怜的眼镜里看着他，说道：“我不是适当的人选。”他警告他，“你如果用我，你就是个大傻瓜！”

“我们都是不适合的人。”奈德说，“我们却经常办一些不适当的事情。”

巴雷穿过了草坪，手拍打着裤兜找他的钥匙。他走进一条边街，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布拉克尾随其后缓缓而行。巴雷打开了前门锁，进了门，反手把门给关上。这栋房子像是一个楔形的物体，靠街的那一面很窄，后面很宽。他压下了另一扇门的开关，然后爬上楼梯，每一个步伐的速度一致且稳当，因为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她是一位好女人，她没有错。她们都是好女人。她们都是对他怀有任务的女人，就像汉娜也曾一度对我身负任务——要救赎他，将他改变过来，使他把一切的天分集中起来往一个方向发展，要帮助他从头开始，脱离以前的种种，完完全全地重新开始。而巴雷呢？他已经激励了她如此做，如同他已鼓励了她们所有人一样。当她们站在病床旁边的时候，他也曾经与她们站在一块，好像他自己并不是一个病人，而是医疗小组的一员。她们会如此盘算着：“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可怜的老家伙医好，教他正常去工作？”

惟一不同的是，他就像我一样，从来就不信这套疗法会有何屁用。

她筋疲力尽地躺着，脸朝下，大概已经睡着了。她已经把那间公寓清理干净，就像是囚犯清理自己的牢房，丧家清理墓地一样，她已经把这个她不可能改变的世界清扫得一尘不染。旁人也许会告诉巴雷，说他对自己太过严苛。女士们也经常对他说，不应该老是对过去失败的婚姻耿耿于怀。其实，巴雷比别人更清楚这一点，他知道自己与凡事之间有段距离，当时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已是无药可医了。

他碰触了一下她的肩膀，但她一动也没有动，所以他知道她是醒着的。

“我得去大使馆了。”他说，“在伦敦有人悬赏要我的人头。我必须回去亲自面对那些麻烦事，否则他们会拿走我的护照。”

他从床底拖出了一个皮箱，开始把她为他烫好的衬衫装进去。

“你说过，这次你不回去的。”她对他说道，“你已经为英国效忠了，你自己说的。该做的不都已经做了！”

“他们已经为我订了早班机位，一早就得走，我自己也无能为力。几分钟之后，他们派的车子就会来接我。”说完，他走到浴室去拿牙刷和刮胡刀。“他们把所有的罪名都加在我身上，我自己也无能为力。”

“那么，我就得回到我的丈夫身边去了。”她说。

“你也可以待在这儿，你可以使用这栋公寓和这里的一切。只消几个星期，所有的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

“如果你没有说那些话，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会有。我会乐意跟你偷偷在一起。你应该看一看你自己写的信，听一听你自己说过的话。”

巴雷没有看她，径自走过去拿他的皮箱。

“以后千万别再对别人来这一套了。”她说。

她的冷静此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她开始啜泣，直到他离开。当我第二天一早面对着她，把一份声明放在她面前，问她巴雷到底对她透露了多少，还是一点儿也没有的时候，她仍啜泣着。她把所知道的都给抖了出来，但还是宁死也要护卫着他。如果是汉娜，也一定会这么做的。即使她的幻梦都已经破碎，还是会维持着她过度的忠诚。

奈德和他那些苏俄司的一伙人也只剩三个星期时间来将巴雷训练成材。整整三个周末及十五天时间，巴雷要待到下午五点钟才能从他的办公室溜出来。

但是奈德从头到尾对这个工作一点儿也不放松，就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才有能力来应付它一样。奈德从早到晚紧盯着那些训练人员，甚至连他自己也是一刻没放松过。而天生善变的巴雷，一有个风吹草动，就会摇曳不止。不过，他到底还是走了下来，并且在他将离开的时候，显现出一本正经的态度。他“似乎”对我们这一行的伦理全盘接受，而毫无一点儿异议。他对沃尔特说，毕竟“表面”不就是惟一的“存在”吗？天啊！是的，沃尔特高兴地叫道，而且不仅是就咱们这一行而言！所有男人的身份不也正是一种掩护吗？巴雷坚持地这么认为。他又说：在这个奥秘的星球上，那不正是个值得居住的地方吗？沃尔特对他说正是，并且劝他乘着房价还未上涨，赶紧取得这个地方的永久居留权。

巴雷从一开始就喜欢沃尔特，喜欢他那种柔弱（现在在我眼中看来）和变幻无常的个性。他似乎在最初就知道他抓着一个要送往轧碎机工厂的人的手。有时，巴雷的神色空洞得就像是打开的坟墓一样。似乎，巴雷若不像是心情不定的人，巴雷也就不是巴雷了。

他最喜欢奈德为他营造的那种属于家的气氛。奈德天生就有一种本事，善于应付像他这种个性飘忽无常的人。奈德为大伙准备晚餐，让大伙能够一边吃一边聊个痛快。奈德总是能让他和大伙打成一片，让他跟老帕尔弗莱下棋。其实，奈德是要借着下棋来匡正巴雷，疏解沃尔特在他身上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只要你高兴，随时欢迎你来。”奈德友善地拍着我，对着我说。

就这么地，我就成了巴雷口里所说的老哈瑞。

“老哈瑞，我们来下一盘棋，好吗？老哈瑞，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吃晚饭？老哈瑞，你那只脏玻璃杯在哪儿？”

对于邀请鲍勃，奈德的态度谨慎。不过，他从不邀请克莱福。这是奈德的表面做法，而巴雷是奈德的人。他的心中非常清楚，绝不会把一个巴雷最讨厌的人拉进来搅和的。

为了找一处安全的地点，奈德选中在伦敦一处叫武士桥地区的一座爱德华式的别墅。在这个地区里，巴雷没有任何的熟人。克莱福反对这项选择，因为花费太高，但是当他知道是美国人出钱时，也就没话说了。这栋房子坐落在一个死巷子里，从哈洛德步行走去，不到五分钟的距离。我是以“道德研究与行动会”的名义把这里给租下来的，这是一个以慈善事业为名目的机构，我在数年前曾向政府登记过，为的就是要在这种情况时使用它。我安排了情报局里一位名叫寇德的女士在那儿负责打点，当然，我也免不了让她宣誓参加蓝鸟的教学计划。顶楼的育婴室被改成一个小型的教学室。这个房间，与这栋房子里所有的房间一样整洁舒适，而且里面也装设了监听装置。

“这是你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住所。”就在我们带他看这整栋房子的时候，奈德对他说道，“如果你要睡觉，你可以睡这间。这是你的钥匙。你可以随意使用电话，但我们势必会监听的。所以，如果你有私人电话要打，你最好到马路对面那个公用电话亭去打。”

为了查探究竟，我已经把马路对面的那个公用电话都纳入我们的监听范围了。其实，我们也是为了要照顾到美国的强大利益才这么做的。

由于巴雷和我都睡得不长，当别人进门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下棋了。他是一个性急、易冲动，也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对手，但在我心里有一种算计的癖性，是他所没有的。而且，我更能适应对方的弱点，而他却不能。毕竟，我读过他的档案。但我始终记得，有几次当我布好了战局，他只消瞄上几眼，就三两下打得我招架不住，只有弃械投降的份儿了。

“将军！哈瑞，认输吧！不然就吊死你。”

但是，当我们再把棋局摆起来，我就觉察出他的耐性似乎已经都消失殆尽。他开始时两手轻摆，过了不久，就没人知道他魂游何方了。

“你结婚了吗，哈瑞？”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我回答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在乡下有太太，我自己则住在城里。”

“你让她一个人住在那里？”

“已经自己一个人住几生几世了。”我不经意地说，心里想，实在不应该这么回答他的。

“你爱她吗？”

“你这老家伙！”但他还是瞪着我，坚持要知道。

“我想，是隔着老远的在爱着她吧。”我勉强说道。

“她也爱你吗？”

“我想是的。我问她的时候，她会这么说。”

“有孩子吗？”

“有一个男孩，都已经三十好几了。”

“你平常会抽空去看他吗？”

“圣诞节时我们会寄卡片给对方，在参加婚礼丧礼时，也会碰面。我们有一套维持友好的方式。”

“他现在在做什么？”

“他是搞法律的，现在可赚钱了。”

“他快乐吗？”

我生气了。这些日子以来，我是极少生气的。快乐和爱的定义何在关他屁事。这个老家伙，我有权利接近他，他却没有权利接近我。不过，还有比我生气更重要的事，就是我还得让他看出我正在生气。我恐怕他已经看出来了，因为我看到他正瞪着我，眼中带着关切的神情。他心中一定在想：眼前这个人，家里一定发生过悲剧。之后，他就红着脸，掉转头，想找一些分散大家注意力的东西，好缓解目前这种尴尬的气氛。

“他没有不乐意，长官，我会把东西装好的。”有一位叫甘第曼先生的人，是一位最近才发展出的身体麦克风专家，告诉奈德说，“他虽非天才，但不仅肯听，而且记得牢。”

“他是一位绅士，奈德先生。我就是喜欢他这样的人。”有一位受命教导巴雷街上技巧入门的女性监视员这么对奈德说，“他既有脑筋又富幽默感，我常说要做侦探，先有这两样就成了一半啦！”

后来，她承认遵守局里的规定，拒绝过他的追求，但也因为他而阅读了斯科特·菲兹杰拉德的书。

“这整件事情简直就是一种骗人的把戏嘛！”巴雷在上完一堂秘密书写技巧的课之后，用一种刺耳的声调说着。但他对它的喜欢，一点也没有改变。

算账的日期接近了，他变得对我们百依百顺。局里有一位坐着轮椅的会计人员，名叫克里斯托弗。他花了五天时间，把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的账目给彻底清查了一遍。当我推着他走进来的时候，巴雷并没有表现出他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

“不过，出版界每个卑鄙的家伙都破产了，克里斯托弗！”他很不以为然地说着。一边哼着歌，一边按拍子在客厅里踱步，手还把威士忌酒杯拿得好开，好配合大步子。“像巨无霸的那种大人物吃树叶，我们吃树皮。”然后，他又换了一种和缓的声音说道，“你们有你们的方法，我们有我们的。”

但是奈德和我都没有骂每个卑鄙的家伙。克里斯托弗也没有。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次行动。我们心里忧心忡忡，想到说不定什么时候巴雷就会出师未捷先破产。

“但我可不要什么鬼编辑，”巴雷一边叫道，一边对我挥舞着他那副饱经风霜的眼镜，“我付不起钱请一位鬼编辑。如果我雇用一位鬼编辑，我那些在伊莱的姑妈们会气得把她们的吊袜带都给爆开的！”

不过我已经把他那些神圣得不可侵犯的姑妈们给摆平了。在鲁尔斯的一次午餐上，我极尽所能地讨好潘朵拉·威尔·斯科特女士，这位女士因为极端信仰英国国教派，所以被巴雷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者”。我自称是外交部的一级主管，以一种让人深信不疑的语调向她解释，说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不久就会秘密收到一笔洛克菲勒奖助金，做拓展英苏双方文化交流之用。但她不可对任何人透露半点风声，否则这笔钱就会落到其他更有资格获得的公司手中。

“嗯，我相信我们比任何其他的公司都更有资格获得这笔奖金。”潘朵拉女士一边伸出手来刮起她最后一口的龙虾碎渣，一边蛮有自信地说着。

我故意恶作剧，问她我能否跟她的侄子见个面。

“门都没有。这件事由我来跟他说。他连钱和粪都分不清，而且人家只要给他一颗糖，他什么话都会跟人家说的。”

巴雷急需一位替他打点一切的人，这件事突然间变得很迫切了。“你来看这个广告。”奈德当着巴雷的面舞动着一张最近的报纸文化版。它上面写道：某素有威望的出版公司诚征俄文助理编辑，年龄二十五至四十五岁，专于处理小说及技术性古籍，请备履历表。

第二天下午，伦纳德·卡尔·维克娄就出现在诺福克的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那间大部分都已经抵押出去的办公室里。

“我为你物色到一位天使，巴雷先生。”声调低沉的邓太太在通话机里问着巴雷，“我要不要请他飞进去见你？”

一个大步走来的天使！背着一个小巧的袋子。他的额头高耸，不带一丝忧虑，头顶上顶着天使般的卷发。蓝色的眼睛里看不出一丝罪恶。他有一尊天使的鼻子，不过歪得实在厉害，任何人只要看一眼，都会情不自禁地想伸手把它扭直。奈德已经告诉过巴雷：就像面试平常人一样地接待他。伦纳德·卡尔·维克娄，生于一九六四年，是伦敦大学斯拉夫和东欧学院的荣誉毕业生。

“噢，是你，太好了！请坐。”巴雷口中念念有词地抱怨着，“是谁把你带进出版界的？这行业可不是人待的。”也难怪，他中午才和一位说话比他还要刺耳的女小说家共进过午餐，并且刚才的经历直到现在都还没消化干净呢！

“嗯，事实上，我这几年都在‘进展’着这样的事情呢！先生。”维克娄说着，脸上还带着天使般的笑容。

“噢，如果你来我们这里，你当然不会马上有进展。”巴雷虽然是在警告他，但还是克制住自己，没有说出带有攻击性的言语，“你可能会继续、持久地干下去，甚至也可能会干得很成功，但只要我坐在这张椅子上一天，你就不可能马上有进展。”

就在同一天的晚上，当我们三人走上那狭窄的楼梯，预备与沃尔特一起开会的时候，他对着奈德咆哮道：“不知道这个家伙是在学狗叫还是在学猫叫。”

“他两样都学得很好。”奈德说。

沃尔特的讨论课程将巴雷牢牢控制住，每次都有这样绝佳的表现。巴雷所喜欢的人都是对生命的掌握力薄弱的人，而沃尔特看起来就像是每当站起来时，就会从世界的边缘摔下去的那种样子。他们会谈商业的技巧，会谈原子的理论，谈到不管“蓝鸟”是谁，都无可避免要继承的苏联科学恐怖故事。沃尔特实在教得太好，一点都不会让对方知道他的主题是什么，而巴雷对他所讲的也太专注，专注到连问也不会问了。

“控制？”沃尔特这只大老鹰愤愤不平地对他吼着，“你连控制和解除武装都分不清吗？你这个傻瓜？你刚刚不是在说要解除世界的危机？这种没有见地的话你也说得出口？我们的领袖们苦心孤诣地在寻找危机，我们的领导人物是靠着危机吃饭的。他们花了一辈子的工夫把这个世界搞得四分五裂，就是希望能找着机会恢复他们日益衰颓的生命力。”

巴雷听了他的教训，不但没有生气，还坐着把身子往前倾，一边叹息，一边拍手，一边还大叫着要他再继续讲下去。他会向沃尔特挑战，跳到他脚边，大叫道“可是——你他妈的停一停！”他的记忆力强，领悟力高，与沃尔特预测的完全相符。而他在科学上的无知，在面对第一次攻击时，也就是当沃尔特对他发表他的恐怖入门演讲，细数人类种种愚行的时候，早就已经俯首称臣了。

“没有办法可以置身事外的。”他带着满足感这么宣布着，“你不要梦想你可以置身事外。魔鬼是不会回到瓶子里去的，相反，对立是永远的。那种包围会越来越紧，武器一代强过一代。结果，对双方来讲，就永远不会有安枕无忧的日子到来。对那些大角色们来讲不会有，对那些成天抱着一个装了炸弹的皮箱，到处要去炸飞机的小角色来讲也就更不会有了。我们听那些什么‘威胁已经远离’的鬼话已听得都腻了。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就知道威胁永远不可能远离，永远不可能的！”

“那么，谁来拯救我们呢，沃尔特？”巴雷问道，“你和奈德吗？”

“不可能，我不相信有什么东西会来拯救我们的。”沃尔特反驳道，“没有任何国家的领袖愿意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臭名，让人家说是他让自己的国家在一夜之间被人给颠覆了。并且，我想，我们这些金玉其外的领袖们，绝大部分都是自我陶醉似的不愿去自杀吧！真是得感谢上苍！”

“那么，就没有其他的指望了？”

“就凭人类自己，是不太可能有希望了。”沃尔特满意地说。他不止一次认真地考虑要接受圣职，而非秘密任务。

“那么，歌德想要完成的，又是什么呢？”巴雷又一次发问，语间带着些许恼怒。

“我想，他要拯救这个世界，我们大家也都想这么做。”

“怎样去拯救？他的信息到底是什么？”

“那就有待你去查明了，对不对？”

“他到目前为止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为什么不能知道？”

“我亲爱的孩子，不要这么孩子气好不好？”沃尔特开始暴躁起来，但是奈德很快地就插进来。

“你是该知道你需要知道的。”他带着一份冷静的权威性说道，“你是信差。这就是你在此受训的目的，这也是他要你担任的角色。他告诉我们在苏联有许多东西是起不了作用的。他已经勾画出一幅图画，显示出苏联无所不在的失败。这些失败包括了无能、腐化、散漫等等。最重要的是，送到莫斯科的资料是经过窜改的。也许他所言属实，因为故事来自于他。也许编故事的另有其人。这个故事实是在费人猜疑。”

“我们认为这是真的吗？”巴雷仍然穷追不舍地问道。

“你不能知道。”

“为什么不呢？”

“因为人一被审问，没有不招供的。今天你找不到一位英雄。你会招，我会招，沃尔特会招，歌德会招。所以如果我们告诉你知道他们些什么，我们就是冒了向他们招供的危险。我们是不是知道他们的某一项特定的秘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可资找出他们这项秘密的软件，或是器材，或是公式，或是超级的秘密地下电台。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呢？他们就会采取侵略性的行动，以确保我们不会继续用这种方法来刺探他们。”

巴雷和我下着棋。

“你后来有没有想过，也只有当你们分开，你们的婚姻才会有作用？”他问我，好像我们先前那次的谈话根本就没有打断过。

“我确信我们还是确实相爱着。”我不由自主地发着抖回答他，一面赶紧把话题岔开。

这是他最后的一晚，寇德小姐为他准备了一条鲑鱼，盛在银盘子里面端上桌来，鲍勃与我们一起为他送别，也为他预备了一瓶麦芽制的威士忌和两瓶圣塞瑞白葡萄酒。巴雷在这种欢乐气氛中仍是维持着他若有所思的样子，直到沃尔特最后的一席演讲才将他从这个地球的无风带给拉了回来。

沃尔特突然颤着声音大声地说道：“现在的关键是为什么？”他一边拿起我的酒杯，一边说着。他那尖锐刺耳的声音充斥整个房间。“这就是我们在追寻的。我们要的不是资料内容，而是动机。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如果我们信任他的动机，我们就能信任他这个人。而只有当我们信任他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才能信任他的东西。人类起源之始既非因那道神谕，亦非行为，更非那条笨蛇，而是为什么？她为什么会去摘那苹果？她是穷极无聊了吗？还是她好奇？抑或有人施惠给她？还是亚当要她去摘？如若不是，那又是谁？所有的女孩子都拿魔鬼来作掩饰，而忽略了他。她是不是为了某个人而作掩饰？光凭‘因为苹果就在那儿’这句话是不够的。这句话也许可以在埃弗勒斯特峰，可以在天堂行得通，但是这对歌德，对我们，或对我们那勇武的美国盟邦却没有用。我说得对不对，鲍勃？”

就在我们大家捧腹大笑的时候，他却眯着眼睛，把声调提得更高了。

“或者，我们就拿那位迷人的卡佳来说吧！为什么歌德要挑选她？为什么他要她冒着生命危险，替他办这事？又为什么她甘愿替他办这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又必须知道。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对她作透彻的了解，因为在我们的职业里，信差就是信息本身。如果歌德是真心的，那个女孩就危在旦夕了。那是一种付出。如果他不是，她又会怎样？是她自己发明那些资料的吗？她和他真的保持联络吗？或者，与她联络的是另有其人？果真如此，那又会是谁？”他伸出软弱无力的食指指着巴雷的脸，“然后，就是你，先生。歌德认不认为你是间谍？有没有其他人告诉他说你是间谍？去做一只仓鼠吧！把所有你能拿到的金块都储藏起来。愿上帝祝福你和所有你所碰到的人。”

我小心地再斟满了一杯酒后，我们又开始喝酒。我记得当大家陷入深沉的静默中时，能清楚地听到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钟声沿着河水传过来。

第二天一早，在巴雷起程的几个小时以前，我们终于让他看了一眼他在里斯本声嘶力竭嚷着要看的资料：歌德的笔记本。不过，所不同的是，这份资料是在极机密的情况下由兰利传真过来的。连同厚厚的书脊和画满幼稚图画的书皮都一一让他过目。

他一言不发地用双手把它接了过来。他在众人的注视之下，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出版商。他打开第一本笔记，瞥了一眼书中央的空白处，再用手掂量掂量重量，然后一下子就把它翻到后面，似乎是在思量要花多久才能把它给读完。然后他又拿起第二本，随手翻了一页，看了看里面密密麻麻的字体，神情中似乎是在抱怨：这本笔记写得密密麻麻，而且还是用手写的。

之后，他一下子把三本笔记通通又过目了一遍，从图看到内文，看到那些龙飞凤舞的诗句。这时他头往后仰，并且侧向一边，好像是不愿骤下断语似的。

当他抬起目光的时候，我还是注意到他的心思早已飞到遥远的一座山——那一座属于他自己的山上去了。

在巴雷离去之后，奈德和布拉克到巴雷位于汉普斯特德的公寓做了一次例行检查，但发现不出什么能够显示他心境的线索。在他零乱的桌上，他们找着了一本他惯常用来记载一些琐事的笔记本。最后一项记载似乎是最近的。据我们推测，那极可能是他从史蒂薇·史密斯12的后期作品里摘录下来的两行诗句：

我并不太怕那黑夜，

因为它是我还未认识的朋友。

奈德谨慎地把它放到档案里去，但是没作什么记录。似乎没有什么迹象显示巴雷在这第一次行动的前夕，心情是很紧张的。

在一张已经丢到字纸篓里去的旧账单背后，布拉克发现了一句引言。他最后还是在鲁特克的作品13里找着了这句话。为了他自己不愿意透露的原因，他一直拖了几个星期，才提及这件事，那句引文是：

我通过去我必须去的地方来学习。

6

卡佳从睡梦中一下子醒了过来，立即想到就是今天，就像她事后说服自己的那样。她是个从禁锢中解放了的苏联女子，但是迷信还是在她身上扎了根。

“一切都是命定的。”后来她告诉自己。

在那破旧的窗帘外面，阳光在莫斯科北边乡下的水泥广场上缓缓地出现。周遭挂满晒洗衣物的砖造房，像衣衫破旧的粉红色巨人般拔地而起，伸向空荡的天空。

她心想，现在是星期一。我还躺在自己的床上。我终于摆脱了那条街了。此刻她脑中想的，是她的梦。

虽然已经醒了，她还是又躺了一会儿，漫游于她秘密的世界里，努力地想把心里头的各种恶兆给甩掉。当她发现这种努力是徒劳无功时，就立即以她素来练就的灵巧，一下子从床上跃起，钻到浴室那破烂的帘布之后，冲起澡来。

尼基观察得一点也没错，她的确是个美女。她的身材高挑，虽然丰满却一点儿也不臃肿。她有浑圆的腰、强健的大腿和一头乌溜溜的黑发。当她把挽着的头发放下来时，那真是可以用“奔放”两个字来形容。她的脸蛋有些艳丽但是充满了灵气，而且似乎可以让四周的事物都生出朝气来。无论是穿着衣服或是裸露，她的姿态无一不带着优雅。

洗完了澡，她使出浑身的力气把水龙头关上，再用拳头狠狠地挝了它一下，意思是说：你给我关上。哼着哼着，她拿起了一个小镜子，踏着大步走回房间穿衣服。她又想到梦里的街道：到底是在哪条街上？是在列宁格勒？还是在莫斯科？虽然是冲了澡，还是没有把她的噩梦给冲掉。

她的卧室非常小，是这小小的公寓三间房里最小的一间。它只能算是房间里的一处凹室，里面也只有一个衣橱和一张床。但是卡佳已经习惯了这个仅够容身的小房间。她盘起头发，用卡子卡了起来。这是她上班时候的发型。她的动作快速而性感，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优雅。说真格的，如果卡佳不是因为工作上的职位关系而能够获得额外的配给，她的房子一定远比现在小上二十平方米。因为她的叔叔马特维跟她同住，使她多分配到九平方米，而那对双胞胎和她自己的神通广大，让她获得了其余的十一平方米。现在，她对房子已经不再有更多的要求了。

也许，她梦中的街道在基辅，她想。因为她记起了最近曾经去那儿一游。不，基辅的街道宽敞，但我梦中的却是狭窄的。

就在她穿衣服的时候，整条街道的住户都已苏醒过来了。卡佳满怀喜悦地聆听着这个平凡世界的例行晨起公事。首先，由墙的那一边传来了哥格李兹家的闹钟声，时间恰是六点半。接着，那只凶巴巴的猎犬大声嘶吼着要人让它出去。可怜的哥格李兹，我一定要带点什么礼物给他们，她想着。上个月娜塔莎的母亲病逝；星期五奥塔的父亲因为脑中长瘤而住进了医院。我要带一些蜂蜜给他们，她这么想着。就在这一刹那，她发现自己正对着以前的情人照片发出一个很别扭的笑容。他是一个俄籍犹太画家。他曾经不顾自然生态，想把一窝子的蜜蜂养在屋里。他待她很不好，她的朋友都看得出来，也都这么认为，但是卡佳心中却一直替他辩护。他是一位艺术家，也许还是一位天才呢！他懂得怎么去爱，虽然他时常对她发火，但也曾让她拥有过欢笑的日子。无论如何，她也曾爱过他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天真理想。

就在哥格李兹家的声响过去之后，沃克豪夫斯家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孩就开始折腾人了。过不了一会儿，他们家那台新买的日本音响，就隔着地板传来阵阵美国最新流行的摇滚乐声。他们怎么可能弄得到这个玩意儿？卡佳又一次坠入了沉思：伊莉莎白一直不停地怀孕，而沙夏一个月只赚一百六十块。沃克豪夫斯家的声响刚停，卡波夫斯家的又来了。他们放的，都是莫斯科电台的节目。一个星期以前，卡波夫斯家的阳台塌了下来，压死了一位警察和一只狗。而街坊邻居们却只为这只狗善后呢！

卡佳俨然成了大家的供养者。每个星期一，她会拿到有人在星期六私自从乡下运上来的新鲜鱼类和蔬菜。这是因她的朋友唐亚有一位表弟，私底下为一些小自耕农做买卖。该打电话给唐亚了。

想到这儿，她也想到了音乐会入场券的事。她已经决定，一到办公室，就把那两张爱乐音乐会的入场券要来，那是一位叫巴辛的编辑在劳动节酒醉时对她失礼求爱而答应给她表示赔罪的。卡佳根本从未注意过他对她的追求呢！但是巴辛总是在为着什么事情折磨着他自己。其实，他要这么做，关她屁事！尤其是他以音乐会入场券作为手段。

在午餐休息时间，买过东西之后，她就会用这两张票子去跟那位服务生莫罗索夫交换东西。莫罗索夫答应为她留着二十四块进口香皂，都是用非常漂亮的包装纸包着的，有了这些漂亮的香皂，她就可以去买一卷用纯羊毛织成的绿色格子布。这格子布是那位布店经理特别答应为她保留的。这天下午，在招待那些匈牙利外宾的酒会结束之后，她就会把那卷布交给奥尔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位曾受过她好处的人，在她那架以家中的老胜家缝纫机换来的东德制缝纫机上做两条牛仔裤，好给两个双胞胎当做生日礼物。若有剩的，就拿去塞给那位牙科医生，请他私下为双胞胎检查一下牙齿。

就这么决定了。再见了，音乐会。

电话是摆在马特维叔叔睡的那间房里。那是从波兰进口的，很珍贵。这是从弗洛狄亚的工厂里偷摸出来的。感谢上苍，他在最后出国时，没带走它。她踮起脚尖走过熟睡中的马特维身边，一面温柔地看了他一眼。马特维是她父亲最钟爱的弟弟。她拿起电话机走过了迂回的走廊，放到自己的床边，一决定要先跟谁通话，她就立即拨号了。

有二十分钟之久，她打了一圈电话给朋友，电话中尽是谈些什么东西可以在哪里买到之类的事，但也有一些谈心的话。有两次，她刚把电话放下来，马上就有人打给她。最近刚崛起的捷克电影导演昨晚在索亚家过夜。亚历山德拉说他实在太惊人了，今天她要冒生命危险打电话给他。但是，她要用什么话做开场白呢？卡佳绞尽了脑汁，终于想到一个借口。有三位前卫艺术家将在铁路工人工会展出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不邀请他陪她去参观呢？亚历山德拉听了她这番提议之后很是高兴。卡佳想出的主意总是最好的。

每个星期四晚上，在前往什瑞米特耶弗机场路边的一辆冷冻卡车后座可以买到黑市的牛肉，这是柳芭说的：去问一名叫詹安的大块头，但是不要让他接近你。在克罗普特金街的后面有一处商店里有古巴菠萝拍卖，这是奥尔嘉说的，还提到去找一个叫德米特里的人，并且付他双倍的价钱。

电话打完了，卡佳这才开始为纳沙扬借给她的那本有关限武的美国书头痛。纳沙扬是十月出版公司非小说类的新任编辑。没人喜欢他，也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弄到这个职位的。但是大家都注意到，他负责保管一部复印机的钥匙，而这项特权更让他有模有样地摆足了官僚架子。她的书架放在走廊，上面的书多得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还嫌不够摆。她死命地找着：这本书是个渗透破坏的奸细！她要把这本书给请出去，跟纳沙扬一起给请出去。

“那么，有谁要翻译这本书呢？”她曾经在他到她的办公室闲逛、偷瞄她的信时，冷冷地翻着她那堆尚未阅读的手稿，面色严肃地问过他，“是不是因为如此，所以你才要我去读它？”

“我认为这本书会引发你的兴趣。”他答道，“你是个母亲，也是一位自由派——不论这是什么意思。你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亚美尼亚形势总是趾高气扬。如果你不想借它，那就不要借。”

她终于在休·沃波尔和托玛斯·哈代的书之间找着了那本讨厌的书。她把书拿了出来，用报纸包好，塞到手提袋里。然后把那个袋子挂在前门的门把上。她这么做，是因为最近她老是会惦记着每一件事，但也老是把事情给忘掉。

这个门把手是我们一起从跳蚤市场买回来的，她想着想着，心中充满了怜悯。弗洛狄亚！我那可怜又让人无法忍受的丈夫，怀着你那由来已久的乡愁，现在被降级到与五个气味难闻的离家男人住在一起，他们就像你一样！

电话打完了，她匆匆浇过盆栽，然后去唤醒她的双胞胎。他们正各自斜躺着熟睡在那张床上。卡佳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心中又有些不忍。有一会儿，她甚至没有勇气去碰他们。最后，她堆起了一脸笑容，好让他们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妈妈的笑脸。

之后的一小时，她把自己的时间完全给了他们。这是她每天要做的事，她为他们煮粥，为他们剥橘子，和他们一起疯疯癫癫地唱着歌儿。最后唱的是《热情者进行曲》，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俩人齐声咆哮，下巴缩紧，就好像那些革命英雄一样。而他们所唱的曲子，也包含了一些纳粹的进行曲，不是有意为之，但卡佳是了解的，并且一再地被他们这种可人的模样儿逗得开心异常。他们喝茶的时候，卡佳为他们准备饭盒。塞吉的午餐是白面包，安娜的则是黑面包，两人的面包内各夹了一块肉饼。午餐准备好了之后，是给塞吉扣上扣子，帮安娜拉直红领巾。在她为两个宝贝梳头以前，她分别亲了两人一下，因为他们学校的规矩就是“仪表整洁是苏维埃人民对国家效忠的一种表示”。

这些工作都做完了之后，她蹲下来，把双胞胎揽在怀中，就像她最近四个星期以来的每个星期一所做的那样。

“现在，如果妈咪有天晚上没有回来，或者必须赶着去参加一个会议，或是探望一位病人，你们应当怎么做？”她单刀直入地问他们。

“打电话给爸爸，叫他回来陪我们。”塞吉一边说着，一边挣出了母亲的怀抱。

“我会照顾马特维叔公。”安娜说。

“那么，如果爸爸也不在，你们又该怎么办？”

他们开始吃吃地傻笑起来。塞吉所以会笑，是因为这个问题让他觉得心中不安，而安娜呢？是因为潜意识里感觉灾难要来了而害怕。

“去找奥尔嘉阿姨。”安娜叫着，“把奥尔嘉阿姨的金丝雀时钟给扭紧，让它唱歌！”

“那么，奥尔嘉阿姨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你们会不会唱那首歌？”

他们唱着唱着，然后三个人就笑成了一团。甚至在他们出门下楼梯的时候，孩子们还在不停地笑着。这幢楼房的楼梯间，年轻人把它当做爱巢，醉鬼们把它当做酒吧，有些人则把它当厕所。卡佳手携着这两个子女，步入阳光当中，越过公园上学去。

“你今天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同志？”卡佳用嘲弄并夹杂着命令的语气问塞吉，一边再把他的衣领理直。

“尽心尽力服务人民和党。”

“还有呢？”

“不要让维塔利·罗哥夫偷我的午餐！”

两个小孩挣开她爬上石阶之后，又是一阵笑声。卡佳对着他们挥别，一直到他们消失。

在地铁里，一切都是那么醒目，即使隔着距离。她眼见行人都是那么地忧郁，而她自己似乎不属于他们这一群。她又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读莫斯科的报纸。这在前几年是无法想像的。那时的报纸除了拿来擦屁股和塞通风口以外，一无用处。有时候，卡佳也会读一下报纸，若是不读报纸，她手中也会拿着一本工作上需要读的书或手册之类的东西。但是今天，就算她昨晚所做的梦已经完全从记忆中褪去，她也有太多的事情要想。她要为她的教父煮碗鱼汤，以弥补那天的顶撞之罪。她还要忍受那位上了年纪的塔提雅娜·塞吉耶芙娜的钢琴课，她老是说卡佳不专心学，说她太草率。她仿佛还在梦中的街上跑着，醒不过来，也许是街道在后面追她。这大概就是她差点忘了换车的原因吧？

终于到了办公室。这栋办公大楼看起来十分阴冷，到处是剥落的木片，水泥地阴湿。她一直在想，与其拿这里作为国家的出版机构，倒不如充当泳池来得恰当。进了门，一眼看到工人在穿堂锤着、锯着，她心里不免一阵吃惊。有一秒钟，她甚至还想到可能是为了处决她，正在赶搭绞刑架呢！

“这笔修缮费老早就在我们的预算里了！”老莫罗索夫曾气喘似的对她说，他通常总有一些小道消息可告诉她，“钱早在六年前就已经拨给我们了，但是直到现在，那些官僚才同意签字动工。”

电梯像往常一样，总是处于维修状态。她心想，在苏联电梯和教堂总是在维修。她走上楼梯，用非常快的速度爬上去，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爬得这么快。她向照面的每个人匆匆道早安。后来想起来，她怀疑是不是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在潜意识里催促着她快速前进。因为，就在她一脚踏进门时，桌上的电话已在那儿不停地响着，仿佛催人快把它给拿起来，好解除它的痛苦。

她拿起了电话筒，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喂！”但很显然的，她似乎说得太快了些，她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用英文请奥拉娃太太听电话。

“我是奥拉娃太太。”她也用英文回答他。

“是叶卡特里娜·奥拉娃太太吗？”

“请问你是谁？”她笑着回答道，“你会是彼得·温西14爵士吗？请问你是哪一位？”

有一位愚蠢的朋友正在开我玩笑吧？柳芭的先生也许又要我跟他幽会。再不然，她也想不出会有谁了。

“噢，恐怕你大概不认识我。我的名字是斯科特·布莱尔。是伦敦的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出版公司的巴雷·斯科特·布莱尔。我是出版商，来此地办些事。我想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尼基·蓝道。尼基要我一定要打电话给你。真是久仰了。”

“你好！”卡佳说着，并感觉有一团乌云朝她罩了过来。她的胃部有些隐隐作痛。就在这时，纳沙扬踱着步子走了进来。他两手放在口袋里，一脸的胡子。他以这样不修边幅来象征知识分子的深度。看到她正在打电话，他耸耸肩，向她摆了下脸孔，希望她能马上把电话给挂掉。

“你好啊！卡佳·波里索芙娜。”他带着调侃地说。

但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又开始说话了，语气强而有力，让她觉得对方是个身材高大的人。他的语气充满自信，因此她猜想对方是个自大的人，是那种身穿昂贵服饰，谈吐高雅，讲话时两手放在背后的那种英国人。

“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会打电话给你。”他说，“很显然，尼基答应你去找一些简·奥斯丁作品的旧版本给你，并附赠你原书的原版图画，对吗？”他一句接一句地说着，一点时间也不给她说“是”或“不是”。“只不过，我这次只带了几本过来；不过这些版本都是非常好的版本。我想请问你是不是可以安排个你我都方便的时间，好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纳沙扬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他照着往常的习惯，在她的文件盒里拨弄着。

“你真好！”她对着话筒说道，但语调冷淡至极。她已经板起了脸孔，脸上一点表情和生气都没有，这是做给纳沙扬看的。她已经封闭起心灵，这是为她自己好。

“尼基也送给了你一堆杰克森茶叶。”对方继续讲着。

“吨？”卡佳会错意地问道，“你说什么？”

“说实话，我甚至还不知道杰克森的店还开着。他们过去在皮卡迪利，就在隔着哈查德的店几步远的地方开着一家很不小的店。无论如何，现在我面前就摆着他们出品的三种茶叶。”

他的声音突然消失了。

他们一定把他给抓了，她这么想着。他未再开口讲话。这也许又是我在做梦吧？！老天爷！我该怎么办呢？

“……阿萨姆、大吉岭和奥伦治嫩叶红茶。嫩叶红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听起来倒像是一种外国鸟似的。”

“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是一种什么植物吧！”

“我想你是对的。不管怎样，问题是我要如何把这些茶叶拿给你呢？我能不能带到什么地方去给你？或者是请你到我的旅馆，我们喝一杯、见个面？”

她开始欣赏他那种绕着弯子说话的技巧了。他正利用时间使她逐渐恢复镇定。她用手指拢了一下头发，发现居然还蛮整齐的。

“你还没告诉我你待在哪家旅馆呢？”她反问道。

纳沙扬向她猛扭了一下头，表示反对她再继续讲下去。

“哦！我居然忘了告诉你，真是糊涂呀！我在敖得萨旅馆，你知道敖得萨吗？从那家旧澡堂一直往上走。我已对这里产生莫大的好感，我一直都会住在这里。白天的时间我都在开会，因为一个人如果是坐飞机来访问，就无可避免地会有这些事情。但是目前我晚上的时间还算是相当自由的。你可以利用晚上来找我。我的意思是说，就今晚如何？我们要把握现在，今晚如何？”

纳沙扬已经点燃了他的第五根香烟。他这么做是故意的，因为全办公室的人都知道她讨厌烟味。烟点着了，他把它高高举起，然后用他那女人般的小口吸吸它。她对他冷笑着，但他装作没看见。

“其实也挺方便的。”卡佳用她最军事化的语调说，“今晚我必须去你那儿附近参加一个官方式的酒会，欢迎从匈牙利来的贵宾。”她又加上了下面这一句话，心里也不清楚是说给谁听的，“我们已经期待这一天好久了。”

“好极了！能不能说个时间呢？六点或是八点？什么时间你最方便？”

“酒会是在六点钟开始。我可能要八点一刻才能到。”

“大约八点半，好吗？你记住我的名字了，是吗？斯科特·布莱尔。斯科特，就像是第一个登陆南极的那个斯科特；而布莱尔就像是一支喇叭。我很高，神情有点憔悴，大约有两百岁那么老，戴的眼镜厚到连我自己都看不透。但是尼基说如果有人要问苏联维纳斯长什么样儿的，你就是最好的写照，所以我想我无论如何都会认出你的。”

“这真是胡说八道！”她一边叫道，一边忘情地笑了。

“我会在楼下的大堂专诚等你。但是，我想我还是给你我房间的电话号码以防万一。你有铅笔吗？”

就在她挂上电话的那一瞬间，积压在她心里的另外一种情绪像是洪水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她转向纳沙扬，两眼闪现出怒气。

“格利戈里·提格兰诺维奇！不管你的职位是什么，你都没有权利到我的房间如此胡闹！检查我的书信，偷听我跟别人的电话。这是你的书！如果你有话对我说，待会儿再说！”

然后，她就翻出了一叠有关古巴农业合作团的翻译手稿，并且用她冰冷的手，开始一张一张地翻，假装是在数那一叠稿子。等到她打内线给纳沙扬，那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的事了。

“你必须要原谅我的无礼。”他说，“我的一位密友在上个周末去世了。我的心乱得一塌糊涂。”

午饭的时间到了，她已经改变了原有的计划，让莫罗索夫去等候他的入场券吧！让那位店老板等他的漂亮肥皂吧！让奥尔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去等她的布吧！她先走路，然后搭上巴士，不是出租车。下车后她又步行，穿过一处中庭又一处中庭，直到她找到所要找的那处破旧小屋。旁边就是那条巷子。“当你需要我的时候，你就到这儿来找我。”他曾经说过，“那位工友是我的一位朋友。他连谁做了这个暗号都不会知道。”

你必须要对你所做的有信心，她提醒自己。我有，我绝对有。

她手中拿着一张明信片，那是列宁格勒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印制的伦勃朗画的明信片。“我爱你们大家。”她的明信片上这么写着。签名的人是“阿里娜”，还画了一颗心。

她找着了那条巷子。这条巷子现在就踩在她的脚下。这就是她噩梦中的巷道。她按了门铃，按了三声，然后把那张明信片从门底的缝里塞了进去。

这天早上真是太美了。莫斯科的天空发亮，一景一物都好像在向你招手。沉浸在这么美好的一天里，真该把一切不快都抛置脑后。巴雷打完了电话，就走出这家旅馆。他站在温暖的人行道上，松弛他的手腕和肩头，并且头也转了一转。他把心思移向外面的世界，让这个城市用难闻的气味和那难听的声音掩盖他的恐惧。俄国汽油的味道、烟草的气味、廉价的香水味和河里的水味，没有一样不臭。我在这儿还要待上两天呢！真是受不了！街上稀疏的骑兵与过往的交通车互相呼应着。喷着烟的大卡车在布满坑洞的马路上彼此追逐。轿车的窗户全都漆黑一片，没有任何标志的建筑物在使用年限未满之前就已经布满了裂痕。这到底是办公大楼呢，还是学校？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在门口抽着烟，等待着。司机们在他们的车里看着报纸，也在等着。一群面色凝重、一言不发的人目不转睛地瞪着一扇门，也在等待着。

为什么这里老是吸引着我？他心中觉得奇怪，一边不由自主地想起他这一生中的点点滴滴。最近，这种回忆已经变成了他的习惯。我为什么老是回到这儿呢？想着想着，他的心情变得明朗起来，他是不习惯害怕的。

因为他们的知足，他找出答案了。因为他们比我们能过苦日子。因为他们喜欢无政府状态、他们那种混乱的恐怖，以及两者之间的紧张。

因为上帝总是找各种借口不愿光顾这儿。

因为他们普遍的无知及无知中迸发的光辉。

因为他们的幽默感，比起我们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他们是这个过度开发的世界中最后的处女地。因为他们是这么努力要像我们一样，却远远落后。

因为在那巨大的战场中，有一颗悸动的心，而那个战场就是我自己。

我可能要八点一刻才能到，她已经这么告诉我了。他在她的声音里听到些什么呢？是防备吗？防备谁呢？她自己吗？还是他？或是我？在我们这一行里，信差就是信息。

看外面，巴雷告诉自己，外面才是惟一存在的地方。

地铁里，一群十几岁的女孩穿着棉质的长袍，另一群男孩穿着厚棉布夹克。他们朝目的地快步地走，为的是要去工作？抑或去讲习？阴沉的表情为一句话而转变为笑脸，看到他这个外国人，他们就用冷冷的眼光打量他：他那圆圆的、凸出的眼镜，他那破破烂烂的鞋子，他那帝国主义的西装。在莫斯科，巴雷·布莱尔算是见识到了中产阶级端庄的服饰。

在人群中，他让人潮带着他走，而不管到底是走向何方。排队买食物的人排成了一排，他们显得毛躁不安，与他胸有成竹的心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些衣衫褴褛的工人英雄和退伍军人通过人群时，胸前的胸牌在阳光照耀下闪呀闪的。他们当中有一种无论是跋涉到何地都已经嫌晚了的气氛，即使是慵懒也都含着一股抗议的气氛。在这种清新的空气下，无所事事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就好像因为无所事事，他们也就不必改变什么。又因为不必改变什么，他们也就一直停留在他们所知的有限事情上，即使这么做阻碍了他们，让他们无法达成目标，他们也不在乎。

我可能要八点一刻才能到。

到了宽阔的河边，巴雷又开始闲荡起来。在河的那一边，克里姆林宫那一尊神话般的圆顶高高地耸入无云的天空。这是一个向天吐着舌头的耶路撒冷，他想。有这么多的楼塔，却没有一座钟。有这么多的教堂，却找不到一位会开口祷告的人。

他突然听到有人在他身旁对他讲话，他猛然转过身去，发现是一对老夫妇，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正在问他那一条路通到什么地方。但是，巴雷挖空了脑子，也只记得几个俄文单词。那是他常听到的一首歌的歌词。

他笑了笑，摆出一个道歉的表情。“不要对我说俄语，老兄！我是一位贪婪的帝国主义者，是英国人。”

那位老年人握着他的手腕表示友善。

在他去过的任何一个外国都市里，都会有人以他不懂的语言询问他所不知道的地方，而只有在莫斯科，才有人因为他的不懂而对他友善。

他重拾脚步，边走边停在那些店铺的窗户旁，假装看一看店里陈列些什么。木制的娃娃是预备卖给谁的？盖满了灰尘的蔬菜罐头，也可能是鱼罐头吧？一捆捆被压扁了的罐头挂在红绳上，被可怜的十瓦灯泡照着。里面都有些什么？也许是茶叶？或是一罐一罐的药品？他又走回到他的旅馆来了。一位醉眼惺忪的农妇拿着一束用报纸包着的郁金香走到了他的面前。

“你真是太好了！”他一边叫着，一边翻着他的口袋，找出了一张卢布纸币。

一辆绿色的“拉达”车就停在旅馆出口外，车上的散热器被撞坏了。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全苏版权协会”。那位司机靠在车子的引擎盖上卸下雨刷，以免被宵小偷去。

“斯科特·布莱尔？”巴雷问他，“你在找我吗？”那位司机对他一点儿都不理睬，继续他的工作。“布莱尔？”巴雷继续问道，“斯科特？”

“这些是给我的吗，老兄？”维克娄已来到他身后，问道。“你很好嘛！”他小声地又说道，“后面半个人影也没！”

维克娄会在你背后替你把守着，奈德已经这么告诉过他。维克娄会知道你是不是被人跟踪了。除了维克娄还有谁？巴雷心里这样想着。昨天晚上，就在他们刚进旅馆登记住房的时候，维克娄就消失不见了，一直到午夜，当巴雷都要上床睡觉了，才透过窗户，看见他站在街上和两个穿牛仔裤的年轻人谈话。

他们进了汽车，巴雷就把那束郁金香丢到后面架子上。维克娄坐在前面的座位，以极为流利的俄语和司机亲切地闲谈着。那位司机突然大声地笑了起来，维克娄也笑了。

“能说给我听听吗？”巴雷问道。

维克娄已经这么做了。“我问他是不是愿意在女王到此访问的时候为她驾车。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如果你要偷，去偷一位百万富翁，如果你要勒索人，就去勒索女王。’”

巴雷把车窗放下来，边哼着曲子边敲着窗框，一直到八点十五分以前，他除了闲逛以外，无事可做。

“巴雷！欢迎你莅临这个‘蛮荒危险区’！看在老天的份上，请你不要和我在门口握手。我们已经是麻烦不断了。你的气色真好。”亚力克·萨巴提尼就在他们有时间互相打量的时候带着警告的语气抱怨着，“我能不能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喝醉？你在谈恋爱吗？你又离婚了吗？你最近究竟在干什么？弄到要求来跟我坦白的地步？”

萨巴提尼拉长了脸，用十足精明的目光审视着他。那凹陷的脸颊上始终戳印着界限分明的阴影。

巴雷初认识他的时候，萨巴提尼已经是以假工作为名的一名可疑翻译。现在，他仍然是一位可疑的“重建”计划英雄，穿着大号的白领衬衫和黑色西装。

“我已经听到了‘消息’，亚力克。”巴雷解释道，他塞给他一束用褐色纸包起来的过期《时代》杂志时，旧日的癖好又袭上心头。“每晚十点过后躺在床上好好地看一本书。来见一见我们的俄语专家李思·维克娄。他对你了解得比你自己都多，是不是啊，维克娄？”

“哦，谢天谢地！终于有人了解我了解得这么清楚了！”萨巴提尼抗议道，并且很委婉地拒绝了那一份礼物，“近来我们对自己越来越没把握了？因为我们这个苏联大谜团都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台。顺便问你一下，维克娄先生，你对你的新老板所知多少？举例来说吧，你有没有听说过他现在已经一手承担起重新教育苏联人民的责任？我告诉你，以他的高瞻远瞩，居然能看见有一亿的苏联人口正饥渴地想在他们空余时间内充实自己。他正准备把各种各样的书卖给苏联人民，例如：如何自修希腊文、三角和如何做家务等等。我们必须告诉他说，在苏联那些在马路上闲逛的人都认为自己不堪造就。因此，他们一空下来就喝得烂醉如泥，你知不知道，虽然如此，为了讨好他，我们还是买他的书。我们买的是教大家如何打高尔夫球的书！你想像不到我们会有多少人被你们那套资本主义者所玩的高尔夫球给迷住吧？”他越来越急促地说道，“并不是我们这儿有资本家！噢！老天！不是的。”

他们足足有十个人围坐在一帧木头镶框的列宁像下面的一张黄桌旁。萨巴提尼滔滔不绝，其他的人不是在听，就是在抽烟。就巴雷所知，其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签合约或是核准一份买卖。

“现在巴雷，你说你这次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为了买苏联的书，究竟是什么意思？”萨巴提尼挑起了他的眉毛，把指尖对放在一块儿，有一点福尔摩斯的架势。他单刀直入地要求巴雷说明。“你们英国人是从来不买我们的书的。反之，你们总是让我们买你们的书。还有，你现在破产了。这是从伦敦来的朋友跟我说的。他们说，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已经呼吸不到上帝的空气和苏格兰的威士忌了。我个人认为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你为什么还要来？我想你此行的目的只是想找个借口来看看我们罢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那张黄桌在阳光下浮动着，而它的上方弥漫着一堆烟气。黑白照片里的卡佳身影在巴雷的心中来了又走了。魔鬼是所有女孩的借口。他们拿着漂亮的列宁格勒杯子喝茶，萨巴提尼仍然提出他惯有的警告，警告不要直接跟苏联的出版商做交易。他选择维克娄作他的听众，告诉他全苏版权协会正在不分昼夜地和这个世界上其余的部分打仗，而且这场仗还有得打呢！两个脸色苍白的人晃了进来听他们谈话，但又晃了出去。维克娄请人抽法国香烟以博取好感。

“已经有人在我们这儿投资了一笔资金，亚力克。”巴雷从头解释给他听。

“时代已经改变了。苏联人口在今日的世界上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我只需告诉那些有钱的小伙子说我要为苏联市场出版一系列的书，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双手把钱奉上了。”

“但是，这些人，就算他们是你口中的小伙子，他们也会很快长大成人的。”萨巴提尼实在是只老狐狸，听他这么一讲，就马上警觉起来，脸上立刻堆起了笑容，说道，“特别是当他们希望从你这儿得到回报的话。”

“我在我的电报上不就是这么说的吗？亚力克，你一定是没时间读。”巴雷一边说着，一边卖弄着他的实力，“如果事情真如我们所计划的那样，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在一年之内就可以针对苏联的读者出版一系列的东西，包括小说、非小说、诗、青少年读物及科学书籍等等。我们已经开发了一系列大众医药常识的书籍，全部都是平装本的。这些书籍一旦流通，也就带动了作者的名气。我们希望真正的苏联医生和科学家们能够有所奉献、付出。我们不要出什么在外蒙古牧羊或是在南极洲捕鱼的书籍，但是如果你们有什么非常好的题材可以向我们建议，我们会在书展上宣布书目。如果事情进行得顺利，我们在明春就会推出六种不同的书。”

“恕我无礼！请问你现在有自己的班底替你卖书吗？或是你还得靠着上帝的帮助，就像从前一样？”萨巴提尼以他特有的优雅姿态问道。

巴雷强忍住要告诉萨巴提尼注意他的礼节的冲动，说道：“我们正和几位大出版商商谈分销的事宜，最近就会宣布结果了。不过，小说除外。因为我们会扩充人马来推销小说的。”他说着说着，不禁从心底怀疑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古怪的安排，或者他们到底有没有做过安排。

“小说仍然是我们公司的主力，先生。”维克娄帮助巴雷向他解释道。

“小说一定得是一家公司的主力。”萨巴提尼纠正了他，“我会说小说是所有马拉松式竞赛里最重要的项目。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浅见。小说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高过诗，高过短篇故事。但请不要乱引用我的名句。”

“嗯，让我这么说吧！小说是文学里面的超级大国，先生。”维克娄带着阿谀的口吻说道。

萨巴提尼非常的满意，转身对巴雷说道：“就你所谈的小说而言，我们想提供我们自己的翻译人员，然后在翻译上另抽百分之五的版税，如何？”他说。

“没有问题！”巴雷糊里糊涂地就答应了他，“最近，我们公司经常付出这个价码的。”

但是，出乎巴雷意料的，维克娄很敏捷地插了进来，“对不起，容我插上一句，这是双重的版税呀！我认为我们是不可能付得起这么高的酬劳的。你一定误解了萨巴提尼先生所讲的话了。”

“他说得对！”巴雷说着，立即坐直了身子，“我们哪有能力付那么高的百分比呢！”

巴雷开始觉得他是一个变戏法的，正准备进行他下一幕的动作。巴雷从他的手提箱里拿出一个卷宗，再从里面拿出六份企划书，摊开来放在阳光下。“我们在美国的客户在第二页有所说明，”他说，“我们这项计划的合伙人是波多马克波士顿公司，我们公司买下俄文书的所有英文版权，然后卖到北美洲给他们。他们在多伦多也有一个姊妹公司，因此我们就可以长驱直入加拿大，对不对，维克娄？”

“对的，先生。”

维克娄是如何能够这么快就学会这么多的？巴雷心里想。

萨巴提尼仍在研究那些企划书。他把那份洁白又硬挺的企划书一页接一页地翻了过去。“这份东西是你印的吗，巴雷？”他挺有礼貌地说。

“在波多马克印的。”巴雷说。

“但是波多马克河离波士顿城非常的远啊！”萨巴提尼故意卖弄他对美国地理的熟悉，“除非美国人最近把这条河给搬了家，不然的话它还是在华盛顿市啊！波士顿和这条河之间会有什么吸引力？你所谈的是一个旧的公司还是一个新的，巴雷？”

“这家公司在这一行算是新的，但是做生意的历史已经很久了。他们是生意人，目前搬出了华盛顿，到了波士顿。他们投资各种行业，例如电影、停车场、老虎机、应召女郎和可卡因。出版只是他们的一个分支而已。”

但是他的耳朵里却响起奈德的话。“恭喜你了，巴雷。鲍勃刚才得到他在波士顿的一个朋友应允，答应让你入股。你要做的只是花他们的钱。”

而鲍勃呢？他站在一旁，脸上堆出客户般的笑容。

十一点三十分。还差八个小时四十五分就到八点十五分了。

“那位司机要知道当他遇到女王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事情。”维克娄很热心地从他的椅子上向后喊着，“她会不会收贿赂？住在一个由两个凶蛮的女人管辖的国家里有何感想？”

“告诉他的确是很难受，但是我们都经受得起的。”巴雷打了一个哈欠，说道。

巴雷从口袋里掏出小酒瓶喝了一口，然后就靠在椅背上睡了。当他清醒时，发现自己已经尾随维克娄走过一个拘留所的通道。除了那些被监禁的人的哭喊声以外，他所听到的，也只有茶壶煮开的鸣笛声，还有拨算盘的声响在阴郁的黑暗中所激荡起的回音。过了一刻，维克娄和巴雷就站在一家英国铁路公司的办公室里。那些办公室是一九三五年建的，爬满苍蝇的灯泡和废旧风扇在铸铁做的屋椽上摇摆着。包着头巾的大个子女人坐在像炉子大小的西里尔语打字机面前打着字。布满灰尘的架子上塞满了账簿。摆满了浅黄色卷宗的鞋盒从地板一直堆到窗台。

“巴雷！老天啊！欢迎大驾光临！他们告诉我你终于得到了一笔钱。是谁给你的？”一位穿着卡斯特罗战士装的中年人越过了重重障碍来到了他们面前，“我们直接做交易好吗？管他那些劳什子全苏版权协会的人干吗？”

“尤里，见到你真好！来见一见维克娄，他是我们的编辑，会讲俄语。”

“你是间谍？”

“只在我空闲时间是，先生。”

“老天！好家伙！看到你，让我想起了我的弟弟。”

他们是在麦迪逊街。屋子里有活动百叶窗、墙上的统计图表、扶手椅。尤里很胖，很热心，是个犹太人。巴雷带了一瓶黑标威士忌给他，也带了紧身衣给他美丽的新婚夫人。打开威士忌瓶盖，尤里坚持要把酒倒在茶杯里喝。他们开始谈苏联的种种，他们谈及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会不会被批准？布罗德斯基呢？他们又谈英国下层社会的一群作家，谈他们如何利用门道邀得官方的宠幸，因此得以在苏联享有大名。他们所谈的，有的巴雷尚未听过，有的令巴雷恶心。谈话间，有时骤笑，有时干杯，有时谈在英国的朋友近况，有时又谈全苏版权协会当中有谁已经作古。苏联现在每一刻钟都在改变，巴雷知道吗？他有没有看到上星期四莫斯科报上所登载的消息，跟潘雅特的新法西斯狂热有关？他们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那种反犹主义以及他们除了自己以外无人不反的消息？他知道那则发生在欧贡约克有关弗洛伊德的消息吗？编辑、设计师、翻译人员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加。大家都醉了，即使那些反对喝酒的人也醉了。接下来，一位名叫米夏的大作家被大家推介出来，坐在大家能够看到的地方。

“米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坐牢。”尤里面带歉意地说着，说完之后大家哄堂大笑，“不过，如果他幸运的话，他们迟早会送他进监牢的，如此，他的作品就可以在西方出版！”

他们又谈到苏联小说作品中最近有哪些大作。够得上尤里标准的，也只有八部。“每一部保准都会是最畅销的书，巴雷。如果你把它们给出版了，你就可以为我在瑞士银行开一个户头了。”他找了一个塑料袋，把那八本不能出版的手稿复写本给装了起来，交给维克娄保管。在这里，像复印机和电子打字机之类的东西还是当局管制的违禁品。

他们又谈到戏剧和阿富汗。“我们很快就会在伦敦碰头！”尤里大声说道，像是一个把所有赌注都疯狂赌光了的赌徒。“我把我的儿子送去给你，你也把你的儿子送来给我好吗？你听我说，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交换人质，大家就不会彼此轰炸了。”

巴雷开讲的时候，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连米夏这位大作家也保持沉默。维克娄为他做翻译，但尤里和其他三位反对维克娄的翻译，而米夏则反对他们所提的反对。于是乎，气氛就开始变得凝重了。

有人想知道为什么英国一直到现在还是由法西斯式保守党所统治，为什么无产阶级不把这些个浑球给踢出去。巴雷引一句别人的话告诉大家说：民主制度除了对别人好以外，其实是世界上最坏的制度。没有人笑，也许他们早已听过这类的论调了。既然大家的笑声已竭，倒不如乘着酒兴还在，就此打住此一话题。有人面色凝重地问道：英国人自己都还在奴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人民，又怎能向世人宣扬人权？有一位年约九十，身着舞会装束的老者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支持南非那可恶的政府？巴雷说：我不支持，我真的不支持。

“你听我说。”尤里站在门边说道，“你离那个狗娘养的萨巴提尼远一点好吗？我不是说他是克格勃的人，我说的是他需要一些去他妈的好朋友来帮他重新回到这个圈子里来。而你是个好人，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们已经拥抱了好几次。

“尤里。”巴雷说，“我的老妈曾告诉我说你们全都是克格勃的人。”

“连我也是吗？”

“你最特别，她说你是最坏的。”

“我爱你！你听到没有？把你的儿子送来给我。他的名字叫什么？”

一点三十分了。距离他们预定赴约的八点十五分又近了一个钟头。

黑色的木材，丰富的食物，毕恭毕敬的仆役，整个气氛像是男爵狩猎的小屋。他们现在正坐在“作家协会”阳台底下的长桌旁边。亚力克·萨巴提尼再一次主持这个会议。有些六十年代颇有潜力的作家晃了过来，听了一下又晃了开去，临走还把他们那些伟大的思想给一并带走了。萨巴提尼指出哪些是最近刚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哪些又是他认为即将进去取代他们的。文化官僚推开椅子，站起来练习着他们的英语。维克娄做翻译，巴雷则到处散发着他的光芒。大家手中都拿着果汁或是黑标威士忌。巴雷向萨巴提尼保证，说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好，就好像他是个世界问题专家一样。

他轻率地引用季诺维也夫的话：“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完蛋？当大家不再等着进坟墓的时候吗？”

这是指列宁的陵墓。

这次，掌声不再如此的震耳欲聋了。

两点钟了。依照新订的饮酒法，并且也恰如其时，侍者端来一瓶酒，萨巴提尼则从巴雷陈旧的手提箱中诈出一瓶伏特加酒。

“尤里是不是告诉你，说我是克格勃？”他很悲哀地问道。

“他怎么会呢？”巴雷一本正经地说着。

“你不要以为他只对你一个人讲，他对所有的西方人都是这么说的。事实上，有时我会替尤里担心，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差劲的出版商，所以，像他这么样的一个犹太人如何能获得地位呢？他的小儿子上个星期在萨格斯克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你又如何为他解释呢？”

“这不是我的问题，亚力克。为自己想，也要替别人想，到此为止。”说完，他侧着脸说，“维克娄，我们回去吧！我已经清醒了。”

六点钟以前，巴雷又参加了两个大型聚会，并且奇迹似的推掉了将近半打晚间的其他邀约。他回到旅馆，打开了水龙头冲澡，打算让自己清醒清醒。维克娄透过门对他大声重复刚刚听到的那些出版界人士所说的笑话。维克娄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受奈德之命，一定要紧跟着巴雷寸步不离，直到事情办完为止，以防他一时怯场，或说错了台词。

7

在苏维埃伟大的开放政策进行到第三年的这个时候，敖得萨旅馆在苏俄水平粗劣的旅行业中，虽然算不上顶好，但也不是最差的。但这家旅馆还真是够破的，更可笑的是这还不是人人都能住得进去的。它只收卢布，不收美金，连客人到它的酒吧喝酒都不能支付外币。好几个从明尼苏达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旅行团，团员个个哭丧着脸，吵着叫着要找回他们丢掉的行李。此地照明极差。那一盏一盏的铜灯和挂满了画的餐厅只会引人想起它过去惨淡的历史，而绝不会让人觉得苏俄如今是一只浴火凤凰。当你从那摇晃颤抖的电梯中走出时，面对着你的是那一层楼客房经理的晚娘面孔。她窝在那间包厢里，四边挂满了脏兮兮的钥匙以及陈旧的电话。和她面对面的接触之后，你马上就会觉得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最令人讨厌的学校。

然而，到目前为止，苏俄的改革也还仅及于“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地步。

不过，话说回来，对那些专程来此看改革的人来说，近日的敖得萨显得颇有朝气，仍然是蛮幸运的。负责接待的女性在冷峻的目光后面，仍然保有一颗温柔的心；而大家也都知道她们是不会在你每一次回来的时候都要检查你的通行证。她们会向你眨眨眼，示意你赶快上电梯，如果你对餐厅经理施一点小惠，他就会引你到一处幽静的雅座。每晚的六点到八点之间，一楼的大厅就变成了万国盛会的场所。有从塔什干来的穿着入时的行政官员，有来自土库曼和乔治亚、目光森冷的党工，有从阿克尔港来的海军工程人员，此外，更有从古巴、阿富汗、波兰、罗马尼亚、东德来的大老粗。这些人从机场乘坐大巴到达旅馆，一窝蜂地下了车，挤到阴森的大厅里，去向地主国致敬，并且把一箱箱的随身行李拖到演讲台。

而巴雷自己呢？虽然是被人逼着从异乡来干特务的，但到了这步田地，也只好随遇而安了。

首先，他坐了下来。他之所以会坐下来，也是因为有一个老女人捶着他的肩膀，命令他就座。他坐的地方靠近电梯。坐下之后不久，旅客们放在他四周的皮箱和包裹就把他围了起来。最后，他移到了一尊柱子旁边，让柱子挡着他，并且频频向四周的人道歉。他看着玻璃门开开关关，一会儿因众人阻隔而在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出现了。他一手拿着简·奥斯丁的《爱玛》在胸前舞动着，另一手则提着他从希思罗机场带来的一只非常难看的手提袋。

辛好，卡佳来了，也把他从人群中给救了出来。

他们的这次约会不是秘密，而他们的举止也毫无不可告人之处。在同一瞬间，他们不约而同地进入对方的眼帘。卡佳仍然被人潮挤着进入大门，而巴雷则举起他手中的书挥舞着。

“哈啰！我是巴雷，你好！”他叫道。

卡佳消失在人潮之中，又带着胜利的姿态钻了出来。她听到他呼喊吗？不过，她到底是笑了，也看到了尼基所说的订婚和结婚戒指。

“你该瞧瞧我是如何想尽办法离开那个宴会的。”她越过重重的人头向巴雷打着手势。也许她的意思是说：“我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法叫到出租车。”

“一点儿也没关系！”巴雷向她回了个手势。

当她蹙着眉头翻查手提袋，找寻她的身份证给那位便衣人员看时，巴雷真是心疼得要命。这位便衣人员当晚的任务就是站在大厅里盘问所有走进大厅的漂亮女子。她拿出的是一张红色卡片，所以巴雷猜测那是作家协会会员卡。

而此时，巴雷自己也不得不用他那还不算顶破的法语向一位巴勒斯坦人解释，说他可不是那些和平代表团里的一员，而且，老天啊！他也不是这个旅馆的经理。说实在的，这个旅馆到底有没有经理，连他都怀疑了。

维克娄此时则站在楼梯中间，观察这整件事情的发展。他后来说他从未看过比这次两人在公开场合见面更好的一次会面。

巴雷和卡佳这两位演员各穿着不同的戏服：卡佳演的是大型戏剧，她穿着蓝色的衣服，衬着老式的花边领。这一套打扮，曾经让尼基着迷过。而巴雷呢？他演的是低级的英国喜剧，穿的是他父亲留给他的细条纹西装。对他来讲，这套西装的袖子实在是嫌小了。除了这套破西装外，他脚上还穿了一双快磨破了的鹿皮靴。这么旧的靴子，恐怕也只有收集古董的会看得上眼。

他们照面的那一刹那，彼此都吃了一惊。不管怎么说，他们都还算是陌生人。促成这两个陌生人在这儿见面的是存在于他们之间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与他们俩之间的距离，比起他们彼此间的距离都要近。放弃了想要过去在她的面颊上正式献上一吻的念头，巴雷这一下子倒觉得自己被她的双眸所迷惑了。她的双眸不只是非常的黑，而且黑得发亮；同时，睫毛非常浓密。看到这双眼睛，他不由得怀疑她是不是天生就有两套睫毛。

巴雷的脸上显露出一副难以形容的愚蠢表情，某些英国人碰到美女时经常就是这副德性，因此卡佳也不由自主地想着，想着她在和他通电话时所产生的那种直觉也许是对的：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高傲自大的人。

就在这时候，他们已经接近到可以感觉得出彼此体温的距离，巴雷甚至还闻得到卡佳的化妆品香味。四周的人仍然以各种语言彼此交谈着。

“我想，你一定是巴雷先生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说着，并且一只手搁在他的前臂上。她这么做，是因为她想用触觉来证实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

“是的，我的确是。哈啰！那你也一定是卡佳·奥拉娃了，也就是尼基的朋友。你好吗？”

照片虽然不会说谎，但也不会说出真话。巴雷望着她的胸部随着呼吸起伏，这么想着。照片不会显示一个女孩子脸上的红晕，好像她刚刚才目睹了一场奇迹，而你是第一个听她讲这奇迹的人。

大厅中川流不息的人潮重新让他恢复了该有的知觉。任何人，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会面，都不可能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长久寒暄的。

“这样好了。”他说着，好像突然之间想起了一个很不错的主意。“我请你吃点面包好不好？尼基要我一定得好好地请一请你。你们在那次展览会上相见，他告诉了我。他这个人真是个大好人，有天使一样的心肠。”他一面说着，一面引她走向楼梯边，那儿的一处牌子上写着：“自助餐”。“他是个有趣的家伙，有时也是挺叫人烦的，当然，谁不是呢？”

“噢，蓝道先生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说话的样子，可以看出她是把巴雷当做一个未验明正身的听众，但她的语气又十分动听。

“而且很可靠。”巴雷同意她的说法，又加了一句。当他们爬上一楼之后，巴雷觉得有点气喘吁吁了。“如果你要求尼基做一件事，他会做，但他会用自己的方法做，而且从不把他的想法泄露给别人知道。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好朋友的表征，你认为呢？”

“依我的看法，一个人若是不谨慎，是不可能交到朋友的。”她的回答好像是照着一本婚姻手册上所讲的，“真正的友谊必须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

而巴雷呢？听到这么意义深远的话，他不可能没察觉出她的论调和歌德的论调之间，有着相当程度的相同点。

在一个靠帷幕的地方，有个三十尺长的柜台，是专门用来放食物的。此时，上面除了一盘饼干以外，什么也没有。柜台后面，三个穿着白色制服的大块头女人分别戴着透明塑料做的盔帽，一边守着一个炭炉上的茶壶，一边彼此辩论着。

“尼基对书也是挺有自己一套看法的。”巴雷说着，两人在绳子所形成的障碍前面找到了座位坐下。“‘愚蠢的知识分子’，如法国人说的。请来壶茶，女士们！”

那三个女人仍在彼此争辩着。卡佳看着她们，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突然，出乎巴雷意料，她抽出了她的红色通行证，拿在手上挥了一挥，一个字也没讲，那三个人中的一个就赶紧丢下其他两人，去架子上拿了两个杯子，并且把它们重重地往两个碟子上一摔，好像她是把上了火药的老来福枪一样。她装满一壶开水之后，仍然怒气冲冲地把一个瓦斯炉给点燃了，再把那个水壶往炉子上一放，怒气依旧地走回到她的同志身边去。

“要吃饼干吗？”巴雷问道，“要点鹅肝酱吗？”

“谢谢，我刚才在招待会上已经吃过蛋糕了。”

“哦，那个蛋糕很好吃吗？”

“不怎么好吃。”

“那么，那些匈牙利人呢？都很好吗？”

“他们说的谈的没有什么重要之处，我可以说他们都很陈腐。我们苏联这边不该邀请这些人来的。对付外国来的人，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人，我们总是有点儿放不开。”

两人一时之间都有点儿词穷了。巴雷记起一个他在大学里认识的女孩。她是将军的女儿，皮肤像玫瑰花瓣一样。她活着似乎就只为保护动物的权利，直到有一天，她突然跟当地的一个男人结了婚。卡佳脸色阴沉地望着房间的那一端，那儿有十几张桌子很整齐地排成几列。维克娄就在其中的一张桌子旁与一个像他一般年纪的人讲着笑话。另一张桌子上，年纪较长、穿着马靴的一位先生正跟一个穿着牛仔裤的女子喝着柠檬水。他手臂张开，好像是向人诉说他丢光了财产一样。

“我怎么没想到为什么没在电话里请你吃晚餐。”巴雷说着，两眼再一次与她的目光相对而视。他也再一次地觉得自己好像要陷入她的眼睛里。“我想，也许每个人都不愿意一下子就进展得太快。不是人人都能放得开的。”

“即使你请我，我也不方便。”她蹙着眉头答道。

水壶开始发出滚热的吱吱声了，而那些恋战不休的女侍们居然连看也不看一眼。

“在电话里办事，总是这么困难，你不觉得吗？”巴雷说着，“就好像是让自己对着一堆塑料花讲话，我是说，不是对着真人的面孔讲话。我个人很讨厌这种怪里怪气的东西。你呢？”

“讨厌什么？对不起，我没有听懂。”

“电话！隔着一段距离和人说话。”水壶开始冒水喷在瓦斯炉上了。“你没法看到别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法想像他们会是什么样儿。”

马上切入主题！他告诉他自己，就是现在。

“前几天我才跟我在出版界的一位朋友谈起同样的事情。”他以同样的愉悦语气，同样的音量，继续说了下去，“我们在讨论一个人送给我们看的书时说的。我已经拿给他看过，是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做的。而他则对这本小说着迷得要命。他说这是他多年以来看过的最棒的小说。他甚至说这是一颗炸弹。”她的眼睛小心翼翼地对着他直视。“但是，多么奇怪！连一张作者的照片都没有。”他装腔作势地继续说道，“我甚至连那位作者姓啥名谁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他是从何处得到资料，学到技艺等等的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像我听到一首曲子，但无法确定它是勃拉姆斯的作品，还是科尔·波特的作品一样。”

她蹙着眉，把双唇抿进去，似乎是要把它们弄湿润一点。“我认为不应该侵占一位艺术家个人的隐私。有些作家只愿意以不具名的身份写作。天才就是天才。天才是不需要任何解释的。”

“嗯！我所讲的，也并不是什么解释不解释的问题，而是真实性的问题。”巴雷解释道。沿着她面颊骨的地方有一些汗毛，但却不像她的黑发，而是金色的。“我的意思是说，你是知道出版业的。举例来说，如果有个人写了一部有关缅甸北部山区民族的小说，那么，读者就绝对有权利问，他是否到过明斯克以南的地方。特别是把这部小说当做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小说时。根据我的这一位密友告诉我的，这部小说是一部足以震撼世界的作品。我想，在这么一件非比寻常的事件上，你绝对有权利要求作者站出来，证实他的资格吧！”

那位年长的女人比别的女人都要勇敢，她把滚烫的水注入那个茶壶。第二个女人打开现钞柜，第三个女人正抓把茶叶盛到手提吊秤上。巴雷把手伸进裤袋，拿了一张三个卢布的钞票出来，那位站在收银台的女人看到之后发出了失望的嘀咕声。

“我想她是要零钱吧？”巴雷呆呆地说，“我们不也都缺零钱吗？”

正说着，他看到卡佳把三十个小铜板放到了柜台上，笑了笑。她笑的时候，嘴角有两个小小的酒窝。他拿着书和袋子，她拿着那一盘碟子和杯子跟在他后面。但是就在他们到达桌边的时候，她向他说了一段具有挑战性的话。

“如果一位作家有必要证实自己所言属实，那么为他出版书的出版商岂不更应如此吗？”她说。

“哦，我是赞成各方面都要诚实。底牌在桌上亮得越多，大家都会越好过。”

“据所得到的消息，那位作者是从一位俄国诗人处得到灵感的。”

“佩切林，”巴雷答道，“我查过他的资料，他在一八〇七年出生于基辅的戴莫卡。”

她的嘴唇就着杯子的边缘，眼睑垂了下来。虽然巴雷的心里还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但此时也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从她头发中露出的右耳。傍晚的光线从窗外照了进来，她的耳朵在光线的照射之下，成了半透明的。

“那位作家从一位英国人那儿得到了一些有关世界和平的灵感。”她以一种正经得不能再正经的态度说。

“你想他会想再见那位英国人一面吗？”

“我可以问问他，但我现在还不知道。”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那位英国人想再跟他见一面。”巴雷说道，“他们之间有太多可谈的事了。你住在哪里？”

“跟我的孩子住在一起。”

“你的孩子住在哪里？”

对方停顿了一下。巴雷这回心里又升起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他想自己可能已在不知不觉中问了不该问的话。

“我们住的地方距离机场地铁站很近。那儿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机场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寓。巴雷先生，你预备在莫斯科待多久？”

“一个星期。能否给我你所住的公寓地址？”

“不方便给。你在莫斯科的时候，都会待在这间敖得萨旅馆吗？”

“除非他们把我赶出去。你的先生在哪儿高就？”

“那不重要。”

“他是不是干出版的？”

“不是。”

“他是作家吗？”

“不是。”

“那么，他到底是干哪一行的？作曲家？镇守边界的战士？厨师？他是如何让你活得这么安于现状的？”

听他一连串地讲了这么多，她再一次展露微笑了。她的笑似乎不仅让她自己开怀，同时也让他高兴了起来。

“他是一家木材公司的经理。”她说。

“他目前在经营些什么？”

“他的工厂预造房子给乡下使用。我们离婚了。在莫斯科像我们这样的人多得是。”

“那么，孩子们呢？是男孩？女孩？都多大了？”

他这句话让她的笑容倏然僵住了。他一度想到她会愤然拂袖而去。她抬起头来，板着脸，眼中充满了愤怒。“我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是双胞胎，现在八岁。他们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你的英语讲得好极了，比我的还好。好像井水泉涌而出。”

“谢谢你。我对外国语言有一种天生的理解能力。”

“不只这样，真不可思议，就好像简·奥斯丁的英语无人能出其右一样。你是在哪儿学的？”

“在列宁格勒学的。我在那儿上学。英语也是我热爱的一种语言。”

“你大学是在哪儿上的？”

“也是在列宁格勒上的。”

“你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来的？”

“在我结婚的时候。”

“你和他是怎么结识的？”

“我先生和我从小就认识。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一起去过夏令营。”

“你钓鱼吗？”

“不但钓鱼，还抓兔子。”她说着说着，又笑了。她璀璨的笑容似乎可以照亮整个房间。“我先生弗洛狄亚的童年是在西伯利亚度过的。知道怎样在冰上睡觉。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并没考虑到知性价值观的差异。当时我认为一个男人所能学的事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懂得如何剥兔子皮了。”

“我正在想你与那位作者是怎么认识的。”巴雷解释道。

他看出她的挣扎，也注意到她眼神中闪现着时时刻刻都在变动的情绪，一下子向他倾泻而来，一下子又缩了回去。突然，她拢了一下那飞散了的头发，拿起她的手提袋。“请你替我谢谢蓝道先生，谢谢他送的书及茶叶。”她说，“下次如果他再来莫斯科，我会亲自再向他道谢的。”

“请不要走。我需要你告诉我。”他放低了声音，并且，突然以一本正经的态度说，“我需要你告诉我怎么去处理那些手稿。单单我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那些个手稿到底是谁写的？歌德又是什么人？”

“很抱歉，我必须回去照顾我的孩子了。”

“难道没人代你照顾他们吗？”

“当然有。”

“请你打电话给他们，告诉他们你得很晚才能回去。告诉他们你碰到一个好人，他要跟你谈一整个晚上的文学。我们好不容易才见到面，我有一大堆的问题要问你。”

她收起了简·奥斯丁的书，向门口望了望，快步走了出去。巴雷就像一个死缠不放的推销员，亦步亦趋地跟在她的旁边。

“拜托！”他说，“再待一会儿，我知道我这个英国出版商有多么差劲，见了一位漂亮的苏联美女又不知道该谈些什么正经事儿。我不会骗人，也不会说谎。跟我吃晚饭好不好？”

“不方便。”

“改天晚上方不方便？我该怎么办呢？拿一尊神像来烧吗，还是放一根蜡烛在我的窗前？你是我此行的目的。请帮助我，然后我才能帮助你。”

他的恳求让她不知如何是好。

“能不能把你家的电话号码给我？”他坚持着。

“不方便。”她低声说道。

他们走下了宽阔的楼梯。巴雷向头顶上望了望，看到维克娄和他的朋友站在那儿。他抓住卡佳的手臂，力虽不猛，但也足够使她停住了脚步。

“那什么时候？”

他仍然握着她的手臂，握住的地方，就在她手肘上方肌肉最丰满的那部分。“我今晚也许会打电话给你。”她带着怜悯的眼光答道。

“不要也许。”

“我一定会打给你的。”

他待在楼梯上，看着她走向人潮边缘。她似乎在那儿先做了一口深呼吸，才伸展身手，挤进了人潮之中，朝着大门前进。她的全身都已为汗水湿透。围在她颈子上和背部的围巾也已被汗水浸湿。此时，他强烈地渴望喝上一杯。不过，比喝酒更强烈的一种欲望，是要拆除那只缠绕在他身上的麦克风。他要把这只麦克风踩成碎片，然后用挂号信寄去给奈德亲收。那个鼻子弯弯的维克娄，此时三步并作两步地下了楼梯。他露出牙齿，像个贼一样，尽跟他讲些萧伯纳俄文传记的无聊话。

她走得很快，边走边找出租车。天上乌云密布，看不到半点星光。能看见的，也只有宽阔的街道和从佩特罗夫卡方向闪现的极光。她此时需要跟他保持距离，也需要跟自己保持距离。她的内心生出了一种恐慌，不是出于惧怕，而是出于强烈的反感，这种恐慌正威胁着要吞噬她。他不该谈那对双胞胎的。他没有权利打破一种生活和另一种生活之间所筑的纸墙，他更不该用那些官僚的问题来折磨她。她已经信任他了，而他为什么还不信任她？

她转到一处街角，继续走着。他是个标准的帝国主义分子：虚伪、纠缠不休，并且一点儿也不信任别人。一辆出租车掠过去了，没有注意到她。另一辆则慢慢驶近，听她呼喊着她要去的目的地，又疾驶而去，去找寻更能赚钱的生意，譬如搭载娼妓，运家具，运黑市的蔬菜、肉、伏特加酒，以及为游客运送随身行李等等。雨开始下了，来势汹汹地刷落了下来。

他那什么鬼幽默。还有，他所调查的，根本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再也别想要我跟他接近了。她应该去搭地铁的，但是又怕那种密封的感觉。不过，他也跟多数英国人一样，看起来蛮吸引人的，甚至在笨拙之中也隐含着优雅。他机智，并且毫无疑问也很敏感。她从没想到他会距离自己这么近。也许是她自己跟他太过接近了吧！

她一直走，一边稳定情绪，一边找车。雨下得更大了。她从袋子里取出一把折伞撑开。就在她走到一处十字路口，准备过街的时候，一个开着蓝色“拉达”车的男子把车开了过来，而她并没有招呼他。

“生意如何，小姐？”

他到底是开出租的，还是强盗？她管不了这么多了，一屁股坐上了车，并且把自己要去的目的地告诉了他。这个男子开始跟她大声讲话了。雨点像在落冰雹似的打在车顶上。

“我很赶。”她说着，并且把两三张卢布递给了他。“我很赶。”她又重复了一遍，并且看了看表。自己心里也觉得奇怪，是不是大家在匆匆忙忙赶往医院途中时都会看表。

这个男子似乎也把她的托付很当一回事。他开得飞快，但口中还是不断地讲着话。雨水朝着车子打开的车窗扑了进来。从他口中，她得知他有位体弱多病的老母住在诺夫哥罗德。一天，她在爬梯子采苹果时摔了下来，不省人事。当她醒来的时候，两脚已经上了石膏。雨水像急流般地滚满了车前的挡风玻璃。他一直都没停下来把雨刷给装上。

“她现在如何？”卡佳一边问，一边试着把发巾绕到头发上。一个急着赶到医院去的女人是不会跟别人谈他们家的痛苦的，她心想。

那名男子把车子停了下来。她看见了那一扇大门。雨已经停了。今晚的气温很暖和，空气中也散发着甜甜的香味，她甚至都怀疑刚才是不是真的下过雨。

“哪！”那个男子一边说，一边把她刚才给他的一张卢布退还给她。“下一次，好吗？你叫什么名字？你喜欢新鲜蔬菜，或是咖啡，还是伏特加？”

“拿着！”她打断对方的话，并且把钱往对方的手里推。

那扇门一直是开着的。往门内望去，坐落在尽头处的，可能是一排办公室，里面闪着几盏昏黄的灯光。门的后面是一排石阶，已经被周围的泥土和瓦砾埋掉大半，只剩下一条往上的通道，勉强可供人行走。卡佳向旁看了一下，看到了停着的救护车，蓝色的灯光懒洋洋地闪着，司机和医护人员围坐成一团抽着烟。在他们脚下横放着一个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女人。她受伤的脸部转向一侧，似乎是在躲避另一次袭击。

他挺照顾我的，她的心思转向了巴雷，想了一阵子。

她匆匆地走上坐落在她眼前的那一栋灰色房子。她记得，这栋房子是但丁设计，卡夫卡盖成的。医院的职员到这栋大楼里偷药，再把偷的药卖到黑市去。她也记得，这里的大夫们夜里都加班，为的只是让家里的妻小过得好一点。在这个地方，人所能见到的只是那些被这个帝国遗弃的人渣。他们既无势力，亦无门道。就在她踏着坚定步伐穿过那两扇门的时候，她的脑海中好像有一段旋律跟着她行进。一个女人冲着她过来，卡佳没有把她的证件拿出来，而是拿了一个卢布给她。这个大厅像是一个游泳池，到处充满了回音。在一处大理石的柜台后面，坐着几个女人。除了当中的一个以外，其他人对四周的人都是视若无睹。一位穿着蓝色制服的老人坐在一张椅子上打着盹儿，他的双眼盯着一台破破烂烂的电视。她越过了他，进入一个走廊。走廊中排满了病床。上次她来的时候，走廊中还没有病床。也许是他们这时为了接待一个重要人物，而把这些病床清掉。一位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的实习医师正忙着给一位老女人输血；穿着白罩衣和牛仔裤的护士在一旁协助他。没有人呻吟，也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问为什么他们必须死在走廊上。一个透光的牌子上写着“急诊室”。她跟着进去，你得装得就像那个地方的主人一样，他在第一次就跟她这么讲过。她每次来，都装出这副样子，每次都很管用，到目前仍然管用。

候诊室原先是个已废弃不用的演讲厅。里面灯光昏暗，像是夜间的囚房。讲台上，一位面如圣人的护士长坐在那儿。在她面前，候诊的人排着长长的一队，好像等待撤退的军队。演讲厅里，一大堆没人管的病人等在阴暗的灯光下，有的呻吟，有的咆哮。伤口经过粗略包扎的伤员躺在椅子上。醉鬼们不是懒懒地睡着，就是大声地在那儿赌咒发誓。空气中充斥着消毒药水、酒和血迹的味道。

还要等十分钟。她发现自己的心思又不知不觉回到巴雷身上——他那直射的熟悉眼神，他那无可救药的莽撞口吻。我为什么不把家中的电话号码给他呢？他抓住她的手臂时，她好像感觉到她的手臂一直就是被他抓着的。“你是我此行的目的。”她选了一张靠近那扇标着“厕所”的门前边的破椅子坐了下来。你在这儿死掉了，可能都不会有人问你姓什么。那儿是门，那儿的一个小房间被他们当做衣帽间来使用，她先预习着。然后，就是厕所了。电话在衣帽间，但是没有人会去用它，因为没有人知道它在那里，线路不忙时也没有人能打进医院。这部电话是为一位身份特殊的大夫预备的，他用它来联络他私人的病人和情妇，直到他调职为止。不知是哪一位白痴把电话装在柱子后面，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它一直就在那儿。

你又是怎么知道有这么些地方的？她曾经问过他。这个入口，这个房间，这部电话，坐下来等着，你都是怎么知道的？我到处漫游！他不等她讲完，就已经在回答她的话了。此时，她也已看到他觉也不睡地迈步走在莫斯科的街道上。他在那儿徘徊着，是在找食物，还是找她？我是满脑子鬼灵精的异教徒，他曾经这么告诉过她。我走路是要陪伴我的心灵，而我喝酒，是要躲避它。当我停下来的时候，你就在我的身旁，我可以看到你的脸贴在我的肩膀上。

他会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他倒下为止。而我也会跟着他走。

就在她身旁的椅子上，一位身穿橘红色斗篷的农妇已经开始用乌克兰语祈祷了。她手中抱着一尊小圣像，跪在地上，她的头盖过了圣像。每祈祷一次，她的头就低得更深，一直到她那光秃秃的前额抵住锡制的框架为止。她的眼中闪现着泪光。当她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卡佳看到泪水从她的眼睑里流了出来。她想，在星光闪烁的时候，我也会像你一样。

她想起他曾经告诉过她，他去西伯利亚的一处停尸间参观的事情。那是一个处理死人的工厂，就坐落在他曾工作过的一个鬼城里。他告诉她尸体都是从一个槽里出来，被人放在旋转台上，男女杂陈，然后就是冲洗，贴标签，再由一位夜间在那儿工作的老妇把他们身上所有的金子剥下来。死之为奥秘，与其他的奥秘没有什么两样。所谓奥秘，是一次只给一个人看的东西。

你为什么总是要拿死亡的意义来教育我？她曾经带着厌恶的心情这样质问他。而他的答案居然是：因为你曾经教过我怎么活。

他曾经说过：这部电话是全苏最安全的一部电话。即使在我们这些情报机构里的那些丧心病狂之人，也不会想到要窃听医院急诊室里没人用过的电话。

她记起了他们在莫斯科最后一次晤面。那次是那一年冬天最冷的一天。他从一个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的车站搭火车远道而来。他没有买票，搭的是末等舱。他像别人一样，塞了十个卢布在那位列车长的手中，就这么一路坐了来。他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个堂而皇之的人民公仆们，这些日子都变得中产阶级起来了，连怎么跟工人相处都不知道了。她曾经想像他那一副流浪汉的模样，穿着厚厚的内衣，躺在原本是放行李用的顶层卧铺上，听着老烟枪们的咳嗽声和老酒鬼们的满腹牢骚。车厢里的气氛加上从热水器中漏出来的水蒸气，让他都快窒息了。不过，尽管双目所及尽是令他毛骨悚然的景象，他也从来只字未提。那种景象，会是什么样的地狱啊！她想着，难道说，还得被你自己一手所创造的东西给折磨吗？你要知道，你的功业越大，人类的灾祸就越深。

她看到自己和其他数以千计的人一样，风餐露宿在卡山斯基的火车站，守候在昏暗的日光灯底下，翘首期盼着他的到来。有人谣传，说这班火车脱班了，脱轨了，甚至被取消了。浓密的雪越发下得大了。那班火车到了，也再没有发动过。我再也不用花这么多的脑筋去想那么多的谎话。车站的管理人员把甲醛倒在厕所里，整个大厅都充满了难闻的气味。她戴着弗洛狄亚的毛皮帽，因为戴起这顶帽子，脸上大部分都会被遮住。她的马海毛披肩覆盖住她的下颚，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则包在羊皮大衣里。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过这么强的欲望——那是一次隐藏在皮毛衣服底下的热和饥渴。

就在他走下火车，踏着烂泥迎向她时，她的身体又僵又狼狈地挺立在那儿，就像个男孩。当她在拥挤的地铁里站到他身旁时，他一贴向她，她就几乎想大叫出来。她向亚历山德拉借了公寓用。亚历山德拉和她的先生一起到乌克兰去了。她把前门打开，让他走在前面。有时候，他好像是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或者，反正都是她在计划的，所以他也就不管这么多了。有时候，她很怕碰触他，因为他很脆弱。但今天则不然。今天她撞他，用尽所有的气力去抓他，丝毫顾不得技巧和温柔地把他拉过来，为的只是要惩罚他让她数月以来尝尽了相思的苦楚。

而他呢？他抱着她，就像过去她的父亲抱她一样，他的腰丝毫没有接触到她，而他的肩膀居然还能保持着稳定。就在她推开他的那一刹那，她知道他把所受苦难都埋到她体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你是我惟一的信心，他一边用紧闭的嘴唇亲着她的眉毛，一边轻声说道。卡佳，我现在要告诉你我决定要做的，你要用心地听。

那位农妇跪在地上，轻抚着她的圣像，先把它压在胸前，又把它放到嘴边。卡佳不得不越过她走到通道上去。一位穿着皮夹克，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已经坐在长椅的那一端。他的一只手臂缩进了衬衫里去。她想他的手大概是断了。他的头向前倾着，就在她经过他的时候，她注意到他的鼻梁也断了，不过却已治愈了。

那个放电话的小房间黑漆漆一片。一只破掉的电灯泡无用地挂在那儿。一个很大的木制柜台挡住她去那个小房间的路。她努力想把盖子打开，但发现它实在太重了，于是只好钻了过去。她站在空空的衣架和没有被拿走的帽子之间。那个柱子现在距离她只有一尺。有一个牌子，上面用手写着“不找零”，而她也只有借着那一扇开开关关的门才能看到这牌子上的字。电话还是像往常一样，放在它原来放的地方，但是当她走到它面前的时候，她却几乎无法在黑暗里看到它。

她瞪着它看了看，希望它会响起来，她的恐惧感已经消逝了，她又变得稳重。你在哪里？她在心中这么喊着。是在你的那些邮递号码中的一个呢，还是在你的地图上所画的那些点里的某一个点呢？哈萨克吗？在中伏尔加河区吗？还是在乌拉尔山？她知道这些地方他都去过。在过去，她能凭肤色判断他是否在户外工作过。有几次，他看起来好像是在地底下待过几个月的样子。你和你那可怕的罪恶感都跑到哪儿去了？她在心中想着。你和你那让人听起来都觉得毛骨悚然的决定又到哪里去了？在一个小镇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电报局吗？她想像他是被捕了。她有时会这么想，想像着他双手被绑，关在一间小屋中，面色苍白。他们把他拴在一个木马上，不断地鞭打他，而他一动也不动。电话铃响了。她拿起了话筒，听到一个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

“我是皮雅特。”他说。这是他们之间的暗号，是特意用来保护他们的。如果我落在他们手中，而他们又逼我打电话给你的话，我就告诉他们另一个名字，这样你好躲起来。

“我是阿里娜。”她答道。连她自己都觉奇怪，她居然还讲得出话来，这一瞬间过了之后，她就什么也不再担心了。他还活着。他没有被捕。他们没有打他。他们还没有把他拴在木马上。她觉得懒懒的，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他还活着，他正在对她说话。这是事实，不是情感，他的声音起先很遥远，并且只有一半像他的声音。来来回回地诉说，只有事实。告诉他，我谢谢他亲自到莫斯科来。告诉他，他的作为像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我很好，你好吗？

她把电话挂了。她太虚弱，不能再多说了。她回到那一间演讲厅，和大伙一起坐在椅子上。她深呼吸着，心中知道没有人会来管她的。

那个穿着皮夹克的男孩仍然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她又注意到他那弯弯的鼻子了。她再一次想起了巴雷，并且很感谢他的存在。

他穿着衬衫躺在床上。他的卧房是从一间大寝室辟出来的一间房，不但空气不流通，而且还充斥着每一间苏联旅馆都会有的水龙头交响曲：从水龙头滴出来的水不断地滴答流着，流到那间小浴室的水槽里，再加上那个无时不在痉挛的冰箱所发出的呻吟声。他正从一个漱口杯里面吸着威士忌，假装在那无用的床头灯下阅读。电话就在他的肘边，旁边放着他记事的笔记本。电话无论有没有挂在架子上，都可能是“活”的，奈德一再地警告过他。但是这部电话不会，巴雷想。就像已绝迹的渡渡鸟一样的死绝，除非她打电话来，否则这电话就是死的。他正在读马尔克斯的精彩小说，但是书的印刷之差，对他来讲，就像是有刺的铁丝网一样；他被这差劲的印刷给搞得头昏脑涨，非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推敲。

先是一辆车子驶过了街头，继而一位行人步行经过。然后，雨势小了，无精打采地打在玻璃框上。既没有哭叫，又没有笑闹，莫斯科就这样地又回到了她那宁静的时空。

他还记得她的双眸。这双眼睛里看到我的什么了？他想，一定是我身上的这些纪念品。我穿着我父亲的西服，我是一个隐藏在自己的表演背后的差劲演员，除了脸上的油彩以外，已经一无所有了。她要找的，是我里面的信念，但我让她看到的，却是我这个高级英国人道德上的破产。她要找的是未来的希望，但找到的却是一个已经结束了的历史陈迹。她要找的是门路，但她在我身上看到的，却是一张写着“已预定保留”的条子，所以，她只看了我一眼，就跑掉了。

我是为谁而被人“预留”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伟大的日子或强烈情感，我要将我自己给“预留”起来？

他试着去想像她的身体。有那样的一张脸，谁还需要什么身体？

他喝了一口酒。她有勇气，她有困难。他又喝了一口。卡佳，如果这就是你，那么我就是为你而被预先保留的。

如果。

他心里在想，到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多知道她一点。除了老实以外，实在也没有什么方法了。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一段已经是久远到都已尘封的时间，他错把智慧当美丽，但是卡佳的确是这么聪明，这回把这两种特质混淆在一起没关系。曾经也有过另一段时期，老天！他错把才德当美丽；但是在卡佳身上，他几乎能够见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形象，好像是图画中那些头上有着光环的圣人一样。如果她现在突然探头进来，告诉他说她刚才亲手谋杀了她的孩子，他也会立刻为她找出六种理由，告诉她罪不在她。

他又倒了一杯威士忌，意识里模模糊糊地记起了安迪。

安迪·马奎第是一名小号手。现在正躺在医院里，他的头被切开了。他的太太含糊地说是甲状腺的毛病。当他们初次发现他有这毛病的时候，安迪不愿接受手术。他宁愿去做一次长泳，并且一去不复返，他说。因此他们就一起喝醉了，并且计划好去卡布里岛旅行，等到吃了最后一顿丰盛的餐点，喝了一加仑的红酒之后，就下到那脏兮兮的地中海里，预备就此晨泳不归。但是，当他的甲状腺毛病又犯了的时候，安迪想了一想，觉得他还是宁可苟活不愿贸然一死，因此就转而选择接受手术。除了脊椎神经之外，他们把他的脑袋与身体分了家，就让他靠着管子维生。所以，安迪还是活着，只不过他已经不再为任何事情而活，也不再为任何事情而死。他只是诅咒着为什么当初没有趁着还有时间，赶紧去游泳，并且为自己找出一种意义，一种死亡所不能吞噬的意义。

打电话给安迪的太太，他想着。问问看她的先生如何了。他看了看表，计算着在安迪的太太真实或是非真实的世界里，现在究竟几点了。他的手刚要拿起电话筒，又放了下来，因为他怕电话铃会响。

他想起了他的女儿安西雅。安西雅真是一个好女儿。

他想起了他住在城里的儿子海尔。对不起，我把家业都给败光了，海尔。但是你还是有一点时间去挽回的。

他想起了在里斯本的那栋公寓，以及那个哭得心都碎了的女孩子。他边想就边起疙瘩。不知那个女孩现在怎么了。他又想到了其他的女人，但是他的罪恶感却又不像平时那么深，所以他也为此纳闷着。他又想到了卡佳。他的心里非常清楚，他一直都在想着她。

有人在敲门。她已经来找我了。她正穿着一件家常衣，衣服里面则是全裸。巴雷，她小声地说，你以后还会不会一直爱我？

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她是既无前情，亦无续集的一个人。她不是属于那种让你竖起大拇指叫好的连续剧里面的人物。

是维克娄，他的守护天使，正要检查他所保护的人。

“进来吧！维克娄，要喝一杯吗？”

维克娄抬起了他的眼帘，问巴雷她打过电话没有。他穿着一件皮夹克，上面有几滴雨。巴雷摇了摇头。维克娄替他自己倒了杯矿泉水。

“他们今天推荐给我们的书，我已经看过几本了，先生。”他说，“我想，你可能会把几本非小说的书目加以更改。”

“维克娄，告诉我一些新消息吧！”巴雷友善地说着，一边趁维克娄往椅子上坐下去的时候，在床上伸展他的四肢。

“嗯，他们给我们的书当中，我只想跟你谈一种，那就是讲饮食和运动的健康手册。我想我们可以把它列入我们合作的书目之一。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与他们最好的一位插画家签约，并且借此提升俄国人的影响力。”

“放手去做吧！天是没有界限的。”

“嗯，我得先问一问尤里。”

“去问他吧！”

一段沉默时间。让我们再排演一次吧！巴雷想道。

“噢，顺便提一提，你问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俄国人都用‘方便’这个词。”

“噢，是的。”巴雷说，这种事情恐怕是没有人会问的吧！

“他们想到的词是俄文词‘方便的’，但它同时也有‘合适’的意思。因此，也就无怪乎有时候它会把人给搞混了。我的意思是说，它有时会让你觉得是不方便，又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是不合适。”

“的确是。”巴雷一边啜饮他的威士忌，一边想了很久才这么说道。

之后，他一定是打盹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做的下一件事情是：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手拿起听筒靠上耳朵，而维克娄站在他的身旁。这儿是苏联，因此她没有道出她是谁。

“回心转意了。”他说。

“我很抱歉这么晚才打电话给你。我有没有吵醒你？”

“当然有，你随时随地都在打扰我。那一杯茶很够分量，真希望可以维持得久一点。你现在在哪？”

“我想你曾邀请我明晚吃晚饭。”

他伸手找他的笔记本。维克娄递给了他。

“中饭、午茶、晚饭，这三样都请。”他说，“我要去哪里接你？”他振笔疾书，写下了地址，“顺便问一下，你家的电话号码多少，我想知道，以防万一我迷路了，或你迷路了。”于是，她也把自己家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不过，是很不情愿地给的。这么做，违反了她的原则，但她还是给了。维克娄看着他把号码写了下来，然后乘着他们还在谈话的时候轻声离开了房间。

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巴雷又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借此把心情稳定下来。跟漂亮、聪慧、有才德的女人在一起，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她们固守着什么立场。她是针对我来的呢，还是我只是她众多的仰慕者里的一个呢？

突然，莫斯科带给他的恐惧感，像暴风雨一样地向他袭来。就在他最没准备的时候，就在他一整天奋战不懈之后出乎意料地冒了上来，像雷一样地击打着他的耳鼓。当这种感觉好不容易过去之后，沃尔特那难听的声音又再度在脑海中响起——“她真是跟他联络的吗？这些资料是她自己发明的吗？她是否与别人有联络，如果是的话，那又是谁？”

8

苏俄司地下室的状况室中，气氛非常紧张，就像是要对敌方发动一个持久性的夜间空袭。奈德坐在他那张发号施令的桌子后面，面前摆着好几部电话。一有电话响起，他就会拿起话筒，以简洁的语调，一个一个音节地吐出话来。有两位女助手轻轻地把电报散放在他的桌面，并且把“外送公文”盒给清理干净。两个邮局里用的时钟，一个指的是伦敦时间，另一个指的莫斯科时间，好像是双胞胎月亮似的挂在房间墙上。在莫斯科，现在是午夜，在伦敦则是晚上九点钟。他的下属为我打开房门时，奈德连头也没抬起来看我一眼。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么早就得以脱身。整个早晨，我都在财政部的律师事务所里，下午又和从切尔滕纳姆来的律师在一起。晚餐我负责协助招待一个从瑞典来的代表团，直到他们整装出发去赴一个已经排定了的音乐会。

沃尔特和鲍勃弯着腰在看一幅莫斯科市的地图。布拉克正用内线与密码室通话。奈德正聚精会神地研究一篇看起来似乎是很冗长的目录。他挥手叫我坐在椅子上，并且推了一堆刚刚送来的通讯译码到我面前。这些东西从开头就写得很潦草。

九时五十四分：巴雷打电话到十月公司给卡佳，打通了。他们已经约好二十时十五分在敖得萨旅馆见面。待续。

十三时二十分：不定跟踪者曾跟着卡佳到××街的十四号。她递了一封信到一处我们认为是空屋的房子里去。照片会由包裹尽速寄到。待续。

二十时十八分：卡佳已经到达敖得萨旅馆。巴雷和卡佳在餐厅里谈话。维克娄和一名不定跟踪者正在观察。待续。

二十一时五分：卡佳离开敖得萨旅馆。他们谈话的内容摘要随后送到。录音带由包裹尽速寄到。待续。

二十二时整临时报告：卡佳已经答应今晚打电话给巴雷。待续。

二十二时五十分：卡佳到了××医院。维克娄与一名不定跟踪者负责跟踪。待续。

二十三时二十五分：卡佳从一家医院里一部已没人使用的电话，接到一个别人打给她的电话。她讲了三分二十秒。待续。

整个通讯到此突然中断了。

间谍的工作就是被拉往极端的常态。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

“克莱福今晚是否有生意可忙？”奈德问道，好像看到我就让他想起了什么。

我回答他，克莱福今天整晚都会在他的套房里。他今天一整天都被关在美国使馆中。他已经告诉过我，有事可以随时打电话找他。

我有车，所以我们就一起到了总部。

“你有没有看过这一份鬼文件？”奈德拍拍膝上的档案夹问我。

“那是什么样的鬼文件？”

“是‘蓝鸟’文件的分发表。上面记载着所有阅读过蓝鸟资料的人和他们的主管。”

我很谨慎地不让自己涉入太深。奈德在行动作业中的坏脾气是有名的。克莱福办公室门上的那一盏灯是绿色的，意思是说：有种你就进来。

“这‘必须告知名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克莱福？”奈德一看到他，就挥着那份分发表问他，“我们给了兰利一堆高度敏感、又找不出来源的文件。结果，一夜之间，他们就找了一大堆毫不相干的人来。我是说这到底是什么，好莱坞吗？我们已经派了一个人在那儿，而另外还有一个投诚的，他现在人在何处我们都不知道，而这个消息就已经传遍了？”

克莱福在那张金黄色的地毯上踱着步子。他有一种习惯，每次在跟奈德辩嘴时，他就会一下子全身像是纸牌一样地转了过来。

“所以你就认为蓝鸟分发表上的阅读名单太长了？”他的口气，妤像是一个手握证据的人。

“是的，你也理应有同样的看法，罗素·薛里顿也该如此。那个五角大楼科学联络组是个什么东西！还有那个白宫学术顾问团又曾在他们的国家里搞过什么玩意儿！”

“你希望我只挑高层人士，并且限制蓝鸟只能给两国之间的情报委员会看啰？只有大头们可以过目，职员和助手都请避开，你要告诉我的是不是这个？”

“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覆水重收的话，是的。”

克莱福假装在忖度此举的得失，但我知道，奈德也知道，克莱福所考虑的根本就不是得失问题。他所考虑的，是谁赞同什么事情，谁又不赞同，然后他再衡量一下该站在谁的一边。

“第一，我刚才所讲的这些高尚绅士里，没有一位有能力不借着专家的指引，就能够将蓝鸟的所有资料给理出个头绪来。”克莱福恢复了他不带一丝火气的声音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若不要让他们拿着这份资料在那儿蛮干，就得允许他们把这些人给加进来，并且甘冒我们可能会付出的代价。至于防御情报小组，他们的海军、陆军、空军、白宫评估人员等，也都是一样。”

“这是那个罗素·薛里顿讲的，还是你讲的？”奈德问道。

“我们怎么能够在把那么一大堆复杂的资料给他们看的同时，却要求他们不要征召他们的科学小组来参与其中？”克莱福仍然坚持着他的观点，并且干净利落地就想把奈德的问题敷衍过去。“如果蓝鸟所讲的是真的，那么，他们就需要尽他们所能地去帮助了。”

“如果！”奈德回嘴道，口气里带着愠怒，“如果蓝鸟所讲的是真的，我的天哪！克莱福啊！你比他们更差劲。你要知道，有二百四十个人在那张表上，他们每个人都有太太、有一个情妇和十五个最要好的朋友。”

“第二，”就在我们都已经忘了还有个第一的时候，克莱福继续说道，“这不是我们的情报机构所能处理的事情；要处理，也得靠兰利的。”他在奈德还没来得及插嘴进来的时候，就把头一转，朝着我说了下去，“帕尔弗莱，你说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我们和美国人订的合约里，是不是有规定我们得把所有的战略资料先给兰利过目？”

“在战略资料上，我们是得完全依赖兰利的，”我承认的确是有这么回事，“他给我们他们想要我们知道的资料，而相对的，我们得把我们所发现的一切让他们知道。这种事情不会有太多次，但条约上就是这么规定的。”

克莱福细心听完，并且表示我说得没错。他在冷漠中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野蛮，让我觉得奇怪。如果他还有良心，我也要说他的良心不会太好过。他这一整天都在美国大使馆中干些什么？他究竟拿了些什么东西给什么人？为什么要给他们？

“在我们这个单位里，很多人都误解了一点，”克莱福又继续说道，这一次，他是直接对着奈德说，“他们以为我们和美国人是在同一条船上。其实不然，特别是在谈到战略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并不是在同一条船上。在我们国内，还没有任何一个战略分析家能够和美国的战略分析家相提并论。我们是一条小船，一条毫不起眼的小船，而他们是伊丽莎白女王号。我们没有资格告诉他们该如何驾驶他们的船。”

就当我们被克莱福振振有词的说法给震慑住的时候，他的热线电话响了。他迫不及待地跑去接，因为他总是喜欢在下属面前接听热线电话。不过，他运气不好，是布拉克打来找奈德的。

卡佳刚才打电话到敖得萨给巴雷，他们已经同意晚上会面，布拉克说。莫斯科的情报站要求奈德立即同意他们对这次会面所提的行动建议。奈德立刻就离开了。

“你跟那些美国人都在搞些什么？”我问克莱福，但他懒得回答我。

第二天，我整天都在跟那些瑞典人穷聊。苏俄司里，恐怕很难有比现在更生气蓬勃的时候了。间谍的工作就是要等待。约四点时，我溜回房间，打了个电话给汉娜。这种事情我偶尔为之。四点钟的时候，她已经从兼职的癌症研究所回来了，而她的丈夫从来没有在七点以前回家过。她告诉我她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我根本没心在听。我告诉她我儿子亚伦的一些事清：他现在正在伯明翰和一位护士打得火热。那位护士是个好女孩，但配不上亚伦。

“我待会儿再打给你。”她说。

她有时会这么说，但她从来没有打过。

巴雷走在卡佳的身边。他可以听到她的脚步声，就像是紧跟在他自己脚步后的回声一样。在充满狄更斯风味的莫斯科，那些墙壁片片剥落的大厦浸浴在死气沉沉的灰暗灯光中。第一栋大楼的中庭光线昏暗，第二栋大楼则是完全漆黑一片。垃圾堆里，几只猫正瞪着他们。两个留着长发，看模样可能是学生的男孩正隔着一排包装箱打网球。另有一个男孩斜靠在墙壁上。他们的面前有一道门，上面被人信手涂鸦地涂下一些书和一轮新月。“注意看红色的标记。”维克娄已经告诉他了。她的脸色苍白。他心想，也许他自己的脸色也跟她一样苍白，因为如果他的不是，那可真是个活生生的奇迹了。有些凡人是不可能变成英雄的，而有些英雄也不可能倒着回去变作凡人。他想着想着，心里不由得觉得康拉德这句话说得实在有道理。而巴雷·布莱尔呢？也不可能成为英雄的。他抓住了那个门把手，用力地拉了一下。她在后面与他保持着一段距离。她头上戴着一条头巾，身上穿着雨衣。门把手是转了，但门还是纹丝不动。他用两手推了一推，不动。他又使出更大的劲儿。打网球的那几个男孩用俄语对他嚷嚷起来。他立时停了下来，觉得背后好像有火在烧着。

“他们说也许你应该踢门。”卡佳说着，他往后看了看她，令他非常惊讶的是，她居然是笑着说话。

“如果你现在能笑，”他说，“那么你快乐的时候又有多美？”

但是他多半是说给自己听的，因为她并没有回答。他踢了踢那扇门，它终于降服了，吱吱嘎嘎地开了。那几个男孩笑了起来，又回头打他们的网球去了。他踏进了黑暗之中，她跟在后面。他按了一个开关，但是灯没亮。门砰的一声关了起来，他摸着黑找门把手，但却找不着。这一下子，他们真的是站在一片漆黑之中。扑鼻而来的，尽是猫、蒜头以及地沟油的味道。除此以外，他们还可以听到一些别人家里的音乐声和争吵声。他划了根火柴棒，眼前出现了三级楼梯、半部自行车，然后就是一个入口，通到一个脏兮兮的升降机。然后，他的手指就被烧到头的火柴棒给烧着了。维克娄已经说过：你上到四楼，注意看红色的标记。我在这种黑漆漆的鬼地方怎能看见什么红色的标记！上帝答复了他的问题——楼上亮有一盏微弱的灯光。

“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她礼貌地问了一句。

“这是我一个朋友住的地方，”他说，“他是个画家。”

他推开了那扇升降机的门，又推开了那个铁栅栏。还没等他说“请”，她已经越过他，站在升降机上，向上望着，等着它向上爬升。

“他离开这儿几天。这是一个可以谈话的地方。”他说。

他又注意到她的睫毛和眼中的湿气。他想安慰她，但她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悲伤。

“他是个画家。”他又说了一遍，好像这么说就会使一个朋友变成合法的了。

“是官方的画家吗？”

“不，我想不是，我不知道。”

维克娄为什么没告诉他那位画家是个什么样子的精彩人物？

就在他要伸手按那个按钮时，一个戴着玳瑁眼镜的女孩手里抱了一个塑料熊在他们身后跳了上来。她说了一句问候辞，卡佳的脸上现出了光彩，也对她说了一句相同的话。升降机不住颤抖地往上爬升，那个按钮在经过每一层楼的时候都会像玩具枪一样跳起。到了三楼时，那个女孩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声再见，而巴雷和卡佳也同声向她道了再见。到了第四层楼，升降机猛然一下停住了，就好像它是碰到天花板一样，或许它果真是的。他扶她出了升降机，并且尾随她跳了出来。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通道，里面充满了婴孩身上的乳臭味，也许那儿有一大堆婴孩吧！就在那个通道的尽头，看上去似乎是一面空白的墙上，一个红色的箭头指示他们左转。他们顺着一个木制楼梯向上攀登。在最后一级楼梯上，维克娄像一个小妖精似的蹲在那儿，借助于一盏机械工用的照明灯，正在读一本厚厚的书。巴雷和卡佳经过他上楼的时候，他头连抬也没抬起来一下，但是巴雷注意到卡佳一直都在盯着他看。

“怎么啦？看到鬼啦？”他问她。

她听得到他说的话吗？他又听得到他自己说的话吗？他曾经讲过话吗？他们现在到了一间长形的阁楼上。从瓦片之间的裂缝可以望到天空，屋檐上抹满了蝙蝠的排泄物。脚手架工人所用的板子横放在托梁上。巴雷抓住她的手。她的手掌宽而有力，又干燥。这只手交到他手上，仿佛也把她的生命全都托付给他。

他小心翼翼地前进，闻到了松节油和亚麻仁油的味道，也听到屋外的风拍打着房子的声音。他走在两个水槽之间，看到了一个像实物般大小的纸制海鸥，两个翅膀张开，悬挂在一根横梁上，绕着线在旋转。他把她拉向身后。越过海鸥的后方，挂有一块条纹状的帘布，绑在一根横杆上。如果没有海鸥，就没有聚会，维克娄说过。没有海鸥就意味着流会。那是我的墓志铭，巴雷想。“没有海鸥，他就不用开会了。”他把帘布扯向一边，进入了一间画家的画室，并且再一次把她拉向身后。在那间画室的中间，立着一个画架及一个给模特儿坐的箱子。那是这位画家以前用过的设备，维克娄说过。一个八成是那位画家自己做的天窗嵌进了屋顶。窗框上涂了红色的记号。俄国人是不信任墙壁的，维克娄解释过了，所以她最好是在屋子外头说话。

那一扇天窗打开了，吓走了一群鸽子和麻雀。他点头示意，要她先爬上去。他注意到她在弯腰时那修长身躯流畅的动作。他随着她攀登了上去，一边揉着他的背脊，一边咒骂着。他们站在屋顶两面山墙之间的铅皮槽上，那个槽的宽度仅仅够他们立足。虽然眼睛看不到底下街道上往来的车子，但是脚底下可以感受得到隐隐传过来的震动。她面对着他，而且跟他靠得很近。就让我们待在这儿别走了，他心里这样想着，你的眼睛，我，还有天空。他又在揉搓他的背，紧闭双眼以抵抗疼痛。

“你受伤了？”

“没什么，只是我的脊骨曾伤到过。”

“蹲在楼梯上的那个人是谁？”她说。

“他是为我工作的。他是我的编辑。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负责把风。”

“他昨晚在医院里。”

“什么医院？”

“昨晚，在和你谈完话之后，我必须赶到一个医院去。”

“你生病了吗？不然你为什么去医院？”巴雷停止了揉背，问道。

“那不重要。他在那儿。他看起来胳膊断了。”

“他不可能在那儿的。”巴雷说，其实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他在你走之后，整晚都和我在一起。我们讨论俄文书。”

他看到她脸上的疑虑消退了。“我当时一定累了，你得原谅我。”

“让我现在告诉你我已经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如果你认为不好，可以告诉我。我们先谈话，谈完了我就带你去吃晚餐。如果那些人民的监护人昨晚窃听到我们的电话，那么他们就一定已经预知我们会去吃晚餐。这个画室是我一个画家朋友的。他是一个爵士乐迷，就像我一样。我没法告诉你他的名字，因为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也许我从来也没有知道过。我曾经想我们可以带一瓶酒给他，看看他画的画，但是他不在。我们待会儿一起去吃晚餐，谈谈文学和世界的和平。虽然我的名誉不怎么好，但我没敢追求你，我被你的美腿给震慑住了。这样安排，你可满意？”

“很方便。”

他蹲了下来，拿出他为自己预备的半瓶威士忌，旋开了瓶盖，“你喝这玩意儿吗？”

“不喝。”

“我也不喝。”他希望她会蹲在他旁边，但她还是站着。他倒了一小杯酒在盖子里，然后把酒瓶放在他的脚边。

“他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是指那位作者。歌德。他是什么人？”

“那并不重要。”

“他的单位是什么？公司？他的邮政信箱号码？他的职务？他的实验室？他在哪儿工作？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儿瞎扯。”

“我不知道。”

“他都住在什么地方？你也不会告诉我这个的，是吗？”

“他在许多地方待过。要看他在何处工作而定。”

“你是如何和他碰面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该告诉你些什么。”

“他要你告诉我些什么？”

她支支吾吾地说着，就像是被他抓住了把柄。她蹙着眉头。“只要有需要，我都会告诉你，我应该信任你的。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这是他的个性。”

“这么说来，是什么让你欲言又止？”没有回答。“你想找到这儿来是为了什么？”没有回答。“你认为我喜欢在莫斯科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吗？”

“我不知道。”

“你如果不信任我，为什么要送那些资料给我？”

“是为了他，我才送那些资料的。并不是我选定你的，是他。”她情绪激动地回答着。

“他人现在在何处？在医院里？你如何与他联络的？”他抬头看了看她，等她回答。“你为什么不干脆说出来，看一看会有什么结果？”他对她建议道，“他是谁，你又是谁？他是靠什么谋生的？”

“我不知道。”

“在那犯罪的夜晚，凌晨三点钟的时候，那位在阳台上的人又是谁？”又没有回答。“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把我拖来，蹚这浑水？是你先发动的，不是我。卡佳？是我，我是巴雷·布莱尔。我会开玩笑，我会学鸟叫，我会喝酒，但我也是个朋友。”

他喜欢看她瞪着他的时候，那种一言不发的样子。他喜欢看她用眼睛来“听”他说话的神情，和她每次讲话的时候，那种恢复了的友伴之情。

“从来没有什么人犯过罪，”她说，“他是我的朋友。他的名字和职业是什么并不重要。”

巴雷一边想着这句话，一边啜了一口酒，“所以，你平常就是这么为你的朋友服务的？替他们把违法的手稿偷偷地送到西方去？”她除了会用眼睛“听”以外，还会用眼睛“想”，他想。“他有否跟你提过他的手稿里都在谈些什么东西？”

“当然，他绝不会没经我的同意，就让我处于危险中的。”

他察觉到她语气中的保护色，他憎恶这种保护色。“他告诉过你那里面是些什么？”

“那本手稿谈到我国多年以来，都在预备种种可以大量屠杀人类的恶毒武器。它画出了一幅在我国国防工业各层面贪污腐化的图画。它也说出了管理上的种种弊病和道德上的缺失。”

“这是很笼统的。除了这些，你还知道些更详细的细节吗？”

“我对于军事事务并不熟悉。”

“这么说，他是军人啰？”

“不是。”

“那么，他是做什么的呢？”

又是一阵沉默。

“但是你赞同他这么做，把那些东西传递到西方去，是吗？”

“他不是要把它传递到西方去或传递到任何政权去。他尊敬英国，但这也不重要。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要让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们彼此坦诚相待。这对消灭武器竞赛有所帮助。”她仍然防着他。她平淡地把这些话全说了出来，就好像她已把这段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了。“他相信，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我们应该消除科学的滥用以及应该对此负责的政权。他讲哲理的时候，是用英文讲的。”她又加上这么一句。

而你现在正在听我讲，他想。用你的眼睛听，听英语。在你心中还在想着是不是应该信任我的时候。

“他是不是科学家？”他问道。

“是的。他是科学家。”

“不管什么科学家，我一概都不喜欢。他搞的是哪一门的科学？是搞物理的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

“他的情报来自各方面，精密度、瞄准点、指挥与管制、火箭发动器。他是单单一个人吗？是谁给他那些资料的？他又如何能知道这么多？”

“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这是很显然的。我的朋友也并不多。他不属于一个集团。也许他也监督其他人的工作。我不知道。”

“他是高高在上的吗？是大主管？他是在莫斯科工作吗？是在总部工作的吗？他干的到底是什么差使？”

她对每一个问题都摇了摇头，“他不在莫斯科工作。我也不曾问他，而他是从来不告诉我的。”

“他测试过很多东西吗？”

“我不知道。他到过很多地方。全苏他都去过。有时他在烈日底下工作，有时他在风雪酷寒之中工作，有时他既晒太阳，又挨冻。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向你说过他在哪个单位工作？”

“没有。”

“他的邮政信箱号码？他的上司名字？他同事或下属的名字？”

“他从来都不跟我说这些事情的。”

但他相信她。当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相信南就是北，他也会相信小孩子是由一种南美洲的树上长出来的。

她看着他，等着他问下一个问题。

“他明白出版这些东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他问道，“我的意思是，对他来讲？他知不知道，他在玩的东西有多么危险？”

“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行动，并且只有当后果发生的时候才能考虑到后果。”她似乎是在期盼着他讲一些话。但他已经知道了要慢慢地来，“如果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向前走一步。如果我们一次就想达成所有的目标，就什么目标也别想达到。”

“那么你呢？他有没有想过一旦这些东西曝光之后，你会遭遇什么样的后果？”

“他都想过了。”

“那你呢？”

“自然。这也是我的决定。不然的话我为什么会支持他呢？”

“那么，孩子们呢？”

“这么做是为了他们以及他们那一代好。”她说话的时候，语气中带着坚定的决心和些微的愠怒。

“还有，对于你们的祖国苏联呢？”

“我们认为宁可让苏联灭亡，也比让全人类灭亡要好得多。最大的负担是过去。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不单单是苏联。我们把自己视为消灭过去的人。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消灭我们的过去，又如何能够建造我们的未来呢？除非我们已经把旧有的想法都给清除干净了，我们是无法建造一个新世界的。为了表达真理，我们也必须准备做反对的使徒。他这段话是引自屠格涅夫。一个虚无主义者就是不会把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不管那种原则是多么的受人尊敬！”

“那么你呢？”

“我不是虚无主义者。我追求的是人道主义。如果我们受命要为将来扮演某种角色，我们就应该扮演。”

他在她的声音里搜寻，想看看是否能够找到任何可疑的线索，但是他失败了。她在语气中的表现是完全的自信。

“他谈这种论调有多久了？一直都在讲吗？还是最近才开始这么说呢？”

“他一直都在追求理想，这是他的本性。他永远都是喜欢极端的批评，但都是建设性的批评。有一度他甚至相信那种灭绝人类的武器已经厉害到足以消灭战争的地步。他相信这些武器可以在军事当权派心中产生一种改变。他被那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所折服，认为最厉害的武器中也藏有最大的能量，能够促使和平的实现。在这一方面，他极端热衷于美国的战略理论。”

她开始对他发动攻势了。他可以感觉得到，她的心里有一种迫切的需要。她现在苏醒了，并且向他咄咄进逼。在莫斯科的天空下，她，经历过太多的寂寞和剥夺，此时把她所有的不信任都一股脑儿地抛开。

“那么，又是什么让他改变了？”

“他亲眼目睹我们军事和官僚体系的颟顸和无能，已经有好多年了。他看到这成为我们进步的绊脚石。这是他的说法。他受到开放政策和世界和平展望的激励，但他也不是乌托邦的信徒，也不是消极派。他知道没有任何事会无中生有。他知道我们的人民受到蒙骗，没有团结的能力。新的革命必须要由在高位者发动，由知识分子来发动，由艺术家发动，由当政者来发动，由科学家来发动。他希望能遵循我们领导阶层的教训，贡献出他一己百折不挠的力量。他常引一句苏联的名言：‘如果冰层很薄，你就得走快一些。’他说我们活在一个我们早已不再需要的时代太久了。只有当这个时代结束时，进步才有可能实现。”

“而你也同意他的说法了？”

“是的，并且，你也同意，不是吗？”她的眼中充满了热火。她的英语实在太好了，是在修道院里学的，从古典文学里学到的。“他说他听到你用类似的话批评过你的国家！”

“他在生活的一些小节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注重的地方？”巴雷问她，“我的意思是说，他喜欢看电影吗？他喜欢开什么样的车子？”

她把头转了开去，他只能对着那空旷的天空，看着她的侧脸。他又喝了一口酒。“你说过他可能是个物理学家。”他提醒她。

“他可能是受过训练的物理学家。我相信他一定也精通工程方面。就他所从事的工作范围，要划分出其中的差别是很难的。”

“他是在哪儿受训练的？”

“他在学校就已经被人视为神童。十四岁的时候，他荣获了数学奥林匹克奖。他的成就被登在列宁格勒的报纸上。他去了里特莫，后来在大学里做博士后研究。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巴雷说，但让他警觉的是，她在皱眉头了。

“但你并不讨厌歌德，相反的，你还激发他的灵感。他经常引用他朋友斯科特·布莱尔的话：‘如果出卖国家就会有希望的话，我们都应该出卖我们的国家。’你确实说过这话吗？”

“里特莫是什么？”

“里特莫是列宁格勒机械和光学研究所。他从大学开始，就被送到新西伯利亚，在那儿的科技城——阿卡得格罗多克研读。他通过科学博士的甄试资格，取得科学博士头衔。他真是无所不能。”

他本来想逼她讲出他到底是无所不能些什么东西，但又怕逼她过甚，于是他转了个话题，让她说说她自己的事。“那么，你又是如何与他扯上关系的？”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当时你几岁呢？”

他觉察得出来，她又沉默了下来。然后，她又突然醒转了过来，好像提醒了自己目前的状况是安全的，或者，自己所处的境况是非常不安全，而做不做更进一步的妥协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

“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很聪明。”她说着，脸上绽放出浓浓的笑意。

“当时那位神童几岁？”

“三十岁。”

“我们现在所谈的事发生在哪一年？”

“一九六八年。他心中仍对和平存有理想。他说他们绝不会派坦克进攻捷克的。他说：‘捷克是我们的朋友，就像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一样。如果是华沙的话，他们也许就会派坦克进去了。但我们绝对不会派兵进攻捷克的，绝不会的。’”

她已经完全地背对着他。在她身上集结了太多女人的特点。她背对着他，朝着天空说话，不过她还是把他拉进她的生命里来，并且把他当做心腹知交。

当时是八月，在列宁格勒，她说。她那时十六岁，是做学生的最后一年，攻读法文和德文。她是学校的校花。她崇尚和平与那种最不切实际的革命方式。她那时已经是个准女人，自认为已经成熟了。她谈到她自己时，语气中都带着讥讽。她那时已经读过一些心理、哲学著作，如弗洛姆、奥特加·加塞特和卡夫卡的著作，她也看过电影《奇爱博士》。她认为沙卡洛夫的想法是对的，但方法不对。她很关心苏联的犹太人，但是她对他们的看法和她的父亲是一样的，认为他们的麻烦都是自找的。她的父亲是在学校里教人文学的教授，而她所上的学校又都是为列宁格勒权贵子弟所预备的学校。那时是一九六八年的八月，但卡佳以及她的朋友还能够对政治有所期待。巴雷努力地回忆，想想他自己是否曾经生活在对政治的期望之中，但最后认为那是不太可能的事。她不停地讲，就好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再阻止她说下去。他希望能够再次握住她那只他在上楼梯时曾经握过的手。他更希望他能够拥抱着她，最好可以托住她的脸，并且以亲吻来代替听她讲情史。

“我们相信东方和西方正在拉近彼此的距离，”她说，“当美国学生示威反对打越战，我们为他们骄傲，并且把他们视为是我们的同志。当巴黎的学生掀起暴动时，我们真希望我们能和他们并肩站在街垒旁边，身上穿着他们的制服。”

她再度转过身子，越过肩膀朝他笑了一笑。一轮弯弯的明月出现在她左侧的天空中，巴雷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感觉，觉得这种景象好似预示了某种厄运征兆。有一群海鸥停在对街的一栋房屋顶上。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他想。

“在我们家的大杂院里有个人一连失踪了九年，”她说，“有一天早晨，他回来了，假装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父亲邀请他来吃晚餐，并且整晚放音乐给他听。就我懂事以来，我从来没有遇过任何一位像他这样活生生地遭受压迫的人，所以我很自然地就希望他能讲一些集中营里的恐怖故事给我听。但是他想做的只是听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在那时候，我并不了解有些人所受的苦是言语所不能形容的。我们听到捷克又发生了更激烈的改革。我们相信这些改革不久之后就会降临到苏联，以后我们就会有硬币可用，并且也可以自由地去旅行了。”

“你的母亲在哪儿？”

“她死了。”

“她是如何死的？”

“她死于肺炎。她在生我的时候就已经病了。八月二十日在科学家俱乐部里，有一场不对外开放的戈达尔电影放映会。”她声音变得激昂了起来。“请帖上请的是两个人。我父亲知道那部电影似乎不太高尚之后，就不愿带我去。但我坚持要去。最后他因为我可以趁机学学法文，就让我陪他去。你知道那个在列宁格勒的科学家俱乐部吗？”

“我不能说我知道。”他边说边往后面靠。

“你看过《筋疲力尽》吗？”

“我还主演了呢！”他说，她在他啜饮着威士忌的时候笑了起来。

“那么你就应该记得那是一部非常紧凑的电影。是不是？”

“是的。”

“那部电影是我看过的电影中最具震撼性的一部。大家都被深深吸引住了。不过对我来说，那就像雷劈一样。那个科学家俱乐部是在瓦河的堤防旁边，有着古老的光荣历史。里面有大理石台阶和非常低的沙发，穿着紧身的裙子坐在上面很不舒服。”她又回到原先侧身对着他的姿势，头向前倾着，“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和一个像回教寺院的房间，里面挂着重重帘幕和厚厚的地毯。我父亲非常钟爱我，也非常关心我，而且对我也非常的严格。当电影完毕之后，我们到了一间有木头镶板的餐厅。我们坐在一张长桌旁边，我就在那儿遇到了叶可夫。我父亲替我们介绍。‘这里有一位从物理世界新来的天才。’他说。我父亲有时对年轻人说话时会话中带刺。叶可夫是个非常英俊的人。我曾经听过一些有关他的事，但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他看起来是多么的脆弱，脆弱得像个艺术家，而不像是科学家。我问他当时在做什么，他说他回到列宁格勒来，是要恢复他的纯真。我笑了笑。当时才十六岁的我，给了他一个很深的印象。我对他说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属于大家的科学家居然还需要寻求纯真。他对我解释道，说他在阿卡的格罗多克曾经因在某一方面展现了过人的才华，而被军方看中。在物理学上，和平与军事用途的研究工作有时是没有什么分界可言的。现在他们什么都愿意提供给他，包括特权、金钱，以供他做研究。但是他仍旧拒绝他们，因为他希望保存精力用在和平研究上。这种态度惹火了他们，因为他们一向都是征召科学家中的精英分子为他们工作，而且从来没有人敢拒不从命。因此他又回到了他的老学校，为的就是要回复到他的纯真。他原先想研究理论物理，并且寻找有力的人士赞助他，但他的态度让他们不情愿帮他的忙。他无法获准再住在列宁格勒。他畅所欲言，我们的科学家是可以畅所欲言的。他也对格罗多克充满了热情。他也谈在那时颇受人瞩目的一些外国人，还有一些从斯坦福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很有才气的美国人，还提及英国人。他对我们描述了当时在莫斯科被禁止展出，但是在格罗多克却获准的一些画家。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一席话，充满了生气，我们毫无拘束地交换着意见，而且，我相信他和我也互相仰慕着。‘除了苏联以外，什么国家会让著名的指挥家里希特和罗斯托波维奇来特别为科学家们演奏，让奥库兹哈娃来演唱，让沃兹涅先斯基来朗诵他的诗？这个世界是一个我们这些科学家必须为他人贡献心力的世界！’他开着玩笑，而我笑得就像一个成熟的女人。那段时间里，他非常机智，也非常脆弱，和今天的他没什么两样。在他身上，有一部分是拒绝长大的。这一部分是他艺术家的一面，也是他身为完美主义者的一面。他在那时已经对当局的无能口诛笔伐了。他说格罗多克的超市上有这么多的蛋和香肠，顾客们却一窝蜂地从新西伯利亚倾巢而出，在早上十点的时候，就把架子上的货品全都抢购一空了。为什么不让那些蛋巡回叫卖，而非得让人老远去买呢？果真能这么做，不就会好多了吗？他说，那个地方没有人收垃圾，而且电力老是中断。有时垃圾在街上堆得有人的膝盖那么高，而他们却称这种鬼地方为科学的天堂！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发表了另一个早熟的意见：‘那就是天堂里最伤脑筋的问题，’我说，‘天堂里是没有人会去收垃圾的。’这句话逗得大家都开怀大笑，我那时就出尽了风头。他描述一位上了年纪的守卫努力地想要理解这些新来者脑子里的想法，结果却摇着头走开，像是第一次看到拖拉机的农夫一样。没关系，他说，我们会越来越进步的。他说那一列被斯大林给推翻的革命装甲列车最后还不是照常行驶，它的下一站一定是火星。就在这时候，我父亲语带讥刺地插了进来。他觉得叶可夫太聒噪了。他说：‘可是，叶可夫·叶佛瑞莫维奇啊！火星不就是象征战神吗？’叶可夫听他这么一说，立刻就变得沉默了。我那时从未想到一个人会转变得这么快，前一分钟还表现得趾高气昂，下一分钟就变得垂头丧气了。我责怪父亲，对他很是生气。叶可夫努力想振作，但父亲已经让他绝望了。”

“叶可夫有没有跟你谈到他的父亲？”

她跨坐在屋顶上，前脚顶着斜着的屋瓦，她的长腿在她身前伸展开来，衣服紧紧地裹在上面。她身后的天空变得更加深沉了，月亮和星星爬得老高。

“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死于太过聪明。”巴雷解释道。

“他参加集中营里的一场暴乱。他是绝望了。叶可夫在他父亲死后好几年才知道这件事。某天有一位老者去叶可夫家中，说他枪杀了他的父亲。他曾经在那一个集中营里担任过警卫，他受命执行枪毙的任务。有几十个死刑犯就这么地在靠近佛库塔铁路终点站的附近被机关枪扫射而死。叶可夫那时才十四岁，但他还是宽恕了这位老者，并给了他一些伏特加酒。”

我做不到，巴雷心想。我可没有这么大的度量。

“他父亲是在哪一年被射杀的？”他问道。要做一只仓鼠。这是现在惟一适合你做的事。

“我想那是在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吧！由于叶可夫一直都不肯讲话了，在座的人就开始你一嘴我一句地谈论起捷克的局势。”她继续用那完美的古典英语说道，“有些人说执政的那一帮人会派坦克去镇压，我父亲非常相信这一点。又有些人说他们若是这么做，也无可厚非。我父亲说无论此举有无引人非议之处，他们都会这么干的。只要他们高兴，赤色沙皇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就像白色沙皇一样。我们的政权一定会赢，因为这个政权从未输过，因此，这个政权就是我们的诅咒。这是我父亲的断语，后来变成叶可夫的。但是叶可夫当时仍然宁愿相信革命。他希望他自己死的时候能够死得值得。他当时专心地听我父亲讲话，但他后来又变得激进起来。‘他们是不可能派坦克进攻捷克的！’他说，‘革命万岁！’他用拳头猛捶着桌子。你见过他的手吗？就像钢琴家的手。他一直在喝酒，我父亲也是，他变得很生气。父亲希望别人不要打扰到他，让他独自悲观。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文学家，不喜欢被一位在他眼中傲慢无礼的年轻科学家所顶撞。也许，我父亲是嫉妒他，因为在他们两人发生争吵时，我已彻底地爱上了叶可夫。”

巴雷又啜了一口威士忌。

“你不觉得很震惊吗？”她愤慨地说着，但笑容又回到了她的脸上，“一位十六岁的女孩子会爱上一位三十岁经验老到的男人？”

巴雷并不觉得有什么好讲的，但是她似乎需要他的印证。“我没什么话可说，但大致上，我觉得你们两人都很幸运。”他说。

“酒会结束时，我向父亲要了三个卢布，要和我的友伴到塞佛咖啡店去吃冰激凌。在那次的招待会中，有好几位学术界名人的女儿也参加了，其中有些是我学校的同学。我们成了一个小团体，我邀请叶可夫加入我们。就在我带他过来的途中，我问他住在何处。他告诉我他现住在波普夫教授街。他问我‘波普夫是谁？’我笑了。‘大家都知道波普夫是谁。’我说。波普夫是一位伟大的苏联发明家。他发明收音机。我告诉他，远在马可尼发射电波以前，他就把电波发射出去了。叶可夫并不太清楚。‘也许波普夫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他答道，‘也许是共产党发明了这个人，为的就是要拿首先发明某某东西这件事来满足苏联人的幻想。’从这件事上，我知道他仍在为了不知他们将怎样对付捷克而挣扎着。”

巴雷实在不觉得她讲的有什么聪明之处，但还是聪明地点了点头。

“我问他是住在公家宿舍，还是单独的住所？他说他与一位在列宁格勒机械和光学研究所的朋友在外合租一间房子，这位朋友是在特别的夜间实验所工作，所以他们很少会碰得着面。我说：‘那么带我去你住的地方看一看。我希望知道你住得舒不舒服。’他是我的初恋情人。”她简单明了地说，“他极端脆弱，就像我所预料的一样，但他也极为热情。”

“好！”巴雷说，他的声音非常轻，所以，或许她没有听到。

“我和他在一起共逗留了三个小时，最后乘坐最末班地铁回家。父亲一直在等我，当我对他说话时，变得就像是一个陌生人到他家去拜访一样。那一晚我没睡。第二天我听到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知道坦克一如父亲所料，已经进入布拉格了，而父亲还是感到很失望。但我关心的不是父亲。我那天没去上学，而跑去看叶可夫。他的室友告诉我说可能在‘西贡’可以找着他。‘西贡’是在涅夫斯基普罗斯别克的一处自助餐馆，是诗人、卖药的小贩们以及投机客聚集的地方，不是教授的女儿们会去的地方。我到那儿的时候，他在喝咖啡，但他也已经喝醉了。他自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一直在喝酒。‘你父亲是对的，这个政权总是会赢的。’他说，‘我们是以自由之名，行压迫之实。’三个月之后，他回到了新西伯利亚。他心中非常苦，但他还是回去了。‘这是在潦倒而死，抑或是妥协而亡之间作一抉择。’他说，‘由于不管怎么选择结果都是死，那么我们不如就选择比较舒服的方式。’”

“那你觉得怎么样呢？”巴雷问道。

“我很以他为耻。我告诉他他是我的偶像，但现在他令我太失望了。我一直在读斯汤达的小说，所以我对他说话的口气就像个了不起的法国女主角。不过，我相信他已经作了一个不正当的决定。他已经是一个言行不符的人了。我告诉他，在苏联，许多人也都像他这样。我告诉他除非他改正他不正当的选择，否则我永远不再和他讲话。我提醒他要像我们两人都尊敬的小说家E.M.福斯特一样。我告诉他必须言行一致。自然，我很快便回心转意，而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恢复了以往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已不再罗曼蒂克；而且，当他有了新的工作时，他写给我的信里头已经没有当初的那种温馨。我以他为耻，也许也以我自己为耻。”

“所以你就嫁给了弗洛狄亚？”

“是的。”

“而你也还是让叶可夫在你的身旁？”他在话中故意暗示这是非常平常的事。

她的脸立刻就红了。她皱了皱眉，说：“有一阵子，叶可夫和我还暗中维持着关系，但不是常常，只是偶尔而已。他说我们是一部没有结局的小说。我们彼此都看着对方，要完成各自的使命。他是对的，但我还是不了解他对我的影响力或是我对他的影响力究竟何者为强。我想如果我们再多见几次，我们可能就不再需要对方。当我了解了事情并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样，我就停止和他见面。我爱他，但是我拒绝再见他。同时，我也怀了弗洛狄亚的孩子。”

“那么你们俩又是什么时候再碰面的？”

“在上次莫斯科书展结束之后。你是他的催化剂。他那时正在度假，喝酒喝得很凶。他已经写下许多内部文件，也发出许多正式的申诉。他写的，没有一样使当局为之所动。不过，我倒是认为他已经使当局很恼火了。那时你又说到他的心坎里去了，你让他在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把他的思想变成文字，而他又让文字变成了行动。这对叶可夫来说，是太不容易的一件事。第二天，他用了一个托词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来，他已经借到了一间朋友的公寓。当时我和弗洛狄亚的关系已经有了裂痕，虽然我们仍然住在一块儿，那是因为他那时正在等待分配到一间公寓。当我们坐在叶可夫朋友的公寓里，他对我说了很多有关你的事。你已经让他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想清楚了。他对我这么说：‘那个英国人已经把这个谜题的解答给了我。从现在起，只有行动，只有牺牲一途了，文字是我们苏联社会的诅咒，是行为的替代品。’叶可夫知道我与西方的出版商时有联络，所以他要我从我们外国访客的名单里寻找你的名字。他立即着手预备一份手稿。为了他，我心里好害怕地问他：‘你如果喝醉了，怎么能写东西？’他回答我说他喝酒是要维持生命。”

巴雷啜了一口威士忌，“你有没有告诉弗洛狄亚有关叶可夫的事？”

“没有。”

“弗洛狄亚发现了吗？”

“没有。”

“那么，谁知道？”

似乎她也一直在问她自己同样的问题，因为她丝毫不假思索地就答了出来。

“叶可夫什么事情也不告诉他的朋友，这我能确定。如果那栋公寓是我借的，我会说我借它完全是为私人的用途。在苏联，我们有秘密，会孤独，但是我们不谈私人的事。”

“那你的女性朋友呢？你难道一点都没有暗示她们吗？”

“人可不是天使。如果我要求她们帮助，她们就一定会做出某种假设。多数时是我在帮助她们。就是这样。”

“那么难道没有人帮助叶可夫编辑他的手稿吗？”

“没有。”

“他的酒友也没有。”

“没有。”

“你为什么能够这么肯定？”

“因为我能肯定他在思想上是完全孤立的。”

“你和他在一起快乐吗？”

“能否说清楚一点？”

“你喜欢他吗？爱他吗？他会让你发笑吗？”

“我相信叶可夫是一个伟大而又脆弱的人，没有我他绝对活不下去。要成为完美主义者就要像小孩一样天真，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我相信如果没有我，他一定会崩溃的。”

“你想他现在崩溃了吗？”

“叶可夫必定会说：哪一种人才是精神健全的？是那种计划要屠杀全人类的人，还是采取步骤防止它发生的人？”

“那么，两种事情都做的人健全吗？”

她没有回答。他是要激怒她，而她也知道。他这么做，是因为他嫉妒，所以他要腐蚀她的信心。

“他结过婚吗？”他问道。

愤怒掠过了她的脸，“我不相信他结过婚，但这并不重要。”

“他有小孩吗？”

“你这个问题是多么荒唐呀！”

“这个情况本身就是这么荒唐。”

“他说只有人类会拿自己的孩子做牺牲品，而他已经决定绝不制造牺牲品。”

巴雷想，除了你的以外，但他没有说出口。

“所以，你就投入他的事业了？”他单刀直入地说，把话题又扯回到歌德身上。

“我虽投入，但还是有限，而且也不清楚细节。”

“而从来都不知道他做的工作是什么？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所知道的，只不过是从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道德问题上推论出来的东西。‘如果要拯救全人类，我们先得杀掉多少人？如果我们能拿得出的计划都摆脱不了灭绝人性的战争，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谈为和平奋斗呢？而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选择目标，如果我们连基本的准确度都没有？’我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当然知道他的为难处。当他告诉我人类最大的危机，其实并不在于苏维埃所拥有的实际兵力，而是人类对此产生的错觉时，我并没有向他提出质疑。相反的，我鼓励他要言行一致，该拿出勇气时就要拿出勇气。但我并没有质疑他说的话。”

“罗格夫？他从来没有提过罗格夫这个人吗？阿卡迪·罗格夫教授？”

“我告诉过你，他是不跟我谈他的同僚的。”

“是谁说罗格夫是他的同僚？”

“我是从你的问题中推想出来的。”她激烈地反驳。不过他还是相信她说的。

“你又是如何与他联络的？”他问道，又恢复了刚才和缓的语气。

“那不重要。当他的一位朋友接到通报时，他会通知叶可夫，而叶可夫会打电话给我。”

“他那位朋友知不知道这份通报是何人所发？”

“他没有理由知道。他知道那是一个女人所发，仅此而已。”

“叶可夫害怕吗？”

“由于他讲勇气讲了这么多，我想他是害怕的。他会引尼采的话，说：‘至善就是无所惧。’他也会引用巴斯特纳克的话，说：‘美的根本……’”

“那你呢？”

他的目光转了开去。在对街的那几幢房子里，灯光透过窗户照射了出来。

“我必须要为所有的孩子着想，而不能只为我自己的孩子着想。”她说，而他注意到两行热泪已经从她双颊流了下来。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并且哼了几小节的歌。当他再看她时，那两行泪已不见了。

“他谈到那个大谎言。”她说着，好像她才刚刚记起来。

“什么大谎言？”

“事无分大小，都是谎言。甚至连重要性最低的作战武器中的备用零件，都不例外。即使送到莫斯科的结果都是谎言。”

“结果？什么结果？什么东西的结果？”

“我不知道。”

“试验结果？”

她似乎忘了她的否认，“我相信是试验结果。我相信他所说的是试验结果被故意歪曲，为的是要迎合那些将军的命令以及那些官僚们规定的生产需求。也许是他个人把它给歪曲了。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有时他也会谈一些他人拥有，但也引以为耻的种种特权。”

这是张购物清单，沃尔特曾经这样称呼它，其实是张问卷调查表。巴雷带着逐渐减轻的责任感，在心中把最后一项问题删除。“他有没有特别提到某一项计划？”

“没有。”

“他有没有讲过他曾经涉及过什么样的指挥系统？有没有说过现场的指挥官是受谁的控制？”

“没有。”

“他有没有告诉你要防止错误的发射，必须采取什么行动？”

“没有。”

“他有没有暗示，他从事资料处理的工作？”

她累了，“没有。”

“他有没有偶尔也获得升迁，或者是奖章之类的奖励？或者是在他一路高升的时候举行过什么盛大的酒会？”

“他除了说那些人都腐化不堪以外，从没有提过升迁之类的事。我已经告诉你他可能太过于喜欢批评那个制度。我不知道。”

她已经开始在回避他。她的脸已被她的头发遮住，看不见了。

“其他的问题，你最好自己去问他。”她说着。她的语气就好像是一个人已收拾好行李，预备要走了。“他希望你能在星期五和他在列宁格勒见面。他那时会在那里的一个军事科学研究单位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天边起风了，巴雷感觉到夜晚的一阵寒意。虽然天空还是很黑、很开阔，并且那一轮新月也还挂在天上，散发出一种温暖的光辉，但是这阵寒意仍像一朵冰冷的云覆盖着他。

“他建议了三个地方，三个时间。”她继续以她那种平稳的语调说着，“三个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你都去，一直到他出现为止；如果他办得到，在这三个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里他会赶上一次。他要我代他欢迎你来，他说他爱你。”

她说出了三个地点，看着他把它们全都写在日记本里——用道歉做暗语。然后她等着他好好地打了一个喷嚏，再看着他站起身来，诅咒上帝。

他们像一对精疲力竭的情侣，在地下室里用餐，旁边有一条灰色的狗和一个拿着吉他唱着蓝调的吉卜赛人。到底这个地下室是谁的？谁让它存在那儿？或为什么让它存在？巴雷压根儿也没有想要去研究。他知道的只是曾经在一次现已被人遗忘的书展期间，他和一堆疯狂的波兰出版商到过这儿，并且和他们在此拿着萨克斯吹奏过一曲《祝福这间屋子》。

他们谈得不甚畅快，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也随着谈话在拉长。终于，巴雷了解，在卡佳的心目中，他的地位并非如自己想像的那般重要。他凝视着她，感觉到自己所能给她的，她无一不是已有了十倍之多。要是照他往常的做法，她早已听到他以热情的口吻告诉她，他爱她。想到自己与卡佳好不容易才建立起的关系，如今又陷入了这种僵局，巴雷知道如果要打破这种僵局，自己得先采取些非常手段不可，但是面对着卡佳，他又实在找不出什么非常的手段来对抗她。他审视自己的一生，好像就是重复着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复活尝试，一个失败过去了，另一个又接踵而至。他骇然地发现，自己居然是生活在一个讲求物质文明的社会中，他本身很少关心这个社会，更遑论这个社会中充斥的论调了。这一切的种种，在她面前，他更是只字都不敢提。因为他知道，提起这些，只会破坏他在她心目中的印象；而目前，他除了给她这一点点可怜的印象之外，也已经一无所有了。

他们谈书。他看着她的注意力随着谈话飘走。她的烦躁写在脸上，虽然他唱作俱佳，但是她的心已不知去向。即使她在说话，她的语调也是平淡干涩，言语更是叫人觉得索然无味。突然，他想到他为何不告诉她波多马克波士顿公司的由来，并且向她解释那条河和那个城市事实上并不连在一块。上帝到底还是帮了他，他终于做到了。

还不到十一点，餐厅就打烊了。他只好陪着她沿着那条了无生意的街道，一直走到地铁车站。此时，他逐渐领悟到，他到底在她心目中留下了一些鲜明的印象，虽然这一点点的印象还不及她在他心中所留下的。她挽着他的手臂，手指放在他的前臂上，迈开大步，依循着他的速度行走。电梯门开着迎接她。枝状吊灯在他们的头顶上闪烁着，好像圣诞树一样。他给她一个正式的苏联式拥抱，先是左颊，再是右颊，然后再一次左颊，才和她道别，挥手送她离去。

“巴雷先生，我想看到的就是你！真巧啊！上车吧！我们送你回家！”

巴雷爬进了车子，维克娄以他那活像空中飞人的身段迅速钻进了后座，坐在那儿为巴雷取下他后背上的录音机。

他们把他载回了敖得萨。放他下车之后，他们还有工作要做。旅馆的大厅就像是浓雾中机场的候机室一样。昏暗中，每一张沙发和摇椅上不是坐着就是斜躺着客人。这些人并不是旅馆里的房客，他们只是在这儿花一些钱买个临时的地方栖身而已。巴雷和善地瞟了瞟他们，皱起了眉头。这些人有些穿着紧身连衫裤，有些穿得正式一些。

“嘿！还有人醒着吗？”他叫道，声音挺大的。没有人响应。“有人想喝杯威士忌吗？”他一边问，一边从口袋中搜出他的酒瓶。还剩三分之二呢！他先把酒瓶拿到嘴边大大地喝了一口做个示范，然后递给了第一个伸手向他要的人。

维克娄在约摸两个小时之后找到他时，他就是这个样子——蹲在大厅里，周围有一堆带着感激的心情与他共度夜晚的酩酊客。

9

奈德、我，还有一大伙人在状况室里活像早期的那些崇拜者一样围着布拉克的录音机。我问奈德：“到底谁是克莱福新结交的美国人呢？”

伦敦的大钟指着六点。维多利亚街还没有开始清晨的怒吼呢！录音机的轮轴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好像众白头翁聚在一块儿发出的合唱。录音带半个钟头之前才送达我们办公室。带子在快递信差送来以前，先是在邮袋里被送到赫尔辛基，再搭特别班机到诺索特。如果奈德肯接受那些搞技术的同僚诱惑，我们就可以省下这一大笔昂贵的邮费。我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兰利的魔术师曾经郑重地发过誓，说他们发明的新玩意可以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传送口头情报而不致机密外泄。但是奈德毕竟是奈德，他有自己的主见。

他坐在桌子后面，一手遮着文件，另一手在上面签字。签完之后，他把文件折叠起来，放在它所属的信封里，再把信封口封好，交给了他的一位助手——个儿高高的艾玛。等了这么久还没回答我的话，我不再抱任何希望了。而这时，他突然开口了。

“他们是专门投机取巧的一帮人。”他说得很急促。

“是兰利派来的？”

“天知道，都是些安全人员。”

“是谁派来的？”我坚持要知道。

他摇了摇头，看他的样子，他实在是气得说不出话来了。是他刚刚签的那份文件惹恼了他，这是那些美国来的滋事分子让他如此不愉快呢！来的共有两个人。从伦敦站来的庄尼正在招呼他们。他们穿着海军的运动上装，蓄着短发，一身摩门教徒般的干净，看了真是让我觉得有点恶心。克莱福站在他们中间，不过鲍勃倒是很坦然地与沃尔特并肩站在房间的另一端。沃尔特看来有点神情憔悴。我初想可能是时间还太早的缘故。即使是庄尼，也不免因在场的人，而显出了一些无精打采的样子。看着这些同事个个面色憔悴，我也立即受到感染。这些个既冷漠又生疏的脸孔跟我们这项任务，尤其是在这个紧要关头，根本扯不上一丁点儿关系。他们就像是一群吊丧的人，在这儿等着为一个他们老早就知道要死的人致哀罢了。但是，他们到底为谁致哀？我再一次看了看沃尔特，我的忧虑更深了。

我又看了一眼那些新来的美国人。多么瘦削，多么整洁，多么没有个性。安全人员，奈德已经说过了。但是，为什么要派他们来？又为什么要现在派他们来？他们为什么什么人都看，就是不看沃尔特一眼？又为什么沃尔特什么人都看，就是不看他们一眼？还有，为什么鲍勃跟他们分开了坐？为什么庄尼不断地看着他的双手？终于，我的思绪被打断了。

我们听到脚步声踏着楼梯而上，布拉克已经把录音机打开了。我们听见当啷一声，又听见巴雷在背碰到窗架时的咒骂声。然后，在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之后，他们攀上了屋顶。

就在他们讲的第一句话传到我的耳中时，我就猜到他们是在“开会”。巴雷和卡佳高高在上地对我们讲话。很快地，我们就忘了在房间里，还伫立着两位一动也不动，表情像刽子手般的陌生人。

奈德是我们当中惟一拥有耳机的人。用耳机听起来就是不同。我后来发现，戴上耳机来听，你可以听到莫斯科的鸽子在屋顶上走来走去，以及在卡佳的话语中夹带着急促的呼吸声。经由身体麦克风的录音，也可以听到巴雷心脏的跳动声。

布拉克把屋顶的那一段完全播放完毕之后，奈德喊了声停。全场只有那些新来的美国人无动于衷。他们的棕色眼珠子扫过我们每个人，不知在看些什么。沃尔特的脸红了。

布拉克接着把他们在晚餐时的对话播放了出来。大家仍是屏息静听；没有人叹息，清喉咙，也没有人鼓掌。甚至在他把录音机停下来倒转带子的时候也没有丝毫动静。

奈德拿下了他的耳机。

“叶可夫·叶弗瑞莫维奇，姓不详，物理学家，一九六八年时年三十岁，因此，他一定是在一九三八年出生的。”他边说，边从他面前的那堆纸中拉出一张粉红色调查单，开始在上面写字。“沃尔特，你有什么提议吗？”

沃尔特抖擞了一下精神。他似乎很烦，语调中也欠缺平日的那一份意气风发。“叶弗瑞姆，苏联的科学家，其他的名字不详，他是叶可夫·叶弗瑞莫维奇的父亲，于一九五二年春一次暴乱之后被枪杀于佛库塔。”他瞄都不瞄手上的拍纸簿一眼，就全数说了出来。“不可能会有那么多叫叶弗瑞姆的科学家因为太聪明而被处死，即使在那可恶的斯大林时期也不可能。”他带着感伤的语调又加上了这最后一句。

听来也许荒谬，但我还是想像着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泪光。也许的确是有人死了，我一边想着，一边又再度地看了一下我们这两位摩门教徒。

“庄尼？”奈德一边写着，一边问道。

“奈德，我想我们要记下波利斯，其他名字不详，鳏夫，六十年代后期在列宁格勒大学担任人文学的教授。”庄尼说着，不过仍然看着他的手。

奈德拿起了另外一张调查单，在上面填了一些字，然后顺手丢到他的外送公文盒。那样子就好像他在随兴丢一张钱币。

“帕尔弗莱，要加入吗？”

“帮我查一下列宁格勒的报纸好吗？奈德。”我尽可能地装腔作势，心里想着克莱福的那两名美国人一定又把他们的棕色眼珠子对着我瞧。“我想调查一九五二年数学奥林匹克奖的候选人、创办人以及奖牌得主。”我笑着说，“并且，为了安全起见，我想你不妨连同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三年的都一起调查了。再者，我们可不可以把他在学业上得到的所有奖牌都一并查个清楚？你难道没听她说：‘他通过科学博士的甄试资格，取得科学博士头衔，他真是无所不能。’我们可不可以做点这方面的调查，谢谢。”

当所有的资料都汇齐了，奈德看了看四周，找艾玛为他把那些调查表格拿到档案室去。但沃尔特似乎觉得不太痛快，突然决定临时轧上一脚。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奈德跟前，伸出手腕在空中挥舞着。

“我要自己查所有的资料。”他的口气似乎是庄严得有些过了分。正说着，就顺手把那捆粉红色的东西抓到胸前，他说：“这场战争太重要了，不管我们档案室里那些战略专家有多么不可抗拒，也绝对不能留给他们去查。”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那些摩门教徒是以什么样的眼光目送他一直走到门口，然后，就在我们听着他的脚步声咚咚地远去时，这两个人还彼此相望着。不知为什么，随着沃尔特的离去，我的脊骨着着实实地为他发了一阵寒。

一个小时之后，就在我刚回到总部办公室自己的办公桌后不久，奈德打内线电话对我说：“出去呼吸一下乡村的新鲜空气如何，告诉克莱福我需要你。”

“既然他都打了电话来，你最好还是走啰？”克莱福说道，紧接着又与他那些摩门教徒进行密谈。

我们从停车场里借了一辆快速的福特。当奈德开车时，我几次想跟他说话都被他打断。他把档案交给我，叫我读。我们驶入了伯克郡的乡村，他还是一言不发，甚至当车内的电话铃响起，布拉克传来他早先要求查证的一些事情时，他也只是咕噜一声：“请说。”而当对方说完之后，他就又回到他的沉思里去了。

我们开出伦敦已经有四十里了，脚下所经过的，是人类所发现的最肮脏的星球。我们到了一处现代科学的贫民窟，地上的青草永远都是修剪得整整齐齐。古老的门柱各有一个由沙岩雕刻而成、已被侵蚀的狮子把守着。一位身穿棕色运动夹克的人很有礼貌地为奈德开了门，他的一位同事正拿着一个检验器在车底下拨弄着。然后他们很客气地拍了拍我们进行搜身。

“你们要将公文包一起带进去吗？”

“是的。”奈德说。

“可以打开让我们看看吗？”

“不可以。”

“那么，就请把公文包放在这个箱子里，好吗？我想里面应该没有未曝光的底片吧，先生？”

“请便。”我说，“就放在箱子里。”

我们看着他把那一只公文包放在一个绿色的看起来像是煤箱的东西里，然后又把它拿了出来。

“谢谢你们的合作！谢谢！”

那一辆蓝色大货车似乎对我们说“跟我来”。一只大狼狗在后窗对着我们蹙着眉头。用电路启动的大门开了，门后修剪过的草屑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橄榄树的枝叶向着日落方向伸展着。此时，一朵蕈状的云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我们进入停车场，一对兀鹰在漫无光彩的天空中盘旋。干草场被高高的铁丝围了起来。不冒烟的砖房在人工的洼谷中若隐若现。一块告示牌警告这块区域中的人在某些地带必须要穿上保护衣。一个骷髅标志下写着：“请务必小心”。那辆货车在前面以一种出殡行列的步调缓慢开着。我们摇晃地绕着弯走，看到空荡的网球场和铝制的高塔。一排排彩色的管子在我们的身旁引领我们到了一群绿色的小屋。在这群小屋的中间（小山丘的顶上）竖着那个核时代以前最后的遗迹。那是一间伯克郡的砖造小屋，大门上镶着一块石板，板子上写着“所长室”。一位身材壮硕的人踏着铺得非常散乱的小径来迎接我们。他穿着一件鲜绿色的运动上衣，领带上有一个金色的网球拍状夹扣，袖口塞着手帕。

“你们是从总部来的。很好。我是奥马拉。你们两位谁是奈德？我曾吩咐他在实验室里等候通知。”

“对的。”奈德说。

奥马拉有一头金灰色的头发，说话时声音模糊成一团，一听就知道嗓子已经被酒精给破坏得差不多了。他的颈子肿胀，运动员的手指上布满红褐色的尼古丁斑点。在我们来访的途中，奈德虽然很少讲话，但还是告诉了我：“奥马拉的手上有一长串长头发科学家的资料。他的身份一半是职员，一半是安全人员，其实都是狗屁。”

一进了绘图室，立时使人觉得室内显现出的整洁，必是拿破仑从战俘里挑选出来的一班佣人细心伺候的结果。连壁炉上方的砖块都被擦得发亮，而砖块间的突出石膏横条也被漆成白色，看来清新可人。我们坐在上面有玫瑰花样的扶手椅上，喝着主人倒给我们的酒。漆黑得发亮的横梁上挂着的铜器向我们闪耀着光芒。

“我刚从美国回来。”奥马拉说着，言语之间好像我们跟他是相交多年的老友似的。他抬了抬眼镜，接着又说：“你们常去吗？”

“偶尔。”奈德说。

“不常。”我说，“有任务时才去。”

“事实上，他们向我们借调了一大堆人去那儿。有的在俄克拉何马、内华达和犹他州。大部分被派出去的人都很喜欢那儿，也有些人挺想家的。”他喝了口酒，顿了一下，把口中的酒吞下去。“我曾去加州的利弗莫尔拜访过他们的武器实验室。那儿真是个好地方，有上等的客房，所有的设备一应俱全。他们要求我们去参与一个讨论死亡的研讨会。想到这个你就会吓得半死，但是那边的人似乎相信会议对大家都有好处，而且，那酒真是太棒了。我想，如果你曾经把一大堆人推下火坑，你可能就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了。”他又喝了一口酒。在这个时辰，这个小山丘真是够安静的。“我真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不曾在这个问题上好好地思考，特别是年轻人——上了年纪的人终究是比较神经质一些，他们可以记得起天真无邪的童年，如果他们曾经有过的话。如果你死得快，你的命运也结束得快；死得慢命运结束得也比较和缓。我从未明了，但我觉得可以让人重新想一想身为万物之灵的意义和价值。不过，我们已经进步到第四代了。减少了不少痛苦。你们玩高尔夫球吗？”

“不玩。”奈德说。

“我也不玩，”我说，“我曾学过，但学不出什么名堂来。”

“很棒的高尔夫球场，但是他们要我们租用一堆笨车子，那么就算死了也不会被看到。”他又喝了一口酒，依旧是慢条斯理的。“温特尔是个很古怪的人，”他咽了一下口里的酒，向我们解释道，“这些人都很古怪，不过温特尔尤其古怪。他搞过社会主义，搞过基督教。现在则搞打坐，搞太极。他结婚了，感谢主，他上过文法学校，但讲话还算通顺。还有三年退休。”

“你告诉他多少了？”奈德问道。

“他们一直认为他们受到怀疑。我已经告诉他没有这回事，并且要他在事情过去之后把他的笨嘴巴给闭紧了。”

“你想他会吗？”我问道。

奥马拉摇了摇头，“他们大部分都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淡忘这件事，不管我们用多大力气去踢他们。”

有人敲门了，是温特尔。一个五十七岁，看来却像是学生的人。他走了进来，身材虽高，但驼背，一头灰色的头发。他穿着一件无袖的套头毛衣，身上挂着牛津背包，脚上套着鹿皮靴。他坐了下来，两膝合并在一起，手中的雪利酒举得远远的，好像是拿着一个他搞不清内容的化学蒸馏器。

奈德把他的坏脾气搁到一边，板起他那专业的脸孔。“我们现在干的，是跟踪苏联的科学家。”他说，语气尽可能地平淡，“我们是要监视他们在国防建设上的动态，并没有什么非常刺激的。”

“这么说来，你们是干情报的了。”温特尔说，“虽然我先前没有说出口，但心里是这么想的。”

他的话让我想到他是一个非常寂寞的人。

“管你自个儿的事吧！”奥马拉脸上挂着笑容提醒他道，“他们是英国人，而且，他们跟你一样，有工作要做。”

奈德从一个卷宗里取出两张打了字的纸，交给温特尔。他把手中的杯子放下来，伸手接过去。他取纸时手势看似要投降，手指弯曲的方式，就像一个跪地求饶的人摆出的。

“我们正在试图把一些已经差不多被人遗忘的旧资料拿来物尽其用。”奈德说。在其他时间他是绝少会用这种闲谈的语气说话的。“这是你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去了阿卡的格罗多克回来之后所作的汇报资料。你记不记得有一位弗克斯霍尔少校其人？这份资料虽然并不是什么文学名著，但你提到的两三位苏俄科学家的名字，我们实在是很想作进一步的了解，如果他们还健在，而你也还记得起来的话，那就太好了。”

温特尔戴上一副看起来格外古怪的钢边眼镜，就好像是要防范有人会拿瓦斯来攻击他似的。

“就我所记得的，我当时在作汇报时所讲的，弗克斯霍尔少校向我保证，我所讲的一切都是出于自愿，而且都会被当做极机密文件看待。”他正经八百地发出以上宣布，接着又说，“因此，我对于事隔二十五年之后，居然看到我的名字以及我讲过的话公开登载在一份政府部会的列档公文中，觉得十二万分惊讶。”

“这是你老兄能够流芳百世的最佳时机，所以，我想我还是闭上嘴巴，在一旁洗耳恭听吧！”奥马拉向他建议道。

此刻，我像是要调解一个原本感情和睦的家庭里的两个好斗者一般地插了进来。我建议温特尔不妨看在我俩老远跑到这儿来请教他的份上，多担待一点。我问他是否可以对我们描绘一下列在最后一页上的那几位苏联科学家，还有，最好是讲一下他参加剑桥队时亲身经历的事情，并且，希望他不会介意我们提出一两个抽丝剥茧的问题。

“关于此点我不想使用‘队’这个词，谢谢你。”温特尔像一只骨瘦如柴的兀鹰，抓住了这个字就死不肯放地反驳道，“即使我要用，也不会把它用在英国人身上。‘队’这个词代表了它的成员都怀着同样的目的。如果你说我们是剑桥的一群人，我承认；但若要说我们是剑桥的一个‘队’，我可不赞同了。有的人是想借此机会出门远游一趟，有的人是想借此机会大大地自我吹嘘一番。我特别是指卡洛教授而言的，他对自己在加速器方面所做的工作夸张得过了头，结果着实被人家给修理了一顿。”他的腔调中带着很浓的伯明翰口音，但我们还不至于听不懂。“这个团体里，有一小撮人也确实是带着意识形态上的动机而去的。他们相信科学是没有国界之分的，而全人类应该为了彼此共同的利益而交换知识。”

“那些蠢货。”奥马拉很帮忙地向我们解释。

“去那儿的有法国人，美国人也不少，此外还有瑞典人、荷兰人，甚至也有一两个德国人。”温特尔似乎没有听到奥马拉的话，继续说，“去的人，就我看来，每个人都带着一些希望，而俄国人更是满怀着热望。是我们英国人自己在拆自己的台，一直到现在都还是。”

奥马拉嘴里咕噜咕噜地不知在讲些什么，随后又喝了一口酒。但是奈德的笑容，即使看起来有些做作，还是促使温特尔继续讲了下去。

“那个时候，还是赫鲁晓夫掌权的时代。我想你们一定还记得，这边是肯尼迪，那边是赫鲁晓夫。有些人说，金色的年代正在向我们招手。那个时代的人谈赫鲁晓夫，就像今天的人谈戈尔巴乔夫一样。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但在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热心，比起今天大家所谓的热忱，可是既真诚又自动自发得多了。”

奥马拉打了一个呵欠，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看。

“只要我们知道的，对他们几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也是如此。”温特尔说着，声音中逐渐凝聚起自信，“我们读我们的报告，他们读他们的。我肯定卡洛根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们什么也不对他讲，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位班森，是搞自动控制的。他为我们争了不少光。除了他以外，我们这边还有我。敝人那场演讲还真的是非常成功呢！虽然这句话是由我自己说出口的。老实说，自从那次之后，我再也没听到过那么热烈的掌声了。就算他们到现在还在谈论那次轰动一时的演讲，我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壁垒倒下来了，倒得非常快，实在是快到简直真的可以听到它们撞在演讲厅上的声音。‘交流，不要划定界限’是我们的标语。其实‘交流’这个词还不足以形容当时的情景，尤其是当你看到最后一天晚会上大家畅饮伏特加酒，或是在场的女孩，或是听到大家的交谈声，你就会同意我的说法。当然，克格勃的那伙人一定是在现场监视着大家，这些事情我们全知道。我们在离去以前谈得甚是慷慨激昂，虽然也有人不作此想。但不是我，我是一个爱国的人。不过，谁都拿我们没办法，他们的克格勃不行，我们的人也不行。”他好像是碰到了一个他拿手的话题，话匣子一打开就说个没完。“我在这儿顺便告诉你们，他们的克格勃，就我看来，是大大地被人误解了。就我从权威方面得到的消息，他们克格勃可是经常保护苏联最好的知识分子呢！”

“我的天哪！你可千万不要说我们没有。”奥马拉说。

“还有，我绝对相信苏联当局的话，无论在任何时候，他们与西方国家交换科学知识时，他们总是稳赚不赔。”温特尔说话时，他的头一下子倒向我这边，一下子倒向奈德那边，活像是铁路信号灯，他的手掌心朝上，苦恼似的抵着他的大腿，“他们也有文化，不过不是你们那种将艺术和科学混为一谈的文化；而是那种完人的文艺复兴式梦想。我自己本身并不是什么很有文化的人，我没有时间。但对有兴趣研究的人，他们的文化一直是在那儿的。当然，我也了解，有人并不赞同我的讲法；不过没关系，我所说的话中，有的只不过是恭维之辞罢了。”

讲到这儿，温特尔需要擤一擤鼻子了。为了擤鼻子，温特尔先把他的手帕摊开放在膝上，再用手指尖顶着它准备开始擤。奈德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赶紧开了口。

“呃，现在，我想是不是可以来看看你给弗克斯霍尔少校的那几个苏联科学家名字。”他说着，把我手中握着的那一束文件拿了过去。

此刻，我们已经进展到来访的真正主题上了。房间里的四个人中，我想也只有温特尔还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因为，我看见奥马拉那泛黄的眼珠子已经抬了起来，带着一种既忧郁又机敏的眼神研究着奈德的脸。

奈德一张一张像发牌似的翻着那束文件。在文件上，他已用绿笔先把名字圈了出来。这些人当中，有两人已经知道是过世的了，另有一人目前被整肃。他在测试温特尔的记忆力，预先提示他哪一件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塞吉？温特尔说。老天！对！就是塞吉！但是，他当时有另外一个名字呢？波普夫？波普维奇？对啦！是普洛托波普夫！塞吉·普洛托波普夫。他是燃油工程专家。

奈德耐心地诱导他，已经说出三个名字了，再来试试第四个。他引导着温特尔，再度唤起了他的回忆：“呃，再想一秒钟，想不出来再说不，也还不迟。真的记不得吗？好，我们再来试一试沙维列夫。”

“又来了？”

短短时间内，我注意到温特尔像一般的英国人一样，对俄国人的姓氏并不怎么灵光，但是对于他们的名字倒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沙维列夫。”奈德重复道。我又再次看见奥马拉的目光盯着他。奈德盯着手中的文件，他的样子让人看来也许是有一些太过于随便。“对，就是沙维列夫。”他念着那份文件，“‘年轻，有理想，健谈，自称是人道主义者。他专攻粒子物理，是在列宁格勒长大的。’这是根据你对弗克斯霍尔所说的，是在许久许久以前说的。我漏掉了什么没有，比方你不输给他？沙维列夫？”

温特尔笑了，笑容中带着讶异。“那么，这的确是他的名字啰？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对我来说，他仍然是叶可夫，你知道吗？”

“非常好，叶可夫·沙维列夫。你还记得他父亲或祖父的名字吗？”

温特尔摇了摇头，脸上仍然带着笑容。

“除了对他原始的描述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

我们必须等待。温特尔对时间的观念和我们的不一样。并且，看了他一脸不自然的笑容，我们也知道他的幽默感也和我们不同。

“叶可夫是个极其敏感的人。我们不敢在全体会议上问他问题，而得在会议完后，有点仓促地扯扯衣袖引他注意，才问：‘对不起，先生，能否请教你一点问题？’记住！得是个好问题。他们也说，他是个非常有素养的人，有他自己的一套方式。我听说他在诗朗诵会上大出风头呢，而他的确是有一套。”

温特尔的声音渐渐变小了，我怕他是想要杜撰了。有些人没什么话可讲，但还是想让你继续不停地听他讲下去，就经常会这么做。还好，他只是回到他的记忆里去搜寻搜寻；或者，他只是想用他的手指敲一敲脑袋，把他那尘封已久的记忆给唤回来。

“叶可夫总是在人群之间游荡来游荡去。”他说，脸上还带着那种充满优越感的笑容，令人生厌，“他总是窝在一张椅子边上，很热心地听人家讨论。他的父亲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我不知道是什么。他们说他父亲也是一个科学家，但是后来被枪决了。他们杀人就像杀蚂蚁一样。有一大堆的科学家就是这样被他们杀了，不是吗？我在报纸上读到的。即或他们没有被杀害，也会被关在监牢里了。他们最好的飞机都是像图波列夫、彼特里亚可夫、科罗廖夫这些最伟大的航空技术明星在监牢里设计出来的。雷姆辛是在监牢里研究出一种热引擎用的锅炉。他们最原始的火箭研究计划也是在监牢里面完成的，是由科罗廖夫主持的。”

“老兄，讲得好。”奥马拉说。他又感到不耐烦了。

“给我这一块石头。”温特尔继续说道。

我看到他的那只手，手心向上，再一次放到他的膝盖上，握着那块想像中的礼物打开又闭上。

“石头？”奈德问道，“叶可夫给你的？你说的是摇滚乐吧？不，不是，你说的是一种地质学的样品吧！”

“当我们这些西方人离开了阿卡丹，”温特尔又重新开始说了，就好像为我们和为他自己讲述一个全新的故事，“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了。说真格的，如果你们曾在最后一天看到我们那一群人的样子，你就会相信我讲的话了。我们让那些俄国籍的主人哭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他们把我们又抱又吻，鲜花塞满了整辆车，即使是卡洛教授也哭得涕泪纵横。我们这些西方人把我们所有的物品都卸了下来，包括书本、纸张、钢笔、手表、刮胡刀、牙膏，甚至我们的牙刷等等都给了他们。如果我们带着唱片的话，我们也会给他们的；此外，不用的内衣裤、领带、鞋子、衬衫、袜子，除了那些我们还需要用来让自己回家时像个样儿的行头以外，都全数给了他们。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不约而同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事先讨论过，也没有想过要这么做。每个人都是出于自动自发的。当然，有的人给的要比别人多一些，特别是那些美国人，他们比较冲动些。我听说一个人为了带一个想出国想得要死的女孩出去，跟她行了名义上的婚礼。我没有，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我是一个爱国的人。”

“但是你也把你的一些好东西给了叶可夫。”奈德一边假装着在日记本子上很费劲地写着，一边说。

“我开始是，是的。我那么做，就像是在公园里把我的宝物拿出来喂小鸟一样。你选了一只没东西吃的小鸟，尽量让他吃得胖一些。此外，我不得不给年轻的叶可夫，他太热情了。”

他的手已经僵硬了，手中空无一物，手指尖正努力想并拢起来。另一只手举到眉毛上，掐了一下肉。

“‘这个给你，叶可夫。’我说，‘抢得慢的人总是会吃亏的。你太害羞了，对自己的健康不好。’那个时候，我有一只刮胡刀，还有电池、变压器，都装在一个质料好的携带盒里。但是他似乎不是那么愿意拿。他把它放在一边，继续不断地讲着。然后，我才了解他要给我一样东西。就是这块石头，是用报纸包起来的。当然，包得并不漂亮。‘这是我国国土的一部分，我把它送给你，谢谢你的演说。’他说。他要我去爱它好的一面，不管有时从它外表上看来是多么的不好。他说一口漂亮的英语，我们当中有一半的人都没他说得好。说实在的，如果你真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我真是有点惭愧。我把这块石头保存了好几年，一直到我太太有一年做春季大扫除时才把它丢掉。我有时会想找个时间写信给他，但一直都没写。他有一副傲人的样子，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有。我们都认为科学能够统治这个世界，我想现在就是这样了，虽然我确信它统治的方式不对。”

“他有没有写过信给你？”

温特尔想了这个问题想了好一段时间才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是不是？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会有什么邮件被卡在半途到不了目的地，或者是被谁卡住的。”

我从公文包里拿了一叠照片递给奈德。奈德在奥马拉的注视之下将它递给了温特尔。温特尔一张一张地看了过去，突然间，他大声呼叫了出来。

“就是他！叶可夫！这就是给我石头的那个人。”他把那张照片递给了奈德，说，“你自己看，看他那对眼睛！你能说他不是一个专会做梦的人吗？”

这张照片是从一九五四年一月五日的列宁格勒晚报上剪下来的，再经过照片组处理之后恢复面貌的。这张照片上，叶可夫·叶弗瑞莫维奇·沙维列夫是一个才不过十几岁的天才。

还有其他的名字。温特尔在奈德的引导下费力地想着。他故意布下一些假的线索来混淆他的思路，一直到他确定沙维列夫在温特尔心目中的意义与其他的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为止。

奥马拉手拿着杯子送我们出去到停车的地方。沿途他说：“你们实在是够聪明的，居然把王牌都掌握住了。上次我听见沙维列夫的时候，他还在他们最黑暗的哈萨克主持一个试验场。他那时梦想能有法子在机密绝对不外泄的情况下，研究他们自己的一套遥测系统。他现在做些什么？想把那个地方卖掉吗？”

我很少像现在这样喜欢我的工作，但是我们的会面地点以及那一处地方让我实在不好过，奥马拉则让我加倍地不好过。而我更是不常在抓住一个人的臂膀之后，又缩回我的手。

“我想你应该已经签过官方秘密文件了吧？”我尽可能小声地问他道。

“事实上，我早就签了那份鬼文件。”奥马拉说道。

“那么，你知道所有由官方提供给你的消息，以及你对这些消息所产生的任何想法，都永远是大英帝国的财产。”我又一次曲解了法律；但是，没关系，我马上又让他宽了心，“所以，如果你喜欢这儿的工作，希望有一天能获得升迁、退休之后还有一份养老金的话，那么我就建议你从此将今天会面，和我们方才所谈论的所有名字都给忘掉。谢谢你的美酒，再见。”

回程的路上，奈德将蓝鸟的身份已经获得证实的消息，借着电话以暗语通知了苏俄司之后，就再度保持沉默。不过，当我们回到维利多亚街的时候，他又突然决定不放我回去。“你还是留在这边。”他命令道，并且要我先他一步走进地下室。

一进入状况室，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幅欢乐的场面。在正中间的是沃尔特，他的姿势就像是一位艺术家，站在一块和他一般大小的白板面前，用彩色蜡笔在上面写着沙维列夫一生中的点点滴滴。就算他身上再加披一袭罩衫，头顶再加戴一顶宽边帽，也不会比现在看来更为潇洒了。再看他一眼，我不禁回想起那天早上心中升起的一股令我毛骨悚然的忧虑。

在他周围，我是说在他的身后（因为那块白板是钉在墙上时钟的正下方），站着布拉克、鲍勃和我们管密码的职员杰克，以及奈德的女助手艾玛，和一位名叫佩德的在苏俄司档案室担任要职的女职员。他们手中拿着香槟，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含意不同的笑容。不过，鲍勃的笑意中，看得出一些愁绪，似乎他心中压抑着一种说不出的苦楚。

“一个孤独的决策人物，”正在用朗诵方式演讲的沃尔特，听到我们下来之后，停顿了一下，但是并没有转过身来，“一位年过半百的成功者，努力抖落中年生命的障碍，心中想着自己已行将入木，而此生仍一无所成，其实，我们之中谁又不是如此呢？”

他退后了一步，然后又突然向前，用粉笔写下一个日期。然后，他就拿起香槟酒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我突然觉得他实在是有点恐怖，好像在死人脸上化妆。

“自从他成人之后，他就生活在他们的秘密中心，对外隔绝。”他继续肆无忌惮地讲着，“但是他保持缄默，作着自己的决定，愿上帝祝福他。他气历史，历史却有可能把他给杀了。”他又为了一个日期，和“奥林匹克”这个词，继续说道，“他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如果生得早一点，他就会被送去洗脑；如果生得晚一些，他就只能找一个狗屁差事糊口而已。”

他又喝了一口酒，仍然是背对我们。我看了看鲍勃，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仍是若有所思地瞪着地板。我又瞥了一下奈德，他的眼睛望着沃尔特，但是他的面部毫无表情。我又看了看沃尔特，发现他的急迫呼吸声中带着挑衅的意味。

“他是我发明的，的确是，”沃尔特宣布，似乎对于四周惊慌景象浑然不觉。“我好几年前就预测到他会这么做了。”他又写了“父被处死”这几个词。“即使在他们征召他之后，他这只可怜的羔羊还是尽力地做好。他没有偷偷摸摸，也不愤世嫉俗。他心中存着疑问，但是就一个科学家来说，他是一个好军人。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觉醒了，而且觉悟到自己的天才居然是浪费在无可救药的一班人身上，而且还把这个世界带到了毁灭的边缘。”汗珠从他的太阳穴上流了下来，他用笔狠狠地在白板上写着：“在哈萨克的一〇九试验场罗格夫手下工作。他已经迈入了苏联八十年代的男性更年期革命，但是自己还不知道。他听过苏联一切的谎言，他经历过斯大林时期，经历过赫鲁晓夫短暂的光明时期和勃列日涅夫长期的黑暗期。但他还是不死心，还想在他有生之年让自己的文章传之于世。而新的口号仍在他耳边响着：从高层开始改头换面，开放、改革、勇气、重建。他甚至还想过要变节。”

虽然他有点儿气喘了，但他的手还是飞快地写着“遥测精确度”，“他们会在哪儿登陆？”他咬文嚼字，不断地喘着气说着，“这么多的飞弹瞄准了这么多的目标发射，会有多少枚命中？什么时候会命中？皮肤的扩张性及温度是多少？地心引力是做什么用的？这些都是关键性的问题，而蓝鸟知道答案。他知道，因为他是管飞弹发射通讯的人。他能让美国人听不到，这就是他的技术。因为他发明了干扰系统，可以避开美国在土耳其和中国大陆的超级监听装置。远在罗格夫一手遮天，在莫斯科蒙骗他的主子以前，他就已经对所有事情的真相了如指掌了。根据蓝鸟的说法，逢迎拍马正是罗格夫的专长。他说：‘维塔利·罗格夫教授是一个专门舔人屁股的马屁精。’他在笔记本里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一点儿也没有言过其实，罗格夫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逢迎拍马、见利忘义、一点儿骨气也没有的马屁精，一个为了达成目标、换取奖章、赢得特权而不择手段的小人。他的这番话可以让我们想起什么人？当然不是我们亲爱的克莱福。所以蓝鸟打破了禁忌，他向卡佳道出了他的痛苦，而卡佳对他说：‘不要只是坐在这儿啜泣，要起而力行。’老天啊！就这么的，他果真就做了。凡是他能做的，他都写给了我们。皇冠上的珠珍加倍了又再加倍。原先是要用来规避敌人的设备，这下子反而成为助敌的工具。‘遥测’是用明码，回溯式解码可帮助我们把它查出来。如假包换的真实情报，在他还没有粉饰去欺哄莫斯科那些狗屁官员以前，他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们。好，干得好，他这个傻瓜，但，谁又不是呢？谁又比他强了？”他把杯中剩酒一口气喝完了。我看到他的脸涨成了深红色，显出了他的痛苦、羞涩和愤慨。他把手中的酒杯往我手上一推，同我说道：“生活就是这样，一团糟。”

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他越过我走上了楼梯。我们听到他开了门，然后反手把门重重地一关，就走到街上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对克莱福发了火。他对我解释道：“沃尔特是一个负担。对我们来说，他可能只是稍微异常了点，但是对其他人，他……”说到这儿，他突然停顿了一下，改换了口气说道，“我已经把他交给训练部门。”说到这里，他又恢复了那种漠然的态度，“他惹火了那边的人。”

他的意思是指大西洋对岸的人。

如此，沃尔特，优秀的沃尔特，就这么失踪了。而我也猜对了，我们从此就没有再见到那些摩门教徒，克莱福也绝口不提他们了。他们只是兰利的信差，还是他们到此作裁决，并且坚持要求执行他们要求的惩罚呢？他们是兰利派来的呢，还是奈德对着克莱福抱怨蓝鸟分发的表那件事情的时候，极力反对的那些团体里面的一个呢？或者，他们是奈德恨之入骨的那种人，那种专门对付犯人的精神科医生呢？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制造出来的效果可是让整个苏俄司都感受到了。而沃尔特的消失，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挨了我们最好的盟友的一记冷枪。鲍勃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且为此还很不好意思。即使是面貌坚如铁石的庄尼也表现得局促不安。

“我要你更接近这次的作业核心。”奈德告诉我。

似乎，大家对沃尔特的失踪都感到怅然若失。

当我和汉娜一道走路时，她对我说：“你看起来又坐立难安了！”

是午饭的时候。她的办公室距离摄政公园很近。天气暖和时，我们会在那儿一起吃三明治。有时候我们甚至一起逛动物园。还有些时候她把那个癌症研究所关了起来。我们上床去了。

我问到她的先生德瑞克。我们之间很少谈到他。我问她德瑞克还有没有再发过脾气？他有没有再打过她？有时，当我们整日都泡在一起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是德瑞克促使我们在一起的。但是今天，她并不想谈德瑞克。她想知道我为什么心情不好。

“他们解雇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人。”我说，“其实，并不是把他给解雇掉，而是把他打入冷宫了。”

“他做了什么错事？”

“没有什么。他们只是决定以后不想再见到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们高兴。他们为了满足一些要求，收回了对他的忍耐。”

她想了一想，说：“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还是积习未改？”她的语气暗示着像我一样，不，是像我们一样。

我为什么老是回去找她，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是去探访犯罪的现场吗，还是第一千次回头寻求她的饶恕呢？或者，我之所以会去找她，就像是重游我们的母校一样，为的只是要去回忆我们年轻时在那儿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汉娜仍然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这一点很值得安慰。当然她的头发逐渐灰白，身材也逐渐发胖。当她回眸一笑的时候，我看到她那勇敢而又脆弱的笑容，就跟二十年前一样。我告诉自己她终究是没有被我毁掉：“她还好得很。”看看她，她不是正在笑，而且也毫发无损吗？是德瑞克作践她，不是你。

但是我也不敢确定，一点儿都不确定。

那面曾让在克里姆林宫城垛上观望巡视的斯大林怒气难消的大英帝国国旗，正无精打采地飘扬在英国大使馆的前院中。在它后面的那栋奶油色宫殿，就像是一个等待被人切开的结婚蛋糕，那一条河流温顺地流淌着，清晨的大雨打在它油滑的背上。在那两扇铁门旁，两位苏联警察正在检查巴雷的护照。雨打在护照的油墨上。年轻的那一位抄着他的姓名；年长的那一位则看着他的照片，比对着他落魄的身形。巴雷身穿一件棕色雨衣。他湿透了的头发黏在他的头皮上，看起来比他正常的身高要稍嫌矮一些。

“说老实话，这是什么天气嘛！”穿着一身格子花呢褶裙，等在大厅里的女孩喊叫着说，“哈啰，我是费莉希蒂。你就是斯科特·布莱尔先生是吗？经济参事正等着你呢！”

“我原先以为你们那些管经济事务的先生小姐们都在另一栋大楼上班呢！”

“噢！你说的是商务人员，他们和经济人员是两码事。”

巴雷跟在她摇摇摆摆的发辫后头上了一座古老的楼梯。每次他进入英国政府的办公大厦，总是有种走错路的感觉，今天这种感觉更是强烈到了极点。来自汉普斯德当地的文件递送员吹着走调的口哨。送牛奶的车子在地板上摇摇晃晃地拖行着，发出咕隆咕隆的声音。时间是早晨八点，而英国的官场此时还没有正式苏醒过来。那位经济参事是一位留着一头银发，矮胖身材的苏格兰人。他的名字是奎格。

“布莱尔先生！久仰久仰！请坐！你喝茶还是咖啡？不过，它们的味道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正在想办法改进，也许要慢慢来，但也快了。”

他拿了巴雷的雨衣，把它挂在办公室里的一个衣架上。在桌子上方，一个装框的照片中，女王骑马的英姿点缀着整个房间。照片的侧边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的字句警告来客在这房间里讲话是不安全的。费莉希蒂端了茶和饼干进来。奎格谈话时显得精力充沛，似乎是等不及要把心里所知道的一股脑儿全告诉别人。他红润的脸上映出刮过胡子之后的光芒。

“噢，我听说你闪避全苏版权协会的那些盗匪，闪避得真是精彩极了！他们有没有谈些正经的？你和他们谈出些东西没有？还是他们只是给你些莫斯科的法兰绒？这边的工作，都是让人穷忙，连忙些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他们很少跟人交易，交易成功的东西更少。对他们来讲，所谓获利的动机，就跟勤劳一样，是压根儿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他们谈的永远都是些扯也扯不完的东家长西家短。我一再地说，这种无可救药的懒惰和无法达成的幻想放在一块儿，是永远做不出个什么像样的玩意儿来的。大使最近在他的书信中一再引用我的话。我们不用核发信用贷款给人家，也没有人来申请。我问你，以这种建立在懒散、部落意识和隐蔽失业率之下的经济，你让他们怎么可能有所收获？他们什么时候方可从这种桎梏中解脱出来？如果他们真能，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景象呢？要答案，只有上帝才知道。在我看来，这儿的书市就像是他们整个难处的一个小缩影，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不停地讲，一直到他似乎认为巴雷和那些麦克风都已经听够了为止。“呃，我们今天早上谈得真是愉快，我可以这么对你说，你已给了我很多可供我参考的东西。我们若失去这儿的消息来源，做起生意来就危机重重了。你想不想四处去看一看？”

他点了点头做命令状，然后就带头走过一个通道，走向一扇装有窥孔的门前。他们走近时，那扇门自动开了，走进去之后，又自动关上。

奎格是你的联络人，奈德已经对他说过了。他虽然很糟，但他会带你去见你的领导。

这个房间给巴雷的第一印象是一间黑暗的病房。再看一眼之后，他倒觉得这里像一间蒸气浴室，因为不但灯光是从地板的一角透射出来的，而且整个房间里还有一种松香味。之后不久他就断定这整个浴室是被悬挂在半空中，因为他觉察出脚底下有些摇晃。

他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渐渐地，眼睛能够看清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第一个人的后方墙上挂着一张海报，上面画着一个英国士兵，正在捍卫伦敦桥。第二个人的上方，画有一幅在英国铁路下方的温德米尔湖在暮色中消退的景象。

“干得好！巴雷。”坐在英国士兵下方的那位，操着一口像奈德一样稳重的英国口音大声地说道，“我叫派迪，是帕特里克的缩写。这位是赛伊，他是美国人。”

“嗨！巴雷。”赛伊说。

“我们是驻在本地的传令使者。”派迪向他解释他们的身份，“当然我们能做的其实很少。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提供交通工具和人手。奈德特别要我们向你致意，克莱福也是一样。要不是他们在这儿已经是声名狼藉的话，他们也会来和我们一起干这种令人焦虑不安的工作。干我们这一行的随时都得面对危险。我看，危险就快要降临到我们头上了。”

他讲话的时候，那昏暗的灯光投射在他身上。他的肌肤多毛而柔软，粗粗的眉毛和分开两边的眼睛让人一看就感觉他是个玩命的人。赛伊的皮肤则显得光滑而细嫩，不但看起来是都市人的样子，而且年纪也比派迪年轻个十来岁。他们两人的四只手都搁在一张列宁格勒的街道地图上。派迪的衬衫袖口有些磨损了，赛伊身上穿的则是一件速干衬衫。

“顺便问你要不要继续？”派迪说着，好像在说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如果你要退出，那是你的权利，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要退出吗？你怎么说？”

“萨巴提尼会宰了我的。”巴雷喃喃说着。

“为什么？”

“我是他的客人。他为我付账，为我安排节目。”说着说着，他就把手抬到额头上擦着，好像这样能够把脑子挤一挤，说出他该说的话来，“我该怎么对他说？我不能对他挥手拜拜，只说我要去列宁格勒，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会认为我是疯了。”

“你就对他说是去列宁格勒，不是去伦敦呀？”派迪抱着和善的态度追问道。

“我还没有拿到签证呢！我已经到了莫斯科，我不必去列宁格勒。”

“但就算是多管闲事吧！”

又是一段漫长的迟延时间。

“我需要跟他谈谈。”巴雷说，好像这就是他的解释一样。

“跟谁谈？萨巴提尼？”

“歌德，我必须要去跟他谈谈。”

巴雷习惯性地用右手腕背擦了擦嘴，又瞧瞧手，好像是要看它有没有流血。然后喃喃地说道：“我不会欺骗他的。”

“你即使欺骗他，也不会有什么不对。奈德要的是合伙，不是欺骗。”

“我们也一样。”赛伊插嘴说。

“我是不会对他施诡计的。我要么就对他直说，要么就根本不说。”

“奈德也不希望你对他使诈，”派迪说，“他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会给。”

“我们也是。”赛伊说。

“波多马克波士顿公司，巴雷，你在美国的新贸易伙伴。”派迪看着摆在他面前的一份报告，重新换了一种口吻，“这家出版公司的主持人是一位亨西格先生，是吗？”

“是的。”巴雷说。

“你见过他吗？”

巴雷摇摇头，畏缩地说：“只在合约上看过他的名字。”

“你所知道有关于他的，难道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吗？”

“我们在电话上谈过几次。奈德认为，应该让他们听到我们两个在大西洋的越洋电话上通通话，以作掩护。”

“但是，除此以外，你脑子里面就再也没有对他的其他印象了，是吗？”派迪一直追问。他不怕被人视为迂腐，也要问个一清二楚，“对你来说，他不是个在某一方面蛮吸引人注意的人？”

“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有钱，并且在波士顿有公司的名字。在电话上听起来，他只是一个声音而已。这就是他给我的印象，仅此而已。”

“那么，你和当地第三者的对话中，就拿你和萨巴提尼来讲吧，他们并没有把亨西格当做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人物啰？你并没有告诉他们说亨西格有胡子，或是装了一只义腿，或是在性生活上有什么样的怪癖等等。如果人家把他当做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一定会想到的某些特征？”

巴雷想了想这个问题，似乎是抓不着脑门儿。

“没有吗？”派迪问道。

“没有。”巴雷说，再次笨笨地摇了摇头。

“所以，假设有一个情况发生了，”派迪说，“波多马克波士顿公司的亨西格先生是既年轻，又富精力，有冲劲，现在正陪着他的太太在欧洲度假。现在是度假的季节。他们此刻正在赫尔辛基的马斯基旅馆。听说过马斯基旅馆吗？”

“我曾经在那儿喝过酒。”巴雷说，他说这句话的样子就好像是羞于启齿。

“亨西格先生也像所有任性冲动的美国人一样，现在正带着太太朝列宁格勒而去。我想，是冲着你去的？是不是呀，赛伊？”

赛伊开颜而笑，满怀好意。他的脸很尖，一旦说起话来就露出一脸生动的聪明样。

“亨西格夫妇要雇请导游来个三日游，巴雷。他们在芬兰的边界申请护照、导游和巴士，整个巴士有九码长。他们是直来直往的正派人物。这儿是苏联，而他们是第一次来。对在波士顿的人而言，‘开放政策’算是挺新鲜的事儿。他已在你身上投资，当他知道你在莫斯科不停地花钱，于是要你放下一切，尽速赶往列宁格勒，带着他的钱袋并且向他报告事情的进程。对年轻的大亨来讲，这是正常的作业程序。你瞧见问题没有？在哪些方面，没有为你设想到？”

巴雷的头脑开始清醒了，视野也跟着头脑清晰了。

“不。挺好的。如果你们能让它奏效，我就能够。”

“首先，英国时间的今天早晨，亨西格会从马斯基旅馆打电话给你，他听到你的答录机。他是从不对答录机说话的。”赛伊说，“一个小时之后，他拍电报到萨巴提尼那里给你，副本给了莫斯科英国大使馆的奎格，要求你这星期五到列宁格勒的埃佛诺卑斯卡亚旅馆，也就是欧洲旅馆和你见面。他的旅行团就留宿在那家旅馆。萨巴提尼接到这个电报之后也许会坐立不安，但由于你是在花亨西格的钱，所以我们预测萨巴提尼除了向市场的力量低头以外，也别无选择了。明白了吗？”

“是的。”巴雷说。

派迪又继续说道：“如果他有常识的话，他就会帮助你把签证换了。如果他不高兴，维克娄可以随时找人帮你办好。依我们的看法，你实在不用觉得对萨巴提尼有太多的亏欠。你不用对萨巴提尼卑躬屈膝或抱歉连连。你应该痛快点，告诉他说这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生活就是这么回事。”

“亨西格的家庭是名门望族。”赛伊说，“他是一位很好的公务员，他的太太也是。”

他突然停顿了下来。

巴雷好像是一个仲裁者，一下子看到了一个犯规的人，忙不迭地把手臂伸了出来，指着派迪。

“等一会儿，你们两位！不管他们两位有多么好，如果他们一天到晚都被锁在一辆游览车上在列宁格勒四处游玩，那又有什么用呢？”

派迪立即从刚才的错愕当中恢复过来，说道：“赛伊，你告诉他。”

“巴雷，在他们星期四晚上到达欧洲旅馆时，亨西格太太就会取消许多参观列宁格勒的机会。亨西格先生也不会出游，因为他心爱的太太正因玉体欠佳而卧床不起呢！他会和她一起待在旅馆里，绝无问题。”

派迪把那一盏灯和电瓶放到列宁格勒的地图旁边。卡佳给的三个地点都已被红笔圈了出来。

巴雷快到傍晚时才打电话给卡佳，大约是在他算计好她会把她的回形针藏起来的时候。他已经睡过午觉，并且喝了几杯威士忌提神。但是当他开始讲话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太大了，于是把声音放低了下来。

“呃，哈啰！你顺利到家了吧？”他说着，声音连自己都觉得陌生。“火车没有变成南瓜或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吧？”

“谢谢你，那不是问题。”

“好，太好了，我打电话来只是问问，真的。并且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一个这么美好的夜晚。还有，我要暂时跟你道别了。”

“也谢谢你，昨晚真的是很有收获。”

“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碰面，你明白吧？我必须赶着去列宁格勒一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必须改变原先的计划。”

一阵冗长的沉默。“那么你就必须坐下来。”她说。

巴雷觉得奇怪，不知他们两人当中是谁的神经出了毛病。“为什么？”

“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在准备出远门的时候，先要坐下来。你现在坐着吗？”

他可以听得出她愉快的声音，他也感受到了那份快乐。

“其实，我正躺着，这样可以吗？”

“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出远门躺着的。你必须坐在你的行李上或是一张椅子上，稍微叹一口气，然后在你的胸口画一个十字。不过，我想躺着也有相同的效力。”

“说的是。”

“你会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来吗？”

“这一趟不会。我想我会直接从那儿飞回学校去。”

“学校？”

“英国，这是我自己发明的笨话。”

“那代表着什么？”

“那代表着负担、不成熟、愚昧无知，都是英国人才有的通病。”

“你有很多负担吗？”

“一整箱。但是我已学会了把这些清理干净。我昨天对别人说我没有负担，结果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不说有？也许他们会更吃惊也不一定。”

“是的，昨晚就是碰到了这个困难，对不对？我没有机会谈我自己。我们谈你，谈各年代的伟大诗人，谈戈尔巴乔夫，谈出版。但是我们遗漏了一个真正重要的话题——我。我会特别再来一趟，再来烦你。”

“我知道你是不会让我觉得厌烦的。”

“有没有什么东西我能够带给你？”

“你说什么？”

“下次我再来的时候，你希望我带些什么给你？电动牙刷？纸发卷？还是简·奥斯丁的其他书？”

一阵沉默的等待。

“我希望你旅途愉快，巴雷。”她说。

和萨巴提尼吃的最后一次中饭，仿佛是个没有尸体的守灵过程。他们有十四个人围坐在一起，全是男人，是在一家尚未完工的新旅馆楼上大厅中惟一的一群客人。侍者摆上食物后，又退到老远去了。萨巴提尼必须差人去找他们才行。没有酒，而且，除非萨巴提尼和巴雷挖空心思挤出一些话来，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沉默。餐厅里放着五十年代的唱片，音乐中有许多敲击声。

“可是我们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盛大的宴会，维克多要把他的萨克斯借给你，我的一位朋友自制了酒，答应送我们六瓶。还有一些疯狂画家和作家会来。所有的材料都已齐备，足足可以让我们痛快地玩上一整晚。而且你还可在周末休息恢复精力。告诉你那美国的波多马克浑蛋去下地狱吧！我们不喜欢你把他看得这么慎重。”

“亚力克，我们的大亨就像你们的官员一样难缠。如果把他们得罪了，我们可有苦头吃了。你们也是一样。”

萨巴提尼笑容里既没热忱亦无宽恕，“我们甚至认为你会被一个莫斯科小美女给迷得魂不守舍。难道那个卡佳都无法把你留下吗？”

“谁是卡佳？”巴雷正想着为什么天花板没有塌下来，却听到自己这么回答。

餐桌的四周引发了一阵嗡嗡的喧闹声。

“这是莫斯科，老兄。”萨巴提尼非常得意地提醒他，“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知识分子的圈圈是很小的。我们虽然都没钱，但是打当地的公用电话是免费的。你和卡佳·奥拉娃在一处餐馆卿卿我我地用餐，隔天早晨就会有至少十五个人知道这件事。”

“那纯粹只是公事。”巴雷说。

“那你为什么不把维克娄先生带在身边？”

“他太年轻了。”巴雷说。他这一说，引起在座的客人又是一阵笑闹。

开往列宁格勒的夜车在离午夜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要启动了。苏联的火车一向如此，好让那些官僚们能够把第二天的口粮都给算在旅程费内。一个包厢共有四个床位，巴雷和维克娄睡在位于下面的两个床位。后来，来了一位金发的胖女人，她坚持和巴雷对换床位。睡在第四床的那个人一看就知道很有钱。他不常说话，但英语说得很典雅，带着一股忧郁的气息。他起先穿着一套律师式样的黑色西装，继而换上一件可以给小丑当戏服的宽条纹睡衣。不过他的心情始终没有开朗起来，好和他穿的睡衣相称。大家看来都相安无事时，事情又来了。那个女的说，除非同一包厢的三个男士都跑到外头去，否则她连帽子都不脱。三人拗不过这女的，只好从命。不过，当她从走廊召回这三人后，再拿出她在家中烤好的糕饼招待他们以报答他们的殷勤表现时，大家又都笑了。她看着巴雷倒酒，觉得非常稀奇，所以又逼着大家享用她做的香肠，并且不止一次地为撒切尔夫人的健康举杯。

“你是打哪儿来的？”大家一切就绪之后，那位面带哀愁的人隔着中间的走道问巴雷。

“伦敦。”巴雷说。

“是从英国的伦敦，不是从月球，也非从星球来的，而是从英国的伦敦来的。”那位哀愁的人替巴雷证实道。说完话之后，一转头便睡了。不过，就在几个小时之后，火车进站时，他又打开了话匣子。“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吗？”他问话的时候，甚至连弄清楚巴雷是否清醒了都不愿意呢！

“我想我不太清楚。”

“如果安娜·卡列尼娜今晚和我们在一起，并且和我们谈她的事的话，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她抛弃那位挑剔再三的沃仑斯基的所在。”

“真的吗？”巴雷一头雾水地说。他的威士忌已经喝完，但是那位仁兄还有乔治亚白兰地。

“这里以前是沼泽，现在也还是。”那位哀愁的人说，“如果你要研究苏联的毛病，那你就得住在苏联的沼泽中。”

他指的就是列宁格勒。

10

那一栋栋豪华宅第头上的天空，笼罩着一片片像棉花，又像羊毛似的厚云，让这些浓妆艳抹的漂亮府邸平添一层浓厚的阴凄。公园中有人在放着夏日音乐，但夏日的光景却早已跑到那浓密的云层后头去了，只剩下一抹雾气，在带有威尼斯风格的水道上游移不去。巴雷走着。他每次到列宁格勒，都会产生一种感觉，就好像是走在别的城市一样，现在是布拉格，现在又到了维也纳，现在又到了巴黎，也许还有些许摄政公园的味道呢！就他所知，没有别的都市像列宁格勒一样，把她的羞耻隐藏在这么多张甜美的面具后面，也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她一样，会以她的笑容向你发出这么多惹人厌的问题。是谁在那门庭深锁的虚假教堂里做礼拜？他们敬拜的是谁的上帝？有多少具尸体曾经填塞了这些优美的运河？又有多少具尸体冻结成冰，浮在水面，流入大海？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像这座城市一样，用多得让人数不清的野蛮来装点她那美丽的纪念碑？即使是街上的人群，虽然讲话讲得慢条斯理的，行为亦端庄而保守，彼此交谈的时候还是难掩虚伪。巴雷走马观花，似乎与一般的游客并无两样，但骨子里，他却像所有干间谍的一样，在心里面倒数计时，巴雷觉得自己也与他们一样虚伪了。

他已经和那位从美国来的大亨（也许不是大亨）握过了手，还慰问了他正在病中的太太。这位太太其实也并没有生病，而且，大概也不是他的太太。

他也指派一位并非他部属的部属，去为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紧急事件进行救援工作。

他正等着与一位其实不是作者的作者约会。这位不是作者的作者其实正等着要在一个城市里殉道，而在这个城市里，殉道是不值钱的，无论你是站着排队等或是抢在别人前头越过关卡，都不需花你一分钱。

他已经是害怕到麻木的阶段了。连续四天，他都酒醉到深夜。

他终于变成了列宁格勒的一分子。

走着走着，他猛然意识到自己脚下所站的是涅夫斯基大街15，他知道要找的地方是一个诨名叫西贡的自助餐馆，一个诗人、卖药的和投机客聚集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是让大学教授的女儿来的。“你父亲是对的，那个政权总是会赢的。”他脑海里浮现出卡佳叙述叶可夫对她讲的话。

他身上带了一张街道地图，那是派迪给他的礼物。地图用德文作注，另外还加了多种语文的解释。赛伊则给了他一本《罪与罚》。那是一本烂得透顶的企鹅平装书，翻译奇差，差到让巴雷倒足了胃口。他已经把这两样东西都放到一个塑料手提袋里。这是维克娄坚持的，它不像其他普通的袋子，而是个显眼的袋子，它上面有着像怪物一样的美国香烟广告，五百码以外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现在，似乎他生命中的惟一任务就是尾随拉斯科尔尼科夫16。在他命中注定的旅程中去暗杀那一位老妪，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正寻找一个通往格里鲍耶陀夫运河的中庭。铁门开启之后，就看得见它，一棵枝叶繁茂的树在那儿为人遮阴。他漫步似的晃了进去，眼睛斜视着他的企鹅小书，然后小心翼翼地看着那扇污秽的窗户，好像他已料到窗户里面那些典当商的血会从那已经泛黄的油漆中渗出来一样。只有偶尔几次，他转眼看了看不远处英国上层社会的一些禁区，以及禁区里面的一些外来事物，如过往行人，或只经过那儿却没做什么的人们，或是那一扇大门，通往只有当地极少数人才知道的普列汉诺娃街。这极少数人，根据派迪的说法，包括那些年轻时在列宁格勒机械及光学研究所读书的科学家。但是，巴雷穷目所见的那些人，却看不出有回头的迹象。

他已经开始气喘了。一种反胃的感觉像是气袋一样灌满他的胸膛。他到那扇门前并打开它，走过一个穿堂，爬上了短短的几级楼梯走到街上去，他看了看左右两边，再比较了一下街道左右两旁景色的差异，而维克娄那只可恶的麦克风正顶着他的背。之后又折回，慢步走过中庭，回到那株树下。现在，他又回到了运河旁边，坐在一个板凳上，把街道地图摊了开来。十分钟，派迪曾经说过，并递给他一只运动的秒表，来取代他那只已经不可靠的传家之宝。十分钟过去了，那么这次会面不成了。

“你迷路了吗？”一位面色苍白的人问他道。这个人很老，老得不够格做童子军了。他戴着意大利赛车手所戴的那种眼镜，脚下穿着耐克运动鞋。他的苏联英语有一种美国腔。

“我差点走迷了路，老兄，谢谢你。”巴雷礼貌地说，“我就是喜欢这样乱逛。”

“你要卖什么给我吗？香烟？酒？还是钢笔？你要交换毒品、现款或是其他类似的东西？”

“谢谢你，但我很好，什么都不要。”巴雷回答道。他把自己放松了下来，说话也跟着就没那么快，“如果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我会更好的。”

“你可要见一见各国人士吗？包括姑娘。我可以带你去见识一下真正的苏联，别人可是想看都看不到哟！”

“老兄，跟你说实话吧！我不相信你这种人会知道真正的苏联是什么样子。”巴雷说，又回头去看他的地图，那个人慢吞吞地走开了。

派迪已经告诉过他，在星期五即使最伟大的科学家都不免从俗一番。他们会把一个星期的工作给结束掉，喝个烂醉。在未来的三天，他们都会长醉不醒。他们会拿自己研究的成果彼此炫耀，交换心得。他们在列宁格勒有的是人会招待他们。招待他们的人会为他们准备很丰盛的大餐，让他们逍遥自在，达到忘我的地步。如果你的朋友真要见你，这是他能够脱身的第一个机会。

我的朋友，我那位拉斯科尔尼科夫朋友。不是他的朋友，是我的。如果我放得开的话。

这一个约会的时间已经过了，还有两个可去。

巴雷站了起来，揉了揉背。他在心里盘算着，还有时间去继续他未完成的列宁格勒文学之旅。再度经过涅夫斯基大街，他看到那些风霜满面的顾客。他在心里面默祷，希望他们把他当做同种人：“我是你们中间的一分子！我分担了你们的惶惑！接纳我！把我藏起来吧！不要再看我！”他镇定一下情绪，看看四周，看起来很痴呆，傻乎乎的样子。

他的后方是喀山天主教堂，前面则是一家书局，这是像巴雷这样的好出版商所流连忘返的地方。巴雷从窗口看进去，然后再往上看到它头顶上那个残破的尖塔，和令人恶心的圆球体。但是他并没有待太久，因为他怕万一被楼上编辑室里的什么人给认出来。他走进西利亚波娃街，并且进了一家在列宁格勒这个地区算是较大的百货店。店里摆设的尽是些“二战”时期的英国时装和这个时节派不上用场的毛皮帽子。他大大方方地进了入口处，中指上吊着手提袋，把地图摊开作掩护。

不要在这里，他想。看在老天的份上，千万不要在这儿。找一个隐秘性好的地方吧！拜托！歌德。

“如果他选的是商店，就是算好了要和你在公开场合见面，”派迪说，“他一定会伸出双手，并且对你喊着：‘斯科特·布莱尔，不会是你吧？’”

第二个十分钟里，巴雷的脑子里空无一物。他先是瞪着地图，接着又把头抬了起来，瞪着天花板。他盯着姑娘看，而在列宁格勒夏季里的一些姑娘也回敬了他的眼神。但是她们那机警的目光并没有使他更为放心。他又把头埋到地图里去了。汗，像弹珠一样地滚过他的肋骨。他幻想身上的那只麦克风会短路。他又再度清了一下喉咙，因为他怕他会说不出话来。但是当他试着要润湿一下嘴唇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舌头已经软了。

十分钟到了，他又等了十分钟，因为他认为这是他亏欠人家的，欠卡佳、欠歌德，还有欠他自己。他把地图折了起来，但是折的方法不对，好在他也并非要折得多好。他把地图塞到那个华而不实的塑料袋里。他重新返回人潮当中，结果发现，他已能像别人一样地走路——不会突然脚步踉跄，不会筋骨突然噼啪断裂，倒栽葱似的跌在柏油路上。

他沿着涅夫斯基大街逛了回去，到达安尼克大桥，找到斯莫尔尼的七路无轨电车，要在列宁格勒的众间谍们会合之前，赶往那儿赴第三次的约会。

两个身穿牛仔裤的男孩在他前面等公交车。在他后方，还排有三个包头巾的妇女。电车来了，男孩们跳了上去，他也跟在他们后头上了车。那两个男孩大声地说着话。有一位老人站了起来让其中的一位妇女坐下。巴雷脚下一个不稳，几乎滑倒。他心里想：我们是善良的一群人。如果能够就这样整天待在一块儿，彼此作伴，那该有多好。一个小男孩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不知道在问他什么事情。巴雷灵感一来，突然把袖子卷了起来，把派迪送给他的腕表展示给他看。那个男孩研究了一下，嘴里发出愤怒的吐气声。电车叮当一声，停了下来。

他一定逃避了，当巴雷进入公园时为求安心这样想着。太阳从云层里探出头来。他倒畏缩了，但是，谁能怪他呢？

但是，就在此时，他看到他了。歌德！卡佳口里那个伟大的歌德，伟大的思想家和情圣。在你走入碎石路的时候，他会坐在你左边的第三张板凳上。一个虚无主义者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事情的。

歌德正在读报纸。他看起来很清醒，但身高好像仅及他原来的一半。不过，他当然还是穿着他那套黑色西装。在看到眼前的歌德竟是这种朴实平常的样子之后，巴雷原先消沉的心又开始跃动起来。那一位伟大诗人的阴影消失了。他曾经平滑的脸上现在也刻下了岁月的痕迹。在这位蓄着胡子、坐在公园板凳上呼吸新鲜空气的俄国人脸上，是看不到活泼两个字的。

但歌德浑然未觉，他坐在一圈好战的苏俄圣人的包围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铜像正一言不发地把他们的阴郁之色逼射在他身上。

就在这个一切似乎是极其平常的当儿，巴雷突然想起了“斯摩拉”这个词。它的意思是焦油。在斯莫尔尼这个地方，彼得大帝曾为俄国第一批海军储存了焦油。

坐在歌德身旁的那些人看起来都和歌德一样正常。这天的天气也许有些阴暗，但是刚露脸的太阳已经行了奇迹。因此，那些好市民们都不约而同地剥了衣服，男孩子们裸露上身，女孩子们则像一枝枝枯萎被扔掉的花朵。一些臃肿的女人穿着丝质胸罩趴卧在歌德前面的草坪上，听着收音机，嚼着三明治。他们的谈笑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

有一条碎石子路通到那张凳子边。巴雷走上去，看着叠起的地图后面的一些事项。奈德曾经说过，在现场，在这行讨厌的行规进行之时，消息来源就是“主角”，由“主角”来决定要会面或是喊停。

巴雷距离他的“主角”有五十码之远，但是那条路就像用尺画线一样把他俩连在一块。他走路的速度是太快抑或太慢？一度，他差点和迎面而来的一对游客撞个正着，接着他差点被从后头赶上来的游客推到一旁。如果他没注意到你，你就再等五分钟，再试第二次，派迪这样跟他说过了。他的眼睛瞟过地图，看见歌德的头抬了起来，似乎是已察觉到他就在跟前。他看见歌德的两腮以及深陷的眼窝。然后，他把报纸折了起来，好像是在折露营的人所用的毛毯。他注意到歌德有些笨拙，与他的举止不太一致。他就像巴雷心中的倒计时，像瑞士城里的一个时钟，精准得有些过分：现在，我要抬起苍白的脸孔。现在，我要用白旗敲打十二下。现在，我要站起来，并且大踏步走开。报纸被折了起来。歌德把它放入口袋，带着一种老师的姿态看了看他的腕表。之后，他好像是某人发明的一个机械人，步入行人队伍，大步大步地向着河边走去。

现在，巴雷的步伐随着歌德移动了。他的猎物正向一列停放着的汽车走去，巴雷的眼睛和脑子一样地清醒，跟着他亦步亦趋，也到了那一列车子面前，又看他走到瓦河边，河水流得很快。河边的清风吹来，他的夹克立时鼓胀了起来。一艘汽船从河面上驶过，但是船上的游客鲜少有一丝愉快的表情。又有一艘运煤船驶了过去，从烟囱里冒出了黑黑的浓烟，映在摇曳的河面上煞是漂亮。歌德斜靠在栏杆上望着河水出神，好像是在计算着河水的流速。巴雷朝他走过去，眼睛瞟过他的地图快步地往前走。即使当歌德操着那口非常纯正的英语，也就是在皮里德尔基诺的阳台上让他惊醒的英语，他也没立时反应过来。

“先生，对不起！我想我们认识。”

但是巴雷起初并没理会他。因为这个声音太过紧张，带着极大的试探性。巴雷继续看着地图上的资料。他一定是个探子，巴雷对自己说。要不然，他若不是个卖假药的，也是一个拉皮条的。

“先生？”歌德重复道，就好像现在变成是他自己不能确定了。

在眼前这个陌生人一再地坚持之下，巴雷终于很不情愿地抬起了头。

“我想，你是斯科特·布莱尔先生，是从英国来的了不起的出版家。”

到了此刻，巴雷终于不能不承认眼前这人说的是对的。他佯装成怀疑的眼神迅速变成了说不出来的喜悦。于是他伸出了手。

“哦！我该死！”他小声地说，“感谢上苍。能在这儿再遇见你真是太好了。我们曾在那一次丢脸的文学聚会上相遇，而咱们俩是惟一清醒的人。你好吗？”

“噢，我好得很。”歌德费力地想凝聚勇气，但听来非常的勉强。巴雷握住他的手，发现它满是汗水。“我不知道在列宁格勒还有什么时刻比现在更好的了，巴雷先生。多么可惜！我今天下午有一个约会。你能陪我走一段吗？我们可以交换些意见吗？”他的声调很不自然地低了下来。“能够不停地走动，是最安全的。”他解释道。

他已经抓住巴雷的臂膀，并且拖着他快速沿着堤坝走。他表现出的急迫，使得巴雷的脑子里不断地思考着对策。巴雷瞥见这个在他身旁走动的身影，他那苍白的双颊，那几乎把他拖垮了的痛苦、害怕和忧虑。他看见那担惊受怕的眼神，紧张地瞟着每一张过往行人的脸孔。他惟一的直觉是要保护他，为了歌德，也为了卡佳。

“如果我们能走上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一艘叫做阿芙乐尔的战舰。革命的发动，就是由它发射空炮弹开始的。但是下一次革命会从巴赫的几句简单的乐句发起。是时候了，你同意吗？”

“不但如此，而且还没有指挥呢！”巴雷带着笑容说着。

“噢！也许由你吹奏的那些爵士乐发起呢！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你应当用萨克斯吹奏莱斯特·杨的曲子来宣布我们的革命，你读过李巴克夫新写的小说吗？被压抑了二十年，就可以写成一部经典之作？我想这是个饱受浩劫的时代。”

“但是还没出英文版的呀。”

“你读过我的没有？”那一只瘦细的手已经抓住他的臂膀了，而那咄咄逼人的声音也已经变成低声细语。

“就我所能理解的那一部分，我是读了。”

“你认为如何？”

“很勇敢。”

“仅此而已吗？”

“很有感情。就我所能了解的，好极了。”

“我们在那一天的夜晚互相有了了解。那是奇迹？你知道我们俄国人说：‘一个渔夫总是会看到另一个在远方的渔夫的。’我们都是渔夫。我们必须以我们的真理去教育成千上万的人。”

“也许我们有心要这么做。”巴雷怀着疑惑的口气说着。他觉得那瘦削的脸孔正看着四周转来转去，“我必须和你讨论一下，歌德，有一两个问题。”

“你就是为了这个来的，我也是。谢谢你来列宁格勒。你打算什么时候出版它？必须要快。这儿的作家通常得等个三年五载才会看到他们的作品出版，即使他们不被关在牢里。但我等不及，苏联没有时间，我也没有。”

一列拖船驶近了，另一条两人划的轻型小舟也在河中泛起了一阵阵的涟漪。一对情侣在栏杆上拥抱。在教堂的阴影下，一个女人正摇晃着婴儿车，空着的一只手上拿着一本书在读。

“我在莫斯科的有声图书展没有现身，卡佳把你的手稿给了我的一个同行。”巴雷谨慎地说着。

“我知道。她必须要冒一次险。”

“这件事你是知道的，但是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他回到伦敦之后找不到我，所以就把这些东西给了能够辨别这些东西价值的人，他们都是专家。”

歌德在惊讶中猛然回过了头，他的身躯立刻被恐惧的阴影所笼罩。“我不喜欢专家！”他说，“这些人是专门囚禁我们的。我对专家的藐视，胜过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你自己就是一个专家，不是吗？”

“就是因此我才知道！专家全是无可救药的人。他们会解决问题，无论是哪个政权雇用他们，他们就服务于哪个政权。有了他们，这些政权才得以坚立不摧。若是有一天我们受酷刑，那么折磨我们的一定是那些专家。如果有一天我们被吊死，那么吊死我们的也一定是那些专家。你难道没有读过我写的东西吗？这个世界若是被毁灭，它不会毁在疯子手中，而是毁于那些充满理性的专家和那些超级无知的官僚手中。你出卖了我！”

“没有人出卖你！”巴雷生气地说，“如果你要怪，也只能怪那些手稿到了不是你想要它去的地方。我们的官僚不像你们的官僚。他们读过它，也钦佩它，但是他们需要知道更多一些你的事。除非他们能够相信这些信息的来源可靠，否则他们是不会相信这些信息的。”

“但是他们到底要不要出版它？”

“首先他们必须要确定你并不是个骗子。而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跟你谈谈。”

歌德迈开步伐疾走，还一边拖着巴雷。他的眼睛望着前方，汗珠从太阳穴滚流而下。

“我是个附庸风雅的人，歌德。”巴雷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着他转开去的脸说着，“我对物理所知的仅止于《贝奥武夫》17、女孩以及温啤酒。太高深的物理，我是一无所知的。卡佳也是一样。如果你硬要走这条路，请你和专家去走，不要把我们扯进去。这就是我要来跟你说的事。”

他们越过一条通道，走进了另一处草坪。一群学童自动把队伍散开让他们通过。

“你来这儿就是要告诉我你拒绝出版啰？”

“我怎能出版呢？”巴雷反驳着。此时，他又被歌德的绝望给激怒了。“即使我们能够把这个手稿弄出个样子来，我问你，卡佳怎么办？她是你的信差，记得吗？是她把苏联的国防秘密转给另一个国家的。而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不是在这儿可以用三两句玩笑话就可以带过去的。如果他们果真查出是你们两个人干的，当第一本书出现在书摊的那一天就会是她的死期。这种事情哪是我这个出版商下得了手的？你认为我可以回到伦敦，在那儿按一个钮，就让你们俩在这里消失掉？”

歌德在喘气了，但是他的眼睛也因而停止扫视人群，而盯在巴雷身上。

“听我说，”巴雷请求着，“请你暂且等一等。我了解，我的确了解。你有天才，但你的天才被错用了。你知道这个政权是坏到了极点，而你也渴望能洗涤你的灵魂。但你不是基督，也不是佩切林。你什么都不是。如果你要自杀，那是你的事，但你这么一做，会连她一起被杀掉的。如果你不在乎谁会被你杀死，那你也应该根本不在乎谁会因你而获得拯救。”

他们朝着一处可以野餐的地方走了过去。地上留着被锯下的大树树根，被当做桌椅使用。他们并排坐着，巴雷打开了他的地图。他们弯下身去，假装在研究它。歌德仍然想着巴雷的话，并且把他的话和自己的目的加以衡量。

“我只有现在，”他终于低声地解释道，“我是个没有明天的人。在过去，我们急迫地做，努力地干，为的是将来。但我们现在必须要为现在而做，并且一点差错也出不得。错过了今天就错过了一切。苏联的历史是不会给我们再来一次的机会的。在我们跳过了一个地狱之后，她绝不会再给我们机会踏出第二步。一旦失败，她就绝不会放过我们：另一个斯大林，另一个勃列日涅夫，另一次清算，另一次恐怖专制的冰河时代。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我就会是先锋，但若它停止开了倒车，那我就会变成另一个革命先烈。”

“卡佳也会。”巴雷说。

歌德无法再稳住他的手指，就干脆让它们在地图上面游走。他看了看四周，继续说道：“我们现在是在列宁格勒，巴雷，这是革命的摇篮。没有人能够不先牺牲就获得胜利的。你说我们需要在人性上做一个实验。那么，当我正准备实践你所说的话时，你又为什么如此担惊害怕呢？”

“你那天领会错了我的意思。我不是你想像的那种人。我只是会说说而已。你那天碰到我，碰巧我讲的话正中了你的心坎。”

歌德以令人惊吓的控制力张开了他的双手，双掌向下，覆盖在地图上。“你不必提醒我，对我说：人之所言，并不等于他之所行。”他说，“我们新一派的人谈开放，谈放弃用武，谈和平。所以，让他们去开放，去放弃用武，去谈和平。我们认为他们只不过是虚张声势。所以你要搞清楚，在此一时刻，他们是不可能让时钟逆着转的。”他站了起来，再也不能忍受桌子对他的限制了。

巴雷站在他身旁，说道：“歌德，看在上帝的份上，放轻松点。”

“去他妈个轻松！就是轻松要人的命！”他又开始在踱步了，“我们像贼一样地把秘密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上，也并没有打破秘密的诅咒！看看，我是活在一个多么大的谎言里啊！而你居然叫我仍然保守秘密，这个谎言是怎么苟延残喘下来的？是凭谎言。我们伟大的梦想又是怎么会支离破碎成这一片片碎屑的？是因为你们要保密。你们用什么方法让自己人对你们的作战计划一无所知的？是靠保密，靠遮掩。如果你必须把我的作品先让你们的间谍过目，那就这么做吧！但是同时也把它出版出来，好吗？这是你答应过我的，而我也就这么地相信了你，我已经把一本笔记本放到你的手提袋里去了，里头包含着更多的故事。你们那些白痴要问我的诸多问题，这本笔记本中都有答案。”

他们走着，河上的微风吹走了巴雷脸上的热气。看到歌德发热的躯体，他隐约感受到歌德纯真的心灵，这似乎就是他愤怒的源泉。

“我希望你出版它的时候能加个封套，封套上只有字。”他说着，“不要放图，拜托。不要有煽情的设计。你听到我说的话吗？”

“我们连书名都不知道呢！”巴雷反驳道。

“请你用我的本名发表吧！不要规避，不要用假名。用假名就等于是创造另一个秘密。”

“我甚至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他们会知道的。以后卡佳会告诉你，还有我新写的那些内容，他们绝对会知道的。账不要记错。每隔六个月，把钱寄给需要用钱的人。这样，就没有人会说我这么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歌德！”巴雷说。

“怎么啦？你害怕了？”

“来英国吧！他们会把你偷渡出国。他们有的是办法。当你离开这里之后，你就可以尽情地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给全世界知道。我们会租亚伯特大厅给你使用。如果你还嫌不够，我们还会安排你上电视，上广播电台，只要你说得出的，我们都做得到。事情完了之后，他们会给你一张护照和金钱，你可以舒舒服服地住在澳洲。”

他们又停了下来。歌德听到了吗？他了解了吗？在他眨也不眨的眼睛里仍然看不出半点端倪。他的眼睛瞪着巴雷看，好像他是广大地平线上距离遥远的一个小点。

“我要的不是背叛我的国家！巴雷。我是俄国人，而即使我在这儿只有短暂的前途，但我的前途还是在这儿。你会不会为我出版？我极需要知道。”

巴雷在争取时间。他伸进夹克口袋，抽出那本赛伊给他的封面都已磨损不堪的小书。“我要给你这个，”他说，“这是一个纪念品，纪念我们的会面。他们要问你的问题就在这本书的内文中。另外，书里还有一个在芬兰的地址，你可以写信给他们；还有一个莫斯科的电话号码和一些指示，告诉你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应当说些什么。如果你要直接和他们做交易，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玩意儿可以给你，让你和他们的沟通更加容易。”他把书放在歌德张开的手掌上，而它也就一直待在那儿。

“你会不会出版我的书？会或不会？”

“他们要知道如何才能联络到你。他们必须知道这一点。”

“告诉他们找我的出版商就能找到我。”

“把卡佳拉出这个漩涡之外，让那些间谍跟你联络，让卡佳置身事外吧！”

歌德的目光转到巴雷的西装上，并且逗留在那儿，好像他的西装有哪点让他看不顺眼。他悲伤的笑容就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

“你今天穿了身灰衣服，巴雷。我的父亲是被身穿灰色衣服的人送进了监狱。是灰色的人毁了我辉煌的事业。请你要格外注意，否则他们也会毁了你的。要我等着你出版我的书呢，还是另外找个有人格的人来做这件事？”

面对这个问题，巴雷几乎无法回答。他规避的机制已经失灵了。

“如果我能控制那些素材，并且能够把它变成一本书，我会出版的。”他答道。

“我是问你，会或不会？”

只要他要求的不过分，你什么都可以答应他，派迪已经说过。但是，什么样的要求才算不过分？“好，”他答道，“好的。”

歌德把那本书递还给巴雷，而巴雷在一片迷惘中，又把它收回，放入他的口袋。他们拥抱在一起，巴雷闻到他身上的汗味和变味的烟草味儿，并且再度感觉到他们在皮里德尔基诺道别时那种摄人心魄的力量。歌德刚才出其不意地抱住巴雷，现在又突然挣脱了他。歌德环顾了一下四周，似箭一样地转身朝着那个无轨电车的站牌跑过去。巴雷在目送他离去时，也注意到在那家自助餐馆外面的树阴下，有一对夫妇也同样地目送着他离去。

巴雷先是打了一个喷嚏，接着又重重地打了好几个喷嚏。然后，他的喷嚏一发不可收拾地打个不停。他走回公园，把头埋在手帕里，肩膀颤抖着，一边还继续打着喷嚏。

“为什么？斯科特！”亨西格一边抢着把欧洲旅馆最大一间卧室的房门关上，一边叫着。他的口气，就像是个非常忙碌的人，在等了许久之后所表现出的不耐烦。“斯科特，今天我们发现了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请进来。你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回来？给梅西打个招呼。”

他的年纪约有四十出头，很有活力且善解人意。他堆出一脸和善的表情，让巴雷一看就觉得温暖。他一边手腕上戴着一串象毛，另一边戴着一串金色的手环，腋窝部位的棉布衫上有着半月形的汗渍。维克娄出现在他身后，很快就把门合上了。

双人床上铺着橄榄色的床单，就位于房间的正中央，床上躺着亨西格太太。她三十五岁左右，娇小玲珑，没有化妆。散乱的发卷懒洋洋地垂在她的肩头上。一位身穿黑色西服、戴墨镜的人局促不安地徘徊在她的床前。一个医生出诊时用的医疗箱打开着放在床前。亨西格继续用做作的口气说话以应付房里的监听装置。

“斯科特，来见见美国在列宁格勒总领事馆的彼得·伯恩斯托福大夫。他是一位好大夫。我们都曾受益于他。梅西好得很快。维克娄先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家旅馆那些旅游的人，还有诊所都是他安排的。你今天进展得如何？”

“好得很。”巴雷脱口而出，有一会儿差点说错已拟好的对白。

巴雷把那个手提袋往床上一丢，再从他的夹克口袋里拿出那本歌德拒绝收受的小说，照样掷了出去。他的手颤抖地脱掉夹克，再把那只麦克风装置从他衬衫上拔了下来，扔到袋子和书的地方。巴雷手伸到背部腰带上，维克娄想助他一臂之力，结果被他拒绝了。他把那个小录音机从他背上抽了出来，也甩到床上。梅西隐忍不住骂了一句“混账！”赶快把她的双腿移到床的另一边。巴雷走到了流理台，把威士忌从酒瓶倒入他的漱口杯里，一只手抱在胸前，像是被人射伤了。然后，他喝酒，一口接一口，忘却眼前完美无缺的套招。

亨西格的身材虽然壮硕，但行动却像猫一样轻盈。他抓住那只袋子，把里面的笔记本拿了出来，又把它递给了伯恩斯托福。伯恩斯托福把它塞到挤满药瓶和仪器的医药箱里，很快就神秘地看不见了。亨西格把那本小说也递给了他，也消失不见了。维克娄拿了那个录音带和装置，然后这两样东西也进了箱子。伯恩斯托福很快地把箱子盖上，紧接着就给病人开了份菜单：四十八小时之内不许吃固体食物，亨西格太太，如果你需要的话，那就喝杯茶，吃一片全麦面包也可以。不管你有没有觉得好一点，都要继续吃抗生素。他还没说完，亨西格先生就插嘴进来。

“大夫，如果你到波士顿的话，假设你有任何需要，我是说任何需要，这儿是我的名片，你留着……”

漱口杯还拿在手上，巴雷站在盥洗盆前，怒目注视着镜中的自己，此时那个乐善好施的大夫带着那个即将远行的箱子走到门口了。

巴雷回想他在莫斯科度过的夜晚，回想他在世界各地曾度过的夜晚，只有这一晚是最凄凉的。

亨西格已经听闻有一家合作餐厅刚刚才在列宁格勒开张，所谓“合作”的意思，就是指私人经营的。维克娄查问过，它已经客满了。但亨西格不是个好惹的人物，在他密集的电话和小费双重攻势下，他们终于加了一张桌子，离舞台只有三步远，台上那出吉卜赛歌舞剧是巴雷看过的最糟、最吵闹的。

就这样，他们在那儿坐了下来，庆祝亨西格夫人奇迹似的痊愈。歌手们的轻歌妙舞透过手提电子扩音器，听来益发觉得刺耳，没完没了。

就在他们四周坐着的，是蛰伏于巴雷心中的道德所素来憎恶、但却从未见过的俄国人：并非秘密的资本主义特权分子、因为经营产业而致富的暴发户以及招摇过市的消费群，还有党内的权贵人士和敛财的吸血鬼、身上珠光宝气且浑身洒了西方香水及苏联除臭剂味道的女人们，而侍者都竞相穿梭在那些富商巨贾的席位之间。

“巴雷，我要你明了一些实情，”亨西格身子向前倾，靠在桌子上，对巴雷吼着，“这个国家正在改变。我在这儿可以嗅得到希望，嗅得到商业的气息。我们在波多马克的人也正希望能如此。我觉得很骄傲。”他虽然声嘶力竭，但他的声音早已被那震耳欲聋的乐声掩盖住了。看他嘴形又重复地说了“骄傲”这个词，但即使他再用力，也抵挡不住那一百万分贝的吉卜赛音乐。

但是麻烦在于，亨西格和梅西都是修养到家的人物。而他们个人的这项优点，却使得情况变得更为糟糕。随着痛苦一直不断地拖延，巴雷逐渐进入了充耳不闻的无我境界。就在外界那刺耳的声音里，他找到了一处最可靠的空间。从这个空间毫无遮掩的窗户里向外凝视，巴雷可以看到苍白的列宁格勒夜晚。你走到哪里去了，歌德？他问。当她不在你身边时，是谁取代了她的地位？在你抓住她的头发，要她跟你一起去为天下苍生自我毁灭时，是谁在为你缝衣补袜、洗碗烧汤？

他们一定是趁他有点儿不省人事时回到了旅馆。因为，就在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靠在维克娄的肩膀上，周围都是一些来自芬兰的酒鬼，面带羞惭地在大店里跌跌撞撞着呢！

“那个餐会真是好极了！”他逢人就讲，“乐队的演出真是精彩！谢谢你到列宁格勒来。”

但是就在维克娄拖着他往床边走去时，巴雷心里那个仍然保持清醒的部分回头越过肩头，扫视了下方宽阔的楼梯。就在靠近出口的黑暗里，他看见了卡佳，她坐在那儿，两腿交叉重叠着。她的手提袋放在大腿上。身穿黑色夹克。一条白色的丝质领巾在下巴处打了个结。她的眼端视着他，脸上带着她惯有的紧张笑容，既悲伤又充满了希望，并且渴望着爱。

当他的目光从混沌中很快地清醒过来时，他看到她对着一位侍者说了一些漂亮而机灵的话，于是，他才看清她只不过是列宁格勒一名在钓寻欢客的妓女罢了！

第二天，在英国这边的欢迎声中，我们的英雄终于要回家了。

奈德不要有任何排场，不要有任何美国人在场，当然更不要有克莱福在场。但他决心要有所表示，因此，我们就开车到格特维克，并且由于我们事先就已经叫布拉克手举一张“波多马克”的牌子站在入境关卡内，于是乎就好整以暇地在候客室里等。与我们在一块儿的还有外事部的人，他们正在那儿为是谁喝了琴酒而争吵不休！

我们等着，飞机延误了时刻。克莱福从格罗斯凡纳广场打电话来问：“他回来了没有，帕尔弗莱？”就好像他挺希望巴雷能待在苏联似的。

半个小时又过了，克莱福又再度打了电话来。这一次是奈德接的，他通常在打电话时，如果没有人突然闯了进来，是很少会挂人家电话的。但是今天不同，维克娄溜了进来，像一个合唱团里的小歌手露出他的牙齿笑着，他不但笑着，而且还同时对奈德使出警告的眼色。

几秒钟之后，巴雷进来了。除了脸色比较苍白以外，他的样子就跟他的档案照片一模一样。他一进来，还没等布拉克把门关上，就脱口而出：“大家伙好哇！那个婆婆妈妈的机长，说话不清不楚的，说了半天，到底说些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没搞懂。真想把他给宰了。”

就在巴雷暴跳如雷的时候，维克娄小心地解释着他不高兴的原因。当他们的飞机飞出列宁格勒时，机上已被一群来自英国的商人占满了。巴雷一看这批人，就说他们是那种最没教养的雅痞。不过，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上看来，他们也的确是的。其中有几个人在上飞机时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而其他人在上了飞机之后不久也都步上他们的后尘。当飞机升空之后才几分钟，那个被巴雷视为煽动分子的机长宣布飞机已经飞越苏联的领空。大家一阵叫嚣之后，空姐就跑上跑下地沿着走道发放香槟。之后，他们就一起叫喊着“英国万岁！”

“每次都来这套！”巴雷板着脸怒叫道，“我要写信给那个航空公司，我要……”

“你不会做出这种事的，”奈德和善地打断了他的话，“如果你这么做，你会使我们为你卷进一场无谓的纷争。如果你一定要发脾气，也请你以后再发。”

他一边说，一边上前握住巴雷的手，而巴雷也终于笑了。

“沃尔特呢？”他看了看四周，问道。

“他有事不能来。”奈德说，但巴雷似乎已经失去了再追问下去的兴趣。他喝酒时，哭了出来，手也剧烈地颤抖。奈德事后对我说，这是士兵从战场回来之后的常态。

11

以后三天，就像是一架撞毁了的飞机残骸，正进行事后审慎的检查，希望能发现出技术上的失误。不过，说实在的，能够发掘出来的，实在少之又少。

经过了在机场的一阵发泄之后，巴雷已经逐渐恢复过来。他在车子行进途中经常自顾自地发笑，并且以他那种习惯性的羞怯看着沿路他所熟悉的路标。他也打了好一阵子的喷嚏。

奈德已经决定让巴雷先在武士桥的那间房子里过一夜，再放他回自己的公寓。我们一进屋子，巴雷就把他所有的行李都扔到客厅，把手环绕在寇德小姐的脖子上，对她宣布他对她的爱是多么的诚实无伪，并且奉上一顶维克娄或任何人在事后都不记得他在何时购买的山猫皮帽子。

就在这时候，我偷偷地告退而出。克莱福要我到十二楼，去与他面对面地做一个他所谓的“重要会谈”。不过，很显然地，他想做的，只不过是想从我这儿套出一些情报而已。斯科特·布莱尔紧张吗？他有没有失常？他怎么样了，帕尔弗莱？庄尼在那儿听着，很少发言，据他说，鲍勃已经被兰利召回去开会磋商。我只把所见的告诉他，没有删减情节，当然也不会加油添醋。他们两人在听我讲巴雷落泪之后，都不免大吃一惊。

“你的意思是说他想再回去？”克莱福说。

就在同一天晚上，奈德单独与巴雷共进晚餐。不过，这还谈不上作汇报。

这是一段失魂落魄的时期，录音带中，巴雷的音调比正常高了一个音符。我和他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正谈着歌德，但是态度是故作客观的。

歌德已经老了，已经不复当年的活力了。

歌德真的是只惊弓之鸟。

歌德似乎已经戒掉喝酒的习惯。他随时随地都会兴奋。“你应该看一看他的手。哈瑞，他把手放在地图上的时候，抖得很厉害。”

我听他这么一讲，心里就想：你也该看一看你自己的手。你大概不知道你在机场喝香槟的时候，手抖得有多么厉害。

他在那天晚上只提到卡佳一次，还是故意用一种不经意态度提起的。我想，他大概是要让我们知道他可以不带情感就如我们可以控制情绪一样。这倒不是说他狡猾，其实如果我们没教过他，他也不会做得出。现在我们是他情感依系所在，他害怕若失去我们，他将落得无所依靠。

他说，卡佳担心她的孩子远胜过担心她自己。他说这话的时候，又是故意装出一副置身事外的态度。他认为大部分的母亲都有相同的表现。不过，另一方面来讲，她的孩子象征了她想要拯救的世界。因此，就某种意义上来讲，她所做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崇高母爱，你同意吗，奈德？

奈德点头了。没有一件事是比拿自己的孩子当试验品更叫人为难的了，巴雷，他说。

但她真是个好女人，巴雷坚持道，一派施恩者的模样，就他近来的个人风格来说，似乎态度太坚决了点。但是如果你喜欢你的女人有像圣女贞德一样的道德勇气，那么卡佳就是你所要的女人。她不但有勇气，还很漂亮，这些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们懂得他在说些什么，就知道他实在有些欠缺含蓄。

由于不能当着他的面说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我们都已拿过她的照片来欣赏，所以就只好装着相信他的话。

十一点，巴雷一边抱怨着时差，一边就打起瞌睡来了。我们站在大厅里目送他爬上楼梯去睡觉。

“不管怎么说，那是个好东西，是不是？”他靠着楼梯的栏杆上，透过他小而圆的眼镜对着我们露齿而笑，“我是说他交给我的那本新笔记本。你们不都看了吗？”

“那些研究人员此刻正在挑灯夜战，不眠不休地赶着读它呢！”奈德回答道。其实，那些人此刻正像猫狗抢食物一般地抢着看，只是他很难启齿罢了。

“专家都是上了瘾的人。”巴雷说，又笑了一笑。

但他还是站在原地摇晃着，好像是在寻找另一个适当的出口。

“必须有人在那个麦克风上下下工夫了，奈德。它们架在我的背上，把我的背弄得一块青一块紫的。你若预备再送一个笨蛋去，最好能挑背厚一点的，顺便问一下，鲍勃叔叔在哪儿？”

“他到处留情去了。”奈德说，“现在，他可有事忙了。他希望最近能见你一面。”

“他是不是去找沃尔特了？”

“即使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的。”奈德说。他一说完，我们都笑了。

就在当晚，我接到了我太太玛格丽特的一个电话。她说她在巴辛斯托克收到一张违规停车的罚单，她认为这张罚单罚得不公平。

“那是我的地方。我已经打停车信号，这时候一个小个子男人开着一辆崭新的捷豹车，白色的，一头油亮的黑发——”

我很不聪明地笑了，并且告诉她说开着捷豹车、头发乌黑发亮的小伙子也不可能在停车的尺度上有额外的权利。但幽默向来就不是玛格丽特的专长。

第二天清晨，星期天，克莱福又要求我到场。首先他盘问我前一晚的事情，然后要我对庄尼说清楚一件事情：巴雷到底算不算是我们局里正式的一员，而如果是的话，是否因加入我们而抛弃过某些权利——譬如说，万一与我们发生争执的话，他的合法陈情权利。我说得有些模棱两可，令他们十分恼火。但是基本上，我的答案是“是的”。是的，他已经放弃了这些权利。或者，说得更确实一点，不管他在法律上有没有如此权利，我们都可以骗他作此想法。

也许我早先没有说清楚，庄尼是哈佛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所以兰利没有必要送一堆法律顾问给我们。

下午，巴雷一刻也没安静下来。于是，我们就趁着晴朗的天气，开车到了处女头那地方，在泰晤士河畔的拖船路上散步。我们返回时，我想可以说巴雷已经作完了报告：对于我们那些分析专家都已经有十足把握的事情，以及他在行动中的遭遇，都被我们以技术上的方法一一查明了。事实上，能够让他报告的，实在是所剩无几了。

巴雷是不是受到我们的忧虑所影响呢？我们尽可能地装愉快，但是我不得不怀疑那种会要人命的沉滞气氛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他。也许，他自己本身就陷在一片迷惑的漩涡和泄气的沮丧里，而我们也就跟着他掉了进去。

星期天晚上，我们一起在武士桥吃晚餐。巴雷的态度显得既温和又安静，使奈德认为（其实换了我，也会这么以为）大可以放心送他回汉普斯德了。

他是住在维多利亚街靠东希斯路的一栋公寓里。我们在那儿设的监听岗哨就在这栋公寓的正下方，由一对年轻的夫妇负责。这一户中原先的住户已经被我们暂时转移到别处去。十一点左右，那对夫妇向我们报告，说巴雷独自在屋里走动。他们听得见他走动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他，因为奈德已撤离监视器。他们说，他一直不断地对自己讲话。当他拆开邮件的时候，我们清楚地从监视器上听到一连串愤慨和诅咒。

奈德对他的这种表现始终无动于衷。他已经读过巴雷所有的信件，知道其中并没有什么好费心去防范的内容。

清晨一点钟，巴雷打了电话给他在格雷丹的女儿安西雅。

“ig是什么东西？”

“是爱斯基摩人住的房子，里面没有厕所。莫斯科怎么样？”

“如果你坐‘泰坦尼克号’横越大西洋，你会怎么样？”

“只能走一半吧。莫斯科怎么样？”

“如果你拿袋鼠和羊交配，会生出什么东西？”

“我是在问你莫斯科到底怎么样？”

“像一件毛背心。你那位讨厌的丈夫近况如何？”

“他现在睡了，但是睡得不好。你带到里斯本的那个俏佳人怎么样了？”

“已经雨过天晴了。”

“我想她是蛮认真的。”

“她是，我不是。”

巴雷接着又打了电话给两个女人，第一个是他的前妻，他仍然对她保有探望的权利，第二位我们手边并没有资料。这两位女人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即使有心，也没有能力给他任何慰藉，因为她们此刻都躺在自己的男人怀中呢！

在一点四十分的时候，这对夫妇报告，巴雷卧房的灯光熄了。奈德总算是放心地去睡了，但是我在自己的公寓中，却了无睡意。我的脑袋中充满了对汉娜的回忆，巴雷在武士桥给我的印象亦掺杂其中。我想起了他谈及卡佳和她那两个孩子时的惺惺作态。我把它拿来和我不断否定对汉娜的爱作比较，我又回到了当年，当我对她的爱已经影响到我前程的那些岁月。汉娜看起来嘴角有些下垂，我每隔五分钟，就会看到她天真无邪的样子。她的丈夫如今是否带着她婆娑起舞？想到这儿，我笑了。我推测，他喜欢拥着她团团转，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应该带着巴雷那种超脱的口吻才对。说实在的，在我心中，那团秘密的火种已经燃烧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第二天早晨，巴雷回到他的公司上班，但是他也同意，如果我们有需要他澄清某些疑点的时候，他会在下班回家的途中，去武士桥的那栋房子与我们碰面。这种安排，听起来好像是太过疏于看住巴雷了，其实不然，因为奈德现在正与十二楼那些人处于严重的争执中，很可能一到晚上，他要是还不让步，就得面对那些官僚全力的攻击。

但是就在这时候，巴雷却失踪了。

根据监视巴雷的人捎回来的报告，巴雷约在四点四十三分的时候离开了他在诺福克的办公室，比我们预计的要早了一点。他带着他的萨克斯管一块儿离去。维克娄当时正在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后面的房间里打一份莫斯科之行的报告，对他的离去毫不知情。但是布拉克的手下，两个穿着牛仔裤的小伙子跟着巴雷向西沿着河滨大道走去。当巴雷改变心意，他们也跟他一起穿过了苏荷区，到了一处版权代理常光顾的酒吧。他在那儿待了二十分钟之后，又带着他的萨克斯管，气定神闲地走了出来。他招呼了一辆出租车，这两个小伙子中有一个当时与他距离接近到可以听清楚他叫那位司机载他去武士桥。这名干员通知了布拉克，布拉克又打了电话给当时已经等在武士桥的奈德说：“等着，你的客人已经出发了。”我当时在别的地方，正打着别的仗。

就这么样，巴雷失踪了。除了那两个人忘记把那辆出租车的号码记下来以外，谁也不能怪。这两人一时的疏忽，让他们全体在事后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个时候正是交通高峰时刻，要从河滨大道到武士桥可能要开上一个世纪之久。一直到七点半，奈德才放弃了等待，并且忧心忡忡地走回他的苏俄司。

九点钟，当大家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时，奈德很不情愿地宣布司内进入紧急状况。当然，就范围来讲，那些美国人并不包括在内。奈德像平常一样冷静。也许，在潜意识中，他为了要处理这突如其来的危机而显得格外镇定，因为布拉克说他在事后就开始打理一些准备工作。他并没有通知克莱福，但是他后来向我解释，在目前这种如临大敌的恶劣气氛中通知克莱福，无异于发了一张会唱歌的电报给兰利。

奈德先开车到布鲁斯伯里，在那儿，本单位那些专司窃听的同仁在罗素广场下面拥有一间可以自由使用的地下室。他从车库里调了一部车，一路开得飞快。当班的监听人员中，为首的是玛丽，她年约四十，一天到晚吃个不停。她脸色红润，至今尚是小姑独处。她的嗜好，就我们所知，除了吃，也就只有那些她听得见却永远也摸不着的声音了。奈德交给她一堆与巴雷有来往的人名单，这些名单都是以前沃尔特从窃听和监视报告中截取出来的。玛丽能够立即把他们网罗到吗？

玛丽当然不可能。“奈德，曲解规定是一回事，而要我做一打不法的窃听又是另一回事，你难道不知道吗？”

奈德本该表示那几个窃听对象已经是在总部现有的许可范围之内，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在皮姆利柯街打电话找我。我那时刚忙了一天，正预备开一瓶葡萄酒作安慰。我所住的地方是一栋狭小拥挤的公寓，我把窗户打开好把油烟味放出去。我还记得，为了跟他谈话，我还特地把那扇窗户给关了起来。

从理论上讲，窃听的许可状是由内政大臣签发，他若不在，则由他的代理人签发。但是，也不是说没有任何伎俩可以规避这项限制，因为他也赋予法律顾问一个特权，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动用，不过需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以书面报告。我胡乱地开了授权状，并且在上面签了名，又把瓦斯关掉（我那时候还在炒菜），然后就爬进了一辆出租车。二十分钟之后，我就把那份授权书交在玛丽手中了。不到一个小时，与巴雷有联络的人就全被网罗到了。

当我做完这些之后心里怎么想呢？我想巴雷已经自杀了吗？不，我不这么想，他热爱生命，不到最后关头他绝不会认命。

但是我认为他也有可能不按牌理出牌。因此，我认为在巴雷身上所能做出的最坏打算，也只不过就是当那位机长宣布他的飞机又回到了苏联领空时，他鼓掌叫好而已。

就在同时，布拉克已经说动了警方用紧急广播呼叫市内的出租车司机们，询问有无任何一位曾在五点三十分的时候，在旧康普敦街载过一位手拿萨克斯管、身材高瘦的人。当时的目的地是武士桥，但是在车行途中，这位乘客又改变了目的地。还有，他拿的是高音的萨克斯管，尺寸只有中音萨克斯管的二分之一左右。约十点时，那个司机出现了。这辆出租车一开始的时候的确要往武士桥走的，但是，车子开到特拉法加广场的时候，巴雷突然改变了心意，要那位司机载他去哈雷街。计程表跳到了三镑，巴雷给了他一张五镑钞票，且告诉他不用找了。

在沃尔特的记录帮助之下，奈德奇迹似的脑筋一转，找着了他要找的那个人：安德鲁·乔治·马奎第，又名安迪。在我们的记录中，他曾是个号手，与巴雷仍保持联络。三个星期以前住进哈雷街的慈善修女救济院，底下用铅笔潦草地标注为编号47A，沃尔特在这张小纸上还加注：马奎第是灌输巴雷“人难免一死”观念的导师。

我仍然记得我当时是如何用双手握着奈德车子的方向盘。我们到了救济院，才知道马奎第已经注射了镇静剂。巴雷曾经和他坐了一个小时，他们交谈了几句话。那位刚刚才来值勤的女舍监给了巴雷一杯没有加牛奶，也没有加糖的茶。巴雷曾经拿出他的酒瓶，倒了一点儿威士忌在茶里头。他曾经邀请那位修女喝威士忌，但是被她拒绝了。他问她是否可以为老安迪奏几首他最喜欢的歌曲。在获得她的首肯之后，他轻轻地吹了十分钟。有几位修女聚集在走廊上听他演奏，其中有一位听出那首曲子就是贝西的《忧郁与感伤》。他留下了电话号码以及一张一百镑的支票，给那位在门口摆了钢制收银盘、看来像“赌桌上收赌注的人”。那位女舍监也告诉过他，他若愿意，随时可以再来。

“你们该不会是警察吧？”在我们道别的时候，她面带不悦地问我。

“我的天！不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是呢？”

她摇了摇头，避不作答，但我想我知道她在巴雷身上察觉出些什么。她感觉出他是在逃避、隐藏自己的行踪。

我们兼程赶回了苏俄司，奈德在车上使用了汽车电话，命令布拉克列出所有的俱乐部、音乐演奏厅以及在伦敦地区所有今晚可能演奏爵士乐的酒吧名单。他为了这件事，会尽他所能地召集所有他能够召集到的监视能手。

我另外强调一点微不足道的律师忠告：布拉克或任何一个监视人员都不得限制巴雷的行动，也不得接近他。不管巴雷有无放弃其他的权利，他并没有放弃保护他自己的权利，他是个有权利的人。

我们坐下来等了许久，玛丽这一位监听工作的主管才打了电话过来。这一次，她的音调又甜又娇，“奈德，我想你最好快一点到这儿来。事情有点眉目了！”

我们又赶回了罗素广场，奈德的车速达到了每小时六十里。

到了地下室，玛丽看到我们，立刻带着微笑迎接我们。她的微笑，要到灾难临头时才见得到。她身旁站着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她的名字叫佩西，穿着绿色的工作服。桌上，一台录音机正在转动。

“你他妈的是谁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录音机里传来了一个洪亮的声音，我立即听出那是巴雷的强悍姑妈潘多拉，也就是我曾经招待她吃过午餐的那一位“神圣不可侵犯者”。紧接着传来的，是钱币丢进电话机的声音，而谈话也中断了一瞬间。接着，就听到巴雷很有礼貌地说着：“我想我已经受够了，潘。我现在要跟公司说拜拜了。”

“不要讲这种傻话。”潘多拉姑妈失声地说，“你又被乱七八糟的女人给逮住了。”

“我是说真的，潘。这一次是真的。我必须要告诉你。”

“你每一次都是说真的。这就是为什么你那套骗人的把戏总是没有人相信的缘故。”

“我今早就会找盖谈。”盖·所罗门，在我们的资料里是巴雷的家庭律师，也是巴雷常接触的人之一。“那位新来的维克娄全力接管我的工作。他能力又强，又学得快。”

“你有没有追查他是从哪里打的电话？”巴雷挂断的时候，奈德问玛丽。

“没有时间查。”玛丽骄傲地说。

录音带上又传来一个电话铃声。又是巴雷。“雷吉吗？我晚上有演奏，快来！”

玛丽交了一张卡片给我们，卡片上有她写的字：康农·雷吉诺德·科旺，是鼓手，也是神职人员。

“不行！”雷吉说，“我现在要开坚信课。”

“不要去了。”巴雷说。

“不成的，那些家伙现在跟我在一块儿。”

“我们需要你，雷吉。老安迪都快要死了。”

“我们不也是都要死了？该死的！一直都是。”

放到这儿，录音带完了。布拉克从苏俄司打了一个电话来，说是有紧急事件要找奈德。他的监视人员报告：巴雷在一个小时以前在苏荷酒吧现身过，他在那儿喝了五杯威士忌之后，就转往位于国王十字街的诺亚拱门酒吧。

“诺亚拱门？你说的是诺亚方舟吧！”

“是拱门。它是在铁路底下的一个拱门形状的酒吧。诺亚是一个身高八尺的西印度人。巴雷曾加入过他们的乐队。”

“他一个人吗？”

“到目前为止，是的。”

“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是一个供人饮酒吃菜的地方。有六十张桌子，有舞台、砖墙，还有应召女郎，大抵就是这样了。”

按照布拉克的想法，所有漂亮的女孩都是妓女。

“那儿有几成满？”奈德说。

“有三分之二的座位都坐满了，并且来客还在增加当中。”

“他正在演奏什么？”

“艾灵顿公爵的《情人》。”

“那儿有多少出口？”

“一个出口。”

“找三个人组成一队，叫他们坐在靠近门口的座位上。如果他离开了，就跟着他走，但是不要碰他。通知后勤单位，告诉他们我要班·路格立刻把他的出租车开到诺亚拱门酒店门口，并且在那儿把他的旗子放下来等着。他知道该怎么做的。”路格是我们这个单位专开出租车的干员。接着他又说：“那间酒吧里有公用电话没？”

“有两部。”

“找人占着这两部电话，一直到我赶往那儿为止。他看到你了吗？”

“没有。”

“不要让他看到了。马路对面是什么？”

“是一家洗衣店。”

“开着吗？”

“没有。”

“你就在洗衣店前等我。”他又转过身去对着仍然在微笑的玛丽低声地说道：“在国王十字街的诺亚拱门酒吧有两部电话，现在把它们切断。如果经理另有电话，连那个也切了。我不管工程人员的人手有多么不足，现在就切断。如果外面的街道上有电话亭的话，也把它们切断。现在就干。”

我们放着情报局的车子不坐，叫了一部出租车。布拉克果然在洗衣店门口等着。班·路格的车子停在路边。车门口挂着一张五元九角五分的罚单。奈德的眼睛瞥都不瞥他们一下，就领我走过那张监视人员坐的桌子，推开人潮，直往前面走。

没有人在跳舞。乐队的前排正停下来休息，巴雷则站在一张金色椅子前方的舞台正中央吹奏，背后有低音大提琴和鼓为他伴奏。他的头顶上有一道拱门状的墙，形成了一个共鸣的小室。他仍然穿着出版服，并且好像忘掉把他的夹克脱掉。五彩的灯光在他的头顶上旋转着，偶尔会照射到他流汗的脸孔。他的表情既沉着又冷漠，正一口气吹出一连串长长的音符，而我知道他吹的是一首安魂曲。他为安迪吹，也为所有萦绕在他心头的人吹。有两个女孩不请自来地坐在乐队的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瞪着他看。在他前面，有一排啤酒等着他光顾。在他的身旁，站着那位高大的诺亚，他的手交叉抱在胸前，头低着倾听他的演奏。一曲终了，巴雷从容不迫地，就好像是在为一位朋友包扎伤口一样，把他的萨克斯擦干净，放入箱子。诺亚不让客人们拍手鼓掌，但到处有噼啪的声音，也有人叫着“再来一首”，但是巴雷并没理会他们。他喝了两杯啤酒，同大家一鞠躬之后，就优雅地穿过人群，朝门走去。我们也跟着他走了出去。我们一走到街上，班·路格就把他的出租车开了过来，并且旗子也举了起来。

“毛氏酒店。”巴雷重重地坐到后座上之后，就对他使唤了起来。他又拿出另一瓶威士忌，打开酒瓶。“哈啰，哈瑞。隔着老远恋爱怎么样？”

“好，太好了。这是明智之举。”

“毛氏酒店到底在哪里？”奈德坐在他身旁问道，而我则坐在前座。

“托夫奈尔公园。就在法尔茅斯湾附近。”

“听起来蛮不错的？”奈德问。

“顶尖的。”

不过，让我心生警觉的并不是巴雷惺惺作态的愉悦表情，而是他那种淡淡的语气、了无生气的眼神和他用来包装自己的那种英国礼节。

毛是一位五十开外的金发女人。她抱着巴雷吻了好久，方才让我们坐在她的桌子边。巴雷演奏着蓝调音乐，毛要他留下，我想是要他留下过夜，但是巴雷哪里也坐不住，所以我们就到了坐落于艾斯灵顿的一处音乐比萨店。他在那儿又独奏了一曲。班·路格进来和我们一起坐着喝了杯咖啡，也听了他的演奏。班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拳击手，直到现在还是三句话不离拳击比赛。离开了艾斯灵顿，我们过河到艾乐芳的一家修车厂里听一个黑人乐队演奏灵歌。那时已经是凌晨四点十五分了，但是巴雷仍无睡意，他宁愿和那群人拿着一个品脱大小的瓷马克杯喝加了酒的可可。就在我们好说歹说才把他劝进班的车子里去的时候，刚才在诺亚酒吧里的那两个女孩又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并且不请自来地就坐在车子的后座，一边一个夹着巴雷。

我和奈德在人行道上等待的时候，班对两个女孩说：“你们两人给我滚出去！”

“你们不要动，我出去。”巴雷对她们说。

“这不是你们的车子，是那个家伙的。”班指着奈德说，“趁现在还来得及，还不赶快滚！”

巴雷对准班戴着黑帽的头部挥手就是一拳。班的手一挡，像扫蜘蛛网一样把巴雷挥来的拳头挡了回去，一边乘势把巴雷拖出车外，小心地交给奈德，而奈德则同样小心地伸手把巴雷给架住。

班仍然戴着他的黑色鸭舌帽，一下子就钻到车里去，然后一边一个拥着女孩们走了出来。

“我们何不出来透透空气？”奈德对巴雷提议的时候，班已经给每个女孩十镑纸币，让她们消失在夜色之中。

“好主意。”巴雷说。

于是我们就列队而行，慢慢地越过河。布拉克的监视人员殿后，班·路格的车子亦尾随我们而行。码头上，天色渐明。

“我很抱歉！”巴雷过了一会儿，对奈德说，“没有让你为难吧，奈德？”“没什么！”奈德说。

“我只是想玩一点音乐，奈德。”他说完，又转过头来，对着我说道，“你是一个懂音乐的人吧，哈瑞？我的室友以前常在电话中演奏给他的女友听。不过，他只奏钢琴不奏萨克斯。但是他说同样有用。你可以对着你的太太试试。”

“我们明天就要到美国去。”奈德说。

巴雷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淡然地说道：“对你们来说，这很好呀！这个时候去美国正好。我敢保证这时的乡村景色是最好看的。”

“其实，这对你也不错呀！”奈德说，“我们认为得带你一道去。”

“我带家常便服就可以了吗？”巴雷问道，“还是要我带一件晚礼服，以便需要的时候派上用场？”

12

我们搭乘一架小飞机于黄昏时分抵达那个小岛。这架小飞机属于一家大型的美国私人公司。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狭小而树木繁茂的岛屿是属于谁的。小岛的中央地带陷入海中，两端翘起，形同圆锥。因此，当我们还停留在空中的时候，它给我们的印象就像是一个倒塌在大西洋里的贝都因游牧民族帐篷。我猜测这个岛屿长度有两英里。我们看到岛的一端有一幢新英格兰式的楼房，另一端有小小的白色码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管那幢楼叫避暑别墅，因为在冬天没有人会去那儿。它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一个有钱的波士顿人建造的。那个时候，大家都自称是乡村人士。我们感觉机翼正在摆动，带着咸味的空气由嘎嘎作响的机舱窗口吹了进来。我们看见海面上波光荡漾，好像是照在文身人身上的探照灯光，又像看见马儿们在水面上争食。我们还在陆地上看到一座面向西方的灯塔。照我估计，我们已经沿着缅因州的海岸飞了五十八分钟。两旁的树木迎面而来，天空在眼前消失了，飞机突然沿着一条长满了草的跑道边跳边摇地停了下来。跑道尽头蓝迪和他的那一批人，还有一辆吉普车正等着我们。蓝迪看来非常壮硕，美国人中，能跟他比的没有几个。他打着领带，身穿一件风衣。我觉得我认识他的母亲。

“欢迎你们莅临本岛。你们在此期间，由本人负责招待。”他首先握了握巴雷的手。他们一定已经把巴雷的照片给他看过了。“布朗先生，这真是我的荣幸。奈德？哈瑞？”

“你真好。”巴雷说。

我们绕到山的一侧的时候，看到背海耸立的松树益发显得黑。蓝迪的那批手下坐着另一辆车子尾随在我们后面。

“你们都是从英国来的吗？撒切尔夫人真是一位好舵手呀！”蓝迪说。

“她随着这条船沉没的时候快到了。”巴雷说。

蓝迪一直在笑，好像他这一路下来刚刚才学会笑似的。布朗是巴雷在这一趟旅途中的代号。即使是护照（由奈德携带着）上，他的名字也是布朗先生。

我们经由一个堤道颠颠簸簸地开到警卫室门口。门开了，我们进去之后随即关上了。我们现在正处于海中的一个岬角上。岬角顶端就耸立着那一幢楼房，隐藏在草丛中的弧光灯将它照射得通明。在楼房两侧隔得很远处，才有草地和被风吹得光秃秃的灌木丛。一个断裂得不成样子的防波堤在海水中不停地晃荡着。蓝迪把吉普车停好了，拿着巴雷的行李，就领着我们走过一条竖着路灯，两旁种有绣球花的路，一直走到一间船尾。在我们到波士顿的途中，巴雷打过瞌睡，也喝醉过，又一直吵着说影片不好看。在小飞机上，他也对着新英格兰的风景皱过眉头，好像它的美惹恼了他似的。但是一等到我们落了地，他似乎就又重新回到他自己的世界里去了。

“布朗先生，我受命接待你在新郎套房住下。”蓝迪说。

“能住在这儿真是再好不过了，老兄。”巴雷礼貌地说着。

“你真的这样想就好极了，布朗先生，老兄？”

蓝迪叫我们经过一个铺了石板的大厅，到了船长室里。室内摆设出自设计师之手。房间角落里有一张铜床；窗户边有一个写字台。墙上挂着船上的装备，令人觉得足可以假乱真。就在一般美国人都拿来当做厨房的小室里，巴雷发现新大陆似的看到一个冰箱，他拉开门，往里头瞧了瞧，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什么东西。

“布朗先生希望在傍晚的时候，他的房间里有酒可喝，蓝迪。如果你的橱柜里有酒的话，他会感激不尽的。”

那一栋避暑别墅是一间童年的陈列馆。在门廊上，槌球比赛用的蜜色木槌靠着一辆满是灰尘的山羊拖车，车里装满了从海边捡回来的龙虾浮标。门廊里有蜂蜡和皮革的味道。大厅里挂着几幅捕鲸船的画。另外，在这几幅画的旁边，还挂着几幅头戴宽边帽的男女画像。我们跟着蓝迪走上了一道宽阔整洁的楼梯，巴雷尾随在我们后面。我们每上一级，都可以看到镶着彩色玻璃的拱形窗户，像是缀着珠宝通往大海的门户。我们来到了一条走廊，走廊的两旁有几间卧室。最大的一间是给克莱福的。从阳台向下俯视，可以看到花园和花园下方的船尾。海那边的大陆也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此时，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下来了。

在一间有白椽的餐室，一位兰利派来的女孩为我们端上缅因州的龙虾和白酒。她有意地尽量将目光避开我们。

我们进餐的时候，蓝迪为我们解释这间屋子的规矩。“在此，我先要拜托诸位不要和那些工作人员称兄道弟。只要和他们道声早安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如果你有任何事情要和他们说，最好先对我说，让我来替你们转达。虽然我们为了诸位的方便和安全设有守卫，但我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把你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我们所属的土地内。拜托。谢谢！”

晚餐和演讲都结束了，蓝迪带着奈德到联络室里去，而我则陪着巴雷回到了那间船尾。一股强劲的风吹打着花园，就在我们经过那里，走出那些照明灯之外的时候，巴雷似乎朝着花园鲁莽地笑着。手持无线电话的那些男人看着我们通过。

“下盘棋怎么样？”我们到达他的门口时，我这么问他。

我希望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但是事与愿违，而我也摸不清他此刻的情绪到底如何。他轻轻地拍一拍我的手臂，跟我道了晚安。他的房门打开了，然后又关上，但是就在这么短短的一瞬间，我还是清楚地瞥见了一位步哨的身影，在离我们不到两码的黑暗中站岗。

第二天早上，罗素·薛里顿两手握着我的手，以恭维的语气小声地对我说：“你是一位聪明的律师，也是一位杰出的官员。哈瑞，最近还好吧？”

自从他到伦敦出公差以来，他的样子几乎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只不过他眼睛底下的黑眼圈更黑了一些，更哀伤了些，他身上的蓝色西装也比以前大了一两号，白色衬衫里头还是挺着一个大肚子。六年了，同样那股殡葬业者味道的刮胡水，仍弥漫在这个苏联行动的新负责人身上。

他手下的一群年轻人毕恭毕敬地离他远远地站着，手上抓着他们的旅行袋，像是站在机场，束手无策的一群旅客。克莱福和鲍勃在他的两侧，他们三人像是一队士兵。鲍勃看起来，好像老了十岁。他脸上满布着风霜的笑容取代了他十足的自信。他淡淡地欢迎我们，似乎已经有人警告过他，要他离我们远一点。

大家的心里，已经都打了个底——这场会议就要揭幕了。

看来，下面几天之中，我们这些人一定会相处得相当愉快。大家都兴致勃勃地等待着讨论他们的事情。不过，除此以外，当时的情景，我大概也记不得什么了。

在此，有一件事让我很难以启齿，但是为了巴雷，我不得不讲。因为他从未让那些做主子的人感到难堪。他从未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怪罪到他们头上，不论是当时，或是以后，他都没有过。他对美国人可能都不怀什么好感，但是当他和他们个别谈过话之后，马上就说他们都是好人。这些美国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在晚餐的时候不能和他把酒尽欢的。当然，巴雷也察觉得出来，这些人在彼此交谈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对他不怀好意的词句，但是他也同时对他们的勤勉留有深刻的印象。

要说起勤勉来，那他们可真是勤勉呀！如果单单靠数字、金钱和真正的努力就可以造就出一个智慧的头脑，那么，这个情报局所拥有的智慧可就多得一整个牛车都装不下了。只不过，人的脑袋毕竟不是牛车。更何况，它所装的除了智能以外，还有愚昧。

还有，他们是多么的渴望着被爱啊！巴雷适时地满足了他们的这项需要。即使他们把巴雷整得体无完肤，他们还是需要爱，也需要巴雷给他们的爱！直到今天，他们也还是需要爱，才能完成他们消除、破坏、拆毁外在敌人的目标。

然而，也就是因这种真心本性的流露，才使得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尝到了潜伏着的无可言喻的恐怖。

多年以前，我曾经和一位受过鞭刑的人谈过话。他是一名英国的雇佣兵，曾经在非洲帮过我们一些忙，那时他也是想报仇。在他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并不是那鞭挞的痛苦，而是他们事后给他的一杯柳丁汁。他记得他们帮助他回到自己的牢房，他也记得被他们扶着，脸朝下，趴在稻草堆上。但是，这些对他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他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杯新鲜的柳丁汁。一个狱卒把这杯柳丁汁放在他的脸旁，然后就蹲在他的身旁，耐心地等，等他的体力恢复了一些，就喂他喝一些。但是，鞭打他的，也是这位喂他的狱卒。

我们也有我们的柳丁汁，而且我们还有我们的狱卒。尽管表面上他们头戴耳机，脸上也带着敌意，但是他们的敌意，很快就在巴雷的热情之下融化了。我们到达之后还不到一天，原本我们被禁止接近的那些守卫人员，只要一得空，就踮起脚尖进进出出巴雷的屋子，偷得一两瓶威士忌或可乐，再偷偷摸摸地溜回到他们原来的岗位去。他们感觉得出他是那一种人。他们是美国人，所以为他的名声所迷惑。

有一位老手，名叫艾德加。他以前是海军陆战队员。他在棋盘上赢了巴雷不少钱。我在事后才知道，虽然这儿有百般禁忌，但是巴雷还是设法获得了他的名字和地址。因此，在这一切事情都结束之后，他们仍然可以通过通信的方式继续比赛呢！

不单是那些守卫对他友好，就连薛里顿的那些手下，甚至连薛里顿自己，也都在审问他时，保持了相当的节制。这种节制使得他们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激烈作风缓和了不少。

不过，就我的观点来说，他们的这种表现，毋宁可以说是大国的悲剧。这一个国家，一个齐聚天下精英、国力达到顶峰的国家，由这些人表现出来却是如此的不堪入目，让我们这些远到之客都很难相信眼前所面对的，是真正的美国。

但是，它的确是。加在我们身上的责罚和凌辱也都是实在的。

审问就在撞球室里进行。为了接待人在那儿跳舞，木质的地板被漆成了暗红色，而撞球台也被排列成环状的一张张椅子所取代。不过，墙上一块象牙色的记分板和带有姓名字母的球杆盒仍然挂在原地。长而低垂的灯泡在室中央形成一个光圈，巴雷就将被迫坐在中间。

奈德从船尾把巴雷带了来。

“布朗先生，我很高兴和你握手。我刚才才决定在我们保持关系的这一段期间，我的名字就叫海格帝。”薛里顿这么说着，“我看了你一眼之后，觉得有点像爱尔兰人。不要问我为什么。”他领着巴雷大步地走向房间的中央，“最重要的，我先要欢迎你到这儿来。你有别人难得有的优点：你的记忆力好，观察力强，又有英国人所特有的忍耐力，当然，还有你的萨克斯。”

在他这种催眠式的马屁之下，巴雷害羞地笑了，并且安然坐在他的贵宾席上。

但是奈德已经坐得笔直，他的手臂交叉放在胸前。而克莱福呢？他虽然也与此事有关，但是他却有意无意地让自己置身事外。他坐在薛里顿那些年轻手下中间，并且把椅子推向后方，好让他们遮住他。

薛里顿还是站在巴雷面前，并且面向下对着他讲话。不过，他讲话的对象却是别人。“克莱福，你许不许我先用一些鲁莽的问题来轰炸一下布朗先生？奈德，你可不可以先告诉布朗先生，他现在身在美国的领土上，如果他不喜欢回答问题的话，他尽可以不要回答，因为他的沉默会被当做一项有力的证据，证明他有罪。”

“布朗先生可以照料他自己。”巴雷说着，脸上也始终带着笑容，好像不太相信眼前的这种情况已经是相当紧张了。

“他能？那太好了，布朗先生！因为以后几天，我们就是希望你能自己照料自己！”

薛里顿走到餐具橱旁边，为自己倒了些咖啡，然后带着他的咖啡走了回去。他的声音给人一种诉说常识的平静印象，“布朗先生，我们现在是在买一幅毕加索的作品，懂吗？在这间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买同样的一张毕加索的画。两分熟，三分熟，这我们就不必管它。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三个人懂它。但是当你追根究底的时候，真正重要的也只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这幅画是毕加索画的，还是印度或苏联的什么人在他们的谷仓里拿一堆颜料凑合而成的？要记住这件事。”他一手拍拍自己软软的胸膛，另一手拿起咖啡杯，继续说道，“你要记得，这幅画是不能再卖第二回的。这不是伦敦，这是华盛顿。对华盛顿来讲，情报一定要有用才行。换句话说，情报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做苏格拉底式的超然冥想。”他放低了声调，以怜悯的语气说道：“你是卖情报给我们的人，布朗先生。不论你喜欢不喜欢，在我们找到那一位你口中的歌德以前，你个人是我们目前所能够掌握，最接近情报来源的人。不过，我个人对于能否掌握住歌德，实在非常的怀疑，非常非常的怀疑。”

薛里顿转了一下身子，走到外围坐椅的边上，说道：“你是个关键人物，布朗先生。你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一个人。你代表了这件事情。但是，在这件事情里面，你究竟占了多少比例？占了一点？还是比一点还多一点？或是全部？那篇手稿是你写的吗？这出戏是你制作，外加导演的吗？还是，你真的只是你所说的那一部分而已，只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

薛里顿叹了一口气，好像这番话从他这么一位温柔敏感的人口中讲出来是一件挺难的事，“布朗先生，你最近的女伴都是同一个人，还是一再地更换呢？”

奈德正要开口，巴雷已经先脱口而出了。但是他的声调显得并不退缩，甚至他的语气也没有敌意。他的态度，就好像他很不愿意破坏我们现在正享受的美好气氛。

“呃，那么你呢？海格帝夫人准不准你来一下呢？或者我们只限于我们年轻时候的习性呢？”

薛里顿根本就没兴趣听。

“布朗先生，我们是买你的毕加索，不是我的。华盛顿不喜欢他的资产流连在单身酒吧里。我们之间的对话必须非常的坦白，非常的诚实。你没有沉默的自由，也不许说挖苦话。我们以前吃过这样的亏，所以现在绝不愿意再重蹈覆辙。”

我想，他的这一段话是专门针对鲍勃讲的。鲍勃又再度把头垂了下来看着他的双手。

“布朗先生可没有流连在单身酒吧里。”奈德很不客气地说道，“况且，这又不是他的资料，而是歌德的。我实在看不出他的私人生活与这件事情有什么狗屁关系。”

克莱福已经告诉过我，要我尽量少开口。他的眼神现在对着奈德重复着同样的暗示。

“噢，奈德，不要这么说嘛！”薛里顿向他抗议道，“华盛顿近来的路况已经演变成你连搭个他妈的公交车，都得等上半辈子时间，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你每隔五分钟就跑到苏联一趟？布朗先生？你要在那儿置产吗？”

巴雷露齿而笑，但已不再是刚才那副轻松的样子。薛里顿把他给吓住了，但这也的确就是薛里顿所要的效果。

“事实上，老兄，我宁愿继承的是那种角色。我的老爸一直认为苏联比美国好，而且因出版了他们的书惹了一堆麻烦。他是个费边主义者，也是个支持新政的人。假使他是贵国的人民，早就上了黑名单。”

“他曾受到诬陷、电刑并被冠上不道德的名声——这是他的记录上写的，真是糟透了！多告诉我们一些他的事，布朗先生。他留下什么遗产给你继承？”

“这关他什么事？”奈德问道。

他说得对。许久以前，巴雷那位行为怪异的父亲就曾被拿来当做材料大肆渲染，但后来被十二楼以“罪证不足”予以驳回。但是很明显的，情报局并没有这么做，或者说是再也不这么做了。

“就在三十年代，我想你一定也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巴雷继续用他那冷静的声调说道，“他开办了一个苏联书籍俱乐部。那个俱乐部并没有持续多久，但是他既然办了，就义无反顾。而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只要一有了纸张——那时的物资非常缺乏——就印一些亲苏俄的宣传资料，其中大部分是颂扬斯大林的。”

“那么，战后，他又做了些什么？是不是利用周末帮他们建柏林墙？”

“他原本怀着希望，然后他又不抱任何希望了。”巴雷在一阵思考之后答道。他的沉默，又让他占了上风，“俄国人所做的任何事他几乎都可以原谅，惟独他们施行的高压统治、集中营和把人下放劳改无法使他释怀。他们种种倒行逆施，让他的心都碎了。”

“如果俄国人少用一些暴力的话，他的心会不会碎？”

“我不认为会加此。我认为他死可瞑目了。”

薛里顿拿着他的手帕擦了手掌，并且，像一位超重的苦海孤雏18，他用双手拿着他的咖啡杯回到了那张放茶水的桌子。他把热水瓶盖打开，向里面悲观地看了一眼，然后又为自己倒了一杯。

“橡树子，”他抱怨道，“他们收集橡树子，再把它压碎，制出咖啡来。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制造咖啡的。”鲍勃旁边有一张空椅子。薛里顿屈身坐了下去，并且叹息道，“布朗先生，你要不要我替你说出一些身世来？在人类这个大家庭里的功名簿上，是不会留有空白来论述卑微人物的功过，不是吗？所以，任何人，只要他稍有一点名气，都会有一个记录存在。这儿就是你的记录。令尊是一位共产党的同路人，但他后来醒悟了。就在他去世之后不到八年的时间，你去过苏联不下六次。你把公司出版的四种书卖给了他们，并且出版了他们的三种书。这三种书里头，有两种并没有什么卖点，但是另外的一本有关针灸的书却再版了十八次。你虽然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但是我们计算你这几趟的花费，少说也要个一万两千镑，并且你每年的收入也只有一千九百镑。你离过婚，无拘无束，又是英国公立学校毕业。你喝酒就像是只手灌溉沙漠一样。你的那些爵士乐界的朋友都是专门喜欢收集一些唱片，把本尼迪克特的音乐唱成像秀兰·邓波儿那种调调的人。从华盛顿这边来看，你是一个浪荡子，不过，从这儿看，你又挺好的。但是，我如何去向国会那些次级委员会里不耐烦的衮衮诸公解释呢？他们都认定对付歌德资料的方法，就是绑在石头上沉到海底去，因为它危害到美国的军事安全。”

“歌德的资料为什么会危害到美国的安全呢？”巴雷问道。

我想，我们都因他的冷静而惊讶。薛里顿当然也不例外。他看着巴雷，装出了些微怜悯的表情，预备向巴雷解释他的困境。现在他站直了身子面对着巴雷，一边摆出一种既警戒又想询问的神态。

“对不起，布朗先生，我没有听懂你的话。”

“歌德的资料为什么会让他们这么害怕？如果俄国人射不准，美国军方应该高兴得跳脚才对呀？”

“噢，是的，我们是高兴，的确高兴。我们太高兴了。先不管美国的军事投资是不是建立在假定苏联的硬件都准确得像地狱一般的可怕上，也不管这场游戏所玩的，就在于我们要知道苏联飞弹究竟有多么的准确。如果他们真的准，你就可以乘其不备，偷偷摸摸地偷走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让他们来个措手不及。但如果他们的射击不准，那么你最好不要这么试，因为他们那时可在转瞬之间，摧毁你最心爱的二十个城市。也先不要管为了破除苏联先发动攻击而美国在一夜之间沦亡的梦魇，有多少纳税人的钱都浪费了，有多少政客们的话都说烂了，也先不要管一直到今天，‘苏联在武力上超越我们’的这个想法，还一直是拥护星球大战计划者强而有力的说辞，也是华府政客茶余饭后的讨论议题。”大出我意料，薛里顿突然改变了他的口音，操着一口浓厚的南方山林人口音，“现在是我们攻其不备的最佳时机，布朗先生。这个星球太小，容不下两个超级强权，布朗先生。当他们互相倾轧的时候，你是站在哪一边？”

说完之后，他就等着。他那肿胀的脸孔恢复了原有的深沉，是历经许多沧桑的深沉。

“但是我相信歌德，”他继续以一种惊愕的声音说道，“在记录上，从歌德走出他的象牙塔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在收买他。零零星星地买，歌德若是肯被我收买，他就是一个很有用的情报来源。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吗？我告诉你，它告诉我我必须相信布朗先生，并且布朗先生必须对我非常的坦白，否则我就死定了。”他把他的五个指头盖在他的左胸膛上，继续说，“我相信布朗先生，我相信歌德，我相信那一份资料。不过，我现在还是怕得尿都流不出来。”

我在想，有些人改变想法了，有些人已经改变心意了。但是，还是得罗素·薛里顿来宣布他已光明在望。奈德瞪着他，一脸难以置信。克莱福则欣赏墙上的球杆盒，但是薛里顿还是不停地撅着嘴，抱怨他的运气不好。他那些手下，一个用手支着下颚，眼睛紧盯着他那双哈佛鞋子的鞋尖。另一位则透过窗户眺望着大海，好像事实的真相就在那儿一样。

但是，就是没有人看巴雷，似乎没人有这个胆子。他静静地坐着，看起来很年轻。我们已经把来此会遭遇到的事情对他透露了一些，但没有告诉他会发生这种事。不过，起码我们告诉过他，蓝鸟的那些资料不但已经使得美国军事工业鹰派人士如骨鲠在喉，而且还让华府一些极其卑劣的游说组织发出愤怒的叫嚣。

老帕尔弗莱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我开口讲的时候，心里有一种感觉，觉得现在是一出荒唐的戏剧表演，而我是在演戏。那种感觉就好像真实的人生已经从我们的脚底下溜走了似的。

“海格帝先生是在问你，”我说，“你愿不愿意无条件地接受美国人的询问，好让他们一次就把这个情报来源弄个清楚？你可以说不愿意。那是你的权利。我说得对不对，克莱福？”

克莱福虽然不喜欢我对他来这一招，但不情愿归不情愿，他还是不得不同意了我的说法。然后，他就又回去瞪视他的地平线了。

椅子上坐着的每一张脸孔此刻都一起瞪向巴雷，好像是众花朝阳一般。

“你怎么说？”我问他。

他停顿了一下，说不出话来。他伸展一下身子，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看起来颇有点为难。他耸了耸肩，朝奈德看了看，但是奈德并没有在看他。他又回过头来看了看我，一副呆呆的样子。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他是不是在想，如果他说不，他就会永远见不着歌德，永远也见不着卡佳了？他的心里有没有想得这么远？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笑了，笑中很明显地带着腼腆。

“你想呢，哈瑞？说来让我听听。我想听一听我的代言人怎么说。”

“这种问题还是让客户自己说比较好。”我一口就回绝了他，并且对他笑了笑。

“如果不试试，我们怎么都不可能知道结果的，不是吗？”

“我想是的。”我说。

于是，就跟以前他经常做的一样，他爽快地说声：“好吧！”

“耶鲁就是有这些秘密的社团，哈瑞，”鲍勃向我解释道，“到处都是。就算你听过‘叶桨与骨’、‘卷轴与钥匙’这些社团，你所听到的也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而这些社团强调的就是团队精神。现在的哈佛呢？哈佛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他们把钱都花在培植个人的才华上面。所以，当我们这个情报局在招募人才的时候，若招募的对象是要具有团队精神的基层人员，他们就到耶鲁去找；而若招募的对象是做领袖的人才呢，就到哈佛去找。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所有的哈佛人都不听指挥，或是所有耶鲁人都只会盲目服从。但是，就一般的传统来讲，的确是如此的。你是耶鲁毕业的吗？昆恩先生？”

“不是，是西点。”昆恩说。

到了傍晚，第一个代表团才刚刚抵达。我们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同样的红色地板，同样的撞球灯，陪伴着我们等待巴雷。昆恩坐在顶端，托德和拉瑞坐在他的两侧。托德和拉瑞是昆恩的手下。他们都修饰得白白净净，并且，就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讲，他们看起来也未免太过年轻了一点。

“昆恩是从那儿远道而来的，”薛里顿已经告诉过我了，“昆恩和国防部，和情报单位，甚至和上帝都有来往。”

“但是究竟是谁雇用他的？”奈德曾经问过。

薛里顿碰到了这个问题，似乎真的没辙了。他笑了笑，像是原谅一位外国人的无心之言。

“呃，我想，我们都是他的雇主吧！”他说。

昆恩有八尺一寸高，宽肩，大耳。他穿的西装好像是他的护身盔甲。那上面没有奖章，没有职称的标记。他的职称印在他尖挺的下颚和幽黑空洞的眼神中。在老百姓面前，他的笑意中带着愤怒的自卑感。

首先走进来的是奈德，然后才是巴雷。没有人站起来。薛里顿真是会故作谦卑，把他的座位放在所有美方与会者的中央。他温和地替进来的两位作介绍。

昆恩喜欢他们的朴实外表，他已经警告过我们：告诉你们的人不要太过机灵。薛里顿先照着做了。

先开始问话的是拉瑞，他是个外向的人。托德个性沉默又有些孤僻，而拉瑞则戴了一枚超大型的结婚戒指，打了一条花色鲜艳的领带，这两样东西显得突兀而可笑。

“布朗先生，我们必须站在责难挑剔的立场把这件事情彻底地想一想，”他以一种十足的虚伪解释道，“干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情报有经过鉴定的，也有还没经过鉴定的。我们现在想鉴定一下你的情报。这是我们的工作，而我们就是靠着这个吃饭的。请你千万不要认为我讲这话就是在怀疑你，布朗先生。分析的本身是一种科学，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法律。”

“我们先得把它想像成一种组织过的拼凑，”坐在拉瑞身旁的托德带着挑战口吻脱口而出，“抽烟。”

拉瑞笑着向巴雷解释托德并不是要巴雷抽根烟；“抽烟”在他们的行话里，是“诡计”的意思。

“布朗先生，两年以前的那天晚上，去皮里德尔基诺是谁的主意？”拉瑞问道。

“大概是我的吧。”

“你确定吗？”

“我们定那个计划的时候，大家都喝醉了，但是我非常清楚，是我提议的。”

“你们喝了很多的酒，是吗，布朗先生？”拉瑞说。

昆恩的大手用力地抓着一支铅笔，就像要把它给捏扁了一样。

“是很多。”

“你喝酒会忘掉事情吗？”

“有时会。”

“那也就是说，有时不会啰！我们已经听过了你和歌德两人都酩酊大醉时所讲的长篇大论。在那天以前，你可曾去过皮里德尔基诺吗？”

“去过。”

“去过多少次？”

“去过两三次，也许四次吧！”

“你去那儿是拜访朋友吗？”

“是的，我是去拜访朋友的。”巴雷回答的时候，直觉地抬起头来，对美国人的这种问法表示了他的愤怒。

“苏联的朋友？”

“当然。”

拉瑞故意拉长了声调，好让“苏联的朋友”听起来形同招认。

“能够把那些朋友的身份和姓名讲给我们听吗？”

巴雷讲出了他那些朋友的身份和姓名。一位作家、一位女诗人和一位文学官员。拉瑞故意拿着笔慢慢地写着。在他边写边笑的时候，昆恩用他那双阴沉沉的眼睛对着巴雷已成文字的话皱眉头。

“布朗先生，就在你们去的那一天，”拉瑞继续说道，“就在第一天，你有没有想到要按几个旧相识的门铃，看一看有谁在，并且打声招呼？”拉瑞问道。

巴雷并没有想过他曾否想过。他耸了耸肩，习惯性地用他的手背擦了擦嘴角，完全是一副爱说谎的样子。

“我想，我当时并不想带巨无霸去打扰他们。我们人太多，他们会吃不消的。我当时没有想过，真的。”

“真的吗？”拉瑞说。

三个借口了，我不高兴地数着。其实，只要一个就够了。我瞥了一下奈德，知道他也是作如是想。薛里顿太忙，根本无暇去想。鲍勃正忙着充当薛里顿的手下。托德在昆恩的耳边小声地说话。

“这么讲，去凭吊帕斯捷尔纳克的墓碑也是你的主意啰，布朗先生？”拉瑞追问道，就好像任何人要有这个主意的话，都该引以为傲的。

“是坟墓，”巴雷暴躁地纠正他，“是的，如果我不告诉他们的话，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有谁还会知道它在哪儿。”

“而且，我也相信，去帕斯捷尔纳克郊外的别墅也是你的提议吧？”拉端看了看他的笔记本说，“如果那些‘狗娘养的家伙’还没有把它给拆掉的话。”他让“狗娘养的”这几个字听起来特别的肮脏。

“是的，我也提议去他在郊外的别墅看看。”

“但是你们并没有真正去他的别墅，对不对？你们甚至没有搞清楚他的别墅还存不存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别墅从你们的旅程表里删除了。”

“那时天下着雨。”巴雷说。

“但你们还有车，而且还有司机，即使他的身上有恶臭，对吗？”

拉瑞又笑了，而且还张大嘴巴，用舌头舔了舔上嘴唇。然后，他闭上嘴巴，做思索状。

“因此，你就召集了那次聚会，布朗先生，而且你也清楚地说出了那次游玩的目的，”拉瑞恢复了他反复无常的声调，“你指定了前往的目的地，领那一群人上山到那座墓碑，不，对不起，是坟墓。你们的人都下山之后，列斯丹诺夫就和你一个人谈话。他问你是不是美国人，你说‘不是，感谢上帝，我是英国人’。”

讲完这些话，拉瑞不但没有笑，连微笑都没有。昆恩看起来似乎是正在极力地隐藏腹部的疼痛。

“布朗先生，也只有你能够记得起那位诗人的诗，并且在那群人讨论这位诗人的功绩时，也只有你能够代表他们发言。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奇迹般地脱离你们那群人，并且在吃中饭的时候，发现你的身旁，居然坐着那位我们称为歌德的人。‘过来会一会我们这位杰出的作家歌德。’布朗先生，我们从伦敦得到一份关于那位企鹅出版公司马格达小姐的资料。就我们所知，这份资料是从一个不会让人起疑心的社交场合获得的。在马格达的印象中，是你希望独自来处理列斯丹诺夫对你的访问。你能否对此作一个解释？”

巴雷又消失了。不是从这个房间消失，而是从我的理解里消失。他已经把疑惑留给了那些臆想者，进入了他自己真实的世界。现在轮到奈德，而不是巴雷本人，因为他无法再坐视这种弄圈套的诡计，忍耐已久的怒气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她也没告诉你的线人，说她正准备把她的男朋友卷到床上去，不是吗？”

如果巴雷不立即接话，奈德的这一反击可能已经达到了它所要达到的效果了。巴雷说：“也许我是故意要把他们给支使开的，”语气虽然冷漠了些，但是已够友好的了。“经过了一个星期的书展之后，任何正常的人都不会再想跟出版商们混在一起耗时间了。”

拉瑞的笑容里隐含着一种挖苦似的疑问。“真是见鬼！”他说，并且把他那漂亮的脑袋摇了摇，接着把求证的工作交给了托德。

但是，且慢，因为昆恩说话了。他不是对着巴雷说，也不是对着薛里顿说，甚至不是对着克莱福说，不是对着任何人说。但是他说的总是那一套，他那扭曲的小嘴像是一条被钩子钩起来的鳗鱼嘴。

“这个人被振动过没有？”

“我们有一个外交礼节上的问题。”拉瑞解释着，并且看着我。

起初，说实在的，我并不了解他的意思。拉瑞必须解释。

“这是我们过去对测谎器的叫法，先生。在我们这一行里，管测谎器叫振动仪。我想你们那儿不使用这个玩意儿的吧！”

“在某些场合会用，”克莱福在我还来不及开口的时候，就在我的身旁抢着回答，“如果你坚持要用，我们一定照办。那些会用测谎器的人就快来了。”

到了这个时候，那位在一旁一言不发、久候多时的托德，才把整件事情接手过去。托德说话简单扼要，初和他谈话，你不会觉得他有什么突出之处。但是我以前曾经碰到过像托德这种律师，他们懂得利用自己的不讨人喜欢来做事，还学会用言语上的笨拙来攻击别人。

“请你讲一下你与尼基·蓝道的关系，布朗先生。”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巴雷说，“我们直到老死都不可能互相往来了。我签了一份文件，文件上说我再也不会跟他讲话了。不信的话你可以问哈瑞。”

“在做这种安排以前的关系呢？”

“我们在一起喝过酒，如此而已。他很够意思。”

“但是就社交上来讲，他的阶层不同于你的，是吗？他没有上过哈罗公学，也没有上过剑桥，我说对了吗？”

“那又有什么不同？”

“你赞不赞成英国社会的结构，布朗先生？”

“对我来说，这似乎永远都是现代社会中最令人惋惜的一部分，老兄。”

“你说他很够意思。这么说来，你是喜欢他啰？”

“他的个性中有让人很生气的一面，但是我喜欢他，而且仍然喜欢他。”

“你从来没有跟他做过生意？任何的生意？”

“他替别的出版公司工作。我有我自己的出版公司。我们有什么生意可做？”

“没有向他买过任何东西？”

“我为什么要向他买东西？”

“我想知道当你独自一人时，特别是在共产国家的大都市里，你和蓝道在一起谈论过什么事？”

“他一再地吹嘘他是多么多么的有手腕，甚至无往不利。他喜欢听音乐，古典音乐。”

“他有没有跟你谈过他的姐姐？他的姐姐至今仍在波兰吗？”

“没有。”

“他有没有对你表达过他心中的愤恨？你知道，他说他的父亲曾被英国当局虐待过。”

“没有。”

“你上一次与蓝道之间的私人谈话是在什么时候？”

巴雷终于让心中的怒气形之于色了，“你这么讲，就好像我们是一对同性恋。”

昆恩的脸色并没有变。也许他早已料到会有这一招。

“我问的是什么时候，布朗先生。”托德说。他的语调暗示他的耐心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我想是去年在法兰克福吧！在海西谢·霍天酒店喝了两杯酒。”

“是在法兰克福书展吗？”

“没有人会为找乐子去法兰克福的，老兄。”

“自从那次之后就没有跟蓝道说过话吗？”

“即使有也记不得了。”

“今年在伦敦的书展也没有过吗？”

巴雷似乎是一下子记起什么东西似的，“啊！史黛拉，你说对了！”

“抱歉，能否再说一遍？”

“尼基见到了一位过去曾经为我工作过的女孩子，名叫史黛拉。他认定他已迷上她了。说实在的，他会迷上任何人。他要我介绍他们认识。”

“而你也做了？”

“我试了。”

“你为他们拉皮条，你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这个意思，老兄。”

“后来呢？”

“我约她六点钟在街角的罗勃克喝一杯，结果尼基来了，她没来。”

“所以你就单独一人留下与蓝道在一起了？一对一？”

“不错，是一对一。”

“你们谈些什么？”

“我想是谈史黛拉，谈天气，也许还谈些别的吧！”

“布朗先生，过去你在英国是否与苏联公民有过接触？”

“我偶尔会和他们的文化官员有些接触，不过他们并不经常有空见我。在大使馆为苏联来访的作家开酒会的时候，我通常也会去。”

“我们知道你喜欢在伦敦康登镇地区的一处自助餐馆里与人下棋。”

“那又怎么样？”

“这个自助餐馆是不是苏联流亡人士经常光顾的一个地方，布朗先生？”

巴雷提高了他的嗓音，但是语调还是保持着平稳，“就算我认识里奥，里奥喜欢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我也认识约瑟夫，约瑟夫是个凡事都要批评的人。不过，我既没有跟他们上床睡觉，也没有跟他们交换过秘密。”

“不过，听你不假思索地就能把别人的事说得一清二楚，足见你的记忆力之强，实在是不一般。”

面对这样无礼的挑衅，巴雷还是没有发火。不过，这也使得他的回答更加让人胆战心惊。有一度，真的，他似乎是不愿意再回答了；他身上的那股忍耐力似乎是在告诉他：不用再多费唇舌了。

“对我重要的，我才记，老兄。要是我的心肠没有坏到跟你一比高下，因为那是你家的事。”

托德脸红了，并且越来越红。而拉瑞笑得更开朗了，笑得脸都要裂了似的。昆恩换了一个哨兵般的鬼脸色，克莱福则仿佛什么也没听到。

但是奈德却是笑得好不高兴。甚至沉睡似鳄鱼状的罗素·薛里顿也似乎记起在这么多让人失望的事件里，总算有一件带着那么点朦胧美。

那天傍晚，我和巴雷及他的两位守卫到了离那幢楼房很远的海边散步。我们捡起扁平的石块，比赛谁的水漂打得好。

“我赢了！我赢了！”他一边叫着，一边奋力地把石子掷了出去。

“那些大人物已嗅出异端邪说。”薛里顿在晚餐时对我说。他是在告诉我们现阶段“游戏”的最新动态。巴雷说他头痛，所以要了一份蛋卷在船屋里享用。“这些家伙大部分基于‘安全边缘’的理由而齐聚华府，这也就是说，他们要求增加军费的支出，还要发展新的系统。只要军售工业在未来五十年之内有钱可赚，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他们就算不是和那些武器制造商抵足而眠，也会和这些人同桌共饮。蓝鸟事件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而假使这份资料是真的呢？”

薛里顿面露悲哀地又拿了一块胡桃派，然后说：“真的？俄国人打不了仗？他们什么预算都遭到削减，而且莫斯科的那些小丑压根儿不清楚事情真的糟到什么地步，因为在现场的那些人一天到晚都在欺骗他们，好让他们有机会赢得金表和鱼子酱？你认为那就是实情吗？”他吃了一大口，但是这一口并没有改变他面部的轮廓。“你想他们不会作比较吗？”他又为自己倒了一大杯咖啡。“你知道对我们这些主张民主选举的尼安德塔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吗？那就是我们只要看一看苏联怎样，大抵上就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了。苏联那一边若是病入膏肓了，就代表我们这一边也差不多了。这种情形，那些大人物不喜欢，那些厂商当然就更不用说了。”他摇了摇头表示不以为然。“听到那些俄国人没法拿粪做固体燃料？听到他们的火箭引擎不但不能喷火，反而会把东西吸进去？听到他们的早期警报系统所发生的错误比我们的还严重？他们的重装备就连他们自己的狗屋都出不去？还有，我们的情报单位所作的评估夸张到什么样荒唐的地步？你想，他们会怎么想？”他把对那些大人物的厌恶之情完完全全地表露了出来。“如果你必须竞争的对象只是你自己，试问，你又如何去推销你的军备竞赛？蓝鸟是一项要命的情报。有多少领高薪的宝贝专家们会因此而丢掉饭碗，那就全看蓝鸟的了。你要真相，这就是真相。”

“那么你为什么要死抱着不放？”我反驳他，“如果这是一项不受欢迎的计划，那为何还要继续？”

突然之间，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

老帕尔弗莱是不常打断人家的话，使每个人转而带着惊讶的眼光看着他的。自然，这并不是我有意这么做，但是奈德、鲍勃，还有克莱福都死瞪着我，就好像我已经失去了理智；而薛里顿的手下（如果我记性不错的话，在场的一共有两个人）也自动地放下了刀叉，自动地在他们的餐巾上擦着手指。

只有薛里顿好像是没听到一样。他已经认定了一点儿奶酪对他没有什么妨碍。他把手推餐车拉向他这边，并且郁闷地检视着车上的食物，但是我们没有一人能够想像得出那片奶酪正是他的心结。我当时看得非常清楚，他是在拖延时间，心中盘算着到底要不要回答，要如何回答。

“哈瑞，”他很小心地开口了，似乎不是对着我，而是对着一块丹麦点心，“哈瑞，我对上帝发誓。你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献身于和平及博爱的人。我这么做的用意，是要去吓阻五角大楼那些爱吵架的人，让他们不再去告诉美国总统二十只兔子就等于一只老虎，或是在港口两英里以外的每一艘渔船都可能是曳行的苏联潜艇。我也不希望再听到什么在地上挖防空洞以逃避核战争等的狗屁话。我是主张开放政策的人，哈瑞，我对自己又比以往更清楚了一些。我生来就是一个开放政策者，我的父母很久以前就是开放政策者。对我来讲，开放政策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要我的子女能够活得好好的。你可以引用我的话，你也会喜欢的。”

“我还不知道你有小孩呢！”奈德说。

“这是打个比方。”薛里顿说。

但是，如果你把薛里顿的外表包装给撕开，你就可以觉察得出他是要把自己——一个真实的自己向我们表白。奈德感觉得到，我也感觉得到。如果克莱福感觉不出来，那是因为他故意装作不知道。这是一种真诚，很少在他的话语里表露出来，而他一向所说的话也不是故意要隐藏真情，只是因一向只传达意思而无从表现，但是自从在伦敦经历那段激烈竞争之后，一种崭新而不可抑制的谦恭已融入他的言谈举止之中。行年五十的他，在经历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美苏冷战之后，用沃尔特的话来讲，罗素·薛里顿正要摆脱他中年生活的桎梏。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喜欢他，但是，就在那一晚我开始喜欢他了。

“布莱迪很精明，”薛里顿打了一个呵欠，警告我们说，“他连草在生长的声音都听得到。”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剖析布莱迪，他就是这么一个精明得像鬼的人物。

你可以从他那张聪明的脸上看到他的精明，也可以从他那坐得纹丝不动的坐姿上看得出来。论年岁，他身上的运动夹克远比他大。他一走进房间，你就知道他以不引人注目为乐。他年轻的助手也穿着一件运动夹克，并且也像他的主人一样，衣衫褴褛得很有格调。

“看起来你似乎是做了一件好事，巴雷，”布莱迪一边用他那轻快的南方口音开始说，一边把他的公文包放在桌上，“你这一路来，有人向你道过谢吗？我是布莱迪，我已经老了，记不清那些奇奇怪怪的名字了。这位是史凯顿。谢谢你。”

又是在撞球室，所不同的是昆恩的桌子和高背椅都被拿走了。换来的是沙发椅，厚厚的椅垫坐起来挺舒服的。外面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当中。蓝迪的女仆已经把百叶窗拉下，把灯打开。起风了，这栋楼房也开始像架子上摇摇晃晃、叮当作响的瓶子一样。布莱迪打开了他的公文包。自从这些人知道这些情报价值的那一天起，他的那只公文包就变成了一块宝石。布莱迪系了一条带有圆点的领带，有时看起来像大学教授。

“巴雷，我是在什么地方读到或是做梦梦到的，你曾经在雷·诺伯的大乐队里吹奏过萨克斯？”

“那是在我乳臭未干的时候，布莱迪。”

“雷可以说是你碰到的人中最好的一个，是吗？他演奏出来的音乐，至今无人能比，不是吗？”布莱迪的问题，不是南方人还真问不出来。

“雷是王子。”巴雷哼了一段《切罗基》的音符。

“他有那种政治的想法真是太可惜了，”布莱迪说，“我们都曾经劝过他放弃那种荒谬的想法，但就是劝不醒他。你还跟他一起下棋吗？”

“是的，的确是。”

“你们俩谁赢？”

“我赢吧？我不太清楚。是的，我赢。”

布莱迪笑了，说：“我跟他下的时候，也是我赢。”

史凯顿也笑了。

他们谈伦敦，谈巴雷住的地方是在汉普斯德的哪一部分：“巴雷，我就是喜欢那个地区。在我心目中，汉普斯德代表着文明。”他们也谈巴雷曾经参加演奏过的乐团。“噢，天哪！难道他还在搞音乐吗？如果我是他那把年纪，我连不熟的香蕉都不敢买！”他们又谈英国的政治。布莱迪不得不打听到底巴雷心目中对撒切尔夫人的观念是错在什么地方。

巴雷似乎是不得不好好地想它一想。起先，他也说不上个所以然来。也许，他接触到了奈德传来的带有警示的眼神。

“巴雷，这不是她的错，她还没有碰到足以和她抗衡的对手，不是吗？”

“那女人是个鬼激进分子。”巴雷对着向他秘密示警的英国人这边怒吼道。

布莱迪没有笑，只是抬了抬他的眼睫毛，跟我们一起等着。

“她所行的是民选的独裁政治，”巴雷继续说道，情绪逐渐高涨，“她保护并勾结那些利益团体、大企业，不顾一般的私人小企业。”

他似乎是有意在这一话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又突然改变了心意，就此打住，因此也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不过，这只是开头而已。经过这十分钟的“暖身”，巴雷一定已经感到十分自在了。直到布莱迪懒洋洋地说道：“你现在卷入的这件事，巴雷。”并提议巴雷应该用自己的话再重述一遍，“但是要提到你们俩在列宁格勒对谈的情况。”

巴雷照着布莱迪的要求做了。虽然我认为我留神倾听的功力绝对不比布莱迪差，但就我在巴雷的陈述里听到的，并没有什么与记录相违背，或者是记录上所没有记载的。

头一个回合，布莱迪似乎也没有听出什么令他惊讶的事情。我这么讲，是因为就在巴雷讲完的时候，布莱迪向他笑道：“好，巴雷，谢谢你！”他的语调中丝毫听不出任何怀疑。他纤细的手指拨了一下手边的文件，说：“我总是说，干情报的人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闲懒。你必须要像一位战斗机的飞行员一样，”他边说，边选择了一页，盯着它看，说道：“上一分钟你还在家里享受你的鸡腿大餐，下一分钟你就得一小时飞行八百里，飞得你魂都出了窍。飞完之后，你还得赶着回家洗碟子。”他似乎已经找着了他所要的。“你对它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巴雷，一点儿也没靠祷告上帝庇佑，在莫斯科那儿坚持到底？”

“有一些。”

“你在那儿闲着等卡佳？闲着等歌德？和歌德重叙旧情之后，似乎还在那儿闲逛了好一阵子，不是吗？”

布莱迪把他的眼镜架在鼻梁上，研读了那份文件之后交给了史凯顿。我知道那个停顿是故意的，但还是让我觉得心惊胆战。我想奈德一定也被吓住了，因为他看了史凯顿一眼，然后焦急地转眼看了看巴雷。“根据我们在现场的人员报告，你和歌德约在列宁格勒时间十四点三十三分的时候分手。你看过这张照片了没有？史凯顿，把它拿给他看看。”

我们全都看过那张照片，惟独巴雷没有。照片上显示他们在斯莫尔尼公园道别的情景，歌德已经转身要走了，而巴雷的双手仍然握住转身过去的歌德。照片左上角的电子时间记录显示着十四点三十三分二十秒。

“你记得你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吗？”布莱迪问道，说话口气好像是对这一段往事有着非常甜美的回忆。

“我对他说我会出版他的书。”

“记得他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他要知道他是不是需要另找一位正人君子去为他做这件事。”

“一次凄惨的告别！”布莱迪以一种轻松的口吻作了批注。就在同时，巴雷继续看着那张照片，而布莱迪和史凯顿看着巴雷。“之后，你又做了什么呢，巴雷？”

“我回到了欧洲旅馆。把他的文件交了出来。”

“你走的路线是哪条？记得吗？”

“我是顺着同一条路回来的。我坐电车进城，然后又走了一点路。”

“你等电车等得很久吗？”布莱迪问道。在我听来，他那一口南方口音，很有一种讽刺的味道。

“我不记得了。”

“有多久？”

“五分钟吧？也许更久。”

从开头一直到现在，这是我头一次听到巴雷有记不清楚的事情。

“有很多人同你在排队等车吗？”

“没有很多，有一些。我没注意。”

“电车每十分钟就来一班。车开了之后，也只要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欧洲旅馆。就算是步行吧！以你的步伐，十分钟也就够了。我们的人在途中也都做过计算。如果你到达的时间比预定的超过十分钟，就算是不正常。但是根据亨西格夫妇的说法，你一直到十五点五十五分的时候才到达他们旅馆的房间。这么长的时间和我们所计算的有着一大段的差距，巴雷。这段差距就好像是在时间上出现了一个大洞一样。你可以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去补满这个空白时段吗？我认为你不可能会去狂欢痛饮一番才回旅馆。你真的是去喝酒了吗？你身上携带的是价值不菲的商品啊！我倒以为你会想要尽快地把它给卸下来呢！”

巴雷开始变得步步为营，而布莱迪也已看出来了，因为他那友善的南方式笑容堆出了一种新的鼓励。这种鼓励的表情好像是在对他说：“你给我老实一点！”

至于奈德，他正坐得笔直，两脚平放在地上，目光动也不动地直视着巴雷为难的脸上。

只有克莱福和史凯顿似乎已经发过誓，不会在脸上摆出任何表情。

“你那时在做什么，巴雷？”布莱迪再问。

“我在闲逛。”巴雷说，他是不惯于扯谎的人。

“带着歌德的笔记本？那本他把生命都交付在上面的笔记本？闲逛？你找了这么一个万分紧要的下午去闲逛了五十分钟，巴雷。你去哪儿闲逛去了？”

“我沿着那条河走。那条我们曾经到过的河流。派迪告诉我要从容不迫。他要我不要匆匆忙忙地走回旅馆，而要以一种很轻松的步伐走。”

“是真的。”奈德低声说道，“这些是我通过莫斯科情报站给他的指示。”

“走五十分钟？”布莱迪无视于奈德的插入，还是坚持问道。

“我不知道到底走了多久。我走路时没有看表。如果你要轻松，你就得真正的轻松。”

“当时你的裤管里藏着一个录音机和一个电池包，你的手提袋中装了一本可能是无价之宝的情报笔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难道不会想到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一条直线吗？”

巴雷被激怒了，但是在奈德的眼神督示之下，他硬是忍着心中的怒气。

“你刚才没听我说吗？”他不礼貌地说，“我刚才不是告诉你，派迪要我从容不迫。他们在伦敦为我开的一连串课程里，就是这么训练我的，要从容不迫。如果你身上带着东西的话，千万不要赶。你最好能够故意地走慢一些。”

巴雷的话还没有说完，勇敢的奈德又说话了：“我们的确是这么教他的。”

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却是看着巴雷。

布莱迪也看着巴雷。“所以你就从那个电车站开始逛起，朝着在斯莫尔尼研究院的共产党总部逛了过去，更别提其他几座像共青团之类共产党的神庙了，而却带着歌德的笔记本在你的袋子内？你为什么这么做，巴雷？你不必告诉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鬼话。我是不吃这一套的，因为你这种做法，等于自取灭亡。”

“我只是在服从命令而已，你他妈的，布莱迪！我在从容地走，我要告诉你多少次？”

就在他爆发出怒火时，巴雷也让我想起了让他现在无法脱身的，与其说是他自己的谎言，倒不如说是他那进退维谷的困境。他的恳求当中有太多的诚实，他那无助的眼神中也有着太多的孤独。而布莱迪又何尝不知？就是因为他知道，所以他在面对巴雷沮丧的表情时，并没有摆出一副胜利者的样子，反而有点儿像是要帮助他似的。

“巴雷，你是知道的，坐在这儿的有许多人都会想要找到一个理由把这段空白给填补起来。”布莱迪说，“他们会猜想你是坐在某人的办公室里或是车里，另一个人拿着照相机把歌德的笔记本拍下来，或是对你下达命令。你有没有做过这一类的事情？我想，如果你有的话，你应该乘着现在这个机会说出来。就乘现在，不要再拖。”

“我没什么好说的。”

“你不说？”

“根本没有你所说的事情。”

“但是总有一些事情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在你闲逛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事情？”

“歌德。出版他的笔记本。他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会把圣殿都给拆了的。”

“什么圣殿，你能不能不要谈这么多不着边际的东西？”

“卡佳，还有孩子。如果他被抓的话，他会把他们也牵连在内。我认为没有人有权利这么做。我拿这件事情一点办法也没有。”

“所以你就一面闲逛，一面在想办法了？”

也许巴雷真的闲逛过，也许他没有。他已紧闭口风了。

“要是你先把那本笔记本交给他们，然后再去解决那些道德上的问题，岂不是更好吗？有那样东西在你的手提袋里冒着烟，而你居然还能清楚地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我并不要求你一定得用非常合乎逻辑的方式来解释这件事情，但是就算我们用不合逻辑的方式来推演吧！我觉得你这么做，你自己都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我认为你做了什么，而你自己也一定是这么认为的。”

“我买了一顶帽子。”

“什么样的帽子？”

“一顶皮帽子，给女人戴的。”

“给谁买的？”

“给寇德小姐买的。”

“是你的女朋友吗？”

“她是武士桥那一栋安全房舍的女管家。”奈德还没等巴雷回答就替他回答了。

“你在哪儿买的？”

“在那个电车站和那一栋旅馆之间买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是在一处店里。”

“就只买了这一样？”

“就只买了帽子。一顶帽子。”

“买帽子花了你多少时间？”

“我要排队等。”

“你排队排了多久？”

“我不知道。”

“你还做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做。我就买了一顶帽子。”

“你在骗人，巴雷。虽然你扯的谎并不算是什么大谎，但毫无疑问你是在扯谎。你还做了些什么？”

“我打了电话给她。”

“给寇德小姐？”

“给卡佳。”

“从哪里打的？”

“从一个邮局。”

“哪一个邮局？”

奈德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前额，好像是要挡住阳光一样。但是暴风雨已经来了，窗外的海和天都变黑了。

“不知道。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在一个坚固的阳台底下的电话亭里打的。”

“你是打到她的办公室还是打到她家里找她？”

“办公室。那时还是上班时间。我打到她的办公室找她。”

“为什么在你随身携带的录音带中我们没听到这一段？”

“我把它关了。”

“你打这个电话的用意何在？”

“我想弄清楚她是否平安无事。”

“你是如何进行的？”

“我先跟她打了一声招呼，她也跟我打了招呼。我说我在列宁格勒，我见到了我的联络人，生意谈得很顺利。任何人听了都会以为我在谈亨西格，而卡佳会知道我谈的是歌德。”

“你这么讲听起来就有道理多了。”布莱迪带着一种释怀的笑容说道。

“我接着又说，那么，我们就在下一次莫斯科书展再见面了，请你自己多保重。她说她会的。然后我就跟她道别了。”

“你还对她说了些什么？”

“我告诉她把我给她的那本简·奥斯丁的书毁了吧！我说那本书的版本不对。我会再带几本新的来给她。”

“你为什么告诉她这些？”

“在简·奥斯丁的书里内文中印有我们要歌德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重复印在他不肯从我手中拿去的那一本平装书里。我当时给她那本书是希望，如果我找不到歌德的话，她可以把那些问题交给他。那个东西在她身边，对她是很危险的。既然他也不打算回答这些问题了，我就不希望她再拿着那些问题。”

房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只听到海风吹着百叶窗嘎嘎作响。

“你和卡佳在电话里一共谈了多久，巴雷？”

“我不知道。”

“你打这个电话花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是在柜台付钱的。两个多卢布吧！我谈那个书展谈了很多，她也是一样。我想听她讲话。”

这一次轮到布莱迪沉默了。

“我有一种感觉，只要我还在讲话，生活就是正常的。她很好。”

布莱迪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结束了这一场表演。“所以你们谈得不多。”然后就开始把他所有的物品装进了他爷爷那一代才会用的公文包里。

“的确，”巴雷同意道，“只是随便聊聊而已。”

“就像同事之间的聊法，”布莱迪暗示道，一边啪的一声，把他的公文包给合了起来。“谢谢你，巴雷。我佩服你。”

我们换到那一大间客厅里，布莱迪坐在我们中间，巴雷被支开了。

“把他摆在一边，克莱福。”布莱迪带着很有礼貌的口气建议道，“他很古怪，他是累赘，并且他自己的想法也太多了些。蓝鸟造成的风浪已经大到你不能想像的地步。全国各地严阵以待，空军的将领们正在警戒当中。国防部说有他在，我们所有的军事储备都可能付之一炬。五角大楼骂情报单位在推销赝品。你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把此人甩掉，另换一个专业人员去代替他的工作，我们派一个人给你们。”

“蓝鸟是不会和专业人士打交道的。”奈德说道。从他的声调里，我已经听得出他心里压抑已久的愤怒已到了爆发的边缘。

史凯顿开口说话了。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话。他讲话极其粗鲁，令人为之侧目。

“去他的蓝鸟！”他说，“蓝鸟没资格发号施令！他根本就是一个卖国贼，一个作奸犯科的人，并且，谁知道他还是他妈的什么东西？把他捆起来丢到火里去，告诉他如果他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就把他交给他们自己的人，而且把那个女孩也一起出卖。”

“如果歌德是个好孩子，他一定会拿到奖金的，我保证。”布莱迪说，“一百万不成问题。一千万更好。如果你吓一吓他，再给他足够的甜头吃，也许这个尼安德塔人会上道的。罗素、克莱福、哈瑞、奈德，再见了。”

他开始朝着门走去，史凯顿在他身旁亦步亦趋。

但是奈德并没跟他道别。他既没有提高声量，也没有敲桌子，但他也没有把那沸腾的怒火给强行压抑住。

“布莱迪！”

“你有话想说，奈德？”

“蓝鸟是威逼不得的。他们没有办法让他屈服，你也不行。‘恐吓’在我们做计划的时候也许很好听，但是万万不能拿到实际的作业中使用。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听一听他的录音带。蓝鸟一直想做一个殉道者。一个人如果已经下定决心要殉道，你有什么方法能威胁他？”

“听你这么讲，我应该拿他怎么办，奈德？”

“巴雷有没有骗你？”

“没有故意耍什么花招骗我。”

“他是一个单纯的人，这个案子也是个单纯的案子。你单纯地回想一下，就在你东想西想的时候，蓝鸟还是维持他原先的方向不变。并且，他选择了巴雷做他的赛跑伙伴。巴雷是我们惟一的机会。”

“他爱上了那个女孩子，”布莱迪说，“他是个很复杂的人，他是个累赘。”

“他爱过成百个女孩子了。每遇到一个女孩，他都会向人家求婚。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不是巴雷想得太多，是你的那些手下想得太多。”

布莱迪谈得兴起。他感兴趣的不是他自己原先的判断，而是奈德的。

“我什么案子都处理过，你也一样，”奈德继续说道，“有些案子难得单纯，即使是案子结了也不单纯。但是这件案子从起头就很单纯。而且，如果说有人让它不单纯，那就是我们自己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以这么热切的态度讲过话。薛里顿也没有；因为他干情报工作干得太久了，都变得麻木了。也许就是因为如此，克莱福才会觉得他应该站出来为大家打打圆场了。“是的，我们从这件案子里可拿出许多东西来讨论的，布莱迪、罗素，我们得好好地讨论讨论。也许还有一种中庸之道，我宁愿相信有。我们为什么不调查一下？先把这暂时撇开，另找个时间再好好尽情地讨论一下呢？”

但是没有人动。布莱迪听了克莱福的陈腔滥调，还是站在原地，动都不动一下。我突然发现在他的身躯里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仁慈，就像是一个藏身在面具之后的真人一样。

“人家雇用我们，不是要我们去发挥博爱精神的，奈德。他们把我们这些个鬼放到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在入行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他笑着说，“我想如果我们这一行还要做到正直的话，你就会以副局长克莱福的身份来主持这个节目了。”

克莱福听到这句话，脸上虽显得不悦，但还是勉强赔着笑随布莱迪走到他的吉普车旁。

有一阵子我想这个房间里只剩下我、奈德和薛里顿。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我们的工人蓝迪挡在门口，脸上一副惊讶不已的表情。“是布莱迪吗？”他问得上气不接下气，“那个做事卖力的布莱迪？”

“那是葛利泰·嘉宝，”薛里顿说，“拜托！蓝迪，请你走开。”

在薛里顿的手下把巴雷带回来的时候，我应该多为他放一些那种使人心情稳定的音乐，陪他在海边散步；然后再开一开他的玩笑，为他画一张列宁格勒的地图，用心记下他为寇德小姐买下山貂皮帽子的那个商店位置和付账的钱；以及，如果有收据的话，收据到哪里去了？还有，巴雷到底有没有向盖特维的海关申报那顶帽子，还有他打那个电话的邮局地点。

我应该向你描述一下我和奈德整个晚上都看着巴雷，想找出一个可以让他从沉默中走出来的方法，但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巴雷从同意接受审讯开始，就变得落落寡欢。他已经变成一个孤身的清教徒，他要前往何处？从哪里出发？为了谁呢？

然后，第二天早晨，在那儿的人皆认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精彩日子。我想它一定是星期四。那天，从罗根来的新飞机带来了我们的莫夫和史丹利。飞机准时到达，他们也正好赶上他们所喜欢的早餐。早餐中我们吃薄饼、培根和纯枫糖浆。

蓝迪的厨房早就对他们的口味摸得一清二楚了。

这两人既粗鲁，又带着泥巴味，一脸的横肉，配上一双大手掌。他们到达的时候，看起来真像一对杂耍演员，戴着黑色的软呢帽，抓着一个推销员用的手提箱。无论是吃饭，或是吃完之后坐在撞球室新漆的红色地板上，这两人的手提箱也片刻不离身。

他们的职业让他们的表情都僵硬了，但他们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最喜欢的那一种典型——他们直爽、忠诚、服从命令，像个单纯的步兵有工作要做且要养家糊口，对国家别无二心。

莫夫的头发剪得像老鼠毛一样短。史丹利的两腿呈外八字，上衣的领子上戴着一个忠诚的标志。

“你可能是耶稣基督，布朗先生，你也可能是一位月赚一千五百元的打字员。”就在我们围站在巴雷的船屋里合起来哄他的时候，薛里顿就这么对他说。他又说：“不管它是巫毒，是炼丹术，是碟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邪术，如果你不能通过它的考验，那你就死定了。”

接着说话的是克莱福。克莱福可以为任何事情找理由。“如果他够光明正大、心胸坦荡，那他有什么好担心的？”他说，“那是他们官方保存机密法案的看法。”

“奈德怎么说？”巴雷问道。

奈德的眼神和回答里都带着我所不能忘怀的挫折感。布莱迪对巴雷的审讯已经动摇了他的信心，也动摇了他手下人的信心。

“那是你的选择机会，”他无奈地说着，就好像他是对自己说的一样，“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这是个非常糟的选择机会。”

巴雷像以前一样转向了我。他的眼神就像我当时问他愿不愿意接受美国人的审问时一样。

“哈瑞，我该怎么办？”

他为什么总是要我给他意见？那是不公平的。我希望我看起来和奈德一样的不舒服。不过，虽然我的确如此，还是得强打精神故作轻松地耸耸肩膀，说道：“你要不然就幽他们一默，再不然就跟他们走，否则你就告诉他们去死吧！到底要怎样做，完全看你自己。”我给他的回答和我第一次回答他时如出一辙。

我就是凭这点才当上律师的。

巴雷又沉默了。他先是游移不定，继而萌生退意。他转眼望着窗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希望他们不至于抓着我逼供。”他说。

他站起来，轻轻甩了一下手腕，松松肩膀。而我们这些在一旁围绕着他的人都彼此相视，偷偷地互相点头致意，因为我们的主人终于应允了。

莫夫和史丹利在执行任务时都有刽子手一般灵敏的身手。不管那张椅子是他们自己拿的，还是这个岛上的主人为他们预备的，那张左扶手像扇子一样的直背木椅就像是一张宝座。莫夫灵巧地把它接上那个电插座，而史丹利则像是祖父教训孙子一样地对巴雷讲话。

“布朗先生，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该对我们产生敌意。我们希望你不致因与我们这些审问人之间的关系而感到为难。我们做审问工作，就像是机器一样，绝对是大公无私而不存任何偏见的。请你把夹克脱掉，不必把袖子卷上去或是把衬衫纽扣解开，先生，谢谢你。非常容易，是不是？现在请放松。”

就在这时候，莫夫拿了一个大夫量血压用的袖套围在巴雷的左臂上扣紧，一直到巴雷的手肘动脉显现出来。之后，他让空气充到这个袖套里，直到表上的指针指着五十毫克为止。这时候史丹利以拳击赛助手的专注，绕着巴雷的胸膛装了一个直径一英寸的橡皮管子。他很小心地避开了巴雷的乳头，以免擦伤它们。然后又横过巴雷的腹部装了第二根管子，两个指套套在巴雷的左手中间两只手指上。这个指套里有一个电极，专门测试巴雷的汗腺，以及通了电的皮肤反应和皮肤的温度变化。这种皮肤上的温度变化，就不是受测者（假设他还有良心的话）所能控制的了。这些程序，史丹利在事前都已经对我一一说明过了。我对这件事情要求知道得非常详细，就像一个人在他的亲人动手术以前，希望对手术的过程要知道的那么详细。哈瑞，有些测谎器的操控人员喜欢在受测者的大脑上加装一条带子，就像是为他做大脑摄影一样，但史丹利不会这么做。有些测谎人员喜欢对受测者大吼大叫，但史丹利不会。史丹利知道许多受测人，即使本身无罪，也会在测试者咄咄逼人的言辞及态度下变得心虚而有不当的反应。

“布朗先生，我们要求你千万别乱动，不管快或慢，都不可以。”莫夫说，“只要你一动，我们就很有可能在波形上受到很大的干扰。这么一来，我们就需要重新再做一次测试，重新再问一次相同的问题。谢谢你。首先，我们想要先建立一个标准。所谓标准，指的就是音量的大小。也可以说是物理反应的强弱。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个地震仪，你是地球，震动由你发出。谢谢你。你的回答只能是‘是的’或‘不是’。请你务必诚实地回答。我们每问完八个问题，就会停一下，这时候我们会将你的袖套放松，避免让你觉得不舒服。袖套放松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聊聊，但是不要开玩笑，也不要有任何过分的言辞。你的名字是不是布朗？”

“不是。”

“你除了这个名字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名字？”

“是的。”

“你是在英国出生的吗？布朗先生？”

“是的。”

“你是乘飞机到此地的吗，布朗先生？”

“是的。”

“你是坐船到此的吗，布朗先生？”

“不是。”

“你到目前为止都诚实地回答我的问题了吗，布朗先生？”

“是的。”

“以下的所有问题你都预备诚实作答吗，布朗先生？”

“是的。”

“谢谢你。”莫夫脸上带着微笑。而史丹利把袖套中的空气放掉。“以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叫做非相关性的问题。你结婚了吗？”

“目前没有。”

“有小孩吗？”

“有两个。”

“是男孩？还是女孩？”

“一男一女。”

“很好。好了吗？”他又开始向袖套里打气，“现在我们要问相关的问题了。请你放轻松。这样很好。非常好。”

在那只打开的手提箱里的分光谱上，四支针笔分别在绘图纸上写出四条淡紫色的线条，仪表中四支黑色的指针也不断地点着头。莫夫预备了一堆问题，坐在巴雷身边的一张小桌子旁。即使连罗素·薛里顿也对这些由兰利审讯小组所挑选出来的问题一无所知。它们仿佛汇聚成一股神秘的力量，放在那个箱子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以任何的贿赂得以一窥究竟。

莫夫用他毫无抑扬顿挫的语调说着。我相信莫夫会对他自己那种毫不徇私偏袒的声音感到分外骄傲。询问就要开始了，莫夫是主控者。

“我故意从事一项阴谋，提供不实的消息给英国和美国的情报单位。是的，我是这么做的。不是，我没有这么做。”

“不是。”

“我的动机是要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是或不是？”

“不是。”

“我是和苏联的情报单位共同串通欺诈。”

“不是。”

“我对于代表世界共产主义的任务感到骄傲。”

“不是。”

“我与尼基·蓝道勾结。”

“不是。”

“尼基·蓝道是我的情人。”

“不是。”

“他过去是我的情人。”

“不是。”

“我是同性恋者。”

“不是。”

又是一个短暂的休息。史丹利再一次将袖套放了气。“感觉如何，布朗先生？没有太大的痛苦吧？”

“差得远呢！老兄，对我来说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是我注意到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并没有看他。我们若不是在看地板，就是在看我们的手，要不然就是看窗外那棵在风中摇摆的树。现在轮到史丹利问了。他的语调听起来觉得舒坦多了，但还是一样没有抑扬顿挫。

“我和卡佳·奥拉娃那个女人以及她的爱人勾结。”

“不是。”

“我所称作歌德的那个人是苏联情报机构的一员。”

“不是。”

“他给我的那些资料是由苏联情报机构提供的。”

“不是。”

“我是被人家设下的性陷阱给陷害了。”

“不是。”

“我是被敲诈了。”

“不是。”

“我是身不由己。”

“是的。”

“是苏联人使我身不由己吗？”

“不是。”

“如果我不跟苏联人合作，他们会让我破产。”

“不是。”

又一次暂停。第三回合了，又轮到了莫夫。

“我说我从列宁格勒打电话给卡佳·奥拉娃，其实我并没有打。”

“不是。”

“我是卡佳·奥拉娃的情人。”

“不是。”

“有的时候我是卡佳·奥拉娃的情人。”

“不是。”

“有人拿我和卡佳·奥拉娃的关系来勒索我。”

“不是。”

“我在这次询问中，到目前为止所说的都是实话。”

“是的。”

“我是美国的敌人。”

“不是。”

“我的目的是要暗中破坏美国的军备。”

“你介不介意由我来控制那玩意儿，老兄？”

“停！”莫夫说，于是在手提箱旁边的史丹利就依命停了下来，同时莫夫拿了一支铅笔在绘图纸上作了记号，“不要破坏我们已经建立起的规则，布朗先生，以前有人为了甩掉一个不好的问题，就用了这一招。”

第四回合了，又轮到史丹利。问题一个接一个地从他口中道出。看情势，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他们不到黄河是不会死心的。巴雷的“不是”的口气里有一种死气沉沉的韵律，也有一种近乎讥讽的消极。他仍然维持着他们为他安排的坐姿。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一动不动地坐得这么久过。

他们又休息了，但巴雷并没有松懈下来。他的一动不动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他的下巴抬了起来，双眼紧闭，面上明显地带着笑容。只有上帝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有的时候，他还没有等问题问完，就脱口说出“不是”。但有时他又拖延许久一声不吭，结果那两个人，一个从他的指针，另一个从他的文件上，不约而同地往上看。在我看来，这两个施刑的人似乎都有同样的焦虑，他们担心他们也许把眼前的这个人逼得太过分了。一直到巴雷口中终于还是说出了，一个既不算大声，也不算小声的“不是”，他们心里的那块石头才算放了下来。

他这样的坚忍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对凡事都说不是。他为什么坐在那里，像一个年纪老迈的人预备接受岁月给他的羞辱，忍气吞声地说着“不是”？这种忍气吞声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不是，是的，不是，一直到午餐时分他们才把他松绑带离那台机器。

不过，我想在我脑袋里的另一部分，我知道答案，只是我无法将它形诸笔墨罢了：他的本体已经不知去向了。

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

我们等了三天，你可以从我灰白的头发中计算出我当时等了多少小时。我们那时已经照着资历的高低分开。薛里顿和鲍勃一起；克莱福和兰利的人一起；奈德和他的手下继续留在岛上，我则继续与他们一起留下来待命，尽管我所等待的还是一个谜团。我从那时起就开始讨厌那个小岛，而且，我想奈德和巴雷也同我一样。巴雷又变得心不在焉，并且也暂时失去了幽默感。某些事已碰触到他的自尊。

所以，我们就只有等了。我们心烦意乱地下棋，但很少有把一整盘棋下完的。我们也听听蓝迪讲他自己的游艇，听电话，听鸟叫和听海涛的拍岸声。

处在这种状况，我们个个心浮气躁。而我们对这一孤岛和它烟雾弥漫的天空、暴风雨，以及对一片一片的田园美景所产生的好奇感，益发使得我们更加地心浮气躁。岛上起了大雾，浓雾笼罩住我们，使我们起了一阵莫名的恐惧，担心自己永远都离不开这个小岛。雾散了，但我们仍然待在那儿。我们之间的亲密程度应该会把距离拉得更近才对，但这两个男人都回到他们自己的王国里去了，奈德退到他的房间，巴雷则走到室外。雨像葡萄弹一样地打在这个小岛上，我只能透过窗户看着巴雷穿着他厚厚的雨衣，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悬崖峭壁的边缘。那一副举步维艰的样子，就像是和他的鞋子摔跤一样。有一次，我还看见他在海滩和那位名叫艾德加的守卫人员打板球玩。天晴的片刻时光，他会拿出一顶从船尾里的一个五斗柜挖掘出来的航海帽来炫耀。他戴上它的时候，脸上故意摆出一副狰狞的面孔，以一种不可一世的眼神睥睨着脚下的土地。有一天，艾德加带着一条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捡来的老黄狗出来溜达，他们让那条狗在他们中间跑过来又跑过去。还有一天，在外海有一个赛船会，一大群白色的游艇排列成环形，像一排牙齿。巴雷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望着它们，似乎是被这狂欢的盛会给强烈地吸引住了。而艾德加则站在一旁看着巴雷。

我想，他又在想着他的“汉娜”了。他在等待着，等待着生命给他一个能让他作选择的时刻。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并不是所有人都用这种方式来作决定的。

我对这个岛的最后一个印象有如梦幻般的失真。我曾在电话里头，和克莱福说过两次话，这两次的对谈事实上足以使他暂时耳鸣目眩。有一次他想知道“你的朋友们是如何支撑得住的？”我回答他说：从奈德那儿我知道他已经问过同样的问题了。另一次他对我说他需要知道我到底替巴雷做了什么补偿计划，包括支付津贴给他的公司等等，以及这笔钱是从我们的预算支出，还是从另外一笔额外的预算中支出。在我这儿有一些记录，能够使他开窍。

这一天临近中午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刚刚才到，放在日光浴室的桌子上。我正低头读报时，听到蓝迪大声喊警卫去找奈德接电话。就在我转身时，看见奈德自己从花园的那一边走了进来，越过大厅，走向通话室。我瞥了他一眼，瞬即又将目光移向上方。在一楼的楼梯平台上，我看见巴雷。巴雷站在那儿，侧面对着我，一动也不动。他站的那个地方有几个老旧的书架。那天早上，他终于说服蓝迪把这个上了锁的书架打开，好让他浏览一番。那个平台边就是那一扇半圆形的窗户，也就是那扇往下俯视可以看到绣球花，再往远处眺望就可以看到海的窗户。

他伫立在那儿，一只手上拿着一本书，眼睛却瞪着大西洋。他的双脚分开，另一手高举，就像平常一样，高举到他的头部附近，好像是要挡住什么人挥过来的一拳似的。他一定已经听到四周发生的一切——蓝迪的喊声，接着奈德匆匆穿过大厅的脚步声，以及通话室的门砰地关上的声音。楼梯平台的地板被震了一下，接着就是重重的脚步声踏进那个楼梯间，好像教堂的钟声一样地让人觉得刺耳。不久，奈德从通话室中急速走了出来，走了几步就突然停住了。

“哈瑞！巴雷在哪里？”

“在这儿。”巴雷斜倚着楼梯栏杆支柱平静地说道。

“你已经过关了！”奈德喜悦得像个孩子似的叫道，“他们要我向你道歉。我和鲍勃、克莱福，还有海格帝都通过话。歌德是他们这几年以来所办过的最重要的案子。正式的案子。他们百分之一百地喜欢他。他们不会再三心二意了。你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仪器都给打败了。”奈德那时已经对巴雷心不在焉的样子司空见惯了，因此，就算是巴雷听了他的话，面部一无表情，他也不再觉得奇怪了。他的眼神仍然瞪视着大西洋。他是不是看见了一艘小船进了水呢？说实在的，这种情形，只要你在缅因州的海滩待久了，你随时都看得见的，一片帆，一段船身，现在又是一个落入海中的人露出水面的头和手，但旋即又沉了下去，就再也不见他浮出水面了。你继续在那儿守望，如果你守望的时间够久，你就可以看到一堆饥饿的鸟群在那儿盘旋，找寻着猎物。

但是奈德除了兴奋以外，还有一份感伤。这在他是很少见的，即职业化的他竟卸除警戒心，流露出内在那个未加粉饰的本性。

“你要再回莫斯科去，巴雷！这下子让你称心如意了，对不对？再去探个究竟？”

巴雷终于还是觉察到他伤了奈德的心。巴雷半转过身子，好让奈德能够看到他的笑容。“是的，老兄，我当然称心如意啰！”

就在他们讲得高兴的同时，轮到我去通话室报到了。蓝迪招呼我进去。

“是你吗，帕尔弗莱？”

是我。

“这件案子现在由兰利接管。”克莱福在电话里对我说。他的语气，就像这也是一个天大的消息似的。“他们把它定作‘全部配备’的等级，帕尔弗莱。这在他们来讲，是最高的等级了。”他若无其事地加上了最后这一句。

“噢，好。恭喜你了。”我边带着不能相信的语调说着，边把话筒拿开点。克莱福那拉长了的声调继续从话筒中倾泻而来，像是一个无人能关住的水龙头。“我想请你立即起草一份协议文件，帕尔弗莱，准备一份全套的协议书，协议书的内容涵盖一般性的偶发事件。我们已经让他们完全听命于我们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在立意上强硬点。既要强硬又要公平。现在跟我们打交道的人都是非常现实的，帕尔弗莱，都是些顽固分子。”

他的话还没讲完呢！巴雷的津贴及安家费改由兰利支付，当做他们整个行动管制的保证金。兰利对于处理消息来源有同等权力，而在意见不一致时享有一票决定权。

“他们正在预备一份完整的‘购物清单’，帕尔弗莱，真是一个大满贯。他们要把这份清单呈给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和科学机构。他们会讨论最关键性的问题，好让蓝鸟回答。他们知道他们要冒的是什么样的险，但他们坚持要去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他们很清楚。他们有这个胆子。”

又是那种公式化的急速语气，克莱福终于有生意可做了。“在伟大的攻守均势上，帕尔弗莱，真空里是什么都没有的。”他傲慢地向我解释。我非常清楚，他现在对我说的话，是引自一个小时以前人家才对他说过的话。“问题在于细微处的调整，每一个问题的重要性，都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答案。他们完全了解。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要准备一份彻底的问卷问他，这是对情报来源最高的评价。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做这种事了。这件事已打破了他们有史以来的惯例。最起码，在最近几年，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奈德知道这件事吗？”我好不容易插嘴进去，问他道。

“他不可能知道。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现在所谈的，是最高等级的战略机密。”

“我的意思是说，他知道你已把他的人当做礼物送给他们了吗？”

“我要你立刻到兰利来，和他们在此地的法律人员一同拟出协议书的内容。蓝迪会为你安排护照的，帕尔弗莱。”

“他知道吗？”我再一次问道。

克莱福这会儿在电话那端闷声不响了。这当儿，任何人都猜得出他在想些什么。

“奈德回到伦敦时自然会知道最新消息，谢谢你。他很快就会知道的。在那之前我希望你什么也别说。他们会尊重苏俄司所扮演的角色。薛里顿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方面，这重关系会扩大，也许还会成为永久性的关系，奈德会对这一点心存感激的。”

任何地方都不会比伦敦更要为这则消息欢欣鼓舞了。与未来结合，几星期后《书讯》在其为莫斯科书展的预告宣传中如此宣布，盛传已久的位于河滨大道诺福克街的“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与麻省波士顿波多马克公司之结合已成真！企业家杰克·亨西格终于和“阿布”公司的巴雷·斯科特·布莱尔达成协议，另组新公司“波多马克暨布莱尔”公司，预备积极开发东欧市场。“这是明日的橱窗。”信心十足的亨西格如是说。

莫斯科书展，他们来了！

在新闻快报上的照片中，巴雷和杰克·亨西格在一盆鲜花两端彼此握着手。这帧照片是本单位的摄影人员在武士桥那一栋安全房舍里照的。鲜花是由寇德小姐预备的。

我从岛上回来的第二天就和汉娜见了一面。她看起来挺拔而容光焕发。每当我有一阵子不见她的时候，她就会有这种神采。那一天是星期四，所以她就把十四岁的儿子盖尔带到哈雷街后面的一家冒牌顾问诊所去。我从来对盖尔就没有多大的好感，也许是因为我知道在我把她送回德瑞克不久之后，他妈妈就怀了他的缘故吧！我们坐在经常去的那家自助餐店喝着有腐臭味儿的茶，一边等他从顾问诊所里出来。她抽着烟，我很讨厌她抽烟。但我要她，她也知道。

“你去美国的什么地方？”她问，好像这件事对她来说很重要。

“我不知道。是一座岛。遍地都是海鸟，天气糟透了。”

“我敢打赌那些鸟儿不是真正的海鸟。”

“它们是。那儿到处都是。”

我在她那紧张的眼神里看得出她也要我。

“无论如何，我得带盖尔回家了。”就在我们已充分了解对方心思之后，她对我说。

“让他坐出租车回去。”我建议她道。

这下子，我们的意见又背道而驰了，这一次相聚也就因而不欢而散。

13

星期日早晨十点，卡佳将在梅日杜纳罗那亚旅馆宽阔的门庭与巴雷见面。这家旅馆也就是亨西格一直坚持要住的地方。熟悉这儿的西方人都管它叫“梅日”。维克娄和亨西格坐在旅馆大得反常的大厅里，目的就是要看看他们快乐的重聚，然后出游。

天气很好，到处弥漫着秋天的气息。巴雷很早就专心地在等她。他在前门口一辆辆载着第三世界领袖鱼贯进出的专车之间徘徊着。好不容易，她那红色的拉达车终于出现了，就像葬礼中突然冒出的一个玩笑。小安娜的手伸出了后车窗，看上去就像手帕般雪白。塞吉则像一位苏联官员，直挺挺地坐在她身边，手里紧紧地抓着他的渔网。

对巴雷来说，先注意这一对孩子是很重要的。他老早就想过了，并且也事先告诉自己一定要先这么做，因为不可再忽略琐事，也不可再将凡事付诸机缘了。他先对这两个小家伙猛力地挥了挥手，再往后车窗里向安娜扮了个鬼脸，才往前座车窗里望了进去。马特维叔叔端坐在驾驶座旁边的那个位置上，刮了胡子的脸庞散发着像板栗一样的光彩。他戴了一顶格纹呢帽，帽檐下，水手般的眼睛闪闪发亮。不管现在是晴是雨，为了迎接这位英国人，他把最体面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一套斜纹布西装，最好的鞋子，外加上领结，还有一个形状交叉的珐琅制革命旗帜别在他的衣领上。马特维降下了车窗，巴雷将手伸了进去，和他热切地握了握手，并且对他喊了几声“哈啰！哈啰！”到了此时，他才敢把目光移到卡佳的脸上。一时之间，巴雷似乎是忘了台词，或是她有多么美，而有好一会儿讲不出话来。还好，他终于还是堆出了笑容。

但是，卡佳的表情和举止没有任何的拘谨或不自然。

她跳出了车子。身上穿的衣服虽然剪裁得很不合适，但穿在她身上却显得非常的出色。她绕过车子走到他面前，散发出快乐和信任地叫道：“巴雷！”还没有到他的跟前，她已经张开双臂，预备接受一次热烈的拥抱。但她毕竟是苏联好女孩，所以又端庄地退缩了一步，不过还是握住他的手，审视着他的脸、他的头发、他那套老旧的外出行头，一边像好朋友似的说起话来。

“能看见你真是太好，太好了，巴雷！”她大声地说着，“欢迎你到书展来，欢迎你再度光临莫斯科。马特维没法相信你会从伦敦打电话来！他说：‘英国人会永远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教彼得如何航海。如果他不懂得航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海军了。’你知道，他说的是彼得大帝。马特维只为列宁格勒而活。你羡不羡慕弗洛狄亚有这么漂亮的车子，我感觉非常的高兴，他终于有一样可以让他去爱的东西了。”

她放开了他，而他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快乐的白痴。巴雷突然叫道：“我的天哪！我差点忘了！”他指的是那几个手提袋，它们已放在入口旁的墙边上。就在他重新拿着它们出现的时候，马特维试图从车里面爬出来，让出前座的空间，但巴雷却不坐。

“不，不，不！我跟这一对双胞胎坐在一起绝对没有问题！你的气色看起来很好，马特维。”说完之后，他就钻进了车内，把他那修长的身子靠到后座去，好像他是在停一辆运货大卡车。他把行李放在身旁，那两个双胞胎带着敬畏的眼神对他笑着，他们的笑容里似乎是在说：这个高大的外国人有那么多香烟和零碎的东西。他买给我们英国巧克力、瑞士蜡笔、画图本，以及波特的英文童话书，又买给马特维叔叔一只新的烟斗。卡佳说这只烟斗，再加上一袋英国烟丝，会让他高兴到无法想像的地步。

巴雷为卡佳买的东西，多到她此生一辈子也享用不尽的地步。唇膏、睡衣、香水以及一条法国的丝质围巾，那围巾实在太漂亮了，漂亮到她舍不得戴它。

卡佳把车开出了梅日的门庭，颠颠簸簸地驶进了一条千疮百孔的公路。一路上她谈着第二天就要开幕的书展，并且糊里糊涂地驶进了那些淹满水的坑洞。

他们大约是朝东的方向行进。温和的九月金色太阳就在他们头上，即使这是莫斯科的郊外，也因它变得格外美丽。他们驶进了莫斯科郊外一片荒凉的平原。平原中随处可见到没有主人的田野、荒废的教堂及用竹篱笆围起来的劳改营。群集在一块儿的老旧楼房像古老的海边小屋坐落在道路两旁，它们的山形墙和分隔的花园让巴雷想起了童年时代英国乡间的火车站。马特维坐在车子前座，已经开始用他刚刚才获赠的烟斗来熏害同车的其他乘客。他不但抽烟，还细数他吞云吐雾的乐趣。还好，卡佳忙着指点窗外的景色给巴雷看都来不及，哪还有闲情逸致去听他胡扯。

“翻过了这一座山，就可以看到某某金属铸造厂，巴雷。在你左手边那个破烂的水泥建筑物是一个集体农场。”

“太好了！”巴雷说，“太美妙了！今天真是太棒了！”

安娜已经把她的蜡笔都倒了出来，摊在大腿上。她发现如果用口水把蜡笔的笔尖舔一舔，再画在纸上，就会留下像漆一样的痕迹。塞吉催着她赶快把它们装回盒子里去。巴雷为了让这两个小孩维持和平，就在他的图画本子上画了一只动物，让她去着色；但是，莫斯科的道路表面颠簸不平，好像有意要跟他们这两位拿画笔的人过不去。

“不是绿色的，你这个傻孩子！”他告诉了她，“有谁看见过绿色的牛？卡佳，你的女儿以为牛是绿色的。”

“噢，安娜完全是脱离了现实！”卡佳大声笑着说，并且转过头去看安娜。安娜则对着巴雷吃吃笑着。

车子里，马特维不停地自言自语声、安娜开怀的笑声和塞吉无奈的感叹声交织成一片。伴随着他们的，是引擎痛苦的隆隆声。车子里，除了自己的声音以外，谁也听不清别人的话了。突然，他们转离了道路，越过一片绿油油的草地，直上一个连路都找不到的山坡。卡佳和孩子们都放声大笑，马特维则一手抓紧了他的帽子，另一手抓紧了他的烟斗。

“你明白吗？”卡佳硬是在喧闹中扯起嗓门大声道，好像是和情人在一个问题上经过了很久的争论之后，终于证明了她的观点是对的一样。“在苏联，你高兴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你不侵犯到那些百万富翁和政府官员的土地。”

他们在喧闹声中冲上了一座山丘，又扎进一个低洼的草丛中，但很快又从那里爬上了一条小路，像是狂风巨浪中勇敢地与风浪对抗的一叶小帆船。小路边上有一条小溪。小溪流进了一片桦树林，小路也就跟着它一直延伸进去。卡佳让车慢慢开。他们独个儿在天堂里。伴着他们的，也只有那一条通往水坝的小溪和河边可供野餐的青草地。草地上空间宽广，足够让他们玩“拉普达”球。于是他们从后车厢中拿出球和棍子，大家站成了圆形，一个人滚球，另外一个人捡球。

很快地，大家就都看得出来，安娜其实并不想玩“拉普达”球。她要的是赶快结束，好坐下来，边吃午餐，边缠着巴雷。但是“军人”塞吉是个老实人，而“水手”马特维是个热心人。卡佳一边把野餐布摊开在地上，一边对他讲“拉普达”球在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些不为人知的重要性。

“马特维对我振振有词地说，它一定是美国棒球和你们英国板球的前身。他相信这是由俄国的移民引进英国的。我非常清楚他也一定相信它是彼得大帝发明的。”

“如果这是事实，这也就是这个帝国的致命伤了！”巴雷神色凝重地说。

躺在草地上的马特维仍然一边吐着烟圈，一边口中不停地说着。他那蓝色的眼睛徜徉在列宁格勒过去的光荣历史里，流露出一种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但是坐在他身旁的卡佳，也只把这位叔叔当做一个关不掉的收音机而已。她专挑他话里的毛病，其他的则一概充耳不闻。她走过草地，爬上车子，关上车门，旋即又走了出来，手上拎着一个油布袋，油布袋里装着午餐。三明治是用报纸包起来的，她准备了肉片、冷鸡肉和肉派做午餐，还有用盐腌的黄瓜、煎得很老的蛋和几瓶啤酒。巴雷则带了几瓶威士忌，马特维热情地举杯向某位已故的君王敬酒，也许是彼得大帝吧！

塞吉站在河边，用他手中的网捞鱼。卡佳向大家解释说，塞吉的梦想是从水中抓起一条鱼，并且煮给大家吃。安娜正在画画，她故意斜放她的作品好让大家欣赏。她希望能给巴雷一幅她的自画像，挂在他伦敦的房间内。

“她在问你结婚了吗？”卡佳拗不过女儿一再的要求，向巴雷问道。

“没有，目前没有，但我一直都是有求必应的。”

安娜又问了另一个问题，但是卡佳听了之后脸马上就红了起来，斥责了女儿一顿。马特维完成效忠义务之后就躺了下来，把帽子盖在眼睛上，说一些只有老天才听得懂的话。不过，不管他说些什么，他总是能在那儿自得其乐的。

“不久他就会开始说列宁格勒被围困的历史了。”卡佳带着浓浓的笑意说着。

她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巴雷。她的意思是在说：“现在，我们可以谈事情了。”

运货车正要离开，它也该离开了。巴雷越过她的肩头看着它有好一会儿了。他对这辆车一直没什么好感，总希望它不但能够友好一点，而且更能识相一些，早点离开他们，让他们不再受到干扰。它的两侧窗户都布满了黑黑的尘埃。感谢上苍，它终于拖着嘈杂的步伐上了路，也拖着嘈杂的步伐离开了他们的视线和他们的心头。

“噢，他非常好，”卡佳说着，“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告诉我一切顺利。他病了，但我相信他现在一定已完全康复。他说有许多的事要和你讨论。在莫斯科书展举办期间，会专程去拜访你。他想要很快地见到一些准备妥当的手稿，就算是只有一页也好。我认为这么做可能有危险，但他显然已经等得非常不耐烦。他要你提供有关书名、翻译，甚至插图的建议。我想他已经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独裁作者了。他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所有事情都搞定，并且找一间公寓，好让你们俩在那儿会面。他希望能够自己做一切安排，你能想像有这种事吗？我想你一定对他影响很大。”

她伸手在袋子里找着。一辆红色的车停在桦树林的另一头。但精神奕奕的她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自顾自地说着：“我个人以为他的作品不久之后就会被人认为是多余的。限武谈判进展得如此快速，跨国合作的气氛又如此的浓烈，那些悲惨的事件很快就会成为历史，被人遗忘了。自然，美国人还是会不断地怀疑我们。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合作，我们就会把军队完全裁减掉，而两国也就可以联手起来预防未来世界上发生的各种问题。”她一口气说完，不给别人任何说话的余地。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武力都裁掉，又如何防范未来世界上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巴雷反驳道。结果，他的鲁莽换得了对方的一个白眼。

“巴雷，我想，你的思想既西化又消极，”她一边从她的袋子里拿出一个信封，一边反驳道，“告诉叶可夫说我们需要在人性上做试验的是你，不是我。”

巴雷注意到那个信封上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只有用西里尔文写的“卡佳”。笔迹很像是歌德的，但谁又能确定呢？他突然觉得有一种紧张的感觉透过了头部和肩膀，像是一种毒药，又像是一种即将发作的过敏现象。

“他已经痊愈了吗？”他问道。

“你们在列宁格勒相会的时候，他很紧张吗？”

“我们两个人都很紧张。是天气的关系。”巴雷回答道，但他仍然在等她的答案。他感到微醉了，一定是刚才吃了什么东西才让他有这种感觉。

“是因为他病了。就在你们两人见过面之后，他因为严重的体力不支而病倒了。他的病来得非常突然，而且非常的严重，甚至连他的同事都不知道他不见了的时候是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为他担心死了。他信得过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们担心他可能已经死了。”

“我还不知道他还有信得过的朋友。”

“他曾经指定一位朋友做你们之间的联络代表，他自然也有其他的朋友可以为他做其他的事情。”她抽出那一封信，但并没有给他。

“这和你以前告诉我的不太一样。”他一面与自己生出的层出不穷的怀疑搏斗，一面很无奈地说道。

听了他的话，她丝毫不为所动。“一个人交朋友时，最忌讳的就是交浅言深。每个人都需要保护自己，这是正常的啊！”

“说得也是。”他同意她的说法。

安娜已经画完了自画像，迫不及待地等着别人的称赞。在画里，她把所采到的花都给描画在屋顶上。

“好极了！”巴雷叫道，“你告诉她我会把它挂在我的壁炉上面。只有那个地方才配挂她这幅画。在那个地方，左边有安西雅的一张滑雪照，右边有海尔驾驶帆船的照片。安娜的这张自画像可以挂在中间。”

“她问海尔多大了？”卡佳说道。

他真得想一想了。他先得回想海尔是哪一年生的，然后现在又是哪一年了，然后再在耳朵的嗡嗡声中费力地做一下减法。

“啊！现在嘛……海尔是二十四岁了。但是我担心他结婚结得很草率。”

安娜失望了。当卡佳恢复与巴雷的交谈后，她以责备的眼神看着他们。

“我一听到他失踪了，马上就通过我通常用的渠道，试着和他联络，但是都没有成功。我那时的心情真是低落到了极点。”她终于还是把那封信拿给了他，她的眼睛亮出快乐和解脱的光芒。就在他把信接过去的当儿，手有意无意地盖住了她的手，而她也让他这么做了。“然后，八天之前，也就是你从伦敦打电话来的两天后，是星期六，伊格打了电话到我家来，说：‘我有一些药要给你。我们一块喝杯咖啡，顺便把药给你。’‘药’是我们之间的暗号，它指的是信。他的意思是要把叶可夫的信拿给我。我既惊又喜，上一次收到他的信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你看，就是这封信！”

“伊格是什么人？”巴雷说道。他故意把声音放大，好压住他自己脑袋里的喧嚣。

这封信有五页，是用一般有钱人都买不到的上好白纸写的。他的字迹工整。巴雷没有想到歌德还会写这种传统样式的文件。卡佳收回了她的手，轻轻地。

“伊格是叶可夫在列宁格勒的一个朋友。他们在一起读书的。”

她对他提出的问题觉得有点恼，也对他看到信时的老练反应感到不耐烦，虽然他也只能凭着信的外表来判断它。“他是政府一个部门的什么科学家。伊格是如何受雇的有什么重要？你要不要我把它翻译给你听？”

“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

她告诉了他。他虽然有些怀疑，但听到她带刺的回话，心中反而有些高兴。我们应该有好几年，而不是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他想。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该拉过彼此的头发，应该乘着一切还没太晚之前，把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都做了。他帮她拿着那封信，卡佳在他身后不经意地跪了下来，一只手扶在他的肩膀上以平衡身体，另一只手伸到前面指着信上的文字为他翻译。他感觉得出她的胸部触碰到自己的背部。他也感觉到，经过一阵思维的分析怀疑的可怕阴影已经退去，内心已经恢复了平静。

“这儿是他的地址，只是一个信箱号码。不过这很正常。”她说着，手指着右上角，“他那时是在一所特别的医院里，也许这所医院还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城市里。他是在病床上写这封信的。你可以看到他清醒的时候，字写得多么好看。他把信给了一位当时正准备来莫斯科的朋友。那位朋友把它交给了伊格，这种做法很正常。‘我亲爱的卡佳’——这不是他惯用的起头方式，他有另一种亲昵的表示方法；不过，别管它。‘我现在被一种肝炎给打倒了。但是对我来说，生病是有益的，不过幸好我还活着。’这是他一贯的讲法，先给你上一堂道德教育课。”她又指着信里的一处地方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他的肝炎更加深了。”

“更恶化了。”巴雷小声地说。

她的手在他肩膀上捏了一把。“用词对不对有什么关系？你要我拿一本字典来吗？‘我的体温很高，脑子里有许多的幻想——’”

“幻觉。”巴雷说道。

“这个词是gallutsnatsiya——”她开始生气了。

“好吧！我们就用这个词好了。”

“‘但我现在已经康复了，并且，再过两天，就要到一个靠海边的疗养院休养一个星期。’他并没有说是哪一个海，他为什么该说？‘除了不能喝伏特加酒以外，我什么都能做，但是那只是一个官僚式的限制。我这个优秀的科学家很快就会不把它放在眼里的。’这种调调不是他特有的吗？‘治好肝炎之后，他马上又想起了伏特加酒。’”

“正是那样。”巴雷同意道，一边笑着讨好她——大概也是要让自己放心。

信上一行行的字写得笔直，就像是在画有格子的纸上写的。没有一处是经过涂涂改改的。

“‘如果所有苏联人民都能有像这样的医院，我们的国家马上就可以变得多么的强大呀！’他永远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甚至在生病的时候也是。‘护士们都美丽大方，大夫们年轻英俊。这个地方与其说是一个医院，不如说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家庭。’他说这话是要让我嫉妒。但是你知道吗？他很少谈到别人的时候是开心的。叶可夫是个悲剧人物，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想他们一定也已经把他那恶劣的情绪一并给医好了。‘昨天，我第一次做运动，但我很快就觉得像小孩子一样的疲累不堪。后来，我躺在阳台上，晒了好一阵子太阳之后，才像天使一样地睡着了。我的心里一无愧疚，惟独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我实在对你不起，一直在利用你。’以下他所写的都是情话，我想我不用翻了。”

“他是不是常常做这种事情？”

她笑了：“我告诉你。他能够写信给我，我就觉得很稀罕了。你知道，他上次在信上谈到我们的爱情，是在几个月以前，甚至是几年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之间的恋情，已经完全是柏拉图式的。我想他的病多多少少让他变得有点儿多愁善感，所以我们理当原谅他。”她把手上的信翻了一页过去，他们的手再次碰到了，但是巴雷感到像冬天一样的寒冷。他的心里暗自惊讶她居然对此一无表示。“现在说到巴雷先生你了。他非常的谨慎，并没有道出你的名字。至少，他虽然病了，但谨慎仍然一如往常。‘请你告诉我们的好朋友：假使我能逐渐康复的话，我会在他来访期间尽量抽空去见他。他要带着他的资料，我也会带着我的去。那个星期，我在萨拉托夫有一场演讲。’伊格说那是个军事院校，每逢九月，叶可夫都会在那儿发表一次演讲。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体会到的事情可真是多呀！——‘我会尽快从那儿赶往莫斯科的。如果你能够先我见到他，请你告诉他以下事项。告诉他将所有的问题一次全部带来，因为我已决意于此次会面之后不再回答那些讨厌人物的任何问题了。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了。’”

巴雷安静地听着歌德进一步的指示。他的指示就像他在列宁格勒所讲的一样有力。就在他凝神倾听的时候，心里那股不相信的疑云已笼罩了过来，在他内心深处汇聚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他反胃的毛病又来了。

请他带一页翻译样张来，但我要的是印刷好了的。印刷品更具有启示性，她代表歌德说。

我希望能有斯德哥尔摩的基里安教授的一篇介绍，请他尽快与他联络，她读道。

如果他的情报人员有什么进一步的指示，请你务必告诉我。

出版日期。歌德听说秋天的市场最好，但这不就是要让他等上一整年吗？她是为她的爱人而问。

再就是书名。《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如何？请你让我看一下广告草稿，并且请你送一份副本给斯坦福大学的丹格玛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赫尔曼教授。

巴雷很辛苦地将这些都记在笔记上。

“这封信还说些什么？”他问道。

她已把信收到信封里去，“我告诉过你，它里面讲的都是情话。他目前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安然，所以想恢复到完整的关系。”

“和你？”

她顿了一下，眼珠里头在打量他，“巴雷，我想你有点儿幼稚。”

“成为情侣？”巴雷仍然不放松地问道，“从此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对吗？”

“过去，他怕的是责任。现在他不怕了。他信上写的就是这个。不过现在已经不可能了。过去的已经是过去的了，就像覆水难收一样。”

“那么，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巴雷仍然不死心地问道。

“我不知道。”

“你相信他的话吗？”

看到他眼中所显现的神情既非嫉妒，亦非敌意，而是对她安全的迫切的关心时，卡佳的怒火很快就冒上来。

“如果他只是生病，有什么必要对你讲那么多的情话？他平常是不会拿人的情感开玩笑的，不是吗？他以他自己能说实话为荣，不是吗？”

他那几乎可以把人看透的眼神仍然不放过她，也不放过那封信。

“他很寂寞，”话语中可以觉察出她是在护着他，“他很想我，所以信里的话有点儿言过其实。这很正常啊！巴雷，我想，你有点儿太——”

她或许是找不着适当的字眼，要不然就是经过考虑，决定不说了，所以，巴雷就干脆替她讲了出来。“嫉妒！”他说。

而且，还说出了他知道她正在等待着的东西。他笑了。一个对朋友公正无私的笑容，笑容中带着善意，也带着诚挚。他把她的手握得紧紧的，并且盖在腿上。“我看他真的是好极了！”他说，“我真是为他高兴，为他的康复而高兴。”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字字出自肺腑。他的眼光又瞟到停在小树林另一边的红色车子上时，几乎可以听见自己心中每一个真挚的音符。

接着，就在大家一片欢笑声中，巴雷扮起了一个假父亲的角色。这是他多年浪荡生涯中经常渴望做的一件工作。塞吉要考考他的钓鱼技巧，安娜要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把游泳衣带来。马特维跑去睡觉了，睡梦中他仍然沉醉在刚才喝的美酒和回忆当中。卡佳穿着短裤站在水中，她从来没有看起来像今天这么美过。不但美丽，而且飘逸。即使当她捡石头筑水坝的时候，她还是巴雷见过的女子中最美的一位。

不过，那天下午，没有人比巴雷工作得更卖力，因为，应该用什么方式才能把水阻挡在河湾里，没有人有像他这么明确的观念。他把裤管卷了上来，站在水流分叉的地方，不停地拿着树枝、搬运石头，直到筋疲力尽。而安娜呢？她跨坐在他的肩头，指挥着工程的进行。他用做生意的方法来取悦塞吉，同时用罗曼蒂克式的辞藻来讨好卡佳。一辆白色的车驶了过来，挡住了那一辆红色的车子。一对夫妇坐在车里面，把车门开了，吃着他们带来的野餐。在巴雷的提议之下，孩子们跑到一个小丘上向他们挥手，但是这对夫妇并没理会他们。

夜幕低垂了。有人将秋天落下的桦树叶收集起来，用火烧了。烟味弥漫在空中。莫斯科又是一片万家灯火的景象。他们登上了车。一对野雁飞过他们头顶，而它们是世上最后的两只野雁。

在回程途中，安娜睡在巴雷的大腿上，而马特维再度唠叨不休，塞吉对《松鼠纳金》的书页皱眉头，好像那是党的宣言一样。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再与他通话？”巴雷问道。

“那得事先安排。”她莫测高深地说着。

“是由伊格来安排吗？”

“伊格什么也不安排。他只是个信差而已。”

“新的信差。”他改正她的说法。

“伊格虽是新的信差，但却是我的旧识。怎么，有什么不对吗？”

她瞧了他一眼，想知道他的意图何在。“你不能去那家医院，巴雷，那个地方对你不安全。”

“但那儿也不是你度假的地方呀！”他答道。

他想，她明白他的意思。她明白，但不知道她自己明白。她感觉出某种不祥之兆，而且内心多少有点确认了。但是，她多半不愿意承认有什么不对劲。

那个英美共享的状况室，已经不是以往那个在维多利亚街见不得人的地下室了。如今，它摇身一变，搬到葛若斯芬诺广场外一座刚建好的摩天大楼楼顶的阁楼里，对外自称是国际调停组织团。办公室外有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派驻的彪形大汉把守着，室内充斥着让人毛骨悚然的肃穆气氛。一大群衣着整洁的年轻男女穿梭其间，一直不停地在安全电话中和兰利通话、传递文件、在安静无声的键盘上打着字，或注视着墙上那个苏俄司里原先摆放时钟的位置上的一排电视监视器，不耐烦地等待着。

那个平台有两层高。奈德和薛里顿肩并肩地坐在封闭的控制室上面，而他们下方，一群手下各自做着他们自己的分内工作。布拉克和艾玛在一边，鲍勃、庄尼和他们的一伙人则在另一边和中间的走道上，但他们现在正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他们的脸上也都有着同样服从而果断的表情，一同看着那排电视荧光屏闪动的画面。当经过自动译码的信号进来时，荧光屏就会出现股票交易所在报价时那种不停滚动和闪烁的画面。

正当荧光屏突然一片空白，接着又闪动起密码“BLACKJACK”的时候，薛里顿说：“卡车在码头上很安全。”

卡车的本身就是一个渗透的奇迹。

这是我们自己的卡车！在莫斯科！我们！用英语来说，这叫货车，但是为了要尊重美国人的所有权，我们就说它是卡车。在我们取得并部署它的背后，费了很多的工夫和行动。这是一辆卡马士车，颜色暗灰，体积相当庞大，有一排字母“SOVTRANSAVTO”涂写在脏污的车身上。这辆卡车是连同它的司机一同被征募的。征募这辆车的是情报局派驻慕尼黑的庞大工作站。这辆卡车经常从西德运送奢侈品给莫斯科少数几个权贵人士，他们有渠道可将这些货品供应给一个特殊配给站。下至西方的昂贵皮鞋，上至西方轿车的零件，都曾经装在这辆卡车的肚子里运送到莫斯科。就是在这么一次行动中，它被征募了。司机是一位苏联人所称的“长程炮手”。他们蛮可怜的，虽受雇于国家，但常衣不蔽体，食不饱腹。他们到了西方，如果遇到了什么不幸，既无医药，也无意外的保险可资救济。即使是在严冬，他们也只能群集在货仓里打着哆嗦，然后草草吃过一顿晚餐之后，就在毫无舒适可言的车厢里轮流睡上一觉。不过，他们还是可以借在西方国家里碰到的机会，在苏联境内大大地捞上一笔属于自己的财富。

现在，就是为了这么一笔极为优厚的报酬，这位特别的“长程炮手”已经同意将他的卡车“借”给一位在莫斯科的“西方商人”。这位赛伊手下的商人，又把车借给了赛伊。赛伊则在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精巧手提式监视和监听系统。这辆卡车办完事后，经由中间人送回到它合法的驾驶人手中以前，这些设备会撤除一空。

这件事可以说是空前的。现在，在莫斯科，我们有了自己的机动安全室。

奈德首先发现了这个主意设想不周全的地方。因为那些“长程炮手”都是成双成对地一起工作。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克格勃为了方便控制，把彼此水火不兼容的两个人故意凑成一对，让这两人经常向上级报告对方的行踪。但是就在奈德询问是否可以阅读行动档案的时候，他反而遭到他自己所珍视的安全法规的拒绝。

但是兰利这个最新的指挥总部到底还是说话了，而奈德又再一次尝到对这个组织无法左右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在莫斯科录下的谈话录音，都要掺入任意乱码，然后再以一千倍于平常所听到的录音带速度，以数字脉冲波传送过来。不过，兰利的那些魔术师们保证，当这些脉冲波被接收站接收，自行恢复原来的声音之后，你是绝对不可能想到它在传送的过程中经过这么繁复的手续。

“等待”这个词是用特别高亢的声调讲出来的。间谍的工作，就是要等待。不过，“声音”这个词替代它了。间谍的工作，就是要听。

奈德和薛里顿戴上了耳机。克莱福和我在他们背后的空椅子上坐了下来，同时戴上了耳机。

卡佳若有所思地坐在床上。她看着电话，希望它不要再响了。

在我们都不报自己姓名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报出你的姓名？她在心里问他。

你为什么要报出我的名字？

是卡佳吗？你好吗？我是伊格。我只是告诉你我还没有从他那儿收到任何消息。

那么，既然没有事倩，你又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

老时间，老地点，好吗？没问题。就像以往一样。

在我告诉你我会在约定时间到医院去以后，你为什么一再重复没有必要重复的事情呢？

到那个时候，他就会知道自己的情况如何，他会知道他能搭哪班飞机，以及大大小小的一切事项。然后，你就可以不必再忧虑，好不好？你那位出版商如何？他现身的时候是否一切无恙？

“伊格，我不知道你讲的出版商是哪一位。”

就在他还没来得及再问更多的时候，她挂断电话了。

我实在是没心肝，她告诉自己。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的朋友聚在一起是很平常的事。在这个时候，如果他们从平常对你不太讲话的泛泛之交，晋升到自命为老友，对你关怀有加，那也只表示他们对你的一种诚意而已，这其中是不会有什么坏心眼的，即使六个月以前叶可夫才说过伊格是无可救药的——“伊格做事的方式，我实在是不屑一顾。”有一次，他在街上遇到了伊格，他就对她这么讲，“伊格实在太喜欢问问题了。”

但是，现在伊格扮演着叶可夫最亲近的朋友，并且奋不顾身地为他承担起最危险的工作。他所做的，是无代价的。“如果你有信要交给叶可夫，你只要给我就可以了。我已经建立起一条通往那个疗养院的良好管道。我认识一个人，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那儿一次。”在他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已经这么告诉了她。

“疗养院？”她惊讶得大声叫了出来，“那么，他现在人在何处？那个疗养院又在何方？”

此语一出，伊格的表情就像他还没有想好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一样，因为他皱着眉头，看起来很不舒服地辩白说：这是国家机密！属于我们的而且是国家的机密！而我们竟藐视这个国家机密！

我对他不公平，她心中想着。我现在变得疑神疑鬼的。我怀疑伊格，甚至也怀疑巴雷。

巴雷，她又皱眉头了。他没有资格批评叶可夫所表露的爱意。他以为他是什么人，这个纠缠不休又爱冷嘲热讽的西方人？才这么一点点时间，他就认为可以在马特维和我的孩子面前扮演上帝了吗？

我再也不会相信一个没有受过严格教养的人了，她严厉地警戒着自己。

我可以爱一个宗教狂，我也可以爱一个异教徒，但我就是不能爱一个英国人。

她把那台小收音机打了开来，转到短波的波段。此时，她已戴上了耳机以免吵到那对双胞眙。但是，当她收听到一些来自各国不同的宣传广播时——这儿是美国之音，这儿是德国之声，这儿是自由之声，以色列之声，还有上帝才知道的什么之声，每一个声音都是这么的亲切，这么的超然，这么的让她神往——一阵怒火攻心且夹杂着惶恐淹没了她。我是俄国人！她几乎要回敬他们了。即使现在我活在悲剧的阴影下，我还是会梦想一个世界，一个比你们的世界还好的世界！

但是，这是个什么样的悲剧呢？

电话响了。她抓住了话筒，但却是纳沙扬打来的。他这几天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打电话来是要和她查对一下明天的计划。

“噢！我想私底下问你一下，你是否真希望明天到‘十月’的摊位去，如果你要去的话，我们就得起个早。如果你必须要送你的孩子去学校或是什么的，我可以通知叶里沙夫叶塔·亚别克塞叶夫娜先去代替你。这么做并不麻烦，只是你必须及早告诉我。”

“你太好心了！纳沙场。但是上个星期，我几乎整个星期都在忙着书展的事，所以我自然希望能去参加明早的开幕典礼。马特维会送孩子们去学校的。”

我们之间的对白就像是舞台上的演员们对话。到底我们的心里是想谁在偷听我们的谈话，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么拐弯抹角的方式说话？如果我对一个英国人说话的时候都能像是对我的爱人一样，为什么我不能用一种正常的方式对一位亚美尼亚人，又同时是我的同事讲话呢？

他打电话来了，她立刻就知道自己等了这么久，等的就是他的电话，因为笑容已经在她的脸上了。他不像伊格，他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或是她的。

“和我一起私奔吧！”他说。

“今晚？”

“马都上了鞍，三天的食物也都准备好了。”

“但你是否清醒到可以私奔的地步呢？”

“你一定很惊讶，我可是清醒得很呢！”停了一下，“这并不是为了要考验什么，但实在是无事可做。我一定是老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的确很清醒，而且很亲近。

“但是，那个书展又怎么办呢？你是不是预备弃它于不顾，就像上次有声图书展一样？”

“去他的什么鬼书展。我们如果要私奔，就得趁书展之前，否则我们永远也别想私奔。一等到书展结束，我们就会累得走不动了。近来如何？”

“噢，我对你实在是火极了。我的家人都被你给惯坏了。现在他们问的，只是你什么时候会再来，带着烟草和蜡笔来。”

停顿了一下。他开玩笑的时候，通常是不会这么周到的。

“这就是我惯常做的。我把人惯坏了，然后就在他们落入了魔法之后，我就不再对他们有任何感觉了。”

“什么！”她叫道，叫声中含着深深的惊讶，“巴雷！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重复我的一位前妻的智慧之语，只此而已。她说我只有冲动而无感情，而我也不该穿着粗呢大衣在伦敦街上行走。若有人把这些话告诉你，你这辈子都会相信她讲的是实话。我从那时候开始就没再穿过粗呢大衣。”

“巴雷！那个女的——巴雷，她说的话真是既残忍又不负责任。我不该乱批评她，但她全错了。我很清楚她一定是很生气才会这么说，但她错了。”

“她是错了，是不是？那么，我该有什么样的感觉？请告诉我。”

她突然大声笑了出来。到了此时，她才了解到她一点儿也没有防备地就掉进他所设的陷阱里去了。

“巴雷，你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人。我要跟你划清界限了。”

“只因为我什么也感觉不出来？”

“有一样。你会感觉到如何保护别人。我们那天都注意到了，并且很感激你！”

“还有呢？”

“还有，你有幽默感，我可以这么说。你很颓废，很自然，因为你是个西方人。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因为你有幽默感，所以才受人尊敬。”

“你那儿有没有什么剩饭剩菜的？”

“你是说你觉得饿了？”

“我要过来吃。”

“现在？”

“现在。”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都已经上床了，而且现在也已经快半夜了。”

“明天呢？”

“巴雷，这太荒谬了吧！我们的书展就要开始了，我们两个人都有十来份的请帖呢！”

“什么时候？”

一阵美好的沉默凝固了时空。

“你可以在大约七点半的时候来。”

“我可能会提早到。”

之后许久，他们两人都没有讲话。但此时无声胜有声。他们变成了同枕共眠的两个人，耳靠着耳。当他挂断的时候，萦绕在她耳旁的不是他的笑话和他的自我嘲讽，而是他似乎无法从声音中除去的诚挚态度——她几乎要说是庄严了。

他正唱着歌。

脑袋里外都在唱歌。他的内心，甚至他的全身，都在唱歌。

现在是书展的前夕。他正在那阴森森的梅日旅馆灰色卧房里唱歌。哼唱着《天佑此房间》，唱歌的姿态是像马哈利亚·杰克逊19那种一看就认得出来的姿态，手舞足蹈地绕着房间打转。他瞥见他的身影映在那个硕大的电视屏幕上，那是这个房间里惟一一件值得夸赞的东西。

清醒。

非常的清醒。

巴雷·布莱尔。

独自一个人。

他什么酒也没喝。在他接受询问任务的安全卡车内，虽然汗如雨下，像一匹赛马一样，但他还是什么酒也没喝。当他向派迪与赛伊描述今天的情况时，脸上洋溢着甜美、无忧的表情。

即使和维克娄一起到罗西亚酒店出席那场法国出版商的盛会，虽然是满怀自信地去，他还是什么酒都没喝。

就算是陪着亨西格去国际酒店赴那个瑞典出版商的邀宴，他在神采更加焕发之余，虽然为了不让萨巴提尼因为他不喝酒而惊讶过度，因此拿了一杯在手中，但最后他还是一口都没喝，就把它给放在一个花瓶后面。所以，他仍然是什么酒都没喝。

然后，又是和亨西格参加乌克兰的双日出版公司酒会。在那里，他像北极星一样的光芒四射，但还只是抓了一杯矿泉水，外加一片柠檬，让它漂浮在上面，像是金汤尼酒。

因此，他还是什么酒也没喝。这并非出自什么高尚胸怀，也不是改过向善。

他并没有签下宣誓书，也没有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他不喝酒，完全是因为他不希望任何东西糟蹋了他心中凝聚的喜悦感，以及那种少有的、对于本身所面对的危险的清楚感受；以及，对他来说是同样重要的，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自己都已经胸有成竹；而且，纵使没有任何事故发生，他也能够坦然面对。因为，如今在他心中的这种万全把握，已经给了他莫大的勇气。

我已经成了大伙的一员，知道如果船在半夜着火了的话，什么事应该先做，什么事应该后做，或是什么也不去做，他心里想着。他心里非常的清楚，一旦有变，他当视何者为重，何者为轻，以及撇下何事——或践踏而过，或任其自生自灭。

他把内心做了一次大扫除。扫除的对象包括那些琐碎的事，也包括了意义重大的课题。巴雷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由最近的反省当中，他体会到那些重大的课题正逐渐压过那些琐碎之事。

他把自己看得非常透彻，甚至连自己都深感惊讶。他审视了一遍之后，又再审视了一番，然后转一转身，再哼了两首曲子。他回到刚才所想的地方，清楚地知道他没有忽略过任何细节。

没有忽略他的语调中一显即逝的不定感，也没有忽略那掠过她幽黑的眼窝里怀疑的阴影。

没有忽略歌德以他极为工整的笔迹取代了他往昔那种潦草的写法。

没有忽略歌德那用尽心机对苏俄官僚和伏特加酒的嘲讽。

没有忽略歌德打从心底对自己待她的方式发出了悲哀的忏悔。二十年来，他随兴所至，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待她，包括把她当做自己用完即扔的送信人。

也没有忽略歌德对她的随便许诺，只要她现在还留在这场游戏当中，他将会对她有所报答，而实际上歌德已经对将来不存任何希望。他所迫切追求的，只是现在，正如他说过的：“只有现在！”

但是，从这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理论的理论中，巴雷的心思一下子就毫不费力地转到了他知觉的深处：就歌德的观念及他所成就的事来说，歌德是对的。并且，在他这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里，歌德是站在一个腐败、一个让他生不逢时的方程式这一边；而巴雷呢？却身不由己地站在这个方程式的另一边。

如果巴雷有权利做选择的话，他宁愿选择歌德的路来走，也不愿选择奈德或其他任何人的。而此刻他已选择做一个在两种极端都迫切需要他的中间地带公民。

从皮里德尔基诺遇到歌德开始，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在印证这一点。旧有的主义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在啜泣中结束。那种高调已遁逃至那些老狐狸的地下密室里，而那些人在曲终人散后仍兀自舞蹈着。

至于他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巴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只在于哪一个英国才是他所要服务的。他对这个至高无上帝国最后的梦想已经幻灭。那种狭窄的民族主义已经让他望而生厌。他宁可被它践踏，也不愿与它一起迈步向前。到目前为止，他所知道的一个英国——一个更美好的英国，是存在他内心中的那一个。

他躺在床上，等着恐惧来擒服他，但是它没有来。反倒是，他发现自己在下着一种斗智的棋。这是因为下棋是一种和几率有关系的游戏，而现在的他，似乎最好在安静中盘算自己所拥有的几率，而不是在屋顶行将坍塌之际才去尝试与分类整理有多少几率。

因为如果没有发生大决战的话，就什么损失也不会有。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那该抢救的可就多了。

所以，巴雷就开始思考了。也因为要思考，巴雷就开始以冷静的心来做准备。奈德如果至今还在操控着全局，也会要他这么做的。

他一直思考到了清晨，才打了一个盹儿。醒来之后，他又继续思考。就在他高高兴兴地步行下去吃早餐想找些展览的乐趣时，他已经满脑子在想些傻子们所形容为“无法想”的事情了。

14

“唉！得了吧！奈德。”克莱福装腔作势地说，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对眼前那套神奇的无线电传送系统赞叹不已。“蓝鸟以前也病过，有好几次了。”

“我知道，”心烦意乱的奈德说道，“我知道。”接着他又说，“也许我挂心的不是他病了没有，而是他写了些什么没有。”

薛里顿手支着下颚，一边听着奈德讲话，一边听录音带。奈德和薛里顿之间已经发展出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行动作业中，这种发展是必然的。他们现在正在处理权力交接问题，就好像在许久以前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形。

“但是，亲爱的，每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都会这么做的，”他大声说道，但对于人性的了解显然有错误的判断，“我们会写信给全世界的！”

我从来没想过克莱福会生病，或者他还有可以写信的朋友。

“我不喜欢他把话家常的信件交给神秘的中间人。我也不喜欢他说要把更多的资料带去给巴雷。”奈德说，“我们知道他平常是不会写信给她的。也知道他非常的机警，绝对不会轻易犯任何一个错误的。但突然间他病了，而且在病中一口气就写了一封五页的情书，托伊格带给她。伊格是什么人？伊格是在何时把信交给她的？如何交给她的？”

“他应该把那封信给照下来的，”克莱福说着，话中有些责怪巴雷的意味，“要不然就是把那封信拿走，不管是哪一样，他总该做一样吧！”

奈德太过沉浸于自己的思维之中，否则他一定会对这个建议嗤之以鼻的。

“他怎么能呢？她只知道他是个出版商呀！”

“除非蓝鸟另外告诉了她。”克莱福说。

“他不会的。”奈德反驳道，接着又回到了他的思维状态。“有一辆车，”他说，“一辆红色的车，接着又来了一辆白色的车。你看过那一份监视报告。那辆红色的车先来，然后那辆白色的车来接替。”

“那纯粹只是推测而已。想想看，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早晨，全莫斯科的人都会到郊外去玩的。”克莱福好像对敌情已经了如指掌。

他等着奈德有所反应，但是他的希望落了空，所以他又绕回到那封信的问题上。“卡佳对那封信一点怀疑也没有，”他举出反对的理由，“卡佳并没有大声哭号。她高兴得不得了。如果她都没嗅出什么异样，而且斯科特·布莱尔也没有，那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坐在伦敦？”

“他要一份‘购物清单’，”奈德说着，好像他仍在倾听着远方的音乐，“也就是说一份最后而又彻底的问题表。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薛里顿终于忍不住了。他用那只大手掌向奈德挥了一挥，“奈德，奈德，奈德，奈德。到此为止，好吗？现在又是一天开始了，所以我们都有点儿神经质了。去睡一睡吧！”

他站起身来。克莱福和我也跟着站了起来。但是奈德顽固地一动也不动。他的手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敲着。

薛里顿低头对他说话，语气里不但带着情感，也带着力量，“奈德，听我的，奈德，好吗？”

“我没有聋。”

“你没有聋，但你累了。奈德，如果我们对这项行动再抽丝剥茧、大挑毛病的话，就会永远丧失良机。我们是和你的人一起去的，就是你带来要说服我们的那一个人。我们是花了多么大的力气才有如今的成绩。我们有那个情报来源，我们有预算，我们有可发挥强大影响力的支持者。我们只需再花些许力气就可以把至今不了解的地方补上了。这些成绩，就算再聪明的机器，再足智多谋的幕僚人员也永远别想做到。如果我们能再接再厉，毫不退缩，而且巴雷和蓝鸟也能，我们就可以达成别人做梦也不敢想的功业。如果我们不退缩。”

但是，薛里顿毕竟是太过于自信了。他肥胖的脸上显得莫测高深，无意中泄露出一种近乎绝望的要求。

“奈德？”

“我听到了，罗素。又大声又清楚。”

“奈德，这不再是一个手工家庭作业了，请你想清楚一点啊！老天！我们既然玩大的，现在我们就得往大处想。再大也大不过这个。就算你有再大的发现，也不能因此怀疑我们的判断不对啊！事情正照着常规进行。奈德，我真的认为你应该去睡一觉了。”

“我可不认为我累了。”奈德说。

“我认为你是累了。我想大家都会说你是累了。我想他们甚至会说奈德以前对蓝鸟都是非常乐观的，但现在那些美国的坏蛋一来，把他的手下都带走之后，他就完全变了样。然后，突然之间，蓝鸟就变成一个非常可疑的情报来源。我想大家都会说你累得像鬼一样。”

我瞥了克莱福一眼。

克莱福也同样低头看着奈德，但是他的眼光是如此的森冷，森冷得让人觉得血液都为之凝结。那眼光似乎在说：该劳动你的大驾了！你该称称自己的斤两！

亨西格和维克娄那一天都紧盯着巴雷不放，而且经常发回有关他的报告。亨西格用他想得出的方法发报告给赛伊，维克娄靠一名非正规人员与派迪联系。虽然是各自用不同的代码发给各自的顶头上司，但两人都证实了巴雷精神奕奕，且态度从容。两人也都在报告中描述了他如何在早餐时，朝着两位对横越西伯利亚铁路计划甚感兴趣的芬兰出版商侃得天花乱坠。

“他们甚至从他的手上接东西吃。”维克娄说，并且还提供了一幅他们吃早餐的漫画。但是，在梅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

这两人也都记录了巴雷兴致勃勃地决定在他们到达常设展览会场地时，担任他们的旅游向导，以及他如何强迫出租车在大街的终点放他们下车，只是为了要让这两位首度从资本主义世界远道来访的朝圣者能够下车步行，好好看看。

就这样，这两位职业间谍欢欢喜喜地把夹克披在肩头，漫步于秋阳下。巴雷夹在他们中间，用他独特的方式担任导游。他们赞颂着艾索多时代晚期的伟大建筑物和革命时期的洛可可式花园。他特别喜爱那个巨大的人工湖以及里头的喷水金鱼。金鱼将水喷在十五个裸露的少女身上，每一个少女代表着一个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他坚持要他们一定到那个有白色柱子的情人亭和喜乐堂中间逛逛。他指着这两处堂皇的正门给他们看，告诉他们这既不是献给维纳斯，也非献给酒神巴克斯，而是献给苏联的经济——包括煤、钢，甚至原子能的，老天！

“他虽然机智，但并不高傲。”亨西格的报告上这样写着。他在列宁格勒被巴雷搞得乐死了：“他实在是有意思极了！”

离开那几座殿堂之后，巴雷又带领他们在凯旋街上游览。这是旧日的御用马道，也许有一英里长，不过大概也只有天知道有多宽，后来则用来纪念其人民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他对着身边的两位同伴说：没有一个受人民爱戴的政权有这么暴虐的形象！也没有任何一个革命如此完整地又把一切所曾彻底毁灭的人、事和物捧上了天。说到这儿，他不得不对着那个他所憎恶、轻视的扩音器发出怒吼。这个扩音器从早到晚尽是把一些自我恭维的话，像洪水一样地倾泻到下方的人潮里。

最后，他们抵达了（其实他们也不得不抵达）那两个展书用的临时帐篷。

“在我的右手边，代表了和平、进步和善意的出版商。”巴雷自顾自地扮演一个奖杯争夺赛的裁判，“在我的左手边则代表了法西斯帝国谎言、色情书刊、毒害真理的出版商。好戏上场了！走吧！”

他们出示了通行证之后，就进去了。

新开幕的展览会中参展的摊位有些错综复杂。波多马克暨布莱尔的摊位虽小，但在整个展览会场上可说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兰利为他们做了一个标志，夹在阿斯特洛新闻杂志社和波北克传播公司两家参展摊位粗制滥造的标志之间，显得格外耀眼。这个摊位的内部设计是由兰利的建筑师一手包办的，虽不怎么细致，但格调还称高雅。路过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多看上两眼。展示的书，依照惯例，都是些尚未出版而做成样子的假书。这些假书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也是情报人员一向惯用的仿冒伎俩。会场中惟一香醇可口的咖啡非本摊位莫属，它正在后方一个小角落里的精巧咖啡机里煮着呢！身为兰利一员的玛丽·罗亲自端咖啡给客人。对于合意的客人，他们甚至还提供一杯被列于禁止饮用的威士忌来帮助他们度过这禁酒的一天。那酒真是在禁止之列的，是被大会禁止的。禁止的理由是：即使要文化重建，也只有清醒的人才配。

玛丽·罗有一副像女学生一样的清纯笑容，穿着一件苏格兰呢做的裙子。煮咖啡的手艺，即使拿麦迪逊街的师傅来跟她比，也差不到哪里去。没有人会把她和兰利联想到一块儿。

即使讲话斯文的维克娄，在这几天中也被塑造成一个眼捷手快的年轻出版商。

至于老实的亨西格呢？他现在扮演的是美国出版界典型的海盗。他对于以前的种种所为是从不讳言的：卖输油管给中东，卖人权给阿富汗，卖红豆给泰国那些种鸦片的山区部落，这些东西亨西格全卖过，只要是为了兰利的需要，他是无所不卖的。但是出版才是他真正心之所系的行业，而如今的他就在这里证明了这一点。

而巴雷似乎也对这个计划变得如痴如狂。他把自己完全投入其中，好像是经过了许久的失落之后，如今又找回了他真实的自己。他和别人握着手，接受竞争对手和同事们的道贺，一直到十一点钟左右，才承认自己已经累了，并且建议维克娄和他一道参观一下会场，慰劳一下大家。

他们就这样出发了，巴雷在他的臂弯里塞了一大堆白色信封。他沿着参观者和参展者众多的走道走过去，一边喊着，一边到处向人道贺。碰到了他认为有需要的时候，就把手中的白色信封塞给人家。

“哈！那不是巴雷·布莱尔吗？”一个他熟悉的声音从一个展示各种语言圣经的摊位中传了出来，“你还记得我吗？在你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我是左边算起来第三个穿貂皮吊带的那个人。”

“斯派基！他们又让你进来了。”巴雷高兴地说着，塞了一个信封给他。

“我并不担心这个，我担心的是他们会不会不让我出去。这位年轻人是你的什么人？”

巴雷为他介绍了一副青年才俊模样的维克娄。斯派基·摩根用他那被尼古丁熏黄了的手，装模作样地像个神父般地为他祈福。

他们又向前推进，到只隔数码之遥的丹·齐柏林的摊位去看看。丹没有说话。他靠在柜台上，像掘墓人一样地喃喃自语。

“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嗯，巴雷？我们在此是开路先锋呢，还是该死的米特福姐妹20？有些前几年不准卖的书，今年都已经出版了，有些前几年还被禁止写作的人，今年又都从监牢里给放了出来，还不少呢。我今早就在自己的摊位上，看到了几个狗娘养的从书架上把一些书全都抽了出来。我问他们：‘我能不能问你们几个私人问题？你他妈的拿我的书干吗？’‘这是命令。’他说。他没收了六本书。安姆布利塞德的《歌和字的黑色良知》。那是命令，他们是奉命行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到底是什么身份，巴雷？他们又是什么身份？他们说要重建，我请问你，如果事先不搞一个架构出来，他们要如何个重建法？你在一个死人身上能够重建些什么名堂出来？”

他们到了陆普书店所设的摊位时，被引进了他们的咖啡室。在咖啡室里，我们这位新封爵的会长，也就是彼得·欧利方爵士，为了招待俄国人，还特地保留了一张桌子。一张用两种语言手写的布告，证实了他的胜利。英苏两国的旗帜警告那些怀疑者不要接近。欧利方爵士身边是翻译人员和大官，正在详述他向苏联大量购书之后带来的好处。

“这是伯爵呀！”巴雷故作吃惊地说着，递给他一个信封，“你头上的冠冕在哪儿？”

那个伟大的人几乎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仍继续谈他的事情。

以色列的摊位旁，有武装的警卫在驻守着。排队的人井然有序，而且一点声音都没有。穿着牛仔裤、球鞋的家伙全都吊儿郎当地靠在墙上。利夫·阿布拉摩维兹是一位满头白发，高得吓人的人。他以前是爱尔兰警卫队的一员。

“列夫。以色列人还好吗？”

“或许我们正要赢了，也许最初就是个快乐的结局。”列夫边说边把巴雷的信封塞到口袋里。

离开了以色列摊位，巴雷在前面慢慢地带头跑着。他们穿梭在人群中，最后跑到了和平、进步和善意的帐篷，在这里可能不再有人怀疑会有巨大的历史变动发生，或是有谁还会兴风作浪。

每一面旗帜及墙上的每一个空白处都呐喊着新的口号。在每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摊位上都摆有那位先知不再新颖的思想作品，还有他那有胎记的头转到一侧、下巴扬起的照片，并列在他的导师——列宁（黑白照片）旁边一起发扬光大。到了全苏版权协会的摊位，巴雷和维克娄各和几个人握了握手，巴雷收了他们散发的一堆信封，虽然盛装在亮晶晶的封套内，分别翻成了英、法、西、德等语言，但他们对这位领袖的演说辞还是没什么兴趣。

“我们还得忍受多少这种狗屁谎言，巴雷？”一位经过他旁边脸色苍白的莫斯科出版商一脸不高兴地对他说道，“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压迫我们，好让我们喘口气？如果说我们的过去是谎言，那么，谁又能说我们的未来不是谎言呢？”

他们继续沿着各摊位走下去，巴雷在前面四处打躬作揖，维克娄则在后头跟着。

“约瑟夫，真高兴能见到你！这儿有一个信封，是给你的，可别把它一口吞了啊！”

“巴雷！老朋友！他们有没有给你我留的话啊？也许我没留吧！”

“尤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喏！给你一个信封。”

“今晚来，有酒招待，巴雷！萨沙来了，罗莎也来了。鲁迪明晚要开演奏会，所以他要保持清醒。你听说那些被他们放出来的作家没有？听着，都是波特金村的那些人。他们把这些人给放了出来，让他们饱食几顿，开开眼界，然后再把他们关回去，等到明年再放出来。来这边，我要卖几本书给你，好气气萨巴提尼。”

起先，维克娄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到了他们的目的地。他看到一根旗杆上面挂着一些褪了色的国旗，在一块红色的旗布上用金线绣了一些字。他听到巴雷大声地喊：“卡佳，你在哪里？”但是他看不出来那个摊位是何人所有，也许该登场的还未登场吧！他看到平常他读不下去的、有关乌克兰农业发展和乔治亚舞蹈的书籍，似乎饱经了几届展览的过度使用而躺在架上奄奄一息。他又看到平日常见的半打宽屁股女孩站在四周，好像是在等火车一样。之后，他又看到一个满面络腮胡的男人，手里拿着香烟像拿一根小魔棒，且皱起眉头审视巴雷的名牌。

纳沙扬，维克娄也仿照他的模样读了他的名牌。格利戈里·提格兰诺维奇，资深编辑，十月出版公司。

“我想，你是在找卡佳·奥拉娃。”纳沙扬用英语对巴雷说。他手中的香烟举得更高了，似乎是要更清楚地端详面前这一位访客。

“是的！”巴雷热诚地回应他，旁边一对女孩听他这么讲，都笑了。

纳沙扬咧开嘴，脸上堆起了一个让人惊悸的笑容，然后挥舞着手中的香烟，走到一旁。维克娄认出了卡佳的背影，她正在跟两个身材非常矮小的亚洲人说话。依维克娄的看法，这两个亚洲人是缅甸来的。大概是由于直觉的驱使吧，她回过身来，先看到了巴雷，再看到维克娄，然后又回过来看着巴雷，脸上泛起愉悦的微笑。

“卡佳，太好了！”巴雷害羞地说，“小孩都好吗？他们还好吗？”

“噢，谢谢你，他们都非常好！”

在纳沙扬和他的女伴们，还有维克娄的围观之下，巴雷递给她一份波多马克暨布莱尔公司举办开放运动酒会的请帖。

“噢，顺便提一下，今晚的几场应酬，我可能没法去。”巴雷在回程的途中，对维克娄说，“你、亨西格和玛丽·罗必须自己想办法了。我今晚会和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子一起吃饭。”

“那个女子我们认识吗？”维克娄故意问道。他们两人都笑了。这天是个晴朗的好天气。

她还好，巴雷满足地想着。就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至少也还没有发生在她身上。

我们当中有谁知道或猜得到巴雷对卡佳的感情有多深？在我们如此小心谨慎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的行动，一旦碰到了爱情问题，还是让大家感到相当的棘手。

维克娄这个人，虽然自身的生活极尽散漫之能事，但要求起巴雷来，还是挺严苛的。也许是因为他还不到那个年纪的缘故吧！他还不能接受年龄比他大的人对感情的看法。对维克娄来说，巴雷只是到处留情而已。不过，说实在的，巴雷也的确如此。男人到了巴雷这种年纪，是不会再有心情认真谈恋爱的。

亨西格的年龄与巴雷大致相仿。他把性视为私人生活中不足为外人道的小插曲，并且以为像巴雷这样古板的人，在执行任务之余，顺便放荡一下也是无可厚非的。虽然他和维克娄所持的理由不尽相同，但他还是和维克娄一样，认为巴雷会对卡佳产生感情，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理由，因此对这两位当事人来讲，外人再好的建议也都是多余的。

那么，伦敦呢？他们对此事并没有明确的意见。在岛上，布莱迪已经说了一箩筐的话，但是布莱迪所持的反调和正面的建议都被原封不动地打了回票。

还有奈德呢？奈德有像他一般军人作风的太太，而且还未觉悟呢！奈德喜欢带着怜悯的笑容说道：你是在开我玩笑吧！在这个腐败的国家里，我是不会轻易为女色倾倒的，除非她肯站在我这一边去对抗全世界。

而鲍勃、薛里顿，还有庄尼，虽然方式不同，但似乎都认为巴雷的私生活和他的胃口，大体来说，已经是错综复杂到连他本人都不见得有能力去处理的地步，所以他们最好还是退出这个方程式的讨论为妙。

那么，帕尔弗莱呢？老帕尔弗莱又是怎么想的呢？——一有空闲时间就会去葛若斯芬诺广场，而如果他不能办到的话就打电话问奈德：“那家伙如何了？”

帕尔弗莱正在想的是汉娜，那个他曾经爱过，并且仍然爱着，用那种懦夫才会有的爱爱着的汉娜，那个一度有着像卡佳一样温暖、一样深沉笑容的汉娜。“你是一个好人，帕尔弗莱，”在那些日子，那些她努力想了解我的日子里，她会用极大的控制力说出这样的话，“你会找出一种方法来。也许不是现在，但终究有一天，你会的。”噢！帕尔弗莱终究还是找出了一种方法！他拿法律作托词——这有多方便！它规定：凡律师犯奸淫罪者，终身不得再从事有关淫乱罪的诉讼工作。他又拿孩子当挡箭牌，不单是他的孩子，还有她的——有这么多的人都牵涉在里面，亲爱的。他又用婚姻作借口，他真该死！——没有我们，他们该怎么办？德瑞克甚至连煎一个蛋都不会。他又拿与合伙人的关系作借口，然而就在他与合伙人散伙之后，他就一头埋在一个神秘沙漠的沙堆里。那儿，汉娜再也看不到他。更可耻的是，他居然还有胆子拿职务作托词——这个单位永远不会原谅我用这么卑劣的方式离婚的，亲爱的。别人可以，法律顾问不行，门都没有。

我也想到那个岛。就在那天傍晚，巴雷和我站在海边的沙滩上，望着对岸的浓雾越过大西洋向我们这边袭来。

“他们永远也不会把她给弄出来的，对吗？”巴雷说，“即使是出了什么差错也不会。”

我没有回答，而且我想，他也不期望我会回答，但他是对的。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俄国人，而且她犯的是一项彻头彻尾的俄国罪行。她犯的罪，并不是属于那种可以用来作交换的等级。

“无论如何，她不会离开她的子女。”他用自己的话来肯定自己的疑虑。

我们望着海好一阵子。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是卡佳，而我则看到汉娜。汉娜也永远不会离开她的子女，但不同的是她会带着他们一道走，然后嫁给一个老实人，脱离那个在法院忙碌成性的工作狂。

“雷蒙德·钱德勒！”马特维叔叔坐在椅子上，听到邻居家的电视开得太大声，不耐烦地叫道。

“真可怕！”巴雷说道。

“阿加莎·克里斯蒂！”

“啊！现在变成阿加莎·克里斯蒂了。”

“达希尔·汉密特、多萝西·塞耶斯、约瑟芬·铁伊。”

巴雷坐在卡佳安置他坐的那张沙发椅子上。那个起居室真是够小的，小到他的双臂一张开，就足以摸到两边的墙。室内摆着一个有玻璃门的小橱子，里面摆放着全家人的珍宝。卡佳已经带他浏览过这些奇珍异宝了。一位朋友为了庆祝她结婚而做的马克杯，杯上的圆形浮雕刻的是新郎和新娘。另外，已经不再完整的列宁格勒咖啡套组，曾经属于那个架子最上层木框里的女主人。还有，一对托尔斯泰时期夫妇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男的留着胡须，穿着硬领白礼服，女的戴着无边帽，手上套着毛皮手笼。

“马特维非常喜欢读英国的侦探小说。”卡佳从厨房高声地说道。她手边的事剩下最后一件了。

“我也是。”巴雷虚情假意地说。

“他现在正告诉你在沙皇时代，这种书是不准读的。他们不能忍受人民干扰他们的警察系统。你有没有伏特加酒？不要再给马特维喝了，拜托。你要吃一点东西才行。我们对酒的喜爱不像你们西方人那么着迷。我们没有吃东西是不准喝酒的。”

借口要看她的书，巴雷走进了那个狭小的通道。从那里，他可以看到她。架子上的书都是杰克·伦敦、海明威，还有乔伊斯、德莱塞和约翰·福勒等人的作品。除此之外，海涅、雷马克和里尔克等作家的书也不少。双胞胎在浴室里喋喋不休地不知在讲些什么。他透过打开的厨房门口看着她。她的一举一动都有些慢半拍的样子。他想，她又变成一个地道的俄国人了。事情成了，她会高兴。事情不成，她会认命。起居室中，马特维还在高谈阔论着。

“他这会儿又在说些什么？”巴雷问道。

“他在谈围城的事。”

“我爱你。”

“列宁格勒人拒绝接受被打败的事实。”这时她正做着猪肝糕。她的手停了一会儿，接着继续工作。“即使墨池中的墨水都冻结了，肖斯塔科维奇还是不断地在作曲。小说家继续不断地写着小说，如果你知道那个地窖里还有一个作家在那儿埋头写作，你就每个星期都可以听到他们又完成了一章新的小说了。”

“我爱你！”他重复说着，“我所有的失败都因为太晚才遇到你。”

她很快地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沉默了。短暂的一阵子，他们谁也听不到起居室内马特维的自说自话和浴室里的泼水声。

“他又说了些什么？”

“巴雷——”她抗议着。

“拜托！告诉我他在说些什么。”

“德国人在城南四公里外，用机关枪向城郊扫射，并且用大炮向城中心滥射。”她把垫子、刀叉交给他，跟着他走到起居室，“每个工人给二百五十克的面包，其他的人给一百二十克。你真的对马特维这么着迷，还是你只不过装着有礼貌的样子，像你平常一样？”

“这是一种成熟、无私、绝对、使人兴奋的爱。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任何事情可以与之相比的。我以为你应该是第一个知道的人。”

马特维以一种真实的仰慕对巴雷笑着。那新的英国制烟斗在他上身的口袋里闪闪发光。卡佳知道巴雷的目光一直盯着她，于是笑了起来，摇了摇头，意思不是反对，而是满足。双胞胎穿着睡衣跑了进来，摇晃着巴雷的手。卡佳把他们安顿在桌子前面，让马特维坐在首座。巴雷坐在她旁边，她为每个人盛了大白菜汤。塞吉以惊人的力气把一个酒瓶的软木塞给拔了出来。但卡佳喝酒也只能喝上半杯，而马特维也只准喝伏特加酒。安娜去拿了一幅她去提米尔亚塞夫学院访问之后所画的图画，画里有匹马，有一个真正的麦场，有能够抵挡风雪的植物。马特维说了对街加工厂里一个老人的故事，而巴雷再次坚持要一个字不漏地把这个故事听完。

“马特维认识一个老人。他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卡佳说着，“他有一个加工厂。当他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的时候，会把自己捆在那堆机器上，这样他就不会倒下来。马特维和我父亲找着他时，他就是这样子死的——捆在机器上死的。冻死的。马特维也希望你知道那个人在他的大衣上戴了一个发亮的徽章。”说到此处，马特维骄傲地指着他大衣上的一个点——“这样，晚上他们到涅瓦河去打水的时候，就不会和他的朋友相撞了。好了，我们讲列宁格勒就到此为止。”她语气坚定地说，“你已经足够慷慨的了，巴雷，像平常一样慷慨。但我希望你能够诚恳一些。”

“我这辈子还没有这么诚恳过呢！”

就在巴雷为马特维的健康干杯的时候，沙发旁的电话铃响了。卡佳跳了起来，但塞吉先她而至。他把听筒放到耳边，很快又挂回架上，摇了摇头。

“这么多接错线的电话。”卡佳说着，把预备吃猪肝糕用的圆盘子发给大家。

那里有她惟一的房间，房间只有她的一张床。

孩子们都上了他们的床，巴雷可以听到他们熟睡中的呼吸声。起居室里，马特维躺在他的行军床上。梦里的他，早已经回到列宁格勒去了。卡佳坐得笔直，巴雷就坐在她身旁，手握着她的手，眼睛看着玻璃上映着的她的脸。

“我也爱马特维！”他说。

她点了点头，发出了会心的一笑。他的手指关节顶着她的脸颊，这才发现她在哭泣。

“只是，爱他的方式和爱你的方式不同，”他解释道，“我爱小孩、狗、猫和音乐家。整个方舟都是我的责任。但我爱你爱得这么深，甚至到了说出来都觉得可耻的地步。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让我不再开口，我会很感激的。我看着你，我对自己的声音厌恶到了极点。你要不要我写给你看？”

说着，他就用双手把她的脸转了过来对着他，并且吻她。然后，他引领她坐到床头，把她的头放在枕头上，又吻了她。他先吻了她的唇，再吻了她带着泪水紧闭着的睫毛。她的双臂环绕在他的背后，把他拉向她，靠紧在她身上。但她又突然把他推开，跳了起来，去看了看沉睡中的双胞胎。放心了之后，回来，把卧房门上了栓。

“如果孩子们醒来，你必须要穿起衣服，我们也都要非常的正经才行。”她警告他，又吻了他。

“我能不能告诉他们我爱你？”

“如果你这么做，我是不会替你翻译的。”

“我问你行不行？”

“如果你非常小声地说。”

“你翻不翻？”

她不再哭了，但也不再笑了。她那又黑又有条理的眼睛探索着他，就像他自己的一样。她拥抱着他，毫无保留地拥抱他，不需作任何的承诺。

我从来没见过奈德心情这么恶劣。他已经变成主宰自己行动的约拿21。他越忍，就使他自己的预感越难忍受。在状况室里，他坐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就像是在主持军法审判一样。而薛里顿则懒洋洋地靠在他旁边，好似一只通人性的泰迪熊。当我自作主张陪他走到康诺特——偶尔我也带汉娜去过——好打发等待的时间，请他到烤肉屋吃顿晚餐，我仍然摸不清在他坚忍的面具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心结。

我为什么这么做，老实说，是因为他的悲观正严重地影响到我的心情。我好像是坐在一个跷跷板中间。克莱福和薛里顿在一端，奈德则是另一端的重物。并且，由于我不是一个作决策的要角，因此在看到一个人如此残酷地陷于自我放逐之中，就越发感到难过。

“你见到鬼了！奈德。”我的口气里不带一丁点薛里顿的自信和武断，“你想得太多了，多过任何人可能想到的。好，就算如今这已经不再是你的案子了，但这并不代表这就是沉船一艘，无可救药了啊！而你的功劳就在于能知所进退。”

“一份最后而又彻底的问题表！”奈德又说了这句话，就好像它是被催眠师强行刻画在他脑海中的一样，“为什么是最后的？为什么是彻底的？你能否回答我？当巴雷在列宁格勒见到他的时候，他连我们为他预备的初步问卷都不肯接受。他把它往巴雷的脸上扔。而现在，他却要求我们把整套的‘购物清单’一次给他。他要的是最后的清单。一次大满贯。要在周末前全弄好给他，这以后，蓝鸟就再也不回答那些讨厌人物所提出的任何问题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他这么说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要花点时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好吗？”侍者为我们端来了一瓶奇贵无比的红葡萄酒时，我对他小声而又迫切地说道，“好，就算蓝鸟已经被俄国人给策反了。就算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现在落入俄国人的手里了，那么，他们有什么必要把这个案子给结了？他们为什么不倒过来玩弄我们一番？你站在他们的立场想想，换了你，你会轻易就这样算了吗？你是不是会给我们一份最后通牒，制造一个最后期限？”

他的回答抹杀了我生平请同事吃的最好也最贵的一顿饭。

“我也许会这么做，”他说，“如果我是俄国人。”

“为什么？”

他以沉重的心情冷静地道出原因，让人觉得格外心寒。

“因为他也许不再中看，不再能摆得上台面。他也许什么话都不能再说了，或正拿着他的刀叉在饱餐一顿，或正撒点盐巴在他的松鸡上。他也许已经不打自招，说出他在莫斯科有位极其美丽但却胸无城府的情妇。他也许……”

我们走回葛若斯芬诺广场。巴雷在午夜时分离开了卡佳的公寓，回到了梅日旅馆。亨西格在大厅里假装在读一份手稿，熬夜等他归来。

巴雷正在兴头上，但也没什么新的事情可以报告，他告诉亨西格只不过是和卡佳的全家聚一聚。还是和以前一样，他们都过得很快乐。他又加上了一句：去医院的计划仍然没有改变。

第二天一整天的工作内容是一片空白。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间谍的工作就是当你看着奈德沉落到谷底的时候，你担心自己是否也病了。间谍的工作就是在四点到六点之间，把假装去补习德文的汉娜带到你在皮姆利柯街的公寓里去。间谍的工作就是假装谈恋爱，而一定准时把她送回家，让她为亲爱的德瑞克做晚餐。

15

他们开着弗洛狄亚的车。他是为今晚的事而借这部车的。依约，他要在九点的时候在机场的地铁车站等她。九点整的时候，这辆车终于欲行又止地停在他的身旁。

“你是不应该故作坚持的。”她说。

高塔上的滑车还在他们的头顶上晃荡着，但是街上已经弥漫了宵禁的气氛。夜晚潮湿的空气中充满了秋天的气味。一轮残月挂在雾色蒙眬的天空中，正好就在他们的头上。偶尔，他们的手互相磨搓着。偶尔，他们的手也紧紧地握在一块。巴雷注视着后视镜，镜子被撞过，一角已破损，但他还是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后面有车子在跟踪他们，但不超车。卡佳向左转，但仍然没有任何车子超越他们。

她没说话，所以他也没有。他在想，他们到底是如何学到这些的，学会在什么地方可以放心地讲话，什么地方又不可以。从学校吗？从比他们年长的女孩子那儿吗？还是当你一到了青春期，你的家庭医生就自然会对你一再关照？“现在你该明白车子和墙壁都像人一样，都有耳朵在听的……”

他们正在一条布满坑洞的交通道上摇摇晃晃地开进了一处半完工的停车场。

“你得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大夫，”他们的目光在车子里交汇的时候，她对他做了如此警告，“你必须表现出非常严厉的样子。”

“我是大夫。”巴雷说。他们两人都不是在开玩笑。

他们借着微弱的月光踏着水坑绕来绕去，终于停进一个石棉制的雨棚。雨棚底下，有一条通道直通两扇门。门后有一个空的会客桌。在这儿，他第一次嗅到医院的味道：消毒水、地板蜡和外科用酒精味儿。她与他并肩快步越过一个水泥斑驳的大厅走道，一直走到一条铺着油布的走廊，并且通过一处大理石的值班台，柜台后面的女职员们个个拉长了脸。墙壁上的时钟指着十时二十五分。巴雷对了一下自己的手表，时钟所指的比表上的时间整整慢了十分钟。他们又经过另一个走廊，几个人一排排坐在椅子上。

候诊室是一个阴森森的地下墓穴，由巨大的柱子支撑着。在它的一端，有一个突出地面的讲台。在另一端，两扇门在那儿摇摆着，门后就是洗手间。有人在那儿装上了一盏临时性的电灯，照着进出的路。借着它昏暗的光线，巴雷把一个木制柜台后面的空大衣架给移开去，再把担架推车摆好，然后再把一部古老的电话固定在靠他们最近的一根柱子上。一张长椅靠着墙，卡佳坐了上去，巴雷也在她的身旁坐下。

“他总是尽可能地准时。有时候他会因为电话线路没有接好而延迟一点时间。”她说。

“我可以跟他说话吗？”

“他会生气的。”

“为什么？”

“如果他们在长途电话上听到有人说英语，立刻就会加以注意的。这很正常。”

一个头上绑着绷带的男人，看上去像是刚从前线回到后方的瞎眼士兵，从一道摇摆着的门摸索进了女厕所，和两名正好从里面出来的女人撞个正着。她们抓住了他，并且引他走向男厕所。卡佳打开了手提袋，拿出一本笔记和一支笔。

她说过他会在十点四十分时打电话过来的。十点四十分的时候他会试着做第一次联络。她也说过他不会讲太久的。即使电话是安全的，讲得太久也是不智之举。

她站起身来，低着头，像个常客一样，钻进衣帽间的值班台底下，走到放电话的地方。

歌德会不会告诉她他爱她？巴雷心里想着——“我实在太爱你了，爱到拿你的生命来为我冒险。”他会不会把他在信上对她说的那些情话再拿出来说一遍？或者，他会不会告诉她，为了涤清他那烦躁不安的灵魂，以她作为牺牲是可以接受的？

她就站在边道上，目光敏锐地瞪着那两扇门。她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她有没有听到些什么？或者她的心已经老早就飞到叶可夫身边去了？

巴雷心里想：她等他的时候，就是这般站着的，像是一个准备等一整天的人。

电话沙哑地响了起来，就像是有灰尘卡在它的喉咙里一样。第六感已经催促她伸手去接，所以它连第二声都没有机会响，就已经在她手中了。巴雷虽与她近在咫尺，但是在周围的杂音干扰之下，即使是全力竖起耳朵，也无法听到任何谈话内容。她已经转过脸去，背对他。想必是和对方谈话的时候，要有自己的隐私。不但如此，她也把另一手捂着另一边耳朵，好让自己更清楚地听到听筒里爱人的声音。巴雷只听到她一再唯唯地说“是”“是”。

不要再纠缠她了！他心中愤愤地想着。我已经告诉过你，这个周末我还要再警告你一遍。不要再纠缠她了，不要再把她卷进这个纷争里。你要做，就直接跟我接洽好了。

那本笔记就摊开在那个靠着柱子、摇摇晃晃的架子上。但是她既没有碰架子，也没有碰那本笔记。是，是，是。我在那个岛上的时候，就和她现在一样，只会说是，是，是。他看到她的肩膀抬了起来，并且她的背脊也拉长了，好像是在做一个深呼吸，又像是自己独个儿在享受一件高兴的事情。她把肘部抬起，更紧迫地把话筒压在自己的耳朵上。是，是。为什么不说一个不字呢？不，我不愿意为你牺牲！

她的另一手已经摸到那个柱子。可以看到她的手指头分开了，指尖用力戳进了深色的灰泥里去。她的手背变白，变硬，但是没动。突然间，她的手令他坐立难安了。卡佳好似找着了一个可以向上爬升的支撑点，死命地抓住它，为此时岌岌可危的生命作最后的挣扎。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到底下的万丈深渊，而此时她手中抓的，就是在爱人和这道深渊之间惟一可以让她掌握的东西。

她转过身子来了。那个听筒仍然紧靠在她的耳朵上。她是什么人？她已经变成什么样了？这是遇见她以来，第一次看到她面无表情。那个盖住她太阳穴的听筒就像是一把抵住她的手枪。

她的目光看起来像是一个人质。

然后，她的身体顺着柱子滑落下来，好像已经无法再支撑似的。起先，还只是屈膝，紧接着，她连腰也弯了。巴雷伸出了一只胳膊环住了她的腰，另一只手则从她手中抢过了话筒，把它按在自己的耳朵上，叫道：“歌德！”但是那边传来的只是一阵阵嗡嗡的声音，所以只好把它挂掉了。

这件事很怪，但是巴雷一时忽略了它，直到现在才警觉起来，他极力保持镇定，开始离开，但就在他们刚刚挪动脚步的时候，她突然紧紧地抓住了他，握紧的拳头猛地一下挥了出来，打在他的颊骨上。力气之猛，让他一度两眼金星直冒，什么也看不见。他死命地把她的手摁到她的腰上，并且拉着她，低伏着走过柜台，走出了医院，最后走到了停车场。他在心里对自己解释说：“她是一个病人，一个心烦意乱的病人，需要医生照顾的病人。”

他一手抱着她，另一手把她的手提袋放到车顶上，找着了钥匙，打开了车门，然后把她给放了进去。然后他跑到车子的另一边，坐到驾驶座上。

“我要回家。”她说。

“我不知道怎么走。”

“带我回家。”她重复地说。

“我不知道怎么走，卡佳，你必须告诉我何时左转，何时右转，听到没有？”他抓住了她的肩膀，“坐直，看看车子外面。这个鬼东西的排档在什么地方？”

巴雷摸索着排档，她抓住了那根杆子，奋力往后一拉，齿轮在她这么一拉之下，尖叫了出来。

“车灯呢？”他说。

他已经找到了，但是叫她打开，希望她在他的怒气之下，能够对他有所反应。他急速地开出了那个停车场，差一点儿就撞上迎面而来的一辆救护车。泥水溅上了挡风板，但是车上并没有安装雨刷，因为今天并没有下雨。他把车子停了下来，跳出车，用手帕把挡风玻璃上的泥泞擦一擦，然后又坐回车内。

“向左转。”她命令道，“快一点，拜托。”

“我们刚才来的时候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那是一条单行道。”

她的声音里一点儿生气也没有。他慢慢地开着，不理会她要他开快的要求。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车，它没有靠近，也没有离得更远。那应该是维克娄，他想。不然的话就是派迪，或赛伊，或是亨西格，或是萨巴提尼，或是全副武装的警卫。在路旁的卤素灯光照映下，她的脸忽明忽暗，但仍然了无生气。她的目光似乎看到了自己在脑袋里所想像的那个可怕物体，那紧握着的拳头此刻含在嘴里，手指头的关节嵌在她的上下牙齿之间。

“我是不是应该在这儿转？”他没好气地问她。再一次，他对她大声吼道，“告诉我是在哪里转弯，好吗？”

她先是以俄语说，然后才用英语说：“现在向右转。开快点儿。”

对他来说，没有一条街道是熟悉的。每一条街道都和下一条一样，也和上一条一样。

“现在转！”

“右转还是左转？”

“左转！”

她使尽了全力喊着，然后又喊了一遍。喊着喊着，她的泪水也流了出来，并且瞬间就转变成令人窒息的哭泣，哭泣中含着绝望。渐渐地，变成了啜泣。就在他把车子开到门口时，她也停止啜泣了。车轮仍然在滚动着，她就夺门而出。他跟了上去，但她走得实在太快了，似乎有些儿连走带爬地抢到了人行道上，并且迫不及待地打开手中的手提袋，搜寻大门钥匙。一个穿皮夹克的男子懒洋洋地靠在门道上，很明显地就挡在她进门的路上。但就在巴雷赶上她的那一刹那，那名男子躲开了，让他们通过。她连电梯都不等，也许根本已经忘了还有这么一个电梯。她直奔上楼，巴雷在后面跟着跑着。他们越过了一对拥抱着的情侣。在楼梯的第一层，一个老人醉倒在角落里。他们继续不断地往上爬，巴雷开始害怕她已经忘记了到底是住在哪一层了。突然间，她把门锁打开了，他们就又回到她的家了。卡佳先进了双胞胎的房间，双膝跪在他们的床上，头向前倾着，像一个筋疲力尽的游泳选手一样不住地喘息，两只手臂各抱着一个沉睡中的孩子。

又一次，在她的卧房。他领着她回到卧房里，因为即使在这么小的空间中，她也不再记得该怎么走了。卡佳不很确定地坐到床上，似乎是不知道它有多高。他坐在她身旁，看着那一点表情也没有的脸孔，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先是半睁着，接着又睁开了。他连碰都不敢碰她一下，因为此刻她的身体僵直，心灵受到过度的惊吓，而且好像是无视于他的存在。她紧握着手腕，就像它断了一样。突然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叫她的名字，但一点反应也没有。他向四周看了看，找寻着。一面墙上钉着一个小型的工作台，是梳妆台和写字台兼用。在一大堆陈旧的信封里，躺着一块圆形的写字板，是像歌德那种人才会用的。墙上挂着一幅装了框的雷诺阿画的复制品。他把它从钩子上取了下来，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位受过训练的间谍从笔记本上撕了一页，放在那幅图画的玻璃上，又从他的口袋中拿了一支笔，在纸上写道：

告诉我。

他把那张纸放在她面前，她看了看纸上的字，脸上现出漠不关心的表情，抓住另一只手腕的那一只手并没有放下。她有气无力地耸了一下肩，然后把头靠在他的肩头上，但是对自己的动作并没有什么知觉。她的外衫敞开着，那又浓又黑的头发因为跑步而散乱不堪。他又写了一次“告诉我”，然后抓住她的肩头，目光中带着急切的爱意向她恳求着。然后他用食指指着那张纸，以及纸上的“告诉我”。她盯着那张纸，之后，她发出了长长的一声令人为之窒息的叹息，然后把头垂了下来，直到瀑布般的头发完全盖住了她的脸。

他们已经把叶可夫抓了。她写道。

他拿回了他的笔。

是谁告诉你的？

叶可夫。她写道。

他说什么？

他星期五会来莫斯科。他会在星期五晚上十一点在伊格的公寓跟你见面。他会给你带更多资料，回答你的问题。请准备一份简要的清单。这是最后一次。你应该告诉他出版的消息、日期、细节。你还要带上好的威士忌。他爱你。

他又抓回那支笔。

是叶可夫说的吗？

她点头。

为什么你说他被抓了？

他用错了名字。

什么名字？

丹尼尔。这是我们的规定。他安全的时候叫皮尤特，被捕时叫丹尼尔。

笔在他俩之间急切地传来传去。现在轮到巴雷写。他弄错了？他写道。

她摇摇头。

他病了。他忘了你们的暗号。他写道。

她又摇摇头。

他以前从没错过吗？他写。

她摇摇头，夺回笔，生气地写道：他叫我玛利亚。玛利亚是我危险的时候对我的称呼。如果我安全，就叫阿里娜。

把他说的话写下来。

我是丹尼尔。你是玛利亚吗？我的演讲是我这一生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那是个谎言。

为什么？

他总是说，在苏联惟一的成功是不要赢。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笑话。他故意说一句和我们的笑话相违背的话，用意就是告诉我，我们死定了。

巴雷走到窗前，笔直地看着底下宽阔的街道。他内心中的黑暗世界此刻已经死一般寂静。没有任何东西在移动，也没有东西在呼吸。但他是有备而来，已赌上了这条命，这条他从来都不曾爱惜过的命。她是歌德的女人，因此必定会和他共存亡。但不是现在，因为此刻歌德正以他最后所留下来的一点勇气来保护她。不过，她终归是死定了，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取走她的性命。

他在窗前停留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才回到床前。她侧着身子躺着，眼睛睁开，膝盖弯曲。他伸出手来，把她拉进怀里，抚慰着她。他感觉到那冰冷的身体在他的臂弯里抽搐着。原来，她在无声地啜泣、无声地叹息，就好像害怕啜泣声会传到墙壁上的监听器里。

他又开始写字了。用粗黑的字体写着：看着我。

状况室的屏幕每隔几秒钟就滚动一次。巴雷已经离开了梅日旅馆。待续。他们已经到了地铁车站。待续。他们已经出了医院，卡佳靠在巴雷的臂弯里。待续。人会说谎，但电脑是绝对正确的。待续。

“为什么是他开车呢？”奈德看到这儿，很敏锐地问出这个问题。

薛里顿看得太专注了，没有回答。但是鲍勃就站在他旁边，接下了这个问题。

“男人喜欢为女人开车啊！奈德。我们这些人都还年轻呢！不是吗？”

“谢谢你！”奈德礼貌地说。

克莱福微笑着表示赞同。

中断。就在安娜斯塔西亚报告下一个状况之前，屏幕上暂为一片空白。安娜斯塔西亚是一位年约六十的拉脱维亚人，她已替苏俄司工作了有二十年。只有她奉准可以在那里监视。

这个报告来了：

她经过两次，第一次是到厕所去，第二次是回到候诊室里。

在她第一次经过的时候，巴雷和卡佳坐在一张长椅子上等着。

在她第二次经过的时候，巴雷和卡佳站在电话旁边，看起来像是在拥抱的样子。巴雷的一只手摸着她的脸，卡佳的一只手举了起来，另一只手垂在她的身旁。

蓝鸟的电话此时打进来了没有？

安娜斯塔西亚不知道。虽然她已经站在厕所马桶边竖着耳朵偷听，但仍然没有听到那部电话响过。所以，如果不是那个电话没有来，就是当她第二次经过的时候，他们已经打完了电话。

“他为什么必须拥抱着她？”奈德说。

“也许她的眼睛里飞进一只苍蝇。”薛里顿口气酸酸地说，仍然望着屏幕。

“他开车，”奈德坚持说，“在那个地方是不许他开车的，但他开了。他曾让她一路开到乡下，再开回来。这一次也是她开车带他去医院，然后，突然之间，变成他开车了。为什么？”

薛里顿把他的铅笔放了下来，用食指松一松衣领，“所以，你要赌的是什么，奈德？蓝鸟到底是打了那个电话，还是没打？算了吧！”

奈德依然很有风度地把这个问题好好地想了一想，“也许他打过了。不然他们会继续等下去的。”

“也许她听到了什么她不喜欢听的事情，什么坏消息之类的。”薛里顿作了假设。

屏幕又消失了，留给室内一片苍白的影像。

薛里顿有一个专用的房间，是用红木做成的。我们溜了进去，替自己泡了咖啡，站着等待。

“他待在她的公寓里这么久做什么？”奈德把我拉到一旁问道，“他要做的只是从她口中得知他和歌德相会的时间和地点。这件事情他在两个钟头以前就应该办好了的。”

“也许他们在一起共度良宵呢！”我说。

“如果我能这么想，我就好过多了。”

“也许他在买另外一顶帽子。”庄尼听到我们的对话，不悦地说。

薛里顿说了声“才怪！”铃声顿响，接着我们就回到了状况室。

在红灯光透照之下，一张莫斯科的地图上，卡佳的住处被红笔圈出。在它东方三百尺处，也就是两条被画成绿色的街道交叉处的东南角，就是搭车地点。巴雷现在必须朝南向的人行道，尽量靠路边走。就在他到达那个搭车地点时，必须要假装慢下来，好像是在找车一样。此时，那一部安全出租车就会开到他的身边来。巴雷已经获得指示，要把所住的旅馆名字大声地告诉那位司机，并且做手势和他讲价。

那一部安全出租车兜了两个圈子之后，就会找一个地方转弯，进入一处建筑用地。那部安全卡车就停在那儿，它的灯光熄灭，司机在车上打盹。如果卡车的侧翼天线伸出来了，这部安全出租车就会向右转一个圆圈，然后再绕回到那部卡车旁。

如果不是的话，中止行动。

派迪的报告在伦敦时间凌晨一点钟的时候出现在荧光屏上。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带子就出来了，是从美国大使馆的屋顶上收到的。那份报告已经尽可能地被瓜分得四分五裂。对我来说，它还是一个确实的现场报告之典范。

当然，原作者得为人所知，因为太阳底下，没有一位作者是全能的。派迪并不是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但他有其他的优点。他以前是一位廓尔喀族的特勤人员，后来才转为情报人员。他有语言天赋，善韬略，又有像奈德一样临危不乱的气质。

为了扮好在莫斯科的角色，他还煞有介事地装出英国人那副糊里糊涂的外表，让那些不明就里的人在谈到他的时候，还不时地拿他来开玩笑，譬如他夏天在莫斯科的树林里旅行时那一身的短衣短裤的装束；冬天里他的越野滑雪等等——他把那些古老的滑雪橇、竹竿以及随身口粮都装到沃尔沃车上之后，最后才连人带帽一起钻进车里。那顶厚帽子厚到给北极远征军作为御寒用都绰绰有余。不过，俗话说，大智若愚。不管事后别人如何以貌取人，派迪还是一个聪明人。

派迪控制他的手下，不论是学语言的冒牌学生、旅行社的职员、小商人，派迪都是一流的好手。他对他们的照顾真可说是无微不至。每个经过他照顾的人都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如果说，这种好交游的个性无可避免地让他易上别人的当，那就不是他的错了。

这种个性也影响到派迪的报告。他先被巴雷报告的精确给震惊了，录音带也证实他这一点。

巴雷的语气比往常的任何一卷录音带都要显得自信得多。

派迪为巴雷的决心及对任务的热忱所感动。他比较了一下在卡车里坐在他面前的巴雷，以及在列宁格勒之行以前听他简报的巴雷，深深地觉得现在的巴雷与那个时候的巴雷，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他是对的，巴雷已非昔日的巴雷。他的视野扩大了，人也变了。

巴雷给派迪的报告，在派迪能力所及的查证范围里，与事实无一不合。从卡佳驱车至地铁车站接他，到坐在椅子上等待，到那个被压制住的电话铃声。电话响的时候，卡佳正站在电话旁边，巴雷说。如果巴雷自己都很难听得清楚电话里在讲些什么，那么，安娜斯塔西亚也不可能听到，这就不足为奇了。派迪想，卡佳在拿起电话筒的时候，动作一定比闪电还快。

卡佳和蓝鸟之间的对话很短，最多不过两分钟而已，巴雷说。这种说法也让我们找不出一丝一毫的破绽。我们一向都知道歌德是最怕在电话里长篇大论的。

有了这么多事实可资佐证，而巴雷又都举证历历，也许任何人在事后都会坚持派迪应该直驱大使馆，并且立即将他——还是活蹦乱跳、嬉笑自如的巴雷送回伦敦。当然，克莱福是会这么坚持的，而且，他还不是惟一的一个。

就因为如此，那三个谜题对奈德来讲，才一直有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般地令他痛苦——巴雷和卡佳的拥抱、巴雷从医院开车到卡佳家以及两人在她的公寓中耗去的两个小时。听巴雷自己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以派迪对他的看法来看他。他屈身在卡车里面小桌子的灯光下，脸热得发红，四周有排气管发出的嗡嗡声。两个人都戴着耳机，在他们中间有一个闭路麦克风。巴雷一面对着那个麦克风，一面对着他的情报站主管低声地讲述他的故事。就气氛的戏剧性来讲，就连派迪在西北前线那些个出生入死的夜晚，也不是个个都能跟今晚相提并论的。

赛伊坐在阴影中戴着第三副耳机。那是赛伊的卡车，但是他受命交给派迪做主。

“然后她就想走了，脚步摇摇晃晃的。”巴雷说，口气中的直率让派迪笑了出来。“她等那个电话已经等了一个礼拜，而这个电话一下子就讲完了，她的情绪就崩溃了。也许我在场并没有帮助她什么。但如果没有我在场，我想她会等回家以后才发泄的。”

“也许会如此。”派迪点头同意他的说法。

“对她来说，这种压力太大了。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说过几天即将进城。除此以外，她还忧心她自己的孩子，当然也担心他的安全和自己的安全——这种种对她来说，实在是重得让她无法再承受下去了。”

派迪完全了解。他是过来人，知道女人一旦感情用事，会是什么样子，更对女人赖以吵闹不休的借口有过非常透彻的认识。

从这以下，一切事情似乎就这么顺理成章地往下发展了。他的谎言编织得天衣无缝。巴雷说，他已经尽其所能地去安慰她，但她的体力太差，所以巴雷只好用手环抱着她，并且把她拖回车上，开车送她回家。

在车上她又哭了好久，但是在他们抵达她的公寓时，她已经恢复了。巴雷替她冲了一杯茶，拍了拍她的手，一直到他确信她能够照顾自己时，方才离开。

“做得好！”派迪说。他在说这句话时，活像是一个十九世纪的印度陆军军官在一次偷袭之后向他的手下致贺，那是因为巴雷陈述的事情经过太让他感动，而且也因他的嘴太靠近麦克风了。

接下来，就是巴雷最后的问题了。就在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赛伊进来了。当然，事情过后，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确定他会这么问的动机，那就是摆明了他要偷窃。但是赛伊当时并没有听出他话中隐藏的动机，派迪也没有。而在伦敦，除了已经软弱得坐立不安的奈德以外，谁也没有察觉出来。在状况室里，奈德已经被贬谪到像一个局外人了。

“噢，是啊！那么，那份‘购物清单’怎么样了？”巴雷边做出准备离开状边问道。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他们在政策上的一些小疑虑，但巴雷接着又重复说道：“你们什么时候才预备把那份清单交给我？”

“问这个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难道不应该事先做准备吗？”

“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准备的。”赛伊说，“那些问题都会写在纸上，都是些是非题，而且，有一点还非常的重要，那就是你必须对它的内容一无所知。”

“那么，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给我？”

“要到最后关头才给。”赛伊说。

赛伊自己对巴雷心态的评论真可说是一针见血。他早就说过：“跟英国人一起共事，你永远猜不透他们的心里头在想些什么。”

最起码，在那个晚上，赛伊的话倒没说错。

布拉克把他们在卡车上谈话的录音带重复播放了三遍或十三遍之后，奈德仍然坚持说：“一点儿坏的消息也没有。”

我们回到自己的苏俄司，到那儿避难。像是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曙光初现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半丝睡意。

“一点儿坏的消息也没有。”奈德又重复道，“都是好的消息。‘我很好。我很安全。我发表了一场空前精彩的演讲。我要去搭飞机了。星期五见。我爱你。’就这么的，她就哭了。”

“噢，我不知道，”我说，还违心地反问他，“难道你从未在快乐的时候哭过吗？”

“她哭得这么厉害，他不得不扶着她走过医院的长廊。她哭得这么凶，连车门都没法开。到了她的公寓之后，她先巴雷下车，头也不回就跑到门口，好像无视巴雷的存在一样，因为她太高兴了，高兴蓝鸟会准时飞了进来。而他也在一旁安慰她，并且为她听到的好消息而高兴。”接着，他又重复巴雷录下来的话。“他非常的镇静，似乎一无牵挂。‘我们正中目标了，派迪。万事皆如意。这就是她哭的原因。’当然是的！”

他往后坐了一下，双眼睁了开来。巴雷那让人听了不得不信的声音继续从录音机里传出来。

“他不再是我们的人了，”奈德说，“他已经离开我们了。”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奈德也离开了。是他发动了这个伟大的计划。而现在，只能借着推理，眼睁睁地看着事态演变成他无法控制的局面。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如此的孤独。也许，在这一点上，也只有我才堪跟他相比吧！

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

间谍的工作就是忧虑。

间谍的工作就是孤独，但不仅仅是孤独。

已经消失的沃尔特和还活着的奈德以前教给巴雷的灵丹妙药，现在又重新在巴雷的耳边响起。这一位曾经拜师学艺而如今已学精艺成的继承人，魔法却比他的两位师傅都高明。

他如今所处的情况，是他们任何一位都不曾攀升过的。他有他的目标，也有达到目标的方法，更有克莱福所称的动机：说得好听一点，也就是目的。他们教过他的每一件事情，在他不动声色地走到战场时，都成为反过来欺骗自己主子的最佳工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是他现在思考的内容。

他们的旗帜对他来讲，根本不算什么。反正不管天上刮的是什么风，他们都会挥舞着它。但是他并不是要背叛他们；而他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他自己。他知道这场仗他非赢不可，而且也非常清楚是为了谁，他才非赢这场仗不可的。他知道他准备做什么样的牺牲。他不是叛徒，但他也样样皆是。

他不需要他们那神圣的旗帜以及那些让他觉得格外软弱的制度。他现在是独自一人，但比起那些强行控制他的一大批人还要强得多。他知道他们是所有坏武器里，最糟糕的一种，因为他们的存在就已让他们的目标合法化。

以一种说起来好像很慎重，但又不是那么慎重的方式来审视自己，他发现了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怒气。他先是闻到了着火味，继而听见它噼里啪啦地烧着。

只有现在。歌德是对的。明天是不存在的，因为它只是个借口而已。不是现在，就什么也都不是了。而歌德呢？即使什么都不是，也仍然是对的。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心里的那些个讨厌人物完全除掉，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灰色装束给烧掉，并且让我们自己的心重获自由。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共同的梦想，也是那些讨厌人物（无论你相信与否）的梦想。但，要怎么做，拿什么来做，才能实现这样的梦想呢？

歌德是对的，在偶然之间让别人陷入这样的局面，不是歌德的错，也不是巴雷的错。在巴雷的内心里头，有一种情绪正在逐渐上扬。这种情绪，让他越来越觉得和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有一种说不出来而又极为强烈的亲密关系。这种感觉在巴雷的内心越来越炽热，炽热到他无力抵抗的地步。他对歌德那种疯狂梦想——释放理智的力量，打开人们污秽的心灵——怀有无比的热忱。

但是巴雷并没有久留在歌德的痛苦里。歌德是在地狱里，而巴雷很快也会步他的后尘。我若有时间，我会为他哀悼一番的，他想。直到现在为止，他的全副心思还是放在歌德可耻地置其生死于不顾，如今又想借最后的勇气加以护卫的那位活人身上。

为了这个需要立即处理的工作，巴雷必须把他学到的所有间谍伎俩全数使出来。他必须完全依靠自己，但他依靠自己的程度要远超过以前任何时候。他必须等待。他必须忧心。他必须变成一个和以前完完全全相反的人。一个内心经过调整，外表却一无所成的人。在他扮演那位他们希望看到的巴雷·布莱尔的时候，他必须战战兢兢地踮起脚尖行走，并且曲身如猫，一点也闪失不得。

同时，他心里的那一位下棋高手又在不停地盘算自己的行止。一直沉睡着的谈判代表早已在不注意的时候醒转了过来。他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需要和远见之间头脑冷静的中间人了。

卡佳知道，他心里推想着，她知道歌德一定被抓了。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她知道，因为她在电话里一直都保持着机智。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我知道卡佳已经知道了。

全世界，除了卡佳和歌德以外，我是惟一知道卡佳知道的人。

卡佳仍然是自由的。

为什么？

他们还没有抢走她的孩子，搜掠她的公寓，把马特维关进疯人院，或是对她使出暴虐手段，她为了一名苏联物理学家，把国家机密委托给一位玩忽职守的西方出版商出版。

为什么？

直到现在我也还是自由的。他们也还没有把我的脖子拴到一面水泥墙上。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知道他们知道。

所以，归根结底来说，他们一定想要更多的东西。

他们要我们，但要的还不只我们。

他们可以等我们，因为他们要更多的东西。

但是，什么才是他们想要的那更多的东西呢？

他们会有这么大的耐心，原因何在？

奈德有一次讲到生存之道时说：大家都会说，用今天的方法来逼供，没有人会不吐实情的。他是告诉巴雷，如果他被抓，不要尝试隐瞒什么。但是巴雷想的不再是他自己，而是卡佳。

以后的每一晚，每一分钟，巴雷都在盘算着。他一面等待，一面计划着。他在和我们一起等着星期五蓝鸟的约会。

早餐时，巴雷这位模范出版商兼间谍总是很准时地参加展览行列。每一天从早到晚，他都是书展上的灵魂人物。

歌德，我对你已束手无策了。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你从他们的魔掌下拯救出来。

但卡佳仍有一丝希望。她的儿女仍有一丝希望。虽然大家都会说，而歌德最后也会说没有希望。

至于我自己，仍然和往常一样地无可救药。

歌德给了我那份勇气，他想。他心里那不为人知的动机在滋长着，而卡佳给了我爱。

不对。是卡佳把两样都给了我，而且仍然不断给着。

星期五就像前一天一样的安静，屏幕上近乎空白。巴雷在波多马克暨布莱尔公司的开幕餐会上穿梭个不停。

表面上神态自如的巴雷，其实内心不住地关怀卡佳的安危。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给卡佳，和她聊天，教她用“方便”这个词作为“安全”信号。而他这边则有意无意地用“坦白说”这个词作为接应。没有什么沉重的事，没有什么爱呀，死呀，或关于某位德国大诗人的谈话。只有：

你今天如何？

说实在的，展览会有没有把你给累倒？

那两个双胞胎怎么样了？

马特维是不是仍然很喜欢他的烟斗？

意思就是说：我爱你，我爱你，和我爱你，我真诚地爱着你。

为了更确定她是安全的，巴雷派了维克娄到她所在的那个社会主义帐篷看了看。“她很好呀！”维克娄回来的时候面带微笑地说。看着巴雷那副紧张的样子，他还幽了巴雷一默：“她稳得很呢！”

“谢谢你。你真好！老兄。”

第二次，又是应巴雷所求，亨西格自己去了一趟。也许巴雷只是为了让自己晚上多一点体力，所以才没有自己去。或者，也许是他不信任自己的感情。但她还在那儿，仍然是活着的，仍然在呼吸，而且她也已经换上了宴会装。

不过，即使是为了能够赶在宾客前提早离开，开车进城，巴雷的心里还是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能够改变和不能改变的事实。他清晰的条理，连最资深的律师都要自叹弗如。

16

“太好了！太棒了！太绝了！法仑卡在哪里？”

“巴雷，求求你，看在老天的份上，救我吧！我们和你们英国人一样地讨厌二十世纪呀！我们一起远走高飞吧！我们今晚就走，好吗？机票由你买，如何？”

“尤里，这位是不是你的新欢？离开他，他是个怪物。”

“巴雷！听着！一切都好商量！我们再也不会有任何疑心了！以前我们必须假设什么事情都是一团糟！现在我们能从报纸上查明并得到证实了！”

“米夏！工作做得怎么样？好极了吗？”

“这是一场战争，看在老天的份上！巴雷，是一场公开的战争。我们先要把那个老守卫给吊死，然后再来打一场斯大林格勒战！”

“里奥！很高兴见到你！桑雅近况如何？”

“巴雷，请你听我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威胁！它是一种寄生行业，依靠你们西方笨蛋的所有错误而存在！”

酒会是在城中一个有多年历史的旅馆楼上，一个装了镜子的房间里。旅馆外的人行道上站有便衣警卫。大厅里、楼梯间以及大厅的入口处有更多的便衣巡逻。

波多马克暨布莱尔公司邀请了一百位宾客。有八位答应考虑，没有人拒绝，而到目前为止，到场的宾客一共有一百五十人左右。但是在卡佳还没到之前，巴雷喜欢靠近门口的那个位置。

一位寂寞、已经喝醉的名叫安德烈的西伯利亚人，需要就一个很紧急的问题和巴雷说话。“一党专制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灾害，巴雷。它已经让我们心碎了。请保持你的英国人作风。你会出版我的新小说吗？”

“我不知道，安德烈。”巴雷眼睛看着地板，谨慎地回答，“我们的俄文编辑很想出它，但是他在英国看不出有任何俄文书的市场。我们正在考虑这件事。”

“你知道我今晚来此的原因吗？”安德烈问道。

“说说看。”

另一群人又到了。但始终没有卡佳的影子。

“为了盛装给你们看，我们俄国人太清楚彼此的诡计了。我们把你们西方人当成一面镜子。你们到这里来，走的时候带走我们最美好的形象，而我们为此感到非常的骄傲。如果你已经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那么不出版我的第二本是说不过去的。”

“如果第一本小说没有赚到钱，就说得过去。而安德烈，第一本的确是没有赚钱。”巴雷以罕见的坚定语气说道。他看到维克娄从房间的另一边朝他们走来，着实松了一口气。

“你可曾听说十二月时阿那托里在一次反抗饥饿的罢工浪潮中命丧牢狱？实施了两年的新政策又让我们享受到什么？”安德烈喝了一大口威士忌，继续说道。

“我们当然听说了。”维克娄带着安抚的语气插了进来，“真是令人不耻！”

“那么，你为什么不出版我的小说？”

巴雷把他留给了维克娄去应付，兀自张开了双臂，迎向大门口。全苏外国文学图书馆的娜塔莉女士大驾光临了，她是一位年届耳顺的美人。他们因为彼此敬慕而拥抱在一起。

“今晚我们要讨论的又是哪一位，巴雷？是詹姆斯·乔伊斯还是艾德里安·摩尔22？你为什么突然看起来这么聪明？是不是因为你已经摇身一变，变成资本家了？”

一阵骚动使得来宾中的过半都退到房间的另一端，警卫们也警觉地往走道里瞧着。刚才激荡起的谈话声低了下去，但瞬即又恢复了。晚餐开始了。

但是，还是没有卡佳的芳踪。

“今天，在开放运动之下，一切都容易得多。”娜塔莉带着她那让人无法抗拒的微笑说，“到外国旅行没有问题，譬如，到保加利亚。问题是我们要向当局解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自然，在我们到达以前，保加利亚人需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事先告诉他们我们都是些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中级知识分子？还是一般知识分子？保加利亚人必须要事先有所准备，也许还得先自我演练一番。我们是冷静，还是容易鼓噪滋事？我们是脑袋单纯的人物，还是充满幻想的人物？在回答了这些简单的问题之后，还有无数类似的问题等在后面。都过关了，我们才有资格来谈更进一步的事项。譬如说家住何方、外祖母的全名、她去世的年月日、死亡证书的号码，并且，如果他们心血来潮的话，还会问你当时签那份死亡证书的医生名字。你看，我们这些官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条划时代的新规则，好把我们连同我们的子女一同送到国外去度假。巴雷，你这么四处张望是在找什么？”

“那么，你是怎么告诉他们的？”巴雷面上带着笑容问道，并且还强迫自己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

“噢，我说我是个非常有智慧，且又冷静、幽默的人。保加利亚人一定会非常乐于和我相处的。那些官员是在试验我们的决心，就是这样。他们一定想，如果我们知道先得应付这层层的关卡、重重的部门才得以获准出国，那我们一定会丧失勇气，而决定还是留在国内的好。但即使是这样，比起以前还是有些改进。虽然改进的幅度不大，但凡事都还有那么一点点改进。也许你不相信，但开放政策毕竟不是为外国人提倡的，而是为我们。”

“你的小狗还好吧，巴雷？”一个男人模糊的低音在他身旁响起。巴雷转头一看，那人是阿卡迪，非官方的雕塑家。他身旁站着一位漂亮而非正式的女朋友。

“我没有小狗啊！阿卡迪，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我在想，这年头谈谈小狗远比谈论个人要安全得多！”

巴雷转头，随着阿卡迪的目光看了过去，结果他看到亚力克·萨巴提尼站在房间的另一端，与卡佳聊得正高兴呢！

“最近，我们这些俄国人也确实谈论得太凶了些。”阿卡迪的目光一直盯在萨巴提尼身上，继续说道，“我们是兴奋得过了头而未留意处境之危险。即使大家在今年的秋天都没有收获，我们这些专门告密的人还是会大有斩获的。你问他，就会知道我所言不虚。我敢说，他现在一定是钓到一条大鱼了。”

“亚力克，你这个魔鬼！你在这儿折磨这个可怜的女孩做什么？”巴雷命令道，先拥抱过卡佳，再抱了萨巴提尼。“我在那头就看到他的脸在红了。你要防着他，卡佳。他的英文和你的可说是不相上下，而且比你讲得快多了。你好吗？”

“噢，谢谢你！”她温柔地说，“我很好。”

她身上穿的是那次在敖得萨旅馆会面时所穿的那套衣服，脸上是一副生离死别的哀戚表情。丹·齐柏林和玛丽·罗站在他们旁边。

“巴雷，事实上，我们就人权进行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萨巴提尼解释着，把他的眼镜绕着整圈的人挥舞了一遍，意思是说谈话的人不止他一个，大家都有份。“对不对，齐柏林先生？当西方人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善待罪犯时，我们永远都是洗耳恭听的。但是，那又有什么分别？我是在问我自己，一个是把他们认为多余的人关在牢里的国家，另一个则是任它的黑社会成员胡作非为、逍遥法外的国家，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我想，最起码，在我们的谈话中，已经为我们苏联的领袖们找到一个谈判筹码。明早我们就会对所谓的赫尔辛基监督委员会宣布，除非他们把美国的黑手党给关起来，否则我们不愿再与他们有任何的交往。我的提议如何，齐柏林先生？我们放我们的人，你们关你们的人。这种交易很公平吧！”

“你要的是礼貌的回答还是真实的回答？”丹从玛丽·罗的肩后露脸说道。

另一组由各国人士组成的人员亦像一阵旋风似的到来了。不过，在他们到达以前，彼得·欧利方爵士在苏联籍随从和英国籍跟班簇拥之下，以一种更为戏剧化的方式现身了。他们的加入，使得场内顿时热闹许多。三名面目可憎的英国特派员检视了一下杯盘狼藉的餐桌之后就离开了。有人打开场内的那架钢琴，弹了一首乌克兰歌曲。一位女士随着琴声发出嘹亮的歌声，众人都应和着她。

“不，巴雷，我真不知道是什么事把你吓成这副德性的。”卡佳回答道，听她这样说，可知巴雷一定已经问过她：“我相信你一定是非常的勇敢，和英国人一样的勇敢。”

在室温和热闹的气氛烘焙之下，兴奋之情突然袭上心头。巴雷觉得自己像是喝醉了，但不是出自酒精的作用，因为他手中握着半杯威士忌已经整整一个晚上了。

“也许本来就没什么事。”他开口说道，不但是对卡佳讲，也是对着一打他熟悉的面孔讲，“天才都被摒除在外。”大家都在等下文，但巴雷也在等。他虽然努力地要看着大家，但触目所见，却尽是卡佳。他刚刚说了什么？他们已听到什么？这些脸孔虽然都转向他，但是却没有一张脸有光彩，包括卡佳的。有的，也只是关切而已。他迟疑地继续说下去：“好几年以来，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梦想，梦想能把所有伟大的苏联艺术家们发掘出来。”讲到这儿，他已经是语不成句了。“哦，大家说，是不是？伟大的小说、戏剧？被禁的、不让外人知道而暗中画着的大画家？他们在阁楼上装满了令人惊叹但却非法的作品？音乐家也是一样？我们谈论着这些，梦想着这些。十九世纪的秘密持续着。‘当冰雪融化之时，他们会从冰层中跃起。他们的光彩，会让我们个个为之目眩。’我们大家都这么说，既然我们说了，那么，这些人，这些稀世的天才们如今身在何方？他们会不会终其一生地冻死在冰封之下？也许当局的镇压奏效了。我说的就到此为止了。”

现场一阵死寂。卡佳来到他身边。“苏联的天才从未消失，而且一直都存在着，巴雷，即使时机再恶劣，他们也不会被摧毁。”她的话中暗示自己也很坚强，“也许他们先要调适自己，准备接受新的环境，但不需多少时日，他们又会再度发出光芒的。我相信这就是你想说的话，是吗？”

亨西格在发表他的演说了。那是一篇绝妙的伪善之作。“但愿波多马克暨布莱尔公司凭着勇往直前的精神，为东西方的相互了解献上它宝贵的力量！”他的语气中流露出充分的自信，音调和手中的杯子随之上扬。他是个诚实的商人、心地善良的美国人。毫无疑问地，他扮演得有板有眼，懂得藏拙。“祝大家发大财！”他叫着，把杯子举得更高了，“在这里大家可以无拘无束，让我们一起谈生意，一起聊天，一起畅饮，一起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吧！各位女士先生们，我敬大家以及波多马克暨布莱尔公司，并且敬我们双方的利益，更敬开放运动。祝大家身体健康，阿门！”

他们都为巴雷鼓掌。斯派基·摩根先发起，尤里和亚力克·萨巴提尼跟进，所有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那些有经验的人都大声嚷着：“巴雷！巴雷！”很快地，整个会场都为巴雷喝彩。其中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么做的原因何在，而且，有一度谁也看不见他。突然间，他已站在放餐点的长桌上，手中拿着一支向别人借来的萨克斯管，吹奏起“我那奇妙的恋人”。自从第一次到莫斯科，每逢参加书展，他都要吹这首曲子。亨西格坐在钢琴前面，以十足胖子沃勒的风格为他伴奏。

巴雷的吹奏既清晰又有力。站在门口的警卫们都挤进来听他吹奏，楼梯上的警卫蜂拥到门口，而大厅里的警卫则蜂拥到楼梯上。

“我们要到新印度餐厅去，看在老天的份上！”亨西格在人行道上众目睽睽之下向巴雷抗议道，“带卡佳一起过来，我们已经订了一桌了！”

“抱歉！杰克。我们已另外有约了。是很久以前就约定的！”

亨西格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巴雷已经告诉过他：“她需要好好放松一下。我预备带她离开，让她安安静静地吃一顿晚餐。”

但是巴雷在告别亨西格之后并没有带卡佳去吃晚餐，如那些非正规人员在被撤哨前所证实的，并且，这一次带头的是卡佳，而非巴雷。卡佳带他去的地方，任何一个在城市长大的青年男女都知道。这种地方在每一个大城市里因为特定目的而建造的住宅区里都有。和卡佳同年纪的年轻人里头，没有一个人不把这种地方划入其初恋范围的。就在卡佳所住的公寓顶上，就在最上层楼梯和阁楼交接的地方，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不过，这种地方在严寒的冬季里比在夏天更常受光顾，因为到底里边还有着满目疮痍的热水槽和被黑色绷带紧紧绷着的重重水管。

但是，在到达这个地方以前，她先必须要确定马特维和那两个双胞胎都安全无恙。而巴雷则站在楼梯口等着。然后她领着他走上数级楼梯，一直爬到最顶端的一层木制楼板。她身上带着串钥匙，可以打开那扇生了锈的铁门。进了门之后，回身把门关上，然后引领巴雷走过屋顶的椽缘，到达一处堆放硬木头的地方。她在那儿准备了一个临时的卧铺。躺在那儿，他们可以经由那肮脏的天窗看到天上凌乱的星斗，听着水管咕咕的声音，还可以闻到他们身旁快干的衣服所发出的臭味。

“你给蓝道的那封信并没有交到我的手中，”他说，“它最后到了我们那些官员的手里。就是那些官员派我来找你的。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很抱歉。”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时间让他们任何一人为任何事情而惊讶了。他已对她提过一些自己的计划，而现在则丝毫不提。这是可以理解的——她已经知道得太多。此外，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有待商讨，因为就在这一晚，卡佳告诉了巴雷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在事后让巴雷得以完全地了解卡佳。而她也承认了自己对他的爱意，这份爱意足以支撑他度过那段他们都知道即将来到的短暂别离时期。

不过，巴雷也没有久留不走，并没有留给现场或是在伦敦的人为他担心的借口。在午夜时分，他回到了梅日。这是他和他的那些同伴共度的最后一晚。

“噢，杰克，亚力克·萨巴提尼要我明天下午到他那儿去和他那批伙伴说声再见。”他在一楼的酒吧里对喝着睡前酒的亨西格说。

“要我和你一起去吗？”亨西格问道。他这么问，是因为他像俄国人一样，对萨巴提尼周围的人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巴雷摇了摇头笑笑说：“你受的苦还不够多？这次聚会是专为我们这些在过去绝望的日子里共患难的弟兄预备的。”

“什么时候？”维克娄问道，一向是那么的实际。

“我想，他说的是四点钟。挑这个时间来喝酒，似乎是怪了些。对的，我想他是说四点钟。”

说完之后，他就和他们道了晚安，然后乘着玻璃电梯上“天堂”去了。

午餐时间到了。经过一整夜和一个早晨未眠的我们，在午餐时分突然有了一个不祥的预感。但是不祥归不祥，它终究只是一个感觉而已，一个经由别人传递过来的感觉，一个锁在钢制公文箱里的黄色信封中的感觉。庄尼从伦敦情报站把这个皮箱一路马不停蹄地带到了状况室里。黄色信封是在警戒下由广场那头的大使馆带来的。

他一进来，就直奔指挥中心。到了指挥中心，才知道我们都已经移师到薛里顿的红木会客室里吃三明治，喝咖啡。

他把它交给了薛里顿，并站在他身后看着他读那封附信。薛里顿读完那封附信，之后，就把它塞到口袋里，再读主信。

读完之后，薛里顿站起来，把信交给了奈德，而庄尼也跟着移步，站在奈德的背后，看着他读。一直到奈德把它交到了我的手中，庄尼才停止跟过来再看一遍。这封信是一段由在列宁格勒外驻扎的苏联军方所拍发，却被美国人在芬兰截获，然后送到弗吉尼亚，由一群功率大到足够可以照亮伦敦一年的计算机分析出来的讯息。

列宁格勒致莫斯科，副本送萨拉托夫。

叶可夫·沙维列夫教授于本星期五赴萨拉托夫军事学校演讲后，获准赴莫斯科度假。请安排交通工具及设备。

“哦，谢谢你，列宁格勒的行政官。”薛里顿喃喃说道。

奈德从我手中拿回那封信，又把它读了一遍。我们这些人当中，他似乎是惟一不为所动的一位。

“这就是他们破解的全部内容吗？”他问道。

“我不知道，奈德。”庄尼说道，语气中毫不隐藏对奈德的敌意。

“这边提到‘一个交给一个’，这是什么意思？请你查一查他们截获的电报中，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如果还有的话，麻烦你查一查在同一网络中，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好推敲的。”他等到庄尼离开了房间之后，才带着酸酸的语气说道：“太好了，又是一堆陈腔滥调。我的天！你一定在想我们是在对付德国人了。”

我们站着，心不在焉地嚼着口中的东西。薛里顿把手插在口袋里，转过身去，凝视着窗外马路上无声行走的车辆。他穿着一件长毛的黑色羊毛背心。透过室内的隔离玻璃窗，我们可以看到庄尼正拿起一只应该安全的话筒打电话。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他把电话筒挂上，穿过房间，回到我们这儿来。

“没有。”他说。

“什么没有？”奈德问道。

“‘一个交给一个’就是一个交给一个，意思是说它就是这么一封。没有别的意思。”

“这么说来，这封电报是侥幸收到的了？”奈德暗示说。

“就这么一封。”庄尼重复说。

奈德转头对着薛里顿。他仍然背对着我们，“罗素，你读一读那些记号。”

现在轮到薛里顿把那张纸重新读上一遍。读完了，他装出无奈的表情。大家都非常明白，他的耐心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奈德，那些密码专家对我保证，截获的情报得自一个低阶军人乱七八糟的行囊里。没有人会再用这种方式来设圈套骗人的。没有人会再做这种事情。走偏的不是蓝鸟，是你。”

“也许这就是他们会拿它来设圈套的原因！你我不也有可能会这么做吗？故弄玄虚？”

“好，也许我们也有可能这么做，”薛里顿让了一步说道，好像这种事情他绝少做过，“只是，如果你一旦这么想，就很难再往别处想。”

克莱福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说话了：“在这种凡事顺利的情况下，你很难叫薛里顿把已经上了弦的箭撤回的，奈德。”他讨好地说道。

“只有白痴才会这么做，”薛里顿纠正他说，喜怒无常的个性又显现出来，“若是凡事真都遂了我们的心意，那就是克里姆林宫的计谋，而一有什么事故，那一定都是我们自己的错了。奈德，我的单位差点没有死在这种观念上。你的人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就打定主意不再重蹈这种覆辙。这是我的行动。要有什么闪失，就全怪到我的头上好了。”

“可是去干的却是我的人，”奈德说，“我们已经把他给毁了。我们也已经把蓝鸟给毁了。”

“当然，当然。”薛里顿带着冰冷的语气和缓地说，“毫无疑问。”

他不悦地看着克莱福，说：“怎么样，副局长先生？”

克莱福有他自己的骑墙方法，并且这套方法百试不爽。“罗素，奈德。我想两位都有点太以自我为中心了。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过的是整体生活，让蓝鸟得遂其志的是我们的主人，不是我们。因此，在这次行动中，那个共同的意志应该是大于我们每一个个体。”

又错了，我想，它比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小。除克莱福可能需要它以外，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来说都是一种侮辱。

薛里顿转过身去对着奈德，但还是没有把他的声调提高。“奈德，如果我退出的话，你想华盛顿和兰利会作何想法？你能想像国防部里那一大堆人会用什么方式来耻笑我吗？你能想像，到目前为止，他们都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蓝鸟的资料吗？”他指了指正在那儿用一对死鱼眼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庄尼说道：“你能看一看这个人所写的报告吗？这个犹大？我们要首府里的人少安毋躁，你可还记得？现在你却告诉我，要把蓝鸟丢回给那些走狗！”

“我是告诉你不要给他那份‘购物清单’。”

薛里顿侧了侧头，好像他有点儿听力不良的样子，“不要把那份‘购物清单’给巴雷，还是不要把它给蓝鸟？”

“谁都不要给。退出吧！”

终于，薛里顿真的生气了。他已经上紧了发条，就等着这一刻到来，而现在终于爆发了。他起身站在奈德前面不到两尺的地方，高挥双手抗议着，活像一只发怒的大蝙蝠。

“好！我们现在就来假设一种最坏的状况，完全按照奈德的模式设计的，好吗？我们把那份‘购物清单’拿给蓝鸟看，结果单子变成了他们的财产，而不是我们的。难道我没想过这种事情可能发生的几率？奈德，我日日夜夜除了这个，什么都不想。如果蓝鸟是他们的人，而不是我们的，如果巴雷也是，如果那个女孩也是，如果我们这些人当中有任何人有一点儿不轨，那份‘购物清单’就会泄了美国人的底。”说到这儿，他开始踱起步子，“那就等于告诉了俄国人到底他们自己的人给了什么东西给别人。所以，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知道些什么。这已经是很不好的了，但还有更糟的——俄国人就会知道哪些东西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以及我们如何不知道。这就够坏的了，但还有更坏的。那份‘购物清单’可以使我们的情报收集组织的漏洞都暴露出来。并且，如果他们够聪明的话，还可以借此洞穿我们的总部有多么可笑、多么无能、多么荒谬。原因何在，因为我们到头来所看重的完全在于我们所惧怕的事项，这些事项都是我们不能做，而他们能做的。这都是可能发生的负面后果。奈德，我已经把所有正负面都考虑过了。我知道我们所要冒的险。我知道我们一旦赢了，我们赢的会是什么；但一旦我们输了，我们输的有多大。输使我失望。我见过输的情况，我并不喜欢。如果我们错了，就是这狗屎城市害的。我们在那座无人岛上就知道，现在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因为现在是实弹时刻。但是，除非有比铁还坚硬的理由，否则，我们已经是箭在弦上，义无反顾了！”

他走到奈德身边，说道：“蓝鸟是清白的，记不记得，这是你说的？我相信你说的，一直到现在都相信。蓝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我那些短视的主人根本不睬！你懂我的意思吧，奈德？你听我讲了这么多的废话，该不会睡着了吧？”

但是奈德不理会薛里顿话中隐含的怒气，继续以平稳的语调说道：“不要把‘购物清单’给他，罗素。我们已经不能再控制得了他。如果你要给他什么，就拿‘烟’给他好了。”

“‘烟’？你的意思是说，叫我们玩弄巴雷？承认蓝鸟是恶人？你是在开玩笑吗？请你拿证据给我看，奈德！不要只是把你的预感说给我听，给我十足的证据！所有在华盛顿的正常人都会告诉我蓝鸟所说的话神圣庄严，是圣经，是古兰经！现在你告诉我，拿‘烟’给他！是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的，奈德！不要老虎一停止走路了，就从它身上跳下来！”

奈德对这番话思索了一会儿，克莱福也在想奈德到底在想些什么。最后，奈德耸了耸肩，意思也许是说反正怎么做，最后的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了。然后他就回到了桌子后边，独自坐在那儿，似乎是在读报告。我现在记起来，那时我突然想到他是否也有一个汉娜，是否我们都有？或者，是一种什么样出了错的生活，让他一直不得不处在进退维谷之中？

也许全苏版权协会是真的连几个小房间都没有，或者亚力克·萨巴提尼在狱中度过几年之后，对小房间有一种让人可以理解的憎恶。

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他挑选的会面房间在巴雷看来足够跳一场团体舞了。而惟一的小东西是萨巴提尼自己。他俯首在一张长桌的一端，像一只屋檐上的老鼠，当巴雷踏着地板向他慢步走来的时候，他就用敏锐的眼光凝视着这位客人。他那两只长臂垂挂两侧，手肘微弯，脸上的表情不像平日的萨巴提尼，是一种别人从来没有见过的表情。这种表情里没有歉意，没有暧昧，没有装出来的愚钝，而是一种强烈到带有威胁性的意图。

萨巴提尼已经安排好一些文件，就放在他的跟前。在这堆文件旁边，还放着一堆书、一壶开水和两个杯子。很明显，他希望给巴雷一个他正在工作的印象，而不要有其他道具，或他那些无数个助手的保护。

“我亲爱的巴雷呀！你能在百忙之中还抽空到这儿跟我们道别，我真是感激不尽。”他一开口讲话，就快得像连珠炮一样，“我想，如果我们的出版业能够像现在——不过这还只是我个人以及非官方的梦想——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再雇用一百个人，并且再申请一间更大的办公室。”他哼了哼，再把眼前的那些文件拿起来亮了亮，把椅子向后拉了拉。在他的想法里，这是一种旧式欧洲礼节才有的姿势。但是巴雷像往常一样，宁愿站着。“在下今天斗胆邀请你在签约后一起畅饮。虽然太阳尚未下山，但趁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请你坐下来好好和我交换一些宝贵的意见——”他边讲着，边抬起他的眼睫毛，看着表说，“我的天！我们应该有整整一个月，而不是只有五天！那个横越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进行得如何了？我是说看不出来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如果我们自己的地位获得别人尊重的话，更何况，这些公平比赛的规则都已经在签约各方的密切监视之中。那些芬兰人是不是太贪心了？也许你们的亨西格太贪心了。我可以说，他是一个择善固执的人。”

他的眼光和巴雷的再度遭遇，而心里的不安也随之升高。看着站在面前的巴雷，实在看不出他有任何一丝要讨论横越西伯利亚铁路的样子。

“你一直这么强烈地坚持要和我单独谈话，我觉得有些奇怪。”萨巴提尼继续用一种非常严重的语气说道，“毕竟，对科尼叶娃太太的委员会来说是公平、公正的，是由她和她的职员们来直接负责摄影师和所有实际的工作。”

但巴雷也有一番准备好的话，这番话并没受到萨巴提尼的紧张语气的影响。

“亚力克，”他说道，仍然拒绝坐下，“那部电话还管用吗？”

“当然。”

“我要出卖我的国家，并且很紧急。我需要你做的是替我找到苏联当局里合适的人选，让我可以跟他们接头，因为有一些事情是需要事先沟通好的。所以，千万不要说你不知道这种事要找谁。就照着我的话去做，否则那些自以为拥有你的猪猡就会少给你许多荣誉点数。”

那天下午，虽然才三四点，但冬天的昏暗景象已经笼罩了伦敦，而且在苏俄司的小小办公室里也已薄暮降临。奈德的脚搭在桌子上，身子仰躺在椅子里，两眼合拢，臂弯里握有一瓶暗色的威士忌。看到他这副样子，我就知道，他今天还有得喝了。

“那个没生意做的克莱福，是否仍然和政府机关里的那些权贵厮混？”他带着一种疲倦的轻率口气问我。

“他在美国大使馆，要解决‘购物清单’的事。”

“我还以为没有任何一个英国人能接近那份‘购物清单’呢！”

“他们谈的是原则问题。薛里顿必须签一份声明，任命巴雷为美国荣誉公民。克莱福必须加上一段褒扬词。”

“说些什么？”

“说他是一位体面、正直而又诚实的人。”

“是不是你替他起草的？”

“当然。”

“糊涂蛋！”奈德带着一种梦话般的不以为然说道，“他们哪天把你给卖了，你都还不知道！”说完，他往后靠了靠，眼皮再度合上。

“那份‘购物清单’真的值这么多代价吗？”我问。突然之间，我有一种感觉，觉得我比奈德受到更多的欺瞒。

“噢，它可以值一切东西。”奈德不经意地回答，“如果你要它值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

“能不能告诉我原因何在？”

我还未获准阅读蓝鸟资料内最深的机密。但我知道，如果我获准，我也没法决定是要给他们还是不给。但谨慎的奈德曾经日夜地研读它。他为了作此决定，曾经向我们的研究员虚心讨教，并且和我们最优秀的国防科学家在科学会议时共进午餐，求证他们的看法。

“半斤八两！”他鄙夷地说，“两方都是疯子。我们追踪他们的玩意儿，他们追踪我们的。我们互相观察对方的射箭比赛，但都不晓得对方要瞄准的目标是哪一个。如果他们瞄准的是伦敦，但他们会不会射到了伯明翰？错在哪里？他们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谁最接近零误差？”他看到我狼狈为难的样子，好像有点儿自得其乐。“我们看着他们把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目标定在堪察加半岛，但是这些导弹会不会命中临时征用的导弹发射井呢？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不知道的原因是那个大玩意儿从来也没有在战争状态下测试过。他们目前所用的弹道并非战争爆发时会使用的那一个。托上帝的福，现在的地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球体。以它的年龄来讲，如何可能完整？由于它的密度并非各处都一致，因此当类似导弹和弹头等物体飞经它的上空时，各处重力所产生的拉力也不一致。加上偏差，我们的射击手尝试用调整的方法来弥补差异，歌德也在尝试。他们从观察地面的卫星上取得资料，也许他们仿得比歌德还成功，也许不然。就好像在飞船上升以前，我们无从知道情况如何，他们也无法得知，因为你只能拿那个东西实际试验一次。”他舒服地伸了一下身子，好像这个题目让他兴致大发起来。“这么一来，我们的阵营就分裂了。鹰派的人吵着说：‘俄国人准确无比。他们有能力把一万里以外的苍蝇屁股都给打掉！’而鸽派所能回答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苏联能做到什么程度，他们也不知道。任何人若是不知道他的枪管用不管用，都不会先开枪的。就是这种不确定的因素才使我们今天还保持诚实。’但是，你知道，这种说法并不能满足重实际的美国人，因为重实际的美国人并不喜欢执着于模糊不清的观念或是漫无边际的幻想，尤其是在实际的层次上。而歌德说的甚至是更大的异端邪说，他说的也许不可靠，但我宁可相信他。所以鹰派的人就恨他。而鸽派的人高兴得不得了，而且要大开庆功宴了。”他又喝了一口酒，“如果歌德只是支持相信苏联准确得不得了的那些人，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些麻烦了。”他带着谴责的语调说道。

“那么，那份‘购物清单’呢？”我又问了一次。

他那古里古怪的眼神透过镜片说：“我亲爱的帕尔弗莱啊！一方瞄准另外一方，端视这一方对另一方作何种揣测，反之亦然。永远如此，我们要不要强化导弹发射井？如果敌人射不中，我们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如果我们要把这些地下碉堡强化到万无一失、固若金汤的地步，就算知道怎么做，也非得花上数十亿美元的代价还不止。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这么做了，只不过并没有大事吹嘘而已。或者，我们也可以再多花个数十亿美元的代价以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星战计划来保护它们，但那就要看我们有什么样的偏见和由谁来签发付款的支票了。除此以外，也还要看届时我们是制造商呢，还是纳税人？我们是要把导弹放在火车上，还是高速公路上，或是，就像本月份大家一直在争论不休的：停放在乡间的小道上。或者，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反正是垃圾一堆，管它放到什么地方去死！”

“这么说来，现在是开始还是结束呢？”

他耸了耸肩，说：“何时曾结束过？打开电视，看看你到底可以从屏幕上看到些什么？两边的领袖彼此拥抱。两人的眼中都流着泪水。他们两人越来越像对方。所以，大家就说，太好了，终于结束了。但是听一听内幕人士的说法，你就知道这幅画面根本丝毫未曾改变。”

“那么，如果我把电视关掉，又能看到些什么？”

他的笑容消失了。说实在的，他那堂堂的面貌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严肃。虽然我知道他即使生气，也是对着自己生气。

“你会看到我们，躲在我们的灰色幕布之后，互相告诉说我们守住了和平。”

17

奈德话中那含糊不清的真理渐渐地显现出来。虽然我对此的领悟不是很正确，但在我们的秘密世界中，通常是如此的。

傍晚六点钟，有人看见巴雷走出全苏版权协会办公室的大门。我们在屏幕上得知这件事情，都担心他可能喝醉了。我们这样的忧虑不是没有原因的：萨巴提尼自己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而在那种大家喝伏特加欢送巴雷的场面，他能不开怀痛饮吗？巴雷出来了，是萨巴提尼和他一起出来的。他们在门口热情地拥抱，萨巴提尼的脸红着，举止有些兴奋；但巴雷却显得僵硬多了。由于监视人员都担心他可能醉了，于是就兴起了一个怪念头，把他当时的模样给拍摄了下来——就好像只要把那一刻给冻结起来，巴雷就会被弄醒。并且，由于这是巴雷在档案上的最后一张照片，由此你就可以想像我们在他身上付出了多少心力。巴雷双手抱着萨巴提尼，两人紧抱着，最起码巴雷是的。在我的想法里，巴雷把这个可怜人紧紧地抱住，是要给他勇气，让他能守住买卖中他的那一半。照片中的建筑颜色看起来很怪异。全苏版权协会的办公室是在莫斯科中央地区的波沙亚布隆那亚街上，以前原本是一个学校。我猜想它大约建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许多大型的窗户和涂了灰泥的门面，这种灰泥在那个年代里，都是漆成粉红色的。但在照片里，大概是因落日余晖照映的关系吧，它倒呈现出一种火焰般的橘红色泽。于是乎，这两个拥抱在一起的大男人就被笼罩在一圈红色闪光灯一样的光圈里。有一位监视人员甚至以要拜访附设自助餐厅为借口，而进入穿堂，预备从背面照一张照片，但一个高个子挡在他面前，看着人行道上的这幅景色。我们没有人认得他。报摊上，有一个人，也是个儿高高的，正拿着一个马克杯在喝酒，但不确信他的双眼有否转到外面那两个正互相拥抱的人身上。

监视巴雷的人并没有注意到巴雷待在全苏版权协会的那两个小时之中，进进出出那栋建筑物的众多人物。他们又怎么能够呢？他们根本就无从得知这些人是来买版权的，还是来买秘密的。

巴雷回到了旅馆，在酒吧里和一大堆出版界的同行喝酒。亨西格也在这些人中间。他向伦敦证实了巴雷不但没有喝醉，相反，他的思路还颇为清晰。他的这番证实，让伦敦的人顿觉心安许多。

巴雷的确提过，他是在等待萨巴提尼的一名外务员的电话——“我们仍然想要撮合横越西伯利亚铁路的那件事。”就在晚上七点钟的时候，他忽然说饿了，所以亨西格和维克娄就带他到日本料理餐厅去进食。同行的还有西门舒斯特公司的几位标致女孩子。维克娄希望借她们的陪伴，能够舒解巴雷的紧张情绪。

餐桌上的巴雷表现得是如此的机智幽默，让那些女孩们个个对他另眼相看，于是乎一致要求他陪她们去国际旅馆，因为那儿有一群美国的出版业者正在开一场舞会。巴雷对她们说他有约在身，但如果能够及早谈完，他也许会赶过去。

就在维克娄的手表指着八点整的时候，巴雷被召去听一个电话，并且就在餐厅里接电话。他讲话的地方离那群人坐的地方还不到五码。维克娄和亨西格两人不约而同地竖直耳朵，希望能听到只字片语，因为这也是他们的例行性工作。维克娄事后记得听到巴雷说道：“我要的就是这个。”亨西格则听到“我们的交易谈成了”，但是那也可能是“不成”，或是“不是真的”。

不论到底是什么，巴雷打完电话之后，就回座对着亨西格骂那些人，说他们这些王八蛋只知道开口要钱。亨西格听他骂完了，心里想，这也许只是巴雷的内心紧张吧，而并非真的对那个横越西伯利亚的计划有多大的兴趣。

一刻钟之后，那部电话又响了起来，巴雷和他们谈完了之后，带着微笑回到座位，“我们成了！”他以欢呼的语气对亨西格说，“盖了章，签了字，并且履约。这些人不会出尔反尔的。”听他说完之后，维克娄和亨西格一齐鼓起掌来。亨西格并且说：“我们倒可以在莫斯科再弄几桩。”

这两人似乎都没有觉察到一件事，那就是巴雷从来没有对一个出版计划表现出这么大的热心。但即使觉察到，他们所能想到的，又是什么？是将在午夜发生的那场伟大政变吗？

巴雷在晚餐时谈话的内容，虽然后来经过各方费尽心思的研究，还是没有任何结果。他那一晚很健谈，但是并不兴奋。谈话的主题都围绕在爵士乐上面，他的偶像是盖拉德。他一直坚持的论调是，伟大的爵士乐手永远都是些不法之徒。爵士乐如果不愤世嫉俗，便不成其为爵士乐。又说，即兴乐手在演奏的时候，若不能打破爵士乐本身的规则，都不算是成功的演奏。

大家对他的说法都一致表示赞同，是，是，异议分子万岁！那些和讨厌人物作对的人万岁！只不过，没有人真的心口如一。更何况，他们又有什么必要作如是想呢？

九点十分的时候，他们能够打发的时间还不到两小时了，巴雷告诉他们他必须回房里去了。他还有信要写，有事情要处理。维克娄和亨西格都自愿帮他的忙，因为他们都有令在身：尽可能不要让他一个人独处。但是在巴雷的婉拒之下，他们也不得不依了他。

所以，亨西格就在隔壁房间看信件，当巴雷在房间里伸展四肢时，维克娄也坐在大厅里等着。不过事实上巴雷不可能伸展四肢，因为他正在做一件接近英雄式的行为。

事后，我们追查出他在这段时间内，光是信就写了五封，更不用说他还打了两个电话到英国给他的两个孩子。两个电话在英国都被监听到了，并传回葛若斯芬诺广场，但两个电话都没有引发任何行动。巴雷在电话中只问了问家里和他那个四岁外孙女的近况。他坚持要叫外孙女跟他讲话，但也不知道她是害羞还是累，始终不肯到电话跟前来。女儿安西雅询问他的生活如何时，他的回答是“太好了！”这不像是他平常的回答，但是那时的情况也非能以平常的情况来预测。

奈德独自留意到巴雷不曾提过第二天要回英国，但事到如今，再也没有人会理睬奈德了，而克莱福正非常郑重地考虑完全不再让他涉及这件案子了。

巴雷写了两封短信，其中一封给亨西格，另一封给维克娄。事后查证，这两封信并没有被故意拖延，并且——更奇怪的——居然是非常准时地在第二天早晨八点整的时候送到正确的旅馆房间，我们不得不相信这是巴雷还在全苏版权协会里时所托付的一整套事项中的一项。

信中，巴雷告诉这两个人，如果他们在当天带着玛丽·罗一起离开这个国家，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巴雷对他们两位都留下了非常温馨的话语。

“维克娄，你是一个干出版的好材料。好好干吧！”

对亨西格，他说：“杰克，我希望我的这个决定不会使你做出从盐湖城提早退休的打算。请你告诉他们你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连我都不信任我自己，你又有什么必要信任我？”

信中没有讲道，没有引经据典。这几封信似乎都是他独力写成的。

晚上十点钟，他在亨西格一人的陪伴之下，离开了旅馆。他们坐车到了北边市郊地区。赛伊和派迪再一次在安全卡车内等待着。这一次是由派迪开车，亨西格坐在他旁边，巴雷和赛伊一起坐在后座。巴雷把他的大衣脱了下来，让赛伊把那个麦克风装置给放进去。赛伊做完了之后，又把最新情报告诉了他：歌德从萨拉托夫飞来的座机已经准时地到了莫斯科，而且有一个特征与歌德完全相符的人在四十分钟前进入了伊格的公寓。

很快，在那个他们即将会面的公寓房间里，亮起了灯光。

之后，赛伊把两本书交给巴雷，其中一本是名为《直到永远》的平装书，内容包括了那一份“购物清单”。另一本书是精装的，比较厚，书里有一个隐秘的设计。一把书皮打开，隐藏在里面的声波阻流器就开始发生作用。巴雷在伦敦的时候曾经玩过这么一样东西，现在再用起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了。他的麦克风经过调整，可以抵挡住这个玩意儿所发出的脉波，但一般装在墙上的麦克风则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也对他说过这个阻流器的缺点，有它在房间里运作，外面的人是可以测得出来的。如果伊格的房间里装了麦克风，那么，监听的人立刻就会知道屋子里有一个阻流器。不过，虽然在使用时得冒这个险，但伦敦和兰利的人都认为值得一试。

然而，还有一种险是他们未曾考虑到的，那就是这个设备可能会落入敌手。虽然经过了几年的苦心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这个得来不易的成果还是在模型阶段。

晚上十时五十四分，就在巴雷离开那辆安全卡车的同时，他交给派迪一个信封，并且对他说：“如果我有什么不测，请你把这封信交给奈德。”派迪把它塞进了夹克口袋，感觉这个信封里装着厚厚的一叠东西，在昏暗的灯光之下，他看到信封上没有写地址。

有关巴雷走向那栋公寓的过程，最生动的说法不是根据派迪，更不是赛伊所说的，而是由他那位聒噪的朋友杰克·亨西格提供的。亨西格陪着巴雷走过最后的旅程。根据派迪的说法，巴雷在途中一句话也发有讲，杰克也没有。他们不希望在讲话的时候被人认出是外国人。

“我们两人并肩走着，彼此的脚步并不一致，”亨西格说，“他的步伐大而长，我的步伐小而短。我无法和他齐步而行，让我觉得很不自在。那栋公寓像其他房子一样都是砖砌出来的庞然怪物，好像四周环有一里长的混凝土围墙。我们走着走着，好像是永远走不到目的地一样。我想，我们现在好像身在梦中。仿佛一直不断地跑着，但不论跑多久，都永远跑不到你想去的地方。天气很热，热得叫人流汗。我正在流汗，但巴雷的身子却冷得很。他一言不发，默默地走着，看起来好极了。在我眼中，他看起来诚实又正直。他祝我好运。我觉得，他是神色自若，气定神闲。”

不过，和巴雷握手的时候，亨西格突然觉得巴雷好像是在对某件事生气，也许是在生亨西格的气吧？！因为当时在黑暗中，他似乎有意避开亨西格的目光。

“那时，我想他也许是气蓝鸟，气他不该把他拖入这个圈套里。后来，我又想，他可能是气我们全体，但是因为他太有礼貌，太英国化，太善解人意，所以就算他再生气，他也会把气憋在心里不说出来。”

九十秒之后，就在他们准备离去时，赛伊和派迪看到在伊格的窗口上出现了一个人的侧影。他们都以为那是巴雷的。那个人的右手调整着窗帘的顶端，这是他们约好的暗号，意思是说：“一切顺利。”于是，他们安心地开车离去，把监视的工作交给了在附近的非正规人员。他们在彼此互相掩护下度过了一整个晚上，但那间公寓里的灯光虽然还亮着，巴雷的行踪已杳如黄鹤了。

现有的无数个争论中，有一个是认为巴雷压根儿就没去到那间公寓，由他们直接带他穿过那间房子，到达另一边，而映在窗户上的那个人影是他们自己的人，譬如说，是那天下午我们在全苏版权协会的休息室所拍到的那个人。无论那是谁，对我来说，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对那些专家们来讲，为了某一种理由，关系可大了。当一个问题眼看着就要吞没你的时候，那就没有所谓“不相干”的细节。

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了，但巴雷仍是踪迹杳渺。渐渐地，大家都起了疑心。乐观者如鲍勃和薛里顿，都坚持要守到黎明之后。巴雷和蓝鸟一定是在开怀畅饮了，连时间都给忘了——为了保持高昂的士气，他们不得不这么想。他们彼此安慰着：皮里德尔基诺的那种情况一定又重演了，他们一定又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了。

而有一度，他们还逐步建立起一种巴雷被绑架的理论，直到清晨五时半——真是多亏有时差的存在——当亨西格和维克娄都收到了巴雷留给他们的信，于是，维克娄二话不说，就立即叫了一部出租车赶往英国大使馆。门口的苏联警卫并没有拦着他。结果派迪发出一个闪光信号给奈德，意思是说：你自己解码吧！就在同时，赛伊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给兰利。薛里顿和所有其他想知道莫斯科那边情况的人，当然都抢这封电报读。

薛里顿以其一贯镇定的态度读着这封电报。他读完赛伊的电报，抬头看了看四周，这才发现大伙儿都在望着他。大伙儿，包括那些聪明的女孩子们、打了领带的男孩子、忠实的鲍勃、野心勃勃而带着枪手眼神的庄尼，还有奈德、布拉克和我自己这三位英国人。克莱福不在，因为他早已找着了更紧急的事情，溜掉了。薛里顿身上一定有许多演戏的细胞，就像亨西格一样，而现在他就运用起这项特有的天赋。他站起身来，拉拉腰带，按摩了一下脸，像是一个想着自己是否需要刮胡子的人。

“喂，大家听好，你们最好把椅子放到桌上去，等下一次需要的时候再放下来。”

说完之后，他就朝奈德走过去。奈德仍然坐在他的桌子后面，读着派迪的来电。他把一只手搁在奈德的肩膀上。

“奈德，我欠你一顿丰盛的晚餐，找个时间，我一定请你。”他说。

之后，他就走向门口，把那件新买的雨衣从挂钩上拿下来穿上身，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鲍勃和庄尼也跟着离去。

其他人可没这么简单就下得了台，至少那些十二楼的大人物是如此。

另一个咨询委员会成立了。

该召来的必须召来，没有任何人躲得掉。现在必须动动脑筋了！

副局长担任主席，而帕尔弗莱担任秘书。

我发现，这个委员会的成立，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通知大家这件已然告终的大事，来举行个“结业”典礼。我们个个神情都显得极为肃穆。

第一个要听的永远都是阴谋论者的说辞。这些人都是被立即征召来的。他们有的来自外交部，有的属于国防部，还有的来自一个颇不为人所喜爱的名叫“非正式顾问团”的团体。这个团体里的成员包括了工业和学术界的科学家。他们个个都以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间谍。这些业余的谍报人员对政府机关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在会议上，他们个个放言高论，如江河直泻千里，沛然莫之能御。有一位从爱丁堡大学来的教授训诫我们时，足足添了五次烟丝。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他熏得眼冒金星，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有那个胆子，叫他把手中的那个鬼东西熄掉。

第一个伟大的问题是：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使馆人员会不会被俄方驱逐出境？这件事情会不会演变成丑闻？我们在莫斯科的情报站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的非正规人员有没有人已妥协？

那一辆装有收音机的卡车，虽然是俄国的财产，但却是美国的问题。它突如其来的失踪让那些赞成要使用它的人着实地吃了一惊。

某人因何缘故被驱逐出境这个问题一向都不很单纯，因为最近那些驻在莫斯科、华盛顿和伦敦的工作站首脑都已向自己的政府表态。在莫斯科中心的人员中，没有人对派迪或赛伊的行动存有任何错误的想法。他们相互掩护不只是为了躲避敌方耳目保护自己，而且也是为了躲避真实世界的视听。

不过，他们之中并没有人被驱逐出境，一个都没有。没有人被对方逮捕。曾被无限期撤回的非正规人员，仍能平安无事地回去从事掩护的工作。

对方这种丝毫没有采取报复的姿态，很快就被西方观察家认为具有重大的意义。

是不是在开放运动的时节，对方有了修好的行动？

对我们来讲，事态已经明朗到了洞若烛火的地步，那就是蓝鸟只是一个诱饵，是对方用来向美国钓取“购物清单”的。

如果我们对此假设还存有疑问，那就只好再作另一种解释，那就是蓝鸟的情报都是正确的，只不过要承认那是正确的，实在是太令人难堪了。

战线已定下了。他们多多少少和奈德曾经对我解释过的原则不谋而合。大西洋两岸的鸽派和鹰派又一次泾渭分明，各不相让。

鹰派说：如果俄国人告诉我们那份资料是正确的，那它怎么突然之间又变得分明是不正确了呢？

鸽派说：反之亦然呀！

鹰派又说：反之亦然呀！

报告写了，各方的争论于焉展开。加官、晋级、调动、革职、奖金、赠勋等，各种提议不一而足，但是没有一个定论。不过，通常是那些最有权有势者获胜，他们假装是根据事情的合理推演而作结论。

在我们的委员会里，惟有奈德拒绝加入这场争论。对于大家加在他身上的指控，他似乎很能欣然接受。“蓝鸟是清白的，巴雷也是清白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委员们表示这个看法，“没有人骗我们。我们是被自己所骗。走偏的是我们自己，不是蓝鸟。”

不久，他被大家裁定，说他在精神上受到相当大的刺激。于是，大家也就越来越少召他前来作证了。

噢，小报告送来了。是被动的，因为若是用主动的语气写的话，就有出卖那个告密者的嫌疑。报告的内容极具伤害性，来源不在少数。

有报告说，奈德没有将巴雷从列宁格勒回来之后私自逃走酗酒之事报告上级。

又有报告说在同一天晚上，奈德不顾一切，强行要求多位人士帮他查证巴雷的去处。这些他从未报告过的人士包括班·路格和监听领班玛丽。玛丽不顾她对同僚的情谊，将奈德当时的专横态度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委员会。要她做非法的监听！想想看，监听电话！他的眼中还有一点点王法吗？

在这次事件之后，玛丽很快被勒令退休。她现在住在马尔他，心中怀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怨气。很多人怕她会在那儿写回忆录。

还有人对我们那位法律顾问德帕尔弗莱——我名字中的“德”甚至失而复得了——值得商榷的所作所为打了小报告。他明知配合某某人等，只是为了达到非法统御该单位行动的目的，而随意删改程序，不惜以总局所颁定的议定书但书内容为依据，滥用内政大臣所赋予他的职权。

然而，斟酌了各方争斗之激烈反应，这位法律顾问虽没有被勒令退休，也没有自我放逐到马尔他岛，但他也并不能就此可以无条件地开释，他所犯下的罪最多也只有部分能得到赦免。法律顾问不应该和实际的行动如此接近的。这位法律顾问使用他的专业技巧不当。大家一致认为他在执行任务时有欠考虑。

另一则让我很觉难堪的小报告说，同一位法律顾问就在距巴雷失踪还不到四十八小时以前，为他起草了一份光辉灿烂的证明书让克莱福签字，以使巴雷能够拥有那份“购物清单”，虽然他拥有这份清单的时间应该不算很长。

利用闲暇时间，我起草了奈德的遣散条件，并且紧张兮兮地想着我自己的将来。虽然生活在这个单位里有其限制，但一想到我将离它而去，不由得使我毛骨悚然。

蓝鸟逝世的消息对我们那个深思熟虑的委员会来说，的确是一次挫败。不过，大家很快就恢复了。让我们觉得不快的这个消息，是来自《真理报》的一则六行小新闻，经过谨慎处理，不长也不短，宣告了列宁格勒杰出的物理学家叶可夫·沙维列夫病逝的消息，文中列举了他的数项功勋。他是因为自然原因去世的——公报上面肯定地说——是在赴萨拉托夫一所军事学校作一项重要演讲之后不久即辞世。

收到这消息的那一天，奈德请了假，他一请就请三天，是轻微的感冒。但是那些阴谋论专家可乐歪了。

沙维列夫并没死。

他已经死了，而我们面对的那个人是一个骗子。

他一直都担任他一贯担任的职务，也就是克格勃科学反情报小组的首脑。

他的资料经过证实，或没有经过证实。

它一点价值也没有。

它是无价之宝。

它是无意义的东西。

它是由苏联内部统治阶层的温和派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送给我们的正确信息。目的是要告诉我们，苏联的核子剑已经在剑鞘内生锈了，并且苏联核防护网的漏洞比一个破锅还多。

这是一个残忍的阴谋，为的就是要奉劝美国那些被权力冲昏了头的诸君们，把他们的手指从核武器的按钮上移开。

简言之，从这件事衍生出的分歧理论，足够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个没完没了。

由于交战国之间存在的共生关系，其中一方采取行动后，另一方不可能没有反应，于是反国防工业论者得以成长，而蓝鸟事件中美国部分的历史也很快地重写了。

那些反国防工业论者说：兰利自始就知道那个蓝鸟是坏人。

或者，巴雷也是的。

或者，他们两个都是坏人。

反国防工业论者还说：“薛里顿和布莱迪在唱双簧。”他们所以要唱双簧，其目的是故布疑阵，在“安全边际”的无休止争斗中，先苏联一着而占上风。

薛里顿是天才。

布莱迪是天才。

他们都是，都是天才。

薛里顿已经完成了一次出人意表的行动，布莱迪也是的。

这个情报单位里面养了许多杰出的战略专家。这些战略专家比起他们在椭圆形世界里的那些愁容满面的对手来，要强大得多了。愿上帝保佑这个单位。若没有了他们，我们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如果这些传言还嫌不够的话，还有更新的：薛里顿在无意间做了五角大楼和英国国防部的工具。五角大楼和国防部准备了假的“购物清单”，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蓝鸟是一个骗局。

每次一有新的谣言，大家就争相传诵。但惟一真正让人不解的却是到底是谁制造出这个谣言，并且又是为了什么缘故。许多事例都显示，答案是罗素·薛里顿，他为自身安全而战。

至于蓝鸟，如果他没有自然死亡，他现在一定也会想这么做的。

奈德从他加诸自身的彻夜不眠中回来了。又一次，他更无忌讳地说出更符合事实真相的话来。在他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坦白地说：“蓝鸟是清白的，是我们杀了他。”此后，就再也没有人邀请他去参加会议。

就在这些事情陆续发生的同时，甚至我们中间都还有人庆幸找不到巴雷的时候，我们搜寻他的努力并没有停止。我们曾针对他，曾围绕他，更常常远离他，但我们是正直的一群。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

但是巴雷到底做了什么交易，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做这项交易的？

俄国人到底是准备向他——从巴雷这位目前为止只需在他身上花上一顿昂贵的午餐（通常还是他自掏腰包呢），就可以说服他做些亏本生意的人——买些什么？

就在他走向他们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自己到头来是会被撕成碎片的！

有什么是那些俄国佬自己无法取得，而需要他来提供给他们的？我们所说的是通过种种的严刑、种种最卑劣的折磨、种种的痛苦。即使付出这么多的代价会有回报，这回报也是地狱一般的糟糕。俄国人也许会改善他们给世人的观感，但是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会在一夜之间就放弃了行之千年，赖以维系国家生存的歹毒伎俩。

第一个答案，也是最明显的一个答案，就是那份“购物清单”。巴雷可以大胆地要求俄国佬，除非他已经获得所需要的保证，他是不会从他的主人那儿拿到那份“购物清单”。如果他白白去拿那份清单而无任何保障，这后半辈子都会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他们相信了他。他们明日如果不按照他所定的游戏规则来玩的话，则断然不可能拿到那一份“购物清单”的，并且因为两方面的情报人员害怕自我牺牲就和害怕爱情一样的厉害，于是克格勃的那些温柔的圣人们就宁愿和巴雷内心中他们所了解的那一部分打交道，而不愿意去骚扰他们所不了解的那一部分。

他们知道他有那种拒绝他们、对他们说“不”的能力。他大可以对他们说：“不，我不会去拿那份‘购物清单’。不，我不会走进伊格的公寓，除非你们向我做出最神圣、最庄严的保证。”

他一开口讲话，他们就知道，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并且，他们也像我们一样，面对着这样一个人，显得有点儿尴尬。

而巴雷呢？就像他在晚餐时告诉过亨西格和维克娄的一样，他从没有碰到过一位一言九鼎的俄国人，能够给他一个庄严、神圣的保证，并且永不反悔的。当然，他谈的并不是政治，而是商业。

这么说来，他到底希求什么回报呢？巴雷到底要用他卖出去的情报交换些什么回来呢？

卡佳。

马特维。

那对双胞胎。

这个条件不坏。用捉摸不定的说法来交换有血有肉的人。

而他自己呢？什么都不求。为了那些他立意要保护的人，什么事情都不能改变他的初衷，折损他的意志。

我们越来越清楚，巴雷已经完全豁出去了，签了一份他这一生少有的第一流合约。如果蓝鸟是一个无法挽救的人，那么卡佳和她的孩子们，无论从什么方面来看，都已经得救了。她还在十月出版公司上班，在各种应酬酒会中，也偶尔会见到她。在公司或在家，她都可以自由地接听电话。那对双胞胎仍然照常上学，并且哼唱那些傻瓜歌曲。马特维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和蔼可亲。

就因此，一个新的理论又出炉了。“俄方正在进行一个内部的隐瞒计划。”消息如是说，“他们不愿意让蓝鸟揭发有关苏联政府无能的消息张扬出去。”

所以，箭头又转了方向，而蓝鸟的资料就又被视为是真实的资料。但是，这种光景也维持不了多久。

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士对此种说法颇不以为然，大声反驳：“他们就是要我们这样想。”

但是巴雷的交易并没有失效。卡佳并没有失去她的特权、她的红卡、她的公寓、她的工作，甚至，一个月接着一个月的过去之后，她仍然美艳如昔。最初，我们这方面人员所做的报告上的确将她描述成一个面色苍白、貌似寡居的妇人。她蓬头垢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班。情况已经非常明显，没有人曾经答应过巴雷，让她免于受到邀请，将她和已过世的蓝鸟的关系自动报告出来。

但是，在潜藏了一段时期之后，她又活跃起来，到处都有人看到她。

那么，巴雷自己呢？

余波荡漾了一阵，接着就平静无波了。最后终于归为沉寂。

正式的辞职信，盖的是里斯本的邮戳，在书展结束之后几天寄到了他那几个姑妈的手中。信中历历可见巴雷早先的风格，什么对出版界有着一份忧虑啦！这个产业已经超出了它所应该成长的地步啦！所以他最好趁早在还有几年好日子可过的时候，转而去做别的行业等等的话。

至于他目前的计划呢？他建议“让他自由自在一会儿”，并且到各个不寻常的地方去游历游历。所以，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他已经不在苏联了。

似乎是很清楚了，但谁又知道呢？

最后，连他自己也这么说。在梅日旅馆有办事处的巴瑞·马丁旅行社的女职员也是这么说的，说斯科特·布莱尔先生已经决定不飞往伦敦，而飞往里斯本。是全苏版权协会的一名信差替他买的机票。她重填了一张机票，并且为他登记了在星期一早上十一时二十分起飞，中途停留布拉格，下午二时三十分到达里斯本的直飞班机。

并且，有人用了那张机票。是一个高个儿的男人，一语不发，看样子即或不是巴雷，亦不远矣。他的身高和全苏版权协会大厅里的那个人也很相似，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追查了他。我们一路追查到底，最后查到他在里斯本的女管家提娜。是，是！提娜告诉米利都，她接到他从莫斯科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说他遇到一位女性朋友，他们预备一起去度假！

听到这个消息，米利都大为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在暗中庆幸巴雷终究没有回到他的窝去。

之后几个月，巴雷后来的行踪渐渐有了一点蛛丝马迹，但随即又失去消息。

一位西德的走私药贩在拘留期间听到有一位符合巴雷特征的人被关在基辅附近的一所监狱里接受审讯。那位德国人说，他是位可人儿，很受监狱里囚犯们的喜欢。他很自由，甚至连守卫都对他报以嫉妒的笑容。

有两位勇敢的法国监视人员夫妇回家之后，报告他们在苏联斯摩棱斯克和一辆轿车相撞时，曾经受助于一位“友好的高个儿英国人”。当时没有人受伤。那人身长八尺，棕色的头发一团邋遢，但很有礼貌，笑声很大，身旁有几位粗壮的俄国人伺候着。

接着，快接近圣诞节的某一天，就在奈德正式把苏俄司移交给别人之后不久，一则来自哈瓦那的电讯中提到一位提供消息的古巴人。电报的大意是说在明斯克附近的监狱中有一位英国人因为特殊的理由而遭到拘留。他经常唱歌。

唱歌？这边回了一个闪急的讯号回问：唱什么歌？

哈瓦那来电了。他唱书包嘴。23那位提供情报的古巴人是一位爵士乐迷，就像巴雷一样。

还有，巴雷致奈德的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至今，这封信的去处仍然是一个谜团，因为那封信从未真正地入过档。并且在蓝鸟案子正式的记载中，并没有这封信的记录。我想，奈德是把信藏起来了。他太珍惜，所以不愿意把信归档。

这么说来，这篇故事也应该告终了，或者，这篇故事根本就没有结尾。在知道巴雷这件事的人所下的判断里，他必会成为莫斯科黑暗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里有令人不齿的变节者、间谍、被交易来的人、不被信任的人带着他们可怜的老婆和惊恐的幼儿，分享他们逐渐减少论及的西方乐事和西方回忆。

几年以后，他应该会在一个既意外又故意的场合被人看到。那个场合也许会是一个聚会什么的，一位幸运的英国记者很神秘地出现在那个场合。而且，如果时未移，势未迁，他会弄一些反情报来揶揄人，或者受命把一些胡椒粉泼在以前那些主子的眼睛里。

就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派迪的继任者突然来了一封快电，于是胶着日久的状况一下子又明朗开来。电报上说曾经有人见过一位高个儿、棕色头发的英国男士，不但见过，而且还听过，在旧城里一家新开张的俱乐部里吹奏萨克斯。那是在他失踪一年之后的事了。

克莱福从他的床上被人拉了起来，伦敦和兰利之间的电报飞快地传递着。外交部应邀表示意见。外交部照做了，立刻有了定论：不是我们的问题，也不是你们的。他们似乎觉得俄国人比我们还有本事让巴雷保持沉默。不管怎么说，俄国人有的是叫人屈服的手段。

第二天，第二封电报进来了。这一次是由那位胖胖的米利都从里斯本发来的。那一位米利都很不情愿地与之保持联系的提娜，也就是巴雷的管家，已经接到指示，把房子打扫整洁，迎接主人归来。

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指示你的，米利都问道。

他打电话给我。巴雷先生也曾经打电话给她啊！

电话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你这个笨女人？

提娜既没有问，巴雷也没有说。她有什么理由问他现在在哪儿，如果他随时都会来里斯本的话。

米利都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吓呆了。吓呆的还不止他一个人。我们通知了美国人，但兰利却像失去了记忆。他们几乎是这么问我们的：巴雷是什么人？大家都知道像我们这种情报机构会对那些出卖机密的人做出严重报复的。嗯，有时候他们的确言出必行——虽然极少有对像巴雷这种等级的人施以报复。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听就明白，没有人——至少是兰利所有的人员——会希望把一位他们极欲忘怀的人重新塑造成一座灯塔。于是他们同意，最好还是收买他——而且不要让美国人插手此事。

我提心吊胆地爬上了那座扶梯。我已经婉谢了布拉克的保护和米利都虚情假意的协助。这座扶梯又黑又陡，对我不怀好意，而且静得让人心里发毛。时间虽然还不到傍晚，但我们知道他在屋子里。我按了按门铃，但是没听见铃响，所以就用手关节敲了敲门。那是一扇矮门，门上嵌着厚厚的板子。它让我想起了那座小岛上的船屋。我听到屋内有人走动的声音，于是就立即退后了一步。虽然至今我不晓得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但也许是出于一种动物的自卫本能吧！他会不会很凶？或者会不会生气？或者会不会热情洋溢？他会不会把我推下楼梯？或者伸出手臂拥抱我？我那时手上提着一个公文箱，我记得把它从右手换到左手，就像是已经准备好要保护自己一样。虽然我已经摆好了这个架势，但是天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会打架的人。我闻到了新鲜的油漆味。门上没有窥孔，铁制的横木上泛着红光。除非他把门打开，否则他是无法知道门外站着什么人。我听到一个门栓滑动的声音，然后，门就往里开了。

“哈啰，哈瑞。”他对我说。

因此，我就说：“哈啰，巴雷。”这时我是穿着一身轻而薄的暗色西装，蓝色的成分比灰色的要多。我说完这句话后，就站在那儿等着他对我笑。

他瘦了，不过也更硬朗，更挺拔，因此，看起来也就非常的高，比我要高一个头。你是一个沉着的旅人，当时我一边等着，一边这样想。早年，汉娜就曾经这么说过，说我们两个都得要学着做一个这样的人。他以前那种不在乎的举动已经不见踪影。小空间给他的约束力已经显出了效果。他的容貌整洁，身上穿着牛仔裤和褪了色的板球衬衫，衬衫的袖口卷到了肘部。手臂上有点点的白色油漆，前额上也有一抹。我看见他的身后有一个梯子。梯子靠在一面涂了半白的墙壁上。房间中央放着堆叠起来的书和唱片，一块防尘布盖在上面。

“进来下一盘棋好吗，哈瑞？”他问道，脸上仍然没有微笑。

“我只想和你谈谈。”我说，我的语气就像是和汉娜说话，或是和任何一个我想向他提出权宜办法的人说话一样。

“是正式的谈话？”

“嗯。”

他打量着我，就好像他从来没有看过我这号人物一样。他的态度诚恳，并且是用他自己的时间。他好像是有很充分的时间——依我想，非常充裕的时间。他用他的时间来打量着我，就好像一个人打量着他在监狱里的室友，或是一个在一般礼仪派不上用场的世界中的审问人员。

不过，他的目光中既无回避之意，亦无羞赧之情。没有自大，更没有权谋。他的表现与上述的情形完全相反，倒似乎已经是永远设定在那个他以前偶尔漂移到的遥远地方。

“如果你认为还可以的话，我这里还有些冰的便宜酒。”他说着，后退了一下身，看着我步入屋内，然后他把门给关上，栓子拴好。

但他还是没有笑。他的情绪如何？对我来说，真是一团迷雾。我觉察得出来，除非他愿意告诉我，否则我别想从他那儿打探出什么，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讲，我所能够了解他的，仅限于我所能够掌握的；其余的，对我来讲，是个无穷无尽的未知数。

椅子上也有防尘罩，但是他把罩子都给拉掉，并且叠了起来，好像叠他的床单。据我多年的观察，凡是从牢狱中出来的人，要经过许多年的时间才能挥得掉他们身上的那点傲人之气。

“你们要什么？”他一边问道，一边从细颈瓶里为我们各倒了一杯酒。

“他们希望我能够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我说，“请你解开一些谜题，给些保证，并且付给你一些报酬。”我原本想说的话，这会儿都说不出口了。“不管是我们能帮得上忙的，还是你所需要的，”我说，“总之，为了将来，也为了现在，我们可以达成一些协议的。”

“我要的所有保证，都已经得到了，谢谢。”他挺有礼貌地说，说到那个让他颇感兴趣的字眼时，他的语调似乎提高了一点。“他们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步调行事的。我已经答应过他们把嘴巴闭起来。”他最后还是笑了。“我已经遵从了你的劝告，哈瑞。我已经成了一个保持长距离的情人了，像你一样。”

“我去了莫斯科，”我很努力地把话锋转到要谈的话题上，“我去了那些地方。看到了那些人。是用我的本名去的。”

“是什么？”他以同样的礼貌问道，“你的本名。什么名字？”

“帕尔弗莱。”我说着，刻意把那个“德”给略掉了。

他笑了，像是带着同情，也像是带着认同。

“本单位送我去莫斯科找你。是非正式的，但就像正式的一样。我问那些俄国人有没有看到你，想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我们觉得该是找出你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了。我们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得上忙的。”

我应该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并且确定他们有没有遵守规定。在莫斯科没有人存心兴风作浪，也没有消息糊里糊涂地走漏，或是搞出新闻噱头。

“我已经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告诉你们了。”他说。

“你的意思是说写给维克娄、亨西格和大家的信？”

“是的。”

“嗯，我们知道如果你写过些什么信的话，那些信也都是在胁迫之下写的。看看那个可怜的歌德写的信。”

“胡说！”他说，“我写的信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

我想把话点得更明白一些，也把靠在我身旁的公文箱拉得更近了些。

“就我们而言，你表现得非常正直。”说着，我就从公文箱中抽出一个卷宗，把它放在膝盖上打了开来，“大家在受到胁迫的时候都会招供，你也不例外。我们对你所做的事非常感激，并且知道你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在业务上或是就个人而言，有多么大。我们认为你应该得到完全的补偿。不过，我们给你的补偿是有条件的。补偿的金额可能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他是从哪里学会用这种眼光来看我的？这么镇定？他自己似乎是泰然自若，但却把紧张传染给别人。

我把那些条件读给他听。这些条件正好和蓝道的条件相反。他必须留在英国境外，并且只有获得我们的允许，才可入境。最后，还要求他在六种不同的情况下要永远保持沉默。最后，我们带有一大笔钱让他签收——如果他同意，而且也只有在他同意永永远远闭嘴的条件之下，他才可以获得这笔金钱。

出乎我意料，在我念完之后，他并没有签。他听我从头到尾念这篇宣言时，早就已经不耐烦了，一只手就把我那支非常重要的笔给拨了开去。

“先告诉我，你们把沃尔特怎么了？我买了一顶帽子给他。是老虎纹的茶壶盖样式的帽子。”

“如果你能把帽子寄来给我，我保证他能够收得到。”我说。

他从我的口气里似乎觉察出一点什么，面带忧戚地对我笑了笑，“可怜的沃尔特，他们对他施展了手脚，嗯？”

“我们在各自的行业里可说是少年得志。”我说。但因为无法直视他的目光，所以就改变了谈话的主题。“想必你也听说了，你的姑妈们已经把书店卖给陆普书局了。”

他笑了——不是他旧时的那种狂放不羁的笑，真的，而是一种身为自由人的笑。“那个老魔鬼，居然连那个‘神圣不可侵犯者’都骗了！算他了得！”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他看得很淡泊，似乎是真为它能找到这样的归宿感到高兴。就像所有干我们这行的人一样，我很害怕，怕那些能人之所能的人。但我也能够在他的安息中分享他的快乐。他似乎已经练就了凡事忍耐的功夫了。

她会来的，他眼睛凝视着远方的码头，告诉我。他们答应过，有一天，她会来的。

并不是立刻，时间还不是由巴雷掌控，而是由他们掌握。但是她会来，这一点他丝毫不怀疑。也许今年，也许明年，他说。这些一向官僚惯了的俄国佬脑子里，会对他生出什么样虚情假意的怜悯呢？但是他对他们的承诺却坚信不疑，虽然不会很快，但是终究是会发生的。他们已经答应过他了。

“他们不会食言的。”他向我保证。面对着这种信任，就算我有一千个理由反驳他，也变得难以启口了。但是，真正让我不能反驳他的，却是另一件事——又是汉娜。我觉得她在央求我在生活中保持她的人性，虽然她的已经被我给毁了。“你认为你不会改变，所以别人也就都不会改变。”有一次，她对我这么说，“你只有从噩梦中清醒的时候才会觉得安全。”

我提议带他出去吃饭，但他对我的话似乎充耳不闻。他站在那长形的窗前，看着码头上的灯光。而我就站在他背后。他摆出我们初次在里斯本询问他时相同的姿势。拿着眼镜的，是同样的手臂。同样的姿势，和在那个岛上奈德告诉他他已经赢了的时候相同的姿势，不过要挺一些。他又是在对我说话吗？我知道他是。他说，他会看到从列宁格勒来的那艘船，卡佳带着两个子女匆忙走下舷梯迎向他。他会和马特维叔叔坐在他窗户底下公园里的树阴下——那个在他成为男子汉以前的昔日，曾与奈德、沃尔特并肩而坐的树阴下——听着卡佳为他翻译马特维那些坚韧不拔的英雄故事。他满心相信那些。那是在我宁愿选择充满了无尽猜疑与不信的安全堡垒，也不愿行走在那危险的爱情路途时，埋藏在心底里的希望。

我终于还是劝动了他和我一同共进晚餐，并且很愉快地让我付账。但是我从他那儿什么也买不到。他什么也不肯签，什么也不接受，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隐瞒。他什么也不欠我们的，并且，他不带一丝怒气地说，希望我们都下地狱吧！

但是他平静得出奇。他并不尖刻，很能为我的感受着想，即使他太礼貌，礼貌得不愿意探询我心里到底有何感受。我却也从未告诉他汉娜的事，而且我知道永远也不可能，因为那个新的巴雷不会再有耐心听我翻出陈年的老账。

此外，他似乎要把他的故事当做一件礼物送给我，好让我回去的时候可以对上级交差。他带我回到他的公寓，坚持我该来杯睡前酒，又说这些都不是我的错。

接着，他就开始说了。他说给我听，也说给他自己听。他说了又说。告诉了我一个现在在这儿努力地想要告诉你们的故事——从他的那一面，也从我们的这一方来说。他一直讲，讲到天色发白。在我清晨五点钟离去之时，他还在想是不是可以把那面墙都漆完了才去睡觉。有许多东西得准备，他向我解释。毯子、窗帘、书架。

“明天会更好的，哈瑞。”他带我走出玄关的时候，对我保证，“告诉他们。”

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

[1]Lubyanka，前苏联克格勃总部。——译者注，下略

[2]Treblinka，位于波兰的纳粹集中营。

[3]一戈比等于百分之一卢布。

[4]英国作家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于1866年出版的作品《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Jekyll and Mr.Hyde，），塑造了拥有两种人格的主角。“Jekyll and Hyde”最后成为心理学上“双重人格”的代称。

[5]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剧作家。

[6]源自狄更斯的法律小说《荒凉山庄》（Bleak House，），述及维多利亚时代主事者的颟顸无能，一场遗产争夺案最后成了一场闹剧。

[7]St.Petersburg，圣彼得堡是列宁格勒的古名，苏联解体后才恢复原名；在本书故事发生的时代，此地仍称为列宁格勒。

[8]telemetry是“遥测”之意。

[9]圆误差几率。

[10]Alexander Herzen（1812—1870），俄国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代表作是《往事与随想》。

[11]Vladimir Pecherin（1807—1885），俄罗斯富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反抗专制的作家和诗人。

[12]Stevie Smith（1902—1971），二十世纪中叶著名的英国女诗人。诗作风格简洁、生动活泼。

[13]Theodore Roethke（1908—1963），美国诗人，曾以诗集《觉醒》（The Waking，）获得1954年的普利策奖。书中摘录的诗句即出自此诗集。

[14]Lord Peter Wimsey，英国侦探小说家塞耶斯（Dorothy L.Sayers）笔下的贵族侦探。

[15]圣彼得堡市中心著名的大街。

[16]Roskolnikov，《罪与罚》书中的主人公。

[17]英国古代史诗。

[18]出自狄更斯小说中的主角Oliver Twist，指受虐的可怜孤儿。

[19]Mahalia Jackson（1911—1972），美国著名的福音乐手，被誉为圣歌皇后。

[20]Mitford Sisters，英国贵族世家出身的六姐妹，分别出生于1904年到1920年间，长大后出入上流社会，引人注目。

[21]约拿，圣经先知，虽然内心对神极其虔诚，却害怕承担神派遣的任务。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据此提出著名的“约拿情结”，指内心渴望成长，却因内在的阻碍害怕成长的心理。——编者注

[22]Adrian Mole，英国作家Sue Townsend一系列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位十三四岁的少年。

[23]爵士乐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外号“书包嘴大叔”（uncle Satchmo）。

The Russia House by John le Carré

Copyright©David Cornwell，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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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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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召唤死者/（英）勒卡雷著；林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书名原文：Call for the Dead

ISBN 978-7-208-11515-6

I.①召……II.①勒……②林……III.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3376号

书名：召唤死者

作　　者：【英】勒卡雷

译　　者：林冠

责任编辑：张隽

封面设计：蔡南升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1515-6/I·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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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乔治·史迈利简史
2 我们从不打烊
3 艾尔萨·芬南
4 喷泉咖啡
5 麦斯顿与烛光
6 茶与同情
7 斯卡尔先生的故事
8 病房里的沉思
9 细致梳理
10 处子的陈词
11 不体面的俱乐部
12 出卖的梦想
13 塞缪尔·芬南的不称职
14 德累斯顿群塑
15 最后一幕
16 雾中回音

17 亲爱的顾问
芬南一案

18 两个世界之间

1　乔治·史迈利简史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安恩·塞康姆小姐嫁给了乔治·史迈利，一个被她形容为普通得令人心动的人物，这让她那些伦敦上流社会的朋友们惊愕不已。两年过后，当她爱上一名古巴摩托赛车手并离他而去时，又令人摸不着头脑地宣称，她要是那时不离开他，就再也没机会这么做了；之后，索利子爵特意到他的俱乐部走了一趟，发现这个消息已被传扬开去。

那句也算得上警句1的评论，惟有认识史迈利的人才能理解通透。五短身材，臃肿体态，外加一副温顺脾性，似乎还热衷于把大量银子砸在一些品味差劲的衣服上，这些衣服挂在矮胖骨架上就如同蟾蜍收缩后身上耷拉的皮囊一般。而事实是，索利早在婚礼上便断言过，“塞康姆嫁的是一只披着油布长雨衣的牛蛙”。然而，史迈利并未意识到这种不协调，他只会摇摇晃晃地穿过教堂的走道，寻找那一个能让他变成王子的吻。

他究竟是富贵荣华，还是一贫如洗，究竟是抡锄头种地的，还是捧圣经传教的？而她又是从哪儿把他给弄过来的？新郎新娘之间的不登对在安恩小姐毋庸置疑的美貌中被强烈地突显出来，而这种突兀感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小道消息的对象终归要黑白分明，如此便能在只言片语中轻易传达出罪恶与居心。至于史迈利，顺势成了没有学院背景、没有父母、既不参军也不做买卖、既不是大富大贵也不至于囊中羞涩的人，他没头没脸地搭上社交圈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迅速沦为一件丢失的行李，当婚姻来了又去，他便命中注定地被遗忘在落满灰尘的旧闻架子上，再也无人问津。

就在安恩小姐跟随她那位明星车手前往古巴之时，她给史迈利透露了一些想法。带着那么些勉勉强强的钦慕之情，她承认，要说在她的生命当中真正有过的惟一一个男人，那自然是他无疑。她满怀欣悦地追溯过往，表示自己已用圣洁的婚姻证明了这个观点。

安恩小姐与前夫分离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在社会上激起波澜——轰动过后的余波确实未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不过，要是知道索利那帮人对史迈利的反应作何感想，那事情还是颇有嚼头的；当时，史迈利正深深地沉浸在那些地位并不显赫的德国诗人的作品中，阅读时那架着眼镜肉感十足的脸因为精神过度集中而缩拢起来，而那双汗湿了的胖手则在松垮的袖子下紧紧地握着。不管怎么说，索利在轻描淡写地安慰说“离开终究是短暂的结束”2时还是感觉到了满足，仿佛他并没有意识到，虽然安恩小姐才离开没多久，但乔治·史迈利的一部分已经确然死去。

存活下来的那部分史迈利不仅跟他的外在形象毫不搭调，还跟他的爱情以及不入流的文学品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他从事的职业，乃是情报官。这是一份他喜欢的职业，这份职业仁慈地带给他好些同样隐藏了个性与出身的同僚。与此同时，这份职业还能够让他去做曾经是这辈子最爱的事情：对人类行为的谜团进行学术考察，并且通过实践应用自己那套演绎法来加以提炼梳理。

在1920年代的某段时间里，史迈利从他那所毫不起眼的学校脱颖而出，继而笨重地穿行在同样寂寂无名的牛津学院昏暗的回廊里，他眨巴着眼睛，憧憬着谋取一份教职，将后半生奉献给晦涩的十七世纪德国文学。但是那位对他了如指掌的导师明智地作出指引，让他远离这些毫无疑问终将隶属于他的荣誉。于是，在1928年7月的一个美好的早晨，一脸疑惑、面色涨红的史迈利端坐在了海外学术研究委员会的面试席前，而这个组织他在之前素未听闻。贾比迪（他的导师）在介绍时异乎寻常地言辞模糊：“就跟这些人聊聊呗，史迈利，他们会考虑你的，而且待遇可以保证你不用跟那些不入流的人为伍。”然而史迈利表明了自己心中十分恼火。他很是担忧，因为贾比迪平素说话一向精准到位，但是这次却如此含糊其辞。怀着一星火气，他答应多等几天，直至真正见到贾比迪所说的“神秘人物”再作答复。

尚未有人给他介绍这个委员会，但是放眼望去，半数成员他都知晓。这当中有来自剑桥的法国中世纪专家费尔丁，有东方语言学院的斯巴克，还有斯蒂德-阿斯普雷，那晚他在贾比迪家做客时，对方就在贵宾席上用餐。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内心颇受触动。像是费尔丁，且不用提剑桥大学，光是这号人物能够大驾光临，本就已算奇迹。后来，史迈利总是觉得这次面谈就像是一出扇子舞3；在逐步披露这个神秘组织真相的过程中，每一点进展都经过了精心安排。终于，看来应该是主席的斯蒂德-阿斯普雷把最后一层面纱揭下，真相耀眼的胴体便在他面前展露无遗了。他被安排了一个职位，就在这个组织里，因为暂时还没有更好的叫法，所以斯蒂德-阿斯普雷只能够红着脸称之为特务机构。

史迈利要求一些考虑的时间。他们给了他一个星期。没有任何人提到报酬。

那一夜，他留在伦敦，找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住所，还去了剧院。他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头晕目眩，这让他很是忧虑。他十分清楚自己会接受这份工作，这本来在面试时就能够表态了。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由于他与生俱来的谨慎，或者可以说是因为他想吊一下费尔丁的胃口。

接受任命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训练：不知名的乡间宅邸，不知名的指导员，到处巡游的机会，还有一个逐渐明朗的事实，那便是全然独自工作的绝佳前景。

他的第一项任务还是比较舒适的：在德国的一所本地大学担任两年英语讲师4，平常讲授济慈的作品，休假时便跟一大群热忱真切又随性而为的德国学生待在巴伐利亚的狩猎者小屋。在每一个悠长假期行将结束的时候，他都会带几个具备潜质的学生回英国，然后暗地里把他们的推荐信传送到波恩5；在整整两年内，他压根儿不清楚到底这些推荐信是被采用了还是被无视了。即便是他挑选出来的候选人，他也没有渠道去获知他们是否通过了。他甚至无法确知他的信息是否能够安然到达目的地；而他在英国的时候，与军情局之间也是互不往来的。

他在执行这项工作时的感情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能站在一个超然的位置，学着用诸如“具有特工潜质”这类话语去形容他人，设计一些关于性格与行为的小测试去判断某人能否担当候选人，这项工作都把他给迷住了。这一部分的他是缺乏人性、不人道的——史迈利在这交易当中就是一个惟利是图的跨国雇佣兵，不顾及道德，也没有任何超乎个人私欲的动机。

而另一方面，当他见证自己自然而然的快乐日渐凋零时，心中平添忧愁。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忠诚发散出来的诱惑，他发现生性怯懦的自己只会习惯性地退缩。他对这种自然反应采取了敬而远之的警惕措施。通过理智的力量，他迫使自己在看待人性的时候用临床医学般的客观眼光，但又因为他既非神仙，也非圣人，他对生命中出现的虚假还是感到既厌恶又恐惧。

不过，作为一个感性的人，长时间的背井离乡只会加深史迈利对英国的深爱。他饥肠辘辘地用牛津学院的记忆去喂养自己；关于它的美好，它那合理的闲逸，还有它做出判断时不紧不慢的成熟姿态。他憧憬着在哈特兰德码头度过秋风瑟瑟的假期，在康沃尔郡海崖上长途跋涉，期盼着海风的吹拂让脸庞变得光洁温热。这曾经是他的另一重秘密生活，而他现在则日渐厌憎新德国下作的侵扰，那些身穿校服的学生的跺脚以及叫喊，那些骄傲自大的疮疤脸及他们口中吐出的粗俗应答。他同时也非常怨恨那些教员胡乱干预他研究的项目——他钟爱的德国文学。然而在1937年冬天的一个恐怖夜晚，史迈利站在窗边，遥望着校园庭院里的盛大篝火：几百号学生围聚四周，他们的面容在跳荡的火光中闪现着狂喜的神采。他们往这异教之火里扔进了上百本书籍。他知道这些书的作者是谁：托马斯·曼6，海涅7，莱辛8，还有其他诸位作家。史迈利汗湿了的手环拢住香烟末端，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内心汹涌着怨恨的波浪，同时，也暗自庆幸确切知晓了自己的敌人究竟是谁。

1939年，他出没于瑞典，作为一位大名鼎鼎的瑞士小型武器制造商的信用代理人，他巧妙地构建了自己与对方的合作历史。此外，他的外貌也能奇妙地进行变更，因为他发现自己所能实现的变化可以不仅仅停留在发型的简单改换或者一小撮胡子的增添上。整整四年，他来来回回穿行于瑞士、德国和瑞典之间，常常改头换脸。他从来没有想过，心中的畏惧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他的左眼会在神经紧张时感到疼痛，这症状于之后的十五年内持续存在；他那肉乎乎的脸颊以及额头上扭曲的皱纹同样会犯这种毛病。他饱尝无法安睡、无法放松的滋味，他无论白天黑夜都能感觉到心脏一刻不停地跳动着，他那顾影自怜的情绪扩大到了极点，种种毫无道理可言的欲望会骤然袭来，包括对女人、对酒精、对运动以及对药物的欲求，只盼这些能够移除生活中的压力。

在这种状态下，他同时操持着可靠的生意和间谍工作。随着时间推移，情报网日渐成熟，其他国家开始弥补之前欠缺的远见和准备。到了1943年，他被召回本国。还没过六个月，他便嚷着要重出江湖，但他们不再让他走了。

“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斯蒂德-阿斯普雷说道，“现在就是训练一些新人，抽点时间休息下。结个婚，或者什么都好。放松就是。”

史迈利向斯蒂德-阿斯普雷的秘书安恩·塞康姆小姐求婚了。

战争结束了。他们付钱遣散他，他则带着美丽的新娘去了牛津，好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令人费解的十七世纪德国文学。然而两年后，安恩小姐已经身在古巴，而渥太华一名从事编码工作的俄国年轻人身上暴露出的内幕，使得拥有史迈利这种经验的人再度变得炙手可热。

这份工作充满了新鲜感，面临的挑战难以捉摸，在最初的时间里史迈利乐在其中。但更年轻的血液正源源不绝地输送进来，也许还顺带着更为新锐的思想。史迈利不再具备晋升资质，他逐渐看清自己从未青春过便已步入中年，他现在已经——以最体贴的方式——被束之高阁。

万事更变，今非昔比。斯蒂德-阿斯普雷已经离开，从新世界逃到了印度，寻求另一种文明。贾比迪死了。就在1941年，他与年轻的比利时无线电操作员一同在里尔9登上火车，自此二人再无音讯。费尔丁转而献身于对罗兰10的研究——只有麦斯顿还在。麦斯顿，职业外交家，战时纳入的新成员，部长的情报顾问；“第一个人，”贾比迪曾经说过，“第一个在温布尔顿11打权力网球的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以及美国人采用的孤注一掷措施，改变了史迈利所在组织的整体性质。斯蒂德-阿斯普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他不可能再在莫德林学院的研究室里边喝波特酒边对你下指令了；一小撮领取低薪的高素质人才发挥的业余作用，已让位给重大政府部门的雷厉风行、官僚主义以及阴谋诡计——说白了，幕后支配的就是麦斯顿，这个衣饰华美、有尊贵白发和银色领带并享受爵位的人物；麦斯顿，即便是秘书的生日也能铭记于心，他的礼数在女人堆里口耳相传；麦斯顿，一面满脸歉意地扩张着自己的帝国，一面满心遗憾地搬进了更为宽大的办公室；麦斯顿能在亨利镇举办出色的家庭宴会，也能依靠部下的成功上位。

战争时期，他们把他这个专业的公务员从正统部门引进，他擅长处理文书，并且能通过臃肿的官僚机器汇聚众人才智。能够跟一个知根知底的人打交道，这让高层很是受用，而且这个人不仅能让任何颜色简化为灰白，还能穿行于他熟知脾性的上司当中。在这些方面他确实做得颇为出色。他们喜欢他为自己的交际圈致歉时的羞赧，为属下的不轨行径辩护时的伪善，以及应许诺言时的灵活机动。他不愿12抛掉作为一名情报员身披斗篷暗藏匕首的优势，而是助上瞒天过海，对下耀武扬威。从表面上看，他的职位甚是怪异。他并非特务机构名义上的领导者，而是各位部长的情报顾问，斯蒂德-阿斯普雷老是把他形容为“大太监”。

对史迈利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廊道是灯火通明的，成员是聪慧年轻的。他自觉死板且落伍，一个劲儿地怀想着骑士桥13那边残破的连栋房屋，那里是一切发生的起点。他的相貌似乎能够反映出一种衰退的迹象，他比以往更为弯腰驼背，更像一只蛤蟆。他眨眼的频次提高了，而且获得了“鼹鼠”14的昵称。不过，他那初出茅庐的秘书对他青眼有加，自始至终把他称作“我亲爱的泰迪熊”。

史迈利现在的年岁已经不适合出国了。麦斯顿说得很清楚：“怎么都好，我亲爱的朋友，十有八九是因为你在打仗那会儿东钻西跑四处搜寻，所以现在可就蔫了。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这儿吧，老伙计，也好让咱自家的火烧着。”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乔治·史迈利会在1月4日星期三的半夜两点，坐在一辆伦敦出租车的后座上前往剑桥圆场。

2　我们从不打烊

在出租车里，他感到安全。安全而温暖。这温暖是由他的床上偷运过来的，积攒着抵挡一月潮湿的夜晚。安全感则是因为不真实：他的灵魂正在伦敦的大街小巷来回走动，留意着那些心情阴郁的寻欢作乐者，他们正躲藏在看门人的雨伞之下；还有那些妓女，以及用塑料花纸包装的礼物。这便是他的灵魂，他暗想，这灵魂从睡眠的井口爬上来，阻断了床头柜上电话的尖叫声……牛津街15……为什么伦敦会是全世界惟一一个在夜里失去个性的首都呢？史迈利一边把大衣拢紧些，一边从洛杉矶想到伯尔尼16，却怎么也想不出哪个城市会如此轻易地放弃对自身特性的日常抗争。

出租车拐入了剑桥圆场，史迈利颠了一下坐直起来。他记得值勤员为什么会打电话过来，这段记忆残酷地把他从梦境中扯回现实。那段对话的每一句都历历在目——老早以前训练出的追忆本事这下子派了大用场。

“我是值勤员，史迈利。顾问正在线上……”

“史迈利，我是麦斯顿。周一上午你在外交部跟塞缪尔·亚瑟·芬南面谈过，我没记错吧？”

“没错……是面谈了。”

“是什么案子？”

“匿名信指控他在牛津入了党。这只是一次常规问询，安全局局长批准的。”

（史迈利想，芬南不可能还有怨言的，他知道我会宣告他无罪的。没有什么是不妥当的，什么都没有。）

“你有威胁他吗？这次谈话是不是不太友好，史迈利，你跟我说说？”

（天呐，他的声音听起来挺害怕的。芬南一定让内阁对付我们了。）

“不是啊。那次面谈很友好。我觉得大家都挺喜欢对方的。事实上，我跟他透露得有点儿多。”

“怎么回事，史迈利，什么意思？”

“呃，我或多或少跟他透露过不用担心。”

“你什么？”

“我跟他说不用担心。当时他很明显有点紧张，所以我就跟他说了。”

“你跟他说了什么？”

“我说不仅我没有权力，特务机构也没有这个权力。而且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再去打搅他了。”

“就说了这些？”

史迈利停顿了一秒钟；他从来没有见过麦斯顿这一面，从未见过他这般惊慌失措毫无主见。

“是啊，就这些了。绝对只有这些。”（对这一点，他肯定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这故作冷静的姿态、奶油色的衬衫以及银闪闪的领带，还有与部长们的气派午宴，说到底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

“他说你质疑他的忠心，还说他在外交部的前途已经毁掉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人把告密者给收买了。”

“他扯什么呀？他脑子肯定有问题。他明明知道自己已经被洗刷嫌疑了。他还想要什么呀？”

“什么都不要。他死了。就在这天晚上十点半，他自杀了。他留了一封遗书给外交部部长。警方给部长的一个秘书打了电话，得到许可后才打开遗书看。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了。这件事他们会调查的。史迈利，你是确定的，对吧？”

“确定什么？”

“……当我没说。你来我这边，赶紧的。”

然而，光是等个出租车就耗掉了他老长的时间。他给三家出租车公司打电话，但什么答复也没有。最后斯隆广场那家有了回应，史迈利便候在卧室窗边，裹着大衣，直至出租车驶近了房门。这让他想起了德国的空袭，那虚幻的焦虑就施放在死寂的夜空中。

在剑桥圆场，他让出租车停在距离办公楼一百码的地方，一半是习惯使然，一半是想预先清理一下头脑，好招架麦斯顿那些狂躁的追问。

他向值班警察出示了通行证，然后慢悠悠地走向电梯。

值勤员一见他出现便松了口气，打过招呼之后，他们一同走到明亮的米色过道上。

“麦斯顿已经到苏格兰场17去找斯帕鲁了。这个案子警察局究竟该让哪个部门处理，他们还没吵出个结果来。斯帕鲁认为是特案处，伊芙琳则提议刑事调查处，萨里18警方还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至于遗书，情况也一样糟糕。来，到我们值勤员的小窝喝口咖啡。瓶装的，有比没有好。”

史迈利暗自庆幸那晚是彼得·吉勒姆值的班。他是个处事灵光、周到体贴、和气友善的人，从前专门研究卫星谍报活动，随身常备时间表和袖珍折刀。

“特案处十二点零五分打了个电话来。芬南的老婆去了剧院，等到十点四十五分，她自己一个人回到家才发现这件事。后来她给警方打了电话。”

“他住在萨里，具体哪个地方我就不清楚了。”

“威利斯顿，就在金斯顿支路那边。刚好在中心地带外围。警方到那边之后，发现尸体就在地上，旁边是一封遗书，写给外交部部长的。警司给警长打电话，警长又给内政部的值勤员打电话，接下去找到外交部的驻外职员，最后才总算得到许可去拆信。接下来，精彩的部分就要开始了。”

“继续。”

“外交部的人事局长一个电话打到我们这边来，要找顾问的号码。说是安全局以后再也不许滋扰他们的员工，芬南这个职员一直都是忠心耿耿而且有真材实料的，诸如此类的话讲了一通……”

“他确实是啊。确实是的。”

“那边还说，整件事确凿地证明，安全部已经无法无天了——在真正的威胁之下，盖世太保这一套压根儿没有用，然后又是长篇大论说啊说啊……我把顾问的号码给了他，趁他还在那边狂骂，我在另外一台机子上打了个电话。外交部部长一挂断，麦斯顿正好接起了，于是我就把这消息告诉他。那时候是十二点二十分。到一点钟的时候，麦斯顿来到这里，精神状态就跟早产孕妇似的——第二天一早他就要跟部长汇报情况。”

接下去大家都没有做声，吉勒姆往杯子里放了些咖啡粉，然后从电热水壶里倒了点热水。

“他这个人怎么样？”他问道。

“谁？芬南吗？呃，要是在今天之前，我还有把握能跟你说说。但现在，他真是让我想不通。你看，他很明显是个犹太人，来自一个循规蹈矩的家庭，但在牛津却能把所有东西都抛掉，直接当了个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强的洞察力，有教养……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吧。说话柔声细气的，而且善于倾听。受过高等教育；你也知道，资料还是很详实的。但当然，不管揭发他的是谁，说的都是实话：他确实是党员。”

“他多大年纪？”

“44岁。看起来要显得老一点。”史迈利边打量这间房，边继续说下去：“挺敏感的一张脸——那头深色直发很有学生气，侧脸看起来就跟二十几岁那样，皮肤细腻干燥，而且挺白净的。还有就是，皱纹很多——到处都是纹路，皮肤看起来就跟切成一块块似的。手指没什么肉……身型矮壮。整个人沉默寡言。喜欢自得其乐。我觉得，同时他也一个人承受着孤独。”

麦斯顿进来的时候，他们都站了起来。

“啊，史迈利。来。”他把门打开，伸出左手指引史迈利先进去。麦斯顿的办公室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政府的财产。他曾经买过一些十九世纪的水彩画，其中几幅现在正挂在墙上。其余的摆设都是现成的，史迈利对此做了个判断。麦斯顿也是现成的。他的套装颜色太浅，有点浮夸；他那单片眼镜上的绳子垂在那件一成不变的奶油色衬衫上。他系了一条浅灰色的羊毛领带。史迈利想，德国人恐怕要评价他爱赶时髦19了。潇洒新潮，这就是他——酒吧女服务员梦想中的绅士。

“我已经见过斯帕鲁了。这很显然就是自杀。尸体已经被挪走了，除了照例办些正式手续，警长不打算采取其他行动。这一两天内会开始调查。大家的意见已经达成一致了——这件事我可跟你重点强调了啊，史迈利——我们之前关注芬南这件事不许走漏一点风声给新闻媒体。”

“我明白了。”（你真险恶，麦斯顿。你内心脆弱，担惊受怕。我知道，随便谁的脖子，能够挡在你面前受死就可以了。你也是这样看待我的——你这会儿就在丈量我的脖子需要多长的绳子。）

“不要觉得我是在找你晦气啊，史迈利；再怎么着，既然这次问询安全部部长已经授权了，你就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除了芬南。”

“正是如此。麻烦的是，安全部部长授权你去问询，却没有签字记录。他确实是有口头授权的，对吧？”

“是啊。我确定到时他会作证的。”

麦斯顿再一次看了看史迈利，眼光锐利，心中打着小九九；史迈利开始感觉喉咙哽着些东西。他知道自己内心坚定，毫不妥协，而麦斯顿想要他靠得近些，便于密谋。

“你知道芬南办公室那边跟我联系上了吧？”

“知道。”

“到时候调查是少不了的。把媒体拦在局外也不太可能。我明天第一件事就该去找内政大臣。”（吓唬我，然后再做一番尝试……考虑到退休金的问题……还有被炒鱿鱼的可能……但我是不会跟你同流合污的，麦斯顿。）“我需要知道所有的事实，史迈利。我必须尽到自己的本分。那次问询你要是觉得有什么需要跟我说，或者还有什么你没有记录下来的，现在都可以跟我讲，让我来看看那重不重要。”

“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真的，档案已经记得一清二楚，包括今晚早些时候我跟你讲的东西。有件事可以帮你搞清楚（这个‘你’说得也许有一点点重）——这事儿也许能够让你弄明白，我这次面谈的氛围是非常随意、不拘礼节的。对芬南的指控挺站不住脚的——说他1930年代在学校时入了党，而且含含糊糊地指控他现在对党还抱有同情。可半数内阁成员那个时候都是党员。”麦斯顿皱起了眉头。“我去他在外交部的办公室时，发现那里还是挺多人的——大家小跑着进进出出，一直没停过，所以我就建议到公园里去走走。”

“继续说吧。”

“然后呢，我们就去了。那天阳光很好，天气虽然冷，还是挺舒服的。我们去看了鸭子。”麦斯顿摆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我们在公园大概待了半小时——一直都是他在说。他这个人特别聪明，思路很流畅，挺有意思的。也还是紧张，不过并不反常。这种人都喜欢谈论自己，我觉得他还是挺乐意把心底话掏出来讲的。他跟我说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谈到某些名字时还挺乐呵的——然后我们去了他认识的一家意式浓缩咖啡馆，就在米尔班克20那一带。”

“一家什么？”

“一家意式浓缩咖啡馆。他们卖一先令一杯的特制咖啡。我们就去喝了些。”

“明白了。这时候是在……一种比较欢快的氛围下，因为你已经跟他说了，军情局不会对他采取任何行动。”

“是。我们经常做这种事，但一般而言不会记录下来。”麦斯顿点点头。史迈利琢磨，这种事他还是能够理解的；天呐，他这号人还真是相当卑劣啊。看到麦斯顿正如自己料想的那般不痛快，还是挺让人兴奋的。

“这样的话，我想他的自杀——当然，还有他的遗书——是很让你意想不到的了？你觉得这会是因为什么呢？”

“我要是想得明白的话，那可就好了。”

“你不知道是谁给他打的小报告？”

“不知道。”

“他是已婚人士，你知道的。”

“没错。”

“我在想……他老婆那边应该还是有点料的。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军情局还是应该派个人去看看她，要是她心情还可以，所有事情都可以找她问问。”

“这个时候去？”史迈利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麦斯顿站在他的大桌子边上，把玩着商务用品——裁纸刀，香烟盒，打火机——完全是官方接待所用的经典套装。史迈利想，他正露出整整一吋长的奶油色袖口，还同时欣赏着自己白嫩的手。

麦斯顿抬头看了看，脸上满是同情的神色。

“史迈利，我知道你的感受，但暂时先别管这件惨事，你一定得好好掂量下现在的处境。部长和内政大臣一定会来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到时我就得给他们一个说法。说得详细点，就是要找些信息，证明他的精神有问题，就在跟我们……跟我们面谈之后。这些他可能会对自己的老婆说的。他不应该走到这一步的，但我们也只能面对现实。”

“你想要我到那边跑一趟？”

“这事儿总要有人做啊。关于这次调查，也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当然，内政大臣终究也会作出判断的，但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真相。时间很紧张，而你比较清楚这件事，背景也都调查过了。没有时间再跟其他人去介绍情况了。要是得派一个人去，那就非你莫属了，史迈利。”

“你想要我什么时候去？”

“很显然，芬南太太跟一般人有点儿不一样。她是外国人，还是个犹太人，我推断，打仗那会儿她应该吃过不少苦头，所以现在去找她就更加尴尬了。她意志很坚强，而对自己丈夫的去世，相对来说就显得冷淡了点。但毋庸置疑，只是表面上而已。她还是挺通情达理的，而且比较容易沟通。我听斯帕鲁说，她现在挺合作的，可能你一到那边，她就会马上见你的。萨里警局可以先跟她打个招呼，说你会去那里，这样你明天一早就可以找她。到时我会往那边打电话找你的。”

史迈利转身便要离开。

“噢——还有，史迈利……”他感觉麦斯顿正抓着自己的手臂，于是转过身来。麦斯顿脸上堆着笑，这种笑容他通常会留给特务机构里年岁较大的女士。“史迈利，你知道你是可以指望我的；我会支持你，相信我就是了。”

我的天呐，史迈利心想。你还真是夜以继日地保持工作状态啊。你就是个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夜总会——“我们从不打烊”。他走了出去，来到大街上。

3　艾尔萨·芬南

梅里代尔巷跟萨里的其他几个街区一样，当地居民会针对身处郊区这种耻辱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每一户前院都好生供养着施过肥的树木，它们的存在或多或少能够遮掩蹲伏在背后的促狭的“特色住所”。那些守卫着房舍户主名牌的木质猫头鹰，以及被不厌其烦地悬在金鱼池上摇摇欲坠的矮人，增加了这里的乡土气息。梅里代尔巷的居民不会给他们的矮人涂色，认为这是郊区人的陋习，同样的道理，他们也不会给猫头鹰上漆；但是，他们会耐心地耗上若干年，让这些宝贝经过风化后添上古董味道，而要等到这一天，甲壳虫与木蛀虫都已经爬满车库的横梁了。

这条巷子并不是一个死胡同21，尽管房地产经纪商坚持说是；顺着金斯顿支路进来，通道渐渐收窄，然后便接上了砾石路，再渐次退化为穿过梅里斯运动场的一条可悲的小泥路——可以从梅里代尔通往另一条难以辨别的巷子。在1920年之前，从这条小径能够走到教区教堂，但时至今日，教堂所处的位置实际上已是个安全岛，邻接着伦敦的街道，至于这条一度指引信徒前去做礼拜的小径，现在只不过是提供了一条多余的路，连通梅里代尔巷与卡多根路的居民。被称为梅里斯运动场的空旷土地上有块狭长地段声名远播，成为区议会心头一根深深扎入的刺，挑起了开发商与环境保护者之间的矛盾，还一度使得威利斯顿当地政府的整个体系陷于停滞状态。如今，一个意料中的妥协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在梅里斯运动场内相隔等距建立三座输电铁塔，既不用来开发，也不算做环保。在它中央，有一座覆盖着茅草屋顶的食人族小屋，被称作“战争纪念避难所”，建于1951年，借以深情纪念两次大战的终结，同时，它也是疲沓者及老弱者的安全港湾。似乎从来没有人问过，到底这些穷人和老人怎么会到梅里斯运动场来的，但是，至少蜘蛛在这避难所的屋顶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而且修建铁塔的工人也能以此作为一个舒坦无比的休憩场所。

史迈利把车子停放在警察局之后步行了十分钟，到这个地方时刚过八点。

雨下得贼大，冷飕飕的，整张脸都要给冻硬了。

萨里警方不会继续跟踪这起案件，但斯帕鲁还是自主安排了一名特案处警员留在警察局，以防安全部还要跟这边联系。芬南自杀的方式没有可疑之处。他被一支1957年产自里尔的法国小手枪近距离射穿太阳穴。这支枪在尸身下被发现。所有情状均与自杀行为契合。

梅里代尔巷15号是一座都铎风格的低矮房子，卧室就建在山形墙内，车库则是半木质的。这里看起来有点被遗忘的意味，甚至有种荒弃的感觉。史迈利想，说不准这儿是被艺术家给占据了。芬南看起来跟这里有那么点儿不搭调。他来自汉普斯蒂德22，是家中会有外国女孩来当互惠生23的那类家庭出身。

他拉开大门插栓，顺着车道慢慢走向前门，试图从铅框窗户中探看有没人在，只是未能如愿。天气实在冷得慌。他摁下了门铃。

艾尔萨·芬南打开了门。

“他们给我电话，问我介不介意。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请进来吧。”能听得出一丝德国口音。

她肯定要比芬南年长。这个单薄柔弱却个性很强的女人已有五十多岁，头发剪得极短，且染成了尼古丁色。虽然身子虚弱，但从她的神情能看出她的坚韧与勇毅，那不对称的脸上闪耀着的棕色眸子有惊人的光亮。史迈利感觉，这是一张因为多年前遭到了折磨与蹂躏而变得焦虑不安的脸，一张因为饥肠辘辘与精疲力竭而过早失去童稚的脸，一张总是像难民的脸，一张战俘集中营里的脸。

她向他伸出手来——这手擦洗得通红，触碰起来骨节分明。他对她自报了家门。

“你就是那个跟我先生面谈的人，”她说道，“关于忠诚什么的。”她带他来到简陋阴暗的会客厅。这里没有生火。史迈利一下子便感到难受了。对谁忠诚，对什么忠诚啊。她听起来倒也不像在发怒。他是个压迫者，而她则接受压迫。

“你先生给我的印象特别好。他会被证明是清白的。”

“清白？哪方面的清白？”

“当时有一个案件，证据并不充分，需要进一步调查——有一封匿名信——这活儿派到了我头上。”他顿了顿，满心忧虑地看着她。“你遭受了丧夫之痛，芬南太太……你肯定很累了。你晚上都没能睡个好觉……”

她没有回应他的同情：“谢谢，但我恐怕今晚也睡不了了。睡眠并不是我能享受的奢侈品。”她自嘲地往下看了看自己瘦骨嶙峋的身板。“每天这身子都要跟我一块儿忍受二十几个小时。我们其实已经比很多人活得久了。

“至于说遭受了丧夫之痛，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你要知道，史迈利先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除了一支牙刷，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也不太习惯拥有些什么，即便结婚已经八年了，还是老样子。再说，我也有过这种打落牙齿往肚里吞的经历。”

她冲着他摆了摆脑袋，示意他可以坐下来，她还用一个古怪过时的动作把裙子拢到身下，坐到了他的对面。会客厅里非常冷。史迈利琢磨着是否应该开口说话；他不敢直视她，而是躲躲闪闪地窥视前方，一个劲儿地想搞懂艾尔萨·芬南这张疲劳困顿、饱经沧桑的脸上隐含了什么意思。时间似乎过了很久，然后她又开口了。

“你说他给你的印象挺好的。但你很显然没有给他这种感觉。”

“虽然我还没有看到你先生的遗书，但我已经听说他写了些什么内容。”史迈利皮肤松弛的脸这会儿满是诚恳地朝着她了。“这实在非常没有道理。我实际上已经告诉他……我们不会再纠缠这件事了。”

她只是一动不动地听着。他还能说什么呢：“把你先生给害死了，我真的很抱歉，芬南太太，但我只不过是在做自己的本分工作。（天呐，这是对谁做的本分工作啊？）他二十四年前在牛津加入共产党，他近来所受的提拔让他能够接触更高级的机密信息。一些爱管闲事的人给我们写了一封匿名信，我们没别的选择，只能去着手调查。而这个调查导致你先生产生抑郁情绪，最后引发了自杀。”这些话他一句也没说。

“这就是一场游戏，”她突然开口了，“一个平衡意识形态的愚蠢把戏；这跟他或者别的人都没有什么关系。你怎么就非要搅和到我们头上来呢？回你的白厅24去，多找几个间谍，从头再搞呗。”她停了下来，除了深色的眼睛里燃烧着一团火，再无别的情感流露出来。“这是折磨你的一个老毛病，史迈利先生。”她从盒子里抽出一根烟，继续说下去。“而我呢，这样的受害者见过很多。思想跟肉体分开；思考东西不联系实际，光是统治着自己的文件世界，然后冷血地用这些文件毁掉别人。不过，有时候你的世界跟我的世界之间的纷争还没有结束；这些文件自己长出了头，长出了胳膊和腿，这时候可就糟糕了，对吧？那些名字本身不但有家庭，有自己的记录，还有动机去解释那些可悲可叹的档案和子虚乌有的罪名。真要等到那一刻来临，我会为你感到难过的。”她又停了好一会儿，然后才继续说下去：“就跟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一样。国家也是个梦，象征空无一物，它就是一个虚空，一个没有躯壳的思想，一个跟天上云朵在玩耍的游戏。但国家挑起战争，囚禁人民，没错吧？在各种教条里做着美梦——多么齐整啊！我先生跟我现在可都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了，是吧？”她定定地看着他。她的口音这会儿更加明显了。

“你们把自己归结到国家那边，史迈利先生。你们在真正的民众当中没地方立足。你们从天上扔了枚炸弹下来，但不要到这里来看有多少人在流血，听有多少人在叫喊。”

她并没有提高声音，只是看着他的上方，然后让视线移到远处。

“你看起来挺吃惊的。我想，照理说我应该哭哭啼啼才对。但我已经没有眼泪了，史迈利先生——从我那些不幸中生出的孩子已经死了。谢谢你到这儿来，史迈利先生。你可以回去了，现在就请便吧——你在这儿什么也做不了。”

他在椅子上往前倾了倾身，粗短的双手正搭在膝盖上相互盘弄。他看起来忧心不已而又一本正经，就跟个杂货商板起面孔教训人似的。他的脸煞白煞白的，两侧太阳穴与上唇因汗湿而闪闪发光。只有他的眼底有点颜色：淡紫色的半月形被他粗厚的镜框一分为二。

“呃，芬南太太，那次面谈基本上就是例行公事。我觉得你先生对此还是挺乐意的，知道雨过天晴之后他心情很好。”

“你怎么能够说出这种话，你怎么能够，现在这……”

“但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我想不明白，我们当时都没在政府办公室里说这件事——我到那儿的时候，看到芬南的办公室正好位于另外两个办公室之间，所以我们就到公园去，最后还去了咖啡馆——压根儿就不像是一次问讯，事情就是这样。我甚至都跟他说了，不要担心——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我就是不明白那封信——它没有……”

“跟那封信没关系，史迈利先生，这不是我在想的东西。我在想的是他跟我说的话。”

“什么意思？”

“面谈之后他情绪非常低落，这是他说给我听的。星期一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很沮丧，几乎连话都说不顺，他就这样瘫在椅子上，还得我哄着劝着才上床。我给了他一片镇静药，管住了半夜。第二天一早他还在说这件事。这件事已经占据了他所有的心思，直到他离开人世。”

楼上电话响了。史迈利站了起来。

“不好意思——是我办公室打过来的。你介不介意我去听一下？”

“电话就在前面那间卧室，正对我们头上那间。”

史迈利慢慢地往楼上走，脑子里一团糟。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跟麦斯顿说什么呢？

他拿起话筒，呆滞地瞥了一眼电话上的号码。

“威利斯顿2944。”

“这里是传呼中心。早上好。这是您预约的八点半提醒。”

“哦——哦，是，非常感谢。”

他挂断了电话，庆幸尚有半会儿喘息时间。他粗略地扫了一眼卧室。这是芬南夫妇自己的卧室，朴素却舒适。煤气取暖器前面放着两张扶手椅。史迈利这时候才想起来，艾尔萨·芬南在战后曾有三年时间卧病不起。经历过那些年月的幸存者，到夜里很可能还会在卧室里静默地坐着。壁炉两侧的壁龛上满满都是书。在最远那个角落的书桌上，放着一台打字机。这里的陈设带有一种不容侵犯而又令人动容的味道，对史迈利来说，可能这是第一次，他对芬南离世这出悲剧感到了直接的触动。他回到了客厅。

“电话是找你的。你跟传呼中心预约八点半打过来。”

他有意识地停了一下，然后淡漠地看了看她。而她已经转过脸，站在窗边往外看，她那细长的后背挺得直直的，一动也不动，硬直的短发在晨光中黑漆漆的。

他突然之间盯住了她。他想到了一件事，一件在楼上卧室那会儿就该意识到的事，但这件事不太可能发生，以至于片刻之间他的脑子根本无法参透。他机械地继续谈话；他必须离开那里，摆脱那通电话以及麦斯顿歇斯底里的盘问，远离艾尔萨·芬南和她那黑咕隆咚、让人坐立不安的房子。抽身出来，好好思考。

“我已经打扰你太久了，芬南太太，我现在还是听你说的，回白厅好了。”

再一次，又是那只冰凉纤弱的手，还有那同情心的含糊表达。他从过道上取了外套，走到了晨曦当中。雨后初霁，冬日的阳光用黯淡潮湿的色泽重新描绘了树木以及梅里代尔巷的房屋。天空仍旧是深灰色的，其下的世界却异常光亮，所有被莫名其妙盗走的阳光已经物归原主了。

他缓缓地沿着砾石小径走着，担心会被叫回去。

他回到了警察局，满脑子都是令人不安的思绪。追溯烦恼的源头，那便是，让传呼中心早上八点半打电话过来的人，并非艾尔萨·芬南。

4　喷泉咖啡

威利斯顿刑事调查处的警司是一个体格庞大、和蔼可亲的人，惯于用年资衡量专业技能，且不觉得有何不妥。另一方面，斯帕鲁的督察25曼德尔则是一位身材细瘦、脸型瘦长的绅士，从嘴角迸出的话语速极快。史迈利私下里觉得他就像一名猎场看守——清楚自己的领地，不喜生人靠近。

“你们局让我给你捎句话，先生。你现在就给顾问打个电话吧。”警司用大手指了指自己的电话，然后便穿过敞开的门，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曼德尔则留在原处。史迈利严肃地看了他好一会儿，暗作推测。

“把门关上吧。”曼德尔走到门边，安静地合上门。

“我想调查下威利斯顿的电话传呼中心。找谁比较好？”

“一般来说都是找助理主管。主管通常都是不清不楚的主儿，助理主管才是干实事的。”

“梅里代尔巷15号有人要传呼中心在今天上午八点半打电话过去。我想知道这是什么时候预约的，还有，是谁预约的。我想知道是否有人长期负责早上电话的预约，要是有的话，我们去了解下细节。”

“知道号码不？”

“威利斯顿2944。户主应该是塞缪尔·芬南。”

曼德尔走到电话那边，拨了个0。等待对方接电话的时候，他跟史迈利说：“这件事你是要保密的，对吧？”

“没错。对你也要保密。很可能什么信息都没有。要是一开始就扯什么谋杀的话，我们……”

曼德尔接通了传呼中心，要求找助理主管。

“这里是威利斯顿刑事调查处警司办公室。我们要调查一件事……是的，当然……到时给我打个电话……刑事调查处的外线，威利斯顿2421。”

他放好话筒，等着传呼中心回电。“这女孩怪聪明的。”他喃喃自语，没有去看史迈利。电话一打进来他便立马说话了。

“我们正在调查一起盗窃案。梅里代尔巷15号。他们可能利用15号作为观察点，向对面的房子下手。你能不能帮忙查一下，在过去的24小时内，是否有人用威利斯顿2944这个号码打过电话或接过电话？”

接下去有一段间歇。曼德尔用手捂着话筒对讲的部位，转头咧嘴冲史迈利笑了一个。史迈利对他的好感度瞬间直线上升。

“她正在问那些女孩，”曼德尔说道，“她还会翻查一下记事表。”他转回电话那头，在警司的便笺簿上匆匆记下一些数字。突然他僵住了，向前倾身在桌子上方。

“哦，是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很随意，跟他的神态正好相反。“我想问一下，她是什么时候预约的？”又是一阵沉默……“十九点五十五分……一个男人，嗯？那女孩确定吗？……噢，我明白了，噢，呃，这就对了。还是要说句非常感谢。嗯，至少我们知道现在是个什么状况了……没事儿，你已经帮了很多了……只是有这么个推测而已……我们还是得再推敲推敲的，对吧？嗯，太谢谢你了。非常感激，这件事别张扬出去……再见。”他挂断电话，从便笺簿上撕下那一页，放到了口袋里。

史迈利立刻说：“在这条路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糟糕的咖啡馆。我得吃点早餐。一起去喝杯咖啡吧。”电话正在响，史迈利几乎能感觉到麦斯顿就在电话的那一头。曼德尔看了他一眼便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们任由电话响着，迅速离开警察局，朝着大街走去。

喷泉咖啡馆（老板是格萝莉娅·亚当小姐）的建筑样式全然是都铎风格，缀满了黄铜马饰，出售的本地蜂蜜要比别处的贵六便士。亚当小姐会亲自送上曼彻斯特南部最恶劣的咖啡，还会称呼她的顾客为“我的朋友”。亚当小姐不会跟自己的朋友做生意，只会敲诈他们，她极其渴望能够保持一种文雅风度，而这些业余行为多少能够给她带来这种幻觉。她打哪里来无人知晓，但她经常把自己已故的父亲唤作“上校”。小道消息在亚当小姐那些花费不菲才能攀上交情的朋友间传开，说这个疑点多多的上校身份曾经是被救世军所封赏。

曼德尔跟史迈利坐在靠近火炉的角落位置，等着上菜。曼德尔神情古怪地看着史迈利：“那女孩对这电话印象很深。打过去的时候正好是她准备交班那会儿——昨天晚上七点五十五分，要求今天早上八点半打个电话过去。打电话的人正是芬南自己——那女孩很肯定这点。”

“怎么个肯定法？”

“很显然，芬南在圣诞节这天给传呼中心打过电话，同一个女孩正好当班。听到对方祝大家圣诞快乐，她简直乐坏了。他们还聊了好一会儿。她确定昨天打电话过来的是同一个人。‘非常有教养的绅士’，这是她的原话。”

“但这没有道理啊。他十点半的时候写了封遗书。八点到十点半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曼德尔捡起一个破旧的公文包。它没有锁——史迈利觉得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乐谱袋。他从里面取出一个朴素的软皮文件夹，递给史迈利。“遗书的复本。警司说要给你一份。他们把原件送到外交部了，另外还有一份复本直接给了玛琳·黛德丽。”

“她又是哪门子角色啊？”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就是这样称呼你的顾问的，先生。特案处里基本上都这么叫，先生。非常对不起啊，先生。”

妙啊，史迈利想，实在太妙了。他打开文件夹，看起了复本。曼德尔还在说：“我第一次看到遗书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说实在的，也是第一次看到上面会注明时间。签名看起来倒没什么问题。特案处已经比对过他之前领取失物时签的字了。一点儿问题也没有。”

遗书是打出来的，说不定用的还是一台便携式打字机。就跟匿名信一样，用的也是便携式打字机。这一封遗书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地签上了芬南的名字。在页首打印出来的地址下面印上了日期，日期下面则是时间：晚上10：30。

亲爱的大卫长官：

犹豫再三后我决定了断自己的生命。我无法忍受余生都活在不忠与怀疑的阴影下。我明白自己的职业前途已经毁掉，全拜那个被收买的告发者所赐。

您忠诚的

塞缪尔·芬南

史迈利通读了好几回，因为专注，嘴巴窝成了一个圈，眉毛则往上扬起了点儿，似乎感到惊讶。曼德尔正在问他问题：

“你是怎么想到这件事的？”

“想到什么？”

“早上那通电话啊。”

“哦，电话是我接的。本来以为是找我的。结果错了——这是传呼中心为那个预约打过来的。但在那时候，我也还没想到这点。我假定这是找她的。下楼后我还跟她说了。”

“下楼？”

“是啊。他们把电话机装在卧室里头。大概就是那种卧室跟起居室兼用的房间，事实上……她之前行动不便，他们到现在还让那间房保持原样。一边就跟书房一样；有书，有打字机，有书桌什么的。”

“打字机？”

“是。便携式的。我猜测他就用那台机子打了遗书。但你也看到了，接完电话后，我已经忘记预约电话的人不会是芬南太太了。”

“为什么不会？”

“她患有失眠症——这是她之前跟我说的。还为这个开了开玩笑。我让她好好休息下，她就说，‘每天这身子都要跟我一块儿忍受二十几个小时。我们其实已经比很多人活得久了’。不止这些——还说什么不太能享受睡眠这种奢侈品。所以，她怎么会让人家八点半打电话过来呢？”

“那她老公怎么会——怎么会有人这样做呢？都差不多要到午饭时间了。那可是政府部门啊。”

“就是啊。这也让我想不通。大家都知道外交部比较晚才上班——十点钟吧，我想。但即便是这样，芬南要是八点半还不醒，那他穿衣服、刮胡子、吃早餐、赶早班车都得匆匆忙忙的了。再说了，他老婆也可以叫他啊。”

“很有可能她在胡扯什么不睡觉的假话，”曼德尔应道，“女人嘛，失眠、偏头痛什么的，有也不奇怪。这让大家都觉得她们神经紧张、喜怒无常。故作娇贵，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史迈利摇摇头：“不对，这电话不会是她的，怎么会呢？她十点四十五分才到家呢。但假设她记错回到家的时间，那她去打电话之前也不可能没看到自己老公的尸体啊。你可别跟我说，她发现自己老公死了，第一反应就是上楼让人家一早打个电话过来，对吧？”

他们默默不语地喝了会儿咖啡。

“还有一件事。”曼德尔说道。

“什么事？”

“他老婆是十点四十五分才到家的，对吧？”

“她自己是这么说的。”

“她是一个人去的吗？”

“不知道。”

“我敢断定不是。我觉得她知道不得不把回家时间说出来，就算好时间，用那封信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据。”

史迈利的思绪又回到了艾尔萨·芬南那边，想到了她的愤怒和她的顺从。这样来讨论她似乎挺荒谬的。不，不是艾尔萨·芬南。不是的。

“尸体是在哪里找到的？”史迈利问道。

“楼梯下面。”

“楼梯下面？”

“没错。就这样张开手脚，躺卧在客厅地板上。左轮手枪就在他身下。”

“还有那封遗书。在哪里？”

“他身边，也在地上。”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

“有。一杯可可，放在会客厅里。”

“好吧。芬南决定去自杀。他让传呼中心八点半给他打电话。他给自己冲了杯可可，放到了会客厅。他上楼，把遗书打出来。然后他又到楼下去，给自己开了一枪，那杯可可还一口没喝。这看起来真是天衣无缝啊。”

“对哦，还真是。顺便问一句，你是不是最好给自己办公室打个电话？”

他神情闪烁地看着曼德尔。“这段美好友谊要走到头了。”他说道。他往标示着“私人场所”的门口旁边的投币电话机走去时，听到曼德尔在说：“我打赌你跟所有男孩子说的都是同一句话。”他要求转接麦斯顿的电话时居然面带微笑。

麦斯顿要立马见到他。

他回到了他们的座位。曼德尔正在搅拌另外一杯咖啡，好像这件事需要他全神贯注去做才行。他还在吃一块非常大的圆面包。

史迈利就站在他身边：“我得回伦敦去了。”

“好吧，这就是引狼入室了，”瘦长脸刷地便转向了他，“会不会？”他说话时只用了嘴巴的前面一部分，后面那部分还在对付着圆面包。

“要是芬南是被谋杀的，那谁也没办法阻止媒体对这件事做文章。”接着他自己又补充了句：“我觉得麦斯顿不会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他更希望这是自杀。”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要去面对现实，对吧？”

史迈利严肃地皱起眉头，没有立即接话。此时此刻，他似乎能够听见麦斯顿在嘲弄着他的怀疑，然后不耐烦地一笑而过。“我也不知道，”他应道，“我真的是没主意了。”

回到伦敦，他想，这就是回到了麦斯顿的理想家园，回到了针锋相对中。而且，还回到了将一个人的悲剧融进三页纸报告的虚幻感中。

又下雨了，持续不断但还比较暖和，而只不过是走完喷泉咖啡馆到警察局之间这段短短的距离，他便淋得跟落汤鸡一样。他脱下外套，扔到汽车后座。能够离开威利斯顿——即便是要去伦敦——那也能让人喘口气。当转上主干道时，他用余光看到了曼德尔正沿着人行道吃力但坚忍地走向警察局的身影，他那灰色软毡帽被雨淋得黑乎乎不像样子。史迈利之前还没意识到，他也许会想搭个顺风车去伦敦，这会儿他感到好生过意不去。曼德尔在这种情况下倒没多想细枝末节的事情，他只是打开乘客那侧的车门，钻了进来。

“还是有点小运气的。”他评论道。“我讨厌坐火车。你是去剑桥圆场吗？你可以在威斯敏斯特放我下来，如何？”

他们出发后，曼德尔拿出一个破旧的青烟叶罐子，给自己卷了根香烟。但他正要往嘴里塞的时候改变了主意，转而把它递给史迈利，还用一个能喷出两吋蓝色火苗的优质打火机点上了火。“你看起来担心得要命。”曼德尔说道。

“没错。”

曼德尔暂缓了下才接茬：“那个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魔鬼唬到你了。”

他们继续行驶了四五哩后，史迈利把车停到了路边。他转脸对着曼德尔。

“要是我们开回威利斯顿，你会不会很不爽？”

“好主意。回去找她问问吧。”

他调转车头，慢慢地开回威利斯顿，回到了梅里代尔巷。他让曼德尔留在车上，自己一个人沿着熟悉的砾石小径走下去。

她打开门，一言不发地把他引到会客厅去。她还穿着上午的衣服，史迈利想知道早上他离开后她是如何消磨那段时间的。

她是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会客厅？或者到楼上放着皮椅的卧室里？她该如何看待自己新近的守寡？她现在能否严肃对待这件事了？她是否在丧夫之后便秘密地处于一种情绪的亢奋中？她是否会看着镜中的自己，试图体会处境的变更，辨别自己脸上的惊恐，然后在没法哭出来的时候潸然泪下？

他俩都没有坐下来——两人都下意识避免重复上午的会面情状。

“我觉得有件事得问问你，芬南太太。非常抱歉，我又来打扰你了。”

“我看是关于那个电话的吧。早上传呼中心打过来的那个电话。”

“是的。”

“我就知道这会让你想不明白。一个失眠的人居然会要别人一早打电话过来。”她试图保持一种爽朗的语调。

“是啊。这确实挺奇怪的。你经常去剧院吗？”

“是的。两个星期就去一次。我是韦布里奇26戏剧俱乐部的成员。无论他们演什么，我都尽量去。每次演出的第一个星期二，他们都会自动给我留一个位置。通常，我先生在星期二都会工作得很晚。他从来没跟我一块儿去过，他只会去古典剧院。”

“但他喜欢布莱希特27，对吧？他在伦敦看柏林剧团28的演出时还是非常激动的。”

她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突然笑了起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样。这种笑非常迷人，她的整张脸就跟小孩高兴时一样亮堂。

史迈利脑子里飞速闪过艾尔萨·芬南还是个孩子时的图景——一个瘦瘦高高、活泼机灵的野丫头，就跟乔治·桑29笔下的“法黛特”一样——既是一个女人，又是一个伶牙俐齿、谎言连篇的女孩。在他眼里，她就是一个巧言令色的少女30，孑然一身，抗争起来就跟猫一样。他还看到她在集中营里蜷作一团，饿得前胸贴后背，为了自保，打斗起来不留情面。从她这笑容中见到早年纯真的光芒，以及后来为了生存而斗争时的刚硬武器，这让人感觉悲哀。

“我想，这样解释那通电话还是比较傻的。”她说道。“我的记忆力很差——真的非常差。出门购物，忘记要去买什么东西。在电话里跟人约好了，放下电话就忘了个一干二净。我让大伙儿周末过来，结果人家到了，我们却在外头。有时候，当我要去记住某件事，我就会给传呼中心打电话，让他们在约定时间的前几分钟给我提个醒。这就像是给某个人的手帕打个结记事，只不过这个结并不能自个儿给你打电话，对吧？”

史迈利凝视着她。他感觉喉头很干，在开口说话之前必须吞咽一下口水。

“那这个电话打过来又是为了什么呢，芬南太太？”

那迷人的笑声又响了起来：“好了。我可是一点儿都记不得了。”

5　麦斯顿与烛光

当史迈利慢悠悠地把车开回伦敦时，他浑然忘记了曼德尔的存在。

曾经有一段时间，纯粹地开开车对他而言就是一种解脱；他发现，独自一人踏上漫长旅途这种不现实的感觉，能给他那乱成一团的头脑注入一管缓和剂，而数小时驾驶产生的疲劳又能让他忘却阴郁的忧虑。

也许这是人到中年的一个微妙标志，那便是他无法再度征服自己的思绪。现在这需要采取更为猛烈的措施才行：他甚至想过偶尔计划徒步穿越一座欧洲城市——去记下他会经过的店铺与楼房，例如在伯尔尼时，从明斯特31走到大学去。但尽管进行了如此积极主动的脑内练习，如今时间的幽灵仍旧会破门而入，撵走他的梦想。安恩夺走了他的平静，她曾经使当下的时光显得如此举足轻重，她教他养成面对现实的习惯，但当她离开时，一切均已消失殆尽。

他无法相信艾尔萨·芬南杀了自己的丈夫。她的本能是防守，是积攒生命中的美好事物，是为自己构建正常生存的标记。她身上没有暴力因子，除了自保，没有别的意愿。

但这谁又能说得准呢？黑塞32怎么说来着？“在迷雾中漫游是如此奇妙，众人皆是独客。没有一棵树知晓近旁的林木。万物同为孤身。”我们对其他人根本就不了解，简直一无所知，史迈利沉思自问。即便我们住得近在咫尺，无论白天还是夜里的任何时段，我们都听得到对方内心最深处的想法，我们还是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我又怎么能评断艾尔萨·芬南呢？我觉得自己理解她的苦厄以及因为害怕而说出的谎话，但我对她又知道些什么呢？什么都不知道。

曼德尔指着一个标识牌。

“……那就是我住的地方了。米特查姆。地方真不差。单身宿舍住厌了。我在这里买了间像样点儿的半连栋住宅，地方不大，给退休做点打算。”

“退休？还早着呢。”

“不早。三天之后。这就是我选这份工作的原因了。容易得不得了，完全没有难度。把这交给老曼德尔吧，他会弄得一团糟的。”

“好吧，好吧。那我就期待星期一咱俩都失业呗。”

他把曼德尔载到苏格兰场后，继续开车到剑桥圆场。

一进楼，他就意识到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了。这从他们看人的方式便可得知，他们的目光与神态有种细微的异样。他径直往麦斯顿的办公室走去。麦斯顿的秘书坐在办公桌后面，当他进来的时候，她迅速抬头看了看。

“顾问在吗？”

“在。他正等着你呢。里面就他一个。我去敲门通传一声，然后你再进去。”然而麦斯顿已经把门打开，唤他进去。麦斯顿穿了一件黑色外套和一条细条纹裤子。史迈利想，夜总会又要开场了。

“我一直在联系你。你没有收到我的口信吗？”麦斯顿问道。

“收是收到了，但我没法跟你通电话。”

“我听不太明白你说什么。”

“我意思是，我相信芬南并没有自杀——我觉得他是被谋杀的。这些话我不能在电话里跟你说。”

麦斯顿摘下眼镜，茫然而震惊地看着史迈利。

“谋杀？为什么这么说？”

“是这样的，芬南的遗书是在昨天晚上十点半写的，咱们先假定遗书上面的时间是对的。”

“然后呢？”

“然后就是，他七点五十五分的时候给传呼中心打了个电话，让人家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打回来。”

“你到底怎么知道这些的？”

“今天上午传呼中心打过来的时候我正好在场。我接电话的时候还以为是局里打过来的。”

“你怎么能够确定那个电话是芬南预约的？”

“我已经调查过了。传呼中心那个女孩对芬南的声音熟悉得很。她肯定那个就是他，而且接电话的时间是昨天晚上七点五十五分。”

“芬南跟那女孩认识？”

“当然不是啦。他们只不过寒暄过几句罢了。”

“那你从这一点又怎么推断出他是被谋杀的呢？”

“呃，我问了他老婆这电话……”

“结果呢？”

“她撒谎了。说是她自己去预约的。她说自己非常非常健忘——每当有重要预约，她就会时不时让传呼中心给她打电话提个醒，就像是在手帕上打结记事那样。还有另外一件事——开枪自杀之前，他冲了一杯可可，但是一口都没有喝。”

麦斯顿默默地听着。到最后他笑着站了起来。

“看来我们的目标很不一致啊，”他说道，“我派你到那边是去调查芬南为什么自杀。你回来跟我说他没有自杀。我们可不是警察啊，史迈利。”

“的确不是。有时候我都搞不明白我们到底是什么。”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会影响我们地位的消息——有没有什么能够解释他这种行为的？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封遗书的内容是真的？”

史迈利在回答前犹豫了一番。他就知道这一幕会出现。

“有。我从芬南太太那里得知，她丈夫在面谈之后心情很差。”麦斯顿也许同样听过了整个故事。“这件事让他心神不宁，之后连觉都睡不成。她只好给他镇静剂。她觉得芬南跟我面谈之后反应激烈，正好和那遗书相符。”他停了一分钟，在麦斯顿面前一脸蠢相地眨巴着眼睛。“我想说的是，我不相信她说的话。我不相信芬南写了那封遗书，或者他会有求死的念头。”他转向麦斯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前后矛盾的事情忽略掉。还有一点，”他继续进逼，“虽然我还没找专家比对，但那封匿名信跟芬南的遗书是有相似点的。两封信的字体看起来是一样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但事实就摆在眼前。我们一定要让警方介入——告诉他们真相。”

“真相？”麦斯顿应道。“什么真相？假设她确实撒谎了——从各个方面看，她都是一个怪人，又是外国人又是犹太人什么的。鬼知道她的思维能够岔到哪里去啊？我听说她在战时吃过不少苦头，被迫害，被虐待过。她可能觉得你是压迫者，是审判官。她发现你别有所图，心里一慌，就把脑子里想到的第一句大话说了出来。这样她就是凶手了？”

“那为什么芬南会打那通电话呢？他又干吗要给自己泡饮料呢？”

“这谁知道啊？”麦斯顿的声音这时候更为洪亮，更具说服力了。“不管是你还是我，史迈利，都没有走上自我毁灭这条可怕的道路，谁又能够说出到底那时候我们脑子里的最后一个念头会是什么？而芬南的又会是什么呢？他看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没戏了，他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难道他就不会有那么一瞬间感到脆弱或者犹豫，于是就想去听听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在临死之前再次感受一下跟人打交道时的温暖吗？这样说可能是无凭无据、多愁善感的；但是，一个精神这么紧张、心绪这么不宁的人，自杀了也不奇怪啊。”

史迈利不得不暗地叫声好——这场演说非常棒，每次在这种情况下他都不是麦斯顿的对手。突然，他感到自己心里由挫败感带来的恐慌迅速上涌，超过了可以忍耐的界限。伴随恐慌而来的是一股无法抑制的暴怒，这个一把年纪还要挤出恰如其分的微笑，还要故作姿态溜须拍马、面目可憎的娘娘腔。恐慌与暴怒忽地一并井喷，淹过他的胸膛，溢满他整个身体。他的脸火红发热，眼镜变得模糊不清，泪水涌到眼里，这让他的屈辱感又添一层。

上天见怜，麦斯顿光顾着说，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窘况：“你不能光凭这点就指望我会跟内政大臣说，警方推断的结论是错的；我们跟警察的交流联络有多贫乏你是知道的。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你怀疑的是什么，简单说来，就是芬南昨晚的行为不像是要寻死的。他老婆很显然是跟你扯谎了。对于这些，训练有素的警探已经跟我们说了，死亡现场没有什么可疑的，而且我们还有芬南太太的陈词，她老公的确是被面谈搞得情绪不安的。我很抱歉，史迈利，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接下去谁都没有吭声。史迈利渐渐平复了心情，在这个过程中他麻木迟钝、无法开口。他双眼朦胧地凝视着前方，那爬满皱纹的松垂老脸仍在发红，他的嘴唇松弛蠢钝。麦斯顿等着他张口说话，但他感觉疲累，忽然间完全丧失了兴趣。他看都不看麦斯顿一眼，起身便走了出去。

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桌子前坐了下来。他机械地翻检着自己的文件。他的收件盘里没什么东西——几份办公室通告以及一封私人信件，写着寄给国防部的G.史迈利先生。笔迹并不熟悉。他拆开信读起来。

亲爱的史迈利：

事关重大，明天我得跟你在马洛33的肯普利特·安格勒酒店共进午餐。一点钟，请尽可能抽空来见我。我得跟你说件事。

你的，

塞缪尔·芬南

这封信是手写的，落款日期是前一天，也就是1月3日，星期二。在白厅盖上邮戳的时间是傍晚六点。

他呆呆地看了好几分钟，僵直地把信件拿在身前，把头朝左边歪着。接下来他把信放下，打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张干净的白纸。他给麦斯顿写了一封简短的辞职信，并用别针附上芬南的邀请信。他把信留在寄件盘中，按铃叫一名秘书过来，自己则直接往电梯走去。跟往常一样，电梯会因为前台的茶点车而堵在地下室，等了一会儿后，他开始步行下楼。走到一半他想起雨衣以及一些零碎物件忘在办公室了。算了，他想，他们会寄过来的。

到了停车场，他坐在自己的车里，直勾勾地盯着湿漉漉的挡风玻璃。

他并不在乎，他就是他妈的一点儿也不在乎。当然，他感到吃惊。吃惊的是他离失控只差那么一小步。面谈对史迈利而言是家常便饭，很早之前他就已经自认能够胜任一切形式的面谈：训导的、学术的、医学的以及宗教的。他的内在天性厌恶所有面谈的目的，憎恨它们带来压迫式的亲密以及不可逃避的现实。他忆起当初在夸格利诺餐厅跟安恩所吃的一顿激动人心的晚餐，那时他已经跟她阐述了利用变色龙—穿山甲系统能够击垮面谈审问官的绝技。

他们那天享用的是烛光晚餐；雪白的肌肤与珍珠——他们正喝着白兰地——安恩的眼睛大而水润，而且只为他一个人绽放；史迈利出色地扮演着情人的角色；安恩爱着他，且为两人的和谐感到满心欢愉。

“……所以呢，我首先要学会当一只变色龙。”

“你是说你就坐在那里打嗝，你这只粗鲁的蛤蟆？”

“不是，这说的是颜色问题。变色龙会变色的。”

“变色龙当然会变色啦。它们坐在绿叶上就变绿色。你也会变绿色吗，蛤蟆哥？”

他的手指在她的指尖轻轻跃动。“我在讲解史迈利应对无礼审问官的独门变色龙—穿山甲技巧时，小骚鬼，你听着就是了。”她的脸几乎要贴到他脸上，眼睛里流露出满满的爱慕。

“这个技巧基于一个理论，那就是审问官最爱他们自己，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被自己的形象吸引。所以你要精准地表现出审问官交际、性情、政治和智力等方面的颜色。

“蛤蟆哥你真自负。不过呢，当情人还算聪明。”

“别打岔。有时候，这种方法对那些脑子不好使或满肚歪心思的审问官是没有用的。这样的话，就需要当一只穿山甲了。”

“那就是要披甲上阵了，蛤蟆哥？”

“不，是要将他们放在一个不适宜的位置上，使得你比他们优越。我曾等着一个退休的主教为我行坚振礼。他就只有我这个教徒，我受用着为整个教区半个假期所准备的充分指引。但是，通过凝视主教的脸，想像它在我的目光下会长出厚厚的皮毛来，我就能保持住自己的优越地位。从那时候起，这个技能一直在增强。我能够把他变成一只猿猴，将他卡在上下活动的推拉窗里面，让他光溜溜地出现在共济会的宴会上，判他的罪，让他跟蛇一样，肚皮贴在地上走路……”

“蛤蟆情人使坏了。”

情况就是如此。但最近他跟麦斯顿交谈时，这种超然的技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实在陷得太深了。当麦斯顿使出第一招的时候，史迈利已然过分厌倦，疲于一决高下了。他假定艾尔萨·芬南杀了自己的丈夫，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整件事就不再让他发愁，问题也不复存在；怀疑、经验、感觉、常识——但这些对麦斯顿而言都不足以构成事实。文件是事实，部长是事实，内政大臣更是铁打的事实。与政策相左时，军情局是不会为了一名官员的模糊印象而自找麻烦的。

史迈利感觉极度倦怠，身心俱疲。他缓慢地开车回家。晚餐就在外面解决吧。吃点特别的。而现在不过是午餐时间——以前他会乘坐汉萨号，由海路穿过俄罗斯大陆去追寻欧利里尔斯来度过下午。那就到夸格利诺餐厅吃晚饭好了，孤身一人给成功的凶手敬个酒，也许就是敬艾尔萨，感谢她用萨姆·芬南34的生命终结了乔治·史迈利的职业生涯。

他想起得去斯隆街取洗好的衣服，完事后他拐到傍水街，在离自家停车位三座房子的地方找位置停车。他端着洗衣房褐色的纸包下了车，艰难地把车门锁上后，习惯性地绕了个圈，拉了一下另一侧的门把手。小雨还在下着。又有人把车子停在他家外面，这让他很不快。谢天谢地查普尔太太把她卧室的窗给关上了，不然这雨就会……

他突然警觉起来。有什么东西晃到了会客厅。一道光，一抹阴影，一个人形；一定有什么东西，他很确定。这是视觉还是直觉？这会否是谍报专业的潜在技能向自己发出了通告？某些敏锐的感觉与神经，某种幽微的洞察力现在正对他作出警示，而他听从了这些警示。

没有多想，他把钥匙放回外套口袋里，迈上台阶，走到自家前门，然后按下了门铃。

回声尖利地在屋内振荡。沉静了一小会儿，史迈利便能听到脚步声由远及近，坚定而自信地冲着门口走来。解开门链的呱啦声，拔掉英格索尔牌门栓的咔哒声过后，大门干净利落地打开了。

史迈利从来没有见过他。高挑，白皙，英俊，大约三十五岁。浅灰色套装，白色衬衣，银色领带——浑然外交官打扮35。德国人或是瑞典人。左手若无其事地插在夹克口袋里。

史迈利带着歉意凝视着他。

“下午好。请问史迈利先生在吗？”

大门最大程度地敞开着。对方做了个短促的停顿。

“在。你要进来不？”

他犹豫了一小会儿。“不，谢了。能麻烦你把这转交给他吗？”他把那袋衣服递过去后，再次踏上台阶，朝自己的车子走去。他知道自己仍在被盯着。他启动引擎，拐弯，驶进斯隆广场，没有往自家房子的方向再瞥过一眼。他在斯隆街找到了一个停车位，把车子停好后，迅速在日记本上记下七组号码。这些都是沿着傍水街停靠的车子的牌号。

他应该做什么呢？拦下一个警察？不管那家伙是谁，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了。此外，还有另外一重考虑。他再一次把车子锁好，穿过马路到一个公用电话亭去。他给苏格兰场拨了个电话，接通特案处，要找督察曼德尔。然而，这位督察向警司汇报完后，已经前往米特查姆，低调地预先享受退休的美好时光了。史迈利扯了大半天谎，总算拿到了他的地址，他再次开车出发，绕经广场的三边后，到达了艾伯特桥。他在一家能俯瞰河道的新酒馆吃了个三明治，喝了一大杯威士忌，一刻钟后，他穿越桥梁，奔赴米特查姆，而雨还在击打着他这辆不显眼的小车子。他很担忧，准确说来，是非常担忧。

6　茶与同情

他到达目的地时雨还没停。曼德尔正在花园里，戴着史迈利之前见过的那顶最为奇特的帽子。作为一顶曾经的澳新军团帽，现在它那宽大的帽檐却始终低垂着，导致他看上去就像一只高大的蘑菇。他正在一个树桩上想事儿，一柄狰狞的鹤嘴锄正乖乖地握在那健壮的右手中。

他眼光锐利地看了史迈利一会儿，继而把手伸过去，瘦削的脸上咧嘴笑了。

“有麻烦咯。”曼德尔说道。

“有麻烦。”

史迈利跟着他穿过小道进屋。这里乡野气息浓厚，舒服得很。

“客厅还没有生火——我也是才到家而已。要不到厨房去喝杯茶？”

他们去了厨房。史迈利注意到这里极其整洁，颇感兴趣，曼德尔让所有东西都几乎保持着一种女性化的干净整齐，惟有墙上的警察日历破坏了这假象。曼德尔架上开水壶，忙着摆弄杯杯碟碟的时候，史迈利不带感情地重述了一遍发生在傍水街的事情。等他讲完，曼德尔已经静默地看了他很长时间。

“但为什么他会叫你进门呢？”

史迈利眨了眨眼，有点儿脸红。“我也想知道。这搞得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幸好我还有那包衣服。”

他抿了口茶。“虽然，我不相信他会被那包衣服骗到。有这个可能，但我不是很确信。我非常不确信。”

“不会被骗到？”

“嗯，要是我的话，就不会上当。一个家伙开福特车送一包衣服。我还能是什么人啊？再说了，我打听史迈利在不在，却没想着要去见他——他肯定觉得这样古怪得很。”

“但他之后怎样了呢？他当时打算怎么对付你？他会觉得你是谁啊？”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了。我觉得，他要等的人就是我，但当然，他没有料到我会去按门铃。我也搞得他不知道该怎么应付。我觉得他想把我给干掉。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让我进屋：他认出我来了，很可能，而且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看过照片了。”

曼德尔看着他，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天呐。”他说道。

“假定我是对的，”史迈利继续说，“从一开始就是对的。假定芬南昨晚的确是被谋杀的，那我今天上午确实差点儿也要落到他这个下场了。跟你的工作不一样，我这行当可是不太会摊上谋杀这玩意儿的。”

“什么意思？”

“我也不好说。我就是搞不懂。或者在我们采取下一步措施之前，你最好先帮我查一下这几辆车。它们上午就停在傍水街。”

“你干吗不自己查呢？”

史迈利满脸疑惑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他才恍然大悟，自己还没有提及辞职的事。

“不好意思，我还没跟你说，对吧？我上午就辞职了。趁我还没被炒，先把老板给炒了。所以，我现在是自由身了，而且随时都可以受聘。”

曼德尔从他那里接过那串数字，去门厅那边打电话。过了几分钟，他折了回来。

“最多一个小时，他们就会给我回电了。”他说道。“来吧。我带你参观下这里。你对蜜蜂有没有什么了解？”

“呃，一点点了解还是有的。我在牛津被这大自然的小虫蛰过。”他正打算告诉曼德尔，当年自己是如何全力研读歌德那些动植物的隐喻，希望能跟浮士德那样，可以发现“从最幽深处维系世界的东西”。他想阐述为什么缺少自然科学的实用知识，就不可能理解十九世纪的欧洲，他感到一片热诚，满脑子重要想法，暗地里则明白这都是因为大脑在全力抗衡白天发生的事情，他因此处于一种神经亢奋的状态。他的手掌已经湿漉漉的了。

曼德尔引他从后门出去，沿着花园尽头的一排矮砖墙，立着三个齐整的蜂巢。曼德尔侃侃而谈那会儿，他们就被笼罩在毛毛细雨中。

“一直想养来着，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些书全看了——吓得我不轻，这我得说。这些古怪的小家伙。”他点头若干次证明绝无虚言，而史迈利则又一次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他的脸是瘦削的，但肌肤紧实，整个表情看起来拘谨寡言；他那铁灰色的头发理得极短，根根尖耸。他似乎对天气无动于衷，天气也对他漠不关心。史迈利对曼德尔身后的生活一清二楚，他已经见识过全世界的警察，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粗糙皮肤，同样的耐性、苦闷以及恼怒。他能猜得到无论在何种天气，都得从事长时间一无所获的监视，等候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的人……又或者是来去过于匆匆的人。他也知道曼德尔跟同僚们总要受大人物摆布——喜怒无常的与恃强凌弱的，神经兮兮的与变化多端的，间或表现得足智多谋的与富于同情的。他清楚再聪敏的人也会被上司的愚蠢毁掉，那些连续数周日日夜夜下的苦工，被这号人物说抹掉就抹掉了。

曼德尔领他走上一条不牢靠的碎石小道去看蜂巢，依然对雨毫不在意，他开始支离破碎地论证与解释。他结结巴巴地说着，话与话之间有着挺长的停顿，而那修长的手指则明确而缓慢地比划着。

最后他们重新回到了内屋，曼德尔带他看了楼下的两个房间。会客厅满是花卉：不仅窗帘和地毯以花做纹饰，家具的罩布也是如此。在角落的一个小橱柜里，放着几只胖老头小酒杯，旁边摆着一对十分漂亮的手枪，是用来玩标靶射击的。

史迈利跟着他上楼。楼梯平台上的火炉散发着一股煤油的气味，洗手间的蓄水池则阴沉沉地冒着泡。

曼德尔向他展示了自己的卧室。

“新房哦。这床大减价，才花了我1镑。那可是弹簧床垫。能淘到的可有不少好货。这地毯是伊丽莎白女王当年用过的。他们每年都会更新一次地毯。这是在沃特福德的一家商店买到的。”

史迈利站在门口，不知怎地颇为不好意思。曼德尔转过身来，从他身边走过，打开了对面的房间门。

“这个就是你的房间了。只要你想住。”他转身对史迈利说：“如果我是你，今晚肯定不会待在自己家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再说了，你在这里能睡得更好些。空气要好很多。”

史迈利没有赞同。

“随你了。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曼德尔板起面孔，神色尴尬。“不明白你们这行，老实说，没你对警察这行了解得多。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在我看来，你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他们又到了楼下。曼德尔点燃了会客厅的煤气取暖器。

“好吧，那至少今晚你得让我请你吃个饭。”史迈利说道。

门厅的电话响了。这是曼德尔的秘书为车牌号的事打过来的。

曼德尔回来了。他递给史迈利一张列有七个名字和地址的单子。其中四个是可以忽略不管的，它们的登记地址都是傍水街。还有三辆车：一辆从贝特西的亚当·斯卡尔父子公司租来的汽车，一辆伊斯特伯恩的塞汶瓷砖公司名下的运货车；第三辆作为巴拿马大使的私人用车，被特别标注了。

“我认识一个就在巴拿马大使馆工作的人。要查出来没什么困难——大使馆那边能动用的也就三辆车。”

“贝特西不远，”曼德尔继续说，“我们可以一块儿到那边去。你开车就是了。”

“那没问题，必须的，”史迈利快言快语道，“然后我们可以去肯辛顿吃饭。我会在安特雷沙订张桌子的。”

这时候是四点钟。他们坐着聊了会儿天，断断续续地扯了一些关于蜜蜂和家务的话题。曼德尔轻松自如，史迈利则愁眉紧锁、愣头愣脑，试图没话找话，敛尽锋芒。他能够猜得出安恩会对曼德尔做出一番怎样的评述。她会喜爱他，吹捧他，用特别的嗓音与面貌去模仿他，还会编造一个关于他的故事，直到他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而不再是谜一样的存在：“亲爱的，谁想得到他会这么友好。没想到还有人能够告诉我哪儿能买到便宜的鱼。还有，这小房子多可爱啊——不用烦神了——他肯定知道胖老头小酒杯就是垃圾，人家只是不介意罢了。我觉得他就是个小乖乖。蛤蟆哥，一定要叫他来吃饭哦。你一定要哦。别在人家面前笑得傻兮兮的，你要真心去喜欢他。”史迈利自然不会去叫，这是当然的，不过安恩会感觉心满意足的——她会找到一个喜欢曼德尔的方式。而当她这样做了之后，她就会把对方忘掉。

那也确实是史迈利想要的——找到一个喜欢曼德尔的方式。在这方面，他没有安恩动作迅速。但安恩就是安恩——她曾有一次因为在伊顿公学念书的侄子边喝红酒边吃鱼，差点就把人家给杀了，但要是曼德尔点着香烟享用她做的薄煎饼，她很可能不会注意到。

曼德尔又泡了些茶，二人一同喝了。大概五点十五分的时候，他们上了史迈利的车，动身前往贝特西。路上，曼德尔买了张晚报，借着路灯的光，艰难地阅读。过了没多久，他突然破口大骂起来：

“德国佬。可恨的德国佬。天呐，我痛恨他们！”

“德国佬？”

“德国佬。野蛮人。破大兵。操蛋的德国人。6便士卖一批给我也不要。披着羊皮的狼。又对犹太人做坏事了。到处整我们。打倒他们，整垮他们。宽恕，忘记。我倒想问问，为什么他妈的要忘个一干二净啊？为什么要忘掉那些偷窃、谋杀还有强奸，就因为几百万人都承认犯过这些罪？天呐，银行里一个穷光蛋小职员要是敢偷上10先令36，那整个大都会的人都要盯死他了。但德国佬那帮暴徒呢——哼，情况就不同了。天呐，假如我是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那我就……”

史迈利忽然豁然开朗：“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曼德尔？”

“呃，我觉得我会逆来顺受。现在是统计学的问题了，还有政治问题。给他们扔氢弹是不可能的，这跟政治有关。还有美国那边——几百万纯正的犹太人就在美国。他们会怎么做？咒死他们：扔更多的炸弹给德国佬。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聚到一块儿——一次炸飞。”

曼德尔因为愤怒而颤抖着，而史迈利静默了好一会儿，想着艾尔萨·芬南。

“答案是什么呀？”他只是在找点话头说说而已。

“鬼知道。”曼德尔粗野地回答。

他们转到了贝特西桥路，然后把车子停在人行道上的警察旁边。曼德尔出示了他的警察证。

“斯卡尔汽车修理厂？呃，其实那也不能算是个汽车修理厂，只能说是一个院子罢了。他主要是在处理废金属，还有二手车。反正不做这个就做那个，亚当自己就是这么说的。你就沿着威尔士亲王大道往下开，一直开到医院。他那地儿就挤在两间过渡安置房之间。那真是个爆炸之后的废墟。老亚当拿煤渣铺上去，谁也不去动他的。”

“看来你对他还是挺了解的。”曼德尔说道。

“那必须的，我都逮了他好几回了。你想得出来的勾当，就几乎没有亚当没碰过的。斯卡尔这家伙可是我们不好解决的老难题。”

“好吧，好吧。他现在有什么动静没？”

“不好说，长官，但你随时都可以用非法赌博这名义去抓他。还有就是，亚当已经在法案之下了。”

他们向着贝特西医院驶去。右手边的公园看起来像隐藏在路灯后，显得黑漆漆阴森森的。

“什么叫‘在法案之下’啊？”史迈利问道。

“哦，他开玩笑而已啦。意思就是，你的违法记录已经多到可以进行预防性拘留了——而且是可以拘留很多年的那种。他听起来很有我的风格，”曼德尔继续说，“他就交给我吧。”

他们在两间过渡安置房之间找到了警察提到的院子，就在废墟那一带杂乱建起的一排临时住房当中。橡胶、煤渣、垃圾到处都是。一些石棉、木材以及废铁，估计是斯卡尔先生拿来转卖或者自用的，就堆在一个角落里，在稍远些的过渡安置房透出的微光下暗淡地亮着。他们两个沉默不语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曼德尔耸耸肩，把两根手指头放到嘴里，尖利地吹了个口哨。

“斯卡尔！”他叫道。没人应答。远处过渡房的灯光仍旧从外头照进来，三四辆不同程度损坏的战前制造的车子变得隐约可辨。

房门缓缓地打开了，一个大约十二岁的女孩站到了门槛上。

“你爸爸在吗，小可爱？”曼德尔问道。

“不在。去浪子了。我猜。”

“好的，小可爱。谢谢了。”

他们走回大路上。

“我是不是该斗胆问句，到底什么是‘浪子’啊？”史迈利问道。

“浪子酒吧。不远。我们可以直接走过去——也就一百码。车子放这儿就行。”

浪子这时候才开门营业没多久。公共吧台空无一人，当他们等着老板露脸时，大门晃荡着被推开了，一个身穿黑西装的大胖子走了进来。他径直走到吧台，捏着半克朗37硬币敲着台面。

“威尔夫，”他喊道，“赶紧的，有客到，你走运了。”他转身对史迈利说：“晚上好，朋友。”

吧台后传来一个声音回应道：“叫他们把钱放到柜台上，迟点再来。”

胖子淡然地看了曼德尔和史迈利一会儿，忽地爆发出一阵大笑：“不是他们，威尔夫——人家是侦探来着。”这玩笑把他自己逗得受不了，最后只能坐到室内一排齐的长椅上，双手搭着膝盖，宽大的肩膀随着笑声抖动不已，眼泪则滑落到了脸颊上。时不时他会蹦出一句“哦，我的乖乖，哦，我的乖乖”，只要他能在下一次狂笑前喘过一口气来。

史迈利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他那圆边硬白领极其邋遢，一条红色花领带仔细地别在黑色马甲外面，军靴蹬在脚上，亮黑西装套在身上，裤子穿得极旧，但一点折痕都没有。他的衬衣袖口被汗渍、污垢以及机油弄得黑乎乎的，用一些扭成结的纸夹固定得好好的。

老板出来，接了他们的订单。那个陌生人买了一大杯威士忌姜汁鸡尾酒，第一时间去了雅座，那里煤火正烧着。老板不满地盯着他看。

“他老是这样，混蛋。雅座钱肯定不给，就冲着煤火去。”

“他谁呀？”曼德尔问道。

“他？斯卡尔呗。亚当·斯卡尔。耶稣才知道他为什么叫亚当。要在伊甸园见到他，那可真要别扭死了，绝对是这样。他们都说，要是夏娃给他一个苹果，他连核都要吃掉。”老板咬牙切齿地摇了摇头。紧接着他冲斯卡尔吼：“再怎么说，你做生意还是在行的，对吧，亚当？人家可是大老远过来找你的，没错吧？外太空来的小怪兽，说的就是你。过来看看吧。亚当·斯卡尔，看一眼你就会把这保证书签了。”

更多欢闹的笑声响起。曼德尔斜着身子对史迈利说：“你到车上等我——你最好还是先出去。5镑有吧？”

史迈利从钱包里抽了5镑给他，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走了出去。他想不到还有什么比跟斯卡尔打交道还要吓人的。

“你是斯卡尔？”曼德尔问道。

“朋友，你没认错人。”

“TRX 0891。你的车牌号？”

斯卡尔先生对着威士忌姜汁鸡尾酒皱起了眉头。看来这问题让他感觉难过。

“怎么？”曼德尔问。

“是，老兄。以前是。”

“你这是哪门子话？”

斯卡尔把右手抬起几吋，然后轻轻地放下。“黑水，先生，浑水。”

“听着，我还有更重要的大事要做。我可不是吃素的，知道吧？你不要在我们面前净扯那些废话。那车在哪里？”

斯卡尔似乎在掂量这些话有多少水分。“我看到你眼里发出的光了，朋友。你是想要套些消息。”

“那是当然。”

“总有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啊，老兄。这生活的费用啊，我的乖乖，就只升不降。消息也是个东西，一个能卖钱的东西，对吧？”

“你跟我说谁租了那辆车，保你不会饿肚子。”

“我现在肚子可不饿，朋友。我只是想吃得好一点。”

“5镑。”

斯卡尔喝完他的酒，闹哄哄地把杯子放回桌上。曼德尔起身，又给他买了杯。

“那车被偷了，”斯卡尔说道，“这几年我都拿它来给别人自驾用，明白吧。赚点押金。”

“赚什么？”

“押金——就是保证金。有人要用这车子一天，得拿20镑现金来当押金，对吧？当他还车的时候他就得付你40先令，明白吧？你给他开一张38镑的支票，然后在你的账本上记好，作为损耗，这活计能赚个10镑。懂了吧？”

曼德尔点点头。

“然后呢，三个星期前有个家伙过来。高个子苏格兰人。挺有钱的。拄着根拐杖。他付了押金，把车开走，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跟这车子了。简直就是抢的。”

“为什么不报警呢？”

斯卡尔停了下，喝了点酒。他黯然神伤地看着曼德尔。

“这理由就多了去了，老兄。”

“意思是这车子本来也是你偷来的？”

斯卡尔看起来一脸震惊。“车子到手后，我就听到卖家那边放出好些可怕的话。所以我就不能多说了。”他假惺惺地补充道。

“你把车子租给他的时候，他是有填表登记的，对吧？保险、收据之类的？这些都在哪儿？”

“假的，全部是假的。他给我一个伊灵38的地址。我到那边一看，那地方根本就不存在。我相信那名字也是假的。”

曼德尔在口袋里把钞票卷成一卷，递给桌子对面的斯卡尔。斯卡尔展开它，自然而然地在众目睽睽下就数了起来。

“我知道你住哪里，”曼德尔说道，“而且我知道你的一些底细。要是你刚才有什么是乱说的，那我就把你那鸟脖子拧断。”

又下雨了，史迈利想，要是买了帽子就好了。他穿过街道，来到斯卡尔汽车修理厂所在的小巷上，一直往车子走去。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出人意料的安静。再往前走两百码就是贝特西综合医院，小而整洁，从某些没拉窗帘的窗子里发散出很多道光线。人行道湿答答的，他自己脚步的回声清脆而令人心惊。

他正往斯卡尔院子外缘那两座过渡安置房的第一座走去。一辆车就停在院子里，侧灯还亮着。好奇心使然，史迈利在街上拐了个弯，走向车子。那是一辆旧款名爵轿车，应该是绿色的，或者是战前他们追捧的那种褐色。车牌沾满了泥土，几乎没有光泽。他弯下腰，用食指摸索着牌号：TRX 0891。果不其然——这是他今天上午记下来的其中一个号码。

他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于是站了起来，转了半个身。他正要伸手的时候就被打了。

这记击打非常狠辣——似乎要把他的脑袋劈成两半。倒下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到温热的血液正从左耳奔涌而出。不会又来一次吧，噢，天呐，又来了一次，史迈利想。但之后再发生什么他就没有知觉了——只有一幅幻象，那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在远处，如同石头一样慢慢地粉碎；破裂，散成齑粉，继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什么都消失殆尽了，惟独剩下他血液的温度，这些血顺着他的脸滑落到煤渣里，还有那远处碎石机的敲打声。但不是在这里。是远处。

7　斯卡尔先生的故事

曼德尔看着他，思忖他是否已然死去。他把自己外套的口袋清空，把衣服轻轻盖在史迈利的肩膀上，然后他撒腿就跑，发疯般冲向医院，猛地推开门诊部的旋转门，走进灯火通明的二十四小时值班室。值班的是一名年轻的黑人医生。曼德尔向他出示了自己的警察证，对他大喊大叫，还抓着他的胳膊，想把他引到路那头。医生耐心地笑脸相迎，摇了摇头，打电话叫了一辆救护车。

曼德尔沿着大路往下跑，守在那里。几分钟过后救护车开到，一些专业人员把史迈利抬起来带走了。

该死的，曼德尔想，我会让这混蛋付出代价的。

他在那里站了会儿，盯着地上湿漉漉的泥土与煤渣，这是史迈利倒下的地方；车后灯的红光什么都照不亮。救护人员踩过，一些如同捉摸不定的秃鹫般来了又去的过渡安置房居民踏过，泥地简直像被翻腾过了一遍。麻烦发生了。大家可不喜欢麻烦。

“杂种。”曼德尔一边低声斥骂，一边慢慢返回酒吧。

雅座渐渐坐满了。斯卡尔要了另外一杯酒。曼德尔抓住他的手臂。斯卡尔转过身说道：“你好啊，朋友，又回来了。喝杯能把老娘乐死的玩意儿吧。”

“闭嘴，”曼德尔应道，“我还要跟你说句话。到外面来。”

斯卡尔先生摇摇头，同情地咂了咂嘴。

“不行啊，朋友，不行啊。有人来了。”他用头示意一名十八岁的金发少女，那少女涂着米白色的唇彩，胸大得难以置信，这会儿就静静地坐在角落。她那描过的眼睛总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听着，”曼德尔耳语道，“两秒钟之内我就把你这狗耳扯下来，你竟敢把谎撒到我头上。”

斯卡尔把酒托付给老板保管，然后慢悠悠但不失尊严地走了出去。他没有看那个女孩一眼。

曼德尔带他穿过街道，往过渡安置房走去。史迈利的侧灯对着他们，照亮前面八十码的地方。

他们转入院子。名爵车还在那边。曼德尔牢牢地抓住斯卡尔的手臂，做好必要时把对方前臂往后一扳往上一提、让肩关节折断或脱臼的准备。

“好了，好了，”斯卡尔叫喊着，一脸欢喜，“她可回到老祖宗的怀抱咯。”

“被偷了，这就是被偷了？”曼德尔问道。“被一个高大的苏格兰男人偷走了，人家还拄着拐，住在伊灵。现在人家高尚了，车子都给还回来了，是吧？过了这么久，倒对你示好了。你可对你他妈的市场犯糊涂了，斯卡尔。”曼德尔愤怒得浑身发颤。“还有，为什么侧灯还亮着？把门开了。”

斯卡尔在黑暗中转向曼德尔，用他那只尚能自由活动的手拍着口袋找钥匙。他费力地抽出三四把串在一起的钥匙，摸索了好一会儿，终于把车门打开了。曼德尔上了车，找到顶上的客座灯并打开。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在车内搜寻。斯卡尔就站在车外候着。

他搜得虽然快，但很彻底。手套托盘、座位、底板、后窗台，一无所获。他把手伸进客座门上放地图的袋子里，掏出一张地图和一个信封。灰蓝的亚麻纸信封长而平整，是欧洲大陆风格的，曼德尔想。上面什么都没有写。他把它拆开。里面有十张5镑的旧钞以及一张普通的明信片。曼德尔拿到灯光下，看到这几个用圆珠笔写就的字：

已结束。卖了它吧。

没有签名。

他下了车，揪住斯卡尔的手肘。斯卡尔急忙往后退。“你怎么了，朋友？”他问道。

曼德尔轻声答道：“不是我怎么了，斯卡尔，是你怎么了。你可摊上你这辈子最他妈大的问题了。蓄意谋杀，试图谋杀，触犯官方保密法。还要加上违反道路交通法，蓄谋诈骗国税局，另外，等你蹲号子摆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我还能多想起来大概十五项罪状。”

“等一会儿，警官，我们就没必要走到那一步了。这到底怎么一回事？搞什么鬼会扯到谋杀上去？”

“听着，斯卡尔，你就一个小商贩，要赚大款的钱，是吧？这下子好了，你自己也是个大款了。我猜啊，到时你得蹲上十五年。”

“哎，别说了，好吧？”

“那可不行，小商贩。你在两起大案子里被逮了个正着，懂吧，你就是那个傻帽儿。而我要做什么呢？我会等到你烂在斯克鲁伯斯监狱，只能盯着自己的大肚腩，那时候我一定会笑破肚皮。你看到那间医院了吗？那里有个家伙快要死了，他是被你那苏格兰高个子害的。半个小时之前他被人发现倒在你的院子里，血流得那个凶啊。萨里那边还有个人死掉了，据我所知，扯上这事的都没好下场。所以呢，这是你的问题，你这个可怜的傻子，问题可不是我的。还有一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他，没说错吧？人家说不定想灭个口什么的，你说呢？”

斯卡尔慢慢地绕到了车子的另一侧。

曼德尔坐在驾驶座，从里面打开了客座门。斯卡尔在他旁边坐了下来。他们没有把灯打开。

“我在这儿的生意做得还算不错，”斯卡尔轻轻地说，“生意虽然小，但是不间断。但那家伙来了之后就不是了。”

“哪个家伙？”

“一点一点说吧，警官，别催我。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没见到他之前，我还不相信圣诞老人。荷兰人，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做的是钻石生意。我没有装样子表示相信他的话，这明摆着，你不傻，我也不傻。我从来没去问他做的是什么，他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但我猜他混的是走私这行当。花钱如流水，到手了就跟秋天的树叶那样，哗啦啦就没了。‘斯卡尔，’他说，‘你是个生意人。我不希望被人关注到，一直都是。另外，我听说你跟我是一路人。我想要一辆车。不是买，是借。’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因为带有些行话什么的，但就是这么个意思。‘你有什么建议？’我问。‘我们想想怎么做得了。’

“‘好，’他说，‘我比较低调。我要一辆车，谁都不能知道实情，即使我发生了意外。给我买辆车，斯卡尔，一辆漂亮的老车，引擎罩下面得有料。但要以你的名义去买。给我保管好。我先给你500镑，然后每月给你20镑作为停车保管费。另外，每次我用车，斯卡尔，你都会有报酬。但我比较低调，所以你是不认识我的。这就是我给你钱的原因。’他说，‘就是买你不认识我’。

“我绝对不会忘掉那一天。大雨下得稀里哗啦的，我躲过了旺兹沃思39的一个家伙，弯身躲在一辆旧出租车里。我欠了一个赌徒40镑，而警方对我买的一辆车非常敏感，那是我分期付款在克拉珀姆40买的。

斯卡尔先生吸了口气，然后又呼了出来，颇具喜感地做出顺从的姿势。

“然后他就像我的良心那样监视我，给了我很多旧钞，就像用过的票据一样。”

“他长什么样子？”曼德尔问道。

“他挺年轻的。高高的金发小伙子。但很冷漠——冷得跟搞慈善的一样。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从伦敦给我寄信，用的都是普通纸。上面只写‘周一晚准备好’、‘周四晚准备好’之类的话。我们都约好了。我把车子留在院子里，加满油，安排妥当。他从来不说什么时候会开回来。通常是在快打烊的时候，或者再晚些到，把灯亮着，把门锁好。每次离开前，他都会留一些钱在地图袋里。”

“那要是有什么不对劲怎么办？要是你因为其他原因落网了呢？”

“我们有一个电话号码。他跟我说，打过去呼叫一个名字就行。”

“什么名字？”

“他让我挑一个，我就起了金发妞。他没觉得这有什么搞笑的，我们就用这个了。号码是报春花0098。”

“你打过吗？”

“有，两三年前我带一个妞去马盖特41十天。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他说一声的。一个女孩儿接了电话——听她的口音，也是荷兰人。她说金发妞在荷兰，可以让她捎句话。但之后我觉得没必要了。”

“为什么？”

“我开始注意到一些现象。他很有规律地两星期来一次，就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二，除了一月跟二月。这还是他第一次在一月过来。他通常会在星期四把车开回来。奇怪的是他今晚就回来了。但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再过来了吧？”斯卡尔把明信片从曼德尔那里拿过来，捏在自己的大手里。

“他就完全没有消息？长时间玩失踪啊？”

“冬天他就更少出现了。他从没在一月来过，二月也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曼德尔仍把那50镑攥在手里。他把钱甩到斯卡尔的大腿上。

“别想着自己走运了。给我十倍我也不要跟你一样。我会再回来的。”

斯卡尔看来忧心忡忡。

“我本来也不会告密的，”他说道，“但我不想被卷进来。但愿一切平安无事，对吧，老兄？”

“别吵。”曼德尔应道。他累了。他把明信片拿回来，下了车，往医院走去。

医院那边没有什么新进展。史迈利仍然昏迷不醒。刑事调查处已经得知此事。曼德尔最好还是留下姓名地址然后回家去。医院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就会第一时间打电话过去的。经过好一番争吵，曼德尔从护士那边取回了史迈利的车钥匙。

米特查姆，他现在觉得，就是一个差劲的居住地。

8　病房里的沉思

他厌憎病床就如一个溺水者厌憎大海。他讨厌被床单束缚着，以致他手脚都无法自如活动。

而且，他痛恨这病房，因为它带给他一种恐惧感。在门边有一架手推车，放满了各种工具，剪刀、绷带、瓶子，还有让人生畏的古怪物件，包裹在为上次圣餐仪式准备的白色亚麻布里。还有高高的水壶，被餐巾包住了半边身子，竖在那边就像一只等着撕开猎物内脏的白鹰，而小玻璃壶里缠绕着的橡胶管就跟蛇一样。他讨厌这里的一切，而且担惊受怕。他感觉燥热，汗流如瀑，又感觉发冷，冷汗裹身，在他的肋骨上如冰冷的血液般缓缓流淌着。日夜更迭，史迈利却无法辨识。他与睡眠做着无休无止的斗争，因为只要他一闭眼，视线便会转向混乱的大脑；有时候，他沉重的眼皮会拼死合拢，那他就会集中所有力气撑开眼睛，再次盯着头顶上摇曳不定的微光。

之后有人打开了百叶窗，冬日阴灰的光线洒了进来，实在是美好的一天。他听见外面车辆的声响，知晓自己最终活了下来。

于是，死亡再一次变成了学术问题——一项他要推延到富有时才会用自己的方式偿还的债务。有一种奢侈的感觉，几乎是圣洁的。他的思维惊人的清晰，如同普罗米修斯穿越整个世界般来回漫游；他在哪儿听到过“思想从身体上分离出来，统治着文件世界……”这句话来着？只有头顶上的灯可看，这让他感到无聊，他希望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看。他对那些葡萄、蜂巢与花的香味以及巧克力感到腻味。他想要书籍，还有文学杂志；要是他们连书都没有给他的话，他怎么才能够赶得上自己的阅读进度呢？事实上，他钻研的十七世纪，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也没有什么富有创见的评论。

过了三个星期曼德尔才被允许去看望他。他拿着一顶新帽子走了进来，还捎上了一本关于蜜蜂的书。他把帽子放在床尾，把书置于床头柜上。他咧开嘴笑了。

“我给你带了本书，”他开腔了，“讲蜜蜂的。这些聪明的小家伙。也许你会感兴趣。”

他坐在床沿上：“我整了顶新帽子。挺傻的。庆祝我的退休。”

“噢，对，我都给忘了。你也老不中用咯。”他们都笑了起来，继而又陷入沉默。

史迈利眯着眼睛：“我现在看不太清楚你。之前那副眼镜不让戴。他们要给我弄新的。”他停了停。“你不知道是谁对我下的手吧？”

“说不准。要看情况。有点头绪了，我想。我了解得不够多，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指的是你的工作。东德钢铁代表团有没有什么印象？”

“嗯，应该有。它四年前来到这里，想加入贸易委员会。”

曼德尔跟他讲与斯卡尔先生的交谈：“……那个人自称是荷兰人。斯卡尔要跟他联系，就只能通过一个报春花电话号码。我查过户主了，就是东德钢铁代表团，在贝塞兹公园。我派人去打探过。他们已经搬空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家具什么的，一概不见踪影。就只有这个电话机，而电话线已经从插座上拔出来了。”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1月3日。就是芬南被谋杀那天。”他疑惑地看着史迈利。

史迈利想了会儿，说：“联系国防部的彼得·吉勒姆，明天带他来这儿。抓着他领子过来。”

曼德尔拿起帽子，走到了门边。

“再见，”史迈利说，“谢谢你的书。”

“明天见。”曼德尔说完就走了。

史迈利躺在床上休息。他的头在发痛。该死，他想，我还没谢他的蜂蜜呢。这也是福特纳姆的。

为什么早上会有那通电话呢？这件事最让他困惑不解了。这真荒唐，真的。史迈利认为，在这起案件当中，所有莫名其妙的事里头，这是最让他心焦的。

艾尔萨·芬南的解释就是痴人说梦，摆明就是不现实的。安恩，那是可能的，她要是乐意的话，能让传呼中心整个倒立；但艾尔萨·芬南就不会。她那张警觉、聪明的小脸以及完全独立的个性当中没有什么能够支持健忘这个说法。她本可以说传呼中心搞错了，电话不该是这天打的，扯什么都好。芬南呢，是的，他确实是健忘的。这是芬南性格中一个奇怪的矛盾，在面谈之前就已经是这样的了。一个痴狂的西部小说迷和一个热诚的象棋爱好者，一个音乐家和一个业余哲学家，一个沉思者——竟然是健忘的。曾经有过一次大争论，说他从外交部拿了些机密文件，结果却是他在回威利斯顿之前，把它们跟自己的《泰晤士报》以及晚报一块儿放到了公文包里而已。

艾尔萨·芬南会不会在惊慌中，自作主张把丈夫的责任归咎到自己身上？又或者是将她丈夫的动机说成她自己的？芬南是否让传呼中心提醒他自己一些事情，而艾尔萨把这个动机挪用到自己身上了？那到底芬南有什么事是需要人家提醒的——还有，他妻子极力掩藏的又是什么呢？

塞缪尔·芬南。新旧世界在他身上融合。地道的犹太人，富有教养，见多识广，独立自主，勤奋刻苦并且感觉敏锐；对于史迈利，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是时代之子，被迫害，就像艾尔萨那样，并被驱使从业已移居的德国来到英国的大学。凭借一己之力，他把缺点与偏见撇到一边，最终进驻外交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仅仅依靠自己的才智。而要是他在面对俗人做出的决定时有那么一点骄傲自大，一点不情不愿，谁又能责怪他呢？当芬南宣称自己支持德国分裂时是有些让人尴尬，但这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当他开始处理亚洲事务，这件事就没人记得了。在其他方面，他对过错宽宏大度，在白厅以及萨里都受人欢迎。在萨里，他每周都会花上几小时投身公益事业。他热爱滑雪。每年他都会一次性使用所有的休假时间，在瑞士或奥地利待上六个星期。史迈利只去过德国一次，他记得——那是跟他的妻子四年前去的。

在牛津的时候，芬南理应加入左派，这再正常不过了。那是大学共产主义的大好蜜月期，而其理念，天知道是什么，他心中清楚得很。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西班牙佛朗哥的叛乱，美国经济的萧条，特别是反犹太主义在欧洲的席卷——芬南自然要找到一个发泄愤怒与反感的渠道。再说，党在那时受人尊敬；工党以及联合政府的失败让许多知识分子相信，光是共产主义便足以替代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令人兴奋的地方，随处可见的同仇敌忾以及同志关系一定吸引了好出风头的芬南，让他在孤寂中得到慰藉。当时还谈到前往西班牙；有些人已经走了，就像剑桥的康福德，一去不复返。

史迈利能够想像得出芬南那段时期的样子——反复无常，真诚热切，就像初学者当中的老手，毫无疑问会给他的同伴带去真正的磨难。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他的银行家父亲富有远见，在瑞士留有一个小账户。钱虽然不多，但是足以供他念完牛津，而且能让他免遭贫寒之苦。

和芬南的那次面谈，史迈利记忆犹新：虽是众多面谈当中的又一次，却与众不同。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交谈方式。芬南的表达非常清晰、快速、不容置疑。“他们最美好的一天，”他曾经说过，“就是矿工来的那天。他们来自朗达42，你也知道，对同志们而言，自由精神随着他们一同从山上来到这里。那是一场绝食游行。团体里的人似乎没有想到，那些游行者是会饿得扛不住的，但我想到了。我们租了一辆货车，女孩子们炖了汤——炖了很多很多。市场上一个有同情心的屠夫，低价卖给我们好些肉。我们开着货车出去见他们。他们喝了汤又继续游行示威。他们并不是真心喜欢我们，并不信任我们。”他笑了。“他们那么瘦小——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个——就跟小精灵一样，又小又黑。我们希望他们能唱首歌，他们也唱了。但不是为我们唱——是为他们自己唱的。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威尔士人。

“这让我对自己的种族加深了了解，我觉得——我是犹太人，你知道的。”

史迈利点了点头。

“当威尔士人离开之后，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当你梦想成真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他们当时认识到为什么党不怎么在乎知识分子了。我觉得他们大多感到自身的低贱，还觉得羞耻。他们为自己的高床软枕和舒适居室感到羞耻，为自己的酒足饭饱和漂亮文章感到羞耻，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风趣幽默感到羞耻。他们总是在说凯尔·哈迪43是如何用一截粉笔在采煤场自学速记的，这故事你也知道。他们对自己拥有铅笔和纸张感到羞耻。但把纸笔就这样丢到一边是无济于事的，对吧？这是我在最后悟出的道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退了党。”

史迈利想问芬南他自己有什么感想，但芬南又开始讲了起来。他跟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点，他后来明白了这点。他们不是成年人，只是小孩，他们渴望明天便有自由之火、吉普赛音乐以及大同世界，他们骑着白马穿过比斯开湾，或者带着孩童般的喜悦，给挨饿的威尔士小精灵买啤酒；这群孩子无法抵挡东方的太阳，只能顺从地让自己蓬乱的头朝着它转。他们相互喜爱，而且相信他们热爱全人类，他们又相互打斗，相信他们在与世界搏斗。

很快他便感觉滑稽。对他而言，他们还不如去给士兵织袜子。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驱使他对二者进行了一番细致考量；他把全副精力投放到哲学与历史书籍的阅读上，然后惊讶地发现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浑然理性中的慰藉与平和。他尽情享受这种理性的坚忍，为它的无畏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学术性颠覆而感到振奋。到头来，在寂寞岁月中赐予他力量的并不是党，而是这种哲学，这种要求为不容置疑的信条牺牲一切的哲学，这种使他受辱却又令他鼓舞的哲学；而当他最后收获了财富与名望之际，他又痛心地背弃了它们，就如同那是一件珍宝，当他年岁过大时，便不得不将它连同年轻的时光一起，遗留在牛津。

芬南就是这样描绘的，而史迈利能够理解。这故事几乎不见愤怒与怨恨的踪迹，不同于史迈利在这类面谈中预见的那样，但是（可能正因如此）这显得更为真实。关于这次面谈还有一件事：史迈利深信芬南对某些重要的事情选择了闭口不谈。

傍水街事件和芬南的死亡之间是否有确凿的关联？史迈利责怪自己思绪飘出太远。纵观全局，一连串事件都表明芬南跟史迈利同陷于一个问题之中。

一连串事件加上史迈利的直觉、经验，或者是——那种促使他按下门铃而非插入钥匙的意识，尽管这意识并未警告他，在夜里有一个凶手正拿着一杆铅管等待着。

那次面谈并不是正式的，这没有错。在公园里的散步让他想起牛津多于白厅。在公园里的散步，在米尔班克的咖啡馆——对了，这里也有一个程序上的差异，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外交部的官员在公园里散步，热切地跟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攀谈……除非这小人物并不是籍籍无名的！

史迈利拿了一本平装书，用铅笔在扉页上写下：

我们先做一个尚未被证实的假设：谋杀芬南以及试图杀害史迈利这两件事之间确有关联。那么在芬南死之前，史迈利是如何与他关联上的呢？

1.在1月2日周一的面谈之前，我从没见过芬南。我是在军情局查看他的档案的，而且我已对要提的问题做了准备。

2.1月2日，我独自打车去外交部。外交部安排了面谈，但并没有，重复一遍，并没有提前获知谁去问话。芬南因此不会预先知道我的身份，军情局外的人也不会得知。

3.问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外交部，办公室里人们穿来穿去，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第二部分则是在外面，任何人都可能见到我们。

接下来是什么呢？什么都没有，除非……

没错，结果只有一种可能：除非有人看到他们在一起，不仅认出了芬南，还认出了史迈利，而且强烈反对他们的来往。

为什么？史迈利在哪方面具有危险性？他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当然——有一个方面，仅有一个方面——他是安全部官员。

他放下了铅笔。

这样的话，杀萨姆·芬南的人感觉焦虑，是认为他不应该跟一名安全部官员有言语接触。也许那是某个外交部的人。但必然，他也认识史迈利。一个芬南在牛津便认识的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怕被曝光的人，这个人以为芬南会说出来，或者已经说出来了？而要是他已经说了出来，那史迈利理所当然也得被干掉——要迅速灭口，趁他还没把这些写进报告里。

那就解释了为什么芬南会被谋杀，而史迈利会被袭击。这还是有道理的，但不是很充分。他已经尽可能高地搭建了一座纸牌屋，而他手头上仍然有牌。那艾尔萨呢，她的连篇谎话，她的串通一气，她的心惊胆战，又该怎么解释？那车子以及八点半的电话呢？那封匿名信呢？要是凶手害怕史迈利和芬南接触，他就不会通过告发芬南来引起注意。那么又会是谁呢？谁？

他躺了下来，合上眼睛。他的头又抽痛了。也许彼得·吉勒姆能够帮帮忙。他是惟一的希望了。他头晕目眩，痛得厉害。

9　细致梳理

曼德尔把彼得·吉勒姆带进病房，自己笑得春光灿烂。

“人带到了。”他说道。

这次谈话很局促；至少吉勒姆感到不自然，因为回想起史迈利突然辞职，也因为在医院病房见面而感觉不适。史迈利穿着蓝色短上衣，绷带之上耸立的头发肮脏凌乱，左边太阳穴上还留有深色的瘀伤。

极其尴尬的沉默过后，史迈利说：“嘿，彼得，曼德尔已经跟你说过我的遭遇了。你是个专家——对东德钢铁代表团，你知道多少？”

“真是纯洁得跟被吹散的雪一样，天呐，除了突然间解散。相关的也就是三个人和一条狗。他们就住在汉普斯特德的什么地方。初来乍到时，谁也不清楚他们的目的，但在过去四年里，他们还是表现得很好的。”

“他们干的是什么工作？”

“天知道。我看他们到这边来是想说服贸易委员会打破欧洲钢铁市场的垄断，但是遭到了冷遇。然后他们找上领事方面的工作，重点是机床和成品，交换工业与技术信息之类的。他们要什么并不重要，这比较能让人接受。”

“他们是何方神圣？”

“呃——两个技术人员——某某博士教授跟某某博士——还有几个女的和一个打杂的。”

“打杂的是谁？”

“不知道。一个专门摆平乱子的外交官。军情局里面有他们的记录。我看我可以把详细资料发给你。”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不介意，当然不介意。”

然后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史迈利打破僵局：“照片应该能派上用场，彼得。这你可以弄得来吗？”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吉勒姆略显拘谨地把视线从史迈利身上移开。“其实我们对东德钢铁代表团了解并不多，这你也知道。我们只不过是零零碎碎地了解一些情况，但总体而言，他们还是个谜。如果他们是在收集情报，就不会打着外交或贸易的幌子——因此，假如你对那家伙的判断没错，而他却是钢铁代表团的人，事情就古怪了。”

“哦。”史迈利平静地应道。

“他们是怎么收情报的？”曼德尔问道。

“我们只知道几起没什么关联的事件，单靠这些来概括还是挺难的。在我印象中，他们直接指使德国特工，指挥员和情报员在情报区并没有接触。”

“但这样的话肯定对他们有很大的限制，”史迈利喊道，“你可能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等到你的情报员去国外会面。他可能连必要的掩护都没有，根本没法出行。”

“嗯，显然这会约束到他，但他们的目标看起来都是鸡毛蒜皮的。他们宁肯跑到国外去——瑞典人，外籍波兰人，接手一些短期任务，让他们去技术约束少一些的地方。也有例外的，他们会安插一名情报员驻守在目标国家，他们自有一套情报体系来运作，这符合苏维埃模式。”

史迈利这会儿一直在倾听。

“事实上，”吉勒姆继续说，“美国最近拦截了一个信使，这让我们多少对德国的手段有所了解。”

“比如说？”

“比如说，永远不要在约见的地方等，不要在规定的时间见面，而应该提前二十分钟，识别标记——所有寻常的小把戏都不过是给低级情报长脸。他们也会在名字上做文章。一个信使可能要跟三四个情报员接触——一个指挥员可能要管到十五个那么多。他们从来不会给自己起假名。”

“什么意思？很显然他们一定要这样做啊。”

“他们会让情报员去自己起。情报员选择一个名字，随便什么他们喜欢叫的，然后指挥者采纳。说白了就是个骗人的花招——”他停了下来，一脸狐疑地看着曼德尔。

曼德尔立马抬起了脚。

吉勒姆靠坐在椅子上，想知道自己是否能抽口烟。后来他还是勉强克制住了。这时候若来根香烟应该还是挺管用的。

“怎么说？”史迈利问道。曼德尔已经向吉勒姆说过他跟斯卡尔先生的谈话了。

“这就对头了，”吉勒姆说，“很显然，这就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对上了。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事情不太清楚。要是金发妞是一个信使，这就有点奇怪了——至少从我的经验来看——那就是，他应该使用贸易代表团作为据点才对。”

“你说过钢铁代表团已经来了四年了，”曼德尔说道，“而金发妞第一次找上斯卡尔也是四年前的事情。”

好一阵子大家都没有说话，后来还是史迈利认真地说：“彼得，这是有可能的，对吧？我的意思是，他们要是从事情报活动，那不仅要有信使，还要有一个据点。”

“嗯，当然，要是有什么大动作要策划，他们还是需要的。”

“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让一名高级驻地情报员参与进来？”

“嗯，大概是。”

“假定他们有这样的一名情报员，像麦克林44或者法克斯45那样的，那他们可不可能会在这里建立一个据点，用做买卖的名义打掩护，不用来从事情报活动，而仅仅是掌控这名情报员？”

“对，有可能。但是这个任务难度很高，乔治。你推断的是这个情报员由国外遥控，由信使传信，而信使则听命于钢铁代表团，钢铁代表团正好是情报员私人的守护神。那肯定是名高端的情报员。”

“我没有这么推断——但也八九不离十了。我相信这个体系需要一名厉害的情报员。别忘了我们只知道金发妞来自荷兰，而这也只是他的一面之辞。”

曼德尔插了个嘴：“这个情报员——他会跟钢铁代表团直接接触吗？”

“天呐，当然不会啦，”吉勒姆应道，“他很可能有个应急程序跟他们联系——一个电话代码或者别的什么。”

“那怎么运作呢？”曼德尔问。

“因人而异。可能用一个错号系统。你从公共电话亭拨一个号码，说要找乔治·布朗恩。对方跟你说那里没有乔治·布朗恩这号人，于是你道个歉把电话挂了。这个时间跟地点是事先安排好的——紧急信号就包含在你要找的那个人的名字里。之后就会有人去那里了。”

“钢铁代表团还会做什么？”史迈利问道。

“难说。很可能给他钱。安排一个收报告的地方。指挥员会给情报员安排好一切，这是肯定的，然后通过信使告诉他要做的事。他们密切按照苏维埃原则行事，就像我说的那样——即便最小的细节也会通过指挥安排妥当。混这行当的人没多少自主性。”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史迈利看了看吉勒姆，又看了看曼德尔，然后眨着眼睛说：“金发妞没有在一月和二月去找斯卡尔，对吧？”

“没错，”曼德尔答道，“今年是第一次。”

“芬南通常会在一月、二月滑雪。这四年来他是第一次没去。”

“我琢磨着，”史迈利说道，“我要不要再去见一次麦斯顿。”

吉勒姆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笑着说：“你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他要是知道你脑袋被砸了，肯定很高兴。我私底下认为，他会以为贝特西也在海岸线上，但不用担心。跟他说你在某人的私人庭院里逛荡，结果被人袭击了——他会明白的。还要跟他说说袭击你的人，乔治。你始终没见到他的脸，记得么，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是东德情报局的一名信使。麦斯顿会当你后盾的，他一直都这样。特别是当他要跟部长汇报的时候。”

史迈利看着吉勒姆，一句话也没说。

“同样，在你的头被人砸了之后，”吉勒姆补了一句，“他会明白的。”

“但是，彼得——”

“我明白，乔治，我明白。”

“呃，等我再跟你说件事。金发妞通常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去拿车子。”

“那又怎么样呢？”

“那正是艾尔萨·芬南去韦布里奇剧院的时候。星期二芬南总会工作得很晚，这是她说的。”

吉勒姆站起身来：“那我再去挖点料，乔治。再见了，曼德尔，今晚我可能会给你打个电话。我也不知道现在大家能做点什么，但是，知道这点总是好事，对吧？”他走到门边。“顺便问一句，芬南的私人东西哪里去了——钱包、日记之类的？他们在尸体身上找到的那些东西？”

“很可能还在警察局里，”曼德尔答道，“一直会留到审查之后。”吉勒姆站着看了会儿史迈利，寻思着该说些什么好。

“你还要什么不，乔治？”

“不用了，谢谢——噢，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你能不能让刑事调查部别来烦我？到今天为止，他们都来找过我三次了，虽然，在这里他们也没别的什么地方好去。你能不能暂时把这事儿定性为情报事件？既神秘兮兮，又能安抚人心？”

“行，我看问题不大。”

“我知道还是挺困难的，彼得，因为我不是——”

“哦，还有另外一件事能让你们振奋一下的。我已经比对过芬南的遗书和匿名信了。他们是不同的人在同一部机子上敲出来的。打字的力道和间隔不同，但字体是一样的。再见，亲爱的老伙计啊。多吃些葡萄哦。”

吉勒姆关上身后的门。他们听到他的脚步声清脆地回荡在无人的走廊上。

曼德尔给自己卷了一支香烟。

“天啊，”史迈利说道，“你就没有一件事是害怕的吗？难道你没看到这边的护士？”

曼德尔咧开嘴笑着摇摇头。

“你只会死一次。”他把香烟塞到两片薄嘴唇之间。史迈利看着他把它点燃。他拿出打火机，掀开盖子，用留有污痕的拇指拨弄转轮，敏捷地用双手围着，护住火苗向香烟伸去，仿佛那里正有一场飓风来袭。

“好了，你是罪案专家，”史迈利说，“我们得怎样做？”

“一片混乱，”曼德尔说道，“没梳理过。”

“为什么这么说？”

“到处都是没解释清楚的零碎问题。没有警方介入。没有查证。就跟代数一样。”

“代数跟这有什么关系？”

“你得证明那些能够被证明的，这是第一点。找到常数。她是不是真的去了剧院？她是不是一个人去的？邻居有没有听到她回来的声音？要是有听到，那是几点钟？星期二的时候芬南是不是回来得很晚？他老婆是不是当真像自己讲的那样，每两个星期都会定期去剧院？”

“还有八点半那通电话。你可以帮我梳理下这个不？”

“那电话印在你脑子上了，是吧？”

“是啊。所有没解释清楚的零碎问题当中，这个是疑点最多的。我好好想过这个问题，但就是没道理可言。我看过他的火车时刻表。他是个守时的人——通常比其他人早到外交部，自己打开橱柜。他本来可以赶得上八点五十四、九点零八分的车，或者最晚赶上九点十四分的。八点五十四分的车在九点三十八分到——他喜欢在九点四十五分到达办公室。他不可能等到八点半才被叫醒。”

“也许他就是喜欢铃声呢？”曼德尔说着，站了起来。

“还有匿名信跟遗书，”史迈利继续说，“不同的人用了同一台机子。先忽略凶手，有两个人可以碰那台打字机：芬南跟他老婆。要是我们确信芬南给自己打了封遗书的话——而且他确实在上面签了字——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就是，艾尔萨·芬南打了那封告密信。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史迈利累了，看到曼德尔要离开，舒了口气。

“去梳理下吧。找出那些常数。”

“你会用得到钱的。”史迈利说着，从床边的钱包里拿给了他一些钱。曼德尔没有推托，接过来便走。

史迈利躺了下来。他头痛得要命，烧得滚烫。他想把护士叫来，但内心的怯懦制止了他。慢慢地头痛缓解了。他听到外面传来救护车的声音，车子此时正从威尔士亲王大道转入医院的院子。“也许他就是喜欢铃声呢。”他喃喃自语着，睡了过去。

他被走廊上的争执声吵醒——他听到护士提高了声音抗议；他听见脚步声以及曼德尔的嗓音，他很急迫地反驳着。房门突然被打开，有人开了灯。他眨眨眼坐了起来，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表。现在是五点四十五分。曼德尔正在跟他说话，几乎是叫喊着的。他想说些什么啊？说着贝特西桥……河警……昨天开始失踪……他彻底醒了。亚当·斯卡尔死了。

10　处子的陈词

曼德尔车技一流，但带有一点女学究般的拘泥，这让史迈利觉得好笑。韦布里奇路跟平常一样堵。曼德尔讨厌开车的人。人要是有了自己的车子，就会把谦逊与常识都遗留在车库里了。他不在乎对方是什么人——他见过紫袍主教在房舍林立的地方飙到时速七十哩，吓得行人不知所措。他喜欢史迈利的车子。他喜欢吹毛求疵保养车子的方式，喜欢车上明智的配置，像是后视镜以及倒车灯。这是一辆相当不错的小车子。

他喜欢那些照管物件的人，那些善始善终的人。他钟爱彻底性与精密性。不能偷工减料。就像是凶手。斯卡尔说什么来着？“他挺年轻的。但很冷漠——冷得跟搞慈善的一样。”他知道那种神态，斯卡尔也知道……停驻于年轻杀手眼中有完全否定意味的神情。不是野兽的那种神情，不是疯子野性的哂笑，而是来自精准效率的神态，这已经被尝试并证实过了。这是经历过战争之后的状态。在战争中见证过死亡后让自身变得老于世故；但在这个层面之上，远超于这个层面之上的，则是职业杀手内心中对霸权的笃信。没错，曼德尔在此前已经见识过：特立独行，浅色眸子，面无表情，女孩子为之心神摇荡的那号人，言而不笑。是的，他就是一个冷酷的人。

斯卡尔的死亡让曼德尔惊骇。他要史迈利保证，出院之后不要回到傍水街去。怎样都好，要是幸运的话，他们会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显然，斯卡尔的死证明了一件事：凶手还在英国，依然急于杀人灭口。“当我能下床的时候，”史迈利昨晚说过，“我们一定要再把他从洞里引出来。放一些奶酪。”曼德尔知道奶酪指的是谁：史迈利。当然，要是他们没有猜错对方动机的话，那就还有其他奶酪：芬南的妻子。事实上，曼德尔冷酷地想过，她没被干掉，这样说来她也就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他为自己感到惭愧，于是把思绪转到其他事情上。比如再一次想到史迈利。

古怪的小家伙，史迈利就是这么号人。这让曼德尔想起读书时一起踢足球的胖墩儿。跑不动，踢不准，跟蝙蝠一样睁眼瞎，却特别卖力，不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绝不满足。以前也常常打拳击。进场就乱甩膀子，门户大开；非让自己被打得半死，裁判调停了才肯罢休。但同样，这也是个聪明的家伙。

曼德尔停在路边咖啡馆旁，要了一杯茶和一个小圆面包，然后开车到韦布里奇。剧院建在通向大街的单行道上，没法停车。最后，他把车子停到火车站，再步行折回市镇。

剧院前门锁上了。曼德尔绕到了建筑物侧边的砖砌拱门下。一道绿色的门被撑开着。里面有推杆，上面用粉笔潦草地写着“后台入口”。没有门铃，一股淡淡的咖啡香从里面深绿色的走廊飘出。曼德尔迈进门口，沿着走廊往里走，到尽头处他看到了一座装有金属扶手的石梯，通向楼上另一道绿门。咖啡的气味愈发浓郁，然后他听到了声音。

“噢，乱说，亲爱的，真是呀。我说啊，要是美好的萨里那些文化秃鹫想要巴里46的戏上演三个月，那就由他们好了。要么是巴里的戏，要么是《鸠占鹊巢》演到第三年，而对我来说，巴里也不过是险胜。”——这是一名中年女性的声音。

一个语气充满抱怨的男声回应：“好吧，露都什么时候都可以演彼得·潘，对吧，露都？”

“扯淡，扯淡。”第三个声音也是男的，这时候曼德尔打开了门。

他站在舞台的侧翼。在他左手边是一块厚硬纸板，约有一打按钮挂在上面的木嵌板上。一张镀金边嵌刺绣的洛可可式奇怪椅子摆在下面，为提词员和剧务总管准备着。

在舞台中央，两男一女坐在桶上抽烟、喝咖啡。从布设可知，这是船的甲板。一根挂有绳索与绳梯的桅杆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一架用硬纸板做的大型加农炮凄清地指向画有大海与天空的背景幕布。

曼德尔一出现在舞台上，谈话便突然中断了。有人低声说道：“亲爱的，鬼魂来赴宴了。”然后他们看着他，咯咯地笑了。

女人率先发话：“你是来找人吗，亲爱的？”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只是想问一下怎样才能成为剧院会员。就是入会。”

“哎呀，没问题。太好了。”她站起来，脚步轻盈地向他走去。“真是太好了。”她用双手抓着他的左手，紧紧握着，同时往后退，最大程度地张开手臂。这是她作为女主人的姿势——就跟麦克白夫人款待邓肯那样。她把头歪到一边，少女那般微笑着，紧抓着他的手，引领他穿过舞台，走到另一侧。穿过一扇门，进了一个狭窄的办公室，里面乱七八糟的，随处可见旧节目单、海报、演员化妆用的油彩、假发以及廉价俗丽的水手服。

“你今年有看我们的童话剧吗？《金银岛》真是非常成功。你不觉得这里面蕴含的社会意义要比那些通俗的儿童故事多吗？”

曼德尔应道：“就是啊，没错。”其实对她说的一概不知。这时他看到一堆账单叠得整整齐齐的，用一个大钢夹夹着。最上面那张是给露都·奥利尔夫人的，已经拖欠四个月了。

透过眼镜，她敏锐地看着他。她个子小，肤色深，脖子上有皱纹，妆化得很浓。眼皮底下的皱纹虽被油彩填平，但效果并不持久。她穿着宽松的长裤与厚实的套衫，上面满是涂料。她不停地在抽烟。她的嘴很大，香烟叼在中间，正好在鼻子底下呈一条直线，她的嘴唇就是一条凸出来的曲线，下半张脸显得扭曲变形，令她乍一看就是一副脾气暴躁、毫无耐性的样子。曼德尔原本想着她很可能会精于世故，难以讨好。现在想到她连账单都还不清，那就可以让人松口气了。

“你确实是想当会员的，对吧？”

“不是。”

她忽地就动怒了：“要是你也是他妈的什么零售商，那你可以滚了。我说过我会给钱，那这钱我就会给，别来烦我。要是你让人家以为老娘完蛋了，那老娘就完蛋给你看，到时亏钱的是你，不是我。”

“我不是债主，奥利尔夫人。我上门是给你送钱来的。”

她等着听完。

“我是个离婚代理人。客户很有钱。我想要问你几个问题。我们会付你钱的。”

“天呐，”她欣慰地说，“你一开始怎么不说？”他们都笑了起来。曼德尔数出5镑，放到账单上。

“言归正传，”曼德尔说，“会员名单你是怎么保管的？入会有什么好处？”

“是这样的，我们每天中午十一点整都会在舞台上供应淡咖啡。在十一点到十一点四十分的排练空隙，会员可以跟演员待在一块儿。他们会掏腰包，这是当然的，但只有会员可以来。”

“明白。”

“可能你就对这部分感兴趣。上午的时候，我们似乎也就只能引来一些同性恋跟花痴。”

“可能吧。还有什么别的吗？”

“每两个星期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演出。会员可以在每一次演出的指定日子预约座位——比如每台新剧演出的第二个星期三。演出是从七点半开始的，我们会给会员预留位置到七点二十分。售票处的姑娘有座位安排表，卖出去的座位会勾掉。给会员预留的座位会标红，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出售。”

“我明白了。这就是说，要是你们哪个会员没去他的老地方坐，那在座位安排表上面是被划掉的。”

“卖出去才会。”

“那是。”

“第一周之后，通常都不会满座。我们想一个星期演一出新剧，但想得到——呃——设备就不容易了。而事实上，要演两个星期又没有那么多观众。”

“是，是，没错。那些旧的座位表你有留底吗？”

“有时候吧，算账要用的。”

“那1月3日星期二的有吗？”

她打开一个橱柜，取出一捆印好的座位表。“这是我们童话剧第三、第四个星期的。按惯例来的。”

“嗯。”

“你想找哪个人？”奥利尔夫人从桌上拿起一本记录本。

“小个子，金头发，年纪大概是四十二三岁。姓芬南，艾尔萨·芬南。”

奥利尔夫人翻开她的记录本。曼德尔则颇为厚颜无耻地越过她的肩膀看着。俱乐部会员的名字整整齐齐地写在左栏。页面最左边的红钩表示该会员已经缴纳了会费。页面的右侧则登记了当年固定的预留座。会员人数大约是八十个。

“这名字可想不起来了。她坐哪儿呢？”

“不知道。”

“噢，找到了。威利斯顿梅里代尔巷。梅里代尔！——我说嘛。看一下。正厅后排尽头的位置。很少人会挑这里，你觉得呢？座位号是R2。但谁也不知道1月3日那天她有没有来。我看这座位表应该是找不到了，虽然我什么东西都不扔。有些东西就是会突然人间蒸发，是吧？”她用余光看他，想知道那5镑能否顺利入账。“这样吧，我们去问问处子。”她站起来走到门边。“芬南……芬南……”她念叨着，“等会儿，我想起一些东西了。我看看这怎么回事。哦，我不会——就是——就是那个乐谱袋嘛。”她把门打开。“处子哪儿去了？”她问舞台上的某个人。

“谁知道啊。”

“猪都比你有用。”奥利尔夫人又把门关上了。她对曼德尔说：“处子是我们这边的台柱。英伦玫瑰，本地律师那个一心想当演员的女儿，穿的都是莱尔长筒袜，一脸‘你管我啊’的表情。我们都讨厌她。她之所以时不时还能混个角色演演，也就是因为她老爸交足了银子。有时候事情多，晚上她就会来这边排座位——她，还有托尔夫人，托尔夫人不仅搞清洁，还能缝缝斗篷什么的。要是没什么事，托尔夫人就把所有的活儿都给揽了，处子就在舞台侧面没精打采地闲逛，希望女主角赶紧死掉。”她停了一下又说：“我非常肯定我记得‘芬南’这个姓。肯定记得。我看那婆娘跑哪儿去了。”她出去了几分钟，带回一个身材修长、长相姣好、金发绒绒、脸颊粉粉的女孩——看起来会擅长网球和游泳。

“这是伊丽莎白·皮基恩。她应该能帮上点儿忙。亲爱的，我们想找出芬南太太，她是会员来的。你以前是不是跟我提过她啊？”

“噢，是啊，露都。”她肯定自认为声线甜美。她毫无生气地冲曼德尔笑笑，把头往一边歪，手指合拢起来。曼德尔扭过头对着她。

“你认识她？”奥利尔夫人问道。

“噢，是啊，露都。她肯定超爱音乐；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她总是带着乐谱袋。她瘦得厉害，而且很古怪。她是外国来的，对吧，露都？”

“怎么古怪法？”曼德尔问。

“呃，这个嘛，她上次来的时候就为了旁边那座位大发雷霆，好吓人。那位置是留给会员的，但七点二十分已经过了很久了。我们刚刚开始演童话剧，几百万人都想抢个位置，所以我得把位置放出去。然后她就一直说那个人肯定会来的，因为他一向都是这样。”

“那他有来吗？”曼德尔问。

“没有。我把位置放出去了。她肯定是气得不得了，因为第二幕结束的时候她就走了，连乐谱袋都没拿。”

“她肯定那个人一定会出现，”曼德尔说，“那他跟芬南太太的关系是不是很好？”

露都·奥利尔给曼德尔使了个眼色。

“哦，天呐，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个了，他是她先生，是不是？”

曼德尔看了她一会儿，然后笑了。“能不能给伊丽莎白弄张椅子啊？”他问道。

“噢，谢谢。”处子说着便坐到一张镀金旧椅子上，就跟舞台侧翼提词员坐的那种椅子一样。她把红润丰腴的手搭在膝盖上，身子前倾，笑容一直挂着，为自己成为焦点而兴高采烈。奥利尔夫人神情怨毒地看着她。

“你怎么会觉得他是她先生呢，伊丽莎白？”他的嗓音带着一种尖刻，这在之前未曾有过。

“呃，我知道他们不是一起来的，但我觉得既然他们的座位跟其他会员预留的位置是隔开的，那肯定是两夫妇啊。再说，他也带了乐谱袋呢。”

“我明白了。那天晚上的事情你还记得什么，伊丽莎白？”

“哦，真是记得很多，因为看到她离开的时候生那么大的气，我也很不开心。后来，那天晚上迟些时候，她打了个电话过来。我指的是芬南太太。她说了自己是谁，然后说自己走得早，乐谱袋忘拿了。她已经把票据弄丢了，慌得很。听起来她好像是在哭。我听到那边还有其他人的声音，之后她说会有人过来拿的，要是没有票据也可以的话。我说没问题，半小时之后那个男的就来了。他非常帅气，高高大大白白净净的。”

“我晓得了，”曼德尔应道，“非常感谢你，伊丽莎白，你帮了很大的忙。”

“噢，这没什么。”她站了起来。

“顺便问一句，”曼德尔说，“拿走她乐谱袋的那个男人——他不会就是剧院里头坐她身边的那个人吧？”

“就是他。噢，不好意思，我之前就应该说了。”

“你有跟他说过话吗？”

“嗯，也就是‘你来了’之类的。”

“他说话是什么口音？”

“噢，外国口音，就像芬南太太那样——她是外国人，对吧？我觉得——她那些大惊小怪和紧张不安——都是因为外国人那脾性。”

她又冲曼德尔笑笑，等了一会儿，便像爱丽丝那样走了出去。

“臭婆娘。”奥利尔夫人看着合上的门说道。她的视线转到曼德尔身上：“我希望你这5镑花得有价值。”

“我看，物有所值。”曼德尔应道。

11　不体面的俱乐部

曼德尔看到史迈利穿戴整齐地坐在扶手椅上，彼得·吉勒姆则在床上躺了个四仰八叉，手上随便地抓着一个淡绿色的文件夹。外面，天色黑漆漆的，阴森可怖。

“第三个凶手进屋了。”吉勒姆一见曼德尔进门便说。曼德尔坐在床尾，愉悦地向脸色苍白、神情沮丧的史迈利点点头。

“恭喜恭喜。见到你恢复健康我就开心了。”

“谢了。我恐怕你要真看到我站起来，就不会这样恭喜我了。我跟病猫一样弱。”

“他们什么时候放你走？”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肯让我出院——”

“你没问？”

“没有。”

“好吧，你最好还是问问。我有消息要跟你说。我还没搞清楚，但我相信这还是有价值的。”

“又来了，又来了，”吉勒姆说，“每个人都有消息告诉其他人。真是令人振奋。乔治一直在看我的家庭照片”——他稍稍扬了扬绿文件夹——“然后把所有老友都认了出来。”

曼德尔听得摸不着北，就没去理会。史迈利插话了：“明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再跟你说。明早我就出院，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已经找到了凶手，还发现不少东西。现在呢，还是听听你挖到的消息吧。”他的眼神里没有成功的喜悦。只有忧虑。

史迈利所属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并不被那些装点《名人录》的名流青睐。其创始者是离弃了小卡尔顿俱乐部的年轻人斯蒂德-阿斯普雷，他曾在一名南非主教的审讯中因为亵渎神明而被内政大臣驱逐。他说服之前在牛津时的房东离开她在霍里威尔的安静房子，到曼彻斯特广场接管两个房间和一个地下室，这是一名富有的亲戚交由他任意处置的。那里一度有40名会员，每个人一年支付50几尼47。后来剩下31个人。那里没有女人，没有规矩，没有内政大臣，没有主教。你可以带着三明治去买一瓶啤酒，你也可以只带着三明治，什么都不买。只要你还算清醒，而且只管自己的事，那就没人会在意你穿什么，说什么，或者把谁带在身边。斯特基恩夫人不再在吧台打下手，或者帮人把排骨端到地下室的火炉前，而是舒舒服服地负责两名边防军团退休中士的起居生活。

大部分会员自然都跟身处牛津的史迈利年纪相仿。这个俱乐部向来只为一代人提供服务，这样它便会跟会员一同步入暮年，走向死亡。战争把贾比迪和其他人的性命夺走，但没有任何人提议招揽新成员。此外，这个场地如今已经归他们所有，斯特基恩夫人的晚年也已经被安顿好，而俱乐部本身也不负有任何债务。

那是星期六的一个晚上，那里一共只有六个人在。史迈利已经给大家点了餐，桌子已在地下室摆好，明亮的煤火正在砖炉里烧着。没有别的人同桌，他们吃的是沙朗牛排和红酒；外面的雨下个不停。对他们三人而言，那天晚上整个世界一派安宁，令人愉悦，尽管让他们齐聚一堂的是一件怪异的事情。

“为了让我即将跟你们说的故事听起来有意义，”到头来还是史迈利先开的口，这番言辞主要是对曼德尔说的，“我得先把自己的整个经历跟你们讲讲。我是个情报官，这你们都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加入了间谍机构，早在卷入白厅强权政治之前。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人手紧缺，工资微薄。在南非和中欧经过常规训练和试用之后，我接了一份在德国大学讲课的活儿，暗中观察哪些德国年轻人具备特工潜质。”他停了会儿，笑着对曼德尔说：“不好意思，行话扯多了。”曼德尔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史迈利又继续下去。曼德尔知道他比较爱炫耀，控制不了。

“没过多久大战就开始了，那段时间在德国真是糟糕透顶，让人受不了，简直要疯掉。神经错乱的话才会去跟人接触。我惟一的选择就是尽可能隐姓埋名，在政治上和社交上都低调行事，推举候选人，让别人去招募。我想趁学生旅游的时机，带几个人到英国去待上一阵儿。我表过态，当我过来的时候，我不会跟军情局有任何联系，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在那个时候，德国反情报局的效率有多高。我不知道谁被接见过，当然，这样是再好不过的。我的意思是，说不定我会被曝光。

“我的故事实际上要从1938年说起。夏天的一个晚上，就我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那天天气很不错，很温暖，很平静。那时我们可能还从没听说过法西斯主义。我穿着长袖衬衫，坐在靠窗的桌子前做事，但不是很用心，因为那个夜晚实在是太美妙了。”

他停了下来，不知为何有些难为情，于是就摆弄了下红葡萄酒。他的脸颊泛出两坨红晕。虽然他只喝了一点酒，却感到有点醉醺醺的。

“继续说吧，”他感觉自己有点胡闹，“对不起，我有点不会说话了……总之，我就坐在那里，一个年轻学生敲过门就进来了。其实也就十九岁，但看起来还要年轻些。他名叫戴尔特·弗雷。他是我的一个学生，头脑聪明，外貌出众。”史迈利又停了下来，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也许这是他的心病，他的弱点，所以才在旧事重提时感到如此历历在目。

“戴尔特长得很帅，额头高高的，一头浓密的黑发乱蓬蓬的。他的下半身是畸形的，我看是因为小儿麻痹症。他拄着拐杖，走路的时候身子就重重地撑在上面。他在那所规模不大的大学里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传奇人物，那些人觉得他很有拜伦的风范。事实上，我从来没觉得他有多传奇。德国人对寻找天才少年很热衷，你们也知道，从赫尔德48到施特凡·格奥尔格49——有些人把他们从小就奉为名人。但你没法去膜拜戴尔特。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独立性，自身带有一种能把最有决心的人吓跑的冷酷。戴尔特的防御心理很强，这不仅是因为身体的残缺，更因为自己的种族，他是犹太人。到底他是怎么在学校里保持地位的，我不得而知。很可能他们并不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他那帅气的模样可能很像南方人，我猜跟意大利人那样，但我还是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我看来，他显而易见就是犹太人。

“戴尔特是个社会主义者。即便在那些日子里，他对自己的见解也是毫无遮挡的。我曾经考虑过把他招进来，但是招一个显然会被关进集中营的人，花工夫折腾起来也是白搭。再说，他太反复无常，太冲动行事，太引人注目，太自命不凡了。他在学校里是所有社团的头儿——辩论社，政治社，诗歌社等等。在所有的运动协会里，他也都有一个名誉职位。在大学这个新生必须通过喝酒来证明男子气概的地方，他也有胆量滴酒不沾。

“这就是戴尔特：高个子，帅小伙，威风凛凛的瘸子，同龄人的偶像；一个犹太人。这就是那个炎热的夏天夜晚来找我的人。

“我请他坐下，给他酒，他不要。我去煮咖啡，我想是这样的，就在一个小煤气炉上煮的。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的是我上次讲的济慈。我抱怨应用在英国诗歌上的德国批评方法，这引发了我们的一些讨论——跟往常一样——关于纳粹对‘颓废’的艺术阐释。戴尔特故意把旧事全部拎出来讲，然后慢慢变得直言不讳，从对现代德国的谴责讲到纳粹主义自身。我自然地保持着警惕——我觉得比起现在，当时我还不那么像个傻子。到最后，他直截了当地问我对纳粹的看法。我也直白地说，我不想批评自己的东道国，至少，我不觉得政治有什么乐趣。对他的回应，我一直忘不了。他非常愤怒，跺着双脚，用德语冲我大吼：‘我们不是在谈什么乐趣！’”史迈利突然停下来，看着桌子对面的吉勒姆：“不好意思啊，彼得，我实在太啰嗦了。”

“哪里的话，老伙计。你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讲故事。”曼德尔咕哝一声，表示同意；他坐在那里，双手颇为僵直地放在桌子上。房间里没别的光源，只有炉火的亮光，把他们的影子高高地投射到身后的毛坯墙上。酒瓶已经空了三分之一；史迈利给自己斟了一点，然后递过去。

“他对我大发雷霆。他简直无法理解我能够用一套独立的批评标准去评论艺术，却对政治如此麻木，我怎么能在战火蔓延三分之一个欧洲的时候还忙着嚷嚷艺术自由。难道当代文明就要毁于一旦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吗？十八世纪有什么了不起的，还能让我把二十世纪给扔到一边去？他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喜欢我的研讨班，而且觉得我是个开明的人，结果他发现我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恶劣。

“我让他走了。除了这样，我还能做什么？不管怎么样，在理论上，他也是信不过的——一个在校的叛逆犹太人过得自由自在，实在不可思议。但我一直盯着他。那个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然后就是一个长假。在三天之后的期末辩论上，他特别口无遮拦。他真是吓到人了，然后大家都不说话，心里慌慌的。那个学期结束时，戴尔特走了，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连道别都没有。我没想过还会再见到他。

“那大概是六个月之后的事。我到德累斯顿50附近看朋友，那是戴尔特的家乡，我提前半小时到了车站。与其在月台逛来逛去，还不如出去散个步。车站几百米外，有一栋相当阴森的十七世纪高楼。楼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竖着高高的铁栏杆，还有一道熟铁造的门。显然，这里被改成了一个临时监狱；一群被剃光头发的囚犯，有男有女，就在院子里绕着四周舒活筋骨。两个守卫拿着冲锋枪站在中央。我盯着那边看的时候，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比其他人都要高，走路一拐一拐的，努力跟上别人的节奏。那就是戴尔特。他们已经把他的拐杖拿走了。

“事后我想了想，显然我意识到盖世太保是不会逮捕学校里当红的学生的。我忘了自己还要坐车，折回城镇，在电话簿里找他父母的地址。我知道他父亲以前是当医生的，要找到并不难。我去了他家，只有他母亲在。他父亲已经死在集中营了。她不是很想谈论戴尔特，表现得好像他并没有去犹太人监狱，而是去了普通的那种，仅仅在表面上说是‘修整时期’。她觉得儿子三个月就能放回来了。我假装给他留了个口信，说他还有几本书在我那里，要是他能给我打个电话，我会很乐意还他的。

“1939年那些事恐怕是把我给打败了，因为我相信自己没再多想过戴尔特。没过多久，当我从德累斯顿回来后，军情局让我回英国。我收拾好行李，两天之内便回到伦敦，发现这里陷入了骚乱。我领了一个新任务，需要做好充分准备，还要做简单报告以及新人培训。我准备立马动身去欧洲，起用德国那些没有实战经验的情报员，招募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应付这种紧急事件的。我开始记熟那十来个名字和地址。你可以想像当我发现戴尔特·弗雷榜上有名时的反应。

“我查看他的档案，发现他几乎是毛遂自荐的，直接闯到德累斯顿的领事馆，质问为什么没有人去制止对犹太人的迫害，连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史迈利说到这便自己笑了起来，“戴尔特很能让其他人听他的话去做事。”他迅速地瞥了一眼曼德尔和吉勒姆。他们两人都把视线牢牢锁在他身上。

“我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怄气。那男孩就在我眼前，但我就是没觉得他是合适人选——德累斯顿那家伙想打什么小算盘啊？然后我就被告诫说这个喜欢煽风点火的家伙得由我来负责，他那冲动的性子可真会让我跟其他人赔上性命。尽管我的样貌跟掩护身份都有一点点改变，但我显然应该以学校里那个普通的乔治·史迈利的身份跟他打个招呼，这样他就会把我捧到天上去了。这个开头糟糕透顶，我半下决心，搭建社交网络时把戴尔特排除在外。在这件事上我判断错了。他是个出色的特工。

“他仍是不遮不掩地夸夸其谈，却很有技巧地化用为一种虚实结合的诈骗术。因为残疾，特务机构没有让他进去，但是他自己在铁路部门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不用多久，他就排除万难，坐上了一个有实权的位置，截获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比如部队派遣和军火运输的目的地和时间等方面的详情。自此之后，他就能汇报投弹的成效了，还能精确查明关键目标。他是个非常厉害的指挥员，我觉得正是这个专长救了他。他在铁道部门做得很好，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几乎没有任何污点。因为表现杰出，他们甚至给他颁发了市民勋章，我看，盖世太保是因为这个，而很识时务地把他的档案扔掉了。

“戴尔特有一套跟浮士德看法一样的理论。自己一个人闷着头想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把想法有效地付诸实践才行。他经常说人类最大的错误就是区分灵与肉：如果规定没有被践行，那么它就不存在。他老是引用克莱斯特51的话：‘假如所有眼珠子都是用绿玻璃做的，又假如所有看似白色的东西其实都是绿色的，那么谁更聪明一些呢？’诸如此类的话。

“就像我说的那样，戴尔特是一个出色的情报员。他甚至能做到在适宜飞行的晚上为轰炸机安排运送特定物资这一步。他有自己的办法——那种能够胜任情报工作的天赋。想像这种局面还能延续下去似乎是很荒唐的，我们投弹的范围总是非常广，要是把这些工作全都交托给一个有二心的人，那是很幼稚的——更不用说戴尔特这种人还挂着藏不住话的臭名声。

“需要我去跟他打交道的那部分工作挺简单的。戴尔特跟以前一样需要到处跑——他有一份特殊的护照可以畅通无阻。跟其他情报员相比，我们的通讯就是儿戏。我们会时不时地碰个面，在咖啡馆里说上几句，或者他会开公家的车来接我，载我沿着主干道开上六七十哩，装成送我一程的样子。但更多的是，我们乘坐同一列车，然后在过道里交换公文包，或者到剧院存包，然后交换存包处的票据。他很少会给我传递命令的原始文件，而只给复写版。他会让秘书做很多事——他会叫秘书专门做好收集工作，好让他每隔三个月便能在午饭时间把文件都倒进公文包，以作‘销毁’。

“好了，到1943年，我被召回来。我猜那个时候我做生意的掩护身份不太行了，而且我也已经变得有点过气了。”说到这里，他从吉勒姆的盒子里取了一根香烟。

“但不要把戴尔特给忘了，”他说，“他是我最好的情报员，但不是惟一的一个。我自己有非常多令人头痛的事情——跟其他事相比，管他还是很轻松愉快的。战争结束之后，我从继任者身上打探戴尔特以及其他人的遭遇。他们有些人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重新安定下来，有些人就慢慢回到破败的家乡。根据我的推测，戴尔特拿不定主意。俄国人还待在德累斯顿，毫无疑问，他放心不下。最后他还是回去了——他真是只能走这一步了，因为他母亲的原因。无论如何，他讨厌美国人。而且，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后来我听说他在那边开始干出一番事业来。战争年代所积累的行政经验让他在新德国找到了一份政府工作。我认为他反叛的名声以及他的家庭遭受的苦难给他扫清了障碍。他肯定干得挺出色的。”

“为什么？”曼德尔问。

“直到一个月前，他才来这边管理钢铁代表团。”

“还不止，”吉勒姆快言快语道，“事情还没全部浮上水面，曼德尔，今天上午省得你又到韦布里奇走一趟，我直接去找了伊丽莎白·皮基恩。这是乔治的主意。”他转向史迈利：“她有几分像莫比·迪克52，对吧——食人大白鲸。”

“然后呢？”曼德尔问。

“我给她看了那个名叫蒙特的年轻外交官的照片，就是在这边收拾残局那个。伊丽莎白一眼就认出这个帅哥就是拿走艾尔萨·芬南乐谱袋的人。有意思吧？”

“但是——”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这个聪明的年轻人。你想知道乔治是不是也认出他了。没错，乔治是认出来了。这跟想把他引到傍水街家里的人是同一个。难道他就不会到别的地方去吗？”

曼德尔开车回米特查姆。史迈利累得要死。雨又开始下了，天气很冷。史迈利把他的厚外套拢得紧紧的，不顾疲倦，安静愉悦地看着沿途伦敦的繁忙夜景。他一向都很喜欢旅行。即便是现在，要是他还能选择的话，他也会坐火车穿越法国，而不是坐飞机。他还可以应和横跨欧洲的夜间行程中那些神奇的噪声、出奇刺耳的报鸣声以及让他从英国梦境中忽然醒来的法国嗓音。安恩以前也挺爱这一切的，他们曾经两度在陆路交通中共享这些不舒服的旅程带来的暧昧欢乐。

他们一回到住处，史迈利便直接躺到床上，曼德尔则去泡茶。泡完后他们就在史迈利的房间里喝。

“我们现在怎么做？”曼德尔问。

“我觉得明天还是得去一趟威利斯顿。”

“你应该在床上休息一天。你到那里去干什么？”

“去见艾尔萨·芬南。”

“你一个人去可不安全。最好还是让我跟着去。到时你去跟她聊，我就待在车里。她是个犹太人，没错吧？”

史迈利点点头。

“我爸也是犹太人。他可从来都没有这么大惊小怪庸人自扰。”

12　出卖的梦想

她打开门，站在那里安静地看了他一会儿。

“你可以提前跟我说声你要来。”她说道。

“我觉得不说的话安全点。”

她又安静了下来。后来她开口了：“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看来这句话让她考虑了好久。

“我可以进来吗？”史迈利说。“我们时间不多。”

她一脸老态与倦容，可能精神还没恢复。她把他带到会客厅，用一种类似屈从的姿势指着椅子。

史迈利给她香烟，自己也拿了一根。她站在窗户边。当他观察着她那急促的呼吸以及发热的眼睛时，他意识到她几乎已经丧失自卫的能力了。

他说话时，嗓音是温柔而忍让的。在艾尔萨·芬南看来，这肯定是她期盼的声音，无法抗拒，饱含力量、慰藉、怜悯以及安全感。她慢慢离开了窗子，那只按在窗台上的右手有气无力地移开，顺从地垂在身侧。她坐在他对面，百分百信任地看着他，眼神犹如爱人一般。

“这段时间你肯定孤独得很，”他说，“谁也没办法长时间忍受这种感觉。这是需要勇气的，自己一个人勇敢起来并不容易。其他人根本就不能理解，对吧？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这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撒谎骗人的肮脏把戏，同常人隔绝开来什么的。他们觉得你用他们那种燃料就可以跑起来——只需要挥挥大旗，听听音乐就是了。但你孤身一人的时候，需要的是一种不同的燃料，对吧？你不得不去憎恨，一直这么恨着也是需要力气的。而当你不是其中一分子的时候，你必须去爱的又那么遥远，那么模糊。”他停顿了一下。不用多久，他想，不用多久你就会垮掉的。他急切地祈求她能够接纳他，接受他的安抚。他的视线停留在她身上。很快她就会崩溃的。

“我说了，我们时间不多。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她双手合拢在大腿上，然后垂下眼睛看它们。他看到她黄头发的深色根部，想知道究竟为什么她会染发。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听见他问题的征兆。

“一个月前的那天早上我离开你之后，开车回了伦敦。有个人想杀我。那晚他差点就成功了——他打了我的头三四次，我刚从医院出来。在这件事上我还是走运的。之后就轮到租车给他的那个人，河警前不久才把尸体从泰晤士河里捞上来。没有任何暴力痕迹——他满肚子都是威士忌。他们搞不明白——好多年来他都没在河边出现过。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应付一个厉害角色了，对吧？一个职业杀手。看起来他似乎要摆平所有能把他跟塞缪尔·芬南联系在一起的人。当然，这就包括塞缪尔的老婆你了。再之后就是剧院那个年轻的金发女孩了……”

“你这是在扯些什么呀？”她低声说。“你想跟我说什么？”

史迈利突然很想伤害她，想击垮她最后一点意志，把她当作敌人一样除掉。这么长一段时间里，当他无助地躺在床上时，她就一直在脑子里萦绕不散，如同一个谜团、一股力量。

“你以为你们两个是在玩什么游戏啊？你以为你们可以跟他们一样随便摆弄他们那股势力，给一点又留一手的？你以为你们有本事阻止这件事吗——就通过控制你给予他们的那点力量？你在做哪门子与世隔绝的春秋大梦啊，芬南太太？”

她用手捂住脸，他看到泪水从指缝间落下。她的身子因为强烈的啜泣而颤动，而她的话只能说是缓缓地被挤出来。

“没有，没有什么梦想。我什么梦想都没有，只有他。他倒是有一个梦想，是的……一个大梦想。”她无能为力地继续哭泣，史迈利感到一半欢欣一半羞愧，坐等她再次启齿。突然，她抬起头看他，眼泪仍旧滚落在脸颊上。“看着我，”她说，“他们给我留下什么梦想？我梦想有一头金发，他们就把我的头发给剃了；我梦想有一个好身体，他们就把我给饿坏。我已经见识过人到底是些什么货色，我怎么还能相信人的规矩？我跟他说，噢，我跟他说了一千遍：‘除非没有法律法规，没有完备理论，没有审判评断，人与人之间才可能会去爱，但只要给他们一个理论，让他们想出一个口号，那这游戏就又要开始了。’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我们谈了整整一晚上。但是，那个小男孩一定有自己的梦想，而要是有一个新世界等着建立，塞缪尔·芬南就肯定会去建的。我跟他说：‘听我说，他们已经给了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家庭，钱财，还有信任。你为什么还要对他们做这种事情呢？’然后他回答我：‘我是为他们做的。我就是外科医生，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他就是个孩子，史迈利先生，他们把他弄得跟个孩子一样。”

他不敢说话，不敢对这测试提交任何答案。

“五年前他认识了那个戴尔特。在加米施附近的一个滑雪棚。弗雷提格53后来跟我们说，戴尔特就是那样策划的——不管这么说，戴尔特因为他脚的问题，没办法滑雪。那时候什么都不是真的，弗雷提格也不是真名。芬南给他取了弗雷提格这个名字，就跟《鲁宾逊漂流记》里的忠实仆人一样。戴尔特觉得这挺有意思的，随后我们就不称他为戴尔特，而是叫他们鲁宾逊先生和弗雷提格了。”她突然停了下来，淡淡微笑着看他：“不好意思，我说得不是很连贯。”

“我能听明白。”史迈利应道。

“那个女孩——你之前说那女孩什么来着？”

“她还活着。别担心，继续吧。”

“芬南喜欢你，这你是知道的。弗雷提格想杀你……为什么？”

“我想，是因为我折回来，问了你关于八点半那个电话的事情。你跟弗雷提格说了，对吧？”

“哦，天呐。”她的手指压在嘴上。

“你给他打了电话，是吧？我一走你就打了？”

“是的，是的。我当时心里害怕。我想警告他离开，他，还有戴尔特，都走得远远的，再也不要回来，因为我知道你迟早会发现的。为什么他们一直都要烦着我呢？他们怕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什么梦想，我一心想要的就是塞缪尔，想要他平平安安地让我去爱，让我去照顾。他们就只能抓住这个。”

史迈利感觉头一阵阵地抽痛。“所以你就立马给他打电话了，”他说，“你先是拨了报春花号码，然后发现接不通。”

“是，”她茫然地应道，“是的，没错。但这两个都是报春花号码。”

“那你拨了另一个号码，后备的……”

她又溜到了窗边，瞬间变得精疲力竭、柔弱无比；她这会儿看起来要开心点了——在某种程度上，这场风暴能让她沉思并感觉满足。

“是啊。弗雷提格很擅长制定后备计划。”

“另一个号码是多少？”史迈利穷追不舍。当她透过窗户凝视外面昏暗的花园时，他焦虑地盯着她。

“你为什么要知道呢？”

他走到窗边，站在她身旁，看着她的侧脸。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而充满力度。

“我说了，那女孩没事儿。你跟我也都还活着。但别想着好景能长久。”

她转身面对他，眼里满是惊惧。看了他一会儿后，她点了点头。史迈利牵着她的手臂，引她坐到椅子上。他理应给她泡一杯热饮什么的。她机械地坐了下去，几乎怀有一种疯狂到来前的冷漠。

“另外一个号码是9747。”

“有没有什么地址——你有地址吗？”

“没有，没有地址。只有电话号码。电话号码的花招。没有地址。”她絮絮叨叨地重复着，不自然地作着强调，使得史迈利一脸狐疑地看着她。忽然间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一段关于戴尔特沟通方式的记忆。

“芬南去世那天，弗雷提格没有跟你碰头吧？他没有去剧院吧？”

“没有。”

“那是他第一次爽约，对吧？你慌了神，然后就早早离开了。”

“不是……是，是，我慌了神。”

“错，你没有！你之所以早走，是因为你必须这样，计划就是这么安排的。为什么你要早早离场？为什么？”

她用手遮住自己的脸。

“你头脑还是不正常吗？”史迈利吼道。“你仍然觉得你能够控制自己做的这些事吗？弗雷提格会杀了你的，会杀了那个女孩，杀，杀，杀。你想保护谁，一个小女孩还是一个凶手？”

她只是在哭，没有说话。史迈利蹲在她旁边，仍在大声喊着。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提早离场。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那是为了赶那晚韦布里奇的最后一趟发件。他没有来，你没有办法交换存包处的票据，所以你就根据指令，把你的票寄给他，而你已经有一个地址了，没有白纸黑字地写着，却记在脑子里了，忘也忘不掉。‘要是遇到什么紧急关头，要是我来不了，就寄到这个地址’，他是不是这样跟你说的？这个地址不能用，也不能说出来，这个地址要时刻忽略，但又不能忘掉。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给我说！”

她站起来，把头转到一边，走到书桌前，找了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泪珠仍在她的脸颊上滚动。用痛苦难耐的缓慢速度，她写下了那个地址，她的手颤抖着，几乎每写完一个字都要停下来。

他从她那里接过这张纸，仔细地对半折好，放到了钱包里。

她看起来就像一个从大海里获救的小孩。她坐在沙发边沿，用虚弱的手牢牢抓住杯子对着自己。她瘦削的肩膀向前耸着，脚与膝盖并得紧紧的。史迈利看着她，感觉自己打碎了某些不该碰的易碎品。他觉得自己龌龊可憎，盛气凌人，即刻送上一杯茶也无法弥补自己粗鄙行径造成的伤害。

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过了一会儿，她说：“他喜欢你，你知道的。他真的很喜欢你……他说你是一个聪明的家伙。这挺让我吃惊的，萨缪尔也会称赞其他人聪明。”她缓缓地摇了摇头。或许正是这个反应让她笑了：“他以前经常说，世界上有两股势力，积极的跟消极的。‘那我应该怎么做？’他会这样问我。‘就因为他们给了我面包，就能容忍他们毁掉他们的收成吗？创造，进步，力量，人类的全部未来就在他们门边；难道我应该把它们拦在外头吗？’然后我就跟他说：‘但是，塞缪尔，没有这些东西的话，说不定人们会开开心心的。’但你知道，他不是这样看待人的。

“可是我没办法阻止他。你知道芬南最古怪的是什么吗？就为了那些思想跟言论，他老早之前就已经对自己要做的事情下定决心了。除此之外他就只有诗歌。他并不善于做好协调，我以前就是这么跟他讲的……”

“……但你还是帮了他。”史迈利说道。

“是，我帮了他。他需要帮助，所以我就帮了他。他就是我的生命。”

“我明白。”

“那是一个错误。他就是一个小男孩。他就跟小孩一样爱忘事儿，而且很自负。铁下心要做，那他就会急着去做。他想的跟你不一样，跟我也不一样。他根本就不会那样去想。那是他的工作，仅此而已。

“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有天晚上他把一份电报草稿带回家给我看。他说：‘我觉得戴尔特应该看看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我一开始还不能相信——我意思是，他竟然是个间谍。就因为他是，对吧？然后慢慢地，我也弄懂了。他们开始要求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从弗雷提格那里带回来的乐谱袋里开始有命令了，有时候还有钱。我跟他说：‘你看看他们给你送了些什么——这些是你想要的吗？’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那些钱。后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把钱散了出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年冬天，当我跟戴尔特说起的时候，他非常生气。”

“哪一年的冬天？”史迈利问道。

“跟戴尔特认识的第二年冬天——1956年在米兰。我们第一次见他是在1955年1月。那就是事情开始的时间。有件事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说说？匈牙利在塞缪尔看来，没有什么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知道那时候戴尔特怕他，这是弗雷提格说的。那年11月芬南让我带些东西到韦布里奇时，我几乎都要疯掉了。我冲他吼：‘你没看出来这是一样的吗？一样的枪，一样死在大街上的小孩？只有梦想变了，那些血还是一样的颜色。那就是你想要的吗？’我问他：‘你也会为德国人做这些勾当？要是过那些鬼日子的是我，你会让他们这样对我吗？’但他只是说：‘不会的，艾尔萨，这不同。’然后我就继续拿那些乐谱袋去剧院。你能理解吗？”

“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想也许我能够理解吧。”

“他就是我拥有的一切。他就是我的命。我想保护我自己。然后慢慢地，我也成了当中的一分子，后来，想停止也已经为时太晚了……之后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她低声说道：“有些时候我心情还是挺好的，就是当这个世界似乎在为塞缪尔做的事情鼓掌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新德国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前那些家伙又回来了，就像小时候那样让我们害怕。那些可怕的膨胀的骄傲回来了，你甚至能从报纸上的照片里看到，他们随着古老的节奏向前进军。芬南也感受到了，但谢天谢地他还没有看到我看到的那些。

“当时我们在德累斯顿外面的集中营，以前我们就待在那里。我爸瘫痪了。他最挂念的就是香烟，而我就用集中营垃圾堆里头能找到的东西给他卷烟——也就是装个样子。有一天，一个守卫看到他抽烟就笑了。其他人过来后，也笑了。我爸用失去知觉的手夹着烟，烟正在烧他的指头。他不知道。

“没错，当他们把枪、钱还有制服又给了德国人，有那么些时候——也就是短短的一段时间——我对塞缪尔做的事情还是挺满意的。我们是犹太人，你知道的，所以……”

“是，我知道，我理解。”史迈利应道。“我也见识过，见识过一点点。”

“戴尔特说你见过。”

“戴尔特这样说的？”

“是。对弗雷提格。他跟弗雷提格说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在战争之前你还蒙骗过戴尔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真相，这是弗雷提格说的。他说你是他见过的最厉害的人。”

“弗雷提格什么时候跟你说这些的？”

她看了他好久。他从来没有见过哪张脸上会有如此绝望的悲痛。他想起之前她跟他说过的一句话：“从我那些不幸中生出的孩子已经死了。”现在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而后来她开始说话的时候，他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这层意味：

“为什么问，这不明摆着的吗？就是他杀死塞缪尔的那天晚上啊。

“那真是天大的一个笑话，史迈利先生。就在塞缪尔能给他们做那么多事的时候——不是东一枪西一炮的，而是一直都有情报——有那么多的乐谱袋——就在这么一个时候，他们自身的恐惧把他们给毁掉了，使他们变成了畜生，使他们摧毁了亲手打造出来的东西。

“塞缪尔经常说：‘他们会赢的，因为他们知道，其他人会灭亡，而他们不会；为梦想而奋斗的人会一直干下去’——这就是他说的。但我知道他们的梦想是什么，我知道那会把我们都给毁掉。还有什么没被毁掉的？连老天爷的梦想都给毁掉了。”

“当时看到我跟芬南在公园的就是戴尔特了？”

“是。”

“然后他以为——”

“没错。以为塞缪尔已经背叛他了。于是叫弗雷提格把塞缪尔给杀了。”

“那匿名信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是谁写的。那个人是认识塞缪尔的，我猜，那个人是监视他并且熟悉他的，就在办公室里。或者是从牛津来的，是党内人士。我不知道。塞缪尔也不知道。”

“但自杀遗书是——”

她看着他，脸上叠起皱纹。她几乎又要哭起来了。她垂下头说：“是我写的。弗雷提格把纸带过来，然后我写。签名之前就在上面。塞缪尔的签名。”

史迈利朝她走去，在沙发上挨着她坐下，然后拉住她的手。她突然恼怒地转过脸，冲他大吼大骂起来：“把你的手拿开！你以为就因为我不属于他们，我就是你这边的人了？走开！去把弗雷提格和戴尔特杀了，让这个游戏继续下去，史迈利先生。但不要以为我就站在你这边了，听见没有？因为我这个犹太人还活着，就在这片死亡之地上，就在你那些玩具兵的战场上。你可以踢我，可以践踏我，但不要，不要碰我，不要跟我说你很抱歉，你听到了吧？现在出去！去杀了他们。”

她坐在那里，似乎是因为身体发冷而颤抖着。他走到门边时，回头望了望。她的眼睛里没有一滴泪水。

曼德尔还在车上等着他。

13　塞缪尔·芬南的不称职

他们在午饭时间到达米特查姆。彼得·吉勒姆正耐心地在车子里等候他们。

“孩子们，有什么消息啊？”

史迈利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他。“这是一个应急号码——报春花9747。你最好还是去查一下，但我对这个也不抱什么希望。”

彼得消失在门厅那边，开始打电话。曼德尔在厨房里埋头苦干，十分钟之后他出来了，托盘上放着啤酒、面包和奶酪。吉勒姆回来坐下，什么也没有说。他看上去忧心忡忡。“哎，”终于他开口了，“她说了些什么呀，乔治？”

当史迈利讲完上午的拜访时，曼德尔已经把餐具都收拾好了。

“我明白了，”吉勒姆说，“这情况很让人担心啊。是这样的，乔治，我今天得把这些写到报告上，而且我得立马去见麦斯顿。抓死间谍真是个没劲的游戏——还会引发很多让人不高兴的事儿。”

“他在外交部能接触到什么？”史迈利问。

“最近还是能接触挺多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应该审一下他，像你知道的那样。”

“主要是哪一类的？”

“我还不清楚。几个月之前，他还在负责亚洲那边的事情，但他到新岗位之后就不同了。”

“管美国那边的，我貌似还记得一点。”史迈利说道。“彼得？”

“说。”

“彼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这么着急要把芬南杀掉？我意思是，假设他之前确实背叛过他们，如他们所想，那为什么要杀了他呢？这样他们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啊。”

“捞不到；是的，我觉得他们捞不到。这确实要好好琢磨下才行，来想想——或者说，是不是有这可能？假设麦克林或法克斯背叛过他们，我想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假如他们有理由担心连锁反应——不止在这里，还有美国——全世界范围内的连锁反应呢？难道他们不会杀了他去阻止这发生吗？好多东西我们压根儿就搞不清楚。”

“就像是八点半的那通电话？”史迈利问。

“对。你就留在这儿，等我电话，可以吧？麦斯顿一定想见你的。等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他们就会高兴地跑到走道上去的。我到时应该摆出一个特别微笑，专门在讲惨痛消息时用的那种。”

曼德尔送他出去，然后回到会客厅。“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跷起腿休息，”他说，“你看起来真是糟糕透顶，真的。”

不知道蒙特在不在这里，史迈利想，这时他正穿着背心躺在床上，双手垫在后脑勺下面。要是他不在，我们就完了。要是这样，决定如何处置艾尔萨·芬南的人就是麦斯顿了，而就我看来，他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

要是蒙特在这里，那么有三种可能：A.因为戴尔特要求他留在这里，观察形势是否明朗；B.因为他臭名昭著，不敢回去；C.因为他还有任务在身。

A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冒不必要的风险并非戴尔特的一贯做法。不管怎样，这都是个不太可能发生的设想。

B未必会发生，因为蒙特可能害怕戴尔特，这样就可以假定他也害怕在这里落得个谋杀指控。他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到另一个国家去。

C是最可能的。要是我身在戴尔特的处境，我就会非常担心艾尔萨·芬南。姓皮基恩的女孩倒不重要——没有艾尔萨外泄信息，她就构不成严重危害。她不是什么同谋，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定原因会令她特别记住艾尔萨在剧院的朋友。不，艾尔萨才是真正的威胁。

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可能，对此史迈利没多大把握：戴尔特通过蒙特来控制这边的情报员。从整体上看，他有忽视这个想法的打算，但毫无疑问彼得也会想到这点的。

不对……还是说不通——这还没把事情理顺。他决定从头开始。

我们知道什么？他一坐起来找铅笔和纸，头就开始作痛。他执着地下床，从夹克衫的内袋里取出一支铅笔。他的手提箱里还有书写纸。他返回床上，把枕头调整到让自己满意的样子，从桌上的瓶子里拿了四片阿司匹林，整个人倚靠在枕头上，短短的腿就在面前伸展开去。他开始写了。他首先颇有学者风范地把标题工整地写下来，并在下面划了条线。

“我们知道什么？”

然后他开始尽可能客观冷静地一步步描述这件事情发展至今的来龙去脉。

“1月2日，星期一，戴尔特·弗雷看见我跟他的情报员在公园说话，然后推断出……”是的，戴尔特推断出什么呢？推断出芬南已经供认，或者正要供认？推断出芬南是我的情报员？“……然后推断出芬南有危险性，原委尚且不明。第二天晚上，当月第一个星期二，艾尔萨·芬南按照约定的路数，用乐谱袋带着丈夫的报告去韦布里奇剧院，然后把乐谱袋放在存包处，通过票据来提取。蒙特理应把他自己的乐谱袋带过去，做同样的事情。届时艾尔萨跟蒙特会在演出期间交换票据。但蒙特没有出现。于是她依照应急程序，把票据寄到预先安排好的地址，所以她早早地离开剧院，去赶韦布里奇的最后一趟发件。之后她开车回家，被蒙特碰见，那时候蒙特已经杀了芬南，这很可能是遵照了戴尔特的命令。蒙特在门厅一见到他便进行了近距离射杀。据我对戴尔特的了解，我怀疑他很早之前就已经做好了预防措施，在伦敦备好几张签过名字的白纸，不论是伪造的还是真实的，反正是萨姆·芬南的签名，以防日后有必要要挟或者敲诈芬南。假定推测正确，蒙特带去了一张纸，是为了用芬南自己的打字机，就着签名来打一封自杀遗书。艾尔萨回来后肯定见到了骇人的一幕，蒙特意识到戴尔特误解了芬南与史迈利的相见，但还是要通过艾尔萨来保护她已故丈夫的名声——不去提及她自己是个同谋。这样蒙特就安全了。蒙特让艾尔萨来打那封遗书，可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英文水平不够自信。（注：但第一封告密信是哪个混蛋打的？）

“蒙特当时大概索要过自己未能取到的乐谱袋，而艾尔萨告诉他，她已经按照预定指令，把存包处的票据寄到了汉普斯特德，乐谱袋仍然留在剧院。蒙特反应激烈：他迫使她给剧院打电话，好让他能在当晚返回伦敦的路上取回乐谱袋。这样说来，要么是接收票据的地址已经弃用，要么是蒙特在这种情况下务必要在次日清晨赶回去，没有时间，因而没法拿到票据或乐谱袋，这都不好说了。

“1月4日，星期三，史迈利一大早便前往威利斯顿，在第一次谈话期间接了传呼中心八点半打过来的电话，那是芬南前一天晚上七点五十五分预约的（出于合理的怀疑）。为什么呢？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史迈利再次去找艾尔萨·芬南，问她八点半那个电话的事宜——她知道（她自己就是这样说的）那会‘困扰史迈利’（蒙特描绘我的能力时的奉承已经奏效了）。跟史迈利扯完记忆不好这档子事之后，她恐慌地给蒙特拨了电话。

“估计蒙特事先收到过戴尔特给他的照片或者说明，他决定清除史迈利。（得到了戴尔特的批准？）那天几乎就要成功了。（注：蒙特直到4号晚上才把车子还到斯卡尔的汽车修理厂。这并不能证明蒙特当天没打算早点坐飞机离开。要是他一开始便决定赶早班机，那他可能就会在更早的时间把车子停到斯卡尔那里，然后坐公交去机场。）

“蒙特看来不太可能会在接过艾尔萨的电话之后变更计划。没有确凿证据说他改变计划就是因为她的电话。”

蒙特会不会真被艾尔萨吓到了？吓到留下来，吓到把亚当·斯卡尔给杀了，他想弄个明白。

门厅里的电话响了……

“乔治，我是彼得。地址跟那个电话号码都没有什么料。拐入死胡同了。”

“你什么意思？”

“电话号码和地址指向的是同一个地方——海格特村一个有家具的公寓。”

“然后呢？”

“租房的是欧洲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在1月5日付了两个月的房租，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可恶。”

“房东对蒙特记忆很深。他是那飞行员的朋友。作为德国人，他算是一位和善有礼的绅士，非常大方。他经常就睡在沙发上。”

“噢，天呐。”

“我仔细检查了那间房。角落里有张书桌。所有的抽屉都清空了，除了那个放着存包处票据的。我琢磨着这是从哪儿来的……好吧，要是你想笑的话，顺道去拜访圆场吧。整座奥林匹斯山的家伙都在精力充沛地闹哄着呢。对了，顺便提一句——”

“什么事？”

“我到戴尔特的公寓四处搜查过了。白折腾。他1月4日就走了。都没有跟送牛奶的人说。”

“他的信件呢？”

“除了账单，其他一概没有。我也去看了下蒙特同志的小窝，有几间房是给钢铁代表团用的。家具跟其他东西一并不见了。很遗憾。”

“我明白了。”

“我跟你说件古怪的事儿，乔治。你记得吗，我之前想过，说不定能拿到芬南的个人物品——钱包、笔记本之类的？从警方那边。”

“记得。”

“嗯，我拿到了。他的日记上有戴尔特的全名，就在地址栏那边，对应的还有代表团的电话号码。真够冒失的。”

“何止啊，那简直就是精神失常。天啊。”

“1月4日的条目写的是‘史迈利C.A.八点半电话’。而3日那个条目正好印证了，上面写着‘预约周三早上打电话’。这就是你念兹在兹的那个神秘电话了。”

“还是没解释通。”随后他们停顿了会儿。

“乔治，我让菲利克斯·塔芬纳到外交部去打听消息。从某个角度看，这比我们担心的情况还要糟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似乎又要好些。”

“怎么说？”

“塔芬纳找到了最近两年的登记表。他可以查出哪些文件是从芬南那里调出的。哪个文件明确调到哪里，他们都还留着申请表。”

“我听着呢。”

“菲利克斯发现有三四个文件经常会在星期五下午以芬南的名义登记取出，然后在星期一上午登记入档；由此推断，他在周末把东西带回家。”

“噢，老天呐！”

“但奇怪的是，乔治，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事实上自从他换岗位后，他经常会把一些无需保密的东西带回家，那可都是没人感兴趣的。”

“但也正好是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他才开始主管秘密文件，”史迈利说，“只要他想，什么东西都可以带回去。”

“我知道，但他没有这么做。其实，基本上你可以说那是故意的。他带回家的都是些等级很低的东西，几乎跟他的日常工作毫不相干。他的同事现在想起来还是没办法理解——他甚至会带走一些在他管辖范围以外的文件。”

“而且是无需保密的。”

“对——看不出有什么情报价值。”

“那再早些呢，在他换岗位之前？那时候他带哪一类东西回家？”

“就是你能想得到的那些——他白天所用到的文档，政策什么的。”

“是机密的吗？”

“有些是，有些不是。该是怎样的就是怎样。”

“但没有什么是意料之外的——不怎么机密但又不在他管辖范围内的东西。”

“没。没有。坦白说，他有很多机会，却没有去用。我猜他是在瞎搞。”

“他既然连幕后主子的名字都给写出来了，那这样也不奇怪了。”

“关于下面这个，你怎么想都行：他在外交部里请了4号的假——就在他死之后的第二天。很显然这件事挺不寻常的——他们说他是个工作狂。”

“对这些事麦斯顿怎么处理？”史迈利停了会儿再问道。

“当时他在查看这些文件，然后匆匆忙忙地跑来找我，每两分钟就问一个烦人的问题。我觉得他面对这些铁一样的事实时，感到孤独了。”

“哦，他会熬过去的，彼得，不用担心。”

“他已经在说，芬南的整个案子就要看那个神经过敏的女人的证据了。”

“谢谢你给我打电话，彼得。”

“再见了，小子。行事低调点。”

史迈利放好听筒，寻思着曼德尔在哪里。门厅的桌子上放了张晚报，他淡然瞄了一眼大标题“私刑——全球犹太人的抗议”，下面则描述了杜塞尔多夫54一名犹太店主所受的私刑。他打开会客厅的门——曼德尔不在。他透过窗子看到曼德尔正戴着园丁帽，在前面花园里粗野地用鹤嘴锄砍着树桩。史迈利观望了片刻，然后又要上楼休息了。正当他爬到楼梯最上层的时候，电话又响了。

“乔治——不好意思又打扰你了。有蒙特的消息了。”

“怎么了？”

“他昨晚坐BEA55的飞机飞往柏林了。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但空姐轻而易举就验出来了。看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了。运气不好啊，伙计。”

史迈利用手压住听筒架好一会儿，然后拨了威利斯顿2944这个号码。他听着电话那一头的拨号音。突然，拨号音停止了，艾尔萨·芬南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好……你好……你好？”

他缓缓地把听筒放下。她还活着。

究竟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蒙特会现在回去，就在杀了芬南过后的第五个星期，在杀了斯卡尔过后的第三个星期；为什么他灭掉了较小的威胁——斯卡尔——却让艾尔萨·芬南安然无恙？她可是神经兮兮而且怀恨在心的，随时可能罔顾自己的安危而把所有事情都给抖出来。要是那个可怕的夜晚没有降临到她身上，又会有怎样的后果？戴尔特怎么能够信得过一个几乎不受他控制的女人呢？她丈夫的好名声很可能再也无法保住，她会不会在谁也不清楚的复仇或悔改心态下脱口说出全部真相呢？很显然，在谋杀芬南与谋杀他妻子之间该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但什么事件、什么信息、什么危险会让蒙特决定在昨晚折返呢？事到如今，一个掩藏芬南通敌谋反、残酷无情且煞费苦心的计划明显已经被搁置一旁，无法完成。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让蒙特收到风声？或者说他的离开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史迈利并不相信这种可能。要是蒙特在两起谋杀以及对史迈利的袭击之后还留在英国，那他肯定不是自愿的，他只会等待时机让自己得以脱身。若非必要，他肯定一秒钟也不会多待。此外，斯卡尔死后他又做了些什么？躲在某个偏僻的小房间里，同阳光和消息隔绝。那他这会儿飞回去怎么会如此匆忙？

而芬南——什么样的情报员明明对重要资讯触手可及，却净是给上头搜集些无关痛痒的情报？也许是改变心意了？或者是意志动摇了？为什么他不跟自己的妻子说呢？他这些罪行已经成了她长久以来的梦魇，她肯定会为他的态度转变而高兴的。现在看来，似乎芬南并没有表现出对秘密文件的偏好——他几乎就是把最近在忙的文件带回家而已。但意志的动摇肯定能解释马洛聚餐的奇怪邀约，以及戴尔特确信芬南有二心。那又是谁写了那封匿名信呢？

什么都没道理可言，什么都是。芬南他自己——聪明绝顶，谈吐流畅，魅力无边——能够如此自然而巧妙地行骗。史迈利真是挺欣赏他的。为什么那时候这个老练的骗子会犯下如此难以置信的大错，把戴尔特的名字写进日记里——而且对情报的选择没有流露出多少判断力或是兴趣呢？

史迈利上了楼，收拾好曼德尔帮他从傍水街取过来的一些行李。一切都结束了。

14　德累斯顿群塑

他站在门口台阶上，放下手提箱，摸索着钥匙。把门打开时，他回想起蒙特是如何站在那里盯着自己的，那两只颜色极淡的蓝眼睛审慎而笃定。想到蒙特是戴尔特的学生，就感觉古怪。蒙特延续着训练有素的佣兵那种稳定性——有效率，有目标，有局限。他的技法没有什么是原创的：无论在哪方面他都对导师亦步亦趋。这就好比说，戴尔特极具才情与富于想像的招数已被压缩成一本手册，蒙特用心去学习，能添加的只有他自己那些暴行的成色。

史迈利谨慎地不留转寄地址，于是门垫上摞了一堆信件。他把它们拾起来，放到门厅的桌子上，把房里的门全都打开，然后他眯着眼睛在镜子里打量自己，看到自己脸上挂着一副疑惑、迷失的神情。房子对他而言变陌生了，又冷又臭。他慢慢地从一个房间挪到另一个房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变得何等虚空。

他寻找火柴去点煤气取暖炉，但一根也找不到。他坐在会客厅的扶手椅上，眼光流连于书架以及自己在旅途中收集回来的零星物件上。从安恩离开他的时候开始，他努力地将她所有的痕迹清除掉。他甚至把她的书给扔了。但渐渐地，他允许自己为一些连接二人生活的遗留象征寻找托词，比如密友所送的结婚礼物意义非凡，不好拿掉。其中有一样是彼得·吉勒姆送的华多56式素描，还有一样是斯蒂德-阿斯普雷送的德累斯顿群塑。

他从椅子上起身，往角落那个放着群塑的小橱走去。他喜欢欣赏这些塑像的美感，一个小小的洛可可式妓女穿着牧羊女的衣服，手伸向那个可爱的情人，小脸却把目光投射在另一人身上。他在这尊精巧完美的工艺品前感觉相形见绌，就如同当年他第一次震惊众人地抱得美人归时站在安恩面前的触动一样。不知怎地，这些小塑像能够使他得到宽慰：指望安恩忠贞不二就跟把这小牧羊女保存在玻璃盒子里一样枉费心机。斯蒂德-阿斯普雷战前在德累斯顿买了这组塑像，那可是他收藏品中的珍品，但他却拱手割爱。也许他猜测终有一天，史迈利或许能用得上它们传递出来的简单哲学。

德累斯顿，在德国众多城市当中，史迈利最爱它。他钟爱那里的建筑，那些古怪杂乱的中世纪古典楼房，有时候能让人联想到牛津，那些穹顶楼、堡垒、尖塔，那些在烈日下闪耀的铜绿色屋顶。德累斯顿意为“森林居民的城镇”，正是在那儿，波西米亚的瓦茨拉夫国王把礼物和优待赠予游吟诗人。史迈利记得最后一次在那里的场景，他是去拜访一位大学时的故人，他在英国认识的一名语言学教授。正是在这趟拜访中，他见到戴尔特·弗雷在监狱院子里艰难行走。他看到戴尔特依然身形高大，表情愤怒，剃干净的头使他变得面目狰狞，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他这号大人物，这小监狱显得促狭了。他记得德累斯顿是艾尔萨的出生地。他记得在部门里浏览过她的详细介绍：艾尔萨娘家姓57弗雷曼，她1917年生于德国德累斯顿，父母为德国人；在德累斯顿受过教育；1938至1945年入狱。他试图把她置放到她家乡的背景中，这个显贵的犹太家庭曾有一段时间生活在屈辱与迫害当中。“我梦想有一头金发，他们就把我的头发给剃了。”他以惊人的准确度理解了为什么她会染发。她本可能有机会跟这个牧羊女一样，胸部丰满，姿色秀美。但这副身躯业已被饥饿摧残，因此脆弱而丑陋，如同小鸟尸骸一般。

他能够想像她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现谋杀自己丈夫的凶手就站在尸体边上的场景；听见她呼吸困难，哭着解释为什么芬南会跟史迈利出现在公园里。而蒙特无动于衷，只是辩解、劝说、威逼，到头来再一次违背她的意愿，让她合谋参与到这起极其吓人而又毫无必要的犯罪中去，把她拖到电话旁，迫使她给剧院打电话，然后离开，最后让她独自一人受尽折磨、心力交瘁地应付随之而来的调查，甚至还要她在签有芬南名字的纸上打出伪造的自杀遗书。这惨无人道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又给自己补充了一条，对蒙特而言，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冒险。

她头脑冷静，当然，在之前她就已经证明自己作为同谋是相当可靠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间谍技术方面，她比芬南还要技高一筹。而且，上天才晓得作为一个女人，经历过这样的一夜之后，她怎样才能在他们第一次碰面时表现得如此令人慨叹。

当他站在那里端详小牧羊女不停地平衡着她那两名仰慕者时，他冷静地意识到对于塞缪尔·芬南这个案件，还有另一个颇为与众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吻合事情的每一个细节，可以理顺芬南性格表面令人难以参透的矛盾性。这番领悟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性实践而展开，与人的个性无关；史迈利像拼图一样调动角色，踌躇不决地编派他们，以便契合已有事实的复杂框架——其后，就在那么一瞬间，图案忽地重新组合出来，让人确信这不再是一场游戏。

史迈利心跳加速，越来越感到震惊，他不断向自己复述整个故事，根据自己的探索发现，重现着情景与事件。现在他弄明白了为什么蒙特那天要离开英国，为什么芬南只选取那么点儿有价值的情报给戴尔特，为什么会要求八点半打电话过来，还有为什么他妻子能够躲过蒙特早有预谋的暴行。到最后，他知道是谁写了那封匿名信。他看清楚自己是怎么被情感愚弄，怎么被思想的力量牵着而误入歧途。

他走到电话那边，拨了曼德尔的号码。一跟他说完，他就立马给彼得·吉勒姆打过去。随后他戴上帽子，穿好外套，转过街角走到斯隆广场。在彼得·琼斯商店附近的一个小报刊店，他买了一张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明信片。他去了地铁站，一路向北，在海格特出站。他在邮政总局买了一枚邮票，用西文大写字母生硬地写好艾尔萨·芬南的地址。在内容栏他用尖利的普通字体写下：“真希望你在这儿。”他把明信片寄出去，记下时间，然后返回斯隆广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是他能做的了。

那天晚上，他睡得非常沉实。第二天是星期六，他起了个大早，到街角买了羊角面包和咖啡豆。他煮了很多咖啡，然后坐在厨房里，一边阅读《泰晤士报》，一边吃早餐。他感觉出奇平静，当电话铃终于响起的时候，他仔细地叠好报纸，然后才上楼接听。

“乔治，我是彼得”——声音很急迫，几乎是洋洋得意的，“乔治，她上钩了，我发誓她上钩了。”

“发生什么事儿了？”

“明信片八点三十五分准时到。九点半她就迅速下来，穿好靴子，匆匆出发。她直接去了火车站，赶上九点五十二分的车去维多利亚。我让曼德尔先上火车，我随后开车赶过去，但最后我没赶上这趟火车。”

“你到时怎么再跟曼德尔取得联系？”

“我把格罗夫纳酒店的号码给他了，我现在就住那儿。他一有机会就会给我电话的，到时我就到他那儿去会合。”

“彼得，这事儿你得悠着点啊。”

“悠得跟风一样，小子。我觉得她正在失去理智，就跟格雷伊猎犬一样跑着。”

史迈利挂断电话。他拿起《泰晤士报》，开始研究剧院专栏。他肯定是对的……他肯定是。

在此之后，上午的时间过得如此缓慢，让人抓狂。有时候他就站在窗边，双手插在裤兜里，看着肯辛顿的长腿姑娘和身穿淡蓝套衫的俊秀青年去购物，或者看人们在屋前艰辛但欢快地洗车，接着慢慢走开去谈论汽车店，再过一段时间，大家便自觉地出发，去喝周末的第一品脱酒。

最后，经过漫长的等候，大门的门铃终于响了，曼德尔和吉勒姆进了屋，开心地咧着嘴笑，尽管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

“鱼钩，钓线，还有铅锤，”吉勒姆说，“还是让曼德尔跟你说吧——大部分苦活都是他做的。我只是上去补一刀而已。”

曼德尔严密、精确地详细叙述了他的经历，同时一直盯着身前几呎处的地面看着，他那精瘦的头轻微地侧向一边。

“她赶上九点五十二分的车去维多利亚。我在火车上一直把她看得死死的，当她通过出口时追上了她。然后她打车去了哈默史密斯。”

“打车？”史迈利插了一句。“她脑子肯定进水了。”

“她慌了。总之，作为一个女人，她走得已经够快了，但她几乎还是跑着下了月台。出到公路上，往谢里登剧院走。想要推门找售票处，但他们已经关门了。她犹豫了下，往回走到离这条路仅有一百码的咖啡馆。要了咖啡，第一时间付了钱。四十分钟过后，她又回到谢里登。售票处开了，我躲在她身后排队。她买了两张下周四的正厅后排票，T排27和28号。出了剧院，她把一张票放进信封，封好口，然后寄了出去。我看不到地址，但信封上贴的是6便士的邮票。”

史迈利坐得非常镇定。“我想知道，”他说，“我想知道他会不会来。”

“我在谢里登追上曼德尔，”吉勒姆说，“他看到她进咖啡馆就给我打了电话。然后他就一路跟着她。”

“当时我想去喝杯咖啡，”曼德尔接着说，“吉勒姆先生也去了。我让他留在那里，然后我去排队买票，过了会儿他才从咖啡馆闪出来。这事情做得很妥当，不用担心。她慌了神，我肯定。但没有起疑心。”

“那之后她做了些什么？”史迈利问。

“直接回维多利亚了。我们就由她了。”

有一小会儿大家都没有说话，后来是曼德尔打破僵局的：

“现在我们要怎么做？”

史迈利眨着眼睛，热切地凝视着曼德尔灰暗的脸。

“订下周四谢里登演出的票。”

他们离开后，他又是孤身一人了。他仍未开始处理不在家时积攒起来的大批信件。布莱克威尔商店的传单和商品目录，肥皂商的账单及常规募捐，冷冻青豆优惠券，橄榄球比赛下注单，还有一些仍旧躺在门厅桌子上未被拆封的私人信函。他把它们带进会客厅，在扶手椅上坐好，然后优先拆阅私人信件。有一封是麦斯顿寄过来的，他带着一种近乎窘迫的心态阅读着。

我亲爱的乔治：

从吉勒姆口中得知你的遭遇，我感到非常难过，希望此时此刻你已经完全康复了。

你应该记得在不幸发生之前，你在一时冲动之下给我写了一封辞职信，而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是肯定不会当真的。有时候事情一并压过来，我们看问题的准确度就会下降。但像我们这些资历丰富的老手，乔治，是不会轻易把旧交抛弃的。等你彻底康复后，我希望你能够立刻重新归队，而同时，我们会继续把你视为部门当中的老资格忠诚员工。

史迈利把它放到一边，继而查看下一封。有那么一会儿，他没有认出笔迹；有那么一会儿，他用一种冷淡的眼光扫过瑞士邮票与奢华的酒店信纸。突然，他感到一阵轻微的不适，他的视线模糊了，手指没有足够的力气去拆开信封。她想干什么？要钱的话，他拥有的她全都可以拿走。钱是他的，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是耗费在安恩身上能让他高兴，他会那样做的。他已经没有别的东西能给她了——能给的她早已拿走。拿走他的勇气、他的爱情、他的怜悯，快活地用她那小珠宝盒装走；当时间过得缓慢，令人感觉无聊的时候，便间或沐浴着古巴的阳光，抚弄着它们，以度过剩余的午后时光；当在新欢眼前时，或许会炫耀它们；甚至当其他人前前后后给她捎来类似的玩意儿时，会拿来作一番比较。

我亲爱的乔治：

我想给你一个提议，尽管任何绅士似乎都不太可能接受。我想回到你身边。

一直到月底，我都会在苏黎世的巴尔拉克酒店。让我知道你的决定。

安恩

史迈利拿起信封，查看背面：“胡安·艾维达夫人58”。不，没有任何一个绅士会接受这种请求。在安恩跟着她那甜蜜的拉丁情人和他那甜橙般的笑靥离开的那个白天，没有任何梦想还能残存。史迈利曾在一则新闻片段里看到艾维达在蒙特卡洛赢了场比赛。他记得自己最反感的就是艾维达胳膊上的毛。戴着护目镜，沾着机车油，顶着那个滑稽可笑的桂冠，他看起来活生生就是一只从树上摔下来的类人猿。他身上那件白色的短袖网球衫经过比赛之后竟然还能保持一尘不染，与那两只黑乎乎的猿臂形成强烈反差。

这就是安恩。让我知道。补救你的生命，看它是否能够再度复原，然后让我知道。我厌倦了我的情人，我的情人也厌倦了我，让我再次侵扰你的世界，我的已经了无生趣了。我想回到你身边……我想，我想……

史迈利站了起来，那封信还捏在手上，他又站到那群瓷制塑像面前。他停驻了数分钟，一个劲儿地盯着牧羊女。她真是漂亮。

15　最后一幕

三幕剧《爱德华二世》正在谢里登剧院上演，座无虚席。吉勒姆和曼德尔挨着坐在楼座的最后一排，整个观众席面对舞台形成一个宽广的U型。楼座左边尽头提供了一个瞭望正厅后排的视野，而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与吉勒姆仅一座之隔的是一群年轻学生，估计会叽叽喳喳吵个不停。

他们若有所思地盯着下面不断骚动的人头与挥动着的节目单，偶尔被迟来者就位而引发的临时混乱侵扰心神。这个场景让吉勒姆想起一种东方舞蹈，手脚的细微动作都能赋予静止的身体勃勃生机。偶尔他会瞥一眼正厅后排，但那里仍然没有艾尔萨·芬南和她的客人的行迹。

当事先录好的前奏终止时，他急促地扫了一眼正厅后排两个空位，而当他看到艾尔萨·芬南单薄的身影时，心跳立马加速了。她坐得直直的，一动不动，定定地盯着观众席，就像小孩学习文明礼仪一样。她右侧靠近座间过道的位置仍是空着的。

外面的大街上，出租车疾速聚集在剧院入口，不管是否已事先谈妥价钱，乘客们都还是会匆匆忙忙地多给司机小费，再花上五分钟寻找他们的戏票。史迈利的出租车载着他经过剧院，然后把他放在克拉伦登酒店，他径直往底层走，来到餐厅和酒吧。

“我在等电话，随时会打过来。”他说。“我叫萨维奇。电话来了跟我说声，好吧？”

酒保转向他身后的电话，跟接待员交代情况。

“请来一小杯威士忌加苏打，要不要给你也来一份？”

“谢谢了，先生，我从来不喝酒。”

幕布在灯光朦胧的舞台上升起，吉勒姆窥视着观众席后排，目光试图穿透突如其来的黑暗，但一开始时未能如愿。渐渐地他的眼睛适应了紧急照明灯发出的微弱光亮，直至他能在暗光中识别出艾尔萨；她身边的座位仍旧是空着的。

正厅后排与后面的席间过道之间只有低矮的隔离板，在此之后便是几扇门，通向大厅、酒吧和存包处。在短暂的一瞬间，其中一扇门打开了，一道光射了进来，仿佛有意地斜打在艾尔萨·芬南身上，这条细线照亮了她的半边脸，衬得她脸颊的凹陷处极为黑暗。她稍微歪了歪头，似乎在听身后的声音，身子在座位上站起了一半，然后又重新坐下，伪装着，重新摆出之前的姿势。

吉勒姆感觉到曼德尔的手在碰他的手臂，于是他转过身，看到那消瘦的脸正往前送，极力越过他望向另一边。追随着曼德尔的目光，他朝下看到了剧院的通风井，一个高个子正慢慢朝正厅后排走去；他令人过目难忘，身材笔挺，相貌英俊，一缕黑发垂落在额头上。曼德尔正入迷地观望着他，这优雅的大个子一拐一拐地走上席间过道。他身上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引人注目而又令人不安的东西。透过眼镜，吉勒姆观看着他迟缓而从容地前进，赞赏着他蹒跚前行时的优雅分寸。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你会记住的人，一个能与你的经历产生共鸣的人，一个有着广为人知的天赋的人。对吉勒姆来说，他就是我们所有传奇梦境的现实存在，他与康拉德59一并站在桅杆下，与拜伦一同寻觅逝去的希腊，与歌德一起拜访古典的与中世纪的地狱阴魂。

他走路时会先迈出好腿，这动作中含有一种抗争与控制力，让人无法忽视。吉勒姆注意到观众席上的人们是如何扭过头来，让目光顺从地追随着他。

从曼德尔身边挤过去，吉勒姆快步穿过紧急出口，来到后面的走廊。他下了台阶，最后来到大厅。售票处已经关门了，但那女孩仍在无望地钻研着一页艰涩的统计数据，上面满是修改涂擦的痕迹。

“打扰了，”吉勒姆说，“但我得用一下你的电话——紧急情况，行吗？”

“嘘！”她冲他不耐烦地晃着铅笔，头都没抬。她的头发是灰褐色的，皮肤油亮，神态疲惫，那是睡得过晚，又以薯条为主食的缘故。吉勒姆等了片刻，想着需要多久她才能找到办法解决那些密如蛛网的数字，好让它们与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以及她旁边敞开口的现金盒里的钱币数相配。

“听着，”他催促道，“我是个警官——楼上有两个家伙正盯着你的钱。现在你能不能让我先用一下电话？”

“噢，天呐。”她疲倦地说着，第一次抬眼看了看他。她戴着眼镜，长相平庸。她既没有警惕起来，也没有受到触动。“我希望他们把钱都拿走。它们实在让我崩溃。”把账目推到一边后，她把小亭子的侧门打开，让吉勒姆挤进去。

“很不像样吧？”女孩咧开嘴笑了。她的声音挺有教养——吉勒姆想，可能是一名挣外快的伦敦大学生。他给克拉伦登酒店打了个电话，要找萨维奇先生。几乎同时，他便听到了史迈利的声音。

“他在这儿，”吉勒姆说，“一直都在这儿。肯定是多买了一张票，他就坐在正厅前排。曼德尔突然发现他一歪一扭地走在过道上。”

“一歪一扭？”

“没错，那不是蒙特。是另一个人，戴尔特。”

史迈利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吉勒姆说：“乔治——你还在吧？”

“我恐怕没辙了，彼得。我们没有掌握指控弗雷的证据。让大家撤吧，他们今晚是找不到蒙特的了。现在第一幕结束了没有？”

“应该快到幕间休息了。”

“我二十分钟就到。牢牢看好艾尔萨——如果他们要走，让曼德尔去追踪戴尔特。你留守大厅，等到最后一幕演完，以防他们提前离场。”

吉勒姆放好听筒，转向那个女孩。“谢谢。”他边说边往她桌上放了4便士。她连忙将钱币拢在一块儿，使劲地按回他的掌心。

“行行好吧，”她说，“别给我添麻烦了。”

他走到外面的大街上，跟一名正在人行道上闲逛的便衣警察说话，然后飞身赶回，在第一幕落幕时与曼德尔会合。

艾尔萨与戴尔特并排坐着。他俩谈笑风生，戴尔特笑意盎然，艾尔萨容光焕发、与他一拍即合，就像是木偶被她的主人带来了生命。曼德尔入神地望着他们。她被戴尔特说的话逗得发笑，身子前倾，把手搭在他的臂上。他侧着头，跟她咬着耳朵，继而她又笑了起来。正当曼德尔观望的时候，剧院的灯光暗了，嘈杂的讲话声渐渐平息，观众们迅速地为第二幕调整好状态。

史迈利离开克拉伦登酒店，缓慢地沿着人行道走向剧院。现在想想，他意识到戴尔特的到来是合乎逻辑的，要是把蒙特派过来才是犯傻。他想知道究竟要多久艾尔萨和戴尔特才会发现，把她召唤过来的并非戴尔特，明信片也并非通过心腹信使寄送。他觉得，那一刻还是会挺有意思的。现在他企求的便是能跟艾尔萨·芬南再谈一次。

几分钟过后，他静悄悄地溜到了吉勒姆身旁的空位上。距离上次见戴尔特，已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没有变。他带着江湖骗子的魅力，仍旧一副荒谬的浪漫相；依然是那具令人难忘的身板，这身板已经拖着走过了德国的废墟，毫不妥协，在穷凶极恶中获取满足，如同北方的神灵一样阴郁与敏捷。在俱乐部那晚，史迈利对他们撒了个谎；戴尔特确实是个不均衡的人，他的狡猾，他的自负，他的力量，他的理想——都比他的生命要强大，不因其亲身经历的缓和作用而衰减。他是一个所想所做都达到极致的人，没有耐性，不会让步。

当史迈利坐在漆黑的剧院，越过一拨拨毫无表情的面孔眺望戴尔特时，那晚的记忆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关于共担风险的记忆，关于掌控另一方生命时相互信任的记忆……有那么一瞬间，史迈利怀疑戴尔特已经看到了他，他能感觉戴尔特的目光停驻在自己身上，在昏暗的光线中注视着他。

第二幕快演完一半的时候，史迈利起来了；当幕布降下，他迅疾地来到旁侧的出口，在走廊里谨慎地等着最后一幕响铃。曼德尔很快便在席间休息行将结束时来到他身边，吉勒姆则经过他们，到大厅把风。

“有麻烦了，”曼德尔说，“他们吵起来了。她看起来挺害怕的，不断地说些什么，而他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我觉得，她慌得很，而戴尔特看起来很担心。他开始在剧院四处查看，好像已经陷入困局，正想摸清状况，制定计划。他抬眼扫了一下你刚才坐的位置。”

“他不会让她一个人走掉的，”史迈利说，“他会先等着，然后随大流一起出去。没到剧终他们都不会走。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被包围了，到时他会在人群里突然跟她分开——把她甩掉，指望我们会慌了阵脚。”

“那我们怎么做？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到下面把他们抓了算了？”

“我们还是得等，我也说不上为什么。我们没有证据。没有谋杀和间谍活动的证据，除非麦斯顿决定有所作为。但要记住这点：戴尔特不知道这个。要是艾尔萨紧张兮兮、戴尔特忧心忡忡，他们会有所行动的——这是肯定的。只要他们觉得这游戏结束了，我们就有机会。让他们惊慌好了。只要他们行动了……”

剧院又暗了下来，但在角落里，史迈利的余光瞥到戴尔特倾着身子跟艾尔萨窃窃私语。他的左手抓着她的手臂，从他的姿势看，是在催逼对方应允与保证。

演出还在沉闷无味地继续，士兵的呼喊与癫狂国王的惊叫充斥整个剧院，一直演到他难看地死去这个令人不悦的高潮，此时可以听到楼下的正厅前座响起了一阵叹息声。戴尔特的手臂现在环着艾尔萨的肩膀，就像是对待一个睡着的小孩那样保护着她。他们保持着这种姿势，直至最后谢幕。他们没有鼓掌，戴尔特四处寻找着艾尔萨的手提包，说一些让她安心的话，然后把包放在她腿上。她十分轻微地点点头。一阵鼓点提醒观众跟上国歌的节拍——史迈利本能地站了起来，惊讶地发现曼德尔不见了。戴尔特慢慢起身的时候，史迈利感觉似乎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艾尔萨仍旧坐着，尽管戴尔特温柔地劝说她起来，她却没有作出任何回应。有些地方不对劲，她坐着的姿势有点错位，而且头部侧向肩膀上的方式也不同寻常……

国歌奏到最后一句时，史迈利冲到了门边，跑下走廊和石梯，来到大厅。他迟了一步——他已经撞上了第一批急着上街拦出租车的戏迷。他往人潮中四处扫视，寻找戴尔特的身影，但是徒劳无功——戴尔特已经做了他会做的事情，选择了十二个紧急出口中的一个，直接安全走到街上。他拖动自己笨重的身躯，慢慢地在人群中穿行，径直走向正厅前排的出口。正当置身迎面而来的人群中，曲折艰难地前行时，他瞥见吉勒姆正在人群的边缘绝望地寻找着戴尔特和艾尔萨。他冲他喊着，吉勒姆迅速地回头。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史迈利总算来到前排，可以看到，身边的男人们都站了起来，女士们摸索着外套与手袋的时候，艾尔萨·芬南还一直静静地坐着。接下去他听到了一声尖叫。这声音突兀而短促，表现出强烈的恐惧和恶心。一个小女孩就站在席间过道上看着艾尔萨。她年纪很小，模样俏丽，右手手指捂在唇上，脸色死一般的苍白。她的父亲，一个脸色灰白的高个子男人，就站在她身后。当他看到眼前骇人的一幕，便立马抓着她的肩膀，把她往后拖。

艾尔萨的披肩已经从肩膀上滑了下来，而她的头正耷拉在胸前。

史迈利是对的。“让他们惊慌什么的……只要他们有所行动……”而这就是他们所做的，这具不幸的残损尸体见证了他们的惊慌失措。

“你给警局打个电话吧，彼得。我现在回家去。可以的话，让我置身事外。你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得到我。”他点点头，仿佛是对自己说：“我现在回家去。”

起雾了，毛毛细雨也从天而降了，曼德尔此时正疾速穿过富勒姆路，追踪戴尔特。他前方二十码处有汽车突然打开前灯，光线刺穿了潮湿的雾气；车辆都在路上摸索前行，交通的噪声尖利嘈杂。

他别无选择，只能紧紧跟在戴尔特后方，保持十几步的距离。酒吧与影院都已打烊，但咖啡馆和舞厅仍在吸引聒噪的人们聚集在人行道上。戴尔特踉跄地走在前面，曼德尔则借助路灯的光亮跟随其后，每当前面的人走进下一个投射在道路上的光锥，身影便突然清晰起来。

尽管身患残疾，戴尔特的步伐却颇为敏捷。他大步流星，延长了残腿迈出的距离，这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因此他看起来就像是通过宽阔的肩膀突然发力，把左腿向前甩出去。

曼德尔的脸上有种古怪的神情，不是着急，或者铁下心肠，而是赤裸裸的厌恶。对曼德尔而言，戴尔特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装腔作势，不值一哂。他觉得自己的猎物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罪犯，一个买凶杀人的懦夫。当戴尔特蹑手蹑脚地离开观众席，走向侧边出口时，曼德尔看到了自己翘首以盼的一幕：一名普通罪犯的鬼鬼祟祟。这行为是他能预料的，也是他能理解的。从曼德尔的角度看，犯罪的级别只有一种；从扒手到盗贼，到无视公司法规的幕后黑手，他们都是法外之徒，把他们绳之以法则是他讨厌但又必要的天职。而眼下这个，只是碰巧是个德国人。

雾气越来越浓，越来越黄。他们二人都没有穿外套。曼德尔想芬南太太此刻会怎么做。吉勒姆会看着她的。戴尔特溜走的时候，她都不瞅他一眼。她生性古怪，瘦骨嶙峋，从样子上看，倒是周正的，平日像是以干面包与牛肉汁为生。

戴尔特突然向右拐入一条小巷，然后朝左转入另一条。他们已经持续走了一个小时之久，而他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慢下去的迹象。大街看起来空荡荡的，曼德尔确信除了他们自己清脆急促的脚步声，没有别的声音，而回声亦被雾水侵蚀。他们就在满是维多利亚式房屋的狭窄街道上，那里充斥着人造的摄政时代景观，有着厚重的门廊以及可上下拉动的窗框。曼德尔猜测他们正在富勒姆百老汇附近，也许还要再远一点，靠近英皇道。刺入大雾中的仍旧是那歪歪斜斜的身影，戴尔特的步速仍然没有减缓，对前路确信无疑，对目标穷追不舍。

当他们接近主干道时，曼德尔又一次听到车辆的呜鸣，交通几乎要因为大雾而陷入停滞了。他们头顶上的黄色街灯发散出黯淡的光芒，它的轮廓被清晰地勾勒出来，就像冬日光环一般。戴尔特在路边上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迎着可怕的交通，穿过那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车子，走过马路，果断地闯进无数街边岔路中的一条，曼德尔确信，那是通向河流的。

曼德尔的衣服已经湿透了，而细雨仍扑打在他脸上。他们现在肯定是挨近河流了；他感觉自己闻到了沥青与焦炭的味道，还能感到黑色河水隐伏着的寒意。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戴尔特已经消失了。他快速地向前走，差点被路沿绊一跤，再继续前行，便能看到前方是堤坝的栏杆。拾级而上，在栏杆间有扇铁门，微微敞开着。他站在门边，往里张望，向下看到河面。那里有一条结实的木质通道，当戴尔特沿着不寻常的路线走到水边的时候，曼德尔听到了他那藏匿于雾气中的不规则步伐的回响。于是曼德尔走到通道上，机警地静观其变。两边设有厚重松木扶手的通道稳固地架设在那里。曼德尔估测它已有一定年岁。通道较低的那头连接着用狭道板与油桶做成的长筏。三条荒废的游艇在雾中若隐若现，在停泊区轻轻地摇晃着。

曼德尔静悄悄爬上筏子，挨条检视游艇。当中两条靠得很近，中间连着一块厚木板。第三条则停在十五呎以外，前面的船舱正透着光。曼德尔回到堤坝，仔细地合上身后的铁门。

他慢慢地沿路往下走，仍然无法确定自己的方位。约莫十五分钟后，人行道忽地把他带至右边，路面渐渐高起来。他估摸自己正在桥上。他点着打火机，长长的火焰在右侧的石墙上投下一片光。他来回移动打火机，终于在一块潮湿而肮脏的金属牌上看到了“贝特西桥”这几个字。他返回铁门，站了会儿，凭借自身常识来辨别方位。

在他的右上方，富勒姆发电厂四个巨大的烟囱正耸立在雾中。而在左侧，夏纳步道那边有一排漂亮的小船驶向贝特西桥。此时他脚下正是优雅洁净与卑劣污秽的分界线，这正是夏纳步道与伦敦最丑陋的洛兹路的交汇处。这条路的南面是巨大的仓库、码头以及工厂，北面则是连绵不断的一排肮脏房子，具有富勒姆小巷的典型特征。

正是在这四个烟囱的阴影中，大概与夏纳步道停泊区相隔六十呎的地方，戴尔特·弗雷找到了一个避难所。没错，曼德尔对那个地方了如指掌。那地方沿着河流往上走两三百呎即可抵达，那正是从泰晤士河的强硬臂弯中打捞起亚当·斯卡尔先生尸身之处。

16　雾中回音

深夜时分，史迈利的电话响了。他从煤气取暖器前的扶手椅上起来，用右手紧紧地抓着楼梯扶栏，沉重缓慢地走到楼上卧室去。是彼得打来的，毫无疑问，或者是警察，而他则需要做一份声明。或许甚至是报社打来的。谋杀的发生恰好赶上了今天的日报出版，但还算幸运的是，对昨天的晚间新闻来说就太迟了。那标题会是什么呢？“剧院里的疯狂杀手”？“锁定目标的凶手——遇害女性身份曝光”？他讨厌报社，就跟他讨厌广告与电视一样，他讨厌大众媒体，讨厌二十世纪无休无止的说教。一切他欣赏与喜爱的东西都沦为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厌憎戴尔特，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厌憎对方代表的东西：他对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报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无礼。大众哲学何曾产生过效益或者智慧？戴尔特对人的生命毫不在意，只会向往由面目不清的人组成的军队，他们都受制于他们的最低共同标准；他想给世界塑形，仿佛那是一棵树，只消砍掉与形象不符的枝节便可；对此，他喜欢一片空白、没有灵魂的机器，就像蒙特。蒙特是面目不清的，就跟戴尔特的军队一样，是一名天生具有纯粹杀手血脉的职业杀手。

他拎起话筒，自报了家门。那是曼德尔打来的。

“你在哪儿？”

“切尔西堤坝附近。一家叫气球的酒馆，在洛兹路，老板是我哥们儿。我敲门把他叫醒了……你听着，艾尔萨的男朋友就倒在切尔西面粉厂旁边的游艇里。这么大雾，这家伙神了。肯定是通过布莱叶点字法60找路的……”

“谁呀？”

“她男朋友，剧院里陪她的那个。醒醒吧，史迈利先生；想什么呢？”

“你跟踪戴尔特去了？”

“那当然。你就是这样跟吉勒姆先生说的，对吧？当时他要盯着那女的，那男的就归我了……吉勒姆先生那边进展如何，顺便问一句？艾尔萨到哪儿去了？”

“她哪儿都没去。戴尔特走的时候她就死了。曼德尔，你还在吗？听着，天呐，我怎么找你啊？那地方在哪儿，警察知道吗？”

“他们知道的。跟他们说，他就在一艘叫作日落港湾的改装码头船上。那船对着森能码头东侧停着，就在面粉厂跟富勒姆发电厂中间。他们知道这地儿……但雾气还是很重，注意，是非常重。”

“我到哪儿见你？”

“直接来河边。我就在贝特西桥跟北岸交汇那里等你。”

“我马上来，等我先给吉勒姆打个电话。”

他在某个地方放了把枪，有那么一小会儿，他寻思着得找出来。但之后不知怎地，又觉得没什么意义。他冷静地考虑后，感觉真要用了的话，那就要引起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骚动了。他在房间里给吉勒姆打了电话，转达了曼德尔的意思：“还有，彼得，他们肯定要包抄所有港口跟机场，还要派特警去看着河运以及海运。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

他披上旧胶布雨衣，戴上厚皮手套，一头扎进雾中。

曼德尔就在桥边等候他。他们相互点头示意后，曼德尔引领他迅疾地顺着堤坝贴近河岸走，避开长在道上的树木。突然，曼德尔止住了脚步，抓住史迈利的手臂以示警告。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聆听。接下来，史迈利也听到了踩在木地板上的脚步声那空洞的回响，参差不齐，就像瘸子走路发出的声音。他们听见铁门打开时的嘎吱声，关闭时的铿锵声，然后又是脚步声，此时踏在人行道上，颇为强劲，而且声音越来越大，直冲他们而来。谁也没有移步。更大声了，更接近了，然后发颤，停了下来。史迈利屏住呼吸，同时拼命想要在雾中多往远处看清一码，好瞥上一眼他等待已久、近在咫尺的身影。

忽然间，他冲过来了，像一头巨大的野兽般冲撞着，从他们之间闯过去，像对付小孩子似的把他们冲散，然后继续跑，再一次把他们甩开，高低不平的脚步声在远处渐渐减弱。他们转过身追赶他，曼德尔在前，史迈利尽力跟上，戴尔特的形象在他脑海中鲜活生动，一枪在手，猛然穿过夜雾，直冲他们而来。前方曼德尔的身影突然转到右边，史迈利只能盲目追随。突然，节拍又转变为混战的扭打。史迈利向前跑去，听到一件重型武器击打头骨的确凿无疑的声响，接下来他赶到面前，看见曼德尔倒地，戴尔特正弯腰伏在他身上，再次举起手臂，用自动手枪的枪托打他。

史迈利喘不过气来。他的胸口因苦涩的浓雾而难受，嘴巴灼热而干燥，充斥着一股血的滋味。一等到他的呼吸又莫名其妙地恢复，他就不顾一切地大吼起来：

“戴尔特！”

弗雷看着他，点点头说：“你好61，乔治。”说完又用手枪沉重而粗暴地敲了曼德尔一记。他慢慢地起身，枪口朝下握着，继而用双手扣下扳机。

史迈利奋不顾身地奔向他，忘却当年学过的小技巧，只是挥着他那短小的手臂，张开双手就打。他的头对着戴尔特的胸膛顶过去，拳头照着戴尔特的后背与身侧猛击。他发了疯，身上狂怒的能量喷薄而出，戴尔特失去平衡，虚弱的腿成为阻碍，想要退让，却给逼得越来越接近大桥扶栏。史迈利知道戴尔特正在打他，但致命一击始终没有发生。他冲戴尔特大喊：“畜生，畜生！”戴尔特不断地往后退去，史迈利发现自己的双手空了，便再次笨拙而孩子气地打他的脸。戴尔特向后仰着，史迈利看到了他喉咙与下巴的曲线，他用尽所有力气，把张开的手猛地往上一甩。他的手指扣住戴尔特的下巴和嘴，使的劲越来越大。戴尔特的双手原本抵在史迈利的喉咙上，现在突然转而紧拽他的领子自救，因为自己正慢慢向后滑落。史迈利狂暴地捶着他的手臂，挣脱开去，而戴尔特掉了下去，掉落进桥下打旋的雾气中，静寂无声。没有高声呼喊，没有水花飞溅。他已然离去；就像是人祭，献给了伦敦大雾以及脚下脏污的黑河。

史迈利伏在桥上，头痛欲裂，鼻血直流，右手手指感觉已经断裂，使不上劲。他的手套不见了。他朝下看那一团雾气，什么也看不见。

“戴尔特！”他极度痛苦地喊叫。“戴尔特！”

他又叫了一遍，但喉头已经哽塞，泪水已经决堤。“噢，天呐，我做了些什么，哦，天呐，戴尔特，你为什么不阻止我，你为什么不用枪打我，你为什么不开枪啊？”他把紧握的双手按在脸上，尝到掌中混有泪水盐分的咸涩血液。他靠着扶手，哭得跟小孩似的。在他身下的某个地方，一个跛子缓慢地穿越肮脏的水域，方向迷失，筋疲力尽，最后屈服于腐臭的黑水，直至自己被拖曳沉坠。

他醒转过来，发现彼得·吉勒姆正在床尾倒茶。

“啊，乔治。欢迎回家。现在是下午两点。”

“那今天早晨——”

“今天早晨，小子，你正跟曼德尔同志在贝特西桥上唱着赞歌。”

“他怎样了……我是说曼德尔。”

“对自己有那么点儿惭愧。正在快速康复。”

“那戴尔特——”

“死了。”

吉勒姆递给他一杯茶，以及几片福特纳姆杏仁味甜饼干。

“你到这儿多久了，彼得？”

“我们是经过一系列战略任务才来到这儿的，姑且这么说吧。最先去了切尔西医院，让他们给你清理伤口，打相当大剂量的镇静剂。然后我们回到这里，我把你弄上床。这就比较倒胃口了。再然后我打了几个电话，拿着一根尖头棍到处走，收拾烂摊子。现在我再来看望一下你。搞得跟丘比特和普绪喀62一样。你不是跟炸雷一样打鼾就是在背诵韦伯斯特词典。”

“天呐。”

“《马尔菲公爵夫人》，我想就是这个了。‘我命令你，当我为我的智慧心烦意乱时，去杀了我最亲爱的朋友，这样你便铸成大错！’胡说八道得吓死人，乔治。”

“警察是怎么找到我们的——曼德尔跟我？”

“乔治，你可能不知道，但你当时对戴尔特吼得可狠了，就像是——”

“是，当然。你听到了。”

“我们听到了。”

“那麦斯顿呢？麦斯顿对这件事有什么说法？”

“我觉得他想见你。他叫我捎个话，让你康复得差不多了就去走访走访。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应该没什么看法，这我能够想像得到。”

“你意思是？”

吉勒姆再倒了些茶。

“动动脑筋吧，乔治。童话故事那三个主要人物现在都被熊给吃了。在过去六个月里，没有什么秘密情报是有关联的。你真的觉得麦斯顿会惦记这些细节吗？你真的觉得他会突然在紧要关头把这些事全都告诉外交部——然后承认只有被间谍尸体绊倒了，我们才抓得到他们吗？”

大门门铃响了，吉勒姆下楼去应答。可以听见他让来访者先去门厅，然后是压低的话音以及上楼的脚步声，史迈利有些警觉。敲了门之后，麦斯顿进来了。他捧着荒唐滑稽的一大束花，看起来就像刚去完游园会一样。史迈利记得那是星期五，无疑，他这个周末是要去亨利镇的。他正龇牙咧嘴地笑。在上楼梯的过程中他肯定也一直这样笑着。

“哇，乔治，又参战了！”

“是啊，恐怕是这样。又一个意外。”

他坐在床沿上，下半身斜跨着，一条胳膊支在史迈利腿上。

沉默一小会儿后他说：“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乔治？”

“收到了。”

又是一阵沉默。

“军情局说是要成立一个新部门，乔治。我们（其实是你们局）觉得应该把更多力气放到技术研究上，特定应用在卫星侦察上。内政部也是这么看的，对此我也很高兴。吉勒姆同意就权责范围来提意见。我想知道你会不会为我们接下这份工作。让它运转起来，提拔肯定是必然的，而且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你还可以选择继续干下去。我们人事部门集体赞成这个决定。”

“谢谢……可能我还是得考虑考虑，可以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麦斯顿看起来有一点点不高兴。“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应该要再招一些新人，这样空间方面也会有问题……这周末好好想想吧，周一跟我说一声。内政大臣还是挺希望你能——”

“好，我会跟你说的。实在很感谢你。”

“没事儿。再说，我也只不过是个顾问，你也知道，乔治。这个真的是内部决策。我只是转达这个好消息而已，乔治；通常来说，我就是个听差跑腿的。”

麦斯顿凝视了史迈利一会儿，吞吞吐吐地说：“我把底细告诉各个部长了……只说了有必要说的那部分。我们讨论过要采取什么措施。内政大臣也在场。”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上午。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都被提出来了。我们考虑要对东德提出抗议，还要把那个叫蒙特的家伙遣送回国。”

“但我们并没有承认东德啊。”

“对。这就是困难所在。不管怎样，通过第三方来提出抗议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俄国？”

“比如说俄国。在这个事件里面，无论如何，一些不利影响已经产生。感觉上那些宣传，不管是用哪种形式，最后都会殃及国家利益。我们国家对西德重整军备，民众已经有很多反对意见。要是有任何德国对英国使阴谋的证据——不管是不是俄国促成的——都有可能助长民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弗雷是为俄国人效命的。给公众展示的很可能是，这些勾当是他自己一个人干的，或者是代表德国做的。”

“我明白了。”

“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事情真相。这是最走运的。内政大臣代表警方，暂时同意，他们会做好本职工作，尽可能把事情低调处理好，把这件事的影响降到最低……现在这个叫曼德尔的，他怎么样？可靠吗？”

史迈利就恨麦斯顿这点。

“可靠。”他答道。

麦斯顿起身。“好，”他说，“好。我得走了。你这边有什么需要的，我能帮点什么忙吗？”

“不用了，谢谢。吉勒姆正好好照顾着我呢。”

麦斯顿走到门边。“好吧，祝你好运，乔治。可以的话就接了这份工作吧。”他压低声音快速说道，还挂着一个嘴巴咧向两边的漂亮笑容，似乎这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谢谢你的花。”史迈利应道。

戴尔特死了，是他亲手杀的。他右手的断指，身体的僵硬，令人厌恶的头痛，还有因内疚而犯的恶心，全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戴尔特任由他这样做，没有开枪，顾及二人的友情，但他没有。他们打斗起来，在云雾里，在河道上升的水汽中，在永恒森林的空地上；他们相遇，两个朋友重逢，然后像野兽一样厮打起来。戴尔特还念旧，但史迈利没有。他们来自昼夜不同的国家，来自思想与品行不同的世界。戴尔特雄辩机智，独裁专断，为建立一种文明而奋斗。史迈利理性至上，防备心重，拼命要阻止他。“哦，天呐，”史迈利大声叫道，“这样谁才是君子啊……？”

他费劲地从床上下来，开始穿衣服。他觉得，还是站起来比较好受。

17　亲爱的顾问

亲爱的顾问：

对于人事部让我在局里担任更高职位的提议，我终于能作出回复。拖延许久，颇感抱歉，但如你所知，我最近状态欠佳，而且不得不应付局外的诸多私人问题。

微恙尚未痊愈，走马上任并不明智。此项决定还望向人事部通传。

我相信你能理解。

你的，

乔治·史迈利

亲爱的彼得：

我附上芬南案件的报告。这是惟一的副本。等你看完后，请给麦斯顿。我觉得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是有价值的——尽管它们可能有所偏差。

永远的，

乔治

芬南一案

1月2日，星期一，我与外交部高级员工塞缪尔·亚瑟·芬南面谈，以便澄清匿名信对他的断然指控。面谈程序与平常一致，即已经过外交部同意。对芬南的不利讯息，我们只获悉1930年代他在牛津时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面谈只是例行公事。

芬南在外交部的办公室并不适宜面谈，而外面天气正好，于是我们同意到圣詹姆斯公园继续交谈。

后来，我们被东德情报局的一名特工认出并监视，该特工在战时正好与我有过合作。无法确定究竟他本来就是在监视芬南，亦或只是凑巧出现在公园。

1月3日夜里，萨里警方通报芬南自杀的消息。由打字机打出并有芬南亲笔签名的自杀遗书上宣称，迫使他走上绝路的是安全部当局。

在调查中发现的以下事实，证明此中有诸多可疑：

1.芬南死去当晚7：55，让威利斯顿传呼中心于次日早晨8：30给他打电话。

2.死前不久，芬南给自己冲了杯可可，一口未喝。

3.照推测，他在门厅楼梯底下枪杀自己。遗书在尸体旁。

4.矛盾之处为，他是用打字机完成遗书的，但平时很少使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要下楼到了门厅才朝自己开枪。

5.他死的那天给我寄了封信，火急火燎邀我次日到马洛共进午餐。

6.在此之后调查显示，芬南请了1月4日星期三的全天假。他显然未对妻子透露此事。

7.同样要注意到，自杀遗书是用芬南自己的打字机打出来的——这与匿名信的打印文字有诸多相同特质。实验室报告推断这两封信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但均由同一台打字机打出。

芬南太太在丈夫死亡当晚去了剧院，当被请求对传呼中心8：30的电话作出解释时，谎称是自己预约的。传呼中心确定这个说法并不属实。芬南太太宣称自从安全局面谈后，丈夫一直处于紧张与沮丧的状态，他的遗书便是明证。

1月4日下午，在告别芬南太太后，我驱车前往位于肯辛顿的家中。隐约瞥见有人在屋内窗后，我摁下大门门铃。一个男人开了门，此人后被认出是东德情报局成员。他邀我进屋，我谢绝后回到自己车上，同时记下停在附近的车辆牌号。

当晚我前往贝特西的一个小型汽车修理厂，调查其中一辆登记在该厂业主名下的汽车来源。我被一个不知名的人袭击，打至不省人事。三周后业主亚当·斯卡尔被发现死在贝特西桥附近的泰晤士河里，溺水时酩酊大醉，无暴力痕迹。众所周知其人乃一名酒鬼。

至关重要的是，在过去四年里，斯卡尔为一个隐姓埋名的外国人提供专用车辆，并借此获取丰厚报酬。二人商定隐藏租用者身份，直接利用斯卡尔名义，而他仅知道客户代号为“金发妞”，且只能通过一个电话号码与其取得联系。该电话号码非常重要：此为东德钢铁代表团的号码。

与此同时，经过调查芬南太太在谋杀当晚的不在场证据，重要信息浮出水面：

1.芬南太太每个月都会去韦布里奇剧院两次，分别在每月第一与第三个星期二。（N.B.亚当·斯卡尔的客户在每个月第一与第三个星期二取车。）

2.她总会带上一个乐谱袋，并将其留在存包处。

3.每次去剧院，都会有一个男人找她，对此人的外貌描述能同袭击我的人和斯卡尔的客户对应起来。剧院的一名员工曾错误推断他为芬南太太的丈夫。他也带了乐谱袋，并留在存包处。

4.谋杀当晚，朋友未能出现，芬南太太提前离开剧院，忘记取回乐谱袋。那天晚上迟些时候，她给剧院打了电话，询问存包处票据遗失后是否能够立刻取回物件。乐谱袋被取走——由芬南太太常见的那位朋友。

此时，那名陌生人已被确认为东德钢铁代表团成员，名叫蒙特。代表团负责人是赫尔·戴尔特·弗雷，我们局战时的合作伙伴，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战后，他加入德国苏占区的政府组织。我该说明，在战争时期，弗雷曾与我在敌军领地并肩作战，他的作为证明他是个技艺高超、足智多谋的情报员。

当下我决定第三度与芬南太太约谈。她精神崩溃，供认自己一直为丈夫担当情报员，而她丈夫五年前在假期滑雪时被弗雷收归旗下。她自己勉为其难地掺和其中，既是出于对丈夫的忠诚，又是为了避免他在从事情报工作过程中掉以轻心。弗雷在公园已见过芬南与我交谈。他臆断我仍在从事情报工作，并由此推测芬南若非被人怀疑，即在充当双面间谍。他指使蒙特了断芬南，迫使其妻串通作假，并不许走漏风声。她甚至要就着丈夫的签名样本，在其打字机上打出自杀遗书。

她把丈夫取得的情报传给蒙特的方式十分重要。她将笔记与文件副本放在乐谱袋内，带到剧院。蒙特捎上一个相似的袋子，内藏钞票与指令，就跟芬南太太一样，放在存包处。他们只需要交换存包处票据即可。蒙特未能在适才提及的那天晚上现身剧院，芬南太太便依照老规矩，把票据寄到海格特的指定地点。她为了赶上从韦布里奇发出的最后一趟派件，离开了剧院。当天晚上稍后，蒙特要拿乐谱袋，她便告知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蒙特坚持当晚取走乐谱袋，因为他不想再跑一趟韦布里奇。

当我次日早晨询问芬南太太之时，其中一个问题（关于8：30的电话）让她十分警觉，于是给蒙特打了电话。这导致当天稍后我遭到袭击。

芬南太太给了我地址与电话号码，这是她用以联系蒙特的——对此人，她只知道假名是弗雷提格。这两个讯息都指向一名欧洲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公寓，这个人经常款待蒙特，当他有需要时，还会给他提供膳宿。这个飞行员（可假定为东德情报组织的一名信使）自1月5日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国家。

这便是芬南太太揭露出的全部内幕，但在某种意义上，推论不出任何结果。间谍死了，他的凶手也消失了。能做的只有评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开通了一个官方渠道，并指派菲利克斯·塔芬纳先生对外交部那些涉嫌泄密的文件进行估算。这包括芬南自被弗雷招募后接触过的所有文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密文件并非系统性地被获取。芬南抽取的机密文件均是他职务范围内所直接相关的。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接触敏感文件的权限被大幅提升，却没有把任何涉密文件带回家。这段时期他带回的文件无一例外是低级的，而且涉及的一些内容已经超出他的工作范畴。这跟芬南作为一名情报员的身份不相吻合。不管怎样，很可能他已经对自己的工作失去了热忱，而他邀我共进午餐正是迈出了坦白的第一步。心中有此想法，他便可能写出匿名信，设计让自己得以接触局里。

这时候应该提及之后发生的两件事。其一，通过虚假的名号以及伪造的护照，蒙特在芬南太太说出真相那晚乘坐飞机出国。他躲过了机场管理局的注意，却被空姐凭记忆认出。其二，芬南在日记里记下戴尔特·弗雷的全名以及电话号码——这是从事谍报活动最基本的规则中最不可容忍的漏洞。

很难理解为何蒙特谋杀斯卡尔后会在伦敦等上三个星期，更难的是面对那些显然未经筹划、盲目选择的文件，如何将芬南的活动与他妻子的讲述对接起来。再度检视这些事实，只能够反复得出一个结论：芬南是情报员的惟一证据来自其妻子。若事实正如她所言，为何在蒙特与弗雷决计清除所有掌握重要内情之人时，她还能活命？

另一方面，她是否正是一名情报员呢？

如果是，那就能解释蒙特离开的日子了：一旦芬南太太说我已听信她精心布设的陈词，他的疑虑即被打消，继而立马离开。这也能解释芬南日记里的条目：弗雷是在滑雪中偶然认识的人，并且恰好要去威利斯顿走一趟。这样芬南对文件的选择便能说通了——假如芬南每次都是故意选取非机密文件，而他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涉密的，那么惟一的解释便是：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妻子了。因此到马洛的邀请信，自然而然地在前一天我俩碰面后送到。芬南决定向我吐露他的看法，并为此请了一天假——这件事他的妻子显然并不知情。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芬南要通过匿名信来告发自己：他希望能跟我们取得联系，以此作为揭发妻子的第一步。

继续推测下去，值得关注的是，在谍报技术方面，芬南太太自己一个人便能做到高效而细致。她和蒙特对技术的运用让人回想起战时的弗雷。制定若无法会面便将存包处票据寄出去的后备方案也正是他打算周密的风格。看来芬南太太把事情办了个滴水不漏，简直无法与她自称不情愿地成为变节丈夫的同行者之说相联系。

顺着逻辑看，即便芬南太太现在被怀疑为情报员，也没有理由相信她对芬南被杀当晚所作的解释必然不对。要是她知道蒙特有谋杀自己丈夫的意图，那她便不会带着乐谱袋去剧院，也不会把存包处票据邮寄出去。

似乎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案件她有参与，除非重新激活芬南太太及其操纵者之间的关系。在战争时期，弗雷利用快照以及风景明信片，为紧急通信设计出一套巧妙的代码。相片的实际主题包含着讯息。比如圣母玛利亚或教堂等宗教题材的图画传达的是早碰面的要求。接收者则会以风牛马不相及的信函回应，确定自己参会。这个会议会在预先安排好的时间地点举办，正好是信上日期五天之后。

弗雷的谍报技术在战后显然没有什么改变，但他也只是很可能会沿用这个方法——这在平时毕竟不怎么需要使用。因此我依照此法，给艾尔萨·芬南寄了一张描画教堂的风景明信片。明信片是从海格特寄出去的。虽然希望渺茫，但我还是祈求她会以为那是经由弗雷的信使交给她的。她反应迅速，往国外的未知地址寄了一张五天后伦敦剧院演出的门票。芬南太太的消息传至弗雷处，他认定此为紧急召唤。得知蒙特因芬南太太的“招供”而受到牵累，他决定亲自来一趟。

于是，在2月14日，星期二，他们在哈默史密斯的谢里登剧院碰面。

起初他们都以为会面邀约是对方发起的，但当弗雷了解到他们是被骗到一起的，便采用了极端手段。可能他怀疑芬南太太在请君入瓮，或者意识到自己被人监视。对此我们无从得知。不管怎样，他谋杀了她。案件审理时，法医的验尸报告将他采用的方式描述得非常清楚：“喉部被使力压制，特别是甲状软骨角，导致几乎即时的死亡。由此看来，攻击芬南太太的人并非门外汉。”

弗雷被追赶到停泊于夏纳步道附近的游艇上，后来在激烈拒捕过程中掉落河里，其尸体现已在河中找到。

18　两个世界之间

每到周日，史迈利那个不体面的俱乐部通常都是没有人影的，但斯特基恩夫人不会把门锁上，以防她那些绅士们万一想进来。她采用老一套的那种占有性较强的严肃态度去对待他们，就跟在牛津当房东时一样，当时那些幸运的寄宿生对待她要比对待所有导师和学监更为尊敬。她宽恕一切事情，但又会一逮到机会便设法表明自己的宽恕下不为例，绝对绝对不会发生第二次。她曾有一次让斯蒂德-阿斯普雷往济贫捐款箱里投放了10先令，因为他不打一声招呼便带了七个客人过来，但她随后还是奉上了客人终生难遇的大餐。

他们坐在上次那个位置。曼德尔看起来气色更差，容貌更老了。整一顿饭他几乎没怎么说话，只是在摆弄刀叉，就像处理任务时那样细致。大部分的话都是吉勒姆说的，史迈利也没有以往健谈。他们在彼此的陪伴中无拘无束，谁也不觉得非说话不可。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曼德尔突然发问。

史迈利缓缓地摇着头：“我以为我知道，但其实我们都只能猜测而已。我觉得她希望能有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井然有序，用新规则维系。我有一次惹她生气了，她便冲我大吼：‘因为我这个犹太人还活着，就在这片死亡之地上，就在你那些玩具兵的战场上。’当她看到新德国在旧的基础上重建，看到满满的骄傲重新回来，就像她表达出来的那样，我觉得对她来说太不好受了；我觉得她眼看自己的苦难没有一点意义，而迫害她的人一派兴旺，她就想反抗了。她跟我说过，五年前，他们在德国滑雪度假时遇到了戴尔特。那时候，重建的德国作为西方的一股突出势力，正在崛起。”

“她是共产主义者？”

“我觉得她不喜欢被贴标签。我看，她想帮忙建立一个没有争斗冲突的社会。和平现在是个不入流的词了，是吧？我觉得她想要的就是和平。”

“那戴尔特呢？”吉勒姆问。

“谁知道他想要什么呢。荣耀，我想，还有一个社会主义世界。”史迈利耸耸肩。“他们想要和平与自由。而现在呢，他们却是杀人犯和间谍。”

“我的天呐。”曼德尔叹道。

史迈利又不说话了，只是检视着杯子。后来他说：“我不期待你们能理解。你们只看到戴尔特的结局，我却看到了开头。他兜了个大圈，又走回原点。我觉得他还没有从战时当叛徒这件事里头走出来。他不得不解决好。他就是那些想要建设世界的人的一分子，但那些人看起来只会搞破坏，就是这样。”

吉勒姆温和地插了句话：“那八点半那个电话呢？”

“我想这也很明显了。芬南想在马洛见我，而且已经请了一天假。他不能跟艾尔萨说自己今天不上班，不然她当时就会试图跟我解释，消除我的疑虑了。他预约了一个电话，好给自己一个去马洛的借口。这是我的猜测，仅此而已。”

宽敞的炉子里，火正烧得噼啪作响。

他赶了午夜的飞机去苏黎世。这是个美好的夜晚，透过身边狭小的窗户，他观望着灰色的机翼，静静地对着星光灿烂的天空，瞥见了两个世界之间的永恒。这景象让他感到宽慰，使那恐惧与怀疑的心变得冷静，令他对宇宙神秘莫测的意义产生了宿命感。一切看来都无关紧要——无论是苦苦追索爱情，还是回归孤寂之中。

很快，法国海岸的光线出现在眼前。仿佛身临其境，他开始将自己代入脚下的寂静生活中：忧郁高卢人的恶臭体味，大蒜和美食，小酒馆的高昂话音。麦斯顿离他十万八千里，被那些枯燥乏味的文件以及光鲜闪亮的政客牵绊着。

史迈利在同行的乘客眼里呈现出一副古怪的形象——一个矮胖子，神情颇为沮丧，忽地笑了起来，要了杯饮料。身边的金发年轻人透过余光近距离打量着史迈利，他对这类型的人了若指掌——疲倦的总经理出去寻点乐子罢了。年轻人觉得这实在令人生厌。

[1]原文为法语。——译者注，下同。

[2]原文为法语。

[3]扇子舞：一种以扇遮羞的裸体舞。

[4]原文为德语。

[5]波恩：德国历史古城，位于莱茵河中游两岸，1949至1990年是联邦德国（西德）首都。

[6]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因所著小说《布登勃洛克家族》获诺贝尔文学奖，另有《魔山》《浮士德博士》等作品。

[7]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有《乘着歌声的翅膀》等诗作。

[8]莱辛（1729—1781）：德国戏剧家、戏剧理论家，著有《年轻的学者》等剧作与《拉奥孔》《汉堡剧评》等美学著作。

[9]里尔：法国北部城市，是北方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中心。

[10]罗兰：即法国11世纪史诗《罗兰之歌》。

[11]温布尔顿：英国伦敦北部小镇，著名的国际网球比赛地。

[12]原文为法语。

[13]骑士桥：伦敦市中心西部的街道。

[14]也有“长期潜伏的间谍”的意思。

[15]牛津街：伦敦西区购物中心，英国首要的购物街。

[16]伯尔尼：瑞士首都，位于瑞士中西部，德文原名意为“熊出没的地方”。

[17]即伦敦警察厅。

[18]萨里：英格兰东南部一郡，位于伦敦西南方。

[19]原文为德语。

[20]米尔班克：伦敦中心的一个地区。

[21]原文为法语。

[22]汉普斯蒂德：伦敦西北部的村庄。

[23]互惠生：指寄宿于别国家庭，提供家务等服务以获取零用钱与语言学习机会的人，多为年轻学生。

[24]白厅：伦敦市内的一条街。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因附近有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政府机关，故被用作英国行政部门的代称。

[25]督察：在英国警察中职位低于警司，高于巡佐。

[26]韦布里奇：伦敦萨里的一个镇。

[27]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剧作家，有《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等作品。布莱希特戏剧是20世纪德国戏剧的一个重要派别，其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戏剧理论为“陌生化效果”。

[28]柏林剧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演出团体。布莱希特为剧团制定了艺术原则，要求剧团实践和完善史诗戏剧的演剧方法。

[29]乔治·桑（1804—1876）：法国小说家，有《康素爱萝》《安吉堡的磨工》《魔沼》等作品。

[30]原文为德语。

[31]明斯特：德国西北部城市，以罗马式和哥特式建筑闻名。

[32]黑塞（1877—1962）：德国作家、诗人，因小说《荒原狼》获诺贝尔文学奖，另有《彼得·卡门青》《东方之行》等作品。

[33]马洛：伦敦中心以西约53公里的城镇。

[34]塞缪尔·芬南的昵称。

[35]原文为法语。

[36]先令：英国旧辅币单位。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1971年英国货币改革时被废除。

[37]克朗：1克朗等于5先令。

[38]伊灵：伦敦伊灵区。

[39]旺兹沃思：伦敦西南部一区域。

[40]克拉珀姆：位于伦敦南部兰贝斯区。

[41]马盖特：英国肯特郡东侧小镇。

[42]朗达：英国威尔士南部的煤矿城市区。

[43]凯尔·哈迪（1856—1915）：英国工人领袖。英国第一位工人议员，下院第一位工党领袖。他一手创立了英国独立工党。

[44]麦克林（1913—1983）：英国人，苏联间谍，最早向苏联透露了“马歇尔计划”的真正企图。

[45]法克斯（1911—1988）：英国人，苏联间谍。

[46]巴里（1860—1937）：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有《彼得·潘》等作品。

[47]几尼：又称畿尼，1663年英国发行的一种金币。最初用几内亚黄金铸造，因此得名。1几尼等于1.05英镑，即21先令。

[48]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诗人，有《论语言的起源》《当代德国文学之片稿》等作品，其中《论语言的起源》是狂飙运动的基础。

[49]施特凡·格奥尔格（1868—1933）：德国诗人，有《颂歌》《心灵之年》《新的帝国》等作品。

[50]德累斯顿：德国东南部城市，萨克森州首府。

[51]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剧作家、小说家，有《破瓮记》《智利地震》等作品。

[52]莫比·迪克：赫尔曼·梅尔维尔的著名小说《白鲸记》中白鲸的名字。

[53]弗雷提格：德文“星期五”。《鲁宾逊漂流记》里的角色名。

[54]杜塞尔多夫：德国西部城市，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首府。

[55]BEA：British European Airways Corporation的简称，英国欧洲航空公司。

[56]华多（1684—1721）：法国十八世纪洛可可时期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位画家。

[57]原文为德语。

[58]原文为法语。

[59]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波兰裔英国小说家，有《吉姆爷》《黑暗的心》等作品。

[60]布莱叶点字法：法国教师布莱叶发明的点字盲文，1887年获国际公认。

[61]原文为德语。

[62]普绪喀：古希腊神话中爱神丘比特之妻。

Call for the Dead by John le Carré

Copyright©1961，le Carré Production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4 by Horizon Media Co.，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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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英）勒卡雷著；董乐山译.—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书名原文：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ISBN 978-7-208-10503-4

Ⅰ.①锅…　Ⅱ.①勒……②董…　Ⅲ.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2819号

书名：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作者：【英】约翰·勒卡雷

译者：董乐山

策划编辑：邵艳美

责任编辑：邵艳美

封面设计：肖晋兴

版式设计：尚燕平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0503-4/I·967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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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读]寓批判于间谍小说中
机构和人物表
上篇
中篇
下篇

©Anton Corbyn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

原名大卫·康威尔（David Cornwell），1931年生于英国。曾就读于伯尔尼大学和牛津大学，在伊顿公学教授过两年法文与德文。18岁被英国军方情报单位招募，担任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1958年就职于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同时开始写作。1963年，第三本著作《柏林谍影》问世，知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如此盛赞：“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由此奠定文坛大师地位，并转为全职写作。在过去的50年中，勒卡雷居留于伦敦与康沃尔郡，笔耕不辍，迄今共著书23部。

勒卡雷曾被《泰晤士报》评为“1945年以来50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他既是英国国民作家，也是塑造人物的大师，他笔下的特工主角乔治·史迈利已成为英国文学史上可与福尔摩斯相媲美的经典形象。他的作品秉承英语文学的伟大写实传统，且不断创新，具备深沉的道德关怀、生动的人性刻画和高超的艺术成就，因此他被西方评论界誉为“在世最好的英语小说家之一”。

勒卡雷是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间谍小说大家，他笔下的间谍自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对20世纪中叶冷战以来国际社会的历史重塑和艺术象征，因此他的作品具有远远超出间谍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丰厚内涵、思想深度和经典价值。

勒卡雷既是“冷战时代的小说家”，也是当代一流的国际观察家、富有想像力的社会历史学者。他曾是阿拉法特的座上宾、小布什的批评者，至今仍以清醒的洞见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发挥着影响力。

入选榜单

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百佳推理小说”

《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史迈利的人马》《女鼓手》

MWA十大流派名作排行榜“间谍小说类十佳”

《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史迈利的人马》

英国推理作家协会（CWA）“百佳推理小说”

《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美国《时代》杂志1923年以来百佳英文长篇小说《柏林谍影》

获奖记录

1963年英国推理作家协会（CWA）金匕首奖　《柏林谍影》

1964年英国毛姆奖　《柏林谍影》

196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爱伦·坡奖　《柏林谍影》

1977年CWA金匕首奖、James Tait Black纪念奖　《荣誉学生》

1984年MWA爱伦·坡奖大师奖

1988年CWA钻石匕首奖（终身成就奖）、意大利Malaparte Prize

2005年CWA 50年最佳金匕首奖　《柏林谍影》

锅匠，裁缝，

士兵，水手，

富人，穷人，

乞丐，小偷。1

[导读]寓批判于间谍小说中

南方朔

2003年底，以冷战时代间谍及叛国故事为材料的英国名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再出新著《挚友》（Absolute Friends）。他的“间谍小说作家”身份未变，但背景已延伸到了后冷战时代，而美国的军事间谍活动成为新的主要背景。

《挚友》在美国评论界，反应非常两极化，由于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从来就不是单纯而狭义的消遣式间谍小说，而是要借着间谍小说来呈现世界的真实、间谍官僚体制的腐化，以及间谍的人性荒芜，因而在这部新著里，遂出现了这样的夹叙夹议：“任何人看看发生在伊拉克的事情好了，它只不过是一场为了夺取石油的殖民征服战而已，但却包装成好像是宣扬西方式生活与自由的十字军。而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则是一小群对战争充满了饥渴的犹太基督教地缘政治狂热分子，他们绑架了媒体，剥削着美国人在‘9·11’之后的心理创伤。”

勒卡雷的这种议论，在好战右派当道的此刻，当然是不会被容忍的，当然，对他的挞伐也随之而至。勒卡雷要把他的间谍小说时代背景由冷战推向后冷战，势不可免地将会冲撞到美国军事特务的霸权意识形态，这对他那种寓批判于间谍小说的写作风格，已注定将是一条崎岖坎坷的路，但如果路不崎岖，又怎么可能造就出勒卡雷这个“间谍小说泰斗”的名号呢？

间谍小说，乃是大英帝国高峰的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延长。它赞扬英国式士绅官僚的能力与价值，并将它投射到大英帝国扩张之后的那个间谍战的战场。在20世纪里因而出现许多杰出的间谍小说作家，如巴肯（John Buchan，1875—1940）、毛姆（W.Somerset Maugham，1874—1965）、安布勒（Eric Ambler，1909—1998）、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戴顿（Len Deighton，1929—）等。而这些作家里，本身就曾当过间谍的，以毛姆为始，接着有安布勒、弗莱明、勒卡雷。

勒卡雷乃是笔名，他的本名是大卫·康威尔（David John Moore Cornwell）。他的父亲罗纳德·康威尔（Ronald Cornwell）曾是一个非常精明、浮华、顽固的商人，在勒卡雷五岁时，因破产背信而入狱，出狱后曾经再婚与再度经商，但仍延续着过去的浮华作风，1975年在看电视时死亡，他当年积欠英格兰银行相当于三千万美元的债务，始终未曾清偿。有关勒卡雷的“父亲意象”，在他第十一本具有半自传性的小说《完美的间谍》（A Perfect Spy）里，有着隐晦的透露。

有关勒卡雷自己的间谍经验，开始得极早，1948年当他十八岁时，进入陆军服役，驻扎维也纳，就已替陆军情报处工作。根据《完美的间谍》所说的情节，人们认为他在牛津念书时也曾继续间谍工作。从牛津毕业后，他到著名的统治者预备学校“伊顿公学”任教十二年，而后转入外交部工作。这样的生涯过程，使他对间谍这个领域有着最本质性的理解。间谍、背叛以及间谍变成追查同僚背叛等题材，因而成了他作品的最主要特色，这也就是说，他的间谍小说接上了英国文学里更大的那个批判传统，他的小说遂和别人的极为不同。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最重视的，乃是间谍世界的内在精神分裂症。

因此，勒卡雷的间谍世界与早了他至少一个世代的弗莱明的“007邦德系列小说”可以说乃是完全不同的对比，在弗莱明的间谍世界里，善恶分明，它乃是在替刚刚兴起的冷战时代打造大众的意识形态，并借此创造新的“大众英雄”。而除了冷战意识形态外，“007邦德系列小说”最明显的特色，乃是它把新的“大众英雄”放到了一个新的消费文化脉络里。于是俊男美女、高度的物质讲究、软性情色、正义的暴力、炫耀式的间谍科技，以及仿佛观光度假的场景，还有各式各样的异国情调等，遂做了万花筒式的大会串。

但勒卡雷的间谍世界却显然完全不同了。他曾经说过：“所谓间谍，就是在扮演自己时，也同时扮演着‘外在的自己’（outside of themselves）。”这是间谍自我的内在分裂性，而显露在间谍体制上的，则是就在那个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忠贞、爱国、勇敢、献身等又和贪婪、权力、腐化、败德、出卖、背叛等相互叠映，造成了另一种精神和体制的荒芜。勒卡雷自己就说过：“我们在以自由为本的前提下所做的间谍工作，其实经常是反正义的。而这样的间谍活动也因而反馈到我们社会本身。”也正因此，他的间谍小说遂不像“007邦德系列小说”那么鲜亮，反而是充满了破碎、无奈与荒凉。但也正因此，它反而能给人更大的思考空间。有些评论家认为，勒卡雷的作品所注解的，乃是大英帝国的没落，因而它的间谍世界也是各类病灶丛生的新阶段。这样的评价或许不无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强盛的帝国即无间谍这样的病灶。当代美国最重要的间谍与特务问题专家大卫·怀斯（David Wise），他著作等身，反对间谍与特务也最力。他就一再指出，间谍是一种制度与心灵之癌，用它来针对别人时，自己也被下了蛊。

就以这本《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为例，即可举一反三看出勒卡雷笔下间谍世界的荒凉。在他的作品里，以史迈利（George Smiley）为主角的自成一个小系列，这本即是核心之作。

小说以一个一线行动的间谍吉姆·普莱多（Jim Prideaux）外出活动受伤，幸而逃过一劫，而被勒令退休开场。接着，由另外的案件察觉出间谍机构上层有卧底的对方间谍，于是已退休的史迈利被召回来清查，他通过档案整理及阅读，抽丝剥茧，终于得到了答案。

然而，尽管情节看似简单，但它的整个故事被镶嵌在有如拜占庭式的国际间谍背景和众多间谍案例中，因而它整体就像座迷宫一样，显得扑朔迷离。而除了这些基本大纲外，真正重要的，乃是他对这些间谍人物、间谍官僚体系所作的叙述。他们并不是什么三头六臂、仿佛007的英雄人物。他们平凡一如其他众生，各有其弱点与问题，而间谍官僚体系则在争权夺利中又有着许多随性和本身的运作逻辑，出卖与背叛也就自动地存在于其中。像普莱多这样的外勤工作者的遭遇，当然也就不足讶异了。而外勤工作者的遭遇，也是勒卡雷长期关注的课题。

本书中最独特的，当然仍是主角史迈利了，他长得平凡，甚至妻子也跟人跑了。作为一个后中年但退职的老间谍官僚，他毫无任何可以成为“英雄”的特质，但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当他受命为事，那种老派的精明、干练，在档案文件里追查线索的能力与聪慧，却无疑地显示出他才真是完美的“间谍”。像他这样的间谍与任事态度，或许就是大英帝国黄金时代最后一抹残旧的斜阳。

阅读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不像阅读弗莱明“007邦德系列小说”那么轻松，勒卡雷的间谍小说深沉有味，他的人物没有被卡通化，因而显得更加实在。那一个个破碎残缺的人物，浓缩着间谍世界的破碎荒凉。这或许乃是他寓批判于小说中的本意吧！

机构和人物表

圆场　小说中英国情报机构的代称，位于剑桥圆场

中心　小说中苏联情报机构莫斯科中心的简称

训练所　圆场培训新特务的机构，位于沙拉特

剥头皮组　圆场内负责搞暗杀、绑架、讹诈的机构，位于布里克斯顿

点路灯组　圆场内为第一线活动提供后勤支援、监视、窃听、运输、安全联络站的机构，位于阿克顿

乔治·史迈利　圆场资深间谍，小说开始时已被迫退休

卡拉　苏联情报机构头目

安恩　史迈利的妻子

迈尔斯·塞康比　大臣，安恩的表兄

拉康　内阁办公室成员，谍报事务的总监督

里基·塔尔　圆场驻扎在东南亚的外勤间谍

彼得·吉勒姆圆场资深间谍，现为剥头皮组组长

孟德尔　督察长

卡米　彼得·吉勒姆的情人

比尔·海顿　圆场资深间谍，伦敦站站长，多才多艺的剑桥才子

潘西·阿勒莱恩　资深间谍，后为圆场首长

吉姆·普莱多　原剥头皮组组长

托比·伊斯特哈斯　点路灯组组长

罗埃·布兰德　资深间谍，管辖东欧的谍报系统

康妮·沙赫斯　前圆场研究组女王

山姆·科林斯　前圆场间谍，现在的赌场老板

麦克斯　吉姆·普莱多的助手

杰里·威斯特贝　体育记者，圆场外线人员

斯蒂夫·麦克尔沃　圆场的巴黎常驻站站长

杰比第　史迈利的导师

波里雅科夫　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文化参事

拉宾　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文书兼司机

上篇

1

说实话，要是杜佛少校这个老头没有在汤顿赛马场上突然中风死去，吉姆是根本不会到瑟斯古德学校来的。他没有经过面试就在学期中来了。时间是在五月末，不过从气候来说，谁也没有想到已是五月末了。他是通过专门为预备学校介绍教员的一家不太可靠的介绍所来的，暂时应付一下杜佛老头的课，等找到合适的人再说。“是个语言专家，”瑟斯古德在教员休息室对大家说，“是临时性的。”他把额上的一绺头发往上一撩，有点为自己分辩地说。“姓普莱多，”他把字母一个个拼出来，“p—r—i—d”——法语不是瑟斯古德的专长，因此他参看一下手里的纸条——“e—a—u—x，名叫吉姆。我想他帮我们应付到七月没有问题。”教员们不难听出他话里的暗示。吉姆·普莱多是教员里的穷白人。他跟以前的勒夫戴太太和马特贝先生属于同一类，都不怎么样。勒夫戴太太有一件波斯羔羊皮大衣，颇受年轻人崇拜，结果她却是个开空头支票的。马特贝先生是钢琴家，但在为合唱团练唱伴奏时被叫了出来，协助警方进行调查。就目前所知，他至今还在继续协助，因为他的衣箱仍放在地下室里等待处理。好些教员，其实主要是马乔里班克斯，主张开箱检查。他们说，其中一定有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失物，例如阿普拉米安的黎巴嫩母亲的银框相片、贝斯特-英格拉姆的瑞士军用折刀、女舍监的手表。但是瑟斯古德板着他那没有皱纹的脸，坚决不为他们的请求所动。他从他父亲那里接手管理这所学校才五年，可是这五年的时间已经教会他，有些东西最好还是锁起来为妙。

吉姆·普莱多在某个星期五的滂沱大雨中到达。大雨像大炮硝烟似的从昆托克山的褐色山沟里滚滚而下，流过空旷的板球场，渗透到了快要倾圮的校舍的沙岩石墙基里。他是在刚吃过午饭后不久到的，开着一辆红色的阿尔维斯牌旧车，后面拖着一辆旅行住房用的拖车，原来是蓝色的，几经易手，如今已说不上是什么颜色了。瑟斯古德学校的午后一片宁静，上课的日子里每天从早到晚都吵吵嚷嚷的，惟有这时才有片刻的安静。学生们都被打发到宿舍里去午休了，教员们则坐在休息室里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报纸，或者改作业。瑟斯古德在替他母亲朗读小说。因此，整个学校里只有小家伙比尔·罗奇亲眼看到吉姆到达，看到阿尔维斯牌汽车从坑坑洼洼的汽车道上吱吱地溅着水开过来，车头上冒着汽，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子不断地来回扫划，后面的拖车在水潭里颠簸地跟着。

那时罗奇还是个新生，大家都认为，如果不说他天赋有什么缺陷的话，至少也有点笨。他在两个学期里已经换过两个预备学校了，瑟斯古德学校是第二个。他是个胖乎乎、圆滚滚的孩子，患有气喘病，大部分午休时间里都跪在床头上，趴在窗口向窗外瞭望。他的母亲住在巴斯，生活阔绰。大家都认为他父亲是全校最有钱的家长，这样显赫的地位却叫儿子吃了不少苦头。罗奇既然来自父母分居的家庭，天生就是个喜欢留神观察的人。罗奇观察到吉姆没有在校舍前面停下来，却继续往前开，一直开到马厩那边去，可见他对这个地方的布局早已了若指掌。后来罗奇想他一定先来勘察过地形，或者研究过地图。他开到马厩那里以后，也没有停下来，仍保持原来的车速，一直向湿草丛中开过去，接着就翻过了土墩，倒栽葱似的掉到大坑里去，没有了踪影。罗奇原来以为吉姆开得那么快，拖车会跟前面的车子折成直角挂在坑边上，可是结果却像一只大兔子翘起尾巴跳进洞里一样，没有踪影了。

大坑的来历在瑟斯古德学校里传说纷纭。它位于果园、果房和马厩之间的一片荒地，看上去不过是地上凹了一块，杂草丛生。北面有几个小土墩，每个土墩都有一个孩子的身子那么高，上面有一丛丛的灌木，一到夏天就长得密密麻麻。就是由于这些小土墩，大坑成了孩子们游戏的好地方，因之出了名，关于它的传说随每一届新生的想像力而异。有一年说，这些小土墩是露天银矿的遗迹，于是大家都起劲地开始挖掘宝藏。又有一年说，这是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堡垒，于是大家都挥舞棍棒、投掷土块，在这里布阵厮杀。也有一年说大坑是战时的炸弹坑，土墩是炸弹开花时被埋在里面坐着的人体。实际情况却要平淡无奇得多。六年以前，也就是瑟斯古德的父亲突然与城堡旅馆女职员私奔之前不久，他发起修建游泳池，动员学生挖了一个大坑，一头深一头浅。但是募捐来的钱总是不够实现这个雄心，因此就在别的计划上零零碎碎地花掉了，像替美术课购置了一台新的投影机啦，在学校地窖里人工培植蘑菇啦，等等。爱挖苦的人甚至还说，那对私通的情人最后逃到女方故乡德国时，还卷走了一部分捐款。

吉姆不知道这些事情。事实是，他选择瑟斯古德学校里那个在罗奇心中有着神怪传说的角落，这完全是碰巧。

罗奇趴在窗口上等着，不过再没有看到什么了。阿尔维斯牌汽车和拖车都已陷在坑里，要不是草地上有车轮的红泥湿印，他很可能以为这一切都是自己在做白日梦呢。但是车轮印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因此午休结束打铃时，他穿上长统雨靴，冒雨蹚水到了大坑边上，爬到高处往下望。吉姆身穿军用雨衣，头戴一顶很特别的帽子，帽檐很宽，像非洲猎帽，但是毛茸茸的，一边卷起，像个放荡不羁的海盗似的满不在乎，上面的雨水就像顺沟而下那么直灌下来。

阿尔维斯牌汽车现在出现在马厩院子里。罗奇始终没有弄明白，吉姆是怎样把它弄出大坑的，但是拖车却还在下面坑里，就在原来预定挖得比较深的一头，停在砖砌的坑底上。吉姆坐在车门踏级上，用一个绿色塑料平底杯喝酒，一只手揉着右肩，好像碰到了什么地方似的。这时大雨如注，从他的帽檐上直灌而下。帽子抬了一下，罗奇看到了一张赤如烈火的脸，褐色的胡子被雨水粘在一起，像两撇犬牙，在帽檐的掩映下，他的脸色显得更红了。脸上尽是横一道竖一道的皱褶，又深又弯曲。罗奇突发奇想，他一定在热带的什么地方挨过饿，饿瘪了以后又饱餐一顿，才把身上填补起来，因此脸上有这么多的皱褶。他的左臂仍横在胸前，右肩高耸在颈后。但整个蜷缩的形状静止不动，像一头冻僵了的动物，凝住在背景前。罗奇一时又突发奇想，希望这是一头雄鹿，一种高贵的动物。

“你这小子是谁？”问话的声音非常像个军人。

“我叫罗奇，先生。我是个新生。”

帽影下面红砖一般的脸打量了罗奇大半天。接着，使罗奇感到放心的是，他的脸色和缓了下来，露出了狼一般的笑容，左手仍按在右肩上，慢慢地又按摩起来，同时他又就着宽口塑料杯喝了一大口。

“新生，嗳？”吉姆对着杯口说，仍在微笑，“这我倒没有想到。”

吉姆现在站了起来，把驼着的背转向罗奇，开始仔细检查起拖车的四条支腿来。这次检查非常严格，把车下的弹簧摇晃了半晌，又把装扮奇怪的车头不断抬高一些，以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地方垫上了几块砖头。在这当儿，春雨如注，下个不停，淅淅沥沥地打在他的雨衣上、帽子上、拖车的车顶上。罗奇注意到，在这一切动作中，吉姆的右肩纹丝不动，高高地鼓在他的颈后，好像雨衣下面塞了一块大石头似的。因此，他心里想，吉姆是不是一个大驼背，凡是驼背的人是不是都像吉姆那样容易碰痛。而且他还注意到一个普遍规律，值得记住，以后可以应用，那就是背驼的人走起路来步子跨得大，这是为了要保持平衡。

“新生，是吗？我可不是新生，”吉姆一边拉一拉拖车的一条支腿，一边继续说，口气要比刚才友善多了，“我是个老生。你要知道到底多老，那么我告诉你，像瑞普·凡·温克尔2一样老，还要老一些。有朋友吗？”

“没有，先生。”罗奇简单地回答。学生在作否定的回答时都用这种有气无力的口气，肯定的话是让问话的人说。可是，吉姆却什么话也没有说，罗奇突然觉得有一种奇怪的亲切感，一种希望感。

“我的名字叫比尔，”他说，“我受洗时的正式名字就叫比尔，可是瑟斯古德叫我威廉3。”

“比尔，是啊。没付的账单4。有人这么叫过你吗？”

“没有，先生。”

“反正名字不错。”

“谢谢您，先生。”

“我认识不少叫比尔的，他们都是好样的。”

这样，两人都算是作了自我介绍。吉姆没有把罗奇撵走，因此罗奇就在坑边上待着，透过他雨水淋湿的眼镜往下望去。他吃惊地注意到，砖块是从黄瓜架上卸下来的。有几块已经松了，吉姆一定又弄松了一些。罗奇感到很高兴，居然有人刚到瑟斯古德学校就敢这样自作主张，真的挖起学校的墙脚用在自己身上。尤其使他感到高兴的是，吉姆打开了自来水龙头取水，因为那个水龙头是学校特殊规定谁也不许碰的东西：碰一下就会被罚一顿揍。

“喂，比尔，我问你。你身上有没有正好带着弹珠什么的？”

“什么，先生，什么？”罗奇摸一摸口袋，有点茫然。

“弹珠，老兄。圆圆的玻璃球，那么小的。难道现在学生不玩弹珠啦？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可是玩的。”

罗奇没有弹珠，可是阿普拉米安却有一大堆，从贝鲁特用飞机运来的。罗奇花了大约五十秒钟急忙跑回学校去，冒了极大的风险搞到了一颗，又气喘吁吁地跑回到坑边。他一到坑边就迟疑起来，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大坑已是吉姆的产业了，罗奇要下去得取得他的许可。但是吉姆已经到拖车里面去了，所以罗奇稍微等了一下以后，就蹑手蹑脚地从坑边走下去，从门口伸手把弹珠递进去。吉姆一时没有瞧见他，他正在喝着杯里的酒，呆呆地望着窗外天上的乌云在昆托克山顶上聚起来又散开去。罗奇注意到，这个喝酒的动作实在很困难，因为吉姆要站直身子对着杯口喝，不容易做到。要达到这个角度，他得把佝偻的身子往后仰。这时雨又下大了，像小石子似的噼里啪啦打在拖车上。

“先生。”罗奇叫他，但是吉姆一动也不动。

“阿尔维斯汽车的毛病是，他妈的没有弹簧避震，”吉姆终于开腔道，与其说是对着他的客人，不如说是对着窗户说的，“你开着车，屁股等于挨着路面白线，谁都会变成残废的。”他又往后一仰，喝了一口。

“是啊，先生。”罗奇说。他没有想到吉姆居然以为他会开车。

吉姆已经摘掉帽子。他的淡褐色头发剪得很短，有几块地方剪刀下得太狠了些，露出一道道刀痕，都集中在一边。因此罗奇猜想，吉姆是用他那条好胳膊自己剪头发，这样一来，他看上去更是歪一边了。

“我给您带来了一颗弹珠。”罗奇说。

“很好。谢谢你，老兄。”他把弹珠接了过去，放在他硬邦邦的粗糙手心里慢慢滚来滚去。罗奇马上知道他对什么东西都非常在行，他这号人物对什么工具、什么家伙都非常得心应手。“这车不平，你瞧，比尔，”他仍一心一意端详着弹珠说，“一头斜，像我一样。你瞧。”他转身到大窗户一边。大窗户下面有一条铝边，放在那里承接流下来的水。吉姆把弹珠放在上面，看着它朝一头滚去，掉到了地上。

“一头斜，”他又说，“朝车尾一头斜。这可不行。喂，喂，你这小家伙，你上哪儿去啦？”

罗奇一边弯下身去找弹珠，一边注意到这拖车一点也不舒服。尽管里头收拾得特别干净，随便谁都可以是它的主人。车里有一个床铺、一张凳子、一个船上用的炉灶、一个液化气罐。罗奇想，他妻子的照片甚至连一张也没有。罗奇还没有碰见过单身汉，不过瑟斯古德先生除外。他能找到的仅有一些属于个人的东西，是挂在门上的一只网袋、床铺旁边放的一个针线包、一个自制的淋浴喷头，用饼干筒打了洞，干净利落地焊接在车顶上。桌子上有一瓶无色的酒，不是杜松子酒就是伏特加酒，因为罗奇在假期到他父亲住的公寓度周末时，他父亲喝的就是这种酒。

“看上去东西向还可以，但是南北向肯定是一头斜。”吉姆试一试其他的窗框，“你擅长什么，比尔？”

“我也不知道，先生。”罗奇木然说。

“得有个专长，人人都是这样。足球踢得怎么样？你会踢足球吗，比尔？”

“不会，先生。”罗奇说。

“那么你是个书呆子？”吉姆漫不经心地问，一边哼了一声，倒在床上，喝了一口杯里的酒。“不过我说，你一点也不像是个书呆子，”他有礼貌地又补了一句，“不过你爱独来独往。”

“我也不知道。”罗奇又重复了一遍，朝着打开的门挪了半步。

“那么你最擅长的是什么呢？”他又喝了一大口，“你总有个专长，比尔，人人都是这样。我最擅长的是打水漂。祝你健康。”

在此时此刻向罗奇提出这个问题，很不得当，因为他自己正一天到晚为这个问题感到苦恼。他最近甚至怀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什么目标。不论在学习或玩乐上，他都觉得自己有严重的欠缺；甚至学校生活中的日常事情，例如叠被子、收拾衣服，他也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而且他也不够虔诚，这是瑟斯古德老太太对他这么说的；他在教堂里不该常常板着面孔。对于这些缺点，他都怪自己不好，但是他最责怪自己的，还是破坏了父母的婚姻，他应该早有预见，采取步骤来防止的。他有时甚至想，他是不是有更加直接的责任，例如，他是不是天生邪恶、破坏成性、懒散成习，他的这种恶劣性格造成了父母的不和。他在以前的那个学校里，曾想用大声叫喊来表明这一点，甚至假装发羊痫风，他的姑姑有这毛病。他的父母为此特地见了面，商量了一下——他们是通情达理的人，常常这样做——最后决定让他转学。因此，在一辆抛了锚的拖车边上，由一个他几乎盲目崇拜的人——而且和自己一样也是个独来独往的人——无意之中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来，差点让他招架不住。他觉得脸上的血往上涌，镜片上雾气迷蒙，拖车开始融化为一片苦海。罗奇也没有弄清楚，是不是吉姆注意到了这一点，只见他突然转过身去，驼着的背面向他。他走到桌边，一边说几句补救的话，一边又喝着杯里的酒。

“反正，你观察很仔细，这一点没有问题，我可以告诉你，老兄。咱们独来独往的人都是这样——没有人可以依靠，对吗？没有别人看到我。你在那边坑上一出现，让我吓了一跳，以为你是会变魔法的。我敢打赌，比尔·罗奇是全校观察最仔细的人，只要戴着眼镜。是吗？”

“是的，”罗奇感激地表示同意，“我是这样。”

“那么好吧，你就留在这里，留心观察，”吉姆命令道，把非洲猎帽又戴在头上，“我要出去，修理一下支腿。好吗？”

“好的，先生。”

“那弹珠呢？”

“在这里，先生。”

“它一滚就叫我，好吗？朝北，朝南，不管它朝什么方向滚。懂吗？”

“懂，先生。”

“知道哪一边朝北吗？”

“那边。”罗奇马上伸出胳膊，随便指着一个方向说。

“对。那么好吧，它一滚你就叫。”吉姆又说了一遍，然后到雨中去了。一分钟后，罗奇觉得脚下的地板在摇晃，当吉姆在使劲扳一条支腿时，他又听见了一声不知是痛苦还是愤怒的咆哮。

在那年夏季这个学期里，学生们替吉姆取了一个外号。他们试了好几个名字，最后才人人满意。他们先叫他“骑兵”，因为他有点儿军人气概，有时喜欢无伤大雅地骂几声，常常独自在昆托克山间闲逛。尽管如此，“骑兵”没有叫开。后来他们又叫他“海盗”，有一阵子还叫“匈牙利炖牛肉”，那是因为他爱吃辣。当他们列队走过大坑到教堂去做晚祷时，总有热气腾腾的咖喱、葱头、辣椒的香味向他们飘来。叫他“匈牙利炖牛肉”也是因为他的法语地道，大家认为法语就是连汤带水的。五年级乙班的斯巴克莱能够把他的法语学得惟妙惟肖：“你已经听到了所提的问题，伯格，艾米尔在看什么？”——右手痉挛地一挥——“别瞪着眼睛瞧我，老兄，我又不是施魔法的。Qu’est-ce qu’il regarde, Emile dans le tableau que tu as sous le nez？Mon cher Berger，如果你不能马上回答出一句清楚的法语来，je te mettrai tout de suite à la porte, tu comprends，你这傻蛋？”5

不过这种吓人的威胁，不论是用法语还是用英语，都从来没有真的实行过，反而很奇怪地增加了他身上的温和神态，这只有透过孩子们的眼光才能看到。

但是，他们对“匈牙利炖牛肉”也不满意。这个外号缺乏其中所包含的泼辣劲儿，没有考虑到吉姆热爱英国的感情，要想引他斗嘴，用这方面的话题去逗他准没有错。傻蛋斯巴克莱只要敢对女王说一句不敬的话，赞叹一下外国哪个地方的美妙，尤其是个热带国家，那么吉姆的脸就会马上涨得通红，一口气说上三分钟身为英国人有多大福气的大道理。他明知道他们是在逗他，但还是上了钩。他说完他的大道理后，常常露出懊丧的笑容，自言自语说什么上当啦、不及格啦之类，还有什么有人脸上要不好看啦，因为要挨罚，多加作业，不能去玩足球了。但是他确实热爱英国，因为说到头，到底没有人为此吃了亏呀。

“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他有一次大声叫道，“知道为什么吗？傻蛋，知道为什么吗？”

斯巴克莱不知道，于是吉姆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地球。他说，西边，是美国，尽是贪心不足的傻瓜，糟蹋了他们得天独厚的条件。东方是中国和俄国——他对它们不加区别——工作服、劳改营、没完没了的长征。在中间则是英国……

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外号叫“犀牛”（Rhino）。

这一半是与“普莱多”谐音，一半是指他喜欢在野外生活和他对体育运动的爱好，这是他们常常看到的。他们早起脱光了衣服，冷得瑟瑟发抖，在排队等洗淋浴时，就可以看到“犀牛”大清早散步已经回来了，驼着的背上背着一个帆布背包，大踏步从峡谷路走过来。晚上就寝时，他们可以瞥见手球场塑料顶篷里，他不知疲倦地在向混凝土墙上击球的孤单身影。有时，黄昏天气暖和，他们可以从宿舍窗户中偷看他打高尔夫球。他常常是先向他们读一本随手从昏暗图书馆抓来的极其英国味的冒险小说，像比格尔斯、潘西·威斯特曼或者杰弗里·法诺尔的小说，然后才去玩高尔夫球，带着一根旧得一塌糊涂的铁头球棍，在场地上走来走去。每次击球，他们在他扭过背使劲向前挥球棍的时候，都等他发出“哼哧”的一声，他从来没有叫他们失望过，他们保持了完整的纪录。在教职员板球赛上，他打到了七十五分才下场，有意把球打得高高的，送给右后方的斯巴克莱。“接住，傻蛋，接住——发出去。好球，斯巴克莱，好孩子，你待在那里就是为着这个。”

尽管他天性宽厚，但是大家都公认他非常了解犯罪心理。这方面的例子不少，最足以说明的一次发生在学期结束前几天，斯巴克莱在吉姆的废纸篓里发现了一张第二天的试题，他就拿来出租给考生，每次收费五个新便士。许多学生付了钱后，在宿舍里连夜用手电筒照着，背诵答案，一宿没有睡好。但是临考试时，吉姆发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试题。

他坐下来大声道：“这一份试题，你们大家都免费。”接着他就翻开了《每日电讯报》，开始专心致志地读起“施魔法的人”的最新见解了，他们明白这是指几乎任何有头脑的人，哪怕他只是一个为女王利益写文章的人。

最后还有那个猫头鹰事件，在他们对他的看法中，这另有意义，因为这件事牵涉到死亡，而对于死亡这个现象，孩子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一个星期三，天气还冷，吉姆提了一桶煤到教室里，就在壁炉中生起火来。他背对着炉火，坐在那里取暖，一边读着一篇法语听写题。先是壁炉烟囱里掉了一些脏土下来，他没有理会，接着就掉下来那只猫头鹰。那是一只很大的谷仓猫头鹰，肯定是因为在杜佛的时代，多年以来，不论冬夏，从来都不清除烟囱里的积尘，它就在烟囱里做起了窝，如今给煤烟熏得昏头昏脑，在烟囱里拼命扑翅挣扎，已经弄得全身发黑，精疲力竭了。它掉在煤块上，又滚到地板上，嘴里叽叽呱呱，身上一阵哆嗦，接着就瘫倒在那里，好像是魔鬼的密使。它的身子蜷缩，翅膀张开，胸口还有点呼吸，眼皮上蒙着脏土，但是脏土缝里那双发呆的眼睛，却直瞪瞪地望着那些学生。没有人不感到害怕，甚至众人心目中的英雄好汉斯巴克莱也吓怕了。不过吉姆除外。他一言不发，马上把那只飞禽收拾起来，拎到外面去。他们像船上的偷渡客一样，屏息凝神地谛听外面的动静，却听不到什么声音，直到最后才听见走廊那头的水龙头在放水，那显然是吉姆在洗手。斯巴克莱说“他在撒尿了”，这话引起一阵不安的哄笑。但是他们下了课鱼贯走出教室时，发现在大坑旁边的混合肥料堆上，猫头鹰被扔在那里，完全死了，等待埋葬。胆子大一些的人上前一看，发现脖子已经被折断。只有猎场看守人才会这样干净利落地弄死一只猫头鹰，这话是苏德雷说的，因为他家才有猎场看守人。

瑟斯古德这个学校里的其他人，对吉姆的看法却不那么一致。钢琴家马特贝先生的阴魂不散。女舍监站在比尔·罗奇一边，认为吉姆了不起，需要特别照顾：他的背那么驼，可是却行动自如，真是奇迹。马乔里班克斯则说，他是在喝醉酒的时候被公共汽车压的。也是马乔里班克斯，在吉姆表现突出的那次教职员板球赛上，指出那件厚运动衫可能来历不明。马乔里班克斯不是板球队员，但是他与瑟斯古德一起走过来看比赛。

“你认为那件运动衫来路是正大光明的，还是顺手牵羊来的？”他大声问道。

“里奥纳德，这话可太不公道了。”瑟斯古德责备道，一边不断地拍着他的猎犬的侧腹，“咬他，琴妮，咬这坏人。”

但是等到瑟斯古德回到书房里的时候，他已没有笑意，老是觉得放心不下。冒充牛津大学出身的人，他能对付，就像他自己念书时，遇到过不识希腊文的古文老师和不懂神学的牧师一样。这种人在证据面前知道瞒不过去，就会支持不住，最终痛哭流涕，自动告退求去，或者愿意降薪留职。但是真正有成就却隐姓埋名的人，他还没有碰到过，不过他知道自己是不会喜欢他们的。他查了一下校历，就打电话给斯特罗尔和梅德莱介绍所里一个叫斯特罗尔先生的人。

“你到底想要了解什么？”斯特罗尔先生大声叹了一口气说。

“也没有什么特别要了解的。”瑟斯古德的母亲在刺绣，假装没有在听，“只不过是，既然要一份书面简历，那就得要完整，不要有遗漏。何况我们付了中介费。”

这时瑟斯古德忽然想，是不是把斯特罗尔先生从沉睡中叫醒过来以后，他又睡着了。

“非常爱国的家伙。”斯特罗尔先生终于开腔道。

“我并不是因为他爱国才聘请他的。”

“他一直没工作，”斯特罗尔细声细气地说道，声音好像是从烟雾腾腾中透过来的，“住了院。脊髓的毛病。”

“这话不错。但是我想他过去二十五年里总不见得都是住在医院里吧。真讨厌。”这最后一句话，他是对他母亲说的，他的手掩着话筒。他这时忽然觉得斯特罗尔先生又睡着了。

“你只雇用他到这学期末，”斯特罗尔轻声说，“你如果不喜欢他，到时候辞退他就得啦。你要的是代课老师，给你的也是代课老师。你说要便宜，给你的也是便宜的。”

“话虽是这么说，”瑟斯古德理直气壮地反驳，“可是我付了你二十镑金币的介绍费，我的父亲跟你来往已有好多年了，你们总得给我一定的保证呀。你在这里是这么写的——我读给你听——你在这里是这么写的：‘受伤前曾在海外任职，从事商业和勘探工作。’把一辈子的工作用这么一句话带过去，未免太含糊了，你说是不是？”

他的母亲一边刺绣，一边点头。“可不是？”她大声接腔道。

“这是第一点。我还要说一点——”

“别多说了，亲爱的。”他母亲提醒他。

“我知道他一九三八年在牛津待过。他为什么没有念到毕业？出了什么事？”

“我好像记得那时候大家都中断了学业，”斯特罗尔先生隔了好久以后又说，“只是你太年轻，恐怕记不得了。”

“这么多年他总不可能是在监牢里。”他母亲在沉默了很久以后又说，一边仍低着头刺绣。

“他一定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瑟斯古德郁郁不乐地说，眼光越过大风吹刮的花园，呆呆地朝着大坑那边看着。

在整个暑假里，比尔·罗奇轮流在他爸爸和妈妈那里住，很不自在，他也始终惦记着吉姆：不知他的背疼不疼；他现在没有课，只有半个学期的薪水，不知在干什么活儿挣钱；尤其是，下学期开学后，他是不是仍在那里任课。因为比尔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觉得吉姆生活在地球的表面上很不平稳，随时随地都可能掉下去，深不见底。他担心吉姆像他自己一样，没有自然的地心吸力吸住他。他回忆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特别是关于吉姆问他有没有朋友的话，他很担心，生怕就像自己辜负了父母的慈爱一样，也辜负了吉姆的情谊，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年龄的悬殊。因此，吉姆可能已经到别的地方找友伴去了，他仿佛看到了吉姆的浅灰色的眼睛在别的学校东寻西觅。他也想像，吉姆像自己一样，也曾经有过自己所爱恋的人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因此想找个人来代替。但是想到这里，比尔·罗奇的想像力进了死胡同：他对于成年人怎样互相爱恋无法想像。

除了瞎想以外，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查看了一本医学书，又向他母亲打听关于驼背的情况，他很想偷一瓶他父亲的伏特加酒，拿到瑟斯古德学校当做礼物，但是他又不敢。最后他母亲的司机把他送到可恨的台阶上时，他连再见也不说一声，就拼命地飞快跑到大坑的顶上。看到吉姆的拖车仍在下面老地方，觉得无限地高兴，只是拖车比以前更脏了，旁边还新翻了一块地，大概是种过冬的蔬菜的。吉姆正坐在车门踏板上向他憨笑，好像他已听到比尔来了，在他出现在坑边之前就摆出欢迎的笑容似的。

就在这个学期，吉姆给罗奇取了一个外号。他不再叫他比尔，改称大胖。他没有说明原因，而罗奇呢，也无法反对，在取名字的事情上一般都是这样。罗奇则以吉姆的监护人自命，他心中自称是摄政王，代替吉姆的那个离去的朋友，不管那朋友可能是谁。

2

不像吉姆·普莱多，乔治·史迈利先生天性不擅在雨中赶路，尤其是在深夜。说真的，他很可能是比尔·罗奇将来长大成人最后定型的样子。矮胖结实，年纪最多刚到中年，从外表上看，他属于伦敦常见的那一类与世无争、温和驯顺的人。他腿短，步履一点也不灵活，他的衣着质地讲究，却不合尺寸，这时已淋得湿透。他的大衣有一种老光棍的味道，那种黑的料子和松软的织法似乎是为了保存水汽。或者是他的衣袖太长了，或者是他的胳臂太短了，就像罗奇一样，他穿上雨衣，袖口总是几乎盖没了他的手指。为了爱体面，他不戴帽子，因为戴了帽子使他显得滑稽可笑，确实是这样。“像个小鸡蛋。”他美丽的太太最近一次离开他之前不久就这么说过，她的评语往往产生长期效应，这次也不例外。因此雨水在他厚厚的眼镜片上不断形成大滴的水珠，使他只得一会儿低头，一会儿仰头，才能看清维多利亚车站那已经被煤烟熏黑的拱门旁的人行道。他是朝西走，回到他住的切尔西住宅区去。他的步履，不知什么缘故，略有迟疑，如果这个当儿吉姆·普莱多从黑暗中出来问他有没有什么朋友，他大概会回答说，什么朋友不朋友的，能叫到一辆出租车就不错了。

“罗迪说话没完没了。”他自言自语道，一阵急雨又落在他那胖乎乎的脸颊上，流到他已经湿透了的衬衫里，“我为什么不站起来就走？”

史迈利一阵后悔，再一次检查自己落到目前痛苦处境的原因，结论是：这完全是自作自受。这样冷静的态度与他秉性谦恭是分不开的。

这一天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头天晚上睡得太迟了，他早上起得特别晚，自从去年退休以来，这已慢慢成了习惯。他发现咖啡已经喝完，就到杂货店去排队，结果等得失去了耐心，于是就决定索性办一下个人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早上邮差送来的银行结账单显示，他的妻子已经把他每月养老金提取了大部分。他想，好吧，那就卖掉点什么东西。这个决定有点意气用事，因为他经济情况不错，负责他养老金的那家小银行按月付款，从不拖欠。但是他还是把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收藏的格里美尔斯豪森6著作的一册初版珍本包了起来，郑重其事地往寇松街海伍德·希尔书店去，他在那里偶尔和店老板做成一两笔和气的买卖。他在路上越想越气，在公用电话亭里跟他的律师约定下午去见他。

“乔治，你怎么能这么庸俗？没有人会和安恩闹离婚的。送束花给她，然后到我这里来吃中饭。”

这个劝告使他的精神稍微振作了一些，到海伍德·希尔书店去时心境已很愉快，但是迎面却碰上了罗迪·马丁台尔，他正好从琼佩理发店每周一次理完发出来。

不论从职业上，或社交上来说，马丁台尔都不够资格和史迈利有来往。他在外交部的交际部门工作，他的任务是设午宴招待别人连在柴房也不愿招待的外宾。他是个行踪不定的单身汉，一头灰发，动作是胖人特有的那种灵活轻捷。他喜欢在上衣翻领扣眼上插朵鲜花，穿淡色衣服，稍有机会就喜欢拉拉扯扯，装得好像和白厅7的机要部门关系很熟的样子。几年前他曾“叨陪末座”，参加了白厅一个统一调度谍报工作的小组，但不久这个小组就解散了。战时因为他有些数学才能，也曾在秘密工作圈子的边缘上徘徊，一度在圆场和约翰·兰斯伯里一起参加过一项昙花一现的密码工作，这件事他老是没完没了地提起。但是战争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史迈利有时就得这样提醒自己。

“哈啰，罗迪，”史迈利说，“真高兴见到你。”

马丁台尔说起话来有种上等阶级讲心里话时旁若无人、大声嚷嚷的习惯，在外国度假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弄得史迈利很尴尬，连忙搬出旅馆，找个地方躲了起来。

“好家伙，那不是谍报大师他本人吗！他们说你已经到圣加伦修道院之类的地方，和僧侣们一起关起门来研读中世纪的手稿了！请马上向我坦白吧。我要知道你究竟在干些什么，一点不漏。你身体怎么样？仍旧爱英国吗？你那漂亮的太太好吗？”他游移不定的目光在街上扫来扫去，最后落到史迈利腋下那册包装好的格里美尔斯豪森的著作上，“我敢打赌，这一定是你送给她的礼物。他们说你宠坏她了。”他放低声音，可是仍旧震耳：“我说，你是不是又回来干老本行了？别告诉我这都不过是掩护，乔治，是掩护吗？”他尖尖的舌头舔着他的小嘴巴的湿嘴唇，接着，像一条蛇一样，又消失在嘴缝里了。

这样，史迈利尽管责备自己太蠢，还是同意当天晚上到他们两人都是会员的曼彻斯特广场上一家俱乐部去吃晚饭，这样好不容易才把他打发掉。史迈利平时对那家俱乐部视为畏途，避之犹恐不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马丁台尔也是会员。到了晚上，他在白塔饭店吃的中饭仍饱饱的还没有消化掉，因为他的律师是个从来不亏待自己的人，认为只有一顿丰盛的美餐才能使乔治摆脱意气消沉。马丁台尔根据另一种方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于是有四小时之久，他们前面摆着史迈利不想吃的菜肴，交谈着一些熟人的名字，好像他们是被人遗忘的足球队员一样。先是谈到史迈利以前的导师杰比第：“我们的莫大损失，上帝保佑他。”马丁台尔喃喃地说，但是据史迈利所知，马丁台尔从来没有见过杰比第。“唉，真是个行家，你说是不是？可以说，是个真正有才学的人。”接着又说剑桥大学出身的法国中世纪专家菲尔丁：“真有幽默感！头脑清楚，非常敏锐！”接着是东方语言学院出身的斯巴克，最后是斯蒂德·阿斯普莱。俱乐部就是他为了逃避罗迪·马丁台尔那样的俗物而成立的。

“你知道，我认识他可怜的兄弟。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心思都用到别的方面去了。”

史迈利就在酒意蒙眬之中听着他这些废话，嘴上还不时地附和着“是啊”、“不是”、“真可惜”、“没有，他们一直没有找到他”，有一次还使他脸红了半天：“唉，别这么说，你过奖了。”最后，马丁台尔终于谈到了一些最近的事：权力的替换和史迈利的退隐。

不出所料，他从老总最后几天的日子开始说起：“你的老上司，乔治，上帝保佑他，他是惟一能把自己的名字保密的人。当然，对你是不保密的，他对你从来没有隐瞒什么吧，是不是，乔治？他们说，史迈利和老总亲如兄弟，一直到死都是这样。”

“他们过奖了。”

“别急，乔治。你忘了我是个老鸟。你和老总就是那样。”他胖乎乎的手做了一个象征结婚的动作，“这就是你给撵出来的原因，不用骗我，这就是比尔·海顿谋到你的差使的原因。这就是他，而不是你，当上潘西·阿勒莱恩的助手的原因。”

“你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罗迪。”

“我要这样说。我要说的还不止这些，还要多得多。”

马丁台尔俯身靠过来的时候，史迈利闻到了琼佩理发店特有的一种刺鼻的香水味。

“我还要说的是，老总根本没有死。有人看到他了。”他连忙摇手，不让史迈利否认，“让我把话说完。维利·安德鲁瓦沙在约翰尼斯堡机场候机室里碰到了他。不是阴魂。有血有肉。维利因为天气太热在酒吧里买一杯苏打水喝，你最近没有见到维利，他胖得像个气球。他转过身来，老总就坐在他旁边，一副布尔人8的穿戴，难看得吓死人。他一见到维利就溜掉了。你觉得怎么样？所以我们都已知道了。老总根本没有死。他是被潘西·阿勒莱恩和他的三人帮排挤走的，因此到南非躲了起来，愿上帝保佑他。但是，你不能怪他，是不是？谁都想平平安安度过晚年，你怎么能怪他？我就不怪他。”

史迈利精疲力竭，神经越来越麻木，老半天才听明白这种谣言的荒诞无稽，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胡说八道！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荒唐的事情！老总死了。他是长期患病以后，心脏病发作死的。而且他最不喜欢南非了。除了萨里、圆场、贵族板球场以外，他什么地方都不喜欢。真的，罗迪，你不能散播这样的谣言。”他大可以再加一句：是我在去年圣诞节前夕，独自一人看着他在伦敦东区的一个火葬场里被下葬的。那个牧师说话还口吃。

“维利·安德鲁瓦沙总喜欢说瞎话，”马丁台尔毫不在乎地沉思说，“我也这样对他说：‘完全是胡说八道，维利，你应该觉得难为情。’”好像他不论从思想上或者口头上，从来没有相信过这种愚蠢的谣言似的。他马上又说：“给老总的棺材钉上最后一个钉子的，大概是捷克事件吧。那个可怜的家伙，背上挨了一枪，把事情闹到上报了，听说他与比尔·海顿一直很亲密。埃利斯，我们得叫他这个名字，尽管我们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就像知道自己的姓名一样确实，我们还是得这么叫他，是不是？”

马丁台尔很贼，他等着史迈利接话，但是史迈利不想上钩，于是马丁台尔又心生一计。

“不知怎么，我对潘西·阿勒莱恩当头头总是不能太放心，你呢？乔治，这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还是只不过因为我天性不易轻信他人？你善于相人，你一定要告诉我。我觉得我们一起出道的人都不适合掌权。这是不是一个线索？如今很少有人能使我心悦诚服，我总是认为，潘西很明显是这样一个人，特别是有了那个老狐狸老总以后。他人缘好，谁都不把他当一回事。只要一想到他从前在‘旅客’酒吧里闲荡，口里衔着他的大烟斗，给一些头儿买酒喝，那就行了。说真的，谁都不想把背信弃义的事做得太露骨，你同意不同意？还是只要能成功，就不在乎？他到底有什么窍门，乔治，他有什么秘方？”他专心一意地说着，俯身向前，眼光贪婪而兴奋，除此之外，只有吃喝才能使他这样激动，“靠属下的才智过活。可是，这也许就是如今做领导的本领。”

“真的，罗迪，我没法帮你的忙，”史迈利有气无力地说，“我从来不知道潘西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你明白，我只知道他是个——”他想不起用什么词形容才好。

“是个向上爬的人，”马丁台尔提示道，眼光炯炯发亮，“一天到晚眼睛盯着老总的黄袍。如今他黄袍加身，大伙儿都拥戴他。那么谁是他的左右手呢，乔治？谁在给他立功呢？从各方面听来，他干得很不错。海军部的机密文件阅览室里，用各种古里古怪名称成立的小组委员会里，不论潘西到白厅哪一条走廊里去，都替他铺了红地毯，一些次级大臣们得到了上级的特别表扬，名不见经传的人无缘无故得到了大奖章。你知道，这，我以前都见过。”

“罗迪，我无法帮你忙，”史迈利仍这样说，一边要站起来，“真的，我爱莫能助。”但是马丁台尔却拦住了他，用一只油滋滋的手把他按在桌边，一边说得更快了。

“那么谁是狗头军师呢？肯定不是潘西自己。我也不相信美国人又开始信任我们了。”他的手抓得更紧了，“是狠劲十足的比尔·海顿，我们当代的阿拉伯劳伦斯9，上帝保佑他。你瞧，是比尔，你的老对手。”马丁台尔的舌头又伸了出来，逡巡了一会儿后又缩进去，留下一丝薄薄的笑意。“我听说你和比尔一度是什么都不分彼此的，”他说，“但他从来不是正统派，是不是？天才永远不会是正统派的。”

“史迈利先生，你还要什么吗？”侍者来问道。

“其次就是布兰德：褪了色的纯洁的希望，红砖大学10的教书先生。”但是他仍不放开史迈利，“如果不是这两个人谋划的，那就是个退休的人，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假装退休的人。如果老总已经死了，那么还有谁呢？除了你以外。”

他们开始穿大衣。看门的已经下班了。他们得自己从空荡荡的棕色衣帽架上取下大衣来。

“罗埃·布兰德不是红砖大学出身。”史迈利大声说，“如果你想知道，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他上过牛津的圣安东尼学院。”

史迈利心里想，老天爷帮忙，我能做的至多就是这些了。

“别傻了，亲爱的。”马丁台尔不高兴地说。史迈利令他失望：他面有愠色，好像发觉上当了一样，面颊下部出现了令人看了难受的下垂皱褶。“圣安东尼学院当然是红砖大学，同一条街上有一小块沙岩石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即使他是你的门下。我想现在他已投到比尔·海顿门下去了——别给他小费，是我请客，不是你请客。比尔现在是他们的前辈——以前也是。能够使他们围着他团团转。不过，他有他的魅力，是不是？不像我们有些人。我说这是做明星的资质，属于极少数出类拔萃的人。有人告诉我说女人们都完全拜倒在他面前，如果女人可以下拜的话。”

“晚安，罗迪。”

“别忘了向安恩问好。”

“我不会忘的。”

“那么别忘了。”

现在雨已下得很大，史迈利全身湿透了，而且上帝为了惩罚他，把伦敦街上的出租车全都隐藏起来。

3

“纯粹是缺乏意志。”他自言自语说，一边彬彬有礼地谢绝了一个站在门口的女人的招徕，“与其说是有礼貌，不如说只是软弱而已。马丁台尔，你这个头脑轻浮、装腔作势、爱说大话、没有骨气、不事生产……”他跨了一大步，想避开一个看不清的障碍物。“软弱，”他继续说，“无法摆脱一切羁绊过独立自主的生活，”——一潭脏水溅了他一脚——“还有感情上的牵挂，其实都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不管是和我的妻子、和圆场、和伦敦的生活。出租车！”

史迈利向前冲几步，可是已经晚了。两位小姐挤在一顶雨伞下笑着，早已上了车，只见到胳膊和腿的一阵闪动。他陡然拉起黑大衣的领子，继续孤独地前进。“褪了色的纯洁的希望，”他生气地喃喃自语，“街上的一小块沙岩石。你这个爱说大话、喜欢到处打听的厚脸皮——”

这时他记起把格里美尔斯豪森那本书忘在俱乐部了，但为时已晚。

“唉，他妈的！”他大声骂道，为了出气，还停下步来连骂几声，“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

他决定把伦敦的房子卖掉。刚才躲在遮篷下自动售烟机旁等雨停的时候，他就作出这个重要的决定。他从各方面打听到，伦敦房价飞涨。那很好。把房子卖了，用一部分所得在考兹伍德买幢乡间小屋。还是在伯尔福德？那儿来往车辆太多。斯蒂普尔·阿斯顿？那是个好地方。那么他就以性格怪僻、说话东拉西扯、喜欢离群索居的面目出现，但是也有一两个讨人喜欢的习惯，例如在街上彳亍的时候常常自言自语。也许有点不合时代潮流，但如今谁合时代潮流呢？不合时代潮流，但也不背弃自己的时代。毕竟，到了一定时候，人人都得选择向前进，还是向后退。现在的风一会儿这样刮，一会儿那样刮，你不随风倒，并没有什么不光彩。还是要有主见，坚持不动摇，做自己那一代人的中流砥柱。如果安恩要回来，那么他就把她送到门口请她走。

或者，不一定请她走，这要看她是否归来心切。

在这种前提的慰藉下，史迈利到了国王路，他在人行道上停了一会儿，好像要过马路似的。马路两边都是华丽的精品店。在他前面是自己住的贝瓦特街，一条死巷子，他从头走到底，总共只有一百一十七步。他当初搬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些乔治时期的建筑有一种败落敝旧的美，年轻的夫妇靠十五镑过一星期，在地下室里还不敢声张地收个不付税的房客。可是现在却有铁栏杆保护下层的窗户，每幢屋子的路边都挤着停了三辆汽车。史迈利出于长期养成的习惯，走过去时一一看了一眼，哪辆是熟悉的，哪辆不熟悉。不熟悉的汽车中，哪辆又是安装着天线和多一面镜子，哪辆是监视者喜欢的那种没窗的小货车。他这么做，一部分原因是要考验一下自己的记忆力，为了保持自己头脑不至于因为退休而萎缩，就像以前他去大英博物馆的公共汽车上熟记沿途的商店门牌号码一样，也正如他背得出自己家中每层楼梯一共有多少级，十二扇门每一扇朝什么方向开一样。

但是史迈利这么做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他害怕，这是职业间谍到死都甩不开的秘密的恐惧。由于过去的经历是那样复杂，连自己也记不清结下了多少怨仇，总有一天仇人会找上门来跟他算账。

在这条街的尽头，有个邻居把狗带出来散步。她看到了他，抬起头来说了一句不知什么的话，但是他没有理她，心里知道大概又是关于安恩的话。他穿过马路。他的房子一片漆黑，窗帘仍像他出门时那样拉了起来。他爬上六级台阶，到了门口。自从安恩走了以后，他把收拾屋子的女人也给辞退了：除了安恩以外，没有别人有钥匙。门上有两道锁，一道是班汉牌死锁，一道是丘伯牌管匙锁，还有两片他自制的小木片，只有指甲那么大，一片塞在上面门梁缝里，一片塞在班汉锁的下面。这是他在外出行动时留下来的习惯。最近，不知什么原因，他又开始使用起来，也许他的目的是为了不要因为她突然回来而吃一惊。他用指尖一摸，两片小木片都在那里。于是他就开了门锁，推了进去，脚下碰到了中午塞进来躺在地毯上的邮件。

他心中想，是什么杂志到期了？《德国生活与文学》？《语言学》？他想该是《语言学》，它早就到期了。他打开门廊的电灯，弯下身去，翻看了一下邮件。一件是他的裁缝寄来的账单，记的是一套他没有订制的衣服，他怀疑很可能现在正穿在安恩的情人身上；一张是亨莱一个加油站寄来的她的汽油账单（才十月九号就没钱了，他们在亨莱干什么呀）；一封是银行来信，说的是关于米兰银行伊明翰分行为安恩·史迈利夫人开户取款的事。

他对着这封信问，他妈的他们两人在伊明翰干什么呀？真是天晓得，谁会到伊明翰跟姘头幽会？到底伊明翰是在哪里？

他正在思量这个问题时，眼光却落在雨伞架上一把没有见过的雨伞上。这是一把绸伞，伞把上有手工缝的皮套，上面有一个金环，但是没有物主的姓名缩写。他的脑袋里很快闪过一个念头：既然这把伞是干的，那一定是在六点十五分下雨前就放在那里了，因为架子上也没有水迹。而且这把雨伞很讲究，虽然不新，伞尖不锈钢包头还没有擦划过的痕迹。因此，这把伞属于一个行动敏捷的人，甚至是年轻人，像安恩最近的一个情人。但是既然这个伞主人知道门上塞的木片，又知道进屋以后放回原处，而且还颇为机灵，在推门打乱了（而且无疑也读了）邮件以后，又把它们靠在门边放着，那么极有可能他也认识史迈利。他不是安恩的情人，而是一个像他自己那样的职业特务，一度跟他亲密共事过，而且就像行话所说的那样，认得出他的“笔迹”。

客厅的门虚掩着。他轻轻地又推开了一点。

“彼得？”他问道。

他从门缝里看进去，靠外面路灯的光，看到沙发一头伸着一双穿着麂皮鞋子的脚，懒洋洋地交叠在一起。

“要是我是你的话，乔治，我就不脱大衣了，老兄，”说话的声音很亲切，“我们还要赶远路呢。”

五分钟以后，穿着一件宽大的棕色旅行大衣，乔治·史迈利郁郁不乐地坐在彼得·吉勒姆的敞篷跑车的客座中。那件大衣是安恩送他的礼物，是他惟一干燥的大衣。原来彼得把他的车停在附近另外一个广场上，所以他之前没有发现。他们的目的地是阿斯科特，那是个以女人和赛马著称的地方。不过作为内阁办公室奥立弗·拉康先生的宅邸所在，就不怎么有人知道了。拉康先生是各类不同委员会的一位高级顾问、谍报事务的总监督。或者，用吉勒姆那有失尊敬的话来说，是白厅的管家。

比尔·罗奇在瑟斯古德学校里，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心里在想，他每天盯着吉姆，最近终于有了效果。昨天吉姆令拉兹吃了一惊。星期四他又偷了寄给阿隆逊小姐的信。阿隆逊小姐教提琴和《圣经》，罗奇因为她脾气温柔而巴结着她。据女舍监说，园丁助手拉兹是个D.P.，而D.P.不会说英语，或者说不了几句英语。女舍监又说，D.P.的意思是不同的人11，反正是战时从外国来的。但是昨天吉姆和拉兹说了话，他要拉兹帮忙摇车前的启动杆，而且他是用D.P.的母语跟他说话的，反正是用D.P.说的话跟他说的，拉兹当场高兴得跳起来。

关于阿隆逊小姐的信，这事要复杂一些。星期四上午从教堂回来后，罗奇到教员休息室去拿他们班上的练习簿，当时墙边桌上有两封信，一封是给吉姆的，一封是给阿隆逊小姐的。吉姆的一封是用打字机打的，阿隆逊小姐的一封是手写的，笔迹倒有点像吉姆自己的笔迹。罗奇看到这两封信时，教员休息室里空无一人。他就自己动手取了练习本，正要不作声地退出去时，吉姆从另外一扇门进来了，他是早上散步回来，满脸通红，气喘吁吁。

“快走吧，大胖，上课铃已经响了。”他俯身在墙边桌子上。

“好吧，先生。”

“天气有点变化不定，是不是，大胖？”

“是的，先生。”

“好吧，快走吧。”

到了门边，罗奇回头看一眼。吉姆已经直起身来，打开那天早上的《每日电讯报》。桌上空了。两封信都不见了。

是不是吉姆给阿隆逊小姐写了信，又改变了主意？也许是求婚？比尔·罗奇又有了一个想法。最近，吉姆弄了一台旧打字机，是一台破雷明顿牌的，他自己动手修好的。他是不是用那台打字机打了一封信给自己？他难道这么寂寞，自己给自己写信，还偷别人的信？想到这里，罗奇便睡着了。

4

吉勒姆懒洋洋地开着车，但是开得很快。车厢里充满了秋天的各种气味。月光皎洁，田野上弥漫着雾，寒气袭人。史迈利心里想，不知吉勒姆多大年纪了，他估计是四十岁，但是在朦胧之中很可能以为他是个在河上划船的大学生。他操纵排挡拉杆，动作潇洒，好像他是在水里一样。无论如何，史迈利有些生气地想，这辆汽车对吉勒姆来说是太年轻了。他们风驰电掣地开过了伦尼梅德，开始爬上埃格汉姆山。他们已经开了二十分钟的车，史迈利问了十多个问题，所得的答复却不值一文钱，现在他心中有了一种不敢正视的恐惧，久久不散。

“我觉得真奇怪，他们没有把你和我们一起撵出来，”他不愉快地说，一边把大衣下摆裹得紧一些，“你具备一切条件：工作出色、忠心耿耿、处事谨慎。”

“他们让我负责‘剥头皮’。”

“唉，我的上帝。”史迈利打了一个寒战说。他把胖乎乎的下巴周围的衣领拉了起来，不禁想起了布里克斯顿，还有那个当做剥头皮组大本营的阴沉严峻的校舍。剥头皮组的正式名称叫“旅行组”，是冷战初期老总在比尔·海顿建议下设立的，当时暗杀、绑架、讹诈成风。他们的第一任头头是海顿提名的。这是个小单位，大约只有十一二个人，专门处理一些突击的任务，如果由国外常驻人员来干，不是太肮脏了，就是太危险了。老总总是这么教诲人，谍报工作要做得好，必须慢慢来，而且要看有没有一种文雅的风度。但是剥头皮组对他这条原则却是个例外。他们干起来可不是慢慢来的，而且也不文雅，因此反映了海顿的气质，不是老总的气质。此外他们出去都是单枪匹马，因此他们被安顿在一个没有人瞧见的地方，在围墙上还插着碎玻璃，拉着铁丝网。

“我问过你知道不知道‘横向主义’这个词儿？”

“当然不知道。”

“这是现在最in的理论。我们本来是逐级上下的关系，现在是横向合作关系。”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在的时候，圆场是分地区管理的。非洲、附庸国、俄国、中国、东南亚等地区，每一个地区由自己的头头率领，老总高高在上，掌握一切。你还记得吗？”

“听起来已如隔世。”

“现在呢，一切活动都集中领导，叫做伦敦站。地区取消了，实行了横向主义。比尔·海顿是伦敦站长，罗埃·布兰德是他的第二把手，托比·伊斯特哈斯像哈巴狗似的在他们两人中间来回奔跑。他们是国中之国。他们什么都保密，不跟普通人来往。这倒使我们感到更加放心了。”

“听起来，这个主意倒不错。”史迈利说，有意不去理会对方影射的话。

他的脑海里再一次泛起许多记忆，他忽然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他这一天好像当做两天度过似的，一天是在俱乐部和马丁台尔一起度过，一天是现在和吉勒姆在梦中度过。他们驶过了一个松树养育林。树林缝里，月光成了一条条的。

史迈利开始问道：“埃利斯有没有什么信——”但是他又用比较试探的口气问：“埃利斯有没有什么消息？”

“仍在隔离之中。”吉勒姆简短地答道。

“哦，是的。当然。我并不想打听。我只想知道，他有没有可能通过审查？他身体倒复原了，他还能走动吗？据我了解，背部受伤可不是好玩的。”

“他们说他的情况很好。安恩怎么样，我忘了问。”

“很好。很好。”

车厢里一片漆黑。他们已经离开了大路，弯到一条石碴煤层路上。两边都出现了黑色的树影，出现了灯光，接着是个高耸的门廊，树梢头上是一栋破旧败落的房子尖顶。雨已经停了，但是当史迈利下车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时，他听到了四周尽是雨水淋湿的树叶的萧萧声。

是啊，他想，上次我来这里也是下着雨。那时候，吉姆·埃利斯的名字是头条新闻。

他们梳洗过以后，在天花板高高的衣帽间里观看了拉康的爬山用具，这些乱七八糟地放在一个谢拉顿式的五斗柜上。现在他们围成半圆形坐着，面对着一把空椅子。这栋房子是方圆几里内最难看的一栋，拉康没有花多少钱就买了下来。他有一次曾称之为“伯克郡行宫”，他向史迈利解释，“是一个烟酒不沾的百万富翁盖的。”客厅很大，彩色玻璃的窗户有二十英尺高，大门口古松参天。史迈利环顾周围一些熟悉的摆设：一架堆满了乐谱的大钢琴、穿着僧袍的教士的古画、一叠铅印的请帖。他四处找剑桥大学的船桨，发现它横挂在壁炉上方。壁炉里仍旧烧着火，但是在那么大的壁炉里显得很小气。寒酸的气氛盖过了贵气。

“你的退休生活过得怎么样，乔治？”拉康问道，好像是对着一个耳聋的老姑奶奶在大声嚷嚷，“你不感到与世隔绝吗？要是换了我，是会有这种感觉的。惦念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老伙伴。”

拉康的个子又瘦又高，态度生硬，有些孩子气，据圆场才子海顿说，是个教会和间谍圈子里的人物。他的父亲是苏格兰教会的显要人物，他的母亲出身贵族。有时比较时髦的周日报纸写到他，说他是“新派人物”，因为他年轻。他脸上因为刮胡子太匆忙有些刮破了。

“我过得很不错，谢谢你的关心。”史迈利客气地说。为了要再敷衍几句，又说：“是啊。是的，我当然很惦念。你呢？一切顺利吗？”

“没有什么大变化。一切非常顺利。夏洛特得到了罗迪安学校的奖学金，这很不错。”

“那很好。”

“你的太太呢，她还是很漂亮吧？”

他的表情也有点孩子气。

“是很漂亮，谢谢你。”史迈利很洒脱地想用同样的口气回答。

他们都看着那个双扇门。他们听到远远传来了瓷砖地上的铿锵脚步声。史迈利猜，是两个人，都是男人。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半明半暗的高大人影。史迈利一眼又瞥见了后面还有一个人在照应，黑头发，矮个子，但是进屋子的只有前面一个人，一进来就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把门关上了。

“请在外面把门锁上。”拉康叫道，接着他们听到了钥匙锁上的咔嚓声，“你认识史迈利的吧？”

“是的，我认识。”那个人影从阴暗处向他们走过来时说，“我记得他曾经派给我一次任务，是不是，史迈利先生？”

他的声音像南方人一样柔和，但无疑有殖民地的口音。“我是塔尔，先生。槟榔屿来的里基·塔尔。”

炉火一闪，照亮了他半边脸上不自然的笑容，可是却把眼眶照成了一个空洞。“还记得吗，一个律师的儿子？你一定记得，史迈利先生，我的第一片尿布还是你换的。”

这时奇怪的是，他们四个人都站着，吉勒姆和拉康在旁看着，好像教父教母一样，而塔尔握着史迈利的手，握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为了拍照又握一次。

“你好吗，史迈利先生？见到你真高兴。”

他终于松开了史迈利的手，转身到指定给他的椅子。这时史迈利想：是的，遇到里基·塔尔这号人，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遇到塔尔这号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想道，我的上帝，两小时之前我还在对自己说，我要在过去之中寻找庇护。他感到口渴，心想这可能是恐惧的缘故。

十年？十二年以前？这天晚上他很难有什么时间观念。那时，史迈利的任务之一是审查新人：未经他点头认可，谁都不能入选；未经他在课程表上签字，谁都不能受训。冷战正炽热，剥头皮组的人员供不应求，圆场在国外的常驻人员奉海顿之命物色人选。雅加达的斯蒂夫·麦克尔沃提出了塔尔。麦克尔沃是个老手，以航运代理商为掩护，他看到塔尔喝醉了酒，怒气冲天地在码头上到处找一个抛弃他的小姐，名字叫做罗斯。

据塔尔自称，他和一伙比利时人混在一起，在各岛屿和北方海岸之间走私枪支。他不喜欢那些比利时人，对走私枪支也感到厌倦，尤其叫他生气的是，他们抢走了他的女朋友罗斯。麦克尔沃估计他可以接受纪律的约束，年纪也轻，可以训练，干那些剥头皮的勾当，他们平时躲在阴郁的布里克斯顿学校围墙后面，必要的时候出来干那种暴力勾当。在经过了必要的调查以后，他们把塔尔送到新加坡复查，然后又送到沙拉特的训练所三查。这时史迈利插手进来，担任一连串面谈审查的主持人，这种审查有时是很不客气的。沙拉特是个训练所，但地方很宽敞，还可以充当其他用途。

塔尔的父亲是住在槟榔屿的一位澳洲律师，母亲是战前从布拉德福跟着一个英国剧团到东方去的小演员。史迈利还记得，做父亲的天性好传播福音，常常在当地的教堂里讲道。做母亲的在英国有犯罪的记录，不过不严重，塔尔的父亲大概不知道，要不，知道了也不在乎。战争爆发时，为了年幼的儿子，夫妇俩疏散到新加坡。几个月以后，新加坡沦陷，里基·塔尔就在樟宜监狱里于日本人的监视下受教育。在樟宜，做父亲的遇到人就传播上帝的福音，如果日本人不迫害他，和他一起关着的人也会乐意代劳。战争结束后，一家三口回到槟榔屿。里基想读法律，但他更常干的还是触犯法律。做父亲的一时生起气来，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想把他灵魂中的罪恶打掉。塔尔离家出逃，到了婆罗洲，十八岁就成了个正式的枪支走私贩，在印尼群岛周围无险不冒，麦克尔沃就是在这时候遇到他的。

等到他从训练所毕业时，马来半岛已经发生变乱。塔尔奉令回去混进枪支走私贩子中间去。他几乎一去就碰到了他的比利时老朋友。他们替共产党运送枪支忙也忙不过来，顾不上问他这一阵子上哪儿去了，而且他们正好缺少人手。塔尔要切断他们的联系，帮他们送了几次货，然后有一天晚上把他们都灌醉了，打死了四个，其中包括罗斯，放火烧了他们的船。他在马来半岛混了一阵子，又完成了一两次任务，就被召回到布里克斯顿，重新训练了一下后，被派到肯尼亚去执行特殊任务，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捉拿茅茅12领赏。

到肯尼亚以后，史迈利有一阵子就没有再见过他了，但是他还记得一两件事，因为这一两件事很可能成为丑闻，得报告给老总。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塔尔被派到巴西去，跟一个境况很困难的军备部长索取贿赂。塔尔搞得太露骨了，那位部长害怕起来，向新闻界透露了风声。当时塔尔用的是荷兰人的名义，这事谁都不知道，可是却被荷兰谍报机关知道了，他们很生气。一年后在西班牙，塔尔根据比尔·海顿所提供的线索，知道有个波兰外交官被一个舞女迷了心窍，便向他进行讹诈——用剥头皮组的行话来说，叫火烧。第一次收获不错。塔尔受到嘉奖，还得了赏金。但是他回去进行第二次讹诈时，那个波兰人向自己的大使写了一封坦白书，就跳楼自杀了——不知是不是受到了怂恿。

在布里克斯顿，他们常常说他是容易招祸的。当他们围着那低低的炉火坐下来时，从吉勒姆尚未成熟但已衰老的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们背后说他的话可能还要难听得多。

“好吧，我想先坐下来再说。”塔尔一边轻快地说，一边动作敏捷地坐了下来。

5

“这事发生在六个月以前。”塔尔开始说。

“在四月间，”吉勒姆插言道，“从头到尾说得尽量精确些，好不好？”

“好吧，在四月间，”塔尔不动声色地说，“布里克斯顿平静无事。我们在这里静候待命的，我估计，大约有五六个人。彼得·森布里尼从罗马回来，赛·范霍佛刚在布达佩斯干了一仗，”——他露了一个恶作剧的笑容——“大家闲着无事，就在布里克斯顿休息室打乒乓、玩撞球。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那正好是淡季。”

据塔尔说，这时突然香港站发来急电要人。

“他们说有一个苏联低层贸易代表团在香港，为莫斯科市场搜购电气用品。有位代表在夜总会里抛头露面，名叫鲍里斯，详细情况，吉勒姆先生知道。以前没有记录。他们已经盯了他五天，代表团预定还要待十二天。从政治上来说，由当地的弟兄们来处理，这太棘手了，但是他们认为突然找到他头上去，可能奏效。收获不见得会很大，但这有什么关系？也许可以把他当存货买下来，是不是，吉勒姆先生？”

当存货的意思是转卖给别国的谍报机关，或者跟他们交换，这是剥头皮组常做的低层叛逃人员的买卖。

吉勒姆没有理会塔尔，他说：“东南亚是塔尔负责的区域。他正好闲着没事，因此我派他去进行一次实地调查，发电报汇报结果。”

每次别人一说话，塔尔就陷入了梦境。他的眼光呆滞，看着说话的人，眼里升起一层雾，要定一定神才能重新说话。

“于是我照吉勒姆先生吩咐的做了，”他说，“我总是听吩咐的，是不是，吉勒姆先生？我真的是个听话的人，尽管有时候有些容易冲动。”

他在第二天晚上，即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起飞，用的是澳洲护照，自称是汽车推销商，在他的手提行李箱夹层里还放着两份没有用过的瑞士护照，以备逃跑之用。这是两份紧急文件，可以按照当时情况需要填写，一份是给鲍里斯用的，一份是给他自己用的。他住进九龙金门饭店，到附近不远的地方，在一辆汽车里和香港的情报员碰头。

说到这里，吉勒姆侧过身去向史迈利轻声说：“塔夫蒂·西辛格，是个小丑，前皇家非洲步兵团的少校。潘西·阿勒莱恩派的人。”

西辛格根据一个星期来的监视，给了他一份关于鲍里斯动向的报告。

“鲍里斯真是个怪物，”塔尔说，“我搞不懂他。他每晚狂喝痛饮，没有断过。他已有一个星期没有睡觉了，西辛格派去盯梢的人，腿都几乎站不直了。白天他还跟着代表团视察工厂，参加谈判，完全是个年轻有为的苏联官员的样子。”

“多大年纪？”史迈利问道。

吉勒姆插进来说：“他的签证申请填的是一九四六年生于明斯克。”

“一到晚上，他就回到亚历山德拉旅馆，那是远在北角的一个破烂的旧房子，是代表团的驻地。他和别人一起吃饭，到了九点左右，就从边门偷偷出来，拦住一辆出租车，赶到九龙一带夜总会集中的地区。他最爱去的地方是皇后大道的一间酒店——‘猫的摇篮’，他请本地的商人喝酒，一举一动像个大人物的样子，一直待到午夜。从‘摇篮’出来，他又直接杀到湾仔，到一个叫‘安琪儿’的地方，那里的酒便宜些。他都是孤身一人。‘安琪儿’设在地下室里，是个水手和游客爱去的小酒馆，鲍里斯似乎很喜欢那个地方。他一般要喝三四杯酒，留着账单收据。他大多喝白兰地，有时来杯伏特加，换一换胃口。他和一个欧亚混血儿有过一次勾搭，西辛格派去监视的人找过她，打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她说，他感到很孤独，坐在床上哀叹，说他的老婆不识他的天才。这确实是个突破，”他讥讽地加了一句，这时拉康拨弄了一下煤块，火势大了一些，“那天晚上我到‘摇篮’去，亲眼看一看他。西辛格派去监视的人喝了杯牛奶睡觉去了。他们不想知道。”

有的时候，塔尔说话的时候，他的身子一动也不动，好像是在听他自己的录音带一样。

“他在我之后十分钟到了，带了自己的女伴，一个高大的瑞典金发女人，还有一个中国女人跟在后面。里面很暗，所以我移到附近的一张桌子。他们要了威士忌，鲍里斯付的账，我坐在六尺远的地方，眼睛看着那个蹩脚乐队，耳朵听着他们的谈话。那个中国女人没有开腔，说话的全是那个瑞典女人。他们说的是英语。那个瑞典女人问鲍里斯住在哪里，鲍里斯说住在怡东酒店，这显然是鬼扯，因为他明明是跟代表团一起住在亚历山德拉。好吧，亚历山德拉是家小旅馆，怡东酒店听起来好听一些。到午夜时分，他们就散了。鲍里斯说他要回去了，明天很忙。这又是说谎，因为他并没有回去——这叫什么，杰克与海德13，对！——换了装出去寻欢作乐的那个正派医生。因此，鲍里斯究竟是谁呢？”

一时没有人理他。

“是海德。”拉康看着他搓洗得发红的手说。他又坐好，双手放在膝盖上。

“海德，”塔尔重复说，“谢谢你，拉康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我于是趁他们付账的时候，就赶紧先出去，赶在他前头到湾仔，在他还没有到‘安琪儿’之前就到了那里。这时我已经十之八九知道他有问题。”

塔尔用他干干的细长手指一一数说理由：第一，他从来不知道有苏联代表团不带一两个搞保安工作的猩猩来监视团员，不让他们到寻欢作乐的场所去。鲍里斯怎么能够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溜出来呢？其次，他看不惯鲍里斯大把大把花外币。这是违反苏联官员的脾气的，他坚持说：“他们根本没有外币可以给他花。要是有的话，早就给他老婆买假珠宝了。第三，我不喜欢他那样说谎。他这个人太油腔滑调了。”

于是塔尔在“安琪儿”等着，果然不错，半小时后，他的海德先生独自一个人来了。“他坐下来后点了一杯酒。他什么也不干，就是坐着喝酒，作壁上观。”

又是史迈利得到塔尔的青睐。“你觉得是怎么一回事，史迈利先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注意的是一些小事情，”他仍旧对着史迈利推心置腹地说，“就以他坐的地方来说。说真的，先生，要是我们自己在那儿，我们也不会比鲍里斯坐在更合适的地方了。他离出口处和楼梯最近，可以一目了然看清进门入口处和店里一切的活动。他是用右手的，因此左边有道墙保护。鲍里斯是个职业特务，史迈利先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是在等候接头的人，可能是充当信箱，或者是在放线钓鱼，等我这样的笨蛋上钩。反正我觉得是这样：敲诈一个贸易小代表是一回事，朝着中心训练出来的老手挥大腿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吉勒姆说：“自从改组以后，剥头皮组就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要收买双重特务。一碰到这样的对象就得马上转给伦敦站。这道命令是比尔·海顿亲笔签发的。如有一丝反抗的意味，就要解职。”他补充一句，特别说给史迈利听：“按照横向原则，我们的自主权极其有限。”

“我以前也干过双面间谍，”塔尔坦白说，声音当中有一种好人受委屈的味道，“请相信我，史迈利先生，他们都是一帮不好惹的人。”

“他们肯定是的。”史迈利说，把眼镜框往上一推。

塔尔打电报给吉勒姆说“未成交”，就订了回国的机票，上街采购去了。他后来又想，反正飞机要到星期四才走，他在走以前不妨去鲍里斯的房间偷点东西，把本捞回来。

“亚历山德拉真是个破烂地方，史迈利先生，它在马宝道上，有一排木头阳台。至于门锁，一见到你来就自动打开了。”

因此没有多久，塔尔就进了鲍里斯的房间，背顶着门，等眼睛习惯黑暗。他站着还没有动手就听见床上有个女人睡意蒙眬地用俄语和他说话。

“那是鲍里斯的老婆，”塔尔解释道，“她正在哭。好吧，我就暂时叫她伊琳娜。吉勒姆先生有详细资料。”

史迈利已经在表示不同意了：他说不可能是老婆。中心是绝不会让他们夫妇同时出国的，他们总是留下一个，派一个去——

“也许是露水夫妻，”吉勒姆挖苦地说，“没有正式结婚，但是长期同居。”

“如今世界，有很多事情都是颠倒过来的。”塔尔说，脸上堆笑，不对任何人，更不是对着史迈利，但是吉勒姆又白了他一眼。

6

史迈利在这次见面一开始就保持一种老僧入定的莫测高深的样子，不论是塔尔讲的故事，还是拉康或吉勒姆偶尔的插话，他都不为所动。他在椅子上靠着椅背坐着，短腿蜷缩，脑袋低垂，胖乎乎的双手交叉地放在鼓鼓的肚子上。他低垂的眼皮在厚厚的镜片后面已经合上了。他的惟一动作是拿下眼镜来用领带的绸衬里擦一擦，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眼睛看上去仿佛浸泡过了，赤裸裸的，令看到的人很不好意思。但是，他插嘴的话和在听了吉勒姆解释以后发出像老学究那样空洞的声音，现在对在场其他人变成了一种信号，引起一阵椅子的移动和清一清嗓子的声音。

拉康第一个说话：“乔治，你喜欢喝什么？要我给你倒一杯威士忌吗？还是别的？”他请人喝酒的样子显得很热心，好像是给别人吃治头痛的阿司匹林。“我刚才忘记问了，”他解释道，“乔治，来一杯提提神吧。究竟是冬天呀。是不是有点凉飕飕的？”

“我很好，谢谢你。”史迈利说。

他倒是想喝一杯新煮的咖啡，但他不好意思开口。他也记得拉康家的咖啡很难喝。

“吉勒姆呢？”拉康接着问。不，吉勒姆也觉得不能喝拉康的酒。

他没有问塔尔要喝什么，塔尔就继续说下去。

他说，他对伊琳娜的出现没有惊慌失措。他在没有进屋之前已想好了退路，他马上就采取行动。他没有拔出手枪来，也没有伸手按住她的嘴巴。他没有搞这一套把戏，他只是说他是为了一件私人的事来找鲍里斯的，他很对不起，但是他要坐下来等鲍里斯回来。他用很道地的澳洲口音——非常适合一个从南半球来的生气的汽车销售商——解释说他不想多管别人的闲事，但是他绝不让一个连寻欢作乐的钱也没有的死俄国人，在一夜之间就把他的女人连钱一起偷走。他越说越气，但是把声音压得很低，看那女人的反应。

塔尔说，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他进鲍里斯的屋子是十一点三十分，离开时是一点三十分，还说好第二天晚上再见面。这时情况已完全颠倒过来了：“不过请注意，我们并没有干什么不规矩的事。可以说完全是君子之交，对不对，史迈利先生？”

这种无心的讽刺似乎触动了史迈利的心事。

“对。”他了无生气地同意。

伊琳娜在香港的出现并没有什么特别，西辛格也不是非知道不可。她本人就是贸易团的正式团员，她是个收购纺织品的专家。“想起来真叫人不敢相信，她比她的老头还更合乎条件。她完全像个孩子，从我的喜好类型来说，有点像个女学者，但她年轻，不哭的时候，笑容动人。”塔尔奇怪地有点脸红，“跟她在一起很有趣。”他坚定地说，好像是跟别人的相反意见在争辩，“从澳洲阿德莱德来的托马斯先生在她生命中出现，正好是她为那个死人鲍里斯发愁得不知所措的时候。她以为我是个从天而降的天使。她能够找谁说说她的丈夫而那个人不会借机害她呢？她在代表团里没有谈得来的人，她说，甚至在莫斯科，她也没有可以信赖的人。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是不会了解，你一边到处跑一边又要保持破裂的关系是什么滋味。”史迈利又陷于沉思出神状态，“一个旅馆接着一个旅馆，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甚至不许和本地人随便谈话，或者对陌生人笑一笑，她就是这样形容她的生活的。史迈利先生，她认为这种生活实在太痛苦了，因此暗地里不知哭了多少次，而且床头总有一个伏特加空酒瓶为证。为什么她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呢？她不断地问着这句话。为什么她不能像别人一样享受阳光呢？她喜欢旅游，她喜欢外国孩子，为什么她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一个生来自由、无拘无束的孩子？她不断地说：生下来就无拘无束，生下来就自由。‘我是个乐天的人，托马斯。我是个正常的、喜欢交际的女人。我喜欢与人来往！我喜欢他们，既然我喜欢他们，我为什么要欺骗他们？’接着她又说，但问题是她很早以前就被选拔来做这种工作，这就把她冷冻成了一个老太婆，与上帝隔绝。因此她才喝了酒，痛哭一场。这时她仿佛已经忘了她的丈夫，而且，还因为发了一顿脾气表示很抱歉。”他说话又迟疑起来，“我可以嗅得出来，史迈利先生。她身上有金子。我一开始就可以嗅出来。各位，人们说，知识就是力量，伊琳娜就有力量，也有才能。她可能有点固执，但仍能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拿出来。如果我遇到一个慷慨大方的女人，我就能凭直觉感觉得到，史迈利先生。我有这方面的才能。这个女人是个慷慨大方的人。我也不知道如何来解释我的直觉才好。有的人能够嗅出地底下有水……”

他似乎在等候有人能表示共鸣，因此史迈利就说：“我明白。”伸手搔一搔耳垂。

塔尔带着一种奇怪的依赖表情看着史迈利，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说：“第二天早上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退了机票，换了旅馆。”

史迈利突然睁大了眼睛：“你对伦敦那边是怎么说的？”

“我没说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自作聪明的傻瓜。”吉勒姆说。

“我怕吉勒姆先生会说‘立即回国’。”他答道，会意地看了吉勒姆一眼，但没有得到回应，“你知道，很久以前，我刚出道的时候，曾经犯过错误，中了美人计。”

“他上了一个波兰女人的当。”吉勒姆说，“他当时也凭直觉感到那个波兰女人是慷慨大方的。”

“我知道伊琳娜不是美人计，但是现在我怎么能希望吉勒姆先生相信我呢？没有办法。”

“你告诉西辛格了没有？”

“没有。”

“你延迟回国，向伦敦提出什么理由？”

“我原定星期四起飞。我估计国内的人要到下一个星期二才想起我来，特别是鲍里斯是只‘死鸭子’。”

“他没有提出理由。‘管家’星期一算他旷职，”吉勒姆说，“什么规章制度他都违反了。不是规章制度的，他也违反。到下一个星期三，甚至比尔·海顿也发脾气了。我只得硬着头皮听着。”他悻悻地说。

不管怎么样，塔尔和伊琳娜第二天晚上碰了面。第三天晚上又碰面。第一次碰面是在一家饭馆里，没有什么进展。他们设法不让别人看到，因为伊琳娜怕得要死，不仅怕她丈夫，还怕代表团里的保安人员，塔尔叫他们猩猩。他请她喝酒，她谢绝了，还全身哆嗦。第二次碰面的那个晚上，塔尔还没有放弃，仍等着她慷慨大方起来。他们搭电车到维多利亚山顶，挤在穿白色短袜戴遮阳帽的美国太太中间。第三次他租了一辆汽车，带她在新界兜风，最后因为距离中国边界太近，她突然害怕起来，于是他们又折回到港口这边来。不过，她对这次兜风还是很喜欢，不断谈到一路上景色的美丽，还有那鱼塘和稻田。塔尔也喜欢，因为这次出游向他们两个人都证明，没有人盯他们的梢。但是用他的话来说，伊琳娜仍旧没有打开心扉。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事情进展到这个阶段，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一开始就假装是澳洲人托马斯。我跟她鬼扯了不少关于在阿德莱德郊外的绵羊场，还有城里大街上有玻璃落地窗户的房子，在灯光照射下的‘托马斯’三个字。她不相信我说的。她点着头敷衍了一会儿，等我把话说完，然后她说‘是啊，托马斯’，‘不，托马斯’，然后就说别的了。”

第四天晚上，他开车到俯瞰北岸的山顶上，这时伊琳娜告诉塔尔，她爱上了他，还说她是莫斯科中心的人，她和她的丈夫都是，而且她知道塔尔也是同行。从他的态度警觉，听人说话时的眼神贯注，她可以看得出来。

“她以为我是英国谍报上校。”塔尔板着脸说，“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觉得她大概快要疯了。她说起话来一半像个廉价小说中疯疯癫癫的女主角，一半又像个有教养的好小姐。她最喜欢英国人。她老是说，英国人是君子。我买一瓶伏特加给她，她一下子就喝掉半瓶。为英国君子干杯。鲍里斯是主角，伊琳娜是他的配角。这是一出夫妻搭档的戏，总有一天她要跟潘西·阿勒莱恩谈，告诉他一个大秘密。鲍里斯是在收买香港的商人，附带替当地苏联常驻站传递情报。伊琳娜当通讯员，译出微点通讯，帮他收发无线电报，速度极快，使别人无法窃听抄收。理论上是这么计划的，懂吗？那两个夜总会，前一个是他和本地联系碰头的地方，后一个是万一接不上头的退路。但是鲍里斯实际上只想喝酒，追舞女，浇愁解闷。或者出去散步，一去就是五个小时，因为他没法与他的妻子待在一个房间里。伊琳娜只能哭着等他回来，或者喝得烂醉，想像自己单独坐在潘西的壁炉旁，把她所知道的一切内幕和盘托出。我在山顶上坐在汽车里，让她不停地说着。我没有动，因为我不想打断她。我们看着港口上暮霭渐降，可爱的月亮升了起来，农夫们带着扁担和煤油灯走过。我们只需要等亨弗莱·鲍嘉14穿着晚礼服登场了。我的脚跺着伏特加酒瓶，让她说下去。我一动也没有动。这是事实，史迈利先生，这就是事实。”他说，是希望别人相信他而又无可奈何的口气。但是史迈利的眼睛紧闭，他对任何恳求都无动于衷。

“她就这样开了头，”塔尔解释道，好像这是突如其来的事，他没有参与其间，“她把她一生的经历都告诉了我，从出生一直到遇到托马斯上校，那就是我。妈妈、爸爸、初恋、入选、受训、失败的婚姻等等。她和鲍里斯在受训时编在一起，从此以后就没有分开过，成了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她告诉我她的真实姓名、工作化名、旅行时和发电报时的假名，接着拿出手提包，给我看她那套变戏法的道具：可以暗藏密码报告的钢笔、秘密照相机等，应有尽有。‘等潘西看到了不知会怎么说。’我顺着她这么说。那些都是大量生产的货色，不是什么精致的东西，不过材质还是上等的。最后，她全盘说出苏联在香港的常驻站的全部情况：跑腿的、安全联络站、信箱等。我费了好大劲儿才记住。”

“你还是记住了。”吉勒姆没好气地说。

是的，塔尔同意。他差不多记住了。他知道她并没有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他，但是他也知道，一个女人刚成年就当了特务，要讲真话不容易，他想，作为开端，她已经不错了。

“我有点同情她，”他又用那种虚伪的坦白口气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频率相同，互相没有干扰。”

“可不是？”拉康难得插了一句话。他脸色苍白，但是到底是因为生气，还是由于从百叶窗的窗缝里射进来的晨曦所造成的，则无法知道。

7

“现在我的处境很尴尬。我第二天、第三天又跟她见面了，我心里想，就算她现在还没有精神分裂的话，那么也快了。她一会儿说什么潘西要在圆场给她一个高级职务，在托马斯上校领导下工作，还一个劲儿地跟我争，应该给她一个中尉还是少校当。一会儿她又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做间谍了，她要种种花，养养鱼，跟托马斯过太平日子。接着她忽然又想起修道院来，说：浸信会修女要给她洗涤灵魂。我几乎笑死了。我问她，谁听说过浸信会有修女？她却说，这没关系，浸信会是最伟大的教会，她的母亲出身农民，她知道。这是她告诉我的第二大秘密。我问她，那么，第一大秘密是什么？她不肯说。她只说，我们处在致命的危险之中，这个危险之大，我连想也无法想像，我们两人都没有希望，除非她跟潘西兄私下密谈一下。‘我的天，到底是什么危险？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她很得意，要想表现一下，但是我一追问，她又闭口不言了。我怕得要死，生怕她回去跟鲍里斯坦白。而且我的时间也不够了。那天已是星期三了。贸易代表团定于星期五飞回莫斯科。她搞暗号这一套很在行，但是我怎么能够信任这样一个神经病呢？史迈利先生，你知道女人一坠入情网是什么样子。她们很难……”

吉勒姆打断了他的话。他命令道：“你别岔开，好不好？”塔尔不高兴地停了一会儿。

“我所了解的是，伊琳娜要叛逃——照她的说法是跟潘西密谈。她还有三天时间，她越快脱身，对谁都越好。如果我再等下去，她就可能改变主意。因此我就采取行动，直接去找西辛格，他大清早刚打开店门我就去找他。”

“星期三，十一号，”史迈利喃喃道，“伦敦时间是凌晨。”

“我想西辛格一定把我当做了鬼。我对他说：‘我要直接跟伦敦通话，跟伦敦站长本人。’他拼命和我辩论，反对我这样做，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坐在他的桌前，在用了一次就得扔掉的便签簿上拟了电报的密码，西辛格像只病狗一样看着我。我们得让电报伪装得像一封外贸密电，因为西辛格是以做贸易为掩护的。这多花了我一个小时。我有些紧张，的确有点紧张。然后我把剩下的便签簿烧了，由电报机上发出密电。这个时候，全世界没有旁人，只有我知道那张纸上的密码是什么意思，甚至西辛格也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要求按照紧急事态处理，给予伊琳娜叛逃者的待遇。我坚持要给她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条件：现款、国籍、新的身份、不大事宣扬、一个安定生活的地方。毕竟，我可以说是她的业务代表，是不是，史迈利先生？”

史迈利抬眼一看，似乎因为这话是对他说的而感到吃惊。“是的，”他很客气地说，“是的，可以说你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他也有份。”吉勒姆咬着牙轻轻地说。

听到这话，或者猜到了这话的意思，塔尔生了气。

“这完全是造谣！”他叫道，脸涨得通红，“这是……”他瞪了吉勒姆一会儿，又继续说他的故事。

“我介绍她到当时为止的经历和她能接触到的机密，包括她在中心的工作。我要求派审查人员和空军的飞机来。她以为我会要求在中立国与潘西·阿勒莱恩亲自碰面，但是我认为我们这样是徒劳无益的。我建议他们派出伊斯特哈斯手下一两个‘点路灯的’来照顾她，最好还有个医生。”

“为什么要‘点路灯的’？”史迈利厉声问道，“他们是不许处理叛逃者的。”

“点路灯的”是托比·伊斯特哈斯手下的人，驻地不在布里克斯顿，是在阿克顿。他们的任务是为第一线活动提供后勤支援：监视、窃听、运输、安全联络站。

“啊，史迈利先生，自从你走了以后，托比的地位提升了，”塔尔解释道，“他们告诉我，甚至他的街头艺术家15都用凯迪拉克汽车。而且，如果有机会，还抢剥头皮的饭碗，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他们已成了伦敦站之下的主力了。”吉勒姆简短地说，“这是横向领导原则的一部分。”

“我估计审查人员需要半年工夫才能把她审问完毕。不知什么缘故，她对苏格兰着了迷。她很想在那里度过她的余生。跟托马斯在一起。在高原上养儿育女。我的电报发给伦敦站，用单位的名义，发的是急电，限官员亲自处理。”

吉勒姆插进来说：“这是最高限度机密的新规定。目的是要跳过密码室的处理。”

“但不是在伦敦站？”史迈利说。

“这是他们的事。”

“我想，你大概已经知道比尔·海顿得到了那个差使？”拉康说，转过身面对史迈利，“伦敦站的站长？他实际上是他们的活动总指挥，就像老总在的时候潘西所担任的一样。他们把名称都换了，所以你不太清楚。你知道，你的老伙伴们对名称是很在乎的。吉勒姆，你应该向他介绍一下，让他了解状况。”

“我想我是了解情况的，谢谢你。”史迈利有礼貌地说。他对塔尔装出一种睡意蒙眬的样子问道：“你刚才说，她说到一个大秘密？”

“是的，先生。”

“你在给伦敦的电报中提到了这一点没有？”

他碰到了要害，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找到了一个一碰就痛的地方，因为塔尔皱了一下眉头，向拉康，又向吉勒姆投射了疑问的一瞥。

拉康猜到了他的意思，马上声明：“史迈利什么也不知道，除了你在这间屋子里告诉他的之外。”他说：“对吗，吉勒姆？”吉勒姆点头称是，看着史迈利。

“我把她告诉我的话如实告诉了伦敦方面。”塔尔悻悻然回答，好像被剥夺了讲个动听故事的机会似的。

“确切的措词是什么？”史迈利问道，“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自称有对圆场利益攸关的进一步情报，但尚未透露。’大概如此。”

“谢谢你，非常谢谢你。”

他们等待着塔尔继续说下去。

“我也要求伦敦站长通知这里的吉勒姆先生，我一切安全，没有旷职。”

“他们通知了没有？”史迈利问。

“没有人对我说什么。”吉勒姆挖苦地说。

“我等回复等了一天，到晚上还没接到。伊琳娜正常地工作了一整天。你知道，这是我坚持要她那样做的。她想假装发烧，躺在床上，但我不同意。代表团在九龙有工厂要参观，我叫她跟去，别露出马脚。我要她发誓不再碰酒。我不希望她在最后一分钟闹出意外。我要她在脱逃以前一切保持正常。我一直等到晚上，才又加发了一个急电。”

史迈利蒙眬的眼光盯住他面前那张苍白的脸。“你当然收到了他们的回电了吧？”

“‘电悉。’就是这么一句话。我通宵未睡，急得出汗。到天亮还没有接到答复。我想，也许皇家空军飞机已在途中。我想，伦敦大概是为谨慎起见，要等到一切齐备以后才通知我。我的意思是，你离他们这么远，你只能信任他们。不管你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你只能信任他们。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有的时候的确是可靠的，对不对，吉勒姆先生？”

没有人接他的腔。

“我是在为伊琳娜担心，懂吗？我敢肯定，再等一天，她就要垮了。最后答复终于来了，却根本不是答复。这是拖延时间：‘请告知她工作部门、莫斯科中心以前的联系人和熟人的名字、目前上司的名字、参加中心的日期。’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也记不清了。我马上拟了一个回电，因为我跟她约好三点钟在教堂碰头——”

“什么教堂？”又是史迈利问。

“英国浸信会教堂。”令大家奇怪的是，塔尔又脸红了，“她喜欢到那里去。不是去做礼拜，只是去转转。我在门口装作若无其事地等着，但是她没有露面。这是她第一次失约。我们约好如果没有碰上，三小时后就到山顶上去，然后按一分钟五十级的速度下山再回到教堂，直到见到面为止。如果她出了事，她就把游泳衣挂在窗户上。她是个游泳迷，每天游。我赶到亚历山德拉，没有游泳衣。我还有两个半小时的充裕时间。除了干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史迈利说：“伦敦站给你的电报等级是什么？”

“是速件。”

“但是你的电报是最速件？”

“我的两次电报都是最速件。”

“伦敦来的电报有人署名吗？”

吉勒姆插进来：“电报不再署名了。外动人员和伦敦站打交道是把它当做一个单位的。”

“你自己译的吗？”

“不。”吉勒姆说。

他们等待塔尔继续说下去。

“我在西辛格的办公室里等着，但在那里不受欢迎。他不喜欢剥头皮的，而且他在中国大陆有件要紧的事，他怕因为我而被破获掉。因此我坐在咖啡馆里等，我忽然想到不妨到机场去一趟。这是随便想到的，好比你可能会想‘不如去看一场电影吧’。我叫出租车司机开快点。我连杀价都没有。好像疯了一样。我在讯问处前也不排队，直接到前面去打听到俄国的飞机或在俄国过境的飞机。我来不及看班机时间表，就问一个中国职员，但是昨天以来，没有一架飞机飞俄国，下一班飞机要到今晚六点。但是这时我灵机一动。我一定得知道呀。那么包机呢？不属于正常航班的那些客机、货机或过境的飞机呢？从昨天早上起就没有飞机去莫斯科吗？真的没有吗？这时有个小姐答复了我，她是一个中国籍的空中小姐。她喜欢我，明白吧。她存心帮我忙。她说两个小时以前有一架苏联飞机临时起飞。只有四个乘客上机。大家注意的是个女病人。一个女人。处在昏迷状态。他们得用担架抬她上机，她的脸上绑了绷带。有两个男护士和一个医生和她一起走，就是这几个人。我打电话到亚力山德拉去，这是最后的一丝希望了。伊琳娜和她冒牌丈夫都还没有结账，但是房间里没有人接电话。那家倒霉的旅馆还不知道他们已经走了。”

也许音乐早已开始演奏了，但是史迈利现在才注意到。这房子里四处传来了不完整的片段：有吹笛子的，有录音机上放的儿歌，有演奏得比较老练的提琴曲子。拉康的几个女儿都已醒了。

8

“她很可能是生病了，”史迈利迟钝地说，对象主要是吉勒姆，不是别人，“也很可能是昏过去了。把她护送走的人也很可能真是护士。看起来，她的情况够糟的。”他又补充一句，斜眼瞥了一下塔尔，“毕竟，从你发出第一封电报到伊琳娜离开香港之间只有二十四小时。根据这样的时间安排，你很难把原因归于伦敦那边。”

“正好可以这样，”吉勒姆看着地板说，“时间固然很紧，但刚好够，要是伦敦有人——”他们都等着他把话说完，“要是伦敦有人手脚快。当然莫斯科也得手脚快。”

“史迈利先生，我也是这么想的。”塔尔得意地说，接过史迈利的话，不去理会吉勒姆，“史迈利先生，我也是这么说的。别急，里基，我说，如果不小心，你就徒劳无功了。”

“也很可能俄国人无意中发现了，”史迈利坚持己见，“保安人员发现了你们往来的事，就把她弄走了。你们那样往来，他们没有发觉才怪呢。”

“也可能她告诉了她的丈夫，”塔尔提示说，“先生，我也懂得一点心理学。我知道夫妻之间闹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她想惹他生气，所以刺激他，看他怎么反应。‘你想知道你在花天酒地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吗？’——说些这样的话。鲍里斯一怒之下，报告了猩猩，他们揍了她，押送她回国。所有的可能性，我都想到了，这你可以相信我，史迈利先生。说真的，我都一一想到了。任何一个男人，遇到女人抛弃他，都会这样的。”

“还是言归正传吧，好不好？”吉勒姆压低嗓门生气地说。

于是塔尔又继续说，他现在承认，足足有二十四小时，他像疯了一样。“我一般不是常常那样的，是不是，吉勒姆先生？”

“够经常的了。”

“我感到很懊丧。你几乎可以说感到很恼火。”

他认为快要到手的一块大肥肉给无缘无故抢走了，因此感到很生气，盛怒之下，不顾一切跑到那些常去的地方去瞎闯。他到“猫的摇篮”去，又到“安琪儿”，到天明时分，已到过十几家其他的地方，且不论一路上碰到的一些女人。他还到亚力山德拉去了一趟。他想和那几个搞保安工作的猩猩吵一架。等他清醒下来以后，他想起了伊琳娜，想起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决定在飞回伦敦之前到他们约定当信箱的地方看一下，说不定她在走以前给他写了信。

一半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一半大概是因为我实在放不下心，万一她的信留在墙洞里没有人去取，而她自己又束手无策，只能干着急。”他又这么补充一句，真像个知过必改的好孩子。

他们有两个地方交换信件。第一个地方是在旅馆不远的一个建筑工地。

“见过他们用竹子做的脚手架吗？真是巧妙之极。我见过这种有二十层楼高的脚手架，苦力扛着预制混凝土构件爬上去。”他说有一根没有用的竹桩，大约有一个人的肩膀那么高。如果伊琳娜真的抽不出时间来见他，就用这竹管做信箱，但是等到塔尔赶到那儿，竹管是空的。第二个地方是在教堂座位的后面，他说：“是他们放小册子的书架下面。这个书架原来是个旧衣柜。如果你在教堂里跪在后排，伸手摸一下，有一块板是松的。背后有个洞，尽是垃圾和老鼠屎。但是我告诉你，这真是最保险不过的信箱了。”

他说话停顿了一下，大家的眼前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里基·塔尔和他的莫斯科中心的情妇一起跪在香港一所浸信会教堂的后排座位上。

塔尔说，在这个信箱里，他找到的不是一封信，而是整整的一本日记。字迹清楚，两面书写，因此墨水就常常渗透过来。写得很匆忙，但没有什么涂改。他一眼就知道这是她神志清醒的时候写的。

“不过，这里的这本不是，这本是我抄的。”

他把瘦长的手指伸进他的衬衫里面，取出一个皮夹，有一条很宽的皮带系住，他从里面取出了一叠折得皱巴巴的纸。

“我猜她是在被揍之前把日记送到那里，”他说，“或许她还在那儿做最后一次祷告。这是我自己翻译的。”

“我以前不知道你懂俄语。”史迈利说。这句话别人没有注意，但是塔尔注意到了，他马上露出了笑容。

“唉，史迈利先生，干这行当，你得要有一项专长，”他打开那叠纸解释道，“我学法律可能不怎么行，但是多学一种外语肯定是有用的。我想你大概知道诗人是怎么说的吧？”他抬起头来，面露笑容道，“‘多掌握一国语言就是多掌握一个灵魂。’先生，是个伟大的国王说的，他就是查理五世。我的父亲记得很多名言，这一点我不是吹嘘，不过奇怪的是，他除了英语以外不懂任何其他外语。要是你们同意，我把日记念给你们听。”

“他一句俄语也不懂，”吉勒姆说，“他们两人一直用英语对谈。伊琳娜学过三年英语。”

吉勒姆说这话时，抬头望着天花板，拉康看着自己的手。只有史迈利看着塔尔，塔尔对于自己开的小玩笑咯咯地笑着。

“都准备好了？”他问道，“那么好吧，我就开始吧。‘托马斯，你听好，我现在告诉你。’她总是称呼我的姓，”他解释道，“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叫汤尼，但是她总叫我托马斯。‘这本日记是我给你的礼物，万一他们没有等我和阿勒莱恩谈话就把我带走。托马斯，其实我宁可给你我的生命，当然还有我的肉体，但是我想更能使你高兴的，只有这个可怜的秘密了。请好好利用它！’”塔尔抬起头来，“上面写的是星期一。她写了四天日记。”他的声音平板，甚至有些倦意，“‘在莫斯科中心，传说很多，上级很不满意。特别是一些小萝卜头，他们想显得重要，装作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我在参加贸易部之前，有两年是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的总部里管档案。在那里工作很单调，托马斯，气氛很不愉快，我当时还没有结婚。他们鼓励我们互相猜疑，不能跟任何人讲心里话，一次也不能，这真使人憋得难受。在我的下面有个办事员叫伊夫洛夫，他的社会地位和职务都比我低，但是由于气氛憋人，我们倒很谈得来。对不起，有时候我们只有通过肉体交谈，你应该早一些出现，托马斯！伊夫洛夫和我好几次一起上夜班，最后我们决心违反规定在大楼外面见面。他跟你一样，是金头发，托马斯，我喜欢他。我们在莫斯科一个贫民区的餐馆里见了面。在俄国，他们一直告诉我们，莫斯科没有贫民区，这是瞎说。伊夫洛夫告诉我他的真名叫勃洛特，但他不是犹太人。他给我一些咖啡，那是他在德黑兰的一个朋友偷偷带给他的，他很讨人喜欢，还给了我几双丝袜。伊夫洛夫告诉我，他对我很倾倒，说他以前工作的部门负责保管中心的全部外国间谍的档案。我听了大笑，对他说根本没有这样一个部门，这是有些喜欢做梦的人的瞎想，以为中心的全部秘密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唉，也许我们都是这种喜欢做梦的人。’”

塔尔又中断了朗读。“这里又是另外一天。”他宣称说，“她一开始说了一大堆‘托马斯，早安’啦、祷告啦，还有一些情话。她说，女人写信不能没有对象，所以她写给托马斯。她的男人一早就出去了，她有一个小时。我念吧？”

史迈利的嗓门里咕噜了一声。

“‘我第二次和伊夫洛夫碰头是在伊夫洛夫妻子的一个表兄弟房子里，他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教员。屋子里没有别人。这次碰面极其秘密，干了一件我们在报告里称为犯罪的事。我想，托马斯，你自己也一定干过一两次这样的事！在这次见面时，伊夫洛夫还告诉我下面这件事，目的是要巩固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托马斯，你注意听着。你听过有个叫卡拉的人吗？他是个老狐狸，中心里最狡猾、最神秘的一个人，甚至他的名字，我们俄国人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伊夫洛夫虽然告诉了我这件事，但是他怕得要命，因为据他说，这牵涉到一个大阴谋，也许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阴谋。伊夫洛夫说的事如下。托马斯，由于这是极度机密，你只能告诉你最可靠的人。你绝不能告诉圆场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在这个谜解开以前，任何人都不能加以轻信。伊夫洛夫说，他原来说曾在外国间谍档案部门工作，这话不是真的。他捏造这件事只是为了要向我炫耀他对中心的内幕知道得很详细，让我知道我爱上的不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实际情况是，他曾经担任卡拉的助手，参与过卡拉的一个大阴谋，他以大使馆司机和助理译码员身份为掩护，驻在英国，从事阴谋活动。为此，他有个工作上的假名叫拉宾。这样，勃洛特就一变而为伊夫洛夫，再一变而为拉宾——可怜的伊夫洛夫，他对此还感到很得意。我没有告诉他，在法语里，拉宾是什么意思。16一个人的财富地位居然以名字多寡计，这也是很少见的。伊夫洛夫的任务是为一个地鼠服务。所谓地鼠就是潜伏很深的间谍，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在西方帝国主义内部挖了很深的地洞，这次是个英国人。地鼠对中心很珍贵，因为要打进去很费时间，常常要花十五年、二十年的工夫。英国的地鼠大部分是卡拉在战前招募来的，出身都是上层阶级，甚至有对自己出身感到厌恶的贵族，结果私底下成了狂热分子，比他们一些懒懒散散的英国工人阶级同志还要狂热执迷得多。有的甚至要申请入党，还是卡拉及时制止了他们，引导他们做特殊工作。有的曾在西班牙与佛朗哥法西斯主义作战，为卡拉物色人才的人在那里发现了他们后，推荐给卡拉。有的是在战时苏英结成同盟时招募来的。有的因西方在战后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而感到失望……’这里好像断了。”塔尔看着自己的稿子说，“我在这里写了‘断了’两字。我估计是她的先生回来得比预计早。墨水迹都化开了。谁知道她把这玩意儿塞在什么地方。床垫下面也说不定。”

这话如果他是当笑话说的，并没有引起笑声。

“‘拉宾在伦敦服务的那个地鼠，代号叫做杰拉德。他是卡拉招募来的，他是一个极大阴谋的目标人物。据伊夫洛夫说，只有极有能力的同志才有资格为地鼠服务。因此，伊夫洛夫即拉宾在大使馆里表面上固然无足轻重，常常受到种种侮辱，比如在举行招待会时和女侍一样站在酒吧后面侍候客人，但实际上他是个要人，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的秘密助手，后者在大使馆工作用的假名是波里雅科夫。’”

史迈利这时插话，要塔尔把名字拼出来。塔尔好像一个演员台词说了一半给打断了感到不高兴，粗鲁地说：“P—o—l—y—a—k—o—v，听清楚了吗？”

“谢谢你。”史迈利不为所动，仍旧很有礼貌地回答。他的态度明确显示出，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塔尔又继续说下去。

“‘维多洛夫本人是个极其狡猾的职业老手，伊夫洛夫这么说。他作为掩护的职务是文化参事，他与卡拉说话就是用这个身份。作为文化参事的波里雅科夫，他筹组苏联方面派人到英国各大学和团体讲学，介绍苏联的文化情况。一到晚上，他作为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的工作则是根据卡拉从中心发来的指示，与地鼠杰拉德联系，发给指示，接受汇报。为此，维多洛夫上校即波里雅科夫要用一些跑腿的人，可怜的伊夫洛夫有一阵子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实际控制地鼠杰拉德的还是在莫斯科的卡拉。’”

“写到这里真的乱了，”塔尔说，“她是在夜里写的，不是喝醉了，就是吓怕了，这一页写得乱七八糟，说到走道里有脚步声，猩猩们对她瞪白眼。这部分就不译了，好不好，史迈利先生？”他得到点头许可后又继续下去，“‘为了地鼠的安全，所采取的措施极其周密。从伦敦发到莫斯科中心给卡拉的书面报告，即使在译为密码以后，也分成两半，由不同的通讯员发送，有的在大使馆正规公文下面用隐形墨水书写。伊夫洛夫告诉我，地鼠杰拉德有时提供的机密资料，连维多洛夫即波里雅科夫一时也应接不暇。有很多都是拍成照片，但没有冲洗出来，一星期常常有三十卷。底片如果不按规定的方法打开，就会曝光。有的资料则是地鼠在极其机密的会面时讲的话，用特制的录音带录下来，只有用特制的复杂机器才能播放出来，这种带子如果曝光或者用的机器不对，也就全都洗掉了。这种会面都是紧急性质的，每次总是不同的、突然的，我只知道这一点，还有都是在越南遭到法西斯侵略最严重时期，在英国，极端反动派又掌握了政权。而且据伊夫洛夫即拉宾说，地鼠杰拉德在圆场是个高级官员。托马斯，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我既然爱你，我就决定要敬重所有的英国人，尤其是你。我不能想像一个英国绅士是卖国贼，不过当然，他是完全有权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的。而且我对圆场任何一个人员的安全都担心。托马斯，我爱你，你知道了这件事后可要小心，这也可能害了你。伊夫洛夫是个像你一样的人，即使他们叫他兔子……’”塔尔没有把握地说，“最后有一点……”

“读下去。”吉勒姆轻声说。

塔尔把那一叠纸稍微拿高一些，仍旧平铺直叙地念道：“‘托马斯，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也是因为我害怕。今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他坐在床边，像个疯子似的盯着我看。我下楼去喝咖啡时，保安人员特里波夫和诺维科夫像野兽一样看着我，无心吃东西。我想他们在那里一定有很长时间了，还有一个香港站来的阿维洛夫跟他们坐在一起，他还是个孩子。托马斯，你有没有不小心走漏了什么？你是不是瞒着我把不该说的也说了？现在你可以明白了，非找阿勒莱恩不可。你不用责备自己，我可以猜得出来你告诉了他们什么。我内心是自由的。你只看到我坏的一面：喝酒、害怕、撒谎。但是我内心燃烧着一种新的幸福光芒。我常常想，秘密世界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被永远放逐到了一个半人半兽的孤岛。但是，托马斯，这不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上帝让我看到，它就在这里，就在实际世界的中间，实际世界就在我们周围，我们只要打开门走出去就可以得到自由。托马斯，你一定要永远寻找我已经找到的光明。这就是爱情。现在我要把这本日记拿到我们的秘密地方去，趁现在还有时间，把它放在那里。亲爱的上帝啊，我希望时间还来得及。上帝在教堂里给了我庇护。请你记住：我也在那里爱过你。’”他的脸色极其苍白，他的手在拉开衬衫把那叠纸放回皮夹里去的时候是哆嗦的，潮湿的。“还有最后一句，”他说，“说的是：‘托马斯，你为什么不记得童年时代的祷告文了？你的父亲是个伟大的好人。’我对你们说过，”他解释道，“她疯了。”

拉康已经拉开了窗帘，白昼的光线直泻进来。窗户对着一个小骑马场，洁姬·拉康，一个梳着辫子、戴着帽子的胖胖女孩，骑着她的小马，在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跑着。

9

史迈利在塔尔走以前，问了他一些问题。他的眼光没有看着塔尔，而是近距离地看着眼前，他发肿的脸因为这个悲剧而显得有些泄气。

“这本日记的原本在哪里？”

“我把它放回到那个信箱里。史迈利先生，我是这样想的：等我找到日记的时候，伊琳娜到莫斯科已有二十四个小时了。我估算她一开始接受审问，就没什么气了。很可能他们在飞机上就会拷打她，着陆后又来一遍，等那些壮汉吃了早饭后，就开始审问。他们对胆小的就来这一套：先拷打再审问，对不对？因此很可能过不了一两天，中心就会派人到教堂后面去搜查，对不对？”接着又是一本正经的样子，“而且我也有自身的安全考量。”

“他的意思是说，莫斯科中心如果认为他没有见到日记，就不会那么急着想割断他的喉咙。”

“你把日记拍了照没有？”

“我没有带照相机。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本笔记本，把日记内容抄在上面，把原本放了回去。一共整整花了我四小时。”他看了一眼吉勒姆，在白昼的光线里，塔尔的脸上突然现出了内心的深刻恐惧，“我回到旅馆里时，我的房间被弄得一塌糊涂。他们把墙纸都撕下来了。旅馆经理叫我赶快搬走。他不想知道内情。”

“他带着一把手枪，”吉勒姆说，“他不让它离身。”

“你说得没错，我枪不离身。”

史迈利同情地咕噜一声，好像消化不良一样：“关于你和伊琳娜的几次见面：秘密信箱、安全暗号、万一无路可走的退路等。这些玩意儿是谁先提出来的，是你还是她？”

“是她先提出来的。”

“安全暗号是什么？”

“肢体语言。如果我敞开衬衫领子，她知道我已观察过地方，一切安全。如果系上扣子，就取消碰头，到约好的第二次时间和地点。”

“伊琳娜呢？”

“手提包。左手，或者右手。我先到那里，在她能够看得见我的地方等她。这样她就能选择见面还是分手。”

“这些事都发生在六个多月以前。那么这六个月以来你在干什么？”

“休息。”塔尔粗鲁地回答。

吉勒姆说：“他吓怕了，躲了起来。他逃到吉隆坡，躲在一个小山村里。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有个女儿叫丹妮。”

“丹妮是我的小乖乖。”

“他与丹妮和她母亲待在一起，”吉勒姆说，把塔尔说的话都当做没有听见一样，这是他的习惯，“他全世界都有老婆，不过现在似乎是这个得宠。”

“为什么你选择现在这个时候来见我们？”

塔尔没有说话。

“你不想和丹妮一起过圣诞节吗？”

“当然想。”

“那么发生了什么呢？你在怕什么？”

“有谣言。”塔尔愠愠地说。

“什么谣言？”

“吉隆坡来了个法国人，告诉大家我欠他钱，要请律师来对付我。我根本没欠谁的钱。”

史迈利转过身来问吉勒姆：“圆场里还把他当做叛逃者吗？”

“大概是吧。”

“他们到现在为止采取了什么行动？”

“这不归我管。我听到小道消息说，前一阵子伦敦站针对他开了几次作战会议，但是没有请我去，我不知道结果如何。我想大概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结果。”

“他现在用的是什么护照？”

塔尔早已准备好了答案：“我一到马来亚就把托马斯的护照扔了。我想托马斯不合这一个月莫斯科的口味，我还是马上把他做掉为妙。我在吉隆坡让他们给我弄了一个英国护照，名字叫普尔。”他把那份假护照拿给史迈利，“还蛮划算的。”

“你为什么不用你的瑞士护照呢？”

又是一阵谨慎的沉默。

“是不是他们搜查你的旅馆房间时丢了？”

吉勒姆答道：“他一到香港就把护照藏起来。这是例行的做法。”

“那么你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是编了号的，史迈利先生。虽然是空白护照，但是编了号的。老实说，我有点害怕。如果伦敦知道这号码，莫斯科可能也知道，我想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

“那么你怎么处理你的瑞士护照呢？”史迈利仍旧脾气很好地再问一遍。

“他说他扔了。”吉勒姆说，“更有可能是他卖了。或者换了现在这个。”

“怎么？怎么扔的？你是不是烧了？”

“是的，我烧掉了。”塔尔说，声音有点紧张，一半是威胁，一半是恐惧。

“因此，当你说到那个法国人在打听你的时候——”

“他是打听普尔。”

“但是除了伪造那份护照的人以外，还有谁听说过普尔呢？”史迈利问，一边翻着护照。塔尔没有说话。“告诉我你是怎样来英国的。”史迈利提议说。

“从都柏林绕道来的。这不成问题。”塔尔压力太大时，撒谎就很不灵光。也许得怪他的父母。他没有现成的答案，就回答得太快，有现成的答案，就回答得太硬。

“你怎么到都柏林的？”史迈利一边问，一边检查护照中间一页的海关戳章。

“靠美女。”他恢复了自信，“一路都是美女。我认识一个小姐，她是南非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我的一个好朋友让我搭货运机到好望角，到了好望角，那个小姐把我藏了起来，然后托一位驾驶员免费把我带到都柏林。东方那边的人都还不知道我已离开了半岛。”

“我正在全力进行调查。”吉勒姆看着天花板说。

“你最好小心一点儿，”塔尔朝他那一头不客气地说，“因为我不想让不该知道的人去调查我。”

“你为什么来找吉勒姆先生？”史迈利问，一边仍在检查着普尔的护照。它看上去是个已经用过的旧护照，翻了很多次，里面登记得不是太满，也不是太空。“当然，除了你害怕以外。”

“吉勒姆先生是我的上司。”塔尔一本正经地说。

“你有没有想到他可能直接把你转给阿勒莱恩？毕竟，就圆场高层而言，你是一个通缉犯。”

“是啊。但是我认为吉勒姆先生和你史迈利先生一样不喜欢现在的新安排。”

“他也很爱英国。”吉勒姆解释道，带着辛辣的讽刺味道。

“是啊，我有点想回国。”

“你有没有想过找吉勒姆先生以外的人？比如说，为什么不找海外的常驻站？这样你就少点危险。麦克尔沃仍旧是巴黎站的站长吗？”吉勒姆点点头，“你瞧，你大可去找麦克尔沃先生。当初是他把你找来的，你可以信任他——他是老圆场人了。你大可以安然无事地待在巴黎，不用到这里冒生命危险。啊，上帝，拉康快去！”

史迈利已经站了起来，一只手捂着嘴巴，眼睛望着窗外。在小跑马场里，洁姬·拉康趴在地上尖叫，一匹无主的小马在树丛中猛冲乱跑。他们在看着的时候，拉康的妻子，一个长头发的漂亮女人，腿上穿着冬天的厚袜，跳过篱笆，把孩子抱了起来。

“她们老是摔下来，”拉康不快地说，“小孩子摔不坏。”而且一点也不客气地又说：“乔治，不是每个人的事都要你操心。”

他们慢慢地又坐下来。

“如果你到巴黎去，”史迈利又说，“你走什么路线呢？”

“同一条路线到爱尔兰，然后大概从都柏林到巴黎的奥利机场。你要我怎么走，从海上过去吗？”

拉康听到这话气红了脸，吉勒姆怒吼了一声，站了起来。但是史迈利似乎毫不在乎。他又拿起护照，慢慢地翻到前面。

“你是怎样与吉勒姆先生联系的？”

吉勒姆代替他回答，说得很快：“他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停车。他留一张条子在车上说他要买这辆车，署名是他的工作名字特仑奇。他提了一个碰头的地方，并且暗示要我在向别人兜售之前暂时保密。我带了法恩去替我把风——”

史迈利打断他的话说：“刚才在门外的是法恩吗？”

“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替我把风，”吉勒姆说，“从那以后，我们见面时一直带着他。我听了塔尔的报告后，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拉康，要求见面。乔治，这些情况咱们另外再谈吧。”

“打电话给拉康是打到这里，还是打到伦敦？”

“打到这里。”拉康说。

吉勒姆停了一会儿才说：“我正好记得拉康办公室里一个小姐的名字。我提到她的名字，说她要我赶紧找他联系，是关于一件私事。这样做并不太好，但在当时情况下我只能想到这样。”他又补充，打破了沉默，“他妈的，没有理由认为电话有人窃听。”

“有各种理由认为电话有人窃听。”

史迈利合上了护照，就着旁边一盏破旧的台灯查看它的装订。“真不坏，是不是？”他轻松地说，“真的很不坏。一定是个行家作品。我找不到一点毛病。”

“别担心，史迈利先生，”塔尔伸手拿了回来，不客气地说，“这不是俄国造的。”他走到门口时，脸上又恢复了笑容，“你们知道吗？”他对这间长长的屋子另一头的三个人说，“如果伊琳娜说的话没错，你们就需要全部重建圆场了。因此如果我们大家都齐心协力，就可以在一起从第一层干起。”他在门上开玩笑地敲了一下，“亲爱的，开门吧，是我，里基。”

“谢谢你！现在没事了！开门吧！”拉康大声说。过一会儿，就听到了钥匙的转动声，在外把风的法恩的黑影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接着在空荡荡的屋子中回响的脚步声渐渐消失，远处有洁姬·拉康的哭声伴随着。

10

这幢房子一面是练习骑马的小围场，另一面是个草地网球场，隐藏在树林中间。球场不是太好，没有经常割草。春天，冬季的积水浸透了草地，没有阳光照射进来把它晒干。到了夏天，球飞了出去，掉在树叶丛中很难找到。今天早晨，从整个花园扫到球场里来的结霜落叶，厚可没脚。但是在场外，在顺着长方形的铁丝网外的山毛榉间，有一条小径，史迈利和拉康现在就在这条小径上漫步。史迈利已经披上了他的旅行大衣，拉康却只穿他那套破旧的衣服。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步子迈得又大又快，每一步都走在史迈利前面，因此不得不停下来等个子矮的那个人赶上来。一赶上来以后，他又急着迈步，结果又走在前头。他们这样赶了两次，拉康终于打破沉默。

“一年前，你为了一个类似的想法来见我，我几乎把你撵了出去。我想现在应该向你道歉。我当时太大意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在想他那次的失职，“我那时指示你停止一切调查。”

“你对我说，这种调查是违反宪法的。”史迈利也遗憾地说，仿佛他也想到了那个可悲的错误。

“我是这样说的吗？我的天，我真是太夸大其词了。”

屋子那里传来了洁姬不断的哭声。

“你从来没有过吧，是不是？”拉康马上问，他的脑袋转向哭声传来的方向。

“你说什么？”

“我是说孩子，你和安恩没有孩子吧？”

“没有。”

“侄子、外甥呢？”

“只有一个侄子。”

“你的？”

“她的。”

史迈利环顾周围的玫瑰树丛、断了的秋千、潮湿的沙坑、在晨光中醒目刺眼的红房子，心想，我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们从上次谈话以后仿佛一直在这里。

拉康又在道歉了：“是不是可以说，我并不完全信任你的动机？你瞧，我当时心里想，这是老总指使你来见我的。这是他恋栈不去，想排挤潘西·阿勒莱恩的一种办法——”他又向前跨起大步，手腕向外挥着。

“那可不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老总根本不知道。”

“我现在明白了。我当时却不明白。对于你们这种人，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应该相信，什么时候不该相信。你们有完全不同的一套标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不得不那样。这一点，我是同意的。我并不是要随便下断语。毕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使方法有所不同。”——他跳过一个小沟——“我有一次听人说，道德规范就是方法。你同意这种看法吗？我想你大概不会同意。我想，你会说，道德规范就寄托在目标之中。但是很难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问题就在这里，特别如果你是英国人的话。我们不能要求你们这些人来为我们决定政策，是不是？我们只能要求你们推行政策，对不对？又很微妙吧？”

史迈利不再追着他走。他一屁股坐在一个生锈的摇椅上，把大衣裹得更紧了，于是拉康只好回来，欠着身子坐在他的身旁。他们两人一起跟着下面的弹簧咯吱咯吱地摇着。

“为什么她选中了塔尔？”拉康终于自言自语道，拨弄着他纤长的手指，“要找一个人听她忏悔，我看没有比这个人更不合适的了。”

“这个问题，我看你得去问女人，问我们可没有用。”史迈利说，心里又在想伊明翰究竟位于哪里。

“唉，是啊。”拉康马上同意道，“这一切都是个谜。我在十一点钟要去见大臣，”他低声告诉史迈利，“我得让他知道。他是你在议会的表兄。”他又补充了一句，勉强加上这个跟私人有关的笑话。

“实际上是安恩的表兄，”史迈利纠正他，口气仍有点心不在焉，“虽然是远房，但还是表兄。”

“比尔·海顿也是安恩的表兄？我们伦敦站的那位杰出的站长？”他们以前也已经开过这个玩笑了。

“是啊，根据另一条家系，比尔也是她的表兄。”他完全没有必要地补充一句：“她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这个家族有很稳固的政治传统。年代久远，就分布得更广。”

“传统？”拉康喜欢把含糊其辞的话弄得一清二楚。

“家族。”

史迈利听见树林外面汽车开过的声音。整个世界就在这树林的外面，可是拉康却有这个红色的城堡和基督教的伦理观，后者所能给他的只不过是个爵士的封号、同辈的尊敬、优厚的年金和一两家大公司理事的挂名差使。

“我反正要在十一点钟去见他。”拉康站了起来，他们又在一起走了。史迈利忽然觉得在早晨新鲜的空气中飘来了“埃利斯”的名字，有那么一阵子，像坐在吉勒姆的汽车中一样，一种奇怪的不安感袭上了他的心头。

“毕竟，”拉康说道，“我们俩的立场都是很光明正大的。你认为埃利斯被出卖了，因此你要求追查。大臣和我认为这事完全是老总办事无能——说得客气一些，这也是外交部的看法——因此我们要换一把新扫帚17。”

“唉，你的处境，我很能理解的。”史迈利说，与其说是说给拉康听的，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的。

“那我很高兴。乔治，可别忘记：你是老总的人。老总喜欢你，不喜欢海顿，他后来失去了自制，干这件特别冒险的事儿时，是你给他撑门面的。不是别人，是你，乔治。谍报组织的头头自己和捷克人打私仗，不是常见的事。”很明显，旧事重提仍使人不快。“要不是那样，我想倒霉的也许是海顿了，但是你正好首当其冲，而——”

“而潘西·阿勒莱恩正好是大臣的人。”史迈利说，声音很轻，拉康只好放慢脚步来听他说。

“要是你有个怀疑对象，那就不是那样了！你没有指出任何一个人！没有具体目标而进行调查，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而新扫帚扫得更干净些。”

“你是说潘西·阿勒莱恩？总而言之，他做得极好。他拿出来的是谍报，不是丑闻。他严格遵守职责，博得顾客信任。据我所知，他还没有侵犯捷克领土。”

“有比尔·海顿替他防守，谁不会？”

“老总就不会。”拉康说，这一拳很有力。

他们走到了一个空游泳池前停了下来，站在那里看着深的那一头。从黑漆漆的深处，史迈利好像觉得又听见罗迪·马丁台尔含沙射影的话：“海军部的机密文件阅览室里，用各种各样古里古怪名称成立的小组委员会里……”

“潘西的那个情报特别来源仍旧活跃吗？”史迈利问道，“叫什么巫术资料或者什么的？”

“我不知道名单上有你，”拉康说，一点也不高兴，“既然你问，我就告诉你，仍旧活跃。巫师情报来源是我们的主要依靠，他的情报仍用巫术这个名字。圆场多年没有交来这样好的资料了。根据我的记忆，可以说从来没有过。”

“仍旧需经那一套特殊处理吗？”

“当然啰，但是现在发生了这件事，我想毫无疑问的，我们要采取更严格的预防措施。”

“要是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杰拉德可能闻出味道不对。”

“这是个关键，是不是？”拉康马上说。史迈利心里想，这人精力过人，不可想像。刚才还像个连腰板也挺不直的瘦弱拳击手，戴着一副太大的拳击手套，一会儿他又伸出拳来，把你打到拳击场边的绳圈上，带着基督徒的同情眼光看着你。“我们不能动手。我们不能着手调查，因为一切调查手段都掌控在圆场手里，甚至可能在地鼠杰拉德的手里。我们不能监视、偷听、拆信。要做这些事情，得用伊斯特哈斯手下点路灯的力量，而伊斯特哈斯本人像别人一样也是嫌疑对象。我们不能讯问，我们不能限制某个人查阅机密资料。做这些事，就会有使地鼠警惕起来的危险。乔治，这是个最古老的问题：谁能够充当侦查间谍的间谍呢？谁能够打草不惊蛇呢？”他开了一个笨拙的玩笑：“只有地鼠。”说的是内心的旁白。

史迈利一时来了劲，往前跨步，在通向小骑马场的那条小径上，走在拉康的前头。

“那么找圆场的竞争对手，”他回头大声说，“找安全部门去。他们是专家，他们会帮你忙。”

“大臣不会同意的。你很明白，他和阿勒莱恩对这竞争对手有什么看法。也难怪他们。如果让一些前殖民地官员来检查圆场的文件，那不如让陆军来调查海军！”

“根本不能这样比。”史迈利不同意。

但是拉康这个模范公务员却已准备好了他的第二个隐喻：“那么好吧，大臣宁可屋漏，也不愿意让外人来把他的堡垒拆掉。这么说总行吧？乔治，他有充分的理由。我们有情报员在外面，一旦安全部门的人插手进来，他们就完了。”

现在是史迈利放慢脚步了。

“有多少？”

“六百上下。”

“铁幕后面呢？”

“预估是一百二十。”凡是数字，凡是各种各样的事实，拉康从来不含糊的，这是他工作的本钱，从灰色的官僚主义大地中挖出来的黄金。“从财务报告来看，目前他们几乎都是很活跃的。”他跨了一大步，“那么，我可以告诉他你愿意干，是不是？”他相当轻快地说，好像这个问题仅仅是形式而已，在适当的方格里打一个勾就行了，“你愿意担任这整顿内部的工作？对以前的，对以后的，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毕竟是你这一代的，这是你的责任。”

史迈利已经推开了小骑马场的栅栏门，进去以后又随手关上。他们两人就在摇摇晃晃的栏杆两边面对着。拉康脸上有些红晕，带着一种依赖的笑容。

“我为什么要说埃利斯？”他找话说，“那个可怜的家伙明明叫普莱多，我为什么说埃利斯事件？”

“埃利斯是他工作的名字。”

“对了。那些日子里不断出事，让人连细节都忘了，”停了一会儿，他挥着右臂向外一甩，“他是海顿的朋友，不是你的朋友？”

“他们在战前一起念牛津。”

“后来在战时和战后一直是圆场的同伴。有名的海顿—普莱多搭档。我的前辈不断提到他们。”他又问，“你跟他从来不是很亲近？”

“普莱多？不。”

“我是说，不是表兄？”

“拜托！”史迈利粗声粗气地叫道。

拉康又显得尴尬起来，但是他另有目的，因此眼光死盯着史迈利。“不会有感情上的原因或其他的原因，使你觉得不适合担任这一工作吧？乔治，你一定得说清楚。”他有些担心地要求，好像他最不希望人家说清楚似的。他等了一会儿，就又不在乎了：“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理由。我们总有一部分属于公家的，是不是？社会契约互相都有约束力，我相信你是一直知道的。普莱多也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唉，乔治，他中了枪。背上中了一枪，即使在你们的圈子里，也是很大的牺牲吧。”

史迈利一个人站在小骑马场的另一头，在低垂的柳树下一边喘着气，一边想弄清楚自己的心情究竟怎么回事。像旧病复发一样，他的气愤突如其来。自从退休以后，他就一直以为已与气愤绝缘了，凡是能够引起气愤的事，他都小心避开：报纸、以前的同事、马丁台尔那种闲聊。他一辈子靠的是自己的机智和惊人的记忆力，现在却把全部时间用在遗忘上。他强迫自己从事学术研究，当他在圆场工作时，这不失为一个有用的散心方法，但是如今失了业，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他散心了。什么也没有。他简直要大声呼喊：没了！

“把那里给烧掉，”安恩曾经这么建议，指的是他的藏书，“把房子烧了也可以。但是可别意志消沉。”

如果她说意志消沉是指随俗从流的话，她一眼就看出这是他的目标。他越来越接近保险公司广告所称的迟暮之年了，他真的努力想要成为一个模范的靠退休金为生的人，虽然没有人感谢他这种努力，尤其是安恩。他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或者每天晚上上床（多半是独宿）的时候，总是提醒自己，他从来不是“缺我不可”的。他已经努力习惯了这样的看法：在老总当家的最后几个倒霉的月份里，危机一个接着一个，使人晕头转向，眼看着事情搞得不可收拾，他自己是有责任的。如果说，他职业上的自我现在起来责问自己：你明知道那地方出了毛病，你明知道吉姆·普莱多被出卖了——还有什么证据比背上中了一两颗子弹更确凿呢？——那么他的回答是，即使他真的知道，那又怎么样呢？即使他是正确的，那又怎么样呢？他会对自己说：如果认为只有一个胖胖的中年间谍才能拯救这个世界，那未免太狂妄自大了。但是有的时候，他却这样对自己说：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离开圆场时没有留下一些未了事务的。

只有安恩不肯接受他的结论，尽管她无法了解他的推论。事实上，在这种职业问题上，她很认真，只有女人才如此，她真的逼着要他回去，重操旧业，不要轻易退让。这当然并不是说她了解什么真实情况，但是有哪个女人因不了解情况而罢休的呢？她全凭直觉，而且因为他不按照她的感觉去做而瞧不起他。

而现在，就在他快要开始相信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安恩迷上了一个失业演员而容易一些），谁能想到他过去生活中的一些阴魂一个个又闯进了他的小天地，拉康、老总、卡拉、阿勒莱恩、伊斯特哈斯、布兰德，最后还有比尔·海顿本人，把他又拉到这个花园中来，高兴地告诉他，他一直称之为虚妄的东西都是确实的？

“海顿。”他对自己一再重复说，不再能够抑制汹涌而来的记忆，即使这个名字令他像听到打雷一样震惊。“我听说你和比尔一度是什么都不分彼此的。”马丁台尔这么说。他看着自己粗短的手指哆嗦。年纪太老了？无能为力？害怕追逐，还是害怕他最后会揭发出来的东西？“要无所作为，总是有许多理由的，”安恩喜欢这么说，实际上这是她为自己多次行为不检而爱用的借口，“但是要做一件事情，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你想做。”还是不得不做？安恩会竭力否认，她会说，胁迫，不过是做你想要做的事的另一种说法，或者不做你怕做的事的另一个说法。

不大不小的孩子哭起来比哥哥姐姐时间更长。洁姬·拉康趴在她妈妈的肩上，抑制着自己的伤痛和自尊心，看着客人们离去。先走的是两个她以前没有见过的男客，一个是高个子，一个是黑头发的矮个子。他们坐一辆绿色的小货车走的。她注意到没有人向他们挥手，甚至没有人向他们送别。接着是她父亲坐自己的车走了。最后是一个金发漂亮的男客和一个矮矮的胖子，穿着一件十分肥大的大衣，好像披在马背上的毛毯一样，他们走到停在山毛榉树下的一辆跑车那里。她真的还以为那个胖子一定出了什么事，因为他跟在后面走得很慢，而且很痛苦。接着，她看到那个漂亮的男人替他打开车门，他似乎从梦中醒了过来，匆匆地抢前一步。不知什么缘故，这一动作刺激了她。她感到一阵伤心，又号啕大哭起来，她的母亲无论如何都安抚不了她。

11

彼得·吉勒姆是个讲义气的人，他自觉的忠诚决定于他个人的爱憎。至于在其他方面，他的忠诚早就奉献给圆场了。他的父亲是个法国商人，在战时曾为圆场的一个谍报网做过间谍，由他的母亲，一个英国女人，负责密码部分。八年以前，吉勒姆本人还以航运职员的身份为掩护，在法属北非指挥一批自己的情报员，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他终于被破获，他手下的情报员被处以绞刑，他于是转为内勤，人也迈入中年。他在伦敦替人当助手，有时替史迈利当助手，也负责指挥过少数几次以国内为基地所进行的活动，其中还有一个“女朋友”网，但是正如行话所说，这些女朋友互不知情。等到阿勒莱恩的一帮人当权，他就被排挤，打入布里克斯顿冷宫了，他自己猜想大概是因为他的关系不对，其中包括史迈利。到上星期五为止，若是要他谈谈自己的经历，他一定会这样说。关于他与史迈利的关系，他说起来是乐此不疲的。

那些日子里，吉勒姆主要住在伦敦的码头边，他和一票招募人员偶尔能遇上一些波兰、俄国或者中国海员，他就从中拼凑一个较下层的海员谍报网。有空的时候，他就坐在圆场二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和一个叫玛丽的漂亮女秘书说说笑笑解闷，这样的日子过得也不错，只是送上去的报告没有人理。拿起电话来不是占线，就是没有人回答。他隐约听说上面出了事，但这是常事。例如大家都知道阿勒莱恩和老总两人在钩心斗角，但好多年来他们两人就一直如此，很少搞别的。他跟大家一样，也知道捷克破了一个大案，外交部和国防部联合发表声明，推说并不知情，剥头皮组的组长吉姆·普莱多原来是第一号捷克通，也是比尔·海顿的长期密友，背上中了一枪，给抓了起来。大家都缄口不言，板着面孔，他想大概就是这个缘故。比尔·海顿大发雷霆，大概也是这个缘故。这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大楼，大家又紧张又兴奋，据玛丽说有点像上帝震怒，不过她总是喜欢夸大其词。后来他听说这场灾难的代号叫“作证”。海顿告诉他，一个老头子为了死前的临别光荣纪念，搞这么个活动，实在窝囊，结果拿吉姆·普莱多作牺牲。消息走漏，见了报纸，在议会中引起质询，甚至有谣传说，德国境内的英国驻军已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不过这个谣言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最后由于到别人的办公室里闲荡，他才开始慢慢了解别人在几个星期前就知道的情况。圆场不仅一片沉默，甚至是一片冰冻，什么都不进，也不出，至少在吉勒姆的那一级是如此。大楼里面，相关人士都躲了起来，发薪的日子，信件架上没有鼓鼓的工资袋，因为据玛丽说，管家的没有接到发薪的例行指示。有时有人看到阿勒莱恩从他的俱乐部出来，满脸怒容。或者看到老总上车，满面春风。还有人说比尔·海顿已经辞职，因为上上下下都不支持他，不过比尔一直是在闹辞职的。只是据谣言说，这一次原因略有不同。海顿所以生气是因为圆场不肯付给捷克为了遣返吉姆·普莱多所索取的代价。据说，无论是为了情报员或者威望，这个代价都太高了。但是比尔沙文主义大发作，他扬言，为了把一个爱国的英国人搞回来，任何代价都不算高：只要能把吉姆弄回来，什么都可以给他们。

接着有一晚，史迈利脑袋伸进吉勒姆办公室的门里来，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去喝杯酒。玛丽没有看清他是谁，用她时髦却没什么气质的腔调说了一声“哈啰”。他们并肩走出圆场时，史迈利向看门的道别，口气特别干脆。到了华都街的酒店里他才说“我被撤了”，就此而已。

他们从酒店出来，又到查令十字街不远的一家地下室酒吧，因为那里有音乐，却没有酒客。吉勒姆便问道：“他们提出什么理由？还是只因为你发胖了？”

史迈利就一心惦念着“理由”这一字眼。他这时已完全醉了，不过还没有失态。他们沿着泰晤士河的河堤步履不稳地走着时，他又想到了理由。

“理由是作为逻辑，还是作为动机？”他问道，听起来不像他自己，而有点像比尔·海顿。在这些日子里，人人的耳旁，似乎都可以听到海顿战前在牛津联盟上学来的辩论腔。“还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一条板凳上坐了下来。“他们用不着向我提出理由。我能够提出自己的理由。不过这不一样，”他还是喋喋不休地说着，这时吉勒姆小心翼翼地把他搀进一辆出租车，把车钱和地址给了司机，“这跟心灰意冷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一样。”

“阿门。”吉勒姆说，他一边看着汽车远去，一边心里明白，按照圆场的规矩，他们仅有的一些友谊也就此告终了。第二天，吉勒姆听说还有更多的人头落地，潘西·阿勒莱恩暂代领导，头衔是代理首长，令大家都感到意外的是比尔·海顿愿意在他底下工作，但很可能是出于对老总余怒未消。不过也有人挖苦说是在他上面工作。

到圣诞节，老总就死了。“下一个就轮到你了。”玛丽说。她把这些事情看做是二次攻打冬宫，所以当吉勒姆被放逐到布里克斯顿去的时候，她哭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吉勒姆是去补吉姆·普莱多的缺。

那个星期一下午多雨，吉勒姆在登上圆场的四楼阶梯时，因为想到要做犯罪勾当，心里反而很高兴，他回顾了上述种种事件，断定今天就是卷土重来的开始。

他前一天晚上是在宽敞的伊顿公寓和卡米拉一起度过的，卡米拉是个学音乐的，身材修长，面容美丽，只是有种悲哀的表情。她还不满二十岁，但黑色的头发里已有白丝了，好像受过一次她缄口不提的惊吓一样。这种心灵损伤的另一个后果是，她不吃肉，不穿皮鞋，滴酒不沾。在吉勒姆看来，似乎只有在爱情方面，她没有这一切神秘的禁忌。

这天上午他独自一人在布里克斯顿极其昏暗的办公室里拍摄圆场文件的照片。他先去常去的店里买了一架小型照相机，为了避免荒废业务他常常这样做。店员问他是“用自然光的，还是用灯光的”，两人还亲切地交换了一下关于底片颗粒的意见。他告诉女秘书不要打扰他，然后关上了门，按照史迈利的精确指示着手工作。墙上的窗户很高。他坐着也只能看到天空和马路那边新建学校的尖顶。

他先拍自己保险柜里的参考文件。史迈利把先后次序告诉了他。先是工作人员名册，这是只发给高级人员的，上面有圆场在国内所有人员的姓名、工作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其次是职责手册，里面折着一张圆场在阿勒莱恩领导下改组后的组织机构表。中间是比尔·海顿的伦敦站，像一只大蜘蛛歇在自己的蛛网中。据闻比尔曾经说过，“在普莱多事件以后，我们绝不允许再有私人军队，不允许有人不知道自己的职守。”吉勒姆发现，阿勒莱恩有两个头衔：一个是首长，一个是“特种情报来源负责人”。据说，圆场就是靠这种特种谍报来源维持的。在吉勒姆看来，没有别的原因能够说明，为什么圆场工作人员现在都毫无作为，可是在白厅却极受尊重。根据史迈利的要求，他除了拍这些文件以外，还拍了剥头皮组的修正规程，那是阿勒莱恩以“亲爱的吉勒姆”为开头的一封信，详尽列出了他缩小的权限。在某些方面，胜利者是阿克顿点路灯组组长托比·伊斯特哈斯，这是按照横向领导原则惟一实际扩大的一个单位。

接着他到桌边拍摄一些例行的传阅文件，这也是根据史迈利的指示，作为背景资料，也许很有了解价值。其中包括行政部门一份关于伦敦地区安全联络站的情况通知（“务请爱惜使用”）和另外一份关于禁止滥用圆场秘密电话办私事的公告。最后是文件组给他个人的一封非常不客气的信，“最后一次”警告他，他用工作姓名所领的驾驶执照已经期满，除非办理延长手续，否则“将通知管理组采取适当的惩戒措施”。

他放下照相机，回到保险柜那里。在最下面一层有一叠点路灯组的报告，由伊斯特哈斯签字，盖了代号“短斧”的戳章。里面是已经确知苏联在伦敦地区以合法或半合法身份活动的两三百名谍报官员的姓名和掩护身份：贸易、塔斯社、苏航、莫斯科电台、领事、外交等等。这些报告在适当的地方还标明点路灯组进行调查的日期和分支的姓名，所谓“分支”这个行话的意思就是在监视过程中所发现的联系者，不一定是躲起来的。这些报告一年一厚册，每月还有补充。他先看了一下正册，又看了补充部分。到十一点二十分，他锁好了保险柜，用专线打给伦敦站，跟财务组的劳德·斯屈克兰通了话。

“劳德吗，我是布里克斯顿的彼得，生意怎么样？”

“哦，彼得，有什么事情呀？”

说话干脆，口气得意，意思是说我们伦敦站的人有更重要的朋友。

吉勒姆解释道，需要洗一些赃钱，因为有个法国外交信使似乎可以收买。他用特别和气的口吻问，不知劳德有没有时间碰头讨论一下。劳德问，这个计划是否已得到伦敦站的批准？还没有，不过吉勒姆已把报告交给传讯员送去给比尔了。劳德口气软了一些。吉勒姆再逼一步：“劳德，有些事情比较麻烦，需要你出主意。”

劳德说，他可以腾出半小时来和他谈一谈。

他到西区去的路上，把底片送到查令十字街一家叫云雀的小杂货店。店主人是个胖子，拳头大得吓人。店里没有人。

“兰普顿先生的底片，请冲洗出来。”吉勒姆说。店主把底片拿到后间，等他出来的时候粗哑地说了句“成了”，接着马上吐了一口气，好像吐口烟似的，但他并没有在吸烟。他把吉勒姆送出门，然后砰地把门关上了。乔治怎么会找到他的？吉勒姆心里觉得奇怪。他买了几盒润喉糖。史迈利警告过他，每一行动都得有交代——假定圆场派了人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你。吉勒姆想，这有什么奇怪呢，托比·伊斯特哈斯连自己的母亲也会派人盯梢，只要这能博得阿勒莱恩拍一下肩膀称赞。

他从查令十字街走到却兹·维克多餐厅与他的小头头赛·范霍佛和一个叫劳里麦的无赖吃中饭。劳里麦自称和东德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共用一个女人。劳里麦说那个女人愿意合作，但她需要在第一次交货时就给她英国国籍和一大笔钱。他说，她什么都愿意干：偷看大使的信件，在他房间里安装窃听器，“或者在他的浴盆里撒碎玻璃”，这是当笑话说的。吉勒姆猜劳里麦在说谎，他甚至怀疑范霍佛是不是也在说谎。但是他转念一想，现在到底谁靠向谁，他其实也没有发言权。他喜欢那家餐厅，但是记不得吃了些什么，现在他走进圆场的门厅时，他明白了原因是因为兴奋过度。

“哈啰，布里扬特。”

“看到您很高兴，先生。请坐，先生，一会儿就好，先生，谢谢您。”布里扬特一口气说完了这几句话，吉勒姆就坐在一张高背木椅上，想的是牙医和卡米拉。她是他最近才搞到手的，来得有些意外，一切发展得很快，至今已有一些时候了。他们是在一个派对上认识的，她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拿着一杯胡萝卜汁，口里说着关于真理之类的话。吉勒姆存心冒险，就说他对伦理问题一窍不通，他们何不直接上床。她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就起身去穿大衣了。从此之后，她就留下没走，给他炸坚果饼吃，吹笛子听。

门厅里显得比平时还要暗。三台旧电梯，一个木屏风，一张马柴瓦蒂牌茶叶的广告，布里扬特的玻璃门值班室，里面有个英国风景的挂历和一排油腻腻的电话。

“斯屈克兰先生在等您，先生，”布里扬特出来告诉他，慢手慢脚地在一张红纸条上盖上了一个时间的戳章：十四点五十五分，警卫P.布里扬特。中间那台电梯好像几根枯柴一样咯吱咯吱地响着。

“该上油了，对不对？”吉勒姆等电梯开门的时候回头大声说。

“我们一直在叫他们上油，”布里扬特说，这是他最爱发的牢骚，“可是他们从来不管。怎么叫都没有用。家里都好吗，先生？”

“很好。”吉勒姆回答，其实他并没有家。

“那就好。”布里扬特说。吉勒姆在电梯上升时，看着他奶油色的脑袋消失在他的脚下。他记得玛丽叫他草莓香草冰淇淋，因为他脸色红红的，上面是一头软绵绵的白发。

他在电梯里看了一下他的会客条，名称叫做“LS出入证”。“事由：财务组。出门交还。”受访者签名一栏空着。

“欢迎你，彼得。你晚了一些，不过没有关系。”

劳德在电梯外的栅栏旁等着。身高只有五英尺，穿着白衬衫，有人来见他时总悄悄踮着脚。老总在的时候，这一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可是如今却有个栅栏拦在进口处，还有一个脸孔像老鼠一样的警卫检查出入证。

“我的天，你什么时候添了这个玩意儿？”吉勒姆在一台崭新发亮的咖啡机前面放慢了脚步问道。有两个小姐在加灌两个杯子，她们回过头来一边说“哈啰，劳德”，一边看吉勒姆一眼。那个高个子使他想起卡米拉：一样含情脉脉的眼睛，似乎能侦测出男人的无能。

“你不知道这省了多少人力，”劳德马上叫道，“棒极了，真是棒极了。”兴奋之下，几乎和比尔·海顿撞个满怀。

比尔·海顿正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这是一间六角形胡椒瓶一样的房间，临窗是新康普顿街和查令十字街。他走的方向和他们一样，不过速度是每小时半英里，这对他来说在室内已是开足马力了。室外是另外一回事。吉勒姆也见过，那是在沙拉特作演习的时候，有一次是夜里空降希腊。他在室外动作敏捷。神态警觉的脸，虽然在这条闷热的走廊里显得有点阴暗冷淡，但可以看出是在开放的户外由他所服役的偏远地方熏陶出来的。这些地方多得不可胜计，在吉勒姆的敬佩的目光看来，似乎所有谍报活动地区都留有海顿的印记。吉勒姆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不止一次和神出鬼没的海顿意外相遇。比如一两年以前，吉勒姆当时还在从事海上谍报工作，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搜罗一批海岸观察员，监视中国的两个港口温州和厦门，他惊奇地发现，这两个地方早已有潜伏的中国情报员，那是比尔·海顿战时不知干什么活动时招来的，还有无线电等装备，可以和他们联络。另外一次，吉勒姆与其说是出于对目前工作的劲头，不如说是出于怀恋过去，他翻阅战时圆场海外活动记录，在两份记录中两次见到了海顿的工作姓名：一九四一年他在海尔福特河口指挥法国渔船；同一年，以吉姆·普莱多为助手，从巴尔干到马德里布置了一条南欧传输线。在吉勒姆看来，海顿属于圆场一去不复返的老一代人物，他的父母和史迈利也是属于这一代——与众不同，特别是在比尔·海顿身上，还有贵族血统——他们的生活不像他这一代那么匆忙，都悠闲得很，三十年后，仍使圆场有一种冒险的神秘气氛，久久不散。

海顿见到他们两人，就站住不动。吉勒姆距上次和他谈话已有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他大概出差去了。现在，在他的办公室门里透过来的光线的反射下，他看上去黑得出奇，高得出奇。他手中拿着什么东西，吉勒姆看不清是什么，可能是一本杂志、一份档案、一份报告；从他的身侧看去，他的办公室好像大学生的寝室，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成堆的报告、文件、档案；墙上有一张绿色呢面的布告牌，钉满了明信片和剪报；旁边斜挂着一幅比尔以前画的没有配框的油画，以沙漠平淡的颜色为背景，中间是个圆形的抽象物。

“哈啰，比尔。”吉勒姆说。

海顿没有关门——这是违反管理组的规定——正在他们前面，仍旧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穿戴仍旧不脱他的怪诞本色。上衣肘部贴的两块皮革是菱形，不是方块的，从后面望去，像个丑角。他的眼镜就像蛙镜般塞在前额的头发里。他们拿不定主意，跟着他走了一会儿，他突然转过身来，像个塑像从底座慢慢转过来一样，眼光盯住吉勒姆。这时他才露出了笑容，他的新月形的弯眉像小丑似的抬了起来，他的面容一变而显得俊秀，而且年轻得出奇。

“你这乞丐在这里干什么？”他高兴地问。

劳德把他这句开玩笑的话当了真，向他解释法国人和赃钱的事。

“你最好把银器锁起来。”比尔说，看也不看他一眼，“那些剥头皮的会把你的金牙都给偷走。把小姐们也锁起来，”他想了一想又补充说，眼睛仍盯着吉勒姆，“要是她们会让你锁起来的话。剥头皮组什么时候洗起自己的赃钱来了？这是我们的事。”

“负责洗钱的是劳德。我们不过是经手。”

“把报告给我，”海顿对劳德·斯屈克兰说，态度突然不客气了，“我不想再把事情搞错了。”

“已经送去给你了，”吉勒姆说，“可能已放在你的收发篮里了。”

他最后点了一下头。他们就继续向前走，吉勒姆觉得海顿淡蓝色的眼光在他的背上打转，一直到他们转弯为止。

“这家伙真不简单。”劳德说，好像吉勒姆以前没有见过他似的，“伦敦站不可能有更好的领导了。非常有能力，成绩非常好。高明极了。”

吉勒姆心里不客气地想，而你的高明呢，是靠关系的。不仅有比尔，还有咖啡机的，还有银行的。他的沉思被罗埃·布兰德的伦敦土腔打断了，他在前面门口对着他们说话。

“嗨，劳德，等一会儿。你见到比尔了吗？有紧急的事找他。”

接着从同一方向发出来托比·伊斯特哈斯的中欧腔：“马上得找他，劳德，我们已经发出了紧急通知。”

他们已经到了最后一条拥挤的走廊。劳德大约领先三步，正要回答时，吉勒姆已到了门口，向里一看，只见布兰德趴在办公桌上，他已脱了上衣，手中抓着一张纸，胳肢窝尽是汗渍。小个子的托比·伊斯特哈斯像个侍者领班似的弯腰站在他旁边，他一头银发，下巴突出，是个腰板挺直、短小精悍的大使。他伸出一只手，指着那张纸，仿佛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布兰德突然看见劳德走过的时候，他们显然正在一起阅读一份文件。

“我刚才还见到了比尔·海顿，”劳德说，他有一种本领，能把别人的问话重复一遍，听起来更加得体，“我想比尔应该快来了。我们刚才还在走廊上见到他，还和他说了几句话。”

布兰德的眼光慢慢地转到吉勒姆的身上就停止不动了，这种冰冷的打量使人不舒服地想到海顿的眼光。“哈啰，彼得。”他说。听到这话，小托比伸直了身子，眼光也直盯着吉勒姆，褐色平静的眼神就像一只猎犬。

“嗨，”吉勒姆说，“怎么啦？”

他们的招呼不仅是冷冰冰的，而且是充满敌意的。吉勒姆曾经和托比·伊斯特哈斯在瑞士一起从事一件非常惊险的活动，共度三个月的患难，在这三个月中，托比没露过一次笑容，因此他的白眼并不使吉勒姆感到奇怪。但是罗埃·布兰德是史迈利提拔的人，是个热心肠，容易冲动，一头红发，身材魁梧，且是个淳朴的知识分子，他心目中最惬意的事，便是晚上在肯特镇附近的酒店里谈论维特根斯坦18。他曾做过十年的共产党文人，在东欧的学术圈子里活动，现在像吉勒姆一样转入内勤了，这甚至成了一种束缚。他平时见到人的作风是满脸堆笑，拍拍肩膀，喷你一脸昨天晚上的啤酒味，可是今天却不然。

“没怎么，彼得老兄，”罗埃说，勉强装出一副为时已晚的笑容来，“没想到会见到你，就此而已。我们这一层没有外人进来，已经习惯了。”

“比尔来了。”劳德说，为他的预测马上得到证实而感到很高兴。吉勒姆注意到海顿进来的时候，在一道光线的照映下，脸颊上有一种很奇怪的颜色。颧骨上面泛起一片红，颜色很深，是许多微血管组成的。吉勒姆神经紧张之下感到这使海顿有了一些格雷19的样子。

他与劳德·斯屈克兰的会见前后达一小时又二十分钟。吉勒姆有意拖得这么长，他一边和他谈话，一边心里老是惦记着布兰德和伊斯特哈斯，不知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好吧，我现在该到道尔芬那里去请她批准了，”他最后说，“她对瑞士银行的看法，我们都是知道的。”管理组办公室与财务组距离两扇门。“我把这条留在这里。”他把会客条丢在劳德的办公桌上。

狄安娜·道尔芬的屋子里有一股刚刚喷过芳香剂的味道。她的手提包放在保险箱顶上一份《金融时报》的旁边。她是圆场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没有人娶的待嫁小姐之一。他厌烦地说，是呀，活动计划已送到伦敦站去了。是呀，他也明白，随便收送赃钱现在已不时兴了。

“我们研究一下再告诉你结果。”她说，这意思是说她要去请示坐在隔壁的菲尔·波特奥斯。

“那我就去告诉劳德。”吉勒姆说完就走了出去。

动手吧，他心里想。

在男厕所里，他在洗手台前等了三十秒钟，看着镜子里的门，竖起耳朵听着。整层楼意外沉寂。他心里说，动手吧，你有些老了，快动手吧。他穿过走廊，大胆地走进值班室，砰地关上门，然后向四周一看。他估计他有十分钟时间，他也估计砰地关上门在那一片沉寂中比悄悄地关上门更不会引起注意。快动手。

他带了照相机，但光线太差。挂着纱窗帘的窗户外面是个全是黑烟囱的院子。他即使带了一个亮一些的灯泡来也不敢用。因此他只能凭他的记忆。自从领导换人以来，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白天这个地方以前是情绪低落的女职员的洗手间，从廉价香水的气味来看，现在仍旧是如此。一面墙前有个卧榻，夜里马马虎虎充作床用，旁边是个急救箱，上面的红十字已剥落了，还有一台旧电视机。铁柜仍在原处，一边是电话总机台，一边是锁起来的电话，他就直接朝铁柜走过去。这是个旧铁柜，用开罐器就可以打开。他却带着凿子和一两件轻金属工具。这时他想起来开锁号码是31—22—11，他就试了一下，倒着四下，顺着三下，倒着两下，再顺着，锁就开了。拨盘已经拨惯了，转动很自然。他打开门的时候，底层扬起了一阵尘土，卷成一团，在地面飘过，慢慢地向黑暗的窗户升去。在此同时，他听到了像是从笛子吹出来的一个声音，很可能是外面街上汽车停下来的声音，也可能是文件手推车的轮子在漆布地板上发出的声音。但是在当时听来，却像卡米拉练笛子时的那种音符，拉得很长，使人听了难受。她高兴时就练笛子。有时在午夜，有时在清晨，不分晨昏。她一点也不在乎邻居会怎么想，她简直是没有神经的一样。他还记得她第一夜就问：“你睡床上哪一边？我的衣服放哪里？”他在这些事情上素以作风优雅自赏，但是卡米拉却大大咧咧的，技巧本来已是一种妥协，是跟现实的妥协，她还会说是脱离现实的逃避。那么好吧，就把我从这个险境中救出去吧。

值班记事簿订成厚册，放在最高一层，书脊上贴着日期，看上去像家庭账簿。他把四月份的一本拿下来，查看了内封里的名单，心里在想，院子对面的影印室里会不会有人看到他，如果看到会不会放在心上？他开始查看一条条的记载，找十日和十一日之间的那一夜，伦敦站和塔尔就是在那时交换电报的。香港时间早九小时，史迈利指出：塔尔的电报和伦敦的第一个回电都是下班后发的。

走廊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谈话声，刹那间他甚至觉得可以听出阿勒莱恩的苏格兰边界土腔在说一句并不好笑的笑话，但是现在瞎想已没有用了。他反正已预备好了借口，自己也有一半相信。如果被逮住了，就完全相信。如果沙拉特的审查人员拷问他，他还有个退路，他出门总是预备好退路的。但是他还是吓坏了。说话声远去了，潘西·阿勒莱恩的鬼影也一起远了。他的胸膛上都是汗珠。有个女人走过，嘴里哼着歌剧《毛发》中的一个曲调。他心里想，要是比尔听到，他会宰了你，比尔最恨有人嘴里哼着歌。“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这穷小子？”

接着使他感到好玩的是，他真的听到了比尔生气的咆哮声，不知从多远的地方传来：“别哼了。哪个笨蛋在哼？”

快动手。你一停下来，就无法再开始：有一种特别的怯场使你忘了台词，一走了之，使你一碰到东西手指就哆嗦，让你胃开始翻搅。快动手。他把四月份的一册放了回去，随便又拿了四册，是二月份、六月份、九月份、十月份的。他很快地翻了一遍，找可以比较的地方，然后又放回架子去。他蹲了下来，求上帝赶快让扬起来的尘土落下来，可是它似乎没完没了。为什么没有人对此有意见？多人共用一个地方就总是这样：没有人负责，没有人放在心上。他找夜班警卫的值勤登记本。他在最底下的一层找到了，夹在茶叶包和炼乳罐之间，放在信封式的卷宗夹里。警卫填写好以后，在你值班的十二小时之内送来给你两次，一次在午夜，一次在清晨六点，请你签名证明正确无误——天晓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夜班工作人员四散在大楼里，各处都有——然后把第三联保存起来，放在柜子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洪水”20以前的手续，看来现在也是如此。

有一层架子上全是尘土和茶叶包。他想，有多久没有人自己泡茶了？

他再一次查看四月十日到十一日之间的那个夜里。他的衬衫湿得黏在背上。我怎么啦？天呀，我这身体不行了。他前后翻来翻去，两次，三次，然后把柜门关上。他等了一会儿，仔细听着，担心地最后看了一眼地上扬起的尘土，然后大胆地走过走廊，安全地回到对面男厕所里。在走过去的时候，他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译码机、电话铃、一个女人在说“那个该死的东西在哪里，原来就在我手里”，还有那神秘的管乐声，但不再像半夜卡米拉的吹笛了。下次我让她来干这活，他这么恶狠狠地想。毫不妥协，面对面，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在男厕所，他发现斯巴克·卡斯帕和尼克·德·西尔斯基站在洗手台前，面对着镜中的对方在低声说话，他们两人是为海顿的苏联间谍网跑腿的，加入已很多年了，大家干脆管他们叫俄国人。他们一见吉勒姆就不说话了。

“哈啰。你们两人，真是难兄难弟，形影不离。”

他们都是金头发的矮胖子，比真正的俄国人还像俄国人。他等他们走了以后，才洗去手指上的尘土，又晃晃悠悠地回到了劳德·斯屈克兰的办公室里。

“我的天，那个道尔芬说话真是没完没了。”他漫不经心地说。

“她很能干。我们这里几乎少不了她。极其能干，我可以向你保证。”劳德说。他在签会客单之前仔细地看了一下表，然后把吉勒姆带到电梯前面。伊斯特哈斯正在栅栏旁，跟那个态度不客气的年轻警卫讲话。

“你回布里克斯顿吗，彼得？”他的说话口气随便，表情仍旧莫测高深。

“怎么？”

“我车在外面。我可以顺道‘开’你去，我们在那边有事。”

开你去！小托比什么话都说不好，但他都会说。在瑞士的时候，吉勒姆听他说过法语，有德国口音，他的德语又有斯拉夫口音，他的英语尽是小毛病和元音错误。

“没事，托比，我想回家去。晚安。”

“直接回家？我可以开你去，没别的。”

“谢谢，我还得去买些东西。给那些教子教女。”

“是啊。”托比说，好像他没有教子教女似的，小下巴缩了进去，感到很失望。

他究竟要干什么？吉勒姆心里又想。小托比、大罗埃，这两个人为什么瞪我白眼？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什么文件，还是因为吃到了什么东西？

他到了街上以后，漫步走上查令十字街，浏览书店的橱窗，同时查看人行道的两侧。天气变冷了，开始起风了，路人匆匆忙忙走过去的时候，脸上都有一种期待的神情。他的情绪高了起来。他觉得迄今为止，他都生活在过去之中。现在是再度赶上潮流的时候了。在兹温默书店里，他翻看了一本图文书，名叫《历代乐器》，他想起卡米拉要到她的笛子老师桑德博士那里去上课，很晚才能回家。他又往回走，一直走到福尔斯书店，一路眼光扫去，把排队等公共汽车的人群一一都瞧在眼里。史迈利说过，要当做身在国外一样。吉勒姆一想到值班室的事和罗埃·布兰德的怀疑眼光，就觉得这样做不难理解。还有比尔·海顿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起了疑心？不，比尔另属一类。吉勒姆这样得出结论，无法抗拒对海顿的一片忠心。首先是，比尔绝不参与不是他自己首创的事情。放在比尔旁边，其他两个不过是侏儒而已。

在苏荷区，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要司机开到滑铁卢车站。到了滑铁卢车站后，他又到一个肮脏的公用电话亭拨了萨里区米切姆街的一个号码，给特别分局以前的督察长孟德尔，这是他和史迈利不再做谍报工作时认识的。孟德尔来接电话时，吉勒姆说要和詹尼讲话，孟德尔马上回答没有詹尼这个人。吉勒姆说了声对不起，就挂了电话。接着他拨了报时专线，假装与那自动报时器愉快地交谈，因为有个老太太在外面等他把话讲完。他心里想，现在他总该到了。他于是挂了电话，又拨了米切姆街的另外一个号码，那是孟德尔住的那条街上的公用电话。

“我是威尔。”吉勒姆说。

“我是阿瑟，”孟德尔高兴地说，“你好。”他是个古怪、吊儿郎当的人，目光敏锐，神色警觉，吉勒姆可以想像他打电话的样子，拿着一支铅笔随时准备在警察笔记本上记下谈话。

“我先把重点告诉你，以防万一我被汽车撞死。”

“你说得对，威尔，”孟德尔安慰道，“还是小心点好。”

他慢慢地把要说的话说了，用的是他们商量好的学术用语，以防万一有人偶然窃听到：考试、学生、弄丢的报告等。他一停下来就听到对方的轻轻书写声。他想像孟德尔在慢慢工整地书写，等他写完一句，他才继续说下一句。

“我从店里拿来了那几张好照片，”孟德尔把记下来的话核对一遍后，又说，“效果很好，没有一张漏掉。”

“谢谢你，我很高兴。”

但是孟德尔已把电话挂了。

吉勒姆心里想，对地鼠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地道又长又黑。他为外面的老太太打开门时，注意到听筒已放回到电话机上，都是斑斑汗渍。他想了一下他给孟德尔传的话，又想到了罗埃·布兰德和托比·伊斯特哈斯在门廊上向他投过来的眼光，心里不禁很焦急，不知史迈利现在在哪里，不知他是不是放在心上。他回到伊顿公寓，很需要卡米拉，但又有点怕自己要她的原因。真的是他的年纪已经突然与他作对了？他这一辈子第一次违反了自己的荣誉观，做出了犯罪的勾当。他感到了卑污，甚至憎恶自己。

12

有些老头子回到牛津去，会发现建筑石块上过去的青春在向自己招手。史迈利不是这种人。要是在十年前，他可能会这样，如今却不会了。经过博得利图书馆的时候，他隐隐约约地想到，我曾在那里念过书。看到公园路上他指导老师的房子，他想起了战前在那个长长的花园里，杰比第第一次问到他是不是愿意和“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两个人谈谈”。听到汤姆钟楼敲晚上六点钟时，他想起了比尔·海顿和吉姆·普莱多。他们大概是他到伦敦去的那一年到这里来的，后来又因战争而聚在一起了。他漫不经心地想着他们两人当时在一起的样子：比尔是个画家、辩论家、交际家，吉姆是个运动员，一切都听他的话。他想到在圆场他们两人最红的时候，这种差别几乎拉平了：吉姆在动脑筋方面开始灵活起来，而比尔去搞外勤无人能望其项背。只有到最后，原来的两极差别又明显起来，拉马车的马回到了马厩，思想家回到了书桌。

天空开始落下雨滴，但他没有注意到。他坐火车来，从车站步行，一路绕弯：布莱克威尔书店、他以前的学院，什么地方都去了，然后才朝北走。由于树木繁茂，这里黄昏降临得早。

他走到一条死巷子前面，又放慢了脚步，再仔细看一眼。一个围着披巾的妇女骑着自行车在盏盏路灯穿破浓雾的光圈下，从他身边经过。她在一道栅栏门前下了车，推门进去，消失了踪影。马路对面，有个模糊的人影带着一条狗散步，他看不清是男是女。除此之外，路上空无一人。公用电话亭也是空的。接着突然有两个人从他身边走过，大声谈论着上帝和战争。主要是年轻的那个在说。史迈利听到年纪大的那个表示同意，猜想他是个教师。

他沿着一道很高的围篱走，围篱上面不时出现枝叶繁茂的树丛。十五号门的铰链很轻，这是一道双扇门，但经常只用一扇。他推门的时候，门闩掉了。房子远远地在花园深处，大多数的窗口都有灯光。楼上一扇窗户里，一个年轻人俯身在一张书桌上。另一扇窗户里，有两个小姐似乎在争论。第三扇窗户里，有个非常苍白的女人在拉中提琴，但他听不见声音。一楼的窗户里也都有灯光，但是窗帘都拉了起来。门廊铺的是花砖，前门嵌着五彩玻璃。门框上钉着一张旧布告：“晚上十一点后，请走旁门。”几个门铃上各有一张条子：“普林斯按三下”，“卢姆贝按两下”，“布兹：整晚外出，以后再见，珍妮”。最下面的一个门铃上写着“沙赫斯”，他就按这个铃。马上有狗叫了起来，一个女人开始吆喝。

“弗勒许，你这个傻孩子，来的只是个笨蛋学生。弗勒许，别叫，傻瓜。弗勒许！”

门开了一半，仍挂着门链，门缝里填满了一个人影。就在史迈利拼命张望屋子里还有谁时，那双像婴孩般水汪汪的眼睛精明地也在打量他，注意到了他的公文包、他溅了泥浆的鞋子，然后眼光抬到他的肩上，窥看他身后的车道，回过来又打量了他一下。白皙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动人的笑容，前圆场研究组女王康妮·沙赫斯小姐由衷地高兴起来。

“乔治·史迈利，”她叫道，一边把他拉进屋子，一边羞怯地笑着，“原来是你这个老朋友，我还以为是有人来推销胡佛牌吸尘器呢，谁知道敲门的却是乔治！”

她马上在他身后关上了门。

她是个高大的女人，比史迈利还高一个头。宽阔的脸上一头蓬松的白发。她穿着一件褐色的运动夹克衫，裤子腰部是松紧带的，小肚子鼓鼓的，像老头子一样。壁炉里在烧着焦炭。炉前躺着好几只猫，还有一只灰色的长毛垂耳狗躺在卧榻上，胖得动不了。小推车上放着她吃的罐头和喝的酒。她的收音机、电炉、卷发夹子都用同一个插座。一个长发垂肩的男孩子趴在地上烤面包，一见史迈利进来，他就放下了铜叉子。

“哦，琴格尔，好孩子，你明天再来好吗？”康妮央求他，“我难得有个老情人来看我。”他已经忘记她说话的声音了。她说话经常像弹琴，时高时低，什么音阶都有。“我放你整整一个小时的假，怎么样？他是我收的一个笨学生。”她向史迈利解释，那孩子还没有走远。“我还在教书，也不知为什么，乔治。”她轻声说，高兴地看着他从公文包中取出一瓶雪利酒，斟满了两个玻璃杯。“我认识这么多的老朋友，可就是他来了。他还是走路来的！”她向垂耳狗解释，“你瞧他的皮鞋。从伦敦一直走来的，是不是，乔治？哦，上帝保佑。”

她喝酒有点困难。她的手指患关节炎，都蜷缩起来，就像是在意外事故中跌断一样，而且她的胳膊僵硬。“你一个人走来的吗，乔治？”她问道，从运动衫口袋里掏出一根烟来，“我们没有陪客吧？”

他替她点了烟，她像玩具枪一样举着，手指抓着一头，精明、发红的眼睛顺着枪管看着他。“那么，你这个坏孩子，有什么事情要来求康妮？”

“她的记忆。”

“哪一部分的？”

“我们要回到一个老地方去。”

“听见吗？弗勒许？”她向她的狗叫道，“他们先是用一根老骨头把我们撵了出来，现在又来求我们了。哪个老地方，乔治？”

“我带来了拉康给你的一封信。今天晚上七点，他在俱乐部里，你如果有疑问，可以用外面路上的公用电话找他。我想你最好不用那样，不过你如果一定要，他会向你作必要的说明。”

她原来一直挽着他，这时她放下了手，在屋子里周游了半天，哪里是憩脚的地方，哪里是扶手的地方，她心里都很明白，她的嘴里嘟囔着：“哦，该死的乔治·史迈利和他的同伙。”她到了窗边，大概是出于习惯，拉开了窗帘的一角，但是外面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引起她的注意。

“哦，乔治，你这该死的，”她嘟囔着说，“你怎么可以让拉康插进来呢？那还不如让国安局的人插进来呢。”

桌上有一份当天的《泰晤士报》，字谜栏朝上。每个空格都填满了工工整整的字母，没有一格空着。

“今天去看了足球赛。”她在楼梯下面的暗处说，一边从手推车上拿起酒杯来喝，“乖威尔带我去的。他是我最喜欢的笨学生，这样的学生不错吧？”她突然夸张地撅起了嘴，用小女孩的嗓音说，“乔治，康妮着凉了。康妮冻僵了，连脚丫子都冻僵了。”

他猜她是在哭，因此把她从暗处扶了出来，带到沙发旁边让她坐下。她的酒杯已空，他又斟了半杯。他们并排坐在沙发上喝着酒，康妮泪如雨下，从面颊上掉到衣襟上，又掉到他的手上。

“哦，乔治，”她继续说，“你知道他们把我撵出来的时候，她怎么说的呀？那个管人事的婆娘？”她拉住史迈利的衣领一角，用手指揉着，情绪慢慢恢复。“你知道那个婆娘怎么说的吗？”她换了带兵的口气：“‘康妮，你脑子糊涂了。该是让你到现实世界去见识见识的时候了。’我讨厌现实世界，乔治。我喜欢圆场和里面所有的孩子们。”她拿起他的手，想把自己的手指和他的手指缠在一起。

“波里雅科夫，”他轻轻地说，按照塔尔的发音，“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文化参事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就像你预测的一样，他又复活了。”

外面马路上有一辆汽车停下来，他只听见轮子的声音，引擎早已熄了。接着是脚步声，很轻。

“这是珍妮，偷偷带男朋友进来。”康妮轻声说，她眼眶发红的眼睛盯着他，和他一样因为外面的动静分了心。“她以为我不知道。听到吗？他的鞋后跟的金属片。等等。”脚步声停了下来，接着一阵轻轻的窸窣声，“她把钥匙交给他。他以为他开起门来声音比她轻。其实不然。”锁打开时，一声很响的咔嚓。“唉，你们男人。”康妮叹口气，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容。“哦，乔治。你为什么要把阿力克斯拉出来？”她为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哭了一阵子。

史迈利记起来了，她的兄弟都是教书的，她的父亲是教授之类。老总在打桥牌的时候认识了她，为她因人设事，安排了工作。

她像讲童话一样开始讲她的故事：“从前有个叛逃的，名字叫斯坦莱，那是早在一九六三年的事。”她讲故事能自圆其说，想像力极其丰富，但是只有思想永远不成熟的人才具有这种本领，一半是靠灵感，一半是凭急智。她平淡苍白的脸上露出了老奶奶回忆往事时的那种得意。她的记忆和她的身体一样广袤无垠，可以肯定地说，她更喜欢她自己的记忆，因为她把别的都放在一边了：她的酒、她的烟，甚至有一阵子还有史迈利被动的手。她不再坐着蜷成一团了，而是挺着腰背，脑袋侧在一边，出神地卷弄着她的白发。他以为她会立刻从波里雅科夫说起，但是她却从斯坦莱说起——他忘记了她对家谱有偏好。她说，斯坦莱是审问组替莫斯科中心一个五流叛逃者所起的代号。那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剥头皮组从荷兰人那里把他转买到手，送到沙拉特，要不是正好碰上淡季，审问组没有事干，谁知道这件事会透露出来呢？事实是，斯坦莱身上有金子，少少的一点点，结果被找到了。荷兰人没有找到，审问组找到了，他们的报告副件送到了康妮那里。“这事件本身又是一个奇迹，”康妮得意地说，“因为大家，特别是沙拉特规定的绝对原则是，他们的报告副件不再送研究组。”

史迈利耐心地等待那点金子，因为像康妮这样年纪的人，你能给她的东西只有时间。

她解释道，斯坦莱当时是在海牙执行暗杀使命时叛逃的。他原本是职业杀手，他被派到荷兰去暗杀一个俄国流亡者，因为那人让中心不安。结果，他却决定投案自首。康妮轻蔑地说：“他上了一个女人的当。荷兰人对他施了美人计，他闭着眼睛一头栽了进去。”

中心为了训练他进行这项使命，在派他出国之前，把他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训练营学习“黑色艺术”：破坏和灭音枪杀。荷兰人搞到他以后，一知此事，极为吃惊，因此把审问集中在这个焦点上。他们把他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要他绘出氰化物子弹和中心最喜欢用的其他可怕武器的图样。但是在沙拉特训练所，审问组对这些东西早已熟悉，因此在审问时集中注意于训练营本身，这个训练营是新设的一个，外界知之不详。她解释说：“像一个百万富翁开设的。”他们画了训练营的地形草图，这个地方有好几百英亩的森林湖泊。他们把斯坦莱所能记得的所有房子都画了进去：洗衣房、餐厅、教堂、练靶场，一点不漏。斯坦莱到过那里好几次，记得的不少。后来斯坦莱停下来不说了，因此他们以为快要完了。谁知他拿起一支铅笔在西北角又画了五座房子，外面围上双层铁丝网，还放了警犬。斯坦莱说，这些房子是前几个月新盖的。要走一条不对外开放的路才能到那里，他是与他的教官米洛斯在外出散步时，从一个小山顶上看到的。据米洛斯说（康妮话中有话地说他是斯坦莱的“朋友”），卡拉为了要训练军官从事秘密活动，最近办了一个专门学校，就设在这里。

“就是这样，亲爱的，这就是我们弄到的东西。”康妮大声说，“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听到谣传说，卡拉要在莫斯科中心内部创建他自己的一支私人军队，但是，他并没有这样的大权。我们知道，他在全世界到处都有情报员，很自然地，他很担心，他年纪越来越老，地位越来越高，要靠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应付的。我们知道，像其他人一样，他把他们都当做自己的私产，不肯把他们交给派在目标国的合法常驻站。他当然不会这样做，你知道他最恨常驻站：人员过多，保密不严。这和他不喜欢保守派一样，他叫他们地面虫。这话不假。现在他有了大权，他就要想办法，凡是真正的男子汉都会这样。于是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她惟恐史迈利忘记了这个日期又重复一遍。

结果当然没有发生什么。“仍旧是老规矩：因循蹉跎，忙着别的工作。等待发生什么新动向。”她这么等待了三年，终于发生了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助理军事武官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科马罗夫少校，从日本防卫厅一个高级官员那里收受六卷底片的最高机密被当场抓住的事。科马罗夫是她第二个童话中的主角，他不是个叛逃者，而是一个佩戴着炮兵军官肩章的军人。

“还有勋章，亲爱的！各式各样的勋章！”

科马罗夫得马上离开东京，走得这么匆忙，结果把他的狗反锁在屋子里了，后来竟然饿死，这是康妮绝对不能原谅他的一件事。科马罗夫的日本特务当然也遭到了应有的审问，巧的是，圆场竟能够从东京买到了一份报告。

“咦，乔治，我记起来了，这次交易就是你安排的！”

史迈利表示这很有可能，还做了一个鬼脸，其实却很得意。

报告的内容很简单。日本防卫厅的那个官员是只地鼠。他是在战前日本侵略满洲前，被一个看来与共产国际有关系、名叫马丁·勃兰特的德国记者搜罗过去的。据康妮说，勃兰特就是卡拉在三十年代用的一个名字。科马罗夫本人从来不是大使馆内正式东京常驻站的人员，他是单枪匹马，只有一个跑腿的，自己和卡拉单线联系，他们在战时并肩作过战。他在到东京之前，还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新设的学校里受过特殊训练，这是卡拉为了训练他精选的学员而办的学校。康妮说：“结论就是，科马罗夫是我们卡拉训练学校的第一个毕业生，可惜成绩并不怎么突出。他后来被枪毙了，那个可怜虫。”她又补充一句，为了加强戏剧效果，还把声音放低一些，“他们从来不用绞刑，太性急了，这些可怕的人！”

康妮说，那时，她觉得可以加紧脚步了。她知道该找什么线索，她把卡拉的档案翻了一遍。她在白厅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跟陆军方面对付莫斯科的人一起检查了苏联军队的任命名单，寻找伪装的成员，最后从一批嫌疑对象中确定了三个人，她估计是卡拉新训练出来的。这三个人都是军人，都和卡拉本人相识，都比他年轻十岁到十五岁。他们的名字据她说是巴尔丁、斯托科夫斯基、维多洛夫，都是上校。

一听到第三个名字，史迈利脸上露出了倦容，他的眼光特别迟钝起来，好像是在竭力打消困意似的。

“这三个人后来怎样呢？”他问道。

“巴尔丁改名索科洛夫，又改名鲁萨科夫，参加了苏联驻纽约联合国的代表团。和当地常驻站没有公开来往，没有参加日常的情报活动，不盯人，不招人，规规矩矩地在做掩护他的工作。据我所知，现在仍在那里。”

“斯托科夫斯基呢？”

“转入不法活动，在巴黎以法籍罗马尼亚人格罗德斯库的身份开了一个照相馆。在波恩开了一个分店，据说是负责指挥边境那边卡拉在西德的一个谍报来源。”

“第三个呢？维多洛夫？”

“销声匿迹，毫无踪影。”

“哦。”史迈利说，他似乎更困倦了。

“受过训练以后，就从地面上销声匿迹了。当然也可能死了。自然的原因，很容易忘记掉。”

“是的，的确是那样，”史迈利表示同意，“太容易了。”

他从多年间谍生活中学会了这门艺术：前一半脑子听别人讲话，后一半脑子把一些主要事实一一陈列在自己前面，看一看它们有没有历史的关联。现在这个历史的关联通过塔尔到了伊琳娜，又通过伊琳娜到了她那个可怜的叫做兔子的情夫。说他可怜是因为他不仅为这个名字感到得意，而且也因能为一个叫做格里戈尔·维多洛夫的上校服务而感到得意。那位上校“在大使馆工作用的假名是波里雅科夫”。在他的记忆中，这些事情像童年往事的一部分，他永远不会忘记的。

“有没有照片，康妮？”他闷闷不乐地问，“你有没有弄到什么体形上的特征？”

“在联合国的巴尔丁，当然有。斯托科夫斯基，也许有。我们有一张他当兵时的在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但是我们无法确切证实。”

“那么那个销声匿迹的维多洛夫呢？”好像是在说个随便什么名字一样，“也没有什么漂亮的照片吧？”史迈利说，一边走到屋子那头去拿酒瓶。

“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康妮若有所思地微笑道，“在斯大林格勒英勇作战。可惜我们从来没有弄到他的照片。他们说就他最行。”她又精神一振，“不过别人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当然也并不知道。五幢房子，两年训练——亲爱的，经过这么多年，这加起来，不应该只有三个毕业生吧！”

史迈利轻轻叹口气有点失望，好像是说，讲了这半天故事，没有什么东西使他这费力的搜寻有什么进展，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身上更不用说了。因此他建议回过头来谈谈那个完全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个人，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也就是康妮喜欢叫他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的那个人，确定一下他在卡拉阴谋计划中的地位以及当初为什么不允许她进一步调查他。

13

她现在比刚才精神亢奋多了。波里雅科夫不是个童话中的主人公，而是她的心上人阿力克斯，尽管她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也许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她挪到另外一把椅子坐，那是靠近落地灯的一把摇椅，可以使她身上的痛楚减轻一些。她在哪里都不能坐很久。她把脑袋向后仰了一些，史迈利就看到了她一圈圈肥白的脖子，她一只僵硬的手妖娆地摇晃着，一边回忆着她干过而并不感到后悔的有失检点的事。在史迈利看来，她的猜测似乎比刚才更荒诞不经了。

“唉，他这人真厉害，”她说，“阿力克斯在这里待了七年，我们才听到一点风声。七年，亲爱的，滴水不漏！你无法想像！”

她背诵了他原来在大约九年以前提出的护照申请书的内容：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生，二等秘书衔文化参事，已婚，夫人未同行，一九二二年三月三日生于乌克兰，运输工人之子，幼年教育不详。她声音里带着笑意，继续转述点路灯组提出的第一份例行的特征报告：“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体格魁梧，眼睛绿色，头发黑色，没有其他显著特征。真是个大个儿。”她笑一声说，“很喜欢开玩笑。这里右眼上面有一绺黑毛。我敢说，他一定喜欢摸女人的屁股，不过我们没有当场逮过他。如果托比肯合作，我原来是打算让他有一两次机会，但是托比不肯合作。这并不是说，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一定是会中计的。阿力克斯太机灵了，”她得意地说，“声音悦耳，和你的一样好听。我常常把录音带放两遍，就是为了要听他说话。乔治，他仍在那里吗？你瞧，我连问都实在不想问。我担心他们人都换了，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了。”

史迈利叫她放心，他仍在那里。仍旧用那个掩护身份，仍旧用那个头衔。

“仍旧住在托比的监视者讨厌的、海格特那栋难看的郊区小房子？米多克罗斯四十号，顶楼。唉，这真是个鬼地方！我喜欢名副其实过着伪装生活的人，阿力克斯就是这样。他是大使馆里历来最忙的一个文化参事。如果你要他们很快替你安排什么人演讲、什么音乐家演奏，阿力克斯一定有求必应，办起手续来比别人都快。”

“他怎么能够做到的，康妮？”

“可不是像你所瞎想的那样，乔治·史迈利，”她一边说，一边涨红了脸，“不是。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是货真价实的文化参事，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托比·伊斯特哈斯或者潘西·阿勒莱恩。他像积雪一样纯洁，一点也没有弄脏变形，托比会立刻这样告诉你！”

“嗨，”史迈利喃喃地道，一边给她斟酒，“嗨，别激动，康妮，坐下来。”

“胡说！”她大声叫道，一点也没有安静下来，“纯粹是胡说八道！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我敢确定是卡拉训练出来的头等特务，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托比说：‘你这是杯弓蛇影，怀疑床下也有特务躲着。’潘西说：‘点路灯的忙不过来，我们这里没有余力搞多余的事。’多余的事！”她又哭了。“乔治，”她不断地叫道，“乔治！你想尽力，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自己地位不高呀。哦，乔治，别跟拉康那样的人打猎去，千万别去。”

他悄悄地又把她的话题引回到波里雅科夫上来，为什么她那样有把握说他是卡拉的手下、专门学校的毕业生。

“那是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她抽咽着说，“我们拍到了他挂勋章的照片。”

又回过来到头一年，她跟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搞了八年关系的头一年。她说，奇怪的事情是，她是打从他一到达以后就看上他的：“我当时想：好啊，我要跟你好好地玩一玩了。”

她究竟为什么有这想法，她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一副自信的样子，也许是因为他从检阅场走过去时，腰板挺直的姿态：“一副硬汉的样子，摆明了是个军人。”也许是因为他生活的方式：“他选择了伦敦一幢那些点路灯的无法接近五十码以内的房子。”也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已经有三个文化参事了，两个是特务，另外一个的工作只是到海格特公墓替卡尔·马克思送鲜花。”

她有点儿晕了，于是他又搀着她走一走，她脚下一不稳，整个身体的重量就压在他身上。她说，起先，托比·伊斯特哈斯同意把阿力克斯列入甲级名单，叫他在阿克顿的点路灯组一个月随便抽十二天盯住他，他们每次盯他梢的时候，他总是白璧无瑕，无懈可击。

“亲爱的，那简直好像是我已经打了电话给他，告诉他说：‘阿力克斯·亚力山德罗维奇，你得行动小心，我已经让小托比的狗腿子盯上了你。所以你可不能胡来，只能当你的文化参事。’”

他去参加各种典礼仪式、演讲会，在公园中散步，偶尔还打打网球，行为举止得体，只差没有送糖果给路上碰见的小孩子。康妮坚决主张要继续盯他，但是没有成功。按照规定，波里雅科夫改列到乙级名单上：隔半年，或者条件许可，对他复查一次。这样半年一次的复查也没有搞出什么结果，三年以后就把他转为丙级：经深入调查发现没有任何谍报价值。康妮没有办法，几乎也只好同意这个判断了，但是谁知十一月间有一天，特迪·汉克从阿克顿洗衣店打电话给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她，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终于丢掉了他作为掩护的身份，升起了他真面目的旗帜，在桅顶上迎风飘扬。

“特迪是个很老很老的老朋友。他是圆场的老人，一个十全十美的好伙伴，即使到九十岁我也要他。他那天工作完毕，在回家的路上看见苏联大使的伏尔加汽车驶过去，举行献花圈的仪式，其中有三军武官。后面一辆汽车中还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波里雅科夫，胸前佩戴的勋章比圣诞节树上的装饰还要多。特迪带着照相机赶紧跑到白厅，隔着马路拍了他们的照片。亲爱的，天公作美，虽然下了小雨，但是傍晚出了太阳，他在三百码以外也能把一只苍蝇屁股上的笑容拍下来。我们把照片放大以后一看，共有两个作战英勇奖章和四个战役纪念章。原来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参加过大战，但是他七年来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唉，我真是兴奋极了。我甚至不用再策划什么活动争取支持了。我马上打电话给托比说：‘托比，你这次得听我说，你这个匈牙利毒心肠的矮小子。这一次虚荣心终于占了上风，顾不得伪装的掩护了。我要你把阿力克斯·亚力山德罗维奇给我调查得一清二楚，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康妮的直觉终于证明是对的。’”

“那么托比怎么说呢？”

灰毛狗丧气地叹了一声，又睡着了。

“托比？”康妮突然显得很孤寂，“哦，小托比死样怪气地对我说，现在潘西·阿勒莱恩是头头。调拨人员是潘西的职权范围，不是托比的事。我马上就知道出了问题，但是我当时还以为是托比的问题。”她沉默不语。“这该死的炉火，”她不高兴地自言自语道，“你一转过去，它就灭了。”她已经失去了兴趣。“下文你都知道了。报告递给了潘西。‘那又怎样呢？’潘西说，‘波里雅科夫曾在俄国军队里待过。俄国军队很大，并不是在俄国军队里打过仗的人都是卡拉的特务。’真奇怪。批评我的推论不科学。我问他：‘这是谁说的？’他说：‘这还算不上是推论，这是归纳。’‘亲爱的潘西，不论你是从哪里学会这些术语的，你说话的口气听来像个蹩脚大夫。’亲爱的，他听了很不高兴！但是为了安慰我，托比派人去盯阿力克斯，结果当然没有什么。我就说：‘搜查他的房子、他的汽车，什么都搜查一遍！拦截他，派人去窃听！假装弄错人，搜他身上。不管是什么，反正都要试一下，因为可以打赌，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一定是英国地鼠的联络员！’因此潘西把我叫了去，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又是苏格兰腔——“‘你别再管波里雅科夫了。把他忘掉吧，懂吗，你这个傻女人？你和你的波里什么夫可叫人烦死了，以后别管他了。’接着又来了一封不客气的信。‘我们已经谈过话，你已经表示同意’，副件给了管人事的婆娘。我在下面批了‘同意前句，不同意后句’退给了他。”她改用带兵的口吻：“‘康妮，你脑子糊涂了。该是让你到现实世界去见识见识的时候了。’”

康妮已烂醉如泥。她一屁股坐在自己的酒杯上，双目紧闭，脑袋不断地往一边倒。

“我的天，”她又醒了过来，轻声说，“我的天。”

“波里雅科夫有没有一个跑腿的？”史迈利问。

“为什么他要个跑腿的？他是文化参事，文化参事不需要跑腿的。”

“科马罗夫在东京有一个。这是你自己说的。”

“科马罗夫是军人。”她不高兴地说。

“波里雅科夫也是。你瞧见过他的勋章。”

他握着她的手，等着。终于她说，兔子拉宾，大使馆的文书兼司机，一个笨蛋。起先她弄不清楚他是什么人。她怀疑他就是化名为伊夫洛夫的勃洛特。但是她无法证实。反正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兔子拉宾大部分时间在伦敦周游闲逛，看女人，又不敢搭讪。但是后来她逐渐弄清楚关系。波里雅科夫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拉宾帮忙斟酒。半夜里波里雅科夫把拉宾叫了进去，半小时后拉宾出去，大概是去发电报。波里雅科夫飞到莫斯科去时，兔子拉宾就搬到大使馆里，住到他回来。康妮口气坚定地说：“他是在代替他值班，没有问题。”

“这你也报告了？”

“当然也报告了。”

“后来呢？”

“康妮被辞退了，拉宾高高兴兴地回国了。”康妮吃吃一笑。她打了个呵欠。“啊呀，”她说，“冬至前后，可真冷。乔治，我没有泼你冷水吧。”

火已经灭了。楼上传来了“砰”的一声，可能是珍妮和她的情人。康妮慢慢地哼起来，接着随着曲调摇摆起来。

他仍不走，想使她高兴起来。他又替她斟了酒，这终于使她高兴起来了。

“来，”她说，“我给你瞧瞧我的勋章。”

于是又东搬西找的。她放在一只旧公文包中，史迈利得从床底下把它拉出来。她先拿出一个真的勋章，放在一个小盒子里，还有一张打字的奖状，上面的化名就是她工作的名字康斯坦斯·沙林格，列名于首相传接见嘉奖的名单上。

“因为康妮是个好小姐，”她解释道，脸颊贴着他，“而且爱她所有漂亮的男朋友。”

接着是圆场以前人员的照片：康妮在战时穿着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服装的照片，她站在杰比第和破译专家比尔·马格纳斯之间，那是在英国某个地方照的；康妮与比尔·海顿和吉姆·普莱多的照片，一边一个，他们穿的是打板球的球衣，三个人都显得很高兴，那是在沙拉特夏季训练班照的，身后是一片很大的场地，草都剪得短短的，阳光灿烂，打靶场上的瞄准靶闪烁着。接着是一块很大的放大镜，镜片上刻着缩写字母，那是罗埃、潘西、托比等许多人“送给亲爱的康妮，永远不要说再见！”的。

最后是比尔自己的特殊礼物，这是一张漫画，画的是康妮趴在肯辛顿王宫花园，从望远镜里偷看苏联大使馆，上款是“带着爱和怀念送给最最亲爱的康妮”。

“你知道，剑桥这里仍记得他。天之骄子。基督教会学院教员休息室还有他的两幅油画。他们常常挂出来。有一天翟理斯·兰格莱在高街遇到我，问我有没有关于海顿的消息。我记不得怎么回答了，有还是没有。你知道吗，翟理斯的妹妹仍在管理安全联络站？”史迈利不知道。“翟理斯说：‘我们很想念他，他们现在再也培养不出比尔·海顿那样的人才了。’翟理斯至少有一百零八岁了。他说，他在大英帝国成为一个肮脏字眼以前教过比尔现代史。他还问到吉姆的情况。可以说是他的另一个化身，哈哈。你从来不喜欢比尔是不是？”康妮东拉西扯地说着，一边把这些东西都装在塑料袋里，用布包起来，“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是你妒忌他，还是他妒忌你。我想大概是他太时髦了。你总是不相信漂亮的外貌，当然只指男人而言。”

“亲爱的康妮，别胡说八道了。”史迈利这一次可没有防备，感到很尴尬，马上反驳道，“比尔和我是很好的朋友。你为什么会这样说？”

“没有什么，”她几乎已经忘掉了，“我有一次听说他和安恩在公园里骑马，就此而已。他不是她的表兄吗？我一直以为，要是办得到，你和比尔在一起合作真是很合适的。你能恢复传统的精神。那个苏格兰鬼可不行。由比尔重建班底，”——她又露出了讲童话的笑容——“而乔治——”

“乔治来收拾残局。”史迈利给她提示说，他俩都笑了，不过乔治的笑是假的。

“亲我一下，乔治，亲康妮一下。”

她带他从菜园出去，那是她房客走的一条路，她说他一定喜欢走这条路，不喜欢走另外一条路，免得看到隔壁花园那头哈里逊公司新盖的一排难看的平房。天空在下毛毛雨，夜雾之中隐约可以看到几颗淡淡的星星。在马路上，卡车隆隆而过，穿过夜幕，向北驶去。康妮突然害怕起来，抓住了他。

“你真淘气，乔治，你听到没有？你瞧着我，别瞧那边，那边尽是霓虹灯和罪恶的渊薮。亲一亲我。全世界坏人到处都在糟蹋我们的时代，你为什么要帮他们？为什么？”

“我没有帮他们，康妮。”

“当然你在帮他们。瞧着我。那时候才是好时光，你听见吗？真正的好时光。那时候英国人可以感到骄傲自豪。现在也应该让他们感到骄傲自豪。”

“这不是我可以做主的事。”

她把他的脸拉到自己的前面，于是他就亲了她的嘴。

“可怜的人儿，”她喘着粗气，可能不是由于某一种感情，而是多种感情的交错，像混合酒一样在她身上掺和在一起，“可怜的人儿。为大英帝国受到的训练，为统治海洋受到的训练。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都被夺走了，一去不复返了。你们是最后一代了，乔治，你和比尔。可恶的潘西只是个跑龙套的。”他早知道会这样收场，不过没有想到这么难堪。每年圣诞节在圆场各个角落里举行的小酒会上，他总要一遍又一遍地听她说同样的事情。“你不知道米尔邦兹吧？”她问。

“什么米尔邦兹？”

“我哥哥的房子。很漂亮的帕拉底欧式建筑，有可爱的花园，在纽伯雷附近。后来修马路，砰，砰，建起了高速公路，把花园都占了。你知道，我是在那里长大的。他们还没有把沙拉特卖了吧？我担心总有一天他们会把它卖了。”

“他们没有。”

他一心只想摆脱她，但是她把他抓得更紧了，他可以感到她的心房贴着他在跳动。

“如果情况不好，就别回来见我。答应吗？我太老了，本性难改。我希望你们都像过去我所认识的那样留在我的记忆中，个个都是可爱的孩子。”

他不想就这样把她丢在黑暗中，在树丛下跌跌撞撞，所以他又送她走回半路，两人都没有说话。当他朝马路上走去时，他听到她又在哼歌了，声音很大，简直是尖叫。可是与他心中当时感到的乱哄哄相比，这算不得什么，在这漆黑黑的夜里，加上一个天晓得最后会有什么结局的心境，使他的心中感到一阵阵惊慌、愤怒和难受。

他搭了一列慢车到斯劳，在那里孟德尔租了一辆汽车在等他。他们驱车慢慢驶向伦敦的橘黄色城市夜空时，他听了彼得·吉勒姆调查的汇报。孟德尔说，值班记事册上没有四月十日到十一日夜间的记载。那几页被刮胡刀割去了。同一天夜里警卫保管的签到本也不见了，还有收发报登记簿也是如此。

“彼得认为这是最近发生的事。下一页上写着一个条子说‘如欲查询，请询问伦敦站站长’。是伊斯特哈斯的笔迹，日期是星期五。”

“上星期五？”史迈利转身问，他转身太急了，身上系的安全带发出了咯吱的声音，“那是塔尔到英国的那一天。”

“这都是彼得说的。”孟德尔岿然不动。

最后，关于又名伊夫洛夫的拉宾，还有文化参事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这两个人，在托比·伊斯特哈斯的点路灯组的报告中，都没有什么不利的痕迹。两人都受到了调查，两人都列为丙级：最干净的一级。拉宾在一年前奉命调回莫斯科。

孟德尔的公文包中还带来了吉勒姆拍的照片，那是他在布里克斯顿的调查结果，冲洗以后放大了。到接近帕丁顿车站的地方，史迈利下了车，孟德尔从车门中把皮包交给他。

“你不要我跟你去吗？”孟德尔问。

“谢谢你。只有一百码远。”

“幸亏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

“是啊。”

“有的人要睡觉。”

“晚安。”

孟德尔仍举着皮包。他说：“我也许找到学校了，在汤顿附近一个叫瑟斯古德的学校。他先在伯克郡代了半学期的课，后来又转到萨默塞特去了。听说买了一辆旅行拖车。要调查一下吗？”

“你有什么方法？”

“去敲他的门。向他兜售一台胡佛牌吸尘器，通过社交场合去认识他。”

“对不起，”史迈利突然担心起来，“我可能是过虑了。对不起，我不该如此无礼。”

“吉勒姆这小伙子也有点过虑，”孟德尔坚定地说，“他说他在那里看到别人对他都侧目而视。他说肯定有什么事，他们都知道了。我叫他好好地喝口酒定定神。”

“是啊，”史迈利想了一会儿说，“是啊，该这样。吉姆是个老手，”他解释道，“是老派的外勤人员。不论他们怎么整他，他还是很行。”

卡米拉很晚才回来。吉勒姆知道她在桑德那里上笛子课到九点，但是她开门进来时已十一点了，因此他对她说话没有好气，他无法控制自己。现在她躺在床上，一头夹着白丝的黑发铺在枕头上，看着他站在没有点灯的窗口，凝视着外面的广场。

“你吃过饭了吗？”

“桑德博士请我吃过了。”

“吃什么？”

她告诉过他，桑德是个波斯人。

没有回答。也许是在梦中？核桃牛排？爱情？她睡在床上时，除非要拥抱他，否则从来一动也不动。她睡着时呼吸很轻。他有时醒来看着她，心想要是她死了，他会有什么感觉？

“你喜欢桑德吗？”他问。

“有时候。”

“他是你的情人吗？”

“有时候。”

“也许不该搬到我这里来。应该搬到他那里去。”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卡米拉说，“你不懂。”

是，他不懂。先是有一对情人在一辆吉普车后座上搂在一起，接着是一个头戴软帽的独行侠在带着狗散步，后来又是一个小姐在他前门外的公用电话亭中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这些事情不一定有关系，只是接连不断，好像警卫换岗一样。现在又停了一辆送货车，却没有人下车。又是情人，还是点路灯的夜班值勤？送货车到了十分钟后，吉普车才开走。

卡米拉睡着了。他醒着躺在她的身边，等到明天按史迈利的要求去偷普莱多事件的档案，这个事件又称埃利斯丑闻，或者缩小范围来说，叫“作证计划”。

14

在那件事没有发生以前，这一天是比尔·罗奇有生以来第二个最愉快的日子。第一个最愉快的日子是在他的家庭分裂以前不久，那天他父亲发现屋顶上有个黄蜂窝，要比尔帮他用烟把黄蜂熏出来。他的父亲不善于户外活动，手脚一点也不灵活，但是在比尔从百科全书中查阅了有关黄蜂的介绍以后，他们就一起开汽车到一家杂货店里买了一些硫黄，装在一个喂食器里，放在屋檐下熏，终于把黄蜂都熏死了。

今天则是吉姆·普莱多汽车俱乐部的赛车开幕日。至今为止，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把阿尔维斯牌汽车拆下来，擦洗擦洗，再重新安装好。但是今天为了答谢他们，由他们在难民拉兹的帮助下，在车道上铺了一捆捆的干草作为障碍物，然后大家一个接一个握方向盘开车比赛，由吉姆计算时间，在观战者的哄笑中，扑哧扑哧地开过起跑门。吉姆介绍他的汽车是“英国制造的最好的汽车。由于社会主义，现在停产了”。他现在油漆一新，车头上有一面米字旗迎风飘扬，它无疑是天下最好最快的汽车。第一轮比赛的十四人中，罗奇得第三名。现在举行第二轮，他已开到了栗树林附近，还没有因障碍物而停下来过，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打破纪录了。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什么事情会使他感到这么快乐。他喜欢这汽车，喜欢吉姆，甚至也喜欢起学校来，他一生之中第一次想努力求胜。他听到吉姆在叫“小心，大胖”，他可以看到拉兹举着一面临时凑合做成的方格指挥旗在蹦啊跳的，但是当他磕磕碰碰地开过终点柱时，他就已经知道吉姆没有在看他了，他的眼光远远地看着跑道那头的山毛榉树林。

“多少时间，先生？”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但是一阵沉默。

“计时员！”斯巴克莱叫道，试一试他的运气，“犀牛，请告诉我们多少时间。”

“很棒，大胖。”拉兹也看着吉姆说。

这一次，斯巴克莱的大胆和罗奇的央求一样，好像石沉大海，没有引起反响。吉姆朝着运动场东边那头场外的小路看着。一个叫科尔萧的学生站在他的旁边，他的外号叫卷心菜沙拉。他是三年级乙班的留级生，以爱拍老师马屁出名。运动场很平坦，到山边才升高，下几天雨就要积水，因此在那条小路旁没设什么围篱遮住外面，只有绕在木桩上的铁丝网。而且也没有什么树木，只有铁丝网、低洼地，有时还看得见远远的昆托克山，但是今天却消失在一片白茫茫的雾中了。低洼地原来可能是沼泽，通往一个湖泊，或者不如说通向白茫茫一片没有尽头的地方。就在这个给雨水冲洗得一干二净的地方走着一个孤单的人影，一个身材修长、不引人注意的过路人，他是个男人，面容瘦削，头戴软帽，身穿灰色雨衣，手提一根很少使用的手杖。罗奇也看着他，觉得那人心里想要走得快一些，但是又为了某种目的而放慢了脚步。

“你戴着眼镜吗，大胖？”吉姆问道，一边看着那个人，他快要走近下一个木桩了。

“戴着，先生。”

“那么他是谁？看上去像是所罗门·格隆第21。”

“我不认识，先生。”

“从来没有见过吗？”

“没有，先生。”

“既不是教员，又不是村里的人。那么是谁呢？乞丐？小偷？他为什么不朝这边看，大胖？咱们有什么不对？要是你看到有一伙学生在球场上比赛开汽车，你不会那样的，是不是？他不喜欢汽车？他不喜欢学生？”

罗奇对这些问题还没有想出答案，吉姆就已经用拉兹的话在跟拉兹说了，声音很轻，很平板，使罗奇马上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一种特殊的外国联系。这个印象由于拉兹显然否定的回答而加强了，拉兹的回答也同样的泰然自若。

“先生，请听我说，我想他大概是教会的人，先生，”卷心菜沙拉说，“做过礼拜以后，我看到他在跟威尔斯·法戈说话。”

牧师的名字叫斯巴戈，年纪很大。瑟斯古德学校里流传他实际上就是那个退隐中的伟大的威尔斯·法戈22。吉姆听到这个情况，想了一下，罗奇很生气，认为这都是科尔萧瞎编出来的。

“你听到他们说些什么吗，卷心菜沙拉？”

“没有，先生，没有。他们在看教堂座位名单。我可以去问威尔斯·法戈，先生。”

“我们的教堂座位名单？瑟斯古德的座位名单？”

“是的，先生。学校的教堂座位名单。瑟斯古德学校。所有名字都在上面，按我们的座位排列。”

罗奇不高兴地想，还有教职员的座位。

“要是有人再见到他，马上告诉我。别的可疑的人也是如此，明白吗？”吉姆现在是对大家说话，口气有意显得很轻松，“我不喜欢莫名其妙的人在学校周围晃来晃去。我上次教的那个学校有一伙这样的人。结果把那地方全都偷光了。银器、现款、学生的手表、收音机，什么都偷。下次就会偷阿尔维斯了。这是英国最好的汽车，如今已停产了。他的头发什么颜色，大胖？”

“黑色，先生。”

“身高，卷心菜沙拉？”

“先生，六英尺，先生。”

“卷心菜沙拉眼中人人看来都是六英尺，先生。”一个反应很快的孩子打趣道，因为科尔萧是个矮子，据说幼时喂的不是奶，而是杜松子酒。

“年纪，斯巴克莱，你这傻瓜？”

“九十一，先生。”

大家一阵哄笑。罗奇得到再开一次的机会，但成绩不佳，那天晚上难过得睡不着觉，因为汽车俱乐部的全体会员都被吸收成为观察员了，更不用说拉兹了，而这原来是他独占的地位。尽管他们永远不会像他那样警觉性高，尽管吉姆命令的有效期限不超过一天，尽管从今以后，罗奇必须加倍努力来应付竞争威胁的来临，这都安慰不了他。

那个瘦脸陌生人不再出现了，但是第二天吉姆很难得地到教堂去了一次。罗奇看到他在一个墓穴前面同威尔斯·法戈说话。从此以后，比尔·罗奇注意到吉姆脸上越来越阴沉，而且神态警惕，有时好像心中有把怒火一样，不论他每天傍晚散步时，或者坐在拖车住房外的吊床上，不顾寒风急雨，吸着他的小雪茄，喝着伏特加，让暮霭渐渐地包围他，他都是如此。

中篇

15

乔治·史迈利去了阿斯科特的第二天，就用巴拉克劳夫的名字，在苏塞克斯花园的艾莱旅馆设立了工作总部。从位置来看，艾莱旅馆算是个很僻静的地方，完全符合他的需要。它在帕丁顿车站南面一百码处，原来是一批年代比较久远的宅邸中的一幢，一行梧桐树和一个停车场把旅馆和大马路隔开。大马路上整晚车辆不停，隆隆而过。但是在旅馆里面，却异常安静，尽管颜色很不协调的墙纸和铜灯罩使那地方成了一个火盆似的。不仅旅馆里一片安静，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外面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旅馆老板娘波普格拉汉太太更令人加深了这个印象。她是个少校的遗孀，说话有气无力，使得巴拉克劳夫先生或者任何一个前来投宿的客人，都有一种极度疲劳困顿的感觉。她当孟德尔督察长的线民已有多年了，孟德尔硬说她的姓氏就是普通的格拉汉。波普23两字，只不过是为了听起来威风一些，或者是为了表示对罗马教廷的尊敬才加上去的。

“你的父亲不是绿衣团的吧？”她在旅客登记册中看到巴拉克劳夫的名字时，打个呵欠问。史迈利订了两个星期的房间，预付她五十英镑，她给他八号房间。因为他要工作，他要一张书桌，她给他一张摇晃不稳的牌桌，让旅馆侍者诺曼送去。她自己还亲自监督，一边叹口气说：“这是乔治王时代的。看在我的面上，请爱惜使用，好不好？我其实不应该借给你的，这是少校的桌子。”

除了这五十英镑以外，孟德尔又偷偷自己掏腰包加了二十镑的预付款，他称之为行贿钱，不过后来他又从史迈利那里要了回去。他付钱的时候告诉她：“不会有人打扰吧？”

“你可以这么说。”波普格拉汉太太肯定地回答，一边正经地把钞票塞到内衣里。

“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我都要知道，”孟德尔坐在她地下室的房间里，和她一起喝着一瓶她喜欢的酒，提醒她说，“进出的时间、来往的人、生活作风，尤其是，”——他伸出一只手指强调——“尤其是，你不知道这有多么重要，那就是，我要了解是不是有可疑的人物对他发生兴趣，会找个借口跟你的旅馆员工打听他的情况。”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哪怕他们说他们是禁卫军，或者福尔摩斯都一样。”

“只有我和诺曼两个人，”波普格拉汉太太说，顺手一指一个在哆嗦的孩子，他穿着一件黑大衣，波普格拉汉太太给他配了个天鹅绒领子，“在诺曼身上他们是问不到什么的，亲爱的，你太敏感了。”

“寄给他的信也一样，”督察长说，“只要是看得见的，邮戳、投寄时间，我都要，但是不可私拆，也不许耽搁。他的衣物也是。”他看了一眼那个显眼的大保险柜，停了一会儿说，“他有时可能要求存放一些东西。主要是文件，有时是书。除了他本人以外，只有一个人可以看这些东西，”——他突然露出一副海盗般的笑容——“那就是我。明白吗？别的人甚至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替他收藏了这些东西。别碰这些东西，他很精明，能够看出的。要碰，得要由专家来碰。我不多说了。”孟德尔最后说。不过他从萨默塞特一回来就告诉史迈利，他只花二十镑钱，做把风生意的，要算诺曼和他的老板娘是最最便宜的了。

他这牛皮吹错了，不过尚可原谅，因为他不可能知道吉姆不花一分钱，就找到了他的汽车俱乐部全体会员替他把风，也不可能知道吉姆用什么办法，后来居然能够摸清楚孟德尔小心翼翼建起的调查脉络。不论孟德尔或者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想像吉姆由于积压的愤怒、紧张的等待，甚至还有点疯狂，而导致心理上的高度警惕状态。

八号房间在顶层。窗户外面是一道女儿墙。墙外是一条小街，有一家阴暗的书店和一家叫做大世界的旅行社。擦手毛巾上绣着“马劳天鹅旅馆”的字样。头一天晚上拉康就来了，带着鼓鼓的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的是他办公室里拿来的头一批文件。他们为了要说话，并肩坐在床边，打开半导体收音机，盖过他们谈话的声音。拉康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搞这一套把戏似乎年纪太老了一些。拉康第二天早晨去上班的路上把文件拿回来，还史迈利那些前晚给他塞在公文包让它看来鼓鼓的书。做这种事情，拉康最不擅长了。他很不高兴，态度简慢。他明确表示对于这种不正当的事情感到由衷厌恶。天气很冷，但他脸上气得红红的，久久不褪。可是史迈利要在白天看到这些文件是无法办到的，因为拉康的手下工作人员随时会要查阅，万一没有找到，可能引起喧哗。而且史迈利也不想在白天看这些文件。他比别人都了解，他手头时间很紧。在之后的三天里，这样的安排很少变化。每天晚上拉康下班到帕丁顿车站搭火车回家时，就到史迈利那里去，送来文件。每天晚上波普格拉汉太太就偷偷地向孟德尔报告，那个一脸不高兴的瘦高个子又来过了，对诺曼颐指气使。每天早上，在只睡了三个小时、吃了一顿有半生不熟的香肠和煮得过烂的番茄这种糟糕早餐后——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可吃——史迈利就等拉康来，然后高高兴兴地出去，混迹在人群之中，尽管冬天很冷。

在顶层的房间单独度过的这几个夜晚，对史迈利来说很不平常。尽管后来的一些日子也同样紧张忙碌，而且从表面来看，更加变化多端，但是他回想起来，这些夜晚好像是一次独特的旅程，几乎像是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拉康原来在花园里厚着脸皮央求的事。“那么你愿意担任这个工作？对以前的，对以后的，都采取必要的措施？”史迈利一步一步回到他过去的经历中时，以前和以后不再有什么不同了，这只是一个旅程，目的地就在前面。那间房间里，那些乱七八糟、破破烂烂的旅馆家具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他与他回忆中的一些房间分开。他又回到了圆场顶楼他自己简朴的办公室中，墙上挂着牛津校景的风景照，就像他在一年前离开时那样。他的屋子外面是一间天花板很低的大办公室，老总的一些头发花白的女职员，大家叫做老妈妈们，在轻声地打字、接电话。而在这个旅馆走廊里却有一个没有被发现的天才日日夜夜在耐心地用一台老打字机。在大办公室的尽头——在波普格拉汉太太的天地里则是个浴室，外面有块“请勿使用”的牌子——有一扇没有标记的门通向老总的禁区：那地方像一条小巷子，两边尽是旧铁柜和红皮的旧书，有一股尘土味和茉莉花茶的香味。老总坐在办公桌后，这时已瘦得形销骨立，额上挂着一绺头发，脸上露出的笑容像骷髅一样惨淡。

史迈利完全陷入这种错觉之中，所以那个额外装的、需要另付现款的电话分机铃响时，他要定一定神，才能想起自己身在何处。其他的声音也同样叫他糊涂，例如女儿墙上鸽子的扑翅声，电视天线在风中的吹刮声，下雨时屋顶两条屋脊之间积水流下的汩汩声。因为这些声音也是属于他的过去的，在剑桥圆场只有在五楼才能听得到。他的耳朵对这些声音特别敏感，显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这些声音是他过去的背景配音。有一次大清早，史迈利听到房间外面步道里有脚步声，他真的走到门口去，想开门让圆场的夜班译码员进来。当时他正沉浸于吉勒姆的照片中，根据手头仅有的一点点情报，无法弄清楚圆场按照横向领导的原则处理香港来电的程序。结果门外却不是译码员，而是穿着睡衣赤着脚的诺曼。地毯上撒着五彩碎纸，对门房间的门外放着两双皮鞋，一男一女，不过艾莱旅馆里是不会有人把它们擦干净的，尤其是诺曼不会干这事。

“别在这里张望了，快回去睡觉。”史迈利说。看到诺曼看着他发呆，又说：“你快走开好不好？”他几乎要说“你这个卑鄙的小鬼”，不过他及时制止了自己，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拉康头一天晚上给他带来的第一份卷宗的标题是“巫术计划”，副题是“关于分配特殊情报的政策”。封面上其他空白的地方贴满了注意事项和处理程序，其中一条古怪地规定，若有人无意中发现此一卷宗，应“原封不动归还给内阁办公室收发主任”，“不得擅自启阅”。第二份卷宗，标题写的仍是“巫术计划”，副题是“给财政部的补充费用估算、伦敦的特殊住宿、财务的特别安排、补助等等”。第三份卷宗用红缎带和第一份卷宗捆在一起，叫“巫师来源”24，下面写的是“客户的估价、成本效用、扩大利用，参看机密附件”。但后面没有机密附件，史迈利问起时，拉康态度甚为冷淡。他不耐烦地说：“大臣保管在他的私人保险柜中。”

“你知道开锁的密码吗？”

“当然不知道。”他生气地回答。

“标题叫什么？”

“跟你不可能有关系。我完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找这资料。这是高度机密的资料，我们尽可能把能看到的人限制在最低数量。”

“即使是机密附件，也该有个标题。”史迈利和颜悦色地说。

“这个却没有。”

“它是不是指明了巫师是谁？”

“别胡说八道了。大臣不想知道，阿勒莱恩也不想让他知道。”

“扩大利用是什么意思？”

“乔治，我不想被你审问。你已经不再是圆场的人了，这你也明白。照理我应该先要对你进行专门审查。”

“为了巫术专案进行审查？”

“是的。”

“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份已通过专门审查的人的名单？”

拉康反驳道，这放在政策档案里，不高兴地几乎要砰地甩门一怒而去。但是随着收音机里放的一张《花儿都到哪儿去了？》的唱片的慢吞吞歌声（一个澳洲DJ主持的音乐节目），他又走了回来，说：“大臣——他不喜欢转弯抹角的解释。他有一句名言：他只相信能够用一张明信片就写完的话。他对于送上手的都急着要知道。”

史迈利说：“你不会忘记普莱多吧？你所有关于他的资料我都要。鸡毛蒜皮的也比什么都没有好。”

史迈利的这句话使拉康瞪大眼睛，呆了一会儿，接着又站起身来要走了：“你疯了吗，乔治？你难道不明白，普莱多在挨那一枪之前极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巫术？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针对主要问题，反而要到处钻啊钻的……”不过话还没有说完，他已出了房门。

史迈利回过头来看最后一包：“巫术计划”，副标题是“与部门的通讯”。所谓的部门是白厅称呼圆场的许多个代号之一。这一卷宗采用的形式是以大臣为一方和潘西·阿勒莱恩——从他端端正正的小学生体字迹一望便知——为另一方之间的正式来往记录，当时他在老总的用人系统中还处于最低一层。

史迈利一边翻阅这些已有不少人翻阅过的档案，一边心里想，作为这样一场长期无情的斗争记录，这份档案实在太枯燥乏味了。

16

史迈利现在一边开始阅读，一边重新经历了这场长期无情斗争的一些主要战役。档案中只留下极少的记录，但在他的记忆中却要多得多。主角是阿勒莱恩和老总，起因不明。比尔·海顿是密切注意这些事情的人，即使他也为此感到伤心，他认为这两个人早在剑桥时代就互相仇视了，当时老总曾在那里担任短期的教职，阿勒莱恩还未毕业。据比尔说，阿勒莱恩是老总的学生，而且是个坏学生。老总经常奚落他，这是很有可能的。

这种说法是够荒谬的，因此老总一笑置之。他只是说：“有人说潘西和我是拜把兄弟。说我们玩在一起，真亏有人想得出来！”他从来没有表示这种说法是否确实。

对于这种传说，史迈利根据自己个人对他们两人早年生活的了解，倒可以补充一些确凿的事实。老总出身低微，而潘西·阿勒莱恩却是低地苏格兰人，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个长老会牧师，如果说潘西没有继承他父亲的信仰，他至少继承了他父亲说教的能力。他差个一两岁没有参加大战，在参加圆场之前在伦敦一家大公司工作。在剑桥的时候，他有点儿喜欢政治（海顿说他比成吉思汗还右，而海顿自己，只有天晓得，也不是什么温和的自由派），又有点儿爱好体育。他是一个叫做马斯顿的无足轻重的人招募来的，马斯顿本人曾有一段很短的时期里，想在反谍报活动中搞个自己的小地盘，他认为阿勒莱恩大有前途，竭力为他吹嘘，结果自己不久却下了台。圆场人事组见到阿勒莱恩处境尴尬，就派他到南美去，以领事身份为掩护，连续两任，一直没有回英国。

史迈利还记得，甚至老总也承认潘西在南美干得极好。阿根廷人喜欢他会打网球和骑马，认为他是个绅士——这是老总的话——还当他很蠢，这就完全把潘西估计错了。到他办理移交给后任时，他已在南美的东西两岸布下了一个谍报网，而且还把他的羽翼扩大到北方去。在国内休假以后，他听了两个星期的情资汇报，就到印度去，那里的手下把他看做是殖民地时代英国老爷的化身。他教他们要忠心耿耿，但是给他们的待遇却极低，还随手就把他们出卖掉。他从印度又调到开罗。这个岗位对阿勒莱恩来说本来可能是很困难的，因为当时中东仍是海顿最喜欢憩脚的地方。马丁台尔那天晚上在他那家无名俱乐部里所说的话丝毫不差，开罗的人把比尔看成是当代的阿拉伯劳伦斯。他们都决心不让他的后任有好日子过。但是潘西还是打下了天下，要不是和美国人发生了纠葛，本来有可能比海顿更受人称道。结果发生了一场丑闻，潘西和老总因此发生了公开的争吵。

具体情况至今不明：那次事件发生在史迈利被提拔担任老总的助手之前很久。情况大概是，潘西未得伦敦授权，即与美国人搞在一起，要弄一个愚蠢的诡计，要用他们自己羽翼下的人代替当地一个土皇帝。阿勒莱恩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尊敬美国人。他在阿根廷的时候，看到他们在西半球到处打掉右翼政客就极其钦佩。在印度的时候，他对他们分化中央集权势力的手段也极为欣赏。而老总像圆场的大多数人一样，瞧不起美国人和他们的一切活动，对他们的活动还常常设法加以破坏。

这次阴谋流产，英国一些石油公司很生气，阿勒莱恩不得不卷铺盖走路，连鞋子都来不及穿——他们的行话里就是这样开玩笑的。后来，阿勒莱恩说是老总怂恿他这样做的，后来又拆他的台，甚至说老总有意向莫斯科走漏风声。不管内情究竟如何，阿勒莱恩回到伦敦时接到通知，奉派到训练所去负责训练见习新手。这个差使一般是给只有一两年工夫就要退休的老朽做的。比尔·海顿当时是人事组长，据他解释，当时伦敦没有什么职位可以供潘西那样资历和才能的人选择。

“那么你也得为我因人设事。”潘西说。他说得不错。后来比尔向史迈利坦承，他当初没有估计到阿勒莱恩后台的力量。

“他们是谁？”史迈利曾经问过，“他们怎么能够把一个你不要的人强塞给你呢？”

“打高尔夫球的。”老总不高兴地说。打高尔夫球的和保守党人，因为那时阿勒莱恩勾搭上反对党，尤其是得到了迈尔斯·塞康比张开双手的欢迎，他是安恩的表兄弟，可惜不是远房，现在是拉康的大臣。但是老总没有力量抗拒。圆场当时奄奄一息，甚至有人主张撤销原有机构，重起炉灶。在间谍世界中，失败一向祸不单行，只不过这次是没完没了地拉得特别长而已。情报价值下跌，而且越来越值得怀疑。在关键的地方，老总的手不够狠。

这种暂时的挫折，并不妨碍老总为潘西·阿勒莱恩创设“对外活动总指导”一职拟草案时所得到的乐趣。他把这个新职称做潘西的小丑帽。

史迈利无计可施。比尔·海顿这时在华盛顿，想和美国情报局的法西斯清教徒（他这么称呼他们）谈判一项谍报条约。史迈利已升到五楼，他的任务之一就是为老总挡驾谢客。因此阿勒莱恩见不到老总只好来问史迈利：“为什么？”他在老总外出的时候，就到史迈利的办公室来见他，请他到他那个暗淡的公寓去（先把他的情妇打发出去看电影），用哭丧的苏格兰腔问他：“为什么？”他甚至不惜工本，买了一瓶威士忌大方地硬灌史迈利，自己却只喝一瓶比较便宜的酒。

“乔治，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呢？我们有过一两次小争吵，那有什么了不起，你说说看？他为什么盯住我不放？我只不过想在上层有一席之地。大家都知道我凭我的成绩有权这样要求！”

他所谓的上层是指五楼。

老总为他拟的草案，初看之下甚为冠冕堂皇，根据这一条例，一切活动计划在实施之前，阿勒莱恩都有权检查。但是用小字加上的但书又对这个权限加上一个条件，即必须得到地区组的同意，而老总却有办法使地区组不表示同意。工作条例又委托他“协调后动力量，防止各地区组相互越权”，这一点，阿勒莱恩在设立伦敦站之后倒实现了。但各后勤单位如点路灯的、伪造护照的、监听的和破译的，却不肯让他检查，他也无权强迫他们。因此阿勒莱恩闲得发慌，他桌上的进出文件篮一到午饭以后就空空如也了。

“我是个庸才，是不是？这年头大家都得是天才才行，都得当主角，不能跑龙套，而且还得是老头子。”因为阿勒莱恩要当上级还嫌年轻，尽管这一点在他身上很容易被忘掉，他比海顿和史迈利年轻十来岁，比老总年轻得更多。

老总不可动摇：“潘西·阿勒莱恩为了图得封爵会不惜出卖亲娘，为了在上议院占个席位会不惜出卖我们这个机构。”后来，他身患痼疾日趋严重时，他说：“我绝不把我一辈子的心血交付给一匹只供节日检阅用的马。我这人自视甚高，所以不吃拍马屁这套，人已老迈，所以也无野心。我就是脾气太坏。潘西则正好相反，白厅多的是高人，他们喜欢他，不喜欢我。”

可以说，老总就是这样间接地把巫术招到自己头上来的。

“乔治，到我这里来，”有一天老总在对讲机里说，“潘西老弟想要跟我干。你快到我这里来，要不然就要打起来了。”

史迈利记得，当时正好是一些出师不利的战士从世界各地回来的时候。罗埃·布兰德刚从贝尔格莱德搭飞机回来，他在那里在托比·伊斯特哈斯帮助下想重建残破的谍报网。保罗·斯科尔德诺当时是德国站长，刚在东柏林替他最优秀的苏联情报员送葬。至于比尔，在又去了一趟美国空手回来后，正在大骂五角大楼目中无人、五角大楼都是蠢材、五角大楼口是心非，并且扬言“现在该是和该死的俄国人搞合作的时候了”。

在艾莱旅馆，时间已过了午夜。有个晚到的客人在按门铃。史迈利心里想，他得给诺曼十先令的小费。英国币制虽已改革，他仍搞不清楚。他叹了一口气，把第一份巫术档案拉了过来，轻轻地舔了一舔右手食指和大拇指，开始工作起来，用自己的记忆核对官方的资料。

在那次谈话以后才一两个月，阿勒莱恩就向安恩那位显贵表兄弟写了一封有点歇斯底里的私人信，后来存入了拉康的档案。信中说：“我们已经谈过了。巫术报告的情资来源极为机密，我认为目前白厅分发报告的方法不能适用。我们在牛虻计划上使用的公文箱办法常常失效，因为白厅的客户不是把钥匙丢了，就是一位工作过度疲劳的副官把钥匙交给了他的私人助理。我已向海军谍报处的李莱谈过，他准备在海军部大楼为我们专辟一间文件阅览室，供客户阅读文件，由我单位派一位资深门警监视着。为掩护起见，阅览室称为亚得里亚海工作组会议室。符合阅读条件的客户不用出入证，因出入证容易产生弊端。他们可向我的管理员”——史迈利注意到所用的代名词——“自报身份，由他核对名单上的相片。”

拉康还没有被说服，他通过他讨厌的上司，向财政部提出了他的看法，他的看法一般也总是代表那位大臣提出的：

既属必要，亦需大规模改建阅览室。

一、阁下是否批准此项开支？

二、如获批准，此项开支表面上似需由海军部承担，然后由部门偿还。

三、此外尚有增添管理员问题，又是一项额外开支……

而且还有阿勒莱恩增光添辉的问题——史迈利一边慢慢翻阅一边想。到目前为止，他的光辉已经像灯塔一样到处在发光了：潘西不久即可在上层占一席之地，老总好像已经死了。

在楼梯下面传来了很悦耳的歌声。那是一位威尔士客人，已经喝得烂醉了，在向大家道晚安。

史迈利记得——又是他的记忆，档案里是没有这样单纯人情味的东西的——巫术绝不是潘西·阿勒莱恩在担任新职之后，要策划他自己的谍报活动的第一次尝试。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条例规定，他凡事必须先得到老总的许可，之前的尝试遂告流产。比如，他有一阵子一心想挖地道。美国人在柏林和贝尔格莱德挖了窃听的地道，法国人对美国人也搞了差不多同样的一手。那么好吧，圆场就在潘西的旗号下也挤进这个市场。老总睁只眼闭只眼，各部联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叫阿勒莱恩委员会，派了一批技术人员去检查雅典苏联大使馆的地基，阿勒莱恩一向钦佩那里历届的军人政权，对最近这个也是十分钦佩，指望可以得到他们的不吝支援。但是这时老总却轻轻推翻了潘西的准备工作，且等他又搞什么新花样。那天阴沉沉的上午，老总把史迈利叫来，就是因为潘西搞了新花样。只是在这中间还互相开了几次火。

老总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阿勒莱恩站在窗户旁边，桌子上放着一份卷宗，颜色鲜黄，没有打开。

“你到那边坐下，看一看这些胡说八道。”

史迈利在小沙发上坐下，阿勒莱恩仍站在窗边，双肘撑在窗台上，从外面屋顶上望过去，看着纳尔逊纪念碑和远处白厅的一些尖顶。

卷宗里是一张据说是苏联海军高级文件的照片，文件长达十五页。

“谁翻译的？”史迈利问，一边心里想，译得不错，很可能是罗埃·布兰德的手笔。

“上帝，”老总答道，“上帝翻译的，是不是，潘西？乔治，你别问他，他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那时候老总显得特别年轻。史迈利记得他体重减轻，双颊红润，对他知之不深的人往往会为他的气色向他表示祝贺。也许只有史迈利才注意到，即使在那时，他头上头发分开的地方，总是流着小汗珠，这已司空见惯。

精确地来说，这份文件是对苏联最近在地中海和黑海举行的一次演习所作的评估，据说是向苏联统帅部提出的。拉康归档时只标《海军第一号报告》，海军部好几个月以来就一直在催圆场要提出有关这次演习的情报。因此，这份资料来得正是时候，这在史迈利看来反而觉得有些可疑。资料十分具体，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史迈利即使不是以近距离来看也很难理解：海岸对海上的进攻力量、敌方警报系统的无线电活动、恐怖均势的高等数学。即使是真货，价值也不大，但是又没有任何确凿根据可以证明它是真货。圆场每星期都要检验好几十份各地自动投来的所谓苏联文件。大多数是纯粹骗人的货色。有少数是盟国有意伪造的东西，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有少数文件是俄国人故意提供的鸡毛蒜皮。偶然有一两个文件后来证明是真实的，但那也往往是在丢弃了以后。

“这个签名的是谁？”史迈利问，他指的是边上用俄文字母写的一些批注，“有谁知道吗？”

老总的头向阿勒莱恩那边偏了一下。“请问有关人士。别问我。”

“札罗夫，”阿勒莱恩说，“海军上将，黑海舰队。”

“没有日期。”史迈利表示怀疑。

“这是个草稿，”阿勒莱恩自满地回答，苏格兰腔比平时更重了，“札罗夫在星期四批示的。最后定稿加上这些补充，到星期一发出，也用那个日期。”

今天是星期二。

“从哪儿搞来的？”史迈利仍感到不解。

“潘西说不能说。”老总说。

“我们自己的鉴定人员怎么说？”

“他们还没有看到，”阿勒莱恩说，“而且也不会让他们看到的。”

老总冷冰冰地说：“不过，我们的同行兄弟，海军谍报处的李莱却发表了他的初步意见，是不是，潘西？潘西昨天晚上给他看了——在旅客酒吧间一边喝杜松子酒，是不是，潘西？”

“在海军部。”

“李莱老弟是潘西的同乡，一般来说是不大轻易说好话的。但是半小时以前他打电话给我时还赞不绝口。他甚至还向我道喜。他认为这个文件是真货，征求我们同意——其实应该说是潘西的同意——让他的海军首脑们了解这个文件的大概内容。”

“办不到的事。”阿勒莱恩说，“这是只供他阅读的，至少在一两星期内如此。”

“这份资料太抢手，”老总解释道，“得等到稍微冷却一些才能分发。”

“但是它的来源是哪里？”史迈利坚持问这个问题。

“你不用发愁，潘西已经想出了一个掩护代号。咱们搞掩护代号从来不拖拉的，是不是，潘西？”

“但是，是谁搞到手的？专案负责人是谁？”

“够你伤脑筋的。”老总说了一句旁白。他特别生气。史迈利与他长期交往中，还没有见过他这么生气。他细瘦又长满斑的手颤抖着，平常毫无生气的眼光，这时却闪闪发光。

“巫师来源，”阿勒莱恩说，说话之前，嘴唇微微一咂，完全是苏格兰人的习惯，“是个高居要职的人，能直接接触到苏联决策单位最机密的阶层。”好像他自己就是这个特权阶层一样：“我们称他的情报叫巫术。”

史迈利后来注意到，他在给财政部一个崇拜他的人的个人机密信中也用这两个词，那封信是要求给他更多的权力可伺机行事，付款给情报员。

“他下次就会说是在足球比赛赌博中赢来的。”老总预言道，尽管他脑子清楚，但是仍像一般老年人一样，用起流行的俗话来有些颠三倒四，“你休想叫他告诉你为什么他不肯说。”

阿勒莱恩不为所动。他也满脸通红，不过是因为感到得意，而不是因为有病。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准备长篇大论地说一通，这番话是完全向史迈利说的，没腔没调，仿佛一个苏格兰警长在法庭上作证。

“巫师来源究竟是什么人，这个秘密不能由我来泄露。他是我们某些人长期争取的结果。这些人和我都有义务相互保密。他们对于我们这里最近接二连三搞砸，也感到不高兴。被破获的事件太多了，损失太大，浪费太多，丑闻也出得太多了。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但是他只把我说的当做耳边风。”

“他指的是我，”老总在旁说，“乔治，你听清楚了没有？这番话里的他，指的是我。”

“一般的暗号和安全原则，在我们这里都被抛在一旁。我们需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各级都各自为政，这是怎么一回事，乔治？各地区组互相拆台，这是上面怂恿的。”

“又是指我。”老总插言道。

“分而治之，如今的原则就是这个。应该齐心协力的人却在自相残杀。我们把最好的伙伴都丢了。”

“他的意思是指美国人。”老总解释道。

“我们把自己的生计都丢了，把我们的自尊心都丢了。这还不够吗？”他把报告收回来，夹在腋下。“真是够了，简直快要把肚子都胀破了。”

“而且和吃饱了的人一样，”老总在阿勒莱恩出去的时候说，“他还要吃。”

现在拉康的档案代替了史迈利的记忆，把这一段故事继续说下去。这件事情一开始就已让史迈利知道，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没有再告诉他，这样的情况，根据那最后几个月的气氛来看，是很典型的。老总不喜欢失败，就像他不喜欢生病一样，而且最不喜欢自己的失败。他很明白，承认失败就得容忍失败，任何谍报机关如果放弃斗争，日子就不会太长。他不喜欢高级情报员，因为他们占了预算的很大额度，损及日常的谍报工作，而他对后者却寄托主要的期望。他喜欢成功，但是如果他的其他努力由后出现了奇迹而不受重视，他就讨厌奇迹。他不喜欢软弱，正如他不喜欢感情用事或宗教一样，因此他不喜欢潘西·阿勒莱恩，因为这些成分他什么都有一些。他的对应办法是名副其实地关上门，退到他顶楼办公室里，在昏暗中独坐孤室，谢绝来客，所有电话都由他的女秘书们代接代答。这些蹑手蹑脚、细声细气的老妈妈们给他送茉莉花茶和数不清的档案卷宗来，他成堆成堆地要了来又退了回去。史迈利为了要使圆场工作继续维持下去，继续办自己的事，有时走过他的门口，就经常看到这些档案堆在他的门口。有的是些老档案，还是老总亲自率领弟兄们活动时留下来的，有些是个人的档案，即部门过去和现在成员的历史。

老总从来不告诉别人自己在干什么。如果史迈利问老妈妈们，或者最受欢迎的比尔·海顿进来问同样的问题，她们只是摇摇头，或者向着天上不作声地抬一下眉毛，这种温和的眼色说的是：“病入膏肓。我们不想扫他的兴，反正这个伟大人物的事业快要结束了。”但是史迈利知道——他现在一边耐心地翻阅一卷卷档案，复杂的头脑里有个角落还在回忆伊琳娜给里基·塔尔的信——史迈利知道，而且因此感到很宽慰，原来他自己并不是第一个进行这个探索的人，老总的阴魂一直是他的同伴，只是没有陪他到最后而已，要不是作证计划在最后一分钟让他送了命，很可能会陪他一路走完。

又是吃早饭的时候了，半生不熟的香肠和煮得过熟的番茄并不能吸引那个抑郁的威尔士人。

“你还要这些资料吗，”拉康问，“还是已经用完了？它们对问题没有多大帮助，因为其中甚至连报告也没有。”

“今天晚上还要用一下。”

“我想你自己也发现了，你的脸色真难看。”

他自己并没有发现，但是当他回到贝瓦特街的住处时，他从安恩美丽的镀金镜子中，看到自己眼眶发红，胖乎乎的脸颊尽是疲惫的皱纹。他微微睡了一下，又去干他神秘的勾当了。傍晚的时候，拉康早在那里等他。史迈利二话不说，径自继续阅读文件。

根据档案里的资料，那份海军情报文件在六个星期内没有下文。国防部其他部门对这个文件像海军部一样有兴趣，外交部则说：“此一文件对苏联侵略意图作了极好的侧面说明。”不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阿勒莱恩坚决要求对这份资料加以特殊处理，但是他好像是个没有带兵的司令。拉康冷冰冰地提到“没有及时听到下文”，因此向大臣建议，说他“和海军部一起分析一下情况”。根据档案来看，老总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他可能是按兵不动，等事情过去。在这期间，财政部的一位莫斯科观察家指出，白厅在近几年中已经碰到过不少这种情况了：先是得到一份令人鼓舞的情报，后来不见动静，甚至更糟的是，出现一场丑闻。

他错了。到了第七个星期，阿勒莱恩在同一天宣布得到了三份巫术的新情报，都是苏联各部门之间的秘密通讯，不过内容各不相同。

根据拉康做的摘要，巫术第二号情报是谈经互会中的紧张关系，谈到西方贸易对经互会较弱的会员国的腐化影响。用圆场的话来说，这是罗埃·布兰德工作范围内的一个典型报告，所牵涉问题就是那个以匈牙利为基地的阿格拉瓦特谍报网多年来打听不到的问题。外交部的一位客户写道：“从天而降的好资料，且有确凿的旁证。”

巫术第三号情报讲的是匈牙利修正主义和卡达在政界和学术界加紧肃清的情况：写报告的人借用赫鲁晓夫很久以前新创的一句话说，要使匈牙利停止流言飞语，最好的办法是再杀几个知识分子。这又是罗埃·布兰德的工作范围。外交部那个评论员又说，“对于那些认为苏联对附庸国采取怀柔政策的人来说，这是个使人头脑清醒的警告。”

这两份情报基本上都是背景资料性质。而巫术第四号情报却不然，它共有六十页，一些客户都认为独一无二。这是一份苏联外交部针对与声望下滑的美国总统进行谈判的技术性利弊分析。总之，结论是，向美国总统丢一块骨头，让他对选民有所交代，苏联可以在即将举行的多弹头核武谈判中换得有价值的让步。但是结论中指出，不宜使美国明显感到自己是输家，因为这可能使五角大楼采取报复性或先发制人的政策。这份情报是比尔·海顿的工作范围。但是海顿在给阿勒莱恩的一份令人感动的备忘录中自己也说，他搞苏联核武二十五年，还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好的资料。这份备忘录未得海顿同意，就立即送呈大臣一份副本，归入内阁办公室档案。

他最后说：“除非我完全弄错了，否则，我们的美国同行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我知道现在为时尚早，但是我的确认为，任何人将此资料拿给华盛顿，都可以获得重赏。的确，如果巫师能保持此标准，我敢预言，美国情报局中的任何货色我们都能买到。”

于是潘西·阿勒莱恩有了他的文件阅览室。乔治·史迈利在洗手台旁边的旧煤气炉上煮了一壶咖啡。煮到一半，煤气就断了，他一气之下，把诺曼叫来换了五英镑的硬币。25

17

史迈利利用拉康为数不多的记录，从那一次赞成派的首次会面情况，一直研读到现在。他的兴趣越来越大。当时，互相猜疑在圆场颇为盛行，因此甚至史迈利和老总都噤口不提巫师来源的问题。阿勒莱恩把巫术报告送来以后，就等在外面大办公室中，让老妈妈们把报告送去给老总，他马上签了名，以表示未加阅读。阿勒莱恩把报告拿了回去，打开史迈利办公室的门伸进脑袋打了一声招呼，就砰砰砰下楼了。布兰德躲得远远的，甚至比尔·海顿轻快的光临次数也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短，后来就完全绝迹了，而本来这是顶楼生活的一部分，老总以前是喜欢鼓励他的高级助手间相互交谈的。

“老总傻了，”海顿瞧不起地对史迈利说，“我敢大胆地说，他的命也不长了。问题只不过是到底先傻还是先死而已。”

每星期二的例行会议不再举行，史迈利发现老总老是来打扰他，不是叫他出国去完成一些目的不明的使命，就是以他个人身份去视察国内一些基地——沙拉特、布里克斯顿、阿克顿等等。他越来越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老总有意要把他打发走。他们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他就觉得相互之间有严重的猜疑情绪，因此甚至史迈利也真的开始认为，比尔说老总担任现职是否胜任的话可能有些道理。

从内阁办公室的档案可以看出，此后三个月内，巫术计划在没有得到老总的帮助下稳定地开花结果。每月总有两份甚至三份报告收到，据客户的意见，质量继续保持很高的水准，但是很少提到老总的名字，甚至没有请他发表意见。有时鉴定人员发表了一些吹毛求疵的意见，不过比较常发生的是他们抱怨无法找到旁证，因为巫师把他们带到了一些从未进入过的领域，是否能请美国人鉴定一下呢？大臣的回答是不能。阿勒莱恩则说，时机未到。他在一份任何人都没有见到过的备忘录里说：“一俟时机成熟，我们将不仅用我们的资料交换他们的资料。我们的宗旨不是做一次买卖。我们的任务是要排除众议确立巫师情报价值。做到了这一点以后，海顿就可以在情报市场兜售了……”

对此已不再有任何疑问。在参与亚得里亚海工作组机密的少数人之间，巫师已成了一匹必胜之马。他的资料确凿，这是其他情报来源事后常常证实的。于是成立了一个巫术委员会，由大臣亲自担任主席。阿勒莱恩担任副主席。巫师已成了一项生产事业，老总甚至没有份儿。因此他在绝望之余派史迈利带着叫化碗出去：“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再加上阿勒莱恩，”他说，“乔治，对他们施什么计策都行。拷打、利诱、威吓，他们要吃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关于这些会面，档案并无记载，因为这属于史迈利最不愿想起的一部分。他这时已经知道，老总的伙房里没有东西能满足他们的食欲。

四月间，史迈利从葡萄牙回来。他到那里去是为了掩饰一场丑闻，回来后却发现老总生活在围城之中。地板上到处是档案卷宗，窗户上装了新的锁。他把茶壶的保暖罩盖在他的电话机上，又在天花板上挂了一块隔音板以防电子窃听。这玩意儿像电扇一样，可以不断地变化音域。史迈利不在的三个星期中，老总已遽然成了一个老头子了。

“告诉他们，他们是用伪钞打通门路，”他头也不抬，仍旧看着档案说，“告诉他们什么都行。我需要时间。”

“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再加上阿勒莱恩。”这时史迈利向自己重复了老总的这句话，他坐在少校的牌桌边，一边研究着拉康一张经过审查可以参与巫术机密的人员名单。今天一共有六十八人领到出入证，可以到亚得里亚海工作组的文件阅览室。每个人像共产党的党员一样，根据领证日期先后编了号。老总死后，名单又打过一遍，其中没有史迈利。但是名列前茅的仍是四个创始人：阿勒莱恩、布兰德、伊斯特哈斯和比尔·海顿。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再加上阿勒莱恩，当初老总这么说过。

史迈利一边阅读，一边注意着每一细节、每一推理、每一隐含的关系，他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景象，那就是他和安恩在康沃尔悬崖上散步。那是老总死后不久的事，是他们夫妇长期扑朔迷离的婚姻史上，他所记得的最艰困的时刻。他们站在海边高岩上，大概是在拉莫那和普思古诺之间的什么地方。当时不是到那里出游的季节，他们到那里去，表面上是为了让安恩呼吸海边新鲜空气以治她的咳嗽。他们沿着海边的小道走，各自都在想着心事：他想她是在想海顿，他则是在想老总，想吉姆·普莱多和作证计划，想他退休以后留下的一团糟。他们两人之间已无和谐可言。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已无平静心情可言。相互之间都成了谜，最寻常的谈话也会扯到奇怪而无法控制的方向。在伦敦的时候，安恩生活糜烂，谁对她有胃口，她就跟谁搞上手。他只知道她这么做是为了埋葬一件使她伤心或使她十分担心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该怎样跟她说话。

“要是死的是我，”她突然问，“不是老总，那么你对比尔有什么想法？”

史迈利还在考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时，她又加上一句：“有时候我觉得我护卫了你对他的看法。这可能吗？那就是我使你们在一起？这可能吗？”

“可能，”他说，“是的，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有点依赖比尔。”

“比尔在圆场仍旧举足轻重吗？”

“大概比他实际价值还重要。”

“他还是到华盛顿去，跟他们谈判交易，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我想是吧。我听说是这样。”

“他现在的地位跟你以前的地位一样重要吗？”

“我想是吧。”

“我想是吧，”她重复说，“我想是吧，我听说是这样。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更好一些？比你的成绩好，比你的数学好？告诉我，请你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

她神情兴奋，有些奇怪。她那因为海风流泪、晶晶发亮的眼睛，绝望地看着他。她双手抓住他的胳膊，像个孩子似的要他答复。

“你总是告诉我，男人是不宜比较的，”他尴尬地回答，“你总是说，你不相信这种比较。”

“告诉我！”

“好吧，我的答复是‘不’。他不比我好。”

“那么一样好？”

“不。”

“要是没有我插在中间，那么你对他有什么看法？要是比尔不是我的表兄，不是我的什么人，告诉我，你是把他看得更重一些，还是更轻一些？”

“更轻一些，我想。”

“那么从现在起，就把他看得更轻一些吧。我把他从家庭、生活、一切的一切中抛开了。就在此时此地。我把他扔入了大海。喏，你明白吗？”

他明白的只是：回到圆场去，完成你的工作。同样的话，她可以用十多种方式来说，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史迈利仍旧因为这段意外的回忆而感到不安，他马上站了起来，走到窗边，他心绪不定的时候总是到窗边去张望。一列海鸥有六七只，停在女儿墙上。他一定是听见了它们的叫声，才想起拉莫那海边的那次散步的。

“我话说不出口的时候才咳嗽。”安恩有一次这么对他说。当时她有什么话说不出口呢？他不快地朝着对街房顶烟囱间。康妮说得出口，马丁台尔说得出口，为什么安恩说不出口？

“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再加上阿勒莱恩。”史迈利大声地自言自语。海鸥一下子都飞走了，好像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一样。“告诉他们，他们是用伪钞打通门路。”若是银行接受伪钞呢？若专家宣布是真钞，而且比尔把它捧到天上去？而且内阁办公室的档案里尽是赞扬剑桥圆场里崭新一辈的人才，他们扭转了霉运，那又如何？

他先挑出托比·伊斯特哈斯，因为托比是靠史迈利起家的。史迈利在维也纳招募他的时候，他还是个穷大学生，住在他死去的叔叔曾担任馆长的一个博物馆废墟里。史迈利开车径赴阿克顿，直捣他的洗衣店虎穴，站在他的核桃木办公桌前面，桌上有一排象牙色的电话机。墙上挂的是一幅跪着的贤人，是意大利十七世纪的作品，是真是赝，颇可怀疑。窗外是个院子，停满了汽车、卡车、摩托车，还有一些休息娱乐室，点路灯的下班以后就在这里消磨时间。史迈利先问托比的家庭情况，知道有个儿子上了西敏寺公学，一个女儿上了医学院一年级。接着他向托比提出，点路灯的有两个月没有填工作单了，他见托比支吾搪塞就直接问他，他手下的人是不是最近在干什么特殊任务，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由于保密原因，托比不能在报告中说明？

“乔治，我会帮谁做呀？”托比瞪着眼睛说，“你知道，照我看来，那是完全不合法的。”这句话——照托比看来——有一种滑稽的味道。

“我倒觉得你会帮潘西·阿勒莱恩，”史迈利提示说，提供一个借口给他，“毕竟，要是潘西命令你去干一件事，又不许你记录，你是没有办法的。”

“不过，乔治，我倒要问，会是什么样的事呢？”

“审查一个外国信箱，准备一个安全联络站，监视一个人，窃听一个大使馆。潘西毕竟是对外活动的总指挥呀。你很可能以为他是根据五楼的指示办事的。我认为这样的事是很说得通的。”

托比小心地看了一眼史迈利。他手里捏着一根香烟，但是点燃了以后却一口也没有吸。这玩意儿是手卷的，从一个银盒中拿了出来，点燃以后却一直没有再送到他嘴上。托比把香烟摆来摆去，有时在前面，有时在旁边，有时要送到嘴边，但结果却从来没有。这时开口说话了，这是托比的一次个人表态，说明他在这一生中这个特定时刻所处的地位。

托比说，他喜欢谍报处，他想留在处里，他对那里有感情。他也有其他兴趣，这些兴趣随时随地可以使他全心全意投入进去，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处里的工作。他说，他有意见的是升官问题。并不是他不知足。他想升官主要是社会地位的考量。

“你知道，乔治，我的资格比别人老好几年，可是这些年轻人却要我听他们的命令，我真的感到有些难为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甚至阿克顿也是这样，他们一听到阿克顿这名字就觉得可笑。”

“哦，”史迈利和气地说，“这些年轻人是谁呀？”

但是托比已失去了兴趣，他表白完，他的脸上又恢复了一贯没有表情的样子，他像洋娃娃一样的眼睛出神地发呆。“你是说罗埃·布兰德吗？”史迈利问，“还是潘西？潘西年轻吗？到底是谁，托比？”

没有用。托比后悔刚才说了的话。“乔治，你该升官的时候没有升官，你累得要死地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谁，级别比你高就显得年轻。”

“也许老总可以升你几级。”史迈利提示说，但他自己却不想担任这个角色。

托比的回答使他感到一阵心寒。“事实上，乔治，你也明白，我对他如今是不是有这种能力，十分怀疑。我这里有些东西要送给安恩，”——他拉开抽屉——“我听说你要来，就打电话给我几个朋友，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漂亮的东西可以送给一个完美无缺的太太，你知道我自从有一次在比尔·海顿的鸡尾酒会上见到她以后，从来没有忘掉过她。”

于是史迈利就带着安慰奖回来了——一瓶名贵的香水，他猜想是托比手下点路灯的从国外走私回来的——他又带着叫化碗去见布兰德，心里明白这样他又接近了海顿一步。

史迈利回到少校的牌桌边，翻查拉康的档案，最后找到了薄薄的一份，上面标着《巫术计划·直接补助》，记的是自从有了巫师情报来源以后的最早开支。阿勒莱恩在另一份给大臣的个人备忘录——这一份的日期已经快有两年了——中说：“为了保密起见，建议将巫术财务情况与圆场其他开支完全分开。在未找到合适掩护之前，我请您从财政部所拨经费中直接设置专款，不要作为秘密工作拨款的追加费，因为后者必然会记入圆场账目。专款账目一概由我个人向您申报。”

“所请照准，”一星期后大臣批示道，“只要能按规定……”

但字下面并没有但书。瞄了一眼第一行的数字，史迈利就知道了他所想知道的一切：到该年五月，也就是他在阿克顿见托比的时候，托比用巫术的预算款项，已亲自出国不下八次之多。两次去巴黎，两次去海牙，一次去赫尔辛基，三次去柏林。每次的旅行目的都简单地说是“取货”。从五月到十一月老总下台的时候，他又去了十九次。有一次去索非亚，还有一次去伊斯坦布尔，每次都不超过三天以上的时间，大多数是在周末去的。有好几次，还有布兰德随行。

坦白说，托比·伊斯特哈斯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史迈利真的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这样。从记录中找到资料证实自己的印象，反而使他感到很踏实。

史迈利在那段时间对罗埃·布兰德的看法则颇为矛盾。他回想起来，觉得现在仍是这样。布兰德是一个大学教师发现的，由史迈利去把他招募来。这和当初自己被圆场吸收的情况颇为相像。但是这一次并没有德国妖魔可以用来煽动爱国情绪，而史迈利对于反共表白总是感到有些尴尬的。像史迈利一样，布兰德没有真正的童年生活。他的父亲是个码头工人，一个热情的工会成员加共产党员。布兰德年幼丧母。他的父亲仇视教育就像他仇视权威一样，布兰德懂事以后，做父亲的不知怎么认为他的儿子已被统治阶级争取过去了，把他打得死去活来。布兰德争取上了普通中学，暑假里就像托比所说的一样，累得要命地赚些外快。当史迈利在牛津大学老师的屋子里遇到他时，他一副刚刚出门回来精疲力竭的样子。

史迈利看上他以后，过了好几个月才慢慢转入正题上来，布兰德很爽快地接受了，史迈利猜想是出于他对父亲的仇视。在这以后，他就不再由史迈利经管了。布兰德靠一些来历不明的各种补助金，在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孜孜努力，写了一些左倾文章寄给一些如果没有圆场津贴早已夭折的小刊物。晚上他在烟雾弥漫的酒店里，或者学校会议厅里跟人家争辩得面红耳赤。假期里，他到训练所去，那儿有个名叫撒切的狂热分子办了一个外派渗透间谍训练班，一次只收一个学生。撒切一边训练他间谍的技能，一边小心地将布兰德的改革观点转向他父亲的马克思主义者阵营。在整整三年以后，一半靠他的无产阶级出身，一半靠他父亲在国王路26的影响，终于争取到了在波兹南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一年的职位。

他从波兰又申请到布达佩斯科学院的工作，此后八年他就过着游牧生活，身为一个寻找光明的左倾小知识分子，他到处受欢迎，但从来没有得到信任。他在布拉格待了一阵子，又回到波兰，再到索非亚待了两个学期，又到基辅待了六个学期，终于精神崩溃，这已是几个月内第二次发病了。训练所又把他叫了回去，这次是要拷问他。审查结果认为他是干净的，把他的谍报网移交给别的外勤人员，他本人则到圆场办公室里指挥他当初在外建立的谍报网。史迈利觉得最近布兰德已成了海顿的密友。史迈利有时去找罗埃闲聊，往往会见到比尔躺在他的小沙发上，周围尽是文件、图表、烟雾；他如果去找比尔，则也不出所料，会见到布兰德穿着一件汗水湿透的衬衫，在地毯上来回踱步。比尔负责俄国，布兰德负责附庸国，但是在巫术计划的早期，这一分工几乎已经消失了。

他们在圣约翰伍德的一家酒店里见了面，时间仍在五月间。那天天气阴沉，下午五点半，花园里仍空无一人。罗埃带了一个孩子来，是个五六岁的男孩，一个小布兰德，淡发、粗壮、红通通的脸。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带孩子来，但是他们说话的时候，他往往停下来闭口不言，看着他那个坐在远处一张凳子上吃核桃仁的孩子。不管有没有精神崩溃，布兰德身上仍有撒切派到敌营里的特务应有的标记：自信、主动，具有群众吸引力，还有其他一些令人不自在的形容词，在冷战高潮期间，这些形容词把训练所变成了像个道德重整运动的中心。

“你打算跟我做什么交易？”布兰德和气地问。

“没有什么交易，罗埃。老总觉得目前情况不佳。他不喜欢你搞到阴谋集团里去。我也是这样。”

“很好。那么跟我做什么交易呢？”

“你要什么？”

桌上有午餐时段留下来的一套调味罐，中间一格有一捆纸包的牙签，被刚才下的雨打湿了。布兰德取了一根，剥去纸套，扔在草地上，开始用粗的一头剔他的大牙。

“从秘密经费里拨出五千镑来给我怎么样？”

“外加一幢房子，一辆汽车？”史迈利把它当做开玩笑。

“还有送孩子上伊顿27读书。”布兰德又补充一句，朝着水泥地那边的孩子眨一眨眼，一边仍剔着牙齿。“你瞧，乔治，我已经付出了代价。这你很明白。我不知道到手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已经付了极大的代价。我要捞一些回来。为了爬到五楼我耐心等了十年，不管什么年纪，这都值一大笔钱。甚至你的年纪也是这样。尽管这样，我还是跌了下来，总有个原因，不过我已记不清是什么了。一定是由于你的魅力。”

史迈利的酒杯还没有空，因此布兰德又到酒吧那里去给自己拿一杯，还替孩子拿点吃的。

“你是个受过教育的猪猡，”他坐下来时信口说道，“一个艺术家能够同时抱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而照旧工作不误，这话是谁想出来的？”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28？”史迈利回答，觉得布兰德就要说到比尔·海顿头上来了。

“是啊，菲茨杰拉德懂得一些东西。”布兰德肯定道。他喝酒的时候，他有些往外突出的眼睛斜着往篱笆那边看，仿佛是在找人。“我肯定自己还是有用的，乔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可以捞钱。作为一个资本主义者，我不放弃搞革命，因为如果你不能打败它，那就侦察它。别那么看我，乔治。这只是现今游戏的名称罢了：你不使我良心不安，我就为你开车，对不对？”他在说话时已举起手来。“马上就来！”他对草地那头喊道，“帮我准备一个！”

铁丝篱笆那边有两个小姐在徘徊。

“这是比尔的笑话吗？”史迈利突然感到很生气地问。

“什么？”

“这是比尔说的英国社会一味追求物质享受、优裕生活的笑话吗？”

“可能是，”布兰德说，一口气把酒喝完了，“你不喜欢吗？”

“不怎么喜欢，不。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比尔是个激进的改革派。他怎么一下子变了？”

“那谈不上激进。”布兰德反驳道。对于贬低他的社会主义和贬低海顿的话，他都不高兴。“不过是朝窗外瞧一瞧。那就是现在的英国，老兄。谁都不要这样的英国，是不是？”

“那么你打算怎么样？”史迈利问，听到自己也用那种冠冕堂皇的话，他感到很不自在，“摧毁西方社会中那种贪得无厌、互相竞争的本能，而又不至于毁坏……”

布兰德已经喝完酒，会面也结束了。“你操这份心干什么？你弄到了比尔的职位，你还想要什么？只要能保持这个职位就好了。”

比尔却搞到了我的妻子——史迈利心里这么想，这时布兰德已站起来要走了——而且真他妈的，他已经告诉你了。

那个孩子自己想出了一个游戏玩法。他把桌子斜放，把一个空瓶放在上面，看着它滚到地上去。每次他都把空瓶放在桌面最高的地方。史迈利在空瓶没有砸碎以前就走了。

不像伊斯特哈斯，布兰德连谎话也懒得扯。拉康的档案并不隐瞒他和巫术计划的关系。

阿勒莱恩在老总离职后不久的一份备忘录里写道：“巫师来源完全是一种委员会性质的任务……老实说，我很难说我的三个助手哪个功劳最大。布兰德的过人精力对我们大家都是一种鼓舞……”他这话是答复大臣的建议：巫术的负责人应列入新年时的授勋名单。他又说：“而海顿的活动手腕有时也不逊于巫师本人。”三个人都得到了勋章，阿勒莱恩的首长任命也获得批准，还有他梦寐以求的爵士勋位。

18

剩下来的就只有比尔了，史迈利这样想。

在大多数的伦敦夜晚里，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是万籁无声的。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有时甚至一小时，听不到醉汉的呻吟、孩子的哭叫、汽车紧急刹车时车胎擦地的声音。在苏塞克斯花园，这段时间是在午夜三点左右以后。但是那天夜里却提前到一点钟，那时史迈利又站在斜窗口，像个囚犯似的往下面看着波普格拉汉太太的一片沙石地，那里刚有一辆贝德福特牌旅行车停着。车头上贴着许多标语：“悉尼九十天”，“直抵雅典”，“玛丽·劳，我们到了”。车厢里有灯光，他猜想大概有什么年轻人在那里寻欢。孩子，他应该这么叫他们。窗户上有窗帘掩住。

他心里想，现在留给我的只有比尔了，他仍呆呆地看着旅行车的窗帘和车顶上醒目的环游世界的吹嘘。现在留给我的就只有比尔了，我们在贝瓦特街有过一次融洽的交谈，只有我们两个人，两个老朋友，两个老战友，“不分彼此”，就像马丁台尔那么优雅地说的一样，不过那天晚上安恩被打发走了，这样可以让两个男人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心里重复说，现在留给我的就只有比尔了。他觉得血往上涌，眼前金星直冒，自制力开始急剧减退。

他到底是谁？史迈利觉得不认识他了。每次想到他，总是把他的形象想得太大了，而且每次不同。在安恩和他勾搭上以前，他以为他很了解比尔：了解他的优缺点。他属于战前那一类人，现在看来似乎已永远消失了，他能够同时做到既声名狼藉，又品格高尚。他的父亲是个高等法院法官，他几个美丽的姊妹中有两个和贵族结了婚。他在牛津的时候支持不吃香的右派，而非吃香的左派，但是从来没有和这些人关系紧张。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是个热心的探险家，还是胆大心细的业余画家，他的好几张油画至今仍挂在迈尔斯·塞康比在卡尔登花园的庸俗大宅里。他在中东一带的每个大使馆和领事馆都有熟人，肆无忌惮地加以利用。他学起冷僻的外语十分容易，一九三九年大战一爆发，圆场就找到了他，他们注意他已好多年了。他在战时的表现令人眼花缭乱，他无处不在，魅力十足，作风不落俗套，有时甚至荒诞不经。他可以说颇有英雄气概，把他比作劳伦斯是无可避免的。

史迈利心里承认，比尔的确接触过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宏伟计划，要恢复英国的影响和伟大——像鲁伯特·布鲁克29一样，他很少谈起大不列颠。但是史迈利即使在偶尔客观的时候，也记不起他有什么计划获得实行。

相较之下，作为同事的他觉得比较容易尊重海顿性格的另一个方面：天生间谍头子的耐心和手腕，对付双面间谍时少有的稳重，策划骗局的能力，还有他的讨人喜欢、甚至讨人爱慕的艺术，不过这有时是对不起朋友的。

谢谢你，我的妻子就是明证。

他为了不失公允，仍绝望地想，也许比尔真的不是能以常规来衡量的。他现在在脑海里把他放在布兰德、伊斯特哈斯，甚至阿勒莱恩旁边，真的觉得海顿是个原创之作，其他人全是有或大或小缺陷的仿制品。他们对比尔的爱戴就像要达到无法达到的完人理想而作的努力一样，即使这个理想本身就是不对的，即使比尔是完全不配的。布兰德粗鲁无礼，伊斯特哈斯冒充英国腔，阿勒莱恩领导才能平庸，没有比尔，他们都是一盘散沙。史迈利也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他现在想到这一点，仿佛是个小小的启示——比尔本人也是微不足道的，钦佩他的人，布兰德、普莱多、阿勒莱恩、伊斯特哈斯以及其他拥护者，可能认为他十全十美，但是他的真正诀窍是利用他们，通过他们来使自己臻于完美。从他们消极被动的个性中这里拿一块，那里取一块，这样就掩盖了他骨子里其实远不如表面那样杰出……最后把这种依赖淹没在艺术家的高傲下，把他们叫做是他思想的产物……

“够了，够了。”史迈利大声道。

他突然停止进行这样的分析，恼火地把关于比尔的另外一个看法丢在一边，开始回忆起上次和他见面的情况，让自己过于炽热的头脑冷却一下。

“我猜你大概要向我打听巫师的事。”比尔一开始就说道。他的表情倦怠，但神经紧张。这是他该去华盛顿的时候。要是在从前，他会带一个不相配的小姐来，叫她到楼上去陪安恩，他们可以坐下来谈正经事。史迈利不客气地想，这样免得让安恩对他的女伴吹嘘他的才华。这些女人都是同一类的，年纪比他小一半，邋里邋遢的艺术学校学生，死缠不放，性情乖戾。安恩常常说他大概有个给他专门拉皮条的。有一次为了要叫人吃一惊，他带来了一个叫斯丹奇的讨厌年轻人，是切尔西区一家酒店里的侍者助手，衬衫领子敞开，胸口挂着一条金链子。

“他们的确说是你写的报告。”史迈利解释道。

“我还以为这是布兰德的事。”比尔露出狡猾的笑容道。

“是罗埃翻译的，”史迈利说，“附在一起的报告是你拟的，是用你的打字机打的。这资料是不给打字员打的。”

比尔小心地听着，抬起了眉毛，好像他随时都会提出反对意见或者比较不伤和气的话题来一样，但是接着他从小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书柜旁边，他站在那里就比史迈利高出足足一层书架。他用他的纤长手指找出一本书来，打开来看，脸上仍露着笑容。

“潘西·阿勒莱恩不肯说，”他打开一页宣布道，“这是不是个前提？”

“是的。”

“这就是说巫师也不肯说。要是巫师是我的来源，他就会说了，是不是？要是我比尔去找老总说，他钓到了大鱼，要自己一个人单干，那结果会怎样？老总会说，‘比尔老弟，你真聪明，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因为你行。来吧，喝杯茶。’到现在他就会给我一枚勋章，而不会派你到处打听了。我们过去一向是很讲气派的，如今怎么这样庸俗低级了？”

“他认为潘西一心不择手段追求名利。”史迈利说。

“这有什么不对？我也是这样。我想当头头。你知道吗？我也该搞出点名堂了，乔治。半个画家，半个间谍，结果什么也不是。在我们单位里，从什么时候起，个人抱负成了有罪的事了？”

“谁指挥他，比尔？”

“潘西？当然是卡拉，还有谁？一个小萝卜头居然搞到了高级的情报来源，那一定来路不正。潘西被卡拉收买了，这是惟一的解释，”他早就学会了一种刻意误会的手法，“潘西是咱们家里的地鼠。”他说。

“我是说谁指挥巫师？谁是巫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海顿离开书柜，周游全室，浏览史迈利的画。“这是卡洛的画吧，是不是？”他把一幅有镀金画框的小油画拿下来，在灯光下细看。“很不错。”他抬了一下眼镜，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史迈利心里想，他以前早已看过十几次了。“这的确很不错。不是有人想要排挤我吗？你知道，按理说，是我负责俄国这个目标。我献出了我一生最好的年华，建立了谍报网，找到了物色人才的能手，添置了一切现代化装备。你们五楼的人忘了到实地去指挥谍报活动是什么滋味：花了三天工夫才能发出一封信，结果甚至连封回信都没有。”

史迈利心里老老实实地想：是的，我忘掉了。是的，我也有同感。不，我的脑海里没有想到安恩。我们毕竟是同事，大家都见过世面，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要谈一谈巫师和老总。

“现在却来了这个暴发户潘西，苏格兰小商人，一点气派也没有，卸了一车俄国货。真叫人讨厌，你说是不是？”

“很讨厌。”

“问题是，我的谍报网并不太好。其实侦察潘西要容易得多——”他中断了自己的话，对于这个话题感到厌倦了。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一尊小小的范·米里斯画的石膏头像上。“我很喜欢这一个。”他说。

“安恩送给我的。”

“是为了赎罪？”

“大概是。”

“那罪一定不小。送你多久了？”

即使现在，史迈利仍记得他当时注意到街上是多么安静。那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而且他还记得当时心里想，“不，比尔。为了你，我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过安慰奖。到今天晚上为止，你甚至不值一双卧室拖鞋。”这是他心里想的，不过没有说出来。

“老总还没有死吗？”海顿问。

“就是忙。”

“他一天到晚在忙什么？他像个患淋病的隐士，在楼上那个洞窟里一个人在瞎搞。他读那些乱七八糟的档案是为了什么？我敢说，他大概是在怀念他那并不值得怀念的经历。他满面病容。我想也是为了巫师的缘故。”

史迈利又没有说什么。

“他为什么不跟厨师一起吃饭？他为什么不跟我们在一起，而自己在上面挖乱七八糟的东西吃？他有什么目的？”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史迈利说。

“啊，别装模作样了。当然他有目的。我在上面也有个线民，一个老妈妈，你不知道吗？给她一块巧克力，她就会什么都告诉我。老总在研究圆场昔日英雄的人事档案，看看有没有丑闻，谁是左倾的，谁是好男色的。他们这些人里已有一半入土了。研究我们所有失败的事，你想得到吗？但是为什么？只是因为我们成功干了一件事。他疯了，乔治。他得了老年恐慌症，我这话没错。安恩有没有告诉过你弗莱舅舅的事？他以为仆人们都在玫瑰花里安装窃听器，想知道他把钱藏在哪里。离开他吧，乔治。跟着要死的人没有意思。赶快切断关系，走下楼来，跟大伙儿在一起。”

安恩还没有回来，因此他们一起到国王路上去找出租车，一边走，比尔一边谈他最近对政治的见解，史迈利一口“是的，比尔”，一口“不对，比尔”敷衍着，心里在想不知怎样向老总报告才好。他现在已记不得比尔当时是持哪一种见解了。在前一年，比尔是鹰派。他主张撤换欧洲的一切常规部队，代之以核武器。他几乎是白厅里惟一主张英国要维持独立的威慑力量的人。今年——如果史迈利没有记错——比尔却积极主张非战，鼓吹采用瑞典的解决办法。

路上没有找到出租车，夜晚空气很好，他们像两个老朋友一样继续逛着。

“还有，如果你想出让那个米里斯头像，请告诉我好吗？我会出一个好价钱的。”

史迈利以为比尔又是在开一个笨拙的玩笑，他一口回绝了他，终于要生气了。但是海顿根本没意识到他所在乎的。他望着街道的那一头，看到一辆出租车过来，连忙举起了他长长的胳膊。

“哦，天呀，你瞧车里，”他恼火地叫道，“全是到奎格酒店去的犹太人。”

“比尔的屁股一定像一个铁格架，”老总第二天自言自语地说，“他是墙头草。”他眼光失神地看了史迈利一会儿，好像是要穿过他看到另外一个不那么有血肉的东西，接着就定了一定神，又低头继续看他的文件了。“幸好他不是我的表兄。”他说。

下一个星期一，老妈妈们有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告诉史迈利。老总飞到贝尔法斯特和军方会谈去了。史迈利后来核对了一下出差预支条，发现这是个谎言。那个月圆场里没有人飞到贝尔法斯特去，却有一张去维也纳来回的头等票的报销单据，签发的主管名字是乔治·史迈利。

海顿也在找老总，他很不高兴。“现在又是怎么一回事？把爱尔兰也扯了进来，大概是要造成组织上分化吧。天呀，你的头头真没药救了！”

汽车里的灯光熄了，但是史迈利仍看着它花花绿绿的车顶。他心里想，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水是从哪里来的，还有钱？他想像不出要在苏塞克斯花园过隐居生活的后勤工作：供水、排水、电灯。安恩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比尔也能。

事实。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在巫术计划之前一个和煦的夏日夜晚，我突然从柏林回来，发现比尔躺在我贝瓦特街家里客厅的地板上，安恩在电唱机上放一张李斯特的唱片。安恩坐在屋子另一头，身上只穿一件晨袍，脸上没有化妆。没有发生难看的场面，大家都竭力装得自然的样子。据比尔说，他是从机场回来，路过这里，他刚从华盛顿回来。安恩当时在床上，但是一定要起来见他。我们大家都说，真遗憾，早知道就从希思罗机场一起叫辆出租车回来。比尔走后，我问：“他要干什么？”安恩说：“要找个人听他诉苦。”她说，比尔遇到了桃色纠纷，要找个人谈谈心里话。

“华盛顿有个费丽西蒂，要他让她生个孩子，伦敦有个琴，肚子里有了孩子。”

“比尔的吗？”

“天晓得。我想至少比尔不晓得。”

第二天上午，史迈利无意中发现比尔回伦敦已有两天了，不是一天。在这事件以后，比尔对史迈利异常尊敬，史迈利也礼尚往来，这种态度一般是属于新朋友之间的。史迈利不久就发现秘密已经公开，但他仍对这件事传播之快感到不解。他想大概是比尔向谁吹了牛皮，大概是布兰德。如果这消息是确凿的话，那么安恩违反了她自己的三条规则。比尔是圆场的人，又是同窝——这是安恩的话，指的是家人和亲戚。不论从哪一点来说，他都是不合条件的。第三，她在贝瓦特街接见他，这未免太没有顾忌了。

史迈利又一次退到自己的独身生活中去，等待安恩有所表示。他搬到客房里去住，晚上总是把节目排得满满的，免得自己知道她的进出。他慢慢地发现她很不快乐。她的体重减轻，性情懒散起来，要不是他对她很了解，他一定以为她是感到了内疚，或者甚至自嫌。他对她态度温和，但她拒他于千里之外，她对圣诞节采购不感兴趣，咳嗽咳得很厉害，他知道这是她内心感到痛苦的征候。要不是由于作证计划，他们早已到康沃尔去了。但事实是，他们不得不延期到一月才走，那时老总已经死了，史迈利已经失业，情况大变，使他感到屈辱的是，安恩为了要掩盖海顿这张牌，又从一叠牌里尽量抽了好几张牌。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与他断绝了关系，还是海顿与她断绝了关系？为什么她从来不提这件事？这么多的情人里，难道这一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实在想不通，只好不去想。比尔·海顿的脸像柴郡猫30一样，他一走近就往后退缩消失了，只留下笑容。但是他心里明白，比尔狠狠伤了她的心，千不该万不该，这最不该。

19

史迈利叹一口气回到那张不太可爱的牌桌前，继续阅读自从他被迫退休以来关于巫师进展的报告。他马上发现，潘西·阿勒莱恩的新体制很快就在巫师的生活作风上，产生了好几个有利的变化。这好像是一个人成熟起来了，安定了下来。深夜赶到欧陆各国首都的事停止了，谍报源源而来，比以前正常稳定。当然，也有头痛的事。巫师继续要钱，不过从来不威胁，由于英镑不断贬值，大笔大笔用外汇付款使财政部很伤脑筋。有次甚至有人提出——不过没有坚持——“既然巫师自己选中我们，他应该有心理准备，负担一部分我国经济衰退的后果。”看来海顿跟布兰德发了脾气，因为阿勒莱恩以少有的坦率态度向大臣写道：“我没有脸再向我的下属提起这件事。”

一台新照相机也引起了一场争吵，这台照相机由技术组花了不少钱卸成管状组件，再装在一盏苏联落地灯座里。这盏落地灯用外交包裹箱偷运到莫斯科，这又引起不少抱怨，不过这次来自外交部。接着的问题是交货。不能把巫师的身份告诉常驻站长，他们也不知落地灯里的内容。这台落地灯很笨重，放不进常驻站长汽车后车厢。经过几次瞎摸瞎撞后，终于不很干净利落地交了货，但是照相机不灵，结果还引起圆场和常驻站长的不和。后来由伊斯特哈斯把一台型号不太复杂的照相机带到了赫尔辛基，交给了——据阿勒莱恩致大臣的备忘录——一个可靠的中间人，他进出边境可以不受检查。

史迈利突然一震，坐了起来。

阿勒莱恩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一份备忘录里向大臣说：“我们谈过话。你同意向财政部提出一份追加估算列入巫术预算，在伦敦购置一幢房子。”

他读了一遍以后，又慢慢地读了第二遍。财政部批准购置房屋费用六万英镑，购买家具和装修费用一万英镑。为了降低开支，财政部要部里自己的律师来处理购房事宜。但是阿勒莱恩不肯透露地址。也是为了降低开支，对于由谁来保有房契的问题也发生了一场争论。这次财政部不肯让步了，部里的律师拟了文件，如果阿勒莱恩去世或破产，可以把房屋收回。但是他仍把地址保密，为了在国外进行活动却购置这幢昂贵的房子，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也秘而不宣。

史迈利竭力想找寻一个解释。他很快就发现，财务档案十分严密，没有提出什么解释。档案里只有一次隐约地提到了伦敦的房子，那是房地价税率加倍的时候。大臣致阿勒莱恩：“伦敦方面仍属需要？”阿勒莱恩致大臣：“显然如此。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从上次谈话以来，知道的范围并未扩大。”知道什么？

等到他回过头来再研究那份估算巫术情资产品的档案时，他才得到了解答。那幢房子是在三月底付款的。马上有人搬了进去。从那一天开始，巫师开始有了个性，这是在客户的评语中出现的。到现在为止，从史迈利怀疑的目光看来，巫师不过是个机器：手段高明，无懈可击，能够接触机要，令人感到神秘，没有大多数情报员那样重的负担。现在他忽然也有脾气了。

“我们向巫师提出你关于克里姆林宫目前对俄国剩余石油出售给美国的看法的疑问。我们应你的要求向他提出，这与他上月的报告矛盾，当时他说克里姆林宫目前正在拉拢田中政府，商谈将西伯利亚石油在日本市场上出售。巫师认为这两个报告并无矛盾之处，拒绝预测最后可能选定哪个市场。”

白厅对于自己的莽撞表示遗憾。

“对于乔治亚民族主义情绪和第比利斯骚乱的报告，巫师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他本人不是乔治亚人，因此对此采取传统的俄国观点，认为所有乔治亚人都是小偷流氓，应该丢到监狱……”

白厅同意不再提此事。

巫师越来越近了。是因为购置了伦敦的房子才使史迈利有了他近在身旁的感觉？巫师好像突然从远方莫斯科的隆冬移过身来，就在这间乱七八糟的屋子里，坐在他的前面，好像就在窗外，站在街上，在大雨中伫候着。但是他知道，这时只有孟德尔在那里给他把风。突然之间，巫师不但会说话，会回答问题，还会自动提出意见。他有时间和你碰头。在伦敦这里碰头？在一幢耗资六万英镑的房子里招待他吃饭，听他汇报，而他却目中无人，开乔治亚人的玩笑？在原来参与巫术计划机密的一些人中间，又出现了一小群知道的人，这些少数人又是谁？

这时有个意想不到的人物上台了，一个叫JPR的人，他是新请来参加白厅的巫术鉴定班子的。史迈利参考一下名单，确定他名叫李博尔，外交部研究司人员。李博尔表示他感到迷惑不解。

李博尔致亚得里亚海工作组：“敬请注意日期上的明显差错。巫术第一〇四号报告（苏法谈判联合制造飞机问题）日期为四月二十一日。根据所附的备忘录，巫师是在谈判双方同意秘密交换照会后那天从马尔科夫将军那里直接获此情报的。但据我驻巴黎使馆资料，四月二十一日那天马尔科夫仍身在巴黎，而根据第一〇九号报告，那天巫师本人却在列宁格勒郊外参观一个导弹研究中心……”

这份备忘录所举的这样的“差错”，不少于四项，这说明巫师不愧是个巫师，竟有分身术。

李博尔所得到的结果是叫他别多管闲事。但是阿勒莱恩在另外一份致大臣的备忘录中承认有此差错，这对巫术计划的性质，让人有了完全新的看法。

“极机密。我们谈了话。你已了解巫师不是一个来源，而是好几个来源。我们为了保密的原因，尽量不让你的读者了解这一事实，且仅以资料数量之多这一点而言，要再继续维持此一虚构，已越来越困难。现在是否可以公开此事，至少在人数有限的范围内？同样也不妨告知财政部，巫师每月一万瑞士法郎的薪水和同额的活动费并不过多，因为此款需要再分给许多人。”

但是这个备忘录结束时，口气就不大客气了：“尽管如此，即使我们同意消息公开，我仍认为伦敦房子及其用途绝不能让不必要的人知道。一旦巫师不止一人的这个事实为我们的读者所知，在伦敦的活动就加倍困难了。”

史迈利感到完全坠入五里雾中，他把这份备忘录又读了好几遍。接着，好像是忽然想起了一个念头似的，他抬起头来，一脸困惑。他在专心致志地想着事情，因此屋里的电话铃响了好几次他才听到。他拿起话筒时，看了一下表，下午六点，他才看了一个小时的文件。

“巴拉克劳夫先生？我是财务部门的洛夫豪斯。”

这是彼得·吉勒姆用约定的暗号要求紧急碰头，他的声音颤抖。

20

圆场的档案室从大门是无法进入的。档案都放在大楼后面许多阴暗的屋子里和小楼梯旁，有些像旧书店在那里摆了书摊，不像一个大机关有组织的部门。入口在查令十字街一家画框店和一家24小时营业而圆场职员不许光顾的餐厅里的一道小门。门上的一块招牌写着“城乡语言学校，非教职员请勿入内”。另一块招牌是“C&L经销公司”。你要进去得按一下门铃，便有一个有点娘娘腔的海军陆战队士兵阿尔温来开门。他说话只有一个话题：周末。星期三以前，他说的是上一个周末，过了星期三，他说的便是就要到来的周末。今天早上，是星期二，他的心情很不好。

“你说，这场暴风雨有多厉害？”他一边把签名簿推过柜台让吉勒姆签名，一边问道，“还不如住在灯塔里。刮了整整两天，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对我的朋友说：‘我们住的地方是伦敦中心，但是你听听这风声。’要我替你看管这个吗？”

“你应该到我住的地方去，”吉勒姆说，把棕色帆布袋交到阿尔温伸出的手里，“你说听听风声。在我那里，你连站都站不住。”

别太讨好他。他心里这么对自己说。

“不过我还是喜欢乡下，”阿尔温说他的心里话，一边把帆布袋存放在柜台下面，“要牌子吗？我应该给你一块，要不然道尔芬知道了就会要我的命。”

“我信任你。”吉勒姆说。他爬上四级台阶，推开弹簧门，到了阅览室。阅览室像个临时凑成的讲堂：十几张办公桌都朝一个方向放，讲台上坐着档案管理员。吉勒姆在后排占了一张桌子。时间尚早，他的表是十点十分，另外一个惟一的阅览者是研究组的班恩·瑟鲁克斯顿，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很久以前，他伪装成一个拉脱维亚的异议派，和其他一些异议派在莫斯科街头游行，高呼打倒压迫者的口号。如今他趴在一堆文件前面，一动不动，一头白发，很像一个年老的教士。

档案管理员看到吉勒姆站在她的桌前，就向他露出笑容。吉勒姆在布里克斯顿无趣时常常到这里来消磨时日，从旧档案里寻找有没有值得再搞的案件。管理员叫莎尔，是个胖乎乎的喜欢运动的小姐，她在契斯维克办了一个青年俱乐部，是个柔道黑带高手。

“这个周末折断什么人的脖子了吗？”他一边拿过来一叠绿色的借条，一边问。

莎尔从铁柜里取出代他保管的笔记交给他。

“折断了两个。你呢？”

“到什罗普郡探望姑姑去了，谢谢你。”

“真是了不起的姑姑。”莎尔说。

他在她桌边填了他要借阅两份档案的借条。他看着她盖了戳章，撕下复写的那两张，塞在她桌上的一个窄长小孔里。

“第四走道，”她把上面的正页还给他，一边轻声说，“二十八号在右手边中间，三十一号在下一个小间里。”

他推开另外一头的门，就到了大厅里。大厅中央有个像是矿工用的旧电梯，把档案送到上面圆场的主楼。两个眼光昏花的员工不断送档案进去，另外一个站在旁边操纵机器。吉勒姆慢慢地在架子旁边走，一路看着上面荧光的号码卡片。

“拉康一口咬定他根本没有作证计划的档案，”史迈利向他解释，依然是那么忧心忡忡的，“他只有几份关于重新安置普莱多的文件，别的就没有了。”他又用这种阴沉的口气说：“因此，我觉得不管圆场档案室有什么资料，我们都得想办法搞到手。”

在史迈利的辞典里，“搞到手”的意思就是“偷”。

有个小姐站在一把扶梯上。管理员奥斯卡·阿利森在把一些破译组档案放到一个洗衣篮里，修理工阿斯特里德在修暖气机。档案架子是木制的，深得像个床铺，用三合板分成小格。他已经知道作证计划档案编号是4482E，这就是说放在他现在站着的四十四号小间，E代表已结案，只用于已经收场的计划。吉勒姆从左边数到第八层。作证计划应在左边第二格，但没有办法确定，因为档案夹脊上没有标记。他完成了侦察以后，就把他原来要的两份档案抽出来，把绿色的借条留在夹借条的铁夹子里。

“我相信，不会有很多的东西，”史迈利说，好像档案薄一些就容易偷一样，“不过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哪怕是装个样子。”他这一点又是使吉勒姆当时不喜欢他的地方：他说起话来好像你是了解他的推理似的，好像你一直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吉勒姆坐下来假装看文件，可是心里一直在想着卡米拉。他打算把她怎么样呢？今天早晨她躺在他的怀里的时候告诉他，她曾经结过一次婚。有时候她说话就是这样，好像她还过着别的人生。那次结婚是个错误，因此他们就吹了。

“什么不对劲？”

“没什么。我们不合适。”

吉勒姆不相信她。

“你离婚了吗？”

“我想是吧。”

“别胡说了，你当然知道究竟离了婚还是没有离婚！”

她说是他父母经手办的，他是外国人。

“他寄钱给你吗？”

“他为什么要寄钱给我？他不欠我什么。”

接着在空房间里又吹起了笛子，晨光熹微之中悠长的调子像提问题一样，吉勒姆在煮咖啡，心里想，她到底是骗子，还是天使？他真有点儿想在档案里调查一下她。再过一小时她就要到桑德那里去上课了。

他带着取阅四十三号小间档案的绿借条，先把手头两份档案放回原处，然后走到作证计划对面的这个小间前面。

“演习平安无事。”他心里想。

那个小姐仍在扶梯上。阿利森已不见了，但洗衣篮仍在那里。暖气机把阿斯特里德累得精疲力竭，他坐在旁边看《太阳报》。绿借条上写的是4343，他马上找到了那份档案，因为他早已认出来了。文件封面是粉红色的，和作证计划一样，而且也同样翻旧了。他把绿借条夹在铁夹子里，穿过走道到对面，又看了一眼阿利森和那些小姐们，然后伸手拿作证计划，把他手中的那份档案很快地放在作证计划的原处。

“彼得，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是史迈利的话——“不要留下空隙。因此我的建议是，你借阅一份厚度相当的档案，我的意思是说外观相当，然后把它放在空出来的地方——”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吉勒姆说。

吉勒姆把档案随便拿在右手，封面朝里，贴着身子一边，回到了阅览室，又坐到他的座位上。莎尔抬了一下眉毛，嘴里说了些什么。吉勒姆点了点头，表示一切顺利，以为她问的就是这个，但是她招手叫他过去。一阵惊慌。把档案带着过去，还是留在桌上？我平时是怎么办的？他把它留在桌上。

“朱丽叶去买咖啡了，”莎尔轻声说，“你要喝一杯吗？”

吉勒姆在柜台上放了一先令。

他看了钟一眼，又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天呀，别看你他妈的表了！想一想卡米拉，想一想她开始上课，想一想你周末不去看望的姑姑阿姨，想一想阿尔温会不会检查你的袋子。想什么都行，可别想时间。还得等十八分钟。“彼得，假如你心中稍有顾虑，你就不用去。这并不是很重要。”说得好听！当你的肚子里有像是三十只年轻蝴蝶在交配，你的衬衫里汗如雨下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有顾虑？他咬牙切齿说，他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

他打开作证计划档案，想定下心来阅读。

这份档案不薄，但也不厚。像史迈利说的一样，看上去很像是一份象征性的档案：第一部分只有一张纸条，说明原来的资料为什么没有收入。“附件一至八号在伦敦站。参看吉姆·埃利斯、吉姆·普莱多、弗拉杰米尔·哈耶克、山姆·科林斯、麦克斯·哈波特的个人档案……”还有托姆·科布莱大叔等等。“欲看这些档案，请询问伦敦站站长或CC。”CC指的是圆场首长和他指定的一些老妈妈们。别看表，要看钟，做算术，你这个傻瓜！八分钟。偷前任的档案，这事可真新鲜。而且，有吉姆这样的人做你的前任，这事也很少有，他的秘书至今还在替他守灵，但从来不提他的名字。除了他的档案里的工作假名以外，吉勒姆所能找到他惟一存活的痕迹是他办公室保险柜后的网球拍，拍把上还烙有吉姆名字的缩写。他把网球拍给爱伦看，爱伦是个硬心肠的老太太，范霍佛在她面前像个小学生那样害怕，可是看了却泪如雨下，她把球拍包起来，让下一班的传讯员送到管理组去，还亲自写了一封短简给道尔芬，要求把它转给他，“如果人力上办得到的话。”你的锁骨里还留着两颗捷克子弹，近来你的网球打得怎么样，吉姆？

还有八分钟。

“如果你能办到的话，”史迈利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把你的汽车送到你家附近的车行里去检修一下。当然，要用你家里的电话去约时间，但愿托比正好在偷听……”

但愿！我的天！那么也就听到了我和卡米拉的谈情说爱？还有八分钟。

档案里其余的资料似乎都是外交部的电报、捷克报纸的剪报、布拉格电台广播收听记录、关于被破获间谍的安置就业政策文件摘录、向财政部提出的建议草案，以及阿勒莱恩事后把此次失败诿过于老总的分析。乔治，你应该自己来。

吉勒姆心里开始测量他的桌子与阿尔温在打瞌睡的柜台旁边后门的距离。他估计约有五步远，于是决定找个战术整备点。门边两步远的地方有个像黄色大钢琴的图表柜，里面尽是一些各式各样的参考资料：大地图、过期的《名人录》、以前的旅游指南。他牙缝里咬着一支铅笔，收起作证计划档案，信步走到柜前，挑了一本华沙电话簿，开始在一张纸上写起名字来。我的手！他的心中有个声音叫道：我的手抖得可以，你瞧这纸上写的是什么，我一定是喝醉了！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朱丽叶端着一个盘子进来，放了一杯咖啡在他桌上。他心不在焉地向她飞了一个吻。他又挑了一本电话簿，大概是波兹南的，放在刚才那一本旁边。阿尔温从门外进来时，他甚至没有抬起头来。

“电话，先生。”他轻声说。

“去他妈的，”吉勒姆仍在查电话簿，“谁打来的？”

“外线，先生。那家伙很粗暴。是车行的人，先生，关于你汽车的事。说他有坏消息要告诉你。”阿尔温说，脸上很高兴。

吉勒姆双手捧着作证计划档案，看来像是在和电话簿核对。他的背对着莎尔，他可以感到双膝在裤管里发抖。铅笔仍咬在牙缝里。阿尔温先走，把弹簧门拉开等他出去，他一边出门，一边仍看着档案，他心里想，像个他妈的唱诗班学生。他等闪电忽然击中他，等莎尔叫杀人哪，等哪个超级特务班恩老头子突然复活，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感到好多了：阿尔温是我的盟友，我信任他，我们是联合起来反对道尔芬的，我可以动手了。弹簧门关上了，他走下四层台阶，阿尔温又在那里替他打开电话间的门。电话间的门下半截是木板，上半截是玻璃。他拿起电话听筒时，把档案放在脚下，听到孟德尔告诉他说，他需要安装个新的变速箱，这东西可能要花近百英镑。这话是他们想出来骗管理组的，或者不论哪个读电话记录的人，吉勒姆对答如流地说了一些该说的话，一直等到阿尔温留神地听着回到柜台后面。这办法很灵，他心里想，我真是幸运，这办法居然很灵。他听见自己在说：“那么，你想办法先去找一家大车行，看他们需要多久才有货。你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吗？”然后不耐烦地说：“等一等。”

他把门推开一半，歪着脑袋把话筒夹到颈后去，这样这一部分对话就不会录上。“阿尔温，请你把我的袋递给我一下，好不好？”

阿尔温很热心地送了过来，像足球赛场上的急救员一样。“这样行吗，吉勒姆先生？要我帮你打开吗，先生？”

“扔在这里就行了，谢谢你。”

袋子放在电话间门外地板上。他弯下身去，把它拉了进来，打开拉链。袋子中间，就在他的一些衬衫和报纸中间，有三份假档案，一份米黄色，一份绿色，一份粉红色。他取出粉红色的一份和他的地址电话录，换了作证计划放进去。他拉上拉链，站了起来，向孟德尔念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个真的电话号码。他挂了电话以后，把袋子还给阿尔温，拿了那份假档案进了阅览室。他在图表柜前又逗留了一会儿，翻了翻另外两本电话簿，然后拿着那份假档案到档案库里去。阿利森像在演滑稽戏一样，一会儿推，一会儿拉那洗衣篮。

“彼得，你帮我一下怎么样，这给卡住了。”

“马上就来。”

他从作证计划那个小格里把四十三号档案取出来，换了假档案进去，然后把四十三号档案放回到原处，从夹子中取回绿借条。谢天谢地，一切顺利。他可以高声大唱，谢天谢地，我真幸运。

他把绿借条交给莎尔，她签了名，像往常那样插在一个长钉座上，以后再核对。如果档案在原处，她就把绿借条和复写的那一份都销毁，甚至连聪明过人的莎尔也不记得他曾经到四十四号小间去过。他正要到档案库去帮阿利森，转身忽然与托比·伊斯特哈斯不友善的棕色目光不期而遇。

“彼得，”托比用他不太好的英语说，“我很抱歉要来打扰你，我们发生了一场小危机，潘西·阿勒莱恩想马上跟你说句话。你现在能来吗？那好极了。”在门口，阿尔温让他们出去时，他又用小人得意的煞有介事的口气说：“实际上他想听听你的意见。他想跟你商量一下。”

吉勒姆在紧急之中忽然灵机一动，他转身对阿尔温说：“中午有传讯员去布里克斯顿。请你打个电话给交通组，叫他们把我的那个袋子送去，可以吗？”

“可以，先生，”阿尔温说，“没问题。请小心楼梯，先生。”

你还得为我祈祷，吉勒姆心里想。

21

海顿叫他“咱们的影子外交大臣”。警卫叫他白雪公主，那是因为他的头发。托比·伊斯特哈斯打扮得像个男模，但他一旦松开肩膀或者握紧小拳头，你就不会弄错，他是个好斗的武士。吉勒姆跟着他走在四楼的走廊里，又看到了那个咖啡机，听到劳德·斯屈克兰的说话声，在解释他没有空，这时吉勒姆想：“天呀，我们又回到伯尔尼，又在逃命了。”

他几乎要把这话向托比说出来，但是继而一想，这样比喻是不智的。

他一想到托比，想到的就是八年前在瑞士的托比，当时托比还只是在干无聊的监视勾当，只是附带搞些窃听，倒很有名气。吉勒姆当时刚从北非回来闲着无事，于是圆场把他们两人送到伯尔尼去干桩短期的差使，要侦查一对比利时军火商，因为他们利用瑞士人把他们的货物推销到不友好的敌方。他们在对方房子的隔壁租了一个别墅，头一天晚上，托比整理了一下电话连接线以后，就可以在自己的电话机里窃听那两个比利时人打电话。吉勒姆既是头子，又是跑腿的，一天两次把录音带送到伯尔尼常驻站去，利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当做信箱。托比同样轻而易举地贿赂了当地的邮差，把比利时人的信件先让他过目一遍再递送，又贿赂了打扫屋子的老太太，在那两个比利时人说话最频繁的客厅里，安装了一个无线电的话筒。他们闲来无事就到契基托餐厅去玩，托比跟最年轻的小姐跳舞。有时他还带一个回家，不过到第二天早上，她早走了，托比早已打开了窗，吹掉了香水味。

他们这样生活了三个月，到最后吉勒姆对他的了解仍和刚开始的时候差不多。他甚至不知道他是哪国人。托比是个爱好虚荣的人，他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吃饭和现身。他自己洗衣服，晚上上床时在一头白发上戴一个发网。警方搜查别墅那一天，吉勒姆翻后墙逃走，他在贝勒伍饭店找到托比在吃蛋糕，看人家跳茶舞。他听了吉勒姆抱怨的话以后，付了账单，赏了乐队指挥和侍者领班弗朗兹小费，然后才从从容容地领着吉勒姆走过一连串的走廊和楼梯，到了地下车库，他的脱逃汽车和护照就藏在那里。就是在那里，他也一丝不苟地付了他的账单。吉勒姆想，“即使你要急着离开瑞士，你也先得付清账单。”走廊无穷无尽，墙上嵌满镜子，天花板上吊满凡尔赛枝形吊灯，因此吉勒姆跟的不止一个伊斯特哈斯，而是整整一队的伊斯特哈斯。

现在这个景象又浮现在他脑际，虽然通向阿勒莱恩办公室的狭窄木头楼梯漆成灰绿色，只有一张破旧的羊皮灯罩令你想起吊灯。

“我要见首长。”托比煞有介事地对那个年轻的警卫说，他傲然点一下头让他们进去。在接待室里有四架灰色的打字机，打字机前面坐着四个白发老妈妈，个个戴着珍珠，穿着套头毛衣。她们向吉勒姆点点头，却不理托比。阿勒莱恩门上挂着一块“有访客”的牌子。门旁是个六尺高的崭新大保险柜。吉勒姆心里想，这么沉重，地板怎么吃得消。柜顶上放着几瓶南非雪利酒和酒杯盘碟。他记起来了，今天是星期二，伦敦站举行非正式午餐会的日子。

“告诉他们，我不接电话。”托比开门的时候，阿勒莱恩叫道。

“女士们，首长不接电话，请你们注意。”托比周到地说，一边为吉勒姆拉开门，“我们要开会。”

一位老妈妈说：“我们听到了。”

这是个作战会议。

阿勒莱恩坐在会议桌一头一张自大狂才喜欢坐的雕木椅子上，看着一份总共才两页的文件，吉勒姆进来的时候，他一动也不动。他只是咕噜一声：“坐到那边去。保罗旁边，盐的下面。”又继续专心致志地阅读。

阿勒莱恩右边的椅子空着，吉勒姆从绳子系着的椅垫可以看出这是海顿的。阿勒莱恩的左边坐着罗埃·布兰德，也在阅读，但在吉勒姆经过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说“你好，彼得”，然后他鼓出的灰色眼睛一直看着他走到桌子另一头。比尔的空椅子旁边坐着莫·德拉瓦，她是伦敦站里做点缀的妇女象征，剪了短发，穿一身棕色粗呢套装。她的对面是管理组组长菲尔·波特奥斯，他是一个见人就低头哈腰的有钱人，在郊外有一个大房子。他看到吉勒姆的时候干脆不看文件了，明显地把文件夹合上，把油光光的手放在上面，脸上堆着假笑。

“盐的下面的意思是坐在保罗·斯科尔德诺旁边。”菲尔仍假笑着说。

“谢谢。我知道。”

波特奥斯对面是比尔的两个俄国人，就是上次在四楼男厕见到的尼克·德·西尔斯基和他的男朋友卡斯帕。他们不能有笑容，而且吉勒姆也知道他们也不能阅读文件，因为他们面前没有文件，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文件。他们坐在那里，四只粗壮的手放在桌上，好像他们背后有人用枪对着他们，他们只是用两双褐色的眼睛看着他。

波特奥斯旁边坐着保罗·斯科尔德诺，现在据说是布兰德在附庸国谍报网方面的外勤，尽管有人说他还抽空替比尔跑腿。保罗很瘦，很刁钻，年约四十，褐色脸上有麻点，手臂很长。吉勒姆有一次和他一起在训练所接受硬汉训练时看到他差点把对方给杀了。

吉勒姆把椅子从他身边移开一点坐下来，托比坐在他的另一旁，就像一对保镖的另一个。他们要我干什么？吉勒姆想：纵身逃命吗？大家都在看着阿勒莱恩装烟斗，这时比尔·海顿抢了他的戏。门开时，起先没有人进来。接着一阵窸窣，比尔慢慢地出现了，双手捧着一杯咖啡，还有一个托盘。他的腋下夹着一个文件夹，鼻梁上架着眼镜，由此可见他大概在别的地方看过文件。吉勒姆想，他们都在看文件，只有我没有，而且我也不知道是关于什么事。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伊斯特哈斯和罗埃昨天在看的那个文件，接着他断定没有证据能说明就是那个文件。因为那个文件昨天才到。托比把它带给罗埃，他打扰他们时，正是他们为此感到激动的时候。要是你可以用激动这个词的话。

阿勒莱恩仍没有抬头。吉勒姆坐得这么远，只能看到他的一头黑发和一对穿着粗呢衣服的宽阔肩膀。莫·德拉瓦一边看文件，一边摸着她的刘海。吉勒姆想起来了，潘西有过两个老婆。这时卡米拉又闪过他心事翻腾的脑海。两个都酗酒，这一定能说明一些问题。他只见过伦敦的那个。当时潘西正在组织自己的真正班底，在白金汉宫大厦，他宽敞、镶有嵌板的公寓里举行一次酒会。吉勒姆到得晚了，他在门厅里脱大衣的时候，有个金发女人羞怯地伸手向他走过来。他以为她是来接他大衣的女佣。

“我是乔伊。”她用演戏的嗓子说，就像说“我是德性”、“我是克己”一样。她要的不是他的大衣，而是吻。吉勒姆顺从了她的要求，闻到的是一阵香水和廉价雪利酒的混合味。

“好吧，彼得·吉勒姆老弟，”——阿勒莱恩开始说话了——“你准备好了没有，还是要再打几个电话调查我家的房子？”他稍微抬起头来，吉勒姆注意到久经风霜的双颊都有撮小小的三角形软毛。“你这几天到乡下去干什么？”——他翻了一页——“除了追逐当地的处女——我很怀疑布里克斯顿还有没有处女，莫，请你原谅我说话放肆——把公家的钱浪费在大吃大喝的午餐上？”

这样开玩笑是阿勒莱恩的一种交谈手段，这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是恶意的；可以是责怪的，也可以是捧场的，但是到头来，就好像是不断拍打同一个地方。

“有两个阿拉伯人看来很有希望。范霍佛弄到了一个接近德国外交官的线索。如此而已。”

“阿拉伯人，”阿勒莱恩重复了一句，把文件夹推在一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粗糙的烟斗，“随便哪个笨蛋都可以敲诈一个阿拉伯人，是不是，比尔？要是你想干，花半个金币就可以收买整个阿拉伯内阁。”阿勒莱恩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袋烟草，顺手扔在桌上。“我听说你在跟我们可悲的塔尔老弟商量什么事情。他的近况如何？”

吉勒姆听到自己回答这个问题的声音时，心里闪过了许多念头。他现在弄清楚了，对他公寓的监视是昨晚才开始的。上周末他没有受到怀疑，除非替他把风的法恩是两面受雇的。不过他要那样是很困难的。罗埃·布兰德与已经去世的诗人狄兰·托马斯很像，罗埃总是令他想起什么人，到现在为止，他才能确定到底像谁。莫·德拉瓦有一种女童军的男人气概，仅仅是勉强可以算作一个女人。他心里想，不知狄兰·托马斯有没有罗埃那种特别淡的蓝眼睛。托比·伊斯特哈斯从他金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来，阿勒莱恩只让人家在他面前吸烟斗，不许吸香烟，因此托比现在一定得阿勒莱恩的欢心。比尔·海顿看上去出奇地年轻，圆场流传关于他恋爱生活的谣言毕竟不是完全无稽可笑的：他们说，他两头都来。保罗·斯科尔德诺一只手的褐色掌心平放在桌上，拇指略为翘起，使得手背用来打人的一面绷得更紧了。他也想到他的帆布袋：阿尔温有没有把它送走？还是他自己下班去吃中饭，把包留在那里，结果引得新来的一心想被擢升的警卫产生好奇，进行翻查？而且吉勒姆心里也不止一次嘀咕过：他在看到托比之前，托比在那里不知待了多久了。

他选择了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道：“不错，首长。塔尔和我每天下午在福特纳餐厅喝茶。”

阿勒莱恩吮着没有点燃的烟斗，试试烟草塞得严实不严实。

“彼得·吉勒姆，”他用苏格兰腔一字一句不客气地说，“你可能不知道，我的个性是不会计较过去的。而且可以说我现在是一心为你好。我要知道的就是你跟塔尔谈些什么。我不要他的脑袋，也不要他身体的任何部位，而且我会克制要亲手掐死他的冲动，或者掐死你的冲动。”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烟斗，火光猛地一闪，“我甚至想在你的脖子上套一条金链子，把你从那令人讨厌的布里克斯顿带到王宫里去。”

“那样的话，我恨不得他早些露面。”吉勒姆说。

“我没有抓到他以前，他可以得到完全的宽恕。”

“我一定告诉他。他会很高兴的。”

一大团烟滚过了会议桌。

“彼得老弟，我对你很失望。居然轻信那种挑拨离间的谣言。我付给你的薪水不低，你却背后捅我一刀。我觉得，你这样报答我未免忘恩负义。我不妨告诉你，我养你还遭到我一些顾问反对呢。”

阿勒莱恩现在有了一种新的习惯性动作，吉勒姆从爱好虚荣的中年人身上常常可以发现，那就是捏住一块下巴上的肉，用拇指和食指按摩着，想让它变得小一些。

“把塔尔目前的情况再告诉我们一些，”阿勒莱恩说，“把他的感情状况告诉我们。他有个女儿，是不是？一个叫丹妮的小女孩。他提起她没有？”

“他常常提起她。”

“把她的事情告诉我们一些。”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很喜欢她。”

“喜欢得入迷？”他突然生气，声音高了起来，“你耸肩膀干吗？你干吗朝我那样耸肩膀？我现在是在跟你谈你自己组里一个叛逃的混蛋，我控告你背着我跟他玩捉迷藏，你不知道后果有多么严重，却在那里朝我耸肩膀。彼得·吉勒姆，有一条法律禁止与敌方情报员勾结。你也许不知道。我真想狠狠地治你的罪！”

“我最近根本没看到他，”吉勒姆怒气也上来了，这可救了他，“玩捉迷藏的不是我，而是你。别跟我来这一套。”

他一边说，一边感觉到会议桌周围情绪都缓和下来了，好像大家都有点儿感到厌倦，好像大家都觉得阿勒莱恩乱开一阵枪，漫无目标，把子弹都用完了，斯科尔德诺在玩着一块小象牙，那是他带在身边的吉祥符。布兰德又在阅读文件了，比尔·海顿喝一口咖啡，觉得很难喝，向莫·德拉瓦做了个苦脸，放下了杯子。托比·伊斯特哈斯手托着下巴，抬起了眉毛，呆看着维多利亚式壁炉里的红色玻璃纸。只有那两个俄国人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就像一对不愿相信打猎已经结束的猎狗一样。

“那么说，他以前常常同你说起丹妮？他告诉你他爱她？”阿勒莱恩说，又回去看他面前的文件，“丹妮的母亲是谁？”

“一个欧亚混血儿。”

现在海顿开腔了：“一看就知道是亚洲血统呢，还是可以冒充比较纯种的白人？”

“塔尔认为她看上去像个十足的欧洲人。他认为他的孩子也是那样。”

阿勒莱恩大声念：“十二岁，金黄色的长发，眼睛褐色，个子苗条。丹妮是不是这样？”

长时间沉默，甚至海顿也无意打破这沉默。

“因此，如果我告诉你，”阿勒莱恩继续说，用字十分小心，“如果我告诉你，丹妮和她母亲原定要在三天之前从新加坡搭直航飞机到伦敦机场，那么我想你大概也会和我们一样感到奇怪的。”

“是的，我也会感到奇怪的。”

“你出了这间屋子以后，你也要闭上你的嘴巴。除了你十二个最要好的朋友，一个人也不可以透露！”

不远的地方传来菲尔·波特奥斯的咕噜声：“彼得，这个情报来源非常机密。你听来也许像是普通的消息，但并不是这样。这是超机密。”

“那么好吧，我也会把嘴巴封得超紧。”吉勒姆向波特奥斯说。波特奥斯红了脸，比尔·海顿则又露出了小学生的笑容。

阿勒莱恩接着又说：“那么你对这情报有什么看法？说吧，彼得。”——他又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吧，你是他的上司、他的向导、他的老师、他的朋友，你的心理学到哪里去啦？塔尔为什么来英国？”

“你刚才说的可不是这个。你刚才说塔尔的女人和她的女儿丹妮原定在三天前到伦敦。也许她是来找亲戚。也许她另外找到了男人。我怎么知道？”

“别傻了，你难道没有想到，小丹妮到了哪里，塔尔本人就会马上跟着到哪里？如果他现在还没有到这里——我认为他早已到这里了，一般都是人先到，老婆小孩等的包袱后到。莫·德拉瓦，请原谅我又失言了。”

吉勒姆第二次放手发了一通脾气。“至今为止，我没有想到。至今为止，塔尔是个叛逃分子。这是七个月以前管理组的判决。是不是，菲尔？塔尔现在莫斯科，凡是他所知道的东西，都要假定已经完全泄密了。是不是，菲尔？当初决定布里克斯顿要偃旗息鼓，把我们一部分工作移交给伦敦站，另外一部分移交给托比的点路灯组，所依据的也是这个理由。塔尔现在想干什么？再投到我们这边来？”

“说再投过来，这话还算是客气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阿勒莱恩反唇道，一边又低头看他面前的文件，“听我说。不仅要听好，还要记牢。因为我一点也没有疑问，你们这伙人都一样，你的记忆像个筛子，你们这些当小头头的都是这样。丹妮和她的母亲用假英国护照旅行，名字改作普尔。这护照是俄国伪造的，第三份给了塔尔本人，有名的普尔先生。塔尔已到了英国，但是我们不知他在哪里。他比丹妮母女先来，走另外一条路线，我们调查结果认为很可能走的是偷渡路线。他叫他老婆——也许是姘头，不管是什么，”——他说话的口气仿佛老婆、姘头他都没有——“原谅我，莫，在他之后一个星期以后来，但现在看来她们显然没有遵照他的指示。我们昨天才得到这个情报，因此我们还有许多跑腿的工作要做。塔尔要她们——丹妮和她的母亲——万一他跟她们联系不上，就去投奔一个叫彼得·吉勒姆的人。我想这就是你吧。”

“要是她们原定三天以前到，那么发生了什么意外了？”

“耽误了。错过了班机。改变了计划。把飞机票丢了。我怎么知道？”

“要不然就是情报错了。”吉勒姆提示道。

“情报没有错。”阿勒莱恩不客气地反驳。

愤恨，迷惑。吉勒姆死抱住这两条。“那么好吧。俄国人已经使塔尔转向了。他们把他的家眷送来——天晓得为什么，我还以为他们已经把她们留下来当人质呢——而且他们把他也送过来了。那有什么好紧张的？他说的话，我们连一句也不信，他有什么用？”

这一次，他很高兴地发现，他的听众都在盯着阿勒莱恩瞧。吉勒姆觉得阿勒莱恩仿佛左右为难，究竟要对这句话作个令人满意的答复而泄漏了机密呢，还是让自己出丑。

“别管什么用处！把池水搅浑，在井里放毒，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捣什么乱谁知道？”吉勒姆心里想，他的文件里大概也是这么写的。上面尽是一个接一个的隐喻。“但是这一点你得记住。彼得老弟，你一看见，或在你一看见之前，你一听见他、或者他的女人、或者他的小女儿的消息，你就得马上来找我们这些大哥。在场的随便哪个都可以。别的王八蛋可不行。这条指示你弄清楚了没有？因为这里关系太错综复杂了，或者你根本猜不到有多么复杂，也没有权利知道……”

这场谈话这时突然变成了用动作来进行的谈话了。布兰德把手插进裤子口袋里，慢吞吞地走到屋子那头的门上靠着。阿勒莱恩又点燃了烟斗，手臂慢慢摇晃着把火柴挥灭，一边透过烟雾看着吉勒姆。“彼得，这几天你在追求谁？这个幸运的女人是谁？”波特奥斯从桌上递过一张纸来要吉勒姆签名。“请你签字，彼得。”保罗·斯科尔德诺在俄国人耳边轻声说着什么。伊斯特哈斯向门外的老妈妈们发出了不讨人喜欢的命令。只有莫·德拉瓦褐色的谦卑眼光仍盯住吉勒姆看。

“你先看一遍。”波特奥斯油滑地说。

吉勒姆已经看了一半了：“兹证明我今天已获知巫术第三〇八号报告的内容，来源为巫师。”这是第一段。“我保证不将此一报告任何内容泄漏给部门其他人员，也不泄露有巫师来源的存在。我并保证一遇有和他的资料相关的任何情况立即报告。”

门仍开着，在吉勒姆签字的时候，伦敦站二楼的人物列队进来，前面是端着三明治盘子的老妈妈们：狄安娜·道尔芬、脸上紧绷得快要爆了的劳德·斯屈克兰、情资分发组的女职员，还有一个叫哈加德的一脸不高兴的老特务，他是班恩·瑟鲁克斯顿的上级。吉勒姆慢慢走出去，心里清点着人头，因为他知道史迈利肯定想知道究竟有谁在场。到门口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海顿也跟着出来了，他似乎觉得剩下来没有什么好戏可瞧了。

“真是愚蠢的一伙。”比尔说，笼统地指了一指那些老妈妈们。“潘西一天比一天令人难以忍受了。”

“看来他的确是那样。”吉勒姆轻快地说。

“史迈利近来好吗？常去看他吗？你以前是他的好朋友，是不是？”

吉勒姆的天地原来一直是稳步转动的，这时突然掉了下去。“哪里，”他说，“他是不许跟我们来往的。”

“我才不信你把这些胡说八道放在心上呢。”比尔反驳道。他们已走到了楼梯口。海顿先下去。

“你呢？”吉勒姆在后面大声说，“你常去见他吗？”

“安恩离开他了，”比尔说，没有理会他的问题，“跟一个水手或是侍者什么的走了。”他的办公室大门洞开，办公桌上堆满了秘密文件。“是不是？”

“我不知道，”吉勒姆说，“可怜的老乔治。”

“喝杯咖啡吗？”

“谢谢你，不过我想该回去了。”

“跟塔尔老弟喝茶去？”

“是啊。到福特纳。再见。”

在档案室里，阿尔温吃过午饭回来了。“袋已经送走了，先生，”他高兴地说，“这时候已到布里克斯顿了。”

“哦，该死的，”吉勒姆发了最后一顿脾气，“里面有我要的东西。”

他忽然很难过地想道：这件事是那么简单明白，怎么这么晚才想到，他只有后悔的份儿。桑德是卡米拉的丈夫。她在过着双重生活。现在他可睁开了眼睛，看清了全部的骗局。他的朋友、他的爱人，甚至圆场本身，都汇合在一起，成了一连串的阴谋。这时他想起了孟德尔的一句话，那是两天以前的一个晚上，他们在郊区一家小酒店里喝啤酒时对他说的：“别不高兴，彼得。耶稣只有十二个门徒，你知道，可是其中就有一个是叛徒。”

塔尔，他心里想。那个婊子养的里基·塔尔。

22

这个卧室是阁楼上一间长条形的房间，天花板很低，原来是女仆的房间。吉勒姆站在门边，塔尔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脑袋靠着斜屋顶，手撇在两边，手指张开。他的头上有个天窗，从吉勒姆站着的地方，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萨福克深褐色田野，天空上衬着一长列黑色的树梢。褐色的墙纸上有很大的红花。黑色栎木桁梁上吊着一盏灯，照亮了他们两个人的脸，成了奇怪的几何图形，不论是谁移动，不管是床上的塔尔，还是板凳上的史迈利，灯光都像是跟着他们移动了一下才停下来。

吉勒姆要是可以为所欲为，他就会对塔尔不客气，他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脾气已到了要爆发的程度，开车来的时候，车速接近九十英里，史迈利厉声叫他放慢一些。要是他可以为所欲为，他就会把塔尔狠揍一顿，如果必要的话，叫法恩来帮忙。他一边开车，一边眼前就清楚地展开了这样一个景象：他一推开塔尔——不管他住在什么地方——的房门，就没头没脑地狠揍起他来，把卡米拉和她的前夫、那个杰出的笛子博士给他受的气都出在上面。大概是因为一起出这一次远门，史迈利透过心灵感应也收到了这幅图像，因为他虽然没有说几句话，但句句是为了要叫吉勒姆冷静下来。“彼得，塔尔没有向我们说谎。一句谎话也抓不到。他做的只不过是全世界特务都做的事：那就是没有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们。另一方面，他也相当聪明。”他不但不像吉勒姆那样感到迷惑不解，反而奇怪地很有自信，甚至自满，因为他说了一句斯蒂德·阿斯普莱关于背叛艺术的名言。有点像是不要寻求十全十美，而是要寻找有利条件之类的，这又使吉勒姆想起了卡米拉。“由于卡拉的帮助，我们终于进到内层的圈子里了。”史迈利道。吉勒姆则说了一句在查令十字街车站换车的笨笑话。接着史迈利就只满足于指挥方向和注意后视镜了。

他们是在水晶宫碰头的，在孟德尔驾驶的一辆卡车上碰面。他们开进巴恩斯布莱一家车行，它位于一条小石块铺路的小巷尽头，有不少孩子在玩耍。一个德国老头和他儿子欢迎他们，没有等他们从车上下来，就把车上的牌照卸下，一边把他们带到一辆油漆一新的沃克斯豪尔牌汽车那里，那辆车子已备好了，随时可以由后门开出去。孟德尔留下未走，还带着吉勒姆从布里克斯顿带来的作证计划档案。史迈利说：“找A12号公路。”路上车辆不多，但是不到科尔契斯特，他们就遇到了一些卡车，吉勒姆忽然失去了耐心。史迈利得厉声叫他放慢一些。有一次他们遇到一个老头子在快车道上开二十英里的速度。他们在内侧超车时，他忽然向他们乱冲过来，不知是喝醉了，还是病了，还是只不过是吓昏了。有一次他们开进一道浓雾，它好像是从头顶上掉下来似的。吉勒姆开出来后，又不敢随意踩刹车，因为马路上有融雪结冰。过了科尔契斯特以后，他们改走小道。路标上的名字是小霍克斯莱、华明福特、布尔格林，接着就没有路标了，吉勒姆有了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

“向左转，到了那幢小屋再向左转。能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不过不要停在大门外。”

他们开到了一个小村庄，不过没有灯光，也没有人，没有月亮。他们停下来时，一阵寒气袭来。吉勒姆一下子闻到了板球场、焦木、圣诞节的味道。他想他从来没有到过这么安静、这么寒冷、这么偏僻的地方。他们前面出现了教堂的尖顶，一边是白色的篱笆，在斜坡上大概是教士的住宅，房子不高，显得凌乱，一半是茅草顶，他可以看清楚山墙与天空交界的地方。法恩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停车的时候他走了过来，不声不响地爬进了后座。

“里基今天好多了，先生。”他报告说。看样子他这些天向史迈利做了不少报告。他是个稳健的人，说话轻声，很愿意讨好别人，但是布里克斯顿的一帮人似乎都怕他。吉勒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那么紧张了，可以说比较放心了。今天早晨赌了足球赛，他可真喜欢赌足球。今天下午我们给爱尔莎小姐捡柴火，她可以送到市场上去卖。晚上我们玩了一会儿牌，很早就上床了。”

“他单独出去过吗？”史迈利问。

“没有，先生。”

“他打过电话没有？”

“没有，先生，至少我在的时候没有，至于爱尔莎小姐在的时候有没有，我就不清楚了。”

他们的呼吸使汽车玻璃窗上蒙上一层雾气，但是史迈利不愿发动引擎，因此没法开暖气，也没法开除雾器。

“他说起过他的女儿丹妮吗？”

“上周末他说了好几次。现在似乎对她们淡忘一些了。我想他大概怕动感情，不去想她们了。”

“他没有说起要再见她们吗？”

“没有，先生。”

“没有说起将来没事之后见面的安排吗？”

“没有，先生。”

“也没有说起把她们接到英国来？”

“没有，先生。”

“也没有说起替她们弄证件？”

“没有，先生。”

吉勒姆不耐烦地插进来问：“那么他到底说些什么？”

“那个俄国女人，先生。叫伊琳娜的。他喜欢在没事的时候读她的日记。他说把地鼠逮住以后，他就要中心让地鼠与伊琳娜交换。然后他要为她找个好房子，先生，就像爱尔莎小姐的房子一样，不过要在苏格兰，那地方更好一些。他说，他也要帮我。要帮我在圆场弄个好差使。他一直鼓励我学一种外语，这样更有前途一些。”

根据从他们身后传来的平板语调，无法知道法恩究竟有没有接受他的劝告。

“他现在在哪里？”

“睡觉了，先生。”

“轻轻地关门。”

爱尔莎·布里姆莱在前廊等他们。她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太太，头发灰白，有一张坚决、聪明的脸。据史迈利说，她是圆场的老人，战时兰斯伯利勋爵手下的译码员，现已退休，但仍精神矍铄。她穿着一套合身的褐色衣裙，握住吉勒姆的手说“您好”，闩上门以后，他再回头时她已不在了。史迈利带他们上了楼。法恩留在楼梯拐弯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

史迈利敲塔尔的门说：“是史迈利。我要跟你说句话。”

塔尔很快就开了门。他一定是听到他们来了，就在门后等着。他用左手开门，右手握枪，他从史迈利身后望过去，看一看走道里有没有别人。

“就只有吉勒姆。”史迈利说。

“我就是这么说，”塔尔说，“婴儿也能咬人的。”

他们进了屋子。他穿着长裤和马来人身上穿的廉价布衣。地上撒了一地拼字卡片，屋子里有咖喱味道，那是他在煤气炉上自己煮的。

“很抱歉又得来打扰你。”史迈利说，神色之中好像真的很抱歉，“但是我一定要请你说清楚，你到香港去的时候，带了两份预备逃跑用的瑞士护照，你究竟是怎么处理的？”

“为什么？”塔尔过了一阵之后终于开口。

蜡黄的脸色已消失了，而是久蹲监牢的那种苍白，他的体重也减轻了。他坐在床边，手枪放在身边的枕头上，他的眼光紧张地盯着他们两人，一个挨着一个，谁也不信。

史迈利说：“听着。我相信你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改变。我们知道了以后，就不再来打扰你，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有关你的前途。”

吉勒姆一边瞧着一边心里想，这还有关许多别的事情。要是吉勒姆真的了解史迈利，有关的事情还不知有多少呢。

“我跟你说过，我已经把它们烧掉了。我不喜欢那号码。我想这些号码已被破获。你用这些护照，好比在自己脖子上套上一个标签：‘通缉犯里基·塔尔’。”

史迈利下面的问题提出来的速度奇慢。在这万籁无声的深夜里，等着他慢慢提问题，即使在吉勒姆听来，也是很难熬的。

“你用什么烧的？”

“这有什么关系？”

但是史迈利似乎并不想为自己的问题提出理由，他只是让沉默来解释一切，而且他也许深信这样可以办到。吉勒姆曾经见过这样的盘问：别有深意的问题掩盖在老套的外衣下，在听到回答以后慢慢地记下来，这样拖延时间使得对象的脑海里由于询问者的一个问题而引起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想坚持原来供词的决心就越来越削弱了。

“你用普尔的名字买那份英国护照的时候，”史迈利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又问，“你有没有从同一来源买别的护照？”

“我为什么要买别的护照？”

但是史迈利不想提供理由。

“我为什么要买？”塔尔又说一遍，“我又不是收集护照的人，我只想离开那里。”

“还要保护你的孩子，”史迈利提示道，脸上露出同情的笑容，“而且如果办得到的话，也要保护孩子的母亲。我想对于这一点，你一定考虑过很多，”他用一种讨好的口气说，“毕竟，你不能把她们丢在那里任由那喜欢打听的法国人摆布呀，是不是？”

史迈利在等他答复时，好像在读那拼字卡片，横着读，竖着读。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都是随便拼成的字。有一个还拼错了，吉勒姆注意到书信一词最后两个字母拼到前面去了。吉勒姆心里想，他在那个小旅馆里干什么？跟一些酱料瓶和推销员住在一起，他的心里在追踪些什么线索？

“好吧，”塔尔不高兴地说，“就算我替丹妮和她的母亲弄到了护照。普尔太太，丹妮·普尔小姐。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高兴得大叫大喊？”

又是一片沉默，比提问还厉害。

“那么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史迈利问道，口气像是个做父亲的感到失望的口气。“我们又不是什么妖魔鬼怪。我们并不想加害她们。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早告诉我们，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帮她们忙。”说完又去看那卡片去了。塔尔大概用了两三盒这样的卡片，在椰子壳纤维织成的地席上铺了一地。“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又问，“照顾自己的亲人又不是犯法的事。”

吉勒姆心里想，他们可不会让你照顾自己的亲人呢，他这时心里想的是卡米拉。

为了帮助塔尔答复，史迈利提出了各种的提示：“是因为买护照用的是你的出差费？你没有告诉我们是不是由于这个缘故？说实在的，这里谁也不愁钱。你替我们送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我们为什么要斤斤计较两千英镑？”时间又滴答过去，没有人加以利用。

“还是因为，”史迈利提示道，“你感到惭愧？”

吉勒姆竖起了耳朵，忘掉了自己的问题。

“感到惭愧也是有道理的，毕竟，把被识破了的护照留给丹妮和她母亲，那个法国人到处在打听普尔先生，让她们去受他的摆布，这可太不妙了，是不是？而你自己呢，却一路受到优待。为了要封住你的嘴，”史迈利同意道，好像这个理由是塔尔提出来的，不是他提出来的，“或者是为了要收买你为他们效劳，卡拉是会不择手段的，一想到这一点，就叫人心里一凉。”

塔尔脸上的汗珠突然多得不像是汗珠，而是满脸的泪珠，使人不忍卒睹。拼字卡片不再吸引史迈利的兴趣了，他的眼光落在另一个东西上。那是一个玩具，是用火钳一样的两根铁条做的。玩的时候把一个铁球放在上面滚。从滚得越远的下面一个洞里掉下去，得分就越多。

“我想，你没有告诉我们的另一个理由，也可能是因为你把它们烧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把英国护照烧了，而不是把瑞士护照烧了。”

别忙，乔治。吉勒姆心里想，轻轻地走近一步，插在他们两人中间。别着急。

“你知道普尔已被识破了，所以你把为丹妮母女俩买来的普尔的护照烧了，但是你保留了自己的护照，因为你没有别的办法。然后你用普尔的名字为她们俩买飞机票，为的是让大家相信你不知道普尔的护照已没有用了。所谓大家，我是指卡拉的爪牙。你以为不会有人注意到号码，就改窜了瑞士护照，一份给丹妮，一份给她母亲，然后你作了不同的安排，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安排早在你打算用普尔的护照之前就想好了。那是什么呢？比如留在东方，但换个地方，比如雅加达，你有朋友的地方。”

即使站在吉勒姆现在站的地方，他也太迟了。塔尔的手掐住了史迈利的脖子，把椅子打翻在地，塔尔一起翻了下去。吉勒姆从人堆中找到了塔尔的右臂，拧到他背后来，几乎要把它折断了。法恩不知从哪里出现，从枕头上拿起手枪，朝塔尔过去，好像是要帮他一手似的。这时史迈利整了整衣服，塔尔又回到床上，用手帕拭着嘴角。

史迈利说：“我不知道她们在哪里。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加害她们。你相信吧？”

塔尔盯着他看，等着。他的眼睛露出怒火，但是等到落在史迈利身上时，却是一种安详的眼光，吉勒姆猜想这大概是因为他得到了心中一直在想望的保证。

“你还是留神你自己的混账女人吧，别管我的。”塔尔轻声说，他的手抿着嘴巴。吉勒姆惊呼一声，跳了上去，但是史迈利拦住了他。

“只要你不跟她们联络，”史迈利继续说，“我不知道最好。除非你有什么事情要我替她们办。钱啰，保护啰，或者别的事情啰？”

塔尔摇摇头。他的嘴角流着血，很多的血，这时吉勒姆才明白法恩一定狠狠揍了他，但是他弄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揍他的。

“不会太久，”史迈利说，“可能一个星期。如果我能办得到，还可能更短一些。别去多想她们了。”

他们走的时候，塔尔又在微笑了，因此吉勒姆想，他们这次来看他，还有他对史迈利的侮辱，脸上吃的一拳，都对他有好处。

“他的那些足球赛赌票，”他们上车的时候，史迈利安详地问法恩，“你没有替他寄到什么地方去吧？”

“没有，先生。”

“那么好，但愿他没有赢。”史迈利用极不常见的轻快口气说，大家都笑了。

精疲力竭、负担过重的脑子里，常常出现很奇怪的记忆。吉勒姆开着车，他的心一半用在公路上，一半仍可怜地在反复怀疑着卡米拉，今天和其他日子里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印象，不断地闪现在他的记忆之中。那些日子有在摩洛哥令人胆战心惊的日子：他的间谍网一个个被破获，楼梯上一有脚步声他就马上到窗口去检查街上的动静。还有在布里克斯顿闲着无事的日子：眼看着这个可怜的世界在他眼前滑过，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再回到这个世界去。突然，他的眼前出现了那份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的书面报告，那是用蜡纸刻印在一张蓝色的薄纸上的，因为是交换来的，所以来源不详，可能并不可靠。现在这报告上的每一个字都好像有一尺高出现在他面前：

据最近从卢比安卡监狱获释的一个人说，莫斯科中心七月间在狱内曾经举行了一次秘密处决。被处决的是里面的三个干部。其中一个是女人。三人都是颈后中枪毙命。

“上面打着‘内部’的戳章。”吉勒姆迟钝地说。他们在一个挂着彩色灯泡的路边酒店旁的一条小巷停了车。“伦敦站的人在上面批了几个字：有谁能认尸吗？”

吉勒姆借着彩色灯泡的光线，看到史迈利的脸厌恶地皱了起来。

“是啊，”他终于同意道，“是啊，那个女人是伊琳娜，是不是？另外两个我想是伊夫洛夫和她的丈夫鲍里斯。”他的口气仍旧不露声色。“可不能让塔尔知道，”他继续说，好像是要打起精神来，“绝不能让他得到什么风声。要是他知道伊琳娜已经死掉了，谁知道他会干什么，或者不愿干什么。”他们两人谁都没有动。也许原因不同，不过这时谁都没有力气动，也许没有心思动。

“我该去打电话。”史迈利说，不过他并没有起身。

“乔治？”

“我有个电话要去打，”史迈利喃喃地说，“拉康。”

“那么去打吧。”

吉勒姆从他身上伸过手去，替他开了车门。史迈利爬了出去，在柏油路上走了一段，又似乎改变了主意回来了。

“一起来吃一点东西吧，”他在车窗旁说，仍旧有些担心的样子，“我想托比的人总不至于盯着我们到这里来吧？”

这原来是一家餐馆，现在成了一家路边酒店，装饰仍很华丽。菜单用红皮封面订起来，满是油渍。送菜单来的侍者好像还没睡醒。

“我听说红酒烩鸡不错的。”史迈利从屋角电话间里出来，回到座位上以后，开句玩笑说。接着他用很轻的声音说：“告诉我，关于卡拉，你知道些什么？”这话在屋子里没有引起回响。

“我所知道的不多，并不比我知道巫术、巫师来源和我为波特奥斯签字的那张纸上的东西多。”

“事实上，这是个很好的回答。你是想责怪我，但结果却是，这个类比很恰当。”侍者又来了，拿着一瓶勃艮第酒，像捏着一根棍子一样。“让酒醒一下。”

侍者看着史迈利，好像他疯了一样。

“打开瓶盖，放在桌上。”吉勒姆干脆道。

史迈利后来说的还不是全部情况，吉勒姆注意到了一些脱节的地方，但是足够让他提起精神来，使他不再意气消沉了。

23

“指挥情报员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弄成一个传奇人物。”史迈利开始道，说话的口气好像是在训练所给新招的学员上课。“他们这样做，第一个目的是要使手下的情报员钦佩他们。而后他们会想在同事身上也这样做，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结果没有不出洋相的。有少数的人甚至要在自己的身上也这样试一下。这些人都是卖狗皮膏药的，得马上除掉，没有别的办法。”

但是传奇人物还是有，卡拉就是其中之一。甚至他的年龄也是一个谜。很可能卡拉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一生之中有好几十年情况不明，也许永远搞不清楚了，因为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往往不是死了，就是缄口不言。

“有人说他的父亲曾经在沙皇的特务机关待过，后来转到了苏联秘密警察委员会。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必可靠，但也有可能。还有人说，他曾在东方对抗日本占领军的装甲列车上当过厨师助手。据说他是从伯格那里学到他的本领的，甚至是他的得意弟子，这等于是说由……随便说哪个伟大的作曲家，教他音乐。就我所知，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一九三六年在西班牙的时候，因为至少这是有档案可查的。他在佛朗哥一方伪装成一个白俄新闻记者，收罗了一批德国情报员。这件工作非常复杂，由一个年轻人来担任更是突出。接着他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担任科涅夫手下的谍报官，在苏联反攻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出现。他的任务是指挥敌后游击队。他发现他的无线电报务员转了向，向敌人发送军情。他又把他转了过来，从此以后就搞起无线电来，从四面八方收情报。”

史迈利说，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在耶尔尼亚，由于卡拉的捉弄，德军向自己的前线开炮。

“在这两次露面之间，”他继续说，“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一年之间，卡拉来过英国，我们估计他来了六个月。但是即使到今天我们仍不知道——那是说我本人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名字或什么掩护。这并不是说杰拉德不知道。不过杰拉德不会告诉我们的，至少不会有意告诉我们的。”

史迈利以前从来没有和吉勒姆这样谈过话。他是不喜欢跟人家说心里话或者讲长篇大论的。吉勒姆知道他尽管很爱面子，却是个羞怯的人，不擅交际。

“一九四八年左右，在为国效劳了大半生以后，卡拉坐了一段时期的监牢，后来又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不是因为他本人有问题。他所属的红军那个谍报单位正好遭到整肃，不再存在。”

史迈利继续说，后来，在斯大林死后他复了职，便去了美国。这一点所以敢肯定，是因为在一九五五年夏天，他刚从加州飞到德里，印度当局就以移民手续不周的含糊其辞的罪名逮捕他。圆场后来传说他与英国和美国的大叛国案有关。

史迈利了解到的情况却更可靠：“卡拉又失宠了。莫斯科要他的命，我们当时认为也许能够说服他倒戈过来。因此我坐飞机去德里。想跟他谈一谈。”

那个满面倦怠的侍者俯身过来问他们吃得满意不满意，故事就中断了一会儿。史迈利极其客气地向他保证，一切都很好。

“我与卡拉会面的经过，”他继续说，“是时势促成的。五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中心处于瓦解状态。高级人员整批整批地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整肃，下级人员惶惶不可终日。第一个结果就是驻外人员大批叛逃。新加坡、内罗毕、斯德哥尔摩、堪培拉、华盛顿，到处都有，我也记不清哪些地方了，我们不断地从常驻站收到这样的人员，不是什么大鱼，不过是跑腿的、司机、密码员、打字员。我们得有所表示——我想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行业的通货膨胀是它自己造成的——我不久就成了个跑外务的推销员，今天飞到一个国家的首都，明天飞到一个边境小岗哨，有次甚至飞到海上的一艘船上，收纳叛逃的俄国人。选种、排队、谈判条件、听取汇报，最后加以处理。”

吉勒姆一直看着他，但即使在刺眼的霓虹灯光下，史迈利的表情除了略带焦虑的专注外，仍声色不露。

“对于那些可信的人，我们拟出了三种合约。如果对方能够接触的机密不多，我们就把他跟别国交换，然后就置于脑后了。当做存货买下来的，你会这么说，就像剥头皮组今天所做的那样。或者把人派回到俄国去——那是假定此人的叛逃还没有被察觉。或者，要是他的运气好，我们要了他，把他所知道的情况都弄清楚了，让他在西方定居。一般都由伦敦作决定，不是我。但是记住这一点，那个时候卡拉，他又自称格茨曼，不过是一个策反者而已。我刚才是倒叙他的经历。我不想对你扭扭捏捏，但是你现在得记住这一点，不管我们之间谈过了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没有谈到什么，我到德里去时所知道的不过是——或者圆场里的人所知道的不过是——有个自称格茨曼的人，已为莫斯科中心的秘密谍报网头子鲁德涅夫和加州在中心指挥下的一个组织建立了无线电的联系，那个组织过去由于缺乏通讯工具一直闲置着。所知道的就是这一些。格茨曼越过加拿大边境偷运一台发报机进来，在旧金山潜伏了三个星期，训练新的收发人员。这不过是个假定，不过有一大堆试发的电报可以作为证据。”

史迈利解释，莫斯科和加州之间的试报用的是普通密码：“后来有一天莫斯科发来一个直接的命令——”

“仍用普通密码？”

“正是这样。问题正是在这里。由于鲁德涅夫的密码员一时失察，我们抢先了一步，破译了他们的密码，我们就是这样得到情报的。命令内容是要格茨曼立即离开旧金山到德里去见塔斯社记者，那人是个物色人才的，他碰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中国人，需要马上有人指导他怎么办。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把他老远从旧金山派到德里，为什么别人不行，非要卡拉不可，那是留待以后再讲的另一个故事。惟一具体的一点是，格茨曼在德里见到了那个塔斯社记者，那个记者给他一张飞机票，叫他直接回莫斯科。不要提出问题。那个命令是鲁德涅夫直接发来的。签的是鲁德涅夫的工作化名。即使用俄国的标准来衡量，这件事也办得很粗糙。”

塔斯社记者马上溜了，把格茨曼扔在人行道上，这使他心中狐疑不定，当时离起飞时间还有二十四小时。

“他站在那里没有多久，印度当局就应我们的要求把他逮捕了，送到德里监狱。我记得我们答应印度人把得到的情报结果分一份给他们。我想条件就是这个，”他说，就像有的人会暂时丧失记忆一样，他突然沉默不语，心不在焉地看着雾气弥漫的屋子那头，“也可能是我们说过，我们用完他以后就把他交给他们。唉，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那没有关系。”吉勒姆说。

“我要说的是，卡拉一辈子中总算有一次被圆场抢在前头。”史迈利又说下去，他喝了一口酒，做了一个苦脸。“他当时不知道，他刚刚在旧金山建立的谍报网，就在他动身前往德里那一天，被破获得一干二净了。原来老总从破译员那里获得情报后，就马上和美国人做了交易，要他们放过格茨曼，交换条件是把鲁德涅夫在加州的谍报网交给他们处理。格茨曼飞到德里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甚至在我到德里监牢向他兜售——就像老总所说的那样——保险单时，他也还不知道。他的选择是很简单的。在当时情况下，毫无疑问的，格茨曼的脑袋已经放在莫斯科的砧板上了。鲁德涅夫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抢在前面告发他把旧金山的谍报网给泄露了。这件事在美国报上轰动一时，莫斯科对这样张扬很不高兴。我带了美国报上刊载的逮捕苏联间谍的照片，甚至还有缴获卡拉进口的收发报机和他在走之前藏起来的信号计划的照片。你知道，事情闹到报上去，我们不管是谁，都是很恼火的。”

对此，吉勒姆是知道的。他不禁想起了他那天晚上交给孟德尔的作证计划档案。

“总之，卡拉成了俗话所说的冷战孤儿。他原来是出国去完成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被破获了，他却无家可归——家里比国外更加险恶。我们没有长期逮捕权，因此要由卡拉自己提出要求我们保护。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这更明白的叛逃理由了。我只要能使他相信旧金山谍报网被破获就行了——从我的公文包中，掏出照片和新闻的剪报来给他瞧——和他稍微说两句鲁德涅夫老兄在莫斯科搞的恶意阴谋，然后把结果打电报给沙拉特那些过度疲劳的审讯员，如果运气好的话，周末就可以回伦敦了。我甚至想去订莎德勒·威尔斯剧院的票。那一年是安恩看芭蕾舞入迷的一年。”

是啊，吉勒姆也听说了，一个二十岁的威尔士太阳神，那一个戏剧季里成就非凡的天才，在伦敦风靡已有好几个月。

史迈利又接下去说：“牢里热得要命。牢房中间有一张小铁桌，用铁环拴在墙上。他们把他双手铐着带了进来，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他这人很瘦小。我要他们松了他的手铐，他们松了以后，他把手放在桌上，看着自己的手慢慢恢复了血色。这一定很痛苦，但是他没有说话。他在那里已有一个星期了，穿的是一件棉布衬衫，红色的。我不知红色是什么意思，大概是囚衣。”他喝了一口酒，又做了一个苦脸，随着回忆的再次浮现，他的苦脸又慢慢消失了。

“他给我的第一眼印象不深。我很难相信在我前面的这个小个子，就是我们从伊琳娜信中所了解到的那个诡计多端的大师。我想这大概也是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遇到过很多次相似的事件，由于长途旅行的劳累，由于——唔，由于家里的事，神经末梢大大地迟钝了。”

吉勒姆自从与他相识以来，这是第一次听到史迈利谈话中最直接承认安恩不贞的话。

“不知什么缘故，这令人很难过。”他的眼睛仍旧张开着，但是眼光凝视在一个内在的世界上。他的眉头和双颊的皮肤好像由于苦苦思索过去的记忆而拉得很平，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瞒过吉勒姆，能够让他不注意这惟一一句承认的话所引起的孤寂感。“我有个理论，不过我认为这个理论有些不道德。”史迈利继续说，不过比刚才轻松一些了。“我们每个人只有一定量的怜悯心。如果见到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猫就滥施怜悯，我们就永远办不成大事。你觉得对不对？”

“卡拉的外貌怎么样？”吉勒姆把他的问题当做是不需答复的，自己另外提了一个问题。

“很慈祥。朴实、慈祥。很像一个神父，在意大利小镇上常常遇到的那种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神父。又瘦又小，满头银发，目光炯炯，一脸皱纹。也像一个校长，不管怎么说都是很坚强，在他自己的经历范围以内，可以说很精明，但仍格局不大。除了他的眼光从我们谈话一开始就直愣愣地盯着我以外，没有给我留下别的初步印象。不过这算不上是谈话，因为他一言不发。他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一声也不吭。而且牢房里热得发臭，我又累得要命。”

史迈利开始吃东西，与其说是有胃口，不如说是为了做样子，他勉强地吃了几口以后，又喃喃自语地说下去：“你不吃，厨子会不高兴的。老实说，我对格茨曼有一点成见。我们大家都有成见，我的成见就是针对搞无线电的。根据我的经验，搞无线电的都很讨厌，搞外勤的都不行，他们过分紧张，要他们真正干一些事情，往往靠不住，非常丢人。在我看来，格茨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我这是寻找借口，因为我对他的侦察工作做得不够，”——他犹豫地说——“不够小心、不够谨慎，现在回顾起来，这是不对的。”他突然坚决起来，“不过，我想我不需要再找什么借口了。”

吉勒姆这时感受到一阵异常的愤怒，那是从史迈利苍白嘴唇上的惨淡笑容传染给他的。“去他妈的。”史迈利喃喃自语。

吉勒姆困惑地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我也记得，当时觉得关了七天监牢似乎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他的皮肤泛出灰白色，身上并未流汗。我却汗流如注。我提出了我的建议，那一年我已经提出过好几十次了。不过他可以放心，不会把他送回俄国去当我们的情报员。‘决定权在你手里。这是你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你如果到西方来，我们在合理范围内会给你过体面舒适的生活。我们希望你与我们的讯问合作，问过了以后，我们就帮助你隐姓埋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给你一笔钱。否则你就回国去，我想他们会把你枪毙，或者送你到集中营。上个月他们把贝科夫、舒尔、穆拉诺夫都送进去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姓名呢？’说了这样的一些话以后，我就往后一靠，坐在那里，抹掉脸上的汗珠，等待他说‘好吧，谢谢你’。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是呆呆地坐在那儿，他的头顶上有一架不会转动的大电扇，使他显得个子更小了，他褐色有笑意的眼睛看着我。双手伸在前面，全是老茧。我记得当时想问问他到底在哪里干过这么多体力劳动。他这么把手伸出来放在桌上，手心朝上，手指有点弯曲，好像仍戴着手铐一样。”

侍者看到史迈利那个姿势以为他要什么东西，便走了过来，史迈利又对他说一切都很好，酒更是特别好，他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买来的，于是那个侍者就带着笑容走开，心里暗暗好笑，把抹布在隔壁桌上拍弹了一下。

“我想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有了一种特别的不安感觉。气温实在叫我受不了。臭气熏天，我记得可以听到自己的汗珠一滴一滴掉在铁桌上的啪嗒声。不仅仅是他的沉默，甚至他身体木然不动，也开始叫我忍受不了。有的叛逃者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肯开口，这个我是知道的。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使一个一向受到保密训练，甚至对最亲密要好的朋友也不吐露秘密的人，开口向敌人吐露秘密。我也想到，监狱当局也许认为，为了对我表示礼貌，在把他带来见我以前要先收拾他一顿。他们叫我放心，他们没有收拾他，但是这谁也说不准。因此我一开始以为他的沉默是由于受到了惊吓。但是他一动也不动，紧张、出神的一动也不动的神情，却是另外一回事。特别是我自己心里心潮起伏，像翻了锅一样：安恩、我自己的心跳、炎热和旅途劳顿所造成的影响……”

“我可以理解。”吉勒姆轻轻地说。

“你可以理解吗？一个人的坐姿是最富有表情的，随便哪个演员都会告诉你。每个人的坐姿视各人的心情而异。有的人摊手摊脚，像拳击手在休息，有的人坐立不安，有的人侧着一半屁股，有的人一会儿跷腿，一会儿又放下腿，失去了耐心，失去了韧性。但是格茨曼却一点也没有这样。他的姿势是永远不变的，小小的身躯像海岬上的岩石一样，他可以整天那样坐着，岿然不动。而我——”史迈利尴尬地、难为情地笑了一声，又喝一口酒，不过这酒并不比刚才好喝些。“而我却希望手头有什么东西放在我前面，文件、书、报告，什么都行。我觉得我是个安定不下来的人：忙忙碌碌、心神不定。至少我当时是那样想的。我觉得我缺少泰然自若的气度，也可以说缺少哲学家的气度。我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压力是那么重，我到现在才明白。可是在那臭气熏天的牢房里，我真的感到委屈。我觉得这场冷战的全部重担都落到我的肩膀上来了。当然，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不过是疲劳过度，感到不大舒服而已。”他又喝一口酒。

“我告诉你，”他坚持说，又对自己生起气来，“没有人有义务为我做的事道歉。”

“你做了什么啦？”吉勒姆笑一声道。

“反正不管怎么样，出现了冷场，”史迈利接着说下去，不理这个问题，“很难说是格茨曼造成的，因为他反正什么都没有说；那么，也不是我造成的。我已经说了我该说的话，我给他看了照片，不过他没反应——也许应该说，他似乎是愿意相信我说的旧金山谍报网已遭破获了。接着我又把这一点那一点重复说了一遍，每次略有不同，最后我把话说完了。坐在那里像一头猪似的汗水直流。随便哪个笨蛋都知道，如果发生了那样的事，你应该马上站起来就走人，嘴上说些‘愿不愿意接受，悉听尊便。明天早上再见’等等这类的话，或者‘你现在下去吧，给你一小时的考虑时间’。”

“结果却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竟说起安恩来了。”他没有让吉勒姆有时间轻声惊叹一声就接着说下去。“哦，可不是我的安恩，没有那么直说。是他的安恩。我猜想他也有一个的。毫无疑问，我一定是糊里糊涂地，心里暗问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人想的是什么呢？我如果处在这种情况，想的是什么呢？我的心里出现了一个主观的答案：他的女人。这叫以己度人还是设身处地？我不喜欢这种说法，不过我想其中有一个是适用的。我把自己的处境与他交换了一下，关键的一点就在这里。我现在才明白，我当时等于是开始对我自己进行讯问，他根本没有开腔，你能想像得到吗？不错，我当时采取这个办法，是有一些外在迹象作为依据的。他看上去像个有家室的人，他看上去像个有妻子的人，他看上去不像一辈子过光棍生活的。还有他的护照，上面写着：格茨曼，已婚。我们干这一行的都有这个习惯，就是至少在这些方面把我们的掩护身份说得和实际情况近乎一致。”他又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我以前常常是那样想的。我甚至向老总提出，应该认真重视对手的掩护身份。一个人的身份越多，这些身份所要掩盖的人物的真正身份就暴露得越多。五十岁的人把年龄减去五岁，已婚的自称未婚，没有子女的说自己有两个小孩……或者是，讯问者把自己设身处地摆在不肯开口的人的地位。很少人在编造故事的时候能够压抑表达自己爱好的冲动。”

他又岔开了，吉勒姆耐心地等他言归正传。史迈利固然可能一心在想卡拉，吉勒姆一心想的可是史迈利。当时不论史迈利到哪里去，他都会跟着他去，寸步不离，留在他的身边，听他把故事讲完。

“我也从美国人的观察报告中知道格茨曼烟不离手，抽的是骆驼牌。我叫人去买几包来——美国人是说‘包’吧？——我还记得把钱给狱警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你瞧，我有这样的印象，格茨曼认为我把钱交给那个印度人是有象征性的。那时我身上系了一条贴身钱带。我得摸半天才能从一叠钞票中数出一张来。格茨曼的眼光使我感到是个第五流的帝国主义压迫者。”他微笑了一下，“我当然不是。也许比尔是。还有潘西。可我不是。”他把侍者叫来，目的是把他打发掉：“可以给我们一些水吗？一壶水，两个杯子？谢谢你。”他又把故事说下去。“这样，我就问起他关于格茨曼太太的事来。”

“我问他：她在哪里？这个问题我真希望在安恩那里有答案。他没有回答，但眼光毫不动摇。他两旁都站着一个狱警，和他相比，他们的眼睛颜色淡多了，我说，她一定另有新欢了，因为没有别的路。他没有朋友可以照顾她吗？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什么办法与她秘密联系？我向他说明，他回莫斯科对她没有什么好处。我听着自己说下去，无法停住。也许我并不想停住。我真的想与安恩分手，我觉得时候已经到了。我告诉他，回去是徒劳无益的，对他妻子没有实际好处，不管对什么人都是如此，而且甚至相反。她会受到大家的排斥，最多他们只会让他在枪毙以前见她一眼。另一方面，如果他投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可能用人与她交换，你知道我们那时存货很多，有些准备交换回俄国，至于为什么把这些存货都用在这个目的上，我也不明白。我对他说，她一定想知道他一切都好，在西方很安全，而且自己也很有可能与他团聚，她不愿意被枪毙，或者送到西伯利亚去饿死。我真的在她身上大做文章，因为他的眼光鼓励我。我十分有把握，认为自己已经打动了他，找到他盔甲上的漏洞。但是事实上当然是我让他看到了我自己盔甲上的漏洞。我提到西伯利亚的时候，碰到了他的痛处。这一点我是可以感觉出来的，好像我自己咽喉塞住了一样，我可以感到格茨曼一阵作呕，哆嗦了一下。当然，我碰到了他的痛处，”史迈利苦笑道，“因为他不久以前还在那里关过。最后，狱警把香烟买来了，一大堆香烟，砰地扔在铁桌子上。我把找回来的钱数清以后，赏了他小费，这样做时又看到了格茨曼眼光里的神情。我觉得我看到了他嘲笑的神情，但是说实话，我无法弄清楚。我注意到那狱警不要我的小费，他大概不喜欢英国人。我打开一包，给格茨曼一根烟。我说：‘抽吧，你是烟瘾很大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你最喜欢抽的牌子。’我的声音有些不自然，很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格茨曼却站了起来，有礼貌地向狱警表示他要回到他的牢房里去。”

史迈利慢条斯理地把吃剩一半的盘子推到一边去，上面的油脂已经凝成一片像是合乎时令的白霜。

“他临走的时候又改变了主意，从桌上拿起了一包香烟和打火机，那是我的打火机，是安恩送我的礼物。‘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我在平常的情况下是绝不会让他拿走的，但这不是平常的情况。我甚至想让他拿走她的打火机，这是完全适当的，我认为这是我们之间联系的象征。他把打火机和香烟放到红衬衫的口袋里，便伸出手让他们戴上手铐。我说：‘你想抽的话，现在就抽一根吧。’我吩咐狱警：‘请你替他点一根烟。’但是他一动不动。我又补充一句：‘除非我们谈妥了，否则就送你上飞机，明天去莫斯科。’他很可能没有听到我的话。我看着狱警把他带出去，然后回到我的旅馆，有人开车把我送去的，我至今也说不出是谁。我不再有什么知觉。我感到又糊涂又难受，这连我自己也不敢承认。我马马虎虎地吃了晚饭，喝多了酒，发了高烧。我躺在床上，全身出汗，梦到了格茨曼。我真想要他留下来。我尽管头重脚轻，却真的想办法留住他，替他重新安排生活，只要办得到，便使他们夫妇俩团圆，过美满的日子。使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永远脱离战争。我拼命地不要他回去。”他抬头看一眼，带着一种自嘲的表情。“彼得，我说的其实是，那天晚上退出战斗的不是格茨曼，而是史迈利。”

“你当时病了。”吉勒姆肯定地说。

“不如说是累了吧。不管是病，是累，整晚吃阿司匹林、奎宁，再就是格茨曼夫妇破镜重圆的甜蜜景象。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梦见格茨曼站在窗户旁，褐色的眼睛盯住下面的街道，我自己不断地对他说，‘留下，别跳，留下。’当然我没有想到我梦见的是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不是他岌岌可危的处境。第二天一早，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退烧。我本来应该就此罢手，发电报要求另外派人来接替我的。我本来应该等一等再到监牢里去的，但是我一心只想着格茨曼：我需要听到他的回复。八点不到，我就由他们派人护送到监牢里去了。他坐在板凳上，腰板直挺，像一通枪条一样。我第一次觉察到他身上的军人气质，而且我知道他像我一样整晚没有合眼。他没有刮脸，下巴上有一撮白胡子，这使他像个老头子。别的凳子上睡着印度人，由于他的红衬衫和这银白色的胡须，他在他们中间显得非常白皙。他手中握着安恩的打火机，身边凳子上放着那包香烟，原封未动。我由此得出结论，他一夜未眠，又立意戒烟，来试一试自己究竟能不能视死如归，不怕坐牢和审讯。只要看他一眼，就可以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他已经认定自己是能够办到的。我没有再央求他，”史迈利一直说下去，“怎么哭哭啼啼也不能动摇他。他的飞机于上午起飞，我还有两个小时。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鼓吹者了，但是在这两个小时中，我尽量搜索枯肠，把我认为他不该飞到莫斯科去的理由都提出来。你瞧，我以为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比教条高尚的蛛丝马迹，我不知道这其实反映了我自己的想法。我以为格茨曼最后会被一个同他年龄相同，职业相同，而且耐力相同的人，所提出的普通人情所打动的。我没有答应给他金钱、女人、高级汽车和廉价的奶油。我认为这些东西对他是没有用处的。我这时反倒聪明起来，避开不谈他的妻子。我没有向他长篇大论谈什么自由——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西方的善意，何况，这么说当时并不吃香。而且我自己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是态度明确的。我采取了同病相怜的方针。‘你瞧，咱们都快成老头子，咱们一辈子都想在对方的制度上找弱点。你能够看穿我们西方的一套，我也能够看穿你们东方的一套。我相信，对这场倒霉的冷战，咱们俩都已倒足了胃口。现在你的自己人要枪毙你了。难道你现在还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一方与我这边一样没有什么值得拼命的东西吗？你瞧，’我说，‘在咱们这一行里，咱们只有死路一条。不管是你还是我，都没有前途。咱们年轻的时候都怀抱着崇高的理想——’我又感到他心里一动——西伯利亚——我碰到了一个痛处，‘但现在却不再有什么理想了，是不是？’我要他只回答我这个问题：他有没有想过，他和我两人尽管走的路线不同，对于生活，到头来还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使我的结论在他说来是思想不解放的，但是道理是一样的？例如，难道他不相信，政治原则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只有生活中的具体东西对他才有价值？在政治家的手中，宏伟的设想只会以新的形式带来旧的苦难，除此以外不会有什么结果？因此，从无谓的枪毙中救出他的性命来，比什么责任感、义务感等等这种使他自找死路的空话，更为重要——在精神上、道德上更为重要？他拼死拼活地替他们干了一辈子，如今却为了一个没有犯过的错误，他们竟硬着心肠要把他枪毙，对于这样一个制度是不是正确，难道他没有想到应该有所怀疑？我要求他——是的，我的确有些死皮赖脸地央求他。我们在去机场的路上，他仍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要求他考虑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信仰，在当时那个时候，他对他所效劳的那个制度，是不是真的可能有信仰。”

现在史迈利可沉默了很久。

“我把我所有的一点点心理学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间谍学也是如此。你可以想像老总是怎么说的。不过我把经过告诉他以后，他还是觉得很好玩。他喜欢听别人说自己的弱点。不知为什么缘故，尤其是我的弱点。”他又恢复了就事论事的态度。“结果就是这样。飞机到了以后，我跟他一起上了飞机，一起飞了一段路。当时，还没有全都用喷气机。眼看他就要从我手中滑走了，但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制止他。我已放弃劝说了，但还留在那里，以防万一他改变主意。但是他没有改变主意。他宁可死，也不愿答应我的要求，他宁可死，也不愿背叛他所献身的政治制度。我最后见到他是他在飞机座舱的窗口中看着我走下舷梯时那没有表情的脸。有两个粗汉，一眼望去就是俄国人，上了飞机，坐在他的背后，我再待下去已没有意义了。我搭飞机回了国，老总说：‘但愿他们真的把他枪毙了。’说完给我喝了一杯茶恢复精神。是他喝的那种中国货，柠檬花茶之类的东西，他派人到马路转角的杂货店去买的。我是说他过去常常这样。然后他让我去度三个月的假，没有选择余地。他说：‘我喜欢你有怀疑。这说明你站在哪里。但不要死抱住不放，这样你就让人讨厌了。’这是个警告，我听从了。他叫我不要再去多想美国人了，他对我说，他很少去想他们。”

吉勒姆看着他，等待结果。“但是你对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要求道，他的口气使人觉得他对没有听到最后的结果感到失望。“卡拉有没有真的想过留下来不走？”

“我敢肯定地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史迈利厌恶地说，“我的一举一动完全像个软弱的傻瓜。一个虚弱的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但是尽管如此，我宁可做我那种傻瓜，也不做他那种傻瓜。我敢肯定地说，”史迈利有力地重复说，“不管是我的陈说，还是他自己在莫斯科中心的处境，对他最后都产生不了什么作用。我猜他那一夜通宵未睡，一直在盘算回国以后怎么推翻鲁德涅夫。附带说一句，一个月以后鲁德涅夫被枪决了。卡拉得到了鲁德涅夫的职位，着手恢复他原来的情报员的活动。其中无疑有杰拉德。现在回想起来令人感到很有意思，他在看着我的时候，心里可能一直在想杰拉德。我想他们后来一定好好地嘲笑了一番。”

史迈利说，这件事还造成另一个后果。卡拉吃了旧金山的亏以后，从此以后不再碰非法的无线电传输了。他完全放弃了这玩意儿，不再使用：“使馆的联系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外面，他的手下是不许接近的。而且，他仍保留着安恩的打火机。”

“你的打火机。”吉勒姆纠正他。

“是的，当然是我的。请你告诉我，”侍者拿走他的钱后，他又说，“塔尔说到安恩那句难听的话时，他是不是意有所指的？”

“我想他是意有所指的。”

“谣言已经传到了那样的程度？”史迈利问道，“传到那么远，连塔尔也知道了？”

“是的。”

“究竟是怎么说的？”

“说比尔·海顿是安恩·史迈利的情人。”吉勒姆狠下心说，这是他在报告坏消息的时候给自己的保护，比如：你被破获了，你被撤职了，你快要死了。

“啊，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谢谢你。”

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那么，过去和现在是否有一个格茨曼太太呢？”吉勒姆问。

“卡拉曾经在列宁格勒和一位小姐结过婚，那是个大学生。他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她自杀了。”

“这样卡拉的确是刀枪不入的，”吉勒姆最后说，“你不能收买他，你无法打败他。”

他们回到了汽车旁。

“我说，刚才我们吃得真贵，”史迈利说，“你觉不觉得侍者敲了我的竹杠？”

但是吉勒姆不想谈论英国蹩脚饭菜的价格。他发动车以后，觉得这一天又仿佛是一场噩梦，莫名的危险和怀疑都搅在一起。

“那么谁是巫师来源呢？”他问道，“如果不是从俄国人那里直接弄到那个情报，阿勒莱恩可能从哪里弄到呢？”

“他是从俄国人那里弄到的，这毫无疑问。”

“但是如果俄国人派塔尔——”

“他们没有。塔尔也没有用英国护照，是不是？俄国人弄错了。阿勒莱恩的情报证明，塔尔骗过了他们。这是我们从这场小风波中所得到的极为重要的情报。”

“那么潘西说什么‘把池水揽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一定是在说伊琳娜的。”

“还有杰拉德。”史迈利表示同意说。

他们又沉默不语地开着车，他们之间的鸿沟似乎突然不可逾越了。

“你瞧，彼得，我本人并不在那里，”史迈利安静地说，“但是我几乎犹如在那里一样。卡拉对圆场了若指掌。这一点我是明白的，你也明白。但是有一个最后的死结，我却解不开。虽然我想要解开。如果你要听我讲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卡拉不是刀枪不入，因为他是个狂热分子。有一天，如果我能发挥一些作用的话，他的善走偏锋就是他完蛋的原因。”

他们到斯特拉福地铁入口时，天在下雨。一堆行人躲在天篷下面。

“彼得，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不要紧张。”

“三个月没有选择余地？”

“歇一歇再说。”

吉勒姆在史迈利下车后替他关上了车门，忽然感到冲动要向他道声晚安，甚至祝他好运，因此他俯身过去，摇下了车窗，吸一口气开口要叫他。但是这时史迈利已经走了。吉勒姆从来不知道有人能像他那样快消失在人群中的。

那天夜里，艾莱旅馆的巴拉克劳夫先生屋顶天窗里的灯光未熄。乔治·史迈利衣服没换，胡子没刮，仍旧趴在少校的桌上阅读、比较、做摘记、做对照，他专心致志的程度，要是他自己看到了，肯定会令他想起老总在剑桥圆场五楼上的最后几天。他把这些资料整理一下，参考了吉勒姆送来的一直到去年的休假名单和病假名单，把它们跟文化参事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的旅行行程、他去莫斯科、他离开伦敦到外地去（那是由特别分局和移民局向外交部汇报的）作一比较，然后又把这些跟巫师提供情报的日期作一比较。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他把巫术报告分成两类，一类是在收到时显然是热门的话题，一类是被巫师或他的指挥者搁置了一两个月的，目的是为了填补空当的，例如分析报告、对行政部门重要人物的性格研究、克里姆林宫的流言飞语，这是随时随地都可听到，留在淡季使用的。他把热门话题的报告列表后，把它们的日期写了一张单子，把其余部分都放在一边不用。这时他的情绪可以极为恰当地比作一个凭直觉感到快要得出重大发现的科学家，随时等待合乎逻辑的关联发生。他后来在与孟德尔谈话时说，这仿佛是“把什么都放在一个试管里等着看是否会爆炸”。他说，令他感到最着迷的，是吉勒姆提到阿勒莱恩所说的关于搅浑池水的话，换句话说，他是在寻找卡拉为了要掩饰伊琳娜的信所引起的怀疑，而打上的那个“最后的死结”。

他找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初步结果。首先是，巫师提出热门话题的报告时，有几次波里雅科夫正好在伦敦，或者是托比·伊斯特哈斯正好到国外去很快地走了一遭。其次，今年塔尔在香港遭到奇遇以后的这段重要时期里，波里雅科夫一直在莫斯科述职，商讨紧急的文化事务。接着不久，巫师就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提出了一些最耸动、最热门的资料，其中包括对中心在美国的重要谍报对象的研判。

他往前回溯，又确定反过来也一样，有些报告由于跟最近事件无关，他原先扔在一边的，一般都是波里雅科夫在莫斯科述职或休假时发过来的报告。

他终于搞清楚了！

没有爆炸性的泄露，没有电光一闪，没有高呼“我找到了”，没有给吉勒姆或拉康打电话说“史迈利是世界冠军”。只不过是，在他的面前，在他研究过的记录和积累的笔记中，证实了史迈利、吉勒姆、塔尔那一天从各人不同的角度认为很明白不过的一个理论：在地鼠杰拉德和巫师来源之间有着一种不能再否认的相互关系；巫师的多才多艺使他既能充当阿勒莱恩的工具又能成为卡拉的工具。史迈利想，也许应该说做卡拉的情报员？这时他把一条毛巾往肩上一搭，兴高采烈地到走廊那头去痛快地洗个澡。这个阴谋用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设想巧妙，不由得令他感到佩服。这个阴谋甚至有个具体的物质存在：在伦敦这里有一幢房子，由财政部出资，花了六万英镑，而且没有疑问，每天许多不走运的纳税人走过这幢房子时，都禁不住要羡慕这所房子，他们以为自己买不起这幢房子，却不知道已经为这幢房子付了钱。他再拿起偷来的作证计划档案时，心境之愉快是多少个月以来所没有的。

24

女舍监自从看到罗奇一个人在盥洗室以后，一个星期以来都在为他担心。因为那已是宿舍里其他学生都下去吃早饭以后十分钟了，他还穿着睡裤，趴在洗脸台上拼命刷牙。她问他为什么还不下去的时候，他不敢正视她。她对瑟斯古德说：“这一定是他可怜的父亲，让他苦恼着。”到了星期五，她又说：“你一定要写信给他母亲，说他情绪不太好。”

但是即使是女舍监，尽管有母性的直觉，也还是没有想到病因是单纯的恐惧。

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只是个孩子呀。但那正是他的过失，可以直接导源于他父母的不慎，也是他今天为了保持表面平静而背着沉重包袱的原因。善于观察的罗奇，用吉姆·普莱多难得称赞的话来说，是“全校最好的观察员”，可是最后却观察过头了，看到了不该看的事情。他愿意牺牲自己手中的一切，金钱、夹着父母照片的皮夹、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只要能够抹掉自从星期日晚上以来一直令他不安的事情。

他发出了信号。星期日晚上，熄灯以后一小时，他东碰西撞地到厕所去，伸出手指来掏喉咙，引起一阵恶心，终于吐了一地。室长本来是应该起来报告说“舍监，罗奇病了”，可是他却睡得像死猪一样。罗奇无可奈何地爬回床去。第二天下午在教员休息室外面的电话间里，他拨了电话，说了一些古怪的话，希望有个老师听见，以为他发疯了。但是没有人理他。他又想把现实与梦境混合起来，希望那件事一半是他空想出来的，但是每天早上他经过大坑时，他总看到吉姆在日光下驼着背，拿着铁锹，他看到他的旧帽檐下的脸，听到他在挖土时吃力的声音。

罗奇本来是不应该到那里去的。这也是他的过失——这个教训是犯了错才得到的。在村子那边上了大提琴课回学校来，他有意走得很慢，有心要在晚祷时迟到，吃瑟斯古德太太的白眼。这时全校都在做礼拜，只有他和吉姆两人除外。他经过教堂的时候，听见他们在唱《赞美诗》，他故意绕远路，这样可以经过大坑，那里吉姆的灯还亮着。罗奇站在他平时站着的地方，看着吉姆的人影在窗帘上慢慢移动。这时灯光突然熄灭了，罗奇有些赞许地想，他今晚提早上床了，原来这一阵子吉姆常常外出，罗奇不太赞同。他常常在打完橄榄球后，开着阿尔维斯车走了，到罗奇睡着以后才回来。这时，后车的门开了又关上，吉姆手拿着一把铁锹站在菜园里，罗奇大惑不解，不知他在黑夜里挖什么东西。挖蔬菜吃晚饭？吉姆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听着《赞美诗》，接着向四周扫了一眼。眼光向罗奇的方向直挺挺地射过来，不过罗奇在小土墩的阴暗处，看不出来。罗奇甚至想出声叫他，但是由于没有去做礼拜而感到有罪，所以没开口。

最后吉姆开始测量。至少在罗奇看过去觉得是在测量。他没有动手挖，却跪在菜园一角，把铁锹放在地上，似乎是把它和罗奇看不到的什么东西排成一条线，比如说教堂的尖顶。完了以后，吉姆马上走到铁锹的另一头，用脚跟在地上刨了一个印，然后拿起铁锹，飞快地挖起来。罗奇数着，一共挖了十二下，然后吉姆又停下来打量了一下。教堂那边一片沉寂，接着是做祷告的声音。吉姆很快地蹲下身去，从地上拿起一包东西，马上塞在他粗呢上衣的前襟里。几秒钟以后，看上去简直快得难以相信，车门又砰地关上了。灯又打开，比尔·罗奇鼓起勇气蹑手蹑脚地走到大坑下面，到距离窗帘遮得不严的车窗不到三尺处，从斜坡上往里窥看。

吉姆站在桌边。身后床铺上放着一堆练习簿、一瓶伏特加酒、一个空杯子。他一定是把这些东西扔到床上腾出位子来的。他拉开了一把折刀，但没有用它。吉姆只要能够办到是从来不用刀子割绳的。那包东西有一尺长，像烟袋一样是黄色的。他打开来，拿出一件用麻袋布包的一把老虎钳一样的东西。但是谁会把老虎钳埋起来呢？哪怕是为了英国制造的最好汽车？螺丝钉和螺丝帽放在另外一个黄色信封里，他把它们撒在桌上，一个个仔细看了一下。不是螺丝钉，是笔盖。也不是笔盖，但已经瞧不见了。

也不是一把老虎钳，也不是扳子，绝不是汽车上用的东西。

罗奇跌跌撞撞地爬到了坡顶。他在小土墩之间朝着车道飞奔，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放慢了脚步，他跑过沙地、水潭、杂乱的深草，深深地吸着夜间的空气，口里扑哧出声，像吉姆一样斜倾着身子，一会儿用左腿使劲，一会儿用右腿使劲，还甩着脑袋增加速度。他没有明确的目标。他的一切明确意识都抛在后头了，只留在那把黑色的手枪和皮套上，留在那看上去是笔盖，但在吉姆把它们一个个放到枪膛里时又变成子弹的东西上。吉姆满是皱纹的脸凑向台灯侧着，脸色苍白，眼睛由于灯光刺眼而有些睁不开。

25

“乔治，不能引用我的话，”大臣用他悠闲的口气警告说，“不作记录，就不会有麻烦。我有选民要对付。你却没有。奥立弗·拉康也没有，奥立弗是不是？”

史迈利想，他也有美国人爱用助动词的癖好。“好吧，我对这感到很抱歉。”他说。

“如果你有我的选区，你还要感到更加抱歉。”大臣反讥道。

不出所料，为了商定会面的地方，就引起了一场可笑的争论。史迈利向拉康指出，在白厅的大臣办公室见面是不智的，因为那儿随时有圆场的人员进出，不管是送文件的传讯员，还是绕进来谈谈爱尔兰问题的阿勒莱恩。而大臣又拒绝到艾莱旅馆或贝瓦特街去，硬说那里不安全。他最近曾在电视上露过面，自以为容易被人认出来。在来回打了几次电话以后，他们商定借用孟德尔在米切姆的住宅，那是一幢都铎式建筑，只有一侧与隔壁相连，大臣和他崭新的汽车在那里露面，好像一只发肿的手指一样突出。他们三个人，拉康、史迈利、大臣，坐在一间小前厅里，窗上挂着网状窗帘，桌上放着新鲜的鲑鱼三明治，屋子的主人则在楼上替他们把风。在小巷里，孩童们在打听汽车司机是为谁开车的。

大臣的脑袋背后是一列关于养蜂的书。史迈利记起来这是孟德尔的嗜好：凡不是萨里产的蜜蜂，他都称为“异国的”。大臣年纪还轻，他的下颚发黑，好像跟人吵架，被揍了一拳似的，很不体面。他的头顶已经开始秃，有种未老先衰的样子，他一口伊顿腔。“好吧，你们作出了什么决定？”他说话也有点强横霸道。

“首先，我想，不管最近你和美国人进行了什么谈判，现在都得停止了。我指的是你保险柜中那份没有名称的秘密附件，”史迈利说，“也就是谈到进一步利用巫术资料的那一份。”

“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大臣说。

“当然，我很了解是出于什么动机，美国那个单位大，好处多，大家都想以巫术作为交换条件，从那里分到一些好处，这种理由我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为什么反对？”大臣问道，好像是在和他的股票经纪人说话。

“如果确实有杰拉德这只地鼠存在。”史迈利开始说道。安恩有一次很得意地说过，她的许多表兄之中只有迈尔斯·塞康比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史迈利第一次觉得她的话是对的。他不仅觉得可笑，而且觉得荒唐。“如果地鼠确实存在，我假定这是我们的共同基础。”他等待着，但没有人否认。他又重复说，“如果地鼠确实存在，那么和美国人搞交易得到双倍好处的，不仅有圆场，而且还有莫斯科中心，因为你从美国人那里买到的东西，经地鼠的手又到他们那里。”

大臣在孟德尔的桌上绝望地拍了一下，在光泽的油漆桌面上留下了一个湿手印。

“天晓得，我真不明白，”他宣称，“那巫术资料是很精彩的！一个月以前它还能为我们从天上摘月亮，如今我们却怕得碰也不敢碰，还说这是俄国人骗我们上当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我认为，事实上这并不是不合情理的。话得说回来，我们也曾经不止一次指挥过在俄国的谍报网，按我个人的意见来说，我们指挥得还不错哩。凡是可以拿出来的，我们尽量把最好的资料给他们。火箭、作战计划。你也是参与过的，”——这话是对拉康说的，拉康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我们把不要的情报员扔给他们，我们给他们通讯设备，保护他们的传输联系，清除干扰，让他们可以畅通发讯，这样我们自己也可以清楚收听。这就是我们指挥对方——该怎么说？——‘为了知道他们怎样向政委汇报’所付的代价。我知道卡拉如果指挥我们的谍报网，也会为我们这样做的。如果他还考虑到美国市场，他还会做得更多，是不是？”他停了下来，看一眼拉康。“更多，多得多。美国的关系，我是说要是能从美国那里捞到好处，地鼠杰拉德就能爬到首席上来。当然圆场也因此得到好处。要是我是俄国人，如果……如果我能把美国人也收买过来，我是什么代价都肯付给英国人的。”

“谢谢你。”拉康很快说。

大臣走了，他拿了一些三明治到车上去吃。忘记跟孟德尔道别，大概是因为孟德尔不是他的选民。

拉康留了下来。

“你叫我注意有没有普莱多的资料，”他终于说，“我发现，我们确实有一些关于他的文件。”

他解释说，他正好在查阅关于圆场内部保密问题的一些档案，“只是为了要清理办公桌。”他发现一些审查结果报告。其中一份是关于普莱多的。

“你知道，他是完全审查清楚没有问题的，一点嫌疑也没有。不过，”——他的口气有了一种奇怪的变化，使史迈利看了他一眼——“我觉得你还是会感兴趣的。有一些关于他在牛津上学时的描述绘声绘色。在那个年龄，咱们谁都有点儿左倾。”

“的确是这样。”

沉默又恢复了，只有孟德尔在楼上轻轻的踱步声打破这沉默。

“你知道，普莱多和海顿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拉康承认道，“这我以前可不知道。”

他忽然急着要走。他在皮包中掏出一个很大的窄白信封来，塞在史迈利的手中，就到白厅这个更加高等的世界中去了。巴拉克劳夫先生则回到艾莱旅馆去，继续阅读他的作证计划档案。

26

第二天午饭时分。史迈利只睡了很短一觉，又起来阅读，然后洗了一个澡，等到他爬上伦敦那幢漂亮房子的台阶时，他感到很高兴，因为他喜欢山姆。

那幢房子是用褐色的砖头砌的，乔治王时代的式样，就在格罗斯凡诺广场附近。台阶一共五级，扇贝形的小框里有个黄铜门铃。门漆成黑色，两边都有门闩。他按了铃，门马上开了。其实他推门进去就是了。他到了一个圆形的门厅里，对面有另外一扇门，站着两个穿黑色衣服的魁梧大汉，他们很像是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领座员。在大理石壁炉上有举蹄欲纵的马的雕刻，很像是斯塔布斯的手笔。他脱大衣的时候，两个大汉有一个站了起来，另外一个带他到圣经桌上签名。

“赫伯顿，”史迈利一边签名一边说，这是山姆记得的他的工作假名，“阿德里安·赫伯顿。”

接过他大衣的那个人在内部电话里说了他的名字：“赫伯顿先生，阿德里安·赫伯顿先生。”

“请你稍等一会儿，先生。”桌边的那个人说。没有音乐，史迈利觉得应该有音乐，还应该有喷水池。

“其实我是科林斯先生的朋友，”史迈利说，“不知科林斯先生有没有空。他可能在等我。”

电话边上的那个人轻声说了句“谢谢”，搁下了电话。他把史迈利带到里面的那扇门前，推开了门，一点也没有出声，甚至在丝绒地毯上的摩擦声也没有。

“科林斯先生就在里面，先生，”那人恭敬地轻声说，“请随便用酒，不另收费。”

三间客厅都连成一片，从圆柱和拱顶才可以看出它们不是一间，墙上都有硬木嵌壁。每间屋子里都有一张桌子，第三张在六十英尺以外。灯光照在金色大镜框镶起来的没有意义的水果画和绿呢桌布上。窗帘都遮得很严，桌子只有三分之一坐满，每张有四五个人在赌，都是男人，惟一的声音是球在轮盘中的滚撞声，还有筹码的碰击声、赌场管理员的低声说话声。

“原来是阿德里安·赫伯顿，”山姆·科林斯高兴地说，“好久不见。”

“你好，山姆。”史迈利说，他们握了手。

“到我屋里去。”山姆向屋子里惟一一个站着的人点点头，那个人是个有高血压的大个儿，面容粗犷，他也点了点头。

“喜欢吗？”山姆在他们走过挂着红绸窗帘的走廊时问他。

“非常豪华。”史迈利客气地说。

“没错，”山姆说，“豪华。就是这样。”他穿着一件晚礼服。他的办公室有爱德华王时代的气派，办公桌面是大理石，雕花的桌腿，但房间本身很小，空气也不流通，史迈利觉得更像是戏院的后台，用剩下的道具布置的。

“他们很可能以后让我也投资，再过一年。他们都是些粗人，但讲义气，你知道。”

“是的。”史迈利说。

“像我们从前那样。”

“这话不错。”

他的身材挺秀，态度轻松，上唇留着一条细细的黑胡子。史迈利一想起他就想起那黑胡子。他大概有五十岁了，在东方待过很长时间，有一次他们想一起绑架一个中国无线电报务员。他的面色和头发都开始发白，但看上去仍像三十五岁的人。他的笑容很热情，态度友善，令人感到可以推心置腹。他把两只手都放在桌上，好像是在玩牌，他看着史迈利，流露出一种可以说是慈爱的，或者亲情洋溢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喜悦。

他对着桌上一个对讲机说：“哈莱，要是咱们的老朋友过了五，”他说，脸上仍露着笑容，“打个电话给我。否则的话就别作声。我有事和一个石油大王商量。他现在多少了？”

“涨到了三。”一个很粗的声音回答道。史迈利猜想就是那个面容粗犷、血压很高的人。

“那么他还有八可输，”山姆满意地说，“把他留在桌边。捧着他。”他关掉了开关，满面笑容。史迈利也还他一笑。

“真的，这种生活真惬意，”山姆对他说，“反正比推销洗衣机要好多了。当然有点古怪，早上十点就穿上晚礼服，让我想起了做外交官当掩护的日子。”史迈利笑了。“信不信由你，我们手段也很正当，”山姆又说，脸上表情不变，“我们全靠数学就搞定。”

“我完全相信。”史迈利说，又是十分客气有礼。

“想听些音乐吗？”

是罐头音乐31，从天花板上发出来的。山姆把声音放得很大，到了他们耳朵能忍受的极限。

“那么我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你效劳吗？”山姆问道，更笑容可掬了。

“我要和你谈谈吉姆·普莱多中枪那一天晚上的事。你当时是值星官。”

山姆抽一种褐色的香烟，闻起来像雪茄。他点了一支，让烟头着了火以后，看着它熄了下来，变成灰烬。“在写回忆录吗，老兄？”他问道。

“我们在重新审查这个案件。”

“我们是谁，老兄？”

“我自己，还有拉康在推，大臣在拉。”

“凡有权力必然腐化，但总得有人管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拉康老兄就会勉为其难地爬到上头来。”

“情况没有变化。”史迈利说。

山姆沉思地吸着烟。音乐换成了诺尔·考德的乐句。

“我真的希望——其实是做梦——”山姆在烟雾中说，“总有一天潘西·阿勒莱恩会提着他的破公文包走进这扇门来，想要赌一下。他把全部的秘密选票押在红上，结果输光。”

“记录已经被阉割了，”史迈利说，“现在需要找关系人进行了解，看他们还记得些什么。档案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山姆说。他拨电话要了三明治。“就吃这个，”他解释道，“三明治和烤面包。员工福利之一。”

他在倒咖啡的时候，他们之间桌上的小红灯亮了。

“那个老朋友平了。”低沉的声音说。

“那么开始计数吧。”山姆说，把对讲机关上。

他说得简单精确，像个战士回忆一场战斗，不再计较胜负得失，只是为了要回忆一下。他刚从国外回来，他说，在老挝的万象卧底三年，他到人事组报到后，经过道尔芬的审查通过，当时似乎没有人考虑到怎么安排他，因此他想到法国南部去度一个月的假，这时麦克法迪安，就是那个几乎算是老总私仆的老警卫，在走廊上叫住了他，把他带到老总的办公室里。

“到底是哪一天？”史迈利问。

“十月十九日。”

“星期四那天。”

“星期四那天。我当时想在星期一搭飞机到尼斯去。你当时在柏林。我原想请你喝杯酒，可是那些老妈妈说你有事，我问了行动组，他们告诉我你已到柏林去了。”

“是的，没错。”史迈利简单地说，“老总派我去的。”

他本来还可以加一句：把我支开。当时他也有这种感觉。

“我找比尔，可是比尔也不在。老总派他到乡下什么地方去了。”山姆说，避开史迈利的眼光。

“白跑了一趟，”史迈利喃喃说，“不过他回来了。”

这时山姆朝史迈利不解地看了一眼，但是他对比尔·海顿此行没有再说一句话。

“整个地方像是死了一样。几乎想搭头一班飞机回万象去。”

“是像死了一样。”史迈利承认，心里想：只有巫术是例外。

山姆说，老总看上去好像发烧已有五天了。四周到处是档案，肤色蜡黄，说话时总要停下来用手帕擦一擦额头的汗。山姆说，他一点也不讲平常的寒暄客套话。他没有祝贺他在外三年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也没有提到他当时乱七八糟的私生活，他只说他要山姆代替玛丽·马斯特曼在周末值班，山姆能不能帮忙？

“‘当然可以，’我说，‘你要我当值星官，我就当。’他说他到星期六会把其余情况告诉我。在这以前，我对谁都不能讲。我在大楼里不能给人任何暗示，就是他要我干这件事也不能提。他需要可靠的人在总机房值班，以防万一发生紧急情况。但是这个人得是从下面单位来的，或者像我那样离开总部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还得是个老手。”

于是山姆到玛丽·马斯特曼那里去，编了一个倒霉的故事，说什么在下星期去度假以前，赶不走他的房客，能不能代她值班，省了他的旅馆钱？他在星期六上午九点，带着一个外面仍贴着棕榈树旅行的标签的袋子，里面装了牙刷和六罐啤酒，就接过班去。预定由杰夫·阿加特在星期日晚上接他的班。

山姆这时又说到整个大楼死气沉沉。他说，要是在从前，星期六和其他日子没有什么两样。地区组大都会有人在周末值班，有的甚至还有人值夜班，你到大楼里走一遭，会觉得这个机关是个生气勃勃的机关。但是那个星期六上午，整个大楼好像已经撤空似的，就他后来听说的来看，这是根据老总的命令。二楼有两个破译员在工作，无线电和密码室都有人在工作，不过这些地方反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值班。山姆说，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沉寂。他坐在那里等老总打电话来，但白等了一场。他跟警卫说说笑话，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他认为圆场里最闲着无事的就是他们这帮人了。他查了他们的出勤表，发现有两个打字员和一个值班员签到，人却不在，因此他把警卫长，一个叫梅罗斯的名字记了下来。最后他到楼上去看看老总在不在。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除了麦克法迪安以外，老妈妈们都不在，你也不在，只有老麦克端着茉莉花茶在照顾他。太详细了吧？”

“不，请你继续说下去。你能记得多少细节就说多少。”

“这时老总又揭开了一层秘密的帷幕。不，半层。他说，有人在为他干一桩特殊任务。对部门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他不断地说这句话：对部门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不是对白厅，不是对英镑，也不是对鱼价，而是对咱们。即使一切结束以后，我也不能泄露一句话。对你也不行，也不能对比尔，对布兰德，或者对任何其他人。”

“也不能对阿勒莱恩吗？”

“他一次也没有提到潘西的名字。”

“是啊，”史迈利表示同意，“他到后来根本不可能了。”

“我那天晚上应该是把他当做活动总指挥。我自己则是在他和大楼之间发挥隔绝的作用，不管大楼里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有什么东西送进来，一个信号，一个电话，不论多么鸡毛蒜皮，我都要等到没有旁人看见的时候，才悄悄地跑上楼去交给老总。不论当时或以后，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老总是在幕后指挥。我无论如何不能打电话或写报告给他，甚至内部电话也不行。这都是实话，乔治。”山姆拿起一块三明治说。

“我完全相信你。”史迈利带着感情说。

如果有电报要发出必须请示老总时，山姆也要替老总挡驾。估计到晚上以前不会有什么事情，即使到晚上也不大可能会有什么事情。至于对警卫和诸如此类的人——这是老总的话——山姆要尽量装得自然，显得很忙。

谈完之后，山姆就回到值班室，叫人去买了一份晚报，开了一罐啤酒，选了一条外线电话，就开始赌起赛马来。肯普顿有场越野赛，他已多年没有去看了。到黄昏时分，他又到处走了一遭，试了一试总档案室所在的那一楼的警报器，十五个里面有三个失灵，到这时，一些警卫都和他变成朋友了。他煮了一个鸡蛋，吃了以后，就上楼去向老麦克要一英镑，还给他带去了一罐啤酒。

“他原先要我在一匹劣马上押一镑钱。我跟他聊了十分钟，回到我的值班室，写了几封信，在电视上看了一场蹩脚电影，就上床了。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第一个电话来了。正好是十一点二十分。接着的十个小时里，电话铃没有断过。我以为电话总机就要在我面前爆炸了。”

“阿卡迪下去了五。”内部对讲机里有人说。

“对不起。”山姆露出惯有的笑容说，把史迈利交给音乐去招待，自己到楼上应付去了。

史迈利独自坐在那里，看着山姆褐色的香烟在烟灰缸里慢慢燃烧。他等着，山姆没有回来。他不知该不该把烟头捻熄。他想，上班时不准吸烟，这是赌场规矩。

“办妥了。”山姆说。

山姆说，第一个电话是外交部的值班办事员用专线打来的。你可以那么说：在白厅的各机构中，外交部总是独占鳌头，一马当先的。

“路透社伦敦负责人刚才打电话告诉他，布拉格发生了枪击事件。一个英国间谍被俄国保安部队开枪打死了，现在正在追捕同谋犯，外交部对此感不感兴趣？那个值班办事员把这消息转告我们，要我们提供情报。我说这消息听起来不可靠。刚把电话挂断，破译组的迈克·米金打电话来说捷克无线电通讯乱翻了天：一半是密码，但另一半是明码。他不断收到断断续续的报道，说是在布尔诺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我问究竟是布拉格还是布尔诺？还是两个地方都有？只有布尔诺。我叫他继续接听，到这时五部电话机都响了。后来我刚要走开，外交部又打来了专线电话。他说，路透社更正了他们的消息，把布拉格改为布尔诺。我关上门以后，觉得这像把一个马蜂窝留在你家客厅一样。我进去的时候，老总站在那里。他听到我上楼来了。顺便问一句，阿勒莱恩后来在楼梯上铺了地毯没有？”

“没有。”史迈利说。他仍不动声色。有一次他听到安恩对海顿说：“乔治像只蜥蜴，他能把体温降低到和周围环境的温度一样。为了适应环境，那样他就不必费劲了。”

“你知道他看你一眼有多快。他看了一眼我的手，看我有没有电报带给他，我真希望我有什么东西带给他，但是我的双手是空空的。我说，‘好像发生了什么紧急事情了。’我把大致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看了一下手表，我猜想他是在推算，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我说，‘可以跟我讲个大概吗？’他坐了下来，我看不清他，他只在桌上打开了那盏绿色的台灯。我又说道：‘我需要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你要我否认吗？为什么我不能找个人进来帮忙？’他没有回答。不过，我告诉你，根本找不到什么人，不过我当时不知道，‘我一定得知道大概的情况。’我们可以听到楼下的脚步声，我知道那是无线电通讯员在找我。‘你要下去亲自处理这件事吗？’我绕到办公桌那一边去，从散在地上的档案上跨过去，这些档案全都打开着。你很可能以为他是在编一部百科全书呢。有些档案大概还是战前的。他就这样坐在那里。”

山姆弯起手指，把指尖扶着前额，眼睛呆呆地瞪着办公桌。他的另一只手平摊开来，拿着想像中的老总的怀表。“‘叫麦克法迪安替我叫一辆出租车，然后去把史迈利找来。’我问道：‘那么这件事呢？’我等了半天他才回答。‘那是可以赖掉的。’他说，‘两个人用的都是外国护照。目前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英国人。’我说，‘他们只说一个人。’接着我又说，‘史迈利在柏林。’反正我记得是这么说的。因此接着又是两分钟的沉默。‘随便谁都行。都一样。’我应该为他感到难受，但是当时我同情不起来。我得首当其冲，可是我又什么都不知情。麦克法迪安不在，因此我想老总能够自己找到出租车，等我走到楼梯下面时，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像戈登将军在喀土穆一样。值班的那个老太婆把监听到的最新消息像摇旗一样向我摇着，警卫都大声叫我，无线电通讯员拿着一叠电报，电话铃声不绝，不仅是我的电话，而且四楼五六个外线电话都在响。我直奔值班室，把电话都切断了，静下来估量一下局势。监听员——那个婆娘叫什么名字，他妈的我一时记不起来了，她常常跟道尔芬打桥牌的？”

“帕西尔。莫莉·帕西尔。”

“就是她。只有她说的情况是清楚的。布拉格电台宣布半小时内发布紧急新闻。那是一刻钟以前的事。新闻里要说的是一个西方国家公然侵犯捷克的主权，这是对各国爱好自由的人士的挑衅。除此之外，”山姆苦笑道，“这件事一定会叫人笑掉了大牙。我当然先打电话到贝瓦特街，后来又发电报到柏林，要他们找你，马上让你搭飞机回来。我把主要的一些电话号码交给了梅罗斯，要他找个外面的电话，把单子上面的负责人不管是谁想法子找到一个。潘西在苏格兰过周末，出去吃晚饭了。他的厨师给了梅罗斯一个电话号码。他拨了过去，请客的主人来接，说潘西刚走。”

“对不起，”史迈利插进去说，“你打电话到贝瓦特街去干什么？”他用食指和拇指拉着他的上唇，弄得仿佛畸形似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前面。

“万一你提早从柏林回来了。”山姆说。

“我回来了？”

“没有。”

“那么你跟谁说的话？”

“安恩。”

史迈利说：“现在安恩不在家。你能告诉我你们说些什么吗？”

“我说要找你，她说你在柏林。”

“就这么一些？”

“乔治，你知道当时发生了危机事件。”山姆以警告的语气说。

“因此？”

“我问她是不是知道比尔·海顿在哪里。有急事找他。我猜他正在度假，但可能在她那儿。有人告诉过我他们是表兄妹。”他又说，“况且，据我了解，他是你们的家庭好友。”

“是啊，他是。她怎么说？”

“不客气地说了一声‘不知道’就挂断了。对不起，乔治。战争毕竟是战争。”

“她的口气怎么样？”史迈利等那句格言在他们之间停留了一会儿以后问。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她很不客气。”

山姆又说，罗埃在利兹大学物色人才，找不到他。

山姆一边打电话，一边顶着全部的风暴。他仿佛犯了侵略古巴的错误一样：“军方嚷嚷捷克坦克在奥地利边境调动，破译组忙得无法应付布尔诺周围的无线电通讯，至于外交部，值班办事员好像患了呓语症和黄热病一样。先是拉康，大臣也是，都来电嚷个不停，到十二点半，我们收到了捷克的新闻讯息，晚了二十分钟，不过也还好。一个名叫吉姆·埃利斯的英国间谍，用捷克假护照在捷克反革命分子的协助下，企图在布尔诺附近森林中绑架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捷克将军，打算把他偷渡至奥地利边境。埃利斯被枪击中，但他们没有说打死了他，其他人正在搜捕中。我找工作假名索引，找到埃利斯就是吉姆·普莱多。于是我想，老总大概也会这么想：如果吉姆被枪击中，用的又是捷克护照，他们怎么能知道他的工作假名，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他是英国人？这时比尔·海顿来了，脸色白得像一张纸。他是在俱乐部的自动收报机上看到消息的，就马上赶到圆场来。”

“那究竟是什么时候？”史迈利问，微微地皱起眉头，“那一定是很晚了。”

山姆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情。他说：“一点十五分。”

“那是很晚了，是不是，那时候俱乐部的自动收报机还开着吗？”

“这个我可不知道，老兄。”

“比尔待的俱乐部是沙维尔俱乐部吧，是不是？”

“不知道。”山姆固执地说。他喝了几口咖啡。“他的样子真吓人，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我原来总以为他是个性情怪僻的人。那天晚上可不是。没错，他很震惊。在那种情况下谁不会那样呢？他来的时候，知道发生了枪击事件，别的就不知道。等我告诉他中枪的是吉姆时，他的眼光像疯子一般。我还以为他要向我扑过来呢。‘中枪。怎么中枪的？中枪死了吗？’我把报道塞在他手中，他一张接一张看——”

“他难道没有从自动收报机上知道详情？”史迈利轻声问，“我还以为那时消息早已传开了呢：吉姆中了弹。那不是头条新闻吗？”

“那要看他看到的是哪份新闻报道，”山姆耸耸肩说，“反正，他把事情接过手去，到天亮的时候精神已经恢复了一些，可以说恢复了镇静。他告诉外交部不要慌张，他找到托比·伊斯特哈斯，派他去逮了两个捷克间谍，那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比尔原来一直没有去找他们麻烦，是打算把他们搞过来派到捷克去的。托比的点路灯的把他们绑了过来，关在沙拉特。然后比尔打电话给捷克驻伦敦的常驻站长，不客气地对他说，如果他们伤了吉姆·普莱多一根寒毛，他就要他好看，叫他成为同行的笑柄。比尔叫他把这话传给他的上司。我觉得好像是大家围在街上看意外事故，只有比尔是医生。他打电话给报界一个朋友，透露给他说，埃利斯是捷克雇用的，和美国有关系，他可以报道这个消息，但不能指明来源。这条消息真的当天上了报。他一有空就到吉姆的房间里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会被头脑机灵的记者发现，猜出埃利斯就是普莱多。我可以说，他干得很干净利落，家属啊什么的都收起来了。”

“没有什么家属。”史迈利说。“我想除了比尔以外。”他低声补充一句。

山姆最后说：“八点钟，潘西·阿勒莱恩来了，他是搭空军专机来的。满脸笑容。我想到比尔此时的心情，觉得潘西这样真不聪明。他问我为什么由我在值班。我就把我告诉玛丽·马斯特曼的原因告诉他：没有地方住。他用我的电话跟大臣约了会见的时间，还在讲话的时候，罗埃·布兰德进来了，大发脾气，其实是喝醉了，他问谁在多管他的闲事，这等于是指名道姓地骂我。我说，‘老兄，别忘了吉姆。你在这里该可怜可怜他。’但是罗埃贪心不足，喜欢活人，不喜欢死人。我把电话总机移交给他，下楼到萨伏伊吃早饭，看星期日的报纸。他们不但把布拉格电台的消息登了出来，还登了外交部表示不屑否认的声明。”

史迈利最后说：“你后来就去了法国南部？”

“过了两个月愉快的假期。”

“有没有人再问过你——例如，关于老总的事？”

“等我回来以后。你那时已被开除了，老总生病住了院。”山姆的声音低沉了一些，“他没有干什么傻事吧？”

“他接着就死了。后来呢？”

“潘西当了代理首长。他把我叫去，要知道我为什么代替马斯特曼值班，以及我和老总交换了什么情况。我坚持原来的说法，潘西说我撒谎。”

“那么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开除了你？撒谎？”

“酗酒。警卫们总算立了功。他们在值班室的垃圾桶里找到了五个啤酒罐，向管理组作了汇报。按规矩是不准在大楼里喝酒的。后来有个纪律委员会判定我犯有纵火焚毁皇家码头的罪名，因此我就失了业。你呢？”

“哦，差不多。我无法让他们相信我没有参与其事。”

“唉，以后你如果要切断谁的喉咙，”山姆从一扇旁门安静地看着外面一条漂亮的小巷，“打个电话给我。”史迈利陷入了沉思。“要是你要赌钱，”山姆又说，“把安恩的漂亮朋友带一个来。”

“山姆，你听我说。比尔那天晚上是在跟安恩睡觉。别忙，你听我说。你打电话给她，她告诉你比尔不在那里。她一挂电话，就把比尔推下床，一小时后，他到了圆场，已知道了捷克发生了枪击事件。要是你把情况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比如说像写张明信片那样只用一言半语，你要说的其实就是这些，是吗？”

“基本上是。”

“但是你打电话给安恩的时候，你没有把捷克的事告诉她——”

“他在去圆场的路上到俱乐部去了一下。”

“要是俱乐部还开着门的话。好吧，那么他怎么会不知道吉姆·普莱多挨了枪？”

在白天的光线下，山姆显得有点老，尽管脸上笑容未退。他好像要说什么话，但是又改变了主意。他似乎很生气，又感到气不起来，接着又没有了表情。“再见，”他说，“但要多加小心。”说完他又退到了他所选择的行业的永恒长夜里了。

27

那天早上史迈利离开艾莱旅馆到格罗斯凡诺广场去的时候，阳光耀眼，天空蔚蓝。但是在他开着租来的罗孚牌汽车，经过埃奇韦尔路两旁难看的建筑物时，风停了。天空中又聚起了欲雨的密云，只有柏油路上残余的红光使人想到刚才的阳光。他在圣约翰伍德路停了车，那是在一座新大楼的前院，大楼前有个玻璃入口处，但是他没有从入口进去。他走过一个大型的雕塑，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团乱七八糟的宇宙物体。他在寒冷的毛毛细雨中，走到大楼外面一个往下的楼梯，墙上标着“出口”两字。第一层楼梯是用水磨石砌的，扶手是非洲柚木，一到下面，承包商就偷工减料了。不像刚才豪华，水泥抹得很马虎，空气中有一股堆积很久的垃圾臭味。他的态度小心翼翼的，但不是偷偷摸摸。到了铁门前面，他先停了下来，然后再用双手去推那个长门把，还深深吸了一口气，好像要接受什么考验似的。门开了一尺，碰到了什么东西又停住了。里面一阵怒喝，回音绕梁，像在游泳池里叫喊一样。

“嗨，你怎么不当心点儿？”

史迈利从门缝中挤了进去。门碰在一辆非常光亮的汽车的挡板上，但是史迈利没有去看汽车。车库里面有两个穿着工作服的人在用水管冲洗一辆放在升降车里的劳斯莱斯汽车。两个人都朝他这边看。

“你为什么不走那边？”还是那个愤怒的声音问道，“你是这里的住户吗？你为什么不搭住户电梯？这楼梯是消防梯。”

看不清是哪个人在说话，不过不管是哪个，他的斯拉夫口音很重。升降车的灯光在他背后。矮的一个手中拿着水管。

史迈利向前走去，注意不把双手插在口袋里。拿水管的那个人继续工作，可是高个子的那个仍在暗处看着他。他穿着一身白色的工作服，把尖领子翻起，有了一种洋洋自得的神气。他的满头黑发往后梳。

“我不是住户，”史迈利承认，“不过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谈谈我想租个地方的事。我姓卡迈克尔，”他大声解释道，“我在马路那边买了一栋公寓。”

他做出像要掏出一张名片的姿势，好像他的证件比他貌不惊人的外表更能介绍他的身份。“我愿意预付租金，”他答应说，“我愿意签个合约，或者什么的。只要是光明正大的。我可以找个证人，预付租金，只要合理就行。我的车是罗孚汽车。一辆新车。我不想背着公司做生意，我不主张这样。只要合理，我都愿意。我本来想把车开过来，但我不想太冒失。说来好笑，外面那楼梯我不喜欢。它太新了。”

史迈利装出一种啰里啰嗦的样子说明来意，他自始至终像个低声下气的恳求者，站在屋梁上一盏强烈的灯光下，对方可以把他看得一清二楚。这种态度产生了效果。穿白衣的人离开升降车，往嵌在两根铁柱之间的一个玻璃小房间走去，摆了一下脑袋叫史迈利跟着过去。他一边走，一边拉下他的手套。这是皮手套，手工缝的，很贵。

“你推门得小心点儿，”他仍大声警告说，“你要用电梯，或许得多付几镑。不过你会省得多。”

“麦克斯，我有事跟你谈，”他们一进玻璃小屋，史迈利就说，“单独谈。不在这里。”

麦克斯体格魁梧，脸色苍白，像个少年，但是皮肤却皱得像个老头子。他长得很英俊，眼光很沉着。他身上有一种沉着的神气。

“现在？你要现在谈？”

“到汽车里去。我有辆车子在外面。你从楼梯上去，就可以见到。”

麦克斯把手围在嘴边，向车库那头喊。他比史迈利高过半个脑袋，嗓门像个鼓队队长。史迈利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他们俩很可能都是捷克人。那边没有回话，但是麦克斯已在解工作服的纽扣了。

“是关于吉姆·普莱多的事。”史迈利说。

“我知道。”麦克斯说。

他们开车到汉姆斯丹德，坐在崭新的罗孚汽车里，看着孩子们在水塘里敲冰。雨终于停了，也许是因为天冷。

到了外面，麦克斯穿了一身蓝衣服，蓝衬衫，领带也是蓝的，但与别的蓝色稍有区别。各种蓝色深浅不一，这样讲究，他大概花了不少工夫，他手上戴着好几个戒指，长统靴旁边有拉链。

“我已经不在里面了。他们告诉你了没有？”史迈利问。麦克斯耸耸肩。“我以为他们会告诉你。”史迈利说。

麦克斯直挺挺地坐着。他没有把背靠在椅背上，他太自大了。他没有看史迈利。他的眼光凝视着水塘，凝视着在芦苇丛中嬉戏的孩子们。

“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他说。

“我被撤职了，”史迈利说，“大概跟你是同一个时候。”

麦克斯身子似乎挺了一下，又缩了回去。“太糟糕了，乔治。你现在干什么，偷钱？”

“我不要他们知道，麦克斯。”

“你保密，我也保密。”麦克斯说，他掏出金烟盒来给史迈利一支烟，史迈利谢绝了。

“我要听你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史迈利继续说，“在他们开除我之前我就想弄清楚，但是没有时间。”

“他们就为了这个才开除你？”

“可以这样说。”

“你啥都不知道，唔？”麦克斯说，他的眼光仍冷冷地看着孩子们。

史迈利说得很简单，一边注意麦克斯的反应，生怕他没有听懂。他们本来可以讲德语，但是他知道麦克斯不愿意。因此他讲英语，一边看着麦克斯的脸。

“我一点也不知道，麦克斯。我根本没有参加。事情发生时我在柏林，这事是怎么计划的，什么背景，我都不知道。他们打电报给我，我回到伦敦时已经太迟了。”

“计划，”麦克斯重复说，“是有一些计划的。”他的下巴和面颊突然满布皱纹，眼睛眯细了，不知是在苦笑还是微笑。“那么你现在有的是时间了，乔治？不错，是有一些计划的。”

“吉姆有件特殊任务要完成。他指名要你。”

“是呀。吉姆要麦克斯替他把风。”

“他怎么要到你的？他是不是到阿克顿去，跟托比·伊斯特哈斯说‘托比，我要麦克斯’？他怎么要到你的？”

麦克斯的双手放在膝上。十分整洁而且修长，但是骨节都很粗壮。他一听到伊斯特哈斯的名字，就把双手的掌心合拢，仿佛是个笼子逮到了一只蝴蝶一样。

“什么？”麦克斯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秘密的。”麦克斯说，“吉姆是秘密的，我也是秘密的。跟现在一样。”

“说吧，”史迈利说，“请你说吧。”

麦克斯说起这件事来好像是在说任何普通的事情一样，像是家庭问题、工作问题、爱情问题。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十月中，是的，十月十六日。那时是淡季，他有好几星期没有到国外去了，感到很厌烦。他那天整天都在侦察布鲁姆斯伯里的一幢房子，那是两个中国学生住的，点路灯的打算偷偷地去搜查一下。他正要回阿克顿洗衣店去写报告，吉姆在路上拦下了他，演了一场假装偶然遇到的戏，把他带到水晶宫，他们坐在汽车里谈话，像现在一样，只是说的是捷克话。吉姆说，有一件特殊的任务要完成，任务很重大，很秘密，不能让圆场别人知道，甚至连托比·伊斯特哈斯也不能知道究竟要发生什么事。这是最高层交代下来的，很艰巨。麦克斯有兴趣吗？

“我说：‘当然，吉姆。麦克斯有兴趣。’于是他吩咐我：‘请个假。你去找托比，对他说：托比，我的母亲病了，我得请几天假。’我并没有母亲。‘好吧，’我说，‘我去请个假。多久，吉姆？’”

吉姆说，这件事从头到尾不会超过一个周末。他们星期六去，星期天就可以回来了。接着他问麦克斯，目前有没有可用的身份证件，最好是奥地利的，做小生意的，还有相应的汽车驾驶执照。如果麦克斯在阿克顿没有现成的，吉姆可以在布里克斯顿替他弄一份。

“我说，当然，我有，叫哈特曼·鲁迪，奥地利林茨人，捷克苏台德移民。”

于是麦克斯编了一个他在布拉德福有个女朋友惹了麻烦的故事给托比听，托比训了他十分钟关于英国两性之间的规矩的话。到星期四，吉姆和麦克斯在当时剥头皮组租的一所安全联络站会面，那是在兰伯斯的一个破旧房子里。吉姆随身带了钥匙。吉姆又说了一遍，一共只需三天，在布尔诺郊外跟人偷偷碰个头而已。吉姆带了一张大地图，两人仔细研究了一下。吉姆用捷克人身份旅行，麦克斯用奥地利人身份。他们分两路去布尔诺。吉姆从巴黎飞到布拉格，然后再坐火车。他没有说他自己带的是什么护照，但麦克斯猜是捷克的，因为捷克原来是吉姆的祖国。他见过吉姆用过。麦克斯化名哈特曼·鲁迪，做玻璃和炉子生意。他要从米库洛夫附近开车越过奥地利边境，然后向北驶向布尔诺，中间有充裕的时间，到星期六晚上六点半，才在足球场附近一条小路上与吉姆相会。那天晚上七点有一场盛大的比赛。吉姆跟着人潮走，到小路就上了麦克斯等着的汽车。他们商量好时间，万一碰不上怎么办，还有其他老套的应急措施。麦克斯说，反正，他们对相互的习惯作风都是很了解的。

汽车一出布尔诺，他们就要走比洛维奇公路到克尔蒂尼，朝东折向拉奇斯。在拉奇斯公路上，他们会见到左边停着一辆黑色汽车，很可能是菲亚特汽车。牌照号码头两个是99。开车的在看报。他们就停下来，麦克斯过去问他出了什么事。那人回答他的医生叫他一次开车不要超过三小时。麦克斯就说是啊，长时间开车对心脏不好。这时那人就会告诉他们把车停在哪里，然后叫他们坐上他的汽车到碰头的地方去。

“你们去见谁，麦克斯？吉姆告诉你没有？”

没有，吉姆说的就只有这些。

麦克斯说，到布尔诺为止，一切都按计划。从米库洛夫出发，他被两个骑摩托车的便衣跟了一阵子，他们每隔十分钟换一个上来，但是他猜这是因为他用的是奥地利汽车牌照，所以不去理会。他很充裕地在下午三四点钟到了布尔诺，为了要把事情装得像样一些，他到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在餐厅里喝了两杯咖啡。有个眼线盯上了他，麦克斯就向他大谈玻璃的生意经，还谈到他在林茨的女朋友跟美国人跑了。吉姆在头一次没有露面，后来一小时后在约好的地方露面。麦克斯以为火车误了点，但是吉姆叫他“慢慢开车”，他就马上知道出了事情。

吉姆告诉他，计划有了变更，现在这样来进行：麦克斯要完全置身事外。他开到约好的地方就先让吉姆下车，然后待在布尔诺一直到星期一上午。他不得和圆场任何一条“贸易”路线接触：不得和阿格拉瓦特谍报网的任何人，不得和柏拉图谍报网的任何人，更不得和布拉格常驻站联系。如果到星期一上午，吉姆没有在旅馆露面，麦克斯就赶紧脱身，不管用什么办法。如果吉姆露了面，麦克斯的任务就是把吉姆的口信带给老总：口信很简单，可能不超过一个词儿。他到伦敦后就直接去找老总，通过老麦克法迪安约个时间，把口信给老总。明白了吗？如果吉姆没有露面，麦克斯就回去干原来的工作，什么都推说不知道，不论圆场内外都一样。

“吉姆没说为什么改变计划吗？”

“吉姆很担心。”

“是不是他在去跟你见面的路上发生了什么事？”

“可能。我对吉姆说：‘我说，吉姆，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很担心。我来把风，我给你开车，帮你开枪，怕什么？’可是吉姆生了气，我这么说对吗？”

“对。”史迈利说。

他们开到拉奇斯公路上，找到了那辆车停在那里，没有开灯，对着一条田间小径，那是一辆菲亚特车，黑色的，牌照号码头两个数字是99。麦克斯停了车，让吉姆下车。吉姆朝那菲亚特车走过去时，那个开车的把门打开了一道缝，好让车内自动亮灯。他在方向盘上打开一份报纸。

“你能看清他的脸吗？”

“在暗处。”

麦克斯等了一会儿，他们大概在交换暗号，吉姆坐了进去，车就沿着小径开走了，仍没有亮灯。麦克斯回到了布尔诺。他坐在餐厅里喝烈性杜松子酒的时候，听到全城一片隆隆声。他原本以为是从足球场传来的声音，后来才弄清楚是卡车的声音，有个车队从公路上开过来。他问女侍发生了什么事，她说，森林里发生了枪击事件，是反革命分子搞的。他到外面自己的车里，打开收音机，听到了布拉格的新闻。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还有一位将军被涉及。他猜想到处一定都布置了检查哨，反正吉姆指定他在旅馆里待到星期一上午。

“也许吉姆会送信给我。也许有反抗运动的人会来找我。”

“带来一个词的口信。”史迈利悄悄地说。

“是呀。”

“他没有说是什么词？”

“你疯了？”麦克斯说。这是一句陈述句，也是一句问句。

“一个捷克词，还是英国词，还是德国词？”

麦克斯说，没有口信送来，他根本不想回答疯子的问题。

星期一，他把入境的护照烧了，换了汽车牌照，用了德国的脱逃护照。他不往南走，改为西南方向，丢了汽车，坐长途巴士过境到了弗莱斯塔特，这是他所知道最安全的一条路线。到了弗莱斯塔特，他喝了一杯酒，找个女人睡了觉，因为他感到糊涂、生气，需要喘喘气。他在星期二晚上到伦敦，尽管吉姆叫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去找老总，但是“那很困难”。他说。

他想打电话，但只能接到老妈妈那儿为止。麦克法迪安不在。他想写信，但想起了吉姆的话，不能让圆场其他人知道。他认为写信太危险。阿克顿洗衣店有人传说老总病了。他想打听住的医院，但打听不出来。

“洗衣店的人知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

“应该不知道。”

他还在纳闷的时候，管理组叫他去，要看他的哈特曼·鲁迪的护照。麦克斯说他丢了，这确实是相当接近事实的。他为什么不报告？他没有发现。是什么时候丢的？他不知道。他最后见到吉姆·普莱多是什么时候？他记不清了。他被送到了沙拉特的训练所，但是麦克斯觉得很不爽，两三天后，审问组对他感到厌烦了，要不然，就是有人叫他们停止审问。

“我回到阿克顿的洗衣店。托比·伊斯特哈斯给我一百英镑，叫我滚蛋。”

水塘边一阵尖叫称好。原来是两个男孩打破了一块冰，水从洞里汩汩地冒出来。

“麦克斯，吉姆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

“你能听到一些传说。流亡者之间总是有谣言流传的。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谁照顾他的，比尔·海顿怎么把他买回来的？”

“流亡者不再跟麦克斯说话了。”

“但是你还是听到了一些，是不是？”

这次是那双白皙的手告诉了他。史迈利看到手指伸开，一只手五根，另外一只手三根，麦克斯还没有说话，他心中已经感到了不好受。

“他们从背后开枪打吉姆。也许吉姆正要逃走，管它的呢？他们把吉姆关进监牢。这对吉姆当然不是滋味。对我的朋友也不是滋味。”他开始数了起来：“普里比尔，”他开始数道，碰了一下大拇指，“布科瓦·米莱克，普里比尔老婆的弟弟。”他弯了一根手指。“还有普里比尔的老婆。”又是一根手指，第三根手指。“科林·吉里，他的妹妹，都死了。这是阿格拉瓦特谍报网。”他换了一只手。“这个谍报网完蛋了以后，柏拉图谍报网也完蛋了。先是拉波丁律师，接着是兰德克朗将军、打字员艾娃·克里格罗娃和汉卡·比罗娃。也都死了。这个代价可不低，乔治，”他把干净的手指举到史迈利的面前，“一个英国人吃了一子弹，这个代价可不低。”他生了气。“你管闲事干什么，乔治？圆场不把捷克放在心上。盟国不把捷克放在心上。有钱人不会帮穷人逃出监牢！你要知道内情吗？有个词儿Märchen，英文是怎么说的，乔治？”

“神话。”史迈利说。

“对啦，以后请你别再告诉我什么英国人要拯救捷克的神话了！”

“也许这不是吉姆，”史迈利沉默很久以后才说，“也许是别人把谍报网泄了密。不会是吉姆。”

麦克斯已在开车门。“管它的？”他问道。

“麦克斯。”史迈利说。

“别担心，乔治。我没有地方可以出卖你。好吧？”

“好。”

史迈利坐在汽车里，看着他叫一辆出租车。他挥了一挥手，好像叫侍者一样。他把地址告诉那个司机，连看也不看一眼。然后就坐上车走了，腰板仍挺得很直，眼睛望着前方，好像一个国王，不看群众一眼。

出租车消失以后，孟德尔督察长慢慢地从长凳上站起来，一边折着报纸，一边走到罗孚车这边来。

“你很干净，”他说，“背后很干净，良心也很清白。”

但是史迈利没有这么有把握，他把汽车钥匙交给他，自己走向公共汽车站，为了要向西走，先越过了马路。

28

他的目的地是舰队街底一家摆满了酒桶的酒馆。在别的地段喝午饭前的开胃酒，三点半可能已经晚了一些，但是当史迈利轻轻推门进去时，看到有十几个朦胧的人影从酒吧柜台那边转过头来看他。在角落里一张桌边，坐着杰里·威斯特贝，桌上放着一大杯粉红色的杜松子酒，与塑料假拱顶或墙上的仿冒火枪一样不显眼。

“老兄，”杰里·威斯特贝羞怯地说，声音好像是从地下出来的，“想不到是你。嗨，吉米！”他一手按住史迈利的肩膀，一手打招呼要酒，他的手又粗大又结实，原来杰里曾经在一个乡下板球队担任过守门员。和其他守门员不同的是，杰里个子高大，不过由于放下手准备接球成了习惯，他的肩膀仍旧下垂。他一头黄发已经发白，满脸通红，穿着一件奶油色的绸衬衫，系着一条著名的运动领带。看到史迈利无疑使他很高兴，他满面笑容。

“真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他又说，“真是想不到。嗨，你最近在干什么？”他把他一把拉到自己旁边坐下，“晒太阳，睡大觉？嗨——”他急切地问，“喝什么？”

史迈利要了一杯血腥玛丽32。

“这不完全是巧合，杰里。”史迈利承认道。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杰里突然急着要打破沉默。

“你听我说，你的那个老婆好吗？一切都好吗？那才行。我总是说，你们是最美满的一对。”

杰里·威斯特贝自己结过好几次婚，但是没有一次令他感到满意。

“我跟你对换一下，乔治，”他建议道，肩膀向他一撞，“我去跟安恩过日子，每天睡大觉，你来做我的工作，报道女子乒乓球赛。怎么样？”

“干杯。”史迈利好脾气地说。

“说实话，很久没有看到哥儿们和娘儿们了。”杰里尴尬地招认，不知为什么羞红了脸，“去年收到老托比的圣诞节卡片，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想他们把我也给忘了。也不能怪他们，”他用手指弹一弹玻璃杯，“喝得太多了，就是为了这个。他们以为我会嘴快说出来。失去控制。”

“他们不会那样。”史迈利说，两人又沉默不语。

“勇士的钱太多不好。”杰里一本正经地说。他们多年以来一直喜欢说这句印第安人的笑话，史迈利听了心中一沉。

“来一杯怎么样？”他说。

“怎么样？”杰里说，他们一起喝了酒。

“我读了你的信就马上烧了。”史迈利神色自若轻声地说，“怕你不放心。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反正已经太晚了。一切都已过去了。”

听到这话，杰里的面色涨得发紫。

“因此他们辞退你，不是因为你写了那封信给我，”史迈利仍然轻轻地说，“你可不能那么想。而且，这封信是你亲手交给我的。”

“你很够朋友，”杰里喃喃道，“谢谢你。我本来不应该写的。多管闲事。”

“没有的事。”史迈利说，一边又要了两杯酒，“你是为了圆场好。”

史迈利觉得这样说有点像拉康。但是要与杰里谈话，惟一方式是用杰里的报纸陈述方式：句子要短，说话要快。

杰里吐了几口烟。“最后一个任务，哦，那是一年前，”他又高兴地说起来，“不止一年了。把一个小包裹送到布达佩斯去。其实没有什么。公用电话亭。放在顶上。把手举起。就放在那里了。小孩子的玩意儿。你放心，我没出错。我还先估算了一下。有安全暗号。‘亭空，请用。’你知道，这是他们教我们的。你们这帮子人最了解，是不是？你们是‘猫头鹰’。各干各的，规矩是这样。多的不干。合起来就成了一个整体。计划是如此。”

“他们很快就会登门来求你。”史迈利安慰道，“我想他们大概是让你休息一阵子。你知道，他们常常那样做。”

“希望如此。”杰里恭敬地微笑道。他喝酒的时候，酒杯微微发抖。

“你是写信给我前出门的吗？”史迈利问。

“是的。实际上就只是一次，先到布达佩斯，再到布拉格。”

“你是在布拉格听到那消息的？你给我信中说的那个消息？”

在酒吧柜台那里，一个穿黑色衣服、脸色红润的人在预言国家马上就要崩溃。他说，顶多三个月就要完蛋。

“难搞的家伙，托比·伊斯特哈斯。”杰里说。

“但还不错。”史迈利说。

“是啊，老兄，第一流的。很杰出，我的看法。但是难搞，你知道的。怎么样？”他们又喝了酒，杰里·威斯特贝在脑袋后伸出一根手指，假装是印第安人的羽毛。

“问题是，”柜台那边那个脸色红润的人喝一口酒说，“我们根本没有料到。”

他们决定马上去吃饭，因为杰里要给明天的报纸发稿：某个足球前锋在商店扒窃被捕。他们到一家咖喱餐厅，吃饭的时候还供应啤酒。他们商量好，如果碰到什么人，杰里便把史迈利当做他的银行经理介绍给对方，因为这个主意，他在吃那顿满意的饭时，一直很高兴。餐厅里放着背景音乐，杰里称之为蚊子的交配飞行，有时甚至淹没了他粗嘎嗓子的轻声说话。这样也不错。史迈利硬着头皮表示很喜欢吃咖喱。杰里开始时还有点勉强，后来就开始说另外一个故事了，就是老托比不许他报道的那个故事，跟一个叫吉姆·埃利斯的人有关的。

杰里·威斯特贝是个极难得的证人人选。他没有幻想，没有恶意，没有个人意见。他只觉得这事很古怪。他一直不能忘掉这件事，但是说也奇怪，他后来再也没有跟托比谈起过。

“就是这张卡片，你瞧，‘圣诞快乐，托比。’一张雪中街景的图片，是里登霍尔街。”他大惑不解地看着电扇，“里登霍尔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老兄？不是什么间谍窝或者碰头的地方吧？”

“据我所知都不是。”史迈利笑道。

“真不明白他为什么选一张里登霍尔街雪景的圣诞卡。真怪，你说是不是？”

史迈利说，他也许只是想要选一张伦敦的雪景。托比到底在很多方面都保有一点外国习气的。

“我觉得要保持联络，这样未免太古怪了一些。过去总是送我一箱威士忌酒，非常准时。”杰里皱起眉头，喝了一口。“我倒不是在乎威士忌酒，”他迷惑地解释，他的一生常常因为感到迷惑，而没有远景，“我要喝随时可以买。只不过，我人既然在圈子外面，就会把什么都看成是别有用意的，因此礼物也很重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是在一年以前，精确地说，是在十二月。杰里·威斯特贝说，布拉格的体育餐厅不是西方记者常去的地方。他们多半在“宇宙”或“国际”，低声谈话，聚集在一起，他们都很提心吊胆。杰里常去的是体育餐厅，在赢了鞑靼队那场比赛后，杰里带守门员霍洛托克去了那里，从此以后，杰里与酒保就有了交情，他名叫斯坦尼斯拉夫斯，也叫斯坦。

“斯坦是个自由自在的人。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让你觉得好像捷克仍是个自由的国家。”

他解释道，餐厅主要是个酒吧。而在捷克，酒吧就是夜总会，而夜总会就是朗姆酒。史迈利附和说这令人糊涂。

与往常一样，杰里在那里的时候总是竖着耳朵留心听着，毕竟这是捷克，有一两次他居然给托比带回一些片言只语回来，或者替他提供一些人的线索。

“即使听到的不过是外币交易、黑市之类的事，据托比说，都是有用的。一鳞半爪的加起来——反正托比是这样说的。”

很对，史迈利同意，就是这样。

“托比是‘猫头鹰’，是不是？”

“当然。”

“你瞧，我原来是在罗埃·布兰德手下工作。后来罗埃升了官，我就由托比领导。说实在的，有点令人不安，老是换人。干杯。”

“你那次去以前已替托比工作多久了？”

“一两年，不会更久。”

菜送上来时，他们停止了说话，酒杯又斟满了。杰里·威斯特贝的粗手把一瓶胡椒撒在菜单上最辣的一道菜上，然后又在上面倒了一层猩红的调味料。他说，这调味料是为了要吃起来更辣一些。“那是老厨师特地为我调制的，”他解释道，“放在最下层的架子。”

他继续说下去，那天晚上在斯坦的酒吧里，有个头发剪得短短的小伙子，挽着一个漂亮的小姐。

“因此我想：小心点儿，杰里，那是当兵的人剃的头发。对不对？”

“对。”史迈利附和他说，心里想，在有些方面，杰里自己也是“猫头鹰”。

原来那小伙子是斯坦的侄子，因为能说英语，感到很得意：“你不知道有人因为能表现自己的外语本领，什么都会告诉你。”他正在休假中，爱上了那个小姐，假期还有八天，人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包括杰里在内。应该说，特别是杰里，因为杰里会付酒钱。

“我们大家都挤着坐在角落里一张大桌子边，有大学生，有漂亮的小姐，什么人都有。老斯坦也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有个小伙子修好了一台录音机。大家都很自在，又是喝酒，又是喧闹。”

杰里解释道，这喧闹声特别重要，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和那个小伙子搭讪，而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那小伙子坐在杰里旁边，从一开始就对他有好感。他的一只胳膊搂着他的小姐，一只胳膊搭在杰里肩上。

“他那种小伙子碰到你身上是不会叫你起鸡皮疙瘩的。我一般不喜欢被别人碰。希腊人喜欢那样。我最恨那样。”

史迈利笑着说他也最恨那样。

“说来奇怪，那小姐有点像安恩，”杰里回想道，“狡黠，懂得我的意思吗？像嘉宝33一样的眼睛，很性感。”因此就在大家唱歌、喝酒、玩着接吻游戏的时候，那个小伙子问杰里想不想知道关于吉姆·埃利斯的事件真相。

“我假装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杰里向史迈利解释，“‘很想知道，’我说，‘吉姆·埃利斯是谁呀？’那个小伙子看我一眼，好像我是个傻瓜似的，他说，‘一个英国间谍。’你瞧，谁也没有听到我们说话，大家都在叫啊，喊啊，唱那些快活的歌儿。他的小姐倚在他的怀中，头倚在他的肩上，但是她已半醉了，有些迷迷糊糊的，因此他就一个劲儿地和我说话，因为自己能说英语很得意，你懂吗？”

“我懂。”史迈利说。

“‘英国间谍，’他对着我的耳朵直嚷，‘战时和捷克游击队一起打过仗。到捷克来自称哈耶克，被俄国秘密警察开枪打中了。’我耸一耸肩说，‘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老兄。’不能操之过急，你懂吗？什么时候都不能操之过急，不然会把他们吓跑的。”

“你说得一点也不错。”史迈利衷心地表示同意，接着就耐心地招架有关安恩的一些问题，以及爱一个人、真心地一辈子爱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滋味的问题。

据杰里·威斯特贝说，那个小伙子告诉他：“我是征兵入伍的。我要是不入伍，就不能上大学。”十月间，他在布尔诺附近的森林进行基本训练演习。那边森林一直有许多部队驻扎在那里，一到夏天有时整整一个月不对民众开放。单调乏味的步兵操练原来规定要举行两个星期，但是到了第三天就无缘无故取消了，部队奉令开拔回城。命令就是：马上收拾回到营区。整个森林要在天黑以前撤空。

“马上各种谣言就纷纷传开了。”杰里接着说，“有人说，季斯诺夫的弹道研究站被炸了。也有人说，训练营的新兵发生叛变，开枪射杀俄国兵。布拉格又发生暴动，俄国人接管了政府，德国人打了进来，天晓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当兵的都是那样的。不论在哪里，当兵的都是一样。谣言传来传去，没有个完。”

谈到当兵的，杰里·威斯特贝又不免问起在军中认识的一些朋友，也是史迈利有泛泛之交但后来淡忘了的一些人。最后他们又言归正传。

“他们就背起背包，爬上卡车，只等开动了。刚走了半里路，忽然车队又停住了，命令他们开到路边，卡车都得倒退回到树林里，结果陷在泥里，掉在沟里，一片混乱。”

据威斯特贝说，原来是俄国人来了。他们从布尔诺的方向开来，急急忙忙说着，凡是捷克的东西都得撤走，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的话。

“先是有一队摩托车疾驰而来，挥舞着手电筒，开车的人向他们大声嚷嚷。接着来了一辆参谋车，上面坐着穿便服的人，那个小伙子估计一共有六个人。后面是两辆卡车的特别部队，个个都全副武装，脸上涂着迷彩，杀气腾腾的。最后一辆卡车装的都是追捕的警犬。看上去完全是一副要上阵作战的样子。我没有让你厌烦吧，老兄？”

威斯特贝用一块手帕擦一擦脸上的汗，眨着眼睛，好像刚刚苏醒过来的样子。他的绸衬衫也被汗湿透了，像刚洗过淋浴一样。史迈利不喜欢吃咖喱，因此又要了两罐啤酒，把咖喱味冲掉。

“故事的第一部分就是：捷克军队撤了出去，俄国军队开了进来。明白了吗？”

史迈利说，明白了，他心里想，他早就预料到这一着了。

但是那小伙子回到布尔诺以后，很快就听说他的部队在这件事中所分配到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除了他们以外，又来了一个车队。第二天晚上，两个车队就在乡下来来回回地转了十来个小时，没有一个明显的目的地。他们向西开到特热比奇，停了下来等待通讯队向总部通报，过了很久才又折向东南，开到奥地利边境上的兹诺伊莫，一边开车，一边收发电报，像疯了一样。谁也不知道走这条路线是奉了谁的命令，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有一次他们还奉命上刺刀，又有一次下车扎营，接着又背起背包重新出发。一路上还碰到其他部队，在布雷拉夫铁路调车场，有坦克在围着转，有一次还有一对自动推进的大炮架在事先铺好的轨道上。不管到什么地方，情况都是一样的：一片混乱，莫名其妙。有的老兵说，谁叫你是捷克人？这是俄国人给你的惩罚。回到布尔诺以后，那小伙子听到了一个不同的解释。说是俄国人在追捕一个叫哈耶克的英国间谍。他在侦察研究站的时候想绑架一个将军，被俄国人开枪打中了。

“你瞧，因此那个小伙子问，”杰里说，“那个小伙子问他的班长：‘既然哈耶克已经中了弹，咱们为什么还要在乡下乱转，闹得天翻地覆？’班长对他说：‘因为咱们是军队。’全世界的班长都是一样的。你说什么？”

史迈利不动声色地说：“我们刚才说的事情发生在两个晚上，杰里。俄国人开到森林里是哪个晚上？”

杰里·威斯特贝迷惑不解地皱起眉头。“那个小伙子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件事，你知道吗，乔治？他在斯坦的酒馆里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件事。谣言传说的究竟是什么？俄国人是星期五开进去的。他们到星期六才开枪打哈耶克。因此头脑机灵的人就说：你瞧，俄国人早在等哈耶克自投罗网了。知道他会来的。事先知道，预先埋伏。真是不好。对我们的名誉不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老总不好，对我们全都不好。来，喝酒？”

“喝酒。”史迈利说，喝了一口啤酒。

“托比也是这么想。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反应不一样。”

“于是你告诉了托比，”史迈利把一大盘开心果递给杰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你反正要去见他，向他报告你已经在布达佩斯替他交货了，于是你把哈耶克的事也告诉了他。”

杰里说，情况正是这样。令他不安的就是这件事，他感到古怪，因此他写信给乔治。“老托比说，这是胡说八道。一下子摆起架子来，很不客气。开头很热情，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干得好。回去了以后，第二天早上却责备我。说要开紧急会议，却开着车子带我在公园外面兜圈子，大惊小怪，闹得不可开交。说我酒喝多了，糊涂得分不清事实和胡思乱想。这些话真使我有点生气。”

“我想你一定奇怪他还跟谁说过。”史迈利同情地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他问道，不过一点也不紧迫，好像只是为了要把事情弄清楚而已。

“说这很可能是捏造出来骗我的。那个小伙子是有意来煽动我的。分化离间，让圆场怀疑自己人。怪我散布谣言。乔治，我就对他说：‘托比，老兄，我只是向你报告，老兄。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昨天你还说我好得不得了。用不着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骂送信的。如果你觉得这个情报不对，那是你的事。’不想再听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真没有道理。那样的人。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他平时不是那样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杰里举起左手摸摸头，好像一个小学生假装在想一件事似的。“‘好吧，’我说，‘别提啦。我替我的报纸写好稿了。俄国人先到那里，这就不写。写别的。森林伏击，诸如此类的废话。’我对他说：‘如果圆场不喜欢这资料，给报纸倒不错。’他一听又火了。第二天有只猫头鹰打电话给老板。别让那个讨厌鬼威斯特贝碰埃利斯的消息。叫他注意D号通知：正式警告。‘如有人再提吉姆·埃利斯，即哈耶克事件，即有损国家利益，一概予以退职。’所以又回来写女子乒乓球赛的消息了。干杯。”

“但是那时你已写信给我了。”史迈利提醒他。

杰里·威斯特贝涨红了脸。“对不起，”他说，“忽然排外和多疑起来。大概是因为在圈子外面的缘故：你连最好的朋友也不相信。就连陌生人也不如。”他又想用另外一个说法：“只是觉得老托比有点古怪。我不应该写这封信，是不是？违反规定。”他虽然尴尬，还勉强装出笑容。“后来我听到小道消息说，单位把你也辞了，因此我觉得更糊涂了。你不是在单独进行调查吧，老兄？不是……”他没有把话问完，不过，也许是没有说完。

他们分手的时候，史迈利轻轻地拉住他的肩膀。

“要是托比来找你，我想你最好别告诉他我们今天碰头的事。他是个好人，但他总是觉得别人联合起来对付他。”

“怎么也不会想到要告诉他，老兄。”

“而且要是万一他在这两天找你，”史迈利继续说，他的口气表明这是万一情况，“你最好告诉我。那么我就可以证明你说得不错。我想起来了，别打电话给我，打这个号码。”

杰里·威斯特贝忽然急着要走，关于那个足球员在店里偷窃的消息不能再等。但是他把史迈利的卡片接过来时，还是奇怪地有点不好意思地斜视一眼问：“没有不对劲吧，老兄？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吧？”那笑容很难看。“不是同伙闹翻了吧？”

史迈利听了大笑，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杰里宽厚微驼的肩膀上。

“随时恭候大驾。”威斯特贝说。

“我不会忘记。”

“你瞧，我以为是你打电话给老板的。”

“不是我。”

“也许是阿勒莱恩。”

“我想是吧。”

“什么时候都行。”威斯特贝又说，“对不起，你明白。向安恩问好。”他犹豫地说。

“说吧，杰里，说出来吧。”史迈利说。

“托比说了她和比尔的事。我叫他闭上鸟嘴。没有的事吧，是不是？”

“谢谢你，杰里。再见。当然啦。”

“我就知道没有。”杰里高兴起来，举起手指表示道别，就走了，到自己的天地里去了。

29

史迈利那天晚上躺在艾莱旅馆的床上，一时睡不着，就又拿起拉康在孟德尔家中交给他的那份档案来看。那份档案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建档的，当时圆场像白厅其他部门一样都受到压力，要竞相媲美，比较谁更认真检查自己人员的忠诚可靠。大部分资料都是一般性的：截听的电话，监视的报告，没完没了访问教师、朋友、审查人的调查记录。但是有一个文件像磁铁一样吸引住了史迈利，他总是看不够。这是一封信，索引上随便写着“海顿致范沙维，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其实是一封手写的信，是比尔·海顿在大学时代写给他的导师范沙维的。范沙维为圆场物色人才，曾经介绍年轻的吉姆·普莱多，认为他是个合适人选。这封信的前面有条捉弄人的解释。那个不知名的作者说，精英俱乐部是“基督教会学院的一个上层阶级俱乐部，会员主要是伊顿出身的”。创始人是范沙维（法国荣誉勋位、英帝国勋章获得者，个人档案第几号第几号），海顿（后面有无数可供查对的档案号码）该年是俱乐部的明星人物。海顿的父亲年轻时也参加过这个俱乐部，它的政治色彩供认不讳是保守的。范沙维早已故世，他是个狂热的帝国派，序言说，“精英俱乐部是他个人精选的智库，以备急需。”奇怪的是，史迈利隐约也记得自己年轻时对范沙维的印象：一个瘦瘦、热心的人，无边眼镜，张伯伦式的雨伞，面颊红润，有点不合乎他的年龄，仿佛还在长牙似的。斯蒂德·阿斯普莱叫他是童话中的教父。

亲爱的范，我建议你着手打听一下这个姓名见附件的年轻人。[审查人多余的注解：普莱多]你若知道吉姆，必然知道他是个有相当成就的运动员。但是你应知而不知的是，他也精通数国外语，而且也不完全是个呆子……

接着是他的简历，令人惊奇的精确：……巴黎拉克纳尔中学，申请念伊顿，但从来没去上过学，布拉格耶稣会中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两学期，父母在欧洲从事银行业，小贵族，父母分居……

因此，吉姆非常熟悉国外情况，他无牵无挂，我觉得极为可贵。再者，尽管他到过欧洲各地，但请别弄错，他骨子里完完全全是个英国佬。目前他刚出道，有点迷惘，因为他刚发现了球场之外还有一个新大陆，那就是我。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是怎样遇到他的。

你知道，我有时习惯（也是你的命令）穿起阿拉伯服装到集市里去，混在他们中间，听他们那些先知的谈话，以备有朝一日可以好好地对付他们。那天晚上出风头的巫师是从俄罗斯来的，一个名叫赫列布尼科夫的科学院院士，当时在伦敦苏联大使馆工作，是个随和、有感染力的家伙，他在大家说废话时说了一些相当有智慧的话。那个集市有个叫做大众俱乐部的辩论会，是我们的对手，我以前去过几次，情况你已知道。谈话结束后，一边喝大众化的咖啡，一边进行民主争论，吵得不可开交。这时我注意到有个大个子坐在后排，显然太羞怯，怕跟人混在一起。他的脸仿佛是在板球场见过的，后来才弄清楚我们两人都在一个临时组成的球队里打过球，只是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怎样描写他才好。他是这块料，范。我这不是开玩笑。

笔迹到此为止有些拘谨，但从此开始，由于作者得心应手，潦草了起来。

他沉默寡言，让人敬畏。头脑很固执——真的是那样。他是属于那种能够不露痕迹领导别人的沉着、有想法的人。范，你知道要我采取行动是多么困难。你得随时提醒我，从思想上提醒我，除非我尝到生活中危险的滋味，否则我是不会了解生活的神秘的。但是吉姆是个凭本能就会行动的人……他是执行者……他是我的另一半，我们两个加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完美的人，惟一不足的是我们两个都不会唱歌。范，你有这样的体会吗？你非得要出去找到一个新朋友，否则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意思了？

这里笔迹又整齐了一些。

“耶伐斯拉格罗”，我说，据我理解这是俄语，意思是到木棚里或者什么地方去等我，但是他却说“哈啰”，我想要是他见到加百利天使经过，他也会这样说的。

“你的难题是什么？”我问他。

“我没有难题。”他想了好一会儿才说。

“那么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要是没有难题，你怎么进来的？”

他咧开嘴安详地一笑，我们就到那个伟大的赫列布尼科夫那【引文1】里去，握了一握他的小手，一起回到我的房间。我们喝了酒，喝啊喝的。范，他见到什么都喝。也许是我见到什么都喝，反正我已忘掉是谁了。天亮以后，你猜我们怎么着？我来告诉你，范。我们一本正经地走到公园里，我拿着一只秒表坐在凳子上，吉姆换了运动衣，跑了二十圈。二十圈。我可累得够呛。

我们随时都会来见你，他只要跟我在一起，或者跟我的好、坏朋友在一起。总之，他要我做浮士德的恶魔。我感到很荣幸。再者，他还是童男，身高八尺，体格结实跟巨石群一样。别害怕喔。

档案至此快完了。史迈利坐了起来，不耐烦地翻着发黄的纸，想找一些更精彩的内容。这两个人的导师（二十年后）断言，无法想像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超过纯粹友谊”……海顿方面的证据没有找到……吉姆的导师说他“求知若渴”——否认他是“左倾”的说法。那次谈话是在沙拉特进行的，开始就是长篇大论的道歉，特别是鉴于吉姆战时表现优异。在读到海顿花哨的信以后，再看到吉姆的答复，有一种令人高兴的直率气息。国安局有一个情报员参加，但是没有听到他说什么话。没有，吉姆后来从来没有见过赫列布尼科夫或者他的代表……没有，他除了那次以外没有跟他说过话。没有，他当时跟共产党或俄国人没有来往，他想不起大众俱乐部任何一个会员的姓名来……

问：（阿勒莱恩）不至于让你睡不着吧？

答：老实说，没有。（笑声）

是的，他曾经参加过大众俱乐部，也参加过大学里的戏剧俱乐部、集邮俱乐部、现代语言俱乐部、联合俱乐部、历史协会、伦理协会、鲁道夫·史坦纳研究会……要听有趣的报告和认识人，这是很好的途径，特别是要认识人。不，他从来没有分发过左翼书报，不过他曾经订阅过《苏联周刊》……不，他从来没有向任何政党交过党费，不论在牛津时代，还是后来都没有。事实上，他还从来没有投过票……他在牛津参加这么多的俱乐部，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国外上过的学校太多了，因此没有什么自然结交的英国同学……

这时审查人都站在吉姆一边了：大家都站在一边反对国安局和他们的官僚主义干涉。

问：（阿勒莱恩）有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是，你既然在海外待这么久，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在哪里学会打板球？

答：哦，我有个舅舅，他在巴黎城外有个房子。他是个板球迷。有球网等一切设备。我到那里度假，他就没完没了地找我打球。

[审问人的注解：亨利·德·圣伊冯伯爵，一九四一年十二月，PF-AF64-7]

谈话结束。国安局的代表要求让海顿作证，但是海顿在国外，无法出席。另定日期……

史迈利读到档案中最后一份资料时，几乎已经睡着了。那份资料是在吉姆获得正式审批通过后，国安局胡乱塞进来的。那是当时牛津大学一张报纸的剪报，上面刊载一篇一九三八年六月海顿单人画展的评论，题为《现实抑或超现实？牛津的一个观点》。这位批评家把画展批评得体无完肤，最后幸灾乐祸地说：“我们知道吉姆·普莱多先生为了要帮助悬挂画框，还牺牲了他的板球。我们认为，要是他留在班伯里路，贡献就会更大一些，因为他对艺术的贡献是这次画展惟一感人的地方。也许我们最好不要这么大声讥笑……”

他想睡了，他的心里充满了怀疑和犹豫。他想起了安恩，困倦之中想念得厉害，想以自己的脆弱来保护她的脆弱。他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大声地叫着她的名字，幻想她在昏暗的灯光中俯视着他，而这时波普格拉汉太太却在钥匙孔中偷看，不免使他有所顾忌。他想到塔尔和伊琳娜，徒劳无益地思考着爱情和忠贞问题。他想到吉姆·普莱多和明天的事。他隐约意识到即将来临的胜利。他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回折腾了好几次。明天，如果他的运气好，他可能会找到陆地：一个安静的小小荒岛。是卡拉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属于他和安恩。他终于睡着了。

下篇

30

在吉姆·普莱多的天地里，星期四过得和别的日子一样，只是夜半时候，他肩胛骨的伤口开始流脓水，他想这大概是因为星期三下午参加了校内赛跑的缘故。他被痛醒了，感到背上流脓水的地方凉滋滋的。上一次发生那样情况的时候，他自己开车到汤顿医院去，但是护士看了他一眼，就马上打发他到急诊室去等医生来，帮他拍X光片，因此他就偷偷地穿上衣服回来了。他尝够了医院和护士的味道。不管是英国医院，还是别国的医院，他都不想再跟医院打交道了。他们说流脓是“本来就会有的”。

他自己摸不到那个伤口，但是在那次以后，他就自己胡乱做些三角绷带，每个角上缝了绳子。他于是把这些绷带找出来，放在架在水池的板上，调制化脓药，然后烧了热水，加了半包盐，洗了一个临时简单的澡，弓起背来冲洗一下创口。他把绷带浸透了化脓药，甩在背上，在胸前打了结，然后俯卧在床上，手边放着一杯伏特加。痛楚减轻了，就打起瞌睡来，不过他知道要是就这样睡着了，他会睡一整天，因此他拿起伏特加瓶到窗前，坐在桌边批改五年级乙班的法语作业，这时星期四的晨曦在大坑上空露出鱼肚白，乌鸦开始在榆树丛中扑翅起飞了。

他有时觉得那伤口像一个不能忘怀的记忆。他尽量想忘掉，但总是做不到。

他慢慢地批改作业，因为他喜欢这项工作，因为批改作业能够使他心无二用。到六点半、七点时，他批改完毕，就穿起一条法兰绒旧裤和一件运动外套，悄悄漫步走到教堂里去。教堂门是从来不上锁的。他在寇都瓦教堂的中央走道里跪了一会儿，这是寇都瓦家族为纪念两次大战中阵亡的家人所建的小教堂，很少有人去。小祭坛上的十字架是凡尔登的坑道兵削出来的。吉姆一边跪着，一边在座位下面小心地摸索着，手指终于摸到了几条胶带黏在那里，顺着胶带摸过去，就摸到了冰凉的金属物。他做完祈祷后就快步跑过峡谷路，到了山顶，他稍微放慢了速度，保持身上不断地流着汗，只要身体感到暖和，就很舒服，跑步的节奏安定了他的神经。他一夜未睡，大清早就喝了伏特加，因此感到有点轻飘飘的，看到峡谷下面的马驹呆呆地看着他时，他就用萨默塞特方言向它们嚷嚷道：“滚开，傻瓜！别呆呆地看我！”然后又沿着小径跑回去喝咖啡，换绷带。

晨祷后的第一节课是五年级乙班的法语，吉姆在班上几乎发了脾气：他给绸布商的儿子克里门兹不必要的处罚，快下课时又不得不取消了。在教员休息室，他又做了另外一件照例必做的事，就像在教堂一样：动作很快，不用脑筋，干净利落。这事的做法很简单，那就是通过信件进行检查，不过这个法子很灵验。他从来没有听说有人用过这个做法，特别在职业间谍之间，不过话又说回来，职业间谍是不会谈论他们玩弄的把戏的。他会这么告诉你：“道理是这样的：如果对方在监视你，他们一定也在注意你的信件，因为信件最容易搞，特别是如果寄信者是国内的人，可以得到邮局的合作。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就每星期在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邮筒，用同一种邮资，寄一封信给你自己，另一封信寄给同一地址的另一个不知情的人。里面放些什么都行——圣诞节卡片，本地超级市场的广告——一定要把信口封严，然后等着比较收信的时间。如果你的一封信比另外一个人的那封到得晚，那一定就是有人在监视你，就目前情况来看，那就是托比。”

吉姆用他自己古怪的话叫这为“测水温”，这一次水温又是可以的。两封信同时送来，但是吉姆到得太晚了，来不及取走寄给马乔里班克斯的那封，这次是轮到他被当做不知情的搭档。因此吉姆把自己的信揣在口袋里以后，翻看着《每日电讯报》，口中还啧啧有词，只听得马乔里班克斯厌烦地骂了一声“去他妈的”，就把一份邀他参加读经会的请帖撕掉。这一天的课程排得满满的，一直到和圣埃尔明学校比赛少年橄榄球为止，他当裁判员。球赛进行得很快，结束时他的背又痛了，因此他又回去喝伏特加，一直喝到打下午第一节上课铃，他答应年轻的埃尔维斯代他值班打铃。他已记不得为什么答应，但是年轻的教职员工，特别是已婚的，都会找他来帮忙做些杂事，他也从不拒绝。这个铃是轮船上的旧货，是瑟斯古德的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的，如今已成为学校的一个传统了。吉姆摇铃的时候，他发觉小比尔·罗奇就站在他身旁，抬头望着他，脸上虽露笑容，但脸色发白，等着跟他说话，他那样一天总有五六次了。

“哈啰，大胖，又有什么事啦？”

“先生，我说，先生。”

“说吧，大胖，快说。”

“先生，有个人问你住在哪里，先生。”罗奇说。

吉姆放下铃。

“怎么样的一个人，大胖？说吧，我不会咬人的，快说吧，嗨……嗨！什么样的一个人？男人？女人？变魔术的？嗨！说吧，老兄，”他温和地说，蹲着身子与罗奇一般高度，“不用哭。这又怎么啦？发烧了吗？”他从袖口里抽出一块手帕。“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仍低声地问。

“他在麦克库伦太太家的店里打听。他说他是你朋友。后来他就回到他的车里去，汽车停在教堂院子里，先生。”又是一阵泪如雨下，“他就坐在汽车里。”

“你们快滚开，”吉姆向挤在门口的一批年长的学生嚷，“快滚！”他又回过来对罗奇说：“很高的朋友？是不是邋里邋遢个子高高的，大胖？眉毛很浓，背有点驼？瘦个子？布拉德伯雷，过来，别呆看着！等会儿带大胖到舍监小姐那里去！瘦个子？”他又问，口气温和但是坚定。

但是罗奇已经词穷。他的脑袋一片空白，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什么也看不清楚了。他在大人世界中已没有了分辨的能力。什么大个子、小个子、老头儿、年轻人、驼背、直腰，都有分辨不清的危险。他不能对吉姆说不是，但是说是又要令他失望，这可担当不起。他看见吉姆的眼睛盯着他，他看到他的笑容消失了，感到一只大手慈爱地放在他的胳膊上。

“好孩子，大胖。没有人像你这样观察仔细了，是不是？”

比尔·罗奇把头靠在布拉德伯雷的肩上，闭上了眼睛。待他再睁开时，他在泪花中看到吉姆已走上一半的楼梯了。

吉姆感到很平静，几乎是沉着。好多天以来他已经知道有什么人要来了。这也是他信奉的一个规律，凡是那些监视他的人必到之地，他都留神注意。首先是教堂，本地居民的动静在那里是个现成的话题；其次是市政厅，选民登记的地方；还有小店老板，他们都有主顾来往的账目；最后是酒店，对象没有不上酒店的。他知道，在英国，这些地方是监视者要找到你而必去之地。果然不出所料，两天前在汤顿跟图书馆副馆长闲聊的时候，吉姆发现了他要寻找的踪迹。一个显然是从伦敦来的陌生人，居然对乡村选区发生兴趣，是啊，是个对政治有兴趣的先生，大概是在从事政治研究，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专业人员，他想了解的一件事情，现在说起来奇怪，就是吉姆那个村子的最新人口记录，是啊，想要了解选民名单，他们想挨家挨户调查一下一个名副其实的偏僻乡村，特别是有新住户的乡村。是啊，真奇怪，吉姆附和道，于是他就做了准备。他买了到各地去的火车票：汤顿到埃克塞特的，汤顿到伦敦的，汤顿到斯温顿的，有效期都是一个月。因为他知道，他若要逃跑，临时不容易弄到车票。他把他原来的证件和手枪挖出来，藏在地面上容易找到的地方，在阿尔维斯车的后车里放了一个装满衣服的手提箱，又把油箱加满了汽油。做了这些准备以后，他才能安心睡觉，但背又痛了。

“先生，谁赢了，先生？”

一个叫普里布尔的新生，穿着睡衣，嘴上还全是牙膏，到医务室去。有时，那些学生会毫无理由地向吉姆说话，大概是因为他的个子和背吸引了他们。

“先生，我是说球赛，和圣埃尔明队的球赛。”

“是圣维尔明队。”另外一个学生插嘴道，“是啊，先生，到底谁赢了？”

“先生，他们赢了，先生，”吉姆吼道，“要是你们看了，先生，你们就知道了，先生。”他假装进攻，挥着一个大拳头，把两个学生都赶到走道对面舍监的医务室。

“晚安，先生。”

“晚安，小鬼。”吉姆一边说，一边跨进另外一边的病房，从这里可以看到教堂和坟场。病房没有开灯，他不喜欢它的样子和气味。晚饭后有十二个孩子躺在昏暗中，迷迷糊糊地发着烧。

“是谁？”一个粗哑的嗓子问。

“是犀牛，”另一个回答，“喂，犀牛，谁赢了圣维尔明队？”

直呼吉姆的绰号是大不敬的事，但是病房里的孩子觉得这里可以不受纪律的约束。

“犀牛？谁是犀牛？不认识他。不知道这个名字，”吉姆站在病床之间说，“把手电筒藏起来，这里是禁止的。轻而易举地，他们就赢了。圣维尔明队十八比零。”那扇窗户几乎和地面一样高，有个炉栏挡在前面不让孩子们爬过去。“后卫线太糟糕。”他喃喃地说，一边往下看。

“我不喜欢橄榄球。”一个叫史蒂芬的孩子说。

蓝色的福特汽车停在教堂背后的榆树林里。从楼下看是看不到的，但并不像是存心藏起来。吉姆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离开窗户有一步远，观察那汽车有什么地方露出马脚。天很快就黑了，但是他的眼力很好，他知道该注意些什么地方：惹眼的天线、给跑腿用的第二面侧镜、长途开车后的痕迹。孩子们感觉到他的专心致志，都开起他的玩笑来。

“先生，在看鸟吗？好看不好看，先生？”

“先生，我们失火了吗？”

“先生，她的腿长得怎么样？”

“天啊，先生，难道是阿隆逊小姐？”大家听到这话都吃吃地笑起来，因为阿隆逊小姐又老又丑。

“闭嘴，”吉姆叱道，很生气，“无礼的蠢猪，闭嘴。”

楼下会客厅里，瑟斯古德在晚预习之前点高年级学生的名。

阿贝克隆比？到。阿斯特？到。布拉克纳？生病了，先生。

吉姆仍旧看着，这时车门开了，乔治·史迈利小心地下了车，穿着一件厚大衣。

走廊里响起了女舍监的脚步声。他听到她鞋子橡皮后跟擦地的声音和酒精瓶里体温计的碰撞声。

“我的好犀牛，你在我的病房里干什么？把窗帘拉上，你要他们都得肺炎死吗？威廉·梅里杜，马上坐起来。”

史迈利在锁车门。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带什么东西，甚至公文包也没有带。

“格林维尔楼里大家都在等你呢，犀牛。”

“好吧，我这就去，”吉姆精神抖擞地又说一句，“大家晚安。”就大步走到格林维尔宿舍楼去了，他答应要跟他们讲完约翰·巴肯的一个故事。他在大声念的时候，发现有些声音发不出来，好像塞在喉咙里了。他知道头上在冒汗，他心里嘀咕背上一定又在流脓了，等读完的时候，他的下巴感到有些僵硬，那不完全是因为大声朗读的缘故。但是所有这一切，与他跨进寒冷的夜晚空气里，心中越来越感到的气愤相比，一点也不足道。他在杂草没膝的院子里犹豫了一会儿，抬头看着教堂。他只需要三分钟不到，就可以到教堂里，从座位底下把胶带拉开，取出手枪，插在腰带里，在左边，枪口朝里，贴着下腹……

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不用如此，因此他就直接往自己的拖车走去，放声唱着“嗨，打炮打炮”，尽管他嗓门不高，而且走调。

31

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总有不安定之感。甚至外面过往车辆难得安静下来的时候，窗户也还是咯咯作响。浴室里，漱口杯也格格地响着，而隔着两边的墙，还有从楼上，都可以听到音乐声、脚步声、说话声和笑声。前院一有汽车开到，车门砰地关上的声音，都仿佛来自室内，脚步声也是如此。至于家具饰物都是协调一致的。黄色的椅子配着黄色的图片和黄色的地毯。有凸纹的床罩的颜色搭橘红色的配房门，碰巧也配上伏特加酒瓶上的标签。史迈利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他把椅子拉开了点，把伏特加酒瓶放在茶几上，现在吉姆坐在那里瞪着他的时候，他从小冰箱里取出一盘烟熏鱼，和已经抹了奶油的面包。和吉姆的情绪相比，他的情绪显得很轻松，动作敏捷，目的明确。

“我想我们别的不行，至少可以坐得舒服一些。”他笑一下道，一边忙着在桌上摆杯盘，“你什么时候得回学校去？有规定的时间吗？”没有回答，他就坐了下来。“你觉得教书有趣吗？我仿佛记得战后你教过一阵子书，是不是？在他们把你要回去之前？是不是也是个预备学校？我记不得了。”

“可以看档案去，”吉姆不高兴地说，“乔治·史迈利，你别到这里来跟我玩猫捉老鼠的把戏。你要了解我的情况，可以去查档案。”

史迈利伸手到茶几上，倒了两杯酒，一杯给吉姆。

“你在圆场的个人档案吗？”

“跟管理组要。向老总去要。”

“恐怕应该是那样，”史迈利怀疑地说，“问题是老总已经死了。在你回来之前，我也早已被撵了出来。你回国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你吗？”

一听到这话，吉姆的脸色有点缓和下来，他做了一个慢慢的动作，这个姿态常常使瑟斯古德的学生感到很好玩。“老天，”他喃喃地说，“原来老总已经死了，”他的左手掠过胡子尖，朝上摸到发根上，“可怜的老头子，”他喃喃说，“他是怎么死的，乔治？心脏病？心脏病死的？”

“在汇报的时候，他们没有告诉你吗？”史迈利问。

一听到汇报，吉姆态度又紧张起来，目光又瞪起来。

“是的，”史迈利说，“是心脏病。”

“谁接替他？”

史迈利笑道：“我的天，吉姆，要是他们连这个也没有告诉你，你们在沙拉特到底说些什么呀？”

“他妈的，谁接替他？不是你，对不对，你被撵出来了！谁接替他，乔治？”

“阿勒莱恩接替他。”史迈利留心地观察着吉姆。他注意到他的右前臂一动也不动地搁在膝上。“你想由谁来接替？你有合适的人选要推荐吗，吉姆？”停顿很久以后，他又说，“那么他们也没有告诉你阿格拉瓦特谍报网的下场？普里比尔、他的妻子、他的妻舅的下场？也没有告诉你柏拉图谍报网的下场？兰德克朗、艾娃·克里格罗娃、汉卡·比罗娃？这些人有几个是你在罗埃·布兰德接手以前招募来的，是不是？老兰德克朗在战时还为你工作过。”

吉姆顿时无法移动。他红红的脸显得犹豫不决，淡黄的眉毛上有汗珠慢慢渗了出来。

“他妈的，乔治，你究竟要干什么？我已经下了决心。这是他们告诉我的。下定决心，重新做人，忘掉一切。”

“他们是谁，吉姆？是罗埃？比尔？潘西？”他等着，“不管他们是谁，他们有没有告诉你麦克斯的遭遇？不过放心，麦克斯没有遭到什么不幸。”他站了起来，利落地替吉姆重新斟满了酒，又坐下来。

“好吧，你说吧，那两个谍报网怎么啦？”

“他们被破获了。他们说是你为了自己活命而出卖了他们。我不相信。但是我必须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不停地说下去，“我知道老总要你誓死保密，但是这个誓言已经结束了。我知道他们对你严加讯问，我也知道你已经把一些事情置之脑后，现在已经很难再挖出来了，或者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实情，什么是伪装了。我知道你尽量想划一道界限，说这件事没有发生过。我也这样做过。不过，你过了今天晚上以后再划这条界限吧。我带来了拉康的一封信，如果你要打电话给他，他在家等着。我不想要封你的口。我要你开口。你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来看我？你是大可以来看我的。你在走以前曾经想来看我，那么回来以后为什么不来看我呢？你不来看我，不完全是为了清规戒律。”

“没有人幸免吗？”吉姆说。

“没有人。他们看来都被枪毙了。”

他们打了电话给拉康后，只有史迈利一个人坐在那里喝着酒。他可以听到浴室里的水声，和吉姆泼水洗脸时的咕哝声。

“他妈的，让我们到可以透气的地方去。”吉姆低声说，仿佛这是他开口说话的条件。史迈利提起酒瓶，在他身旁一起走过车道到汽车旁边。

他们开着车子驶了二十分钟，由吉姆开车。他们停下来的时候，汽车已经开到高原上，今天早晨的山顶没有雾，远远地可以望到谷底。远处有稀稀落落的灯光。吉姆坐在那里像铁铸的一样，右肩略高，双手低垂，穿过结了雾气的挡风玻璃，凝视着远处的山影。天空已经发亮，衬着吉姆的面孔，轮廓鲜明。史迈利的头几个问题都很短。吉姆的声音里已经没有怒意，他说话慢慢地从容自如起来。有一次谈到老总搞特务的一套本领时，他甚至笑了起来，但是史迈利始终没有放松戒备，他谨慎小心，好像领着一个孩子过马路一样。遇到吉姆撒腿跑了起来，或者生起气来，史迈利就轻轻地把他拉回来，一直到平静下来为止，然后按同样的速度向同一个方向一起前进。吉姆如有迟疑，史迈利就哄他跳过障碍。在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由史迈利凭直觉和推断，跟吉姆提供他自己经历的线索的。

比如史迈利问，吉姆第一次接受老总的指示是不是在圆场外面的什么地方？是的。那么在哪里呢？在圣詹姆斯的一间公寓里，是老总建议的一个地方。有旁人在场吗？没有。老总当初为了和吉姆联系是不是通过他的私人警卫麦克法迪安？是的，老麦克坐布里克斯顿的交通车送来一个纸条，要吉姆那天晚上跟他见面。吉姆把去或不去的答复告诉麦克后，得把条子交还给他。他无论如何不得使用电话讨论这个安排，即使内线电话也不行。吉姆回复麦克说他同意去，七点钟到了那里。

“我想老总一开头就叫你要提高警惕？”

“告诉我谁都不能相信。”

“他有提到具体的人名没有？”

“后来提到了，”吉姆说，“开始没有。开始他只说：谁都不能相信。特别是主流派的人。乔治？”

“唔？”

“他们都被枪毙了？兰德克朗、克里格罗娃、普里比尔夫妇，都被枪毙了？”

“秘密警察在同一天晚上逮捕了两个谍报网的人。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但是他们的亲属得到通知，说是他们已经死了。这一般就是指枪毙。”

他们的右边有一排松树，在晨光熹微中好像一列爬上山谷静止不动的军队。

“后来我想老总问你手头有什么现成的捷克护照，是不是？”史迈利又问道。

他得把问题再重复一遍。

“我告诉他我用哈耶克，”吉姆最后说，“弗拉基米尔·哈耶克，驻巴黎的捷克记者。老总问我，这些证件有效期还有多久。我说，‘不一定。有时用一次就要作废了。’”他的声音忽然提高了，好像失去了控制。“老总有时候聋得厉害。”

“于是他告诉你该做些什么。”史迈利提示道。

“首先，我们讨论怎样否认。他说，如果我被逮住，我不可以把他牵连进去。就说是剥头皮组搞的，私底下搞的。当时我就想，谁会相信呀？他说的每句话都叫人心凉。”吉姆说，“在整个指示过程中，我可以感觉得到，他什么也不愿告诉我。他不要我知道，但是他要我得到他的明确指示。‘有人表示愿意为我们效劳，’老总说，‘位阶很高的一个官员。代号作证。’我问他：‘是捷克官员吗？’他说是‘军方的’。‘吉姆，你有军事头脑，你们俩一定很合得来。’就这样开始的，我想，如果你不想告诉我，那就干脆别告诉我吧，可是别再犹豫不决。”

吉姆说，再兜了几个圈子以后，老总表示“作证”是一个捷克炮兵将领。他的名字叫斯蒂夫契克，在布拉格国防系统中以亲苏的鹰派著称，至于这话有多少可信，那就只有天晓得了。他曾在莫斯科担任过联络工作，是俄国人信任的极少数捷克人之一。斯蒂夫契克通过一个中间人在奥地利带信给老总，表示他想就共同有兴趣的问题与圆场的一位负责人员谈话。这个人必须能说捷克话，有权力相机行事。斯蒂夫契克在十月二十日星期五那一天，会到奥地利边境以北约一百英里的布尔诺附近的季斯诺夫武器研究所视察。完了之后他将单独到附近一个猎场度周末。那个地方在森林中间，距拉奇斯不远。他愿意在二十一日星期六晚上在那里会见那位使者。他还会派人护送那个使者去布尔诺。

史迈利问道：“老总提到过斯蒂夫契克的动机吗？”

“一个女朋友，”吉姆说，“他所爱的一个女大学生。想抓住青春的尾巴。老总说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岁。她在一九六八年夏天的动乱时被杀。在此以前，斯蒂夫契克为了个人前途，隐藏他的反俄感情。那个小姐的死改变了一切：他决心要报仇。四年来，他一直潜伏不露，装出友好的姿态，探听能够真正有损俄国人的情报。因此我们向他提出了保证和商定了贸易路线以后，他就愿意出售。”

“对于这些情况，老总核查过没有？”

“尽了全力。斯蒂夫契克是有档案可查的。他是负责匈牙利问题的参谋军官，经历丰富。是个技术专家政治论者。他不是在进修，就是在国外增长见识：华沙、莫斯科、北京待了一年，在非洲当过武官，最后又回到莫斯科。当将军他算是年轻的。”

“老总有没有告诉你此行是搞什么情报？”

“国防资料。火箭。导弹。”

“还有别的吗？”史迈利说，递过酒瓶来。

“还有一些政治情报资料。”

“还有别的吗？”

史迈利不是第一次明显地感到，吉姆不是不知道，而是仍旧坚决地想忘掉一切。在黑暗中，吉姆·普莱多的呼吸突然急促重浊起来。他把手放在方向盘上，下巴靠在上面，茫然地看着已经结霜的挡风玻璃。

“他们在枪毙以前被逮到多久？”吉姆想要知道。

“恐怕比你久。”史迈利只好承认。

“天哪。”吉姆说。他从衣袖里抽出一块手帕，抹一抹脸上的汗水和不管是什么亮晶晶的东西。

“老总想要从斯蒂夫契克那里弄到的情报。”史迈利仍旧轻声地提示。

“他们再三讯问我的也是这个。”

“在沙拉特？”

吉姆摇摇头。“在那边。”他向山那边点点头，“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老总安排的。我无法说服他们这是我自己安排的。他们听了大笑。”

史迈利于是又耐心地等着吉姆继续说下去。

“斯蒂夫契克，”吉姆说，“老总始终惦记着一件事：斯蒂夫契克能够提供答案，斯蒂夫契克能够提供线索。我问他，‘什么线索？’他拿出他那个棕色装乐谱的袋子，抽出几张图表来，上面尽是他的批注。用蜡笔画的图表。他说，‘给你的资料。这是你要见的那个家伙。’斯蒂夫契克的一生逐年都有记载，他带我看了一遍。军校、奖章、老婆。‘他喜欢马，’他说，‘你过去也喜欢骑马，吉姆。这又是共同的地方，请记住。’我想：这倒挺好玩，坐在捷克某个地方，警犬在追踪我，却闲谈怎样训练纯种马。”他笑得有点奇怪，因此史迈利也笑了。

“用红蜡笔写的职务是斯蒂夫契克替苏联做的联络工作。绿笔写的是他的谍报工作。斯蒂夫契克什么都有份儿。捷克军方谍报部门第四号人物，首席武器专家，国内安全委员会书记，主席团的军事参议，捷克军事谍报系统的英美方面负责人。接着老总指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这一段，斯蒂夫契克第二次在莫斯科任职，一半绿笔，一半红笔。老总说，表面上斯蒂夫契克是华沙公约联络委员会里的捷克中将，但这不过是个掩护。‘他和华沙公约联络委员会没有关系，他的真正工作是在莫斯科中心的英国处里。他的工作假名叫米宁，’他说，‘他的工作是代表捷克方面与中心配合工作。这可是个有价值的宝藏，’老总说，‘斯蒂夫契克要向我们出卖的是莫斯科中心打进圆场潜伏的地鼠名字。’”

史迈利想，这很可能只是两个字，这时他想起了麦克斯，突然又感到了担心。他知道，到最后，不过就是地鼠杰拉德的名字，黑暗中一声喊叫。

“‘有个烂苹果，吉姆，’老总说，‘把别的苹果也弄烂了。’”吉姆一口气说了下去。他的声音僵硬起来，他的态度也僵硬起来。“他不断地说着他用淘汰的办法，从头调查起，几乎已经得出了结论。他说，剩下了五个可能性。别问我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来的。他说，‘是高层的五个人之一。一只手的五根手指。’他给我喝了一杯酒，我们俩坐在那里，像两个小学生那样约好用什么暗号。我们用了《锅匠、裁缝》这首儿歌。我们坐在公寓房间里，一起想出这个暗号，喝老总请我们喝的那种便宜的塞浦路斯雪利酒。如果我无法脱身出来，如果我遇到斯蒂夫契克以后出了什么事，如果我不得不转入地下，哪怕我得到布拉格在大使馆门上用粉笔涂写，或者在电话中向布拉格常驻站长大声嚷嚷，我也得把那两个字传给他。锅匠，裁缝，士兵，水手。阿勒莱恩是锅匠，海顿是裁缝，布兰德是士兵，托比·伊斯特哈斯是穷人。我们不用水手，因为与士兵同韵。你是乞丐。”吉姆说。

“我现在还是吗？对于老总的这个想法，吉姆，你是怎么看的？总而言之，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

“完全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

“就是胡说八道，”他用一种军人的固执口气重复说，“以为你们中间有一个是地鼠——这不是疯了吗？”

“但是你还是相信了？”

“没有！老天，老兄，你怎么——”

“为什么不相信？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一直认为这件事迟早是会发生的。我们总是互相警告：要提高警觉。我们把别的单位的人搞成我们的地鼠已经够多了：俄国人、波兰人、捷克人、法国人，甚至还有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英国人忽然成了例外呢？”

史迈利感到吉姆的敌意，便打开了车门，放一些冷空气进来。

“走一走怎么样？”他说，“可以走动走动的时候，没有必要窝在这里。”

不出史迈利所料，走动一下以后，吉姆说话又流利了。

他们是在高原的西端，只有几棵树耸立着，其余都砍倒在地了。有一张结了霜的长凳，他们没有坐下。没有风，星星很亮，吉姆继续说下去时，他们并肩走着，一会儿走近车子，一会儿又离开车子，总是吉姆跟着史迈利的步伐。有时他们停下步来，并肩站在那里，凝望下面的山谷。

吉姆首先谈到怎么去找麦克斯，采取了什么伪装手法，不让圆场别的人知道他的使命。他放消息说，他搞到了一条线索，可以找到苏联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破译员，他用以前用过的工作名字埃利斯订了去哥本哈根的机票。但实际上他却飞到巴黎，改用哈耶克护照，搭班机在星期六上午十点到布拉格机场。他轻而易举地通过了检查，在候机室弄清楚了火车时间以后，发现还有两个小时空当，就决定慢慢晃晃，看看在去布尔诺之前有没有人在他背后跟踪。那年秋天那里的气候很不好。地上已经积雪，天上还正在下雪。

吉姆说，在捷克，要察觉是否被跟踪一般不是问题。安全部门一点也不懂街头监视，大概是因为历届政府觉得没有必要畏畏缩缩的。吉姆说，他们往往到处布哨和停车，像艾尔·卡彭34一样，吉姆要找的果然给找到了：黑色的斯柯达汽车和三个戴软毡帽的壮汉。在寒风里，要发现他们稍微困难一些，因为车辆开得慢，行人走得快，人人都用围巾捂着鼻子。尽管如此，他在走到马萨里克车站，也就是他们现在所称的中央车站之前，一点也不担心。吉姆说，但是到了马萨里克车站，他从两个排在他前面买车票的女人身上得到了警告，这完全是靠直觉，而不是靠事实。

现在吉姆用职业特务平心静气的态度回顾了当时的情况。他在温契斯拉斯广场旁边一排有顶篷的商店门前走过时，有三个女人从他后面走到前面去了，其中中间一个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最靠外边的那个女人，提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皮包，最里面的那个女人牵着一条狗。十分钟以后，他迎面遇到了两个女人，手挽着手，都走得很急，他忽然想起，如果由托比·伊斯特哈斯来负责这项工作，这样的布置完全像是出于他的手笔。婴儿车提供迅速改装的行头，后边还有汽车停在那里，上面有短波无线电，万一第一组没成，另外有第二组支援。吉姆在马萨里克车站，看一眼排在他前面等着买票的两个女人，就知道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盯梢的人有一件行头是没有时间换掉，也不想换掉的，尤其是在这种寒带的气候中，那便是鞋子。吉姆观察这两个排队买票的女人穿的两双鞋子，马上认出了一双：毛里塑料的黑靴子，外面有拉链，棕色鞋底厚厚的，还带着一些积雪。那双靴子他在当天早上已经看到过一次了，那是在斯蒂尔瓦巷，不过穿那双鞋子的女人身上穿的是不同的衣服，推着婴儿车走过他身旁。从此以后，吉姆不再怀疑了。他已确知无疑，要是换了史迈利也会那样。

吉姆在车站书报摊上买了一份《红色权利报》，就上了去布尔诺的列车。若是他们要逮捕他，他们这时便可逮捕了。既然还不动手，他们的目标大概是支线，那就是说，他们想跟着吉姆去一网打尽他的联系人。不用再考虑别的，吉姆估计哈耶克的身份已经暴露，他一上飞机，他们就埋下了陷阱。但是吉姆说，只要他们不知道他已发现了他们，他仍抢先一步。史迈利这时感到仿佛又回到了占领下的德国，他自己在当外勤的时代，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仿佛每个陌生人都在双目炯炯地盯着自己。

吉姆应该搭下午一点八分的车，四点二十七分到布尔诺。那班车改时间了，于是他搭了一列专门为足球比赛开的慢车，几乎逢站必停，吉姆每次停车总能认出便衣来。质量不一。在乔森，那是他所见到过的最小车站，他下车去买香肠，不下于五个人，都是男人，挤在小小的车站上，双手插在口袋里，装出在互相聊天的样子，真是可笑之极。

“如果说监视有高明的，也有不高明的，差别就是有人伪装逼真，有人不逼真。”

在斯维塔维，有两男一女进了他的车厢，谈着球赛的事情。过了一会儿，吉姆也加入——他已经看过报上的战绩表。这是一场复赛，大家都迷之若狂。到布尔诺没有再发生什么事，因此他下了车就到热闹的地方逛逛街，他们在那些地方只好紧紧地跟着他，生怕跟丢了。

他想让他们放松警戒，让他们知道他一点也不起疑。他现在知道他已成了他们逮大鱼——托比肯定会这么说的——的对象。他们步行的有七个。汽车老换，他就记不清有多少了。指挥的是一辆邋里邋遢的绿色货车，由一个壮汉驾驶。车顶上有个环形天线，车背后有颗用粉笔潦草画上的白星，位置很高，孩子都够不着。他认了出来，汽车辨识的标志是车子前窗里放着一个女用手提包，并拉下遮阳板。他猜想还有其他标志，但是他有这两个已经足够了。他从托比传授给他的经验中知道，这样的规模恐怕动员了上百人，如果对象逃跑就尾大不掉。托比因此不喜欢这样的做法。

布尔诺大广场里有一家商店货色齐全。在捷克买东西很乏味，每家国有企业都只有几个零售店，但这个地方却刚开张，规模很大。他买了儿童玩具、一条围巾、一些香烟，又试了皮鞋。他估计监视他的人仍在等待他的秘密联络人。他偷了一顶皮帽和一件白色的塑料雨衣，还偷了一个手提袋放这些东西。他在男性用品部溜达了很久，知道第一对那两个女人仍在跟着他，但又不愿走得太近。他猜想她们已经发出信号，要男的来接手，因此在那里等着。于是他进了男厕所立即行动起来。他把白色的雨衣罩在大衣外面，把手提袋塞进口袋，戴上了皮帽。他把别的东西都扔了，像发疯似的从消防梯跑下来，撞开了一扇太平门，到了一条小巷里，又拐到另外一条单行道的小巷，把白色雨衣塞进手提袋，又走进另外一家正要关门的商店，买了一件黑色的雨衣穿上，混在别的顾客中间走出来，挤上一辆很拥挤的电车，一直到倒数第二站才下车，走了一个小时，才准时在约好的第二个地方跟麦克斯相会。

这时他叙述了和麦克斯的对话，他说，他们几乎要吵了起来。

史迈利问道：“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洗手不干吗？”

“没有。从来没有想到。”吉姆不快地说，嗓门提高了一些。

“但是，你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胡来？”史迈利的声音里只有尊重的意思。一点也没有想表示自己高明，只是想弄清楚真相，在夜空下弄得一清二楚。“你继续向前走。你已经看到了背后有人跟踪，你认为这次任务是荒谬可笑的，但是你仍旧走下去，越来越深入丛林里。”

“是的。”

“有没有可能，你对这次任务改变了想法？是不是好奇心吸引着你？比如你一心想知道地鼠是谁？吉姆，我这只是胡乱猜测。”

“那有什么不同？事已如此，我的动机有什么关系？”

半边月亮已经从云后露出，似乎很近。吉姆坐在长凳上。长凳嵌在石子堆里，他一边说话，一边捡起一颗石子，往身后的蕨丛丢去。史迈利坐在他身旁，眼光直盯着吉姆，不看别处。有一次，为了作伴，他也喝了一大口伏特加，不由地想起了塔尔和伊琳娜在香港山顶上喝酒。他想，这大概是干这一行的习惯，眼下有个景色，我们说话容易一些。

吉姆说，隔着菲亚特汽车的车窗，交换了约好的暗号，没有出什么岔子。开车的人是一个全身都是肌肉的僵硬的捷克马扎尔人，留着两撇爱德华王式的胡子，一嘴大蒜臭。吉姆不喜欢他，不过他原来也没有想到要喜欢他。汽车后座的两道门都锁上了，为了他该坐在哪里，两人争了几句。那个马扎尔人说，吉姆坐在后座不安全，也不民主。吉姆骂他见鬼去，他问吉姆有没有带枪，吉姆说没有，这不是真话，不过要是马扎尔人不相信他的话，也不敢说出来。他又问吉姆有没有带给将军的指示？吉姆说，他什么也没有带。他只带着耳朵来听的。

吉姆说，他感到有点不放心。他们开了车，那个马扎尔人把情况作了交代。他们到猎场小屋时，那边不会有灯光，也不会有人住在那里的样子。将军在里面。要是有人在的样子，像是有自行车、汽车、灯光、狗，就说明小屋里有人，那么由那个马扎尔人先进去，吉姆等在汽车里，否则就由吉姆单独进去，马扎尔人则在外面等。清楚了没有？

吉姆问，为什么他们两人不一块儿进去？马扎尔人说，因为将军不要他们两人一块儿进去。

根据吉姆的表，他们的车开了半个小时，朝东北方向，平均速度是一小时三十公里。路很曲折、陡峭，两边都有树。天上没有月亮，他看不到什么景色，除了偶尔在天际出现的森林和山顶。他注意到雪是从北方飘过来的，这一点以后很有用处。路上很干净，但有重型卡车的轮印。他们开车时没有开灯。马扎尔人开始说下流的笑话，吉姆认为他是要掩饰自己的紧张。大蒜臭味很难闻。他似乎不停地嚼。他忽然熄火。他们是在走下坡路，但速度比刚才慢。他们还没有完全停下车来，那个马扎尔人就伸手拉刹车，吉姆敲了他的脑袋，他的脑袋撞在窗柱上。吉姆拿过枪来。他们当时是在一条支路的路口上。支路三十码外就是一间低矮的木屋。没有人在的样子。

吉姆命令马扎尔人照他说的做。他要他戴上吉姆的皮帽，穿上吉姆的大衣，代替吉姆走过去。他要他慢慢地走过去，双手放在背后，走在小路的中央。他要是不照吩咐去做，吉姆就开枪打他。他到了小屋那里，进去告诉将军，然后再慢慢走回来告诉吉姆一切顺利，将军准备见他，或者不见他。吉姆这样做是采取基本的戒备措施。

马扎尔人对此似乎并不高兴，但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在他下车之前，吉姆叫他把车头掉转方向，面对小路。吉姆向他说明，如果捣什么鬼，他就开亮车灯，开枪打他，不是一枪，而是好几枪，而且也不是打在腿上。马扎尔人就开始走过去。他走到小屋，整个地区突然被探照灯照得大亮了，把小屋、车道、周围一大片都照亮。接着好几件事情一齐发生。吉姆并没有全都看到，因为他忙着把汽车转向。他看见四个人从树上跳下来，吉姆依稀看到其中一个打昏了马扎尔人。这时有人开了枪，但那四人不加理会，他们往后退身，让人拍照。枪似乎是朝探照灯后的晴空打的。整个场面十分戏剧化。放了照明弹、信号弹，甚至曳光弹，吉姆开着菲亚特汽车急驰逃跑时，他觉得好像是一场夜间军事演习达到了高潮。他几乎脱了身——他真的觉得已经脱了身——但是右边森林中有人在近处开了机关枪。第一发子弹打掉一个后轮，车子翻了，掉到了左边沟里，他看到车轮从车头盖上飞出去。沟大概有十尺深，但是积雪软软的，他没有受伤。车身没有着火，他就躲在后面等，脸朝着公路的对面，想开枪打那机关枪手。第二发子弹是从他身后来的，把他震得贴在车身上。森林里大概尽是军队。他知道自己中了两枪。两枪都打在他的右肩上，他躺在那里一边观察着这场演习，一边不由地觉得奇怪，他的胳膊居然没有被打掉。警笛响了两三下。一辆救护车开了过来，但是枪声仍旧不断，足够让这里的野兽吃惊好几年了。那辆救护车令他想起了好莱坞那种老式消防车，方方正正的。军事演习一本正经地在进行，但是那些急救人员却毫不在意地站在那里向他呆看着。他听到又有一辆汽车开来，听到说话声，又拍了几张照片，这次没有弄错对象，但是这时他已慢慢失去知觉。有人在下命令，但是他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因为用的是俄语。他们把他扔在担架上，这时灯光灭了，他惟一的念头是回伦敦去。他以为自己是在圣詹姆斯的公寓里，身边是彩色图表和一张张笔记，他坐在小沙发里，向老总解释，他们两人到了老年以后会成为干他们这一行史上最大的笨蛋。他的惟一安慰是，他们打昏了马扎尔人，但是现在回顾起来，吉姆恨不得折断他的脖子，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而且一点也不后悔。

32

要吉姆这样的人谈一谈中枪以后的痛楚，他肯定是会要求饶了他的。但在史迈利看来，这样的硬汉确实令人敬畏，尤其是因为他似乎若无其事。他自己的解释是，他说的经历缺了这一段是因为他昏过去了。他模模糊糊地觉得救护车一直往北开。他是从他们开门让医生进来时，从树上看出来的：他往后看到的部分积雪最深。路面很好，他猜想是行驶在往赫拉德兹去的公路上。医生替他注射了一针。他醒过来时已在监狱医院里，高高的窗户上钉有铁条，有三个人监视着他。他动了手术以后，醒过来时又换了一个牢房，一扇窗户也没有。他记得第一次讯问大概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那是他们把他的伤口缝起来七十二小时以后，不过这时他已记不清什么时间了，他们早已拿走了他的手表。

他们不断地给他挪地方。不是挪房间，就是挪监狱。挪房间要看是干什么，挪监狱要看是谁讯问他。有时候只是为了不让他睡觉，夜里要他在监狱走道里走来走去。也曾经用卡车载他换地方，有一次还用捷克运输机，不过那次飞行时把他绑了起来，蒙了面罩，飞机一开，他就昏了过去。除此以外，他对于历次讯问都分不清楚，就是想弄清楚也没有用，一想反而更糊涂了。他仍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等待第一次讯问开始时自己拟好的应付计划。他知道不可能保持缄默，为了让自己神经不至于错乱，或者为了活命，答话是免不了的，因此要使他们相信，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他躺在医院里的时候就想好了几条防线，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一道道退守，最后造成全面崩溃的印象。他想他的第一道防线，而且也是最可以轻易放弃的防线，是作证计划的简单轮廓。谁也不知道他是栽进来的，还是被出卖了。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的：捷克人对斯蒂夫契克的情况比吉姆了解得多。因此他第一步要退让的是斯蒂夫契克，反正他们已经知道了，但是他要他们花力气。他先要否认一切，坚持原来掩护的身份。抵抗一阵以后，他就承认是英国间谍，工作姓名叫埃利斯，这样如果他们公布的话，圆场至少能知道他还活着，仍在想办法。他毫不怀疑，陷阱布置得这么费工夫，而且还拍了照，一定要掀起一场吵吵闹闹。在这以后，根据他与老总商量好的，他要坚持这事是他个人搞的，未经上级同意，目的是想立功。他要把圆场里面有间谍的想法埋葬起来，埋得越深越好。

“没有地鼠，”吉姆凝视着昆托克山黑黑的山影说，“没有和老总见面，没有圣詹姆斯的公寓。”

“没有锅匠、裁缝。”

他的第二道防线是麦克斯。他想先否认带了一个跑腿的来。后来再说他带了一个来，但不知道他的名字。由于大家都喜欢有个名字，他再给他们一个：先是给个错的，然后给个对的。到那个时候，麦克斯一定已经脱了身，或者转入地下，或者被逮住了。

接着在吉姆想像里出现的是一系列不那么守得牢的阵地：最近剥头皮组的活动、圆场的传说，只要能使讯问他的人以为他已经垮了，什么都谈，他所了解的也就是这些了，他们已攻破了最后一道战壕。他要搜索枯肠，想起剥头皮组以前的一些活动，如有必要，还把最近转向的和被“勒索”的一两个苏联官员或附庸国官员的姓名告诉他们，还有在过去曾经做过一缸子买卖的人，由于他们没有叛逃，因此很有可能是“勒索”的对象或者是做第二次买卖的对象。凡是他能想到的肉骨头，他都扔给他们，如有必要，甚至把布里克斯顿的整个“马厩”都卖给他们。这都是为了要掩护吉姆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情报，因为他们一定是认为他拥有这个情报的：阿格拉瓦特谍报网和柏拉图谍报网在捷克方面的人员姓名。

“兰德克朗，克里格罗娃，比罗娃，普里比尔夫妇。”吉姆说。

为什么他选择的姓名次序也是一样的？史迈利心里纳闷。

这两个谍报网，吉姆早已不负什么责任了。多年以前，还在他负责布里克斯顿以前，他帮助成立了这两个谍报网，有些人当初还是他吸收来的。在这以后，他们在布兰德和海顿手中几经波折，这是他所不知道的。但是他肯定知道，他仍掌握一些他们的情况，说了出去足以让他们丧命。他最担心的是老总，或者是比尔或潘西，或者不论是哪一个当时有最后决定权的人，过于贪得无厌，或者是行动过于缓慢，等到吉姆在他无法想像的严刑逼供之下，除了完全招供以外别无其他选择的时候，没有及时撤出这两个间谍网的人。

“结果这只是个笑话，”吉姆一点也没有笑意地说，“他们对这些人根本不在乎。他们向我问了十几个关于阿格拉瓦特的问题以后，就失去了兴趣。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作证计划不是我个人想出来的，他们也完全知道老总在维也纳为斯蒂夫契克买护照的事。他们就是在我想关门的地方开始的：圣詹姆斯公寓的指示。他们没有问我关于跑腿的事，他们对谁开汽车送我去与马扎尔人碰面不发生兴趣。他们要谈的只是老总的烂苹果一说。”

一个词，史迈利又想，很可能只是一个词。他问道：“他们真的知道圣詹姆斯这个地址吗？”

“他们连那蹩脚雪利酒的牌子都知道，老兄。”

“还有图表？”史迈利马上问，“装乐谱用的袋子？”

“不。”他又说，“原先并不知道。”

斯蒂德·阿斯普莱曾说要从里面往外推敲。史迈利想，他们知道，是因为地鼠杰拉德告诉了他们。地鼠所以知道，是因为管理组从老麦克法迪安那里打听出来的。圆场进行了事后分析：卡拉坐享其成，把结果用来对付吉姆。

“现在我想你大概开始相信老总是对的：的确有一只地鼠。”史迈利说。

吉姆和史迈利倚靠在一道木栏门上。他们脚下地势倾斜，下面是一片蕨丛和田野。还有一个村子、海湾和月光下细细的一道海面。

“他们开门见山。‘为什么老总要单干？他想得到什么？’我说：‘他想东山再起。’他们于是笑道：‘靠布尔诺一带军事部署这样鸡毛蒜皮的情报？那连给他在俱乐部吃顿饭的钱都不够。’我说：‘也许他已无法控制了。’如果他控制不住，那么是谁在踩他的手指？我说是阿勒莱恩，这就引起了交头接耳的嗡嗡声。阿勒莱恩和老总都抢着要拿出谍报来。我说，但是在布里克斯顿，我们听到的只是传说。‘有什么谍报阿勒莱恩能够拿出来，而老总拿不出来呢？’‘我不知道。’‘但是你刚才说阿勒莱恩和老总抢着要拿出谍报来。’‘这是传说，我不知道。’又回到了牢房。”

吉姆说，这时他已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他不是蒙着面罩生活在黑暗里，就是在牢房刺目的灯光下。没有昼夜，为了要使你搞不清昼夜，他们一天到晚闹声不断。

他解释说，他们是按照生产装配线的方式对他审讯的：不让他睡觉，连续讯问，搞得你晕头转向，外加拷打，一直到他觉得讯问成了精神恍惚和完全崩溃之间的一场缓慢的赛跑。当然，他希望是精神恍惚，但这不是由你自己做主的事，因为他们有办法把你拉回来的。不少拷打手段是用电击的。

“这样我们又重新开始，另起炉灶。‘斯蒂夫契克是个重要的将领。如果他要求派一个英国资深人员来，他当然认为对方对他生涯各方面情况都十分了解。而你却对我们说，你不了解情况？’‘我说我是从老总那里听来的。’‘你在圆场看过斯蒂夫契克的档案吗？’‘没有。’‘老总呢？’‘我不知道。’‘老总从斯蒂夫契克第二次在莫斯科工作得出什么结论？老总有没有跟你谈到斯蒂夫契克在华沙公约联络委员会的任务？’‘没有。’他们坚持这个问题不放，我则坚持我的回答，因为在我回答了几次没有以后，他们有点火了。他们似乎失去了耐心。我昏过去以后，他们用水把我浇醒，继续再问。”

吉姆说，又挪了地方。他的话有些颠三倒四起来。牢房、走道、汽车……机场、要人待遇、上飞机前遭到一场毒打……飞机上打瞌睡，遭到惩罚：“又在一个牢房中醒了过来，房间小一些，墙上没有油漆。有时，我想大概身在俄国。我根据天上的星星判断我们飞到了东方。有时我仿佛感到身在沙拉特，又在接受对付审讯的训练。”

他们有两天没有来找他。脑袋迟钝发胀。他的耳朵里总是响着森林中的枪声，眼前总是看到那场假演习的情景，最后那场审讯在他的记忆中像场马拉松长跑一样，他一进去就已经感到心力交瘁，这对他很不利。

“多半也是由于身体的原因。”他解释道，精神很疲累。

“我们要不要歇一会儿？”史迈利说，但是吉姆正说到重要关头，无法停下来，何况他要不要什么，无关紧要。

吉姆说，这一场讯问时间很长。在中间他一度谈到了老总的笔记和图表，还有蜡笔。他们狠狠地揍他，他记得在场的全是男人，坐在屋子那一头，看上去像是一堆去死的医科学生，在窃窃私议。他把蜡笔告诉他们只是为了不要冷场，让他们住手听他说，他们听他说了，可是没有住手。

“他们一听说蜡笔，就问各种颜色是什么意思。‘蓝色指什么？’‘老总没有蓝色蜡笔。’‘红色指什么？红色代表什么？把图表上的红色给我们举个例子。红色指什么？红色指什么？红色指什么？’接着大家都撤出去了，只留下两个警卫，一个冷冰冰的小个子，腰板挺直，像是个头头的样子。他们把我带到桌边，这个小个子坐在我身边，双手交叉在胸前。他的前面放着两支蜡笔，一支红，一支绿，还有一张斯蒂夫契克履历的图表。”

其实，并不是吉姆垮了，而是他想不出什么招数来了。他编不出别的故事来了。他深深埋藏的事实都一个劲儿地提醒他要说出来。

“于是你把烂苹果告诉了他。”史迈利提示道，“你也把锅匠、裁缝告诉了他。”

是的，吉姆承认他招了。他告诉对方，老总认为斯蒂夫契克能够指出圆场里的地鼠是谁。他也告诉他，他们用的锅匠、裁缝的暗号，每个暗号代表谁，逐一地说了名字。

“他的反应怎么样？”

“想了一会儿，给我一支烟。我不喜欢那破烟。”

“为什么？”

“美国烟的味道。骆驼牌，那一类的烟。”

“他自己抽了吗？”

吉姆点一点头。“烟瘾大极了。”他说。

在这以后，吉姆说，时间又过得很快。他被带到一个营区里，他估计是在城外，他住在一个院子里，外面围着两道铁丝网。由一个警卫搀着，他不久就能走路了，有一天甚至到森林中去走了一遭。营区很大，他自己的那个院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夜里他可以看到东面城市的红光。警卫都穿蓝色工作服，都不说话，所以他不知道究竟是在捷克，还是俄国，但他敢打赌是在俄国，因为外科医生来检查他的背时，通过一个俄语翻译表示对原来医生的手术不满。讯问时断时续，但已没有敌意。他们另外派了人，但和原来十一个人相比，从容不迫多了。一天夜里他被带到一个军用机场，由一架皇家空军战斗机载到了因弗内斯，又改乘一架小飞机到埃尔斯屈里，然后坐汽车到沙拉特，都是夜间旅行。

吉姆这时已匆匆结束了他的叙述。他正要谈到他在训练所的经历，史迈利却问他：“那个头头，那个冷冰冰的小个子，你后来没有再见到他？”

吉姆承认后来又见到过一次，那是他回来之前不久。

“为什么？”

“闲聊，”声音大得多了，“谈些圆场人物的琐事。”

“哪些人物？”

吉姆回避这个问题。他说，谈些在上层的是哪些人物，在下层的是哪些人物，谁可能继承老总。“‘我怎么知道？’我说，‘那些警卫比布里克斯顿还要消息灵通。’”

“那么确切地说，这些闲谈中谈到谁最多？”

吉姆愠愠地说，主要是罗埃·布兰德。布兰德的左倾观点怎么能与圆场的工作协调呢？吉姆说，他没有什么左倾观点，因此不会有协调的问题。布兰德在伊斯特哈斯和阿勒莱恩的心目中的地位怎么样？布兰德对海顿的油画有什么看法？罗埃喝多少酒，如果海顿不支持他，结果会如何？对于这些问题，吉姆的回答都很含糊。

“还提到谁？”

“伊斯特哈斯，”吉姆仍用不高兴的口气回答，“那个王八蛋要知道怎么会有人信任一个匈牙利人。”

史迈利的下一个问题，甚至在他自己看来也似乎使得整个黑魆魆的山谷寂然无声。

“关于我也说了些什么吗？”他又说一遍，“对我他说了什么？”

“给我看一只打火机。说这是你的。安恩的礼物。上面刻着‘爱你的安恩’，还有她的签名。”

“他提过他怎么得到的吗？他怎么说，吉姆？说吧，我不会因为一个俄国无赖耻笑我就不高兴的。”

吉姆的回答像军队的命令一样干脆。“他说，在与比尔·海顿发生关系以后，她可能想改换上面的题词。”他突然向汽车走去。“我告诉他，”他生气地叫道，“我当着那小老头儿的皱皮脸告诉他。你不能根据那样的事情来判断比尔的为人。艺术家的道德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看法跟我们不同。他们的感情我们无法体会。那个小王八蛋听了只是大笑。他说，‘不知道他的画有那么好。’我告诉他，乔治，‘滚你妈的。滚你妈的。要是你们有一个像比尔·海顿那样的人，你们才算有资格说呢。’我对他说：‘真是天晓得，’我说，‘你们这算是什么呀？是个情报机关，还是他妈的救世军？’”

“说得好。”史迈利终于说，好像是在评论别处的一场辩论似的，“那个人你以前没有见过吗？”

“谁？”

“那个冷冰冰的小个子。你不认识他——比如，很久以前就不认识吗？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受到训练，要熟记一些脸孔，中心的人物照片，有时候见了就不忘。即使一时想不起名字来。反正这个人的名字你想不起来了。我只是好奇。我想你当时有不少时间回想，”他继续说，好像在聊天，“你躺在那里养伤，等回国，你有什么好干呢，除了回想？”他等了一会儿。“因此我不知道你想起了一些什么？这次任务。我想大概是在想你的任务。”

“断断续续地想到。”

“结论呢？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吗？有什么怀疑、看法、暗示，可以告诉我吗？”

“谢谢你，”吉姆很不高兴地说道，“你了解我，乔治·史迈利，我不是变法术的人，我是个——”

“你是个搞实际活动的人，让别人替你动脑筋想问题。但是，你既然知道你被骗进一个大陷阱里，被出卖了，背上中了枪，几个月来躺在那里无事可干，只好在俄国牢房里来回踱步，我想即使是最最不爱动脑筋的实干家”——他的声音里一点也没有友善的味道了——“也会觉得奇怪，不由得要想一想自己怎么会掉进这样一个圈套的。以作证计划为例，”史迈利朝他面前那个一动也不动的人影说，“作证计划使老总的生涯完蛋。他丢了脸，他无法再追查地鼠，我们姑且假定有一只。圆场领导更替。老总死得正是时候。作证计划也发生了其他作用。它向俄国人透露——实际上是经由你——老总的怀疑到了什么程度。那就是他把嫌疑对象缩小到了五个人，就到此为止。我不是说你在牢房里等待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些。毕竟，你蹲在牢房里，一点也不知道老总已被撵了出来——尽管你可能想到，俄国人在森林里搞的那场假演习是为了要引起一场风波。是不是？”

“你忘记了那两个谍报网。”吉姆迟钝地说。

“哦，那个，在你出场前捷克人早就盯住他们了。把他们一网打尽只是为了加重老总的失败。”

史迈利提出这些论点时，用的那种东拉西扯的聊天口吻在吉姆身上没有引起反应。史迈利等他说话，但他半天不开腔，于是也不再追究下去了。“好吧，你就谈一谈在沙拉特的经过吧。然后就此打住？”

他难得这样健忘，竟然自己先喝一口伏特加，然后才把酒瓶递给吉姆。

从吉姆的声音听来，他已经厌烦了。他说得很急很快，也很生气，话说得很短，完全是军人的口气，这是他逃避伤脑筋的一个办法。

他说，在沙拉特的四天完全过得浑浑噩噩：“大吃，大喝，大睡。在板球场上散步。”他很想去游泳，但游泳池在整修，跟六个月前一样，效率极低！他身体做了一次检查，在屋子里看电视，跟负责照顾他的克兰科下棋。

同时他等老总出现，但是老总始终没有出现。圆场来见他的第一个人是负责遣散工作的，跟他谈到了有个愿意帮忙的教职员介绍所，接着是会计部的人来谈他的退休金，最后又是那个医生来谈医药费。他等讯问人员来，但他们始终没有来，这使他感到放心，因为他在没有得到老总的“绿灯”开放前，不知道该向他们说些什么，而且他已经被讯问得够多的了。他猜测是老总不让他们来。但是他觉得这简直没有道理，他已经把一切告诉了俄国人和捷克人，没有必要再瞒讯问人员，但是他在得到老总的指示以前，有什么办法呢？由于老总没有传话来，他曾想到去见拉康，把情况告诉他。但是他又觉得老总大概是等他在训练所审查清楚以后再来找他。他又病了几天，病好以后，托比·伊斯特哈斯穿了一身新衣服来了，表面上是来跟他握握手，祝他好运，实际上是来跟他说明情况。

“派他来见我真是奇怪，但他似乎很得意。这时我又想起老总说过的，只用下层单位的人的话。”

伊斯特哈斯告诉他，由于作证计划，圆场几乎垮台，吉姆现在成了圆场的头号“麻风病人”。老总已经下台，为了使白厅息怒，正在进行改组。

“这时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吉姆说。

“不要担心什么？”

“关于我的特殊任务。他说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真正情况，我不用担心，因为这事已经有人在收拾了。实情都已知道了。这时他给我一千英镑，补助我的医药费。”

“谁的钱？”

“他没有说。”

“他有没有提到老总关于斯蒂夫契克的论点。也就是中心在圆场里安置了卧底间谍？”

“事实都已知道了，”吉姆生气地重复一遍，“他命令我不要跟任何人联络，不要把我的情况告诉别人，因为最上层已经负责处理了这件事，我若轻举妄动就会误事。圆场又恢复原状。什么锅匠、裁缝，什么地鼠等等，我一股脑儿都要忘掉。‘放手吧，’他说，‘吉姆，你算是幸运的，’他不断这么说，‘现在命令你忘掉一切。’你能够忘掉吧？那就忘掉吧。就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他提高了音量在喊叫，“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个：服从命令，忘掉一切！”

史迈利突然发现夜景纯洁无瑕，它就像一块大画布，上面什么也没有画，不论什么坏的、邪恶的东西都没有画在上面。他们并肩站在那里，从下面山谷里的点点灯光望过去，远处天际有块突起的岩石。岩石顶上有个高塔，史迈利仿佛觉得这就是旅程的终点。

“是的，”他说，“我也在忘掉一切。那么托比确实跟你提到了锅匠、裁缝。不管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除非……比尔带来什么口信吗？”他继续问，“连明信片也不寄一张？”

“比尔在国外。”吉姆说。

“谁告诉你的？”

“托比。”

“那么你一直没有见到比尔：自从作证计划以后，你最要好的老朋友，就此不再露面了。”

“你听到托比的话。我不许跟人接触，处在隔离状态。”

“不过比尔从来不是严格遵守规定的人，是不是？”史迈利用回忆往事一般的口气说。

“你对他的看法向来是不对的。”吉姆嚷道。

“你到捷克去之前来找我，我不在家，很抱歉。”史迈利稍停一下说。“老总把我打发到德国去了，免得碍事，等我回来——你当时找我究竟是为了什么？”

“没有什么。觉得捷克的事有点蹊跷。觉得要跟你打个招呼，道别一下。”

“在出发之前？”史迈利有些奇怪地问，“在出发去进行这样一个特殊任务之前？”吉姆没有表示他听到了这句话。“你跟别人打了招呼没有？我想当时我们都不在国内。托比、罗埃……比尔，跟他打了招呼吗？”

“谁也没有。”

“比尔在休假，是不是？不过我觉得他总是没有走远的。”

“谁也没有。”吉姆坚持说，他的右肩感到一阵疼痛，他就抬了一下，转动一下脑袋。“都不在家。”他说。

“这很不像你的作风，吉姆，”史迈利仍温和地说，“在出发完成一项重要任务之前，到处跟人家告别。你大概是年纪大了，多愁善感起来。你不是……”他犹豫了一下，“你不是要想征求别人的意见吧？因为，你认为这次任务是乱来，是不是？而且觉得老总有些糊涂了。你是不是觉得要找个第三者商量商量？不过我也认为这有些蹊跷。”

斯蒂德·阿斯普莱曾经说过，先要了解事实，然后像试衣服一样试试每段故事。

吉姆愠怒不语，他们就在沉默中回到车子里。

在汽车旅馆里，史迈利把他大衣口袋里二十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掏出来，放在搪瓷桌面上，排成两行。有的是快照，有的是人像照，都是男人，没有一个看上去像英国人。吉姆一下子就拣出了两张交给史迈利。他喃喃地说，第一张他是有把握的，第二张不太有把握。第一张就是那个头头，态度冷冰冰的小个子。第二张是在打手们揍吉姆的时候，站在后面看的那个王八蛋。史迈利把照片放回口袋。他斟满了临睡前的两杯酒的时候，要是换了另一个旁观的人，若不像吉姆那样心事重重，也许会注意到他有一种举行庆典那样的神情，尽管不完全是得意洋洋，好像这杯酒一喝，大局已定。

“那么你最后一次见到比尔，跟他谈话，究竟是什么时候？”史迈利问，好像是问到一个老朋友一样。吉姆显然在想别的事，因为他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想听明白问的是什么。

“哦，大概是，”他不经意地说，“我想大概是在走廊里碰到的。”

“跟他谈话了吗？算了。”因为吉姆又在想别的了。

吉姆不要史迈利开车直接把他送回学校。史迈利得在不远处让他下车，那是在柏油道路尽头，可以穿过坟场到教堂里去。他说他把练习本忘在那里了。史迈利在刹那间相信了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已得出这样的看法：吉姆干这一行三十年之后，仍不善于说谎。史迈利看到他一边高一边低的身影往诺曼式门廊走去，他的脚后跟在坟墓之间铿铿作响，好像枪声一样。

史迈利开车到汤顿，从城堡旅馆打了一些电话。他虽精疲力竭，但是仍睡得不太好，不时梦见卡拉拿着两支蜡笔坐在吉姆桌旁，那个化名维多洛夫的文化参事波里雅科夫因为担心地鼠杰拉德的安全，在讯问室里焦急地等着吉姆招供。最后是托比·伊斯特哈斯代替海顿出现在沙拉持，满面春风地叫吉姆忘掉锅匠、裁缝和想出这个暗号而死去的老总。

也在那天晚上，彼得·吉勒姆开车西行，横过英格兰到利物浦去，车中惟一的乘客是里基·塔尔。这次旅途很无聊，天气又糟。因为塔尔一路上没完没了地吹嘘，他一旦完成使命就可以得到什么奖金，升到什么位置。接着又谈他的女人：丹妮、她的母亲、伊琳娜。他似乎梦想这两个女人能够和他同居在一起，照顾丹妮和他自己。

“伊琳娜有许多母性的特点。这也让她充满挫折感。”他说，鲍里斯可以滚开，他会告诉卡拉保留他。一接近目的地，他的情绪又起了变化，忽然沉默起来。早晨天气很冷，多雾。在郊外，他们得放慢到爬坡的速度，骑摩托车的人追过了他们。汽车里充满了煤烟和钢铁的味道。

“别在都柏林久留，”吉勒姆突然说，“他们以为你是走好走的路线，因此别露面。马上搭飞机走。”

“这，我们都已谈过了。”

“我还要谈，”吉勒姆反驳道，“麦克尔沃的工作假名是什么？”

“我的天！”塔尔吸了一口气，然后说了出来。

爱尔兰渡轮启程时天还是黑的。到处都有军队和警察，令人想起这场战争、上次战争、再上一次的战争。一阵猛烈的风吹过海面，航行似乎很不平静。在码头边，当渡轮的灯光很快地退到黑暗中去时，小小的人群似乎暂时有了一种相依为命之感。远处有个女人在哭，还有个醉汉在庆祝他得到解放。

他慢慢地开车回去，想要弄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新的吉勒姆突然听到人声就感到吃惊，老是做噩梦，不仅不能保住自己的女朋友，而且老是想出一些奇怪的理由来怀疑她。他问过她桑德的事，为什么这么晚回家，为什么保密。她严肃的棕色眼睛盯着他看，听了他的话以后，她说他是个笨蛋，说完就走了。“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她说，从卧室里拿走了她的衣服。在他人去楼空的公寓里，他打电话给托比·伊斯特哈斯，约他一叙。

33

史迈利坐在大臣的劳斯莱斯汽车里，拉康坐在他旁边。在安恩家里，这种汽车叫做黑色的便盆，因为他们不喜欢它的豪华。他们叫司机去吃早餐。大臣坐在前座，大家都朝着前面长长的车盖，看到河的对岸巴特西发电厂在雾中的烟囱。大臣后脑勺的头发很密，在耳根处卷成黑色的小卷。

“如果你是对的，”大臣在经过了一段葬礼般的沉默后说，“我不是说你不对，只是如果你是对的，那么今天结束时会打碎多少瓷器？”

史迈利不完全懂得他这话的意思。

“我是说会造成什么丑闻。杰拉德到了莫斯科。那么好吧，会发生什么事呢？他跳到肥皂箱上去，在大家面前痛快地笑一场，因为他把我们这里的人都玩弄了一下？我说，我们大家在这件事里都有共同利害关系。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让他走，拆我们的台脚，让国安局来收拾残局。”

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试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只是因为俄国人知道了我们的秘密，并不能说其他人也都应该知道。除了这些秘密以外，我们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操心。那些黑人怎么办？难道他们在一星期之后，会在小报上读到这些骇人听闻的细节？”

或者让他的选民，史迈利心里想。

“我认为总有一点是俄国人可以接受的。”拉康说，“毕竟，要是你把你的敌手搞成一个笨蛋，你也就没有理由这样严阵以待了。”他又说：“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样利用过到手的机会，是不是？”

“那么好吧，一定要他们不要越线。用书面告诉他们。不，不要用书面。不过你要告诉他们礼尚往来。我们不公布中心的机密，因此他们也大可以合作，至少这一次是这样。”

史迈利谢绝了开车送他，说走一走对他有好处。

那天是瑟斯古德值班，他感到万事都很不顺心。在他看来，校长应该免掉杂差，应该保持头脑清醒，出谋划策当领导。他穿上剑桥大学长袍并不感到安慰。当他站在体育馆看着学生列队进来准备点名时，他的眼光狠狠地盯着他们，不乏露骨的敌意。但是火上加油的是马乔里班克斯。

“他说是因为他母亲，”他在瑟斯古德左耳旁低语道，“他接到电报，想马上走。他甚至连茶也没喝。我答应他向你代为请假。”

“真可恶，太可恶了。”瑟斯古德说。

“要是你不反对，我代他上法语课。我们可以把五班和六班并在一起上课。”

“我很生气。”瑟斯古德说，“我一时心很乱。”

“欧文说会代替他负责橄榄球决赛。”

“有报告要写，考试要考，橄榄球决赛要比。那个老太婆怎么啦？大概只是流感，季节性的流感。我们都得过流感，我们的母亲也都得过流感。她住在哪里？”

“从他对苏说的来看，我觉得她已病危。”

“那也好，他下次总不能用这个借口了。”瑟斯古德说，仍很不高兴，猛喝一声，叫大家安静，开始点名。

“罗奇？”

“生病了，先生。”

真是祸不单行。学校里最有钱的一个学生因为父母不和而精神崩溃，做父亲的扬言要帮儿子转学。

34

同一天下午快四点钟的时候，吉勒姆看一看周围那个阴暗的公寓房间，心里想：安全联络站我见过可不少了。他能够像到处跑的推销员，用三言两语介绍旅馆那样介绍这种房子：从贝尔格拉维亚住宅区头等的明镜大厅、威基伍德式的壁柱和镀金的橡树叶，到剥头皮组在列克森姆花园这里租的两间破房，里面尽是积尘和淤水的气味，在黑黝黝的前厅里还有一个三尺高的灭火器。壁炉架上有骑士就着锡壶喝水的雕像。桌上放着贝壳做的烟灰缸。在灰色的厨房里，有无名氏贴的“随时关掉煤气大小两个开关”的纸条。他走过前厅时，听到了门铃响，十分准时。他提起话筒，听到里面托比失真的声音。他按了一下按钮，听到楼梯下面电锁启门声。他打开前门，但仍扣着门链，弄清楚托比是单独来以后才松开门链。

“你好吗？”吉勒姆高兴地放他进来说。

“很好，彼得。”托比说，脱下大衣和手套。

茶盘上放好了茶杯，那是吉勒姆准备的，两个杯子。安全联络站都有一定的服务标准。原因不一。或者是因为你假装住在那里，或者是因为你能随遇而安，或者是因为你就是设想周到。吉勒姆认为干他们这一行，什么都要显得自然，这是一种艺术。这是卡米拉所认识不到的。

“这天气真是怪得厉害。”伊斯特哈斯说，好像真的在分析气候一样。安全联络站的寒暄话总不脱这一套。“刚走几步就累垮了。你说，有个波兰人要来？”他坐下来说，“一个做皮货生意的波兰人，你认为可以替我们传送情报？”

“马上就到。”

“我们认识他吗？我让我的人查了一下他的名字，可没找到。”

我的人。吉勒姆想，我得记住学会使用这句话。“自由波兰人协会几个月前跟他接洽过，把他吓跑了。”他说，“后来卡尔·斯塔克在仓库那边碰到他，认为他可能对剥头皮组有用。”他耸一耸肩，“我倒喜欢他，但这有什么用？我们自己人都闲着没事。”

“彼得，你真大方。”伊斯特哈斯尊敬地说，吉勒姆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他是不是露了马脚。正好这时门铃响，法恩在门外站岗。

“对不起，托比，”史迈利说，爬了楼梯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彼得，我的大衣挂在哪里？”

吉勒姆把托比往墙边一推，抓起了他没有抗拒的双手，叫他扶着墙，然后慢条斯理地搜查他的身上。托比没有带枪。

“他一个人来的吗？”吉勒姆问，“还是有个小朋友等在马路上？”

“我没有发现。”法恩说。

史迈利站在窗口，看着下面街上。“把灯关上一会儿，好不好？”他说。

“等在外面。”吉勒姆命令道。法恩拿了史迈利的大衣退出去。“瞧见什么吗？”他也到窗口边去问史迈利。

伦敦的下午这时已经有了红里带黄的暮色。广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住宅区广场，中央有个围着栏杆的小花园，天已经黑了。“只是一个影子，我想。”史迈利咕哝一句，回过来面对着伊斯特哈斯。壁炉上的钟敲了四下。法恩一定上过发条了。

“托比，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假设。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推想，行吗？”

伊斯特哈斯眼睛眨也没眨。他小小的手放在椅子的木头扶手上。他坐得很舒服，但稍微有些正襟危坐，鞋子擦得很亮，双脚平放。

“行吧。”

“两年以前。潘西·阿勒莱恩想要谋得老总的职位，但他在圆场没有地位。老总不让他。老总有病，体力日衰，但潘西搞不垮他。记得那时候吗？”

伊斯特哈斯利落地点一下头。

“那是在淡季，”史迈利用他讲道理的口气说，“外面没有什么事情，因此我们里面就钩心斗角起来，互相侦察。有一天早晨，潘西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事干。他有个挂名职务，是活动总指挥，但实际上是个地区组与老总之间的橡皮图章。潘西的门开了，进来了一个人。我们暂且叫他杰拉德。‘潘西，’他说，‘我碰到了一个重要的俄国情报来源。很可能是个金矿。’也可能他什么也没有说，等到他们两人到了大楼外面以后再说，因为杰拉德是做惯外勤的，他不喜欢在室内有电话的地方说话。他们可能在公园里走一走，或者开着汽车。也可能在什么地方吃饭，在这个阶段，潘西只有听对方说话的份儿。潘西对欧洲方面没什么经验，更不了解捷克和巴尔干了。他是在南美洲出道的，后来一直在以前的地区活动：印度、中东。他对俄国人或捷克人知道得不多，他只知红就是红，如此而已。对不对？”

伊斯特哈斯撅起了嘴，皱了一下眉头，好像是说他从来不议论上级。

“而杰拉德却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的活动主要是在欧洲市场上东躲西遁。潘西是外行，但有兴趣。杰拉德则是这方面的行家。杰拉德说，这个俄国来源可能是圆场多年来碰到的最丰富的来源。杰拉德不想多说，不过他估计过几天就可以拿到贸易样品，拿到后，他想请潘西检查一下，鉴定价值。至于这个来源的详细情况，可以以后再说。‘但是为什么找我呢？’潘西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杰拉德告诉他。‘潘西，’他说，‘对外活动损失这么大，我们地区组里的人感到很担心。看来这地方已经腐败了。圆场内内外外，口风都太松了。接触机密的人太多，在现场，我们的人碰了壁，我们的谍报网被破获了，有什么新花招总发生意外。我们希望你来帮助我们整顿一下。’杰拉德并不想谋乱叛上，他很小心，没有暗示圆场内部有个叛徒正在破坏一切活动，因为你我都明白，一旦这种话传出去，机器就要停转。反正杰拉德不想追查。但是他明确表示，这个地方有漏洞，上层领导不力是下层失败的原因。这在潘西听来都是十分顺耳的东西。他列举最近的失败所引起的丑闻，但是他很小心不提阿勒莱恩自己在中东的冒险，这次冒险出了问题，几乎让潘西丢了差使。接着他提出建议。他说的话大概就是这么一些。你明白，这是我的假设，只不过是个假设。”

“是啊，乔治。”托比舔一下嘴唇说。

“另一个假设是阿勒莱恩自己就是杰拉德，你明白吗？不过我就是不相信。我不相信潘西会自己出马，收买个高级俄国间谍回来，又自己掌舵。我相信他会把事情搞糟的。”

“是啊。”伊斯特哈斯有绝对自信地说。

“因此，根据我的假设，杰拉德接着对潘西说的是：‘我们——那是指我自己和有类似想法、与这方案有关的人——希望你出来担任头头，潘西。我们不过问政治，我们是实干家。我们不懂白厅里的纵横捭阖。但是你懂。你负责应付各种委员会，我们负责对付巫师。如果你当我们的挡箭牌，保护我们不受腐败的影响，也就是说把了解这件事的人数维持在最低限度，我们就提供货物。’他们又讨论了这样做的办法，然后杰拉德让潘西去考虑一下。一个星期，一个月，我也不知道，反正有充裕时间可以让潘西仔细考虑。有一天，杰拉德送了第一批货样来。当然很好，非常非常之好。正好是海军要的资料，没有比这更适合潘西的要求了，因为他在海军部很吃得开，海军部里全是支持他的人。于是潘西让他的海军朋友开了一下眼界，他们个个垂涎欲滴。‘这是从哪儿搞来的？以后还有吗？’以后还有很多。至于来源是谁——这在现阶段还得保密。如果我在什么地方说得不对，请原谅我，因为我所根据的只是那份档案。”

一提档案，是史迈利的行动可能具有官方身份的第一个提示，可以看得出来在伊斯特哈斯身上引起了反应。他舔嘴唇的习惯又多了一个附带动作：脑袋向前一伸，脸上有了他一贯的精明表情，托比好像是要用这些信号表示他也读过这份档案，不论这份档案是什么，而且完全同意史迈利的结论。史迈利停下来喝口茶。

“托比，再喝一点茶吗？”他一边喝一边问。

“我来。”吉勒姆与其说是殷勤好客，不如说是态度坚决。“茶，法恩。”他向门外叫道。门马上开了，法恩出现在门口，端着茶。

史迈利又回到窗边。他拉开一点窗帘，看着下面的广场。

“托比？”

“什么，乔治？”

“你带了把风的来吗？”

“没有。”

“一个也没有？”

“乔治，我是来跟彼得和一个可怜的波兰人见面的，我为什么要带把风的来？”

史迈利回到椅上。“巫师作为一个来源，”他说下去，“刚才我说到哪儿啦？对了，杰拉德后来逐步告诉潘西和他后来拉进巫术圈子的另外两个人，不难设想，巫师不止是一个情报来源。没错，巫师是个苏联情报员，但是像阿勒莱恩一样，他也是一个不满上级集团的代言人。我们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情况也设想在别人身上发生，我相信潘西从一开始就对巫师有好感。这个集团以巫师为领袖的核心，由十来个有类似想法的苏联官员组成，每个人都位居要津。我猜测到了一定时候，杰拉德向他的副手和潘西更加具体地介绍了其他来源，但是我没有把握。巫师的工作是把他们的谍报收集整理以后送到西方来，在过去几个月里，他做这项工作表现了他的多才多艺。他用了各种方法，圆场非常乐意提供设备给他。秘密通讯、在普通信件句号上的微点、西方首都的秘密信箱，如此等等，不知道是哪个大胆的俄国人送去的，由托比·伊斯特哈斯大胆的点路灯人收来。甚至有当面碰头，由托比的人安排和把风。”——史迈利停了一会儿，又看一眼窗户——“有一两次是在莫斯科由当地常驻站投递，但是不让他们知道交付者是谁。但是没有秘密无线电通讯。巫师不喜欢秘密电台。有一次建议——甚至提到财政部——在芬兰设立一个长期的远距离无线电通讯，目的只是为他一人服务，但后来吹了，因为巫师说：‘绝对不要。’他大概是接受卡拉的教训，会不会是如此？你知道卡拉最讨厌无线电。重要的是，巫师有他的机动性，那是他最大的才干。可能他在莫斯科贸易部可以利用跑外务的推销员。反正，他有的是办法，而且有从俄国出来的渠道。因此他的同伙密谋分子要依靠他与杰拉德做交易，同意他商定的条件，金钱上的条件。因为他们需要钱，很多很多的钱。我早应提到这一点。在这方面，谍报机关和他们的客户跟常人一样。花钱最多，他们最重视，而巫师花钱最多。买过假画吗？”

“我曾经卖出过两张。”托比露出神经质的笑容说，但没有人笑。

“你付的钱越多，你越不怀疑它是假货。真傻，但我们都是这样。知道巫师贪财，大家就放心了。我们只懂这个动机，是不是，托比？特别是在财政部。每月在瑞士银行存两万法郎。为了这么多钱，谁不会牺牲一些平等主义的原则呢？因此白厅付了他一笔巨款，称他的情报是无价之宝。而且有一些的确不错，”史迈利承认，“我甚至觉得很好，而且也应该很好。接着有一天，杰拉德把最大的秘密告诉了潘西。巫师集团在伦敦也有个人。我现在应该告诉你，这样就开始打了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巧结。”

托比放下茶杯，用手帕整洁地擦一擦嘴角。

“据杰拉德说，苏联驻伦敦这儿的大使馆有个人已准备好，而且他们有能力充当巫师在伦敦的代表。他甚至处于特殊地位，偶尔可以利用大使馆的设备和在莫斯科的巫师直接联络，收发电报。如果采取必要防范措施，有时甚至可以让杰拉德跟这个神通广大的人秘密会见，报告情况，接受指示，提出问题，在下趟邮件就可收到巫师的答复。我们暂且叫这个苏联官员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姑且假定他是苏联大使馆文化处的人员。你在听我说吗？”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伊斯特哈斯说，“我聋了。”

“原来，他在伦敦使馆工作已经很久了——精确地说是九年——但是巫师最近才吸收他。也许是波里雅科夫在莫斯科休假的时候吧。”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波里雅科夫很快就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不久杰拉德就让他做巫术计划中的关键人物和其他许多事件的关键人物。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情报秘密信箱、隐形墨水、微点，这都很有用，但是总差一点。有波里雅科夫在门口，这样的方便条件可不能错过。巫师有些最精彩的资料是用外交部信封带到伦敦的。波里雅科夫只需把信封撕开递给圆场的对手就行了：不论是杰拉德或是杰拉德指定的人。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巫师这一部分的活动是绝对机密的事。巫术委员会本身当然也是机密，不过人很多。这是不可避免的。范围很大，收益也很大，光是加工和分配就需要大量工作人员：译码员、翻译员、打字员、鉴定员，天知道还有什么人员。杰拉德对此并不担心，他喜欢这样，因为要充当杰拉德，窍门就在要成为大伙儿的一分子。巫术委员会是受下层领导的？还是受中间领导的？还是受上层领导的？谁也说不好。我很欣赏卡拉对委员会的看法，你呢？还是中国人的看法？他说一个委员会是一个有四条后腿的动物。

“但是伦敦那一边——波里雅科夫的侧边——这一部分只限于原来巫术圈子的人知情。斯科尔德诺、德·西尔斯基等人，他们可以随时到国外去，为巫师奔跑。但是在伦敦这里，活动只牵涉到波里雅科夫老弟，绳结就是这样打的，这是个非常特殊的秘密，原因也非常特殊。你，潘西、比尔·海顿和罗埃·布兰德。你们四个人是巫术圈子。对不对？现在来猜测一下这是怎么运作的，详细地来猜测一下。有一幢房子，这我们已经知道。尽管如此，碰面仍安排得极其周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谁跟他见面？托比？谁对付波里雅科夫？你？罗埃？比尔？”

史迈利把他领带宽的那头的绸衬里翻出来，开始擦眼镜。“谁都见。”他回答自己的问题说，“怎么会这样？有时潘西见他。我猜想潘西代表有关当局见他：‘你是不是该休假啦？你这星期收到你太太的信了吗？’搞这一套潘西很在行。但是巫术委员会很少派潘西上场。潘西是头头，物以稀为贵。其次是比尔·海顿，比尔见他次数较多。比尔对俄国有好感，他有交际的本领。我觉得他和波里雅科夫一定很合得来。我觉得比尔去听汇报或提问题时，一定满面红光，你觉得是不是？把正确的信息送到莫斯科去。他有时带罗埃·布兰德一起去，有时派罗埃去。我想这是他们两人自己商量好的。罗埃是个经济专家，也是附庸国问题的头头。因此在那方面一定也有很多可以谈的。有时，托比，例如过生日、圣诞节，或者要特别送钱表示感谢——我发现花在招待上已用了一大笔钱，更不用说其他开销了——有时，为了搞得热闹些，你们四个都去，举杯向对方，向巫师，通过他的代表波里雅科夫，向他敬酒。最后，我想托比自己也有话要跟他的朋友波里雅科夫说。有如何联系的办法要讨论，大使馆里的情况也有不少有用的风言风语，对点路灯组监视常驻站的日常活动有帮助。因此托比也有单独去见他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波里雅科夫除了当巫师的伦敦代表以外在本地的作用。我们并不是每天能搞到一个听话的苏联外交官来领我们的津贴的。稍微训练一下如何使用照相机，波里雅科夫在使馆内部就非常有用。只要我们记住我们的首要目的。”

他的眼光没有离开过托比的脸。“我可以设想波里雅科夫可能已经拍了不少照片，是不是？不管是谁去见他，任务之一可能是补充他的存货：给他带去密封的小包裹。底片盒。当然没有曝过光，因为这是圆场来的。托比，请你告诉我，你听说过拉宾这个名字吗？”

舔了一下嘴唇，皱了一下眉毛，露出一个笑容，脑袋向前一倾：“当然，乔治，我认识拉宾。”

“谁命令把点路灯组关于拉宾的报告销毁的？”

“是我，乔治。”

“你自作主张？”

笑容大了一些。“不瞒你说，乔治，我这些日子已经升了官。”

“谁决定把康妮·沙赫斯排挤出去的？”

“我想大概是潘西。就算是潘西吧，也许是比尔。你知道要完成一项大任务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要补一下鞋子、擦一下水壶，总归得做一件这样的事。”他耸一耸肩，“也可能是罗埃，嗳？”

“那么他们三个人的命令你都听。”史迈利轻松地说，“托比，你对他们真是一视同仁。你完全可以不必那样。”

这话，伊斯特哈斯听了一点也不喜欢。

“托比，谁叫你把麦克斯打发掉的？也是这三个人吗？你瞧，我所以问你，只是因为我得向拉康报告。他目前追得很紧。他后面又有大臣在追。是谁？”

“乔治，你弄错对象了。”

“反正我们中间有一个，”史迈利愉快地说，“这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也想知道威斯特贝的事，是谁把他封住口的。是不是就是那个派你拿了一千英镑钞票在沙拉特去叫吉姆·普莱多不要担心的人？托比，我要弄清楚的只是事实，不是要剥谁的头皮。你了解我，我是不记恨的。顶多说你不够朋友，那有什么关系？看是对谁够朋友。”他又说：“只是他们非常想弄清楚。甚至有人扬言要请国安局插手进来。这谁都不希望吧？这就像你跟老婆吵嘴去找律师一样，这一步下去就不可挽救。谁叫你把忘掉锅匠、裁缝的话带给吉姆的？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你是不是直接从波里雅科夫那里得到的？”

“我的天，”吉勒姆咬牙切齿地说，“让我收拾那个婊子养的。”

史迈利不理他。“我们再来谈谈拉宾。他在这里的任务是什么？”

“他为波里雅科夫工作。”

“是他在文化处的秘书？”

“是他的跑腿。”

“可是亲爱的托比，一个文化参事要一个跑腿的干什么？”

伊斯特哈斯的眼睛始终盯着史迈利。吉勒姆想，他像一只狗，他不知道他们会踢他一脚，还是给他一根骨头。他的眼光从史迈利的脸上转到手上，又回到他脸上，不断地在窥测蛛丝马迹。

“别装糊涂了，乔治，”托比漫不经心地说，“波里雅科夫是为莫斯科中心工作的。这你跟我一样清楚。”他跷起他的短腿，又恢复了原来的傲慢，靠后一坐，喝了一口冷茶。

至于史迈利，吉勒姆觉得好像暂时受到了挫折。但是吉勒姆自己也搞糊涂了，又觉得史迈利好像感到很满意。也许是因为托比至少开腔了。

“唉，乔治，”托比说，“你又不是小孩子。你想一想，我们这样干已不知有多少次了。不错，我们收买了波里雅科夫。波里雅科夫既是莫斯科的间谍，又是我们的人。但是他得在他自己人面前装出他是在刺探我们的情报。除了那样以外，他有什么别的办法？他能一天到晚直进直出，不带猩猩，不带把风的，什么都一帆风顺吗？他既然到我们店里来，总得带些货色回去。因此我们给他一些货色。鸡毛蒜皮的东西，他可以送回国去，莫斯科的人就拍他肩膀，夸他很不错，这是很平常的事。”

如果说吉勒姆现在觉得很生气，史迈利的头脑现在却特别清醒。

“在四个元老中间，这样说是统一口径的吧？”

“我不敢说口径一致。”伊斯特哈斯说，手势是典型匈牙利式的：把掌心一摊，两边摇晃了一下。

“那么谁是波里雅科夫的情报员呢？”

吉勒姆看到，这个问题对史迈利十分重要：他绕了半天的圈子，要得到的就是这个答案。吉勒姆在旁等着，他的眼光一会儿盯在伊斯特哈斯身上，后者现在一点也不像刚才那么自信了，一会儿又盯在史迈利高深莫测的脸上，他意识到，他自己也开始了解卡拉的巧结是怎么回事了，也了解他跟阿勒莱恩那次吃力的谈话是怎么回事了。

“我问你的问题很简单，”史迈利坚持说，“从理论上来说，谁是波里雅科夫在圆场里的情报员？我的天，托比，别装傻了。如果波里雅科夫和你们这些人见面的掩护是他在刺探圆场情报，那么他一定要有一个圆场的间谍，是不是？那么这人是谁？他跟你们这些人见了面后，带了成卷的圆场鸡毛蒜皮回大使馆去说，‘我是从那些哥儿们那里搞来的’，他能那样吗？他必须要有一个说法，而且要够硬的说法，可以说明长期以来是怎么追踪、招募、秘密会见的，花了多少钱，动机是什么。是不是？老实说，这不仅仅是波里雅科夫的说法，而且是他的生命线。必须十分彻底。必须令人信服。我敢说，这是整个活动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人是谁？”史迈利愉快地问，“你吗？为了要使波里雅科夫能继续为我们所用，托比·伊斯特哈斯伪装成圆场的一个叛徒？向你致敬，托比，这该颁发给你一大堆奖章。”

托比在思量，他们等着。

“你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乔治，”托比终于说，“要是你达不到最终目的，结果会怎样呢？”

“哪怕拉康做我的后盾也达不到最终目的？”

“你把拉康请来。还有潘西、比尔。你为什么盯住一个小角色？找大人物去。”

“我还以为你已经成了大人物了呢。托比，你是个很好的人选。匈牙利血统，未得升迁，心怀不满，能接触机密，但不太多……脑筋快，贪钱……有你当他的情报员，波里雅科夫就有个说得通的说法。三巨头把鸡毛蒜皮的资料给你，你又转给波里雅科夫，中心以为托比是他们的人，人人都得到了好处，人人都感到满意。只有后来弄清楚你给波里雅科夫的是皇冠钻石，拿回来的才是俄国的鸡毛蒜皮，那才会有麻烦。要是发生那样的情况，你就需要一些可靠的朋友。像我们这样的朋友。我的假设是这样的——最后拆穿来说，杰拉德是俄国的地鼠，受卡拉指挥。他把圆场的秘密都出卖了。”

伊斯特哈斯看上去有点不舒服。“我说，乔治。要是你弄错了，我不想跟着也错，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是要是他对，你也想跟着对，”吉勒姆难得插嘴提示道，“越早越好。”

“当然。”托比说，一点也不觉得话里有什么讽刺意味。“当然。我的意思是说，乔治，你想得倒头头是道，但事情都有两面，特别是情报员，也许搞错的是你。我说：谁说过巫术是鸡毛蒜皮？没有人，从来没有人。这是最上等的。你找到个嘴快的人胡说八道，把伦敦全城都翻了一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知道，我是奉他们之命行事。明白吗？他们叫我假装当波里雅科夫的情报员，我就假装了。把这底片给他，我就给他。我的处境很危险，”他解释道，“对我而言，的确很危险。”

“我很抱歉，”史迈利在窗口边上说，他又从窗帘缝里向外窥看下面的广场，“一定叫你很担心。”

“非常非常担心，”托比同意，“我得了胃溃疡，吃不下东西。非常为难。”

使吉勒姆生气的是，他们三人都沉默不语，仿佛同情托比·伊斯特哈斯为难的处境。

“托比，有没有把风的，你没有撒谎吧？”史迈利仍在窗边问。

“乔治，我画十字起誓。”

“你一般用什么？汽车？”

“街头监视者。用一辆大车子把他们送到飞机场那边，然后叫他们步行过来，分散布置。”

“多少？”

“八个，十个。每到年终这个时候，也许是六个。很多人病了。圣诞节。”他阴沉地说。

“有没有只派一个人？”

“从来不。你疯了。一个人！你以为我在开糖果店？”

史迈利离开窗边，又坐下来。

“我说，乔治，你说得真糟糕，你知道吗？我是爱国的。上帝。”托比重复说。

“波里雅科夫在伦敦常驻站里的职务是什么？”史迈利问。

“波里是单独行动的。”

“指挥他在圆场里的大间谍？”

“当然。他们让他脱离日常工作，可以放手应付大间谍托比。我们把这都想好了，我和他一起商量了很久。我说：‘你听好，比尔在怀疑我，我的老婆在怀疑我，我的孩子患了麻疹，我没有钱付给医生。’情报员给我的垃圾，我都给了波里，他又转给国内去当宝货。”

“谁是巫师？”

伊斯特哈斯摇摇头。

“但是你至少听说过，他以莫斯科为基地，”史迈利说，“而且是苏联谍报界的一员，还有什么他不是？”

“这，他们告诉了我。”伊斯特哈斯同意道。

“就是这样，波里雅科夫可以和他联系。当然是为了圆场的利益。秘密地，不让他们自己人生疑？”

“当然。”托比又诉苦起来，但是史迈利仿佛竖起耳朵在听屋子外面的声音。

“那么锅匠、裁缝？”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是听潘西吩咐办事。”

“潘西叫你去打发吉姆·普莱多？”

“当然。也许是比尔，也许是罗埃。是的，是罗埃。我得吃饭，乔治，明白吗？我不能两头得罪，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真是个难题。你也明白了，是不是，托比？”史迈利静静地说，仿佛人不在这里。“假定这是个难题。它使得对的人都成为错的人：康妮·沙赫斯、杰里·威斯特贝……吉姆·普莱多……甚至老总。对起疑的人，在他们还没有说出来之前，就灭他们的口……一旦你的根本谎言给蒙混过去了，排列组合就是无穷无尽的。必须让莫斯科中心相信它在圆场搞到了一个重要的来源，但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让白厅得到风声。其必然结果是杰拉德使我们把自己的孩子掐死在床上。要是换一种情况倒不错，”他几乎有些迷迷糊糊地说，“可怜的托比。是啊，我明白。你夹在他们中间奔跑，一定很难受。”

托比已经准备好了他以下的一番话：“自然，如果有什么具体的事情你要我做，那么，乔治，你是了解我的，你尽管吩咐好了，我总是乐意出力的。我的手下受过很好的训练，你要借他们，我们可以商量。自然我得先跟拉康打招呼。我不过是要把这件事澄清一下。你知道，这是为了圆场的缘故。我的目的就是这个。为了组织的利益。我要求不高，我并不想为个人要什么好处，对不对？”

“你专门给波里雅科夫用的安全联络站在哪里？”

“康姆顿大街水闸花园五号。”

“有人看房子吗？”

“麦克雷格太太。”

“原来是搞窃听的吗？”

“是她。”

“有没有安置窃听器？”

“你说呢？”

“那么米莉·麦克雷格在看房子，管理录音设备。”

托比说，是的，他的头一低，十分警觉。

“等会儿我要你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我要在那里过夜，我还要用那设备。告诉她，我被请来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要她听我的吩咐。我大概在九点钟到那里。如果你要和波里雅科夫紧急见面，用什么办法？”

“我的手下在哈佛斯托克山有一间屋子。波里每天早上去大使馆时开车经过那里，每天晚上回家也经过那里。如果他们贴上一条抗议车辆噪音的黄色标语，就是暗号。”

“夜里呢？周末呢？”

“拨错号码的电话。不过大家都不喜欢用这个办法。”

“用过没有？”

“我不知道。”

“你是说你不接听他的电话？”

没有回答。

“我要你这个周末请假。这在圆场会不会引起怀疑？”伊斯特哈斯热切地摇摇头。“我想你巴不得置身事外，是不是？”伊斯特哈斯点点头。“你就说女朋友出了麻烦，或者不管什么事情。你要在这里过夜，可能两夜。法恩会照料你的，厨房里有吃的。你的老婆呢？”

在吉勒姆和史迈利的监视下，伊斯特哈斯拨了圆场的电话，找菲尔·波特奥斯讲话。他的话说得恰到好处：带一点抱怨，一点噱头，一点玩笑。菲尔，我在北边有个女朋友对我不错，她说我如果不去抱抱她，她就要干出不可收拾的事来。

“你不用说，菲尔，我知道你每天遇到那样的事。嗨，你那个漂亮的新秘书怎么啦？我说，菲尔，如果玛拉从家里打电话来，告诉她我有重要的任务，好吗？要炸掉克里姆林宫，星期一回来。要说得当真一些，好吗？再见，菲尔。”

他挂了以后，又拨了个电话到伦敦北区。“麦太太，你好，我是你最要好的男朋友，听出声音来了吗？好吧。我说，今天晚上我有个客人到你那里去，一个很老很老的老朋友，你猜也猜不到的。她恨我，”他的手蒙在话筒上对他们解释，“他想要检查一下线路。”他继续说，“检查一下，看看是否运作正常，没有毛病，好不好？”

“如果他不安分，”他们走时吉勒姆狠狠地对法恩说，“把他手脚绑起来。”

在楼梯上，史迈利轻轻地碰一下他的胳膊。“彼得，我要你在我背后把风。好不好？给我几分钟时间，然后到马罗斯路转角接我，向北走。沿着西边人行道。”

吉勒姆等着，然后走到街上。空中飘着毛毛细雨，像融雪一样有种奇怪的暖意。在有灯光的地方，湿气转变成云气，但在阴暗处，他看不见也感觉不到。那只是因为眼前有一片薄雾，使他的眼睛半睁半闭。他在花园里转完了一圈，然后走进碰头的地方：南面的一条幽静的小巷。到马罗斯路时，他越过马路到西边人行道，买了一份晚报，开始悠闲地在一排花园别墅前走过去。他正在数着行人、摩托车、汽车的数目，这时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他看到了乔治·史迈利，一个典型的在赶回家的伦敦人。“是一组人吗？”吉勒姆问，史迈利说不确定。“快到阿平顿别墅的时候，我会越过马路，”他说，“注意单枪匹马的。瞧！”

吉勒姆看过去的时候，史迈利突然停住，好像记起了什么东西似的，不顾危险地走到行驶间的车辆缝里去，东钻西窜，引起了开车人的愤怒，接着马上钻进一家没有营业执照的酒店门里面去了。他东钻西窜的时候，吉勒姆看到，或者自以为看到，一个驼背的高个子，穿着黑色大衣出来追他，但这时有辆公共汽车停下来，把史迈利和那个追逐者挡住了。公共汽车开走后，那个追逐者也不见了，一定是搭车走了，因为留在人行道上的只有一个穿着黑色塑料雨衣、戴着软帽、年纪大一点的人站在车站上，在低头看晚报，当史迈利从那家酒店中拿着棕色袋子出来时，那个人仍在看着运动消息，连头也不抬。吉勒姆接着又跟着史迈利穿过维多利亚时代的肯辛顿广场比较热闹的地段，史迈利不断地在一个个安静广场之间，一条条小巷之间进进出出，走的是同一条路线。只有一次，当吉勒姆忘掉了史迈利，而出于本能回头看自己的背后时，才怀疑到有第三者跟着他们走：投在阗无一人的街道上的一个人影，但是他一追过去，就不见了。

在这以后，那一夜发生的事情接二连三，快得使他目不暇接。在好多天以后，他才意识到，那个人，或者说那个人的影子，使他觉得似曾相识。即使到那个时候，他一时也想不起他到底是谁来。接着有一天清晨，他蓦然醒来时，他心中就明白了这是谁：军人一样吆喝的声音，貌似粗鲁其实很文雅的态度，在布里克斯顿他的办公室保险柜后面，插着曾使他不动感情的秘书掉泪的球拍。

35

也就在那一天晚上，按他们这一行的行规来说，斯蒂夫·麦克尔沃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忘记把他汽车的后座车门锁上。他从开车的一边开门上车时，粗心大意地以为那后座车门是锁上的。就像吉姆·普莱多喜欢说的那样，若要不出问题，凡事都不可轻信不疑。麦克尔沃远远达不到这个求全的标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个天气特别恶劣、交通特别拥挤的傍晚，他刚要从一条车辆堵塞、喇叭齐鸣的巷道拐到爱丽舍大街上去的时候，里基·塔尔会打开后座车门上车，用枪口对着他。但是近来巴黎常驻站平静无事，使人丧失了警觉，麦克尔沃一天所干的，无非是记每周开销的账目，整理属下的报告，然后转发给管理组。那个星期五，只有午餐时在法国安全部组织里跟一个不太诚恳的亲英派耗了一阵子，才算打破了这种单调的气氛。

他的汽车停在一棵快要枯死的椴树下，用的是使馆的牌照，因为常驻站的掩护是领事，尽管没有人相信。麦克尔沃是圆场的一位元老，身材壮实，头发花白，他是约克郡人，历任各地领事，时间之久，在外人的心目中看来，似乎从来没有晋升过。巴黎是他最近的一个领事岗位。他在远东地区活动了一辈子，并不特别喜欢巴黎，知道法国人也不喜欢他。但是在退休之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津贴高，待遇好，他到任以来十个月中，对他的工作要求，只不过是偶尔招待一下过境的情报员，在这里或者那里做个记号，为伦敦站送个信，陪着来视察的人观光。

不过，这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现在他却坐在自己的汽车里，被塔尔的枪口顶着他的肋骨，塔尔的手则爱护地搭在他的右肩上，要是他不老实，就马上折断他的脖子。两步以外，有几个女人匆忙走过，到地铁站去。六步以外，已经开始塞车，可能持续一个小时。看到他们两人坐在停在马路边上的汽车里亲切交谈，没有人会在意的。

麦克尔沃坐定以后，塔尔就开始说话。他说，他需要发个电报给阿勒莱恩。请他亲启亲译，塔尔希望斯蒂夫替他发，自己在旁持枪等着。

“里基，你在干什么呀？”他们一起手挽着手回常驻站去时，麦克尔沃抱怨道。“大家都出动了在找你，你知道吗？他们要是找到你，一定要剥你的皮。我们奉令一见到你就不要手软。”

他想一转身抓住里基，用手掌砍他的脖子，但是他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速度，塔尔会开枪打死他的。

麦克尔沃打开前门，开电灯时，塔尔告诉他，这封电报大约有二百个字组。斯蒂夫发完以后，他们就可以坐下来等潘西的回话。如果塔尔的直觉是正确的话，到第二天潘西就会亲自到巴黎来与里基商谈。这次会面也在常驻站进行，因为塔尔估算，俄国人在英国领事馆内暗杀他的可能性较小。

“你疯了，里基。不是俄国人要杀你。是我们要杀你。”

前面一个房间叫接待室，掩护到此为止。房间里有个木板旧柜台，发黄的墙头上贴着过时的“英国公民须知”的布告。塔尔在这里用左手搜查了麦克尔沃有无带武器，结果没有搜到。屋子外面有个院子，大多数要紧的东西都放在院子另一边：密码室、保险柜、发报机。

“你神经错乱了，里基。”麦克尔沃单调地警告他，一边带路，走过一两个空办公室，到密码室门口按铃。“你总以为自己是拿破仑，你是完全中了邪了。你从你爸爸那里学到的宗教思想太多了。”

门闩打开后，门缝里出现了一个感到奇怪的、有些傻气的脸。“你可以回家去了，班。到你太太那里去，可是留心等我的电话，万一我有事找你，好孩子。把密码本留在那里，把钥匙插进机器里。我马上要跟伦敦说话，我自己开机器。”

那张脸不见了，他们等着那个小伙子在里面开门锁。一把钥匙、两把钥匙，还有个弹簧锁。

“这位先生是从东方来的，班，”门开时，麦克尔沃解释道，“他是我最杰出的亲戚之一。”

“您好，先生。”班说。他是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一脸精通数学的样子，戴着眼镜，眼光紧紧地盯着人看。

“去吧，班。我不会扣你的值班费的。这个周末你可以休息，薪水照付，以后也不用再补。去吧。”

“班留在这里。”塔尔说。

在剑桥圆场，灯光昏黄，孟德尔站在一家成衣店的三楼上，可以看到雨后的柏油路面像廉价的黄金一样发光。时间已近午夜，他站在那里已有三个小时了。他站在一条网眼窗帘和衣架之间。他站在那里的样子跟全世界的警察一样，重量平均放在两只脚上，双腿挺直，全身稍微后倾。他把帽子拉得低低的，翻起了上衣的领子，使得街上的人看不到他的脸，但是他盯着下面入口处的一双眼睛却像煤堆里一双猫眼一样炯炯发光。他可以再等三小时，甚至六小时。孟德尔又回到他巡逻的岗位上来了，他的鼻尖闻到了捕猎物的气味。说得更确切些，他是只“猫头鹰”，那间试衣室的黑暗使他头脑异常清醒。从街上照进来的淡淡几道光线反射到天花板上。所有别的东西，裁衣板、成匹的料子、盖上罩子的缝纫机、熨斗、皇亲国戚的签名照片，他知道仍都在那里，因为他在下午勘探地方的时候看到过，街灯照不到这些东西，他自己也不大看得清楚。

他站在那个窗口可以看到大部分街口，一共有八九个大小不等的街道和小巷，都莫名其妙地选了剑桥圆场作为汇合点。街口的一些建筑物都华而不实，有一些帝国时代的廉价装饰：一家银行是罗马式的建筑，一家像个破败的清真寺的戏院。在它们背后，高耸入云的大楼像一队机器人在进军。楼顶上暗红的天空慢慢地聚起了雾。

他心里想，为什么这么寂静无声？戏院早已散场了，但是离他窗口只有一箭之遥的歌台舞榭的前面，为什么没有出租车，没有闲荡的人群？从沙夫茨伯里大街竟没有一辆水果车隆隆地开到考文特花园35去。

孟德尔又一次用望远镜观察马路对面的那个大楼。那幢大楼似乎比它的邻居睡得还香。门廊里的两扇门都关着，地面一层窗户里看不到有灯光。只有在四楼，左手第二个窗户发出一道黯淡的光线，孟德尔知道那是值班室，这是史迈利告诉他的。他把望远镜抬起一点看屋顶，一片天线在天空上形成了古怪的图案；他又放低一些看屋顶下面的一层，无线电组的四扇发黑的窗户。

“夜里大家都从前门进出。”吉勒姆对他说过，“这是减少警卫的节约措施。”

在这三小时中，孟德尔的监视只得到三次补偿。一小时一次，并不算多。九点半的时候，一辆蓝色的福特小货车送来了两个人，带着的东西看上去像是弹药箱。他们自己开了门，进去了以后，就又马上关上。孟德尔把看到的情况轻声打了电话。十点的时候，交通班车来了，吉勒姆事先也把这告诉了他。交通车从下面单位收集热门文件，周末送到圆场保管。它经过的单位按次序是布里克斯顿、阿克顿、沙拉特，最后是海军部，到圆场时大约十点钟。这次它准时到达，有两个人从大楼里出来帮忙卸下。孟德尔也作了报告，史迈利耐心地以“谢谢你”作答。

史迈利是坐着的？像孟德尔那样在黑暗里？孟德尔觉得他大概也是在黑暗里。他认识的怪物不少，史迈利是最怪的。看他样子，连单独过马路也不会，但是他比刺猬还善于保护自己。孟德尔心里想，这些搞特务的。我一辈子追捕坏蛋，今天怎么干起这个来了？破门而入，站在黑暗中侦察间谍。对于间谍，他从来感到不怎么样，但是后来遇到了史迈利以后，才改变了看法。他原来认为他们都是一些外行，像大学生，挺碍事的。认为特别分局为了自己，也为了社会公众，对他们最好是敬而远之。结果却遇到了史迈利和吉勒姆这两个例外。他今晚想的就是这个。

一个钟头以前，十一点不到，来了一辆出租车。这是一辆用伦敦普通出租车牌照的汽车，开到戏院门前停了下来。即使这样的事，史迈利也事先告诉过他：部门里的人坐出租车有不开到门口的习惯。有的停在福尔斯书店门口，有的停在老康普顿街，或者街上随便哪家店门口，各人都有一个偏爱的掩护地点，戏院则是阿勒莱恩偏爱的地点。孟德尔从来没有见过阿勒莱恩，但是他听到过他们对他的介绍，因此他从望远镜中看去时，一眼就看出是他，毫无疑问，一个身材高大、动作迟缓的人，穿着一件深色大衣。他甚至注意到那个出租车的司机因为给的小费太少，做了一个鬼脸，骂了他一句，但阿勒莱恩正忙着在掏钥匙，没有理他。

吉勒姆解释过，前门没有加闩，只是上了锁。安全措施是在你走到过道尽头向左转时开始的。阿勒莱恩住在五楼上。你看不到他窗户的灯光，但是有个天窗，开了灯，烟囱就会露光。果然，他看到烟囱发黑的砖块上出现了一片黄光——阿勒莱恩进了房间。

孟德尔心里想，年轻的吉勒姆需要休假。这种情况他看到过：硬汉一到四十岁就垮了。他们瞒着不让人家知道，假装不是那样，依靠着前辈，结果最后证明前辈根本不成气候，于是总有一天闹穿了，他们所崇拜的人垮了下来，他们只好坐在办公桌前，泪水掉在吸墨纸上。

他原来把电话机放在地上，这时拿起话筒来说：“看上去是锅匠进了门。”

他报告了出租车的车牌号码，然后又继续监视。

“他的样子怎么样？”史迈利低声问。

“很忙。”孟德尔说。

“该忙了。”

孟德尔心里嘉许地想，不过这一个是不会垮的。史迈利是棵外表虚弱的橡树。你以为吹一口气就可以把他吹倒，但是一遇风暴，他是最后硕果仅存仍在那里的一棵树。他正在这么想时，又有一辆出租车停在大门口，一个行动迟缓的高个子一步一级小心地爬上台阶，好像一个心脏不好的人。

“你的裁缝来了，”孟德尔对着话筒低声说，“等一等，还有士兵。看起来是要开全体会议了。我说，你别着急。”

一辆奔驰一九〇旧型汽车从埃尔汉街急驰出来，就在他的窗口下面拐弯，很勉强地拐到查令十字街北口停了下来。车中下来一个年轻粗壮的人，一头姜色的浓发，他砰地关上车门，穿过马路进了门，急忙中连钥匙也来不及掏出来。一会儿以后，四层楼又亮起了一盏灯，那就是罗埃·布兰德到了。

孟德尔心里想，现在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谁出来了。

36

水闸花园的名字大概取自附近康姆顿和汉姆斯丹德路的水闸，这是一排四幢十九世纪的房子，正面平平正正，盖在一条弧形街道的中央，每幢房子都有三层，外加地下室和一个有围墙的后花园，一直到摄政运河。门牌号码是二号到五号——第一号的房子不是倒塌了，就是从来没有盖起来过。第五号在北边一头，作为安全联络站，地点再适中不过了，它在三十码内有三个出口，运河的窄路又提供了两个出口。它的北面是康姆顿大街，可以连接交通要道，南面和西面是公园和樱草山。尤其好的是，这一带不讲究社会身份，也不要求你有社会身份。有的房子已改为单间的公寓，成排的门铃有十个，好像打字机键盘一样。有的房子气派很大，只有一个门铃。五号房子有两个门铃：一个是米莉·麦克雷格的，一个是她的房客杰弗逊先生的。

麦克雷格太太喜欢上教堂，她什么都要收集，这顺带也是注意街坊动静的一个好办法，不过他们却不是那么看待她的热情。她的房客杰弗逊大家只知道是个外国人，做石油生意，常常不在家。水闸花园只是他的一个落脚点。街坊们并不注意他，只知道他外表体面，为人腼腆。要是那天晚上九点钟，他们在门廊下的暗淡灯光中瞥见乔治·史迈利时，也会得出同样的印象。米莉·麦克雷格迎他进门以后就拉起了窗帘。

她是个瘦长的苏格兰寡妇，穿着棕色丝袜，短头发，皮肤又光滑又带皱褶，像个老头子似的。为了上帝和圆场的缘故，她在莫桑比克办过圣经学校，在汉堡办过海员传教会，虽然从那以后，二十年来她已成了职业的窃听者，她仍总是把所有男人看成是罪人。史迈利无法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从他一到，她的态度就很生硬冷淡。她带他看了一看房子，那样子仿佛是个房客都已死绝了的女房东。

她先带他到地下室，那是她自己住的，摆满了盆花，各式各样的旧贺年片，黄铜桌面，雕花的黑色家具，这种家具似乎是在外国见过世面、一定年纪和阶层的英国妇女所特有的。是的，如果圆场晚上要找她，他们就打地下室的电话。是的，楼上另有一个电话，不是同一条线，专供打到外面去。地下室的电话在楼上餐厅里有个分机。接着到了一楼，这是管理组耗资很多但品位不高的名副其实的标本：摄政时代色彩鲜艳的缎子、鎏金的仿制椅子、豪华的沙发。厨房没有人碰过，肮脏不堪。厨房外面是一个玻璃外屋，一半当温室用，一半当放碗碟的储藏室，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和运河。花砖地上乱扔着一台旧绞肉机、一个铜壶、几箱奎宁水。

“话筒在哪里，米莉？”史迈利回到了客厅。

米莉喃喃道，成对地嵌在墙纸后面，一楼每个房间一对，楼上每个房间一个。每一对都单独与一台录音机相连。他跟她上了很陡的楼梯。顶楼没有家具，但顶楼卧室除外，里面有一台灰色的钢架，共放了八台录音机，四台在上层，四台在下层。

“这些东西杰弗逊都知道吗？”

“对于杰弗逊先生，”米莉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是信任的。”这话等于是表示对史迈利的斥责，亦即表示她对基督教伦理的忠诚。

回到了楼下，她又带他看了操纵机器的开关。每块开关板里都有一个额外的开关。凡是杰弗逊或随便哪个小伙子——她这么叫他们——要录音，他只需站起来把左手的电灯开关扳下来就行了，这样录音就是声音带动的，那就是说，人一说话，机器就开动起来。

“录音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米莉？”

她说，她在楼下，好像这才是女人该待的地方。

史迈利不断地打开柜门、抽屉，从这个房间走到另一房间。最后又回到储藏室，这里可以看到外面的运河。他拿出一支小手电筒，向黑漆漆的花园里照了一下。

“安全暗号是什么？”史迈利问，一边沉思地摸弄着客厅门边的电灯开关。

她的回答平板单调：“门口放两个装满牛奶的牛奶瓶，你就可以进来，一切平安无事。没有牛奶瓶，你不可进来。”

温室那边传来轻轻的敲玻璃声，史迈利回去开了玻璃门，匆匆低语了一阵后，跟吉勒姆一起出现了。

“米莉，你认识彼得吧？”

米莉可能认识他，也可能不认识他，她冷淡的小眼睛轻蔑地盯着他。他在研究那个开关，一只手在口袋里摸着什么东西。

“他在干什么？他不许动它。叫他别动它。”

史迈利说，如果她不放心，她可以到地下室去打电话给拉康。米莉·麦克雷格没有动身，但是她厚厚的脸颊上出现了红晕，生气地捻着手指。吉勒姆用一支小起子小心地把开关的塑料面板两头的螺丝卸下，仔细观察后面的电线。他十分小心地把里面的开关头从上面扳到下面，拧上电线，然后又把面板安上旋好，其余的开关都没有动。

“我们来试一下。”吉勒姆说，史迈利上楼去检查录音机，吉勒姆就用像保尔·罗伯逊的低沉嗓音唱了《老人河》。

“谢谢你。”史迈利下楼来说，身上打了一个寒战，“真的够了。”

米莉到地下室去打电话给拉康。史迈利轻手轻脚地布置了舞台。他把电话放在客厅一个小沙发旁边，然后清理出了一条他退到储藏室的路线。他从厨房里的冰箱中拿了两瓶牛奶放在大门口，用米莉·麦克雷格简洁的话来说，就是表示你可以进来，一切平安无事。他脱了皮鞋，放在储藏室里，关了所有的电灯，在小沙发上就了位，这时孟德尔来了电话。

与此同时，在运河的窄路上，吉勒姆恢复他对这幢房子的监视。在天黑之前一小时，行人就绝迹了，这里干什么都行，情人幽会，流浪汉歇脚，因为运河涵洞下有隐蔽的地方，尽管用处不同。不过在那个寒冷的夜里，吉勒姆什么也没有瞧见。有时有一辆空火车急驰而过，留下很大一片空虚。他神经紧张，心情复杂，一时之间，那天晚上的整个景象竟使他的心中出现了幻觉：铁路桥上的信号灯成了绞刑架，维多利亚时代的仓房成了庞大的监狱，窗户钉了铁条，耸立在多雾的夜空里。身边只听见老鼠的窸窣声，只闻到死水的恶臭。这时客厅的灯灭了，房子陷于一片黑暗之中，只有米莉的地下室窗帘两边露出一条黄色的灯光。储藏室那边有一细条长的手电灯光穿过杂草丛生的花园向他眨眼。他从口袋里摸出钢笔形小手电筒，拔去银套，向着发光的地方，用颤抖的手指发个信号回去。从现在开始，他们只能等待了。

塔尔把收到的电报扔还给班，又从保险柜中取出只用一次的拍纸簿，也扔给他。

“来吧，”他说，“该干活了。把它译出来。”

“这是你私人的，”班反对道，“你瞧，‘阿勒莱恩发，私人自译。’我是不准碰的。这是上头的电报。”

“班，听他的吩咐。”麦克尔沃说，一边看着塔尔。

十分钟之内，这三个人一句话也没有交换。塔尔站在屋子里另外一头看着他们，等得有些紧张。他已把手枪插在腰带里，枪口冲下，贴着小肚。他把外套搭在椅背上。他背上的汗把衬衫都浸湿了，黏在背上。班用一把尺比着念数码，然后仔细地把结果写在前面的电报本上。他专心致志，舌头顶着牙齿，缩回去时就会发出啧的一声。他译完放下笔，撕下电报纸来给塔尔。

“大声念。”塔尔说。

班的声音柔和，不过有一点紧张。“阿勒莱恩发给塔尔的私人电报亲启亲译。我坚决要求你澄清并（或）交换货样后才能答应你的要求。‘对保障我单位至关紧要的情报’此话不合要求。我要提醒你在无故失踪后在此造成的不利地位。要求你立即向麦克尔沃报告一切。首长。”

班还没有完全念完，塔尔就开始奇怪地、兴奋地大笑起来。

“就是那样，潘西小子！”他叫道，“是，又不是！你知道他为什么采取拖延策略吗，班，好孩子？他是想从背后开枪打死我！他就是那样干掉我的俄国小姐的。他又在玩老花样，那个畜生。”他摸弄着班的头发，笑着向他叫道：“我警告你，班，咱们这个单位里尽是浑蛋，你一个也别相信他们，我告诉你，否则你永远成熟不了！”

史迈利独自在漆黑的客厅里，也在等着，他坐在不舒服的小沙发上，斜着脑袋，夹着电话的话筒。他偶尔低声说句话，就会听到孟德尔的回答，但是他们大部分时间沉默不语。他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了，甚至还有一点郁闷。他像个演员一样，在幕启之前就知道即将出现的结局，知道这个结局又小又不重要。在他经过一辈子的斗争以后，在他看来，即使死亡也似乎是件不重要的小事了。他没有他所了解的那种胜利感觉。在他害怕的时候，他所关心的是人。他并没有特别的理论或者看法。他只在想这对大家有什么影响，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他想到吉姆、山姆、麦克斯、康妮、杰里·威斯特贝，想到个人友谊都完了，他另外也想到安恩和他们在康沃尔悬崖上没有希望的谈话。他心里想，人与人之间究竟有没有爱，是不是以自欺欺人为基础的。他希望他能够在最后一幕演出之前就站起来走掉，但是他又不能。他像父亲一样地为吉勒姆担心，不知道他吃不吃得消最近这种成熟期的紧张。他又想到给老总下葬的那一天。他想到背叛，既然有不动脑筋的暴力，那么不知道有没有不动脑筋的背叛。令他担心的是，他感到一切都破灭了。在他碰到处世难题的时候，他所信奉的一点点精神上或哲学上的信仰却都完全破灭了。

“看到什么吗？”他对着电话问孟德尔。

“两个醉汉，”孟德尔说，“唱着《雨中丛林》。”

“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

他把话机夹到左面，把手枪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口袋上很好的缎里已经磨破了。他摸了一下保险栓，也不知道哪一边算是开着，哪一边算是关着。他把弹夹拿出来，又放回去，于是想起了战前在沙拉特没有事做时，在夜间靶场这样拿出来又放回去不知有多少次的情景。他记得总是用两只手开枪，一只手握着枪，另外一只手按在弹夹上。圆场有个传说，要求你用一个手指按着枪膛，另一个手指扣扳机。但他试过以后，觉得很别扭，就把它忘了。

“去走一走。”他低声说。孟德尔回答：“好吧。”

他手上仍握着枪走到储藏室，留心听着会不会由于地板上的咯吱声而暴露了自己，但是蹩脚地毯下是水泥地，他即使大蹦大跳也不会震动一下。他用手电筒光发了两短闪，过了很久又发了两短闪。吉勒姆马上回了三短闪。

“回来了。”

“听到了。”孟德尔说。

他又坐了下来，闷闷地想到了安恩：做那不可能做的梦。他把手枪放回口袋里。运河那边传来了一声喇叭的呻吟。夜里？夜里开船？一定是汽车。要是杰拉德有他的紧急措施，而我们却一无所知？从公用电话亭打到公用电话亭，半路上汽车接人？要是波里雅科夫确是有个跑腿的，一个助手，而康妮没有认出来？这些问题他已考虑过了。为了要在紧急情况下会面，这个办法考虑得很周密，万无一失。搞联络安排，卡拉是一丝不苟，绝不马虎的。

那么他觉得有人盯梢跟踪的感觉呢？这又怎么解释？他从来没有看到的、但是感觉到的人影，还有，只是由于背后有人紧盯而感到背上发痒的感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感觉到。凭他的年纪经历，他不会忽视蛛丝马迹。从来没有咯吱响的楼梯发出了咯吱响，没有风吹来但是窗户有窸窣声，汽车换了牌照但挡泥板上仍有那条擦痕，地下铁道里看到一张在别的地方看到过的脸……有一段时期，有好多年，他就是根据这些蛛丝马迹生活的，其中随便哪个迹象一露头，就有充分的理由得挪地方，换个城市，换个姓名。因为在他这种职业中，没有偶然和巧合。

“有一个走了。”孟德尔忽然说，“喂，喂？”

“我在这里。”

孟德尔说，有人刚才出了圆场的门。前门，但他说不准是谁。身穿雨衣，头戴呢帽。身材魁梧，行动迅速。一定是先要出租车到门口，一出门就上了车。

“向北开，朝你的方向。”

史迈利看一下表。他想，给他十分钟。给他十二分钟，他得在半路上停车打电话给波里雅科夫。接着又想，别傻了，他在圆场早已打了电话了。

“我把电话挂了。”史迈利说。

“祝你好运。”孟德尔说。

在小径上，吉勒姆看到了手电筒光三长闪。地鼠已在途中。

史迈利在储藏室又检查了一下他的退路，把几张帆布椅子推开，在绞肉机上系了一根绳子，因为他在黑暗中眼力特别不好。绳子的另外一头系在打开的厨房门上，厨房有门通往客厅和餐厅，两门并列。厨房很长，实际上是这幢房子外面附加的，后来又添了储藏室。他想到用餐厅，但太危险，而且他在餐厅里无法给吉勒姆发信号。因此他就等在储藏室里，光着脚只穿着袜子感到很不自在，他擦了擦眼镜，因为脸上发热产生雾气。储藏室冷得多了。客厅的门关着，暖气过热，但储藏室挨近外墙，而且有玻璃窗和水泥地，使他的脚感到有些潮湿。他想，地鼠先来，因为地鼠是主，这是礼仪，也是为了要假装波里雅科夫是杰拉德的情报员。

伦敦的出租车快得像一枚飞弹。

这个比喻是从他的潜意识记忆深处慢慢出现的。出租车开进弧形街道时，发出了震耳的碰撞声，低音部分消失后，又发出有节奏的得得声。接着关掉了引擎。车停在哪里？哪一幢房子前面？这边的我们都在黑暗中在街上等着，钻在桌子底下，抓住一根绳子，不知道它停在哪一幢房子前面。接着是关上车门的声音，爆炸性的反高潮：如果你能听到，对方就不是到你这里来的。

但是史迈利听到了，是到他这里来的。

他听到车道上的脚步声，轻快有力。脚步停住了。走错了门，史迈利胡乱地想，走开吧。他手中握着枪，打开了保险栓。他仍听着，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他想，杰拉德，你心中起了疑。你是只老地鼠，有什么地方不对，你能嗅出来。他想，一定是米莉，米莉把牛奶瓶取走了，放了警告的暗号，叫他走开。米莉坏了事。这时他听到了钥匙的转动，一下，两下，这是一把班汉锁，他记起来了，天哪，我们以后得帮班汉做生意。当然，刚才的耽搁是地鼠在摸口袋，找钥匙。要是换了一个神经紧张的人，早已拿出来，捏在手中了，坐在车子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捏着。但是地鼠不是那样的人。地鼠可能担心，但神经不会紧张。就在钥匙转动的时候，门铃响了，可以听出这又是管理组的规定，高一声，低一声，又高一声。米莉说过，这是表示进来的是自己人，她的人，康妮的人，卡拉的人。前门打开了，有人跨进了屋子，他听到地毯上的摩擦声，关门声，开灯声，接着在厨房门下缝里露出一线亮光。把手枪放进口袋，手心在上衣上擦了一下，又把手枪拿了出来，这时他又听到了第二个飞弹。又是一辆出租车开到门前，停了下来，脚步急促。波里雅科夫不但准备好了钥匙，而且准备好了车钱。他心里想，不知俄国人给不给小费，抑或给小费是不民主的事？又是门铃响，前门开了又关上，史迈利听到两瓶牛奶放到门厅桌子上的碰击声，说明他做事井井有条，符合暗号规定。

史迈利看着身旁的那个旧冰箱，心里不禁惊叫，上帝保佑！要是他把两瓶牛奶放回到冰箱里来，那怎么办？

客厅里几盏电灯一开，厨房门下的一线光突然更亮了。整个房子异常静寂。史迈利沿着绳子在冰冷的地板上慢慢向前挪。接着他听到了说话声。起先听不清楚。他想，他们一定还在屋子的那一头。也有可能他们一直是低声说话的。现在波里雅科夫走近一些，他在手推餐车前斟酒。

“要是有人闯进来，咱们的掩护是什么？”他用很漂亮的英语问。

史迈利记起来了：声音悦耳，和你的一样好听，我常常把录音带放两遍，就是为了要听他说话。康妮，你现在应该到这里来听一听。

仍旧从屋子的那一头传来了一阵闷声的低语，回答他的每个问题。史迈利听不清。问题是“我们到哪里再挂上钩？”“我们的退路是什么？”“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在我们讲话时需要由我来带着，因为我有外交豁免权？”

史迈利想，这一定是老生常谈，卡拉训练班上的玩意儿。

“开关有没有拉下？请你检查一下好不好？谢谢你。你喝什么？”

“威士忌。”海顿说，“满满的一大杯。”

史迈利听着那个熟悉的声音高声朗读史迈利本人在四十八小时前拟给塔尔发的电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时史迈利心中潜伏已久的矛盾就要公开爆发了。原来在拉康的花园里，他曾感到这事不可置信，因此感到很生气，但又不放心，结果在他的思想中形成一股逆流，阻挡他的前进。现在这股逆流把他冲上绝望的岩石，又驱使他反抗：我拒绝相信。不论什么事都犯不上另外一个人的毁灭。痛苦和背叛的道路总有尽头。在到尽头之前，没有将来，只有继续滑入更可怕的现实。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安恩的情人、吉姆的朋友，说不定也是吉姆的情人。此人的叛国是国家的事。

海顿背叛了。作为一个情人、一个同事、一个朋友，他背叛了。作为一个爱国者，作为安恩笼统称为体制派无可估量的集团的一员……不论是作为什么身份，海顿都表面追求一个目标，暗地又实行相反一套，史迈利很清楚，即使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这种两面手法达到了怎样可怕的程度。但是他心中已有另外一个自我出来为海顿辩护。比尔不是也被人家出卖过吗？康妮的悲叹仍在他耳边响着：“可怜的人儿。为大英帝国受到的训练，为统治海洋受到的训练……你们是最后一代了，乔治，你和比尔。”他非常刺目地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生来就是要干大事业、雄心勃勃的人，生来就是要统治别人、征服别人的人，他的抱负和野心，像潘西一样，都以世界大局为目标，在他看来，现实不过是个可怜的岛屿，它的声音还传不过海洋。因此史迈利不仅感到伤心，而且，尽管在这紧要关头，对于他要加以保护的那个体制，他还是感到了强烈的不满。拉康说：“社会契约有来有往，你明白。”大臣漫不经心地撒谎，拉康闭紧嘴唇的道德上的自满，潘西·阿勒莱恩的贪得无厌——这样的人使得任何契约都无效了。为什么要人家对我们忠贞呢？

当然，他知道。他从一开头就知道是比尔。正如老总知道，拉康在孟德尔家里也知道。正如康妮和吉姆知道，阿勒莱恩和伊斯特哈斯也知道，他们都默默地心照不宣，只希望这好像是一种疾病一样，能不药而愈，不用承认，不用诊断。

那么安恩呢？安恩知道吗？那天在康沃尔悬崖上投在他们身上的阴影是什么？

史迈利这时成了这样一个人：安恩会说是个肥胖的赤脚间谍，在爱情上受了骗，怨愤之下束手无策，只能一手握枪，一手捏绳，在黑暗中等着。后来他握着枪，蹑手蹑脚地往回走到窗边，用手电筒光很快地连续发了五短闪的信号。等到对方表示收到信号以后，他回到了监听的岗位。

吉勒姆飞步跑下运河的窄路，手中手电筒飞舞，他一直跑到一座低拱桥，爬上一道铁梯子，到了格洛斯特大街。铁门已关了，他得爬过去，一个袖子被钩破了，开口一直开到肘部。拉康站在公主路拐弯的地方，穿着一件旧的休闲大衣，带着一个公文包。

“他在那里，他来了，”吉勒姆耳语道，“他逮住了杰拉德。”

“我不要流血，”拉康警告道，“我要绝对平静。”

吉勒姆连回答也不想回答。三十码外，孟德尔耐心地等在一辆出租车里。他们开了两分钟，或许还不到两分钟，就在快到弧形街道前停了下来。吉勒姆拿着伊斯特哈斯的大门钥匙。到了五号，孟德尔和吉勒姆为了免得出声，都从花园大门上爬过去，走在草地边缘上。他们一边走，吉勒姆一边回头看，他觉得仿佛看到了有个人影在监视他们，是男是女，他说不准，躲在马路对过的一个门廊里。但是当他叫孟德尔看那地方时，又看不到了，孟德尔恶声恶气地叫他镇静些。门廊上的灯关了。吉勒姆走上前去，孟德尔等在一株苹果树下。吉勒姆把钥匙插了进去，转了一下，很容易就开了。他得意洋洋地想道，傻瓜，连门闩也不闩上！他把门推开一点，犹豫了一会儿。他慢慢地吸一口气到肺里，做好了准备。孟德尔又挪近了一步。街上有两个孩子走过，他们怕黑，故意纵声大笑。吉勒姆又回头看一眼，马路上没有人。他跨进门厅。他穿的是亮皮鞋，在打蜡地板上发出了咯吱的声音，因为地板上没有铺地毯。在客厅门外，他听了一阵，义愤填膺。

他想起了他在摩洛哥被害的一些情报员，他被流放到布里克斯顿，他年岁日长、青春消逝，然而工作却每天受到挫折，他感到越来越窝囊，他仿佛突然失去了爱、笑和享受的能力，他想遵守的平凡而又崇高的标准不断受到侵蚀，他为了献身于事业而把许多清规戒律加在自己身上——这一切他都可以朝着海顿嘲笑的脸上扔过去。海顿一度是他的导师，可以常常在一起喝喝咖啡、说说笑笑的，是他生活的楷模。

不仅如此。现在他看清楚了，心里也就明白了。海顿不仅是他的模范，而且是他的灵感，某种古老的浪漫精神的旗手，英国气质的象征，正是由于这种气质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至今使得吉勒姆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意义。但是现在，吉勒姆不仅感到被出卖了，而且变成了孤儿。他的怀疑、他的愤懑，长久以来都是向实际世界发泄的，向他的女人、他企求的爱情发泄的，如今却转向圆场，转向那个让他的信仰破灭了的理想。他手里握着枪，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推开了门，一步蹿了进去。海顿和一个额上有一小绺黑色卷发、体格魁梧的人坐在一张小茶几的两旁。吉勒姆根据照片认出他是波里雅科夫，他在吸一根非常英国化的烟斗。他穿的是一件前胸有拉链的灰色羊毛衫，像赛跑时穿的运动上衣。吉勒姆揪住海顿衣领的时候，他还来不及从嘴上拿下烟斗。吉勒姆一下子就把海顿从沙发上提了出来。他已经丢了手枪，使劲地摇晃着海顿，像摇晃着一只狗一样，嘴里骂着。但是他忽然觉得这一点意思也没有。毕竟，他是海顿，他们一起干过不少事。没有等孟德尔拉开他的胳膊，吉勒姆已经松开了手。他听到史迈利一如往常般那样客气地请“比尔和维多洛夫上校”——他是这样叫他们的——举起手来，放在头上，等潘西·阿勒莱恩到达。

“你没有注意到外面有什么人吧？”他们在等着的时候，史迈利问吉勒姆。

“像坟地一样寂静。”孟德尔代表他们两人回答。

37

有些时候，事情发生得太迅速，接二连三，令人目不暇给。对吉勒姆和当时在场的人来说，目前就是这样。史迈利还是有些心不在焉，不时从窗边小心地看那么几眼；海顿漠然无动于衷；波里雅科夫不出意料，居然表示愤慨，要求被当做外交人员对待，吉勒姆毫不客气地就在沙发上收拾他；阿勒莱恩和布兰德慌忙到达，又是一阵表白，接着上楼去听史迈利放录音带，回到客厅后是一阵长久的难堪的沉默；拉康到达，最后是伊斯特哈斯和法恩到达，米莉·麦克雷格默默地侍候大家喝茶。所有这些事情都有一种舞台上不现实的味道，就像多年前去阿斯科特一样，由于是在一天的这个时候发生，而显得更加不现实。这些事情，包括一开始用体力制服波里雅科夫和因为法恩揍他——天知道揍在哪里，尽管孟德尔留神在旁拉开——而用俄语骂人，仿佛是出无聊的戏中戏，这些破坏了史迈利请大家到场的惟一目的——说服阿勒莱恩。由于海顿被破获，给了史迈利一个跟卡拉讨价还价的机会，可以把海顿出卖了的谍报网尽量挽救一些，即使不是为了职业上的原因，至少也是为了人道原因。史迈利无权进行这些交易，他也不想进行。也许他认为，伊斯特哈斯、布兰德、阿勒莱恩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知道还有哪些情报员就理论上来说仍旧存在。反正他马上到楼上去，吉勒姆听到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从窗口向外监视。

因此在阿勒莱恩和他的部下跟波里雅科夫一起退到餐厅去单独进行谈判时，其余的人都默不作声地坐在客厅里，有的看着海顿，有的避开不看。他似乎不觉得他们都在那里。他托着腮帮子，一人坐在角落里，由法恩监视着，看上去感到很厌倦。会议结束了，与会者从餐厅鱼贯而出，阿勒莱恩向不愿参加会议的拉康宣布，已经约定三天之后在这个地点碰头，以便“上校有时间请示上级”。拉康点一点头。好像是开董事会一样。

离别的情况比到达时更加出奇。特别是伊斯特哈斯与波里雅科夫之间，告别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伊斯特哈斯一向要充君子，不想当间谍，这时好像决心要做个漂亮的姿态，他伸出了手，而波里雅科夫却无礼地把它推开了。伊斯特哈斯回过头来可怜地看一眼史迈利，也许是想转过来巴结讨好他，最后耸一耸肩膀，把手搭在布兰德的宽背上。他们马上就一起走了。他们对谁也没有说再见，但是布兰德神情极为沮丧，伊斯特哈斯像在劝慰他，尽管在这个时候，他自己的前途也并不乐观。不久来了一辆有无线电的出租车把波里雅科夫送走，他也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到这时，大家都已完全不说话了，没有那个俄国佬在场，戏已平淡乏味。海顿仍保持大家熟悉的厌烦神态，仍由法恩和孟德尔在旁监视着，拉康和阿勒莱恩无言尴尬地看着。又打了几个电话，主要是叫车。史迈利从楼上下来，提到了塔尔。阿勒莱恩打电话到圆场，口授了一封电报给巴黎说，他可以光荣地回英国，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另外又发一封电报给麦克尔沃说，塔尔是个可以接受的人，吉勒姆也觉得这纯属个人意见。

最后，使大家宽心的是：从训练所开来了一辆没有窗户的小货车，两个人跳了下来，吉勒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高个子，腿有点瘸，另一个面色苍白，一头淡黄色浓发。他发现他们是讯问员，不禁哆嗦了一下。法恩从门厅里把海顿的大衣取来，检查了口袋，恭敬地帮他穿上。这时，史迈利温和地插进来说，海顿从门口走到车上时，把门厅的灯关了，而且护卫的人要多。他把吉勒姆、法恩，甚至阿勒莱恩都拉了进去，最后海顿在大家簇拥之下，走过花园上了车。

“这只不过是以防万一。”史迈利坚持说。没有人想跟他辩论。海顿爬上了车，讯问员跟在后面，从里面上了锁。门关好后，海顿向阿勒莱恩举起了一只手，虽然亲切，却是一个打发的姿势。

只是在后来，这些事情才一一分别浮现在吉勒姆的脑海，这些人才一个个单独勾起他的回忆。比如波里雅科夫对每一个在场的人，从可怜的米莉·麦克雷格开始往上的人，都表示刻骨的仇恨，这使他的面孔变了形，他的嘴角露出凶残的、不可控制的讥笑，脸色发白，全身发抖，但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愤怒。这只是单纯的仇恨，这种仇恨是吉勒姆无法加之于海顿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海顿毕竟是他的同类。

至于阿勒莱恩处在失败的时候，吉勒姆却发现有点令人钦佩，他至少表现出一定的气派。但是后来吉勒姆也没有把握，在当初提出事实的时候，不知潘西是不是明白，这些事实究竟属于什么性质，毕竟他仍是首长，海顿仍是他的埃古36。

但是在吉勒姆看来最奇怪的事，也是他印象深刻而且让他深思的事，却是这个：尽管他在闯进去的时候义愤填膺，但要他不带着爱戴的心情，而带着别的心情去看海顿，需要意志力量，而且是十分暴烈的一种意志力量。也许比尔会说，他终于成熟了。尤其是，那天晚上，他爬上楼梯回到自己的住所，在楼梯上听到卡米拉熟悉的笛声的时候。卡米拉那天晚上已不再显得神秘了，到了早上，他已把她从背叛的陷阱中解放出来，而这陷阱是他自己最近把她投进去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的生活在其他方面也有了光明一些的前景。潘西·阿勒莱恩去度无限期的假了。史迈利被暂时请回来帮忙收拾残局。至于吉勒姆本人则听到了要把他从布里克斯顿救出来的传说。只是到了很久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还有最后一幕，他于是明白了那个在肯辛顿深夜街头尾随着史迈利的熟悉影子是谁，为了什么目的。

38

接下来的两天里，史迈利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他的街坊邻居偶尔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好像有点失魂落魄。他很晚起床，穿着睡袍在屋子里忙忙碌碌地整理东西，挥掸尘土，自己烧饭，却又不吃什么。到了下午，他一反当地的常规，点起了煤火，坐在壁炉前面读德国诗，或者给安恩写信，但是很少写完，写完了也从来没有寄出过。电话铃一响，他就马上去接，结果却使他失望。窗外的气候仍很恶劣，少数过路人——史迈利一直在观察他们——缩着脖子，像巴尔干人那样受罪的样子。有一次拉康打电话来说，大臣要求史迈利“随时准备帮忙收拾剑桥圆场的残局”，换句话说在找到人接替潘西·阿勒莱恩以前看管一下。史迈利的回答含糊其辞，他仍要求拉康务必注意海顿在沙拉特期间的人身安全。

“你这不是有点大惊小怪吗？”拉康反驳道，“他能去的惟一地方是俄国，反正我们是打算把他送去的。”

“什么时候？”

详细情况需要几天时间进行安排。高潮已过，史迈利已兴趣不大，他不屑过问审讯工作进行得如何了。但是从拉康的态度来看，答案应该是“很不好”。孟德尔倒带来了比较清楚的情况说明。

“伊明翰车站已关闭了，”他说，“你得在格林斯贝下车步行，或者搭公共汽车。”

但孟德尔多半也是坐着看着他，好像看着一个病人一样。

“死等下去是不会使她回来的，你也明白。”他有一次说，“现在是大山去见穆罕默德的时候了37。不瞒你说，女人是不喜欢懦夫的。”第三天早上，门铃响了，史迈利很快就去开门，以为可能是安恩，像往常那样忘了钥匙。结果却是拉康。他说要史迈利到沙拉特去，海顿一定要见他。讯问没有什么进展，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的理解是，如果史迈利去当告解牧师，海顿愿意交代一部分。

“他们保证没有用胁迫手段。”拉康说。

沙拉特已失去了史迈利所记得的光彩。大部分榆树都已病死，板球场上杂草丛生。那幢砖砌的大宅自从欧洲冷战以来已败落不少，大部分好一些的家具都已不见了，他想大概是搬到阿勒莱恩的一些房子里去了。他在树林间的一个组合房屋里看到了海顿。

屋子里面有一股军队看守所的味道，墙壁漆成黑色，高高的窗户上钉着铁条。房间两边都有警卫看守，他们看见史迈利十分恭敬，叫他长官。看来消息已经传开了。海顿穿一身斜纹蓝布衣裤，身子在哆嗦，说感到头晕。他好几次因为流鼻血在床上躺下。他留了胡子，显然对于他能不能保有剃须刀有不同的意见。

“高兴点，”史迈利说，“不久就会让你走了。”

他在路上想到过普莱多、伊琳娜、捷克谍报网，他在走进海顿的房间时，甚至模糊地想到对社会的责任，他想，他总得代表正统思想的人狠狠地苛责他一顿。但是结果他却感到羞怯，他觉得从来不了解海顿，现在为时已晚了。而且他对海顿的健康状况也感到生气，但是在他责怪警卫时，他们却表示莫名其妙。他更生气的是，他发现，他所坚持的加强戒备措施，过了第一天就松懈了。他要见训练所的头子克拉道克斯，但是却找不到他，他的助手装傻。

他们的第一次谈话迟迟艾艾，不出俗套。

可不可以请史迈利把他的信从俱乐部转到这里来，告诉阿勒莱恩赶紧和卡拉谈妥交易？他需要手纸擦鼻血。海顿解释，他的流鼻血习惯和忏悔或痛苦无关，他说这是讯问的人问一些不屑回答的话所造成的反应，他们以为他一定知道卡拉过去吸收的另外一些人的名字，决心要在他走以前打听出来。还有一种想法是，基督教会学院精英俱乐部的范沙维，除了替圆场物色人才之外，还替莫斯科中心物色人才。海顿解释道：“真的，对这种笨蛋你有什么办法？”尽管他体弱，他还是让人觉得他是这里惟一头脑清醒的人。他们在场地上一起散步，史迈利发现，周围不再有人巡逻了，不论是晚上，还是白天，这叫他大吃一惊，感到毫无办法。转了一圈以后，海顿要求回到房间里去，他挖开一块地板，从下面掏出几张写满了象形文字的纸来，让史迈利想起了伊琳娜的日记。他盘腿坐在床上翻看，在昏暗的光线中，他长长的一绺卷发几乎垂到了纸上，这个样子仿佛六十年代他在老总的办公室中为了英国的光荣，正提出一个言之成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的建议。史迈利没有记下什么东西，因为他们互相都了解，谈话是录了音的。海顿的声明一开始就是长篇的辩解，他后来只记得少数几个片段：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基本问题是……

“美国不再有力量进行它自己的革命……

“大不列颠的政治地位在世界事务中没有作用，也没有道义力量……”

换一种环境，史迈利也许会同意他的许多论点，但是使他反感的是调子，而不是音乐本身。

“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对群众的经济压迫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列宁也无法预见。

“冷战是一九一七年开始的，但最激烈的斗争还在后头，因为美国的临死挣扎使它在国外更加疯狂……”

他没有谈到西方的衰落，但是却谈到由于贪婪和停滞所造成的死亡。他说，他痛恨美国，史迈利相信他这句话。海顿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特务工作是惟一真正可以衡量一个民族政治健康的东西，是它潜意识的真正表现。

最后，他谈到自己的问题。他说，在牛津时代，他真的是右派，战时，只要打德国人，你站在哪里是无所谓的。他说一九四五年以后，他有一阵子对英国在世界的地位仍感到满意，后来才逐渐明白英国的地位是何等微不足道。在他自己这一辈子所经历的历史动乱之中，他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具体时机，他只知道，即使英国退出，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常常想，要是考验的时候来到，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他经过长期考虑之后，最后承认，如果两个阵营之中总有一个要得胜的话，他宁可得胜的是东方。

“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美学上的考虑，”他抬起头来解释道，“当然有一半也是道义上的。”

“当然。”史迈利有礼貌地说。

他说，从那时开始，他只在等待时机，要把全副精力放在他信仰的一方。

这是第一天的收获。海顿的嘴唇上挂着白沫，他又开始流鼻血了。他们约好第二天再谈，还是原来时间。

“要是办得到，比尔，最好能讲得具体一些。”史迈利走的时候说。

“哦，我差一点忘了，告诉一下琴好不好？”海顿躺在床上，又在堵鼻子，“你怎么说都行，只要把话说死。”他坐了起来，开了一张支票，放在一个棕色信封里，“这是给她付牛奶钱的。”

他意识到史迈利对这项差使感到难办，又说：“我不能带她走，你说是不是？即使他们同意她去，她也会是个极大的累赘。”

那天晚上，史迈利按照海顿的叮嘱，坐地铁到肯特镇，在一条没有改建的小巷里找到了一个小房子。一个穿着蓝斜纹布裤、脸部扁平的金发小姐来开了门，屋子里有彩灯和婴儿的气味。他记不得在贝瓦特街有没有见到过她，因此他开口说：“是比尔·海顿叫我来的。他很好，但他有信让我带来。”

“天呀，”那小姐轻声说，“也该是时候了。”

客厅里很脏。他从厨房门里看到一大堆脏碗盘，他知道她是所有器皿都用完了以后才一起洗的。地板上没有铺地毯，但是画了蛇、花、虫的长条图案令人眼花缭乱。

“这是比尔的米开朗基罗天花板，”她寒暄道，“只是他不会像米开朗基罗那样悲痛。你是政府派来的吗？”她点了一支香烟问，“他告诉我，他为政府工作。”她的手在哆嗦，眼圈发黄。

“首先，我得给你这个。”史迈利说，从上衣里面口袋里掏出信封来，把支票给她。

“面包。”那小姐说，把信封放在旁边。

“面包。”史迈利说，对她回笑了一下，这时大概是他的表情，或者是他回答的声音，让她拿起信封撕开。里面没有信，只有支票，但支票已经够了：即使从史迈利坐着的地方看去，他也可以看到是四位数字。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走到屋子那头壁炉前面，把支票和杂货店账单一起放在炉架上一个旧铁罐里。她到厨房里，泡了两杯速溶咖啡，但出来时只端了一杯。

“他在哪里？”她站在他前面问道，“他大概又是去追那小水手了，是不是？这是遣散费，是不是？那么请你告诉他，我……”

这种场面，史迈利以前见过，但是他现在滑稽地想起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比尔做的工作有关国家大事。我很抱歉不能细谈，你最好也不要跟别人说。他在几天前出国去完成一项秘密任务。一时不会回来。好几年都不会回来。他奉令不得告诉别人他要走。他希望你把他忘掉。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他只说到这么多，她就爆发了。他没有听清楚她到底说些什么，因为她又哭又闹，楼上孩子听到她哭，也大哭起来。她口里骂着，不是骂他，甚至也不是骂比尔，只是空口骂着，问现在到底还有谁相信政府？接着她平息下来。史迈利在四周的墙上看到比尔其他的画，画的主要是她，很少有画完的，与他早期作品相比，有一种难认的无可奈何的味道。

“你不喜欢他，是不是？我看得出来，”她说，“那么你为什么要为他干这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呢？”

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一时也无法马上回答。他回到贝瓦特街的路上，有被跟踪的感觉，他想打电话给孟德尔，把看到两次的一辆出租车牌照号码告诉他，要他调查一下。孟德尔却不在家，要到半夜才回来，史迈利睡得很不踏实，五点钟就醒了。八点又回到了沙拉特，发现海顿兴高采烈。讯问的人没有去找他，克拉道克斯告诉他已商定好交换计划，明后天就可以走了。他的要求有一种告别味道：他剩下的薪水、他的零星物品出售后的所得，由莫斯科国民银行转交，他的信件也是如此。布里斯托尔的阿诺菲尼画廊有几幅他的画，包括几幅早期大马士革的水彩画，他很喜欢。是不是请史迈利代办一下？最后说的是如何掩饰他销声匿迹的话。

“还是这么说，”他建议，“说派我出差，弄得神秘一些，过了一两年再说我的坏话……”

“我想我们会有办法的，谢谢你。”史迈利说。

史迈利认识他以来，第一次发现他为自己的衣服操心。他想在到达的时候看上去像样一些，他说第一眼印象很重要。“莫斯科裁缝没办法说。做出的衣服像是当差穿的。”

“说得对。”史迈利说，他对伦敦裁缝的评价也并不高。

哦，还有，他漫不经心地说，在诺丁山有个水手朋友。“最好给他几百英镑封他的嘴。你能不能用公费支出？”

“我想可以吧。”

他写了一个地址。海顿就是在这种愉快合作的气氛下，开始谈史迈利所说的具体细节。

不过他一点也不愿谈怎样被吸收的情况，也不愿谈他这一辈子和卡拉的关系。“一辈子？”史迈利马上问，“你们什么时候初次见面的？”如果说不久之前才认识，那似乎太无聊了，但是海顿不愿细谈。

如果他说的话可信的话，从大约一九五〇年开始，海顿就偶尔挑选一些情报送给卡拉。这些初期的活动只限于他认为能悄悄地帮助俄国胜过美国的事业，他说，“任何不利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是绝对不给他们的。”也不给对我们在当地的情报员不利的东西。

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终于使他相信英国地位的减弱，英国没有能力阻挡历史的潮流，但又不能提供什么贡献。美国人破坏英国在埃及的行动，产生火上加油的作用，尽管这说来有些矛盾。因此他要说的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他成了死心塌地的苏联地鼠，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到一九六一年，他正式接受苏联国籍，在此后的十年中，还接受了两枚苏联勋章——奇怪的是，他不肯说是什么勋章，但是他坚持说是“最高级的”。不幸的是，这段时期他奉派在国外活动，因此得不到多少情报。由于他坚持在得到了他的情报后，尽可能必须采取行动——“不要放进苏联的档案里就石沉大海”——他的工作不仅不平常而且是危险的。他回伦敦后，卡拉就派波里（这显然是波里雅科夫在他们内部的名字）帮他，但是海顿发现很难经常秘密会面，特别是考虑到他拍摄的文件数量。

他不愿谈在伦敦执行巫术计划之前的照相机、设备、暗号等问题，不过史迈利一直明白，海顿告诉他的那一点点东西都是从更多的东西中，或者完全不同的东西中仔细挑选出来为数有限的一部分。

这时卡拉和海顿都收到警告，知道老总已经起了疑心。当然，老总有病在身，但是很明显，只要他有机会把卡拉当做他给圆场的临别礼物，他是绝不会放弃领导权的。他的研究调查与他的健康恶化成正比进行着。他有两次几乎挖到了金矿——海顿又不肯说具体情况——要不是卡拉手脚快，地鼠杰拉德可能早被逮到了。就是由于这种紧张的情况才出现了巫师，最后又出现了作证计划。巫术计划的目的当初是要安排继承问题：要让阿勒莱恩做接班人，并且加速老总的死亡。其次当然是，巫术计划使得中心对抄送到白厅的产品有了绝对的控制权。第三是，这使得圆场成了对付美国的主要武器。海顿坚持认为从长期来说这一点最为重要。

“有多少资料是真的？”史迈利问。

海顿说，显然，目的不同，标准也不一样。从理论上来说，伪造是很容易的，海顿只要把白厅所不知道的范围告诉卡拉，伪造文件的人就可以按此编写。有一两次，甚至是海顿自己亲自编写的。接到自己写的东西，再对它进行评估，分发到各有关单位，这件事很好玩。从秘密联络的角度来看，巫术计划的好处当然是不可估量的。它几乎使海顿不受老总的管辖，使他有充分的借口可以随时与波里见面。但是他们常常好几个月不见面。海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拍摄圆场的文件，名义上是为波里准备鸡毛蒜皮的资料，然后连同其他许多资料一起交给伊斯特哈斯，让他送到水闸花园的安全联络站去。

“情况常常是，”海顿简单地说，“潘西在前面跑，我躲在他后面，罗埃和托比做些跑腿的事。”

这时史迈利彬彬有礼地问，卡拉有没有想到过要海顿本人接手圆场，为什么要有个别人做掩蔽呢？海顿迟迟不回答，史迈利忽然想到，卡拉像老总一样很可能认为海顿当副手更合适。

海顿说，作证计划是铤而走险的事。海顿知道老总一定已经越来越有把握了。从他抽看的档案来分析，全是海顿所破坏的或者造成破坏的计划，这就很令人不安了。而且老总也把怀疑对象缩小到一定年龄和级别的人……

“我打一下岔，斯蒂夫契克原来的建议是真的吗？”史迈利问。

“当然不，”海顿说，真的吃了一惊，“从一开始就是假的。当然有斯蒂夫契克其人。他是个很杰出的捷克将领。但他从来没有向谁提出过什么建议。”

这时史迈利发现海顿说话期期艾艾了。他第一次似乎真的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感到不安。他的态度明显地变成了为自己辩解的态度。

“显然，我们必须确定知道，老总一定会上钩，他怎么上钩……还有他会派什么人去。我们不能让他派一个小喽啰去，必须是个大角色，这件事才显得当真。我们知道他只能选一个主流以外的人，不知巫术计划的人。如果我们方面是个捷克人，他就当然只能选个会说捷克语的人去。”

“我们要一个圆场老手，能够把这大庙拖垮一些的人。”

“对，”史迈利说，他记起了山顶上那个喘气流汗的人，“对，我明白这道理。”

“他妈的，我不是把他弄回来了吗？”海顿忿忿地说。

“是啊，这是你够朋友的地方。告诉我，吉姆去执行那次作证计划任务时，临走前来看过你吗？”

“来看过。”

“来说什么？”

海顿迟疑了很久，结果没有回答。但是答案还是明摆在那里：他的眼光突然失神，他瘦削的脸上掠过内疚的阴影。史迈利想，他来找你，因为他爱你。他来警告你，就像他来告诉我老总神经错乱了一样，但是他没有找到我，因为我在柏林。吉姆自始至终都在背后掩护着你。

海顿又说道，还有，这必须是最近发生过反革命事件的国家。因此说老实话，捷克是惟一的地方。

史迈利好像没有在留神谛听。

“你为什么要把他弄回来？”他问道，“为了友情？为了他没有多大作用而你又掌握一切有利的条件？”

海顿说，不是那么一回事。只要吉姆在捷克监牢里多待一天（他没有说俄国监牢），就有人出来为他说话，把他看做是一把钥匙。但是一见他回了国，白厅里人人都想把他的嘴封住，对于遣返回来的人员都是那样的。

“我很奇怪卡拉没有把他枪毙了事。还是因为你的缘故他才手下留情？”

但是这时海顿又漫无边际地在说些半调子的政治理论了。

最后他说到了自己，在史迈利的心目中，他已越来越渺小，变成一个卑鄙小人了。他说，他听说尤奈斯库38最近答应写一个剧本，其中主角一言不发，而周围的旁人则喋喋不休，他听了很感动。将来心理分析家和当代的历史学家来分析他时，他希望他们会记得他对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样。他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要说的话在十七岁的时候都已说了。对于后来的岁月，你总得有些作为。他很抱歉，他不能带一些朋友去。他希望史迈利以后想起他来对他会有好感。

史迈利那时想告诉他，他想到他的时候绝不会那样，还会想再说些别的，但是这样做似乎没有意义，而且海顿又开始流鼻血了。

“哦，我想起来了，他们要我告诉你要避免大事宣扬。迈尔斯·塞康比对这一点很在乎。”

海顿这时居然笑了一下。他说，他在暗中已把圆场搞得一塌糊涂，现在不想在公开场合再搞一遍。

史迈利临走之前，问了他仍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得把这件事告诉安恩。你有什么特别的话要我转告她吗？”

需要经过一番解释，才能使他明白史迈利问题的意思。他起先以为史迈利说的是“琴”，不明白他为什么还没有去见她。

“哦，是你的安恩。”他说，好像到处有不少安恩似的。

他解释道，这是卡拉的主意。卡拉早就意识到，史迈利是对地鼠杰拉德最大的威胁。“他说你很了不起。”

“谢谢你。”

“但是你有一个把柄：安恩。没有幻想的人的最后一个幻想。他认为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安恩的情人，你在别的事情上也就无法保持头脑清醒了。”史迈利注意到，他的眼光非常呆滞。安恩说像锡蜡一样。“不要搞得太过分，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也算上一个。懂吗？”

“懂。”史迈利说。

例如，在作证计划那个晚上，卡拉坚持，如果可能的话，海顿要跟安恩在一起。作为一种保险。

“那天晚上，事实上是出了一个小差错，是不是？”史迈利问，他想起了山姆·科林斯，想起了埃利斯是否中了枪的事。海顿同意确是那样。如果一切按计划行事，捷克的第一批新闻消息应在十点半发表。海顿在山姆·科林斯打电话给安恩之前，在他到圆场之前，就有机会读到俱乐部里的自动收报机。但是由于吉姆中了枪，捷克方面慌了手脚，消息发布时他的俱乐部已关门了。

“幸而没有人追究，”他说，又自己拿了史迈利的一支烟，“我到底算是哪一个，顺便问一下？”他闲聊地问，“我忘了。”

“裁缝。我是乞丐。”

这时史迈利已经感到腻了，他溜了出来，也没有道别。他进了汽车，漫无目的地开了一个小时，速度达每小时八十英里，一直开到去牛津的一条岔路上，才停下来找地方吃了午饭，然后转向伦敦。他仍旧没有勇气回贝瓦特街，于是去了电影院，然后在外面吃了晚饭，半夜才醉醺醺地回家，却发现拉康和迈尔斯·塞康比都等在门口，塞康比的劳斯莱斯汽车像黑色的便盆，全长五十英尺，停在人行道上，碍手碍脚地影响交通。

他们像疯了似的开往沙拉特，就在那里，在明朗的夜空下，有几支手电筒的光照着，几个训练所里同住的人脸色苍白地在旁看着，一条花园的长凳上，坐着比尔·海顿，面孔朝着月光下的板球场。他的大衣下面穿着一套睡衣裤，看上去更像囚衣。他的眼睛睁开，脑袋不自然地垂在一边，好像被内行人折断脖子的鸟头一样。

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十点半的时候，海顿向警卫说他睡不着，感到头晕，他想吸些新鲜空气。由于他的案件已经结束，没有人想到跟着他，他就独自走到外面黑暗中去。有个警卫还记得他开玩笑说要“检查一下板球场上的球门”。另一个警卫只顾看电视，什么也没有注意。半小时后他们担心起来，因此年纪大的那个出去检查一下，他的助手留下来，万一海顿自己回来了。他们发现海顿就在他现在坐着的地方。警卫起先以为他睡着了。他弯下身来，闻到了酒气，他以为不是杜松子酒就是伏特加酒，因此以为海顿是喝醉了，这使他觉得奇怪，因为照说训练所里是禁酒的。他想把他扶起来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脑袋垂下来，全身死沉死沉的。警卫呕吐了一阵（树旁还有残迹），把他扶正坐好了，就去报警。

海顿在白天收到什么信没有？史迈利问。

没有。但是他的衣服从洗衣店送了回来，可能夹带了信，例如请他到什么地方与人相会。

“那么是俄国人干的，”对着海顿一动不动的形态，大臣满意地宣布，“灭他的口，我想是。该死的恶棍。”

“不是，”史迈利说，“他们一向很在乎把自己人弄回去。”

“那么是哪个王八蛋干的呢？”

大家都在等着史迈利的答复，但没有等到。手电筒没有电了，这些人迟疑地回到汽车旁。

“我们还是能牺牲他的吧？”大臣在回去的路上问。

“他是个苏联公民。让他们把他要去。”拉康说，仍在看着黑暗中的史迈利。

他们都觉得这对谍报网是很不利的。不知卡拉愿不愿意继续执行原来的协议。

“他不会愿意的。”史迈利说。

39

史迈利独自坐在他的头等车厢里回想这一切时，他有着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是把望远镜倒过来看海顿。他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尽管一路上酒吧间都是开着的。

在车子过国王十字车站的时候，他有一种喜欢海顿的怀恋的感觉，甚至是尊敬的感觉。毕竟，海顿是一个大丈夫，他有他的看法，而且把这种看法说了出来。但是史迈利觉得这种简单化的想法未免太方便了。他越是考虑海顿零乱的自述，越是觉得这个人充满矛盾。他开始把海顿看成是报上那种有些浪漫味道的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莫斯科是他们自然而然的圣地。他对自己说：“莫斯科是比尔师法的模范。他需要一个解决历史和经济问题的周延答案。”他又觉得这太干巴巴，又加了他想喜欢的那种人的性格：“比尔是个浪漫派，是个虚荣者。他要跻身于先进的行列，引导群众走出黑暗。”这时他记起了肯特镇那个女孩的客厅里那些没有完成的画：难以辨认，过分做作，没有希望。他也记起了比尔专制父亲的鬼影——安恩就叫他魔鬼——他觉得比尔信奉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弥补他作为艺术家的不足，是因为他缺少慈爱的童年。到了后来，这种理论是不是再起作用，当然无关紧要了。比尔已陷得太深，卡拉知道怎么使他不能脱身。史迈利认为，背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习惯问题，他仿佛又看到比尔躺在贝瓦特街的地板上，安恩在旁边的唱机上放着音乐。

比尔也是喜欢那样的，对此，史迈利从来没有怀疑过。站在一个秘密舞台的中央，让大家你争我斗，他既是主角，又是剧作家，合二而一。唉，没有问题，比尔喜欢那样。

史迈利耸一耸肩，把这些想法都撇在一边，仍像过去一样对人类行为动机的标准答案一点也不相信，相反的，却相信有那么一个俄罗斯娃娃，打开来里面又是一个娃娃，再打开来里面又是一个。在所有活着的人中，大概只有卡拉看过比尔·海顿身上最后一个小娃娃了。比尔是什么时候被他吸收去的，怎么吸收的？他在牛津时代的右倾立场是一种伪装，还是罪恶，倒反而是卡拉把他从这罪恶中拯救出来？

去问卡拉吧——可惜我没有问他。

去问吉姆吧——我永远不会。

英国东部的景色在车窗外面飞逝而过，卡拉毫不退让的脸代替了比尔·海顿歪在一边的死亡面孔。“但是你有这一个把柄：安恩。没有幻想的人的最后一个幻想。他认为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安恩的情人，你在别的事情上也就无法保持头脑清醒了。”

幻想？这真是卡拉对爱情的称呼吗？比尔对爱情的称呼吗？

“到了，”车上的乘务员大声说道，也许已是第二次了，“准备下车吧，您不是到格林斯贝吗？”

“不，不，我到伊明翰。”这时他记起了孟德尔的话，于是下了车到月台上。

看不见有出租车，因此他到售票处去打听后，走过一个空荡荡的前院，到了一块“在此排队”的绿色牌子旁。他希望她会来接他，但是也可能她没有收到他的电报。唉，圣诞节前的邮局，谁能怪他们呢？他不知道她听到比尔的消息时会怎么想，但是他想起了康沃尔悬崖上她吓怕的脸，他这才明白，那时比尔在她的心中早已死了。她已经感觉到他手脚冰冷，猜到了是什么缘故。

幻想？他重复地自言自语。没有幻想？

天气刺骨地冷，他真希望她那个卑劣的情人另外给她找个暖和的地方。

他后悔没有从楼梯下的鞋柜里把她的毛靴带来。

他记起了那本格里美尔斯豪森，仍忘在马丁台尔的俱乐部里。

这时他看到了她：她那辆邋里邋遢的汽车在一条标着“只准公车通行”的车道上向他直冲过来，安恩在车里看着另外一边。他看到她下了车，车上的指示灯仍在闪着光，她就走到车站去打听。身材修长，步伐轻捷，貌如天仙，基本上是一个别的男人的女人。

在那个学期剩下的时间里，在罗奇的眼中，吉姆·普莱多的行为举止就像他父亲离开以后他母亲的那个样子。他花很多时间在一些小事情上，比如为学校演戏布置灯光，用绳子修补橄榄球网，上法语课时细心纠正小错误。但是大事情，比如散步和单独打高尔夫球，却完全放弃了，晚上深居简出，不到村里去。最糟的是罗奇在他冷不防的时候，发现他眼光空虚呆滞，在班上丢三落四，甚至忘记给成绩——罗奇得提醒他每周交上去。

为了帮助他，罗奇承担了调整舞台时的工作。因此在排练时吉姆要给他一个特别信号。只给比尔一人，不给别人。在要灯光变暗的时候，他要把手举一下。

不过慢慢地吉姆似乎好一些了。随着他母亲死讯的影子逐渐淡薄，他的眼光清晰起来了，精神也好了。到演出那天晚上，他神情愉快，为罗奇前所未见。他们在演出后又累又高兴地回到大楼里去的时候，他大声说：“喂，大胖，你这个傻蛋，你的雨衣呢，你没有看到在下雨吗？”他听见他向一位来看戏的家长说：“他的真名叫比尔，我们俩是同时到这里来的。”

比尔·罗奇终于相信，那把手枪到底是个幻觉。

[1]儿童在数樱桃核儿、坎肩纽扣、雏菊花瓣、梯牧草籽时唱的算命歌谣。（《牛津童谣词典》）

[2]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1783—1859）笔下“山上醉一宵，人间已半世”的人物。——译注，下同

[3]比尔是威廉的昵称。

[4]比尔（Bill）又意为账单。

[5]法语：“艾米尔对着鼻子下的图画在看什么？我亲爱的伯格，如果你不能马上回答出一句清楚的法语来，我就马上把你撵到门口去，你懂吗，你这傻蛋？”

[6]格里美尔斯豪森（1621—1676），十七世纪德国作家，著有背景为德国三十年战争的自传体小说《痴儿西木传》。史迈利自大学时期起，便热爱研读十七世纪德国文学。

[7]White Hall，伦敦街名，位于市中心，是英国国会与政府机关集中所在地。

[8]南非荷兰血统移民的后代。

[9]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1888—1935），英国冒险家，一次大战时期曾在阿拉伯策划反土耳其叛乱。

[10]区别于牛津和剑桥、成立于1800年至二十世纪初期之间、以红砖为代表性建筑风格的英国大学。

[11]Displaced Person，战时难民。也可以是Different Person的缩写，故说是“不同的人”。

[12]当时肯尼亚反英武装组织的名称。

[13]英国作家史蒂文森（1850—1894）著名小说《化身博士》中有双重人格的主角。

[14]亨弗莱·鲍嘉（1899—1957），美国男演员，曾主演《北非谍影》等著名电影。

[15]这里是讽刺盯梢的。

[16]意为兔子。

[17]英谚：新扫帚扫得干净。

[18]维特根斯坦（1889—1951），奥地利哲学家。

[19]英国作家王尔德所著《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的主角。

[20]代号。

[21]鹅妈妈童谣中的一位主角。这是十八世纪英国流行的童谣。

[22]威尔斯和法戈其实是两个人。法戈是美国西部拓荒时代首创快递运输的人，一八五〇年创立美国运通公司，一八五二年又与威尔斯合办威尔斯法戈公司，经营纽约与旧金山之间的快递运输业。

[23]意为教皇。

[24]原书中为Source Merlin, Merlin本是亚瑟王故事中的巫师，故此译为巫师来源。

[25]英国煤气炉每次使用前须投币。

[26]伦敦左翼势力集中区。

[27]英国著名贵族子弟的学校。

[28]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小说家，著有《了不起的盖茨比》。

[29]鲁伯特·布鲁克（1887—1915），英国浪漫派诗人。

[30]Cheshire cat，《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那只猫，它脸上总咧嘴带笑。

[31]预先录制好的音乐，一般用作背景音乐。

[32]伏特加掺番茄汁。

[33]葛丽泰·嘉宝（1905—1990），著名瑞典影星。

[34]艾尔·卡彭（1899—1947），绰号“疤面”，美国知名罪犯，一九二〇年代芝加哥市黑帮头目。

[35]这一带是伦敦剧场汇集的地方，白天又是水果蔬菜市场。

[36]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中阴险的反面人物。

[37]传说穆罕默德曾喝令大山向他过来，未能如愿，就自己移驾。

[38]尤奈斯库（1909—1994），法国剧作家，荒诞派戏剧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Tinker, Tailor, Solider, Spy by John le Carré

Copyright©1974 by Le Carré Production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2 by Horizon Media Co.，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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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誉学生/（英）勒卡雷著；宋瑛堂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书名原文：The honourable schoolboy

ISBN 978-7-208-12010-5

I.①荣……II.①勒……②宋……III.①间谍小说-英国-现代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0505号

书名：荣誉学生

作者：【英】 约翰· 勒卡雷

译者：宋瑛堂

责任编辑：张隽

封面设计：蔡南升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2010-5/I·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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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作者序]
机构和人物表

第一部 循线追查

1 圆场移师
2 关键电报
3 乔治的爱马
4 城堡乍醒
5 轻松漫步公园
6 除霜行动
7 再谈赛马经
8 大人物商议
9 库洛的小战舰
10 茶与同情
11 上海特快车
12 瑞卡度复生

第二部 摇树

13 丽泽
14 第八日
15 围城
16 查理·马歇尔之友
17 瑞卡度
18 河湾
19 黄金线
20 丽泽的情人
21 纳尔森
22 重生

©Anton Corbyn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

原名大卫·康威尔（David Cornwell），1931年生于英国。曾就读于伯尔尼大学和牛津大学，在伊顿公学教授过两年法文与德文。18岁被英国军方情报单位招募，担任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1958年就职于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同时开始写作。1963年，第三本著作《柏林谍影》问世，知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如此盛赞：“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由此奠定文坛大师地位，并转为全职写作。在过去的50年中，勒卡雷居留于伦敦与康沃尔郡，笔耕不辍，迄今共著书23部。

勒卡雷曾被《泰晤士报》评为“1945年以来50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他既是英国国民作家，也是塑造人物的大师，他笔下的特工主角乔治·史迈利已成为英国文学史上可与福尔摩斯相媲美的经典形象。他的作品秉承英语文学的伟大写实传统，且不断创新，具备深沉的道德关怀、生动的人性刻画和高超的艺术成就，因此他被西方评论界誉为“在世最好的英语小说家之一”。

勒卡雷是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间谍小说大家，他笔下的间谍自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对20世纪中叶冷战以来国际社会的历史重塑和艺术象征，因此他的作品具有远远超出间谍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丰厚内涵、思想深度和经典价值。

勒卡雷既是“冷战时代的小说家”，也是当代一流的国际观察家、富有想像力的社会历史学者。他曾是阿拉法特的座上宾、小布什的批评者，至今仍以清醒的洞见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发挥着影响力。

入选榜单

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百佳推理小说”

《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史迈利的人马》《女鼓手》

MWA十大流派名作排行榜“间谍小说类十佳”

《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史迈利的人马》

英国推理作家协会（CWA）“百佳推理小说”

《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美国《时代》杂志1923年以来百佳英文长篇小说《柏林谍影》

获奖记录

1963年英国推理作家协会（CWA）金匕首奖《柏林谍影》

1964年英国毛姆奖《柏林谍影》

196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爱伦·坡奖《柏林谍影》

1977年CWA金匕首奖、James Tait Black纪念奖《荣誉学生》

1984年MWA爱伦·坡奖大师奖

1988年CWA钻石匕首奖（终身成就奖）、意大利Malaparte Prize

2005年CWA 50年最佳金匕首奖《柏林谍影》

[作者序]

本小说搜集资料期间，承蒙诸多人士慷慨善意协助，在此愿致上诚挚谢意。

新加坡：绰号鲍勃的《每日邮报》记者阿尔文·泰勒；合众国际社的马克斯·万齐；《墨尔本前锋报》的布鲁斯·威尔逊。

香港：《新闻周刊》的刘西妮；《时代杂志》的王兵（音）；《华盛顿邮报》的格林韦；BBC的安东尼·劳伦斯；UPI的唐纳德·戴维斯与维克·万齐；《远东经济评论》的德里克·戴维斯与旗下工作人员，特别是利奥·古德施塔特。在此也必须感谢香港赛马会的彭福尔德少将与团队，对敝人提供额外的协助，介绍跑马地赛马场，展现无比善意，却不曾探问目的。香港政府官员以及警察也冒着被扯出丑闻的风险，为敝人敞开大门，若能指名道姓，愿在此一一致谢。

金边：承蒙巴伦·沃尔瑟·冯马歇尔盛情款待，对我的关照无微不至。休辛多船运贸易公司的库尔特·富勒与伊薇特·皮尔保利夫人的智慧对我具有绝对性的帮助。两人现居曼谷。

然而，我最特别的谢意必须保留给忍受我最久的一位，任职《华盛顿邮报》的朋友戴维·格林韦。他允许我随行至老挝、泰国东北以及金边。戴维、王兵（音），以及多位不愿具名的香港华人朋友，我亏欠各位许多人情。

最后要感谢的是迪克·休斯，其外在性格与言行举止由寡廉鲜耻的在下夸大后，形成老库洛这个角色。有些人一旦结识后，会自然而然钻进小说里，静候某日作家为其找到立足之地。迪克就是这样的人。他曾极力对我软硬兼施，要我将他毁谤得一文不值，遗憾的是恕难照办。我下笔再残酷，在他亲和的天性笼罩下也无法施展身手。

此外，由于当时本书尚未成型，以上善心人士与我一样对故事内容摸不着边际，因此必须在此特别声明，若有触犯之处敬请原谅。

书中某些惊人的拳脚招数，承蒙特里·迈耶斯指点，他是英国空手道队的老将。也要在此感谢的是内莉·亚当斯小姐，多谢她不辞辛劳地反复打字，感激不尽。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日于康沃尔郡

约翰·勒卡雷

机构和人物表

圆场　英国情报单位的俗称，位于剑桥。

沙拉特　圆场培训中心的所在地，俗称“育成所”。

剥头皮组　正式名称为旅行组，专门负责暗杀、绑架、勒索等危险而肮脏的突击任务。

点路灯组　支持单位，负责为第一线情报人员提供后勤补给、监视、窃听、运输与安全联络站等，旗下人员俗称“街头艺术家”。

管理组　负责圆场内部各种繁杂行政事务，组员俗称“管家”。

乔治·史迈利　重出江湖的老间谍，现任圆场最高主管，办案能力惊人、性情谦和，得到部下衷心爱戴，却始终在内部人事斗争中落败，妻子的不忠一直是他的心头之痛。

安恩·史迈利　与乔治·史迈利分分合合的妻子，美貌而外遇不断。受比尔·海顿利用，与海顿发生一段短暂恋情，这段恋情让史迈利夫妇之间总是笼罩着阴影。

卡拉　直接隶属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十三情报处首长，也是史迈利的宿敌；多年前吸收了比尔·海顿，二十多年来成功地破坏许多圆场的行动。

比尔·海顿　圆场的前任伦敦站站长，实为卡拉手下，潜伏在圆场二十多年，被史迈利揭发后遭人暗杀，但他造成的破坏让圆场几乎一蹶不振。

康妮·沙赫斯　回锅的圆场研究组研究员，过目不忘的记性直追计算机，专长是分析俄国情报，患有严重关节炎。

彼得·吉勒姆　对史迈利忠心耿耿的部下，经常为他跑腿办事，性喜拈花惹草。

奥立佛·拉康　白厅（内阁）办公室中负责监督圆场的首席行政官员，位于阿斯科特的家常常成为秘密会议地点。

索尔·恩德比　外交部官员，东南亚事务首席专家，长袖善舞，得意于官场。

老总　已故的前任圆场最高主管，史迈利过去的上司，受海顿陷害失势后病故。

罗迪·马丁台尔　外交部官员，与史迈利为旧识，热爱嚼舌根、散布谣言。

马铁娄　美国中情局驻英分部主任。

狄沙理斯博士　研究组另一龙头，专长是分析中国与亚洲地区情报。

法恩　史迈利的“保镖”兼管家，过去任职于剥头皮部门，出手快、狠、准。

劳德·斯屈克兰　圆场财务部门主管。

山姆·科林斯　圆场行动组人员，长期在东南亚工作，目前被迫退休，在赌场工作。

托比·伊斯特哈斯　圆场点路灯部门主管。

塔夫蒂·西辛格　圆场驻香港的情报主管。

杰里·威斯特贝　没落破产贵族后裔，以记者为职业，实则为圆场从事第一线情报工作，生性浪漫，风流韵事不断，原本在意大利乡间隐居，但一封电报让他重出江湖，回到亚洲地区……

老库洛　长期在香港工作的记者，也是圆场的外勤情报员，杰里的直接上司。

德雷克·柯　来自汕头的神秘香港富商，中国海空公司的老板。

丽姬·伍辛顿　德雷克·柯的金发情妇，化名丽泽·伍芝，一位美丽但不太高明的骗徒，意外地掌握了重要线索。

刁先生　德雷克·柯的得力助手。

瑞卡度　据报已神秘死亡的印支包机飞行员，丽姬的前任情夫。

查理·马歇尔　鸦片瘾缠身的中意混血儿，印支包机驾驶员，瑞卡度的拜把兄弟，父亲是中国与柬埔寨边境的“将军”。

陆克　杰里与库洛的朋友，来自美国的记者。

洛克斯特　绰号“摇滚客”的香港警察，与圆场有某种合作关系。

第一部　循线追查

1　圆场移师

事后，伦敦地下工作人员聚在灰尘满布的小角落，饮酒讨论海豚案的历史应由何处落笔。一名体态如飞船、负责转译窃听数据的男子也加入讨论，而以他为首的一群人竟然主张最适合的时间点应是六十年前，“超级无赖比尔·海顿”降生于凶星下的那日。一提海顿大名，这群人不禁心寒。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因为这位海顿，当年仍就读牛津大学时即被俄国人卡拉吸收成为“地鼠”、“卧底人”，正式的职称是渗透干员，渗透的对象是他们。而海顿在卡拉的指示下混迹他们左右，从事间谍活动至少三十载。最后虽然揪出海顿的狐狸尾巴，却直接导致英国人抬不起头，被迫仰赖美国姐妹机构的致命奶水。他们以奇特的术语称该机构为“表亲”。飞船男子表示，表亲让全局为之改观，令他深感遗憾，遗憾程度不亚于惋惜网球场上的蛮干，或板球投手故意投出触身球。“而且这也坏了大局。”多人随之附和。

对想像力较不丰富的人而言，整件事真正的起点是乔治·史迈利摘下海顿的面具，随后走马上任，照料众叛亲离的自家单位，时间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下旬。这些人说，乔治一锁定了卡拉，就谁都拦他不住了，其余都属必然结果。可怜的老乔治：负担沉重，心灵如何承受得住！

一位学者型男子，从事研究员之类的工作，以术语而言属“掘穴人”，他甚至在醉意方酣时坚持，起点自然而然应落在一八四一年元月二十六日，当天皇家海军舰长义律率众登陆珠江口一处名为香港的雾锁岩岛，数日后宣布该地为英国殖民地。这名学者认为，义律登陆后，香港成为英国鸦片输入中国的枢纽，因此大力助长大英经济霸业。假设英国没有开创这块鸦片市场——他以不甚认真的口吻说——根本也不会出现海豚案，也没有花招，没有获利；因此在比尔·海顿阴谋破败后，也不会出现圆场中兴回春的气象。

针对此问题，中坚分子如回局待命的外勤情报员、训练师，以及个案主办官，一如往常，自行组成耳语干部会议，这些人全然从情报活动的角度来看待。他们认为在史迈利巧妙奔走之下，才有办法追查出卡拉在老挝首都万象的金主。此外，与涉案女孩双亲的应对，以及在百般不情愿的白厅老大间纵横捭阖，史迈利的表现皆可圈可点。毕竟白厅掌握情报活动的钱包，也负责在此机密世界提供权利与特许。最重要的是，史迈利让此次行动自行运作的时机无懈可击。对这些专业人士而言，海豚案是技术上一大胜利。毋庸置疑。被迫与美国表亲结缡，他们认为只是拉长战线，巧妙运用内行人的看家本领。至于最终结果：去他的。吾皇驾崩，天佑新皇万寿无疆。

老同志会面时，上述辩论必定持续，然而杰里·威斯特贝的姓名理所当然鲜少有人提及。偶尔的确有人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这些人不是有勇无谋，就是多愁善感，或者纯属记性不佳，结果一时让现场笼罩在某种气氛之下；不过气氛总会消散。举例而言就在几天前，一位刚从圆场培训班毕业的年轻见习生，在欢迎三十岁以下男女惠顾的酒吧再度提起此事。培训班位于沙拉特，经过一番整顿翻新，行话昵称为“育成所”。沙拉特最近淡化海豚案，当做学员讨论的题材，甚至以短剧诠释；这位可怜的男学员学识尚浅，自认消息灵通而沾沾自喜。“可是，我的天啊，”他提出异议，直言不讳，口气如同海军候补少尉在军官餐室吹牛时享有的那份少不经事的自由，“我的天啊，威斯特贝在本案的角色，怎么好像没人看清楚？如果真有人扛下重担，这人非杰里·威斯特贝莫属。他是前锋部队。怎样？不对吗？老实讲嘛。”当然了，他并没有说出“威斯特贝”或“杰里”，因为他没听过。他提出的姓名是该案行动期间赋予杰里的代号。

这记坏球由彼得·吉勒姆接住。吉勒姆高大强悍，生性却温文儒雅，等候初次分配的见习生往往将他视为希腊天神来崇拜。

“威斯特贝是拨动炉火的树枝，”他说，高声而简洁，打断了沉默，“任何外勤情报员都能做得跟他一样好，有些人甚至还比他高明。”

这名男学员仍未听出弦外之音，吉勒姆只好起身走向他，面色极为苍白，对着他的耳朵咒骂道，酒量够的话，应该再喝一杯，接下来就该闭嘴个几天或者几周。此时言谈焦点转回亲爱的乔治·史迈利，他肯定是最后一位“真正”的大师，退休后的近况如何？众人颇有同感的是，他活过的人生无数，可供他静静回想。

“乔治尽过的心力比我们多出五倍。”有人扬声说，语气忠诚。女性。

十倍，其他人附和。二十！五十！在夸张的声势中，威斯特贝的阴影总算消退。就某种意义而言，乔治·史迈利的阴影亦然。他们会说，乔治嘛，是投了漂亮的一局。以他这种岁数还能强求什么？

或许更合实际的起点，应是一九七四年中台风来袭的某个周六；午后三时，香港如临大敌，准备迎战一场狂风暴雨。外籍记者俱乐部的酒吧里，二十几名新闻工作人员，多数来自英国前殖民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心情闲散，言行粗暴，只管饮酒耍宝，就像独缺主角的剧团。十三层楼底下，旧电车与双层巴士沾染着来自建筑工程的泥黄汗渍，以及九龙烟囱所产生的煤灰。极具破坏力的针状雨滴，落入摩天大楼旅馆外的小池塘。男士洗手间是整个俱乐部里最佳的观港据点，加州青年陆克就在那里低头探进洗脸台，漱掉嘴里的鲜血。

陆克身材高瘦，喜欢打网球，刚愎自用，二十七岁却垂垂老矣，美军撤退前是杂志社驻西贡1战地记者群中一颗明星。知道他会打网球后，很难想像他还会做其他事，喝酒也包括在内。大家会想像他站在网前使出反手拍、正手拍，杀得对手落花流水；或在双发失误之后发球得分。此刻陆克一面吸吮一面吐痰，神志被酒精与轻微脑震荡分裂成数个清醒的部分。他也许会以战争用语“遭菠萝手榴弹击中”来描述。其中一部分由湾仔酒吧女孩占据，她名叫埃拉，陆克为了她挥拳击中好色警司的下巴，因此承受了无可避免的后果：这位警司姓洛克斯特（Rockhurst），别号摇滚客（Rocker），此刻正在酒吧角落养神。稍早他使出最小限度的蛮力，狠踹他的肋骨，将陆克揍得不省人事。陆克另一部分头脑想着今早华人房东说的话。房东过来抱怨陆克的留声机太吵，并留下来喝了杯啤酒。

肯定是某种独家新闻。究竟是哪一种呢？

他又干呕一声，然后朝窗外望去。波浪猛击防波堤后的中式帆船，“天星渡轮”也已停航。一艘经验丰富的英国护卫舰在港口定锚，俱乐部里谣传白厅正物色买主。

“应该出航才对。”他脑筋紊乱地喃喃自语，一面回想起他旅行期间听到的海军传说片段。“台风天护卫舰出航。遵命。”

层层黑色云堤下的丘陵呈暗蓝灰色。若在六个月前，此景象会让他赞不绝口：港口、嘈杂声，甚至自海边攀上太平山顶的摩天大楼群。自西贡回来后，陆克贪婪地拥抱此一美景。然而今天他只看到一块自大、富裕的英属巨岩，管理人是一群系了红蝴蝶结、眼界只到肚皮的商贾市侩。如此一来，他对这块殖民地的观感跟其他记者已没两样：只剩下机场、电话、洗衣店、床铺，偶尔（但为期不长）有女人。这里连经验都必须自境外输入。至于他沉迷已久的战争距离香港之遥，如同远离战火的伦敦或纽约。惟有股市展现象征性的敏感度，然而周六不开盘。

“还活得下去吧，老大？”邋遢的加拿大牛仔问，来到他身边的小便池。两人曾共享过越战春节攻势的乐趣。

“谢谢你，我感觉好上加好。”陆克以他最高尚的英国口音回答。

陆克认定今早房东积克·赵喝啤酒时对他说的话非常重要，非回想起不可，刹那间那段话如天降之礼重回他脑海。

“我记得了！”他大喊，“天啊，牛仔，我记得了！陆克，你果然记得！我的大脑！运作正常！各位，静听陆克发言！”

“算了吧，”牛仔劝他，“今天外面乱糟糟的，老大。管他什么东西，忘掉准没错。”

然而陆克踢开厕所门，大步走进酒吧，双臂大张。

“嘿！嘿！各位注意！”

没有人转头。陆克以双手在嘴边做出喇叭状。

“听好，你们这堆酒鬼，我有天大消息。太棒了。一天两瓶威士忌，脑筋居然跟剃刀一样锋利。帮我找个铃铛。”

他遍寻不着，因此随手取来大酒杯，敲击吧台横杆，啤酒溢了出来。即使动作如此大，也只有小矮人微微理睬他。

“怎么啦，小陆？”小矮人以鼻音说。他娘娘腔的嗓音带有格林威治村的温吞。“难不成大牛又有麻烦（打嗝）了？真受不了。”

大牛是外籍记者俱乐部的术语，指的是总督。小矮人是分社总编，陆克的长官，肌肤松软，生性阴郁，头发散乱无章，黑丝垂挂在脸上，擅长静悄悄从你身边冒出来。一年前，两名鲜少出现在俱乐部的法国人差点害他送命，原因是他随口评论越南的乱源。法国人将他带进电梯，打断了下巴以及几根肋骨，然后弃置一楼，回俱乐部继续喝酒。没过多久，他胡乱指责澳大利亚出兵越南只是意思意思，又遭几名澳大利亚人围殴。他暗示道，堪培拉政府与约翰逊总统谈好了条件，让澳大利亚阿兵哥待在头顿港纳凉，美军则前往他地奋战。这群澳大利亚人与法国人不同的是，他们甚至连电梯也懒得用，只是在小矮人站的原地将他打得落花流水，等他不支倒地再补几下拳打脚踢。事后他学乖了，知道何时应避免接触香港某些人。例如大雾持续不散之际，或是自来水一天只供应四小时的时候，或是刮台风的周六。

除此之外，俱乐部相当清静。顶级记者为了保持声望，绝不踏进俱乐部一步。几名生意人来这里体验新闻圈的滋味，几个女孩来这里找男人。两三个看似战争观光客的电视记者进行虚假的战斗演习。警司摇滚客，他是前巴勒斯坦人、前肯尼亚人、前马来亚人兼前斐济人，这个怒气难消的沙场老将在他习惯就座的角落，端着啤酒，一手的指关节微红，阅读着周末版的《南华早报》。有人说，摇滚客是冲着这里的格调而来。正中央有张大桌子，非周末时为合众国际社的保留地，此时坐着纳凉的是上海少年浸信会保守派保龄球俱乐部的成员，主席是年迈而白发斑驳的澳大利亚人库洛，喜欢举办周六的例行赛事。比赛的方式是将餐巾揉成一团，丢向俱乐部另一边的酒架，正中目标的话，其他参赛者得买下那瓶葡萄酒请你喝，大家也帮忙消费。老库洛吼出发射令，标靶由神态疲惫的老服务生负责，为参赛者奉上奖品。这位服务生是上海人，是库洛最喜欢的一个。这天战况并不激烈，部分成员甚至懒得投掷。然而，陆克选择的听众就是这群人。

“大牛的老婆有麻烦了！”小矮人坚称，“大牛的老婆的马有麻烦了！大牛的老婆的马夫有麻烦了！大牛的老婆的马——”

陆克大步迈向中央大桌，一跃而上，打碎了数只玻璃杯，头也撞到天花板。南边的窗框住他的身影。以半弯腰姿势站立的他，体型与其他人不成比例；黝黯水雾的后方是黝黯的山顶，眼前这位巨人尽占最突出的位置。然而大伙继续投掷餐巾，继续喝酒，对他视而不见。只有摇滚客朝陆克的方向瞥一眼，就那么一眼，接着舔舔硕大的拇指，翻至漫画版。

“第三回合，”库洛以浓浓的澳大利亚口音吆喝，“加拿大弟兄，准备发射。别急嘛，臭小子。发射！”

一团餐巾以高角度的抛物线飘向酒架，落在裂口上，停留一阵，随后瘫落地上。在小矮人怂恿下，陆克开始在桌上跺脚，又有玻璃杯落地。最后他总算击落听众的防护网。

“各位阁下，”老库洛叹了一口气说，“请安静一下，我老弟有话要讲。恐怕他有事相商。陆克老弟，你今天已经开战数次，再惹事我们将严惩不贷。发言务必简洁清楚，细节再小也不能省略，说完后敬请歇口。”

俱乐部成员都对彼此的传奇背景穷追猛打，而老库洛在众人眼中就是《古舟子咏》里的老水手。他们口耳相传，库洛自短裤抖落的沙，比他们多数人踏过的泥土还多。这话自有道理。库洛的生涯始于上海，是当地惟一英文报刊的倒茶小弟兼采访主任。至今他报道过共产党与蒋介石之争、蒋介石与日本之争、美国人与几乎所有人之争。在这个无根之地，库洛给了大家一种历史感。他的谈吐具三十年代真传，在台风天连最能吃苦的人都不敢领教。三十年代驻东方的外籍记者以澳大利亚人为主。基于某种原因，跟梵蒂冈有关的术语常常挂在他们嘴边。

多亏老库洛之助，陆克总算能发表高见。

“各位男士！——小矮人，你这该死的波兰鬼子，放开我的脚！各位男士。”他以手帕点点嘴唇，然后说，“各位所知的巍安居正物色买主，而塔夫蒂·西辛格已经溜之大吉。”

众人不为所动，但他本来就不预期会有太多骚动。新闻工作者不习惯惊呼失声，甚至吝于显露不敢置信的神情。

“巍安居，”陆克洪亮地重复，“待价而沽。知名当红房地产创业家积克·赵，各位比较熟知的身份是我那位动辄发火的房东，他接受大英政府之托处理掉巍安居。欲知内情，就散布高见。放手啦，波兰杂碎，再不放手我宰了你！”

小矮人将他推倒。他双手挥舞，以敏捷身手跃下，因此没有受伤。站在地板上的陆克继续对攻击他的人出言不逊。此时库洛的大头转向陆克，湿润的双眼以恶毒的目光瞪着他，似乎永远不会移动视线。陆克开始怀疑，库洛的私法如此多，他究竟触犯了哪一项。库洛的伪装无数，属于复杂、独行的人物，这一点围坐此桌的人都知道。在刻意粗鲁的言行举止之下，隐藏的是一份对东方的爱，有时这份爱似乎将他束缚得难以忍受，以至于他得出走几个月，消失无踪，有如情绪郁闷的大象离群行动，直到适合与他人相处时才复出。

“阁下，别嘟哝个不停了，行吗？”库洛最后说，并以倨傲的姿势将大头往后倾，“请勿朝极为有益健康的水里吐低级秽物，士绅。巍安居是特务机构。多年来一直是特务机构。是长了一对大山猫眼的塔夫蒂·西辛格少校的巢穴。少校从前隶属皇家步枪队，目前服务于香港警界，相当于常受福尔摩斯嘲笑的伦敦探长莱斯垂德。塔夫蒂才不会逃跑。他是地下工作者，不是下流坯子。先生，帮我老弟倒一杯，”他对出生于上海的酒保说，“他扯太远了。”

库洛再度说出发射令，俱乐部也重新踏上追求智慧之路。事实上，陆克所谓的间谍大独家，往往了无新意，线索也总遭摒弃。离开越南后，愚蠢的他每翻地毯必见下面密藏间谍。他相信全世界由间谍宰制，因此一有空闲，如果没喝醉，大半时间就在香港无数伪装薄弱的中国观察家身边打混；更糟糕的是，他也与小山上偌大美国领事馆里的寄生虫为伍。若非这天大家无精打采，这件事或许就此画上句点。结果小矮人发现耍宝的机会，抓住不放。“说来听听嘛，小陆，”他建议，双手娘娘腔似的朝上微扭，“他们要卖巍安居，是连内容一起卖，还是只卖现有建筑？”

这问题为他赢得满堂彩。怎样的巍安居价值如此高，是带有机密，还是不带机密？

“是不是连西辛格少校一块儿卖？”南非摄影记者追问。他的嗓音单调平板，仍引来笑声，只是感情成分较低。这位摄影记者是喜欢搅局的角色，小平头状似饿殍，而脸上坑洞看似他乐意出没的战场。他来自开普敦，不过大家称呼他“寻死匈奴”。有此一说：他终将为每个人收尸，因为他总是静悄悄地挨近他们。

接下来几分钟话题岔离，陆克的高见完全淹没在一连串有关西辛格少校的故事，还有模仿西辛格少校的表演里，除了库洛之外，大家欣然加入。有人忆起西辛格少校最初登港时身份是进口商，在码头附近用了一些笨借口掩饰身份；可惜六个月后旋即调任军职，领着一批士气低落的职员与养尊处优的文弱秘书，移师至上述间谍机构接替某人的职位，这事令人百思不解。众人特别描述了一对一的午餐会，如今让大家恍然大悟的是，原来在座几乎每位记者皆曾于不同时间点分别受邀。这些餐会结束前，主人在觥筹交错间费力建议，所用的语句如：“你听好哟，老头子，万一碰上了一个珠江过来的有趣的潮州人，你知道吧，就是关系良好的人，懂吧？——非记得巍安居不可！”随后亮出神奇的电话号码：“直通我办公桌，不经转接，没有录音，完全没有。”——六七名记者似乎将这段记载于个人日记中：“好，写在袖口上，假装是约会或是女朋友电话或什么的。准备好了吗？香港五〇二四……”

大伙一同朗诵完数字后沉默下来。某处时钟响起，三点十五分。陆克缓缓起身，掸去牛仔裤上的灰尘。上海籍老服务生弃守酒架，伸手取来菜单，希望或许有人想点餐饮。一时之间，无所适从感袭上心头。这一天的时光报废了。打从第一杯琴酒就如此。后方传来低吼声，是摇滚客为自己点了一客分量可观的午餐：

“还有，端一杯冰啤酒来，冰的，听见了吗，小子？冰冰凉凉的。快快！”警司与当地人应对有一套，每次皆用上这句贬义深重的话，惟恐对方不懂英文。现场再度陷入沉默。

“哇，小陆，原来如此，”小矮人边说边离开，“我猜你就是靠这个拿普利策奖吧。恭喜了，亲爱的。年度最佳独家新闻。”

“哎，你们这些人，全下地狱算了。”陆克漫不经心地说，开始往吧台移动。两名面有菜色的女孩坐在吧台前，是陆军眷属，来酒吧钓男人。“积克·赵不是还亮出圣旨给我看吗？不是写着遵照女王指示？最上面还有个臭皇冠，狮子压着山羊。嗨，小甜心，记得我吗？我这种人，是以前在园游会请你们吃棒棒糖的男人。”

“西辛格不接，”寻死匈奴手持话筒，以哀伤的语调吟唱，“没人接听。西辛格不接，值班也不接。电话线被切断了。”由于情绪激动，或是由于意兴阑珊，没人注意到寻死匈奴刚才曾经悄悄溜开。

直至此时，澳大利亚人老库洛按兵不动。现在他猛然抬头看。

“再拨一次，笨蛋。”他命令道，口吻如新兵班长般严厉。

寻死匈奴耸耸肩，再度按下西辛格的号码，有两个人过去看他拨号。库洛一动也不动，从他的座位静观其变。电话有两部，寻死匈奴又试了另一部，结果却一样。

“打给接线生，”库洛从众人站立处的另一边发号施令，“别学大肚皮的报丧女妖站在那边。打给接线生，你这个非洲人猿！”

空号，接线生说。

“什么时候开始的，老兄？”寻死匈奴对着话筒质问。

无资料可查，接线生说。

“大概是换号码了吧，对不对，老兄？”寻死匈奴朝话筒咆哮，对象仍是那位倒霉的接线生。从没人见过他如此投入。对寻死匈奴而言，人生是摄影机观景窗对面的景象——这番激情只能归因于台风。

无资料可查，接线生说。

“打给浅喉咙，”库洛命令，他这时已火冒三丈，“打给全香港每个该死的老美。”

寻死匈奴摇摇长头颅，不太确定。浅喉咙是官方发言人，遭此地全体记者痛恨。对他有事相求的话，面子挂不住。

“好吧，我来打。”库洛站起来，推开众人，走向电话，开始对浅喉咙殷勤奉承。“长官，是在下库洛，供您差遣。阁下身体可好？托福，长官，托福。夫人与子女可好？必然是吃好、睡好吧？没有感染坏血病或斑疹伤寒吧？那就好。这样的话，或许您能善心指点在下，塔夫蒂干吗逃跑？”

大家看着他，然而他的脸色固若山岩，难以从中解读信息。

“在下同样祝福您，长官！”他最后闷哼一声，挂回电话，力道之猛，整张桌子因而应声蹦跳一下。随后他转向上海籍老服务生。“郭先生，请帮我招一辆小马力引擎车好吗？各位，拍拍屁股走人啦，你们这一群！”

“干吗走人？”小矮人说，心里希望自己也包括在内。

“跑新闻啦，你这个自大的小红衣主教，跑新闻去，你们这堆沉迷酒色的阁下。去追求财富、名望、女人、长寿！”

众人无一能解释他阴郁的心情。

“浅喉咙究竟说了什么，有那么糟糕吗？”邋遢加拿大牛仔问。他一头雾水。

小矮人附和：“对啊，他怎么说的，库洛老兄？”

“他说：‘无可奉告。’”库洛以文雅的口吻回答，仿佛这四字重重折损他的专业尊严。

因此一行人朝山顶挺进，留下静静喝酒的多数客人。同行者包括寻死匈奴，高个陆克，邋遢加拿大牛仔——蓄有墨西哥革命家髭须的他，相貌格外醒目。此外还有爱当跟屁虫的小矮人，以及老库洛与两名陆军女眷——由于上海少年浸信会保守派保龄球俱乐部召开全体会议，因此女士得以参加，只不过会员皆需宣誓禁欲。令人惊讶的是，和气的粤籍司机愿载全部人，证明了有心必能克服现实障碍。司机甚至同意开立三张收据给三位记者，此举是香港出租车司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做法。这是突破所有先例的一天。库洛坐在前座，戴着那顶招牌软草帽，缎带的颜色取自伊顿校徽，是老同志遗赠之礼。小矮人被挤上变速杆，其余三名男士就位后座，两位小姐则坐在陆克大腿上，让他很难擦拭嘴角。摇滚客认为不宜同行。他将餐巾塞入衣领，准备享用俱乐部的烤羊排加薄荷酱与大量马铃薯。

“再给我一杯啤酒！这一次要冰的，听懂了没，小子？冰冰凉凉的，快快端来！”

然而这一行人一离开视线，摇滚客也用上了电话，与权威人士通话，以免独漏新闻，无奈双方的共识是目前无计可施。

出租车是辆红色奔驰，还算新车，但山顶是缩短汽车寿命的最大杀手；车子以趋近于零的速度无止境爬升，冷气全力放送。天气仍持续恶劣。出租车喘息着缓缓登上水泥峭壁时，浓雾包围过来，稠密得足以令人窒息。下了车，情况更趋严重。一道燠热顽强的帘幕已拉过山顶，散发着汽油味，满是山谷传来的嘈杂声。湿气以细微高温粒子的形态聚合，飘浮在空气中。若是晴天，往南往北的景观皆可尽收眼底，是地球上最宜人的美景之一。往北看是九龙以及新界的青蓝山影，往南看是浅水湾、深水湾与开阔的南海。巍安居不愧由皇家海军于二十年代打造，显现出当年海军那份盛大的纯真，不但接收也透出一抹权力感。然而这天下午，假若巍安居不是坐落在林中，假若不是处于参天巨木围出的空地，假若这些树未将浓雾排拒在外，他们将只能看见两根白色水泥梁柱，上面有注明了“日”与“夜”的两个门铃；只能看见梁柱之间围上链条的大门。多亏树木成林，巍安居清晰可见，只不过距离大门有五十码之远。他们能分辨出排水管、消防梯、晒衣绳，也能欣赏到日军占领四年间加建的绿色圆顶。

小矮人急欲进门，连忙走向前去按下注明“日”的按钮。柱子内设有对讲机，大家全盯着瞧，静候声响，或是依陆克的预测喷出大麻烟雾。广东籍司机停车路边，打开收音机，音量开到最大，电台播放的是哀怨的华语情歌，持续不歇。另一根柱子只镶了一块黄铜牌子，刻着明眼人一眼能识破的西辛格假身份：跨军种联络处。寻死匈奴取出相机，有条不紊地拍照，仿佛置身熟悉的战场。

“礼拜六他们大概不上班吧。”陆克表示，众人则继续等待。此话一出，库洛以“别傻了”响应，并说间谍一个礼拜上班七天，二十四小时无休，而且不吃不喝，塔夫蒂例外。

“连午安也不讲。”小矮人说。

他按下注明“夜”的门铃，将扭曲的红唇贴近对讲机出声口，假冒英国上流阶层的口音。这种口音为他带来了信任度，他运用得极为巧妙，令人啧啧称奇。

“在下姓名为麦可·汉斯德西摩，是大牛的私人跟班。有急事相商，是否能请西辛格少校接见。少校或许没有注意到，珠江上方似乎正出现一朵蘑菇云，扰乱了大牛打高尔夫的心情。谢谢。可否请您开门？”

金发女孩之一傻笑一阵。

“他是汉斯德西摩家族的人，我怎么不知道？”她说。

两女抛下陆克，改挽邋遢加拿大人的手臂，大部分时间凑着他耳朵讲悄悄话。

“他是俄国妖僧拉斯普丁，”女孩之一以仰慕的口吻说，一面抚摸他大腿后方，“那部电影我看过。他长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啊，加拿大？”

每个人都接过陆克的随身酒瓶喝了一口，一面重新部署，思忖下一步怎么走。停靠路边的出租车持续传来高唱不休的华语情歌，而柱子上的对讲机却一声不响。小矮人同时按下两按钮，接着表演卡彭式的威胁。

“你给我听好，西辛格，我们知道你在家，马上举起双手，扔掉间谍用的风衣和短剑——嘿，小心一点，你这条笨牛！”

小矮人咒骂的对象不是加拿大人，也非老库洛。库洛此刻悄悄走向树林，显然想上厕所。他咒骂的对象是陆克，因为他决定硬闯。关口位于泥泞遍地的雇佣房，由低垂的树木遮蔽。远处有一堆垃圾，部分刚丢弃不久。陆克漫步至垃圾堆，希望从中找出有助理清谜团的线索，结果挖出一块S形的铸铁，至少重达三十磅，但他仍以双手将之高举过头，撞向大门，大门因此如破钟般响起。

寻死匈奴单膝跪地，捕捉镜头时空洞的脸孔挤出烈士般的笑容。

“数到五，塔夫蒂。”陆克呐喊，再度以几可破门的力量撞击。“一——”他又撞一下。“二——”

各色鸟类自树林飞起，在头顶上空缓慢绕行，有些体形甚大，然而山谷的雷声与大门的碰撞声淹没了鸟群的啼叫。出租车司机手舞足蹈，开怀大笑，将情歌抛诸脑后。更怪的是，在恶劣天气之中出现了一整家华人，手推两辆婴儿车，也开始跟着大笑，甚至连最小的幼儿也笑了起来，全家人都掩着口笑。最后加拿大牛仔倏然大呼一声，甩开缠在手臂上的女孩，指向大门另一边。

“拜托老天爷，库洛到底在干吗？老头子脑子进水啦。”

事到如今，所有正常程度的理性皆消失到九霄云外，集体癫狂症在每个人身上发作。黄汤、台风天、密室恐惧，全钻进他们脑袋里作怪。两个妞儿纵情地爱抚加拿大人，陆克继续撞击，华人家庭大笑欢呼，最后冥冥之中浓雾适时飘散，寺庙般的蓝黑云朵紧挨着头顶飞过，雨水倾泻在树木上。一秒钟后雨滴落在他们身上，刷的一声所有人都湿透了。两位小姐转眼呈半裸状态，又笑又叫地冲向奔驰车，男士却紧守岗位——甚至连小矮人也不为所动——透过雨水形成的薄膜望向肯定是澳大利亚人库洛的身影，头上戴着伊顿老帽，站在房屋的遮雨处，上方是粗制滥造的门廊，看似脚踏车停放处，可惜只有疯子才会骑脚踏车上山顶。

“库洛！”众人尖声喊，“先生！那个杂种想抢独家！”

哗哗雨声震耳欲聋，雨势打得树枝眼看即将断裂。陆克抛开了乱撞的铁块。邋遢牛仔先走，陆克与小矮人紧跟在后，寻死匈奴带着微笑与照相机殿后，继续盲目拍照，弯腰跛行前进。雨水恣意地倾倒下来，在他们一路循库洛脚步走上斜坡时，就在脚踝四周形成小红河，一旁牛蛙的叫声也加入伴奏行列。他们登上长满欧洲蕨的山脊，来到铁刺网围栏前就不得不歇脚，然后拨开切断的铁丝爬过去，接着跨过低洼的水沟。其他人赶上库洛时，他正凝视着绿色圆形屋顶，尽管戴了草帽，雨水仍不断地流下他的下巴，将原本整洁的浅黄色西装染成黑色无腰身的长袍。他如同着魔似的站立，直往上盯。陆克先开口。他是最欣赏库洛的人。

“阁下？嘿，醒醒吧！是我啦，罗密欧。老天爷啊，他是中了哪门子邪呀？”

陆克突然担心起来，轻碰他的手臂。然而库洛仍不发一语。

“也许他站着站着就死了。”小矮人猜测，而寻死匈奴则抓住这个稀有的机会，喜滋滋地对他拍照。

库洛如同老拳击手般慢慢回过神来。“陆克老弟，我们要向你致上诚挚的歉意。”他喃喃说。

“带他回出租车上。”陆克说着开始为他开路，但老库洛拒绝移动。

“塔夫蒂·西辛格。侦察做得不错。不会逃走——没有狡猾到逃跑——却是很不错的侦察者。”

“愿塔夫蒂·西辛格安息，”陆克很不耐烦地说，“我们走吧。小矮人，快走吧。”

“他僵住了。”牛仔说。

“好好思考线索，华生医师。”库洛再度冥思一阵后接着说，而陆克在一旁拉着他的手臂，雨势比刚才更急。“首先请注意窗户上方的空笼，显然冷气机不凑巧遭人动过手脚。老弟，节俭是一种美德，间谍懂得节俭，我认为更值得嘉奖。再注意圆顶，看到没？仔细研究一下。刮痕。可不是巨型猎犬留下的足迹啊，而是有人在仓皇之中拆掉无线天线留下的刮痕。有谁听过间谍屋没装无线天线的？那就跟没有钢琴的妓院没两样。”

雨势已达最高峰，大滴雨水如子弹般掉落四周。库洛的脸看来百感交集，陆克仅能靠想像力猜测。陆克内心深处恍然想到，或许库洛果真来日无多。陆克没见过多少无疾而终的例子，因此对这种状况特别注意。

“也许他们只是感染波状热，赶紧撤离。”他边说边尽量再度哄他回车上。

“非常有可能，阁下，的确非常有可能。这种季节，鲁莽又失控的举动绝对很常见。”

“回家吧，”陆克说，坚定地拉着他的手臂，“担架队，你来带路好吗？”

然而老库洛仍顽强地徘徊不去，对风雨中飘摇的英国情报机构看了最后一眼。

加拿大牛仔率先发稿，而他的稿子应更受命运之神眷顾才对。当晚他趁双姝睡在他床上时赶完稿子。他猜想，这篇文章以杂志专题看待更胜于单纯的新闻报道，因此他以山顶的背景为大纲，将西辛格一笔带过。山顶传统上为香港的众神庙，他在文中加以解释，“住得越高，社会地位也越上流”，也说明了英国鸦片富商——香港的建港始祖——为避免传染市区的霍乱与热病而徙居山顶。他也写道，二十年以前，华人想踏进一步，还必须先取得通行证。他描述了巍安居的历史，最后描述的是巍安居的名声。在华文媒体的捕风捉影下，巍安居被比喻为巫婆的厨房，是大英帝国人士阴谋对付共产党的小营地。不料一夜之间厨房关门大吉，厨师也不见踪影。

“是另一种求和的表示？”他问，“是绥靖政策？或者只是英国对大陆低调政策的一招？或者只是又一迹象，显示东南亚如世界其他地区一般，英国在此的地位即将步下巅峰？”

他错在投稿至偶尔刊登他稿件、厚重的周日版英文报。比他稿件早到一步的是D号通知，禁止刊登任何有关这些事件的消息。“阁下针对巍安居的报道甚详，可惜无法予以刊登，遗憾之至。”编辑发电报告知，径自将稿单插在长钉上。数日后，牛仔回住处时发现遭人翻箱倒柜。此外，他的电话罹患类似喉炎的症状达数周之久，因此他每打电话必对大牛与其手下出口成脏。

陆克带着满脑子想法回家，洗了个澡，喝下大量纯咖啡，开始工作。他致电航空公司、政府单位友人，以及大批美国领事馆的浅交。领事馆人员个个肤色苍白，梳理过度，以狡猾而谜样的说法应付他，令他怒气难遏。他也骚扰了专门承包政府机构的搬家公司。他还数次打电话给小矮人，对小矮人表示，当晚十点他可说是“掌握了铁打的证据”，肯定西辛格夫妇偕同巍安居所有部属，已于周四凌晨搭包机离港前往伦敦。他也在偶然机会中得知，西辛格的拳师犬将于本周随后送上飞机行李舱运走，这消息让他很高兴。陆克写了几项重点，走到房间另一边，坐在打字机前，敲出几行字后文思枯竭，他早已料到。起头时他行笔急促流畅：

“今日新飘来一朵丑闻之云，高挂于英国在亚洲仅存殖民地上备受攻诘的非民选政府上空。继日前警方与公务单位爆发贪渎弊端后，据传香港最高机密单位，也是英国对抗共产中国的情报机关巍安居，已完全关闭。”

至此，他居然泛起一股渎神的无力感，停下来，双手捧住脸孔。噩梦；他能够咬牙隐忍。历经无数战事，难以言喻的影像令他颤抖冒汗，乍醒时鼻孔仍满是凝固汽油弹烧灼人体肌肤的恶臭。就某种意义而言，得知自己的情绪水坝经过多番压抑后终于溃堤，他反倒感到安慰。历经过实战，有时他渴望重拾作呕的能力。如果有必要服用梦魇这剂猛药，才能回归平常人的境地，他也能心怀感激地大口服用。然而，并非在最恐怖的梦魇中他才恍然大悟：报道过战争以后，他或许无法写出和平了。黑暗中六小时，陆克与这番死寂缠斗。有时他想起老库洛，站在巍安居前，雨水向下流窜，发表葬礼演说——也许那才具有新闻价值？但以记者同业诡异的情绪为题发稿，有谁发得出手？

小矮人删改过的版本也没有太大进展，他因此变得非常不重视仪容。表面上，他的报道符合编辑的每项要求，既嘲弄了英国，“间谍”一词也写得醒目，而且总算跳脱“美国是东南亚刽子手”的主题。但经过五天的等待，他只获得简短的指示，希望他能专心本业，别太不自量力。

如此一来，就看库洛的身手了。虽然与大场面报道相形失色，但库洛出手的时机，以及没有出手的时机，时至今日仍令人佩服。他三星期不发稿。有些小新闻，他本应报道却懒得处理。陆克极为关心，起初认为他不断沉沦衰微，令人不解。他失去原有的活力，原本喜欢呼朋引伴的他现在兴趣缺乏。他变得暴躁易怒，有时甚至一派薄情，而且用五音不全的广东话对服务生咆哮，甚至连他最偏爱的服务生老郭都无法幸免。他对待上海保龄球会员仿佛对待最恶劣的敌人，而且重提早已遗忘的过节。独自坐在他习惯坐的窗前座位，他有如时运不济、年华已逝的花花公子，刻薄、闭锁、怠惰。后来有天他失踪了，陆克忧心忡忡致电到他公寓，老女佣以洋泾浜英文说：“威士忌爸爸快快跑去伦敦。”她是个古怪的小个子，陆克有些怀疑她的话。根据《明镜周刊》一名个性沉闷的北德特约记者之言，他曾在万象见过库洛在群星酒吧狂欢，但陆克同样采取保留的态度。圈内人向来以观察库洛为乐，若能提供蛛丝马迹，可为个人增添名望。

直到某周一，老库洛在正午前后慢步走进俱乐部；他身穿纽扣孔眼极细的肉色新西装，再度显得满面春风，出口轶事连篇，也开始撰写那篇有关巍安居的报道。他花钱的数目超出报社通常允许的范围，也数度与衣冠体面的美国人愉悦地共进午餐。这些人服务的美国机构名称含义不明，陆克认识其中部分人士。库洛头戴招牌草帽，带着客人前往经过慎选的僻静餐厅，一对一进餐。俱乐部常客批评他与外交人士过从甚密，犯下记者大忌，而这番批评他听在耳里却觉得舒服。其后，一场中国观察家大会于东京召开，他应邀前往，若以事后所见来判断，他十之八九利用那次机会查证手中报道的部分细节。他肯定请求出席大会的老友帮忙，请他们回曼谷、新加坡、台北或其他驻地时替他调查部分事实，而老友也恭敬不如从命，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角色互换，库洛也乐意为他们效劳。诡异的是，在他们找出真相前，他似乎知道自己找的是什么。

他的心血结晶以最完整的版本刊登在悉尼一家早报上，是英美媒体检查的大手鞭长莫及之境。众人认为，这篇报道令人遥想大师的光辉岁月，篇幅有两千字。依他典型的写法，他以与巍安居完全不相干的题材作为导言，先叙述英国驻曼谷大使馆“神秘唱空城的侧厅”。直到一个月前，进驻该处的是一个号称“东南亚条约组织协调会”的奇怪单位，也设有签证处，二等秘书多达六位。澳大利亚人老库洛以温柔的笔调问道，难道是苏活区按摩厅手法绝妙，泰国人趋之若鹜，竟需多达六位二等秘书来处理签证申请案？更令他百思不解的是，签证处人员离去、侧厅关闭后，大使馆外并未出现有心出国者大排长龙的现象。他的笔调不急不徐，却丝毫不敢粗心大意，渐次为读者展现一幅令人诧异的景象。他将英国情报机构称为“圆场”。他说明此绰号源于该组织秘密总部的所在地，往下看是伦敦市街闻名的交叉路口。他写道，圆场不仅撤出巍安居，也离开了曼谷、新加坡、西贡、东京、马尼拉以及雅加达，还有首尔。就连台湾地区也无法免疫。在库洛的报道见报前一周，有人发现一位默默无闻的英国在台湾的特派开除三名职员兼司机，也遣散了两名秘书级助理。

“媲美敦刻尔克大撤退2的殖民客大撤退，”库洛称呼此现象，“差别只在于搭乘的是DC8包机，不是肯特郡捕鱼船队。”

如此规模的撤退，背后原因是什么？库洛提供数项机智的理论。难道是英国政府节省开支的另一种方式？笔者持怀疑态度。时局艰困的阶段，英国对间谍行动的依赖往往更多，不太可能裁员，必须奉守大英帝国史的字字教训：贸易路线越单薄，保护路线的秘密行动便更加繁复。对殖民地的掌握越形虚弱，颠覆寻求解放者的手法就更加无所不用其极。纵使英国即将沦落至排队领救济面包的田地，最后舍弃的奢侈品也绝对是情报行动。库洛提出其他可能性，却一一加以推翻。是对中国大陆表现出缓和的姿态吗？他的臆测呼应了牛仔的观点。英国当然会想尽办法让香港避开共产党的反殖民地热，却不会动到撤除大英间谍的脑筋。因此老库洛构思出最心爱的理论：

“在远东棋盘的对面，”他写道，“圆场正进行情报界所谓的‘鸭子划水’行动。”

原因呢？

作者这时引述“驻亚洲资深美国情报界战争教会牧师”的话语。他写道，不仅是驻亚洲美国情报员，一般美国情报员都“因英国组织保密不周而气得直跺脚”。最近圆场的伦敦总部查出最高级别的俄国双面间谍——他用对了行话“地鼠”，最让美国情报界暴跳如雷。英国叛国贼的姓名，资深美国情报员不愿透露，但库洛引述：“过去二十年稍具价值的英美地下行动皆有曝光之虞。”地鼠如今哪里去了？作者询问过美国情报界消息来源。忿恨难消的消息来源回答：“死了。在俄国。最好两者皆是。”

库洛一向不想写完结篇，但陆克读来顺眼的这篇报道却深具隆重完结之感，几乎是肯定人生本身——或仅止于肯定地下人生。

“如此说来，男童间谍金姆3是否已从东方传奇消失无踪？”他问，“英国专家权威是否就此洗手，穿上传统服饰，默默围坐在炉火旁？请勿担心。”他强调，“英国人迟早会东山再起！破获间谍的运动历久弥新，我们终将有幸再度共襄盛举！间谍未死，只是沉睡中。”

报道刊登了。在俱乐部，受到短暂颂扬，羡慕，然后遗忘。香港一家与美国关系深厚的英文报重新刊载全文，结果让这篇短命的报道再吸一日空气。他们说，是对老库洛施恩，是在他下台前向他举帽致意。随后BBC于海外网报道此篇新闻，最后香港迟钝的电视网才报道了BBC的版本，因此激起一整日的辩论——大牛是否决定就此撤下本地新闻媒体的口罩。然而在冗长拖沓的这段期间，没有人怀疑——包括陆克，甚至小矮人都未曾怀疑——老库洛究竟如何找到巍安居的后门。

这现象只能证明——假使有人要求提出证据的话——察觉眼前事物的动静，新闻工作人员其实不比他人快到哪里。毕竟当天是台风来袭的周六。

至于圆场本身（库洛对这个英国情报中心的称呼很正确），内部的反应五花八门，依反应者所知内情的多寡而定。比如说在管理组：圆场近来马脚频露，管理组难辞其咎；老库洛释放出一股压抑着的怒火，惟有知道地下部门陷入重围是什么气氛的人，才能理解这种情绪。连一向宽大为怀的工作人员也变得报复心深重。叛国罪！违反合约规定！冻结他的退休金！将他列入观察名单！他一回英国，立刻起诉！较下游处，对个人身家安全较不那么狂热的人看法也比较温和，只不过他们的见解仍在状况外。算了算了，他们以稍微悻悻然的口吻说，本来就会出现这种状况了，凡人难免偶尔大动肝火，特别是像可怜的老库洛，被蒙在鼓里那么久。更何况，他揭发的内幕，又不是一般大众无法取得的数据嘛。那些管理组的人，真的应该稍微节制一点吧。看看迈可·米金的妹妹默莉好了，可怜的她稚气未脱，前几天晚上只不过在废纸篓丢进一小张空白信纸，就被他们穷追猛打。

只有身处台风眼的少数人抱持不同观点。对他们而言，老库洛的报道是谨慎误导的杰作：是乔治·史迈利的登峰造极之作，他们说。显然的，内情非曝光不行，而且所有人皆同意，无论时机为何，检查制度都令人排斥。因此以我们选择的方式曝光其实好上加好。时机恰好，分量恰好，笔调也恰好——一笔一画皆是一生难得一次的经验，他们同意。然而这种观点不得外传。

镜头转回香港——上海保龄球会员说，显然老库洛如垂死之人，能预知死期——这篇巍安居的报道竟成他的告别之作。文章见报后一个月，库洛自动引退，不是退出香港，而是投笔引退，同时搬离香港岛。他在新界租下小屋，宣布自愿在亚洲人天堂中退休。对保龄球会员而言，此举无异选择阿拉斯加，因为若喝醉后开车回家，距离实在太远了。此间谣传库洛看上一名俊美的华人男孩，两人进而同居，然而由于库洛并无此癖好，此谣言不攻自破。放话的是小矮人：被老头抢到独家，他心有不甘。只有陆克拒绝将库洛淡忘。某天晚班结束后，陆克于早晨十点左右开车至新界探望他，说不上有何特别原因，也可说是因为这老家伙对他意义重大。据说库洛见到陆克时喜出望外：他仍是一副糟老头的模样，却在陆克突袭下显得有些迷惘。他有个朋友同住，不是华人男孩，而是前来拜访的一名救援投手，经介绍后以乔治称呼。乔治身材矮胖，戴着圆滚滚的眼镜。库洛将陆克拉至一旁解释，他在黑暗时期曾服务于英国一家报刊资料供应社，这位乔治是当时在幕后运筹帷幄的人。

“专门处理老人病，阁下。旋风式访问亚洲各国。”

无论其身份为何，显而易见的是库洛对这位矮胖男子极为敬重，甚至以“教宗陛下”称呼。陆克感觉自己有如不速之客，因此没有喝醉就识相告辞。

简而言之，西辛格趁夜潜逃，老库洛临死复活，不顾检查制度的黑手，发表告别之作；陆克对地下世界马不停蹄的关心；圆场受人指点后善用必要之恶。在全然未经策划的情况下，一如人生的变化，序幕向上卷起，揭开往后发生的种种事件。刮台风的星期六，香港这个恶臭、贫瘠、拥挤、令人窒息的水塘起了一阵涟漪；歌舞队已经觉得无聊了，主角却仍不见人影。令人纳闷的是，数月后陆克再度挑起重担，扮演莎翁笔下信差的角色，宣布主角登场。在待命时，消息从办公室传真机传来，他随后以惯用的激昂语调向备感无聊的观众公布：

“各位！请注意听！我有新闻相告！杰里·威斯特贝重回在线！他又要来远东了，听我说，帮同一个烂报社写新闻！”

“爵爷阁下啊！”小矮人立即以故作欣喜若狂的语气惊呼，“我敢说啊，能为这群猥琐低级的人注入一点尊贵的血统！为高贵血统干杯吧！”接着他咒骂一声，朝酒架扔过餐巾。“天啊。”他说着喝干陆克的酒杯。

2　关键电报

电报捎来的那天下午，杰里·威斯特贝正在年久失修的农屋阳台上，坐在有阴影的一边敲着打字机，装有旧书的书袋扔在脚边。信封由黑衣邮局局长送来。邮局局长是个举止粗鲁凶恶的村妇，由于传统势力逐日没落，她才得以爬上这个托斯卡尼中下阶层村落的巅峰。她生性诡计多端，但今天事关重大，尽管天气燠热，她仍不辞辛劳赶忙爬上不毛的小径。事后她在记录簿上注明此历史时刻为五点六分，尽管是说谎，却能增加效果。真正的时刻是五点整。威斯特贝骨瘦如柴的女友在屋内猛击一块顽强的山羊肉，就如她攻击所有事物的手法一样。村人称她为孤女。邮局局长贪婪的眼神瞧见她，她站在打开的窗户前，远远离开窗户，双手叉腰，上排牙齿紧咬下唇，和往常一样苦着一张脸，果然嘛。

“妓女，”邮局局长激动地想，“这下你可等到一直想要的东西了！”

收音机大声播放着威尔第——孤女只听古典音乐。全村人得知这一点，是有一晚在小酒馆里，铁匠本想在点播机上选播摇滚乐，而孤女朝他身上扔水瓶。就这样，又是威尔第，又是打字机，又是剁山羊肉的噪音，邮局局长说，吵闹声震耳欲聋，连意大利人都听得见。

她回想起杰里当时像蝗虫坐在木质地板上——也许垫了软垫，以书包权充垫脚椅。他双腿伸展，将打字机放在双膝间打字，四周散放几张沾有污渍的手稿，以石头镇住，以防被肆虐过小山顶的红烫微风吹走。他手肘边有柳条套包住的随身酒瓶，里面装的是土产红酒，最伟大的艺术工作者都清楚，那为的是在自然灵感枯竭时提供灌溉之用。他打字时用的是老鹰神功——她事后告诉大家，惹得众人大笑赞赏——绕行良久后才俯冲而下。他身上是一贯的穿着。无论是在自己的小牧场上漫无边际地走动，或是耕耘着恶棍法朗寇用来搪塞他的十几株无价值的橄榄树，或是骑车载孤女进村购物，或在准备走上漫长的上坡路回家前进小酒馆大灌烈酒，脚底一定是孤女从未刷洗过的羊皮靴，因此穿到脚趾处磨得秃亮；脚踝袜子她也从来不洗；衬衫脏臭，曾经是白色；灰色短裤活像被猛犬咬得裤管脱线。换了别的正直的女人，肯定会老早缝补妥当。杰里以熟悉急促的粗喉音招呼，既害臊又热切。他说话的内容，邮局局长不太了解，只是大致听懂，像是新闻报道，因此只能忠实转述，透过年久失修的黑色牙缝娓娓道来，忠实的程度有时真令人诧异。

“史蒂凡诺大妈，不得了，外面一定热滚滚的。快来，喝下润润嗓子。”他惊呼着，一面走下砖阶，为她端来一杯葡萄酒，边走边溅出，露齿浅笑，宛如小学生一般，而这正是村人为他取的绰号：小学生。给小学生的电报，伦敦捎来的速件！过去九个月，他只收到过一叠平装书，以及女儿每星期潦草写来的信件。如今青天外飞来如此天大的电报，用词简短如命令，共五十字，却已预付回函费！想想看，五十字，花费可不少吧！可想而知，想一窥内容的人，必然不下五十人。

收件人的头衔就让他们大惑不解：阁下。“杰里·威斯特贝阁下。”为什么？面包师傅曾在伯明翰当过战俘，找出一本残破的字典查到——阁下：有荣耀的；授予贵族之子的名誉头衔。那还用说？家住山谷对面的山德斯夫人早已宣称小学生流有贵族血统。她说过，杰里是报业巨子威斯特贝爵爷的次子。这位报社社长死了。先死的是报纸，社长随后跟进。由此可见山德斯夫人是才女，大家传播这桩笑话。电报上接下来的字是遗憾，这不难理解。敬告也是。邮局局长事先以为英文难懂，却心怀感激地发现，尽管英国江河日下，英文竟吸收了许多拉丁好字。监护人一词较难懂，因为与护身物词义相通，无可避免导致男人间以有色言语讪笑，邮局局长气得直跺脚。最后在一步步解读下，密码总算破解，全文揭晓。小学生有一位监护人，意指代理父亲。监护人病危送医，执意在死前见小学生一面。他不想见其他任何人。只肯见威斯特贝阁下。众人七手八脚自行拼凑出剩下的影像：家人聚集在病榻边啜泣，未亡人举止醒目，悲恸欲绝，文质彬彬的牧师为他涂油进行终圣礼，贵重物品上锁，家中各处——无论是走廊上还是后厨房里，可听见同样的低语：威斯特贝，威斯特贝阁下究竟人在何方？

电报最后的签名仍有待诠释。签名有三个，自称律师，这字有应召者之意，再度引来男士淫秽的影射，之后解读出公证人一词，众人脸色骤变。圣母玛丽亚！如果牵扯上公证人，绝对与大笔钱财脱不了关系。此外，如果三名律师全数坚持签字，而且预付了五十字回信，数字不仅是大笔，而且是堆积如山！铺遍数英亩地！几辆马车也拖不完！难怪孤女死抓着他不放，妓女一个！忽然间，人人争先恐后往小山上直冲，贵多的兰美达机车能骑到水塔附近，马力欧跑起步来犹如狐狸，杂货店女儿嫚薇拉心灵脆弱，伤恸之情溢于言表。虽然得汗流浃背爬上二十分钟，邮局局长仍排除所有自愿上山的人——还因马力欧自告奋勇而重赏他一记耳光，锁上钱柜，留下白痴儿子看店。如果山上吹起该死的熔炉风，辛苦恐怕只能换来一嘴红土。

他们最初并没有看穿杰里。邮局局长奋力穿越橄榄园时才感到后悔莫及，但这番过错有其缘由。第一，他于冬天抵达，是小气买主前来的季节。他只身抵达，却带有鬼鬼祟祟的表情，活像最近刚卸下大批“人类货柜”，如儿女、娇妻、母亲与丈母娘。邮局局长摸清了男人的底细，杰里那种受过伤的微笑她见得太多，不可能认不出来：“我已婚，人却自由。”他的笑容如此透露着。可惜上述两个词都不真实。第二，将杰里介绍过来的人是喷香水的英国少校，是人尽皆知的猪猡，经营土地中介，专门剥削农民：想欺骗小学生，罪名再加一笔。香水少校带他参观几栋理想的农屋，包括邮局局长本身有利益关系的一栋——碰巧也是最棒的一栋——而小学生最后却屈就同性恋法朗寇的寒酸棚屋，搭建在她现在攀登的这座可恶的小山顶：村人称之为恶魔丘；地狱太冷时，恶魔上来避寒。别人不找，偏找油头粉面的法朗寇——在牛奶和葡萄酒里掺水，星期天到市区广场陪公子哥儿傻笑！香水少校哄抬价格至五十万里拉，希望从中暗杠三分之一，只因其中有合约。

“少校为何偏心法朗寇，人人都知道原因是什么。”她咬着冒沫的牙齿说，支持民众也互相发出知情的“啧啧”声，最后她忿而制止，大家才住嘴。

此外，她是精明的女人，杰里的性格中，某些地方让她信不过。奢侈的表象下埋藏着一种无情。这种风格的英国人她并非没见识过，然而小学生自成一格，她无法信任；他散发出片刻不歇止的魅力，令她将他视为危险人物。当然了，那些早期的缺点，现在皆可归因于英国贵族文字工作者的特立独行，但邮局局长从不愿就此迁就纵容。“等到夏天，准有好戏看。”当时杰里首度磨磨蹭蹭地光顾她的小铺，后脚才离开，她就以咆哮的嗓音向顾客预告：杰里购买了意大利面、面包、杀蝇剂。“夏天一到，他就知道自己买了什么烂房子，蠢材一个。”夏天一到，油头粉面的法朗寇家中的老鼠将扫荡卧房，法朗寇的跳蚤会将他活活叮死，法朗寇的变态黄蜂将追着他绕着庭园跑，恶魔的红烫风会将他四肢烤成脆棒。用水将枯竭，他也将被迫学牲畜在田野排便。冬天再来时，香水猪猡少校就能将房子转卖给下一个傻瓜，除了他自己之外，别人摸不着头脑。

最初几星期，俨然成了巨星的小学生丝毫未显骄态。他从不讨价还价，从未听说过折扣优待，骗他的钱甚至一点儿也不有趣。光顾邮局局长的杂货店时，她逼得杰里用完少得可怜的几句厨房意大利语，杰里并未如真正英国人一样抬高音量，并未对她大吼大叫，只是愉快地耸耸肩，自行挑选需要的杂货。文字工作者，他们说，那又怎样？有谁不是文字工作者？好吧，他向邮局局长购买几令大页纸。她再进货，他也买下。精彩。他拥有书本：外表看去是一大堆发霉的书本，放在灰色黄麻书包里背着走，书包有如盗猎者的随身袋。在孤女出现之前，村人常看见他大步朝没有明显目标的方向前进，一肩挑着书包，想找地方静静阅读。贵多曾在贵妇森林撞见他，宛如蟾蜍般端坐圆木上，一本接一本阅读，仿佛这些书是连贯的一整本，仿佛他遗忘置身何处。他也拥有打字机一台，以磨损的行李箱标签缝凑成肮脏的打字机罩。精彩。就像任何购买整桶颜料的长发男子自称艺术工作者一样，他就是同一类的文字工作者。春天时，孤女出现，邮局局长连她也一起痛恨。

别的不说，光是一头红发，就等于是半个妓女了。胸部小到连兔子都喂不饱，最糟糕的是算计他人的眼光锐利。村人说，杰里是在镇上认识她的：又是娼妓的作风。从第一天起，她就不愿让杰里离开视线，像小孩一样挨着他不放。陪他吃饭，臭着一张脸；陪他喝酒，臭着一张脸；陪他买东西，像小偷一样随口学英文。最后两人成了当地较次要的景观之一：英国巨汉与闷闷不乐的干瘪妓女，背着灯芯草篓子下山，穿着褴褛短裤的小学生对每人龇牙咧嘴笑，苦瓜脸的孤女身披娼妓的麻布，底下精光一片，因此尽管她身材平坦如蝎子，男人仍朝她背后猛盯，观看麻布下坚实的臀部摇摆生姿。她走路时十指紧锁杰里手臂，脸颊依傍肩膀，只在付钱时松手。杰里的皮包，如今由她掌控，付钱时锱铢必较。遇见熟悉脸孔时，杰里为两人打招呼，如法西斯分子般挥舞豪放的大臂。她独处的机会少之又少，但如果有人胆敢说醉话或学狼嚎，她会转身如阴沟猫一样吐痰，双眼如恶魔般灼热。

“现在我们总算知道为什么了！”邮局局长音量奇大地叫着，这时她到达登顶前的一个小山头，不过她还得继续往上爬。“孤女看上了他继承的遗产。不然这妓女干吗死守他不放？”

山德斯夫人光顾史蒂凡诺大妈的店后，才让大妈对小学生的评价以及孤女的动机作出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山德斯夫人是有钱人，在较远处的谷地养马，与她同住的是一名女性友人，绰号是大男生，头发剃得很短，戴链状皮带。她们饲养的马匹到处得奖。山德斯夫人头脑精明，充满智慧，生性节俭，是意大利人喜欢的类型，而此地散居山丘上历经风霜的英国人寥寥无几，值得认识的她全认识了。她上门佯装购买火腿，约莫一个月前，真正目的是冲着小学生而来。是真的吗？她问：“杰里·威斯特贝先生，住在村子里？身材高大，头发灰白，运动员体格，精力充沛，贵族阶级，生性害羞？”她父亲官拜将军，驻英国时认识其家人，她说两人曾在英国乡下毗邻而居一段时间，小学生的父亲与她父亲。山德斯夫人考虑前去拜访他：小学生的状况如何？邮局局长喃喃说出孤女的事，山德斯夫人却不以为忤：

“噢，威斯特贝家族的人哪，女人是一直换个不停的。”她大笑说，然后转身准备离去。

邮局局长无言以对，请她留下来，一连串问题如雨滴打在山德斯夫人身上。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年轻时做过什么？山德斯夫人说，他当过记者，并说出她所知的威斯特贝家族背景：父亲性喜招摇，如儿子一般也有一头金发，养了几匹竞赛用马，去世前不久，山德斯夫人曾再次见他一面，仍是汉子一条。他与儿子一样，从来不得安宁：女人与房屋，不断更换，老是对人大声咆哮，不是骂儿子就是骂马路对面的某人。邮局局长追问得更加急切。小学生本人呢？他本身是否有过大成就？这个嘛，他肯定是在大报工作过，可以这样说，山德斯夫人说，笑颜绽放得神秘兮兮。

“一般而言，英国人不习惯给予记者阁下头衔。”她解释。她说话时用语古典，具罗马人风格。

但是邮局局长想知道更多，比更多还多。他的写作，他的书，写些什么东西嘛。写了那么长！丢掉那么多！废纸满满一篓，收垃圾的人曾告诉她。任何头脑正常的人，夏天绝不会在山丘上生火。处境孤立人士爱憎分明，贝思·山德斯很了解，知道这些人身处不毛之地时，必须将智力锁定在琐碎的事务上。所以她尽量，她真的尽量想了解。他呀，肯定是经常旅行，没有间断，她边说边走回柜台，放下包裹好的火腿。当然了，现在的新闻工作者全需四处旅行，早餐在伦敦吃，午餐在罗马吃，晚餐在德里吃，不过以威斯特贝先生奔波的程度来看，甚至显得出奇忙碌。所以也许他写的是旅游书，她大胆假设。

然而，他究竟为何旅行？邮局局长追问不休，因为出游必有目的：为什么？

报道战争嘛，山德斯夫人耐心回答：报道战争、流行病，以及饥荒。“毕竟除了报道人生的痛苦之外，现在的记者还能干什么？”

邮局局长聪明地摇摇头，所有感官专注于这条线索：他父亲是喜欢大吼的金发富翁骑师，他则疯狂热爱旅游，曾为大报撰写文章！他有特定区域吗？她问，在上帝创造的地球上，他可有专精的地区？他多半待在东方，山德斯夫人回想一阵后说。他到处都去过，但有一种英国人只认东方为家。难怪他会搬来意大利。有些男人少晒了太阳会变笨。

有些女人也一样，邮局局长尖声说，两人因此开怀大笑。

啊，东方，邮局局长说，以悲情的姿态微微偏头——战争一场接一场，为何教宗不下令禁止？史蒂凡诺大妈不停在这话题上唠叨，这时山德斯夫人似乎记起某件事。她先是淡淡微笑，越笑越明显。邮局局长边看着她边想，那是遭放逐者的微笑：她的笑容有如水手回想起大海。

“他以前常拖着一大包书到处跑，”她说，“我们以前都说，他是到大房子去偷书。”

“现在还是啊！”邮局局长惊呼，并说明贵多曾在贵妇森林撞见过小学生，看见他坐在圆木上看书。

“我相信他是有成为小说家的想法，”山德斯夫人接着说，同样以悠悠回想的口吻说，“我记得他父亲告诉过我们。他发起了脾气，好吓人。在房子里到处大吼。”

“小学生吗？小学生发脾气了？”史蒂凡诺大妈惊声问，口气变得相当无法置信。

“不对不对。是他父亲。”山德斯夫人大笑起来。她解释，在英国社会阶层中，小说家的地位甚至低于记者。“他还画画不？”

“画画？他也作画啊？”

山德斯夫人说，他试过，但父亲连作画也禁止。她说，画家是所有生物中最低贱的一种，说着再度笑起来：只有功成名就的画家才稍微能令人忍受。

身受连番轰炸过后不久，铁匠宣称看见杰里与孤女出现在山德斯夫人的养马场。这位铁匠曾是孤女一度投掷水瓶的标靶。杰里与孤女一星期出现两次，后来增为三次，也曾留下来用餐。铁匠还说，小学生在马匹身上展现极高的天赋，以与生俱来的理解力骑乘牵引，连最野的马儿也乖乖就范。铁匠说，孤女并未加入。她与大男生坐在阴影中，不是阅读着书包里的书本，就是以嫉妒、不眨不闭的双眼盯着看；现在村人全知道了，她是在等监护人死去。而今天电报来了！

杰里大老远就看见史蒂凡诺大妈。他有直觉，内心有一部分从未停止提高警觉：一个跛行的黑色身影奋勇向前，如瘸腿甲虫登上土路，进出西洋杉如直尺刻印般的阴影，走上滑头法朗寇家橄榄园的干枯渠道，进入他所谓自己的意大利小天地，共两百平方公尺。有心运动时，他在凉爽的夜晚可以打击绑在柱子上的网球，球已打得斑驳，场地够大。他很早就看见史蒂凡诺大妈手中的蓝色信封，甚至听见她的哇啦叫声，听来音调扭曲，与山谷其他声响一同传来——有兰美达机车，也有电动锯床。在没有停止打字的情况下，他第一个动作是朝屋内偷瞄一眼，确定女孩关上了厨房窗户，以阻止热风与昆虫入侵。随后，如邮局局长事后描述，他快速走下阶梯迎接，一手端着酒杯，为的是在她过于接近前拦下她。

他慢慢阅读电报，一度，弯腰好让阴影落在电报上，依史蒂凡诺大妈的描述，他的脸色转为严肃，而且内敛，嗓音出现额外的沙哑，一面将丰厚的大手放在她手臂上。

“今晚。”他挤出意大利文来。他带着大妈走回小径。他的意思是，他今晚会回电报。“多谢了，大妈。太好了。非常感谢你。太棒了。”

两人分手时，大妈仍唠叨不休，愿为他提供太阳底下所有服务，出租车，行李搬运工，打电话到机场。而杰里隐约拍拍短裤口袋，摸摸有无大小零钱：他一时忘记了，显然，负责管钱的人是那个女孩。

小学生得知消息后强打起精神，邮局局长向村人报告。很有风度，甚至陪她走了一大段路；很有勇气，因此全世界只有一位女人——而且是懂得英国人的人——能看穿其椎心的哀恸；神志涣散，因此忘了给她小费。或者是，他已学会大富之家极端节俭的做法。

但是，村人问，孤女的言行举止如何？她有没有对着圣母痛哭流涕，假装为他的处境伤心？

“他还没告诉孤女，”邮局局长低声说，一面沉沉回想起当时以眼角余光瞥见她正在重击羊肉，“他还在考虑她的地位。”

村人情绪平静下来，等待夜晚来临，杰里则坐在黄蜂原野里，瞭望大海，将书包绕得团团转，直到绕到极限，再让书包以反方向绕开。

首先是山谷，山谷之上有五座丘陵呈半圆形耸立，丘陵之上是大海，此刻只不过是天空中一块平坦的棕色污渍。他端坐的黄蜂原野是长形台地，由石块支撑，一角有座倾颓的谷仓，可供他们野餐、日光浴，躲开外人眼光。后来，孤女在外晾衣服时发现大黄蜂筑巢，跑进屋里告诉杰里，而杰里想也不想，从油头粉面的法朗寇家抓起一桶水泥，封死蜂巢所有出入口，然后唤她过来，让她欣赏自己的杰作：我的男人，保护得我服服帖帖。在他记忆中，他可清晰看见她：在他身边发抖，双臂抱拢自己身体，凝视刚涂上的水泥，倾听里面惊慌失措的大黄蜂，低声说着：“天啊，天啊。”吓得无法移动。

也许她肯等我吧，他心想。

他记得两人相遇那天的情景。杰里经常对自己诉说这段故事，因为就女人而言，好运在他一生中鲜少出现。好运一旦出现，以他自己的说法是，他喜欢百般玩味。那天是星期四。他照常搭车至市区，希望稍事采购，或者看看新鲜脸孔，暂时离开小说一阵子；或者只是逃离那片单调得令人想嘶声尖叫的空旷景观，他经常认为它宛若监狱，而且是单人隔绝监狱；或者可以理解的是，他也许只想钓个女人。他会在观光旅馆的酒吧闲晃，偶尔能带走一两个。就这样，他坐在市区广场的小餐馆读书，一只玻璃瓶，一盘火腿，几粒橄榄，忽然间他注意到这位皮包骨、四肢修长的儿童，一头红发，脸色阴郁，棕色服装有如修道院长袍，背着地毯布料缝制的肩袋。

“没背吉他，看起来像没穿衣服。”他心想。

朦胧之间，这女孩让他联想起女儿猫咪，是凯瑟琳的昵称，然而这种联想极为朦胧，因为他已有十年未见猫咪。十年前他第一场婚姻告吹。究竟为何十年没见一面，此时他甚至说不出所以然。在父女分居最初的不适应状态中，一种无所适从的骑士精神告诉他，猫咪还是忘记他比较好。“最好是把我从她心上涂掉，才能全心适应新家庭。”她母亲再嫁后，这种克己的感觉似乎变得更加强烈。然而，有时他思念女儿情切。这女孩吸引他注意后，一直无法令他释怀，最主要的原因在此。猫咪是否以这副德性流浪，孤苦无依，满身倦意？猫咪脸上雀斑是否仍在，下巴是否仍如圆石？后来女孩告诉他，她翻墙逃家。她在佛罗伦萨找到女管家的工作，服务的家庭富裕，女主人忙着与多位情夫周旋，无暇照顾子女，而丈夫却有很多时间可以照顾女管家。她尽可能搜刮屋内现金潜逃，如今沦落至此：没有行李，对方又报了警，她用尽最后一张揉烂的钞票，在堕入万劫不复之境前购买最后一道正餐。

当天广场上并没有太多漂亮的表现——向来都没有——等到她坐下，几乎全镇每位四肢康健的男子都上前致意，从服务生以上，对她殷勤说着“漂亮小姐”以及更粗俗的话，杰里虽无法百分之百听懂，众人听了却哈哈大笑，寻她开心。后来有人对她胸部伸出好色之手，杰里一看立刻起身走向她的餐桌。他并非大英雄，私下对自己的看法正好相反，但此时他考虑到很多事物，她的处境很有可能是猫咪的遭遇，被人逼入墙角。因此他允许自己动怒。瘦小的服务生这时打算抓住她，高大的服务生在一旁鼓掌赞扬他的胆量，杰里左右两掌拍在大小服务生的肩头，以不流利的意大利语解释，却也解释得相当合理，要他们停止胡闹，让漂亮小姐安静用餐——否则别怪他扭断两人油腻腻的小颈子。酒吧的气氛至此变差，小服务生竟想大干一场，一手不断伸向后口袋，向下拉夹克，后来再看杰里最后一眼，总算打消念头。杰里丢了一些钱在桌上，帮她拾起肩袋，走回座位收拾自己的书包，牵起她的手臂，几乎将她举离地面，带她走过广场来到阿波罗商店。

“你是英国人吗？”她边走边问。

“从骨子到心脏，从头到尾。”杰里怒气冲冲地闷哼后，首度见到她的笑容。这抹微笑的确值得努力博取：骨感的小脸蛋绽开，如满面污泥的顽童一般。

随后杰里的怒气消解几分，心情开始平静下来，开始稍微编故事，因为数周来漫无焦点，现在自然而然应该努力取悦客人才对。他解释，他是退休记者，目前正在创作小说，是他首度尝试，等于是搔多年之痒。他也说，有个报社付了一大笔资遣费。说来也好笑，因为他一辈子都“资”质“浅”薄。

“有点类似所谓重金资遣。”他说。他挪一小部分买房子，流浪一阵子，如今宝贵的重金已所剩无几。她二度展露笑颜。受到了鼓舞，他开始论及创作生活的孤寂：“可是，天啊，我真想，真的想写出心中所有东西，那种辛苦是没有人能体会到……”

“有妻子吗？”她打断杰里的话。杰里一时假定她已融入创作小说的艰辛。接着杰里见到她以怀疑的眼神等候回音，所以谨慎地回复：“活着的，没有。”仿佛将妻子视为火山，而在杰里过往的世界中，妻子确为火山。午餐后，两人略带醉意漫步穿越空旷的广场，烈日直接鞭打在身上，这时她宣布了意图。

“我拥有的一切都在这袋子里，懂了吗？”她问。她指的是肩袋，以地毯布料缝制的袋子。“我打算维持现状，所以不准任何人给我背不动的东西。懂了吗？”

两人走到他的公车站，她也跟着等车，公交车来了，她跟在杰里身后上车，让杰里帮她买票。抵达村子后，她也下车，陪他登上小山，杰里背的是书包，女孩背的是肩袋，当时情况就是如此。三天下来，白天多数时间与晚上，她都在睡觉，到了第四天夜晚，她过来找杰里。杰里没料到她有此举动，事先已将卧房门上锁；他对门窗格外留心，特别是晚上。因此她不得不猛敲卧房门大喊：“看在老天的分上，我想上你该死的小床啦！”之后他才开门。

“绝对不能对我撒谎。”她一面警告，一面手忙脚乱上床，仿佛两人正享用宿舍大餐，“别讲话，别撒谎。懂了吗？”

以女友的身份而言，她轻如蝴蝶，他记得她简直像是中国人。轻盈无重量，一刻不歇息，了无庇护到使他倾心欲绝。萤火虫群起飞舞时，他俩跪坐在靠窗椅上欣赏，杰里心里想到的是东方。尖锐的蝉声与钝沉的蛙鸣此起彼落，萤火虫的光芒绕着中央一潭黑影闪躲回避，两人如此裸体跪坐一个小时，甚至更久，观赏，聆听，发热的月亮则缓缓坠入山顶之下。这些场合，两人从未开口，也未曾达成任何他能察觉到的结论。然而他自此不再锁门。

音乐与敲打声已停止，但教堂钟声响起，他猜是晚祷时间。山谷绝称不上安静，然而受到露水影响，钟声更显沉重。他信步走向绑有网球的铁柱，将绳子拉开，然后以旧羊皮靴踢着底部的青草，回想起她每打一下，轻巧的身体随之飞舞，僧袍也跟着飘荡。

“监护人可不得了，”他们对他说过，“监护人表示非回去不可。”他们说过。杰里陷入长时间的思考，再度向下凝视青色平原，望向那条路——全无譬喻之意——那条宛如运河般微微发亮、直通市区与机场的路。

杰里自认称不上是喜欢思考的人。童年不断聆听父亲破口咆哮的他，自幼就体会到大想法与大话的价值。他心想，也许他与这女孩最初的交集就是这一点。她强调的正是：“别给我背不动的东西。”

也许会。也许不会。她会看上别人。女人都一样。

时候到了，他心想。钱没了，小说胎死腹中，女友太年轻。得了吧。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该做什么？

是时候了！她该去寻找年轻小伙子，而非与老头子穷耗年华。该让流浪成癖的心蠢蠢欲动。拔营。摇醒骆驼。上路。上帝知道，杰里从前也做过一两次。搭起旧帐篷，停留片刻，继续上路；抱歉了，伙计。

这是命令，他告诉自己。不准理性看待。哨子一吹，子弟准备整队。不准再争辩。监护人。

奇妙的是，他早有感觉，与以往并无二致，他心想，目光仍凝望模糊的平原。不是那种严重的不祥预感或者类似的鬼话；是的，就只是一种时间感。时间到了。一种季节感。尽管如此，陡升的欢欣雀跃感被取而代之，席卷全身的是一种懒散颓唐。他突然感觉太累、太胖、太昏昏欲睡，无法再移动一步。他大可就地躺平，在他站立之处。他大可睡在粗草地上，直到她唤醒他，或直到黑暗来临。

瞎扯，他告诉自己。根本是瞎扯。他从口袋取出电报，精力充沛地阔步走进房里，呼唤她的名字：

“嘿，伙计！朋友！你躲在哪里？有坏消息了。”他将电报递给她，“世界末日。”他说完走向窗前，而不是站着看她阅读电报。

他等到听见纸张飘落桌上的声响，然后转身，因为没有其他东西落下。她不发一语，只是将双手插进胳肢窝，有时候她的肢体语言震耳欲聋。杰里发现她手指盲目地插动，极力想扣上什么。

“不如到贝思家住一阵子吧？”他建议，“老贝思会很乐意招待你的。她很看重你。你肯待多久，贝思就会让你待下去。”

她双臂仍交缠在胸前，直到杰里下山发电报。杰里回家时，她已为他取出西装，那件被村人嘲笑的蓝色西装——她称之为囚衣——然而她不住地颤抖，脸孔转白，显露病容，一如旁观他对付大黄蜂时的神态。他作势想亲吻她时，她冰冷如大理石，因此他不再骚扰她。晚上两人共枕，比单独就寝的感觉更差。

史蒂凡诺大妈于午餐时间宣布新闻，上气不接下气。小学生阁下已经走了，她说。他穿了那件西装。他提了一个手提包、打字机以及书包。法朗寇开面包车带他到机场。孤女也跟去送行，但只到高速公路交流道即下车。下车时，她连一声再见也没说，只是坐在马路边。垃圾就是垃圾。让她下车后，小学生有一段时间沉默不语，心事重重，几乎没注意到法朗寇问得巧妙而尖锐的问题，径自频频拨弄黄褐色的额发——山德斯称为灰白发。抵达机场后，距离起飞时间尚有一小时，为消磨时间，两人合饮一瓶酒，玩了一局多米诺骨牌戏，但当法朗寇索车费狮子大开口时，小学生露出不太寻常的严厉表情，讨价还价的姿态有如正牌大富翁。

她说，是法朗寇告诉她的，他是知音好友。法朗寇，被人中伤成是同性恋。每次有人说法朗寇坏话，难道她没有挺身辩护吗？优雅的法朗寇，她那智障的父亲。两人是曾有分歧没错——谁没有过分歧？——如果村人有办法，请他们从整个山谷挑出一个比法朗寇更正直、勤勉、优雅、衣着更得体的男人。法朗寇，她的友人与情人！

小学生回去继承遗产了，她说。

3　乔治的爱马

肌肉发达的外交部才子罗迪·马丁台尔说，惟有乔治·史迈利才肯自愿挑起遇难船船长这种差事。他又说，惟有史迈利才肯痛上加痛，偏偏选上这个时机抛下偶尔脱轨的美娇娘。

第一眼看见乔治·史迈利，甚至再看一眼，都看不出他是做出上述两种事的人，马丁台尔立刻点出。他身材矮胖，有些小地方优柔寡断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他生性害羞，因此令他时而显得自大，在马丁台尔这类招摇狂妄的人士眼中，他的谦逊简直可视为耻辱。此外他也有近视的毛病；此地刚受重创后的那段时日里，如果看见他佩戴圆形眼镜，身穿公务员制服，细瘦寡言的彼得·吉勒姆随侍在侧，于白厅丛林的湿软小径上如履薄冰地前进，或是看见他在如今归他执掌的圆场里，身处五楼凌乱的“觐见室”（那里活像爱德华国王的陵墓），日夜埋首文书堆中，那么旁人恐怕会误认为“地鼠”之称号非他莫属，而非已故的俄国间谍海顿。日夜在如洞穴般、半荒废的大楼加班，他的眼袋转为淤青，笑容也罕见，然而他绝非天性不苟言笑；现在有时连从座位上起身都让他气喘不已。挺身直立时他会稍停，嘴巴微张，以摩擦音发出小小的一声“啊”，然后才继续动作。他的另一项招牌动作是以领带宽的一头擦拭眼镜，使他的脸孔赤裸得令人局促不安，令一名极为资深的秘书——术语是“妈妈”——不只一次险些按捺不住（而这种冲动，若看在心理医师眼里，必定小题大做一番），几乎想冲向前去，为他挡这批他似乎决心达成的艰难任务。

“乔治·史迈利不只是在清理马厩。”同一位罗迪·马丁台尔评论。他在加里克俱乐部的午餐桌前发言。“他还把爱马赶上山去，吆喝着‘左转，左转’。”

其余谣传，对他的辛劳就不那么尊重了。支持这些谣传的部门，主要是想竞标拿下此一摇摇欲坠的单位。

“乔治正仰赖过去的名声过日子，”情况持续数月后他们说，“逮到比尔·海顿只是侥幸。”

再怎么说，他们表示，逮住海顿是多亏美国密告，绝非乔治的功劳；功劳应归美国表亲，不过美国很有技巧地保留下来。不对不对，另有人说，功劳应归荷兰人。是荷兰人破解莫斯科中心的密码，通过关系传递过来，问罗迪·马丁台尔便知。当然是马丁台尔了，毕竟他是圆场专业散播误导信息的人。如此各方你来我往传言不断，对此似乎一无所知的史迈利保持沉默，却休了娇妻。

众人几乎不敢置信。

众人大感震惊。

一生从未爱过任何女子的马丁台尔，特别有受到侮辱的感觉。他在俱乐部里大肆张扬了一下。

“未免太厚颜无耻了吧！他出身卑微，太太有一半的索坜（Sawley）血统呢！未免太条件反射了吧。根本残酷得像条件反射动作。老婆犯的小过错完全正常，他也忍了好几年——各位听好，是他逼得老婆不得不犯错的——结果这个矮子做了什么好事？回头过来反咬她一口，学拿破仑狠心踢得她满地找牙！简直是丑事一桩。告诉各位，这是丑事一桩。我这人一向宽大为怀，自认不是没见过世面，不过史迈利的做法太过分了。的确很过分。”

马丁台尔总算说对了，说多了偶尔难免正中红心。事实摆在眼前，人人都看得到。海顿死后，往事也一笔勾销，史迈利夫妇抛弃分歧，套套虚礼，破镜重圆后迁回切尔西区贝瓦特街上的小房子。夫妻甚至尝试打入交际场合。两人应邀赴宴，自己也宴请宾客，场面符合乔治的新头衔；美国表亲，一两名国会大臣，以及各式各样的白厅老大，全都应邀前来，尽兴而归。甚至有数周时间，他们以略具异国风情的夫妻档姿态，出入较高层官僚圈。后来一夕之间，乔治·史迈利离开妻子的视线，在圆场觐见室后方简陋的阁楼过夜，无疑令她很不是滋味。转眼间，圆场的阴郁气氛似乎逐渐融入他的脸孔，如同灰尘蒙上了囚犯的五官一般。反观在切尔西独守空楼的安恩·史迈利，对弃妇的角色极不适应，内心极难接受。

全心奉献，知情者说。如和尚般禁欲。乔治是圣人。以他这种年龄更难能可贵。

胡说，马丁台尔派人士反驳。全心奉献，对象是什么？那栋枯燥无味的红砖怪物里，还留有什么东西需以自焚之举来解救？就算是在卑劣的白厅，或是，上帝救救我们，就算是在卑劣的英国，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如此倾心奉献？

工作，知情者说。

什么工作？这些自认圆场观察家的人士以假音抗议，一面效法蛇发女妖四处散布片段零碎的所见所闻。裁撤了四分之三的部属，仅留几个帮他泡茶的老太婆，情报网还被炸成碎片，他又有什么工作好做？他的海外驻地情报官，他的爬虫基金4，皆遭财政部冻结——他们指的是他的业务账户——白厅与华府却找不到能称兄道弟的朋友。除非你把拉康也算做他的朋友，那个内阁里走路像跳舞的假道学，一让他抓到机会，总是决心为乔治赴汤蹈火。拉康自然愿为他两肋插刀了，否则他还剩什么？圆场是拉康的权力基地。圆场没了，他等于是——其实老早就是了——阉鸡一只。拉康自然而然会嚷几句战斗口号。

“真是丑事一桩。”马丁台尔气鼓鼓地宣布，一面切开熏鳗与牛排加腰子，配上招牌红酒，一瓶得再多花二十便士，“我敢逢人就说。”

在白厅的村人与托斯卡尼的村人之间，有时候可供选择的事物少得惊人。

时光无法扼杀风言风语。相反的，谣言以倍数成长，从他的孤立大做文章，称之为钻牛角尖。

有人记得，比尔·海顿过去不仅是乔治·史迈利的同事，也是乔治之妻的亲戚，此外还另有关系。他们说，史迈利对海顿的怒气，并未随海顿之死而散尽：他肯定是踩着海顿的坟墓跳舞。举例而言，对海顿神话似的角楼办公室进行清理工作时，乔治亲自监督——这房间俯视查令十字路，他也亲自监督摧毁最后蛛丝马迹的工作，从他随手乱挥的油画，到办公桌抽屉内遗留的零碎什物，一项也不放过。就连办公桌本身，他也命令锯开焚毁。办公桌销毁后，他们坚称，乔治唤来圆场工人拆掉分隔墙。不骗你，马丁台尔说。

或者，举另一例子来说，坦白说是最令人不知所措的一个，乔治肮脏的觐见室里，墙上挂了一幅照片，从外表判断是护照相片，却放大到远超过自然尺寸，因此颗粒显得粗大，有人认为具有鬼魅之感。财政部的一个男生参加临时会议，讨论的是取消情报活动银行账号事宜，曾目睹那幅照片。

“对了，那相片是老总吧？”他问彼得·吉勒姆，性质仅止于社交闲聊。问题背后全无恶意。问一问，总没关系吧？老总的姓名仍不为人知，是此地的传奇。整整三十年，史迈利拜他为向导兼师父。他们说，史迈利其实还亲手埋葬他，因为最高机密人士如同最富阶级，往往死后不举行告别式。

“不对，才不是老总呢。”侍酒臣吉勒姆反驳，以他特有的唐突、目空一切的口吻说，“是卡拉。”

卡拉在他们国内扮演什么角色？

小弟，卡拉是当初吸收比尔·海顿的苏联项目官员，吸收后由他负责指挥：“别的不说，他这人是截然不同的传奇人物，”马丁台尔说，嗓音震颤，“看来报仇雪恨的意味浓厚。我在想，再幼稚还能幼稚到什么程度？”

即使是拉康也对那幅照片颇有微词。

“乔治，说真的，那照片干吗挂上去？”他以惯用的班长口气大胆质问。有天晚上他离开内阁府回家途中顺道拜访史迈利。“我想知道的是，他对你有何意义？你有没有想过？难道不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吗？凯旋而归的敌人？我本以为那相片会打击你的士气，高高在上对着你神气活现的。”

“这个嘛，比尔已经死了。”史迈利说。他有时以这种省略的语法提示个人论点，而非直接提出论点本身。

“你的意思是，而卡拉还活着喽？”拉康回应，“你宁可拥有活的敌人，舍弃死掉的敌人？是不是这个意思？”

然而，乔治·史迈利面对质问时，偶尔会习惯性地置若罔闻；同事说，甚至他有时让问题显得格调太低。

此时发生一事件，为白厅闲聊场合增添丰富题材，与所谓的“雪貂”有关。雪貂是电子仪器扫荡专家。记忆所及，任何地方都不曾发生过更严重的偏心事件。马丁台尔说，我的天啊，那些地下工作者有时候脸皮真厚！马丁台尔苦等一年，希望有人来检查他的办公室，寄出申诉函给副部长。亲笔写。由收件人亲手拆封。国防部的拜把兄弟也寄出，财政部的汉姆也差点寄出，不过汉姆不是忘了寄，就是在最后关头心里觉得不妥。这不是优先级的问题，丝毫无关。甚至也谈不上是原则问题。牵涉其中的是金钱。公家钱财。在乔治坚持下，财政部早已在圆场半数地方重新装上线路。显然乔治对窃听的疑心病永无止境。另外，雪貂部门人手短缺，由于工时不合理，曾传出劳资纠纷——从任何角度都可谈个没完！整件事说来令人气结。

然而，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个中细节，马丁台尔修剪整齐的指端唾手可得。乔治于某周四去找拉康——那天不明热浪突然来袭，你记得吧，大家差不多全热趴下了，甚至在俱乐部亦然。到了星期六——星期六哪，想想看，加班！——野兽群聚圆场，鼓噪声惹恼了邻居，将这个地方闹得天翻地覆。自从史迈利让那女的回国后，就不曾出现过更明目张胆的偏心举动。他们准许史迈利重新聘雇那个蓬头垢面的俄国老研究员沙赫斯，康妮·沙赫斯，牛津教授，背离一切理性，乱叫一通妈妈。

马丁台尔私底下煞费苦心（或者该说，他“尽可能”保持私下运作），调查雪貂是否有所发现，却无功而返。在间谍世界中，信息就是金钱，而至少就此金科玉律而言，尽管罗迪·马丁台尔或许不自知，他算得上是乞丐一个，因为此桩内情中的内情，仅有极少数人知晓。没错，史迈利周四确实拜访拉康俯瞰圣詹姆士公园那间木板装潢的房间，而那天就秋季而言确实炎热得颇不寻常。丰沛的日光倾注于雍容华贵的地毯上，点点尘埃宛如热带鱼悠游在光柱中。拉康甚至热得脱下西装外套，只不过领带当然少不了。

“康妮·沙赫斯一直在比对卡拉在类似个案里的笔法。”史迈利大声说。

“笔法？”拉康呼应他的说法，仿佛手写违反规定似的。

“情报手法。卡拉的惯用手法。看来只要可行，他会同步安排地鼠和隔墙耳。”

“乔治，能不能麻烦你以白话文重复一遍？”

史迈利解释，若状况允许，卡拉喜欢在手下情报员活动时安装麦克风，以防万一。虽然大楼内部从未泄露足以破坏他所谓“眼前计划”的秘密，令史迈利感到满意，但其中代表的意义令人于心难安。

拉康也逐渐摸清了史迈利的笔法。

“那份理论听来相当学术化，有无任何佐证？”他边询问边细察史迈利于铅笔上方无表情的五官。他以两手食指顶住铅笔，像直尺一样。

“我们一直在清点自家的音响器材，”史迈利皱眉坦承，“不少局内设备失踪。很多似乎是在一九六六年改装期间消失的。”

拉康静候，希望从他口中套出信息。“海顿是建筑委员会的委员，负责执行此工程。”还好后来又解释了一句。“事实上，他是背后的推手。只不过——要是表亲不巧得知，我认为这绝对是最后一根稻草。”

拉康并不傻，而处于盛怒之下的表亲，人人皆尽量平息其怒火，不惜一切代价希望避免再惹他们生气。若他事前能照自己意思行事，一定会当日要求雪貂出动。星期六是妥协的结果，在没有请教任何人的情况下，他派出整支团队，一行十二人，坐上两辆灰色面包车，外面漆着“害虫扑杀队”。他们将整个地方搞得天翻地覆没错，因而传出角楼办公室遭摧毁这种可笑的传言。他们满腹牢骚，是因为时间正值周末，或许也因此动作粗暴到没有必要的地步：加班费的所得税高得吓人。然而第一次扫荡后，搜出了八只无线电麦克风，个个是圆场自音响库发放的标准公物，他们的心情因而快速逆转。海顿布置麦克风的手法很典型，而拉康亲自检查时也同意上述看法。一只放置于无人使用的办公桌的抽屉，仿佛有人不知情留下，忘记它的存在，只可惜那办公桌碰巧在密码室里。另一只装置于五楼会议室（术语称之为喧闹室），在钢制旧橱柜顶端接收灰尘。另一只带有海顿典型的鉴赏力，嵌在隔壁高级长官洗手间的水槽后面。第二度扫荡将夹层墙包括在内，又找出三只，于建筑工程进行期间植入。属于探测装置，有塑料管将声音送回基地。雪貂将搜出物品如猎物般陈列成行。这些仪器当然已全数失灵，却无疑是由海顿安置，设定为圆场不用的频率。

“我敢说，维修费用也算在财政部头上。”拉康以最具挖苦意味的微笑说，一面把玩铅块。这些铅块原本用来将探测麦克风连接在交流电源上。“至少在乔治重新改装这地方的线路之前是如此。我非告诉汉姆兄不可。他一听准会跳起来的。”

汉姆是韦尔斯人（因此别号韦尔斯榔头），是拉康最持久的死对头。

依拉康的建议，史迈利现在装潢出设备简陋的剧场。他命令雪貂重新启动会议室的无线电麦克风，并修正圆场硕果仅存的几辆跟监车其中一辆的接收器。随后他邀请三位最不服从的白厅办事员，包括韦尔斯榔头在内，在大楼周遭半径半英里内开车，收听事先撰写台词的对话——由史迈利两名身份隐秘的帮手坐在喧闹室里念出来。车里一字不漏全听得到，连一个音节都逃不掉。

之后史迈利亲自要求他们发誓绝对保密，而且为保险起见，请管理组人员快速拟出保证书，逼他们签名，令他们心生畏惧。彼得·吉勒姆认为如此他们能噤声大约一个月。

“如果下雨的话，时间更短。”他说，语带挖苦。

然而，如果说马丁台尔与白厅边境的同事生活在史前时代，对史迈利天地的实情懵懂未知，史迈利身边人士对他也同感疏离。越靠近他，圆场变得越小，早期仅有宝贵的少数人得以进入核心。史迈利进入圆场暗褐色的门口时，门口有神态机警的工友管理临时路障，但他并未削减习惯上的隐私性。连续数日数夜，通往他小办公套房的门保持紧闭状态，与他共处的人只有彼得·吉勒姆，以及名为法恩的黑眼珠总管四处走动。在对海顿引蛇出洞期间，法恩与吉勒姆共同担下为史迈利看家的任务。有时史迈利只点个头，就从后门溜走，带着整洁小巧的法恩出去，留下吉勒姆应付来电，一有紧急状况时通知他。妈妈认为他的举止有如老总生前最后几天。老总为了海顿而死于工作岗位，心碎而死。在这个封闭社会的有机程序中，又添了一个新术语。卸下海顿的面具，以新术语而言是“堕落”。圆场历史也因而分成“堕落前”与“堕落后”。以史迈利的活动来说，大楼实体上的“堕落”，包含遣散四分之三人员，包含雪貂造访后斑驳狼藉的环境，带给人一种废墟的沉重感，而士气低落的时刻，对不得不咬牙隐忍的人而言，这种废墟感变成具有象征意味。雪貂不负责组合还原他们所破坏的东西；而他们或许也感觉到，卡拉的行径亦可印证同一道理，他蒙尘的五官被行踪飘忽的圆场首长钉在墙上，继续从简朴刻苦的觐见室阴影中冷眼俯视着所有人。

员工们所知不多，却足以令人心寒。举例来说，人事这种例行事务都令人望而却步。史迈利大笔一挥，开除了部属，命令摧毁外国驻地；驻扎香港的塔夫蒂·西辛格即为一例，只不过由于香港距离反苏联环境甚远，因此是最后解散的一批。他们与史迈利一样，深感难以信任白厅，他们听说史迈利在那里与人发生诡异而激烈的争论，讨论的是遣散与重新安置的条件。有些个案——香港的塔夫蒂·西辛格又是最容易随手拈来的例子——比尔·海顿刻意过度提拔已过气情报官，而这些人应该不会主动为个人要求——是应该依照本身价值遣散，或是以海顿恶意灌水过的数目来打发他们？也有些个案，是海顿为求自保而捏造理由加以开除。这些个案是否应得全额退休金？是否得以申请复职？摸不清状况的年轻部长，选举过后初尝权力滋味，作出大胆而矛盾的裁决；结果相当令人伤感，大批希望落空的圆场外勤情报官冒出来，男女皆有，纷纷求见史迈利，因此他命令管理组人员，有鉴于保密第一，或许也为求美观起见，不准这些归国情报官踏进总部大楼一步。史迈利也不容许死刑定谳者与暂缓行刑者之间进行接触。在上述规定下，财政部的韦尔斯榔头也满心不情愿提供支持，管理组人员于布鲁斯贝利一处出租民房设立临时接待所，以语言学校之名避人耳目（“抱歉，登门拜访者请事先预约”），以四名按件计酬的情报官负责运作。这群人无可避免地成为布鲁斯贝利集团，据说有时史迈利会抽出一个钟头左右，主动溜过来，差不多以赴医院探病的姿态，对这些多半陌生的脸孔表达慰问之意。有时候，视心情而定，他会全然沉默不语，宁愿在满是灰尘的面谈室角落站岗，不多作解释，杵立如佛像。

他有何动机？他究竟在寻找什么？如果根源是愤怒，这种愤怒是当时所有人的共同点，大可在一天漫长工作结束后，共聚在有屋椽的喧闹室，玩笑闲聊；但如果有人说溜了嘴，不慎说出卡拉或其地鼠海顿的名字，一群寂静天使便会降临，就连莫斯科观察家，狡猾的老康妮·沙赫斯，也无法赶走。

更令史迈利部属动容的是，他努力从废墟抢救出情报网。海顿遭逮捕后不到一天，圆场位于苏联与东欧九个情报网悉数关闭。无线电连接戛然而止，信差线路枯竭。绝对有理由判定的是，假使其中尚存圆场掌握的情报员，一夕之间肯定全被收拾干净。然而史迈利坚决反对如此简单的推论，也拒绝承认卡拉与莫斯科中心的效率无懈可击，或做法干净利落，或合乎逻辑。他叨扰拉康，他叨扰表亲位于葛若斯芬诺广场的大型别馆，坚持继续监听情报员的无线电频率。尽管外交部强烈抗议——仍由罗迪·马丁台尔站在最前线——史迈利请BBC的海外单位公布零锁码的信息，若有幸存的情报员收听到，而且懂得代号，必须立刻跳船求生。接着渐渐的，让他们大感讶异的是，传回来了生命微微振动的迹象，宛若另一行星捎来的难解信息。

首先是表亲传回报告。代表人物是豪爽得令人起疑心的分部主任马铁娄，由葛若斯芬诺广场通报，两名英国情报员，男女各一名，正经由美国逃生线安排至黑海的老度假胜地索契，当地安排了一艘小船，随时待命，进行马铁娄的哑巴手下坚称的“外渡任务”。依马铁娄的描述，他指的是楚拉耶夫夫妇，是涵盖格鲁吉亚与乌克兰的“沉思”情报网之首脑。史迈利不等财政部批准，径自让已退休的罗埃·布兰德复职。这人虎背熊腰，是马克思时代的方言研究员，客串外勤情报员一段时间，是“沉思”情报网的个案主办官。布兰德在圆场“堕落”时跌得很惨。史迈利托他代管两条俄国走狗——德·西尔斯基与卡斯珀。两者也已呈退休状态，也是海顿从前的手下。史迈利要他们组成迎接小组待命。他们仍坐在RAF运输机上时消息传来，逃亡中的两人离开港口时遭击毙。外渡任务失败，表亲说。马铁娄为了表示同情，亲自致电史迈利通报消息。马铁娄为人亲切，独具个人风格，也与史迈利一样作风老派。时间是晚上，雨势滂沱。

“乔治，你可别太在意，”他以慈祥的口吻警告，“听到了没？人员有外勤内勤之分，两者之间的分别要靠你我维持，否则我们全部人非发疯不行。没办法为了每个人下海。这是领导管理的要领。你可别忘记了。”

史迈利接听上述电话时，彼得·吉勒姆正站在他身旁。吉勒姆事后发誓，史迈利并无特别反应，而吉勒姆对他了如指掌。尽管如此，十分钟后，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他已不见踪影，宽大的防水衣也从挂钩上失踪。他于破晓后返回，浑身湿透，防水衣仍挂在手臂上。换装完毕后，他重回办公桌，但当吉勒姆端着茶水踮着脚尖不招自来时，发现令他感到尴尬的事：主子僵直身体，坐在德国诗集的大部头古书前，双拳各握书本左右，默默哭泣着。

布兰德、卡斯珀与德·西尔斯基央求复职。他们指出，小个子匈牙利人托比·伊斯特哈斯不知何故重返岗位，因而要求照此办理，可惜徒劳无功。他们被搁置一旁，从此不提起。对不义之人，施以不义之举。虽然沾上污点，他们或许仍派得上用场，但史迈利不愿再听见他们的姓名；当时不愿听，后来也不愿听，永远都不愿听。圆场刚“堕落”后这段期间，士气陷入最低潮。有人认真相信——圆场内外都有这样的人——英国情报组织的心跳，他们已经听见最后一声。

大灾难过后几天，命运之神碰巧眷顾史迈利，带给他小小的安慰。在华沙，在光天化日之下，逃跑中的圆场某主要干员收听到BBC的讯号后，直接步入英国大使馆。多亏拉康与史迈利不顾马丁台尔反对，多方积极游说，当晚他经过安排伪装为外交信差，飞回伦敦。但由于史迈利不相信他的说法，便将他转交圆场加以讯问。圆场审问组由于缺乏虐待的对象，差点要了他的命，但随后宣布他没问题。经过安排，他在澳大利亚落脚。

接下来，新官上任的史迈利，被迫对圆场于国内遭暴露身份的分站作出判决。他的直觉反应是砍掉下列的一切：如今了无安全感的安全联络站；传统上传授知识、训练情报员与新手的沙拉特育成所；位于哈洛、尚处试验阶段的音响实验室；苏格兰阿盖尔郡的化学训练所；坎特伯利的无线电传输基地；以及赫佛德河口的水事学校——其中过气的水手仍练习小型船只航海术，犹如进行某种失传宗教的仪式。他甚至愿处理掉位于巴斯的解码总部。

“全砍掉算了。”他前去造访拉康时这么说。

“然后呢？”拉康询问。他对史迈利一头热感到不解。自从索契任务功败垂成后，一头热的情况更为明显。

“重新开始。”

“原来如此。”拉康说。而他的意思当然是，我不懂。拉康眼前堆了一叠财政部送来的数据，一面听史迈利讲话一面研究着。

“沙拉特育成所，竟然归类在军事预算里，原因是什么，我搞不懂，”他边回想边自言自语，“一点也没有用到你的地下基金。哈洛的支出由外交部负责——我敢确定外交部老早忘记了这点——阿盖尔郡的化学训练所归国防部照顾，而国防部极可能不知道有这个机构存在。邮政局涵盖了坎特伯利，海军照顾赫佛德。巴斯呢，也有幸由外交部基金供养，签名的是马丁台尔，六年前开始隶属，同样也从官方的记忆中渐渐消除。所以无关痛痒吧？”

“全是枯木，”史迈利强调，“只要它们存在一天，我们就没办法取代。沙拉特老早就见阎王爷去了，赫佛德病态百出，阿盖尔是闹剧一场。至于译码团队，过去五年来，他们等于是卡拉的全职员工。”

“卡拉？你指的是莫斯科中心吗？”

“我指的是负责海顿的部门，也负责六七个——”

“你的意思我懂了。不过我倒认为，比较妥当的做法是配合体制的运作。这样一来，可以避免个性不合造成尴尬。毕竟体制的功用在此，不是吗？”拉康以铅笔在办公桌上敲出节奏。最后他终于抬头，以疑问的眼神打量史迈利。“你呀，近来斩草除根得很彻底，乔治。一想到你有机会来我这边的花园，会怎么挥舞你的斧头，我便害怕。那些分站是镀金的股票。现在脱手，以后休想买回来。以后等你重新上轨道时再卖，给自己买个更好的。股价低挡时一定不能卖，你也知道。一定要等到有赚头时才卖。”

史迈利满心不情愿地低头，接受他的建议。

仿佛上述伤透脑筋的事情不够看，某个霪雨绵绵的周一上午，财政部督察指出，圆场的地下基金在“堕落”前五年间，出现账目严重短缺的现象。史迈利被迫私下开庭，硬将已退休的融资处老职员拖回来，老职员掩面痛哭，羞愧地坦承对档案室的一个女孩倾心，被她牵着鼻子走。极度悔恨交加之下，老职员回家后上吊自尽。尽管吉勒姆百般劝阻，史迈利仍执意参加其葬礼。

然而有迹可循的是，从上述惨淡经营的起步点开始，从他上任之初的几周起，乔治·史迈利就打算发起攻击了。

这次攻击发动的基础，首要在于哲学，其次来自理论，到了最后阶段，多亏异乎寻常的赌徒山姆·科林斯戏剧化登场，靠的才是人力。

哲学意味不难理解。史迈利以坚定的语气高声说，情报公司的任务并非官兵捉强盗的游戏，而是将情报交递顾客手中。若无法交递情报，顾客将另寻较不讲求道德原则的卖家，或者更糟糕的是，干脆径自进行半吊子的自助情报活动。如此一来，情报业务必将凋零。他接着说，情报在白厅市场上不见踪影，表示该公司不受青睐。更糟糕的是，除非圆场从事生产，否则无法与表亲以物易物，更无法与其他姐妹公司进行传统的互惠交易。不事生产等于不事交易，不事交易相当于坐以待毙。

阿门，他们说。

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如何产生情报，他的理论——他称之为前提——成为一场非正式会议的主题，地点是喧闹室，时间是史迈利主事后不到两个月，与会人士包括他自己，以及小小的内圈人。这群人就某种程度而言，组成了他的交心密友团队，共有五人：史迈利本人；彼得·吉勒姆，他的随从；体型庞大、衣着飘逸的康妮·沙赫斯，莫斯科观察家；法恩，黑眼珠总管，喜穿黑球鞋，负责掌管俄国风格的茶汤铜壶，发送软圆饼；最后是狄沙理斯博士，绰号疯狂耶稣会教士，是圆场的首席中国观察家。爱说笑的人表示，上帝造好了康妮·沙赫斯后需要休息，所以用剩余原料造出狄沙理斯博士。博士全身补丁又显肮脏，身材矮小，与其说和康妮平起平坐，不如说是她豢养的猿猴。而博士的五官，不骗你，从披散在污秽衣领上如芒的银发，到扭曲潮湿如鸡嘴般四处乱啄的指尖，皆具有一种天生畸形的外貌。假使他出现在插画家庇尔兹利笔下，必定会为他加上链条，画得毛发蓬乱，从康妮庞大的长袍一角四下窥视。然而狄沙理斯是知名东方专家，是学者，也可算是英雄，因为大战期间他有部分时间在中国战场，为上帝与圆场招兵买马，其他时候则被关在樟宜监狱，让日本人从中取乐。以上是史迈利的团队，五人帮。日后五人帮的规模扩展开来，但最初的五人核心班底名声响亮，有幸列名其中的狄沙理斯说：“像手握编号只有个位数的共产党员证。”

史迈利首先检视废墟，花了不少的工夫，如同洗劫市区或清算大批人员那般地煞费时间。他只是驰骋穿越圆场内部每条暗巷，毫不留情地展示海顿以何种手法对苏联主子泄露机密。而史迈利通常能指出确切时间点。他当然具备优势：他亲自讯问海顿，也握有最初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最后让他揪出了海顿。他认得出足迹。尽管如此，他这番演说小露一手破坏性分析的绝活。

“所以说，别抱太大幻想，”他简洁地收尾，“本单位再也不复从前。可能会变得更好，不过会与以往不尽相同。”

他们再度说阿门，以悲哀的心情稍事休息，伸伸双腿。

真奇怪，吉勒姆事后回忆，最初几个月的重大场景，似乎全在夜间进行。喧闹室格局狭长，上方有屋檐，屋顶窗高高在上，只露出橙色夜空与矮林般的生锈无线电天线。天线是战后遗迹，没有人认为拆下来是妥当之举。

众人重新就座后，史迈利说，所谓前提是：海顿对圆场所做的一切破坏之举，无一不是经过他人指挥，指示直接来自卡拉本人。

他的前提是，卡拉在对海顿下令时，暴露出莫斯科中心内情与事实的差距。卡拉命令海顿压下通报至圆场的部分情报，命令他加以降低等级或扭曲，嗤之以鼻，或甚至完全封杀，由此可见卡拉不愿曝光的机密有哪些。

“所以我们可逆向操作，是不是啊，亲爱的？”康妮·沙赫斯喃喃地说。她的理解神速，通常让她遥遥领先同一领域人士。

“没错，康妮。我们正有此打算，”史迈利语气沉重，“我们是可以逆向操作。”他继续演说，让吉勒姆以及其他人比刚才更加迷惘。

史迈利说，巨细靡遗追查海顿的破坏途径——史迈利称为兽迹——殚精竭虑记录海顿选择的档案；重组圆场分站善意搜集的情报，再对照海顿传到白厅市集上给圆场顾客的情报，不放过一丝细节。有必要时，重组的作业会花上痛苦的几个星期。经过以上的努力，方有可能逆向操作——康妮这一词用得正确——才能建立起海顿的始航点，也进而找出卡拉的始航点。

只要采取了正确的逆向操作，机会之门便将在不经意之间敞开，圆场也会在表面上不看好之际站上采取主动的地位，或者以史迈利之言——“积极运作，而非只是被动反应”。

前提的定义，依康妮·沙赫斯事后愉悦地描述，是“另寻黄金法老，由乔治·史迈利提灯，我们这些可怜的小虾米挖掘”。

这个时候，在他们情报活动的眼里，杰里·威斯特贝当然连灵光一闪都称不上。

翌日五人帮进入战斗位置，庞大的康妮矗立一角，又矮又怪的狄沙理斯也占据一角。狄沙理斯以浓浓鼻音、带有贬抑意味的口吻说话，话中具有蛮力：“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至少我们终于知道了。”各人分别带着有气无力的挖掘团队，将数据库一分为二。康妮称呼自己的团队为“我的左翼分子”，负责俄国及其卫星国。狄沙理斯将自己的团队称为“黄祸”，负责中国与第三世界。定位不明、在两者之间的数据，例如针对理论上的盟邦所提出的源头报告，则分发至特别位置，稍后再行评估。两人与史迈利一样，不分日夜加班。福利社在抱怨，工友威胁要罢工，然而逐渐地，掘穴人展现令人敬佩的精力，连助理都感染到，最后大家乖乖闭嘴。双方渐渐开始耍嘴皮谈笑。在康妮的影响下，原本人前鲜少微笑的幕后男孩女孩，忽然学会彼此揶揄对方；在圆场以外的世界里，挚友之间就是以这种用语交谈的。帝国主义沙皇派走狗与专事挑拨的沙文主义斯大林派分子共饮无味咖啡，双方还引以为傲。然而个性绽放得最亮眼的无疑是狄沙理斯，晚上加班时，他会抽空打乒乓球，时间虽短却打得起劲，来者无论是谁，一律迎战，四处蹦跳的姿态有如鳞翅类昆虫学家收集罕见标本。未几，首批成果出炉，带给他们全新冲劲。不到一个月，他们紧张地发出三份报告，限阅条件严苛，结果甚至连抱持怀疑态度的表亲都表示赞同。一个月后，他们发表精装本的总结，标题定得又臭又长：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海对空攻击能力方面苏联情报缺陷之临时报告，马铁娄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表亲基地，报以勉强的掌声，而马铁娄本人也致电喝彩。

“乔治，我早跟那些人讲过了！”他大喊，音量之大，电话线似乎是画蛇添足，“我告诉他们：‘圆场会有成绩的。’他们听进去了没？有才怪！”

此刻的史迈利，有时由吉勒姆陪伴，有时请木讷的法恩看护，亲自摸黑游历，大步走到疲惫半死的状态。他仍无所获，因此继续大步走。白天，他走遍附近郡县以及更远的地点，询问圆场从前的情报官以及已退休的情报员，往往探查至深夜。在基思威克（伦敦一处旧市区），他温顺地坐在廉价旅行社里，与曾官拜波兰装甲部队上校、如今在此担任职员的男子低声交谈，自认瞥见了曙光；无奈希望如海市蜃楼，前进一步，幻影随之消散。来到七橡一家二手无线电商店，一名塞文欧克斯地区捷克人让他重燃希望，可惜他与吉勒姆兼程赶回圆场调阅记录以证实其说法，却发现几名当事人皆已作古，无人能提供进一步信息。他也曾造访纽马基特一处私人养马场，遭受衣着随便、主观强烈的苏格兰人辱骂，令法恩怒发冲冠，几乎动粗。史迈利接替的职位原属阿勒莱恩，而这人是阿勒莱恩的部属。然而回办公室后他调阅了资料，却只是再一次感到希望渺茫。

史迈利在喧闹室勾勒的前提，他深信不疑的最后一点并未说出，就是：海顿自投罗网并非独立个案。最终分析中，导致海顿落网的，并非他的文书作业，并非他出手干涉报告，也非他“遗失”了碍事的记录。落网的关键是海顿惊慌失措。海顿自动自发介入外勤情报行动，该行动对他自身造成威胁，或许也对卡拉另一名情报员造成威胁，事态忽然严重起来，别无选择余地的他，只好不计风险将整件事压下来。这套做法，史迈利渴望发现另外有人重蹈覆辙。而这个问题，正是史迈利与帮手在布鲁斯贝利招待中心讨论的重点。讨论时绝不直言，而是以推理的方式提出：

“外勤服务期间，依你看，你是否记得曾受到不合理的约束，禁止追查某项情报线索？”

回答的人是小巧玲珑的山姆·科林斯。他身穿晚礼服，吸着棕色香烟，修整过的髭须与密西西比纨绔子弟的微笑。史迈利某日召他来密谈。他信步走进来，回答：“现在一想，有，老兄，我记得。”

然而，潜伏在这个问题与山姆的关键回答之后，又是令人敬畏的康妮·沙赫斯小姐，以及她追求俄国黄金的愿望。

而还藏在康妮身后的，一如既往，是永远朦胧的卡拉照片。

“康妮有新发现了，彼得，”她某天深夜拨了内部电话，低声对吉勒姆说，“她有新发现了，人格保证。”

这项发现，绝非她的第一桩，也非第十桩，但她异于常人的本能立刻点醒自己，这是“实实在在的真品，老康妮的话一字不假”。因此吉勒姆转告史迈利，而史迈利锁上档案，清理办公桌，接着说：“好了，让她进来吧。”

康妮体型庞大、跛足、工于心计，父亲是名校教授，姐姐也是名校教授，自己也隶属学术界，资深情报人员以“俄国妈妈”之名称呼她。口传轶事指出，她以黄花闺女姿态初入社会之际，老总以打桥牌为借口吸收她，当晚首相张伯伦还承诺“此生将见和平之日”。海顿在恩师阿勒莱恩的羽翼下掌权，上任后最初也是最精明的举动之一，就是强迫康妮退休，因为康妮对莫斯科中心旁门左道的了解，比她口中多数在里面工作的“落魄野兽”还深，而卡拉的私人地鼠与招募大军一直特别令她见猎心喜。当年的他，并非苏联叛徒，但其简报曾穿过俄国妈妈的风湿手指之间；当年的他也不曾追随卡拉旗下姓名已曝光的猎头人员，不过康妮仍能如数家珍般详述其谍影生涯；研究俄国问题近四十载的岁月，从未有过一丝传言逃过她的耳目，她将信息留在简洁的记忆堆中，待有必要时搜寻活用。老总曾以略带绝望的口吻说，康妮的脑袋有如一只大信封的背面。遭辞退后，她回到牛津，重回恶魔怀抱。史迈利回收她之前，她惟一的消遣是《泰晤士报》的猜字游戏，每天舒舒服服喝上两瓶。然而那一夜，稍具历史意义的那一晚，她拖着庞然身形走过五楼走廊，朝乔治·史迈利的内部办公室前进，身穿干净灰色长袍，涂抹上两道与她原本唇色相近的玫瑰色唇膏，赴会前整天也没喝过比烈性甜薄荷酒更烈的液体——酒臭仍在她身后飘散。众人事后判定，打从第一刻起，她就带有一份随机应变感。她提了一只沉重的塑料购物袋，因为她反对使用真皮。她的巢穴位于楼下，养了一条杂种狗，命名为小跑，是在前一条爱犬死去后懊丧交加之下找来的宠物，如今在她办公桌下哀叫，对象是她盛怒中的同事狄沙理斯。狄沙理斯经常私下猛踹它。心情稍好时，会向康妮细数中国人料理可口香肉的多种煮法，并以此自满。她走过一扇扇爱德华式屋顶窗，外面夏末的骤雨急急落下，结束长期旱象，她认为——她后来告诉大家——这雨就算称不上具有圣经启示的意味，也具有象征性。雨滴打在石板屋顶上，发出小球般的声响，压扁了落在屋顶上的枯叶。在前厅里，妈妈们继续面无表情处理公事，对康妮的朝圣举动见怪不怪，却也不见得欣赏。

“亲爱的，”康妮喃喃说，一面学皇室挥着臃肿的手，“忠心耿耿，真是忠心耿耿啊。”

进入觐见室前必须步下一阶，没有人带路的话，尽管有褪了色的警告标语，往往还是会因此重心不稳。风湿缠身的康妮将这一阶视为梯子来应付，由吉勒姆搀扶手臂走下。史迈利看着她，肥厚的双手交握在办公桌上，她则一面开始严肃地从手提袋里取出贡品：不是蝾螈眼珠，也非出生即遭勒毙的婴儿手指——这又是吉勒姆的讲法——而是档案，一连串档案，又做记号又加注释，是她再次激情搜刮莫斯科中心数据库后的战利品。若非她数月前死而复生，这些已在海顿手中长达三年的档案，恐将静静化为尘土。她取出档案，以手抚平纸面，档案里有研究过程中以回形针固定的纸条。她展现满溢的微笑。吉勒姆再次受到好奇心驱使，不得不放下手边工作，过来一看究竟。她喃喃说着“你这个小坏蛋”以及“你跑去哪儿啦？真调皮”。对象当然不是吉勒姆或史迈利，而是档案本身，因为康妮习惯假设万物皆有生命，都有执拗不顺从的可能，无论是她的爱犬小跑，还是挡住去路的椅子，或是莫斯科中心，或卡拉本人。

“有向导陪同的旅游，亲爱的，”她大声说，“就是康妮的遭遇。超级好玩。让我回想起复活节，母亲把涂上颜色的鸡蛋到处藏在屋里，叫我们这些女孩子去找。”

之后约莫三个小时，咖啡与三明治与黑皮肤的法恩坚持送上的多余点心穿插其中，吉勒姆极力理解康妮非凡之旅的转折与动力。而这些资料对她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将文件递给史迈利的举动有如发扑克牌，朝他抛过去，再以皱纹满布的手取回，史迈利几乎没机会细看。在此同时，她会念着吉勒姆所谓的“五流魔法师咒语”，是走火入魔掘穴人的魔咒。就吉勒姆所能理解的范围，康妮的大发现之核心是她所称的莫斯科中心金棱线；是苏联的洗钱行动，将地下基金转入光天化日的渠道。路径图尚未全数揣摩出来。以色列的网民提供了一部分，表亲也提供了一部分，已故的巴黎驻地首席情报官斯蒂夫·麦克尔沃提供了第三部分。渠道行经巴黎后转向东方，途经印度支那银行。此时，也有人书面通知海顿的伦敦站，亦即行动理事会，附上圆场资源耗竭的苏联研究处所作的建议。研究处建议，应当针对外勤界全面清查。伦敦站将这项提议打入冷宫。

“对高度敏感消息来源可能具有偏见。”海顿的走狗之一写道，就没有下文了。

“归档后遗忘，”史迈利喃喃地说，心不在焉地翻阅档案，“归档后遗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外面的世界沉浸于梦乡。

“完全正确，亲爱的。”康妮以非常轻柔的口气说，仿佛害怕吵醒他。

档案与卷宗此时已在觐见室四处散落，场面较类似灾难现场，而不像胜利凯旋的场面。接下来一个钟头，吉勒姆与康妮默默凝视空气或卡拉的照片，而史迈利则谨慎回溯康妮的脚步，焦躁的脸孔凑近阅读灯，光线加强了他圆胖的线条，双手在纸张上跳跃，偶尔伸手靠近嘴巴舔舔拇指。有两次，他做出即将瞥向康妮的动作，或是张口欲言，康妮却在他发问前准备好了答案。在她心中，她其实正陪史迈利一同追寻线索。阅读完毕后，他往后靠坐，摘下眼镜来擦拭，这次总算非以领带末端，而是从黑色西装外套上方口袋取出丝质新手帕来清洁镜片。之所以盛装，是因为他几乎全天与表亲闭门商谈，任务是修补围墙。史迈利擦拭眼镜时，康妮以迷人的眼神对吉勒姆说：“他真可爱，不是吗？”——她总爱以这句口头禅来描述上司，让吉勒姆几乎怒不可遏。

史迈利接下来的话语略带反对意味。

“尽管如此，康妮，伦敦站确实正式要求驻万象的情报站进行搜寻。”

“正好在比尔有机会染指之前。”她回应。

史迈利似乎没听见，拾起一份打开的档案，递给办公桌对面的她。

“而万象确实也寄出冗长的回音。目录里全标明出来了。我们却好像没拿到。到底在哪里？”

康妮懒得接下他递出的档案。

“在碎纸机里了，亲爱的。”她说，然后以满足的眼光朝吉勒姆微笑。

晨光已降临。吉勒姆缓步走去扭掉办公室里的灯光。同日午后，他走访僻静的西端区博弈俱乐部。山姆·科林斯在自选的这行里，永远不见天日，忍受退休生活的艰苦。他下午习惯监督“铁道”游戏，吉勒姆原本认定会在牌桌上找到他，结果竟被带至一间装潢奢华的房间，名称是“主管”。山姆屈身坐在上等的办公桌后，抽着他抽惯了的棕色香烟，精神饱满的笑容穿透烟幕。

“你搞了什么鬼呀，山姆？”吉勒姆以旁人听得见的低语质问，假装紧张地四下察看。“难不成接下了黑手党啊？天哪！”

“噢，那倒没必要。”山姆不改粗俗的笑容说。他在晚礼服外披上防水衣，带着吉勒姆走过一条走道，穿越防火门后站立街头，两人再跳进等着吉勒姆的出租车。吉勒姆仍在心中对山姆的飞黄腾达暗暗称奇。

外勤情报员不轻易显露情绪，方法各有千秋，而山姆的做法是微笑，慢慢吸烟，让双眼充满特殊而深邃的放肆，讨论时目不转睛看着对方。山姆主跑亚洲，是圆场老将，从事外勤多年：在婆罗洲五年，缅甸六年，泰国北部五年，之后在老挝首府万象再待三年，自然的掩护身份是百货贸易商。泰国人曾两度拷问他，最后放他走，而他不得不穿着袜子离开沙捞越。心情好的时候，他愿讲述自己跋涉于缅北丘陵区部落与掸族之间的故事，可惜他鲜少有这样的心情。山姆深受海顿之害。五年前，由于山姆才气焕发，上级曾认真考虑提拔他上五楼，部分人士指出，他甚至有机会晋升主任一职，可惜海顿帮愚蠢的潘西·阿勒莱恩撑腰。因此山姆既没得势，还遭外放冷冻，直到后来海顿设法为他复职，最后以无中生有的小错开除他。

“山姆！你气色真好！请坐吧。”史迈利说，口气总算带有宴饮交际的意味，“要不要来一杯？现在算是你一天中的什么时间？也许应该端早餐给你吧？”

就读剑桥期间，山姆风光夺得第一名，让视之为近乎白痴的师长疑惑不已。学监事后安慰地告诉他们，他完全靠死背的功夫。然而，若是见过较多世面的人，他们的说法就另有一套。根据这些人，山姆与考题所一名相貌平庸的女孩谈恋爱，从她手中吃尽甜头，其中一项便是得以先看试题。

4　城堡乍醒

史迈利首先试探山姆的城府，而山姆本身也如同扑克牌高手，试探了一下史迈利。有些外勤情报员，特别是资质聪颖者，自己不明全局时反而沾沾自喜。这种人处理繁杂细节很有一手，却很固执地点到为止。山姆也有此倾向。史迈利先翻阅档案，以几件无关痛痒的旧案测试他，借此一窥山姆目前的性情，并确认他记忆是否正确无误。他单独接见山姆，因为若有他人在场，情势将为之改观：不是更热烈就是更冷淡，肯定有所不同。事后，整件事公开后，只剩追加问题未解时，他的确从楼下召来康妮与狄沙理斯博士，也让吉勒姆旁听。不过那是之后的事，眼前的史迈利正单独与山姆斗智，全然不让对方知道所有个案文件已遭销毁，在麦克尔沃死无对证的情况下，山姆是现阶段惟一目睹过某些关键场面的人。

“好吧，山姆，你回想一下，”史迈利终于判定时机成熟后问道，“你在万象时，有没有接过一项请求？是从伦敦这边传过去的，内容包括几张巴黎寄去的汇票。只是标准的请求，请收件人针对归属不详的外勤询问，加以证实或否认之类的东西，有没有印象？”

他面前的纸张写了一串笔记，显然问话的人打算细水长流，这只是开始。他一面说话，一面以铅笔做记号，看也不看山姆。就算不看，由于常人闭眼时听觉反而更加灵敏，史迈利仍能感觉到山姆的注意力紧绷起来：换言之，山姆稍微伸展双腿，相互交叉，手势减慢到几近停止的地步。

“每月转账到印支5银行，”山姆经过一段适度的停顿后说，“数字很大。从加拿大在巴黎分行的海外账户付款。”他说出账户的号码。“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付款。开始日期是一九七三年一月前后。我当然有印象，没问题。”

史迈利立时察觉到山姆准备长期抗战。他的记忆清晰，信息却拮据，比较像准备开战，而不像坦白的应答。

史迈利维持驼背看文件的姿势说：“我们现在得在这方面探讨得稍微详细一点，山姆。归档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差错，我希望靠你来更正一下。”

“没问题。”山姆又说，怡然自得地抽着棕色香烟。他看着史迈利的双手，偶尔也以刻意的闲散态度注视他的双眼，不过为时甚短。而史迈利这边则尽情想像外勤情报员生活中能碰到什么错误的抉择。山姆摆出守势，极有可能是想保护离题甚远的事物。举例而言，山姆在报公费时曾动过手脚，担心被查出来。或者他曾闭门造车捏造报告，而没有外出冒生命危险；再怎么说，以山姆这种年龄的外勤情报员，优先考虑的是个人安危。或者情况完全相反：进行调查时，山姆稍微超出总部容许的范围，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为避免交白卷，他找上了情报贩子。或是他与当地表亲另有交易。或是他遭当地警方勒索——以间谍训练中心沙拉特的术语来说，天使在他身上烙下印记——他只好兼顾双方，为的是生存与微笑，以保住圆场的退休金。为了解读山姆的动向，史迈利知道必须随时掌握上述选择以及其他无数的选择。想观察世界，坐在办公桌前观察是个很危险的举动。

因此在史迈利提议下，两人开始追忆往事。山姆说，伦敦请求外勤调查的文件，是以标准形式送抵他手中，与史迈利的描述相差无几。送抵山姆手中的是老麦克，在他调职巴黎之前一直是圆场驻万象大使馆的居间人。晚上在安全联络站见面。文件不过是些例行公事，即使俄国的成分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山姆事实上还记得老早就对麦克说：“伦敦一定认为这是莫斯科中心的地下基金。”因为他瞧见圆场苏联研究处的代号夹杂在电报的首页。（麦克没有必要让山姆看那份电报，史迈利记下。）对于他这番观察，麦克的响应山姆也记得：“他们当初太不应该炒老康妮的鱿鱼。”他当时说。山姆也全心赞同。

山姆说，其实那份要求相当容易应付。山姆在印支已有朋友，交情很不错，以钱宁称呼。

“这里有建档吗，山姆？”史迈利客气地询问。

山姆避免直接回答，而史迈利也尊重他的拒答。将所有友人通报总部建档，甚或调查友人身家背景，这样的外勤情报员尚未出生。正如魔术师紧抱秘诀不放，外勤情报员基于不同原因，也对消息来源尽量保密。

钱宁靠得住，山姆强调。他在过去几桩武器交易与毒品案中表现突出，山姆愿随时随地以人格担保。

“噢，这些东西你也负责处理啊，山姆？”史迈利以敬重的口吻询问。

原来山姆也曾兼差，效力于地方毒品管制局，史迈利记下。许多外勤情报员都兼过这种差事，有些甚至获得总部的首肯：在他们的世界，将这种行为比拟为贩卖工业废料。是一种特权。因此不值得大书特书，但史迈利仍将这份信息记下来。

“钱宁还好啦。”山姆再说一遍，这次口气具有警告意味。

“我想也是。”史迈利以同样客套的语气说。

山姆继续叙述。他到印支银行找钱宁，以假身份对钱宁胡扯一番，让钱宁闭嘴，几天后，谦虚的柜台办事员钱宁检查了记录簿，找出证明，山姆轻易建立起初步联机。山姆描述双方交手的惯例：

“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五，一份邮政汇票会从巴黎电传给借宿万象‘康铎旅馆’的迪拉瑟先生，出示护照即可提领，护照号码如下。”山姆再度毫不费力背出数字。“银行寄出通知，迪拉瑟星期一大清早过来银行，领出所有现金，塞进公文包里，提着走出银行。联机到此结束。”山姆说。

“多少？”

“一开始很小，数目增加得很快。然后一直增加，再增加一点。”

“最后多少？”

“两万五千美元大钞。”山姆眼睛一眨不眨地说。

史迈利的眉头微微扬起。“一个月吗？”他以诙谐的惊讶语气问。

“赌局大，赌桌也大喽。”山姆点头，之后陷入闲适的沉默中。聪明人若未充分使用大脑，往往会显出一种特殊的强度，有时自己也无法控制大脑放射出的信息。正因如此，聪明人在强光照射下所冒的风险，比头脑较愚钝的同僚来得更大。“你问这些，是想拿来对照数据吧，老兄？”山姆问。

“我没这个意思，山姆。像现在这种时机，有时应该怎么办事，你也很清楚。乱抓稻草，倾听风声。”

“当然。”山姆以同情语气说，等到两人再度互看一眼，表现出对彼此的信心，山姆才接着继续叙述。

因此山姆前往康铎旅馆查看，他说。门房是情报界常备的次级消息来源，大家都是他的老板。房客名单并无迪拉瑟此人，但柜台很大方收下小礼，提供对方住宿的地址。隔周的周一，山姆说，正好过了当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在朋友钱宁的协助下，山姆佯装逗留银行“兑现旅行支票之类的东西”，与大步进门的迪拉瑟先生正面接触，看着对方递出法国护照，数好了钞票放进公文包，提着走进等候一旁的出租车。

出租车，山姆解释，在万象算是稀有事物。任何有头有脸的人物，无不拥有轿车与司机，由此可推想迪拉瑟不希望被视为有头有脸的人物。

“到目前为止还可以吧？”山姆最后说，以关心的眼神注视着动笔中的史迈利。

“到目前为止非常不错。”史迈利应和。史迈利一如先前的老总，从不使用笔记本，只用散装白纸，一次一张，再以一个玻璃纸镇压住。这个玻璃纸镇，法恩每天擦拭两回。

“我说的是合乎资料，还是有所出入？”山姆问。

“我认为相当符合，山姆，”史迈利说，“现在最能讨我欢心的是细节。数据中的细节常搞错，你也知道。”

同一天晚上，山姆说，他秘密与居间人麦克再度联手，费心细察当地俄国恶棍相片集，总算认出苏联驻万象一名商业司二等秘书的凶恶五官，五十五六岁，军方背景，无前科，列出全名但拗口难记，因此外交八卦圈以“商务波里斯”称呼。

然而山姆当然能默背出拗口难记的姓名，一字字慢慢拼出来让史迈利以印刷体大写字母记下。

“写好了吗？”他语带希望地询问。

“好了，谢谢你。”

“该不会是有人把目录卡遗忘在公交车上了吧，老兄？”山姆问。

“被你说中了。”史迈利点头大笑。

山姆接着说，一个月后，关键的周一再度来临时，他决定谨慎行事。所以他不悄悄跟踪商务波里斯本人，而是待在家中，向两名当地擅长跟踪的走狗介绍状况。

“任务很轻松，”山姆说，“不必摇树，不必另外接电话线，什么都不必。是老挝人。”

“我们自己人？”

“有三年经验，”山姆说，“而且很厉害。”他以外勤的身份附加这句。在他眼中，他养的鹅全是天鹅。

那两名走狗盯着公文包继续下一段行程。出租车不同于上个月那辆，将波里斯带往市区绕一圈，半小时后载他重回大广场附近，离印支银行不远。商务波里斯走了一小段，转身潜入另一间银行，是当地的银行，将整笔钞票递给柜台，直接存入另一个账户。

“所以就这样啦。”山姆说完再点一支香烟，懒得掩饰迷惑的神情，因为史迈利正在叙述一个记录完整的个案。

“你说得对。”史迈利一面用力写字，一面喃喃附和。

山姆说，事后，他们全身而退。山姆深居简出两三星期，让尘埃落定，然后派女助理使出最后一击。

“芳名？”

山姆说出来。是在家上班的资深小姐，出身沙拉特，与他共享商务的掩饰身份。这位资深小姐在当地银行排队，原本排在波里斯之前，让他填好存款单，然后惹出一小件争端。

“怎么惹的，山姆？”史迈利询问。

“她坚持银行先为她服务，”山姆奸笑一下说，“波里斯因为过惯大男人的生活，认为没必要退让，因此拒绝要求。两人因而对骂。”

山姆说，存款单摆在柜台上，她趁自己发挥演技时，上下打量了存款单，两万五千美元，存入一家三流航空公司万象印支包机的海外账户。“资产包括几架烂铁凑成的DC3型飞机，一座锡皮小屋，一叠光鲜的信纸，一个笨笨的金发女郎坐镇店面，一个处事莽撞的墨西哥籍机长。机长在万象的绰号是小不点瑞卡度，因为他身高傲人。”山姆说。他接着说：“此外，内部办公室和其他公司一样，当然也有一群工作勤奋的华人无名氏。”

史迈利的耳朵此时灵敏到极点，若有树叶掉落，也逃不过他的耳朵；然而他听见的却是无形路障堆起的声响，从抑扬顿挫，从对方逐渐紧绷的嗓音，从微小的脸部与肢体语言所演出的夸大即兴剧，他都能立即知道，他正逐步进逼山姆防御工事的核心。

因此他暗在心中记下一笔，决定在三流航空公司一事上稍事逗留。

“啊，”他轻声说，“你是说，你已经知道那家公司了？”

山姆掷出一小张卡片。“万象称不上是大型国际都会，老兄。”

“不过你却知道这公司，那才是重点。”

“万象上上下下，大家都知道小不点瑞卡度。”山姆说，奸笑的嘴型比刚才更见宽阔，而史迈利立刻明白，山姆对他有所欺瞒。但他照样继续耍弄山姆。

“瑞卡度这人的事，说来听听。”他提议。

“以前帮过美国空军。万象对这些人态度强硬。在老挝打过秘密战。”

“而且打输了。”史迈利边说边再度动笔。

“单打独斗。”山姆点头，看着史迈利挪走一张纸，再从抽屉取出另一张。“瑞卡度是万象的传奇人物。曾经跟洛基上尉以及那群人飞过。也帮表亲开过两三趟，到云南。战争结束后，他无所事事一阵子，然后为中国人效命。那些单位，我们以前都叫做鸦片航空。比尔召我回国时，业绩已经蒸蒸日上了。”

史迈利仍让山姆讲个不停。只要山姆认为能将史迈利带离线索所在，山姆愿拼命讲到驴子后腿脱落为止；另一方面，如果山姆认为史迈利过于接近，会立刻拉起窗帘。

“好。”他和气地说，再小心记下几笔，“现在把焦点转回山姆接下来做的事，好吗？我们刚才讲到了钱，知道付款对象，知道由谁处理。你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山姆？”

这个嘛，如果山姆没记错，他花了一两天判断情势。山姆一面鼓起自信一面解释，可从几个角度来看，有几件琐碎小事引起他的注意。首先是商务波里斯这桩怪案。山姆指出，波里斯是正牌俄国外交官，如果真有所谓正牌俄国外交官的话。这人与任何公司的关联并不可考。然而他却独来独往，对一大笔钱握有单独签名的权力，凭山姆有限的经验，这些线索任何一项，足以显示他是地下工作者。

“不只是地下工作者，是该死的最高领导人。是牙齿滴血、实实在在的金主，级别在上校以上，对不对？”

“还有其他什么角度，山姆？”史迈利问，继续用同样长的缰绳拉着山姆，但仍不尽力求取山姆视为关键核心的事物。

“那笔钱不算主流，”山姆说，“是例外。是麦克说的，也是我说的，我们全都这样认为。”

史迈利抬头的动作比刚才更加迟缓。

“为什么？”他问，两眼直直盯着山姆看。

“台面上的苏联驻万象机构，在市内开了三个账户。表亲在三家银行全布下窃听器。窃听了好几年。苏联驻地提领的每分钱，表亲了如指掌，连提领的账号都清楚，无论目的是情报搜集或颠覆都一样。驻地设有负责运钱者的编制，超过一千元的提款，必须经过三人签名。拜托你，乔治，这全都写在档案上了吧！”

“山姆，我希望你假装所谓的档案并不存在，”史迈利语气沉重，写字的动作持续，“时机成熟，全部会摊在你面前。现在请忍耐一下。”

“随便你怎么说了。”山姆说，呼吸变得更加轻松，史迈利注意到：他似乎感觉脚下的地面变得更为坚实。

这时史迈利提议找老康妮来旁听，或许连狄沙理斯博士也一起找来，因为毕竟东南亚是博士的擅长领域。就战术而言，得以耐心静候山姆的小秘密，他已经满足了；就策略而言，山姆故事的威力已煽起熊熊兴趣之火。因此史迈利宣布休息一下，与山姆伸展双腿，派吉勒姆找来两人。

“工作怎样？”山姆客气问。

“工作嘛，有点儿不太顺，”史迈利承认，“想念吗？”

“那是卡拉，对不对？”山姆端详着照片说道。

史迈利的语调霎时变得如学究一般，口气也变得含糊。

“谁？啊，对，对，没错。可惜印刷得不太逼真，已经尽过力了。”

旁人会以为两人正在讨论早期水彩画。

“你跟他有些私人过节，对不对？”山姆若有所思地说。

此时康妮、狄沙理斯与吉勒姆鱼贯而入，由吉勒姆带头，矮小的法恩多此一举地拉住已开启的门。

谜团暂时推至一边，因此聚会成了类似沙盘推演的场合：猎捕行动就此展开。首先史迈利为山姆扼要重述，一面不忘强调目前大家应假装没有档案的存在，等于是向新加入者暗中提示。随后山姆接着叙述刚才未完的故事，说出有关角度，有关引起他注意的一些琐碎小事。然而他也坚称，必须补充说明的其实也不太多。线索牵引至万象印支包机后戛然而止。

“印支包机是家华人公司，”山姆向狄沙理斯瞥一眼后说，“主要是汕头人。”

狄沙理斯一听到“汕头人”一词立刻发出声音，半笑半叹。“噢，那些人是最最难搞定的一群了。”他大声宣布——意思是，他们最难以突破。

“是华侨的单位，”山姆再为其他人说明一次，“东南亚那堆烂货堆里，挤满了正直的外勤情报人员，看见热钱流进华侨肚子里，拼命想找出来龙去脉。”他接着说，特别是流入汕头人或潮州人肚子里的钱。他们分散各地却属于同一族群，垄断了稻米控制事业，范围遍及泰国、老挝以及其他地方。在这群华侨公司里，印支包机是个中翘楚。贸易商的伪装，显然让他得以进行深度调查。

“首先，那家公司在巴黎注册，”他说，“其次，根据可靠消息，该公司隶属总公司位于马尼拉的一家上海贸易公司，经营的触角伸展隐秘。而这家公司本身隶属一家在曼谷注册的潮州人公司，付款的对象则是香港一家营业内容五花八门的单位，称为中国海空，在香港股市挂牌交易，营运范围无所不包，从帆船队到水泥工厂到赛马场到餐馆都有。中国海空以香港的标准而言，属于蓝筹股，历史悠久，声誉卓著。”山姆说，“印支包机与中国海空之间惟一的关系，可能是某人的五哥的婶婶是某个股东的老同学，欠他一个人情。”

狄沙理斯再度迅速点头表示赞同，别扭的十指交缠后，捧住扭曲的膝盖，拉至下巴前。

史迈利闭上双眼，似乎打起瞌睡来。但事实上，他听见的正是他预料会听到的东西：山姆·科林斯谈及印支包机公司的全体员工时，说法小心翼翼，避免触及某大人物。

“可是，山姆，你不是提过，那家公司也有两个人不是华侨，”史迈利提醒他，“你说过，一个是笨笨的金发女人，另一个是飞行员瑞卡度。”

山姆四两拨千斤。

“瑞卡度是只鲁莽冒失的发情野兔，”他说，“那些华侨连邮票的钱也不放心交给他管。真正的工作都在内部办公室进行。如果有现金进来，就在内部办公室处理，也在那里面消失。俄国人的现金也好，鸦片钱也好，全都一样。”

慌张地猛拉耳垂的狄沙理斯这时马上附和：“然后重新出现在温哥华、阿姆斯特丹或香港，随某个华人中意的目的而定。”他大声宣布，对自己无所不知的能力欣慰得扭起身子。

史迈利心想，山姆再一次撇清关系。“好，好，”他说，“山姆，根据你授权范围的版本，之后往哪里走？”

“案子被伦敦取消了。”

从一片死寂的气氛中，山姆必然顿时理解自己不慎触及大动脉。由他的身体语言可见一斑：他并没有环视众人脸孔，也丝毫没有好奇之情，反而以一种装模作样的谦逊态度，打量着自己油亮的夜间鞋以及正式场合穿的高雅袜子，一面沉思，一面吸着棕色香烟。

“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山姆？”史迈利问。

山姆说出日期。

“再往回走一点。还是假装没有档案存在。你处理过程中，伦敦方面对你作的调查知道多少？请告诉我们。你按日送出进度报告吗？麦克有没有？”

吉勒姆事后说，那时即使隔壁妈妈引爆炸弹，也没人会将视线从山姆脸上移开。

“这个嘛”，山姆轻松地说，仿佛为了讨好史迈利突如其来的奇想，“我是条老狗。”他说他从事外勤工作的原则，一向是先斩后奏。麦克的原则亦然。“若事事报备，很快伦敦方面会紧张兮兮，没有先换尿布，不准你过马路。”山姆说。

“结果呢？”史迈利耐心问。

结果是，针对该案，他们传至伦敦的第一份报告，也可以说是最后一份。麦克承认进行过调查，报告了山姆发现的全部结果，请求上级指示。

“伦敦呢？伦敦怎么处理，山姆？”

“对麦克尖叫一声，以特急件命令我们两个停止调查，命令他即刻发电报证实我了解并遵从上级指示。为安全起见，他们还痛骂我俩一顿，不准我们再单飞。”

吉勒姆在纸上涂鸦，画了一朵花，再画花瓣，然后是雨滴落在花朵上。康妮紧盯山姆，仿佛今天是他大喜之日，令她如婴儿般的眼睛热泪盈眶，喜不自胜。狄沙理斯与往常一样，如旧引擎般东磨西蹭，但就算他的目光飘移不定，此时也尽量逗留在山姆身上。

“你一定气坏了。”史迈利说。

“倒不尽然。”

“当时你是不是希望办完整个案子？毕竟你大有斩获啊。”

“我当时是不太高兴，没错。”

“不过你还是遵守伦敦的指示？”

“乔治，我只是小兵一个。我们全都在外勤的战场上。”

“非常值得嘉奖。”史迈利说，再度端详山姆，认为身穿晚礼服的他出落得圆滑迷人。

“命令就是命令。”山姆微笑说。

“的确。我在想，你最后回到伦敦时，”史迈利继续说，语调节制而具有猜测意味，“跟比尔见了面，他也欢迎你回国，对你拍肩称许。你有没有碰巧对比尔提起这件事，随口提提？”

“问他到底在搞什么鬼吗？”山姆点头，不改悠闲态度。

“比尔怎么回答？”

“怪到表亲头上。说被他们抢先一步了。说案子归他们管，辖区也是他们的。”

“那样的说法，你有任何理由相信吗？”

“有啊。瑞卡度。”

“你猜他是表亲的人？”

“他帮表亲开过飞机。表亲的人事簿上早就列有他的大名了。他是个天生好手。表亲只需要掌握住他就行了。”

“我还以为，我们刚才不是有过共识，像瑞卡度那样的人，接触不到公司实质的营运吗？”

“表亲又不会因此不指使他。那不是表亲的作风。案子还是他们的案子，就算瑞卡度没帮上忙也一样。不管他有没有用，不插手的协议仍然适用。”

“回溯到伦敦要你停止调查的时间点。你接获命令，停止一切行动。你遵命。但是距离回伦敦还有一段时间，对不对？这期间有没有出现什么后续发展？”

“我听不太懂，老兄。”

史迈利再度在脑海深处细心记下山姆言词闪烁之处。

“举例来说，你在印支银行有个朋友。钱宁。你跟他当然一直有联络，对吧？”

“那当然。”山姆说。

“钱宁有没有碰巧对你提过，你收到停止办案的电报后，金棱线有何发展？是不是继续每月汇入，和以前一样？”

“一毛钱也没汇了。巴黎方面关掉了水龙头。没有印支包机。什么也没有。”

“商务波里斯呢？他有没有前科？是不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回国了。”

“是时间到了吗？”

“三年合约到期。”

“他们签约的时间通常更长。”

“特别是地下工作者。”山姆微笑同意。

“瑞卡度呢？那个鲁莽冒失的墨西哥飞行员。你不是怀疑他是表亲的情报员吗？他后来怎样了？”

“死了，”山姆目不转睛地看着史迈利，“在泰国边境坠机了。调查结果是超载海洛因。”

追问之下，山姆又报出日期。

“酒吧里有人为他哀悼吗？”

“不多。一般的感觉似乎是，少了瑞卡度，万象会比较安全，因为他生前动不动对着露露夫人的白玫瑰天花板开枪。”

“这样的看法是在哪里发表的，山姆？”

“噢，在墨里斯的店。”

“墨里斯？”

“群星酒店。老板是墨里斯。”

“原来如此。谢谢。”

这里出现了明显的漏洞，但史迈利似乎不打算加以填补。在山姆、三名助理以及总管法恩的注视下，史迈利拉下眼镜半英寸，露出眼睛，再将眼镜推回原位，双手重回玻璃面的办公桌。随后他请山姆从头到尾再叙述一遍，再度检查日期、姓名与地点，花费极大心血，如同全球受过训练的侦讯员一样。基于长久以来的习惯，寻找细微瑕疵与偶有出入之处、遗漏之处，以及重点的改变。细听之后，并无任何发现。而山姆在误以为没有危险的情况下，也任凭摆布，带着缺乏感情的微笑，如同观看扑克牌从绿毡牌桌对面发过来的神情，如同观看小白球在轮盘上从一个数字跳至另一个数字。

“山姆，不知道你能否设法在这里过一夜？”史迈利等房间剩下两人时说，“法恩会帮你准备一张床，也会料理其他事。意下如何？”

“好说，好说。”山姆语气慷慨。

接着史迈利做了一件令山姆失去自信的事。他先递给山姆一叠杂志，自己打电话派人送来山姆的个人档案，一册不漏，在山姆面前静静阅读，一页不漏。

“看来你很有女人缘嘛。”他最后说。这时窗外暮色渐深。

“偶尔啦，”山姆点头，仍保持微笑，“偶尔而已。”然而嗓音里的紧张成分甚为明显。

入夜后，史迈利让妈妈们下班，通过管理组发出命令，希望最晚八点将所有掘穴人手里的档案清光。他未说明原因。他们爱怎么想，史迈利任他们去想。山姆在喧闹室躺着待命，法恩则陪伴在侧，不准他乱跑。这则指示，法恩只听懂字面意思，因此久候之下山姆开始打起瞌睡时，法恩仍学猫趴在门槛上，一眼不眨。

后来四人闭关于档案室：康妮、狄沙理斯、史迈利、吉勒姆，开始进行漫长而谨慎的文件搜查作业。他们先找的是情报行动个案文件，而这些文件若妥善归档，应放在“东南亚区”，在山姆所说的日期之下。结果找不到目录卡，也找不到个案文件，然而当时这一点仍无伤大雅。海顿的伦敦站习惯拦截行动档案，锁在自己的限阅存盘中。因此四人走到地下室另一边，脚底噼啪踩在茶色方块油地毡上，来到一处设有栏杆的壁龛，有如教堂门厅，从前伦敦站存盘室硕果仅存的资料在此封存着。四人同样找不到目录卡，找不到个案文件。

“找找电报。”史迈利下令。因此他们查看信号记录簿，发文与收文记录都查，这时吉勒姆开始要怀疑山姆说谎，但后来康妮指出，相关电报纸所使用的打字机有异，经察后发现，管理组人员采购这种打字机的时间，是在电报注明日期后的六个月。

“找找看散装的。”史迈利命令。

在圆场，散装文件指的是档案室在个案文件可能将频繁使用时，针对主要连续档案所印刷的副本。这些文件以活页簿档案夹装订，有如过期杂志，每隔六星期编入目录。经过多番搜寻，康妮·沙赫斯找出东南亚档案夹，包含了山姆发出调阅请求后六星期的时段。档案夹里并没有提及可疑的苏联金棱线，也未提及万象印支包机公司。

“试试看PFs6。”史迈利这么说，他可是难得使用缩写字。他憎恨缩写字。因此大家步行至档案室另一角落，遍寻目录卡满布的抽屉。首先寻找的是商务波里斯的个人档案，然后寻找瑞卡度，再寻找代号小不点、相信已身亡的人。山姆最初对伦敦站提出那份命运多舛的报告中，显然提到过这号人物。史迈利偶尔会请吉勒姆上楼问山姆一些小重点，发现他正在阅读《田野》户外活动杂志，啜饮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法恩则目不转睛监视着。吉勒姆后来才知道，法恩偶尔会做做伏地挺身作为监视中的调剂，一开始是以单手的两个指关节支撑，然后以指尖撑地。寻找瑞卡度的过程中，他们推敲出各种不同拼法，在目录中一一搜寻。

“这些组织是在哪里登记的？”史迈利问。

然而这所名为万象印支包机的公司，在组织目录中同样遍寻不着。

“查查看联络处的数据。”

海顿时期与表亲打交道，完全通过伦敦站的联络秘书处拉线，基于明显的原因他对此单位能发号施令，而部会间的文书往来，此单位也全数复印存盘。回到刚才的教堂门厅，四人再度无言以对。对彼得·吉勒姆而言，这一夜渐渐发展出超写实的意味。史迈利变得几乎惜字如金，圆嘟嘟的脸庞转为硬石。康妮情绪亢奋之下，淡忘了风湿痛，在书架间来回跳动，身手宛如青少年参加舞会。吉勒姆绝非天生的文件好手，在康妮身后手忙脚乱，假装勤奋，奉命上楼对山姆问话时却私下心怀感激。

“乔治，我们逮到他了，”康妮屡次悄声说，“肯定没错，我们逮着了这只人面兽心的蟾蜍。”

狄沙理斯博士以舞蹈的方式走开，去寻找印支包机的华人董事，而令人惊讶的是，山姆竟仍记得其中两人的姓名。狄沙理斯首先查询两人的中文姓名，接着找罗马拼音，最后查中文商用电码记录。史迈利坐在椅子上，阅读置于膝盖上的档案，仿佛正在搭火车，悍然无视其他乘客的存在。他时而抬头，但耳中听见的声响并非来自室内。康妮主动搜寻交互参照的档案，因为理论上应该可以如此循线找出相关个案文件。有些档案的主角是佣兵，有些是兼职飞行员，也有探讨手法的档案，研究莫斯科中心洗钱支付情报员的方式，甚至也有一份论文，是康妮很久以前撰写的，主题是台面下的金主如何躲避主流驻地的追查，散财给卡拉的非法情报网。商务波里斯的姓氏拗口难拼，并未收录在附录里。也有背景档案，描述了印支银行，与印支和莫斯科国民银行之间的关联。也有数据档案，明示莫斯科中心在东南亚活动的扩展幅度。也有针对万象驻地本身的研究档案。然而，负面数据频频倍增，倍增过程中更加证明数据准确无误。追查海顿的过程前前后后，他们从未见识过如此系统化、全盘化的清除轨迹动作。这是空前绝后最大手笔的逆向操作。

而逆向操作的方向无情地指向东方。

当晚只有一条线索指向犯人。找到线索时，吉勒姆站着打盹儿，时间是清晨前的破晓。追查出线索的人是康妮，由史迈利轻声摊在桌上，三人挨着阅读灯专心看，宛如眼前摆了一张寻宝图。一叠批准销毁的许可，共十二份，在中线以黑麦克笔签下匿名核可，产生炭笔的效果，赏心悦目。这些被下令摧毁的档案与“总部致别馆最高机密文书往来”有关。这里指的是表亲的分站主任，当时与现在皆是史迈利的拜把兄弟马铁娄。销毁的原因，与海顿当初命令万象的山姆·科林斯放弃调查的原因雷同：“美方行动敏感，恐将危及其行动。”命令焚毁档案者的签名，是海顿的勤务名。

史迈利回到楼上，邀请山姆再度进办公室。山姆已摘下蝴蝶结，下巴的胡渣映衬在裸露脖子的白衬衫上，他原来光洁圆滑的形象大不如前。

史迈利首先请法恩去冲泡咖啡，等候咖啡端来，再等法恩倒完两杯后快步离去。两杯皆不加奶精，山姆那杯添的是砂糖，史迈利的那杯则是糖精，因为他口味过重。随后史迈利在山姆身边一张软椅上坐下，而非对坐办公桌两侧，为的是表示与山姆站在同一阵线。

“山姆，那个女孩的事，我认为我应该知道一点。”他说得非常轻柔，仿佛即将报告噩耗，“是为了表示骑士风范，才故意把她漏掉吗？”

山姆的心情似乎相当好。“是档案弄丢了，是不是啊，老兄？”他询问，亲密的口气如同男士洗手间里的对话。

有时候，为了取得机密，有必要先以机密交换。

“是比尔弄丢的。”史迈利柔声回应。

山姆故作姿态地陷入沉思。他曲起扑克玩家的一只手，审视指尖，对其污秽的情况唉声叹气。

“我那间俱乐部，我最近几乎放手不管事了，”他自言自语，“老实讲，我越来越感到厌倦了。除了钱，还是钱。是该换换口味，替自己找个出路。”

史迈利了解，但他必须强硬。

“山姆，我没有资源。要养活我雇用的人几乎都成了问题。”

山姆若有所思地啜饮着纯咖啡，在蒸汽中微笑。

“她是谁，山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再怎么不堪回首，也没人会管，过去的事就当做桥下流水，我跟你保证。”

山姆站起来，双手插入口袋，摇摇头，以杰里·威斯特贝可能会做出的动作，开始绕着办公室漫步，盯着墙上那些朦胧古怪的东西：身穿军服的达官要人合照；加了框的已故首相的亲笔信；再度端详卡拉的照片，这次他凑得非常近，看了再看。

“绝对不能乱丢筹码，”他说，由于凑得太近，吐气让卡拉的玻璃模糊起来，“我老妈以前常这么说。‘绝对不能把自己的资产当礼物送。我们一生获得的东西少之又少，一定要斟酌善用。’好歹是牌局一场嘛，对不对？”他询问。他以袖口擦拭相框玻璃。“贵宝地弥漫着极为饥饿的气氛，我一走进来就感受到了。这张大餐桌，我对自己说，今晚势必饱餐一顿了。”

走到史迈利办公桌前，他坐下来，仿佛想体验是否舒适。椅子既可左右摇摆亦能上下晃动。山姆上下左右试坐。“我需要一份搜寻请求单。”他说。

“右边最上面。”史迈利说完看着山姆打开抽屉，取出黄色复写纸，放在玻璃桌面上动笔。

山姆写了两三分钟，默不作声，偶尔稍停故作姿态，然后再度动笔。

“她来了的话，记得通知我一声。”他说，接着对卡拉挥手故作滑稽状后离去。

他走出办公室后，史迈利拿起桌上的表格，请吉勒姆过来，不发一语交给他。吉勒姆走到楼梯间时停下脚步，阅读内文。

“伊丽莎白·伍辛顿，别名丽姬，又名丽姬·瑞卡度。”最上面一行如此写着。接下来是细节：“年约二十七。英国籍。婚姻状态，已婚。夫婿背景不详，娘家姓亦不详。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是小不点瑞卡度的合法妻子。瑞卡度已故。已知的最后居住地点为老挝万象。已知最后职业为万象印支包机公司打字员兼柜台小姐。之前于夜总会担任服务生，推销威士忌，是高级妓女。”

近来演惯了黯淡角色的档案室，花了约莫三分钟调整，抱歉“查无此人，重复，查无此人”。除此之外，档案室的女王蜂对“高级”一词有意见。她坚称，那种妓女，应以“上流”描述较为适切。

奇怪的是，山姆的缄默让史迈利不为所动。他似乎欣然接受，认为从事这一行必然有此举动。他只是要求调阅过去十年内山姆发自万象或他处、逃过海顿大检的全部源头报告副本。自此之后，他利用闲散时分轻松浏览，放任想像力勾勒出山姆混沌的世界。

在此悬而未决的时刻，史迈利展现亲和圆滑的一面，这一点事后众人皆有同感。换了较不稳重的人，可能会一气之下前去与表亲理论，以最急件要求马铁娄寻找美国方面是否仍有销毁文书的记录，希望对方特准他一看究竟，然而史迈利却不愿打草惊蛇，不愿放出信号，只是找上对他最毕恭毕敬的信差。默莉·米金外形端庄俏丽，刚从育成所毕业，或许骄矜女才子的气息浓了点，略嫌内向，却因内勤工作称职而小有名气。由于父兄皆为圆场人员，她血统纯正。圆场“堕落”时期，她仍属见习生，在档案室磨炼身手。之后上级将她分发至基层，再擢升至调查处。“擢升”一词是否妥当尚待斟酌，因为据传男同事一旦调至调查处，无一能全身而退，女同事的话更难以脱身。但默莉或许得到父兄真传，拥有这一行所谓的天生好眼光。海顿遭逮捕后，她身边的人仍在讨论听见消息时身在何处、穿着什么衣物，她却着手建立无阻碍的非官方渠道，与葛若斯芬诺广场别馆的对等人员交流。“堕落”后，两边沟通时必须经过表亲设下的重重手续，她建立的渠道却畅行无阻。默莉最佳的屏障是例行公事。她每周五前去拜访，与计算机操作员艾德喝咖啡，与替艾德代班的玛吉聊聊古典音乐，有时候留下来跳跳英国土风舞，或是打打圆盘游戏，或是在别馆地下室的曙光俱乐部打打十瓶保龄球。无巧不成书的是，星期五也是她带着溯迹调查的请求名单前往采购的日子。即使当天没有要事待办，她仍编造一些来保持渠道畅通，而这星期五，默莉·米金在史迈利命令下，在名单中夹带小不点瑞卡度。

“不过，你可别太凸显他的姓名，默莉。”史迈利语带焦急。

“那当然。”默莉说。

为了制造她所谓的烟幕，她选择了十几个以R开头的姓氏，写到瑞卡度时她写下“瑞查兹，疑为瑞卡德，疑为瑞卡度，职业教师，疑为飞行教练”，让瑞卡度的真名只出现在可能的拼法中。国籍墨西哥或阿拉伯，她接着写道。之后她再额外提及他可能已故。

默莉回到圆场时又是夜阑人静时分。吉勒姆已精疲力竭。他认定四十岁是很难不打瞌睡的年龄。二十或六十岁时，人体知道何时睡何时醒，但四十岁算是青春期，睡觉不是为了长大就是为了保持年轻。默莉现年二十三。她直接进入史迈利办公室，端庄坐下，双膝紧紧并拢，开始取出手提包里的东西，康妮则以热切的眼神旁观。眼神更热切的是彼得·吉勒姆，只是原因不同。她严肃地说，很抱歉这一趟花这么久的时间，因为艾德坚持要请她看再度放映的《大地惊雷》。这部电影在曙光俱乐部大受欢迎，之后还必须摆脱艾德的纠缠，却不愿因此惹他生气，特别是今晚。她交给史迈利一个信封，史迈利打开，从中抽出长方形的暗黄色计算机卡。她究竟有没有摆脱艾德的纠缠？吉勒姆很想知道。

“过程如何？”这是史迈利的第一个问题。

“单刀直入。”她回答。

“这剧本写得精彩绝伦啊！”史迈利接着赞叹。然而他往下阅读后，表情慢慢改变，转为罕见、似狼的浅笑。

康妮的表现就没有这么节制。她把计算机卡转交给吉勒姆时已张口大笑。

“噢，比尔！噢，你这个小坏蛋！声东击西的功夫到家！噢，小恶魔！”

为了让表亲闭嘴，海顿推翻了原先的谎言。经译码后，计算机打印出以下扣人心弦的故事。

比尔·海顿担心，圆场屡屡调查有关印支包机公司，表亲可能也有相同动作，因此身为伦敦站主任的海顿对别馆发出正式通知，基于双方现有的协议，请其停止调查。这份通知让美国人知道，伦敦方面目前正密切审视印支包机，圆场已派人卧底。美方从善如流，答应退出调查，交换条件是希望最后结果出炉时能分一杯羹。表亲在协助英方情报活动时曾提到，他们与飞行员小不点瑞卡度的联机已断。

简而言之，以巧妙的说法双面欺瞒，手段高超。

“谢谢你，默莉，”史迈利在所有人有机会赞叹后客气地说，“真心感谢你。”

“不敢当。”默莉说，表现矜持得如同保姆，“还有，瑞卡度肯定是死了，史迈利先生。”她报告完毕。她报出的死亡日期与山姆·科林斯先前所述日期一致。说完，她合上手提包的扣夹，拉扯裙角盖住可人的膝盖，雅致地离开办公室，这一幕再度尽收彼得·吉勒姆的眼底。

如今圆场出现了大异于前的步调与气氛。先前仓皇寻找线索——任何线索都行的情势，已告一段落。现在大家能大步迈向单一目标，而非朝四面八方奔去。原本两大家族之间的隔阂也消退得所剩无几，苏联派与黄祸派在康妮与博士联合指导下合而为一，只是双方仍保有个别专长。对掘穴人而言，随后而至的欣喜如同漫漫长征途中发现水源，有时几乎乐得要晕倒路边。康妮只花不到一星期，便查出苏联驻万象的金主身份，这人负责监督汇入万象印支包机公司的款项。这人就是商务波里斯。他的真名是兹敏，退役军人，早年就读过卡拉位于莫斯科近郊的私人培训班。兹敏先前使用史米诺夫的假名。根据记录，六年前他曾担任过金主的角色，对德国驻瑞士某机构付款。在瑞士之前，他也曾用过库斯基的假名出现在维也纳。他也利用第二专长从事窃听与设陷阱的工作。有人说，他曾成功在西柏林利诱法国某参议员，让这位参议员出卖半数法国的机密。山姆的报告抵达伦敦后满一个月，他离开万象。

小唱凯歌后，康妮主动进行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解开卡拉，或他的出纳员兹敏，如何取代横遭拦阻的金棱线。她拥有数个试金石。第一，大型情报机构作风保守，人尽皆知，而且对已知的交易路线紧抱不放。第二，由于相关款项庞大，可想而知莫斯科中心必定渴望迅速更新老旧的制度。第三，“堕落”前，卡拉让圆场动弹不得；“堕落”后，让圆场躺在脚边无助地喘息，令卡拉志得意满。最后一点很简单，她对这一个主题信手拈来、无所不知。康妮的团队将未经处理的原料聚集成堆。在她多年流亡期间，这些资料被刻意冷落。如今团队大肆翻阅这些档案，修正、商议、绘制图表、追查对照已知情报官的笔迹、忍耐偏头痛、争论、打乒乓球，偶尔在史迈利快速首肯下，以令人痛苦的谨慎进行小心翼翼的实地调查。他们说服了伦敦一位友人，去探访一名专精于海外香港企业的旧识。戚普塞街货币交易员对托比·伊斯特哈斯开诚布公。托比是眼光锐利的匈牙利人。圆场的信差与“街头艺术家”军团一度战果辉煌，他是硕果仅存的一员。调查就这样以牛步进行，至少这头牛知道应该往何方前进。狄沙理斯博士以他惯用的疏离态度，走上华侨的路，努力打通印支包机与其难以捉摸的母公司之间年久失修的联机。他的助手与他本人同样异于常人，不是学习语言的学生，就是老而不修的中国通。时间一久，他们集体出现病容，犹如出身同一所阴冷潮湿神学院的院士。

在此同时，史迈利本人也以同样谨慎的脚步前进，惟一不同的是他采取更为狡猾的渠道，走通的门路更多。

他再度从众人视野中消失。这时属于等待期，他等待的方式是先照料其他需要紧急处理的事务。短暂团队合作一结束，他便退缩回单人世界。白厅看见了他；布鲁斯贝利也看见了；表亲也看见了。有时候，觐见室大门连续深锁数日，惟有黑皮肤的总管法恩获得允许，穿着运动鞋飞进飞出，端着热腾腾的咖啡、一盘盘软圆饼，偶尔是书面备忘录，呈给主子过目或为主子送出。史迈利一向避用电话，如今更是一概不接，除非吉勒姆认为事关紧急——然而没一个重要的。史迈利惟一无法关掉的机器，是直通吉勒姆办公桌的电话，如果史迈利一时兴起，甚至会将暖壶罩套在电话上，以盖住铃响。一有人来电，固定的手续是由吉勒姆接听，说史迈利有事外出，或正在开会，一小时后回电。然后写成字条递给法恩，最后若史迈利认为有需要，会主动回电。他会与康妮相商，有时与狄沙理斯讨论，有时找来两人面议，吉勒姆却不需要在场。卡拉的档案由康妮的研究处转至史迈利的私人保险柜，全数七大本好好保存着。吉勒姆签名取得后送至史迈利办公室，而当史迈利的眼光自办公桌面抬起看见档案时，会默默确认这些档案，伸手向前仿佛在迎接老友。大门再度关上，一过又是数日。

“有消息吗？”史迈利偶尔会问吉勒姆。他的意思是，“康妮有来电吗？”

香港的驻地人员此时撤离，管理组人员希望压下巍安居的新闻，做法却眼高手低，史迈利接获消息时已慢了一步。他立刻调阅库洛的档案数据，再度致电康妮进来磋商。几天后，库洛本人现身伦敦，只待四十八小时。吉勒姆曾在沙拉特听过他的演说，对他甚为憎恶。两三星期之后，老库洛那篇为人津津乐道的报道总算见到天日。史迈利热切细读，然后传给吉勒姆看，这次他总算为自己的行为提出解释：圆场有何盘算，卡拉一清二楚。逆向操作是一项历久弥新的消遣。尽管如此，卡拉好歹也是凡人，大肆烧杀后难免需要休憩。

“我希望他能听到，大家都在说我们死得很难看。”史迈利解释。

这项“装死”手法很快扩展至其他区域，而吉勒姆较具娱乐价值的任务，是确定罗迪·马丁台尔确实得知圆场陷入混乱、令人鼻酸的传闻。

同一时间，掘穴人继续辛勤工作。事后他们称呼这段时间为暴风雨前的宁静。康妮事后说，他们拿到了地图，也知道前进方向，无奈群山横阻，仍需以汤匙来移山。等待期间，吉勒姆请默莉·米金慢慢享用昂贵的晚餐，最后却无明确结果。他陪她打壁球，仰慕其明眸；陪她游泳，仰慕其肉体，而她却以神秘而有所保留的微笑避免与他进一步接触，一面继续掌握他，一面顾左右而言他。

持续无所事事的压力下，总管法恩出现了怪异的举止。史迈利消失时留下他看家，他殷切企盼主子回来，盼得日渐消瘦。吉勒姆有天晚上突然出现在他的小房间，发现他以近似胎儿的姿势伏着，手帕在拇指上如集结音符般缠绕再缠绕，借此弄痛自己，让吉勒姆大感惊讶。

“拜托你行吗？他不是对你有意见啦！”吉勒姆大喊，“乔治只不过暂时不需要你，休息几天罢了。别紧张兮兮嘛。”

然而法恩称呼史迈利为主子，一听有人直呼乔治大名，即以斜眼相待。

这段毫无成果的时期接近尾声时，五楼出现一种新奇的仪器。两名梳着平头的技工提着手提箱进来，花了三天的时间安装完成一部绿色电话，尽管史迈利对电话有偏见，但电话仍装在他的办公室里，线路直通别馆，途经吉勒姆办公室，接连至各式各样说不出名称的灰色盒子，常在无预警情况下嗡嗡作响。这部电话的出现，更加重了众人紧张的心情。大家彼此互问，如果用不上，干吗安装这台机器？

只是，他们用得上。

突然之间消息传出了。康妮发现了什么，她并不多说，但消息如野火般在大楼上下蔓延：“康妮回来了！掘穴人回来了！他们发现了新的金棱线了！他们一路追查出来了！”

追查出什么？追查至什么人？追查的终点在哪里？康妮与狄沙理斯保持缄默。一日一夜来，他们捧着档案进出觐见室，无疑是对史迈利展现两人工作的成果。

随后史迈利消失了三天，事过良久后吉勒姆才得知，“为了扭紧每颗螺丝钉”，他说，史迈利前往汉堡与阿姆斯特丹，与他认识的几位大银行家面谈。这几位绅士先花了很长时间对史迈利解释，战争已结束，他们不可能冒险违反道德伦理，随后仍给了史迈利迫切需要的信息；虽说掘穴人早已演绎出结果，这信息充其量是最终佐证。史迈利回办公室后，彼得·吉勒姆仍不得其门而入，若非受邀至拉康家共进晚餐，这种不上不下的状况恐将无限期延长。

吉勒姆之所以受邀，完全靠运气。晚宴也是一样。史迈利请拉康午后至内阁府会面，事先与康妮和狄沙理斯准备。在最后一刻，拉康被国会上司召回，因此提议改到他位于阿斯科特街的丑陋豪宅吃个便饭。史迈利讨厌开车，也没有公务车可开。最后是吉勒姆自愿当司机，开自己那辆车窗关不紧的老保时捷送他去。他先为爱车换过地毯，以免默莉·米金答应与他野餐时显得寒酸。前往拉康豪宅途中，史迈利想聊聊天，无奈他并非聊天好手，只是心情空紧张。两人冒雨抵达，走在门阶上脚步凌乱，讨论若出现预料之外的部属时如何应对。史迈利坚持要吉勒姆自己到别处逛逛，于十点三十再回来接人，但拉康夫妇坚持要他留下，美食满山满谷。

“你决定吧。”吉勒姆对史迈利说。

“是啊，当然了。我是说真的，如果拉康夫妇没问题的话，自然可以了。”史迈利气鼓鼓地说完后，两人进门。

因此摆出第四个座位，煮得太熟的牛排已切成小块，有如脱水的炖牛肉。夫人给女儿一英镑，派她骑脚踏车去同一条街再买一瓶葡萄酒。拉康夫人一双棕色明眸温柔动人，金发，脸色红润，结婚时极年轻，初为人母时也极年轻。餐桌太长，不适合四人坐。她请史迈利与丈夫坐一端，另一端则由她与吉勒姆同坐。她问过吉勒姆是否欣赏清唱牧歌，接着开始滔滔不绝地叙述女儿就读的私立学校举行演唱会的过程。她说，学校为平衡收支，收了有钱的外国子弟，结果彻底毁了演唱会。其中半数根本不会演唱西式歌曲：

“我是说啊，那堆波斯人，每个人娶了六个老婆，谁家的小孩希望跟他们一起长大嘛！”她说。

吉勒姆一面与她搭腔，一面拼命收听餐桌对面的会话。拉康似乎同时担任投手与打击的角色。

“首先，你向我陈述想法，”他沉声说道，“你现在就是在陈述想法，非常合情合理。在这个阶段，你只应该画出初步的大纲。传统上而言，大臣只喜欢精简到能写在明信片上的东西。最好是风景明信片。”他说完，拘谨地喝了一小口红酒，难喝。

拉康夫人对事物难以容忍的态度，有一种天使般的纯真，这时她开始发犹太人的牢骚。

“我是说啊，他们连吃的东西都跟我们不一样哪，”她说，“潘妮说啊，他们午餐都吃那种特制的鲱鱼食品。”

吉勒姆再度错过话头，直到拉康提高音量表示警告。

“尽量别扯到卡拉，乔治。我以前要求过你。要开始改说是莫斯科，行吗？他们不喜欢耍个性，任凭你对他的恨意多么公平无私也一样。我也不喜欢。”

“莫斯科就莫斯科吧。”史迈利说。

“又不是说人家不喜欢他们，”拉康夫人说，“他们怎么看就是不一样。”

拉康重提刚才的话题。“你说数目很大，到底有多大？”

“现在还不方便说。”史迈利回答。

“好。不说更诱人。你难道没有恐慌因子？”

这问题史迈利听不懂，吉勒姆也好不到哪里。

“乔治，你的发现，最让你心惊胆战的是哪一点？你在这里担心的是什么，以你监督人的角色来说？”

“英皇殖民地的安全吧。”史迈利经过一番思考后说。

“他们谈的是香港啦，”拉康夫人向吉勒姆解释，“我伯伯当过政治人物的秘书。”她接着说：“至于舅舅嘛，从来没做过什么需要动大脑的工作。”

她说香港还好，只是味道难闻。

拉康脸色变得稍显粉红，略为语无伦次。“殖民地，我的天啊，听见了吗，瓦拉？”他对餐桌另一端大喊，拨冗教育妻子。“钱大概比我们多一半，而且比我现在坐的地方更安全，安全得令人嫉妒。要过整整二十年，条约才会到期，到时候中国要不要接管都还是问题。照这种速度来看，他们应该会舒舒服服看着我们倒下！”

“奥立佛认为我们死定了。”拉康夫人激动地解释给吉勒姆听，仿佛对他承认家私，还对丈夫投以天使般的微笑。

拉康重拾刚才吐露心声的语调，却继续口齿不清地说话，吉勒姆猜他是在对老婆炫耀。

“你不是也想向我强调，就当做是写那张明信片时的附加说明好了，强调苏联如果在香港布下大型情报单位，港府和北京的关系肯定难堪得要命，对不对？”

“在我强调之前——”

“多亏北京宽宏大量，”拉康紧接着说，“英国时时刻刻仰仗着北京才能生存下去，对不对？”

“正是因为这些指控——”史迈利说。

“噢，潘妮，你怎么没穿衣服嘛！”拉康夫人纵声大叫。

她跳下椅子去安抚出现在门口调皮捣蛋的幼女，吉勒姆正好趁机大口喘息。此时拉康则吸足了满腔空气，准备高唱咏叹调。

“所以说我们不只是保护香港不受俄国人入侵。俄国人已经够糟了，我敢说，不过对有些眼光更高的大臣来说，或许还不够糟糕。我们还保护香港，不让北京一气之下动手修理。是不是啊，吉勒姆？话说回来——”拉康说。为了强调话锋急转，他居然以修长的手掌握紧史迈利手臂，逼得他不得不放下酒杯——“话说回来啊，”他警告着，音量不规则的嗓门下冲后上扬，“我们的上司咽不咽得下去，还是另外一回事哪。”

“我要等到资料获得佐证，才会考虑对他们提出要求。”史迈利尖声说。

“啊，可惜你没办法，对不对？”拉康反驳，改变立场，“你没办法超出国内研究的范围。你没有特权。”

“不先对信息作一番侦察——”

“啊，那又代表什么，乔治？”

“派情报员去卧底。”

拉康扬眉，偏过头去，让吉勒姆不禁联想起默莉·米金。

“谈方法，不是我的专长，搞细节我也不行。你一没钱，二没资源，显然做不出让对方难堪的事。”他再倒一些酒，洒了一些。“瓦拉！”他大喊，“抹布！”

“钱我倒有一些。”

“可惜用途不同。”葡萄酒染红了桌布。吉勒姆在上面撒盐巴，拉康则拉起那一块桌布，以餐巾环抵住桌面，以防亮光漆受损。

随后久久无人出声，只听见红酒缓缓滴落镶木地板的滴答声响。最后拉康说：“在你的权限下，什么可以命令、什么不能命令，完全由你来决定。”

“可以请你写下来吗？”

“不行，先生。”

“能否借重你的权限，采取必要的步骤来佐证这份信息？”

“不行，先生。”

“可是，你不会阻止我吧？”

“既然我对方法一窍不通，也没必要学习，对你下命令几乎说不上是我的职责本分。”

“可是既然我正式提出——”史迈利开始说。

“瓦拉，快拿抹布来！一旦你正式提出，我就会跟你撇清关系。决定你行动范围的是情报程序小组，而不是我本人。你对他们推销你的想法。他们会坐下来好好听。之后就是你和他们之间的事了。我只是接生婆。瓦拉，拿抹布来，流得到处都是啦！”

“噢，等着被砍头的人是我，不是你，”史迈利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你是中立的。我很明白。”

“奥立佛才不中立咧。”拉康夫人说。她背着女儿，神情愉悦地重回餐桌。女儿梳好了头发，穿上睡衣。“他呀，对你偏心得很哪，是不是啊，奥奥？”她递给拉康一条抹布，拉康开始擦拭。“他最近啊，变成了真正的鹰派。比美国人更厉害。好了，跟大家说晚安，潘妮，快说啊。”她将女儿抱到每个人面前。“先是史迈利先生……吉勒姆先生，现在是爸爸……乔治啊，安恩最近怎样？该不会又回乡下去了吧？”

“噢，她一切安好，谢谢你。”

“好吧，那就逼奥立佛答应你的请求。他呀，越来越自大了，是不是啊，奥奥？”

她踩着舞步离去，一面对女儿吟唱自创的睡前曲。

“希弟皮弟在墙外……希弟皮弟在墙内……泊弟佛啪一声掉下去！”

拉康骄傲地看着她离去。

“乔治，你会不会把美国人扯进来？”他装模作样地质问，“那样做才是高招，你也知道。把表亲推进来，你不发一颗子弹，就能带动整个委员会。外交部也会乖乖听你的话。”

“这件事，我宁可自行处理。”

绿色电话，吉勒姆心想，或许本来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拉康沉思着，转动把玩酒杯。

“可惜啊，”他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可惜。没有表亲，就没有恐慌因子……”他注视着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人物。史迈利双手交缠坐着，闭上双眼，似乎进入半沉睡状态。“而且也没有可信度。”拉康接着说，显然是直接针对史迈利的外表有感而发，“国防部不会为你动一根手指头，这个我可要先告诉你。内政部也不会帮你。财政部不一定，外交部嘛，要看他们派谁去开会，看他们请谁吃早餐。”他再度沉思。“乔治。”

“怎样？”

“不如我派一个代言人给你，帮你讲讲话，帮你起草提案，帮你跨过障碍。”

“噢，这些事我还能处理，多谢你了！”

“让他多休息一点儿。”拉康以震耳欲聋的耳语向吉勒姆建议，这时三人走向车子。“还有，劝劝他，别再穿那些个黑色外套了。那些东西，早跟蓬蓬裙一起过时了。再见了，乔治！明天如果改变心意，希望我帮忙，再拨个电话过来。吉勒姆开车要小心哟。记得你刚喝过几杯。”

两人开过大门时，吉勒姆说了非常无礼的话，但沉思中的史迈利没有听见。

“这么说，是香港喽？”吉勒姆边开车边问。

没有回答，也没有否认。

“这个幸运的外勤是谁？”吉勒姆稍后问，不抱任何得到回答的希望，“或者只是用来对表亲故布疑阵？”

“我们一点也没有对他们故布疑阵，”史迈利反驳，总算有所反应，“让他们插手，会被他们压得喘不过气。要是不找他们，我们又没有资源。只是很简单的平衡问题。”

史迈利钻回刚才的思绪里。

然而说时迟那时快，隔天他们已准备就绪。

十点，史迈利召开情报活动理事会。史迈利发言，康妮发言，狄沙理斯心浮气躁地动着。他搔抓着身体，如同王政复辟时期喜剧里满身虱子的宫廷教师。等轮到他发言时，才以沙哑聪慧的嗓音说话。同一天晚上，史迈利发电报至意大利，是真正的电报，而非仅仅打信号，代码是监护人，副件归至成长快速的档案夹。史迈利写好电报内容，由吉勒姆交给法恩，由法恩神气活现带到查令十字街的夜间邮局。法恩离去时一股郑重其事的姿态，会让人误以为那份暗黄色小表格是他封闭一生中的最高峰。其实不然。在“堕落”前，法恩曾为吉勒姆效力，在布里克斯顿负责剥头皮。只不过，若以实际行动而言，他属于悄声杀手。

5　轻松漫步公园

杰里·威斯特贝度假那星期艳阳高照，整个礼拜充满热闹欢庆的气息，久久无法散去。如果伦敦刻意延长它的夏天，众人也可能联想到，杰里也不例外。这里净是后娘、疫苗接种、四处兜售的赛马情报贩子、出版经纪人，以及舰队街编辑；杰里尽管如同厌恶蚊虫般讨厌伦敦，仍欣然昂首阔步，把这一切照单全收。他甚至具有可以搭配羊皮靴子的身份：他的西装虽不尽然出自泽维尔罗西装街，却也无可否认是件西装。孤女口中那件囚衣，是件耐洗的褪色的蓝色西装，是名为“旁查克曼谷快乐屋”的裁缝师只花二十四小时交出的杰作，标签以光芒四射的真丝绣上保证不皱的字样。正午的和煦微风吹来时，西装如布莱顿码头上的裙衫般轻盈飞舞起来。他的丝质衬衫也购自同一家，已经泛黄，带有更衣室的外观，令人联想起温布尔登或亨里国际船赛。他经日晒的肤色虽然来自托斯卡尼，却与他系的板球领带同属英国。这条领带小有名气，如爱国旗帜般在他身上飞扬。惟有眼睛极尖的人方能察觉，他的表情带有某种警惕戒备的神采，而邮局局长史蒂凡诺大妈也曾注意到，直觉上称之为“专业气质”，但不继续追究。有时候，如果他预期需要久候，会带着书包前往，为自己增添一种土包子的风格——惠廷顿7进城喽。

若说他有落脚处，应属位于瑟罗广场的继母住处，是他父亲的第三任妻子。继母的公寓小巧，装饰繁复，堆满了自废屋回收的巨大古董。她涂脂抹粉有如母鸡，像个迟暮美人那样动辄发脾气，经常为了真正或空想出来的过错而咒骂杰里；比方说，抽掉她最后一根香烟，或漫步公园后鞋底拖着泥巴进门。杰里见怪不怪。有时候，他凌晨三四点才回家，却仍不想睡，他会敲打她房间的门，叫她起床，只不过她往往早已清醒。等她化好了妆，穿上饰品过多的晨袍，杰里会请她坐在床上，为她端来特大杯的薄荷甜酒，让她以小爪子抓着，杰里自己则在地板上满坑满谷的垃圾里四处翻找，开始他所谓的整理行李。垃圾山上堆满了一无是处的东西，有旧剪报，有成堆的发黄报纸，有以绿色缎带绑好的契约书，甚至有一双定做的马靴，装上了楦头，可惜发霉变绿。理论上，杰里是在决定是否需要全部带走，但他通常只带个小东西做纪念，引发两人一连串的回忆。举例来说，有一晚他挖掘出他最早期撰写的报道剪贴簿。

“嘿，佩特，这东西可精彩了！威斯特贝可真摘下这家伙的面具！看了心跳加速，对不对？让你热血沸腾了吧？”

“你应该学你叔叔做生意才对。”她反驳，一面极为满意地翻阅剪贴簿。她口中的叔叔是砂石业之王，佩特经常用来强调杉波缺乏先见之明。

另有一次，他们发现杰里父亲杉波多年前的遗嘱副本。“本人杉谬尔·威斯特贝，又名杉波……”与大批账单塞在一起，也有律师寄给遗嘱执行人杰里的书信，全都沾过威士忌或奎宁，全以“我们很遗憾”开头。

“这个嘛，有点出乎意料，”杰里不太自在地喃喃说，但要将信封埋回垃圾山时已经太迟，“塞回那堆旧东西里，没问题吧？”

但她一对靴扣般的眼珠冒出怒火。

“念出来听听。”她以戏剧化的嗓音沉声命令道，两人遂立刻携手漫游在复杂难懂的法律词汇中。为孙子孙女与受过教育的侄子侄女设立的信托，利息归这任妻子终身使用，谁结婚或死亡，本金归谁处置；追加条款则说明要报答他生前领受的好意，也惩罚对他无礼的人。

“嘿，知道他要报答的是谁吗？是恐怖表哥艾崔德啦，就是被关起来的那个！天啊，干吗留钱给他？准会一个晚上花光光！”

追加条款也嘱咐必须照料赛马，否则恐将沦为盘中餐：“位于拉飞特之家的爱马‘萝萨莉’，每年拨两千英镑供马厩用……爱马‘入侵者’目前于都柏林受训，将归我儿杰里照料，两马皆需照料至终老为止……”

老爸杉波与杰里一样，都视马如挚爱。

同样归杰里的还有股票。杰里独得公司股票数百万股。衣钵，权力，责任；继承了一整个世界，任其挥霍。送来了一整个世界，甚至是承诺，然后却扣住不放：“我儿必须依照我在世时建立的经营之道与风格，管理旗下所有报社。”甚至连私生子也榜上有名。两万英镑无条件拨给住在科布姆的玛莉·某某人，是为我承认的儿子亚当之母。惟一的问题是，钱柜里空无一物。自从大家长的王国遭清算的那天起，户头里的数字便逐步缩水。后来出现赤字，再度成长为体形冗长的吸血昆虫，每年以多一个零的速度暴增。

“怎样，佩特？”杰里说。初露曙光的清晨四下寂静异常。他将信封扔回垃圾山。“听厌了，对吧，伙计？”他翻身抓了一叠褪色的报纸，是父亲生前最后的智慧财产。他以长年从事报社事业的人员才有的身手，一口气翻阅。“这下子，他没办法到处追小美女了吧，佩特？”纸张沙沙响。“就是没办法定下来，我敢说，他又不是没有努力尝试过。”他转身瞥见床边静坐的小女子，双腿几乎碰不着地毯。他压低嗓门说：“你一直都是他的太太，伙计，他的大老婆。总是为你赴汤蹈火。他告诉过我。‘佩特啊，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他告诉过我。字字不假。站在舰队街朝马路另一边的我猛喊：‘我最棒的一个妻子！’”

“死相。”继母轻声说，突然冒出标准英格兰北部方言，上下红唇接合处聚集了皱褶，宛若外科医生的缝线。“烂死相，他全身每一英寸，都让我痛恨。”两人保持沉默了好一阵子，杰里躺在自己的垃圾堆里，抓弄着额发，她则坐在杰里的床边，两人共同品味着对杰里父亲的一份情。

“当初你应该跟你叔叔保罗学卖石渣。”她叹气说，表达出屡遭欺瞒的女子那份洞悉力。

杰里出国前最后一晚，带着继母上馆子共进晚餐，餐后回到瑟罗广场，她为杰里冲泡咖啡，装在她收藏的赛佛尔全套餐具中仅存的咖啡杯里。这份心意却以灾难收场。杰里不经意将宽厚的食指伸入咖啡杯把手，把手竟啪的一声轻轻脱落，幸好继母没有察觉。杰里以手心灵巧地捧着杯子，尽力掩饰，然后趁机进厨房换杯子。唉，凡人逃不出上帝之怒。班机在横渡西伯利亚途中，杰里动动脑筋升级至头等舱，等飞机降落在塔什干后，他讶然发现俄国当局在候机楼另一端开设了酒吧。杰里甚感惊讶，认为是自由化的一项明证。他点了大杯伏特加，在外套口袋里摸索着硬币时却找到问号形状的小巧瓷器把手，两端是脱落的痕迹。他再也不碰伏特加了。

在事业方面，他同等地毕恭毕敬，同等地有求必应。他的出版经纪人是他的板球旧识，出身小有来头，眼睛长在额头上，姓孟肯，大家称呼他小孟，是天生傻蛋一个，但在英国社会，特别是出版界，却随时能为这种人提供舒适的空间。孟肯为人豪爽，感情洋溢，蓄了一道灰白的胡须，或许为了暗示他兜售的书皆出自他手。两人在杰里的俱乐部共进午餐。这地方宽敞而污秽，得以存活至今，全赖与更低贱的俱乐部合并之赐，也多亏当地常客不断惠顾。两人低头坐在只有半满的用餐区，在帝国肇建先驱的大理石眼注视下，哀声惋惜着兰开夏欠缺快投。杰里希望肯特能“击中该死的球，小孟，而不是轻轻啄一下”。两人同意，密德塞斯的确引进了几个年轻好手，不过“上帝帮帮忙，看看他们是怎么选人的”。小孟边说边摇头，同时切着盘中餐点。

“可惜你过气了。”小孟大声喊叫，对象是杰里，也是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个人浅见是，最近东方小说没人能写得成功。格林是办到了，如果你看得下去的话，我是看不下去，太多教条了。马尔罗8，如果你爱看哲学的话，我倒不喜欢。毛姆倒是可以，在他之前也有康拉德。干杯。能不能恕我直言？”杰里为小孟斟酒。“海明威那一套，你就少写一点吧，什么压力之下乍见风范，鸟蛋都被射穿了还能钟爱世人。读者不喜欢啦，个人浅见。老早有人写过了。”

杰里送小孟上出租车。

“能不能恕我直言？”孟肯又说，“句子写长一点。你们搞新闻的人，一改行写小说，老是写得太短。段落短，句子短，章节也短。你们看文字，是以字段来看，而不是整页来看。海明威就是这样。一直想在火柴盒后面写小说。拖长一点嘛，个人浅见。”

“万事顺心，小孟。多谢了。”

“万事顺心，威斯特贝。代我向你老爸问好。大概过气了吧，我想。谁能不过气呢？”

即使与史大卜总编相处时，杰里也尽量保持同样的开朗；只不过康妮·沙赫斯会说，史大卜是蟾蜍，众人皆知。

新闻人与其他不坐办公桌的人一样，走到哪里，脏乱就带到哪里，而身为集团总编辑的史大卜也无法免俗。他的办公桌散放着沾有茶渍的校样与沾有墨水的茶杯，以及吃剩的火腿三明治，因久放而干燥。史大卜本人坐镇这堆东西之间，对杰里摆着臭脸，仿佛杰里是来清走所有东西的。

“老史，报业之光。”杰里喃喃自语，一面推开办公室门，挨着墙壁站着，双手压在身后，仿佛防止双手乱来。

史大卜咬着舌尖上某种肮脏的硬物，然后重回刚才研究的档案。办公桌一片凌乱。外界对编辑那些老掉牙的笑话，在史大卜身上一一应验。他令人憎恶，双下巴灰白厚重，眼皮沉重，活像以煤灰涂抹过似的。他将一直待在每日版（周一至周五），待到溃疡发作为止，然后上级会派他编辑周日版。再过一年，他会被下放到妇女杂志，接受儿童的命令，直到刑期届满为止。现在的他奸诈狡猾，记者从外面打电话回报社时，他会拿起话筒偷听，不让对话双方知道。

“西贡。”史大卜咆哮，然后以咬烂的圆珠笔在边缘写下东西。他的伦敦口音夹杂了半真半假的鼻音，是加拿大人主宰舰队街时遗留下来的产物。“三年前圣诞节。记得吗？”

“记得什么，老兄？”杰里问，身体仍紧贴墙壁。

“节庆气氛，”史大卜说，面带绞刑官的微笑，“在分社里，气氛热络亲密，那时候本集团还笨到在那边设分社。圣诞宴会，你办的。”他读着档案，“‘圣诞午宴，欧陆旅馆，西贡。’接着你列出宾客名单，因为我们要求你列出。记者、摄影师、司机、秘书、送信人，我懂什么？七十英镑大放送，打着公关和节庆的名号。记得吧？”他紧接着说，“宾客名单包括无毛司妥巫。他到场了，对不对？司妥巫？他的老套是跟最丑的小姐甜言蜜语。”

史大卜等着杰里回答，一面嚼着舌尖上的东西。然而杰里背靠墙壁，准备以全天相待。

“我们是左翼集团，”史大卜说，开始发表他最喜欢的声明，“意思是，我们看不惯猎狐狸的传统，也不准备仰仗不识字的百万富翁施舍。根据记录，司妥巫在金边吃圣诞午餐，对柬埔寨政府名流大献殷勤。我跟司妥巫谈过，他似乎认为他当时的确在场。在金边。”

杰里驼背走向窗边，将臀部靠在黑色旧暖气机上。屋外距他不到六英尺处，有个脏污的时钟，挂在熙来攘往的人行道上方，是创办人送给舰队街的礼物。时间是上午九十点钟左右，时钟却指着五点五十五分。马路对面一处门口，两名男子站着看报纸。两人戴帽子，报纸遮住脸孔，杰里想着，若是跟踪的人实际上都作这副打扮，人生该有多美好。

“他那家报纸啊，人人都唾弃，老史，”他静默了稍久，然后若有所思地说，“你也包括在内。你讲的东西，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算了吧，伙计。我建议你，收起来不要管了，最好别碰。”

“还称不上是报纸。是三流报纸才对。说报纸太便宜他们了。”

“我认为是报纸没错，伙计。以前是，以后也一样。”

“随便你，”史大卜叹气道，“欢迎收听董事长语录。”他拿起印刷好的合约表格。“姓名：威斯特贝，杰里，”他语带不屑，假装照着上面念，“职业：贵族。欢迎杉波老爸的公子。”他将合约扔到桌上。“周日版加每日版，你两边跑，一个礼拜跑七天新闻，从战争到性感秀。没有任期，没有退休金，开销以最低价计算。洗衣钱只限外出采访期间，不可以留一整个礼拜的脏衣服一起洗。给你一张报社电报卡，但别使用。报道写好，空运过来，运货单号码发电报过来，来了之后我们会把稿子插在‘不予采用’的长钉上。进一步款项视文章而定。好心的BBC也乐意采用你的采访录音，稿费照样可笑。董事长说这样有助维持声望，管他讲的是什么意思。至于联合供稿——”

“万岁。”杰里长长吐了一口气。

他从容走到办公桌前，拿起被咬烂的圆珠笔，史大卜的唾液仍未干。他连一眼也不看史大卜，也不阅读合约内容，只在末页底部缓缓以歪斜的笔迹签名，龇牙咧嘴笑得有点夸张。在此同时，一名身穿牛仔裤的小姐仿佛奉命前来阻挠这个神圣的场面，颇为唐突地踢开门，在办公桌丢下一叠新出炉的校样。电话响起，也许已经响了好一阵子，小姐离开，踩着巨大无比的面包鞋，努力保持平衡，极其滑稽。一个有点眼熟的头探进门来，嚷着：“老头的祈祷会，老史！”最后来了一名部属，没过多久杰里便由他陪同，大步走过如养鸡场的报社：管理处、国际新闻中心、社论、薪资、专栏、体育、旅游、不堪入目的女性杂志。陪同的人是现年二十岁的毕业生，蓄有胡子，杰里一路称呼他赛崔克。来到人行道时，他停下脚步，微微摇摆，重心由脚跟移至脚趾，再移回脚跟，仿佛酒醉，或是遭人重击而头昏眼花。

“太棒了。”他喃喃地说，音量之大，令两三名路过的女孩转头瞧，“高明。精彩。厉害。太完美了。”说完，他钻进最近一家酒吧，里面有一群老手杵在吧台上，主要是产业与政治记者聚头，向旁人吹牛说自己差点抢到第五版的头条。

“威斯特贝！是伯爵哪！是那件西装没错！同一件西装！里面包的是早起的鸟儿，天啊！”

杰里一直待到酒吧打烊。尽管如此，他喝得很省，因为他希望保持头脑清醒，以便陪乔治·史迈利到公园散步。

每个封闭的社会必有内圈与外圈，而杰里置身于外圈。在当时，陪乔治·史迈利到公园散步是专业术语，意思是与他秘密会面；或者以杰里自己的说法，为个人命运下个脚注：“纵身跃入另一个更好的人生。”他不常发表个人意见，因为上级严格禁止。要到公园散步，必须以小跑步从某个起点出发，通常是人烟相当稀少的地区，如最近关闭的科芬园，于六点差几分时徒步抵达指定的目的地。他猜想，在这个时间，圆场人手短缺的街头艺术家看了他背后一眼，宣布无可疑迹象。第一晚，指定目的地是查令十字地下车站的路堤边。当年仍称查令十字，忙乱无章，马路上似乎总会发生怪事。前一晚，目的地是多线公交车的站牌，位于皮卡迪利南边人行道，紧临的是葛林公园。总共要见面四次，两次在伦敦，两次在育成所。沙拉特的课程与情报工作有关——属于强制性的进修，所有外勤情报员必须定期注册。必须熟记的东西很多，例如电话号码、文字密码与联络程序。例如发给报社的零锁码电报中加入的零锁码字句；例如在远方发生急事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与紧急行动。上级是希望发生在远方。像很多运动员一样，杰里对事实论据过目不忘，考官测试他时也感到满意。受训时，他也练习打斗，结果因背部摩擦破旧的软垫而流血。

在伦敦的会面，一次是非常简单的简报，另一次是非常简短的道别。

接送手法不一，花样百出。在葛林公园，他提着福楠梅森茶行的手提袋作为识别标志，不管等着上公交车的队伍有多长，他微笑着，拖着脚步，优雅地维持在队伍最后段而在路堤逗留不去，他手握过期的时代杂志。在皑皑的背景与斜射的日光下，杂志封面的红字与红框更为醒目。大笨钟敲了六下，杰里数着钟响，然而会面时必须严守的一项规则，是绝不能在整点或十五分时见面，而是在两者之间较为模糊的时段，看在外人眼里较不显眼。秋天的晚上六点是天地变色的时间，英国乡间落叶纷飞的潮湿板球场，气味都随风往上飘，衬托湿沉而残破不全的暮色。杰里以怡然自得的半失神状态消磨时光，不动脑筋地嗅着气味，左眼不知何故紧闭。笃笃挨近他身前的面包车是遍体鳞伤的绿色贝德福车，车顶有架梯子，车身上“哈理斯建筑公司”的字样以油漆盖过，但仍依稀可见。这辆负责监看的老马被拖上草地，车窗以铁网遮住。杰里看见车子停下，开始走向前，司机也同时将一头直竖的头发探出车窗。司机是个先天兔唇、面貌阴沉的男孩。

“威富哪儿去啦？”男孩粗鲁地质问，“他们说威富跟你在一起。”

“只有我一个，你就凑合点吧，”杰里以高昂的兴致反驳，“威富有事要办。”说着打开后门直接爬上车，用力关上门。前方的乘客座位刻意堆满了长方形三夹板，不让他坐。

两人的对话仅止于此。

在早年，圆场仍维持一群编制外的人员时，杰里认为司机一定会和和气气与乘客聊天。现在不一样了。前往沙拉特时，程序大同小异，惟一不同点是，车子蹦跳前进的十五英里中，如果他幸运的话，司机会记得扔给他坐垫，以防杰里臀部惨遭蹂躏。驾驶座与面包车中段隔绝，杰里驼背坐在木质长椅上，紧抓着把手，但仍不断前后滑动。车外景象，他只能透过车窗铁网边缘的隙缝向外看。透过铁网，能见度有限，然而杰里很快认出沿途重要景物。

至沙拉特途中，他路过陈旧过时、愁云密布的工厂区，活像二十年代白漆涂得拙劣的戏院，以及路旁一家砖造旅馆，以红色霓虹灯广告写着“婚宴备有外膳”。然而他的情绪最为强烈的时候，是在第一个晚上，以及最后一晚，在他前往圆场时。第一晚，当他逐步接近具传奇色彩又眼熟的角楼时，有种心情，一种迷杂而神圣的感觉袭上心头：“为国效忠的真谛在此。”一抹红砖的后面是暗沉的悬铃木枝丫，之后是沙拉特总汇般的七彩灯光，再走过一座关口，面包车噗噗停下。外面有人用力打开车门，他同时听见大门关上，有男人以军士少校的嗓门大喊：“喂，快点动作，拜托你行不行？”是吉勒姆的声音，故意寻他开心。

“哈啰，彼得小朋友，工作怎样？天啊，好冷！”

彼得·吉勒姆懒得响应，只是快速拍打杰里的肩膀一下，仿佛命令他开始赛跑，然后关紧车门，上下加锁，将钥匙放进口袋，以小跑步带他走过一条走廊。这道走廊，雪貂一定大肆翻整过。大块大块的水泥被敲落，露出下面的板条；门与铰链被迫分家；托梁与门楣摇摇欲坠；遮尘布、梯子、瓦砾四处横陈。

“是爱尔兰人来过了吧？”杰里高声说，“或者只是开了场不分阶级的舞会？”

他的问题散落在哗啦声中。两人快速向上爬升，彼此不相让，吉勒姆在前半跑半跳，杰里紧跟在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大笑着，四脚踩出隆隆巨响，也在裸露的木阶上摩擦出声。来到一道门前，两人停下，杰里等吉勒姆动手开锁。进了门后，再等吉勒姆重新锁上。

“欢迎光临。”吉勒姆稍微压低嗓门说。

他们来到了五楼。现在他们脚步放轻，不再嬉闹，成了奉命安静的英国部属。走廊往左弯，再弯向右边，然后他们走上狭窄的几个阶梯。一个出现裂痕的凸面镜，又是阶梯，两上三下，最后来到工友桌，没人看守。他们左边是喧闹室，空无一人，吸烟椅大致摆成圆形，壁炉里燃烧着熊熊炉火。由此通往一个长方形房间，铺有褐色地板，标明“秘书处”，其实是前厅，有三名妈妈佩戴珍珠、身穿两件式套头毛衣，凑着阅读灯默默打字。这个房间的另一端又有一道门，紧闭，未上油漆，门把周围非常污秽，没有手污防护板，门锁上也没有盾形盖板。只剩螺丝孔，以及门锁留下的圆形痕迹。吉勒姆没敲门便径自推开，探头进门缝，轻声对房间内说了一些话，接着后退，迅速将杰里推向前，杰里·威斯特贝登场。

“哇，太棒了，乔治，哈啰。”

“对了，别提到他老婆。”吉勒姆以快而柔的音调喃喃向杰里警告，事后在他耳际萦绕了良久。

父子？哪种关系？肌肉配大脑？或许更恰当的说法，是养子与养父的关系，在这行亲属是最坚不可摧的一种关系。

“伙计。”杰里低声说，沙哑地笑着。

英国人朋友之间见面时，并无一套打招呼的方式，尤其是在阴沉的公务员办公室里，两人各站一边，想不出什么话题，只见一张木质办公桌。在几分之一秒之间，杰里将他自己板球员的拳头摆在史迈利柔软迟疑的掌心旁，然后缓缓跟在他身后，保持一段距离，走到壁炉边，那里有两张扶手椅等着他们。扶手椅的皮面老旧龟裂，阅人无数。在这个捉摸不定的季节，炉火在维多利亚式的壁炉里燃烧，但与喧闹室的那盆火比较起来小得多。

“卢卡那地方如何？”史迈利询问，一面以带盖玻璃瓶斟满两杯酒。

“卢卡很不错。”

“那可不妙了，离开时一定很难割舍吧。”

“哪里。很棒。我敬你。”

“随意。”

两人坐下。

“很棒？怎么说呢，杰里？”史迈利询问，仿佛他对“很棒”一词并不熟悉。办公桌上没有文件，办公室空空荡荡，比较像是备用房间，而不像他的个人办公室。

“我还以为自己已经没用了，”杰里解释，“永远被冷冻起来。电报一来，我整个人瘫了下去。我心想，这下可好了，比尔把我轰上半天高了。其他人被轰惨了，我又何尝不惨？”

“对。”史迈利同意，仿佛能感受杰里的疑虑，同时直盯着杰里半晌，明白表现出臆测的神情。“对，对，有道理。只不过，总的说来，看来他根本没机会轰惨临时雇员。有关他的档案资料，每个角落我们几乎全翻遍了，临时雇员的数据归档在‘友好人脉’之下，归类在‘本土防卫队队员’里面，自成一个档案，他无权调阅。并不是说他认为你不够重要，”史迈利很快补充说明，“只是他另有优先处理的事项。”

“那我就放心了。”杰里露齿一笑说。

“那就好。”史迈利没有察觉对方在说笑。他起身斟酒，走到壁炉前，拿起黄铜火钳，开始一面沉思，一面拨动炭火。“卢卡。对，安恩和我去过。大概是十一二年前的事了吧。雨天。”他笑了一下。办公室另一端有个塞满东西的角落，杰里瞥见一张狭长、骨感的行军床，床头摆了一列电话。“我们去过澡堂，我记得，”史迈利接着说，“当时是很流行的疗法。我们去治疗什么，只有上帝清楚。”他再度戳戳炉火，这一次戳得火苗蹿旺，为他圆脸的轮廓涂抹上橙色，厚厚的镜片则形成两湾金池塘。“诗人海涅9在那边有段奇遇，你听过没？一段罗曼史？现在一想，我跟安恩去那里，原因大概就是这个。我们本以为有些过节可以一笔勾销。”

杰里嘟哝了一声，此时不太确定海涅是谁。

“他去了澡堂，泡了泡澡，过程中遇见了一位小姐，光是这位小姐的芳名就让他倾倒，结果还逼自己妻子从此改名。”火苗让他驻足了好一会儿。“你在那边也有一段奇遇，对不对？”

“昙花一现而已，不值一提。”

贝思·山德斯，杰里立即联想到，脑中世界顿时动摇一下，然后自行站稳脚步。贝思这人，是天生好手。父亲是退役将军，曾任郡长。白厅各个秘密办公室里，老贝思肯定各安排了一个三姑六婆。

史迈利再度弯腰，将火钳立在角落，甚为吃力，宛如献上花圈致哀。“我们不尽然是在跟感情竞赛，只想知道那段情的地位。”杰里不发一语。史迈利回头瞥了杰里一眼，杰里报以龇牙咧嘴一笑，好让他开心。“告诉你好了，海涅的女友，她的姓名是尔雯·玛提德。”史迈利接着说，杰里的浅笑转为别扭的大笑，“没错，用德文发音比较好听，我承认。小说呢？写得怎样了？要是吓走了你的灵感女神，我们可担当不起。我绝对没办法原谅自己。”

“没问题。”杰里说。

“写完了吧？”

“这个嘛，多多少少。”

一时之间四下无声，惟有妈妈们打字的声响，以及楼下街道传来的车流噪音。

“这件事告一段落后，我们会对你有所补偿，”史迈利说，“我坚持。史大卜那边，场面弄得怎样？”

“没问题。”杰里又说。

“不需要再帮你铺路吧？”

“应该不必。”

前厅之外传来脚步声，全朝同一方向前进。杰里心想，是沙盘推演，召集相关部门会议。

“你呢？愿不愿意？”史迈利问，“怎么说才好……你，准备好了吗？有没有意愿？”

“没问题。”干吗老用这三个字？他问自己。死脑筋就是转不过来。

“最近很多人都不愿意。没意愿。特别是在英国。很多人将怀疑视为合理的哲学立场。他们自认中庸，其实啊，他们其实左右不是人。只有旁观者，战争怎么打得赢？这一点，我们这一行的人了解。我们很幸运。我们现在这场战争在一九一七年开打，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还没有改变。”

史迈利走到另一个位置，隔着办公室中间与他对站，离行军床不远。在他身后有张老旧相片，颗粒粗大，在重新旺盛的炉火照耀下闪烁。杰里一进门就注意到了。在气氛紧绷的此刻，他觉得自己受到双重审视：一对眼睛是史迈利，另一对眼睛压在相框玻璃下，模糊不清，在炉火中跳跃。准备会议的声响加倍。他们听见人声与间歇笑声，听见椅子吱吱响。

“我在某个地方读到，”史迈利说，“好像是历史学家写的。如果不是，至少是美国人没错。我读到的是，有些家族几世代出生在债权人的监狱里，终生想办法偿债获得自由。我认为，我们这一代就是这样。你不觉得吗？我仍然强烈认为自己有所亏欠。你不认为吗？对这个单位，我一直感激不尽，因为这个单位让我有机会偿债。你呢，是不是有同感？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害怕……贡献自己。我这样想，算不算太老套？”

杰里的脸孔紧绷无表情。离开史迈利身边时，他总是忘记史迈利的这一面，回到史迈利身边时想起来已经太迟。老乔治身上有点落魄神父的味道，年纪越大越明显。他似乎认定，整个西方世界对他的忧虑皆有同感，必须接受他的劝诫才能从事周到的思考。

“如果这样说的话，我认为我们或许能光明正大地恭喜自己有那么一点点老套——”

杰里听够了。

“伙计，”他笨拙地一笑，脸色涨红，以规劝的语气说，“看在老天分上。你说个字，我一定照办。行吗？扮猫头鹰的人是你，不是我。告诉我怎么做，我一定遵命。这世上到处都是文弱的知识分子，想轰掉自己鼻子，脑袋里却有十五条互相矛盾的论点禁止自己动手。我们不需要再制造一个这种人。行吗？我的意思是，拜托。”

门上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宣布吉勒姆再度出场。

“主子，长烟斗全点燃了。”

让杰里诧异的是，在吉勒姆开门说话的时候，他似乎隐约听见“大情圣”一词，指的是他或是诗人海涅，他无法判断，也不特别在意。史迈利犹豫着，皱着眉头，随后回过神来，注意到周遭。他瞥了吉勒姆一眼，然后再度看着杰里，再将视线投注在两人中间的地方。英国学术人士专门以这种眼光看人。

“这样的话，好吧，我们开始为时钟上紧发条。”他以退缩的嗓音说。

三人列队走出办公室时，杰里歇脚欣赏墙上照片，双手插在口袋里，对着照片龇牙咧嘴笑，希望吉勒姆也能歇脚。吉勒姆果然停下。

“看来像是他吞下了自己最后一毛钱，”杰里说，“是谁啊？”

“卡拉，”吉勒姆说，“是他吸收比尔·海顿的。俄国间谍。”

“听来像女生的名字。怎么取的，知道吗？”

“是他第一个情报网的代号。有一派人士认为，卡拉是他一个女朋友的名字。”

“取得好啊。”杰里漫不经心地说，仍保持浅笑，轻步走向他身边，朝喧闹室的方向走去。史迈利或许有心，刻意走在前头，离开两人谈话的听觉范围。“还跟那个神经女孩在一起吗？那个吹笛子的？”杰里问。

“没以前那么神经了。”吉勒姆说。两人再走几步路。

“跑掉啦？”杰里以同情的口吻询问。

“差不多。”

“他呢？还好吧？”杰里随便一问，对着前方独行的人点头，“吃得好、穿得暖吧？”

“比以前都还好。为什么要问？”

“只是问问而已。”杰里说，口气非常愉悦。

到机场后，杰里打电话给女儿猫咪。他很少打电话给女儿，但这次非打不可。投币之前，他就知道不该打这个电话，但他坚持不放手，连熟悉至极的前妻嗓音也无法阻止他。

“哇，哈啰！是我啦。太棒了。飞利还好吧？”

飞利是她的丈夫，公务员，几乎到了可以领退休金的年龄，只不过比起杰里少了三十年奋斗的岁月。

“好得很，谢谢你关心，”她以冷若冰霜的口气回敬，这是前妻捍卫新任丈夫惯用的语气。“你打电话，想问的就是这个？”

“这个嘛，我其实是想跟小猫咪聊聊啦。要到东方去一趟。又开始卖命了。”他说。他觉得自己应该道歉。“因为报社想派人过去写东西。”他说，然后听见听筒触及门厅柜子的声音。橡木柜，他记得，柜脚呈螺旋卷。是老爸杉波遗留下来的东西之一。

“爸爸？”

“嗨！”他嚷着，仿佛电话线路有问题，仿佛她的声音让他措手不及。“猫咪？哈啰，我寄给你明信片之类的东西，你收到了吗？”他知道女儿收到了。每周一信里，女儿定期感谢他。

杰里只听见声声“爸爸”，尾音上扬。他以快活的口吻问，“你还收集邮票吧？可惜我要走了，去东方。”

扩音机宣布即将登机的班机，也宣布已经降落的班机，来来去去的世界都在变换位置，惟有与女儿通话中的杰里·威斯特贝，在人潮中不进不退。

“你以前集邮集得很疯嘛。”他提醒女儿。

“人家都十七岁了。”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改收集什么了？给我猜。男生！”他以最具机智的幽默维持对话进行，一面将重心由左边羊皮靴移向右边，如舞蹈一般，自顾自地讲笑话，也开自己女儿的玩笑。“是这样的，我想寄给你一些钱，布拉罗尼银行在处理，是生日加圣诞节的红包，最好先跟妈妈讨论怎么花。跟飞利讨论也行。什么？他做人真不错，对不对？你就饶了飞利吧，那种事他有时候看不太开嘛。”他打开电话亭门，制造匆忙的假象。“可惜宣布要登机了，猫咪，”他大声咆哮以盖过嘈杂声，“好了，你自己要小心哟，听到没？注意安全。别太轻易把自己送给别人。我说的意思你懂吧？”

他在酒吧排队排了一阵子，但到最后关头，内心里的东方好手却清醒过来，因此走向一旁的自助餐厅。下次再喝到新鲜牛奶，可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了。排队时，杰里感觉有人在看他。不值得奇怪，在机场，大家都在看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想起了孤女，但愿自己在离开前有时间再找个女人，只为冲淡不得不分离时那份苦涩的回忆。

史迈利走着，矮胖的身形包裹在雨衣里。比杰里更具格调的社会记者，以敏锐眼光观察行走于查令十字街邻近地区的史迈利，必能立即辨识出这种类型：身穿防水衣潜伏于公园的寻芳客，或是流连桑拿浴与色情书店的色狼。长途跋涉近来成了他的习惯。凭借他近日泉涌的精力，可以不知不觉走完伦敦大半街道。从圆场出发，在摸熟了小路之后，有二十条路线供他选择，随便一条都不会有任何一段重叠。选好了起点，他会任凭运气与本能带路，让另半边的心思在灵魂偏远地带进行掠夺。然而这晚的路程具有拉力，冥冥之中带他往南、往西走，而他也不加抗拒。空气潮寒，飘在冷冽的雾气中，终日不见日光。他一面走，一面随身携带自己的小岛，岛上堆满了影像而非人物。白墙有如披在身外的另一件斗篷，将他包围在自己的思绪中。在门口，两名身穿皮外套的杀人犯低声交谈着；在街灯下，有个黑发男孩气冲冲地抓着小提琴盒。在戏院外，等候入场的群众接受头上布篷照耀而下的灼热强光，包围身边的雾气如同浓烟。所知的如此之少，期望得到的却如此之多，是史迈利上战场时从未碰到过的状况。他感觉前有引诱，也感觉后有追兵。然而他疲倦时，暂时向后退一步；考虑自身的逻辑时，几乎找不出逻辑可言。他转头一看，看见了败仗之影张开血盆大口等候。他往前瞭望，透过沾满湿气的镜片，看到远大希望形成的幻影在浓雾中舞蹈。他眨眨眼望向四周，知道这里没有他要的东西。然而他在没有百分之百笃定的情况下挺进。重温来时路，也无法获得答案：俄国的金棱线，卡拉私人大军的足迹，海顿彻底清除对这两者的所知。超出这些外在因素范围之外，史迈利在内心理出更黑暗的动机，模糊的程度也无限大，连他自己的理性也不断排斥。他称之为卡拉。事实如此，在内心深处，如同光环退尽的传奇般，仇恨的余烬未熄，仇恨的对象是一心希望摧毁他私人信仰殿堂的人，尽管殿堂已倾颓得所剩无几。这人一心想摧毁他热爱的单位，他的朋友，他的国家，对人间事物合理平衡点的概念。事实如此，在恍若前世的过去，史迈利与卡拉的确曾对坐于铁桌两边，只不过当时史迈利没有理由知道他面对的竟是自己的命运。在莫斯科，卡拉是待宰的羔羊；史迈利试着想引他投奔西方，而卡拉保持沉默，宁可一死，宁可承受更坏的下场，也不愿轻易投诚。事实如此，如今偶尔回想起当初见面的经过，回想起卡拉满脸胡子，回想起那双机警深沉的眼睛，这时往事宛如从他小房间的混沌中窜出的幽灵，指责着他，烦得躺在床上的他辗转难眠。

然而仇恨，这种情绪他无法维持太久，除非是敬爱的反面情绪。

他逐步接近切尔西的国王路。由于靠近河边，雾气更显浓厚。球状的街灯悬挂在头上，犹如中国灯笼挂在无叶的树枝上。往来车辆稀疏谨慎。过街后，他一路循人行道走，最后转进贝瓦特街，走进一处死巷，三面是雅致的排屋，正面平坦。他现在压低身段行走，靠着西边，挨着停靠路边车辆的阴影前进。现在是喝鸡尾酒的时间（晚餐前，下午四至六点），他看见其他窗户内有交谈中的头，也有无声尖叫的口。有些他认得出，有些她甚至取了绰号：腓力猫，麦克白夫人，河豚。他来到与自家平行的地方。回来之前，她请人将百叶窗漆成蓝色，如今仍是蓝色。窗帘打开着，因为她讨厌被关在里面。她独坐书桌前，也许刻意为他编写了这个场景：美丽而细心的妻子，忙完一天家事后，照料着收支大计。聆听着音乐，回音飘荡在雾中，传进他耳里。西贝流士。音乐他不在行，但她所有的唱片，史迈利都能如数家珍，也数度出于礼貌而称赞西贝流士的音乐。他看不见留声机，却知道摆在地板上，是她与比尔·海顿偷情期间为了情夫而改放在地板上的。他纳闷的是，德文字典是否摆在留声机旁，德文诗集是否也在。过去十几二十年来，她几度表现出学习德文的意愿，通常是在求和的期间，如此史迈利就能够朗诵德文诗给她欣赏。

在他旁观下，她起身，走到客厅另一边，停在漂亮的镀金镜前整理头发。她写给自己的备忘纸条夹在镜框里。这次写了什么？他纳闷。丢垃圾。取消和麦德林的午餐。消灭屠夫。有时候情势紧绷时，她会以这种写法寄信给他：逼乔治微笑，为粗心之过虚情假意道歉。情势大乱时，她写给他完整的信，通过邮局寄给他，好让他收藏。

让他惊讶的是，她已经熄灯。他听见前门的门栓滑动。别麻烦了，他不自觉地想。班罕锁要锁两次。门栓和固定门栓的螺丝钉都一样不牢靠，我跟你讲过多少遍了？同样怪异的是，他竟假想她不会插上门栓，以免他万一回来。接着浴室灯亮起，他看见窗上映出她身体的轮廓侧影，以天使般的动作，将双臂伸展至窗帘，几乎将窗帘拉到身前，停止动作，一时之间他担心已经被她看见，后来才想起她近视，而且拒绝戴眼镜。她准备外出，他心想。她准备好好打扮一番。他看见她的头半转过来，像是有人对她说话。他看见她嘴唇在动，双手再度伸起时淘气一笑，这一次伸向颈后，开始解开家居长袍最上面的纽扣。在此同时，窗帘间的缝隙被他人不耐烦的双手骤然合起。

不妙，史迈利无望地心想。拜托！等我走了以后再关嘛！

他站在人行道上，有一分钟之久，或许更久，以不敢置信的眼神盯着漆黑的窗口，直到怒气、羞耻心以及自惭形秽，三种情绪同时爆发，有如肉体上的痛楚，他转身，盲目地快步往国王路走去。这一次是谁？又是嘴上无毛的芭蕾舞者，表演着某种自恋仪式？是她那个丑陋的亲戚，那个终生混政治圈的人？还是从附近酒吧钓上的一夜情美男子？

外面的电话铃响时，彼得·吉勒姆独坐喧闹室里，略有醉意，对默莉·米金的肉体，也对乔治·史迈利的归来同样充满渴望，因此而意志消沉。他立刻拿起话筒，听见法恩的声音，气喘不已，怒发冲冠。

“我跟丢他了！”他大喊，“他把我甩掉了！”

“你啊，一个天大的白痴。”吉勒姆语带满足地讥讽。

“才不是白痴！他不是要回家吗？跟往常一样。我在等他，我站在一边，他走回大街，看着我。把我当做粪土一样。只是粪土。结果一下子，我就孤零一个人了。他怎么做到的？他上哪里去了？我是他的朋友，不是吗？他以为他是什么东西？可恶的矮冬瓜胖子。看我宰了他！”

吉勒姆挂掉电话时仍大笑不已。

6　除霜10行动

香港又逢周六，但台风已为人淡忘，白天热如火炉，晴空万里，令人喘不过气。在香港俱乐部，静如基督徒的时钟敲了十一下，清脆的钟响在木板装潢的静谧中，宛如汤匙掉落在远方厨房地板上。较佳的座位，已由正在阅读上周四《电讯报》的人占据。报纸刻画出祖国道德与经济沉沦的景象，愁云惨雾。

“英镑又贬到谷底了，”苍老的嗓音咆哮着，仍咬着烟斗，“水电工罢工。铁路局罢工。飞行员罢工。”

“谁在上班？问题是这个。”另一人附和，嗓音同样苍老。

“如果我是克里姆林宫，我敢说我们的成绩一定最杰出。”刚才发言的人说。最后三个字用力吼出，以增加军人的愤慨意味。他叹了一声，点了两杯无甜味的马丁尼。两人的年龄都不超过二十五，然而身为远走他乡、寻求快速致富的爱国人士，岁月不饶人的速度相当快。

外籍记者俱乐部这天气势不足，一般民众的数目压过新闻工作者。没有老库洛的召集，上海保龄球员已纷纷离去，其中几人甚至已离开殖民地。由于雨季已结束，摄影记者眼看激烈战事可望再起，因此被吸引至金边。牛仔到曼谷，期待学生暴动再起。陆克在分社里，侏儒老板一肚子火，驼背坐在吧台前，四周都是嗓门洪亮的英国郊区人，身穿深色长裤与白衬衫，大谈汽车经。

“不过这次要凉的。听到了吗？冰冰凉凉的，快快端来！”

连摇滚客都沉默不语。今早夫人陪他前来。他的妻子从前在婆罗洲的圣经学校教书，是个干瘪的悍妇，头发扎了个髻，脚上穿的是及踝短袜，眼睛敏锐到能在别人犯下罪过前察觉出来。

市公交车三毛钱，一票到底，在据说是全地球人口最密集的本地，从云景道搭公交车往东两三英里，来到北角，是市区往山顶扩张的地点，在名为七A的高楼群十六楼，杰里·威斯特贝正躺在弹簧床上。他刚才小睡一阵，没有做梦。现在他顺着《迈阿密日出》的曲调，唱着自创的歌词，欣赏着一位漂亮小姐脱衣服。弹簧床长达七英尺，最初的用意是让华人一家横躺，但杰里直躺正好，是他一生中首度睡觉时脚丫不必悬空。这张床比佩特的小床多了一英里长，甚至比他在托斯卡尼的床还长，只不过在托斯卡尼时，够不够长并不要紧，因为他有个女友相依偎，与女友同睡时，身体不必躺直。相形之下，他眼中的这位小姐身影映在他对面的窗框里，距离他有数英里之遥。在此地起床的九个清晨，每天早上她都以这种方式脱衣洗澡，让杰里看得兴致勃勃，甚至报以掌声。幸运的时候，他全程欣赏，从她偏头让黑发垂至腰际，到优雅地以床单裹住身体，重回隔壁房间，尽收眼底。她的十人大家庭就住在隔壁。他对这家人了如指掌。他们的沐浴习惯，他们在音乐、烹饪与做爱方面的嗜好，他们的兴高采烈，他们激烈而凶狠的争吵。杰里惟一不确定的是，不知道她是两个女孩或是一个。

她离开后，杰里继续歌唱。他兴致高昂，每回行动前都有相同的感觉，无论是在布拉格潜行暗巷，向站在门口、吓得不知所措的老百姓交换小包裹，或是在最出神入化的时刻，以临时雇员前所未有的英勇态度，划着颜色深沉的小艇，将无线电报务员从海滩抬走。情势一紧张起来，杰里发现自己有办法发挥同样的潜能，令自己暗暗称奇，也发现同样的欢乐感，同样的警觉心，还有同样想令人号叫的恐慌感。不尽然矛盾。他心想，就是今天了。好日子告一段落。

这里有三个小房间，全部铺上镶木地板。每天早上，他最先注意到的就是镶木地板，因为家具几乎付之阙如，仅有弹簧床，厨房椅，摆放他的打字机的餐桌，一只晚餐盘，充当烟灰缸倒也恰当。另外也有俏女郎的古董月历，年份是一九六〇，主角是红发美女，风姿早已过时。这一型，他最清楚不过了：绿眼珠，脾气大，皮肤敏感，每回以手指碰到，就变得像战场一般。加上一部电话，一台古老的唱盘，只能播放七十八转的唱片。两支如假包换的鸦片烟斗，挂在墙上如办公室的挂钩上。零零总总加起来，等于是寻死匈奴的全数家当与嗜好。寻死匈奴人在柬埔寨，杰里向他租来这间公寓。还有一个书包，他自己的，放在弹簧床边。

唱片播完了。他快乐地站起身来，将应急用的纱笼围在腰间，这时电话响起，因此他又坐下，抓住松紧带，将放在地板另一端的电话机拉过来。和往常一样，又是陆克，想找人陪他玩。

“对不起了，伙计。正在赶稿子。你自己打牌吧。”

杰里按了电话报时，先听到中文报时，再听到英文报时，调整自己的手表，精准到一秒不差。然后他走到留声机前，再播放《迈阿密日出》，音量开至最大。这是他仅有的唱片，却能压过没用的冷气机的闷呼声。他仍在哼歌，拉开惟一的衣橱，从底下一只古老的小皮箱里拿出父亲发黄的网球拍，是一九三〇年前的古董，球拍柄上以墨水注明父亲的姓名缩写SW。他扭开球拍柄，从凹洞里捞出四卷超小型底片盒，一团蠕虫状的灰色填絮，以及一架超小型照相机，附有测量链。沙拉特官僚逼他使用的那种较花哨的机型，个性保守的他比较不喜欢。他将卡式底片盒装进相机，调整底片速度，对准红发美女的胸脯拍了三张调光，然后拖着凉鞋走进厨房，以虔诚的姿势跪在冰箱前，松开“自由佛瑞斯特”板球队的领带。冰箱门关不拢，因此以领带绑住。在粗暴的撕裂声中，他以右手拇指伸进冰箱边缘破烂的橡皮条内，取出三颗鸡蛋，再绑紧领带。他一面等着鸡蛋煮熟，一面倚在窗口，手肘靠着窗台，以喜悦的眼神望着防盗铁丝网外的世界。防盗铁丝网设在他心爱的屋顶，往下垂的态势活像偌大的踏板，方便人一跃而至海边。

屋顶建筑自成一个文明世界，是令人屏息的剧场，演出扰攘城市里求生存的大戏。在带刺铁丝网包围的综合住宅区里，血汗工厂制造出风帽夹克，有的举行宗教仪式，有的打麻将，也有算命师在焚香并参考巨大的褐色书籍。他眼前有座英式庭园，填满了走私进口的泥土。楼下有三名老妇养肥的松狮犬幼犬，准备下锅。有舞蹈班，有阅读班，有芭蕾舞班，有休闲娱乐班，也有武术班，还有传授文化、传授共产党奇迹的补习班。而这天早晨杰里煮蛋期间，一名老人做完了冗长繁琐的早操，接着打开小巧的折叠椅，读着每日必读的《毛主席语录》。家境稍好的穷人，如果没钱盖屋顶，会自行搭建摇摇晃晃的乌鸦巢，两英尺宽，八英尺长，搭建在固定于客厅地板上的自制悬臂梁。寻死匈奴信誓旦旦，这里经常传出自杀事件。他说，这是让他着迷此地的原因。寻死匈奴自己没跟人上床时，喜欢托着尼康相机探出窗户，希望捕捉到交媾的镜头，却从来没拍到。右下方躺着一片墓园，寻死匈奴说墓地招霉运，硬是与房东讨价还价，房租压低了几块钱。

他享用鸡蛋时，电话再度响起。

“赶什么稿子？”陆克说。

“湾仔妓女绑走了大牛，”杰里说，“绑到昂船洲等着收赎金。”

打电话的人除了陆克之外，通常是寻死匈奴的女人，她们找不到匈奴，却不肯要杰里。淋浴间没有防水帘，因此杰里不得不蹲在铺有瓷砖的角落，像个拳击手，以免弄湿整个浴室。他回到卧房，穿上西装，抓来面包刀，从卧室角落开始数着木板。数到第十三块后，他以刀锋挖起，底下有个掏空的凹穴，黑如柏油，平放的是一只塑料袋，装有一卷面额大小不一的美钞，一份逃命用的护照、驾照与航空卡，姓氏沃瑞尔，职业为承包商。此外也有一个小型武器。杰里违反圆场每项大大小小的规定，向寻死匈奴购来，因为寻死匈奴远行时不喜欢带在身上。从这个藏宝箱里，杰里抽出五张百元大钞，其余一碰也不碰，然后盖上木块。他将相机与两盒备用胶卷放进口袋，走上狭小的门口，吹着口哨。他的前门有涂上白漆的铁架子守卫着，能抵挡技巧尚可的窃贼九十秒。有天杰里无聊，自己撬开锁，就花了九十秒。他按下电梯按钮，抵达时站满了华人，全数下电梯。每次都一样。杰里身材太高大，太丑太洋，他们无法接受。

杰里一面走上漆黑一片、前往市区的公交车，一面努力保持愉悦的心情，心里想着，圣乔治的子民就是从这样的场面出发，卖命解救大英帝国。

在反跟踪方面，育成所耳提面命的座右铭是“有准备必定有所收获”。

有时候，杰里变成典型而纯粹的沙拉特人。依照寻常的逻辑，他大可直接前往目的地。他绝对有权这么做。依照寻常的逻辑，他绝对没有理由不直接搭出租车到前门，特别是他昨晚一夜狂欢后，没理由不欢欢喜喜、大摇大摆走进去，扯住刚拜把兄弟的胡子，两三下解决。可惜现在无法依照寻常逻辑来办事。以沙拉特流传的轶事来说，杰里正走上情报行动的不归路，步出后门，门轰然关上后，无法回头，只得往前走。这时二十年来学习到的情报手法一一浮现，对他大呼“当心”。如果他正要走进陷阱，此处就是设下陷阱的地方。就算他们事先知道这条路线，定点盯梢人会在他前头布桩，躲在车上，躲在窗户里，跟踪团队也会锁定他，以防失误或他临时更动路线。若说跳水前有最后机会试试水深，现在就是机会。昨晚在酒吧附近，可能早就有一百名当地的跟踪天使在监视他，而且还无法确定是否跟对了目标。然而到了这个地步，他能够以蛇行的方式数出跟踪的人影。就在这里，至少理论上而言，他有机会知道。

他看了一下手表。正好还有二十分钟，即使是以华人而非欧洲人的步调来算，他只需要七分钟。因此他漫步前进，却绝算不上步伐闲散。若在其他国家，几乎在除了香港之外的每个地方，他给自己的时间会长得更多。沙拉特的口传轶事指出，在铁幕内，最好花上半天或者更久。他会寄一封写给自己的信，以便能在马路上走到一半，忽然在邮筒前停下，调头往回走，察看慌乱的脚步，察看骤然偏头的脸孔，寻找典型的分组，这边有两人，马路对面有三人，前方是徘徊不去的前哨。

然而矛盾的是，虽然这天上午他一头热地履行步骤，内心却知道自己是在浪费时间，知道西方欧洲人住在东方时，可能在同一街区住了一辈子，却对门阶上神秘的声响毫无概念。熙来攘往的街道上，每次他一转进街角，总有男子在等候、闲荡、观望，费尽心机摆出什么也不做的姿态。乞丐会忽然伸展双臂打哈欠。跛脚擦鞋童会向下直击他的双脚，没抓中，便会并拢两只鞋刷背面，敲打出声。贩卖跨种族色情书报的老妪，会一手合成杯状，对着头上的竹竿鹰架尖声呼出一个字。这些人物景象，虽然杰里一一记录在脑海里，今天却如同初抵东方时一般模糊不解。二十年了吧？愿上帝保佑我们，二十五年了。皮条客？同性恋的男孩？推着糖果纸卷兜售毒品的摊贩：“黄色两元，蓝色五元，要不要？你爱追龙吗？爱快爽吗？”或者是坐在对面小吃摊，点着一碗米饭的人？在东方啊，伙计，想生存，就要弄清楚原本不知道的东西。

他正善用店面的大理石覆面的倒影。店面橱窗里摆了琥珀、玉饰，有信用卡标志，电子用品，以及黑色行李箱。这种行李箱堆积成金字塔，但似乎从来没看到有人提过。在卡地亚，小美女将珍珠放在天鹅绒浅盘上，让它们就寝。她察觉到杰里的存在，抬眼看人。尽管杰里心事重重，内心的亚当仍蠢动一下。但她只看了一眼杰里磨磨蹭蹭的浅笑，寒碜的西装，羊皮靴子，就得到了她所需的全部信息：杰里·威斯特贝不是潜在顾客。经过书报摊时，杰里注意到刚开打的战事消息。中文报纸头版刊登的相片，包括夭折的儿童、哭天喊地的母亲，以及戴着美式头盔的士兵。究竟是越南，或柬埔寨，或韩国，或菲律宾，杰里无法分辨。标题的红色中文字体，制造出血溅头版的效果。也许寻死匈奴走运了。

昨晚酒喝多了，杰里这时感到口渴，推开华人，钻进灯光昏黄的船长酒吧，但他只进男士洗手间喝自来水。走回大厅后，他买了一本《时代》杂志，却因不喜欢便衣守门人盯着他的眼神而离去。他再度走进人群，漫步往邮局前进。邮局于一九一一年落成，已闲置多年，但此时却是稀有而狰狞的古迹，在笨拙的钢筋水泥高楼之间显得美轮美奂。随后他小跑穿越拱门，走上毕打街，穿过绿色波浪状的桥下。这里的邮件袋大排长龙，有如火鸡等着上绞刑架。他再度小跑，穿越干诺中心，走上人行天桥，以冲淡跟踪眼线。

在晶亮的钢铁大厅里，有位农妇正以钢刷清理静止的电梯凹槽。在丽海堤岸路，一群华人学生凝神欣赏亨利·摩尔11的双孔青铜雕喷泉。杰里回头看，瞥见旧法院的褐色圆顶，在希尔顿的蜂窝墙下显得矮小。公诉被告威斯特贝，他心想：“囚犯被控罪名包括敲诈、贪污、假示关爱，以及本庭结束前再编造出的其他罪名。”港口船来船往，热闹不已，多数都是小船。更远处是新界，挖掘得坑坑洞洞，被无力地推挤在龌龊的烟雾边。烟雾之下是新建的仓库，以及猛吐黑烟的工厂烟囱。

他往回走，经过苏格兰籍的商业集团，怡和、太古，也注意到铁栅门深锁。一定是假日，他心想。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假日？皇后广场正在举行园游会，气氛轻松，有喷泉，有海滩伞，有可口可乐的小贩，有大约五十万个华人，不是一群群站着，就是拖着脚步与他擦身而过，有如赤脚军团，对他的身材投射眼光。扩音器，建筑钻孔机，哇哇叫的音乐。他穿越昃臣道，噪音分贝降了一度。他前方有片修剪得无可挑剔的英式草坪，站了十五个白衣人。延续整日的板球赛刚开始。在打击区，一个表情轻蔑、身材瘦长的人，戴着过时的帽子，正在调整打击手套。杰里暂歇脚步旁观，浅笑中带有熟悉感。投手投出球。速度中等，略为内偏，死球。打击手以优雅的姿势挥板落空，以慢动作告别球场。杰里预见冗长枯燥的一局，没人鼓掌。他想知道对打的双方是谁，后来认定是山顶常见的那群人自己打自己。球场外，在马路对面，耸立的是中银大厦，占地辽阔，如同凹槽点点的纪念碑，挂满了深红色的口号——爱戴毛主席。银行正门前的花岗岩石狮茫然看守着，两侧有一群又一群的华人，身穿白色衬衫，互相拍照取景。

然而杰里注视的银行，却在投手的手臂正后方。银行顶端竖有大英国旗，一辆装甲面包车大胆停在底部。大门开着，抛光的门面犹如愚人的金子一样金碧辉煌。杰里继续以蹒跚的脚步朝银行前进，采取弧形路径，这时一队头戴钢盔的警卫在佩有猎象枪的高大印度人陪伴下，突然从阴暗的内部出现，怀抱三只黑色钱箱走下宽阔的台阶，仿佛怀中物是天主本人。装甲面包车开走，一时之间杰里看花了眼，以为银行大门随之关上。

不合逻辑。也不是因为紧张。只是一时之间，杰里认为自己可能出现失误，这种屡经历练而造就的悲观态度，如同园丁预见干旱，或是运动员在重大比赛前夕竟笨到扭伤脚踝，又或是具备二十年经验的外勤情报员，预见又将遇上无可预期的挫折。尽管如此，银行大门仍开着，杰里靠向左边走。让警卫有时间放松心情，他心想。护送钞票会让警卫紧张，眼睛会变得太敏锐，会记住事物。

转身后，他幽幽缓缓朝香港俱乐部散步而去。威吉伍式门廊，百叶窗，门口可嗅到发霉的英国菜味道。掩饰并不算谎言，他们会告诉你。掩饰是你相信的东西。掩饰是你的身份。“周六上午，名声并不十分显赫的杰里·威斯特贝先生前往知名社交场所……”来到俱乐部台阶，杰里停住脚步，拍拍口袋，然后转了一圈，刻意朝目的地推进，走完长方形的两个长边，一面再看最后一眼，注意有无乱了节奏的脚步以及忽然往下看的眼神。“杰里·威斯特贝先生发觉身上没带足周末花销的钱，决定到银行跑一趟。”印度警卫将猎象枪毫不经心地吊在肩膀上，了无兴趣地打量他。

“只是，杰里·威斯特贝先生进不去！”

他咒骂自己是大笨蛋一个，竟然忘记时间已过十二点，而银行准时在十二点打烊。十二点后，只有楼上开张，而这正是他事先计划好的部分。

他心想，放轻松，你想得太多了。别想了，做了就是。“最初有行动。”是谁对他说过这句话？老乔治，那还用说吗？是他引述歌德的诗句。不是别人，居然是他说的话！

他开始跑步，一股仓皇之情油然而生，他知道是恐惧感在作祟。他很饿，他很累。乔治为何放他一人单独行动？为何每件事他都必须自己来？“堕落”前，圆场必定会先派遣人马打前锋，甚至会安排某人在银行里，以防万一。他们几乎会在他离开大楼前派迎接部队来验收成果，也会安排逃命车，以防他离去时过于狼狈。他甜蜜地想着，努力压倒恐惧之心，在伦敦，他们也会逮住亲爱的比尔·海顿吧？将全部转交给俄国人吧？一想到这里，杰里任自己产生一种不寻常的幻觉，快如相机闪光灯，然后缓缓消散。上帝已经响应了他的祈祷，他心想。毕竟已恢复往日光景，街头又因出现阵容浩荡的配角而活跃起来。在他身后，一辆蓝色标致靠边停车，两名壮汉坐在车上研究跑马地的赛马顺序单。无线电的天线，一应俱全。他左边，几名美国夫人漫步经过，拿着相机与观光指南，履行观看的义务。他快步走向银行正门时，里面出现两名表情严肃的银行职员，眼神阴森，希望用来劝退有心询问的人。

老了，杰里告诉自己。伙计，你已经过气了，毫无疑问。老朽、恐惧，逼得你站不起来。他跃上台阶，如同知更鸟在炎热的春日般轻松活泼。

大厅宽敞如火车站，罐头音乐有如军乐。财务组装设铁窗，他看不见潜伏的人，连放哨的幽灵都没有。电梯是个金笼子，里面有个装沙的痰盂供人捻熄烟蒂，但上到了九楼时，楼下的气派已消失殆尽。空间就是金钱。乳白色的狭长走廊，将他带到无人坐镇的柜台。杰里轻松散着步，记住紧急出口与公务电梯。这些细节，老大已事先绘图告知，以免到时必须“鸭子潜水”。他心想，他们资源少得可怜，怎么知道这么多，真奇怪。想必是从建筑师那里挖出设计蓝图吧。柜台上有面柚木牌子写着“信托部询问处”。牌子旁打开的是一本肮脏的平装书，内容是星座算命，密密麻麻地做了笔记。星期六不一样，柜台小姐不上班。圆场告诉过他，星期六进行最顺利。他高高兴兴地四下张望，没有令人不安的事物。又一条走廊通往大楼纵深处，左边是一间间办公室的门，右边是覆盖潮湿塑料布的隔间板。隔间板后面传来电动打字机缓缓敲动的声响，像是有人在打法律文件。杰里也听见华人秘书周六以慢板节奏聊天的声音，只等午餐时间到来，等待没事做的下午。四道光面的门，硬币大小的窥视孔，从里面或外面都可窥视。杰里在走廊上散步，对着每个窥视孔瞥一眼，仿佛这是他的嗜好，双手插口袋，稍显疯癫的微笑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们说过，左边第四个，一道门，一扇窗。一名职员走过他身边，接着是鞋跟精致、发出喀哒声的秘书。虽说杰里穿着邋遢，但因为他好歹是穿了西装的欧洲人，两人都没有停下来质问他。

“早安，各位。”他喃喃地说。而两人也回他：“你好，先生。”

走廊尽头设有铁栅栏，窗户也加装铁窗。一盏蓝色夜灯固定在天花板上，他想大概是为了安全吧。到底是为了消防还是保安，他并不清楚，老大并没提过，而搞破坏方面的事务他不常涉猎。第一个房间是办公室，没人，只在窗台上摆放几个布满灰尘的体育奖杯，在木栓板墙上挂有本银行体育社团的刺绣臂章。他走过一堆标示了“理事”的苹果箱。里面似乎装满了契约与遗嘱。显然的，老式华人洋行锱铢必较的传统很难改掉。墙上贴了一张告示，“闲人勿进”，另一张是“来宾请先预约”。

第二道门通往走廊，再通往一小间档案室，同样无人。第三道门是“理事专用”的洗手间。第四道门边挂着员工公告栏，也在边框上装了一只红色灯泡，看似来头不小的名牌以专业字体写着：“弗罗斯特，副理事长，来宾请先预约，灯亮时切勿进入”。这时灯并没有亮，而硬币大的窥视孔显示有位男子单独坐在办公桌前，陪伴他的只有一叠档案，以及数卷价值不菲的文件，用绿色丝带绑着，上面有代表英国法律的图样。两台播放股价用的闭路电视机，没开。外面有海港的景观，是高级主管必备的配件，由必备的软百叶窗切割成铅笔灰色的线条。一名油亮、富态的矮小男子，身穿亚麻猎装，颜色是罗宾汉绿，工作辛勤的程度不像是星期六。额头潮湿；腋下出现黑色新月形汗渍。在杰里知情的眼中，可看出他行动迟缓，显然是一夜淫乐后精力尚未恢复。

角落办公室，杰里心想。只有一道门，就这道。对方一推，你就进不去了。他对空旷的走廊上下打量最后一眼。他心想，杰里·威斯特贝上台了。如果口才不行就跳舞吧。门一推就开。他快活地走进去，挂出他最拿手的羞涩笑容。

“天啊，老弗，哈啰，太棒了。我是早到还是迟到了？好友啊，外面那堆东西，可真是不得了。在走廊，差点被绊倒了。好多苹果箱子，装满了法律文件。‘老弗的客户是何方神圣啊？’我问自己。‘是考克斯苹果吗？还是贝斯美女苹果？’肯定是贝斯美女，我懂得你这个人。想着想着噗嗤笑出来，因为昨晚在酒吧闹得太疯了。”

说了一大串，弗罗斯特在讶然之余或许觉得摸不着边际，却让杰里得以进入办公室，而且迅速关上门，以宽阔的背部遮住惟一的窥视孔，内心则因如愿滑垒成功而对沙拉特致上感激之情，也向上帝爱人之心致敬。

杰里进门后，出现了充满戏剧性的一刻。弗罗斯特缓缓抬头，眼睛仍维持半闭，仿佛灯光刺眼，其实灯光可能真的刺眼。他一瞧见杰里，先是眯眼移开视线，接着再看一眼，以确认他是血肉之躯。然后他以手帕擦拭额头。

“老天哪，”他说，“是你嘛。你这个恶心的贵族，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仍站在门边的杰里一听，再度以咧嘴浅笑回敬，举起一手行印第安人礼，一面精准记下令人担忧之处：两部电话、办公室间通讯用的灰盒子、有锁孔却无号码锁的衣柜型保险柜。

“他们怎么让你进来的？我猜你是亮出‘阁下’的头衔吧。闯进来这里，你用意何在？”弗罗斯特口气虽冲，态度却和气。他离开办公桌，蹒跚走过去。“这里可不是什么妓院。这里是家有头有脸的银行。差不多可以这样说。”

走到杰里巨大身形前，他双手叉后腰，盯着杰里看，不解地摇摇头。然后他拍拍杰里的手臂，接着戳他腹部一下，继续摇着头。

“你这个爱喝酒、放荡、好色、淫乱的……”

“狗仔记者。”杰里提示。

弗罗斯特年纪未上四十，岁月却已在脸上印下残酷的痕迹，犹如卖场巡视员特别注重袖口与手指，喜欢舔嘴唇的同时皱皱嘴唇。幸好他为人轻松俏皮的一面透明易见，如日光般跃上潮湿的脸颊。

“来，”杰里说，“毒死你自己。”说着递给他一根香烟。

“老天哪。”弗罗斯特又说。他以钥匙圈上的钥匙打开老式胡桃木橱柜，里面贴满了镜子，有一排排鸡尾酒签，插上人工樱桃，也有精巧的有盖单柄大酒杯，画着美女与粉红大象。

“血腥玛莉要不要？”

“血腥玛莉感激不尽，伙计。”杰里回应。

钥匙圈上的钥匙，是黄铜制的恰伯牌钥匙。保险柜也是恰伯牌，高级产品，上面的圆形金浮雕褪色至接近柜子本身的绿色旧漆。

“你们这些出身显赫、作风放荡的人啊，”弗罗斯特大声说，一面倒酒并摇动原料，活像进行化学实验，“你们最知道哪里有好玩的。把你们眼睛蒙住，丢在萨里斯平原，我打赌，三十秒钟一到，你们一定能找到妓院。我这人本性敏感如童男，昨晚受到的打击实在太沉重，动摇了脆弱的根基。随时奉陪！改天我复原了，再跟你要几个地址，要是能复原的话——我很怀疑。”

杰里缓步至弗罗斯特的办公桌前，漫不经心翻阅着他的书信，然后开始拨弄通话盒上的按钮，以偌大的食指一一上下拍动，却没有回音。另有一个按钮注明“使用中”。杰里按下，看见窥视孔出现玫瑰色亮光，因为走廊亮起警示灯。

“至于那些小姐嘛，”弗罗斯特开口时仍背对杰里，忙着摇动酒瓶，“她们啊真调皮。吓死人了。”弗罗斯特一面欣喜地大笑着，一面朝杰里站立处走去，端着酒杯的两手分得很开。“她们叫什么名字来着？真是的，真是的！”

“一个是小七，另一个是二十四。”杰里心不在焉地说。

他说话时弯着腰，寻找警报按钮。他知道一定在办公桌上某处。

“小七和二十四！”弗罗斯特重复，欣喜若狂，“多么诗情画意！留下多美好的回忆！”

杰里在与膝盖等高处发现一只灰盒子，以螺丝固定在直立式抽屉柜上。钥匙是垂直型钥匙，处于“未锁”的位置。他拉出钥匙，放进自己的口袋。

“我说啊，那样的回忆多么美好。”弗罗斯特重复，语带疑惑。

“狗仔记者嘛，你也不是不知道，朋友。”杰里直起身子说，“说到回忆嘛，我们这些狗仔记者啊，比老婆更厉害。”

“给你。过来这边。那边是圣地。”

杰里拾起弗罗斯特的办公桌大记事簿，研究着这天的待办事项。

“天啊，”他说，“忙得很嘛。谁是N啊，朋友？N，八点到十二点？不会是你岳母吧？”

弗罗斯特低头凑酒杯，喝状贪婪，吞了下去，假装噎住了，脸孔扭曲，然后恢复原状。“别扯到她行吗？差点害我心脏病发作，臭小子。”

“N代表的是疯子吗？还是拿破仑？谁是N嘛？”

“娜塔莉。我的秘书。非常正点。两腿向上一路长到屁股去，是别人告诉我的。我自己从没到过那边，所以不知道。我坚持这个原则。记得提醒我，哪天要丢掉这个臭原则。臭小子。”他又说。

“她在吗？”

“刚才好像听到她悦耳的声音，应该在。要不要我叫她进来？据说啊，她对上流人士特别有好感。”

“不用了，多谢。”杰里说完放下记事簿，双目直视弗罗斯特，一人对一人，打起来想必一面倒，因为杰里足足比弗罗斯特高出一个头，体形也比他粗壮得多。

“令人难以相信，”弗罗斯特虔敬地高声宣布，炯炯目光仍盯着杰里，“令人难以相信，就这么简单。”他的举止倾心热衷，甚至表现出占有欲。“令人难以相信的小姐，难以相信的朋友。我说嘛，像我这样的人，干吗跟你瞎混？你不过是个阁下，我的层次可是公爵。公爵和妓女。今晚再来一次吧。好嘛。”

杰里大笑。

“我是认真的。以童子军的荣誉发誓。在老得动不了前，先死在牡丹花下。这一次我请客，全部我请。”走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知道我想怎么做吗？你猜猜看。我要跟你回流星，要找那个什么名字来着的老鸨，然后我坚持要——你怎么啦？”他瞄中了杰里的神情。

脚步声缓和下来，然后停止。黑影占据了窥视孔，逗留不去。

“他是谁？”杰里轻声说。

“小银。”

“谁是小银？”

“银河啦，我老板。”弗罗斯特说，脚步声也跟着离去，然后弗罗斯特闭上双眼，故作虔诚地画十字。“回家陪他那位非常可爱的娇妻，高贵的银河夫人，绰号大白鲸。六英尺八，留着骑兵的八字胡。不是指我老板。是他老婆。”弗罗斯特吃吃笑。

“他刚才为什么不进来？”

“大概以为我有客户吧。”弗罗斯特随口说，再度对杰里如此警觉感到不解，也不知道为何如此沉默。“另一个原因是，如果大白鲸闻到他在大白天嘴唇有酒味，肯定会踹死他。开心点嘛，有我照顾你，放心啦。剩下半杯，干了吧。你今天有点保守。让我觉得毛毛的。”

一进到里面，立刻行动，老大说过。别花太多时间摸他底细，别让他跟你称兄道弟。

“嘿，老弗，”脚步声退得差不多时，杰里唤他，“夫人近况如何？”弗罗斯特伸手要接杰里的酒杯。“你太太。她最近还好吧？”

“病情稳定，谢谢你。”弗罗斯特语气不太自在。

“有没有打电话到医院找她？”

“今天早上吗？你疯了不成？十一点以前，我讲话都还语无伦次。要是十一点打过去，也会被她闻出酒味。”

“下一次探病是什么时候？”

“喂。给我闭嘴。别再提她了。行吗？”

弗罗斯特看着他，他则缓步移向保险柜。他试试大把手，锁上了。保险柜上放了一根粗重的警棍，覆满灰尘。他以双手取来，漫不经心地拿来当做板球棒，放回原位，弗罗斯特大惑不解的眼光仍紧跟不放，态度机警。

“我想开个户，弗罗斯特。”杰里仍站在保险柜前说。

“你？”

“我。”

“从你昨晚说的东西判断，你连存钱罐都养不肥吧。除非你显赫的老爸在弹簧床垫里藏了一些。这一点我还是怀疑。”弗罗斯特快站不住脚了，不过他仍竭尽全力站稳。“喂，再喝一杯，别想学科学怪人在下雨的星期三走路，行吗？我们去看赛马。跑马地，我们来了。我请你吃午餐。”

“我其实不是想替自己开户，伙计。我是想开别人的。”杰里解释。

这时上演的是步调缓慢、场面伤感的喜剧，弗罗斯特小脸上的欢乐气息流失，他喃喃地说：“不要，噢杰里。”说给自己听，仿佛正目睹一场意外，遇害者是杰里而非弗罗斯特。脚步声第二度从走廊另一端接近。是女生，步伐短促急速。接着是急促敲门声。然后一片寂静。

“娜塔莉？”杰里轻声说。弗罗斯特点头。“假如我是客户，你会不会把我介绍给她认识？”弗罗斯特摇摇头。“让她进来。”

弗罗斯特的舌头宛如受惊的粉红蛇，从双唇间探头偷看，快速看了四周一下，然后消失无踪。

“进来！”他以沙哑的嗓音呼唤，一名高挑、戴深度眼镜的华人女孩从他待发信件夹中取走几封信。

“祝你周末愉快，弗罗斯特先生。”她说。

“礼拜一见。”弗罗斯特说。

门再度关上。

杰里走过办公室，一手搂住弗罗斯特双肩，带着不加抗拒的他快步走到窗前。

“开信托账户，老弗。用你那对不贪不污的手。快一点。”

广场上，园游会持续进行。板球场上，有人出局。头戴过时球帽、身材瘦长的打击手弯腰，耐心修正投手的球路。外野手四处走动聊天。

“你陷害我，”弗罗斯特简单说，拼命想接受被陷害的这个概念，“我还以为终于交到真朋友了，你却想害我。亏你还有爵位。”

“不应该跟狗仔记者鬼混的，老弗。很难搞定，没有体育精神。你当初不应该吹牛的。记录都放在哪里？”

“朋友间本来就可以吹牛的，”弗罗斯特抗议，“朋友本来就这样！无话不说嘛！”

“那就说给我听吧。”

弗罗斯特摇摇头。“我是基督徒，”他傻傻地说，“我每个礼拜天都上教堂，一次也少不了。我恐怕帮不上忙了。我宁愿失去社会地位，也不愿意背信。这是我做人一向的原则，懂吗？我不答应。对不起了。”

杰里挨近窗台，直到两人手臂几乎相碰。大窗框因车流而震动。软百叶窗沾上建筑工地的红灰。弗罗斯特的脸孔因努力应付个人噩耗而露出令人同情的神情。

“跟你谈个条件，好友，”杰里说，音量非常小，“仔细听我说了。这是萝卜和棍子的问题。如果你不照做，报社会放出对你不利的风声。头版大头照，大横幅标题，正文未完内页待续，六栏，等等。‘你愿向这名男子购买二手信托账户吗？’香港是贪污腐败的化粪池，而弗罗斯特是淌口水的怪兽。诸如此类。我们会跟他们说，你在银行青年俱乐部玩欧洲人的多人娈交，像你讲的一样。我们也会说，一直到最近，你在九龙区还筑了个爱巢，可惜因为女的要更多钱，结果不欢而散。刊登出来之前，当然了，他们会先向你们董事长查证，也许还会向你夫人查证，如果她身体撑得住的话。”

弗罗斯特脸上的汗珠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中如暴雨直下。前一秒钟，他面带菜色的五官只见油亮潮湿的模样，如今却被汗水淋个湿透，毫无拦阻地流下他圆润的下巴，落在墨绿色的西装上。

“喝多了，”他傻傻地说，尽量以手帕止汗，“每次喝酒都这样。可恶的气候，我不应该住在这里。没有人应该住在这里。在这里等着烂掉，我最讨厌了。”

“听来不太妙呢。”杰里继续说。他们仍站在窗前，左肩碰右臂，如同两人正在欣赏美景。“好消息是，会有五百美金放进你发烫的小手，由潦倒文人奉送，不足为外人道也，而且推弗罗斯特担任董事长。所以说，为什么不干脆跷二郎腿享受享受？知道我在讲什么吧？”

“可否容我请教一下，”弗罗斯特终于开口，希望造成讽刺的效果却弄巧成拙，“查阅此档案，你究竟是想到达什么目的？”

“犯罪和贪污，伙计。牵连至香港。落魄文人街点名了几个带罪在身的人。账户号码四四二。是不是放在这里？”杰里手指保险柜说。

弗罗斯特以嘴唇做出“不是”的形状，却无法出声。

“两个四，然后一个二。放在哪里？”

“喂！”弗罗斯特喃喃地说。他的脸交杂了恐惧与失望，神情绝望。“行行好嘛。别让我做这件事。找个华人职员去贿赂好吗？那样比较妥当。好歹我在这里小有地位啊。”

“老弗，俗话说，在香港，连蒲公英都会乱讲话。我要的是你。你在这里，你的资格比较符合。是放在这个金库里吧？”

一定要持续行动，他们说，一定要不断提高门槛。一旦失去主导权，就休想追回来。

正当弗罗斯特犹豫时，杰里假装失去耐心。他伸出巨无霸的手掌，抓住弗罗斯特的肩膀，将他转过来，往后推，把他的小肩膀抵在保险柜上。

“是不是放在金库里？”

“我怎么知道？”

“我来告诉你好了，”杰里承诺，对着弗罗斯特用力点头，额发因而上下摆动，“我告诉你，伙计，”他重复，一面以另一只手轻拍弗罗斯特的肩膀，“不依的话，四十岁的你，丢了饭碗，老婆卧病，小孩嗷嗷待哺，缴不出学费，大灾难一场。当做是非题，非现在选择不可。不是五分钟后，而是现在。你怎么做，我管不了，只要表面看起来正常，别让娜塔莉知道就行。”

杰里拉着他走回办公室中间，办公桌与电话就摆在这里。人生中有些角色，就是不可能秉持尊严来扮演。弗罗斯特这天扮演的角色正是如此。他拿起话筒，拨了一个数字。

“娜塔莉？噢，你还没下班啊。听好，我还想再待一个钟头，因为正好跟客户通电话。跟席妮说，钥匙就留在金库上，我下班前会锁上。”

他瘫在椅子上。

“头发整理一下。”杰里说。两人等待时，他走回窗前。

“犯罪和贪污个狗屁，”弗罗斯特喃喃地说，“好吧，就算他抄了几条快捷方式好了。哪个华人不是，你举个例子啊？哪个英国人不是？你还以为香港会因为这样倒下去吗？”

“他是华人吧？”杰里说得非常刺耳。

杰里走回办公桌，自己拨了娜塔莉的号码。没人接听。他轻轻扶弗罗斯特起身，带他到门口。

“别锁上了，”他警告，“你离开前，东西还得放回去。”

弗罗斯特走回来。他情绪低落地坐在办公桌前，吸墨纸上摆了三份档案。杰里为他倒了杯伏特加，站在他肩膀旁等他喝下，再解释如何合作。他说，老弗，你不会有什么感觉的，只要物归原处，然后走进走廊，小心关上门。门边贴出员工公告栏，老弗无疑经常查看。老弗应该站在公告栏前，用心阅读告示，一项不漏地看，等杰里从门内敲两下再进门。阅读告示时，他应该刻意站到可遮掩窥视孔的角度，如此杰里才知道他仍站在门口，路过的人也无法窥向门内。如此一来，弗罗斯特也能安慰自己，因为他并未知情渎职，杰里解释。上级，或客户，对他的指控，最严重的不过是留下杰里在办公室，违反银行基本的保密规定。

“档案里有多少文件？”

“我怎么知道？”弗罗斯特问。因为的确不知情，对方这么一问，让他反而口气稍微大胆起来。

“数看看啊，伙计。真乖。”

总共正好五十份，比杰里最乐观的预期多出甚多。尽管防范措施周到，为了预防有人进来搅局，杰里仍有备用计划。

“我也需要申请表格。”他说。

“什么鬼申请表格？我这里不放表格。”弗罗斯特反驳，“表格的话，我都叫小姐送来。这里没有。小姐都回家了。”

“用来在贵银行帮我开信托账户，老弗。放在桌上，动动你的镀金钢笔，表现待客热诚嘛。趁我忙的时候，你就休息一下。头款在这里。”他说。他从后口袋掏出一小叠美钞，扔在桌上，发出悦耳的啪声。弗罗斯特注视着钞票却不伸手取走。

别无旁人时，杰里手脚很快。他将档案夹里的文件解开，两两并排拍照，大手肘贴近身体以防镜头震动，大脚则稍微岔开，以维持重心，宛如板球员准备接地滚球。测量链轻擦文件表面以测距离。不满意时，他会重拍一张。有时候他会以手遮光。他经常转头查看窥视孔是否仍呈现墨绿，以确定弗罗斯特是否仍坚守岗位，而不会趁机叫武装警卫。弗罗斯特一度失去耐性，敲着酒杯，杰里则对他咆哮，叫他安静。他偶尔听见脚步声接近，这时他会将所有东西留在桌上，与美钞、申请表放在一起，将照相机放进口袋，缓行至窗口，欣赏海港景色，拉拉头发，如同思索着人生重大决定。又有一次，碍于手指粗大，情绪紧绷，任务又如此精细，他因此更换胶卷匣，希望旧相机的声响能降低半度。等到他叫弗罗斯特进来时，档案夹再度摆在办公桌上，美钞放进档案夹，杰里感到自己的冷血，稍微动了凶意。

“你这个大笨蛋。”弗罗斯特高声说，一面将五百元喂进有扣的外套口袋。

“没错。”他说。他四下查看，抹清自己的痕迹。

“你少动歪脑筋了。”弗罗斯特对他说。他的表情坚决得出奇，“像他那样的人，你以为整得垮？别想搞垮他们那群人。你不如拿根撬棍、拿盒鞭炮去攻打诺克斯堡，可能比较轻松。”

“大人物先生本人。这个点子我喜欢。”

“别想，你不会喜欢的。”

“你，认识他吧？”

“我们就像火腿和炒蛋，”弗罗斯特口气刻薄，“他的地方，我每天进进出出。我对位高权重的人有股狂热，你也不是不知道。”

“是谁帮他开户的？”

“我的前任。”

“来过这里吧？”

“在我任内没有。”

“看过他吗？”

“在澳门的逸园。”

“什么地方？”

“澳门赛狗场。输得精光。跟老百姓混在一起。我跟我的华人小妞在一起，上一任的前一任。是她指给我看的。‘他？’我说。‘他，没错，他嘛，是我的一个客户。’她厉害得没话说。”弗罗斯特压抑下的表情闪现出从前的本色。“告诉你一件事，他啊，混得还不错。身边的金发妞真不赖。欧洲人。外表看来是电影明星。瑞典人。看来是精心挑选过的。这里——”

弗罗斯特挤出鬼魅般的微笑。

“快一点，伙计。想讲什么？”

“我们谈和吧。好嘛。我们进市区去。花光五百块。你本性不是这样吧？只是为五斗米折腰吧。”

杰里摸索口袋，掏出警报钥匙，放入弗罗斯特被动的手掌里。

“你用得上。”他说。

离去时，有个衣冠楚楚、身穿低腰美式西装裤的苗条青年站在大台阶上。这人正在阅读一本精装书，内容看似严肃，杰里看不出主题。书本才翻到前几页，却阅读得起劲，如同决心增长智慧的人一样。

又成了沙拉特人，其余一片空白。

先别干杯，老大说过。千万不要直接前往。要是无法得手，至少必须破坏线索。他搭出租车，却总是搭至特定地点。到女皇码头，观看乘客登上外岛渡轮，观看褐色中国式帆船穿梭于大船间。到香港仔码头，漫步于观光客之间，看着他们直瞪船民与海上餐厅。到赤柱村沿着公众海滩，看着身体肌肤苍白的华人玩水，和蔼地陪儿女游泳，他们有点驼背，仿佛城市的重量仍压在肩上。中秋节过后，华人绝不游泳。他不知不觉提醒自己，但他一时想不起中秋节是几月几日。他考虑过，把照相机留在希尔顿饭店的衣物寄放室。他考虑过夜间保险柜，也考虑过寄包裹给自己。也考虑利用记者的身份请特别送信人来帮忙。但对他而言，全部行不通。对老大而言，更是行不通。他们说过，这是单独行动。如果不能自行解决就功败垂成。所以他买了塑料购物袋，将相机装在里面，再买两件棉质衬衫充场面。教科书上说，被敌人追得紧时，务必使出障眼法。即使是最老到的监视人也会上当。要是对方朝你动手，你掉了袋子，说不定能拖延一点时间，得以全身而退。他全程对所有人保持距离，最怕不巧碰上扒手。在九龙区的租车场，他们为他准备好了车子。他心情平静——逐渐笃定下来，但警觉心丝毫不松懈。他觉得打了一场胜仗，其余的感觉都不重要。有些差事，做了本就会弄脏手。

他一面开车，一面特别注意本田车。在香港，可怜的跟踪部队爱用本田。离开九龙之前，他两度钻进后街。没人。上了联合道，他加入野餐行列，继续朝清水湾行驶一小时，庆幸塞车严重。在车阵中行驶十五英里，挤在三辆本田车之间，还想变换车道，简直比登天还难。其余工作事项是查看后视镜、开车、抵达目的地、单飞。午后烈日持续发威，冷气开至最大，却感觉不到丝毫凉意。他经过了数英亩的盆栽植物，精工招牌，然后是如方块花布般的稻田，以及栽种春节应景小树的园地。来到左边一处狭窄的沙巷时，他陡然转弯，查看后视镜。他靠边停车一会儿，打开后车厢，假装要让引擎冷却。一辆豌豆绿的奔驰车滑过，毛玻璃，一名驾驶，一名前座乘客。已经尾随好一阵子了。但并未转入小巷。他过马路到对面的餐饮店，拨了号码，让电话响四声后挂掉，再拨同样号码，响了六声，有人接起时他再度挂掉。他继续开车，笨重地穿越废弃的渔村来到湖边，灯芯草蔓生至离岸甚远处，直立的倒影让它们数目加倍。牛蛙聒噪着，轻型游艇在蒸汽中转进转出。天空呈现死白，直接延展入湖水中。他下车。这时有辆旧雪铁龙面包车颠簸而来，车上有几个华人，戴着可口可乐帽子，鱼饵，儿童；两名男子，没有女人，对他视而不见。他朝一排有护墙板外加阳台的洋房走去，此处年久失修，门前竖立格栅状水泥墙，如同英国海边的房子，但这几栋的油漆因日晒而淡化。名称以制作木船剩下的木块雕刻，以火钳用力烫出字形：浮木、苏丝梅、当若敏。小路尽头有个泊船区，如今已关闭，游艇因此另泊他处。杰里向房子接近，随便看看楼上的窗户。从左边数来第二个窗户，里面摆了一瓶绚丽的干花，花梗以银色纸包裹。这表示一切安全。请进。他推开小栅门，按下门铃。雪铁龙停在湖边。他听见车门用力关上，同时也听见对讲机传出电子仪器操作错误的警报声。

“哪来的杂种？”沙石般的嗓音质问，浓浓澳大利亚口音轰隆穿过杂音传来，但门锁这时已应声开启，他一推开立刻看见老库洛身穿和服的粗大身影，杵在楼梯最上层，神情甚为愉悦，以法文称呼他“先生”，以英文叫他“你这个英国贼狗”，催他拖着丑陋的上流臀部上楼，赶紧吞下一杯再说。

库洛的房子弥漫檀香味。底楼门口的阴影中，有位无牙的女佣对着他浅笑。库洛前往伦敦期间，陆克曾对这个小怪物问过问题。客厅在二楼，肮脏的木板装潢墙上贴满了卷曲的相片，都是库洛的老友，是他在五十年疯狂的东方岁月里共事过的新闻工作者。客厅中间有张桌子，上面摆着他身经百战的武器：雷明顿打字机。原本这桌子是供他撰写回忆录的地方。客厅装饰稀疏。库洛一如杰里，六七段人生中的各任妻子儿女散居各地，应付了日常生活当务之急后，钱已不够买家具。

浴室没有窗户。

洗手盆旁有个冲片罐，也摆了几罐定色剂与显色剂。也有一架小型编辑机，有用来看底片的毛玻璃网板。库洛关灯，在全然漆黑的环境中卖命无数年，又哼又骂又向教宗祷告。站在他身边的杰里流着汗，尽量从老头的咒骂声想像出他的动作。他猜，现在库洛正取出胶卷中的狭长底片，绕上转轴。杰里想像他尽量放轻，以免指纹沾上感光纸。再过一分钟，他会开始怀疑是否根本没拿在手上，杰里心想。到时候，他必须强迫自己的指尖继续动作。他想吐。黑暗中，老库洛的咒骂声显得更吵，却仍盖不过湖上水鸟的啼声。杰里心想他双手灵活，因此放心不少。这事他睡觉都能做。他听见库洛转下盖子时胶木的摩擦声，也听见他喃喃说“上床去，你这个异教小杂种”。随后听到的是干燥而古怪的声音，是他小心将气泡摇出显色剂的声响。随后安全灯亮起，啪的一声，如手枪发射般响亮，老库洛再度现身，在红光照耀下如鹦鹉般鲜红，弯腰于加盖的冲片罐之上，快速倒进海波，然后充满自信地将冲片罐倒置，再恢复原状，一面看着烹饪用的旧定时器，一秒秒答答而过。

紧张加上炎热，杰里几乎喘不过气，因此单独回到客厅，为自己倒一杯啤酒，无力坐在藤椅上，两眼无神地倾听水龙头持续流水的声响。窗户外传来华人交谈的吱喳声。湖边有两名钓客正在装鱼饵。儿童在一旁观看，坐在尘土上。浴室又传来盖子摩擦声，杰里赶紧跳起身来，但库洛必定听见了，怒吼着“再等一下”并关上门。

航空客机飞行员、新闻工作者、间谍，沙拉特教科书警告着，都属同一种人。可恶的惰性中穿插了间歇发作的慌乱。

杰里心想，他一定先看为妙，以免没冲洗好。依照资格，先向伦敦呈报的人是库洛而非杰里。假设出现最严重的突发状况，库洛会命令他暂时站一边，让他先咬弗罗斯特一口。

“你到底在里面干吗？”杰里大吼，“怎么啦？”

也许是在小便吧，他荒谬地想。

门缓缓打开。库洛一本正经的态度令人畏惧。

“还没洗好。”杰里说。

他以为库洛完全没听到。他其实正准备大声地重复一遍。他准备气得直跺脚，大闹一场。因此当库洛最后终于搭腔时，来得正是时候。

“正好相反，小子。”老头向前一步，杰里这时看得见底片，如湿答答的黑色毛虫吊在库洛身后的短晒衣绳上，以粉红色夹子夹住。“正好相反，先生，”他说，“每幅都是大胆而惊人的杰作。”

7　再谈赛马经

在圆场，杰里大有斩获的新闻，于大清早一片死寂之中陆续抵达，之后整个周末因此翻天覆地。先前吉勒姆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前一晚十点便提早就寝，然而却辗转难眠，一面为杰里感到焦虑，老实说也因为脑中浮现默莉·米金的影像，或身穿庄重的泳装，或一丝不挂，令他心痒难熬。杰里在伦敦时间凌晨四点过后即将与弗罗斯特交手。到了三点半，吉勒姆开着保时捷老爷车铿锵穿越雾街开向圆场。若不知时间，会误以为是黄昏。抵达喧闹室后，他发现康妮正在玩《泰晤士报》的填字游戏，狄沙理斯博士阅读着诗人托马斯·特拉赫恩12的冥思，一面抓着耳朵，一面抖着脚，有如单人敲击乐队。法恩与以往一样坐不住，在两人之间穿梭，掸掸灰尘，打扫环境，活像等不及要安排下一批客人入座的领班。偶尔他会透过牙齿吸气，发出“啧”声，几乎不掩失望之情。香烟在喧闹室另一端上空形成烟幕，从茶汤壶里可闻到熟悉的陈年茶臭。史迈利的大门深锁，吉勒姆找不到理由去打扰他。他翻开一本《乡村生活》。好像是在等着看牙医，他心想。他心不在焉地坐着欣赏豪宅的相片，直到最后康妮轻轻放下填字游戏，坐直上身，说：“你听。”他听见表亲绿色电话发出急促响声，史迈利随后即接听。吉勒姆的办公室门没关，他瞥见里面一排电子盒，其中一个亮着绿色警示灯，表示对话进行中。随后喧闹室的“友情电话”响起——是内部电话的术语，这一次吉勒姆赶在法恩之前接听。

“他进了银行。”史迈利通过友情电话语带保留地宣布。

吉勒姆传话给在场人士。“他进银行去了。”他说，但这话如同说给死人听，因为现场无人作出丝毫反应。

到了五点，杰里已走出银行。由于反复思考其他可能的选择，想得紧张过度，吉勒姆感到浑身不舒服。硬上弓这种玩法具危险性，吉勒姆与多数专业人士同样痛恨，只不过痛恨之因并非有所顾忌。首要原因是对象，或者更糟的，当场还有保安人员。第二是硬上弓的做法，并非人人面对敲诈勒索时都能作出合乎逻辑的反应。有人装英雄，有人爱撒谎，也有人是歇斯底里的处子，头向后仰，尖叫着杀人啊，内心却喜不自胜。然而，真正的危险现在才开始，硬上弓告一段落，杰里必须背对冒烟的炸弹奔逃。弗罗斯特会往哪一方面跳下？他会打电话报警吗？还是打给母亲？上司？妻子？“亲爱的，我全部招了，救救我，我们重新来过。”吉勒姆甚至不排除下列这项恐怖的可能性：弗罗斯特或许会直接找上客户说：“先生，我严重渎职，违背银行规定，我是来自首的。”

清晨霉臭古怪的气氛中，吉勒姆打了个寒战，然后将心思坚决地锁定在默莉身上。

过了半晌，绿色电话铃响，吉勒姆没有听见。乔治一定是把电话放在正前方。突然间，吉勒姆办公室里的小灯闪动，持续亮了十五分钟，熄灭后，众人将眼光集中在史迈利的门上，静候其变，希望他能结束隐居生活。法恩动作到一半，成了木头人，手上端着一盘没人想吃的棕色果酱三明治。随后把手转动，史迈利手持一份普通的检索令表格出现，已经用自己工整的笔迹填妥，标明“横杠”，意指“主任速件”，等于是最急件。他递给吉勒姆，请他直接送至档案室的女王蜂，盯着她调查上面的人名。吉勒姆收下表格时，回想起稍早前也收过类似表格，调查对象是伊丽莎白·伍辛顿，别名丽姬，最后脚注是“高级妓女”。他转身离去时，听见史迈利悄声请康妮与狄沙理斯陪他进入觐见室，同时派法恩到无机密等级的图书室检索最新一版的《香港名人录》。

女王蜂特别奉命清晨加班，吉勒姆走进来时，撞见她的巢穴如同《伦敦大火之夜》的场景，双层铁床、手提式煤气炉一应俱全，只不过走廊上有台咖啡机。他心想，就缺一套连身工作服和一幅丘吉尔的相片。表格上详述着“姓柯名德雷克，别名不详，一九二五年生，上海，现址香港赫兰道七门，职业为香港中国海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女王蜂接到后开始大量翻阅资料，最后却只发现，柯曾经于一九六六年在香港受大英帝国册封，原由是“对殖民地社会与慈善事业贡献卓著”。在册封审查通过前，总督府曾委托圆场进行调查，圆场的响应是“经查无不良背景”。吉勒姆赶紧带着这份情报上楼，略带睡意的头脑仍记得山姆·科林斯曾说过，香港中国海空公司是万象那家小航空公司最大的股东，从商务波里斯的战利品获利的单位，就是这家航空公司。如此一想，让吉勒姆理解出最合理的关联。他得意于自己头脑精明，回到觐见室碰见的却是一片死寂。散放在地板上的，不只是最新版本的《名人录》，还包括数份旧版本。法恩与往常一样，再度用功过度。史迈利坐在办公桌前，盯着一张自己笔迹写下的笔记。康妮与狄沙理斯盯着史迈利看，但法恩又不见人影，大概是又出去跑腿了。吉勒姆将检索表交还史迈利，附上女王蜂的检索结果，写在正中央，字体是她最美观的肯辛顿圆形草体。在此同时，绿色电话再度作响。史迈利拿起话筒，开始在眼前纸张上做笔记。

“好，谢谢。记下来了，请继续。对，我也记下来了。”这样持续了十分钟，最后他说：“好。今天晚上到。”然后挂掉。

街头上有位爱尔兰送牛奶工，口气激昂地宣布再也不要浪迹天涯了。

“威斯特贝拿到完整档案了。”史迈利终于说，只不过如其他所有人一样，他用的是杰里的代号。“数据全部到手。”他点点头，仿佛赞同自己的说法，目光仍研究着那张纸。“底片今晚才到，但一切总算有了眉目。所有最先通过万象支付的款项，最后都流进香港的账户。从一开始，香港就是金棱线的终点站。全部都是。每一分钱都是。没有扣钱，连银行手续费都没扣。最先是小数目，然后暴涨，原因何在，我们只能猜测。全部都如科林斯描述的。最后涨到一个月两万五，维持这个数字。万象的安排一结束，莫斯科中心连一个月也没有漏掉。他们立刻转到替代路线。康妮，你猜对了。卡拉做事，一定都有备用方案。”

“亲爱的，他是专业人士嘛，”康妮·沙赫斯喃喃地说，“像你一样。”

“才不像我。”他继续研究自己的笔记。“是个闭锁式账户，”他以同样理所当然的语调宣布，“只写出一个名字，是信托的创办人。柯。‘收益人不详。’他们说。也许今晚就能分晓。一分钱都没被提领。”他专挑康妮·沙赫斯说。他重复一遍：“两年前开始付款后，账户里连一分钱都没被提领。结存总额有五十万美元。利上滚利，增值自然快速。”

对吉勒姆而言，最后这一点简直无可理喻。五十万美元转手后，竟然连一毛钱也没动过，究竟用意何在？对康妮·沙赫斯与狄沙理斯而言，这一点却含义深远。康妮脸上漾起鳄鱼般的微笑，婴儿眼安静而欣喜地直盯史迈利。

“噢，乔治，”理出头绪后，她吐气说。“亲爱的，闭锁账户！那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怎么不是？迹象全部都很明显。打从第一天开始。如果又胖又笨的康妮不是这么瞎眼又老又朽又懒，老早就被她看穿了！你别来烦我，彼得·吉勒姆，你这条好色的小蟾蜍。”她正要努力起身，行动不便的双手紧抓椅子扶手。“只是，有谁值这么一大笔钱？难不成是整个情报网？不对不对，他们绝不会帮整个情报网做这种事。没有前例可循。不是批发，因为前所未闻。这么说来，究竟是谁？这人能献什么宝，值这么多钱？”她跛着脚走向门口，拉拉肩膀上的披肩，思绪已从现场钻回自己的世界。“卡拉付钱不像那样。”他们从她身后听见喃喃自语声。她走过妈妈座位一列盖上盖子的打字机，如同蒙上嘴巴的哨兵站立阴影中。“卡拉是卑鄙小人，他认为情报员应该免费为他效劳才对！他当然有这种想法。他付给情报员的钱以毛计算。给零钱。管他通货膨胀率。五十万美金付给小小一个地鼠。这种事，我从来没听过！”

举止稍嫌古怪的狄沙理斯，专注的神情不下康妮。他偏斜不均衡的上半身往前倾，以银刀激烈拨弄烟斗，仿佛拨弄的是着了火的炖锅。他的银发歪斜矗立，在皱瘪黑夹克沾满头皮屑的衣领上有如鸡冠。

“难怪啊，卡拉想把尸体埋起来。”他突然脱口而出，仿佛拼命将这句话挤出口，“难怪。你们知道，卡拉也负责中国事务。有证据显示。是康妮说的。”他挣扎着起身，一双小手里握了太多东西：烟斗、烟草盒、削笔刀、特拉赫恩。“自然称不上很巧妙。料想不到卡拉有那份能耐。卡拉不是学者，他是军人。但也说不上盲目，一点也不盲目，康妮告诉过我。柯。”他以不同音量重复这个字数次。“柯，柯。这个中文字，我非确认它是不是‘柯’不可。关键全在中文字上。是怎么写来着？对，我甚至看见了‘郭’……是真的看见了吗？……噢，还有几个其他概念。德雷克，联想到教会学校，不用说。上海教会学校的学生。对，对。你们也知道，上海是源头。第一个党组织就设在上海。我为什么这样说？德雷克·柯。不知道他的真名是什么。毫无疑问的，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对，好。我嘛，差不多该回去看书了。史迈利，你觉得是不是该发一个煤桶给我的房间？没有暖气，准会被冻死。我跟管家们要过十几次了，费尽唇舌只招来白眼。好歹也不是上古时代了嘛。不过冬天也快到了。原始数据一来，应该会给我们看吧？没人喜欢拿浓缩版研究太久。我会列出一份简历。应该先做这件事。柯。啊，谢谢你，吉勒姆。”

他的特拉赫恩从手上滑下，接过来后，烟草盒又掉了，所以吉勒姆又帮他拾起。“德雷克·柯。上海人当然不代表什么。上海是真正的大熔炉。据我们所知来判断，答案就在潮州。话说回来，一定不能偷跑。浸信会。潮州的基督教徒多半都是吧？潮州人。我们以前在哪里碰过？对了，曼谷那家中介的银行。这样想，就容易想通了。或者是客家人。这两个族群并非老死不相往来，一点也不是。”他尾随康妮步入走廊，留下吉勒姆与史迈利独处。史迈利起身，走向扶手椅，弯腰坐下，两眼无神地盯着炉火看。

“真怪，”他最后说，“一点都没有震惊的感觉。怎么会这样，彼得？你很清楚我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

吉勒姆具有保持缄默的智慧。

“一条大鱼。拿卡拉的钱。闭锁式账户，来自俄国间谍的威胁，竟在香港生活的最中心点。这么说来，为什么没有震惊的感觉？”

绿色电话再度吠叫。这一次吉勒姆接听。接听时，他讶然发现办公桌上出现山姆·科林斯的远东报告，是刚才没看见的一份档案。

该周末就如此度过。康妮与狄沙理斯消失无踪；史迈利专心准备提出报告；吉勒姆修身养性，召回妈妈们排班打字。星期一，史迈利对他耳提面命后，他致电拉康的私人秘书。吉勒姆表现非常出色。“别大肆声张，”史迈利警告过他，“尽量低调。”吉勒姆照办。他向对方说，前几天晚餐时有人提到要召开情报程序小组会议，一起讨论某些表面证据：

“这案子已经稍具雏形了，所以定个日期也许是合理的做法。打击顺序传过来，让我们先传阅一下。”

“打击顺序？雏形？你们的英语是跟谁学的？”

拉康的私人秘书名叫皮姆，嗓音听来脑满肠肥。吉勒姆从未与他见过面，对他却厌恶得不合情理。

“我只能转告他，”皮姆警告，“我只能转告他，再回电给你，向你报告他讲的话。他这个月的日程已经填得满满的了。”

“小事一桩，请他务必相助。”吉勒姆说完气得挂掉电话。

他心想，最好等着瞧，在你身上爆发以后保准好看。

据说伦敦总部进入产房时，外勤情报员只能在等候室来回踱步。民航机长、狗仔记者、间谍。杰里又产生该死的惰性。

“我们被冷冻了，”库洛宣布，“上级说，干得好，暂时按兵不动。”

他们至少每两天通一次电话，是“过渡电话”，经由两个第三方电话接通，通常是从旅馆大厅打至另一旅馆大厅。他们通话时夹杂沙拉特暗号与报社术语，以防露出马脚。

“你的报道，上级正在查证。”库洛说，“编辑若有智慧，会在适当时机善用。现在，上级命令，要你一手叠在另一手上，乖乖坐着别动。”

库洛如何与伦敦通话，杰里并不清楚，只要安全，杰里也不在意。他猜想某个台面上的大型情报单位选出的官员，正在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至于是谁，他并不在意。

“你的任务是帮报社跑腿，多写些文章，下一次出现危机时，可以用来应付史大卜老哥。”库洛对他说，“没有别的任务了，听到了吗？”

杰里从自己与弗罗斯特交手的经过获得灵感，写出一篇文章，报道美军撤退对湾仔夜生活的影响：“口袋膨胀的美国大兵，不再涌入寻欢作乐，苏丝黄情何以堪？”他捏造了“破晓采访”——或以记者偏好的说法是“现场直击”，访问了一名虚构的苦情吧女，被迫接日本客人。写完后，他以空运送出，请陆克的分社将运货单号码电传给报社，全都依照史大卜的指示办事。再怎么说，杰里不算是差劲的记者，但如同压力能让他表现出最佳身手一样，闲荡也能让他露出最恶劣的一面。陆克从分社打电话通知杰里，说史大卜不仅立刻采用，甚至表现得极有风度，令杰里震惊不已，因此决定再寻挑战。这时有两三件贪污官司开庭，各大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主角是常见的那种备受误解的警察。杰里看了一眼，认定这类新闻不值得远渡重洋报道。近来英国也有类似丑闻。一份“请查证”的线索，令他去追友报放出的风声，宣称香港小姐怀孕，然而在他起跑前毁谤官司就捷足先登。他出席“浅喉咙”主持的港府记者会，内容乏善可陈。“浅喉咙”个性沉闷，原服务于北爱尔兰一家日报，后来被开除。杰里检索过去的重大新闻，希望找出值得炒冷饭的材料，如此晃掉一上午的时间。当时盛传陆军财务吃紧，他由少校公关带着巡视廓尔喀要塞。少校看似十八岁左右，在杰里愉悦的访问下表示不知情，不知道一旦廓尔喀士兵的眷属被遣回尼泊尔后，他们要如何解决房事问题。杰里心想，大约每三年回老家一趟吧。他似乎认为，对任何人而言，三年一次就够了。他尽可能夸张事实，将廓尔喀人扯得有如一群军队鳏夫，“气候酷热，大英佣兵冲冷水澡”，而且也洋洋得意地找到内线消息来源。他另外写了两三份报道，以备不时之需。晚上到俱乐部闲晃，内心却焦躁万分，等着圆场生下娃儿。

“老天爷啊，”他向库洛抗议，“这人简直成了公家财产了。”

“没办法。”库洛坚定地说。

杰里只好以“是的，长官”回应。两三天后，他在穷极无聊的情况下，着手针对曾获大英勋章的德雷克·柯先生进行全然非正式的调查。柯也是香港赛马会的理事兼百万富翁，是不容怀疑的公民。没有戏剧化的背景；以杰里的字典定义，没有违法的背景；因为只要是外勤情报员，必定至少背离过个人信仰一两次。他以踌躇的态度着手进行，宛如正要去妈妈不准碰的饼干盒偷拿饼干。他也正好考虑向史大卜提议采访香港巨富阶级，分上中下三篇加以报道。有天午餐之前，他来到外籍记者俱乐部，无意中效法史迈利，从参考书架上找到最新版的《香港名人录》，查到德雷克·柯。已婚，育有一子，一九六八年夭折；曾于伦敦格雷法律学院念法律，显然成绩不甚理想，因为没有记录显示他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接着列出的是他近二十年担任过的管理职位。嗜好：赛马、游艇以及玉器。这些嗜好谁没有？接着列出他惠顾的慈善机构，包括一所浸信会，一间潮州庙宇以及德雷克·柯免费儿童医院。恩泽四方，杰里觉得很有意思。相片显示出寻常的容貌，目光温柔，年约二十，美德与身外之物同样满载，其余不值一提。早夭儿子名为纳尔森。杰里注意到：德雷克与纳尔森，同为英国海军名将。在他脑中萦绕不去的是，父亲的名字竟与首位进入南海的英国将领雷同，儿子竟以特拉法加战役13的英雄来命名。

将香港的中国海空公司与万象的印支包机公司联想在一起，彼得·吉勒姆认为非常困难，但杰里联想起来则比较轻松。阅读中国海空公司的简介时，杰里看得津津有味。简介将该公司描述为“于东南亚战区广泛从事贸易与运输工作”，包括稻米、海产品、电器、柚木、房地产与船运。

在陆克的分社叨扰时，他采取更大胆的一步：刻意以最凑巧的方式发现德雷克·柯的姓名。没错，他是利用检索卡调查过柯的背景。碰巧是在检索香港十几二十位华人富豪时顺带一查；碰巧是他向华人女职员询问，她认为谁是最国际化的华人百万富翁，问得落落大方。尽管德雷克或许并非名列前茅，只消稍微提示，就从她口中套出这个大名，随后也调出这人的资料。的确，他早已向库洛抗议过，这人众所周知，雕虫小技就能追查出其人其事，感觉不到成就感，甚至有点如梦似幻。杰里与苏联情报员接触的经验有限。苏联情报员的地位通常较低。相形之下，柯有如巨无霸。

杰里心想，让我不禁想起老爸杉波。忽然想起两者近似之处，这是第一遭。

最详细的资料出现在一份光鲜的期刊《金东方》里，如今已停刊。停刊前最后几期之一，刊出长达八页的专题报道，附有插图，标题为“南洋红骑士”，探讨越来越多海外华侨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获利颇丰。这些华商一般称为肥猫。就杰里所知，南洋指的是中国以南的领域，对华人而言，暗指遍地黄金的祥和国度。接受专访的名人各占一页，附上一张相片，背景是个人财产。接受采访的名人有曼谷人、马尼拉人，也有新加坡人，代表香港的是“备受爱戴的体育界人士，也是香港赛马会的理事德雷克·柯先生，中国海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董事长、总经理兼最大股东”。他与爱马“幸运纳尔森”合照，时间是爱马在跑马地凯旋一季后。马名一时之间镇住了杰里的眼睛。父亲居然以死去儿子的名字来为爱马命名，令他觉得毛骨悚然。

相片中的柯，比《香港名人录》的平板大头照透露出更多信息。柯显得神情愉快，甚至可说是神采飞扬，尽管戴了帽子，看来像顶上无毛。这顶帽子是现阶段让他最感兴趣的对象，因为以杰里有限的经验来看，他从未看见任何华人戴过这种帽子。帽子属于贝雷帽，斜戴，让柯有如英国军人与法国洋葱贩的综合体。然而最重要的是，这帽子让他显出华人身上最罕见的特质：自我嘲讽。他显然身材高大，身穿巴宝莉名牌风衣，纤长的双手如树枝般伸出袖口。看来他真心衷情爱马，一手轻松搭在马背上。记者问他，一般认为经营帆船队无利可图，为何他仍执意经营，他的回答是：“我们是潮州来的客家人。我们呼吸的是水，栽种养殖也靠水，睡也睡在水上。出海是我与生俱来的本能。”文章也提到，他喜欢描述一九五一年自上海前往香港的那段往事。当时边界仍开放，移民管制尚未实行。尽管如此，柯仍选择开着捕鱼用的帆船前行，不顾海盗、海上封锁，以及恶劣天气。这种做法至少也算是特立独行。

“我这人很懒，”报道引述他的话，“如果有风吹，免费推着我跑，我干吗走路呢？我现在拥有一艘六十英尺的动力游艇，还是喜欢海洋。”

文章表示，他的幽默感人尽皆知。

优秀的情报员，必须拥有娱乐价值，沙拉特的老大说。莫斯科中心也深知这一点。

杰里趁无人观看时，漫步走到检索卡边，几分钟后抱了厚厚一档案夹的剪报，主题是一九六五年一桩股票弊案，柯与一群潮州人涉案。不出人所料，证交所进行调查后不了了之，因此归档搁置。翌年柯获得大英勋章。“想买通人的话，”老爸杉波以前常说，“一次买个彻底。”

陆克的分社聘请了一批华人研究员，其中有位名叫占美的广东人，喜好交际应酬，经常出没外籍记者俱乐部，经常有人以华人行情付费给他，请他对中国事务发表预测。占美说，汕头人独树一帜，就像“苏格兰人或犹太人”一样，吃苦耐劳，向心力强，节俭得令人不敢恭维。汕头人喜欢住在海边，受人迫害、闹饥荒或是债台高筑时，方便逃命。他说，汕头的妇女是热门媳妇，因为不但长得美，个性勤勉节俭，床笫之间也如狼似虎。

“阁下是想再写一部小说吗？”小矮人问得亲密。他走出办公室，看看杰里正在做什么。杰里本想问他，为何汕头人会从小在上海长大，但继而一想认为不妥，将话题转到较不敏感的方向。

隔天，杰里借来陆克的老爷车。他带了标准大小的三十五厘米相机，开车至赫兰道，位于浅水湾与赤柱之间，是百万富翁聚集之地。他故意学很多没事找事做的观光客，在此处别墅外徘徊引颈。他掩人耳目的说法，仍是为史大卜撰写香港富豪的深度报道。即使是现在，即使对他自己，他也几乎不会承认专为德雷克·柯而前来此地。

“他去台北花天酒地啦，”库洛打过渡电话给他时随口一提，“礼拜四之前不会回来。”杰里再次接受库洛的沟通方式，不加过问。

他并未对名为七门的房子拍照，却几度傻傻对着房子注视良久。他看见的是一幢低矮的别墅，上面铺着波形瓦，前门距离马路有段距离，靠海的一边有座大阳台，以白漆柱搭建的凉亭伫立在蓝色地平线。库洛说过，德雷克将房子命名为七门，想必与上海有关，因为上海的古城墙有七道门。“怀旧啊，小子，绝不能低估亚洲人怀旧的力量，也绝不能轻信。阿门。”他看见几片草坪，包括一处槌球场，令他眼睛一亮。他看见整齐宜人的杜鹃与木芙蓉丛。他也看见帆船模型，大约十英尺高，漂流在水泥大海上，也看见有如舞台的圆形庭园吧台，上方以蓝白相间的条纹帆布遮盖。几张无人坐的白椅围成一圈，由一名身穿白外套、白长裤、白皮鞋的男孩负责照料。柯家显然邀请了客人。他看见另几名小男仆清洗着烟草色的劳斯莱斯幻影房车。长长的车库打开着，他看见克莱斯勒某款旅行车，也看见一辆黑色奔驰，车牌拆下，据分析正接受整修。然而杰里也极为细心，对赫兰道上其他住宅同等关切，也对其中三户拍照留念。

他继续往深水湾走，站在海边欣赏股市交易员的帆船与汽艇小舰队，这些船停泊在多浪的海面上，起伏不定。然而他找不到纳尔森司令号，柯那艘知名的大洋游艇。纳尔森之名随处可见，越来越令人透不过气来。正当他想就此罢手，他听见底下传来吆喝声，因此走下一条摇晃的木板堤道，看见舢板上有名老妇人。原本以没牙的嘴巴含着鸡脚的老妇，现正对着他龇牙咧嘴笑，以黄色鸡脚指着她自己。杰里爬上舢板，指着旁边的船只，她就摇船带杰里参观，一面摇橹，一面又唱又笑，鸡脚仍含在嘴巴里。纳尔森司令号流线光鲜。又有三名少年身穿白细帆布衣，认真地刷洗甲板。杰里心算着，光是这些工作人员，柯每月要拿出多少治家费用。

开车回家途中，他在德雷克·柯免费儿童医院稍事停留，认为就医院本身的价值而言，维修得也算是尽善尽美。隔天一大早，杰里来到中环一栋寒酸的大楼的大厅，看着贸易公司的黄铜名牌。中国海空与相关企业占据最高的三层，但并不太出人意料的是，万象印支包机之名并未出现其中。印支包机先前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固定收到两万五千美元。

陆克分社的剪报也建议参考美国领事馆数据库。杰里隔天致电美国领事馆，表面上是想报道湾仔美军的专题。杰里在一位美得不像话的女孩注视下，在档案室里游走，随手翻看，最后停留在年代最久远的一批数据上，是五十年代最初期杜鲁门对中国大陆与朝鲜实施贸易禁运的资料。驻香港领事馆应上级要求，必须报告违规情事，这份档案记录的是领事馆的调查结果。最受欢迎的走私物资是药品与电器，其次是石油，而“美国政府单位”——此处统一以这种称呼来代表相关部会——大举查缉，不但设下陷阱，而且派遣炮艇出巡，审问投奔人士与囚犯，最后于众议院与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前提出大批档案。

时间是一九五一年，是共产党执掌中国大陆的两年后，也是身无分文的柯自上海航向香港的同一年。陆克分社的参考数据将他归类于上海，而柯与上海的关联仅止于此。当年许多上海移民居住在德辅道一家拥挤又不卫生的旅馆。报告前言写道，上海移民有如大家庭，一同吃苦受难，因此团结在一起。

有人的说法较为咄咄逼人。“香港肥猫从这场战争里赚到好几百万。红军的电子仪器、青霉素、白米饭，都是谁卖给他们的？”

报告指出，一九五一年对大陆开放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贿赂边界守卫，以卡车载石油穿越新界，开过边境。另一种方式是贿赂海港当局，以船运走私。

一名网民又说：“我们客家人对海最熟了。我们会找船，三百吨，先用租的，一桶桶石油往上载，捏造假的货单，谎报目的地。一到公海，开始朝厦门没命狂奔。获利率是百分之百。走私几次就能买船。”

“最初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审问官质问。

“丽致舞厅。”答案颇令人困窘。脚注写道：丽致就在国王路上，紧临海边，是供人挑选高级妓女之地，多数小姐是上海人。同一脚注也写出这一伙人的姓名。德雷克·柯名列其中。

“德雷克·柯是硬汉一条，”附录里以小字印刷的证词写道，“别想跟他胡诌。政治人物他一概不喜欢。”

至于组织犯罪方面，经调查后并无结果。根据历史记载，上海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黑道有四分之三倾巢迁入香港。根据历史记载，红帮与青帮为了在香港收取保护费争得你死我活，让二十年代芝加哥的帮派火并显得像是扮家家酒。然而就三合会或其他犯罪组织而言，调查员找不到证人作证。

不出人意料的是，星期六一到，杰里动身前往跑马地，对调查对象的面貌已所知甚详。

出租车加倍收费，因为目的地是赛马场，杰里乖乖付钱，他知道这是规矩。这一趟他向库洛报备过，库洛并未反对。他带陆克一起来，因为他深知有时两人比一个人较不醒目。他很担心撞见弗罗斯特，因为香港的欧洲人社群小之又小。来到大门口，他致电赛马场管理阶层，希望拉点关系，没多久一位名唤葛兰特上尉的年轻男子出现，是赛马场的高级职员，杰里向他解释这一趟公事公办，是想好好介绍这地方，刊登在报上。葛兰特机智、优雅，以托盘烟斗抽土耳其烟，杰里说的每件事，似乎都能让他欣然一笑，只是笑意稍嫌疏远。

“这么说来，你是他儿子喽。”他最后说。

“你认识他？”杰里龇牙一笑说。

“只是听过而已。”葛兰特上尉回答。他听过的事似乎让他很高兴。

他发给两人通行证，稍后再请他们喝饮料。第二场比赛刚结束。三人聊天时，他们听见观众的声浪此起彼落，有如雪崩一般。等待电梯时，杰里查看公布栏，看看私人包厢里有哪些人。这些大人物是山顶帮的人：有喜欢自称大银行的汇丰银行，有怡和集团，有总督、英军司令。德雷克·柯虽然贵为俱乐部理事，却未名列其中。

“威斯特贝！天啊，老兄，是谁让你进来的？喂，你爸死前破产了，是真的吗？”

杰里露齿一笑，犹豫一阵，迟迟从记忆库里搜索出名片：克莱夫，姓不详，是暴发户初级律师，家住浅水湾，苏格兰人，喜欢强人所难，表面虚假可亲，众所周知爱走旁门左道。杰里曾在报道澳门一桩黄金欺诈案时向他请教该案背景，认定他其实也分了一杯羹。

“哇，克莱夫，太棒了，好极了。”

两人客套一番，仍等着电梯。

“来，赛马卡给我们。快嘛！让你赚大钱也不好吗？”朴尔腾，杰里回想起来：克莱夫·朴尔腾。朴尔腾将杰里手中的赛马卡夺去，舔舔肥大的拇指，翻至中间一页，以圆珠笔圈起一匹马。“第三场七号，错不了的，”他以气音说，“孤注一掷，听到没？我可不是天天散财哟，告诉你。”

“那个舔手指的人卖你什么东西？”他走后陆克询问。

“叫做‘开阔空间’的东西。”

两人各走各的路。陆克前去下注，挤过人群上楼到美国俱乐部。杰里冲动之下买了一百元的“幸运纳尔森”，然后快步前往香港俱乐部的午餐室。“要是输了钱，”他意带挖苦地想，“我就找乔治销账。”双扉门开着，他直接走进去，里面弥漫着肮脏钱的气息，相当于萨里高尔夫俱乐部周末下雨时的情景，差别在于有些人胆量够大，敢冒着被扒的风险穿戴真正珠宝。一群太太分开坐着，宛如昂贵而未经使用的仪器，皱着眉头关上闭路电视，发牢骚抱怨下人与抢劫事件。空气中的气味夹杂了雪茄、汗酸与腐坏的食物。一见他蹒跚走来，难看的西装，羊皮靴子，全身上下写满了“报社”，她们的眉头皱得更紧。她们的脸孔说道，在香港啊，会员制俱乐部很不好的一点，就是应该被赶走的人永远不嫌多。一群认真的酒客聚集在吧台，主要是伦敦的商业银行外派代表，啤酒肚腩，脖子粗肥，外表比实际年龄老。这些人属于怡和集团的二流队员，想登上私人包厢还不够格。这些人梳理整齐，想法天真，却不讨人欢心，对他们而言，所谓的天堂是金钱与升官。他忧心忡忡地四下搜寻老弗，然而不是今天马儿拖不动他，就是与另有其他嗜好的朋友同在。杰里露齿一笑，一手朝他们全体挥动，目标不明，从中挑出了副经理，以失散好友的态度向他致敬，以爽朗的口气提及葛兰特上尉，塞给他二十元，违反所有规定，请他划位至楼座。然后杰里满心感激地走上顶层楼座，距离开赛仍有十八分钟。烈日、马粪的臭味、观众兽性的鼓噪，以及杰里加速的心跳，低声说着“赛马”。

杰里在上面逗留一阵子，欣赏美景，因为每次看见都算是第一次。

跑马地赛马场的青草必定是全球最具身价的作物。少得可怜。赛马场周围长出窄窄一环，看似伦敦自治区的休闲场地，任凭烈日与人脚践踏成泥巴。八座磨损的足球场，一座橄榄球场，一座曲棍球场，散发出都市那种三不管的气息。然而，包围寒碜场地的这道细长绿缎带，一年却有可能利用合法下注而吸金上亿英镑，地下的赌注总额也同样高。此地英文地名为“快乐山谷”，其实称呼为“火盆”较为适切，因为一面是闪闪发亮的白色体育馆，另一面则是褐色的丘陵，在杰里正前方与左边则是另一个香港，是灰色大楼组成的贫民窟，犹如扑克牌搭成的曼哈顿，簇拥成堆，在高温中仿佛彼此紧挨着站立。每个小小的楼座皆有一根竹竿，宛如用来固定结构。竹竿挂着无数似黑衣的旗子，仿佛庞然大物从空中扫过赛马场，身后留下残布片片。就在这样的地方，仅有极少数赌客今天荣获恩宠，获得跑马地速成的救赎。

在杰里右方闪耀的是较新、较宏伟的大楼。他记得，在那些大楼里，违法收注的组头建立基地，利用十几种老旧的手法，如收音机、对讲机、闪光灯，与在跑道周围收集情报的助手进行对话。这些手法一定会让沙拉特叹为观止。海拔更高处是采石后光秃的山脊，散立着电子窃听仪器转播站。杰里曾听说过，表亲在山上架设了小耳朵，借以追踪美军资助的台湾U2战机空中侦查。丘陵上方是饭团般的白云，无论天气如何，似乎总赖住不走。当天白云上方是由艳阳漂白的中国苍穹，孤鹰缓缓盘旋。这一切，杰里愉快地尽收眼底。

对观众而言，现在是全无焦点的时刻。如果硬说确有注意力集中点，应是场中的四名肥胖的华人妇女，头戴流苏客家帽，身穿黑色睡衣形套装，手持耙子，大步走在跑道上，将奔驰的马蹄踩乱的珍贵青草整理好。她们带有一种全然无视周遭环境的尊严，仿佛举手投足皆代表中国所有农民。短短一秒间，观众全体对她们抱有一股亲切的感情，然而稍纵即逝。

下注结果，克莱夫·朴尔腾的“开阔空间”看好度排名第三。德雷克·柯的“幸运纳尔森”赔率是四十比一，几乎无人看好。杰里碎步挤过一群兴高采烈的澳大利亚人，来到楼座的角落，伸长脖子，跳过一层层的人头望向私人包厢。包厢以绿色铁门与一名警卫将普通老百姓隔绝在外。他一手遮在眼睛上方，暗想早该带望远镜来才对，最后分辨出一名外表强悍的肥胖男子，西装，墨镜，陪伴一旁的是极为美貌的年轻小姐。他看来是华人与南美人的混血儿，杰里猜测他是菲律宾人。身边的女孩是金钱能买到最好的一个。

一定是跟爱马在一起，杰里想着想着，回忆起老爸杉波。最有可能的地方是围场，叮咛着驯马师与骑师。

他阔步走回午餐室，回到大厅，下了两层宽阔的后楼梯，走过一个门厅，来到参观廊。这里挤满了若有所思的华人，清一色男性，以虔诚静肃的神情向下盯着加顶的沙坑，里面满是麻雀，有三匹马，每匹由特定的马夫牵引。马夫执行任务起来神颓气丧，仿佛神经紧绷到浑身不适。姿态优雅的葛兰特上尉在一旁观看，一名白俄罗斯裔的老驯马师也在场。这位驯马师名叫沙侠，颇受杰里爱戴。沙侠坐在小折叠椅上，微微倾身向前，仿佛正在垂钓。沙侠在上海租界时期曾训练过蒙古迷你马，听他讲故事讲一整夜，杰里也不觉厌烦。他娓娓道尽上海曾有三座赛马场：英国、国际、中国；英国商业巨子每人拥有六十甚至多达一百匹赛马，利用船运沿着海岸线南征北讨，如精神异常般彼此竞争，从这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沙侠个性温和，富哲学思想，带有遥望远方的蓝色眼珠，以及自由式摔跤选手的下巴。他也负责训练“幸运纳尔森”。他独自坐着，看着杰里视线外应该是门口的地方。

看台忽然骚动起来，杰里因此陡然转身面对日光。哄堂鼓噪，随后听到被勒住脖子后的高声尖叫，一层群众倾向一边，身穿灰黑相间制服的男子如斧头般切入人群。转眼间，一队警察拖出狼狈的扒手，又流血又咳嗽，将他带进楼梯间作笔录。杰里眼睛被晒得发慌，因此将视线转移至黑暗的围场，一段时间后才聚焦在德雷克·柯先生的朦胧轮廓上。

要辨识出柯并不轻松。杰里注意到的第一人丝毫不像柯本人，而是站在老沙侠身旁的年轻华人骑师，高瘦如衣架子，丝质长裤紧夹股沟。他以马鞭抽着自己的马靴，仿佛模仿自己曾在英国体育报刊看过的动作。他身穿柯的颜色（“天蓝与海灰的方格”，据《金东方》报道）。与沙侠一样，他也凝视着杰里视线之外的东西。接下来，杰里注意到自己站立的平台下方来了一匹枣红色新进马匹，牵引的马夫是个痴笑的胖子，穿的是肮脏的灰色连身服。它的号码被小毯遮住，不过杰里看过相片，亲眼看到后对它更加熟悉。其实他很了解这种马。有些马匹基本上就比同侪高出一等，在杰里眼中，“幸运纳尔森”就是这样的骏马。本质有点优秀，他心想，乖顺听话，目光大胆。但不是每场赛事让女人猛下注的年少栗色马。受本地气候的限制，马匹体型较小，但“幸运纳尔森”的状况不输任何人。这一点杰里很确定。一时之间，他为“幸运纳尔森”的状况担忧起来。它在冒汗，侧腹与蹄侧过于油亮。随后他再看一次“幸运纳尔森”大胆的目光，以及稍显不自然的汗水痕迹，他的心脏再度噗噗悸动。那家伙狡猾得很，事先为爱马淋过水，让它外表可怜。他津津有味地回想起老爸杉波。

细看良久，这时杰里才将视线由骏马移向马主。

德雷克·柯先生，曾荣获大英勋章、轻松赚进莫斯科中心的五十万美元、离群独立，站在直径十英尺宽的白色水泥梁柱阴影下。一眼望去，这人丑陋却不碍眼，高大而微微驼背，这种姿态本该与职业有关，像是牙医或补鞋匠的样子。他做英国式打扮，宽松灰色法兰绒长裤，黑色双襟西装外套，腰身过长，突显了双腿无法站直的缺陷，为削瘦的躯体增添皱垮的外貌。他的脸与颈光滑如旧皮件，无须，众多皱褶看来如熨过的褶线般明显。他的肤色比杰里料想的还深，几乎令人怀疑混有阿拉伯人或印度人的血统。他头戴相片中那顶不称头的帽子，是深蓝色贝雷帽，耳朵从帽子下探出，有如蛋糕上的玫瑰。眼睛极细，帽子压顶后显得更窄。棕色意大利皮鞋，白色衬衫，上排纽扣敞开。没有装饰品，连望远镜也没带，却带了五十万美元的迷人微笑，嘴角接近耳朵，露出金牙。他的微笑似乎品味着人人的好运，也包括自己的好运在内。

然而，他身上有点必须细察方能察觉的小细节。有些人具有这样的细节，如同紧绷的情绪，看在服务生总管、门房、记者的眼中，一眼就能看出。老爸杉波也几乎有。这种细节代表着坐拥资源、随传随到、呼风唤雨。需要东西时，躲藏一侧的人会跑步奉上。

现场活跃起来。赛马场职员借扩音器要求骑师上马。痴笑的马夫拉下小地毯，杰里很高兴地注意到，柯事先倒梳爱马的皮毛，以强调其状况差劲。高瘦的骑师别扭地缓缓走到马鞍旁，以紧张而亲切的口气对另一边的柯呼唤。此时开始离去的柯忽然转身，爆出一个单音节的字回应，是什么字听不清楚，并没有特定对象，也不见任何人有所反应。是责骂，还是加油？是对下人的命令？丝毫无损他原有的灿烂笑意，嗓音却严厉如鞭响。马匹与骑师纷纷离去。柯也离开。杰里火速冲上楼梯，走过午餐室，来到楼座，拖着脚步走到角落，向下望去。

这时柯已不再独身，有伊人随侍在侧。

两人是一同登上看台，或是女人间隔一段距离尾随柯而来，杰里无从确定。她好娇小。人群纷纷入座时，他只瞥见周围男人敬让时黑丝一闪，起初他视线过高，没瞧见她。她的头与周围男子的胸部等高。随后他再度瞧见坐在柯身边的她，娇小，毫无邪气的华人贵妇，上了年纪，肌肤白皙，打扮得整齐雅致，让人难以想像她曾年轻过，或曾穿过这身巴黎定做黑丝套装以外的衣服，上面的盘花纽扣和凸起的刺绣花纹，犹如轻骑兵制服。库洛播放迷你幻灯片供他欣赏时顺口提及，这老婆很会惹麻烦。爱去大商店拿东拿西。柯派手下抢先一步，向店家承诺有拿必付。

《金东方》里的报道指出，她是“早年的生意伙计”。杰里看出言外之意，猜想她曾在丽致坐过台。

群众的狂啸越来越带劲。

“威斯特贝，签了没？你签它了没，老兄？”苏格兰人克莱夫·朴尔腾冲着他直来，酒喝多了，汗水直流，“‘开阔空间’哪，老天爷！即使大家看好，你还是能赚个一两块啊！去签去签，必中无疑！”

“开跑”一声为杰里省下回应的口水。群众呼声暂停，高升，然后涨满全场。一连串马名与号码，噼噼啪啪从四周的座位传来，马匹从栅栏里飞奔而出，由嘈杂声牵引向前。起跑两百公尺步伐闲散。再等一阵，激烈癫狂会取代怠惰的气氛。杰里记得，破晓时分训练马儿时，马蹄必须罩上软垫以免扰人清梦。从前杰里跑战争新闻的空当，有时会起个大早，过来这里欣赏训马过程。幸运的话，会碰上够力的朋友，跟他们回到多层而具有空调的马厩，观看呵护宠爱的程序。由于日间车流声淹没了马匹嘶吼声，缓缓前进的耀眼马群看似无声无息，只是漂流在薄薄的翡翠河上。

“‘开阔空间’一路领先，”戴着眼镜的克莱夫·朴尔腾以不确定的语气高呼，“不愧大家看好。精彩。干得好，‘开阔空间’，干得好。”众马开始弯进最后直线跑道。“快呀，‘开阔空间’，跨大一点嘛！骑呀！抽鞭子啊，蠢材一个！”朴尔腾尖叫着，此时就算是肉眼也能看出，天蓝与海灰色的“幸运纳尔森”正往前头冲去，对手很识相地让路。另一匹马做出挑战之姿，随后泄气，不过“开阔空间”已落后三个马身，骑师则高举马鞭，猛力抽向后腿。

“抗议！”朴尔腾大喊，“理事哪里去了？有人作弊让马放慢脚步！一辈子从没看过作弊做得这么明显！”

“幸运纳尔森”优雅地奔过终点，杰里迅速将目光转向右边，压低视线。柯不为所动。不是东方人那份谜样的神情。杰里从不信那套迷思。当然也称不上是淡然无感。只像是心满意足观看仪式进行，如同德雷克·柯先生正在大阅兵。他娇小的疯妻直挺挺站在他身边，仿佛历经一生风风雨雨之后，总算听到专门为她演奏的颂歌似的。杰里霎时想起老佩特如花似玉时的模样。杰里心想，杉波的“骄傲”夺得第十八名时，佩特的神情正是如此。站姿也一样，勇敢面对失败。

颁奖仪式如梦似幻。

虽然典礼中缺少蛋糕桌，如此普照的阳光，连最乐观的英国村宴主办者也不敢奢求，只是镀银奖杯之华丽，远胜过赢得二人三脚赛跑后乡绅颁发的有磨痕的小杯。六十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或许有点夸张。一位头戴三十年代无檐帽的女士气质出众，站在白色长桌中间，显得既多愁善感又骄矜自大，如忧国忧民的志士。她行礼如仪。理事会主席递给她奖杯，她立刻转交出手，仿佛怕烫到玉手一般。德雷克·柯与妻子两人开怀浅笑，柯仍戴着贝雷帽，从欢欣簇拥的支持观众中走出接过奖杯；无奈仪式进行过快，他在围起来的草地上欣然来回走动时，摄影师没抓住镜头，只得要求演员重演光辉的一刻。气质出众的女士因此不太高兴，旁观者窃窃私语之际，杰里隐约听见她说出“真无聊”等字。奖杯最后总算归柯所有，气质出众的女士闷闷不乐地送出价值六百美元的栀子花，之后东方人与西方人心满意足地各自离去。

“签了它吗？”葛兰特上尉和气地问。两人漫步走回看台。

“这个嘛，对，没错，”杰里干笑着承认，“有点出乎意料，对不对？”

“噢，那场全看德雷克喽，没错。”葛兰特一本正经说。两人再走几步。“竟然被你看穿，厉害。比我们还高明。想不想访问他？”

“访问谁？”

“柯。趁他获胜之后陶陶然时。说不定你这次真能问出什么东西。”葛兰特以他惯用的宜人微笑说，“来，我来介绍。”

杰里并未迟疑。身为记者，他没有理由回绝。身为间谍的话呢，有时候沙拉特的人说，凡事无危险，多想多担心。两人漫步回人群中。柯一伙人围着奖杯，大致形成圆圈，笑声极大。圆圈中央最靠近柯的是那位菲律宾胖子，美丽女友陪伴一旁，柯则对着他女友耍宝，亲亲她双颊，然后又亲她一下，惹得众人大笑，惟一例外的是柯夫人。她刻意退到圆圈边缘，开始与年龄相仿的一名华人妇女交谈。

“他是阿沛戈，”葛兰特凑近杰里耳朵说，手指着菲律宾胖子，“马尼拉是他的，多数外岛也是。”

阿沛戈的大肚超前坐在皮带上，宛如石头塞在衬衫里。

葛兰特并未直接上前与柯交谈，而是挑上一名五官平坦的华人壮汉，年约四十，身穿电光蓝色西装，似乎是助手。杰里远远站着，等待机会。华人壮汉向他走过来，葛兰特站在一旁。

“这位是刁先生。”葛兰特悄声说，“刁先生，这位是威斯特贝先生，是知名的威斯特贝先生的公子。”

“想访问柯先生吗，威斯贝先生？”

“方便的话。”

“当然方便。”刁先生爽快答应。肥厚的双手在腹部前方不住浮动。右手戴着金表。手指弯曲，仿佛想舀水喝。他油光满面，年龄可以是三十到六十之间。“柯先生赢了赛马，一切都方便。我请他过来。别走开。令尊大名是？”

“杉谬尔。”杰里说。

“杉谬尔爵爷。”葛兰特语气坚定，用错了尊称。

“他是谁？”杰里偏头问，壮汉这时走回喧哗的华人圆圈。

“柯的总管。经理、负责人、杂役长、打杂人。一开始就跟着他。中日战争时两人一起逃难。”

也是他的主要打手吧，杰里心想，一面望着老刁大摇大摆走回主子身边。

葛兰特再度开始介绍。

“先生，”他说，“这位是威斯特贝，父亲是知名的威斯特贝爵爷，生前养了一批跑得慢吞吞的马，也替赌注经纪人买下几座赛马场。”

“哪家报纸？”柯说。他的嗓音深沉，严苛而有力，但令杰里吃惊的是，他发誓听到了一丝英格兰北方的乡下口音，令他想起老佩特的腔调。

杰里报上报纸名称。

“就是喜欢登女孩子相片的那家嘛！”柯高兴地大喊，“我以前在伦敦时常看，那时在名校格雷法律学院念法律。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看你们的报纸吗，威斯特贝先生？依在下之见，现在更多家报纸偏好报道美女，尽量少报道政治，这世界就更有机会变得更好，威斯特贝先生，”柯大声说，言语中强烈夹杂了误用的成语与会议室英语，“请代我转述给贵报，威斯特贝先生。免费提供你做参考。”

杰里大笑一声，打开笔记簿。

“我签的是你的马，柯先生。赢了感觉如何？”

“总比输了感觉好吧。”

“不会越赢越乏味吗？”

“越赢越喜欢。”

“在商场上，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还用说？”

“能让我采访柯夫人吗？”

“她在忙。”

杰里一面做笔记，一面嗅到一股熟悉的气味，令他心神不定。这种气味接近体臭，是极为浓烈刺鼻的法国香皂，混合了杏仁与玫瑰水，是前妻之一爱用的香皂。但显然的是，油光满面的刁先生也爱用，希望增加吸引力。

“制胜的公式是什么，柯先生？”

“努力工作，别钩心斗角，睡眠充足。”

“比起十分钟前，你是不是变得更有钱了？”

“十分钟前我就已经很有钱了。你也可以跟贵报说，我非常仰慕英国的生活方式。”

“就算我们英国人不爱努力工作，而且喜欢钩心斗角，你也欣赏吗？”

“帮我传话就是了。”柯当面对他说，等于是命令。

“怎么运气这么好，柯先生？”

这问题，柯似乎没听见，只是他的微笑慢慢消失。他直盯杰里，以非常细的双眼打量着他，脸部明显僵硬起来。

“怎么运气这么好，请问？”杰里再问一次。

两人静默良久。

“无可奉告。”柯仍紧盯杰里的脸说。

追问下去的诱惑变得难以抗拒。“公平一点嘛，柯先生，”杰里敦促着他，笑容满面，“这世界到处是梦想能跟你一样有钱的人。给他们一点建议，好吗？你的运气怎么这么好？”

“你少管闲事。”柯对他说。他连最基本的虚礼也不屑，径自转身离去。在此同时，老刁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半步，截断杰里的前进路线，一手轻轻握住杰里的上臂。

“下一次还会赢吗，柯先生？”杰里探头往老刁肩头喊，希望渐去的背影能听见。

“问马儿比较好吧，威斯贝先生。”老刁露出肥滋滋的微笑对他提出建议，一手仍抓住杰里的上臂。

任他去抓吧，反正柯已回到菲律宾友人阿沛戈先生面前，两人一如刚才有说有笑。德雷克·柯是硬汉一条，杰里记得。别跟他乱编故事。老刁其实也不赖嘛，他心想。

他与葛兰特走回看台途中，葛兰特轻轻笑了起来。

“上一次柯赢了，比赛后甚至不愿意牵马回围场，”他回忆，“挥挥手把马赶走。不想要了。”

“干吗不要？”

“没想到会赢啊。他事先没通知潮州的朋友，没面子。你问他怎么那么好运时，大概他就有这种感觉。”

“他怎么当上理事？”

“噢，肯定是老刁帮他买票。司空见惯了。干杯。别忘了领奖金。”

就这样：高手威斯特贝挖到了事先没料到的独家。

最后一场赛马结束后，杰里进账四千美元，陆克已不见踪影。杰里试过了美国俱乐部，葡萄牙俱乐部，也找过其他几个，问过的人不是说没见到他，就是把他赶走了。包厢处仅有一道门，因此杰里加入人潮。交通一团混乱。劳斯莱斯与奔驰互争路边停车位，人群则从后方推进。杰里决定别跟大家抢出租车，走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没想到竟瞧见德雷克·柯，令他大吃一惊。柯独自从马路对面一处关口走出，这是杰里首度见到没有微笑的他。来到路边，他似乎打不定主意是否应过马路，接着站在原地，注视往来车流。他在等劳斯莱斯幻影，杰里心想，因为他记得赫兰道住处车库里的车队。或是奔驰，或是克莱斯勒。突然间，杰里看见他掼下贝雷帽，以耍宝的姿态对着马路握着，仿佛当做步枪标靶。他眼睛四周与下巴浮现皱纹，金牙闪闪发光，欢迎的不是劳斯莱斯，也不是奔驰或克莱斯勒，而是长型的红色捷豹E型敞篷车，车顶打开，紧急煞车停在他身旁，无视路上其他车辆。就算杰里不想注意也难。轮胎戛然而止的声响，令人行道所有人转头一看究竟。杰里以目光扫描车号，以大脑记录下来。柯爬上车，兴奋之情宛如一辈子从未搭过敞篷车。车子还没开走，就已经有说有笑了。开车前，杰里有机会看清楚驾驶，看见她随风飘逸的蓝色头巾，墨镜，长长的金发，也看够了她的上身，看见她靠向德雷克锁上车门，这才知道她是风情万种的女人。德雷克一手搭在她裸露的背部，手指叉开，另一手挥舞着，无疑正逐一描述胜利的过程。车子载着两人离去时，他在她脸颊献上非常不合乎华人作风的一吻，随后再补上两记。但这三吻与亲吻阿沛戈先生的女伴比较起来，诚意不可同日而语。

马路对面，柯刚才走出来的关口，铁门仍未关上。杰里动着脑筋，挡住车流，走到对面。他来到旧的殖民地墓园，蓊蓊郁郁，飘散着花香，头顶是枝叶繁茂下垂的大树。杰里从未到过这里，进入如此封闭的地方令他颇感震惊。墓园设在斜坡上，对面有座老旧的小教堂，逐步走进荒废的命运。教堂墙壁裂痕处处，在点点夜光中微微发亮。小教堂旁有座六角形铁丝网围成的狗屋，一只消瘦的亚尔萨斯狼犬对他愤怒咆哮。

杰里四处张望，不知道为何来这里，也不知道想寻找什么。葬身墓园的人不分年龄、种族、教派。有白俄罗斯人的坟墓，东正教的墓碑阴沉，涡卷形装饰带出沙皇时代的光辉。杰里想像着大雪飘落在上，仍不掩其外形。另一块墓碑描述的是俄国公主马不停蹄的旅行，杰里停下脚步阅读：塔林（爱沙尼亚首都）至北京，附上日期，北京至上海，也附上日期，一九四九年迁居香港后逝世。“祖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碑文结束得突兀。上海是中间站吗？

他重返活人世界。三名老人穿着蓝色睡衣，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没有交谈，鸟笼高挂头上枝丫，因为挂得够近，让鸟儿在车流与蝉声中彼此以音乐交流。两名掘墓工头戴钢盔，正铲土填上新坟。没有人致哀。他仍不清楚自己想找什么，不知不觉走到了小教堂台阶上。他往门内看，里面全无日光，漆黑一片。一名老妇人怒视着他。他往后退。有块招牌写着“教堂司事”，他循着指示方向前进。尖锐的蝉鸣震耳欲聋，甚至淹没了狗吠声。花香闻来湿热，带有些许腐臭。他忽然灵光一现，几乎是一道提示。他决心一试。

教堂司事和蔼而疏远，不会说英文。记录簿非常老旧，内容与古老的银行账簿相仿。杰里坐在书桌前，慢慢翻阅沉重的页片，阅读着姓名，出生、死亡、下葬的年月日。最后是图解，分区，分号。他终于找到了想找的数据，再度回到清风中，走上不同于刚才的小径，穿越浓密如云的蝴蝶群，朝上走向悬崖边。一群小学女生站在人行桥上看着他，嗤嗤笑着。他脱下外套，搭在肩上。他走过高树丛，走进大丛倾斜的黄草堆，里面的墓碑很小，坟堆只有一两英尺长。杰里小心走过坟墓，看着号码，最后来到注明七二八的低矮铁门前。铁门是长方形边界线的一部分。杰里抬头发现一尊小男童的塑像，穿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及膝短裤，披着伊顿夹克，与真人同高，石雕卷发与玫瑰花苞般的嘴唇，捧着石书朗读或歌唱，真正的蝴蝶则在头部周围翩然起舞。他是百分之百的英国男童，碑文却记载着“纳尔森·柯永在我心”。下面刻了很多日期，一时不解的杰里随后顿悟，连续十年，一年不漏，最后是一九六八，原来代表的是男童在世的十年，年年都值得珍惜留念。墓碑底座的最底层摆了一大束兰花，包装纸未拆。

柯是来感谢纳尔森保佑他胜利。如今至少杰里了解到，难怪他不喜欢记者追问他运气的问题。

有一种疲乏感，有时候只有外勤情报员能体会，是一种心软的诱惑，不慎落入，可能将与死神有约。杰里再多待一会儿，凝视兰花与石雕男童，将这些物体与他目前所知的柯联想在一起。结果他内心兴起一阵如狂浪席卷而来的感受，就那么短暂一刻，但何时出现都可能带来危险。是一份圆满的感受，仿佛他结识一家人，却发现是自己至亲。他有种抵达终点的感受。

此处这位男子，以这种方式居住，以那种方式结婚，以杰里理解起来毫不困难的方式奋斗玩乐。严格说来，这人并不特别，但此刻杰里能看穿他，比对自己的了解还清楚。他是潮州穷人子弟，摇身一变成为赛马会理事，获得大英勋章，赛马前以水管淋湿爱马。他是客家籍，海上吉卜赛人，为儿子举行浸信会丧礼，为他雕刻英国人肖像。一个痛恨钩心斗角政治的资本家，半途而废的律师，黑道老大，开设医院却经营走私鸦片的民航公司，义助庙宇，喜欢打棒球，喜欢开劳斯莱斯。中国式庭园里盖了美国式吧台，信托账户里存了俄国黄金。如此复杂而相互抵触的特点，当时丝毫不让杰里兴起戒心。也未彰显出不祥前兆或似非而是的事实。相反的，他看到的是，上述特点与胼手胝足的柯结合为一，形成一位单一而多面相的男子，与老爸杉波并非相去甚远。这份感觉难以抗拒，维持了数秒钟，认为自己与好人同在，是他一向喜欢的感觉。重回关口时心情澄净，仿佛赢得赛马的人是他而非柯。一直等到他走上马路，真实世界才让他恢复神志理性。

车流已舒缓下来，他立即招到出租车。车子开出一百码，他才看见陆克在路边表演寂寞的回旋芭蕾。杰里劝他上车，载他到外籍记者俱乐部，赶他下车。他从富丽华酒店致电库洛寓所，让铃响两声，挂掉再拨，听见库洛破口质问：“他妈的谁啊？”他想找萨威奇先生，却遭对方呵斥，说他打错号码。他给库洛半小时，让他找另一部电话，然后走到希尔顿接听来电。

杰里告诉他，我们要的人亲自现身了。因为大胜一场而出现公众场合。结束后，一个金发美女开着跑车接他。杰里念出车牌号码。两人肯定是朋友，他说。表现得非常明显，很不像华人的作风。至少是朋友，应该这样说。

“欧洲人？”

“当然是欧洲人啦！有谁听过一个——”

“天呀。”库洛柔声说，然后挂掉电话，杰里还没机会提到小纳尔森的圣祠。

8　大人物商议

美轮美奂的外交部会议中心位于卡尔登庭园，等候室里的人逐渐增多，三两成群，彼此不相往来，犹如丧礼中前往致哀的人。墙上挂了一张印刷告示，写着“警告，禁止讨论机密事宜”。史迈利与吉勒姆坐在告示下方的灯绒长椅上，郁郁寡欢。等候室呈椭圆形，装潢着建筑部门惯用的俗气过时风格。天花板绘有壁画，画中酒神巴克斯追逐着小女妖。她们远比默莉·米金更希望被追上。未装水的消防桶靠墙站，两名政府传达员守卫着通往内部的门。在弯曲的上下推窗外，秋天的日光洒满公园，晒得每片树叶松脆，互相摩擦。索尔·恩德比大步走进来，带领外交部代表团。吉勒姆只认得他的姓名。他是前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如今是东南亚事务首席专家，据说大力支持美国强硬派。伴随而来的是一名毕恭毕敬的国会事务次长，一名商业工会的代表，以及一名穿着过度花哨的男子。这名男子正朝史迈利方向踮脚尖前进，双手水平举起，仿佛逮到了史迈利打瞌睡。

“可能吗？”他低声说，感情丰富，“是吗？的确是！乔治·史迈利，如假包换。亲爱的，你掉了好几磅吧。这位年轻人是谁？别告诉我。彼得·吉勒姆。我久仰大名。据说他百折不挠。”

“啊，不会吧！”史迈利不自主地惊呼，“啊，上帝。罗迪。”

“什么意思？‘啊，不会吧。啊，上帝，罗迪。’”马丁台尔质问，全然没有收敛之意，喃喃低声说，感情同样丰富，“应该是‘啊，是你’才对吧！‘是你，罗迪。真高兴见到你，罗迪！’言归正传。在闲杂人等进来之前，我想先问候你夫人。她最近如何？我不会到处乱讲的。能不能请两位到寒舍吃个晚餐？来宾由你们选。意下如何？对，我在名单上，如果你的小贼脑正在盘算的话，小彼得·吉勒姆，我被调动了。我做人正派。新老板欣赏我。是该欣赏我才对，看我对他们多尊敬。”

内门轰然开启。传达员之一高喊“男士们！”懂规矩的人向后站，让女士先行进入。只有两名。男士跟随在后，吉勒姆殿后。前几米犹如圆场：临时瓶颈形检查口，由看门人查看每人脸孔，然后是临时隔开的走廊，通往状似工棚的小屋，坐落于挖空的楼梯井中央。只是这个工棚没有窗户，而且是上面吊着钢丝，四周以钢缆紧紧固定。吉勒姆完全看不到史迈利人影，登上硬木阶梯、进入安全室时，他只看见蓝色夜灯下有阴影徘徊。

“动动脑筋嘛，来人啊。”恩德比咆哮，语调犹如穷极无聊的用餐者抱怨服务不周。“灯光啊，老天爷。你们这些人真可恶。”

吉勒姆进入后，门用力关上，钥匙转动门锁，电动仪器嗡嗡作响，耳朵几乎听不见。三盏日光灯嗤嗤闪烁后转为全亮，病态的惨白洒满每人身上。

“好了。”恩德比说，然后坐下。事后吉勒姆回想，不知何以确定当时是恩德比在黑暗中呼喊，不过有些人在出声前就能让人听见。

会议桌铺上裂开的绿色贝斯呢布，有如少年俱乐部的撞球台。外交部坐在一端，殖民部坐在另一端。双方隔桌而坐，象征了内心隔阂，而不是法令上的隔阂。过去六年来，两部正式结合，共处于外交事务部的宏伟布篷之下，但只要神志清楚的人，想必不会认真看待两部结合一事。吉勒姆与史迈利坐在中间，肩并肩，两侧各有空椅。吉勒姆观察着与会人士，竟荒谬到注意他们的服装。外交部衣冠笔挺，炭灰色西装，系上卓越特权的秘密表征——恩德比与马丁台尔皆系着旧伊顿领带。殖民部的人则如同身穿井字图案的乡下人，领带最体面的是一位皇家炮兵，是代表团的领队克理斯·威布汉，诚实正直，具有小学校长般精瘦身材，饱经风霜的脸颊浮出深红色静脉。一旁辅佐的冷静女士，身穿教堂风琴般褐色衣服。另一旁坐的是个初出茅庐的男孩，长了雀斑，一头蓬乱的姜黄头发。委员会其余人员坐在史迈利与吉勒姆对面，宛如以助手的身份参加一场他们不愿苟同的决斗，还两两成行，互相关照。肤色稍黑的是境内情报处长，其助手则是不知名的女性；来自国防部的两名肤色苍白的勇士；两名来自财政部的财金专家，其中一人是汉姆·韦尔斯，韦尔斯榔头。奥立佛·拉康远远离开众人独坐，与人绝少来往。每人双手前摆着史迈利的报告，放在粉红与红色的档案夹里，注明“最高机密，保留”，有如纪念品部卖的节目单。所谓“保留”，意思是禁止泄露给表亲。报告由史迈利起草，交由妈妈们打字，吉勒姆亲自操作复写机印刷十八页，监督二十四份的装订。如今他们的心血结晶散布在这张大桌上，摆在开水杯与烟灰缸之间。恩德比举起一份，离桌面六英尺高，然后任其降落，啪的一响。

“全都看过了？”他问。全看过。

“那我们就开始了。”恩德比以布满血丝、傲慢自大的双眼环视，“谁先开炮？奥立佛？是你找我们来的。你先请。”

吉勒姆忽然注意到，圆场与其业务的大祸害马丁台尔，竟出奇地收敛。他的双眼乖顺地固定在恩德比脸上，嘴角向下，不甚高兴。

拉康这时摆出防卫姿态。“我先声明，我和各位一样，看了报告后大吃一惊。”他说，“乔治，这事非同小可啊。要是能事先稍微准备一下该有多好。我不得不告诉你，我看得有点不自在，因为我的工作是为本单位担任联络人，而最近本单位却希望切断联络关系。”

威布汉说：“说得好。”史迈利维持官僚的缄默。普利托里亚斯皱眉表示赞同。

“时机也不太对劲。”拉康接着以不祥的口气说，“我的意思是，这套理论，光是你的理论嘛，事关重大。很难下咽。很难面对啊，乔治。”

这话先为自己找台阶下后，拉康摆出“反正事态可能不算太紧急”的模样。

“我来概述一下好了。可以吗？摊开来明白讲，乔治。香港华裔名人疑为苏联间谍。重点是这个吧？”

“经调查，他收受大笔苏联资助。”史迈利纠正他的说法，却对着自己双手说话。

“款项转自资助渗透情报员的秘密基金？”

“对。”

“单纯用来资助情报员，或者有其他用途？”

“就我们所知，完全没有其他用途。”史迈利以同样庄重简洁的语调回答。

“例如说，用来宣传，用在非正式的促进贸易行动上，回扣，诸如此类的用途。没有吗？”

“就我们所知，没有。”史迈利重复。

“啊，可惜，他们所知的，能好到哪里去？”威布汉白须下的嘴巴呼喊，“以前一向不太好嘛，对不对？”

“我想说什么，你清楚吧？”拉康问。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更多的佐证。”身穿风琴褐色的殖民部女士说，亮出窝心的微笑。

“我们会的。”史迈利轻声同意。一两颗头讶然抬起。“我们要求许可，就是为了获得证据。”

拉康恢复攻势。

“暂时接受你的理论。一个秘密的情报基金，依照你的说法。”

史迈利冷淡地点头。

“有没有迹象显示，他意图颠覆香港？”

“没有。”

拉康瞥了一眼自己的笔记。吉勒姆心想，他事先做了不少功课。

“比方说，他没有倡议从伦敦提出英镑准备金吧？准备金一走，我们的赤字会增加九亿英镑的。”

“就我所知，没有。”

“他没有提倡赶我们走吧。也没有制造暴动或提倡与中国大陆统一，或是拿着条约在我们面前乱挥吧？”

“就我们所知，没有。”

“他不是追求平等的人吧？不会要求商业工会认真做事，不会要求自由选举，或是订定最低薪资，或是提供义务教育，或是提倡种族平等，或是让华人自组国会，撤除乖乖牌的什么会议来着？”

“立法会和行政会议，”威布汉脱口而出，“不是乖乖牌。”

“对，他的确没有。”史迈利说。

“这么说来，他做了什么事？”威布汉激动地插嘴，“什么也没有。没错。他们全搞错了。根本是白费心机一场。”

“其实呢，”拉康继续说，仿佛没听见，“他和有钱有势的其他华商一样，对殖民地作出的贡献可能一样多。或者一样少。他跟总督应酬，不过就我猜测，他不会去乱翻总督的保险柜吧。事实上，从外在每个角度来看，他是典型香港人，是赛马会的理事，支持慈善事业，是融合社会的支柱，飞黄腾达，乐善好施，富可敌国，具有妓院的商业道德。”

“那样讲，有点太过火了吧！”威布汉反对，“沉着一点嘛，奥立佛。那些新的住宅区，可别忘了。”

拉康再度不予理会，说：“只差没获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战残抚恤金和准男爵的爵位了，因此不难看出为什么英国单位想骚扰他，为什么苏联单位想吸收他。”

“在我们的圆场里，我们认为那是很不错的伪装。”史迈利说。

“一针见血，奥立佛。”恩德比满意地说。

“噢，最近什么东西都说得上是伪装。”威布汉语调感伤，却未能替拉康解围。

吉勒姆欣然想着，史迈利撑过了第一回合，同时回忆起拉康家那顿可怕的晚饭：“希弟皮弟在墙外……泊弟佛啪一声掉下去！”他在心里念诵，向女主人致意。

“汉姆？”恩德比说。财政部曾与史迈利短暂交手一次，质疑史迈利的金融账户，进行严格调查，但除了财政部之外似乎没人觉得史迈利的逾矩与此事有所关联。

“当初准许给你秘密的散装文件，用意并不在此，”满怀韦尔斯怒火的汉姆紧咬不放，“那只是事后资金而已——”

“好了，好了，就算乔治以前是个坏小孩，”恩德比最后插嘴，阻止他继续发言，“问题是，难道他乱撒过银子吗，还是因此背着良心发财了？该轮到大英帝国请客了吧。”

接获邀约，殖民部威布汉正式起立发言，陪同的人有身穿教堂风琴褐色的女士以及姜黄发色的助理。助理的年轻脸孔已摆出勇于护主的态势。

有些人一开始思考，往往忘记时间，威布汉就是这种人。“对，”思考了一世纪，他才开口，“对。对。可以的话，我希望先从钱开始谈起，和拉康一样。”至此明朗化的是，他认为此报告进犯了他的领土。“因为钱是我们目前惟一能查的线索。”他语气尖锐，翻过档案夹里的一页。“对。”之后又是一段永无止境的沉默。“你这里说，这笔钱最先从巴黎流向万象。”停顿。“然后俄国人等于是改变方式，可以说，改由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渠道支付。汉堡加万象加香港的组合。可以说，复杂得无以复加，无所不用其极的逃避。我们先把你的说法当真来看，好吗？可以说，同样款项，不同来源？对。他们为什么那样做，你有什么看法？”

对口头禅最敏感的吉勒姆记下，可以说。

“隔一段时间更动固定方式，是很合情合理的做法。”史迈利回答，说出报告里已提出的解释。

“情报手法，克理斯。”恩德比插嘴。他喜欢用术语。表情依旧乖顺的马丁台尔对他投以景仰的眼神。

威布汉再度慢条斯理热身起来。

“我们应该从柯做的事来探讨。”威布汉高声说，带有费解的热诚，指关节在绿布上嗒嗒敲。“而不是看他得到了什么。我的论点在此。再怎么说啊，那钱又不是柯自己的钱，对吧？法律上来说，跟他没有关系。”这个论点引来一阵迷惑的肃静。“第二页，最上面。钱全存在信托里。”众人纷纷伸手翻开档案夹，惟有史迈利与吉勒姆例外。“我是说，不只是一毛钱未花，本身就有点怪异——这一点稍后容我再谈——根本算不上是柯的钱。钱存在信托里，领取人出面时，不管是男是女，钱才归这人所有。可以说，领取人出现前，钱是信托里的钱。所以，我想说的是，柯做错了什么事？开了信托账户吗？又没有法律禁止开信托账户。家常便饭。特别是在香港。信托的受益人呢？可能住在随便一个地方！莫斯科啦，或是廷巴克图14……”看来他想不出第三个地名，所以说不下去，让姜黄头发助理不甚自在。助理对吉勒姆怒目相向，仿佛想挑战他。“重点是，对柯不利的地方是什么？”

恩德比拿根火柴凑在嘴边，以门牙卷动着。或许是察觉到对手说得有道理却词不达意——而他的专长却往往相反——因此取出火柴，看着潮湿的一端沉思。

“拇指纹呢，又有什么关系，乔治？”他问，或许是趁机挫挫威布汉的锐气，“像是小说家欧本海姆写的东西嘛。”

吉勒姆心想，伦敦上流口音，是语言崩盘的最后阶段。

史迈利的回答所带的感情，大约可比拟报时钟。

“中国沿海使用指纹来从事金融活动，由来已久，因为旧时文盲到处都是。很多海外华侨比较喜欢英国银行，不喜欢华人银行，这种账户的结构一点也不特别。开户时没有指定受益人，以视觉方式验明身份，例如从中撕开钞票，或以左手拇指盖印，因为右手经劳动的磨损比左手严重。只要开信托账户的人保障受托人不受意外支付或不当支付的风险，银行不太可能过问。”

“谢谢你，”恩德比说，继续以火柴棒挖嘴，“我猜大概是柯自己的指纹吧。”他暗示。“没人规定不行吧？这样看来，钱的确是他的没错。如果他既是受托人又是受益人，钱当然是他自己的。”

对吉勒姆而言，这件事已出现相当荒诞而错误的转折。

“那只是纯粹臆测而已。”过了寻常的两分钟沉默后，威布汉说，“假设柯是帮朋友一个忙。只是暂时假设而已。这个朋友是个骗子，或是隔好几层关系跟俄国人做生意。华人啊，最喜欢搞阴谋了。可是说，用到所有诡计，连心地最善良的华人都一样。柯也是，我敢担保。”

姜红头发男孩首次开口，正面支持老板的论点。

“这份报告依据的是谬论。”他唐突地宣布，对象是吉勒姆多于史迈利。吉勒姆心想，十六岁的清教徒，以为性爱伤身，以为间谍行动有违道德。“你们说柯拿俄国人的钱，帮他们办事。我们说，没有证据显示如此。我们说，信托可能含有俄国人的钱，不过柯和信托是不相干的两个个体。”愤慨之余，他的发言拖得太长。“你们谈的是有罪。我们呢，则认为柯没有触犯香港法律，应该享受殖民地子民应享的权利。”

几个嗓音同时扑向前去。拉康的嗓音获胜。“没人在谈有罪没罪的问题，”他反驳，“这里一丁点儿也扯不上犯罪。我们谈的是安全。很单纯。安全，以及有无意愿调查明显的威胁。”

韦尔斯榔头的财政部同事是个表情阴沉的苏格兰人，风格淡而无味，与那个小男生一样。

“没人打算侵犯柯的殖民地人权，”他脱口而出，“他什么权利都没有。香港法里又没规定总督不能拆开柯先生的信件、监听柯先生的电话、收买下女或在他家安装窃听器，搞到天下大乱为止。没有一条法律禁止。要是总督高兴，还有其他几件事可做。”

“同样纯属推测，”恩德比说，一眼瞥向史迈利，“圆场反正也没有地区性的编制耍这些把戏，就算有，反而会危及他们的安全。”

“会惹出丑闻的。”姜黄发男孩说得很不明智。恩德比懂得品味美食的眼睛抬起。眼球因一生享用午宴而变黄。他以眼光记下姜黄发男孩一眼，以便未来处置。

第二回合交战到此结束，并无结论。众人如此你来我往，一直讨论到休息喝咖啡为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尸体。吉勒姆认定，第二回合平手。他意志消沉地想，究竟会举行多少回合呢？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在嘈杂声中压低声音问史迈利，“讨论再久，他们也不能把这件事变不见。”

“他们必须将这件事变小，小到他们的尺寸。”史迈利以不带批判意味的语气解释。除了这句话外，史迈利似乎坚决效法东方人自我贬抑的作风，任凭吉勒姆再如何旁敲侧击，他仍不愿恢复原来的他。恩德比叫人来倒烟灰缸。国会事务次长说，大家应该努力谈出个进展。

“想想看，光是找我们坐在这里，要花掉纳税人多少钱。”他骄傲地督促大家。距午餐时间仍有两小时。

第三回合开始，恩德比提议讨论是否告知香港政府。以吉勒姆的见解，他认为恩德比爱说笑，因为影子殖民部（恩德比如此称呼他平凡的同行）的立场仍是没有威胁的存在，因此无需通知任何人任何事。然而诚实正直的威布汉未看清此陷阱，掉了进去，说：

“我们当然应该告知香港！他们是自治区。我们别无选择。”

“奥立佛？”恩德比镇定如手握好牌的赌客。拉康抬头，显然讨厌被拱出来。“奥立佛？”恩德比重复。

“我很想讲的是，这是史迈利的案子，是威布汉的殖民地，我们应该让他们自行解决。”他坚定中庸的立场。

史迈利只好说：“好吧，如果是总督，我就不太能反对其他人了，”他说，“换句话说，如果你们认为不算太麻烦他的话。”他说得模棱两可，吉勒姆看到姜黄发男孩再度扬首。

“太麻烦总督，扯什么鬼？”威布汉质问，这下子真正迷糊了，“他是经验丰富的行政官，精明干练的协商人。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为什么太麻烦？”

这一次，停顿的人换成史迈利。“从此他的电报，都要亲自锁码解码了。”他沉思后说，仿佛直到现在他才恍然大悟地考虑所有的影响。“我们当然不能让他的部属分享秘密。那样对任何人而言都太麻烦了。个人密码手册——我们当然可以帮他弄几本。若有必要，帮他恶补密码。我想，还有一个问题，总督显然有必要继续在社交场合上接见柯，因此总督会被迫扮演卧底密探的角色。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打草惊蛇。他会不会在意呢？也许不会。有些人扮演起来轻松自然。”他瞥了恩德比一眼。

威布汉已开始说教了。“可是，天啊，老兄，如果柯是苏联间谍，我们可没说他是，如果总督私下请他吃晚餐，完全合情合理。若不小心泄露了机密，那样的话，也太不公平了，会坏了他的前途哪。更不用说会对香港造成什么危险！一定非告知他不行！”

史迈利的睡意更加浓厚了。

“对，当然了，如果他行事不够谨慎的话，”他顺从地喃喃说，“可能有人会说，根本就不适合通知他。”

冰冷的沉默中，恩德比再度懒洋洋地取出口中的火柴。

“后果会变得很怪，对不对，克理斯，”他欣然对会议桌另一端的威布汉高声说，“如果北京哪天早上醒过来，高高兴兴听见身兼女王代表、三军统帅等等的香港总督，居然每个月宴请莫斯科的王牌间谍，还颁发奖章给他。他目前为止拿过什么？没册封骑士吧？”

“大英勋章。”某人很轻地说。

“可怜的家伙。尽管如此，我认为他还是大有前途。他会继续往上爬，跟我们一样。”

其实恩德比早已受封骑士，而威布汉则由于殖民地日渐减少，册封之途上遇到塞车。

“本案不成立。”威布汉断然说，一只毛茸茸的手平放在眼前颜色艳丽的档案夹上。

接下来是自由讨论时间，在吉勒姆的耳里算是间奏曲，是众人默契下让小角色提出无关痛痒的问题，以求列名会议记录。韦尔斯榔头希望现在、当场确定，假使莫斯科中心的五十万元最后掉进英国手里，应该如何处置。他警告，这笔钱无疑会由圆场吸收。财政部具有独家处置权。懂了没有？

懂，史迈利说。

吉勒姆开始察觉出一道鸿沟。有些人假设，就算是假设得不情不愿，也认为这项调查是既成事实；也有一些人继续打后卫战，避免调查开始进行。他惊讶地发现，韦尔斯榔头似乎宁可进行调查。

一连串有关“合法”与“非法”驻地情报单位的问题，尽管讨论起来累人，却有助于巩固对红色灾难的恐惧心。国会派的勒夫希望明确定义出两者的相异处。史迈利捺着性子解释。他说，“合法”或“台面上”的驻地情报员，是顶着官方或半官方防护罩的情报官。北京对俄国敏感，港府为了尊重北京，禁绝苏联在香港建立任何形式的代表，无论是大使馆、领事馆、塔斯社、莫斯科电台、俄新社、苏联民航、苏联国际旅行社，以及其他合法驻地传统上方便利用的国家机构，全部免谈。因此就定义上而言，苏联在香港的任何活动，都是由非法或台面下的单位进行。

他说，在这个前提下，圆场的研究员才发现这笔款项的动线。他避免使用术语“金棱线”。

“那可妙了。是我们把俄国人逼上梁山了，”勒夫满意地说，“要怪就怪我们自己。是我们害惨了俄国人，现在他们反扑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上一任政府的烂账，由我们来收拾。根本不是我们的错。去引诱俄国人上钩，结果自作自受。理所当然。我们只是和往常一样自食恶果而已。”

“在这之前，俄国人在香港有什么机构？”内政部一个聪明的办公男孩问。

殖民部立刻生龙活虎起来。威布汉开始奋力翻阅档案夹，但一看红发助理急于表现的态度，他喃喃地说：“约翰，这题就交给你了，好不好？”说完靠后坐，表情凶悍。褐衣女士对着有破洞的绿桌布愁眉苦脸地微笑，仿佛记得桌布无破洞时的模样。小男生第二度出击，战果惨烈：

“我们认为，先例能提供非常好的教训，”他野心勃勃地开始说，“莫斯科中心先前想在香港建立小小的立足点，一概半途而废，完全属于低层次的做法。”他滔滔不绝搬出一堆乏味的例子。

他说，五年前一名俄国人假冒东正教修道院院长，从巴黎飞来希望与硕果仅存的白俄罗斯社群搭上线，“这人想强征一个开餐厅的老头为莫斯科中心服务，结果立刻被逮捕。比较接近现在的案子，是俄国货轮进港修理，船员趁机上岸，想吸收左倾的码头工人和仓储工人，结果手法拙劣，被逮捕、被侦讯、被媒体当做傻瓜来耍，最后被软禁在货轮上，直到离港为止。”他继续道出无关痛痒淡而无味的实例，在场人都越来越觉昏睡，等着他说完最后一例。“我们的政策每回都完全一样。一旦他们被抓，马上就公然示众。记者想拍照？欢迎，拍越多越好。想找他们上电视？快去架好摄影机。结果呢？北京嘉奖我们，感谢围堵苏联的扩张。”激动过头了，他竟敢直接面对史迈利发言。“所以说嘛，你刚才所谓的非法情报网，老实讲，我们不相信。合法，非法，台面上下，我们的看法是，圆场其实是想求情，希望能东山再起！”

吉勒姆开口打算予以反驳，却感觉到手肘被人按住，因此闭上金口。

现场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威布汉的表情比其他人都来得尴尬。

“依我看来是放烟幕弹，克理斯。”恩德比一本正经地说。

“目的是什么？”威布汉紧张地质问。

“只是响应你的打手帮你提出的见解而已，克理斯。烟幕。欺敌。俄国人会在敌人可见之处挥舞军刀，趁敌人的头全转错边时，他们在香港岛另一边干坏事。斗智，柯大哥。对不对，乔治？”

“这个嘛，我们的见解的确如此，”史迈利承认，“我想我应该提醒你，其实报告里有提到，海顿本人一直急着辩称，俄国人在香港搞不出名堂。”

“午餐。”马丁台尔以不太乐观的语气宣布。

他们上楼用餐，气氛低迷。是面包车送来的餐点，盛在外膳塑料餐盘上。餐盘中的间隔不够高，吉勒姆的布丁流进牛肉里。

填饱肚皮后，史迈利利用餐后头脑迟钝的机会，提出拉康之前说的恐慌因子。更确切而言，他希望在会议中确立苏联在香港抢滩背后的逻辑，就算柯案不成立亦然。

香港是中国第一大港，如何处理百分之四十的国际贸易。

香港居民中，据估计每年有五分之一合法进出中国，只不过重复进出的人无疑提高了这个平均数字。

中国大陆如何私下在当局默许下，在香港维持一流团队，有协商专家，有经济学家与技术人员，以关照北京的贸易、船运、开发等权益。团队成员，人人无不是理所当然的吸收目标，以进行各式秘密行动。

香港的渔船与帆船队，可在香港与中国大陆沿海两边重复注册，自由进出中国领海——

恩德比打断他的话，慢条斯理地提出相关问题：

“柯拥有帆船队。你不是说过，他是海上最后勇士？”

“对，他的确是。”

“不过他并没有亲自到大陆去？”

“没有，从来没有。他派助理去，我们猜柯本人不去。”

“助理？”

“他有个经理人，姓刁。两人合作已经二十年了。或者更久。两人背景一致，客家人，出身上海等等。他有好几家公司，都是找刁来挂名。”

“刁定期去大陆吗？”

“一年至少一次。”

“走遍各地喽？”

“广州、北京、上海，根据记录。但记录不见得完整。”

“不过柯却待在家里。奇怪。”

这一方面由于无人提出进一步问题或意见，史迈利继续向大家介绍在香港成立间谍基地的优点。香港很特别，他简单说。想在中国抢占立足点，从香港出发只要花十分之一的资源，全球无人能比。

“资源！”威布汉附和，“换成诱惑，比较妥当吧。”

史迈利耸耸肩。“随你便，诱惑就诱惑，”他同意，“苏联的情报单位抗拒不了这些诱惑，人尽皆知。”在会意的笑声中，他继续重述莫斯科中心迄今试图对付中国的目标所作的努力，这是康妮与狄沙理斯联合撰写的摘要。他描述莫斯科中心努力从北方进击，整批吸收并渗透境内华人。无功而返，他说。他也描述出一大监听网络，沿着四千五百英里的中苏陆地边界建立。成效不彰，他说，因为监听成果属于军事方面，而威胁在于政治方面。他也重述苏联曾接触台湾的谣传，向台湾提议合作对抗大陆威胁，联合情报作业，分享成果。回绝，他说，或许用意在于恶作剧，以惹恼北京，不能看表面而误以为真。他也举例说明俄国人在海外华侨大城如伦敦、阿姆斯特丹、温哥华与旧金山，吸收人才。他也稍微提及莫斯科中心数年前秘密向表亲提议建立“情报资源库”，开放给同以中国为敌人的国家使用。没有成果，他说。表亲不从。最后他提到莫斯科中心长年对付北京驻外官员的历史，以霸王硬上弓与贿赂的方式进行活动。成效不明，他说。

一一讲述完毕后，他往后坐，重新说明引起这阵风波的理论。

“莫斯科中心迟早必须进入香港。”他说。

这话再将话题转回柯，也转到罗迪·马丁台尔身上。在恩德比的鹰眼下，罗迪会主导下一场真枪实弹的争论。

“乔治，那笔钱做什么用？我们刚才听过了一堆理由，说明那笔钱不是用来做什么，也听到了一毛钱也没花。可是我们却没有进展嘛，对吧？好像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同样的老问题是，钱是怎么赚到、怎么花用、我们应该怎么办？”

“总共三个问题。”恩德比压低嗓音，残酷地说。

“因为我们不知道，”史迈利木然说，“所以才要求许可，以利调查。”

财政部的某人说：“五十万算很多吗？”

“就我经验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数字。”史迈利说，“莫斯科中心，”——他谨慎避免用到卡拉——“无论何时都痛恨收买忠诚。以这个数字收买，就他们而言是前所未有的。”

“可是，他们收买的是谁的忠诚？”有人抱怨。

竞技场斗士马丁台尔再度攻击：“乔治，你有事情隐瞒着，我知道。你有一些直觉，你当然有。赶快讲出来嘛，别扭扭捏捏的。”

“是啊，难道不能提出一些看法，我们来讨论讨论？”拉康说，口气同样哀怨。

“稍微讲一点，有什么不行？”汉姆恳求。

即使在三方攻击之下，史迈利仍不为所动。恐慌因子总算有代价。是史迈利亲自触动的。他们有如吓坏了的病人，恳求他作出诊断。而史迈利拒绝诊断，推说资料不足。

“真的，我手上的事实全报告给各位了。要我在现阶段说出个人臆测，用处不大。”

会议进行至此，褐衣殖民部女士首度开口。她的嗓音聪慧，韵律优美。

“就先例来说呢，史迈利先生？”——史迈利低头做出微微鞠躬的姿势——“俄国人的钱，以前有没有付给利害关系人的例子？比方说在其他战区？”

史迈利并未立即回复。距离他身旁仅几英寸的吉勒姆发誓，他感觉气氛突然紧绷，如同能量直冲而上，传遍史迈利全身。但他瞥见史迈利无动于衷的侧面时，只见倦容渐深，微微压低疲惫的眼皮。

“从前发生过几个例子，我们称为赡养费。”他终于让步。

“赡养费，史迈利先生？”殖民部女士重复，一旁的姜黄头发男孩眉头皱得更加厉害，仿佛他不赞同离婚。

史迈利高度戒备恐惧，避免踩到地雷。“显然有些情报员，在敌对国家活动——以苏联的角度而言属于敌对国家——碍于伪装，无法享受外勤活动时赚取的金钱。”褐衣女士秀气点头，表示了解。“这种情况下，通常的做法是把钱存进莫斯科的银行，等情报员能自由花用时再供其花用。或者是给家属——”

“如果不幸殉职的话。”马丁台尔饶富兴味地接下。

“可是，香港不是莫斯科啊。”殖民部女士微笑提醒他。

史迈利速度放慢，几乎停顿下来。“在很罕见的例子中，动机是钱，而情报员或许最后不愿定居苏联，这时莫斯科中心据说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安排他们定居瑞士之类的国家。”

“不是定居香港？”她追问。

“不会。从莫斯科过去的做法分析，竟然会付出这么一大笔赡养费，令人难以想像。别的不说，情报员收了这么多钱，会成为从外勤退休的一大诱因。”

众人大笑，但当笑声退去时，褐衣女士已准备好下一个问题。

“但是，一开始的款项微薄，”她以愉悦的神情追问，“诱因只在最近的日期才发作吧？”

“正确。”史迈利说。

正确得很哪，吉勒姆心想，一面开始警觉。

“史迈利先生，如果对俄国人的利益够大，你认为他们准备压下反对声浪，付这么多钱吗？毕竟以绝对值而言，那笔钱和重大情报优势比较起来，根本不够看。”

史迈利哑然无语，纹丝不动。他保持礼貌，甚至挤出微微一笑，但他根本不想继续臆测下去。幸好恩德比这时以见怪不怪的语调慢条斯理发言，挡开了女士的问题。

“各位小朋友，不留意点，可能会整天谈理论，谈个没完没了，”他边大叫边看表，“克理斯，要不要找美国人？如果不通知总督，对其他英勇的盟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立场？”

乔治幸免于难，吉勒姆心想。

一提到表亲，殖民部威布汉如愤怒的蛮牛般直闯而入。吉勒姆猜他感觉到这问题即将浮现，因此决心在初露端倪时立刻砍除。

“否决，抱歉了，”他脱口而出，丝毫不见他惯用的拖延战术，“绝对否决。理由一牛车。先说主权好了。香港是我们的领土。美国连个鸟权都没有。再来，柯是英国子民，有权接受我们的保护。我猜这样讲，现在已经不流行了。老实讲，我才管不了那么多。让美国人知道，他们肯定气到没力。以前看过了。天知道他们何时能罢手。第三，是礼数方面的小问题。”他以反讽的方式说。他诉求的对象是前任大使，希望煽动其同情心。“只是小问题而已，恩德比。通知美国人却没通知总督嘛，假如我是总督，碰上这种状况，我会摸摸鼻子回家吃自己的。就只有这样而已。换了你，你也会这样做。我知道你会。你知道。我也知道。”

“假设你后来发现的话。”恩德比纠正他。

“别担心。我一定会发现的。我会先找人偷偷潜进他家，装上窃听器。非洲有一两个地方可以放他们进去。灾难。死光光。”说完前臂重重落在桌上，一手压在另一手上，怒气冲冲地瞪着双手。

这时只闻一阵急促的突突声，仿佛舷外马达声响，表示一台电子整流器接触不良，喘不过气后恢复正常，再消失在听力范围之外。

“敢耍弄你的人，一定胆大无比，克理斯。”恩德比喃喃对着紧绷的寂静说，露出仰慕而灿烂的微笑。

“赞成。”拉康突然说出。

他们知道，吉勒姆简单地想着。乔治已经协调过了。他们知道乔治与马铁娄交换条件，他们知道他不会说出口，因为他决心不动声色。然而那天吉勒姆没看见任何明显迹象。别将美国人扯进来这一问题，看似直截了当，尽管财政部与国防的派系谨慎地附和，史迈利本人显得满心不情愿加入，神秘至极。

“不过，这份初步情报究竟如何处理，仍然是令人头痛的问题，”他说，“我是说，万一你决定禁止本单位追查下去的话。”他在一团雾水中添加了疑虑。

吉勒姆发现恩德比同样困惑，因此松了一口气。“讲什么鬼东西？”恩德比质问，大动一番脑筋。

“整个东南亚，柯都有投资，”史迈利提醒大家，“报告的第一页。”商业；哗啦一大叠。“举例来说，我们得到的信息显示，他通过白手套和中间人，经营了五花八门的行业，如好几家西贡夜总会，总部设在万象的航空公司，也拥有泰国一支油轮船队的股份……这些企业当中，有几家大可被视为具有政治内涵，全在美国影响力范围之内。假如要我忽视现行的双方协议，我自然必须取得各位的书面指示。”

“继续说下去。”恩德比命令，再从面前火柴盒取出另一支火柴。

“噢，我已经讲完了，谢谢，”史迈利客气地说，“真的，道理非常简单。进行调查，拉康告诉我，进行调查，才能平衡现今的可能性，假设我们不进行调查，我能怎么办？把这份情报丢到垃圾堆去？或是在现行的情报交换条约下，交给我们的盟友处理？”

“盟友，”威布汉大喊，口气不满，“盟友？你简直是拿手枪对准我们自己的头啊，老兄！”

史迈利硬邦邦的响应，在刚才被动的气氛中显得更加令人心惊。

“本委员会指示过我，必须修复英美关系，这项指示仍有效力，写在我的契约上，是你们亲笔写的，命令我尽全力培养特别关系，恢复双方互信的精神。互信的精神在海顿之前存在过。帮助我们重返上座，你们说过……”他正面看着恩德比。

“上座，”有人附和——至今鲜少发言，“不如说成献祭台吧。在这个献祭台上，我们已经宰过中东和半个非洲。只是为了培养特别关系。”

但史迈利似乎充耳未闻。他再度显出哀伤而不情愿的表情。他的悲情脸孔诉说着，有时候，公事的重担简直压得他直不起腰杆。

午餐后，重新漾起闷闷不乐的气息。有人抱怨烟味太重。因此召来传达员。

“抽风机怎么一回事？”恩德比不高兴地质问，“都快闷死了。”

“零件有毛病，”传达员说，“几个月前就申请过了，长官。现在想一想，是在圣诞节之前申请的，长官，都快一年了。看来要怪就怪罪事情耽搁了，长官。”

“天啊。”恩德比说。

茶水端了进来，盛在纸杯里，漏到桌布上。吉勒姆将心思转到默莉·米金完美的身材。

将近四点，拉康才满面轻蔑地起立，站在众人面前，邀史迈利说明。“讲实际一点，乔治，你究竟想要什么？全摊开来，大家一起讨论个结果。”

表现出热心的话，会导致致命的后果。史迈利似乎了解这一点。

“第一，我们需要在东南亚战区活动的权利与特许，这事可以商量。好让总督能跟我们断绝关系，”——对国会事务次长瞄一眼——“这边的主子也可以跟我们断绝关系。第二，在国内进行某些调查。”众人纷纷骤然抬头。内政部立刻不安地骚动起来。为什么？谁？如何？什么调查？如果是国内，应该找对方商量。境内情报处的普利托里亚斯已骚动起来。

“柯在伦敦读过法律，”史迈利强调，“他在这里有人脉，包括社交和企业界，我们没有道理不调查这些人。”他瞥了普利托里亚斯一眼。“会将所有调查结果摊开给竞争对手看。”他承诺。他继续陈述。

“至于金钱，我的报告完整分析了目前所需的各条款项，另外也对紧急应变方案作出估价。最后，我们要求地方层级和白厅的许可，恢复香港驻地的工作，作为此次行动的前置基地。”

最后这项要求震惊全场，众人陷入沉默，吉勒姆也讶然以对。就吉勒姆所知，在先前与圆场的讨论中，或与拉康对谈，或与任何人商议时，都未提及这一项，甚至连史迈利本人也不动声色，全不触及重开巍安居或派遣继任人选的问题。新一轮的喧嚷声再起。

“若无法办到，”他最后说，音量压过反对声浪，“如果无法建立驻地，恕我们要求，最低限度应闭眼核准在香港指挥台面下的情报员。当地人不知情，但是由伦敦方面核实、保护。现有的情报来源，就地合法化，白纸黑字。”他画下句点时对拉康狠狠瞄一眼，然后起立。

情绪低迷的吉勒姆与史迈利，再度坐在等候室，坐在刚才的鲑鱼色长椅上，肩并肩，如同朝同一方向前进的乘客。

“为什么？”吉勒姆一度喃喃地问，然而这天若向乔治·史迈利发问，不仅有失格调，而且是明言禁止的活动。高挂墙上的告示如是说。

手中握烂牌，却要打肿脸充胖子，硬玩下去，这是最傻的一种玩法，吉勒姆心灰意冷地想。被你搞砸了，他想。可怜的老家伙，终于过气了。偏偏这次行动可以让我们重现江湖。贪婪之心啊，就这么简单。老间谍欲速则不达。我会跟在他身边的，吉勒姆心想。船要沉，我也跟着沉下去。一起去开个养鸡场嘛。由默莉来管账，安恩可以跟工人共谱乡间艳曲。

“你觉得怎样？”他问。

“不是觉得怎样的问题。”史迈利回答。

好心没好报，吉勒姆心想。

时间一分一分过去，转眼已过二十分钟。史迈利纹丝不动，下巴落至胸口，双眼闭上，或许正进行祷告。

“你今晚休息一下比较好吧。”吉勒姆说。

史迈利只是皱眉。

一名传达员出现，请他们重回会议室。拉康如今端坐上座，采取长官的言行举止。恩德比距离他两个座位，正与韦尔斯榔头窃窃私语。普利托里亚斯的怒容如山雨欲来，不知名的女士伫立着紧皱双唇，无意间作出反对之吻。拉康摇摇手中笔记，要求肃静，然后有如爱卖关子的法官，开始逐一朗诵委员会讨论结果，再读出判决。根据会议记录，财政部严正抗议史迈利违规使用管理账户。此外，史迈利亦应谨记在心，要求国内的授权、许可，应该事先征求境内情报处同意，而非“在召开正式委员会时如小白兔跳出帽子，掉在他们身上”。重开香港驻地一事无从讨论起。单从时间问题来看，这一步窒碍难行。他暗示，提出如此要求其实算是厚颜无耻。此事涉及原则问题，必须请示最高层。既然史迈利已明确反对通知总督——说到这里，拉康举手向威布汉敬礼致意——在可预见的未来，重新建立驻地是难上加难，特别是，请记住，巍安居撤离时那段令人不悦的新闻仍挥之不去。

“尽管满心不情愿，我必须接受各位的见解。”史迈利语气沉重。

拜托老天爷啊，吉勒姆心想，要倒下去，至少先大战一场嘛！

“如何接受，随你便。”恩德比说。吉勒姆敢发誓，他看到恩德比与韦尔斯榔头两人眼睛闪现一丝胜利的光芒。

狗杂种，他心想。算你捡到便宜。他在心中向整群人告别。

“至于其他部分，”拉康边说边放下一张纸，拿起另一张，“在部分条件下，在顾及合适性、金钱与特许的期限之下，本会核准。”

公园空无一人。中下阶层的上班族退去，让位给专业人士。几个情侣躺在潮湿的草地上，有如战后士兵。几只红鹤打着盹儿。吉勒姆心情愉快地跟在史迈利身后漫步，罗迪·马丁台尔则走在他身旁，对史迈利大加颂扬：“我觉得乔治真的很杰出，天下无敌，而且具有掌握力。我仰慕掌握力。人类所有特质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掌握力。乔治掌握得没话说。调职后，对这些事务的看法大不相同。我承认，成长了不少。你父亲生前是阿拉伯专家，我好像记得。”

“对。”吉勒姆说，心思再次转向默莉，心想是否仍有时间共进晚餐。

“令人肃然起敬的《哥达年鉴》。他喜欢A.D.还是B.C.？”

吉勒姆正要回以淫秽不堪入耳的答案时，及时回过神来，想到马丁台尔问得毫无邪念，只是想知道他父亲做学问的偏好，研究公元前（B.C.）还是公元后（A.D.）？

“噢，公元前啦——绝对是公元前，”他说，“要是他有能力，一定会回到伊甸园。”

“一起来我家吃晚饭。”

“谢谢。”

“来帮你介绍个女伴。换换口味，谁比较好玩？你对谁有意思？”

他们听见两人前方有人声飘浮于露气沉重的空气中，是恩德比拖长尾音的口音，庆贺着史迈利的胜利。

“会议开得不错。谈出不少结果。没泄露什么东西。牌打得不错。这事一成功，你们就准备加盖大楼了吧？表亲呢？他们会跟着玩吧？”他咆哮，仿佛仍置身安全室，“那边，你测试过状况了吗？他们会帮你忙，不会霸占整场赛事吧？有点让人七上八下吧，应该是，不过我认为你们有能力应付。你告诉马铁娄，叫他有平底鞋的话穿平底鞋，不然马上就跟香港人吵个没完了。威布汉真可怜。原本印度归他管，应该很不错的。”

在他们两人更远处，几乎被树木挡住，矮小的韦尔斯榔头对着拉康生龙活虎地比手画脚，拉康则弯腰以免听漏。

吉勒姆心想，这阴谋也搞得不错嘛。他回头一看，看见法恩快步跟来，甚感惊讶。一开始他似乎距离遥远。阵阵浓雾完全遮掩了双腿，只有上身露出雾海之上。转眼间他已跟上，吉勒姆听见他熟悉的嗓音，哀怨刺耳地叫着“长官，长官”。希望引起史迈利的注意。吉勒姆迅速抛开马丁台尔，不让他有机会旁听，自己跨步走向前去。

“到底怎么啦？干吗大声嚷嚷？”

“他们发现一个女孩子！长官，是沙赫斯小姐，她派我来特别通知他。”法恩双眼明亮，略显疯狂，“跟主子说，他们找到女孩了。一字不漏。亲自通知首领。”

“你是说，是她派你来的？”

“立刻亲自通知头子。”法恩语带闪躲地回答。

“我问的是：‘是她派你来的吗？’”吉勒姆动了肝火，“回答，‘不是，长官，她没有派我来。’你这个可恶的小子，装模作样，穿着布鞋跑遍全伦敦！你神经有问题。”他从法恩手里抢过捏皱的字条，随便看过。“连名字都搞错。歇斯底里胡说八道一通。你直接回家，听到了没？头子回去后会亲自处理。再像刚才那样大声嚷嚷，看我要不要收拾你。”

“到底是哪里来的啊？”吉勒姆回来后马丁台尔询问，兴奋得上气不接下气，“那小东西真可爱！所有的间谍都像他一样漂亮吗？多富有威尼斯风情啊。我应该自愿当一次间谍看看。”

同天晚上，喧闹室召开非正式会议，会议质量并未因欢乐气息而有所提升。欢乐气息来自史迈利在程序会议上的胜利，以康妮而言却来自杯中物。过去数月来的忍耐与紧绷后，康妮朝四面八方进击。那个女孩！线索在那女孩身上！康妮摆脱智慧上的枷锁。派托比·伊斯特哈斯去香港，给她房子住，对她拍照，跟踪她，搜她房间！找山姆·科林斯过来，马上去！狄沙理斯动来动去，假笑着，抽着烟斗，抖着双脚，但这天晚上，他完全臣服在康妮的魔咒下。他甚至一度提及“通往事物核心的自然线索”，意思仍是那位神秘女郎。难怪小法恩也被他们的热度感染。吉勒姆在公园对法恩发脾气，如今几乎感到抱歉。其实，若无史迈利与吉勒姆稍微浇熄热火，当晚他们极可能集体做出傻事，天知道这样的傻事会不会“扯出”什么样的后果。情报世界里，神智正常的人因此骤然失常，实例不胜枚举，但吉勒姆是首度见识到这种现象。

因此直至十点以后，才为老库洛草拟出一份简报，十点过半，吉勒姆走向电梯时才睡眼惺忪地撞见默莉·米金。偶遇正合彼得·吉勒姆之意——或者默莉事先计划过？他无从得知——结果在他生命中点燃烽火，从此猛烈燃烧着。默莉以平常那副默许的表情，同意让吉勒姆开车送她回家，只不过她住在海格区，距离他住处有数英里之遥。来到前门阶时，她一如往常请他进门喝一小杯咖啡。由于吉勒姆预期碰上熟悉的钉子——“不行彼得，拜托彼得，亲爱的，对不起”——吉勒姆眼看即将被婉拒，此时他看出对方眼神有种镇定的刚毅，因此改变心意。一走进她的公寓，她便关上门，拴上链条，然后端庄地牵他进卧房，充满欢愉高雅的肉欲，令他大开眼界。

9　库洛的小战舰

四十八小时后在香港是星期日晚上。库洛在小巷子里小心走动。由于起雾，暮色提早降临，却因住家过于紧密接触，容不得暮色进逼，因此高挂数层楼上，与晒衣绳和电线同高。高温、污染的雨珠喷洒而下，小吃摊的柳橙香味随之扬起，滴答打在库洛草帽檐。他人在中国，身处海平面，他最爱中国的这一面。而中国人正逐渐清醒，准备庆祝夜晚来临：歌唱声、喇叭声、警报声、锣声、讨价还价声、烹饪声、以二十种乐器演奏小调，或是一动也不动站在门口，观看这位外表华丽的洋鬼子小心翼翼东闪西躲。这些库洛全都喜欢，却最疼爱小战舰，华人都如此称呼他们的秘密耳语人。其中他最疼爱的是菲比·崴费尔，是典型而平实的例子。这趟路为的就是去看她。

他吸了一口气，品味熟悉的乐趣。东方从未让他失望过。“阁下，我们对他们殖民，我们腐化他们，我们剥削他们，我们轰炸他们，抢尽他们的城市，无视他们的文化，再以我们分支无穷的宗教派系来混淆他们。我们又丑又臭，让他们遮眼又掩鼻。欧洲人之臭，让他们退避三舍，而我们钝到不自知。然而我们坏事做绝，还拼命想更尽力使坏，却几乎无法探知亚洲微笑下面的奥秘。”

其他独自前来此地的欧洲人，可能就不是如此心甘情愿了。山顶那帮人，就不会知道这地方的存在。居住跑马地的英国太太，整日闭关于政府住宅区，若来到这里，会发现本地最令她们讨厌的事物全集中在此。此区并非治安欠佳，但也不是欧洲。欧洲风情的中环与毕打街距离这里半英里远，那里电动门为你开启，迎接你进入空调室。其他欧洲人在担忧之余，恐怕会在无心的情况下瞪人几眼，那可太危险了。在上海，库洛知道因看人不顺眼而意外死亡的事件不下一桩。尽管库洛注视的眼光一向亲切，他尽量让步，言行举止保持谦逊。停下来购物时，他会向路边摊业者客气问好，他的广东话词汇丰富，发音却不标准。付账时，业者会因他是异族而加价，他也不找碴。

他买的是兰花与小羊肝。每星期日都买，光顾所有竞争的摊位以示公平。广东话派不上用场了，他会搬出辞藻华丽的英语来应付。

他按下门铃。菲比与库洛一样，都装有门口对讲机。总部曾下令，对讲机应该属于标准配备。她在信箱里塞进一片石南以招来好运，而这也是安全讯号。

“嗨。”是女孩的嗓音，从对讲机传出。有可能是美国人，也有可能是广东人。她以“什么事？”来质问对方。

“赖瑞叫我皮特。”库洛说。

“上来吧，赖瑞正好在。”

楼梯间伸手不见五指，散发着呕吐秽物的恶臭，库洛的脚跟踏地时，发出锡板压石子路般的声音。他按下定时开关的灯光，灯没亮，因此不得不摸黑走上三层楼。上级曾通过提案，想为她找更好的公寓，却因西辛格离去而不了了之，如今希望消失，某种程度上讲，连菲比也一起完蛋了。

“比尔。”她喃喃地说，等他进门后关上门，在长了老人斑的双颊各亲一下，是漂亮女孩亲吻亲切叔伯的动作，只不过她并不漂亮。库洛送她兰花。他的神态温柔热切。

“亲爱的，”他说，“我亲爱的。”

她在颤抖。套房里摆了一张床，一台瓦斯炉，一座洗手台，另外有一附带淋浴间的厕所。如此而已。他走过菲比身边来到洗手台，打开羊肝，喂给猫吃。

“噢，比尔，你会宠坏她的。”菲比边说边对着鲜花微笑。他在床上摆了一只棕色信封，但两人避而不谈。

“‘比尔’最近怎样？”她说，故意把他的名字说得怪腔怪调。

库洛在门上挂好帽子与手杖，正在倒苏格兰威士忌：纯酒给菲比，加苏打的给自己。

“菲比最近怎样？这样问比较合适。那边情况怎样？又长又冷的一个礼拜？怎样，菲比？”

库洛进来前，她已将床铺弄乱，将蕾丝边的睡衣放在地板上，因为就这一带而言，菲比是半“鬼佬”混血儿，跟肥胖的洋鬼子上床赚钱。在压扁的枕头上方，挂着瑞士阿尔卑斯山的风景画，似乎每个华人女孩都爱挂，而在床边抽屉柜上贴的是她英国父亲的照片，是她惟一见过的照片：出身萨里郡多金的小职员，当时刚抵达香港岛，圆形衣领，蓄小胡子，直盯前方，眼神略显疯狂。库洛有时候心想，该不会是在他被枪杀后拍的吧。

“现在没事了，”菲比说，“现在还好，比尔。”

她站在他肩头边，让水注满花瓶，双手抖得厉害。星期天她的双手通常会抖。她身穿灰色长袍女装以表现北京精神，金项链是表扬她服务圆场十周年的纪念品。总部一时兴起，荒谬到想表达骑士精神，决定在珠宝名店“Asprey”定做，然后包装后寄给她，附上一封信，由潘西·阿勒莱恩亲笔签名。潘西在位时运气欠佳，后来由史迈利接班。那封信她只准看不准留。装满水后，她想将花瓶捧到桌上，手却滑了一下，所以库洛伸手接下。

“嘿，放轻松一点嘛。”

她站了一会儿，仍对着他微笑，随后长长缓缓地啜泣起来，瘫坐在椅子上。有时候她会啜泣，有时候她会打喷嚏，或是讲个不停，笑个不停，但是一定忍到与库洛见面后才开始，再忍也忍得下去。

“比尔，人家有时候好害怕。”

“我晓得，亲爱的，我晓得。”他坐在她身旁，握住她的手。

“深度报道版的那个新来的男生。他喜欢盯着我看，比尔，不管我在做什么，他都一直看。我敢确定，他一定是在帮人做事。比尔，他到底在帮谁？”

“也许他只是有点痴情而已，”库洛以最轻柔的语调说，一面有韵律地拍着她的肩膀，“菲比，你是个充满魅力的女人，你可别忘记了，亲爱的。你可能对人造成影响力而不自知。”他装起为人父亲严肃的神态。“你呢？有没有跟人家打情骂俏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像你这样的女人，有可能在浑然不知情的情况下和人打情骂俏。见过世面的男人，一看就知道了，菲比。一看就知道。”

上星期是楼下工友。她说工友记下她进出的时间。再上一个星期，是她不断看见的一辆车，是欧宝，一直是同一辆，绿色。库洛深知要诀，既要平息她的恐惧，又不能让她松懈警戒心。库洛绝不允许自己忘记的是，因为总有一天，她的疑心有可能成真。菲比从床边翻出一叠手写笔记，开始做简报，但动作之突然，连库洛也难以招架。她的脸蛋大而苍白，就白种人或黄种人而言，都称不上美丽。她的躯干长，双腿短，双手白皙，既丑陋又粗壮。她坐在床边，突然显出母仪庄重的神情。她戴上深度眼镜来阅读。她说，广州星期二即将派学生政委前来对干部演讲，因此星期四的会议取消，庹埃伦又丢了一次当一夜秘书的机会……

“嘿，慢慢来嘛，”库洛笑着大喊，“难不成哪里失火了？别激动嘛！”

他翻开膝盖上的笔记本，尽量跟上，然而菲比不愿受约束，她甚至连比尔·库洛也不看在眼里，只不过别人告诉过她，比尔其实官拜上校，阶级可能更高。这整份告白书，她希望赶快忘掉。她日常的目标之一，是一个左派知青团体，成员有大学生与共产党记者，表面上稍微接纳了她。她每周做出报告，进展却不大。如今这团体因故大张旗鼓活跃起来。她说，比利·陈被召去吉隆坡参加特别会议，尊尼·方以及贝林达·方也奉命寻找放置印刷机的安全处。夜色快速降临。她一面继续叙述，库洛谨慎起身，打开台灯，以免日光消逝后打开电灯会吓她一跳。

她说，他们计划与北角的福建人会师，但学术界的同志一如往常加以反对。“他们什么都反对，”菲比以野蛮的口气说，“瞧不起人。还有，那个傻子贝林达已经好几个月没缴党费，除非她戒赌，否则干脆把她撵出党外算了。”

“很有道理，亲爱的。”库洛语气平静。

“尊尼·方说，贝林达怀孕了，孩子不是他的。我嘛，倒希望她真的怀孕了，可以让她闭嘴……”菲比说，而库洛心想，那种麻烦，你不是也惹过两三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结果你还不是没闭嘴？

库洛乖乖做笔记，心知伦敦或其他人永远也不会看一眼。在圆场财源充足的时代，曾经渗透过数十个类似团体，希望有朝一日能搭上北京——香港短程班机，借此进入大陆。短程班机的名称取得白痴。计划最后无疾而终，而圆场也无简报员的编制来监管香港的安全，因为这个角色已由伦敦警察局的政治治安处收编，惟恐肥水落入外人田。然而库洛深知，风向说变就变，却无法轻易改变小战舰的航道。库洛依着她的步调进行，偶尔追问几个问题，检查情报来源与次级来源。是传闻吗，菲比？那件事，比利·李是从哪里听来的，菲比？有没有可能是比利·李为了面子，在那个说法里加油添醋？他使用新闻界惯用的说法，是因为菲比与杰里和库洛一样，另一项专业是新闻工作者，是自由撰稿的八卦作家，专门报道香港上流华人的生活花絮，投稿香港英文媒体刊登。

倾听，等待，以演员的说法是“即兴演出”，库洛将她的故事说给自己听，如同五年前回沙拉特温故知新、重新磨炼地下工作技巧时说故事的方式。沙拉特的人事后告诉他，他的演讲是两星期来最轰动的一场。为了迎接这场演讲，他们顺便召开全体会议。连指挥处的工作人员都前来捧场。当天没上班的人，还申请专车，早早前来沃特福德镇的住宅区接他们去参加，为的是聆听东方老手库洛，坐在改装后的图书馆里，坐在墙上的鹿角下，听他概述一生的间谍故事。题目是，吸收自己的情报员。讲台上备有讲稿架，但他用不着，反而坐在普通椅子上，脱下外套，露出大肚子，膝盖张开，汗水沾湿衬衫形成深色片片。而他讲述的方式，如果情况许可的话，在香港的那个刮台风的周六，他也会用同样方式对上海保龄球会员演说。

阁下，吸收自己的情报员。

他们告诉他，没人比他对这行更熟，而他也听信了。若说东方是库洛的归宿，小战舰就是他的家人，他对小战舰宠爱有加。外面的世界，从来没给他机会表现温柔的一面。他以爱心培养、训练小战舰，直可比拟父爱。而当塔夫蒂·西辛格趁夜潜逃，未事先通知就留下库洛一个人，让他一时之间失去人生目标，失去生命线，是他这老人生命中最难熬的一刻。

各位，有些人从出生就是情报员，他告诉大家，由出生时的历史环境、地点，以及天生个性决定其任务。以这些人而言，谁先找上他们，他们就为谁服务。

“不管是我们，还是对手，还是他妈的传教士。”

哄堂大笑。

随后讲述个案史，姑且隐去其真名与地点，其中最特别的莫过于代号苏珊的小战舰，女性，东南亚战区，出生于混乱的一九四一年，混血儿。他指的是菲比·崴费尔。

“父亲是多金人，是身无分文的小职员。来到东方，加入苏格兰海盗集团，一星期六天沿海抢夺，第七天则对加尔文祈祷。穷得娶不起欧洲女子，只好偷偷找了华人女孩，给她几便士，结果就有了苏珊。同一年，日本人登场。换成是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故事都一样，各位。他们一夕之间到处都是。打算长住下来。在混乱中，代号苏珊的父亲做了一件非常高贵的事。‘各位阁下，去你的谨慎行事，’他说，‘正直诚恳的好男人，挺身而起就要趁现在。’所以他迎娶那位女士，这种做法我通常不建议，不过他执意结婚，婚后为女儿施洗，自己加入自愿军。自愿军是一群有勇无谋的傻瓜，组成地区自卫队抵挡日本鬼子。隔天，由于他天生不是从军的料子，被入侵的日本人射中臀部，旋即气绝身亡。阿门。愿多金小职员安息，各位阁下。”

老库洛在身上画十字时，讲堂里掀起阵阵大笑。库洛并没有跟着笑，假装一本正经。前两排有新来的脸孔，没有刀疤，没有皱纹，一副看电视的脸孔；库洛猜想他们是新人，被迫前来听“伟人”演讲。有他们在场，库洛更加卖力演出。因此他才特别留心前几排。

“代号苏珊的慈父上天时，她还穿着连裤童装，不过她一辈子都将记得：在关键时刻，英国人坚守承诺不放。一年又一年，她都更加敬爱那位死去的英雄。战争过后，她父亲以前服务的贸易公司仍将她放在心上一两年，随后便自然忘记她。没关系。十五岁的她，由于要照顾生病的母亲，又要到舞厅上班赚学费，因此自己累出病来。没关系。一名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开始救济她，幸好是我们杰出的一员，引导她走向我们的方向。”库洛擦擦额头。“代号苏珊就此开始飞黄腾达，”他宣布，“我们为她准备新闻工作者的伪装，让她开始表现，先是给她中文报纸来翻译，派她跑点腿，让她参与，让她完成教育，训练她从事夜间作业。一点点钱，一点点施舍，一点点爱，一点点耐心，不消多久，我们的苏珊就已合法进入中国大陆七次，也用过虚晃一招的情报手法。表现很有技巧。她扮演过信差，紧急到北京接触一个舅舅，完成了任务。尽管她是半个‘鬼佬’，华人直觉无法信任她，但她却努力完成了这一切，各位。”

“这期间，她认为圆场是何许人也？”库洛对如痴如醉的听众咆哮，“她认为我们是谁？”老魔术师降低音量，举起肥胖的食指。“她父亲，”他静静地说，“我们相当于那位多金来的小职员。我们相当于圣乔治。说什么为海外华侨社群清除‘有害分子’，破坏三合会、稻米联合集团、鸦片黑道、雏妓问题。在有必要时，她甚至将我们视为北京的秘密盟友，因为我们，圆场，将所有善良中国人的利益摆在心中。”库洛以恶狠的眼光扫射前排稚气未脱、渴望被凶的脸孔。

“我是不是看到有人在微笑，各位？”他质问，嗓门如雷。没有看到。

“其实说实在话，阁下，”库洛最后说，“她内心时而感觉到，这一切其实全是扯淡。而各位想施展身手就趁这机会。外勤情报员随时待命，用意就在此。没错！我们是负责坚守信念的人。信念动摇时，我们来加强。信念崩盘时，我们伸出双臂扶正。”他达到最高峰。而为了制造效果，他将音量降至柔缓低语。“就算所谓的信念疯狂荒谬，阁下，千万不能加以唾弃。近来，我们能拿来抚慰人心的东西少之又少了。阿门。”

终其一生，老库洛回想起现场掌声时，会毫不羞愧地激动落泪。

菲比做完报告，弯腰向前，前臂放在膝盖上，大手的指关节如疲惫的情人慵懒地彼此依偎。库洛神情严肃地起身，拿起桌上的笔记，以瓦斯炉火烧掉。

“精彩，亲爱的，”他悄声说，“可以说是优秀的一星期。还有没有其他的？”

她摇摇头。

“我的意思是，要烧掉的东西。”

她再度摇头。

库洛研究着她。“菲比，我亲爱的，”他最后高声说，仿佛完成了重大决定，“起来吧，我该带你出去吃晚饭了。”她转头看着他，神态迷惘。酒精已冲至大脑，屡试不爽。“两个写稿子的同事，偶尔和和气气出去吃个晚饭，应该不会坏了伪装身份。要不要？”

她叫库洛面壁，等她换上美美的连衣裙装。她以前养了只蜂鸟，可惜死了。他后来送她一只，结果也死了，所以两人一致认为这间公寓与蜂鸟的八字不符，因此不再养蜂鸟。

“找一天我带你去滑雪。”他说。两人出门后，她锁上前门。两人常开这个玩笑，原因是她床头墙上那幅雪景海报。

“就一天而已啊？”她回应。也是开玩笑，是两人惯耍的嘴皮子。

库洛向他人说，那年情势混乱，在铜锣湾的舢板用餐仍是聪明之举。聪明人尚未发现这里的餐饮便宜，风味与众不同。库洛决心赌赌运气，来到海边时，雾已散去，夜空净朗。他选择离岸最远的舢板，由一簇小帆船重重包围。厨子蹲在煤炭烤炉前，妻子负责端菜，帆船的船身则在背景里耸立，遮掩繁星，船家儿童则在甲板上奔跑，从一个甲板奔向另一甲板，如螃蟹一般，父母亲则在墨色海水另一边念经。库洛与菲比弯腰坐在木板凳上，上方是卷起的布幕，离海面两英尺高，两人凑着小灯光享用乌鱼。在台风避风区之外，大船驶过他们身边，如亮灯的大楼游街。往内陆看，香港岛呜咽着、铿锵着、脉动着，庞大的贫民窟一闪一闪有如珠宝盒，由擅长骗人的夜美人开启。船桅如向下沾料的手指，从支支桅杆间隐约可见黑色山顶，维多利亚山，高高在上，无表情的脸孔笼罩月光发丝之下，是女神，是自由，是山谷里抗争奋斗的诱惑。

他们聊着艺术。菲比聊的东西，在库洛听来是她爱好艺术的幌子。非常无聊。她睡意浓浓地说，总有一天，她想到如假包换的中国去导演一部电影，也许两部。最近她欣赏过邵逸夫的历史爱情剧，全是扑朔迷离的宫廷秘史。她认为拍得可圈可点，不过稍微有点太——太可歌可泣了。谈到戏剧，有个好消息不知道库洛听过没，就是剑桥剧团可能于十二月来港演出新的时事讽刺剧。目前仅止谣传，但她希望下星期能证实。

“应该会很好玩才对，菲比。”库洛开怀地说。

“一点也不会好玩。”菲比毅然反驳，“剑桥剧团的拿手好戏是讽刺时局的东西。”

库洛在黑暗中微笑，为菲比再倒些啤酒。他告诉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各位，活到老学到老。

后来在未经暗示的情况下，或有暗示但她并未察觉，菲比开始谈论她的华人百万富豪。库洛整晚等待的就是这一刻。在菲比的世界里，香港富豪相当于皇室。他们的瑕疵与放纵，为人津津乐道，犹如其他地方的女演员或足球明星。这些人菲比倒背如流。

“菲比，这礼拜的冤大头是谁啊？”库洛开心地问。

菲比不确定。“应该选谁呢？”她假装娇羞，拿不定主意。冤大头PK，那还用说吗，星期二他过六十八岁生日，第三任妻子年龄只有他一半，结果PK如何庆祝生日？带二十岁的淫娃逛大街。

好恶心，库洛赞同。“PK啊，”他说，“PK不是那个立了门柱的家伙吗？”

十万港币，菲比说。九英尺高的巨龙，外层是玻璃纤维加透明塑料，内部的灯光可照亮整体。她贤明地转转脑筋，改变主意，或许本周冤大头非YY莫属。YY新婚刚满一个月，迎娶的是JJ何的宝贝千金。JJ何是油轮巨子“何陈”家的人。婚礼招待一千尾龙虾。前天晚上，他带着崭新的情妇出席宴会，是用他妻子的钱买来的；他以圣罗兰为这个默默无闻的女子打扮，还在她脖子缠上四串一组的御木本珍珠项链，当然是租来的，不是送她的。尽管说得兴高采烈，菲比的嗓音开始动摇，转为轻音。

“比尔，”她深呼吸，“那女生陪在老蟾蜍身边，看起来艳光四射，可惜你没看见。”

或者是哈勒戴·陈，她懵懵沉思。哈勒戴最近特别爱乱来。这次过节，他把几个孩子从瑞士的社交礼仪学校接回来，日内瓦来回机票，头等舱。凌晨四点，子女和朋友在游泳池畔裸体嬉戏，酒醉之余，将香槟倒进游泳池，哈勒戴则在一旁捕捉镜头。

库洛伺机而动，心中为她敞开大门，可惜她仍无进门之意，而库洛这条老狗老得无法推她。潮州人最棒了，他调皮地说。“潮州人不会搞那套无意义的东西。对不对，菲比？潮州人口袋深得很，手却很短，”他忠告她，“你的潮州人，会让苏格兰人脸红，对不对，菲比？”

菲比不想玩反讽的游戏。“我才不信，”她端庄地反驳，“很多潮州人既慷慨又高尚。”

他想让她说出那人的名字，如同魔术师变出某张牌一样，然而她却迟疑着，绕过那人名字而行，另辟他径。她提到这个名字那个名字，忘了自己在说什么，再要一些啤酒，等到他几乎放弃了，她才以颇朦胧的口气说：“至于德雷克·柯呢，他是彻彻底底的小绵羊。对德雷克·柯这人呢，别说他坏话，一个字都不准。”

现在轮到库洛撤退。菲比对老安竹·郭的离婚有什么看法？天啊，一定是天文数字吧！听人说，她老早想甩掉老郭了，现在才离婚，是因为她想等到老郭赚饱，身价百倍后再下堂求去。是不是真的啊，菲比？如此续谈了三五个姓名，再允许自己上钩。

“老德雷克·柯包养了一个欧洲情妇，你听说了吗？香港俱乐部的人，前几天才在谈这件事。金发美女，据说秀色可餐。”

菲比喜欢想像库洛在香港俱乐部的模样，因为这样能满足她的殖民渴望。

“谁没听说过，”她语带倦意，仿佛库洛又和往常一样，距离热门八卦数光年之遥，“以前有段时间，每个老头都在包养，你难道不知道？PK养了两个，那还用说？哈勒戴·陈养了一个，后来被犹斯第·周抢走。查理·吴想带情妇参加总督的晚宴，结果大老婆不让司机去接她。”

“他们都从哪里找到这些情妇啊，真是的。”库洛大笑一声，问道，“连卡佛名店吗？”

“航空公司啦，不然还有哪里？”菲比以重重反对之意反驳，“空中小姐过境兼差，五百美金，白人妓女陪你一夜。而且连英国的航空公司也包括在内，少自己骗自己了，英国人其实最糟糕了。那时候，哈勒戴·陈爱死了英国空姐，跟几个空姐定下条件，帮她们安排公寓，每次来香港四天，就带着她们逛街，把她们当做公爵妇人似的，恶心透顶。话说回来，丽泽与众不同。丽泽气质独具。她充满贵族气息，父母亲于法国南部拥有大片值钱的房地产，在巴哈马也拥有一座小岛。她拒绝接受父母亲的财产，单纯是为了在道德上保持独立。看看她的骨架就知道。”

“丽泽，”库洛重复，“丽泽？是不是姓克劳特的德国人？我看不起德国人。不是种族偏见，只是不喜欢他们而已。像德雷克那样好好的一个潮州男人，干吗找个令人讨厌的番婆当情妇嘛。我不懂。不过啊，你应该懂才对，菲比，你是专家，八卦是你的专业，亲爱的，我没有置喙的余地。”

他们回到舢板后方，并排躺在软垫上。

“少乱讲话了，”菲比脱口而出，“丽泽是英国贵族女孩。”

“被我说中了吧。”库洛说完，凝视着星光半晌。

“她对德雷克有极正面、极高尚的影响力。”

“谁？”库洛，仿佛已忘记她在讲什么。

菲比咬牙说：“丽泽嘛，她对德雷克·柯有高尚的影响力。比尔啊，你是不是睡着了？比尔，我看你还是带我回家算了。拜托，带我回家吧。”

库洛缓缓叹了一口气。这些情夫情妇，每六个月至少吵一次，对双方关系具有涤净的效果。

“亲爱的。菲比。你好好听我说，行吗？仔细听一下就好。英国女孩子，只要是出身望族，教养良好，或就座时双膝并拢的女孩，绝对不可能取丽泽这种名字，除非血统书里找得到德国祖先。其他的先不谈。她姓什么？”

“伍芝。”

“‘我值’多少？好吧，冷笑话一个。不好笑就算了。全名应该是伊丽莎白吧。简称丽姬。或是莉莎。家住兰贝斯区的莉莎。是你耳朵不管用了。血库不缺血，你可以去打一筒补补身子。伊丽莎白·伍芝小姐。这样看来，骨架的确不错。不是丽泽啦，亲爱的。是丽姬。”

菲比不掩怒意。

“怎样发音，用不着你管！”她对他大吼，“她的名字是丽泽，重音节元音是长音，拼成Liese。我问过她，还写下来，用印刷体写在——噢，比尔。”她将额头搭在库洛肩膀上。“噢，比尔，带我回家。”

她开始啜泣。库洛抱住她，柔柔拍着她的肩膀。

“好了，别难过了，亲爱的，是我不好，你没错。我早该知道她是你的朋友。像丽泽这样气质出众的上流女子，美貌、财富兼具，竟被香港新贵套牢，像菲比新闻跑得这么勤快的新闻人，怎么可能不结交这个朋友？是我有眼无珠，原谅我。”他空出合理的对话空当。“怎么了？”他以溺爱的口吻问，“你访问过她，对不对？”

菲比以库洛的手帕擦干眼泪，是当晚第二次。

“是她求我的。她不是我的朋友。她太上流了，我高攀不上。怎么可能是我的朋友？她求我别注销她的名字。她在这里隐姓埋名。不然会送掉小命。要是被她父母亲发现，肯定马上找人押她回家。她家的影响力大得惊人，有私人飞机，样样不缺。她和华人同居的事一旦被他们知道，一定马上对她施压，压到她不得不回家为止。‘菲比，’她说，‘香港这么多人当中，你一定最能体会活在歧视阴影下的滋味。’她向我恳求。我答应了。”

“做法很对，”库洛严肃地说，“菲比，可别食言喽，答应了就要做到。”他回以仰慕的叹息。“我老说啊，人生的小路，总比人生的公路来得奇怪。如果你写出来，编辑会认为你的心太软，我敢说。那样说其实没错。大大彰显出人性正直的一面。”说到这里，她的眼睛早已闭上，因此他轻推一下，希望她能睁开。“像那样的感情，是从哪里结缘的？是哪一颗星星，是什么样幸运的巧合，能让两个相互需要的灵魂结合在一起，而且还是在香港？”

“是天意。她当时甚至不住在香港。历经一次不愉快的恋情后，她已经与世隔绝，决定终生设计精美的珠宝饰品，为充满苦难的世界增添美意。她飞来香港一两天，只是想买些金饰，碰巧参加萨莉·凯尔的盛大餐会，遇见了德雷克·柯，就这么简单。”

“从此甜蜜真情永不渝喽？”

“当然不是。丽泽碰上他，爱上他。不过她决定不要牵扯进去，因此打道回府。”

“打道回府？”库洛重复，满头雾水，“像她这样高洁的女子，回哪个家？”

菲比笑了起来。“不是回法国南部的家啦，傻瓜。回万象。是外人从来不去的城市。是没有上流社会的地方，没有出生至今习惯享用的一切奢侈品。是她自己选择这地方的。她的小岛。她有朋友在那里，她也对佛教、艺术、古董有兴趣。”

“现在呢？她都在什么地方逛？还是住在不起眼的小农场，紧抱着洁身禁欲的观念不放吗？或者柯大哥改变她的观念，让她走上比较不节俭的道路？”

“你嘴巴少贱了。德雷克当然是给她漂亮得不得了的公寓了。”

库洛的极限在此：走到极限，他立刻知道。他将手上这张牌混入其他牌中，告诉她老上海的故事，却不朝行踪隐秘的丽泽·伍芝更进一步，只不过菲比或许可以省下他不少脚程。

“在每位画家的背后，”他喜欢说，“在每位外勤情报员的背后，各位，都应该站着一名同事，拿着木槌。走得够远了，这名同事就准备敲他头。”

搭出租车回家途中，她心情再度平静下来，身体却不住颤抖。他维持绅士风度，送她到门口。他已经完全原谅她了。在门阶上，他作势亲吻她，却被她推离。

“比尔。我真的有用吗？告诉我。没用处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我丢掉，我坚持。今天晚上什么成果也没有。你心肠好，你会假装，我尽了力。可是还是什么成果也没有。如果有其他任务给我，我一定接下。不然的话，你一定要把我丢开。手下不留情。”

“以后会有成果的。”他请她宽心，这时她才让库洛亲吻她。

“谢谢你，比尔。”她说。

“到此为止，阁下，”库洛搭出租车回希尔顿时愉悦地回想，“代号苏珊苦心奔走，身价一天不如一天，因为情报员的身价随瞄准目标的身价涨跌，这是事实。她捧来黄金的那次，黄澄澄的纯金，阁下，”——脑海浮现他举起同一根肥胖的食指，点醒前排如痴如醉的初生之犊——“那一次，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捧的是黄金，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

库洛曾经写过，香港最棒的笑话很少让人笑得出来，因为香港笑话过于严肃。那一年，举例来说，有栋未完工的摩天大楼开了一家都铎式小酒吧，如假包换的英国姑娘板着脸，身穿历史剧的低胸露背礼服，端来如假包换的英国啤酒，温度比英国低二十度，而小酒吧外，在大厅里，头戴黄色头盔的苦力二十四小时无休，卖命完成电梯工程。或者你可以前往意大利餐馆看看，铸铁回旋梯指向朱丽叶的阳台，最后却通往空白的石膏天花板；或是苏格兰小旅馆，有身穿苏格兰裙的华人，偶尔因天气炎热而罢工，或是因为天星渡轮涨价而鼓噪。库洛甚至光顾过一家吸鸦片店，备有空调，电台播放着《绿袖子》。但库洛惠顾过最奇特、最格格不入的店家，莫过于这家屋顶酒吧，俯瞰港口，华人四重奏演出诺埃尔·科沃德15综艺秀，华人酒保一脸正经，头顶假发，身穿长礼服，缓缓从黑暗中出现，以标准美国腔询问：“请问您想品尝什么美酒？”

“啤酒，”库洛的客人咆哮，一面伸手取来一把盐粉杏仁，“要冰的，听到没？冰冰凉凉的。快快端来。”

“近日万事可顺遂？”库洛询问。

“少文绉绉了，可以吗？别惹我生气。”

警司沧桑的脸上有一种表情，只有这一种，诉说着无尽的愤世嫉俗。他的怒容说道，如果人类得以选择善恶，他随时都选恶。他也相信，这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知道这一点，也接受这一点的人，另一边则是白厅那些留长发、相信圣诞老公公存在的娘娘腔。

“找到她的档案没？”

“没有。”

“她自称伍芝。省略了好几个音节。”

“她自称什么，我他妈的知道了。就算她自称大间谍玛塔·哈里，我也管不了。现在还是没有她的档案。”

“这么说来，以前有喽？”

“对，朋友，以前是有。”摇滚客满面怒容地假笑，模仿库洛的口音，“‘以前是有，现在没了。’听懂了没？还是要请我用隐形墨水写在传信鸽的屁股上，你这个可恶的异族澳大利亚佬？”

库洛默默坐了半晌，持续做出稳定而重复的饮酒动作。

“是柯干的吗？”

“干了什么？”摇滚客刻意装迟钝。

“偷走她的档案。”

“不无可能。”

“档案遗失症似乎正在流行，”库洛继续喝酒后说道，“伦敦一打喷嚏，香港就感冒。是我职场上的同情心，是我父爱的关怀。”他压低音量，变成平板调的喃语，“告诉我，萨莉·凯尔这姓名有无印象？”

“从没听过。”

“做什么生意？”

“奇奇古董有限公司，九龙区。里面都是抢来的艺术宝藏，高级仿造品，佛祖的画像。”

“哪里来的？”

“真品打从缅甸过来，经过万象。冒牌货在本土生产。她是六十岁的男人婆，”他语带不满地说，以谨慎的神态再请自己喝一杯啤酒，“养亚尔萨斯狼狗和猩猩。跟你同一条街。”

“漂不漂亮？”

“你在开玩笑。”

“有人跟我说，把那女孩介绍给柯的人是凯尔。”

“那又怎样？凯尔帮那个欧洲骚包拉皮条。潮州人就是这样才看上她。我有一次也找她帮我介绍，竟然说她找不到够矮的。那条母猪真放肆。”

“据说我们这位纤弱的美女是来买金子，是真的吗？”

摇滚客再以嫌恶的眼光看着库洛，库洛也看着他，如同两个无法移动的物体正面撞击。

“当然是他妈的真的，”摇滚客口气轻蔑，“凯尔不是从澳门弄来一大堆金饰吗？”

“柯呢？他又扮演什么角色？”

“啊，少来了，别旁敲侧击了。凯尔是挂名负责人。公司真正的老板是柯。他那只胖牛蛙跟凯尔合伙。”

“姓刁吗？”

摇滚客再度陷入带酒意的忧郁中，但库洛不愿就此分心，将斑驳的头凑近摇滚客历经百战的耳朵，靠得很近。

“若提供有关凯尔小姐的任何情报，我叔父乔治会感激不尽，必有重赏。我叔父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她介绍小姐给潮州包养人的关键时刻，一直到现在。姓名、日期、背景，任何相关事项都行。听到了吗？”

“这样吧，你告诉你叔父乔治，他会害我进赤柱监狱蹲五年。”

“进去后，不愁没人陪你吧，阁下？”库洛语气尖锐。

这话说来伤和气，因为最近摇滚客两名资深同事各遭判刑数年，也有人悲哀地等着进去共襄盛举。

“贪污，”摇滚客盛怒之下喃喃地说，“接下来他们什么也发现不了。可恶的童子军，让我想吐。”

这些话库洛已听过了，但他再度听进耳里，因为他具有宝贵的天赋，懂得倾听的重要，在沙拉特，倾听的天分比沟通能力更受重视。

“三万个该死的欧洲人，四百万个该死的亚洲人，一套不同的道德观，全世界组织最完善的黑道之一。他们又能指望我们怎么办？犯罪，我们停止不了，我们又怎么维护治安？我们挖出老大，跟他们谈个条件，不然能怎样？‘好，大哥，别随便犯法，别侵犯领土主权，做什么事都得干干净净，光明正大，好让我女儿能在大白天或晚上任何时候安全上街。我想逮捕一大票，让法官高兴，赚赚少得可怜的退休金。谁坏了这规矩，谁不尊重权威，谁就该死。’他们是贿赂一下意思意思没错。你说说看，这个未开化的小岛上，有谁从来不贿赂一下意思意思？有人拿出钱来，就有人收钱。合乎常理。如果有人收钱……更何况，”摇滚客忽然对自己提出的主题感到厌倦，“你们乔治叔父早就知道了。”

库洛的狮子头缓缓抬起，最后吓人的视线紧盯摇滚客偏闪一旁的脸。

“乔治知道什么，愿闻其详。”

“他妈的萨莉·凯尔。几年前，我们早帮你们把她翻得一干二净了。计划颠覆英国货币或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在苏黎世黄金市场倾销金块。和往常一样，鬼话连篇，如果你想听我的见解的话。”

再经半小时，老澳大利亚人库洛才拖着疲惫的双腿起身，祝摇滚客幸福美满，长命百岁。

“你呢，皮捏紧一点。”摇滚客咆哮。

库洛当晚并未回家。他有朋友住在山顶，男主人是耶鲁毕业的律师，与妻子共同拥有一间私人住宅，这种房子在香港不到两百间。房子位于山顶的普乐道，他们给了他一把钥匙。车道上停了一辆使馆车子，但库洛的友人沉迷周旋于外交界，是人尽皆知的事。走进房间时，一名外表体面的美国青年坐在扶手藤椅上阅读厚重的小说，库洛发现时并不感到诧异。这名金发青年身材苗条，身上穿的是有外交人员味道的整洁西装。库洛并未向他打招呼，也未对他置身此地作任何评论，只是径自坐在玻璃面的写字桌前，取出一张纸，依恩师史迈利的习惯开始以大写印刷体写信，仅准恩师阅读，闲人勿近。之后，他取出钥匙，在另一张纸上描绘。一切完成后，他将两张纸递给青年，而青年也以高度顺从的态度收下，放进口袋，旋即离去，不发一语。独处的库洛等到听见大轿车引擎声，再打开并阅读青年为他留下的信息。然后他烧掉信息，将纸灰冲入洗手台，最后才快意地伸伸懒腰，上床睡觉。

神探的一天，不过我还能再让他们惊讶一下，他心想。他累了。天啊，他真的好累。他看见沙拉特子弟兵群集的脸孔。我们仍向前迈进，阁下。我们勇往直前。就算我们以盲人的速度前进，在黑暗中一脚一步前进也是一样。该抽点鸦片了，他心想。该找个好姑娘来让我高兴高兴了。天啊，他真的好累。

史迈利也同样累，或许吧，不过史迈利一小时后收到库洛的信息时，心跳显著加快，特别是该档案主角是萨莉·凯尔小姐，最近已知定居点为香港，从事伪造艺术品工作，违法买卖金块，偶尔走私海洛因。她的档案，总算在圆场数据库中复活，安然无恙。不只如此。山姆·科林斯的匿名，以圆场驻万象台面下情报员的身份，在其中随处可见，如期盼已久的胜利彩旗般醒目。

10　茶与同情

海豚案落幕后，大家不只一次把责任推到史迈利头上，认为进行到这一步时他早该回去找山姆·科林斯，直接对他严刑拷打。当初那样做的话，乔治可以省下不少工夫，知情人士说，可以省下关键时间。

他们说的根本是缺乏头脑的瞎话。

首先，时间并不重要。俄国的金棱线，以及资助的行动，暂且不管是何种行动，都已进行多年，若不受干扰，预计还会继续进行多年。惟一要求采取反制的人是白厅大亨、圆场，以及间接建议的杰里·威斯特贝。在史迈利一丝不苟为他下一步作准备时，杰里又枯守了两三星期，差点抓狂。此外，圣诞节即将来临，更让大家沉不住气。再来是柯，无论他控制的是什么行动，都没有显出进一步发展的迹象。“柯和俄国人的钱就像一座山，站在我们面前，”史迈利事后在终结海豚案的报告里写道，“我们想重审本案，随时可以，就是不能主动。采取主动后，问题将不是在于激发自己人，而是如何动摇柯先生到我们能解读他的地步。”

个中的启示显而易见：早在任何人（康妮除外）看清之前，史迈利已经将这位女孩当做具有潜在价值的杠杆，也是整个阵容中独挑大梁的角色，其重要性远比，举例来说，杰里·威斯特贝更大。而杰里无论在任何时间点都可以由他人替代上场。史迈利在安全考虑允许下，殚精竭虑设法接近她，其原因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另一原因是山姆·科林斯与那女孩的关系，其性质的真相仍在未定之天。如今凭后见之明表示“好明显”，说来轻松，但当时无人能斩钉截铁道出究竟。凯尔档案给了一道线索。史迈利对山姆脚下工夫的直觉，也有助于增添一些线索。档案室仓促逆向操作，也找出线索数条，以及数叠类似个案。山姆的外勤报告选集也具解开疑团的功效。事实依旧是，史迈利押着山姆的时间越久，就越能独立了解女孩与柯之间的关系，以及女孩与山姆的关系。下次与山姆面对面时，也具有较大的讨价还价筹码。

迫于压力，山姆会如何反应，世上又有谁说得准？侦讯官是有过成功的例子没错，但也不乏败阵的经验。山姆是颗极难敲破的坚果。

史迈利也斟酌过另一项考虑，只不过他重视绅士风度，在报告中并未提及。圆场“堕落”后的日子里，谣言如鬼影般流传，其中之一是惟恐比尔·海顿的指定接班人，仍躲藏在圆场某处；大家担心的是，比尔看上他，吸收他，教育他，为的是防范自己有一天因某种原因失势。山姆最初是海顿中意人选之一。他后来遭海顿陷害，极有可能是预设的伏笔。当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有谁敢说设法重新进入的山姆·科林斯，其实并不是海顿叛国行动的指定接班人？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乔治·史迈利披上雨衣，走向街头。这一趟无疑走得心甘情愿，因为他骨子里仍是办案人。甚至连批评他的人都不得不这样说。

伦敦的伊斯林顿区老旧的邦斯贝里地带，在史迈利终于秘密前往的那天，雨水于上午十点左右停歇。维多利亚式小屋的石板屋顶上，滴着雨珠的烟囱管帽被电视天线簇拥，如同脏湿狼狈的鸟儿。更远处矗立的是大众住宅区的轮廓，搭着鹰架，早因资金不足而弃建。

“哪一位？”

“史坦法斯特。”史迈利客气地回答，手持雨伞。

正直人士彼此心有灵犀，一眼便能知晓。彼得·伍辛顿开启前门，对门阶上臃肿、雨水浸湿了的身形打个照面。这人手提黑色公家公文包，外层塑料夹鼓胀，印有EIIR的字样。来人神态畏首畏尾、略显寒酸。他只需打开门看一眼，就整脸堆满亲切的表情，欢迎对方进门。

“所以你来啦。欢迎光临寒舍。外交部最近搬到道宁街了是吧？你怎么过来的？搭地下铁从查令十字站过来的吗？进来喝杯茶吧。”

他是公立学校教员，进入义务教育界是因为感觉收获较大。他的嗓音不高不低，具有安抚的作用，感觉忠诚。在狭窄的走廊上，史迈利跟在他身后，这时注意到，即使是他的服装也带有一种忠贞之感。彼得·伍辛顿尽管年仅三十四，厚重的粗呢西装不计流行与否，只要主人有需要，将继续为他效劳。他家没有庭园。书房后直接与水泥游戏场接壤。一道坚固的铁窗保护着窗户，游戏场以高高的铁丝网围墙分隔为二。游戏场另一边是学校，是有卷纹装饰花纹的爱德华七世时代建筑，与圆场不无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外人可以看见学校内部活动。史迈利注意到，学校一楼墙上挂了学童的绘画作品。楼上有试管放在木架上。现在是下课时间，女生自成一国，穿着连身短裙装，中间系腰带，追着手球奔跑。在铁丝网另一边是男生成群静静站立，如同工厂大门外站岗抗议的人群，黑人与白人分开站。彼得的书房摆满了练习簿，堆积到与膝盖同高。烟囱架上放着一本介绍英国历代国王女王的图片集。乌云遮天，学校因此显得阴森锈蚀。

“外面的噪音，希望你别介意，”彼得·伍辛顿从厨房高呼，“我啊，早就听不见了。要不要糖？”

“不要，不要。不用加糖了，谢谢你。”史迈利露出告解般的浅笑。

“担心卡洛里是吧？”

“是啊，有点担心。”史迈利正在扮演自己，但扮演得更像，如沙拉特那些人说的。稍微更朴实，稍微更历尽风霜，是温文儒雅的公务员，四十岁不到已升不上去，从此在原地踏步。

“要柠檬的话也有！”彼得·伍辛顿从厨房大喊，生疏的手敲得盘子乱响。

“噢，不用了，谢谢你！加牛奶就行了。”

表层磨尽的书房地板上，是另一个更年幼的儿童存在的证据：积木，涂鸦簿里潦草写满了D与A。台灯下挂了一颗厚纸板裁成的圣诞星星。灰褐色墙壁上贴着朝拜初生耶稣的东方三博士、雪橇以及脱脂棉。彼得·伍辛顿端着茶盘回来。他身形高大，不修边幅，铁线般的棕发出现少年白。茶杯被他敲了半天，仍然不算十分干净。

“你真聪明，我这节正好没课。”他说，一面对着练习簿点头，“有那么多等着我改，没课也算上班。”

“我真的认为老师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史迈利边说边微微摇头，“我自己也有朋友在当老师，晚上一半时间熬夜改作业。是他们跟我保证的，我没理由质疑他们。”

“他们算是有良心的一群。”

“我应该可以把你归类于同一群吧。”

彼得·伍辛顿露齿一笑，突然喜上心头。“恐怕可以吧。值得做的事，就值得好好去做。”他说，一面帮史迈利脱下雨衣。

“老实讲，那样的见解，我倒希望更多人能认同。”

“你应该来当老师才对。”彼得·伍辛顿说，两人笑了起来。

“儿子怎么办？”史迈利边说边坐下。

“伊恩吗？噢，他在爷爷家。我爸。不是她爸。”他倒茶时接着说。他递给史迈利一杯。“你结婚了没？”他问。

“有，我已婚，生活可以说很美满。”

“有小孩吗？”

史迈利摇摇头，允许自己稍稍皱眉，露出失望之情。“唉。”他说。

“让人难过的就是这个了。”彼得·伍辛顿说得完全合情合理。

“应该是吧，”史迈利说，“我们倒希望能有为人父母的经验。在我们这年纪，感触更深。”

“你在电话说，你有伊丽莎白的消息。”彼得·伍辛顿说，“不瞒你说，你能说出来听听，我会感激不尽的。”

“这个嘛，其实没什么值得兴奋的。”史迈利谨慎地说。

“满怀希望总行吧。一个人不能没有希望。”

史迈利弯腰取来官方黑色塑料公文包，打开粗制滥造的锁夹。

“好吧，现在有些事项，不知你愿不愿意配合，”他说，“不是我故意吊你胃口，是我们希望能先确定一下。我这人习惯系上皮带又挂吊带，喜欢查证再查证，这一点我不介意承认。处理海外死亡的同事时，我们也有相同的程序，不到百分之百确定前，绝对不能定案。姓、名、详细地址、出生年月日，如果能取得就尽量确认，再麻烦也不辞辛劳。以策安全。死因呢，我们当然不负责，死因要由当地警方判定。”

“有话尽管问吧。”彼得·伍辛顿说得开朗，史迈利不禁注意到他语调中夸张的成分，抬头看他一眼，他的诚实脸孔却偏开，似乎研究着堆在角落的一叠旧的乐谱架。

史迈利舔舔拇指，煞费周章地打开大腿上的档案，翻了几页。档案是外交部档案，注明着“失踪人口”，是由拉康托词向恩德比取得。“不知道你介不介意，我想从最开始跟你对照所有细节？只有最明显的细节，当然，只有你愿意向我透露的——我用不着这样说吧？是这样的，让我头痛的是，这项工作，通常不是由我负责。我的同事温多瓦你见过，他请病假。还有，我们不是凡事都喜欢写报告，他做人很好，不过在写报告方面，我觉得他有点太简洁了。不是漏东漏西，只是有时候稍微缺乏对人物的描写。”

“我一向百分之百坦诚，一向都是，”彼得·伍辛顿对着乐谱架说，口气相当不耐烦，“我认为坦诚最好。”

“至于我们的立场，我敢向你保证，外交部绝对保密。”

慵懒气氛突然笼罩下来。一直到这一刻之前，史迈利从来没想过，儿童的喧哗声竟然具有抚慰人心的功用。如今喧哗停止，游戏场空旷下来，他兴起一阵置身他处之感，过了半晌才调适过来。

“休息结束。”彼得·伍辛顿微笑说。

“什么？”

“下课时间。牛奶加面包。纳税人缴的钱。”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根据我同事温多瓦的笔记——我跟他无冤无仇，赶紧在此声明——毫无疑问的是，伍辛顿夫人是在任何压力下离开……等一等。让我解释一下。拜托。她自愿离开的。她独自离开。她不是在不公平的情况下被迫、被诱惑，或是成为非自然因素压力下的受害者。压力举例来说，可以这么说，可能你未来提出法律诉讼时，或其他人针对目前为止未出面的第三方提起诉讼时，可以拿这个压力来进行诉讼。”

史迈利深知长篇大论的妙用。必须忍受长篇大论的人，往往捺不住性子，几乎产生一股非说不可的冲动。这些人若不是直接插嘴，至少会以蓄势待发的能量加以反制，而身为老师的彼得·伍辛顿，就任何一方面而言，绝非天生好听众。

“她单独离开，绝对只有她一人，我自始至终的立场都是，她想离开是她的自由。如果她不是单独离开，如果有其他人牵扯在内，上帝知道我们都是凡人，有无第三者并没有差别。这样回答，你满意了吗？儿童有权利拥有双亲。”他最后以格言结束。

史迈利认真做笔记，却写得很慢。彼得·伍辛顿以手指敲着膝盖，然后折手指发出声响，一指接着一指，以不耐烦的态度快速噼啪作响。

“目前的情况中，伍辛顿先生，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监护权事宜是否已经安排——”

“我们一向都知道她会走偏。我俩都了解。我以前是她的船锚。她把我称呼为‘我的船锚’。不然就是‘小学教员’。我不在意。反正她没有恶意。只是因为她叫不出‘彼得’。她爱我，是爱我的这个‘概念’，或许爱的不是我这个人，不是这个身体，这个头脑，这个实体，甚至不是这个伴侣。而是一个概念，是完成她个人、人体的必要附属品。她具有取悦他人的欲望，这一点我了解。与她的自卑感有关，她渴望受人仰慕。如果她称赞别人，是因为她希望别人也能称赞她。”

“原来如此。”史迈利说，然后继续做笔记，仿佛以实际行动表示信服此观点。

“我是说，像伊丽莎白这样的女孩子，没有人能娶来当老婆，还期望独享她的一切。那样做不自然。我现在已经可以面对了。就连小伊恩都一定要叫她伊丽莎白。这一点，我也了解。她无法忍受‘妈咪’这种称呼的锁链。无法忍受小孩跟着她跑，叫她‘妈咪’。她承受不了。那没关系，我也能了解。对你来说一定很难理解，因为你没有儿女，这一点我能想像。你一定很难理解的是，怎么会有女人，身为人母，饱受呵护、疼爱、照顾，甚至不必出门赚钱，居然能丢下亲生儿子一走了之，而且从出走那天起，连一张明信片都不寄。换成是你，你可能会担心，甚至感到恶心。我呢，看法恐怕有所不同。在当时，我跟你保证，没错，一开始的确很痛苦。”他转向有铁丝网的游戏场。他悄声叙述，丝毫没有自怜的意味。不知情的人，会以为他正在对学童讲课。“在学校，我们教大家自由的意义。身为公民的自由。让他们发展出个体性。我又怎么能限制她的个性和想法？我当时只想陪在她身边，就这么简单。当伊丽莎白的朋友，她的外野手。这是她对我的另一个称呼，‘我的外野手’。重点是，她并没有一走了之的必要。在这里，她照样可以自由自在。在我身边。女人需要支柱，你也知道，没有支柱的话——”

“结果她还是音讯全无？”史迈利顺从地询问，“连一封信都没有，甚至连寄给伊恩的信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史迈利做笔记。“伍辛顿先生，就你所知，夫人是否曾使用过别名？”不知何故，这问题似乎引来触怒彼得·伍辛顿的危险。他的怒气向上冲，仿佛低下阶层人无礼犯上，一指陡然竖起，示意别出声响。但史迈利赶紧接着说。“她的娘家姓，比方说？也许用过夫家姓的缩写，或许在有些非英语系国家，夫家姓氏可能会与当地人产生摩擦——”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不了解基本的人类行为心理学不行。她是教科书上典型的个案。她等不及要改掉父姓。她嫁给我的一大原因，就是能换个父亲，换个姓氏。换了姓氏之后，干吗放弃？改姓和她喜欢空想的个性一样，希望漫天胡编故事。她是想脱离周边的环境。改了姓，成功了，找到了我，也看上我所代表的稳定性，她自然不再需要成为别人。她已经是另一个人了。她满足心愿了。干吗要走呢？”

史迈利再度拖时间。他以仿佛不确定的眼神看着彼得·伍辛顿，再看看自己的档案，再翻至最后记载处，调整眼镜位置，阅读笔记，显然绝不是第一次阅读。

“伍辛顿先生，如果我们的信息正确的话——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我敢说保守估计也有百分之八十确定，我敢提出这个数字来保证——夫人目前使用的姓氏是伍芝。她使用的名字以德文拼音，说来也怪，拼成Liese。有人告诉我，发音不是‘莱莎’，第一个元音是长音。这个说法，不知你是否能够证实或否认。另外一个说法是，她积极从事一家远东珠宝公司的运作，公司营运范围遍及香港和其他大城市。她显然生活优渥，经常现身社交场合，涉足的圆场属于上流社会。”

彼得·伍辛顿显然听不太进去。他在地板上站定，却似乎无法弯下膝盖。他再次折手指，以不耐烦的神情怒视角落如枯骨般堆积的乐谱架，在史迈利的话仍未讲完时就想发言。

“听好，我希望不管是谁负责接触她，千万别激动向她恳求，别要求她拿出良心。别讲那些。只要直接表白我的心意：她随时能回来，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史迈利在档案中寻求庇护。

“这个嘛，暂时先不要讨论，我们先继续一一对照事实，伍辛顿先生——”

“哪来的事实？根本没有，”彼得·伍辛顿说，脾气再起，“只有两个人。加上伊恩的话，三个。像这样的事情，没有所谓事实的存在。在任何婚姻里都一样。这是人生让我们学到的教训。感情关系完完全全属于主观。我坐在地板上，这是事实。你在写字，也是事实。她母亲在背后鼓动她，也是事实。懂了吗？她父亲是个目无法纪的疯癫精神病患者，也是事实。伊丽莎白不是希巴女王的千金，也不是前首相劳合·乔治的亲生孙女。别管她怎么说。她没有拿过梵文的学位，却向女校长撒谎，让她到现在仍坚信不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那位迷人的东方妻子？’她对珠宝的认识不比我多。那也是事实。”

“日期和地点，”史迈利喃喃对着档案说，“让我先检查这两项再说。”

“没问题。”彼得·伍辛顿风度翩翩说，再持绿色锡壶倒满史迈利的茶杯。他的大手指沾上粉笔灰，有如他头发的银丝。

“带坏她的人，其实就是她母亲，”他继续以同样完全合乎情理的语调说，“老是急着让她上舞台，然后学芭蕾舞，接着想让她上电视。她母亲只希望别人仰慕伊丽莎白。把伊丽莎白当做是她个人的替代品，那还用说。心理学上而言，完全合乎自然。念念伯恩16。念念任何一个心理学家的书。她就是靠这种方式来定位自己的个体性。通过她女儿。这种事情，你不尊重不行。我现在一切都能谅解了。她很好，我很好，全世界都很好，伊恩很好，结果突然间她跑掉了。”

“她是否仍与她母亲保持联络，你该不会知道吧？”

彼得·伍辛顿摇摇头。

“恐怕完全不清楚。她离开之前，早已看清了母亲的用意。完全跟她断绝关系。这一个难关，我敢拍胸脯说，我帮她渡过了。我对她个人幸福的贡献——”

“她母亲的地址，你该不会有吧？”史迈利固执地翻阅档案。“不会——”

彼得·伍辛顿大声以听写的速度念出。

“现在来谈谈日期和地点，”史迈利重复，“拜托。”

她离开他是两年前的事。彼得·伍辛顿叙述的不仅是年月日，甚至详细到几点钟。当时没有大吵大闹的场面——彼得·伍辛顿无法容忍吵架的场面——因为伊丽莎白与母亲已经吵过太多架了。夫妻俩其实最后一晚过得快快乐乐，特别快乐。为了换换口味，他带妻子上烤肉串的馆子。

“你来的路上，或许看到了，店名是诺索斯，在乳品快餐店隔壁。”

他们享用美酒，吃得尽兴，而安德鲁·威特夏，新来的英文老师，也加入两人的行列。几星期前，伊丽莎白才介绍安德鲁练习瑜伽。他们俩一起到梭贝尔中心上课，变成好朋友。

“她真的对瑜伽很有兴趣，”他点着白发苍苍的头表示认同，“是她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安德鲁的个性，正好有助于她发挥这一方面的兴趣。外向、不习惯沉思、喜欢肢体运动……正好适合她。”他语气坚定。

他说，因为帮忙照顾小孩的人十点下班，所以三人，他、安德鲁、伊丽莎白于十点回家。他冲泡咖啡，三人欣赏音乐，十一点左右伊丽莎白给两人各一吻，说她想过去看看母亲。

“据我了解，她不是和母亲断绝关系了？”史迈利轻微反驳，但彼得·伍辛顿置若罔闻。

“当然，对她来说，亲吻并不代表什么，”彼得·伍辛顿解释得理所当然，“她谁都亲，学生、姐妹，连清道夫都亲。她非常外向。值得再提一次的是，她喜欢缠着别人不放。我是说，她的每段人际关系，都非得是一场征战不可。她的小孩也好，餐厅里的服务生也好……等到赢得对方欢心，她又觉得对方好无聊。那还用说。她上楼看看伊恩，而且我相信她还趁这个时间从卧房找出她的护照和安家费。她留下纸条表示‘抱歉’，之后再也不见人影。伊恩也再没见过她。”彼得·伍辛顿说。

“呃，安德鲁有没有她的消息？”史迈利调整眼镜位置，询问彼得。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说他们是朋友关系，伍辛顿先生。有时候，第三者会变成中间人，在这种情事中。”

用到“情事”一词时，他抬头，发现自己与彼得·伍辛顿一对诚实、哀凄的眼睛四目相接，一时之间，两副面具同步卸下。史迈利是观察者吗？或者他被对方观察着？也许只是他想像力太丰富，或者他察觉到，在他心中，以及对面这位文弱书生的心中，隐隐有种同病相怜之感？“戴绿帽又顾影自怜的丈夫，应该组成联盟才对。你们全都有无味而可怕的慈悲心！”安恩有次对他丢下这句狠话。史迈利心想，你从来都不懂你的伊丽莎白。他仍盯着彼得·伍辛顿看。我也从来都不懂我的安恩。

“我所记得的就只有这些了，真的，”彼得·伍辛顿说，“之后的事，是一片空白。”

“好，”史迈利无意间在伍辛顿反复强调的说法中找到庇护所。“好，我了解。”

他起身离去。门口站了一名小男童，发出伪装下具有敌意的目光。一名重量级妇女平静站在身后，握住他双手手腕高举，乍看之下如同他在荡秋千，其实他仍站在地上。

“你看，爸爸在那边。”妇女说，以令人依恋的棕色眼珠凝视伍辛顿。

“珍妮，嗨。这位是外交部的史坦法斯特先生。”

“你好。”史迈利客气地说。漫无边际聊了数分钟，史迈利承诺若有进一步消息会立刻通知，然后静静告辞。

“噢，祝你圣诞快乐。”彼得·伍辛顿从门阶上喊。

“啊，对。是的。我也祝你圣诞快乐。全家快乐。年年快乐。”

在休息站小吃店点咖啡，除非你请他们别加糖，咖啡一定是甜的。每次这位印度女子一泡咖啡，蒸汽就灌满小厨房。男人三两成群，默默吃着早餐、午餐或晚餐，要看此时对他们个别的时间而定。在这里，圣诞节也即将到来。六颗油腻的彩色玻璃球挂在柜台上，以增添节庆气氛，另有一只渔网丝袜请求捐款给脑瘫儿童。史迈利盯着晚报，无心阅读。距离他不到十二英尺处的角落，小法恩采取看护人典型的坐姿，深色眼珠对着用餐人与门口和善地微笑。他以左手举杯，右手则闲置于胸口。卡拉也有相同的坐姿吗？史迈利纳闷着。卡拉也在不起疑心的人群里找到喘息空间吗？老总是这样没错。老总在一房一厅的楼上公寓里，为自己找到第二、第三、第四条生命。该公寓位于西部便道旁，登记的姓氏平凡无奇，就叫马修斯，并未向管理组人员报备为假名。其实第二、第三、第四条生命是夸大的说法，但他的确把衣服留在那里，养了一个女人，马修斯夫人，甚至也养了一只猫。每星期四一大早去工匠俱乐部学习高尔夫球，而在圆场的办公桌前，他道尽了对中下阶层与高尔夫球的不屑的看法，对爱情也看不上眼，对其他可能偷偷心动的无聊事务一样不屑。他甚至租了一块公有园地，史迈利记得，在铁路侧轨边。史迈利向马修斯夫人报告坏消息那天，她坚持要开美容过的莫里斯车载史迈利前去参观。他的园地与其他人的同样紊乱：标准型的玫瑰，没吃过的冬季蔬菜，一个塞满水管与种子盒的工具房。

马修斯夫人身为寡妇，柔弱却很能干。

“我想知道的只是，”她看过支票上的数字后说，“我只想确定的是，史坦法斯特先生，他是真的死了，还是回到他老婆身边？”

“他是真的死了。”史迈利向她保证，而她也深信不疑。他克制自己多话的冲动，没有说出老总的元配早在十一年前作古，死前仍相信丈夫在国家煤矿理事会上班。

卡拉有必要在委员会里阴谋算计吗？搞派系，欺骗愚人，巴结聪明人，照着彼得·伍辛顿这类人的哈哈镜，全是为了完成任务？

他看了一下手表，再看法恩。硬币盒立在洗手间旁。但当史迈利想向店主换硬币时，他推说太忙而拒绝。

“叫你换就换，你这个烂王八！”一个皮衣皮裤的长途卡车司机大吼。店主乖乖遵命。

“怎么样了？”吉勒姆问。他从专线电话接听。

“她背景不错。”史迈利回答。

“万岁。”吉勒姆说。

事后诸多不利史迈利的指控当中，有一项指出他浪费时间处理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非分配给部属办理。

在伦敦北郊的城乡景观高尔夫球场附近，盖了几个街区的公寓，犹如永久沉船的上部结构，躺在长长的草坪尽头。草坪上的花朵向来都是半开不开。丈夫在早上八点半左右匆忙驾驶救生船离去，女眷与子女则整日维持船只漂流水面，等男主人回家。回家后的男主人则累得无力扬帆航行。这些建筑物于三十年代兴建，从完工之日起，一直漆着脏兮兮的白色。公寓的窗户呈长方形，加装钢框，向外望去峰峰相连，波澜壮阔，周一至周五有不少女人涂着浓浓眼影，如游魂般闲逛此处。这里有一街区名为亚凯迪豪宅区，裴令夫妇住在七号，在众多建筑物间稍微可见九号果岭，但山毛榉树叶一长出来，果岭也不见了。史迈利按下门铃时，只听见细微的电子铃响，没有脚步声，没有犬吠，没有音乐。大门打开来，一名男子在黑暗中以破锣嗓子问：“谁啊？”开门后史迈利才发现对方是女人。她身材高挑却驼背，一手夹着香烟。

“敝人姓欧茨。”史迈利说着递出绿色大名片，以玻璃纸覆膜。不一样的伪装，需要不一样的姓名。

“噢，原来是你啊，请进。吃饭，看电视。你讲电话的声音比较年轻。”她的低沉嗓音带有不愉快的意味，却极力想增添高雅气质。“他在家。他认为你是间谍。”她说，一面眯着眼看名片。“你该不是间谍吧？”

“不是，”史迈利说，“我不是的。只是个打探消息的人。”

这间公寓里全是走廊。她在前带路，后面拖着一道琴酒味。她走路时拖着一条腿，右手臂显得僵硬。史迈利猜想她中风过。她的穿着仿佛透露出没人对她的身高或性别感兴趣。也仿佛她不在乎。她穿着平底鞋，男人式样的套头衫，系上皮带，让她肩膀显得宽阔。

“他说他从没听过你。他说他查过电话簿，你这个人不存在。”

“我们这一行喜欢保密。”史迈利说。

她推开一扇门。“他存在，”她人未进房间就大声报告，“他不是间谍，他只是来打探消息。”

在远处的椅子上，一名男子正在阅读《每日电讯报》，遮住脸孔，史迈利只见光秃秃的头，居家长袍，以及跷起的短腿，穿的是真皮卧房拖鞋。然而不知何故，他立即知道裴令先生是只愿娶高挑女人的那种矮子。房间的陈设以一个人生活使用为原则，有电视，有床铺，有煤气取暖器，有张餐桌，以及一张用来对号涂色的画架。墙上挂了一幅色彩过于艳丽的相片，主角是美丽非凡的女孩，角落上以对角线潦草签名，是电影明星向老百姓致意的签法。史迈利认出是伊丽莎白·伍辛顿。他已见过很多相片了。

“欧茨先生，这位是南可。”她说着差点行屈膝礼。

《每日电讯报》以卫队降旗的速度缓缓落下，显出一张咄咄逼人、闪闪发光的小脸，眉毛粗厚，戴着管理阶级的眼镜。

“我是。请问你究竟是谁？”裴令先生说，“你是特务对不对？别跟我支支吾吾的，说个清楚，一了百了。我不跟打探消息的人打交道的。什么东西？”他质问。

“他的名片，”裴令夫人说着递出，“绿色的呢。”

“噢，看来是要交换名片喽？这样的话，没名片不行吧，西丝？最好去印几张，亲爱的。快到史密斯的店去印，好吗？”

“想不想喝茶？”裴令夫人偏头看着史迈利问。

“泡茶给他干吗？”裴令先生质问，这时她已插上电热壶。“他不用喝茶了。他不是客人。他甚至不是情报单位的人。我没问过他。留下来住一星期，”他对史迈利说，“喜欢的话，搬进来住也行。睡她的床铺。环球黄金安全顾问公司，狗屁。”

“他想谈的是丽姬的事，亲爱的。”裴令夫人说，为丈夫端来茶盘，“就这么一次，做出爸爸的样子嘛。”

“睡她的床，保证你爽上天。”裴令先生说完再度举起《每日电讯报》。

“讲得真亲切。”裴令夫人大笑一声说。这句话只有两个语调，有如鸟鸣，不具幽默。一阵不协调的寂静随之而来。

裴令夫人端给史迈利一杯茶。他接下后，对着裴令先生的报纸背面自言自语。“先生，海外某大企业正考虑面试贵千金伊丽莎白，事关重大。敝公司接受委托必须保密，这是近年来非常必要的正当程序，我们得向本国的朋友和亲戚接触，取得当事人品行背景的参考。”

“他说的就是我们啦，亲爱的。”夫人解释，以免丈夫没听懂。

报纸刷的一声落下。

“你是在暗示，我女儿品行不良？所以你才坐在这边，喝我家的茶水，作这种暗示？”

“不是的，先生。”史迈利说。

“不是的，先生。”裴令夫人说，帮不上忙。

沉默了一阵，而史迈利也不想煞费苦心终结这段沉默。

“裴令先生，”他最后以坚定而具耐心的口气说，“据我了解，您在邮局服务多年，也晋升至要职。”

“很多很多年。”裴令夫人附和。

“我动手工作，”裴令先生再度从报纸后面说话，“这世上讲话讲太多了。工作做得不够。”

“贵部门是否曾雇用罪犯？”

报纸嗦嗦动了一下，随后静止。

“或是共产党员？”史迈利说，口气同样和缓。

“要是雇了，也会尽早扫地出门。”裴令先生说，这一次报纸总算放下。

裴令夫人弹指。“啪一声全扫出去了。”她说。

“裴令先生，”史迈利继续说，保持坐守床边的态度，“有意聘请贵千金的公司，是东方一家大企业。若被录取，贵千金将专门负责空运事宜，将能提前得知大批黄金运送进出我国的消息，她也将负责外交快递以及机密邮件的运送，薪资极为优厚。我认为，我相信您也有同感，如此责任重大而且人人争取的职位，贵千金应与其他人选接受同等程序的检验，这样的要求应不算不合理。”

“你老板是谁？”裴令先生说，“我只想知道这一点。是谁要你负责这件事的？”

“南可，”裴令夫人恳求，“谁说谁要负责的？”

“少乱叫我名字！再给他添茶水。你是女主人吧？要有女主人的样嘛。他们早该补偿丽姬了。老实讲，到现在才想到她，想到亏欠她一份人情，我很不高兴。”

裴令先生继续研究史迈利抢眼的绿色名片。“‘驻亚洲、美国与中东特派员。’大概是笔友吧。总公司位于南莫顿街。有问题请打电话几号几号。打过去，谁接？大概是你的共犯吧。”

“在南莫顿街的话就不会有问题的啦。”裴令夫人说。

“有权无责，”裴令先生边说边拨号，讲话的口气仿佛有人捏住鼻孔，“可惜我不信这一套。”

“有责，”史迈利纠正他，“本公司推荐客户雇用的员工若有不实情事，一概全力保障客户权益。本公司在这方面已投保。”

电话响了五声，圆场的交换机才接听，史迈利求上帝保佑不要有所闪失。

“找总经理接电话，”裴令命令，“他开不开会我才不管！他叫什么名字？叫什么来着？好，你去叫安德鲁·富比士莱尔，说裴令先生有话想直接跟他讲。现在就去叫他。”漫长等待。干得好，史迈利心想。这招厉害。“我是裴令。我这边来了一个自称欧茨的男人，坐在我面前，矮胖，一脸担忧。你要我怎么处置他？”

史迈利听见话筒那端传来彼得·吉勒姆的语调，中气十足，公事公办的口气，只差没有命令裴令起立遵命。息怒之后的裴令先生挂掉电话。

“你来找我们，丽姬知不知道？”他问。

“知道的话，一定会笑到没力。”他妻子说。

“可能连公司正考虑雇用她也不知道，”史迈利说，“最近越来越常见的做法，是先身家调查后再进行接触。”

“是为了丽姬好，南可，”裴令夫人提醒他，“尽管她已经有一整年没打电话回家了，你还是知道你疼爱她的。”

“你们从来不写信给她？”史迈利以同情的口吻问。

“她不要我们写信。”裴令夫人向丈夫瞄一眼。

史迈利嘴唇间冒出极轻微的咕哝声，可当做是惋惜，但其实是如释重负。

“再给他添茶水，”丈夫命令，“已经被他大口喝光了。”

他以质疑的眼光再度盯着史迈利看。“我还是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特务，甚至到现在都不确定，”他说，“是不怎么体面，不过有可能是故意的。”

史迈利带表格来。圆场负责印刷的人昨晚为他准备好，印在黄褐纸张上。幸好事先有所准备。因为史迈利这时发现，在裴令先生的世界里，任何事物合法的表征就是表格，而黄褐色是值得敬重的颜色。因此两人如朋友合作玩填字游戏，史迈利弯腰陪伺一旁，裴令先生动笔，妻子则坐着抽烟，盯着灰色网状窗帘外面的景物，一面不停转动结婚戒指。填好了出生年月日与出生地——“在亚力山卓私人产院，就在同一条马路上。现在是不是关门了，西丝？变成卖冰淇淋的店了。”填好了学历，裴令先生针对这主题发表见解。

“我不让她在同一所学校待太久，对吧，西丝？让她头脑保持精明，不让她的想法固定下来。换个环境等于是度个假，我说。是不是啊，西丝？”

“他读过教育方面的书。”裴令夫人说。

“我们结婚结得晚。”他说，仿佛解释她为何在场。

“我们希望她能上台表演，”她说，“别的不说，他希望当她经理人。”

他填好其他日期。其中一所是戏剧学校，也修过秘书课程。

“新娘学校，”裴令先生说，“作准备，不是受教育。我觉得这样才对。什么都给她一点。让她见见世面。教她仪态。”

“噢，仪态她是有啦，”妻子附和，喉咙咔嗒一声，吐出白烟，“也见过世面。”

“她怎么没念完秘书专校？”史迈利指着表格问，“戏剧学校也没念完？”

“没必要。”裴令先生说。

填到过去任职单位，裴令先生列出伦敦一带六七家公司，任职期皆不超过一年半。

“全都很无聊。”裴令夫人愉快地说。

“她是在东看西找，”丈夫气定神闲地说，“在全心投入之前先把脉。是我叫她这么做的，是不是啊，西丝？那些公司全都想留她，可惜我才不上当。”他对妻子挥出一手。“到最后心血都有回报，你别不承认！”他大吼，“即使她不准我们谈！”

“她最喜欢芭蕾舞，”裴令夫人说，“教小朋友跳舞。她好爱小孩子。好爱小孩子。”

这句话大大激怒了裴令先生。“西丝，她在做的是生涯规划，”他怒吼，重重将表格拍在自己膝盖上，“上帝啊，你这个蠢女人，难道你希望她回去找那男的？”

“好了，她在中东待过，是做什么？”史迈利问。

“修一些课。商业学校。学阿拉伯文。”裴令先生说。他的眼光突然远大起来。令史迈利惊讶的是，他竟然起身，傲慢地比手势，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她到中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告诉你也没关系，是因为一场很不幸的婚事。”

“天哪。”裴令夫人说。

他挺直身子时，硬朗的身形让他显得难以对付。“不过后来我们把她救了回来。没错。她想回自己的房间住，随时可以。就在我隔壁。随时都找得到我。没错。我们帮她渡过那个难关，是不是啊，西丝？后来有一天，我对她说——”

“她带一个卷发的英国老师回家，很有人缘，”他妻子插嘴，“安德鲁。”

“苏格兰人。”裴令先生主动纠正她。

“安德鲁是很不错，可惜南可看不上，是不是啊，亲爱的？”

“他配不上我女儿。搞什么瑜伽的东西。我看以后没什么出息。后来有一天我对她说：‘丽姬，你的前途在阿拉伯。’”他弹着手指，指向想像中的女儿。“石油。钞票。权力。现在就去。打包。去买机票。去。”

“飞机票是夜总会帮她买的，”裴令夫人说，“结果占尽她的便宜。”

“才没有那回事！”裴令反驳，拱起宽厚的肩膀对她大骂，但裴令夫人视若无睹，继续说下去。

“是这样的，她看到广告去应征。那女人在布拉福，甜言蜜语的。老鸨一个。‘诚征女服务生，其实不是你想的那种。’她说。他们买机票给她，一降落巴林，就逼她签约，所有薪水用来付公寓的房租，从此以后她就成了他们的人，对不对啊？她哪里也去不了，对不对？大使馆帮不上忙，谁也没办法。跟你说，她长得好美。”

“你这个又丑又笨的老太婆。我们讲的是生涯规划啊！你难道不爱她？你自己的女儿哪！做什么母亲！我的天哪！”

“她是有生涯规划，”裴令夫人满足地说，“全世界最好的规划。”

气急败坏之下，裴令先生转向史迈利。“就写‘柜台工作，学习语言’，然后再写——”

“或许能请您介绍一下，”史迈利以轻缓的语气插嘴，一面舔舔拇指，翻至下一页，“这样说好了，她在运输业的历练。”

“再写”——裴令先生紧握双拳，先盯了妻子一眼，再盯着史迈利看，是否继续讲下去，似乎拿不定主意——“再写下‘英国高等特务’。地下工作。写啊！写下来！好了，总算说出来了。”他转身面对妻子。“他负责保密，他说过的。他有权利知道，她也有权利让别人知道这个背景。我女儿才不当什么无名英雄，或是什么不支薪员工！退休之前，她会得到乔治勋章的，等着瞧好了！”

“算了吧，”裴令夫人语带倦意，“只是她编的故事之一。你也知道。”

“能否请各位一件一件来？”史迈利要求，语气温柔而节制，“我们刚才提到运输业方面的经验。”

裴令先生摆出智者般的姿态，以拇指与食指顶住下巴。

“第一个商场上的经验，”他边沉思边说，“是自行处理自己的事业，你也了解，就是在所有事情有了眉目，具体成型，真正开始有所回报——除了我刚才提过的情报工作之外——她雇了一些员工，处理大笔现金，行使她负责的责任，地点是，那地方怎么发音来着？”

“万象。”他的妻子口气呆板，以标准英国腔说。

“雷国首都。”裴令先生将老挝发音为“雷国”。

“请问公司名称？”史迈利询问，铅笔停在应填的空格上。

“酒厂，”裴令先生堂皇说出，“我女儿伊丽莎白在那个战火蹂躏的国家开了一家大酒厂。”

“名称是？”

“一桶一桶没商标的威士忌，卖给美国浪人，”裴令先生朝窗户说，“一桶赚两成佣金。他们买下来，放在苏格兰酿熟，当做是投资，以后可以转卖。”

“您说的‘他们’，指的是……”史迈利问。

“后来她的钱被男朋友拐走了，”裴令夫人说，“是个吸金公司，手法很高明。”

“彻彻底底的狗屁胡说八道！”裴令先生大骂，“这女的疯了，别理她。”

“请问当时的地址是什么？”史迈利问。

“就写‘代表’，”裴令先生边说边摇头，仿佛状况失控，“酒厂代表兼秘密情报员。”

“她跟飞行员同居，”裴令夫人说，“她叫他小不点。幸亏有小不点，不然她就要饿肚皮了。他人长得不错，可惜战争一打下来，让他整个人彻头彻尾变了个样。是，当然是！就像我们英国的男孩子一样，不对吗？夜复一夜，日复一日出任务。”她往后仰，纵声尖叫，“拔腿跑啊！”

“她发疯了。”裴令先生解释。

“那些士兵有一半十八岁就精神崩溃。不过他们还是坚持下去，告诉你，他们欣赏丘吉尔，爱到心底去了。”

“瞎疯子，”裴令先生说，“乱吠乱叫，又疯又傻。”

“抱歉，”史迈利奋笔疾书，说，“那个飞行员，小不点姓什么？全名是什么？”

“瑞卡度。小不点瑞卡度。小绵羊一只。跟你说啊，他死了，”她正面对丈夫说，“丽姬的心都碎了，是不是啊，南可？话说回来，说不定这样最好。”

“她才没有跟任何人同居咧，你这个人猿！是表面工作，全部都是。她是替英国特务局工作！”

“噢，老天啊。”裴令夫人口气绝望。

“少叫老天了。梅伦（Mellon）。写下来，欧茨。写下来给我看。梅伦。她在英国特务里的直属长官是梅伦。”他将字母一个个拼出，“和香瓜（melon）同音，多一个l。梅伦。伪装是个普通的贸易商人，而且还赚得不少。他头脑聪明，自然会赚钱。不过面具下面啊，”——裴令先生一拳打在另一手的掌心，发出令人错愕的巨响——“平淡和气的英国生意人表面下，这个有两个l、叫做梅伦的人，秘密孤军奋战，对抗英国敌人，我的丽姬则在背后帮他。不管是毒枭、同性恋，只要是宣誓颠覆我们的岛国，我英勇的女儿丽姬和她的朋友梅伦上校一定合作，破解对方阴谋！我说的句句属实。”

“她是得谁真传，问问我啊。”裴令夫人嘟哝给自己听，一面开着门出去，踽踽独行在走廊上。史迈利朝她背影瞄一眼，看见她停住脚步一会儿，似乎偏着头，在阴影中对他示意。他们听见远方有门用力关上的声响。

“是真的，”裴令勇敢地说，音量却稍压低，“她的确是，她的确是。我女儿是英国情报单位备受尊重的资深工作人员。”

史迈利最初并未搭腔，因为他全神贯注在做笔记上，因此有一段时间四下无声，只有铅笔在纸上搔刮以及翻页的声音。

“好。这样的话，如果不介意，连这些细节我都记下。当然保密。其实告诉你也无所谓，我们这一行经常碰到这种事。”

“那就好。”裴令先生说，接着用力坐在一只塑料面的大坐垫上，从皮夹里抽出一张纸，往史迈利手里塞。是一封手写的信，有一页半长。笔法时而高贵，时而童稚，第一人称写得既大又弯曲，其他字体则显得较谨慎。一开头写着“我最亲爱的老爸”，最后是“你惟一真心的好女儿伊丽莎白”，内容几乎全让史迈利默记在心，大致如下：“我已经抵达万象，是个平淡的城镇，有点法国味道，有点乱，不过别担心，我有重要消息相告，必须立即通知你。你有可能会一阵子听不到我的消息，甚至听到坏消息也别担心。我没事，有人照顾，而且是为了远大志向而奋斗，你一定会感到骄傲的。我一到这里立刻通知英国贸易领事麦克尔沃先生，是英国人，派我向梅伦报到待命。上面不准我说出来，所以你一定得信任我，他的姓是梅伦，是这里一位有钱的英国贸易商，但是其实另有春秋。梅伦正要派我到香港，要我去调查金块和毒品，假装是另有任务，他在各地都安排了人照顾我，他的真名不是梅伦。这件事麦克尔沃只秘密知道而已。如果我发生了任何事情，一定不虚此行，因为你我都知道国家最重要，亚洲这么多条生命都不被当做人看，我一条命又算什么？爸，这是义行，是你我都梦寐以求的事，对你来说意义更重大，因为你曾经上过战场，为家人和心爱的人打仗过。帮我祈祷，照顾妈妈。我永远爱你，甚至进了监狱也一样。”

史迈利交回信纸。“没有日期，”他淡然说，“裴令先生，能不能让我知道日期？大致日期就行。”

裴令给的不是大致而是确切日期。总算不枉在皇家邮局服务一生。

“之后就再也没写信给我了，”裴令先生骄傲地边说边折好信纸，放进皮夹，“一个字也没有，从那天起，连一声也没听见。完全没有必要。我们父女连心。话已经说了，我绝口不提，她也一样。她对我偏头眨过眼。我晓得。她知道我晓得。父女之间的了解程度，不会比我俩更微妙了。随后发生的事：瑞卡度，管他叫什么名字，是死是活，谁管他。她跟某个中国佬混在一起，不管。男朋友，姐妹，生意，不管你听到什么，一概别理会。都是障眼法。他们拥有她，他们完全控制她。她为梅伦效劳，而且她爱自己的父亲。完毕。”

“感谢您鼎力相助，”史迈利边说边收拾纸张，“请别担心，我会自己走。”

“随你自己走吧。”裴令先生自认机智地说。

史迈利关上门时，他已重回扶手椅，装模作样地寻找刚才看的《每日电讯报》文章。

黑暗的走廊上，酒味更浓。门用力关上前，史迈利数了九步，所以一定是左边最后一道门，距离裴令先生最远的一间。一定是洗手间，只不过洗手间以牌子写着“白金汉宫后门”。他以极轻的声音唤她的名字，听见她大喊“滚出去”。他走进去，发现置身于她的卧房。裴令夫人趴在床上，一手端着酒杯，翻着一堆风景明信片。房间本身一如丈夫的卧房，陈设以一个人生活使用为原则，有火炉，有洗手台，有一叠待洗的餐盘。四面墙壁上挂着相片，主角是高挑艳丽的女孩，有些与男性友人合照，有些是独照，背景主要是东方。空气中弥漫着琴酒与猫味。

“他就是不肯让她自由，”裴令夫人说，“南可就是不肯。一向都不肯。他是试过，就是不行。她长得漂亮，你也知道。”她二度解释起来，转身面朝上，高举一张明信片阅读内容。

“他会不会进来？”

“用拖的，才拖得进来吧。”

史迈利关上门，坐在椅子上，再次取出笔记簿。

“她找到一个华人，对她很好，”她说，仍注视着上下颠倒的明信片，“她为了救瑞卡度才去找他，结果最后却爱上他。他是她真正的父亲，是她从小到大第一个父亲。长大后，一切总算没有差错了。吃了那么多苦。全部都结束了。他叫她丽泽，”她说，“他认为她取这个名字比较美。真的很好笑。我们不喜欢德国人。我们爱国心重。现在他在帮她张罗好工作，对不对？”

“据我了解，她偏爱伍芝这个姓，比较不喜欢伍辛顿。原因是什么，你知不知道？”

“大概是想把那个无聊的老师砍成一半吧。”

“你说，她为的是救瑞卡度，意思当然是——”

裴令夫人做出演员般的呻吟声。

“噢，你们男人啊。什么时候？谁？为什么？怎么会？在草丛里啦，亲爱的。在电话亭里，亲爱的。她为瑞卡度买下一条命，用的是她惟一的货币。她让他感到光荣，然后离开他。管他的，那男的是条懒虫。”她拿起另一张明信片，研究着棕榈树与空旷的海滩。“我的小丽姬跑遍了半个亚洲的草丛，最后才遇上她的德雷克。最后还是遇上了。”她似乎听见声响，骤然起身，以极为热切的眼神直盯史迈利，一面整理头发。“我认为你最好还是走吧，亲爱的。”她说，嗓音仍旧低沉，边说边转头面向镜子，“老实说，你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身边出现值得信赖的脸时，我会受不了。对不起，亲爱的，知道我的意思吗？”

回到圆场，史迈利花了两三分钟证实他已知道的重点。两个l的梅伦，如同裴令先生强调的一个字母不漏，是经过登录的勤务名与假名，使用人是山姆·科林斯。

11　上海特快车

如今众人忆起往事经过，表面上像是有一连串事件压缩在这段时期里。杰里的人生走到此处正是圣诞节前后，期间他在外籍记者俱乐部连续漫无边际地应酬，也在最后一刻包好一连串包裹，寄给猫咪，在夜半时分以红绿冬青图案的纸拙劣地包好。追查瑞卡度行踪的申请，经修正后已正式向表亲提出，而为了对马铁娄解释得更详尽，史迈利本人将申请函带到别馆。可惜的是，申请函卡在圣诞节，再加上即将沦陷的越南与柬埔寨，结果申请函一直到新年过后数日才走完美国相关部会，有海豚档案上的日期为证。的确，史迈利与马铁娄以及马铁娄的缉毒署友人那场关键的会议，一直到二月初才开会。事情耽搁了，让杰里的精神备受压力，圆场内部在理智上欣赏他，但在持续的危机气氛中，并没有人表示同情或采取行动。针对这一点，依个人立场而定，有人或许会再度怪罪史迈利，然而除了召回杰里之外，很难想像史迈利还能做出什么动作。尤其是库洛，他热情洋溢地继续报告杰里的意向。五楼夜以继日赶工，几乎没有人记得圣诞节，只有在二十五日正午举办个相当简陋的酒会，下午休息时康妮与妈妈们播放女王的演说，音量开得非常大，为的是让类似吉勒姆与默莉·米金的异端感到羞愧。这两人觉得女王演说爆笑，还在走廊上怪腔怪调学舌作乐。

正式将山姆·科林斯引进圆场微薄的支薪阶级，发生在元月中某个寒风刺骨的日子，有轻松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轻松的一面是他遭到逮捕。星期一上午，他于十点整抵达，并未身穿晚礼服，而是整洁的灰色外套，纽扣孔别上玫瑰，在寒风中显得出奇年轻。但史迈利与吉勒姆出差，与表亲闭门研商，看门人与管理组人员皆未接获允许进入的指示，因此将他锁在地下室三个小时，害他直发抖，怒气冲天，直到史迈利回来，证实两人有约，他才恢复自由身。至于他的办公室，也闹了不少笑话。史迈利原本将他安排在四楼，在康妮与狄沙理斯隔壁，无奈山姆不喜欢，希望到五楼，他认为那里对于代理协调人的身份比较合适。可怜的看门人有如苦力，得把家具搬上搬下的。

黑暗面较难描述，但有些人试过。康妮说山姆冷感，形容词选得难听；对吉勒姆而言，山姆饥肠辘辘；对妈妈们而言，山姆鬼鬼祟祟；对掘穴人而言，山姆过于圆滑。对不明白背景的人，最奇怪的事莫过于他自给自足的程度。他不调阅档案，也不愿将责任左拢右揽过来，几乎不使用电话，只有偶尔赌马，或是关照俱乐部的经营状况。然而，他所到之处都带着微笑。打字员宣称，他连睡觉都在办公室里，周末还亲手打扫清洗。史迈利与他面谈时大门深锁，谈话内容一点一滴传至团队耳里。

没错，那名女孩在万象的确与两个常去加德满都的嬉皮凑在一起。没错，他们甩掉她后，她确实请麦克尔沃帮她安插工作。没错，麦克尔沃把她介绍给山姆，认为光靠姿色她必有可供利用之处。上述一切，多半吻合女孩家书中的描述。山姆当时手上有两三件低级别的缉毒任务待办，除此之外，拜海顿之赐，他无事可做，所以心想干脆安排她去与飞行员鬼混，看看有何发展。他没向伦敦报告，因为当时伦敦样样封杀。他径自试用她，以自己的管理基金付她薪水。后来发展出瑞卡度。他也派她追寻一条老线索，到香港追查金块暴利集团的动静，直到后来他才了解这女孩只会闯祸。山姆说，瑞卡度将女孩从他手中接收过去，安排她到印支包机上班，让他大大松了一口气。

“这么说来，他还知道什么？”吉勒姆以愤慨的口吻质问，“那样太不够意思了吧？打乱了阶级顺序，还干涉到我们的行动。”

“他懂得她。”史迈利捺着性子说，然后继续研究杰里·威斯特贝的档案。近来杰里的档案成了他的主要读物。“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免不了稍微勒索他人啊，”他以令人抓狂的容忍态度说，“偶尔接受他人勒索，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而康妮却以罕见的粗俗口气引用显然是约翰逊总统对FBI局长胡佛的看法：“乔治宁愿拉山姆·科林斯进帐篷，对着外面小便，不愿他站在帐篷外面向内小便。”她大声说，像女学童痴笑着自己的斗胆直言。

更特别的是，一直到元月中，在狄沙理斯博士持续调查柯背景的过程中，有了重大发现，查出某位希博特先生仍健在。此人代表浸信会至中国传教，柯申请就读伦敦的法律学院时，他是推荐人之一。

如此一来，事件脉络更加繁杂，记忆中难免遗漏，因此堆砌在杰里身上的压力更加沉重。

“他有可能受封骑士。”康妮·沙赫斯说。他们在电话中已谈过。

场面非常严肃。康妮剪短头发，头戴深棕色帽子，深棕色套装，手提内装无线电麦克风的深棕色手提包。小车道外停了一辆蓝色出租车，开着引擎与暖气，匈牙利街头艺术家托比·伊斯特哈斯戴着船形帽，佯装打盹儿，却暗中接收并记录对话，收录在座位底下的仪器里。康妮原本夸张的身形外表，此时显得端庄节制。她手握一本文具处的笔记簿，一支公家圆珠笔夹在她的风湿指间。至于冷淡的狄沙理斯，重点是让他的打扮稍微现代化。在他抗议声中，他穿上吉勒姆的条纹衬衫，配上相称的深色领带。结果令人微微称奇，竟然相当具有信服力。

“这事极为机密。”康妮对希博特先生说，音量大而清晰。这句话她在电话里也说过了。

“极度机密。”狄沙理斯喃喃地附和，双臂乱挥，最后一手肘别扭地落在凸起如瘤的膝盖上，另一只龟裂的手掌握住下巴，然后搔着下巴。

总督推荐过了，她说，现在由理事会决定是否通过推荐案，再向白金汉宫推荐。说到白金汉宫时，她朝狄沙理斯抛出压抑的一眼，而狄沙理斯立即微笑起来，爽朗却矜持，如同参加脱口秀的名人。他的灰发涂上发油，模样（如康妮事后的说法）宛如涂抹上肉汁、准备送入烤箱一般。

“所以希望您能了解，”康妮说，她的腔调标准如女主播，“为了防止崇高的传统蒙羞，必须进行甚为彻底的调查。”

“白金汉宫，”希博特先生应和，朝狄沙理斯的方向眨眨眼，“哇，不得了。白金汉宫，听到没，朵乐丝？”他年纪非常大。数据上注明八十一岁，然而五官却到了无法增添岁月痕迹的年龄层。他围着神职人员项圈，身穿棕黄色羊毛衫，手肘部位缝上真皮补丁，披着披肩。背景的灰色海洋在他的白发周围形成光圈。“德雷克·柯爵士，”他说，“说真的，这一点我倒没有料中。”他的英格兰北方口音之纯净，犹如顶上雪白的头发，都有可能是伪装。“德雷克爵士，”他重复，“哇，不得了。是不是，朵乐丝？”

女儿与他们坐在一起，三四十岁，金发，身穿黄色裙衫，施粉却未涂口红。自从少女时期过后，她的脸蛋似乎从未历经任何事，惟一稳步消逝的是希望。她开口讲话时会脸红，不过她鲜少发言。她准备了一些甜点，三明治做得薄如手帕，茶籽饼放在小布垫上。为滤出茶汁，她用一片胚布缝上珠子以增加重量。天花板垂挂着尖头星形羊皮纸灯罩。直立式钢琴靠着墙边，《慈光引领》的乐谱摆在架上。吉卜林的名诗《倘若》挂在空荡的壁炉之上。海景窗两旁的天鹅绒窗帘厚重，如同用来遮掩人生废弃不用的一部分。房子里没有书，连《圣经》也付之阙如。有一台非常大的彩色电视，还有一长串的圣诞卡，横向挂在绳子上，翅膀向下垂，犹如中弹飞禽即将落地的模样。这里找不到可以回忆中国海岸的事物，除非将冬海阴影算在内。这一天天气不好不坏，也没有风。在庭园里，仙人掌与灌木在寒气里乖乖等候。步道上的行人快步走过。

康妮说他们希望做笔记，因为根据圆场流传的说法是，偷到声音后，应该留下笔记，当做是预防万一，也可以当做掩护。

“噢，尽量去写吧。”希博特先生语带鼓励，“我们又不全是大象，对不对啊，朵乐丝？朵乐丝啊，记性可好着呢，跟她母亲一样好。”

“这样的话，我们想先了解的是……”康妮说。她同样保持谨慎的态度，以配合老人的步调。“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这是我们访问所有关键证人的标准程序，希望了解您与柯先生结识多久，以及两人之间的关系状况。”

她其实是以略有差异的语言说，描述一下你与海豚案的关联。

老年人论及他人时，其实是在谈论自己，面对消失的镜子端详自己的影像。

“我一出生就注定为上帝服务，”希博特先生说，“我祖父，他是神职人员。我父亲，他也是，在英格兰西北的麦克莱斯菲尔有片好大的教区。我叔叔十二岁就死了，不过他还是宣誓入教，是不是啊，朵乐丝？我二十岁就进传教训练学校。二十四岁，我坐船到上海，加入主生教会。船叫做帝国女王号。就我记得，服务生比乘客还多呢。真是的。”

他说，他的目标是在上海教书学语言几年，后来碰巧转到中国内陆教会，迁居内地。

“要是能在上海教书学中文就好了，我喜欢那种挑战。我一向喜欢中国人。主教的工作并不光鲜，不过照样完成任务。这些个罗马学校啊，比较像是你们那些修道院，以及和修道院相关的东西。”希博特先生说。

曾经信奉耶稣会的狄沙理斯，淡淡一笑。

“我们是从街头找来小朋友，”他说，“跟你讲啊，上海这地方鱼龙混杂，是很少见的现象。我们碰过各种人各种事。黑道、贪污、卖淫，多得是。我们也有政治、金钱、贪婪、各种惨事。凡人的生活，在那边全找得到，对不对啊，朵乐丝？她记不得了，真的。大战过后，我们也回去过，是不是？不过他们马上把我们赶出来。她那时不超过十一岁吧，是不是？后来那地方面目全非，不像上海了，所以我们回到这里。不过我们很喜欢这里，是不是啊，朵乐丝？”希博特先生说。他非常留心代表两人发言。“我们喜欢这边的空气。好喜欢。”

“非常喜欢。”朵乐丝说，然后清清嗓子，对着大拳头咳嗽。

“所以只要能找到人，一概拉进教会，”他继续说，“我们找到方小姐。记得黛西·方吗，朵乐丝？你当然记得——那个拿着铃铛的黛西。算了，她其实不记得了。哇，时间过得真快呀。黛西就像魔笛手一样，只不过她拿的是铃铛，而且她不是男人，而她做的是上帝的工作，可惜后来堕落了。是我见过最好的一位改信基督教的人，直到日本鬼子来了。黛西她会上街，猛摇着铃铛，摇个不停。有时候老万查理会陪她去，有时候我会陪她去，我们会选择码头或是夜总会区，也许是去提防后面吧，那条街我们称作血巷，记得吗，朵乐丝？她其实不记得了。老黛西会摇着铃铛，叮当，叮当！”他回忆起来不禁大笑：他清楚看见黛西就在他面前，因为他在无意识间举起一手做出激烈摇铃的动作。狄沙理斯与康妮礼貌性地加入大笑的行列，然而朵乐丝只是皱眉。“霞飞路，那地方最糟糕了。在法国租界，没什么好惊讶的，罪恶之家就在那一带。那种地方其实到处都有，上海只是塞满了一大堆。他们叫做罪恶之城。那样叫就对了。后来有几个小孩子聚集过来，她会问：‘你们有谁没娘？’会有两三个举手。不是一次两三个，而是这里一个，那里又一个。有些小孩子会说谎，比方说是为了吃顿白米晚饭，结果吃了一巴掌后被扫地回家。不过我们总能找到几个真正没娘的小孩，是不是啊，朵乐丝？渐渐的，我们集合了一个班，最后有四十四个小朋友，对不对？有些住宿，不是全部。圣经班，教教读写算数，教一些地理历史。我们的能力就只有这么多了。”

狄沙理斯为了克制不耐烦的性情，凝神注视灰色大海，不愿移开视线，然而康妮则持续笑脸迎人，以示景仰，双眼寸步不离老人的脸。

“就是这样，黛西才遇上柯家兄弟。”他继续说，不顾跳跃式的逻辑。“在码头那边，对不对啊，朵乐丝，来寻找他们的母亲。他们是从汕头北上，兄弟俩。是哪一年来着？一九三六年吧。德雷克只有十岁或十一岁，他弟弟纳尔森八岁，两人瘦得像晒衣架，好几个礼拜没有好好吃一餐了。他们一夜之间变成白米基督徒，不骗你！那个时候的他们，连名字都没有，我是说英文名字。他们是船民，潮州人。我们从来没找到他们的母亲，是不是啊，朵乐丝？‘被枪射死，’他们说，‘被枪射死了。’有可能是日军，也有可能是国民军。我们一直都没有问出究竟。又何必问呢？她在上帝身边，那就好了。干脆什么都别问，继续过日子。小纳尔森的手臂血肉模糊，看了好吓人，骨头断了，穿透衣袖，大概也是被炮弹炸到的。德雷克一手握住纳尔森没受伤的手，起先说什么也不愿松手，甚至也不让他自己吃饭。我们以前常说，他们两人之间只用一只手，记得吗，朵乐丝？德雷克会坐在餐桌前，一手抓着弟弟，另一手拼命喂他吃饭。我们找来大夫，连大夫都没办法分离兄弟俩。我们只好忍耐了。‘从现在起，你叫做德雷克。’我说，‘你呢，叫做纳尔森，因为你俩都是勇敢的水手，怎样？’是你母亲的点子，对不对，朵乐丝？她一直都想生个男孩。”

朵乐丝望着父亲，本想说什么，最后却改变心意。

“他们以前常摸她的头发，”老人以略为神秘的语调说，“摸你母亲的头发，摇黛西的铃铛，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他们从来没看过金头发。喂，朵乐丝，添一点‘溲’吧？我的凉了，他们的肯定也凉了。溲是上海话的茶。”他解释，“广东人则说‘洽’。以前有些单字，现在我们还用，也不知道为什么。”

朵乐丝发出气急败坏的嘶声，跳出客厅，康妮抓住机会说话。

“是这样的，希博特先生，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笔记里都没有弟弟这个人。”她以稍显责备的语气说，“您说是弟弟，小他两岁，还是三岁？”

“怎么会没有纳尔森？”老人讶然说，“他好疼弟弟的！德雷克一辈子都疼纳尔森。什么事都帮弟弟。没有纳尔森的记载，朵乐丝？”

然而朵乐丝人在厨房，准备“溲”。

康妮参考笔记，露出严厉的微笑。

“恐怕要怪我们自己人喽，希博特先生。政府单位在兄弟姐妹栏留下空格。看样子没过多久，香港会出现一两张红脸，不骗您。纳尔森的出生年月日，您该不会还记得吧？记得的话可省下不少麻烦。”

“不记得了，怎么会记得！黛西·方会记得，当然，可惜她已经去世多年了。就算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日，黛西也会帮他们挑一个。”

狄沙理斯拉拉耳垂，低头下去。“他的中文名字，记得吗？”他以尖嗓子脱口说出，“如果要查的话，中文名字可能很有用。”

希博特先生摇摇头。“没有纳尔森的记载！保佑我的灵魂！想到德雷克时，怎么可能没想到他身边的小纳尔森？两人就跟面包和芝士一样，我们以前常说。孤儿嘛，那也难怪。”

从走道，他们听见电话铃响，令康妮与狄沙理斯暗暗称奇的是，他们竟清楚听见厨房里的朵乐丝冒出“该死，天杀的”，一面冲向电话。在渐次升高的茶水壶呜咽声之外，他们听见愤怒的打电话声的片段。“怎样？为什么不是？如果是该死的刹车，干吗说是离合器？不要，我们不买新车。去你的，我们要的是把老车修好。”然后重重骂一声“天呀”，挂掉电话，回到厨房面对尖叫的茶水壶。

“纳尔森的中文名字。”康妮轻柔地提示，面带微笑，然而老人摇摇头。

“那可非问老黛西不可喽，”他说，“她老早上天堂去了，保佑她。”老人宣称不知道，狄沙理斯似乎正要质疑，但康妮以眼示意他闭嘴。让他讲下去，她暗中要求。逼急了，可能全盘皆输。

老人坐的椅子是旋转椅。无意识之间，他以顺时针旋转，现在面对大海说话。

“他们就像粉笔和芝士，”希博特先生说，“从没看过差别这么大的兄弟，也没看过信仰这么坚贞的兄弟，是事实。”

“差别在哪里？”康妮以诱导的口气问。

“小纳尔森啊，他最怕蟑螂了，别的不说。我们当时当然没有现代这种卫生设备，上厕所要到外面茅屋，哇，那些蟑螂啊，像子弹一样到处乱飞！纳尔森说什么也不肯靠近。他的手已经复原得差不多了，吃饭快得像斗鸡，不过他宁愿一连憋上好几天，也不愿意去茅屋。你母亲千拜托万拜托，就希望他进去。黛西·方拿棍子伺候，我现在还看得到他的眼神，有时候会一直看着对方，完好的一手握拳，让对方觉得会被他变成石头，那个纳尔森啊，从出生那天就叛逆。后来有一天，我们望向窗外，看到他们两人，德雷克一手搂着小纳尔森的肩膀，带他走上小路，在他方便时在一旁陪他。船民的小孩，走路姿势不太一样，注意到了吗？”他问话的声音清亮，仿佛他们就在眼前。“O形腿，因为拥挤。”

房门哗然打开，朵乐丝以盘子端着刚泡好的茶进来，放下茶具时发出不少噪音。

“歌喉倒是一样好。”他说完再度沉默，凝望大海。

“唱赞美诗歌的歌喉吗？”康妮以爽朗的声音提示，朝擦亮的钢琴瞥一眼。钢琴上摆着无蜡烛的烛台。

“德雷克，他啊，只要你母亲坐在钢琴前面，他什么都会扯开喉咙唱。宗教颂歌。‘有座碧绿小山丘啊。’德雷克啊，愿意为你母亲割喉。可是小纳尔森呢，我从来没听见他唱一句。”

“后来听到了嘛。”朵乐丝提醒他，口气严厉，但他选择不去注意女儿。

“午餐晚餐时，他不肯说阿门，饭菜都撤走了，不肯说就是不肯说。他从一开始就爱跟上帝吵嘴。”他突然精神一振，大笑起来。“我老是讲啊，那些人才是真正的信徒。其他人只是表示礼貌而已。没有跟上帝吵过嘴，就不是真正改信基督教的人。”

“可恶的修车行。”朵乐丝喃喃说，电话挂掉了仍火气十足，一面用力砍着茶籽饼。

“端去！你们司机还好吧？”希博特大喊，“要不要叫朵乐丝端去给他吃？一个人在外面，一定冷死了！带他进来，去啊！”在两人来得及响应前，希博特先生又开始谈论战争。不是德雷克的，也不是纳尔森的，而是他个人的战争，以残缺不全的图像记忆拼凑而成。“好笑的是，那时有很多人觉得日本鬼子来得正好。给那些中国国民军暴发户一点教训。也给共产党颜色瞧瞧。结果呢，好久以后情势才开始逆转。一直到开始轰炸之后。欧洲商店关门，大班也全家撤离，乡村俱乐部变成医院。可是还是有人嚷嚷‘别担心’。后来有一天，轰的一声，把我们全关起来，是不是啊，朵乐丝？结果害死你母亲。她的耐力不够，因为得过肺结核。尽管如此，柯家兄弟还是过得比多数人好。”

“噢。怎么说？”康妮询问，大感兴趣。

“他们拥有耶稣的知识，能引导他们，安抚他们，是不是啊？”

“当然了。”康妮说。

“自然是了，”狄沙理斯也应和，扣住十指互相拉动，“的确是的。”他说得虚情假意。

因为日本鬼子来了，他说，教会也关门，黛西·方拿着铃铛带着小孩加入难民潮，有的坐推车，有的搭公交车或火车，不过多半是徒步，往上绕去，最后到重庆。蒋介石的国民军已经在重庆建立临时首都。

“不能让他讲太久，”朵乐丝一度警告，偏头偷偷告诉康妮，“他会疯癫起来。”

“噢，我能讲很久，亲爱的。”希博特先生以窝心一笑纠正她，“我一辈子，该看的都看过了。想做什么随我高兴。”

他们饮茶聊着庭园。定居此地后，庭园一直令他们伤脑筋。

“他们告诉我们，要种就种有银色叶子的那种，能抵抗盐分。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朵乐丝？好像种不活吧？”

希博特不知因何提起，妻子过世后，他自己的生命也随之结束，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等待与亡妻会合。他在英格兰北部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到伦敦服务一阵，传播圣经福音。

“然后我们搬来南部，是不是啊，朵乐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为了这边的空气。”她说。

“是不是会开个宴会啊，在白金汉宫？”希博特先生问，“德雷克应该会把我们列入邀请名单吧。想想看哪，朵乐丝。你会喜欢的。皇家庭园宴会。礼帽。”

“可是您回到过上海，”康妮最后终于提醒他，一面翻动笔记来唤回他的思绪，“日本人战败，上海重新开张，您回上海。当然妻子没有跟您回去了，不过您还是回去了。”

“噢，是啊，我们是回去了。”

“所以您又见到柯氏兄弟了。大伙见了面，欢欢乐乐叙旧一阵，一定是。是不是这样啊，希博特先生？”

一时之间，他似乎没将问题听进去，但忽然间他慢半拍地笑了出来。“哎呀，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小朋友啦。机灵得很哪！还在你面前猛追女孩子呢，朵乐丝。我老是说啊，德雷克本来会娶你的，亲爱的，如果你给他任何希望的话。”

“噢，别乱讲了，老爸。”朵乐丝喃喃地说，对着地板摆出苦瓜脸。

“纳尔森呢，他呀，血气方刚啊！”他以汤匙喝茶，小心翼翼，仿佛在喂小鸟。“‘夫人呢？’德雷克问的第一个问题。他想找你母亲。‘夫人呢？’他把英文全忘光了，纳尔森也一样。我后来不得不再帮他们上课。所以我告诉他。那个时候，他肯定已经看过够多人死掉了。但又不是说已经麻木了。‘夫人死了。’我说。其他没什么好说了。‘她死了，德雷克，她和上帝同在。’以前没看他哭过，以后也没有，不过他哭了，看了更让我疼爱。‘我失去了两个母亲，’他对我说，‘母亲死了，现在夫人也死了。’我们为她祷告。不然能怎样？小纳尔森呢，他不哭也不祷告。他不同。他从来没有像德雷克一样接受她。不是个人因素。她是敌人。我们全都是。”

“‘我们’指的是谁，希博特先生？”狄沙理斯以诱导的口气问。

“欧洲人、资本家、传教士：我们全是外地人，来那里不是为了他们的灵魂，就是为了他们的劳动力，或是他们的银矿。我们全部都是——”希博特先生重复，丝毫没有恨意，“剥削者。他认为我们全是。其实就某些方面来说也对。”对话至此稍停，别扭了好一阵子，后来康妮才谨慎重开话匣。

“所以说，您重建教会，一直待到一九四九年，是吧？那四年之间，您至少可以用父亲的角色照顾德雷克和纳尔森。是不是这样，希博特先生？”她问，圆珠笔停住不动。

“噢，我们是重新开张没错。一九四五年，我们满心欢喜，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战争结束了，日本鬼子被打败了，难民也可以回家了。马路上到处有人在拥抱。我们领到钱，应该是补偿金、补助金之类。黛西·方也回来，不过没待很久。头一两年，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其实就算当时，也不是真的好过。只要蒋介石治理得了，我们就能待下去——这个嘛，他向来就不太能治理，对吧？一九四七年，共产主义在马路上随处可见，到了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就向下扎根了。国际殖民时代老早结束，租界也是，算是好事一桩。其他的东西，结束得比较慢。有些人瞎了眼，爱说什么老上海会永远不变，之前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也说这样。他们说，上海腐化了满族人、军阀、国民党、日本人、英国人，现在上海即将腐化共产党。他们当然是料错了。朵乐丝和我，我们父女俩嘛，不屑贪污腐败那一套，对不对啊？没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你母亲也没法子解决。所以我们回国了。”

“柯氏兄弟呢？”康妮提醒他，朵乐丝则从褐色纸袋拖出编织品，弄出不少噪音。

老人迟疑着，这一次并非因年老迟钝。年老迟钝或许减缓了叙述的速度。但这次迟疑是因为无法肯定。“这个嘛，好，”他经过突兀的停顿后退让一步，“那两个啊，我告诉你，历经了罕见的奇遇。”

“奇遇，”朵乐丝以怒音附和，一面敲得钩针咯咯响，“说成暴动比较对吧。”

日光仍依恋着海面，室内的光线则逐渐暗淡，煤气灯如远方的马达般噗噗响。

老人说，德雷克与纳尔森在逃离上海时，几度被拆散，没找到对方之前，处心积虑去找。弟弟纳尔森终于抵达重庆，毫发无伤，熬过饥饿、操劳，以及水深火热的军机轰炸，数千人因此丧生。但哥哥德雷克奉召进入国民党军队服役，只不过蒋介石束手无策，一路撤退，希望共军与日军能互相残杀。

“到处跑啊跑，德雷克想到前线，又担心纳尔森，担心得要死。当然了，纳尔森啊，他在重庆努力翻书，苦读教条。他们那边甚至有《新中国日报》，他后来告诉我，甚至还刊登蒋介石的协议书。想想看！当时有几个人跟他的想法一致，在重庆集思广益为战后重建世界而努力，结果有一天，感谢上帝，战争总算结束。”

一九四五年，希博特先生说，两人因奇迹出现而重逢：“千分之一的几率，百万分之一的几率。返乡的路络绎不绝的是卡车、推车、军队、枪炮，全往海岸一股脑前进，德雷克则像疯子一样来回奔跑：‘有没有看到我弟弟？’”

此刻的戏剧效果忽然触动了他内心的传教士，因此嗓门拉高。

“有个脏兮兮的小孩，一手搭在德雷克的手肘上。‘喂，你，姓柯的。’就像他想借火抽烟似的。‘你弟弟在后面，第三辆卡车，想骗得客家共产党团团转。’转眼间，兄弟彼此紧紧拥抱，回上海前，德雷克不愿让弟弟离开视线范围，之后也不愿意！”

“所以他们来看您喽。”康妮以舒缓的语气暗示。

“德雷克回到上海后，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弟弟纳尔森非接受正规教育不可。全天下再重要的事，也抵不过弟弟就学。纳尔森非上学不行。”老人一手重击椅子扶手。“兄弟至少一人必须受教育。噢，意志坚定如山，德雷克啊！最后也办到了，”老人说，“德雷克达成心愿了。当时的他，已经很能奔走谈条件了。战争结束，德雷克回家时还不满十九岁。纳尔森快十七岁了，不分昼夜用功——当然是看书了。德雷克也很用功，不过他用的是身体。”

“他专动歪脑筋，”朵乐丝悄声说，“他加入帮派骗钱，在他没有乱摸我的时候。”

希博特先生是没听见她，或只是响应标准的反对意见，不得而知。

“好吧，朵乐丝，三合会这东西，不能只看表面，”他纠正女儿，“上海是个城邦城市。统治者是一群商业巨子、抢钱大王，还有更坏的人。当地没有工会，没有法治，人命不值钱，生活困苦，要是你看仔细点，现在的香港我怀疑也差不到哪里去。有些所谓的英国绅士，相形之下让兰开夏郡的磨坊主人像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模范生。”提出轻度责难后，他继续面对康妮，继续叙述。康妮让他感到熟悉，是坐在前排的典型女士，肥胖、全神贯注、戴帽、倾全心注意老人的字字句句。

“他们会过来喝茶，五点，兄弟俩。我会先准备好所有东西，在桌子上摆吃的，准备好他们喜欢的柠檬水，说是汽水。德雷克从码头过来，纳尔森放下书本过来，吃东西时几乎不讲话，然后又回去上班念书，是不是啊，朵乐丝？他们会翻出某个传奇式学者，车胤。车胤小时候生活穷苦，不得不借萤火虫亮光识字写字。他们会一直说，纳尔森以后会效法他。‘车胤，再来块馒头吧，’我会说，‘再吃个馒头，才有力气念下去。’他们会笑一下，然后离开。‘拜拜，车胤，慢走哟。’偶尔纳尔森嘴巴没塞满东西，他会跟我讨论政治。哇，他的想法真多！老实讲，我们书读得不够多，教不了他那么多。金钱是万恶之根源，我可从来不否认这一点呀！我自己多年来一直宣扬这一点呢！博爱、义气、宗教是大众的鸦片剂，这个嘛，我可不赞同，不过在神职、教会高层的胡扯、天主教义、偶像崇拜方面，他啊，他的想法也没有错到哪里去，就我看来。他也讲了一些我们英国人的坏话，不过是我们活该，恕我直言。”

“骂归骂，还天天过来吃您的，不是吗？”朵乐丝又压低声音偏头说，“还扬弃个人的宗教背景，还捣毁教会。”

然而，老人只是捺着性子微笑。“朵乐丝，亲爱的，这话我以前说过，还是要再说一遍给你听。上帝显灵的方式有很多种。只要好人准备到外面追求真理和正义和博爱，他就不会在门外苦等太久。”

朵乐丝脸红了，低下头编织去。

“她说的当然没错。纳尔森确实捣毁教会。也扬弃了宗教。”一抹哀伤的云眼看即将袭上他的老脸，后来笑声忽然胜出。“结果呢，德雷克点醒了他！好好训了他一顿！了不起，了不起！德雷克说：‘政治，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拿来卖，虽然朵乐丝在这里，我还是要说，你也不能跟政治这东西上床！只能用来捣毁寺庙，滥杀无辜！’我从没看过他这么生气，而且骂得纳尔森一脸口水！德雷克在码头干活，的确是学到了一两招，没话说！”

“请您务必，”狄沙理斯在晦暗的光线中发出如蛇般的嘶声，“务必一五一十告诉我们。这是您的义务。”

“学生示威游行，”希博特先生继续说，“火把，宵禁开始后，一群人走上街头，大闹一场。一九四九年初，应该是春天，情势才刚火热起来。”与先前的漫谈比较起来，希博特先生的叙述法变得意外地简明扼要。“我们当时坐在壁炉前，是不是啊，朵乐丝？十四个人，朵乐丝，还是十五人？我们以前喜欢生火，即使天气热也一样，可以带来一种麦克莱斯菲尔老家的感觉。那时我们听见外面有人敲敲打打，呼着口号。有铙钹，有哨子，有铜锣，有铃铛，有鼓，吵得令人心惊。我有预感，这种事可能正在酝酿中。我帮小纳尔森上英文课时，他不断警告我：‘你回家，希博特先生。你是好人。’他以前常说，保佑他，‘你是好人，但是水坝闸门一破，不论好人坏人，一律淹死。’有必要时，纳尔森很会讲话。跟他的信念相辅相成。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感受。‘黛西，’我说，就是黛西·方，她跟我们坐在一起，摇着铃铛——‘黛西，你和朵乐丝去后院，看来有客人要上门了。’才说完，啪的一声，有人用石头扔破窗户。我们听到声响、叫嚣声，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分辨得出小纳尔森的嗓音，一听就知道是他。他是潮州出生的上海人，当然，不过他用上海话对青年喊话。‘谴责帝国主义走狗！’他大喊，‘打倒宗教土狼！’噢，他们真会乱编口号哪！中文听起来还可以，一换成英文就毫无意义。这时门被踢开，他们走进来。”

“他们打坏了十字架。”朵乐丝说，停下来盯着编织花样看。

这次是希博特而非女儿，以凡俗言语震惊听众。

“他们打坏的，可恶，还不只十字架呢，朵乐丝？”希博特快活地接着说，“他们打坏了所有东西。教堂座椅、圣桌、钢琴、椅子、电灯、诗歌集、《圣经》。噢，告诉你们，他们出手可凶得很哪！狠角色啊。‘随便你们，’我说，‘悉听尊便。凡人建造之物，必有毁坏之日，只是你们无法毁坏上帝的真言，整座教堂被你们拆掉做火柴棒，也毁不了上帝精神。’纳尔森他不愿正眼看我，可怜的小孩。他一看我，我会哭出来的。他们走了以后，我四处看了一下，看到老黛西·方站在门口，朵乐丝在她身后。黛西全看在眼里。乐在其中。我从她眼神里看得出来。她内心里其实跟他们是一伙人。她乐得很。‘黛西，’我说，‘收拾东西走吧。这一辈子，奉献自己或保留自己，随你高兴，不过千万别出借自己。那样的话，比当间谍还卑鄙。’”

康妮行注目礼表示赞同的同时，狄沙理斯冒出尖锐的一声喘息，带有受辱的味道。然而老人真的乐在其中。

“接着，我们坐下，我和朵乐丝，一起哭了，承认也没关系，我们有没有哭，朵乐丝？掉眼泪不丢脸，我从来也不觉得流泪不好意思。我们好想念你母亲，想得心痛。跪下来祷告。然后开始打扫。不知从哪里开始。然后德雷克走进来了！”他摇头表示惊异。“‘晚安，希博特先生。’他用低沉的嗓门说，夹杂一点我的英格兰北方腔调，每次他开口讲英文都让我们开怀大笑。在他身后，站的是小纳尔森，手里拿着扫把和畚箕。他一手仍然弯曲，我猜现在也一样，小时候被炸伤过。一手弯曲，还是拿着扫把扫地。这时德雷克开始臭骂他，口气跟挖土工一样难听！从没听过他讲那种脏话。他啊，就某一方面来说，其实跟挖土工人差不多吧？”他悠悠然对女儿微笑。“幸好他讲的是潮州话，是不是，朵乐丝？我自己只听懂一半，那就够了！炮火猛烈，好像我完全听不懂似的。”

他停嘴，闭上双眼半晌，不是在祷告，就是舌头累了。

“当然了，错并不在纳尔森。我们啊，早就知道了。他是队长。

事关面子。他们开始游行，漫无目标，然后有人对他大喊：‘嘿！教会小子！你的心偏那边，挖出来给我们瞧瞧！’逼得他只好下手。不做不行。即使这样，德雷克仍对他破口大骂。兄弟俩清理完毕，我们上床睡觉，两兄弟睡在小教堂地板上，以防暴徒回来。早上我回教堂，发现没被毁坏的诗歌集整整齐齐叠好，《圣经》也一样。他们也自己修好了十字架。甚至把钢琴拼凑好，只不过没有调音，不用说。”

狄沙理斯挪身另换坐姿，提出一个问题。他与康妮一样，也翻开一本笔记簿，只是一字未记。

“那段时期，纳尔森是受哪方面训练？”他质问，特有的鼻音显得气愤，握笔准备记载。

希博特先生皱眉，露出疑惑的神情。

“怎么了，当然是共产党了。”

朵乐丝低头钩毛线，低声说：“噢，老爸。”这时康妮连忙解释。

“纳尔森念的是哪一方面的书，希博特先生，在哪里念？”

“啊，原来如此。你指的原来是这个！”希博特先生恢复较自然的语调。

答案他完全清楚。否则上英文课时，除了纳尔森个人志向之外，他与纳尔森又能谈什么——共产党福音不算的话。纳尔森最热衷工程。他坚信能破除中国封建制度的东西是科技，而非圣经。

“造船、铺路、铺铁轨、盖工厂，那才是纳尔森的志向。他是拿着计算尺的天使加百利，是白领大学毕业生。在他心中，他就是这个模样。”

希博特先生说，在上海停留期间不够久，没能看见纳尔森顺遂心愿，因为纳尔森一直到一九五一年才毕业——

狄沙理斯的笔在笔记簿上疯狂划动。

“可是，那些年来，德雷克为了弟弟到处挣钱。”希博特先生说，希望盖过方才朵乐丝对三合会的指涉。“德雷克熬过来了，总算得到报偿，纳尔森也是。他看见纳尔森手上领到那张关键的证书，知道自己的任务已完成，可以收山了，按照他一开始的计划去做。”

狄沙理斯兴奋之余，态度转变得热切万分。他的丑脸显出片片血色，在椅子上动个不停。

“毕业后呢？”他急着问，“毕业后他做什么？他后来怎么了？请继续讲，麻烦您再讲下去。”

希博特先生见到他如此热切，不禁欣喜，微微一笑。他说，这个嘛，根据德雷克的说法，纳尔森在一家最先进造船厂当制图员，绘制蓝图，参与造船工程，疯了似的向俄国技师学习。共产党战胜后，俄国的技师纷纷涌进中国。然后到了一九五三年，如果希博特先生没记错，纳尔森有幸得到前往俄国列宁格勒大学深造的机会，一直待到，待到大概50年代末。

“噢，他就像长了两条尾巴的小狗一样，我说的是德雷克，讲得眉飞色舞的！”希博特先生叙述的对象若是自己的儿子，神情也不会比现在更骄傲了。

狄沙理斯突然往前倾，甚至在康妮以眼神警告他之下，仍以笔指着老人。“列宁格勒之后呢，他们怎么重用他？”

“他嘛，当然是回到上海了，”希博特先生大笑一声，“而且受到提拔，因为拿到了学位，有头有脸了，造船专家，留学俄国，科技专家，管理阶级！噢，他爱死了那些俄国人！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之后。他们有机器，有权力，有点子，有哲学。俄国啊，简直是他的乐土。他景仰俄国的模样，就像——”他的嗓音，以及他的热度，双双落难。“噢，真是的，”他喃喃地说，沉默下来，是这次对话第二度中断，“向俄国学习，总不会一直学习下去吧？在共产党的新仙境，俄国热又能流行多久？朵乐丝乖女儿，帮我拿条披肩来。”

“已经在你肩膀上了。”朵乐丝说。

有欠圆通的狄沙理斯对他说话毫不留情。除了答案之外，他一概不管，连打开放在膝盖上的笔记簿都可抛开。

“他回国了，”狄沙理斯尖嗓说，“很好。一路向上爬。他留学俄国，向俄国看齐。很好。接下来呢？”

希博特先生注视狄沙理斯良久。老人脸上毫无虚假，目光流露真情，如同慧黠的男童看人的眼神，了无老练世故的横阻。豁然明朗的是，希博特再也不信任狄沙理斯，而且真的不喜欢他。

“他死了，年轻人。”希博特最后终于说。他转动椅子，凝视海景。室内已半暗，光线多半来自煤气灯。灰色的海滩空无一人。旋转栅门上只停了一只海鸥，在夜空最后一丝光线中显得身影幽暗，体型庞大。

“您刚说他现在一手还是弯曲，”狄沙理斯直接反攻，“您刚才说，现在应该还弯曲的。您自己刚才说的！我亲耳听见的！”

“好了，我们已经叨扰希博特先生够久了。”康妮爽朗地说，同时向狄沙理斯狠瞪一眼，弯腰取来手提包。但狄沙理斯不肯罢休。

“我不相信他！”他以尖锐的嗓门大叫，“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说出日期啊！”

但老人只是拉紧肩上的披肩，两眼直盯海面。

“那时候，我们在德罕市，”朵乐丝说，边说边打毛线，只不过天色已暗得无法看清毛线，“德雷克坐着有司机开车的大轿车，过来看我们。他带着左右手过来，那个他叫做老刁的人。他们俩在上海搭档干坏事。想过来炫耀。送我白金打火机，捐一千英镑现金给我爸的教会，亮出镶框的女王勋章给我们看，还把我拉到角落，要我去香港当他小老婆，当着我爸的面呢。狗胆包天！他想叫老爸帮他签名，担保什么东西。说他要去格雷法律学院念法律。那把年纪了，怎么念！四十二岁！什么活到老学到老！他当然不是。跟往常一样，只是为了面子。老爸对他说，‘纳尔森最近怎么样？’结果——”

“请等一下。”狄沙理斯再度误判情势插嘴进来，“日期呢？请问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非要日期不可！”

“一九六七年。老爸快退休了，是不是啊，老爸？”

老人没有动静。

“好吧，一九六七年。几月？请详细一点！”

他差点说的是“详细一点，娘们”，让康妮极为紧张。然而当康妮再度试图克制他，他置之不理。

“四月，”朵乐丝想了一下，说，“我们刚帮老爸过完生日。所以他才带一千英镑过来捐给教会。他知道老爸不愿意收下来自己用，因为老爸不喜欢德雷克赚钱的手法。”

“好了。好。解释得很好。四月。所以说，纳尔森是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之前死的。德雷克有没有详细解释当时状况？你记不记得？”

“没有。没有详细解释。我告诉过你了。老爸问了，他只是说‘死了’，好像死掉的是一条狗似的。谈什么手足之情。老爸不知所措。他听了差点心碎，德雷克却无动于衷。‘我没有弟弟。纳尔森死了。’亏老爸还替纳尔森祷告，是不是啊，老爸？”

这一次轮到老人开口。在暮色中，他的语气显著加强。

“我为纳尔森祷告过，现在还是为他祷告，”他口气直率，“他在世时，我祈祷希望他能为这世界服务上帝。我相信他有心成就一番大事业。德雷克呢，他到哪里都能应付。他骨头硬。我以前常这样想，主生教会门前的蜡烛不会白烧，如果纳尔森·柯能成功为中国打下正义公理社会的基础的话。纳尔森喜欢称之为共产主义，随他去。不过在漫长的三年里，你母亲和我为他灌注的是基督教的爱心。朵乐丝，我不愿你这么说，也不愿任何人说上帝的爱火能被熄灭，永远不再燃烧。政治没有办法熄火，刀剑也没办法熄火。”他长长吸了一口气。“现在他死了，我为他的灵魂祷告，如同我为你母亲祷告一样，”他说，奇怪的是口气不再那么笃定，“如果那样说算是说教，我也无所谓。”

康妮其实已经起身准备离去。她知道极限所在，她眼光敏锐，很害怕狄沙理斯持续猛攻下去。然而嗅出线索的狄沙理斯全然不顾极限。

“所以说，是惨遭横祸喽，对不对？政治和刀剑，您刚才说的。哪门子政治？是德雷克告诉您的吗？您也知道，真正动刀剑杀人的事件相对罕见，我认为您有所隐瞒！”

狄沙理斯也站着，但他站在希博特先生身旁，向下对着老人的白头喋喋不休地问话，仿佛是在沙拉特表演短剧，模拟讯问手法。

“多谢你热情款待，”康妮对朵乐丝说，感情溢于言表，“真的，收获比我们想像的还丰富，相信对受封骑士有所帮助。”她说，话中充满了对狄沙理斯的暗示，“我们这就告辞了，真心感谢两位。”

然而这次拂逆她心意的是老人他自己。

“来年呢，他也失去了另一个纳尔森，愿上帝帮助他，是他的儿子，”他说，“德雷克从此是个寂寞的人。他写过信给我们，对不对啊，朵乐丝？‘为我犬子纳尔森祷告，希博特先生。’他写道。我们为他祷告。他希望我搭飞机过去，帮他主持葬礼。我没办法，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实讲，葬礼花那么多钱，我从来都不愿苟同。”

说到这里，狄沙理斯简直是直扑过去，让场面尴尬。他正对着老人弯腰下去，激动得以滚烫的小手一把抓住披肩。

“啊！看吧！他却没有请您为弟弟纳尔森祷告？回答啊。”

“对，”老人简单说，“他没有。”

“为什么没有？除非他不是真死，那还用说！在中国，死的方式不止一种，对不对，不是每种死法都会要人小命！‘罢黜’，那样讲是不是更贴切？”

在煤气灯照亮的房间里，尖嗓说出的字句如恶灵般四处飘动。

“他们准备走了，朵乐丝，”老人对着大海平静地说，“向司机问候一声，好不好，亲爱的？刚才应该出去问候的，算了。”

他们站在廊厅，互相道别。老人留在椅子上，朵乐丝关上门。有时候，康妮的第六感灵敏得吓人。

“希博特小姐，丽泽这个名字，你听过没有？”她问，一面扣上厚重的塑料大衣，“柯先生的档案里，有提到丽泽这个人。”

朵乐丝未施脂粉的脸庞皱眉怒视。

“那是我妈的名字，”她说，“她是德裔路德教派信徒。那只猪连她的名字都不放过啊？”

托比·伊斯特哈斯开车，康妮·沙赫斯与狄沙理斯博士赶回去向乔治报告惊人的消息。路上，他们首先针对狄沙理斯不知自制一事吵嘴。托比·伊斯特哈斯特别感到震惊，康妮真的担心老人可能写信向柯报告。尽管如此，这一趟的发现很快压过了担忧，以凯旋的心情抵达秘密城市的大门。

安然进入城墙后，现在是狄沙理斯的光荣时刻。他再度召集黄祸家族，启动了各式各样的调查，众人连忙顶着各种假借口奔走于伦敦各地，足迹遍及剑桥。本质上，狄沙理斯是个独行侠。没人了解他，或许除了康妮之外吧，但如果连康妮都不喜欢他，就没人喜欢他了。与人相处时，他显得格格不入，时常做出荒谬举动。但大家从来不怀疑他那种猎人般的意志力。

他翻阅上海交通大学的旧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交大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狄沙理斯将目标集中在海洋系，课程包括管理与造船。他找出一九四九年之前与之后的共产党干部名单。受命接收需要科技专长的大企业的人当中，线索少得可怜，但他一一加以审视。这些大企业中，他特别注意的是江南船厂，其中的国民党党员不断遭到清算，工程浩大。他找出了不下数千人的名单，再调阅其中前往列宁格勒大学深造、学成归国重回船厂、职位晋升的人。列大的造船研究所三年毕业，依照狄沙理斯的计算，纳尔森应该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间就读列大，随后正式分派到上海市政部，负责海洋工程，因此有机会重回江南。他先认定纳尔森不但有未知的中文名字，同时也很有可能连姓也顺便更改，因此提醒研究助理，纳尔森的资历可能分成两半，上下各有不同姓名，应该注意两者吻合之处。他从交大与列大骗来毕业生名单，两者并排加以对照。中国观察家彼此和乐融融，因臭味相投，规章与国别都能抛诸脑后。狄沙理斯的人脉不仅限于剑桥，也遍及所有东方数据库，连罗马、东京、慕尼黑也有。他写信给所有人，将真正意图埋藏在不相干的问题里。事后发现，甚至连表亲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他公开档案。他也调查了一些年代更为久远的线索。他派遣掘穴人到浸信会，抱着一丝希望，但愿教会记下纳尔森的中文名字归档。他也寻找上海造船业的中级官员去世的消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以上是他第一段辛苦的过程。第二段始于康妮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值六十年代中期，他寻找符合以下条件的上海官员：因亲苏遭到官方斗争、羞辱，或下放劳改，以重新发掘农民的美德。他也参考送往劳改的名单，但没有重大收获。他也查阅红卫兵的激昂演说，寻找是否谈及某位具有浸信会背景的下台官员，也与柯这个姓氏大玩猜字游戏。他隐约认为，纳尔森改姓的话，可能会采用与原姓具有某种渊源的姓，不是同音字就是谐音字。然而当他极力向康妮解释时，康妮不懂就是不懂。

康妮·沙赫斯追查的方向全然相异。她的兴趣围绕在卡拉调教出来的已知征才手，研究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列宁格勒大学针对外籍学生的活动。她也研究从未经证实的谣言。据谣言指出，卡拉年轻时曾任共产国际情报员，战后曾借调至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协助重建秘密单位。

在这一次新的掘穴过程中，葛若斯芬诺广场送来一颗小炸弹。希博特先生的情报仍热腾腾之际，研究两个家庭的人员仍忙成一团，这时彼得·吉勒姆带来急件，面呈史迈利。史迈利一如往常正在阅读数据，浑然忘我，吉勒姆进入办公室后，他才将档案塞入抽屉关上。

“是表亲，”吉勒姆轻声说，“跟瑞卡度有关，你最欣赏的飞行员。他们想请你尽快到别馆会见他们。我昨天就应该回电的。”

“他们想干吗？”

“想见你。不过用的是‘会见’一词。”

“是吗？真的吗？天呀。大概是德文的影响吧。或者是古英文的影响？会见。真是的？”说完拖着沉重的身子进入浴室刮胡子。

吉勒姆回自己办公室，发现山姆·科林斯坐在软椅上，抽着他的野蛮棕色香烟，脸上挂着一抹一洗即去的微笑。

“有事吗？”山姆问，问得非常随意。

“给我滚出去。”吉勒姆动了肝火。

一般而言，山姆四处串门子太过火，让吉勒姆不高兴，但这天他有坚决理由对他不信任。他前往内阁府递送圆场每月定额账户请拉康过目时，讶然发现山姆从他私人办公室冒出来，与拉康以及外交部的索尔·恩德比有说有笑。

12　瑞卡度复生

在“堕落”之前，具特别合作关系的情报双方经常认真举行非正式会议，每月举行，接着进行史迈利前任阿勒莱恩喜欢称为“酒池肉林”的酒会。若是轮到美国方面招待，阿勒莱恩与他的同伙，包括人缘极佳的比尔·海顿，会由美国人带上一家占地极广的屋顶酒吧，圆场内部昵称为天文馆，享用苦味马丁尼以及西伦敦的美景。若非美国人邀请，他们可无福享受。如果轮到英国人做东，他们会在喧闹室摆出支架桌，铺上补缀式的花缎桌布，美国代表团受邀前来向俱乐部区情报工作的最后要塞致敬，而这里碰巧也是美国情报单位的源头。双方啜饮南非雪利酒，以带盖的雕花玻璃瓶伪装，假设他们喝不出差别。进行没有议程的讨论，传统而言也没人做笔记。老友之间不需搞这一套，特别是反正隐藏式麦克风已安置妥当，比人工更可靠。

“堕落”之后，这些礼尚往来喊停了一段时间。马铁娄位于弗吉尼亚的兰利总部下令，“英国联络渠道”——美国对圆场的称呼——必须列入保持距离的名单中，与南斯拉夫以及黎巴嫩并列，一时之间两单位如同走在马路两旁人行道，路过时连眼睛也不抬起，双方犹如正在打离婚官司的分居夫妻。然而到了那天灰沉的冬日上午，在史迈利与吉勒姆匆忙赶到葛若斯芬诺广场的法律顾问别馆门口之前，双方关系解冻的迹象已随处可见，甚至从门口盘查的两名陆战队员僵硬的脸色也可看出。

大门为双扉门，黑铁门外装设黑色铁栏杆，栏杆上点缀着镀金羽毛。光是大门的造价，就足供全圆场至少苟延残喘个两三天。一走进大门，他们感觉如同从小村落进入大都会。

马铁娄的办公室非常大，没有窗户，就算是半夜也不知道实际时间。空无一物的办公桌后墙上挂着美国国旗，仿佛在微风吹动下飘逸，占据半面墙。办公室中央有一圈客机座椅，围绕玫瑰木桌摆设，马铁娄坐在其中，身材魁梧，神情愉悦，出身耶鲁的他穿着乡村西装，怎么看都不对季节。他两旁各坐一人，默默不语，两人同样面带菜色，表情诚恳。

“乔治，劳驾你了。”马铁娄诚挚地说，嗓音温暖、令人信赖，他本人则快步向前迎接。“不用说，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我晓得。索卢。”坐在他对面另有两名陌生人，史迈利现在才注意到，马铁娄转头介绍他们。其中一人与默默不语的两人同样年轻，只是略显不够圆滑；另一人矮胖、强悍、年纪大很多，脸上纹深如疤，理小平头，退伍军人的类型。“索卢，”马铁娄重复，“介绍你认识本行真正传奇人物之一，乔治·史迈利先生。乔治，这位是索卢·艾克朗。在本国优秀的缉毒署掌大权。缉毒署的前身是麻药与危险药品管制局，现在改名了，对不对，索卢？索卢，向彼得·吉勒姆说声哈啰。”

年纪较长的一位伸出手，史迈利与吉勒姆分别与他握手，握起来有如干树皮。

“没错，”马铁娄边说边旁观，带着媒人的满足神情，“乔治，呃，记得艾德·芮斯妥吧？也是负责缉毒的，几个月前过去跟你打过招呼的那个？是这样的，索卢接替了芮斯妥的职位。他现在负责东南亚。这位是赛伊，同单位。”

美国人的姓名，只有他们自己记得住吧，吉勒姆心想。

赛伊是较年轻的一位。他留了腮须，戴着金表，看似传教士，虔诚却带戒心。他的微笑仿佛是家常便饭，吉勒姆也报以微笑。

“芮斯妥怎么啦？”史迈利问。大家坐下。

“冠状动脉。”退役军人索卢咆哮，嗓音与手一样干燥。他的头发有如钢丝卷，起伏成数道小沟。搔头时，头发沙沙作响。他经常搔头。

“真遗憾。”史迈利说。

“可能一辈子好不了。”索卢说，并没有看着他，径自抽着香烟。

就在此地，吉勒姆首度嗅到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气氛。他察觉到两组美国人之间对立的情势。毫无预警的撤职，依吉勒姆与美国人交手的经验，发生的原因，鲜少是“因病离职”那么简单。他甚至进一步猜测，索卢的前任是如何玷污了自己的名声。

“缉毒，呃，本来就对我们这种合作关系有强烈兴趣，呃，乔治……”马铁娄说。在这种有气无力的鼓吹中，他间接宣布了瑞卡度的关联，只不过吉勒姆察觉到，美国方面仍有一种神秘的冲动，假装这次会议谈的是其他事情，由马铁娄空泛的开场白可见一斑：

“乔治，我们兰利的人，希望跟缉毒署的好友密切合作。”他宣称，热度一如外交协议书般冰冷。

“对双方都好。”退役军人索卢咆哮应和，一面搔着铁灰色头发，一面继续吞云吐雾。在吉勒姆眼里，他似乎本质害羞，置身此地浑身不舒服。陪同的青年赛伊则显得自在多了。

“是范围问题，史迈利先生。在这种案子里，有些区域完全重叠。”赛伊的嗓音太尖，与身形不太搭调。

“赛伊和索卢先前跟我们搭档过，乔治，”马铁娄说，提供进一步保证，“赛伊和索卢是我们一家人，我说话算话。兰利让缉毒署加入，缉毒署让兰利加入，互蒙其利嘛，是不是，索卢？”

“是。”索卢说。

要是双方再不赶快一同上床，吉勒姆心想，可能反而会大打出手。他瞥了史迈利一眼，发现他也留意到紧绷的气氛。他像个假人似的坐着，两手各放一边膝盖上，双眼如常几乎闭上，美国人开始对他解释状况时，他似乎正将自己变为隐形。

“首先，也许我们应该了解最新的细节。”马铁娄这时提议，仿佛是邀请大家洗手。

其次是什么？吉勒姆纳闷。

默默不语的男子之一的勤务名叫默非，皮肤白皙到近乎白化病人的地步。默非从玫瑰木桌取来一个档案夹，开始朗读内容，声音带有高度敬意。他以干净的手指翻阅，一次一张。

“长官，周一的案主搭乘国泰航空前往曼谷，班机号码注明于附录，由陈立接机，参考数据注明于附录，开着私家大轿车。他们直接前往位于四面佛酒店的海空公司永久套房。”他瞥向索卢。“陈先生是亚洲稻米百货的总经理，是海空位于曼谷的分公司，参考数据注明于附录。他们在套房待了三小时，之后——”

“呃，默非。”马铁娄打断。

“有何指教？”

“‘注明于附录’一直重复，可以略过不念吗？这些人，我们都有档案，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对，长官。”

“柯单独一人吗？”索卢质问。

“长官，柯带着经理人刁先生同行。刁先生几乎到处随行。”

此时，吉勒姆碰巧再看史迈利一眼，拦截到质疑的眼神，质疑对象是马铁娄。吉勒姆意识到，他想到的是那位女孩——她也跟去了吗？——但马铁娄满脸微笑并未松动，一阵子过后史迈利似乎接受了，继续摆出全神贯注的姿势。

索卢这时转头面对助理，两人私下简短对话：

“赛伊，那间酒店套房，怎么没人去装窃听器，搞什么鬼？大家都在忙什么东西？”

“我们跟曼谷建议过，索卢，不过他们对公用墙无可奈何，说是里面空间不足。”

“曼谷那些小丑，打炮打到脑筋不清不楚了。这个姓陈的，是我们去年想抓的那个海洛因走私犯吗？”

“那个叫做陈合，索卢。这个叫做陈立。那边有很多姓陈的。陈立只是个幌子。他是洪胖子在清迈的中间人。种植人和大中介商之间的联系，由洪胖子负责。”

“那个狗杂种，应该找人去枪毙掉才对。”索卢说。哪个狗杂种，不得而知。

马铁娄朝苍白的默非点头，示意他继续。

“长官，三人接着开车前往曼谷港口，三人分别是柯、陈立以及刁先生，长官，他们看了沿河绑住的二三十艘沿岸贸易小船。然后开车回曼谷机场，案主飞往菲律宾的马尼拉，参加伊甸巴厘岛酒店的水泥会议。”

“刁没去马尼拉？”马铁娄问，拖延时间。

“没有，长官。飞回家了。”默非回答，史迈利再度瞥向马铁娄。

“水泥个屁，”索卢怒骂，“那些船，是负责跑香港的吗，默非？”

“是的，长官。”

“那些船，我们知道，”索卢指出，“那些船，我们注意好几年了，对不对，赛伊？”

“对。”

索卢突然对准马铁娄，仿佛该怪罪在他个人身上。“离开港口时没运毒。一直到出海后，东西才送上船。没人知道哪艘船运毒，连中选那艘船的船长都不清楚，等到船靠过来，交给他们毒品时才知道。进入香港水域时，绑上浮标，把毒品丢下海，由帆船捞上船。”他说得很慢，仿佛说话会痛，粗着嗓子硬逼字句出口。“我们对英国人喊了好几年，叫他们查一查那些帆船，不过那些狗杂种全都被收买了。”

“报告到此为止，长官。”默非说，放下档案夹。

现场重回别扭的沉默。一名漂亮女孩端来一盘咖啡与小点心，暂时舒解气氛，但她一离开，寂静更令人难以忍受。

“为什么不干脆告诉他？”索卢最后终于脱口而出，“不然由我来讲也行。”

之后大家总算谈到问题核心，套句马铁娄可能用的词。

马铁娄的态度变得既沉重又令人信任，一如家庭律师对继承人朗读遗嘱。“乔治，呃，应我们要求，缉毒署再看了一下失踪飞行员瑞卡度的背景和记录，正如我们半臆测的，他们挖掘出基于诸多因素、目前为止尚未浮上台面的资料，为数相当可观。依我浅见，没有必要指责任何人，更何况艾德·芮斯妥已经生病。无论过程如何，让我们先达成共识，瑞卡度一事发生在缉毒署和我们之间的一个小缝里。那条缝已经补好，我们愿为你们修正信息。”

“谢谢你，小马。”史迈利捺着性子说。

“看来瑞卡度还活得好好的，”索卢大声说，“看来是重大疏漏。”

“是什么？”史迈利陡然说，或许一时之间无法理解索卢全句的含义。

马铁娄赶紧翻译。“错误，乔治，人为疏漏。经常碰到的。疏漏。连你也不例外吧？”

吉勒姆研究着赛伊的皮鞋，表面有层橡胶光泽，接缝皮很厚。史迈利的眼睛抬起，望向旁边的墙壁，上面挂着尼克松总统慈祥的相片，以鼓励的神情向下凝视着三方。尼克松早于六个月前辞职，但马铁娄似乎决心继续追随他，令人动容。默非与哑巴同伴静静坐着，宛如等待主教颁发坚信礼的信徒。惟有索卢动作不断，搔抓波浪状的头，吸吮香烟，两种动作交替进行，像是运动型的狄沙理斯。他从来不微笑，吉勒姆接着心想，他忘记怎么微笑了。

马铁娄继续说：“瑞卡度的死，正式记录在我们的档案里，时间在八月二十一日当天或前后，乔治，正确吗？”

“正确。”史迈利说。

马铁娄吸了一口气，参考自己笔记时将头偏向另一边。“然而，他死后，在九月，呃，二日，两个礼拜，对吧？瑞卡度本人似乎和亚洲战区的缉毒单位联系，当时的缉毒单位缩写是BNDD，大致是相同的单位。索卢不太愿意提到究竟是哪个单位，我尊重他。”吉勒姆想通了，“呃”个不停其实是马铁娄边思考边继续说话的方式。“瑞卡度为该单位提供服务，按件计酬，据他的说法，呃，他执行的是运送鸦片的任务，飞越边境直接进入，呃，中国大陆。”

此时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冰手抓住吉勒姆的腹部不放。经过漫长的开场白，讲了一堆毫不相干的细节后，他的随机应变能力更加强化。他事后告诉默莉，感觉仿佛“该案所有线索忽然自动卷成一束”摆在他面前。不过这样说，其实是马后炮，多少有点吹牛的成分。尽管如此，当时感受到的震惊，几乎感觉本身被投射至中国大陆，那种震惊绝对真切无误，不需要添油加醋。

马铁娄再度表演起大律师的角色。

“乔治，我必须再向你报告，呃，一些家庭背景。在老挝那件事期间，公司利用了一些北方山区部落进行战斗用途，也许你已知道了。就在缅甸，知道那些地方吧，掸族人？自愿军，明白吧？很多部落是单一作物社群，呃，鸦片社群。为了顾及当地的战事，公司不得不，呃，对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视若无睹，明白吧？这些善良百姓必须生存，很多人认为种植那种作物没什么不好，也不知道更好的求生方式。明白吗？”

“上帝啊，”索卢悄声说，“听见了吗，赛伊？”

“听见了，索卢。”

史迈利说他明白。

“公司执行的这项，呃，任务，造成双方非常简短、非常暂时的嫌隙，双方指的是公司和，呃，在场的缉毒署，前身是麻药管制局。因为嘛，索卢的部属正在，呃，打压毒品滥用的情形，呃，他们的做法相当正确，拦截毒品走私是他们的工作，乔治，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而为了替公司着想，为了替那场战争着想，在当时那一刻，你明白吧，乔治，必须假装没看见。”

“公司对山区部落扮演教父的角色，”索卢咆哮，“男人全都去打仗，公司人飞进村子里，强迫推销罂粟作物，强奸他们的女人，再用飞机载走毒品。”

马铁娄可不是那么好对付。“这个说法嘛，我们认为是有点夸大其词，索卢，不过，呃，双方的嫌隙是在，而就我们的朋友乔治而言，重点就在这里。瑞卡度，这人很难缠。他替老挝的公司飞过多次任务，战争结束后，公司重新安置他，向他吻别，撤走梯子。那些人啊，战争一结束，没人敢惹。所以说，呃，也许正因如此，原来是，呃，保护野生动物的瑞卡度，变成了，呃，盗猎动物的瑞卡度，如果你明白——”

“不能说百分之百明白。”史迈利微微坦承。

对于难以下咽的实情，索卢丝毫没有顾忌。“只要战争还在打，瑞卡度就替公司运毒，好让山村的炊烟继续冒。战争一结束，他就自己运毒。他有人脉，知道守口如瓶。他变成个体户，就这么简单。”

“谢谢你。”史迈利说，索卢则继续搔着小平头。

瑞卡度的复活令人难堪，马铁娄二度回避提及来龙去脉。

吉勒姆心想，他们双方一定敲定过条件。由马铁娄负责发言。“史迈利是我们的人脉，”马铁娄原本应该说，“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操纵他。”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马铁娄说：“东南亚战区一位不知名毒品干员，”他坚持如此称呼这人，“乔治，他是个年轻人，刚派至外勤。”这人晚间在家中接获电话，对方自称小不点瑞卡度机长，此间相信已故，曾追随洛基上尉在老挝担任佣兵。瑞卡度以标准买价求售鸦片原料，数量可观。然而除了鸦片之外，他也想卖烫手情报，价格是他所谓的地下室减价大甩卖，急着脱手。他要求五万美元，小额钞票，一本西德护照，方便他出境一次。不知名毒品干员当晚与瑞卡度约在停车场见面，迅速同意鸦片的买卖。

“你是说，他买下来了？”史迈利问，极为惊讶。

“索卢告诉我，像这种交易，有个，呃，定价，对吧，索卢？这一行的人全懂，乔治，呃，而且是以毒品黑市价的百分之几来计算，对吧？”索卢以低吼代表肯定。“那位，呃，不知名干员经过授权，随时可以依上述定价买进，他也行使这个权力。没问题。干员，呃，也表示同意，在上级核准许可下，愿提供瑞卡度快到期的文件，乔治，”——稍后才知道，他的意思是只剩几天就过期的西德护照——“乔治，在当时，瑞卡度的情报仍未经证实，不知道是否具有合理价值，而当局的政策是不计一切代价鼓励密报。不过干员表明，整套条件，护照和情报的款项，必须经过总部索卢的人手核准和授权。所以他买下鸦片，不过他握着情报不放。对吧，索卢？”

“没错。”索卢低吼。

“索卢，呃，也许这部分你来负责比较好。”马铁娄说。

索卢发言时，让其他部位保持静止不动，只有嘴巴在动。

“我们的干员要求瑞卡度提供一小部分的情报，让总部的人评估一下。是我们所谓的送上一垒。瑞卡度的说法是，他接到命令，将毒品运到北边的中国大陆，运回数量不明的款项。他是这样说的。一小部分。他说他知道买卖双方的身份，他说他知道老大中的老大是谁，他们全都知道。他说他知道来龙去脉，不过他们也全都知道。他说一开始他往大陆飞，中途退缩，低飞回老挝，躲避雷达追踪。他只说这么多。他没说从哪里出发。他说，他欠派他运毒的人一份人情，如果被他们找到，肯定会踢得他牙齿滚进喉咙。记录里是这样写的，一字不漏。牙齿滚进喉咙。所以他才急着跑路，只要五万。对方是谁，他并没有说。除了鸦片之外，他连一丁点儿证据也提不出来，不过他说飞机还在，藏起来了，是毕奇飞机。他主动说，下次见面时，愿意带干员去参观，如果总部真有兴趣的话。就这样而已。”索卢说，接着全心奉献给香烟。“鸦片有两百公斤。品质不错。”

马铁娄以巧妙的身手接下球。

“不知名毒品干员就这样报告，乔治。他做的是我们全都会做的事。他记下那一小部分情报，传回总部，叫瑞卡度低调行事，静候总部回音。十天后见面，也许十四天后。这里是鸦片钱，不过情报钱要再等一下。规定就是规定。明白吗？”

史迈利点头以示同情，马铁娄则点头回敬，继续说下去。

“就是这样。人为疏漏就发生在这里，对吧？情况可能会更糟，但也糟不到哪里去。在我们这一行，对历史有两种看法：阴谋和失误。这里算是失误，毫无疑问。索卢的前任艾德，现在养病中，当时评估了数据——乔治，你也见过他，艾德·芮斯妥，好好先生一个——艾德根据手中的证据，决定不要追下去。他的决定可以理解，却误判情势。瑞卡度要求五万。这个数字嘛，如果是重大情报，五万根本算是鸡饲料。可是瑞卡度这人，他要求一次付清。而艾德呢，艾德身负重任，家里也有不少问题，而艾德就是不愿意眼睁睁拿美国公家钱投资在瑞卡度这种人身上，何况又无法保证获得重大情资。瑞卡度这人懂门路，知道怎么占人便宜，也许正准备暗算艾德那位外勤干员。那位干员只是个年轻小伙子，那一趟累惨了。所以被艾德否决掉，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归档遗忘，全收起来。买鸦片，其他别买。”

也许真的是冠状动脉出毛病吧，吉勒姆回想，想得出神。然而，他的头脑另一部分想的是，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甚至已经发生过：兜售情报者握有大鱼，你却让大鱼从手上溜走。

史迈利不想浪费时间指责，反而默然继续询问剩下的可能性。

“瑞卡度现在人呢，小马？”他问。

“不详。”

隔了许久，他才提下一个问题，几乎不算是问题，比较像是自言自语。

“运回数量不明的款项。”他说，“是什么种类的款项，有没有人提出理论？”

“我们猜是黄金。我们没有透视眼，跟你一样。”索卢口气严厉。

这时史迈利停口，暂时不参与讨论。他的脸色僵硬，表情越来越焦虑，懂得他的人知道他在沉思中，突然间轮到吉勒姆上场。他学史迈利，对着马铁娄问话。

“瑞卡度没有暗示他回程款项的交付地点吗？”

“我说过了，彼得，我们情报只有这么多。”

史迈利仍无心战斗。他以哀伤的神情盯着交握的双手看。吉勒姆再问下一个问题。

“也没有暗示回程款项的预期重量吗？”他问。

“老天爷啊。”索卢说。他误解了史迈利的态度，缓缓摇头，怀疑何需与这种小气鬼一同开会。

“不过，瑞卡度主动接触你的干员，这一点你很满意吗？”吉勒姆问，仍坚守岗位，持续出拳。

“百分之一百。”索卢说。

“索卢，”马铁娄向他靠过去建议，“索卢，那份外勤报告的原版，为何不给乔治一份隐名副件？这样一来，我们知道的东西，他也能全部知道。”

索卢迟疑一下，瞥向随行人员，耸耸肩，最后在些许不情愿中，从身旁桌上的档案夹里取出薄薄一张粉面打字纸，板着脸孔撕下签名。

“不列入正式记录。”他低吼。这时史迈利的精神骤然为之一振，从索卢手中接过报告，默默全神研究纸张的正反两面。

“对了，请问，写报告的这位不知名毒品干员，人在哪里？”他最后询问，先看着马铁娄，再看索卢。

索卢抓抓头皮，赛伊开始摇头表示反对。而马铁娄的两个哑巴丝毫不显得好奇。苍白的默非继续阅读自己的笔记，同僚则呆呆凝视着前总统。

“住在加德满都以北的嬉皮共居营，”索卢低吼，一面吐出大片烟雾，“狗杂种加入了敌军。”

马铁娄精彩的结语与主题完全脱节：“所以说，呃，原因就在这里，乔治，所以我们的计算机才把瑞卡度归类为死亡，乔治，而整体的记录呢，在我们缉毒署友人的重新考虑下，发现，呃，查无实据。”

到目前为止，吉勒姆认为责任全在马铁娄身上。马铁娄暗示的是，是索卢的手下自己搞砸的，不过多亏表亲宽宏大量，愿意与索卢和解。马铁娄公开内情的激情过后，一片平静中，这份不实的印象又再持续了一阵。

“所以说，呃，乔治，从今以后，咱们——你们、我们、索卢——三方，彼此尽全力合作。这样的合作关系，我敢说具有非常正面的意义。是吧，乔治？具有建设性。”

但史迈利此时另有思绪盘踞脑海，仅扬眉皱唇示意。

“有心事吗，乔治？”马铁娄问，“我是说，你在想什么吗？”

“噢，谢谢你。毕奇飞机，”史迈利说，“是单引擎飞机吗？”

“天哪。”索卢悄声说。

“双引擎，乔治，双引擎，”马铁娄说，“高层主管用的小飞机之类的东西。”

“鸦片重量是四百公斤，报告写着。”

“差一点就满半吨，乔治，”马铁娄口气极为热切，“一公吨。”他以怀疑的态度补充说明，对着史迈利布满阴影的脸。“不是你们的英吨，乔治，是公制。”

“放在哪里呢，我是说，鸦片？”

“座舱，”索卢说，“极有可能是拆开多余的座椅。毕奇的机型有很多。因为从来没机会亲眼看到这一架，所以无法确定。”

史迈利再度望向自己粗短手指握着的薄纸。“对，”他喃喃地说，“对，我想也是。”说完以金色铅笔在边缘留白处写下一个小符号，然后再度陷入沉思。

“好吧，”马铁娄爽朗地说，“看来我们这些工蜂最好回蜂窝去，看看接下来该怎么办，对吧，彼得？”

吉勒姆起身一半，索卢开口了。索卢具有一种罕见而相当令人不敢恭维的天赋，无礼的动作能自然流露。他内心毫无变化。丝毫没有失去控制。这就是他讲话的方式，这就是他办公的方式，其他方式一概让他觉得无趣：“老天爷啊，马铁娄，我们在这里搞的是什么游戏啊？这条鱼很大，对吧？整个东南亚战区，这个毒品目标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被我们盯上了。好，现在讲到跟各方的关联。公司终于跟缉毒署合作，因为必须买通我们，不去碰那个山区部落。我可不觉得哪一点性感。好，我们跟英国佬谈好了，不碰香港。不过泰国是我们的，菲律宾也是，台湾也是，整个该死的战区都是，战争也是，而英国佬坐着不管。四个月前，英国佬进来推销。好，所以我们推给英国佬。结果这段时间，他们做了什么？在漂亮的脸蛋上涂肥皂。看在老天的分上，他们什么时候才想刮胡子啊？为这个案子，我们钱都准备好了。整个单位都在待命，准备摇出柯在整个半球的脉络。多年来，我们想抓的就是这样一个人。有把握可以逮到他。有足够的立法——立法够得很哪！——能关他个十到三十年，甚至更久！我们查到他贩毒，也走私军火，也运送禁运物资，还查到我们一辈子见过的最大一批莫斯科交给一个人的共产党黄金，也握有第一手证据，如果这个叫做瑞卡度的家伙没说谎的话，证明了莫斯科资助的毒品颠覆计划，磨刀霍霍向中国大陆，希望将对付在我们身上的东西，如法炮制在他们身上。”

这顿脾气发得史迈利如冷水浇头，惊醒过来。他坐在椅子前端边缘，一手将毒品干员的报告拧得皱烂，以惊恐的眼神凝视，先是凝视索卢，最后凝视马铁娄。

“小马，”他喃喃地说，“我的天啊。不会吧。”

吉勒姆显得较为镇定。至少他开口反驳。

“分配下去的话，可能少得可怜呢，索卢，想害八亿中国人口上瘾可不简单吧？”

然而索卢无暇理会幽默，也不理会反对意见，特别是发言人是英国小生的时候。

“结果，我们直捣任督二脉了吗？”他质问，态度坚定不移，“有才怪。我们轻手轻脚。我们站在边线。‘小心一点。是英国人的球赛。是他们的领域，他们的人，他们的宴会。’所以我们左躲右闪，学蝴蝶轻轻飞，咬人时也像蝴蝶不痛不痒。天啊，要是由我们来处理，保证几个月前就把那狗杂种五花大绑起来了。”他以手心重拍桌面，以答案明显的问题来重复自己的重点。“苏联人张牙舞爪想腐化老百姓，走私毒品败坏整个区域，还拿了俄国人的钱，被我们看在眼里，这是破天荒头一遭，而且我们提得出证据！”这些话全对马铁娄说。史迈利与吉勒姆犹如隐形人。“你好好给我记住一件事，”他对马铁娄提出结论，“我们有大人物等着邀功。等得不耐烦了。重量级人物。他们非常生气，因为公司扮演了半黑半白的角色，间接对我们在越南的子弟供应、买卖毒品，就因为这一点，你们才愿意分享情报。所以或许你最好告诉弗吉尼亚州兰利那些开大轿车的自由派，不大便的话就别占茅坑17。”他以不好笑的双关语结尾。

史迈利脸色苍白，吉勒姆真正为他担心。他心想史迈利是否心脏病发，或是即将晕倒。从吉勒姆的位置，史迈利的双颊与脸色霎时成了老年人，两眼也冒出老年人的火焰。他也只对马铁娄发言：

“话说回来，我们有协议在先。只要协议仍具效力，相信你也会信守。你们宣誓过，除非获得允许，否则一概不插手英国区域的行动。你们也特别承诺过，本案的前后发展全由我方负责，不予监看通讯，无论发展方向如何。合约是这样写的。以完全不插手的条件，交换观看产品全貌的权利。我认为那样的条件意思是，兰利不采取行动，美国其他单位也不采取行动。我认为你们的说法绝对如此。我认为你们的承诺仍有效，我也认为这份共识不容打折扣。”

“去告诉他——”索卢说完走出去，面色蜡黄的摩门教同伴赛伊跟在后面。走到门口时他转身，朝史迈利的方向伸出一指。

“你搭的是我们的马车，哪里下车哪里上车，由我们来决定。”他说。

摩门教徒点头：“当然。”他说着对吉勒姆微笑，仿佛邀请着他。马铁娄点头后，默非与哑巴同伙跟着他们步出办公室。

马铁娄正在倒酒。在他办公室里，墙壁也以玫瑰木装潢，吉勒姆注意到，是仅有表层的冒牌货。马铁娄拉动手把时，出现了一台制冰机，稳定吐出橄榄球形的小冰块。他不问其他人想喝什么，自己倒了三杯威士忌。史迈利显得精疲力竭。他的胖手仍呈杯状，分别摆在客舱椅扶手的末端，身体向后仰，犹如两局之间累垮了的拳击手，盯着天花板看。天花板点缀着闪闪亮光。马铁娄将酒杯放在桌上。

“谢谢你，长官。”吉勒姆说。马铁娄爱听“长官”。

“别客气。”马铁娄说。

“你们总部还对谁说过？”史迈利面朝星星说，“国税局？海关？芝加哥市长？他们最要好的十二个朋友？你知道吗，连我的长官都不知道我跟你们合作？愿上帝保佑。”

“啊，少来了，乔治。我们要兼顾政治，你们也一样。我们也有承诺必须信守。也要收买大嘴巴。缉毒署的人想追杀我们。这件毒品案子，在国会很受瞩目。参议员、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全想插一脚。打完越战回老家的男生，变成乱嚷乱叫的毒虫，老爸第一个想到的是写信给众议员。那些传得很难听的风言风语，公司才管不了那么多。公司喜欢找朋友站在自己这边。演艺圈就是这样，乔治。”

“能否让我知道你们的交换条件是什么？”史迈利问，“能否至少以白话文告诉我？”

“噢，少来了，乔治，没有交换条件啦。兰利不会跟不属于自己的单位谈条件。这是你们的案子，你们的领土，你们的……我们负责钓他——你们负责钓，也许我们这里帮一点忙——我们尽力协助，如果没有进展，就稍微让缉毒署帮忙一下，在非常友善、可以控制的情况下，让他们试试身手。”

“他们一帮忙，就变成大家一起来了。”史迈利说，“天啊，办案竟可以这样办。”

提到安抚人心的手法，马铁娄的确老练：

“乔治，乔治。假设他们逮到柯好了。假设下一次他离开香港时，他们从树上跳下来抓住他。如果柯准备进入监狱，熬个十年到三十年，我们还是有办法替他脱身。怎么会突然认为像世界末日呢？”

的确没错，吉勒姆心想。直到他恍然想起一事，怀有恶意地欣喜起来，马铁娄自己对弟弟纳尔森一事并不知情，乔治紧紧抱着最好的一张牌不放。

史迈利仍坐在椅子前端。威士忌里的冰块在杯子外围结成潮湿的霜，他注视了一阵，看着水珠滑到玫瑰木桌上。

“我们自己能有多少时间？”史迈利问，“在缉毒署的人冲进来之前，我们能抢先几步？”

“不一定，乔治，不能那样说！就像赛伊说的，时间有个范围。”

“三个月？”

“太乐观了，有点太乐观。”

“不到三个月？”

“三个月，不到三个月，十到十二个礼拜——大致是这样，乔治。范围会流动。由朋友之间决定。三个月吧，我认为。”

史迈利长长慢慢叹了一口气：“今天以前，我们时间还多得是呢。”

马铁娄将薄纱降下一两英寸。“索卢的感知度没有那么高啦，乔治，”他说，谨慎使用圆场而非自己单位的术语，“呃，索卢有盲点，”他说，等于是半承认，“我们不会把整条鱼丢给他的，晓得我的意思吧？”

马铁娄停顿，然后说：“索卢只前进到第一梯队。到此为止。相信我。”

“第一梯队是什么意思？”

“他知道柯收了莫斯科的钱。知道他卖鸦片。就这样而已。”

“他知不知道那女孩的事？”

“她倒是个恰当的例子，乔治。那女孩。那女孩跟他一起去曼谷。记得默非描述过曼谷之行吧？女孩跟他一起同住酒店套房。她接着跟他一起飞到马尼拉。你注意到了，我知道。我看见你的眼神。不过我们请默非删掉那部分的报告。只是为了索卢好。”史迈利似乎开始复苏，程度极为轻缓。“承诺仍然有效，乔治，”马铁娄慷慨地向他保证，“没加，没减。你扮演鱼，我们帮你吃下柯。过程中需要求助，只要拉拉绿绳子大叫一声就行。”他郑重其事一手搭在史迈利肩膀上安慰他，但察觉到史迈利不喜欢这种接触，赶紧放手。“然而，万一你想换手，我们只要对调——”

“然后剽窃我们的想法，以退出香港当做条件。”史迈利说，为他完成句子，“还有一件事我想确定。我希望能看到白纸黑字。我希望这事成为你我双方书信交流的主题。”

“是你开的宴会，游戏由你选择。”马铁娄说得豪迈。

“敝单位将扮演鱼的角色，”史迈利以同样直接的语气强调，“我们也负责钓上岸。钓鱼术语是这样说吧。可惜我很少运动。”

“钓上岸，拖上岸，钩上来，随便。”

马铁娄的善意在吉勒姆的有色眼镜下，显得有些老套。

“我坚持这是我们的行动。我们要抓的人。我坚持先到者拥有优先权。锁定他，掌握他，一直到我们认为适合放手为止。”

“没问题，乔治，一点问题也没有。随便你怎么处置，他归你处理。等到你想分享，再打电话给我们。就这么简单。”

“明天早上我会送来一份书面确认。”

“噢，不用麻烦啦，乔治。我们有的是人力，会派人过去拿的。”

“我会送过来。”史迈利说。

马铁娄起身。“乔治，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以前就已经说定了，”史迈利说，“是兰利先反悔的。”

两人握手。

这一刻，在个案历史上前所未有。在情报界，有几种聪明的说法。“乔治反手掌控的那日”是其一，只不过他花了整整一星期，马铁娄的期限也更逼近了一点。但对吉勒姆而言，整个过程具有更加堂皇的意义，比单纯技术加工精彩得多。他一面逐渐理解史迈利的意向，一面则出神地欣赏史迈利的做法，看着他一丝不苟布下每条钓线，召来这个或那个人来共同研究，在这里下钩，在那里系上索栓，吉勒姆不禁产生一种感觉，如同观看大型远洋船只转弯，小心更换方位前进，轻轻转回来时路径。

换言之，没错，就是将整件案子上下翻转过来，或是反手掌控。

回圆场路上，他们不发一语。上楼时爬到最后一层，史迈利步伐甚缓，让吉勒姆再度担忧他的健康状况，因此一有机会立刻致电圆场医生，逐一报告他所见的症状，医生却告诉他，其实史迈利两三天前曾为了不相干的事找过他，所有迹象显示他如一条活龙。觐见室的门关着，保姆法恩再度独拥心爱的主子。史迈利要的那些东西，泄露出来的部分让人联想到炼金术。毕奇飞机——他想取得结构图与目录，以及——如果能以不具名的方式取得——东南亚区域的飞机拥有人、买卖等细节。托比·伊斯特哈斯接到命令，乖乖消失于飞机买卖业的混沌丛林中，没过多久，法恩递给默莉·米金厚厚一叠过期的《运输世界》杂志。史迈利以他办公室传统的绿色墨水亲手写下指示，请默莉圈出任何可能吸引潜在买主的毕奇飞机广告，期间是飞行员瑞卡度半途放弃运送鸦片进入中国大陆之前的六个月。

在史迈利书面指示下，吉勒姆秘密探访狄沙理斯几位掘穴人，并且在脾气不稳的狄沙理斯不知情的情况下，知道他们距离找出纳尔森·柯仍路途遥远。其中一名老迈的掘穴人甚至暗示，德雷克·柯最后一次见老希博特时所言不假，弟弟纳尔森确实已经死亡。但当吉勒姆向史迈利报告这份消息时，他不耐烦地摇摇头，递给他一份传送给库洛的信息，并要他通过在香港警方的人脉，最好想个借口，收集柯的经理人老刁进出中国大陆的所有细节。

库洛的回音很长，四十八小时后出现在史迈利的办公桌上，显然带给他罕见的欣喜时光。他吩咐值班司机带他去汉普斯德一带，在石南园独行了一小时，走过阳光下的霜气，并且根据法恩的说法，呆呆看着圆滚滚的松鼠，然后才回到觐见室。

“你还不懂吗？”他当晚向吉勒姆抗议，以同样罕见的兴奋之情说，“你难道不懂吗，彼得？”一面将库洛传来的日期推到他鼻子下，一指戳着其中一个日期，“瑞卡度出任务前六个礼拜，老刁去了上海。他在上海待多久？四十八小时。噢你这个低能儿！”

“我才不是低能儿，”吉勒姆反驳，“我只是碰巧没有直拨上帝的专线而已。”

来到地窖，史迈利与窃听主任米莉·麦克雷格闭门播放老希博特的独白，偶尔对狄沙理斯拙劣的高压问话方式皱眉头——米莉说。其他时间，他不是阅读就是四处走探，不时找山姆·科林斯来讨论一番，简短而激烈。两人的见面，吉勒姆注意到，耗损史迈利的不少元气，也害他脾气发作。以史迈利身负的负担而言，他的脾气已经够少了。而这段期间，他发脾气总在山姆离去后。即使在发完脾气后，他显得更加紧绷，更加寂寞，晚上散完习惯散的步后才消火。

后来到第四天左右，不知何故，第四天在吉勒姆生命中属于危机日——或许是与不愿发津贴给库洛的财政部争吵过的缘故吧，托比·伊斯特哈斯竟有办法逃过法恩与吉勒姆的眼线，直接溜进觐见室，呈给史迈利一大叠影印的买卖合约，主角是一架全新四人座毕奇，买主是曼谷公司瑞士空运，注册地点是苏黎世，细节随后送来。特别让史迈利欢欣鼓舞的是，这架飞机可坐四人，后面两个是可拆式座位，但机长与副机长的座位固定住。至于飞机买卖确切日期，是在七月二十日：不巧是在狂人瑞卡度侵犯中国领空的前一个月，但后来他改变心意。

“连彼得都能联想得到，”史迈利高声说，口气激动，“之后呢，彼得，之后呢？快说啊！”

“老刁从上海回来后两个礼拜，飞机才卖掉。”吉勒姆回复，满心不情愿。

“那又怎样？”史迈利质问，“那又怎样？接下来要注意哪里？”

“我们问自己，瑞士空运的老板是谁。”吉勒姆发火了，被史迈利惹得很不高兴。

“完全正确，谢谢你，”史迈利假装如释重负，“你恢复了我对你的信心，彼得。好，接下来，你认为，我们发现瑞士空运的掌柜是谁？就是曼谷代表。”

吉勒姆瞥了一眼史迈利办公桌上的笔记，但史迈利抢先一步，以双手盖住。

“老刁。”吉勒姆说，脸竟红了起来。

“万岁。是的。老刁。厉害。”

当晚史迈利再请山姆·科林斯进办公室时，阴影已重回他犹豫不决的脸上。

尽管如此，调查行动已然展开。托比·伊斯特哈斯调查飞机界大有斩获之后，新任务是调查酒品业，飞往苏格兰西部群岛，假冒增值税督察，花了三天突袭抽查一批威士忌酒厂的收支簿。这些酒厂专营桶装酒未成熟前出售的生意。他回来后，套句康妮的说法，眼神活像是成功脚踏两条船的丈夫。

这一连串活动所产生的连续高潮，在于传给库洛一篇极长的电报，是在参加情报行动理事会正式会议后起草的；这种会议，再套句康妮的用语，称为黄金耆老会，但还多了个山姆·科林斯与会。会议之前，史迈利与表亲开过冗长的会议探讨手段，会中他克制自己绝口不提纳尔森·柯，只是要求为外勤增加监看通讯的设备。对合作对象，史迈利以这种方式解释其计划。

到目前为止，行动局限在取得有关柯的情报以及苏联金棱线的衍生结果。必须特别提防的是，别让柯注意到圆场对他产生了兴趣。

接着他概述了目前收集到的情报：纳尔森、瑞卡度、老刁、毕奇飞机、日期、种种推论、瑞士注册的航空公司。现在查出该公司既无房地产又无其他飞机。他说，他宁愿等待确实查出纳尔森的身份，然而每项行动都必须妥协，而某方面多亏表亲的帮忙，期限越来越紧迫。

他完全未提及那位女孩，对山姆·科林斯发言时，连正眼也不看他一眼。

然后他进行到他谦虚称为“下一阶段”的步骤。

“我们的问题在于突破僵局。有些行动，悬而未决时反而进行得比较顺利，也有些行动，一直要到解决了才有所价值，海豚案就是一例。”他慎重皱眉，眨眨眼，然后一把摘下眼镜，在众人窃喜之下，无意中符合他人对他的传言，以领带较粗的一端擦拭镜片。“我建议将整个策略翻转过来。换言之，主动向柯宣布，我们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兴趣。”

与往常一样，这段静得可怕却很合适的场面终结者是康妮。她的微笑也是最快，是最善解人意的微笑。

“他是想引蛇出洞，”她欣喜若狂地对大家低声说，“跟他对付比尔的手法一样。好聪明的家伙！在他门口点火，是不是啊，亲爱的，看看他往哪里跑。噢，乔治，你好可爱、好可爱，是我所有乖孩子里面最乖的一个，我是说真的！”

史迈利捎给库洛的信息，描述策略的暗喻却有所不同。他用的是外勤情报员偏爱的“摇动柯的树”，而且从信息内容其他部分看来，尽管危险性相当高，显然他建议让肩膀宽厚的杰里·威斯特贝一肩挑下。

为这一切下脚注的是，两三天后，山姆·科林斯失踪了。人人因此欣喜异常。他不再进办公室，史迈利也不再找他。吉勒姆偷偷进他办公室翻了一下，除了几包没拆开的扑克牌，以及几本西端区夜总会俗丽的火柴以外，完全没有属于山姆个人的对象。他向管理组人员打探消息，他们以不常见的口吻直言不讳，说他的要价是一笔遣散费，而且要他们答应重新检讨他的退休金权益。其实他可卖的东西并不多，他们说他是昙花一现，再也没有复出的机会。一走百了。

尽管如此，吉勒姆对山姆那份不安的感觉，就是难以消除。接下来几星期，他经常向默莉·米金传达这份感受。不只是因为在拉康办公室撞见他，他也对史迈利与马铁娄书信往来一事感到不舒服。上次史迈利与马铁娄口头承诺后，彼此答应以书面确认，史迈利不愿让表亲过来拿，因为对方免不了大摇大摆开着大轿车前来圆场，甚至还派出开道摩托车，所以史迈利吩咐吉勒姆亲自跑一趟葛若斯芬诺广场，让法恩看家。不巧吉勒姆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而山姆一如往常空闲无事，因此山姆自愿代替他跑腿时，吉勒姆求之不得，事后却向上帝祈祷这事从未发生过。现在仍虔诚祈祷着。

法恩说，山姆本可将乔治的信件交给默非或其他无名小卒，却坚持要亲自进办公室见马铁娄。而且还与他独处超过一个小时。

第二部　摇树

13　丽泽

星辰岗是半山一带最新也是地势最高的街区，自成一圈，在夜间宛如巨大光笔戳入山顶柔和的夜色中。有一条蜿蜒的堤道通往星辰岗，但惟一人行道却是夹在堤道与悬崖之间一道六英尺宽的路缘石。在星辰岗，步行的人品味令人质疑。时间是晚上六七点，社交尖峰期接近高潮。杰里在人行道上踽踽前行时，奔驰车与劳斯莱斯擦身而过，忙着送人载人。他捧了一束兰花，以薄纸包裹：比库洛送给菲比·崴费尔那束大，比德雷克·柯送给夭折的儿子纳尔森那束小。这束兰花谁也不送。“小子，等你长到我这么大，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先想出个好理由。”

他情绪紧绷却也感到如释重负，因为漫漫等待已经结束。

昨天冗长的简报中，库洛对他建议过：“这是占据有利位置的行动，一脚直接踏进门，开始推销，一直到全身进门才可以停止。”

只剩一条腿吧，杰里心想。

条纹帆布篷通往门厅，空气中弥漫着女人的香水味，有如此次任务的开胃菜。“一定记得，那栋房子的主人是柯。”库洛语带不满地说，当做是告别之礼。内部装潢仍未完工。邮箱旁不见大理石名牌。玻璃纤维的鱼，本应对着水磨石喷泉吐水，然而水管尚未接通，一袋袋水泥堆在干池内。他朝电梯方向走。一间玻璃亭写着“招待处”，华人门房坐在里面看着他。杰里只见对方模糊的身影。杰里刚到时，他在看书，现在却直盯着杰里看，仍未决定是否前去盘查，却因来人手捧兰花而稍感安心。两位涂了大花脸的美国妇女抵达，在他附近站定。

“开得好美啊。”她们边说边戳着薄纸。

“好棒，不是吗？来，送你们。礼物！别客气了，美女。无花令人俗！”

大笑。英国人与美国人就是不一样。门房继续看书，杰里也获得认可。电梯来了。一群外交官、生意人以及老婆，拖着脚步走进大厅，神色阴沉，穿金戴银。杰里让美国妇女走在他前面。雪茄烟雾与香气混合，软弱无力的罐头音乐嗡嗡响着为人所淡忘的旋律。两名妇女按下十二楼。

“你也是来找汉墨斯坦的呀？”她们问，四眼仍直看兰花。

来到十五楼，杰里往楼梯间走。楼梯间有猫骚味，也有垃圾投送口的臭味。下楼时，他遇见一名女佣，捧着尿布篮，对着杰里摆脸色，直到杰里向她打招呼，她才哈哈大笑。他继续往下走到八楼，走回装潢豪华的住家区。他来到一条走廊的尽头。一座小圆厅里有两扇金色电梯门。这一层有四间公寓，每间占有圆形大楼的四分之一圆，每间各有一条走廊。他在B走廊站定，仅有兰花能保护他，观察着小圆厅，注意力集中在C走廊的出口。包裹兰花的薄纸因他握得太紧而湿润。

“每个礼拜固定这一天，”库洛向他保证过，“每个礼拜一，在美国俱乐部有插花课。风雨无阻。她会跟一个女的朋友碰头，奈莉·陈，中国海空的员工。两人一起上插花课，下课后留下来吃晚饭。”

“柯呢？”

“在曼谷。交易。”

“最好向上帝祈祷，他乖乖待在曼谷别回来。”

“阿门，先生，阿门。”

新门的铰链发出吱呀一声，在杰里耳边应声打开，一名身穿晚礼服的细瘦美国年轻人走进走廊，忽然停下，盯着杰里与兰花看。他的蓝眼沉稳，手提公文包。

“你捧着那堆东西在找我？”他询问，操波士顿上流社会口音，尾音拉长。他外表显得富裕自信。杰里猜他不是外交官就是名校出身的银行职员。

“其实不是，”杰里承认，假扮起英国傻瓜，“卡文迪许。”杰里说。他看到美国青年背后那扇门静静关上，里面有座装满书籍的书架。“是我一个朋友叫我送给9D的卡文迪许小姐。自己跑去马尼拉，害我拿着兰花来这里。”

“走错楼了，”美国人说着漫步向电梯，“再上一楼。走廊也错了。D走廊在另一边。那一边。”

杰里站在他身旁，假装等着上楼的电梯。下楼电梯先到，美国青年轻松走进后，杰里重回岗位。标明C的门打开，他看见她走出来，转身锁上两道门锁。她的打扮随意，长发呈灰金色，在颈背扎成马尾巴，身穿素色挂颈露背衫，脚踩凉鞋，虽然杰里看不见她的脸孔，却已知道她是美人一个。她走向电梯，仍未看见杰里，杰里起了一阵幻觉，想像自己站在街上望见窗内的她。

在杰里的世界中，有些女人将肢体当做城堡，只待最英勇的男人进犯，而杰里就娶过几个这样的女人。或许她们是在他的影响下有此转变。也有女人似乎打定主意痛恨自己，弯腰驼背，锁紧臀腿。也有些女人，只需向他走来，就算是送他一件大礼了。这样的女人稀有，而对此时的杰里而言，她属于个中翘楚。她停在金色电梯前，看着楼层号码逐楼亮起。电梯来时，他走到她身边，女子仍未注意到他。电梯挤满了人，正合他意。他侧身蟹行而入，关注着兰花，道歉连连，面带浅笑，故意将兰花举得高高的。她背对着杰里，而杰里向下看就是她的肩膀。她的肩膀强壮，裸露在颈带的两旁，杰里看得见小小的雀斑，以及一道极细的金色毛绒向下消失在脊椎。脸孔只见侧影，他向下凝望。

“丽姬？”他以不太确定的口吻说，“嘿，丽姬，是我啦，杰里。”

她陡然转身，抬头盯着他。他但愿能后退一步，因为他知道对方第一个反应必定是害怕他的体型，他没料错。恐惧在她的灰眼珠里一闪而过，接着视线固定在他脸上。

“丽姬·伍辛顿！”他以较具自信的口吻大声说，“威士忌做得怎样？记得我吧？很荣幸投资贵公司。杰里。是小不点瑞卡度的朋友。五十加仑一桶，标签注明我名字。全部付清上船了。”

他压低声音，因为担心这话可能撩起一阵她急着撇清的往事。他的音量低到电梯其他人只听见闭路电台播放的“雨滴直直落在我头上”，或是担心封死在电梯里的希腊老人咕哝抱怨。

“原来是你啊，”她说，现出空姐般的爽朗微笑，“杰里！”她的嗓音转弱，假装一时想不起来。“杰里，呃——”她皱眉，抬头仰望，摆出剧场演员表演“健忘”的戏码。电梯在六楼停下。

“威斯特贝，”他立刻接着说，替她解围，“记者。你在群星酒吧害我上钩。我寻求的是温暖慰藉，结果只弄到一桶威士忌。”

他身旁某人笑了出来。

“没错！杰里亲亲啊！我怎么会……你怎么会来香港？我的天啊！”

“跑同样的线。火灾和流行病，饥荒。你呢？应该退休了吧，靠你的推销技巧。我一辈子从没被人押着做事，丢脸死了。”

她开怀大笑。电梯门在三楼打开，一名老妇拄着两支拐杖慢慢走进来。

丽姬·伍辛顿总共卖了五十五桶黄汤，老库洛说过。每一桶都是卖给男性买主，根据我的顾问，这些买主有不少人还得到免费服务。我敢说，她为宾主尽欢这成语作了新的诠释。

电梯来到一楼。她先下电梯，杰里走在她身边。通过大门时，他看见她的红色跑车，车顶开着，停在半圆形车道上，旁边挤满了亮晶晶的大轿车。她一定先打电话下来请人开过来待命，杰里心想。如果柯是大楼主人，肯定特别关照她。她正朝向门房的窗口前进。穿越大厅时，她继续说个不停，一直对他说话，一手张得很开，掌心向上，犹如时装模特儿。他刚才一定问过她喜不喜欢香港，只不过他不记得问过：

“我好喜欢，杰里。我爱死了香港。在万象感觉——噢，像是距离这里好几世纪呢。小瑞死了，你知道吗？”她随口提到，带有英雄般的语气，仿佛她与死亡彼此并不陌生。“离开小瑞后，我以为再也不会想去任何地方了。我完全料错了，杰里。香港肯定是全世界最好玩的城市。劳伦斯亲亲，我要去开我的红色潜水艇了。今晚是女士之夜。”

劳伦斯是门房，她的汽车钥匙吊在银色大马蹄铁上，让杰里联想到跑马地的赛马。

“谢谢你，劳伦斯。”她温柔地说，并对他微微一笑，足以供他消受一整晚。“这里的人都好好哟，杰里。”她以旁人听得见的低语对杰里坦承，两人朝大门前进。“在老挝时，我们还老讲华人的坏话呢！可是来到这里后，华人真的是全世界最好心、最外向、最有发明头脑的民族。”她的口音慢慢变成一种难以辨别国籍的外国腔调，杰里注意到。想必是被瑞卡度影响，为求时髦而保留下来。“大家想到香港时，都想到‘购物天堂，免税照相机，餐厅’。不过老实讲啊，杰里，如果看穿表面，认识真正的香港，认识真正的香港人，就会发现这里是应有尽有。我的新车，喜不喜欢？”

“卖威士忌赚的钱，都花在这里喽。”

他打开掌心伸向她，她则递出钥匙，让他为女士开门。仍继续表演傻瓜的杰里请她代捧兰花。黑色的山顶后方满月低垂，尚未升起，宛如森林大火般发光。她上了车，杰里交还钥匙，这一次接触到玉手，再度回想起跑马地，回想起柯一吻芳颊，两人开车离去。

“不介意让我挤后座，载我一程吧？”他问。

她大笑一声，为他推开前座车门。“兰花好漂亮，你到底要捧去哪里啊？”

她发动引擎，杰里却轻轻熄火。她讶然盯着他看。

“伙计，”他悄声说，“我这人没法子说谎。我对你不怀好意，在你开车载我出发之前，最好扣紧安全带，听我解释可怕的事实。”

他小心选择这一刻，是因为不希望让她感到备受威胁。她坐在自己车上，在自家公寓大楼大灯照亮的布篷下，距离门房劳伦斯不到六十英尺，他这时扮起谦逊罪人，以增加她的安全感。

“偶然相遇其实并不完全偶然，这是重点一。重点二，我不打算说得太好听，是报社叫我天涯海角追踪你，逼问你有关已故友人瑞卡度的事。”

她仍看着他，静待发展。她下巴尖端有两道平行小疤痕，有如被爪子抓伤过，相当深。谁造成的，以什么东西抓伤的，他很纳闷。

“可是瑞卡度已经死了啊。”她说，说得太快了。

“对，”杰里以安慰的口吻说，“毫无疑问。可惜报社手里握有所谓可靠线报，指出他其实活得好好的，而我的任务是迁就讨好老板。”

“可是，那未免太荒谬了吧！”

“我同意。完全同意。他们是疯了。安慰奖是两打握烂的兰花，以及全香港最豪华的晚餐。”

她转开原本看着杰里的视线，直盯挡风玻璃外，头上路灯正面打在她脸上。杰里纳闷的是，活在如此标致的肉体内是什么感觉，而且每天二十四小时必须全心配合。她的灰色眼睛再睁大了些，他精明地察觉到，这时他应该注意到对方泪水盈眶，注意到她双手紧握方向盘，寻求慰藉。

“原谅我。”她喃喃地说，“是这样的——爱上一个男人后——为了他放弃了一切——结果他死了——后来有天晚上，突然冒出——”

“我了解，”杰里说，“很抱歉。”

她发动引擎。“何必抱歉？如果他还活着，算是我捡到了。如果他死了，一切都没变。反正胜率百分之百。”她笑了，“小瑞老是说他是金刚不坏之身。”

就像从瞎眼的乞丐身上偷东西，他心想。她这女人非管得紧紧的不行。

她开得不错，只是显得生硬，杰里猜想——因为她容易引发臆测——她最近刚通过路试，车子是她领到驾照的奖品。这晚是全世界最平静的夜晚。两人逐渐沉入市区时，海港宛如一面完美无瑕的镜子，躺在珠宝盒的中央。两人讨论上哪个馆子。杰里提议半岛酒店，但她摇头反对。

“好吧，不然先去喝一杯。”他说，“好嘛，一起去疯一阵嘛！”

让他惊讶的是，她伸手过去，在他手上捏一下。这时他回想起库洛。她对每个人都来这一招，他说过。

她没人看管，就这一晚。这种想法不断涌上心头。他记得女儿猫咪小时候放学后，他会开车带她从事各式各样的活动，以使午后时刻显得更充实。来到九龙区一家阴暗的迪斯科，他们饮用人头马加冰块与苏打。他猜是柯喜欢喝的酒，她为了迎合柯而习惯点同样的酒。时间还早，客人只有少少十几人。音乐声很大，他们不得不对着彼此大嚷才听得见，但她并未提及瑞卡度。她宁愿听音乐，头向后倾欣赏着。有时候她会握住他的手，一度头倚杰里肩膀，也一度漫不经心对他献上飞吻，轻盈步上舞池，表演单人慢舞，闭上眼睛，微带笑意。在场男士忘了女伴的存在，纷纷以肉眼为她脱衣，华人服务生则每隔三分钟过来清理烟灰缸，趁机向下眺望衣下风光。喝了两杯，过了半小时，她宣布自己想听艾灵顿公爵与大乐团的音乐，因此快车赶回香港岛，到杰里知道有菲律宾乐团现场演奏的地方，演奏公爵的歌曲具有相当水平。小号手卡特·安德森是吐司问世之后最棒的发现，她说。有没有听过阿姆斯特朗和艾灵顿合作？他们两个真是全世界最棒的组合。她一面对杰里唱《心情湛蓝》，一面继续喝人头马。

“瑞卡度以前会跳舞吗？”杰里问。

“以前会跳舞吗？”她轻声呼应，配合旋律一脚拍着地板，弹着手指。

“瑞卡度不是有点跛吗？”杰里反问。

“跛也挡不住他，”她说，仍沉醉在音乐里，“你要明白，我永远不会回到他身边了。永远。那一章已经结束了。一了百了。”

“他怎么会……”

“跳舞吗？”

“跛脚。”

她一指绕在虚无的扳机上，朝空中开枪。

“不是打仗，就是碰上气呼呼的丈夫。”她说。他请她重复，她则将嘴唇凑近他耳朵。

她知道有家新开张的日本料理店，神户牛排煎得很好吃。

“那两道疤怎么来的，告诉我。”两人开车前去时他问。他碰碰自己的下巴。“左边和右边。怎么来的？”

“噢，猎捕无辜狐狸的时候，”她淡淡一笑说，“我亲爱的爸爸爱死了马。可惜现在还是。”

“他住哪里？”

“老爸吗？噢，一样待在英格兰夏洛普郡塌了一半的城堡里。有好几英里长，但他们就是不肯搬。没下人，没钱，一年四分之三的时间冷冰冰。妈妈连鸡蛋都煮不熟。”

他仍目眩神迷中，这时她却想到有家酒吧，咖喱小点心是天堂美味，所以开车到处找，最后终于找到，亲酒保一下。没有音乐。不知何故，他不知不觉对她倾诉孤女的一切，最后解释分手的原因时，他才故意一语带过。

“啊，杰里亲亲，”她睿智地说，“你跟她差了二十五岁，又有什么办法？”

你和德雷克·柯相差十九岁，还多了一个华人大老婆，你又能怎么办？他心想，不无愠意。

他们离开酒吧——她再对酒保献上几吻。杰里仍未被她迷昏，也未被白兰地加苏打灌醉，仍能留心注意到她去打个电话，说是想取消约会，电话却打了很久，回来后神情严肃。上了车，他从她眼神中看出微微一抹不信任。

“杰里？”

“什么事？”

她摇摇头，笑了一声，手心抚摸着他的脸，然后亲吻他。“我很开心。”她说。

他猜她是在纳闷，假如真的卖了他那桶无商标的威士忌，怎么可能忘得这么干净。他猜她也在纳闷的是，为了推销威士忌，她是否随货附送库洛粗野指出的那档好事。但他了解，那是她家的事。一开始就是。

来到日本料理店，服务生带他们坐在角落，多亏丽姬的微笑以及其他特征。她坐下后看着餐厅内部，而他坐下后看着丽姬。这种好事，杰里认为可有可无，但有机会的话，仍需向沙拉特鞠躬致谢。烛光下他清楚看见她的脸庞，也首度注意到年华的痕迹。不只是下巴的两道疤痕，也包括奔波、压力导致的小细纹。看在杰里眼里，这些痕迹具有坚定的特质，如同身经百战荣获的伤疤。她佩戴一只金手环，新的，一只出现凹痕的锡质手表，有迪士尼的图案，戴了手套的指针有刮痕，指着罗马数字。她对旧表的忠诚度打动了他，让他想知道手表是谁送的。

“老爸。”她漫不经心地说。

头上天花板镶着一面镜子，除了其他客人的头顶之外，他看得见丽姬的金发与丰满的胸脯，背部如金屑的毛发也见得到。他想追问瑞卡度的事时，她起了戒心。杰里早该想到才对，打过电话后，她的态度起了变化，但他却没想到。

“你怎么保证报纸不会注上我的姓名？”她问。

“我以人格担保。”

“可是，如果你的编辑知道我以前是瑞卡度的女朋友，他自己补上我的姓名，你又有什么办法阻止？”

“瑞卡度的女朋友多得是。你也知道。各种大小，各种形状，交往时间重叠。”

“可是，我这个人只有一个。”她语气坚定。他看见她眼睛瞟向门口。然而，她本来就有这种习惯，不管人在哪里，总喜欢一直搜寻室内各处，寻找某个不在场的人。他让她维持主动。

“你说你们报社接到可靠线报，”她说，“什么意思啊？”

这答案，他事先与库洛临时抱佛脚恶补过。也实际排练过。因此回答起来就算不是斩钉截铁，也具有三分力道。

“小瑞飞机失事是一年半前，地点在泰柬边界拜林佛蒙特州附近丘陵区。这是官方说法。尸体没找到，也没人发现飞机残骸，据说他当时是在运送鸦片。保险公司也没支付保险金，印支包机也从没告他们官司。为什么不告？因为瑞卡度跟他们签约，只帮他们开飞机。这样的话，为什么没有人告印支包机？以你为例好了，你是他的女人。为什么不要求赔偿金？”

“那样讲太低俗了。”她以公爵夫人的口吻说。

“除此之外，最近有人在酒吧看到过他。他留了大胡子，可惜跛脚却治不好，他们说，一天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的习惯也改不了。还有，恕我直言，他站立地点方圆五英里内穿着裙子的所有东西，他也非追不可。”

她作势反驳，但他已讲了一半，不如继续讲完全部台词。

“清迈的琳康酒店门房总管看过照片，尽管留了胡子，他还是认了出来。好吧，我们这些欧洲人，他们认为全是从一个模子出来的。不过他十分确定。就在上个月，曼谷一个十五岁女孩，我们掌握了背景，她抱着小宝贝到墨西哥领事馆，指出幸运中奖的父亲是瑞卡度。怀孕十八个月，我才不相信，我猜你也不相信。少给我那种眼色看，伙计。这不是我的点子吧？”

是伦敦的点子，他大可补上这句。用这套事实加编剧的说法来摇树，属于高招。然而她视点落在他身后，再度看着门口。

“另一件想请教你的问题是威士忌诈财的生意。”他说。

“才不是诈财呢，杰里，是光明正大的企业！”

“伙计。当时的你呢，的确老实正直，丝毫不沾丑闻，玉洁冰清之类的。不过如果小瑞走了太多小路，不正有理由来个人间大蒸发的戏码吗？”

“小瑞才不会来那一套。”她最后说，了无说服力。“他喜欢当风风光光的大人物，逃跑不是他的作风。”

让她浑身不自在，杰里真心感到遗憾。换成其他状况下，他多希望她的感受正好相反。他观察着她，知道她属于不善辩的人。争论一发生，她心头浮上绝望，死了心，准备接受失败。

“举例来说，”杰里继续说，她的头已经向前倾表示服从，“要是我们能证明你的小瑞卖掉酒桶后中饱私囊，没有交给酒厂——我纯粹是假设，一丁点证据也没有——然后呢——”

“我们两人拆伙时，每个投资人都领到认证过的合约，利息从购买日开始计算。我们借来的每一分钱算得清清楚楚。”

直到眼前这一刻之前的工作全靠双脚奔走。如今他终于看见目的地浮现在眼前，因此加快脚步前进。

“一点也不清楚，伙计，”杰里纠正她，而她继续低头凝视还没吃的食物，“完全不清不楚。那些赔偿金一直到应付日期的六个月后才付清。迟付。依我浅见，这一点值得详加探讨。问题是，是谁拉了小瑞一把？根据我们的情报，全世界都在找他。酒厂也好，债权人也好，警方也好，当地民众也好，人人都磨好了菜刀等他出现。结果有一天，宾果！诉讼撤回，监狱铁窗的阴影消散。怎么会？原来小瑞跪了下去。他的神秘天使是谁？是谁帮他偿债的？”

在杰里发问的过程中，她已经抬起头。让杰里讶异的是，她脸上忽然绽放出光芒四射的微笑，转眼间她朝杰里背后挥手，对面的杰里看不见，只好望向天花板镜子，才瞥见金光闪闪的电光蓝色西装，主人满头黑发，涂了层层发油。来到两人中间后，这位依比例缩制的华人伸出两只弯起来的手，摆出拳击手打招呼的态势，圆胖的脸托在一对强有力的肩膀上。这时丽姬尖着嗓子叫他过来。

“刁先生！怎么这么凑巧。这位是刁先生！过来过来！尝尝牛排。好好吃哟。刁先生，这位是杰里，英国记者。杰里，这位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对我照顾很多。他是在采访我，刁先生！我呀！好刺激哟。访问的内容都是在万象的事，跟我一百年前帮过的一个小飞行员有关。我的底细，杰里一清二楚呢。他真神奇啊！”

“我们见过面。”杰里说着龇牙咧嘴地笑。

“当然。”刁说，态度同样快乐。他开口时，杰里再度嗅到那种熟悉的气味，是杏仁加玫瑰水，是他前妻热爱的气味。“那当然，”刁重复，“你是那个赛马记者，对吧？”

“对。”杰里说，微笑已经向两旁撑到嘴角将近裂开的地步。

当然，随后杰里的世界观翻了数次跟斗，而他必须兼顾的事多如牛毛，其一是对老刁的幸运出席表现得与在场其他人一样惊喜；其二是握手，感觉有如承诺着未来的和解；其三是拉来一张椅子，请服务生端酒送筷子以及其他东西。做这些动作的同时，萦绕在他脑海的与刁先生几乎无关，也与他忽然现身无关。这段记忆在往后事件允许的情况下，永远逗留在记忆中。萦绕在杰里脑海的是丽姬一看见他时的脸部表情，在她的英勇细纹牵出欢颜前半秒的表情。这副表情比任何事物更能对杰里阐述她身上的矛盾：她坐困牢笼时幻想的美梦；她那借来的个性，仿佛披上这样的伪装她就能暂时逃脱自己的命运。刁先生当然是她找来的。她别无选择。让杰里讶异的是，圆场与他都没有料到这一招。瑞卡度一案，无论实情是什么，对她而言都属于极烫手的山芋，无法单独处理。刁先生一进料理店，她的灰眼珠中流露的不是如释重负，而是听天由命：大门再度在她面前轰然关上，乐趣也告一段落。“我们就像该死的小萤火虫，”孤女有次低声对杰里说，激动地抱怨着自己的童年，“背着该死的火到处跑。”

另一方面杰里立即体会到，刁的出现对于行动本身而言当然是天降大礼。如果情报非得回传给柯，通过刁先生这渠道远比丽姬·伍辛顿来得无限美好。

她亲完了刁，将他交给杰里。

“刁先生，你是我的见证，”她宣布，企图把这场面当成一场阴谋，“你千万要记得我说的每一个字。杰里，继续问吧，就当他没在这里。我是说，刁先生比坟墓还安静，对吧？亲亲。”她说着再度献吻。“好刺激哟。”她又说，三人逐渐在友善的气氛下聊了起来。

“这么说来，威斯贝先生，你是想写什么？”刁询问，态度全然亲切，一面将牛排塞入嘴里。“你是赛马记者，干吗专找小美女的麻烦？”

“有道理，伙计！有道理！找马麻烦还比较安全，对不对？”

三人开怀大笑，互相回避彼此的眼神。

服务生端来半瓶黑带苏格兰威士忌，放在杰里面前。刁先生扭开软木塞，以鉴赏家的姿态先嗅一嗅再倒酒。

“他想写的是瑞卡度啦，刁先生。你难道不明白吗？他认为瑞卡度还活着呢。那该多好！其实现在的我对他已经没有感情了，不过他能回来团聚一下应该很棒。想想看一起吃饭时多热闹！”

“是丽泽跟你说的吗？”老刁边问边为自己倒了两英寸威士忌，“是她跟你说瑞卡度还活着？”

“谁？老兄？我没听懂。刚才那个名字我没听懂。”

刁先生以一根筷子指向丽姬。“是她跟你说瑞卡度还活着？那个开飞机的？那个瑞卡度？是丽泽跟你说的？”

“我向来不透露消息来源的，刁先生，”杰里说，态度同样亲切，“记者乱编的时候，都这样说的。”他解释。

“赛马记者，对吧？”

“没错，没错！”

刁先生再度大笑，这一次丽姬笑得比他更大声。她再度慢慢失控。也许是酒精作祟吧，杰里心想，也许她喜欢喝更烈的东西，而这杯威士忌正中下怀。还有，如果他再叫我赛马记者，也许我会采取防卫措施。

丽姬再开口，应付场面：

“噢，刁先生，瑞卡度以前多幸运哪！想想看他当时，有印支包机，有我，所有人都归他管。当时的我呢，在那家小航空公司上班，是老爸认识的一些好心的华人，而瑞卡度像所有飞行员一样，做起生意来轰轰烈烈，搞了一大笔烂账，吓死人了。”她挥一挥手，请杰里共襄盛举，“我的天啊，他甚至想拐我去搞他那种骗人的事业，真是的！卖什么威士忌的，结果忽然间，我可爱的华人好朋友决定换飞行员。他们帮他还债，定期发给他薪水，请他飞一架老爷飞机——”

杰里这时在不归路上跨出第一步。

“瑞卡度失踪时，飞的可不是什么老爷飞机，好友。他飞的是全新毕奇，”他刻意纠正丽姬，“印支包机名下从来也没有毕奇飞机。现在也没有。我的编辑从头翻到尾找遍了。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别问我。印支包机从来没向人借过毕奇，也从没租过，更从没摔过毕奇。”

刁先生再次开心大笑。

刁是个非常冷静的主教，阁下，库洛警告过他。帮柯先生治理旧金山教区五年，成效卓著，缉毒署在他身上找到的最大的罪过，不过是他在假日清洗劳斯莱斯。

“嘿，威斯贝先生，说不定是丽泽帮他们偷来的！”刁先生以半美式英语腔调大喊，“说不定她晚上去别家航空公司偷飞机咧！”

“刁先生，那样讲多调皮呀！”丽姬大声说。

“怎么样，赛马记者？你觉得怎样？”

三人谈笑的音量这时大到令人侧目，有几人转头看他们。杰里从镜子里看见，心中多少期望柯在其中，希望看见柯那种船民的扭曲走姿，穿越柳条门朝他们摇摆前进。丽姬连忙口没遮拦地加话进来。

“噢，完全是童话故事啦！本来小瑞连三餐都成问题，欠我们所有人钱，查理的积蓄，我老爸给我的零用钱，全被他借光了，所有人几乎被他拖垮。当然，大家的钱自然都归属他。结果转眼间，小瑞找到工作，欠债还清了，人生又变成彩色的了。其他可怜的飞行员没得飞，小瑞和查理到处飞，像是——”

“像是蓝屁股的苍蝇。”杰里接话，刁先生捧腹大笑，不得不抓住杰里的肩膀以免跌下椅子，此时杰里浑身不自在，感觉对方正以手试探目标，准备待会儿以刀对付。

“嘿，听听看，说得多妙！蓝屁股苍蝇！我喜欢！你真幽默啊，赛马记者！”

就在此时，在刁先生笑里藏刀的压力下，杰里的确需要再多奔走一点。稍后再来。库洛说的最有道理。他完全不去理会刁先生，紧咬着刚才丽姬说溜嘴提到的那个名字。

“对呀，提到老查理，丽姬，他最近怎么了？”杰里对查理这人一点概念也没有。“瑞卡度表演人间大蒸发后，他过得怎样？可别告诉我，他也跟着船沉下去了。”

她再度悠然叙述起来，刁先生则对一切事物听得津津有味，一面进食，一面点头咯咯笑。

他是来了解状况的，杰里心想。他这人精得很，不会帮丽姬踩刹车的。他担心的是我，不是她。

“噢，查理啊，他有金刚不坏之身，完完全全百战不死。”丽姬大声说，接着再度选择刁先生为听众，“查理·马歇尔啊，刁先生，”她解释，“噢，如果你认识他该多好。他呀，有一半华人血统，皮包骨，爱抽鸦片，飞行技术一级棒。他父亲是老国民党，是很出名的山贼，住在掸族山区。他母亲是科西嘉岛穷人家的女孩。科西嘉岛人有一堆移民到中南半岛去。不过说真的，他这人妙透了。他为什么自称马歇尔，你知道吗？他爸不愿把自己的姓传给他，所以你猜查理怎么办？替自己冠上陆军最高阶。‘我老爸是将军，我却是元帅（与马歇尔同音）。’他说。是不是很绝？而且比将军高一大截呢。”

“太绝了，”杰里同意，“真妙。查理真厉害。”

“丽泽呢，她自己也妙透了，威斯贝先生。”刁先生风度翩翩地评论，因此在杰里的坚持下两人干杯，向她妙透了的个性致敬。

“嘿，你们一直讲的这个丽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杰里放下酒杯时说，“你是丽姬。谁是丽泽？刁先生，这个丽泽我不认识。你们只顾讲笑话，也不跟我解释一下？”

丽姬这时绝对是转向刁请求指引，但刁帮自己点了一些生鱼片，大口吃了起来，心无旁骛。

“有些赛马记者顶会问问题的嘛。”他满嘴生鱼片地说。

“新地方，新生活，新名字，”丽姬最后终于说，笑得很没有信服力，“我想换个环境，所以用了新名字。有些女生会换新的发型，我呢，换新的名字。”

“顺便换个男人来搭配新名字？”杰里问。

她摇摇头，视线向下，而刁先生哗然大笑。

“这地方是怎么一回事，刁先生？”杰里质问，出于本能为丽姬护航，“男人全瞎了眼不成？为了她，我愿意飞越两大洲咧，你难道不愿意？管她改叫什么名字，对不对？”

“我啊，从九龙区到香港区，再远就不追了！”刁说，被自己的伶牙俐齿惹得高兴万分。“不然我就待在九龙区，打电话叫她一个钟头内过来见我！”

这时丽姬的视线继续朝下，杰里认为如果换了一个场合，大家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他愿打断几节刁先生的肥脖子，一定很好玩。

可惜的是，打断刁先生的脖子目前并不列在库洛的购物清单上。

那笔钱，库洛说过，时机成熟时，打开金棱线的一端，那才是你的大结局。

因此他以印支包机为开场白，请她解释。他们是谁，为他们效劳有何感受？她回过神来，速度之快令杰里不禁纳闷，她是否比他所理解的丽姬更热爱走在刀口的生活。

“噢，那是段很精彩的历险记，杰里！你连想像都没办法，我敢跟你保证。”又流露出小瑞的多国口音，“航空公司！光是这个名词就够荒谬了。你可别以为是刷得亮晶晶的新飞机、光鲜亮丽的空中小姐、香槟、鱼子酱。告诉你，门都没有。全是公事。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所以我才有兴趣参与。靠老爸的钱，或是姑姑的钱，就够我一辈子不愁吃穿了。我本来可以完全独立自主，不过谁能抵挡挑战的诱惑？我们起家的，不过是两三架老得吓人的DC3飞机，简直像是用绳子和口香糖拼凑出来的东西。连安全执照都要花钱买。不然没人愿意发给我们。之后，我们几乎什么都运，本田车、蔬菜、猪——那些可怜的猪啊，飞行员一谈就谈个没完。猪溜出来了，杰里，全跑进头等舱，甚至也闯进驾驶舱呢，想想看！”

“跟旅客一样，”刁解释，嘴里塞满东西，“她运的是头等猪啊，懂吗，威斯贝先生？”

“从哪里飞哪里？”笑声刚落，杰里接着问。

“看看他怎么侦讯我，刁先生？我有这么星光熠熠，怎么自己不知道？这么神秘！我们哪里都飞呢，杰里。曼谷，有时候飞柬埔寨。马德望，金边，磅湛开放时也飞磅湛。到处都飞。乱七八糟的地方。”

“客户是哪些人？贸易商，出租商——常客是哪些人？”

“什么人上门都行。付得出钱就可以。当然了，最好是能预先付款。”

刁先生暂时对神户牛排喊停，有意进行一点应酬对话。

“你父亲是个大爵爷吧，威斯贝先生？”

“差不多。”杰里说。

“爵爷通常是很有钱的人。你干吗当赛马记者？”

杰里完全对刁先生置之不理，打出王牌，等待天花板镜子坠落在他们这桌。

“据说你们跟地方的俄国大使馆相关人员有来往，”他故作轻松地说，冲着丽姬而来，“有印象吗，伙计？恕我直问，客户里面有没有共产党？”

刁端起饭碗凑着下巴，忙着将白米不停铲进嘴里。但这一次值得注意的是，丽姬连半眼都未瞧刁先生一下。

“俄国人？”她说，一脸疑惑，“俄国人为什么要找上我们？他们每个礼拜都有民航总局班机进出万象啊。”

在当时以及事后，他都可发誓丽姬所言不假。但面对丽姬时，他假装不甚满意。“连国内的运送都没有？”他追问，“接件送件，快递服务之类的？”

“从来没有。我们怎么可能？更何况，华人根本就对俄国人恨之入骨，是不是啊，刁先生？”

“俄国人很坏的，威斯贝先生，”老刁附和，“他们的味道很难闻。”

你也一样，杰里心想，再度嗅到一丝前妻的气味。

杰里嘲笑着自己的荒谬之处：“我们那些编辑啊，就是爱乱猜。”他抗议，“我的编辑深信，我们能炒个‘共产党就在你床下’的新闻。‘瑞卡度的苏联金主’……‘瑞卡度是否为克里姆林宫效忠卖命？’”

“金主？”丽姬问，全然迷惑，“小瑞从没收过俄国人一分钱。你的编辑在讲什么鬼东西啊？”

杰里说：“不过印支包机收过，对不对？除非我老板和上司全买到假情报。这一点我保持怀疑态度。他们从当地大使馆领出钱，以美元传到香港。这是我们伦敦报社的说法，他们坚信不疑。”

“他们发疯了，”她很有自信地说，“我从没听过这一回事。”

对杰里而言，话锋朝这个始料未及的路径前进，更让她显得如释重负。瑞卡度还活着——她这时步步移向雷区。柯是她情夫——掌握这秘密的人是柯与刁，她无权散布。然而俄国人的钱——杰里大胆肯定她一无所知，也无从担忧起。

他主动想开车送她回星辰岗，不过刁先生住的地方顺路，她说。

“希望很快再见到你，威斯贝先生。”刁承诺。

“希望再见到你，伙计。”杰里说。

“最好继续当赛马记者，听到没？依我的看法，当赛马记者赚的钱比较多，威斯贝先生。”他的语音听不出威胁，拍拍杰里上臂的动作也很亲切。刁先生的说法，甚至并不希望对方接受，只不过是朋友间互相问候的方式。

突然间一切就结束了。丽姬亲吻领班，却没亲吻杰里。她请杰里帮她拿外套，而非刁先生，如此杰里便无法与她独处。她道再会时几乎不正眼看杰里。

应付美女时，阁下，库洛警告过，就如应付已知的罪犯，而你即将接触的这位女士，无疑属于这一类型。杰里在月色街头漫步回家——长途步行，路上有乞丐，眼睛却直盯各个门口——细嚼库洛的言辞。就罪犯一词，他其实毫无掌控能力，因为即使在全无变量的情况下，罪犯一词的标准何在仍待商榷，而圆场与旗下历代干员对法律也从来未曾怀抱任何褊狭的概念。库洛说过，在时局不济时，瑞卡度曾强迫她运送小包裹过边界。没什么大不了。留给猫头鹰去办。反过来说，已知罪犯又是另外一回事。已知的话，绝对归他处理。他记得丽姬·伍辛顿看着刁先生时那种困守牢笼的眼神，他明了那种眼神，那种依赖之情，不管以何种外表包装，都逃不过他的检视，因为他清醒的大半生都熟悉这种眼神。

有些喜爱批评乔治·史迈利的无足轻重之人，后来曾经一两次提出批评，认为他早该在这个节骨眼看清杰里的意向，将他从外地召回。毕竟实质上史迈利是杰里的主管，杰里的档案只在他一人手上，由他负责关照、通报杰里。批评者说，若史迈利正值盛年，而非江河日下，早该明白库洛报告的弦外之音，及时拦截杰里。这些批判讲明了，等于是在批评他是二流算命师。史迈利得知的事实如下：

杰里与丽姬·伍芝或伍辛顿邂逅之后隔天上午——邂逅一词为术语，并无性暗示——库洛开车接走杰里，向杰里听取简报长达三个多小时。库洛稍后提出的报告将杰里心境描述为“高潮后的低潮”。这种心境相当合理。库洛表示，他显然担心刁先生，甚至柯，可能因“了解犯罪内情”而怪罪那位女孩，甚至对她不利。杰里不只一次提及刁先生对女孩明显的轻蔑态度，也对杰里不屑，杰里因此怀疑他对欧洲人一概有此态度。杰里也转述刁的说法：刁说他只愿意从九龙区到香港区找她，再远就不追了。库洛指出，刁想让她住嘴随时都行；而她所知的内情，就杰里的证词来判断，连边都没碰到俄国金棱线，更别说弟弟纳尔森了。

简而言之，杰里表现出的心境，是外勤情报员执行任务后标准的现象：罪恶感，加上不祥的预兆，不由自主地往目标人物靠拢。这些现象如运动员参加大赛后忽然泪流满面一样在意料之中。

下一次接触时，时间是隔天，在冗长的过渡电话中，库洛为了鼓舞杰里的士气，传达了史迈利个人热情的道贺，而库洛收到圆场的贺词还是稍后的事。杰里整体而言口气稍有好转，但他担心女儿猫咪。他忘了女儿的生日，他说是明天，希望圆场能立刻寄给她一台日本的卡式音响，再加上一堆录音带，好让她开始收集。库洛在捎给史迈利的电报中指明录音带名称，要求管理组人员采取立即行动，并要求制鞋处——即圆场伪造文书处——以杰里笔迹写好卡片附上，内文如下：“亲爱的猫咪：我请朋友帮我从伦敦寄给你。好好照顾自己，我的宝贝女儿，现在、永远都爱你的老爸。”史迈利核准了礼品的购买，指示管理组人员从杰里的薪水中扣除。包裹寄出前，他亲自检查，并核准了伪造字迹的卡片。他也证实了他与库洛早就怀疑的事：根本不是猫咪的生日，离她的生日远得很。杰里只是强烈希望表达父爱，而这又是外勤人员暂时显露疲态的正常现象。史迈利发电报请库洛看紧杰里，但主导权在杰里手上，一直到第五日的晚上他才进一步接触。他坚决要求一小时内见面，库洛也答应了。见面地点在一向约定好的夜间紧急约见处，是新界一处整夜营业的路边餐饮店，佯装两人是老同事不期而遇。库洛的信上注明“限亲交史迈利”，是继上一封电报后的后续联络。上述约见后两天，信件才由表亲的快递亲手转交到圆场，因此是第七天。尽管信件封死，也有其他预防偷看的设计，库洛写信时仍假设表亲会设法偷看，因此字里行间塞满了遁词、勤务名、匿名，以下还原为本意：

威斯特贝非常生气。他要求弄清楚山姆·科林斯在香港搞什么鬼，也想知道科林斯在柯案扮演什么角色。我从没看到过他这么激动。我问他，为什么认为科林斯人在香港。他的回答是，他当晚在半山看见了科林斯——十一点十五分——坐在车子上，车子停在星辰岗附近一处平地，停在路灯下，假装看报纸。威斯特贝表示，科林斯采取的位置可清楚看见丽姬·伍辛顿位于八楼的窗户，因此威斯特贝认为他正在进行某种跟踪任务。当时徒步中的威斯特贝，坚称“差一点忍不住走向山姆，劈头问个明白”。然而沙拉特的训练约束了他，他继续往山下走，没有过街。然而他也宣称，科林斯一见到他，立刻发动引擎，全速向上开去。威斯特贝记下车牌号码，正确无误。科林斯证实了其余部分。

遵照我们在此偶发事件中同意采取的立场（你于二月十五日发的电报），我给了威斯特贝以下的答复：

一、就算那人是科林斯，圆场也无权控制他的来去。科林斯在疑云遮天时离开圆场，在“堕落”之前。他是个已知的赌徒、浪人、奸商等等，东方是他的自然栖息地。我告诉威斯特贝，若认定科林斯仍为圆场服务，或更糟的是认定他插手柯案，威斯特贝未免也太愚蠢了。

二、我对他说，科林斯的脸型很普通，五官端正，留小胡子等等，跟伦敦一般的皮条客没两样。我质疑的是，在晚上十一点十五分，威斯特贝如何肯定马路对面的人是科林斯。威斯特贝反驳说，他的视力超出正常人的标准，山姆的确正在看报纸的赛马版。

三、再怎么说，我问威斯特贝他自己当时在做什么，晚上十一点十五分在星辰岗附近闲荡。答复是，与一群合众国际社记者喝完酒，希望叫辆出租车。一听到这里，我假装勃然大怒，对他说，跟合众国际社的人喝酒狂欢后，就算五码外来了一头大象，也没有人看得到，更别说二十五码外的山姆·科林斯，在车上，在大半夜里。就此打住，我希望。

毋庸置疑，史迈利对这件事极为关切。科林斯的部署，只有四人知悉：史迈利、康妮·沙赫斯、库洛以及山姆本人。杰里竟然撞见山姆，为原本已充满变量的行动增添了焦虑。然而库洛为人圆滑，自认已消解杰里的疑心，库洛是不二人选。稍微可能的是，如果一切皆依规矩行事，库洛可能会自行调查半山当晚是否真有合众国际社设宴一事。若得知并无此事，他可能会再度质问杰里，要他解释为何出现在星辰岗一带。果真如此，杰里可能会大发一顿脾气，再编出另一套无法查证的说辞，比如说，他会推说他看上一个女人，库洛少管闲事。几场争论下来，加分减分之后，结果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嫌隙，也会造成先前那种“要不要随便你”的情况。

史迈利身负重重压力，既要持续不懈寻找纳尔森的下落，每日又必须与表亲开会，在白厅走廊上又必须打后卫战，在这种情况下，众人往往期望他本该依个人寂寞的经验推论以下经过，但这种要求不近人情：当晚杰里无心睡眠，也不需人陪伴，漫步在人行道上，不知不觉间来到丽姬住处外，徘徊不去，如同史迈利经常从事的夜间漫游，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仅抱渺茫的希望，盼能看她一眼。

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快得让史迈利无神分心关照上述小事。这不只是因为从第八天之后，圆场实质上进入了战时状态；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各处都有的寂寞人假设没人像自己一样寂寞，这算是一种可以谅解的虚荣。

14　第八日

五楼上次召开会议时一片愁云惨雾，如今欢欣鼓舞的气氛让人大大松了一口气。吉勒姆称之为掘穴人的蜜月期，而今晚达到最高点，抵达盛极而衰之前的顶点，日后在历史学家依事件顺序列表时，正好是杰里、丽姬与刁先生就小不点瑞卡度与苏联金棱线开诚布公后的八天。三人能见面讨论出结果，让圆场的规划人大感欣慰。吉勒姆特别哄默莉一起来。这些昼伏夜出的动物，四方奔走，新旧途径全不放过，连杂草丛生的老路也再度开出新路。如今在两位领导人带领下，他们一行十二人，以绰号俄国妈妈的康妮·沙赫斯以及绰号博士、形象朦胧的狄沙理斯为首，布尔什维克派与黄祸派，最后全挤进觐见室，以半圆形聚集在卡拉的照片下，面对主子史迈利，召开全体会议。对不习惯如此盛大场面的人而言，绝对是历史上的一刻。默莉温顺地站在吉勒姆身旁，头发向下梳直，以遮掩脖子上的吻痕。

发言以狄沙理斯为主。其他人认为理所当然，毕竟纳尔森·柯完全属于他的领域，因为狄沙理斯从头到脚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魂。狄沙理斯将自己穿戴得体，潮湿的头发直竖，双膝与双脚以及习惯动不停的手指全数总算稍微静止下来，压低嗓门以几近贬抑的语调道出难以阻挡的高潮，以制造惊悚效果。这个高潮甚至有名有姓，叫做柯胜修，别名纳尔森·柯，后来改名为姚凯胜，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批斗时的姓名。

“不过在此，各位绅士，”博士尖声说，他对女性的存在有时视而不见，“我们全以纳尔森称呼他。”

博士引述官方消息来源指出，纳尔森出生于一九二八年的汕头，家境清贫，属无产阶级，不久迁居上海。在官方或非官方资料中，遍寻不着他曾就读希博特先生的主生教会学校的记载，仅提及“幼年受尽西方帝国主义分子剥削”，以宗教毒害他，令人鼻酸。日军进入上海后，纳尔森加入前往重庆的难民潮，全如希博特先生所述。博士继续说道，根据官方记载，纳尔森早年便私下研读初期的革命读物，并积极参与地下共产团体的活动，不顾蒋介石乌合之众的欺压。在难民潮中，他曾“数度企图投奔共产党，却因年纪过轻而作罢。回到上海后，学生身份的他参加遭禁的共产学生运动，是带头的干部，并接下数项特殊任务，在江南船厂内部与周边颠覆国民党坏分子的影响。就读共产大学期间，他公然宣传学生与农民联合阵线。一九五一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狄沙理斯叙述到此中断，举起一手陡然舒解张力，抓住后脑勺的头发。

“主子，制造具有先见之明的学生英雄，这种虚情假意的手法很常见。”他以吟唱的方式说。

“列宁格勒呢？”史迈利坐在办公桌前问，一面偶尔记下几笔。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

“康妮，什么事？”

康妮又坐在轮椅上。她怪罪刺骨的寒冬，也怪罪到卡拉那只蟾蜍身上。

“我们查到一个姓卜雷列夫的老兄，亲爱的。卜雷列夫名叫伊凡·伊凡诺维奇，从事学术研究，列宁格勒大学造船系教职员，是老中国通，曾在上海帮莫斯科中心的中国记者代笔。革命老兵，后来被卡拉训练为征才手，专找海外学生下手，征召合适的男女学生。”

对于研究中国的掘穴人——黄祸派——而言，这份情报前所未闻，震撼人心，因此现场产生骚动，一时椅子与纸张嗦嗦响起，最后史迈利点点头，狄沙理斯才放下抓头的手，继续叙述下去。

“一九五七年回到上海，指派负责铁路工厂——”

史迈利问：“可是，他在列宁格勒大学的时间不是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吗？”

“没错。”狄沙理斯说。

“这样说来，好像漏掉一年。”

现在没有纸张嗦嗦声，椅子也不动了。

“官方的解释是他巡视了苏联各地造船厂一圈。”狄沙理斯说着对康妮暗笑，并以神秘、你知我知的神态扭动脖子。

“谢谢你。”史迈利说，再记下一笔。“一九五七年，”他说，“是在中国跟苏联关系恶化之前还是之后，博士？”

“之前。一九五九年双方关系才急转直下。”

史迈利这时问，记载中是否曾提到纳尔森的兄长？或者说，在纳尔森的中国，他断绝了与德雷克的手足关系，与德雷克跟他断绝关系一样？

“在最早期的官方传记之一，曾经指出过德雷克，却没提到名字。后来的记载里，提到有哥哥在一九四九年死去。”

鲜少说笑话的史迈利，这时开了一个玩笑，引发密集而如释重负的笑声。“这个案子到处都有人装死啊！”他抱怨，“要是真能在哪里找出尸体，肯定会让我松一口气。”短短几小时后，大家回想起这句话时不禁发抖。

“我们也找到一段，叙述纳尔森在列宁格勒大学是模范生，”狄沙理斯继续说，“至少在俄国人眼里是模范生。他带着俄国人的最高推荐回国就业。”

轮椅上的康妮允许自己再度突然惊叫。她带了小跑前来，是那条邋遢的棕毛杂种狗。小跑蜷成一团躺在她宽大的大腿上，散发臭气，偶尔还会叹息，但就连讨厌狗的吉勒姆都没胆驱逐他。

“噢，难怪他们要把他捧得高高的，”她大喊，“俄国人当然把纳尔森的才华捧上天去，特别是卜雷列夫从列宁格勒大学提拔他，卡拉的爱将还把他偷渡到训练学校去！像纳尔森这样的聪明小地鼠，让他尝点人生甜头，回中国后有个好起点！可惜后来反而对他没好处，对不对啊，博士？“文革”时害他被斗得惨兮兮！”

在康妮高声插嘴之下，博士也提高音量宣布，关于纳尔森的没落，相关资料很少，“肯定是暴落，像康妮刚才指出的，最受俄国人器重的人，跌得也越重。”他瞥了一眼手上揉得歪七扭八的纸张，凑近长满老人斑的脸。“主子，被斗争期间的工作，我在此就不一一报告，因为反正最后也做不久。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在造船界的确经营有方，在江南船厂时如此，后来负责中国海军一大部分时亦然。”

“原来如此。”史迈利轻声说。他撅着嘴唇做笔记，仿佛不表赞同，眉毛则抬得非常高。

“由于他在江南船厂任职，因此连续在数个海军规划委员会占有一席，在通讯和策略政策领域也有点分量。到了一九六三年，他的姓名开始定期在表亲的北京观察报告里冒出。”

“干得好，卡拉。”吉勒姆轻声说。他站在史迈利身旁。仍在动笔的史迈利竟也以“对”来附和吉勒姆的感受。

“亲爱的彼得，你是惟一一个！”康妮大喊，突然无法自制。“所有蟾蜍里，惟一预测到后果的人！茫茫人海中的一个声音，是不是啊，小跑？‘小心黄祸啊，’小跑告诉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反咬喂他们吃饭的那只手，我敢保证。等到那天，会蹦出八亿个新敌人敲着你家后门。而且枪炮全会指错方向。请大家记住我的话。’告诉他们，”她对杂种狗的耳朵激动咆哮，“白纸黑字写下，‘新兴社会主义伙计有意偏移走向’，传到莫斯科中心委员会每个混账委员手上。趁他在西伯利亚帮斯大林伯伯牧羊时凭着聪明的小头脑一字一字拟定。‘今日以间谍行动对付朋友，朋友明日必然成为敌人。’小跑告诉他们。这是这一行最古老的格言，是卡拉最喜欢的格言。重新任职后，他差点没把这句话钉在捷尔任斯基广场大门上。大家都懒得多看一眼。一眼也不看。大家置之不理，亲爱的。五年之后，他的话成真，委员会也不感谢他，真是的！他屡屡料中，让他们心有不甘，对不对啊，小跑！你知道，对不对啊，亲爱的，你知道这个老太婆在啰唆什么！”说着拉着小跑的前脚抬高几英寸，让它自行落在大腿上。

众人心底认定，康妮无法忍受博士霸占聚光灯。她看见了其中逻辑，却无法忍受事实。

“很好，他被清算了，博士，”史迈利轻声说，恢复原有的平静气氛，“我们回到一九六七年，好吗？”接着再度以手托着下巴。

在阴暗中，卡拉的照片以迟钝的眼神向下看，而狄沙理斯继续叙述。“这个嘛，和我们平常听见的凄惨故事没两样，主子，”他吟唱着，有份报告指出，他被送到农村公社试炼自己。爬回上海后，他们让他从最基层做起，替铁轨打钉之类的工作。就俄国人而言，如果我们要谈的是这个的话，”——狄沙理斯赶紧接下去，以免又被康妮打断——“他成了过去式。没门道，没影响力，没人脉。”

“他花了多久才往上爬回去？”史迈利询问，依习惯放低眼皮。

“大概三年前，他又开始恢复功用了。以长期来看，他是北京最需要的人才，有头脑，有技术专才，有经验。不过他的正式复职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初才真正展开。”

狄沙理斯描述纳尔森的复职阶段时，史迈利悄悄取来一个档案夹，参考其中几个日期，虽然他当时没解释，这些日期忽然极为重要起来。

“付款给德雷克，是开始在一九七二年中，”他喃喃地说，“一九七三年中数字才暴涨。”

“凭纳尔森懂得的门路，亲爱的，”康妮在他之后低声说，有如隐藏两侧的字幕提示机，“他知道得越多，说的就越多，说得越多，钱就越多。卡拉只付钱买好情报，即使这样，荷包也要拉警报了。”

狄沙理斯说，到了一九七三年，该告解忏悔的事物，纳尔森全做了，因此受到上海市政革命委员会的拥抱，让他负责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海军单位。六个月后呢——

“日期？”史迈利插嘴。

“一九七三年七月。”

“纳尔森正式复职的日期是？”

“从一九七三年一月开始。”

“谢谢你。”

六个月后，狄沙理斯继续说，纳尔森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担任不明职位。

“我的老天啊。”吉勒姆柔声说，默莉·米金暗暗捏了他的手一下。

“根据表亲的一项报告，”狄沙理斯说，“和往常一样没有注明日期，不过内容经过证实。报告指出，纳尔森在国防部担任军品委员会的非正式顾问。”

叙述过程中，狄沙理斯一改以往的言行举止，极力让手脚保持静止状态，效果不错。

“就资格而言呢，主子，”他继续轻声说，“从情报行动的观点来看，我们研究中国事务的人认为，这是整个中国政府里的一份关键工作。假设中国大陆随便让我们安插一个情报员，纳尔森是上上之选。”

“原因呢？”史迈利询问，不是做笔记，就是参考眼前打开的档案夹。

“中国海军仍停留在石器时代。对中国在技术方面的情报，我们当然还是具有正式的兴趣，但是我们真正优先关切的，跟莫斯科关切的一样，属于策略性质和政治性质的事务。除此之外，纳尔森还能提供我们全中国船厂的机能。除此之外，他也能告诉我们中国制造潜水艇的能耐。多年来，中国潜水艇一直让表亲吓得晕头转向。也把我们吓得很惨，偶尔而已。”

“所以莫斯科作何感想，可想而知。”一名年迈的掘穴人搞错发言顺序，喃喃地说。

“据说中国正在研发自己版本的俄国G-2级潜水艇，”狄沙理斯解释，“内情没人知道太多。他们有自己的设计吗？他们能载两个或四个弹头？能不能配备海对空或海对海飞弹？预算从哪里拨出来？听说也谈过汉级潜水艇。我们有情报指出，他们在一九七一年下海一艘。从没经过证实。在大连，一九六四年，听说他们打造了一艘G级潜水艇，配备弹道飞弹，不过还没有正式目击报告。诸如此类的。”狄沙理斯不屑地说。他与圆场多数人一样具有根深蒂固的洁癖，不喜欢碰军方事务，而偏好研究较具艺术气息的目标。“这些主题上，如果有快狠准的细节，表亲愿意付一大笔钱。两三年后，兰利可能会在研究上花费好几亿，搞凌空侦搜、人造卫星、窃听器之类天知道的东西。花了那么多钱，弄到的答案还不一定比得上一张相片来得货真价实。所以说，如果纳尔森——”他故意拖长句子，远比斩钉截铁叙述更具效果。康妮低声说：“干得好，博士。”但持续一段时间，仍无人开口。史迈利一面做笔记、一面参考档案夹的动作，让大家有所保留。

“跟海顿一样好，”吉勒姆喃喃地说，“甚至更好。中国是最后的一道防线。是这一行最难切入的一国。”

史迈利往后坐，心中的算计显然告一段落。

“纳尔森正式复职后的几个月，瑞卡度才动身出发。”他说。

众人皆认为不适合质疑这一点。

“刁前往上海，六个礼拜后瑞卡度——”

在远远的背景里，吉勒姆依稀听见表亲电话的吼声转接至他的办公室。不知是事实或是马后炮，他事后信誓旦旦，当时一听那个电话铃声，脑海下意识浮现山姆·科林斯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孔，有如油灯飘出的精灵，而此时他也再度纳闷，怎么可能没头没脑让山姆递送那封重要信件给马铁娄。

“纳尔森的弓上还有一条线，主子，”狄沙理斯继续说，此时人人都以为他已叙述完毕，“接下来这份报告，我不太有信心，不知应不应该提出，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敢完全漏掉不提。是跟西德人交换得来的报告，日期是几个礼拜前。根据他们的消息来源，纳尔森最近是所谓北京茶会的会员，这个机构我们欠缺相关信息。据我们了解，是用来协调中国情报界各方事宜，仍处于起步阶段。他入会时先担任电子监听顾问，然后被推举为正式会员。就我们所能解释的范围，该会的功能类似我们的程序小组。不过我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臆测而已。对中国这一方面的事务，我们一无所知，表亲也好不到哪里去。”

史迈利总算不知如何应答，只是盯着狄沙理斯看，嘴巴张开，合上，然后取下眼镜，加以擦拭。

“纳尔森的动机呢？”他问，仍对持续吠叫的表亲电话置若罔闻，“纯属臆测吗，博士？你怎么知道？”

狄沙理斯大大地耸耸肩，油腻的头发如撞上地板的拖把。“噢，任何人都会这样猜想，”他的口气很冲，“这个年头，有谁还相信动机？要是列宁格勒大学的人主动吸收他，做法又正确，他接受吸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一点也不算不够忠贞。至少就教义而言是如此。苏联毕竟是中国的老大哥。对方只需要告诉纳尔森，他获选为特别的民兵先锋。我看不出需要用上什么大学问。”

办公室外，绿色电话自顾自地响个不停，令人侧目。马铁娄通常不会如此坚持不懈。只有吉勒姆与史迈利可以接听。可惜史迈利没有听见，狄沙理斯即席列举纳尔森为卡拉担任地鼠的可能原因时，吉勒姆也不敢退席。

“‘文革’开始后，很多处境和纳尔森相仿的人相信毛泽东发疯了。”狄沙理斯解释，他仍不愿提出理论，“甚至部分将领都这么认为。纳尔森当时受尽羞辱，外表顺从，内心也许仍满腔怒火——谁知道？说不定满腔复仇愿望。”

“开始付款给德雷克时，是在纳尔森的复职几乎还没完成的时候，”史迈利微微反对，“你作何推想，博士？”

康妮实在忍无可忍，因此再度逾矩。

“噢，乔治，你怎么会这么天真？你自己可以推想得出来，亲爱的，你当然可以！那些穷光蛋中国人，不可能把顶尖技术人员冰冻半生、不去重用啦！卡拉看出了端倪，对不对，博士？他算准了，趁机利用。他紧盯着可怜的小纳尔森，等到纳尔森开始脱离荒原，他再派手下去说：‘是我们啦，记得吗？你的朋友啦！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们不会让你游街、对你吐口水！让我们东山再起吧！’换了你，你自己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玩的，你也知道！”

“钱呢？”史迈利问，“那五十万呢？”

“萝卜和棍子的伎俩！勒索加厚礼。不管选择哪一项，纳尔森都算上钩。”

尽管在康妮纵声插嘴之下，作最后结论的人却是狄沙理斯：

“他是中国人。他讲求实际。他是德雷克的弟弟。他跑不出中国——”

“是时机未到。”史迈利柔声说，再度向档案夹瞥一眼。

“——替俄国人服务，他的市价多少，他自己非常清楚。‘政治不能拿来当饭吃，也不能拿来当小姐睡。’德雷克以前喜欢这样说，所以干脆用来赚钱——”

“算准了有朝一日可以离开中国，花个痛快。”史迈利总结。在吉勒姆踮脚尖走出办公室之际，史迈利合上档案夹，拿起笔记纸。“德雷克有一次想把他弄出来，却没有成功，所以纳尔森收下俄国人的钱，等……等什么？等德雷克运气变好吧，也许。”

身后咆哮不休的绿色电话终于安静下来。

“纳尔森是卡拉的地鼠，”史迈利隔了很久才说，几乎又是说给自己听，“他探到的中国情报矿层是无价之宝。光是这一个原因，我们就肯接受。他听卡拉的命令行事。命令本身，对我们而言具有无法估计的价值。知道命令是什么后，能确切揭露俄国人对中国这个大敌明白多少，甚至能判断俄国人打算如何对付中国。我们可以尽情逆向操作了。什么事，彼得？”

通报坏消息时没有所谓的起承转合。前一刻，概念仍成立，转眼间概念却已遭击碎，卧倒粉尘中，对受到影响的人而言，这世界已起了变化，无法挽回。尽管如此，吉勒姆为了制造缓冲效果，使用圆场正式表格，以书面呈现。他呈给史迈利的坏消息是以暗码书写，希望史迈利一见暗码能作好心理准备。他轻轻走向办公桌，一手拿着表格，摆在玻璃板上静观其变。

“对了，另一个飞行员查理·马歇尔。”史迈利问与会人士，仍视而不见，“表亲是不是已经追他追到天涯海角了，默莉？”

“他的说法跟瑞卡度差不多。”默莉·米金回答，一面以古怪的眼神瞟向吉勒姆；他还是站在史迈利身边，但突然看起来脸色铁青，宛如步入中年，面带病容。“史迈利先生，他跟瑞卡度一样，也帮表亲在老挝战争中飞过飞机。兰利总部设在俄克拉荷马州的秘密飞行学校里，他们俩是同一届。老挝战争一打完，表亲就甩掉他，也没有他进一步的消息。缉毒署说他运毒，不过对表亲所有的飞行员，缉毒署都有相同的指控。”

“我想请你看看这消息。”吉勒姆边说边坚定指向表格。

“马歇尔一定是威斯特贝的下一步，我们必须持续施压。”史迈利说。

史迈利终于拿起电报表格，以严肃的表情拿到阅读灯最亮的左边看，眉毛扬起，眼皮下垂。他的习惯是阅读两次。他的表情没变，但最接近他的人却说，是脸部失去了动作的能力。

“谢谢你，彼得，”他轻声说，放下表格，“也谢谢各位。康妮，博士，两位请留步。我祝各位今晚睡得安安稳稳。”

这句祝福说得令较年轻的部属欣然大笑，因为时间已过午夜。

楼上下来的女孩沉睡着，像是摆在杰里长腿旁的一只精美的棕色洋娃娃，在雨气凝重的橙黄色香港夜空下显得丰润无瑕。她鼾声震天，杰里则凝视窗外，想着丽姬·伍辛顿。他想起她下巴上那两道爪痕，再度纳闷是谁伸出的魔爪。他想到刁先生，将他想像为掌控丽姬的人。杰里不断重复想着“赛马记者”一词，一直想到厌烦至极为止。他也想知道的是，还必须再等多久，等到最后是否能有机会与她相处。他要求的只有这么多：机会。身边的女孩动了起来，却只是在臀部抓痒。隔壁传来三缺一洗牌发牌的熟悉声响。

杰里对这女孩献殷勤，起初并未获得适当的回响。之前几天，杰里写了一封又一封激情洋溢的情书，不分昼夜塞进她的信箱。碍于生活所逼，她只好屈服。表面上，她是一名生意人的财产，然而这位生意人见她的频率却越来越低，最近竟不再上门，结果她既没钱算命打麻将，也买不起时髦衣裳。原本她盘算的是，一打进功夫电影界，就大肆采购衣物。因此她屈服了，却不忘明确的财务目标。她最担心的是被人知道自己与可憎的“鬼佬”交往，有鉴于此，为了下一层楼来见杰里，她必须穿上外出的全套行头。棕色雨衣，佩戴肩章，上面饰有欧洲的黄铜扣环。塑料黄雨鞋。红玫瑰塑料雨伞。如今这套行头躺在镶木地板上，宛如战役后的盔甲，而她沉睡的姿态带有同等高尚的精疲力竭。因此当电话铃响，她惟一的反应是昏沉沉地以广东话骂一声。

杰里拿起话筒，希望是丽姬打来的，可惜不是。

“你马上给我滚过来，”陆克要求，“史大卜会爱死你的。赶快。我是为了我俩的前途着想。”

“过去哪里？”杰里问。

“楼下嘛，你这个人猿。”

他将女孩推开身旁，但女孩仍未清醒。

不期然降下的雨将马路淋得闪光粼粼，月亮周遭泛起厚厚一圈光环。陆克把车子当吉普车开，高速挡，转弯时摇变速箱。阵阵威士忌的气息飘满整车。

“有什么好瞧的，搞什么鬼嘛。”杰里质问，“怎么一回事？”

“上等好肉。闭嘴别问了。”

“我不想吃肉。我一身西装。”

“这一个，保证你想吃。老兄，这个你非吃不可。”

他们开往港口隧道。一群没打灯的单车骑士从转弯处冲进来，陆克逼不得已转进中央保留车道，以免撞上。他说，注意找一个很大的建筑工地。一辆警车超前，闪着所有灯光。陆克以为警车即将请他靠边停下，因此摇下车窗。

“我们是记者哪，白痴，”他尖叫，“我们是大明星咧，听见没？”

警车超车时，他们瞥见车上坐了一名华人警官，一名驾驶，后座坐了一位相貌威严似法官的欧洲人。前方马路的右边，他们寻找的建筑工地映入眼帘，黄色桁梁与竹竿鹰架搭成鸟笼状，汗流浃背的苦力穿梭其间。起重机在湿雨中闪亮，吊在他们上方有如皮鞭。地面的大灯将光线相当浪费地洒在雨雾中。

“找一个低楼，很靠近了，”陆克命令，将车速减至六十，“白色。找一间白房子。”

杰里指出来，是两层楼复合式住宅，外面是滴着水的粉饰灰泥，不新不旧，入口有二十英尺高的竹台，也停有一辆救护车。救护车的车门没关，三名驾驶闲散地坐在上面抽烟，看着在前院巡行的警察。警察的动作犹如正在处理暴动事件。

“他让我们抢先外勤情报员一个钟头。”

“谁？”

“摇滚客。是摇滚客嘛。不然是谁？”

“为什么？”

“因为想借钱吧，我猜吧。他欣赏我。他也欣赏你。他特别叮咛要带你一起来。”

“为什么？”

雨水阵阵落下。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陆克气冲冲地模仿，“走快一点就是了嘛！”

竹竿搭得歪歪斜斜，比围墙还高。两名身披橙袍的教士，手敲铙钹，挡在前面。另一人撑伞。旁边有花圈，主要是万寿菊，也有灵柩。视线之外的某处传来悠悠吟唱的声音。入口厅犹如发出甲醛恶臭的丛林沼泽。

“大牛的特使。”陆克说。

“记者。”杰里说。

警察点头让他们通过，连证件也不看。

“警司在哪里？”陆克说。

甲醛的气味令人掩鼻。一名年轻警官带他们推开玻璃门，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约莫三十名老先生老太太，多数穿着连身睡衣，漠然等待，仿佛在等误点班车，头上是无影霓虹灯，一只电扇。一名老人清清喉咙，以轻蔑的态度朝绿瓷砖闷哼一声。只有墙上灰泥在掉泪。一见巨大的鬼佬，他们以礼貌的态度讶然注视。病理专家的办公室漆成黄色。黄色墙壁。黄色百叶窗合上。一台没开的冷气机。同样是绿色瓷砖，清洗容易。

“真香。”陆克说。

“有家的味道。”杰里同意。

杰里但愿这是战场。是战场的话，应付起来比较轻松。警官请他们等他先进去。他们听见担架吱吱滚动，压低的嗓音，冷藏柜门开合的声响，橡皮鞋底低沉的嘶声。电话旁放了一本《格氏解剖学》。杰里翻阅其中的插图。陆克坐在椅子上。一位穿着橡皮短靴与连身服的助手端茶过来。白色茶杯，绿色边缘，香港的缩写加上皇冠。

“能不能麻烦你请警官快一点？”陆克说，“再过一分钟，全香港的人都要赶过来了。”

“为什么找我们？”杰里又问。

陆克在铺了瓷砖的地板上倒了一些茶，让茶水流进水沟，自己则拿起威士忌壶倒满茶杯。警官回来了，快速挥动纤细的手。两人跟着警官走回等候室。往回走时没有经过门，只是走廊一条，转弯后来到像是公用厕所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目的地。杰里第一眼看见的是被敲得凹凸烂透的担架。他心想，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破旧的医院器材更加凄凉了。墙壁长满了绿霉，绿色钟乳石从天花板垂下，一只遍体鳞伤的痰盂装满了用过的卫生纸。他记得，他们先擤擤鼻，然后才掀开床单给你看，以免吓到你。甲醛的气味让杰里泪水直流。一名华人病理专家坐在窗前，在笔记夹上写字。两名接待员徘徊不去，警察更多。这里普遍弥漫一股歉意。杰里怎么想就是想不通。摇滚客不去理会他们。他在角落喃喃对着警车后座那位面貌威严的绅士讲话，然而角落距离杰里不远，杰里依稀听见“有害我们的声誉”说了两次，语调愤慨、紧张。白床单覆盖尸体，上面有个蓝十字，两画等长。如此一来怎么盖都行，杰里心想。整个房间就这台担架，就这一条床单。其他尸体放在两只大冰柜里，木门大得可以直立走进去，大如屠宰户的门。陆克不耐烦得差点发疯。

“天啊，摇滚客！”他对着房间另一边大喊，“你打算还要再拖多久？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哪。”

大家懒得理他。陆克等得不耐烦了，自行扯开床单。杰里看了一眼，移开视线。验尸室在隔壁，他听得见锯子的声音，如同犬吠。

难怪他们全都面有难色，杰里心想：把欧洲人的尸体带来这样的地方。

“老天爷啊，”陆克说着，“神圣老天啊。是谁弄的？是怎么在他身上弄出那些个淤青啊？是三合会搞的。天啊。”

淋湿的窗户外面是院子。杰里看得见竹竿在雨中摇动，也看见救护车水淋淋的阴影，又送来一名顾客，然而他不太相信有什么顾客会是这副模样。警方摄影师来了，闪光阵阵。一架电话分机挂在墙上。摇滚客正在讲电话。他仍未正眼看陆克或杰里。

“赶快把他送走。”威严绅士说。

“尽快悉听尊便。”摇滚客说。他继续打电话。“在九龙城寨公园，长官……是的，长官……在巷子里，长官。被脱光了。很多酒精……法医病理专家一眼就认出是他，长官。是的长官，银行已经来了，长官。”他挂掉电话。“是的长官，不是的长官，满满三袋，长官。”他咆哮。他拨了一个号码。

陆克正在做笔记。“天啊，”他不断以震惊的语气说，“天啊。他们一定是花了好几个礼拜才做掉他。好几个月。”

杰里认定，事实上，他们杀了他两次。一次是逼他讲话，一次是要他闭口。他们首先对他下的毒手，证据遍及全身，淤青有大有小，如同火苗蹿烧地毯，烧出焦洞，然后突然熄灭。此外他脖子上有一道，造成截然不同、速度更快的死亡。他们不再需要他时，才动最后这一记毒手。

陆克朝病理专家呼唤。“把他翻过来，麻烦你。可不可以请你把他翻过来，长官？”

警司摇滚客放下电话。

“讲讲来龙去脉好吗？”杰里冲着他说，“他是谁？”

“姓弗罗斯特，”摇滚客边说边以半闭的眼睛回瞪，“负责东南亚和中国的高级主管。信托部。”

“是谁杀的？”杰里问。

“对啊，是谁干的？那才是重点。”陆克拼命写笔记。

“地鼠。”摇滚客说。

“香港没有三合会，没有共产党，也没有国民党。对吧，摇滚客？”

“也没有妓女。”摇滚客咆哮。

威严绅士替摇滚客省下了口水。

“是抢劫抢过头了，”他从摇滚客的背后探头说，“强盗横行嚣张，显示社会大众必须随时随地提高警觉。他生前是本银行的忠诚员工。”

“才不是抢劫咧，”陆克说，再看弗罗斯特一眼，“是派对一场吧。”

“他的确是结交了一些怪得很的朋友。”摇滚客说，仍盯着杰里看。

“这话什么意思？”杰里说。

“说来听听吧？”陆克说。

“他狂欢到半夜。跟着两三个男性华人一起作乐。妓院一家逛过一家。随后他就失去联络。一直到今晚。”

“银行还悬赏五万元。”威严男子说。

“港币或美金？”陆克边问边写。

威严男子说“港币”，口气非常刻薄。

“你们两个可别乱来啊，”摇滚客警告，“他有个老婆在赤柱医院住院，还有几个小孩——”

“还有银行的声誉要顾。”威严男子说。

“我们最关切的就是这个。”陆克说。

半小时后他们离去，仍抢在前头。

“谢谢你。”陆克对警司说。

“没帮上忙。”摇滚客说。杰里注意到，他疲倦时，半闭的眼皮会漏水。

两人开车离去时杰里心想，我们已经摇动了树。哇，我们可摇得精彩了。

众人依习惯坐姿坐着，史迈利坐在办公桌前，康妮坐在轮椅上，狄沙理斯怒视由烟斗懒散地缭绕而上的烟圈。吉勒姆站在史迈利身边，马铁娄粗哑的嗓音仍萦绕耳际。史迈利用拇指以稍呈圆形的动作，用领带末端擦拭着眼镜。

耶稣会教士狄沙理斯率先开口。也许最需要撇清关系的人是他。“就逻辑上而言，我们不会被扯上这件事。弗罗斯特是江湖浪子一个。他包养华人女子。他公然贪污受贿。被我们收买时，他毫无异议。以前另外收过谁的钱，只有天知道了。我不会怪罪到自己头上。”

“噢，废话。”康妮喃喃地说。她面无表情坐着，小狗睡在大腿上。她行动不便的双手放在爱犬棕色背部上保暖。黝黑的法恩则在后面倒茶。

史迈利对着暗码电报表格说话。自从他埋首阅读起，就没人看得见他的脸。

“康妮，你帮我分析一下。”他说。

“好的，长官。”

“在这四面墙之外，有谁知道我们找上弗罗斯特？”

“库洛。威斯特贝。库洛认识的警察。要是表亲有点常识的话，他们也会猜中。”

“拉康不知，白厅也不知。”

“卡拉也不知，亲爱的。”康妮高声说，瞪了模糊不清的照片一眼。

“对。卡拉也不知。这个我相信。”从史迈利的嗓音，他们能体会到这事件的冲击力，亦可听出史迈利正以理智压抑情绪。“对卡拉来说，这种反应实在太夸张了。如果银行账户曝光了，他只需在别处另外开个户头。他不需要做这种事。”他以指尖精确地将暗码电报表格向上抬高一英寸。“我们依计划进行。反应简直是——”他又开口，“反应超出我们的预期。就情报行动而言，什么也没遗漏。就情报行动而言，我们在本案上有所斩获。”

“我们吸引上他们了，亲爱的。”康妮坚定地说。

狄沙理斯情绪彻底失控。“我坚持的是，大家讲话的口气，不要把在场人士全当做是共犯。目前仍没有已证实过的关联，而大家居然暗示我们涉案，让我觉得是恶意中伤。”

史迈利的回应语气仍显疏离。

“要是我暗示过别的，我也觉得是恶意中伤。这项行动是由我下令进行的。如果仅仅因为后果难看而拒绝正视，我办不到。尽管让我扛下来，别让我们欺骗自己。”

“那个可怜的小子，他知道的内情不够多吧？”康妮沉思着，似乎在自言自语。起初没人注意，随后吉勒姆想：她这话什么意思？

“可以让弗罗斯特拿来背叛我们的东西根本没有，亲爱的，”她解释，“任何人能遇到的倒霉事，就属这种状况最倒霉。对他们，他又能透露什么？一个狂热记者，姓威斯特贝。这一点，他们早就知道了，各位小亲亲。所以他们当然继续逼问再逼问。”她转向史迈利。史迈利是惟一与她同享诸多过往云烟的人。“乔治，以前派部下出任务时，我们习惯的做法是什么，记得吗？我们一定给他们一些可以供出的东西，愿上帝保佑他们。”

法恩以无微不至的姿态，在史迈利办公桌上摆了一纸杯的茶水，上面浮着一片柠檬。他骷髅头似的奸笑令吉勒姆的怒火几乎按捺不住。

“放下后滚出去。”他凑着法恩的耳朵发脾气。法恩离去时，嘴上仍挂着窃笑。

“现阶段，柯到底知道些什么？”史迈利问，仍对着暗码电报表格说话。他交缠手指托住下巴，状似祈祷。

“一团乱，”康妮语带自信高声说，“英国新闻界在追，弗罗斯特死了，仍没有进展。”

“对。对，他会坐立难安。‘他有没有办法撑住水坝？他能不能堵住漏水的地方？漏水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这些是我们先前想问的问题。现在得到解答了。”他一直压低的头，这时出现极微小的动作，偏向吉勒姆。“彼得，麻烦你请表亲加强对刁先生的跟踪。只派定点盯梢人就好了，告诉他们。别上街跟踪，别惊动猎物，别乱搞无意义的小动作。电话、邮件，简简单单就好。博士，刁先生上一次去大陆，是什么时候的事？”

狄沙理斯不太情愿地说出日期。

“调查一下他走的路线，看他在什么地方买的机票。说不定他会再走一次。”

“已经记录下来了。”狄沙理斯郁郁寡欢地反驳，作出极度不悦的冷笑，望向天空，扭动嘴唇与肩膀。

“那就劳驾你另外帮我誊写一份。”史迈利回复，自制力难以动摇。“威斯特贝……”他继续以同样平坦的语气说，一时之间吉勒姆认为史迈利恐怕起了幻觉，误以为杰里在办公室里，与其他人一样正遵从他的指示，吉勒姆不禁感到浑身不对劲。“我把他撤出来——这一点我办得到。他报社叫他回国，有什么不可以？然后呢？柯等着。他听着。他什么也没听见。结果他松懈下来。”

“然后缉毒英雄上场，”吉勒姆边说边看了日历一眼，“又给索卢·艾克朗占便宜了。”

“不然，我将他撤出来，换上另一个外勤情报员，继续追查下去。这人会比威斯特贝目前处境安全吗？”

“不可能成功的啦，”康妮喃喃地说，“临时换马。不可能啦。你也知道。又要介绍案情，又要训练，又要重新分发装备，又要重新建立人脉。不可能。”

“我可不认为他现在处境危险！”狄沙理斯断言，嗓音刺耳。

吉勒姆气愤地转身过去正要制止他，但史迈利抢话。

“怎么说，博士？”

“你的假设我不接受，不过你的假设是柯不喜欢动用暴力，他是个成功的生意人，看重的是面子、私利、功过、勤奋至上。把他说成小流氓，我可无法认同。我敢保证，他有的是手下，可能手下作业时没有他那么好心。白厅的手下不也差不多？总不至于把白厅当做一群无赖吧？”

看在老天的分上，说出来吧，吉勒姆心想。

“威斯特贝不是弗罗斯特那种人，”狄沙理斯以同样爱说教、充满鼻音的声音抱怨，“威斯特贝不是不诚实的公仆。威斯特贝从来没有背叛柯的信任，也没骗过他的钱或他弟弟。在柯的眼里，威斯特贝代表一家大报社。而据我了解，威斯特贝也向弗罗斯特和老刁表明了，报社对这件事所知的比他个人更多。柯见过世面。除掉了一个记者，并没有除掉祸根。相反的，除掉记者可能会捅出一窝黄蜂。”“不然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史迈利说。

“无所适从。如康妮刚才说的。他衡量不出威胁有多大。中国人拿抽象事物没办法，碰到抽象的状况更没辙。他希望安然度过威胁，如果没有发生具体的状况，他会当做警报已解除。这种习惯，并不局限在西方。我只是扩大阐述你的假设而已。”他起身，“并没有为你的假设担保。我拒绝担保。这件事我完全撇清关系。”

他大步走出去。史迈利点头示意吉勒姆跟着出去。只有康妮留下。

史迈利闭眼，眉头在鼻梁上方纠合僵结。康妮良久不发一语。小跑如断气般趴在大腿上，她低头凝视，抚摸着狗肚子。

“要是卡拉，他才不管呢，是不是啊，亲爱的？”她喃喃地说，“死了一个弗罗斯特不管，死了十个也不管。差别就在这里，真的。超过十，我们也写不下去了，近来是不是这样啊？以前不是有谁常说：‘我们为理性人的生存奋斗’？是司地亚斯培吗？还是老总？我喜欢这句话。全包括进去了，希特勒、新纳粹。我们就是有理性。是不是啊，小跑？我们不只是英国人。我们有理性。”她的音调稍微下降。“亲爱的，山姆呢？你考虑过了吗？”

史迈利隔了半晌才开口。总算开口时，他的语气严厉，有如希望康妮别靠近。

“他在一旁待命。在获得许可前，什么也不做。他知道。一直等上面许可。”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吐气。“甚至有可能用不上他。没有他，我们可能就应付得来。全看柯怎么跳了。”

“乔治亲爱的，亲爱的乔治。”

寂静中，她拖着身子来到壁炉前，拾起火钳，费了很大力气拨动煤炭，另一只手则抓着小狗。

杰里站在厨房窗户前，看着昏黄黎明切开港口雾气。昨晚风雨很大，他回想到。绝对是在陆克打电话来之前一个小时。他躺在床垫上注意风雨动静，女孩则躺在他大腿边打鼾。首先是植物的气味，接着是风愧疚地吹动棕榈树，如干燥的两手互相摩擦。随后是嘶嘶雨声，如同数吨灼热的散弹落入海水里。最后是片状闪电以缓慢的深呼吸动摇港口，而隆隆雷声则打在舞动的屋顶上。是我杀了他，他心想。或多或少，害死他的人是我。“不只是将领，是每个拿枪的人。”是谁说的，上下文是什么？

电话铃响。随它去响吧，他心想。大概是库洛，尿湿了裤子。他拿起听筒，是陆克，语调比平常更像美国人：

“嘿，老兄！天大消息！史大卜刚刚发电报过来。限威斯特贝阅读。阅读前勿进食。想不想听？”

“不想。”

“到战区绕一圈。柬埔寨的航空公司以及围城经济。我们的人陷入枪林弹雨！你走运了，水手！他们想派你去战地给子弹射中屁股！”

还有，把丽姬留给老刁处理，他边想边挂掉。

就我所知，也把她留给科林斯那个狗杂种算了，在她背后躲躲藏藏的，活像蓄奴的白人。山姆在万象以梅伦先生的身份指挥情报员时，杰里曾有两三次依其指示行动，他是个发神秘财的贸易商，是当地欧洲坏人的老大。他认为山姆是他遇见过的情报员指挥官中最面目可憎的人之一。

他回到刚才的位置，继续在窗前想着丽姬，想着她站在令人晕眩的屋顶上。也想着老弗，想着他对生命的热爱。想着自己回到公寓时迎面而来的气味。

到处都是。盖过了女孩的体香剂，盖过了陈年烟味，盖过了煤气，盖过了隔壁麻将人家传来的色拉油味。杰里一闻到，着实在脑海里描绘出老刁翻箱倒柜时采取的路径，想像他徘徊不去的地方，想像他如何翻找杰里的衣物、食品储藏室、仅有的家当。是玫瑰水混合杏仁的气味，是前妻喜欢的香水。

15　围城

离开香港时，香港便不复存在。通过最后一位穿着英国军鞋与绑腿的华人警察，憋着气飞越灰色贫民窟屋顶上方六十英尺时，当外岛缩小遁入蓝色水雾中，你就知道布幕已经落下，布景也清理一空，香港的生活全是幻影一场。然而这一次，这种感觉无法在杰里心中油然而生。已故的弗罗斯特与未死的女孩，这两人的往事他揽在心上，飞抵曼谷时仍在他左右。与往常一样，他花了整天寻找他想要的东西；与往常一样，眼看他就要放弃。以杰里的看法，在曼谷，这种事发生在所有人身上：观光客寻找某间寺庙，记者找新闻，或是杰里寻找瑞卡度的朋友与伙计查理·马歇尔。奖品就坐在某条可恶的巷尾，卡在塞满淤泥的河道与一堆水泥废弃物之间，而且花的钱比你预期多出五美元。此外，尽管理论上现在是曼谷的旱季，杰里却记得每次外出必定下雨，从备受污染的天空毫无遮拦地狂泻而下。事后，大家都说，他碰巧遇上惟一的雨天。

他从机场开始找，因为反正已经到了机场，也因为依他推论，在东南亚，长程飞行必经曼谷。其他人说，查理已经不在了。有人向他信誓旦旦，说小瑞死后，查理也辞掉飞行员的工作。也有人说他被关起来了。另有人说，他极有可能在“贼窝之一”。一名性感销魂的越南航空空姐，嗤嗤笑着说，他跳火车溜到西贡去了。她只在西贡看过他。

“从哪里去的？”杰里问。

“可能是金边吧，可能是万象吧。”她说。不过她坚称，查理的重点站一向是西贡，他从不去曼谷。杰里翻阅电话簿，查不到印支包机公司。抱着渺茫的希望，杰里也查了“马歇尔”一姓，果真找到，甚至连名字都以C开头。打了电话过去，对方却不是国民党军阀的儿子，不是以元帅的称呼当做自己姓氏的那个马歇尔，而是一个头脑迷糊的苏格兰贸易商，不停地说“请务必光临”。他到专门关老外的监狱去检索资料。外国人付不出钱或对将军不敬时，就关进这里。他在走道上走动，望向牢门里，与两三个脑筋失常的嬉皮对话。尽管他们可以滔滔不绝讲述被关的经过，却从未见过查理·马歇尔，也没听过这人，说得好听点，他们连他是谁也不屑知道。心情郁闷之下，他开车前往所谓的疗养院，是毒瘾犯勒戒中心，当时现场情绪高亢，因为有个五花大绑的病人成功用自己的手指挖出眼球，但这人不是查理·马歇尔，没有，他们没有收飞行员，没有科西嘉岛人，没有科西嘉岛人和华人的混血儿，当然也没有国民党将领的儿子。

所以杰里再从飞行员过境时可能留宿的旅馆开始找。他不喜欢这样找人，因为无聊至极，更因为他知道柯在此地有个大本营。他几乎敢肯定弗罗斯特泄露了他的天机；他知道多数富裕的华侨都能合法拥有几本护照，汕头人的护照更多；他知道柯口袋里放了一本泰国护照，也许也收了两三个泰国将领。他也知道，泰国人一不高兴，杀起人来比其他人种都来得快狠准，只不过枪毙死囚时，他们会在死囚面前撑开毛毯，对准毛毯上的十字射击，以免触犯佛祖不杀生的戒律。有鉴于此，也有鉴于其他不少理由，杰里周游大旅馆喊着查理·马歇尔的大名时不是非常自在。

他试过了四面佛、凯悦、美丽华、东方酒店，以及其他大约三十家旅馆。在四面佛酒店时，他脚步放得特别轻，因为他记得中国海空在此处租了长期套房，库洛说柯经常光顾。他脑海想像金发飘逸的丽姬殷勤款待他，或是在泳池畔伸展修长的胴体，大亨们则在一旁啜饮威士忌，盘算着要花多少钱才能买下她的一个钟点。他开车四处探访时，暴雨突然来袭，肥大的雨珠落下，污黏恶臭，玷污了街头寺庙上的金色。出租车司机在积水道路上滑行而过，只差几英寸就撞上水牛。图案俗艳的公交车摇着铃，朝他们猛冲过来。沾有血迹的武打海报朝他们嘶吼，然而马歇尔，查理·马歇尔，马歇尔机长这个姓名，任凭杰里牺牲咖啡钱慷慨解囊，就是没人听过。他找到小姐，杰里心想。他找到了小姐，睡在她住处，换成我也会这样做。来到东方酒店，他塞钱给门房，请他代收留言，让他使用电话，最绝的是，他还弄到住宿两夜的收据，可以用来惹史大卜不高兴。然而一路与旅馆周旋下来让他感到害怕，感觉暴露行踪，有危人身安全，因此他以一夜一元的代价住进无名小巷里的低级旅店，“请先缴清住宿费”，连登记的手续也免了。这家旅店有如一排海滩茅舍，所有房门外面就是人行道，以方便“办事”，开放式车库以塑料帘幕遮住汽车牌照。当天晚上，他沦落到探访空运公司，打听印支包机这家公司，只不过他也提不起劲，而且认真怀疑是否应该相信越南航空的空姐，到西贡去找人。这时一家空运公司的华人女孩说：

“印支包机？是马歇尔机长的公司嘛。”

她向杰里指点一家书店，是查理·马歇尔每次来曼谷买书收信的地点。书店也是由华人经营，当杰里提起马歇尔时，老店主爆笑出来，说查理已经好几个月没来了。老人身材非常矮小，脸皮不笑时假牙也会暗笑。

“他欠你钱吗？查理·马歇尔欠你钱，摔了你飞机吗？”他发不出R音。他说完再度爆笑，杰里也加入。

“太棒了。很好。是这样的，他很久没来，信件你怎么处理？帮他转寄吗？”

查理·马歇尔，他才没人寄信给他咧，老人说。

“啊，可是，伙计，如果明天有信寄到，你会怎么转寄？”

寄到金边去，老人说，一面收下五元，从桌上找来一小张纸，让杰里抄下地址。

“我买本书送他好了，”杰里四下看看，“他喜欢看什么样的书？”

“法文书。”老人连想也不想，带着杰里上楼，让他参观欧洲人文化的圣地。给英文读者看的，是布鲁塞尔印刷的色情刊物。给法文读者看的，是一列又一列的破旧经典：伏尔泰、孟德斯鸠、雨果。杰里买了一本《憨第德》，放进口袋。参观这房间的人，显然都大有来头，因为老人取来一本房客签名簿，而杰里也签了字。J.威斯特贝，新闻记者。评语栏是用来写笑话的，所以他写了“声誉极为卓著的百货商场”。接着他翻看前几页，问道：

“查理·马歇尔也签过吗，好友？”

老人指出查理·马歇尔两度签名之处，“地址，在这里。”杰里抄下。

“他的朋友呢？”

“朋友？”

“瑞卡度机长。”

老人一听，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轻轻取走签名簿。

他前往东方酒店的外籍记者俱乐部，里面只有一群刚从柬埔寨归来的日本人。他们向杰里叙述了到昨天为止的情势，杰里也喝得有点醉意。正当他即将离去时，让他一时惊恐的是，小矮人出现了，他来曼谷与本地分社开会。他身后跟着一个泰国男孩，让他显得特别敏捷轻快：“哇，威斯特贝！特务局今天情况怎样？”这个笑话，他几乎逢人必开，却无法改善杰里的心境。回到低级旅店后，他继续喝威士忌，无奈邻人费力的呼喊声令他难以成眠。最后为求自保，他到外面去，到同一条街的酒吧里找了一个女孩，柔弱纤细。不过当他又单独躺着时，他的心思再度飞回丽姬。不管她喜不喜欢，她都是杰里的床伴。她在个人清楚的范围内，究竟与他们有多深的牵连？他纳闷着。她找老刁来见杰里时，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德雷克的手下干掉弗罗斯特，她知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他们也可能干掉杰里？他甚至不禁想到，他们下毒手时，她可能在场，这个念头令他不寒而栗。无疑的是，弗罗斯特的尸体仍记忆犹新。是极为可怕的一抹记忆。

到了凌晨两点，他判断自己即将发高烧，因为他汗流不止，辗转难眠。他一度听见房间里有人放轻脚步声，于是立刻冲向角落，扯掉插在插座上的柚木台灯，抓在手上。四点，他听见令人惊异的亚洲喧嚣声而清醒过来，是如猪嚎叫的声音、钟声、老人临终的哀嚎、一千只公鸡的啼声，在那道铺有瓷砖的水泥走廊上回响。他拼命扭动破烂的水管，冷水细流而出，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洗完澡。五点，打开收音机，音量大到极限，逼得他起床，哀怨的亚洲音乐幽幽宣布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时他早已刮好胡子，仿佛今天是他大喜之日。八点，他发电报给报社，报告计划，希望圆场拦截到。十一点，他赶上飞往金边的班机。登上柬埔寨航空卡乐帆客机时，地勤女服务员将可爱的脸蛋转向他，以轻快悦耳的英语祝他“‘虑’途愉快”。

“谢谢。好。太棒了。”他说。他选择机翼上方的座位，生还率最高。飞机缓缓起飞时，他看见一群泰国胖子在紧邻跑道处修剪得无懈可击的高尔夫球场上乱打小白球。

登机前，杰里注意到旅客名单上有八个姓名，真正上机的旅客却只有两人，另一人是身穿黑衣的美国男孩，提着公文包。其余都是货物，以黄麻布袋与灯芯草箱堆在后舱。围城班机，杰里不由自主地想到。带着货物飞进去，带着幸运的人飞出来。空姐送他一本旧的《今日法国》杂志，一颗大麦色糖果。他阅读着《今日法国》，希望温习一下法文，接着想起《憨第德》，取出阅读。他也买了康拉德的作品，因为在金边他总是阅读康拉德。康拉德笔下真正的河港所剩无几，他正坐在其中之一，一想到这里，他会心一笑。

降落之前飞机先高飞，然后环绕云朵，以小螺旋状盘旋而下，令人紧张，为的是躲开丛林射出的零星枪火。这里没有地面管制导航设备，如杰里所料。空姐并不清楚红色高棉距离市区多近，但日本人说过，在所有前线是十五公里，若没有道路，距离更短。日本人也说过，机场在射击范围之内，不过只有火箭炮，而且零星出现。没有一〇五厘米榴弹炮，还没有，不过凡事总有开头，杰里心想。飞机仍在云端，杰里对天祈祷，希望高度仪正确无误。接着橄榄色泥土跃入眼帘，杰里看见炸弹坑如鸡蛋落地般撒了满地，也看见车队的车胎滚出的黄线。飞机如羽毛般轻轻降落在坑坑洼洼的跑道时，随处可见的褐皮肤裸体儿童自得其乐地在满是泥泞的炸弹坑里玩耍。

太阳破云而出，尽管飞机声响隆隆，杰里仍产生步入宁静夏日的错觉。杰里到过很多地方，但在金边，战争是在和平的气氛中开打，与众不同。他记得上一次来这里时，是在轰炸停止之前。一群飞往东京的法国航空旅客好奇地在停机坪上漫游，浑然不知降落在战役之中。没人告诉他们就地找掩蔽物，没人跟在他们身边。F4战机与111战机在机场上方呼啸而过，周遭传出射击声，美国空军直升机放下托着死尸的网子，如同刚从红海捞起海产，怵目惊心。波音707为了起飞，不得不爬过整个机场，以慢动作接受夹道攻击。杰里出神看着波音飞机懒懒爬出地面射击范围，而途中杰里等着听见闷轰声，通知他飞机尾翼中弹。然而波音飞机勇往直前，仿佛无辜者免疫，温柔地消失在未受侵扰的地平线。

这时讽刺的是，由于尾声将近，他注意到重点摆在求生货物上。在军用机场另一端，各式各样的大型包机，有银白机身的美国运输机、707、704引擎涡轮螺旋桨C130飞机，有的注明跨界航空，有的注明大鸟航空，有的毫无名称，依序起飞降落，飞得笨拙而危险。这些飞机载着来自泰国与西贡的军火以及白米，或者泰国的石油与军火。杰里快步走向机场大厅，途中看见两架飞机降落，每次降落都让杰里屏息等待喷射引擎的后座力发威，在降落跑道地面松软的一端又扭又抖地停下来，周围是填满泥土的弹药箱叠成的堤坝。飞机尚未停妥，身穿防弹外套与钢盔的行李搬运工就开始像一排未武装士兵聚集过来，从机腹拖出宝贵的货物袋。

尽管恶兆连连，仍无法摧毁他旧地重游的喜悦。

“您打算待多久，先生？”入出境官员以法文询问。

“一直待下去。”杰里说，“你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越久越好。”他本想当场打听查理·马歇尔，但机场警备森严，散布了各色情报人员，由于他不知道对手是谁，最好别宣扬自己的志向。机场有各式各样的老飞机漆上新标志，他却看不到印支包机的飞机。库洛在他离开香港前叮咛，印支包机的注册商标颜色，据信与柯的赛马颜色相同：灰色加上浅蓝。

他召来出租车，坐上前座，委婉拒绝了司机的好心推荐：女孩、表演、夜总会、男孩。道路两旁的凤凰木构筑成橙色隧道，在石板色的季节雨天空衬托下格外华丽。他在杂货店停下，依照“浮动汇率”换钱。他喜欢“浮动汇率”一词。兑换货币的商家以前是华人，杰里记得。这一家却是印度人。华人及早退出，印度人留下来吃残骸上的剩肉。马路两旁是简陋的房舍群。四处是难民，或坐或卧，有的在煮食，有的静静群聚打盹。有几名幼童围成圆圈坐着，轮流抽着一根香烟。

“本村人口一百万。”司机以小学课堂的法文说。

一队陆军车队朝他们开过来，亮着车头灯，坚守马路正中央。出租车司机乖乖靠边开进泥巴里。车队最后一辆是救护车，两扇门都敞开，里面堆有数具尸体，脚丫露在外面，腿有如猪脚，表面光滑，淤青处处。是生是死，几乎无关紧要。他们通过一簇被火箭炮炸毁的高脚屋，之后开进地方性的法式广场，有一间餐厅、一间杂货店、一间熟肉店，还有拜尔奎宁红酒以及可口可乐的广告。有儿童蹲在路边，看守着偷来的汽油，以一公升葡萄酒瓶装着。这幅景象杰里也记得。轰炸时会发生这种事。炸弹碰上汽油，后果是血流成河。这一次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没有人学到教训，一切都没有改变，隔天清晨之前会有人收走残骸。

“停车！”杰里说。他一时兴起，递给司机那张他在曼谷书店抄下来的查理·马歇尔地址。他原本想趁夜黑风高悄悄过去，但在阳光照射下，似乎已没必要那样做。

“去这里？”司机转身问，很惊讶地看着他。

“没错，伙计。”

“你知道这房子？”司机以法文问。

“我一个好友的。”杰里以英文回答。

“你的？是你的好友？”

“记者。”杰里说。这话能解释任何不合常理的现象。

司机耸耸肩，将车子开上一条长长的大道，经过法国大教堂，转进一道泥土路，路旁是一排排庭园别墅。越往市区边缘，别墅就迅速变得邋遢。杰里两度问司机，究竟那地址有何特别之处，但司机已失去兴趣，耸耸肩，不置可否。停车后，司机坚持要杰里先付钱再下车，然后气呼呼换挡高速冲去。这幢别墅与其他别墅没两样。下半部由围墙半掩，墙壁里有道铸铁大门。他按下门铃却什么也没听见。他用力推门，门却一动也不动。他听见窗户用力关上的声音，赶紧抬头看，隐约看见纱窗内有棕色脸孔移开。随后大门吱吱响，应声开启，他往上走了几阶，来到铺了地砖的走廊，又有一道门。这一道门是以实心柚木打造，开了一个阴暗的小栅栏窗，可由内向外看，由外向内却不行。他等着，然后重重敲击门环，接着听见回音在屋内四处弹跳。这道门属于双扉门，连接处在中间。他将脸贴在门缝，看见一条狭长的地砖地板以及两阶，应该是楼梯最后的两阶。楼梯之下站了无腿毛的两条棕色腿，裸露出两条光秃秃的小腿，但向上只能看见膝盖。

“哈啰！”他大叫，眼睛仍正对门缝。“日安！哈啰！”双腿仍无动于衷。“我是查理·马歇尔的朋友！女士，先生，我是查理·马歇尔的一个英国朋友！可不可以请你转告？”他以法文说。

他取出美元五元硬币，塞进门缝，却没人上钩，因此他收回，从笔记簿撕下一张纸，在最上面写着“致马歇尔机长”，自我介绍为“英国记者，有事相商，与彼此利益有关”，然后写下旅馆地址。他又将纸条塞进门缝，再看看那对棕色腿，然而腿已经消失。他只好一直走，遇到三轮摩托车，坐上去，一直坐到找到出租车为止：不用了，谢谢，不用了，谢谢，他并不想要女孩——只不过，和往常一样的是，他的确想要。

旅馆以前是“皇家”，如今改叫“高峰”。旗子在旗杆顶端飞扬，但雄伟的气势却显牵强。他签名后进入，看见活人在庭院游泳池边晒太阳，再度想起丽姬。对女孩子而言，这里是训练扎实的学校，如果丽姬帮瑞卡度夹带过小包裹，她十之八九在这里领过结业证书。最漂亮的归最有钱的，最有钱的是金边的扶轮社猪哥：走私黄金与橡胶的恶棍、警方首长、拳头大的科西嘉岛人。科西嘉岛人喜欢在战役方酣时与红色高棉订定干净利落的条约。有人留了一封信给他，信封口没封，柜台服务生自己看过后再客气地旁观杰里看信。里面是镶金边的大使馆邀请卡，邀他参加晚宴。邀请人的姓名他从未听过。一头雾水，他将邀请卡翻过去，背面以潦草字迹写着“我认识您的监护人老友乔治”，“监护人”一词点明了一切。晚宴与“你丢我捡信箱”18，他心想。这两项正是沙拉特严加批判的外交部严重脱节之处。

“电话？”杰里以法文询问。

“坏了，先生。”

“电呢？”

“也没有，先生，不过自来水倒是很多。”

“凯勒呢？”杰里露齿一笑说。

“在庭园里，先生。”

他走进庭园。如云的胴体之间坐了一群英国新闻界重量级战地记者，喝着苏格兰威士忌，互道艰辛往事，看来如同英德不列颠空战中的少年飞行员来替外国人打仗，而他们观察的眼神也带有一种集体性的轻蔑，一致不屑他的出身。一人包了方头巾，长长的直发以英勇之姿往后梳。

“天啊，是公爵大人，”他说，“你怎么来的？踩着湄公河来的吗？”

然而杰里并不想理会他们，他想找的是凯勒。凯勒是全职情报员。他是窃听专家，美国人，杰里是在别处战地跑新闻时与他结识。更确切说来，外籍记者一到此地，无不先拜凯勒的码头，而如果杰里希望取得他人信任，凯勒的大印章就有这种效力。对杰里而言，他越来越珍惜他人的信任。他在停车场找到凯勒。肩膀宽厚，一头灰发，一条袖子卷起。他站着，袖子放下的一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司机以水管冲洗奔驰车内部。

“麦克斯。太棒了。”

“好极了。”凯勒瞥了他一眼后说，然后继续看着司机。他身边站了一对细瘦的柬埔寨男孩，外表看来像时装摄影师，穿着高跟靴、喇叭裤，相机悬在亮晶晶的衬衫之上，纽扣没扣上。杰里也驻足旁观，司机停止冲水，开始以陆军软麻布刷洗汽车内部，越搓揉越呈褐色。另有一名美国人加入，杰里猜想他是凯勒最新的助理。凯勒的助理淘汰率相当高。

“怎么了？”杰里说。司机又开始冲水。

“‘两元英雄’挡到一颗很贵的子弹，”助理说，“就这么一回事。”他是南方人，肤色苍白，态度愉快，而杰里已有心理准备自己会不喜欢他。

“是吗，凯勒？”杰里说。

“摄影。”凯勒说。

凯勒服务的新闻通讯社聘请了一群摄影记者。所有大型通讯社皆然，都是柬埔寨男孩，就像站在那边那两位一样。通讯社给他们两块钱，请他们到前线去拍照。照片见报后，一幅二十美元。杰里听说过，凯勒的摄影记者阵亡速率是每周一个。

“他弯腰闪躲逃命时，贯穿了一边肩膀，”陌生男子说，“痛得屁滚尿流。”他似乎感到大开眼界。

“他人在哪里？”杰里没话找话说，司机仍继续刷洗冲水。

“在马路那一头，快死了。是这样的，两三个礼拜前，纽约分社那些死脑筋，就是不发药品下来。我们以前常送他们去曼谷。现在不送了，老兄，现在不送了。知道吗？就在马路那一头，他们躺在地板上，为了请护士送水来，还得包红包呢。是不是啊，小朋友？”

两名柬埔寨男孩客气地微笑。

“你要什么，威斯特贝？”凯勒问。

凯勒的脸看起来灰沉又凹凸不平。杰里对他最深的印象是六十年代在刚果时，凯勒为了解救困在卡车上的小孩而灼伤一手。如今手指长在一起，犹如长了蹼的兽爪，除此之外他的外貌并无变化。那次事件杰里记忆犹新，因为抱着那小孩另一端的正是杰里。

“报社要我过来看看。”杰里说。

“还能只过来看看吗？”

杰里哈哈大笑，凯勒也笑了起来，两人去酒吧喝苏格兰威士忌，等车子洗好，聊聊往事。来到大门口他们接了一位女孩，她等了凯勒整天。这女孩是身材高挑的加州人，背了不搭调的高倍数相机，修长的双腿无法站定。由于电话不通，杰里坚持在英国大使馆下车，让他响应邀请函。凯勒不太客气。

“威斯特贝啊，最近是当间谍还是怎么了？报道偏心，为了挖到更深的内幕而拍马屁、想弄个退休金之类的东西吧？”有人说凯勒个人的志向大约如上，但谣言随人去讲。

“那当然，”杰里和颜悦色地说，“干了好几年了。”

入口处堆的沙包是新的，新的反手榴弹铁丝网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大厅贴了巨幅海报，刺眼得令人不敢恭维，这事也只有外交官才办得到。海报推销的是“英国高性能汽车”，可惜金边汽油枯竭。上面眉飞色舞地附上几幅买不到的车款的相片。

“我会转告参赞您接受了邀请。”柜台人员语气严肃。

尽管清洗过，奔驰车内部仍嗅得到热血气息，不过司机已经加强了冷气。

“他们在里面干吗，威斯特贝？”凯勒问，“打毛线之类的东西吗？”

“之外的东西。”杰里微笑着，主要是冲着加州女孩。

杰里坐在前座，凯勒与女孩在后座。

“好吧，你听着。”凯勒说。

“没问题。”杰里说。

杰里打开笔记簿，凯勒叙述时他奋笔疾书。女孩穿了短裙，杰里与司机能借后视镜瞧见大腿。凯勒完好的一手放在她膝盖上。别的不谈，她名叫萝莲，和杰里一样，正式的工作是跑跑各地战区，服务对象是美国中西部的日报集团。转眼间，路上只剩这一部车。转眼间，甚至连三轮摩托车都不见了，只剩农民、脚踏车、水牛，以及代表越来越靠近乡间的花丛。

“所有主要公路都发生激战，”凯勒以单调的口气说，速度慢到几乎适合听写，“火箭炮晚上攻击，黏土炸弹白天攻击。龙诺仍认为自己是上帝。美国大使馆原先当他靠山，后来想推翻他，忙得脸色难看。”他列举出数据、火炮名、死伤人数、美援规模。据说部分将领把美国军火转卖给红色高棉，他举出这里将领的姓名，也说出带领幽灵部队请领部队薪资的将领，以及上述两件勾当都干的将领。“是常见的烂摊子。坏人太弱，攻不下城镇；好人太逊，拿不下乡村；除了共军之外，没人想打仗。原本学生免上战场，现在禁令一解除，他们准备放火烧掉这地方，随时可能发生粮食暴动。贪污严重得不得了，薪水族的生活过不下去，这地方气数已尽，流血等死。皇宫不真不实，大使馆是疯人院，间谍比普通人多，所有人都假装手中握有秘密。要继续吗？”

“你估计维持多久？”

“一个礼拜。十年。”

“航空公司呢？”

“这里就只剩航空公司了。湄公河等于是死了，马路也一样。航空公司在这里称霸。我们写过一篇报道。你看过吗？被编辑砍得不像样了。真是的，”他对女孩说，“我干吗再讲一遍给英国佬听？”

“继续讲。”杰里边说边写字。

“六个月前，金边有五家注册过的民航。过去三个月发了三十四份新的执照，另外还有大概十几家正在审查。行情是三百万柬币给部长个人，另外两百万分给他身边的部下。拿黄金的话打折优待，在国外付款的话，折扣更大。我们走的是第十三条路线，”他对女孩说，“你应该想看一看才对。”

“太好了。”女孩说着合上双膝，夹住凯勒健全的那只手。

他们驶过一座一手被射断的雕像，之后马路沿河流弯道前进。

“威斯特贝应付得来的话才行。”凯勒补充说明。

“噢，我应该没问题。”杰里说，女孩笑出来，稍微移动腰部。

“红色高棉在那边河岸盖了新的据点，甜心。”凯勒说明，主要是对那女孩说话。在湍急昏黄的河水对面，杰里看见两架T28，四处巡行，寻找可以轰炸的目标。那边有一场大火燃烧，烟柱直蹿上天空，如同信徒虔诚献贡。

“华人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杰里问，“在香港，没人听过这地方。”

“华人控制了百分之八十的商业活动，航空公司也包括在内。新旧都一样。柬埔寨人很懒啊，知道吗，甜心？能拿美国人的救济金，柬埔寨人就满足了。华人就不一样了。华人啊，先生，喜欢工作，喜欢钱上滚钱。华人操纵资金市场、运输独家专营、通货膨胀率、围城经济。战争变得像是香港的分公司，股份全归华人。嘿，威斯特贝，你跟我说的那个老婆，眼睛很可爱的那个，现在还好吧？”

“分道扬镳了。”杰里说。

“好可惜，听你说她好像很不错。他以前那个老婆很不错。”凯勒说。

“你呢？”杰里问。

凯勒摇摇头，对女孩微笑。“我能抽支烟吗，甜心？”他窝心地问。

凯勒黏合的手指间有道裂缝，可能是特别为了抽烟而钻的，裂缝周遭被尼古丁熏成棕色。凯勒将健全的一手放回女孩大腿上。马路转为小径，很深的轮痕出现在陆军车队经过之处。他们进入一道短短的树阴隧道，这时右边传来如雷的炮火声，树木如台风来袭弯腰下去。

“哇，”女孩惊叫，“能不能放慢一点？”她开始拉着相机背带。

“请便。中级炮兵，”凯勒说，“我们的。”他在说笑。女孩摇下车窗，拍了一些相片。轰炸声持续，群木乱舞，稻田里的农民却头也不抬。炮声止息后，水牛铃铛持续如回音般响着。他们继续往前开车。接近河岸处，两名儿童轮流骑一辆旧单车。河里有一大群小孩在一个车轮内胎上钻进钻出，褐色的肉体闪闪发光。女孩也拍下来。

“还会讲法文吧，威斯特贝？我和威斯特贝以前在刚果合作过。”他对女孩解释。

“我听说了。”她表示她知道。

“英国人受过教育，甜心。”凯勒解释，杰里印象中的他不是如此健谈，“他们接受栽培。是不是啊，威斯特贝？特别是贵族，对吧？威斯特贝是某种阶级的贵族。”

“没错，好友。我们就是爱卖弄。不像你们那种乡巴佬。”

“好吧，你来跟司机沟通，可以吗？路接下来怎么走，你来告诉他。他还没时间学英文。左转。”

“左转。”杰里以法文说。

司机是个男孩，却已培养出导游的无聊神态。

在镜子里，杰里注意到凯勒灼伤的一手，抽烟时会跟着颤抖。他心想，是否一向会抖？车子开过两三个村落。非常安静。他想起了丽姬，想到她下巴上的爪痕。他渴望与她做一些简单的事，如在英国乡野散步。库洛说她在郊区长大。她对马儿有遐想，令杰里感动。

“威斯特贝。”

“怎么样，伙计？”

“你的手指。一直敲一直敲。能不能停下来？听了很烦。感觉很像有心事压着。”他转向女孩。“这地方被他们轰炸了好几年，甜心，”他声音洪亮，“好几年了。”他猛吐出一阵烟。

“航空公司呢，”杰里提示，握着铅笔准备继续写字，“他们怎么做生意？”

“多数公司都向万象‘干租’，包括维修、飞行员、折旧，不过没包括油料。也许你早就知道了。最好是拥有私家飞机。那样的话不但能发战争财，大结局快到时也能赶快逃跑。找找看有没有小孩，甜心。”他一面抽烟一面告诉她，“有小孩在的地方就不会出事。小孩子一消失，大难就要临头了。表示小孩子被他们藏起来了。注意找小孩准没错。”

女孩萝莲又在把玩照相机。他们来到一处简陋的检查哨。两名卫兵在他们经过时朝车内看，但司机连速度也不放慢。他们来到岔路，司机停车。

“那条河，”凯勒命令，“叫他沿河岸开。”

杰里翻译给男孩听。男孩显得讶异，甚至作势反对，随后改变心意。

“村里的小孩，”凯勒说着，“前线的小孩。没有两样。不管在哪里，小孩子都是风向仪。红色高棉军人打仗时携家带眷，通常是这样。要是父亲死了，一家人也会一无所有，所以干脆跟着军队跑，至少还有饭吃。另外，甜心，另外还有一点，家长一死，寡妇必须当场收集证据，对吧？这是报道人性冷暖的好题材，威斯特贝，对吧？如果不收集证据，长官会否认有人阵亡，将阿兵哥的薪饷收进自己口袋。别客气，”他说，女孩正在动笔，“别以为会有报社想登。战争结束了，对吧，威斯特贝？”

“完结篇。”杰里赞同。

她会很爱笑的，他认定。假设丽姬在场，她绝对会看出好笑的一面，大笑出来。在她模仿他人的诸多动作中，他认为必然有份纯真已经失散，他决心找回。司机开到一名老妇人身边停下，以高棉语向她询问，她却双手捂脸转头过去。

“拜托，她为什么遮脸啊？”女孩生气地大喊，“我们又没有做坏事，天啊！”

“害羞。”凯勒淡淡说。

他们身后，炮兵再度进行另一次攻势，犹如有人重重摔门，让人不禁往后退。他们路过一座寺庙，进入市集广场，四处是木造房舍。身披橘红色长袍的和尚盯着他们看，照料摊位的姑娘们却视若无睹，婴儿则继续玩弄矮脚鸡。

“那个检查哨的作用是什么？”女孩边拍照边问，“是不是进入危险地带了？”

“快到了，甜心，就在前面。别问了。”

就在前方，杰里听见自动步枪发射声，有M16也有AK47。一辆吉普车从树林里冒出，朝他们急驶而来，在最后一秒紧急转弯，在地面轮痕上颠簸不定。阳光于同一时间露脸，撒下暴雨洗净的流动光线。在此之前，他们将这种日光视为理所当然。时节是三月，属于旱季；这里是柬埔寨，打仗与打板球一样，只在好天气进行。然而如今乌云密布，在树林包围下犹如冬季，木造房舍陷入黑暗。

“红色高棉穿什么衣服？”女孩以较低的音量问，“他们穿不穿军服？”

“羽毛衣加丁字裤，”凯勒大吼，“有些甚至连裤子都不穿。”他大笑起来，杰里听出他嗓音带有紧绷的压力，瞥了一眼抽烟颤抖的手。“拜托你，甜心，他们穿得跟农夫一样嘛。就只穿那种黑色睡衣。”

“是不是一向都这么空旷？”

“不一定。”凯勒说。

“还穿胡志明凉鞋。”杰里心不在焉地补上一句。

一对绿色水鸟腾空飞越小径。射击声不比它们更响。

“你不是有个女儿吗？怎么了？”凯勒说。

“她很好，好极了。”

“叫什么名字？”

“凯瑟琳。”杰里说。

“看来我们越走越远了。”萝莲难掩失望之情。他们经过一具没手的烂尸。苍蝇群聚脸上伤口宛如一道黑色熔岩。

“他们是不是一向都这样做？”女孩好奇地问。

“做什么，甜心？”

“脱掉靴子。”

“有时候脱掉靴子，有时候尺寸不对，”凯勒又发了一顿怪脾气，“有些牛有角，有些牛没角，有些牛是马。给我闭嘴听到了没？你哪里来的？”

“圣塔芭芭拉。”女孩说。倏然间，树林到了尽头，他们绕过一处弯道，再度来到空旷地面，旁边是棕色河流。没人下令，司机却停下车，慢慢倒车进入树林。

“他想开到哪里去？”女孩问，“是谁叫他倒车的？”

“我想他在担心轮胎。”杰里在说笑。

“一天三十块，有啥好担心？”凯勒也在说笑。

他们发现了一处小战场。在他们前方，一座被摧毁的村庄坐落于河道弯曲处高地，四周连一株幸存的树木也没有。倾颓的墙壁是白色的，破裂的边缘则是黄色的。植物少得可怜，有如外国军团要塞的遗迹，也许正是外国军团的要塞。墙壁里面停放几辆褐色卡车，如同建筑工地的卡车。他们听见几声枪响，一阵轻轻骚动。有可能是游击队射击夜间班机。曳光弹闪现，一连三发炮弹落下，动摇了地面，车子也随之震动，司机静静摇下车窗，杰里也跟着做。女孩却开了车门，准备下车，先后踏出堪称经典的美腿。她拿着黑色航空旅行袋翻找，取出长镜头，扭上照相机，研究着放大的影像。

“就这样而已啊？”她语带怀疑，“不是应该也会看见敌军吗？我只看见我们的人，还有一堆脏兮兮的烟。”

“哎，他们在另一边啦，甜心。”凯勒说。

“不能过去看吗？”两名男士默默交换意见一阵子。

“这样说吧，”凯勒说，“这只是观光而已，行吗，甜心？细节谁都说不准的，行吗？”

“我只是觉得，要是能看见敌军的话该多好。我想拍对峙的情况，麦克斯。我真的很想。我很喜欢。”他们开始步行。

有时候这么做是因为爱面子，杰里心想，有时候则是因为没有吓破胆就不算尽了本分。也有时候，一头走进去只是为了提醒自己，死里逃生只是侥幸。然而，多数时候只是因为其他人也走进去了；或者为了男子气概；或者是必须先共患难，才能够真正入伙；或为了了解自我，这是海明威的方式；或为了提高吃苦的能耐，因为战场如恋爱，欲望与日俱增。遇过机关枪射击后，单发子弹变得微不足道。碰过炸弹后，机关枪就有如小孩游戏，只因子弹的冲击让人脑袋清楚，而炸弹开花时，能让大脑穿耳而出，而且还会兴起一阵祥和感，这一点他也记得。在人生遭逢变故时，金钱、儿女、女人全付诸东流时，他内心也因顿悟而兴起祥和感，因为他了解到活下去是他惟一的责任。然而这一次，他心想，这一次的原因是再傻不过了，因为我在寻找一个吸毒吸得头脑不清醒的飞行员，而这飞行员认识以前包养丽姬·伍辛顿的男子。三人缓步前进，因为女孩身穿短裙，很难在滑溜泥泞的轮痕间行走。

“这妞真不错。”凯勒低声说。

“天生迷你裙的料子。”杰里乖乖附和。

杰里回想起在刚果那段日子，不禁尴尬，当时哥俩好互相坦承爱慕的对象以及弱点。女孩为了在泥地上维持重心，双手四处乱挥。

别乱指，杰里心想，看在老天的分上别乱指。摄影记者都是这样吃子弹的。

“继续走吧，甜心，”凯勒尖声说，“什么都别想。走就是了。想回去了吗，威斯特贝？”

三人绕过一个小男生，他正自顾自地在泥堆中玩石头。杰里在想，他是否被枪炮震聋了。他往后瞧。奔驰仍好好停在树林里。前方他隐约能辨别出瓦砾间有人压低身体采取射击姿势，比他预料的人数还多。突然噪音大作。河岸另一边，两颗炸弹在大火间爆炸。两架T28正想让火苗扩散开来。一颗流弹飞进他们下方的河岸，激起湿泥与灰尘。一名农民骑着脚踏车经过，安详自在。他骑进村子，穿越村子，再骑出来，慢慢通过废墟，骑进远方的树林。没人朝他开枪，没人盘问他。可能是敌方，也可能是我方，杰里心想。他昨晚进市区，朝戏院扔进一颗黏土炸弹，现在要重回同伙阵营。

“天啊，”女孩边笑边大叫，“我们怎么没想到骑脚踏车？”

一阵机关枪子弹扫射他们四周，一层砖块哗啦落下。他们下方的河岸，感谢上帝恩典，有一排空荡的沙坑，是用来射击的浅坑。杰里早已看准目标。他抓住女孩，将她往下扔去。凯勒已经趴下。趴在女孩身旁的杰里，察觉出自己兴趣缺缺。在这里吃一两粒子弹，总比老弗的下场好。子弹扬起一片沙幕，在马路边哀叫。他们趴平，等待射击趋缓。女孩兴奋地看着河流对面，面对微笑。她有着蓝眼珠，头发是亚麻黄，属印欧民族。一枚炮弹落在他们身后的河岸，杰里再度将她压倒在地。炸弹波及他们上方，一切平静后，泥土如羽毛般坠落，具安抚人心的作用。抬起头后，她依旧面带微笑。杰里心想，五角大楼若想到文明两字，一定会想到你。在要塞里，战云忽然密布。卡车已消失踪影，扬起浓密的烟尘，闪光与炮声不曾歇止，轻型机关枪的枪火挑衅，以越来越快的动作加以响应。凯勒凹凸不平的脸苍白如纸，出现在沙坑之上。

“红色高棉逮住他们了，”他大喊，“在对岸，在前面，现在从另一侧过来。早知道就走另一条路！”

天啊，杰里心想。由于其余往事陆续回到心上，他也想到，凯勒曾经跟我争一个女孩子。他拼命回想是哪个女孩，最后赢得芳心的是谁。

他们等着，战火终于停息。他们走回停车处，及时来到岔路，碰上撤退中的车队。道路两旁散落着死伤，妇女俯身其间，以椰叶扇着惊慌无助的脸孔。他们再度下车。难民赶着水牛，推着手推车，彼此搀扶，一面吆喝着猪以及儿童。一名老妇对着女孩的相机尖叫，以为长镜头是枪管。有些声响，杰里分辨不出从哪里传来，如脚踏车铃铛与啜泣声，有些他辨别得出方位，如临死的呻吟以及越来越接近的阵阵炮声。凯勒追着卡车旁边奔跑，想找一位会讲英文的军官，杰里拖着高大身材在他身边大声翻译成法文。

“啊，管他的，”凯勒说，突然厌倦了，“我们回家算了。”他以英国小贵族的语气说，“又是人，又是噪音的。”他解释。他们回到奔驰车上。

一时之间，他们困在纵列里，因为军用卡车将他们推挤至路边，而难民客气地敲着车窗，要求搭便车。杰里一度以为看见寻死匈奴坐在某部军用摩托车后座。到了下一个岔路，凯勒命令司机左转。

“比较隐蔽。”他说着将健全的一手放回女孩膝盖上。杰里想到的却是躺在停尸间的弗罗斯特，想到他尖尖的下巴一片惨白。

“我老妈以前老爱告诉我，”凯勒大声以乡下腔调说，拉长尾音，“儿子啊，走丛林回家时，万万不要走同一条路啊。甜心？”

“什么事？”

“甜心，你刚失去了宝贵的第一次呢。容在下恭贺。”他的手再往上稍微移动。

四周传来众多水管爆裂、四散奔流的声音，原来是暴雨凌空而降。他们通过一处屯垦地，到处是奔逃的鸡群。一张理发店的椅子孤立雨中。杰里转向凯勒。

“围城经济这题材，”气氛又活络起来后他问，“市场力量等等的东西。你认为这样的新闻能见报吗？”

“有可能，”凯勒悠悠地说，“上过了几次。不过算是耐炒型。”

“主导的人有哪些？”

凯勒举出几个名字。

“印支包机？”

“印支包机是其中之一。”凯勒说。

杰里冒着姑且一试的心情问：“有个家伙叫做查理·马歇尔，有一半华人血统，也帮他们飞过。有人说他愿意接受采访。碰过他吗？”

“没。”

他认为点到为止即可。“他们都飞什么样的机器？”

“能到手的都行。DC4，随便一架都行。一架不够。至少需要两架，飞一架，另外一架拆开供应零件。地面留一架飞机来拆，比起收买海关放行零件还划算。”

“利润怎么算？”

“不能见报。”

“有很多鸦片吗？”

“在巴沙河，天啊，有他妈的整套提炼设备呢。像是美国禁酒时代的产物。如果你想看，我可以带你去参观。”

女孩萝莲盯着窗外的雨。

“看不见小孩子了，麦克斯，”她高声宣布，“你不是说要注意找小孩吗？我一直在找，就是不见小孩人影。”司机停下车子。“现在正在下雨，我以前念过，下雨时亚洲小孩喜欢到外面玩。结果呢，小孩哪里去了？”她说。然而杰里并没有将她解读的信息听进去。他低头望向挡风玻璃外的光景，看见司机看见的东西，顿时喉咙干燥。

“你是老大，伙计，”他轻声对凯勒说，“车子是你的，战争是你的，女孩也是你的。”

透过后视镜，杰里很痛苦地看见凯勒浮石般的脸孔，在经验与无能之间游走。

“慢慢朝他们开过去，”杰里说，他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改以法文说，“慢慢开。”

“没错，”凯勒说，“慢慢开。”

距离他们前方五十码，在浓密雨线笼罩之下，有一辆灰色卡车横挡在小径上。后视镜映出另一辆卡车停靠他们车子后方，堵住退路。

“最好跟他们摊牌。”凯勒声音急促而沙哑。他以健全的一手摇下车窗。女孩与杰里也摇下车窗。杰里将挡风玻璃的水汽擦拭干净，双手摆在仪表板上。司机握住方向盘上端。

“别对他们微笑，别跟他们讲话。”杰里命令。

“耶稣基督啊，”凯勒说，“上帝圣明啊。”

杰里心想，一谈起与红色高棉交手的经验，亚洲各地的新闻记者都有一套自己最津津乐道的故事，而多数故事属实。即使是弗罗斯特，此时此地可能要庆幸自己死得相对平静。他认识有些记者随身携带剧毒，甚至偷藏手枪，万一碰上这种情况时可以自救。要是被抓去，过了第一晚，就别想活着逃出去了，他记得。他们会先夺走你的鞋子，你的健康，以及上帝才知道的哪些部位。根据传言，第一晚是惟一的机会。他心想是否应该转述给女孩听，但他不希望伤到凯勒的自尊。他们踽踽前行，引擎呜咽转动。雨水四处飞溅，隆隆打在车顶，啪啪击中引擎盖，射进敞开的窗户。要是我们陷入泥沼，我们就完蛋了，他心想。前方的卡车仍不见移动，距离只剩不到十五码了，在滂沱大雨中像条闪闪发光的怪兽。卡车驾驶座漆黑一片，他们看见几张瘦脸监视着他们。到了最后关头，卡车往后窜入树叶中，仅留下通行的空间。奔驰车倾斜，杰里必须抓住车门梁，以免被摔到司机身上。右侧两个轮胎打滑哀叫，引擎盖摇动，几乎撞上卡车的挡泥板。

“没车牌，”凯勒吸了一口气说，“老天爷啊。”

“别急，”杰里警告司机，“放慢准没错。别开灯。”他紧盯后视镜。

“那些人就是穿黑睡衣的人啊？”女孩兴奋地说，“你连让我拍张照片也不准啊？”

没人搭腔。

“他们想干吗？他们想偷袭什么人？”她追问。

“别人，”杰里说，“不是我们。”

“跟在我们后面的混蛋，”凯勒说，“管他们是谁。”

“难道我们不应该警告后面的人？”

“没有工具。”凯勒说。

他们听见后方传来枪响，却头也不回地前进。

“该死的雨！”凯勒吸了一口气，有点自言自语的意味。“怎么搞的，突然下起雨来？”

雨势已接近尾声。

“可是，天啊，麦克斯，”女孩抗议，“他们刚才已经把我们盯得死死了，干吗不干脆解决掉我们？”

凯勒来得及回答前，司机以法文回答，轻柔而客气，只不过惟有杰里听懂。

“他们想来的时候就会来，”他边说边对着后视镜里的她微笑，“天气不好的时候。趁美国人在大使馆屋顶多加五公尺的水泥时，趁美军还披着斗篷，弯腰躲在树下时，趁记者在喝威士忌时，趁将军在抽烟时，这时候红色高棉走出丛林，割破我们的喉咙。”

“他刚说什么？”凯勒质问，“翻译啊，威斯特贝。”

“是啊，他讲了一堆，什么意思啊？”女孩说，“听起来很不错，好像是在提议什么。”

“听了不太懂，伙计。讲得像机关枪一样快。”

三人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得太大声，连司机也跟着笑。

在此过程中，杰里发现，他其实脑中只有丽姬。并非为了逃避危险——正好相反。如同现在包围他们的耀眼日光，如果他幸存，丽姬就是他的奖品。

来到金边，同样的太阳热情洒落游泳池畔。市区并没有降雨，但女子学校附近飞来一颗飞弹，炸死了八九名学童。南方人助理刚从现场数完尸体后回来。

“老麦在枪林弹雨中的表现怎样？”两人在走廊碰见时他问，“我总觉得他最近情绪有点紧张。”

“少在我眼前奸笑，”杰里忠告他，“否则别怪我真的一拳打烂你的小脸蛋。”南方人走开时持续奸笑。

“我们明天可以聚一聚，”女孩对杰里说，“明天整天没事。”

在她身后，凯勒正缓缓上楼，佝偻身躯穿着单袖衬衫，拉着扶手上楼。

“你要的话，今晚要聚一聚也可以。”萝莲说。

杰里单独坐在房间里一阵子，写明信片给猫咪。然后他前往麦克斯的分社。他有几个关于查理·马歇尔的问题要问。除此之外，他认为老麦希望有人陪伴。尽完职责，他叫辆三轮摩托车，再度前往查理·马歇尔住处，然而尽管他一再捶门叫喊，只能看见同样一对赤裸的棕色腿默默站在楼梯底部，这一次借着烛光。但他从笔记簿撕下的纸条已经不见。他回到市区，还有一个小时可以消磨，因此选择路边咖啡座，坐在一百张空椅子之间，慢慢饮用佩诺茴香酒，回想过去市区的姑娘坐着柳条小车，轻轻荡过他身边，低声以念经般的法文说出爱情的陈腔滥调。今晚，伴随暗夜颤抖的不是美景，而是偶尔传来的枪炮闷响，全市屈身静俯，等待致命的一击。

然而，最令人恐惧的不是轰炸，而是寂静。如同丛林一样，敌军逼近时产生的就是这种寂静，而非枪炮声。

外交官想开口时，首先想到的是美食，而在外交圈，碍于宵禁，用餐请早。并不是说外交官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只是全球外交官皆有一种迷人的傲慢气质，喜欢假想自己树立了榜样——对象是谁？什么样的榜样？只有天知道了。参赞宅邸位于低平多树的圈地，隔壁正是龙诺的豪宅官邸。杰里抵达时，车道上停了一辆官方大轿车，乘客正陆续下车，旁边吉普车上民兵绷着脸监看。杰里一面下车一面思考，不是皇室就是宗教老大。然而下车的人不过是美国外交官以及夫人，前来吃顿饭而已。

“啊。你一定是威斯特贝先生了。”女主人说。

她身材高挑，一身哈洛德服饰，一听“新闻工作者”之名喜上眉梢，其实只要不是外交官，不是参赞阶级，都让她喜上眉梢。“约翰啊，一直非常想认识你呢。”她爽朗地宣布，杰里猜她是想让他感觉自在一点。他跟着人潮上楼。男主人站在楼梯尽头，体型精瘦，蓄有小胡子，驼背，略带男孩气息，让杰里不禁联想到神职人员。

“哇，太好了！真棒。你就是那个打板球的。太好了。我们认识同一批朋友，对吧？今晚可惜不能用阳台。”他以调皮的眼神瞟了美国人的角落一眼。“显然好人太稀有了，不得不靠伪装过活。找到你的位置了吗？”他以指挥官的姿态指着以真皮框起的“座位配置”表。“过来跟你介绍一些人，一分钟就好。”他稍微将杰里拉到一旁，动作非常微细。“全都要经过我同意，懂吗？我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别让他们把你逼进角落，懂吗？发生了小小的骚动，不瞒你说。是本地的小事，跟你没关系。”

这位年老的美国人由于肤色黝黑，梳理整洁，第一眼看到觉得他身材矮小，然而当他站起来与杰里握手，他几乎与杰里同高。他穿的是生丝制的苏格兰花格外套，另一只手握着无线电对讲机，以塑料黑套子装着。他的棕眼珠充满智慧却过度令人尊敬，两人握手时，杰里内心响起一声“表亲”。

“幸会幸会，威斯特贝先生。听说你是从香港来的。港府总督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贝齐，这位是威斯特贝先生，是香港总督的朋友，也是主人约翰的好朋友。”

他指着一名体型庞大的妇女，张灯结彩地挂满市集买来的手工银饰，光泽暗淡。鲜艳飘逸的服装状似亚洲组曲。

“噢，威斯特贝先生，”她说，“来自香港。哈啰。”

其余来宾是本地各行各业的贸易商，女眷是亚欧混血儿、法籍以及科西嘉岛人。小男仆敲着银锣。餐厅天花板是光秃秃的水泥，客人鱼贯而入时，杰里看到有几双眼睛向上看，以确定没看走眼。一只银色卡片夹注明他是“威斯特贝阁下”，一只银色菜单夹说明晚餐是英式烤牛肉。银色烛台插有长长的蜡烛，具有宗教意味。几名柬埔寨男孩四处奔走，以鞠躬的姿势端来今早仍有电时煮好的餐点。一位足迹遍及全球的法国美女坐在杰里右边，蕾丝手绢塞进乳沟，另一条手绢握在手上，每次吃喝完毕，必以手绢轻点小嘴。她的名牌注明着希薇雅伯爵夫人。

“我拥有很多很多学位，”她对杰里低声说，一面轻啄牛肉，轻拍嘴唇，“我念过政治学、机械以及电机。一月的时候我心脏不好，现在复原了。”

“啊，轮到我了，我可是什么专长都没有啊。”杰里强调，玩笑发挥得太过头，“样样通，样样松，就是我们这一行的写照。”将这句话翻译成法文说出，花了他不少工夫。正当他仍费力讲法文时，相当靠近此地的某处传来机关枪声，连续发射很久，有害机身。没有传出回应的枪响。对话停滞。

“大概是某个天杀的白痴对着壁虎开枪吧。”参赞说，夫人则在餐桌另一端甜甜地朝他笑着，仿佛战争是他俩为宾客准备的短剧。寂静再度降临，比先前更加深沉，意味更为深长。娇小的伯爵夫人将叉子放在盘子上，发出如夜间电车的铿当响声。

“天啊。”她以法文说。

众人不约而同开始聊天。美国人的妻子问杰里从小生长在哪里，聊过之后，她接着问他现在家住哪里，杰里回答瑟罗广场，是老佩特的住处，因为他不想谈到托斯卡尼。

“我们在佛蒙特州有块地，”她语气坚定，“只是还没盖房子而已。”

两枚火箭炮同时落地。杰里估计大约在东方半英里处。他转头看窗户是否关上，瞥见美国丈夫的棕眼珠带有神秘的迫切感，盯着他看。

“明天有计划吗，威斯特贝先生？”

“重要的倒是没有。”

“如果我们能帮得上忙，请别客气。”

“谢谢。”杰里说，但他觉得对方的问话另有用意。

一名一脸聪颖的瑞士贸易商想到好笑的事，利用杰里在场的机会讲给大家听。

“没多久以前，整个金边枪林弹雨的，闪闪发光，威斯特贝先生，”他说，“我们以为这下死定了。噢，死路一条。今晚非死不可！什么都有，有炸弹，有曳光弹，全都倒进天空中，后来听说弹药就值一百万。连续打了好几个钟头。我有些朋友还到处找朋友握手。”一队蚂蚁雄兵从桌面下出现，开始以单一纵列行军横越清洗得一尘不染的花缎桌布，小心绕过银烛台与插满芙蓉的花盆。“美国人到处用无线电联络，跳上跳下的，我们全都用心考虑自己在撤退名单上的排名，不过好笑的是，你知道吗，电话线没断，我们甚至还有电可用。结果攻击目标竟然是什么？”——大家已笑得歇斯底里——“青蛙！一堆非常贪吃的青蛙！”

“蟾蜍。”有人纠正他，却止不住笑声。

美国外交官为做出彬彬有礼而能自我批判的典范，说出以下的话作为结尾，令人莞尔。

“柬埔寨人有一种古老的迷信，威斯特贝先生。月食发生的时候，必须制造大量噪音，必须放烟火，必须敲易拉罐，最好是发射价值一百万的炮弹。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青蛙啊，会吞掉月亮。我们早该知道这一点，可惜却不知道，结果害自己老脸挂不住。”他语带骄傲。

“是啊，你是料错了，老兄。”参赞满意地说。

尽管美国外交官的微笑保持坦然开放，双眼却继续流露出更加迫切的内涵，有如两位专业人士之间的沟通讯号。

有人聊到仆人，谈到他们听天由命的态度。这时响起单一爆炸声，既响亮又似乎相当接近，因此结束了这段表演。伯爵夫人希薇雅伸出手去握杰里的手时，女主人以质询的神态朝餐桌另一边的伯爵微笑。

“约翰，亲爱的，”她以极为好客的语调说，“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他大笑一声，“噢，越来越远，绝对是。不信问问大记者。他历经过不少战争，对不对啊，威斯特贝？”

此话一出，寂静的气氛如禁忌话题般笼罩全场。美国太太紧抱佛蒙特州那块地不放。也许啊，再怎么说，应该在上面盖点东西才对。也许啊，再怎么说，时候到了。

“也许我们应该写信给那个建筑师。”她说。

“也许我们的确应该写信。”她丈夫同意。这时全场陷入激战。从非常近处，机关枪爆裂声拖得很长，照亮了院子里晾的衣物，多达二十支机关枪持续没命集中发射。借着闪光，他们见到仆人匆忙走进屋内，在枪声下隐约听见下令、应答的声音，互相扯开喉咙大喊，以及铜锣乱敲的声响。在餐厅内，除了美国外交官，大家保持静止状态。美国外交官拿起对讲机凑在嘴边，拉出天线，喃喃讲了一句话，然后凑在耳边。杰里向下瞥见伯爵夫人一手安心地钉牢他的手。她的脸颊轻擦杰里肩头。火力转弱。他听见附近有小枚炸弹爆炸。没有震动，不过烛火应声倾斜，壁炉架上两张厚重的邀请卡啪的一声落下，静静躺着，是惟一可确认的伤亡人口。最后是独立的声响，是渐行渐远的单引擎飞机的呜咽声，如同儿童在远处闹别扭。参赞的轻松笑声盖过飞机，对着夫人说：

“啊，这一次恐怕不是月食喽，是不是啊，西尔斯？跟龙诺毗邻而居的好处就在这里。一定是他某个飞行员，因为薪水时有时无终于受不了，开走一架飞机对着皇宫扫射。亲爱的，你不是准备带女士们去补妆，做你们女人做的事吗？”杰里再度瞥见美国外交官的眼神，这次判定，他的眼神代表愤怒。他就像是立志济贫，却逼不得已与富人瞎耗时间。

下楼后，杰里、参赞与美国外交官静静站在一楼书房。参赞显出如狼见人般的羞怯。

“好吧，”他说，“总算把你们两人凑在一块儿了，那我就告退了。威士忌装在带盖酒瓶，对吧，威斯特贝？”

“对，约翰。”美国人说，但参赞似乎没听见。

“要记住一点，威斯特贝，命令是下给我们的，对吧？由我们来负责。对吧？”接着以你知我知的手势摇摇手指然后离去。

书房点了蜡烛，是个具有男人味的小房间，没有镜子，没有图画，只有肋骨状的柚木天花板，以及一张金属书桌，漆黑的屋外再度一片死寂，只不过壁虎与牛蛙的叫声喧天，恐怕连最精密的窃听器都可能录不着东西。

“嘿，让我来拿。”美国人挡住杰里前往餐具橱的脚步，表演出为他调一杯正合他意的好酒。“水还是苏打，别让我倒太多了。”

“大老远把两个朋友凑在一起，好像太扯了点。”美国人说，他的音调紧张而啰唆，在餐具橱边一面倒酒一面说。

“的确。”

“约翰做人是不错，不过他有点拘泥规矩。你们的人现在在这里没有资源，不过他们拥有某些权利，所以约翰希望确定球不要从自己球场漏掉，永远追不回来。我能了解他的观点。只不过，有时候得花上一些时间。”

他从花格外套里取出一个长长的棕色信封，递给杰里，然后再以与先前同样意义深远的热度看着杰里拆信。信纸上的字似乎一抹即去，如光面相纸。

某处传来儿童啼哭声，随即止住。他心想，在车库，仆人收留大群难民，参赞则被蒙在鼓里。

缉毒署西贡报告查理·马歇尔。报告：马歇尔预计明晚七时三十分经拜林佛蒙特州抵达马德望……改装DC4卡菲尔飞机，有印支包机标志，“各样货物”……预计下一站金边。

杰里接着看了电报传送日期与时间，不禁勃然大怒。他记得昨天在曼谷奔波走访，今天则与凯勒以及那女孩心情浮躁地搭出租车，因此一声“去你的”，将电报用力摔在两人之间的桌上。

“这东西你收到多久了？不是明天，是今晚哪！”

“很不幸的，我们的主人无法提早举行婚礼。他的社交时间表排得很满。祝你好运。”

他悄悄收回电报，态度与杰里同样气愤，收进外套口袋里，转身上楼去找妻子。他妻子正忙着欣赏女主人因缺乏鉴赏力而收集到的赃物佛像。

他独自站着。一枚火箭炮落下，这一次相当靠近。蜡烛熄灭，夜空在这场若真似假、荒谬诙谐的战争中，似乎终于抵不住压力而裂开。机关枪也没头没脑地一起吵闹起来。空荡荡的小书房铺了地砖，嘎嘎动摇，如点播机般歌唱起来。

转眼之间，声响停止，整个市区寂静一片。

“什么事不对劲，老弟？”参赞从门口真心询问，“美国佬惹你不高兴了吗？最近他们好像总想单手统治全世界。”

“我需要六个小时的选择。”杰里说。参赞不太懂。杰里解释了行动程序后，快步消失在夜色里。

“有交通工具吗，老弟？那就对，不然他们会开枪射你。小心慢走啊。”

他跨步疾行，驱动力是一肚子火与厌恶感。宵禁早已开始。没有街灯，没有星光。月亮不见了，皱橡胶的鞋底吱吱作响，如影随形，宛若不请自来的隐形同伴。马路对面的皇宫周围发出惟一的光线，却没有一丝照到杰里这边的街道。高墙挡住内部建筑物，高高的铁丝网冠在墙头，在黑夜与无声的天空衬托下，轻型地对空炮管闪现青铜色。年轻士兵聚在一起，打着盹，杰里走过他们身边时，又响起一阵锣声，是哨兵长想吵醒哨兵。路上没有车辆，但在哨兵站之间有难民沿着人行道建立起长形夜间村落。有些以长条褐色油布遮盖，有些睡在厚木板双层床上，有些则以微小的火焰煮食。他们找到的食物是什么，只有天知道了。有些紧紧围成一圈，向内面朝彼此。一辆牛车上，有个女孩与男孩躺着，年龄与他最后一次当面见到猫咪时相仿。难民达数百人，却连丝毫声响也没发出，因此杰里走了一段距离后竟然回头确定难民是否存在。如果难民确实存在，夜色与寂静也将他们隐藏起来了。他回想晚宴。晚宴是在另一国度举行，完全属于另一个宇宙。在此地，他毫无关联，却不知不觉间接促成这场灾难。

要记住，命令是下给我们的，对吧？由我们来负责。对吧？

汗水开始流下，出于什么原因他不清楚，而夜间空气了无冷却效果。黑夜与白天同样燠热。在他前方的市区，一枚流弹毫不留心地落地，随后又来了两枚。他心想，他们一定是潜进稻田里，将距离拉近至火箭炮攻击范围之内，静静埋伏，搂着小段小段的排水管以及小炸弹，然后发射，没命狂奔进丛林。皇宫在他身后。连续炮声响起，几秒间，他能借闪光看清前方路线。马路宽敞，是一条大道，他尽可能保持在马路中间。偶尔他能分辨出横向街道，间隔规律。如果他弯腰，甚至能看见树梢撤退至颜色较淡的夜空。有辆三轮摩托车噗噗经过，转弯时神态紧张，撞上人行道，然后停下。他本想叫车，却认为继续步行比较妥当。黑暗中，有男性嗓音以怀疑的语气向他招呼，是低语，内容却不是秘密。

“晚安，先生？晚安？”

每隔一百公尺，有哨兵一至两名，双手握着卡宾枪。他们的喃喃话语传到杰里耳朵里，听似邀请，但杰里保持戒慎恐惧，双手摊开，远离口袋，让士兵看个清楚。有些哨兵看见来人是汗流浃背的欧洲巨无霸，大笑着对他挥手，要他通过。也有哨兵持手枪对着他脑袋，命令他止步，抬头借着脚踏车灯专心打量他，一面问他问题，以练习法文。有些人向他讨香烟，他免费奉送。他解开风衣，将衬衫敞开至腰际，空气却仍无法冷却他，他不禁纳闷自己是否发烧，是否如昨晚在曼谷，会不会在床上醒来，俯卧黑暗中拿着台灯，准备击破某人的脑袋。

月亮露脸了，由似泡沫的雨云半遮掩。在月光下，他的旅社犹如上锁的城堡。他走到庭园围墙边，顺着墙壁向左走进树林，直到墙壁转弯为止。他将风衣丢上墙，吃力爬过。他走过草坪来到门阶，推开进入大厅的门，向后退了一步，发出惊呼声。大厅漆黑一团，只有一柱月光，如聚光灯般照在发光的大茧上，茧则包着棕色的蛹，是具裸身的人体。

“有何贵干，先生？”对方以法文轻声问。

原来是守夜人睡在吊床上，挂着蚊帐。

守夜的男孩递给他一把钥匙与一张纸条，静静收下小费。杰里借打火机的光阅读字条。“亲爱的，我在二十八号房间，好寂寞。过来陪我。L。”

搞什么鬼？他心想。也许能因此再拼凑出线索来。他登上二楼，忘记了她可憎的陈腐平淡，只想着她的长腿，想着她在河岸小心踩着轮痕时扭臀的模样，想着她如矢车菊般紫蓝色的眼珠，想着她卧在沙坑时那份寻常的纯种美国人重力，只想着自己对人性温情的渴望。凯勒管他去死，他心想。拥抱某个人才算是活着。或许她也很害怕。他敲门，等待，然后推一下。

“萝莲？是我。威斯特贝。”

仍无动静。他走向床边，注意到遍闻不着女性气味，甚至连粉扑或体香剂的气味也没有。走向床铺时，他借月光看见熟悉得令人惧怕的景象，蓝色牛仔裤，厚重的两色靴，以及一台奥里维提手提式打字机，与他自己的不无相似之处。

“再靠近一步就告你强奸少女。”陆克边说边扭开床边桌上酒瓶的软木塞。

16　查理·马歇尔之友

他在天明之前起床。在陆克的地板上睡了一晚。他取出打字机与肩袋，只不过两者他都用不上。他留下纸条请凯勒发电报给史大卜，报告他即将到偏远地区报道围城的新闻。睡地板让他背痛，那瓶酒让他头痛。

陆克说，他来这里采访战地新闻，是因为分社希望他暂时对大牛歇手。此外，他那位脾气暴躁的房东积克·赵终于将他赶出公寓。

“我走投无路了，威斯特贝！”他哭叫着，然后开始在房内四处哀嚎着“走投无路了”，最后杰里为了替自己争取一点睡眠机会，也为了阻止邻居敲撞声，将备用钥匙从钥匙圈取出，朝他扔过去。

“我回来的话，”他警告，“你就得搬走，懂了吗？”

杰里问他弗罗斯特案情发展情况。陆克已忘得精光，杰里不得不提示。啊，他呀，陆克说。他呀，对啊，是有一些报道，说他耍过三合会，也许再过一百年那些报道说不定全会成真，不过现在有谁管那么多？

可惜就算当晚，他仍难以成眠。两人讨论过今天的行程。陆克提议，不管杰里做什么，他也要跟着做。他强调，孤零零死去太无聊了。最好是一起买醉寻欢。杰里的回应是，想等两人一起步入夕阳余晖走上尽头，陆克可要再等一阵子，因为他今天想打探消息，而且想单独行动。

“打探什么鬼消息嘛。有新闻要同享。是谁免费给你弗罗斯特消息的？没有小陆在场，哪来的好事？”

杰里很不客气地对他说，几乎到处都找得到。隔天早上他设法在不吵醒陆克的情况下离开。

他首先往市集走，喝了一碗中国汤，研究着摊贩与店面。他选中一名印度年轻人，卖的不外乎塑料桶、水瓶与扫把，收益却似乎非常可观。

“你另外还卖什么，伙计？”

“先生，对所有绅士，我什么都卖。”

两人玩起猜谜语。不对，杰里说，他想买的不是用抽的，也不是用吞的，也不是用鼻子嗅的，也不是打在手腕上的。至于众多美貌的姐妹、亲戚、少年，他也兴趣缺缺。杰里在这方面的需求已经满足了。

“这么说来，真好，先生，你是个非常快乐的男人。”

“我其实是想买东西送朋友。”杰里说。

印度男孩以尖锐的眼光前后扫描街道，不再玩猜谜语。

“是友善的朋友吗，先生？”

“不十分友善。”

两人共乘一辆三轮摩托车。印度男孩有个伯伯在银市卖佛像。他的店后面有个房间，上了门栓也上了锁。杰里花了三十美元买下一把精致的棕色华瑟冲锋手枪，可装二十轮弹药。他回到三轮摩托车时想到沙拉特的老大，一定会因此气得重度昏厥。首先，他们认为“不当配备”是罪上加罪。第二，他们倡导小枪制造的麻烦多过于好处，这根本是胡说八道。然而，如果杰里将他在香港的卫卜利手枪偷渡到曼谷，再转来金边，他们得知后必定更加暴跳如雷，因此杰里认为，他们应该庆幸才对，因为不管他们本周中心目的是什么，他都不想不带枪行动。来到机场，没有飞机前往马德望，但这里的飞机其实哪里也不飞。跑道上呼啸起降的飞机是全身银色的稻米喷射机，昨晚火箭炮刚炸出坑洞，因此正在兴建新的堤坝。杰里看着卡车运来一车车泥土，苦力忙着填满火药箱。他决定的是，如果不干这一行，我要改做沙土生意，专门卖给围城。

来到候机楼，杰里发现一群空中小姐喝咖啡谈笑，他摆出潇洒的姿态加入。一位高挑的女孩会讲英文，显出怀疑的脸色，拿着他的护照与五元后离去。

“不可能的啦，”她们全以法文向他保证，一面等着长腿空姐回来，“座位全满了。”

长腿空姐面带微笑回来。“机长的疑心非常重，”她以英文说，“如果他不喜欢你，他就不载你。不过我给他看你的相片，他同意超载。照规定他只能载三十一人，不过他答应载你，他不管，他重义气，只要你给他一千五百柬币的话。”

飞机有三分之二是空位，露水从机翼上的弹孔滴落，犹如未经包扎的伤口。

在当时，马德望在这个龙诺政权日渐缩水的半岛上是最安全的市镇，是金边最后一座农场。他们在公认红色高棉肆虐的领域上空吃力回旋了一小时，连个人影都没看见。飞机绕圈时，有人从稻田懒懒地发射子弹，机长象征性转了两个弯躲子弹，但杰里比较关心的是在飞机降落前记住地形地貌：停机湾；哪些跑道供民航，哪些供军机起降；以铁丝网封起的围地，里面有货仓。飞机降落在富裕田园的氛围里。枪炮掩体四周开了花朵，胖胖的棕色鸡在炸弹炸出的坑洞里疾行，水电不虞匮乏，只不过电报发至金边需一星期。

杰里此时小心翼翼走着。他寻找掩护的本能变得敏锐无比。“杰里·威斯特贝阁下，杰出记者，报道围城经济。”伙计，如果你个头跟我一样高大，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提出好得不得了的理由。因此他放低身段。来到询问柜台，在数名沉默男子的监视下，他询问了本地最高级旅馆的名称，写下两三个，同时继续研究飞机与建筑物的配置。他从一间办事处绕到另一间办事处，询问如何空运新闻稿件到金边，大家却丝毫没有概念。他持续进行秘密侦查，拿着报社电报卡到处询问总督皇宫怎么走，暗示着他与大人物有事相商。自古到今，他是来到马德望的记者中最显眼的一位。这时他记下注明“工作人员”与注明“闲人勿进”的门，也记下男士洗手间，以便闯关成功后能描绘整个中央大厅的草图，重点放在通往机场铁丝网封锁区的出口。最后，他询问目前有哪些飞行员在马德望。他表示，他认识几名飞行员，因此万一逼不得已，最简单的计划是请飞行员帮他带新闻稿件到金边。一位空姐拿出名单，朗诵出姓名，这时杰里轻手将名单翻过来，其他姓名尽收眼里。印支包机的班机列名其中，但没有附上飞行员姓名。

“安崔亚斯机长还帮印支包机开飞机吗？”他询问。

“哪位机长，先生？”

“安崔亚斯。我们以前都叫他安崔。矮矮的，喜欢戴墨镜。专门飞磅湛。”

她摇摇头，说只有马歇尔机长和瑞卡度机长飞印支包机，不过小瑞机长已在坠机后被烧死。杰里假装不感兴趣，反而随口问到马歇尔机长的卡菲尔是否预计下午起飞，他的根据是昨晚的电报。然而已经没有空位供货机起降，已预订一空，印支包机总是满当当。

“知不知道上哪里才找得到他？”

“马歇尔机长从不飞上午，先生。”

他搭出租车进市区。最高级的旅馆是主要道路上一处跳蚤猖獗的棚舍。马路本身狭窄，令人掩鼻，震耳欲聋，是蓬勃发展中的亚洲新兴市镇，灌满了本田汽车的噪音，挤满了一肚子怨气的暴发户奔驰车。为了保持伪装身份，他开了房间，预付住宿费，包括“特殊服务”费。所谓特殊服务，其实只是将床单清洗干净，而不是直接睡在前人躯体轮廓尚存的床单上。他请司机一小时后回来。碍于习惯，他忍不住要了一张灌水收据。他冲了澡，换了衣服，客气地倾听小男仆解释，过了宵禁时间应从哪里爬进来。之后他到外面吃早餐，因为当时才上午九点。

他提着打字机与肩袋。他没看见欧洲人。他看见制篮工，卖皮摊贩，水果摊贩，也再度发现随处可见偷来的汽油装在瓶子里，摆在人行道上，等待炮弹触发。树上挂了一面镜子，杰里看着牙医帮病人拔牙，病人被绑在高椅上，而尖端红色的牙齿则慎重加入展示今日战果的行列。这一切，杰里装模作样记录在笔记簿上，以符合狂热报道社会现状的记者形象。坐在路边咖啡店享用冰啤酒与鲜鱼时，他看着马路对面注明“印支包机”的办公室，既寒酸又呆滞。杰里等人前来开门。苦等无人。“马歇尔机长从不飞上午，先生。”来到专卖儿童脚踏车的杂货店，他购买一卷橡皮胶带，回到房间，将华瑟枪贴在肋骨上，以免挂在皮带上荡来荡去。着装完毕后，胆大无畏的记者准备继续秉持伪装身份行动。在外勤情报员的心态上，在情势越来越紧张时，伪装身份有时只不过是自我合理化的举动，多此一举。

总督府位于市区边缘，前方有阳台与法国殖民地式大门，助理七十余人。宽广的水泥廊厅通往一间从未完工的等候室，也通往后面小得多的办公室。经过五十分钟的等待，杰里终于获准进入其中一间，接见他的柬埔寨人身形迷你，身穿黑西装，阶级极高，是从金边派来处理多嘴的特派记者。有人说，他父亲是将领，他负责马德望一带的家族鸦片生意。他的办公桌很大，大得不相称。在场几人懒散地或坐或站，表情非常严肃。其中一人穿着制服，挂了不少勋章彩条。杰里深度探访背景，写下了一串迷人美梦：共军即将败阵；目前正认真考虑是否重开全国道路系统；观光业是本省的带头成长的产业。将军之子说话温吞，一口法文讲得漂亮，显然自己听得也很舒服，因为他眼睛半闭，说话时面带微笑，仿佛正在欣赏动人的音乐。

“先生，容我最后警告贵国。你是美国人吗？”

“英国人。”

“一样。告诉贵国政府，先生，如果不帮我们继续对抗共产党，我们会改向俄国求助，请他们接替贵国的角色，协助我们抗战。”

噢，老母，杰里心想。哇塞。老天爷啊。

“我会代为传达的。”他承诺，作势离去。

“请留步，先生。”高级官员尖声说，半打瞌睡的朝臣起了一阵骚动。他打开抽屉，抽出一个慑人的档案夹。弗罗斯特的遗嘱，杰里心想。我的赐死令。给猫咪收集的邮票。

“你是作家？”

“对。”

柯对我伸出手。今晚动笔，明天醒来时我喉咙多了一道。

“你念过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先生？”官员询问。

“牛津。”

“伦敦的牛津？”

“对。”

“这么说来你念过法国大诗人的作品喽，先生？”

“兴味盎然。”杰里热情回答。朝臣脸色极为凝重。

“这样的话，请先生为以下这段诗贵赐高见。”迷你官员以高贵的法文开始朗诵，并以手掌缓缓指挥。

爱侣成双，端坐地表，

凝望大海。

他开始朗诵，接着又念了大约二十句令人如坐针毡的诗句，杰里听了一头雾水。

“怎样，”官员最后说，将档案夹放在一旁，“意下如何？”他询问，炯炯目光对准办公室内不明之处。

“太棒了！”杰里热忱如泉涌。“精彩。感觉敏锐。”

“你认为是谁写的？”

杰里随便找来一个名字。“拉马丁？”

高官摇摇头。朝臣将杰里盯得更紧了。

“雨果？”杰里再猜。

“我写的啦。”官员叹了一口气，将自己的诗放回抽屉。朝臣放松心情。“好好关照这位文人。”他命令。

杰里回到机场时，发现情况一片混乱，极为危险。奔驰车在降落跑道来回奔驰，仿佛有人入侵巢穴，前院则是灯光大作，到处是摩托车与警报声。廊厅围起封锁线，他以争论的方式通关，里面挤满了一脸惊恐的民众，争先恐后看着公告栏，彼此呼喊，同时听着震天响的扩音器。他努力推开人群走到柜台，发现已经关闭。他跳上柜台，透过防炸板的小洞看到机场。一班武装士兵正在空荡荡的跑道上，往一群白旗杆小跑而去，国旗因无风而下垂。士兵将两面旗子降至一半，廊厅里的扩音器中断，播放几音节的国歌。在热腾纷扰的当口，杰里寻找可以交谈的对象。他选上了一位高瘦的传教士。传教士的黄发剃成小平头，戴眼镜，褐色上衣口袋别了一个六英寸银色十字架。两位围上教士项圈的柬埔寨人站在他身边，神情悲苦。

“您会说法文吗？”

“会，我也会说英文！”

口音轻快地纠正他。杰里猜他是丹麦人。

“我是记者。这里出了什么事？”他将嗓门拉到最大。

“金边机场关闭了，”传教士大声回应，“飞机一律不准起降。”

“为什么？”

“红色高棉击中了飞机场的军火库。至少要等到明天早上才能开放。”

扩音器又开始吱喳起来。两名柬埔寨教士聆听着。传教士几乎折腰才能听见他们喃喃翻译的声音。

“灾情惨重，已经炸掉六七架飞机了。噢，对了！他们机场完全瘫痪。当局政府怀疑遭到暗算。也许抓了几个人进监狱。说也奇怪，怎么会把军火库设在机场呢？太危险了吧。到底是什么原因？”

“问得好。”杰里赞同。

他如犁田般在廊厅吃力前进。A计划已胎死腹中。他的A计划通常会难产。“限工作人员”的门由一对非常严肃的保镖看守，碍于情势紧张，他不愿厚脸皮贸然闯关。群众朝旅客出口处推挤而去，饱受侵扰的地勤人员拒收登机证，饱受侵扰的警方则受到通行证轰炸。通行证的设计用意是预防他们骚扰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任凭人群推挤他前进。来到边缘处，一组法国贸易商嚷着要求退票，老年人则准备就地过夜。然而人群中心则相互推挤，四处张望，传播最新谣言，人潮动力以稳定的速度将他推到前方。到了前方，杰里偷偷取出报社电报卡，翻越临时路障。高阶警官满头油光，好整以暇看着杰里，眼神轻蔑，下属则努力对付群众。杰里直接大步走过去，肩袋在手上晃来晃去，将报社电报卡推向他鼻下。

“美国安全人员。”他以难听的法文吼叫，接着朝旋转门边的两人咆哮，一路闯进停机坪，继续往前挺进，不断料想着背后有人命令他止步或对空鸣枪，或在开枪作乐的气氛下连鸣枪示警也省略，直接送上一枪。他怒气冲冲地走着，带有粗暴的权威，晃着肩袋，以沙拉特的作风来分散注意力。在他前面，六十码，迅速减为五十码之处，停了一排单引擎空军教练机，没有标志。更远处是圈地，以及货物仓库，号码从九到十八。在仓库更远处杰里看见一簇飞机棚与停机湾，以中文外几乎各种语言标明“禁止进入”。杰里来到教练机前，以傲慢的大步走过，仿佛正在进行督察。教练机以牵着铁丝的砖块固定。他稍停脚步，却没有完全站住，不耐烦地以羊皮靴踢踢砖头，拉拉副翼，摇摇头。在他左边的沙包掩体里，一组地对空射击人员无精打采地看着他。

“你干吗？”他们以法文问。

杰里半转身，以双手围成喇叭说：“帮老天爷看天空啊。”他以标准美语说，生气地指向上天，继续向前走，最后来到高高的圈地。圈地敞开，仓库则在他前方，通过后，机场与塔台都将看不见他。他走在破碎的水泥地上，裂缝长出茅草。视线所及处不见人影。仓库以挡雨板搭建，三十英尺长，十英尺高，以棕榈叶罩顶。窗上的木板注明“无雷管炸弹碎片存放处”。另一侧，有一条被踏烂的泥土路通往停机棚。杰里从裂缝中看到停放的货机，色彩有如鹦鹉。

“给我逮着了吧。”杰里大声自言自语，进入仓库另一侧安全地带。这时，如同寂寞行军数月后首度见到敌军，前方清清楚楚摆了一架破烂的蓝灰色DC4卡菲尔，肥如青蛙，蹲在破碎的停机坪上，机鼻打开。柴油从右引擎如黑雨般迅速滴落，一名瘦长如纺锥的华人戴着满是军方标志的航海帽，站在装货区下抽烟，清点货物。两名苦力来回忙着搬布袋，另一名则以古老的起重机运送。他脚边有群鸡猛刨地。在机身上，德雷克·柯赛马招牌的颜色褪色，上面以火红漆上印支包机，前三个字母与后两个字母因进行整修而不见。

“噢，查理啊，他有金刚不坏之身，完完全全百战不死！查理·马歇尔啊，刁先生，他呀，很厉害哟，有一半华人血统，皮包骨，爱抽鸦片，飞行技术一把罩……”

杰里打了个寒战，心想，他最好是金刚不坏之身。苦力将货物一袋袋扛进机鼻，进入破损的机腹。

“阁下，瑞卡度老大的终生好友，”库洛说过，为丽姬的描述补充，“那位好小姐敬告过我们，他一半是潮州人，也参加过数场徒劳无功的战事，是光荣的老将。”

杰里维持站姿，不多加隐藏自己，拳握肩袋晃动，面带英国人那种不起作用的歉意微笑。苦力现在似乎从数处朝飞机集中，全数远大于二。杰里转身背对他们，重复巡行仓库的动作，姿态如他刚才巡行经过教练机，或是前往弗罗斯特办公室的走廊上，窥视挡雨板的隙缝，却只见几只破纸箱。“想在马德望营运，权利金就要花上五十万美金。”凯勒说过。以这种价格，哪来重新装潢的钱？仓库打开，他看见四辆军用卡车满载蔬菜水果，以及没有标志的黄麻布袋。军卡的后挡板朝向飞机，漆上炮兵标志。每辆卡车上站了两名士兵，将黄麻布袋下传给苦力。比较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将卡车开到停机坪，但此地弥漫谨慎行事的气氛。“陆军喜欢参一脚，”凯勒说过，“海军派船队沿湄公河直下，一次可赚好几百万。空军喜欢漂漂亮亮的，派轰炸机载水果，派直升机空运有钱的华人，而不是去受到攻击的城镇空运伤员。开战斗机的男孩就吃不到了，因为他们哪里降落就要在哪里起飞。不过陆军真的必须到处挣点外快求生。”

杰里比较靠近了飞机，能听见查理·马歇尔对苦力吆喝。

他又走到有仓库的地方。第十八号有双扉门，印支包机的大名以绿漆涂在木造部分，由上而下，如此一来从任何距离看来都类似中文字体。在阴暗的内部，一对华人男女乡下人蹲在泥土地板上。一头被绑起来的猪趴在地上，头靠在老人穿着拖鞋的脚上。两人另外拥有一个长型的灯芯草包裹，以细绳一丝不苟地包扎。有可能是尸首。一个水瓶放在角落，旁边摆了两只饭碗。仓库里别无他物。“欢迎光临印支包机转机休息室。”杰里心想。汗水流下肋骨，他随着苦力行列前进，直到与查理·马歇尔并肩而立。查理·马歇尔以高棉语扯开嗓门吆喝，一面摇着笔清点货物。

他穿了一件油腻的白色短袖衬衫，肩章上的金杠多到能让他在任何空军当上正式将军。两个美国战斗缝章缝在正面，旁边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勋章彩带与共产党的红星。一块缝章写着“为耶稣杀共产党”，另一块缝章写的则是“耶稣的内心是资本主义者”。他面朝下，脸孔在巨大的航海帽阴影中。帽子随时可下滑盖住耳朵。杰里等他抬头。苦力已经嚷着要杰里走开，但查理·马歇尔继续顽固地面朝下，一面在清单上写字，愤怒地吆喝回去。

“马歇尔机长，我是伦敦一家报社的记者，想写篇有关瑞卡度的报道，”杰里轻声说，“我希望能搭你的飞机到金边，顺便跟你请教几个问题。”

他边说边轻轻将那本《憨第德》摆在货物上，三张百元钞票呈扇形夹在书里，偷偷露出。沙拉特派的伪装大师说，声东方能击西。

“听说你喜欢伏尔泰。”他说。

“我谁都不喜欢。”查理·马歇尔对着货物以沙哑的假音反驳，帽子再往下滑，盖住更多脸。“我痛恨全人类，听懂了没？”他的辱骂语句尽管带有华人的下降调，无疑是法裔美国人的口音。“拜托老天爷，我痛恨人类的程度之深，如果人类不赶快自动爆炸成碎片，我可要买一堆炸弹亲手引爆了！”

他的听众走了。在查理·马歇尔的论点阐述完毕前，杰里已登上钢梯一半。

“伏尔泰懂个屁！”他对下一个苦力大骂。“他打错战争了，听懂没？放到那边去啦，你这个又懒又蠢的东西，再去抓一把！笨蛋！”

尽管如此，他仍将伏尔泰放进松垮长裤的后口袋。

飞机内部漆黑宽敞凉爽，犹如大教堂。座椅已拆除，有如建筑模型的穿孔架子装在墙上。猪与珠鸡的死尸从舱顶垂下。其他货物都堆在进出通路，从机尾开始堆起，让杰里对起飞怀有不祥预感。货物不外乎杰里刚才看见军卡上的蔬果与黄麻布袋，标出“谷物”、“稻米”、“面粉”，字体大到连最不识字的缉毒干员也看得懂。然而黏稠的酵母与蜜糖气味充满货舱，不需要标示。有些布袋围成圆圈，围出供其他乘客乘坐的区域。这些乘客以两名面貌庄严的华人为首，穿着寒酸的灰布衣。从两人类似的外貌、静肃而高人一等的姿态来判断，杰里立刻推论出两者必定具有某种专业知识。他记得，以前偶尔会帮忙带炸药专家以及钢琴师脱离危险地带，对方毫无感激之情。在他们身边坐了三名山民，稍微保持距离以示尊重，全副武装，抽着香烟，端着饭碗扒饭。杰里猜想可能是北边国境的苗人或掸族人。查理·马歇尔的父亲就是在当地拥兵自重。从他们怡然自在的神态判断，可能属于常驻的帮手。另一人的层级则完全不同，是炮兵上校，设想周到，供应运输与护送士兵，随行人员是海关高官，少了这人，凡事都难办成。他们坐在通道上特别提供的椅子里，以雍容的姿态向后靠，骄傲地看着持续进行的搬运，穿的是这种典礼中最佳的制服。

此行另有一人，独自躲在机尾的箱子顶端，头几乎碰到舱顶，完全无法辨别面貌细节。他自己喝着一瓶威士忌，甚至自己有个酒杯。他戴着卡斯特罗帽，蓄有大胡子。深色手臂上几条金色袖口链扣闪闪发亮，当时大家称之为CIA手链（只有戴这种炼链的人不知道），因为众人乐观的臆测是，如果有人陷入敌境，可以一次送一节，直至脱困为止。他的双眼靠在AK47自动步枪油光闪闪的枪管旁，盯着杰里不动，却晶亮异常。“他从机鼻监视我，”杰里心想，“我一离开仓库，就被他盯上了。”

两名华人是厨师，他忽然灵光一闪。化学师在黑道的绰号就是厨师。凯勒说过：“鸦片航空”经常载运原料至金边提炼，但苦口婆心就是劝不动厨师前来围城效命。

“嘿，你过来！伏尔泰！”

杰里连忙向前走到机舱前端。他向下看，看见老农夫妇站在梯子最下面，查理·马歇尔则从他们手上抢来那条猪，一面推着老妇人走上钢梯。

“她爬到上面后，你伸手抓住她，听懂了没？”他呼喊，双手抱住猪。“要是她摔下来跌破屁股的话，跟那些蠢蛋有理也讲不清了。你是什么缉毒英雄吗，伏尔泰？”

“不是。”

“好吧，那你就紧紧抓牢，听懂了没？”

她开始向上爬，上了几阶，她开始哀嚎，查理·马歇尔则设法一手夹着猪，另一手一巴掌响亮地打在她臀部，以中文对她破口大骂。丈夫匆忙跟在她身后，杰里则将两人安然拉上来。最后是查理·马歇尔如小丑的头部探入机鼻。虽然脸部大半被帽子遮住，杰里仍首度看清帽下面貌：棕色皮肤，骨瘦如柴，半垂的华人眼皮，一张法国人的大嘴，吆喝时朝四面扭曲变形。他将猪推过去，杰里抓住，猪又叫又蠕动，他送还给老农夫妇。随后查理将一身无肉的躯干拉上飞机，如同蜘蛛爬出水沟一般。他一上来，海关官员与炮兵上校立刻起立，拍拍屁股，迅速走向阴影中头戴卡斯特罗帽的男子。男子仍跨坐在纸箱上。来到他面前后，他们尊敬地等候，如同教区副执事将献金送上祭坛。

手链亮光闪动，一手向下伸出，一次，两次，接着一阵崇敬的寂静降临现场，两人仔细数着一堆钞票，众人旁观。几乎不约而同的，他们回到梯子顶端，查理·马歇尔拿着货单等待。海关官员签了名，炮兵上校以赞同的眼光看着，接着两人敬礼后爬下梯子。机鼻振动至将近全闭合的位置，查理·马歇尔踢了一下，扔了几张草席挡住空隙，再快速爬过包装纸箱，来到通往座舱的内梯。杰里跟着他身后爬上去，在副机长座位坐定，默默祷告。

“飞机大约超重五百吨。飞机漏油。飞机载了一个武装保镖。机场禁止我们起飞。金边机场禁止降落，当地大概被炸出白金汉郡一样大的大洞。脱离赤柬抵达安全之地需一个半小时，如果对方任何人告密，高手威斯特贝的手脚会被绑起来，抱着装有鸦片原料的两百个布袋。”

“这东西怎么飞，你会吗？”查理·马歇尔边喊边启动一排发霉的按钮。“你是个飞行大英雄吧，伏尔泰？”

“我痛恨得要死。”

“我也是。”

查理·马歇尔抓住苍蝇拍，扑向挡风玻璃上嗡嗡飞的大苍蝇，然后一个个发动引擎，最后整架可怕的飞机喘气动摇，如同驶回克拉珀姆丘的伦敦末班公交车。无线电嗤嗤作响，查理·马歇尔还有时间对控制塔台讲黄色笑话，先以高棉语说，然后遵循飞航传统，以英文报告。前往跑道最远一端时，飞机经过两三座炮台，一时之间杰里认为激动过度的士兵会朝机身扫射，后来他以感激之情想起陆军上校与军用卡车以及贿赂。又来了一只大苍蝇，这次杰里取来苍蝇拍。飞机似乎丝毫不见加速，然而仪表板半数指标都指向零，因此他无法确定。跑道上机轮的声响似乎比引擎还吵。杰里回想起老爸杉波的司机开车送他回学校的经过：缓缓驶过必经的西部便道，往斯劳而去，最后抵达伊顿。

两名山民前来参观，笑得合不拢嘴。一丛棕榈树朝他们跳跃而来，但飞机双脚稳稳踩住地面。查理·马歇尔心不在焉地往后拉操纵杆，收拢起落架。杰里不太确定机鼻是否真已拉起，再度回想到就学的情景，回想到跳远竞赛，忆起同样的感受——没有起飞，却脱离地面。他感受到振动，听见机腹掠过树林时树叶的唰唰声。查理·马歇尔对着飞机臭骂，要飞机往该死的天空上升，但有一世纪之久的时间，飞机的高度丝毫不见增加，只是在蜿蜒的道路上空数英尺嗡嗡悬挂。道路一意向上伸入山脉里。查理·马歇尔想点烟，所以让杰里握住他面前的方向盘，感受活蹦乱跳的方向舵。查理·马歇尔重掌方向盘后，飞向山脉最低点的一处缓坡。转弯后，掠过山脉顶端，接着再回旋三百六十度。向下望着棕色屋顶、河流、机场时，杰里盘算高度大约一千英尺。就查理·马歇尔而言，以这高度来定速航行很舒服，因此他现在总算摘下帽子，摆出大功告成的姿态，以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犒赏自己。酒瓶放在他脚边。飞机下方的暮色越来越浓，褐色的泥土则柔柔地融入淡紫。

“谢谢，”杰里接下酒瓶说，“对，我也想喝。”

杰里开始与他闲聊——如果扯开嗓门对谈也算闲聊的话。

“赤柬刚炸掉机场军火库！”他吼叫，“机场关闭，不准起降。”

“是吗？”查理·马歇尔说。自从杰里见到他，这是他首度表现出高兴又佩服的模样。

“听人说，你和瑞卡度以前是哥俩好。”

“我们什么都炸。我们已经害死了一半的人类了。我们见过的死人比活人还多。巨石罐平原，岘港，我们变成了天下大英雄，我们死了的话，连耶稣基督都要开直升机亲自下凡，把我们捞出丛林。”

“听人家说，小瑞做起生意很有一手！”

“没错！他最厉害了！我跟瑞卡度拥有几家海外公司，你知道吗？六家。我们在列支敦士登有几个基金会，在日内瓦有几家企业，在荷属安地列斯群岛有一个银行经理，还有律师，天啊。我的财产有多少，知道吗？”他拍拍后口袋。“整整三百美元。查理·马歇尔和瑞卡度连手杀害他妈的一半人类。没人给我们一毛钱。我父亲杀了另一半，赚钱赚翻天。瑞卡度，他老是异想天开想捞钱。弹壳。天啊。我们准备付钱找那些蠢蛋来捡全亚洲的弹壳，卖给下一场战争！”机鼻往下沉，他骂了一句法文脏话，再往上拉回。“胶乳！非偷走所有胶乳，运出磅湛才行！我们飞到磅湛，找来大直升机，红色十字架。我们怎么搞？怎么运走该死的伤员。给我安静别动，这个疯杂种，听懂没？”他又对着飞机讲话。杰里注意到，机鼻有一长排弹孔，补贴得不很妥当。他荒谬地想到“封口撕开处”。“人发。我们准备卖头发当百万富翁。村子里所有女孩都得留长头发，剪下来运到曼谷做假发。”

“是谁帮瑞卡度偿清债务，让他帮印支包机开飞机的？”

“没有人！”

“有人跟我说，是德雷克·柯。”

“德雷克·柯，我从没听过。我对祖宗八代发誓，杂种儿查理，将军之子，一辈子从来没听过德雷克·柯这名字。”

“瑞卡度帮柯做了什么特别的事？特别到柯愿意帮他偿还所有债务？”

查理·马歇尔直接拿起酒瓶灌威士忌，然后交给杰里。他无肉的双手一脱离操纵杆就狂挥乱舞，鼻子则不断流鼻涕。杰里暗想他一天抽几管。他以前认识一个朗勃拉邦的旅馆业者，是科西嘉岛的“黑脚”（北非殖民者），一天要抽上六十管才能好好上班。“马歇尔机长上午从不开飞机。”他心想。

“美国人老是忙个不停，”查理·马歇尔摇头抱怨，“为什么非现在载这堆东西到金边，你知道吗？大家都没耐性。最近大家都想快打快享受。没人有闲工夫用吸的。大家都想快快爽一下。你想干掉全人类是吧，要慢慢来，听懂了没？”

杰里再试一次。飞机四个引擎坏了一个，但另一个引擎的静音器似乎破损，嚎声震天，因此他的音量不得不比刚才更大。

“瑞卡度是做什么的，怎么能拿那么多钱？”他又问。

“听好，伏尔泰，我不喜欢政治，我只是一个平凡的鸦片走私人，懂吗？你喜欢政治的话就回下面去，去访问那些神经病掸族人。‘政治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女人操，也不能当烟来抽。’他告诉我父亲。”

“谁？”

“德雷克·柯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告诉我，我再告诉整个他妈的人类！德雷克·柯是了不起的哲学家，听懂了没？”

不知什么原因，飞机开始稳定下降，降到距离稻田只有两三百英尺。他们看到下面的村落，有炊烟，有人向树林狂奔，杰里认真想着，查理·马歇尔是否注意到这些。然而在最后一分钟，他有如具有耐心的骑师，又拉又靠，最后让爱马的头抬起，两人继续喝苏格兰威士忌。

“你跟他熟吗？”

“跟谁？”

“柯。”

“我一辈子从来没见过他，伏尔泰。你想访问德雷克·柯，就去找我父亲。他会割破你的喉咙。”

“刁先生呢？——告诉我，带猪上飞机的那对夫妇是什么人？”杰里大喊，以维持对话进行，查理则拿回酒瓶，再灌一口。

“霍族人，从清迈来的。他们担心住在金边的烂儿子，以为他饿肚皮，所以带只猪送他。”

“刁先生呢？”

“我从来没听过刁先生，听懂了没？”

“三个月前，有人在清迈看见瑞卡度。”杰里大喊。

“是啊，小瑞是笨蛋一个，”查理·马歇尔语带情感，“小瑞一定不能再去清迈，不然有人会拿枪射穿他屁股。装死的人，烂嘴巴非闭紧不可，听懂了没？我对他说：‘小瑞啊，你是我合伙人。闭上你那张烂嘴巴，别让人看见，不然有人会被你气炸。’”

飞机进入一朵雨云，速度立刻陡降。雨水狂溅在铁翼上，流下窗户内侧。查理·马歇尔上下拨动几个开关，仪表板冒出一阵哔声，两个针头灯应声亮起，任凭他再怎么骂脏话也无法熄灭。让杰里惊讶的是，飞机再度爬升，只不过在飞奔的乌云中，他怀疑自己是否错判升降的角度。为了确定，他瞥向身后，正巧瞧见头戴卡斯特罗帽、留着大胡子的黑皮肤金主，正握着AK47的枪管走下梯子。飞机持续爬升，雨止住了，夜色如异乡包围他们。星星忽然在上空破云而出，云层顶部是月光照亮的褶皱。飞机再度爬升，云层完全消失，查理·马歇尔戴上帽子，宣布两部右引擎已拒绝再玩。趁噪音稍停，杰里问了最大胆的问题。

“瑞卡度现在人在哪里？我非找到他不行。我跟报社保证过，一定能访问到他。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

查理·马歇尔的睡眼几乎全闭。他进入半恍惚的状态坐着，头靠着椅背，帽檐压到鼻梁。

“什么，伏尔泰？你在讲话吗？”

“瑞卡度现在到哪里去了？”

“小瑞？”查理·马歇尔说，出神望着杰里，“瑞卡度在哪里，伏尔泰？”

“对，伙计。他人在哪里？我想跟他交换一点意见。所以才拿出那三百块。如果你能抽空帮我引介，会再给你五百。”

查理·马歇尔忽然精神为之一振，翻出《憨第德》，摔在杰里的大腿上，对他大发脾气。

“瑞卡度在哪里，我从来都不知道，听懂了没？我一辈子从来不想要朋友。如果那个疯子瑞卡度上街被我看到，我一定当街射掉他的鸟蛋，听懂了没？他死了。在他死之前，他可以乖乖装死。他跟大家说他死了。所以或许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我打算相信那个混账！”

盛怒之下，他让飞机朝云层飞去，任其朝金边炮兵部队缓缓的闪光前进，在杰里认为一片漆黑的环境里表演出完美的降落，三点同时触地。他等待地面防卫部队发射机关枪，等待飞机失速坠毁成超大型坑洞，然而倏然间他只见熟悉的火药箱搭成新的堤坝，箱子里装着泥巴。他也看见有人在微薄光线中展开双臂，等着迎接他们。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一辆褐色吉普车停在前面，后方绿灯闪烁，宛如有人以手开关着手电筒。飞机停在草地上。在堤坝旁边，杰里依稀认出两辆绿色卡车，一组人彼此紧靠等待，朝他们的方向投射焦虑的眼光，身后则是一架双引擎休闲飞机的黑影。飞机一停妥，杰里立即听见底下货舱传来机鼻打开的声响，随后是人脚走下钢梯，以及快速呼叫响应的人声。他们离去的速度令杰里措手不及。然而他听见了另外的声响，令他的鲜血结冻，促使他冲下梯子到机腹去。

“瑞卡度！”他大喊，“站住！瑞卡度！”

然而仅剩的旅客只有那对老夫妇，搂着猪，捧着包裹。他抓住钢梯，让自己自由落地，触及停机坪时震到脊椎。吉普车已经载着华人厨师以及掸族保镖扬长而去。杰里一面向前跑，一面看见吉普车朝机场边缘打开的关口急驶而去。吉普车通过门，两名哨兵关上铁门，采取先前的立姿。在他身后，头戴钢盔的飞机指挥人已经向卡菲尔飞机聚集过去。载满警察的两辆卡车旁观着，一时之间杰里竟傻傻认为他们可能扮演某种抑制的角色，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金边的荣誉警卫，前来护送三公吨的鸦片。然而他眼光主要仍盯住蓄大胡子、身材高大、头戴卡斯特罗帽那人身上。那人手持AK47，走起路来严重颠簸。橡胶底的飞行员靴子踩着铁梯而下时，脚步宛如忽轻忽重的鼓声。杰里恰巧瞧见他。毕奇小飞机的机门为他敞开，两名地勤人员准备扶他上飞机。走到他们身边时，他们伸出手想接过步枪，瑞卡度却挥手要他们退下。他转身过来，正在寻找杰里。短短一秒间，他们看到了对方。瑞卡度举枪，杰里卧地。二十秒间，杰里温习了出生至今的岁月，随后又有几枚子弹在战火蹂躏过的机场上呜咽而过。这时杰里抬头，射击已停止，瑞卡度上了飞机，助手则拉开防滑塞块。小飞机在闪光中起飞时，杰里没命朝机场边缘最阴暗的部分拔腿奔去，以免另有他人发现他的存在有碍交易顺畅。

“只是情人间的小口角罢了。”他告诉自己。他坐上出租车，双手抱在头上，尽量平息狂跳的胸腔。跟丽姬·伍辛顿的前男友耍个动作，后果就是这样。

某处有火箭炮落地，他丝毫不在意。

他给查理·马歇尔两小时，只不过他认为一个小时就够用了。时间已进入宵禁，然而白天的危机并未随黑夜降临而结束，前往金边一路上皆有检查哨，哨兵随时拿着冲锋枪待命。来到广场，有两人在手电筒光线中对骂，围观群众越聚越多。再往大道开下去，士兵包围住一栋以泛光灯打亮的房子，斜倚在墙边，玩弄着枪支。司机说，秘密警察在那里逮捕了某人。一个上校和部下仍在里面跟涉嫌煽动群众的人交涉。来到旅馆，前院停着坦克。进入房间后，他发现陆克躺在床上，心满意足地喝酒。

“有没有水？”杰里问。

“有。”

他放了洗澡水，开始脱衣服，这才想起华瑟枪。

“发了吗？”他问。

“对，”陆克说，“你也是。”

“哈哈。”

“我叫凯勒用你的名义发了电报给史大卜。”

“机场的那篇？”

陆克递给他一张报纸。“增添了几许威斯特贝的真正本色。什么花苞在墓园绽放。史大卜爱死你了。”

“多谢了。”

进了浴室，杰里将华瑟枪拆下，放进外套夹克，要用时能伸手够到。

“今晚哪里去？”陆克对着浴室门高声问。

“哪里也不去。”

“什么意思？”

“我要出去约会。”

“跟女的？”

“对。”

“带小陆克去嘛。床上三人行。”

杰里心情愉快地沉入微温的洗澡水里。“不行。”

“打电话给她嘛。叫她帮小陆克找个妓女嘛。对了，那个圣塔芭芭拉来的妓女在楼下。我不觉得值得骄傲。我带她过来好了。”

“不要。”

“拜托你行不行，”陆克大喊，态度严肃起来，“干吗不要？”他直接来到上锁的浴室门，抗议起来。

“伙计，你少来烦我了。”杰里建议，“说真的。我欣赏你，不过你不是我的一切，懂吗？所以请保持距离。”

“像屁股上的一根刺，对吧？”沉默良久。“好吧，你可别被子弹射烂屁股了，朋友，今晚外面乱得很。”

杰里重回卧房时，陆克已侧卧床上，呈胎儿姿势，盯着墙壁看，以规律的节奏喝着酒。

“你比女人还糟糕，你知道吗？”杰里停在门口转身对他说。

两人之间的儿戏，原本不会勾起杰里回忆。然而之后的发展为情况投下变量。

这一次，杰里懒得按门上的电铃，直接翻墙。墙头的碎玻璃刺破了双手。他也不往前门走，也不再遵守老规矩，看着棕色双脚站在楼梯底部。这次他站在庭园里，等待自己沉重的落地声平息，等待眼睛与耳朵发现大别墅里的人迹。别墅在背后的月光衬托下，高高耸立在杰里身上。

一辆汽车开过来，没亮灯光，两人下车，从身形与缄默程度判断是柬埔寨人。两人按下门铃，朝前门缝喃喃说出暗语，立刻有人静静开门。杰里尽量揣摩出平面构造。让他不解的是，房子前方或他站立的庭园里，连一丝明显的气味都嗅不出来。四下无风。他明白，对于大型“吸烟室”而言，隐私至上，原因并非法律严苛，而是贿赂金丰厚。别墅有柱烟囱，也有院子，有两层楼。对法国殖民地人而言，是可以舒适生活的地方，可以养活一个小家庭，养几个小老婆，几个混血儿女。他猜测，厨房会让出来做准备之用。最安全的吸毒地点无疑是楼上，是能俯瞰院子的房间。由于前门没有传出气味，杰里认为他们使用的是院子后方而非厢房或前厅。

他无声无息走到围出后院的桩篱。后院花草蓊郁，长满爬墙虎。一扇装了铁窗的窗户让他得以用羊皮靴踩着登上，另一脚接着踏上排水管，第三步踩上高高的抽风机，之后爬至楼上阳台，嗅到了预想中的气味，对着他温柔地招手。阳台上灯光仍付之阙如，只不过两名柬埔寨女孩蹲坐阳台上，在月光下清晰可辨，也能看见她们受惊的眼睛紧盯着从天而降的他。他示意要她们站起来，跟在她们后面走，循着气味前进。炮轰声已经停止，这晚接下来由壁虎接手。杰里回想起，柬埔寨人很喜欢赌壁虎叫几声：明天我会走运；明天运气不好；明天我会娶老婆；不对，是后天。两个女孩年纪极轻，必定是在等待客人。来到草门前，两人迟疑了一下，以哀怨的眼神回头看他。杰里向她们示意，她们开始拉开层层草席，直到最后一道微弱灯光照在阳台上，不比烛光强。他走进去，继续让女孩走在前面。

房间以前想必是当做主卧房，连接着另一个较小的房间。他一手搭在其中一女孩肩膀上。另一女孩服从地跟着。第一个房间躺了十二个顾客，全是男性。几个女孩躺在他们之间，低声说话。赤脚的苦力照料大家，煞费苦心地逐一呵护一个个斜躺的身体，将小球绑在细棍上，点燃后伸至烟斗上方，让顾客长长缓缓吸一口，直到小球燃烧殆尽。对话进行缓慢，呢喃细语，偶尔引发几阵感激的笑声。杰里认出参赞晚宴邀请的那位瑞士聪明人。他正与一个柬埔寨胖子聊天。没人对杰里有兴趣。如同在丽姬·伍辛顿的公寓一般，这两个女孩为他验明了正身。

“查理·马歇尔。”杰里轻声说。一位苦力指向隔壁房间。杰里将女孩打发走。第二个房间较小，马歇尔躺在角落，有个华人女孩身穿豪华旗袍弯腰替他准备烟斗，杰里认为她是屋主的女儿。查理·马歇尔得到特别礼遇，因为他既是常客，也是供货者。杰里跪在他另一边。有位老人站在门口看。女孩也在看，烟斗仍在手上。

“你想干吗，伏尔泰？干吗老缠我？”

“陪我散个步就好，伙计。马上放你回来。”

杰里抬起他手臂，轻轻搀扶他起身，女孩在一旁帮忙。

“他抽了多少？”他问女孩。女孩伸出三根手指。

“他习惯抽多少？”他问。

她低下头微笑，意思是，很多很多。

查理·马歇尔起初走得摇摇晃晃，但走到阳台时他已作好辩论的准备，因此杰里以火场救生的方式将他扛起来，走下木造楼梯，穿越院子。老人毕恭毕敬鞠躬，开前门让他们外出，龇牙咧嘴的苦力则开着通往街道的大门，两人对杰里显然心存感激，因为杰里表现得很有技巧。他们走了约莫五十码，这时一对华人男孩从马路另一端冲过来，挥舞着小球拍之类的东西叫嚷着。杰里让查理·马歇尔站直，却以左手紧紧握住他，任第一个男孩攻击，然后挡开球拍，半握拳头用一半的力气击向男孩眼睛下方。男孩逃开，朋友也跟在身后。杰里仍抓着查理·马歇尔，两人继续走到河边，夜色浓密，然后让他如布偶一般坐在河岸倾斜的干草地上。

“是打算拿枪轰烂我的脑袋吧，伏尔泰？”

“那样的工程，还是留给鸦片来成就吧，伙计。”杰里说。

杰里喜欢查理·马歇尔，若是一切环境条件许可，他很乐意陪他上鸦片馆听他讲述落魄却独特的一生。然而现在的他，拳头无情地紧抓查理·马歇尔的细小手臂，防止他空空的脑袋忽然动了逃跑的念头。查理心觉走投无路时，逃跑起来身手可能矫健异常。因此杰里半躺着，就像他在老佩特住处如仙山般堆积的对象中闲躺那样，以左臀与左肘支撑，将查理·马歇尔的手腕压进泥巴里，让查理·马歇尔朝天平躺。三十英尺外的河面上传来舢板的喃喃低吟，宛若长叶片片漂过狭长的金月倒影。天空则传来渐行渐远的零星炮声，忽而在前，忽而在后，好像炮兵指挥闲着没事，决定以炮声来为自己的存在提供正当性。偶尔从较近之处，红色高棉以较轻、较刺耳的炮火反击，但话说回来，这些声响充其量只是壁虎叫声与远方大片寂静之间的短暂间奏。杰里借月光看表，再看查理·马歇尔一张狂乱的脸，思忖着他的毒瘾多大。和婴儿吃奶的胃口一样大吧，他心想。如果查理习惯在夜间抽鸦片，习惯早上睡觉，他对鸦片的瘾头肯定转眼就来。他脸上的汗湿已让他不成人形。汗水从粗大的毛孔、从睁大的眼睛、从抽咽的鼻子流出，让深刻的皱纹巧妙汇聚成河，在洞窟形成小巧的水库。

“天啊，伏尔泰。瑞卡度是我的朋友。那个家伙啊，他懂不少哲学。你应该访问的人是他嘛，伏尔泰。你应该听听他的想法。”

“对，”杰里同意，“是的。”

查理·马歇尔握住杰里一手。

“伏尔泰，他们全是好人，听懂了没？刁先生……德雷克·柯。他们不想伤害任何人。他们只想做生意。他们有东西想卖，也有人想买他们的东西！是一种服务嘛！又没人因此打破饭碗。你干吗想搅局？你自己也是个好人，我看得出来。你不是帮老头抱猪吗？有谁看过欧洲人帮亚洲人抱猪过？可是啊，天啊，伏尔泰，要是你逼我讲实话，他们会把你砍得七零八落，因为那个刁先生啊，他公事公办，非常讲究哲学，听懂了没？他们会杀掉我，会杀掉瑞卡度，会杀掉你，会杀掉全部该死的人类！”

炮兵发射一阵，这次丛林以连续火箭炮回应，也许有六颗，嘶嘶掠过头上，如同弹射器发射出的巨石。半晌后，他们听见市区中心某处传来数起爆炸声，随后归于平静。没有消防车的呜咽，没有救护车的哀嚎。

“他们为什么要杀掉瑞卡度？”杰里问，“瑞卡度做错了什么事？”

“伏尔泰！瑞卡度是我的朋友！德雷克·柯是我父亲的朋友！那些老头是哥们儿，两百五十年前一起在上海打过什么乱七八糟的仗啦。我去找我爸，跟他说：‘爸，你至少疼我这么一次吧，不要再叫我小王八了，叫你的好朋友德雷克·柯别再追杀瑞卡度了。你一定要跟他说，德雷克·柯，那个瑞卡度和我的查理啊，他们就像你和我一样。他们是好兄弟，跟我们一样。他们一起在俄克拉荷马州学开飞机，他们也一起杀人。而且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这是事实。’我父亲对我恨之入骨啊，懂吗？”

“懂。”

“可是他还是写了长长一封信给德雷克·柯。”

查理·马歇尔吸气，一口接一口，仿佛小胸腔几乎无法容纳足够空气来满足他。“那个丽姬啊。那女人厉害。丽姬啊，她自己跑去找德雷克·柯。也是私下去找。丽姬对他说：‘柯先生，你别再追杀小瑞了嘛。’这个情况非常微妙，伏尔泰。我们全都必须紧紧抓住对方，不然会从乱七八糟的山顶掉下去，听懂了没？伏尔泰，放我走。求求你！看在老天爷的分上，我求求你，听懂了没？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杰里看着他，倾听他爆发激动情绪，观察他崩溃、打起精神、再度崩溃、更打不起精神来，杰里觉得宛如目睹壮烈成仁的朋友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本能想缓缓诱导查理，让他说个没完。杰里的难题是，他不知道毒瘾发作有何预兆，不知道在毒瘾发作前他有多少时间。他问了问题，但查理往往没听见。有时候他回答杰里并没问他的问题。有时候他慢半拍，针对杰里早已放弃追问的问题，他会忽然丢出答案。在沙拉特，讯问人说，心防溃散的人很危险，因为他付出他身上没有的钱，为的是收买你的爱心。然而在宝贵的几分钟之间，查理什么也没付出。

“德雷克·柯一辈子从没去过万象！”查理忽然脱口大喊，“你疯了，伏尔泰！像柯那样的大人物，才懒得管一个肮脏兮兮的亚洲小城。德雷克·柯是个厉害的哲学家，伏尔泰！那个人，你最好多留心点！”似乎人人都是哲学家——或者说，除了查理·马歇尔之外每人都是。“在万象，没有人听过柯的大名！听懂了没，伏尔泰？”

隔没多久，查理·马歇尔啜泣起来，紧握杰里的双手，边哭边问杰里是否也有父亲。

“对，伙计，已经过世了，”杰里耐心地说，“他也以他的方式当将军。”

河面上亮起两道白色照明弹，如日照般炫目，令查理忆起他们早年在万象吃苦的经过。他挺直上身，在泥巴上画出房子，是丽姬和小瑞和查理·马歇尔住的地方，他很骄傲地说，就住在市区边缘一个发臭的跳蚤茅屋。小瑞与丽姬住皇家套房，是跳蚤茅屋惟一的房间，而查理的任务是尽量别碍事，付付房租，买买酒。然而一回想起手头拮据的辛酸，查理的泪水又突然如暴雨直下。

“照你这么说，你们靠什么过活，伙计？”杰里问，不预期能得到什么答案，“说嘛，反正都结束了。你们靠什么过活？”

查理坦承他敬爱的父亲每月拨款济助，让他泪水再流。

“那个发疯的丽姬，”查理伤痛之余说着，“那个发疯的丽姬，她帮梅伦跑香港。”

杰里尽可能保持镇定，以免使查理偏移正道。

“梅伦。谁是梅伦？”他问。他的语调轻柔，令查理昏昏欲睡，开始为泥屋添上烟囱与烟。

“快说啊，可恶！梅伦。梅伦！”杰里正对查理脸孔大喊，想吓得他回答，“梅伦是谁，你这个没用的烂东西！跑香港做什么？”他扶查理起立，像摇晃布娃娃一样摇晃他，然而继续摇了好一阵子查理才回答。回答之前，查理·马歇尔央求杰里体会一下爱的感觉，真爱的感觉，爱上一个发疯的欧洲妓女，却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拥有她，连一晚也不行。

梅伦是个古怪的英国贸易商人，没人知道他做什么生意。这个做一点，那个做一些，查理说。别人很怕他。梅伦说他能叫丽姬去跑重要的海洛因路线。“凭你的护照和肉体，”梅伦告诉她，“就能比照公主一样进出香港。”

精疲力竭的查理沉坐地上，驼身看着泥屋。杰里蹲在他身旁，拳头紧抓查理颈后的衣领，小心不要弄痛对方。

“所以说，丽姬帮他跑，对不对，查理？丽姬帮梅伦带东西。”杰里以手掌轻轻将查理的头扭过来，直到失魂的双眼对准他为止。

“丽姬没帮梅伦带东西，伏尔泰，”查理纠正他，“丽姬是帮瑞卡度带东西。丽姬不爱梅伦。她爱的是小瑞和我。”

查理眼神阴郁盯着泥屋看，突然爆出阴险的大笑，随后渐渐平息，也不作交代。

“被你搞砸了，丽姬！”查理以逗人的口气高声呼唤，以一指戳进泥门，“和以往一样，又被你搞砸了，蜜糖！你太多嘴了。干吗到处说你是英国女王？干吗到处说你是什么超级女间谍？梅伦对你好生气啊，丽姬。梅伦把你赶出去，一脚踢出去。小瑞也很生气，记得吗？小瑞毒打你一顿，查理三更半夜他妈的不得不带你去看医生，记得吗？你真是个长舌妇，丽姬，听懂了没？你是我妹妹，不过你是有史以来舌头最长的女人！”

后来被瑞卡度缝上了，杰里回想起她下巴的两道凹痕。因为她搞坏了与梅伦的协议。

杰里仍倚在查理身旁，拎住他的后颈，发现周遭一切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山姆·科林斯坐在车上，停在星辰岗下，清楚可见八楼，一面在晚间十一点研究报纸的赛马版。一枚火箭炮落在相当靠近的地方，却无法让他从那一幅停格的画面中分心。他也在炮声之外听见库洛的声音，细数丽姬的犯罪事迹。库洛说过，资金短缺时，瑞卡度会逼她为他走私小包裹过边界。

他本想问老库洛的是，如果消息来源不是代号梅伦的山姆·科林斯的话，伦敦城如何得知这一点？

三秒钟的暴雨冲走了查理的泥屋，让他气愤不已。他以四肢胡乱画地寻找，狂哭臭骂。情绪发泄完毕，他又开始谈论起父亲，讲述父亲如何替亲生儿子在万象某大航空公司安插职位——只不过当时查理因为胆子越来越小，坚持想永远停飞。

后来有一天，将军似乎对查理失去了耐性。他召来保镖，从掸族山顶下山到一个名为方昂的鸦片小镇，距离泰国边界不远。将军以全世界大家长皆然的方式在方昂训诫查理花钱如流水的态度。

对父亲表达抗议，查理有自己的一套，以军方不表赞同的方式鼓起失色的脸颊，他也有自己的一套。

“所以啊，你最好改一改，乖乖干点真差事，你这个鬼佬小王八。最好别再碰赌马，听见了没？也别再碰酒和鸦片。最好甩掉那个损友瑞卡度。还有，你最好别再拿钱给他的女人，听见了没？因为我不打算再多养你一天，连一个小时都不行，你这个小王八。我很讨厌你，讨厌到总有一天会动手宰掉你，因为你让我想起你母亲那个科西嘉岛娼妓！”

随后话题转到工作，发言人仍是查理的将军父亲：

“有一些非常正直的潮州绅士，是我好朋友的好朋友，听见了没？他们正好投资一家航空公司。我也有一些股份。这家公司的大名是印支包机航空。笑什么笑，你这个鬼佬人猿！别笑我！所以这些好朋友帮我做个人情，在我无助时帮助我这个三脚小王八儿子。我诚心祷告，希望你从天上掉下来，摔断你那条鬼佬脖子。”

因此查理为印支包机飞运父亲的鸦片：起初每星期一两趟，工作规律，诚实无欺，他很喜欢。他的胆量又大了起来，定下心来，真心感激老爸。他当然也尽量请潮州佬帮瑞卡度安插工作，但他们不愿意。过了几个月，他们答应请丽姬坐在前面的办公室，对客户甜言蜜语，周薪二十元。查理暗示，那些日子是黄金岁月。查理与丽姬赚钱，瑞卡度拿来浪费在更异想天开的事业上，大家都开心，大家都有事做。后来有天晚上，刁先生有如复仇之神一样现身，打乱了好事。他出现时，他们正好要锁上公司办公室。他直接从人行道走进来，没有事先约时间，劈头指名要找查理·马歇尔，自称是公司驻曼谷的主管。潮州佬从后面办公室出来，看了刁一眼，为他担保，然后离开。

查理语气中断，靠在杰里肩膀上啜泣。

“伙计，你给我仔细听好，”杰里督促，“听着。这一部分我很喜欢，懂吗？这一部分你好好讲个清楚，我就带你回家。我发誓。拜托。”

可惜杰里料错了。现阶段，重点已不再是逼问查理吐实了。杰里如今成了查理·马歇尔仰赖的毒品。重点也不再是高压对付查理了。查理·马歇尔紧抓住杰里的胸膛，仿佛是苍茫大海中最后一根桨，对话也转变为绝望的独白，杰里从中攫取数据，查理·马歇尔则卑屈畏缩、又乞求、又咆哮着希望杰里注意，一面讲笑话，自己破涕为笑。河下游有一把还未卖给红色高棉的龙诺的机关枪，借着另一道照明弹的光线对准丛林发射曳光弹。金色光柱在水面上下拖得很长，照亮一个小坑，然后消失在树林里。

查理头发被汗水沾得湿透，刺痛了杰里的下巴。查理则边淌口水，边急促而含糊地叙事。

“刁先生才不想在办公室谈事情，伏尔泰。才不呢！刁先生穿得也不太体面。刁这个人非常潮州，和德雷克·柯一样拿泰国护照，也用天花乱坠的假名，来万象后保持得非常非常低调。‘马歇尔机长，’他对我说，‘想不想在上班时间以外赚点外快，换换口味啊？想不想帮我飞一趟非传统的路线？他们跟我说，最近你是个好得不得了的飞行员，稳得很。想不想一天赚个四五千块，甚至还用不着一整天呢。你个人意下如何，马歇尔机长？’‘刁先生，’我告诉他”——查理这时歇斯底里地叫嚷起来——“‘在不危及我谈判地位的情况下，刁先生，为了五千美元，以我目前宁静的心情，我愿为你下地狱，帮你带回撒旦的蛋蛋。’刁先生说他会再过来，不准我乱讲话。”

忽然间，查理转操父亲的语调，称呼自己为小王八，是科西嘉岛娼妓的儿子，后来杰里逐渐明了，查理原来是在描述下一幕。

令人讶异的是，刁先生提出的条件，查理并未向人透露，直到后来至清迈庆祝农历春节，与父亲见面。他没有告诉小瑞，甚至也未向丽姬透露，也许是因为这时友谊已出现裂痕，小瑞自己也另外又找了几个女人。

将军的建议并不振奋人心。

“别碰那匹马！那个刁啊，人脉又高又广，才看不上你这个神经小王八，听懂了没？天啊，有谁听过汕头人给没出息的半鬼佬五千块帮忙开飞机？”

“所以你才让给小瑞，对吧？”杰里很快说，“对不对，查理？你对刁说：‘抱歉，不过你可以试试瑞卡度。’经过是不是这样？”

然而查理·马歇尔已魂飞天外，凶多吉少。他直接从杰里胸口瘫下，平躺在泥土上，双眼紧闭，只有偶尔喘气声，贪婪、沙哑地喘着气，杰里握着他的手腕，脉动狂乱，为躯壳内的生命做了最佳见证。

“伏尔泰，”查理低声说，“我对圣经发誓，伏尔泰，你是个好人。带我回家。天啊，带我回家吧，伏尔泰。”

杰里哑然盯着魂飞魄散的身躯，知道仍有一个问题非问不可，就算这问题是两人生命中最后一个也要照问不误。他伸手向下，最后一次搀扶起查理。两人摸黑步行一小时，漫无目标的炮火刺穿暗夜，查理·马歇尔又尖叫、又央求、又发誓，若能不供出瑞卡度为生存而谈妥的条件，他会永远爱杰里。然而杰里解释，如果不知道瑞卡度谈的条件，整个谜团甚至连一半也没能解开。也许查理·马歇尔在失魂落魄之中，明了了杰里的理解方式，哭着说出禁忌秘密。杰里的理解方式是，在即将回归丛林的城市里，除非彻底回归，否则不算灭亡。

杰里尽可能动作放轻，将查理·马歇尔搀扶上马路，走回别墅，步上楼梯，同样几张静默的脸孔心怀感激地让他进门。他心想，我应该多问一些才对。也应该多告诉他一些才对。他们命令我进行双向交流，我并没有照做。我在丽姬与山姆·科林斯身上逗留太久。我颠倒了次序，弄乱了上级吩咐的采购单，像丽姬一样搞坏了大事。他是想难过一番，却难过不起来，而他记得最清楚的事，根本不列在采购单上。他打字致函给亲爱的老乔治时，脑里想的，同样是这些如石碑耸立的事情。

他锁上门，枪插在皮带上，开始打字。陆克不见人影，所以杰里猜他在醉意惺忪间去了妓院。这封信很长，是他间谍生涯中最长的一封：“目前只知道这么多，先向您报告，以免我没机会再发信。”他报告了与参赞的接触，报告了下一站，附上瑞卡度的住址，描写查理·马歇尔的长相，也描述了跳蚤茅屋里一家三口的景象，全文却以最正式的用语报告。至于他的新发现——令人厌恶的山姆·科林斯扮演的角色，他只字未提。毕竟，如果他们早已知道，又何必再报告一次呢？他空出地名与专有名词，另外附上索引，然后花了一小时将两条信息转成基本密码。这样的做法，无法蒙骗密码专家五分钟，却能让普通老百姓摸不着头脑，邀请他的英国参赞就是一例。他最后提醒管理组人员查看，布拉罗尼银行是否兑现了他寄给猫咪的汇票。他烧掉没用密码的信，将改成密码的信卷进一份报纸里，接着趴在报纸上睡着，腰间的手枪插得很不舒服。他于六点起身刮胡子，将密码信插进一本他认为可以挥别的平装小说，然后外出散步，享受宁静晨光。来到“当地”，参赞的座车停得很醒目。参赞本人坐在漂亮小餐厅的平台上，头戴里维埃拉海滩草帽，也同样醒目。他的草帽令杰里想起库洛。参赞享用着热腾腾的牛角面包与加奶精的咖啡。一见到杰里，他夸张地挥手。杰里漫步过去。

“早。”杰里说。

“啊，准备好了嘛！真可靠！”参赞大喊，准备起立，“出炉后，一直渴望拜读呢！”

挥别了密码信，杰里只注意到其中隐而未提的部分，这时兴起一阵期终之感。他也许会旧地重游，也许不会，就算旧地重游，人事地物永远也不会相同了。

杰里离开金边时的实际状况必须在此一提，因为与后来的陆克有关。

见过参赞后，当天上午杰里连忙寻求掩饰身份的动作，也许能舒解他越来越重的赤裸感。他专心追起难民与孤儿的新闻，正午通过凯勒发出，另外加上一篇报道马德望当地气氛的文章，写得还不错，尽管未能见报，至少能以他之名归档保存。当时有两处难民营，人数急速增加，一处位于巴沙河上一座巨大的旅馆，是施亚努个人的梦想乐园，也是未完成的乐园；另一处位于机场附近的列车编组场，每个车厢住了两三个家庭。他走访了两地，状况相同：澳大利亚籍青年英雄排除万难；惟一的水源受到污染；一周配米两次；儿童在他身后吱喳说着“嗨”以及“拜拜”。他跟在柬埔寨翻译身后在难民营前后走动，逢人就问个不停，大摇大摆，寻找能再融化史大卜心脏一角的题材。

来到一家旅行社，他大声嚷嚷地订了过境曼谷的机票，抱着渺茫的希望，但愿能借此消除自己的脚印。前往机场途中，他不禁兴起似曾相识之感。上一回我来这里时，我去玩滑水，他心想。欧洲贸易商住在湄公河畔的船屋里。一时之间他看见自己——以及市区——当年柬埔寨战争仍天真得令人不寒而栗。一流好手威斯特贝冒险首度尝试独自在湄公河滑水，以男童的动作在棕色河水上跳跃，前方拖着他的是位好脾气的荷兰人，开着快艇，用掉的汽油足够养活一家人一星期。他记得，最危险的是两英尺浪。两英尺浪生成的原因，是桥上的卫兵施放深水炸弹，防止红色高棉潜水夫炸桥。然而现在这条河归他们所有，丛林亦然。市区也将归他们所有，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在机场，他把华瑟手枪扔进垃圾筒，而且在最后一分钟以贿赂的方式登上前往西贡的飞机，而西贡正是他的目的地。起飞时，他纳闷的是，究竟何者的预期生存率较高，是他自己或是金边。

另一方面而言，陆克口袋放着杰里在香港公寓的钥匙。确切来说，应该是寻死匈奴的公寓。陆克名义上飞往曼谷，却在冥冥之中以杰里之名搭上班机，因为杰里列名该班飞机旅客名单，而陆克姓名不在其中，而且所有座位客满。抵达曼谷后，他参加了分社的会议，会中仓促决定将杂志社的当地人力依崩溃中的越南前线分配，陆克分到顺化与岘港，因此隔天飞往西贡，之后转搭中午班机往北飞去。

与事后的谣传相反的是，他与杰里并未在西贡见面。

他们也未在北方撤退期间相遇。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从各方观点而言，是在金边最后那晚，而这是事实，而事实这种商品，稍后变得极难得手，其困难度众所周知。

17　瑞卡度

全案自始至终，乔治·史迈利袖手旁观的力道，从不如现在这么执拗顽强。在圆场，情绪紧绷到吹弹即破。沙拉特习惯性叮咛，切勿染上惰性，避免惊慌失措，如今两者合而为一。香港方面只要不传来实实在在的新闻，每天都是灾难一场。杰里的长信被放在显微镜下解析，公认写得模棱两可，随后认为具有神经质。为何不再加压逼问马歇尔？为何没有再度提及俄国人的阴影？他应该逼问查理金棱线的事，从刁先生那里没问出的东西，应该要查理说清楚。难道他忘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埋下警告的种子，事后再收割信息？至于他对女儿念念不忘一事——万能的上帝，难道这家伙不知道密码信的成本多少？（他们似乎忘记，掏腰包的人是表亲。）另外，圆场驻地情报员的空缺，他不希望英国大使馆官员替代，又是怎么一回事？好吧，就算表亲将密码信传至圆场时有所延误，杰里不是仍对查理·马歇尔打破沙锅问到底了吗？外勤情报员绝对无权指挥伦敦的做法。安排合约的管理组，希望回信时能斥责他一顿。

来自圆场外界的压力更加沉重。殖民部威布汉的动作仍积极，而程序小组则作出令人咋舌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决定仍应尽快通知香港总督此案原委。此间盛传以借口召回港督回伦敦述职。当柯再度成为港府座上宾时，制造了一阵恐慌，因为这回是总督的民情晚宴，用意是听取华人贤达发表高见，不列入正式记录。

相形之下，索尔·恩德比与同伙强硬派人士则反向而行：“去他的总督。我们需要立刻跟表亲建立全方位合作关系！”乔治应该今天就去找马铁娄，恩德比说，将整个案子交代清楚，请他们接下案情发展的最后阶段。关于纳尔森的存在，他不应该继续再玩捉迷藏，应该承认自己缺乏资源，应该让表亲自行计算潜在的情报利益，如果他们能完成任务更好，让他们去向国会山庄邀功，让敌人一头雾水。由于正值越战浑水一团糟之际，我方的善意来得适时而慷慨，恩德比认为，结果有利于未来建立牢固的情报合作关系。而这一点，习惯闪烁不定的拉康似乎支持。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史迈利忽然发现自己被贴上双重标签。威布汉派认定他反殖民、支持美国，而恩德比派指控他在处理这份特殊关系时表现得极端保守。然而更严重的是，史迈利有这么个印象，似乎有人利用其他渠道对马铁娄提示这场口水战的内容，让马铁娄一有机会便能大做文章。举例而言，默莉·米金的情报来源提及，恩德比与马铁娄越走越近，原因不只是两家小孩同样就读南肯辛顿的国立高校。两人似乎周末经常相约前往苏格兰垂钓。恩德比在当地买下一小段河流。事后有人开玩笑，马铁娄提供飞机，而恩德比提供鱼。约莫此时，史迈利才得知此事，符合他不够世故的形象。这事大家从一开始就听说，所以推想他必然知情。恩德比最近娶了第三任妻子，是美国富婆。两人共结连理前，她曾活跃于华府交际圈，现在转进伦敦如法炮制，成果也颇为可观。

众人心浮气躁，追根究底而言原因不谋而合。在柯案方面，丝毫没有重大进展。更不妙的是，行动情报短缺得令人捶胸顿足。如今每日十点，史迈利与吉勒姆前往别馆报到，每天离开时都比前一天更不满足。刁的国内电话线被窃听，丽姬·伍辛顿的电话亦然。窃听带在当地监听后空运回伦敦详细处理。杰里对查理·马歇尔逼供是在星期三。星期五，查理已复原得差不多，能从曼谷致电刁先生，倾吐心声。然而刁先生听了不到三十秒便打断他，叫他“立刻跟哈利联络”，让大家一头雾水。大家从没听过哈利这号人物。星期六有好戏上场，因为监听柯家电话的人报告，他取消每周日上午与阿沛戈先生的高尔夫球会。柯的借口是生意上有要事处理。总算来了！这是重大突破！隔日在史迈利首肯下，驻香港的表亲在柯的劳斯莱斯进市区时，派遣一辆监听车、两辆汽车、一辆本田车跟踪。柯有什么大事必须在星期日清早五点半处理，还得取消每周定期举行的高尔夫球会。答案是算命。占卜师是汕头老翁，执业场所位于荷李活道旁的小巷里一处龌龊的庙宇。柯与他共处了一个多小时后返家。表亲监听车里某位热心小朋友以隐藏式方向性麦克风对准神庙窗口，全程录音，录到的声响除了车流外，只有来自老翁鸡舍的咕咕声。在圆场，史迈利请狄沙理斯进来。究竟有谁会在大清早六点去找算命师，更何况柯是百万富翁？

狄沙理斯对众人的困惑大感喜悦，高高兴兴扭绕着头发。他说，以柯的地位，会坚持抢在算命师开张后第一个上门，因为大师的头脑此时仍清楚，能够接收神明的信息。

之后五个星期无所进展。完全没有。邮箱与电话传来的是一团团无法消化的原料，经过提炼后，无一是可供利用的情报线索。在此同时，缉毒署理论上的期限步步逼近，一到期，柯就成为公开猎物，谁能抢先查出他的底细就各凭本事了。

然而史迈利保持镇静。他不顾所有责难，对他人批评他处理本案与杰里行动的手法置之不理。他坚称，树已摇过了，柯被吓到了，时间会证明他的手法正确。他拒绝在半迁就的情况下对马铁娄做出大动作，也坚守他在信中定的条件。信件副本其中一份握在拉康手中。他也依职权拒绝讨论任何情报行动细节，无论是上帝或是逻辑，或是柯施加的外力，除非牵涉到规定或当地命令。他心知肚明，若有所让步，只会徒增质疑派人士的疑虑，加强对他的抨击火力。

他坚守这条阵线五周之久，到了第三十六天，不知是上帝或逻辑，或是柯施展出人类化学作用力，为史迈利提供一项说来神秘却意义重大的安慰。柯走上水路。在刁的陪同下，随行的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华人，事后经确定为柯的帆船队的大船长，三人花了三天，大部分时间巡视香港的外岛，每晚黄昏时返回。他们到过哪里，至今仍无从判断。马铁娄提议连续派遣直升机，从空中观察路径，但史迈利断然拒绝。港口的定点跟踪证实，他们每天出港与回航路线显然不一，如此而已。最后一天，也就是第四天，船根本没有回来。

一阵恐慌。去哪里了？马铁娄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上司急如热锅蚂蚁，认定柯与纳尔森司令号故意混进中国水域。甚至认定他们遭绑架。永远别想再见到柯了，而心情急速恶化的恩德比，竟致电史迈利告诉他：“如果柯出现在北京，高喊着特务局迫害他的话，全是你的错。”就连史迈利也内心煎熬了一整天，隐隐思考着，尽管全然不合理，柯是否真的回中国与弟弟团圆。

随后，当然了，隔天一大清早，船平静航回大港口，活像刚参加过赛船会，柯快快乐乐地下船，跟在美丽的丽泽身后，一同走在走道上，金发在日光下飘逸，如同洗发精广告。

基于这份情报，史迈利陷入沉思，反复详读柯的档案，更与康妮与狄沙理斯激烈辩论，之后决定立即实行两项决策，若以赌博来比喻，是打出手上最后两张牌。

其一：杰里应该进行至“最后阶段”，史迈利之意是瑞卡度。他希望这一步能持续对柯施压，必要时对柯提供必须行动的最后证明。

其二：山姆·科林斯应该“进入”。

第二项决策于请教康妮·沙赫斯后达成。这项决策在杰里的主要档案中遍寻不着，只在略作删改后，出现在事后公布的秘密附录中，以供外界审视。

延误与迟疑一再发生，对杰里造成莫衷一是的作用，这一点，连全球最高明的情报头子也无法事先料到。察觉这种作用是一回事——史迈利无疑察觉到了，甚至采取了一两个步骤来防范；但若以此为行动准则，拿来与史迈利每天面对的各种决策工作相提并论，未免也太不负责任了。办事无轻重缓急之分，就没有资格为人将领了。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让杰里歇脚耗时间，西贡这地方是下下之策。案情越拖越久，圆场有人建议派他到比较有益身心健康的地方，如新加坡或吉隆坡，无奈这么做是否得当、伪装身份如何处理的问题一浮现，就一直让他停留原地。更何况，明天一到，一切情势可能为之改观。其中也涉及他的人身安全。香港不列入考虑，而在新加坡与曼谷两地，柯的影响力必定不小。之后又回到掩护身份的问题，崩溃之日逐渐逼近，还有什么地方比西贡更显自然？然而，杰里过的生活是半人生活，生活在半个城市里。大约四十年来，战争一直是西贡的主要产业，但美国于一九七三年撤军却导致经济萧条，西贡从此无法恢复荣景，因此即使上演了企盼已久的最后一幕时，演员有数百万，观众却寥寥可数。即使杰里碍于职责前往战斗较激烈的那端，观战时感觉却如同欣赏一场大雨浇熄战火的板球赛，选手只想回休息室躲雨。圆场禁止他离开西贡，理由是可能随时需要派他前往别处，然而这份禁令如果依字面意义来遵守，必定会令他显得荒唐，所以他不予理会。春禄距离西贡五十英里，是个无聊的小镇，出产橡胶，居民说法语，地点位于西贡的防卫边线。因为这场战争与金边截然不同，较为讲究技术性，较具欧洲风格。红色高棉没有装甲部队之处，北越却有俄国坦克以及一百三十厘米炮，以典型俄国阵式排列整齐，宛如正要突击苏联元帅朱可夫手中的柏林，在最后一架大炮安置妥当、装好火药之前一切按兵不动。他觉得春禄人跑了一半，天主教堂仅剩法国牧师一人。

“全完了。”牧师简单向他说明。南越将做出他们一向做的事，他说。他们会停止前进，转身奔逃。

两人共饮葡萄酒，凝望空旷的广场。

杰里将报道传回报社，这次情势恶化得没有挽回的余地，而史大卜则下了简短评语：“重人物轻预言，史大卜笔。”暂不刊登。

回到西贡，在卡乐帆旅馆的台阶上，有小乞儿兜售一无是处的花环。杰里给他们钱，收下花环，给足面子，回房间后丢进废纸篓。他到楼下坐时，乞儿又来敲窗户，卖《星条新闻报》给他。他走进空旷的酒吧喝酒，女孩围着他，迫切之情宛如他是沦陷前最后的机会。只有警察维持常态，头戴白色钢盔，手戴鲜白手套，站在每个角落，仿佛静候凯旋的敌军开进市区。他们乘坐白色吉普车，如同君主般开过住在人行道鸡圈里的难民。他回到旅馆房间，赫丘力打电话过来。赫丘力是杰里最喜欢的越南人，却尽可能避不见面。他自称赫丘力，反体制，反阮文绍，秘密对英国记者提供越共情报，借此维生。他认定英国与越战无关。“英国人是我的朋友！”他对着电话央求，“把我弄出去！我需要证件。我需要钱！”

杰里说：“去找美国人看看。”然后绝望地挂掉电话。

杰里传回那份永不见天日的报道时，是借路透社办公室传的。这所路透社办公室是座纪念碑，彰显被人遗忘的英雄，缅怀失手的事迹。玻璃桌面下陈列了头发蓬乱的男孩照片，墙上则挂了著名的退件书与严辞抗议的社论。空气中弥漫了旧报纸的臭味，以及来自“英国某地”、在此暂居之感，铭记珍藏每位流亡记者窃窃思乡的情怀。转角处有家旅行社，杰里在那段期间两度订了前往香港的机票，却没出现在机场。为他服务的是一名热心的表亲青年人，名叫帕克，掩饰身份是信息处人员，偶尔带黄色信封的密码信前来旅馆，外面印有“新闻急件”以求逼真。然而信封里的内容却无二致：尚无决策，静候待命，尚无决策。他读了作家福特的作品，以及一本描写旧日香港、真正难看的小说。他也阅读格林、康拉德与劳伦斯，而仍未有进一步消息。轰炸声在晚上听来最可怕，恐慌气氛到处皆然，犹如瘟疫大流行。

为了遵照史大卜指示，寻找人物的题材而非预言，因此他前往美国大使馆，因为当地有不下一万名越南人猛敲大门，希望证明自己是美国公民。他驻足旁观之际，一名南越军官开着吉普车过来，跳下车，开始对女人大骂，骂她们全是妓女与叛国贼，而他选中的正是一群正牌的美国人妻，一阵唇枪舌剑。

杰里再度发稿，史大卜又扔掉他的稿子，无疑更加深了他的忧郁。

数日后，圆场规划人失去了耐性。各方扰攘声持续恶化，他们传密码信请杰里立即飞往万象，保持低调，直到表亲派邮差另下指示为止。因此他前往万象，住进群星酒店，是丽姬以前喜欢逗留的地方。他也在吧台喝酒，是丽姬以前喜欢喝酒的地方。他偶尔与老板墨里斯聊天，一面等待指示。酒吧以水泥搭建，有两英尺深，因此如果有需要，可以充当防空洞或射击掩体。有间与用餐室连接的酒吧，气氛低迷，一名老殖民地法国人以一丝不苟的手法吃喝，餐巾塞进衣领。杰里坐在另一张餐桌看书。除了两人之外别无顾客，一向都是，而两人却从不交谈。在街上，来自距离山区不远处的老挝共产党两两并排、正气凛然地走着，戴着军帽身穿战袍，回避女孩的眼光。他们接管了角落几间别墅，以及通往机场沿途的别墅。老挝共产党搭起一丝不苟的帐篷，高过枝叶芜蔓的庭园围墙。

“联军撑得下去吗？”杰里曾经问墨里斯。

墨里斯不喜欢谈政治。

“就像现在的情况。”他以做作的法国口音回答，静静递给杰里一支圆珠笔当做安慰，上面印有卢云堡的字样。据说墨里斯拥有全老挝的卢云堡专卖权，一年能卖出几瓶。杰里完全避开印支包机办公室那条街，同样也克制自己的好奇心，不要去看查理·马歇尔供出的跳蚤茅屋。那间跳蚤茅屋位于市区边缘，曾有一妻二夫其乐融融。杰里向墨里斯询问，墨里斯的回答是，最近留在市区的华人已经非常少见。“华人不喜欢。”他又面带微笑说，偏头指向外面人行道上的老挝共产党。

谜团待解的也包括电话窃听记录。杰里是否从群星酒店打电话给丽姬？如果他打过，是否有心与她交谈，或只是想听她的声音？如果他有心与她交谈，他打算说什么？或者，打电话之举一如在西贡订购机票的动作，本身足以宣泄情绪，帮助他逃避现实？

能够确定的是，包括史迈利、康妮或任何看过这份关键记录的人在内，无人能严正指责任何人玩忽职守，因为这个电话最多只称得上是含义模糊：

“洞洞五五香港时间。国外来电，案主私人电话。接线生在线。案主接电话，说‘哈啰’数次。

“接线生：来电者请说话！

“案主：哈啰？哈啰？

“接线生：来电者，听得见我的声音吗？请说话！

“案主：哈啰？我是丽姬·伍芝。请问你是谁？

“来电者挂掉电话。”

这份记录从头到尾并未指明万象是发话地，更令人怀疑的是史迈利可能从未过目，因为他的代号没出现在签名栏里。

无论打电话的人是杰里还是其他人，隔天有两位表亲，而非一位，捎来行动指令，漫长等待后终于让他如释重负。可恶的惰性，尽管延长了似无止境的数周，总算告一段落，而这次是永远不再出现。

他整个下午忙着办理签证与交通事宜，翌晨破晓时渡过湄公河进入泰国东北部，随身携带肩袋与打字机。长形的木制渡船挤满了农民与吱吱叫的猪。来到管制国界的小屋，他宣誓将循相同路线回老挝。否则的话，官员郑重警告他，将不发给入境许可。他心想，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成问题。他回头望越来越远的老挝河岸，看见一辆美国车停在拖船道上，旁边站了两个细瘦的人，纹丝不动地看着。表亲永远与我们同在。

来到泰境河岸，一切顿时成了问题。杰里有签证仍不够，因为相片不像他，整个区域禁止老外进入。十元修正了对方意见。签证之后是交通问题。杰里坚持要找会讲英文的司机，索价也因此哄抬，然而等着帮他开车的老人却只会讲泰文，而且不爱开口。杰里只好对附近米店大喊英文，终于找到会说一点英文的胖小子，说他会开车。三方大费周章拟好了合约。老人的保险并未涵盖另一名驾驶，就算有，反正也早已过期。一个忙坏了的旅行社员工发出新的保单，男孩则回家作好安排。车子是红色福特轿车，摇摇晃晃，轮胎已磨平。接下来一两天，杰里可能碰上的死法有千万种，他不打算碰上，而出车祸是其中之一。讨价还价之后，杰里再拿出二十元。来到满地是鸡的修车厂，他监视修车工人的一举一动，直到新轮胎装妥为止。

浪费了一小时后，他们总算上路，以足以断颈的高速往东南前进，穿越平坦的农田。男孩播放《麻州电灯天天不亮》五次，杰里才要求他停止。

道路铺了柏油却空无一车。偶尔会出现一辆黄色公交车，正对他们蛇行而下，杰里的司机会立刻加速，维持在路中央，一直到公交车让步一英尺，轰然驶过为止。有一次杰里正在打瞌睡，被竹篱压碎声惊醒，正好看到炮弹如泉涌，从他正前方喷进日光中，也见到一辆小卡车以慢动作滚进水沟。他看见车门如树叶向上浮起，双手乱甩的司机从门里滚出来，撞向竹篱，掉入高高的草堆里。男孩并未减速，只不过大笑之下车子在马路上左扭右转。杰里斥喝：“别闹了！”男孩却不予理会。

“你想让西装沾到血吗？留给医生办吧。”他严肃警告，“我会照顾你的，懂吗？这一带乡下很可怕的，很多共产党。”

“你叫什么名字？”杰里听天由命地问。

名字拗口难念，因此两人决定以米奇称呼。

继续开了两个小时，他们才抵达第一道路障。杰里又打起瞌睡，演练着台词。他心想，一脚踏进去后，一定还会有另外一道门。他思忖着是否总有一天，对圆场而言，对报社而言，这位老艺人再也变不出戏法，连抬腿跨越门槛都没力气，软软站立，面带友善的推销员露齿一笑，言语却死在喉咙里。这一次不行，他很快想到。亲爱的上帝，这一次不行，拜托。

车子停下，一名年轻和尚连忙从树林里捧钵而出，杰里给了几个泰铢。米奇打开行李箱。警察哨兵向里面望去，然后命令杰里下车，带他去见警官。警官单独坐在阴凉的小屋里。花了很长的时间，警官才注意到杰里的存在。

“他问你是美国人吗。”米奇以洋泾浜英文说。

杰里出示证件。

路障另一边，完美的柏油路面笔直穿越平坦的树丛地带。

“他问你来这里做什么。”米奇说。

“有事找中校。”

继续往前行驶，路过一座村庄，一家戏院。此地连最新电影都是哑剧，杰里回想起。他曾写过一篇报道。本地演员负责配音，剧情全由演员临时编出。他记得约翰·韦恩被配上泰国人尖嗓子，观众哄堂大笑，翻译向他说明，他们听到的是模仿当地村长的声音，而村长是众所周知的娘娘腔。他们正通过森林，但两旁路肩各清除出五十码，以预防有人突袭。偶尔他们会看到地上画出亮眼的白线，其用意不是在指引地面交通。这些马路是由美国人铺设，可充当战备跑道。

“你认识这个中校吗？”米奇问。

“不认识。”杰里说。

米奇开怀大笑。“找他干吗？”

杰里懒得回答。

行驶二十英里后，来到第二个路障，位于一座小村落中央，而小村落已由警方接管。一辆灰色卡车停在寺庙的院子里，四辆吉普车停在路障旁。村子坐落于数条路的交叉口，在他们这条路右转的方向，有条黄色泥土路穿越平原，蜿蜒走上山区两侧。这一次杰里采取主动，立刻跳下车欢呼着：“带我去见你们领导人！”他们的领导人居然是个容易紧张的年轻队长，常焦虑地皱眉，极力想吸收他学习范围之外的事物。他坐在警察局里，手枪摆在桌上。警察局是个临时站，杰里注意到。他看到窗户外面遭轰炸过的废墟，应该是警局旧址。

“我的中校是个忙人。”队长通过司机米奇说。

“他也是非常勇敢的人。”杰里说。

对方一脸茫然，最后总算厘清了“勇敢”一词的英文含义。

“他射过很多共产党，”杰里说，“本报希望报道这位伟大的泰国中校。”

队长说了一会儿，米奇突然噗嗤狂笑起来。

“队长说，我们才没有共产党！我们只有曼谷！这里的穷人什么都不懂，因为曼谷不给他们学校，所以共产党晚上过来跟他们聊天，叫他们把所有儿子全送到莫斯科，念书当大医生，以后可以炸掉警察局。”

“我上哪里找中校？”

“队长要我们待在这里。”

“他会请中校过来吗？”

“中校是大忙人。”

“中校人在哪里？”

“他在邻村。”

“邻村的名字是什么？”

司机再度笑得直不起腰杆。

“那村子没名字，村人死光光啦。”

“村人死光光之前叫什么名字？”

米奇说出一个名字。

“马路能通到那个死村子吗？”

“队长说是军事秘密。表示他也不知道。”

“队长能不能放我们过去看看？”

两人讨论甚久。

“当然，”米奇最后说，“他说我们可以去。”

“能请队长以无线电通知中校我们就要过去了？”

“中校是大忙人。”

“队长能不能用无线电通知他？”

“当然。”司机说，仿佛只有面目可憎的老外才能在这么明显的细节上大做文章。

他们回到车上。栅栏升起，车子继续行驶在完美的柏油路上，路肩清理得干干净净，偶尔冒出路标。开了二十分钟，他们连一个生物的影子都没看见，但杰里并不因空荡而感到安慰。他听说过，若要支持山区每个带枪战斗的共产党游击队员，平原必须有五人种植稻米，生产弹药，提供基础建设，而这里正是平原。他们来到右边一条泥土路，因最近有人使用，泥沙飞扬到柏油路上。米奇转进这条路，循着沉重的轮胎痕迹前进，大声播放《麻州电灯天天不亮》，不顾杰里抗议。

“这样共产党会以为我们有很多人。”他笑着解释，让杰里无法反对。让杰里惊讶的是，他也从座位底下的袋子取出一把大型点四五口径练习射击手枪，枪管很长。杰里尖声命令他收回原位。几分钟后，他们嗅到火烧气味，然后开过一阵柴烟，接着抵达村子，仅存的几群人个个魂飞魄散，两三英亩的柚木林经大火焚烧后有如化石森林区。也有三辆吉普车，不到二十名警察，中间站着一位粗壮的中校。村人与警察凝视着一块闷烧冒烟的地，宽约六十码，几根焦黑的柱子勾勒出大火肆虐在房屋前的轮廓。中校看着他们停车走过来。他是个骁勇善战的人，杰里一眼就看得出来。他身材矮壮，既不微笑也不皱眉，皮肤黝黑，头发灰白，有可能是马来人，只不过他的躯干比较粗壮。他佩戴空降肩章与飞行肩章，以及两列勋章彩带。他身穿野战制服，佩戴制式自动手枪，插在右大腿的皮套里，皮带没系上，垂了下来。

“你是那个新闻人吧？”他问杰里，语调平坦，口音是军队的美语。

“没错。”

中校的目光转向司机，说了几句话，米奇快步走回停车处，上车坐好。

“你想问什么？”

“这里有没有死人？”

“三个人。刚被我枪毙掉。我们有三千八百万。”他的美式英语流畅，几乎称得上完美，让杰里内心的问号越变越大。

“为什么枪毙他们？”

“晚上‘共恐’过来开课，四面八方的人都过来听共恐上课。”

“共产恐怖分子。”杰里心想。他直觉认为这个词源自英国。一列卡车开上泥土路前来，村民一见卡车，纷纷收拾地铺，抱起儿女。中校下令部属将村民集合为粗略的纵列，等卡车转弯。

“我们帮他们找到更好的地方，”中校说，“让他们重新开始。”

“你枪毙了谁？”

“上个礼拜，我有两个手下被炸死。这村子是共恐发号施令的地方。”他选上一名面容阴郁、正要爬上卡车的妇女，命令她走回来，让杰里好好看她一眼。她低头站着。

“他们住在她家。”他说，“这一次我枪毙她丈夫，下一次就枪毙她。”

“另外两个呢？”杰里问。

他发问是因为继续发问等于持续出拳，然而接受审问的人不是中校，而是杰里。中校的棕色眼珠严峻，带有审核的意味，态度多有保留，以质问的眼神盯着杰里，却了无焦虑感。

“有个共恐睡了这里一个女孩，”他轻描淡写，“我们不但是警察，我们也是法官和法院。这里没有其他人。曼谷才不想在这里举行公审。”

村人上了卡车。卡车离去时他们头也不回。只有儿童从后挡板上方挥手。吉普车跟着卡车走，留下他们三人，两辆车，以及一个年约十五岁的男孩。

“他是谁？”杰里问。

“他跟我们走。明年，也许后年，连他我都会枪毙。”

杰里上了吉普车，坐在中校旁边，由中校开车。男孩被动地坐在后面，中校以坚定而机械化的语调向他说教，他喃喃地应答着。米奇驾驶出租车跟在后面。在吉普车地板上，在座位与踏板之间，中校放了一个厚纸箱，里面有四颗手榴弹。后座摆了一把小机枪，男孩上车时，中校懒得移开。后视镜上方，在宗教图片旁，挂的是肯尼迪的画像明信片，底下注明：“问你能为国尽什么力，别问国家能为你尽什么力。”杰里取出笔记簿。他继续对男孩说教。

“你跟他讲什么？”

“我是在解释民主的原则。”

“什么原则？”

“没有共产党，没有将军。”他边笑边回答。

上了柏油路，他们右转，继续深入内陆，米奇则开着红色福特汽车跟在后面。

“跟曼谷打交道，就像爬那棵大树一样，”中校对杰里说，一面手指着森林，“爬上一根树枝，高度就增加一点，换了树枝，树枝断了，又爬得更高。也许有一天，你会当上最高将领。也许永远不会。”

两名幼童朝吉普车招手，中校停下车，让他们上来挤在男孩身边。

“这种事，我不常做，”他边说边忽然微笑，“只是想对你表示我是个好人。共恐如果知道你会停车载小孩，就会找更多小孩子来让你停车。要懂得变通，这样才能生存。”

他又转弯朝森林开去。走了几英里路，他让幼童下车，郁闷的男孩则留下。树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荒凉的矮丛区。天空泛白，丘陵的阴影正要穿透薄雾而出。

“他怎么了？”杰里问。

“他？他是个共恐，”中校说，“被我们逮到了。”来到森林里，杰里看见金光一闪，只是座寺庙。“上个礼拜，我有个警察变节，帮共恐卧底。我派他去巡逻，枪毙他，让他当大英雄。我还帮他老婆弄个养老金，买了大国旗包住尸体，葬礼办得很大，村人也稍微变得有钱一点。那人已经不再是通风报信的人了。他变成了地方英雄。非赢得这些人的心不可。”

“有道理。”杰里赞同。

车子开到一处宽阔的旱田，两名妇人在中央锄地，除了远处的树丛之外空无一物，多岩沙丘渐次消失在白色天际。杰里叫米奇留在福特车上，与中校开始步行到旱田另一边，郁闷男孩跟在后面。

“你是英国人？”

“是。”

“我在华盛顿国际警察学校待过，”中校说，“很不错的学校。我在密执安州大念过警政。他们让我们大开眼界。请你稍微离开我一点行吗？”他客气地要求，这时两人正谨慎跨过一个犁。“他们射击的对象是我，不是你。射中老外，在这里会惹上太多麻烦。他们不想惹麻烦。在我的地盘，没人射老外。”

他们来到两名妇人处。中校向她们说了几句话，走了一段距离，停下，回头看看郁闷男孩，再回到妇女身边，又对她们说了几句话。

“怎么了？”杰里问。

“我问她们这附近有没有共恐。她们说没有。后来我想到，说不定共恐想把这男孩抓回去。所以我回去跟她们说：‘如果一有不对劲的地方，我先枪毙你们两个女的。’”他们来到树丛处。沙丘在他们前方，高大的树丛与如刀剑般的棕榈茂密丛生。中校双手围在嘴边大喊，直到有人响应为止。

“这是我在丛林里学会的，”他面带微笑说明，“一走进丛林，就一定要先呼叫。”

“你说的是什么丛林？”杰里问。

“现在跟我讲话时，请靠近我一点。说话时微笑。他们希望把你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走到一条小河边。绕过小河，有一百多名男人与男孩心不在焉地以镐与圆锹挖着石头，有的则扛着一袋袋石灰，从这一大堆搬到那一大堆。五六名武装警察虽然监着工，却似乎玩忽职守。中校叫郁闷男孩过来，对他说话，男孩低头，中校则猛然打了他几耳光。男孩喃喃说话，中校又赏他耳光，然后拍拍他肩膀，男孩接着如折翼的放生鸟仓皇加入劳动的行列。

“你报道共恐，也报道我的水坝，”中校命令。两人开始往回走，“就盖在这片美好的青草地。会以我命名。”

“你在哪个丛林里打过仗？”往回走时杰里再问一次。

“老挝。战况惨烈。”

“你自愿参加的吗？”

“当然。我有小孩，需要用钱。我加入paru。听过paru吗？是美国人的单位。由美国人负责。我写信向泰国警方辞职，被他们收进抽屉。如果我死了，他们会拿出辞职信证明我在加入paru前辞职。”

“打仗时认识了瑞卡度喽？”

“当然。瑞卡度是我朋友。我们一起打仗，开枪打死了很多坏人。”

“我想见他一面，”杰里说，“我在西贡碰见他的一个女朋友。她跟我说，瑞卡度住在这附近。我想跟他谈个生意。”

他们再度走过那两名妇人。中校朝她们挥手，但她们置之不理。杰里盯着他的脸观察，但他看到的表情不比沙丘上的巨岩多到哪里。中校爬上吉普车，杰里也跟着跳上。

“我希望你能带我去找他。我甚至可以让他过几天有钱人的生活。”

“是为了报社吗？”

“是私事。”

“私下谈生意？”中校问。

“没错。”

开回柏油路上时，两辆黄色水泥搅拌卡车朝他们开来，中校不得不倒车让他们通过。杰里自然而然注意到漆在搅拌车旁的名称，这时他瞥见中校正在打量他。他们继续朝内陆前进，以吉普车最高速限行驶，为的是防止路上遭小人暗算。忠心的米奇跟在后面。

“瑞卡度是我的朋友，这里是我的地盘。”中校以极标准的美语说。这句话尽管耳熟，这一次却具有全然明显的警告意味。“他住在这里接受我保护，因为我们定过协议。这里人人知道这件事。村人知道，共恐也知道。没人敢动瑞卡度汗毛，否则看我枪毙水坝那边的每个共恐。”

他们离开柏油路，转进泥土路时，杰里看见柏油路面上有小型飞机的轻微煞车痕迹。

“这里是他降落的地方吗？”

“只有在雨季。”中校继续描述他的道德立场，“如果瑞卡度杀了你，那是他自家的事。在我地盘上，老外枪毙老外是天经地义的事。”口气宛如对儿童解释基本算术。“瑞卡度是我的朋友，”他毫不羞赧地重复，“是我的同志。”

“他知道我要来吗？”

“请多留心他。瑞卡度机长有时候很变态。”

“刁特别为他准备了一个地方，”查理·马歇尔说过，“一个只有疯子才去的地方。刁对他说：‘你好好活着，飞机你留着开，想武装护送查理·马歇尔随时请便，如果查理要你帮他运钱，帮他注意小人，你就照做。说话要算话，德雷克·柯说话向来都算话。’他说。不过，如果小瑞惹了麻烦，或是小瑞捅出娄子，或是大嘴巴泄露秘密，刁和他的手下会把他这个烂杂种砍得不像话。”

“小瑞为什么不干脆开了飞机逃命？”杰里当时问。

“刁拿走了小瑞的护照啦，伏尔泰。刁帮小瑞偿还债务，让他做生意，替他清除前科。刁也让他扯上大约五十吨的鸦片，必要时能对缉毒署提供证据。小瑞啊，他想走随时都行，全世界都有监狱等着他。”

房子建筑在高架上，位于宽阔泥土路正中央，四周有阳台环绕，旁边有小溪流过，两名泰国女孩在房子下，一个正在喂婴儿，另一个正在搅动锅子。房子后面有片平坦的棕色原野，一端建了茅屋，大得足够容纳小飞机——比方说毕奇——原野则出现一道青草被压扁的银色轨迹，可能最近有飞机降落。房子附近没有树木，坐落于微微隆起之地，三百六十度无障碍景观，宽阔的窗户建得不十分高，杰里推测窗户经改装，以提供屋内更宽广的射击角度。快到屋子时，中校要杰里下车，往回走向米奇的车子。他对米奇说话，米奇跳下车，打开行李箱。中校伸手到座位下取出练习手枪，以轻蔑的态度扔进吉普车。他对杰里搜身，然后对米奇搜身，然后亲自检查车子。然后他叫两人在外面等，他爬上阶梯来到一楼。两名女孩对他视而不见。

“他是个好中校。”米奇说。

两人等着。

“英国是个有钱国家。”米奇说。

“英国是很穷的国家。”杰里反驳，两人继续盯着房子。

“国家穷，人民有钱。”米奇说，对自己的笑话笑得全身抖动，这时中校走出门，登上吉普车，开车离去。

“你在这里等着。”杰里说。他缓步走向阶梯底部，双手围在嘴边向上呼唤。

“敝姓威斯特贝。几个礼拜前，你在金边对我开过枪，你可能还记得。我是个穷记者，点子却能赚大钱。”

“你想干吗，伏尔泰？有人说你早就死了。”

南美口音，深沉而轻快，从黝黯的上方传来。

“我想向德雷克·柯勒索。我在想，我们两人可以跟他敲诈两百万，你就能赎回自由之身。”

杰里看见上方阴暗的通风口中，有一支枪管如同独眼龙的眼睛眨动，然后再度对准他。

“分开算，”杰里呼唤，“你两百万，我两百万。我有周详的计划。凭我的头脑和你的信息，再加上丽姬·伍辛顿的身材，我们稳赢。”

他开始慢慢上楼。“伏尔泰。”他心想。

查理·马歇尔传话起来丝毫不马虎。至于“早已死了”，再花一点时间吧，他心想。

杰里爬过通风口，从黑暗之处移进光明之处，南美口音说：“站住别动。”杰里遵命，这时能够四下观察室内，是个小型军事博物馆与美军福利社的综合体，中央有张桌子，三脚架上安装AK47，类似瑞卡度朝他开火的那一把。正如杰里怀疑的，这把枪透过窗户能掌握由四面八方前进的人车。万一有所闪失，也有两把枪备用，旁边各放一排可观的弹药匣。手榴弹三四成堆，像水果一样到处放，在丑陋的胡桃木酒柜上，在塑料圣母像之下，摆出五花八门的手枪与机关枪，可应付各种场合。房间只有一个，占地却非常大，低矮的床铺两端涂上日本漆与亮光漆。杰里一时兴起愚蠢的念头，不知道瑞卡度是怎么有办法爬上毕奇飞机。冰箱有两台，制冰器有一台。几幅画得用心过度的泰国裸女油画，煽情之余却比例有误，这种错误通常由于太少接触作画对象。卧房里也有个档案柜，上面放了一把卢格尔手枪，书架上的作品有《公司法》、《国际税务》、《性爱技巧》等书。墙上挂了几个本地人雕刻的圣像、圣母、年幼的耶稣。地板上摆了划船器的钢架，上面有移动座椅以保持身材。

这些陈列物的中央，瑞卡度以杰里首度看见他时的坐姿，坐在高级主管的旋转椅上，戴着CIA手链，身缠纱笼，在壮观的裸胸上挂了金十字架。他的大胡子比杰里上次见到时短得多，他猜楼下的女孩帮他修剪过。他没戴帽子，卷曲的黑发以小金环串上，荡在后颈上。他肩膀宽厚，肌肉结实，皮肤黝黑油亮，胸毛茂盛。

他肘边也放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一罐水，没有冰块，因为没电供冰箱运作。

“请脱下外套，伏尔泰。”瑞卡度命令，杰里遵命。瑞卡度叹了一口气起立，拾起桌上一把自动手枪，慢慢绕着杰里走动，打量他的身体，一面轻轻搜身，检查是否携带武器。

“你打不打网球？”他从身后询问，一手向下摸着杰里的背部，动作非常轻，“查理说你肌肉发达得像猩猩。”然而瑞卡度其实并未向任何人发问。发问对象是他自己。“我很爱打网球。我打起来好得不得了。每次都赢。可惜在这里，打网球的机会很少。”他坐下。“有时候不得不跟敌人躲在一起，以避开朋友。我会骑马、打拳击、射击。我有学位，我会开飞机，我对人生懂得不少，我头脑很好，不过碍于无法预知的状况，我跟猴子一样住在丛林里。”自动手枪随便用左手拿着。“你们所谓疑神疑鬼，就是这样吧，伏尔泰？把所有人都当做敌人。”

“应该是的。”

瑞卡度为了说出以下经常讲的俏皮话，伸出一指戳着自己泛着油光的古铜色胸膛。

“我这个疑神疑鬼的人，却有真正的敌人。”他说。

“有了两百万，”杰里仍站在原地说，“我相信能消灭大半敌人。”

“伏尔泰，容我坦白说一句话，我认为你的生意经是鬼扯淡。”

瑞卡度大笑，大方展示出白牙，衬托了刚修剪过的胡子，也微微展现腹肌，双眼则直瞪杰里脸孔，一面啜饮着酒杯里的威士忌。杰里心想，他跟我一样，接获过通报。

要是他出现，你听他把话讲完，刁无疑如此告诉过他。瑞卡度听他把话讲完，之后呢？

“你发生过意外，我绝对谅解，伏尔泰。”瑞卡度伤感地说，摇摇头，仿佛抱怨着他获得的信息质量低下，“要喝一杯吗？”

“我自己倒。”杰里说。杯子放在橱柜里，有各式各样颜色与大小。杰里从容走到橱柜边，自己拿来一个细长的粉红色玻璃杯，外面画了穿上衣服的女孩，里面则是裸女。他倒了几厘米高的苏格兰威士忌，加一点水，隔着桌子坐在瑞卡度对面，瑞卡度则一面兴味盎然地研究他。

“你运动吗？举重之类的？”他以诉说心事的语气询问。

“只是偶尔喝一杯而已。”杰里说。

瑞卡度毫无节制地大笑，仍以闪烁不定、眼皮下垂的双眼紧紧观察他。

“你对小查理做的那种事很可恶，你知道吗？半夜押走我的朋友，坐在他头上，逼他戒毒，我很不喜欢。查理要很久才能复原。伏尔泰，想跟查理的朋友交朋友，那样可不是办法。他们说，你甚至对柯很失礼。还带我的小丽姬去吃晚餐。是真的吗？”

“我是请她吃过晚饭。”

“搞过她吗？”

杰里没有回答。瑞卡度再度爆笑。笑得突然，停得也突然。他长长喝了一口威士忌，叹息说：“我倒希望她心怀感激，就这么简单。”他立刻又成了备受误解的人。“我原谅她，行了吧？你再见到丽姬时跟她说，瑞卡度原谅了她。我训练她。我培养她走对路。我告诉她很多东西，艺术、文化、政治、商业、宗教，还教她怎么做爱，派她出去见见世面。没有我的人脉，她会沦落到哪里？哪里？跟瑞卡度像猴子一样住在丛林里。她欠我一切。《窈窕淑女》。看过那部电影吗？我是她的教授。我跟她讲过一些东西，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跟她讲过的一些东西，是除了瑞卡度之外没人能教她的东西。在越南七年。在老挝两年。CIA一个月给四千块，我是天主教徒。你认为我没办法教她一些东西吗？出身卑微的英国浪女。她有个小孩，你知道吗？小男孩，在伦敦。她丢下儿子离家出走，想像一下。这种母亲？比妓女还烂。”

杰里找不到可以应答的话。他看着瑞卡度沉重的右手中指与无名指各有一只大戒指，凭记忆来比对丽姬下巴那两道疤痕。他认定是朝下挥出的一拳，是趁她在低处时挥出的右钩拳。没有打烂她的下巴，还真奇怪。也许被他打烂了，她只是有幸修补起来而已。

“你聋了是吗，伏尔泰？我说，你要谈的生意说来听听。没有偏见，懂吗？只不过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杰里自己又斟了一点威士忌。“我是在想，要是你能告诉我，那次德雷克·柯要你帮他飞的东西是什么，要是丽姬能让我接近柯，我们三人都不搞小动作的话，很有机会大大敲诈他一顿。”

终于说出口了，听起来比他演练时更加蹩脚，但他不太在意。

“你疯了，伏尔泰。疯了。你是对着空气画饼。”

“要是柯找你帮他飞中国大陆，我就不算发疯了。就我所知，柯有财力买下整个香港。不过如果总督听见你跑的那一小趟，我保证他和柯会在一夕之间闹翻。这还只是开场。好戏在后头。”

“你在讲什么东西啊，伏尔泰？中国？胡说八道个什么劲？中国大陆？”他耸耸亮闪闪的肩膀，拿起酒杯喝酒，对着酒杯窃笑，“我搞不懂你，伏尔泰。你根本是在放屁。你凭什么认为我帮柯飞中国？荒唐。可笑。”

杰里发现，以说谎技巧而言，瑞卡度的层次比丽姬还要低三级，遥不可及。

“凭我的编辑，好友。我的编辑头脑精得很。认识不少很有影响力的朋友，见多识广的朋友。他们会跟他通风报信。举例来说，我的编辑有个很厉害的直觉，认为你不幸坠机惨死后没多久，卖了很大一批鸦片原料给友好的美国人，而这个美国买家的工作是遏阻危险药物的传播。他的另一个直觉是，那批鸦片的主人是柯，卖家根本不是你，对象是中国大陆。只不过你决定冒充一下。”瑞卡度的眼睛从威士忌酒杯上方望着他，他紧接着说：“果真如此，假设柯真正的野心是让大陆人再染上鸦片毒瘾，慢慢来，逐渐开创出新市场，懂了吗？这样的话，我保证他会使出全力预防这消息登上全球报纸的头版。还不只这样。另外还大有千秋，甚至更有赚头的事业。”

“那又是什么，伏尔泰？”瑞卡度问，继续紧盯他，仿佛以步枪准星锁定了他，“你所谓的事业是什么？愿闻其详。”

“这个嘛，我希望暂时保留，”杰里坦然微笑，“我希望你先讲一些东西来交流交流。”

一名女孩悄悄上了楼梯，端来几碗米饭与柠檬香茅鸡。她身材苗条，全身上下无不动人。房子下传来人声，包括米奇的声音在内，也有婴儿咯咯笑的声响。

“楼下是谁，伏尔泰？”瑞卡度含糊地问，仍未完全回过神来，“你是带了该死的保镖还是什么来？”

“只是司机而已。”

“带枪吗？”

杰里没有作答，瑞卡度摇摇头，露出不解之情。“你这家伙疯了，”他边说边挥手要女孩退下，“你这家伙真的发疯了。”他递给杰里碗筷。“圣母玛丽亚。那个姓刁的，他是个很难缠的人。我自己也很难缠。不过那些华人啊，发起狠来也能六亲不认，伏尔泰。惹到像刁那种人，你的麻烦可大了。”

“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杰里说，“我们会找英国律师。我们把罪状堆得老高，任他们派出一整个棋盘的主教也打不倒。我们可以开始找证人。你，查理·马歇尔，知道内情的人全找出来作证。说出他讲话的内容，做了什么，讲出日期和时间。接着寄一份给他看，剩下的东西，我们也会相信，然后跟他订个契约。签名、封缄、寄出。全照法律规矩。他喜欢照规矩来。柯是个凡事讲求法律的人。我查过他的商业活动。我也看过他的银行存提款明细，他的资产。光有这些东西，已经很够看了。如果再加上我刚讲的那些事业，我保证五百万已经算他便宜了。你两百万，我两百万，丽姬一百万。”

“一毛也别给她。”

瑞卡度弯腰打开档案柜的一个抽屉，开始一份份寻找，研究着手册与信件。

“去过巴厘岛吗，伏尔泰？”

瑞卡度脸色凝重地戴上老花眼镜，坐在桌前，开始研究档案。“几年前我在巴厘岛买了一些土地。是我谈成的一桩生意。我谈成的生意可多着呢。走路，开车，买了一辆本田，一九七五年，一个女孩。在老挝，我们见人就杀，在越南我们烧掉整个他妈的乡下。我在巴厘岛买了这块地，一小块总算没被我们烧杀过的土地，买了这个没被我们杀掉的女孩，知道我的意思吗？五十英亩的矮丛地。这里，你过来。”

杰里从他肩膀后望去，看到建筑师的油印图解，画的是一处地峡，分割成建筑用地，加以编号，左下角写着：“瑞卡度与伍辛顿股份有限公司，荷属安第列斯群岛。”

“你来跟我合伙做生意好了，伏尔泰。我们一起开发这块地好了。盖五十栋房子，一人一栋，找几个好人，让查理·马歇尔当管理人，找几个女孩，弄成小小区，聚集艺术工作者，有时候办个演奏会。你喜欢音乐吧，伏尔泰？”

“我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杰里语气坚定不移，“日期、时间、地点、证人的说法。你一告诉我，我就跟你交换。刚才提过的事业，我会解释给你听，赚大钱的事业。我会解释整件生意。”

“当然，”瑞卡度心有旁骛地说，仍研究着地图，“我们来整整他，由我们来整。”

这就是他们同居的情形，杰里心想，他们一脚踏在幻想世界，另一脚踩在监狱里，互相强化彼此的美梦，是只有三名演员的乞丐歌剧。

有半晌的时间，瑞卡度沉浸于自己的罪恶，杰里则束手无策，无法制止他。在瑞卡度的简单世界里，多谈谈自己的事，可以借此多了解他人。因此他谈及自己偌大的气魄，吹嘘自己的性能力，担心盛年能持续多久，但他谈最多的莫过于战争的恐惧，在这一方面他自认无所不知，高人一等。“伏尔泰，我在越南时，爱上了一个女孩子。我，瑞卡度，坠入爱河了。这种情况很少见，对我具有神圣的意义。黑头发，腰杆直，脸蛋像圣母，奶子小。每天早上她上学路上，我停下吉普车，每天早上她都说：‘不要。’我告诉她：‘听着，瑞卡度不是美国人。他是墨西哥人。’她连墨西哥都没听过。我抓狂了，伏尔泰。我，瑞卡度，过了好几个礼拜的和尚生活。其他女孩子，我连碰都不碰了。每天早上。后来有一天，我已经换成一挡了，她举起手来——停车！她上了车，坐在我旁边。她不上学了，跟我跑到一个小村子同居，村名我以后再告诉你。B52轰炸机飞来了，炸平了整个村子。某个大英雄地图看不太懂。小村子，一个个都像海滩上的石头，每个都一样。我开的直升机就在后面。没有人阻止得了我。查理·马歇尔在我旁边，对着我大骂说我疯了。我才不管。我降落，找到了她。整个村子都死光光。我找到她了。她也死了，不过还是给我找到了。我回到基地，宪兵把我毒打一顿，关禁闭七个礼拜，丢了军阶跟资历。我。瑞卡度。”

“好可怜。”杰里说。这些游戏，他以前也玩过，无论相信或不相信，都痛恨这种游戏。

“你说的没错，”瑞卡度说，一鞠躬接受了杰里的致意，“‘可怜’这词用得好。他们拿我们当农夫。我和查理，我们什么都飞。从来没拿过像样的薪饷。伤员、死者、尸块、毒品。结果什么都没得到。天啊，那场战争打得真惨。我飞进云南两次。我不怕。什么都不怕。连我俊美的外表都没办法让我为自己担心。”

“连德雷克·柯的那一趟都算进去，”杰里提醒他，“总共飞了三趟，对不对？”

“我帮柬埔寨空军训练飞行员。结果什么都没得到。柬埔寨空军啊，伏尔泰！十八个将军，五十四架飞机，加上瑞卡度。条件是服役完毕能拿到寿险。十万美金。只给本人。瑞卡度一死，最近血亲什么都领不到，合约是这样写的。瑞卡度成功，什么都拿得到。我有一次跟法国外籍兵团的几个朋友谈过，他们知道这种骗人的把戏，警告我：‘小心一点啊，瑞卡度，没过多久他们会派你到没办法脱身的危险地带，那样的话，他们就不用付你钱了。’柬埔寨人只让我加半满的油料，给我辅助油箱和废物。也有一次，他们在我的液压机上动了手脚。修飞机，我自己来。那样他们就害不了我。告诉你，我一弹手指，丽姬就乖乖回到我身边，懂吗？”

午餐结束。

“照你这么说，刁和德雷克那边又是怎么一回事？”杰里说。沙拉特的人说，想取得告白，只需给点颜色。

杰里首度体会到，瑞卡度以一种野蛮愚昧的眼神全心盯着他看。

“我被你搞糊涂了，伏尔泰。要是跟你讲太多了，我不枪毙你不行。我是个非常多嘴的人，懂了吗？我一人住在这里很寂寞，我的个性一向喜欢寂寞。我一欣赏某个人，就会跟他聊天，然后会后悔。我记得生意上的承诺，懂了吗？”

顿时杰里内心泛起一阵宁静，如同沙拉特人变成沙拉特天使，除了接收并记忆之外无计可施。他知道，就情报行动而言，他已走到旅程的尽头：即使在最佳状况下，回程无法想像亦然。就情报行动而言，以他了解的先例，无声的凯旋钟早应在他耳边响起，令他感动万分。然而钟声并未响起。钟声未响，对他而言是一项早期警讯，即使在当时，这项警告意味着他追求的目标就各方面而言，再也不符合沙拉特老大的目标。

起初在允许瑞卡度自吹自擂的情况下，叙事内容与查理·马歇尔所言出入不多。老刁来到万象，衣着如苦力，全身散发猫臊味，到处打听当地最棒的飞行员，自然而然有人介绍瑞卡度给他，而瑞卡度也正值两趟行程之间的空当，有时间进行航空领域的某项获利颇丰的专业任务。

与查理·马歇尔不同的是，瑞卡度叙述时专心、直接，仿佛听众的智慧不如自己。老刁自我介绍时自称在航空界人脉很广，提及与印支包机之间不明的关联，然后叙述他已与查理·马歇尔谈过的部分。最后他说到了该项任务，若以沙拉特优美的说法是他替瑞卡度想好的掩饰之词。他说，与老刁有来往的某大曼谷贸易公司正和友好邻邦部分官员接洽，希望凑合一项极为合法的交易。

“伏尔泰，我非常严肃地问他：‘刁先生，难不成你刚登陆月球了吗？我从没听过哪个亚洲国家有什么友好邻邦。’老刁被我逗笑了。显然他觉得我讲得很机智俏皮。”瑞卡度说得非常严肃，再度用上间歇性出现而不搭调的商学院英语。

然而，在这项高获利而且合法的交易成交之前，根据瑞卡度的说法，老刁说明，他的同事面临的问题是必须先买通友好邻邦的某些官员与其他人士，以清除烦人的官僚障碍。

“那算什么问题？”瑞卡度当时问，问得不能说不自然。

老刁说，假设该国是缅甸。只是假设。在现代的缅甸，政府官员不得营私，转账进银行也不容易，因此必须另寻付款之道。

瑞卡度的建议是黄金。瑞卡度说，老刁反悔了：他心目中的这个国家连黄金都很难转让兑现，因此他说交易货币必须选用鸦片，总共四百公斤重。距离并不遥远，瑞卡度一天之内可以来回，费用是五千元，其余细节在起程前向他担保，以免导致瑞卡度所言的“不必要的记忆侵蚀”。瑞卡度这种怪异的用语，必然对他一手栽培的丽姬具有重大影响。老刁向瑞卡度保证，这一趟航程毫不痛苦，别具启发性，一返回原地，立刻以便利的货币种类送上五千美元的酬劳。但瑞卡度当然必须先出示委托物抵达目的地的证明，例如收据。

瑞卡度描述着个人历程，如今显露出与老刁交手时那种未经雕琢的狡猾。他告诉老刁，他会考虑他提出的条件。他提到其他迫待进行的任务，也提及开办自己航空公司的心愿。接着他着手调查老刁是何许人等。两人见面后，他立刻发现老刁并未返回曼谷，而是直飞香港。他叫丽姬向印支包机的潮州佬套套风声，其中一人口无遮拦，说出老刁是中国海空的老大，因为他在曼谷时投宿四面佛大酒店的中国海空套房。在老刁重返万象听取瑞卡度的回答前，瑞卡度已对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甚至知道老刁是德雷克·柯的左右手，只是不愿大肆声张而已。

两人二度见面时，他告诉老刁，一天来回，五千美元不算太少也不算太多。如果这趟任务如老刁强调的那么轻松，五千元就算太多了。如果正如瑞卡度怀疑的毫无章法，五千元就算太少了。瑞卡度建议改变交易条件，“商业上的妥协”他说。他解释自己“暂时因流动性问题而周转不灵。”无疑的，他常用这种说法。换言之（依杰里的诠释），他与往常一样一贫如洗，而债权人频频上门讨债。他立刻提出要求，希望能有份定期收入，最好是由老刁安排他进入印支包机担任飞行员顾问，为期一年，双方同意月薪两万五千美元。

据瑞卡度说，老刁对他提出的条件似乎不感震惊。在高脚屋的楼上，室内变得寂静无比。

其次，与其完成交递后领收五千美元，瑞卡度希望先领两万美元以推却现有的任务。一旦送完鸦片，立刻可再领一万，剩下一万可由“源头”扣除。以瑞卡度的专门用语而言，表示可从他在印支包机剩下几个月的薪水扣除。如果老刁与同事无法答应，瑞卡度解释，很不幸的，他在运送鸦片前必须出差一趟。

隔日，老刁更动了部分条件，答应了瑞卡度的要求。老刁与同事不愿预支瑞卡度两万美元，提议直接向瑞卡度的债权人偿还债务。他解释，这样他们会感觉比较自在一点。同一天，双方订下一纸慎重的“圣盟”——瑞卡度坚贞的宗教信念随处可见，以英文立约，由双方签名。瑞卡度就此出卖了灵魂，杰里暗自记下。

“对这个交易，丽姬作何感想？”杰里问。

他耸耸油亮的肩膀。“女人嘛。”瑞卡度说。

“是啊。”杰里边说边以会心微笑响应。

瑞卡度的前途就此定案后，恢复了他所谓的“适合专业身份的生活方式”。他看上了一项创业机会，希望成立足球签赌事业，只针对亚洲人。同样获得他青睐的是曼谷一位名叫萝西的十四岁少女。凭他在印支包机工作的财力，能定期前往探望，为她的人生大舞台作好准备。他偶尔会替印支包机跑几趟，次数并不频繁，行程也不辛苦。

“清迈两三趟。西贡。去掸族山区两三次，看看查理·马歇尔的老头，也许拿一点鸦片，帮他带一些军火、白米、黄金。也跑跑马德望。”

“丽姬那时候人在哪里？”杰里问，语调如前，轻松自在，是男人聊天的口气。

又是轻蔑的耸肩。“坐在万象。钩钩毛线，到群星钓钓凯子。她已经是老女人一个了，伏尔泰。我要的是青春、乐观、有活力又尊敬我的人。我本性乐善好施。对一个老女人，我能给什么？”

“到什么时候？”杰里问。

“呃？”

“友好的态度，什么时候结束的？”

瑞卡度误解了这个问句，突然目露凶光，嗓音压低，具警告意味。“这话什么意思？”

杰里以最友善的微笑来缓和局面。

“多久领一次钱？老刁多久依合约叫你出发一次？”

瑞卡度说，六个星期。他恢复了镇定。有时候八星期。有两次出发后又取消。有一次，他接获命令到清迈，游手好闲了两三天，直到老刁最后打电话说那边的人还没准备好。瑞卡度说，他逐渐领会到自己被卷进深不可测的局面，不过他暗示，历史之神总分配给他人生中重大的角色，何况债权人也不再上门了。

瑞卡度歇口，再度仔细端详杰里，搔着胡子沉思。最后他叹了一口气，为两人各斟一杯威士忌，将酒杯推向桌子另一边。在他们下方，完美的一天正缓缓日薄西山，绿色大树转为沉重。女孩锅子下的柴烟带有潮湿的味道。

“你接着要上哪里，伏尔泰？”

“回家。”杰里说。

瑞卡度突然笑起来。

“你今晚在这里过夜，我派一个女孩给你。”

“其实我想走自己会走，伙计。”杰里说。两人如对打中的动物，观察着对方，一时之间战斗的火花确实一触即发。

“你真是头脑有问题，伏尔泰。”瑞卡度喃喃地说。

然而沙拉特人胜出。“后来有一天你飞成了，对不对？”杰里说，“没人取消行程。然后呢？快讲啊，伙计，说来听听。”

“当然，”瑞卡度说，“那当然，伏尔泰，”再喝一口，仍观察着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你听好，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伏尔泰。”

说完后枪毙你，他的双眼说。

瑞卡度人在曼谷。萝西吵着要他来。老刁坚持要瑞卡度一直待在能够联络的范围之内。后来有天一大早，大概五点钟，有个传信人来到两人的爱巢，通知他即刻前往四面佛酒店。瑞卡度对那间套房赞不绝口。要是自己能有那样一间该有多好。

“看过凡尔赛宫吗，伏尔泰？办公桌跟B52一样大。这个老刁，跟当初来万象那个浑身猫臊的苦力可是天南地北，懂吗？他可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瑞卡度，’他告诉我，‘这一次确定了。这一次我们要送货了。’”

他的命令很简单。几个小时后，有班民航将飞抵清迈。瑞卡度应该搭那班飞机。琳康旅馆的房间已经帮他订好。他应该在旅馆过夜。一个人。不准碰酒色，不准交际。

“‘最好多带一点书去看，瑞卡度先生。’他告诉我。‘刁先生，’我告诉他，‘要飞哪里，由你吩咐，不过要在哪里看书，你可管不着，懂吗？’这家伙一坐大办公桌就牛得不得了，了解吗，伏尔泰？我不得不教他一点待人之道。”

隔天上午，有个自称钱宁先生的朋友的人会在六点到旅馆叫他。瑞卡度应该跟他走。

过程依计划顺利进行。瑞卡度飞至清迈，在琳康度过无酒无色的一晚，清晨六点两名华人，而非一名，过来找他，开车送他往北，走了几个小时，来到一个客家庄。三人下车后，走了半个小时，来到一处空旷的原野，一端有间小屋。小屋里面放了一架“可人的小毕奇”，全新。老刁坐在驾驶座旁边，膝盖上摆了许多地图与文件。后座已拆除，腾出空间来装黄麻布袋。两名华人保镖站立一旁监视，瑞卡度暗示，现场气氛并不尽然讨他欢心。

“一开始是要我掏出口袋里所有东西。口袋对我来说是很私人的东西，伏尔泰，就像女士的手提包一样。纪念品。信件。相片。我的圣母像。他们扣押了所有东西。我的护照，我的飞行执照，我的钱……连我的手链都扣。”他说着举起棕色的手臂，让金链条铃铃作响。

他皱眉表示不愿苟同，接着说，之后还有更多文件等他签。例如代理人，把瑞卡度签下印支包机合约后仅存的人权全签让出去。例如坦承“之前严格说来违法的行为”共有数桩——瑞卡度说来愤慨——是为印支包机执行的任务。他后来赫然发现，其中一名华人保镖竟是律师。瑞卡度认为这样做特别有违道德原则。

签完文件后，老刁才打开地图，指出路径，瑞卡度此时回想起来，话中带有个人风格与老刁的风格：“你往北走，瑞卡度，一直向北走。就算你削掉老挝的一角，就算你待在掸族山区，我也不管你。开飞机是你的事，我管不着。进入中国边境五十英里后，你沿着湄公河上空飞，一直往北，飞到一个叫做天保的小镇，就在知名的湄公河支流上。往正东方飞二十英里，你会发现一条起降跑道，一个白色照明弹，一个绿色，然后请帮我一个忙。你在那里降落。有个人会在那里等你。他的英文讲得很破，不过还是说得通。这里有半张一元钞票。另一半在那人手里。卸下鸦片。那人会给你一个包裹，会给你一些特别指示。这个包裹就是你的收据，瑞卡度先生。回来时包裹要带在身上，绝对遵守每项指示，特别要注意降落地点。我讲的话，你是不是全听进去了，瑞卡度先生？”

“什么样的包裹？”杰里问。

“他没说，我也不想问。‘照我的话去做，’他告诉我，‘闭上你那张大嘴巴，瑞卡度先生，我的同事会把你当儿子，一辈子好好照顾你。你的小孩，他们也会照顾，你的小姐也一样。你在巴厘岛的小姐。他们一辈子会对你感激不尽。不过要是你扯他们后腿，或是到处乱讲话，他们肯定会干掉你，瑞卡度先生，相信我。也许不是明天，也许不是后天，不过肯定会干掉你。我们订了合约，瑞卡度先生。我的同事订下合约后绝不反悔。他们是非常讲法律的人。’我吓出一身汗哪，伏尔泰。我身体状况优良，经常运动，却吓出一身汗。‘你别担心了，刁先生。’我告诉他，‘刁先生，您想载鸦片进红色中国时，找瑞卡度准没错。’伏尔泰，相信我，我当时担心得很。”

瑞卡度捏捏鼻子，仿佛被海水刺痛般。

“这个你听好，伏尔泰。仔仔细细听着。我年轻莽撞的时候，曾经帮美国人飞进云南两次。想当英雄，不得不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如果坠机了，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救你出来。不过每次我开飞机进中国，我往下看着苍黄的泥土，看见瑞卡度被关在木笼子里。没有女人，吃的东西难以下咽，没地方可坐下，没地方可站可睡，两手被链条绑住，没有身份地位。‘看看那个帝国主义间谍、走狗。’伏尔泰，这种景象我可不喜欢啊。因为走私鸦片，一辈子被关在中国？我不太热衷。‘没问题，刁先生！拜拜！下午见！’不认真考虑不行。”

逐渐下沉的太阳引来棕色的暮气，突然灌满了整个房间。在瑞卡度胸膛上，尽管状况无懈可击，同样的汗珠越聚越大，遍布茂密的黑色胸毛之上以及油光闪亮的肩膀。

“这些任务里，丽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杰里再问。

瑞卡度回答起来紧张，已带怒气。

“在万象！在月球上！在查理的床上！我管那么多干吗！”

“跟老刁打交道的事，她知不知情？”

瑞卡度只是发出轻蔑的嚎叫声。

该走人了，杰里心想。点燃最后一根引信然后逃命。屋子下方的米奇正与瑞卡度的女人打情骂俏。杰里听得见他吟唱似的聊天声，穿插着两女孩高频率的笑声，宛如女校一整班学生齐声欢笑。

“所以说，你开了飞机上路。”他说。他静候着，然而瑞卡度仍迷失在思绪中。

“你起飞后往北走。”杰里说。

瑞卡度稍稍扬眉，以盛怒的眼神紧盯杰里，最后描述个人英勇事迹的邀约总算征服了他。

“我一辈子从来没飞得那么棒。从来没有。我飞得可圈可点。那架黑色的小毕奇。在北边一百英里，因为我谁也信不过。说不定那些混账在什么地方用雷达锁定我了吧？我不敢冒险。然后往东，飞得非常慢，非常低，低飞过山头啊，伏尔泰。等于是穿过母牛的腿飞过去，懂吗？战争期间，我们在那边有小型起降跑道，在荒地里装了监听设施。我专飞那些地方啊，伏尔泰。我知道地方。我找到一个在山顶的地方，只能从空中降落。我看了一眼，看到临时加油站，我降落，我加油，睡一觉，真是疯了。可是啊，伏尔泰，那里毕竟不是云南啊，懂吗？那里不是中国，而美国战犯兼鸦片走私者瑞卡度，才不愿意在北京蹲下半辈子咧，懂吗？听好，我把飞机开回南方。我懂得地方，我知道能够甩掉一整个空军的地方，相信我。”

对于他接下来几个月的人生，瑞卡度忽然轻描淡写起来。他听过漂泊的荷兰人，说他后来就是变成了漂泊的荷兰人。他飞了一趟，再躲起来，重新替毕奇飞机喷漆，一个月换一次执照，小批卖鸦片以免树大招风，这里一公斤，那里五十公斤，从印度人那里买来一本西班牙护照，却对假护照没信心，躲着他认识的所有人，避不见面，包括曼谷的萝西在内，连查理·马歇尔也一样。杰里回想起老库洛对他简介时提过，就在这段期间，瑞卡度把柯的鸦片卖到缉毒署英雄的手上，他想提供的情报却被打入冷宫。瑞卡度说，在老刁的吩咐下，印支包机那帮人很快通报他死亡的消息，将他的飞行路径改往南方以避人耳目。这事瑞卡度听说了却不反对被宣告死亡。

“丽姬呢？你怎么处置？”杰里问。

瑞卡度再度燃起怒色。“丽姬，丽姬！你很迷那个骚货嘛，伏尔泰，非得老拿丽姬两字往我脸上甩，是吧？我从来没认识过跟我关系这么一刀两断的女人。听好，我把她送给德雷克·柯了，懂吗？我帮她走运。”他一把攫起威士忌酒杯喝酒，怒火仍旺。

她是在为他游说，杰里心想。她与查理·马歇尔，四处为瑞卡度的小命奔走。

“你刚才以吹嘘的口气指出此案另有高获利的面相，”瑞卡度以那份商学院英语的专断口气说，“愿闻其详，伏尔泰。”

以下部分，沙拉特人倒背如流。

“第一点：俄国驻万象大使馆付了好几笔大款项给柯，通过印支包机洗钱，最后汇进香港一个信托账户。我们握有证据。我们有银行提存款明细影印本。”

瑞卡度摆出犹如威士忌味道不对劲的脸色，然后继续喝酒。

“无论那笔钱是用来重振红色中国吸鸦片的毒瘾，还是用在其他服务上，我们还不知道，”杰里说，“不过查得出来。第二点。你是想听还是想睡？”

瑞卡度刚才打了个哈欠。

“第二点，”杰里继续说，“柯有个弟弟在红色中国。以前叫做纳尔森。柯假装他死了，不过现在这弟弟在北京政府可是大人物。柯多年来一直想把他弄出来。你的任务是走私鸦片进去，带一个‘包裹’出来。这个包裹就是他弟弟纳尔森。所以柯才会说，如果你带他出来，准备把你当做亲儿子看待。要是这趟不值得花五百万，还有什么值得花这笔钱？”

杰里借越来越暗淡的光线观察瑞卡度，而瑞卡度无动于衷，但内心沉睡的动物则显然清醒过来。他为了放下酒杯，慢慢弯腰向前，却隐藏不了肩膀的紧绷，也掩饰不住腹肌的纠结。为了对杰里展现异常的善意，他懒散地转身微笑，但双眼的亮度却有如攻击讯号，因此当他感情洋溢地伸出右手拍拍杰里脸颊时，杰里准备抓住他的手往后倾倒，有必要时可将瑞卡度抛向房间另一边。

“五百万哪，伏尔泰！”瑞卡度以钢铁般清亮的兴奋之音感叹，“五百万！听着，我们一定得帮帮可怜的查理·马歇尔，懂吗？为了爱。查理老是闹穷。也许可以让他当当足球签赌的组头一下。你等一等。我去再拿点苏格兰威士忌庆祝庆祝。”他起身，头偏向一侧，伸出赤裸的双臂。“伏尔泰，”他柔声说，“伏尔泰！”他以充满感情的动作捧住杰里脸颊亲吻。“听好，你们的功课做得真不赖！你那个编辑真是聪明。你来跟我合伙做生意好了。就跟你说的那样，懂吗？我的人生正缺英国人。我想当一下丽姬，跟小学老师结婚。你帮一下瑞卡度，行吗，伏尔泰？你在这里等一下好吗？”

“没问题。”杰里以微笑回敬。

“你就玩玩枪吧？”

“好。”

“我有件小事要吩咐女孩们。”

“好。”

“私人家庭小事。”

“我会待在这里的。”

他一下楼，杰里从通风口顶端急着往下看。司机米奇将婴儿舞弄在手臂上，轻捏耳朵下方。在失序的世界里，虚构情节必须持续进行，他心想。坚守虚构情节，直到最后，让对方愿者上钩。杰里重回办公桌，拾起瑞卡度的铅笔与便笺，写下一个不存在的香港地址，表示随时可联络。瑞卡度仍未返回，但杰里站起来时看见他从车子后面的树林走出。他喜欢合约，杰里心想。给他可以签字的东西。他再取来一张纸：“本人杰里·威斯特贝在此郑重声明，针对吾友小不点瑞卡度机长的一生事迹，双方共同经营后若有收益，全数由两人共享。”他写完后签名。瑞卡度走上楼梯。杰里本想自己取用私人军械，但他猜想瑞卡度正等着他动手。在瑞卡度倒威士忌时，杰里将刚才写妥的两张纸递给他。

“我会拟定一份公证函。”他边说边直盯着瑞卡度燃烧的双眼，“我在曼谷认识一个英国律师，完全信得过，我会请他帮我们看一下，再拿回来请你签名。之后我们再来规划合作计划，我也会跟丽姬商量。好吗？”

“当然。听着，天色暗了，那个森林里躲了很多坏人。你就在这里过夜。我会跟女孩们讲。她们很喜欢你。她们说你是个很强壮的男人。没有我壮，不过很壮就是了。”

杰里推说不想浪费时间之类的话。他希望明天赶到曼谷，他说。在自己的耳朵听来，他的说辞如同三脚骡子般蹩脚，让对方半信半疑还可以，却无法全然取信对方。然而瑞卡度听了似乎满意，心情平静。也许是与埋伏的人谈了条件，杰里心想，由中校来安排。

“一路顺风了，赛马记者。一路顺风，我的朋友。”

瑞卡度双手放在杰里颈背，让大拇指掐进杰里的下巴，然后将杰里的头拉向前，再亲一下，杰里也不反抗。虽然心跳如鼓，汗湿的脊椎贴在衬衫上痛楚不堪，杰里仍不反抗。外面的天色已经半黑。瑞卡度并没有送两人上车，而是从高脚屋上凝神注视，挥动裸露的双臂，两女则坐在他脚边。坐在车上的杰里转头也向他挥手。最后一道日光在柚木林中奄奄一息。是我最后一道日光，他心想。

“先别发动引擎，”他悄声告诉米奇，“我想检查机油一下。”

也许失序的只有我一人。也许我真的谈定了一桩交易，他心想。

米奇坐在驾驶座上，放开引擎盖栓，杰里打开引擎盖，却没有发现小片黏土炸弹，没有新朋友兼事业伙计送别之礼。他拉出量尺，假装查看机油深度。

“想要机油吗，赛马记者？”瑞卡度朝泥土路的方向呼喊。

“不用了，我们没问题。再见！”

“再见。”

他没有手电筒，在黑暗中俯身下探底盘时仍未发现任何东西。

“丢了什么东西吗，赛马记者？”瑞卡度再度呼唤，双手在嘴边围成杯状。

“发动引擎吧。”杰里说完上车。

“要开灯吗，先生？”

“好，米奇，开车灯。”

“他干吗叫你赛马记者？”

“共同认识的朋友都这样叫我。”

要是瑞卡度向共恐分子通风报信，杰里心想，开不开灯反正也不会有什么差别。米奇打开车灯，美国车的仪表板在车内亮起，宛如一座小城市。

“走吧。”杰里说。

“快快走吗？”

“对，快快走。”

车子开了五英里，七英里，九英里。杰里注意着里程，知道距离第一个检查哨有二十英里，第二个检查哨有四十五英里。米奇将时速开到七十，杰里无心抱怨。车子开在马路中央，马路笔直，在比埋伏区更远处有高大的柚树，有如橙色的鬼魂般掠过。

“厉害，”米奇说，“他是个很厉害的老公。那两个女孩说他技巧很好。”

“注意铁丝。”杰里说。

马路右边的树林出现空隙，一条红土路消失在其间。

“他在那里真享受啊，”米奇说，“有女人，有小孩，有威士忌，什么都有。他真懂享受。”

“靠边，米奇。停车。停这里，停在马路中间平坦的地方。叫你停就停，米奇。”

米奇开始大笑。

“女孩也很享受啊，”米奇说，“那两个女孩有糖果吃，小婴儿也有糖吃，大家都有糖吃！”

“叫你停车，耳聋是不是？”

米奇优哉游哉减速停车，仍嗤嗤笑着那两个女孩。

“那东西精准吗？”杰里问，手指压在汽油计上。

“精准？”米奇重复，听不懂这个英文单字。

“油。汽油。满的吗？还是半满？还是四分之三满？一路上是不是正确？”

“当然。是正确的。”

“我们开到那个烧光光的村子时，米奇，你的油箱半满。现在油箱却还是半满。”

“对。”

“你加过油吗？用罐子？你加油了吗？”

“没有。”

“下车。”

米奇正准备抗议，但杰里靠向他身边，伸手打开车门，将他一把推下车，推到柏油路上，然后跟着他下车。他抓住米奇的手臂押在背后，押着他小跑步过马路，到宽阔的软地路肩边缘，走了二十码，然后将他推向小树丛，自己也半蹲在他身边，半倚在他身上，导致米奇大打了一个惊嗝，过了足足半分钟后，他才有能力冒出“干吗呀”出出气。然而这时杰里已将脸埋在泥土里，闪避爆炸。老福特车首先似乎自燃起来，随后爆炸，最后蹦入空中，仿佛咽下最后一口气，接着落地侧躺燃烧。米奇看得直咽口水，杰里则看一下手表。离开高脚屋已有十八分钟。也许二十。他心想，早该爆炸了才对。难怪瑞卡度急着赶我们上路。若是在沙拉特，他们甚至无法预见这种事。这是东方小点心，沙拉特拿手的是欧洲以及冷战那段美好时光：捷克斯拉夫、柏林以及旧前线。杰里思忖着是什么品牌的手榴弹。越共偏好美军手榴弹。他们看上的是双重效果。他们说，只要油箱颈子够宽就行了。拔下插鞘，以橡皮筋缠住弹簧，将手榴弹放进油箱，耐心等候汽油腐蚀橡皮筋。结果西方的发明在越共手里发扬光大。瑞卡度用的橡皮筋一定太粗了，他判定。

花了四小时，两人走到第一个检查哨。由于事先保过险，米奇乐不可支，心想既然付保费的人是杰里，理赔金自然可供两人挥霍。杰里无法制止他这番见解。但是米奇也感到害怕：先是共恐分子，然后是幽灵，再来是中校。因此杰里向他解释，出了那件小事，幽灵或共恐分子都不会冒险靠近路面。至于中校，杰里尽管未向米奇提起，他身为人父，也是军人，有水坝等着他去盖。利用德雷克·柯的水泥与中国海空的飞机，他可不是盖着玩的。

来到检查哨后，他们终于找到愿载米奇回家的卡车。杰里陪他搭了一段便车，承诺米奇，若需要找人帮忙处理理赔事宜，他可以找报社帮忙，无奈沉浸欣快感中的米奇听不进疑虑。两人在笑声连连中交换地址，热情握手后再握手，之后杰里在一处路边餐饮店下车，等了半日才等到公交车，带他往东走向另一片战场。

杰里找上瑞卡度，是多此一举吗？若没有找上瑞卡度，对他个人而言，结果是否有所差别？或者如史迈利派人士至今所坚称的，杰里与瑞卡度交手是为摇树工作提供关键的最后一把，导致令人垂涎的水果落地？对于拥护史迈利的群众来说是毫无疑问：走访瑞卡度是最后一根稻草，导致柯不支崩溃。若非杰里走访瑞卡度，柯可能会撑到众人齐上，届时想得到柯本人与关于他的情报，都凭各家本事。肯定是。表面上，这些事实展现了美好的因果关系。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杰里与司机米奇爬出泰国东北部路边泥土堆后仅仅六小时，整个圆场五楼喜气洋洋，米奇租来的福特车烧得再旺，在张灯结彩的圆场比较下也会相形失色。史迈利在喧闹室宣布上述消息，狄沙理斯博士竟跳了一小段舞，身手僵硬，而康妮若非风湿缠身，苦坐轮椅，无疑也会加入。康妮的爱犬小跑嗥叫，吉勒姆与默莉相拥，仅有史迈利在欢庆气氛中维持他惯有的微微吃惊的神态，只不过默莉发誓说她看到史迈利眨眼环视在场众人时，脸色居然泛红起来。

他说，他刚接获消息。是表亲传来的快报。香港时间今晨七时，刁致电星辰岗的柯家。柯刚与丽姬·伍芝共度一夜春宵。电话一响，接听的人是丽姬，但柯接起分机，呵斥丽姬挂断，她乖乖挂掉。刁建议立刻进市区共进早餐：“到乔治的店去。”刁说，让窃听人不觉莞尔。三小时后，刁打电话给旅行社订购机票，表示必须尽快出差到中国大陆。他第一站是广州，中国海空在当地派驻一名代表，但最终目的地则是上海。

瑞卡度没有电话，如何如此快速通报老刁？最有可能的理论是通过泰国中校的警力与曼谷之间的联机。从曼谷呢？怎么转，只有上帝知道。商业电传，汇率网络，任何方式都有可能。做这些事情，华人自有办法。

另一方面而言，也有可能只是柯的耐性选择在此刻自行崩盘，所谓“到乔治的店”共进早餐一事，其实完全不相干。无论怎样，都算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突破，大大证实史迈利的辛勤奔走确有收获。午餐时间前，拉康已亲自登门道贺，晚上六点左右，索尔·恩德比也做出特拉法加广场不同边的人从未做过的举动。他送来一箱贝利罗德香槟，是陈年克鲁格，绝对是标致醇酒，同时附上献给乔治的一段话：“敬夏季的第一天。”的确，尽管时节尚属四月下旬，气候似乎正有夏意。透过低层楼厚厚的网状窗帘，可见悬铃木已开始吐送新叶。在较高的楼层，一簇风信子开在康妮的窗台花箱里。“红色，”她一面祝索尔·恩德比身体健康一面喝酒说，“是卡拉最爱的颜色，愿上帝保佑他。”

18　河湾

这座空军基地既不优美也不具胜姿，严格说来是隶属泰国管辖，实际上却只准泰国人收垃圾，在靠近周遭的地方围栏自用。检查哨自成一镇。煤炭、尿臊、腌鱼、瓦斯等气味弥漫，连串摇摇欲坠的铁皮屋代表了军事占领的传统。妓院由瘸脚皮条客坐镇，裁缝店提供婚礼燕尾服，书店提供色情书刊与旅游书籍，酒吧名称是日落大道、夏威夷、幸运时光。来到宪兵室，杰里指名找新闻官厄克哈上尉，黑人士官长却摆好架势，在他表明自己是记者时准备将他扔出去。杰里使用基地的电话，只听见喀哒声与啪声混杂，然后才有人以南方口音慢条斯理地说：“厄克哈现在不在。我姓迈司特。你是哪位？”

“我们去年夏天在科罗斯将军的简介会上认识。”杰里说。

“这个嘛，没错，”对方以慢得出奇的语调说，杰里不禁回想起寻死匈奴，“付清车钱。我马上过去。蓝色吉普车。等车子闪白光。”

接着沉默了良久，据推测是在“偶发状况簿”里查阅厄克哈与科罗斯这两个暗语。

空军人员川流不息地进出营地，有黑有白，摆着臭脸，各群体间互不往来。一名白人军官通过。黑人使劲敬礼，军官懒懒回礼。募兵制服上缝有查理·马歇尔式的缝章，多半是在讴歌毒品的好处。气氛沉郁，如吃了败仗，内心充斥暴力倾向。泰国士官见了任何人都不打招呼。别人也不向他们打招呼。

一辆蓝色吉普车闪着灯，警笛呜咽，以滑垒的姿态停在栅栏另一端。士官长挥手让杰里通过。转眼间，他在跑道上以足可断颈的速度，冲向位于机场中央一长排低矮的白色小屋。驾驶是个瘦长的男孩，上下都是见习生的模样。

“你是迈司特？”杰里问。

“不是，长官。长官，我只是少校的跟班。”他说。

两人驶过一场衣衫褴褛的棒球赛，警笛响个不停，灯光仍持续闪动。

“很不错的掩饰。”杰里说。

“您说什么，长官？”男孩大喊，以盖过噪音。

“算了。”

这不算是最大的基地。杰里看过更大的。他们通过一列列幻影大轿车与直升机，接近小屋时他才理解到，这些行头组成的是独立的谍报单位，有自己的营地与天线杆，有自己的黑色小飞机群——以前人喜欢称为怪物飞机，撤退前在何处载运了什么人，只有上帝知道。

男孩打开侧门锁，两人进门。短短的走廊空荡无声，尽头有道大开的门，材质是传统的仿玫瑰木。迈司特身穿短袖空军制服，标志很少。他佩戴勋章，官阶是少校，杰里猜他是辅助正规军类的表亲，也许甚至不是专业。他面带菜色，身材精瘦，紧闭的双唇带有憎恶的意味，脸颊凹陷。他站在假壁炉前，上方挂着美国画家魏斯的画作复制品。他这个人静肃得出奇，而且与外界脱钩，就像是在众人匆忙时刻意放慢动作的人。男孩为双方作介绍后，迟疑不走。迈司特盯着他看，直到他离开为止，然后将不带任何色彩的目光转向玫瑰木桌。桌上有咖啡。

“你大概想吃早餐。”迈司特说。

他倒了咖啡，递过一盘甜甜圈，全以慢动作进行。

“设备。”他说。

“设备。”杰里赞同。

办公桌上有一台电子打字机，旁边放了白纸。迈司特僵硬地走向椅子，一手撑在椅子上，拿起一份《星条新闻报》，在杰里坐下时假装看报纸。

“听说你单枪匹马，准备帮我们全赢回来，”迈司特对着《星条新闻报》说，“总算。”

杰里舍弃电子打字机不用，取出自己的手提式打字机，噼啪打出报告，在自己耳朵听来，音量越来越大。也许迈司特也有同感，因为他经常抬头看，只不过他眼光仅逗留在杰里的双手，以及玩具型的手提式打字机。

杰里将报告递给他。

“根据命令，你继续待在这里。”迈司特说，字字清晰，郑重其事。“根据命令，你继续待在这里，由我们帮你传送信息。保证会帮你传送信息。根据命令，你在这里待命，等候确认和进一步指示。了解吗？你了解吗，先生？”

“了解。”杰里说。

“那件好消息，听说了吧？”迈司特询问。两人面对面。距离不到三英尺。迈司特直盯着杰里的报告，双眼却没有扫描内容的迹象。

“什么消息，老兄？”

“我们战败了，威斯特贝先生。没错。最后一批勇士，刚被直升机从西贡大使馆屋顶扫掉，就像一群菜鸟脱了裤子在妓院被逮个正着。也许你无动于衷。大使馆的狗活了下来，你听了一定很庆幸。记者从他的膝盖上救出来。也许你又无动于衷。也许你不爱狗。也许你对狗的感觉，跟我个人对记者的感觉一样，威斯特贝先生。”

杰里这时已察觉迈司特带有白兰地酒味，喝再多咖啡也隐瞒不了。杰里猜想，他一定是喝了很久却无法灌醉自己。

“威斯特贝先生？”

“什么事，老兄。”

迈司特伸出一手。

“老兄，我想跟你握手。”

他一手伸在两人之间，拇指向上。

“为什么？”杰里说。

“我希望你能表达欢迎之意，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刚提出申请，希望加入二流国家俱乐部。据我了解，贵国在这个俱乐部担任主席、会长，也是资格最老的会员。握手啊！”

“很荣幸能欢迎你加入。”杰里说，顺从少校的意思与他握手。

少校立刻报以灿烂的微笑，带有虚假的感激之情。

“你真是太客气了，威斯特贝先生。只要是能为你服务得更周到，请有话直说。如果你想租下这个地方，只要提出个合理的数字，我们马上答应。”

“送点苏格兰威士忌，其实就够了。”杰里说着龇牙咧嘴笑得僵硬。

“在下荣幸之至。”迈司特说，尾音拖得很长，宛如出了一记缓拳，“出自内心深处，是的，先生。”

迈司特留给他半瓶从橱柜取出的珍宝威士忌，以及几本过期的《花花公子》。

“这些东西，是给懒得伸出尊手帮忙的英国绅士使用。”他以告密的口气说明。

“设想真周到。”杰里说。

“我帮你把信寄回家给妈妈。女王最近可好？”

迈司特并未上锁，但当杰里测试门把时，却发现已经锁上。俯视机场的窗户装上双层毛玻璃。跑道上有飞机起降，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杰里心想，原来他们想更胜一筹的做法是这样，在隔音间里，透过毛玻璃，机器伸手可及。而他们也因此败下阵来。他喝着酒，感觉麻木。就这样结束了，他心想，就这样了。他下一步怎么走？查理·马歇尔的老头？上山找掸族人，与将军的保镖称兄道弟？他等着，不成形的思绪在脑海推挤。他坐下，然后躺在沙发上，小睡一会儿，怎么想也想不出睡了多久。他忽然被罐头音乐惊醒，偶尔穿插居家智慧隽语。请某某上尉到某地。扩音器一下子广告高等教育。一下子是洗衣机大减价。一下子是祈祷。杰里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被火葬场般的寂静与音乐搞得心神不宁。

他走向房间另一边的窗户，脑海中，丽姬的脸孔在他肩膀旁上下浮动，如同以前的孤女一样，可惜昔日光景不再。他继续喝威士忌。早知道在卡车上补眠才对，他心想。平常应该多睡一点。睡到自然醒，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老弗害的。他的手在发抖。天啊，你看看。他想起陆克。是该一起出去大喝一场了。要是他没被子弹射穿屁股，现在应该到家了。该让脑筋稍微休息一下了，他心想。然而有时脑筋硬是自动转个不停。转得太厉害了，说真的。他严肃告诉自己，应该绑起来才对。唉。他想起了瑞卡度的手榴弹。赶快，他心想。快，快作个决定。接下来到哪里？现在要找谁？别问为什么。他的脸又干又热，手心冒汗。眼睛正上方的头部痛了起来。可恶的音乐，他心想。可恶又可恶的世界末日音乐。他四下张望，想找出开关，这时看见迈司特站在门口，一手握着信封，双眼里却毫无一物。杰里阅读信号。迈司特再度撑在椅子扶手上。

“儿子，回家吧。”迈司特以平板调说，嘲笑自己的南方口音，“直接回家。别贪图两百块，那还得经过此地。表亲会送你搭飞机到曼谷，再从曼谷立刻返回英国伦敦，我重复，不是安大略省的伦敦，班机由你自由决定。绝不能回香港。绝对不准！不行，长官！任务完成。圆满完成，感谢你。女王感激不尽。所以赶快回家吃晚餐，我们准备了去皮玉米碎粒和火鸡，还有蓝莓派。照这样看，你的上司是一群娘娘腔，老弟。”

杰里再看一遍。

“飞机幺幺洞洞飞曼谷。”迈司特说。他把表面戴在手腕内侧，让时间变成个人机密。“听见了没？”

杰里露齿笑。“抱歉，伙计。我看书速度比较慢。谢谢你。用了太多难字。脑筋一时转不过来。对了，我有东西留在旅馆。”

“我的手下悉听尊便。”

“谢谢你，如果你不在意，我不愿动用官方关系。”

“随你便，长官，随你便。”

“出大门后，我自己叫出租车。一个小时来回。谢谢。”他再度道谢。

“该道谢的人是我。”

沙拉特出身的人，临别时懂得使出这招。“留在这里，应该没关系吧？”他边问边朝邋遢的打字机点头。他的打字机放在迈司特的IBM高尔夫球型打字机旁。

“长官，我们会以最珍贵的物品看待。”

若是迈司特稍费心思，当时多看杰里一眼，看出杰里目光中的心机，或许会有所迟疑。若是他听出杰里的口气，或是注意到特别友善的低沉嘶哑嗓音，也许会有所迟疑。若是他看见杰里包着额发，一手抱身体，做出本能上掩饰自我的姿态，或是在见习生开蓝色吉普车送他到大门时，会意出杰里如做错事般龇牙笑着道谢的涵义，这样的话，他也许会有所怀疑。然而迈司特少校不仅是个心怀不满的职业军官，诸多梦想一一幻灭，他也是败在化外之民手上的南方绅士。这时他没太多时间与困顿的英国佬瞎混，这个英国佬只是利用他这间即将报废的情报室送送信而已。

圆场驻香港的情报团撤退时气氛欢畅，而由于撤退的消息密不透风，气氛更加热烈。杰里重新露脸的消息触发了这种气氛。他的电报内容也强化这种气氛。碰巧这时表亲传来消息，指出德雷克·柯取消了所有社交与生意应酬，退居赫兰道号称七门的自宅。表亲躲在监听车里以长镜头拍摄到柯上半身，坐在大庭园里，在玫瑰凉亭的末端，凝视着海。水泥帆船并未出现在相片中，但他仍戴那顶垮垮的贝雷帽。

“像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主角的现代版！”康妮·沙赫斯乐得呼喊，众人则逐一细看。“是在凝望码头尾端的强光吧，那个蠢材！”

两小时后监听车再经过原地，柯仍维持相同姿势，因此表亲也懒得再拍一次。更具意义的是，柯已经完全不用电话，至少不用遭表亲窃听的电话线。

山姆·科林斯也捎来一份报告，是一连第三份，也是他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份。与往常一样，这份报告的封面特别指名史迈利亲阅，而一如厩往，他只与康妮·沙赫斯讨论内容。正当一伙人准备动身前往伦敦机场时，马铁娄送来一份紧急信息，通知他们刁已从中国返回香港，此刻正与柯在赫兰道闭门商议。

然而在吉勒姆回忆中，当时与事后，最为重要亦是最伤脑筋的仪式是在马铁娄的办公室举行的小型沙盘推演。出席人士不只有平常的五人组：马铁娄、两个哑巴、史迈利与吉勒姆，还包括拉康与索尔·恩德比，两人搭乘同辆公务车抵达，耐人寻味。这次沙盘推演由史迈利召开，目的是正式移交钥匙。如今马铁娄可一窥海豚案的全貌，包括自始至终最重要的纳尔森这条线索。他接受洗礼，就此成为全面合伙人，只有小部分遗漏之处，事后才浮现。拉康与恩德比动了什么手脚才能出席，吉勒姆永远不得而知，而会后史迈利也绝口不提，能令人谅解。恩德比坦然宣布他代表军方。拉康则比往常更显无精打采而轻蔑。吉勒姆强烈感觉到他们意图不轨，观察了恩德比与马铁娄两人的互动后更坚信不疑：简言之，这两位新朋友打得火热，吉勒姆不禁联想到大地主宅邸里偷情男女共进早餐的情景。这种情景，他经常置身其中。

会中恩德比说明，问题是本案的规模。本案闹得这么大，他认为应该派几个官方人士来旁听。他在会中也解释，是殖民部游说的结果。威布汉正与财政部大吵大嚷。

“好吧，该听的都听过了。”恩德比在史迈利作完冗长的概论后说。马铁娄对报告赞不绝口。恩德比说：“乔治，重点是，放在扳机上的手指是谁的？”他质问，之后会议转变为恩德比的单人秀。是与恩德比开会的必然结果。“事情闹开了以后，由谁来发号施令？是你吗，乔治？依然是你吗？你规划得是很不错，我承认，不过提供炮火的人则是小马，是不是？”

这时马铁娄耳聋症复发，目光炯炯地看着在场亲切的英国大人物，心觉与有荣焉，让恩德比继续为他挥动刀斧。

“小马，你认为呢？”恩德比逼问，仿佛他真的毫无概念似的，仿佛他从未与马铁娄一起去钓鱼，也未盛宴款待他过，也未在上班时间之外讨论最高机密。

此时吉勒姆出现一丝奇异的见解，只不过他事后责怪自己没有多加重视。马铁娄早已知情。公开了纳尔森这份秘密时，马铁娄曾假装讶异，其实对他根本不是秘密，而是重新叙述他与两名哑巴早已得知的信息。吉勒姆从他们苍白木然的脸孔中、从他们眼观四路的态度中解读出来。他从马铁娄过分恭维的态度解读出。马铁娄早已知情。

“啊，严格说来，这会是乔治召开的，索尔。”马铁娄以忠心的态度提醒恩德比，算是回答他的问题，却用了“严格说来”一词，让这话启人疑窦。“乔治站在舰桥上，索尔。我们只是在那边添燃料，照顾引擎。”

恩德比摆出皱眉不悦的神情，将火柴棒塞进嘴巴咬着。

“乔治，你认为如何？放手让一切发生，你能满意吗？让小马停止香港那边的掩饰身份、住宿、通讯、所有谍报东西、跟踪之类的？让你来发号施令？天哪。我认为有点像是穿了别人的晚礼服。”

史迈利的回答语气够坚定，但在吉勒姆眼里，有点过于着重问题本身，对薄纱遮掩的共谋不够担心。

“一点也不，”史迈利说，“马铁娄和我有明确的共识。这次行动的矛头由我们自己主掌。如果需要支持行动，马铁娄会提供。随后的产品由双方分享。如果各位想的是美国投资所产生的获利，必须连带考虑到分工。取得产品的责任仍在我们身上。”他结尾的语气强烈。“安排这一切的协议书当然存盘已久。”

恩德比瞥了拉康一眼。“奥立佛，你说过要送过来给我。在哪里？”

拉康将长长的头偏向一侧，在没有特定对象的情况下惨淡一笑。“大概在第三室的什么地方吧，索尔。”

恩德比改变方向。“双方协议挺得过所有应变情况吗，你们两人认为呢？我的意思是，像安全联络站之类的东西由谁处理？埋尸体之类的事呢？”

又是史迈利。“管理组已经在乡下租了一栋小别墅，正准备找人进驻。”他说得不动感情。

恩德比从口中取出湿火柴棒，折断丢进烟灰缸。“你们事先问我的话，可以用我那栋的，”他心不在焉地喃喃说，“空间大得很。有用人。样样不缺，就是缺人住。”但他继续担心刚才的主题。“好，回答我这个问题。你的手下心慌了。钻香港小巷子溜掉了。谁要玩官兵捉强盗，把他抓回来？”

千万别回答！吉勒姆祈祷着。他绝对没有资格如此东戳西问！叫他滚蛋！

史迈利的回答尽管实际，却缺乏吉勒姆期望的热度。

“噢，我认为总想得出一套假设吧。”他轻轻反驳，“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到了那个阶段由马铁娄和我集思广益，采取最佳行动。”

“乔治和我合作关系融洽，索尔，”马铁娄爽朗地宣称，“非常融洽。”

“其实啊，乔治，”恩德比继续说，又拿来一根火柴棒咬着，“如果全由老美来办，其实干净利落得多，也比较安全。小马的人搞糟了局面，只会向总督道歉，派两三个手下到瓦拉瓦拉，答应不会再犯，就这样而已。反正大家对他们的期望也只有这样。名声败坏后就有这种好处，对吧，小马？如果你搞了女佣，也没有人会惊讶。”

“说得也是，索尔。”马铁娄说，被伟大的英式幽默逗得开怀大笑。

“如果是我们乱来的话就有待商榷了，”恩德比接着说，“或者乱来的是你们。照目前的状况，总督吹一口气就能把你们吹垮。威布汉已经趴在桌上哇哇大哭了。”

在史迈利冥顽冷淡的抗拒下，实在讨论不出什么进展，因此恩德比暂时告退，双方重新讨论“牛肉与马铃薯”，这是马铁娄针对沙盘推演各种可能所发明的昵称。但在双方结束讨论前，恩德比使出最后一招，希望史迈利中箭下马。恩德比选择的主题又是如何有效率处置人犯与事后照料事宜。

“乔治，拷问之类的东西，由谁来负责？你打算派那个滑稽的耶稣会教士吗，那个名字奇怪的人？”

“狄沙理斯将会负责中国事务方面的简介，俄国方面则由苏联研究处负责。”

“找那个跛脚的女学究啊，乔治？她不是因为爱喝酒，被该死的比尔·海顿赶走了吗？”

“是他们两人，就他们两人，才把案情调查到今天这个地步。”史迈利说。

无可避免的，马铁娄挺身而出。

“好了好了，乔治，别讲了！别吵了！索尔、奥立佛，我希望你们了解，我认为海豚案就各方面而言，是乔治个人的一大胜利，功劳全在乔治一人身上！”

众人为亲爱的老乔治热烈鼓掌后，他们回到圆场。

“火药、叛变、阴谋！”吉勒姆强调，“恩德比干吗出卖你？那封信怎么会寄丢，讲什么鬼话嘛！”

“对，”史迈利最后终于说，不过语气疏远，“对，他们也太不小心了。我还以为寄了一份给他们。隐名，手写，仅供情报参考用。恩德比刚才也真粗野，是不是。彼得，你来查一下，问问妈妈们，好吗？”

一提及协议书，即拉康口中的口头协议，令吉勒姆最忧心的事浮上脑海。他记得自己一时不察，让山姆·科林斯担任送信人，也记得法恩所言，他假借送信的机会，与马铁娄闭门商谈一个多小时。他也记得看过山姆·科林斯在拉康的接待室，是拉康与恩德比的神秘密友，在白厅懒洋洋地游走，有如可恶的笑脸猫。他记得恩德比喜欢玩十五子棋，赌注下得非常高。他尽量想嗅出阴谋的气息时，脑海里甚至出现一个念头，恩德比可能是山姆·科林斯俱乐部的客户。一出现这个念头，他立刻停止想像，认为过于荒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后证明他的想法没错。他也记得脑海稍纵即逝的想法——根据只不过是在场三名美国人的神态，因此很快也被自己驳斥为无稽。当时的想法是，史迈利前来通报的消息，他们其实早已知道。

然而有一个想法并未让吉勒姆停止想像：山姆·科林斯是那天晨宴的幽灵。与默莉一夜缠绵道别而筋疲力尽的他，在伦敦机场登机时，同一个幽灵在山姆恶魔般的棕色香烟烟幕中，对他龇牙咧嘴奸笑。

飞行过程平淡无奇，只有一件事例外。一行三人浩浩荡荡，在安排座位时吉勒姆小胜一场战役。他与法恩争战已久。在管理组抵死不从的情况下，吉勒姆与史迈利仍搭乘头等舱，管家法恩则坐在经济舱的前方走道座位，与几名航空公司警卫摩肩接踵。一路上警卫多半睡得安详无邪，法恩则闷闷不乐。幸运的是，没有迹象显示马铁娄与哑巴也搭同一班机，因为史迈利认定他们绝对不可同行。事实上，马铁娄往西飞，在兰利短暂停留听取指示，再飞往檀香山与东京，为的是在他们抵达时能随传随到。

他们走前出了一件不经心的小插曲，颇为讽刺：史迈利手写了一封长信给杰里，留在圆场，希望杰里可以看到，内容是恭喜他表现一流。复写本仍在杰里的档案里。没有人想过要删除。史迈利称赞杰里“忠诚坚贞”，也“为本单位三十余年的历史添上登峰造极的一笔”。他也假装以安恩的名义附上，“内人与我敬祝你在小说界同样表现杰出”。最后写得相当蹩脚，“这份工作的优点之一，是让我们有幸与如此出色的同僚共事。容我在此表白，我们全将你铭记在心。”

飞机起飞前，的确有人仍在问，杰里下落不明，为何圆场仍未接到关切之意。毕竟他已失去联系数日。他们再度找机会怪罪史迈利，但没有证据显示圆场失职。为了让杰里从泰国东北部传回报告，最后一份报告，表亲为他空出了一条经过曼谷直通伦敦别馆的线路。可惜这条线路仅供来回传递各一次，无法追问。因此消息传来时，先经军方情报网转到曼谷，接着再经表亲的情报网转给驻香港的表亲——因为香港对海豚案相关资料具有完全的留置权。传到香港后，标上“一般”等级，再由香港传至伦敦，在几个涂上亮光漆的发件匣中游荡几遭，最后才有人发现其重要性。无可否认的，反应迟钝的迈司特少校对他口中这位“流浪英国仙人”的失踪并不太关切，“请彼方说明”，他以这句话结尾。迈司特少校目前定居俄克拉荷马州的诺曼，下乡经营汽车修护的小生意。

管理组也没有任何理由恐慌——至少他们至今仍如此强调。对杰里下的指示是，一到曼谷，替自己找一班飞机，任何航空都行，利用他的航空卡，自行回伦敦。指示中未提日期，也未指定航空公司，目的在于提供弹性。最有可能的是他在某地转机时，逗留休闲了一阵子。许多归乡的外勤情报员都这样做，而根据档案，杰里属于性饥渴型人物。因此他们照常观察班次，在沙拉特暂订为期两周的解压与充电仪式，然后将注意力转回更具迫切性的公事：设立海豚案的安全联络站。这栋房子是座迷人的磨坊，位置相当偏远，坐落于苏塞克斯的小镇梅斯非。多数时间，他们都找得到理由南下度假。除了狄沙理斯与庞大的中国档案外，一小队翻译与窃听人也必须留宿，更别提技师、管家以及一名会说中文的医生了。没过多久，附近居民纷纷向警方申诉，说本地日本人暴增。当地报纸报道，他们是访问英国的舞蹈团。外泄这条新闻的人是管理处。

杰里在旅馆根本没什么行李好收拾，事实上，他根本连旅馆也没有，不过他知道自己只有一小时可以走人，至多两小时。他毫不怀疑的是，美国人在整个泰国布下窃听网，若伦敦提出要求，迈司特少校可将杰里的姓名与特征公告周知，将他当成持外国护照的美国逃兵来通缉。他的出租车一驶出大门的眼界，他请司机开往最南边，等待，然后换辆出租车，往正北方而去。一阵潮湿的雾气铺在水田上方，笔直的马路穿田而过，漫无尽头。收音机强力放送着泰国女性的歌声，宛如永不歇止的慢转儿歌。车子经过一个美军电子基地，是一个圆形栅栏设施，有四分之一英里宽，飘浮在雾气里，当地居民称为象笼。偌大的锥柱围出界线，中央由层层铁丝包围着的是一盏恶魔似的灯，活像承诺着未来必定会有战争。他听说这地方关了一千两百名外语学生，却连半个鬼影也没看见。

他需要时间，此时他自行调用了一个多星期。即使是现在，他也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才能自我调适，因为杰里具有军人的本性，以双脚投票。史迈利喜欢对他说：“太初有行动。”以他那种一事无成的牧师口气，引述自他喜爱的德国诗人。对杰里而言，简简单单的这句话成了他单纯的个人哲学的支柱。一个人脑里想什么，是他自家的事。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

大清早抵达湄公河，他选择一个村子落脚，沿河岸懒散地漫步了两三天，背着肩袋，以羊皮靴尖踢着可口可乐的空罐。在湄公河对岸，在棕色蚁丘的背面是胡志明小道。他曾看过B52从这个地点出击，距离老挝中部三英里。他记得地面在脚下震动的感觉，天空被清扫一空，燃烧起来，此时的他能确切体会到置身其中是什么感觉。

当晚，套句他的开心用语，杰里·威斯特贝尽情纸醉金迷，被管理组人员料中，只不过情况不太一样。他来到河边一家酒吧，投五分钱能点播一首老歌，他畅饮黑市PX苏格兰威士忌，夜复一夜，将自己灌得失忆，牵着一个又一个欢笑的女孩走上没灯光的楼梯，进入一个破败的卧房，直到最后他留在房间里睡觉，没有下楼。破晓时分公鸡啼叫、往来船只噪音惊醒了他，只好逼自己细细回想恩师与好友乔治·史迈利。逼他回想史迈利，凭的是意志力，几乎称得上是服从的举动。他的心愿很简单，是重复个人信条，而他的个人信条至今为止就是老乔治。在沙拉特，盘算外勤情报员的动机时，他们抱持一种非常世故、闲散的态度，对双眼冒火的狂热分子一点耐心也没有，因为他们只会咬牙切齿嚷嚷“我恨共产主义”。沙拉特的说法是，如果真的如此痛恨，极可能已经爱上了共产主义。沙拉特人真正欣赏的，正是杰里当时所坦诚的态度，是没太多时间空谈，且深爱情报工作，也知道“我们”是正确的一方。所谓的“我们”是个具有弹性的概念，但对杰里来说，“我们”指的是乔治一人。

老乔治。太棒了。早安。

他心目中的乔治，是记忆中乔治最美好的一面，也是两人初次见面时，地点是沙拉特训练中心，时间是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杰里仍在陆军担任低阶军官，眼看即将退伍，因此无聊得头皮发麻。沙拉特的课程是为“伦敦临时雇员”开设的。临时雇员是从事过一两件谍报工作的人，仍未正式成为圆场的支薪员工，在沙拉特受训成为辅助预备人员。杰里已自愿申请成为全职员工，但圆场人事婉拒他的申请，使他的心情雪上加霜。因此当史迈利拖着脚步走进以石蜡油烘暖的教室时，身穿厚重大衣，戴着眼镜，杰里内心不禁发了一阵牢骚，准备再度迎接五十分钟的无聊时光，主题不外乎是如何寻找“你丢我捡信箱”的好地方，接着外出进行秘密远足，穿越瑞曼硕斯，在墓园里寻觅空心树。滑稽的是，指挥处人员七手八脚为乔治将讲稿架扭低，以免挡住他的视线。总算搞定了，乔治上台，站在讲台一边手脚不停动着，宣布今天下午的主题是“在敌境维护通信线路的问题”。杰里慢慢理解到，原来乔治授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经验谈，这个像猫头鹰的矮小学究，嗓音羞怯、频频眨眼、连声道歉的人，曾在某个未开化的德国城镇熬过三年，主导过一个非常像样的情报网，一面等待有人一脚踹破门板或以枪托击脸，好让他尝尝身受讯问的乐趣。

授课结束后，史迈利要求见他一面。两人相约在一家生意清淡的酒吧相见，坐在角落，墙上挂在鹿角上的是飞镖板。

“很抱歉我们没办法录取你，”他说，“我认为我们的感觉是，你需要先在外面多待一会儿。”这是“不够成熟”的委婉说法。太迟了，杰里记得史迈利是遴选委员会无发言权的委员之一，而该委员会并未录取他。“也许你可以先拿个学位，先过一点不一样的人生，说不定他们会改变看法。你会保持联络吧？”

那次见面后，老乔治总是陪伴在他身边，从不表示惊讶，从未失去耐性，以温柔却坚定的手法扶持杰里的生活，直到他成为圆场的财产。杰里父亲的报业帝国垮台了，乔治伸出双手，等着接住他。杰里的婚姻垮台了，乔治整夜与他促膝长谈，充当他的支柱。

“对本单位，我一向很感激，因为给了我付出的机会，”史迈利说过，“我相信这样的感觉没错。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害怕……贡献自己。我这种态度，算不算老套？”

“你指挥，我跟从；”杰里当时回答，“你发号施令，我言听计从。”

还来得及。他知道。搭火车到曼谷，跳上回家的班机，最惨的状况顶多因失去联系几天被讥讽几句。“回家。”他对自己说。有点问题。是回托斯卡尼的家吗？空旷得令人哈欠连连的小山顶，没有孤女的陪伴。还是回老佩特的家？为弄坏茶杯一事向她道歉。还是回亲爱的史大卜身边？指派他坐镇办公桌，特殊责任是管理退稿。或者是回圆场：“我们认为你在财务组最能如鱼得水。”甚至能回沙拉特。想得美。担任讲师，每天从沃特福德镇的公寓冒生命危险上班，赢得新进人员的心与情。

第三天早晨，他起得非常早。晨曦刚从河面升起，先转红，再转橙，现在则成了褐色。一家子水牛在泥浆里涉水而过，铃铛叮叮当当响。河流中间有三艘舢板，互相联结成长而复杂的拖网。他听见刷的一声，看见渔网飞出，然后如同冰雹般落在水面。

然而他心想，我来这里的目的，并非追求一个未来，而是追求一个现在。

家，是无家可回时的投奔之处，他心想，让我不禁想到丽姬。头痛。暂时别想了。找地方吃早餐吧。

杰里坐在柚木阳台上嚼着鸡蛋配饭，回想起乔治向他报告海顿的消息。在舰队街，在美酒酒吧，雨天的中午。杰里从来不擅长记恨太久，最初震惊一阵后，其实没什么好多说的。

“借酒浇愁，愁更愁，是不是啊，好友？总不能扔下船不管，让老鼠去霸占吧。秉持军人精神撑下去，这样才对。”史迈利同意他的看法：对，这样才对，秉持军人精神撑下去，感激能有这个付出的机会。杰里发现海顿是自己人以后，甚至有一种酣醉的舒畅感。他从未认真怀疑过，英国正步上无可挽回的下坡，也未怀疑过自己这群人应该承担罪过。“海顿是我们造就出来的，”这是他的论点，“他叛变的冲击，应该由我们来承担才对。”其实动词应该用“付出”才对。付出。就是老乔治强调的。

杰里再度徘徊河畔，呼吸自由温煦的空气，捡来扁石打水漂。

丽姬，他心想。丽姬·伍辛顿，郊区逃兵。瑞卡度的学生兼出气筒。查理·马歇尔的姐姐与大地之母，以及可望不可求的娼妓。德雷克·柯的笼中鸟。我的晚餐客人，为时仅四小时。对山姆·科林斯呢？她对他有何意义？梅伦先生是查理口中一年半前的“猥琐的英国贸易商”，对梅伦而言，她负责走私香港线的海洛因。然而她代表的意义不仅于此。过程中，山姆曾向她透露，她其实是在为国效劳。丽姬兴奋之余立刻将消息通报给朋友知道，引来钦羡的眼光。山姆盛怒之下将她甩得不见人影。所以山姆将她当做代罪羔羊来陷害。仰人鼻息的见习生。就某一方面而言，这个念头让杰里想得津津有味，因为山姆指挥情报员时领导有方，颇受好评，而丽姬·伍辛顿在沙拉特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典型的“只要一息尚存、本局永不招募的女人”。

比较不好笑的问题是，她目前对山姆有何重要性？为何他仍如耐心十足的杀人凶手，继续潜行在她的背影后，露出阴险铁青的微笑？这问题令杰里十分担心。讲明白了，这问题其实让杰里走火入魔。他绝不希望见到丽姬再次沉沦。如果她离开柯的床铺，下一站非到杰里的卧房不可。有好一阵子了，其实是自从结识她之后，杰里不时想像着，托斯卡尼清爽的空气对丽姬该有多好。虽然他不清楚山姆·科林斯来香港的目的何在，甚至也不知道圆场对德雷克·柯的意图为何，他仍强烈感觉到——这才是全局的重点所在——此刻若动身前往伦敦，而非骑乘白马带走丽姬，等于是留下丽姬，让她坐在巨型炸弹上。

他无法接受。若时空转移，他可能会准备将问题留给猫头鹰部队处理，正如他抛开众多问题的手法一样，无奈时空无法转移。这一次，他如今领会到，这一次是由表亲来承担后果。尽管杰里与表亲并无多大过节，但表亲一插手，让局面更难掌握。因此，尽管他对乔治具有的人性有点模糊的概念，在此却无法适用。

除此之外，他也关心丽姬，非常关切。他的七情六欲明确之至。他对丽姬的渴求之心明白露骨。她是他喜欢的那类沦落人，也爱上了她。他已经理出头绪，画清蓝图，经过数日沉淀后，拟出自己坚定如山的解决方案。他微感畏惧，却大为欣慰。

杰里·威斯特贝，他告诉自己，你诞生时，自己在场。几次结婚、几次离婚时，自己也在场。葬礼时，自己当然也会在场。依我们明智的见解，在你个人历史某些关键时刻，你应该也要出席。

他搭公交车沿河岸逆流而上数英里，然后下车步行，搭乘三轮摩托车，坐在酒吧里，找小姐做爱，心里只想丽姬。他投宿的小旅馆住满了儿童，有天早晨他醒来时发现两个儿童坐在床上，睁大眼睛看着老外好长好长的腿，嗤嗤笑着他的脚丫凸出床尾的模样。我干脆待在这里算了，他心想。然而这时他是想自欺，因为他知道自己非回去问她一个明白不可，就算她以蛋糕砸脸当做回答也好。他从阳台射出纸飞机，儿童又拍手又舞蹈，看着飞机飞走。

他找到船夫，夜幕低垂时渡河到万象，逃避入出境手续。翌晨，他又省略正式手续，溜上未排定班次的老挝皇家航空DC8客机，下午起飞，携带暖口的威士忌，与两位友善的鸦片商畅谈。飞机降落时，天下着黑雨，打脏了机场巴士的车窗。杰里一点也不在意。毕竟怀抱着归乡的心情回到香港，这是他人生第一遭。

尽管如此，走进入境区时，杰里谨慎行事。他告诉自己，不准大肆声张，绝对不准。过去几天的休息颇具神效，让他心情笃定不少。他先四下观察后，朝男士洗手间走去，而非前往入境桌。他在洗手间等到一大群日本观光客过来，赶紧冲过去问谁会讲英文。他拦下四人，将香港记者证给他们看，在他们排队等待检查护照时，问这四人入境的目的、打算做什么，有什么人同行，自己则拼命做笔记，然后再访问四人，重复上述动作。这时他等待值勤的警察换班。四点一到，警察果然换班，他立刻走向一道写着“不准进入”的门。他事先已相中这道门。他敲敲门，等门一打开，他马上走进去。

“你搞什么鬼？”一名苏格兰巡官怒气冲天地说。

“传回给报社，朋友。访问完友好的日本观光客，发稿子回去。”

他亮出记者证。

“那就乖乖走那边的门，跟其他人一样。”

“别傻了。我没带护照，所以你那位优秀的同事才带我来这里。”

魁梧、嗓音出类拔萃、外貌明显是英国人、微笑动人，五分钟后为他在前往市区的巴士上赢得一席之地。来到他的公寓大楼区，他先在外面徘徊，但没有看见可疑人物，只是这里是中国，可疑不可疑，又有谁看得出来？他等的电梯一如往常是空的。上了电梯，他哼着寻死匈奴那张唱片的音乐，期待泡个热水澡，换上干净的衣物。临走时，他在门缝插上几片小楔子。如今回到门口，他发现小楔子躺在地板上，一时焦虑起来，后来才想起陆克，微笑着期待两人重逢。他打开防盗门的锁，门还没开，就听见里面嗡嗡响，是单调平稳的低鸣，可能是冷气机，却不是寻死匈奴的冷气机，因为他的冷气不够冷，一无是处。陆克这可恶的白痴，一定忘了关留声机，就快烧坏了。但他继而一想：错怪他了，是冰箱啦。接着他打开门，看见陆克的尸体横陈地板，头颅被轰掉半边，全香港半数苍蝇不是停在上面就是围在旁边。他赶紧进门，关上门，将手帕塞进嘴里，一心只想冲进厨房，以免仍有人在场。回到客厅后，他推开陆克的双脚，挖起镶木砖，取出他那把禁忌手枪以及逃生随身包，放进口袋，然后才开始呕吐。

当然，他心想，所以瑞卡度才那么肯定赛马记者已死。

我也成了一员，他心想。这时他又重回街头，哀伤与愤怒之情重击着他的耳鼓与眼睛。纳尔森·柯已死，却是中国官员。瑞卡度已死，德雷克·柯却说只要别在街头声张，他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赛马记者杰里·威斯特贝同样也百分之百死亡，只可惜柯那个又蠢又贼又狠又贱的左右手，那个可恶的刁先生，竟然笨到毙错了欧洲人。

19　黄金线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内部装潢一如别馆，连随处可见的仿玫瑰木、表皮式的礼貌、机场椅子、窝心的总统照片都一样。只是这次换成了福特总统。欢迎光临豪华大间谍屋，吉勒姆心想。他们上班的区域称为隔离室，有门直通马路，由两名陆战队员守卫。他们的通行证注明了假姓名，吉勒姆成了果顿。在领事馆期间，他们除了打电话或自己人彼此对话之外，绝对禁止与领事馆内任何人交谈。“我们不仅可以一概否认，各位，”马铁娄在简报时骄傲地告诉他们，“我们也全是隐形人。”这里上演的戏码正是如此，他说。美国总领事可以把手放在《圣经》上，对总督发誓，他们从未进过领事馆，工作人员也不牵涉其中，马铁娄说。“从上到下，全都睁眼说瞎话。”说完，他将权力交给乔治，因为：“乔治，这戏从头到尾都由你来导演。”

往下坡走五分钟就是希尔顿饭店，马铁娄帮他们订了房间。往上坡走，尽管累人，步行十分钟就是丽姬·伍芝的公寓住宅区。他们已经在领事馆待了五天，现在是晚上，不过他们浑然不知，因为情报行动室里没有窗户，只有地图与海图，两部电话由马铁娄的两名哑巴管理，默非与默非的朋友。马铁娄与史迈利各占一大张办公桌。吉勒姆、默非与默非的朋友则与电话共享一张桌子，而法恩则郁闷地坐在后墙一排空的戏院椅中间，活像出席试映会、感觉乏味的影评人，有时候剔剔牙齿，有时候打打哈欠，吉勒姆三番两次劝他离开，他硬是不肯。库洛接受过吩咐，别碰任何东西，尽量躲得无影无踪。弗罗斯特死后，史迈利惟恐他出事，希望他离境，但老库洛不从。

现在总算轮到哑巴登场了，是马铁娄所谓的“最后一次详细简报”。“啊，乔治，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说。苍白的默非身穿白衬衫与蓝长裤，站在凸起的讲台上，背后墙壁挂了一张图表，自言自语念着笔记。其他人，包括史迈利与马铁娄，围坐他脚边聆听，大半时间不发一语。默非有如在描述吸尘器，独白起来更让吉勒姆昏沉欲睡。海洋在图表上占了大半，只有在最顶端以及左边各有蕾丝边状的中国南方海岸。香港后方是破碎的广东沿岸，在固定图表的板条之下微微露出。香港正南方，在图表正中央画出类似云朵的轮廓，分成四区，分别标明A、B、C、D。默非以恭敬的语气说，这些地方是捕鱼区，中央以十字标出的是中点，长官。默非只对马铁娄发言，管他是不是乔治从头到尾导演的戏。

“长官，根据上次德雷克离开中国大陆时，长官，综合了目前为止针对情势所作的评估，我们和海军情报单位之间，长官——”

“默非、默非，”马铁娄以相当亲切的口吻插嘴，“放轻松一点，行吗，老弟？这里又不是训练学校，懂吗？轻松一下嘛，老弟。”

“长官。第一。天气。”默非说，他对长官的请求无动于衷，“四月和五月是换季的月份，长官，介于东北季风和西南气流之间。每日气象预报都很难准确，长官，不过这段航程预计不会遇上极端天气。”他以教鞭指出汕头往南至捕鱼区的线，然后从捕鱼区往西北画过香港，往珠江直上广州。

“雾呢？”马铁娄说。

“这种季节经常起雾，云量大约有六到七奥克塔，长官。”

“奥克塔是什么鬼东西啊，默非？”

“一奥克塔代表天空有八分之一被云盖住，长官。奥克塔已经取代以前使用的十分制单位。过去五十多年来，四月从来没出现过台风，而海军情报单位也认为这时不可能形成台风。风向由东向西，九到十海里，不过顺风而行的船队一定要考虑风停的时刻，有时也会出现逆风，长官。湿度在百分之八十左右，气温是摄氏十五到二十四度。海相平静，偶有小浪。汕头附近的海水多半往东北流过台湾海峡，一天约三海里。不过再往西走——在这一边，长官——”

“你在废话什么，默非。”马铁娄语气尖锐，“搞什么，我当然知道那边是西方。”接着对史迈利咧嘴一笑，仿佛说“这些小毛头啊”。

默非再度不为所动。“我们必须准备计算速度的因素，以及船队在航程中任何一点的进度，长官。”

“当然，当然。”

“月亮，长官，”默非继续说，“假设船队离开汕头的时间，是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五晚上，距离满月还有三天——”

“为什么作这种假设，默非？”

“因为船队确实在四月二十五日离开汕头，长官。一小时前，我们接获海军情报的证实。他们在捕鱼区C的东端观测到一列帆船，顺风慢慢向西航行，长官。带头的帆船已经确认无误。”

此时出现了突兀的停顿。马铁娄脸色泛红。

“你这小子很聪明，默非，”马铁娄以警告的语气说，“不过你应该提早跟我报告才对。”

“是的，长官。再假设搭载纳尔森·柯的帆船意图在五月四日晚间进入香港水域，月亮会只剩四分之一，长官。如果我们依循先例——”

“依循先例没错，”史迈利语气坚定，“逃脱路线应该跟德雷克在一九五一年的路线完全一致。”

这次又没有人质疑他，吉勒姆注意到。为何不质疑？令人百思不解。

“——然后这艘帆船应该在明天两洞洞洞抵达最南端的外岛蒲苔岛，与船队在珠江会合，及时抵达广州港，时间是在隔天的洞幺三洞和幺两洞洞之间，五月五日，长官。”

默非以平板语调介绍时，吉勒姆偷偷望向史迈利，像往常那样想着，他现在对史迈利的了解，不比在欧洲冷战的黑暗期与他初见时多到哪里。他三更半夜溜到哪里？是去遐想安恩吗？还是想着卡拉？他跟谁在一起，怎么会到凌晨四点才回旅馆？别跟我讲乔治正在享受第二春，他心想。昨晚十一点，伦敦那边传来叫嚣声，因此吉勒姆来这里接电话。伦敦说，威斯特贝下落不明。他们恐怕柯派人谋杀了他，或是更惨，遭到绑架凌迟，此次行动恐将被迫终止。吉勒姆认为比较可能的情况是，杰里在回伦敦途中碰上两三个空中小姐，躲了起来，然而伦敦表示事态紧急，他别无选择，只好去叫醒史迈利，向他报告。他拨了电话到史迈利的房间，没人接听，因此穿上衣服，敲他房门，最后逼不得已只好撬开门锁，因为这时轮到吉勒姆恐慌起来：他认为史迈利可能病倒了。

但是史迈利的房间空无一人，床铺没人睡。吉勒姆检查史迈利的私人物品时，发现这位老牌外勤人竟大费周章在衬衫绣上假名条，暗暗称奇。然而他只发现这么多。所以他坐在史迈利的椅子上，打起盹来，一直到四点才醒过来，因为他听见一小阵骚动声，张开眼睛，看见史迈利弯腰望着他，距离约六英寸。进房间怎么有办法如此轻声，只有老天爷知道。

“果顿？”他轻轻问，“有何贵干？”——因为他们处于情报行动状况，当然，日常生活中必须假设房间已遭窃听。基于相同原因，吉勒姆并未开口，只是递过装有康妮传来信息的信封。史迈利看了再看，然后烧毁。他对这项消息认真看待的态度，让吉勒姆叹为观止。即使是凌晨时分，他也坚持立刻前往领事馆处理，因此吉勒姆帮他提了公文包，陪他前往。

“今晚收获可好？”他随口问。两人正一步步往上坡走。

“我？噢，是有一点，谢谢，有一点。”史迈利回答，四两拨千斤。吉勒姆或其他人问到他夜间散步时，只能套出这么多风声。如今，乔治在丝毫不说明消息来源的情况下，提供实实在在的情报，不容任何人质疑。

“啊乔治，这东西，我们信得过吧？”马铁娄困惑之余问道。这是头一遭。

“什么？对，对，的确信得过。”

“那就好。调查得很棒，乔治。佩服佩服。”马铁娄真心地说。说这句话前，他又沉默了一阵，表情疑惑。自此以后，他们是有情报必信，别无选择。因为没有人，甚至连马铁娄也包括在内，胆敢挑战他的权威。

“捕鱼捕了几天，默非？”马铁娄问。

“船队捕鱼七天，可望满载渔获抵达广州，长官。”

“听到了吗，乔治？”

“有，听到了，我没什么好补充的，谢谢你。”

马铁娄问，船队若要准时在明晚与纳尔森的帆船会合，必须几点离开捕鱼区。

“据我估计，明天上午十一点。”史迈利看着笔记，头也不抬。

“我同意。”默非说。

“这艘单飞的帆船啊，默非……”马铁娄说，一面又对史迈利投以毕恭毕敬的眼光。

“怎样，长官？”默非说。

“能这么简单就脱队吗？进入香港水域时，用的是什么借口，默非？”

“这种情况很常见，长官。中国大陆的帆船队实行集体捕捞作业，长官。结果是，晚上脱队的单飞帆船不开灯进港，把鱼卖给外岛人赚现金。”

“分明是加夜班嘛！”马铁娄惊叹，对自己一语双关的机智沾沾自喜。

史迈利已转身面对另一面墙上的蒲苔岛地图，歪着头以加强老花眼镜的效果。

“这种帆船多大？”马铁娄问。

“二十八人，延绳钓船，长官，专钓鲨鱼、金线鱼和康吉鳗。”

“德雷克以前也开这种船吗？”

“对，”史迈利说，仍盯着地图，“没错。”

“那艘船能开得那么靠近吗？要是天气允许的话。”

回答的人又是史迈利。一直到这天，吉勒姆一辈子从未听过他如此大谈船经。

“延绳钓船吃水少于五浔，”他说，“只要海面风浪不算太大，想怎么靠近都不成问题。”

坐在后面长椅上的法恩恣意大笑一声，吉勒姆坐在椅子上转身，狠狠瞪他一眼。法恩斜眼看，摇摇头，对主子无所不知的能力感到钦佩。

“一个船队有多少帆船？”马铁娄问。

“二十到三十。”史迈利说。

“正确。”默非乖顺地说。

“这么说来，纳尔森怎么行动，乔治？是开到船队边缘，然后稍微乱走一通？”

“他会待在后面，”史迈利说，“船队喜欢成纵队行进。纳尔森会吩咐船长跟在屁股后。”

“他会吗，上帝保佑。”马铁娄喃喃地说给自己听，“默非，传统上使用什么识别方法？”

“这一方面所知少之又少，长官。船民最善于东躲西藏，这点人尽皆知，他们对海洋法规完全不尊重。一到海上，他们一盏灯也不亮，主要是担心引来海盗。”

史迈利再度沉思起来。他没入一种木然静止状态，虽然双眼仍直盯大幅海图，吉勒姆知道他的心思绝未放在默非呆板叙述的数据上。马铁娄则不然。

“海岸贸易，一年总共多少，默非？”

“长官，官方没有管制，也没有数据。”

“帆船进入香港水域，有进行隔离检疫吗，默非？”马铁娄问。

“理论上所有船只应该停下，接受检查，长官。”

“实际上呢，默非？”

“帆船有帆船自己的法律，长官。严格说来，中国籍帆船禁止航行在维多利亚岛和九龙角之间，不过英国佬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跟中国方面为了航道优先权的问题吵架。抱歉这么说，长官。”

“何必。”史迈利客气地说，仍盯着海图，“吾人是英国佬，终身是英国佬。”

这是他对卡拉的看法，吉勒姆认定，是他在欣赏照片时习惯说的一句话。他瞥见了照片，惊动了他，似乎研究了半晌，细看他的轮廓，细看那模糊无神的凝视。然后他眼中的火光逐渐消失，不知怎么的连希望也随之而去，令人感觉他有所警觉，开始反省。

“默非，你刚才提到导航灯了吗？”史迈利转头询问，却仍盯向海图。

“有的，长官。”

“我料想纳尔森的帆船会有三盏，”史迈利说，“两盏绿灯，垂直打在船尾桅杆上，一盏红灯在右舷上。”

“对，长官。”

马铁娄尽量想抓住吉勒姆的视线，吉勒姆却不依。

“不过事实可能相反，”史迈利考虑过后警告，“可能一盏也没有，只是在靠近时打灯号。”

默非继续报告。新标题：通讯。

“长官，在通讯方面，长官，很少帆船具备自己的发报机，不过多数都有接收器。偶尔会有船长买个便宜的对讲机，接收范围大约一英里，以方便拖网作业，不过因为作业已久，也没什么话好报告吧，我猜。至于寻找方位嘛，海军情报说，几乎算是谜团一个。根据可靠信息，很多延绳钓船靠的是一种原始罗盘，以手拿吊铅块的线，或者甚至拿个生锈的闹钟来找正北方。”

“默非，他们究竟怎么办到的啊？”马铁娄大喊。

“用绳子绑铅锤，在上面涂蜡，长官。让铅锤沉到海底，看看蜡黏上什么东西，就知道船来到什么地方。”

“看来他们真辛苦。”马铁娄大声说。

电话铃响。马铁娄的另一个哑巴助手过去接听，然后一手捂住话筒。

“追捕对象伍芝刚回家，长官，”他对史迈利说，“开车开了一小时，刚在附近停好车，麦可说听起来好像她正在放洗澡水，所以大概准备待会儿再出门。”

“她一个人？”史迈利面无表情地说。是个问句。

“她一个人吗，麦可？”他猛笑一声。“我打赌你会，你这个龌龊王八。对，长官，只有女士一个人，正在洗澡，监听的麦可问，什么时候才能装摄影机。麦可，女士有没有在浴室唱歌？”他挂掉电话。“她没有唱歌。”

“默非，继续报告战情。”马铁娄脱口而出。

史迈利希望再演练一次拦截计划，他说。

“没问题，乔治！请便！导演是你，记得吧？”

“或许可以再看一下蒲苔岛这张大地图吧？然后再请默非为我们解说，可以吗？”

“可以，乔治，当然可以！”马铁娄大喊，因此默非继续讲解，这次动用了教鞭。海军情报观察站在这里，长官……经常与基地维持双向通讯，长官……靠岸地带两海里内全无部署……柯的船开始转回香港时，海军情报将立刻通知基地，长官……柯的船一进港，拦截将由一般英国警船进行……美国也将提供反向情报，只旁观，发生无法预见的情况时才加以支持……

对于每一细节，史迈利拘谨地点头表示听到。

“再怎么说，小马，”期间他插嘴，“一旦柯把纳尔森弄上船后，他也没别的地方可去了，对吧？蒲苔岛在中国海域的边缘。不往我们这边走，就无处可去了。”

吉勒姆边听边想着，总有一天，乔治会碰上以下两件事之一。他不是会停止关心一切，就是会因内心矛盾百出而害死他。如果他停止关心，他主导情报行动的功力将减半。如果他不停止关心，他那小小的胸腔会因拼命想为我们的行动寻找解释而爆炸。凄惨的是，史迈利自己在与高级长官进行不列入记录的闲聊时，一一说明令他进退维谷的问题，让吉勒姆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尴尬。史迈利当时说，为维护我们的人性而采取不人道的手法，为维护同情心而铁石心肠，为维护我们的差异性而团结一致。长官怒气贲张，鱼贯退席以示抗议。乔治为什么不闭上鸟嘴乖乖做事，何必将自己的信念掏出来，当众擦拭，擦到缺陷毕露？康妮甚至凑着吉勒姆的耳朵，喃喃说了一句俄国格言，坚持要扯上卡拉。

“该不会发生战争吧，彼得亲亲？”她以放心的口吻对他说过，捏捏他的手，他则牵着康妮走在走廊上。“但是在为和平奋斗的过程中，我们会全力以赴，愿上帝保佑老狐狸。我敢打赌，他做的这件事，人民委员会也不会对他感激涕零。”

一阵重击声令吉勒姆转身。法恩又在调动戏院椅子了。他瞧见了吉勒姆，鼻孔朝天，摆出粗鲁无礼的窃笑。

“他脑子坏了。”吉勒姆心想，不禁打了个寒战。

基于不同原因，法恩最近也让吉勒姆认真焦虑起来。两天前，在吉勒姆陪同下，他主导了一件怵目惊心的事件。史迈利一如往常单独出游。为了消磨时间，吉勒姆租了一辆车，开车载法恩到中国边界，让他对着神秘山丘窃笑闷哼。回程途中，他们停在乡下的红绿灯前，这时一个华人男孩开着本田车停在旁边。开车的是吉勒姆。法恩坐在前座。法恩将车窗摇下，脱下夹克，左手靠在车门上，欣赏在希尔顿购物厅新买的镀金手表。正当车子要开走时，华人男孩竟朝手表猛扑，可惜法恩手脚更快，他抓住男孩的手腕，紧抓不放，拖着他走，男孩则挣扎着想脱身。吉勒姆开了约莫五十码才发现不对劲，立刻停车，而法恩正在等待这一刻。在吉勒姆来得及制止他之前，他跳下车，一把将男孩从本田车里拉出来，将他带到路边，打断他双手，然后笑着回到车上。吉勒姆生怕丑闻缠身，开快车逃离现场，留下尖叫的男孩盯着两条无力垂摆的手臂看。回到香港后，他决心立刻向乔治报告法恩的好事，然而法恩走运，过了八小时史迈利才现身，这时吉勒姆认为值得让乔治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因此作罢。

另一部电话在响，红色电话。马铁娄亲自接听。他听了一下，然后大声爆笑出来。

“找到他了。”他告诉史迈利，将话筒递给他。

“找到谁了？”

话筒悬在两人之间。

“你的手下。你的威瑟贝——”

“威斯特贝。”默非纠正他，马铁娄因此狠狠瞪他一眼。

“找到他了。”马铁娄说。

“人在哪里？”

“你问的是，他跑到哪里去了吧！乔治，他去过湄公河岸两家妓院了。要是我的手下没有夸大其词，他是一九四九年巴南姆马戏团小象移师之后最热门的动物了！”

“请问他现在人在哪里？”

马铁娄递过电话。“你自己为什么不干脆叫他们把电报念给你听？根据他们的说法，他已经渡河了。”他转向吉勒姆，眨眨眼。“他们说，万象有两三个地方，可能会成为他寻欢的目标。”他说，然后继续纵声狂笑，史迈利则耐心坐着，耳朵贴在听筒上。

杰里选择一辆两侧有后视镜的出租车，坐在前座。到了九龙，他向他能找到的最大的租车行租了一辆车，拿出逃生用的护照与驾照，因为他内心微微觉得，假名比较安全，就算只多安全一个小时也好。他往半山区开去时已近晚上，仍在下雨，照亮山坡的霓虹灯产生巨大光环。他经过美国领事馆，也路过星辰岗两次，有点希望能见到山姆·科林斯。第二次路过时，他确定找到了她的公寓，知道她的电灯开着。从外观看来，是意大利的美术灯，以优雅的弧度挂在观景窗的对面，花费三百元来附庸风雅。此外，浴室的毛玻璃里面也亮着。第三次路过时，他看见她披上披肩，从直觉或她循规蹈矩的姿态看来，她又准备在外过夜，不过这一次她的打扮冶艳到足以置人于死地。

每一次他允许自己追念陆克，眼前便蒙上一层黑影，想像自己正在做一些高尚却无用的事，例如致电陆克位于加州的家人，或是分社的小矮人，甚至摇滚客，管他原因是什么。以后再说吧，他心想。以后吧，他承诺自己，他会以合宜的方式哀悼陆克。

他缓缓驶入通往入口的车道，最后来到通往停车场的支路。停车场有三层深，他在里面绕圈子，总算找到丽姬的红色捷豹，停在一个安全的角落，以链条围起，避免粗心的邻居靠近爱车超群的烤漆。她也为方向盘装上豹纹布。布置这辆车，她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忽然一怒之下心想，去怀孕嘛。买条狗嘛。养小老鼠嘛。他恨不得敲碎挡风玻璃，却狠不下心。如果她不开这辆，对方要派大轿车来接她，他心想。也许老刁甚至会坐前座押车。也许他会自己来。也许她打扮得美美的，只是为了今晚任人在床上宰割，根本不是为了出门。他但愿今天是星期日。他记得库洛说，每逢星期日，德雷克·柯要陪家人，因此丽姬必须自己开车。然而今天不是星期日，而且亲爱的老库洛也不在身边告诉他，依据杰里只能猜测的证据来分析，柯人在曼谷或随便哪个鬼地方谈生意。

所幸降雨已转为雾气，他回头往支路开向车道。来到交叉口，他发现有片窄窄的路肩，因此硬是挨着护栏停靠的话，其他车主会发牢骚，却仍能勉强通过。他擦到了护栏，但他不在意。从他现在坐的地方，可以看见行人在公寓区条纹帆布下进进出出，也能看见车辆加入或离开大马路。他丝毫没有警觉感。他点燃香烟，进出的大轿车擦身而过，却没有一辆是柯的车。偶尔有车挤过时，司机会稍停，猛按喇叭，或大声抱怨，杰里则置若罔闻。每隔几秒钟，他瞄一下后视镜。有个胖子鬼鬼祟祟从后面走来，外形不能说不像老刁，令杰里放开夹克口袋里手枪的保险，后来却发现这人缺少老刁的肌肉。这人经过他时他心想，大概是来跟出租车司机收赌债吧。

他记得在跑马地与陆克共处的时光。他记得与陆克共处。

红色捷豹嘶嘶开上他后方的支路时，他仍注视着后视镜，只有一人开车，敞篷放下，没有乘客。他惟一没有料到的是，她可能搭电梯直接下停车场，亲自取车，不像先前那样劳驾门房帮她开到门口。他尾随而去，抬头瞥见她公寓的灯光仍亮着。她留了人看家吗？或是她打算很快回家？接着他想到，少耍小聪明了，她只是忘记关灯而已。

最后一次对陆克讲话，是叫他别老是烦我，他心想，而最后一次陆克对我讲话，是告诉我说，他会在史大卜面前帮我找借口。

她朝市区方向开下山。他跟在她车子后面开去，有一大段时间，他后面没有车子跟来，感觉不太自然，但是这个时间本来就不太自然，他内心的沙拉特人正快速死去，他措手不及。她的方向是市区最明亮的地带。他猜自己仍爱着她，然而此刻他准备怀疑任何人、任何事。他继续紧跟在后，因为他记得丽姬鲜少注意后视镜。在昏暗的雾气中，反正她也只能看见车头灯。雾气一团团笼罩，港口宛如失火，条条起重机灯光在袅袅烟雾中宛若水屋。来到中环，她开进地下室车库，他也直接开进去，停在六个停车位之外，不过她没有注意到。她待在车上补妆，杰里竟可以看见她扑粉掩饰下巴的疤痕。然后她下车，如常地上锁，只不过随便一个小孩拿着刮胡刀片就能一刀划破敞篷。她身披丝质斗篷，里面是丝质长洋装。走向旋转石梯时，她举起双手，细心拢拢落在颈子上的头发，将马尾放在斗篷外面。他下车跟踪，一路跟到旅馆大厅，及时转身，没被记者拍到。一群男女时装记者这时正在聊天，身穿缎衣，系着蝴蝶结。

杰里逗留在相对安全的走廊，端详着场面。这是个大型私人宴会，丽姬从他看不见的地方进入会场。其余宾客陆续从前门抵达，劳斯莱斯如林，没人显得特别。一名头发染成蓝灰色的女人坐镇前门，左摇右晃，说着酒气浓厚的法文。一个拘谨的华人女公关带了两名助理，一排站开接待来宾。宾客一一进门后，女公关与助理则以真心真意得令人害怕的姿态向前迎接，询问来宾姓名，有时请对方出示邀请函，接着再翻找名单说：“噢，没错，当然了。”蓝灰发女人微笑、咆哮。助理递给男客襟领针，递给女客兰花，然后迎接下一批宾客。

丽姬·伍辛顿木然走过这道过滤程序。杰里多给她一分钟通关，看着她穿越双扉门。门上注明“夜宴”，附上丘比特的神箭。她进门后，杰里才开始排队。公关女孩看到他的羊皮靴后不知如何是好。西装是够难看了，不过让她打不定主意的是那双靴子。她盯着靴子看时，杰里判断，她受训时老师必定教过，要特别重视鞋子。百万富翁就算袜子以上邋遢如流浪汉，一双两百元的古奇鞋绝对是保身护照。她皱眉看着杰里的记者证，然后再看宾客名单，然后又看他的记者证，再度看着他的靴子，朝蓝灰色树丛投以不知所措的眼光。蓝灰女则继续微笑、咆哮。杰里猜她是嗑药嗑到神志不清了。最后公关女孩摆出特别为“边际消费者”准备的笑容，递给他一片咖啡碟大小的圆牌，荧光粉红，“记者”两字则以白色注明，有一英尺高。

“今晚我们要让每个人变漂亮，威斯特贝先生。”她说。

“拿我试试看吧，伙计。”

“喜欢我的香水吗，威斯特贝先生？”

“香得不得了。”杰里说。

“这叫做葡藤液，威斯特贝先生，一小瓶要卖一百港币，不过今晚福楼拜之家免费赠送给所有客人。孟堤费理夫人……噢，当然，欢迎光临福楼拜之家。喜欢我的香水吗，孟堤费理夫人？”

一名身穿旗袍的欧亚混血女孩端着盘子，低声说：“福楼拜预祝您今晚享受异国情趣。”

“拜托老天爷。”杰里说。

走进双扉门，另有一道三名美男子的接待行列，特别由巴黎飞来迷死人。另外还有一群保安人员，阵势直可比拟总统护卫。一时之间，他以为保安可能会搜身，他知道如果保安硬上，他准备玉石俱焚。他们以欠缺友善的眼光打量杰里，认定他是下人，但因他头发不是黑色所以放行。

“记者席在伸展台后第三排。”一名金发双性人说。这人身穿皮革牛仔套装，交给他一叠新闻稿。“您没带相机吗，先生？”

“我只负责图说，”杰里说着以拇指朝肩膀后面指，“拍照的史拜克在那边。”说完走进接待室，四处观望，龇牙咧嘴笑得铺张，对任何接触到他视线的人挥手。

香槟酒杯叠成的金字塔有六英尺高，旁边有绸缎阶梯，让服务生能从最上面取用。在凹陷的冰棺里躺着几个大酒瓶，等待下葬。有一台独轮车装满了煮好的龙虾与一个鹅肝酱结婚蛋糕，上面以花色肉冻排出福楼拜之家的字样。现场播放着空灵音乐，甚至隐约听得见对话的声音，说穿了不过是极富级人士无聊之余的应酬语。伸展台从长窗底部延伸到房间中央。窗户正对港口，但雾气将美景切割成块状。冷气开得很强，好让身穿貂皮大衣的女士不至于流汗。多数男客穿了晚礼服，但年轻的华人花花公子则穿纽约风格的长裤、黑衬衫，戴金项链。英国大班与女眷自成一圈，气氛低迷，犹如闷得发慌的驻防部队军官聚餐。

杰里察觉有手搭在他肩膀上，迅速转身，只见眼前一位矮小的同性恋华人，名叫戈兰牡，服务于香港一家八卦小报。他曾想向主任推销一篇文章，杰里帮过他忙。一排排扶手椅面对伸展台，大致排成马蹄形，丽姬坐在前座，两旁是阿沛戈先生与夫人或情妇。杰里在跑马地看过这一对。看起来他们好像是丽姬今晚的伴游。阿沛戈夫妇对她说话，但她似乎听进去的不多。她坐得直挺，外表美丽，已经脱掉斗篷，从杰里的座位看，她仿佛全身精光，只佩戴珍珠项圈以及珍珠耳环。至少她毫发未损，他心想。至少她没有腐烂，没有染上霍乱，没有被子弹轰破脑袋。他记得第一晚在电梯里，站在她背后，由上而下看见她脊背那一道金毛。同性恋戈兰牡坐在杰里旁边。杰里与菲比·崴费尔中间隔了两人。他只对她有些许印象，却仍盛情对她招手。

“哇。太棒了。菲比。你真好看。应该走走伸展台才对，朋友，秀一点大腿嘛。”

他觉得菲比稍显放不开，也许她对杰里也有同感，只不过杰里下飞机后就滴酒不沾。他取出笔记本写字，假装专业，尽量克制自己。慢慢来。别吓到了猎物。他看看自己写的东西，只见“丽姬·伍辛顿”几个大字。华人戈兰牡也看到了，大笑起来。

“我的新笔名。”杰里说，两人笑成一团，笑得太大声了，前排的人因此转头看，这时灯光渐渐暗下。丽姬却未回头，只不过他认为她可能已经认出他的嗓音。

他们身后的门一一关上，灯光也变暗，杰里有意在这张又软又舒服的椅子上睡一觉。空灵音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丛林节奏声，以铙钹声带出，最后只剩一盏吊灯在黑色伸展台上闪烁，呼应后窗外港口紊乱的块状灯光。鼓声从各处喇叭传来，缓缓升高，持续了很久，只有鼓声，敲击得很有技巧，声声迫切，最后丑陋不堪的人影渐次出现在港口窗户前。鼓声停止。在折腾人的安静中，两名黑人女孩大步走向伸展台，肩并肩，身上只穿戴珠宝。她们剃了大光头，戴着圆形象牙耳环，钻石项圈，有如女奴戴的铁环。油光的四肢与丛聚的钻石、珍珠、红宝石相互辉映。两人身材高挑美丽，体态轻盈，完全出人意料，一时之间对全体观众撒下绝对性感的魔咒。鼓声恢复，飘扬，聚光灯在珠宝与肢体速窜。她们扭着身体走出冒着蒸汽的港口，朝观众走去，带着奴役肉欲的怒气。她们转身，慢慢走开，以臀部挑逗、蔑视。灯光亮起，爆出一阵紧张的掌声，接着是欢笑、畅饮。人人同时开口，杰里则嗓门最大：敬丽姬·伍辛顿小姐，上流社会名媛，母亲连鸡蛋都不会煮；敬阿沛戈夫妇，他们拥有全马尼拉以及一两座外岛，这是香港赛马会的葛兰特上尉曾向他保证的。杰里有如服务生总管似的捧着笔记本。

“丽姬·伍辛顿，哇，容我说一句话，全香港拜倒在你脚下呢。本报想对今晚作个独家报道，伍芝或伍辛顿小姐，我们希望能采访到你，报道你的穿着，令人神往的生活方式，更加令人神往的朋友。摄影记者随后就来。”他向阿沛戈夫妇鞠躬。“晚安，夫人。先生。很荣幸能与两位共聚一堂。这是您首度来港吗？”

他表演的是拿手的小可爱戏码，是宴会中专门逗人笑的大男孩。服务生端来香槟，他坚持要为大家端到手上，不愿大家自己来。阿沛戈夫妇对他的表演觉得很有意思。库洛说他们是骗徒。丽姬盯着他看，眼神有一种说不出的含义，感觉真实而胆战，仿佛打开门看见陆克的人是她而非杰里。

“威斯特贝先生已经专访过我一次，据我了解，”她说，“好像没有见报嘛，是不是啊，威斯特贝先生？”

“你帮哪家写报道？”阿沛戈先生忽然质问。他已经收起笑容。他面貌狰狞丑陋，显然丽姬一席话让他想起某件他听过而不喜欢的事。例如是老刁曾警告过他的事。

杰里告诉他。

“那就乖乖去写啊。少来烦这位女士了。她不愿接受访问。你有任务在身，去别的地方执行任务，不是来这里耍宝。去赚你自己的钱。”

“要我走就走，不过，阿沛戈先生，我走之前，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您希望我怎么描写您呢？是没礼貌的菲律宾百万富翁？还是半百万富翁？”

“拜托。”丽姬喘气，幸好这时灯光又暗下，鼓声再响，大家心平气和下来，一位带法文口音的女士开始以麦克风柔声解说。伸展台后方，两名黑人女孩正表演修长而妩媚的影子舞。第一位模特儿出现时，杰里看见丽姬在黑暗中起身，站在他前方，披上斗篷，轻轻快步走向走道，走过他身边，低头朝门口走去。杰里跟在她身后。来到大厅，她半转身，仿佛在看他，他不禁想到，她是有意引他过来。她的表情一样，反映出他自己的心情。她看来备受惊吓，面露疲态，全然不知所措。

“丽姬！”他呼喊，仿佛刚撞见老友，然后尽快跑到她身边，赶在她走进补妆室之前。“丽姬！天啊！好几年没见了！太棒了！”

两名保安警卫静静旁观，他则振臂拥吻，表现历久弥新的友谊。他已将左手伸进斗篷下，笑脸向下凑近她的脸时，将小左轮手枪顶住她背部肌肤，枪管抵住颈背正下方，如此表现老友情意之下，他带着她走上街头，一路上有说有笑，招来出租车。他原本不想动枪，但是不动枪的话，恐怕必须动手制伏她。真讽刺啊，他心想。回来是想对她说我爱你，结果却以枪押走她。她全身颤抖，怒发冲冠，然而他不认为她在害怕，他甚至不认为她被迫离开那场低俗的宴会时感觉很失望。

“正是我想要的。”她说，这时出租车开往山上，穿透雾气，“太好了，好得不得了。”

她的香水很陌生，不过他认为总比葡藤液好上百倍。

吉勒姆的感觉其实称不上无聊，但他的注意力实在也称不上无限，而乔治似乎总有办法集中精神。吉勒姆脑子不在思考杰里·威斯特贝打什么鬼主意时，便会不知不觉沉浸在默莉·米金的肉体中，或者回想起那个双臂向外翻的华人男孩，像被射得半死的野兔在飞遁而去的车子后哀嚎。默非的主题转到蒲苔岛，巨细靡遗地详尽叙述。

火山岛，长官，他说。

是全香港群岛最坚硬的岩层，长官，他说。

也是最南端的一个，就在中国海域的边缘，他说。

海拔七百九十英尺，长官，渔人出海作业时，以这个小岛作为导航点，长官，他说。

严格说来不是一个岛，而是六个小岛，其他五个一毛不生，无人定居。

庙盖得很棒，长官。古董很精彩。木雕功夫很好，可惜天然水很少。

“耶稣基督啊，默非，我们又不是要买小岛。”马铁娄劝他。行动结束了，伦敦也远在天边，马铁娄失去了不少光彩，吉勒姆注意到，也失去了全身的英国气息。他的热带西装是地道美国土包子的穿着，而且有必要拉拉交情，最好是跟自己人拉。吉勒姆怀疑，甚至连外派伦敦，对他都算是一段奇妙的历练，进而把香港当成敌境。压力大的时候，史迈利与他正好相反。史迈利变得内向，礼貌得过于拘谨。

蒲苔岛的人口一百零八人，逐渐减少中，从事农渔业，多半是共产党员，三个村落，三个废村，长官，默非说。他继续念经。史迈利继续专心听讲，但马铁娄则不耐烦地在笔记本上涂鸦。

“而明天呢，长官，”默非说，“明天啊，就是蒲苔岛一年一度的庙会，祭拜天后，长官。”

马铁娄停止涂鸦。“那些人还信那种鬼东西啊？”

“人人都有信教的权利，长官。”

“你在训练学院时学的，是不是啊，默非？”马铁娄继续涂鸦。

这时泛起一阵令人不自在的宁静，然后默非才英勇地拾起教鞭，顶端落在蒲苔岛南方海岸线的边缘。

“这个庙会，长官，集中在主要港口举行，长官，就在东南角这边，是古庙坐落之处。根据史迈利先生统合信息后所作的预测，长官，柯将在这里上岸，远离大湾，在本岛东岸的一个小海湾。东岸没有部落，没有天然海港，这段期间庙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大湾，如果在这里登陆——”

吉勒姆没听见铃响。他只听见马铁娄另一个哑巴接听电话的声音：“喂，麦可啊，”接着是他挺直上半身时飞机座椅发出的吱吱声，直盯着史迈利，“对，麦可。当然，麦可。现在。好。等一下。就在我身边。一切暂停。”

史迈利已经站在他身边，一手伸出去准备接电话。马铁娄看着史迈利。讲台上的默非背对着大家，继续指出蒲苔岛奇妙的特点，不太注意到这阵骚动。

“航海人对本岛的绰号是幽灵岩，长官，”他以同样疲惫的嗓音解释，“原因何在，似乎没人清楚。”

史迈利听了一下电话，然后挂掉。

“谢谢你，默非，”他客气地说，“讲解得非常有意思。”

他忽然静静站了半晌，手指摸着上唇沉思，姿态显得善良老实。“好，”他重复，“好，非常好。”

他最远走到了门口，然后停下脚步。

“小马，原谅我，我有事要离开一阵子。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应该。有什么事，我会打电话通知你。”

他伸手握门把，然后转向吉勒姆。

“彼得，你最好一起来，可以吧？可能用得上车，而你对香港的交通毫不畏惧，令人佩服。法恩不是在这里吗？啊，没错。”

赫兰道上的花朵盛开，呈毛茸茸状，有如为圣诞节喷上彩漆的羊齿植物。人行道狭窄，鲜有人使用，只有女佣带主人的儿女运动时才用得到。带他们出来散步时，女佣不发一语，活像在遛狗。表亲的跟踪车是棕色奔驰面包车，外表斑驳，刻意让人过目即忘，两侧染上尘土，一边漆有香港开发建筑勘测公司的字样。车上有根老旧天线，挂着中国结，垂在驾驶座上方，以悲伤的姿态钻至柯宅，过门不入。是第二次，还是当天上午第四次？没人想过。在赫兰道，正如在香港各处，总会有人在盖什么东西。

面包车上两人趴在人造革覆盖的双层床上，透过丛林般的镜头、摄影机、无线电电话器材，专心监视。对他们而言，通过七门的动作也成了例行公事。

“没有变化？”其中一人说。

“没有变化。”另一人证实。

“没有变化。”第一人对着无线电电话重复，听见另一端传来默非令人安心的声音，表示听到。

“说不定是蜡像，”第一人边看边说，“我们也许过去戳他们一下，看看他们会不会喊痛。”

“说不定有效。”第二人说。

两人同意，在专业生涯中，他们从未跟踪过如此静止的对象。柯站在他一直站立的地方，在玫瑰凉亭的尽头，背对着他们，向大海瞭望。他的矮小妻子坐得远远的，与平常一样穿黑衣，坐在白色庭园椅上，似乎凝视着丈夫。只有老刁有所动作。他也坐着，坐在柯另一边，嚼着类似甜甜圈之类的东西。

监听车开到大马路，拖着笨重的身躯往赤柱前进，为了维持掩饰身份，继续假装勘察本区环境。

20　丽泽的情人

她的公寓大而无当，是机场休息厅、主管套房与妓女香闺的混合体。客厅天花板被耙成不对等的尖点，有如即将塌陷的教堂中殿。地板的高度不断变换，地毯厚如草地，踏过后留下亮亮的脚印。巨大的窗户提供了无限景观，却显得孤寂。当她关上百叶窗，拉上窗帘，两人转眼间置身没有花园的郊区小木屋。女佣进了她房间后面的厨房，走出来时，丽姬叫她回厨房。她悄悄走开，臭着一张脸，嘶嘶说着话。看我会不会跟主人告状，她说。

他拉上前门的链栓，之后杰里押着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逼她走在左前方一步，替他开门，甚至连橱柜也不放过。卧房有如电视剧蛇蝎女的布景，圆形床铺盖上花格棉被，在西班牙式布幔后有个凹陷状的圆形浴缸。他翻找床头柜，没找到小型武器，因为尽管枪支在香港不特别泛滥，住过中南半岛的人通常会有防身物品。她的更衣室看似一个电话打到中环，把时髦的北欧装潢店里所有东西订购一空。餐厅以毛玻璃、擦亮的镀铬与皮革装饰，挂有仿庚斯博罗画风的祖先画像，目光呆滞地盯着空椅子。连鸡蛋也不会煮的妈咪全部到齐，他心想。黑色虎皮台阶通往柯的书房，杰里在此逗留，四处张望，尽管忐忑不安仍看得出神。他在每件物品中看见老爸杉波，看见两人的父子之情。超大型书桌的桌脚呈半球形，底部则是有爪子的圆形，总统级的利器，镶在桌上的墨水池、带鞘的拆信刀与剪刀，没摸过的法律参考书籍，与老爸杉波搬家时必带的书名一样：《赛门斯谈税务法》，《查斯沃谈公司法》。见证加框，挂在墙上。大英勋章的荣誉状以“伊丽莎白二世在上帝恩典下……”开头，勋章本身以绸缎包裹，有如死去骑士的武器。华人长辈站在庙宇前合照。胜利的赛马。丽姬对他笑着。丽姬穿着泳装，令人惊艳。丽姬在巴黎。他轻轻拉出书桌抽屉，发现十几家不同公司的压纹信纸。橱柜里有空白档案，有一架IBM电动打字机，没有插头；有地址簿，没有地址。丽姬腰部以上赤裸，露出修长的背，向后看着他。丽姬，愿上帝救救她，身穿婚纱，握了一束栀子花。一定是柯叫她去婚纱馆拍的。

没有装鸦片的黄麻布袋照片。

杰里站在书房里心想，这里是主管的避风港。老爸杉波也有几个。他给了几个女孩公寓，甚至给其中一个一栋房子，那女孩一年却只见到他几次。然而再怎么说，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秘密的特别房间，有书桌，有不使用的电话，有快餐型的纪念品，是从别人生命中切割而出的一个实体角落，是他逃避其他避风港时使用的避风港。

“他在哪里？”杰里问，再度回想起陆克。

“德雷克吗？”

“难不成是圣诞老公公吗？”

“我也不知道。”

他跟着她走进卧房。

“你通常都不知道？”他问。

她正一一摘下耳环，放进珠宝盒。然后取下发夹、项链与手环。

“他人在哪里，就从哪里打电话回来，白天或晚上，谁管那么多。

这是他头一次不主动联络。”

“你可以打给他吗？”

“随时都行。”她以蛮横的讽刺语气反驳，“当然行。大老婆跟我相处得很融洽。你难道不知道？”

“公司呢？”

“他不进公司。”

“老刁呢？”

“去他的老刁！”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只猪。”她动了肝火，打开橱柜。

“有消息，他可以转给你。”

“要是他高兴的话。可惜他不高兴。”

“为什么？”

“我又怎么知道？”她拉出一件套头毛衣以及牛仔裤，丢在床上。“因为他讨厌我。因为他不信任我。因为他不喜欢欧洲人跟大老板走得太近。我要换衣服，给我滚出去。”

因此他再度漫步走进更衣室，背对着她，听见丝布与皮肤摩擦的窸窣声。

“我见到了瑞卡度，”他说，“我俩开诚布公，交换了很多意见。”

他迫切想听的是，他们有没有告诉她。陆克的命案，他希望为她脱罪。他听着，然后继续说：

“查理·马歇尔把他的地址给了我，所以我过去跟他聊一聊。”

“好啊，”她说，“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

“他们也跟我说过梅伦这个人。说你帮他运毒。”

她没有搭腔，因此杰里转身看着她，她正坐在床上，双手抱头。换上牛仔裤与套头毛衣的她，外表年约十五岁，身高也少掉半英尺。

“你究竟想要什么？”她终于低声说，声音轻到有可能是自言自语。

“你，”他说，“据为己有。”

她有没有听见，他不清楚，因为她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最后低声以“噢，天啊！”结尾。

“梅伦是你朋友吗？”她最后问。

“不是。”

“可惜。他正需要像你这样的朋友。”

“阿沛戈知不知道柯在哪里？”

她耸耸肩。

“你最后一次接到他电话，是什么时候？”

“一个礼拜前。”

“说了什么？”

“说有事要安排。”

“什么事？”

“拜托你别再问了行不行！整个该死的世界都在问问题，所以你也非问不可，对不对？”

他盯着她看，她的双眼浮现怒火与绝望。他打开阳台门走出去。

他忿忿地想着，我需要人对我简报。沙拉特的老大们，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跑到哪里去了？直到现在他仍未恍然大悟的是，一旦切断关系，也等于切断了生命线。

阳台围绕房子三边。雾气已暂时散去。山顶高挂在他身后，山肩缀饰着金色灯光。朵朵浮云在月亮周围制造千变万化的洞穴。港口将全部华丽的家当穿戴在身上，正中央有艘美国航空母舰，从舰头至舰尾打着泛光灯，如备受宠爱的女人沉浸在喜悦中，旁边挤满了随行船只。航空母舰甲板上有一列直升机与小型战斗机，勾起他泰国空军基地的回忆。一排即将出航的帆船漂过母舰旁，朝广州前进。

“杰里？”

她站在敞开的门口，看着他站在一排盆栽的末端。

“进来吧。我好饿。”她说。

这间厨房从来没开过伙，却有个巴伐利亚式的角落，有松木高背长椅，有高山图片，有写着“嘉士伯”啤酒的烟灰缸。她以随煮随好的咖啡壶泡好咖啡，倒给他喝。他也注意到，在她提高警觉时，肩膀拱向前，前臂抱住身体，与孤女习惯的做法一致。她在发抖。他认为，从他以枪抵住她之后，她就一直发抖不止。要是没有动枪就好了，因为他逐渐理解到，她的处境其实与他一般糟，也许更糟糕。两人之间的心情有如历经一场大灾难，置身个别的地狱里。他替她斟了一杯白兰地加苏打，也为自己倒一杯，让她坐在比较暖和的客厅，看着她抱着自己，喝着白兰地，盯着地毯。

“要不要听音乐？”他问。

她摇摇头。

“我代表我自己，”他说，“没有跟任何公司挂钩。”

她好像没听见。

“我自由而且自愿，”他说，“只是因为有朋友惨死。”

他看见她点头，却只是聊表同情。他确定她丝毫没有印象。

“柯这档子事越来越棘手了，”他说，“看来无法善了。你交往的那群人，全是狠角色啊。包括柯在内。一眼看去，他是第一级的公敌。我在想，说不定你希望摆脱他们。所以我才回来。算是日行一善。我只是不明白，你究竟在打什么主意。比方说梅伦。也许我们应该一起调查，看看真相是什么。”

经过一番不甚明确的解释，电话铃响。铃声有如掐喉咙时发出的嘶哑声，目的是避免刺耳。

电话在厨房另一边，放在镀金的推车上，每次闷响，上面的小灯应声眨动，反射到波状玻璃架上。她看了电话一眼，再看杰里，脸上立刻激起希望。杰里一跃而起，把推车推到她面前，滚轮深陷地毯绒毛中，走起来跌跌停停。他一面走，线圈跟着在身后拉长，最后宛如幼童的草写字迹。她很快拿起话筒说：“伍芝。”语气稍嫌无礼，是独居女子学会的口气。他本想告诉她，电话线遭人窃听，但他不知道要她防范的对象是谁。如今的他已经没有立场，不是这边，也不属于那边。他不知道双方各代表什么，但头脑忽然又涨满了陆克，内心的猎人也清醒过来。

她将电话贴在耳朵上，却不再说话。她说了一次“好”，仿佛正在接受指示，也一度以强烈的语气说“不对”。她的表情转为空白，嗓音不带任何涵义。然而他察觉到遵从，察觉出隐瞒，出现这种感觉时，内心怒火不禁熊熊燃起，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了。

“不对，”她对电话说，“我提早离开晚宴。”

他跪在她身边想一听究竟，可惜她耳朵紧贴听筒。

为什么不问他在哪里？为什么不问什么时候能见面？他是否安好？为何一直没打电话来？为什么她以这种眼神看着杰里，没有一丝如释重负的表情？

他一手按在她脸颊上，强迫她将头转过来，对她另一耳悄悄说话。

“告诉他，你非见他一面不可！你可以去找他。什么地方都行。”

“是的，”她对着电话说，“好。是的。”

“告诉他啊！告诉他，你非见他一面不可！”

“我非见你一面不可，”她最后终于说，“不管你在哪里，我都可以去见你。”

听筒仍在她手上。她耸了一下肩膀，询问方位，双眼仍转向杰里，眼中的人却不是日行一善先生，只是包围她四周的凶险世界的一部分。

“我爱你！”他悄悄地说，“跟他说啊！”

“我爱你。”她说得短促，闭上眼睛。杰里还来不及阻止，她就已挂掉电话。

“他要到这里来，”她说，“你好可恶。”

杰里仍跪在她身边。她站起来，为的是摆脱他。

“他知不知道？”杰里问。

“知道什么？”

“我在这里。”

“也许吧。”她点了一根烟。

“他现在人在哪里？”

“我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到？”

“他说很快。”

“他自己一个人来吗？”

“他没说。”

“他有没有带枪？”

她来到厨房另一边。紧张的灰眼珠仍直瞪着他，充满怒火与惊恐。然而杰里毫不关心她的心情。期待行动的狂热已制约了其他所有感觉。

“德雷克·柯。那个包养你的好好先生。他有没有带枪？他会不会对我开枪？老刁是不是跟着他？只是问问而已。”

“他上床时不带枪，如果你要问的是这个的话。”

“你要上哪里去？”

“你们两个男人可能比较喜欢独处吧。”

杰里带她回沙发，让她面对客厅另一端的双扉门坐下。这扇双扉门以方块毛玻璃组成，外面是入门厅与前门。他打开门，如此一有人进门，她能一目了然。

“你们让人进门，有什么规定吗？”她听不懂他的问题，“这里有个窥视孔。他有没有坚持要你在开门前先察看一下？”

“他会从楼下对讲机打上来。然后会用他自己的钥匙开门。”

前门是光面处理过的硬木板，并非实心，却坚固耐用。根据沙拉特的口传轶事，若想出其不意拿下入侵的独行侠，别站到门后面，否则永远也出不来。这一次杰里不得不赞同。然而，站在门打开的一边，遇上具有暴力倾向的对手，无异于坐以待毙。何况，柯是否知情，是否独行，杰里毫无概念。他考虑躲到沙发后面，但如果会引发枪战，他不希望丽姬被子弹波及，他绝对不希望。丽姬如今变得被动，眼神也懒散无主，让他更不敢大意。桌上放着他的白兰地酒杯，就放在她的酒杯旁，他轻轻将杯子移到插了塑料兰花的花瓶后，以免挡住视线。他将烟灰缸清干净，打开一本《时尚》杂志，放在她眼前的桌上。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放音乐的习惯？”

“有时候。”

他选择艾灵顿公爵。

“是不是太大声？”

“再大声一点。”她说。他起了疑心，调低音量，注视着她，这时对讲机从入门厅吱吱叫了两声。

“保重。”他警告，一手持枪走到前门打开的一边，采取坐以待毙的位置，距开门的半圆弧形三英尺，近到足以往前跳跃，远到足以开枪并且躲避——他弯腰成半俯卧姿势时，心里如是想。他左手握枪，空出右手，因为在这种距离下，用哪只手都不可能失守，但如果必须出拳，他希望能用右手。他记得老刁半举双拳的模样，因此警告自己别太靠近。无论采取什么行动，尽量保持距离。踹他鼠蹊一下，不过别趁机靠近。维持在他出拳范围之外。

“你说：‘上来吧。’”他告诉她。

“上来吧。”丽姬朝对讲机重复。她挂掉对讲机，打开链栓。

“他进来的时候记得微笑。别大叫。”

“你下地狱吧！”

他的耳朵机灵起来，听见电梯方向传来抵达时的闷击声，以及单调的“叮”一声。他听见脚步声朝门接近，只有一双脚，脚步稳定，这时回想起德雷克·柯在跑马地那种稍像人猿般的滑稽走姿，而且膝盖从法兰绒长裤里凸出。钥匙插进锁孔，一手扭开门，身体其余部分跟着进来，显然未经大脑。这时杰里奋力跳出，将毫不抵抗的身体压在墙壁上。一幅威尼斯的风景画掉下来，玻璃破碎，他用力关上门，一气呵成，看准喉咙，将枪管深深刺入颈肉。这时又有人以钥匙打开前门，动作非常快速，他气力尽失，双脚朝天飞，一阵痛楚从肾脏扩散开来，令他全身麻痹，因此倒在厚厚的地毯上，随之而来的一击打中鼠蹊，使他张口喘气，膝盖缩到下巴。从泪水直流的眼中，他看见管家法恩矮小的身材，满脸怒气，高高站在他身前，作势再出一击。杰里也看到山姆·科林斯僵硬地咧嘴笑，从法恩肩头望过来，心平气和，看看造成了什么伤害。另有一人站在门口，面带严重关切的表情打直领子，杰里刚才突袭的对象就是他。这人紧张不安，就是杰里从前的向导兼恩师乔治·史迈利先生，气喘吁吁地命令手下歇手。

杰里能够坐下，却只能在上身前倾时坐下。他双手向前，手肘挤向大腿，全身痛苦不堪，如同毒药从中心点散发出去。丽姬在入门厅的门口观望。法恩伺机而动，希望再找到借口毒打他一顿。山姆·科林斯坐在客厅另一端，跷起二郎腿坐在有侧翼的扶手椅上。史迈利帮杰里倒了一杯未掺水的白兰地，弯腰将酒杯送到他手上。

“你在这里干吗，杰里？”史迈利说，“我不懂。”

“求偶。”杰里说，这时一阵痛楚袭来，眼前一黑，因此闭上眼睛，“与女主人培养不期而遇的感情。抱歉。”

“你这种做法非常危险，杰里，”史迈利斥责，“有可能坏了全盘行动。假设我是柯的话，后果会不堪设想。”

“我想也是。”他喝了一点白兰地，“陆克死了。躺在我公寓，头被子弹打破了。”

“谁是陆克？”史迈利问，忘记曾在库洛家中见面一事。

“算了。只是朋友一个。”他再喝一口。“美国记者。酒鬼。对谁都没有损失。”

史迈利对山姆·科林斯瞥一眼，不过山姆耸耸肩。

“不是我们认识的人。”他说。

“认不认识，照样要打电话。”史迈利说。

山姆拿起移动电话，走出客厅，因为他知道这里的格局。

“有没有拿红铁烙她啊？”杰里边说边朝丽姬的方向点头，“教科书里列出的手法，大概只差这一项没用上。”他朝丽姬的方向呼唤，“你还好吧？刚才扭打成一团，抱歉了。没有打破什么东西吧？”

“没有。”她说。

“他们拿你荒唐的过去来敲你竹杠，对不对？一手胡萝卜，一手棍子？答应让你重新来过？你真傻，丽姬。这种游戏不允许过去，也无法拥有未来。严禁。”

他转回史迈利。

“就这么一回事了，乔治。没有大道理，只是丽姬引起我的兴趣而已。”

他向后仰，以半闭的双眼端详史迈利的脸。皮肉之痛有时能让人神志清醒，他观察到自己的行动已威胁到史迈利的人身安全。

“别担心，”他柔声说，“我不会看上你的，我肯定。”

“杰里。”史迈利说。

“有！”杰里说，做出专心听讲的姿态。

“杰里，你不懂状况。你有可能逆转情势。动用好几十亿的钱，动用好几千人，都无法得到我们有机会从这项行动中获得的几分之一。战场上的将领如果听到以这么小的牺牲换取这么大的利益，一定会笑掉大牙的。”

“别拜托我来替你解围，老兄，”杰里说，再度抬头看史迈利的脸，“扮演猫头鹰的是你，记得吧？不是我。”

山姆·科林斯走回来。史迈利投以疑问的眼神。

“他也不是他们的人。”山姆说。

“他们本来是想暗算我，”杰里说，“结果误杀了陆克。他很高大。生前很高大。”

“他在你公寓里？”史迈利问，“死了，被枪毙了。在你公寓里？”

“死了好一阵子了。”

史迈利对科林斯说：“看来我们得清除线索了，山姆。我们可不想冒着闹出丑闻的风险。”

“我现在就跟他们联络。”科林斯说。

“查一查班机，”史迈利朝他背后呼唤，“两个，头等舱。”

科林斯点点头。

“那家伙我一点也不喜欢，”杰里坦承，“从来都不喜欢。一定是他留了小胡子的关系。”他以拇指对着丽姬指。“她对你们有什么重要性，干吗追得这么紧，乔治？柯又不会把最重大的机密告诉她。她是欧洲人哪。”他转向丽姬。“对不对？”

她点头。

“就算他对丽姬泄密，她也记不得了，”他继续说，“对那些事情，她是一窍不通。她大概连纳尔森这个人都没听过。”他再度对她呼喊，“你。纳尔森是谁？说啊，他是谁？是柯夭折的儿子，是吧？没错。还拿他的名字来当船名，对不对？还有他的爱马。”他转回史迈利。“看吧？一窍不通。别把她扯进来，听我的忠告。”

科林斯已拿了一张班机时刻表回来。史迈利看着，眼镜下的眉毛深锁。“看来我们得马上送你回国了，杰里。”他说，“吉勒姆在楼下的车上等你，法恩也跟着走。”

“我只想继续养病，希望你别在意。”

杰里向上抓住史迈利的手臂想撑起身子，法恩立即跳向前，杰里却对他指出一指，以示警告，史迈利则命令他退后。

“给我保持距离，你这个恶毒的矮妖精，”杰里说，“只准给你咬一口，下一次想再咬就没那么容易了。”

他弯腰走动，一步步缓缓前行，双手握紧，盖住鼠蹊。走到丽姬面前时，他停下脚步。

“他们来过这里商量事情吗，柯和他的好兄弟？柯会带他的弟兄过来这里闲聊吗？”

“有时候。”

“你帮他们装过麦克风吧？乖乖的像个家庭主妇？让窃听男孩进来，调整台灯？你当然有。”

她点点头。

“那还不够，”他说，一面朝浴室一拐一拐前进，“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一定还有更多。多了很多。”

进了浴室，他将脸浸入冷水，喝了一些，立刻呕吐起来。回到客厅途中，他寻找丽姬，看见她在客厅，如同身受沉重压力的人专找小事情做，整理着唱片，放回相对应的唱片封套里。史迈利与科林斯在远处的角落低声商谈。在较靠近他的地方，法恩在门口等他。

“再见了，朋友。”他对丽姬说。他一手搭在她肩膀上，拉她过来，让她的灰眼珠正对他。

“再见。”她说，亲他一下，说不上热情，但至少比她对服务生的亲吻更用心一点。

“我类似案发前的共犯，”他解释，“这一点我很抱歉。其他的事我并不后悔。你最好替那个姓柯的混账留心点。因为如果他们没宰成他，我有可能会亲手宰他。”

他摸了摸丽姬下巴的爪痕，然后迈步走向门口法恩等待的地方，再转身向史迈利告辞。史迈利再度独处，因为他刚派科林斯去打电话。史迈利的站姿，是杰里记忆中最清晰的姿势，短短的手臂在腰间微微上扬，头微微向后仰，表情既流露歉意又具询问的意味，仿佛刚把雨伞忘在地铁里。丽姬背对着两人，继续整理唱片。

“代我向安恩问好。”杰里说。

“谢谢你。”

“你错了。我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错在哪里，只知道你错了。话说回来，大概也太迟了。”他再度恶心，身体的痛楚令他头疼欲裂。“你再靠近一点，”他对法恩说，“看我会不会扭断你脖子，听懂了吧？”他再转回史迈利。史迈利以同样姿势站立，没有做出听见的表示。

“祝你佳节愉快。”杰里说。

最后再点头一次，不是朝向丽姬。杰里一跛一跛走到走廊，法恩跟在后面。等电梯时，他看见那位优雅的美国人站在打开的门口，看着他离去。

“啊对了，我倒把你给忘记了，”他拉开嗓门说，“窃听她公寓的人就是你，没说错吧？英国佬勒索她，表亲窃听她，她运气真好，受到各方关照。”

美国人消失，很快关上门。电梯来了，法恩推他进去。

“别推我，”杰里警告，“这位绅士的大名是法恩。”他告诉电梯里其他人，声音非常大。他们多数穿的是晚礼服与缝上亮片的洋装。“他是英国特务，刚踢我蛋蛋一下。俄国人来了，”他对这些表情呆板、漠不关心的人说，“要来抢走你们的钱。”

“喝多了。”法恩面露厌色。

走到大厅，门房劳伦斯看得出神。来到前院，停着一辆标致房车，蓝色。吉勒姆坐在驾驶座上。

“给我上车去。”他说。

前座的门锁上。杰里爬进后座，法恩跟上。

“你在搞什么飞机啊？”吉勒姆咬牙切齿地质问，“伦敦临时情报员半途跳船的事，这倒是头一遭。”

“别靠近！”杰里警告法恩，“现在你一稍微皱眉头，就准备讨打。我是说真的。我警告你。试试看。”

地面的雾气再起，卷上引擎盖。路过的市景如同一幕幕垃圾场风情画：油漆招牌，商店橱窗，条条电线交横在霓虹灯前，团团令人窒息的绿叶，还有随处可见的建筑工地，以泛光灯照亮。从后视镜里，杰里看到一辆黑色奔驰车跟在后面，驾驶、乘客各一人，男性。

“表亲帮我们断后。”他大声说。

腹部一阵绞痛，几乎令他晕眩，一时之间他错认法恩又打了他一下，后来发现其实只是刚才那一击的余波。来到中环，他叫吉勒姆靠边停车，在众目睽睽下对着水沟呕吐，将头探出车窗，法恩则紧张地倚过去。身后的奔驰车也停下。

“痛得要命的时候啊，”他缩回车上，叹了一口气说，“最能让头脑清醒一下子了。对吧，彼得？”

吉勒姆气昏了，以脏话回答。

你不懂状况，史迈利刚才说。你有可能逆转情势。动用好几十亿的钱，动用好几千人，都无法得到我们有机会从这项行动中获得的几分之一……

怎么说？他不断自问。获得什么？纳尔森在中国事务方面的立场，他所知模糊。库洛向他透露的分量，是他所需知道的下限。“纳尔森能取得北京皇冠上的珠宝，阁下。谁跟纳尔森搭上关系，不但保证一生荣华富贵，连他家的鸡狗都能升天。”

他们绕过港口，朝港口隧道驶去。从海平面看，美国航空母舰在繁华的九龙背景下小得出奇。

“对了，德雷克怎么把他弄出来的？”他以闲聊的口气问吉勒姆，“不会是想再用飞机载他出来吧？当然不会。瑞卡度已经堵死了这条路，对不对？”

“靠虹吸作用啦。”吉勒姆动了怒——杰里欣喜地想着，他真傻，应该闭嘴才对嘛。

“用游的吗？”杰里问，“让纳尔森游到大鹏湾是吧？不像德雷克的作风嘛。何况以纳尔森的年纪也不适合。就算没被鲨鱼咬掉什么的，也会被冻死。运猪火车呢？跟猪一起投奔自由？可惜你错过大场面了，伙计，都是我的错。”

“老实讲，我也觉得可惜。真想踹掉你的大牙。”

杰里脑海里响起甜美的庆贺之乐。果然没错！他告诉自己。情况就是这样！德雷克要带纳尔森出来，他们全都排队等他穿过终点线！

吉勒姆一时不察——就那么一个词，依沙拉特的说法却是罪无可恕，千夫所指——他吐露的信息，比起杰里目前忍受的任何痛苦都更加明确，在某些方面也更加痛彻心扉。以沙拉特而言，泄露天机情无可悯，但若能减轻失察的罪过的话，吉勒姆过去一小时的体验必然能提出来博得庭上的同情。其中有半小时，他开车载着史迈利在交通尖峰中疯狂乱窜，剩下半小时则在星辰岗外停车守候，六神无主。他在伦敦时担心过的每件事，恩德比与马铁娄两者的关联、拉康与山姆·科林斯扮演的配角地位最令他忧虑的地方，在过去这六十分钟都经确认，别无疑问，如假包换，其确凿程度再怎么形容也是枉然。

他们先来到半山区的宝云道。这里有一处公寓住宅区，外表清淡，了无特征，占地广大，即使是居民，必定也需要仔细看门号才不至于走错门。史迈利按下标出梅伦的电铃。白痴的吉勒姆呆呆问：“谁是梅伦？”话一出口，立刻回想到那是山姆·科林斯的勤务名。然后他继续思考，问了自己——他不问史迈利，这时两人已上电梯——在海顿翻云覆雨一阵后，怎么有人神经错乱到以“堕落”前使用的勤务名来犒赏自己？随后科林斯开门，穿的是丝质的泰衫，棕色香烟插在烟嘴上，带着耐水洗、免熨烫的微笑，接着三人进入镶木地板的客厅，围坐在竹条椅上，山姆将两台收音机调至不同电台，一台播放人声，另一台播放音乐，提供基本防窃听的环境，以利于三人对话进行。山姆听着，完全忽略吉勒姆的存在，然后立刻联络马铁娄——请注意，山姆有电话线直通马铁娄，不需拨号，不经转接，显然是电话线一条通。他以隐闪的言语问马铁娄：“好朋友那边的事情怎样？”吉勒姆事后才知道，所谓好朋友是赌徒俚语，意思是呆头鹅。马铁娄的回应是，监听车刚回报。好朋友与老刁目前坐在铜锣湾的纳尔森司令号上，跟踪人说，方向性麦克风还是老样子，收到的尽是水声，转译员必须费上好几天甚至好几星期，才能排除杂音，弄清楚两人的对话是否重要。他们已经在港口安排了一个人站岗，船一起锚，或者两名对象之一上岸，必须立刻通报马铁娄。

“这么说，我们非得马上赶过去不行了。”史迈利说，因此众人回到车上，由吉勒姆开一小段路到星辰岗，一路上生着闷气，听着两人简短的对话，苦无对策，随着一分一秒过去，他更加相信自己发现了一大张蜘蛛网，只有史迈利懵懂不知。史迈利脑里只有本案的潜在希望，只有卡拉的影像，却过分短视，过分轻信他人，也在内心矛盾之余天真无知，居然一头栽入蜘蛛网正中央。

乔治年龄大了，吉勒姆心想。恩德比具有政治野心，作风鹰派倾美，更别提那箱香槟，对五楼大献殷勤的丑态。拉康对史迈利的支持有气无力，私底下则四处物色接班人选。马铁娄前往兰利。近在日前，恩德比企图强迫史迈利放手，双手将本案奉给马铁娄。而现在，最显而易见的是，山姆·科林斯又以鬼牌的姿态重出江湖，竟然电话线直通马铁娄！乔治的信息从何处来，马铁娄竟装傻，直通电话线却摆在眼前。

对吉勒姆而言，这些线索只能归纳出一个结论，他等不及想拉史迈利到一边，以他能力所及的方式让史迈利偏离行动一阵子，一下子就好，好让他看清前方。告诉他那封协议书的事。说出山姆前去白厅拜访拉康与恩德比。

结果呢？史迈利命令他回英国。为何回英国？因为有个姓威斯特贝的憨傻大间谍竟胆敢逃脱掌握。

即使没有大难临头的预感，奉命回英国的失望之情也让吉勒姆的心境雪上加霜。为了这一刻，他忍气吞声已久。被海顿放逐到布里克斯顿，当老乔治的哈巴狗，无法重回外勤情报界，必须忍受乔治的神秘兮兮，让吉勒姆私下感到备受羞辱，自暴自弃。尽管如此，至少那段时间像是一段有目的地的旅途，直到这个可恶的程咬金威斯特贝杀出来，连他那么一丁点儿的慰藉也剥夺殆尽。他知道，回伦敦的话，至少接下来二十四小时史迈利将置身狼群之中，而他却苦无机会警告史迈利，是吉勒姆挫折不断的情报生涯中最大的一场折磨。如果怪罪杰里能抒发郁闷，去他的，不怪罪杰里，怪罪谁都行。

“派法恩去嘛！”

“法恩不是绅士。”史迈利本想如此回答，却以意义相近的话来回应。

这话一针见血，吉勒姆心想。他回想起被打断的手臂。

将某人遗弃在狼群一事，杰里也有同感，只不过他指的是丽姬·伍辛顿而非乔治·史迈利。他凝望后座车窗外，感觉路过的这个世界也被遗弃了。街头市集被遗弃了，人行道，甚至门口，也被遗弃了。山顶在他们头上忽隐忽现，鳄脊般的山形在残月照耀下斑斑点点。今天是殖民地的末日，他认定。北京已经下了电话。“撤退，宴会结束。”最后一间旅馆关闭，他看见停放港口的劳斯莱斯空无一人，有如废车。看见最后一个头发染蓝的欧洲贵妇，满身免税皮草与珠宝，在最后一艘邮轮的上岸走道踽踽前行。最后一个中国观察家手忙脚乱地将最后一份错判的报告绞成碎纸。遭人洗劫的商店，空荡荡的市区，宛如死尸般等待掠食。一时之间，整个世界正在消失中，这里，金边，西贡，伦敦，一个债台高筑的世界，债权人站在门口，而杰里本身在阴错阳差间成为债务的一部分。

我一直对本单位心存感激，能给我贡献的机会。你现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以幸存者的身份来说？

没错，乔治，他心想。尽管帮我回答吧，老兄。我正好有同感。不过大概和你指的意思不尽相同，好友。他看见与弗罗斯特饮酒作乐时那张亲和快活的脸。二度看见时，他的脸定格在哑然尖叫。他感觉陆克伸出友善的手，搭在肩膀上，看见同样一只手瘫在地板，举过头，仿佛正要接一个永远飞不过来的球。这时他心想，可惜啊，好友，事实上贡献的工作是由其他可怜人来负责。

丽姬就是一例。

有朝一日，若两人有缘举杯畅谈，万一重提这段难缠的往事，他会对乔治提起上述想法。他会在此特别指出——不会咄咄逼人，不会大吵大闹的，放心——我们牺牲他人时，例如陆克、弗罗斯特以及丽姬，怎么能牺牲得无私无我、尽心尽力？乔治当然会提出好得无懈可击的答案。合理。恰如其分。连声道歉。乔治顾及大局。了解上级命令。他当然了。他是猫头鹰。

港口隧道近在眼前，他想起丽姬颤抖吻别的情景，同时想起驶往停尸间的那段路，因为一栋新大楼的鹰架笼罩在雾气中，耸立在他们前方，一如前往停尸间看见的大楼，打上泛光灯，汗光闪烁的苦力戴着黄色安全帽聚集一团。

老刁也不喜欢她，他心想，不喜欢泄露老大机密的欧洲人。

他强迫思绪转向，尽量想像他们如何处置纳尔森：无国，无家，是一尾等着被吞噬或随手被扔回海里的小鱼。这种小鱼，杰里看过了几尾。他们被捕时，他们迅速接受讯问时，他也在场。他也带过不止一尾走回不久前刚跨过的国境，以待迅速“循环处理”——沙拉特的术语用得巧妙，“趁引起注意前赶紧送回”。要是不把纳尔森送回呢？如果留下他呢？毕竟这份大奖人人梦寐以求啊？报告了几年后——两年，甚至三年，他听说有人撑到五年之久——纳尔森将成为谍报界又一名浪人，被人藏起来，搬家，再被藏起来，甚至连他掏心的对象都不爱他。

整件事发展下去，德雷克会如何对待丽姬？他纳闷。她这次将被丢到哪个废铁堆去？

车子来到隧道口，时速几乎减到零。奔驰车紧跟在后。杰里让头往前垂。双手掩盖鼠蹊，前后摇摆，痛苦呻吟。如哨兵站的临时警察哨里，有华人警官好奇地观望。

“他过来的话，告诉他车上有人喝醉了，”吉勒姆说得怒气冲冲，“让他瞧瞧吐得一地的脏东西。”

车子爬进隧道。北向的两线车道因天气不佳而塞爆。吉勒姆转进右车道。奔驰车开到他们左边。通过后视镜，杰里以半闭的眼睛看到一辆棕色面包车慢慢开下来，跟在后面。

“给我零钱，”吉勒姆说，“我下车会用到。”

法恩伸手进口袋，只用一手。

隆隆引擎声敲击着隧道。这时响起一阵叫嚣声。其他人也跟进。团团包围的雾气，增添了汽车废气的恶臭。法恩关上车窗。嘈杂声加大，回音阵阵，车身也跟着振动。杰里双手捂住耳朵。

“抱歉。又想吐了。”

不过这次他倚向法恩，逼得法恩暗骂“肮脏的杂种”，赶紧摇下车窗，这时杰里一头撞向他的脸下半部，手肘向下掼进他的鼠蹊。一面开车又必须一面自卫的吉勒姆，被杰里以手刀砍在肩窝与锁骨之间。这一招出击时手臂放松，在最后关头才将速度转为力量，直劈而下，砍得吉勒姆尖叫“天啊！”跳出驾驶座，车子也应声偏向右侧。法恩一手搂住杰里脖子，另一手想压住杰里的头，眼看杰里是死路一条。然而沙拉特教过一招，在拥挤的空间中可以使出“虎爪”，掌心底部朝上掐住敌人气管，手臂保持弯曲，手指向后施压，以增加张力。杰里使出这一招，法恩一头撞向后车窗，力道之猛，安全玻璃被撞出辐射裂痕。奔驰车上两名美国人继续注视前方，仿佛正前往参加国葬仪式。他考虑以食指与拇指掐住法恩的气管，却觉得没有必要。他从法恩皮带取回自己的手枪，打开右车门。吉勒姆情急之下扑向他，扯下西装手肘以下的袖子。杰里这件蓝色西装忠实可靠，可惜已年代久远。杰里把手枪对准他的手挥过去，看见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法恩一腿踏出，但杰里关门夹上，听见他又大叫：“杂种！”之后他头也不回地往市区跑，逆车流而行。他在动弹不得的车辆间蛇行跳跃，冲出隧道，往上坡跑，一直跑到哨兵小屋。他好像听见吉勒姆的喊叫。他好像听见枪响，不过有可能只是汽车逆火的声音。他的鼠蹊疼痛难忍，却在痛苦的刺激下跑得更快。路边一名警察对他大喊，另一名则伸手拦他，却被他推开。警察看他是欧洲人，再放他一马。他跑到拦下出租车为止。司机听不懂英文，因此他只好用手指。“对，就这样，伙计。这里往上。左转，可恶的白痴。就这样。”——最后终于到了她的公寓区。

他不知道史迈利与科林斯是否仍在，也不清楚柯有没有来，也许连老刁也一起来，但他所剩时间不多，无法玩把戏来探个究竟。他不敢按铃，因为他知道会被窃听。他从皮夹取出名片，潦草写了几个字，插进送信孔，半蹲守候，又发抖又冒汗又喘气，活像一匹拉车马，一面仔细听她的脚步声，照料鼠蹊。他等了一个世纪，门总算打开，她站在门口盯着他，他则极力直起身子。

“天啊，是日行一善先生。”她喃喃地说。她脂粉未施，瑞卡度的爪痕既深且红。她并没有哭；他不认为她哭过，但她的脸看来比其他部位显得更老。为了谈话，他拉她到走廊上，她并没有抗拒。他指着通往防火梯的门。

“五秒钟后到另一边等我，听见没？别打电话给任何人，走开时别太大声，也别问任何傻问题。带些暖和的衣服。好了，快去。别拖拖拉拉。拜托。”

她看着杰里，看着他被撕断的袖子，以及汗湿的西装，蓬乱的额发吊在眼前。

“不听我的就等死，”他说，“相信我。死得很惨。”

她单独走回公寓，门也不关。但她很快就出来，为了安全起见连门也没关上。来到防火梯，他走在前头。她背了肩袋，穿上皮外套。她帮杰里带来一件羊毛衫，好换掉破西装，他猜是德雷克的衣服，因为尺寸小了一号，但他仍设法把自己挤进去。他清光了西装口袋，放进她的包包，将西装扔进垃圾口。她一路不做声跟着他，他两度回头确定她是否跟了过来。来到楼下，他先探查网状玻璃窗外的动静，及时退后看见摇滚客本人，由体型沉重的部署陪同，前来门房的小亭，出示警察证。他们顺着阶梯一路走到停车场，她说：“我们去开那艘红色独木舟。”

“别傻了行不行，把车子留在市区啦。”

他摇摇头，带她走过停车场，来到一处废墟，满是垃圾与建筑工地废弃物，如同圆场的后院。废墟两道渗水的水泥墙夹着通往市区方向的阶梯，由晚宴的马路切割成数段，高度令人晕眩，上方垂挂的是黑色的枝叶。向下延展的阶梯让他的鼠蹊疼痛难耐。第一次碰上马路，杰里直接带她穿越。第二次由于远方有血红的警灯闪烁，他将她拉进树林躲避呜呜飞驰而过的警车。在高架桥下的地下道他们叫到没牌照的出租车，杰里报上住址。

“什么鬼地方啊？”她问。

“你不必知道，”杰里说，“乖乖给我闭嘴，让我独裁一下，可以吗？身上带了多少钱？”

她打开包包，数着钱包里厚厚的钞票。

“打麻将时赢老刁的钱。”她说，但他不知何故认为她在编故事。

司机在巷子尾端让他们下车，他们走一小段路到低矮的关口。这栋房子没有开灯，但他们一靠近，前门自动打开，另一对男女立刻从黑暗中窜出，经过他们身边。他们走进门厅，大门关上，循着小灯走过砖墙砌成的小迷宫，最后来到时髦的内厅，播放着背景音乐。大厅中央摆着绵长如巨蟒的沙发，上面坐的是一名苗条的华人女士，大腿上放了笔记簿与铅笔，再怎么看也像是典型的豪宅女主人。她看见杰里，微笑，看见丽姬，笑得更开心。

“整晚。”杰里说。

“没问题。”她回应。

两人随她上楼，走进小走廊，敞开的房门让他们一窥丝床罩、昏黄灯光、镜子。杰里选择最没性暗示的一间，回绝了对方再安排一个小姐凑数的好意，付给她钱，订一瓶人头马。丽姬跟着他进房间，肩袋丢到床上，门还未关上就爆出一阵如释重负而不自然的笑声。

“丽姬·伍辛顿，”她高声说，“人家都说，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准会沦落到这种下场。看吧，他们没说错！”

房间里有张躺椅，杰里躺下，盯着天花板，双脚交叉，白兰地酒杯在手。丽姬上了床，两人沉默了好一段时间。这地方很静。偶尔楼上传来欢乐的叫声或闷笑声，有一次是抗议声。她走到窗前向外眺望。

“外面有什么？”他问。

“该死的砖墙，大概三十只猫，一叠空箱子。”

“有雾吗？”

“浓得很。”

她漫步走进浴室，东摸西碰后走出来。

“伙计。”杰里轻声说。

她动作暂停，忽然忧心起来。

“你头脑清醒，能作适当的判断吗？”

“干吗问？”

“你告诉他们的事，我要你一五一十跟我讲。全讲完了，我再请你一五一十对我说，他们问了你什么问题，你回不回答得出来都一样。之后呢，我们再来试试所谓的逆向操作，以理解出那些狗杂种在这个人骗人的世界扮演什么角色。”

“是重演。”她最后说。

“重演什么？”

“我不知道。跟以前发生过的事一模一样。”

“以前发生过什么事？”

“管他什么事，”她语带倦意，“会再发生一次就对了。”

21　纳尔森

凌晨一点。她刚洗过澡，走出浴室时围着白色浴巾，赤脚，头发以毛巾裹住，身体的比例因此完全走样。

“连马桶上都用纸条包住呢，”她说，“漱口杯也用玻璃纸包得好好的。”

她在床上打盹，他则躺在沙发上，她一度说：“我愿意，可惜现在没感觉。”他响应说，反正被法恩踢那么一脚，欲望也稍微进入休眠状态了。她向他叙述了那位小学教员，称呼他为该死的伍辛顿先生，是她“走上正道的一次尝试”，也谈到为了表示礼貌而生下的小孩。她也谈到自己很差劲的双亲，谈到瑞卡度，骂他是个混账，说她爱得有多深，说群星酒吧有个小姐教她用金链花下毒，结果有天被瑞卡度打得半死后，“在他的咖啡里掺了重药”，可惜她大概买错药，她说，因为事后他只是病了几天，而“在垂死边缘的瑞卡度比健康时的瑞卡度更糟糕”。又有一次，她趁瑞卡度洗澡时拿刀杀他，结果他只是抹抹膏药，继续揍她。

她又说，瑞卡度表演失踪戏码时，她与查理·马歇尔拒绝接受他已死的事实，还举办了所谓“瑞卡度活着！”的宣传活动。她也叙述查理去缠老爸的经过，与他向杰里描述的大同小异。丽姬也说，她拎起背包前往曼谷，一脚踏进中国海空位于四面佛酒店的套房，打算找老刁算账，碰到的却是柯。之前两人仅有一面之缘，在香港一场宴会上，举办人是萨莉·凯尔，是个染蓝发的壮硕男人婆，经营古董买卖，同时卖海洛因赚外快。进了套房后她大闹，首先柯呵斥她滚出去，结尾却“顺其自然”——她开心叙述着。“在丽姬·伍辛顿直通堕落之境的路上再踏出一步。”如此，慢慢在邪念引导之下，查理·马歇尔的老爸半推，丽姬半就，订下一份华人味十足的合约，由柯与查理的老爸签字，交易的商品其一是瑞卡度，其二是他最近退休的人生伴侣，丽姬。

上述的合约，杰里听见后并不特别惊讶，她与瑞卡度则满心感激地默许。

“你当初应该丢下他不管才对。”杰里回想起他右手两个戒指，也想起被炸得粉碎的福特车。

但丽姬过去没这么想过，现在也不这么想。

“那时他跟我们是一国的，”她说，“只不过他是混账一个。”

买下他一条命后，她觉得因此摆脱他，重获自由。

“中国人托媒讲亲的事每天都有，为什么德雷克跟丽泽不行？”

为何老讲丽泽这名字？杰里问。为何用丽泽而不用丽姬？

她不知道。德雷克不想谈这件事，她说。他告诉她，他人生中曾有个叫做丽泽的女人，算命师向他保证，将来肯定会再出现一个。他认为丽姬这个名字很接近，所以顺水推舟，干脆叫她丽泽。既然要改名，她也干脆将姓缩水为伍芝。

“金发小鸟。”她说得心不在焉。

改名其实也具有现实的考虑，她说。柯帮她改了姓名后，原本在当地警察局登记有案的前科，柯也请他们一笔勾销。

“后来那个王八梅伦大摇大摆走进来，说他会叫警方再把前科登记上，还特别加上说明：曾为他走私过海洛因。”她说。

结果沦落到今日的田地。

对杰里而言，两人的呓语漫谈带有热恋之后的平静气氛。他躺在长沙发上，头脑清醒，而丽姬却边说话边打盹儿，懵懵接着沉睡前没叙述完的往事，而他也知道，她即将据实相告，因为反正她不明白杰里已知道、明了的事。他也了解，时间一久，柯成了她的船锚。柯放任她自由探险，与那位小学教员不无相似之处。

“德雷克一辈子从来没有食言过。”她有次翻身时说，然后再度陷入时睡时醒的梦乡。他回想起孤女：千万别对我撒谎。

过了几小时，几个世纪，她被隔壁一阵欢欣的喧哗吵醒。

“天啊，”她语带欣赏地高声说，“她还真的爱到最高点哩。”喧哗声再现。“啊哈！装的。”一片寂静。

“你醒着吗？”她问。

“对。”

“你打算怎么办？”

“明天吗？”

“对。”

“我不知道。”他说。

“跟我一样。”她低声说，似乎再度沉睡。

我需要沙拉特对我简报，他心想。迫切需要。打个过渡电话给库洛算了，他想。向亲爱的老乔治请教，听听他近来动不动就分享的哲学高见。他一定在。在某地。

史迈利的确在，但当时即使杰里向他请教，他也帮不上忙。若能换取些许领悟，他愿以全部所知来交换。隔离房没有日夜之分，他们在天花板打下的零碎日光下或躺或卧，房间一边是三名表亲以及山姆，史迈利与吉勒姆则占据另一边，法恩在一排戏院椅子前来回走动，表情有如愤怒的笼中兽，两个小手各捏一个看似壁球的物品。他的嘴唇乌黑肿胀，一眼闭上，一团干血挂在鼻子下拒绝落地。吉勒姆右手吊着肩膀，双眼一直盯着史迈利。不过除了法恩之外，众人的视线也同样直盯着史迈利。电话铃响，但来电的人是楼上的通讯室，通知说曼谷捎来报告，已经确切掌握杰里的行踪，知道他跑到万象。

“跟他们说追查结果不了了之，默非。”马铁娄下令，双眼仍盯着史迈利，“随便跟他们讲什么鬼话都行。只要他们别来烦就好。对不对，乔治？”

史迈利点头。

“对。”吉勒姆坚定地说，替他回答。

“追查结果不了了之，亲爱的。”默非对着话筒重复。“亲爱的”一词听来颇为突兀，因为默非至今尚未表露出人类温情。“你是想发个电报，还是要我帮你发？我们没兴趣，对吧？算了。”

他挂掉电话。

“洛克斯特找到她的车了。”吉勒姆再说一次，史迈利却仍直盯前方，“在中环一个地下停车场。同一个地方也找到一辆租车。是威斯特贝租的。今天。以他的勤务名登记。乔治？”

史迈利点点头，动作轻巧到足以让人误解为极力挥走的昏睡虫在作祟。

“至少他有在动作，乔治。”马铁娄口气尖锐，从房间另一边说，身旁是科林斯与哑巴。“有些人会说，大象不听话乱跑的时候，最好是出去枪毙掉。”

“不先找到，枪毙什么？”吉勒姆怒火上升。他的神经已濒临临界点。

“彼得，乔治愿不愿意，我还说不准呢，”马铁娄又以父执辈的口吻说，“我认为乔治可能眼睛稍微不盯紧，就会置我们共同进行的事业于险境。”

“不然你要乔治怎么办？”吉勒姆以刻薄的语气顶嘴，“难道要他走遍大街小巷去找？还是叫洛克斯特通报他的姓名与特征，让全香港的记者知道警方正在通缉他？”

坐在吉勒姆身旁的史迈利仍维持驼背怠惰的姿态，宛如老年人。

“威斯特贝很专业，”吉勒姆坚称，“他不是天生好手，不过人很精明。在香港那样的地方，他可以一躲就是几个月，洛克斯特也嗅不出一点蛛丝马迹。”

“带了一个女孩，也找不到他吗？”默非说。

虽然手臂包着绷带，此时吉勒姆仍弯腰靠近史迈利。

“行动是你负责的，”他以迫切的语气低声说，“你想叫我们等下去，我们就等下去。下道命令就是了。这些人只想找借口接手。什么都行，就是不要真空。什么都行。”

法恩在戏院椅前来回巡行，发出语带讥讽的低语。

“讲讲讲，这些人就只会讲。”

马铁娄再试一次。

“乔治。这个岛究竟是不是英国的领土？随时想拿起来翻一翻、抖一抖，应该没问题吧？”他指向无窗户的墙壁，“我们有个人在那边——你的人，似乎一心想作怪。纳尔森·柯有可能是你我最大的成就。是我从事这一行以来最大尾的一条鱼，我敢拿自己的老婆打赌，拿自己的祖母、拿自己的田产来打赌，这尾鱼肯定也是你见过最大的一条。”

“没人跟。”赌徒山姆龇牙笑着说。

马铁娄坚持到底。

“你打算眼睁睁让他抢走大奖吗，乔治？就这么被动坐在这里，讨论着耶稣基督为什么生在圣诞节而不是十二月二十六或二十七日？”

史迈利最后望向马铁娄，然后仰头看吉勒姆。吉勒姆僵在他身边。史迈利双肩向后拉，最后他低头看着自己十指交扣矛盾的双手，半晌在脑海中重温追捕卡拉的过程。安恩将那场行动称为“黑色圣杯”。他回想起安恩以追求个人圣杯之名，追求她所谓的爱情，对他一次又一次背叛。他也忆起自己不顾理智，尝试着分享她的信念，宛如虔诚信徒，每日不忘重拾信念，无视她妄然曲解这份信念的意义。他也想起海顿，由卡拉指使，用来对付安恩。他想起杰里与那个女孩，也想起女孩的丈夫彼得·伍辛顿，前往他位于伊斯林顿的排屋探访之际，想到伍辛顿那份令他狼狈不堪的神情，令他觉得两人心有灵犀：“你跟我都是被她们甩下的人。”那份神情诉说着。

他想起杰里一路走得不干不净，处处留情，也想起圆场为杰里付了一半的账单，很容易就把丽姬当成只是又一笔烂账，但他下不了手。他不是山姆·科林斯，他丝毫无疑的是，杰里此时对丽姬的感情，如果换成安恩肯定会大力支持。话说回来，他也不是安恩。尽管如此，在折腾人的这一刻里，他仍在犹疑无主之间进退维谷，居然认为安恩的想法是否正确，他的这次行动已经成为私人的心路历程，为的是击败因个人力有未逮而产生出的野兽与恶人；他毫不留情把杰里这种简单的心灵也算在内。

你错了，好友。我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错在哪里，只知道你错了。

就算我错了，他曾在一次无尽的争论中对安恩响应，你也不会因此而对。

他又听到马铁娄开口。

“乔治，我们有人张开双手，等待接受我们能给的东西，接受纳尔森能给的东西。”

电话铃响。默非接电话，将信息传达给无声的隔离室：“航空母舰打来的电话，长官。海军情报指出，帆船队分秒不差，长官。南风有助航行，一路上渔获丰富。长官，我认为纳尔森根本不在船上。我看不出他上船的道理何在。”

众人焦点骤然转向默非，因为他在此之前从未表达个人见解。

“胡说八道什么，默非？”马铁娄质问，口气相当讶异，“你是跑去算命了不成啊，小子？”

“长官，我今早上了航空母舰，那些人有很多资料。他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住上海的人会想从汕头出海。换成他们，他们的做法会完全不同，长官。他们会先搭飞机或火车到广州，然后大概再搭公交车到惠州。他们说这样比较安全，长官。”

“这些人是纳尔森的人，”史迈利说，这时众人猛然将头转向他，“他们是他的部下。即使冒险，他也宁愿跟他们出海。他信得过这批人。”他转向吉勒姆。“这样好了，”他说，“告诉洛克斯特，通缉威斯特贝和那个女孩。你说他用勤务名租了一辆车吗？是用他的跑路文件？”

“对。”

“沃瑞尔？”

“对。”

“这样的话，警方要找的人是沃瑞尔夫妇，英国人，没有照片，通缉令尽量写得模糊，别引起疑心。小马。”

马铁娄全神贯注。

“柯还在船上吗？”史迈利问。

“跟老刁一起待在船上，乔治。”

“威斯特贝有可能想接近他。你在港口布下一个定点哨。加派几个人过去。叫他们多注意背后。”

“找什么东西？”

“找碴。对他家的监视也一样。彼得——”他陷入沉思，但吉勒姆不需要担心，“彼得，能在柯的电话线动点手脚吗？”

马铁娄向默非瞥一眼。

“长官，我们没有这样的设备，”默非说，“不过我们倒是可以……”

“那就剪线，”史迈利简单说，“必要时剪断电话线。尽量靠近道路工地。”

下完了命令，马铁娄轻轻走过房间，坐在史迈利身旁。

“啊，乔治，明天的话，你认为啊，我们是不是也要先准备一些器材？”正在打电话给洛克斯特的吉勒姆专心注意两人的对话。房间另一端的山姆·科林斯亦然。“你的威斯特贝会做出什么事，实在很难说，乔治。针对各种突发事件，有防无碍，对吧？”

“一切请待命。如果你不介意，拦截计划暂时不更动，请你对我的能力有信心。”

“当然，乔治，当然。”马铁娄说得过分恭维，带着教堂般的崇敬态度，踮脚尖走回自己的阵营。

“他刚才什么意思？”吉勒姆压低嗓音质问，弯腰靠在史迈利身边，“他想叫你同意什么事？”

“我受不了你了，彼得。”史迈利警告，同样压低嗓门。突然间他勃然大怒。“我不想再听你讲话了，老爱搬弄阴谋理论。这些人是我们的东道主，也是我们的盟友，我们跟他们订过书面协议。现在要担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老实讲，没必要胡思乱想、疑神疑鬼了。现在请你——”

“你给我听好！”吉勒姆正要继续讲下去，但史迈利逼他住嘴。

“你去联络库洛。必要的话登门造访。也许出去走走对你有好处。跟他讲，威斯特贝脱离掌握了。如果他有威斯特贝的消息，立刻会通知我们。他知道怎么办。”

法恩仍在椅子前来回走动，看着吉勒姆离去，拳头则持续捏着某种东西，态度烦躁。

在杰里的世界，时间同样是凌晨三点，女主人替他送来刮胡刀片，却没送来干净的衬衫。他尽可能刮好胡子洗好澡，身体却仍从头痛到脚。他站在床边，低头看着床上的丽姬，向她保证会在两三个钟头后回来，但他怀疑她有没有听进去。越多家报纸偏好报道美女，尽量少报道新闻，他回想起，这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威斯特贝先生。

他叫来无照出租车，知道这些非法出租车比较会躲警察。不搭车时就徒步走。步行有助于身体康复，也对神秘的决策过程有所帮助，因为躺在宾馆的长沙发上，忽然变得很难做决定。他前往深水湾，知道自己正步步进逼恶土。既然他逃脱了掌握，他们会像水蛭般紧咬那艘船不放。他想着他们找了什么人，利用什么手法。如果是表亲出动，他会注意硬件与人力过多之处。雨水开始落下，他担心雾气将因此散去。他头上的月亮已部分清朗，他静静往下坡走，借着淡淡月光分辨出最近几艘股市交易员的帆船，在码头呻吟拉扯。东南风，他注意到，风势渐起。他心想，如果是定点观察哨，他们会寻找制高点，没错，就在他右侧的突出岩角，有辆外表老旧的奔驰面包车停在两树间，天线系着中国结。他伺机而动，看着雾气翻搅，等到有车下山，车灯全开。车一经过他，他立刻箭步过马路，因为他明白，就算他们拥有全世界的硬件，他躲在车头灯之后，他们绝无法看清迎面而来的车头灯后面有人。来到水平面，能见度降到零，他必须摸索着摇晃的木质堤道前进，凭着先前侦察的印象。接着他找到了心目中的人。那位无牙的老妇，坐在舢板上，在雾气中对他抬头咧嘴笑。

“柯，”他低声说，“纳尔森司令号。柯？”

她嘎嘎笑声的回音在水面上弹跳而去。

“蒲苔岛！”她尖声说，“天后古庙！蒲苔岛！”

“今天吗？”

“今天！”

“明天吗？”

“‘民’天！”

他扔给她两块钱，她的笑声随着他远去的背景消散。

我说对了，丽姬说对了，我们都猜对了，他心想。他要去庙会。他对上帝祈祷，希望丽姬别轻举妄动。如果她醒过来，杰里认为她很可能会乱跑。

他一面走着，一面希望借踏步的动作减轻鼠蹊与背部的疼痛。一步步来吧，他心想。别做出大动作。见招拆招。雾气有如走廊，通往各个房间。一度有辆病恹恹的车子慢慢行驶路边，车主开车溜着亚尔萨斯狼犬。他也见到两名身穿背心内衣的老人做着晨操。来到公共花园，他见到几名幼童从杜鹃丛下盯着他看。他们似乎以杜鹃丛为家，因为有衣物挂在枝叶上，全身赤裸，有如金边的小难民。

他回到宾馆时，丽姬坐着等他，表情恐怖。

“再来一次试试看。”她警告，一手插入他怀中。两人准备外出吃早餐，租船。“再一声不响溜出去，给我试试看。”

当天香港一艘小船也找不到。杰里不愿考虑载运观光客的大型外岛渡轮。他知道摇滚客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他也拒绝到码头明目张胆地询问。他打电话给电话簿上的水上出租车公司，但对方手中的船不是已出租就是太小，不适合这趟航程。随后他想起跑腿人吕吉·陈，他在外籍记者俱乐部是传奇人物：吕吉能帮你弄到任何东西，从韩国舞蹈团到减价机票，速度比全香港任何人都快。他们搭出租车到湾仔另一边，吕吉的巢穴在此。他们下车走路。时间是早上八点，燠热的雾气却仍不见消散。没有亮灯的招牌在窄巷里散乱布置，有如精疲力竭的情侣：“快乐男孩”、“幸运地”、“美式风情”。拥挤的小吃摊散出暖暖的气味，加入汽油废气与污泥臭味中。透过墙壁隙缝，他们有时可见运河。“想找我的话，”吕吉·陈喜欢这么说，“就找只有一条腿的大个子。”

他们在店面柜台后找到他，个头只高出台面，在店里来回穿梭，是中葡混血儿，曾经在澳门污秽的小篷里靠打太极过活。他的店面只有六英尺宽，卖的是新的摩托车与老旧的中国军品，他称之为古董。他也卖戴帽女士的银板相片，以龟甲镶框；也卖几个历尽沧桑的旅行箱，以及一本鸦片快艇的航海日志。吕吉已经认识杰里，不过他比较喜欢丽姬，坚持要丽姬走在前头，让他研究研究她的臀腿，请两人走过晒衣绳下，来到一间注明“闲人勿入”的小屋，有三张椅子，电话放在地上。吕吉半蹲成一团小球，以中文讲电话，以英文与丽姬交谈。他已经当上祖父了，他说，不过性能力还很强，生了四个儿子，全都很长进。连老幺都长大成人了。全都是好司机、好工人、好丈夫，他对丽姬说。除此之外，他也有辆备有立体音响的奔驰。

“找一天，我带你去兜兜风。”他说。

杰里不知道她是否清楚对方正在求婚，或是在要求稍微不是那么认真的东西。

对，吕吉认为自己也有一艘船。

打了两个电话后，他知道自己果然有船，只借给朋友，收点意思意思的费用。他让丽姬看看他的信用卡盒，让她数一数总共几张，然后现出皮夹，展示家庭照，其中一张是老幺最近结婚时钓上的龙虾，只是老幺并不在照片中。

“蒲苔岛很烂，”吕吉·陈对丽姬说，一面讲着电话，“非常脏的地方。浪很大，庙会很糟，东西也难吃。干吗去那里？”

当然是去朝拜天后，杰里耐心说，为她回答。去参观著名的天后古庙以及庙会。

吕吉·陈比较喜欢对丽姬讲话。

“去大屿山，”他以洋泾浜英文建议，“大屿山这个岛不错。东西好吃，鱼也鲜，人也好。跟你们说，去大屿山，去查理的店吃饭，查理是我朋友。”

“蒲苔岛。”杰里语气坚决。

“蒲苔岛要花很多钱哪。”

“我们有很多钱。”丽姬露出甜美微笑，吕吉再度端详她，陷入沉思，慢慢上下打量她。

“我跟你们去好了。”他对她说。

“不必。”杰里说。

吕吉开车送他们到铜锣湾，与他们同上舢板。小船是十四英尺的动力船，与漂浮木一般平常，但杰里认为这艘应该很耐用，吕吉也说这船龙骨很深。一个男孩懒懒坐在船尾，一脚伸入海水。

“我外甥，”吕吉边说边骄傲地抓抓男孩的头发，“他母亲住在大屿山。他带你们去大屿山，到查理的店吃饭，让你们开心。钱以后再给。”

“老兄，”杰里耐心说，“伙计。我们不想去大屿山。我们想去的是蒲苔岛。只想去蒲苔岛。不去蒲苔岛就不上船。载我们去蒲苔岛，然后把船开走。”

“蒲苔岛天气很糟啊，庙会也很糟。那地方很糟。太靠近中国水域了。很多共产党啊。”

“不去蒲苔岛就不上船。”杰里说。

“船太小了。”吕吉说，因有失颜面而显得惊恐，多亏丽姬展现魅力，他才重建信心。

接下来一个小时，甥舅两人准备出海，杰里与丽姬无事可做，只好坐在半船舱里，避人耳目，啜饮着人头马。两人间歇性轮流遁入沉思。丽姬沉思时双手抱胸，缓缓低头以大腿摇动身体。杰里则把玩额发，一度因拉力过猛而使她出手制止，他笑了起来。

几乎在无意间，船离开了港口。

“别让人看见。”杰里命令。为求安全，他一手搂着她，让她留在寒酸的开放式船舱中。

美国航空母舰已卸除装饰，灰色的舰身带有威胁性，宛若带鞘菜刀平放水面上。起初，四面了无波动，只有同样黏腻的平静。岸边层层薄雾压在灰色的摩天大楼上，棕色烟柱直升入白色无表情的天空。在平坦的水面上，他们的船有如气球，高高浮在空中。然而滑离避风港、往东前进时，海浪猛拍船侧，力道足以让船打转，船头上下颠簸，两人不得不相拥以免倾倒。小小的船头如劣等马般起伏摇摆不定，航过起重机、仓库、工厂，以及采石山坡地。小船逆风前进，溅起来的水花四散纷飞。舵手大笑着，对水手呼喊，杰里猜想他们嘲笑的对象是发神经病的欧洲人，竟选在这个颠簸的小浴缸里谈情说爱。一艘巨大的油轮经过小船，似乎没有前进的迹象，褐色帆船则追在后方。船坞停放一艘货轮，焊接工的焊枪白光闪动，在海水另一端对他们打信号。甥舅的笑声消退，开始以理性对话，因为如今已出港口。杰里回头看，看见船船相接的运输船摆动，也看见香港慢慢远离，被云层切割成像个平台山。香港再度不复存在。

小船又通过一个岬角。海浪变大后，颠簸之势稳定下来，头上云层落下，底部距离桅杆只差几英尺，小船躲在这个不切实际的低海拔世界，借着保护罩前进。雾气忽然到了尽头，带给他们舞动的日光。南方山丘狂乱的绿意上，有盏橙色导航灯透过净朗的空气对他们眨眼。

“接下来怎么办？”她柔声问，往舷窗外观望。

“微笑，祈祷。”杰里说。

“我来微笑，祈祷由你负责。”她说。

领航小艇靠过来，一时之间他预料会见到摇滚客那张狰狞面孔向下怒视，然而船上人员完全对他们视若无睹。

“是谁啊？”她低声问，“他们认为怎样？”

“例行巡逻，”杰里说，“毫无意义。”

对方驶去。就这样，杰里心想，没有特殊感觉，他们已经看见我们了。

“你确定只是例行巡逻吗？”她问。

“去看庙会的船有好几百艘。”他说。

小船激烈摆动，持续摆动着。什么海相良好，他心想，紧紧搂住丽姬。龙骨很好。要是这样持续下去，我们什么都不必决定了，大海会替我们作出决定。这种旅行，如果抵达目的地，没人会注意到，但如果没能抵达目的地，别人会说你是拿命开玩笑。东风随时可能吹起，他心想。在两道西方气流之间的季节，一切皆无法确定。他焦急地倾听引擎不规则的呼噜声。如果引擎停摆，我们将葬身海岩上。

忽然间，他的梦魇急转直上，失去了理智。瓦斯桶，他心想。天啊，瓦斯！甥舅俩忙着出航事宜时，他瞥见前舱水箱旁存放两只瓦斯桶，推想应该是用来烹煮吕吉的龙虾。真傻，到现在才想到。他想通了。瓦斯比空气重。哪个瓦斯桶不漏气。只是漏气程度多寡而已。波涛拍打着船头，漏气速度更快，瓦斯如今沉积在底舱，距离引擎的火花大约两英尺，混合了氧气助燃。丽姬脱离了他的手，站在后方。海面突然拥挤起来。不知从何处聚集了一群捕鱼帆船，她热切注视。他抓住丽姬的手臂，拖她回船舱之下。

“你以为这里是哪里？”他大吼，“看帆船赛吗？”

她端详他一阵，然后轻轻吻他一下，再吻一下。

“你心情静一静。”她警告。她再吻他一下，喃喃地说，“是的。”仿佛期望已获得满足，接着静静坐了一会儿，望着甲板，继续握住他的手。

杰里算出小船以时速五海里逆风前进。一架小飞机飞越上空。他将她按在船舱盖下，猛然抬头想看清标识，却为时已晚。

“也不道声早安。”他心想。

小船绕过最后一个角，在白沫中转动呻吟。有一次，推进器完全脱离水面，发出呼呼狂响，再度碰击水面时，引擎吞吞吐吐，咽不下气，最后却决定好好活下去。杰里碰碰丽姬肩膀，指向前方，光秃陡峭的蒲苔岛隐约可见，在云朵破碎的天空中犹如剪纸画。两座山峰，耸立海面上，较高的一座在南方，双峰之间有个鞍部。海水转为铁蓝色，强风阵阵横扫，刮得他们无法呼吸，激起海沫如冰雹打在身上。船首可见螺洲岛，上面有座灯塔，一道防波堤，没有居民。风势剧降，仿佛从未刮风似的。进入小岛背风处，海面无波无纹，一丝微风也不见。太阳的热度直接而严酷。小船前方大约一英里，是蒲苔岛的大湾开口处，后方是隶属中国的小岛，是低矮而棕黄的幽灵。很快他们能辨认出一整片杂乱无章的帆船与观光船，挤满海湾，第一道鼓声、铙钹与未经协调的吟唱声也从水面上飘荡而来。后方小山上有个破烂的小村庄，铁皮屋顶闪烁，而天后古庙坐落于独立的小岬角上，是个坚固建筑物，四周有竹竿搭建的鹰架，算是初具雏形的看台，大批人群上方烟雾弥漫，点缀着点点金光。

“在哪一边？”他问丽姬。

“我不知道。我们向上爬到一栋房子，从那里开始走。”

每一次杰里开口对她说话，总是看着她，但现在她却回避杰里的眼光。他拍拍舵手的肩膀，指向他想前往的路线。男孩立刻开始抗议。杰里向他凑过去，现出一叠钞票，几乎是他所剩的一切。男孩面有难色，将小船开过港口，穿梭众船之间，往花岗岩小岬角驶去。岬角有个崩塌的防波堤，为安全靠岸埋下变量。庙会的喧闹变得更加大声。他们能嗅到煤炭与烤乳猪的香味，也听得见集体爆笑声，但目前暂时看不见群众，因为他们想避开群众的眼光。

“这里！”他大喊，“在这里下锚。快！快！”

他们爬上岸时，防波堤如酒醉般歪斜。两人甚至还未踩到陆地，小船就已调头回航。没人道再见。他们爬上岩石，手牵手，直接步入一场金钱游戏，旁观者众，笑声连连。观众之间站了一个状似小丑的老人，带了一袋硬币，一枚枚朝岩石下面扔，让赤脚男孩纵身接钱，在热烈气氛中，每每几乎彼此推挤至悬崖边缘。

“他们租了船，”吉勒姆说，“洛克斯特跟船主谈过。船主是威斯特贝的朋友，那人的确是威斯特贝没错，带了一个美女，两人想去蒲苔岛看天后庙会。”

“洛克斯特怎么反应？”史迈利问。

“他推说：‘这样的话，就不是他想找的情侣。’鞠躬离开。神情失望。港口警方迟迟才报告，看见小船开往庙会的方向。”

“要不要我们派侦察机去，乔治？”马铁娄紧张地问，“海军情报说有各式各样的侦察机待命中。”

默非想出了聪明的点子。“干吗不干脆开直升机去，直接把纳尔森从最后一艘帆船上捞走？”他质问。

“默非，闭嘴。”马铁娄说。

“他们往小岛去，”史迈利语气坚定，“我们知道。用不着动用飞机来证明。”

马铁娄仍未满意。“不然的话，我们派两三个人去蒲苔岛，乔治。说不定最后稍微干涉一下。”

法恩纹丝不动站着，双拳已停止动作。

“不用。”史迈利说。

马铁娄身旁的山姆·科林斯，咧嘴笑时唇形变得更细。

“理由说来听听。”马铁娄说。

“在最后一分钟，柯可能暗示弟弟别上岸，”史迈利说，“岛上只要出现一点点骚动，他就有可能下令取消登陆。”

马铁娄叹了一口气，紧张而愤怒。他已放下他时抽时停的烟斗，现在猛吸山姆提供的棕色香烟。他的香烟似乎不虞匮乏。

“乔治，这人到底想要什么？”他气急败坏之下质问，“现在想敲诈了吗？还是想搅局？我看不出他属于哪一类型的人。”一阵恐怖的想法袭来。他的嗓音下沉，伸出整条手臂直指房间对面。“可别告诉我，我们碰上的是新品种啊！你可别说，这人是冷战变节人士，面临中年危机，因此准备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赎罪。因为如果这人打算这样做，下礼拜的《华盛顿邮报》上，我们就准备看他坦白叙述一生故事了，乔治，如果有必要拿下他，我个人准备派整个第五舰队到岛上。”他转向默非，“我有应变措施吧？”

“有。”

“乔治，我希望派几人登陆待命。你们可以上船，也可以待在这里，悉听尊便。”

史迈利盯着马铁娄，然后再看吉勒姆。吉勒姆仍一手吊着绷带。然后再看法恩，静止如跳水选手站立跳板末端，双眼半闭，脚跟并拢，以脚趾为底，慢慢踮脚尖，落下。

“法恩和科林斯。”史迈利终于说。

“你们两个带他们去航空母舰，直接把他们交给舰上的人。默非要回来。”

科林斯座位周遭烟雾缭绕。法恩原本站立之处，两颗壁球缓缓滚开，最后停下。

“上帝保佑我们。”有人诚心地喃喃说。是吉勒姆，不过史迈利置之不理。

舞狮有三人长，频频逗着观众，奋勇向上的民众则以棍子戳弄，闹得群众大笑。舞狮以舞步跃过窄道，随着铙钹鼓声起舞。来到岬角，行进队伍慢慢调头，开始往回走，此时杰里赶紧将丽姬拉入人群中，自己压低身子，以免人高醒目。小路上满地泥泞，水坑处处。很快的，舞狮带着群众通过庙口，往水泥阶下，来到一处沙滩，有人正烤着乳猪。

“往哪边走？”他问丽姬。

她迅速带杰里往左走，离开舞狮群，沿着寒怆村落后面走，走上木桥，横越小港湾。两人沿着一丛丝柏向上爬，由丽姬带头，最后只剩他们两人，站在整齐的马蹄形海湾，向下看见柯的纳尔森司令号，停泊在最中央，如同大小姐一般，身旁围有数百艘观光船与帆船。甲板上不见人影，连水手也没有。警船聚集了五六艘，下锚停泊在较近港外的地方。

未尝不可嘛，杰里心想，毕竟是庙会嘛？

她已放开杰里的手，这时他转向她，她仍盯着柯的船看，而杰里看出她脸上一抹困惑。

“他真的带你走过这里吗？”他问。

是这条路没错，她说完转向他，以确认或衡量记忆中的事物。接着她以食指重重画着他嘴唇，画出她吻过的地方。“天啊。”她说，沉重地摇摇头。

他们又开始向上爬。杰里仰头瞥见褐色的山峰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在山坡上，片片种水稻的梯田已废耕。他们进入一个小村庄，里面只住着一群恶犬，海湾也从视线中消失。校舍敞开，空无一人。走进门口后，他们看见战斗机的图片。几口坛罐立在阶梯上。丽姬双手捧水洗脸。小屋绑满铁丝与砖头，以抵挡台风吹袭。小路越走砂石越多，变得寸步难行。

“没走错吧？”他问。

“往上就对了，”她说，仿佛已说烦了，“往上就对了，然后是房子。拜托行不行。你把我当做什么啊，该死的傻瓜吗？”

“我闭嘴就是了。”杰里说。他一手搂她，她则向他倚过去，一如两人在舞池上她放开自己时一样。

他们听见古庙传来音乐巨响，有人在测试扩音器，随之而来的是柔缓哀怨的小调。海湾再度入目。一群人聚集在海岸上。杰里看见更多烟柱，在岛上这边无风的热气中，稍稍嗅到焚香的气味。海水湛蓝而清静，四周是白灯，在柱子上大放光明。柯的船不见动静，警方亦然。

“看见他了吗？”他问。

她细看群众，摇摇头。

“大概是吃完午饭去睡午觉了吧。”她漫不经心地说。

烈日野劲十足。他们走进山坡阴影中，感觉如同暮色突降，走进日光时又如近火灼脸。空气因蜻蜓翱翔而热络，山坡散布着巨岩，树丛得以生存的地方则蔓生四处，开放着鲜艳的小喇叭花，有红有黄有白。陈旧的野餐罐头随处可见。

“你指的房子，就是那栋？”

“我说过了。”她说。

废墟一间：破碎的棕泥别墅，墙壁裂开，景观不错。新居落成之际必定光彩夺目，下面是干涸的山涧，往来有水泥桥连接。泥巴发出恶臭，昆虫嗡嗡叫。在椰子树与蕨丛之间，有座破败的阳台，海面与海湾的风光一览无余。过桥时他握住她的手臂。

“从这里开始好了，”他说，“我不拷问你了。你自己来讲。”

“我们那时往上走，跟我说的一样。我，德雷克，还有该死的老刁。叫手下提来一篮东西和酒。我说：‘我们要去哪里？’他说：‘野餐。’老刁不想让我来，不过德雷克说我可以跟来。‘你最讨厌走路了不是吗？’我说，‘我甚至从来都没看你过马路！’‘今天我们要用走的。’他说，摆出一副首脑的姿态。所以我乖乖闭嘴跟着走。”

一片浓云遮掩了山顶，缓缓往山下卷来。阳光已不见。转眼间，云已笼罩下来，两人孤单伫立在世界尽头，连双脚都看不见。他们摸索着进房子。她坐在倾颓的屋顶梁柱上，离他远远的。门廊上贴有大红对联。地板上到处是野餐垃圾，以及几卷长长的内衬纸。

“他叫手下跳，手下就跳。他和老刁谈得起劲，聊的是那个礼拜聊得起劲的话题，午餐吃到一半，他开始讲英文，对我说蒲苔岛是他的小岛。是他离开中国时上岸的第一个地方。船民把他丢在这里。‘我的人民。’他称呼他们。所以他才每年来这里看庙会，才捐钱给古庙，所以才流了满身大汗，爬这座烂山来野餐。之后他们又继续讲中文，我觉得老刁是在怪他讲太多了，不过德雷克正在兴头上，活像个小男生，怎么也听不进去。然后他们继续往上爬。”

“往上爬？”

“爬到山顶。‘老办法是最好的办法，’他对我说，‘经过验证的，我们就要坚守。’——是他那套浸信会的老调——‘好的东西就要紧紧把握，丽泽。上帝喜欢这样。’”

杰里朝顶上的浓雾瞥一眼，相信自己听见了小飞机的运转声，但当时他并未太注意，因为他已经拥有了最迫切需要的两件事物。他有丽姬在身边，也有了信息。因为这时他终于了解丽姬对史迈利与山姆·科林斯的实际价值是多少，也明白她如何在无意间泄露天机，提供了重大线索，有利他们解读柯的意图。

“所以他们爬到山顶。你有没有跟去？”

“没有。”

“你有没有看见他们往哪里上去？”

“到山顶去。不是跟你说过了？”

“然后呢？”

“他们看另一边的风景。聊天。指来指去。继续聊天。再指来指去，然后下山，德雷克的兴致更高了。每次他谈成了大生意，大老婆不在场反对时，他就像这样乐不可支。老刁表情好严肃，每次德雷克对我表现好感时，他就有这种表情。德雷克想待下来，喝一两瓶白兰地，所以老刁气呼呼回香港去。德雷克变得色眯眯，决定两人上船过夜，早上再回去，所以就照他的话去做。”

“船停在哪里？这里吗？在这个海湾？”

“不是。”

“哪里？”

“在大屿山。”

“你们直接开去，是不是？”

她摇摇头。

“我们绕了小岛一圈。”

“这座小岛？”

“有个地方，他想趁夜去看看。在另一边的海岸。他叫手下打灯。‘一九五一年，我就是在那里登陆的，’他说，‘船民吓得不敢进大湾。他们害怕警察，害怕鬼魂，害怕海盗，害怕海关。他们说岛民会割断他们的喉咙。’”

“结果晚上呢？”杰里柔声问，“你们在大屿山旁下锚时？”

“他对我说，他有个弟弟，很疼这个弟弟。”

“是他第一次对你说吗？”

她点头。

“他有没有说，这个弟弟人在哪里？”

“没有。”

“不过你知道？”

这一次，她没点头。

庙会的喧哗声由下而上，蜿蜒入云霄。他轻轻扶她起立。

“问个没完。”她喃喃说。

“快问完了。”他应允。他亲吻她，她随他，却全然被动。

“我们上去看看。”他说。

过了十分钟，阳光重现，蓝天也在头顶开展开来。在丽姬带路下，两人快速翻越数个半山顶，往鞍部前进。海湾传来的声响已停息，寒风充满了盘旋的海鸥尖叫声。接近山顶时，小径变宽，两人并肩前进。又走了几步，疾风迎面扑来，令他们大口喘气，节节后退。他们来到刀锋口，下方是无底深渊。他们脚下踩的是悬崖，垂直而下就是翻腾的海水，泡沫掩盖了岬角。包子状的云朵从东吹来，他们身后的天空呈黑色。大约两百公尺以下有道小港湾，海面平静。五十码外有道棕色礁岩抵挡住海浪，泡沫呈圆形冲刷其上。

“就这里？”他在风中大喊，“他在这里登陆？就是这个海岸？”

“对。”

“朝这里打灯？”

“对。”

他留下她，自己慢慢走向刀锋口，几乎半蹲着走，强风吹过耳际，黏咸的海水遍布脸上，胃痛如绞，他猜不是肠穿孔就是内出血，或以上皆是。来到凹缘最深处，在崖壁转往大海延伸之前，他再度向下俯瞰，能依稀分辨出无人小径，有时候只不过是道小岩缝，有时是隆起的杂草堆，谨慎朝小港湾而去。小港湾内没有沙滩，不过部分岩石显得干燥。他走回她身边，带她离开刀锋口。风势缓和，两人又听得见庙会喧闹声，比刚才更加响亮。鞭炮啪啪爆炸，点燃了一场玩具战争。

“是为了他弟弟纳尔森，”他解释，“如果你还没想通的话，柯想把弟弟从中国带出来。就在今晚。问题是，他是个大红人。很多人想跟他聊聊天。所以梅伦才会介入。”他深吸一口气。“我的看法是，你应该赶快离开这里。我怎么知道？德雷克肯定不希望你在这里。”

“他希望看到你来这里吗？”她问。

“我认为，你应该做的是，回到港口，”他说，“你在听吗？”

她尽量，“当然。”

“去找个看来和气的欧洲人家庭，找人诉苦。这次找女的，别找男人。然后告诉对方，你跟男朋友吵架，能不能请他们开船带你回家？如果对方愿意，就在他们家住一晚，否则去找旅馆。就编个故事唬他们。天啊，你不是最会编故事吗？”

警方直升机呼呼掠过头顶，绕了一大圈，应该是在观察庙会。他直觉抓住丽姬肩膀，将她拉进岩穴。

“记得我们去的第二家酒吧？那家播放大乐队歌曲的酒吧？”他仍抱着她。

她说：“记得。”

“明天晚上，我过去那里接你。”

“我不确定。”她说。

“不管了，七点见。七点，知道了吗？”

她轻轻推开他，仿佛决心独立。

“跟他讲，我坚守了信念，”她说，“这是他最关切的事。我信守承诺。如果你见了他，跟他讲：‘丽泽信守承诺。’”

“没问题。”

“别讲没问题。答应我。告诉他。他承诺过的事都做得到。他答应要照顾我。他真的照顾了我。他说他会让小瑞走。他也办到了。他一向信守承诺。”

他抬起她的头，双手捧着，她却执意说下去。

“再告诉他——再告诉他——是他们害我无路可走的。”

“七点到那里等，”他说，“就算我稍微迟到也得等下去。好嘛，应该不算太困难吧？又不需要学士学位才能办到。”他轻轻抚她，拼命挤出笑容，极力在分手前达成最后默契。

她点点头。

她本想再说什么，却没来得及说。她走了几步，转身看他，他挥手——振臂大挥一下。她继续走了几步，一直走到山线之下，却仍听见她大喊“七点见”，或者只是幻觉。看见她离开视线，杰里回到刀锋口，在表演泰山绝活前坐下喘口气。他忽然回想起一段多恩（John Donne）的诗，是在学期间学到的少数学问之一，只不过这段他总是没法完全背下，或以为自己背得不齐：

山岭巍峨，

真理昂然，立志登顶人，

勇往直升。

大约如此。沉思了一小时，躺在山岩背风处两小时，看着日光转为暮色，降临在数英里外的中国小岛上。随后他脱下羊皮靴，重新将鞋带系成人字形，是他以前习惯系板球靴的方式。然后他穿上，尽量绑紧。情境犹如托斯卡尼，他心想，如同他以前常从黄蜂原野眺望的那五座山丘。只不过这次他不打算背弃任何人。不背弃丽姬，不背弃陆克，连他自己也不背弃。就算必须费尽脚程也不背弃。

“海军情报显示，帆船队以时速约六海里前进，路径完全相符，”默非宣布，“幺幺洞洞准时离开捕鱼区，简直像是遵照我们的预测。”

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组电木玩具船，用来固定在海图上。他站着骄傲指出一列朝蒲苔岛前进的玩具船。

默非回来后，另一个哑巴与山姆·科林斯和法恩在一起，因此总共剩下四人。

“洛克斯特找到那女孩了。”吉勒姆悄声说，放下另一部电话。他的肩膀尽量往上抬，脸色极为苍白。

“在哪里？”史迈利问。

仍指着海图的默非转身。办公桌上摆着记事簿的马铁娄放下笔。

“在香港仔码头上岸，去那里接她，”吉勒姆继续说，“她在蒲苔岛骗了一个汇丰银行职员和老婆，搭便船回香港。”

“所以呢？她怎么说？”马铁娄在史迈利来得及开口前质问，“威斯特贝哪里去了？”

“她不知道。”吉勒姆说。

“啊，少来了！”马铁娄抗议。

“她说他们吵了一架，分别搭船回来。洛克斯特说，再给他一个钟头讯问她。”

史迈利发言。“柯呢？”他问，“他在哪里？”

“他的船还在蒲苔岛码头，”吉勒姆回答，“其他船已经走了大半。不过柯的船留在今天早上的地方。洛克斯特说，姿态很高。”

史迈利盯着海图，然后看着吉勒姆，然后再看着蒲苔岛的地图。

“如果她把告诉科林斯的话转告威斯特贝，”他说，“那么他会留在岛上。”

“打算干什么？”马铁娄质问，非常大声，“乔治，他留在那个小岛上，用意何在？”

众人沉默良久。

“他在等待。”史迈利说。

“等什么，请问？”马铁娄以同样坚决的语调追问。

没人看见史迈利的脸孔。他的脸孔找到阴影，躲藏了起来。他们看见史迈利的肩膀拱起，看见一手伸至眼镜，好像想摘下，也看见那手如吃了败仗般空手而回，放在玫瑰木桌上。

“无论如何，非让纳尔森上岸不可。”他坚定地说。

“我们究竟如何做？”马铁娄质问。他起身绕过桌子。“威勒贝不在这里啊，乔治。他没有回到香港。他可以循天杀的同一条路线离开啊！”

“请别对我吼叫。”史迈利说。

马铁娄不予理会。“要选哪一项？是阴谋还是恶搞？”

吉勒姆站直身体，挡在史迈利身旁，尽管肩骨被打断，他仍毅力卓绝，决心以肉身制止马铁娄再靠近史迈利座位一步。

“彼得，”史迈利悄声说，“你后面应该有个电话吧。能不能请你传过来给我。”

满月上天，风势减缓，海面平静。杰里并未一路爬下小港湾，而是在三十英尺的上空扎营，以矮树丛为掩护。他双手与双膝已伤痕累累，树枝也刮伤了脸颊，但他感觉不错：饥饿而警觉。爬山的危险与汗水让他忘却疼痛。小港湾比他从上面看时大，花岗岩悬崖在海平面坑洞处处。他尽量猜测德雷克的计划。自从与丽姬在一起时，他就将自己想像为德雷克。他尽情猜想了整天。德雷克无论必须做什么事，一定是从海边做起，因为悬崖陡峭如逗噩梦，他没能力爬下。杰里起初料想，德雷克是否会在纳尔森上岸前出海拦截，不过他却否决这个想法，因为他想不出任何安全的方式让纳尔森脱离船队，在海上与哥哥会面。

天空变黑，星星露脸，月光倒影被海面拖长，越来越亮。威斯特贝呢？他心想：现在A应该怎么办？这个A，实在与沙拉特提供的解决方案相差十万八千里。真惨。

他判定，德雷克若想将船开到小岛这面也是不智之举。大船难操纵，海岸风大浪高，难以停靠。小船比较好，舢板或橡皮艇最适合。杰里爬下悬崖，最后皮靴碰触鹅卵石，躲在岩石边，观看碎浪澎湃，看着粼粼波光随泡沫移动。

“现在她应该回到香港了。”他心想。运气好的话，她能凭一张嘴骗进某人家中，讨小朋友欢心，双手捧着一杯浓缩牛肉汤。“告诉他，我坚守了信念。”她说。

月亮向上升起，杰里仍静观其变，将视线固定在最黑暗之处，以增进视力。接着在海水哗啦声中，他隐约听见水花打在木船的怪声，也好像听见引擎运转、停止的短噗声。他没有看见灯光。他一步步沿着岩石阴影移动，尽量靠近水边，再弯腰守候。海浪打湿到他大腿时，他看见了苦等的目标：在长长的月光斜影照耀下，距离自己不到二十码处，有个拱形船舱，有弯曲的船头，是一艘舢板，下了锚后在海面摇摆。他听见溅水声，也听见有人压低声音下命令。他尽可能往下走，在布满星星的天空衬托下，辨识出戴着贝雷帽的德雷克·柯，那轮廓绝不可能看走眼。德雷克谨慎涉水上岸，后面跟着老刁，双手捧的是M16机关枪。原来是你啊，杰里心想，自言自语，而非对德雷克·柯说。漫漫长路，总算走到尽头。杀害陆克的凶手，杀害老弗的凶手。借刀杀人与否并不重要。丽姬的情人，纳尔森的父亲，纳尔森的兄长。欢迎这位一辈子从不背信的男子。

德雷克也背了一件物品，但不如机关枪沉重，杰里在能看清之前就知道，那东西是电灯加上电源组，很像他在赫佛德河口参加圆场举办的水上庆典时使用的电灯，只是圆场偏好紫外线以及眼镜。那种铁丝框的眼镜粗制滥造，一遇雨或水花时便无用武之地。

两人上了海滩，气喘吁吁走在卵石上，最后来到最高点，接着学杰里靠着阴暗岩石躲藏。他算算两人距离他六十英尺。他听见闷哼声，看见打火机亮起，然后看见两支香烟的火光，接着是两人以中文低声对话。杰里心想，也不请我抽一根。他弯腰，伸出一只大手，开始收集鹅卵石，拿了满满一把，然后踮脚尖，尽可能偷偷沿着岩石底部，朝两点烟头火光走去。根据他的估算，他距离两人有八步。他左手拿手枪，右手握鹅卵石，倾听浪花拍打声，注意潮浪聚集、缓冲、落下的模式，心里盘算着如果老刁不在场，与德雷克·柯对话起来会比较简单。

他以极慢的动作，采取外野手典型的姿势，背向后靠，左手肘向前抬起，右手臂弯在背后，准备振臂投石。一阵潮水退下，他听见下层逆流冲刷声，另一阵浪花推进时发出呼噜声。他继续等待，右臂在后，紧握鹅卵石的掌心冒汗。潮水推至最高点时，他使尽全力将石头尽量往悬崖上投掷，接着俯卧，注视两个烟头的火点。他等着，听见石头敲击上方的岩石，如冰雹落下。紧接着，他听见老刁短促的咒骂声，看见一个红点飞进空中。老刁一跃而起，手持机关枪，枪管朝悬崖上方，背对杰里。德雷克则仓皇躲避。

杰里先以手枪重击老刁，手指小心维持在保险栓的位置。接着他再以右拳直击，全力以两指关节进击，如沙拉特传授的螺旋拳，最后再补上数拳。老刁倒下时，杰里使出回旋踢，右靴全力踢中他的颊骨，听见下巴合上时的嘎声。他弯腰拾起M16，以枪托猛挫老刁的肾脏，盛怒中回想起陆克与弗罗斯特，同时也想起老刁在口头上占丽姬便宜，说她若住到比九龙区更远之处，就不值得从香港区前往光顾了。赛马记者向您问好，他心想。

随后他往德雷克的方向看。德雷克已向前一步，却仍只是海面衬托出的一个黑影，一个弯曲的剪影，耳朵如馅饼皮般突出在怪里怪气的贝雷帽之下。一阵强风再起，也可能是杰里现在才察觉到。强风刮在两人身后的岩石上，刮得德雷克宽松的长裤呼呼作响。

“是英国记者威斯特贝先生吗？”他询问，一如在跑马地时的语调，低沉而严厉。

“正是在下。”杰里说。

“你是个非常喜欢搞政治的人，威斯特贝先生。来这里究竟想搞什么鬼？”

杰里仍在喘气，一时之间尚无回答的准备。

“瑞卡度先生告诉我手下，你的目的是想敲诈我。你要的是钱吗，威斯特贝先生？”

“你女朋友要我传达，”杰里说，心想应该先实现诺言，“她说她坚守信念。她跟你是同一国。”

“我不属于哪一国，威斯特贝先生。我是单人军团。你想干什么？马歇尔先生告诉我手下，说你想当什么英雄。英雄是非常爱搞政治的人，威斯特贝先生。我不喜欢英雄。”

“我是来警告你的。他们想抓纳尔森。你一定不能带他回香港。他们布下天罗地网想抓纳尔森。他们拟好了计划，准备一辈子扣住他。也扣住你。他们正在排队等着兄弟俩上钩。”

“你想干什么，威斯特贝先生？”

“想谈条件。”

“没人想谈条件。他们要的是商品。条件换得商品。你想干什么？”德雷克以命令的口吻再说一遍，提高音量，“请告诉我。”

“你用瑞卡度的生命买来那女孩，”杰里说，“我想是不是能以纳尔森的生命来换她回来。我会在他们面前讲你好话。我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愿意和解。”

对我来说，这是踏进最后一道门的最后一脚，他心想。

“政治大和解吗，威斯特贝先生？跟你们那些人？我跟他们政治和解过很多次。他们告诉我，上帝爱儿童。你注意过吗，威斯特贝先生，上帝爱不爱亚洲儿童？他们告诉我，上帝是个鬼佬，上帝母亲的头发是黄色。他们告诉我，上帝爱好和平，可是我也读过，耶稣王国发生的内战次数空前绝后。他们也告诉我——”

“你弟弟就在背后，柯先生。”

德雷克转身。在两人左方，十几艘帆船成大致纵队，张满帆全速往南颠簸，横渡月光斜影，点点渔火反射海面。德雷克跪下来，开始手忙脚乱摸索着电灯。杰里找到三脚架，用力撑开，德雷克将电灯固定在上，双手却抖得太厉害，杰里不得不帮他。杰里攫住电线，划了火柴，将电线插进发电机插座。两人向海眺望，肩并肩。德雷克闪一下灯光，再闪一下，先闪红灯，再闪绿灯。

“等一等，”杰里柔声说，“打太快了。别太紧张，紧张反而坏了大事。”

杰里轻轻将他推开，弯腰凑向望远镜，扫描忙碌的船队。

“哪一艘？”杰里问。

“最后一艘。”柯说。

他将望远镜锁定在最后一艘上，不过这时仍只是一个小黑点，杰里再度放出讯号，一红灯，一绿灯，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德雷克欢呼一声，只见海面传来回应的闪光。

“他能锁定方位吗？”杰里问。

“当然，”柯说，仍眺望着海面，“当然。他能锁定。”

“那就别再打灯了。”

柯转向他，杰里看得出他脸上的亢奋之情，感觉到他有所依赖。

“威斯特贝先生。我诚挚建议你。如果你敢为了我弟弟纳尔森而在我身上玩把戏，你可有罪受了。你的浸信会地狱，跟我手下对待你的方式比较起来，会是个非常舒适的地方。不过，如果你帮我，我愿意给你一切。我说的话就是合约。我一辈子从不毁约。我弟弟也定过一些合约。”他眺望海面。

走在前面的帆船已脱离视界，仅剩尾随的几艘。杰里出现幻觉，以为听见远方传来引擎不规则的噗噗声，但他明了自己心神不定，很有可能只是浪涛声。月亮已移至山顶后面，山影如黑色刀锋落在海面上，远方则呈现银色。德雷克弯腰凑向望远镜，再度欢呼。

“这里！这里！看啊，威斯特贝先生。”

杰里凑向望远镜，看出一艘幽灵船，只打着三盏昏暗的灯，两盏绿灯在桅杆上，一盏红灯在右舷，往他们的方向前进，航过银色地带，进入黑影，失去踪迹。他听见身后老刁呻吟的声音。德雷克置若罔闻，继续弯腰看望远镜，一手向外伸展，如同维多利亚时代的摄影师，一面开始柔声以中文呼唤。杰里向上跑在卵石滩上，没收老刁皮带上的手枪，拾起M16，带到海边，双双投入海里。德雷克正想再打讯号灯，幸好他找不到按钮，杰里及时制止。杰里再次认为自己听见引擎声，不止一个引擎，而是两个。他奔向岬角，焦急地向南向北瞭望，寻找巡逻艇，却什么也没看见，因此再度怪罪浪涛声，怪罪自己想像力过于丰富。帆船越来越靠近，踏浪朝小岛前进，蝙蝠翼形的褐色船帆倏然高耸，在天空的衬托下显得极为醒目。德雷克已跑至水滨，对着大海挥手呼喊。

“别大声嚷嚷！”杰里在他身边咬牙说。

然而杰里已成了无关紧要的人物。德雷克一生为纳尔森而活。在附近岬角的避风处，德雷克的舢板在起伏不定的帆船旁跌跌撞撞。月亮露脸，一时之间杰里淡忘了焦虑感，看见一身灰衣的矮壮身形出现，与德雷克正好相反，身披爪哇棉大衣，头戴鼓胀的无产阶级小帽，低身来到船边，跳下来由舢板船员接住。德雷克再欢呼一声，帆船扬帆，滑向岬角后面，最后仅见两盏桅杆绿灯在岩石上亮着，然后消失。舢板正往海滩前进，杰里看得见纳尔森矮壮的轮廓，站在船首，双手挥舞，头戴贝雷帽的德雷克在海滩上欣喜若狂，如疯汉般手舞足蹈，向他挥手。

引擎声阵阵加强，但杰里仍抓不住方向。海面空无一物，向上看只见锤头状的悬崖，以及背景为星空的黑色山顶。兄弟重逢相拥，紧抱不放，一动也不动。杰里抓住两人，以拳头捶打，拼命对他们大叫。

“快回船上！赶快！”

兄弟眼中只看得见彼此。杰里奔回水滨，抓来舢板的船头，握在手上，仍朝他们大喊，这时见到山顶后方的天空转黄，迅速变亮，引擎声则提升为狂啸，三盏炫目的探照灯从黑暗的直升机打在他们身上。在闪晃的着陆灯下，岩石舞动着，海浪翻搅，鹅卵石蹦跳飞舞，宛若风暴。刹那间杰里看见德雷克的脸转向他，露出求助的眼神，仿佛认清了救星何在却为时已晚。他张嘴说话，却被轰隆声淹没。杰里猛扑向前，却不是为了纳尔森，也非为了德雷克，而是为了三人之间的关联，为了他与丽姬的关联。冲到他们身边未久，一团黑影降落在兄弟身上，硬将两人剥开，绑起粗壮的纳尔森，送上直升机。混乱中，杰里拔枪，握在手里。他尖声叫嚷，在兵荒马乱中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直升机向上升起，机门没关，站了一个身影，向下观望，也许是法恩，因为看起来阴鸷疯狂。随后机门发出橙色闪光，第二道与第三道紧接而来，之后杰里就数不下去了。一气之下，他双手高举，张口继续呼喊，脸孔仍静静央求。接着他倒下，躺在海滩上，最后一切回归平静，只剩浪涛拍打海滩的声响，以及德雷克·柯绝望的呜咽，眼看西方大舰队凯旋而归而心有不甘。西方大舰队窃走了他弟弟，扔下奋战不懈的士兵，死在他脚边。

22　重生

在圆场，表亲通报大好消息后，爆发一阵欢庆的气氛。逮住纳尔森，纳尔森入网！毫发无损！一连两日，不断有人臆测着奖章、封爵、晋升等事。这回总算要给乔治一个交代了吧，非交代不可！冷眼旁观的康妮则认为不然，上级绝不会原谅他逮捕比尔·海顿。

随欢欣鼓舞的气氛而来的是某些令人困惑的谣言。举例来说，康妮与狄沙理斯被急着送往如今昵称为“海豚馆”的梅斯非镇安全联络站躲藏，两人苦等一整个星期，却未见期待对象现身。同样苦等的人还有翻译员、转译员、审问组、管理组，以及相关单位人员，这些人在安全联络站组成迎新与讯问小组。

管理组人员说，原定行动因雨顺延，择期再办。随时待命，他们说。然而，才过不久，邻近厄克非镇从事房屋中介的网民通报，管理组人员其实正想放弃租约。果然隔周小组接到命令解散，“静候决策”，从此不见复合。

接下来，有人漏出风声，指出恩德比与马铁娄连手——就算在当时，这种组合也令人匪夷所思——两人联手担任一个英美程序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轮流在华盛顿与伦敦召开，责任是同步分配海豚案的产品，代号是“鱼子酱”，同步配发至大西洋两岸。

凑巧的是，有消息指出，纳尔森人在美国境内，在费城一处为他准备的武装营舍里。原因为何，传开的速度更慢。有人感觉到——是谁的感觉就很难说了，因为渠道如此之多，无从追查起——纳尔森在那里会比较安全。人身安全。想想看俄国人。想想看中国人。此外，管理组人员坚称，表亲的处理单位与评估单位较具规模，较能处理这种前所未有的渔获。此外，他们说，这种成本，表亲负担得起。

此外——

“此外，胡言乱语个什么劲！”康妮耳闻后怒骂。

她与狄沙理斯郁闷地等着表亲邀请两人入列。康妮甚至还先把该打的针打好，预做准备，却苦等无人。

更多解释传来。表亲找来哈佛的新人，管理组人员说，康妮则正好推着轮椅前来。

“谁啊？”她怒火直上，质问。

某个教授，很年轻，莫斯科观察家，据管理组人员说，一生以研究莫斯科中心的黑暗面为志业，最近发表一份限内部传阅的论文，内容的根据却是“公司”档案，其中提及“地鼠原则”，甚至还影射到卡拉的私人大军。

“那还用说吗？那条肥蛆！”她对他们脱口而出，备感挫折之余，凄泪怆然流下，“还霸占了康妮那份报告，对不对？姓寇培坡的。他对卡拉的所知，不比我左脚脚趾的所知更多！”

尽管如此，管理组人员不为所动。新委员会票选出来的是寇培坡，而非沙赫斯。

“看乔治怎么对付他们！”康妮警告，嗓音如雷。面对这道威胁，他们却出奇地无动于衷。

狄沙理斯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别人告诉他，中国观察家在兰利多到不值钱。老兄啊，供过于求。抱歉了，是恩德比的命令，管理组人员说。

恩德比的命令？狄沙理斯反问。

他们含糊其辞地说，是委员会的命令。是联合决策。

因此狄沙理斯向拉康求情。面对这种事务，拉康喜欢自认是低阶层的行政督察。他带狄沙理斯共进午餐，两人平分账单，因为拉康不喜欢公务员拿纳税人的钱互相请客。

“对了，你们对恩德比的感觉怎样？”他在午餐时问，打断了狄沙理斯平板单调的独白，谈着自己对潮州与客家方言的熟悉程度。目前“感觉”扮演了重大角色。“你们那边对他感觉怎样？我一直认为，你们欣赏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你认为呢，他是不是相当不错？”

“不错”在当时白厅的字典里意味着“鹰派”。

狄沙理斯冲回圆场，据实向康妮转述这个惊人的问题。而拉康正指望他传达。之后就鲜少见到康妮的人影。她悄悄“收拾行李”，换言之，她正为后世人整理莫斯科中心的档案。她偏好一名新进的年轻掘穴人，状似山羊，是个很听话的年轻人，姓杜立妥。她叫这位杜立妥坐在脚边，与他分享智慧。

“老规矩要被扫地出门啦，”她向任何愿意驻足倾听的人警告，“恩德比那个混账专走后门。这是一场有计划的大屠杀。”

众人看待她的态度，起初犹如诺亚开始打造方舟时必须忍受的揶揄。康妮是搞情报的人，可不愿让一身功夫闲着，此时偷偷将默莉·米金拉到一边，劝她递出辞呈。“跟管理组人员说，你想找份更有成就感的事做，亲爱的。”她一面建议，一面频频眨眼，频频捏小手，“至少啊，他们会替你加薪。”

默莉不太敢确定她所言是否属实，但话说回来，康妮对这种游戏最清楚不过了。所以她写好辞呈，管理组人员立刻命令她下班后留步。他们坦承，目前改革气氛确实浓厚。他们准备将本单位改造得更年轻，更具活力，与白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默莉严肃地答应重新考虑，康妮·沙赫斯则继续打包，离意更加坚定。

这些时候，乔治·史迈利人在何方？在远东吗？不对，在华盛顿！胡说八道！他回老家，躲在某地的乡下——他最喜欢康瓦尔郡了——休一个辛苦赚来的假期，与安恩重修旧好！

后来一个管理组人员不慎说溜嘴，指出乔治可能罹患过劳症。此话一出，听者无不寒战哆嗦，因为即使是财务组头脑最钝的干瘪小老头也知道，过劳症这种疾病与老年一样，已知的疗法只有一种，却无法让人康复。

吉勒姆最后回来了，却只是回来带默莉去度假，拒绝开口表示任何意见。看见他在五楼来去匆匆的人说，他看来精疲力竭，显然需要休假。此外他的锁骨似乎出过意外，右肩绑得牢牢的。根据管理组人员，他到圆场医师位于曼彻斯特广场的私人诊所求医，住院两三天。尽管如此，众人仍未见史迈利出面，问管理组人员他何时回来，他们只显出冷淡的客套态度。管理组人员此时成了专断暴虐委员会，人人闻之色变，却缺少不了他们。在不显突兀的情况下，卡拉的照片不见了，众才子语带讥讽地说，是拿去清洗了。

奇怪的是，就某一方面而言也相当差劲的是，竟然没人想到前往贝瓦特街那栋小房子按按电铃。如果有人前去拜访，就会找到史迈利，极可能身穿睡袍，不是正在洗盘子就是烹煮自己不吃的东西。有时候，通常是在黄昏，他自己到公园散步，以似曾相识的眼神看着路人，路人也回看一眼，然后视线在往下移。或者他会去国王路一间较便宜的小吃店坐坐，带一本书做伴，喝点甜茶醒脑——因为他已经不顾原来的坚持，不再为了腰围而只用糖精。若有人留心，也会注意到他花很多时间注视自己双手，以领带擦拭眼镜，或是重新阅读安恩留给他的那封信。信写得很长，内容却不断重复。

拉康登门拜访，恩德比也去了，有一次马铁娄也跟着他们去，再度穿上符合其伦敦风格的服装。因为大家都同意——而最诚心同意的人莫过于史迈利——为了本单位的利益，移交应尽可能进行得平顺无阵痛。史迈利要求增加人手，拉康谨慎考虑后告知，现阶段财政部有心在圆场与其他单位身上多花钱。至少在地下工作界，英镑日渐看俏。拉康说，促成这种改变的，不仅是因为海豚案的成功。美国对恩德比的任命也盛赞有加。甚至在外交的最高层级也能感受到。拉康以“同声喝彩”来描述。

“索尔真的知道跟他们沟通的方法。”他说。

“噢，是吗？啊，那就好。那就好。”史迈利说，上下点头表示赞同，一如聋人的举动。

即使在恩德比向史迈利坦承他有意任命山姆·科林斯主导情报行动，史迈利对此建议也只是客气表示赞同。山姆是推销员，恩德比解释，而兰利近来欣赏的，就是推销员。爱穿丝质衬衫的人啊，行情一落千丈，他说。

“说得对。”史迈利说。

两人也同意，罗迪·马丁台尔尽管具有极高的娱乐价值，并不适合这场游戏。罗迪真的是太娘娘腔了，恩德比说，大臣被他吓呆了。美国方面也与他看不对眼，就算是本身娘娘腔的人也无法接受他。此外，恩德比不太希望再引进伊顿帮，怕给人错误的印象。

一星期后，管理组人员重开山姆以前在五楼的办公室，搬走家具。部分不智人士津津有味地说，科林斯阴魂不散。结果星期一，有人搬来一张华丽的办公桌，桌面覆以红革，也从山姆的俱乐部墙上移来几张印刷的狩猎照。山姆的俱乐部目前正由较大型的赌博企业集团逐步接管，让各方皆感到满意。

小法恩，再也没人看见。连较具规模的几处伦敦分站重新开张后，也没人看见他。这些地方包括他原先隶属的布里克斯顿剥头皮部队，以及托比·伊斯特哈斯掌管的亚克顿点路灯组。话说回来，也没人想念他。他如同山姆·科林斯，在本案中随处可见，却不知为何，从来都不太属于本案一部分。然而不像山姆的是，一切结束时他留在草丛里，再也不现身。

至于山姆·科林斯，恢复上班第一天，他担起报告杰里身亡的坏消息这项重任。他在喧闹室报告，演说简短而不带感情，众人皆认为他表现得不错。大家没想到他有这份能耐。

“只限五楼人知道。”他告诉大家。他的听众感到震惊，之后觉得光荣。康妮掉下眼泪，想将他归类于卡拉的受害者，但旁人发言制止，因为信息不足，死因与凶手皆无从判断。就说是殉职吧，情操高尚。

在香港，外籍记者俱乐部起初对陆克与威斯特贝失踪极为关切。在会员积极游说下，时刻警惕的警司洛克斯特主导全面性秘密调查，以解开两记者双双失踪的谜题。有关当局承诺，一有发现，必定照实公开，美国总领事也自掏腰包拿出五千元悬赏，希望有人能提供有助破案的线索。为了顾及在地人的心情，总领事也将杰里·威斯特贝的姓名列入悬赏告示里。两人成了“失踪新闻人”，坊间更盛传两人之间关系暧昧。陆克的分社另外提出五千元奖赏，小矮人尽管悲恸难耐，也与人打赌，非拿到两份悬赏不可。再怎么说，小矮人在双头追查案情时，从寻死匈奴处得知陆克最后使用的云景道公寓，已在摇滚客眼尖的调查员前去搜证前重新装潢，从地板到天花板焕然一新。是谁下令的？是谁付的钱？没人知道。同样也是小矮人，他搜集到第一手资料，知道有人见到杰里曾在启德机场访问日本观光团。可惜摇滚客的调查委员会不得不婉拒这些线索。这些日本人“愿意合作却不是可靠的目击证人”，委员会说，特别是在漫长航程后蹦出一个欧洲人进行访问，他们就算指证历历也不足采信。至于陆克，这个嘛，调查委员会说，就他当时的走向，反正迟早会导致精神崩溃。知情人士提出失忆症的理论，罪魁祸首是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过了一阵子，连最合理的说法也冷却下来。外传有人在顺化战役崩盘时，看见两人一起采访——是在蚬港吧？——也看见两人在西贡举杯共饮。另一种说法是有人看见他俩肩并肩，坐在马尼拉的海边。

“牵小手吗？”小矮人问。

“比牵手更劲爆。”对方回答。

摇滚客的大名也频频见报，原因是他在美国缉毒署协助下，破获毒品走私案，最近开庭闹得沸沸扬扬，最后打赢官司。被告包括几名华人以及一名美艳的英国冒险女郎。女郎负责运送海洛因。只可惜，与往常一样，仍然无法将大哥绳之以法，但据说摇滚客仅欠临门一脚。“香港强悍而正直的执法人”，《南华早报》在社论中称赞他机敏精明。“本港不可多得的精英。”

为了找余兴话题，俱乐部的话锋转向巍安居戏剧化的重新开张，外围盖了二十英尺高的铁丝网围墙，以泛光灯照射，有警卫犬负责巡逻。可惜已经不再提供免费午餐，这个余兴话题也很快退了流行。

至于老库洛，已有数月不见人影，也无人提起。后来有天晚上他出现了，看来老了许多，穿着素净，坐在以前习惯坐的角落，两眼无神。俱乐部仍有几人认得出他。加拿大牛仔提议玩几局上海保龄球，不过他婉拒了。随后发生一件怪事。有人为了俱乐部规章某个微不足道的条文争吵起来。丝毫不足挂齿，吵的是俱乐部成员是否仍应遵循传统签字据。无关紧要。但不知何故，老库洛硬是大发雷霆。他站起来，愤然走向电梯，老泪纵横，对他们脏话一句接一句骂。

“什么都别变。”他建议，一面愤怒挥舞着手杖，“老规则不变，让一切延续下去。你们阻止不了巨轮，联手无法阻止，个别也无法阻止，你们这堆乳臭未干、专拍马屁的菜鸟！敢动老规矩的脑筋，等我来收拾你们！”

“不中用了。”众人同意，不欢迎他再来。可怜的家伙。多丢人现眼。

是否真有针对史迈利而来的阴谋，真有吉勒姆猜测的那番规模？如果真有，威斯特贝个人鲁莽干涉后，对阴谋造成什么影响？不得而知，尽管在彼此信任的人士之间，也不太愿意讨论这个问题。恩德比与马铁娄之间必然存在秘密共识，纳尔森一到手，应该先让表亲咬第一口，而且功劳双方各记一笔，以换得他们支持恩德比担任首长。当然拉康与科林斯两人，尽管专业范围南辕北辙，他们也脱不了关系。然而，他们在何时提议径行逮捕纳尔森，利用何种方式——例如比较传统的方式，由伦敦部长层级联合出招——恐怕永远也不得而知。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威斯特贝对他们而言是塞翁失马，为他们提供了苦寻不着的借口。

内心深处，史迈利究竟对这项阴谋知不知情？他是否知道，是否他私下甚至乐见这条解决之道？自此之后，彼得·吉勒姆有幸被放逐到布里克斯顿三年，得以思考自己的见解，他坚称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皆为大大的“是”。他说，在危机紧急的阶段，乔治写给安恩一封信，据推测应该是在隔绝室漫长等待之际。吉勒姆这番理论的根据，那封信扮演很重的角色。他前去安恩位于威尔特郡的住处，希望促成破镜重圆，安恩拿出那封信给他看。尽管他的任务功败垂成，两人交谈间安恩从手提包里取出信件。吉勒姆声称他记住了一部分，一回车上立刻写下。别的不谈，文笔优美之处，是吉勒姆本人不敢企求的。

我不愿多愁善感，只是诚心想知道自己如何走进眼前的死胡同。就我幼年时代记忆所及，选择地下工作是因为要达成祖国的目标，这条路似乎最直接也能走得最远。当年的敌人众所周知，能在报上看到。如今我只知道，我已学会以阴谋的角度诠释人生的整体。我以这支宝剑求生至今，今日环顾四周，势必也将以此宝剑了断残生。这些人令我胆战心惊，而我却是其中一员。如果他们朝我背后放冷箭，甚感安慰的是，至少是我的同侪下的判决。

吉勒姆也指出，这封信根本是出自陷入忧郁的史迈利之手。

他说，近来老乔治大致恢复了本色。偶尔他会偕安恩共进午餐，吉勒姆个人深信，两人有朝一日势必重修旧好，肯定无疑。但是乔治从未提及威斯特贝。为乔治着想的吉勒姆亦然。

[1]越南最大的城市，1976年更名为胡志明市。——译注，下同

[2]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军队不敌德军，从法国的敦刻尔克大批撤退，当时还征用民间渔船才得以成功。

[3]吉卜林小说中为英国效命的少年间谍。

[4]源自于俾斯麦用来贿赂新闻记者的费用，此笔费用称为爬虫基金。后泛指支付无法曝光的地下活动的基金。

[5]即印度支那。

[6]PFs, Personal Files，个人档案。

[7]迪克·惠廷顿（1354—1423），英国商人，传说和童话中的著名人物。

[8]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

[9]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

[10]霜，Frost，与文中人名弗罗斯特的英文相同，这里暗指弗罗斯特。

[11]亨利·摩尔（1898—1986），英国著名雕塑家。

[12]托马斯·特拉赫恩（1637—1674），英国神秘派诗人。

[13]1805年著名海战，大英舰队在这场战役中击败西法联军。

[14]廷巴克图：非洲马里古城。

[15]诺埃尔·科沃德（1899—1973），英国剧作家。

[16]伯恩（1910—1970），加裔美国心理学家。

[17]别占茅坑（get off the pot）的另一解释是“戒掉大麻”。

[18]Dead letter boxes，投递与收件双方互不相见的留言之处。

The Honourable Schoolboy by John le Carré

Copyright©David Cornwell，1977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4 by Horizon Media Co.，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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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迈利的人马/（英）勒卡雷著；李静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书名原文：Smiley's people

ISBN 978-7-208-12011-2

I.①史……II.①勒……②李……III.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0456号

书名：史迈利的人马

作者：【英】勒卡雷

译者：李静宜

责任编辑：张隽

封面设计：蔡南升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2011-2/I·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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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作者序]

机构、人物和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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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三部曲年表

©Anton Corbyn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

原名大卫·康威尔（David Cornwell），1931年生于英国。曾就读于伯尔尼大学和牛津大学，在伊顿公学教授过两年法文与德文。18岁被英国军方情报单位招募，担任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1958年就职于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同时开始写作。1963年，第三本著作《柏林谍影》问世，知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如此盛赞：“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由此奠定文坛大师地位，并转为全职写作。在过去的50年中，勒卡雷居留于伦敦与康沃尔郡，笔耕不辍，迄今共著书23部。

勒卡雷曾被《泰晤士报》评为“1945年以来50位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他既是英国国民作家，也是塑造人物的大师，他笔下的特工主角乔治·史迈利已成为英国文学史上可与福尔摩斯相媲美的经典形象。他的作品秉承英语文学的伟大写实传统，且不断创新，具备深沉的道德关怀、生动的人性刻画和高超的艺术成就，因此他被西方评论界誉为“在世最好的英语小说家之一”。

勒卡雷是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间谍小说大家，他笔下的间谍自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对20世纪中叶冷战以来国际社会的历史重塑和艺术象征，因此他的作品具有远远超出间谍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丰厚内涵、思想深度和经典价值。

勒卡雷既是“冷战时代的小说家”，也是当代一流的国际观察家、富有想像力的社会历史学者。他曾是阿拉法特的座上宾、小布什的批评者，至今仍以清醒的洞见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发挥着影响力。

入选榜单

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百佳推理小说”

《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史迈利的人马》《女鼓手》

MWA十大流派名作排行榜“间谍小说类十佳”

《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史迈利的人马》

英国推理作家协会（CWA）“百佳推理小说”

《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美国《时代》杂志1923年以来百佳英文长篇小说《柏林谍影》

获奖记录

1963年英国推理作家协会（CWA）金匕首奖　《柏林谍影》

1964年英国毛姆奖　《柏林谍影》

196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MWA）爱伦·坡奖　《柏林谍影》

1977年CWA金匕首奖、James Tait Black纪念奖　《荣誉学生》

1984年MWA爱伦·坡奖大师奖

1988年CWA钻石匕首奖（终身成就奖）、意大利Malaparte Prize

2005年CWA 50年最佳金匕首奖　《柏林谍影》

[作者序]

《史迈利的人马》是三部曲的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小说，描述英国情报组织（我称之为圆场）的乔治·史迈利与苏联格别乌（我称之为莫斯科中心）化名卡拉的对手，也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之间的斗智故事。三部曲的第一本小说是《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第二本是《荣誉学生》。我最初的雄心不仅是要写三本，而且打算写一整套——十本或十五本——史诗般的传奇，描写我笔下这两位旗鼓相当的主角，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交手经历，通过彼此的间谍活动，共同构筑一部冷战的“人性喜剧”。

间谍行动尽管有不同的形式，但都是冷战时期的主战场，而间谍们就是这场战争的地面部队。像朝鲜战争与越战这样的热战，会开始也会结束，但间谍行动却历久不衰。两大经济体系对彼此的认同、意图、实力和弱点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导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相互戒备的态势，产生无边无际的偏执狂行为。双方都准备好要付出一切代价，承担一切风险，编造一切谎言，让自己的情报工作比对方更胜一筹。而双方似乎也都没察觉这个情势荒唐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所以，也难怪玩家最后终于看见彼此手中的牌时，会惊觉自己竟严重高估了对方的战略能力。就此而言，情报工作不免陷入虚构的形式，因为间谍并不必陈报敌方的实情，只须替敌人绘上令人胆战心惊的外衣，让警钟不断敲响，直到永远。

在这场荒诞战争的核心，另有一场敌对集团情报组织之间的战争——这是所有的间谍游戏里最无稽、最没有生产力，也最无法自拔的一环，因为这对供养他们的真实世界既无任何启发，也无任何助益，更把基本上非常单纯的侦察工作变成无休无止的镜子迷宫，只有专业人士才能一窥腹地，没有人能知晓究竟。如是之故，我希望通过作品传达我的谆谆善言，竭尽所能加以戏剧化，即使是煽动性的主张也不例外——例如，冷战所带来的道德沦丧，在西方世界与共产世界都无二致；以及冷战对谎言的赞颂崇拜如何渗透到西方公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致使国家内部的所有政府机构，自最基层的行政教区上溯，几乎都无可避免地召唤国家安全的恶灵来掩饰其偏见、无能与腐败。而史迈利就是我的斗士，我的代言人，我的游侠骑士。我的读者不会听我说，却会听他细诉。因为他是个比我更好的人，而且是一个宏伟故事里的主角。如果有一天，史迈利被某些秘密结社的美式猎巫组织送上他的同侪所组成的私刑法庭——这在当时确曾发生——以他潜藏悲悯之心不适任情报工作为由加以定罪，我的读者势必会群起捍卫，把这些控罪者清干扫净。我在脑海里构思了许多这样的素材，写在笔记本里的更多。

那么，是什么因素让我没实现这个伟大的计划？

部分原因出在史迈利。随着年岁增长，我愈想描写年轻的热情与变迁的社会。过去一段时间，史迈利曾是我的代理父亲，是听我告解的神父。但身为我的游侠骑士，他用太过苍老的眼光看这世界。看见沧桑变化，他感到痛苦。他洞明世事的眼光与英勇的过往曾经为我提供声音与伪装，但我却开始发现这些宝贵的资产同时也是负债。史迈利依旧是我的英雄，但他已力不从心。对我而言，他太过坚忍。他的激进止于思想，而非行动。于是，无论如何怀忧丧志，他总会屈服，完成工作，即使必须把他的良知关在门外。而艾力克·坚尼斯（Alec Guinness）无与伦比的精湛演出更增添了我的问题。《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首度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播出时，当时惟一的独立频道刚好举行罢工，整整六个星期，全英国的观众只能在BBC1与BBC2间选择。结果，我们每一集的收视观众高达一千一百万人，整部影集变成一种公众议题，广播里无休无止地讨论某人对于计谋了解得如何之深或如何之少，史迈利顿时成为戴近视眼镜的国民英雄，解开我们所有人一筹莫展的字谜。

问题还不止于此。乔治·史迈利，不论我喜欢与否，自此而后就成为艾力克·坚尼斯——声音、格调、所有的一切。我很喜欢。我非常非常喜欢。作家的运气再好，要找到一位演员把他笔下的角色诠释到十全十美的境界，也是一生难求的。而艾力克做到了。他演出的史迈利与西瑞尔·库赛克（Cyril Cusack）在《柏林谍影》中扮演的老总一样精彩，甚至更出色。另一方面，对于史迈利成为公众人物的这个事实，我却也有点难以释怀。那是十分奇特的情绪，而且不尽舒坦，当我想把艾力克演完的这个角色收回来时，却发现自己拿到的是二手货。我甚至有被背叛的感觉。

我之所以没能完成这个大计划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写作方法产生了自己至今仍难以言明的彻底改变。《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创作过程是静态的，我坐在科尼什写下书稿。尽管书中的场景遍及香港、德里和布拉格，但我却没有为了写小说而去造访这些地方。我运用记忆和想像力，侥幸过关。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写《荣誉学生》时，便开始长途跋涉。我以香港为据点，马不停蹄走访泰国东北部、老挝、柬埔寨、越南和台湾地区，并在旅途中写作。在这一趟旅程中，我第一次尝到热战的滋味，虽然浅尝辄止，但在亲眼目睹我想看的场景之后，我开始觉得史迈利和卡拉是不必要的累赘。《荣誉学生》颇受好评，但我仍然相信如果没有他俩的存在，这会是一本更好的小说。

基于这种种原因，《史迈利的人马》就成为老间谍的挽歌，对我而言，这也是极其自然的结果。史迈利在《秘密朝圣者》里再次现身，但只是回忆的角色。为了壮大欢送的阵容，我集合了所有的“涉嫌者”：彼得·吉勒姆、托比·伊斯特哈斯、康妮·沙赫斯，当然还有那只化名卡拉的老狐狸。最后一幕在分裂的柏林登场。我还能选择什么地方呢？在《柏林谍影》里，史迈利就是在柏林围墙听见呼喊利玛斯别回到女友丽兹身边的叫声。在最后一场行动，史迈利会回到此地，心底暗自祈求卡拉别离开东边。史迈利赢了，卡拉输了。但他们两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面对面，他们是两个在孤绝之境的孤绝之人。卡拉牺牲了他的政治信仰，史迈利牺牲的则是他的人道精神。

我一直记得一位柏林喜剧演员在柏林墙出乎所有人预期终于倒下时所说的话：“正确的一方输了，而错误的一方赢了。”我想，他的意思是，在柏林墙倒下之后，我们仍然必须面对如何处理我们自己的贪婪，以及对自己以外世界的人类苦难漠不关心的问题。我敢说，如果乔治·史迈利仍与我们同在的话，他一定也还在苦苦思索。

二〇〇〇年十月于科尼什

约翰·勒卡雷

机构、人物和术语表

圆场　小说中英国情报机构的代称，位于剑桥圆场

中心　小说中苏联情报机构莫斯科中心的简称

沙拉特　圆场培训中心所在地，俗称“训练所”

剥头皮组圆场内负责搞暗杀、绑架、讹诈的机构，位于布里克斯顿

点路灯组　圆场内为第一线活动提供后勤支援、监视、窃听、运输、安全联络站的机构，位于阿克顿，旗下人员俗称“街头艺术家”

火烧　圆场术语，指以勒索的方式，迫使掌握情报资源的人提供协助或招供

乔治·史迈利　圆场资深间谍，小说开始时已被迫退休

安恩　史迈利的妻子

卡拉　苏联情报机构头目

比尔·海顿　圆场前任伦敦站站长，实为卡拉手下，潜伏在圆场二十多年，被史迈利揭发后遭暗杀

康妮·沙赫斯　前圆场研究组女王

彼得·吉勒姆　圆场资深间谍，现为剥头皮组组长

拉康　内阁办公室负责监督圆场的首席行政官员

索尔·恩德比　从外交部空降的接替史迈利成为圆场的最高主管

劳德·斯屈克兰　圆场财政部门主管

山姆·科林斯　圆场行动组主管

托比·伊斯特哈斯　点路灯组前组长，现从事可疑的艺术品买卖

瓦拉狄米尔将军　原籍爱沙尼亚的政治难民，苏联军官，原为史迈利手下，遭暗杀

欧斯特拉柯娃　住在巴黎的俄裔流亡分子

奥图·莱比锡　瓦拉狄米尔将军手下的情报员，声誉不佳的情报贩子

克劳斯·克列兹奇玛　莱比锡的好友兼老搭档，以经营色情夜总会为业

格里高利耶夫　苏联驻瑞士波恩大使馆的二等商务领事

欧雷格·基洛夫　本名欧雷格·寇斯基，苏联驻巴黎大使馆二等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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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促使乔治·史迈利先生从他那启人疑窦的退休生活中重出江湖。第一件事发生在巴黎，溽暑蒸腾的八月，正是巴黎人惯常将他们的城市弃留给炽烈艳阳与一车又一车观光客的季节。

就在这八月里的一天，八月四日十二点整，教堂的钟声刚刚敲响，工厂的铃声也紧接着响起。在一度聚居众多穷苦苏联移民的区域，一名年约五十的矮胖妇人，带着一只购物袋，从一座老旧仓库的阴影中现身。她一如往常地精力充沛，目标明确，沿着人行道走向公交车站。这条街道灰暗狭窄，店家门窗紧闭，有几家过时的小旅馆与许多猫。不知为何，此处显得格外寂静。处理腐坏物品的仓库，在假期中仍开工。似有若无的微风吹不散暑气，加上废气的恶臭，仿佛排气孔的热气直冲身上，但她那张斯拉夫人的脸却毫无怨色。她的衣着与身材都不适合这样的大热天。她实在很矮，又胖，必须左摇右摆，才能往前移动。身上朴素的黑洋装既无腰身又无装饰，只有领口镶了一圈白色花边，胸前垂着一个久经抚弄，但无甚价值的大型金属十字架。脚上那双走起路来向外翻斜的鞋子，啪啦作响，在紧闭的门户之间留下肃然规律的踢踏声。那只从清晨就塞满东西的破旧购物袋让她身体略向右倾斜，清楚显示她惯常背负重担。然而，她也并非完全索然无趣。她的灰发在脑后绾成一个发髻，但仍留下一绺活泼的刘海，随着行进的节奏在前额跃动。勇敢无惧的幽默神色，让她的棕色眼睛闪动光辉。在拳击手似的下巴上方，她的嘴似乎随时准备好要绽开微笑，即使毫无缘由。

抵达平常候车的公交车站之后，她放下购物袋，用右手按摩臀部与脊椎接连处。这是她近日常有的动作，略微舒缓了身体的不适。她每天上午在仓库担任验货员，但工作时坐的高凳子没有靠背，令她怨气益增。“恶魔！”她忿忿地低声咒骂。嘴里一面咒骂，摆在背后的黑色手肘也开始甩弄，就像一只振翅待飞的黑色大乌鸦。“恶魔！”她又骂了一声。此时，她突然察觉到有人看着自己，便一转身，抬头仰望矗立在她背后的高壮男子。

除了她之外，这男子是惟一等候公交车的人，事实上，也是此刻街上惟一的人。她从未与他交谈，但却早已熟悉他的脸：如此庞大，如此不安，如此汗水淋漓。昨天她曾看到这张面孔；前天也看到这张面孔；而且，就她记得，大前天也曾看到过——老天哪，她可不是活动日志！最近的这三四天，这个迟钝、充满渴望的巨人，或等候着公交车，或在仓库外人行道徘徊，对她而言，已成为街道的一景；甚至，已成为某种可供辨识的类型，虽然她尚且无法指认。她觉得，这人看似遭遇了大搜捕，就像近日来的许多巴黎人一样。她在他们脸上看到许多恐惧，恐惧让他们走在路上也不敢彼此打招呼。也许在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她不知道。而且，不只一次，她感觉到这人对她有兴趣。她很好奇，他到底是不是警察。她曾想过要问他，因为她有着都市人的傲慢自信。他郁郁寡欢的外型像个警察，汗湿的西装和挂在手腕上像是旧制服却毫无用处的雨衣，也像警察。如果她猜对了，这人是个警察，那么——也该是时候了，这几个月来的一连串偷窃事件，让她的存货查验工作一片混乱，那些白痴终于采取一些行动了。

然而，陌生人已低头凝视着她好一会儿了。及至此时，也还直直地盯着她看。

“我背痛得难受，先生。”最后，她还是对他表白。她的法文说得很慢，但发音典雅清晰。“我的背不大，痛得却很厉害。你是位医生，也许？骨科医生？”

然后，她抬头望着他，心中暗自揣度，他是不是病了，她的玩笑是不是不合时宜。他的脸颊与脖子油光闪烁，黯淡的眼眸中有一丝隐而不见的迷乱。他的目光似乎超越了她，看着自己的某些私密问题。她打算问他——你或许是恋爱了，先生？妻子欺骗你了？——她真的考虑要拉他到咖啡馆，喝杯水或草药茶。但就在此时，他突然将目光移开，看看自己背后，又回过头来越过她，看着街道的另一边。她觉得，他真的很害怕，不仅仅是心怀警戒，而且是恐惧万分。因此，也许他不是个警察，而是个小偷，虽然这两者的区别——她可清楚得很——常常微乎其微。

“你的名字是玛丽亚·安德莉雅维娜·欧斯特拉柯娃？”他猛然问道，仿佛这个问题令他害怕。

他说的是法文，但她知道，这不是他的母语，正如她一样。而他字正腔圆地念出她的名字，完整的姓名，也已让她知道他的来处。她立即认出他的发音，和念出这些音的舌形，但她却迟迟辨识不出她之前无法指认的类型，也满心惊惧。

“如果是，那么，你又是什么人？”她昂起下巴，沉着脸反问。

她向前踏进一步。两人的高矮差距显得更加突兀。男子的外貌，显露了他不讨喜的个性。抬头仰望，欧斯特拉柯娃可以清楚看出他的脆弱，一如他的恐惧。他濡湿的下巴浮起狞笑，双唇扭曲，让自己看起来强壮有力，但她知道，他只是为了驱走不可救药的懦弱。他像是个以英勇行为强化自己的人，她想。也或者，是以犯罪行为。他是个没有任何自发行为的人，她想。

“你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出生在列宁格勒？”陌生男子问。

她很可能回答是。但事后她却不确定。她看见他疑惧的目光望向逐渐接近的公交车。她看见优柔寡断近乎惊慌失措的情绪攫获了他，令她想到——就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不啻为洞烛先机——他可能要迫她就范。他没有，但提出了下一个问题，用的是俄文，而且还是莫斯科官僚那种令人生厌的腔调。

“一九五六年，你获准离开苏联，为了照顾你生病的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同时还负有另一个任务？”

“欧斯特拉柯夫不是叛徒。”她打断他的话，回道，“他很爱国。”她不由自主地拎起购物袋，紧紧抓住提把。

为了盖过公交车驶近的声响，陌生男子提高音量，毫不理会她的辩驳：“欧斯特拉柯娃，你留在莫斯科的女儿亚莉珊卓托我问候你，还有几个官方机构也要问候你。我想和你谈谈亚莉珊卓的事，别搭这班公交车！”

公交车停了下来。司机认识她，伸手要帮她提购物袋。陌生男子压低声音，又说了一句更骇人的话：“亚莉珊卓有很严重的问题，需要母亲的帮助。”

公交车司机唤她上车，好继续上路。他以平日相互开玩笑的方式，故作粗鲁地说：“来吧，妈妈。这种大热天不适合谈情说爱。把你的袋子拿过来，我们走吧！”司机吼道。

公交车里响起笑声，接着有人咆哮——老女人，让全世界都等你好了！她感觉到陌生男子的手非常不专业地抓住她的臂膀，仿佛笨手笨脚的裁缝师摸索着纽扣一般。她挣脱开来。她想告诉司机一些事，但却没有办法；她张开了嘴，却忘记该如何说话。她惟一能做的，是摇摇头。司机又对她吼叫一声，然后挥挥手，耸耸肩。咒骂声此起彼落——老女人，大白天就喝醉了，活像个妓女！欧斯特拉柯娃留在原地，看着公交车逐渐驶出视线，等待自己的视野恢复清澄，心不再疯狂跳动。现在，需要喝杯水的人是我，她想。我够坚强，可以保护我自己。上帝保佑我远离懦弱。

她随他走进咖啡馆，步履蹒跚。整整二十五年前，在劳改营里，她从煤堆上跌下来，腿摔断了三处。就在八月四日——她永志不忘的日子——陌生男子捎来的信息极尽胁迫之能事，让她重新想起尘封已久的跛足感觉。

这家咖啡馆即使不是全巴黎绝无仅有的一家，至少也是这条街上惟一一家既无点唱机，也无霓虹灯的咖啡屋——而且在八月里还开门营业——但屋里几张桌球台倒是从清晨直到夜深都厮杀不断。至于其他人，就只是寻常的日间喧闹，讨论着政治、赛马和其他巴黎人爱谈论的话题；几个妓女一如往常地在一旁窃窃低语；衬衫脏污、满脸不快的年轻侍者，领着他们到角落的一张桌子。脏兮兮的肯巴利酒卷标，标示着这是保留订位的桌子。接着，上演了一段可笑的老戏码。陌生男子点了两杯咖啡，但侍者抗议说，白天保留屋里最好的位子，不能只来喝咖啡；老板可得要付房租呢，先生！陌生男子听不懂他连珠炮似的方言，欧斯特拉柯娃只得替他翻译。陌生男子涨红了脸，点了两份火腿蛋卷加薯条，两瓶亚尔萨斯啤酒，完全没问欧斯特拉柯娃的意见。然后，起身到洗手间重振自己的勇气——非常有自信，竟认定她不会逃开——回到座位时，他脸上的汗水已干，姜色的头发也已梳理整齐，但他们现在身处室内，他身上的臭气让欧斯特拉柯娃想起莫斯科的地铁、莫斯科的电车和莫斯科的审讯室。他从洗手间走回座位的这段短短路程，比起他所曾告诉她的任何一句话，更加让她确信自己心中早已存在的恐惧。他是他们之间的一员。那压抑的得意阔步，脸上精心掩饰的残暴兽性，他这会儿把手腕笔直摆在桌上的沉重神态，还有假装不情愿地从篮中捻起面包，仿佛以笔蘸墨般的作态——无处不勾起她最丑恶的回忆，一个饱受屈辱的女人在莫斯科狠毒官僚体系重压下生活的回忆。

“那么——”他一面说，一面开始吃面包。他选了有硬皮的一端。虽然有双看似一秒钟就可以捏碎面包的手，但他却用肥胖的指尖秀气地撕下小片，仿佛这是官式的进食方法似的。小口吃着时，他的眉毛扬起，看起来像是感叹：我，一个陌生人，在这片外国的土地上。“这里的人可知道你在苏联过着堕落的生活？”他终于开口问，“也许满城都是妓女，他们也不在乎。”

她的回答早已在舌尖蓄势待发：我在苏联的生活并不堕落，堕落的是你们的系统。

但她并没有说出口，仍保持缄默。欧斯特拉柯娃早已暗自立誓，要改掉暴躁脾气与快言快语，此时，她强忍住一触即发的压力，透过袖子，紧紧拧住手腕内侧的柔软皮肤，命令自己要信守誓言，正如在以往的岁月中，当这些审讯是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时，她曾做过的千百次一样——你最后一次听到你丈夫的消息，那个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是什么时候？过去三个月以来，你和什么人有过往来，通通列出名来！在那段痛苦的经历中，她也学到了接受讯问的其他教训。此刻，她正在重温那些教训，虽然那已属于整整一个世代之前的往事，但却恍如昨日一般清晰，跃然眼前：千万不要硬碰硬，千万不要激怒对方，千万别想占上风，千万别耍聪明、优越感或学识，千万别让愤怒或失望，甚或某一个问题偶然激起希望的狂烈情绪所误导。要以愚蠢响应愚蠢，以墨守成规响应墨守成规。而只有心底最深最深处所抱持的两个秘密信念，才能让她忍受这一切屈辱：她对他们的恨，还有她的希望，希望终有一日滴水穿石，她能克服他们，并经由他们庞杂笨拙的诉讼程序，奇迹似的从他们手中夺回她被剥夺的自由。

他掏出一本笔记本。如果是在莫斯科，摆在面前的就会是她的档案，但这里是巴黎的咖啡馆，他拿出的是一本光滑的黑色皮面笔记本。在莫斯科，这是连官员都必须靠运气才能拥有的东西。

无论是档案或笔记本，开场白都是一样：“你原名玛丽亚·安德莉雅维娜·洛歌娃，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在列宁格勒出生。”他重复述说，“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你二十一岁，嫁给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依格尔。他当时是红军的步兵上尉，母亲是爱沙尼亚人。一九五〇年，这个欧斯特拉柯夫派驻东柏林，在爱沙尼亚移民反动分子的协助下叛逃，倒向法西斯德国，把你留在莫斯科。他先取得居留权，后来又在巴黎归化成法国公民，也不断和反苏联分子往来。他叛逃时，你还没有孩子，也没有怀孕。正确吗？”

“正确。”她说。

在莫斯科，她的回答会是“正确，上尉同志”。或“正确，调查员同志”。但是，在喧闹的法国咖啡馆里，这么正式的称呼显然时地不宜。她手腕上的皮肤已失去感觉。松开，她让血液恢复畅通，然后又拧紧另一片皮肤。

“身为欧斯特拉柯夫叛逃的共犯，你被判在劳改营服刑五年，但因斯大林去世之后的大赦，于一九五三年三月获释。正确吗？”

“正确。”

“返回莫斯科之后，你明知不太可能获准，却还是申请出国旅行护照，想到法国和丈夫会合。正确吗？”

“他患了癌症。”她说，“如果我不提出申请，就有失我为人妻子的责任。”

侍者端来了装着蛋卷与薯条的盘子，以及两瓶亚尔萨斯啤酒。欧斯特拉柯娃请他送杯柠檬茶来，她很渴，但不爱喝啤酒。她和男孩说话的同时，也试图以微笑和目光与他沟通，但徒劳无功，他的冷酷回绝了她。她意会到，自己是除了那三个妓女之外这里惟一的女人。陌生男子把笔记本放在一边，看上去像本赞美诗，然后铲起一叉又一叉的食物。而此刻，欧斯特拉柯娃紧紧捏住手腕，亚莉珊卓的名字刺痛她的心，仿佛流血不止的伤口，她心中反复忖度成千上百种“迫切需要母亲帮助”的各种“严重问题”。

陌生男子一面吃着，一面继续残忍地追溯她的历史。他是因为喜欢而吃，还是为了不想再惹人注目才吃？她的结论是，他是不得已才吃的。

“与此同时——”他边吃边开口说。

“与此同时。”她不由自主地低声说着。

“与此同时，你一面假装关心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他塞满食物的嘴继续说着，“一面却和所谓的音乐学生葛利克曼·约瑟夫有了男女关系。这个犹太人犯过四次反社会罪行，和你在劳改营中认识。你和这个犹太人在他的公寓中同居，正确或不正确？”

“我当时很孤单。”

“和葛利克曼的关系，让你生了一个女儿，亚莉珊卓，在莫斯科十月革命产科医院出生。出生证明上署名的父母亲是葛利克曼·约瑟夫和欧斯特拉柯娃·玛丽亚。女孩是以犹太人葛利克曼的姓注册登记。正确或不正确？”

“正确。”

“与此同时，你还是继续申请出国旅行护照，为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丈夫生病了。我有责任继续申请。”

他又大吃一口，动作粗鲁得让她看见了他嘴里的许多颗蛀牙。“一九五六年一月，当局宽宏大量地核准你的护照，条件是你的女儿亚莉珊卓必须留在莫斯科。你超过核准的期限，继续留在法国，抛弃了你的女儿。正确或不正确？”

通向街道的门是玻璃的，墙面也是。一辆大货车停在外面，咖啡馆陷入阴影之中。年轻的侍者重重地放下她的茶，连看她一眼都没有。

“正确。”她又开口，并趁这个机会看着审讯她的人，她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因此强迫自己让那人了解，至少在这些事情上，她既无犹疑，也不后悔。“正确。”她带着挑衅意味地再说一次。

“为了让当局从优考虑你的申请，你曾向国家安全部门签下一份保证，承诺在巴黎期间将为他们进行几项工作。第一，说服你的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返回苏联——”

“是‘努力’说服他，”她淡淡一笑说，“他不听我的建议。”

“第二，你也承诺要提供反苏联移民团体复辟活动与成员的情报。你只提出了两份毫无价值的报告，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为什么？”

“我丈夫看不起这些团体，和他们断绝来往了。”

“没有他，你还是可以参与这些组织。你签过同意书，却又不履行责任。对或不对？”

“对。”

“你就这样把女儿抛弃在苏联？留给一个犹太佬？就为了把你的心力用在照顾人民的敌人、国家的叛徒上？你就这样无视于你的责任？超过了许可的期限，留在法国？”

“我丈夫快死了，他需要我。”

“那你的女儿亚莉珊卓呢？她就不需要你？垂死的丈夫比活生生的女儿更重要？一个叛国贼？与人民为敌的叛徒？”

欧斯特拉柯娃松开手腕，不慌不忙地握住她的茶，端详着举到面前的玻璃杯，柠檬浮在水面。透过玻璃杯，她看见肮脏的马赛克地板。透过地板，她看见葛利克曼那张可爱、残忍又温柔的脸向她迫近，劝她去签、去做、去承诺他们所要求的任何事。一个人获得自由，比三个人同当奴隶好，他低声说；有像我们这样的父母，女儿在苏联根本不可能有前途，无论你留下或离开，都没什么不同；离开，然后我们再尽量想办法走下一步；什么都签，然后远走高飞，为我们三人而活；如果你爱我，就走吧……

“他们过得很苦，一直都是。”最后，她以近乎怀旧的口吻对陌生男子说，“你太年轻了。他们过得很苦，即使在斯大林死后，仍然很苦。”

“那个罪犯葛利克曼还写信给你吗？”陌生男子以优越感十足、凡事了然于胸的态度问道。

“他从没写过信。”她说了谎，“他这样一个生活受到限制的异端分子，怎么可能写信呢？留在法国是我自己作的决定。”

把自己形容得很悲观，她想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尽量多争取一些空间。

“二十年前来到法国之后，我就没再得到葛利克曼的消息。”她重拾勇气，继续说，“我辗转听说，他很气我的反苏联行为。他不希望再听到我的消息。在我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渴望获得改造。”

“他没写信告诉你有关女儿的事？”

“他没写信给我，也没捎来任何信息。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你女儿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

“她和你联络过吗？”

“当然没有。我只听说她进了国家孤儿院，改了另一个名字。我敢保证，她一定不知道我的存在。”

陌生男子一手叉起食物送入口中，一手握住笔记本。他塞满嘴，用力咀嚼了一会儿，然后就着啤酒大口吞下食物。但是，那充满优越感的笑容再度浮现。

“现在，这个罪犯葛利克曼已经死了。”陌生男子宣布，他的小秘密终于揭晓了。他继续吃。

突然之间，欧斯特拉柯娃希望这二十年是两百年。她希望葛利克曼的脸从未俯视过她，她希望自己从未爱过他，从未关心过他，从未为他下过厨，从未在那仰赖友人接济的放逐生活中，日复一日与他醉卧在那仅有一间房间的公寓里，被剥夺工作权利的他俩，整日弹奏音乐、做爱、醉酒、散步林间，邻居对他们都不理不睬。

“下次我进了监狱，或是你，他们就会把她带走。不管如何，亚莉珊卓都一定会被带离我们身边。”葛利克曼说，“但你可以救你自己。”

“我到时候会决定的。”她回答道。

“现在就决定。”

“到时候再说。”

陌生男子把空盘子推到一边，再次用双手捧起那本光滑的法国笔记本。他翻了一页，仿佛进行到新的一章。

“现在谈谈你那罪犯女儿亚莉珊卓。”他塞满食物的嘴宣布道。

“罪犯？”她低声说。

令她惊讶的是，陌生男子列举了一连串新的罪行。在他滔滔不绝的陈述中，欧斯特拉柯娃丧失了对当下的最后一丝注意力。她的目光定在马赛克地板上，看见许多龙虾壳与面包屑。但她的心却回到了莫斯科的法庭，她自己的审判又一次上演。如果不是她的审判，那就是葛利克曼的——但也不是葛利克曼的，那是谁的呢？她还记得，他们两个出席那些审判时，是不请自来的旁听者。那是朋友们的审判，尽管只是些偶然碰上的朋友：这些人中或质疑当局的绝对权力，或敬拜某些不被接受的神祇，或画些违法的抽象画，或出版具政治危险性的情诗。咖啡馆中喋喋不休的顾客，变成了替国家警察摇旗呐喊的鼓噪群众；桌球台的乒乓声响，变成了铁门的撞击声。在某年某月某日，她逃离了位于某条街上的国家孤儿院，因此不得不接受了几个月的惩治监禁。某年某月某日，她侮辱国家安全部门，因行为不端又多关了好几个月，接着又是多少年的下放。欧斯特拉柯娃觉得肠胃翻绞，她想，自己或许病了。她伸出双手握住茶杯，看见自己手腕上的红色掐痕。陌生男子继续陈述，她听见女儿又因为拒赴某工厂任职，多了两年牢狱之灾。上帝帮助她，她又为什么不帮帮自己呢？欧斯特拉柯娃问着自己，觉得难以置信。她到底从哪里学到这些？在他们把她带走之前的短暂时间里，葛利克曼到底教了她什么，能根深蒂固到让她反抗所有教化？恐惧、狂喜、惊讶的情绪在欧斯特拉柯娃的心中交织起伏，但陌生男子的一句话，让这一切转瞬消逝。

“我没听见，”半晌之后，她低声说，“我有点儿分心。你能不能再说一次？”

他又说了一次。她抬起头，凝视着他，努力回想别人曾警告她提防的所有诡计，但诡计实在太多，而且她也不再精明机敏。她已经没有葛利克曼的那种精明机敏——如果她以前曾有的话——能辨识他们的谎言，抢先一步玩他们的把戏。她只知道，为了拯救自己，为了与心爱的欧斯特拉柯夫团聚，她犯下了重罪，身为母亲的最重大罪行。陌生男子开始威胁她，但是，这威胁却显得毫无意义。倘若她不愿合作——他这样说，她承诺为苏联当局执行任务的文件副本，将会送到法国警方手上。她那两份毫无用处的报告（他很清楚，她只是为了让那些土匪闭嘴才写的）副本，将会在幸存的巴黎移民圈中流传——尽管，天晓得，如今在移民圈中，“他们”的人数已少之又少了！然而，为何她必须屈服于压力，接受这无价的礼物——当这个人、这个系统，出于难以解释的宽厚行为，提供给她一个弥补自己，也弥补女儿的机会？她知道，她夜以继日祈求原谅的祷告，成千上万根蜡烛，成千上万次垂泪，已得到响应。她让他再说一次。她让他把笔记本从易怒的脸孔前推开，她看见他疲弱的嘴角扬起，露出一丝笑意，愚蠢至极，他竟要求她原谅似的，再次提出了这个疯狂、神赐的问题。

“如果苏联决定除去这个腐败的反社会分子，你会希望你的女儿亚莉珊卓追随你的脚步来到法国吗？”

会面之后的几个星期，所有的工作都在悄悄进行——秘密造访苏联大使馆，填写表格，签署保证书（居住证明），辛苦地跑过一个又一个法国部门——欧斯特拉柯娃小心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仿佛追踪别人的行动一般。她经常祷告，但就连祷告她都小心翼翼，分在几个不同的东正教教堂进行，以免有人察觉到她过度虔敬的异常举止。有些教堂其实只是散落在第十五区与十六区的小小民舍，夹板上钉着特殊的双重十字架1，门上贴着被雨水浸湿的陈旧俄文布告，或是想找便宜的住宿，或是想教授钢琴。她去过苏联海外教会、圣母显灵教会、萨洛夫圣塞拉芬教会。她到每一个教会去。她按着门铃，直到有人应门，教堂执事或是面带病容的黑衣女子。她给他们钱，他们让她在烛光闪烁的神像面前，跪在湿冷的地上，闻着香料的气味，直到微醺。她对全能的上帝许下诺言，她感谢他，请求他的指引，她甚至问他，如果那名陌生男子在相同的情况之下找上他，他会怎么做，她提醒他，她毕竟面对着压力，如果不服从，他们就会摧毁她。然而，与此同时，她心中不愿折服的常识却不断质疑，她也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何在所有人之中，她，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之妻，异议分子葛利克曼的情人，暴乱与反社会分子——他们让她相信是这样——的母亲，能被挑选出来，获得如此异于寻常的宽赦恩惠？

在苏联大使馆，当她第一次去提出正式申请时，获得了从未梦想过的礼遇，完全不合乎她这叛国者、变节间谍与桀骜不驯扰乱分子母亲的身份。他们并未粗鲁地命令她到等候室去，而是护送她到面谈室，一位年轻的人事官员展现绝佳的西方礼仪，在她下笔踌躇或畏缩之时，甚至还提供帮助，让她能顺利完成申请手续。

她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最亲近的人——尽管她最亲近的人也并非真的非常亲近。那名易怒男子的警告，日日夜夜在她耳际回响：只要轻举妄动，你的女儿就别想恢复自由。

而且，除了上帝，又能找谁呢？找她住在里昂、嫁给汽车销售员的同父异母姐姐华伦蒂娜吗？光是想到欧斯特拉柯娃与莫斯科来的情报官员为伍，就足以令她抓狂，跑上跑下找她的嗅盐，以免昏倒。在咖啡馆吗，玛丽亚？大白天，玛丽亚？没错，华伦蒂娜，而且他说的是事实。我和一个犹太人生下了私生女。

平静无波反而是最令她恐惧的。几个星期过去了；在大使馆，他们说她的申请会“从优考虑”；法国当局向她保证，亚莉珊卓会很快获得法国国籍；那名易怒的陌生男子说服她将亚莉珊卓的出生日期往前挪，才能姓“欧斯特拉柯娃”，而非“葛利克曼”；他说法国当局会比较能接受这样的情况；结果似乎也是如此，尽管她当初在面谈时，并未多谈到这个孩子的存在。现在，突然之间，没有其他的表格要填，没有其他的障碍要清除，欧斯特拉柯娃只能等候，却又不知道自己等的是什么。那名陌生男子是否会再度现身？他不再存在了。一份火腿蛋卷与薯条，一些亚尔萨斯啤酒，两片附赠的面包，显然已完全满足了他的需求。他与大使馆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她无从想像。他告诉她，到大使馆去，他们会等着她；他说得没错。但当她提到“你们那位先生”，甚至“你们那位金发高大、先前来找我的先生”时，却只得到一无所知的微笑。

就这样，无论她等待的是什么，都渐渐地消逝无踪了。起初，她衷心渴求，接着，希望都已无踪影，她不知道这一切为何转变，又何时发生。亚莉珊卓已抵达法国了吗？带着她的证件，动身踏上旅程了吗？欧斯特拉柯娃开始想，她应该已经做到了。沉溺于新的失望情伤，她偷偷望着街道上年轻女孩的面孔，揣测亚莉珊卓的长相。回到家中，她的眼光会自动投向门口的脚踏垫，希望能看到一张手写的便条或快信：“妈妈，是我。我住在某某旅馆……”或是一封电报，写着航班号码，明天抵达奥利2，今晚；或者不是奥利机场，而是戴高乐机场？她对航空班机不熟悉，所以还造访旅行社，只为了探询。两个机场都有班机。她也考虑要花钱装一部电话，这样亚莉珊卓就可以打电话给她。然而，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她到底还指望些什么呢？与从未厮守的成年女儿，涕泗纵横地团聚？当年她背弃了骨肉亲情，二十年之后，又期望能重拾天伦之乐？我对她没有任何权利，欧斯特拉柯娃严正地告诉自己；我有的，只是欠她的债，与我的义务。她问过大使馆，但他们也不知道进一步的消息。正式的手续都已完成，他们说。他们知道的也就仅止于此。如果欧斯特拉柯娃想寄钱给女儿呢？她狡猾地问——好让她支付费用，例如，签证费？——他们或许能给她一个地址，一个可以找得到她的办公室？

我们可不是邮局，他们告诉她。他们的冷漠严峻吓坏了她。她没再去。

在此之后，她又挂心起那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那是他们给她用来贴在申请表格上的。她看到过的就只有那几张一模一样的照片。现在，她真希望有一张留在身边，当时却没想到，真蠢，她竟以为很快就能见到本人。那几张照片在她手上只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她带着照片，急急冲出大使馆，赶往主管部门；而离开时，那些照片已进入了另一个官僚作业的流程之中。但她曾仔细端详！天哪，她曾仔仔细细地端详每一张照片，不管是不是都一模一样。在地铁上，在等候室里，甚至在走进各主管部门之前的人行道上，她都盯着女儿那几张了无生气的照片，尽力想在那毫无表情的灰暗阴影中，找出她曾深爱过的那个男人的踪迹。但失败了。一直以来，她每次鼓起勇气怀想，总是想像成长中的孩子明显有着葛利克曼的形貌，如同刚出生时那般。如此生气蓬勃的男子，不可能不深深烙下永久的印记。然而，欧斯特拉柯娃在照片上却找不到葛利克曼的丝毫印迹。他一贯旗帜鲜明地标榜自己的犹太身份，俨然成为他孤军革命的一部分。他不是东正教徒，他甚至没有宗教信仰，他厌恶欧斯特拉柯娃暗自保有的虔敬态度，程度不下于他对苏联官僚体系的厌恶——尽管他还是借用欧斯特拉柯娃的火钳，烫卷鬓角，把自己弄得像个哈西典教徒3，但他说，这只是为了凸显当局的反犹太政策。然而，从照片上，欧斯特拉柯娃看不到他的任何一滴血缘，看不到他的任何一丝火光——虽然照那名陌生男子的说法，他的熊熊烈火已令她永志难灭。

“如果他们挖出尸体来拍了这些照片，”欧斯特拉柯娃在她的公寓中自言自语，“我也不会觉得惊讶。”经过这透彻的观察，她首次说出了心中日渐加深的疑虑。

在仓库辛勤工作，在狭小的公寓独坐度过漫漫长夜，欧斯特拉柯娃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能信任的人，一个不谴责也不赦罪、能明了她这一路走来的崎岖的人，最重要的是，不会对外泄露而致破坏了她与亚莉珊卓团聚机会的人——他们已让她明白，轻举妄动绝对会破坏团聚的机会。然后，一天晚上，不知是上帝或她自己，从记忆中找出了答案：将军！她想着，从床上坐起身，点亮了灯。欧斯特拉柯夫曾亲口对她提起这个人！那些流亡团体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他总是这样说，你一定要远远躲开他们，像远离瘟疫一般。你惟一能信任的只有瓦拉狄米尔将军。他是个老魔头，爱玩弄女人；但他是个男子汉，他有关系，而且知道如何闭紧嘴巴。

但欧斯特拉柯夫说这些话，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就算是老将军也不可能长生不老吧。更何况——瓦拉狄米尔姓什么？她从来就不知道。就连瓦拉狄米尔这个名字——据欧斯特拉柯夫告诉她——也是他加入军队后才取的；因为他的真名是爱沙尼亚名字，不适合在红军中使用。尽管如此，第二天，她还是到了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4旁边一家可以打探苏联侨民消息的书店，开始了第一次的查访。她问到了一个名字，甚至还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没有地址。电话已经停用了。她到邮局，连哄带骗地请求帮助，最后终于拿到了一本一九五六年的电话指南，上面列出了“波罗的海自由运动”的名衔，还有一个位于蒙帕纳斯5的地址。她可不笨。她搜寻那个地址，发现至少还有其他四个组织列名在同一个地方：里加（拉脱维亚首都）团体、苏联帝国主义受害者协会、自由拉脱维亚之四八委员会、塔林（爱沙尼亚首都）自由委员会。她仍清楚地记得欧斯特拉柯夫对这些组织的严厉批评，虽然他还曾付过会费。纵然如此，她还是到了那个地址，按了门铃。那幢房子与她平常去的那些小教堂没什么两样：奇特古趣，而且总是门户紧闭。最后，终于有个白俄老人来开门，他穿着开襟毛衣，纽扣扣得歪歪斜斜，拄着手杖，露出高人一等的神情。

他们走了，他说，“手杖敲着铺鹅卵石的路面。搬出去了。结束了。更大规模的团体把他们给赶出这一行了，他笑着加上一句。他们人太少，组织又太多，他们像小孩子一样争吵不休。难怪沙皇会被打败！”这位白俄老人装了一口不大合适的假牙，稀疏的头发将将盖住头皮，掩藏他的秃顶。

“但将军呢？”她问，“将军到哪里去了？他还活着，或者——”

白俄老人挤出不自然的笑容，问这是不是公事。

“不是的。”欧斯特拉柯娃狡黠地说，她记起将军有着爱拈花惹草的名声，试着装出羞涩女人的微笑。白俄老人大笑，牙齿喀喀作响。他又是一阵大笑，说：“噢，将军！”然后，他拿来一张卡片，紫色的戳印盖着一个伦敦的地址，交给了她。“将军本性难移，”他说，“就算上了天堂，他也会追着天使，把她们搞得鸡犬不宁，绝对会。”那天晚上，在周遭的一切都沉睡之后，欧斯特拉柯娃坐在死去丈夫的书桌旁，写信给将军。她以法文而非俄文写就，好让自己保有更加超然的感觉，而信中的笔调，更是孤寂的人们面对陌生人才可能吐露的坦率心声。她告诉将军，她对葛利克曼的爱，而知道将军就像葛利克曼一样爱过女人，让她觉得很宽慰。她即刻坦承，自己是以间谍的身份到法国，同时也说明，她曾为了自己的自由，付出卑劣的代价，拼凑出两篇琐碎无聊的报告。那是违心之事，她说；虚构与谎言，她说；毫无内容。但是那两篇报告的存在，以及她亲手签名的承诺，已为她的自由铐上沉重的限制。接着她谈到了自己的心声，她到各个苏联教会向上帝祷告的事。自从那个姜色头发的陌生男子找上她之后，她的日子就变得虚妄不实；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乏一个自然合理的解释，就算那样的解释可能令人痛苦。她毫无保留地对他述说，无论她的罪恶感有多么深重，这些感受与她努力把亚莉珊卓带来西方无关，而是因为她决定留在巴黎，照顾欧斯特拉柯夫直到生命的尽头——在欧斯特拉柯夫去世之后，她说，苏联当局说什么也不让她回去；她使自己成为一个叛徒。

“但是，将军，”她写道，“如果今夜我能当面见到造物者，倾诉我心灵最深处的一切，那么，我告诉他的，将会是我现在所要告诉你的事。我的孩子亚莉珊卓在苦痛中出生。日以继夜，她不断与我搏斗，我也一直与她奋战。就连在子宫中，她都是她父亲的孩子。我没有时间去爱她；我只知道，她是她父亲所造就的一个犹太小斗士。但是，将军，我却知道：照片上的人，既非葛利克曼的孩子，也非我的孩子。他们故意偷天换日，一方面是以为这个老女人很愿意上当，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他们可恨的诡计。”

她一写完，就把信装进信封，封好，不让自己再看一遍，免得改变心意。接着，她又仔细地贴上过多的邮票，数量之多，犹如她为爱人所点的蜡烛。

寄出信之后，接下来的整整两个礼拜，什么事也没发生，但颇不寻常的，这样的沉寂对她竟是一种解脱。暴风雨之后必是宁静，她已经竭尽自己微薄的心力——她坦承了自己的脆弱，自己的背叛，与自己犯下的重罪——其余的，就交在上帝手中，与将军的手中。法国邮政服务的中断，并未令她忧心。她认为，这是塑造她命运的人所必须克服的另一项障碍，如果他们真的意志够坚定的话。她如常地去工作，背痛不再困扰她，她把这当成一个预兆。她甚至又让自己变得冷静达观。反正非此即彼，她想：亚莉珊卓在西方，固然比较好——如果那真的是亚莉珊卓的话，可如若亚莉珊卓留在原来的地方，也没有比较不好。然而，慢慢地，她心中升起了另一种想法，看穿了这种乐观心态的谬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那是最糟的情况，也是她认为可能性最高的情况，那就是，亚莉珊卓被利用来达成不祥甚或邪恶的目的；他们强迫她，正如他们以前强迫欧斯特拉柯娃一样，要她误用父亲葛利克曼所赋予她的仁慈与勇气。因此，在第十四天晚上，欧斯特拉柯娃不禁激动痛哭。泪流满面的她走过大半个巴黎，寻找一间还开着的教堂，一直走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教堂还开着。她跪下，对着圣约瑟夫祈祷好几个小时，因为圣约瑟夫不但是一位父亲与守护者，也是葛利克曼命名的由来，虽然葛利克曼对此一定嗤之以鼻。就在她竭力寻求圣灵力量协助的隔天，她的祈祷获得响应了。一封信出现了。信封上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她曾以防万一地附上工作地点的地址。在她抵达时，已有一封信等着，很可能是在夜里专人送达的。这是一封简短的信，没有寄信人的名字，也没有地址。信中没有署名。就像她寄出的那封信一样，这信以矫揉造作的法文写就，手写的字迹显然出自独断的老人之手，她立即就知道这是将军的回信。

“夫人：“信一开始，就像一道命令，“你的信已安全抵达收信人手中。我们的一个朋友很快就会与你联络。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会带着信中所附的另半张风景明信片表明身份。在他到达之前，请别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会在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到你的公寓，并按三次门铃。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请全然相信他，夫人，我们会尽可能地协助你。”

欧斯特拉柯娃除了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之外，也暗自从信中的戏剧性语调得到一些娱乐。信为何不直接送到她的公寓呢？她觉得很奇怪；为何只因为他给了半张英国风景明信片，我就要觉得比较安全？那是一张皮卡迪利圆环（伦敦市中心的繁华街区）的风景明信片，从对角线细心地撕开——不是剪开——成两半。应该写字的那面全是空白。

令她惊讶的是，将军派来的使者在当夜就来访。

如同信中所约定的，他按了三次门铃，但他应该知道她人在公寓中——他一定看着她进门，亮了灯——她听见信箱咔嗒一声，比平常的声音更响一些，等她走到门边，就看见半张风景明信片躺在门垫上——过去她渴望看见女儿亚莉珊卓来信时，不时查看的那个门垫。她拾起明信片，直奔卧房，她的那半张明信片夹在《圣经》中。没错，两相吻合，上帝站在她这边，圣约瑟夫代她求情。（但这又是多么没有必要的无聊想法，真是！）她打开门，他就从她身边溜进屋里，像个影子似的：一个小妖魔，身上领口镶有天鹅绒边的黑色大衣，让他散发出歌剧般的阴谋叛乱气息。她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们派了一个侏儒来捉巨人。他有弓形的眉毛，纹路深刻的面孔，在门口镜子前，他脱下帽子，露出尖尖的耳朵上方一头蓬乱的黑发，用他小巧的手掌略加梳理——如此鲜明且具喜剧感，如果是在其他场合，欧斯特拉柯娃一定会很无礼地对他畅怀大笑。

但今夜不行。

今夜，她立即感觉到，他有着异于寻常的严肃庄重。今夜，他仿佛刚下飞机的忙碌营业员；她也感觉到，他是城里的崭新面孔，他的干净整洁，他散发出的旅行气息——今夜，他只想谈生意。

“你安全地收到我的信了，夫人？”他的俄文流畅，带着爱沙尼亚腔。

“我以为那是将军的信。”她回答道，对他——她不由自主地——装出一种严厉的态度。

“是我替他带来的。”他严肃地回答。他把手伸进衣服的暗袋，欧斯特拉柯娃很怕他会像那个陌生男子一样，掏出一本黑色皮面笔记本。但他拿出的是一张照片，一瞥就已足够：那苍白、闪着油光的面容，蔑视所有女人——不仅是她——的表情，一种心中渴望，却不敢真正动手的模样。

“没错，”她说，“这就是那个陌生人。”

看着他逐渐显现的喜悦之情，欧斯特拉柯娃立即明白，他就是葛利克曼和朋友所说的“我们的人”——不一定是犹太人，而是有心也有力的人。自此刻起，她在心中称他为“魔术师”。她想，他的口袋中一定装满聪明的把戏，他愉快的双眼中闪烁着魔术的光芒。

大半夜的时间，她都以离开葛利克曼之后就不曾有过的热烈情绪，和魔术师谈话。首先，她把事情从头再说一遍，仔细回想，她不禁暗自吃惊，在信中她竟略去如此多的细节，而魔术师却好像都能真正了解。她对他说明她的感觉，她的悲泣，她内心可怕的骚动，她毫无保留地述说自己饱受的痛苦煎熬。那个陌生男子显得如此笨拙——她继续述说，也怀疑——这像是他的第一次，她说——他既无谋略，也无自信。把魔鬼想成笨蛋，也太奇怪了吧！她谈到火腿蛋卷、薯条、亚尔萨斯啤酒和他的笑声；她觉得他是一个胆怯又压抑的危险人物——绝对不是讨女人喜欢的男人——矮小的魔术师对她大部分的看法，都由衷赞同，仿佛与那个姜色头发的男子早已熟识一般。她对魔术师全然信任，一如将军所嘱咐的；她对猜忌疑心已感到厌烦。她不断回想，不断诉说，真诚坦率。仿佛年轻时，在自己的家乡，她与欧斯特拉柯夫这对年轻恋人，以为再无机会相见的夜晚，彼此拥抱，在迫近的枪炮声中低声诉情衷；也仿佛她与葛利克曼在等着押他回监狱的敲门声响起时，吐露的真情。她对着他机警、谅解的眼神倾诉，对着他的笑声也对着他的苦楚倾诉，她立即感受到，他那种感同身受的苦楚，是他非东正教，甚至反社会天性中较好的一面。而且，在持续不断的诉说中，渐渐地，她的女人直觉告诉她，她正在助长他心中的一股热情——这次并非爱情，而是一种强烈、特殊的恨意，让他所问的每一个小问题，都别有深意。她并不知道，他恨的究竟是谁，或究竟是什么，但无论是谁引起了魔术师的怒火，不管是那个姜色头发的陌生人或其他人，她都不由得替他们感到担忧。她忆起葛利克曼的热情，那是一种对抗不公的广泛、无休无止的热情，随机投注在不同的议题上，范围可大可小。而魔术师的热情却是单一的火柱，聚焦在她无法看见的目标上。

但不管怎么样，魔术师离开的时候——我的天哪，她想，已经差不多是她要再去上班的时间了——欧斯特拉柯娃已诉尽心中的话，而魔术师回报她的则是唤起多年以来，直到今夜一直埋藏在过往回忆中的那种情感，对亚莉珊卓、对自己、对那两个去世的男人的复杂的情感。她一面整理杯盘瓶罐，一面失声大笑，嘲笑自己的妇人之愚。

“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她大声地说，自嘲地摇摇头。“我怎么找你？”她曾问他，“如果他又来找我，我怎么通知你？”

她不能，魔术师回答说。但如果有危机发生，她可以再写信给将军，但要写上他的英文名字，寄到另一个地址。“米勒先生。”他很慎重地说，以法文念出名字，并给她一张以大写字母写着伦敦地址的卡片。“但请小心，”他警告说，“你一定要写得迂回隐晦。”

这一整天，以及后来的许多天，魔术师告别时的身影一直在欧斯特拉柯娃脑海萦回不去，她不断忆起他从她身边溜过，走下昏暗的楼梯。他最后的一瞥，带着坚定与兴奋的炽热眼光：“我保证解救你，谢谢你找我帮忙。”他苍白的小手顺着楼梯的宽阔栏杆向下移动，恰似在火车窗外挥动的手帕，不断地告别，逐渐地缩小远去，直到消失在隧道的黑暗之中。

2

促成乔治·史迈利重出江湖的第二个事件，发生在第一个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也就是同一年的九月初，但不在巴黎，而是在汉堡，一个曾经是古老、自由的汉萨6一员，今日却因自身的繁华昌盛而几乎难以负荷的城市。但不容否认的，迄今仍无人抽干或以混凝土填塞的阿尔斯特湖7，在夏秋之交，金橙交错的湖滨景色之辉煌瑰丽，没有其他地方堪与匹敌。乔治·史迈利，毋庸赘言，当然看不见这慵懒的秋日丽景。在事情发生的这一天，史迈利正在圣詹姆斯广场的伦敦图书馆，坐在他惯常使用的书桌前，鼓起最坚定的信念，案牍劳形。从阅览室的窗棂向外望，有两棵细长的树。他可能会说，自己与汉堡的惟一关联——如果他事后试图建立关联性的话，但其实他并没这么做——在于探求德国巴洛克时期诗文的灵山泉源，因为当时他正在编写有关奥皮兹8的论文，并竭尽心力在那个时期繁冗的文学作品中，找出真正的热情。

那天，在汉堡，上午十一时许，通往湖堤的小道，布满落叶与斑驳的阳光。外阿尔斯特湖9如镜的湖面泛起一层薄雾，透过雾气望去，突起的东堤仿佛水平面上挥洒出的点点绿彩。沿着湖岸，许多红色松鼠穿梭跳跃，忙着为冬天作准备。但是，站在小道上，穿着运动服与慢跑鞋，看似无政府主义者的纤瘦年轻男子，目光与心思都未注意到这些松鼠。他眼眶泛红，凝视着逐渐驶近的汽船，两天未刮的胡子，让他毫无表情的面容更形黯淡。他左臂下夹着一份汉堡报纸，但任何一双如乔治·史迈利般富有洞察力的眼睛会立即察觉，那是昨天的报纸，不是今天的。他右手抓着一只蔺草购物篮，但购物篮好像还比较适合放在粗壮的欧斯特拉柯娃夫人手上，而不是这个柔弱、汗湿，看似随时会跳进湖里的运动者。篮子顶端露出了几颗柳橙的踪迹，一个印着英文的黄色柯达信封，躺在柳橙上方。小道别无人踪，水面的雾气更加深了他的孤独疏离。他身边只有汽船的时间表，和一张想必是躲过战火幸存下来的古老通告，告诉他如何在半溺水的状态下挽救生命。盘旋在他脑海中的，只有将军的指示，他像祈祷般不断反复背诵。

汽船滑过岸边，年轻男子跳上船，恰似玩舞蹈游戏的孩子——一阵狂乱的脚步，然后静止不动，等待音乐再次响起。四十八个小时以来，夜以继日，他一心一意，只想着这个时刻——现在。他一路开车，保持清醒盯住路面，眼底闪过妻子与女儿的影像，他想像着任何差错所可能造成的种种不幸后果。他知道自己有制造灾祸的天分。在停下来喝咖啡的空当，他把柳橙一次次重新装排进篮子里，不下十余次，把信封直放、侧放——不，这个角度比较好，这样比较合适，比较容易拿。接近市区边缘时，他开始搜集零钱，以便支付船费，不需找零——如果售票员抓住他，和他闲话家常，该怎么办？他该做的事这么多，而时间又这么短。他费心推敲过，他不会开口说任何一句德语。他会喃喃低语，面带微笑，满怀歉意，但保持沉默。或者也可以说他仅有的几句爱沙尼亚语——在父亲坚持让他学俄文之前，深受路德教派熏陶的童年生活，还让他记住了一些《圣经》的词句。但现在，时间如此迫近，年轻男子突然觉察到这计划仍窒碍难行。如果其他的爱沙尼亚乘客来协助他，又会如何？汉堡这一个多种语言流通的城市，距东部仅几英里的距离，任何六个人聚在一起，都可能操好几种语言！最好还是保持沉默，漠然以对。

他真希望自己刮过胡子。他希望自己看起来不要那么醒目。

走进汽船的主舱，年轻男子不看任何人。他低垂目光。避免目光接触，将军这样命令。售票员正和一位老妇人聊天，对他视而不见。他笨拙地等待着，想让自己看起来很平静。船上有大约三十名乘客。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无论男女，都穿着绿色的大衣，戴着绿色的毡帽，也都对他颇不以为然。轮到他了。他伸出汗湿的手掌。一马克，一个五十芬尼，一把十分铜币。售票员自顾自地忙着，没说一句话。年轻男子笨手笨脚地在座位间摸索前进，走向船尾。码头渐渐远去。他们一定怀疑我是个恐怖分子，年轻男子想。他双手沾上了发动机油，他真希望洗掉。也许我脸上也有。一定要漠然，将军说。让你自己不受注意。别微笑，也别皱眉。让自己看起来平凡正常。他瞄了一眼手表，想让自己的行动维持缓慢。他事先已卷起左臂的袖口，特别是要让手表可以露出来。身材并不高大的年轻男子，低下身子，突然走到船尾的部分。因天气许可，船尾部分开敞，只张起天篷。这只是几秒之间的事，不是几天或几公里，甚至不是几小时，而是几秒钟。他手表的指针颤动着穿过六。等指针下一圈走到六时，你就行动。微风徐来，但他根本没注意。时间对他而言实在是很大的困扰。只要一兴奋——他自己知道——他就完全丧失时间感。他很怕等自己发现时，秒针早已绕过两圈，使一分钟变成两分钟。船尾的座位空无一人。他急急地冲到最后一排长椅，双手将装满柳橙的篮子揽在腹前，一面将报纸夹在腋下：这就是我，请看我的记号。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柳橙显然太过可疑了。一个没刮胡子、穿着运动服的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会提着一篮柳橙，带着昨天的报纸呢？全船的人一定都注意到他了！“船长——那个年轻人——在那里，他是个炸弹客！他篮子里有一颗炸弹，他想挟持我们，或想炸沉这艘船！”一对伴侣手挽着手，背对着他，站在栏杆旁，凝望着湖面的水雾。那男人个子很小，比那女人还矮。他穿了一件黑色的大衣，领口镶有天鹅绒边。他们对年轻男子视而不见。坐得越后面越好，而且要确定坐在走道旁，将军说。他坐下，暗自期盼自己的祷告能首次应验，不需任何的撤退行动。“贝琪，我是为你而做！”他暗自低语，想着女儿，回忆将军所说的话。尽管是路德教派的信徒，他仍在颈间戴了一个母亲送的木十字架，但被外套的拉链掩住了。为何要藏起十字架？这样上帝就不会亲眼目睹他的劣行？他不知道。他只希望能再开车上路，一直开一直开，直到他放弃，或安全抵家。

别看任何地方，他记得将军这样说。他哪里也不看，只盯着前方。你是被动的一方。你什么都不必做，只要提供机会。没有密码，什么都没有，只有篮子、柳橙、黄色信封，和你腋下的报纸。我不赞同，他想。我让女儿，贝琪，身陷险境。丝黛拉绝对不会原谅我的。我会丧失我的国籍，我赌上了所有的一切。为我们的目标而做，将军说。将军，我不明白：这不是我的目标，而是你的目标，我父亲的目标。就因为这样，我把柳橙丢下船了。

但他没这么做。他把报纸丢在身边吱嘎作响的长椅上，发现报纸都已被汗水浸湿——他刚才夹着报纸的腋下也沾染上油墨。他看着表。秒针指向十。表停了！从上次看表到现在，只过了十五秒——根本不可能！他焦急地望向湖岸，确信汽船已驶到湖中央。他再次看表，看见秒针正滑过十一。笨蛋，他想，冷静下来。他倾身向右，假装看报，同时不断地盯着手表读秒。恐怖分子。就只有恐怖分子，他想，标题已读了第二十遍。毫无疑问，其他乘客一定认为我是其中的一员。这就是他们的大搜捕。他觉得很不可思议，自己竟记得这么多德文。为我们的目标而做。

装着柳橙的篮子，小心地靠在他的脚边。你站起来的时候，要把篮子放在椅子上，好占住位子，将军这样说。如果柳橙倒了出来，怎么办？在他的想像中，他看见柳橙在甲板上四处滚动，黄色信封混落其间，照片飘散一地，全是贝琪的照片。秒针跳过六。他站起来。现在。他的腹部一阵凉意。他拉下外套盖住腹部，却不经意地露出母亲的木十字架。他拉上拉链。悠闲漫步，别看任何地方，假装你是爱做梦的那种人，将军说。你父亲绝不会有片刻迟疑，将军说。你也不会。他小心翼翼地将篮子放在长椅上，用两手稳住，然后靠在椅背上，让篮子更加平稳。然后加以测试。至于《汉堡晚报》，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是该带走，还是留在椅子上？也许他接头的对象还没看到信号？他拿起报纸，夹在臂下。

他回到主舱。一对伴侣走向船尾部分，可能是要透口气，他们年龄较大，非常平静沉着。第一对伴侣洋溢着性感，即使从他们背后看来亦是如此——那小个子的男人，身材姣好的女子，还有他们两人的精心修饰。你知道他们两人有美妙的床笫时光，只要看一眼就会知道。在他看来，第二对伴侣像是一对警察；年轻男子确信，他们的闺房一定毫无乐趣可言。我的心思飘到哪里去了？他疯狂地想。答案是飘向我的妻子，丝黛拉。飘向我们可能再也不会有的极至欢愉。他遵照指示，悠闲漫步，沿着通往密闭驾驶舱的走道前进。不看任何人并不难，所有的乘客都是背向他而坐。他走到最前面，容许乘客活动的范围到此为止。驾驶员坐在他的左方，一个高起的平台上。走近驾驶舱的窗边，称赞景观优美。留在那里，一分钟整。这里的舱顶较低；他必须弯下身子。透过挡风玻璃，林木与房舍不断移动。他看见一艘八人船划过，接着是一艘小艇，独坐一位金发美女。胸部浑似雕像，他想。为了看起来更加漫不经心，他把一只穿着慢跑鞋的脚撑在驾驶舱的平台上。给我一个女人吧，他热切地想着，在危机降临的时刻；给我我的丝黛拉，在清晨微曦中，慵懒、引人遐思的丝黛拉。他的左腕靠在栏杆上，手表依然在视线范围内。

“我们不在这里清理靴子！”驾驶员咆哮道。

年轻男子急忙把脚放到甲板上。现在他知道我说德文，他想，觉得自己的脸因困窘而刺痛。但反正他们早知道了，他愚蠢地想，要不然我为什么会带着一份德文报纸？

时间到了。他再次直起身来，转头向座位走去。尽管心中仍牢记着不要看其他人的面孔，但却已失去效用，因为其他人正盯着他看，对他两天没刮的胡子、对他身上的运动服，以及他粗野的样貌不以为然。他的目光扫过一张面孔，又迎向另一张面孔。他想，他从来不曾碰到过这么多不怀善意的沉默人群。他的运动服又从腰腹裂开一条缝，露出一根黑色细线。丝黛拉洗得太用力了，他想。他再次拉下外套，大步踏向船尾，木十字架仿佛勋章一般在他胸前垂动。在他跨步前进时，有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在长椅上，篮子旁边，他看见自己所等待着的黄色粉笔记号，画过两条椅板，如金丝雀般明亮，告诉他，递交过程已顺利完成。一看见这幅景象，他心中立即涌起了一股荣耀的感觉，他知道这在他一生中是无可比拟的时刻，比任何女人所能给他的满足感更加完美。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他曾问将军；为何必须如此精心安排？

因为这个东西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将军回答说，这是无可匹敌的宝藏，失去这个宝藏将是自由世界的悲剧。

而他选择了我，来担任信差，年轻男子觉得非常骄傲，尽管在内心深处，他仍觉得老人做得有点过分。他平静地拿起信封，丢进外套口袋，拉起拉链，还用手指按压，确定拉链都已密合。

几乎就在同一刻，他察觉到有人正注视着自己。站在栏杆边的女子仍然背对着他，他再次注意到她非常美丽的臀部与腿。但她那位穿着黑色大衣的性感同伴，却已转过身来，面对着他。那人脸上的表情，让年轻男子才刚体验到的美好感受都烟消云散了。他只看过一次像这样的表情，那是在抵达英国的几个月之后，他父亲在他们的第一个英国新家——位于赖斯利普10的一个房间——临终时的表情。他从未在任何人身上看过如此绝望、如此深沉严肃、如此欠缺保护的表情，从来没有。更令人心生警觉的是，他知道——正如欧斯特拉柯娃也了解的——这种不顾一切的神气与这人外型气质形成强烈对比，因为这人的外型有着喜剧演员的气质——或者，如欧斯特拉柯娃所认为的，有着魔术师的气质。因此，这小个子、尖脸的陌生男子富有深意的眼神，带着热切的恳求——“孩子，你不知道你带着的是什么！用你的生命去保护它吧！”——这是喜剧演员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

汽船停了下来。他们已抵达对岸。年轻男子紧紧抓住篮子，跳上岸，几乎跑着穿过喧闹的购物人群，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却根本不知道这些街道会通到什么地方。

开车返程的途中，方向盘不断敲击着手臂，发动机声在耳边轰隆作响，年轻男子在眼前潮湿的道路上看见那张面孔，经过这么多小时之后，他不禁怀疑，自己在递交过程中涌起的千情万绪，是否全然出于想像。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真正的接触是由完全不同的人所完成的，他这样想，试着自我宽慰。可能是那群头戴绿毡帽的老妇人之一，甚至可能是那个售票员。我太神经紧张了，他告诉自己。在那关键的时刻，一个不知名的男子转身，看着我，我就在他身上编出了整部的故事，甚至还想像他是我死去的父亲。

抵达多佛11时，他已几乎相信自己将那名男子的身影赶出脑海了。他把那些该死的柳橙丢进垃圾箱；黄色信封舒适地躺在他外套的口袋里，尖锐的一角刺着他的皮肤，就只有这样。那么，他推论出他的共犯了吗？忘了他们吧。更何况，就算纯属巧合，他碰巧猜对了，对方就是那个表情空洞、目光炽烈的男子——那又如何？拿这个问题去向将军嚼舌，绝对是不智之举，因为如此一来，在关切安全问题的将军眼中，年轻男子无异是怀抱炽烈热情的幻想家。对丝黛拉的思念，成为他最迫切的渴望。在嘈杂不已的路程中，随着里程数的增加，他的欲望也愈强烈。这时还是清晨。他想像着她在自己的爱抚中苏醒；他看见她睡意迷蒙的微笑，慢慢地转化成热情。

就在这晚，史迈利接获了重出江湖的召唤。说来奇怪，虽然在这老年时期，他根本就睡不安稳，但他还是让床边的电话响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接了起来。他从图书馆直接回家，然后很不舒服地在国王街上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还带了一本《欧雷瑞尔斯游记》12作为护身符。他回到位于水滨街的住所，继续写论文的工作，专心致志的程度，正是个没其他事可做的男人所能投注的心力。几个小时之后，他开了一瓶勃艮第红酒，喝掉半瓶，听着收音机播送的一出拙劣戏剧。然后，打起瞌睡，和纷乱喧扰的梦境搏斗。但是，在他听到拉康声音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硬生生地从一个温暖的珍贵秘境被拉出来，那是一个他希望能永远停驻、不受干扰的地方！同时，尽管他很快地行动，却仍觉得自己好像花了很长的时间着装；他在想，这是否就是老人听见死亡消息时的反应。

3

“您认识他，对不对，先生？”刑事督察长以恭敬的语气，尽量压低声音问，“或者，我不该追问。”

这两人待在一起已十五分钟了，但这是督察长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有那么一会儿，史迈利似乎没听见问话，但他的沉默并非出于防卫心理，而是他有静默的天性。更何况，一起检视尸体的两人之间，存在着情谊。此时距日出尚有一小时，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13，是烟雨迷蒙、人踪绝迹的时刻，既不温暖也不寒冷，伦敦市区的灯光在天边渲染出橙色的光彩，树木仿佛披上防水布般闪闪生辉。他俩并肩站在长满山毛榉的林阴道上，督察长高史迈利一个头，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一头少年白的灰白头发，或许有些傲慢，但巨人般的温柔亲切，却很自然地让他显现出乐于助人的友善。史迈利短胖的双手交叠在腹前，神似站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的市长，眼睛直盯着在督察长手电筒灯光照射下，躺在他脚边的那具尸体。走这么长的一段路显然让他气喘吁吁，因为他盯着尸体时还不住大呼几口气。从他们周遭的一片漆黑中，传来警方通话器在暗夜空气中的嘈杂通讯声。别无其他灯光，督察长命令他们熄灭灯火。

“他只是我曾一起工作过的人。”史迈利沉默许久之后解释道。

“据我了解也是如此，先生。”督察长说。

他满怀希望地等着更多答案，但史迈利没再多说一句话。“甚至别和他说话，”副助理局长（犯罪与执行部门）告诉他，“你从来没见过他，还有其他两个家伙。只给他看他想看的，然后就把他忘了。快。”及至此时，督察长完全遵照指示办理。依照他自己的估计，他行动的速度可比光速。摄影师已拍完照，医生已证实无生命迹象，病理学家已在现场检验过尸体，为接下来的验尸工作揭开序幕——速度之快，迥异于平常的步调，这一切只是为了替非正规军（这是犯罪与执行助理副局长喜欢用来称呼他的称号）的来访铺路。非正规军抵达现场——像个抄表员般拘谨有礼，督察长注意到——督察长带着他以慢跑的速度巡行一周。他们查看脚印，追寻老人的踪迹，直到此处。督察长重建犯罪现场，在此情况下竭尽所能。督察长是个很能干的人。现在，他们站在一个凹处，正当林阴大道转弯之处，也是飘腾的雨雾最稀薄之处。在手电筒灯光的照耀下，尸体是周遭一切的中心点。尸体面朝下躺着，双臂张开如鹰展翅，仿佛被以十字形钉在沙砾地上一般，而塑料布更强调了它的了无生气。这是一具老人的尸体，但胸膛宽阔，是身经百战、备尝艰辛的身躯。一头白发剪得很短。强壮、布满青筋的手仍抓着一根稳固的手杖。他身披黑色大衣，脚穿橡胶套鞋。一顶黑色贝雷帽掉落身边，头部的沙砾混杂血迹，凝结成黑色。四周散落着一些零钱，一条手帕和一把看起来像是纪念品而不像工具的小刀。很可能他们一开始时打算搜他的身，但后来放弃了，先生，督察长这样说。他们很可能遇到阻碍，史迈利先生。但史迈利想知道的却是，碰触一具你刚开枪射杀、体温犹存的尸体，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是不是可以看一下他的脸呢，督察长先生？”史迈利说。

这回反倒是督察长觉得迟疑了。“噢，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先生？”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一丝困窘，“如果要指认他，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你知道的。”

“没错，没错，我很确定。”史迈利郑重地说，仿佛他已对这个问题慎重考虑了一番。

督察长朝林木的方向轻声叫唤，他的手下都在那里，站在熄了灯光的车辆之间，蓄势待发。

“你，霍尔，派克警官，跑步过来，把他翻过身来。”

快，副助理局长（犯罪与执行部门）如是说。

两个人影从暗处现身。年纪较长的那个留着黑色胡子。他们手上长及肘部的外科手术手套，闪着鬼魅的灰光。他们穿着蓝色的罩袍，长及大腿的胶靴。留着胡子的那人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拉开塑料布，较年轻的那个警员则将手放在死者的肩头，仿佛要叫醒他似的。

“你们得用力一点，小伙子。”督察长以更明快的声调警告说。

年轻的警员用力一扳，留胡子的巡官助他一臂之力，尸体勉强地翻身朝上，一条手臂僵硬地挥动一下，另一只手仍抓着手杖。

“噢，老天哪，”巡佐说，“真是血淋淋！”——他用一手掩住嘴巴。警官抓住他的手肘，把他拖走。他们听见作呕的声音。

“我不碰政治，”督察长目光停驻在地上，突如其来地对史迈利吐露心声，“我不碰政治，也不碰政治人物。依我之见，他们大多是公认的疯子。这也是我为什么加入警界的原因，坦白说。”在他的手电筒灯光照射下，浓雾奇异地盘旋缭绕。“你不会刚好知道这是什么吧，是不是，先生？十五年来，我从没看过像这样的伤口。”

“弹道学恐怕并不是我的专长。”史迈利停顿了一会儿，略加思索之后回答。

“不，我并不期望您是，对不对？看够了吗，先生？”

史迈利显然还没看够。

“大部分人都会希望射中胸口，是不是，先生？”督察长伶俐地说。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轻扯闲谈有时可以缓和气氛。“整洁的圆形子弹会钻出一个干净利落的洞口。这是大部分人所期望的。受害者会缓缓曲膝倒下，还配合圣歌的节奏。电视上都这么演，我猜。其实，现在的子弹可以射掉一条手臂或一条腿，我那些突击队员朋友也这样说。”他的声调变得较实事求是，“他还是有留髭须吧，先生？我的巡佐觉得很奇怪，在他的上颚有些白胡须。”

“军人的髭须。”史迈利沉默一会儿才回答，他以大拇指和食指在自己的上唇比出形状，但目光仍凝视着那老人的尸体。“我在想，督察长，我是否可以查看他口袋里的东西，可能吗？”

“派克警官！”

“长官！”

“把塑料布盖回去，告诉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在厢型车里帮我准备好他口袋里的东西，也就是他们保留的那些。跑步。”督察长出于习惯地加上一句。

“长官！”

“过来。”督察长轻轻地拉住巡官的上臂，“你告诉年轻的霍尔警员，我没办法让他不吐，但我不想听他那些对上帝不敬的话。”在自己的领地里，督察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也不怕人知道。“这边请，史迈利先生，请。”他又恢复了较温和的语调。

他们往上走到林阴大道的较高处，嘈杂的无线电声渐渐隐没，代之而来的是白头鸦忿然盘旋的声音与城市的怒吼。督察长顺着绳索围起区域的左侧，精神抖擞地走着。史迈利加快脚步，跟随他前进。一辆没有窗户的厢型车停在林阴间，后门敞开，车里亮着幽微的灯光。他们进了车，坐在硬条椅上。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头发灰白，穿着灰色的西装。他拿出一只像是透明枕头套的塑料袋。塑料袋顶端打了个结，他动手打开。里面，装满了更多的小袋子。莫戈特洛依德先生逐一掏出，督察长先用手电筒查看卷标，再交给史迈利去研究。

“一个磨损的皮制零钱盒，欧陆货。在他外套的左侧口袋，一半在衣袋里，一半露在外面。你看见零钱散落在尸体旁边——七十二便士。他身上就只有这么多钱。他还是会带皮夹吧，是不是，先生？”

“我不知道。”

“我们猜想，他们拿走了皮夹，从钱包下手，然后跑了。一串家里和其他用途的钥匙，在右裤袋……”他喋喋不休地说着，但史迈利仍毫不松懈地仔细查看。有些人会演出记忆，督察长注意到史迈利的专心，不禁想着，其他人则是拥有记忆。在督察长的清册中，记忆是智能较优越的部分，他将之推崇为所有心智成就中的最高境界；而史迈利，他知道，就拥有这样的成就。“一张派丁顿区图书馆借书证，名字是V.米勒，一盒用过的天鹅牌火柴，在大衣左口袋。一张外国人居留证，号码已登录，名字也是瓦拉狄米尔·米勒。一罐药片，在大衣左口袋。这药是做什么用的，先生，你有什么看法吗？药名是‘速斯塔克’，不管是什么，一天服用两次或三次？”

“心脏。”史迈利说。

“还有一张收据，总金额是十三英镑，北区伊斯林顿的快稳出租车服务。”

“我可以看一下吗？”史迈利说，督察长把收据递到他面前，让他可以看见上面的日期和司机的签名，J.兰伯，在复写纸上草草写就的字迹。

下一个袋子，是一截学校用的粉笔，黄色，而且奇迹似的并未粉碎。较细的一端仿佛画过一笔，沾染上棕色，但较粗的一端则无使用过的痕迹。

“他的左手也有黄色的粉笔灰。”莫戈特洛依德先生说，这是他首度开口。他外表像块灰色岩石，连声音都是灰色的，哀悼的口吻神似殡葬业者。“我们想知道，他是不是教书的，真的。”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加上一句，但史迈利不知是出于故意，或根本没注意，并未回答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含蓄的问话，而督察长也没追问。

接着，是第二条棉质手帕，这回是莫戈特洛依德先生拿出来的。半染血迹，半仍干净的手帕，仔细熨烫成平整的三角形，放在上装的饰巾口袋里。

“他是不是正要去参加宴会，我们猜想。”莫戈特洛依德先生说，这次他完全不抱期望。

“犯罪与执行部门在线上，长官。”声音从厢型车前座传来。

督察长未发一语地消失在黑暗中，留下史迈利面对莫戈特洛依德先生消沉的凝视目光。

“您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吧，先生？”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哀伤地仔细观察来客良久之后，开口问道。

“不，不是，恐怕并不是。”史迈利说。

“内政部吗，先生？”

“唉，也不是内政部。”史迈利一面说着，一面和善地摇摇头，让他看起来与莫戈特洛依德先生的不知所措有些相同味道。

“我的上司很担心媒体，史迈利先生。”督察长把头探进厢型车，说，“他们好像已经上路了，先生。”

史迈利迅速地爬出车子，两人在林阴大道上面对面站着。

“你真的太仁慈了，”史迈利说，“谢谢你。”

“荣幸之至。”督察长说。

“你该不会刚好记得，粉笔是放在哪一个口袋里的吧？”史迈利问。

“大衣的左口袋。”督察长有些惊讶地回答。

“那么，对他的搜身——你能否再次告诉我，你们的看法究竟是如何？”

“他们没有时间，或者不想把他翻过来。他们跪在他身边，搜寻他的皮夹，抽出他的钱包。散落了一些东西，正如我们在现场所见。但他们已拿到足够的东西了。”

“谢谢你。”史迈利再次道谢。

片刻之后，他轻快地消失在树林间，肥胖的体型显然并未限制他行动的速度。督察长扬起手电筒，照亮史迈利的全脸。他迟至此时才这么做，完全是审慎衡量之后的结果。对这位传奇人物以专业眼光热烈地一瞥，只为了年老时可以告诉儿孙：特务头子、当时已退休的乔治·史迈利，如何在某一夜现身林间，检视一具死状甚惨、曾是他手下的外国人的尸体。

事实上，那根本不是单独的一张脸，督察长回想。在手电筒由下往上，间接的照明下，你看见的并不是一张单独的面孔，而更接近于各式各样的脸孔。更接近于各种不同年龄、不同人、不同努力的组合，甚至——督察长想——是不同信仰的组合。

“我所见过最好的。”不久以前，曾经是督察长上司的老孟德尔，几杯酒下肚之后这样对他说。孟德尔现在已退休了，和史迈利一样。但孟德尔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他不喜欢特务，和督察长不相上下——他们大多是装腔作势的外行人，只会误入歧途。但史迈利并非如此。史迈利不一样，孟德尔说。史迈利是佼佼者，是孟德尔所曾见过最好的一个，而且，老孟德尔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一座大修道院，督察长最后认为。这就是他，一座大修道院。下一次，在他的时机来临时，他就会在任务中表现出这样的精神。一座大修道院，融合各种冲突、年代、风格与信念。督察长越深入思考，就越喜欢自己的这个比喻。回家之后，他要先试验一下，说给妻子听：人就像上帝的建筑，亲爱的，在岁月手中脱胎换骨，随着自己的努力与变化，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但就在此时，督察长伸出了自制的手，终止了自己辞藻华丽的想像。也许并非如此，他想，毕竟，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儿好高骛远了，亲爱的朋友。

另外还有一件事，同样令督察长难以忘怀。稍后，他对老孟德尔提及此事，当时他还和老孟德尔谈到许多事。濡湿。他一开始并没有认为那是露水——因为如果是露水，为何督察长自己的脸上滴水未沾？那不是露水，也不是哀伤，如果他的预感正确的话。这是偶尔曾发生在督察长身上，也偶尔会发生在小伙子（即使是最强悍的小伙子）身上的情况，它会悄悄地袭上他们，督察长像只老鹰般地留心这种事。但这通常都是因为跟孩子有关的案子，没来由、无预警地穿透你的心——儿童虐待、暴力攻击、幼儿性侵害。你不会崩溃、捶胸顿足或做出其他戏剧化的举动。不会。你只会在无意间抚着脸时，发现脸已濡湿，而你会质疑，基督究竟为了什么见鬼的原因而死，如果他真的曾死去的话。

当你出现了这种情绪时，督察长也有些毛骨悚然地告诉自己，你最好是放自己几天假，带妻子到马尔盖特14，否则，在你真正弄清楚情况之前，你就会发现自己言行暴躁，极难相处。

“警官！”督察长大声吼叫。

留着胡须的警官随即出现在他面前。

“打亮灯，恢复原状。”督察长命令道，“请哈洛斯督察到上面来负责执行。跑步！”

4

他们解下锁链，开门让他进去，他们问他话，甚至在接过他的外套之前就已开始，简洁但热切。尸体上有任何遗留的蛛丝马迹吗，乔治？任何可以把他和我们扯上关系的东西？天哪，你已经碰过一次了！他们告诉他到哪里去清洗，竟忘了他其实早已知道。他们让他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史迈利谦逊地坐着，似乎已被遗弃。此时，奥立佛·拉康，白厅15情报部门的首席行政官，正在陈旧磨损的地毯上来回踱步，像是出于良心不安而走动不休；劳德·斯屈克兰则把相同的一句话，以十五种不同的方式，对十五个不同的人说：“把我接回警方联络渠道，女人，马上！”——他时而恫吓，时而奉承，端视对方的阶级而定。督察长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但事实上，才刚过了十分钟。这层闻起来有陈旧酒味与腐坏香烟味的公寓，位于一幢雕饰漩涡状花纹的爱德华时代公寓顶楼，离汉普斯特德石南园不到两百码。在史迈利心中，瓦拉狄米尔碎裂的脸，与活着的这些人的苍白面容混在一起。然而，此刻死亡并不让他震惊，而只是让他确信，自己的生命也正在流逝，他正与情势奋战。他毫无期待地坐着，像个坐在乡间火车站的老人，看着特快列车呼啸而过。一直就只是坐看快车飞驰，怀想古老的旅程。

危机总是这样，他想，一群乌合之众谈话毫无重心。一个在打电话，一个死了，还有一个不停踱步。神经紧张，却又行动迟缓，无所事事。

他环顾四周，想让自己的心智停驻在身边正步向衰微的事物上。破损的灭火器，公共工程部的事。破了洞的棕色沙发——污渍让情况更糟。但安全公寓，永远不死，不像老将军们，他想。甚至也不慢慢凋零16。

在他面前的桌上，放着情报员待客的笨重器具，专门用以唤醒了无生气的客人。史迈利拿起存货。一桶融化了的冰。一瓶斯托利奇纳雅伏特加17，瓦拉狄米尔登记在案的最爱品牌。盐渍鲱鱼，仍封在罐头里。腌黄瓜，散装买来，已干燥。还有一条不可或缺的黑面包，就史迈利所知，几乎每一个苏联老男孩喝伏特加时，都不能缺少此物。两只马克与史宾塞连锁百货的伏特加酒杯，可能是干净的。一包苏联香烟，尚未开封；如果他来到这里，必会抽上许多根；但他死时却一无所有。

瓦拉狄米尔死时一无所有，他再次对自己说，但却出于心理因素吞吞吐吐，像他手帕上的一个死结。

一阵噼里啪啦声打断了史迈利的冥想。厨房里，男孩莫斯汀打碎了一个盘子。正在打电话的劳德·斯屈克兰转过身来，要求安静。但他早已重获安静。莫斯汀到底在准备什么？晚餐？早餐？葬礼的香菜籽饼？而莫斯汀又是什么人？莫斯汀是谁？史迈利曾握过他潮湿、颤抖的手，但却很快就忘记他的长相，只知道他很年轻。然而，不知为什么，他记得莫斯汀，尽管只记得他大概的类型。莫斯汀是我们的苦恼，他没来由地想。

踱着步的拉康突然停下脚步。

“乔治，你看起来很烦恼。别担心。我们完全没有嫌疑。我们所有人！”

“我并不担心，奥立佛。”

“你看起来像在自责，我看得出来！”

“当情报员去世——”史迈利说，但没把整句话说完，而拉康也没有等他。他又开始走动，像有长路要走的徒步旅人。拉康，斯屈克兰，莫斯汀，在斯屈克兰如雷贯耳的爱尔兰土腔声中，史迈利想着。一个内阁办公室的听差，一个圆场协调人，一个恐惧的男孩。为何不是真正的人物？为何不是瓦拉狄米尔项目官员，无论他是谁？为何不是索尔·恩德比，他们的首脑？

他在莫斯汀这个年纪所读过的一首奥登18的诗，突然在他心里响起：“如果可以，让我们称颂至尊无上之人；虽然我们重视的是平凡之辈。”或其他什么的。

而且，为何是史迈利？他想。最重要的是，为何是我？在这么多人之中，而且就所有相关的人看来，我比老瓦拉狄米尔更了无生气。

“您要茶吗，史迈利先生？还是要烈一点的东西？”莫斯汀透过开着的厨房门廊叫道。史迈利觉得很怀疑，他是天生就这样苍白吗？

“他只要茶，谢谢你，莫斯汀！”拉康猛然转身，突然开口，“受惊之后，喝茶比较安全。加糖，对不对，乔治？糖可以补充流失的能量。会不会很可怕，乔治？那真是遭透了，够你受的。”

不，那并不糟糕，而是事实，史迈利想。他被枪打中，我看见他死了。或许你也该这么去瞧瞧。

拉康显然无法弃史迈利于不顾，因此走到房间的这一头，以聪慧、难以理解的眼光瞧着他。他是个令人感伤的人物，行动迅速却缺乏活力，年轻的容貌残酷地老去，衬衫领子在他脖子的皮肤上磨出一圈不健康的粗糙皮疹。在日出微曦、充满宗教色彩的光线里，他的黑色背心与白色衣领，闪耀着如神父长袍般的光泽。

“我几乎还来不及说声嗨呢，”拉康抱怨道，好像是史迈利的错，“乔治，老朋友。我的天啊！”

“你好，奥立佛。”史迈利说。

拉康仍站在那里，目光朝下瞧着他，他的头侧向一边，像个正观察昆虫的孩童。史迈利在记忆中回放两个小时前拉康那个急迫的电话。

“事出紧急，乔治。你记得瓦拉狄米尔吗？乔治，你醒了吗？你记得老将军吗，乔治？以前住在巴黎的？”

对，我记得将军，他回答说，对，奥立佛，我记得瓦拉狄米尔。

我们需要了解他过去的人，乔治。一个了解他那些龌龊事的人，去指认他，以免有丑闻发生。我们需要你，乔治。现在，乔治，醒醒。

他努力要清醒过来。他将听筒换到听力较佳的一只耳朵上，在对他而言有些过大的床上坐起身来。他的身子横过被妻子抛弃的寂冷空间，因为电话在床的那一侧。

你是说，他被枪击了？史迈利复述一次。

乔治，你为何不听呢？被枪打死了。今天晚上。乔治，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快醒过来，我们需要你！

拉康又开始踱步，一面用力拉扯着他的图章戒指，好像戒指太紧似的。我需要你，史迈利想，望着他来回打转。我爱你，我恨你，我需要你。千金散尽，或情爱耗尽的安恩，说出的这些犹如天启的宣言，依然在他心中。这个句子的重心是主语，他想。不是动词，更不会是受词。那是自我，需要满足。

需要我做什么？他再度想着。安慰他们？给他们赦免？他们做了什么，需要以我的过去弥补他们的未来？

房间的另一头，劳德·斯屈克兰举起一只手，一面行了个法西斯式的敬礼，一面与当局对话。

“是，长官，他现在和我们在一起，长官……我会告诉他，长官……的确，长官……我会转告他这个消息……是的，长官……”

为何苏格兰人对神秘世界如此着迷？史迈利觉得很奇怪，在职业生涯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船舶轮机员、殖民地行政官、间谍……苏格兰的异教历史，驱使他们寻找远方的教堂，他这么想。

“乔治！”斯屈克兰突然大声叫唤史迈利的名字，仿佛下达命令：“索尔长官要向你表达个人最诚挚的问候，乔治！”他转过身，手仍举着，“在较安静的时刻，他会更适切地向你表达感激之意。”又回头打电话，“是的，长官，奥立佛·拉康也和我在一起，而他在内政部的同等官员此刻正和警察局长协商，讨论我们过去对死者的兴趣，并准备对新闻媒体发出D通告19。”

过去的兴趣，史迈利暗自记下。我们过去对他感兴趣，但他脸孔碎裂，口袋里没有香烟。黄色粉笔。史迈利以坦率的眼光打量斯屈克兰：可怕的绿色西装，刷制成麂皮式样的猪皮皮鞋。史迈利看到他身上惟一的改变是一道红褐色髭须，但不像瓦拉狄米尔生前的那种军人胡须。

“是的，长官，‘纯粹只具历史性的陈年旧案’，长官。”斯屈克兰继续对着电话说。是陈年旧案没错，史迈利想。陈年旧案，灰飞烟灭，他加上一句。“这真是了不起的用词。”斯屈克兰说，“奥立佛·拉康提议在D通告的文字中加上这一句。我说的对吧，奥立佛？”

“只关乎历史，”拉康气急败坏地纠正他，“不是具历史性，是关乎历史。这是我们最不需要的！历史！”他大步穿过房间，假装望着窗外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天。

“现在还是恩德比负责，是吗，奥立佛？”史迈利在拉康背后问道。

“对，没错，还是恩德比，你的老对手，而且他可神了。”拉康很不耐烦地回嘴。他把窗帘扯离轨道。“不是你的风格，我承认——但他干吗要有你的风格？他是大西洋岸的人。”他使劲想打开窗扉。“要在这样的政府底下做事，可真不容易，我可以告诉你。”他又用力敲了把手一记。一阵寒风爬上史迈利的膝头。“要花许多脚力。莫斯汀，茶呢？我们好像要永远不停地等。”

一辈子，史迈利想。

在货车吱吱嘎嘎爬上山坡的声音中，他又听见了斯屈克兰的声音，永无止境地与索尔·恩德比对话：“我认为处理媒体的重点是，别把他贬得太低了，长官。模模糊糊最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私人生活的角度也是危险的，就此而言。我们需要的是完全和现在没有关联，任何关联都没有。噢，真的，真的，的确，长官，对——”他平板单调的声音谄媚奉承，但仍充满警觉。

“奥立佛——”史迈利已失去耐性，开口说。

但拉康正在说话，而非聆听：“安恩还好吧？”他站在窗边，前臂伸直在窗台上，含糊地问，“和你的相处，诸如此类，我相信？不会彷徨徘徊吧，她？天哪，我真恨秋天。”

“很好，谢谢你。那么——”他努力回想拉康妻子的名字，却没成功。

“遗弃我了，该死。和她那个讨人厌的骑术教练跑了，畜生！把孩子留给我。女孩就都交给寄宿学校，感谢上帝。”拉康双手撑住窗台，仰望逐渐明亮的天空。“猎户座是不是在那里？像在烟囱顶管间粘了一颗高尔夫球似的。”他问。

又是另一桩死亡事件，史迈利悲伤地想，他的心瞬间留驻在拉康破碎的婚姻上。他记得一位美丽脱俗的女子和好几个女儿，在他们位于阿斯科特20那幢有宽阔房舍的庭园中，骑着小马的景象。

“我很遗憾，奥立佛。”他说。

“你有什么好遗憾的？又不是你老婆。她是我老婆。男人只会为自己的爱感到遗憾。”

“你可以关上窗户吗，拜托！”斯屈克兰一面说，一面还拨着号，“真是冷死了！”

拉康心不甘情不愿地关上窗，又踱回房里。

史迈利再试一次。“奥立佛，到底怎么回事？”他问，“你们为什么需要我？”

“只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认识他。斯屈克兰，你快好了没？他真像机场的广播员，”他露出愚蠢的笑容，对史迈利说，“永远没完没了。”

你可以打断啊，拉康，史迈利想，他注意到拉康在灯光下的双眸，有着疏离的神情。你已经做得太多了，他突然同情地想。我们都是。

神秘的莫斯汀从厨房端出茶来：一个热诚、外表时髦的男孩，穿着花哨的长裤，有一头浓密棕发。看着他放下托盘，史迈利终于在自己的过往记忆中找到他的踪影。安恩以前曾有过一个像他一样的情人，一个出身威尔斯科技学院、预备担任神职的人。她助他走下凡俗，后来却又说只是为了让他不致成为同性恋。

“你在哪个部门，莫斯汀？”史迈利平静地问他。

“后勤组，长官。”他弯下腰，与桌面齐平，放上一壶亚洲货。“事实上是从您的时代就开始了，长官。这是一种执行部门。主要是等待外派海外的见习生。”

“我懂了。”

“我在沙拉特的训练所听过您的课。新生训练的课程。‘干员实务操作’。那是那两年里最棒的一门课。”

“谢谢你。”

但莫斯汀稚嫩的眼光仍热切地凝望着他。

“谢谢你。”史迈利又说了一次，但比之前更困惑。

“牛奶，长官，或柠檬，长官？柠檬是给他的。”莫斯汀自言自语地加上一句，仿佛在推荐柠檬似的。斯屈克兰挂掉电话，拉扯着长裤的腰带，不知道是弄松还是弄紧些。

“没错，好了，我们得稍微调整一下事实，乔治！”拉康突然大声吼叫，仿佛宣扬自己的信仰一般，“有时候有些人根本是无辜的，但情况让他们看起来又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从来就没有黄金时代。只有中庸这条黄金法则。我们必须记住。用粉笔写在我们刮胡子的镜子上。”

用黄色粉笔，史迈利想。

斯屈克兰摇摇摆摆地走过房间：“你，莫斯汀，年轻的奈吉尔。你，先生。”

莫斯汀抬起他棕色的眼睛作为响应。

“无论如何，千万别对媒体承认任何事。”斯屈克兰边警告他边用手背抹着唇上的髭须，好像髭须湿了似的。“听到我说的了吗？这是高层的命令。没有过任何接触，所以你没有必要去填写一般的接触报表或其他任何东西。你没什么要做的，除了闭紧你的嘴。了解吗？你要把你的费用列入普通的零用费支出。对我负责，直接的。没有档案资料。了解吗？”

“我了解。”莫斯汀说。

“还有，别对登记处那些小娼妇掏心掏肺地咬耳朵，否则我一定会知道。听到了吗？给我一些茶。”

听到这段对话时，史迈利心中涌起了一些波涛。不是因为这些对话所隐含的欺骗意味，不是因为石南园中骇人的场景，而只是一桩惊人的事实令他惊骇不已。他觉得胸口一紧，而且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和这个房间，还有出没在这房间里的三个人都抽离开来。接触？莫斯汀与瓦拉狄米尔的接触？老天爷啊，他想，努力弄清楚这疯狂的念头。上帝保护、宠爱、关照我们。莫斯汀是瓦拉狄米尔的项目官员！那个老头子，将军，曾经是我们的荣耀，他们竟把他交给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他心中的惊骇已转化成怒火，不禁又是一阵踉跄，比之前更为猛烈。他觉得自己的双唇颤抖，他觉得自己的喉咙被莫大的屈辱紧紧锁住，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当他转向拉康时，他的眼镜似乎已因心中的怒火而蒙上一层烟雾。

“奥立佛，我在想，你能不能好心地告诉我，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他听见自己第三次提出问题，几乎是喃喃自语。

他伸出手，把伏特加瓶移出桶子。仍然没人招呼，他打开瓶盖，给自己倒了大大的一杯。

即使到了此时，战栗、沉思、目光巡狩的拉康，仍迟迟未语。在拉康的世界，直言不讳的问题是最最糟糕的品位，但直言不讳的回答更等而下之。有那么一会儿，拉康定定地站在房间中央，带着怀疑的眼光瞧着史迈利。一辆汽车摇摇晃晃地开上山坡，带进了窗外真实世界的信息。斯屈克兰喝着他的茶。莫斯汀小心翼翼地坐在钢琴椅上，虽然这里并没有钢琴。但维持着可笑姿势的拉康，仍只能努力搜寻足够简略的字句，来掩饰自己的意图。

“乔治。”他说。骤雨打在窗上，但他毫不在意。“莫斯汀呢？”他问。

才刚坐下的莫斯汀，又飞快地掠过房间，去应付焦急的需求。他们听见奔腾的雨声，宏亮如铜管乐团，整幢建筑的水管都哗啦作响。

拉康举起一手，摸着颈部粗糙的皮疹。他极不情愿地开口：“三年前，乔治——让我们从头说起——在你离开圆场不久之后——你的接班人索尔·恩德比——你杰出的接班人——受到内阁关切的压力——我指的是最近才形成的关切——决定对情报工作进行某些范围广泛的变革。我是在向你说明背景，乔治。”他突然改变话题，解释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的身份，因为过往的年代，因为——”他伸出手指戳着窗户，“因为这一切。”

斯屈克兰解开腰带，躺下打盹，像夜航班机上的头等舱旅客般心满意足。但他那双充满警戒的小眼睛，仍紧紧跟随着拉康的每一个动作。门打开又关上，莫斯汀走了进来，重新在钢琴椅上落座。

“莫斯汀，我希望你关上耳朵，不要听。我要讲的是最重大、最重大的政策。这些范围广泛的变革，其中一项，乔治，就是决定设立一个跨部会的指导委员会。一个混合委员会——”他用手在空中写出字来，“一部分是西敏寺（英国国会）的人，一部分是白厅的人，代表内阁以及白厅的那些家伙。通称为‘贤士’。但地位——乔治——地位介于情报机构与内阁之间。作为一种渠道，扮演过滤器的角色，煞车的角色。”他一手仍前伸，洗牌似的说出这些比喻，“凌驾于圆场之上，执行控制，乔治。为了符合更开放的政府利益，负起监督的责任。你不会喜欢的。我可以当着你的面这样说。”

“我已经离开了。”史迈利说，“我没有资格评断。”

突然之间，拉康脸上出现了不寒而栗的表情，音调低落至几近绝望。

“你应该听他们怎么说，乔治，我们那些新主子们。你应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我们圆场的！我是随便他们差遣的手下，该死，我知道！每天都这样。嘲弄，怀疑，不信任，每次都一样，甚至那些应该比较了解情况的部会官员也是如此。好像我们圆场是超乎他们理解范围的狂浪野兽。好像英国情报单位是完全隶属于保守党的分支机构。完全不是他们的盟友，而是他们社会主义巢穴中不受控制的毒蛇。三十年代又卷土重来。你知道吗，他们甚至重新倡议要以美国模式制定英国信息自由法案。从内阁内部开始。听证会，揭密，都只为了供大众消遣娱乐。你会很吃惊的，乔治。很痛苦。想想看，这种事光在道德上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在媒体上听到这类恶名昭彰的劣行之后，莫斯汀还会加入圆场吗？你会吗，莫斯汀？”

这个问题似乎对莫斯汀打击甚深，因为他那双严肃的眼睛，黯淡的颜色更加深重，显得愈益严肃。他举起拇指与食指，贴在唇上。但未发一语。

“我讲到哪里了，乔治？”拉康问，突然有些失神。

“贤士。”史迈利同情地说。

劳德·斯屈克兰从沙发上丢出评论：“贤士？还我的芬妮姑妈呢！一群油腔滑调的左翼商人。替我们支配我们的生命。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的本行。如果我们没照着做分内的事，就鞭打我们。”

拉康责难地瞪了他一眼，但没出声驳斥。

“贤士较不引起争议的一项职权，乔治——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我们的主子们特别赋予他们的——铭记在附带的征召授权书中——是盘点存货。检查圆场在全球各地的资源，配置在合法的当前目标下。别问我在他们眼中什么叫做合法的当前目标。这是非常具争议性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不应该不忠诚。”他回到正题，“别的不提，就只说六个月的评估期限一到，削减人力的大斧就如期开铡。”他停了下来，盯着史迈利，“你还在听我说吗，乔治？”他的声音有些疑惑。

但是，此时实在难以断定史迈利到底有没有听任何人说话。他沉重的眼睑几乎已闭上，双眼惟一可见的部分，也已被眼镜上的厚重镜片遮蔽。他仍坐得直挺，但却低垂着头，沉重的下巴直抵胸前。

拉康又迟疑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现在，开铡的结果——或盘点存货，如果你比较喜欢这个说法的话——在我们的贤士看来——某些类型的秘密行动，事实上根本是超出权限。被禁止的，对吧？”

平躺在沙发上的斯屈克兰，念咒似的吐出一串拗口字句：“不准策反。不准设陷阱。不准用双面间谍。不准引诱叛逃。不要流亡团体。什么家伙都不要。”

“这是什么？”史迈利仿佛从深沉的睡梦中猛然惊醒问道。但是，这种直截了当的对话非拉康所喜欢，因此他听而不闻。

“不要过度简化，拜托，劳德。让我们探讨事情的根源。概念的思考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贤士们拟定了一套准则，乔治。”他继续对史迈利说，“列举了所有禁止从事的行为，对吧？”但史迈利与其说是正在聆听，毋宁说是正在等待。“所有的范围都包括在内——干员的利用与滥用，我们在英联邦国家的钓鱼权——或不具此权——各形各色。监听，海外监视，嫁祸行动21——这是庞大的任务，勇敢的行动。”拉康手指交缠，双掌朝下，毫不在意地把关节弄出喀啦声响，这让其他人有些不自在。

他继续说：“他们的禁止清单上还有别的——这是赤裸裸的手段，乔治，毫不尊重传统——例如行之多年的双面间谍的运用。执迷，我们的新主子在他们的判决书里这样说。还有策反的老把戏——策动我们敌人的情报人员转投阵营。在你那个年代，是反情报工作的无上乐趣；今天，乔治，贤士们共同的看法——今天，这个做法应该淘汰不用。不符合经济。全盘否决！”

另一辆货车轰隆隆地开下山丘，也或许是上山。他们听见车轮驶过路边石的颠簸声。

“老天！”斯屈克兰喃喃低语。

“或者——例如——我随便再举个例子好了——对流亡团体的过度重视。”

这次，没有货车的轰隆声；只有车迹远去之后，留下的深沉、责难似的寂静。史迈利坐姿未改，只聆听，不评断。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拉康身上，以盲人般的敏锐听觉凝神倾听。

“流亡团体，你会想要知道的。”拉康继续说，“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圆场与他们由来已久的关系——贤士们喜欢称之为依赖，但我觉得这个措词稍嫌强烈——我曾和他们争论，但没有用——在今天，被看成是挑拨、反低荡22、煽风点火。太过昂贵的沉溺行为。凡是干预他们这么做的人，都要付出代价，被驱逐离开。我是说真的，乔治。我们已经落到这种地步，他们的统治权无远弗届。想想看。”

拉康张开手臂，仿佛要阻挡史迈利攻击他胸部似的。他仍站着，俯视着史迈利，但背景里传来斯屈克兰的苏格兰腔，更不留情地述说同样的事实。

“那些团体被丢进垃圾桶了，乔治。”斯屈克兰说，“许多都是。高层下的命令。不准接触，连走近一臂的距离都不行。已故的瓦拉狄米尔那些从容就义的艺术家也包括在内。五楼还有他们的档案，特别装上双重锁，除非有头子手写的同意书，否则没有任何官员可以进入。每周抄录，送交贤士检查。乱世啊，乔治。我可以告诉你实话，乱世啊。”

“乔治，请镇静。”拉康不安地提醒，他捕捉到了其他人所没听见的一句话。

“真是荒谬！”史迈利郑重其事地再说一遍。

他抬起头，目光凝注在拉康身上，仿佛要强调他的反驳有多直率。“瓦拉狄米尔并不昂贵。他也不是沉溺于此。更不能说他不符合经济。你很清楚，他讨厌拿我们的钱。我们必须强迫他拿，否则他就会饿死。至于煽风点火——反调和，无论这些字是什么意思——没错，我们偶尔牵制他一下，就像我们对大部分优秀情报员做的一样，但每次有情况发生，他都像绵羊一样乖乖听从我们的指示。你很迷他，奥立佛。你和我一样清楚他的价值。”

平静的声调无法掩藏史迈利的责难意味。而拉康也没忽视他脸颊上的颜色变化。

突然间，拉康转向在场最弱势的成员。“莫斯汀，我希望你忘掉这一切。听到了吗？斯屈克兰，告诉他。”

斯屈克兰干脆利落地照办：“莫斯汀，今天早上十点三十分整，你必须到家务管理处，签署一份我亲自撰写、见证的信条奉行证明！”

“是的，长官。”莫斯汀怯畏地略一迟疑后说。

此时，拉康才响应史迈利的重点：“乔治，我很敬佩这个人，但不是他的组织。这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人，没错，在许多方面，是个英雄人物，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但与他为伍的那些人并不是，只是一些空想家，落魄的王公贵族。莫斯科中央的那些渗透人员对他们根本没兴趣。从来都没有兴趣。贤士的确指出了重点，你无法否认。”

史迈利拿下眼镜，用领带宽的一端擦拭着。在透过窗帘照进室内的朦胧光线中，他丰满的脸显得湿润，毫无防备。

“瓦拉狄米尔是我们所曾有过的最优秀的情报员之一。”史迈利毫不掩饰地说。

“因为他是你的人，你指的是？”斯屈克兰在史迈利背后嘲讽地说。

“因为他很优秀！”史迈利高声怒斥，四周顿时惊骇沉默，但他瞬即恢复冷静。“瓦拉狄米尔的父亲是爱沙尼亚人，热情的布尔什维克信徒，奥立佛。他的忠诚，换来的斯大林的回报，却是在整肃中被谋杀。瓦拉狄米尔出生时名叫沃尔德玛，后来出于对莫斯科和革命的效忠，才改成瓦拉狄米尔。虽然他们对他父亲痛下毒手，他仍然想要相信他们。他加入红军，在上帝的眷顾下躲过整肃。战争让他获得晋升，他像狮子一样奋战，战争结束后，他等待着自己梦想已久的伟大解放，让自己的同胞重获自由。但这个梦想始终没有降临。相反的，他亲眼看到家乡被自己服务的政府无情蹂躏。数以万计的爱沙尼亚同胞被送进集中营，其中还包括他自己的亲戚。”拉康张开嘴，想打断他的话，但又明智地闭上。“走运的人逃到瑞典和德国。我们说的是一百万个质朴、勤奋的人民，被摧残殆尽。一晚，陷入绝望的他为我们提供服务。我们，英国。在莫斯科。往后三年，他一直在首都的核心为我们从事情报工作。为我们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每一天。”

“而且，不必说，当然是我们这位乔治负责他。”斯屈克兰咆哮道，他仍认为这个不争的事实已让史迈利失去抗辩的资格。但史迈利不会因此而停步。年轻的莫斯汀站着，听得入迷。

“我们甚至还颁奖章给他，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奥立佛。不能戴，也不能持有，当然。但在某个地方，记载在某张羊皮纸上，他偶尔可以获准去看一眼，而且上面的签名，非常像元首。”

“乔治，这都是历史，”拉康无力地反驳，“不是现在。”

“漫长的三年里，瓦拉狄米尔是我们最好的情报来源，让我们了解苏联的能力和意图——在冷战的高峰期。他非常接近他们的情报圈，也可以接触到他们的报告。然后，有一天，他趁着到巴黎出差，掌握机会，投奔自由。感谢上帝，还好他这么做了，否则他会在更早以前就死在枪口下。”

拉康突然有些失神。“你说什么？”他问，“什么更早以前？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后来圆场被莫斯科中央情报员掌控住了。”史迈利极有耐心地说，“真是幸运，瓦拉狄米尔为我们工作的那段时间，比尔·海顿正好派驻国外。要是再过三个月，比尔就会把他整得很惨。”

拉康无言以对，所以斯屈克兰替他回答。

“比尔·海顿这样，比尔·海顿那样，”他嘲讽说，“就因为你和他有其他的纠葛——”他正要继续往下说，但考虑之后却改变心意。“海顿已经死了，该死！”他沉着脸下说，“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瓦拉狄米尔也一样。”史迈利平静地说，他开口之前，再次略显迟疑。

“乔治，”拉康严肃地说，仿佛太晚找到祈祷书中的页数，“我们是务实主义者，乔治。我们适应了。我们不是什么圣火的传递者。我请求你，我命令你，记住这一点！”

平静但坚决的史迈利，还没讲述完瓦拉狄米尔的生平事迹，而且他也感觉到，这是他惟一想做的事。

“而当他出来之后，很好，他就成了贬值的资产，像所有的前情报员一样。”他继续说。

“就是这样。”斯屈克兰轻声说。

“他留在巴黎，全心全意地推动波罗的海独立运动。没错，这是注定要失败的运动。今天的情形就是这样，英国拒绝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小国的合法性——但也不太在乎。爱沙尼亚，你可能不知道，奥立佛，在女皇大道上还保有非常体面的公使馆和总领事馆。很显然，这些注定要失败的运动一旦完全失败，我们也不再给予支持。但事前可就不同了。”他深呼一口气，“好啦，他在巴黎成立了波罗的海组织，这个组织开始走下坡路，就像所有的流亡团体与注定失败的运动一样——让我继续，奥立佛，我不常这么啰嗦。”

“我亲爱的伙伴，”拉康脸红地说，“随你高兴。”制止了斯屈克兰的再次咆哮。

“他的组织分裂，有一些纷争。瓦拉狄米尔很性急，想把所有的党派都纳入旗下。每一个党派都有各自的盘算，并不同意。后来发生了一场斗殴，有些人打破了头，因此法国当局将他们驱逐出境。我们把他和他的几个军官安置到伦敦。晚年的瓦拉狄米尔又归正回祖先的基督教信仰，从马克思主义的救世主改信耶稣基督。我们应该也鼓励这么做，我相信。或者，这已经不再是政策了。现在，他被谋杀了。因为我们要讨论背景，所以这就是瓦拉狄米尔。那么，我又为什么在这里？”

门铃恰在此时响起，精准无比。拉康脸色仍泛着红晕，史迈利呼吸沉重，再次擦拭着眼镜。莫斯汀毕恭毕敬地当起跑腿，打开门，领进一个骑摩托车来的信差，高个子的信差戴着手套，拎着一串钥匙。莫斯汀毕恭毕敬地将钥匙交给斯屈克兰，斯屈克兰签收了之后，登载到工作日志里。信差对着史迈利凝视良久，然后离开，让史迈利觉得有些罪恶感，因为即使在这一身行头下，自己也应该能认出他来。但史迈利有更迫切的事要担心。斯屈克兰毫无恭敬之意地将钥匙放进拉康张开的手掌里。

“好吧，莫斯汀，告诉他吧！”拉康突然高声说，“你自己来告诉他吧！”

5

莫斯汀沉静异常地坐着。他静静地说。为了听他说，拉康退到角落，双手交聚在鼻下。斯屈克兰则坐得直挺，似乎——和莫斯汀自己一样——在提防男孩犯下言词错误。

“今天午餐时间，瓦拉狄米尔打电话给圆场长官。”莫斯汀开始述说，但他所指的“长官”究竟是谁，则不甚清楚。“我正好是后勤组的值班官，所以接了电话。”

斯屈克兰很不悦地匆促纠正他：“你说的应该是昨天。要精确，知道吗？”

“对不起，长官。昨天。”莫斯汀说。

“很好，要正确。”斯屈克兰警告说。

身为后勤组值班官，莫斯汀解释说，必须在午餐时间留守，并且在下班时间检查桌面与垃圾箱。后勤组的人员太过资浅，不能值夜班，因此值班只有午餐时间与傍晚。

而瓦拉狄米尔，他复述说，在午餐时间透过生命线取得联络。

“生命线？”史迈利非常迷惑地说，“我想我不了解你的意思。”

“生命线是我们与已故情报员联系的一套系统。”莫斯汀说，他随即把手指放在太阳穴上，嗫嚅说，“我的天哪，”他接着说，“我指的是已不再从事任务，但仍列在福利名册中的情报员，长官。”莫斯汀怏怏不乐地说。

“所以他打了电话，是你接的。”史迈利和善地说，“那是几点钟？”

“一点十五分，长官。后勤组有些像舰队街（伦敦报业街）的编辑部，你知道。有十二张桌子，组长的那张在房间的尽头，有一道玻璃隔屏和我们隔开。生命线放在一个上了锁的箱子里，通常由组长保管钥匙。但在午餐时间，他会交给值班的家伙。我开了锁，听到一个外国人的声音说：‘你好’。”

“继续说吧，莫斯汀。”斯屈克兰咆哮说。

“我回了一句‘你好’，史迈利先生，我们都是这么做的。我们不给号码。他说：‘这是葛利戈里找麦斯。我有非常紧急的事要找他。请马上帮我接麦斯。’我问他是从哪里打来的，这是例行程序，但他只说他已改变甚多。我们没有追踪来电的训令，而且，那毕竟太花时间了。生命线旁边有一部电动卡片选择器，收录所有的工作人员化名。我请他稍候一下，输进‘葛利戈里’。这是我们问过他们从哪里打电话来之后，下一个动作。选择器上出现资料：‘葛利戈里等于瓦拉狄米尔，前情报员，前苏联将军，前里加集团领导人。’接着是档案参考。我输入‘麦斯’，就找到你了，长官。”史迈利微微点头。“‘麦斯等于史迈利’。接着我输入‘里加集团’，才知道你是他们的最后一位主教，长官。”

“他们的主教？”拉康仿佛发现了异端言论，“史迈利是他们的主教，莫斯汀？这到底是——”

“我以为你已经听过事发经过了，奥立佛。”史迈利打断他的话说。

“只听了要点。”拉康反驳说，“面临危机时，我们只需要掌握要点。”

斯屈克兰眼光盯住莫斯汀，以沉重的苏格兰腔对拉康提出解释：“像集团这样的组织，在传统上都有两个项目官员。一个是邮差，替他们处理些琐碎纷争。而主教则超脱于争斗之上，等于是他们的教父。”他说，一面敷衍似的对史迈利点点头。

“依据卡片上的登记，谁是他的最后一位邮差，莫斯汀？”史迈利问，完全无视斯屈克兰的举措。

“伊斯特哈斯，长官。化名是赫克特。”

“而他没要求找他？”史迈利直接问莫斯汀，再次跳过斯屈克兰。

“什么，长官？”

“瓦拉狄米尔没要求找赫克特？他的邮差？他要求找我。麦斯。只有麦斯。你确定吗？”

“他只要求找你，没找其他人，长官。”莫斯汀认真地说。

“你做了记录吗？”

“生命线会自动录音，长官。同时也联结一个闹钟，因此我们也可以得知正确的时间。”

“你真该死，莫斯汀，这是机密。”斯屈克兰猛然怒骂，“史迈利先生以前或许是极为重要的成员，但他现在已经不在位了。”

“那么，你接下来怎么做，莫斯汀？”史迈利问。

“标准作业指令给我的权限很少，长官。”莫斯汀答道，就像史迈利一样，他故意对斯屈克兰视而不见。“‘史迈利’和‘伊斯特哈斯’都列在延缓名单上，意思就是说，必须通过五楼才能联络他们。我的组长出去吃饭，一直要到两点十五分才回来。”他轻轻耸肩，“我进退两难。我告诉他，两点半再打来。”

史迈利转头对着斯屈克兰：“我记得你刚才说，所有流亡团体的档案都交付特别保管？”

“正确。”

“选择器的卡片上不是应该特别注明这一点吗？”

“是应该注明，但却没有。”斯屈克兰说。

“问题就在这里，长官。”莫斯汀颇表赞同地对史迈利说，“在这个阶段，我们无从得知瓦拉狄米尔，或他的集团已列入机密。从卡片看来，他就像其他领退休金的情报员，想筹措资金。我以为他想要一些钱，或同伴，或什么的。我们碰到许多这样的情况。把他留给组长，我这样想。”

“别提名字，莫斯汀，”斯屈克兰说，“记住。”

此时，史迈利突然想到，莫斯汀的谨慎自抑——在他陈述时，一直有着某种危险秘密的不快气息，挥之不去——或许与保护某位不小心的上司有关。但莫斯汀的下一句话，解答了他的疑惑。他在言词中暗示，错在他的主管。

“问题是，我的组长去吃午饭，一直到三点十五分才回来。所以，两点三十分，瓦拉狄米尔又打电话来时，我必须再次挂掉他的电话。他很生气。”莫斯汀说，“我的意思是，瓦拉狄米尔很生气。我问他，其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他说：‘找麦斯来。只要给我找麦斯来。告诉麦斯，我和某些特定的朋友有接触，同时也通过邻居的朋友。’卡片上登记了许多他所用的密语，我看见‘邻居’代表苏联情报局。”

史迈利脸上浮现中国人般的平静神态，先前的激动情绪已消逝无踪。

“你在三点十五分，把这一切都向你的组长报告？”

“是的，长官。”

“你播录音带给他听吗？”

“他没有时间听。”莫斯汀无情地说，“他要离开去度周末。”

莫斯汀倔强不屈地一语带过，让斯屈克兰觉得自己有义务加以补充。

“是啊，好了，那并没有问题，但如果我们要找一个替罪羔羊，乔治，莫斯汀的组长就大出洋相了，毫无疑问的。”斯屈克兰轻快地说，“他没有送出瓦拉狄米尔的报告——当然，这已经不会有下一次了。他没有熟记处理流亡团体的标准作业程序。而且，他显然抵挡不了周末狂欢的诱惑，没有按照规定交待行踪。周一早上，得靠上帝帮他了，我敢说。噢，没错。来吧，莫斯汀，我们等着呢，孩子。”

莫斯汀顺从地接续故事：“三点四十三分，瓦拉狄米尔打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电话，长官。”他说，声调比之前更为缓慢。他应该在三点四十五分打来，但他迫不及待地提前了两分钟。当时，莫斯汀已经向组长作过概略的报告，他把经过说给史迈利听：“他说这是无聊的工作。如果有的话，我应该去找出那个老头子到底想要什么，如果别的办法都行不通，就和他订个约会，让他冷静下来。我应该给他一杯酒，让他坐下来，拍拍他的背，除了带回他的口信之外，什么都别答应。”

“那么‘邻居’呢？”史迈利问，“你的组长不觉得这很重要吗？”

“他宁可认为那只是情报员的惺惺作戏。”

“我知道了，没错，我看得出他这么想。”但他的眼睛，却很矛盾地完全闭上了一会儿，“那么，你与瓦拉狄米尔的第三次对话，讲了些什么？”

“瓦拉狄米尔说，如果不能立即见面，就一切免谈。我依照作业准则，想提供他一些其他的选择——‘写信来——你想要的是钱吗？当然可以等到礼拜一。’但他在电话里对我大声叫嚣。‘不见面就免谈。今晚，否则免谈。莫斯科规则。我坚持莫斯科规则。把这个告诉麦斯——’”

莫斯汀突然住口，抬起头，一眨也不眨的眼睛迎向斯屈克兰充满敌意的目光。

“把什么告诉麦斯？”史迈利问，目光在他们身上流转。

“我们讲的是法文，长官。卡片上说法文是他喜欢用的第二种语言，而且我的俄文程度只得了个B。”

“毫不相干！”斯屈克兰怒斥。

“把什么告诉麦斯？”史迈利坚持地问。

莫斯汀的眼睛搜寻着离脚一两码处的地板污渍。“他说的是：‘告诉麦斯，我坚持这是莫斯科规则。’”

这段时间里，异于寻常、一直沉默不语的拉康，此刻出声附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乔治。圆场并不是提出请求的一方。他才是。这个前任情报员，是他强逼蛮索，是他造成所有的后果。如果他肯接受我们的建议，写出他的情报，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自己守口如瓶。乔治，我请你一定要认清这一点。”

斯屈克兰给自己重新点了一根烟。

“反正，在要命的汉普斯特德，又有谁会听过什么莫斯科规则？”斯屈克兰问，火柴在他手里摇晃着。

“汉普斯特德倒真是要了命。”史迈利平静地说。

“莫斯汀，快把故事说完。”拉康面红耳赤地命令道。

他们定了一个时间，莫斯汀面无表情地继续述说，他盯着左手掌，仿佛想看自己手相上的运势：“十点二十分，长官。”

他们同意遵照莫斯科规则，他说，以及一般的接触程序。莫斯汀在当天下午已预先查阅过后勤组的接触索引。

“接触程序到底是什么？”史迈利问。

“老套的会晤，长官。”莫斯汀回答说，“重复沙拉特训练课程的那一套，长官。”

史迈利突然觉得，莫斯汀尊敬万分的亲密感，排山倒海而来。他不希望自己成为这孩子的英雄，也不希望自己在乎他的声音，他的凝望，他的那声“长官”。他还没准备好要接受这陌生男孩令人窒息的崇拜。

“汉普斯特德石南园有一座锡架凉亭，离东海斯街约步行十分钟的距离，可以俯视林阴大道南侧的竞赛场，长官。安全记号是一根新的图钉，插在你进园之后左侧的第一棵树。”

“相对记号呢？”史迈利问。

但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一截黄色粉笔。”莫斯汀说，“我知道从很久以来，这类集团就用黄色当注册商标。”他用了收场的声调。“我放上图钉，回到这里等候。他没出现，我就想：‘好吧，如果他真的守密到极点，我只好再上去一趟，查看他的相对记号，然后我就会知道他是不是在附近，接着可以尝试提出撤退计划。’”

“那是什么？”

“十一点四十分，会有一辆车在靠近瑞士农庄的隐秘处接人，长官。我正打算出去看看，斯屈克兰先生就已打完电话，命令我好好坐在这里，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史迈利以为他已讲完，但事实并非如此。莫斯汀似乎遗忘了其他人的存在，摇着他长相英俊的头。“我从没见过他。”他惊讶地说，“他是我的第一位情报员，我却没见到他。我不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他说，“我的第一位情报员，而他死了。真是难以相信。我觉得自己真像约拿23。”讲完话之后，他的头仍不住摇着。

拉康神采奕奕地加以补充：“对，没错，苏格兰场最近已有计算机，乔治。石南园的巡逻员发现尸体，封锁那个区域，而当名字输进计算机时，有个灯亮了，或有些数字的什么东西显示了，总之，他们立刻知道他在我们的观察名单上。然后他们就像发条一样按部就班运作。局长打电话给内政部，内政部打电话给圆场——”

“然后你打电话给我。”史迈利说，“为什么，奥立佛？谁建议你把我拖下水的？”

“乔治，这有关系吗？”

“恩德比？”

“如果你坚持的话，是的，是索尔·恩德比。乔治，听我说。”

终于，拉康上场了。他们面对重大的问题，无论问题的本质如何，即使尚未真正定义好，至少也已划定界线了。莫斯汀已被遗忘。拉康很有自信地面对坐着的史迈利，表现出老朋友的姿态。

“乔治，以目前的态势而言，我可以在贤士们面前说：‘我已经调查过，圆场和这件事无关。’我可以这样说：‘圆场没给这些人或他们的领导人任何鼓励。一整年来，他们没付钱给他，也没给他任何福利！’这绝对是实情。他们没拥有他的公寓、他的车，他们没帮他付租金，教育他的私生子，送花给他的女人，也没与他或他的同类有任何其他的旧牵绊——可悲的旧关系。他的惟一关联属于过去。他的项目官员已永远离开岗位了——你自己与伊斯特哈斯，都是老人，都已除名了。我可以郑重发誓。对贤士们，如果需要，也可以对部长本人这样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史迈利故作迟钝地说，“瓦拉狄米尔曾经是我们的情报员。他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东西。”

“我们的前情报员，乔治。我们又怎么知道他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我们没有给他任何指示。他提到紧急事故，甚至苏联情报部——许多前情报员需要补助时都会这样说！”

“瓦拉狄米尔不会。”史迈利说。

但是，诡辩是拉康的天性。他生而善辩，他可以在这个领域里翱翔自在，悠游自如，白厅没人胜得过他。

“乔治，我们的前情报员，深夜走在伦敦日益危险的公共区域，招致危险，我们无法对他们每一个人负责呀。”他请求似的张开手，“乔治，想想后果吧。作个选择，你来选。一方面，瓦拉狄米尔要求和你聊聊。退休的伙伴——聊聊往事——有何不可？而且，为了筹措资金，就像我们任何人一样，他假装要提供给你一些东西。一些贵重的情报。有何不可？他们都是这样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长会支持我们的。没有人会被点名，没有人会暴跳如雷，内阁也不会歇斯底里。他会帮我们把这个案子给淹了。当然不是要文过饰非。但他会运用他的判断力。如果正好碰上他心情不错，他或许还会决定这个案子根本不需要烦劳贤士。”

“阿门。”斯屈克兰回道。

“至于另一方面，”拉康使足说服力，挥军进击，“如果事情没那么轻易解决，乔治，部长会想，我们有一些未获授权的行动宣告失败，而为了湮灭行迹，必须将他的优秀官员拖下水——”他又开始踱步，绕过想像中的泥淖。“那么就会是一桩丑闻，乔治，而圆场难辞其咎——你过去服务的单位，现在仍深爱的单位，我确信——直到现在还与恶名昭彰的复国流亡团体牵扯不清，那些反复无常、口舌生非、暴力反和平的团体，不折不扣的无政府主义偏执狂，纯粹是冷战高峰时期的残留物，而这正是主子们要我们敬而远之的一切东西。”他又走到角落里，略微偏离灯光照亮的范围。“而且有一桩死亡事件，乔治，一个有意图掩饰的行为——他们毫无疑问地会这样说——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肆渲染，那么，这就会是一件难以承受的丑闻。我们的单位还是个虚弱的孩子，乔治，一个生着病的孩子，而且现在交在这些异常娇弱的新人手里。在这个重生的阶段，极可能因普通感冒就致命。如果真的到了这种地步，你们这一代人逃不过谴责。你有责任，就像所有人一样。忠诚不渝。”

对什么事情的责任？史迈利不禁怀疑，心中有着旁观者似的态度。对什么人的忠诚？“没有背叛，就没有忠诚。”年轻时，每当他鼓起勇气抗议安恩的出轨时，安恩总是这样说。

顷刻之间，没有人说话。

“凶器呢？”最后，史迈利以测试某种理论的口气问道，“你们的看法如何，奥立佛？”

“什么凶器？那里没有凶器。他被射杀。下手的很可能是他自己的伙伴，因为他知道他们的阴谋。更别提他对其他人妻子的垂涎。”

“没错，他被射杀。”史迈利同意道，“正面射击。在非常接近的距离。用的是软头子弹。在他身上草草搜索。拿走了他的皮夹。这是警方的调查判断。但我们的分析可能完全不同，对不对，劳德？”

“门都没有。”斯屈克兰说，透过香烟云雾对他怒目相视。

“我倒是有。”

“那么，说来听听，乔治。”拉康潇洒地说。

“用来杀瓦拉狄米尔的凶器是标准的莫斯科中央暗杀工具。”史迈利说，“隐藏在照相机、手提箱，或其他东西里。软头子弹是以水平射程射出。用来除掉、惩罚或阻止其他人。如果我记得没错，在沙拉特，酒吧隔壁的黑色博物馆里就展示了一个。”

“现在还在，很恐怖。”莫斯汀说。

斯屈克兰狠狠地瞪了莫斯汀一眼。

“但是，乔治！”拉康叫道。

史迈利等着，他知道在这种情绪之下，拉康可以对着大笨钟（英国国会大厦上的共鸣钟）指天誓地。

“这些人——这些移民——这个可怜的家伙也是其中之一——他们难道不是从苏联来的吗？他们有一半不都与莫斯科中央有接触——无论我们知道或不知道？像这样的武器——当然我并不是说你是对的——像这样的武器，在他们的世界里，就像起子一样普遍。”

反对愚行，诸神奋战，徒劳无功，史迈利想，但席勒24却遗忘了官僚。拉康正对着斯屈克兰说：“劳德，媒体的D通告问题还没解决。”这是命令，“也许你该再盯他们一下，看到底进展如何。”

斯屈克兰着袜没穿鞋，顺从地走到房间的另一端，拨了一个号码。

“莫斯汀，也许你该把这些东西弄进厨房。我们可不希望留下一些不必要的痕迹，对不对？”

莫斯汀也退下之后，只剩史迈利与拉康独处。

“这是个是非题，乔治。”拉康说，“我们还有清理的工作要做。我们要给上门的零售商一个交代，我知道什么？邮件，牛奶，朋友。这类人所拥有的东西。没人像你这么了解这个过程。没有人。警方已经给你一个很好的开端。他们不会故意拖延，但会仔细查阅特定的程序准则，照章行事。”拉康焦急地跳到史迈利椅边，笨拙地在扶手上坐下。“乔治，你是他们的主教。好吧，我是在请求你去找出解答。他要的是你，乔治，不是我们，是你。”

斯屈克兰从电话的位置打断拉康的话：“他们需要有人签发D通告，奥立佛。他们要你签字，如果对你来说没差别的话。”

“为什么不是头儿签字？”拉康留神地追问。

“可能是觉得你的签名比较不引人注目吧，我想。”

“叫他等一下。”拉康边说边以风车的姿势，将拳头伸进口袋，“我可以给你钥匙，乔治？”他把钥匙拿在史迈利面前摇晃。“条件交换，好吗？”钥匙仍在晃动，史迈利盯着钥匙，或许问了：“什么条件？”也或许只是盯着。他根本没有交谈的心情。他的心思停驻在莫斯汀身上，在没吸到的香烟，在有关“邻居”的电话，在不知长相的情报员，在睡眠上。拉康正一一细数，在每一句话前面都加上一个大条件。“第一，你是一个平民百姓，瓦拉狄米尔的遗嘱执行人，不是我们的人。第二，你属于过去，不属于现在，依据这个原则行事。神智健全的过去。你会平息风波，而不是兴风作浪。你会压抑自己对他的专业兴趣，很自然地，为了我们的缘故。在这些条件之下，我可以给你钥匙，要？不要？”

莫斯汀站在厨房的门口，对着拉康说话，但他热切的眼光却一直注视着史迈利。

“到底是什么，莫斯汀？”拉康追问，“快点！”

“我刚刚才想起来，瓦拉狄米尔卡片上的注记，长官。他有个太太在塔林。我在想，是不是应该通知她。我只是想，我最好提一下。”

“卡片的资料已不正确。”史迈利迎向莫斯汀的眼光说，“他叛逃时，妻子和他住在莫斯科，后来被逮捕，送进劳改营。她死在劳改营里。”

“史迈利先生必须做他认为这种情况下适合的事。”拉康很快地说，深恐有新问题发生，把钥匙塞进史迈利的手掌心。突然之间，所有的事物都开始运转。史迈利站起身来，拉康已走向房间另一端，斯屈克兰把电话递给他。莫斯汀溜进阴暗的廊道，从衣架上取下史迈利的风衣。

“瓦拉狄米尔在电话上还跟你说了什么，莫斯汀？”史迈利平心静气地问，一面把手套进袖子里。

“他说：‘告诉麦斯，这是有关睡魔25的事。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那么，或许他就会见我。’他说了两遍。这段话在录音带上，但斯屈克兰洗掉了。”

“你懂瓦拉狄米尔的意思吗？小声一点。”

“不懂，长官。”

“卡片上没有？”

“没有，长官。”

“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史迈利问，很快地朝斯屈克兰和拉康的方向轻点了个头。

“我想斯屈克兰可能知道，我不确定。”

“瓦拉狄米尔真的没找伊斯特哈斯？”

“没有，长官。”

拉康讲完电话。斯屈克兰接过话筒，继续打电话。看见史迈利站在门边，拉康快步走过来。

“乔治！干得好！再会吧！听着，我要另外再找时间和你谈谈婚姻。开诚布公地讨论。我指望你告诉我婚姻的艺术，乔治！”

“好啊，我们要再聚聚。”史迈利说。

低头往下看，他看见拉康握着他的手。

这场会面犹有后文，怪异的发展打乱了原先的阴谋布局。标准的圆场作业人员都被要求在安全公寓中装设隐藏式麦克风。情报员在很不可思议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要求，尽管他们并未被告知，尽管他们的项目官员一直都在做笔记。为了与瓦拉狄米尔会晤，莫斯汀很尽责地打开系统，等候老人来到，但在后续的一片兵荒马乱之中，没有人想到要关掉麦克风。录音带依例行程序送到缮写部门，忠实地抄缮数份，送交圆场的多位阅读者手中。那位倒霉的后勤部部长拿到一份，秘书处拿到一份，人事、执行与财政处的处长也都各拿到一份。一直到有一份抄本放进了劳德·斯屈克兰的收文夹里，整件事才爆发开来，而这些无辜的收文者，也受尽胁迫之能事，誓言守密。录音带非常完美，录下了拉康永不停歇的脚步声，伴着斯屈克兰的轻声吟唱，有些还颇猥亵。只有莫斯汀在门廊慌慌张张的告白，逃过录音。

至于莫斯汀本人，在这个事件中并未继续扮演任何角色。几个月后，他自动辞职，那些日子以来的人员耗损率，着实令每个人都极为担忧。

6

史迈利缓缓步出安全公寓，走进汉普斯特德早晨的清新空气中，迎接他的朦胧光线，此刻也正迎接着欧斯特拉柯娃，只是巴黎的秋色更深一重，仅有几片树叶旧抹布似的仍挂在筱悬木上。与史迈利一样，她一夜未得安稳。天未亮就起床，仔细着衣。这个早晨看来更冷了，她考虑着是否该拿出冬靴，因为仓库里湿气极重，让她的腿很吃不消。她犹豫不决，从柜子里找出靴子，擦拭干净，甚至还上了鞋油，但仍然无法决定是否要穿上。每次她有大问题要奋力解决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而对小问题则束手无策。她很清楚所有的症兆，她可以感觉到诸事将临，但她无能为力。她会遗忘自己的钱包；在仓库里记账不断出错；把自己锁在公寓外，只好找来皮埃尔太太，那个像荨麻地上的羊一般挑三拣四、鼻音浓厚的老笨蛋管理员。每回陷入这种情绪时，她就很容易搭错公车，然后怒气冲冲地在陌生的区域下车，尽管她搭相同的路线已十五年了。最后，她终于套上靴子——喃喃自语“老笨蛋，真是！”之类的话——然后，拎起她前一夜已准备好的沉重购物袋，走上每日相同的路径，经过三家每日必经的商店，却没走进任何一家，因为她正忙着想弄清楚，自己的脑袋是否出了问题。

我疯了。我没疯。有人想要杀我，有人想要保护我。我很安全。我面临生死存亡。就这样周而复始。

自从接待过那位听她告白忧虑的小个子爱沙尼亚人之后，四个礼拜以来，欧斯特拉柯娃察觉到自己身上产生了许多变化，而对那些她毫不感激的人，她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她是否爱上他其实无关紧要。他的出现正逢其时，而且他立即感染到她一触即发的反抗意识。他重新点燃她的希望，他身上的野猫气息让她回想起葛利克曼和其他男人；她从来就不曾特别克制欲望。而且，最重要的是，她认为，魔术师是擅长察言观色的人，也了解女人，他走进我的生命，带着那个折磨我、统治我的人的照片，显然是要为我除害——那么，如果我没当场爱上他，岂不是个低俗、孤独的老笨蛋！

但是，他的严肃认真比他的魔法更令她印象深刻。“千万别招摇。”他异常尖锐地告诉她，因为她在写给将军的信中说，有时为了娱乐或变化起见，她会让自己小小地偏离常轨。这样，你自己会松懈下来。别误以为危险已过去了。”

她答应要自我改进。

“危险是绝对的，”他离开前告诉她说，“不会因为你而变得更糟，或变得更好。”

虽然以前也有人对她谈到危险，但魔术师一提及，她就相信了。

“我女儿的危险？”她问，“亚莉珊卓的危险？”

“你女儿和此事无关。你可能也确信，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么，是谁的危险？”

“我们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的危险。”他回答说，当时她正高兴地与他在门廊拥抱，“特别是你的危险。”

而现在，这三天以来——或者是两天？也许是十天？——欧斯特拉柯娃可以发誓，她看见危险群聚身边，就像幽冥军队集结在她临终卧榻一样。危险是绝对的，不会因她而恶化或好转。这个星期六的早晨，当冬靴在她脚上闪闪发亮，沉重的购物袋在她身边摆动时，她又看见了迫近的危险：相同的两个男子，跟随着她，即使在周末也不例外。健壮的两个男子。比那个姜色头发的陌生男子更健壮。是那种坐镇总部，聆听审讯的男子。而且，从不说一句话。其中一个走在她背后五米处，另一个则在对街和她并行前进，此时正走到蜡烛制造商流氓默西的门口，他门廊上挂着的红绿相间的雨篷非常低，连欧斯特拉柯娃这样身材不高的人都很容易撞到。

第一次认真注意到他们时，她判断他们是将军的人。那是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五？瓦拉狄米尔将军为我派出他的保镖，她颇陶醉地想。为了这个危险的早晨，她想要设计出友善的姿态来表达她的感谢：在没有其他人看见时，她给他们一个同谋的微笑；她会准备肉汤，端给他们，让他们打发在门廊站哨的时间。两个彪形大汉，她这样想，就只为了一位老妇人！欧斯特拉柯娃是对的，将军毕竟是个男人！第二天，她认为他们已经不在了，而且她也认为，自己之所以渴望见到这些人，无非是渴望再次与魔术师重聚：我期盼与他有所联系，她想，正如我还没动手清洗他用来喝伏特加的酒杯，也还没拍松对我谈及危险时他坐过的那个椅垫。

但是，第三天，或是第五天？——对于这两个她原以为是保护者的人，她有了不同也更严酷的看法。她不再扮演小女孩的角色。无论那到底是哪一天，那天，她提早离开公寓，到仓库查验一批托售货品，她仿佛走出了逃避现实的迷离幻境，踏上莫斯科的街道，正如与葛利克曼共度的那些年她常做的一样。天光未明，铺着鹅卵石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一辆黑色汽车停在离她公寓门廊二十米处。这辆车很可能才刚抵达。事后，她有个印象，好像看见车停下来，可能是送放哨的人来到岗位。就在她走出门的时候，急急停下车，并且关掉车灯。她毅然走上人行道。“对你的危险。”她仍然记得，“对我们所有知情者的危险。”

那辆车跟着她。

他们以为我是个妓女，她徒然想着，那种做早市的老妓女。

突然之间，她想要进到教堂里去。任何一间教堂。最近的一间苏联东正教教堂在二十分钟的路程外，那间教堂非常小，在里面祈祷就像参加降灵会，与神圣家族亲密接触，蒙受宽恕。但二十分钟似乎就是一辈子的时间。一直以来，她对非东正教教会敬而远之，奉若规范，因为那是对祖国的背叛。然而，这个早晨，有辆车紧随背后，她暂时搁下自己的偏见，急忙逃入她所经过的第一座教堂。这座教堂不仅是天主教教堂，而且还是现代的天主教堂。因此，她听了两遍全本弥撒，由一位满口大蒜臭味的劳动阶级神职人员以不纯熟的法文念出。但当她走出教堂时，那些人已不见踪影，这才是最重要的——尽管在抵达仓库之后，她必须允诺多工作两个小时，以弥补因迟到所带给大家的不方便。

接下来的三天，平安无事，或者是五天？欧斯特拉柯娃已变得无法积蓄时间，一如无法储存金钱。三天或五天，他们离开了，他们已不复存在了。这都是因为她的“招摇”，就如魔术师所说，都是因为她想得太多，看了太多人，也想像出太多意外的愚蠢习惯。直到今天，他们又回来了。只是，今天比以前更糟上五万倍，因为今天的街道就像世界末日或盘古开天时一样空无一人，走在她背后五米处的男子趋近前来，而走在默西那座危险雨篷下的另一名男子，正穿过街，与那人会合。

接下来发生的事，在欧斯特拉柯娃的描述或想像中，犹如雷电闪光般迅即发生。前一分钟，你还好好地走在人行道上，下一分钟，一阵闪光骤现，号角哀鸣，你已飘到手术台上，身旁环绕着戴不同颜色面罩的外科医生。或者，你已到了天堂，在全能造物者面前，低喃着为自己并不真正感到后悔的小过错找借口；而他——如果你真正了解他的话——其实也并不感到遗憾。或者，最糟的情况是，你苏醒过来，带着伤痕，走回自己的公寓，你那位乏味的姐姐华伦蒂娜，极不情愿地抛下一切，一路从里昂赶来，在你床边唠叨不休。

但这些期待都未实现。

事发经过犹如水上芭蕾般缓慢。从背后赶上她的那名男子，从右边，或者应该说是靠内的位置，拉住她。从默西店门口跨过街来的那个人，从左侧，不走人行道，而是走在排水沟上。他大步跨进，突然将昨天的雨水溅到她身上。欧斯特拉柯娃一向有着窥视别人眼睛的要命习惯，此时，她盯着这两个她不愿见到的同伴，看到了她早已认出也打心底了解的脸孔。是他们搜捕欧斯特拉柯夫，是他们谋杀葛利克曼，在她自己看来，世世代代以来，就是他们谋杀了整个苏联民族，无论他们是以沙皇、上帝或列宁的名义。把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她看见了跟踪她到教堂的那辆黑色汽车，驶过空荡荡的街道，朝她接近。她依计行事，这是她彻夜未眠，躺在床上筹划出来的做法。她在购物袋里放了一片陈旧的扁平铁片，那是欧斯特拉柯夫捡回来的废铁。当时，这个垂死的可怜老人，一心以为自己可以做出一些特别的法郎，好从事古董买卖。她的购物袋是皮制的——绿棕交错——非常坚固。她把购物袋向后一拉，使尽全力挥向站在排水沟上的那名男子——打在他的鼠蹊部，最令人痛恨之处。他出声咒骂——她听不出来是哪种语言——屈膝跌倒。此时，她的计划开始脱离掌控。她没料到左右会各有一个恶棍，她需要时间来恢复身体的平衡，同时把铁片挥向第二个人。但他不让她有时间这样做。他伸出双手，环住她的手，把她整个人抓起来，像抓住一个大袋子似的，抬离地面。她看见袋子掉落地面，也听见铁片掉出袋子，落在排水沟盖上的声音。她目光朝下，看见靴子悬在离地十公分处，仿佛自己也像弟弟尼基一样吊起来——尼基的双脚交叉，活像个蠢蛋。她注意到脚趾的部分，左脚，已有部分磨损了。攻击她的这个人，双手更用力地扣住她的胸部，让她不禁怀疑，自己在窒息之前，肋骨可能就已碎裂。她感觉到那人将她往后拖，她猜想，他可能是要把她丢进车里，那辆车正不急不徐地驶过街道，逐渐接近——她是被绑架了。这个想法令她不寒而栗。此刻，除了死亡之外，最令她胆战心惊的，莫过于想到这些猪猡要把她送回苏联，强迫她接受那凌迟至死的教条炼狱，她确信，那就是谋杀葛利克曼的元凶。她使尽力气挣扎，设法咬他的手。她看见几个旁观者，与她一样惊恐。接着，她意识到，那辆车并未减速，这个男子心中另有盘算：不是要绑架她，而是要杀了她。

他丢下她。

她踉跄了一下，但未倒下，正当车子要撞上她时，她不禁感谢上帝与所有的守护天使，让她决定穿上冬靴，因为那辆车的前保险杠从后面撞上她的小腿，她查看双腿时，看见两脚还好，但露出靴子的部分则皮肉绽开如婴孩出生。她逃开来，但全身立即撞上路面——她的头，她的背脊，她的脚跟——像根香肠似的滚过鹅卵石。那辆车驶过她身边，她听见急遽的煞车声，心想，他们是否要掉过头来，再次碾她。她努力想要移动身子，却觉得昏然欲睡。她听见人声与车门摔上的声音，她听见发动机的轰隆声，逐渐消失，不知是车已远离，还是她已失去听觉。

“别碰她。”有人说。

“不，别这样。”她想。

“我缺氧，”她听见自己说，“扶我站起来，就没事了。”

她到底为什么这样说？或者，她只想到这句话吗？

“茄子，”她说，“找茄子！”她不知道自己说的是采买的清单，或是巴黎俚语中对女性交通警察的称呼。

一双女人的手为她盖上毯子，然后，是一阵喧闹的法文争论着接下来该做什么。有人记下号码吗？她想问。但她真的非常想睡，不想卷入争论，而且，她缺氧——跌倒把她体内的氧气全给带走了。她仿佛看见自己曾在苏联乡间见过的被枪击受伤的小鸟，无力地坠落地面，等着狗儿来捉。将军，她想着，你收到我的第二封信了吗？意识逐渐飘远的她，期待他、恳求他读那封信，并响应信中的请求。将军，读我的第二封信。

她是在一个星期之前，陷入绝望情绪时所写的。昨天，当她再次陷入绝望时，寄出了那封信。

7

巴汀顿车站附近的维多利亚式宅院，外表都粉刷得像豪华邮轮般雪亮，而内部却都像坟墓般阴暗。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西河苑也像其他宅院一样闪闪发亮，但通向瓦拉狄米尔住处的公共信道，一端被整堆烂床垫挡住，另一端则是一根破碎的船杆，像个边境的邮筒。

“谢谢你，载我到这里。”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付了出租车费，在床垫前下车。

他直接从汉普斯特德过来，膝盖都伸不直了。那个希腊司机整路都在谈塞浦路斯，出于礼貌，他必须在跳动的座位上屈身向前，才能在嘈杂的发动机声中，听见司机所说的话。瓦拉狄米尔，我们应该对你更好一些，他想，也注意到从阳台流下的污水，把人行道弄得脏污不堪。圆场对顶尖的人应该表现出更高的敬意。

这是有关睡魔的事，他想。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缓缓地走着，知道早晨是一天之中较宜外出，却不适合进入建筑之中的时间。巴士站排了一小队人。一个送牛奶的人正沿路送货，还有一个报童也是。一群栖陆的海鸥，在满溢出来的垃圾箱上优雅地觅食。如果海鸥都飞到了城市里来，他想，那么鸽子会飞到海上吗？穿过公共信道时，他看见一个摩托车骑士，骑着一辆附有挎斗的黑色公务车，在距路边石约一百码处停下他的坐骑。那人的一些神态让他想起送钥匙到安全公寓的信差——相同的专注稳定，即使隔了这么远的距离，充满敬意的亲切态度，几乎就是军人的那种模样。

树叶落尽的洋栗树为柱状的门廊投下阴影，一只伤痕犹在的猫留神盯着他。门铃是三十年代的代表作，但史迈利没按，他只一推，那扇双扉门就毫不设防地开了。映入眼帘的是同样萧条的回廊，漆上鲜亮的颜色，以掩盖墙上的涂鸦；同样铺着油毡布的楼梯，像医院推车般嘎嘎作响。他记得这一切。什么也没改变，一切都不会改变。没有灯光开关，随着他越爬越高，楼梯愈加昏暗。为何谋杀瓦拉狄米尔的人没偷走钥匙？他很纳闷，每走一步，就觉得钥匙好像轻刺了他的臀部一下。也许他们不需要钥匙。也许他们已有了整套的钥匙。他走上一个楼梯平台，身体挤过一辆豪华的婴儿车。他听见狗的嚎叫，德文的早间新闻，共享厕所的冲水声。他听见一个孩子对着母亲尖叫，然后是一个巴掌声与父亲对孩子的吼叫声。告诉麦斯，是有关睡魔的事。这儿有着咖喱、便宜油炸食物和消毒水的气味。这气味表示有太多口袋不丰的人挤在一起呼吸着太过稀薄的空气。他也记得这个。什么也没改变。

如果我们对他好一些，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史迈利想。被忽视的人太容易被杀了，与欧斯特拉柯娃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还记得他们带他到这里来的那一天，主教史迈利，邮差托比·伊斯特哈斯。他们开车到希思罗（伦敦的国际机场）去接他：托比这个协调人，满身江湖色彩，他就是这样说自己的。尽管托比车开得像风一样快，但他们还是几乎迟到。飞机已抵达。他们赶到闸门，他已在那儿：满头银发，威仪堂堂，一动也不动地矗立在入境区的临时信道上，无视其他凡夫俗子从身边呼啸而过。他记得他们郑重其事地拥抱——“麦斯，我的老朋友，真的是你吗？”“是我，瓦拉狄米尔，他们又把我们凑在一起了。”他记得托比带着他们穿过移民局宽阔的后信道，因为愤怒的法国警方在丢出这位老兄之前，没收了他的证件。他还记得他们在史考特店里吃饭的情景，他们三个一起，这位老兄意气风发，不仅喝了很多酒，也高谈阔论他们都知道他不会有的未来。“这次又是莫斯科，麦斯。或许我们对睡魔也还有机会呢。”第二天，他们去找公寓。“只是让你看看一些可能性，将军。”托比·伊斯特哈斯解释说。那时正值圣诞节，年度的再安置预算已用罄。史迈利向圆场的财务处求援。他游说拉康和财务处，希望追加预算，但徒劳无功。“一剂现实的药，可以让他脚踏实地。”拉康宣称，“运用你对他的影响力，乔治。这是你的任务。”第一剂现实之药，是位于肯辛顿的一个妓女窝。第二个是靠近滑铁卢车站26，俯瞰铁道分辙场的房子。西河苑是他们看的第三幢房子。当托比领头带他们吱吱嘎嘎走上相同的楼梯时，老头子突然停住脚步，把他白发斑驳的大头往后一靠，夸张地皱起鼻子：

噢，如果我饿了，只消往走廊一站，吸一口气，肚子就不饿了！他用口音浓厚的法文说。这样一来，我一整个星期都不必吃东西了！

在当时，即使是瓦拉狄米尔都猜想他们会永远抛弃他。

史迈利回到现在。他继续往上爬，注意到下一层有乐音流泻出来。一扇门里以最大的音量播放着摇滚乐，另一扇门后则传来西贝流士（Sibelius）的音乐，还有培根的香味。从窗户外望，他看见两个人在洋栗树下闲荡。他进门时，那两个人已不在那里。团队是会这样做的，他想。只要有外人进入，团队就会部署哨站。另一个问题是，这是谁的团队？莫斯科的？督察长的？索尔·恩德比的？在路较远的那一头，那个高个子摩托车骑士抱了一叠画报，坐在车上读着。

史迈利身边的一扇门打开来，一位穿着晨袍的老妇人，肩上抱了只猫，走了出来。在她还没开口之前，他已从她的呼吸中嗅到昨夜的酒味。

“你是个小偷吗，亲爱的？”

“恐怕不是，”史迈利笑着回答，“只是个访客。”

“虽然如此，问一问还是好的，对不对啊？亲爱的。”她说。

“这倒是真的。”史迈利礼貌地回答。

最后一段楼梯既陡又窄，靠着斜面上射进来的微弱天光照明。顶楼有两扇门，都关着，也都很窄。其中一扇门，正面贴有一张打字的通告：”V.米勒先生，翻译”。史迈利还记得当时对瓦拉狄米尔化名的争论，他已成为伦敦人，必须保持低调。“米勒”没有问题。出于某些原因，这位老兄觉得“米勒”很气派。“米勒，很好。”他说，“米勒，我喜欢，麦斯。”但“先生”可就不妙了。他坚持要用“将军”，然后退而求其次地要求用“上校”。但史迈利以主教的身份，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让步。比起伪称的邪恶军队阶级，“先生”所引起的麻烦要小得多，他命令道。

他大胆地敲门，他知道轻声敲门比用力敲门更惹人猜疑。他听见回音，此外什么都没有。他没听见足球的声音，没有声音突然冻结的迹象。他从投信孔里叫着“瓦拉狄米尔”，仿佛是个来访的老友。他从那串钥匙中挑出一把来试开门锁，转不动，他又试另一把，转开了。他走进房里，关上门，等待着什么东西从背后袭击他的头，但他宁愿一枪轰上脸，头骨迸裂。他觉得头昏，赫然发现自己屏住呼吸。相同的白色油漆，他注意到，监狱似的空无一物，完全没变。依旧是寂静得出奇，像个电话亭；依旧混杂着各种气味。

这是我们站的地方，史迈利记得——我们三个，在那天下午。托比和我自己就像拖船一样，拉着我们之间的老战舰。不动产经纪人的介绍里说这是“阁楼”。

“没指望。”总是第一个开口的托比·伊斯特哈斯以带匈牙利腔的法文说，他已转身开门，准备离开。“我觉得糟透了，我的意思是，我应该先来看上一眼的，我真是个白痴。”瓦拉狄米尔没有动静，托比说：“将军，请接受我的道歉。这真的是太无礼了。”

史迈利也加上自己的担保。我们可以为你做得更好，瓦拉狄，好得多，只要我们坚持到底。

但老人的眼睛望向窗外，就像史迈利现在一样，望向栏杆外林立的烟囱顶管，与层层叠叠的瓦砌山形屋顶。突然，他用戴了手套的手掌拍着史迈利的肩膀：“你最好把钱省下来对付莫斯科那些猪猡，麦斯。”他建议说。

泪水淌下双颊，但脸上的微笑依然坚定，瓦拉狄米尔继续凝望着莫斯科的烟囱，怀抱着有朝一日再度生活在苏联天空下的褪色梦想。

“到此为止。”最后他以法文下令道，仿佛下达坚守最后防线的命令。

一张狭小的睡椅靠墙摆放，一只烹调铃放在窗沿上。从油灰的气味，史迈利猜想老人努力靠自己维持房间的洁白，用油漆去除房间的湿气，填补裂缝。在他用来打字与吃饭的桌上，放了一部老旧的雷明顿打字机与两本破旧的字典。他的翻译工作，他想，一些微薄的额外收入，贴补他的养老金。他手肘往后扶背，仿佛脊椎有毛病似的，史迈利尽力克制自己激荡的心绪，代之以惯常面对死去情报员的固定仪式。一本爱沙尼亚《圣经》放在床边的松木置物柜上。他仔细地查看置物柜内部，然后整个翻倒过来，搜寻纸张或照片的踪迹。从拉出的橱柜抽屉里，他找到一瓶提振性功能的回春药丸，和三个嵌在铬条上的红军英勇奖章。要掩饰的何其多，史迈利想，不禁怀疑，瓦拉狄米尔和他那许多情妇们到底如何能挤在这么小的一张床上。一张马丁·路德的画像挂在床头。旁边是一张彩色照片，名为“古老塔林的红屋顶”，瓦拉狄米尔一定是从什么东西上撕下来，贴在硬纸板上。第二张照片是“卡萨利海岸”，第三张是“风车与倾圮的城堡”。他仔细地查看每一张照片的背后。床边的灯吸引了他的目光。他试试开关，发现不亮之后，他拔下插头，旋下灯泡，搜寻木头底座，但一无所获。只是个坏掉的灯泡，他想。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悲鸣，让他急忙后退，背抵墙边，但一镇定下来，他就发现，那不过是陆生海鸥的叫声——那一整群定居在烟囱管周遭的移民。他的目光再次越过栏杆，望向街道。那两个闲荡的人已经离开。他们正走上来，他想，我先发制人的优势已经结束了。他们一定不是警察，他们是刺客。那辆有着黑色挎斗的摩托车，就那样停在那，无人看管。他关上窗户，心想，不知有没有专为死去情报员所设的英灵殿，让他可以和瓦拉狄米尔相聚，弥补一切；他告诉自己，他已活过漫长的一生，这正是结束的时刻。但有那么一瞬间，他自己并不相信。

桌子的抽屉里有空白的纸张，一个订书机，一支旧铅笔，一些橡皮圈，和最近一季的电话账单，还没付清，总额是七十八英镑，令他非常吃惊，以瓦拉狄米尔简朴的生活状态来说，这笔金额高得超乎常理。他打开订书机，什么也没发现。他把电话账单放进口袋，留待稍后研究，同时继续搜查。他也知道，这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搜查，真正的搜查得要三个人花上好几天工夫，然后才能确定地说他们已找到要找的东西了。如果说他找的是某些特定的东西，那么可能就是通讯簿或日记，或用来做这些用途的东西，就算只是一小张纸也好。他知道，有时候老情报员，即使是最顶尖的也一样，就像老情人；当岁月悄悄袭上身，他们会开始自欺欺人，原因是害怕权力离他们而去。他们假装仍拥有记忆中的一切，私底下却努力抓住青春活力，他们会暗地里写下一些东西，通常是用自创的密码，但对于熟知这套把戏的人来说，只消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就可以破解开来。联络的姓名与地址，下属的情报员。没什么是神圣至善的。都是例行公事，会面的时间与地点、化名、电话号码，甚至是以社会安全号码与生日拼凑成的安全密码也一样。在史迈利的时代，他曾见过整个网络因此而陷入危险，只因为某个情报员不敢再信任自己的脑袋。他不相信瓦拉狄米尔会这样做，但什么事都有第一次。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正站在老人曾称之为厨房的地方：瓦斯管环在窗台上，一个自制的小食品柜，上面钻了孔，以便空气流通。我们这种自己下厨的男人只能算是半吊子，他想像他卷起袖子，托出炖锅与煎锅，在辣椒与干红椒里忙得团团转。在屋里的其他任何地方——甚至在床上——你都可以让自己与世隔绝，读你自己的书，让自己相信离群索居是最好的事。但在厨房里，却充斥着犹有不足的刺眼迹象。半条黑面包，半条劣质香肠，半个洋葱，半瓶牛奶，半个柠檬，半袋红茶，半个人。他把所有能开的东西都打开来，他用手指探进干红椒里。他发现一片松脱的瓷砖，便剥了下来；他旋下煎锅的木柄。正准备拉开小衣橱时，他停了下来，仿佛再次倾耳聆听，但这一次，吸引他的是他眼中所见之物，而非他耳中所听见的声音。

食品柜上有一整条高卢牌凯帕罗（法国烟名）香烟，这是瓦拉狄米尔在没有苏联烟抽时的最爱。香烟倒了出来，他注意到，并读着上面不同的文字。“免税品”。“滤嘴”。标示着“输出品”与“法国制造”。玻璃纸包装。他把烟拿下来。一条里原有十包，但有一包已不见了。在烟灰缸里，有三根相同牌子的烟蒂。在空气里，除了食物与油灰的味道之外，现在他也闻到了法国烟淡淡的香味。

而且，口袋里没有半根烟，他回想。

史迈利用两手握着蓝色的包装盒，缓缓转动，想了解其中隐含的意义。直觉——或更好一些，是浮出表面的潜在认知——让他立即感觉到，这香烟有些不对劲。不是外观。不是盒里塞进了小型照相机、高爆破力或软头子弹，或其他这类老掉牙的把戏。

纯粹只是这条烟出现的地方，在这里而非其他地方，不对劲。

这么新，一尘不染，一包不见了，三根烟蒂。

而且，他口袋里没半根烟。

他加快进行的速度，渴望着离开。这公寓太高了。太空虚，也太满溢。他越来越觉得有些东西无法连贯起来。他们为何不拿走他的钥匙？他拉开小衣柜，里头放着衣服和纸片，但瓦拉狄米尔这两样东西拥有的数量都不多。纸片大多是复印的小册，有俄文、英文，还有一些史迈利认为是波罗的海文字。一个卷宗夹放了集团在巴黎旧总部的来信，和一些写着“记得拉脱维亚”、“记得爱沙尼亚”、“记得立陶宛”字样的海报，想来是作为公开展示之用。一盒学校用的粉笔，黄色的，有几支已经不见了。还有瓦拉狄米尔珍藏的诺福克外套，从挂钩上掉落地板。外套之所以会掉下来，或许，是因为瓦拉狄米尔关上衣柜门时太匆忙了。

而瓦拉狄米尔这么好面子？史迈利想。他的外表这么军人作风？却会把他最好的外套丢在衣柜地板上？或者，是另一双不如瓦拉狄米尔细心的手，没将外套吊回挂钩上？

拾起外套，史迈利翻找口袋，然后挂回衣柜里。他用力摔上门，看看外套会不会掉下来。

会的。

他们没拿走钥匙，他们也没搜索公寓，他想。他们搜过瓦拉狄米尔，但依督察长之见，他们并未得逞。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回到厨房，站在食品柜前，再次仔细地看了放在顶上的蓝色包装盒一眼。接着看着废纸篓。又看了烟灰缸，满怀悼念。接着是垃圾桶，只为了以防万一那包不见了的烟，可能揉成一团丢在里面。但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有些欣慰。

该走了。

但他没走，没真的离开。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史迈利竖起耳朵防范可能的干扰，到处挖掘探测，挪移复原，继续搜寻着松脱的地板，或架子后面可能会有的壁龛。但这一次，他希望什么都没发现。这一次，他希望确认什么东西都没有。一直到他勉强满意了，才悄悄地走到楼梯平台，锁上背后的门。在一楼的楼梯口，他遇见一个戴着GPO（邮政总局）臂章的临时邮差，从另一条走廊现身。史迈利碰碰他的手肘。

“如果有要给六B的信，我可以让你省掉爬楼梯的麻烦。”他客气地说。

邮差忙乱翻找，拿出一个棕色信封，盖着巴黎邮戳，日期是五天前，第十五区。史迈利偷偷放进口袋里。二楼的楼梯口，有一道只能从里向外开启的防火门。他拾级而上，心中作好盘算。他一推，门就打开来。他走下一道粗劣的混凝土楼梯，穿过天井，到一个废弃的马厩。他心中仍不断思考着遗漏之处。为何他们没搜索他的公寓？他觉得很纳闷。莫斯科中央，就像其他的庞大官僚体系一样，有一套固定程序。你决定杀一个人。所以你在他房子外面布设圈套，你派出定点岗哨盯住他的日常路线，你派出暗杀团队，你杀了他。这是标准的做法。那么，他们为何没有搜索他的公寓呢？——瓦拉狄米尔，一个光棍，住在一间陌生人来来去去的建筑里——为何在他采取行动时他们并未布设圈套？因为他们知道他会带在身上，史迈利想。至于对尸体的搜查，督察长觉得如此草率的搜身，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不是受到阻挠，而是已经找到他们想要的？

他招了一部出租车，告诉司机：“切尔西的水滨街，请走国王街。”

回家，他想。泡个澡，好好想一想。刮胡子。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会带来。

突然，他倾身向前，敲着玻璃隔屏，改变了他的目的地。出租车一回转，高个子的摩托车骑士在车后紧急煞车，并下车若无其事地把他那辆大型的黑色挎斗摩托车转进对面的巷子。一个行人，史迈利想，窥伺着他。一个行人，推着载茶的手推车。像个官方的随扈，弓着背，伸展开手肘。摩托车骑士尾随他们穿过卡姆登水门27外闸，然后，仍保持固定的距离，缓缓爬上山丘。出租车停下来，史迈利倾身向前付了车费。就在此时，那个庞大的黑影从他们身边若无其事地驶过，一条手臂从手肘举起，行了个夸张的礼。

8

他站在林阴大道的入口，凝望着一排排山毛榉，仿佛撤退的军队，从他眼前没入迷雾之中。暗色仍徘徊不去，大地犹如室内般幽暗。天色有可能已是黄昏：在古老乡间屋舍喝茶的时间。他两侧的街灯只有微弱的烛光，什么也照不亮。空气感觉起来温暖且沉重。他期待看到警方仍在现场，看到绳索围住的区域。他期望看见新闻记者或好奇的旁观者。他缓缓地望下斜坡，什么都没有，他告诉自己。我一离开，瓦拉狄米尔就高兴地站起来，拄着手杖，抹去可怕的化妆，轻快地和他的演员同伴们到警察局去喝杯啤酒。

拄着手杖，他对自己说，记起督察长曾告诉他的一些事。左手或右手？“他的左手也有黄色的粉笔灰。”莫戈特洛依德先生在厢型车里说，“大拇指、食指与中指。”

他继续前行，林阴大道越来越幽暗，雾越来越浓。他的脚步声在身前微弱地回响。二十码高处，褐色的阳光像微弱的烽火在自己的烟雾中燃烧。但朦胧迷离的此处，迷雾却已凝聚成寒气逼人的浓雾，瓦拉狄米尔也已尸骨冰冷。在警车原本停放的地方，他看见轮胎的痕迹。他注意到落叶不见了，沙砾地也干净得极不自然。他们做了什么？他很纳闷。在沙砾地灌水？扫集落叶，好塞进更多塑料枕头套里？

身体的疲累反而让他的思绪出奇的澄明。他沿着林阴大道继续往上走，祝福瓦拉狄米尔日夜平安，他并不觉得这样做是蠢事。他专心地思考图钉、粉笔、法国烟和莫斯科规则，同时寻找竞赛场旁的锡架凉亭。按顺序来，他告诉自己。从最开始着手。把凯帕罗先留在柜子上。他走到一个交叉路，穿过路口，继续往上爬。在他右边，出现了球门的门柱，再过去，则是一座覆盖波状铁皮的绿色凉亭，显然空无一人。他举步穿过竞赛场，雨水渗进他的鞋子里。小屋后面有一道陡斜的泥堤，留有孩子们溜滑下来的痕迹。他爬上泥堤，走进矮树丛里，继续往上爬。浓雾并未穿透树丛，而当他抵达丘顶时，雾已散去。四周仍空无一人。他折返穿过树林，走向凉亭。这座凉亭只能算是个锡盒子，一侧开向竞赛场。亭里惟一的设施是一张粗糙的木条长椅，刀痕累累，刻满了字。占据其上的，是一具俯卧舒展的身躯，毛毯直拉盖头，只露出棕色的靴子。一刹那，史迈利还怀疑他是不是也被杀了。梁柱撑起屋顶，斑驳的绿色油漆上，许多热切的道德宣言跃然眼前。“浪人是破坏性的。社会不需要浪人。”这个论点让他刹那间有些犹豫。“噢，但社会需要啊。”他想要回答，“社会是由许多少数族群组合而成的。”图钉就在莫斯汀所说的位置，依据沙拉特遵守规律的优良传统，正好与头齐高，圆场出品的铜制钉头，仍然如莫斯汀放在这里时一样，崭新且无记号。

进行会晤，上头说，未见危险。

莫斯科规则，史迈利再次思索。莫斯科，外务员得花三天工夫才能把信送达安全地址的地方。在莫斯科，所有的少数族群都是浪人。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瓦拉狄米尔的粉笔标记非常靠近图钉，潦草的信息，像一条弯弯曲曲的黄虫爬过柱子。也许老人是担心下雨，史迈利想。也许他担心雨水可能冲刷掉他的标记。或者，也许他的情绪状态让他握着粉笔的手太过用力，就像他把那件诺福克外套掉在地板上一样。会面，否则免谈……他告诉莫斯汀……今晚，否则免谈……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虽然粉笔迹很重，但要特别留心才会注意到这个记号，闪亮的图钉也是，不过，即使是特别留意的人也不会觉得它们很奇怪，因为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里，总不断有人贴上宣传单或信息给彼此，而他们并不全都是间谍。有些是孩子，有些是流浪者，有些是信徒，有些是慈善活动的发起人，有些是遗失宠物的人，还有些是为了追寻新欢而必须在山顶发出渴求的人。而他们，无论如何，并不会全都被莫斯科中央的暗杀武器从正面直射轰掉头。

那么，这个响应记号的目的何在？在莫斯科，当史迈利还坐在伦敦的办公桌前，全权负责瓦拉狄米尔的案子时，这些记号是为随时可能失去踪影的情报员设计的；他们是道路上零碎的细小分支，随时都可能是穷途末日。我没见到危险，依约定进行会晤，这是瓦拉狄米尔留给世界最后——而且是完全错误——的信息。

离开小屋，史迈利回头，顺着来时的路径走了一小段距离。一面走，他一面仔细回想督察长所重建的瓦拉狄米尔的最后旅程，像档案般在心中重现。

那双橡胶套鞋简直是天赐神助，史迈利先生，督察长虔诚地说，北英世纪牌，钻石花纹鞋底，先生，而且无遮无掩地走——所以，如果有必要，你也可以穿过一大群足球观众，追踪到他的足迹！

“我会给你官方说法的版本。”督察长说，他说得很快，因为他们时间不多，“准备好了吗，史迈利先生？”

准备好了，史迈利说。

督察长改变了声调。交谈是一回事，证据是另一回事。他一面说，一面用手电筒照亮封锁区内的潮湿沙砾地。就像放幻灯的演讲，史迈利想，在沙拉特，我可能就必须做笔记了：“他在这里，现在走下山坡，先生。看见他了吗？正常的步伐，脚跟与脚趾运作良好，正常的行进，一切都显得光明磊落。明白吗，史迈利先生？”

史迈利很明白。

“那是手杖的痕迹，你看见了吗？在右手，先生。”

史迈利也看见了，每隔两个脚印，胶环手杖就留下一个圆形的深痕。

“当然，他被射杀时，手杖是在左手，对不对？你也看见了，先生，我注意到。你会不会刚好知道他有毛病的是哪一条腿，先生，如果他腿真有毛病的话？”

“右腿。”史迈利说。

“噢，那么他平常很可能都是右手拄手杖。请从这里下来，先生，他从这里走！正常步伐仍然是，请记下。”督察长说，但却很罕见地失神脱口说出不合文法的措辞。

在督察长的手电筒光束下，还有五个规则钻石花纹的脚印，后脚跟与脚趾，仍然行进无碍。此时，在白昼的光线下，史迈利只能看见隐约的痕迹。雨水，其他的足迹，和违规闯入的脚踏车轮胎轨迹，让大部分的脚印都消失了。在夜里，督察长的幻灯表演中，他清楚地看见那些脚印，就像躺在斜坡上那具裹着塑料布的尸体那般清楚，足迹就在那里结束了。

“现在。”督察长满意地说，略一停顿，他的手电筒停驻在地面一块磨损的区域。

“你刚才说他几岁来着，先生？”督察长问。

“我没说，但他应该是六十九岁。”

“加上你刚才说的心脏病，我想。现在，先生。首先，他停了下来。非常突然的。别问我为什么，也许是有人叫他停下来。我猜想是他听见了什么。在他背后。注意他步伐间的距离缩短了，注意双脚的位置，他半转过身，可能是看背后或什么的。无论如何，他转身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在他背后’的缘故。无论他看到或没看到什么——或者听到或没听到什么——他决定转身。不再往前走，看！”督察长带着运动员般骤起的兴奋之情说，“较大的步幅，脚后跟没有完全着地。一个完全不同的脚印，他尽全力地走。你可以看见他为求保命，拄着手杖离开的位置。”

在白昼的日光里，史迈利不再确定能看见什么，但他昨夜看见了——今天清晨也在记忆中再度看见了——手杖的箍环突然猛力向下刺的深痕，接着又刺向另一个角度。

“麻烦的是，”督察长平静地说，重拾起他高居法庭的神态，“杀他的人是从正面动手的，不是吗？并不是从他的背后！”

这对动手的时机其实是有利的，史迈利此时想。他们驱赶他，但史迈利怎么都想不起来沙拉特对这种特殊技巧的术语。他们知道他的路径，然后他们驱赶他。在目标背后负责制造惊吓的人将他往前赶，射手则好整以暇地躲在前方，等待目标闯进险境。莫斯科中央暗杀小组也知道，即使是最资深的老手也会耗费许多时间担忧自己的背后，担忧自己的侧翼，担忧经过的车辆与没经过的车辆，担忧他们穿过的街道与他们走进的房舍。但只有到了那一刻真正来临时，他们才会明白，自己竟没发现危险早就与他们面对面了。

“他还在跑，”督察长说，一面不慌不忙地朝山坡下移动，“注意到他两步之间的距离拉长了一些，因为坡度变陡了？也显得不规则，看到了吗？脚步到处飞奔。为了宝贵的生命而跑。绝不夸张。手杖还握在右手。看到他改变方向了吗，朝向边缘？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我毫不怀疑。走这边。如果可以的话，请解释这个！”

手电筒照出五六个非常接近的脚印，全部挤在草地边缘的两棵高树之间，那里空间非常小。

“又停了下来。”督察长宣称，“也许不是完全停下来，只是颠颠簸簸。别问我为什么。或许他只是脚步不稳。或许他担心发现自己靠树太近。或许是他的心脏问题，如果你能证实他的心脏病很严重的话。接着，他又像之前一样地走开了。”

“手杖握在左手。”史迈利平静地说。

“为什么？这就是我问自己的问题，先生，但也许你们的人会知道答案。为什么？他又听见什么了吗？想起什么了吗？为什么？当你为保全生命而跑的时候，为什么停下来，是躲避危险的欺敌手法，换手，然后继续跑？直冲进射杀他的那人手里？除非他背后的东西把他赶到那里，或许是绕过树林，转了个弯？你们那行的人有何解释，史迈利先生？”

这个问题犹在史迈利耳际回荡，他们就已抵达尸体旁边。在塑料布的覆盖下，那具尸体宛如胎儿。

但是，经过了这个早晨，史迈利不再袖手旁观。相反的，他将脚上那双浸湿了的鞋子尽量踏在正确的位置，试图模仿出老人可能有过的动作。史迈利缓慢的动作和非常专注的表情，看在两个遛着亚尔萨斯狼狗的裤装女士眼里，活像在演练某种新风行的中国武术。她们一定认为他疯了。

首先，他把两脚张开，朝向山坡下方。接着，他左脚往前，转动右脚，直到脚趾指向一丛幼小树林。在这样的动作中，他的右肩自然地跟着移动，直觉告诉他，瓦拉狄米尔很可能就在此刻将手杖转交到左手。但为什么？如同督察长所问的，为何要换手呢？为什么，在攸关生死的关头，为何还要郑重其事地将手杖从右手换到左手呢？当然不是为了自我防卫——因为，就史迈利记忆所及，他是个惯用右手的人。为了自我防卫，他只会把手杖握得更紧。或用双手抓住手杖，像握住球杆。

难道是为了空出右手？但空出右手做什么？

此时史迈利察觉到有人在看他，迅即回头，看见两个穿着鲜艳运动上衣的小男孩，停下来看这个戴眼镜的矮胖老头踏着古怪的步伐。他装出校长的模样，瞪着他们。他们慌忙溜走。

空出右手来做什么？史迈利再次问自己。为什么在片刻之后又开始奔跑？

瓦拉狄米尔向右转，史迈利想，再次模仿出想像的动作。瓦拉狄米尔向右转。他面对树丛，他把手杖握在左手。有那么一会儿，根据督察长的说法，他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然后，他又开始奔跑。

莫斯科规则，史迈利想，盯着自己的右手。慢慢的，他把目光移向风衣的口袋。口袋是空的，瓦拉狄米尔的口袋也是空的。

他是想写下信息，或许？他嘲笑自己这个注定无法成立的理论。写下信息，用粉笔，例如？他是否认出追他的人，想用粉笔写下名字，或在什么地方留下记号呢？但写在哪里呢？当然不会是在湿漉漉的树干上。不在泥土、不在落叶、不在草地！环顾四周，史迈利了解到他所在位置的独特之处。这里，几乎在两棵树之间，极靠林阴大道的边缘，正是雾气转为最浓之处，他几乎隐蔽在视线之外。林阴大道向下延伸，然后又在他前面隆起。但林阴大道同时也是弯曲的，在他所站的位置，两边高处下望的视线都被树干和茂密的小树丛遮断。在瓦拉狄米尔最后的狂乱路程——这条他熟知也记得用来进行相同会晤的路径——这就是重点，史迈利欣喜地发现，这个奔跑逃脱的人站在此处，无论是前方或背后的人都看不见他。

而他停了下来。

空出右手。

把手放进——假设说——他的口袋。

拿心脏病药片吗？不，就像黄色粉笔与火柴一样，药片在左口袋，而不在右口袋里。

是要拿——假设说——尸体被发现时已不在口袋里的某样东西。

那么又是什么呢？

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那么，也许他会见我……葛利戈里找麦斯，我有事要找他，请……

证据。证据太过珍贵，不能邮寄。他带着东西。两样东西。不只在他脑袋里，而且在他的口袋里。而且要遵照莫斯科规则。从将军弃暗投明的那一天起，史迈利自己和他的现场项目官员就把这些规则深深灌输进他心中。史迈利觉得有一种如同恶心反胃的刺激感攫住胃部。莫斯科规则规定，如果你身上带着某种消息，你也必须带着毁弃消息的方法！无论是经过伪装或藏匿——微缩文件，秘密文字，未冲洗的底片，还有成千上万种危险的、吹毛求疵的方法——那都还是一个最轻巧、最易到手而且在抛弃时又最不引人疑窦的物体。

例如装满药片的药瓶，他想，就很有可能。例如火柴盒。

一盒用过的天鹅牌火柴，大衣左口袋，他记得。老烟枪的火柴，值得注意。

而在安全公寓，他怜悯地想——他努力压抑自己，不下最后断言——桌上有一包香烟等着他，那是瓦拉狄米尔最爱的牌子。同时，在西河苑，食品柜上有九包高卢牌凯帕罗烟。十包少了一包。

但他的口袋里没有半根烟。没有半根，就像那位好督察长说的，他身上没有半根烟。或者，是他们发现尸体时没有香烟，换句话说。

所以前提是什么，乔治？史迈利模仿拉康问自己——拉康颐指气使的手指控诉似的在他完好无缺的脸孔前挥舞——前提呢？前提就是如此，奥立佛，一个抽烟的人，一个老烟枪，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出门赴一个秘密约会，带着火柴，却口袋空空没带半根烟，虽然他明明有一整条烟。因此若不是被暗杀者发现了之后拿走——瓦拉狄米尔所说的证据，或许不止一项的证据，就是——就是什么呢？否则就是瓦拉狄米尔及时把手杖从右手换到左手。及时把右手放进口袋里。把东西拿出来，当然也是及时，趁他站在视线看不到之处。然后丢掉，依据莫斯科规则。

乔治·史迈利对自己的逻辑推理感到满意，于是小心翼翼地踏过草长没膝的草地，走向小树丛。他搜索了半个小时或更久，在草丛和落叶堆中摸索，反复踩踏相同的轨迹，咒骂自己的粗心大意，放弃，又再开始，还要回答过路人从淫秽到极度关心的白痴质问。甚至还有两位本地的佛教和尚，身罩橘黄长袍，脚蹬系带靴子，头戴编织帽，动手提供协助。史迈利谦和有礼地婉谢。他找到两个坏掉的风筝，许多可口可乐罐子。他找到一些印有女性胴体的碎片，有黑白，有彩色，全是从杂志上撕下来的。他找到一只旧的慢跑鞋，黑色的，但有一些烧灼的白痕。他找到四个啤酒瓶，空的，还有四个空烟盒，但太潮湿也太旧，所以只瞧一眼，他就排除它们。在一根树枝斜斜地从母干岔出之处，有着第五个烟盒——或者也许是第十个——而且不是空的；一包相对而言比较干燥的高卢牌凯帕罗，有滤嘴，且是免税品，高踞枝上。史迈利像采摘禁果一般伸手去取，但它也像禁果一般采摘不到。他跳起来够，却觉得背部撕扯开来。事后，肌肉组织明显的撕裂拉伤，让他痛苦了好些天。他大声骂道“该死”，揉着背，很可能就像欧斯特拉柯娃一样。两个正要去上班的打字员，咯咯笑着安慰他。他找到一根棍子，把那盒烟弄下来，打开它。里面还有四根烟。

在那四根烟后面，藏着半根烟，用玻璃纸保护着，他辨识出某种东西，但却不敢用他潮湿且颤抖的手指去碰。他甚至不敢对这东西有所打算，直到离开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咯咯笑的打字员与佛教和尚无心践踏的瓦拉狄米尔陈尸之处。

他们有了一件，我有了另一件，他想。我和凶手分享了老人的遗产。

无视来往的人车，他顺着狭窄的人行道走下山丘，直到南端绿园，希望找到可以喝杯茶的咖啡馆。发现没有咖啡馆这么早开门，他便坐在一间电影院对街的长椅上，对着大理石喷泉与红色电话亭发呆。电话有两部，一部比较脏。天空飘起了温暖的毛毛雨，几个店家开始拉低雨篷，一家熟食铺正运送面包。他缩起肩膀坐着，每一转头，淋湿了的风衣衣领就刺痛他没刮胡子的两颊。“看在上帝的分上，哀悼吧！”安恩有一次曾对史迈利暴跳如雷，因为他在面对另一位朋友的去世时漠然冷静。“如果你不为死去的人悲伤，又如何能爱活着的人呢？”坐在长椅上考虑下一步的当下，史迈利很想告诉她当时他无以言对的回答。“你错了。”他心神狂乱，“我真心诚意地哀悼死者，还有瓦拉狄米尔，此时此刻，非常深沉的。”爱活着的人，有时候反而是个问题。

他试着电话，第二部是好的。奇迹似的，不仅S到Z的电话名录完好无缺，更神奇的是，北区伊斯灵顿快稳出租车服务还特别付费刊登庞大的篇幅。他拨了号码，但电话铃响时，他却有些惊慌，怕自己忘了瓦拉狄米尔口袋中那张收据上的签名。他挂掉电话，收回他的两便士。兰安？兰恩？他再拨一次。

一个单调似吟诵的女声回答：“快——稳——！贵姓——时间——和地址，请说。”

“我想和兰伯先生说话，麻烦你，他是你们的司机。”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

“抱——歉，这个电话不能接私人电——话。”她唱道，挂掉电话。

他拨第三次。这不是私人电话，他怒气冲冲地说，对自己的立场更有信心。他要兰伯先生来载他，只要兰伯先生，不要别人。“告诉他是长途车。到斯特拉福28。”——信手挑了一个城镇——“告诉他我要到斯特拉福。”她坚持一定要有名字。“桑普森”他回答说，中间有个P的Sampson。

他回到长椅上继续等待。

打电话给拉康？为了什么？赶回家，打开香烟盒，找出藏在里面的珍贵的东西。这是瓦拉狄米尔首先丢掉的东西，他想：在间谍这一行，我们会先放弃我们最爱的东西。毕竟我还是占了上风。一对老夫妇在他对面坐下。先生戴着僵硬的汉堡帽，用一只锡哨吹着战争曲调。太太对着过路人露出空洞的微笑。史迈利避开她的目光，记起那个从巴黎寄来的棕色信封，拆开来，期望什么呢？或许是一张账单，这位老兄过去生活的旧债。或许是移民们像寄圣诞卡般寄给彼此的循环式战争标语。但这不是账单，也不是传单，是一封私人的信，一个请求，非常特别的一种请求。没有签名，也没有寄件人的地址。用法文手写，写得很快。史迈利读了一次，正读第二次时，一辆福特柯蒂纳轿车驶了过来，一个穿着套头马球衫的年轻男子驾车，在戏院门口煞车停了下来。史迈利把信放回口袋里，过街朝车走去。

“有个P的桑普森？”年轻男子很粗鲁地透过车窗叫道，然后从车内把后门推开。史迈利坐进车里。一股刮胡水的香味混合着陈腐的香烟气味。他在手上放了一张十英镑的钞票，展示出来。

“可以请你关掉发动机吗？”史迈利问。

年轻男子顺从照做，一面从镜子里看着他。他有棕色的非洲头，洁白的手，指甲修得很干净。

“我是个私家侦探。”史迈利解释说，“我相信你一定碰过不少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很麻烦，但我很乐意为你提供的情报付一些报酬。你昨天签了一张十三英镑的收据。你还记得你载的人吗？”

“高个子。外国人。有白色髭须，脚有点跛。”

“年老？”

“很老。拄着手杖。”

“你在哪里载他的？”史迈利问。

“柯斯莫餐厅，普雷德街，早上十点三十分。”年轻男子审慎地说。

普雷德街离西河苑只有五分钟的步行距离。

“你载他到哪里？”

“查尔顿。”

“伦敦东南的查尔顿？”

“尼罗河战役街上的一座圣什么教堂旁边。找一家叫‘挫败青蛙’的小酒馆。”

“青蛙？”

“法国人嘛。”

“你留他在那里吗？”

“我等他一个小时，然后回普雷德街。”

“中途在其他地方停车吗？”

“去的时候，在一家玩具店停了一下。回程的时候，在电话亭停了一下。那人买了一只有轮子的木头鸭子。”他转头，把下巴抵在椅背上，大大咧咧地把手张开，比画着大小。“黄色的。他打的是市内电话。”

“你怎么知道？”

“我借他两便士，对不对？然后他回来借两个十便士，以防万一。”

我问他从哪里打来的，但他只说他有足够的零钱。莫斯汀这样说。

付给年轻男子十英镑钞票后，史迈利手伸向门把。

“你可以告诉公司说我没出现。”他说。

“告诉他们我有多开心，可以吗？”

史迈利迅速下车，赶着在年轻男子以相同的惊人速度飞快驶离之前关上车门。站在人行道上，他又读了一遍，此时，信的内容已深印在他的记忆之中。一个女人，他想，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她认为自己快死了。没错，我们都是，一点也没错。他假装自己漫不经心，漠然以对。每个人的同情心都是有限的，他辩称，我今天的同情心已经用完了。但这封信同样令他心生恐惧，再次升高了他的急迫感。

将军，我不希望显得太过戏剧性，但有两个男人在监视我的房子，我不认为他们是你或我的朋友。今天早上，我有个印象，他们试图要杀我。你不再派你那位神奇的朋友来了吗？

他有东西要藏。要隐匿，就如他们在沙拉特所坚称的。他搭上巴士，换了几次车，注意背后，打着瞌睡。有着挎斗的黑色摩托车未再出现，他也没找出其他的监视者。在贝克街的一家文具店里，他买了一个大型的硬纸板盒，一些报纸，一些包装纸和一卷思高牌胶带。他把瓦拉狄米尔的那包香烟放进盒里，还有欧斯特拉柯娃的信，用报纸塞满空隙。他包起盒子，用手纸缠住思高牌胶带。他对思高牌胶带一向没有办法。他在盒盖写上自己的名字，“亲自领取”。他雇了出租车到萨佛依饭店，将盒子托付给一个男柜台接待员，并附上一张一英镑钞票。

“这重量太轻，不可能是炸弹，对不对，先生？”接待员问，开玩笑地将盒子贴近耳边。

“我可不确定。”史迈利说，两人都一起笑了起来。

告诉麦斯，这是有关睡魔的事，他想。瓦拉狄米尔，他满怀期待地问，你的另一项证据呢？

9

低垂的天际线拥塞着起重机与煤气筒；烟囱懒洋洋地朝着雨云吐出黄褐色的烟雾。如果这天不是星期六，史迈利就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但在星期六，他准备好要开车，尽管他一向与燃化的发动机相看两相厌。他从瓦克斯霍尔桥过河。格林威治已在背后。他进入船坞遍布的平坦河岸地区。雨刷瑟瑟抖动，豆大的雨点打过他这辆悲惨英国小车的车身。在公车站躲雨的孩子们冲他嚷嚷：“继续开啊！”他已经刮过胡子，洗过澡，但并没睡。他把瓦拉狄米尔的电话账单寄给拉康，要求把清查所有可追踪的电话列为紧急要务。开着车，他的心智很澄净，但情绪却异常起伏。他穿着一件斜纹软呢大衣，是他旅行常穿的外套。他转过一个弯道，爬上坡，一间精美的爱德华式小酒馆，挂着红脸战士的招牌，突然出现在面前。尼罗河战役街从酒馆向上蜿蜒，直到一片长满枯草的土地。园地里耸立着圣主教堂，是个以石块与燧石建成的建筑，对着四周逐渐消失的维多利亚式仓房传布上帝福音。海报上说，下个星期天的布道者是救世军的一位女性军官。在海报前，有一辆货车：六英尺长的巨大拖车，深红色，侧窗挂着一面足球旗，门上贴着色彩杂乱的外国入境登记贴纸。这是眼前最庞大的物体，甚至比教堂还大。隐隐约约，他听见摩托车发动机慢慢减速又再激活的声音，但他连回头望一下都没有。这熟悉的随扈从切尔西就开始跟着他；但是，恐惧，就如同他在沙拉特所传授的，永远是选择的问题。

顺着便道，史迈利进入一个没有坟墓的墓园。几排墓石围起园界，一个攀藤的框架与三幢标准规格的新房子雄踞中央。第一幢房子叫“锡安”，第二幢完全没有名字，第三幢叫“三号”。每一幢都有宽大的窗户，但“三号”有蕾丝窗帘。他推开大门，就只见到阴暗的楼梯。他看着它静止不动，然后看着它下沉，看着它消失，仿佛没入地板，有那么一会儿他满心恐惧地怀疑，自己目睹了另一桩谋杀。他按了门铃，屋里响起悦耳的铃声。门是雕花玻璃做的。他把眼睛贴在门上，看见棕色的楼梯毯和看似摇篮车的东西。他又按了一次门铃，听见一声尖叫。起初声音很低，然后转为大声，他本来以为是孩子的叫声，接着认为是猫，最后知道是哨音壶。哨声高到极点，持续不断，接着突然停止，不是有人关掉炉火，就是壶嘴已经烧掉了。他绕到房子背后。这里跟正面没什么两样，只是多了排水管，一小片菜园，和一个用预铸板做成的金鱼池。池里没有水，当然也就没有金鱼，但在一个混凝土钵里，躺着一只黄色的木头鸭子。侧躺着的木鸭嘴张着，一只眼睛凝望天堂，两个轮子仍在转动。

“那人买了一只有轮子的木头鸭子，”出租车司机边说边用他洁白的手比画着，“黄色的。”

后门有一个门环。他轻敲了一下，试试门把，竟开了。他走进屋里，小心地关上背后的门。站在通往厨房的杂物间，厨房里首先吸引他注意的是已移离炉火正无声冒着蒸汽的烧水壶。托盘上有两个杯子，一个奶精罐和一个茶壶。

“克瑞文太太？”他轻声叫唤，“丝黛拉？”

他穿过用餐室，走进大厅，踏着棕色地毯，站在摇篮车旁，在他心中，他正与上帝谈条件；只要不再有人死，不再有更多的瓦拉狄米尔，我将为我们的生命而敬拜您。

“丝黛拉？是我，麦斯。”他说。

他推开客厅的门，她坐在钢琴与窗户之间角落里的安乐椅上，冷淡坚决地望着他。她并不害怕，但她看起来像恨他的样子。她穿着一件亚洲式长洋装，没有化妆，抱着一个婴儿，是男是女，他无法分辨，也不复记忆。她让婴儿将乱发蓬生的头靠在她肩上，一手放在婴儿嘴上，不让孩子发出噪音。她的视线越过婴儿头顶看着他，充满挑战意味，大胆反抗着。

“伟林在哪里？”他问。

她缓缓地挪开手，史迈利预期婴儿会放声大叫，结果孩子只是一直盯着他看。

“他的名字是威廉。”她平静地说，“搞清楚，麦斯。那是他的选择。威廉·克瑞文。彻头彻尾的英国人。不是爱沙尼亚人，不是苏联人，是英国人。”她是个漂亮的女人，黑色头发，非常平静。坐在角落里，抱着孩子，她宛如黑色背景上一幅永恒的画。

“我要和他谈谈，丝黛拉。我不是要找他做任何事。我甚至可以帮他。”

“我以前就听过这些话了，不是吗？他出去了，去他该去的地方工作。”

史迈利听了并没有发火。

“那么，他的货车为什么还在外面？”他温和地反驳。

“他到仓储中心去了。他们派车来接他。”

史迈利仍没有发火。

“那么，厨房里的第二个杯子是谁的？”

“他到仓储中心去了，他们派车来接他。”

他走上楼，她随他去。有一扇门在他的正前方，左边和右边各有一扇门，都开着，一间是婴儿房，一间是主卧室。面对他的门关着，他敲敲门，没人回答。

“伟林，我是麦斯。”他说，“我一定要和你谈谈，拜托。然后我就会离开，还你平静，我保证。”

他逐字再说一次，然后走下楼梯，回到客厅。婴儿开始放声大哭。

“也许你可以泡些茶。”他在婴儿哭泣间歇时建议道。

“你不能和他单独谈话。我不会让你们再引诱他卷入是非。”

“我从来没那么做。那不是我的工作。”

“他仍然怀念着你们的世界。我已经受够了。”

“是有关瓦拉狄米尔的事。”史迈利说。

“我知道是什么事。他们打了大半夜的电话，不是吗？”

“谁打的？”

“‘瓦拉狄米尔在哪里？瓦拉狄呢？’他们以为威廉是什么人？开膛手杰克吗？他没听到或看到瓦拉狄，天知道有多久的时间了。噢，贝琪，亲爱的，安静点！”她走过房间，在一堆洗涤物下找出一罐饼干，塞了一块到婴儿的嘴里。“我并不常这样。”她说。

“谁找他？”史迈利温和地追问到底。

“米凯尔，还有谁？记得米凯尔吗，我们自由电台的王牌，爱沙尼亚尚未就任的总理，要打探消息吗？今天早上三点，贝琪长出一颗牙，该死的电话就来了。米凯尔呼吸沉重地说，‘瓦拉狄在哪里，丝黛拉？我们的领袖在哪里？’我告诉他：‘你疯了，是不是？你以为只要小声说话，就不容易被窃听吗？’我劝他说，‘迷赛马吧，别搞政治了。’我告诉他。”

“他为什么担心？”史迈利问。

“瓦拉狄欠他钱，这就是原因。五十英镑。也许是一起赌马的时候输的。他们常输钱，一定是某一次输钱的时候欠的。他答应要带钱到米凯尔的住处，一起下盘棋。在深夜，我告诉你。他们显然都有失眠症，当然也都很爱国。我们的领袖没出现。戏剧性吧。‘天杀的为什么威廉要知道他在哪里？’我问他。‘去睡觉！’一个小时之后，猜猜谁又打电话来？像之前一样呼吸沉重？我们的米凯尔上校又来了，爱沙尼亚皇家骑兵队的英雄，喀哒靠拢脚跟，道歉。他沿着瓦拉狄的路往回走，用力敲门，大声按铃。没有人在家。‘听着，米凯尔，’我说，‘他不在这里，我们没把他藏在阁楼里。从贝琪的洗礼之后，我们就没见过他，也没听到他的消息。对吧？威廉刚从汉堡回来，他需要睡眠，我不要叫醒他！’”

“所以他又挂掉电话了。”史迈利试探地说。

“他会挂掉才怪！他这个吸血虫。‘伟林是瓦拉狄的最爱。’他说。‘干吗？’我说，‘三点半在亚斯寇特？听好，你该死的睡觉去吧！’‘瓦拉狄总是对我说，如果有任何事出差错，就该去找伟林。’他说。‘那你要他怎么做？’我说，‘开着拖车进城，也去用力敲瓦拉狄的门吗？’老天！”

她把孩子放在一把椅子上。孩子乖乖待在椅子上，满足地啃她的饼干。

一阵用力摔门的声音，接着从楼梯传来快速的下楼脚步声。

“威廉来了，麦斯。”丝黛拉直直地盯着史迈利，警告说，“他既不搞政治，也不滑头，他爸爸是个烈士，但他的心情已经平复过来了。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而且他正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对吗？我说，对吗？”

史迈利走向房间较远的一端，让自己与门保持一些距离。伟林果决地走进来，依旧穿着运动服和慢跑鞋，他大约比丝黛拉年轻十岁，而且有些太过瘦弱。他坐进边缘的一张沙发里，炽烈的目光在妻子和史迈利身上逡巡，好像在猜谁会先开口似的。在往后梳的黑发衬托之下，他的高额头显得异乎寻常的白。他已刮过胡子，让他看起来更年轻。他因开车而眼眶泛红的眼睛是棕色的，而且充满热情。

“你好，伟林。”史迈利说。

“威廉！”丝黛拉纠正他。

伟林紧张地点点头，同时对两人致意。

“你好，麦斯。”伟林说。他双手放在膝上，交缠着。“你好吗，麦斯？你们的作风就是这样，嗯？”

“我想你已经听到瓦拉狄米尔的新闻了。”史迈利。

“新闻？什么新闻，拜托？”

史迈利耗着时间。看着他，感受到他的紧张。

“他消失了。”最后，史迈利轻声回答，“我想他的朋友在非常不合宜的时间打电话给你。”

“朋友？”伟林依赖的眼光投向丝黛拉，“老移民，整天喝茶、下棋，谈政治？谈些疯狂的梦想？米凯尔不是我的朋友，麦斯。”

他说得很快，对用这种差劲的外国语言代替自己的母语，觉得很不耐烦。然而史迈利说话的速度，却好像他有一整天的工夫似的。

“但瓦拉狄是你的朋友。”他反驳说，“在你之前，瓦拉狄也是你父亲的朋友。他们一起在巴黎。军中袍泽。他们一起到英国来。”

衡量着这些话的分量，伟林瘦弱的身躯似乎正压抑着激动的情绪。他双手分开绷成弧形，他的棕发竖起，又再贴平。

“当然！瓦拉狄米尔，是我父亲的朋友。他的好朋友。也是贝琪的教父，可以吧？但没有政治目的。完全没有。”他看着丝黛拉，征求她的许可。“我，我是威廉·克瑞文。我有个在英国的家，英国妻子，英国小孩，英国名字，可以吗？”

“还有英国工作。”史迈利很平静地加上一句，看着他。

“一份很好的工作！知道我赚多少钱吗，麦斯？我们买了房子，可能还要买车，够了吗？”

伟林的神态里，有某些东西——或许是他的能说善道，或是他生气蓬勃的抗辩——吸引了妻子的注意，此时，丝黛拉就像史迈利一样专注地观察伟林，她漫不经心地抱着婴儿，非常漫不经心。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威廉？”史迈利问。

“谁？麦斯，见到谁？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拜托。”

“告诉他，比尔29。”丝黛拉命令他，目光一刻也没离开他身上。

“你最后一次见到瓦拉狄米尔是什么时候？”史迈利很有礼貌地再问一次。

“很久了，麦斯。”

“好几个星期？”

“当然，好几个星期。”

“好几个月？”

“好几个月，六个月！七个月！在洗礼上。他是教父，我们办了一个宴会。但无关政治。”

史迈利的沉默开始制造出令人手足无措的紧张情绪。

“之后就没见过？”长时间的沉默后他终于开口问道。

“没有。”

“威廉昨天什么时候回来？”

“很早。”她回答。

“早到上午十点钟吗？”

“很可能，我不在这里。我去看我妈妈了。”

“瓦拉狄米尔昨天搭出租车来这里，”他解释说，仍然是对着丝黛拉，“我想，他见过威廉。”

没人助他一臂之力。史迈利没有，丝黛拉没有，连小婴儿都静止不动。

“在来的路上，瓦拉狄米尔买了玩具。出租车在巷口等了一个钟头，又载他回巴丁顿，他住的地方。”史迈利说，依然小心翼翼地保持此刻的紧张气氛。

最后，伟林终于开口：“瓦拉狄是贝琪的教父！”他用力挥着手臂，一口英文开始变得支离破碎，“丝黛拉不喜欢他，所以他只能像个小偷，偷偷摸摸地来，懂吗？他带了玩具给贝琪，不行吗？这也犯法吗，麦斯？有法律规定老人不能送玩具给教女吗？”

再一次，史迈利与丝黛拉都没说话。他们都等待着无可避免的崩溃。

“瓦拉狄是个老人，麦斯。谁知道他能不能再见到贝琪？他是整个家族的朋友！”

“不是这个家族。”丝黛拉说，“再也不是。”

“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同志！在巴黎，他们一起对抗布尔什维克。所以他带玩具给贝琪。为什么不行？拜托。为什么不行，麦斯？”

“你说那个该死的玩具是你自己买的。”丝黛拉说。她把手伸到胸前，扣上一颗纽扣，仿佛要砍了他似的。

伟林转向史迈利，恳求地说：“丝黛拉不喜欢那个老人，可以吧？她怕我和他搞太多政治，可以了吗？所以我没告诉丝黛拉。她到史丹斯医院去看她妈妈，瓦拉狄就趁这个机会来看贝琪，打声招呼，不行吗？”他绝望地跳起来，不断地挥动手臂抗议。“丝黛拉！”他叫喊着，“听我说！所以瓦拉狄昨晚没回家？拜托，我很难过。但这不是我的错，可以吗？麦斯！瓦拉狄是个老人！孤单的老人。也许他去找女人了，可以吗？他力不从心但仍然喜欢有女人做伴。在这方面，他可是很有名的，我想，不是吗？有何不可？”

“那么，昨天以前呢？”史迈利沉默良久后问。伟林似乎没太听懂，因此史迈利重新提出问题，“你昨天见过瓦拉狄米尔。他坐出租车来，还带了一只黄色木头鸭子给贝琪。有轮子的。”

“没错。”

“很好。但在昨天以前——昨天不算——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有些问题是孤注一掷，有些问题是全凭直觉，有些问题——就像这一个——是基于初步的了解，不全是直觉，但也还算不上是知识。

伟林用手背擦着嘴。“星期一。”他凄然地说，“我星期一见过他。他打电话给我，我们就碰面了。没错。”

丝黛拉低声说：“噢，威廉。”她抱紧孩子——一个小战士，她低头望着细织地毯，等待自己的情绪平复。

电话响起。伟林像个被激怒的孩子，冲过去抓起话筒用力摔回去，接着把整部电话摔在地板上，又踢走听筒。他坐了下来。

丝黛拉转向史迈利。“我要你走。”她说，“我要你离开这里，永远别再回来。拜托，麦斯。现在！”

有那么一会儿，史迈利似乎非常认真地考虑她的请求。他带着父辈的感情望向伟林；他望着丝黛拉。他的手探进内侧口袋，掏出一份折叠起来的第一版《标准晚报》，交给丝黛拉而非伟林，部分原因是他想伟林会崩溃。

“恐怕瓦拉狄已经永远消失了。”他略带歉意地说，“就在报纸上。他被射杀了。警方会找你问话。我必须先听过事情的经过，再告诉你如何回答。”

伟林绝望地开始说起俄文，而丝黛拉，似乎是因他的声调而非字句感染，放下手上的孩子，过去安慰另一个孩子，史迈利在这房间里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他独坐了一会儿，想着瓦拉狄米尔那卷未冲洗的底片——直到冲洗之后才能看清楚，放在萨佛依饭店的盒子里，与那封令他一筹莫展的巴黎来信一起。他也想着第二项证据，猜想那会是什么，老人如何带着它，或许就在皮夹里；但他了解，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伟林直挺挺地坐着，仿佛已在参加瓦拉狄米尔的丧礼。丝黛拉坐在他旁边，手放在他的手上，婴儿贝琪躺在地上，睡着了。伟林述说时，泪水不时滑下他苍白的脸颊。

“对其他人，我什么也不会做，”伟林说，“但对瓦拉狄，我愿意付出一切。我爱这个人。”“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对我来说，瓦拉狄就是父亲。有时候我甚至会叫他‘我的父亲’。不是伯父，是父亲。”

“也许我们可以从星期一开始说起。”史迈利建议，“第一次的会面。”

瓦拉狄打电话来，伟林说。这是几个月来，伟林第一次接到他或集团里任何人的消息。瓦拉狄出乎意料地打电话到仓储中心找伟林，当时伟林正在捆牢要发往多佛的一批货物，并与办公室查对他的转运文件。这是他离开之后集团所作的安排，伟林说。他已经离开了，就像大家一样，多多少少，但如果有紧急需要，他们可以在星期一早晨到仓储中心找他，不到家里，因为丝黛拉的关系。瓦拉狄是贝琪的教父，身为教父，他可以随时打电话到家里。但不谈公事。绝不。

“我问他：‘瓦拉狄！你要干吗？听着，你好吗？’”

瓦拉狄米尔在路上的电话亭打的。他想立刻私下谈谈。伟林违反所有雇员所应遵守的规定，在转弯处载他上车，并让他跟着到多佛跟了几乎一半的路程“黑的”，伟林说，意即非法的。这老兄带了一个装满柳橙的蔺草篮，但伟林可没心情问他干吗带着几磅重的柳橙上车。开始，瓦拉狄米尔谈起巴黎和伟林的父亲，以及他们相互扶持的奋斗；接着，他就谈到伟林可以帮他一个小小的忙。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一个小小的忙。也看在集团的分上，因为伟林的父亲曾是这么伟大的一个英雄人物。

“我告诉他：‘瓦拉狄，我不可能帮你的忙。我答应过丝黛拉了，这是不可能的！’”

丝黛拉的手抽离丈夫身边，她独自坐下。她想为老人的死而安慰丈夫，却又因为丈夫毁弃承诺而伤心。

只是一个小小的忙，瓦拉狄米尔坚持说，很小，不麻烦，没有风险，但对我们的目标有极大的帮助，这也是伟林的义务。接着，瓦拉狄米尔拿出他在洗礼上拍的贝琪的照片。照片放在黄色的柯达信封里，洗好的照片在一边，有玻璃纸保护的底片放在另一边，蓝色货签仍盖在外面，一切都如那天般纯真无邪。

他们欣赏着照片，片刻之后，瓦拉狄米尔突然说：“这是为了贝琪，伟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贝琪的未来。”

听到伟林的陈述，丝黛拉握紧拳头，当她再次抬起头时，显得更加坚决，但却也更老，双眼的眼角已然浮现许多细碎小皱纹。

伟林继续述说经过：“然后瓦拉狄告诉我：‘伟林，你每个星期一开车到汉诺威和汉堡，星期五回来。你在汉堡停留多久？’”

伟林回答说，他尽可能停留得越短越好，但要看他重新装货所需的时间，也要看他是送货到代理商或特定的收件人，还要看他抵达的时间与他文件上的停留时间，以及他回程所载的货物，如果有的话。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伟林现在就可以一一列举，都是非常琐碎的事——在途中，伟林在哪里睡觉，在哪里吃饭——史迈利知道，老人正以极端怪异的方式做着他自己也会做的事；他用谈话把伟林逼进困境，让他的回答成为服从的前奏。在问过这些问题之后，瓦拉狄米尔才对伟林说明，运用他在军队中与家庭中的所有权威，他想要伟林做的事。

“他告诉我说：‘伟林，替我把这些柳橙送到汉堡。拿着这个篮子。’‘干吗？’我问他，‘将军，我为什么要带着这个篮子？’接着他给了我五十英镑。‘以备急用。’他告诉我说，‘如果有紧急情况，这里有五十英镑。’‘但我干吗带着这个篮子？’我问他，“你说的是什么样的紧急情况，将军？’”

然后，瓦拉狄米尔对伟林详述他的指令，包括撤退与突发事故，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用这五十英镑多留一个晚上。而史迈利注意到，正如他对莫斯汀所说的，老人是多么坚持莫斯科规则，甚至是过于坚持，一向如此。年纪越大，老人就越陷入自己的阴谋情境，不可自拔。伟林必须把装有贝琪照片的黄色柯达信封放在柳橙上面，他必须漫步到客舱前方——伟林要做的就只有这样，他说——信封等于是一个信箱，而东西送达信封的讯号是一个粉笔记号，“也像信封一样是黄色的，我们集团的传统。”伟林说。

“那么，安全记号呢？”史迈利问，“表示‘没有人跟踪我’的记号呢？”

“前一天的汉堡报纸。”伟林很快地回答，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坦承，他与瓦拉狄米尔有一点小小的意见不合，虽然他尊敬瓦拉狄米尔是位领袖，是位将军，也是他父亲的朋友。

“他告诉我说：‘伟林，你把报纸放在口袋里。’但我告诉他：‘瓦拉狄，拜托，看看我，我只有一套运动服，而且没有口袋。’所以他说：‘伟林，那就把报纸夹在腋下。’”

“比尔，”丝黛拉吸一口气，略带敬畏，“噢，比尔，你这个该死的傻瓜！”她转向史迈利说，“我的意思是，他们干吗不用邮寄，无论是什么东西，干吗非要这么做不可？”

因为那是底片，只有底片才符合莫斯科规则。因为将军害怕被人背叛，史迈利想。那老家伙看见到处都有背叛者，他身边的任何人都是。而如果死亡是最终的定论，那么他显然是对的。

“成功了吗？”史迈利非常温和地对伟林说，“递交的过程顺利吗？”

“当然！我做得很好。”伟林欣然承认，抛给丝黛拉一个大胆违抗的眼神。

“那么，你有没有任何想法，例如，谁可能是与你接头的对象？”

此时伟林有着更多犹豫，但在更多催促之下，部分是来自丝黛拉的催促下，他又陆续说起那张看起来绝望、令他想起父亲的空洞面孔，那警告的眼神，无论是真有其事，或只是因为他太兴奋而想像出来的，说起他有时候，看电视里播出的他心爱的足球赛，摄影机捕捉到的某个人的脸孔或表情会突然深印在记忆中，即使以后永远不会再看见，而汽船上的那张脸孔，就是这样的情形。他描述说那人头发飘扬，裹在手套里的指尖轻抚着光洁的脸颊，身材纤小，却很性感——伟林说他看得出来。他说自己有种被那人警告的感觉，警告他要小心照料珍贵的东西。伟林自己也会有相同的眼神——他突然以悲剧式的浮夸神态对丝黛拉说——如果有另一场战争，必须战斗，他不得不将贝琪留给陌生人照顾的话！这句话带来了更多泪水，更多安慰，更多对老人之死的悲叹，而史迈利的下一个问题不啻为一大解脱。

“所以你带回黄色信封，昨天将军带鸭子来给贝琪时，你亲手把信封交给他。”他温和地说，仿佛已知道一切，但是，仍有一些尚待补充。

他有个习惯，伟林说，星期五开车回家之前，会在仓储中心，坐在驾驶座上睡几个小时，然后刮个胡子，与小伙子们喝杯茶，这样回家时就会觉得神清气爽，不至于紧张又坏脾气。这是他从老手身上学到的办法，别赶着回家，否则你只会觉得后悔。但昨天不同，他说，昨天丝黛拉带贝琪到史丹斯去看她妈妈了。所以他直接回家，打电话给瓦拉狄米尔，告诉他我们事先约定好的代号。

“打电话到哪里？”史迈利问，轻声打断他的话。

“公寓。他告诉我：‘只能打到公寓找我。别打到图书馆。米凯尔是个好人，但他不知情。’”

然后，伟林继续往下说，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忘了多久——瓦拉狄米尔坐着出租车到家里来，这在他是前所未有的事，还带了鸭子给贝琪。伟林把装着照片的黄色信封交给他，瓦拉狄米尔拿到窗边，非常缓慢地，“就像那是来自教堂的圣物，麦斯。”瓦拉狄米尔背对伟林，把底片一张张对着光查看，直到找着他要的那张，然后凝视着底片很久。

“只有一张？”史迈利很快地问——他心中仍挂念着两项证据——“一张底片？”

“没错！”

“是一张，还是一卷？”

一张，伟林非常确定。一张小小的底片。没错，3cm×5cm，就像他自己的爱格发自动相机一样。没有，伟林不可能看到内容，无论是写的东西或其他什么。他只看见瓦拉狄米尔，就只有这样。

“瓦拉狄脸色泛红，麦斯。脸上散发着野性，麦斯，从他的眼睛透露出来。而他是个老人家。”

“在你的旅途中，”史迈利说，他用这个重要的问题打断伟林的故事，“从汉堡返家的途中，你也没想过要看一眼？”

“那是机密，麦斯。是军事机密。”

史迈利瞥了丝黛拉一眼。

“他不会的，”她回答着他未问出口的问题，“他太正直了。”

史迈利相信她。

伟林继续讲他的故事。瓦拉狄米尔把黄色信封放进口袋，拉着伟林到花园里，对他表示感谢。瓦拉狄米尔双手握住伟林的手，告诉他说，他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最棒的；说伟林是他父亲的儿子，是比父亲更好的战士，有着爱沙尼亚最优秀的血统，沉稳、正直、可靠。有了这张照片，他们可以报答许多恩义，也可以对布尔什维克造成极大的伤害。那张照片是一项证据，一项不容忽视的证据。但是什么样的照片，他没说。只有麦斯能看，只有麦斯会相信，会记得。伟林不太了解他们为何必须到花园里去，但他猜想，老人可能情绪激动，怕有麦克风，因为瓦拉狄不断谈着安全问题。

“我送他到大门口，但没送他上出租车。他告诉我说，我不必送他上车。‘伟林，我是个老人。’他对我说。我们用俄文交谈。‘下个星期也许我就死了。谁在乎？今天我们打了漂亮的一仗。麦斯会非常以我们为荣。’”

将军最后对他说的话竟然一语成谶。伟林再次暴怒地跳了起来，他的棕色眼睛愠怒欲燃。“是苏联！”他大叫，“是苏联间谍，麦斯，他们杀了瓦拉狄米尔！他知道得太多了！”

“你也一样。”丝黛拉说，随后是一阵颇不自在的漫长沉默。“我们都一样。”她说，瞥了史迈利一眼。

“他只说了这些？”史迈利问，“没有别的，例如你完成的工作的价值？麦斯会相信的事？”

伟林摇摇头。

“或者还有其他的证据，例如？”

没有，伟林说，没有了。

“他没有解释最初如何和汉堡联络，订下约会？是否还有集团里的其他人参与？请想一想。”

伟林想了一想，但没有结果。

“那么，除了我之外，你有没有告诉任何人，威廉？”史迈利问。

“没有，麦斯，没有任何人！”

“他没有时间。”丝黛拉说。

“没有别人！在路途中，我睡在驾驶座上，省下一晚十英镑的住宿费。我们用这笔钱买了房子！在汉堡，我没告诉任何人！在仓储中心也没有！”

“瓦拉狄米尔有没有告诉任何人——就你所知？”

“在集团里，只有米凯尔知道，这是必要的，但并不知道全部，即使是米凯尔。我问他说：‘瓦拉狄米尔，谁知道我帮你做这件事？’‘只有米凯尔，但他只知道一点点。’他说，‘米凯尔借我钱，借我影印，他是我的朋友。但即使是朋友，我们也不能信任。敌人我不怕，伟林。但我最怕的是朋友。’”

“如果警察到这里来，”史迈利对丝黛拉说，“如果他们来了，他们只会知道昨天瓦拉狄米尔坐车到这里来。他们会找上出租车司机，就像我一样。”

她那双灵活的大眼睛望着他。

“所以呢？”

“所以别告诉他们其余的事。他们知道他们所需要的事。太多信息反而会使他们难堪。”

“是让他们难堪，还是你？”丝黛拉问。

“昨天瓦拉狄米尔来看贝琪，还带了礼物给她。这是表面上的故事，就像威廉起初讲的。他不知道你带她去看你妈妈。他在这里见到威廉，谈起往事，走到花园里。他不能等太久，因为出租车的关系，所以他没见你和教女就走了。这就是全部的故事。”

“你来过这里吗？”丝黛拉依然望着他。

“如果他们问起我，没错，我今天来过，带给你们坏消息。警方不在乎伟林以前曾属于那个集团。对他们来说，眼前的问题才重要。”

史迈利把注意力拉回伟林身上，“告诉我，你带了其他东西给瓦拉狄米尔吗？”他问，“除了信封里的东西之外？一份礼物，也许？他喜欢却无法自己买到的东西？”

在回答之前，伟林全神贯注地思索这个问题。“香烟！”他突然大叫，“在船上，我为他买了法国烟当礼物。高卢牌，麦斯。他很喜欢！‘高卢牌凯帕罗，有滤嘴，伟林！’当然！”

“那么，他向米凯尔借来的五十英镑呢？”史迈利问。

“我还他了，当然。”

“全部？”

“全部。香烟是礼物，麦斯。我爱这个人。”

丝黛拉看着他向门走去。在门边，他谦和地握住她的手臂，领了她几步，走进花园里，避开她丈夫的听觉范围。

“你已经落伍了。”她告诉他，“无论你在做什么，迟早有一边要停手。你就像集团一样。”

“安静听我说。”史迈利说，“你在听吗？”

“没错。”

“威廉不能对任何人提到这件事。在仓储中心，他喜欢和谁说话？”

“全世界的人。”

“那么，尽你所能吧。除了米凯尔之外，还有谁打电话来？即使是打错电话的？铃响——然后挂掉的？”

她想了一想，摇摇头。

“有人来过这里吗？推销员，市场调查员，传福音的人，兜揽生意的人，任何人？你确定？”

丝黛拉仍然凝视着他，她的眼睛似乎真正了解了他，流露出欣赏的神色。接着，她再次摇摇头，否认有任何他所说的共犯来过。

“走吧，麦斯。你们都走开吧。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有多糟。他已经长大了，他不再需要主教了。”

她目送他离去，也许是要确定他真的离开了。他开着车，有好一会儿，瓦拉狄米尔那卷放在箱里的底片，仿佛藏起来的钱一般，令他烦躁不安——它是否依然安全，他是否应该查看一下或换个地方，因为这是以生命为代价穿越边界带回来的。但驶抵河畔时，他却有了其他的想法和目标。避开切尔西，他加入北区星期六繁忙的车阵中，旁边多是开着旧车的年轻家庭。一辆有着挎斗的黑色摩托车，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到布鲁斯贝利30。

10

自由波罗的海图书馆位于三楼，楼下是一家尘埃遍布的古书店，专营圣灵书籍。图书馆小小的窗户斜对着大英博物馆的前院。史迈利踏上一道木头回旋梯，穿过许多年代久远、用图钉钉着的手绘标志和一大堆隔壁药房的棕色化妆品箱，才到达图书馆。走到头，他发现自己已经喘不过气来，所以在按门铃之前，很明智地歇息一会儿。他等候着，用沉思冥想来忘却暂时的精疲力竭。他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一再拜访相同的高楼：汉普斯特德的安全公寓，瓦拉狄米尔在西河苑的阁楼，现在是这幢曾是所谓“布鲁斯贝利劣品”的五十年代遗风建筑。他觉得很奇怪，这几处都是单独的处所，单独的测试处所，用来测试尚未言明的价值。错觉消失了，他按了门铃，三短一长，心里琢磨他们是否更改了记号；他仍担心着伟林，或者丝黛拉，或者只是那个孩子。他听见近处响起地板的噼啪声，猜想自己正被仅一步远的某人，从窥视孔里观察着。门很快打开，他踏进阴郁的玄关，一双肌肉结实的臂膀拥抱着他。他闻到身体的热气、汗水和香烟的气味，也感觉到那未刮胡子的脸颊贴近自己的脸颊——左颊，右颊，好像在颁发奖牌——左颊又多了一次，代表特别的情感。

“麦斯！”米凯尔以安魂曲似的声音低声说道，“你来了。我很高兴。我希望你来，但不敢抱太大期望。虽然如此，我还是等着你。我等了一整天。他爱你，麦斯。你是最好的。他总是这么说。你启发了他。他告诉我。他的模范。”

“我很难过，米凯尔。”史迈利说，“我真的很难过。”

“我们都是，麦斯。我们都是。伤心透顶。但我们是战士。”

他短小精悍，背脊凹陷，仪表整洁，正符合他自己宣称的前骑兵队上校的身份。他的棕色眼睛因彻夜守候而泛红，显得有些下垂。他肩上披了一件色彩鲜艳的运动上衣，像披风似的；脚上的黑色靴子擦得锃亮，随时可以上马奔驰。他的灰色头发依军人作风打理得很整齐，他的髭须稀疏，但精心修剪过。乍看之下，整张脸显得很年轻，只有细看，才会看见苍白的皮肤满布细碎的三角洲，泄露了他的年龄。史迈利随着他走进图书馆。图书馆与房子等宽，依消失的几个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当然还有爱沙尼亚——分隔成三小间，每一间都有一张桌子，一面旗子，和几张摆放棋盘等待赛局的桌子，但没有人在下棋，也没有人在看书；里面没有人，只有一个年约四十，穿着短裙、短袜的丰满女人。她有一头发根呈暗色的黄头发，梳成简单的发髻。她闲适地坐在茶炉31旁，正在读一本介绍秋季桦树林的旅游杂志。米凯尔与她四目交接，停顿了一下，似乎准备开口介绍，但看在史迈利眼里，她的目光却充满了强烈、不容置疑的怒火。她看着他，轻蔑地瘪起嘴，目光转向雨滴飘落的窗户。她的脸颊因落泪而闪着水光，低垂的眼睑下，有着橄榄色的淤伤。

“艾薇拉也很爱他。”走出她的听力范围之后，米凯尔解释说，“他是她的兄弟。他教导她。”

“艾薇拉？”

“我太太，麦斯。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终于结婚了。我坚持的。这对我们的工作不见得有利。但我欠她一份保障。”

他们坐下来。在他们四周、沿墙挂着那些已被遗忘的行动中的牺牲者。这个是已经入狱了，透过铁丝网拍到的。这个是已经死了——就像瓦拉狄米尔一样——他们拉开罩布，露出他那张血淋淋的脸。第三个，笑嘻嘻的，戴着游击队的宽松帽子，扛着长枪身的来复枪。从这个房间里，他们听到一声小小的爆炸声，就紧接在一句嘹亮的俄文咒骂之后。艾薇拉，米凯尔的新娘，正在点茶炉。

“我很难过。”史迈利又说了一遍。

敌人我不怕，伟林，史迈利想，我最怕的是朋友。

他们坐在米凯尔的小隔间里，米凯尔称之为他的办公室。一部老式的电话放在雷明顿立式打字机旁。这台打字机和瓦拉狄米尔房里的一样。一定是有人同时买了好几台给他们，史迈利想。但这个小隔间的焦点是一张手工雕刻的高椅子，螺旋状的椅脚别无装饰，但椅背上却精雕着帝王徽饰。米凯尔堂而皇之地在那张椅子上坐下，皮靴抵着膝，对这张王座而言，他是个太过娇小的代理国王。他从底下拿出一根烟来，点亮。在他上方，笼罩着一片香烟云雾，而那里正是史迈利记忆所及之处。在废纸篓里，史迈利注意到有几本丢弃的《运动生活》。

“他是领袖，麦斯，他是英雄。”米凯尔说，“我们必须从他的勇气和典范中获益。”他停顿了一下，好像是期待史迈利记下来好对外发表。“在这种情况里，我们很自然地会问自己，如何能坚持下去。谁有分量能追随他？谁有他的声望，他的荣誉，他的使命感？很幸运的，我们的运动是一个延续不断的过程。这比任何一个个人、任何一个团体都更伟大。”

听着米凯尔琢磨得闪闪发亮的言辞，看着他擦得闪闪发亮的皮靴，史迈利不禁为这个男人的年龄感到惊叹。苏联在一九四〇年占领爱沙尼亚，他回忆道。当时担任骑兵队军官的米凯尔，现在至少六十岁了。他努力想拼凑出米凯尔颠沛流离的生平——经历外国征战与无法信赖的民族军队，一条漫漫长途，所有这些历史章节，都写在这一个小小的躯体里。他也很好奇，这双皮靴的年纪有多大？

“告诉我，他的最后一段日子，米凯尔。”史迈利建议，“他一直到最后都很活跃吗？”

“绝对活跃，麦斯。在所有方面都很活跃。无论是身为爱国者、身为男人，还是身为领袖。”

表情依旧轻蔑的艾薇拉把茶放在他们两人中间，当然还有两个放了柠檬的杯子，和一小盘核桃脆片饼干。她的动作隐隐有着暗讽意图，无论是她摆动着的腰臀，还是怏怏不乐的挑衅。史迈利也努力回想她的背景，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或许他根本从来就不知道。他是她的兄弟，他想，他指导她。但从很久以前，他就已经从自己的生活中得到教训，千万别相信解释，特别是有关爱情的。

“身为集团的一员呢？”史迈利等她离去之后问道，“也很活跃？”

“一直都是。”米凯尔严肃地说。

一阵沉默，两人都很有礼貌地等对方先开口。

“你想是谁干的，米凯尔？有人背叛他吗？”

“麦斯，你和我一样，很清楚是谁干的。我们全部都冒着危险。我们全部。任务随时会来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准备好。我自己是个战士，我已有所准备，我已就绪。如果我走了，艾薇拉会有她的保障。就是这样。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我们这些流亡人士，还是头号敌人。被诅咒驱逐的人。只要他们可以，就会摧毁我们。现在依然如此。就像他们摧毁我们的教堂、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文化一样。他们是对的，麦斯。他们对我们心生恐惧是对的。因为有一天，我们会击败他们。”

“但他们为何特别挑这个时机呢？”在这篇行礼如仪的宣言之后，史迈利温和地反驳，“他们在好几年前就可以杀了瓦拉狄米尔。”

米凯尔拿出一个扁平的锡盒，上面有两个滚动条，像是轧布机似的，以及一包粗糙的黄色烟纸。他舔了舔烟纸，放在滚动条上，然后铺上黑色烟草。噼啪一声，轧布机转动，银白色的表面上出现了一根肥硕、蓬松的香烟。他正要点燃，艾薇拉走了过来，把烟拿走。他又卷了一根，然后把锡盒放回口袋。

“除非瓦拉狄米尔正着手做某些事，我猜。”史迈利在这场演出结束之后继续说，“除非他做了什么激怒他们的事——他可能已经做了，你知道他的。”

“谁会知道？”米凯尔说，漫不经心地将更多烟雾吐到他们头顶上的空气里。

“嗯，你可以，米凯尔，如果有人能知道的话。当然他会对你透露。二十多年来，你一直是他的心腹。起初在巴黎，然后在这里。别告诉我说他不信任你。”史迈利率直地说。

“我们的领袖是个神神秘秘的人，麦斯。这是他的力量。他必须如此。这是军事的需要。”

“但对你不会，对不对？”史迈利以极尽奉承的声调坚称，“他的巴黎副官，他的侍从武官，他的机要秘书？别这样，你说话要凭良心。”

米凯尔从他的王座上前倾身体，把小小的手掌整整齐齐地放在心脏上。他沉重的音调变得更加深沉。

“麦斯，甚至是对我。到后来，甚至对米凯尔都是如此。这是为了保护我。不让我知道危险的内情。他甚至对我说：‘米凯尔，如果你——即使是你——不知道我们抛弃了什么样的过往，可能会比较好。我恳求他，但没有用。有一天晚上他来找我。这里。我在楼上睡觉。他按了特殊的门铃声：‘米凯尔，我需要五十英镑。’”

艾薇拉又走进来，这次拿了一个空的烟灰缸。当她把烟灰缸放到桌上时，史迈利顿时感觉到一阵紧张，如同药效突然发作。他开车时曾有过相同的经验，等待着并未发生的撞击。他也在安恩身上体会过相同的经验，看着她从某些看似无害的约会中归来，心中却知道——只是单纯地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他等艾薇拉离开后才问。

“十二天以前。上个星期一。从他的态度，我马上看出来，这一定有关公事。他以前从来没问我借钱。‘将军，’我告诉他说，‘你有阴谋在进行。告诉我是什么。’但他摇摇头。‘听着，’我对他说，‘如果是阴谋的话，那么听我的忠告，去找麦斯。’他拒绝了。‘米凯尔，’他对我说，‘麦斯是个好人，但他对我们的集团不再有信心。他甚至希望我们结束我们的奋斗。但只要我如愿抓起这条大鱼，我就会去找麦斯，要求支付我们的费用，或许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但我事后才会这样做，不是事前。同时，我总不能衣衫不整地去做事吧。借我五十英镑。在我的一生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任务。这追溯到我们久远的过往。’他就是这样说的。我皮夹里有五十英镑——很幸运的，我那天的投资很成功——我交给他。‘将军，’我说，‘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去吧。我的财产也是你的。拿去吧。’”米凯尔说，用力挥着他的黄色香烟，似要画下句点，也或许是要强调确认。

透过他们头顶上的脏污窗户，史迈利瞥见艾薇拉站在房间中央的倒影，她正在倾听他们的谈话。米凯尔也看到她了，甚至皱起眉头，但他似乎不愿意——也许是无法——命令她走开。

“你人真好。”史迈利略作停顿之后说。

“麦斯，这是我的本分。真心诚意。这是我惟一的法则。”

她看不起我，因为我没帮助那个老人，史迈利想。她与这件事脱不了干系，她知情，而现在，她看不起我，因为我没有在老人需要帮忙的时刻助他一臂之力。他是她的兄弟，他记得。他指导她。

“他来找你——向你要求活动经费，”史迈利说，“是不是出乎意料？在这之前有没有什么事，让你觉得他在着手作一些大计划？”

米凯尔再次皱起眉头，耗了许多时间，很显然，米凯尔并没有太在乎这些问题。

“几个月前，也许是两个月吧，他收到一封信。”他谨慎地说，“在这里，这个地址。”

“他很少收到信吗？”

“这封信很特别。”米凯尔说，仍然小心谨慎。突然之间，史迈利了解到米凯尔是处在沙拉特审问技巧中所谓的“输家的绝境”，因为他不知道——他只能靠猜测——小史迈利到底知道了多少。因此，米凯尔会对情报的提供戒慎恐惧，希望能趁机了解史迈利手上握有的优势。

“谁寄来的？”

米凯尔，一如常态，回答的答案与问题有些不对应。

“是从巴黎寄来的，麦斯，一封长信，许多页，手写的。寄给将军个人，不是米勒。给瓦拉狄米尔将军，私人性质的。信封上写着私人信函，法文。收到信后，我锁在书桌里；十一点钟，他像往常一样进来：‘米凯尔，我向你致敬。’有时候，相信我，我们甚至会彼此致敬。我把信交给他，他坐下来。”——他指向艾薇拉所在房间那端——“他坐下，很不在意地打开，仿佛他对那封信毫无期待，但我发现他渐渐地凝神贯注。全心全意。我会说是完全被吸引住了。甚至是热情洋溢。我对他说话。他没回答。我又说了一遍——你是知道他的——他完全没理我。他出去散步。‘我会回来。’他说。”

“带着信？”

“当然。这是他的作风，当他有重要的事要考虑时，就会出去散步。他回来时，我注意到他非常激动。可以说是兴奋。‘米凯尔。’你知道他说话的方式。所有人都必须服从。‘米凯尔，拿出复印机。替我放进几张纸。我有一份文件要影印。’我问他要印几份。一份。我问他有几页。‘七张。我操作机器时，请站在五步的距离之外。’他对我说，‘我不能把你卷进这件事。’”

米凯尔再一次指出位置，好像要用以证明故事的正确无误。黑色的复印机单独放在一张桌上，像是一部老式的蒸汽发动机，有着滚动条，以及放进不同化学药剂的孔洞。“将军不太懂机器，麦斯，我替他设定好机器。然后，我站在这里隔着整个房间，大吼大叫地教他操作。印完，等油墨干了以后，他拿起副本，折好放进口袋里。”

“原件呢？”

“也放在他的口袋里。”

“所以你没看过信？”史迈利说，语气中有些惋惜。

“没有，麦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我没看过。”

“但你看见信封了。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交给他。”

“我告诉你了，麦斯。那是从巴黎寄来的。”

“哪一区？”

又有些犹疑。“第十五区。”米凯尔说，“我相信是从第十五区寄来的。我们有很多人住在那一区。”

“日期呢？你能说得更精确吗？你说大约是两个月前。”

“九月初。我记得是九月初。不可能是八月底。大约六个星期，左右。”

“信封上的地址也是手写的？”

“没错，麦斯，是手写的。”

“信封是什么颜色？”

“棕色的。”

“墨水呢？”

“我想是蓝色的。”

“用什么封起来？”

“什么？”

“信封是用封笺腊或胶带封起来的？或只是用普通的胶粘住？”

米凯尔耸耸肩，仿佛这种细节不劳他费心。

“但寄信的人把他的名字写在信封上，不是吗？”

即使米凯尔看见了，也不承认。

有那么一会儿，史迈利的心思围绕在寄存萨佛依饭店的棕色信封，以及信中需要帮助的殷切恳求上。今天早上，我有一种感觉，他们试图要杀我。你不再派你那位神奇的朋友来了吗？巴黎邮戳，他想。第十五区。在第一封信之后，瓦拉狄米尔把家里的地址给对方，他想，就像他把家里的电话给伟林一样。在第一封信之后，瓦拉狄米尔确实找过米凯尔。

电话响起，米凯尔去接，只说了一声“嗯？”就静静聆听。

“那就每一个都给我押五吧！”他低声说，然后以堂皇的威仪挂掉电话。

逐步趋近来造访米凯尔的主要目的，史迈利非常谨慎地继续进行。他记得米凯尔——在巴黎加入集团时，已见识过东欧大半审问中心的米凯尔——在面对测试时会想办法放慢速度。当时他就靠着这种手法，把沙拉特的讯问人员搞得快疯了。

“我可以问你一些事吗，米凯尔？”史迈利小心地选择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提出质问。

“请说。”

“他来找你借钱的那个晚上，有没有逗留？你有没有替他泡茶？下一盘棋，或许？你可以告诉我详情吗，拜托，关于那个晚上？”

“我们下了棋，但不太专心。他心里想着别的事，麦斯。”

“他谈到那条大鱼吗？”

“什么，麦斯？”

“大鱼。他说他正在计划的行动。我在想，他有没有再多谈一些？”

“没有，什么都没有，麦斯。他完全保守秘密。”

“你有没有印象，那件事可能涉及其他国家？”

“他只提到说没有护照。他深受伤害——麦斯，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他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圆场无法信任他拥有护照。在提供了这么多服务，奉献了这么多心力之后——他真的受到很大的伤害。”

“这是为他好，米凯尔。”

“麦斯，我完全理解。我是个比较年轻的人，通达世故，很有弹性。而将军有时很冲动，麦斯。必须采取一些步骤——即使是由很敬仰他的人动手——去控制他的精力。拜托，但对他自己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是一种羞辱。”

史迈利听到背后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是艾薇拉傲然走回她的角落。

“所以，他想要派谁替他出国？”史迈利问，再次忽视她的存在。

“伟林。”米凯尔颇不以为然地说，“他没告诉我详情，但我相信他派了伟林去。这是我的印象。伟林会去的。瓦拉狄米尔将军对伟林的年轻和荣誉大为赞赏。还有他的父亲。他甚至还提到过去的历史。他提到要引进新生代，去替老一辈雪耻复仇。他非常激动。”

“他派伟林去哪里？瓦拉狄提到任何蛛丝马迹吗？”

“他没告诉我。他只对我说：‘伟林有护照，他是个勇敢的孩子，一个优秀的波罗的海子民，非常沉稳，他可以旅行，但也必须保护他。’我没再刺探，麦斯。我没追根究底。这是我的作风，你是知道的。”

“但你仍然归结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我想。”史迈利说，“一贯的作风。毕竟，伟林能自由出入的地方并不多。仅仅靠这五十英镑。还有伟林的工作，对不对？更别提他的妻子。他不能一时兴起就海阔天空到处去。”

米凯尔做了一个非常军人作风的姿态。他用大拇指和食指灵巧地拉住鼻子，嘴唇外张，直到髭须几乎都朝天竖起。“将军也问我要地图。”最后他说，“我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应该告诉你。你是他的主教，麦斯。但你与我们的运动无关。但我信任你，我会告诉你。”

“哪里的地图？”

“街道地图。”他一手朝书架轻挥着，好像命令它们靠近一些。“城市规划。丹泽（波兰北部港口）、汉堡、卢比克（德国北部城市）、赫尔辛基。北部沿海。我问他：‘将军，长官。让我帮你吧。’我对他说：‘拜托，我是你所有事情的助手。我有权利。瓦拉狄米尔，让我帮你吧。’他拒绝了我。他希望全部自己来。”

莫斯科规则，史迈利再次想起。许多地图，其中只有一份相关。而且，再一次的，他注意到，瓦拉狄米尔对自己最信任的巴黎副官，也采取了防范目的曝光的措施。

“在这之后，他就离开了？”史迈利问。

“没错。”

“大约几点？”

“非常晚。”

“能告诉我有多晚吗？”

“两点，三点，甚至是四点。我不确定。”

此时，史迈利感觉到米凯尔的目光飘起，越过他的肩头，停滞不动，史迈利出于他一向拥有的直觉，问道：“瓦拉狄米尔独自一个人来吗？”

“当然，麦斯。他会带谁来？”

一阵陶器的铿锵声打断他们，是房间另一端的艾薇拉笨手笨脚地处理家务。此时方有勇气直视米凯尔的史迈利，发现米凯尔的目光紧随艾薇拉，脸上露出一种史迈利能认得出来、却有一瞬间难以形容的表情：融合着绝望与爱恋，在依赖与厌恶之间煎熬。史迈利发现自己以近乎病态的同情看着那张脸，仿佛看见自己的脸孔，那熟悉的表情，像米凯尔似的红眼睛，映在美丽金箔雕饰的镜子里，在水滨街家中安恩的镜子里。

“所以，如果他不让你帮他，你怎么做？”史迈利仍旧假装不经心地问，“坐下来，看书，与艾薇拉下棋？”

米凯尔的棕眼睛凝望他良久，然后转开，最后又回到他身上。

“不，麦斯。”他彬彬有礼地说，“我给他地图。他希望自己处理那些地图。我祝他晚安。他离开的时候，我已经很困了。”

但艾薇拉不困，很显然的，史迈利想。她跟在这位兄长后面，等候指示。身为爱国者，身为男人，身为领袖，他都很活跃，史迈利又重新想起。在所有方面都很活跃。

“在那之后，你与他有过联系吗？”史迈利问。米凯尔跳到昨天。一直到昨天才再联络，米凯尔说。

“昨天下午，他打电话给我。麦斯，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么多年来，我头一次看见他这么兴奋。很快乐，可以说是欣喜若狂。‘米凯尔！米凯尔！’麦斯，他真的很愉快。他晚上会来找我。昨晚。可能会很晚，但他会还我五十英镑。‘将军，’我对他说，‘什么五十英镑？你还好吗？你安全吗？告诉我。’‘米凯尔，我已经完成了，我很高兴。别睡着。’他对我说，‘我会在十一点来找你，十一点多一点。我会带钱来。我当然还要和你下棋，大胜一场，来稳定我的情绪。’我没睡，泡了茶，等着他。一直等着。麦斯，我是个军人，我自己并不害怕。但对将军——这么一个老人，麦斯，我很害怕。我打电话到圆场去，紧急状况。他们却挂掉我的电话。为什么？麦斯，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

“我没当班。”史迈利说，现在他极尽所能地凝神注视米凯尔。“告诉我，米凯尔。”他说。

“麦斯。”

“你想，瓦拉狄米尔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之后——来这里还你五十英镑之前——打算去做什么？”

米凯尔毫不迟疑。“理所当然的，我猜他会去找麦斯。”他说，“他抓到了他的那条大鱼。现在他会去找麦斯，要求支付他的费用，奉上他的大好消息。理所当然的。”他又重复了一次，眼光直直地盯着史迈利。

理所当然，史迈利想；而你知道他离开公寓的时间，也知道他到汉普斯特德公寓所走路径的距离。

“所以，他没出现，你打电话给圆场，我们帮不上忙。”史迈利重新确认，“我很抱歉。你接下来怎么做的？”

“我打电话给伟林。首先是要确定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还好，然后也要问他，我们的领袖在哪里？他那个英国老婆叫骂着把我的电话挂了。最后，我到他的公寓去。我不喜欢这样，这是一种侵扰——他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但我去了。我按了铃。他没应门。我就回家。今天早上，十一点钟，朱利打电话来。我没读第一版出刊的晚报。我对英国报纸没兴趣。朱利看了报。瓦拉狄米尔，我们的领袖，死了。”他结束了故事。

艾薇拉就在他旁边。她端来一个托盘，放了两杯伏特加。

“请用。”米凯尔说。史迈利拿起一杯，米凯尔拿起另一杯。

“敬生命！”米凯尔大声地说，喝了一口，泪水开始涌出眼眶。

“敬生命！”史迈利跟着说。艾薇拉看着他们。

她与他一起去的，史迈利想。她强迫米凯尔到老人的公寓去，她拉着他到门口。

“你告诉过其他人吗，米凯尔？”史迈利等她再次走开之后问。

“我不信任朱利。”米凯尔抽着鼻子说。

“你对朱利提到过伟林吗？”

“什么？”

“你对他提到过伟林吗？你是不是对朱利提到，伟林可能和瓦拉狄米尔的事有关？”

很显然，米凯尔不曾犯下这种罪行。

“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信赖任何人。”史迈利以更为正式的语调说，他已准备离开了。“即使警察也一样。这是命令。警方不必知道瓦拉狄米尔遇害时所从事的行动。这攸关安全。你们的安全与我们的安全。他没给你其他信息？没有给麦斯的话，例如？”

告诉麦斯，这是有关睡魔的事，他想。

米凯尔很抱歉地笑一笑。

“瓦拉狄米尔最近提到过赫克特吗，米凯尔？”

“赫克特对他不好。”

“瓦拉狄米尔这样说？”

“拜托，麦斯。我个人对赫克特没有任何成见。赫克特是赫克特，他不是个绅士，但在我们的工作里，我们必须用到各形各色的人。这是将军说的。我们的领袖是个老人。‘赫克特，’瓦拉狄米尔对我说，‘赫克特不好。我们的好邮差赫克特就像城里的银行。他们说，一下雨，银行就要收走你的伞。我们的邮差赫克特也一样。’拜托，这是瓦拉狄米尔说的。不是米凯尔。‘赫克特不好。’”

“他什么时候说的？”

“他说了好几次。”

“最近？”

“对。”

“多久以前？”

“可能有两个月了。或许不到。”

“在他接到巴黎的来信之后还是之前？”

“之后，毫无疑问。”

米凯尔陪他走到门边，像个绅士，尽管托比·伊斯特哈斯并不是。艾薇拉在她原来的位置，坐在茶炉旁，抽着烟，看着相同的桦树林照片。史迈利走过她身边时，听到一阵嘶嘶声，不知是从她的鼻子或嘴里发出来，或者口鼻都有，似乎是她轻蔑之情的最终宣告。

“你现在要怎么做？”他像慰问死者家属一样问米凯尔。在眼角的余光中，他瞥见她因这个问题而抬起头来，她的手指滑过书页。

他突然又兴起一个想法：“你不认得那个笔迹吗？”史迈利问。

“什么笔迹，麦斯？”

“在巴黎那封来信的信封？”

顿时，他没有时间等待回答；顿时，他已为尔虞我诈感到恶心。

“再见，米凯尔。”

“好走，麦斯。”

艾薇拉的头又没入桦树林中。

我不会知道的，史迈利想，快步走下木制楼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知道的。米凯尔是不是叛徒？他是不是因老人染指他的女人而心生怨恨，同时也渴望着那顶觊觎已久的冠冕？或者，米凯尔是个毫不自私的军官与绅士，米凯尔是个绝对忠诚的仆人？或者，就像许多忠诚的仆人一样，他两者兼具？

他想起米凯尔的骑兵骄傲，像其他英雄气概那般脆弱得惊人。他以身为将军的监护人而自豪，他以身为他的总督而自豪。他绝不容许有受伤的感觉。他的骄傲——能因千百种原因而崩裂。但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例如，到以伺候好每一个主子而自豪？各位，我一直对你们双方都提供很好的服务，一个完美的双面间谍在性命危在旦夕之时说。而且，是很自豪地说，史迈利想，他知道有不少这样的人。

他想起巴黎寄来的那封七页信。他想起第二项证据。他很纳闷，影印本到谁那里去了——也许是伊斯特哈斯？他也纳闷，原件在哪里。那么，谁到巴黎去了？他觉得很奇怪。如果伟林是到汉堡去，谁是那个小魔术师？他觉得很疲累。他的疲累像病毒般突然袭击而来。他感觉到它，在膝盖，在臀部，在整个下沉的身体里。但他继续走着，因为他的心拒绝休息。

11

欧斯特拉柯娃还能走，她所企求的，也就只是能走而已。能走，并且等待着魔术师。没有骨折。虽然他们让她洗澡之后，她矮胖的身躯上伤痕累累，淤青遍布，活像西伯利亚煤田的地图，但没有骨折。而她可怜的臀部，在仓库里带给她许多折磨的臀部，像是被一群苏联秘密军队用皮靴从巴黎的这头，踢到另一头似的，但是，仍然没有骨折。他们用X光照遍她全身的每一部位，他们戳刺着她，像是一块有着内出血迹象的可疑肉块。但最后，他们很悲哀地宣布，她是创造奇迹的受害者。

他们想要留住她，为了林林总总的原因。他们想要治疗她所受的惊吓，让她镇定——至少一个晚上。警方找到六个目击证人，对事发经过却有七种相互冲突的说法（车子是灰色的，或是蓝色的？挂的是马赛的车牌，还是外国的车牌？）警方已经替她作过一个很长的证供，还威胁着说会回来再作一个。

尽管如此，欧斯特拉柯娃还是要出院。

那么，她有子女可以照顾她吗？他们问。噢，她有一大堆呢！她说。女儿们会满足她所有任性的要求；儿子们会扶着她上下楼梯。几男几女——只要符合他们的期望，几个都行！为了取悦修女，她甚至还编造出儿女们的生活情景，尽管她头痛欲裂。他们送她去穿衣。她自己的衣服已经被撕裂成碎片，如果看到她被发现时的模样，连上帝都会脸红。她给了一个假的地址和一个假名；她不要被追查，不要有访客。然后，在傍晚六点整，靠着坚强的意志力，苍白的欧斯特拉柯娃如同其他出院的病人，走下这幢宏伟的黑色医院。就在他们尽力想永久除掉她的同一天。她小心翼翼地，每一步都痛苦万分地，重新走进这个真实的世界，她脚上依旧穿着靴子。这双靴子像她一样，备受摧残，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这双靴子提供给她的保护，令她引以为傲。

她仍然穿着靴子。她重新亮起公寓幽微的灯，坐在欧斯特拉柯夫破旧的安乐椅上，与他的那把老式军用左轮手枪奋斗，想搞清楚这把该死的枪该怎么上膛，怎么扣扳机，怎么开火。而她脚上依然套着靴子，仿佛穿着制服一般。“我是个军人。”活下去，是她的目标；活得愈久，她的胜利也就越大。活下去，直到将军来到，或派他的魔术师来。

逃离他们，像欧斯特拉柯夫一样？很好，她已经做到了。愚弄他们，像葛利克曼一样，把他们逼进绝境，让他们除了鄙视自己的卑劣行为之外无计可施？她喜欢陶醉在自己的思绪中，在她的年代，她也完成了不少这样的事。但是，为了生存——她的两个男人都没能达成的目标，为了保住性命——对抗那些残忍无人性的走狗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其极的图谋，为了在每一天、每一刻，靠着自己还活着的事实，靠着呼吸、吃饭、行动和机智，让他们如坐针毡——欧斯特拉柯娃下定决心，她将以此为职志，付出自己的勇气，自己的信仰，与自己的两段爱情。她立即着手，奉献全部的心力。她已经派那个傻里傻气的门房替她到店里去了，行动不便也自有好处。

“我遭遇了一个小小的攻击，皮埃尔夫人，”——她没对这老山羊掏心掏肺，当然也没提苏联秘密警察的事——“他们建议我请假几个星期，完全休息。我精疲力竭，夫人——有时我们就只想独处。这个，拿着，夫人，您不像其他人，那么贪心，过度警戒。”皮埃尔夫人把钞票握在掌心，在塞进腰际之前，只瞥见了一角。“听着，夫人，如果有人问起我，请帮我一个忙，说我已经离开了。靠街的那一面，我不会亮灯。像我们这样敏感的女人总是很难获得平静，你说是吗？但是，夫人，请记住来过的人，所有的访客，告诉我——燃气收费员、慈善机构的人——告诉我所有的事。我喜欢知道周遭生活的情形。”

门房的结论是，她疯了，毫无疑问的，但她的钱可没疯，钱是门房最爱的东西，更何况，她疯了是她自己的事。几个钟头里，欧斯特拉柯娃变得甚至比在莫斯科时更狡猾。门房的丈夫上楼来——他是个土匪，比老山羊还糟——看在更多钱的分上，修好了她前门的锁链。明天，他会装上窥视孔，也是为了钱。门房答应替她收邮件，并在特定的时间送上来——早上十一点整，下午六点整，两短声门铃——为了钱。欧斯特拉柯娃勉强打开洗手间的小通风扇，只要站上椅子，就可以随时监看楼下的庭院，知道谁来谁走。她送了一张短笺给仓库，说她身体不适。她无法移动她的双人床，但她用枕头和羽绒被，铺成了一张睡椅，像鱼雷一样，穿过客厅敞开的门，直对着前门。她所必须做的，就只是躺在睡椅上，用靴子瞄准入侵者，以靴子形成的准线开枪，如果她没轰掉自己的脚的话，她就能在入侵者企图扑上来时，让他毫无防备地挨上一枪。她拟定详尽的计划。她头痛欲裂，像有猫在脑袋里发春似的大吵大闹，只要头移动得太快，她的眼前就会一阵暗黑，她发起高烧，有时甚至还陷入半昏迷的状态。但她拟定了详尽的计划，她作好了自己的部署，直到将军或魔术师来，一切仿佛又回到了莫斯科。“你必须靠自己，老笨蛋。”她大声地告诉自己，“没有人可以依靠，只有你自己，所以面对现实吧。”

欧斯特拉柯娃把一张葛利克曼和一张欧斯特拉柯夫的照片放在身旁的地板上，一个圣母玛丽亚的雕像放在羽绒被里，开始了她第一夜的守望，她向一大群圣徒祷告，当然包括圣约瑟，希望他们会送来她的救主，那位魔术师。

水管上没贴任何给我的信息，她想，甚至也没有警卫的辱骂声来唤醒我。

12

依旧是同一天；还没有结束，没有床。离开米凯尔之后好一会儿，乔治·史迈利任凭他的脚带领他前进，不知道走向哪里。他太疲倦，也太激动，无法信任自己开车，但还清醒得足以注意背后的动静，以突如其来的转弯摆脱后面可能的追踪者。浑身湿透、眼皮沉重的他，等待着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努力想要放松，一步一步脱离自己长达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的马拉松冲刺状态。他走过堤岸，到过诺珊伯兰街上的一家小酒馆，可能是“福尔摩斯”，他给自己点了一大杯威士忌，忍不住想打电话给丝黛拉——她还好吗？他觉得这样根本没有意义——他不可能每晚打电话给她，问她和伟林是否还活着——于是他又跨步前行，直到发现自己置身“苏活”，星期六的夜晚，比平日更喧闹污秽的苏活。他想起大胡子拉康，要求对那个家庭提供保护。但他光想像那个场景，就知道这个想法完全无望。如果瓦拉狄米尔都不是圆场的责任，那么伟林更算不上是。而且，拜托，你如何能派遣一队保姆跟着一个横跨欧陆的长途货车司机呢？他惟一可以宽慰自己的是，暗杀瓦拉狄米尔的凶手已经找到他们所要的东西了——他们别无其他需要。但是，那个巴黎的女人呢？写那两封信的人呢？

回家吧，他想。有两次，他在电话亭里，假装打电话，趁机查看着人行道。有一次，他走进死巷，然后迅速倒退，搜寻着零乱的步伐，与避开他目光的眼睛。他考虑过要在旅馆订一个房间。有时他会这么做，只为寻求一夜安宁。有时他的家对他而言是太过危险的地方。他想到那卷底片，该是打开盒子的时候了。他发现自己凭着直觉已朝剑桥圆环走去，便急急转向东，再次开车上路。他相信自己并没有被监视，便顺利地开上坦途，回水滨街，但仍不时注意着后视镜。他在一个什么都卖的巴基斯坦五金行那里，买了两个塑料洗涤盆和一块三英寸半宽、五英寸长的长方形商业玻璃；在隔不到三户之处，一家现金交易的药房里，他买了十张相同尺寸的二号树脂纸，以及一支小孩用的口袋型手电筒，把手上有一个航天员，只要按下一个镍制按钮，红色的滤光片就会滑出来盖住镜片。从水滨街，沿着一条苦心规划的路线，他开到萨芙伊，从靠堤岸的一侧进入。他仍然独自一人。在柜台，值班的是同一个接待员，他甚至还记得他们开的玩笑。

“我还在等它爆炸呢。”他微笑着说，交还那个盒子，“我想我有一两次听到它滴答响，就这样。”

他起程前往查尔顿之前在前门放置的楔子仍在原处。在左邻右舍的窗户里，他看见星期六的烛光摇曳中交头接耳的人影；但他自己的窗户，仍与离开前一样，窗帘低垂，大门里，一片漆黑，只有安恩祖母的那座美丽小钟迎接着他。但他将立即改变这一切。

虽然疲倦至极，但他仍按部就班地做。

首先，他在客厅的壁炉里丢进三块火种，点燃，加进无烟煤，然后挂上安恩的室内晒衣绳。他穿上一件旧的厨房围裙当罩衫，把系带紧紧绑在肥硕的腰上，作更好的防护。从楼梯底下，他拖出一堆灯火管制时期所用的绿色遮光素材和一对厨房踏垫，拿到地下室。把窗外的光线全遮住之后，他走回楼上，拆开包装纸，打开盒子，不，这不是炸弹，这是一封信和一包皱巴巴的香烟，里头塞了瓦拉狄米尔的那张底片。他取出底片，回到地下室，打开红色的手电筒，开始工作，尽管天知道，他根本什么摄影才能都没有，而且以前有需要时，通过劳德·斯屈克兰，圆场自己的摄影部门总会帮他打理得好好的。或者，他也可以把这些事交给六七名“工匠”之中的一个。“工匠”顾名思义，是指某些具有特殊技能的合作者，他们承诺无论在任何时间接到召唤，都要立即放下一切，不问任何问题，提供所有的技术服务。事实上，就有一位“工匠”住在离史隆广场不远处，是个擅长婚礼摄影的好人。史迈利只要走上十分钟，按这人的门铃，就可以在一个半钟头之后拿到照片。但他没这么做。他宁可忍受不方便与不完美，在自己家里的隐秘处所洗出照片。楼上的电话响起，但他不加理会。

他宁可一再从错误中学习，在房间的主灯下，把底片曝光得太久，接着又曝光得太短。他用一个讨厌的厨房定时器来计算时间，定时器的滴答声，活似出自“柯蓓莉亚”32中的怪物。他宁可愤怒地咆哮咒骂，在黑暗中大汗淋漓，浪费掉六张树脂纸，才让碗里的显影剂勉强显出模糊可辨的影像，然后他上了快速定影剂，等候三分钟。接着加以冲洗。用干净的抹布轻轻按压，这或许会让抹布万劫不复，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接着，他上楼，把照片挂在晒衣绳上。对于那些喜欢挖掘象征意义的人而言，这不啻为一项历史事件。虽然放进火种，但炉火几乎全灭了，因为煤里有太多潮湿的残渣。所以为了让炉火不致熄灭，史迈利必须手脚全趴在地上，对着火苗吹气。这或许会让他想到——事实上并没有，因为他的好奇心再次令他将内省的情绪搁在一旁——这个动作与拉康先前要他浇熄火花、不准煽风点火的不情之请恰恰相反。

接下来，把照片安全地挂在地毯上方之后，史迈利把注意力移到那张美丽的细木镶嵌写字桌，安恩把她的“东西”以令人难堪的公开方式保存在这张写字桌里。例如有一张她只写上“亲爱的”的信笺，也许她不确定是写给哪一位亲爱的；例如餐厅的火柴盒，但那些餐厅他从没去过；例如一些手写的信，他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从这些令人伤情的古玩中，他抽出一支镶有母贝握柄的放大镜，那是安恩用来读她从未完成的填字游戏提示用的，以此武装起自己。因为太过疲累，他接下来的举动颇匪夷所思。他拿出安恩给他的马勒唱片，坐在一张皮制阅读椅上。这张椅子附有桃花心木阅读架，可以旋转，像床上餐台一样横过腰际。他再次感觉累到极点，很不明智地，在听音乐时他闭上眼睛，一方面由于音乐，一方面由于照片久久落下一滴的水声，一方面由于炉火的噼啪声。醒来已是三十分钟之后的事，他发现照片干了，马勒的唱片无声地在唱机的转盘上旋转。

他一手扶着眼镜，一手拿着放大镜在照片上缓缓移动，仔细查看。

照片上是一群人，无关政治，也非游泳派对，因为没有人穿着泳装。总共四个人，两男两女，躺卧在环绕矮桌的沙发上，桌上摆满酒瓶与香烟。两名女子都年轻、貌美，而且一丝不挂。两名男子衣不遮体地躺卧两侧，女郎们善尽本分地蜷绕在各自的男伴身上。照片里的光线看来苍白而怪异，史迈利从他仅有的一些摄影常识推论，这张底片一定是高感度胶卷，因为洗出的照片粒子也很粗。史迈利仔细观察照片的质地，觉得很像常见的恐怖分子的人质照片，差别在于这张照片中的四人只关注着彼此，不像人质总是直视着镜头，仿佛将照相机当成枪一般。他依然凭借着他所谓的“情报实务”能力，检视着照相机可能的位置，最后判断，相机应该在高于人物的位置。这四个人应该是躺在低于地面的凹室，照相机从上而下对着他们。一道阴影，非常黑——一道栏杆，或许是个窗台，或只是前面的人的肩膀——横在下侧的前景处。尽管是在有利的位置，但看起来只有半个镜头可能抬高超过眼睛平视的范围。

因此，史迈利获得初步的结论。一步——不太大的一步，但在他心中已有足够的一大步进展。技术性的一步，应该说是稳健、技术性的一步。这张照片的所有特质都指向“偷拍”这个勾当。而偷拍更进一步而言就是“烧灼”，意即“勒索”。但向谁勒索？为了什么目的？

思考着这个问题时，史迈利可能睡着了。电话放在安恩的小桌子上，必然已响上三四声，他能感觉到。

“嗯，奥立佛？”史迈利谨慎地说。

“啊，乔治，我之前打过电话来。你回来以后都还好吧？”

“从哪里回来？”史迈利问。

拉康宁可不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欠你一个电话，乔治。我们道别的时候不太愉快。我太率直了。事情太多了。我道歉。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你都完成了吗？结束了？”

史迈利听见背景里有拉康的女儿们争论着公园道33上的饭店房租要多少钱。他要带她们去度周末，史迈利想。

“内政部又打电话来了，乔治。”拉康压低声音，甚至没等史迈利答话，“他们已经拿到病理学家的报告，尸体可以领回了。他们建议尽早火化。我想，如果我给你处理这些事务的公司名称，你或许会愿意转交给相关的人。不勉强，当然。你看到新闻发布了吗？你觉得如何？我觉得很适当。我认为分寸拿捏得很好。”

“我拿支铅笔。”史迈利说，再次翻找抽屉，找着一个梨状的塑料物体，上面有一条皮制的带子，安恩有时会拿来戴在脖子上。他颇为费力地撬开，写下拉康口述的资料——公司，地址，又是一家公司，又是另一个地址。

“写好了吗？要我再说一遍吗？或者你念给我听，再次确认？”

“我想我已经记下了，谢谢你。”史迈利说。迟至此时，他才逐渐明白，拉康喝醉了。

“现在，乔治，我们有约，别忘了。开诚布公探讨婚姻的研讨会。我派你担任元老的角色。楼下有一家很高尚的牛排馆，我会请你吃一顿高级晚餐，听你传授智慧。你有日程本吗？请写下来。”

因为有着可怕的自制力，史迈利答应赴约。他这一辈子，不断为不同场合编造不同的故事，掩人耳目，到头来，他却连推却晚餐约会的借口都说不出来。

“你什么也没发现？”拉康问，声调转趋谨慎，“没有暗潮汹涌，阻碍牵绊，杂乱纷扰。只是茶壶里的风暴，就像我们猜测的，对不对？”

史迈利心中掠过许许多多的答案，但他看不出有必要用上任何一个。

“电话账单怎么样了？”

“电话账单？什么电话账单？噢，你说他的。先付清，再把收据寄给我。没问题。最好还是邮寄给斯屈克兰。”

“我已经寄给你了。”史迈利捺住性子说，“我要你清查出可追踪的电话。”

“我马上查。”拉康爽快地说，“没别的事了吗？”

“没有，没有，我想没有。没事了。”

“睡一下吧。你听起来好像筋疲力尽了。”

“晚安。”史迈利说。

史迈利再次将安恩的放大镜牢握在掌中，继续他的查验工作。凹室的地板铺了地毯，显然是白色的；车饰缝线的沙发，顺着背后的布幔，弯成马蹄形。背景里有一扇被帘幕掩住的门，还有那两名男子脱下的衣服——外套、领带、长裤——像在医院般整整齐齐地挂着。桌上有一个烟灰缸，史迈利认真地想要读出边缘所写的字。经过放大镜的仔细查看之后，他这位不及格的语言学家推断，那是四个字母“A—C—H—T”组成的星星（或想像的）形状，但整个字的真正意思到底是德文的“八”或“注意”，还是其他更罕见的字——或者这四个字母是某一个字的一部分，他无法判断。在目前的阶段，他也不想尽力探究，宁可将这些情报储存在他的心灵深处，等到拼图的其他部分浮现，再来完成。

安恩打电话来。再次地，或许，他又打盹了，因为他事后回想，自己完全没听到电话铃声，但当他缓缓地将听筒举到耳边时，就听见了她的声音：“乔治，乔治。”仿佛她已哀求他许久，而他直到此时才有力气或意愿回答。

他们宛如陌生人般展开对话，或许更贴切地说，是宛如求爱。

“你好吗？”她问。

“很好，谢谢你。你好吗？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说真的，”安恩坚称，“你好吗？我想要知道。”

“我告诉你了，我很好。”

“我早上打电话过来，你为什么没接？”

“我出去了。”

一片沉默，她显然正在思考这个薄弱的借口。对她而言，电话从来就不是干扰，从来不会让她联想起紧急事故。

“出去工作？”她问。

“拉康的一些行政事务。”

“他现在都这么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了。”

“他太太离开他了。”史迈利解释说。

没有回答。

“你常说她聪明的话就会离开他。”他继续说，“她应该及早脱身，你常这样说，免得成为另一个为国服务的艺伎。”

“我改变看法了。他需要她。”

“但她，我想，已经不需要他了。”史迈利说，以一本正经的口吻隐藏自己的情绪。

“傻女人。”安恩说，又是一阵沉默，这次沉默的是史迈利，他思索着安恩突然推到他面前的抉择，这是他未曾企求的重大抉择。

重新在一起，她有时会这样说。

忘却伤痛，忘却一长串的情人；忘却比尔·海顿，那个圆场的叛徒，每一次看见她，海顿的阴影就笼罩着她的脸庞，那是他永远背负的伤痛记忆。比尔，他的朋友；比尔，他们这一代的精英，开心果，万人迷，破除旧习又循规蹈矩的人物；比尔，生性狡诈，他对终极背叛的渴求，引领他走到苏联床边，以及安恩的床上。接着上演另一段蜜月，飞到法国南部，吃美食，买新衣，玩所有爱人都会玩的“让我们假装”的游戏。但能维持多久呢？还要多久，她的笑容就会开始消退，她的眼神开始呆滞，而那些虚构关系就开始需要她到远方去治疗那些虚构关系失调症呢？

“你在哪里？”他问。

“希尔达家。”

“我以为你在科尼什。”

希尔达是个离婚女人，运道还不错。她住在肯辛顿，离这里只有二十分钟的脚程。

“希尔达呢？”他问，对这个消息安然处之。

“出去了。”

“整晚？”

“我想是，你知道希尔达的。除非她带他回来。”

“嗯，那么我想，她不在，你就要尽量自己找乐子。”他说，但他说话时，却听到她轻声唤着“乔治”。

一阵深沉、猛烈的恐惧紧紧攫住史迈利的心。他的目光愤然穿过房间，投注在阅读椅上，看见那张照片仍在阅读架上，摆在放大镜的旁边；记忆澎湃潮涌，他记起了在这不见尽头的一天里，所有暗示他、悄悄告知他的事；他听见来自过往的鼓声，召唤着他付出最后的心力，去揭露、去解决他曾与之共生的冲突；而且，他希望她别靠近他。告诉麦斯，这是有关睡魔的事。饥饿、疲累与困惑却使史迈利的思绪格外清澄，他很确定，她不应该与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扯上任何关系。他知道——他才正要开始——但他仍知道，尽管非常怪异，他却很可能有机会在迟暮之年，重返生命中那些因雨取消的赛程，重新完成赛局。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他的行动中，他不要有安恩，不要有假装出来的平静，不要有污点证人来阻挠他的独力追索。他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心意。但现在，他明白了。

“你不应该，”他说，“安恩，听着，你不该来这里。这与选择无关，而是现实的问题。你不该过来。”他的话听在自己的耳朵里显得很奇怪。

“那你过来。”她说。

他挂掉电话。他想像她哭了起来，然后掏出通讯簿，看谁是她的头号忠诚使徒——她自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能在他的住处带给她安慰。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拉康的解决方案。他走进厨房，却忘了为什么，于是开始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苏打水，他想。太迟了。没加也无所谓。我一定是疯了，他想。我在追寻幻影，什么也没有。年迈的将军有个梦，而且因此丧生。他还记得王尔德说：人因某个目标而死，并不会让这个目标变成正确无误。一幅画歪了，他动手扶正，太过了，太少了，每一次都后退几步瞧着。告诉他，是有关睡魔的事。他回到阅读椅，和他的那两个妓女身上。他用放大镜集中焦点，观察之入微，足令那两名女郎狂奔去着衣。

显而易见，她们都是这一行的高档角色，肉体鲜嫩，年轻，修饰得宜。而挑选她们的人，似乎也刻意——或许只是出于巧合——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左边的女郎金发碧眼，容貌姣好，甚至有些古典美，长腿，胸部小而挺。而另一名女郎则是黑发，壮硕，臀部丰满，容貌艳丽，或许是欧亚混血儿。他记下来，金发女郎戴着弓形的耳环，这突然令他心中一动，因为在他有限的女性经验中，耳环总是最先脱下的东西。安恩离开家时没戴耳环，令他心灰意冷。除此之外，他实在想不出对这两名女郎还有什么可评论的，因此，再吞下一大口纯威士忌之后，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两名男子身上，再一次——如果他肯承认，其实从见到这张照片的第一眼起，他的注意力就在这两人身上。就如同两名女郎各异其趣，这两个男人也完全不同，虽然在男人身上——因为他们年纪较大——这种外貌差异表现出的是城府与个性的不同。抱着金发女郎的男人金发白肤，乍看之下有些迟钝；而抱着黑发女郎的男子，不仅皮肤黝黑，而且容貌里还有着拉丁人——甚至是地中海东岸与爱琴海诸岛人种——的机灵，那抹具感染力的微笑，让他成为照片中最引人注意的人。金发男子体形高大，舒懒俯卧着；黑发男子个头小，却聪明风趣，足以成为他的弄臣：一个古灵精怪的小鬼头，有一张和善面孔，耳朵上方却长了一对扬起的角。

突如其来的焦虑——事后想想或许是一种预感——让史迈利先观察金发男子。这该是对陌生人感到较自在的时候了。

这人的躯体结实，但不是运动员型的，他的四肢笨重，看来缺乏力道。皮肤与头发的颜色，让他更显肥胖。他那一双手，一只张开放在女郎的身侧，另一只环住女郎的腰，肥胖而拙劣。史迈利举起放大镜，缓缓地从他光裸的胸膛，往上移动到他的头。有个聪明的家伙曾宣告恶兆似的写道：年到四十，男人会有他应得的面容。史迈利并不相信。他知道有些诗人的灵魂，禁锢在粗野的面貌之下，而有些罪犯却有着天使的外表。无论如何，这张面孔既算不上资产，在照相机镜头的捕捉之下，也完全没有魅力可言。以性格而论，那张脸可以分成两部分：下半部，因赤裸裸的感官欢愉而露齿作笑，张着嘴，正对着他的男伴说话；上半部，主宰的是一对小而无光泽的眼睛，既无笑意也无欢愉，似乎以孩子般冷淡、目不转睛的漠然神态看着他们周遭的一切。他的鼻子扁平，头发丰厚，是中欧的发型。

贪婪，安恩可能会这样说，她常看了报纸上的照片，就对人断下定论。贪婪，软弱，邪恶。别这样。很可惜，她没对海顿作出相同的定论，他想，或者应该说是没有及时作出判断。

史迈利走回厨房，洗把脸，然后想起来，他进厨房是为了替他的威士忌加些水。重新坐回阅读椅后，他用放大镜开始查看第二个男人，那个弄臣。威士忌让他保持清醒，但也让他想睡。她为何没再打来？他想。如果她再打来，我会去找她。但在现实里，他的心思全在第二个男人脸上，因为似曾相识的感觉令他非常困扰，就如同之前困扰伟林与欧斯特拉柯娃的那种共谋感觉一样。他凝视着这张面孔，疲倦翩然离去，他似乎已从中得到能量。有些脸孔，如同伟林今早所说的，在我们看见之前就已熟悉；有些脸孔我们只见过一次，就终生记得；有些脸孔我们天天看见，却完全记不起来。但这张脸孔呢？

法国画家图卢兹—洛特雷克34的脸——如果看他那双凝神注视着某人，甚至带着色欲的迷情乱意的眼睛史迈利想，惊奇地看着。安恩可能会立即掳获他，因为他具有她所喜欢的危险特质。一张图卢兹—洛特雷克的脸，如果看那幻彩绚灯所照亮的瘦削、纠结的侧脸。一张劈开的脸，消瘦、棱角分明，从额头、鼻子到下巴，仿佛都在一阵强风肆虐后裂开来。一张图卢兹-洛特雷克的脸，敏捷而令人喜爱。一张伺候、等待着的脸，他绝非受人服侍的那一方。在奉承的微笑背后，有着燃烧至最高点、伺机而动的怒火。安恩可能较不喜欢这一面。史迈利放下照片，缓缓地站起来，好让自己保持清醒。他蹒跚地在房间里踱步，想理出头绪，但枉然。他怀疑这一切是否真如他的想像。有些人会传送信息，他想。有些人——你一见到他们，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让你了解他们过去的一切。有些人就是亲密的化身。

在安恩的写字桌旁，他停了下来，再次盯着电话。她的。她的和海顿的。她的和每一个人的。平整型，他想。或者是细长型？为了这过时、充满未来派风格的外型，邮局还多收了五英镑，但带来的欢乐效果实在令人怀疑。我的浪女电话，她常这样说。小声的鸟鸣给我的小情人，大声的呜呜声给我的大人物。他知道电话正在响。响了好久，小声的鸟鸣给小情人。他放下酒杯，依旧瞪着颤动不已的电话。她听音乐时，常把电话放在地板上，在她的唱片堆中，他还记得。她喜欢躺在电话旁边——在火炉旁，就在那里——一腰拱起，以备随时可以接电话。睡觉时，她会拔掉插头，带着电话上床，好在夜里带给她慰藉。当他们做爱时，他知道自己不过是那些没打电话给她的男人的替代品。第一号使徒的替代品。比尔·海顿的替代品，尽管他已去世。

电话铃声停止了。

她现在在做什么？试着找第二号使徒？身为美人儿，安恩是一回事，她不久之前曾对他说，但不久后身为迟暮美人的安恩就是另一回事了。身为迟暮而丑陋的我则又是另一回事，他愤然想。拿起照片，他重新凝聚注意力，再次沉湎于思虑中。

阴影，他想。光明与黑暗的污痕，忽而在前，忽而在后，就在我们蹒跚前行的道路上。小鬼头的犄角，魔鬼的犄角，我们的影子比我们自己还大得多。他是谁？他以前是谁？我见过他。我没有。如果我没见过他，我又怎么会知道他？他是某种供货商，有东西要卖的人——那么，是情报？梦想？现在已睡不着的他，伸展四肢瘫在沙发上——只比上楼躺在床上好一些——面前摆着照片，开始潜入记忆深处，搜寻他漫长职业生涯中的一幕幕场景，拿起灯，照亮那些几乎已遗忘的面孔。江湖郎中、炼金术士、杜撰故事的人、沿街叫卖的人、中间人、无赖、流氓，偶尔还有一些英雄人物，但这在他阅人无数的经历中，却只是配角。他寻找着一张神圣的脸孔，像分享秘密的人一样，游出这张小小的照片，停泊在他摇荡不定的意识中。灯的光束倏然飞过，略一迟疑，又再回来。我被黑暗骗了，他想。我是在光线明亮处见到他的。他看到一间气氛诡谲、亮着霓红灯的旅馆房间——有着背景音乐与格子花纹壁纸，这陌生男子微笑着盘踞在角落，叫着他“麦斯”。一个小个头的大使——但代表了什么团体，什么国家？他只记得一件天鹅绒衣领的大衣和一双结实的小手，兀自舞动着。他记得那对热情洋溢、充满笑意的眼睛，利落的嘴巴快速开合，但他听不到只字片语。他感觉到一种失落感——失去目标的感觉——还有一些其他的感觉，在他们说话时罩下朦胧的阴影。

或许，他想。一切都只是或许。或许瓦拉狄米尔是被一个嫉妒的丈夫射杀，他想。此时，前门的门铃却突然像秃鹰般对他尖叫，两声。

她忘了她的钥匙，一如往常，他想。他还没意会过来，就已走到门口，和欧斯特拉柯娃一样，他也锁上门链。他拉着锁链，叫道：“安恩，等一下！”手指却没有任何感觉。他用力扯下门链，听见整个房子响起刺耳的回声。“我来了！”他大叫，“等一下，别走！”

他用力把门推得大开，只见门在门槛上摆动。他伸出肥胖的头，像是一份祭品，献给午夜的空气，也献给那包裹在黑亮皮衣里的人。那人手夹安全帽，站在他面前，宛如死神的哨兵。

“我不是有意要惊动您，长官。我确定。”那陌生人说。

史迈利手抓住门口，只能瞪着这个入侵者。他个头很高，短发，眼睛里反射出毫无必要的效忠精神。

“傅格森，长官。您记得我吧，长官？傅格森。我以前替伊斯特哈斯先生的点灯者安排交通工具。”

他那辆附有挎斗的黑色摩托车，停在他背后的路边石上。在路灯的照耀下，摩托车擦得晶亮的美丽外表闪闪发光。

“我以为点路灯组已经解散了。”史迈利说，依旧瞪着他。

“是解散了，长官。分散到四个单位去了，真是遗憾。袍泽的感情，精神，全都消失不见了。”

“那么，是谁雇用你？”

“嗯，没有人，长官。非正式的，你可能会这样说。但我还是站在天使这一边，一直如此。”

“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天使。”

“不，这当然是事实。所有的人都难免犯错，我会这么说。特别是在这些日子以来。”他拿着一个棕色信封，要交给史迈利。“您的某些朋友，长官，作了这样的安排。我了解这是您所要求的电话账单。一般来说，我们都可以从邮局得到很好的响应。晚安，长官。很抱歉打扰您。该是您睡一下的时间了，不是吗？好人很少见，我总是这么说。”

“晚安。”史迈利说。

但他的访客仍然踌躇不走，仿佛讨赏的人。“您真的记得我，是不是，长官？只是有些迟疑而已，对不对？”

“当然。”

天上有星星，他关门时注意到了。澄亮的星星，被露水吞噬。他打了个寒战，在安恩为数甚多的相本中抽出一本，从中央翻开。这是她的习惯，在她喜欢拍快照的那段期间，她都把底片藏在后面。史迈利挑了一张他俩在费拉角35的照片——安恩穿着泳衣，他则惜肉如金——他把底片拿出来，放进瓦拉狄米尔的那张底片。他清理化学药剂与器材，把照片藏进他那套一九六一年版《牛津英语辞典》的第十册里，在“昨天”（yesterday）的“Y”项下。他打开傅格森的信封，疲倦地看了一眼内容，记住几个打进来的电话，和“汉堡”这个字，就把全部的明细表丢进书桌的抽屉里。明天，他想；明天是另一个谜题。他爬上床，一如往常，无法确定该睡哪一侧。他闭上眼睛，所有的问题立即轰然而至，他早已料到，疯狂、杂沓地轰炸着他。

为什么瓦拉狄米尔不找赫克特？他已问过上百遍。为什么老人把伊斯特哈斯，别名赫克特，比拟成“城里的银行，一下雨就要收走你的伞”？

告诉麦斯，是有关睡魔的事。

打电话给她？火速穿上衣服，赶到她身边，像个秘密情人，天亮时偷偷溜走？

太迟了。她已经有伴了。

突然之间，他极度渴望着她。他无法忍受没有她的空间，他企盼着她笑得花枝乱颤的身体，听她恳求着他，说他是她惟一的真爱，她最好的爱人，她不要别人，永远。“女人是无法无天的，乔治。”她有一次对他说，那时他们躺着，享受难得的平静。“那我算什么？”他问，她回答说：“我的法律。”“那海顿是什么？”他问。她笑着说：“我的无政府状态。”

他又看见那张小小的照片，洗好的照片，就像那个小个子的陌生人，在他逐渐沉没的记忆里。一个小个子男人，一道庞大阴影。他记得伟林描述的那个在汉堡渡轮上的小个子，随风扬起如犄角的头发，棱角分明的脸，带着警告意味的眼睛。将军，他思绪混乱地想着，你不再派你那位神奇的朋友来了吗？

或许。一切都是或许。

汉堡，他想，迅速地起床，披上晨袍。回到安恩的书桌，开始仔细研究瓦拉狄米尔的电话账单明细，那是某位邮局职员用工整的笔迹所缮写的。拿出一张纸，他开始摘要写下日期与注记。

事实：在九月初，瓦拉狄米尔接到巴黎来信，并将之移出米凯尔的掌握。

事实：大约在相同的日期，瓦拉狄米尔很罕见地打了花费极高的长途电话到汉堡，由总机转接，可能是为了便于日后申请费用。

事实：三天之后，八号，又有一次，瓦拉狄米尔接到一个汉堡打来的对方付费电话，费用是两英镑八，来电号码、通话长度、时间，都在明细上，来电号码与瓦拉狄米尔三天前打的那个电话号码相同。

汉堡，史迈利再度思索，他的心思又飘向照片上的那个小鬼头。对方付费的电话热线持续不断，直到三天前；九个电话，总金额为二十一英镑，所有的电话都是从汉堡打给瓦拉狄米尔。但是，到底是谁打给他？从汉堡？谁？

突然之间，他记起来了。

在旅馆房间里的朦胧身影，那个笼罩小鬼头的巨大阴影，就是瓦拉狄米尔自己。他看见他俩并肩站着，都穿着黑色外套，巨人与侏儒。那间有着背景音乐与格子花纹壁纸的低级旅馆，就在希思罗机场附近，这两个外表极不相称的男人，飞到这里进行会谈。那是史迈利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他的职业身份在他耳中轰然粉碎。麦斯，我们需要你。麦斯，给我们一个机会。

史迈利拿起电话，拨了汉堡的电话号码，听见另一端传来一名男子的声音：只说了“喂”，非常轻柔的德文，接着就是一片沉寂。

“我想找狄特·法斯班德先生。”史迈利说，随口杜撰了一个名字。德文是史迈利的第二语言，有时甚至是他的第一语言。

“这里没有法斯班德。”同一个声音略微停顿之后冷淡地说，仿佛讲电话的人一面在与其他人商量着什么事。史迈利隐约听见背景里的音乐声。

“我是列伯。”史迈利不为所动，“我有紧急的事要找法斯班德先生。我是他的合伙人。”

又是一阵延宕。

“不可能。”一阵停顿之后，那个声音不客气地说——然后挂掉。

不是私人住宅，史迈利想，立即将他的印象写下来——接电话的人有太多选择。不是办公室，因为有哪一种办公室会播放轻柔的背景音乐，而且在星期六午夜还上班的？旅馆？有可能，但如果是旅馆，无论规模大小，一定会将他的电话转到接待柜台，而且多少都会以礼相待。餐厅？太鬼鬼祟祟，太戒备了——而且，他们一接到电话，不也一定会先报出名号吗？

别再勉强拼凑了，他警告自己。先收在一边吧。耐心。但时间如此之少，他又如何能有耐心呢？

回到床上，他翻开一本科贝特36的《骑马乡行记》，想要读，但他的思绪仍散漫地徘徊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他对公民义务的体认，以及他对奥立佛·拉康所说的话，有多看重，或有多轻忽：“你的责任，乔治。”然而，谁又能真正听命于拉康？谁又能把拉康的只字词片语当成恺撒的令箭？

“移民进，移民出。两脚好，两脚坏。”他大声地自言自语。

史迈利觉得，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听到类似的顺口溜，似乎总代表了白厅政策的大转变；代表了自制，克己，永远是啥事都不做的另一个理由。他看着白厅的裙子缩短，又放长；她的皮带勒紧，放松，又勒紧。他曾经是目击证人，或者是受害人，甚至是情非得已的先知，见证着这一连串似是而非的狂潮，从单边主义，平行主义，分离主义，运作移转，迄至现今的整合，如果他对拉康最近的漫谈记忆无误的话。每一个新的主义，都被吹捧成无所不能的万灵丹：“现在我们可以克服一切，现在机器可以运转了！”但每一个主义都挥泪出局，只留下依旧混沌的英国。身处其中，回顾过往，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终此一生都是个调停者。他非常容忍自制，希望其他人也能自我节制，但却失望了。他在后面的房间劳苦工作，那些浅薄的人却把持了舞台。他们牢牢把持。要是在五年前，他绝对不会容许自己如此感情用事。但今天，平静地凝视自己心灵深处，史迈利知道自己不受驾驭，或许是无法驾驭；惟一能限制他的，是他自己的理性，与他自己的人性。他的婚姻是如此，他的公务生涯亦如此。我把自己的生命投资在制度上——他不带怨恨地想——而今我所留下的，就只有我自己而已。

对卡拉是如此，对我的黑色圣杯也是如此。

他无法克制自己，他永不歇息的心使他无法平静。他瞪着眼前的幽暗朦胧，想像他看见卡拉站在自己面前，在流转不止的夜色中，不断碎裂、重组。他看见那双紧紧相随的棕色眼睛估量着他，正如百年前在德里监狱的那间审问地窖里，他也从一片暗黑中估量着自己。那双眼睛乍看之下非常敏感，似乎流露出极好的情谊；接着，却像融化的玻璃逐渐变硬，直到变得易碎、无可曲挠。他看见自己踏上德里机场尘土飞扬的跑道，从柏油碎石路跃上身的印度高温，令他望而生畏。史迈利化名巴拉克劳夫，或史坦法斯特，或者是他那周随手抓起的任何名字——他忘了。这是六十年代的史迈利，无论如何，商务旅客史迈利，他们这样叫他，圆场负担经费，让他跑遍四分之一个地球，对那些想投诚的莫斯科中央官员，提供重新安置的条件。莫斯科中央当时正进行定期整肃，苏联原野的林木又正茂密，官员们都很怕回家。这是安恩的丈夫与比尔·海顿的同事史迈利；他最后的幻想仍未破灭。这是再次面临家庭危机的史迈利，因为那年安恩爱上了一个芭蕾舞者，还没轮到海顿呢。

依然处在安恩卧室的暗黑中，他回想起搭着嘎嘎作响、喇叭乱鸣的吉普车到监狱，笑闹的孩子们吊在车尾板上；他看见牛车和无止境的印度人群，以及棕色河堤上林立的临时小屋。他闻到粪肥和烟熏不断的火的气味——烹调的火和净化的火，收拾死者的火。他看见古老监狱的铁门纳他入内，穿着无懈可击笔挺英国制服的狱卒穿过满坑满谷席地而坐的囚犯走来。

“这边请，阁下，长官！麻烦请跟我来，阁下！”

一个欧洲囚犯，自称格茨曼。

一个灰发的小个子，有双棕色眼睛，穿着红色的棉袍，宛如早已绝迹的祭司，惟一的幸存者。

他的手腕上了手铐：“请松开他，警官，给他一些烟。”史迈利说。

一个囚犯，伦敦识破他莫斯科中央情报员的身份，现在等着被遣返莫斯科。一个冷战的小步兵，身份被揭发之后，谁知道——确定地知道——被遣送回莫斯科之后，会是面对劳改营或行刑队，或两者皆是；落入敌人手中，在中央眼里，就等于变成敌人——是说出秘密还是保持缄默，都不重要。

加入我们，史迈利隔着铁桌对他说。

加入我们，我们会救你一命。

回家，他们会送你一死。

他的手冒着汗——史迈利的手，在监狱里。高温逼人。来根烟吧，史迈利说——这里，用我的打火机。那是金色的打火机，因史迈利自己手掌的汗湿而闪闪发亮。刻着字。是安恩为了弥补行为不端所送的礼物。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爱有小爱与大爱，安恩喜欢这么说，但在构想题词时，她把两种爱都赠给了他。这或许是她惟一一次这么做。

加入我们，史迈利说。救你自己。你没有权利不救你自己。起初是机械化的动作，接着是充满热情的诉说，史迈利不断重复相同的论点，他自己的汗水如雨滴般洒落桌面。加入我们。你没有任何损失。你早已失去了那些在苏联爱你的人。你回国，只会让他们的处境更糟，不会更好。加入我们。我求你。听我说，听我的论点，我的哲学。

等待着，他益加恳切的要求，等待着他一丝一毫的响应，但一而再，再而三，一切都只是枉然。等待着那双棕色眼睛灵光闪动，等待着那坚毅不屈的嘴唇从香烟翻腾的云雾中吐出一个字——好，我加入你们。好，我同意提出报告。好，我会接受你们的钱，你们安置的承诺，以及叛国者的余生。他等待着那双没铐手铐的手，停止把玩安恩的打火机，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

但史迈利越是恳求，死守教条的格茨曼就越沉默。史迈利硬塞给他答案，但格茨曼却没有问题来支持这些答案。渐渐地，格茨曼的坚持到底，令人心生敬畏。他是个准备好要上绞刑台的人；他宁可死在朋友之手，也不愿在敌人手中苟延残喘。第二天早晨，他们分道扬镳，各自面对注定的命运：格茨曼，不顾一切，飞回莫斯科，设法撑过整肃，追求发展，而史迈利，发着高烧，回到他的安恩身边，享受她不算完全的爱。根据事后的了解，格茨曼不是别人，正是卡拉本人，也就是吸收比尔·海顿的人，他的项目官员，良师益友。卡拉鼓动比尔上安恩的床——正是史迈利现在躺着的这张床——以遮蔽史迈利无情的眼光，让他看不见比尔更大的背叛，对组织、对情报员的背叛。

史迈利的眼睛直视眼前的黑暗，卡拉，你现在又要找我做什么？告诉麦斯，是有关睡魔的事。

睡魔，他想，在你该让我回去睡觉的时候，为何要吵醒我呢？

欧斯特拉柯娃依旧禁锢在她狭小的巴黎公寓中，身心同受折磨，她无法入睡，即使她很想。睡魔全部的魔术也无法帮她。她转身侧躺，被挤压的肋骨苦苦哀鸣，仿佛刺客的手臂仍然攫住她，准备将她抛到车下。她试着背朝下躺，但臀部的疼痛让她恶心欲吐。而当她腹部朝下俯卧，胸部的酸痛恰似她哺育亚莉珊卓时的经验，那只有几个月，就在她抛弃亚莉珊卓之前，而她痛恨那种感觉。

这是上帝的惩罚，她告诉自己，但却非坚信不疑。不待清晨来临，她回到欧斯特拉柯夫的安乐椅上，把他的手枪摆在膝上，让清醒着的世界，一个或两个小时都好，拯救她脱离她的思绪。

13

艺廊位于庞德街上，在艺术交易商称之为邪恶一端的位置。星期一早晨，史迈利抵达艺廊门口的时间，远远早于任何受敬重的艺术交易商起床的时间。

他的星期天过得出奇平静。水滨街醒得很迟，史迈利也是。睡梦中，他的记忆源源涌出，一整天，持续不断，带给他一种获得启发的微微悸动。至少就记忆而言，他的黑色圣杯又更近一些了。他的电话一次都没响，轻微但挥之不去的宿醉，让他一直陷于沉思。他是靠近帕尔摩街37一家俱乐部的会员——实在有违他的高明判断——他如帝王般孤绝地在那儿用餐，吃了一道重新加热过的牛排羊肾派。之后，他找领班从俱乐部的保险箱中拿出他的盒子，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些非法财物，包括一本英国护照，上面的名字是他以前的工作化名史坦法斯特，他从未认真打算还给圆场的“管家”；一本相同身份的国际驾照；金额相当多的瑞士法郎，这当然是他自己的，但这当然也违反了外汇管制法。现在，这些东西都在他的口袋里。

艺廊洁白得令人目眩，玻璃橱窗里的油画看来大同小异：白色的画布，白色的油彩，只有隐隐约约的轮廓，是清真寺或圣保罗大教堂——或是华盛顿的大教堂？——用手指蘸着浓烈颜料画出来的。六个月前，悬挂在人行道上的招牌写着“漫游蜗牛咖啡馆”。而今，却是“阿特利尔·班纳堤，阿拉伯艺术品鉴赏，巴黎，纽约，摩纳哥”，门上还有一张精心设计的菜单，写着最新的主厨精选：“伊斯兰新古典风。概念式室内设计。宴席承办。请按铃。”

史迈利依指示按铃，一阵嗡嗡声响起，玻璃门开了。一个苍白、金发、半睡半醒的女孩，像陈列在店里已久似的，隔着白色的桌子无力地看着他。

“我想先随意看看。”史迈利说。

她的眼睛微微抬起，朝向伊斯兰天堂。“红色圆点表示已经卖掉了。”她懒洋洋地说，递给他一张打字的价目表，叹口气，又回到她的香烟与占星图前。

史迈利很不愉快地走过一张又一张的油画，最后又停在女孩面前。

“我不可以和班纳堤先生说几句话吗？”他说。

“噢，我怕班纳堤先生现在正在忙。有些国际性的麻烦问题。”

“请你告诉他，我是天使先生。”史迈利维持谦和的态度说，“如果可以，只要这样告诉他。天使，亚伦·天使，他认识我。”

他径自坐在S形的沙发上。这张沙发标价两千英镑，盖着保护用的玻璃纸。他移开玻璃纸时，发出一阵吱嘎声。他听见她举起电话，叹了口气。

“有个天使找你。”她懒洋洋地用那闷着枕头似的声音说，“天堂的天使，听到了吗？”

片刻之后，他走下一道螺旋梯，踏进一片漆黑之中。他走到底，等候着。喀嚓一声，六盏画灯亮起，照着空荡荡的空间，没挂半幅画的空间。一扇门开启，出现一个短小精悍的身影，几乎完全静止不动。一头全白的头发，虚张声势地往后梳。身上一套宽条纹的黑色西装，脚上是一双有搭扣的皮鞋。西装上的条纹，对他而言实在过宽。他的右掌插在外套口袋里，但一看见史迈利，就缓缓地抽出来，像握着一把危险的刀锋。

“啊，天使先生。”他用浓厚的中欧口音说，锐利的目光瞥向楼梯上方，仿佛查看有谁在听。“真是荣幸，先生。好久不见了。请进。”

他们握了手，仍旧保持着距离。

“你好，班纳堤先生。”史迈利说，跟着他走进一间内室，再穿进第二间。班纳堤先生关上门，背轻轻地靠在门上，这似乎是他抵御入侵的堡垒。好一会儿，两人都没说话，只是带着相互敬重的心情，静静地打量着对方。班纳堤先生的棕色眼睛目光流转，从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也从不毫无目的地看着一个地方。这个房间有着荡妇闺房的味道，角落里有张躺椅和一个粉红色洗手盆。

“生意如何，托比？”史迈利问。

对于这个问题，托比·伊斯特哈斯以颇特殊的方式露出微笑，也以颇特殊的方式斜伸出他小小的手掌。

“我们运气不错，乔治。我们有很好的开始，我们有一个很不赖的夏天。秋天，乔治，”——相同的手势——“秋天，比较不景气一点，可以说，我们得要靠存粮过日子。来杯咖啡，乔治？我那个女孩会泡咖啡。”

“瓦拉狄米尔死了。”史迈利沉默了半晌之后说，“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被枪杀。”

“太糟了，那个老家伙，嗯？太糟糕了。”

“奥立佛·拉康要我收拾善后。因为你是集团的邮差，我想我应该和你谈谈。”

“当然。”托比颇为赞同。

“你当时就知道了？他的死讯？”

“我在报上看到的。”

史迈利的目光巡视过整个房间。没看见报纸。

“你觉得是谁干的？”史迈利问。

“以他的年纪，乔治，度过失望的一生，你可能会这样说？没有家庭，没有前途，集团已洗手不干——我认为是他自己干的。理所当然。”

史迈利谨慎地在躺椅上坐下，在托比的注视下，拿起放在桌上的一个铜雕舞者塑像。

“这如果是德加38的作品，岂不是应该打上标价，托比？”史迈利问。

“德加，那是非常灰色的领域，乔治。你必须彻底了解你所交易的东西。”

“这是原作？”史迈利问，流露出真的很想知道的神情。

“如假包换。”

“你会卖给我吗？”

“干吗？”

“纯粹出于学术兴趣。这是要卖的？如果我出价想买，会不会被驳回？”

托比耸耸肩，有些尴尬。

“乔治，听着，我们谈的是上万英镑的交易，你懂我的意思吗？等于一整年的退休金或什么的。”

“你和瓦拉狄米尔的网络最后一次扯上关系，是什么时候，说真的，托比？”史迈利问，把舞者放回桌上。

托比气定神闲地咀嚼这个问题。

“网络？”最后他不可置信地复述，“我听到的是网络吗，乔治？”托比的笑声很少是普通的音量，但此时他却刻意压低笑声，免得引起紧张。“你叫这个疯狂的集团‘网络’？二十个神志不清的波罗的海人，漏洞百出像个谷仓，却已经结合成网络了？”

“嗯，我们总得称呼他们什么东西吧。”史迈利平静地反驳。

“什么东西，当然。只是别用网络，好吗？”

“那么，答案是什么？”

“什么答案？”

“你最后一次和集团接触，是什么时候？”

“好几年前。在他们把我革职之前。好几年前。”

“有多少年？”

“我不知道。”

“三年？”

“也许。”

“两年？”

“你想要盯死我，乔治？”

“我想是的。没错。”

托比严肃地点点头，仿佛他早已猜到这一切。“难道你忘了，乔治，我们在点路灯部门的经历？我们如何加班工作？我的那些小伙子和我，如何担任圆场里大半网络的邮差？记得吗？一个礼拜有多少次会面、接送？二十、三十次？有一次在高峰期——四十次？到登记处去，乔治。如果你有拉康当靠山，就到登记处去，抽出档案，查看接触记录单。那样你才能查个清楚。别想来这里设计我，知道我的意思吗？德加，瓦拉狄米尔——我不喜欢这些问题。一位朋友，一位过去的上司，我自己的房子，这一切都让我失望，可以了吗？”

他的长篇大论，长得出乎他俩原本的预期。托比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史迈利对他的滔滔不绝给出合理的解释。接着，他向前踏近一步，摊开手掌做出请求的手势。

“乔治，”他责难地说，“乔治，我的名字是班纳堤，好吗？”

史迈利似乎坠入忧郁的情绪。他神情抑郁地盯着摊在地板上那一大堆脏兮兮的艺术品目录。

“我不叫赫克特，当然也不叫伊斯特哈斯。”托比坚持，“这一年的每一天，我都有不在场证明——我的银行经理不知道。你想我会要惹祸上身吗？招惹移民局，甚至是警察。这是审问吗，乔治？”

“你了解我的，托比。”

“当然，我了解你，乔治。你想要火柴，好烧掉我的脚？”

史迈利的目光仍然停驻在目录上。“瓦拉狄米尔丧生之前——几个钟头前——他打电话给圆场，”他说，“他说他有情报要给我们。”

“但这个瓦拉狄米尔是个老人，乔治！”托比坚持己见——他的抗议太过强烈，至少听在史迈利耳中是如此。“听着，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大有来头，长期领津贴；他们老了，脑袋不清楚了，就开始编造一些疯狂的记忆，以为这个世界到处都有阴谋，知道我的意思吗？”

一而再的，史迈利审视着那些目录，圆圆的头撑在握紧的拳头上。

“你现在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说，托比？”史迈利批评说，“我不了解你的理由何在。”

“你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这样说？老叛徒，老间谍，他们都有些神志不清。他们听见声音，对着小小鸟儿说。这很正常。”

“瓦拉狄米尔听见声音？”

“我怎么知道？”

“这就是我问你的问题，托比。”史迈利条理分明地解释，对着那些目录。“我告诉你，瓦拉狄米尔说有情报要给我们，你回答说，他的脑袋不清楚了。我很纳闷，你怎么会知道。关于瓦拉狄米尔脑筋不清楚的事。我很纳闷，你对他心智状态的了解，是多久之前的事？还有，你对他要说的事，为什么这样不屑一顾。就这样。”

“乔治，你玩的这是老掉牙的把戏了。别扭曲我的话，好吗？你想要问我，就问吧。拜托。但别扭曲我的话。”

“那不是自杀，托比。”史迈利说，仍没看他一眼，“那绝对不是自杀。我看过尸体，相信我。也不是嫉妒的丈夫下的手——更别提杀他的凶器是莫斯科中央的谋杀武器。我们以前怎么说来着，那些手枪之类的，‘无人性的凶手’，对不对？没错，就是莫斯科用的凶器。一个无人性的凶手。”

史迈利再次陷入沉思，但这一次——尽管已太迟——托比已经聪明地静默以待。

“你知道，托比，瓦拉狄米尔打电话到圆场时，要求找麦斯。换句话说，就是我，不是他的邮差——你。没找赫克特。他要求找他的主教，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就是我。违反所有的仪节，违反所有的训练，违反所有的程序。前所未有。我当然不在那里，所以他们给了他一个替代品，一个叫莫斯汀的傻小子。这无关紧要，因为反正他们也没见着面。但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为什么不找赫克特？”

“乔治，我是说真的。你真的是捕风捉影！我应该知道他为什么不找我吗？我们要开始为别人的疏忽负责任了，突然之间？这算什么？”

“你和他有过争执吗？为了什么事？”

“我干吗和瓦拉狄米尔起争执？他很戏剧化，乔治。他们都是这样，那些老家伙，退休之后。”托比停顿了一下，仿佛暗示史迈利自己也难逃这些缺点。“他们觉得无聊，他们怀念行动，他们想要出击，所以他们就编出了一些米老鼠的故事。”

“但他们并没有全被射杀，是不是，托比？这就是令人忧心的地方，而你知道原因和结果。有一天，托比和瓦拉狄米尔起了争执，接着，瓦拉狄米尔就被人用一把苏联枪给杀了。用警方的术语说，这是一连串令人不安的事件。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其实也是一样。”

“乔治，你疯了吗？什么该死的争执啊？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和老头子有过争执。”

“米凯尔说你有。”

“米凯尔？你去找米凯尔谈？”

“据米凯尔说，老头子对你有许多怨气。‘赫克特不好。’瓦拉狄米尔不停告诉他。他是完全引述瓦拉狄米尔的话。‘赫克特不好。’米凯尔觉得很惊讶。瓦拉狄米尔一向把你看得很重。米凯尔想不出来你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才造成这么重大的情感变化。‘赫克特不好。’为什么你不好，托比？发生了什么事，让瓦拉狄米尔这么气你？如果可以的话，我不会让警方知道，你了解。为了我们所有人的缘故。”

但是，托比·伊斯特哈斯身上实务情报员的性格，此刻已全然苏醒，他知道，审问从来不会赢，只会输。

“乔治，这实在是无稽之谈。”他以怜悯而非伤害的语调说，“我的意思是，很显然你是在愚弄我。知道吗？就因为有些老人在空中筑城堡，所以你就要去找警察？这是拉康雇请你的原因吗？这就是你正在收拾的善后吗，乔治？”

这一次，漫长的静默似乎让史迈利下定了一些决心，当他再度开口时，仿佛他的时间已所剩不多了。他的声调很轻快，甚至有些不耐烦。

“瓦拉狄米尔来找你。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就在最近几个星期。你见到他，或和他通过电话——电话亭对电话亭，无论用的是什么技巧。他要求你为他做一些事，你拒绝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星期五晚上打电话到圆场时，要找麦斯的原因。他已经得到赫克特的答案，就是不。这就是‘赫克特不好’的原因。你拒绝了他。”

这一次，托比没试图打断史迈利的话。

“如果情况如同我所说，你现在一定很害怕。”史迈利继续说，故意不看托比外套口袋隆起的一块。“你对谁杀了瓦拉狄米尔，有充分的了解，所以认为他们也可能会杀你。你甚至会想，我可能不是正当的天使。”他等待着，但托比并没反抗。他的声调变软。“你记得我们在沙拉特的时候怎么说的，托比。恐惧是没有解药的情报？我们如何尊重恐惧？好，我尊重你的恐惧，托比。我想要多了解一点。你的恐惧从何而来。我是否应该一起分担。就是这样。”

托比·伊斯特哈斯小小的手掌仍在门上，平抚着镶板，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史迈利，但镇静的神态无丝毫减损。他甚至透过目光的深度与质疑，试图告诉史迈利，他现在关注的不是自己，而是史迈利。接着，他将热切的态度化为行动，向前踏进一步，又一步，到房间中央，但带着些尝试的意味，仿佛是到医院探视生病的朋友。直到此刻，神态宛如探病的他，才以一个极度深刻的问题，响应史迈利的控诉。而这个问题，巧合的是，也正是过去两天以来，史迈利不断深入思索的问题。

“乔治，请回答我的问题。站在这里说话的到底是谁？是乔治·史迈利？是奥立佛·拉康？米凯尔？说话的是谁，拜托！”没有得到立即的回答，他继续举步前进，走近一张脏兮兮的缎面凳子，让自己如猫般灵巧地坐下，双手放在双膝上。“因为如果是以官方的身份，乔治，你问了很多该死的非官方问题，这很让我震惊。你根本是站在非官方的立场，我想。”

“你见过瓦拉狄米尔，也和他谈过话。发生了什么事？”史迈利问，并未因这项挑战而动摇，“你告诉我详情，我就告诉你，站在这里说话的是谁。”

在天花板最远的角落上，有一块黄色的玻璃嵌板，约一米见方，上面影影绰绰，全是街道上行人的足影。不知为了什么，托比的目光停驻在这奇怪的地方，他似乎正在那上面读着自己的决定，就像读打在屏幕上的告示一般。

“瓦拉狄米尔发出求救信号。”托比说，声调完全如常，既未承认，也未吐露心迹。事实上，凭借声调或感染力的技巧，他甚至想要以声音传达出警告的信息。

“通过圆场？”

“通过我的朋友。”托比说。

“什么时候？”

托比说了一个日期。两个星期前。一次失败的会晤。史迈利问会晤的地点在哪里。

“在科学博物馆，”托比带着重新建立起来的自信说，“顶楼的咖啡厅，乔治。我们喝着咖啡，赞赏屋顶悬吊的飞机。你会把这些全部都对拉康报告吧，乔治？随便你，行吧！任君享用。我没什么好隐瞒的。”

“他提出提议？”

“没错。他给我一个提议。他要我做点灯者的工作。当他的骆驼。这是我们的笑话，在古老的莫斯科时代，还记得吗？去收东西，越过沙漠，去递送。‘托比，我没有护照。帮助我，我的朋友，帮助我’你知道他是怎么说话的。像戴高乐。我们以前都这样叫他——‘另一个将军’，记得吗？”

“带什么东西？”

“他没明讲。是一份文件，很小，不需要掩藏。他就只告诉我这么多。”

“就提出试探的人而言，他似乎告诉你不少。”

“他的要求，也该死得多。”托比平静地说，等待着史迈利的下一个问题。

“去哪里？”史迈利问，“瓦拉狄米尔也告诉你了吗？”

“德国。”

“哪一边？”

“我们这一边39。北部。”

“非正式的会晤？死信信箱还是活的？哪一种会晤？”

“移动式的会晤。我应该要搭上火车。从汉堡北站。递交的程序将在火车上进行，按照约定的细节。”

“这是私人安排的会晤，没有圆场，没有麦斯？”

“暂时是非常私人的，乔治。”

史迈利老练地刺探他的话：“你辛苦的代价呢？”

托比的回答带着明显的怀疑：“如果我们拿到文件——他是这么说的，文件。如果我们拿到文件，而且文件是真的，他发誓说一定是真的，我们立刻可以在天堂赢得一席之地。首先，我们把文件带给麦斯，告诉麦斯整个故事。麦斯会了解这代表的意义，麦斯会了解这具有的绝对重要性——关于这份文件。麦斯会给我们回报。礼物，升迁，奖章，麦斯会把我们送进上议院。一定会。惟一的问题是，瓦拉狄米尔不知道麦斯已经被束诸高阁，圆场已经加入童子军了。”

“他知道赫克特也已经被束诸高阁了吗？”

“一半一半，乔治。”

“这是什么意思？”但史迈利随即说了一声“别在意”，取消了自己的问题，再次陷入长长的思索之中。

“乔治，你想要放弃询问。”托比恳切地说，“这是我对你最强烈的建议。放弃吧。”他说，并等待着。

史迈利可能没听见。陡然震惊的他，似乎正衡量着托比酿成的错误有多大。

“重点是，你打发他走开。”他低声说，目光仍凝视着空间，“他向你提出请求，你却当着他的面摔上门。你怎么能这样做，托比？你们所有的人？”

斥责让托比愤怒地站了起来，这或许也是史迈利说这些话的用意。托比眼睛亮了起来，双颊泛红，他身上沉睡着的匈牙利血统已然苏醒。

“你想要听听为什么？你想要知道我为什么对他说：‘该死！瓦拉狄米尔。离开我的视线，拜托，你让我恶心。’你想要知道他在那里的联络人是谁——那个在德国北部带着满罐金子，能让我们一夜致富的神奇家伙，乔治——你想知道他真正的身份？记得奥图·莱比锡这个名字吗？那个常常登上我们讨厌鬼年度榜单的人。编故事的，情报贩子，骗子，性爱狂人，皮条客，还有很多不同的罪名。记得那个大英雄吗？”

史迈利又看见旅馆的格子花纹墙壁和贾洛克40穷追不舍的可怕狩猎图。他看见两个穿着黑色外套的身影，巨人与侏儒，以及将军斑痕点点的巨掌放在他同伴的狭小肩膀上。麦斯，这是我的好朋友奥图。我带他来说他自己的故事。他听见飞机在希思罗机场起飞降落的规则的轰隆声。

“很模糊。”史迈利冷静地说，“没错，我依稀记得奥图·莱比锡。告诉我关于他的事。我似乎记得他有许多名字。但当时我们也都一样，不是吗？”

“大约有两百个，但莱比锡是他最后所用的名字。知道为什么吗？莱比锡在东德，他喜欢那里的监狱。他是那种疯狂爱开玩笑的人。记得他兜售的东西吗？“托比相信自己可以先发制人，所以大胆跨步向前，站在居于守势的史迈利面前，低头对他说：“乔治，难道你不记得那些不可思议的无聊把戏，年复一年，用十五个不同的线民名字向我们的西欧驻站，特别是德国，出售情报？我们新爱沙尼亚秩序的专家？我们在列宁格勒城外苏联武器运输的头号线民？我们在莫斯科中央的耳目？甚至我们对卡拉的主要监视者？”史迈利不为所动。“他光是抄《茎干》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从我们驻柏林的代表手中骗到两千马克。他又是怎么欺骗老将军的，在他身上下工夫，像是乳臭未干的吸血鬼，一次又一次的——‘我们波罗的海同胞’——这套台词？‘将军，我刚为你找到皇冠的珠宝——只是有个麻烦，我没有钱付飞机票！’老天爷！”

“但尽管如此，那些情报也不完全是杜撰的，是不是，托比？”史迈利温和地反驳，“有一部分，我似乎记得——至少在某些领域——是提供很好的情报。”

“一只手都数得出来。”

“例如他的莫斯科中央情报。我记得我们可没发现有任何问题，不是吗？”

“好吧，莫斯科中央偶尔喂他一些无关痛痒的零碎消息，他就可以塞给我们其他的狗屎！那他玩的那些双面手法又怎么说？看在老天的分上！”

史迈利似乎打算反驳，却又改变了主意。

“我知道了，”他最后仿佛作出裁决般地说，“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一个奸细！”

“不是奸细，是卑鄙小人。做一点这个，弄一点那个。一个生意人。没有原则。没有标准。只要能给他甜头，他就帮任何人做事。”

“我了解了。”史迈利严肃地说，声调也随之转低，“他当然也定居在德国北部，是不是？在特拉文穆德41还是哪里？”

“奥图·莱比锡这辈子从来没在任何地方定居过。”托比轻蔑地说，“乔治，那家伙是随波逐流的人，不折不扣的无赖。他穿着打扮得像公子哥儿，养只猫，有辆脚踏车。知道他最后一个工作是什么吗，这个伟大的间谍？在汉堡货柜仓库之类的地方当守夜员！忘了他吧。”

“他还有个同伴。”史迈利依然用单纯的怀旧语调说，“没错，我想起来了。一个移民，一个东德人。”

“比东德还糟，是萨克森人42。姓柯列兹奇玛，名叫克劳斯。克劳斯的第一个字母是‘C’，别问我为什么43。我的意思是，这些家伙根本一点逻辑都没有。克劳斯也是个卑鄙小人。他们一起偷东西，一起行骗，一起伪造报告。”

“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托比。”史迈利客气地接口说。

“谁在乎？那真是完美的姻缘。”

“那么，我相信这段关系并不持久。”史迈利自言自语地说。

也许是史迈利的态度太过谦抑；也许只是托比太了解他了。那双快速转动的匈牙利眼睛亮起了警报灯，温和的眉头聚起了怀疑的皱纹。他后退，审视着史迈利，一只手若有所思地抚过雪白无瑕的银发。

“乔治，”他说，“听着，你在开谁的玩笑？”

史迈利没说话，但拿起德加，转了一圈，又放下。

“乔治，听我一次，拜托。好吗，乔治？或许我要好好地给你上一堂课。”

史迈利瞧了他一眼，然后看向别的地方。

“乔治，我欠你。你听我说。我还是个臭小子的时候，你把我从维也纳的贫民窟救了出来。我那时就像莱比锡，是个无赖。你在圆场里帮我找到工作。所以我们有许多的时间在一起，干了许多好事。你记得退休的第一条法则吗，乔治？‘不兼差。不玩业余把戏。不做私人企业，永远！’你记得是谁教这条法则的吗？在沙拉特。在回廊里。是乔治·史迈利。‘结束的时候，就是结束了。关上店门，回家去！’所以，现在你要做什么，突然之间？和死了却不甘心躺下的疯狂将军玩亲亲，还有奥图·莱比锡那种多面小丑！这算什么？突然对克里姆林宫发动最后的骑兵攻击？我们已经结束了，乔治。我们没有执照了。他们已经不要我们了。忘了吧！”他迟疑了一下，突然有些尴尬，“好吧，安恩的确让你很不好过，因为她和比尔·海顿的事。那是卡拉，卡拉是比尔在莫斯科的大老爹。乔治，我知道这很残忍，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双手垂在两侧，凝视着在他面前的身影。史迈利的眼睛几乎闭上，头向前垂。两颊的牵动让他的嘴巴和眼睛周围出现深深的凹痕。

“我们从来没有指责莱比锡对于莫斯科中央的报告。”史迈利说，仿佛根本没听见托比后一部分的话，“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从来没指责过他。即便是关于卡拉的事情也没有。瓦拉狄米尔对他完全信任。关于莫斯科的情报，我们也一样。”

“乔治，谁曾经指责过莫斯科中心的报告？！拜托！好吧，我们偶尔弄来一个投诚者，他会告诉你：‘这件事是胡说八道，但那件事可能是真的。’哪里有什么可信的担保？哪里有什么可靠的基础？你以前常说的。有些家伙喂你一个故事：‘卡拉刚在西伯利亚成立了一个情报训练中心。’谁敢说他们没有？保持模糊，你就不会输。”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他往来的原因。”史迈利继续说，仿佛没听见托比的话，“只要牵涉到苏联，他就不会玩花样。”

“乔治，”托比轻声说，一面摇着头，“你一定要醒醒。所有的人都回家了。”

“现在，你会告诉我其他的部分吗，托比？你会一五一十告诉我，瓦拉狄米尔到底是怎么说的？拜托。”

最后，勉强作为友谊赠礼，托比如史迈利所请，一五一十地，像被击溃的人那样坦诚相告。

这座铜雕，很可能是德加描摹的芭蕾舞者。模特儿的双手高举过头，身体向后弯曲，双唇浑然忘我地微张，一切都很完美，只是，无关仿作或真品，那神态竟与安恩相仿得令人不自在。史迈利再次把雕像握在手中，缓缓地旋转，出神地盯着，并没有流露出明显的欣赏之情。托比又坐回那张缎面凳子。从天窗上，映照出轻快走过的足影。

托比和瓦拉狄米尔是在科学博物馆航空科学那层的咖啡馆见面的。瓦拉狄米尔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一直抓着托比的手臂。托比很不喜欢这样，因为他觉得太过惹人注目了。奥图·莱比锡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瓦拉狄米尔不断说。这是个大案子，百万分之一的机会，托比；奥图·莱比锡拿到了麦斯一直梦想的东西，‘把我们所有的账全部算清’，瓦拉狄米尔这样说。当托比有些尖酸地问他，他心目中的账是什么，瓦拉狄米尔不知是不愿还是不能说：“问麦斯。”他坚持，“如果你不相信我，去问麦斯。告诉麦斯，这是个大案子。”

“那么，条件是什么？”托比问——他知道奥图·莱比锡总是先关心钞票，货物则要很久、很久以后才送到。“他要多少，那位大英雄？”

托比对史迈利坦诚，他实在很难掩饰心中的怀疑——“这让会晤从一开始就没好心情”。瓦拉狄米尔提出条件。瓦拉狄米尔说，莱比锡有故事，但他也有某些证据，可以证明故事是真的。首先是一份文件，莱比锡称这份文件为，前菜或开胃菜。还有第二项证据，一封信，在瓦拉狄米尔手中。而故事本身还有其他资料，由莱比锡交付保管。文件会显示取得故事的过程，而资料本身则不容置疑。

“目标呢？”史迈利问。

“没说。”托比简洁地回答，“对赫克特，不能泄露。找麦斯，就没问题。瓦拉狄米尔会揭开谜底。赫克特必须暂时闭嘴，去跑腿。”

有那么一会儿，托比似乎准备要发表第二篇浇冷水的演说。“乔治，我要你听着，那个老家伙已经完全神志不清了。“奥图·莱比锡根本就是在骗他嘛。”接着，他看到史迈利的表情，如此深沉，如此不可捉摸，于是便转变话题，重新谈到奥图·莱比锡可恶至极的要求。

“文件将由瓦拉狄米尔本人亲自交给麦斯，完全遵照莫斯科规则，没有中间人，没有通信。他们已通过电话做好准备工作——”

“伦敦与汉堡之间的电话？”史迈利插嘴道，从他的声调听来，这又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新信息。

“他们使用密语，他告诉我。老搭档，他们知道如何玩把戏。但这项证据不同，瓦拉狄米尔说，对于证据，没有把戏可言。没有电话，没有信件，没有以物易物，他们需要一个骆驼。瓦拉狄米尔对安全的狂热，这我们早已知道。从此时开始，只适用莫斯科规则。”

史迈利记起自己在星期六晚上打到汉堡的电话，再次百思不解，奥图·莱比锡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场所，当自己的电话转接站。

“一旦圆场确认了证据的价值，”托比继续往下说，“就要付给奥图·莱比锡五千瑞士法郎现金的试听费。乔治！五千瑞士法郎！还只是开头而已！只是进场费！接下来——乔治，你该听听——接下来，奥图·莱比锡会飞到英格兰的某个安全所在进行试听。乔治，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听过这种疯狂事。你如果想要其他的，如果，试听之后，圆场想买下资料——你想知道多少钱吗？”

史迈利想听。

“五万瑞士法郎。也许你想签一张支票给我？”

托比等待着愤怒的吼叫，但什么都没有。

“全给莱比锡？”

“当然。这是莱比锡的条件。还有谁会这么神志不清？”

“瓦拉狄米尔自己呢？他要什么？”

略微迟疑了一下。“什么都没要。”托比不情愿地说。然后，像是要把这个话题抛开似的，他又燃起了一股新的怒火。

够了！所以，赫克特要做的就是自己花钱飞到汉堡，搭火车北上，在莱比锡一手导演的疯狂的陷阱游戏里扮演兔子的角色，莱比锡准备拿那些把戏应付东德人、苏联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古巴人，当然，现在还有中国人。我告诉他——乔治，听我说——我告诉他：‘瓦拉狄米尔，老朋友，原谅我，请注意听我说。告诉我，这事到底有什么重要性，让圆场必须付五千瑞士法郎的预付款，就为了奥图·莱比锡的一场劳什子的试听？玛丽亚·卡拉斯44从来都没要这么高的代价，而且相信我，她唱得可比奥图好太多了。’他握住我的手臂，这里。”托比示范地抓住自己的双头肌。“他抓住我，像抓住一颗柳橙似的。那个老家伙有些特别的技巧，相信我。‘替我去拿文件，赫克特。’他用俄文说。那是很安静的地方，博物馆。每个人都停下来听他说话。我感觉很不舒服。他哭着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赫克特。我是个老人。我没有腿，没有护照，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只有奥图·莱比锡。到汉堡去，拿文件回来。麦斯看到证据，就会相信我，麦斯有信心。’我试着要安抚他。我告诉他，这些日子以来移民绝不是什么好事，政策改变，新政府上台。我劝他：‘瓦拉狄米尔，回家吧，下几盘棋。听着，我会找一天到图书馆去，也许去玩一盘。’然后他对我说：‘赫克特，这件事是我起的头。是我带消息给奥图·莱比锡，叫他去探查情势。是我给他钱去做基础工作，我所有的钱。’听着，这是个悲哀的老人。忘了吧。”

托比停顿了一下，但史迈利没有动静。托比站起来，走向酒柜，倒了两杯非常普通的雪莉酒，一杯放在桌上，德加的铜雕旁。他说：“干杯。”一饮而尽，但史迈利仍然一动也不动。他的毫无反应重新激起托比的愤怒。

“所以是我杀了他，乔治，可以了吗！是赫克特的错，可以了吧。赫克特个人要对这个老人的死负全部的责任。这正是我需要的！”他挥舞双手，手掌朝上。“乔治！你来告诉我吧！乔治，为了这个故事，我应该到汉堡去，非正式的，没有掩护，没有保姆？知道东德的边界在哪里吗？离吕贝克45两公里？甚至更近！记得吗？在特拉沃明德，我们必须留在街道的左边，否则你就误投敌营了。”史迈利没笑。“如果我在极渺茫的机会下活着回来，我就可以去拜访乔治·史迈利，和他一起去找索尔·恩德比，像个无赖一样敲他的后门——‘让我们进去，索尔，拜托，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情报，是最最可靠的奥图·莱比锡提供的，只要五千瑞士法郎，就可以试听童子军规则绝对禁止的情报？’我应该这样做吗，乔治？”

从衣服内侧的口袋里，史迈利抽出一包皱巴巴的英国香烟。从香烟盒子里，他抽出一张土法炼钢洗出的照片，静静地递过桌子，交给托比看。

“另一个人是谁？”史迈利问。

“我不知道。”

“不是他的搭档，那个萨克森人，以前和他一起偷鸡摸狗的那个人？柯列兹奇玛？”

托比·伊斯特哈斯摇摇头，继续看着照片。

“那么，另一个人是谁？”史迈利又问一次。

托比递回照片。“乔治，注意听我说，拜托。”他平静地说，“你在听吗？”

史迈利可能在听，也可能没听。他把照片收回香烟盒子里。

“现在，这样的照片已经可以伪造了，你知道吗？非常简单，乔治。如果我想把某个人的头接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只要给我器材，两分钟就可以搞定了。你对科技不在行，乔治，你不了解这些事。你不能从奥图·莱比锡手中买照片，你不能从班纳堤先生手中买德加，懂了吗？”

“也可以伪造底片吗？”

“当然。你伪造照片，然后拍下来，你就有一张新的底片了——为什么不行？”

“这张是伪造的吗？”史迈利问。

托比迟疑良久。“我不这样认为。”

“莱比锡经常旅行。如果我们需要他，如何召唤他？”史迈利问。

“我们对他敬而远之。彻底的。”

“所以我们要如何找他？”

“例行的会面就登在《汉堡晚报》的征婚广告上。佩特拉，二十二岁，金发，娇小，前歌手——这些鬼话。乔治，听我说。莱比锡是个危险的无赖，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关系，大部分都还在莫斯科。”

“紧急情况呢？他有房子，有女朋友吗？”

“他一辈子都没有房子。如果是紧急的会面，克劳斯·柯列兹奇玛就扮演关键角色。乔治，看在上帝的分上，听我一次——”

“我们如何找到柯列兹奇玛？”

“他有好几家夜总会。妓院。我们在那里留下口信。”

一阵警告鸣声响起，他们也听见从楼上传来的争论声。

“班纳堤先生今天恐怕在佛罗伦萨有个会议，”那个金发女郎说，“有国际性的问题要处理。”

但来访的人拒绝相信她；史迈利可以听见他如潮水般涌起的抗议声。一刹那，托比那双棕色眼睛顺着声音猛然一抬，接着，他便叹口气，拉开衣橱，拿出一件脏兮兮的风衣，和一顶棕色的帽子。头上，阳光亮晃晃地洒落天窗。

“叫什么名字？”史迈利问，“柯列兹奇玛的夜总会——叫什么名字？”

“蓝钻石。乔治，别做，好吗？无论如何，放弃吧。照片是真的，那又如何？圆场有一张照片，几个人在雪地里打滚，拜奥图·莱比锡所赐。你突然觉得那是个金矿了？你觉得这样就会让索尔·恩德比硬起来？”

史迈利看着托比，想他，想他们相知甚深、一同工作的那些年。托比从来不会自愿吐露实情，情报对他就如同金钱。即使他认为那些情报毫无价值，他也从不轻易透露。

“关于莱比锡的情报，瓦拉狄米尔还对你说了什么？”史迈利问。

“他说那是死而复活的案子。许多岁月的投资。还有些关于睡魔的鬼话。他又变成小孩子了。记得那些童话故事？饶了我吧。你懂我的意思吗？”

“什么关于睡魔的事？”

“告诉你，这是关于睡魔的事。就这样。睡魔正在为一个女孩创造传奇。麦斯会了解的。乔治，他还掉眼泪，真是够了。他想到什么就说。他想要行动。他是莽莽撞撞的老间谍。你以前常说这是最糟的。”

托比站在另一边的门口，正准备离开。但他转身又走回来，因为史迈利的某些神态似乎很令他困扰——“非常严厉的凝视”，他事后回想，“好像我侮辱了他似的”。

“乔治？乔治，我是托比，记得吗？如果你不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楼上那个家伙就会逼你帮我还一半的钱，听到我的话了吗？”

史迈利几乎没听见。“许多岁月的投资，和睡魔正为一个女孩创造传奇？”他重复说，“还有呢？托比，还有呢？”

“他的举止又像个疯子。”

“将军会这样？瓦拉狄？”

“不是，是睡魔。乔治，听着。‘睡魔的举止又像个疯子了，睡魔正在为一个女孩创造传奇，麦斯会了解。’没有了全是垃圾。我把每一个字都告诉你了。现在可以放心走了，听见我的话了吗？”

楼上传来的争吵声音更大了。一扇门重重摔上，他们听见脚步声用力踏向楼梯。托比很快地朝史迈利手臂轻轻一拍。

“再见，乔治。听我说。哪天你需要一个匈牙利保姆，就打电话给我。听到没？你和奥图·莱比锡那种卑鄙小人周旋，最好就要有像托比这种卑鄙小人来照料你。晚上别独自外出，你太年轻了。”

史迈利爬上铁梯回到艺廊，险些被气冲冲奔下楼梯的债主击倒。但这对史迈利并不重要；那个灰金头发女郎在他踏向街道时发出的无礼叹息声，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已为照片上的第二张脸孔找到名字；那个名字，那段故事，在过去的三十六个小时里，像无名病痛般，不断在他的记忆中隐隐作痛——托比或许会说，那个故事是个传奇。

事实上，在相关的后世历史学家看来——当然是在这件事结束的几个月之后——要分析史迈利的智慧与行动之间如何交互运作，确实是个难题。他们说，托比告诉他这么多，所以他就做这么多；或者，如果某些事没发生，那么这件事也就会悬而未决。但是，事实却复杂得多，而且也没那么轻率大胆。他自己做了一个麻醉病人的清醒测试——这条腿，那条腿，两手张开、合上——然后，史迈利凭借着身体与意志的力量，继续谨慎行动，探究对手的动机，一如探究他自己。

14

他正开上高原。高原在林木顶缘，因为这里的松树都低低种在山谷的凹处。这是同一天的傍晚时分，平地上初亮的华灯，照穿了雨湿的阴霾。迤逦在地平线上的是牛津市，一座学术的耶路撒冷在田野的雨雾中升起。从这方向望去的景观，对他而言很新鲜，也加深了他的不真实感：走上这段旅程，似乎不是自己所决定的；脑中盘旋的万千思绪，似乎也不是他自己所能控制的。他造访托比·伊斯特哈斯，或许还有理由可以说是在拉康演示文稿的指导原则范围内；但这段旅程，他知道，无论是好是坏，都会通向他个人秘密兴趣的禁区。然而，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也毫无所求。就像终生挖掘却一无所获的考古学家，史迈利只恳求再有最后一天，而此刻就是那一天。

起初，他不停地看着右边的后视镜，那辆熟悉的摩托车紧跟在后，像海上的海鸥。但在离开最后一个环状交叉路之后，那个名叫傅格森的人就没再跟着他，而当他停下来看地图时，也没有任何车辆超越他，因此，若不是他们猜到他的目的地，就是基于某些不可思议的程序因素，他们禁止他们的人越过郡界。有时候，开车时，会有一阵惊惶的情绪攫住他。让她去吧，他想。他听到过一些事，不多，但已足够猜想其他的了。让她去吧，让她在可以找到平静的地方重获平静吧。但他知道，平静不是他的，也不是能给的，他所卷进的这场争斗，必须继续，直到找出意义，方能终止。

狗饲养场的招牌像个画上的笑容：“梅瑞莉宠物旅馆，欢迎所有宠物，蛋亦欢迎”，上面草草画着一只头戴礼帽的黄色小狗，一掌朝下，指着一条车道；他开上这条车道，一路向下陡降，宛如自由落体。他穿过一个塔门，听见风呼啸而过的声音，进入一片人造林。首先穿过的是树龄尚浅的小树林，接着是遮荫蔽日的大树，他仿佛置身童年时的德国黑森林，正要踏进尚未揭晓的内在世界。他打亮车头灯，转过一个险峻的弯道，然后又一个，第三个，眼前出现了一间木屋，与他想像中的模样相去不远——她的“达佳”（俄文，郊外的避暑别墅），正如其一向所说的。曾经，她在牛津拥有一幢房子，“达佳”是一个避居的地方。而现在，只有“达佳”；她永远离开城市了。木屋矗立在树干间从饱经践踏的泥泞中整理出来的一片空地上，有着摇摇晃晃的阳台和木瓦屋顶，烟囱里正冒出烟来。装上护板的墙壁因涂上木焦油而变黑，一个白铁喂食槽几乎把前面的走廊完全挡住。在一小片草地上，有一张鸟食台，摆放了足以喂饱整个诺亚方舟的面包；在空地周围，像分配的营房般散布着几间石棉搭建的棚屋，围着铁丝，养着鸡和一律受欢迎、不受歧视的宠物。

卡拉，这真是个找你的好地方啊。

停好车。他的到达引起一阵骚动，狗儿不安地低吠，奋不顾身地向外扑，让薄薄的墙壁如雷震动。他走向木屋，手拎提袋，瓶子不断撞他的脚。在一片喧闹声中，他听见自己的脚步吱吱嘎嘎踩上阳台的六级阶梯。门上贴着一张告示：“出门时勿置宠物于危险中”，下面，似乎是出于愤怒地加上一行：“该死的猴子勿入”。

门铃的拉环是塑料的驴子尾巴。他伸手要拉铃，但门早已打开，一位柔弱的美丽女子从木屋里的一片漆黑中看着他。她的眼睛是灰色的，略带羞怯；她有一种英国的古典美，是安恩以前曾拥有的特质：知心，庄重。她看见他，刹时无法动弹。“噢，天哪！”她低声说，“我的天哪！”然后，她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厚底工作鞋，用一根手指拨开前额的头发，狗儿们声嘶力竭地在铁丝网后对着他吠叫。

“对不起，希蕾莉，”史迈利非常温和亲切地说，“只要一个小时，我保证。就这样，一个小时。”

一个深沉的男性声音，从她背后的暗处缓缓传来：“什么事，希儿？”那声音咆哮道，“沼泽象鼻虫？长尾小鹦鹉？还是长颈鹿？”

紧接着，是一阵缓缓的声响，像是某种中空物体覆盖着布移动的声音。

“是人，康。”希蕾莉转头说完，又回过头来盯着自己的工作鞋。

“是女人，还是其他的？”那声音追根究底。

“是乔治，康。别生气，康。”

“乔治？哪一个乔治？开货车的乔治？把我的煤弄湿的那一个。还是卖肉的乔治，毒死我的狗的那一个？”

“只是有几个问题。”乔治对希蕾莉保证，用的是同样深表同情的声调，“一件老案子。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保证。”

“没关系，乔治。”希蕾莉说，眼光依旧看着下方，“老实说，这样很好。”

“别在那里调情！”屋内的声音命令道，“放开她，不论你是谁。”

飒飒的声响缓缓接近，史迈利向前越过希蕾莉，对着门里说话。“康妮，是我。”他说。再一次，他的声音尽可能表现出最大的善意。

首先出现的是一群小狗——一共四只，可能是惠比特犬——非常快速地冲出来。接着是一只脏兮兮的杂种狗，活力充沛地直冲到阳台，跌倒在地。此时，门颤抖着打开到极限，出现一位体型庞大如山的女人，身体靠着一对木制的粗大拐杖支撑着，但她的手似乎并未握在杖上。她的一头白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人似的；而那对水汪汪、非常锐利的眼睛，严厉地瞪着他。她打量他良久，事实上是好整以暇仔细打量——他一本正经的脸孔，他宽松的西装，在他左手摇晃的塑料提袋，他温顺地等待许可的神态——这给了她近乎帝王的权势来凌驾他，她的静止不动，她困难的喘息，她的残障状态，都只有让她的力量更加强大。

“噢，哎呀呀，”她大声说，依然注视着他，吐出一口蒸汽，“真吓了一大跳。你真该死，乔治·史迈利。你真该死，还有那些帮你做事的人也都该死。欢迎到西伯利亚来。”

此时，她露出微笑。她的微笑如此出乎意料，如此清新，如此孩子气，几乎把先前的一连串询问都一扫而空。

“你好，康。”史迈利说。

她的眼睛，尽管微笑着，仍然定定地看着他。那双眼睛像新生儿般苍白。

“希儿，”最后她说，“我说，希儿！”

“嗯，康？”

“去喂那些小狗吧，亲爱的。喂完之后，就去喂脏兮兮的小山雀。让那些畜生吃个够。做完之后，就去混拌明天的饲料。如果全部都做完了，就带一个无痛的凶器来，好让我收拾这个碍眼的东西，早点送他上天堂。乔治，跟我来。”

希蕾莉微笑着，但似乎无法移动，直到康妮用手肘轻轻碰她，催她走开。

“走啊，亲爱的。现在他已经没什么可以替你做的了。他尽力而为，你也是，天知道，我也一样！”

这是一间白昼与黑夜并存的房子。房间中央的松木桌上，散置着吃剩的吐司和一罐“马密特”酱料，一只旧油灯摇曳着昏黄的光线，让周围益显阴暗。蓝色的雨云，在夕阳的缀饰之下，熠熠生辉，映满房间另一端的法式窗。跟着康妮举步维艰地前行，史迈利逐渐了解，这间原木房间就是全部了。这是办公室，有张顶盖可以卷起来的写字台，放着支票和跳蚤粉；这是卧室，有张双人铜床，枕头间躺满填充的动物玩偶，宛如死去的士兵；这是客厅，有康妮的摇椅，和碎裂的藤沙发；这是厨房，煤球在圆柱桶中燃烧；而处处清理不尽的垃圾，则是年华老去的装饰品。

“康妮不回来了，乔治。”她蹒跚走在他前面，“野马呕心沥血，死而后已；老笨蛋皮靴高挂，金盆洗手。”走近摇椅，她困难地转动庞大的身躯，将背靠到椅上。“所以，如果这是你来的目的，你可以告诉索尔·恩德比，叫他好好想一想。”她朝他伸出手臂，他想她可能是要他吻她吧。“不是这样，老色鬼。扶着我的手。”

他照办，让她坐进摇椅里。

“那不是我来的目的，康。”史迈利说，“我不是来追你的，我保证。”

“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她快死了。”她坚定地说，似乎没注意他的感叹声，“该把老笨蛋送进碎纸机了，还有那些辉煌时光。吸血鬼医生想愚弄我。因为他是个懦夫。支气管炎。风湿症。天气的影响。鬼话连篇，全都是。其实是死亡，这才是我受折磨的原因。手指和脚趾受到的系统性侵犯。你袋子里装的是酒吗？”

“对，没错，是酒。”史迈利说。

“好家伙，让我们痛饮一场吧。邪恶的安恩近来如何？”

在排水板上，一大堆待洗的东西之中，他找出两只杯子，倒进半杯酒。

“春风得意吧，我猜。”他回答说。

他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递给她一杯酒，回报她对他来访的欣喜欢迎。她用戴着露指手套的双手握住酒杯。

“你猜，”她回应道，“希望你还能猜。猜她在做什么是你该做的。否则你就该在她的咖啡里加玻璃粉。好了。你要干什么？”她一口气说完，“我从来没看过你做任何事是没有理由的。干杯！”

“干杯，康。”史迈利说。

为了喝这口酒，她必须把整个身子往前倾，贴近酒杯。她巨大的头在油灯的灯光中晃动，他知道，因丰富的经验，他知道，她说的一点都不假，她的肌肉已出现死亡的斑斑白迹。

“来吧，喝完吧。”她以最严厉的语气命令道，“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能帮你，注意。我们分开之后我发现了爱。荷尔蒙打乱了，尖牙利齿也软化了。”

他需要时间去重新了解她。他对她不确定。

“是我们的一个老案子，康，就是这样。”他带着歉意说，“老案子又复活了，就这样。”他试着提高声调，让这段话听起来更随意。“我们需要更多细节。你知道你一向对保存记录很有一套。”他试探性地加上一句。

她的眼光一动也不动地盯住他的脸。

“基洛夫，”他继续说，非常缓慢地念出那个名字，“基洛夫，名叫欧雷格。想起来了吗？苏联大使馆，巴黎，三年或四年前，二等秘书？我们认为他应该是莫斯科中央的人。”

“他是。”她说，身体稍向后靠，仍然看着他。

她提到要根香烟。桌上有一包十根的烟。他把烟放进她的嘴唇之间，点亮，但她的眼睛仍然没从他的脸上移开。

“索尔·恩德比把这个案子丢到窗外。”她说，撅起嘴像吹长笛似的，向下直直吹出一口烟，避免喷到他脸上。

“他决定那个案子应该放弃。”史迈利纠正她。

“有什么差别？”

史迈利从没想到过自己会为索尔·恩德比辩护。

“那个案子进行了一段时间，刚好在我和他交接的那段期间，他判断那个案子不会有结果，这点可以理解。”史迈利地说，很谨慎地选择字句。

“而现在他改变心意了？”她说。

“我记得一些，康，我要知道全部。”

“你一向如此，乔治，”她喃喃地说，“乔治·史迈利。上主重生。上主赐福我们，保全我们。乔治。”她的目光半是怜爱，半是不以为然，仿佛他是她深爱的误入歧途的儿子。目光凝视他良久，然后转向法式窗和窗外夜色渐浓的天空。

“基洛夫。”他再说一次，提醒她，等待着。他认真地思索，这一切是否都仍在她心中；或者，这一切已随她的肉体逐渐死去。但这一切都仍在。

“基洛夫，欧雷格。”她以沉思的声调重复说，“一九二九年十月生于列宁格勒，依据他护照上的资料是如此，但这什么他妈的意义也没有，只可能代表他一辈子都没有踏进列宁格勒一步。”她微笑着，仿佛这就是邪恶世界之道，“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抵达巴黎，职衔是商务二等秘书。三到四年前，你说？老天爷，可能有二十年了。没错，亲爱的，他是个流氓。他当然是。可怜的老里加集团在巴黎的会所认出他来，但他们没帮上任何忙，特别是五楼。他的真名叫什么来着？寇斯基。当然是。没错，我想我记得欧雷格·基洛夫，原名寇斯基。没错。”她的微笑又回来了，而且一如往昔，非常美丽。“那可能是瓦拉狄米尔最后的案子，非常接近。那只老鼬鼠现在如何？”她问，她水汪汪的慧黠眼睛等待着他的回答。

“噢，他适得其所。”史迈利说。

“还在吓巴丁顿的小姑娘？”

“我相信是。”

“老天保佑，亲爱的。”康妮说。她转过头，又望着法式窗窗外，侧面对着史迈利。非常暗，只能借着油灯看见她美好的侧面轮廓。

“去瞧瞧那个疯女人，可以吗，爱人？”她怜爱地问，“确定那个白痴没把自己丢进水车的引流沟里，或喝掉万能除草剂。”

史迈利走到外面，站在阳台上，在逐渐深浓的夜色中，看见希蕾莉的身影笨拙无力地穿梭在笼舍间。他听见她的汤匙碰在饲料桶上的哐啷声，还有夜凉空气中传来的只字片语，是她教养良好的声音呼唤着孩子气的名字：来吧，小白！布布！波波！

“她很好。”史迈利回到屋里说，“在喂鸡。”

“我应该叫她离开，是不是，乔治？”她自顾自地说，完全忽略他所提供的情报，“‘踏进世界吧，我亲爱的希儿。’我应该这么说，‘别把你自己和像康这样老朽的傻大个儿绑在一起。去嫁个没下巴的傻瓜，生一群傻孩子。实现你卑微的女人梦。’”他记得她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说话声音，甚至是对她自己也是。她现在仍然如此。“如果我这样做，就不是人，乔治。我需要她。她每一丝每一毫的宜人部分。只要有一半的机会，我就会带着她。有时你就是想试试看。”略停顿，“那些男孩和女孩都还好吧？”

一时间，他没听懂这个问题；他的思绪还留在希蕾莉身上，还有安恩。

“高贵的索尔·恩德比还是高高在上？吃得不错，我相信。没脱胎换骨？”

“噢，索尔愈挫愈勇，谢谢。”

“那个讨厌的山姆·科林斯还是执行处的头儿？”

她的问题无边无际，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回答。

“山姆也很好。”他说。

“托比·伊斯特哈斯仍然在回廊上阿谀奉承？”

“就像往常一样。”

她的脸已笼罩在暗黑的夜色中，看不出来她是否仍要继续开口。他听到她的呼吸声，还有胸部的喘气声。但他知道，自己仍然是她仔细观察的对象。

“你从没为那群人工作过，乔治。”最后她评论说，仿佛这是最不证自明的陈腔滥调，“你没有过。再给我一杯。”

习惯于移动的史迈利再度走向房间的另一端。

“基洛夫？”康妮对他喊道。

“没错。”史迈利愉快地说，端来她的酒杯作为回报。

“奥图·莱比锡那个小侦探是第一个障碍。”她喝下一大口酒，津津有味地说，“五楼不相信他，他们干吗信？我们那个小奥图——噢，不！奥图是个杜撰故事的人，就是这样。”

“但是，关于那些莫斯科目标，我不认为奥图曾经对我们说谎。”史迈利说，重拾起怀旧的口吻。

“没有，亲爱的，他没有。”她赞同道，“他有他的弱点，我向你保证。但碰到大情报，他一向是很诚实的。而且你了解，在你们那伙人里，我只会对你这样说。但你从其他大人物那里没得到多少支持，对不对？”

“他也从没对瓦拉狄米尔说谎。”史迈利说，“前提是瓦拉狄米尔的逃脱路线让他能逃离苏联。”

“嗯，很好。”康妮沉默良久之后说，“基洛夫，原名寇斯基，那只姜黄猪。”

她又说了一遍“基洛夫，原名寇斯基”她似乎在挖苦自己庞大如山的记忆。当她这样说时，史迈利的心灵之眼又看见了那间机场旅馆房间，两个奇怪的同伙人，穿着黑外套，坐在他面前：一个如此巨大，一个如此纤小；老将军卯足全部的体力，强化自己热情的恳求；纤小的莱比锡瞪着热烈如火的眼睛，像只被皮带缚住的愤怒狗儿，在他身旁守望。

她禁不住诱惑。

油灯的火焰变成了烟雾迷蒙的光球，康妮坐在摇椅的边缘，像个苏联母亲——这是他们在圆场里给她的封号——逐渐衰老的脸庞沉浸在怀旧的情绪中，娓娓道来，而这只是她那一大家子无法数计的误入歧途孩子们中的一个的故事。无论心中如何怀疑史迈利来此的动机，她都暂时搁在一旁：这是她赖以生存的本领；这是她的歌，即使是最后一首；这些追忆的庞大工程，正是她的天赋所在。史迈利记得，在过去的日子里，她会嘲笑他，卖弄她的声音，看似天外飞来一笔地高谈阔论莫斯科中央历史，只为了诱使他靠近前来。但今夜，她的陈述却有种令人敬畏的严肃意味，仿佛她已知道，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了。

欧雷格·基洛夫从莫斯科直接赴巴黎，她再说一遍——六月，亲爱的，就像我告诉你的一样——那年六月倾盆大雨不断，沙拉特的年度板球赛一连顺延了三个礼拜无法举行。胖子欧雷格在名单上的记录是单身，他的到职并非要取代任何人的职位。他的办公桌在二楼，俯瞰圣西蒙路，交通混乱，但景观不错。亲爱的，莫斯科中央驻法办公室则霸占了三、四楼，这让大使很生气，觉得自己被这些讨人厌的邻居挤进一个小柜子里了。从外表看，基洛夫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苏联外交圈里的稀有动物，也就是说，是个如假包换的外交官。但当时在巴黎的作业方式——就康妮所知，迄今仍是，亲爱的——只要苏联大使馆出现一张新面孔，照片就会送达各流亡团体的头目手里。基洛夫弟兄的照片一送到各个团体手里，瓦拉狄米尔那个老魔头立即满怀兴奋地去敲他项目官员的门——当时斯蒂夫·麦克尔沃负责巴黎，上帝保佑他，没多久之后就因心脏病过世，但这是另一个故事——坚持说“他的手下”认出基洛夫是以前专门搞煽动的情报员，名叫寇斯基，他在塔林工艺学校就读时，就纠结一些持异议的爱沙尼亚码头工人，组成一个小团体，称之为“不合作讨论俱乐部”，然后向秘密警察密告小组的成员。瓦拉狄米尔的消息来源，当时刚好在巴黎，就是那些倒霉的工人之一，他自作自受，到投诚之前都还与寇斯基有往来。

及至此时，一切都还好，只除了瓦拉狄米尔的消息来源，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无恶不作的小奥图，也就是说，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已无可挽回了。

康妮继续述说，而史迈利的记忆也再次开始补充。他看见自己，那是即将卸下圆场首长职务的几个月前，他从五楼开完周一会，驼着背，疲倦地走下木头楼梯，腋下夹了一大叠页角卷折的档案。在那段日子里，圆场像是个遭受轰炸的建筑，官员四散，预算被砍，情报员不是精疲力竭，就是死了，再不然就是被解雇了。比尔·海顿真面目的揭露是每一个人心中的伤口：他们称之为“堕落”，并共同承担着最原始的羞耻感46。也许在他们内心深处，甚至会暗自责怪史迈利造成这一切，因为是史迈利揭发了比尔的变节。他看见自己主持会议，一张张带着敌意的脸孔面朝他而坐，本周案件一件接一件的演示文稿，紧接着是一成不变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发展这个？我们应该再给一个星期吗？再一个月？再一年？这是陷阱吗？这可以否定吗？这在我们的规章范围内吗？需要什么样的消息来源，用在别处会更适合吗？谁授权？应该知会谁？要花多少钱？他还记得，只不过提到奥图·莱比锡这个名字，或化名，就引起一阵猛烈批评，劳德·斯屈克兰、山姆·科林斯那一帮靠不住的判官立即大加挞伐。他努力想要回忆起来，除了康妮和她苏联研究部门的那队人马外，还有什么人在场。财务处长，西欧处长，苏联攻击处长，几乎全都是索尔·恩德比的人。恩德比本人，当时名义上仍是外交官员，由他自己的亲信帮他以白厅联络人的名衔加以掩护，但是早在当时，他只要一微笑，他们就放声大笑，而他一皱眉，他们就反对。史迈利看见自己聆听提交的报告——康妮自己的——正如她现在所重述的，以及她初步分析的结果。

奥图的故事有凭有据，她坚信。就目前看来，不可能是假的。她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

她自己的苏联研究部门依据书面文件资料证实，有一个名叫欧雷格·寇斯基的法学院学生，在相关的时间内，就读于塔林工艺学校。

外交部的当代档案载明码头的不安定形势。

从美国表弟那得来的一份投诚者报告说，有一个寇斯基，疑为克斯基，是律师，名为欧雷格，一九七一年于基辅完成莫斯科中央的训练课程。

相同的消息来源指称，尽管可疑，寇斯基后来接受上司的建议改名，“念及他以前的实战经验”。

法国联络处的例行报告指出——虽然一向都很不可靠——以驻巴黎的二等商务秘书而言，基洛夫享有颇不寻常的自由，例如独自外出购物，参加第三世界的酒会，却未依常规与十五个同伴同行。

所有的这些资料显示，简而言之，康妮总结说——就五楼的品味而言，她有些太过生气蓬勃——所有的资料都证实莱比锡的故事，确实值得怀疑基洛夫具有情报员角色。接着她啪的一声把档案丢在桌上，传阅她的那些照片——非常普通的照片，是法国监视小组例行的任务，也是在里加集团巴黎总部引起大骚动的照片。基洛夫坐进大使馆的车。基洛夫带着手提箱从莫斯科国民银行现身。基洛夫在一家情色书店的橱窗前停下脚步，对着杂志封面皱眉头。

但没有一张，史迈利想——回到现在——没有一张是欧雷格·基洛夫和他以前的受害者奥图·莱比锡与两名女子嬉戏的照片。

“这个案子就是这样，亲爱的。”康妮说，喝下一大口酒，“我们从档案中找到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小奥图是对的。我们有一些其他情报来源提供的间接证据，没有很多，我承认，但是一个起步。基洛夫是个流氓，他刚到任，但大家都在猜他是哪一种流氓。这就让他变得很有趣，不是吗，亲爱的？”

“没错，”史迈利有些心不在焉地说，“没错，康妮，我记得是这样。”

“他不属于莫斯科中央驻法办公室的主流，我们从第一天起就知道了。他从不用驻处的车子，从不轮夜班或与特定的流氓同伙结伴出现，也不使用他们的密码室，不参加他们每周的祈祷会，不喂驻处的猫或其他什么的。另一方面，基洛夫不是卡拉的人，对不对，爱人？这是件古怪的事。”

“为什么不是？”史迈利问，眼睛却没看着她。

但康妮却坦率地看着史迈利。她停顿良久，好让自己有时间来衡量他，屋外奄奄一息的榆树上，白嘴鸦聪明地抓住这沉寂的片刻，嘶喊出莎士比亚式的预兆。“因为卡拉在巴黎已经有他的人了，亲爱的。”她耐心地解释，“你应该非常清楚。那个小题大做的老家伙普丁，助理武官。你记得卡拉总是对军人情有独钟。现在仍是，就我所知。”她又停下来，再次端详着他毫无表情的面孔。他用手托住下巴，眼睛半闭着，注视着地板。“此外，基洛夫是个白痴，而卡拉绝对不会喜欢的，就是白痴，对不对？你自己对他们也不会太客气，想想看吧。欧雷格·基洛夫举止猥琐，浑身恶臭，汗流浃背，走到哪里都像树上的鱼一样惹人注意。还没雇用这种白痴之前，卡拉早就跑到一英里外去了。”她再次停顿，“你也一样。”她加上一句。

史迈利举起一只手掌，放在前额，手指朝上，像在考试的孩子。“除非——”他说。

“除非什么？除非他走向衰败，我猜！一定会有这么一天，我一定要这么说。”

“那是谣言四起的年头。”深陷思索之中的史迈利说。

“什么谣言？谣言随时都有，你这个傻瓜。”

“噢，就是投诚者的报告。”他轻蔑地说，“卡拉宫廷里发生的一些奇怪故事。二手消息来源。但他们没——”

“他们没怎么样？”

“嗯，他们没说卡拉雇用了奇怪的人吧？难道他们在三更半夜进行面试？那全都是低层次的情报，我知道。我只是顺便提一下。”

“而我们奉命对这些报告不可完全相信。”康妮非常肯定地说，“目标是基洛夫。不是卡拉。这是五楼的规定，乔治，而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别再望月兴叹，做些踏实的事吧。’你说。”她拧起嘴唇，头往后靠，神情竟与索尔·恩德比如此相像，令人不快。“‘我们的工作是负责情报的搜集，’”她懒洋洋地说，“‘不是进行斗争。’别告诉我他的调调改变了？亲爱的。他有吗？乔治？”她低声说，“噢，乔治，你真坏。”

他给她又倒一杯酒，当他回来时，看见她眼中闪烁着淘气兴奋的光彩。她抓着一绺绺白发，就像她还留长发时一样。

“重点是，我们批准了行动，康。”史迈利说，他以实事求是的声调想要钳制住她，“我们否决了怀疑者的意见，我们准许你们把他送上一垒。后来怎么了？”

酒，回忆和心中重新燃起的狩猎刺激之情，让她如脱缰野马，超出了他所能掌控的范围。她的呼吸加快。她像是冒险移除控管机制的老发动机般急躁地嘎嘎响。他明了，她述说莱比锡故事的方式，恰就是莱比锡对瓦拉迪米尔述说的方式。他想起那时，自己仍与她在圆场里，对付基洛夫的行动蓄势待发。但在她的想像中，她却跳到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塔林这个古老的城市。在她非比寻常的心灵中，她正置身该地；她认识莱比锡与基洛夫，当时他们两人是朋友。一段爱情故事。小奥图和胖欧雷格。这正是事情的中枢，让老笨蛋忠实陈述整个故事，你就从中追索你的邪恶目的，在我进行的时候，乔治。

“乌龟和兔子，亲爱的，就是他们两个。基洛夫是个可悲的大婴孩，离家在工艺学校读法律，利用秘密警察当老爹；小奥图·莱比锡是不折不扣的魔鬼，什么不法勾当都插一脚，一大堆牢狱之灾等着他，他整天在码头工作，晚上则鼓动那些不合作分子骚乱。他们在一间酒吧相遇，乍看之下，就像是爱情。奥图钓女孩子，欧雷格·基洛夫跟在他后面，捡他留下的。你打算怎么做，乔治？把我当圣女贞德给烧了？”

他为她点了一根烟，放进她的嘴巴，希望能安抚她，但她狂烈的言谈却让香烟几乎燃尽，险些要灼伤她。他迅即拿走香烟，在她用来当烟灰缸的锡盖里捻熄。

“有一段时间，他们甚至共同拥有一个女朋友。”她说，声音大得近乎吼叫，“有一天，如果你能相信，那个可怜的傻女孩去找小奥图，坦白警告他：‘你那个胖朋友嫉妒你，他是个现职的秘密警察。’她说，‘不合作讨论俱乐部就要有大变化了，注意三月十五日！’”

“轻松点，康。”史迈利担忧地警告她，“康，平静下来！”

她仍很大声：“奥图把那个女孩赶出去，一个礼拜之后，整群人全被捕了。包括胖欧雷格，当然，是他设计他们的——他们知道。噢，他们知道！”她仿佛迷路般迟疑，“那个企图警告他的傻女孩死了。”她说，“据说是因审问而失踪。奥图踏遍山林搜寻，最后发现她和另一个人在地牢里。死得像渡渡鸟47。两只渡渡鸟。我也会这样，该死，很快的。”

“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史迈利说。

他也会制止她——泡壶茶，聊聊天气，或任何可以让她停下进攻速度的事。但她已再次跳跃，回到了巴黎，描述奥图·莱比锡如何在五楼的许可与老将军的热情协助下，着手安排与二等秘书基洛夫——她管他叫姜黄猪——的团聚，在这么多年之后。史迈利怀疑，这就是她当时给他取的称呼。她的脸赤红，呼吸急促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不断发出咻咻声，但她强迫自己继续。

“康妮。”他再次求她，但这仍然不够，也许没有什么是足够的。

首先，她说，为了寻找姜黄猪，奥图走访了几个基洛夫常有往来的法苏友好协会。

“可怜的小奥图一定看过十五次《波坦金战舰》48，但姜黄猪一次也没出现。”

有些传言说，基洛夫对移民有很高的兴趣，甚至表明自己是他们的秘密同情者，询问以他新进官员的身份，对他们在苏联的家人有没有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在瓦拉狄米尔的协助下，莱比锡企图在基洛夫进出的路途中现身，但运气再度背弃他。接着，基洛夫开始旅行——到处旅行，亲爱的，真正的飞翔的荷兰人号船长49——所以康妮和她的孩子们开始怀疑，他可能是莫斯科中央的某种书记行政官，而不属于执行部门：例如会计稽核人员，负责西欧各地驻处，以巴黎为中心，包括波恩、马德里、斯德哥尔摩、维也纳。

“替卡拉或替主流派工作？”史迈利平静地问。

没人敢说，她说，但在她看来，应该是替卡拉工作。尽管已经有普丁在巴黎了。尽管基洛夫是个白痴，而且不是军人；仍然应该是替卡拉工作。康妮说，执拗地坚持这个论点。如果基洛夫是造访主流派的驻处，应该会有可辨识的情报官员出面接待和留宿。但相反的，他维持掩护的身份，而且只与本国相同层级的商务部门人员往来，她说。

无论如何，飞行终成其事。小奥图等到基洛夫订了飞往维也纳的航班，确定他是单独旅行之后，也搭上同一班飞机，于是他们交手了。

“完全是老掉牙的桃色陷阱，这就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康妮唱道，声音真的非常大，“你们这些真是老套的把戏。有分量的行家可能会一笑置之，但基洛夫同志可不是这样，尤其是如果他真的在卡拉名册中的话。龌龊的照片，可以用来恐吓的资料，这就是我们要的。如果我们能从他身上下手，找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邪恶朋友是些什么人，谁给他这些随性而为的自由，那么，我们就可收买他成为投诚者，或者把他丢进水塘里，就看他还有什么剩余价值而定。”

她完全停下来。她张开嘴，合上嘴，吐出几口气，把杯子递给他。

“亲爱的，给老酒鬼再倒一杯酒吧，动作快！可以吗？康妮受不了诱惑。不，别，留在那里。”

在这致命的一瞬间，史迈利完全迷失了。

“乔治？”

“康妮，我在这里。”

他动作很快，但不够快。他看见她的脸逐渐僵硬，变形的手在她面前挥动，眼睛嫌恶地扭曲，仿佛看见了令人厌恶至极的意外。

“希儿，快！”她大叫，“噢，天哪！”

他抱住她，感觉到她的前臂扣住他的颈背，把他抱得更紧。她的皮肤冰凉，她在颤抖，是出于惊骇而非寒冷。他撑住她，闻着威士忌、药粉与老妇人的气味，努力想要安抚她。她的泪水沾满他的脸颊，他可以感觉到泪水，甚至尝到泪水的咸味，就在她推开他时。他找到她的手提袋，替她打开，然后迅速走到阳台上，呼唤希蕾莉。她从深沉的夜色中跑出来，双拳半握，手肘在臀部摆动着，姿势足令男人发笑。她很快越过他身边，羞涩地露齿一笑。他留在阳台上，夜色寒气刺痛了他的脸，他凝望着逐渐聚积的雨云和松树，在初升的皎月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辉。狗儿的嘶吼已平息。只有不断盘旋的白嘴鸦，依旧鸣叫着刺耳的警告声。走吧，他告诉自己。离开这里吧。放弃吧。他的车等着他，在不到一百英尺之外，车顶已开始结霜。他想像自己跳上车，开上山，穿越高原，远走高飞，永远不再回来。但他知道自己无法这样做。

“她要你进来，乔治。”希蕾莉站在门里坚定地说，满是照护濒死病人特有的权威感。

当他回到屋里，发现一切都安好。

15

一切都安好。康妮抹了粉似的一丝不苟地坐在她的摇椅上，他走进来时，她的眼睛直直盯着他，就像他第一次进门时一样。希蕾莉已经安抚了她，希蕾莉已经让她镇静下来，此时，希蕾莉双手放在康妮颈部，拇指朝内，按摩着她的颈背。

“死亡的恐惧50，亲爱的，”康妮解释说，“吸血鬼医生开了安定，但老笨蛋比较喜欢果汁。你向索尔·恩德比汇报的时候，不会提到这点吧，是不是，爱人？”

“不会，当然不会。”

“你什么时候汇报，不久之后吗，亲爱的？”

“很快。”史迈利说。

“今晚，你回家时？”

“必须看要说的是什么。”

“康把所有的事详细写出来了，你知道，乔治。老笨蛋对这个案子的评估非常完整，我认为。非常详尽。非常旁征博引，绝无仅有。但你们根本没当一回事。”史迈利不发一语。“报告已经遗失。销毁了。被介壳虫吃掉了。你们没有时间。很好，很好。你们这些热爱文书工作的魔鬼。更高一些，希儿。”她命令道，但闪闪发光的眼神仍未离开史迈利身上。“高一点，亲爱的。就在脊椎骨插进扁桃腺的地方。”

史迈利在那张老旧的沙发上坐下。

“我曾经很爱这种双面间谍对双面间谍的游戏。”康妮如置身梦境地告白，轻轻晃着头，接受希蕾莉双手的抚摸。“是不是，希儿？所有的人生都在那里。你已经不再了解了，是不是？”

她转向史迈利：“要我继续吗，亲爱的？”她用伦敦东区贫民阶级的尖酸口吻问。

“如果你能简洁地告诉我，”史迈利说，“但如果不——”

“我们讲到哪儿了？我想起来了。与姜黄猪同在飞机上。他在前往维也纳的途中，正在喝啤酒。抬头一看，站在他面前对他不安好心的，不是别人，就是他二十五年前相亲相爱的兄弟，小奥图——正宛如恶魔般咧嘴笑。基洛夫，原名寇斯基的弟兄有什么感觉？我们问自己，假设他还有任何感觉的话。奥图是否知道，就是可恶的我把他出卖到古拉格群岛51？他会怎么做？”

“他怎么做？”史迈利问，没回应她的嘲谑。

“他决定要好好地演一出戏，亲爱的。是不是，希儿？叫来一份鱼子酱，然后说：‘感谢上帝！’”她低声说了一句话，希儿歪着头倾听，咯咯笑起来。“‘香槟！’他说。我的天哪，他们真的有香槟，姜黄猪付的账，他们一起喝了，然后一起搭出租车到城里，甚至在姜黄猪去干他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前，他们还在咖啡馆里很快地喝了一杯小酒。基洛夫喜欢奥图。”康妮坚持，“爱他，是不是啊，希儿？他们是一对疯狂的搭档，就像我们一样。奥图很性感，奥图很风趣，奥图很有魅力，而且反独裁，步履轻快——还有——噢，姜黄猪所无法拥有的一切，再一千年都不会有！为什么五楼老是认为人只有一个动机？”

“我确定我不是。”史迈利诚挚地说。

但康妮又回头对希蕾莉说话，完全不理史迈利。“基洛夫很无趣，甜心。奥图就是他的生命。就如同你对我一样。你为我的步伐带来了活力，是不是，爱人？这当然没让他不出卖奥图，不过那是天性，对不对？”

希蕾莉一面轻按着康妮的背，一面不置可否地点头。

“基洛夫对奥图·莱比锡而言又是什么呢？”史迈利问。

“恨，亲爱的。”康妮毫不迟疑地回答，“纯粹、无法稀释的恨。单纯、对天立誓的绝对厌恶。恨与金钱。这是奥图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奥图一直觉得，他应该为那几年所受的屈辱得到补偿。他也想要替那个女孩讨回公道。他的最大梦想是，有一天，他可以出卖原名寇斯基的基洛夫，换得一大笔钱。大笔、大笔、大笔的钱。然后花掉。”

等待者之怒，史迈利想，记起那张照片。再次回想起那间在机场旁贴满花格纹壁纸的房间和奥图那平心静气、带着爱抚尾音的德文；回想起他那双一眨不眨的棕色眼睛，宛如他郁闷灵魂的窗户。

在维也纳的会面之后，康妮说，两人约定要在巴黎再会，而奥图很聪明地放长线钓大鱼。在维也纳，奥图没问到任何一个会让姜黄猪反感的问题；奥图是个职业高手。基洛夫结婚了吗？他问道。基洛夫挥起手臂，对这个问题哄然大笑，显示他随时都准备抛开婚姻的束缚。结婚了，但妻子在莫斯科，奥图这样报告——这让桃色陷阱更为有效。基洛夫问奥图近来做什么工作，莱比锡气势恢宏地回答：“进出口”，并说自己是个追名逐利的人，今天在维也纳，明天在汉堡。结果，他等了整整一个月——在二十五年之后，他禁得起漫长的等待——而在这一个月中，法国方面发现基洛夫分别锁定了三个定居巴黎的年老苏联移民：一个出租车司机，一个商店老板，一个餐馆老板，三个人都有眷属在苏联。他提议帮忙带信、传消息和地址；他甚至建议帮忙送钱和礼物，只要体积不是过大。而为了提供有来有往的服务，下次他会再回来。没人逮捕他。在第五周，奥图打电话到基洛夫的公寓，说他刚从汉堡飞来，提议他们可以找些乐子。在晚餐上，奥图抓住时机说，这晚算他请客；他刚把某些货运到某个国家，大赚一票，有钱可以挥霍。

“这是我们替他计划好的诱饵，亲爱的。”康妮解释，这次她终于直接对着史迈利说话，“而姜黄猪上钩了，他们都一样，不是吗？保佑他们，鲑鱼每次都扑向苍蝇，不是吗？”

哪一种货？基洛夫问奥图。哪一个国家？奥图没开口回答，只在自己的鼻子上画出鹰勾鼻的形状，然后迸出一阵大笑。基洛夫也笑了，但他显然非常感兴趣。运到以色列？他问，是哪一种货？莱比锡又举起食指，指向基洛夫，做了个扣扳机的手势。运武器到以色列？基洛夫惊奇地问，但莱比锡是个职业高手，不会再多透露。他们喝酒，到脱衣舞俱乐部，聊起旧日时光。基洛夫甚至谈到他们共同拥有的那个女朋友，问莱比锡知不知道她的下落。莱比锡说他不知道。凌晨时分，莱比锡建议找个伴，带回他的公寓，但基洛夫，很令他失望地拒绝了。不能在巴黎，太危险了。在维也纳或汉堡，当然没问题。但不能在巴黎。在早餐时刻，他们分手，酩酊大醉，而圆场的荷包又瘦了一百镑。

“接着，血淋淋的钩心斗角粉墨登场了。”康妮说，话锋突然一转，“首脑办公室大辩论，见鬼，你不在，索尔·恩德比小人得志地一脚踩进来，其他人就跟着凭空发挥，事情就是这样。”她又用那种名流大亨的声音说，“‘奥图·莱比锡在骗我们……我们没让法国佬先清除行动的障碍……外交部担心会有纠纷……基洛夫是个间谍……里加集团完全不够格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计划。’你到底到哪里去？可恶的柏林，是不是？”

“香港。”

“噢，那里。”她模糊地说，颓然跌坐在椅子上，垂下眼帘。

史迈利要希蕾莉去泡茶，她在房间的另一端，叮叮当当地弄着碗。他望着她，心想是否应该出声叫她。他看见她站着，如同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时一样，就在那一夜，在圆场里，他们请他过去——她的指关节抵住嘴唇，压抑住无声的尖叫——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他正准备起程前往香港——他的内线电话突然响起，他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非常紧张，请他立即到密码室。史迈利先生，长官，非常紧急。顷刻之后，他匆匆穿过空无一物的回廊，两个忧心忡忡的工友簇拥着他。他们为他推开门，他踏进房里，他们退缩不前。他看见碎落一地的机器，档案、卡片索引、电报散落在房间各处，像足球场上的垃圾，墙上有用口红涂抹着的淫秽涂鸦。而在这一切的中央，他看见希蕾莉，这个被告——正如她现在的姿态一样——目光穿透厚重的织花窗帘，凝视着窗外自由明亮的天空：希蕾莉，我们献祭的圣洁处女；希蕾莉，我们圆场的新娘。

“你到底在干什么，希儿？”康妮在摇椅上粗暴地大声吼叫。

“泡茶，康。乔治想要喝杯茶。”

“你管乔治要什么。”她夸张地一口顶回去，“乔治是五楼的人。乔治把基洛夫的案子压下来，现在又想要痛改前非，在这把年纪玩单人飞行的特技，对不对，乔治，对不对？甚至还对我扯谎，瓦拉狄米尔那个老魔头，已经在汉普斯特德石南园吃了一颗子弹，报纸是这么说的，他显然没看，除了我的报告之外，什么也没看！”

他们喝着茶。暴雨来了。第一滴雨水，重重地打在木头屋顶上。

史迈利对她使出浑身解数，史迈利谄媚着她，史迈利希望她继续。她已经为他拉出了半条线索。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她全拉出来。

“我一定要知道全部的来龙去脉，康。”他重复说，“我一定要听到全部的经过，只要你还记得，即使结局是痛苦的。”

“结局真是他妈的痛苦。”她反驳说。

现在，该轮到基洛夫打传统牌了，她厌烦地说。下一次的会面，是一个月后在布鲁塞尔，基洛夫提到，他曾和大使馆商务部门一位对以色列军事经济特别有研究，甚至还领有研究经费的朋友谈到他们上回的对话。莱比锡是否考虑——不，是很认真地——和那个家伙谈一谈，或者，在此时此刻告诉他的老朋友欧雷格整个故事，如此一来，他甚至还能在户头里得到一点小小的好处呢。奥图说：“只要有钱拿，又不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于是，他郑重其事地喂给基洛夫一小袋康妮和中东部门准备的饲料——全是真的，当然，也可以查证，但却对任何人都没啥大用——基洛夫认真地写下来，尽管他们两人都很清楚地知道，基洛夫与他的老板，无论是谁，都与以色列的货运、军事、经济等等毫无关系，至少在这个案子上没有。基洛夫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同谋关系，一如他们下一次在巴黎的会面所显示的那样。基洛夫对那篇报告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坚持要奥图收下五千元，不拘形式地签一张收据。奥图照办。上钩之后，基洛夫就单刀直入地露出最狰狞的面目——可够狰狞的了，康妮说——问奥图与当地苏联移民的关系有多密切。

“拜托，康。”他低声说，“我们已经几乎讲到重点了！”她就在眼前，但他感觉得到她逐渐漂流远去，越来越远。

希蕾莉坐卧在地板上，头靠在康妮膝上。康妮心不在焉地用戴了露指手套的手抓着希蕾莉的头发，眼睛几乎完全闭上。

“康妮！”他又叫道。

康妮张开眼睛，露出疲惫的微笑。

“这只是羽扇脱衣舞，亲爱的。”她说，“他知、我知、你知的游戏。一般的羽扇脱衣舞。”她宽容地复述，眼睛再次闭上。

“那么，莱比锡怎么回答他？康妮！”

“他做的就和我们所做的一样，亲爱的。”她喃喃地说，“推脱。他承认与流亡团体关系不错，与将军有秘密往来。然后推脱。说他并不常造访巴黎。‘为什么不雇用当地的人呢？’他说。他在戏弄基洛夫，希儿，亲爱的，你知道。他又问：‘会伤害任何人吗？’又问了工作的内容是什么？代价是什么？给我酒吧，希儿。”

“不！”希蕾莉说。

“去拿。”

史迈利倒了两指高的威士忌，看着她啜饮。

“基洛夫想要奥图对移民做什么？”他说。

“基洛夫想要一个传奇，”她回答说，“他要为一个女孩创造传奇。”

史迈利的神态丝毫没有透露，几个小时之前，他才从托比·艾特哈斯口中听到这句话。四年前，欧雷格·基洛夫想要一个传奇，康妮重复说。正如睡魔想要一个传奇，托比与瓦拉狄米尔曾说起。基洛夫想要为一个女情报员编造掩护身份的故事，让她能潜入巴黎。这就是重点，康妮说，基洛夫当然没这样说，事实上，他只是旁敲侧击地提到。他告诉奥图莫斯科刚对所有的大使馆下达秘密指令，宣布说在某些条件下，分散的苏联家庭可以在海外团聚。指令上说，如果可以找到足够数量的家庭有此意愿，莫斯科将会公开宣布此一政策，借以改善苏联在人权方面的形象。就理想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能引起同情的个案：比方说，女儿在苏联，与在西方的家人失去联络的单身女孩，或许正值适婚年龄。守密是最重要的，基洛夫说，必须等到搜集完成合乎条件的个案名单——想想看会有多么大的抗议声浪，如果事前泄露消息的话！

姜黄猪的这个球实在投得不漂亮，康妮说，所以奥图为了逼真起见，一开始就嘲笑这个提案：这太疯狂了，太漏洞百出了，秘密名单？真是无聊！为什么基洛夫不直接去找流亡组织，要他们发誓守密呢？为什么不雇用一个完全没有瓜葛的人去做他的龌龊工作呢？莱比锡越是嘲笑，基洛夫就越是激动。莱比锡的工作不是去取笑莫斯科的秘密命令，基洛夫说。他开始对莱比锡大声吼叫，而康妮此时也找到大声吼叫的能量，至少是将她微弱的声音提高音量，以她想像基洛夫应该有的苏联喉音说：“‘你的同情心哪里去了？’他说，‘你难道不想帮助别人吗？你为什么要嘲笑这种人道措施，只因为那是来自莫斯科的指令？’”基洛夫说他自己接触了几个家庭，但无法取得信任，因此也没有进展。他开始对莱比锡施加压力，一开始是用私人情谊——“你不想帮我发展事业吗？”——失败之后，他告诉莱比锡，既然已经为钱提供秘密情报给大使馆，他或许可以慎重考虑继续合作，以免西德当局得知这段关系，把他丢出汉堡，甚至赶出德国。奥图怎么可能希望有此下场呢？最后，基洛夫付钱，而这就是奥妙之所在。“每促成一个家庭成功团聚，一万美元。”她宣布，“每找到一个合适的候选人，无论后来是否团聚，立即付给一千美元。现金交易。”

就在此时，五楼理所当然地认为基洛夫是脑袋出了问题，命令他们即刻放弃这个案子。

“然后，我从远东回来。”史迈利说。

“就像可怜的理查国王从十字军东征回来，你就是这样，亲爱的。”康妮附和道，“然后发现农民暴动，而你坏心眼的弟弟已坐上王位。”她说，“德国佬的警方要把莱比锡从法国引渡回去；我们大可以求他们放过一马，但我们没这么做。没有桃色陷阱，没有红利，没有卑鄙小人，所有的任务都取消。”

“瓦拉狄米尔对这一切有什么反应？”史迈利问，仿佛他真的不知情。

康妮很困难地睁开眼睛。“什么反应？”

“对取消任务反应。”

“噢，大声咆哮，你还能期望他有什么其他的反应？咆哮，再咆哮。说我们毁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猎杀行动。发誓要用其他方式继续进行这场战争。”

“哪一种猎杀行动？”

她没理会他的问题。“这已经不再是真枪实弹的热战了，乔治。”她说着，眼睛又闭上了。“这就是麻烦所在。一切都变成灰色了。半个天使对抗半个魔鬼。没有人知道界线何在。没有砰砰！”

再一次，史迈利又从记忆里看见那间贴满格花壁纸的旅馆房间和两个穿着黑色大衣并肩站立的身影，瓦拉狄米尔恳切地请求重新开启这个案子：“麦斯，再听我们说一次，听听看自从你命令我们停止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自己花钱从巴黎飞来告诉他，因为在恩德比的命令下，法国分部已停止支付这个案子的费用。“麦斯，听我们说，拜托。”瓦拉狄米尔恳求道，“昨天深夜，基洛夫叫奥图到他的公寓去。他们有了另一次会面，奥图和基洛夫。基洛夫喝醉了，说出了令人无法置信的事！”

他看见自己回到圆场的旧办公室，恩德比已经占据了他的桌子。那是在同一天，仅仅几个小时之后。

“听起来像是小奥图想逃离德国佬手掌心的最后一搏。”恩德比听完史迈利的话之后说，“他们到底想用什么罪名逮他，盗窃还是强暴？”

“诈欺。”史迈利绝望地回答，因这被曲解的事实而绝望。

康妮喃喃自语。她想唱成歌，接着又想吟成诗。她想要再来些酒，但希蕾莉拿走她的杯子。

“我要你走。”希蕾莉直视史迈利说。

史迈利背靠着藤沙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有人或许会认为，他是极不情愿地问这个问题，甚至是有些嫌恶。他柔和的面容因下定决心而变得强硬，但仍不足以掩藏非难的痕迹。“你是否记得瓦拉狄米尔常说的一个故事，康？一个我们不曾向别人提起的故事？我们收藏起来，像是私人的珍藏？就是卡拉有个女人，他所爱的人？”

“他的安恩。”她模糊地说。

“在这个世界上，她是他最重要的东西，她让他的举止像个疯子！”

她的头缓缓抬起，他清楚地看见她的脸，他的声音加快，重拾力量。

“莫斯科中央流传的那些谣言，那些知情的人？卡拉的发明，他的创造，康？他如何发现她——她还是个孩子，在战火摧毁的村庄里徘徊？领养她，抚养她长大，爱上了她？”

他望着她，无视于威士忌，无视于她如死一般的倦意，他看见最后一丝兴奋，宛如瓶底的最后一滴酒，让她的面容重现光彩。

“他当时在德国阵线后方，”她说，“那是四十年代。他们有一个团队，在波罗的海地区活动。建立网络，潜伏组织。那是很大的行动，卡拉是首领。她成为他们的吉祥物。他们带着她到处征战。一个孩子，噢，乔治！”

他屏住呼吸，仔细聆听她的话。屋顶上的雨声越来越响。他的脸靠近她的脸，非常近；生气蓬勃的光彩，与她的脸相辉映。

“然后呢？”他说。

“然后他杀了她，亲爱的。就这么回事。”

“为什么？”他仍然靠得很近，仿佛怕她在关键时刻会欲言又止，“为什么，康妮？为什么他爱她，却杀了她？”

“他为她做了一切。他替她找养父母。教育她。让她长成他理想的小魔女。扮演父亲，扮演爱人，扮演上帝。她是他的玩具。然后，有一天，她突然有了逾越身份的想法。”

“哪一种想法？”

“迷上了革命。与该死的知识分子混在一起。希望国家逐渐衰微。诘问‘为什么？’与‘为什么不？’。他叫她闭嘴，但她不听。她心中自有主见。他斥责辱骂她，但只让她变得更糟。”

“而且还有个孩子。”史迈利鼓励着她，将她戴了露指手套的手握在掌中，“他让她生了个孩子，记得吗？”她的手在他掌中，在他俩的脸之间。“你研究过，是不是，康？有个没啥大事可做的时节，我让你放手去做。‘追下去吧，康。’我对你说，‘尽力追查吧，无论有什么结果。’记得吗？”

在史迈利的使劲鼓励下，她的故事重燃起最后爱恋般的热情。她说得很快，眼睛闪闪发亮。她曲折迂回地在记忆深处回溯探索。卡拉拥有这个小魔女……没错，亲爱的，是有个故事，你在听我说吗？——是的，康妮，继续，我在听。那么，听着。他把她养育成人，让她成为他的情人，然后有个小鬼，因小鬼而起争执。乔治，亲爱的，你像过去一样爱我吗？——继续，康妮，告诉我其他的部分，没错，我当然还爱你。他指责她在孩子珍贵的心灵中灌输进危险的思想，例如自由。还有爱情。一个女孩，酷似她的母亲，听说是个美人坯子。最后，这个老暴君由爱转恨，亲手毁了他的理想情人，故事结束。最初我们是从瓦拉狄米尔那里听到这个故事，接着又有零零碎碎的消息，但从来没有真凭实据。名字，不知道，亲爱的，因为他销毁了她所有的记录，杀了每一个可能听说过这件事的人，这是卡拉的作风，上帝保佑他，是不是，亲爱的，他一直是这样？其他人说她并没有死，她被谋杀的故事，只是为了误导视听，让人不再追查她的行踪。她做到了，是不是？老笨蛋还记得！

“孩子呢？”史迈利问，“那个酷似母亲的孩子呢？有投诚者的报告——是什么来着？”她一刻没停顿。这事她也记得很清楚，她的心在她前面狂奔跳跃，正如她的声音将她的呼吸远远抛在背后一般。

列宁格勒大学的某个研究员，康妮说。他说，他接受指令，要在晚上对一个古怪的女孩进行特别的政治教育，那是一个有反社会倾向的病人，高级首长的女儿。塔蒂亚娜，他只知道她叫塔蒂亚娜。她在城里到处惹是生非，但她的父亲是莫斯科的大人物，所以没人能动她一根汗毛。那女孩试图引诱他，或许也成功了，然后，她告诉他一些故事，说她爸如何因为她妈对历史阶段的缺乏信念而杀掉她。第二天，他的教授叫他去，告诉他说，如果他敢泄露半个字，他就会发现自己跌死在一块非常大的香蕉皮上……

康妮如脱缰野马般奔驰，述说着什么结果都没有的线索，消息来源在发现的那一刻就消逝无踪。她紧张欲裂、酒意醺然的身体，似乎无法再唤起如此大的力量。

“噢，乔治，亲爱的，带我一起走吧。这是你在追寻的，我知道！谁杀了瓦拉狄米尔，为什么！从你走进来的那一刻，我就在你丑陋的脸上看见了。我以前无法辨别，现在可以了。你有你那个卡拉表情！瓦拉狄又掀开这些事，所以卡拉把他给杀了。这是你的主旨，我可以看见你正在前进。带我一起走，乔治，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会离开希儿，我会放下所有的一切，不再喝酒，我发誓。带我上伦敦，我会替你找出他的魔女，即使她根本不存在，即使这是我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瓦拉狄米尔为什么叫他睡魔？”史迈利问，尽管他早已知道答案。

“这是他的笑话。是瓦拉狄米尔还在爱沙尼亚时，从他的某位德国祖先那里听来的童话故事。‘卡拉是我们的睡魔。任何人靠他太近，就会沉沉入睡。’我们从来不知道，亲爱的，我们怎么会知道？在卢比安卡，有人见过一个男人，说是碰到了见过她的一个女人。另外有人说是认识某个帮忙埋葬她的人。那个魔女是卡拉的神庙。但她却背叛了他。双子城，我们以前常这样说你们俩，你和卡拉，同一个苹果的两半。乔治，亲爱的，别这样！拜托！”

她停了下来，他注意到她正充满恐惧地抬头瞪着他，她的脸在他下方；他站着，低头凝视着她。希蕾莉靠着墙，叫道：“住手，住手！”他站在她上方，因她廉价且不公的同情而怒火中烧，他知道，无论是卡拉的手段或卡拉的专制，都与自己不同。他听见自己说：“不要，康妮！”并发现自己的手举至胸口的位置，手掌僵直朝下，仿佛想将什么东西压平到地面似的。他明了，自己的热情令她恐惧；他从未对她的信念或感情作出如此之大的背叛。

“我渐渐老了。”他喃喃自语，露出羞怯的微笑。

他放松下来，随着他的改变，康妮的身体也慢慢松懈下来，睡梦袭上她。刚刚还紧紧抓着他的双手已垂在膝上，宛如战壕里的尸体。

“全都是废话。”她怏怏不乐地说，笼罩着深沉的漠不关心的神色，“无聊的移民，哭喊着要他们的伏特加。放弃吧，乔治。卡拉终究还是会击败你。他欺骗你。他愚弄你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她喝了一口酒，不再在乎自己说什么。她的头再度向前低垂，有那么一刹那，他以为她真睡着了。“他像狐狸一样欺骗你。他欺骗我。而当你闻出叛徒的气味，他就派那个该死的比尔·海顿去把安恩骗上手，瞒过你的追踪。”她很困难地抬起头，再次凝视他。“回家吧，乔治。卡拉不会把你的过去还给你。就像在这里的老笨蛋一样。给你自己找点儿爱，等待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吧！”

她又开始咳嗽，绝望地，一声作呕的干咳，接着另一声。

雨停了。从法式窗望出去，史迈利再次看见洒在笼舍上的月光轻抚着铁丝网上的夜雾；看见戴上雾冠的枞树，爬上山冈，直入暗夜的天空；他看见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明亮的事物隐遁入黑暗，黑暗的事物却如烽火笼罩白亮的大地；他看见突然出现的月亮，逐渐从云雾中露出清晰的身影，召唤他踏进骚动不安的裂隙里；他看见一个黑色身影，穿着威灵顿靴，戴着头巾，跑上巷道，他知道那是希蕾莉；她一定是偷偷溜出去，没引起他的注意。他记起自己曾听到门关上的声音。他走回康妮身边，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康妮流着泪，晃着身子，不断谈论爱情。爱是积极的力量，她口齿不清地说——去问希儿。但希蕾莉不在这儿，没人可问。爱是投向水中的石子，如果石子够多，我们就会彼此相爱，而掀起的涟漪也会大到足以横越海洋，征服憎恨与愤世嫉俗。“甚至是无恶不作的卡拉，亲爱的。”她向他保证，“这就是希儿说的。废话，对不对？这是废话，希儿！”她大叫。

然后，康妮又闭上眼睛，一会儿之后，从呼吸听来，她已经睡了，又或许她只是假装入睡，以避免向他道别的痛苦。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冰冷的夜色里。真是奇迹，汽车的发动机竟然发动了。他开始爬上巷道，但仍望着希蕾莉。他转过一个弯道，看见她沐浴在车头灯的光线里。她瑟缩地站在树丛中，等待他离去，之后才回康妮身边。她又用手捂着脸，他觉得自己看见血迹；也许她用指甲抓伤了自己。他驶过她身旁，从镜子里看着她，在车尾灯的亮光中，她凝望着他，有那么一会儿工夫，她幻化成混沌的鬼魂，那些真正在冲突中罹难的鬼魂，那些在战火硝烟中落难，遇袭、挨饿、被剥夺曾拥有的一切与爱的人。他直等到她再度走下山冈，走向达佳的灯火。

在希思罗机场，他买了第二天早晨的机票，然后躺在旅馆房间的床上，这是同一个房间，据他所知，虽然墙壁并没有格花壁纸。整个晚上，旅馆都喧闹不休，史迈利也一样彻夜未眠。他听见水管的叮当声，电话的铃声，还有那些不想睡或不能睡的爱侣们的轰然巨响。

麦斯，再听我们说一次，他心中复述，是睡魔本人派基洛夫去接触移民，寻找一个传奇。

16

史迈利在上午稍晚时分抵达汉堡，搭机场巴士到市中心。雾气徘徊不散，天气非常冷。在车站广场几度被拒后，他终于找到一家生意清淡的饭店，这家年代久远的饭店还高挂着一张同时发给三个人的许可执照。他签下了“史坦法斯特”的名字，然后，快步跟随租车营业员，租了一辆小型的欧宝，停放在有扩音器轻声播放贝多芬音乐的地下停车场。车子是他的后门。他不知道何时会派上用场，但他知道必须有辆车在那里。他再次漫步，走向阿尔斯特湖，以特有的敏锐感受着周遭的一切：狂躁的交通，和只给百万富翁子女的玩具店。城市的噪音像猛烈的火墙向他袭来，让他忘却寒意。德国是他的第二天性，甚至是第二灵魂。在年轻岁月，德国文学曾是他热爱的对象、他教养的泉源。他可以把德文像制服般穿在身上，勇敢无畏地流利言说。然而，他每踏出一步，都有危险的感觉，因为大半个战争期间，年轻的史迈利在这里度过孤寂恐怖的间谍岁月，那种置身敌人领土的危机意识，永远滞留心头，挥之不去。在孩提时期，他就知道汉堡是一个富裕优雅的港口城镇，在英国作风的外衣下，掩藏着轻浮的灵魂；成年之后，在空袭的千百颗炸弹轰炸下，汉堡被粉碎成中世纪时的黝暗阴森。他曾见过战后第一年的汉堡，无数冒着硝烟的炸弹坑，幸存者清理着宛如战场的瓦砾石堆。而今天，他眼中的汉堡充斥着不知名的罐头音乐，以及高耸的混凝土与被烟熏黑的玻璃。

抵达阿尔斯特湖之后，他走上那条怡人的便道，来到伟林登上汽船的码头。他记下来，在平日，第一班渡轮是早上七点十分开出，最后一班是晚间八点十五分。伟林来的那天是平日。十五分钟后有一班汽船。他看着轻艇与红松鼠打发等待的时间，就像伟林当时一样。汽船抵达时，他坐上伟林当天所坐的船尾座位，一处位于顶篷下的开放空间。与他同船的包括一群学童和三个修女。他微觉头晕，闭眼坐着，耳中尽是他们叽叽喳喳的谈话声。汽船走到湖心时，他站起来，穿过客舱，到船首的窗边，向外望，显然是想要确定些什么事，瞄了一眼表，然后走回座位，直坐到金方史帝格，也就是他上船的地方。

伟林的故事完全吻合实情。史迈利的期望也是如此，但在一个疑问不绝的世界，再确认总是没错的。

他吃过午饭，然后到邮局总局去，花了一个小时查阅旧的分类电话号码簿，和欧斯特拉柯娃在巴黎所做的颇为相似，尽管理由完全不同。他的研究圆满完成，他愉悦地在四季饭店的沙龙休息，读着报纸，直到黄昏。

在一本汉堡娱乐场所指南中，“蓝钻石”并不列在夜总会，而是在“情色”项下，而且奢华程度与消费水准评列三颗星。“蓝钻石”位于圣保利，但小心翼翼地避开主要区域，僻处于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小巷弄，贴有瓷砖，阴暗，满是鱼的气味。史迈利按下门铃，电动开关打开来。他走进屋里，立即站在一间整齐的接待室中，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伶俐年轻人操控着一部灰色的机械装置。在墙上，灰色的录音带卷轴缓缓转动，但录音带的音乐却是从其他地方播放出来的。桌上有一部精巧的电话系统，也是灰色的，亮光闪烁，滴答作响。

“我想在这里打发一些时间。”史迈利说。

这里就是他们接我电话的地方，他想，当我拨打瓦拉狄米尔在汉堡的联络电话时。

那个伶俐的年轻人从桌上抽出一张印刷的表格，透露秘密似的低声解释手续，像个律师，或许那正是他白天的职业呢。会员费一百七十五马克，他轻声说。这是一年的年费，史迈利在这一整年中可以免费入场，只要他愿意，来多少次都可以。第一杯酒必须再付二十五马克，其后的饮料价格高昂，但并非不合理。第一杯酒非点不可，就像会员费，必须在入场时缴纳。所有其他形式的娱乐完全免费，当然女郎们会很乐意接受礼物。史迈利可以用任何名字填写表格，并由年轻人在此亲自归档。他惟一必须做的，就是下次造访时记住自己登录入会的名字，无须再办任何手续就可获准入场。

史迈利放下钱，在他一生中所用过的数十个假名中再添一个。他走下楼梯，穿过第二道电动门，进入一条窄窄的信道，旁边是一列小房间。房间都还是空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此刻黑夜才刚刚揭开序幕。在信道的尽头，矗立着第三道门。一穿过门，他就进入一片漆黑之中，震耳欲聋的乐声，是那名伶俐年轻男子录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一个男声对他说话，一小丝光束引他到桌旁。他拿到一张饮料单。“经营者，C.柯列兹奇玛。”他读着酒单下方的一小行字。点了一杯威士忌。

“我想独处，不要人陪。”

“我会知会工作人员，先生。”侍者以俨然推心置腹的态度说，并收下了他的小费。

“关于柯列兹奇玛先生，他该不会刚好是萨克森人吧？”

“没错，先生。”

比东德还糟，托比·艾特哈斯如是说。萨克森。他们一起偷东西，一起行骗，一起伪造报告。那真是完美的姻缘。

他啜着威士忌，等待眼睛适应室内的灯光。不知从何处射出蓝色的光，让裤脚和衣领闪着诡异的光芒。他看见许多白色的脸庞与白色的身体。这里有两层，他所坐的底层，布置着桌台和扶手椅。上层有六个独立的包厢，就像剧院里的包厢一样，各有着蓝色的照明。他推断，就在这些包厢的其中一间，无论是否知情，那四个人被拍下了照片。他回忆照片的画面，想找出拍摄的角度。那是从上方往下拍的——从正上方。但“正上方”意味着墙壁上方黑漆漆的某处，某个目光无法穿透的地方，即使是史迈利的眼睛也无法透视。

音乐静息，从同一个扩音器传来余兴节目开始的消息。主持人说，节目名称是“老柏林”，而主持人的声音也是老柏林式的：虚张声势，鼻音浓重，充满挑逗意味。一定是那伶俐的年轻男子换了录音带。帘幕升起，露出一个小小的舞台。在灯光乍现的那一瞬间，他很快地抬头一瞥，这一次，他看见了想找的东西：在墙上非常高的地方，有一个镶着烟熏玻璃的小观测窗。他隐约觉得摄影师有使用特殊照相机；有人告诉他，现在昏暗已无碍摄影。我应该问托比的，他想，托比对这些技术有很透彻的了解。舞台上，开始表演做爱的场景，机械式的动作，不得要领，无精打采。史迈利把注意力转向房里散落各处的人身上。女郎们都很漂亮，一丝不挂，而且年轻，和照片里的女郎一样年轻。已有伴侣的女郎，坐卧在伴侣身上，仿佛很以他们的年迈与丑陋为乐。而没伴侣的女郎则静静坐在一起，像是等待召唤上场的橄榄球球员。扩音器里传出的喧闹变得非常大声，混杂着音乐与歇斯底里的旁白。在柏林，他们居然会把节目叫做“老汉堡”。舞台上的那对男女加倍努力，但成果却极其有限。史迈利怀疑，如果照片里的女郎出现了，自己能否认得出来。他最后断论，认不出来。帘幕关上。他点了另一杯威士忌，松一口气。

“柯列兹奇玛先生今晚在店里吗？”他问侍者。

柯列兹奇玛是很负责任的人，侍者解释说，柯列兹奇玛先生必须把时间分配给好几间店。

“如果他来了，请让我知道。”

“他会在十一点整到店里来，先生。”

在吧台旁，几对赤身裸体的伴侣开始跳舞。他又忍耐了半个钟头，才走回前厅的办公室。途中又经过那一列小房间，有些都已有人。那个伶俐的年轻男子问他应该如何通报。

“告诉他，这是非常特殊的请求。”史迈利说。

伶俐的年轻男子按下一个钮，非常平静地说话，一如他对史迈利说话的声调。

楼上的办公室像外科手术房一样整洁，有一张晶亮的塑料桌，与更多的机械装置。一架闭路电视播映楼下的场景，画面清晰，如同白昼。还有史迈利已注意到的那一面观测窗，俯瞰个别的包厢。柯列兹奇玛先生是标准的德国人所谓的“严肃的人”。年约五十，外表体面，矮壮结实，穿着黑西装，打着浅色的领带。他有一头稻草黄的头发，是个好萨克森人应该会有的模样，温和的面容，既无欢迎也无拒绝的神色。他神采奕奕地与史迈利握手，示意就座，似乎非常习惯处理特殊请求。

“请坐。”柯列兹奇玛先生说，开场白已结束。

无处可走，只能前进。

“我知道你以前和我认识的一个叫奥图·莱比锡的人是生意伙伴。”史迈利说，他自己觉得声音似乎有些过大，“我刚好到汉堡来，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人在哪里。到处都找不到他的地址。”

柯列兹奇玛先生的咖啡装在银壶中，壶把裹着纸巾，让他倒咖啡时不致伤了手指。他喝了咖啡，小心地放下杯子，避免碰撞。

“你是谁？请告诉我。”柯列兹奇玛先生问。萨克森腔的鼻音，让他的声音显得平板单调。微皱眉头，更增添几分令人尊敬的气息。

“奥图叫我麦斯。”史迈利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对这句话毫无反应，但他不急着提出下一个问题。他的目光，史迈利再次注意到，颇不寻常的纯真无邪。奥图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房子。托比这样说。如果是紧急的会面，柯列兹奇玛就扮演关键的角色。

“你找莱比锡先生有什么事？请容我这么问。”

“我代表一家大公司。”史迈利说，“在许多业务中，有一项是为自由报道者设的文学与摄影部门。”

“所以呢？”

“从很久以前，我的母公司就很乐意偶尔从莱比锡先生那里收到一些作品——通过中间人——交给我们的客户去加工与处理。”

“所以呢？”柯列兹奇玛先生又说一次。他的头微微上扬，但表情毫无改变。

“最近，我们母公司与莱比锡先生的交易关系作了一些修正。”他略微停顿，“最初是通过电话。”他说，但柯列兹奇玛很可能没听过电话的事。“他再次经由中间人寄给我们一份作品的样本，我们很希望能向他订购。我来这里就是想和他讨论合作条件，以及未来的委托事宜。当然，我们认为这些条件应该由莱比锡先生提出。”

“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品——莱比锡先生寄给你们的作品——请告诉我，麦斯先生？”

“是一张情色照片的底片。我的公司一向坚持只收底片。当然，莱比锡先生很清楚。”史迈利很谨慎地指着房间的另一端。“我很相信照片是从这个窗户往下拍的。很特别的是，这张照片里，莱比锡先生亲自上阵当模特儿。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操作相机的必然是他的朋友或生意伙伴。”

柯列兹奇玛先生蓝色的眼睛仍然直视前方，也仍然天真无邪。他的脸，尽管很怪异地毫无特色可言，却给史迈利一种勇敢无畏的感觉，但他也不知道是何缘由。

你要和莱比锡那种卑鄙小人周旋，最好就要有像我这样的卑鄙小人来照料你，托比曾说。

“还有另一个问题。”史迈利说。

“嗯？”

“很不幸的，在这张底片引起我们的注意之后不久，在这个事情上扮演中间人角色的那位先生，遇到了严重的意外。因此也就影响了与莱比锡先生的一般联络渠道。”

柯列兹奇玛先生的忧虑形于色。他颇为关切地皱起眉头，柔和的脸庞被乌云笼罩，他非常尖锐地开口说：“什么意外？哪一种意外？”

“致命的意外。我来警告奥图，同时也要和他谈谈。”

柯列兹奇玛先生有一支纯金铅笔。他不慌不忙地从衣服内侧的口袋掏出来，拍拍笔头，仍然皱着眉头，在面前的便笺上画了一个圆形。然后他在上头加了一个十字架，又画了一条线穿过他的创作，接着咋舌说：“可怜！”他做完这一切之后，重新整顿好，对着机器简洁地说：“不准打扰！”只听见一阵喃喃低语声，是那个浑身灰色的接待员表示收到指示。

“你说莱比锡先生是你母公司的一个旧识？”柯列兹奇玛先生重拾话题。

“我相信你也是，很久以前，柯列兹奇玛先生。”

“请说得清楚一些。”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两手把玩着铅笔，仿佛在检视黄金的品质似的。

“我们谈的是陈年旧事，当然。”史迈利颇不赞同地说。

“我了解。”

“莱比锡先生逃离苏联之初，是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52。”史迈利说，“安排他逃亡的组织是以巴黎为根据地，但身为波罗的海人，他宁可住在德国北部。德国仍被占领，他很难维持生计。”

“对每一个人都是。”柯列兹奇玛先生纠正他，“每一个人都很难维持生计。那是财政极度困难的时期。现在的年轻人完全无法想像。”

“没错。”史迈利同意，“对难民来说尤其艰难。无论是来自爱沙尼亚还是萨克森，生活对他们来说都一样艰难。”

“完全正确。难民的情况最糟。请继续。”

“在那段时间，有相当多的情报产业。各式各样。军事的，工业的，政治的，经济的。战胜国准备要付出大笔金钱，搜集彼此的重要资料。我的母公司就参与这些产业，并在此地派驻代表，负责更正资料，并传回伦敦。莱比锡先生与他的伙伴成为我们偶尔交易的对象。论件计酬的自由工作者。”

尽管听到了将军遭遇致命意外的消息，一抹出乎意料的微笑，从柯列兹奇玛先生脸上倏然掠过。

“自由工作者。”他说，仿佛他是初次听到这个名词，而且很喜欢。“自由工作者，”他复述，“就是我们。”

“这样的关系当然是暂时性质。”史迈利继续，“但莱比锡先生身为波罗的海人，有着其他的利害关系，因此一直和我的公司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往来，通过巴黎的中间人。”他略停顿，“一位将军。几年前，在一场争执之后，将军受命移居伦敦，但奥图仍与他保持联系。而将军也仍然是他的中间人。”

“直到他发生意外。”柯列兹奇玛先生插嘴道。

“确实如此。”史迈利说。

“是交通意外吗？一个老人家——不太小心？”

“他被枪杀。”史迈利说，他看见柯列兹奇玛先生的脸再次因不快而畏缩。“是谋杀。”史迈利加上一句，仿佛是要向他保证似的。“不是自杀，也不是意外或其他的情况。”

“当然。”柯列兹奇玛先生边说边请史迈利抽烟。史迈利辞谢，他便为自己点了一根烟，抽了几口，然后按熄。他的面容显得更加苍白。

“你见过奥图？你认识他？”柯列兹奇玛先生以轻松聊天的口气问道。

“我见过他一次。”

“在哪里？”

“我不方便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皱起眉头，但并非不以为然，而是茫然困惑。

“告诉我，拜托。如果你的母公司——好吧，伦敦——想要直接与莱比锡先生接触，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柯列兹奇玛先生问。

“通过《汉堡晚报》的广告安排。”

“如果他们有非常紧急的事要与他联络呢？”

“那就通过你。”

“你是警察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镇静地问，“苏格兰场？”

“不是。”史迈利瞪着柯列兹奇玛先生，柯列兹奇玛先生也回敬他一眼。

“你带什么东西来给我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问。史迈利有些不知所措，没能立即回答。“例如一封介绍信，一张名片，比方说？”

“没有。”

“没有任何东西？真是可怜！”

“也许等我见到他，就会更了解你的问题。”

“但你见过证据，一张照片？你带在身上，或许？”

史迈利掏出皮夹，把那张照片递过桌子。柯列兹奇玛先生握住照片边缘，仔细查看了好一会儿，但只是为了确认，然后就放在面前的塑料桌面上。看到这个动作，史迈利的第六感告诉他，柯列兹奇玛先生就要发表声明了，就像德国人发表声明时偶尔会有的模样一般——无论声明的内容关乎哲学，或个人的遭受排挤，或是为了赢得喜爱，或引起怜悯。他开始怀疑，至少是以他自己的判断，柯列兹奇玛先生其实是个富有同情心却遭误解的人，一个真心诚意的人，甚至是一个好人；他最初的沉默不语，是极不情愿却必须常穿在身上的职业套装，因为他的深情重义，在身处的这个世界中，难以找到共鸣。

“我希望向你说明，我在这里经营一家高尚的店。”柯列兹奇玛先生说，在宛如诊所的摩登照明下，他再次看着面前的照片。“我并没有拍摄顾客照片的习惯。其他人卖领带，我卖性爱。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以规矩、正确的态度经营我的生意。但这不是我的生意。这是友谊。”

史迈利聪明地保持沉默。

柯列兹奇玛先生皱起眉头。他压低声音，仿佛吐露心声：“你认识他，麦斯先生？那个老将军？你和他有亲身接触？”

“是的。”

“他是个人物，就我所知？”

“他的确是。”

“一头狮子，呃？”

“一头狮子。”

“奥图一直狂热地爱他。我的名字是克劳斯。‘克劳斯，’他这样对我说，‘那个瓦拉狄米尔，我爱那个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奥图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将军也是吗？”

“他是。”史迈利说。

“很多人不相信奥图。你的母公司也是，他们一向不相信他。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不怪他们。但将军不同，他相信奥图。不是所有的细节都信，但大事他都相信。”柯列兹奇玛先生举起前臂，握紧拳头，那真是非常大的拳头。“事情变得棘手时，老将军完全信任奥图。我也相信奥图，麦斯先生。在大事上。但我是个德国人，我不介入政治，我是个生意人。对我来说，难民的故事已经结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当然。”

“但对奥图来说，事情并没有结束，永远不会结束。奥图是个梦想家。我可以用这个字。梦想家。这也就是我们的生活南辕北辙的一个原因。然而，他还是我的朋友。任何人伤害他，柯列兹奇玛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脸上瞬间蒙上困惑神色。“你确定没带任何东西来给我，麦斯先生？”

“除了照片之外，我没有东西给你。”

柯列兹奇玛先生极不情愿地再次对此表示轻蔑；但这让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很不安。

“老将军在英国被枪杀？”最后他问。

“是的。”

“你认为奥图也有危险？”

“是的，但我认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柯列兹奇玛先生对这个回答很满意，活力充沛地连点了两次头。

“我也这样认为，我也是。这是他给我的鲜明印象。我告诉他很多次：‘奥图，你真该去当走钢丝的特技演员。’就我看来，对奥图而言，没有一天是值得活的，除非有至少六个不同的理由，让那一天有可能成为他一生的最后一天。你容许我稍微描述我和奥图的关系吗？”

“请说。”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把手肘放在塑料桌面上，换了一个宜于倾诉心声的舒适坐姿。

“有一段时间，奥图和克劳斯·柯列兹奇玛做什么都在一起——干了许多偷鸡摸狗的勾当，可以这么说。我来自萨克森，奥图来自东边。波罗的海人。不是苏联人——他坚持——是爱沙尼亚人。他有过很艰困的时期，蹲过好几个牢房，有些坏家伙背叛他，回爱沙尼亚去。有个女孩死了，他几乎要疯了。我们没有钱，我们是鸡鸣狗盗的同伙人。这很正常，麦斯先生。”

史迈利了解。

“我们的生意中有一项是卖情报。你说得很对，在那段时间，情报是很有价值的商品。例如，我们听说有个难民刚抵达，还没接受联军的讯问。或者有个苏联的投诚者。或者是货柜船的船东。我们听说有这个人，就去问他话。如果我们够灵活，还可以把相同的情报，包装成不同的版本，卖给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买家。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当然，德国人自己，早就蓄势待发。有时候，暧昧不明的情报，甚至有五个买家。”他脸上堆起笑容，“但只有暧昧不明的情报才能这样，是吧？在其他的情况下，例如当我们没有情报来源，就自己编造。我们有地图，有丰富的想像力，有频繁的接触。别误会我的意思，柯列兹奇玛是共产党之敌。我们谈的是陈年往事，就像你说的，麦斯先生。我们必须生存。奥图构想，柯列兹奇玛执行。奥图不是创造这些情报的人，我会这么说。”柯列兹奇玛先生皱起眉头。“但就某个角度来说，奥图是个非常严肃的人。他有债要讨。他常常这样说。或许是那些背叛他、杀了他女人的家伙，或许是全人类。我究竟知道什么？他必须采取行动。政治行动。就为了这个缘故，他到巴黎去，参加了许多活动，许多。”

柯列兹奇玛先生让自己稍加沉思。

“我坦诚相告。”他宣称。

“我会尊重你对我的信任。”史迈利说。

“我相信你。你是麦斯。将军是你的朋友，奥图告诉过我。奥图见过你一次，他很敬佩你。很好。我应该对你坦白。很多年以前，奥图·莱比锡曾经为我下狱。那个时候，我没有地位。现在，我有钱，负担得起社会地位了。我们偷了一些东西，他被抓，他说谎，揽下所有的责任。我想给他钱。他说：‘这是干什么？如果你是奥图·莱比锡，待在牢里一年，简直是度假。’我每个星期去看他，我贿赂警卫，带给他特别的食物，有一次甚至还带了个女人。他出来以后，我又想给他钱。他拒绝了。‘有一天，我会向你提出一些要求。’他说，‘也许是你的老婆。’‘你就上她吧，’我告诉他，‘没问题。’麦斯先生，我相信你是个英国人。你会认同我的立场。”

史迈利说他会。

“两个月前，也许更久以前，也许不到两个月，老将军打电话来。他有急事要找奥图。‘不能明天，一定要今晚。’有时候，他会从巴黎打来，使用代号，很无聊。老将军是个神秘兮兮的人。奥图也是。就像小孩，知道我的意思吗？别提了。”

柯列兹奇玛先生用他的大手拂过脸庞，像是抹掉蜘蛛网似的。“‘听着，’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奥图在哪里。上次我听到他的消息，他正因为某些新开创的生意，惹上了大麻烦。我会去找他，但这要花时间。也许明天，也许十天。’然后那个老头子说，‘我寄给你一封给他的信。你不惜生命，也要保护那封信。’第二天，来了一封信，寄给柯列兹奇玛的快信，伦敦的邮戳。里面有第二层信封。‘给奥图，机密’机密，是吧？所以那个老家伙疯了。别提了。你知道他手写的字迹，又大又粗，像军队的命令？”

史迈利知道。

“我找到奥图。他又在避风头，没有钱。他只有一套西装，但穿得像个电影明星。我把老家伙的信给他。”

“那是很厚的一叠。”史迈利试探地说，他想到那长达七页的影印纸。想到米凯尔的那部黑色机器，像坦克一样停放在图书馆里。

“当然。一封长信。我人在那里，他就打开信——”

柯列兹奇玛先生突然停下来，从他的表情看来，他似乎是极不情愿地察觉到自己应有所保留。

“一封长信。”他又说，“很多页。他读了信，显得非常兴奋。‘克劳斯，’他说，‘借我一些钱。我要到巴黎一趟。’我借他一些钱，五百马克，没问题。在这之后，我有一段时间不常见到他。偶尔几次，他到这里来，打电话。我没听。然后，一个月前，他来找我。”他再次停顿，而且史迈利也再次感觉到他有所保留。“我很坦白。”他说，仿佛再次要求史迈利守密，“他——嗯，我会说他很兴奋。”

“他想要用夜总会。”史迈利满怀希望地试探。

“‘克劳斯，’他说，‘照我的要求做，你就不欠我什么了。’他说这是个桃色陷阱。他会带一个人到夜总会来，一个苏联人，他很熟的人，一头卑鄙无耻的猪。这个人是目标。奥图叫他‘目标’。他说这是他一生难得的机会，是他所等待的一切。最好的女郎，最好的香槟，最好的表演。只有一夜，克列兹奇玛招待。是他所有努力的高潮，他说。讨回旧债，也可以赚点钱的机会。这是他们欠他的。现在，他要讨回公道。他保证没有后续影响。我说：‘没问题。’‘同时，克劳斯，我希望你帮我们照相。’他对我说。我又说：‘没问题。’因此他来这里。带了他的那个目标。”

柯列兹奇玛先生的叙述突然变得毫无特色的淡薄。抓住空当，史迈利问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意旨却远超过其简单的内容：“他们讲什么语言？”

柯列兹奇玛先生略微迟疑，皱起眉头，但终究还是回答了：“起初，那个目标假装是法国人，但女郎们不太能说法文，所以他和她们讲德文。但和奥图，他讲俄文。他很惹人厌，那个目标。身上有异味，汗流浃背，而且很多行事作风都算不上绅士。女郎们不喜欢和他在一起。她们来找我抱怨。我赶她们回去，但她们还是一直发牢骚。”

他似乎有些困窘。

“另一个小问题。”史迈利说，那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又回来了。

“请说。”

“奥图·莱比锡着手计划勒索这个人时，怎么能保证绝对不会有后续影响？”

“这个目标并非最终目的。”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他缩皱起嘴唇，强化这个重点，“他是手段。”

“找上其他人的手段？”

“奥图没说得很清楚。‘将军梯子上的一阶，’他是这样说的，‘对我来说，克劳斯，这个目标已经足够。目标，以及之后的钱。但对将军来说，他只是梯子上的一阶。对麦斯也是。’基于我所无法理解的原因，钱也必须视将军满意的程度而定。或者是你满意的程度。”他顿了一下，仿佛希望史迈利点醒他。但史迈利没有。“我并不希望提出问题或条件。”柯列兹奇玛先生继续说，遣词用句更加严谨，“奥图和他的目标从后门进来，直接进到一个包厢里。我们小心安排，不让他从任何地方看出这间夜总会的名字。不久以前，这条路下去一点的地方，有家夜总会倒闭。”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但从声调听来，他对这件事并未感到不安。“那个地方叫‘富丽殿雅特’（Freudenjacht）。我在拍卖时买了一些配备，火柴，盘子。我们把这些东西布置在包厢里。”史迈利还记得在那张照片里，烟灰缸上有“ACHT”的字样。

“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俩人谈什么？”

“不行。”他改变答案，“我不懂俄文。”他说。他的手又做了个否认的手势。“他们讲德文时，谈的是上帝和世界。无所不谈。”

“我懂了。”

“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

“奥图的态度怎么样？”史迈利问，“他仍然很兴奋吗？”

“在我这一生中，从没见过奥图这个样子。他像刽子手一样放声大笑，同时讲三种语言，没喝醉酒，但举止却像喝醉了一样，唱歌，讲笑话。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柯列兹奇玛先生又说了一次，略带困窘。

史迈利谨慎地望着观测窗，以及灰色的机械箱。他也再次瞥了柯列兹奇玛先生小小的电视屏幕一眼，那一墙之隔，两两成对的白色肉体，无声的画面。他审度自己的最后一个问题。他了解其逻辑。他察觉到其价值。一路引领他探索至此的直觉，此时也制止着他。此刻，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的短视近利，能值得他冒险失去与柯列兹奇玛先生的相知相惜，关闭通往奥图·莱比锡之路。

“对于他的目标，奥图没多加描述？”史迈利问，只是为了问些问题，让他能继续进行对话。

“那天晚上，他上来找我一次。上来这里。他暂时离开同伴，到这里来，确认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他看着这里的屏幕大笑。‘现在，我已经把他逼上悬崖，他无路可退。’他说。我没再多问。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柯列兹奇玛先生在皮底镶金边的便笺上，为史迈利写下他的指引。

“奥图生活的环境很糟。”他说，“没人能改变。给他钱也无法提升他的社会地位。他仍然——”柯列兹奇玛先生略显迟疑，“在他内心，麦斯先生，仍然是个吉卜赛人。别误会我的意思。”

“你会警告他说我来了吗？”

“我们同意不使用电话。我们之间的正式渠道已完全封闭。”他递过那张纸，“我很认真地建议你小心。奥图听到老将军被枪杀的消息，一定会非常愤怒。”他看着史迈利走到门边。“楼下收了你多少钱？”

“抱歉？”

“楼下。他们拿了你多少钱？”

“一百七十五马克的会员费。”

“包括饮料，至少两百马克。我会叫他们在门口退还给你。这些日子以来，你们英国人可穷了。太多贸易联盟。你觉得表演怎么样？”

“非常有艺术性。”史迈利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再次对史迈利的回答大感欣喜。他拍拍史迈利的肩膀：“或许你该在生活中多找些乐子。”

“也许我已经找到乐子了。”史迈利表示赞同。

“替我向奥图问好。”柯列兹奇玛先生说。

“我会的。”史迈利答应。

柯列兹奇玛先生略显迟疑，同样迷惑的神情倏然掠过。

“你没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吗？”他再次问，“没有文件，例如？”

“没有。”

“可怜。”

史迈利离开时，柯列兹奇玛先生已坐在电话旁，处理其他的特殊请求。

他回到旅馆。一个醉醺醺的夜间门房替他开门，不断提议要送几个棒透的妞儿到史迈利房里。在随风飘送的教堂钟声与港口装卸货的喧闹声中，他醒了过来，倘若他真曾入睡的话。但是，夜晚的梦魇并未随日光的降临而消散，当他开着租来的欧宝，往北开过沼泽区时，夜里缠绕着他的惊惧，依旧在迷雾中徘徊不去。

17

道路像风景画一样空无人车。在迷雾的间隙，他一会儿瞥见一片玉米田，一会儿瞥见蜷伏在风中的红色农舍。在一个蓝色写着“KAI”的标志处，他突然转进一条下坡的道路，开下两段坡道。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码头，几幢低矮的灰色建筑，侏儒一般匍匐在货柜船的甲板之下，入口处矗立着红白相间的标竿，以及好几种不同语言书写的海关公告，但放眼望去，杳无人迹。史迈利停下车，走了几步到栅栏边。红色的按钮大得像茶杯碟一样。他按了一下，刺耳的鸣声让一对苍鹭拍翅飞进白茫茫的雾气中。在他左边，矗立着管状支柱的管制塔。他听见门用力关上与金属环的声音，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制服、蓄着胡子的人影，从铁梯上砰砰走下来。那人对他叫道：“你要干吗？”但没等史迈利回答，就解开木栅，挥手要他通过。柏油与碎石混合的地面，简直像一大片被轰炸粉碎再用水泥黏结的区域，边缘耸立着起重吊架，上方则是雾气未散的苍白天空。再远处，低伏的海洋似乎无法承受如此多的货运而支离破碎。从后视镜望去，海滨小镇高高低低的建筑轮廓，宛如老照片里若隐若现的景色。他望向大海，在浓雾中看见浮标与明灭闪烁的灯光，标示着与东德的海界，以及苏联帝国长达七千五百英里的疆界的开端。那是苍鹭飞去的方向。他在红白相间的圆锥柱中穿梭前进，开到一个堆满汽车轮胎与圆木的货柜场。“货柜场的左边。”柯列兹奇玛先生如是说。史迈利遵照指示缓缓左转，寻找一间老旧的房子，虽然老房子在这倾圮之地简直是不可能有的事。但柯列兹奇玛先生说：“找一间标示着‘办公室’的老房子。”而柯列兹奇玛先生从不犯错。

他颠簸驶过一段铁轨，开向货柜船。朝阳的光束穿透迷雾，让货柜船的白漆发出炫目光芒。他驶进一条巷道，两旁是起重机的控制室，每一间都像是摩登的信号房，每一间都有着绿色的杠杆与大大的窗户。在巷道的尽头，一如柯列兹奇玛先生所言，有一间老旧的锡板屋，顶上搭着高耸如浮雕的山形屋顶，竖着一根表漆剥落的旗竿，杂乱拉进房里的电线，仿佛将房子缠住一般，屋旁有一个老旧的汲水池，底座放着一个锡杯。木门上，褪色的哥德字体写着“BUREAU”（办公室），是法文而非德文。在上方，一行较新的字迹写着“P.K.柏根，进出口”。他在那里当夜班职员，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他白天干些什么，只有上帝和魔鬼知道。

他按了门铃，然后后退几步，让自己明显可见。他的手放在口袋外，也明显可见。他把大衣的纽扣直扣到颈部。没戴帽子。把车停在房子旁边，让屋里的人可以看见车里没人。我独自一人，而且没带武器，他试着这么说，我不是他们的人，而是你这一边的人。他再次按铃，叫着：“莱比锡先生！”一扇较高的窗打开来，一个漂亮的女人睡眼迷蒙地探出头，肩上还裹着毛毯。

“对不起，”史迈利很有礼貌地对她说，“我要找莱比锡先生。有很重要的事。”

“不在这里。”她说，露出微笑。

一个男人出现在她身边，很年轻，没刮胡子，双臂和胸前都有刺青。他们彼此交谈，史迈利猜他们讲的是波兰文。

“不在这里。”男人颇有戒心地说，“奥图不在这里。”

“我们只是暂时租用的房客。”年轻女人朝下喊道，“奥图破产，搬到他的乡下别墅以后，把这个房子租给我们。”

她把这句话再对她的男人说一次，男人笑了起来。

“不在这里。”他再次说，“没有钱。没人有钱。”

他们享受着这怡人的清晨，相偎相伴。

“你们上次是什么时候看到他的？”史迈利问。

两人又是一番讨论。是这天或那天？史迈利认为他们已失去时间概念。

“星期四。”女人宣布，再次露出微笑。

“星期四。”她的男人附和道。

“我有好消息要通知他。”史迈利受到她情绪的感染，愉悦地解释。他拍拍衣服口袋：“钱，哗啦啦，全是给奥图的，他赚的佣金。我昨天答应要送来给他的。”

女孩翻译这段话，男人与她争论。女孩又笑了起来。

“我朋友说别给他，否则奥图就会回来，把我们赶出去，那么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做爱了。”

试试看水畔营区，她建议，用赤裸的手臂指引方向。从大马路过去两公里，穿过铁路，经过风车，然后右转——她看着自己的双手，然后姿态优美地将一条手臂缠绕在爱人身上——没错，右边；向右走到湖边，除非走到湖边，否则你根本看不见湖的踪影。

“那个地方叫什么？”史迈利问。

“没有名字。”她说，“就只是一个地方。你可以找出租的假日房舍，然后开到船边。找华瑟。如果奥图在附近，华瑟会知道上哪里找他。”

“谢谢你。”

“华瑟什么都知道！”她叫道，“他像个教授！”

她也翻译了这句话，但这回，男人看似发怒。

“坏教授！”他朝下喊，“华瑟是坏蛋！”

“你也是教授吗？”女孩问史迈利。

“不，不是，很可惜我不是。”他笑着谢谢他们，他们像庆祝会上的孩子，看着他上车。这一天，这洒落大地的阳光，以及他的来访——所有的一切，都为他们平添乐趣。他摇下车窗，向他们道别，他听见她说了什么，但不清楚。

“你说什么？”他抬头对她喊道，仍然面带微笑。

“我说：‘那么，奥图就有双重的好运可以翻身了。’”那女孩说。

“为什么？”史迈利问，并停下发动机，“为什么他有双重的好运？”

女孩耸耸肩。毛毯从她的肩头滑落。除了毛毯，她身无寸缕。她的男人用手臂环住她，为了维持体统，拉起她的毛毯。

“上个星期，从东边来了不速之客。”她说，“今天又有钱。”她张开手。“奥图是个幸运儿。就这样。”

然后，她看着史迈利的脸，笑意倏然消退。

“不速之客？”史迈利问，“是什么人？”

“从东边来的。”她说。

看到她神色惊慌，害怕她就此消失，史迈利勉为其难地维持愉快的表情。

“不是他的兄弟，是吗？”他愉快地问，非常热心。他伸出一手，比画着那神秘弟兄的身形。“矮个子？像我一样戴眼镜？”

“不，不是！一个高个子的家伙。有司机的。很有钱。”

史迈利摇摇头，假装有些失望的样子。“那我就不知道是谁了。”他说，“奥图的兄弟肯定从来没有钱过。”他继续大笑，“除非他是那个司机。”他加上一句。

他完全遵照她的指引，虽面对紧急状况，却出奇的平静。听天由命。没有自己主观的意愿。听天由命，祈愿祷告，与你的造物主达成交易。噢，上帝，别让这事发生，别有另一个瓦拉狄米尔。在阳光的照耀下，棕色的田野转为金色，但史迈利背上的汗水，却像一只冰冷的手刺痛他的肌肤。他遵照她的指引而走，看着一景一物，仿佛这是他的最后一日，因为他知道那个有司机的大个儿已抢在他前面。他看见一幢农舍，谷仓里有着老旧的马犁，粗糙的啤酒标示闪着霓虹灯，窗台上的天竺葵红似鲜血。他看见状似巨大胡椒研磨机的风车，白鹅满地逐风奔跑的田野。他看见宛如风帆轻掠过围篱的苍鹭。他开得太快了。我应该更常开车，他想，我疏于练习，难以掌控。路面从柏油变成石砾，再变成沙土，沙土卷起，盖上车子，仿佛沙尘暴。他进入疏落的松树林里，在树丛的另一边，他看见一个写着“假日房舍出租”的标示，和一排门窗紧闭、等待夏日粉刷的石棉平房。他继续往前开，一段距离之后，他看见林立的桅杆，和一汪低落的棕色湖水。他朝桅杆开去，驶过一个坑洞，听见车底传来一声恐怖的巨响。他猜想是排气管，因为他发动机的噪音骤然变大，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半的水鸟都因他的抵达而受惊。

他经过一个农场，驶进浓密的防风林中，接着，一幅明亮的白色图画呈现眼前，破败的防护堤与淡淡橄榄绿的芦苇是前景，其余的部分则是无边无际的辽阔天空。船只停泊在他右边，就在湖湾旁。破旧的篷车停在路旁，肮脏的洗涤衣物挂在电视天线间。他经过一顶有着菜圃的帐篷，和几间以前可能是军事用途的小屋。其中一间彩绘着幻想的日出，但色泽已斑驳剥落。屋旁有几辆旧车和堆积如山的破铜烂铁。他停下车，沿着一条泥泞小径，穿过芦苇到湖岸。在长着草的港口边，停了几艘即兴翻造的船屋，有几艘还是从战时的登陆艇翻修而成。这里更冷，不知为何，也更暗。眼前所见的船都是日间停泊的船，胡乱地系泊在一起，大部分都覆盖着防水油布。好几部收音机在响，但他起初没见到任何人。然后，他注意到一阵浪纹，以及在水波上快速前进的快艇。在快艇上，一个看似乖戾的老人，穿着帆布外套，头戴黑色鸭舌帽，按摩着自己的脖子，仿佛刚刚睡醒。

“你是华瑟吗？”史迈利问。

依旧轻抚着脖子的老人似乎点了头。

“我在找奥图·莱比锡。在码头那边，他们告诉我说应该来这里找他。”

在华瑟宛如棕色皱纹纸的脸上，剪出一对杏仁形的眼睛。

“伊莎朵拉。”他说。

他指着湖岸更远处一段东倒西歪的防护堤。“伊莎朵拉”就在防护堤的尽头，一艘走霉运的四十英尺长的机械动力船，一幢等待倾圮的豪华大饭店。舷窗全挂上窗帘，其中一扇窗已粉碎，其他的则用思高牌胶带修复。他危危颤颤地踏上防护堤的条板。差点儿跌倒，一次，两次，为了跨越间隙，他不得不加大步幅，这对他的一双短腿来说，似乎颇不安全。走到防护堤的尽头，他发现“伊莎朵拉”没系上缆绳，随波漂动。船尾从系泊处松脱开来，漂流到离岸十二英尺之处，这或许已是她航行过最远的航程了。舱门紧闭，窗户全掩上窗帘。旁边也没有小艇。

老人在六十码外，停下快艇。他向后划动，看着史迈利。史迈利把手圈成杯状，大叫：“我怎么找他？”

“如果你要找他，就叫他吧。”那老人回答，声音似未提高。

史迈利回头面对老船，叫道：“奥图。”他轻声地叫，然后稍微提高声音，但“伊莎朵拉”里毫无动静。他查看窗帘。他查看拍打腐朽船身的油渍水浪。他侧耳倾听，认为自己听到了和柯列兹奇玛先生夜总会里相仿的音乐，但那很可能是从另一艘船传来的回音。华瑟棕色的面孔仍然从快艇上望着他。

“再叫一次。”他喊道，“继续叫，如果你要找他的话。”

但史迈利却直觉地抗拒老人的指挥。他可以感觉到他的独断，他的轻蔑，而他对这两者都颇感愤慨。

“他在这里，还是离开了？”史迈利叫道，“我说，他在这里吗？”

那老人一动不动。

“你看见他上岸来吗？”史迈利坚持追问。

他看见那张棕色的面孔转过头，知道老人对着湖水吐了口痰。

“那头野猪来来去去，”史迈利听见他说，“我他妈的干吗管他？”

“他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随着他俩对话的声音，好几个人从其他船上探出头来。他们面无表情地望着史迈利：一个站在碎裂防护堤上的陌生矮胖子。湖岸上聚集了一群衣衫不整的人：一个穿短裤的女孩，一个老女人，两个衣着类似的金发少年。他们虽然外型互异，却有相似之处：有着囚犯的外表，遵循着相同的恶法。

“我在找奥图·莱比锡。”史迈利对着他们喊道，“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拜托，他到哪里去了？”不远的一艘船屋上，一个蓄胡子的男人将水桶垂放进湖里。史迈利的眼睛选定他。“有人来过‘伊莎朵拉’吗？”他问。

水桶哗啦哗啦地装满水。蓄胡子的男人拉起水桶，但没说话。

“你应该去看他的车。”一个女人用刺耳的嗓音从岸上叫道，或许那是个孩子，“他们把车拖到林子里了。”

林子距湖岸约一百码，杂生着小树和桦树。

“谁做的？”史迈利问，“谁把车拖到那里去的？”

无论刚才说话的是谁，这次都选择不再出声。老人把快艇划向防护堤。史迈利看着他接近，看着他把船尾靠在防护堤的阶梯上。史迈利毫不犹豫地爬上船去。老人在距“伊莎朵拉”船侧几桨之处拉他上艇。老人皱巴巴的嘴唇间夹着一根香烟，和眼睛一样，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闪烁着非常不自然的邪恶光芒。

“从远地来？”老人问。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史迈利说。“伊莎朵拉”的梯子上满是铁锈与杂草，史迈利登上甲板时，露水湿滑。他找寻着生命的迹象，却一无所获。他找寻露水上的足印，徒劳无功。几条固定的钓鱼绳紧紧拴在生锈的栏杆上，垂入水中，但可能已悬在此几个星期了。他侧耳倾听，又隐隐约约地听见乐团音乐缓慢的曲调。从岸上传来？或从远处？两者皆非。音乐从他脚底下传来，仿佛有人正播放三十年代的七十八转唱片。

他往下看，只见老人斜倚在快艇上，鸭舌帽盖住眼睛，手跟着音乐打着节拍。他试试舱门，门已上锁，但看来并不牢固，没什么是牢固的。他在甲板上逡巡，找到一支生锈的螺丝起子，充当铁锹。他把螺丝起子钻进缝隙，前后旋转，然后，出乎意料的，整扇门都掉了下来，门框、铰链、锁，连同其他的一切，都像爆炸一样轰然落下，锈蚀的材料掀起一阵红色烟尘。一只硕大的昆虫猛然撞上他的脸颊，并怪异地长长叮了他一口，让他怀疑那是一只蜜蜂。舱房里一片漆黑，但音乐变得更大声了。他站在梯子顶端，尽管背后有日光，但底下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他按下电灯开关，坏了。他往回走，对快艇上的老人说：“火柴！”

有那么一会儿，史迈利几乎要发脾气了。那顶鸭舌帽一动也不动，仍未停止指挥。他放声大叫，这一次，一盒火柴躺在他脚边。他拿起火柴，走进舱房，点亮一根，看见一架电力耗竭的晶体管收音机，正以仅余的电力播送音乐。在一片狼藉之中，这是惟一保持原貌，惟一维持运作的东西。

火柴烧尽了。他拉开窗帘，但靠岸的那一侧没拉开，然后点亮第二根火柴。他不希望老人看进舱里。在灰蒙蒙的侧光里，莱比锡竟然像柯列兹奇玛先生所拍摄的那张照片中的身影一样可笑。他全身赤裸，躺在他们捆绑他的地方，然而，身旁没有女郎，也没有基洛夫。那张斧劈的图卢兹-洛特雷克面孔，虽然因淤伤而变黑，且嘴里还塞着几捆绳索，但仍有棱有角、轮廓分明，如同史迈利记忆中生前的模样。他们严刑拷打他时，一定是利用音乐掩饰噪音的。但他怀疑音乐声是否足以掩盖。他继续盯着收音机作为参考的要点，探查一个必须用耳力与眼力细心追溯的东西，而在火柴熄灭前，是不可能探查完尸体的。日本货，他注意到。很奇怪。他觉得这实在是太怪异了。技艺精湛的德国人竟然买日本收音机，岂不怪哉。不知道日本人是否会受宠若惊。满心疑惑的他愤然催促自己，就让自己全神贯注在高度工业化国家间物品交换的这种有趣经济现象吧。

史迈利一面盯着收音机，一面扶起一张折叠凳坐了上去。缓缓地，他把目光转回莱比锡脸上。有些死者的脸，会有麻醉病人那种呆滞甚至是愚蠢的模样。有的则是在生前的多重身份中，让某一种情绪永远定格——是个情人，是个父亲，是个汽车驾驶员，是个桥牌玩家，或是个暴君。有些死者，像瓦拉狄米尔，什么都没留下。但莱比锡的脸，即使没有绳索捆绑，仍然有着情绪，那是愤怒：因痛苦而激化的愤怒，转而为狂暴；在身体失去气力之时，愤怒却愈益加深，充满全身。

恨，康妮如是说。

有条不紊地，史迈利凝视着他，尽可能缓慢地思索，他仔细查看碎片残骸，希望重建他们动手的程序。在他们制伏他之前，有一场打斗，他从桌脚、椅子、灯泡和架子的碎片中推断出来，而且其他的一切都已被扫落或丢离原来的位置。接着他们进行搜索，在捆绑他之后进行的，间或讯问着他。他们的受挫痕迹处处可见。他们剥下墙板，撬开地板，拉开置物柜抽屉，扯落衣服与床单，后来，所有的东西都四分五裂，所有的东西都不复原貌，但奥图·莱比锡仍然拒绝透露。他也注意到，血迹出现在几个不该有的地方——在洗脸盆里，在火炉上。他宁可认为，那不全是奥图·莱比锡的血。最后，在绝望之中，他们杀了他，因为这是卡拉的命令，这是卡拉的作风。“杀戮为上，审问其次。”瓦拉狄米尔常这样说。

我也相信奥图，史迈利愚蠢地想，回忆起科列兹奇玛先生所说的话。不是所有的细节都信，但对大事深信不疑。我也是，他想。他相信他，在彼时彼刻，深信不疑，如同他相信死亡，相信睡魔一样。对瓦拉狄米尔如此，对奥图·莱比锡亦如此，而死亡正是他们所言属实的明证。

从岸边的方向，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叫声：“他在干吗？他找到什么了？他是谁？”

他回到甲板上。老人已收起桨，任小艇随波漂荡。他背靠梯子坐着，头佝偻着低垂在宽阔的肩膀之间。他已抽完香烟，又点了另一根，仿佛今天是星期天。史迈利看见老人的那一刻，也看见了粉笔记号。就在同一个视线上，离他非常近，弯弯曲曲地浮现在他满是雾气的眼镜片里。他必须低下头，透过镜片的上方，才能看清楚。一道粉笔记号，锐利鲜明，黄色的。一条线，小心地画在栏杆的铁锈上，一步之遥处，垂着一条以水手绳结系住的钓鱼绳。老人望着他；而且，就他所知，岸上围观的群众也望着他，但他别无选择。他拉起钓鱼绳，非常重。他稳稳地拉着，一手上一手下，直到绳索变成了肠线，他继续拉着肠线。肠线突然变得非常紧。他小心翼翼地继续拉着。岸上的人满怀期待；一水之隔，他仍然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兴味盎然。老人的头后仰，在鸭舌帽的阴影里望着他。突然，噗通一声，钓获的东西跃出水面，围观的群众响起一阵猥亵的笑声：一只旧运动鞋，绿色的，仍然系着鞋带，勾着鞋的是一个大鱼钩，大得足以拖起一条鲨鱼。笑声慢慢平息。史迈利解下球鞋。然后，他仿佛还有其他事要处理似的，摇摇晃晃地回到舱房，离开众人的视线，任门半敞着迎进些许光线。

但他手上还拿着那只运动鞋。

一个防水布包缝在鞋趾里。他拉了出来。那是一个香烟袋，顶端缝合，折叠数次。莫斯科规则，他木然地想，始终都是莫斯科规则。我还要承接多少死者的遗物？他怀疑。就算我们重视的都是平凡之辈。他打开缝线，烟袋里是另一个折叠起来的东西。这次是袋口密封的橡胶护套。藏在护套里的秘密，是一团比火柴盒略小的硬纸板。史迈利打开来。那是半张风景明信片。黑白，甚至不是彩色的。半张阴沉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风景画，半幢荷尔斯泰因城堡凝望着灰暗的阳光。边缘呈锯齿状，是刻意撕成两半。背面没写字，没地址，没邮票。只是半张单调、未付邮寄的明信片；但他们为着这个东西拷打他，然后杀了他，却从头到尾没找着这个东西，或这里面所蕴藏的宝藏。他把这张明信片与它的包装，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回到甲板上。老人的小艇靠近舷侧。史迈利一言不发缓缓爬下梯子。岸上聚集的营地民众越来越多。

“喝醉了？”老人问，“睡沉了？”

史迈利踏进小艇，在老人划离时，再次回头望着“伊莎朵拉”。他看着破碎的舷窗，想着船舱里的一片狼藉，那纸一般薄的船板，让他可以听见岸上杂沓的足音。他想像着那场打斗以及莱比锡的尖叫声，直入云霄，回荡在整个营区。他想像着，沉默的群众就站在他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未发一声，也未伸援手。

“有一场派对。”老人把小艇系在防护堤时，漫不经心地说，“很多音乐，歌声。他们警告我们说，那并不大声。”他打了个结。“也许他们吵架了，又怎么样？很多人都吵架。他们很吵，播放爵士乐，又怎么样？我们就是爱听音乐的人！”

“他们是警察。”一个女人在岸上的群众中喊道，“当警察来执行勤务时，市民就有义务要闭紧嘴巴。”

“带我去看他的车。”史迈利要求。

他们群起而动，没有人带头。老人走在史迈利身边，半是监护，半是保卫，让他自己有种滑稽的仪态。孩子们到处奔跑，但都与老人保持距离。那辆福斯汽车停放在矮树丛里，和“伊莎朵拉”的船舱一样狼藉不堪。车顶的衬里被撕成碎片，座位都被翻起扯裂。轮胎已不见踪影，但史迈利猜这是事后才发生的。营地的群众虔敬地围在车旁，仿佛那是他们的展示品一般。有人想要烧了车子，但火没烘起来。

“他是个无赖。”老人解释道，“他们全是。看看他们，波兰佬，罪犯，次等人。”

史迈利的欧宝还停在原处，在小径尽头，靠近垃圾箱的地方，两个穿着很相似的金发男孩站在行李厢上，用锤子敲打车盖。走近前去，可以看见他们额上的头发随着手中的动作而跳跃。他们穿着牛仔裤和装饰着爱情雏菊的黑色靴子。

“告诉他们，不要再敲我的车。”史迈利对老人说。

营地的人跟随着他们，但保持了一段距离。他可以听见他们踏出的鬼鬼祟祟的脚步声，活像难民大军。他走到自己的车边，手中握着钥匙，那两个男孩依旧弓起背，使足全力地敲打。他环绕车身加以检视，发现他们就只有把行李厢的盖子敲得松脱开来，然后拆下来，再在地面敲平，像一片未经加工的铁片。他查看轮胎，但似乎没什么损伤。他不知道还要查看什么。然后，他看见他们用绳子把垃圾箱绑在前保险杠上。他保持冷静，扯着绳子想要拉断，但绳子牢不可摧。他改用牙齿咬，但徒劳无功。老人借他一把小刀，他切断绳子，仍然对那两个拿锤子的男孩保持冷静态度。营地的人围成半圆形，抱着孩子，准备道别。史迈利坐进车里，老人大叹一口气，用力关上车门。史迈利把钥匙插进点火器，但当他转动钥匙时，其中一个男孩有气无力地滚上发动机盖，像是摩托车表演中的模特儿，另一个则礼貌地拍打窗户。

史迈利摇下窗户。

“你们要干吗？”史迈利问。

男孩伸出手掌。“修理。”他解释说，“你的行李厢关不紧。时间费加材料费再加上管理费用。停车费。”他指着他的大拇指指甲。“我的同事割伤了手。那可能会很严重。”

史迈利看着那男孩的脸，看不到任何他所能理解的人类本性。

“你们什么都没修，你们只有破坏。叫你的朋友离开这辆车。”

两个男孩彼此商量，似乎有所争论。他们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神志清醒，缓缓地互相推搡着肩膀，做着与他们的言辞完全不相符的夸张手势。他们谈论大自然，谈论政治，如果不是车上的那个男孩站起身来借以渲染论点的话，他们柏拉图式的对话可能会无休无止。那个男孩站起身时，还折下一支雨刷，宛如摘取花朵，递给老人。史迈利开车上路，从后视镜中，他看见一圈以老人为中心的面孔瞪着他看。没有人挥手道别。

尽管车子像救火车般叮当作响。他还是毫不迟疑地往前开，衡量着眼下的形势，他猜想他们还动了其他手脚，他所没有察觉的手脚。以前他曾离开德国，他曾非法地进出，也曾因被通缉而逃亡，但此时，他觉得自己老了，觉得自己置身于全然不同的德国，仿佛重返到蛮荒世界。他无从得知，水畔营地是否有人打电话通知警察？他想那应该已然发生。那艘船已被撬开，秘密都已揭露。那些袖手旁观的人，现在都争相抢着当好市民。他以前就已领教过了。

他进入一个海滨小镇，行李厢——或者应该说是曾经是行李厢的东西——仍在其背后哐啷作响。也或许是排气管，毁于我在开进营地时撞上的那个大坑洞。一个火热、不合时节的太阳，取代了清晨的浓雾。没有树木。炫目迷离的耀眼光芒环绕着他。时间还很早，空荡荡的马车犹等待着第一批游客的到来。沙滩挖成弹坑的模样，那是夏日的阳光膜拜客用来躲避海风用的。他可以听见车子行进的声音在彩绘的店面间轻声回荡，而阳光似乎让回音变得更加大声。因为车子发出的嘈杂噪声，他所经之处，人人都抬头张望。

“他们会记住这辆车。”他想。即使水畔营地没人记得车号，粉碎的行李厢也会让他无所遁逃。他转进大街。太阳真的非常明亮。“一个男人来过，警察先生。”他们会对警方巡逻员说，“今天早上，警察先生。他说是那人的一个朋友。他到船里查看，然后开车走了。他没问我们什么，警察先生。他很镇静。他钓起了一只鞋，警察先生。想像一下——一只鞋！”

他朝火车站的方向开，遵循标志，寻找可以把车停放一整天的地方。车站是宏伟的红砖建筑，他猜可能是盖于战前。他开过车站，在左边找到一个大型的停车场。一排遮阴的绿树迤逦蜿蜒，有些车上都已覆满树叶。一部机器收走他的钱，并给他一张票粘贴在挡风玻璃上。他倒车到一排的中央，让一道泥堤尽量遮住行李厢。走下车，异常炎热的太阳像火辣的巴掌打在他脸上。一丝风都没有。锁上车，把钥匙藏在排气管里，他不太明白自己为何要这样做，只觉得对租车公司很是歉意。他捡起树叶和沙土，把前面的车牌几乎全盖住。一个小时之内，在这圣卢克的夏日里，停车场会停满上百辆车。

他注意到大街上的一家男装店。他只买了一件亚麻外套，没别的，因为买整套服装的人会被记得。他没穿上新外套，而是放进塑料提袋里。在一条开满服饰店的斜街上，他买了一顶草帽。在一家文具店里，他买了这个地区的假日地图，以及汉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低萨克森地区的火车时刻表。他也没戴上帽子，而是像外套一样将其放进提袋里。出乎意料的炎热让他汗流浃背。炎热令他沮丧；这和酷暑天下雪一样荒谬可笑。他走进电话亭，再次翻找电话号码簿。汉堡没有克劳斯·柯列兹奇玛，但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电话号码簿里有一个柯列兹奇玛，住在一个史迈利从没听过的地方。他查了手上的地图，找到了一个相同地名的小镇，位于通往汉堡的主要铁路线上。这让他非常高兴。

史迈利保持平静，心无杂念，再次精细地盘算。找到那辆车之后，警方会很快就找上汉堡的那家租车公司。从租车公司取得他的名字和外型描述之后，就会立即在机场和其他边界地区严加戒备。柯列兹奇玛是夜猫子，睡得很晚。他住的小镇搭普通列车要一个小时。

他回到火车站。车站大厅是华格纳幻境似的哥特式宫廷，有着拱形屋顶与巨大的彩绘玻璃窗，阳光穿透玻璃，在陶砖地板上映照出丝丝缕缕的斑斓色彩。他在电话亭里打电话到汉堡机场，说他姓“史坦法斯特”，名字缩写为“J”，这是他从伦敦那个俱乐部取出的护照中其中一本的名字。第一班飞往伦敦的班机是下午六点，但只剩头等舱有空位。他预订了一个头等舱的座位，并且说，他在抵达机场之后，会办理经济舱机票的升级。电话另一端的女郎说：“那么，请提前一个半小时办理登机手续。”史迈利答应——他想让对方印象深刻——但是表明史坦法斯特先生很糟糕地没有电话号码可以联络。从她的声调听起来，不像有手握电报的安全官站在她背后，贴着她耳朵低声指示，但他猜几个小时之内，史坦法斯特先生的订位消息就会触动许多警铃，因为租欧宝车的，正是史坦法斯特先生。他回到大厅，走进缤纷的光影里。大厅有两个售票柜台和两条排队的人龙。在第一个柜台，一个聪慧的女郎替他服务。他买了一张到汉堡的二等单程车票，但购买的过程颇费些劲，犹疑不定，又异常紧张。在终于买好之后，他又坚持一定要写下离站和抵达的时间，还向她借了一支原珠笔和一张便条纸。

在男厕里，他先从自莱比锡船上拿到的那半张风景明信片开始，把衣袋里的东西换过来，再换上亚麻外套与草帽，接着走到第二个柜台，非常镇静地买了一张普通车票，到柯列兹奇玛所住的小镇。在买票的过程中，躲在草帽宽阔帽檐下的他，完全不看售票员，只专注在自己所买的票与所找的零钱上。离开之前，他采取了最后一道防范措施。他打了一通拨错号码的电话给柯列兹奇玛先生，他太太怒气冲冲地指责他不该这么早打电话给任何人，但他也印证了电话无误。他最后做的是把塑料提袋折叠放进口袋里。

小城林木苍翠，清幽雅致，草地宽广，每一幢房舍的领域都精心划分。无论这里的乡村生活是否已因城郊人士大举入侵而遭破坏，在明亮的阳光照耀下，一切都显得非常美丽。八号在右手边，是一幢坚固的两层楼建筑，有着倾斜的斯堪的那维亚屋顶，双车库，和多种种得过密的小树。花园里有一张刻花塑料座的摇椅，和一个浪漫风格的新鱼池。但整幢房子最引人注目之处，也是柯列兹奇玛先生最引以为豪的，是铺着艳红色瓷砖的内院里的露天游泳池。史迈利就在那里发现了他，一家和乐，在这个不像秋天的日子里，与几个邻居即兴欢聚。柯列兹奇玛先生穿着短裤，正在准备烤肉，当史迈利打开大门的门闩时，他停下手边的动作，抬头四望，看看是谁来了。但史迈利身上的新草帽与亚麻外套令他困惑，因此他叫妻子来应门。

柯列兹奇玛太太手上端着香槟杯，走下小径。她穿着粉红色的泳装，肩上的粉红色透明披肩在背后飘荡。

“现在又是谁？谁带来惊喜？”她用开玩笑的声音不断问着。她很可能是在对着她的小狗说话。

她在他面前停下来。她晒得黝黑，身材高挑，和她丈夫一样，体格健美。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因为她戴了一副加了白色塑料框的黑色眼镜，以保护鼻子免于晒伤。

“柯列兹奇玛家正在欢聚，”他仍未自我介绍，因此她不太安心地说。“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先生？我们可以提供你什么服务吗？”

“我必须和你丈夫谈谈。”史迈利说，这是他自买车票之后首次开口，他的声音显得稀薄而不自然。

“但克劳斯白天不谈生意。”她坚定地说，仍然面带微笑，“白天，我们家里是不准谈论商业利润的。我应该给他铐上手铐，向你保证日落之后他就会是你的囚犯吗？”

她的泳装是两件式的，露出平坦丰润的腹部，因涂满乳液而油光闪烁。腰间系了一条金链子，似乎是返璞归真的进一步征兆。脚上踏着一双鞋跟非常高的金色凉鞋。

“请告诉你丈夫，不是关于生意的事。”史迈利说，“是关于友谊。”

柯列兹奇玛太太啜了一口香槟，拿下黑眼镜，宛如在化装舞会中介绍自己一般。她有个狮子鼻。脸孔虽然亲切，却比她的身体老得多。

“但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又怎么有友谊可言？”她追问，不再确定自己该摆出迷人或严厉的姿态。

但此时，柯列兹奇玛先生本人已随后走下小径，在他们面前停下脚步，目光从妻子身上转向史迈利，然后又瞪着史迈利看。或许是史迈利不自然的面容与神态，以及呆滞的凝视目光，让柯列兹奇玛先生惊觉到他的来意。

“去看着炉上的食物吧。”他草率地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伸出手臂，引领史迈利进到客厅。客厅里有着黄铜烛台，以及一扇映满仙人掌丛林的观景窗。

“奥图·莱比锡死了。”门一关上，史迈利就直截了当地说，“在水畔营地，两个人杀了他。”

柯列兹奇玛先生睁大眼睛；他毫不以为耻地转身背对史迈利，双手掩住脸。

“你录了音。”史迈利完全无视于他的动作，“我给你看过那张照片，而你还替他保管了录音带。从柯列兹奇玛先生的背影，看不出他是否听见。“昨天晚上，你自己对我提到这件事。”史迈利仍以卫兵似的声调继续说，“你说，他们谈论上帝和世界。你说，奥图笑得像个刽子手，同时说三种语言，唱歌，说笑话。你替奥图拍照片，但你也替他录下了谈话的内容。我猜，你也替他收了那封伦敦寄来的信，现在还在你手中。”

柯列兹奇玛先生转过身来，愤愤不平地看着史迈利。

“谁杀了他？”他问，“麦斯先生，我以军人的身份问你。”

史迈利从口袋中掏出那半张撕开的风景明信片。

“谁杀了他？”柯列兹奇玛先生又问一次，“我一定要知道。”

“这是你昨天晚上希望我带来给你的东西。”史迈利没理会他的问题，“谁带来这张风景明信片，就能拿到那卷录音带，以及你替他保管的其他东西。这是他与你商量好的做法。”

柯列兹奇玛接过明信片。

“他说这是莫斯科规则。”科列兹奇玛说，“奥图和将军都坚持这么做，虽然我个人觉得很荒谬。”

“你有另外半张明信片？”史迈利问。

“是的。”柯列兹奇玛说。

“那么就比对一下，把东西交给我。我会完全照奥图的希望去运用那些材料。”

他以不同的方式说了两遍，柯列兹奇玛才回答：“你保证？”柯列兹奇玛追问道。

“是的。”

“凶手呢？你会拿他们怎么办？”

“他们很可能已经安全地越过水域了。只要开个几公里就成了。”

“那么那些材料有什么用？”

“对派遣凶手的那个人来说，这些是很难堪的东西。”史迈利说，这一次，或许是史迈利强如钢铁的冷静神态让柯列兹奇玛先生相信，这位访客与他一样痛心疾首——甚至，比他更加强烈。

“这会杀了那个人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问。

史迈利沉吟半晌才回答：“比杀了他更惨。”

有那么一会儿，柯列兹奇玛先生似乎想问比杀了他更惨的是什么，但终究没问。他死气沉沉地拿着那半张明信片，走出客厅。史迈利耐心等候。一个万年铜钟孜孜不倦地循径前进，红色的鱼儿从鱼缸里瞪着他。柯列兹奇玛回来了。他拿着一个白色的硬纸盒。盒里垫着卫生纸，躺着一沓字迹已然熟悉的影印纸，和六卷迷你录音带，蓝色塑料材质，是现代男士喜爱的流行款式。

“他把这些东西托付给我。”柯列兹奇玛先生说。

“他很明智。”史迈利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把一只手放在史迈利肩上，“如果你需要什么，尽管让我知道。”他说，“我有自己的手下。这是暴力的时代。”

史迈利再次从电话亭打电话到汉堡机场，这一次是为了再确认史坦法斯特先生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订位。做完这件事，他买了邮票和一个很结实的信封，写上澳大利亚阿德雷德的一个虚构地址。他把史坦法斯特先生的护照放进信封，丢进邮筒。然后，就以平凡无奇的乔治·史迈利先生，一个专业雇员的身份，展开旅程。他回到火车站，无惊无险地穿越边境到丹麦。在旅途中，他进到厕所里读欧斯特拉柯娃的信，总共七页，是在大英博物馆隔壁那个小图书馆里，由将军亲自用米凯尔那部古董复印机所影印的。他所读到的内容，正印证了他这天眼中所见的一切，也让他心中的警铃愈发响亮，几乎难以承受。他搭火车，转渡轮，最后再乘出租车，一路赶到哥本哈根的卡斯特洛普机场。从卡斯特洛普，搭乘下午的班机飞往巴黎。航程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史迈利的世界中却恍如一世，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情绪，与所有的期待如潮汹涌起伏。莱比锡遭人谋害，在他心中所激起的愤怒和反感，此时已慢慢平抑，逐渐枯竭，代之而起的，是他为欧斯特拉柯娃担忧的恐惧：如果他们对莱比锡和将军下手已如此之重，那么，他们会怎么对付她呢？开车穿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时，他不断回味青春岁月的流转，但此刻，在逃亡的反高潮里，他却只感受到岁月的无情摧残。死亡如此迫在眉睫，死亡如此挥之不去，继续奋斗的目的何在呢？他再次想起卡拉，以及他的专制残暴，这至少让缠扰终生的混沌有了意义，让暴力、让死亡都有了意义。他想到对卡拉而言，杀戮只不过是宏大计划的附属品罢了。

我怎么可能赢？他问自己，独自一人，心怀疑虑，顾及礼法。我们任何一个人，如何能对抗这无情的猛烈炮火呢？

飞机的下降，以及重启棋局的希望，让他恢复常态。有两个卡拉，他推断着，再次忆起那张冷静克己的脸，那充满耐心的眼睛，精瘦的身体达观地静候自我毁灭。一个是专业、沉着的卡拉，如果必要，他可以容许耗费十年工夫经营，等待开花结果。比尔·海顿的案子，花了二十年。卡拉这个老间谍，这个务实主义者，可以容忍十二次的损失，只为换取一次的大胜利。

但还有另一个卡拉，一个有着人心，有着伟大爱情的卡拉，一个因人性而有瑕疵的卡拉。如果他为了掩藏弱点而采取条件交换的手段，我绝不能裹足不前。

伸手到座位上方的置物柜拿他的草帽时，他突然想起自己曾经的豪言壮语，预言卡拉的终将败亡。“不，”在当时回答一个恰似他现在问自己的问题时说，“不，卡拉并不是刀枪不入。因为他是个狂热的人。有一天，如果我还和他有纠葛的话，他的不知节制将导致他的灭亡。”匆忙冲向排班的出租车时，他想起自己的这一段话是对一个名叫彼得·吉勒姆的人说的。此刻，这个人的影像恰好映上心头。

18

欧斯特拉柯娃躺在睡椅上，凝望着黎明微曦，认真想着，这是否就是世界末日的征兆。

一整天，相同的灰沉阴郁一直笼罩着中庭，伴随她的小小宇宙进入永无止境的黑夜。天亮时，一道暗沉的光线稍微穿透阴郁；白天，在那些人来后不久，天空就像被切断电力似的，更加阴沉，预示着她的末日。而此刻，在夜里，随着光线消退，浓雾让这一片漆黑愈加浓重。欧斯特拉柯娃心里也一样，她毫无痛苦地下定决心：我带着浑身乌青淤伤的身体，连同我那长期的病痛，等待救主再次来临；属于我的时日，也确实在逐渐消逝。

这个早上醒来，她发现自己似乎缚手缚脚，难以动弹。她试着想要移动一条腿，但大腿、胸口、腹部的肌腱立即拉紧，如火烧灼。她试着举起一只手臂，却只能勉强拉动手上缠缚的铁索。她花了似乎一辈子的时间，才爬到浴室，又花了相同的时间，脱下衣服，泡进温水里。泡进水里时，她很害怕自己会因疼痛而昏迷，因为路面擦撞而遍体鳞伤的身体痛楚难耐。她听见一阵槌打的声音，以为那是自己脑袋里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暴躁邻居的杰作。她数着教堂的钟声，发现它在第四下就停止了，难怪邻居要抗议老旧水管发出的水流轰隆声。煮咖啡的动作，耗尽她全身的力气。然而，在那一刻，坐下竟变得如此难以忍受，而躺下也一样难受。她惟一能休息的方式是身体前倾，手肘靠在流理台上。从这里，她可以望见中庭，既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小心提防；从这里，她看见了那两个人，那两个邪恶的家伙，他们正装模作样地应付管理员，那只老山羊管理员——皮埃尔太太，她正摇着头，顶回去说：“不，欧斯特拉柯娃不在这里，不在这里。”——用十种不同方式讲了“不在这里”，回声像咏叹调在中庭回荡——不在这里——盖过了拍打地毯的声音，盖过了孩子叽叽喳喳的谈话声，还有三楼两个绑头巾的老太婆从相隔两米的窗户探出头聊天的声音——不在这里！直到连小孩都不信她的话。

如果她想要看书，她必须把书放在流理台上。在那两个人来过之后，她把枪也放在流理台上。后来她注意到枪托部分的旋轴，出于女人务实的天性，她将一条厨房的绳子改装成拉火绳。如此一来，她就可以把手枪挂在脖子上，空出双手，在必要时撑住自己穿过房间。但当手枪刺痛胸口时，她总觉得她会因痛苦难熬而反胃。在那两个人离去之后，她一面手边打理着杂务，一面嘴里大声吟诵着她答应自己要在这段闭关时间留意观察的结果。“一个个头高，一件皮外套，一顶汉堡帽。”她自言自语，慷慨地倒给自己一大杯伏特加提神。“一个个头胖，一个脑袋光，一双灰鞋脏。”把记忆里的影像编成歌，她想，唱给魔术师听，也唱给将军听。噢，为什么他们不回我的第二封信呢？

她又回到孩提时代，她从小马背上跌下来，小马转过身来，踩踏着她。她又回到少妇时代，努力要成为母亲。她还记得，亚莉珊卓奋力抗拒降生到莫斯科那间污秽的产房里。在那灰暗危险的光线中，整整三天，满是无法承受的痛苦。而现在，她窗外就有着相同的光线，静静淌进公寓光洁的地板上，宛如一道非自然的尘埃。她听见自己叫唤着葛利克曼“把他带来，把他带来”。她还记得，有时候她甚至觉得自己生育下来的是他，葛利克曼，她的爱人，而不是他们的孩子——仿佛是他那刚强、毛发浓密的身体奋力挣扎着离开她的身体——或者是进入她的身体？——仿佛一生育下来，就会把葛利克曼送进她极度恐惧的禁锢牢狱里。

为何他不在那里，为何他没到医院？她问自己为何把葛利克曼和将军与魔术师混为一体。为什么他们不回我的信？

她很清楚，在她与亚莉珊卓奋斗时，葛利克曼为何没出现。是她求他别来的。“你有勇气承受痛苦折磨，这就够了。”她当时告诉他，“但你没有勇气目睹其他人受痛苦折磨，这也是我爱你的原因。基督可以轻易面对。基督可以治愈麻风病人，基督可以让盲人看得见，让死人复活，甚至可以因为天理正道而死。但你不是基督，你是葛利克曼，你除了旁观，除了感同身受之外，对我的痛苦无能为力，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

但将军和他的魔术师不同，她有些愤愤不平地辩驳道，他们自许是为我治病的医生，我有权利要求他们！

在她指定的时间，那个又矮又呆、声音像驴子嘶叫的管理员上楼来，她那个神似人猿的丈夫也带着螺丝起子一起上来。他们充满兴奋地来找欧斯特拉柯娃，充满喜悦地为她带来振奋的消息。欧斯特拉柯娃已仔细地作好准备，等候他们的到访，她播放音乐，化好妆，睡椅旁堆放了许多书，营造出休憩自在的气氛。

“有访客，夫人，男的……不，他们没留下姓名……从国外来，只在这里停留几天……他们认识你的丈夫，夫人，移民，他们是，和你一样……不，他们希望这是一个惊喜，夫人……他们说为你带来亲戚的礼物，夫人……一个秘密，夫人，其中一个很高大、强壮，而且英俊……不……他们改天再来，他们是来谈生意的，许多约会，他们说……不，搭出租车，而且叫车子等着——费用喔，想想看！”

欧斯特拉柯娃笑起来，把手放在管理员的臂膀上，好像把她拉进一个大秘密似的，而她那个人猿丈夫正站在一旁，对着她俩吐出香烟和大蒜的气味。

“听着，”她说，“请听我说，皮埃尔先生和夫人。我很清楚他们是什么人，这些有钱又英俊的访客。他们是我丈夫不成材的侄子，从马赛来的，懒惰鬼，浪荡子。如果他们带礼物来给我，你可以确定，他们也会要求有张床和像样的晚餐招待。所以，拜托，告诉他们，我会出国一段时间。我爱他们，但我必须保持宁静。”

无论那两个山羊头里装着的是怀疑或失望，欧斯特拉柯娃都用钱打发走他们。现在，她又是独自一人，手枪挂在脖子上。她在睡椅上舒展身体，抬起臀部到一个勉强可以忍受的姿势。枪握在手中，指向门口，她可以听见上楼的脚步声，有两双脚，一双脚步重，一双脚步轻。

她喃喃地说：“一个个头高，一件皮外套……一个个头胖，一双灰鞋脏……”

接着是敲门声，胆怯如孩提时的爱情表白。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着带陌生口音的法文，缓慢而典雅，像她丈夫欧斯特拉柯夫一样，有着相同的温柔魅力。

“欧斯特拉柯娃夫人，请让我进去。我是来帮你的。”

欧斯特拉柯娃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她审慎地扣着已死丈夫那把手枪的扳机，迈着坚定但痛苦的步伐前进，走到门边。她横着蟹行前进，脚上没穿鞋子，而且并不信任那个鱼眼窥孔。她绝对不相信那个窥孔只能由里而外单向窥视。因此，她在房里迂回前行，希望能避开窥孔的视线。行经欧斯特拉柯夫那张模糊的照片时，她不禁深深怨恨他如此自私地早死，而不能活着保护她。接着她想：不，我已经渡过险境。我有了自己的勇气。

她的确有勇气。她正准备作战，每一分钟都可能是她的最后一分钟，但痛苦已消失，她的身体已准备好随时为葛利克曼而战，一直如此，她可以感觉到他的能量像援兵驰至般涌入她的四肢。她有葛利克曼在身边，她无须祈求，就能记起他的力量。她相信这是圣经的旨意，他永不餍足的做爱，都是为了在此刻激励鼓舞她。她有着欧斯特拉柯夫的平静与欧斯特拉柯夫的荣誉，她有他的枪。但她奋不顾身、孤注一掷的勇气，毕竟是她自己所有的，这是一个被激怒、被剥夺而愤恨不已的母亲的勇气。亚莉珊卓！来杀她的人，就是羞辱她秘密生女的那些人，就是杀了欧斯特拉柯夫与葛利克曼的那些人，如果她不能出手制止，他们也会杀了整个可怜的世界。

她只希望在开枪之前能瞄准目标，她知道，只要门还关着，锁链和窥孔还在原处，她就能非常近距离地瞄准——越近瞄准越好，因为她对自己的枪法实在不敢自夸。她把手指放在窥孔上，不让他们看进屋里，然后她把眼睛贴近，看他们在哪里。她首先看到的是她自己的那个笨蛋管理员，靠得非常近，在扭曲的镜片里活像个圆滚滚的洋葱，在楼梯平台瓷砖的光影照耀下，顶着一头绿色头发，一个巨大橡胶似的微笑和一个鸭嘴样的鼻子。欧斯特拉柯娃突然想到，那较轻的脚步声想必是她——轻快，就像痛苦与快乐，总是与先前或随后而来的事物息息相关。她看见的第二样东西，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男士，在窥孔的镜片里，肥胖得像米其林轮胎的大力士。在她观察他时，他一本正经地摘掉像屠格涅夫53小说里提到的草帽，握在身旁，像刚听到自己的国歌奏起时那样。她从这个动作推论，这个小个子男士是要告诉她，他知道她很害怕，也知道被盖住的脸孔是她最害怕的，因此，露出脸来，也是一种表达善意的方式。

他的静默与庄重，有一种忠实顺从的味道，就像他的声音，让她再次联想起欧斯特拉柯夫；窥孔的镜片或许让他看起来像只青蛙，但无法扭曲他的举止。他的眼镜也让她想起欧斯特拉柯夫，他仰赖眼镜，一如跛子仰赖拐杖。心脏猛烈跳动，眼光却依旧冷静的欧斯特拉柯娃，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她仍然把枪抵在门上，手扣在扳机上，考虑着是否该在此时此刻，隔着门开枪杀他——“替葛利克曼报仇，替欧斯特拉柯夫报仇，替亚莉珊卓报仇！”

疑神疑鬼的她已准备相信，是他们刻意挑选了这个看来颇具仁慈风范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欧斯特拉柯夫就是一个肥胖却不失高贵尊严的人。

“我不需要帮助。”欧斯特拉柯娃最后终于决定回答，然后恐惧万分地观察他对这句话的反应。但就在她观察之时，那个笨蛋管理员却决定要径自开口大叫。

“夫人，他是个绅士！他是英国人！他很关心你！你病了，夫人，整条街的人都被你吓坏了！夫人，你不能再这样把自己锁在里面。”停顿一下。“他是个医生，夫人。是不是，先生？有名望的精神科医生！”然后欧斯特拉柯娃听到那个白痴低声对他说：“告诉她，先生。告诉她，你是医生。”

但陌生人不赞同地摇摇头，回答说：“不，这不是真的。”

“夫人，开门，否则我要叫警察了！”管理员大叫，“苏联人，搞这种丑事！”

“我不需要帮助！”欧斯特拉柯娃又说一次，更加大声。

但她心知肚明，比起其他任何事物，帮助，正是她此刻最需要的。没有帮助，她无法动手杀人，就像葛利克曼一样。即使是那个恶魔亲自出现在她眼前，她也无法杀任何女人的孩子。

在她持续的警戒中，那个小个子男人缓缓地跨前一步，让他的脸，活像在水里扭曲的脸，占满整个窥孔；她第一次看到那张脸上的疲惫，藏在眼镜后面布满血丝的眼睛，眼镜下方的沉重阴影；她感觉到他对自己的热心关怀，无关死亡，而是关乎生存；她感觉到自己看见一张关切忧心的脸，而不是早已忘却悲悯为何物的脸。那张脸继续往前靠，信箱的啪嗒一声，几乎令她错误地扣下扳机，这让她不寒而栗。她感觉到手掌的痉挛，就在即将扣下扳机的那一瞬间突然住手，然后从门垫上捡起信封。这是她自己的信，寄给将军的信，她的第二封信，诉说：“有人想杀我”，用法文写的。但她仍不愿轻言相信，她宁愿怀疑那封信是个诡计，他们拦截了这封信，花钱买，动手偷，或使尽任何手段。但看见自己的信，认出开头的字句与绝望的语气，她顿时对尔虞我诈感到全然的厌倦，她厌倦不信任，厌倦在满心期待善意之时犹不断揣度恶意。她又听见那个胖男子的声音，学得很好的法文，但有些生疏，让她想起她从隐约记得的学校里学到的押韵诗。如果他所说的是谎言，那么这就是她一生中所听过最狡猾诡诈的谎言了。

“魔术师死了。”他说，呼出的气息让鱼眼窥孔蒙上一层雾气，“我代替他，从伦敦来帮助你。”

此后的几年，也很可能是终此一生的岁月里，彼得·吉勒姆都不断述说这天傍晚他返家的故事，尽管坦诚相告的程度有所不同。他特别强调，这天的情况很特别。第一，他那天脾气很坏，一整天都如此。第二，因为他对英国财政收支失之轻率的评论，让大使在每周例行的会议中公开指责他。第三，他刚新婚不久，年纪非常之轻的妻子怀孕了。第四，她打电话来的时机不巧，就在他刚解完圆场传来的一封既长又极度无聊的密电之后不久。他们第十五次告诫他，除非事先获得总部的书面许可，否则不，不可以在法国土地上进行任何行动。第五，当时正是整个巴黎陷入定期发作的绑架恐慌时节。最后，众所周知的，圆场派驻在巴黎的主任职位，是专为行将入土的官员所准备的葬仪展示场，平常所做的无非是偶尔与一大堆非常腐败、非常无趣的法国情报部门官员餐叙，他们花在搜集彼此情报的时间，还比对假想敌进行谍报工作来得多。事后吉勒姆坚称，任何人在指控他过于急躁鲁莽之前，必须先将所有的这些因素列入考量。值得一提的是，吉勒姆是个身强体健的人，有一半法国血统，但较具英国本色；他身材瘦高，也几乎可以称得上非常英俊。然而，即便他使尽全力奋战，毕竟也已年近五十，少有实务人员能跨越这个年龄的门槛，继续活跃在专业领域中。他有一辆全新的德制保时捷轿车，但有点儿丢脸的是它以外交人员的优惠价格买进的，尽管大使高声反对，他仍把车停在大使馆的停车场里。

玛莉-克莱儿·吉勒姆在六点整打电话给丈夫，当时，吉勒姆正准备把他的密码簿锁回保险库。吉勒姆桌上有两线电话，一线理论上是自动拨接外线，另一线则必须通过大使馆的总机转接。玛莉-克莱儿打的是外线，他们之前曾说好，只有在紧急状况才能这么做。她说的是法文，这是她的母语，但他们最近都以英文沟通，以增进她英文的流畅程度。

“彼得。”她说。

他立即感觉到她声音中的紧张。

“玛莉-克莱儿？怎么了？”

“彼得，有人在这里。他要你马上回来。”

“谁？”

“我不能说。这很重要。请马上回家来。”她再说一遍，就挂了电话。

电话进来时，吉勒姆手下的头号办事员安斯崔瑟先生，正站在保险库门口，等候他旋转暗码锁，好插上两把他们两人分别保管的钥匙。透过通向吉勒姆办公室的门廊，他看见吉勒姆重重摔下电话，而他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吉勒姆把东西丢向安斯崔瑟——很远的一扔，可能有十五英尺——那是主任最神圣的个人钥匙，几乎等同于他职位的象征。安斯崔瑟奇迹似的接住了，伸出左手，用手掌接住，像个美国棒球球员；即使试上一千次，他也无法再次做到，他后来告诉吉勒姆说。

“在我打电话给你之前，别离开一步。”吉勒姆叫嚣道，“你坐我的位子，还有，管那些电话。听到了吗？”

安斯崔瑟听到了，但吉勒姆已冲下大使馆可笑的旋转楼梯，闯进打字员、警卫和准备晚间鸡尾酒会的伶俐年轻人群中。几秒钟之后，他已坐在保时捷车上，发动发动机，像个赛车选手，在另一世他很可能真是赛车手呢。吉勒姆的家位于讷伊，在平常的日子里，驾着这辆跑车穿越拥挤的车潮，是颇令他快乐的，可以一天两次地提醒他无论大使馆的例行公务如何的单调乏味扭曲心灵，他周遭的生活如何令人厌烦、吵嚷不休，生活其实还是颇有乐趣的。他甚至还为自己驶过的这段距离计时。如果他走戴高乐大道，一路绿灯地顺畅通行，在傍晚的交通尖峰时间里，只花二十五分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在晚间较晚或早晨较早的时间，靠着车少路空和外交车牌之赐，他可以把时间缩短到十五分钟；但在尖峰时间，三十五分钟算是快的，四十分钟是家常便饭。这天傍晚，他脑海中盘旋着玛莉-克莱儿被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持枪挟持的画面，只花了十八分钟就开完全程。稍后警方向大使提出的报告指出，他闯了三个红灯，在最后冲刺的阶段，时速高达一百四十公里，但这些都是根据事后追溯所重建的经过，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人能追上他。吉勒姆自己对这段驾驶的过程也不太记得，他只记得一辆幸运的厢型车逃过一劫，还有一个疯狂的单车骑士，在吉勒姆距他背后一百五十米时突然想到要左转，才得以死里逃生。

他的公寓在一幢大别墅的三楼。他在入口处重重踩下煞车，熄掉发动机，在门外的街道上停下来，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大门。他预期会有辆车停在附近，或许还会有一个准备接应逃跑的驾驶员在车上等候，但眼前什么都没有，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然而，他们卧房的灯光亮着，所以他想像现在玛莉-克莱儿嘴里塞着布、被绑在床上，而绑匪就坐在她身边，等着吉勒姆到家。如果他们要的是吉勒姆，吉勒姆并不打算让他们失望。他赤手空拳地回来；他别无选择。圆场的管家们对武器恐惧到极点。他非法持有的那把左轮枪锁在床头柜里，现在，想必已被绑匪发现了。他悄然无声地爬上三楼，在门口，脱下外套，丢在身旁的地板上。他手中握着钥匙，轻轻地把钥匙插进锁孔，然后按下电铃，透过信箱孔叫道：“邮差”，接着又叫：“限时专送！”他的手握在钥匙上，等待脚步声靠近，这样他立即就会知道那不是玛莉-克莱儿的脚步声。缓慢，甚至有些沉重，听在吉勒姆耳里，显得非常有自信。脚步声从卧室的方向走来。他下一步的动作必须一气呵成。他知道从室内打开门有两个步骤：首先要卸下门链，接着再把弹簧锁解开。吉勒姆蜷伏着身子，等到听见门链滑动的声音，才用上他出其不意的武器：他转动手中的钥匙，使尽全身的力气往门顶去。此时，他很得意地看见一个矮胖的身影被他撞得往后踉跄，把门口的镜子撞得从墙上掉下来。当吉尔曼抓住那人的手臂，恶狠狠地制服住对方之后，却只看见他一生的良师益友乔治·史迈利那张吃惊的面孔正无助地凝视着他。

这次会面余波荡漾，吉勒姆描述得语焉不详；当然，他事先不知道史迈利要来，而史迈利，或许是怕有麦克风，在公寓里也没对他多作说明。玛莉-克莱儿在卧房里，但嘴里没塞布，手也没被绑；欧斯特拉柯娃，仍然穿着她的黑色洋装，在玛莉-克莱儿的坚持之下，躺在床上。玛莉-克莱儿用尽所有想得到的方法来照料她：鸡胸肉冻，薄荷凉茶……所有她为自己分娩那天所准备的养病餐点——当然分娩的日子还远得很，但吉勒姆也可能卧病啊。吉勒姆注意到欧斯特拉柯娃（虽然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似乎被打了一顿。她的眼睛和嘴唇周围有大片的淤青，手指也被砍伤，显然是为防卫而受伤。在让吉勒姆看见这个场景——一个忧心的娃娃新娘照料被饱揍一顿的妇人——之后，史迈利很快就把他拉进客厅，以老长官的权威（史迈利过去的确是吉勒姆的顶头上司）提出要求。直至此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吉勒姆先前的匆忙急促才有了正当性。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提到她时只说是“我们的客人”）必须在今夜离开巴黎，他说。在奥尔良门外的安全房舍（他称之为“我们的乡间宅邸”）不够安全；她需要其他可以提供照顾与保护的地方。吉勒姆记得有一对住在阿拉斯的法国夫妇，一个退休的情报员和他的妻子，过去曾为圆场偶然过境的候鸟提供庇护所。史迈利同意由吉勒姆打电话给他们，但不能从公寓里打，史迈利要他去找公共电话亭。在吉勒姆作好必要的安排之后回来时，史迈利用玛莉-克莱儿印着小兔吃草图案、可爱得惊人的便条纸，写好了一个简短的信息，要吉勒姆立即传送给圆场，“交给索尔·恩德比本人，由你亲手译码”。史迈利坚持要吉勒姆先读过内文（但别出声），内文是对恩德比提出礼貌的请求：“为了您无疑已获悉的第二桩死亡事故”，四十八小时之后在班的地方见面。吉勒姆完全不知道班的地方在哪里。

“还有……彼得。”

“嗯，乔治？”吉勒姆说，仍然一片茫然。

“我想，应该需要一本派驻本地外交人员的官方名录。你该不会刚好有一本在家里吧？”

吉勒姆的确有。事实上，玛莉-克莱儿就靠这本名录过日子。她完全无法记住人名，所以名录就摆在卧室的电话旁，以备有外交使节团的成员打电话邀请她去喝茶、吃饭，或最恐怖的，参加国庆日的庆祝活动。吉勒姆取来名录。等了一会儿，他越过史迈利的肩头往下看。“基洛夫，”他跟随着史迈利的拇指指甲往下读，“基洛夫，奥雷格，二等秘书（商务），未婚。”后面跟着的地址是苏联大使馆位于第七区的住宅。

“你碰过他吗？”史迈利问。

吉勒姆摇摇头。“好几年前我们曾盯过他。但已标明‘罢手’了。”他回答说。

“这本名录是什么时候修订的？”史迈利问。答案就在封面上：前一年的十二月。

史迈利说：“很好，你到办公室时——”

“我会查一下档案。”吉勒姆允诺。

“还有这个。”史迈利交给吉勒姆一个普通的信封袋，吉勒姆后来打开看，发现是几卷录音带与一个厚厚的棕色信封。

“请用明天早上的第一班邮袋54。”史迈利说，“与电报相同的等级。”

留下继续翻阅名单的史迈利，和两个隐遁在卧房的女士，吉勒姆火速赶回大使馆，解除了安斯崔特呆守电话的任务，把信封袋交给他，执行史迈利的指令。吉勒姆也感染了史迈利的紧张情绪，汗流浃背。他认识乔治这么多年，他事后说，从没看过乔治这么内敛沉潜、这么心无旁骛、这么语带保留、这么奋不顾身。他重新打开保险库，亲自译码拍送电报，然后等待总部收到电报的回复，之后又抽出苏联大使馆动态的档案，浏览着过去为数众多的监视名单。他的搜寻并没花很多时间。第三篇，抄送伦敦的档案，载明了他必须知道的所有资料。基洛夫，名奥雷格，二等秘书（商务），但这次的婚姻状况却是“已婚，但妻子未随同赴任”，两周前已返回莫斯科。在备注栏里，法国联络单位注明，苏联方面的情报来源指出，基洛夫“突然被苏联外交部召回，准备接掌一个意外出缺的资深职务”。定例举办的告别宴会，也因此不便举行。

回到讷伊，史迈利异常沉默地接收吉勒姆的情报。他似乎并不惊讶，但却有些骇然。当他终于开口说话时——那时他们已全部坐在车上，快速驶往阿拉斯——他的声音有一种近乎绝望的语气。“是了，”他说，仿佛吉勒姆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是了。这当然就是他的目的，不是吗？他一定要用升职的理由召回基洛夫，才能保证他会真的回国。”

吉勒姆，说无疑有着后见之明的智能，说自从那夜揭发了比尔·海顿的真面目之后，乔治从没用过这样的语气说话；比尔·海顿，卡拉的走狗，安恩的情人。

欧斯特拉柯娃回想起来，对那夜发生的事不太记得，对那趟她设法睡着的汽车旅程也不太记得，甚至第二天早晨她很晚醒来之后，那个矮胖男子对她耐心但持续的询问，她也记得不甚清楚。也许，她当时暂时失去了感知能力，进而也失去了记忆的能力。她回答他的问题，她对他心怀感激，她给他和她给魔术师相同的信息，不加油添醋，也不卖弄风情，虽然大部分他似乎都已知情。

“那个魔术师，”她提起过，“死了。天哪。”

她探询将军的情况，但对史迈利的不置可否却不甚在意。她想着欧斯特拉柯夫，接着是葛利克曼，现在则是魔术师，而她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主人夫妇对她很好，但也没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天下着雨，她无法看见远方的田野。

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欧斯特拉柯娃逐渐让自己安于这田园式的冬眠生活。隆冬提早降临，她让冬雪拥抱着她。开始只是稍微走动，随后四处游走，每天很早就寝，很少说话，在身体逐渐复原时，她的精神也日益康复。起初，一种情有可原的困惑情绪笼罩着她的心，她发现自己不时想起女儿，想她就像那个懦弱的陌生男子描述的那样：一个离经叛道的太妹，无法驯服的造反分子。接着，慢慢的，整件事的逻辑逐渐呈现在她眼前。她知道，在某个地方，真正的亚莉珊卓就像以前一样存在且生活着。或者，像以前一样，已不存在了。但无论亚莉珊卓在或不在，那个陌生男子的谎言指的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家伙，一个为他们的目的所创造出来的人物。她甚至会想像，她的女儿，如果还活着的话，很可能对他们的计谋一无所知，并以此来自我安慰。或许，袭击她的伤痛——无论是心灵还是肉体——发挥了长年祈祷、担忧所无法达成的效果，涤清了她对亚莉珊卓的自责。她在闲暇的时光里，哀悼着葛利克曼，她知道自己在这世上孑然一身，但在这冬日景色里，孤独却不令她难受。一位退休的陆军准将向她求婚，但她婉拒了。后来发现，他向每个人都求婚。彼得·吉勒姆每周至少来探望她一次，有时他们会一起散步个一两小时。他以完美的法文和她谈论庭园造景，这是他拥有丰富相关知识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欧斯特拉柯娃在这个故事发生之后的生活。她消磨着时光，浑然不知自己写给将军的第一封信已引发了一连串的后果。

19

“你知道他的名字真的叫傅格森？”索尔·恩德比以懒洋洋的贝尔格维亚55伦敦腔缓缓地说，这可是英国上流阶级仅存的粗俗遗风。

“我从不怀疑。”史迈利说。

“他可能是我们在点路灯组硕果仅存的人了。现在，聪明人都不做这种内部监视的工作。反政党或别的什么该死的事。”恩德比继续研究他手上的那一大叠文件。“那么，你的名字是什么，乔治？夏洛克·福尔摩斯追索他可怜的老莫里亚蒂56？还是亚哈船长在追他的白鲸57？你是谁？”

史迈利没回答。

“我得说，真希望我有个敌人。”恩德比评论说，翻过几页，“我花了老长时间，想找一个敌人。是不是啊，山姆？”

“夜以继日地找，长官。”山姆·科林斯衷心赞同，对他的上司露出信任的笑容。

班的地方是骑士桥58一家阴暗旅馆后面的房间。一小时之前，这三个男人在此见面。门上的标示写着“私人专用”，里面先是一间摆放外套、帽子与隐私的前房，再里面则是这间满是书籍与麝香的橡木镶嵌密室，屋后一块长方形的庭院，其实是公园，有鱼池、大理石天使和一条适于沉思漫步的小径。班的身份，如果他曾经有过的话，早已遗失在圆场口耳相传的神话里了。但他遗留的这个地方，是恩德比以及在他之前的乔治·史迈利登记无案的约会处所，同时也是召开事后一概否认的秘密会议的地点。

“我要再看一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恩德比说，“每到这个时间，我的理解力就变得有些迟钝。”

“我想这应该会很有帮助，真的，长官。”科林斯说。

他调整了他那副只有半个镜片的眼镜，但却是从眼镜上方往外看。史迈利秘密揣测，他那副眼镜可能只是平光镜片。

“都是基洛夫在说话。这是在莱比锡咬紧他之后，对不对，乔治？”史迈利淡淡地点头。“他们还脱着裤子，在妓院里。但时间已经是清晨五点，女郎已经都被打发回家了。首先我们听到基洛夫哭丧地说：你怎么对我做这种事？‘我以为你是我的朋友，奥图！’他说。老天，他可选错朋友了！接着是他的自白，几个翻译写出来的英文可真是拙劣。不过倒是挺一致的——那些字，乔治？嗯嗯啊啊的全省略了！”

史迈利没任何回应，无论是言语还是动作。或许也没人期待他会回答。他静静地坐在扶手皮椅中，身体前倾靠在合拢的手掌上，他没脱掉身上那件棕色的斜纹软呢外套。一套基洛夫录音带的抄本压在他手肘下。他凝神注视，后来恩德比说，他看起来像在国会里。山姆·科林斯，执行处长，非常守本分地坐在恩德比的阴影里。他蓄着黑色的髭须，脸上挂着随时准备好的矫情微笑。有一段时间，科林斯曾是圆场里的硬汉，多年的实战经历，让他鄙视五楼的空口清谈。而今，他已从盗猎者变成猎场的看守者，小心呵护着自己的退休金与安全，一如当年小心呵护他的网络一般。他身上尽是挥之不去的漠然；他抽着棕色的香烟，但都只抽到一半，就按熄在一个碎裂的贝壳里，而他像狗似的目光则忠实地停驻在他的主人恩德比身上。恩德比自己倚站在法式窗的窗台边，户外的光线照出他侧面的剪影。他正用一根火柴棒剔着牙。一条丝质手巾从他的左边衣袖露出来。一个膝盖微微向前弯曲，仿佛是站在阿斯科特马场的会员专属围栏里。庭院里，点点雾气洒落，宛如一张精美的薄纱披覆在草地上。恩德比回过头，像拿起菜单一样拾起文件。

“我们开始吧。我是基洛夫。‘从一九七〇到一九七四年，担任莫斯科中央的财务官员，我的任务是揭发海外驻处的不法账目，并讯问涉嫌的人。’”他停顿下来，目光又从眼镜上方露出来。“这是基洛夫派驻巴黎以前的事，对吧？”

“完全正确。”科林斯热切地说，瞥了史迈利一眼，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落空了。

“我只是要把事情弄清楚，你知道的，乔治。”恩德比解释说，“把我脑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理清楚。我没有你那种小小的灰色细胞59。”

对于长官表现出的谦逊，山姆·科林斯会心一笑。

恩德比继续念：“‘我执行这些极为敏感且机密的审问，在部分案子里，还让莫斯科中央的资深官员遭受惩处，我也因此认识了隶属于共党中央委员会，独立的第十三情报处首长。我通过莫斯科只知道他的化名叫卡拉。这是个女人的名字，听说是他第一个线民的名字。’没错吧，乔治？”

“那是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事。”史迈利说。

“伟大的战场。嗯，好吧，让我们继续。‘第十三处是莫斯科中央的独立单位。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招募、训练、派遣非法的情报员渗透到法西斯主义国家，称为鼹鼠……通常鼹鼠在从事情报工作之前，要花上许多年在目标国之中找到潜伏的位置。’该死的比尔·海顿。‘对这些鼹鼠提供服务的，并不是一般的海外驻馆，而是卡拉的代表。就他所知，通常是一位军官，正式的职衔是大使馆的武官。这些代表都由卡拉亲手挑选，也都是精英……享有其他官员所没有的信任度与自由，可以旅行，也有钱。因此，他们也成为其他人嫉妒的对象。’”

恩德比假装叹一口气：“老天爷，这些翻译！”他叫道，“或者只是基洛夫太过无聊了。你想，一个人要做临终告白，一定会是很简短的，对不对？但我们的基洛夫可不一样，绝不。你还好吧，山姆？”

“很好，长官，很好。”

“我们继续吧。”恩德比说，重拾起他行礼如仪的声音，“‘在我查访财务不法行为的过程中，卡拉一个手下的廉洁受到怀疑，他就是驻里斯本奥罗夫上校。卡拉用他自己的人组成一个秘密法庭来审理这个案子，结果，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我的被告奥罗夫上校就在莫斯科被清算掉了。’查证过了，你说，山姆？”

“我们有一份未经证实的投诚者报告，说他是被行刑队枪决的。”科林斯轻松地说。

“恭喜，基洛夫同志，侵吞公款者之友。天哪。真是个毒蛇窝，比我们还惨。”恩德比继续念，“‘因为我把罪犯奥罗夫绳之以法，所以卡拉亲自向我道贺，也要我发誓保密，因为他觉得奥罗夫上校的不法行为是他们十三处的耻辱，会危及他在莫斯科中央的立场。大家都公认卡拉是对清廉有非常高标准的同志，也因此，在自我放纵的阶级里有许多敌人。’”

恩德比刻意停顿下来，从他那有半个镜片的眼镜上方再次瞥着史迈利。

“我们都在作茧自缚，对不对，乔治？”

“我们是一群自寻死路的蜘蛛，长官。”科林斯言切由衷地说，在他们两人之间闪出更耀眼的微笑。

但史迈利专注地看着基洛夫的自白，对他的玩笑毫不理会。

“跳过基洛夫第二年的生活与爱情，我们直接来看他和卡拉的下一次会面。”恩德比无惧于史迈利的沉默，提议说，“夜间的召唤……这是标准做法，我想。”他翻过几页。史迈利也跟着这么做。“一辆车停在基洛夫莫斯科的寓所外——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像大家一样说是‘公寓’呢，真是可以了——他被从床上拉起来，载往未知的目的地。他们过着怪异的生活，是不是，这些莫斯科中央的大猩猩，从来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一面奖章还是一颗子弹？”他又回头看报告，“这些都符合，对不对，乔治？车程和内容？一个半小时，搭车、小飞机，等等。”

“第十三处有三或四个设施，包括明斯克附近的一个大型训练中心。”史迈利说。

恩德比翻过几页。

“这里，基洛夫又谈到卡拉的出现了，在中间的部分，同一个晚上。基洛夫和卡拉独处。小木屋，修道院式的气息，没有装饰品，没有证人——什么都看不见。卡拉开门见山。基洛夫想不想派驻巴黎？基洛夫很想要，长官——”他翻过一页，“基洛夫一直很敬佩第十三处，长官，等等——一直都是卡拉忠实的信徒——卑鄙小人，逢迎巴结，卑鄙小人。就和你一样，山姆。很有意思的是，基洛夫认为卡拉看起来很累——注意到这一点了吗？——烦躁不安。卡拉很紧张，抽烟抽得像根烟囱。”

“他一直都这样。”史迈利说。

“都怎样？”

“他一直都是老烟枪。”史迈利说。

“是吗？他真的这样吗？”

恩德比又翻过一页。“现在，基洛夫比较简单扼要了。”他说，“卡拉对他详细说明。‘表面上，我是大使馆的商务官员，实际上，我的特殊任务是负责控管第十三处外站的财务账目，范围包括几个国家……’基洛夫列出全部的地点，也包括波恩，但没有汉堡。跟得上吗，山姆？”

“没问题，长官。”

“你没被这些复杂的内情搞迷糊吧？”

“一点都没有，长官。”

“聪明的家伙，这些苏联人。”

“可厉害呢。”

“基洛夫又说：‘他让我觉得，我的工作非常重要——等等——提到我在奥罗夫的案子里有非常杰出的表现，而且因为我处理的是非常敏感的事务，所以我应该直接对卡拉的私人办公室报告，同时有一套特殊的密码……’翻到第十五页。”

“第十五页，长官。”科林斯说。

史迈利早已翻到了。

“‘除了担任第十三处外馆的稽核工作外，卡拉也预先告知，我还要负责执行特定的秘密任务，例如寻找掩护基地，或替未来的情报员安排身世背景。他处里的成员都负有这样的任务，他说，但出身背景的工作是非常机密的，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和其他人谈论，无论是我的大使，还是卡拉派驻在巴黎大使馆的代表普丁少校，都不可以。我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个工作，并参加了安全与通讯方面的特别课程，然后赴任。我到了巴黎很久之后，才接到卡拉亲自下达的指令，要我替一位年约二十一岁的女情报员，紧急安排背景故事。’现在，我们可讲到重点了。”恩德比很满意地说，“‘卡拉的指令里提到几个移民家庭，说他们可能会愿意在压力下接纳一位情报员当他们的女儿，因为卡拉认为勒索是比贿赂更好用的手法。’他妈的真说对了。”恩德比由衷赞同，“在现在这种通货膨胀的时代，勒索是惟一任何时候都有效的东西。”

山姆·科林斯不吝发出欣赏的笑声。

“谢谢你，山姆。”恩德比愉悦地说，“非常谢谢你。”

一个重要性比不上恩德比的人，或者是较不肤浅的人，对下列几页可能会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因为主要的内容印证了三年前康妮·沙赫斯与史迈利认为应该善加利用莱比锡与基洛夫关系的看法是正确的。

“基洛夫很尽责地一一寻访移民，但毫无所获。”恩德比宣称，仿佛他正在念的是电影字幕，“基洛夫根本就不行，是不是，乔治？”他说。

“是的。”史迈利说。

“卡拉不能相信他自己的人，这是你的重点。他得到外面去找一个像基洛夫这种非正规军。”

“没错。”

“一个乡下老粗。这种家伙绝对进不了沙拉特。”

“一点都没错。”

“他创设了自己的组织，换句话说，训练他们来接受他铁的纪律。你可能会说，他没胆用这个组织来进行他的特别勾当。这是你的重点？”

“没错，”史迈利说，“这是我的重点。”

因此，当基洛夫在飞往维也纳的飞机上碰见莱比锡——恩德比重拾话题，回到基洛夫的自白——莱比锡的出现，响应了他所有的祷告。尽管他现在以汉堡为根据地，尽管在塔林有段不堪的过去，但都不要紧：奥图是个移民，是那些团体里的一员。金童奥图。基洛夫紧急向卡拉呈报，建议吸收莱比锡，负责侦察移民与情报来源。卡拉同意了。

“这又是一件怪异的事，如果你仔细推敲的话。”恩德比评论道，“老天爷，我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冷静而且心智健全的人，怎么可能找上莱比锡这个麻烦？特别是像这样的工作？”

“卡拉有很大的压力。”史迈利说，“基洛夫这样说，我们从其他地方也得到印证。他赶时间，必须冒一些风险。”

“像是杀人之类的？”

“那是最近的事。”史迈利说，虽然恩德比看他的目光非常锐利，但他的语调却是一派轻松宽容的态度。

“你他妈的已经谅解那些时日的事了，是不是，乔治？”恩德比满腹怀疑地说。

“我？是吗？”史迈利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很不解，“你说了算，索尔。”

“他妈的懦弱。”他回到录音抄本上。“第二十一页，我们稳操胜券。”他读得很慢，以示特别强调这一页。“第二十一页。”他又说一次，“‘在成功地吸收了欧斯特拉柯娃，并让法国核准她女儿亚莉珊卓的入境申请之后，我接到指令，每个月从巴黎的预算中拨出额外的一万美金，供这个新鼹鼠之用，她的化名是蔻梅特。这位情报员蔻梅特在处里享有最高等级的保密措施，所有关于她的通讯事项都必须亲自送交处长，使用个人对个人的密码，不通过任何中间人。而且，此类的通讯最好是通过信差送达，因为卡拉反对经常利用无线电。’这是真的吗，乔治？”恩德比随口问道。

“就因为无线电，我们才能在印度逮到他。”史迈利仍埋头抄本，回答说，“我们破解了密码，后来他发誓说，他再也不用无线电。但就像大部分的诺言，是时时可能修正的。”

恩德比咬下一截髭须，然后用手背抹了抹。“你想脱掉外套吗，乔治？”他说，“山姆，问他要喝什么。”

山姆问了，但史迈利太专注于抄本，根本没回答。

恩德比又开始大声朗诵：“‘我也接获指令，必须确定蔻梅特的资料不会出现在西欧的年度账目中。身为稽核，每年会计年度结束时，我必须在账目上签字，送给卡拉，再提交莫斯科中央……不，我从来没见过情报员蔻梅特，我也不知道她的现状，或她在哪一个国家活动。我只知道她用亚莉珊卓·欧斯特拉柯娃的名义，成为归化的法国公民之女……’”又翻过几页，“‘每个月一万美元的津贴，并不是由我本人送交，而是转账到瑞士波恩省图恩的一家银行。钱是转给一位阿道夫·葛拉瑟博士。葛拉瑟博士是名义上的账户所有人，但我相信，葛拉瑟博士只是卡拉派驻在波恩苏联大使馆人员的化名。他的本名是格里高利耶夫。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有一次我寄钱到图恩时，银行出了差错，钱没汇到；卡拉知道之后，就命令我在银行还继续追查时，立即再汇一次钱给格里高利耶夫本人。我照指示办理，事后再归还多汇出的钱。我知道的就只有这样。奥图，我的朋友，我求你保守秘密，他们可能会杀了我。‘他说的真是他妈的没错。他们是做掉他了。”恩德比把抄本摔到桌上，发出沉沉的声响。“基洛夫最后的遗嘱与遗言，你可能会这么说，就是这个，乔治？”

“没错，索尔。”

“真的不喝点东西？”

“谢谢你，我很好。”

“我还得要再仔细推敲一下，因为我很笨。看看我的算术，一点都比不上你。看好我的每一个动作。”像拉康一样，他举起苍白的手，张开手指，准备开始数数儿。

“第一，欧斯特拉柯娃写信给瓦拉狄米尔。她的信唤起了陈年旧事。或许米凯尔拦截了这封信，也看过了，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可以拷问他，但我怀疑会不会有用，而且这样做，不就是对卡拉打草惊蛇吗？”他抓起第二根手指。“第二，瓦拉狄米尔把欧斯特拉柯娃来信的影本寄给奥图·莱比锡，要他赶快重新拉拢和基洛夫的关系。第三，莱比锡赶到巴黎，去看欧斯特拉柯娃，然后到他亲爱的兄弟基洛夫身边，引诱他到汉堡——基洛夫可以自由出入汉堡，毕竟莱比锡在卡拉的名册上还是基洛夫的线民。现在，有一个问题，乔治。”

史迈利等待着。

“在汉堡，莱比锡把基洛夫给烧成灰了，对不对？证据就在我们汗涔涔的手上。但我想知道的是——怎么做到的？”

史迈利是真的不明白，或者他只是想让恩德比更加一把劲？无论如何，他都选择将恩德比的问题当成一句修辞。

“莱比锡到底是怎么逼他的？”恩德比追问，“压力是什么？下流照片——嗯，很好。卡拉是个清教徒，基洛夫也是。但我的意思是，老天爷，这不是五十年代，对不对？每个人都有偷偷放纵一下的自由，不是吗？”

史迈利对苏联的风俗没多作评论；但关于压力，他很清楚卡拉的看法。“他们的伦理观念和我们不同。笨蛋没有立足之地。我们认为自己比苏联人更敏感脆弱，事实却非如此。这绝对不是事实。”他对此似乎非常确定。他似乎已对这件事重新思考过了。

“基洛夫既无能力，也不够慎重。光不够慎重这一点，卡拉就可以毁了他。莱比锡有这个证据。你可能会记得，在我们刚开始部署对付基洛夫的行动时，基洛夫曾喝醉了酒，说溜嘴卡拉的事。他告诉莱比锡说，卡拉亲自命令他替一个女情报员编造身世背景。当时你不信这个故事，但这是真的。”

恩德比不是个会脸红羞愧的人，在从口袋掏出另一根火柴棒之前，他仍勉力挤出一个笑容。

“他搬了石头，总会砸到自己的脚。”他有感而发，但不知他指的是自己，还是基洛夫。“‘告诉我们其余的部分，兄弟，否则我就把你告诉我的话说给卡拉听。’小奥图对这只臭虫说。老天，你说得没错，他真的抓住基洛夫的小辫子了！”

山姆·科林斯鼓起勇气，插嘴打圆场。“我想，乔治的观点与第二页所提到的非常吻合，长官。”他说，“里头有一段，莱比锡确实提到‘我们在巴黎的讨论’。奥图那时就已经把刀架上基洛夫脖子了，毫无疑问。对不对，乔治？”

但山姆·科林斯仿佛是在另一个房间说话似的，因为他们两人完全没注意。

“莱比锡也有欧斯特拉柯娃的信。”史迈利补充说，“信的内容并不能完全指证基洛夫。”

“另一件事。”恩德比说。

“什么，索尔？”

“四年了，对不对？从基洛夫开始和莱比锡接触，已经有四年了。突然之间，他找上欧斯特拉柯娃，想做相同的事。四年之后。你认为他这些年来，为了相同的理由四处游荡，却毫无进展？”

史迈利的回答却是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我们只能假设，卡拉的要求撤销了，然后又重新提出。”他说得一本正经，而恩德比也知道不能逼他。

“重点是，莱比锡把基洛夫烧成灰，然后让瓦拉狄米尔知道他做到了。”恩德比又伸出手指来，继续数数儿。“瓦拉狄米尔派伟林去当信差。在此同时，消息也传回莫斯科，也许是卡拉发现事有蹊跷，也许是米凯尔去告密，比较可能是米凯尔搞的鬼。无论如何，卡拉以升职为借口召基洛夫回国，然后吊起来拷打。基洛夫很快就全招了，要是我也会这样。卡拉想把牙膏挤回管里。在瓦拉狄米尔带着欧斯特拉柯娃的信来赴我们的约时，把他给杀了。杀了莱比锡。但在那位老妇人门口布哨，却搞砸了。他现在的心情如何？”

“他正坐在莫斯科，等着福尔摩斯或亚哈船长来追上他。”山姆·科林斯用他圆滑似天鹅绒的声音说，又点燃了一根棕色的香烟。

恩德比却不觉得有趣。“那么，卡拉干吗不挖出他的宝藏，乔治？放在其他地方？如果基洛夫向卡拉坦诚他对莱比锡说出实情，卡拉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湮灭行迹啊！”

“也许宝藏无法移动。”史迈利回答说，“也许卡拉已别无选择。”

“但是，如果让银行账户保持原封不动，简直就是疯了。”

“就是疯了才会用像基洛夫这种笨蛋。”史迈利说，但语气并不似平常一般严厉，“就是疯了才会让他吸收莱比锡，疯了才会让他找上欧斯特拉柯娃，疯了才会相信杀掉三个人就能滴水不漏。我们不能认为他神志清醒。为何会如此呢？”他停顿了一下，“卡拉深信不疑，很显然的，否则格里高利耶夫不会还留在波恩。你说他还在，我猜？”他略瞥了科林斯一眼。

“到今天为止，他还坐得好好的。”科林斯说，脸上依旧是光鲜的笑容。

“那么，也不太可能采取移动银行账户的措施。”史迈利推断，“即使是个疯狂的人。”

非常怪异的——恩德比和科林斯事后都私下认为——史迈利所说的话，就像一阵寒风吹过房间；而他们虽不明究竟，却不由自主地遵循更高的行为准则，尽管他们完全无法胜任。

“那么，他的秘密女士到底是谁？”恩德比追问，“谁值得他每个月花上一万块，还赔上他的事业？让他不得不用笨蛋来代替他训练有素的刺客？一定是女孩！”

史迈利为何决定不回答这个问题，又是个谜团，或许只能用他一向的拒人千里的态度来加以解释，也或许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天生的项目员，对于和合作无关的内情，坚持不向主管人员吐露。当然，他的决定必有逻辑可循。史迈利早已在心中问过自己，为何他的做法看起来完全是另一回事？“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我自己的一生。”他的动机或许在此。“为何把残屑片断送到我的对手手中，只为了可以操纵我？”他可能又以为，非常客观地以为——恩德比像史迈利一样了解卡拉背景的复杂；即使并非如此，恩德比也还拥有苏联研究部门，可以彻夜探查，直到找出他想要的答案。

但无论如何，史迈利还是不开口。

“乔治？”恩德比终于开口。

一架飞机低空掠过。

“这只是你要不要成果的简单问题。”最后史迈利说，“我看不出来其他事有什么大不了的重要性。”

“你看不出来，老天爷！”恩德比说，把他的手从嘴巴和髭须间伸出来，“噢，没错，我想要他。”他继续说，仿佛这只是半个重点，“我想要蒙娜丽莎，还有明年的爱尔兰讨厌鬼得主。我想要卡拉坐在沙拉特的电椅上，对着审问员招出他一辈子的故事。我想要美国表弟未来在我的掌控之下。我想要掌握全局，我当然想要。只要还没丢掉工作！”

但是，史迈利对恩德比的困境却很奇怪地漠不关心。

“拉康兄弟告诉你实情了，我猜？动弹不得的僵局和所有的一切？”恩德比问，“年轻、抱持理想主义的内阁，美苏关系小小的缓和，鼓吹开放的政府，所有这些蠢事？结束冷战的条件反射60？在白厅的每张床底下嗅嗅看有没有保皇党的同路人，特别是我们这里？他告诉你了吗？他有没有告诉你，他们正准备签署英国与布尔什维克该死的和平协议，就在下一个圣诞节？”

“没有，没有，他没告诉我这个部分。”

“没错，他们是要这样做。而且我们不能从中破坏。提醒你，只要我们没照着做，那些击打和平大鼓的家伙就会鬼吼鬼叫。他们已经在问苏联的条件会是什么，现在就在问。一直都是这样吗？”

史迈利沉默良久，仿佛必须经过元老审判似的，迟迟才回答，“是的，我想一直都是这样。我想形式虽不同，却一直都是这样。”仿佛这个答案对他至关重要。

“真希望你警告过我。”

恩德比踱回房间中央，从餐具柜里为自己倒了一杯苏打水；他凝望着史迈利，目光似乎充满了犹豫神色。他望着史迈利，他转开头，又回头望，显然面对着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很棘手，长官，真的是。”山姆·科林斯说，但两人都没响应。

“这难道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邪恶伎俩，引诱我们走向最后的灭亡，你确定吗？”

“恐怕我们已经一文不值了，索尔。”史迈利露出歉然的微笑说。提起大英帝国堂皇威仪的穷途末日，恩德比并不在意。有那么一会儿，他的嘴角露出一抹酸涩的笑容。

“好了，老头，”最后他说，“我们到花园去吧。”

他们并肩而行。在恩德比颔首示意下，科林斯留在屋里。轻缓的雨滴在池塘漾起涟漪，也让大理石天使雕像在幽微的暮色里熠熠生辉。偶尔，一丝微风拂过，悬挂枝头的水珠滴落草坪，也让他俩不免沾湿。但恩德比毕竟是个英国绅士，尽管有时雨滴只落在史迈利身上，他仍像雨水滴落自己身上一样出声咒骂。点点灯光洒在他们身上。从班的法式窗，照射出一格格黄色的长方形灯影，映在池塘上。而映在砖墙上的，则是一盏现代街灯病态的绿色光芒。他们沉默地走了一圈，恩德比才开口说话。

“你可给我们找了不少麻烦，真的，乔治。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伟林，米凯尔，托比，康妮。在你再次出发之前，可怜的老傅格森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填请款单。‘他从来不睡觉吗？’他问我，‘他从不喝酒吗？’”

“很抱歉。”史迈利说，只为了找话说。

“噢，不，你不抱歉。”恩德比说，突然停下脚步，“该死的鞋带。”他低声咒骂，弯腰绑鞋带，“麂皮的鞋总是这样，洞眼太少，这是个问题。你不会认为该死的英国人连洞眼的问题都处理不好吧？”

恩德比换一只脚站，抬起另一只脚。

“我要他这个人，乔治，听到了吗？给我一个活生生、会说话的卡拉，我会收下他，以后再来找借口。卡拉要求庇护吗？很好，嗯，当然，他一定反抗到底。在贤士们把枪上膛来对付我时，我已经从他身上得到足够的子弹来打倒他们了。给我这个人，其余免谈，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们继续散步，史迈利走在后面，恩德比不断说话，却没回头。

“你难道从来没想过，他们也会逃过一劫。”他警告说，“当你和卡拉在莱辛巴赫瀑布61的悬崖上殊死决战，你用手勒住卡拉的脖子，而拉康兄弟却站在你背后，拉住你的衣角，告诉你说不能对苏联人太粗暴。你懂吗？”

史迈利说他了解。

“到目前为止，你逮住他的什么把柄了？滥用办公室设施，比如？诈欺。侵吞公共资金，就像里斯本那个家伙一样。海外的非法行动，包括几件暗杀工作。我猜，你可以找出满满一大本的罪行。再加上莫斯科中央那些善嫉的野兽，早就想找借口宰了他。他说得没错——他妈的勒索比贿赂好用多了。”

史迈利说，没错，看起来是这样。

“你会需要人手。保姆、点灯人，所有禁用的玩具。别告诉我这些，去找你自己的。钱是另一个问题。我可以在账目里支应你几年，就像那些小丑在财政上玩的把戏一样。只要告诉我什么时候需要多少钱，我就会弄个卡拉给你，在账目上动些手脚。护照和现金呢？需要一些地址吗？”

“我想我可以应付，谢谢你。”

“我会二十四小时监视你。如果计划失败，就会酿成丑闻。我不要有人来告诉我说，我应该派人盯你的梢。我会说，我怀疑你可能在瓦拉狄米尔的事件上不受控制，所以我决定派人查看你的行动。我会说，这整件事只是个失去冷静态度的老间谍，个人策划的行动的一部分。”

史迈利说他觉得这个主意很好。

“我可能无法在街上部署太多人，但我仍然可以监听你的电话，检查你的邮件，如果我想要的话，也可以在你的浴室里装窃听器。从星期六开始，我们就在监听。当然是什么收获都没有，但你又能期望什么呢？”

史迈利同情地点头。

“如果你神秘兮兮地突然出国，我就要往上呈报。我也得替你编个故事，好去造访圆场的登记处。你应该在晚上去，但他们可能会认出你，我还没想出该怎么说。”

“以前曾有委托制作组织内部服务沿革的计划。”史迈利解释说，“不对外公开，当然，只是一些延续性的记录，供新进人员和特定的联络工作人员参考。”

“我会寄给你一封正式的信。”恩德比说，“当然也会把日期提前。如果你在那栋大楼里滥用发给你的许可，可不是我的过错。基洛夫提到的那个在波恩的家伙，格里高利耶夫，商务领事。是那个拿到现金的家伙？”

史迈利似乎陷入沉思。“对，对，当然。”他说，“格里高利耶夫？”

“我猜他是你的下一站，是不是？”

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在那一瞬间，他俩都抬头观赏。

恩德比从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叠折着的纸。“那么，这是格里高利耶夫的血统书，是我们目前所知的资料。他干净得像只哨子。非常稀有的那种人。以前是某家布尔什维克大学的经济学研究员。老婆是个老魔女。”

“谢谢你。”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非常谢谢你。”

“祝福你，但我会全盘否认。”他们开始走回屋里时，恩德比说。

“谢谢你。”史迈利又说了一次。

“很抱歉，让你成为帝国伪善行动的工具，但事情就是这样。”

“别在意。”史迈利说。

恩德比停下脚步，让史迈利赶上来走在他身边。

“安恩还好吧？”

“很好，谢谢你。”

“你有多少——”他不再往前走。“这么说吧，乔治，”他深吸了一口夜凉的气息，说，“在这件事上，你是因公，或是为了娱乐？哪一种？”

史迈利的回答姗姗来迟，而且迂回间接：“我从没想过娱乐，”他说，“或者，我的意思是，我从没想过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卡拉仍然保有她给你的那个打火机？这是真的，对不对？那次你到德里去看他——想劝他投诚——听说他偷了你的打火机。他还拿着，对不对？仍然在用？真是令人不快，我会去找回来，如果那是我的。”

“那只是普通的隆森牌打火机。”史迈利说，“应该还在，它很耐用，不是吗？”

他们分手，没道再见。

20

在与恩德比见面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史迈利发现自己在进行诸多准备工作的同时，有着复杂与多变的情绪。他并不平静；简单来说，他并不能以单纯的一种身份来加以界定，尽管他的决心历久弥坚。猎人，隐士，爱人，追求完成目标的遗世孤独者，大赛局机敏的参赛者，复仇者，寻求安心的怀疑者——这些角色轮流交替出现在史迈利身上，有时甚至是多种角色同时出现。在后来记得他的那些人之中——老孟德尔，那个退休的警察，他少数的知己之一；葛瑞太太，那家只提供男士留宿与早餐的朴素旅馆的房东太太，为了安全，他选择位在宾利可的这家旅馆当临时总部；或者是托比·伊斯特哈斯，化名班纳堤，杰出的阿拉伯工艺品交易商——他们最记得的是一种山雨欲来的态势，平静沉着，少言少语。他们用着不同的方式来加以描述，因着他们对他了解程度的不同，也因着他们自己人生体验的差异。

孟德尔，这个安适、寡言、观察力敏锐、以养蜂为嗜好的人。很直率地说，史迈利是在为他的背水一战调整步伐。孟德尔曾参加业余的拳击赛，在分区赛中打中量级，他说他看得出来比赛前夕的征兆：严谨稳健的态度，了然于胸的孤寂感觉，还有他称之为凝视的表情，他认为那是史迈利正在“思考他手上的牌”。孟德尔似乎偶尔收留他，给他饭吃。尽管孟德尔有敏锐的觉察力，却也没能注意到他的其他面貌：困惑混乱，常被搪塞解释为社会约束；常用随便什么借口偷偷溜走，仿佛突然之间，安坐不动变得太过冗长难耐，仿佛他需要做些动作，来逃避自己。

对房东葛瑞太太来说，很简单，史迈利就是个失去亲人而悲伤孤独的人。她对他的背景来历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姓“罗瑞莫”，是个退休的图书馆员。但她告诉其他的房客说，她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曾承受失去的痛苦，所以他才会不吃他的培根，才会经常独自外出，才会开着灯睡觉。他让她想起她父亲“在我母亲离开之后的样子”。这就是葛瑞太太的观察，在两桩暴力死亡事件紧紧缠绕史迈利之后，有一阵风雨暂歇的平静，尽管史迈利并未放缓速度，反而更加快脚步。她说他心情烦乱，也说对了，因为他总在许多小事情上不断改变心意；和欧斯特拉柯娃一样，史迈利发现生活中越琐碎的小事越难下定决心。

另一方面，与史迈利交往较深的托比·伊斯特哈斯，则采取了较了解内情的观点；同时对于重返战场，托比自己也难掩兴奋之情。想到要与卡拉“殊死决战”，他坚持要这么形容，托比就像变了一个人。班纳堤先生成为如假包换的国际人士。整整两个星期，他穿梭在欧洲寒碜的城乡镇巷，寻找各具专长的散兵游勇，组成了一支怪异兵团——有街头艺术家，有货真价实的小偷，有司机，有摄影师——而且每一天，无论他身在何处，都会以事先约定的暗号，打电话到离史迈利寄宿处不远的几个不同电话亭，报告他的进度。如果托比途经伦敦，史迈利就会开车到机场的旅馆，在已然熟悉的房间里，听取报告。乔治——托比如是说——正在做的是“Flucht nach vorn”，无人能精确加以翻译。字面上的意思是“向前杀出一条生路”，但当然隐含有奋不顾身的意思，也指背后犹有弱点，即便不是真正背水一战。但背后的弱点何在，托比就说不出所以然了。“听着，”他会说，“乔治总是很容易受伤，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看得越多，眼睛里的痛苦也就越深。乔治看得太多了，或许。”他又说——这句话后来已成为圆场的流传经典——“乔治的帽子底下有太多头了。”另一方面，对他的领导才能，托比倒是深信不疑。“极度小心谨慎。”他充满敬意地说，小心谨慎到查核托比的预付款时，连一毛钱的错误也不放过，害他平白受罚。乔治很紧张，他说，像大家一样；而当托比开始三三两两地聚集团队到波恩这个目标城市时，他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最高点，非常非常谨慎地展开猎狩的第一步。“他太注重细节。”托比抱怨说，“他恨不得能和我们一起站在街头。身为项目负责人，他发现很难委派别人去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甚至当团队都已整备，分派好任务，完成演练，身在伦敦基地的史迈利仍坚持要有三天不活动的时间，让每个人都“适应城市的温度”，去用当地的服装和交通工具，并演练通讯系统。“我们必须步步为营，托比。”他一再焦虑地说，“每平安度过一个星期，卡拉就会觉得更安全。但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卡拉就会惊惶，我们也就完了。”在第一次行动结束之后，史迈利召回托比，再次听取报告。“你确定没有眼神交会吗？你试过各种方式了吗？你需要更多车、更多人手吗？”然后，托比说，他又从头演练一遍，利用街道图和目标房舍的照片，清楚明确地说明，应该在哪里布置静态的岗哨，另一组人又应该从哪里离开编队，好挪出下一步行动的空间。“一直要等到你摸熟了他的行为模式，”分手时史迈利说，“等你们弄清楚他的行为模式，我就会来。之前不会。”

托比说他可清楚得很，还有得等。

在这段部署期间，史迈利到圆场的探访当然没有官方记录可循。他像个幽灵似的进入那个地方，隐形地飘过熟悉的回廊。在恩德比的建议下，他在傍晚六点十五分抵达，就在日班刚交接，夜班人员还没就绪的空当。他预期会有关卡；会碰到那些他已认识二十年之久、不时被电召到五楼打扫的清洁工。但在恩德比的安排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没有证件的史迈利到了那里，一个从未见过的男孩满不在乎地点了点头，示意他走进开着的电梯。搭乘电梯，他一路畅行无阻地到了地下室。出了电梯，他首先看见的是福利委员会的告示板，上面张贴的告示，与他那个时代的一模一样，只字未改：免费猫咪征求善心家庭；戏剧社周五于福利会朗诵《顽皮的奎奇顿》62，还拼错字了。相同的回力球竞赛，基于安全理由，参赛者都以化名参加。相同的抽风机发出恼人的噪音。因此，当他推开登记处的嵌丝玻璃门，闻到油墨与图书馆灰尘的气味时，他几乎期望会在角落书桌那个缺损的绿色阅读灯下，看见自己圆滚滚的身影伏案阅读，就像当年他埋首分析比尔·海顿的叛变事件，并逆向思维地指出莫斯科中央的防御弱点时一样。

“噢，我听说现在，你正在编写我们过去辉煌的历史。”夜班登记员宽容地说。她个儿很高，走路的神态与希蕾莉颇相似，即使坐着的时候都有点儿摇摇欲坠。她砰的一声把一个装文件的旧锡盒放在桌上。“五楼送给你这个，装满了他们的爱。”她说，“如果你需要到其他地方，就叫一声，好吗？”

握柄上的卷标写着“大事记”。打开盒盖，史迈利看见一沓用绿色绳子捆在一起的发黄旧档案。他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翻开第一个卷档，看见卡拉模糊的照片，仿佛棺木里的尸体，从黑暗中瞪着他。他彻夜详读，几乎一动也不动。他探索着卡拉的过往，也追索着自己的往事，有时，他甚至觉得两人的生命互补，也觉得他们是同一种不治之症的起因。他一如既往地质疑，倘若他拥有卡拉的童年，倘若他置身相同的革命烈焰，将会如何。他努力尝试，却一如既往地无法抗拒自己的感同身受。苏联人民所承受的痛苦，苏联政府毫不在意的残暴蛮行，苏联英雄的流离失所，处处令他怵目惊心。这一切都让他自惭形秽，相较之下自己是如此轻松自在，尽管自己的生活也不乏痛苦。夜班结束时，他还在那里，瞪着发黄的册页，“像马儿站着睡觉似的”，曾参加骑术竞赛的夜班登记员说。甚至当她把档案从他面前拿走归还五楼时，他还一直瞪着前方，直到她轻轻碰了他的手肘。

隔天晚上他又来了，再隔天也一样；他销声匿迹，隔了一周又再度出现，却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读完卡拉的资料之后，他抽出基洛夫的资料，还有米凯尔、伟林和所有关于集团的资料，希望能为他所听到、所记得的莱比锡——基洛夫的故事找到具体的佐证文件。史迈利还有另外一面，可以说他是拘泥于形式的，或者是学者性格。对他来说，惟一真实可信的就是档案，其他的一切除非符合或切中记录，否则都只是浪费时间的东西。他也抽出奥图·莱比锡和将军的档案，即使不为其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对他们的纪念，他在两份档案中都加进了备忘录，平实记载他们死亡时的现场状况。他最后抽出的一份档案是比尔·海顿的档案。最初他们对于这份档案的解密还有疑虑。五楼的执行官，无论这晚是谁当班，还把恩德比从部长级官员的私人晚宴中叫出来，请示这件事。恩德比，他这次倒是颇值得称道，愤怒地说：“老天在上，最开始写这些该死的东西的人就是他，不是吗？如果乔治不能读他自己的报告，还有哪一个该死的人可以看？”然而，史迈利并没有真的读这份报告，据那位暗中登录他所阅取的所有档案的登记员报告说，他只是心不在焉地浏览。据她的形容，他若有所思地缓缓翻阅，“仿佛在找一张曾看过却遍寻不着的照片”。他只把档案留在手中约莫一个小时，然后很有礼貌地归还。“非常谢谢你。”自此而后，他未再现身，但清洁工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当晚十一点过后，他整好报告，清理桌子，把几张用手抄写的札记丢进放置机密文件废纸的垃圾箱，然后，有人看见他在后院站了很长一段时间——阴森黝暗的后院，满是白色瓷砖、黑色排水管与猫的恶臭——望着他以前所在的楼层，以及他以前房间的幽微灯光，宛如老人望着自己出生的房子，自己以前读书的学校，以及自己举行婚礼的教堂。而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他从剑桥圆环——当时已十一点半——搭出租车到巴丁顿，搭乘午夜后不久发车的卧铺夜车到彭赞斯63。他没有预先买票，也没用电话订票；他没带任何过夜的东西，甚至没有刮胡刀，直到早上才设法向服务生借了一把。此时，山姆·科林斯正在集合那群负责监视的乌合之众，也就是公认的大外行，他们事后能记得的，就只是史迈利曾在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但当时他们没有时间采取任何行动。

“选这个时机去度假，可真是他妈的怪异，对不对？”恩德比暴跳如雷地说。当他接获这个情报时，幕僚也传来一大串超时工作、差旅时间、耽误社交活动津贴等等抱怨。然后，他突然想起来，说：“噢，我的天哪，他是去看他那个婊子女神！他的麻烦难道还不够吗？单手就可以对付卡拉啊？”不知为何，这段插曲惹恼了恩德比。他一整天都暴怒不安，当着所有人面辱骂科林斯。外交官出身的他，极看不起抽象的事物，虽然他自己也免不了要常寄情其中。

那幢房子矗立在山丘上，周遭光秃秃的榆树丛行将枯萎。花岗石的建筑非常宏伟，但山形屋顶已开始崩塌，叠摞的屋瓦像是搭在树顶上的破旧黑色帐篷。屋前占地甚广的暖房已荒废；顺着山谷而下，是倾圮的马厩和乏人照料的菜园。山丘铺满橄榄绿的矮树丛，以前曾是防御的山丘堡垒，“哈利的科尼什重镇。”她这样说。在山丘之间，迤逦着海岸线，这天早晨，在低垂的云层下，大海坚硬如板岩。出租车载他开上颠簸的山路，是一辆像战时参谋车的老“汉柏”。这是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史迈利想，也是她接纳我的地方。车道坑坑洼洼，倒卧的树干像黄色的墓石，散落两旁。她会在主屋里，他想。他们一起来度假时，会住在山巅的小屋，但她独自回来时，就住在主屋，她未婚时所住的房间里。他告诉司机不用等他，然后开始朝大门走去。他踩着他的伦敦鞋，小心翼翼地避开水坑前进，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水坑上。这不再是我的世界了，他想，这是她的，他们的。他善于观察的眼睛扫过建筑正面的许多扇窗户，希望能瞥见她的身影。她会到车站接我，只是搞混时间，他想像着，只是无心之过。但她的车停在马厩里，晨雾的痕迹犹存，他还在付出租车费时就发现了。他按下门铃，听见她踏在火石板上的脚步声，但来开门的是崔曼达太太。她领他进了客厅——吸烟室，起居室，会客室，他永远也搞不清楚。柴火正旺。

“我去请她。”崔曼达太太说。

至少我不必和疯子哈利讨论共产党，等候时史迈利想。再不然就是说应该逼得那些该死的罢工者走投无路，全部枪毙，看在老天的分上，他们的服务精神都到哪里去了？诸如此类十分怪异而他自己却深信不疑的念头。

她要家人避开，他想。

他从燃烧的柴烟里闻到蜂蜜的味道，一如往常，令他怀疑味道是从哪里来的。是家具上打的蜡？或者，是在地下墓穴的某处，有一间蜂蜜室，就像有枪械室、渔具室、杂物房以及——就他所知——情爱室一样？他寻觅着以前挂在壁炉上方那张描绘维纳斯生命中一景的提埃波罗64画作。他们卖掉了，他想。每次他来，就会发现收藏里又少了一件珍品。哈利到底把钱花到哪里去了，这是每个人心里的疑问——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用在房子的维修上。

她穿过房间，向他走来。他很庆幸，是她走来，而不是他走过去，否则他一定会被屋里的什么东西绊倒。他口干舌燥，胃里像吞了一大团仙人掌；他不希望她靠近自己，突然之间，她的真实存在令他无法负荷。她看起来很美丽，颇有凯尔特65风情，一如往常地翩然而至，一路行来，她的棕色眼睛凝望着他，探索他的心绪。她亲吻他的唇，把手指放在他的颈背，支配着他，海顿的阴影像一把剑落在他俩之间。

“你没想到要在车站带份报纸过来，对不对？”她问，“哈利又把报纸停掉了。”

她问他吃过早餐没，他撒谎说吃过了。也许他们可以一起散个步，她建议道，仿佛他是个想看看这片地产的人。她带他到枪械室，翻箱倒柜地找合适的靴子。靴子有的亮得像板栗，有的却似乎永远潮湿不干。海岸步道沿着海湾，向两个不同方向延伸。哈利定期会拉起带倒钩铁丝的围栅，阻断步道，并挂上“地雷危险”的告示。哈利为了争取搭建营地的许可，和议会展开无休无止的奋战，而议会的否决，有时会令他愤怒抓狂。他们选择朝北顺风而行，她挽着他的手臂，侧耳聆听。往北的路较弯曲，但往南走，有大片仅容一人通过的金雀花丛，他俩就必须一前一后地分开走。

“我要离开一阵子，安恩。”他说，尽量自然地叫出她的名字，“我不想在电话上告诉你。”这是他作战时的声音，听到自己用这样的声音讲话，他觉得自己简直是白痴。“我要去勒索一个深陷爱河的人。”他应该这么说的。

“是为了某些特别的事离开，或者只是为了离开我？”

“我有工作要做，必须出国一趟。”他说，他仍然努力想摆脱英勇飞行员的角色，却未成功，“我想，我不在的时候，你不该到水滨街去。”

她的手指紧紧扣住他，但她心里想的却又是另一回事，她能很自然地应付别人，所有的人。在他们下方的岩石缝隙里，汹涌的海浪碎裂成翻滚的泡沫。

“你大老远跑来，就只为了告诉我，那栋房子已经禁止进入了？”她问。

他没回答。

“让我换个方式说吧。”他们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她说，“如果水滨街的房子可以自由出入，你是不是会建议我到那里去呢？或者你要告诉我的是，那房子已经永远不准进入了？”

她停下脚步，凝视着他，放开手，想从他的脸上读出答案。她低声说：“行行好吧。”他可以看见她脸上同时出现的疑虑、自尊与希望，也不禁纳闷她会在自己脸上看见什么样的神情，因为他完全无法了解自己的感觉，只知道她遥不可及，他不属于这个地方。她宛如漂流海岛上的女郎，带着所有爱人的阴影，逐渐漂离远去。他爱她，他对她漠不关心，他超然地观察她，但她正离他远去。如果我不了解自己，他想，又怎能分辨你是谁呢？他看见岁月的皱纹，以及他们共同生活所留下的痛苦和争斗。她是他所渴望的一切，她一无可取，她让他想起他很久以前就已知道的事；她遥不可及，但他全然了解她。他看见她脸上的庄重神态，有那么一分钟，他在想，自己是否能宽大为怀地承受这一切；但下一分钟，他便鄙视她对他的依赖，只想离她而去。他想大叫“回来”，但无能为力，他甚至无法伸出手来，阻挡她从自己身边溜走。

“你常告诉我说，永远别放弃期待。”他说。这句告白的话听来像是问题的导言，但却没有任何问题提出。

她等候着，然后说出了自己的告白。“我是个滑稽演员，乔治。”她说，“我需要一个可以调侃的对手66。我需要你。”

但他远远地看着她。

“这是工作。”他说。

“有他们，我活不下去。没有他们，我活不下去。”他猜想她又提起她的那些情人了。“比改变更糟的，就是维持现状。我痛恨抉择。我爱你。你了解吗？”他必得说些话来弥补这交谈的间隙。她并不依赖他，但她落泪时却靠在他身上，因为哭泣让她全身乏力。“你从来不知道你有多自由，乔治。”他听见她说，“我必须让我们俩人自由。”

她似乎意会到自己的荒谬悖理，因此破涕为笑。

她放开他的手，他们重新上路。为了导回正轨，她问了些普通的问题。他说要几个星期，或许更久。“住旅馆。”但没说是哪个城市或哪个国家。她再次面对着他，泪流满面，比之前更糟，但泪水并未打动他，虽然他希望可以。

“乔治，就止于此了，我保证。”她停下脚步，恳求地说，“汽笛声已远离了，在你我的世界里。我们拥有彼此。不会再有了。根据平均值，我们是这个地球上最心满意足的人。”

他点点头，似乎了解了她所说的重点，但并未全然同意。他们又走了一小段路。他发现，她沉默不语时，他反而更能感受到与她之间的关系，尽管他所谓的关系，也不过就是意识到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与自己沿着相同路径前进罢了。

“我要做的事，和毁了比尔·海顿的那个人有关。”他对她说，既非安抚，也非自己抽身的借口。但他心里想的是：“跟毁了你的人有关。”

他错过火车的班次，有两个小时要打发。退潮了，他沿着玛拉西昂附近的海岸走，对自己的漠然感到非常恐惧。天是灰色的，海鸟衬映在灰色的海面上，显得非常洁白。几个大胆的孩子泼溅海浪。我是个心灵的窃贼，他沮丧地想，我自己毫无信仰，却追求着其他人的信念？我想用别人的火来温暖自己。他看着那些孩子，从记忆深处挖掘出以前曾读过的诗句：

转身，如泳者跃入澄净

从逐渐衰老、冰冷、厌倦的世界

喜悦，油然而生

没错，他郁郁不乐地想。这就是我。

“现在，乔治，”拉康追问，“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把女人捧得太高了，这就是我们这些英国中产阶级犯的错？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英国人从传统和学校教育里，就把女人捧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然后又怪她们不如理想——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把女人当成一种概念，而不是血肉之躯。这就是我们问题的症结。”

史迈利说或许吧。

“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瓦拉干吗老是扯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拉康大声咒骂，让坐在隔桌的人吓了一跳。

史迈利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们在拉康推荐的牛排馆里，一起吃了顿讨厌的饭。他们喝从玻璃水瓶倒出来的西班牙葡萄酒，而拉康对英国的政治困境大发雷霆。现在，他们喝着咖啡和值得怀疑的白兰地。反共产主义恐惧症是太过火了，拉康说他很确定。毕竟，共产党员也是人。他们并不是青面獠牙的怪物，不再是。共产党员所追求的和每个人都一样——繁荣，以及一点和平与安宁。他们想在该死的敌对状态中，找一个休息片刻的机会。而如果他们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又能拿他们怎么办呢？有些问题——就说爱尔兰吧——还悬而未决，但你绝对无法让美国人承认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英国人根本无法治理；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几年就搞定了。我们的未来是靠集体行动，但我们的生存却要独力奋斗，这个矛盾的难题一天天地扼杀我们。

“现在，乔治，你怎么看呢？毕竟你已经不在位了。你有客观的立场，宏观的视野。”

史迈利听见自己喃喃吐出一些有关光谱的无意义字句。

而现在，史迈利担忧了一整个晚上的话题终于来了，他们对婚姻的讨论会开场了。

“我们一直被教导，应该宠爱女人。”拉康愤慨地说，“如果我们不能让她们时时刻刻都觉得被宠爱，她们就会抓狂。但跟瓦拉在一起的家伙——嗯，如果女人惹恼了他，或随便乱讲话，他就会赏她个黑眼圈。你和我，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对不对？”

“我确信我们不会。”史迈利说。

“听我说。如果我去找她，深入虎穴到他的房子，用非常强硬的做法，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什么的，你觉得可以逆转形势吗？我的意思是，我的块头比他大，天晓得。我不乏胜算，不管你从哪一个方面来看。”

他们站在星空下的人行道，等着史迈利的出租车。

“无论如何，去好好度个假吧。你应得的。”拉康说，“到温暖的地方去？”

“嗯，我想我可能只会到处走走。”

“祝你好运。我的天哪，我嫉妒你的自由。嗯，你真是太有帮助了，不管怎么说。我应该听你的建议，写信去。”

“但是，拉康，我并没有给你任何建议。”史迈利略带警告意味地抗议。

拉康毫不理会。“另一件事也准备好了，我听说。”他沉着地说，“没有闲杂人等，没有混乱麻烦。真有你的，乔治。忠贞不二。我会看看能不能给你一点表彰。你已经有过什么了？我忘了。那天我们的庙堂诸公还说你应该封个骑士爵位呢！”

出租车来了，拉康坚持要握手，让史迈利觉得很难堪。“乔治，祝福你。你真是个亲切的人。我们是物以类聚，乔治。都是爱国的人，只求付出，不求回报。我们受的训练就是要奉献。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付出代价。如果安恩是你的情报员，而不是你的妻子，你一定能把她管得服服帖帖的。”

第二天下午，托比来了一个电话说：“交易已准备就绪，等待完成。”乔治·史迈利便化名巴拉克劳夫，悄悄动身前往瑞士。他从苏黎世机场，搭乘瑞士航空的巴士到波恩，直接住进丽景皇宫饭店。这是一家宏伟豪华的饭店，有着爱德华式的醇厚宁静，天气晴朗时，可以远眺熠熠生辉的阿尔卑斯山，但这天傍晚，一切都笼罩在浓重的冬雾中。他原来考虑要住小一点的地方；也考虑过要住托比的安全公寓。但托比劝他说，丽景是最好的选择。这里有好几个出口，位于市中心，任何想找他的人都会第一个想到这个地方，因此，如果卡拉要找他的话，这里就会是卡拉认为他最不可能栖身的地方。踏进宏伟的大厅，史迈利觉得自己像踏上一艘空荡荡的轮船，在大海上远洋。

21

他的房间是瑞士典型的小巧多功能房间。圆书桌镶嵌黄铜，桌面是大理石。古意盎然的双人床上方挂了一张巴列特印行的画，画着拜伦爵士笔下的哈罗德公子67。窗外的浓雾，筑起一堵灰墙。他打开行李，再度下楼到酒吧。一个年长的钢琴师弹奏着五十年代流行曲，那些曾经是安恩最爱的歌曲，也是他自己的最爱。他吃了些奶酪，喝了一杯芬丹白酒68，想着眼下。现在就要开场了。从现在开始，没有退路，没有迟疑的空间。十点钟，他走到旧城区69，这是他最爱的地方。街道铺着鹅卵石；冷冽的空气里有烧烤洋栗和雪茄的味道。古老的喷泉穿透浓雾迎向前来，中世纪的房舍宛若戏剧布景，而他，置身戏外。他走进拱廊，穿过艺廊、古董店，以及高得足容骑马通过的门廊。在尼迪格桥上，他停下脚步，凝望着河水。这么多个夜晚，这么多街道犹在。他想起黑塞的句子：“漫步雾中……树不互见。”凝冻的雾气低回盘旋在流淌的河面；河堰升起淡淡黄色。

一辆橘黄色的富豪房车在他背后停下，波恩车牌，突然熄掉车灯。史迈利回头一望，驾驶座旁的车门由里打开。靠着车内亮起的灯，他看见托比·伊斯特哈斯坐在驾驶座，后座是一个面容严肃的女人，穿着波恩家庭主妇的标准装束，膝上抱着一个孩子。托比利用他们作为掩护，史迈利想，监视者的术语称之为“剪影”。他们开车上路，女人开始和孩子说话。她的瑞士腔德文有一种沉着但义愤填膺的语气：“看，那里有起重机，爱德华……我们经过熊公园了，爱德华……看，爱德华，火车……”他记得监视者总是不满意，这是每个偷窥者的宿命。她挥着手，要孩子看这看那的。一个家庭团聚的夜晚，长官，剧本如是说，我们开着橘色的富豪汽车出门访友，长官。我们正要回家。而这人，当然是，长官，就坐在前面。

他们开进艾尔芬诺，波恩的外交人员住宅区。透过浓雾，史迈利瞥见结满白霜的花园，以及别墅的绿色廊柱。车灯照见了一面标示着某个阿拉伯国家的铜牌，有两名警卫保护。他们经过一座英国教堂和一排网球场，弯进一条有光秃秃的山毛榉整齐排列的街道。街灯高悬在他们头顶，像白色的气球。

“十八号，就在左边五百米外。”托比轻声说，“格里高利耶夫和他老婆住在一楼。”他开得很慢，利用浓雾作为掩护。

“很有钱的人住在这里，爱德华。”那女人在他们背后说着，“都是从国外来的。”

“铁幕来的人大多集中住在慕里，而不是艾尔芬诺。”托比继续说，“那是个公社，他们做什么都是集体行动。集体去买东西，集体去散步，你一看就知道。但格里高利耶夫不一样。三个月前，他们搬出慕里，租了这幢公寓，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三千五百元一个月，乔治，他个人付给房东。”

“现金？”

“每个月用百元大钞付房租。”

“大使馆其他人的房租是怎么付的？”

“都通过大使馆的账户。但格里高利耶夫可不是。格里高利耶夫是例外。”

一辆警察巡逻车像河上游艇般缓缓超过他们。史迈利看见车里的三个人都转头看他们。

“看，爱德华，警察！”女人大叫，想让孩子向警察挥手。

托比也很小心，没停下谈话。“这些警察小伙子担心炸弹。”他解释说，“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会把这个地方炸得粉碎。那对我们有好处，也有坏处，乔治。如果我们笨手笨脚，格里高利耶夫会告诉自己说，我们是本地的守护神，所以就不会去找警察。一百米，乔治。前院停了一辆黑色的奔驰。其他人员都共乘大使馆的车。但格里高利耶夫可不是。格里高利耶夫开他自己的奔驰。”

“他什么时候买车的？”史迈利问。

“三个月前，二手车。就在他搬出慕里的时候。他真的是发了，乔治。就像过生日，有这么多礼物。车子，房子，从一等秘书晋升成领事。”

那是一幢灰泥别墅，坐落在广阔的花园中，但因浓雾，看不见背景。从房子正面的凸窗，史迈利瞥见窗帘后闪耀的灯光。花园里有座小孩滑梯，还有一个此刻干涸的游泳池。铺着碎石砾的车道上，停了一辆挂有外交车牌的黑色奔驰。

“苏联大使馆所有的车牌最后两个数字都是七三。”托比说，“英国是七二。格里高利耶娃两个月前拿到驾驶执照。大使馆里只有两个女人有驾照，她是其中一个，而且是个恐怖的驾驶，乔治。我的意思就是恐怖。”

“房子其余的部分谁住？”

“房东。一个波恩大学的教授，痞子一个。前一阵子，美国表弟找上他，说他们想在一楼装几个窃听器，还付他钱。这个教授收了钱，然后像个好公民，向警方报告。警方很害怕。他们答应美国表弟，只要放弃监视，他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行动停止了。看来我们的美国表弟对格里高利耶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一切只是例行公事。”

“格里高利耶夫的孩子呢？”

“在日内瓦念苏联使节学校，平常住校，周五晚上才回家。周末全家出游。到森林里游玩，滑雪，打羽毛球，采香菇。格里高利耶娃是个热爱户外活动的怪人。他们也去骑脚踏车。”他说，目光暗示似的一瞥。

“格里高利耶夫也和家人一起出游吗？”

“他星期六还要工作，乔治。而且，我很确定，他工作只是为了避开家人。”史迈利注意到托比对格里高利耶夫的婚姻状态已有定论。他怀疑，这是不是托比自己婚姻状态的投射。

他们离开那条街，转进旁边的一条小路。“听我说，乔治，”托比仍然在谈论格里高利耶夫的周末，“好吗？跟踪的人猜到内情。他们一定得这么做，这是他们的工作。有个在签证部门工作的女孩，黑眼黑发，而且，就苏联人来说，长得很性感。那些小伙子叫她‘小娜塔莎’。她的本名不叫这个，但对他们来说，她就是娜塔莎。每个星期六，她到大使馆，去工作。有好几次，格里高利耶夫开车送她回慕里。我们拍了照片，还不坏。她在她的公寓附近下车，走五百米回家。为什么？另一次，他哪儿也没载她去，只是开车在古尔腾兜圆场，非常热烈地交谈。或许这只是那些小伙子的期望，因为格里高利耶娃的关系。他们喜欢这个家伙，格里高利耶夫。你知道跟踪的人是什么样子。不是爱就是恨。他们喜欢他。”

他停下车。一家小咖啡馆的灯光照透浓雾。咖啡馆的前院，停了一辆绿色的雪铁龙双发动机跑车，日内瓦车牌。后座堆满了硬纸板箱，看似货物样品。收音机天线上垂了一条狐狸尾巴。托比跳出车子，拉开雪铁龙脆弱的门，催促史迈利坐进驾驶旁的座位，然后，递给他一顶软帽，他立即戴上，而托比自己则戴了一顶苏联式的毛皮帽。他们再次开车上路，史迈利看见那个波恩主妇爬上他们刚抛弃的那辆橘色富豪的驾驶座。他们离开时，她的孩子还透过后车窗无精打采地挥手。

“大家都还好吧？”史迈利问。

“好极了。他们到处刨根问底，乔治，每一个人。萨特兄弟其中一个因为孩子生病，必须回维也纳去，他心都快碎了。其他都很好。对他们来说，你是第一号重要的。从右边赶上来的是哈利·史林戈。记得哈利吗？以前是我行动的伙伴。”

“我听说他儿子拿奖学金上牛津。”史迈利说。

“物理系。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那孩子是个天才。眼睛继续看着路面，乔治，别转头。”

他们超过一辆蓝色厢型车，车身上用活泼的字体漆着“汽车快递”，驾驶一面开车一面打瞌睡。

“后面是谁？”摆脱阻碍之后，史迈利问。

“佩特·拉斯提，以前是个猎人头的。那些家伙日子很不好过，乔治。没有工作，没有行动。佩特签约加入罗得西亚70军队。杀了几个人，觉得没意思，就回来了。难怪他们这么爱你。”

他们再次驶过格里高利耶夫的房子。另一扇窗户里亮起灯光。

“格里高里耶夫很早就上床睡觉。”托比有些敬畏地说。

一辆挂着苏黎世领事馆车牌的礼车停在他们前面。驾驶座上，司机正捧读一本平装本的书。

“那是加拿大比尔。”托比解释说，“格里高利耶夫离开家，右转，会经过佩特·拉斯提。左转，会经过加拿大比尔。他们都是好孩子。非常有警觉性。”

“在我们后面的是谁？”

“梅纳兹哈根家的女孩们。最大的一个已经结婚了。”

浓雾避人耳目，让他们的前进无声无息。他们驶下一个缓坡，经过右手边的英国大使官邸，看见大使的劳斯莱斯停在车道上。这条路弯向左边，托比顺路而行。就在转弯时，后面的车子赶过他们，以车头灯为他们照亮前方。在车灯的光束中，史迈利发现映入自己眼帘的是一条林木蔽隐的死巷，尽头矗立着两扇紧闭的大门，一小群人在门内戒护。

“欢迎莅临苏联大使馆，乔治。”托比非常小声地说，“二十四个外交官，五十个其他阶级的工作人员——密码翻译员、打字员，和一些非常差劲的驾驶员，全部都是本国直接派遣。贸易代表处在另一栋建筑，史崔任纳克街十七号。格里高利耶夫常到那里去。在波恩，我们也盯上了塔斯和诺佛斯帝，这两个混混应该是主流派的。主要的驻处在日内瓦，以联合国为掩护，总数高达两百人。这里只算是余兴节目：总共就是十二或十五个人，还在扩编，但速度很慢。领事馆就在大使馆后面。你必须穿过围篱上的门，活像间鸦片馆或妓院。他们在那条通道上装了闭路电视摄影机，等候室里也有扫描机。试着申请一次签证看看！”

“我想我还是躲远一点，谢谢了。”史迈利说，托比露出罕见的笑容。

“大使馆的领地。”托比说，车头灯照过向右倾斜而下的树林，“这是格里高利耶娃玩排球、给孩子们政治教育的地方。乔治，相信我，她真的是个心态不正常的女人。大使馆的幼儿园，教室，乒乓球俱乐部，女子羽毛球室——都是那个女人一手包办。别管我说的话，听听看我那些小伙子们怎么说她。”他们转出死巷时，史迈利瞥见转角楼顶上的窗户里，一盏灯熄了，接着又亮起来。

“那是保利·史柯戴诺在说：‘欢迎莅临波恩。’”托比说，“上个礼拜，我们想办法租下顶楼。保利是路透社的特派记者。我们甚至还帮他伪造了一张记者证。还有电报卡，所有的东西。”

托比在桑帕拉特兹附近停下车。一座现代的钟楼敲了十一下。纤柔的雪花飘下，但夜雾并未散去。两人好半晌都没开口。

“今天是上个星期的翻版，上个星期则是再上一个星期的翻版，乔治。”托比说，“每个星期四都一样。下班之后，他把奔驰开到修车厂，加满油，检查电池，要求收据，然后回家。六点钟过后不久，一辆大使馆的车抵达他家门口，下车的是克拉斯基，周四定期从莫斯科来的信差。独自一人。他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很专业。在其他的任何情况下，他无论到哪里都和伙伴波格达诺夫结伴而行。一起搭飞机，一起送东西，一起吃饭。但拜访格里高利耶夫，克拉斯基打破惯例，独自前往。他会停留半个小时，然后离开。为什么？对信差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做法，乔治。很危险，如果他没有后台的话，相信我。”

“你们对格里高利耶夫的了解呢，托比？”史迈利问，“他到底是什么人？”

托比用张开的手掌，比了个刺枪的手势。“格里高利耶夫是个受过训练的恶棍，不是吗，乔治？没有贸易专长，彻头彻尾是个大麻烦。他也不是名门正派，是半路出家，乔治。”

基洛夫也是，史迈利想。

“你想，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逮住他吗？”史迈利问。

“技术上来说是没问题。银行，假身份，甚至小娜塔莎——技术上来说，我们有一手王牌。”

“所以，你认为我们可以宰了他？”

在黑暗中，托比的手掌又比了个刺枪的手势。

“宰人，乔治，总是要碰点运气，知道我的意思吗？有些人会有英雄气概，想马上为国捐躯。其他人则翻来覆去满口谎言，但一被扣押就完全不同了。宰割，反而会让某些人更顽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我知道。”史迈利说。他再次想起德里，那张静默的面孔透过香烟的云雾凝望着他。

“放轻松，乔治，好吗？你应该常常歇歇腿。”

“晚安。”史迈利说。

他搭上最后一班电车回市中心。抵达丽景时，已然大雪纷飞。大片大片的雪花，在黄色的灯光中飘舞、破碎，太过潮湿，无法驻留。他把闹钟设定在七点钟。

22

叫亚莉珊卓的那个年轻女孩，在清晨的集合钟声响起前一个小时就已醒了，但她一听见钟声，就缩起白棉布睡衣里的膝盖，紧闭眼睑，告诉自己说她还在睡。一个需要休息的孩子。集合的钟声和史迈利的闹钟一样，在七点钟响起，但在六点钟时，她已听见山谷里的钟声，先是天主教堂，接着是基督教会，再来是镇公所，她哪一个都不信。她不信这个上帝，不信那个上帝，也不信任何一个挂着屠夫面容的镇上的人，那些在年度庆典上听见救火队合唱团以方言唱着爱国歌曲时，还坚持要立正的那些镇上的人们。

她之所以知道年度庆典，是因为那是少数获得许可的远征节目之一，她不久之前刚获得特许参加，这是她的第一次，而她格外觉得好玩的是，这竟是为平凡无奇的洋葱所举行的庆祝活动。她站在乌苏拉修女与贝缇杜德修女中间，她知道她们小心戒备，生怕她会跑掉，或跳进庆祝的队伍里发一阵疯。她看了一小时最最无聊的演讲，接着是一小时无聊的军乐队伴奏的歌唱。然后，是游行队伍，镇上的人穿着乡村装束，长长的木棍上扛着一串串洋葱。领队的是村里的旗手，平常负责送牛奶到小屋，而且，只要溜得开，就会跑到宿舍门口，希望可以从窗户里瞥见女孩们，或者，只是亚莉珊卓自己想瞥见他一眼。

村里的钟敲响六声之后，躺在床上最深、最深处的亚莉珊卓，决定开始一分钟、一分钟地数到永远。在她替自己所设定的儿童角色里，她一秒一秒地轻声数：“一千零一，一千零二。”过了十二分钟，在她孩子气的数数声中，她听见费莉希狄院长骑着那辆夸张的机车从梅斯回来的声音，告诉每一个人：费莉希狄-费莉希狄——噗—噗——不是别人——噗—噗——是我们的院长和正式的发令员——没有别人——噗—噗——能这么做。最好玩的是，她的本名根本不是费莉希狄，费莉希狄是她为了其他的修女而取的名字。据她私下告诉亚莉珊卓，她的本名是娜德兹达，意即“希望”。因此，亚莉珊卓也告诉费莉希狄，她的本名是塔蒂亚娜，根本不是亚莉珊卓。亚莉珊卓是个新名字，她解释说，是特别为了在瑞士使用才取的。但费莉希狄-费莉希狄很严厉地告诉她，别像个傻女孩。

费莉希狄院长抵达之后，亚莉珊卓拉起白色的床单盖住眼睛，决定时间就此冻结，决定她置身在孩童的白色幽冥之境71，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影子，无论是亚莉珊卓，无论是塔蒂亚娜。白色的灯泡，白色的墙壁，白色的铁制床架，白色的暖气机。透过高高的窗户，是白色的群山，衬着白色的天空。

卢迪医生，她想，我有一个新的梦可以讲给你听，等我们下次的周四会谈，还是周二？

现在，仔细听好，医生。你的俄文好吗？有时候你假装听懂了，其实并没有。很好，我就开始了。我的名字是塔蒂亚娜，我穿着我的白色睡衣站在白色的阿尔卑斯山水前面，想用费莉希狄的白色粉笔在白色的山头写字。费莉希狄的名字其实叫作娜德兹达。我睡衣底下什么也没穿。你假装不在意这些事，但每当我谈到我有多爱自己的身体时，你总是特别注意，不是吗，卢迪医生？我用粉笔在山头写字。我把粉笔像香烟一样用力摁熄。我想到我所知道最猥亵的字——没错，卢迪医生，这个字，那个字——但我怕你的俄文词汇里不太可能有这些字。我也想写出这些字，但白色叠在白色上，一个小女孩又能有多大的能耐呢，我问你，医生？

医生，这很恐怖，你一定没做过我这种梦。你知道我曾经是个名叫塔蒂亚娜的妓女吗？知道我做的都没错吗？我可以放火烧东西，甚至我自己；可以毁谤国家，就算当权的那些聪明人也不会惩罚我？相反的，他们还从后门放我走——“走吧，塔蒂亚娜，走吧。”——你知道吗？

听到回廊上传来的脚步声，亚莉珊卓在床单里埋得更深。法国女孩被带到厕所去了，她想。法国女孩是这里最漂亮的女孩。亚莉珊卓很爱她，只因为她的美丽。她以美貌击败整个体系。即使她们让她穿上外套——因为她抓伤或弄脏自己，或打碎什么东西——她的天使脸庞仍然像她们的圣像般凝望着他们。即使她穿上没有纽扣、无形无状的睡衣，高耸的胸部依旧如波涛起伏。即使是最嫉妒的人，即使是秘密名唤“希望”的费莉希狄，都没有办法让她看起来不像个电影明星。当她脱掉衣服，即使是修女也会又羡又恨地看得目不转睛。只有美国女孩能和她的美貌相匹敌，但美国女孩已经被送走了，因为她太坏。法国女孩也很坏，她无法掩藏怒气，她割腕自杀，她对费莉希狄拳打脚踢，但比起美国女孩离开时的情形，她还不算一回事。修女们必须把克伦可从小屋叫来，好让她镇静下来。她们处理她时，只好把休息区关闭，但当厢型车把美国女孩载走，贝缇杜德修女整个晚祷都垂泪不止，像家里有人死了一样。事后，亚莉珊卓强迫她说出内情，她叫着她的小名，萨莎，这是她不幸的恶兆。

“美国女孩被送到安特西去了。”在亚莉珊卓的强迫下，她泪流满面地说，“噢，萨莎，萨莎，答应我，你永远不会到安特西去。”正如在她某段不复记忆的生命里，她们哀求她，“塔蒂亚娜，别再做这些疯狂且危险的事！”

自此以后，安特西成为亚莉珊卓最深的恐惧，在任何时刻都能立即让她安静下来的威胁，即使是在她最粗暴不端的时刻。“如果你这么坏，就会到安特西去，萨莎。如果你嘲弄卢迪医生，在他面前拉起你的裙子，跷起腿来，费莉希狄院长就会把你送去安特西。嘘，安静，否则她们就会送你去安特西。”

脚步声又沿着回廊回来了。法国女还被送去穿衣服。有时她会反抗，结果就是穿上外套。有时亚莉珊卓会被叫去安抚她。亚莉珊卓会一再梳着法国女孩的头发，不说一句话，直到法国女孩放松下来，开始亲吻她的手为止。然后，亚莉珊卓就会被带走，因为爱绝对绝对绝对不在课表上。

门突然打开，亚莉珊卓听见费莉希狄曲意逢迎的声音，像苏联戏剧里的老护士一样令她痛苦：“萨莎！你一定要马上起床！萨莎，赶快醒来！萨莎，醒醒！萨莎！”

她走近一步。亚莉珊卓怀疑她是不是要扯下床单，拉她的脚。费莉希狄可以像士兵一般粗暴，虽然她有着贵族的血统。她并不是爱逞威风，只是率直，容易激动。

“萨莎，你会来不及吃早餐。其他的女孩都会看着你，笑你说我们苏联人老是迟到。萨莎？萨莎，难道你想错过祷告吗？上帝会很气你，萨莎。他会很难过，会哭泣。他可能会想法子惩罚你。”

萨莎，你想到安特西去吗？

亚莉珊卓把眼睛闭得更紧。我六岁，我需要睡眠，费莉希狄院长。上帝让我变成五岁，上帝让我变成四岁。我三岁，我需要睡眠，费莉希狄院长。

“萨莎，你忘了今天是特别的日子了吗？萨莎，你忘了今天你有访客？”

上帝让我变成两岁，上帝让我变成一岁，上帝让我变得不见，未曾出生。不，我没忘记我的访客，费莉希狄院长。我还没入睡之前，就已记得我的访客，我梦见他，自从我醒来之后，就只想着他。但是，费莉希狄院长，今天我不想要访客，其他任何日子也不想要。我不能，不能活在谎言里，也不想知道如何能活在谎言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能，不能，不能让这天开始。

亚莉珊卓顺从地爬下床。

“那里。”费莉希狄院长说，心不在焉地吻了她，然后匆匆忙忙地走出回廊，大叫，“又晚了，又晚了！”拍着手掌，“嘘，嘘！”好像她面对的是一群愚蠢的母鸡似的。

23

搭火车到图恩，花了半个钟头。出了车站，史迈利四处闲逛，浏览橱窗，绕了些路。有些人会有英雄气概，想为国捐躯，他想……宰割，反而会使某些人更顽固……他怀疑，自己又会如何面对宰割呢？

这是个阴沉单调的日子。少少几个行人，是缓缓飘过雾中的影子；湖里的水流在水闸处冻结成冰。偶尔，云雾裂开隙缝，让他瞥见城堡、树木和城墙的一角。接着，云雾又再次掩盖一切。雪花堆积在鹅卵石上，堆积在温泉树瘤结满布的枝桠上。几辆车亮着车灯驶过，轮胎在雪融的泥泞中发出噼啪声。只有橱窗里有不同的颜色：金色的手表，缤纷如国旗的滑雪装。“最早十一点到那里。”托比说，“十一点已经算太早了，乔治，他们要十二点才会到。”此时才十点半，但他需要时间，他需要在安顿下来之前四处逛逛；他需要时间，就像恩德比说的，“好让我的家伙准备就绪”。他走进一条狭窄的街道，看见城堡耸立在面前。拱廊变成人行道，接着是阶梯，然后是陡峭的斜坡。他继续往上爬，经过一间英国茶馆，一间美国酒吧，一间绿洲夜总会。每一间店都有地名，每一间都有霓虹灯，每一间都是无色无味的仿作。但这些无法摧毁他对瑞士的热爱。他走进一个广场，看见银行，就是那家银行。对街上有一家小旅馆，就像托比描述的，一楼是咖啡馆兼餐厅，楼上才是一间间的客房。他看见一辆黄色邮车大大咧咧地停在不准停车的弯道里，他知道那是托比布下的定点岗哨。托比对邮车的信心终生不渝；他走到哪里都偷邮车，说这些车不容意引起别人注意，也不容易让人记得。他换上新的车牌，但车牌看起来比车还旧。史迈利穿过广场。银行门上的告示写着：“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至下午五点；周五，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至下午六时十五分。”“格里高利耶夫喜欢午餐时间，因为在图恩，没有人会浪费午餐时间到银行去。”托比这样说，“格里高利耶夫错得离谱，他以为安静就是安全，乔治。空荡荡的地方，空荡荡的时间，格里高利耶夫这么醒目，反而让自己很尴尬。”他穿过一座行人桥。时间约在十到十一点之间。他穿过马路，走向那家可以一览格里高利耶夫银行全貌的小旅馆。真空里的压力，他边想边倾听自己滑溜的脚步声，与排水沟里的潺潺水声。宰人，乔治，总是要碰运气。卡拉会怎么做？他纳闷地想。专制主义者会做哪些我们不会做的事？史迈利想不出来，因为缺乏准确合理的不明推论法。卡拉会搜集作战情报，然后他会找出自己的方法，冒险碰运气。他推开咖啡馆的门，温暖的空气迎面扑来。他在标示着“保留”的靠窗的位子坐下。“我在等贾可比先生。”他告诉那个女孩。她避开他的眼睛，不以为然地点点头。那女孩苍白木然，完全没有表情。他点了一杯奶油咖啡，玻璃杯装，但她说，如果是玻璃杯装的咖啡，就必须加杜松子酒。

“那么就用咖啡杯吧。”他投降说。

为何他一开始时要用玻璃杯装？

真空里的压力，他再次想着，环顾四周。运气就在空白的地方。

咖啡馆满是摩登的瑞士古风。灰泥壁柱上悬挂着交错的塑料枪。隐藏式扩音器播放着无害的音乐；吐露衷情的声音，随着每一次播报的内容转换不同的语言。角落里，四个男人静悄悄地玩牌。他望向窗外，看着空无一人的广场。雨又开始下了，雪白的天地变成一片灰蒙蒙。一个戴着红色羊毛帽的男孩骑脚踏车经过，帽子像个手电筒，沿路远去，直到为雾气所淹没。他注意到，银行的门有两扇，由电眼控制开关。他瞧着手表，十一点十分。收钱的抽屉叮当作响。咖啡机发出嘶嘶声。玩牌的人又开始新的一把。墙上挂着几个木盘。穿着传统服装跳舞的男女。还有什么可看的？灯是锻铁打造的，但室内的照明却是从环绕天花板的一圈毫无遮掩的灯光而来，非常刺眼。他想起香港，位于十五楼的巴伐利亚式啤酒吧，相同的心情，等待着永远不会有的解释。今天只是准备而已，今天连手段都算不上。他再次望着银行。没有人进去，没有人出来。他想起自己耗费一生等待着他再也无法界定的东西，姑且称之为决心吧。他记起安恩，和他们最后一次散步。真空里的决心。他听见椅子的吱嘎声，看见托比向他伸出手，很瑞士风范地握了手。托比的脸闪闪发亮，仿佛刚跑完步回来。

“格里高利耶夫五分钟前离开艾尔芬诺的家。”他很平静地说，“格里高利耶娃开的车。很可能他们在到这里之前就已经没命了。”

“脚踏车呢？”史迈利担心地说。

“像平常一样。”托比拉开椅子说。

“上个礼拜是她开车吗？”

“上上礼拜也是。她坚持，乔治。我是说，这个女人简直是怪物。”那女孩不等叫唤就径自端了一杯咖啡过来。“上个礼拜，她真的把格里高利耶夫从驾驶座上拉下来，然后开车撞上大门的门柱，动弹不得。保利和加拿大比尔笑到不行，害我们还以为是受到静电干扰才有杂音呢。”他友善地拍着史迈利的肩膀，“听着，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相信我。美好的光线，美好的展示，你需要做的，就只是舒服地坐着，欣赏表演。”

电话响了，女孩叫着：“贾可比先生！”托比随意地走到柜台。她把话筒递给托比，托比不知低声说了什么，让她脸红起来。厨师和他的小儿子从厨房走来：“贾可比先生！”史迈利桌上的菊花是塑料的，但有人在花瓶里装了水。

“再见！”托比愉快地对着电话说，然后走回座位。“每个人都就绪了，每个人都快乐。”他很满意地宣布，“吃点东西，好吗？享受一下，乔治。这里是瑞士。”

托比欢欢喜喜地走到街上。欣赏表演，史迈利想。没错。我编写剧本，托比制作，此刻我能做的就是观赏。不，他纠正自己，是卡拉编写剧本，这有时很令他担忧。

两个背着登山背包的女孩走进银行。一会儿之后，托比也跟着进去。他要把银行挤个水泄不通，史迈利想。在托比之后，是一对手挽着手的年轻夫妇，接着是提着两个购物袋的肥胖妇人。黄色的邮车稳如泰山，没有人会移动邮车的。他注意到一座公共电话亭，有两个人挤在里面，或许是在躲雨。两个人比一个人不易引人注目，他们在沙拉特总是这么说，而三个人又比两个人更不醒目。一辆没载人的游览车经过。钟敲响了十二下。一如预期，一辆黑色的奔驰从雾中左摇右晃地出现，湿湿的车头灯在鹅卵石上闪闪发亮。车子笨拙地撞上路边石，在银行门口停下，离托比的邮车六英尺远。苏联大使馆车辆的号码最后两个数字是七三，托比这么说，她让他下车，开车来回绕着街道，等他出来。但今天，因着这见鬼的天气，格里高利耶夫夫妇显然决定蔑视停车法规，以及卡拉的律法，靠着外交车牌让他们免于麻烦。前座乘客席的门打开来，一个穿黑西装、戴眼镜的结实男人，带着一个公文包，跑向银行入口。史迈利刚把格里高利耶夫一头灰发与无边眼镜的影像记在心中，一辆货车就挡住了他的视线。等货车移开，格里高利耶夫的身影已经消失了，但史迈利倒是很清楚地看见格里高利耶娃本人，惊人的庞大身躯，一头红发，脸上挂着新手驾驶的不悦神色，独自坐在驾驶座上。乔治，相信我，她真的是个心态不正常的女人。此刻看着她，她下颚的模样，她莽撞的目光，史迈利第一次，尽管仍稍有保留，同意托比的乐观主义。如果恐惧是宰割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元素，格里高利耶娃必定是那个会恐惧害怕的人。

透过心灵之眼，史迈利想像着银行里上演的场景，一如他和托比所策划的一样。这家银行很小，七个人就能把它挤爆。托比要替自己开个私人账户：贾可比先生，几千法郎。托比会占据一个柜台，办理小小的手续。汇兑柜台也没问题。两个托比的手下，带着货币兑换表，足让他们忙上好几分钟。他想像托比欢天喜地地吵嚷不休，让格里高利耶夫不得不提高音量。他想像那两个背登山背包的女孩集体行动，一个背包不小心砸到格里高利耶夫脚上，趁机记下他对出纳讲的话，隐藏式的照相机从手袋、背包、手提箱、铺盖，或任何可以塞得下的地方按下快门。“就和行刑队一样，”史迈利担忧按快门的声音时，托比解释说，“每人都听见扣扳机的声音，只有受刑的人听不见。”

银行门缓缓滑开。两个生意人出现，调整着身上的雨衣，仿佛刚从厕所出来似的。带着购物袋的胖妇人跟在他们后面出来，再来是托比，喋喋不休地和那两个出行的女孩聊天。接着，是格里高利耶夫本人。他什么都没注意地跳上黑色奔驰，飞快地在妻子脸颊上亲了一下，格里高利耶娃来不及转开头。史迈利看出她的话里流露出批评，但他回答时却带着安抚的微笑。没错，史迈利想，他一定对她怀有罪恶感；没错，他想起监视者对他的喜爱；没错，我了解。但格里高利耶娃并没开车离去，还没离去。格里高利耶夫还没关好车门，一个穿着柠檬黄雨衣、容貌依稀熟悉的高大妇人，沿人行道走来，用力敲了敲乘客席的窗户，递给格里高利耶娃一张似乎是告发停车在人行道罪行的单子。格里高利耶夫很尴尬。格里高利耶娃倾身越过他，对着车外的妇人大声咆哮——即使在过往车辆的噪音中，史迈利仍然听见她用笨拙的德文说着“外交官”之类的字眼，但那妇人站在原地不动，手挽着手提袋，在他们车子离去时仍咒骂不已。她一定以银行门口为背景，拍了一张他们坐在车里的照片。他们利用针孔相机照相，六个针孔，镜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托比回到咖啡馆，坐在史迈利身边，点燃一根小雪茄。史迈利可以感觉到，他像狗刚追完猎物一样兴奋颤抖。

“格里高利耶夫照旧领了一万。”他说，他的英文变得有些草率，“和上礼拜一样，也和上上礼拜一样。我们拍到了，乔治，全部的场景。小伙子们很开心，女孩们也是，乔治。我是说，他们真是太神了。绝对是最顶尖的好手。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的团队。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史迈利没想到他会这样问，笑了起来。

“他一定很怕老婆。”他赞同地说。

“好人一个，知道我的意思吗？很讲理。我想他的行为也会很合理。这是我的看法，乔治。那些小伙子也这样想。”

“格里高利耶夫夫妇离开这里之后去哪里？”

一个尖锐的男声打断他们：“贾可比先生！”

但那只是厨师端着一杯杜松子酒来祝托比健康，托比也回敬。

“在车站的餐厅吃午饭，第一流的。”他继续说，“格里高利耶娃吃猪排和薯片，格里高利耶夫吃牛排，一杯啤酒。他们可能也会喝几杯伏特加。”

“午餐之后呢？”

托比神采奕奕地点点头，仿佛这个问题不言自明。

“当然，”他说，“他们是到那里去了，乔治，打起精神。那个家伙一定会屈服的，相信我。你没有像那样的老婆。而且娜塔莎是个可爱的孩子。”他压低声音，“卡拉是他的饭票，乔治。你总是不了解这些简单的事。你想她会让他放弃那间新公寓？奔驰？”

亚莉珊卓的每周访客抵达了，总是同一天，总是相同的时间，在星期五的午休时间之后。一点钟吃午饭，星期五总是吃冷肉配薯片，加上苹果派，或者是梅子派，视季节而定。但她没办法吃，有时她会表演一场呕吐，或冲进厕所，或叫费莉希狄来，用最下流的言语抱怨食物的品质。这招每次都能惹恼她。宿舍一向以自家种植的水果自豪，而且费莉希狄办公室里的宣传小册也有许多水果、花卉的照片，和阿尔卑斯山的溪泉山景相提并论，仿佛上帝，或修女们，或卢迪医生，是专为病人种植了这一片富饶之地。午餐之后是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而在星期五，这就是亚莉珊卓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一整个礼拜里最难熬的时间。她必须在白色的铁床上，假装放松，事实上却暗自向所有能帮她的神祈祷，希望安东叔叔被车碾过，或心脏病发，或最好是不再存在——与她自己的过去，她自己的秘密和她自己的名字，塔蒂亚娜，一起尘封。她想起他那副无边眼镜，想像自己用眼镜戳进他的头，从另一边抽出来，挖出他的眼睛，这么一来，他就不能再用湿漉漉的目光看着她，而她，可以直直地穿透他，看见外面的世界。

此刻，休息时间终究还是结束了，亚莉珊卓穿着她最好的衣服，站在空荡荡的饭厅，穿过窗户，望向小屋，两个照料琐事的姐妹刷洗着瓷砖地板。她觉得想吐。粉碎，她想，在你那愚蠢的脚踏车上摔个粉碎。其他的女孩也有访客，但其他访客都是星期六来，而且没有人有安东叔叔，甚至连男人都很少，大多都是虚弱的姑姑阿姨，以及随侍在侧、无聊至极的姐妹们。而且，没有人能到费莉希狄的书房坐下，关上房门，等候访客单独现身。这是亚莉珊卓和安东叔叔享有的特权，贝缇杜德修女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但亚莉珊卓很愿意把这些特权，和一些其他的特权，拿来交换安东叔叔永远不再造访。

小屋的大门打开了，她刻意让自己全身战栗，两手不停搓着手腕，仿佛看见老鼠、蜘蛛，或赤裸的男人在挑逗她。一个穿着棕色西装的矮胖人影，骑着脚踏车滑下车道。他不是天生的单车手，她可以从他的小心翼翼中分辨得出来。他并非自远方骑着脚踏车前来，也没带来任何一丝外界的气息。有时天气像烤箱一般热，但安东叔叔没流汗，也没被烤焦。有时下着大雨，但安东叔叔抵达门口时，身上的雨衣和帽子很少淋湿，他的鞋子也从不沾染泥泞。只有当暴风雪纷飞时，例如三个星期前，或者几年前，死寂的城堡堆上几米厚的积雪，安东叔叔看起来才像是真实世界里活生生的人物：他穿着厚重的及膝长靴，御寒外套和毛皮帽，绕过松树，蹒跚走上小路，他从她未曾提及的记忆里走了出来。而当他抱着她，叫道：“我的小女儿！”把大手套放在费莉希狄擦得晶亮的桌上时，她感觉到澎湃潮涌的血缘情感，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几天都能忍住不微笑。

“他是这么温暖。”她用仅有的一点法文对贝缇杜德修女倾诉，“他抱着我，像抱着朋友！为什么大雪会让他变得如此温柔呢？”

但是，今天只有些许雨雪和雾，大片大片落下的雪花，无法在黄色的沙砾地上停驻堆积。

他搭车来，萨莎——有一次贝缇杜德修女告诉她——和一个女人，萨莎。贝缇杜德看见他们。两次。她留心观察他们，理所当然。他们有两辆脚踏车捆在车顶，上下颠倒。那女人开车，块头很大的女人，有些像费莉希狄院长，但没那么高尚，头发红得足以吓退公牛。他们抵达村外时，把车停在安德列斯·葛特斯许的谷仓后面，然后安东叔叔解下脚踏车，骑到小屋来。但那女人留在车里抽烟，读《瑞士画报》，有时也对着镜子皱眉头。而她的脚踏车从没离开过车顶，她读杂志时，那辆脚踏车就像一只朝天仰卧的猪！猜猜怎么着？安东叔叔的脚踏车是非法的！那辆脚踏车——身为瑞士好公民，贝缇杜德修女很理所当然地检查过——安东叔叔的脚踏车没有车牌，没有执照，他是个逍遥法外的罪犯，那个女人也一样，尽管她胖得无法骑上车去！

但亚莉珊卓对非法的脚踏车毫不关心。她只想了解那辆车。哪一种车？豪华还是寒酸？什么颜色？最重要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莫斯科，从巴黎，还是其他地方来的？但贝缇杜德修女是个单纯的乡下女孩，越过山去，大部分的外国地方对她而言都是一样的。那么，车牌上的字母呢，行行好，别傻了？亚莉珊卓哭了起来。贝缇杜德修女没注意这些东西。贝缇杜德修女头摇得像个笨拙的挤牛奶女郎，她原本就是。脚踏车和牛，她很了解。汽车，已超越她的理解范围。

亚莉珊卓看着格里高利耶夫抵达，等待他把头前倾到手把上，抬高肥硕的屁股，将一条短腿跨过横杆，仿佛爬到女人身上一样。她看见，骑这短短的一段路，让他脸色泛红；她看见他解下后轮车架上的公文包。她跑出门去，想吻他，先吻脸颊，再吻嘴唇，因为她有个念头，想把舌头放进他嘴里，当成欢迎的举动。但他匆匆低头从她身边走过，仿佛已要走回妻子身边。

“你好，亚莉珊卓·波里苏娜。”她听见他低声说，他有点狼狈地匆匆念出她的姓，仿佛那是国家机密。

“你好，安东叔叔。”她回答说。贝缇杜德修女抓住她的手臂，低声要她放规矩些，否则的话……

费莉希狄院长的书房既贫乏又奢华。书房很小，装饰不多，而且非常卫生，负责打扫的妇人每天刷洗擦亮，让房里有着游泳池的味道。然而，她的苏联小玩意儿却像珠宝盒一样闪烁着灿烂光芒。她有很多圣像，还有精心装裱的黑白照片，包括她所喜爱的公主，她所服侍的主教，而在她的圣日——还是她的生日，或主教的生日？——她会把这些圣像和照片都拿下来，用蜡烛围成一个圣坛，放上圣母玛丽亚与圣子。亚莉珊卓知道这些，是因为费莉希狄曾叫她一起坐下，对着她大声念出俄文祷辞，用进行曲似的旋律唱诵圣餐仪式的赞美诗，还给她甜饼和一杯甜酒，只为了在圣日——还是复活节或圣诞节——有个苏联人为伴。苏联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她说。渐渐地，虽然亚莉珊卓吞了一大堆药，但她知道，费莉希狄醉得一塌糊涂，因此她抬起费莉希狄老迈的腿到床上，再帮她枕上枕头。她亲吻费莉希狄的头发，让她沉睡在那张为新病人办理住院手续的父母休息时所坐的藤沙发里。亚莉珊卓此刻正坐在这张沙发上，望着安东叔叔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今天又是棕色的，她注意到，棕色的西装，棕色的领带，棕色的衬衫。

“你应该给自己买个棕色的脚踏车裤夹。”她用俄文对他说。

安东叔叔没笑。他的笔记本用一条像袜带的黑色松紧带环住，他一面舔着他那官员模样的嘴唇，一面颇不情愿地迅速解开松紧带。亚莉珊卓有时认为他是个警察，有时是讨厌的教士，有时是个律师或校长，有时甚至是某种特别的医生。但无论他是什么人，他都很明显地希望借着松紧带和笔记本，以及充满焦急的慈悲表情，让她了解，有一种超乎他或她个人所能负责的更高律法存在，他并无意成为她的狱卒，他希望获得她的原谅——因为让她离群索居囚禁此地。她也知道他想让她了解，他很悲伤，甚至也很孤独，而且要她相信，他很喜欢她，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会是带给她生日礼物、圣诞礼物的叔叔，每年把她抵在颔下，“我的天哪，萨莎，你长大了。”然后拍拍她圆润的身体，意思是说，“天哪，萨莎，你很快就要成为盘中餐了。”

“你阅读的进度如何，亚莉珊卓？”他问道。他把笔记本在面前摊开，翻找他的清单。这只是闲聊。这不是更高的律法。这就像谈着天气，或她穿的衣服有多美，或她今天看起来有多快乐之类的——和上个星期完全不同。

“我的名字是塔蒂亚娜，我从月球来。”她回答说。

安东叔叔的反应，像是她这句话从没说出口似的，所以，也许她只是对自己说的，在心里静静地说，就像她也在心里说了许多其他事一样。

“你已经看完我带来的那本屠格涅夫的小说了吗？”他问，“你在读《春潮》72，我想。”

“费莉希狄院长正在念给我听，但她喉咙痛。”亚莉珊卓说。

“这样啊。”

这是个谎言。费莉希狄已经不念书给她听，以惩罚她把食物丢到地板上。

安东叔叔已经在笔记本上找到写着清单的那一页，他也找到他的铅笔，一支顶端可以按压的银色铅笔——他为这支铅笔感到很自豪。

“那么，”他说，“那么，亚莉珊卓！”

突然之间，亚莉珊卓不想等待他的问题。突然之间，她无法等待。她想要扯下他的长裤，与他做爱。她想要在角落里把自己弄脏，像那个法国女孩一样。她让他看她在手上咬出的鲜血。她必须通过自己神圣的血，向他表明，她不想要听他的第一个问题。她站起来，一只手伸向他，另一只手埋进牙齿里。她要向安东叔叔展示，不只是这一次，也是永远，他心中的问题对她是一种亵渎，一种侮辱，无法接受，疯狂至极，而如果这么做，她就只好选择耶稣基督作为最唾手可得也最好的模范。他难道不是悬挂在费莉希狄的墙上俯视着她，手肘流淌着鲜血？我为你流血，安东叔叔，她解释说，想起复活节，想起费莉希狄在城堡里到处打破蛋。拜托。这是我的血，安东叔叔。我为你流血。但因为有手塞在嘴里，她惟一能发出的声音就只是呜咽。因此，最后，她坐了下来，皱起眉头，手贴在膝上，并没有真的流血，她注意到，但至少沾上了口水。

安东叔叔用右手压住打开的笔记本，左手握着铅笔。他是她认识的第一个左撇子，有时，看着他写字时，她会怀疑他是不是镜中的影像，而真实的他正坐在安德列斯·葛特斯许谷仓后面的车里。她想，如果能有像卢迪医生说的那种“分裂人格”该有多好——一半骑脚踏车离开，另一半与载他来的那个红发女人留在车上。费莉希狄，如果你借我那辆噗噗摩托车，我会让我坏的那一半离此远去。

突然之间，她听见自己开口说话。很美妙的声音。和收音机里的政客，以及在床边俯瞰她的医生发出的声音一样强劲。

“安东叔叔，你从哪里来？拜托。”她听见自己问道，好奇但谨慎，“安东叔叔，注意我，拜托，我在说话。除非你告诉我你是谁，你是不是我真正的叔叔，还有你那辆黑色大汽车的注册号码，否则我就拒绝回答你的任何问题。我很抱歉，但必须这么做。还有，那个红头发的女人是你的妻子吗？或者是费莉希狄染了头发，就像贝缇杜德修女劝我做的一样？”

但是，太多次了，亚莉珊卓的心说着话，但她的嘴却无法传达，结果那些话语在她内心飞旋，她成为那些话语的狱卒，就像安东叔叔假装自己是她的狱卒一样。

“谁给你钱付给费莉希狄，支付我在这里的拘留费？谁付钱给卢迪医生？谁每个礼拜决定你的笔记本里要写什么问题？你小心翼翼写下的这些答案，又是送给谁看的呢？”

但是，再一次的，话语在她的躯壳里飞翔，就像水果成熟时节，鸟儿盘旋在克伦可的暖房一样。亚莉珊卓无能为力，她无法劝服它们飞出来。

“那么，现在，”安东叔叔第三次说，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就像卢迪医生要替她打针时的那种笑容，“现在，你首先要告诉我你的全名，亚莉珊卓。”

亚莉珊卓举起三根手指，像个好孩子般数着。“亚莉珊卓·波里苏娜·欧斯特拉柯娃。”她用稚嫩的声音说。

“很好。你这个礼拜觉得如何，萨莎？”

亚莉珊卓带着礼貌的微笑回答：“谢谢你，安东叔叔。这个礼拜我觉得好多了。卢迪医生说我的危机已经远离了。”

“你是否收到——信，电话，或传话——与任何外界的人联络？”

亚莉珊卓决定让自己是个圣人。她两手在膝上交叠，头倾向一边，想像自己是挂在书桌后面墙上那些费莉希狄苏联东正教圣人中的一个。薇拉，代表信仰；柳波夫，代表爱；苏菲亚，欧雷格，或金妮亚——全是费莉希狄在坦承自己本名是“希望”的那个晚上告诉她的名字——亚莉珊卓的本名是亚莉珊卓或萨莎都好，但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是塔蒂亚娜，只要记住这一点。亚莉珊卓对着安东叔叔微笑，她知道自己的微笑高尚、宽容且睿智；她知道自己聆听着上帝的声音，而不是安东叔叔的声音；而安东叔叔也知道，因为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推开笔记本，然后按铃，请费莉希狄院长来进行付钱的仪式。

费莉希狄院长很快就进来了，亚莉珊卓猜她根本就在门的另一边不远处。她手中握着已算好的账目。安东叔叔审视着，皱起眉头，和往常一样，然后数了钞票放在桌上，蓝色和橘色的钞票一张张地数，让每一张都透明地呈现在台灯的光线下。然后，安东叔叔拍了拍亚莉珊卓的肩膀，仿佛她是十五岁，而不是二十五岁，或二十岁，或无论她弃离那段生命中的禁忌岁月时是几岁。她看着他再次走出门去，骑上脚踏车。她看着他的臀部努力地摇摆出节奏，离她远去，穿过小屋，经过克伦可，滑下山丘，骑向村落。就在她凝望时，她看见了一件奇怪的事，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至少未曾发生在安东叔叔身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两个别有用心的人，一男一女，骑着一辆摩托车。他们一定是坐在小屋另一侧的夏日长椅上，避开其他人的视线，或许为了做爱。他们移动到巷子里，盯着他，但并未骑上摩托车，还没有。相反的，他们等待安东叔叔的身影几乎已经看不见了，才跟随着他骑下山去。亚莉珊卓决定放声大叫，这一次，她发现自己的呐喊与尖叫声很响，响到可以让房子从屋顶到地板都碎裂开来。贝缇杜德修女逼近她，狠狠打她一巴掌，要她安静下来。

“就是那些人。”亚莉珊卓哭喊道。

“什么人？”贝缇杜德修女追问，她扬起手，准备随时再度派上用场，“你说的是什么人，你这个坏女孩？”

“就是那些跟踪我母亲，把她拖走杀掉的人。”

贝缇杜德修女轻轻舒了一口气。“骑黑马，我猜！”她嘲笑说，“用大雪橇拖着她，是不是？穿越整个西伯利亚！”

亚莉珊卓以前就编过这些故事了。她说，她父亲是个比沙皇更有权势的秘密亲王。她说，他宰制黑夜，就像猫头鹰主宰黑夜，而鹰主宰白昼一样。无论她到哪里，他秘密的眼睛就跟随她到哪里，而他秘密的耳朵可以听见她说的每一句话。她说，一天晚上，他听到她母亲在睡梦中的祈祷，就派出手下追捕，把她母亲拖到雪地里，从此再无踪影，即使是上帝也没再见到她，他直到今日还在找她。

24

宰割烫手东尼的故事，后来已成为圆场里著名的传奇。烫手东尼是跟踪的人给格里高利耶夫取的奇怪化名。让他落网，其实是很罕见的机遇，是运气、时机与准备功夫完美结合的产物。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最大的问题是找到格里高利耶夫独处的时机，让他能在几个小时之后毫无异样地回到日常生活里。但是，在图恩银行那场演出之后的周末，他们反复深入研究格里高利耶夫的行为模式，却还是找不出适当的时机。在绝望中，托比的两个强悍的手下，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甚至还想出在他上班途中掳人的危险计划，打算在离家与大使馆几百米的人行道上动手。但托比否决了这个计划。一个女孩愿意当诱饵。或许她可以在什么地方绊住他？她牺牲小我的精神赢得喝彩，但并未解决实际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格里高利耶夫有双重安全保护。不只是大使馆的安全人员会按惯例查核他，还有他的妻子。跟踪的人很肯定，她对他与小娜塔莎的关系早已起疑。托比的监听小组想办法在街角的电话转接箱动了手脚之后，更证实了他们的疑虑。光是一天早上，格里高利耶娃就至少打了三次电话给丈夫，没有特别的缘故，就只为了确定他人在大使馆里。

“乔治，我就说这个女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吧！”托比听到这个消息时，怒气冲冲地说，“爱情——我的意思是，那倒也罢了。但占有，只为了满足占有欲，是我绝对无法忍受的。这是我的原则。”

星期四下午有一个空当，也就是格里高利耶夫开他的奔驰去修车厂检修时。如果一个老练的汽车好手，如加拿大比尔，能在星期三晚上给发动机动个手脚——让车子还能动，但也就只是能动而已，那么，当格里高利耶夫在修车厂等技工找出毛病时，他们或许就能动手？这个计划有太多不可预测的变量了。即使所有的一切都没问题，他们又能留住格里高利耶夫多久呢？因为，每个星期四，格里高利耶夫都必须准时回家，好接待每周到访的信差克拉斯基。然而，这是他们惟一的计划，托比说糟得不能再糟，却聊胜于无。接下来，他们按兵不动，静静等候五天，在这段期间，托比和小组的组长们忙着筹划撤退方案，因为有太多的突发事件会迫使计划中止。每一个人都必须打包好行李，随时准备撤出旅馆；离境的证件和现金必须随身携带；无线电装备必须装箱，以美国人的身份存放在大银行的保险库里，如此一来，即便有任何蛛丝马迹，线索也都会指向美国表弟，而非他们自己；除了在人行道上边走边谈之外，不准有任何形式的聚会；波长每四小时变更一次。托比对瑞士警方很了解，他说。他以前曾在此地被追捕。如果事情暴露，他说，他的小伙子和小女孩们越少被捉去回答问题越好。“我的意思是，感谢上帝，瑞士还只是保持中立，知道我的意思吗？”

为了聊以宽慰，也为了鼓舞监视者微妙的士气，史迈利和托比下令，在等候的这几天里，监视格里高利耶夫的行动不能丝毫放松。对布伦纳德瑞恩73的监视必须二十四小时进行；汽车与脚踏车的巡视增加；每一个人都必须提高警觉，以防万一——尽管机会渺茫，但不敢说上帝会不会在一个不可预知的时刻决定插手此事。

事实上，上帝所做的，是让星期天有个晴朗闲适的好天气，而这正是具有决定性的关键。星期天早上十点钟，阿尔卑斯山区的太阳仿佛走下高地，照亮云雾深锁的低地的万事万物。在丽景皇宫，星期天的早晨格外宁静，一个侍者正为史迈利铺上餐巾。史迈利悠闲地喝着咖啡，正想专心阅读星期天版的《先锋论坛报》，一抬头，却看见领班法兰兹温文的身影站在他面前。

“巴拉克劳夫先生，电话。有位安瑟姆先生。”

电话在大厅，话筒里传来的是托比的声音。安瑟姆是他们约定好的名字，代表了紧急状况。“日内瓦办事处刚通知我们，常务董事此刻正在赶往波恩的途中。”

日内瓦办事处是布伦纳德瑞恩岗哨的代号。

“他带妻子同行吗？”

“很不巧地，夫人因孩子的缘故不同行。”托比回答说，“也许你可以到办公室来，巴拉克劳夫先生？”

托比的办公室位于国会大厦旁边一个精雕细琢的花园里，就在一座遮阳亭下。史迈利五分钟后抵达。在他们的下方，流淌着绿色的河水。远方，蔚蓝的晴空下，波恩高地的层叠山峰在阳光中耸立着。

“格里高利耶夫五分钟前独自离开大使馆，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史迈利一抵达，托比就开始说，“他走路，往城区去。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在星期天监视他。他走路到大使馆，十分钟后，就往城区去了。他是要去看棋赛，乔治，毫无疑问。你怎么说？”

“谁跟着他？”

“史柯戴诺和狄·席尔斯基走路，一辆支持车在后面，还有两辆在前面。一组人正朝大教堂出动。我们要动手吗，乔治，还是不要？”

有那么一会儿，托比领会到每次在行动开始全速进行时似乎就会困扰史迈利的那种抽离的情绪——不能说是优柔寡断，而是不知为何却不愿前进的那种感觉。

他催促着：“绿灯吗，乔治？或者不是？乔治，拜托！我们讨论的可是分秒必争的事啊！”

“格里高利耶娃和小孩回来时，房子那边是不是还有人监视？”

“绝对是！”

在那一刻，史迈利迟疑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他衡量着利害得失，卡拉那遥远的灰色身影正在告诫他。

“绿灯。”史迈利说，“好，动手吧！”

他还没说完，托比已经站在离遮阳亭不到二十米处的电话亭了。“我的心脏跳得像蒸汽发动机。”他后来说。而他眼中也闪动着战斗的光芒。

在沙拉特，甚至还有这个场景的比例尺缩小模型。偶尔，负责指挥的人会找出模型，述说这个故事。

波恩的旧城区，就如同模型所展现的一般，最好是以山脉、城堡与半岛的混合体来加以说明。在克金菲德和谷仓桥之间，蜿蜒成马蹄形的阿勒河奔向令人目眩的悬崖——旧城即始于此——从山脚的中世纪街道盘旋而上，直到大教堂的晚期哥特式尖塔，形成山峰的顶点，也是旧城的荣耀。大教堂旁边，相同的高度，耸立着“讲坛”，从讲坛南面的边缘，不留心的游客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正俯瞰着上百英尺的岩面，直抵山脚涡旋奔淌的河流。这是个诱人寻短见的地方，毫无疑问，也确实有人无法抗拒诱惑。根据民间流传的历史，这里曾有个虔信上帝的人摔下马背，虽然摔下很远的距离，但上帝解救了他，让他继续为教堂服务三十年，直到高龄才安详辞世。讲坛的其他部分是非常安宁的地方，有着长椅、精心修葺的树木，与儿童的游戏场。近年来，这里也成为大家下棋的地方。棋子有两英尺高或更高，要够轻，便于移动，但也要够重，才能抵挡得住从周围山丘偶尔吹来的南风。缩小模型上甚至有这些棋子的复制品。

这个星期天的早晨，托比·伊斯特哈斯抵达时，出乎意料的，阳光吸引了一小群井然有序的棋赛爱好者，或站或坐在棋盘旁。在人群的中央，离托比站立之处六英尺远的地方，明显得不能再明显的身影，是苏联驻波恩大使馆的领事（商务）安东·格里高利耶夫。他从工作与家庭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正透过脸上的无边眼镜，追随着棋手的每一步动作。格里高利耶夫的背后，站着史柯戴诺和他的伙伴狄·席尔斯基，监视着格里高利耶夫。棋手很年轻，留着胡子，轻浮易变，即便不是学艺术的学生，也是希望其他人认为他们是。在众人的凝神注视下，他们异常兴奋地进行着殊死决斗。

托比以前也曾如此靠近格里高利耶夫，但这苏联人的注意力从未像此刻这般专注于某处。带着战斗来临前的宁静，托比估量着他，再次印证了他一直以来的看法：安东·格里高利耶夫并非实战人员。他着迷似的全神贯注，随着每一步棋的移动流露出毫无掩饰的率真表情，在莫斯科中央的钩心斗角之下，这样的天真神态绝对不可能幸存。

托比自己的外貌，也是这天另一桩可喜的机缘巧合。他无视于波恩的周日气息，穿着深色外套，戴着黑色毛皮帽。因此，在这个事出突然的关键时刻，他看起来确似计划缜密，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的：他是个有地位的要人，在周日稍事轻松一下。

托比深色的眼睛抬起，望向大教堂的领地。负责载他们离开现场的车辆已准备就绪。

一阵笑声响起。一个留胡子的棋手夸张地举起他的皇后，假装棋子重得吓人，踉跄几步，呻吟着放下。格里高利耶夫看见这出乎意料的动作，脸色一沉，皱起眉头。托比点头示意，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一左一右地逼近格里高利耶夫，史柯戴诺的肩膀甚至已碰到他，但他丝毫未注意。其他的跟踪者随即开始在人群中漫步，在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背后形成第二个编组队形。托比并没有多作等待。他直接站到格里高利耶夫面前，微笑着举起帽子。格里高利耶夫报以微笑，不太确定的微笑，他或许以为对方是不太有印象的外交同僚，并举起帽子。

“你今天好吗，领事？”托比用俄文问，语气诙谐十足。

格里高利耶夫更为疑惑，他说，谢谢，很好。

“我希望你还喜欢周五小小的乡间郊游。”托比仍然用轻松却相当平静的声音说，同时把手臂滑向格里高利耶夫。“我们在此地的一些高贵的外交使节团成员，对图恩的旧城不够欣赏。依我之见，图恩的古色古香值得一游，银行的服务更值得推荐。你难道不同意吗？”

这段俏皮的开场白够长，也够烦扰，让格里高利耶夫无力抵抗，就这样被带到人群边缘。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紧随其后。

“我的名字是寇特·塞贝尔，先生。”托比贴着格里高利耶夫的耳朵说，手仍抓着他，“我是图恩的波恩标准银行首席调查员。我们对于阿道夫·葛拉瑟博士在敝行的私人账户有些问题。你必须假装你认识我们。”他们仍在走动。在他们背后，跟踪者形成交错的队伍，像是随时待命准备发动奇袭的橄榄球球员。“请不要引起注意。”托比继续说，一面注意着让格里高利耶夫跟上他的脚步，“如果你能为我们拨出一个小时，先生，我相信我们就能摆平这些事，不至于对你的家庭或事业上的地位造成困扰。拜托。”

在秘密情报员的世界里，安全与绝对冒险之间的墙界几乎不存在，只有一张吹弹可破的薄膜。他可能诱捕一个人许多年，养肥对方，就为了这个关卡。但这个关卡本身——“是吗，不是吗？”——就是个跃进的分界点，不是大获全胜，就是溃不成军。有那么一瞬间，托比觉得他已看见溃败近在眼前。格里高利耶夫停下脚步，转头瞪着托比，脸色苍白似病人。他下巴仰起，张开嘴，吐出抗议的咒骂。他扯着自己被抓住的手臂，想恢复自由，却只是让托比抓得更紧。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左右游移完全堵住了可能的逃跑路线，但车子仍在十五米外，对托比来说，要拖着一个矮胖的苏联人走过去，这个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此时，托比出于直觉，继续说着。

“这里有些违法的事，领事先生。严重的违法。我们有一份关于你的档案，读来令人悲叹。如果我把档案放在瑞士警方面前，全世界所有的外交抗议也无法让你免于最不堪的公开羞辱。我更不必提醒你，这会对你的事业造成什么样影响。拜托。我说，拜托。”

格里高利耶夫还是一动也不动。他似乎举棋不定，不知如何反应。托比推着他的手臂，但格里高利耶夫坚若岩石，对施加在他身体上的压力似乎毫无知觉。托比更加用力推，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也挨近前来，但格里高利耶夫似乎有着精神病人的顽固力量。他的嘴张开，似乎正忍气吞声，只目光愚钝地盯着托比。

“什么违法的事？”他声音里的惊吓与平静，还让托比抱有一线希望，但他粗壮的身体仍然僵直不动，拒绝前进。“你说的葛拉瑟是谁？”他声音沙哑地追问，仍然是惊魂未定的语气。“我不是葛拉瑟。我是外交官。格里高利耶夫。你说的那个账户，完全是正当合法的。我是商务领事，我有豁免权。我也有权利拥有外国银行账户。”

托比使出最后也是仅有的撒手锏。那笔钱和那个女孩，史迈利说，那笔钱和那个女孩是你惟一能玩弄他的筹码。

“关于你的婚姻，也有个小小的问题，先生。”托比又显出心不甘情不愿的表情。“我要警告你，你在大使馆里拈花惹草的风流韵事，可是会让你的家庭面临极大的危险。”格里高利耶夫瞪大眼睛，嘴里喃喃念着“银行职员”——到底他是在怀疑还是在嘲弄，就不得而知了。他闭上眼睛，嘴里反复念着，而这一次——根据史柯戴诺的说法——语气里带着格外鄙夷的意味。但他又开始向前走。车子的后门已打开。支持的车辆等在后面。托比絮絮叨叨地讲着瑞士银行账户滋生的利息应先扣缴所得税之类的废话，但他知道格里高利耶夫根本没在听。狄·席尔斯基迅速超前，跳进车子后座，史柯戴诺把格里高利耶夫塞进车里，自己在他身边坐下，然后关上车门。托比坐在前座；开车的是梅纳兹哈根家的一个女孩。托比用德文告诉她放轻松，看在老天的分上，别忘了这是波恩的星期天。别让他听见英文，史迈利这么嘱咐他们。

开到车站附近时，格里高利耶夫似乎有了新的想法，继而制造了一阵小小的扭打，托比从镜子里查看时，看见格里高利耶夫满脸痛苦，两手捂住鼠蹊部。他们开到兰葛斯路——一条位于大学后面的沉寂长路。车一停下，公寓的大门就打开了。一个苗条的管家在门阶上等候。她是米莉·麦克雷格，圆场的老骑兵。一看见她的微笑，格里高利耶夫就收敛了。此刻，重要的是时间，而不是掩护。史柯戴诺跳上人行道，抓着格里高利耶夫的一条手臂，几乎是扯着他出来；狄·席尔斯基一定又揍了他——虽然狄·席尔斯基事后发誓说纯属意外——因为格里高利耶夫下车时缩着身子。两人架着格里高利耶夫，像挽着新娘，跨过门槛，冲到会客室里。史迈利坐在角落里等候他们。这是一间用棕色印花布与蕾丝花边布置的房间。门关着，这些诱拐者让自己稍事庆祝。史柯戴诺和狄·席尔斯基松了一口气，放声大笑。托比拿下毛帽，抹掉汗水。

“嘘。”他轻声说，要他们安静下来。他们立即从命。

格里高利耶夫揉着肩膀，除了疼痛之外似乎什么感觉也没有。史迈利审视着他，对他只注意自己的动作觉得很快慰。不自觉地，格里高利耶夫承认自己是个生活的失败者。史迈利记起基洛夫，记起他笨手笨脚地纠缠欧斯特拉柯娃，并费尽心血地吸收奥图·莱比锡。他看着格里高利耶夫，眼中所见尽是无可救药的平凡庸俗：身上那件崭新却不合宜的条纹西装，凸显他的肥胖；脚上那双昂贵的灰色皮鞋，显然太紧不舒服，不时要让脚出来透透气；那头烫卷的头发也一样看着不舒服。所有这些琐碎、无用的虚荣举止，都传达出他有远大的抱负，但史迈利知道——格里高利耶夫自己可能也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达成。

以前是学术研究人员，他记起恩德比在班的地方交给他的档案中曾提到，放弃大学教职，追求更大的官僚特权。

没用的东西，安恩一定会这么说，只消看一眼就能衡量他的性欲。别理他。

但史迈利无法不理他。格里高利耶夫是上钩的鱼，史迈利要考虑的则是如何拉他上岸。他戴着无边眼镜，下巴长出一圈肥肉，发油因身体发热而暖腻，散发出柠檬的气味。他一面揉着肩膀，一面开始环视绑架他的人。脸上汗流如雨。

“我在哪里？”他狂暴地追问，略过史迈利，把托比当成头头。他的声音刺耳，调儿很高。他说德文，带着斯拉夫的齿擦音。

苏联驻波茨坦一等秘书（商务），三年，史迈利记得，没有明显的情报接触。

“我要知道我在哪里。我是个资深的苏联外交官。我要求立即与我国大使谈话。”

他不断用手揉着受伤肩膀的动作，削弱了他愤愤不平的气势。

“我被绑架了！被带到这里，非自愿的！如果你不马上把我送回大使馆，就会引发严重的国际问题。”

格里高里耶夫搭起了自己的舞台，却只是自说自唱。只有乔治可以问问题，托比曾这么告诉他的团队，也只有乔治能回答问题。但是，史迈利只是静静坐着，像个殡葬业者；似乎没有任何事可以让他有反应。

“你们要赎金吗？”格里高利耶夫对着他们大叫。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掠过他心头：“你们是恐怖分子？”他低声问，“但如果你们是恐怖分子，为什么不蒙住我的眼睛？为什么让我看到你们的脸？”他的目光扫过狄·席尔斯基，接着是史柯戴诺。“你们应该遮住脸的。遮住吧！我希望对你们一无所知！”

持续的静默激怒了格里高利耶夫，他举起肥胖的拳头捶打自己另一只张开的手掌，叫嚣着：“我抗议，我抗议。”此时，史迈利略微露出高级官员式的遗憾神色，像格里高利耶夫一向所做的那样，打开放在膝上的笔记本，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很官员式的：“你是苏联驻波恩大使馆的格里高利耶夫领事？”他尽可能以最平淡单调的声音问。

“格里高利耶夫！我是格里高利耶夫！是的，没错，我是格里高利耶夫！你是谁，请问？你是谁？黑帮老大？凭什么像个人民委员74似的对我说话？”

用人民委员来形容史迈利的态度并不见得是恭维，他强调的是那种漠不关心的姿态。

“那么，领事，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可以耽误，我必须请你看一下桌上的这些犯罪照片，就在你面前。”史迈利说，依然审慎地维持着平淡单调的语气。

“照片？什么照片？你怎么能说外交官犯罪？我要求立即打电话给我们大使！”

“我建议领事先看这些照片。”史迈利用阴郁、毫无口音的德文说，“只要领事看过照片，就有自由可以打电话给任何人。请先从左边那张开始。”他建议，“照片是从左到右排列的。”

被勒索的人有着我们所有人的弱点，史迈利想。他暗自观察格里高利耶夫搜寻桌上照片时的样子，像在外交餐会上审视自助餐台一般。被勒索的人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努力想躲开陷阱，却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史迈利自己动手排列了照片的顺序。他想像着在格里高利耶夫心中，奏起一串连续不断的灾难之歌。格里高利耶夫夫妇把他们的奔驰停在银行外面。脸上永远挂着不满神色的格里高利耶娃独自坐在驾驶座上等候，紧抓方向盘不放，像随时防范有人抢走她的车。长镜头捕捉到的格里高利耶夫和小娜塔莎，在一张长椅上，坐得非常近。接着是格里高利耶夫在银行里，有好几张，精良的镜头越过肩膀，拍到他在出纳的收据上签名，在他签名的上方，很清楚地打着全名：阿道夫·葛拉瑟。随后是格里高利耶夫很不安地骑在脚踏车上，正要进入疗养院；格里高利耶娃又很不情愿地坐到车上，这一次是在葛特斯许的谷仓后面，她自己的脚踏车还绑在车顶上。但史迈利注意到，让格里高利耶夫凝视最久的，是梅纳兹哈根家的女孩用模糊的长镜头捕捉到的照片。照片的品质并不好，但是车里的两个人，虽然嘴巴贴在一起，却仍然可以清楚辨识。一个是格里高利耶夫。另一个，头压着他，好像要把他生吞活剥似的，是小娜塔莎。

“电话任你使用，领事先生。”史迈利平静地说，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动静。

但格里高利耶夫仍然凝视着最后一张照片，一动也不动，从他的表情判断，他已不安至极。他不只是一个东窗事发的人，也是一个渴求爱情的男人。而今隐秘的恋情却突然公开，一切变得荒谬可笑。

史迈利依旧用他那公事公办的阴郁声调开始说明，卡拉可能会称之为施压。托比说，其他的审问者，可能会提供格里高利耶夫选择，如此一来，无可避免地会激起他顽固的苏联脾气，自我毁灭的苏联习性。巨大的压力很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其他的审问者会提高声音，威胁恫吓，诉诸恐吓性的甚至实质性的暴行。但乔治不会，从来不会。乔治的举止像个低调而无立场的官员，而格里高利耶夫，就像格里高利耶夫夫妇的世界已到末日似的，无可奈何，只能别无选择地接受。乔治完全不给格里高利耶夫选择的机会。乔治很平静，也很清楚地对格里高利耶夫说明，他跟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重要的是，领事，史迈利说，仿佛他说明的是税务问题，要想想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防止照片发散，那么这些照片很快就会落到其他人手里，到时候会产生多大的冲击呢？首先是瑞士当局，一位驻瑞外交官滥用瑞士护照，一定会让他们很火大，更别提严重违反银行法。他们会签发最强烈的官方抗议，格里高利耶夫一家会连夜被送回莫斯科，全家人，永远无缘再享受派驻国外的丰裕生活。并且，回到莫斯科后，格里高利耶夫也无法平反。他在外交部的上司对他的行为会不敢苟同，无论是对于私人生活还是公务领域。格里高利耶夫在官场上的前途就此结束。他会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流放，他的家人也一样。全家人都是。“想像一下，在外西伯利亚的荒原上，一天二十四小时面对格里高利耶娃的咒骂。”他的话奏效了。

格里高利耶夫跌坐在椅子里，双手抱头，仿佛头会爆炸开来。

“但最后，”史迈利说，他的目光从笔记本上抬起，虽然只是一瞬间——他在笔记本上看些什么，托比说，真是天知道，因为笔记本上只有一行行的线，此外一片空白——“最后，领事，我们必须思考，这些照片对某个国家安全机构所造成的影响。”

此时，格里高利耶夫的手放开头，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开始擦着额头，但无论他怎么用力擦，汗水还是不停地冒出来。汗水迅速滴落，就像史迈利自己在德里的审问室里与卡拉面对面坐着时一样。

史迈利非常投入自己的角色，代表官僚体系来宣达格里高利耶夫的最后命运。他又叹了一口气，一本正经地把笔记本翻过另一页。

“领事，我问你，你太太和家人去野餐，几点会回来？”

格里高利耶夫仍然不断用手帕擦着额头，似乎没听见史迈利的话。

“格里高利耶娃和孩子们在艾尔芬诺森林野餐。”史迈利提醒他，“我们有些问题要问你，但如果你没回家而引起关切可就不好了。”

格里高利耶夫拿开手帕。“你们是间谍？”他低声说，“你们是西方间谍？”

“领事，你最好别知道我们是谁。”史迈利真诚地说，“这些信息是危险的负担。只要你照我们的吩咐做，你就可以自由地离开这里。我们向你保证。你的妻子，甚至莫斯科中央，都永远不会知道。请告诉我，你的家人几点钟会从艾尔芬诺回来——”史迈利突然停住。

或许不是出于真心，格里高利耶夫竟然做出奋力一搏的样子。他站起来，转身冲向门。就一个硬汉来说，保利·史柯戴诺看起来或许有些怠倦无力，但在格里高利耶夫还来不及做出第二个动作之前，他的手臂就已紧紧扣住他，把他轻轻地压回椅子里，非常小心地不在他身上留下伤痕。格里高利耶夫又作态地呻吟，非常绝望地垂下手。他的脸涨得通红，并开始痉挛，宽阔的肩膀不断抖动，嘴里喃喃冒出自我斥责的字句，交杂着一半俄文和一半德文。他缓慢但激动地咒骂着自己，接着，他咒骂他的母亲，他的老婆，他的厄运，以及他身为人父的极端脆弱。他应该留在莫斯科，留在贸易部。他根本就不该离开学术界，只因为他那个蠢老婆想要外国衣服、音乐和特权。他老早以前就看穿她了，但他不忍放弃孩子，他是个笨蛋，是个小丑。他才应该住进庇护所，而不是那个女孩。他在莫斯科被找上时，他应该说不。他应该坚持程序。他应该在回来时把这件事向大使报告。

“噢，格里高利耶夫！”他大叫，“噢，格里高利耶夫！你太软弱了，太软弱了！”

接着，他开始长篇大论地斥责阴谋。他对阴谋深恶痛绝。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有好几次，他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冒进计划里受命与可恶的“邻居”合作。每次都是一场大灾难。搞情报的都是罪犯，骗子，笨蛋，一群怪物。为什么苏联人这么爱他们呢？噢，因为苏联人的灵魂里就有酷爱秘密的致命缺陷。

“阴谋代替了宗教！”格里高利耶夫用德文对他们咆哮，“这是我们秘密的替代品！情报员是我们的阴谋家，这些卑鄙小人，他们毁了一切！”

他握起拳头，自责地捶打自己的脸颊。史迈利仍然翻动膝上的笔记本，厉声将他拉回眼前的问题：“想想格里高利耶娃和你的孩子，领事。”他地说，“我们真的必须知道他们预定几点回家。”

每一个成功的审问——就像托比·伊斯特哈斯每谈及这个时刻都要特别训示的——都建立在一个无法弥补的疏失上。一个手势，无论是暗示的还是直接的，甚至只是半个微笑，或者是接受一根香烟，都代表了心态的转变，从反抗变成合作。而格里高利耶夫，在托比所描述的场景里，就在此时犯下严重的疏失。“她会在一点钟回家。”他喃喃地说，避开史迈利与托比的目光。

史迈利瞧了一眼手表。让托比暗自狂喜的是，格里高利耶夫也做了相同的动作。

“但她可能会迟一些？”史迈利反驳说。

“她从来不迟到。”格里高利耶夫闷闷不乐地说。

“那么，请你先告诉我，你和那个女孩的关系！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说，一面向右走到远处——托比说，他是在暗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延续格里高利耶娃不时会被问到的那些寻常事情罢了。然后，他准备好笔。如此一来，像格里高利耶夫这样的人可能会觉得必须给他一些信息，好写下来。

纵然如此，格里高利耶夫的抗拒并没有就此烟消云散。他的爱国情操至少还得再上演一回。他张开手，仿佛在向托比请求：“欧斯特拉柯娃！”他以夸张的轻蔑态度又重复一次，“他问我一个叫欧斯特拉柯娃的女人？我不认识这个人。也许他认识，但我不认识。我是个外交官。马上放了我，我有重要的公务要办。”

但这股气势，就像逻辑一样，很快就从他的抗议声中消失了。格里高利耶夫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

“亚莉珊卓·波里苏娜·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吟唱似的念出名字，一面用领带的下摆擦着眼镜。“一个苏联女孩，但有法国护照。”他重新戴上眼镜。“就像你一样，领事，是个苏联人，却有瑞士护照。用的是假名。你是怎么和她扯上关系的，我很好奇？”

“关系？现在告诉我，我和她扯上关系！你以为我这么下流，和一个疯女人睡觉？我被勒索了！就像你们现在勒索我一样，所以我被勒索了。施压！每次都施压，每次都是格里高利耶夫！”

“那么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勒索你的，”史迈利建议说，目光毫无遮掩地瞥了他一眼。

格里高利耶夫瞪着自己的手，举起来，又垂回膝上，又是徒劳无功。他用手帕擦着嘴，对这个世界的穷凶恶极只能摇头兴叹。

“我当时在莫斯科。”格里高利耶夫说。托比事后说，他听见天使合唱团在他耳里唱着哈利路亚。乔治的策略奏效了，格里高利耶夫开始招供。

另一方面，史迈利并没有为自己的成就欢呼庆祝；相反，他的胖脸却很不高兴地皱起眉来。

“请说日期，领事。”他说，仿佛地点根本不是重点，“告诉我你在莫斯科的日期。之后，也请交代每一件事的日期。”

这也是很经典的手法，托比喜欢加以说明，聪明的审问者总会故意点燃一些诱敌的火光。

“九月。”格里高利耶夫迷惑地说。

“哪一年？”史迈利一面问，一面写。

格里高利耶夫又很哀怨地看着托比。“哪一年？我说九月，他问哪一年的九月？他是个历史学家吗？我想他是个历史学家。今年九月。”他悻悻然地对史迈利说，“因为一项紧急的商务会议，我被召回莫斯科。我是一个高度专业的经济领域的专家。如果我没出席，这场会议就没意义了。”

“你的妻子陪你一起回去吗？”

格里高利耶夫无力地叹了口气。“现在他以为我们是资本主义者。”他对托比说，“他以为我们能带着老婆回去开两个礼拜的会，还搭瑞士航空头等舱呢。”

“‘今年的九月，我收到命令，要我单独飞回莫斯科，去参加为期两周的经济会议。’”史迈利说，仿佛大声念出格里高利耶夫的自白似的，“‘我的妻子留在波恩。’请描述这次会议的目的。”

“我们高层讨论的主题是绝对机密。”格里高利耶夫认命地回答，“我们部里希望讨论具体的措施，贯彻苏联官方反对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给中国的立场。我们讨论的就是，对违反的国家能采取哪些制裁措施。”

史迈利毫无个性的风格，以及佯装的不得不然的官僚神态，此时不仅已树立威信，而且还臻于完美。格里高利耶夫带着哲学式也是非常苏联式的悲观心态，全盘接受。其他在场的人事后都觉得难以置信，似乎他还没被带到公寓来之前，就已有意倾诉心声了。

“会议在哪里举行？”史迈利，仿佛对他而言，形式的细节比机密的事务更值得关切。

“在贸易部。四楼……会议室。在洗手间对面。”他以绝望的轻浮态度回嘴说。

“你住在哪里？”

在资深官员住的招待所。他报出地址，甚至还带着讥讽意味地报出房号。有时候，我们的讨论结束得很晚，他说——已不吐不快似的主动提供信息；但在礼拜五，因为仍然是夏季气候，非常炎热，所以他们结束得较早，好给想到乡间避暑的人方便。但格里高利耶夫没有这样的计划。格里高利耶夫打算留在莫斯科度周末，而且另有缘由。“我安排好了要到一个女孩的公寓住两天，她名叫爱芙朵琪亚，是我以前的秘书。她丈夫当兵去了，不在家。”他解释说，仿佛这是一般男人之间再正常不过的交心，至少是像托比这样心意相通的人可以理解的那样，尽管那些无血无泪的人民委员并不能体会。然后，很令托比惊讶的是，他竟单刀直入。他毫无预警也毫无其他引言地，从他与爱芙朵琪亚的调情，直接切入这次审问的核心。

“很不幸的，我安排的计划被破坏了，因为莫斯科中央第十三处，也就是大家称为卡拉处的人介入了。我被要求立刻去参加一场会谈。”

此刻，电话响起。托比接起电话，挂断，对史迈利说：

“她回到家了。”依旧讲德文。

史迈利毫不迟疑地转头对格里高利耶夫说：“领事，我们得到通知，你太太已经回家了。现在，你必须打电话给她。”

“打电话给她？”格里高利耶夫一脸惊骇地转头看托比，“他告诉我，打电话给她！我该怎么说？‘格里高利耶娃，我是你亲爱的丈夫！我被西方间谍绑架了！’你们这些人民委员疯了！都疯了！”

“请你告诉她，你不得已要晚回家。”史迈利说。

他的沉着对格里高利耶夫的怒气无异火上加油：“我这样告诉我太太？告诉格里高利耶娃？你以为她会相信我吗？她会立刻向大使打我的小报告。‘大使，我的丈夫跑了，去找他吧！’”

“信差克拉斯基每个礼拜送来莫斯科的指令，是不是？”史迈利问。

“人民委员无所不知。”格里高利耶夫对托比说，一手轻拂过脸颊，“如果他无所不知，他干吗不自己对格里高利耶娃说？”

“你必须用公事公办的语气对她说，领事。”史迈利建议道，“别提到克拉斯基的名字，但暗示说，他要你立刻到城里某处和他见面，商讨机密。紧急状况。克拉斯基改变了计划。你不知道几点能回家，也不知道他要谈什么。如果她抗议，就斥责她。告诉她，这是国家机密。”

他们看到他面露忧色。他们看到他惊叹诧异。最后，他们看到一抹浅浅的微笑浮上他的脸。

“机密。”格里高利耶夫自言自语说，“国家机密。没错。”

他无畏地走向电话，拨了号码。托比站在他后面，一只手小心翼翼地准备着随时按下听筒，如果他胆敢耍把戏的话。但史迈利带着微笑摇摇头，示意托比走开。他们听到格里高利耶娃的声音，用德文说：“你好！”在她高声追问丈夫人在哪里之后，他们听到格里高利耶夫无畏的回答。他们看到他挺直身子，抬高下巴，换上官式的面孔；他们听见他断然说出几句简短的字句，问了一个显然没得到答案的问题。他们看到他挂掉电话，因喜悦而眼睛发亮，容光焕发，他高兴地挥动粗短的双臂，就像上阵得分的球员一样。接下来，他们知道的是，他开始大笑，又长、又充满激情的斯拉夫式的大笑，音调高低起伏。其他人也无法遏止地大笑起来——史柯戴诺、狄·席尔斯基和托比都笑起来。格里高利耶夫握着托比的手。

“今天我真喜欢阴谋！”在两段更加激情的畅快笑声的空当，格里高利耶夫大叫，“今天，阴谋真是太棒了！”

然而，史迈利并没有加入这全体庆祝的行列。他有意扮演扫兴的角色，坐着翻阅笔记，等待欢笑结束。

“你说说看，第十三处的人是怎么找上你的。”当一切再度恢复平静之后，史迈利说，“第十三处，人称卡拉处。请继续你的叙述，领事。”

25

格里高利耶夫是否感觉到周围涌起一股警觉的气氛，所有人的姿势都冻结不动了？他是否注意到，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的眼睛追索着史迈利毫无表情的脸，凝神注视？还有，米莉·麦克雷格静悄悄地溜进厨房，再次查看她的录音机，以免在狠心上帝的作为下，主机与备用的机器都同时故障？他是否注意到，耐心地舔着拇指与食指，翻动笔记本的史迈利，此刻几乎像东方隐士般谦逊自抑，完全没有兴趣似的把整个身体缩进那件满是皱折的棕色斜纹旅行外套里？

至少，托比全注意到了。托比坐在电话旁的阴暗角落里，从这个视野极佳的位子，他可以观察到房间里的每一个人，却又让别人无法观察他。就算是一只苍蝇飞过地板，托比那锐利的目光也能记录下它完整的冒险旅程。托比甚至描述了自己的症状，颈周的部分有发热的感觉，喉咙和胃的肌肉都打结了。托比不仅忍受了这些不适，还把这些牢牢记住。但是，格里高利耶夫是否对这些气氛有反应，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很可能仍只沉迷在以自己为中心的角色里。电话的胜利刺激了他，振奋起他的自信心。显然如此，因为当他再次发言时，他首先陈述的，不是有关卡拉处的事，而是他身为小娜塔莎爱人的英勇行为：“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需要一个这样的女孩。”他对托比眨眨眼，“她们会让我们变回年轻人，像我们以前一样。”

“很好，你独自飞到莫斯科。”史迈利非常急躁地说，“会议进行期间，你被找去参加一场面谈。请从这里开始。我们不能浪费整个下午，你知道的。”

会议从礼拜一开始，格里高利耶夫顺从地重新开始他的正式告白。到了礼拜五下午，我回到招待所，收拾东西，打算带到爱芙朵琪亚的公寓，共度我们的小小周末。但是，却有三个男人找上我，命令我跟他们上车，也没多作解释，比你们还不如——瞄了托比一眼——说我受命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在路上，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莫斯科中央第十三处的人，在莫斯科官场，每个人都知道那个单位全是精英。我的印象是，他们是聪明人，干他们那一行的人，请恕我这么说，才智都不太高，但他们超过一般的水准。我感觉他们可能是官员，而不只是打杂的人。尽管如此，我并不太担心。我相信，一定是因为某些机密事务需要我的专业经验，就是这样。他们很殷勤，所以我甚至有些飘飘然……

“路程花了多少时间？”史迈利一面打断他的话，一面还在写字。

穿过市区，格里高利耶夫模糊地回答。穿过市区，然后驶进乡间，直到天黑。直到我们见到一个像僧侣的小个子男人，坐在一间小房间里，看着应是他们的主子。

再一次，托比认为自己见证了史迈利控制这种场面的不凡能力，而这也正是史迈利专业能力的最佳证明，当然也证明了他对格里高利耶夫的完全控制。在格里高利耶夫冗长的叙述过程中，他从来没有一句过度急切的追问，声音的抑扬顿挫里也从来没有一丝最微小的破绽来背离他在这场审问里为自己设定的无个性角色。托比坚称，史迈利掌控整个场面，“像手上握着画眉鸟的蛋”。举止稍有不慎，就可能毁了一切，但他丝毫没有。而托比更喜欢把卡拉的真正身影首度出现这个关键的一刻，奉为至高无上的典范。其他的审问者，在听到“一个像僧侣的小个子男人，看似他们的主子”时，一定会催促对方多作描述，比如他的年纪、阶级，他身上的衣服、抽的烟，你怎么知道他是他们的主子？但史迈利没有。史迈利强掩不耐烦似的用原珠笔敲着簿子，用备受折磨的声音告诉格里高利耶夫，自此而后，请别省略事实的细节：

“让我再问一次。路程花了多少时间？请就你所记得的，尽量精确描述。让我们从这里继续。”

格里高利耶夫垂头丧气地道歉。他会说，车子以相当快的速度开了约四小时，先生，也许更久。他现在想起来，中途他们两度停下来去上厕所。在四小时之后，他们进到一个戒备森严的区域——不，先生，我没看见告示标志，警卫都穿便服——然后又开了至少半个小时，才抵达中心。像个梦魇，先生。

再一次，史迈利出声反驳，建议他别那么激动。这怎么会是梦魇呢，他想知道，格里高利耶夫不是刚刚才说自己并不害怕？

好吧，不完全是梦魇，先生，更像是一场梦。在这个阶段，格里高利耶夫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贫困的农民，被带到地主——他用俄文说出这个名词，托比加以翻译——面前。所以他并不害怕，先生，因为他无法控制这些事，所以也没有人能责怪他。但当车子终于停下来，一个男子伸手抓住他的手臂，警告他说，从此时开始，他的态度要完全改变。“你将要见到苏联伟大的斗士，也是极有权势的人士。”那人告诉他，“如果你对他不尊敬，或企图说谎，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妻子和家人。”

“这人叫什么名字？”格里高利耶夫问。

但那人毫无笑容地回答说，这位伟大的苏联斗士没有名字。格里高利耶夫问是不是卡拉本人，因为他知道第十三处首脑的化名叫卡拉，但那些人还是只说，伟大的苏联斗士没有名字。

“所以，梦境就开始变成梦魇，先生。”格里高利耶夫低声下气地说，“他们也告诉我说，我应该告别我的爱情周末。小爱芙朵琪亚会另寻新欢，他们说。然后，其中一个人笑起来。”

此时，极大的恐惧攫住他，格里高利耶夫说。接着，他踏进第一个房间，迈向第二扇门，他害怕得双膝发抖。他居然还有时间替他心爱的爱芙朵琪亚担心。这个超乎寻常的人是谁，他心怀恐惧地想，他甚至比格里高利耶夫自己还要先知道，他允诺与爱芙朵琪亚共度周末？

“所以你敲了门。”史迈利一面说，一面写着。

他叫我进去！格里高利耶夫继续叙述。他坦诚告白的热忱一发不可收拾，他对审问者的依赖也一样不可收拾。他的声音变大了，他的手势更丰富了。托比说，他仿佛是想用肢体的动作诱使史迈利摆脱沉默寡言的态度；然而事实上，是史迈利佯装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诱使格里高利耶夫更加奔放。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不大也不豪华的办公室，先生，不太符合资深官员与伟大苏联斗士的身份。那是个小房间，简陋得像监狱牢房，中央有一张旧木桌，还有一张供访客坐的硬椅子：

“想像一下，先生，一位伟大的苏联斗士与权贵人士！他所拥有的，就只有一张旧书桌，惟一的照明是一盏劣质的灯！书桌后面，就坐着那位教士，先生，一个完全不装模做样、没有虚伪矫饰的人——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我敢说——一个根植于自己国家的人。他的眼睛很小，目光直率，灰色短发，抽烟时习惯双手交握。”

“抽什么？”史迈利问，一面还在写。

“嗯？”

“他抽什么？这个问题够简单了。烟斗，香烟，还是雪茄？”

“香烟，美国烟，整个房间都是香烟的味道。就像在波茨坦一样，当时我们和柏林来的美国官员谈判。我想‘如果这个人一直都抽美国货，那么他一定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格里高利耶夫兴奋地转头面向托比，用俄文再说一次重点。抽美国烟，持续地抽，他说，想想看，要拿到这么多香烟，得花多少钱，需要多少影响力！

接着，史迈利依旧秉持他那卖弄学问的神态，要求格里高利耶夫表演一下什么叫抽烟时“两手交握”。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格里高利耶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棕色的木质铅笔，圆胖的双手在面前相扣，铅笔握在两手之间，笨拙地把笔塞进嘴里，就像有人用两手握马克杯喝东西似的。

“就是这样！”他解释说，心情再度变得轻松愉快，高声笑着用俄文对托比大叫，但托比觉得不适合翻译，事后在记录中也只写着“秽语”二字。

教士命令格里高利耶夫坐下，然后花了十分钟，详尽描述格里高利耶夫与爱芙朵琪亚爱情故事的细节，以及他的另外两段婚外情，一段在波茨坦，一段在波恩，对象都是他的秘书，最后不知为何都上了他的床。此时，如果格里高利耶夫所言属实的话，他表现出了勇敢的行为。他站起来，追问道，他穿越大半个苏联，难道就是为了来参加道德法庭的审判：“和秘书睡觉又不是很罕见的事，即使在政治局也是如此。我向他保证，我没和外国女孩有越轨的行为，只有苏联女孩。‘这我也知道，’他说，‘但这对格里高利耶娃来说可没什么差别。’”

接着，还是很让托比惊讶的，格里高利耶夫又爆出一阵嘶哑的笑声；虽然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也谨慎地跟着笑起来，但格里高利耶夫的笑声比其他人都持续得更久，所以他们只好等待笑声停歇。

“请告诉我们，拜托，为什么你称为教士的这个人会找你去？”史迈利缩在他的棕色外套里说。

“他告诉我说，第十三处在波恩有一项特别的任务要交给我。我不应该向任何人透露，包括我的大使在内，这项任务对他们来说太过机密了。‘但是，’教士说，‘你应该告诉你的妻子。依据你个人的状况，你不可能保有任何秘密，又不让妻子知道。这我很了解，格里高利耶夫。所以告诉她吧。’他说得一点都没错。”格里高利耶夫评论说，“他真是聪明！这个男人显然很了解人情世故。”

史迈利翻过一页，继续写着。“请继续。”他说。

首先，教士说，格里高利耶夫要开一个瑞士的银行账户。教士交给他十张百元钞票，共计一千瑞士法郎，告诉他用这笔钱去开户。他的账户不能开在波恩，因为那里的人知道他的身份；也不能开在苏黎世，因为那里有一家苏联贸易银行。

“瓦兹荷银行，”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必要地解释说，“有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转汇都通过这家银行。”

不能在苏黎世，而要在距离波恩几公里之外的小城——图恩。他应该用瑞士人的身份，以葛拉瑟的名义开设账户。“但我是个苏联外交官！”格里高利耶夫反驳说，“我不是葛拉瑟，我是格里高利耶夫！”

教士毫不退缩地交给他一本瑞士护照，名字是阿道夫·葛拉瑟。教士说，每一个月，账户会收到几千瑞士法郎，有时甚至会有一万或一万五千。格里高利耶夫会知道这些钱的用途。这是非常机密的事，教士耐心地复述，要严守机密，有利诱也有威胁。就像史迈利自己在一个小时之前所做的一样，教士毫不客气地一一详述。“先生，你应该看看他面对我时的沉着态度。”格里高利耶夫难以置信地对史迈利说，“他的冷静沉着，他的威严权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如果是在棋局里，他一定会大获全胜，因为他胆识过人。”

“但他并不是在玩棋。”史迈利冷淡地反驳。

“先生，没错。”格里高利耶夫赞同，悲伤地摇着头继续述说他的故事。

有利诱，也有威胁，他又说了一次。

威胁是，格里高利耶夫所属的部会将收到消息，说他拈花惹草，不值得信赖，如此一来，他将永远无法再获派国外任职。这将毁了格里高利耶夫的事业，以及他的婚姻。很严重的威胁。

“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可怕了。”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必要地加上一句。

接下来是利诱，而且诱因甚丰。如果格里高利耶夫善尽义务，严守机密，他的事业将飞黄腾达，他的出轨行为也会被视而不见。在波恩，他将有机会搬到更宜人的住所，足令格里高利耶娃雀跃；他也会得到一笔钱，购买一辆符合格里高利耶娃品位的进口车；同时他也不必再仰赖大使馆的司机，虽然司机大多是“邻居”，但还不够格参与这项大机密。最后，教士说，他会加速升职为领事，以便解释他生活水准的提升。

格里高利耶夫看着他俩之间的那张书桌，目光扫过一沓瑞士法郎，接着是瑞士护照，接着又回到教士脸上。他问道，如果他说自己宁可不参与这项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教士点点头。他对格里高利耶夫说，他也考虑过第三种可能性，但很遗憾的，因为需求的迫切，让他无法有其他的选择。

“那么告诉我，我应该怎么用这些钱？”格里高利耶夫说。

这是例行的工作，教士回答说，也是格里高利耶夫获选的另一个原因。“在例行的事务方面，我听说你表现很出色。”他说。虽然此刻他对教士所说的话有些毛骨悚然，但不免因教士的评价感到自豪。

“他听到我的一些正面报告。”他欣然对史迈利解释道。

然后，教士告诉格里高利耶夫那个疯女孩的事。

史迈利一动也不动。他动笔时，眼睛几乎闭上了，但他还是写个不停，尽管天知道他在写些什么东西，因为乔治从来就没想过要在纸上留下任何东西，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也没有。但自此刻起，托比说，在格里高利耶夫说话时，乔治会从他外套领子里抬起头来，看着格里高利耶夫的手，甚至脸。而其他时候，他却像飘离房间里的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米莉·麦克雷格站在门廊里，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像雕像一样纹丝不动，而托比只为格里高利耶夫祈祷着。“继续说，我的意思是，不计代价地说，谁在乎？我们都听说过卡拉的本领。”

教士说他会毫无隐瞒，他对格里高利耶夫如此保证——除了格里高利耶夫之外，房间里的其他人都了解，这就是有什么要隐瞒的前奏。

教士说，在瑞士的一家私人精神疗养院里，有一个饱受精神分裂症折磨的女孩。“在苏联，这种疾病并没有被充分的了解。”教士说。格里高利耶夫回忆起自己还曾被教士决绝的语气深深感动。“诊断和治疗都因政治考虑而变得复杂。”教士继续说，“这个叫亚莉珊卓的孩子在我们的医院接受过四年的治疗，被医生指控许多罪状。‘偏执的改革主义与虚妄错误的思想……过度高估个人人格……对社会环境适应不良……过度膨胀自身能力……资产阶级堕落的性行为。’苏联的医生一再要她抛弃那些不正确的思想。这根本不是医疗。”教士颇为不悦地对格里高利耶夫说，“根本就是政治。在瑞士的医院里，对这些事有比较进步的态度。”因此名叫亚莉珊卓的孩子必须到瑞士去。

格里高利耶夫此时已然了解，这位高级官员亲自负责这个女孩的问题，也对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格里高利耶夫竟已开始为她难过。她是一位苏联英雄的女儿，教士说，这位苏联英雄以前是红军军官，后来伪装叛国，周旋于反革命的沙皇主义分子之间，在巴黎过着艰苦的生活。

“他的名字，”教士允许格里高利耶夫知晓这项最高机密。“他的名字，是欧斯特拉柯夫上校。是我们最顶尖，也是最有行动力的情报员。我们靠他掌握了巴黎反革命沙皇主义分子的情报。”

托比说，房里的人，听到这个已死的苏联叛徒突然被奉若神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一丝惊讶的神色。

格里高利耶夫说，教士开始述说英勇情报员欧斯特拉柯夫的生平事迹，同时也让格里高利耶夫了解情报工作的秘密世界。为了避免引起帝国主义情报机构的警觉，教士解释说，必须为情报员捏造出身或假的生平，使情报员能让反苏联分子接受。因此，欧斯特拉柯夫表面上是红军叛徒，先是“逃往”西柏林，接着又转往巴黎，妻子与女儿则留在莫斯科。但为了确保欧斯特拉柯夫在巴黎流亡团体里的地位，不得不让他妻子为丈夫的叛逃行为而受惩罚。

“因为，”教士说，“如果帝国主义间谍得到情报说，叛国者与变节者的妻子欧斯特拉柯娃，在莫斯科过着很好的生活——例如，接收她丈夫的薪水，或占住同一间公寓——想想看，这会对欧斯特拉柯夫的信任度造成多大的影响！”

格里高利耶夫说他能想像得到。但是教士的态度，他对房里其他人解释说，毫无霸气，反而以平等的态度相待，这无疑是出于对格里高利耶夫学术素养的尊重。

“无疑。”史迈利说，记了下来。

因此，教士有些突如其来地说，欧斯特拉柯娃和女儿亚莉珊卓，在她丈夫的妥善安排下，迁移到偏远的省份，有一间房子可住，有不同的名字，甚至——她们为求谨慎且大公无私——在必要时也有她们自己的出身背景故事。教士说，这在献身机密工作的人来说，是痛苦的现实。想想看，格里高利耶夫——他别有深意地继续说——想想看，这种被剥夺一切、欺瞒隐匿，甚至心口不一的生活，会在生性敏感，甚至已有些不平衡的女儿身上造成何等影响。父亲不在身边，他的名字又要从她的生活中连根拔除！而移居安全处所之前，母亲也必须忍受众人的羞辱！你将心比心，教士说，你，身为父亲，将心比心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年轻易感的心灵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面对如此有力的滔滔论述，格里高利耶夫很快就说，身为父亲，他很能体会这样的压力。而此时，托比突然想到，或许其他人也都这样想，格里高利耶夫真的如他自己所言，是一个有人性且高尚的人，只是他陷入了自己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事件之中。

最近几年，教士继续用深感遗憾的声音说，亚莉珊卓——或者，如她所自称的，塔蒂亚娜——在她所居住的那个省份，惹是生非，破坏社会秩序。由于承受太大的压力，她做了许多犯罪的事儿，包括在公共场所纵火、偷窃。她和一些假冒知识分子的罪犯，以及一些难以想像的反社会分子鬼混。她随便与男人上床，常常一天好几个。起初，在她被捕时，教士和他的助手还能压下一般的法律程序，私下解决。但慢慢的，因为安全方面的原因，这项保护措施也被撤销了。亚莉珊卓不只一次被送进专门治疗不满社会现状分子的精神病院，结果却更糟，就像教士之前所说的一样。

“有好几次，她还被监禁在正规的监狱里。”教士低声说。然后，据格里高利耶夫说，他结束了这个悲伤的故事。“你一定能完全理解，亲爱的格里高利耶夫，身为一位学者，一位父亲，一位俗世之人，你一定能了解，我们这位独自流亡巴黎的英勇情报员欧斯特拉柯夫，听到他女儿情况持续恶化的消息，会有多么难熬。”

再一次，教士通过这段故事所传达的情感，打动了格里高利耶夫，他称这份情感为绝对的个人责任感。

声音依旧冷淡单调的史迈利又打断他的叙述。

“母亲人在哪里？领事，你的教士怎么说？”他问。

“死了。”格里高利耶夫回答说，“她死在偏远的省份里。也就是她被送去的那个省份。当然，她是用另一个名字下葬的。根据他告诉我的故事，她是死于心碎。这也对教士在巴黎的英勇情报员造成很大的负担。对苏联当局也一样。”

“理所当然。”史迈利说，他严肃的气息也感染了房里其他四个纹丝不动的人。

最后，格里高利耶夫说，教士简要说明格里高利耶夫被召来的原因。欧斯特拉柯娃的去世，加上亚莉珊卓悲惨的命运，对莫斯科这位英勇情报员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他甚至一度企图放弃其至关重要的工作，返回苏联，照顾他这个失去母亲、又心智失常的女儿。无论如何，最后达成了一项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既然欧斯特拉柯夫不能回到苏联，他的女儿就必须前往西方，住进私人疗养院，让父亲随时可以去探访她。就这个目的而言，法国太过危险，但越过毗邻的瑞士，就可以让她远离欧斯特拉柯夫那些反革命伙伴怀疑的目光，接受治疗。身为法国公民，父亲可以为女儿取得身份与必要的文件。已找到适合的疗养院，从波恩开车过来不远。现在格里高利耶夫必须做的，就是照顾好这个孩子，从她抵达的那一刻起。他必须去探望她，付钱给疗养院，每周向莫斯科报告她的境况，好让消息同时传达给她父亲。这是开设银行账户的目的，也是教士给格里高利耶夫瑞士身份的作用。

“而你同意了。”格里高利耶夫略一停顿，史迈利便说，大家都听见他的笔在纸上疾书的飒飒声。

“不是马上。我先问他两个问题。”格里高利耶夫说，很古怪地有些自鸣得意的味道，“我们学术界的人没那么容易被骗，你了解的。首先，我当然先问他，我们国家安全部派驻在瑞士有那么多人员，为什么不找其中一个来执行这项任务呢？”

“很好的问题。”史迈利很罕见地带着恭贺的态度说，“他怎么回答？”

“这个工作太过机密了。他说，机密就必须滴水不漏。他不希望欧斯特拉柯夫的名字和莫斯科中央主流的人扯上关系。他说，如果照现在的安排，即使有漏洞，也只有格里高利耶夫个人要负责任。我可不喜欢这样的抬举。”格里高利耶夫一面说，一面对狄·席尔斯基露出一个不太自然的虚弱微笑。

“你的第二个问题呢，领事？”

“是关于在巴黎的那位父亲，他是否常来探访？如果父亲经常来访，那么我充当代理父亲的地位就有些多余。可以作一些安排，直接付钱给疗养院，然后父亲可以每个月从巴黎来，关心自己女儿的健康。对于这一点，教士说父亲不能常来，更不用说和亚莉珊卓谈话。但他又前言不搭后语地加上一句，女儿的情况真是她父亲最沉痛的问题，所以可想而知，父亲可能根本不会来探访她。他告诉我说，能替苏联伟大的情报英雄担负这项重要任务，我应该觉得很光荣。他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他告诉我，我没有资格用门外汉的逻辑来质疑专业的考量。我道歉。我告诉他，我真的觉得很光荣。能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尽一己之力，我觉得很骄傲。”

“但你心里还是半信半疑？”史迈利试探地问，再次抬起头，停下笔。

“没错。”

“为什么？”

起初，格里高利耶夫似乎也不确定是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要他说出心中真正的感受。

“也许你不相信教士？”史迈利暗示说。

“那个故事有太多前后不连贯的地方。”格里高利耶夫皱起眉头说，“当然，就情报工作来说，难免如此。但是，有很多东西让我觉得不太可能或不符实情。”

“你能解释为什么吗？”

格里高利耶夫沉浸在告解的舒畅情绪中，再次忘了自己身陷险境，竟露出了优越的微笑。

“他太感情用事了。”他说，“事后，第二天，我躺在爱芙朵琪亚身边，和她讨论这件事，我问自己：教士和那个欧斯特拉柯夫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是兄弟？是老同志？他们带我去见的这个伟大的人，这么有权势，这么神秘——他在世界各地策划阴谋，施加压力，讨论特殊行动。而当我，格里高利耶夫，和他坐在一起，谈着某人的疯女儿时，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读着他最私密的情书。我告诉他说：‘同志，你告诉我太多了。我不需要知道的事，就别告诉我吧。只要告诉我该怎么做。’但他告诉我说：‘格里高利耶夫，你必须当那个女孩的朋友。这样你就是我的朋友。他父亲坎坷的一生对她造成很坏的影响。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归属。她高谈自由，却根本不管自由的意义是什么。她是受资产阶级幻想毒害的牺牲者。她满口都是不适合年轻女孩的下流言语。她活在谎言的世界里，完完全全疯了。但这不是她的错。’然后我问他：‘长官，你见过这个女孩吗？’但他只对我说：‘格里高利耶夫，你必须成为她的父亲。她的母亲也受过很多折磨。你一定能体会这些事。在最后几年，她变得愤世嫉俗，甚至支持女儿的反社会幻想。’”

格里高利耶夫沉默许久，令托比·伊斯特哈斯很欣喜地歇一口气，因为格里高利耶夫花了几个小时谈论卡拉对那位小姐的安排，已经让他头昏眼花了。

“我觉得他仰赖我。”格里高利耶夫又开始叙述，“我觉得他不只隐藏了事实，也隐藏了情感。”

格里高利耶夫说，当然还有些具体的细节要了解，教士都一一详述。管理那家疗养院的是一个白俄女人，修女，原本是在耶路撒冷的苏联东正教团体服务，是个心地很好的女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太政治取向，教士说。这个女人在巴黎与亚莉珊卓会面，陪她到瑞士去。疗养院有说俄文的医生。这个女孩因为母系血统的关系，也能讲德文，但常常不愿讲。就是因为这些因素，再加上地理位置的偏远，所以选择了这家疗养院。汇到图恩银行的钱足以支付疗养院的费用和每个月高达一千法郎的医护费，此外，还可以支配格里高利耶夫新生活所补给的秘密津贴。如果格里高利耶夫觉得需要，还有更多的钱可以提供；他不被允许保留任何账单或收据；如果格里高利耶夫有欺骗的行为，教士很快就会知道。他应该每周探访疗养院，支付账单，并亲自了解那个女孩的情况；驻波恩的苏联大使馆会得到通知说，格里高利耶夫被赋予秘密工作，因此可以享有某些弹性。

接着，教士谈到格里高利耶夫与莫斯科联系的问题。

“他问我：‘你认识信差克拉斯基吗？’我回答说，我当然认识这个信差；克拉斯基每个礼拜都会到大使馆一次，有时候还来两次，都是和他的伙伴一起。如果你和他交情不错，他可能会直接从莫斯科帮你带一条黑面包来。”

教士说，以后，克拉斯基每周四到波恩时，会在傍晚私下与格里高利耶夫接触，不是在格里高利耶夫家里，就是在他大使馆的房间里，但最好是在家里。克拉斯基来不会讨论任何机密的事，只会交给格里高利耶夫一个信封，里头有他在莫斯科的姑妈写的私人信函。格里高利耶夫必须把信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后按照指示，在特定的温度下，加上三种在一般市场很容易取得的化学溶液——教士说出三种化学溶剂的名称，格里高利耶夫此时一一复述。教士说，如此一来，信上就会浮现文字，告诉格里高利耶夫下次探访亚莉珊卓时该问哪些问题。在与克拉斯基会面时，格里高利耶夫也要交给他一封给姑妈的信，信中详述妻子格里高利耶娃的近况，当然，事实上是向教士报告亚莉珊卓的近况。这就是所谓的文字密语。以后，倘若需要，教士也会提供给格里高利耶夫秘密通讯器材，但在目前，只用给格里高利耶夫姑妈的密语信就可以了。

然后，教士交给格里高利耶夫一张医疗证明，署名的是一位知名的莫斯科医生。

“你在莫斯科的这段期间，因为紧张与工作过度的关系，有轻微的心脏病发作。”教士说，“医生建议你常骑脚踏车，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你的妻子也该陪你一起去。”

无论是骑脚踏车还是走路到疗养院，教士解释说，格里高利耶夫都可以避免汽车上的外交牌照曝光。

因此，教士要他去买两辆二手脚踏车。一整个星期里，哪一天最适合格里高利耶夫去疗养院探访，也是个问题。星期六是一般的探访日，但那太危险了；有些病人的亲朋好友来自波恩，“葛拉瑟先生”的身份也有被识破的风险。所以他们知会院方星期六不可行，于是破例在每周五下午允许探访。大使不会反对，但格里高利耶夫如何能在大使馆例行的工作日里每周五缺席呢？

没问题，格里高利耶夫回答说。大使馆允许工作人员周五和周六互调，因此，格里高利耶夫只要申请在星期六工作就可以了，这样他就可以空出星期五来。

格里高利耶夫的告白到此结束，他对听众露出一个短暂、浅淡的微笑。

“在星期六，有一个签证部门的女孩刚好也在工作。”他对着托比眨眼，“所以我们可以一起享受一些隐秘时光。”

这一次，大家的笑声不像之前那么热烈。时间，就像格里高利耶夫的故事，已用尽了。

他们回到他们开始的地方。突然之间，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自己要担心，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要处理，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要保护。他坐在沙发里，装出笑容，但傲慢的气息已离他远去。他顺服地扣紧双手，目光逐一扫过他们身上，仿佛期待接受指令。

“我太太不会骑脚踏车。”他带着忧伤的微笑说，“她试过很多次。”她的失败对他似乎事关重大。“教士从莫斯科写信告诉我：‘带你太太去看她。或许亚莉珊卓也需要母亲。’”他摇摇头，表情呆滞。“她不会骑。在这么重大的机密事件里，我怎么能跟莫斯科说，格里高利耶娃不会骑脚踏车？”或许自史迈利担负执行官角色以来，此刻正是最大的考验，因为他几乎已将暂时的情报来源格里高利耶夫，转变成适时弃暗投明的投诚者格里高利耶夫。

“领事，无论你的长期计划是什么，请你继续留在大使馆，至少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史迈利合上笔记本，正色说，“如果你照我的提议做，将会获得热烈的欢迎，将可以选择在西方的某处展开新生活。”他把笔记本塞进口袋，“但下个星期，你不能去探访亚莉珊卓。你告诉你太太，这是你今天和克拉斯基会面讨论的结果。下个星期四，信差克拉斯基交给你信时，你照常收下，但事后告诉你的太太，亚莉珊卓仍无法会面。用神秘的态度对付她。用神秘蒙蔽她。”

格利高利耶夫接受他的指令，不安地点点头。

“我必须警告你，无论你是犯了最微小的错误，或者尝试耍花样，教士都会发现，并且毁了你。你也将失去接受西方热忱款待的机会。清楚了吗？”

他们给格里高利耶夫联系电话，对他说明从电话亭打到电话亭的程序，史迈利违反一切交易守则地准许格里高利耶夫写下来，因为他知道不写下来，这人根本不可能记得住。所有的事都交代清楚后，格里高利耶夫带着若有所思的颓丧心情离去。托比载他到安全的地点，放他下车，然后回到公寓，举行简短的告别会议。

史迈利坐在同一张椅子上，双手合掌，靠在唇边。其他人在米莉·麦克雷格的命令下，忙着收拾善后——擦拭、拂尘、清烟灰、倒垃圾，清除掉所有的痕迹。托比说，每一个在场的人，除了他自己和史迈利之外，都要立刻离开，监视小组也一样。不是今夜，不是明天，是现在。他们正坐在巨大的时间炸弹上：或许就在此时，格里高利耶夫在急欲告白的冲动下，把整个故事，对他那个可怕的老婆全盘托出。如果他告诉爱芙朵琪亚有关卡拉的事，那有谁能确定他不会告诉格里高利耶娃，不会告诉小娜塔莎，他今天与乔治的恳谈？没有人会觉得被抛弃了，没有人会觉得被踢走了。他们完成了伟大的工作，他们会很快再相见，为成功加冕。他们握手道别，甚至掉一两滴眼泪，但成功在望的远景，让每个人都满心喜悦。

当众人散去，史迈利沉默地一动不动地坐着。他有什么感觉呢？表面上看，这是他获得极高成就的时刻。他已完成了自己所计划的一切，甚至犹有过之，尽管他为达目的不得不诉诸卡拉的伎俩。他独力完成一切。今天，在短短几个小时里，他就击溃并策反了卡拉亲手挑选的干员。他孤立无援，甚至还受到那些后来召他回来服务的人的阻挠。他一路独力奋战，直到此刻，他可以坦然地说，他已冲破了最后一道重锁。年岁已大，但他的专业技巧登峰造极；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这是第一次，他比夙敌更占上风。

另一方面，他的夙敌出乎意料地竟清晰展现了其人性的一面。他不是史迈利竭力追索的那头野兽，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不是机械。他是一个人。而这人的落败，倘若史迈利选择让这样的结局发生的话，全都只因过度沉重的爱。历尽生命沧桑的史迈利，对于这个弱点了然于胸。

26

俗语说，每一个秘密行动，等待的日子都要比在天堂的时间多。对乔治·史迈利和托比·伊斯特哈斯来说——尽管两人的态度并不相同——从星期日傍晚到星期五之间的日日夜夜似乎数之不尽，而且绝对与来生无关。

他们并不完全遵守莫斯科规则，托比说，反而是严守乔治的战争规则。星期天晚上，他们两人都换了旅馆，也换了身份。史迈利撤退到旧城区一家附家具的出租公寓——雅卡；而托比则搬到城外一家糟糕透顶的汽车旅馆。自此而后，他们利用事先约定顺序的公共电话亭互通消息，如果需要见面，就选择人潮拥挤的公共场所，一起走一小段路，然后各奔东西。托比决定改变他的作息，尽可能不用汽车。他的任务是继续监视格里高利耶夫。一整个星期他都紧抱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认定格里高利耶夫享受过豪华的告白飨宴之后，一定会想再享用一回。为了防范于未然，他尽量看紧格里高利耶夫，但要完全紧迫盯人简直就是噩梦一场。例如，格里高利耶夫每天早晨七点四十五分离开家，走五分钟的路到大使馆。很好！托比就要安排一辆车在七点五十分准时通过那条街。如果格里高利耶夫用右手提公文包，托比就知道一切平安无事。但如果用的是左手，就代表“紧急状况”，必须在艾尔芬诺宫的花园里紧急会面，并从城里撤退。星期一和星期二，格里高利耶夫都只用右手提公文包走完全程。但星期三，天下着雪，他想把眼镜擦干净，因此停下来掏手帕，结果，托比一眼就看见公文包在左手，但当他火速在路口回转回来确认时，却看见格里高利耶夫像个疯子似的露齿微笑，对他摇着右手的公文包。据托比自己的说法，他简直要“心脏病发作”了。第二天，关键的星期四，托比和格里高利耶夫到城外的小村阿曼丁根，在车里会面，让两人可以面对面晤谈。一个小时之前，信差克拉斯基来过，带来卡拉的本周指令，托比看见他进到格里高利耶夫的住处。莫斯科来的指令呢？托比追问。格里高利耶夫心情恶劣，还有点儿醉意。他要一万元才愿意交出那封信，托比很火大，当场威胁要揭发格里高利耶夫；他威胁说要以公民的身份逮捕他，直接扭送警察局，控告他伪持瑞士国籍，滥用外交身份，违反瑞士税法，还有其他十五种罪名，包括好色与间谍罪。这招威胁恐吓的做法果然奏效，格里高利耶夫拿出信。信已经过处理，在每一行之间出现了秘密书写的文字。托比照了几张照片，然后交还格里高利耶夫。

当晚稍后，在乡间的一间小旅店里，托比把卡拉的信拿给史迈利看。卡拉从莫斯科送来的问题，充满了恳求的意味：“……多报告亚莉珊卓的外表与心理状态……她意识清楚吗？她笑了吗？她的笑是开心或悲伤？她个人的卫生习惯好吗？指甲是否干净，头发是否梳整？医师最近的诊断如何？他建议做其他的治疗吗？”

格里高利耶夫在阿曼丁根会晤中的失神，并非因为克拉斯基，并非因为这封信，更非因为写信的人。他说，他在签证部门工作的女朋友，直率地追问他每周五的行踪，这让他沮丧，酒醉。格里高利耶夫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但他怀疑她是莫斯科的间谍，可能是教士所布的线，或者，更坏的情况，是来自苏联安全部门其他令人闻之丧胆的单位。托比听到这件事时，也同意他的看法，但觉得并没有说出口的必要。

“我告诉她，我不能再和她做爱，除非我能完全信任她。”格里高利耶夫一本正经地说，“我也无法决定，是不是应该带她一起到澳大利亚展开新生活。”

“乔治，这是个疯人院！”托比气急败坏地对史迈利说，此时史迈利正研究着卡拉那些热切恳求的问题，尽管是用俄文写的，“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能让水坝撑住多久不溃堤？这个家伙根本是疯子！”

“克拉斯基什么时候回莫斯科？”史迈利问。

“星期六中午。”

“在他离开之前，格里高利耶夫必须安排和他再见一面。他要告诉克拉斯基，说有特别的信息要交给他。很紧急。”

“当然，”托比说，“当然，乔治。”就这样。

乔治心里在想什么？望着他再次消失在人群中，托比不禁纳闷。非常怪异，卡拉给格里高利耶夫的指令，似乎让史迈利很消沉。“我就处在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和一个非常沮丧的人之间。”这是托比自己的评论。

托比至少还有老板与手下的反复无常可以烦恼，相形之下，史迈利就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可以打发时间，这可能就是他的问题。星期二，他搭火车到苏黎世，在高级餐厅克罗纳霍尔，悄悄地和奉索尔·恩德比之命从伦敦飞来的彼得·吉勒姆吃了一顿饭。他们无法畅所欲言地讨论，但不全是因为安全的缘故。吉勒姆承认自己在伦敦时与安恩谈过，所以也很热心地想知道是否有消息要带回去给她。史迈利冷冰冰地说没有，他的厉色斥责让吉勒姆没齿难忘。下一次——他拐着弯说——或许吉勒姆可以行行好，别插手管他的事。吉勒姆急忙把话题转回公事。关于格里高利耶夫，吉勒姆说，索尔觉得把他卖给美国表弟，要比留在沙拉特好。乔治觉得如何？索尔的看法是，资深的苏联投诚者，能在华盛顿给表弟提供更有用的帮助，即使他并没有什么内情可说；这样说来，格里高利耶夫如果留在伦敦，只不过糟蹋了一坛即将酿成的醇酒。乔治觉得如何，说真的？

“说得也是！”史迈利说。

“索尔也很想知道，你星期五的计划是不是绝对必要？”吉勒姆说，显然颇不情愿。

史迈利拿起餐刀，盯着刀刃。

“对他来说，她比事业还重要。”最后他说，语气难掩消沉讥讽，“他为她偷窃，他为她说谎，他为她冒生命的危险。他必须知道，她的指甲是不是干净、头发有没有梳。难道你不觉得我们欠她一面之缘吗？”

欠谁？吉勒姆飞回伦敦去报告时，非常焦虑地想。史迈利指的是他欠自己吗？或者他指的是欠卡拉？但他非常谨慎，没拿他的这些推论向索尔·恩德比夸耀。

远远望去，这里原本可能是一幢城堡，或者是坐落于瑞士酒乡山顶的小农场，塔楼耸立，护城河围绕，穿过有顶盖的桥梁才能进到内院。近看，外表却更具实用性，有着焚化炉、果园，和现代化的别馆，一排排小小的窗户开在高处。在村庄边上，有一块通向此处的指示牌，赞扬此地环境清幽，设备舒适，员工热忱。所属的团体是“跨教派的天主教通神论者”，专收外国病患。古老、沉重的雪花堆积在原野与屋顶上，但史迈利开车行经的道路却很干净。这天，一切都是洁白的；天空与飞雪融为一体，幻化成不可名状的虚无飘渺。门口传达室里，一个执拗的门房当着他的面打电话，获得某人的许可之后，才挥手让他通过。一块停车区标示着“医生”，另一区标示着“访客”，他停在第二区。他按下门铃，一个外貌平凡、穿着灰色修女服的女人来开门，还没开口就先脸红。他听见焚化炉的音乐，厨房瓶瓶罐罐的哐啷声，还有人的声音。这个房子铺的是硬地板，而且没有窗帘。

“费莉希狄院长在等你。”贝缇杜德修女羞涩地低声说。

一声尖叫就能响彻全屋，史迈利想。他注意到，种在盆里的植物都可望而不可即。在标示着“办公室”的门前，陪他进来的修女用力地敲了一敲，然后推开。费莉希狄院长是个高大、看来情绪激动的女人，眼中流露出令人不安的凡俗之气。史迈利在她对面坐下。一个华丽的十字架躺在她硕大的胸部。她一面说话，一面用肥胖的双手抚着十字架。她的德文说得很慢，很有气派。

“那么，”她说，“那么，你是拉奇曼先生。拉奇曼先生是葛拉瑟先生的朋友，葛拉瑟先生这个星期略有微恙。”她把玩着这些名字，仿佛她也和他一样知道这些都是谎言。“他的微恙没有大碍，所以还能打电话，但他确实有恙，所以不能骑脚踏车。对吗？”

史迈利称是。

“别因为我是修女就压低你的声音。我们管理的是一间闹哄哄的房子，但没有人因此而变得比较不虔诚。你看起来很苍白。你感冒了吗？”

“没有，没有，我很好。”

“那你最好离葛拉瑟先生远一点，他患了感冒。去年我们有埃及型感冒，前年是亚洲型感冒，但今年厄运似乎是我们自己的。拉奇曼先生有没有证件，请容我这么问，可以证明他是谁？”

史迈利递给她一张瑞士身份证。

“拿来。你的手在发抖。但你没得感冒。‘职业：教授’”她高声念出来，“拉奇曼先生真人不露相。他是拉奇曼教授。他是哪一科的教授，请容我这么问？”

“哲学。”

“原来是哲学。葛拉瑟先生呢？他的职业是什么？他从来不对我透露。”

“据我的了解，他在做生意。”史迈利说。

“说一口完美俄文的生意人。你也能说一口完美的俄文吗，教授？”

“啊哈，不行。”

“但你们是朋友。”她递回身份证，“一位苏联裔的瑞士商人，和一位谦逊的哲学教授是朋友。这样啊。我们希望这段友谊获益良多。”

“我们也是邻居。”史迈利说。

“我们全都是邻居，拉奇曼先生。你以前见过亚莉珊卓吗？”

“没有。”

“被送来这里的年轻女孩，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我们有教女。我们有被监护人。侄女、孤儿、表妹、姨妈。各形各色。还有很多姐妹。现在多了一位教授。但你可能会觉得很惊讶，女儿竟是如此稀少。葛拉瑟先生和亚莉珊卓有什么亲戚关系？”

“就我了解，他是欧斯特拉柯夫的朋友。”

“欧斯特拉柯夫先生人在巴黎，但从不露面。还有欧斯特拉柯娃夫人，也不露面。而今天，葛拉瑟先生也没露面。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有多难掌握世事了，拉奇曼先生。我们自己都很难了解我们是谁，又如何能告诉她们，她们是谁呢？你和她在一起一定要很小心。”铃声响起，宣告午休时间结束。“有时候，她活在黑暗中。有时候，她又看见太多。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很痛苦。她在苏联长大。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个错综复杂故事，充满对立，充满鸿沟。如果这不是她病症的成因，也一定是，请允许我们这样说，主要的骨架。你该不会认为葛拉瑟先生是她的父亲吧？”

“不，不会。”

“我也不这么认为。你见过从不露面的欧斯特拉柯夫吗？你没见过。从不露面的欧斯特拉柯夫存在吗？亚莉珊卓坚持说他是个幻影。亚莉珊卓有完全不同的出身背景。嗯，我们很多人都是。”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跟她提起我的。”

“就我所知的一切。其实我根本一无所知。你是安东叔叔的朋友，但她根本不承认那是她的叔叔。安东叔叔生病了，这个消息可能让她很高兴，也有可能让她非常担心。我告诉她，她父亲希望有人每周来探望她，但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个土匪，在深夜把她母亲推下山去。我叫她要说德文，但她可能还是觉得说俄文最好。”

“我了解。”史迈利说。

“那么，你很幸运。”费莉希狄院长回道，“我就没这么运气了。”

亚莉珊卓走进来。起初，他只看见她的眼睛：如此清澄，如此不设防。在他的想像中，他曾勾勒过她的形象，不知为何，他觉得她应该比较高大。她的双唇中心饱满，两端纤细，太过灵巧；而她的微笑闪烁着危险的光芒。费莉希狄院长叫她坐下，用俄文说了几句话，在她淡黄色的头发上亲了一下。费莉希狄院长离开房间，他们听见她走下回廊时，钥匙叮当作响，还用法文大声咆哮，要修女把脏乱清理干净。亚莉珊卓穿着绿色的长袖袍子，袖子卷起到手肘，肩上披着开襟毛衣，像是披风似的。衣服看起来像是挂在她身上，而不是穿在身上，仿佛有人帮她着装来赴会。

“安东死了吗？”她问，史迈利注意到，她脑中所想的事，很自然地流露在表情上。

“没有，安东得了重感冒。”他回答说。

“安东说他是我叔叔，但他不是。”她解释说。她的德文非常好，他想，除了卡拉曾告诉格里高利耶夫的，她母亲有德国血统之外，她是不是也遗传了父亲的语言天分，或者两个原因都有。“他也假装他没有车。”就像她父亲以前曾做过的一样，她不带任何感情、不作任何承诺地盯着他看。“你的单子呢？”她问，“安东每次都带一张单子。”

“噢，我的问题记在脑子里。”

“没有单子，不准问问题。我父亲禁止别人问脑子里的问题。”

“谁是你父亲？”史迈利问。

刹那间，他又只看见她的眼睛，从最隐秘孤独之处，凝望着他。她从费莉希狄院长桌上拿起一卷思高牌胶带，用手指轻划过光滑闪亮的表面。

“我看见你的车。”她说，“‘BE’代表波恩。”

“是的，没错。”史迈利说。

“安东的车是哪一种？”

“奔驰。黑色的。很豪华。”

“他花了多少钱？”

“他买的是二手车。大概花了五千法郎，我可以想像得到。”

“那他干吗骑脚踏车来这里看我？”

“也许他需要运动。”

“不是，”她说，“他有秘密。”

“你有秘密吗，亚莉珊卓？”史迈利问。

她听见他的问题，微微一笑，点了好几次头，仿佛是对着远处的人。“我的秘密是，我叫塔蒂亚娜。”

“很好的名字。”史迈利说，“塔蒂亚娜。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她扬起头，对着墙上的圣像粲然一笑。“不准提这个名字。”她说，“如果你提到这个名字，不会有人相信你，只会把你关进疗养院。”

“但你已经在疗养院里了。”史迈利指出。

她的声音并没有提高，只是加快了。她仍然动也不动，在遣词造句之间似乎连喘息都没有。她的清醒和礼貌令人敬畏。她很敬佩他的亲切，她说，但她知道他是个极度危险的人，比老师和警察都来得危险。卢迪医生捏造了财富、监狱和许多聪明的论调，足令世界依赖谎言而运转，她说。费莉希狄院长太亲近上帝了，她不了解上帝其实就像马一样，需要人骑、脚踢，才能把你带向正确的方向。

“但你，拉奇曼先生，代表了当局的宽大为怀。没错，我怕你是如此。”

她叹口气，给他一个疲倦的宽容微笑，但当他低头看着书桌，却看见她握住自己的拇指，猛力后扳，像要折断似的。

“也许你是我的父亲，拉奇曼先生。”她带着微笑说。

“不是，哎，我没有小孩。”史迈利回答说。

“你是上帝吗？”

“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费莉希狄院长说，每一个普通人，都有一部分是上帝。”

这一次，换史迈利沉吟良久才回答。他张开嘴，却又不知为何迟疑地闭上。

“你应该要问我，我是不是觉得好些了。”

“你觉得好些了吗，亚莉珊卓？”

“我的名字是塔蒂亚娜。”她说。

“那么，塔蒂亚娜觉得怎么样？”

她笑起来。她的眼睛充满愉悦的光彩。“塔蒂亚娜的父亲太过重要，无法存在。”她说，“他控制了整个苏联，但他不存在。别人逮捕她的时候，她的父亲会作好安排，让她恢复自由。他不存在，但每一个人都怕他。塔蒂亚娜也不存在。”她又加上一句，“这里只有亚莉珊卓。”

“塔蒂亚娜的母亲呢？”

“她被处罚了。”亚莉珊卓平静地说，她告白的对象是墙上的圣像，而不是史迈利，“她不顺从历史。也就是说，她相信历史走错了方向。她犯错了。人不应该尝试改变历史。只有历史能改变人。我想要你带我走，拜托。我想离开这间疗养院。”

她两手狂乱地互斗，但仍对着圣像微笑。

“塔蒂亚娜见过她的父亲吗？”他问。

“一个小个子的男人常常看着孩子们上学。”她回答说。他等待着，但她没再多说什么。

“然后呢？”他问。

“从车里。他会摇下车窗，但他只看着我。”

“你也看着他吗？”

“当然。不然我怎么会知道他在看我？”

“他长什么样子？他的态度呢？他微笑吗？”

“他抽烟。放轻松，如果你想的话。费莉希狄院长偶尔也喜欢抽根烟。嗯，这很自然，不是吗？抽烟能镇静自我，我听说。”

她按下铃；伸出手，按了长长的一声。他又听见费莉希狄院长钥匙的叮当声，从回廊朝他们走来，她的脚步声在门前暂停，打开门锁，听起来和世界上的任何一所监狱一样。

“我想坐你的车离开。”亚莉珊卓说。

史迈利付钱，亚莉珊卓看着他在灯光下一张张数钞票，和安东叔叔的做法一模一样。或许是因为意识到有麻烦，费莉希狄院长阻断亚莉珊卓专注凝神的视线，狠狠地盯着史迈利，仿佛她怀疑他行为不端似的。亚莉珊卓陪着他走到门边，帮助贝缇杜德修女开门，然后非常时髦地握着史迈利的手，抬起手肘前伸，屈下前膝。她想要亲吻他的手，但贝缇杜德修女不让她这么做。她看着他坐进车里；她开始挥手；车一开动，他就听到她近在耳边的尖叫声，看见她想要打开车门，与他一起上路。但贝缇杜德修女抓住仍然尖叫不已的她，往后拉进房子里。

半个小时之后，在图恩上周观察格里高利耶夫造访银行的同一家咖啡馆里，史迈利将早已准备妥当的信交给托比。格里高利耶夫必须把信交给克拉斯基，今晚或其他约定的会面时间。

“格里高利耶夫想要在今晚投诚。”托比反驳说。

史迈利大声怒斥。他这一生从未如此，大声怒斥。他的嘴张开，大声怒斥，整个咖啡屋都为之震惊——吧台女侍从征婚广告中抬起头，角落里的四个牌友，至少有一个转过头来。

“还不行！”

接着，为了显示他已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心平气和地再说一次：“还不行，托比。原谅我，还不行。”

史迈利通过格里高利耶夫送给卡拉的信，没有副本存在，或许史迈利原就有意如此，但信的内容倒无太大疑问，因为就这种卡拉喜欢称之为施压的艺术而言，卡拉自己就是个内行。史迈利会罗列赤裸裸的事实：亚莉珊卓是他的女儿，她已死的母亲有反苏联倾向；他佯称她是秘密情报员，以非法的手段安排她离开苏联；他盗用公家的钱与资源；他策划了两起谋杀，或许也导致了基洛夫被处死，一切都只为了保护他的犯罪计划。史迈利会指出，这些历历事证已然足够让卡拉在莫斯科中央的地位岌岌可危，必遭同僚的清算；倘若这一切果然发生，她女儿在西方的未来——她持伪造身份证居留——将极不确定，至少可以这么说。没有金钱来源，亚莉珊卓会终生流放，贫病交加，从一家公立医院转到另一家公立医院，没有朋友，没有文件，名下也没有一毛钱。最糟的情况是，她可能会被送回苏联，面对她父亲仇敌的无情报复。

威胁之后，他施以利诱，就像二十年前他在德里提供给卡拉的条件一样——保全自己，到我们这边来，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就给你一个家。精彩回放，索尔·恩德比后来说，他喜欢用运动作比喻。史迈利答应给卡拉豁免权，让他不致作为瓦拉狄米尔谋杀案的共犯而遭起诉；而恩德比从德国联络处得到的消息也证实，他在奥图·莱比锡的谋杀案也有豁免权。毫无疑问，史迈利也保障了亚莉珊卓在西方的未来——医疗、照护，如果必要的话，也提供国籍。他是否故技重施，就像他以前在德里所做的一样？他是否诉诸卡拉的人性——现在已如此清楚呈现的人性？他是否增添了一些高明的调味料，用以减轻卡拉的羞愧，而且也了解他的自尊心，让他不致采取自我毁灭的行动？

当然，他只给卡拉很短的时间作决定。卡拉一定很清楚，这也是施压的金科玉律：思考的时间是很危险的。除此之外，在这案子里，也有理由相信，思考的时间对史迈利而言也是危险的，虽然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他很可能在第十一个钟头突然心肠变软了。只有立即付诸行动，沙拉特口耳相传的要诀如是说，才能强迫猎物溜出套在身上的绳索，对抗与生俱来、或教化而来的种种冲动，毅然航向碧海蓝天。在这个案子里，这个说法或许同样适用于狩猎者。

27

这就像把钱全押在黑牌上，吉勒姆望向咖啡屋窗外，一面想着：你在这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你的妻子，你还没出世的孩子。然后等待着，一小时又一小时，等着庄家旋转赌轮。

他早已见识过柏林，当时这里还是冷战世界的首都，当时从东到西的每一个交会点，都陷入重大外科手术式行动的紧张状态。他还记得，在像这样的夜晚，大批柏林警察和盟军士兵常群集在弧光灯下，跺着脚，咒骂寒夜，烦躁地把来复枪在两肩换来换去，呼出的白色雾气，喷到彼此脸上。他还记得，坦克车蓄势待发，发动机轰隆隆地保持运转，枪管挑选着另一边的目标，虚张声势。他还记得，突如其来的警报悲鸣，军警冲向伯诺尔街或有人企图逃跑的其他地方。他还记得，消防队的云梯升起；命令说回击；命令说不要；死者，有些是情报员。但今夜之后，他只会记得像这样的夜晚：如此阴暗，让你想要带只手电筒上街；如此沉寂，让你可以听见河对岸来复枪扣上扳机的声音。

“他会用什么掩护？”他问。

隔着小小的塑料桌，史迈利坐在他对面，手里握着一杯凉掉的咖啡。在外套里，他看起来非常小。

“朴素的东西。”史迈利说，“适合的东西。渡河来的，大多是领养老金的老人，我猜。”他抽着吉勒姆的烟，注意力似乎全在烟上。

“领养老金的人干吗来这里？”吉勒姆问。

“有些来工作，有些来探亲。恐怕我没仔细问。”

吉勒姆还是不太满意。

“我们领养老金的人不想让人知道内情。”史迈利卖弄幽默地加上一句，但不太成功。

“你告诉我了。”吉勒姆说。

咖啡馆位于土耳其区，因为在现今的西柏林，土耳其人是最穷困的白人，这里的地产因靠近围墙，所以最糟，也最便宜。史迈利和吉勒姆是仅见的两名外国人。在一张长桌上，坐了一家土耳其人，嚼着无味的面包，喝着咖啡和可口可乐。孩子们头发修短，有着难民般困惑的大眼睛。老旧的录音机里传来伊斯兰音乐。硬纸板搭成的伊斯兰式拱形门廊，垂下一条条塑料彩带。

吉勒姆的目光又飘向窗外那座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架铁路的桥柱，接着是一幢老旧的砖房，山姆·科林斯和他的团队已偷偷征用此地作为观测中心。过去两天，他的手下已悄悄进驻。然后，他看见钠弧光灯的白色光晕，后面是一道栅栏关卡，接着是一座碉堡，再来是桥。这座桥仅供行人通行，要过桥，只能穿越一条像赏鸟步道般围以铁栅的走廊，有些部分只容有一人的宽度，有些部分则有三人宽。偶尔，有人通过，都保持着低调的神态，稳定的步伐，避免引起哨塔的警觉，然后抵达西方，踏进弧光灯的光晕中。在日光下，赏鸟步道是灰色的；在夜晚，不知为何是黄色的，而且异常明亮。碉堡位于边界内约一两码处，屋顶正控制住关卡；但掌控一切的是塔楼：耸立在桥中央的铁黑长方柱体。连雪都避塔楼而远之。雪落在阻断桥梁交通的混凝土锯齿上；雪片在光晕里飞舞，在关卡旋绕，然后落在潮湿的鹅卵石上；但哨塔却独独幸免，仿佛雪花也不能凭自由意志欺近前来。在超出光晕笼罩的范围处，赏鸟步道缩窄成最后一道大门和一个牛栏。但那道大门，托比说，可以从碉堡内部电动控制，只要一有情况就可以立即关闭。

时间是十点三十分，但也可能是凌晨三点，因为沿着边界，西柏林已在黑暗中沉睡。在靠内陆的部分，这个孤岛城市可能还喧闹不休、酒色横流、纸醉金迷；“新力”的商招、重建的教堂与议事厅可能灯火辉煌，像游乐场；但边界地带从晚上七点就一片漆黑沉寂。靠近光晕处，矗立着一棵圣诞树，但只有上半部有灯光，从河对岸望去，也只有上半部看得见。这是一个绝无妥协的地方，吉勒姆想，这是一个没有第三条路的地方。无论他偶尔对西方民主抱持如何保留的态度，在此地，在这个边境，就像其他许多事一样，一切都已消逝无踪。

“乔治？”吉勒姆轻声说，疑问的眼光瞥向史迈利。

一个工人蹒跚地走进光晕里。他似乎挺起身子，就像所有人在走出赏鸟步道那一刻所做的一样，仿佛从背上卸下了负担。他带着一个小手提袋，和一个像铁路工人用的灯。他身形瘦小。但史迈利即使曾注意过这人，此时也已将注意力转回他棕色外套的衣领，沉湎于孤寂、遥远的思绪中。“如果他要来，就会准时到达。”史迈利曾这么说。那么，我们何必提早两个小时到这里？吉勒姆想问。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里，像两个陌生人，从小杯子里喝着甜咖啡，吸着这间差劲的土耳其厨房的油烟，谈着无聊的陈腔滥调？但他早已知道答案。因为我们有义务，如果史迈利有谈话的心情就会这么说。我们有义务关心，有义务等待，在这人努力逃离他所协助建立的制度时，我们有义务彻夜警戒。因为只要他企图奔向我们，我们就是他的朋友。没有其他人站在他那一边。

他会来，吉勒姆想。他不会来。他可能会来。如果这不是祷告，什么才算是？

“还要来点咖啡吗，乔治？”

“不，谢谢，彼得。不，我不想，不。”

“他们好像有什么汤。除此之外就只有咖啡。”

“谢谢你。我想我已经喝够了。”史迈利说。他的语气非常平淡，仿佛乐于让别人听见似的。

“嗯，也许我还是要点一些东西，替他们分担租金。”吉勒姆说。

“租金？对不起。当然。天知道他们是靠什么过活的。”

吉勒姆点了两杯咖啡，并付了钱。他思虑周密，一走过去就付钱，以防他们匆忙离开。

看在乔治的分上，一定要来，他想；看在我的分上，一定要来。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来，这是我们梦想已久、却永远无法实现的丰收。

“你说宝宝什么时候出生，彼得？”

“三月。”

“噢，三月。你取好名字了吗？”

“我们还没认真想。”

对街，有一家卖锻铁、锦缎、假毛瑟枪、白镴之类回收再生的家具行，在门口灯光下，吉勒姆认出托比·伊斯特哈斯戴着巴尔干毛皮帽的身影，正假装细看商品。托比和他的团队负责这条街，山姆·科林斯掌控观测据点，各司其职。至于逃离现场的车辆，托比坚持要用出租车。现在，出租车就停在那里，总共三辆，毫不起眼，在车站拱门的暗处，雨刷上夹着纸条写道：“暂停服务”，司机站在小吃摊旁，吃着盛在纸盘里的甜酱热狗。

这个地方是地雷区，彼得，托比曾警告说。土耳其人，希腊人，南斯拉夫人，一大堆恶棍。连该死的猫都会监听，一点也不夸张。

别窃窃私语，史迈利命令道，别喃喃自语，彼得。告诉科林斯。

来吧，吉勒姆热切地想。我们全在这里支持你。来吧。

吉勒姆的目光从托比背后，慢慢转到科林斯观测据点所在的那幢老房子的顶楼窗户。吉勒姆曾担任过柏林的任务，这样的观测工作他做过不下十次。望远镜、照相机、定向麦克风，所有无用的硬设备，只为了想让等待变得更轻松；无线电的噼啪声，咖啡和香烟的气味；双层床。他想像着，那个被挑选上的西德警察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被带到这里，而且要一直待到行动放弃或成功为止。这人对这座桥了如指掌，一眼就能从散兵游勇中辨识出正规军，最细微的风吹草动也能在噩运降临的一刹那间掌握住：寂静地躲过监视，民警的狙击手悄悄定位。

但如果他们对他开枪呢？吉勒姆想。如果他们逮捕他呢？如果他们留下他——他们很可能会这样做，况且他们以前也这样对待其他人——脸朝下，躺在距弧光灯光晕不到六英尺处的赏鸟步道上，流血致死？

来吧，他想，已经不像之前那般确定，希望他的祷告能划过东部的黑色天际线。尽管如此，还是来吧。

一丝纤细而异常明亮的光线掠过观测站那幢房子楼上面西的窗户，让吉勒姆站了起来，他转头看史迈利，但史迈利已冲向门口。托比·伊斯特哈斯在人行道等他们。

“这只是有可能而已，乔治。”他用着准备让大家失望的语气轻声说，“只有极小的机会，但他可能是我们的人。”

他们一语未发地跟着他。寒意逼人。他们经过一家裁缝店，两个黑发女郎在窗下缝衣。他们经过贴满海报的墙面，有廉价的滑雪假期，还有咒骂法西斯主义、伊朗国王的标语。寒意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在飞旋的雪花中，吉勒姆转过头来，瞥见一个用旧铁轨枕木搭成的儿童游戏场。他们在阴暗、死寂的建筑中穿梭，然后右转，穿过铺着鹅卵石的街道，在刺骨冰寒的夜黑中抵达河岸。一座老旧的木制防弹掩体，开有用来架设来复枪的枪洞，让他们对桥上的动静一览无遗。在他们左边，一个装饰着倒刺铁丝的木头十字架，耸立在充满敌意的河流旁，纪念着某个逃亡未能成功的人。

托比静悄悄地从外套里掏出一副双眼望远镜，交给史迈利。

“乔治，听着，祝你好运，好吗？”

托比的手在吉勒姆的手臂上握了一下，然后倏地离开，隐没入黑暗之中。

掩体因树叶腐化与湿气而充满臭味。史迈利蹲在来复枪洞前，软呢斜纹外套的衣摆拖在泥泞里。他观察着面前的场景，仿佛自己漫长的一生在眼前展开。河面宽阔，水流缓漫，因寒冷而升起一层雾气。弧光灯照亮河面，雪花在光束中飞舞。跨河而过的桥梁站在胖胖的石墩上，接近水面处，露出粗裸的柱脚。桥墩之间的空间呈拱形，只有正中央的空间四四方方，便于行船。但此时，惟一的船只是系泊在东边河岸的灰色巡逻艇，而这艘船惟一提供的交易，就是死亡。桥后面，宛若一片庞大阴影的，是高架铁路，但和河一样，被弃被遗忘，没有任何火车通过。远处河岸的码头如怪物般矗立，仿佛未开化时代的牢狱船；桥梁的黄色鸟道像要从码头凌空跃起，俨然一条暗夜中的奇幻光道。占地利之便，史迈利可以通过双眼望远镜看见全景：从东岸灯光照耀的白色军营，到高耸的黑色哨塔，再缓缓下降到西岸；从牛栏，到控制大门的堡垒，最后再到光晕。

吉勒姆站着，就在史迈利背后几英尺处，但在史迈利的感觉里，吉勒姆却可能远在巴黎。他看见一个孤单的黑色身影展开旅程；他看见那人抽了最后一口烟，烟头闪着火光；那人在鸟道上，把烟蒂丢过栏杆，在水面溅起水花。那是个小个子的男人，穿着工人的半长外套，工人用的背包斜挎瘦小的胸前，走得不快也不慢，就像个习惯走长路的人。一个小个子的男人，相较于腿来说，身体似乎太长了；头上没戴帽子，只顶着雪花。事情就是这样，一个小个子男人走过桥来。

“是他吗？”吉勒姆低声问，“乔治，告诉我，是卡拉吗？”

别来，史迈利想。射他，史迈利想，对着卡拉的手下而非他自己的手下说。突然之间，他预见了可怕的事，这个小小的人影就要挣脱他背后的黑城堡了。射他，从哨塔开枪；射他，从堡垒开枪，从白色的军营开枪，从牢狱码头的黑人窝里开枪。在他面前关上大门，摧毁他，你们自己的叛徒，杀了他！在他奔驰的想像中，一个个场景浮现眼前：最后一分钟，莫斯科中央发现卡拉的罪行，打电话通知边界“不计代价阻止他！”枪击，从不嫌多，多得足以击中目标一次、两次，然后等待。

“是他！”吉勒姆低声说。他已从史迈利毫无抵抗能力的手中取过望远镜。“是同一个人！你在圆场墙上挂的那张照片！乔治，你真是太神了！”

但史迈利在自己的想像中，只看到民警的探照灯集中在卡拉身上，他像车头灯下的野兔，在雪地上显得如此黝暗；他看见卡拉无助老人似的奔逃，想躲开子弹，不让自己像碎布娃娃般倒卧地上。和吉勒姆一样，史迈利以前也曾目睹这一切。他的目光再次越过河面，望进一片黑暗之中，一阵邪恶的晕眩向他袭来，仿佛他奋力对抗的恶灵已欺身向前，无论他如何挣扎，恶灵都已掌控他，向他追索，骂他叛国贼；恶灵嘲笑他，但却也为他的背叛喝彩。卡拉背负的是史迈利怜悯的魔咒；而史迈利背负的则是卡拉狂热的魔咒。我用自己所嫌恶的武器摧毁了他，而且还是他的武器。我们穿越了彼此的边界，我们是两个无主之人，在这片无主之地。

“继续前进。”吉勒姆自言自语，“继续走，别停下来。”

接近哨塔的阴影时，卡拉放慢了脚步，在那一瞬间，史迈利真的以为他可能改变心意，向东德自首。然后，他看见一丝宛如猫舌的火光亮起，卡拉又点了一根烟。用的是火柴还是打火机呢？他很想知道。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

“老天，他可真冷静！”吉勒姆说。

小小的身影又开始移动，但脚步变慢，仿佛他越来越虚弱。他正燃起自己的勇气，走完最后的路程，史迈利想，也或者，他正努力浇熄自己的勇气。他想起瓦拉狄米尔和奥图·莱比锡，以及死去的基洛夫；他想起海顿和自己一生工作的毁灭；他想起安恩，因为卡拉的诡诈和海顿的计诱而让他永远蒙羞。他绝望地列举所有的罪行——拷问、杀人和无休无止的堕落阴谋——所有罪行，都在桥上踽踽独行之人虚弱的肩上，但又无法停驻。他不要这些，不要这样得来的战利品。锯齿状的天际线，宛如裂隙，再次向他招手。顷刻之后，史迈利就站在了雾气迷蒙的河边。

他们沿着拖船道走，吉勒姆领头，史迈利颇不情愿地跟随在后。弧光灯的光晕在他们前面，越靠近就越炽热。像两个普通行人，托比叮嘱说，就走到桥边等候，这很正常。从周围的黑暗中，史迈利听见窃窃私语的声音，还有在紧张状态下迅速行动的快速但微弱的声音。“乔治，”有人低声说，“乔治。”在黄色的电话亭里，一个看不清的人影举起手，悄悄地敬了个礼，他听见一句“胜利”从潮湿冰冷的空气中潜行而来。雪花模糊了眼镜，他很难看得清楚。观测据点在他们的右边，窗里没有一丝光影。他看到门口停了一辆厢型车，知道那是柏林邮局车，托比的最爱。吉勒姆踌躇不前。史迈利听见一句“领大奖”之类的话。

他们走到光晕的边缘。一个橘色的寨垒阻断了桥上的视线，也隐蔽了他们的诡计。从哨亭看不见他们。托比·伊斯特哈斯爬得比圣诞树还高，拿着双眼望远镜站在观测台上，冷静地扮演着冷战观光客的角色。一个丰满的女看守员站在他身边。一张陈旧的告示警告他们，风险自负。从他们背后倾圮的砖砌陆桥，史迈利辨识出一个久已遗忘的徽章纹饰。托比用手做了个小动作：竖起拇指，他是我们的人了。越过寨垒，史迈利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和铁栏杆的震动。他闻到美国烟的气味，冰冷寒风吹送，人未到，烟先闻。还有一道电动门，他想，他等待着大门猛然关上的铿锵声，但什么都没有。他突然想到，他不知如何称呼夙敌的真名，只有化名，一个女性化的名字。甚至连他的军阶也是一个谜团。史迈利仍然踌躇不前，像个拒绝上舞台的人。

吉勒姆挨近他身边，似乎努力催促他前进。他听见轻微的脚步声，是托比的监守员一个接一个地聚集在光晕边缘，在寨垒的安全庇护下，屏息等待目标的出现。突然之间，他就站在那里，就像一个神不知鬼不觉溜进拥挤厅堂的人。他瘦小的右手空空地垂在身侧，左手怯怯地横过胸前，拿着一根烟。一个小个子的男人，没戴帽子，背着背包。他向前走了一步，站在光晕里，史迈利看见他的脸，刻满岁月痕迹，饱经旅途风霜，雪花染白了一头短发。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衬衫，打着黑领带，看起来就像要去参加朋友葬礼的贫民。刺骨寒风让他缩紧脸颊，年岁益增几分。

他们面对面；他们可能隔了一码的距离，比在德里监狱时来得远。史迈利听见更多的脚步声，这次是托比笨重迟缓地从观测台的木梯上走下来。他听见轻轻的话语和笑声；他认为自己甚至听见了轻轻的拍手声，但他永远不会知道是不是幻听；到处人影幢幢，但一站到光晕中，他就很难看得清。保罗·史柯戴诺悄悄向前，站在卡拉身边；尼克·狄·席尔斯基站在另一边。他听见吉勒姆叫某个人在他们下桥之前去把该死的车开过来，载他回去。他听见某个金属的东西掉落在鹅卵石上的声音，他知道那是安恩的打火机，但其他人似乎都没注意。他们又交换了眼神，也许在那一瞬间，两人都在彼此身上看见自己的一部分。他听见汽车轮胎的吱嘎声，车门打开的声音，发动机的运转声。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走近车子，卡拉与他们一起，尽管他们并没碰他；他似乎已习惯于囚犯的那种顺从态度；他已在严格的学校里学到了这一切。史迈利向后退，他们三个慢慢地在他身前走过，全都全神贯注、一本正经地注意着他。光晕里空无一人。他听见车门关上，车子开走的声音。他听见另两辆车跟在后面，也或许是一起离开。他没目送他们离去。他感觉到托比·伊斯特哈斯伸手抱住他的肩膀，也看见托比的眼中闪着泪光。

“乔治，”托比开口说，“你这一辈子，真是精彩！”

但是，史迈利的不为所动，让托比放开了手。史迈利迅速走出光晕。安恩的打火机唾手可得，就在非常接近光晕的地方，斜斜躺着，在鹅卵石上像黄铜般闪闪发亮。他想过要捡起来，但却似乎没有必要，其他人也似乎都没看见。有人握他的手，有人拍他的肩。托比迅速制止他们。

“保重，乔治。”托比说，“一切顺利，听到了吗？”

史迈利听见托比的团队一一离去，最后留下来的只有彼得·吉勒姆。沿着堤防走回一小段路，几乎到了十字架矗立的地方，史迈利再看了桥一眼，仿佛想知道有没有任何改变，但显然没有，只有风势微微加强，雪花仍四处飞旋。

彼得·吉勒姆碰了碰他的手臂。

“来吧，老朋友，”他说，“该是睡觉的时间了。”

史迈利习惯性地摘下眼镜，心不在焉地用领带宽的一头擦拭，尽管他还得从斜纹软呢外套里拉出领带。

“乔治，你赢了。”他们慢慢走向车子时，吉勒姆说。

“是吗？”史迈利说，“是的，没错，我猜我是赢了。”

史迈利三部曲年表

一九二五年　德雷克·柯诞生。

一九二八年　纳尔森·柯出生于汕头。

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卡拉化名为“马丁·勃兰特”。

一九三六年　卡拉在西班牙招募人员；德雷克与纳尔森·柯从汕头抵达上海，被希博特收养。

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一年　卡拉疑在英国停留六个月。

一九三七年　海顿向范霍佛推荐普莱多。

一九三九年　圆场招募海顿。

一九四一年秋天　卡拉于德国指挥情报员；卡拉或许在此时“收养”了一个德国女孩。

一九四五年　威斯特贝在沙拉特听史迈利演讲，谈如何维持敌后情报员的通讯线路；史迈利娶安恩·塞康比为妻，离开服务单位，回到牛津。

一九四七年　阿勒莱恩在剑桥加入圆场，先后奉命任职于阿根廷、印度、开罗与沙拉特。

一九四八年　卡拉入狱，其妻自杀。九月一日，欧斯特拉柯娃与欧斯特拉柯夫结婚。

一九四九年春天　示威群众捣毁希博特在上海的教堂。

一九五〇年　欧斯特拉柯夫叛逃，妻子欧斯特拉柯娃入狱至一九五三年；地鼠杰拉德开始挑选情报给卡拉。

一九五一年　二十六岁的德雷克·柯身无分文地从上海乘船赴香港。

一九五三年　纳尔森·柯就读列宁格勒大学，受卜雷列夫招募；卡拉的情妇似乎也在此年生下塔蒂亚娜。

一九五五年　欧斯特拉柯娃与葛利克曼有可能于此年生下亚莉珊卓；同年夏天，在截听到加州发出的无线电后，史迈利与卡拉（化名格茨曼）在德里监狱相遇；卡拉的上司鲁德涅夫一个月后被枪毙；卡拉重新开始指挥“杰拉德”及其他情报员。

一九五六年　一月，欧斯特拉柯娃出国，遗弃亚莉珊卓；苏伊士运河事件让杰拉德对英国的忠诚彻底动摇。

一九五七年　纳尔森·柯回到上海；威斯特贝的女儿猫咪出生。

一九五八年　小纳尔森·柯可能生于此年。

一九五九年　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一九六一年　杰拉德获得苏联公民身份；老总之妻似乎于此年去世。

一九六二年　十八岁的里基·塔尔被招募。

一九六三年　三月，“斯坦莱”叛逃。

一九六四年之前　史迈利指挥瓦拉狄米尔（此时杰拉德派驻国外）。

一九六四年　塔尔在巴西行动失败。而威斯特贝婚姻失败；海顿调回伦敦；四十二岁的波里雅科夫抵达伦敦，这三件事疑似也发生在同一年。

一九六五年　塔尔在西班牙行动失败；吉勒姆的北非情报网遭破获；德雷克·柯身陷商业丑闻。

一九六六年　卡拉吸收的日本地鼠被捕；德雷克·柯得到大英帝国勋章。

一九六七年　纳尔森·柯似乎在当年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波及；德雷克·柯同年进入伦敦法学院，声称纳尔森已死。

一九六八年　小纳尔森去世。

一九六九年左右　杰拉德支持阿勒莱恩升职，对抗山姆·科林斯。

一九七二年　四月至五月，老总指示史迈利访谈与巫师有关的情报员；疑为冬季，巫术计划开始；杰拉德压下山姆·科林斯交来的“金棱线”报告，日期不明；疑为十月，康妮·沙赫斯遭革职，史迈利求助拉康；史迈利人在柏林；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六晚上十一点，普莱多遭出卖；疑为十一月，阿勒莱恩接替老总职位；丽姬·伍辛顿抛夫弃子；十二月二十四日，老总丧礼。

一九七三年　纳尔森·柯重出江湖；秘密资金开始流向德雷克·柯；二月二十七日，巫师向伦敦要求一栋房子；四月十一日星期三，塔尔为伊琳娜要求政治庇护；疑为这年五月底的星期五，瑟斯古德学校雇用普莱多；年中，汇给德雷克·柯的款项开始增加；七月，纳尔森·柯升职到中央委员会，刁先生访上海，伊琳娜与其他人被处决；七月二十日，刁先生买下毕奇飞机；八月二十一日，小不点瑞卡度被认定死于坠机；丽姬与柯相遇；九月二日，瑞卡度向美国情报员兜售鸦片；十月，史迈利被传唤到拉康家；史迈利在艾莱旅馆工作；某星期一吉勒姆偷拍圆场记录；星期二吉勒姆窃取“作证计划”档案，被长官叫去质问塔尔的动向；史迈利与安恩和解；十一月底，史迈利被任命为圆场头目。虽然复合，但史迈利最后仍把安恩逐出家门；威斯特贝到托斯卡尼。斯蒂夫·麦克尔伏死亡，日期不明，死因不明。

一九七四年春天　“孤女”进入威斯特贝的生活。年中某星期六，陆克得知西辛格离境；六月一日，基洛夫奉派至巴黎；库洛退休；威斯特贝接到史迈利的电报；秋天，威斯特贝回到香港；某星期六，威斯特贝于香港“火烧”弗罗斯特，同时于赛马时接近德雷克·柯；十二月，史迈利访谈彼得·伍辛顿及裴令夫妇。

一九七五年　一月某个星期一，山姆·科林斯重新加入圆场；康妮与狄沙理斯访谈希博特及其女；二月初，与美国情报员马铁娄开会；二月十五日，史迈利指导库洛处理山姆·科林斯之事。同年，威斯特贝接近丽姬；威斯特贝意外瞥见山姆·科林斯；刁先生杀害弗罗斯特；威斯特贝前往曼谷找寻查理·马歇尔；威斯特贝到金边，赤柬即将关闭边境，大使馆晚餐派对；某星期三威斯特贝到马德望找寻查理，再回到金边，审问查理；威斯特贝到西贡消磨数周；威斯特贝到泰国找瑞卡度。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纳尔森搭舢板离开汕头；五月四日，纳尔森在满月时登陆。

一九七七年　八月四日，基洛夫接近欧斯特拉柯娃；九月初，欧斯特拉柯娃写信给瓦拉狄米尔将军，奥图·莱比锡拜访欧斯特拉柯娃，奥图“火烧”基洛夫；十月，瓦拉狄米尔被杀，有人企图暗杀欧斯特拉柯娃；同年某星期天，史迈利“火烧”格里高利耶夫；某个星期五，史迈利访谈塔蒂亚娜；十二月，史迈利赢得最后胜利。

[1]东正教的十字架比一般常见的十字架多一横梁，形成大小两个十字架并存的特殊造型。——译注，下同

[2]Orly，巴黎的第二大机场。

[3]Hasidim，坚贞信守传统的犹太教徒。

[4]Cathedral of St.Alexander Nevsky，位于巴黎城北的东正教教堂，由沙皇捐资兴建，教堂所在的达鲁街成为移民聚集的苏联区。

[5]Montparnasse，巴黎城南一区，二十世纪初曾为众多艺术家与文化界人士聚居处。

[6]Hanseatic，指中世纪以德国北部为中心，由许多城市所组成的政治商业同盟，汉堡的正式名称为“自由汉萨市汉堡”。

[7]Alster，位于汉堡市区，挖掘易北河北边沼泽地而成的人工湖。

[8]奥皮兹（1597—1639），德国西莱西亚诗派的领导人，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与评论家。

[9]Aussenalster，阿尔斯特湖由跨越其上的伦巴德桥分成面积较大的外阿尔斯特湖与内阿尔斯特湖。

[10]Ruislip，伦敦西北市郊地区。

[11]Dover，英国东南部海港，临英吉利海峡。

[12]Voyages of Olearius, Adam Olearius为十七世纪德国学者，奉派加入特使团勘察与波斯的内陆贸易路线，足迹遍及巴尔干半岛和俄罗斯，后集结考察心得与旅途见闻出版成书。

[13]Hampstead Heath，位于伦敦汉普斯特德区的开阔公园，占地广达八平方公里，山坡可眺望伦敦市区。

[14]Margate，位于英格兰东南肯特郡的海滨度假圣地，气候宜人，素有“英格兰花园”之称。

[15]White Hall，伦敦街名，位于市中心，是英国国会与政府机关集中所在地。

[16]典出麦克阿瑟将军所言：“老兵不死，只是慢慢凋零。”

[17]Stolichnaya，俗称苏联红牌，被誉为顶级伏特加。

[18]奥登（1907—1973），英国诗人。

[19]D-Notice，英国政府行政指令，禁止某些消息对外公布，以保障国家利益。

[20]Ascot，英国柏克郡的著名赛马圣地。

[21]False-flag operations，情报单位惯用的欺瞒手段，故意制造争端，嫁祸于敌方，以激起己方共愤，创造有利环境。

[22]Anti-détente，“低荡”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冷战趋于缓和的国际局势。

[23]《圣经》中的希伯来先知，但也指带来厄运的人。

[24]席勒（1759—1805），德国诗人，诗作《欢乐颂》被贝多芬谱写为第九号交响曲《合唱》。上文亦出自《欢乐颂》：“天国女神请听我说，汝之善念化解纷争，消除无谓之对立。”

[25]Sandman，传说会在小孩眼上撒沙子，催其入睡。

[26]Waterloo Station，位于伦敦南岸区的车站，列车开往英国西南部。

[27]Camden，位于伦敦市区摄政运河。

[28]Stratford-on-Avon，位于英格兰中部，是莎士比亚的出生地。

[29]比尔是威廉的昵称。

[30]Bloomsbury，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区，素以人文荟萃闻名，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均位于此区。

[31]Samovar，苏联传统的附有炭炉的茶壶，多为铜质。

[32]Coopelia，法国芭蕾舞剧，剧中描写少年迷恋木偶美女的故事，有许多木偶角色。

[33]Park Lane，伦敦市中心海德公园旁的高级地带。

[34]图卢兹-洛特雷克（1864—1901），法国印象派画家，肤色黝黑，个子矮小。

[35]Cap Ferrat，位于法国南部蔚蓝海岸，为知名观光胜地。

[36]科贝特（1762—1835），英国政论家与经济学家。

[37]Pall Mall，位于伦敦市中心，为高级俱乐部集中的核心地带。

[38]德加（1834—1917），法国画家，以描绘芭蕾舞者著称。

[39]德国当时分为东西德，此处意指西德。

[40]英国小说家Robert Smith Surtees（1803—1864）著名系列小说中的主角，是个热爱狩猎的食品商。

[41]Travemünde，德国北部滨临波罗的海的港口，亦为通往北欧与爱沙尼亚的渡轮港。

[42]Saxony，德国南部地区。

[43]克劳斯在德文中通常是“Klaus”，但此人却是“Claus”。

[44]玛丽亚·卡拉斯（1923—1977），美籍希腊裔女高音，才貌出众，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高音。

[45]Lübeck，西德北部城市。

[46]此处的“堕落”为the Fall，意指亚当与夏娃偷尝禁果，造成人的堕落，使人开始有了羞耻心。

[47]Dodo，一种不能飞的大鸟，已绝种。

[48]The Battleship Potemkin，1952年出品的苏联电影，是描写苏联革命的经典电影。

[49]Flying Dutchman，传说中在暴风雨时出现的幽灵船，必须不断航行，直到最后的审判日。

[50]Timor mortis，语出中世纪苏格兰诗人William Dunbar（1460—1513）著名的诗句“死亡的恐惧令我不知所措”。

[51]Gulag，苏联劳改营所在地。

[52]Schleswig—Holstein，德国西北部地区。

[53]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文学家。

[54]一般国家的驻外使领馆都有定期往返于本国与驻地之间的信件与货物传递，并受外交豁免权的保护，被称为“外交邮袋”。

[55]Belgravia，伦敦的高级住宅区。

[56]在福尔摩斯系列小说中，莫里亚蒂是伦敦犯罪组织的幕后主脑，出身良好，智识甚丰，与福尔摩斯长期斗智，在《最后一案》中与福尔摩斯展开殊死决战，终于落败。

[57]《白鲸》中的亚哈船长穷毕生之力追索邪恶的白鲸莫比·迪克，最后仍功败垂成。

[58] Knightsbridge，伦敦市中心精华区，各国使领馆与精品名店林立。

[59]典出著名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比利时侦探波洛，波洛常自诩有“小小的灰色细胞”可用于推理破案。

[60]Conditioned reflexes，心理学名词，指对于某些特定形势所产生的制约反应，例如喂狗时常摇铃，则以后狗闻铃声即分泌唾液。

[61]Reichenbach Falls，位于瑞士迈宁根，在福尔摩斯的《最后一案》中，福尔摩斯与死敌莫里亚蒂于此展开殊死决战，双双失踪，后来在《归来记》中福尔摩斯才再度现身，说出莫里亚蒂已死的消息。

[62]The Admirable Crichton，作者为创作“小飞侠彼得·潘”的英国作家J.M.Barrie（1860—1937）。

[63]Penzance，位于英格兰西部科尼什郡的海滨度假胜地。

[64]提埃波罗（1696—1770），意大利画家。

[65]Celtic，指居住在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高地的雅利安人的一支。

[66]Straight man，喜剧中与丑角搭配演出，受调侃取笑，以制造戏剧效果的角色。

[67]Harold，为诗人拜伦长篇叙事诗《哈罗德公子巡游记》的主角。

[68]Fendant，产于瑞士的知名葡萄酒。

[69]波恩建城于十二世纪，旧城区有绵延六公里的拱廊街道，以及保存完整的古建筑，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70]Rhodesia，非洲南部中央地区，1980年独立为津巴布韦共和国。

[71]Limbo，指地狱边缘一区域，为不能升入天堂的灵魂（如未受洗的儿童）的栖息所。

[72]Torrents of Spring，海明威于1926年出版的讽刺小说。

[73]Brunnadernrain，苏联大使馆与领事馆在波恩的所在地。

[74]Commissar，苏联各共和国政府掌理政务的官员，相当于部长。

Smiley's People by John le Carré

Copyright. David Cornwell，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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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林谍影/（英）勒卡雷著；刘险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书名原文：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ISBN 978-7-208-12982-5

Ⅰ.柏…　Ⅱ.①勒……②刘…　Ⅲ.长篇小说—英国—现代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8055号

书名：柏林谍影

作　　者：【英】勒卡雷

译　　者：刘险峰

责任编辑：张隽　李同洲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2982-5/I·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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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读]勒卡雷—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而已
行内人的小说

从同情到背叛

池塘结冰了的间谍世界

[五十周年版前言]五十年后
[塞普特版前言]
[前言]
1 检查站
2 圆场2
3 堕落
4 丽兹
5 赊账
6 接触
7 基沃
8 海市蜃楼
9 第二天
10 第三天
11 利玛斯的朋友
12 东边
13 蛛丝马迹
14 致客户的信
15 邀请
16 被捕
17 蒙特
18 费德勒
19 支部会议
20 特别法庭
21 证人
22 法庭主持
23 招供
24 政委
25 柏林墙
26 风雨归来

[导读]勒卡雷—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而已

唐诺

在阅读勒卡雷小说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人物，这人名叫阿兰·图灵，天才的数理和密码分析专家，二次大战期间的英国知识分子。

图灵原本是剑桥大学里学术世界的一员，“二战”期间他做了一件最特别的事，那就是应英国政府的秘密征召，进驻白金汉郡的柏雷屈里园，负责德军作战密码的破译工作，其中最精彩的成就，是图灵和他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奇形怪状伙伴（有瓷器权威，有博物馆研究主任，还有全英西洋棋冠军以及一堆桥牌顶尖高手云云），在“二战”进行不到一半，即神不知鬼不觉地破解了德军的神奇密码机“奇谜”。这不仅在往后每一处战场、每一次重大战后帮助盟军化险为夷，它的威力还一路贯穿到最终决定性的诺曼底登陆一役，几近完全透明地准准研判出彼时德军所部署58个师的数量、身份和位置（只误差了两处），从而及时修改了最后D-DAY的登陆作战计划，所以亨利·兴斯里爵士说：“倘若政府代码暨密码学校（即柏雷屈里园）未能解读‘奇谜’密码，收集‘终极’情报的话，这场战争将迟至1948年，而非1945年才结束。”

所以说图灵和他这群被丘吉尔称之为“会下金蛋，但从不咯咯叫的鸡”的解码伙伴从此成了英雄是吗？很抱歉还没有，只因为英国政府要持续保有这个秘密优势，不仅不愿公开“奇谜”机已被破解的真相，而且还把大战期间掳获的数千台“奇谜”机送往各殖民地，借此监视战后风起云涌的各殖民地一举一动。同时，柏雷屈里园亦正式关闭，相关资料全数封存或直接销毁，除了少数人转入政府常规情报机构之外，大部分人哪里来哪里去放回民间，当然，每个人都得宣誓守密。

这个秘密整整被保护了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的漫漫时光之中，我们差不多可想象这批曾为大英帝国和女王陛下立下不可磨灭功勋的人的尴尬甚至说悲伤处境—对英国政府而言，英不英雄再说，当务之急在于他们是一群“知道太多”的麻烦之人，得防贼般严密监视每一个人；同时，这些人还得时时面对各自身旁之人的询问、质疑和公开指控：当大家都在为国家存亡流汗流血奋战时，你在哪里？你做过什么？你要不要自己说说看？

三十年太长的时间，所谓的真相、功勋、正义云云，在揭晓并褒奖那一刻来临时早已失去了实质意义，只像是噩梦醒来终于可放心呼口大气的慰藉而已；而且你可想而知的，很多人等不起这三十年，锦衣夜行早把所有秘密带往天国上帝的正义法庭去了。

其中，功勋最大的阿兰·图灵是等不及的人之一，也是下场最悲惨的人之一。1952年，他在报告一宗窃案时，居然向警方坦承当时他正和自己同性恋伴侣相处一室的事实，遂以重大猥亵的罪名遭起诉并定罪。他从此身败名裂，已批准的研究计划被取消，还得接受荷尔蒙治疗变成性无能而且变得痴肥，如此两年，图灵终于以一个注射了氰化物的毒苹果自杀，当然不会有英国王子他日来吻醒他，才四十二岁。

勒卡雷一定知道图灵的故事，他没写图灵的真人真事，然而他的间谍小说中始终有着这样子那样子的不同阿兰·图灵，以及其悲伤孤寂荒谬的处境。

行内人的小说

有关勒卡雷和间谍小说，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其实可以用很简单，甚至就是一句话来充分说明：勒卡雷就是间谍小说家的第一人，而且第二名可能还没有出生。

这样子讲话，乍听之下不敬，也不妥，而且不全然完全合于事实，我想我们可解释一下—不敬，是因为如此的实话实说可能冒犯了其他勤勤恳恳的间谍小说书写者，很抱歉，我们晓得，不管在虚幻的间谍世界或我们硬碰硬的现实人生里，实话，差不多永远是最伤人、最具破坏力量的；不妥，是因为书写创作不是比百米赛跑不是打一场篮球，正常状况下理应没有第一名第二名这类童稚游戏的胜负排名，除非有近乎奇迹的事发生了，而不巧勒卡雷正是此一书写领域的如此奇迹，他的规格、视野、深度和情感完全超越了所有间谍小说书写者甚至这个类型小说基本框架所能拥有的，他仿佛独自在另一个层面书写，独自探向只属于他一个人的辽阔天空；不全然合于事实，是因为我们并非没读过可堪比肩或甚至更胜一筹的间谍小说，比方说台湾现阶段有中译本可读的，《哈瓦那特派员》或《沉静的美国人》（《喜剧演员》可不可以也划进来呢？），但这么说我们就更明白了，上述这些作品全出自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之手，一般我们并不以间谍小说来辨识它们，一如我们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并入推理犯罪小说一般，这差不多已直接告诉我们，勒卡雷小说“不仅仅”是间谍小说而已，说勒卡雷是间谍小说世界的只此一人，说真的也并不是多高的一种赞誉，有一大部分的勒卡雷应该被正确置放到小说整体的经典世界才公允。

格林本人很喜欢勒卡雷小说，至少从《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这部成名作开始，他的慧眼和慷慨引介对勒卡雷的崛起乃至于今天的超越类型地位助了可不止一臂之力；同样的，勒卡雷亦一直真心推崇格林，毕竟他看待世界和情感关怀的方式本来就和格林有惊人的相通之处，他的小说也始终有着浓郁的格林气味，事实上，这两位英籍作家几乎可自成一个谱系来读。

像阿兰·图灵的悲剧，我们首先会惊觉，间谍世界是多么奇怪、多么悖于我们“正常人性”的一个世界，它好像独立于我们的现实人生之外，单独封闭起来，用完全不同的情感、信念和游戏规则进行，很多我们在现实人生中坚信的、视为珍贵的，乃至于已习焉不察铸成我们自然反应的东西，在这个诡异的世界中都得去除，比方说信任、诚实、善意和悲悯云云；但要命的是他们仍都是人，和我们一样拥有着共通的，而且并非有弹性到可任意扭曲折弄的根本人性和需求，我们喜爱的他们一样有反应，我们会悲伤的他们一样有感觉，一样蛮求有个家可回，有朋友在的小酒馆可去可交谈，有亲密可放松一切警戒的人可讲最心中的话，有一个同样有限因此得弄清所为何来的生命本身，这些被用尽力气压制下去的东西不可能就此消失，它们只是黯淡了，但也因此更尖锐更蠢蠢欲动。

这样一个（被强迫）隔绝的异样世界，对你我这样的正常人来说极难凭空想象并有效掌握，遂使得间谍小说的书写一样呈现了相应的诡异封闭气息—作为一种类型小说，间谍小说的总量相对来说并不大，却奇峰突起般有不成比例的醒目作品乃至于像勒卡雷这样的人冒出来；而且它的书写者，似乎一直有着某种森严的资历限制，得多少是在这个世界浸泡过的“行内人”（勒卡雷和格林都有这个他们日后不太愿意提起的资历），而不是先靠门外的破碎资讯和纯粹想象瞻望所可替代。举个最刺激的实例是推理小说一代女王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她有缜密的清楚脑子这完全不必怀疑，有丰富到难以比拟的书写实战经历这也路人皆知，事实上她还多少有二手的间谍世界经验来源，但她偶尔伸脚进去写的间谍式小说却令人骇异得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四巨头》（The Big Four）是神奇的波洛系列直跌谷底的败笔，《七面钟之谜》（The Seven Dials Mystery）则是一场小学生式的可笑儿戏，间谍小说书写的独特严苛资历要求由此可见一斑。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间谍小说一直“不正常”地被英籍作家所垄断，这当然不可能跟什么神秘的民族心性有关，纯粹是历史偶然，只因为英国这个老帝国长期垄断着跨国的间谍事务，而且大量使用半业余的工作人员，包括驻外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以及旅居的作家或一般商人云云，这中间原本就有笔在手却奉女王陛下荣光之命误闯间谍世界的文人遂成为间谍小说书写的最大供应来源。

这里，我们再进一步把间谍小说置放到真实的时间之流里。现代间谍小说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东西“冷战”是什么东西？是一长段不能战也不能和的外弛内张或外张内弛的可怖武力和意识形态对峙，是一页他日回顾起来令全世界人僵在那里的荒谬历史，人类世界硬生生被一刀划开为两个阵营，所有人都同时拥有正常人和恶魔两种身份。当我们用人的角度去思考时，世界什么事也没发生而且实在没道理发生；当我们以恶魔的角度看事情时，世界登时危险一如累卵极可能旦夕间化为一个大爆竹。如此诡谲几无交集的“冷战”二元背反面貌，直接转入间谍小说书写，便把间谍小说裂解为泾渭两种书写方式及其成品。其一是恶魔角度的，可以伊恩·弗莱明为代表，或直接讲就是他笔下反复拯救世界不休的007情报员詹姆斯·邦德，在这组小说中，善恶两方已然分明到电灯开关般不必劳神多想下去，间谍世界剩下的只是行动，或专业些称之为任务吧，由他的上司M下达，用邦德的手来完成，因此，我们可以让思维休息而交由感官来和这组小说相处，是一种享乐，坐云霄飞车或高空弹跳那种脑子一片空白的享乐。另一是正常人角度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勒卡雷，正常人太复杂了善恶永远在相互讨价还价之中，塞不进“冷战”那种琐罗亚斯德1式的简易框架之中，当人不再只是单维度的间谍，而同时也是个人时，“冷战”的核心荒谬性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顺此善恶二分原则所建构成的秩序也骨牌般一个一个倒塌下来。想想，相隔数千里数百里的素昧平生之人彼此何来深仇大恨？这不是太奇怪了吗？就算敌对是可能的、习焉不察承继下来的，又如何能说就是至善至恶之别呢？而既然不是至善至恶之争，这样的不惜以死相搏又所为何来呢？当这组小说通过书写重建起具体的人、具体的实物世界时，光是常识就可以轻易看穿“冷战”封闭间谍世界的扭曲和变态，那种自以为一举一动事关天下人的安危，那种愿意拼死阻止世界毁于一旦（不管是遭敌方渗透破坏征服的败战形式，抑或大战引爆万劫不复的同归于尽方式）的信念怎么看都只是幻觉，真正伤害人折磨人的，不是未来式，而是进行式，不必等那个甚至永不发生的终极性毁灭，倒是当下且已持续相当时日的人性和道德扭曲，是人被此种神圣幻觉催眠摆布的必然又可悲又可笑样态。也就是说，真正的敌人极可能不是你要杀他他也要杀你那些敌对间谍，他们其实只是你意识形态背反，但处境雷同的相濡以沫可怜虫，而是整个荒唐间谍世界的构成，它是个太小的囚牢，不仅禁锢人，还把人硬生生扭折成各种可怖的样态。

从同情到背叛

老实说，如果我们跳出“冷战”的意识形态泥淖，跳出间谍的封闭世界，纯粹从理论思辨的层面来理性地说明间谍世界的荒谬本质并不难，要用道德来质疑它攻击它那更容易，毕竟，间谍这个古老的行业本来就冒犯了一堆人的基本道德信念，其道德正当性自始至终孱弱不堪。事实上它的存在理由也不靠这个，人们之所以忍受它，最终仍是某种实然的无奈，它是依附在战争冲突下一个偷偷摸摸的次等恶棍，偶尔战争冲突取得某种神圣正义光环，它鸡犬升天般跟着神气，而人类一天没办法根除彼此间的战争冲突，我们也就只能看着间谍霉菌在这上头继续生存并代代繁衍。

但这不是勒卡雷的方式及其真正价值所在。勒卡雷用的是小说而不是理论；勒卡雷是站进间谍世界之内而不是在外头指指点点；勒卡雷也不是打开始就清楚豁脱于“冷战”两造的意识形态之上，事实上，作为一个相当典型的英式知识分子，勒卡雷是有他基本位置的，他大体上仍站在所谓自由民主和欧洲基督教文明这一侧，包括像《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这部小说，当他把笔锋转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时，他还是把伊斯兰教徒划到对立的那一面。这样的基本位置本来会局限他，但勒卡雷以他的诚实、不受催眠的清醒洞察力和同情心，以及他无与伦比的小说书写技艺击败了这个限制。

也许就像格林讲的，人不得已总是有一边要站的，但如果我们能把基本位置的选定当成开始，而不是完成，超越其实是可能的，而且还会是一种较有真实质地的超越，只因为那种极不舒服的拘限，往往让你更警觉到自己让步了什么省略了什么，而且你也因此更深刻了解这个基本位置的弱点和漏洞，这通常不是一开始就摆出敌意姿态的门外之人看得到，尤其是感受得到的。

勒卡雷从间谍内部来，不管是《柏林谍影》那样令人心痛的冷血成功，或如《镜子战争》（The Looking Glass War）那样一败涂地的荒唐，勒卡雷总是同情先于批判，他对自己笔下这些间谍不是打开始就准备好用一句生冷的话来结论他们打杀他们，而是耐心地、深情款款地进入他们，包括他们间谍任务外的下班时光和家居生活，包括他们的彼此闲谈和牢骚，包括他们被挤压被搁置的情感和其他但凡谁都有的计划梦想，包括他们内心最深处偶尔冒出来的某个短暂或从此挥之不去的念头云云。当他们不再只是个名字，是个职称或代号，而是个完完整整的正常人时，某种被延迟下来的批判、被延迟下来的愤怒和哀伤就蓄满了情感的风雷出现了—这个愤怒和哀伤由同情转换而生，用最普遍素朴的人性支撑起来。

也就是说，勒卡雷是同时写两部小说的，类型的间谍小说和开放深沉的一般小说，同时创造出两个世界，间谍世界和正常人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既彼此暴烈冲撞又相互暧昧渗透，机智与无能，伟大与细琐，忠贞与怀疑，信任与背叛，陌生与熟稔，遥远但热血沸腾的异国城市与每天回去但阴冷的家……勒卡雷小说的丰饶渔场便如此由两股不同颜色和不同温度的洋流汇集纠缠成驻留的漩涡，他更耐心地记录着他们的遭遇并等待他们的命运和抉择。有时，间谍世界的神圣幻觉和森严秩序会暂时获胜，像《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那样，把人内心的声音和渴求给压回去，成为某种永恒的疑惑和蠢蠢欲动的不安。然而勒卡雷也容许人性冲决而出，放任他背叛，甚至还让背叛坦荡而且熠熠发光。最清楚的莫过于《俄罗斯大厦》（The Russia House）里那位得以满怀希望、等在伊斯坦布尔港边窗口守候他因此换得苏联爱人一家子自由那艘船的英籍中年书商，奇怪反而是勒卡雷小说最令读者舒服到不敢置信的太快乐结局；或者像《女鼓手》，情节上的胜利尽管属于用尽一切心机手段包括感情陷阱的以色列可恶特工，但真正让人同情、在人性上获胜的却是那桀骜但神秘的死去巴勒斯坦年轻人。

差不多等于是说，每当勒卡雷愈“叛离”自己西欧基本位置一分，他的小说似乎就获得了多一分的自由和欢愉（某种一无所有但赢回自己的欢愉），饶富深意。

也因此，只用“批判”两字来说勒卡雷小说和间谍世界的关系是不准确而且明显不足够的，它更正确的形态不是薄薄一层的某个结论，而是一个丰饶的旅程，一个有时间厚度的历程，一个包括作家本人和读者缓缓思索并且发现的过程。勒卡雷通过小说重建了一次又一次的具象情境，重建了一个又一个具体完整的人及其独特遭遇，这不仅赋予了概念性批判通常不具备的可感形式，还容受着批判所携带不了的更宽阔也更深沉的心思，包括这一端更柔软的同情不忍，也包括另一端更深沉的悲恸和绝望。我们读小说的人几乎什么都看到都参与了，独独更弄不清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何谓喜剧何谓悲剧，而这样缺乏明白胜负判决的暧昧感受其实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正常人生基本样态不是吗？不恰恰好说明了我们跟随勒卡雷进入后又穿透出封闭阴湿的间谍世界，归回生命现场，是如此一趟恍如隔世的旅程，得失细碎遍存于我们一言难尽的感受之中？

甚至，从人性而不是间谍游戏的判准来说，我们读到的总是某种“失败”，可能是人明显的失败和毁灭，也可能是人短暂胜利底下“更深刻的意志消沉”—这是瓦尔特·本雅明的说法。

池塘结冰了的间谍世界

1990年柏林围墙拆除前夕，我个人恰好去了德国一趟，那是个二月里不下雪不积雪的暖冬，我们穿越著名的查理检查哨进入仿佛永远阴天的灰扑扑东柏林，依旧全副武装的守兵没开枪，只要求我们依规定至少先换六马克东德货币作为买路钱。我们走的是间谍小说中（通常是结尾）的惊险换俘之路，干的却是不知死活的观光客之事—午餐吃了一客就是那么回事的德式烤猪脚，逛去跳蚤市场花十马克买了一枚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颁出的铁十字勋章，还到柏林围墙边租榔头和凿子敲喷满各种颜色涂鸦的围墙石头当纪念品带回家。这座“冷战”的象征长城完全没偷工减料，硬到人虎口快裂伤了就是剥落不下一小方有意义的水泥来，因此很多人干脆花小钱买现成的，一块儿拳头大小的围墙石叫价六马克，还有缀成耳环和项链的供女生挑挑拣拣。

柏林围墙倒下来是历史大事，但倒塌之后跟着来的却是麻烦事。彼时经济力正处巅峰的西德政府尤其紧张得不得了，他们慷慨地让东西马克以1比1兑换，更是加重了统一重建的负担。

柏林围墙倒塌也在间谍小说世界引起生死存亡的紧张讨论，很多人以为这就是间谍小说到此为止的判决时刻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这么想，勒卡雷大概是其中态度最坚决的一个，他的回应不断被引述至今已近乎宣言：“间谍小说不因‘冷战’而兴，也就不因‘冷战’而废。”

我想，勒卡雷不是光凭意志做此豪勇宣告，他是有自己书写的实际而且严肃理由讲这话。我们晓得，军事对峙、政权乃至于政治制度这一类东西可能一夕改变，但社会不如此，人心更不如此，这部分是连续的而且会持续余波荡漾很长一段时日的。也就是说，如果间谍小说和“冷战”的关系只是题材，那的确会因敌人的消失，柏林、维也纳、日内瓦、伊斯坦布尔这些交界城市不复谍影重重而终结；但如果你是勒卡雷，你关怀的是人心，那事情当然还没结束，甚至短期来说更暴烈更尖锐，包括一群失业的间谍、失业的技艺、失业的神圣幻觉、失业而且极可能已来不及转行的半辈子志业云云。这里有一个忽然拔根而起的猛爆性危机，一个早已预期但居然就来了的措手不及噩梦成真。

“公园池塘结冰了，野鸭子要往哪里去？”—这个小说家塞林格昔日在纽约中央公园问的傻问题，如今抛掷到勒卡雷手中了。

当然，除了写出《史迈利的告别》（The Secret Pilgrim）等这样的后“冷战”小说孤独留在欧陆的间谍战场废墟上数尸体，勒卡雷也被逼出走欧洲，像他尊敬的前辈格林一样，到犹有战火犹有冲突斗争犹有间谍在其中偷鸡摸狗的所谓第三世界去—从勒卡雷的写作年表来看，这个出走早在“冷战”正式告终前就已展开，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比任何人，甚至包括美苏两方的政治军事高层，更有资格提前看到“冷战”的终点。1983年的《女鼓手》，整整早柏林围墙拆除作业七年时间，便开启了勒卡雷小说的出走序幕。

因此，有意义的改变不是对抗的终结，不是间谍此一古老行业的就此消失，人间没这等美事，地球之上，比“冷战”更炽烈更狂热的战争仍此起彼落，人们仍旧荒谬地仇视并狙杀陌生的彼此，有意义的改变远比这个深沉而且可能更黯然些，比方说少了“冷战”那种不战不和虚张声势的奇怪大氛围，间谍世界有更多迫在眉睫的渗透追猎而少了回身思省的空间。比方说战争配备及其形态的变化，间谍的身份及其工作方式是否相应地变化或进一步更非人性化，失落了一部分信仰和志业的幻象，更像个训练有素的杀人佣兵，或更像个操作精密机器的朝九晚五高科技上班族云云。这才是后“冷战”间谍小说家得面对的。

最重要的，是踽踽于伦敦市街那些潦倒虚无但不失优雅的老式英国间谍可能得从此凋零，默默隐入他们非得适应却永远适应不良的广漠正常人世界从此消失，这则是勒卡雷终究要去面对的。

我个人不是个重度的间谍小说读者，小说的世界中，我总有一个反数学的想法，那就是部分能大于整体。一个顶尖的小说家，对我而言，也比十个廿个二流小说家乃至于整个书写领域的成败更重要，因此我关心并乐意持续追踪勒卡雷，优先于我对间谍小说未来书写的关注。

今天，勒卡雷犹无恙，2004年他仍交出《挚友》（Absolute Friends）一书，这样，间谍小说是否随“冷战”终结这个问题我便可当它不存在了。我们仍可幸福地阅读勒卡雷，并安心地静静等待他日下一个勒卡雷的出现。

[五十周年版前言]五十年后

三十岁时，我在一种极端秘密的状态下写出了《柏林谍影》，我当时身处一种强烈的个人重压之下，那种重压他人根本无法分担。作为一名在英国驻联邦德国（西德）首都波恩使馆里冒充为初级外交官的情报官，我在同事眼中是一个秘密，而对我自己而言，大多数时间里我也是个秘密。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了两部小说，都是以笔名发表的，而且出版之前都经过了我所供职的机构的许可。经过漫长而深入的审查后，《柏林谍影》也被许可出版。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如果这部作品未能获得出版许可的话，我之后会做些什么。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审查这部作品的人即使有些勉强，但最终还是正确地认定，这部书从始至终都是虚构的，与个人经历无关，而且相应地，也不会造成安全问题。然而，世界范围内的舆论可不是这么认为，他们异口同声地判定，这部书中的故事不仅是真实事件，还更传递来自另一个“冷战”阵营的信息。被这一论断吓坏了的我怀着敬畏观察事态的发展，随着一个接一个的专家宣称这部书里讲的是一个真实事件，这部书逐渐登上了畅销榜，并在榜单上停留了很长时间。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敬畏逐渐演变为了一种无力的愤怒感。

愤怒，是因为自从我的这部小说出版那天起，我就意识到我会永远被看作一名间谍出身的作家，而不是一名仅仅在那个秘密的世界里做过一丁点事情并把这些写下来的正常作家。

但当时的记者对此完全不知情。对他们而言，我是一名凭空冒出来的英国间谍，讲述着间谍世界的真实景象，我越否认就越是增加了其中的谜团。

偏偏我的小说读者们都深深地迷恋着“007”系列，正迫切渴望着来点儿007以外的新鲜故事，于是这个谜团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这时我受到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关注，可唯一的问题在于，我压根儿就不相信那套让我获得关注的宣传说辞。虽然我未作任何反对，但我仍然不喜欢。可即便我想反对，我也说不出什么能改变这一趋势的东西。而且我也不确定自己是真的想反对。

在1960年代—而且直至今天—英国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一直是国家机密，这绝对无可指摘。任何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的行为都是犯罪。而情报机构则可能会在他们认为合适时选择泄露出一个名字。他们或许会展示一两个情报巨头来让我们小小见识下他们的无所不知和开放度—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前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被泄露出来对他们而言只能意味着灾难。

不管怎样，我都有我自己的顾虑。我和之前的雇主没有任何过节，事实上我们相处得颇为融洽。这本小说在美国扬名几个月后，我现身于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我虽然很紧张，但一直在诚实地否认着：不，不，我从来没当过间谍。但是，那次经历却是一场噩梦，毫无疑问。

当一位有消息来源的美国记者嘲讽地告诉我说，一位目前在任的英国情报机构上层对中央情报局的前任官员透露说，我一直是在职的英国情报人员，这让原本的谜团更加说不清了。而且这位记者还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了众多参加此次新闻发布会的同行好友，这样一来，现场的所有人就都知道我是在撒谎。

五十年来，自此之后的每一次采访似乎都是为刺穿我的伪装、找到那个并不存在的真相而进行的努力，也许这便是为何我这么讨厌采访的原因吧。

***

《柏林谍影》是一种任性的想象力的产物，这种想象力最终因我对政治的厌恶和个人的困惑而终结。五十年过去了，我从未将这部书与我自身的经历联系到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在伦敦机场的一次无言的相遇。当时一名军人模样的中年男子穿着沾有污点的雨衣筋疲力尽地将一把混着外国硬币的钱甩到了吧台上，用粗砺的爱尔兰口音给自己点了杯苏格兰威士忌，他告诉酒保说那点钱能倒多少就倒多少。在那一瞬间，阿历克·利玛斯这个人物形象诞生了。虽然我的记性不太靠得住，但这便是我所能记起的。

如今，我把这部小说看作发生在我内心中的一次未能被掩饰好的爆炸，这次“爆炸”之后，我的人生就此改写。这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内心爆炸，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没错，没错，写这部书的时候，我已经断断续续地为情报机构工作了十年；我的人生因为有了这十年而变得完整，我一直为自己太年幼没有参加“二战”而心存愧疚—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是靠发战争财发家的，直到他去世前，我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

不过，虽然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但也不至于才疏学浅，而且在进入英国情报机构许久之前，我就具备了一种编故事的能力，这种能力促使我将信将疑地将各种事实收集起来。在我的情报机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经历过什么危险的事，事实上，这份工作经常让我感到无聊透顶。否则，我的雇主也不会允许我的小说出版，虽然后来他们一定为自己做出的这一决定后悔莫及，因为他们觉得太多的人太把这本小说当真了，还因为任何英国情报人员会做出叛国之举的暗示，在他们看来都对情报机构的伦理原则造成了贬损，而且会不利于情报人员的招募工作，进而会伤及英国的国家利益，最后这一项指控可真有些夸大其辞。

这部小说并不是“真实事件”的证明—我都重复了多少遍了？—就在于它被出版了。一位雇佣了我的情报部门前任主管甚至曾经公开宣称，我对情报工作的贡献微乎其微，对此我深信不疑。对于这部小说记录了“所发生的唯一一次血腥的双重间谍行动”的说法，另一位前任主管也说事实绝非如此，但他认为这部小说很有趣。可问题就在于，当真正的情报人员走出来做出明确的澄清时，公众偏偏认定他们都在说谎。这使得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做的解释全都白费。

然而，如若不是情报机构在我年轻时雇佣了我，也一样会有不知哪个倒霉的机构把我招募进去，过几年之后，我也一样会发表我的作品闯出我自己的路来。

***

那么，这部小说的深层背景，还有在“二战”结束十五年之后依旧弥漫在东西两个德国每一处角落的景象、气味和声音，都是从何而来的呢？利玛斯所在的柏林便是人类自身愚昧和历史悖论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1960年代初，身处英国驻波恩大使馆的有限范围内，我观察着这个国度，偶尔我也会走出大使馆更近距离地观察它。我见证了柏林墙从一排带刺的铁丝网变成了用空心煤渣砖垒起的厚墙，见证了“冷战”的堡垒从“二战”仍未冷却的灰烬上拔地而起。我当时绝对没有意识到世界正从一场战争进入到另一场战争中，因为在情报世界中，从来就只有一场战争。对于东西方两个阵营中的强硬派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一个插曲。现在，插曲结束了，他们可以继续双方原来的战争了。这场战争始自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虽然交战的双方改换好几次名目，但这场战争一直在进行着。

如果阿历克·利玛斯发现在西方的情报机构里遇到了一些声名狼藉的同事的话，那一点儿都不奇怪。那些有着辉煌履历的前纳粹分子不仅得到了盟国的宽容，更因为他们的反共前科而得到了盟国的宠溺。组建西德情报机构时，谁是美国心目中担任机构头目的最优人选呢？是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将军，他曾在希特勒的军队里担任要职，在东线战场与苏联军队的交锋中陷入了困境。预料到德国的战败，盖伦召集起了他的人马，在第一时间向美国人投降，美国人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了他。被收编后，盖伦机智地弃用了“将军”这个头衔，而成了“博士先生”。

但是，要将盖伦和他的人马安置在哪里呢？美国人决定把盖伦及其手下安置在巴伐利亚一个名为普拉克的舒适村庄，距离慕尼黑八英里，很方便就可以到达那里的情报机构总部。

那么，他们为博士先生挑选的那幢空出来的美丽乡间宅邸之前又是归谁所有呢？答案是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希特勒最为信任的私人秘书。当这位元首选择在这附近修建自己的府邸时，他的亲密战友立刻将他们各自的宅子建在元首家周围。盖伦和他的手下便被安置在这座曾属于马丁·鲍曼的别墅里。现在，这座建筑则成为了受巴伐利亚州政府保护的历史文物。就在几年前，承蒙现任德国联邦情报局某位上层的照顾，我有幸以私人名义到那里参观。在我看来，会议室里摆放的1830年代家具和屋后花园里新艺术风格的雕像很值得一看。但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从地窖里盘旋而起的巨大暗色楼梯，以及一座与元首宅邸中那座类似的地堡，地堡设施齐全，只不过小了些而已。

利玛斯是普拉克村的常客吗？他别无选择。没有联邦德国情报局的配合，深入东德的情报行动根本无法实施。在利玛斯多次常规到访中，他也许还会遇到颇受博士先生器重的反情报长官、曾经的纳粹党卫军和帝国保安部成员海因茨·菲尔夫（Heinz Felfe）？他一定见过菲尔夫。菲尔夫可是一位传奇人物，不就是他单枪匹马地揭露了一堆苏联间谍的身份吗？

没错，是他毫不奇怪。当人们发现他本身也是一名苏联间谍后，他因此而获刑十四年。后来，他被用来交换被苏联逮捕的一些不走运的西德谍报人员。

利玛斯知晓通过“黄金”行动获取的“特别材料”吗？耗资巨大的黄金行动是由美英两国情报部门共同合作的一项秘密行动，行动内容包括在地下架设一段长达一英里的窃听电缆隧道，这条隧道深入到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地下，将窃听电缆接入俄国人的通信电缆中。早在隧道开挖前，苏联方面便已经获知了黄金行动的全部内容，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苏联间谍就是英国人乔治·布雷克（George Blake），他曾经在朝鲜战争被俘，还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骄傲。

然而，如果俄国人没有让自己的间谍暴露并故意让美英两国继续窃听自己的通信的话（这种假设本身就站不住脚），黄金行动的很多设计师如今一定会使我们认为这项行动不仅仅是一项工程建设上的胜利，而且还是一次成功的情报偷袭呢。

又过了两年，甚至连金·菲尔比（Kim Philby），这位有望成为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情报明星，也被发现原来是苏联间谍。所以，怪不得利玛斯会在伦敦机场给自己要了杯烈性的苏格兰威士忌来平复那愁苦的心绪。英国情报机构内部几近被苏联间谍攻陷，造成的损失需要付出整整一代人来弥补，但利玛斯依然保持着坚定的忠诚。他知道这点吗？我想，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十分清楚。

而且我认为我一定也深知这一点，否则我就不会在几年之后以此为背景写出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

《柏林谍影》的价值—或是它的过错，这要看你从哪个方面来看了—并不在于这部小说是真实事件，而在于这个故事让人信服。世界上很多人都经历过故事里的梦魇，因为五十年后，我们面对的仍然是那个相同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既能正当捍卫西方的价值观同时又不会将其丢弃呢？我在书中虚构的英国情报机构头目—我给他起名“掌控”—对答案毫不怀疑：

在我看来，不能仅仅因为你的政府实行的是仁慈的政策，你就不会像你的敌人那般残忍无情，不是吗？

今天，还是这个人，牙齿和头发打理得更加精致，衣着更为考究，在为伊拉克发生的灾难般的非法战争辩解着，在为使用中世纪式的酷刑手段作为21世纪首选审问方法提供正当的理由，或是在捍卫精神变态持有半自动武器的权利，以及给使用无人飞机毫无风险地刺杀某位假想敌及其周围任何不幸的人寻找借口。或者，作为某个公司的忠实雇员，正向我们保证，吸烟不会伤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健康，而且有大银行机构来为那里的公众利益服务。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学到了什么？细想了一下，我发现并不多。除了一点，情报世界与我们所在的世界的道德并无二致。

约翰·勒卡雷　2013年4月

[塞普特版前言]

我的勤勉的出版商善意地向我建议，我不妨借新版的出版，修改小说原始文本里显眼的矛盾之处，和——我敢说吗？——不合适的地方。我拒绝了。对我来说，它们是光荣的伤疤，对或不对，都是我的一部分，至今还刻在三十五年前我写作生涯的入口处。

约翰·勒卡雷　1998年10月

[前言]

《柏林谍影》是我的第三本书，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是我用心最多的作品。该书的写作实际上是偷偷进行的，直到书籍得以付梓。当时我还在从事秘密工作，为了掩人耳目，我用了化名。该书出版后，以往那种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永远离我而去。无论我怎样努力，譬如全家隐居到希腊的一个僻静小岛上，都再难回到以前。可以说，《柏林谍影》是我在不显山露水的情况下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无论利弊，我的写作生活自此都将公开进行了。对出版业来说，今后也不会再有所谓的“小”勒卡雷书付印，因为匿名出书毕竟是所有称职艺术家所爱恨参半的非正常活动。

该书大约在五六周的时间内写完，非常地匆忙。那时我在柯尼希斯温特区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利用早上的点滴时间和工作间隙进行写作。甚至在莱茵河汽车轮渡上，我也在汽车方向盘上写一会儿。有时候阿登纳总理的防弹大奔驰车（要么是宝马车？）就停在我旁边，我曾看着他迈着稳重的步伐走向办公楼。当我报告说他目前所读的报纸种类时，外文部新闻司里总会一片哗然，英国大使馆的新闻处总是轻率地断言，是哪个主要撰稿人在影响着这位伟大的人物。我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早就没有什么人能对他施加影响了。我也曾和他四目相对，他有时会对坐在挂外交牌照小车里的我报以微笑。但那时的他身负重任，很少会表现出常人那样的神态。

我那时去柏林当然是因为柏林墙，我从波恩飞到柏林，看着柏林墙一天天地修建。我和同去的大使馆同事，看着那些人正保卫着克里姆林宫的最新部署。我的同事还曾要我不要流露出一脸的傻笑，而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有那样的表情，我只有在最严肃的时刻才会一脸伤感地傻笑。当然对那种景象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反应，我只是觉得厌恶和恐惧，这也是柏林墙带给我的感觉—柏林墙是意识形态疯狂的完美象征，是这种畸形的完美展示舞台。

人们太容易忘却恐惧。我是在我柯尼希斯温特区的住所里听到要修建柏林墙的新闻的，那时有工人正在给我住所的餐厅粉刷。勤恳的德国工人默默地将刷子洗干净后，像个好男人一样下班回家。我们那时在大使馆的保密室里讨论过撤退计划。可当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时，哪里会有藏身之处？在查理检查站，也就是很快被大家所熟知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美国和苏联集团的坦克在一百码的狭长地带对峙着，相互瞄准着。双方时不时开动战车，好像热车后就冲向对方一样。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只是一场心理战，就像拳击恶战前的心理较量。柏林墙那边，美国、法国和西德的秘密特工因为窃听而被抓。据我所知，他们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抓的，现在他们也只能为自己的失败而后悔了。自那以后，许多特工转行，有些潜入了地下。潜伏下来的特工只能用秘密电台联络，或者启用应急的约定密写方法。有了柏林墙，间谍工作变得更加的隐秘，更加的危险，更加的复杂，当然参与的人也更多。那些潜伏在西德的苏联间谍，他们的想法我无从得知。我知道的是，他们也是被困在了西德，他们的潜伏生涯已经变得非常的艰难。

柏林墙还在，并且被加固加高。那里设有雷区，墙附近撒着细土，就是一只兔子爬过，也要留下爪痕。不时有人翻越它，撞击它，或在它底下挖地道，甚至用滑翔机飞越它。多年来那些大胆的行动难以计数。能从柏林墙逃离到西方的男男女女都成了英雄，或许因为能顺利逃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更因为他们很勇敢。现在从东德的报纸上可以了解到，人们做出这样的英雄壮举少部分是因为英雄主义，更多的是出于对自由的渴望。现在看来，东德政府确实被它治下的人民所痛恨。逃过柏林墙，不是少数人的英雄行为，而是东德人民的共同愿望。以往对东德领导层腐败的指控，现在几乎都成了事实。这些现实也许使我这本书读来更加让人心寒。

是什么促使我创作本书？是从哪里获得的灵感？哦，多年以后已经很难说清楚了。我知道我的职业生涯中有着太多的不愉快，我曾经历极度的孤独和情感困扰。也许我把我的一些孤独和苦痛注入了本书主人公阿历克·利玛斯身上。我知道我渴望爱情，可我的过去、我内向的性格使我无法获得爱。或许是这带刺的铁丝网和阴谋诡计充当了横在我和自由之间的另一种障碍。我在贫穷中生活了太长的时间，酒也喝得太多，我在内心深处甚至开始怀疑我从事秘密工作的能力。满腔热忱投入一个机构当中，又奋力地消除它的影响，这些取代了我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对我来说，面对柏林墙就像面对挫折本身，它触动了我心底的愤怒，也自然地流露到本书中。这些话在以往的采访中，我从没有表露过。也许我还把自己当成一名特工，也许我对自己还没能完全把握，通过本书的诉说，也许能部分解决我心中的困扰。

当然我再也不会用这种心态写作了。以前人们常说我只有写一本书的才气，《柏林谍影》这本书的成功也是偶然的，说我再也创作不出同样优秀的作品了。其实我随后出版的《镜子战争》中有更真实的描写，可我亲身经历的那些苦痛却被英国的批评家们说成是无趣而虚假的。也许是吧，因为我那时没有听到任何英国评论家的赞许。

在本书一炮走红后，反响之大使我不得不躲起来。随后我的婚姻破裂了，我经历了大多数走红作家都曾有过的隐居生活，尽管很多人否认有过那种经历。后来我找到了一位新的贤妻，生活又走上了正轨。我挺了过来，只要可能我没有理由不写下去，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在写作的道路上求索。

可以肯定的是，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令人绝望的过去，包括我创作该书的六周时间。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

约翰·勒卡雷　1989年12月

1　检查站

那个美国人又递给利玛斯一杯咖啡，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去睡一会儿呢？只要他一来，我们就打电话通知你。”

利玛斯没有回答，眼光透过检查站的窗户，注视着前方空旷的街道。

“先生，你也不能一直等下去啊。也许他以后什么时候能来。一有消息我们就会让警察和你们特工部门联系，那样你二十分钟内就能赶到这里。”

“不。”利玛斯说，“天快黑了。”

“可你不可能一直等下去啊，按计划他已经晚了九个小时。”

“你要是想走，你就先走吧。你这次表现很好。”利玛斯又加了一句，“我会和克莱姆说的，你的表现非常好。”

“那你还要等多长时间？”

“等到他为止。”利玛斯走到瞭望窗口前，站在两名一动不动的警察之间。他们的望远镜都对着东德的检查站。

“他在等天黑下来。”利玛斯咕哝道，“我了解他。”

“今天早上你还说他会和上班的工人一起过来的。”

利玛斯转身面对他。

“特工不像飞机航班，他们是没有时刻表的。他暴露了，正在惊慌中逃亡。蒙特在追捕他，行动正在进行着。他现在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就让他来选择过关的时间吧。”

那年轻人犹豫了一下，想走又觉得还没到时候。

岗亭里电话铃响了。他们等着，都警觉起来。一个警察用德语说：“黑色欧宝车，型号是‘创纪录’，挂联邦德国牌照。”

“光线不够，他不会看那么远吧。他是瞎猜的。”美国人低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蒙特是怎么发现他的？”

“闭嘴。”窗前的利玛斯说。一名警察离开岗亭走向距分界线两米处的沙袋掩体。路上白色的分界线和网球场上的边界线类似。另一名警察直到他的同伴蹲到掩体中的座式望远镜后面，才放下手中的望远镜。他接着从门边的挂钩上取下钢盔，认真地戴到头上。检查站的探照灯突然亮了起来，照在他们前方的路上，像是舞台上的聚光灯。

警察开始说话了，利玛斯用心听着。

“车停在第一道关口。车上只有一个人，一个女人。现被送到人民警察检查站接受证件检查。”他们默默地等待着。

“他说什么？”那美国人问。利玛斯没有回答。他拿起一副备用望远镜，开始紧盯着东德检查站那边。

“证件检查完毕。被放行至第二道关口。”

“利玛斯先生，那是你等的人吗？”美国人坚持问道，“我要打电话给特工处。”

“等等。”

“车在哪里？在干什么？”

“货币检查，海关里。”利玛斯急促地说。

利玛斯看着那辆车。驾驶席门边有两个民警，一个检查、问话，另一个站在旁边等着。还有一个绕着车走动，他在车后备箱处停下，接着走回驾驶员处拿钥匙，最后打开了车后备箱。他朝里看了看，关上后备箱，又把钥匙还了回去。接着他向前走了三十码，走到分界线附近的关口。那里只有一名东德守卫，暮色中能看到他穿着皮靴和马裤的矮胖身影。那两个人站在一起说话，在探照灯的亮光下，他们显得有些不自然。

前面两个民警做了一个例行公事的手势，给车放行。车开到了分界线处的两名守卫边，又停了下来。他们走到驾驶座门边，又开始了问话。最后，他们好像不太情愿地把车放行到西德这边来了。

“你不是在等个男人吗，利玛斯先生？”美国人问道。

“是的，等的是个男人。”

利玛斯把衣领竖起，走进十月的寒风中。他又记起了那群人，在岗亭里时并没有想起这些令人迷惑的人。每次人群的组成都不同，可表情却总是一样。他们就像车祸现场的围观者，没人知道事故起因，也不知道怎样帮忙。探照灯的光束中，烟雾、灰尘泛起，不断地划破黑幕。

利玛斯走到车边，对那女人说：“他在哪里？”

“他们来抓他时，他逃了。骑自行车走的。他们肯定还没有发现我。”

“他去了哪里？”

“我们在勃兰登堡门附近有间房子，下面是个酒吧。他在那里放了些东西，钱和证件什么的。我想他会去那里，然后才过来。”

“今天晚上？”

“他说是今天晚上过来。其他人都被抓了，保罗、维莱克和兰瑟，还有所罗门。他的处境很危险。”

利玛斯默默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兰瑟也被抓了？”

“就在昨天晚上。”

一名警察站到利玛斯身后。

“你不能停在这里。”他说，“交叉路口不能被阻塞。”

利玛斯稍稍转过身。

“滚开。”他叫道。德国警察愣住了，这时那女人开口说：“上车吧，我们停到拐角去。”

他上车坐到她旁边，她把车慢慢地开到了一条岔路上。

“我不知道你还有车。”他说。

“是我丈夫的车。”她淡淡地答道，“卡尔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有丈夫吧？”利玛斯没有说话。“我丈夫和我都在一家光学公司工作。他们让我们来这边做生意。卡尔告诉你们的是我结婚前的名字，他并不想让我和……你们有什么瓜葛。”

利玛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

“你要有个住的地方。”他说。他说话的声调很沉闷。“在阿尔布莱特—丢勒大街上有间公寓，靠近美术馆，门牌是28A。那里面什么都有。他一过来我就打电话给你。”

“我要和你一起在这里等。”

“我也不在这里等了。你去公寓吧，我会打电话给你。现在等在这里没有意义。”

“可他说要在这里过关的。”

利玛斯吃惊地看着她。

“他亲口对你说的？”

“是的。他认识这里的一个民警，是他房东的儿子，这可能会对他有用。这也是他选择从这个检查口过来的原因。”

“他告诉你的？”

“他信任我，什么都告诉了我。”

“天哪。”

他把钥匙给她，回到了岗亭内，把寒冷抛到了身后。他进去时，里面的警察正在交头接耳。见他进来，那个块头大点的警察还做作地背过身去。

“对不起，”利玛斯说，“我不应该对你态度不好。”他打开一只陈旧的公文包，在里面摸了一会儿才摸出要找的东西：半瓶威士忌。年长一些的警察点头接过酒，给几个杯子里分别倒了半杯酒，再掺上咖啡。

“那个美国人去哪里了？”利玛斯问。

“谁？”

“那个中央情报局的孩子，刚才和我在一起的。”

“睡觉去了。”年长的警察说，他们都笑了起来。

利玛斯放下杯子问他们：

“需要开枪掩护对面来的人时，你们有什么规定吗？我是说那种要逃过来的人。”

“我们只有在对方民警的子弹打到我们这边时，才能还以火力掩护。”

“也就是说，人没有过分界线，你们是不能开枪的？”

年长的警察说：“那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提供火力掩护，怎么称呼您？”

“汤姆斯。”利玛斯回答说，“我叫汤姆斯。”他们握了握手，同时两名警察也各自报了姓名。

“我们无法提供火力掩护，是这样的，上头说如果我们开枪，会引起战争的。”

“他们瞎说。”年轻的警察借着酒劲说了一句，“如果联军不在这里，柏林墙早就没了。”

“那柏林也就丢了。”年长的警察咕哝道。

“我今晚有个人要从对面过来。”利玛斯突然说。

“这里？从这个检查口过？”

“让他过来事关重要。蒙特的人正在追捕他。”

“柏林墙还是有地方可以爬过来的。”年轻的警察说。

“那不适合他，他要从对面蒙混过关。他有证件，但不知道证件还是不是有效。他会骑自行车过来。”

岗亭里只有一盏灯，是配着绿色灯罩的阅读灯。可探照灯的亮光，像明亮的月光一样，洒满了岗亭里面。黑暗降临，四周一片寂静。他们小声交谈着，像是怕人偷听似的。利玛斯走到窗前，等待着。前方的路穿过柏林墙，一道用煤渣砖和铁丝网构成的墙，丑陋而肮脏。在惨淡的黄色灯光下，它像是集中营的一角。柏林墙的两边是还没有被修复的柏林城，尽管满目都是战争废墟，却已被隔成两半。

那个可恨的女人，卡尔为她还对我撒谎，利玛斯这样想着。也不能说他们撒谎，他们是故意隐瞒，全世界的间谍都这样。你教他们怎样欺骗、掩饰，他们就反过来骗你。卡尔只提起过她一次，是去年在舒尔茨大街吃饭后说起的。那时候正是卡尔大有斩获的阶段，头儿想要见见他。头儿总在成功的时候出现。他们三人，利玛斯、头儿和卡尔，一起共进了晚餐。卡尔就喜欢那种事情，他出现的时候打扮得整整齐齐，戴着礼帽，一副很正经的模样。头儿和他握手的时间足有五分钟。头儿说：“卡尔，见到你真高兴，非常非常高兴。”利玛斯站在边上看着，心里想：“这样一来，我们一年又要多付给他几百块钱了。”吃完饭后，头儿又使劲地和卡尔握手，不停地点头，暗示他必须走了，像是要去继续他神圣的冒险，然后才上了他那辆有专职司机的车。头儿一走，卡尔就笑了，利玛斯和他一起笑了起来。直到他们喝完香槟，他们还在笑话头儿。后来在卡尔的坚持下，他们去了一家酒吧，艾尔维拉已在那里等他们，她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金发女人，非常厉害。

“阿历克，这是我保密工作做得最好的事情了。”卡尔说。可利玛斯还是非常生气，不久他们就吵了起来。

“她到底知道多少？她是什么人？你是怎么认识她的？”卡尔生气地拒绝回答。自那以后，事情开始变得不顺。利玛斯尽力改变工作程序，不时更换接头地点和接头暗号。可卡尔对此很反感，他知道利玛斯那样做的原因，却就是不喜欢。

“如果你不信任她，那也为时已晚。”卡尔这样说。利玛斯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再多说。但那以后，利玛斯做事非常谨慎了。他很多事情都不再和卡尔说了，更多地运用间谍的敷衍战术。现在那个女人就在那边车里，她什么都知道，整个间谍网的情况都了解，隐藏地点也清楚，总之没有她不知道的。利玛斯为此不止一次发誓再也不相信任何特工人员了。

他走到电话边，拨打他公寓的电话号码。那边的马莎太太接电话。

“我们在丢勒大街那里要有客人入住。”利玛斯说，“一男一女。”

“是夫妻吗？”马莎问。

“差不多吧。”利玛斯说。对方发出刺耳的笑声。当他挂上电话时，一名警察转身叫他。

“汤姆斯先生，快看。”利玛斯走到了观察窗前。

“一个男的。汤姆斯先生。”年轻的警察低声说，“骑自行车来的。”利玛斯拿起了望远镜。

是卡尔，尽管离得很远，能肯定是卡尔的身影。他穿了一件旧风衣，推着他的自行车。他成功了，利玛斯想，他肯定没问题了。现在他已经通过证件检查，仅剩下海关检查。利玛斯看到卡尔把自行车靠到栏杆上，悠闲地走到海关检查岗亭边。不要演得过火，他想。卡尔终于出来了，对岗亭里的人愉快地挥了挥手，红白相间的栏杆慢慢地被抬了起来。他通过了，正向他们这边走来，他成功了。当然前面分界线的地方，还站着一名民警。

就在那时，卡尔似乎听到什么声音，感觉到了危险。稍稍回头看了看，在自行车上弓着腰，开始拼命地蹬了起来。分界线处的那名警卫转过身来，看着卡尔。突然之间探照灯全亮了起来，白色的灯光异常明亮，跟踪照着卡尔，就像照着在汽车大灯下逃窜的兔子一样。警报声响了起来，时高时低，混杂着各种疯狂的喊叫。利玛斯前面的两名警察单腿着地，敏捷地将他们的自动步枪子弹上膛，透过沙袋掩体的射击孔开始瞄准。

那个东德卫兵开枪了，很小心地仅把子弹射到自己的边界内。第一发子弹像是把卡尔向前推了一把，第二发又似乎把他向后拉。惊奇的是他还在向前移动，还骑着自行车从卫兵边通过。卫兵再次开枪，这时他才倒下，摔在了路上。他们清楚地听到自行车摔在路上的声音。利玛斯祈祷他死了。

2　圆场2

他看着滕珀尔霍夫机场的跑道渐渐下沉。

利玛斯不是一个沉思型的人，不是那种想得太多太复杂的人。可他知道他的事业完蛋了，从此以后他只有承受这个现实，就像人们必须面对癌症和坐牢一样。他清楚过去的一切都无法弥补。失败就像死亡一样无可回避，他只有把怨恨放在心里，坚持度过被冷落的日子。他能撑到现在，和大多数人相比时间不能算短，可最后还是被打败了。据说狗没了牙就活不下去，现在利玛斯的牙齿也被拔光了：是蒙特拔光了他的牙齿。

如果早十年，他还可以另选行当，比如在剑桥圆场的某座大楼里做个文员。那样的话，利玛斯可以工作到岁数很大的时候才退休，可利玛斯根本就不是能那样生活的人。就像让一名赛马选手改行做精算师一样，让利玛斯放弃特工行动而去从事枯燥的政府文案工作，对他来说太为难了。之前他一直长驻柏林，知道人事部门每年年底都要审查他的档案。说他顽固、任性、藐视规则等。他那时就知道有一天会有麻烦的。情报工作有个准则，那就是结果决定一切，政府也赞许那样的准则。利玛斯在蒙特出现之前，也曾成绩斐然。

利玛斯不知道在何时感到了蒙特对他的威胁。

汉斯—迪爱特—蒙特，四十二年前出生于莱比锡。利玛斯看过他卷宗里的照片，面孔棱角分明，面无表情，有着一头金发。利玛斯知道他是怎样地爬到了“部门”第二把交椅，并且成为行动部门的实际领导。利玛斯是从雷迈克和其他叛逃者那里了解到这些的，雷迈克作为东德党中央的成员，和蒙特同在保密工作委员会工作。雷迈克对蒙特一直心存畏惧。事实上，雷迈克一暴露，蒙特就杀了他。

蒙特直到1959年还只是“部门”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他那时以东德钢铁业代表团成员为掩护，在伦敦从事间谍活动。他在谋杀了两名他们自己的雇员后，匆忙地逃回东德得以保命。那以后一年内他音信全无，接着又突然出现在莱比锡的“部门”总部，任行动保障处负责人，负责为特别行动提供经费、设备和人员。那年年底，“部门”内部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苏联联络官的人数和影响力被大大削减，几个老派人物以思想问题被清洗，同时有三个人物登场：费德勒成为反间谍处的首脑，雅恩接替蒙特，蒙特又上了一个台阶，任行动部副处长，那年他才四十一岁。他们的工作作风开始有所改变了。利玛斯损失的第一名特工是个女孩。她只是特工组织中的小人物，起传递信息的作用。他们在她离开一家西柏林电影院时，当街用枪打死了她。警察一直没有抓到凶手，起初利玛斯还倾向于认为她的被害是个意外，和她特工身份无关。一个月后，德累斯顿的一名铁路搬运工，也是彼得·吉勒姆组织内一名被废弃的特工，在一条铁路线边被杀死并被肢解。利玛斯明白那不可能再是意外了。不久，利玛斯控制的另一个特工小组的两名成员被逮捕，他们很快都被判处了死刑。事态就那样无情而折磨人地发展着。

现在他们又杀了卡尔，利玛斯也就失去了最后一名有价值的特工，他只有空手离开柏林，就像他当初刚来柏林白手起家一样。蒙特赢了。

利玛斯个子不高，有着厚密的花白头发，身材不错，像一名游泳运动员。他很强壮，看他那厚实的肩背，结实的脖颈和粗壮的双手，就知道他很有力气。他的穿着习惯和他的性格相似，都注重实用性。就算选择偶尔戴的眼镜，也都是带钢丝边框的。他的西装基本上都是化纤材料的，也不配穿西装背心。他最喜欢穿的还是那种领口有纽扣的美式衬衫，以及橡胶底的山羊皮皮鞋。

他的面孔棱角分明，薄嘴唇边的入纹透出坚毅，很能吸引人。他的眼睛是棕色的，有人说他有着爱尔兰人的小眼睛。从外貌上，别人很难对他定位。如果他走进伦敦的高级会所，看门的一定会认为他是会所的成员之一。事实上，在柏林的夜总会里，他总被安排到最好的位置上。他看上去像个很难惹的人，绝不会充当冤大头，但也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绅士。

飞机上的空姐对他很感兴趣，猜他是英国北方人（是在北方待过），有钱（未必）。她估计他的年龄在五十岁（差不多吧）。她还猜他是单身（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实际上，他在很久之前就离了婚，孩子都十几岁了。城里有家很奇特的私人银行会定期给那些孩子付赡养费。

“您还要再来一杯威士忌吗？”那名空姐问他，“要的话，就要抓紧，我们还有二十分钟就到伦敦了。”

“不要了。”他没有看她，而是看着窗外肯特郡的灰绿色田野。

福里到机场接他，开车送他进市区。

“头儿对卡尔的事情很不开心。”他看了一眼边上坐着的利玛斯说。利玛斯点了点头。

“是怎么回事？”福里问。

“他中枪了。蒙特他们干的。”

“被打死了？”

“我想是吧。被打死了最好。他差一点就过了关。如果他能再沉稳些，对方也许就更难断定他了。实际上当时他已经通过了检查，可‘部门’的人正好赶到。他们拉响警报，一名民警在他离分界线二十码的地方开枪击中他。他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

“可怜的家伙。”

“是啊。”利玛斯说。

福里不喜欢利玛斯，这一点就算被利玛斯知道他也不在乎。福里是那种所谓的俱乐部男人，喜欢扎着显身份的领带，很得意自己的运动才能，有大人物的派头。他从心底里认为利玛斯不可靠，利玛斯则觉得他是个蠢货。

“你现在在哪个部门？”

“人事部。”

“喜欢吗？”

“棒极了。”

“我会去哪里？坐冷板凳？”

“还是让头儿告诉你吧，伙计。”

“你知道了？”

“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对不起，伙计。”福里答道。一时间利玛斯差点发火，可转念一想，也许福里根本就不知道呢。

“好吧，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我要自己在伦敦找住的地方吗？”

福里抓抓耳朵。“不会吧，伙计，不会的。”

“不会？谢天谢地。”他们把车停在剑桥圆场附近的一个计费车位上，一起走进了圆场大楼。

“你还没有通行证吧？你最好填张会客单，伙计。”

“我们是什么时候要求出示通行证的？麦考尔和我熟得不能再熟了。”

“就是做个样子，你也知道，圆场人越来越多了。”

利玛斯没有说话，他对麦考尔点了点头，没出示通行证，就径直进了电梯。

头儿像医生检查骨骼一样，小心翼翼地和他握手。

“你肯定累坏了吧，”他用歉疚的口气说，“快坐下。”声音还是乏味难听，依旧那样卖弄着斯文。

利玛斯在椅子上坐下，面对一只橄榄绿的加热器，加热器上面放着一碗水。

“你觉得冷吗？”头儿问道。他在加热器前弯下腰，搓了搓双手。他黑色的夹克衫里穿着一件棕色的旧羊毛开衫。利玛斯想起了头儿的妻子，那个叫曼迪的小个子蠢女人，她似乎认为她丈夫在煤炭管理委员会之类的部门工作。头儿以前说过，那件毛衣是他妻子给他织的。

“天气太干燥，人不舒服。”头儿接着说，“冷倒是不冷了，可空气又太干，同样对人体非常不利。”他走到桌边，按了一下按钮。“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咖啡来。”他说，“吉妮不在，就不太方便。他们给我临时找了个姑娘顶她，真是麻烦。”

他比利玛斯印象中的更矮一些，最多一样高。还是那种貌似超然、自命清高的神情。他那种循规蹈矩的作风和利玛斯完全不同。他有着例行公事的微笑，转弯抹角的表达，而且对他坚守的行为准则，还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架势。依然是那样的陈腐。

他从桌上拿过来一包香烟，递给利玛斯一支。

“香烟会越来越贵。”他说。利玛斯应付地点了点头。头儿把那包香烟放进自己口袋，坐了下来。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利玛斯先说话了。

“雷迈克死了。”

“是啊，是那样的。”头儿说，口气像是在鼓励利玛斯，“很不幸，太……我估计是那个女的使他暴露了—那个叫艾尔维拉的？”

“我想是的。”利玛斯不会问他是怎么知道艾尔维拉那个人的。

“是蒙特让人打死了他。”头儿加了一句。

“是的。”

头儿起身去房间里找烟灰缸。拿来一只后，放在他们坐的椅子之间的地上，不是很方便的位置。

“你当时有什么感受？我是说他们向雷迈克开枪的时候。你当时就在现场，对吧？”

利玛斯耸了耸肩。“我当时非常气愤。”他说。

头儿用一只手撑着头，眼睛半开半闭。“你的感受肯定不止那一点吧。你不觉得沮丧？有那些情绪才正常嘛。”

“我是很泄气，那有什么奇怪？”

“就一个男人来说，你对雷迈克印象好吗？”

“还好吧。”利玛斯有点无助地说，“现在再说那件事没有什么意思。”他又加了一句。

“雷迈克被害后的那个晚上，你是怎么度过的？”

“喂，这算什么事情啊？”利玛斯激动地问道，“你到底要说什么？”

“雷迈克是最后一个，”头儿若有所思地说，“他是一系列被害者中的最后一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第一个被杀的是名姑娘，她参加婚礼后，从电影院里出来时被枪杀。接着是德累斯顿的那个人，再后来吉娜被捕。一个接一个，就像侦探小说里的那十个小黑人。保罗、维莱克和兰瑟都死了以后，最后轮到了雷迈克。”他露出轻蔑的微笑。“这样的代价不算小啊。我想你是不是已经受够了？”

“受够了？什么意思？”

“我想你是不是觉得很疲惫，需要好好休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随你的便。”利玛斯最终说了一句。

“我们这一行是不讲怜悯的，是不是？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我们相互配合，曾度过不少艰难的时光。可不能再那样继续下去了……人不能一直待在寒冷之中，有必要从寒冷中归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利玛斯眼里似乎又出现了那个场面。鹿特丹郊外漫长的公路，又长又直，在山丘中穿过，路上是一队队行走的难民。远处有架小飞机飞来，人们停下来看着它。飞机飞来了，像是擦着小山飞来。炸弹在路上炸开了，一片混乱，好似地狱。

“我不想再兜圈子了。”利玛斯最后说道，“你现在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在寒冷中再坚持一会儿。”利玛斯没有说话。头儿就接着说了下去：“按照我的理解，我们的工作有个准则，那就是从不主动进攻。你认为这样对吗？”

利玛斯点了点头，尽可能地少说话。

“我们在和对手较量中，总是处于守势。不能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和对手较量是为了让普通大众能安全平静地生活。这样说，是不是太浪漫了？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时也用些很毒辣的手段。”他像个孩子似的笑了笑，“在这个特殊的领域，我们对欺骗有各自的衡量标准。无论如何，现实和理想还是有差距的，是不是？”

利玛斯听糊涂了。以前他也碰到过听头儿说一大堆废话后才谈正题。可头儿刚才说的那些话，却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

“我是说必须把现实的工作方式和最佳的方式比较一下。我想我方和对方在战后的工作方式变得越来越相似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政府的政策比较宽厚，我们在工作中就可以心慈手软。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他低声笑了笑。“决不能心慈手软。”他说。

我的天啊，利玛斯心里叫道，这么一大堆该死的说教。他到底要说什么？

“所以啊，”头儿接着说，“我就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除掉蒙特……对，除掉他。”说完，他生气地转向门口。“为什么该死的咖啡还没有送来？”

头儿走到门前，开门和外面什么地方坐着的姑娘说话。回来时他说：“我真的认为有机会就要除掉他。”

“为什么？我们在东德的内线全没了，一个不剩。你刚才也说过，雷迈克是最后一个。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了。”

头儿坐下来，盯着自己的双手看了一会儿。

“也不能这样说。”他终于开口说话，“不过详细情况我就不说了。”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告诉我，”头儿接着说，“你是不是对间谍工作厌倦了？不好意思，我可能问过你这个问题了。我的意思是，那也是我们这一行可以理解的心理。就像飞机设计师要考虑金属疲劳问题一样，我们特工人员也有疲劳和厌倦，我觉得两者很有可比性。如果你真的厌倦了我们这一行，请直说。”

利玛斯想着早上乘飞机回伦敦的情况，依然沉思着。

“如果你真的厌倦了，”头儿加了一句，“我们就要另想办法去对付蒙特。我想的是采取一些特别的手段。”

门外的姑娘送来了咖啡。她把托盘放在桌上，倒好两杯咖啡。头儿等到她出门，才开口说话。

“真是个傻姑娘。”他说，像是在自言自语，“好像再也找不到好的女秘书似的。要是吉妮没有在这段时间休假就好了。”他郁闷地搅了一会儿咖啡。

“我们必须让蒙特吃点苦头。”他说，“你说，你是不是喝酒喝得很多？我是指威士忌之类的烈性酒。”

利玛斯觉得自己对头儿还是很不了解。

“我平常是喝点酒，不过从不过量。”

头儿理解地点了点头。“你对蒙特了解多少？”

“他是个杀手。他在这里待过一两年，是东德钢铁业代表团的长驻人员。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行动顾问，叫曼斯顿。”

“一点不错。”

“蒙特那时候发展了一名特工，一个外交人员的妻子。后来他杀了那个女的。”

“他还试图杀害乔治·史迈利。当然把那个女人的丈夫也杀了。他是个非常可恨的人，曾经加入过希特勒的青年团等组织。他不是那种知识型的共产党员，而是‘冷战’的急先锋。”

“和我们一样。”利玛斯冷淡地说了一句。头儿没有笑。

“乔治·史迈利对这件事情很了解，可他已经离开了。尽管如此，我希望你去找他。他目前在研究17世纪的德国，住在切尔西，就在斯隆广场后面的贝瓦特街，你熟悉那里吗？”

“是的。”

“吉勒姆当时也参与了，他现在就在四号楼一楼。你驻外期间，这里的变化还不小。”

“是啊。”

“你花个一两天和他们见见面，他们知道我的想法。如果你愿意的话，去我家度周末吧。”他连忙又加了一句，“我妻子要去照顾她的母亲，家里就我们两个人。”

“谢谢，我很愿意。”

“这样我们可以在放松的环境下谈事情了，会很开心的。我想你可能会有个赚大钱的机会，而且赚到的钱全归你。”

“谢谢。”

“当然，如果你还愿意去干……没有觉得厌倦或有其他什么情绪。”

“如果是要去杀蒙特的话，我很愿意干。”

“你真的愿意？”头儿礼貌地问道。他仔细地打量了利玛斯一会儿才说：“是啊，我真的觉得你行。但你千万不要勉强自己。我想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恨情仇都是过眼云烟。有些事情过去了，留下的仅是些不愉快的记忆，人们不愿意再提起的记忆。我冒昧地问一下，对卡尔·雷迈克被枪杀这件事，是不是就给你这种感觉？你对蒙特没有恨，你对卡尔也没有爱，你只是有一种深深的挫折感……他们告诉我说，那天你一夜没睡，一直在柏林的大街上行走。是那样的吗？”

“我是出去散步了。”

“散步散了一夜？”

“是的。”

“艾尔维拉情况怎么样？”

“谁知道……我现在只想和蒙特算账。”他说。

“好，很好。另外，如果你见到这里的老朋友，我想你最好也不要和他们谈起这件事情。事实上，”头儿停顿了一下，“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就让这里的人认为我们对你很不好吧。要做一件事情，那就开个好头吧。”

3　堕落

利玛斯开始坐冷板凳了，人们对此并不觉得意外。不少人说，柏林站的工作这几年来都很失败，当然应该有人来承担责任。另外，他年纪大了，也不适合再执行任务，毕竟特工人员的反应能力应该和网球运动员一样出色。利玛斯在战争期间的表现不错，这个大家也知道。那时他在挪威和荷兰的工作开展得还可以。那里的工作结束后，上面给了他一块奖章就打发了他。当然后来他又被征召进来。只是可惜了他的退休金了，太可惜了。这些话是会计科的爱尔西透露出来的。她在食堂里对人说，可怜的利玛斯因为离职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以后的退休金只有四百镑一年。爱尔西觉得这个规定应该改一改，不管怎么说利玛斯都做过特别工作。可财政部的人对这种事情盯得很紧，比以前紧多了，即便以前在曼斯顿掌权的那段困难时期，情况也比现在好得多，所以会计科也没有办法。

人们向新进的人员说，利玛斯是个老派人物，喜欢打打杀杀，接受的是古板的旧式教育。上头对利玛斯也做得有点过分，毕竟他精通德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并且荷兰语也讲得很不错。他并不那么保守，尽管他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

利玛斯的工作合同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所以上头把他安排到资金调配部混日子。资金调配部和会计科不同，它负责向国外调拨资金、为特工人员和特别行动提供财力支援。这个部门的大部分工作由一个办公室打杂的就可以完成，只有个别涉及高度机密的工作除外。所以资金调配部被大家归类为供人养老的部门。

利玛斯开始堕落了。

一个人变坏，一般都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可利玛斯的情况是个例外。他在同事的眼里，很快就从一个有荣誉感的男人，急速地变为一个令人讨厌的酒鬼，整个过程也就只有几个月。酒鬼会做出一些特别的傻事，他们在没有喝醉的情况下，也会做些难以理喻的事情。而利玛斯变坏的速度快得惊人，他变得不守信用，经常从文秘人员那里借点小钱，却从来不还。还时常找些拙劣的借口，迟到早退。起初同事们还迁就他，也许是因为他的堕落让大家不舒服，就像乞丐和残疾人让人不舒服一样。人们厌恶那些不正常的人，是怕他们自己也变得不正常。最后，由于利玛斯的健忘、无礼和怪异，他被同事们孤立了。

让大家惊奇的是，利玛斯对坐冷板凳毫不在意。他的意志好像在突然间崩溃了。新来的文秘人员觉得特工人员都不是凡人，人们这时就会以利玛斯为反面典型，告诫那些新来的人。他对自己的外貌举止越来越不注意，他去供低级职员进餐的食堂吃饭，据说他在那里偷着喝酒。他变得很孤立，变成一个无用武之地的可怜虫，就像一个不许下水的游泳运动员，或者一个不让上台的演员。

有人说他在柏林犯了错误，他手下的特工被人一网打尽。大家也不是很清楚，只是都觉得对他的处罚太严厉了。连人事部那个以做事辣手著名的人，也觉得上头对利玛斯有些不公。人们从他身边走过时，会对他指指点点，就像人们见到过气的运动员那样。人们会说：“那就是利玛斯，他在柏林栽了跟头。现在变得自暴自弃了。”

不久后的一天，他消失了，没有和任何人告别，甚至和头儿都没有打招呼。在大家看来，那也没什么奇怪的。离开特工这个行当的人，本来就不会有什么欢送仪式。尽管如此，利玛斯的消失还是有些突然。人们了解到，他是在工作合同到期前离开的。会计科的爱尔西透露了一点点消息说，利玛斯把他工资账户里的钱都提走了，据爱尔西的意思，利玛斯肯定是个人财务方面出了问题。其实他的退休金在月底就可以领了，爱尔西不肯透露退休金有多少，但肯定有四位数，利玛斯真是个倒霉蛋。他的国民保险卡已经寄出了，人事部有他的地址。爱尔西当时还用轻蔑的口气加了一句：当然了，人事部是绝不肯透露他的地址的。

有关利玛斯有经济问题的说法开始流传，不知道是谁传言说：利玛斯的突然离开和资金调配部的账目出问题有关。有一大笔钱不见了（据在电话总机房工作的某位女士讲，那笔钱高达四位数），后来虽然大部分钱被追回，上头还是把利玛斯的退休金给扣了。还有人说他们不相信那是真的，他们说，如果阿历克真要盗用资金的话，也不会傻到偷总部的钱，他应该有很多别的办法搞到钱。认为他偷钱也是正常的事情，只是偷的方法应该会更高明一些。而那些不太认同利玛斯有犯罪倾向的人，则把原因归结为他酗酒成性，需要支付大笔的离婚赡养费。还有就是他原来驻国外有津贴，现在收入减少了，所以当他手上掌握大量资金的时候，想到自己没几天就退休了，他才做出那样的傻事。不过大家都同意一点，那就是：如果阿历克真的手脚不干净，那他就永远完蛋了。离职安置部门不会管他的，人事部门也不会给他发推荐信。那是令大多数工作人员胆寒的情况。盗用公款是人事部门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也是最不可能被宽恕的罪行。如果阿历克真的偷了总部的钱，人事部门会恨他恨到死，就算他死了也不会给他一块裹尸布。

他走后一两周，有人开始关心他的下落。可他以前的朋友都早就和他划清了界限，他已经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人，不断地攻击特工这个行当及其管理层。用他的话来说，特工部门就像一家大兵管理的俱乐部。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美国人和他们的情报部门。和对东德“部门”的仇视比起来，他好像更恨美、英的特工部门，尽管他很少提及东德的“部门”。他还暗示是美、英的特工部门出卖了他在柏林建立起来的组织。他着魔似的攻击，想以此获得心理平衡，结果使那些本来了解他的人，甚至对他印象还不错的人，都和他断绝了关系。利玛斯的离开也没人太当回事，人们很快就忘却了他，去关注新的热点了。

他的房间又小又脏，棕色的墙壁上挂着一些照片。房间对着三座仓库的灰色后墙，为了美观，那边的墙上还画了几扇假窗户。仓库顶上还住着一个意大利人家，那家人是晚上吵架，早上拍地毯，没有安宁的时候。利玛斯没什么心思收拾房间，只是买了灯罩装上，用两条床单把房东提供的格子麻布换了。其他的利玛斯都不管了，还用着那些简陋的花布窗帘、磨损的棕色地毯和笨重的粗木家具，弄得房间像船工的招待所。平时他花一先令从那个黄色的破热水器上取开水。

他需要去打工，因为他没钱，一点钱也没有。看来他因为缺钱而挪用公款的事情是真的了。为此，特工部门对利玛斯也没有做什么合适的安置。他自己起初想在工商行当找个工作，曾有一家工业黏着剂厂商考虑过他申请担当的经理助理和人事主管工作。尽管他没有以前工作单位的推荐信，没有从业经验，那家厂还是以六百镑的年薪雇用了他。他在那家厂工作一周后，厂里鱼油的味道已经把他衣服和头发都熏得臭烘烘的，怎么都无法去除，连呼吸都像有一股死鱼的味道。结果利玛斯干脆把头发剃得非常短，还把他最好的两套西装都扔了。接下来一周他开始了新的工作，到郊区向家庭主妇们推销百科全书。可他不是那种容易被家庭主妇们所接受的人，主妇们不喜欢他，也就不会买他的百科全书。每天夜里他都很疲惫地回到住处，夹着一套没人要的百科全书。一周下来，他只有打电话给卖书的公司，说他一套也没有卖出去。对方丝毫没有觉得奇怪，只是提醒他必须把样书送还，双方结束关系。利玛斯一怒之下，扔下书就走出了打电话的电话厅。他跑到一家酒吧，喝了很多很多的酒。因为付不起二十五先令的酒钱，还对一位想帮他的女人大喊大叫，结果他被人从酒吧里扔了出去。酒吧的人发誓再也不让他进门，可一星期后他们就忘了以前的誓言。利玛斯在那一带开始小有名气了。

人们时常能看到他步履蹒跚地从楼里出来。他话很少，没有朋友，男女朋友都没有，狗都不认识他。人们猜测他生活中有了麻烦，可能是逃婚出来的，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他不知道东西的价格，别人告诉他也记不住。找零钱的时候，往往要把身上的口袋先摸个遍。买东西从来不记得带篮子，总是买口袋装东西。人们不喜欢他的出现，为他的行为觉得遗憾。人们还觉得他脏，因为他常常不刮胡子，穿的衬衫也肮脏破烂。

住在撒得贝雷大街的一位叫迈凯德太太的女人每星期去他那里打扫一次房间，可他从来没对她的劳动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她是街坊里的消息灵通人士，话传得很快，因为那里做生意的人也需要了解附近的居民，从而决定能不能赊账给某人。关于赊账的问题，迈凯德太太的意见是不能赊给利玛斯。她说，利玛斯从来没人给他寄信，大家都觉得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他没有任何照片，只有很少几本书；她说他还有一本外国书，书还很脏。按她的估计，他剩下的钱很少了，很快就会变成十足的穷光蛋。她知道他每周四去领救济金。贝瓦特街的住户商家都受到提醒，没有必要再提醒一遍了。人们听迈凯德太太说，他酒喝得很多，酒吧的人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酒保和女清洁工不存在赊账的问题，可他们的消息传到了那些可以赊账的人们耳里。

4　丽兹

他后来去图书馆工作了。是失业人员职业介绍所让他去的，每周四他领失业救济金那天的早上，让他去图书馆工作半天。在这之前，介绍所给他安排的一些工作都被他拒绝了。

“那个工作也不完全适合你，”皮特先生说，“可工资还不错，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工作也很容易。”

“什么样的图书馆？”利玛斯问。

“是区里的心理研究图书馆，是捐资兴建起来的。那里的藏书有几千卷，什么样的书都有。有很多书还没有整理，所以需要一个人去帮忙。”

他领了救济金和一张表。皮特又加了一句：“那地方是有点怪，但至少让你有个工作做，是不是？你还是去试着做做看吧。”

皮特也有点怪。利玛斯觉得以前肯定在哪里见过他，可能是战时在圆场遇见过他。

那家图书馆像是教堂，里面非常冷。馆里两边各有一台黑色的煤油炉，弄得到处都是一股煤油味。房子中央隔出来一个小房间，像个方木箱似的，里面坐着图书管理员克莱尔小姐。

利玛斯从没有想到他会在一个女人手下工作。失业人员职业介绍所的人也没有告诉他这一点。

“我是新来帮忙的，”他说，“我叫利玛斯。”

克莱尔小姐从卡片盒中抬起头，像是听到了什么粗话，瞪着眼说：“帮忙？你是什么意思？帮忙？”

“来做助手。是失业人员职业介绍所的皮特先生让我来的。”他说着把一张油印的表格在台子上推了过去，表格上用斜字体填着他的个人信息。她拿起表格，研究起来。

“你是利玛斯先生。”以此开头，接下来还有很多审讯。

“你在失业人员职业介绍所工作？”

“不，我是他们介绍来的。他们说你这里需要一名助手。”

“明白了。”她挤出一丝生硬的笑容。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她接电话后，就和什么人吵了起来，吵得很厉害。利玛斯估计通话双方已经吵了很多次了，因为他们是电话拿起来就吵，根本没有先兆。她的声音又拔高了一度，开始为音乐会的票子问题争吵着。他听了一两分钟后，离开去了书架那边。他发觉有个姑娘站在书架间的梯子上，正在整理图书。

“我是新来的，”他说，“我叫利玛斯。”

她从梯子上下来，很正式地和他握了握手。

“我叫丽兹·戈尔德。你好，你见过克莱尔小姐了吗？”

“是的，她目前正在打电话。”

“估计又在和她母亲吵架。你要做什么？”

“不知道，工作吧。”

“目前我们把书登记在册，不久前克莱尔小姐启动了重新登录图书的工作。”

她个头高，身材却不太协调，腿长腰也长。为了不显高，她穿着平底的尖头鞋。和她身材一样，她的五官也都是大号的，让人说不准她是美还是相貌平平。利玛斯估计她年龄在二十二三岁，是个犹太人。

“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查查书在不在架子上，你看，这是书的清单。找到书的话，就用铅笔在新的书目清单上做个记号，再把旧的索引画掉。”

“然后呢？”

“只有克莱尔小姐才能用钢笔处理书目清单，这是规定。”

“谁的规定？”

“克莱尔小姐的规定。你从考古类书籍开始做，可以吗？”

利玛斯点了点头，他们一起走到另一个由三面书架围成的区域，那里地上放着一只装满卡片的盒子。

“你以前做过这样的工作吗？”她问。

“没有。”他弯下腰，拿起一把卡片理了理。“皮特先生让我来的，他是职业介绍所的人。”他又把卡片放了回去。

“克莱尔小姐也是唯一能用钢笔在卡片上写字的人吗？”利玛斯问道。

“是的。”

她走开后，他犹豫了一下，拿出一本书，看了看扉页。书名是《小亚细亚考古发现》，第四卷。图书馆里好像也只有第四卷。

下午一点，利玛斯觉得饿了，于是走到丽兹工作的地方说：“中饭怎么解决？”

“哦，我带了三明治。”她看上去有点难为情，“我们可以分着吃，就是不知道你够不够。附近没有吃饭的地方。”

利玛斯摇了摇头。

“我出去吃，谢谢。我正好要去买点东西。”她看着他推开转门走了出去。

他两点半才回来，身上一股酒味。手上两个袋子，一个装满了蔬菜，另一个装着杂货。他把袋子放到一个角落，又无精打采地开始整理起考古学书籍来。他工作了十分钟后，才察觉到克莱尔小姐正看着他。

“利玛斯先生。”他站在梯子中段，回头俯视着她问：

“有事吗？”

“你知道那些袋子是什么地方来的吗？”

“是我的袋子。”

“明白了，是你的袋子。”利玛斯等着她的下文。“很遗憾，”她过了一会儿才接着说，“我们这里不允许把购物袋带进图书馆。”

“我还能放在哪里？除了这里，我没地方放它们。”

“不许放在图书馆里。”她一本正经地说。利玛斯不睬她，继续整理考古学书籍。

“正常情况下，”克莱尔小姐接着说，“中午吃饭时间里，你是没时间去采购的。我们都做不到，戈尔德小姐和我都没有时间去买东西。”

“那你多花半小时不就可以了？”利玛斯问道，“那样就来得及了。如果工作做不完，晚上加半小时班不就可以了吗？如果你真的那么忙的话。”

她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看，很显然是在考虑怎么回答。最后，她宣称：“我要去和‘铁边’先生谈谈这个问题。”说完就走了。

五点半整，克莱尔小姐穿上外套，故意只说了一句“晚安，戈尔德小姐”就离开了。利玛斯估计她为两个购物袋的事郁闷了一个下午。他走到旁边的架子边，丽兹·戈尔德正坐在梯子下沿，读着一本小册子之类的东西。当她看到利玛斯过来时，有点歉疚地把小册子放进她的手提包里，站了起来。

“谁是‘铁边’先生？”利玛斯问她。

“我想那个人根本不存在。”她回答说，“她答不上话的时候，总是那样说。有一次，我问她那是个什么人，她装得神神秘秘的，要我别管。所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那个人。”

“克莱尔小姐还真有一套。”利玛斯说。丽兹·戈尔德露出了微笑。

六点的时候她锁上门，把钥匙给了看门人。看门人的年纪很大了，据丽兹说，一战中他怕德国人袭击而整夜不睡，结果落下了战斗疲劳症。外面非常冷。

“回家的路远吗？”利玛斯问。

“走二十分钟就到了，我都是走回去的。你呢？”

“不太远，”利玛斯说，“晚安。”

他慢慢地走回住处，进门后转了一下电灯开关，灯不亮。他又去开微型厨房里的灯以及床边的电取暖器，都没有反应。门口垫子上有封信，他捡起信，借着楼道上昏暗的灯光看了起来。那是电力公司地区经理来的信，说他有九镑四先令的电费没有付清，很遗憾必须断他的电。

他成了克莱尔小姐的眼中钉，而她就喜欢和别人过不去。她有时训斥他，有时冷落他。每当利玛斯走近她时，她就浑身发抖，左顾右盼，像是要找自卫武器，或是寻找逃跑路线似的。如果利玛斯无意中把外套挂到了她自认为专有的衣架上，她就变得义愤填膺，站在衣架前发抖足有五分钟，直到丽兹看到她那样，把利玛斯叫来为止。利玛斯就走到她身边问：

“克莱尔小姐，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她咬着牙说，“什么事都没有。”

“是我外套的问题吗？”

“没什么。”

“那就好。”他说完就回到了书架边上。她那天一直都在颤抖，压低声音打了半个上午的电话。

“她在把这件事告诉她母亲，”丽兹说，“她什么都要告诉她妈妈，也经常在电话里谈论我。”

克莱尔小姐对利玛斯如此痛恨，以至于她觉得简直没法和他说话。有天他吃中饭回来，在他工作梯的第三格上发现一个信封，信封上把他的名字写错了。他拿着那只装钱的信封，第一次主动走到她面前说：“克莱尔小姐，你把我的名字写错了两个字。”她在那里不停地颤抖，两眼乱转，胡乱地摆弄着手中的铅笔，直到利玛斯离开。随后的几小时里她又鬼鬼祟祟地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

利玛斯在图书馆工作三周后的一天，丽兹请他去吃晚饭。她是在那天下午五点，装着心血来潮的样子请利玛斯去的。她似乎知道，如果请他明后天去吃饭的话，他可能会忘记。所以她在五点的时候问他，利玛斯开始好像还不太情愿，最终还是接受了她的邀请。

他们在雨中走到她的公寓。欧洲的城市风格差别不大，让人分不清这里是伦敦还是柏林。石头铺成的路上，积水中有光怪陆离的倒影，车辆在潮湿的街道上沉闷地行驶着。

有了第一次，以后利玛斯就经常去她住处吃饭了。她叫他去，他就去，她经常请他去。他的话一直很少。她知道利玛斯肯来吃饭后，常常在早上去图书馆上班前就把餐桌布置好，有时候把蔬菜也事先准备好，还准备好餐桌上的烛台—她喜欢烛光。她知道利玛斯肯定是个有很多隐情的人，预感到利玛斯有一天会因为某种她不知道的原因不辞而别，并且会再也见不到他了。她试图把她的感觉告诉他，有天晚上她说：

“你想走就走，我不会缠着你，阿历克。”他那棕色的眼睛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我走的时候会告诉你的。”他说。

她的公寓是带厨房的一室一厅。厅里有两把扶手椅和一个长沙发，还有一只放满平价书的书橱。都是些经典名著，她也从没有读过。

晚饭后，她就和他聊天，他则躺在长沙发上抽烟。她说话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听进多少，她也并不在意。她会跪坐在沙发边，握着他的手放在自己脸上，和他说话。

有一天晚上，她对他说：“阿历克，你有什么信仰吗？不要笑—告诉我。”她等他回答。

他终于开口了：“我相信：去市中心要乘11路公交车，并且不相信开车的人是上帝。”

她像是认真地思索着，最后她又问：“那你到底相信什么呢？”

利玛斯耸了耸肩。

“你肯定相信什么吧。”她坚持地问道，“比如说上帝，我知道你有信仰的，阿历克。你有时候的神情给人的印象是，你肩负着特别的使命，就像传教士那样。阿历克，你不要笑，我说的是真的。”

他摇了摇头。

“对不起，丽兹。你搞错了。我不喜欢美国人和公立学校。我也不喜欢那些阅兵队列，和那些参加阅兵式的士兵。”接着他认真起来，加了一句，“我还不喜欢谈论人生。”

“可是，阿历克，你还不如说……”

“我应该再加一句，”利玛斯打断她的话，“我不喜欢别人教导我应该怎样思考问题。”她知道他快要生气了，可她还是忍不住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那是因为你不想思考问题，你不敢去思索。你的脑子中毒了，有着太多的仇恨。阿历克，你其实是个狂热的信徒，我知道这一点，可我不知道你信仰什么。当然你并不想把你的狂热传染给别人，那样反而对你更不利。你很像一个发誓要复仇或者要做什么事情的人。”棕色的眼睛盯着她，利玛斯开口说话时，她被他的语气吓坏了。

“如果我是你的话，”他生硬地说，“我就不管别人的闲事。”

接着他又露出微笑，那种坏坏的笑。他以前没有这样笑过，丽兹知道他是在施展他的魅力。

“那我们丽兹相信什么呢？”他问。

丽兹回答道：“我不是好糊弄的，阿历克。”

后来有天晚上，他们又谈起信仰问题。那是利玛斯先开的头，他问丽兹是不是信上帝。

“你误解我了。”她说，“全错了，我不相信上帝。”

“那你相信什么？”

“历史。”

他吃惊地看了她一会儿，笑了起来。

“哦，丽兹，哦，不。你难道是个共产主义者？”她点了点头，听到他的笑声，她像个小姑娘似的红了脸。她有点生气，也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他并不在意这一点。

那天晚上，她让他留下来过夜，他们成了情侣。他早上五点就离开了她的住处，对此她能理解。她倒是觉得很自豪，而他似乎还有点难为情。

他离开她的住处后，转向通往公园的路。晨雾中，十几米外的路上有个人影。那是一个穿风衣的男人，又矮又胖。那人靠在公园的栏杆上，雾中的身影有点朦胧。等利玛斯走近时，雾好像更浓了，包裹着栏杆处的那个男人。浓雾散后，那个男人不见了。

5　赊账

大约一周后的一天，他没有来图书馆。克莱尔小姐开心了，她十一点半不到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她的母亲。中午吃饭回来，她在利玛斯一直整理的考古学书架前站下，摆出一副特别专心的样子，看着那些书。丽兹知道她是摆出一副检查利玛斯有没有偷书的架势给人看。

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丽兹一直不搭理她，对她的问话装作没听见，尽力把心思放在自己的工作上。下班回家后，她是和着眼泪入睡的。

第二天她一早就到了图书馆，觉得她要是能早点上班，也许利玛斯就能出现似的。随着上午时间的流逝，她的希望逐渐破灭。她知道他再也不会来了。那天她忘了给自己准备三明治当午餐，所以决定乘车去外面吃饭。她觉得人很空虚难受，并不觉得饿。她应该去找他吗？可她保证过不缠着他的。但是，他也说过走时会通知她的啊。她应该去找他吗？

她叫了一辆出租车，把他的地址告诉了司机。

她费劲地走上那昏暗的楼梯，按下他房间的门铃。门铃好像已经坏了，她根本没有听到铃声响起。门口的脚垫上放着三瓶牛奶和一封电力公司寄来的信。她犹豫了一会儿，开始用力地敲门。她听到房里有轻微的哼声，于是跑到楼下，按下面住户的门铃。没有听到回音，她马上又下了一楼，发现自己到了一家杂货店的后间。角落里坐着一个老妇人，在椅子上摇来摇去。

“顶层房子里，”她喊道，“有人病得很厉害，谁有房间钥匙？”

老妇人看了她一会儿，朝前面店里叫道：“亚瑟，过来一下，亚瑟，这里有个姑娘。”

一个男人穿着棕色的工作服，戴着灰色的软毡帽，伸头进来问：“有姑娘？”

“顶层房子里有人得了重病，”丽兹说，“他无法走过来开门，你有他房间的钥匙吗？”

“没有。”杂货商说，“不过我有榔头。”他们一起向楼上跑去，杂货商还戴着毡帽，手上拿着一把大螺丝刀和一把榔头。他用力地敲门，接着屏着呼吸听门里的声音，门里没有任何动静。

“我刚才还听到里面有呻吟的，我能肯定。”丽兹低声说。

“我把门砸开，你愿意负责修理费吗？”

“我愿意付。”

榔头发出可怕的声音，砸了三下，他就把门边的一块板敲开，门锁也跟着掉了下来。丽兹抢先进了门，杂货商也跟了进去。房间里冰凉刺骨，暗淡的光线中，他们依稀看到角落的床上有个人影。

“哦，我的天哪。”丽兹想，“如果他死了，我可不敢碰他。”她还是走到他的床前，发现他还活着。她拉开窗帘，走到床边跪下。

“需要的时候我会去叫你，谢谢你。”她头也没回说道，杂货商点了点头下楼去了。

“阿历克，怎么啦？怎么会生病的？怎么啦，阿历克？”

他的头在枕头上动了动，深凹的眼睛紧闭着。苍白的脸上，黑色的胡子很长。

“阿历克，你一定要告诉我。求你了，阿历克。”她把他的双手放在手心，泪水不停地从脸上滑落。她急得不知所措，最后站起身来，跑到房里的小厨房，开始点火烧水。她那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才好。水一开始烧，她就拎起手提包，从床边的桌子上拿起利玛斯的房门钥匙，冲下楼去。她一口气跑到街上，奔向路对面的药店。她在那里买了一些牛蹄冻、牛肉精之类的补品，还有一瓶阿司匹林。出了药店门，她又跑回去买了一包面包干。总共花了她六先令，她包里还剩四个先令，邮政银行里还有十一镑呢。不过银行里的钱，今天取不出来了。她回到房间的时候，水壶里的水正好开。

她在玻璃杯里冲了牛肉汤，为了防止玻璃杯炸裂，她先在杯子里放了一把调羹，这些都是她从母亲那里学来的。那段时间里，她不停地回头看他，像是怕他突然死掉一样。

她必须把他扶坐起来才能让他喝汤。他的房里只有一个枕头，也没有靠垫什么的。她只好从门后把他的外套取来，卷起来垫到他的背后。碰到他的身体时，她觉得很恐惧。他的身上都是汗，汗水还打湿了他刚开始变灰的短发，变得滑溜溜的。她把杯子放在床边，用一只手扶着他的头，用另一只手喂他喝汤。喂他喝了几口后，她把两片阿司匹林碾碎，放在调羹里给他喂下。她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坐在床边看着他，时而摸摸他的头和脸，一遍又一遍地叫他的名字：“阿历克，阿历克。”

慢慢地，他的呼吸变得平稳起来，身体也不再紧绷着，从发烧的苦痛中解脱出来，安静地睡着了。丽兹看着他，知道最坏的阶段已经过去。这时她才突然察觉到天已经黑了。

接着她开始有点自责，她觉得早就应该去整理打扫房间。她于是跳起身来，从厨房里拿来地毯刷和抹布，卖力地干了起来。她找出一块干净的桌布，铺在床边的桌子上。把厨房里乱七八糟的杯碟都洗干净。事情都做完后，她看了看手表，已经八点半了。她又开始点火烧水，接着回到床前。利玛斯正看着她。

“阿历克，你不要生气，求你了，”她说，“我这就走，我保证。但先让我给你烧一顿像样的晚饭。你病了，你不能这样下去，你……哦，阿历克。”她忍不住哭了起来。用双手捂着脸，眼泪从指间渗出，哭得像个孩子。他让她哭，用他那棕色的眼睛看着她，而他的手却紧握着床单。

她帮他擦洗、剃须，给他的床换上干净些的床单。让他吃了一些牛蹄冻和外面买来的罐头鸡脯肉。她坐在床边，看着他吃，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

很快他又睡着了。她给他盖好被单，走到窗前。分开破旧的窗帘，推上窗扉，向外望去。院子里还有两扇窗户亮着灯。有扇窗里闪动着电视机的蓝光，电视机前的几个人像着魔似的一动不动。另扇窗里有个很年轻的女人，正在用卷发器给自己卷头发。丽兹触景生情，真想大哭一场。

她坐在椅子上睡着了，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醒，觉得很冷，身体僵硬。她走到床前看着利玛斯的时候，他惊醒了。她把指尖放在他的嘴唇上，他没有睁开眼，而是温柔地拉着她的手，把她拉到自己身上。她突然觉得自己非常需要他，想不顾一切地拥有他。她不停地亲吻他，等她抬起头来时，看见他好像露出了一丝微笑。

以后的六天里，她每天都来。他很少和她说话，只是有一次当她问他是否爱她时，他说他不相信神话。她躺在床上，头枕在他的胸上，有时他会用粗壮的手指紧紧地抓着她的头发，那时丽兹会笑着叫痛。周五晚上，她发现他穿上了出门的衣服，胡子没有刮，她想弄明白他为什么会不刮胡子。也说不出为什么，她突然警觉起来。房子里少了一些小东西—他的钟和本来放在桌子上的廉价无线收音机不见了。她想问他，却又没敢问。那天她带来了一些鸡蛋和火腿，她在做晚餐的时候，利玛斯坐在床沿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饭做好后，他去厨房拿来了一瓶红酒。

他晚餐的时候很少说话。她看着他，心中的担忧越来越深，终于忍不住喊道：“阿历克……哦，阿历克，这算什么？是不是要分手了？”

他站起来，拉着她的双手，用从未有过的方式亲吻着她，温柔地和她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她对他说的事情几乎听不明白，也没有认真去听。她想既然要分手，说什么都无所谓了。

“再见，丽兹，”他说，“再见。”接着一句：“不要跟着我，不许再找我。”

丽兹点了点头，低声说：“我们说好的。”她要感谢黑夜和寒冷，它们掩藏了她的泪水。

第二天早上，周六，利玛斯要杂货商赊账。他要求人家赊账的方式很笨，一点也不讲究提要求的技巧。他拿了六七样东西，总价值不超过一镑。店员把东西包好放进他的购物袋后，他说：“你还是过几天把账单送给我吧。”

杂货商费劲地挤出一丝笑容说：“那样恐怕不行。”说话中对他的称呼也省了。

“为什么不行？”利玛斯问，他身后排队等待结账的人们开始躁动不安起来。

“不认识你。”杂货商说。

“别犯傻了。”利玛斯说，“我来这里买东西有四个月了。”杂货商的脸色变了。

“没有银行的信用咨询，我们不能赊账。”那人说。这时，利玛斯开始发脾气了。

“你别胡说八道，”他喊道，“至少一半来这里买东西的人，连银行的门都没有进过，根本就没有什么银行信誉担保。”听他这样说，旁边的人对他都很气愤，尽管他说的是事实。

“我不认识你，”杂货商不客气地说，“我也不喜欢你。你现在就滚出我的店。”边说边去抢利玛斯手上紧握的购物袋。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后来人们的说法就有分歧了。有人说，杂货商为了夺回袋子，推了利玛斯，有人说没有推。反正不管推了没有，利玛斯确实打了人。很多人回想起来，那时候他右手还拿着购物袋。他好像没有用拳头，而是用左手掌斩了过去，非常地迅速。左手肘跟着击中，杂货商马上像个木头一样倒下不动了。后来法庭上认定杂货商受了两处伤，并且被告也没有否认。第一下打得杂货商颧骨骨折，第二下使他下巴脱臼。报纸对这个案子报道得够详细，但也没有过分渲染。

6　接触

夜里他躺在监狱的床铺上，听着犯人们发出的声音。有个年纪很轻的犯人在抽泣；一个老犯人敲着饭盒，唱歌打发时间。每唱一句，一个看守就叫喊，“闭嘴，乔治，你这个讨厌的浑蛋。”可是，没有人理他。还有个爱尔兰人在唱爱尔兰共和军的歌曲，可大家都说他是犯强奸罪进来的。

利玛斯坐牢期间，白天尽可能多地锻炼身体，希望晚上能睡得好点，不过作用不大。到了晚上，你才切身感到身陷牢狱之痛，空虚的黑夜里，身处可怕的囚室，你很难再自我欺骗。周围是挥之不散的监狱气味—囚服的味道和监狱厕所发出的刺鼻气味。犯人们的吵闹声也一直不断。夜晚是犯人最感屈辱难过的时候，对利玛斯来说，是他最想在阳光下的伦敦公园里散步的时候。那时候他对关着他的丑陋铁栏非常仇视，恨不能用手把铁栏拉开，砸碎看守的头，走向自由，走向伦敦的自由空间。有时他会想起丽兹，他只让丽兹在脑海里一闪而过，用很少时间回味抚摸她颀长身体的感觉，然后就把她从记忆中抹去。利玛斯不是那种习惯于生活在梦境中的人。

他藐视他的狱友，而狱友们则痛恨他。他们恨他的原因是：他能对人一直保持着神秘的感觉，这是坐牢的人非常向往而很难做到的。他把自己个性的一部分隐藏得很好，谈论情人、家庭和孩子那些话题时，他也不会感情外露。狱友们不了解利玛斯，他们想慢慢地探究他，可就是不成功。一般来说，新犯人分为两类：有人在耻辱、恐惧和震惊中，逐渐了解监狱的生活方式。有人关进来后，就编些拙劣的故事，让自己尽快地和同狱犯们熟悉起来。利玛斯和他们都不一样，他不讨好别的犯人，也不招惹他们。而犯人们都恨他，觉得像被社会抛弃一样，他也不需要他们。过了大约十天，犯人们就受够了他，觉得要给他做做规矩才行。于是他们在吃饭排队的时候开始“夹击”他。所谓的“夹击”是监狱犯人惯用的手法，据说起源于18世纪把人推来推去的行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事件弄得很像是场意外事故，在这过程中把受害人的餐盘打翻，把饭菜扣到囚服上。那天利玛斯被人从边上推了一把，另一边的人抬手把他的餐盘打翻到他身上，就那么简单。利玛斯什么也没说，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边上的两个人。随后看守对他的臭骂，他也默默地忍受了下来，尽管那名看守明知道是别人在作弄他。

四天以后，他们在监狱的花园里用锄头干活。他双手握锄，锄把横在胸前，把端离右手有六英寸远。忽然，他好像要摔倒似的。就在他跨出一步保持身体平衡时，他右边的犯人突然双手捧腹惨叫一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犯人敢“夹击”他了。

让犯人们觉得最奇怪的是他离开时的那个棕色纸袋。说起来有点荒唐，对犯人来说，棕色纸袋就像婚礼上要用戒指来见证一样，它是犯人回归社会的象征。出狱时，看守把棕色纸袋交给利玛斯，让他签收，纸袋里装着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利玛斯觉得那一刻是他三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感到受辱的，他打定主意：一出狱门就把那个纸袋扔掉。

他在狱中算是个安分的人，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监狱长对他的案子有一点点兴趣，私下里把利玛斯的犯罪行为归结于爱尔兰人的急脾气，发誓说他能肯定利玛斯有爱尔兰血统。

“你有什么打算，”他问，“出狱以后干什么？”利玛斯带着一丝诡异的微笑对监狱长说，他要开始新的生活。监狱长说，那样就太好了。

“你家里人怎么样了？”他问，“你还能和老婆复婚吗？”

“试试吧。”利玛斯心不在焉地答道，“不过她已经再婚了。”

保释官要利玛斯去一家精神病院当男护士，利玛斯同意去申请一下。他甚至把精神病院的地址和乘车时间都记下了。

“现在的火车很多都电气化了，很快就能到那里。”保释官又加了一句。利玛斯说那倒不错。然后他们把纸袋给他，他就离开了监狱。他先乘了一段公共汽车，接着开始步行。他口袋里还有一些小钱，他想先去吃顿像样的晚饭。他走过几家公园，穿过几个广场，找到一家大点的饭馆，进去点了份六先令的牛排。

那天的伦敦很美，正是晚春时节，公园里盛开着番红花和黄水仙。南边吹来清新的空气，让他愿意在路上逛一整天。可他还带着那个一定要扔掉的口袋。问题是垃圾桶的入口太小，他很荒唐地想把纸袋塞进垃圾桶，可没塞进去。他想到还是要留几件东西，就是那些皱巴巴的纸头，放在一个邮局的牛皮纸信封里—保险卡、驾照和他的E.93。可是他突然又不想费这个事了。于是在小路边的长凳上坐下，把纸袋放在一边。接着人移开，离纸袋更远一点。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往回走，把纸袋留在了长凳上。他没走多远听到后面有人在喊什么。他转身，转得有点急，看到一个穿军用风衣的男人在叫他，手里举着那个棕色的纸袋。

利玛斯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没有往回走，只是扭头看着那个穿风衣的男人。那人犹豫了一下，很显然是等着利玛斯回去拿，至少对他手上的东西有些反应。可利玛斯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反而耸了耸肩，继续往前走。他又听到那人喊了一声，他没有理睬，但知道那人追了上来。他听到了那人在石子路上小跑的脚步声，很快又一个声音响起，有点气喘，有点气恼。

“喂，你，说你呢。”男人赶到的时候，利玛斯停下脚步，转身看着他。

“什么事？”

“这是你的纸袋没错吧？你忘在那边位子上了。刚才我叫你，你为什么不停下来？”

那人是个大个子，一头棕色的卷发，穿着淡绿色的衬衫，打着橙色的领带。利玛斯估摸这个人脾气急，有点娘娘腔，像是个学校校长，或是改行经营底层戏剧俱乐部的老师，眼光不锐利。

“你可以把它放回去，”利玛斯说，“那东西我不要了。”

那人火气大了起来。

“你不能把它放在那里，”他说，“你这是乱扔垃圾的行为。”

“我愿意，怎么啦？”利玛斯反驳说，“说不定有人还觉得那东西有用呢。”他想继续往前走，那人站在前面挡住他，双手捧着纸袋，像抱孩子一样。“别挡路，”利玛斯说，“让开行吗？”

“你看，”那个陌生人提高了声调说，“我刚才是好心帮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客气？”

“如果你热心帮我，”利玛斯说，“你又何必跟在我后面跟了半小时？”

利玛斯想，这个人算有点本事了。还没退缩，不过心里肯定有些发抖了。

“我是看你像我在柏林认识的一个人，如果你一定要问的话。”

“所以你就跟踪我半小时？”

利玛斯语调里的讽刺意味很浓，他那棕色的眼睛一直盯着对方的脸。

“哪有半小时，我就在不远的地方看到你，以为你是阿历克·利玛斯，我曾向那个人借过一些钱。我以前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柏林站工作，那时候向他借了一点钱。我有良心，一直记着要还钱，所以才跟过来看看你，就想证实一下。”

利玛斯仍然一言不发地看着他，觉得对方事情做得不算很漂亮，不过也还过得去。对方编的故事不太可信，那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他在利玛斯不配合的情况下，能演完这场戏就行。

“我是利玛斯，”他最后说，“你到底是谁？”

他说他叫阿什，什么的“什”，他很快地加了一句说。利玛斯知道那是他编出来的假名。在一起吃午饭时，他装作不太相信利玛斯就是他要找的那个利玛斯，因此还查看了利玛斯在棕色纸袋里的国民保险卡，让利玛斯觉得这个娘娘腔很是可笑。阿什点菜的时候，对价格显得很不在意。他们喝高档的红酒，回忆过去的好时光。利玛斯开始的时候一直坚持说他不记得阿什，阿什说他对此觉得很吃惊。他用一种很受伤的语调对利玛斯说，他们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聚会地点是德里克·威廉姆斯在库达姆的住处（这点他说准了）。那次去了不少新闻从业人员。他问阿历克想起来了吗？利玛斯说没有，想不起来。那好，又问他记不记得《观察家报》的德里克·威廉姆斯，那个在家里提供美味比萨给聚会者吃的好人？利玛斯说他经常记不住别人的名字。后来他们又谈了很多，发了很多感慨……阿什说别人也叫他比尔，那是他的教名昵称。说他对过去很多事情还记忆犹新。他们喝了不少酒，威士忌、白兰地和薄荷甜酒混着喝，两人都有点醉意了。阿什又说，那时候德里克还给他们找了不少漂亮姑娘，都是从那家有名的夜总会找来的，问阿历克还记不记得。利玛斯说好像有点想起来了，让比尔继续说下去。

比尔还真的继续编故事给利玛斯听，谎话也说得很动听。他稍微提了一点找女人玩的事情，说他们在聚会后同三个女孩子一起去了夜总会。说阿历克那时是领馆的工作人员，那次比尔没带钱，后来是阿历克帮他付的钱。那天比尔要带个姑娘回家过夜，利玛斯就又给了他十镑……

“天哪。”利玛斯说，“想起来了，我全想起来了。”

“我就知道你会想起来的。”阿什开心地说，又对面前的利玛斯点着头说，“你看，这事很有意思吧，我们要再接再厉啊。”

有种人和人相处的原则就是得寸进尺，别人退让他就变本加厉，别人强硬他就退缩，阿什就是这种人的典型。他做人没有自己的原则和偏好，常常是人云亦云。他这种人喜欢追逐流行、自命风雅。听到什么惨剧发生，一定会表现出非常的同情；听到什么恶行，一定会表现得十分愤慨。利玛斯对眼下扮演的被动角色很不满，于是不断地逗弄阿什。谈话中，利玛斯经常把阿什弄得难以自圆其说、狼狈不堪。他有时显得很无赖、很固执，有意让他们的交谈几乎继续不下去。他们附近的餐桌旁，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子男人，愁眉苦脸地读着一本有关球状轴承制造的书。那人如果在听他们谈话，一定会认为利玛斯是个虐待狂；如果那人更聪明一点的话，就会知道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能忍受利玛斯的冷嘲热讽。

他们结账的时候，已经快到下午四点了。利玛斯坚持要各付各的，阿什却坚决不肯。阿什付完账后，还开了张支票给利玛斯，说是还他的钱。

“二十整。”他说着填上了支票日期。

接着抬起头，瞪大眼睛看着利玛斯，很开心的样子。

“我说，给你支票没问题吧？”

利玛斯有点难为情地说：“我目前还没有银行户头，我刚从国外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办。最好我拿支票去你的开户银行取现金。”

“我亲爱的朋友，我确实没有想到这是个问题。这样的话，你要走很远的路去银行兑钱了。”利玛斯耸了耸肩，阿什笑了起来。他们约好第二天还在这里见面，时间是下午一点，那时候阿什带现金来。

阿什在街角叫了出租车，利玛斯一直目送他离开。他这才看了看手表，正好是下午四点。他估计还有人跟着他，就走了一段路后，去一家咖啡店要了一杯咖啡。接着去书店逛了逛，在报栏前看了看晚报。然后好像心血来潮似的，在一辆公共汽车关门前突然跳了上去。路上车很多，他就下车钻进了地铁站。买了一张六分的地铁票，上了地铁最后一节车厢。乘了一站，他下车换乘另一列地铁。等他出地铁站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钟了，外面很冷。地铁站前有辆面包车等着，司机已经睡着了。利玛斯看了看车牌，走到车窗边问了一句：

“你是克莱门茨来的吗？”那司机突然醒了，反问他：

“你是汤姆斯先生？”

“不是。”利玛斯答道，“汤姆斯没有来，我是从汉斯罗来的爱密斯。”

“上车吧，爱密斯先生。”司机说着打开了车门。他们向西边开去，司机对路很熟。

头儿前来开门。

“乔治·史迈利出去了，”他说，“我借他的房子用一用。进来吧。”头儿等到利玛斯进门，把门关上后才打开里面的电灯。

“吃完午饭就没人跟着我了。”利玛斯说。他们走进一个小会客厅，那里有很多书。房间不错，丝毫没有压抑感，有着18世纪的装饰风格，落地窗和壁炉都不错。

“他们今天早上找上了我，是个叫阿什的男人。”他点了一支烟，“是个娘娘腔。我们约好明天再见面。”

头儿认真地听利玛斯讲，从打杂货商那天起，到今天早上遇见阿什的经历，利玛斯作了详细的介绍。

“你在监狱里过得怎么样？”头儿问他，口气像是利玛斯刚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一样，“当然，我们很抱歉，没有办法让监狱优待你，想让你稍微舒服一些，可没法做到。”

“没有什么。”

“做事就是要认真，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对待。我们既然开了头，就只有干下去。我知道你还生了一场病，我很抱歉。那时你得了什么病？”

“发烧而已。”

“多长时间不能起床？”

“十天左右。”

“真是太不幸了。而且还没有照顾你。”

他们长时间地沉默。

“你知道她是党员吧？”头儿平静地问他。

“知道。”利玛斯回答说。又是一阵沉默。“我不想把她牵涉进来。”

“为什么要把她牵涉进来？”头儿严厉地说，不过他很快就回到了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谁说要把她牵涉进来？”

“没人说过。”利玛斯答道，“我只是把话说在前面。我知道这种事有很多特别行动要采取，有很多不可预料的因素存在，阴错阳差的事情也很多，我不想她卷进来。”

“是啊，是啊。”

“职业介绍所的那个皮特是什么人？二战时期他在圆场工作过吧？”

“我没听过那个名字。你说那人叫皮特？”

“是的。”

“没这个人，没有。你是说他在职业介绍所工作？”

“哦，算了吧。”利玛斯低声咕哝了一句。

“不好意思，”头儿说着站起身来，“我也算这里的主人，却忘了招待你了。你要喝点什么吗？”

“不了，我想今天夜里就离开这里。头儿，我想去乡下活动一下筋骨。可以吗？”

“我已经把车安排好了。”他说，“你明天什么时候和阿什碰头？是一点钟吗？”

“是的。”

“我叫人安排你去打壁球，你最好去检查一下身体，看看上次的病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病就算了。”

“随便你。”

头儿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开始悠闲地看起房里书架上有什么书来。

“史迈利怎么不在？”利玛斯问。

“他不喜欢这次行动。”头儿淡淡地说，“他觉得没意思。尽管他也认为这次行动很有必要，可他不想参与。他的毛病—”头儿带着古怪的微笑接着说，“又发了。”

“他以前就对我这次行动不太热心。”

“没错，他不想参与。可他把蒙特的情况和背景资料都给了你，对吧？”

“是的。”

“蒙特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头儿说，“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他是一名很优秀的特工。”

“史迈利知道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吗？真实意图知道吗？”

头儿点了点头，喝了一口威士忌。

“知道了还是不喜欢这次行动？”

“无所谓喜欢不喜欢。他就像一名厌倦了血腥的外科医生。事情只要有人干，他就满足了。”

“告诉我，”利玛斯接着问，“你怎么知道这次我们能达到行动目标？你怎么知道要和东德的特工而不是捷克或者俄国的情报人员去打交道？”

“你放心吧，”头儿有点自负地说，“我们都有安排了。”

他们走到门口时，头儿把手轻轻地放在利玛斯的肩上。

“这是你最后一次行动，”他说，“然后你就彻底摆脱了。关于那个姑娘的问题—你要我们给她一些经济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帮助吗？”

“等这件事结束了，我自己去处理吧。”

“好的，现在还不是帮她的时候。”

“没人去打扰她就行，”利玛斯又加重语气说，“我就是不想把她牵涉进来。我不想给她的生活留下污点，我要她忘了这一切。”

他对头儿点了点头，悄悄地掩入夜色，进入寒冷之中。

7　基沃

第二天，利玛斯比约好和阿什吃午饭的时间晚了二十分钟，浑身都是酒气。阿什看到他来还是很兴奋。他说他也刚到，之前去银行耽搁了一会儿。他递给利玛斯一个信封。

“都是一镑的票子，”阿什说，“用起来方便些。”

“谢谢。”利玛斯答道，“让我们一起喝一杯。”他没刮胡子，身上的衬衫一股怪味。他叫来侍者，给自己点了大杯的威士忌，给阿什点了粉红杜松子酒。酒送来后，利玛斯颤抖着给酒里加苏打水，差点把酒倒得溢出来。

他们一起吃了午饭，喝了很多酒，基本上都是阿什在说话。利玛斯让对方多谈他自己的情况，这样做虽然不是什么新招式，但还是很有效。

“老实说，我最近碰到一件大好事。”阿什说，“我帮国外的通讯社做自由撰稿人。我从柏林回来初期，工作不太顺利。公司没有和我续签工作合同，我只有去帮人管理一家糖果店，主要为老头老太服务，没意思。现在想想真是太可怕了。后来那家店受罢工影响而关门，我才摆脱了。接着我在母亲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她开一家古董店，幸好店的生意还很不错。不久我收到一个朋友的信，那人叫山姆·基沃。他那时开始经营一家小型通讯社，专门向国外报纸提供英国生活方面的稿件。你知道，就是那些花边新闻之类的东西。山姆还是有点本事的，他把英文稿翻译成外文后才卖出去，这就不一样了。有人会说，国外的报纸不也可以请人翻译吗？可是如果你是报纸的编辑的话，需要稿子的时候根本不愿意花钱去找人来翻译。山姆的诀窍是直接同编辑建立联系。为此，他在欧洲到处跑，像个吉普赛人似的。尽管辛苦，回报却很高。”

阿什停了一下，等着利玛斯接上话头，能谈谈他的情况。利玛斯继续装糊涂，无精打采地点点头说：“很好啊。”阿什想要点葡萄酒，利玛斯说只喝威士忌。饭后咖啡上来的时候，他已经喝了四大杯威士忌。他看上去很糟糕，和大部分酒鬼一样，他喝酒前总是把嘴凑到酒杯边上，像是怕酒洒了似的。

阿什沉默了一会儿。

“你不认识山姆吧？”他问。

“山姆？”

阿什的口气有点恼怒。

“山姆·基沃，我的老板。就是我刚才告诉你的那个人。”

“他以前也在柏林吗？”

“不，他会说德语，但从没有在柏林住过。他曾在波恩做过自由撰稿人之类的工作。说不定你以前见过他呢。很不错的一个人。”

“不会吧。”停顿了一会儿。

“你这些日子在干什么，老朋友？”阿什问。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我被打入了冷宫，”他回答的时候还有点傻傻地笑了笑，“被贬到冷宫里了。”

“我忘了你在柏林是做什么工作的，你是那些神秘的‘冷战’斗士中的一员吗？”我的天哪，利玛斯想，问话开始升级了。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脸有点红，接着粗鲁地说：“帮美国佬跑腿，很多人都那样的。”

“我说，”阿什装着经过慎重考虑过的一样，“你应该去见见山姆，你会喜欢他的。”说到这里，他突然问：“对了，阿历克，我还不知道你现在住在哪里呢。”

“你不会知道的。”利玛斯有气无力地说。

“我不会去找你的，老朋友。不过你到底住在哪里？”

“我就住在这一带，不太固定。我没有工作，那帮浑蛋不肯给我足额的养老金。”

阿什一副很吃惊的样子。

“啊，阿历克，那真是太糟糕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这样吧，你先住到我那里去吧。我住的地方虽然不大，却还有一间空房间。不过里面只有简单的床铺，你不在意就行。你总不能住在树林里吧，老朋友！”

“我倒不太觉得有什么。”利玛斯边说边拍了拍口袋里那只装钱的信封。“我要去找个工作，”像是下了决心似的点点头，“给我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会好起来的。”

“你要找什么工作？”

“哦，我不知道，做什么都行。”

“可你不能这样露宿街头啊，阿历克。我记得你的德语说得非常好，很多工作你都可以做的。”

“我已经做过很多工作了，我为一家美国人的狗屁公司卖过百科全书，我在一家精神病书籍图书馆帮人整理，还在一家臭烘烘的胶水厂里上过班。我到底能做什么？”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着阿什，而是低头看着桌面。恼怒中他说话很快。阿什凑过身来看着他，带着一些胜利的感觉，加重口气说了起来。

“阿历克，你需要关系，明白吗？我很理解你的处境，我自己也曾活得很狼狈。这时候最需要有人帮你。我不知道你以前在柏林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想知道。可我想你在那里做的工作不能让你建立很多关系，是不是？如果我没有在五年前遇到山姆的话，我今天也还过着穷日子。阿历克，你搬到我那里先住一两个星期吧。我去问问山姆和其他以前在柏林的朋友，他们要是在的话，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可我不会写稿子啊。”利玛斯说，“我什么都不会写。”阿什把手放在利玛斯的手臂上。“好了，你别急，”他用安慰地口气说，“事情一件一件地解决。你的东西在哪里？”

“什么东西？”

“你的东西：衣服、包之类的东西。”

“我没有，我把所有东西都卖了，只剩下一个纸袋。”

“什么纸袋？”

“那个你在公园里捡起来的棕色纸袋，也就是我想扔掉的东西。”

阿什在海豚广场有一所公寓。和利玛斯想象的一样，公寓不大，里面放着一些临时准备的德国工艺品：一些啤酒杯、农夫用的烟斗和几个低档的宁芬堡陶器。

“我周末的时候住在我母亲家，”他说，“平时住在这里，这样方便一些。”说话的口气好像不太重视这里。他们在小客厅里，把行军床支好。这时候已经四点半了。

“你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利玛斯问。

“哦，大概一年左右吧。”

“这样的房子很容易租到吗？”

“这样房子的房客流动性很大。要租房的时候，你去登记一下，有房子空出来他们会电话通知你，一点也不难。”

阿什准备了茶。两人喝的时候，利玛斯不说话，好像还没有适应这种舒适的生活。阿什说话的声音也没有那么响了。喝完茶，阿什说：“我出去一下，在商店关门前买点东西回来。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解决问题。可能的话，我今天晚上给山姆打个电话，我想你们最好能尽快见个面。你还是休息一会儿吧，你气色不太好啊。”

利玛斯点了点头说：“你真够意思。”他笨拙地做了个感谢的手势，“很够意思。”阿什在他肩膀上拍了拍，拿起他的军用风衣出门了。

利玛斯一旦确证阿什已经出了那栋楼，马上出了公寓的门，并且不让门锁上。他跑到楼上的大堂里，用大堂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接通后说要找汤姆斯先生的秘书。电话里很快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我是汤姆斯先生的秘书。”

“我代表山姆·基沃先生给你打电话，”利玛斯说，“他已经接受了邀请，希望今天晚上和汤姆斯先生见面。”

“我会转告汤姆斯先生。他知道在哪里能联系到你吗？”

“海豚广场。”利玛斯答道，把地址报给了对方，“再见。”

他去公寓传达室问了几个问题后，就回到了阿什的公寓，坐在行军床上看着自己紧握的双手。过了一会儿，他才躺下。他决定听从阿什的劝告，先睡一会儿。闭上眼睛的时候，他想起丽兹在床边照顾他的情景，模模糊糊地想知道她现在的状况。

他被阿什叫醒，看到阿什身边有个矮胖的男人。那人头发很长，正开始变灰，穿着双排扣的西装。说话带点中欧国家口音，可能是德语口音，不过也说不准。自我介绍说他叫山姆·基沃。

他们一起喝金托力酒，基本上都是阿什在说话。他说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大家在柏林也是这样一起寻欢作乐的。基沃说他不能回去太晚，明天还要上班。他们约好一起去阿什熟悉的那家中餐馆吃饭，就是警察局对面的那家，他们自己带葡萄酒去。阿什在厨房里令人惊奇地找出了两瓶好酒，他们带着酒上了出租车。

饭菜很好，他们把两瓶酒都喝光了。基沃在开始喝第二瓶酒时说话，说了不多的几句话。他说他刚从西德和法国回来。法国到处乱糟糟的，戴高乐快不行了，以后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成千上万的白痴恶棍从阿尔及利亚回到法国，他估计法国也要变成法西斯横行的地方了。

“德国的情况怎么样？”阿历克特意问他。

“就要看美国佬能不能帮他们撑住了。”基沃说着，用鼓励的眼光看着利玛斯。

“那是什么意思？”利玛斯问。

“就像我说的那样，杜勒斯给了西德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肯尼迪又把那权力收了回去。所以他们火气很大。”

利玛斯用力地点了点头，说：“美国佬就那样。”

“阿历克好像不喜欢我们的美国朋友啊。”阿什加重语气插了一句。基沃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只低声说了一句：“哦，是吗？”利玛斯想，基沃装得更像，更有耐心。他像一名驯兽师，让对方围着他转。他似乎愿意给对方一些赏赐，但对方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能得到。他分寸掌握得非常好。

吃完饭后，阿什说：“我知道有个好地方，山姆你也去过的。那里服务很不错。我们叫车过去玩玩吧。”

“等一下，”利玛斯说，他说话的口气让阿什迅速地转头看着他，“我先问个问题好吗？去那个地方谁付钱？”

“我来付，”阿什马上回答说，“我和山姆付钱。”

“你们两人谈好了吗？”

“这个—没谈呢。”

“你们知道，我没钱。我可没钱去玩乐。”

“没问题的，阿历克。一直以来我也没有用过你的钱，是不是？”

“是的，”利玛斯回答说，“是的，没有用过。”

他好像要说什么，又改变主意不说了似的。阿什看上去没有生气，只是显得有点担心。而基沃还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利玛斯在出租车里拒绝说话。阿什还讨好地和他搭腔，利玛斯仅恼怒地耸了耸肩。他们到达那里，下车时利玛斯和基沃都没有付车费的意思。阿什领着他们拐进一条深巷，路过的店面橱窗里放着色情杂志。巷子尽头有一块俗丽的霓虹灯招牌，写着：“尤物俱乐部，仅限会员。”门两边贴着姑娘们的照片，照片上都订着一张纸条，用手写体写着：“人体探究，仅限会员。”

阿什按了按门铃，门马上就开了。开门的是个很高大的男人，穿着白衬衫、黑裤子。

“我是会员。”阿什说，“这两位先生是和我一起的。”

“看看你的会员卡？”

阿什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米色的卡片，递了过去。

“你带来的客人每人要付一块钱的临时会员费。算他们是你带来的，行吗？”他正要把会员卡递还给阿什的时候，利玛斯抢先一步，把卡接了过来。利玛斯拿着卡看了一会儿，才把它还给阿什。

利玛斯从裤子口袋里取出两镑，放在门口那个男人伸出的手中。

“两块钱，”利玛斯说，“临时会费。”他不管阿什的惊讶和抗议，领着他们走过挂着门帘的门道，进入昏暗的俱乐部前厅。他转身对跟过来的看门人说：

“给我们找张桌子，”利玛斯说，“送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来，接下来就别管了。”看门人犹豫了一下，没敢多说什么，陪着他们下台阶。走在台阶上，耳边传来的音乐，就像被压低了的呻吟声。

他们选了房子角落处一张单独的桌子。房子里有个两人乐队正在演奏，姑娘们二三成群地坐着。他们进来的时候，有两个姑娘站了起来，可大个子看门人对她们摇了摇头。

在等酒送上来的时间里，阿什不安地看着利玛斯。基沃似乎稍稍有点烦躁。侍者送来了一瓶威士忌和三只酒杯，给每个杯子里倒了少许的酒，这过程中没人说话。利玛斯从侍者手中拿过酒瓶，给三只杯子里又加了不少的酒。加完酒，他凑到桌前对阿什说：“现在你应该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

“什么意思？”阿什有点心虚地问，“阿历克，你在说什么？”

“我出狱那天你就跟着我了，”他平静地开始了，“你编些愚蠢的故事，什么在柏林见过我之类的。你没有借过我的钱，却还钱给我。你花不少钱请我吃饭，还让我住在你的公寓里。”

阿什脸红了，他说：“如果是以为……”

“不要打断我的话，”利玛斯不客气地说，“等我把话说完，不行吗？你这里会员卡上的名字是墨菲，是你的真名吗？”

“不，不是的。”

“我想是你一个叫墨菲的朋友把卡借给你用的，是不是？”

“那倒不是。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那我告诉你，我有时来这里找姑娘玩，我用假名字办了张会员卡。”

“是吗？”利玛斯毫不客气地接着问，“你住的公寓不也是用墨菲的名字租下的吗？”

基沃终于开口说话了。

“你先回家吧，”他对阿什说，“这事我来处理。”

一个姑娘正在跳脱衣舞，是个年轻俗气的女孩，大腿上有块乌青。由于长得瘦，她给人的印象不是性感而是尴尬，没有美感，也勾不起人的欲望。她慢慢地转过身，四肢不时地抖动。她很少跟着音乐节奏动，看着观众的眼光，类似于成人堆里的早熟儿童。突然音乐的节奏加快了，那姑娘像头听到口哨声的狗，乱蹦乱跳起来。她脱下胸罩，举到头顶，展示她那干瘪的身材。下身只穿着一条缀着闪光片的三角裤，看上去像一种基督教的装饰品。

他们两人默默地看着，利玛斯和基沃都不说话。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说我们以前在柏林看的表演更精彩？”利玛斯开口说。基沃看着怒意未消的利玛斯。

“看过也不错啊，”基沃愉快地回答，“我自己经常去柏林，不过我不喜欢去夜总会。”

利玛斯没有说话。

“当然了，我不是说自己脱俗，一个凡人而已。如果我需要女人的话，我知道在别的地方用更少的钱就能得手。如果我想跳舞，我也了解哪里有更好的跳舞场所。”利玛斯对他的话似听非听。

“也许你可以说说那个娘娘腔找我的用意？”他问。基沃点了点头。

“当然可以，是我让他去找你的。”

“为什么？”

“我对你感兴趣。我要向你提供一份工作，新闻方面的工作。”

一阵沉默。

“新闻方面的，”利玛斯重复了一遍，“我明白了。”

“我经营一家通讯社，提供国际性的新闻服务。收入不错，非常不错。提供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资料。”

“谁出版那些资料？”

“通讯社的经济效益很好，像你这样有国外工作经验和工作背景，并且能提供有价值的资料的人，如果从事这行工作，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经济问题，不会再为钱发愁。”

“谁会出版那些资料，基沃？”利玛斯的语气中隐隐有些威胁的成分。一时间，只是很短的时间里，基沃光滑的脸上似乎掠过了一丝担心。

“外国客户。我在巴黎的助手帮我承担了很多工作。老实说，资料最后由谁出版我也不完全清楚。”他露出让人宽慰的微笑，说，“我也不想管那么多。客户们愿意付钱，生意能做下去就行了。你知道，利玛斯，那些客户往往对枝节问题不感兴趣。他们付钱爽快，并且可以帮着把钱汇到国外银行，那样的话就很方便，不会有税收之类的麻烦。”

利玛斯没有说话，盯着手中的酒杯。

利玛斯想，天哪，他们这么快就把话挑明了，也太快了一些。他想起一个有关音乐厅的愚蠢笑话来：“没有一个正经女孩会接受这个要求，当然了，做正经女孩值不值得也是个问题。”仔细想想，利玛斯觉得他们这么急也没有错。我现在一贫如洗，刚从监狱出来，对社会非常不满。我不再年轻，没有什么指望，也就不需要保持什么绅士的自尊心、荣誉感了。另一方面，他们也做好了被我断然拒绝的准备。我表现出害怕也是正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特工部门对叛节者是毫不留情、置之死地而后快的。

总之，对方知道这是一场赌博，从人类做决定的非一致性来看，精心策划的间谍手段也不一定就有效。有时候骗子、罪犯能够抵御诱惑，而令人尊敬的绅士却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做出惊人的背叛。

“他们必须付出很多钱。”利玛斯最后低声说了一句。基沃又给他酒杯里加了一些威士忌。

“他们愿意先付一万五千镑，钱已经存到了柏林的坎通奈尔银行。等我的客户把需要的取款证明交给你，你就可以去取钱了。我的客户保留在今后一年内向你询问的权力，为此他们会再付给你五千镑。他们还可以帮你解决……如果你需要在什么地方安居的话。”

“我有多少考虑时间？”

“没有考虑时间。你以后不需要把你记得的所有东西都写出来，只是和我的客户见面，他会让人记录下资料的。”

“我会在什么地方和那个人见面？”

“我们觉得为了大家都方便，还是在英国以外的地方见面为好。我的客户建议在荷兰见面。”

“我没有护照了。”

“我冒昧地帮你准备了护照。”基沃客气地说。他的语言举止完全是一副谈生意的商人模样。“我们明天早上九点四十五乘飞机去荷兰。我们回到我的住处再讨论其他细节问题好吗？”

基沃付了账，他们乘出租车去了一家相当高级的公寓。

基沃的公寓非常豪华、奢侈，可还是给人一种临时拼凑起来的感觉。有人说，在伦敦能买到整堆的书回去装门面，也可以请专门的画师来装潢房间墙壁。利玛斯尽管对这种事情不太感兴趣，却也能感觉到这里的生活气息不浓，更像是一套酒店客房。基沃把他领到一间房里（窗外是一个昏暗的内天井，不是临街的房间），利玛斯问他；

“你在这里住多长时间了？”

“哦，时间不长。”基沃轻松地回答，“几个月吧，最多了。”

“花了你不少钱吧，不过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谢谢。”

他房间里放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一只苏打水瓶和一个镀银的托盘。房间另一端，有条过道通往卫生间，被帘子遮着。

“真是个温馨的小窝啊，都是伟大的‘工人阶级’出的钱吧。”

“住口，”基沃厉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如果有事找我，你可以用内线打电话到我房间，我会醒的。”

“我自己会有办法的。”利玛斯顶了他一句。

“那好，晚安。”基沃不多说，离开了房间。他也快装不下去了，利玛斯想。

利玛斯是被床边的电话铃声唤醒的，是基沃打来的。

“六点了，”他说，“六点半吃早饭。”

“好的。”利玛斯说完挂上电话。他觉得头痛。

基沃肯定事先打电话订了出租车，因为七点整的时候门铃响了。基沃问：“有什么要带的吗？”

“我没有行李，”利玛斯说，“只要带把牙刷和刮胡刀就可以了。”

“那不是问题。你都准备好了？”

利玛斯耸了耸肩。“算是吧，你有香烟吗？”

“没有。”基沃说，“不过飞机上有香烟。你现在最好把这个熟悉一下。”说着他把一本英国护照递给利玛斯。护照上的名字和照片都是真的，照片角上盖着外交部的钢印。护照不新不旧，注明利玛斯的职业是职员，单身。第一次拿到这样的护照，利玛斯有点不安。这种事情就像结婚一样，一旦开始，生活就不能再回到从前。

“要用多少钱呢？”利玛斯问。

“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都是通讯社出钱。”

8　海市蜃楼

那天早上很冷，天空中飘着灰色的薄雾，冷风刺骨。机场的景象让利玛斯想起了打仗的日子：各种装备在雾里半隐半现，耐心地等人来操纵；嘈杂声和回音，喊叫声和女人高跟鞋敲打石头地面的声音，都混入震耳的发动机轰鸣声。放眼所见都是早起赶来的人，他们都见证了黑夜的消亡和晨光的出现，人们之间有种同甘共苦的感觉。而机场里的工作人员，在这样寒冷的清晨，变得像从前线打仗归来的男人一样，对旅客和他们行李的态度都有些冷漠—那样的清晨里，别指望什么热情服务了吧。

基沃给利玛斯准备了一件行李。利玛斯不禁暗暗佩服对方准备得很周到。不带行李的旅客容易引起别人注意，那可是基沃不希望出现的情况。他们在航空公司柜台办了登机手续后，按指示来到护照查验处。中途他们走错了路，那时基沃对一名机场搬运工非常不客气，表现得有点可笑。利玛斯猜想基沃是因为担心护照出问题才失态的，其实完全没那个必要，利玛斯知道护照一点问题都没有。

查看护照的是个年轻的矮个男人，系着边防专用领带，衣襟上别着特别的徽章。他留着淡黄色的胡子，极力掩饰着他的北方乡下口音。

“您在国外逗留的时间长吗？”他问利玛斯。

“几个星期吧。”利玛斯回答说。

“那您就要注意了，先生。您的护照月底到期，需要换新的了。”

“我知道了。”利玛斯说。

他们并肩向候机室走去，路上利玛斯说：“基沃，你真是个多疑的家伙。”对方轻声笑了笑。

“我们对你可不敢大意，按规矩是小心为妙。”他回答说。

他们在那里要等二十分钟。于是找了张桌子，点了咖啡。“把这些东西给我收掉。”基沃指着桌子上别人留下的杯碟、托盘对侍者说。“马上就会有人推车子来收拾。”侍者回答说。

“现在就收掉。”基沃又生气地说了一遍，“不及时把脏东西收掉，太不像话了。”

那个侍者转身径自走了，并且没有去服务台叫人，也没有给他去端咖啡。基沃气得脸色发白。“我的天哪，”利玛斯低声说，“算了吧，别生那个闲气了。”

“浑蛋，十足的浑蛋。”基沃骂道。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出气的时候，不然别人都知道我们了。”

在海牙出关的过程很顺利。基沃似乎不再焦虑，变得轻松起来。他们从飞机走到海关的路上，他的话很多。年轻的荷兰海关官员例行公事地看了一眼他们的行李和护照，用怪腔怪调的英语说：“祝你们在荷兰生活愉快。”

“谢谢。”基沃说，有点喜形于色地加了一句，“太感谢了。”

他们沿走廊来到候机楼另一边的接人处。基沃领路向候机楼主出口走去，两边有很多小商店，有些旅客看着商店的香水、照相机和水果之类的东西。他们推着玻璃转门出候机楼的时候，利玛斯回头看了一眼。在报亭那边站着一个体形像青蛙的矮小男人，埋头看《大陆日报》。他戴着眼镜，面有愁容。利玛斯觉得他像公务员，或类似的人。

停车场里有辆车在等他们，是一辆挂荷兰牌照的大众车。开车的是个女人，一句话也没有和他们说。她车开得很慢，路上碰到黄灯马上停下。利玛斯猜想是有人让她这样开的，后面应该还跟着一辆车。他看了看车旁的后视镜，想知道是什么车在跟着，可没能发现。有段时间后面有辆黑色的标致车，拐了个弯就不见了。后面的车变成了一辆装家具的货车。他二战时在海牙待过，所以对这个城市非常熟悉，于是一路都辨认着车开的方向。他估计目前车正开向西北方的斯海弗宁恩。很快他们的车就开过市郊，来到一群别墅前，周边是靠海的丘陵地带。

车就在那里停下。他们还在车上，那个女人下车走到靠尽头处的一间奶黄色小屋前，按响了门铃。房子的前面钉着一块铸铁招牌，上面用哥特字体写着几个浅蓝色的字：海市蜃楼。房子的窗户上有张告示，说这里全部客满了。

开门的是位面善的胖妇人，她看到司机身后的车，就走下台阶面带微笑地向他们走去。看到她，利玛斯想起了自己的一位姑妈，小时候因为不爱惜粮食被她打过的那位姑妈。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她说，“对你们的到来，我们非常高兴！”他们跟着她进了房子，基沃走在前面。司机回到了车上。利玛斯看了一眼来时的路，在三百米开外停着一辆黑色的车，可能是辆菲亚特或标致，一个穿雨衣的男人正从车里出来。

到了厅里后，那位妇人热情地和利玛斯握手。“欢迎，欢迎来到‘海市蜃楼’。旅途愉快吗？”

“愉快。”利玛斯答道。

“你们是乘飞机还是乘船来的？”

“乘飞机。”基沃说，“航班飞行很顺利。”说话的口气好像航空公司是他家开的。

“我去给你们准备午饭。”她说，“一顿特别的午餐。我要为你们准备特别可口的饭菜。现在你们有什么需要吗？”

“哦，天哪。”利玛斯咕哝的时候，门铃响了。那个妇人跑进了厨房，基沃去打开了前门。

进来的人穿着带皮扣的风雨衣，身高和利玛斯差不多，年纪要大几岁。利玛斯估计对方年龄在五十四岁左右。他脸色发灰，皱纹很深，应该当过兵。他伸出手说：

“我叫彼得斯。”他的手指细长干净。

“你们旅途顺利吗？”

“是的。”基沃马上回答说，“一切顺利。”

“利玛斯先生和我有很多事情要谈，我想我们就不留你了，山姆。你可以乘门外的大众车进城去。”

基沃微笑着。利玛斯知道那是如释重负的微笑。

“再见，利玛斯。”基沃说，话中透露出兴奋，“祝你好运，老朋友。”

利玛斯点了点头，对他伸过来的手视而不见。

“再见。”基沃再次告别，接着悄悄地走出前门。

利玛斯跟着彼得斯走进后间。房里挂的窗帘上有花边和流苏，窗台上放着盆栽植物，有大仙人掌、烟草和其他一些奇怪的阔叶植物。家具是仿古的，很厚重。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把雕花椅。桌上铺着铁锈色的绒布，像块地毯。两个位子前都放着一沓纸、一支铅笔。旁边的柜子上放着威士忌和苏打水。彼得斯走过去，调了两杯酒端来。

“喂，”利玛斯突然开口说，“从现在开始，我就不客气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都是行家。你们得到了一名叛逃者，运气很好。你们没必要装出一副喜欢我的样子。”他说话的口气显得紧张而心虚。

彼得斯点了点头。“基沃告诉我说，你是个骄傲的男人。”他冷静地说。接着又认真地加了一句：“不然的话，有谁会打一个卖杂货的呢？”

利玛斯猜他是俄国人，但不能确定。他英语说得非常好，并且有着文明社会中常有的修养和习惯。

他们在桌边坐下。

“基沃对你说，我会付钱给你的，是吗？”彼得斯问。

“是的，一万五千镑，在波恩的银行里提取。”

“没错。”

“他说你在今后的一年里，可以继续问一些问题，”利玛斯说，“如果我配合的话，你再付我五千块。”

彼得斯点了点头。

“我不接受这个条件，”利玛斯接着说，“你我都明白，那是没法做到的。我拿到一万五千块后，我们就两清了。你们的人对叛徒不留情，我们这边的人同样毫不客气。你们按我提供的情报去收网抓人的时候，我可不想坐着等死。他们也不是傻瓜，他们知道要找谁算账。你我都清楚，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

彼得斯点头说：“当然了，你也可以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愿意吗？”

“住到你们那边去？”

“是的。”

利玛斯摇了摇头，接着说：“我想你们的初审需要三天时间，然后再回头谈论细节问题，对吗？”

“那也不一定。”彼得斯回答说。

利玛斯感兴趣地看着对方。

“我明白了，”他说，“你们派专家来了，要么是莫斯科派人来了？”

彼得斯不说话，只是看着利玛斯，让他表演。最后才拿起面前的铅笔说：“我们从你战时经历开始，可以吗？”

利玛斯耸了耸肩。“随便你。”

“好，那我们就从你战时的经历说起。你说吧。”

“我1939年进技工学校学习。快毕业的时候，看到招收懂外语的人担任海外特别任务的告示。因为我懂荷兰语和德语，法语也不错，加上我那时已经厌倦了烧电焊，于是就报了名。我对荷兰很熟，我父亲曾在莱顿从事机械工具业务，我在荷兰生活过九年。通过常规的面试之后，我被送到牛津附近的一所学校，学习那些常用的鬼把戏。”

“那所学校的负责人是谁？”

“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后来认识斯帝德—俄斯佩里，才知道学校由他和一个叫费尔丁的牛津学者共同管理。1941年我被派到荷兰，在那里工作了将近两年。那段时间，我们损失的特工很多，常常来不及补充人员，斗争非常残酷。荷兰是个很难开展间谍活动的国家，它几乎没有什么偏远的地方，很难找到隐秘的地方做活动基地或架设电台。我们那时候一直没有固定的居所，经常换地方，工作得非常艰难。我1943年离开荷兰，回英国待了几个月。然后又被派到挪威。比较起来，挪威的工作环境要好多了。1945年的时候，他们让我退役，我于是又回到荷兰帮我父亲打点生意。因为生意不好，我和一个老朋友去布里斯托开了一家旅行社。那家旅行社经营了十八个月就被卖掉了。不久，我收到‘组织’的一封信，问我愿不愿意重新工作。那时候我不想再做特工了，就回复他们说要考虑考虑。我在仑迪岛租了一间房子，在岛上住了一年，吃了很多好东西。后来我厌倦了岛上的生活，就给他们写信。1949年年底，我又成为正式的组织成员。当然了，他们不连续算我的服务年限，这样我的养老金就少了，他们是成心整我。我说得是不是太快了？”

“没有。”彼得斯说着给他加了一些威士忌。“我们以后还会再谈细节问题，如名字和日期等。”

有人敲门，那位妇人送来了午饭。饭菜的量很大，有冷肉、面包和汤。彼得斯把记录纸推到一边，两人无言地吃了起来。审讯才刚刚开始。

餐具收走后，彼得斯说：“你后来又回圆场工作了，是吧。”

“是的。他们让我先做了一段时间的案头工作，处理报告、评估铁幕国家的军事力量、收集有关资料等。”

“你在哪个部门？”

“四处。从1950年2月到1951年5月在那里工作。”

“你的同事有哪些人？”

“彼得·吉勒姆，拜伦·德·格雷，乔治·史迈利。史迈利在1951年年初离开我们去了反间谍部门。1951年5月，我被派到柏林担任地区副主管，负责所有的特别行动。”

“你手下有哪些人？”彼得斯记录的速度很快，利玛斯猜他用了特别的速记方法记录。

“哈克特、萨罗和德·扬。德·扬在1959年死于交通事故。我们曾怀疑他是被谋杀的，可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他们都有各自的组织网络，我是总负责。你要这方面的细节吗？”他淡淡地问了一句。

“当然要，不过不是现在。你接着说。”

“1954年下半年，我们在柏林捕到了一条大‘鱼’：佛里兹·费格。他是东德国防部的第二号人物。在那之前的工作很艰难，但在那年11月我们和佛里兹搭上了。他和我们的关系持续了两年整，直到有一天他永远地消失了。我听说他死在了监狱里。那后面的三年，我们没有找到什么可以与他媲美的人。到了1959年，卡尔·雷迈克出现了。卡尔在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他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间谍。”

“他已经死了。”彼得斯说。

利玛斯的脸上似是露出了一丝羞愧的神情。

“他被枪杀的时候我在场，”他低声说，“在那之前，他的女人过来了。他把一切都告诉了那个女人—她知道他那该死组织的全部情况。他不出事才怪。”

“我们以后再谈柏林的事。先说这个。卡尔死了以后你飞回了伦敦。你剩下的职业生涯都是在伦敦度过的吗？”

“是的，尽管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你在伦敦做了什么工作？”

“在资金调配部，主要是监督特工的酬劳发放，为海外的秘密特工行动提供资金。是些小孩子都能干的工作，只要按指示签发汇票就行了。就是保密工作有点麻烦。”

“你们直接和那些特工联系吗？”

“那怎么可以。国外的‘线人’先提出资金要求，经上头批准后转给我们，再由我们进行支付。通常情况下，我们把钱汇到潜伏特工所在国家的一家外国银行，再由‘线人’提款后交给间谍。”

“间谍用什么标志？用假名？”

“用数字。圆场给他们都指定了代号，数字前面加一个字母。卡尔的代号是A-1。”

利玛斯出汗了。彼得斯冷静地看着他，像个职业赌徒打量着他的对手一样：利玛斯还有多少价值？什么能够使他屈服、害怕，什么能吸引他，什么是他所痛恨的。最重要的还是他知道些什么。他会不会把最有价值的情报放到最后说，等着卖个好价钱？不过彼得斯没有那样认为，他觉得利玛斯现在已经稳不住了。他是一个跟自己过不去的人，一个选择了背叛过去的人。对此，彼得斯并不觉得奇怪，他有这样的经验：他见过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信仰的人，见过经过内心挣扎背叛自己事业、家庭和祖国的人。那些人就算认为他们找到了新的信仰或希望，还是摆脱不了背叛行为给他们留下的阴影。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费尽全力保守住了部分最高机密，他们还是会感受到背叛的耻辱。就像过去那些背叛基督教的人也不敢烧十字架一样，叛节者常常在主客观之间摇摆不定。而彼得斯作为经手人，必须在给予安抚的同时，摧毁叛节者的自尊心。他们双方对这种事都有清醒的认识，利玛斯也说过要和他公事公办，因为利玛斯的自尊心让他必须这么做。彼得斯也了解，利玛斯不会全说真话。他会有意地隐瞒一些情况，那也是一种欺骗。这都是他的自尊心或职业习惯在作祟。他必须让利玛斯把情报一点一点全提供出来，要让他知道，隐瞒情报会损害他自己的利益。利玛斯会有选择地提供情报，而彼得斯要的是毫无保留的坦白。利玛斯有能力预见彼得斯需要的情报内容，他有意隐瞒的一些细节，很可能对彼得斯来说就十分重要。在这场挑战中，彼得斯还要考虑到对手是酒鬼，因而更具有不确定性。

“我想，”他说，“我们应该更详细地谈谈你在柏林的工作情况，也就是从1951年5月到1961年3月的情况。再来一杯酒。”

利玛斯看着他从桌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根烟点上。他注意到两个情况：彼得斯是左撇子，他点烟时又一次点的是靠香烟商标的那一端，这样香烟的商标会先被烧掉，这是利玛斯很欣赏的习惯。而这些都说明彼得斯和他一样，也曾做过秘密潜伏工作。

彼得斯的脸长得有些怪，脸色发灰，没什么表情。这种脸色应该是他早年革命时期坐牢造成的。那种特征一旦形成，到死也难以改变。彼得斯头上灰白的头发以后会变得全白，但他的脸色不会变。利玛斯有点想知道彼得斯的真实姓名和婚姻情况。在彼得斯身上有一种正统的气质，这是利玛斯所欣赏的。他的正气来自他的实力和自信。彼得斯这种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撒谎。他如果要撒谎的话，那也是经过算计并且必须要撒的谎，他不会像阿什那样说一些拙劣的谎话。

从阿什、基沃到彼得斯，他们的素质和职位一个比一个高，给利玛斯展现了情报系统里的森严等级。利玛斯估计他们的思想也是一个比一个好。阿什像个雇佣兵，基沃是跑腿的，接下来才是彼得斯。当然他们的目的和手段是相同的。

利玛斯开始谈柏林的事。彼得斯很少打断他的话，很少发问或作评论。可只要彼得斯一开口，他的问题就很有针对性并且很有提问技巧。利玛斯觉得对方在这方面的本事和自己不相上下。利玛斯甚至对彼得斯的审问技巧有些赞赏，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

要在柏林东区建立一个像样的间谍网，需要很长时间，利玛斯这样解释说。开始阶段，那个城市里有很多的二流特工。那时候特工人员的信誉度很差，有时候在酒会上就能招进一个人做特工，在饭桌上给对方稍稍介绍一下就行。那种人往往到第二天早上就暴露了。这种情况对职业特工人员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众多的手下，却有很多是对手派遣来的；工作上千头万绪，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太少，施展拳脚的空间太小。1954年，他们失去了和费格的联系，完全失去了。1956年的时候，当每个部门吵着要发展高层次间谍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却毫无进展。实际上费格总是提供一些价值不高的情报，很多情报只比新闻报道快一步。而他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情报，这让他们又等了三年才等来了机会。

有一天，德·扬去东柏林的一处森林里野餐。他车上挂的是英国的军用牌照，当时他把车等在运河边一条僻静的小路上，把车上了锁。野餐后，他的孩子们提着篮子，跑在前面。孩子们跑到车边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会儿，扔下篮子转身往后跑。有人撬开了车门，弄坏了把手，使车门半掩着。德·扬想起照相机还放在车里，不禁骂了一句。他上前去检查车子，发现门把手被人用钢管之类的工具撬坏，所用的工具应该不大，是便于隐藏的那种。车里的照相机还在，放在车里的外套和他妻子的几样东西都没有丢。驾驶位上有一个香烟铁盒，烟盒里放着一个小金属圆桶。德·扬一眼看出那是什么：微型照相机的胶片盒，用的可能是美乐时相机。

德·扬开车回家，把胶卷冲了出来。照片上是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记录。正巧他们手上有从其他来源获得的同样情报，经对照，确认照片内容是真实的。

利玛斯把这件事接了过来，他那时候十分需要获得一次成功。因为他到柏林后，工作上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加上他年龄越来越大，快超过担任全职特工行动的年龄限制了。他在一周后，把德·扬的汽车停到同样的地方后，到别处去散步了。

德·扬所选的野餐地点比较偏僻，在运河边的狭长地带上。那里有一些弹痕累累的废弃碉堡和一些干燥的沙地。东面有片稀疏的松树林，离运河边的石子路有二百米左右的距离。那地方的好处就是僻静—这样的地方在柏林并不多，而且那里还很难被监视。利玛斯走在树林里，他没有试图去观察汽车旁的动静，因为他不知道对方会从哪个方向接近汽车。如果他从树林里监视着汽车边的动静，也许会让送情报来的人失去信心。他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当他回到车里时，发现车里并没有东西。只好开车回到柏林，骂自己是个傻瓜：中央委员会怎么会隔两周就再召开一次啊。三周以后，他又借了德·扬的车，把二十美元票面的一千美元放在一个野餐盒里。他没有给车上锁，离开两个小时后再回去。发现车里多了一个香烟铁盒，装钱的野餐盒不见了。

这次的胶卷上拍了很多有价值的文件。随后的六周内，他又这样做了两次，每次情况都一样。

利玛斯知道他钓到了大鱼。他给这个情报来源起了个代号叫“梅费尔”，而给伦敦的汇报信中，他对此表现得并不乐观。因为利玛斯知道，如果稍微对这件事情乐观一些，那么伦敦方面就会把它接管过去，这是他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他把这个情报来源看做是他证明自己的唯一渠道，而伦敦对那么有价值的情报来源是要直接插手的。就算他在向上汇报时有所保留，可圆场还是在插手：定规矩、提意见、提醒注意和催促行动等。圆场会提出送新的美元票子给对方，以便进行追查。他们还要他把胶卷盒送到圆场检查。他们还想进行拙劣的跟踪。照他们那样做，对方恐怕很快就会暴露。圆场的人最主要的还是想借此向上邀功。利玛斯像发疯似的工作了三周，把东德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个人档案全都研究了一遍，还把可能接触到会议记录的所有人员列了个名单出来。

从文件最后一页上的分发人员名单上，他把情报提供者的范围缩小到三十一个人，包括职员和文秘人员。

要从这三十一个人的不完整记录中，确定谁是情报提供者，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利玛斯再次研究对方送来的文件。他后来说过，他早就应该把精力放在研究文稿上了。胶片上的文件都有编号，但都没有盖保密章。在第二和第四次送来的文件中，有用铅笔或彩笔修改过的痕迹。他最后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认定：胶卷上拍的文件不是正本，而是文件草稿。这样就把情报来源限定到了秘书处，而秘书处的人员并不多。从拍摄文件草稿的方式来看，拍得很好很仔细，这说明拍照人有充足的拍照时间，还有自己的办公室。

利玛斯又去研究人员名单。发现秘书处有个叫卡尔·雷迈克的人，他以前在军队医疗队里当过下士，曾被当做战俘在英国坐了三年牢。当苏联军队占领波美拉尼亚时，他有个姐姐住在那个地方，他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姐姐的消息。他已婚，有个女儿叫卡拉。

利玛斯决定冒一次险。他从伦敦查到雷迈克做战俘时的编号为29012，他被释放的日期是1945年11月10日。他买来一本东德的儿童科幻读物，在书的扉页上用德文模仿孩子的字体写下：“本书属于卡拉·雷迈克，1945年11月10日出生于北德纹市，月光仙子29012签名。”在下面他又加了一句：“希望飞向月亮的人要向卡拉·雷迈克亲自提出申请，申请表已附上。人民民主共和月亮国万岁！”

他在一张练习簿纸上画了一个表，有姓名、地址和年龄栏，并且在纸的底部写上：“每个候选人都需要经过面试。可将希望的面试时间和地点注明后送到老地方，申请的评估时间为七天。卡拉·雷迈克。”

他把这张纸夹在书里。利玛斯又开车到老地方，开的还是德·扬的那部车。在书里夹上五张旧的一百美元钞票，把书放在了车的座位上。当利玛斯再次回到车里时，书不见了，车位上放着一个香烟铁盒。烟盒里有三卷胶卷。利玛斯连夜把胶卷冲了出来。一个胶卷拍的是最新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第二个拍的是东德和经互会关系的文件草案；第三个胶卷内容是东德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情况，有完整的机构设置情况和详细的人员情况。彼得斯插了一句：“等一等。”他说：“你是说这些情报都是雷迈克提供的？”

“不奇怪啊，你应该了解他有那个能力的。”

“不太可能。”彼得斯说，很像是自言自语，“他肯定有同谋。”

“后来确实是有的，我就要说到了。”

“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什么。可你就没有想过‘上面’还有人帮他弄情报吗？包括他后来从情报部门人员那里得来的情报？”

“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

“现在回头看看，你觉得有那个可能吗？”

“不太可能。”

“当你把那些情报全部送到圆场时，他们就从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问题：雷迈克那样级别的人能搞到那么多情报吗？”

“没有。”

“圆场没有问过你：雷迈克的照相机是哪里来的？谁指导他拍文件的？”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

“没……有。肯定没有问过我这些问题。”

“好极了。”彼得斯平静地说，“对不起，你接着说。我并不想打断你的叙述。”

利玛斯接着说：一周后他又开车到运河边，这次他觉得有些紧张。当他把车开到土路上时，看到前面的草地上倒放着三辆自行车。二百米开外的运河边，有三个钓鱼的男人。他像往常一样从车里出来，开始朝另一边的树林走去。他刚走了二十米左右，听到一声喊声。他转过身来，看到一个男人在叫他。另外两个男人也转头看着他。利玛斯穿着一件旧风衣，手插在风衣口袋里，还来不及拿出来。他知道旁边的两个男人在保护中间的那个男人，如果他现在把手从口袋里拿出，对方很可能会开枪，对方会认为利玛斯的口袋里有一支转轮手枪。利玛斯在离中间那个男人十米处停下。

“有什么事吗？”利玛斯问。

“你是利玛斯吗？”他是一个矮胖的男人，非常沉稳，说的是英语。

“是的。”

“你的英国身份证号码是什么？”

“PRT-L58003-1。”

“日本投降那天，你是怎么度过的？”

“我在荷兰莱顿我父亲的工厂里，和一些荷兰朋友度过的。”

“我们去散散步吧，利玛斯先生。你不用穿风衣了，你把它脱下，放在你现在站的地方，我的朋友会帮你照看。”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耸了耸肩，脱下了风衣。接着他们一起快速地向树林走去。

“你我都知道那人是谁，”利玛斯疲惫地说，“他是东德内务部第三号人物，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人民保卫事务协调委员会负责人。我想他看过你们情报部门的反间谍资料，所以才知道了我和德·扬。他身兼三项职务，所以能接触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和经济机密，也能调看东德情报部门的档案材料。

“他只能看到部分资料，情报部门以外的人是没办法看到所有资料的。”彼得斯坚持说。

利玛斯耸了耸肩。

“确实如此。”他说。

“他是怎么处理那些钱的？”

“从那个下午开始，我没有再给过他钱，这事被圆场立即接管了。后来钱都是汇到西德银行去的。他甚至把我以前给他的钱还给了我，让圆场把那些钱通过银行汇给了他。”

“你把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伦敦圆场吗？”

“从那以后，全都汇报上去了。我不得不那样做。圆场再朝上汇报。那以后，”利玛斯怨恨地说，“完蛋就是迟早的事情了。圆场有上头撑腰后，就变得非常贪婪。不断地催我们向他要更多的情报，给他更多的钱。最后，我们只有建议卡尔去发展别的情报员，我们帮他形成一个情报员网。那样做其实很愚蠢，给了卡尔很大的压力，让他承担更多的风险，也影响了他对我们的信任。那是事情败露的开始。”

“你从他那里搞到多少情报？”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

“多少？天哪，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持续时间已经比预期的要长很多。我认为他在被抓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暴露。最后几个月里，他的情报质量下降不少，估计那时候他已经被怀疑，不让他接触到重要资料了。”

“他一共给你多少情报？”

利玛斯一件一件地回忆卡尔·雷迈克给他的情报。像利玛斯这样喝那么多酒的人，还能有很好的记忆力，连彼得斯也觉得很是佩服。利玛斯不但能记得日期和姓名，还能记得伦敦方面的反应，以及情报的查证情况。他记得对方索要的金额和他们支付的金额，记得别的成员加入情报员网的日期。

“对不起，”彼得斯又说，“可我不相信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小心、多么勤奋，能够弄到那么多情报。就算他弄到了，也没能力全都拍到照片上。”

“他确实有那个能力。”利玛斯坚持说，突然发火道，“他就有那个本事，事实就是那样。”

“圆场从来没有让你去向他打听，问他是怎么获到那些情报的？”

“没有。”利玛斯马上回答，“雷迈克对那种事很敏感，伦敦方面也没有多问的意思。”

“好吧，好吧。”彼得斯若有所思地说。

过了一会儿，彼得斯问：“你听说了那个女人的事吗？”

“哪个女人？”利玛斯警觉地问道。

“卡尔·雷迈克的女人，就是那个在雷迈克被枪杀的晚上跑到西柏林的女人。”

“怎么啦？”

“她一周前死了，被人杀死的。离开她公寓时被人开枪打死。”

“那公寓以前是我住的。”利玛斯呆板地说。

“也许她比你更了解雷迈克情报网。”彼得斯试探说。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利玛斯反问。

彼得斯耸了耸肩。

“真是奇怪。”他说，“是谁杀了她呢？”

说完卡尔·雷迈克的案子后，利玛斯开始说别的不太重要的情报人员。接着是他在柏林办事处的工作程序、联络情况、人员情况和其他一些细节，包括住处、交通方式以及录音和拍照设备等。他们的长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上，直到利玛斯倒在床上睡着。整整两天里，利玛斯把他所知道的柏林情报工作全都说了出去。在此期间，他喝了两瓶威士忌。

有一件事情让他不解：彼得斯为什么一直坚持说雷迈克有同谋，认为有一个高级别的人在帮他搞情报。头儿曾经问过利玛斯同样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头儿确实问过雷迈克的情报来源问题。怎么对立的双方都怀疑雷迈克有别的情报来源呢？雷迈克的帮手是肯定有的，就像那天在运河边见面时旁边的两个男人。可那些帮手都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卡尔也都说过他们的情况。可彼得斯，也只有彼得斯，能清楚地了解卡尔能搞到什么样的情报，所以彼得斯才拒绝相信卡尔是单干的。在这点上，彼得斯和头儿的看法倒是一致的。

也许真是那样，也许还真有别的情报来源，也许这是头儿严防蒙特知道的机密。那样的话，卡尔·雷迈克就是和某个特别人物合作，共同提供他们两人弄来的情报。也许那是头儿和卡尔那天晚上在柏林的利玛斯住处单独会面时商谈的内容。

不论怎样，明天就会揭晓。明天他要显显手段了。

他不知道谁杀了艾尔维拉，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杀她。当然可以作这样的猜测：艾尔维拉知道雷迈克的秘密同谋是谁，所以被那个同谋杀了……不对，那样太牵强了。这样的猜测没有考虑到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难度，毕竟艾尔维拉是在西柏林被杀的。

他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头儿从来没有告诉他有关艾尔维拉被杀的情况。如果头儿及时通知他，那么彼得斯问起这件事，他也好有个思想准备。现在想得太多也没有用，头儿做事一定有他的理由。他们都是很难琢磨的人，往往花很长时间都猜不透他们的真实用意。

他入睡前还低声说了一句：“卡尔真是个傻瓜。都是那个女人害的，肯定是她。”现在艾尔维拉死了，一切都结束了。他想起了丽兹。

9　第二天

彼得斯第二天早上八点来了，没什么客套，两人坐到桌边继续谈。

“回到伦敦后，你做了些什么？”

“他们让我坐冷板凳。我在机场见到人事部来接我的那个蠢货时，我就知道完蛋了。我不得不自己去找头儿，汇报卡尔的事情。我只能说卡尔死了，还能说什么呢？”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他们开始的时候说我可以在伦敦圆场混些日子，混到能拿养老金的年限。我对他们这种做法非常反感。我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对我的待遇问题那么较真的话，他们应该算一下我工作的总年数，没必要说我的工作期限曾经中断过。我这样一说，他们就变得更不讲理了。他们把我调到资金调配部，让我和一群娘们一起工作。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我不太记得了，那时起我喝酒有些多，日子过得很倒霉。”

他点上一根烟。彼得斯点了点头。

“后来他们整我也有这个因素，他们不喜欢我喝酒。”

“你把你能记住的资金调配部工作情况给我说一说。”彼得斯建议道。

“那个部门的工作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了解自己，不是坐办公室的料。所以我才一直赖在柏林，知道他们调我回去的话，我肯定要坐冷板凳了，可……天哪！……”

“你在那里做什么事情？”

利玛斯耸了耸肩。

“办公室里坐在我后面的是几个女人。一个叫周比，一个叫拉里特，我叫她们俩‘周四’和‘周五’。”说着他露出一丝傻笑。彼得斯疑惑地看着他。

“我们就做一些案头工作。金融部送封信来说：‘经批准，支付给某某七百美元，自某日起生效，请处理。’大意是这样。收到后，‘周四’和‘周五’先评说一番，再编号盖章，然后我就签发一张支票，或者去银行汇款。”

“什么银行？”

“布拉特—罗德尼银行，是市里一家俗气的小银行。圆场选那样的银行的理由是：真人不露相。”

“那样说来，你知道世界各地间谍的姓名？”

“不是那么回事，没那么简单。我确实签发支票或到银行汇款，但收款人的姓名那一栏是空着的。我所做的是进行签发汇款事务，完成后我们把文件送到‘特别调配部’。”

“那是个什么部门？”

“那里的人才掌握所有间谍的资料。由他们填上收款人的姓名后，把支票或汇票寄出。他们这样做，是个聪明办法。”

彼得斯看上去有些失望。

“你是说你根本无法知道收款人的姓名？”

“一般来说无法知道，没有办法。”

“有例外吗？”

“有时候我们多少知道一些。文件在‘资金调配部’、‘金融部’和‘特别调配部’之间转来转去，难免会出些问题。所以有时我们会意外地知道一些东西，也算让工作有点意思。”

利玛斯站起身来。“我已经把我记得的资金调配细节都写出来了，”他说，“就在我房间里，我去拿来。”

他走出房间。自从到了荷兰以后，他走路就不太稳当。回来时，他拿着几张从低档练习簿上撕下的纸头。

“这是我昨天夜里写的，”他说，“我想这样能节省一些时间。”

彼得斯接过纸头，仔细地慢慢读着，似乎比较满意。

“好。”他说，“很好。”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关于‘滚石’的事情。为了那件事情，我还出了几趟差，去过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去把钱存到银行里。”

“多少钱？”

“在哥本哈根存了一万美元，在赫尔辛基存了四万德国马克。”

彼得斯放下手中的铅笔。

“给谁的？”

“天知道。我们为‘滚石’制定了一套存取款程序。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份伪造的英国护照，让我去哥本哈根的皇家北欧银行和赫尔辛基的芬兰国民银行。我用假名在银行开出可由其他某人共同取款的账户，把钱存进去。另一个授权提款人的姓名也是假的，但我会把那个假名的签字样本留给银行，样本是圆场的人给我的。把存款单和一份假护照给那个人，他就可以去银行取钱了。据我所知，这当中用的全是假名。”他听自己这样说着，觉得荒唐得有些可笑。

“所有的程序都是这样的吗？”

“不。这是特别制定的支付方法，有专门的申请名目。”

“什么名目？”

“那是仅限于很少人知道的一个姓名代号。”

“哪些姓名代号？”

“我已经告诉你了，就是‘滚石’。它包括在不同的首都城市不定期地支付一万美元。”

“每次都是在首都城市？”

“就我所知，是这样的。我从文件中了解到，在我去资金调配部前，就已经开始给‘滚石’付钱了。但以前采取的是资金调配部委托当地特工人员支付的方法。”

“在你进资金调配部前的那些支付工作是在哪里进行的？”

“有一次是在奥斯陆，其他的我记不清了。”

“收款人用的假名都是同一个吗？”

“不是。为保密起见，用不同的假名。我后来听说这一套方法是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是我见过的最精心设计的支付方式。同样，我每次出差也用不同的假名和不同的护照。”这样吊对方胃口，让对方去想象。

“他们也要给那名特工准备假护照，让他能去取款。你见过那些假护照吗？护照的内容和送交方式是什么？”

“不知道。只知道那个人去取钱必须获得那些国家的入境签证和入境章。”

“入境章？”

“是的。我估计给那个人准备的假护照只用在取钱时作身份证明用，而入境时用的是他自己的护照，按合法方式进入那些国家。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

“你说开始的时候支付是由当地特工人员实施的，而后来改为从伦敦派人去送钱，为什么要作这种改变？”

“我知道原因。我问过资金调配部‘周四’和‘周五’那两个女人，她们说头儿有些担心……”

“头儿？你是说头儿亲自插手这项工作？”

“是的，他亲自运作。他担心当地的特工在银行会被人认出，所以就派我当跑腿的。”

“你几次出差的时间是什么？”

“我6月15日去的哥本哈根，当天晚上就飞回伦敦。去赫尔辛基是在9月底，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在28号左右回去的。我在赫尔辛基找地方乐了乐。”他说时笑了笑，彼得斯无动于衷。

“还有呢，其他的送钱时间是什么？”

“不记得了，对不起。”

“可肯定有一次是去奥斯陆？”

“是的，在奥斯陆。”

“由当地特工付钱时，两次付钱之间的间隔时间有多长？”

“我不知道。应该不会长吧，我想在一个月左右，也许更长一些。”

“在你的印象里，以前由当地特工进行的支付工作持续了多长时间？文件里有这方面信息吗？”

“没有印象了。那些文件里只有实际支付金额。第一次支付是在1959年早期，别的日期就没有了。这是特工工作的规矩，不会让人了解详情。一项工作在每份文件里只有部分信息，只有能看到所有文件的人才能了解全貌。”

彼得斯在不停地记录。利玛斯估计房间里某个地方还藏着一台录音机，当然根据录音整理出文字材料也很费时间。而彼得斯现在进行记录，他晚上就可以据此发电报向莫斯科方面汇报了，同时在海牙的苏联大使馆里，女职员们会连夜把录音材料按时通过电报发到莫斯科。

“告诉我，”彼得斯说，“那些钱的数目都很大，支付工作也花了不小的精力和财力。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利玛斯耸了耸肩。

“我怎么看？我想头儿肯定找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报来源，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些情报，所以我不清楚。我不喜欢那件事情的工作方式—太重视、太复杂、太讲究了。他们直接和那个人见面，把现金亲手交过去不就行了吗？有必要让那个人带着真护照，而凭假护照出国去拿钱？对此我有怀疑。”利玛斯说。现在他该给这件事布上疑云，让对方去揣摩。

“你的意思是？”

“我是说，就我所知，那些钱从来没有被取出过。假使那个人是隐藏在铁幕国家的高级别官员，那么存在银行的钱就要那个人等机会去提取。这都是我的推测，我也没有多想这个问题，没那个必要。它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也仅知道一小部分情况。这些情况你也都明白。你对它就是再有兴趣，也没有办法。”

“如果像你所说，钱没有被提取的话，为什么还要费劲给那个人伪造护照？”

“我在柏林工作的时候，也给卡尔·雷迈克做好了独自逃亡的准备。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份伪造的西德护照，冒充是杜塞尔多夫市的居民。他只要按事先确定的方法，可以很方便地拿到那本护照。而且那份护照永不过期—‘特别旅行部’会对它进行定期的更新。头儿在这件事情上，采取的也是类似的办法。当然这些也都是我猜的。”

“你怎么能肯定确实有那些护照呢？”

“这在资金调配部和特别旅行部之间的公文中有记录。‘特别旅行部’专门安排有关假身份证件和假签证方面的事务。”

“我明白了。”彼得斯想了一会儿，接着问，“你去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出差所用的假名是什么？”

“罗伯特·朗，来自德比市的电气工程师。这是去哥本哈根用的。”

“你去哥本哈根的确切日期是什么？”

“我刚才说过了，是6月14日。我早上11点半到达那里。”

“开户银行是哪家？”

“哦，够了，彼得斯，”利玛斯突然发火了，“是皇家北欧银行，你都记在纸上了。”

“我只是核实一下。”彼得斯回了一句，还在不停地记录。“你在赫尔辛基用的假名是什么？”

“史蒂芬·伯内特，来自普利茅斯的海洋工程师。”他用讽刺的口吻加了一句，“我是9月底去那里的。”

“你到达那里的当天就去了银行？”

“是的。那天是24或25日，我说过，我记不太清了。”

“你把钱从英国随身带到那里？”

“当然不是。每次都是把钱汇到当地特工的账户上。当地特工把钱取出来，带着装钱的手提包到机场接我，再由我把钱送到银行。”

“哥本哈根的当地特工是谁？”

“彼得·杰生，大学书店的会计。”

“在银行开户时，给取款人用的假名是什么？”

“在哥本哈根用的是赫斯特·卡尔道夫。我想是这个。对了，就是这个，我想起来了。我那时候老是把名字错说成卡尔肖斯特。”

“个人资料是什么？”

“经理，来自奥地利克拉根福市。”

“在赫尔辛基呢？用什么名字？”

“费特曼，阿道夫·费特曼，来自瑞士的圣盖仑。还加了个头衔，对了，费特曼博士，文献学家。”

“明白了，都说德语？”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可那人不可能是德国人。”

“为什么不可能？”

“我做过柏林组织的负责人，对不对？如果是德国人，我应该知道。在东德的高级别间谍都是由柏林站负责联系的，我不会不知道的。”利玛斯站起身来，走到柜子旁边，给自己加了些威士忌，并没有给彼得斯添酒。

“你说过，在这项工作中采取了特别的保密程序，也许他们认为这件事没必要让你知情。”

“别冒傻气了。”利玛斯立即不客气地反驳说，“我肯定会知道的。”这一点无论怎样他都必须一直坚持，这样才能让对方自以为比他掌握的情况更多，也更相信他提供的情报。头儿对利玛斯说过：他们会作出他们自己的推断，我们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些线索，还要对他们推断出的结论表示怀疑，充分利用他们的自以为是、相互猜疑的特点，这是我们必须做的。

彼得斯点了点头，像是发现了一个不愿见到的事实。“你是个很有自尊心的男人，利玛斯。”他又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彼得斯很快就离开了。他和利玛斯道别后，沿着海边的路走了。那时是午餐时间。

10　第三天

彼得斯那天下午没有出现，第二天早上也没来。利玛斯在焦急中等待着消息。他去问旅馆的那个女人，她只是微笑着耸了耸她那厚实的肩膀。第二天早上十一点左右，他决定去海边散散步，一个人抽着烟，沉闷地对着大海发呆。

海边有个姑娘在给海鸥喂面包，背对着他。海风吹动着她的长发和衣服，使得她的身材像把弓，一把瞄准大海的弓。他知道这种感觉只能在丽兹身上找到，如果他还能回到英国的话，他一定要好好地去追寻。追寻一种平淡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拿着一片面包，走到海边喂海鸥。这些平常小事，对利玛斯来说都是奢求。无论是追求平淡还是追求爱情，无论他还能不能回去，他心中都有丽兹的影子。也许一周或两周以后，他就能回家了。头儿说对方付的钱全归他，那么多钱足够了。有了那一万五千镑，加上圆场给的退役津贴和退休金，他就能像头儿说的那样：苦尽甘来了。

他在外面转了一圈，回到旅馆的时间是十一点三刻，旅馆的那个女人一言不发地让他进了门。可他走进房间后，听到她拿起话筒打电话的声响，她通话的时间很短。十二点半的时候，她送来了午餐。令他高兴的是还送了一些英文报纸来。他于是看起报纸，一直看到三点钟。利玛斯平常不读报，现在却认真地看了起来。他看得很仔细，用心地记住报纸文章的细节，像姓名、地点和人物等。他简直不是在看报纸，而是以他独特的方法背诵着报纸内容，非常地专心。

三点整的时候，彼得斯来了。利玛斯一看到他就知道出事了。他们没有坐到桌边，彼得斯连外衣都没有脱。

“给你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说，“他们开始在英国追查你了，听说是今天早上开始的，在各个交通出入口都有了布置。”

利玛斯无动于衷地问：“追查我的理由呢？”

“名义上是说你在出狱后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去警察局报到。”

“实际上呢？”

“听说是要指控你违反公务员保密法。伦敦的各家晚报都登了你的照片，报纸的描述都非常模糊。”

利玛斯一动不动地站着。

头儿开始动手了，开始造声势了，这是唯一的解释。即使阿什或基沃已经被抓住，即使他们都已经坦白交代，头儿还是要造这样的声势。头儿曾说过：“几周后，我估计他们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审讯，可能还是在另一个国家。有几周的时间，够他们把你看穿了。这以后就要看你见机行事，必须保持低调，让事态自行发展，对此我很有信心。我决定要对你的行动提供支援，直到蒙特被消灭为止。照这样做，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现在事情成了这样。

当初讨论计划时，没有这一条，现在，事情大不一样了。他们到底要他干什么呢？如果现在终止行动或拒绝和彼得斯一起走，那么以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彼得斯也可能是在撒谎，这是对他的一次考验，使他能下决心和彼得斯一起走。如果他同意离开，同意向东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其他什么地方，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把他叛逃的事泄露出去；而且，既然他是西方正在追捕的目标，就更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

通缉他这件事是头儿指使干的，他能肯定。这次行动中，头儿给他的待遇太优厚了，他就知道没这么好的事情。头儿他们的钱不是好花的—除非他们觉得你不可能活下来向他们要钱时，才会变得很慷慨。拿他们的钱都要付出痛苦和危险的代价。当然这些都是头儿不肯公开承认的。其实同意给那么多钱就是一种警告，而利玛斯没有察觉到这是个警告。

“现在我麻烦了，”他平静地说，“怎么会这样？”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于是说：“有可能是你的朋友阿什或者基沃出卖了我……”

“也有可能。”彼得斯回答说，“你我都清楚，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这个行当本来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他似乎有点不耐烦地接着说，“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在追查你。”

利玛斯好像没有听到彼得斯说的话。“现在我是上了你的钩了，对吧？彼得斯。”他说，“现在你们的人都开心了吧，恐怕都在等赏钱了？”

“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彼得斯尖刻地说。

“那你为什么还要派人跟踪我？你说啊。我今天早上出去散步，就有两个穿棕色西装的矮个子男人，一前一后，相隔二十米，沿海边跟着我。我一回到旅馆，旅馆的人马上就给你打电话。”

“我们还是说说我们知道的情况吧。”彼得斯建议，“你自己方面的人是怎么发现你的问题的，这一点我们并不关心。我们看重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确实在追查你。”

“你搞到伦敦出的那些晚报了吗？”

“当然没有。这里没办法买到。我们是从伦敦发来的电报中了解到的。”

“你在撒谎，你很清楚你们外站人员只能和中心3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外站之间也可以直接联系。”彼得斯生气地反驳道。

“好了，好了。”利玛斯带着阴笑说，“你肯定是个大人物，”他突然想起，“要么就是中心直接处理这件事了？”

彼得斯不理睬这个问题。

“你知道有很多方法解决，你可以让我们来照顾你，让我们安排你安全离开，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应付。你如果自己逃亡，最后肯定会落网。你没有假证件，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你现在用的英国护照十天内就会失效。”

“还有一种选择。给我一本瑞士护照和一些钱，让我走。我能照顾自己。”

“我想那不是个好办法。”

“你的意思是你们还没有完成对我的审问，要一直把我榨干为止？”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你们对我审问结束后，打算怎么处置我？”

彼得斯耸了耸肩。“你有什么建议？”

“我要一个新的身份，最好是北欧国家的护照。还有钱。”

“都是些很正常的要求。”彼得斯回答说，“不过我要请示上级。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利玛斯犹豫了一下，带着一丝不安的微笑问：“如果我不愿意跟你走，你准备怎么办？毕竟我还有很多情报没有告诉你呢，对不对？”

“很多情报核实起来很困难。我今天晚上就要离开。阿什和基沃也要……”他耸耸肩膀。“现在怎么想？”

利玛斯走到窗口。窗外灰色的北海上空，乌云密集，暴风雨就要来了，他看到海鸥在乌云下盘旋。海边的姑娘早就不见了。

“好吧。”他最后说，“就这么办。”

“明天才有去东面的航班。一小时后有班飞柏林的飞机，我们必须赶上。时间会很紧。”

那天晚上利玛斯一直服从安排，也再次见识了彼得斯他们工作的高效率。他的护照早就准备好了，想必是他们的中心提前安排好的。护照上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塞特，旅行社职员。半旧的护照上盖有很多的出入境章，和宣称的职业很吻合。机场的荷兰边防检查人员点了点头就在护照上盖章放行，那时彼得斯隔着三四个人站在排队的行列中，对这种检查显得很无所谓。

进入候机区域后，利玛斯看到飞机有个报摊，陈列着各国的报纸，其中有一些英国的日报和周刊。他看的时候，卖报的姑娘走到报架前，把一份英国的晚报在架子上推了推。利玛斯马上过去从架子上拿起那份报纸。

“多少钱？”他问。他说着把手伸进口袋，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荷兰货币。

“三毛。”那姑娘回答说。她很漂亮，显得健康而且快乐。

“我只有两个英国先令，相当于一个荷兰盾。你愿意接收吗？”

“可以的，请。”她回答道。利玛斯把钱给了她。回头一看，彼得斯还在排队等候检查护照，正好背对着利玛斯。这时他毫不犹豫地向男厕所走去。他在那里快速地把报纸的每页都看了一看，然后把报纸扔进旁边的小垃圾筒，走了出去。他们说得没错：报纸上是有他的照片，下面还配了一小条含糊的消息。他不知道丽兹会不会看到报纸上这个内容。他若有所思地走到旅客候机室。十分钟后，他们登上了飞往汉堡和柏林的航班。从开始执行这次行动以来，利玛斯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11　利玛斯的朋友

那些男人在同一天晚上来找丽兹。

丽兹·戈尔德住在西区的北端，房里有两张单人床。她有一个漂亮的烟灰色燃气取暖炉，不是老式的那种，给房间里平添了一点现代气息。利玛斯来这里的时候，她经常盯着炉子发呆，那时房间里只有炉子火焰发出的光亮。他总是躺在床上，躺在里面那张她睡的床上，而她常常坐在他边上吻他，或者和他依偎着，看着炉中的火焰。现在她并不愿意多想他，因为如果想得太多，对他的记忆反而会变得模糊。所以她每次想他的时间都不长，和她时而远眺昏暗天际的时间相仿。她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他说过或做过的一些细节，他看她的眼神，还有他那对她视而不见的神情。想到这些，她不禁很沮丧地发现，他没有给她留下任何能勾起回忆的东西，没有照片，没有纪念品，什么都没有。他们甚至连个共同的朋友都没有，而那个对他满腔仇恨的克莱尔小姐根本不能算是他们的朋友。丽兹以后又去过一次他原来住的地方，看到了那里的房东。她那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后来鼓足勇气还是去了。那个房东对阿历克印象不错，说利玛斯先生很规矩地结清了房租，全都结清了。是一两周内，一个利玛斯先生的老朋友过来结清的，而且付钱爽气，什么都没有问。所以房东坚信利玛斯先生是个好人，说他开明、正派，是名真正的绅士。尽管他有时候脾气不太好，酒也喝得多了那么一点点，当然也没有过喝醉了回来发酒疯。房东还记得，来结账的是个害羞的矮男人，戴着眼镜。那人说，房租一定要全部结清，这是利玛斯先生专门交代过的。如果这样的人不是绅士，这世界上还有绅士吗？天知道他哪来的钱付房租，但他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无可指责。就算他打那个杂货商的事，也是做了一件大家很久以来就想做的事情。那间房间？哦，房子又租出去了，现在住的是名韩国来的先生。利玛斯被带走后两天，新房客就搬了进去。

她现在还去图书馆工作的原因只是在那里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至少那里有他触摸过的梯子、书架、书和书目卡片，也许有一天他还会回到那里。他说过他再也不回来了，可她不相信那是真的。这就像有时候觉得世界末日到了，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一样。克莱尔小姐认为他会回来，因为发现他还有一些工资没有领走。像他那样的魔鬼，居然少领钱而不计较，这又让克莱尔小姐非常愤怒。利玛斯离开以后，丽兹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打那个杂货商？她知道他的脾气不好，可也没有到打那种人的地步。那件事应该是他早就计划好，一旦病好了就会去实施。不然的话，打人前的那个晚上他为什么要和她告别呢？那是因为他知道在第二天就要去打人了。她拒绝接受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他对她厌倦了，决定离开她。第二天因为分手使他情绪不好，所以才在一怒之下打了那个杂货商。她早就知道，也一直了解的是，他有一项必须要去完成的使命。他甚至亲口说过这个问题。当然那是什么样的使命，丽兹并不了解。

她本来以为他和那个杂货商吵起来后，勾起了他心中压抑多年的仇恨，可能是因为婚姻或家庭问题，造成他心里有阴影，所以才打了人。可是，任何见过那个杂货商的人，都会觉得打他那种人是件很荒唐的事情。那人是个典型的小市民，为人谨慎、守旧而平庸。而且就算阿历克和那个杂货商有仇，他也没有必要在周六商店最忙的时候打人，他难道要让大家都看到他打人吗？

在她参加的党支部会议上，大家也谈论过这件事情。支部管账的乔治·汉比那天正巧路过那家店。因为人多，他没有能看到打人的全过程。但那里有个看到整个过程的人，把情况都告诉了他。汉比对这件事印象很深，还给《工人报》打了电话。后来对利玛斯的审判中，《工人报》派人去了，还在报纸上作了较多的报道。《工人报》上的文章说，这件事是对社会的抗争，是人民意识的觉醒，是对剥削阶级仇恨的体现。把情况告诉汉比的那个人（是个戴眼镜的小男人，算是小白领的那种人）说，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照他的说法是出人意料。总之，这让汉比更加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民的残酷压迫。汉比谈论的时候，丽兹很少说话，当然支部里也没人知道她和利玛斯的关系。她只是觉得非常讨厌乔治·汉比，认为他是个轻浮、下流的小男人，总是色眯眯地看着她，总找机会想摸她一把。

后来那两个男人打电话给她。

她觉得那些人如果是警察的话，显得太干练了一些。他们是开着一辆装有天线的黑色小车来的，其中一个人长得矮，且相当胖。那人戴眼镜，身上穿着昂贵而不太合身的衣服，是一个可亲而有些神经质的男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丽兹对那人就有一种信任感。另一个男人长得比较普通，但显得很年轻，丽兹估计他四十岁不到。他们说他们在特种部门工作，出示过塑封并且带照片的工作证。开口说话的基本上都是那个胖男人。

“我相信你和阿历克·利玛斯关系不错。”他这样开头说。她听到这样的话应该会生气的，可对方说得那么真诚，让她有火也发不出。

“是的。”丽兹回答，“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是前段时间碰巧知道的。人进了……监狱以后，必须留一个亲友的姓名地址。利玛斯说他没有亲友。那当然不是真话。监狱的人告诉他，如果他在监狱里出了什么事，监狱方也好通知他的亲友。利玛斯于是就给了你的名字。”

“明白了。”

“还有别人知道你们这种关系吗？”

“没有。”

“开庭的时候你去了吗？”

“没去。”

“有记者、债主之类的人找过你吗？”

“没有，我说过了，没人知道我们的关系，连我父母都不知道。我们在图书馆共过事，就是那家精神病学研究图书馆。那里还有一个叫克莱尔小姐的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不过她不可能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她是个很古怪的人。”丽兹简单地把情况讲了。

那个矮个男人很严肃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接着问：“利玛斯打杂货商那件事，你觉得意外吗？”

“是的，当然。”

“你觉得他打人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是因为那个杂货商不肯赊账给他吧。他就是那样的人吧。”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可她真的想找个人说说这件事。她很孤独，反正说说也没有什么坏处。

“可那天晚上，也就是出事前的那个晚上，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有些特别意义的晚餐。阿历克的意思我明白，那是我们最后度过的夜晚。他那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瓶红酒。我不太喜欢喝红酒，大部分都是阿历克喝的。后来我问他：‘这算是告别吗？’—是不是全都结束了的意思。”

“他怎么回答的？”

“他说他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

双方沉默了很长时间，矮个男人看上去更加地担心。最后他问她：“你相信他的话吗？”

“我不知道。”她突然非常地为阿历克担心，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男人又问：

“利玛斯结过婚，还有两个孩子。他告诉过你这个情况吗？”丽兹没有说话。“尽管如此，他在入狱时留的亲友情况还是你的名字。你认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矮个男人提这个问题时，好像还有点难为情。他问的时候，看着自己握在一起的两只胖手。丽兹的脸红了。

“那时我正爱着他。”她回答说。

“那时候他也爱着你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

“你现在还爱他吗？”

“是的。”

“他有没有说过会回来找你？”年轻一点的男人说。

“没有。”

“可他向你告过别，对吧？”另一个男人马上问道。

“他和你说过再见吗？”矮个男人用平缓、客气的口吻重复问了一遍。“我保证，这些问题不会对他有任何不利，我们是想帮他。如果你知道他打杂货商的缘由，哪怕是他的一些暗示也行，那就请你告诉我们。这都是为了阿历克好。”

丽兹摇了摇头。

“请你们走吧。”她说，“你们不要再问了。请你们现在就走。”走到门口时，那个年长的男人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轻轻地放在桌上，像是怕发出声响似的。丽兹觉得他是个很害羞的小男人。

“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如果有任何利玛斯的消息，或者……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明白了吗？”

“你是什么人？”

“我是阿历克·利玛斯的一个朋友。”他犹豫了一下。“还有一件事，”他加了一句，“最后一个问题。阿历克知道你是……阿历克知道你党员的身份吗？”

“知道，”她无助地回答，“我告诉过他。”

“党知道你和阿历克的关系吗？”

“我告诉过你，没有别的人知道。”脸色苍白的她突然哭了起来，“他在哪里？告诉我，他现在哪里？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能帮助他，你们不知道吗，我能照顾他……他就算发疯了，我也不在乎，我发誓不会……我给他在的监狱写过信。我知道我不应该写信去的。我就想对他说，我会一直等他回来，我会永远地等下去……”她哭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站在房间当中，用手捂着脸不停地抽泣。那个矮个男人在一边看着她。

“他去国外了。”他温柔地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没有发疯，可他不应该告诉你任何情况。真是遗憾。”

年轻点的男人说：“我们会尽力照顾你。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都可以。”

“你们是什么人？”丽兹又问道。

“我们是阿历克的朋友。”年轻的男人再次这么说，“好朋友。”

她听到他们悄悄地下楼出了门。她从窗口看到他们乘上了一辆黑色的小车，向公园方向开走了。

她这才想起了那张名片。走到桌边拿起名片看了起来。名片很高级，她觉得不是警察用得起的那种名片。立体印刷的名片上，没有职务，没有警局名称，什么都没有。姓名前的称呼是‘先生’，上面的地址也绝不是警察住得起的地方。名片上印着：乔治·史迈利先生，下面是地址和电话。

真是太奇怪了。

12　东边

利玛斯解开了他的座椅安全带。

据说要死的人会有一种突然的快感，就像扑火的飞蛾一样，在圆满的感觉中走向灭亡。利玛斯决定跟对方走以后，一时间就有了类似的欣快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随后又回到恐惧和渴望之中。

他现在应该求稳，头儿对一切的判断是正确的。

去年年初，他对雷迈克的情况有了新认识。那时候卡尔向他传递了一个信息：要送给他一些特别的东西，他很难得地要来西德一趟，要去卡尔斯鲁厄市参加一个法律研讨会。

利玛斯于是想办法飞到了科隆，在机场弄到了一辆车。那时还是清晨，他希望路上车会少一些，可通往卡尔斯鲁厄的高速公路还是有不少重型货车在行驶。他半小时就开了七十公里，在车流间左冲右突，为了赶时间，不惜冒险。前方四十米处，一辆像是菲亚特的小汽车突然向他所在的快车道拐进来。利玛斯紧踩刹车，晃大灯，按喇叭，在千钧一发之际避让开了那辆车。他超过那辆车时，眼睛余光看到那辆车的后排坐着四个孩子，在笑着挥手。还瞄到开车的父亲那张愚蠢而惊恐的脸。他骂着向前开去。突然间，非常突然之间，他的双手颤抖，满脸通红，心怦怦狂跳。他坚持着把车在路肩上停下，手忙脚乱地下车，站在外面喘粗气，看着路上川留不息的车流发呆。他好像看到他撞上了那辆小车，车全都被撞毁了，疯狂的警笛和闪烁的警灯，孩子们残缺的躯体散落在路上。

后面的路上，他车开得很慢，错过了和卡尔见面的约会。

以后他每次开车都能唤起他内心深处的这个记忆，想起在那辆车后排向他挥手的孩子们，想起那个像农民握犁头一样紧握方向盘的父亲。

按头儿的话来说，这是他心里的阴影。

他沉闷地坐在飞机中部。旁边的座位上是个美国女人，穿着高跟鞋和尼龙外套。他曾想过让那个女人带个信给柏林同事，但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那女人也许会认为他是在骚扰她，闹出的动静就会全被彼得斯看到。话说回来，那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头儿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切本来就是头儿策划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头儿没有谈过这些问题，谈的都是些技术问题。

“不要一下子把什么都告诉他们，要让他们费点力气。多用细节问题迷惑他们，给他们留些想象空间，要掌握主动权。要表现得暴躁、固执、不好对付。拼命喝酒，不要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让步，对方不会相信你的思想会有什么转变。对方的真实意图就是花钱收买你的情报，他们对双方的对立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阿历克，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急迫的叛逃者。总之，他们会对你的话作出判断和证实。我们已经打了一些基础，在很久之前就作了部署，都是些细节问题，很难被查清的问题。你演的是这场好戏中的最后一幕。”

这使他无法拒绝，许多人已经尽力地完成了早期的战斗，决战中出场的人怎么可以退缩？

“有一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为了我们的事业，这件事值得去干，阿历克。干下去，那就是我们的伟大胜利。”

他不认为自己能熬过对方的严刑拷打。他记得在柯斯勒的一本书中，有一名老革命者被人用火柴烧手指也不屈服的描述。他没有读完那本书，但那个情节却忘不了。

飞机在滕珀尔霍夫机场降落时，天已经快黑了。利玛斯看着柏林的灯火越来越近，感受到飞机着地的震动，看到昏暗中即将登机检查的海关和边防人员。

一时间，利玛斯有点担心会在机场碰到熟人认出他。他和彼得斯并肩走在漫长的机场通道中，通过了简便的海关和边防检查，并没有见到什么熟面孔。他这才认识到他的这个担心其实是他的一个希望，希望出点什么意外能终止他这个不完全自愿的行程。

有意思的是，彼得斯现在对他很放心，好像觉得西柏林是个很安全的地方，没有保持警惕的必要了似的，仅把这里当做一个去东德的中转站。

他们穿过候机楼大厅，向主出口走去。彼得斯像是突然改变了主意，一个转弯领着利玛斯通过边门走向外面的停车场。彼得斯在门口的灯下，稍稍犹豫了一下，接着把手上的箱子放在身边的地上，有意识地把腋下夹着的报纸拿到手中，折叠后放入风衣左边的口袋。然后再把箱子提起。很快，停车场里有辆汽车的前灯亮了一下又熄灭了。

“走吧。”彼得斯说着，快步向停车场那边走去。利玛斯跟在后面，走得更慢了。他们走到第一排停车位时，一辆停着的奔驰车的后备箱被人从车内打开，后备箱内的灯也亮了起来。彼得斯走在利玛斯前十米左右，快速走到车边，低声和司机说了什么，接着回头叫利玛斯。

“就是这辆车，快点。”

他一言不发，坐进了那辆老式的奔驰180轿车。彼得斯和他一起坐在车后排。车开出去的时候，他们看到一辆前排坐着两个男人的DKW小车。二十米开外的地方有个电话亭，有个男人在打电话。那人一直盯着他们，不停地在说着什么。利玛斯回头看了一眼车外，那辆DKW小车跟在了后面。迎接仪式还真像回事啊，他想。

车开得很慢。利玛斯双手放在腿上，目不斜视地坐着。他没有兴趣观赏柏林的夜色，尽管他知道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有这样的机会了。他现在的姿势，使他可以用右手锁住彼得斯的咽喉，或者打碎他的喉结，然后再下车做S形逃跑动作，逃脱背后射来的子弹。那样的话他就可以获得自由。他在柏林有人，会在他们的掩护下离开这里。

可他什么也没有做。

利玛斯知道要穿过这里的边境并不困难，可也没有想到会是那么的简单。他们在过境前等了十分钟左右，利玛斯估计他们是要在约好的时间过去。他们的车快到西德边境检查站的时候，那辆DKW车故意发出很响的轰鸣声，超过他们的车，先停到了检查站前。奔驰车等在三十米开外的地方。十分钟后，红白相间的路栏抬起，DKW车和奔驰车一起开过了关口。奔驰车挂着两挡，发动机吼叫着。司机双手伸直握着方向盘，身体紧贴在座椅靠背上。

他们开过两边检查站之间的那五十米后，利玛斯模糊地看到了东德那边柏林墙上的新工事，有龙牙、瞭望岗楼和双层的铁丝网，所有的设施都刚翻修过。

奔驰车在第二个检查站根本就没有停，路栏早就抬起，他们直接开了过去。旁边的民警只是用望远镜看着他们通过。那辆DKW车不见了，过了十分钟又看见它跟在了后面。

这时他们的车开得很快，利玛斯本来以为他们会在东柏林停下来换车，相互庆祝这次行动成功。可他们没有停，穿过市区向东驶去。

“我们去哪里？”他问彼得斯。

“就在这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们会好好招待你的。”

“我还以为要再向东边去呢。”

“有这个打算。我们先在德国这边待一两天。我们觉得德国方面的人应该和你谈谈。”

“我明白了。”

“不论怎么说，你主要的工作是在德国这边进行的。我把你所说的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他们。”

“是他们提出要见我的吗？”

“他们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你这样……资源比较丰富的人。所以我们这边认为，他们应该和你见见面。”

“然后呢？德国这边的见面结束后去哪里？”

“再向东。”

“我和德国方面的什么人见面？”

“有分别吗？”

“没什么大的分别。他们情报部门的人我大多知道一些，所以才有些好奇。”

“你希望和谁见面？”

“费德勒，”利玛斯马上回答说，“安全部副主任，蒙特的副手。重要的审讯都由他经手。他是个浑蛋。”

“为什么这么说？”

“他是个残忍的恶棍。我听说过他的情况。他曾抓到彼得·吉勒姆的一个手下，差点把那个人打死。”

“谍报工作可不是请客吃饭。”彼得斯挖苦说。说完，他们又都不开口了。见面的人就是费德勒了，利玛斯这样想。

利玛斯对费德勒很了解，看过他的档案照片和他以前的手下对他做的情况介绍资料。

他是一个身材修长、整洁的人，很年轻，面色柔和。有着黑头发、明亮的棕色眼睛。就像利玛斯说过的那样，这个人聪明而残忍。他身手灵活、反应迅速，而又稳重、耐心。给人的印象是没有什么野心，但对待他人又毫不留情。像费德勒那样的人在“部门”里也很少见。他从不参与内部的争权夺利，似乎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蒙特的阴影里，没有往上爬的意思。他不属于任何小圈子，就是那些和他工作关系很密切的人也不知道他站在权力斗争的哪一边。费德勒独来独往，令人害怕，没什么人喜欢他、信任他。他把一切都隐藏在他尖锐的嘲讽之下。

“费德勒是我们最大的赌注。”头儿曾经这样说过。那时他们三个人—利玛斯、头儿和彼得·吉勒姆—一起在头儿家里那个小房间里吃饭。头儿和他那眼睛亮晶晶的老婆住的地方，放着不少包铜皮的印度风格家具。“费德勒不会甘心久居人下，他总有一天要除掉他的上司。他也是唯一能与蒙特较量的人。”—那时候吉勒姆点头称是—“他满怀怨气。别忘了费德勒是个犹太人。他和蒙特是两种人，不是什么好搭档。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一点。”头儿又指着吉拉姆和他自己说：“我们要借费德勒之手毁掉蒙特。这就要你，我亲爱的利玛斯，去促使他下手。当然都是用间接的方法，因为你不可能见到费德勒。至少我希望你不要见到他。”

说到这里，当时他们两人都笑了，吉勒姆也笑了起来。像是头儿讲了一个精彩的笑话，一个只有头儿那种人才觉得好笑的笑话。

时间肯定已过了午夜。

他们的车有段时间在土路上行驶，穿过树林和田野。现在车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那辆DKW也停在了旁边。当他和彼得斯下车后，利玛斯注意到旁边那辆车上一共坐了三个人。其中二人已经下了车，剩下那个人还坐在车的后排，借助车内的灯光看报纸，依稀看到那人的身材保持得很好。

三十米开外的地方有些废弃的牲口棚，利玛斯借着车前灯的光亮，看到旁边还有一间农舍，由原木和刷了白灰的砖墙构成。他们下车后，明亮的月光洒在他们的身上，也照在四周长满树木的小山上，和深色的夜空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一起向农舍走去，彼得斯和利玛斯走在前面，那两个男人跟在后面。第二辆车里的那个人还坐着不动，仍旧在那里看报纸。

他们走到门前时，彼得斯停下脚步，等后面两个男人走上前来。一个男人的左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开门的时候另一个男人站在一边看着，手插在口袋里，掩护着同伴。

“他们也太谨慎了。”利玛斯对彼得斯说，“他们以为我是什么人啊？”

“他们是瞎操心。”彼得斯回答说。接着转身对其中一个男人用德语说：“他马上过来吗？”

那个德国人耸了耸肩，向车那边看了一眼说：“他就过来，他喜欢一个人来。”

那个男人领着他们走进农舍。这房子像是打猎人用的小屋，半新不旧的。屋里只有顶灯，显得有些昏暗。这地方因为长久无人居住，有股霉味。像是平时不住人，这次特地选来用一用的。在屋里仍能辨别出一些公用设施的痕迹—贴有火警逃生提示，门被漆成这里常见的绿色，门上装着结实的弹簧锁。客厅里布置得很舒适，放着的深色家具很厚重，只是已经很旧了。屋里当然免不了挂着苏联领导人的画像。利玛斯从这些细节中能感到“部门”的一些官僚作风。对他来说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自己这边的圆场也是个很官僚的部门。

彼得斯坐了下来，利玛斯跟着坐下。他们等了十分钟，也许还要长一些，彼得斯对那两个笨拙地分站在屋子两端的男人中的一个说：

“去告诉他我们在等他。给我们找点吃的来，我们饿了。”那个男人向门外走去的时候，彼得斯又叫道：“还要威士忌，让他们送威士忌和酒杯来。”那个男人不情愿地耸了耸粗壮的肩膀，出去时没有关上门。

“你以前来过这里吗？”利玛斯问。

“来过。”彼得斯说，“来过几次。”

“来干什么？”

“就这种事情。每次都不一样，反正都是工作。”

“和费德勒一起来的？”

“是的。”

“他这个人怎么样？”

彼得斯耸了耸肩说：“对一个犹太人来说，他还行。”这时利玛斯听到屋子那边有些动静，他转头看到费德勒就站在门口过道处。一只手拿着一瓶威士忌，另一只手拿着酒杯和矿泉水瓶。他身高不超过五尺六，穿着深蓝色的单排扣西装，上衣长了一些。他身材匀称而结实，棕色的眼睛很明亮。他并不看着他们，而是看着门边的那名守卫。

“走开。”他说。说话带有轻微的撒克逊鼻音。“去让他们给我们送吃的来。”

“我早就让他们去了，”彼得斯叫道，“他们知道了也不把吃的送来。”

“他们都是些大傻瓜。”费德勒用英语平静地说，“他们觉得给我们送吃的委屈了他们。”

费德勒在加拿大度过了战争时期。利玛斯想起这点，也察觉到了他说英语的口音。他的父母曾是德国的犹太难民，都信仰共产主义。他们直到1946年才重返故土，急切地献身于建设一个斯大林式的德国。

“你好。”他对利玛斯说，接着随意地说了一句，“见到你很高兴。”

“你好，费德勒。”

“你的路走到头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利玛斯立即问他。

“我的意思是，彼得斯和你说得都不对，你不会再向东走了。对不起。”他欣快地说。

利玛斯转向彼得斯。

“是这样的吗？”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是真的吗？告诉我！”

彼得斯点了点头。“是真的。我是中间牵线的，必须这样做。对不起了。”他说。

“为什么要这样？”

“不可抗力。”费德勒接口说，“对你的初期审讯是在西方国家进行的，那里只有大使馆才能提供信息传送途径。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西方没有大使馆，目前还没有。所以我们的联络部门就给我们联系了一些目前不属于我们的通讯联络设施供使用。”

“你们这些浑蛋，”利玛斯气愤地骂道，“可恶的浑蛋！其实你们清楚我不会把自己全都卖给你们，所以才这样对我，是不是？所以你们才去求助于俄国人。”

“我们是使用了苏联在海牙的大使馆，不然怎么办？在那之前，一直都是我们自己办的事情。变通一下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没想到，事实上没人想到，你们英国人那么快就盯上了你。”

“没有想到？你们派人引我上钩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费德勒，你说的是真话吗？是不是？”头儿对他说过，要一直表现得讨厌对方。这样他们反而会重视你提供的情报。

“真是太荒唐了。”费德勒生硬地回答。他对着彼得斯用俄语说了几句话。彼得斯点点头站了起来。

“再见，”他对利玛斯说，“祝你好运。”

他挂着疲倦的微笑，对费德勒点了点头，向门口走去。伸手去开门的时候，他又转过身来，再次对利玛斯说了一句：

“祝你好运。”他似乎在等着利玛斯的回应。利玛斯可能并没有听进他说的话，他面色惨白，双手放在身前，像是要打架的样子。彼得斯还站在门口。

“我早就应该知道。”利玛斯说，因为非常气愤，他说话有些走调，“我早就应该猜到你们没有那个胆量自己做这件事情，费德勒。你们这种垃圾国家出来的人只能做些零碎的活儿，全靠你们的老大哥照顾着。其实你们这里根本就不能算是个国家，不是个独立的政府，只是五流的狂热政治独裁。”他用手指着费德勒骂道：

“我了解你，你是个虐待狂。这是你的本性。你二战时期在加拿大，对不对？躲到那种太平地方去。你要是听到飞机轰炸声，肯定要躲到你妈妈的围裙下。你现在算是什么东西？你只是蒙特的一个小跟班而已，你们全靠俄国人驻扎的二十二个师的兵力来保护你们。总之，我可怜你们，费德勒，总有一天你们早上起来，发现这一切全没了。到时候什么人都救不了你们，你们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费德勒耸了耸肩膀。

“别激动，利玛斯。事情早点做完，你也可以早点回家。先吃点东西，上床睡觉去。”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是回不了家的。”利玛斯反驳道，“你们是早有预谋，在英国的时候把我捧到天上，因为你们都知道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来东德这边的。”

费德勒看着他那瘦削而结实的手指。

“现在不是说道理的时候，”他说，“不过你也真的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们双方的合作有个前提，那就是总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我们共产党人认为情报工作是件光明正大的事情，不像你自己国家的特工那样鬼鬼祟祟、神神秘秘。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有什么不对吗？所以看到你这么气愤，我都觉得有些好笑。毕竟我们这里不需要按照英国的清规戒律办事。”他又和气地说，“如果认真起来说，你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无可指责的。”

利玛斯用一种厌恶的表情看着费德勒。

“我了解你们，你只是蒙特的走狗。据说你想夺蒙特的位子，现在你恐怕已经得逞了吧。蒙特掌权的日子结束了，也许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费德勒回答。

“我让你立了大功，不是吗？”利玛斯讥笑说。费德勒似乎想了想，才耸耸肩膀说：“行动是成功的，你到底有多少价值还不清楚，这要看了。不过行动很成功，我们干这行的只要成功就行，要求不高。”

“所以说你立功了吧。”利玛斯回了一句，同时看了一眼门口的彼得斯。

“没有什么立功不立功。”费德勒干脆地说，“根本没有的事情。”他在沙发的扶手上坐下，若有所思地盯着利玛斯看了一会儿，开口说：“当然了，你对这件事情感到气愤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和你接触这件事，是谁报告给了你们的人？不是我们干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们真的没有那样做。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打算以后让你为我们工作呢，当然现在看来这种打算是不可能了。到底是谁告诉他们的？那时候你一无所有，到处游荡，没有住址，没有亲友。他们怎么会知道你不见了？肯定是有人告发。而且告发的人不太可能是阿什或基沃，因为他们两人现在都已经被抓起来了。”

“被逮捕了？”

“应该是的，也不一定是为了你的事情，他们还有别的事情……”

“好了，好了。”

“我对你说的都是实情。我们对彼得斯从荷兰发来的报告很满意。你要想拿钱离开，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把所有情况都告诉我们，我要所有的情报。以后我们也不会强留你，留了也是我们的麻烦。”

“麻烦肯定不小，这我清楚，当然这些都是你们搞出来的。”

大家都不说话，这时彼得斯对着利玛斯这边敷衍地点了点头，悄悄地走出了屋子。

费德勒拿起威士忌酒瓶，给两个杯子里各倒了一些酒。

“这里恐怕没有苏打水，”他说，“你要加点水吗？我让他们送苏打水来，他们送来的是令人讨厌的柠檬水。”

“哦，算了。”利玛斯说，他觉得非常的累。

费德勒摇了摇头。

“你真是个骄傲的男人。”他说，“不过没关系。你吃了晚饭去睡觉吧。”

一名守卫用托盘送来了吃的，有黑面包、香肠和蔬菜沙拉。

“晚饭比较简单。”费德勒说，“不过我们已经满足了。看来土豆是吃不到了，最近我们这里土豆比较缺。”

他们一言不发地吃了起来。费德勒吃得很小心，像是在减肥似的。

守卫把利玛斯领到了他的卧室。他们让他自己提着行李，就是基沃在他离开英国时给他的那个。他走在两名守卫当中，穿过宽宽的中央通道，来到一扇宽大的绿色门前。一名守卫把门锁打开，他们让利玛斯先进房间。他推开门，看到里面是一间不大的卧室，放着两张行军床，一把椅子和一张课桌，布置得和牢房有些像。墙上贴着年轻女人的图片，窗户装有百叶窗。房间的尽头还有一扇门。守卫们示意他再往里面走。他放下行李，走到第二扇门前，打开了门。里面的房间和外面这间完全一样，只是仅放了一张床，四周的墙壁还没有装饰过。

“帮我把行李拿进来。”他说，“我累了。”他躺到床上，没有脱衣服，几分钟内就沉沉地睡着了。

送早饭来的守卫叫醒了他。早饭是黑面包和劣质的咖啡。他起床走到窗前。

这间屋子建在一座较高的小山上。窗下的地势非常陡峭，能看到下面的松树林树冠。远处是连绵的群山，都覆盖着浓密的树林。起伏的山林中，有一些采木滑道和防火隔离带，像被神笔画出似的。放眼看去，四周渺无人烟，看不到房屋、教堂，连居住过的痕迹都没有。只有黄色的土路，蜿蜒地在山谷中穿行。这里非常的寂静，这么大的地方能那么静，让人不可思议。尽管寒冷，天空却很晴朗。昨天夜里肯定下过雨，地面还是湿漉漉的，蓝天衬托下的景色异常清晰，利玛斯能看清很远处的树木。

他理了理衣服，喝起那发酸的咖啡。就在他正要开始吃面包时，费德勒走了进来。

“早上好。”他愉快地说，“我不打扰你吃早饭。”他坐在了床上。利玛斯不得不递块面包过去，觉得对方的胆子还真大。当然他到利玛斯的房间来算不上胆大，因为外面房间还有两个卫兵守着。可费德勒表现出的那种气度，令利玛斯感到敬佩。

“你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他说。

“我把知道的全告诉了你们。”

“哦，没有。”他微笑着说，“还没有，不是全部。只是你觉得你知道的东西。”

“真聪明。”利玛斯低声说，同时把食物放到一边，点上了一根烟—身上最后一根烟。

“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费德勒用一种夸张的友好语调说，“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你提供的情报？”

“什么情报？”

“我亲爱的利玛斯，你只给了我们一份情报，就是有关雷迈克的情报，其实我们对此早有掌握。你告诉了我们你们在柏林的组织情况，人员情况。我不客气地说，都是些过时的东西。尽管你说的都是真的，你描述的该详细的地方也都很详细，没有什么漏洞。不时给我们留下一点点感兴趣的东西。不过恕我直言，你提供的情报不值一万五千镑，不值。”

他又笑着加了一句：“按目前的情况，不值那么多。”

“听着。”利玛斯说，“不是我开的价，是你们定的。是你还有基沃和彼得斯定的。不是我爬到你们那个娘娘腔朋友面前，求着把过时的情报卖给他的。费德勒，这件事是你们一手策划的。你们既然开出这个价，你们就应该承担风险。还有，你别忘了，到现在我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如果你说这件事不值得，那也别怪我。”让他们围着我转，这是利玛斯的想法。

“没什么值得不值得。”费德勒回答说，“事情还没有完，所以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你把你觉得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我们。我说过你确实给了我们一份情报。我现在谈的是‘滚石’那个组织的事情。我再问你一次：如果是我，或者是彼得斯，或是我们中的一员，告诉你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利玛斯耸耸肩膀说：“我会觉得不安。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你发现有一个或几个迹象表明，在自己这边潜伏着较高层次的间谍。可有什么办法呢？你又不能把重要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抓起来，也没有办法设圈套让所有相关人员去钻。你只有紧张地继续寻找新的线索。有一点你别忘了，‘滚石’这个行动中，间谍的潜伏国家都无法确定。”

“你是个行家，利玛斯。”费德勒笑着说，“不是清谈家。这点大家都清楚。现在让我从头开始，问你一些问题。”

利玛斯什么都没说。

“那份文件，有关‘滚石’行动的文件，是什么颜色的？”

“灰色带红线，属于保密级文件。”

“那份文件有什么附件吗？”

“有的，贴着保密注意事项的标签。上面写着；除标签上授权人员外，任何未经授权的人获得这份文件都必须立即把它交给资金调配部。”

“名单上有哪些人？”

“你指‘滚石’行动的文件上？”

“是的。”

“头儿的私人助理、头儿本人、头儿的秘书；资金调配部，特别登记处的布里姆小姐和四处。我想就这么多。可能还有特别派遣部吧，我不确定。”

“四处？四处是干什么的？”

“苏联和中国以外的铁幕国家。管那些地区的事务。”

“你是指东德吗？”

“我说的是一个地区。”

“四处的人全都可以看那份文件，是不是有些特别啊？”

“是的，也许吧。为什么那样，我不清楚。在那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文件。当然我在柏林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保密文件，但和那种仅限部分人阅读的文件不同。”

“那时的四处有哪些人？”

“哦，天哪。有吉勒姆，哈卫莱克，还有德·扬吧。德·扬那时候刚从柏林调回。”

“他们都可以看那份文件？”

“我不清楚，费德勒。”利玛斯有些恼怒地说，“如果我是你的话……”

“授权看文件的人，都是个人，只有四处是个部门，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说过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我只是个经手的办事员。”

“谁负责文件在授权人员间的传递？”

“秘书，我想是他们。我记不清了，那是几个月前的……”

“为什么授权名单上没有秘书的名字呢？除了头儿的秘书以外。”双方都不说话。

“对了，你说得对。我现在想起来了。”利玛斯说，口吻中带些惊讶，“我们直接传递文件。”

“资金调配部里还有谁接触那份文件？”

“没人了。我到那个部工作时，就指定我管那种事情。在我之前是个女人管的，我去了以后，把工作接过来，别的人就不在授权名单上了。”

“那就是说，你把文件再传给了其他的授权人？”

“是的……是的。我想是的吧。”

“你把那份文件传给了谁？”

“我……我记不清了。”

“好好想想。”费德勒说这话的时候，尽管没有提高声调，可他那种突如其来的迫切感，让利玛斯有些惊讶。

“我想是传给了头儿的私人助理。同时向他报告我们的处理结果或建议。”

“谁送文件来的？”

“你说什么？”利玛斯好像有些失态。

“谁把文件送给你阅读的？肯定是授权名单上的某个人送给你的。”

利玛斯不由自主地用手摸脸，显得紧张不安。

“是啊，那是肯定的。你知道，费德勒。我这段时期以来酒喝得多了一点。”他说话的口气软了许多，“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啊……”

“我再问你一遍。好好想想，是谁送那份文件给你的？”

利玛斯坐在桌边，摇了摇头。

“我不记得了。以后可能会想起来，现在我确实想不起来。你逼我也没用。”

“不太可能是头儿的秘书吧？你说过，你总是把文件还给头儿的私人助理。也就是说，所有授权的人当中，头儿是最后一个去看的。”

“是的，我想是那样的。”

“还有一个人就是特别登记处的布里姆小姐。”

“她是对文件登记注册的人，不用的文件也都由她保管。”

“那就是说，”费德勒冷静地说，“肯定就是四处的人送文件给你的了，对不对？”

“对的，我想是的。”利玛斯无助地说，像是在费德勒面前甘拜下风。

“四处的办公室在几楼？”

“二楼。”

“资金调配部呢？”

“在四楼。在特别登记处旁边。”

“你记得那份文件是哪个人送给你的吗？或者你记得是不是曾经下楼去取过那份文件？”

利玛斯绝望地摇了摇头。突然，他转向费德勒叫道：

“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是从彼得那里拿来的。”利玛斯好像突然清醒，激动得脸都红了，“就是这样。我去彼得的房间拿过文件，我们还聊了一会儿挪威的事情。你知道，我们都在挪威工作过。”

“是彼得·吉勒姆吗？”

“是的，我把他忘记了。那时候他刚从安卡拉回来没几个月，授权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有的，肯定有的。名单上写的是‘四处’，后面的括号里写着他的姓名缩写。他的名字是后加的，有人把原来的名字用白纸片覆盖后，写上了彼得的姓名缩写。

“吉勒姆分管哪个地区？”

“就这里，东德地区。他手下有几个人，主要从事收集经济情报等非一线工作。他是条汉子。我记得他也给我送过一次文件。他那时候并不负责间谍活动，至于插手这件事的原因，我不清楚。他和其他几个人主要是研究食品短缺之类的问题，只是作情报评估。”

“你们没有谈论过那个人？”

“没有，那是我们的禁忌，不可以谈论。特别登记处那个叫布里姆的女人还特别啰唆了一阵：不许谈论，不许提问。

“考虑到对‘滚石’这件事情的保密工作如此严密，有没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吉勒姆的研究工作中部分地涉及‘滚石’间谍活动？”

“我对彼得斯都说了。”利玛斯拍着桌子，几乎是吼叫着说，“任何针对东德的间谍活动没有我不知道的，不可能瞒着柏林站的。如果真有那种事，我不会不知道，你明白吗？这个问题我要对你们说多少次才算完啊？我肯定会知道的。”

“你说得对。”费德勒客气地说，“你当然会知道。”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

“你要是秋天来的话，”他看着窗外说，“景色会更美，那时候是毛榉树叶变色的时节。”

13　蛛丝马迹

费德勒喜欢发问。他以前做过律师，提问成为他的一种乐趣，是发掘真相能力的体现。他坚信一点，在记者和律师那样的职业中，工作精髓就是不屈不挠地发问。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出去散步，沿着石子路走到山谷，再顺着一条较宽的山路走进树林。路很崎岖，还横着倒伏的原木。费德勒不断地在试探，从不透露半点信息给利玛斯。问他剑桥圆场的建筑设施和工作人员情况。询问工作人员属于什么社会阶层，住在伦敦哪个地区，他们的配偶是不是在一个单位工作。还问到工资、休假、品行和食堂情况，以及他们的私生活、他们之间的闲话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他问了很多有关工作人员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而那些是利玛斯最难回答的问题。

“你说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信什么主义，就是些普通的人。”

“那你们信仰基督吗？”

“基督徒也不多吧，起码我知道的不多。”

“那他们按照什么生活呢？”费德勒坚持说，“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世界观吧。”

“为什么一定要有？也许他们就是没有，也不想有。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的。”利玛斯有些无助地回答说。

“那你说说你自己的意识形态问题。”

“哦，饶了我吧。”利玛斯顶了一句。他们无言地走了一段路后，费德勒顽固地又问起了哲学问题。

“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他们怎么知道从事的事业是正确的呢？”

“谁说过他们认为自己的事业正确？”利玛斯生气地回答。

“难道不需要是非观念吗？是非观念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昨晚就对你说过，我们的情报部门就像是党的手臂，捍卫党的利益，是为和平和进步而奋斗的先锋。我们的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的情报部门是我们事业的先锋。斯大林这样说过，”他挤出一点笑容，“现在引用斯大林的话不时髦了。不过他曾说过，‘五十万人被清洗，那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因车祸死亡一人也是国家的悲剧。’你知道，他这是在嘲笑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敏感。他尽管很会冷嘲热讽，可话说得没错。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要关一批人、杀一批人。而且我们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从没有假装追求绝对的公正。《圣经》里也有一个罗马人说：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是正当的。”

“你们是那样的。”利玛斯厌烦地回答。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你的生活哲学是什么？”

“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浑蛋。”利玛斯恶毒地说。

费德勒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的看法。你的看法尽管原始、错误而愚蠢，至少是一种想法，而且就有人这么认为。圆场其他人的思想情况呢？”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你从没有和他们讨论过思想问题吗？”

“没有。我们又不是德国人。”他犹豫了一下，含糊地加了一句，“我想他们都不喜欢共产主义。”

“所以你们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杀人？把炸弹扔进拥挤的餐馆里？难怪你们的特工会一个一个地被消灭。是不是？”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也许吧。”

“你明白，我们也做那样的事情，”费德勒接着说，“如果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有利，我也会把炸弹放进餐馆。不过我会作总体的权衡，在牺牲的妇女儿童和对事业有利的程度之间作个权衡。而基督徒们—你们是个基督教社会—就不会去作这样的权衡。”

“为什么不呢？他们也要保护自己吧，对不对？”

“可他们相信人的生命不可亵渎，相信每个世人的灵魂都可以被拯救。他们崇尚牺牲精神。”

“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利玛斯接着说，“斯大林也没有作过你说的那种权衡吧？”

费德勒笑了起来。“我喜欢英国人，”他说，像是在自言自语，“我父亲也喜欢，他很喜欢英国。”

“那我就太荣幸了。”利玛斯不客气地回答，接着就不说话了。

他们停下脚步，费德勒给了利玛斯一根烟，并给他点上。

山路越来越陡。利玛斯喜欢这样的运动，他迈着大步走在前头，肩膀前倾。费德勒跟在后面，步履矫健，像条跟着主人的猎犬。他们走了有一个小时，也许还不止。前面出现了一块林间空地，透出一片天空，他们已经登上了一座小山顶。从那里能看到密集的松树林间掺杂着灰色的毛榉树。利玛斯看到对面的山谷下隐现的猎人小屋，在树木中显得矮小而黯淡。空地中央有一张简陋的长凳，旁边有一堆原木，还有篝火的残迹。

“我们坐一会儿。”费德勒说，“然后就要往回走了。”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告诉我，那笔钱，存在国外银行的那一大笔钱—你认为那笔钱是派什么用场的？”

“什么意思？我告诉过你，那笔钱是付给某个间谍的。”

“是潜伏在铁幕国家的间谍吗？”

“是的，我认为是的。”利玛斯疲惫地回答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首先，那笔钱数目很大。其次是支付的手段很复杂，起用了特别的保密措施。还有就是，头儿直接参与了这件事。”

“你认为那个间谍会怎样处理那笔钱？”

“喂，我告诉过你，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取出了那笔钱。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那时仅是跑跑腿而已。”

“你是怎样处置那两个账户的存款证明的？”

“我一回到伦敦就把它们上缴了，连同我的假护照一起。”

“哥本哈根或赫尔辛基的银行有没有寄过信到伦敦给你，我的意思是按你的假名字寄信给你？”

“我不知道。我想任何这类信件都会直接送给头儿处理。”

“你开账户时用的假签名，在头儿那里留有样本吗？”

“是的。我进行过大量的签名练习，他们留有很多签名样本。”

“不止一个？”

“是的，有多份整页的签名。”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在你开户以后，他们可能和银行还有信件来往，不过没必要让你知道了。他们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签名发送信件。”

“是的，说得没错，我想是那样的。我还在很多空白信签上签了名。我一直觉得还有人负责和银行的信件联系。”

“可实际上你从不知道有哪些信件来往，对吧？”

利玛斯摇了摇头。“你搞错了，”他说，“整体认识上出了偏差。那时候，我经手的文件很多，这件事情只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我对它也没有特别地关心，有那个必要吗？而且那也是不宜谈论的事情。反正我这一辈子也习惯了这样一套做法：你只了解部分情况，其他人了解剩下的部分情况。另外，我对文案工作一点兴趣都没有，看到文件我就发困。出差倒比较喜欢，赚点行动津贴对我有些帮助。而且我也没有必要整天坐在办公桌前，想着‘滚石’的情况。还有一点。”他有些难为情地说，“我那时候酒喝得多了些。”

“你说得没错，”费德勒说，“当然了，我相信你说的。”

“你相不相信我，我一点都不在乎。”利玛斯不客气地回了一句。

费德勒微笑着。

“我很高兴，这是你的优点，”他说，“是你的美德。你不过分热心，有时候显得很气愤，有时候显得很有自尊心，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你有什么说什么，很客观。我是这样认为的。”费德勒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你可以帮我们查出那笔钱是否已经被取走。你给那两家银行写信，查问目前的账户情况，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可以说你目前逗留在瑞士，给对方留个旅馆的地址。你对此有反对意见吗？”

“也许能行。不过要看头儿有没有用我的假签名分别和银行联系过。他如果联系过的话，这件事可能就不行了。”

“就算不行，对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如果钱已经被取走，尽管我认为不太可能，我们起码能知道那个间谍在某个特定日子里的行踪，那也是很有价值的情报。”

“你在做梦。你永远都不可能抓到他，费德勒，凭那点情报你就想抓到他？那个人只要到了西方国家，就可以去任何一个领事馆，甚至住在一个小镇上，都能得到另一个国家的签证。你们就不能放聪明些吗？你现在连那个人是不是东德人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查？”

费德勒没有马上回答。他困惑地看着山谷远方。

“你说你已经习惯了只知道事情的部分情况。现在有些话我也不好对你说，所以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他犹豫了一下，“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滚石’组织确实是针对我们的。”

“我们？”

“我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微笑着说，“如果你愿意，称我们是东德地区也行，我都无所谓。”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费德勒，用他棕色的眼睛紧盯着对方。

“如果我不肯写那些信，”利玛斯问，“你们会把我怎么样？”他提高嗓门说：“费德勒，现在不应该说说我的事情吗？”

费德勒点了点头。

“为什么不呢？”他一口应承。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利玛斯开口了：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费德勒。我把所有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你和彼得斯。我从来没有同意过帮你们写信给银行—那种事情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当然了，我知道你不在乎我有没有危险。对你来说，我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

“我对你说实话吧，”费德勒回答，“你也知道，对变节者的讯问分两个阶段。对你来说，第一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你已经把主要的情报都提供给了我们，但你还没有把一些细节问题说清楚，当然我们还没有问过你。而且那些细节问题你是认为不值得说的。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问答都有下意识的选择性。现在我们要做的，利玛斯，我们需要尽力地在一两个月时间内，把细节问题搞清楚。这就是所说的讯问第二阶段，也是你在荷兰拒绝接受的那部分交易。”

“你是说还要盯我一段时间？”

“作为一名叛逃者，”费德勒微笑着说，“需要有很大的耐心，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还要多长时间？”利玛斯坚持问。

费德勒不说话。

“你说啊。”

费德勒突然用紧迫的语气说：“我向你保证，时间不会长，我会告诉你的。你看，我完全可以对你说假话，是不是？我可以说还有一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先稳住你，让你开心。可我要说的是：我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你也让我们觉得，在情况落实之前，我是肯定不能让你走的。但是，如果我的一些想法得到了证实，我不会亏待你的，你也需要我这样的朋友。我发誓，我说到做到。”

利玛斯听他这样说，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好吧，”他最后说，“就按你说的办，费德勒。如果你糊弄我，我有办法要你的命。”

“那样的话，都不用你动手。”费德勒回了一句。

一个人孤身独处，远离他人，就很可能出现心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欺骗是人的本能，绝大多数人无须练习就能实施高深莫测的欺骗行为。高明的骗子、戏子和赌徒还能赢得同类人的敬仰，而同样进行欺骗的秘密特工，则没有那么简单。特工实施欺骗是为了自我保护，他们不但要提防外部世界，还要伪装自己的真实情感。所以他们即使能赚到一些钱，在生活中也不敢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即使很博学，平常所说的也是一些陈词滥调；即使他们内心是很柔情的丈夫或父亲，在任何情况下也都要克制感情的自然流露。

如果在欺骗行动中碰到不断的难以抵御的诱惑，利玛斯就会诉诸他的法宝：就算实际上是孤身一人，他也强迫自己认为身边就有战友。据说巴尔扎克临终前还热切地询问他书中人物的情况，利玛斯同样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他想象的世界里获得认同。因此他表现给费德勒看的那些特征：躁动的不安、掩饰羞愧的孤傲，都几乎成了他的本性流露，包括很多细节：走路拖沓、不注意个人形象、对食物好坏无所谓，以及不断增加的烟瘾酒瘾。即使在他一人独处的时候，他也保持这些习惯。有时候他还会演点戏，自言自语地抱怨以前工作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只有在很少情况下，他临睡前会让自己清醒一会儿，让自己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在演戏。

头儿的判断非常正确。费德勒像个梦游的人，不知不觉中落进头儿为他设置的圈套。看到费德勒和头儿之间好像看法越来越一致了，真是有趣。他们两人好似达成了协议，利玛斯则像是具体的落实者。

也许那就是问题的根结所在，也许费德勒就是头儿要尽力保护的对象。当然他对真相一点都不好奇，不想多问，也知道自己猜不出，他只是希望真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就还有回家的机会。

14　致客户的信

第二天早上，费德勒把信送来让他签字时，利玛斯还没起床。两封信都用了蓝色的薄信纸，一封信的地址是瑞士什皮兹湖的塞勒旅馆，另一封留的地址是瑞士格什塔德的皇宫酒店。

利玛斯读着第一封信：

致哥本哈根的皇家北欧银行（有限公司）经理

亲爱的先生：

我在国外旅行已有数周，在此期间无法收取我在英国的信函。我在3月3日曾去信询问我和黑尔—卡尔斯多夫合开账户的账面情况，至今未收到你们的答复。为防再次耽搁，请你们将该账户的对账单寄往下列地点，我将于4月21日起在该地点逗留两周。

由Y.德·桑络夫人转交，法国巴黎十二区哥伦布大街13号。

对此给你们造成的不便，我表示抱歉。

致敬

（罗伯特·朗）

“3月3日的信是怎么回事？”他问，“我没给他们写过信啊。”

“是啊，你没有写过。据我们所知，其实没人写过。不过那会使银行方面担心。如果我们寄去的信和头儿寄给银行的信在内容上有什么冲突的话，有了编造的所谓3月3日的信，银行方面就会认为问题出在他们漏收了一封信上。他们的反应将是把你所要求的对账单寄来，并在信中道歉说他们没有收到你3日的那封信。”

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的内容一样，只是投递地址不同。收信地址也是巴黎的那个。利玛斯拿了一张白纸，掏出自己的钢笔，用流利的笔迹写了六七遍“罗伯特·朗”。然后在第一封信上签了这个名字。接着把笔往后斜一点，开始练习第二个签名。直到练熟后，他在第二封信上签下了“史蒂芬·伯内特”。

“了不起。”费德勒说，“很了不起。”

“现在还要做什么？”

“这两封信今天就会在瑞士的两个地点被寄出。只要一有回信，我们在巴黎的人就会电报通知我。一周之内就应该有结果了。”

“这段时间干什么？”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我知道和我在一起很乏味，对不起你了。我想我们可以去散步，开车在附近山里转转，打发时间吧。希望你放松心情接着说，说说伦敦的事情，说说圆场的事情，说说圆场各部门的情况，包括那里的闲话、工资、休假、办公室安排、文件和人员情况。任何细节问题都可以。我要了解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另外……”他说话的语气变了变。

“什么？”

“我们可以安排……可以安排人来陪我们。可以让人陪我们消遣。”

“你是说给我找个女人？”他问。

“是的。”

“不用了，谢谢你。我不像你，还没有到要人拉皮条的地步。”

费德勒对他的话似乎并不在意。继续说了下去。

“你在英国不是有个女人吗？那个图书馆的姑娘？”

利玛斯转身面对他，一副要打人的架势。

“听着！”他喊道，“给我听好—再也不要提这件事，不管你是开玩笑还是威胁我，总之不许再说了，费德勒。永远都不要用这件事来要挟我，不然我就拒绝和你们合作，我说到做到，你休想再听到我的一句话。费德勒，你把这些话传给蒙特和你们那些浑蛋领导，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他们。”

“好的，我告诉他们。”费德勒回答说，“我会告诉他们的，但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那天下午，他们又出去散步。天很暗，乌云密布，还比较暖和。

“我去过一次英国。”费德勒很随意地说，“那是在二战前，我和父母去加拿大时路过的。当然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孩子。我们在英国停留了两天。”

利玛斯点了点头。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费德勒接着说，“多年以后我差一点去英国工作。本来我要去接替蒙特担任钢铁业代表团的职务—你知道蒙特曾在伦敦工作过吧？”

“知道。”利玛斯含糊地回答。

“我对那项工作还有点好奇，到底要去做点什么事情？”

“我想是和其他你们阵营的派遣人员一起，玩些老把戏。也和英国商界有些接触，不过联系不多。”利玛斯的话里带着厌倦。

“可是蒙特在那里干得很好啊，他那时是如鱼得水。”

“听说是的。”利玛斯说，“他还杀了好几个人。”

“这你也听说了？”

“听彼得·吉勒姆说过。他和乔治·史迈利曾负责这件事情。蒙特那个浑蛋差点把乔治也杀了。”

“是芬南那个案子吧，”费德勒深思着，“蒙特还有办法逃出来，很了不起吧？”

“是啊，也许吧。”

“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蒙特的照片和个人情况在英国外交部都有备案。就算这样，你们动员全英国的警力都没有能抓到他。”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利玛斯说，“他们并没有认真去追捕他。”

费德勒突然停下脚步。

“你刚才说什么？”

“彼得·吉勒姆曾对我说，他认为英国方面并不想抓到蒙特，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时候我们机构的设置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没有行动指挥，只有一个叫曼斯顿的人作为行动顾问。曼斯顿一开头就把芬南那件案子搞得一团糟，这都是吉勒姆告诉我的。彼得认为他们如果真的要抓蒙特的话，肯定能抓住他，会把他送上法庭，还很可能被判死刑。可那样一来，曼斯顿的职业生涯肯定就完了。彼得对具体情况也不太了解，可他对没有尽力抓捕蒙特这一点却很确定。”

“你肯定吗？你肯定吉勒姆就是这样对你说的吗？那时英国方面没有尽力进行大规模的抓捕？”

“我当然能肯定。”

“吉勒姆有没有说过别的放蒙特走的原因？”

“什么意思？”

费德勒摇了摇头，他们沿路向前走去。

“芬南那件事情以后，钢铁业代表团就被取消了。”费德勒过了一会儿说，“所以我没有能去成英国。”

“蒙特那时候肯定是发疯了，想在巴尔干半岛那种地方进行暗杀还有可能逃脱，在伦敦可是逃不了的。”

“可他确实就逃脱了，是不是？”费德勒马上接口，“他干得可真漂亮啊。”

“就像吸收阿什和基沃那种货色？算了吧。”

“芬南那件案子的持续时间也够长的啊。”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你再说说卡尔·雷迈克的事情，”费德勒又开腔了，“他曾和头儿见过面，对吧？”

“是的，大约一年前在柏林见的面，也可能时间还要早一些。”

“他们在哪里见的面？”

“我们一起在我的公寓里见面。”

“为什么要见面？”

“头儿在有成果的时候就会出面了。那之前我们从卡尔那里弄到了很多东西，我想伦敦方面也很重视那些情报。于是头儿就来柏林出趟短差，要我帮他安排好那次见面。”

“你那时候在意头儿来吗？”

“有什么好在意的？”

“特工是你发展的，你应该不愿意看到卡尔和你同事见面吧。”

“头儿不能算是我的同事，他是部门领导。卡尔知道领导要见他，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见面的时候，你们三人一直都在一起吗？”

“是的。哦，也不是一直。我当中离开过一刻钟，最多一刻钟，让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那是头儿要求的，他说要和卡尔单独谈几分钟。具体原因我不知道。我于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公寓。我忘了当时是用了什么借口。哦，对了，我说家里威士忌喝光了。我离开后还专门到德·扬那里拿了一瓶酒回去。”

“你出去以后，他们谈些什么，你知道吗？”

“那我怎么会知道？我对他们谈什么也不感兴趣。”

“后来卡尔没有告诉过你吗？”

“我没有问过他。卡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放肆的浑蛋，总是装出一副高我一头的架势。我也不喜欢他嘲笑头儿的方式，尽管头儿也确实有让人嘲笑的地方，不过我总觉得那是很荒唐的事情。事实上，我们也确实一起在背后笑过头儿。我不会去挫伤卡尔的虚荣心，那次会面确实像是给卡尔打了一针兴奋剂。”

“卡尔那时候很压抑吗？”

“不，根本没有。那时候他已经被惯坏了，我们付给他的钱太多，太重视他，也太信任他了。对此我有责任，伦敦方面也有责任。如果我们没有那样宠着他，他也不会把组织情况告诉那个混账女人。”

“那个叫艾尔维拉的女人？”

“是的。”他们一言不发地走了一段，直到费德勒像是从梦中醒来，接着问道，“我开始喜欢你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想不通。我有一点想不通—这是在我见到你之后才有的困惑。”

“什么问题想不通？”

“你为什么要过来，为什么要叛变。”利玛斯刚要开口说话，费德勒笑着说：“我这样说恐怕太直截了当了吧。”

他们在山中散了一周的步。晚上回到住处后，吃些糟糕的饭菜，用差劲的白葡萄酒把食物冲到肚里。然后坐在火炉边，没完没了地谈论那些所谓的细节问题。生火是费德勒的主意，现在应该不是生火的季节。可有一天利玛斯听到他让守卫弄些木材来。一个白天都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后，晚上坐在火炉边，利玛斯不禁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特工生涯来。利玛斯知道他说的话都被录音了，可他不在乎。

一天一天地这样过去，利玛斯明显感觉到对方变得越来越焦虑。有次他们开车出去兜风，那时候已经比较晚了，他们在一个信箱前停了下来。费德勒没有拿走车钥匙，让利玛斯坐在车里，自己去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他回来的时候，利玛斯问他：

“你为什么不在住处打电话？”费德勒只是摇了摇头。

“我们必须小心一些，”他回答说，“包括你，你也要当心。”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吗？”

“你存到哥本哈根的那些钱—我们曾写信去查，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

费德勒什么都不说了，一言不发地把车往山里开。最后停下的地方是两条大峡谷的交汇处，四周长着高高的松树。陡峭山坡上浓密树林渐渐掩入暮色之中，后来只能看到昏暗中树木的灰色剪影。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费德勒说，“你都不用担心。问题会解决的，你明白吗？”他口气沉重，用他那修长的手拉着利玛斯的手臂。“你要稍微注意一点保护自己，不过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你明白了吗？”他又问了一次。

“不明白。你既然不肯明说，我只有见机行事了。你也不用太为我担心，费德勒。”他动了动自己的手臂，可费德勒仍然抓着他的手臂。利玛斯很讨厌别人接触自己的身体。

“你了解蒙特吗？”费德勒问，“你了解他吗？”

“我们谈论过蒙特那个人。”

“是的。”费德勒重复道，“我们谈论过他。他是那种先开枪再讯问的人，那是他的处置方式。在我们这个行当里，讯问应该比开枪杀人更重要，有这个奇怪的行规。”利玛斯知道费德勒的意思。“当然，如果害怕讯问结果对自己不利，杀人灭口就不显得奇怪了。”费德勒紧接着说道。

利玛斯等待着。过了一会儿，费德勒说：

“他从不进行讯问工作，总是让我做这种事情。他过去常常这样对我说：‘你去审讯他们，这个你最拿手。我负责把人抓来，你让他们坦白交代。’他常说从事反间谍工作就像是油漆匠—需要有个人拿着榔头站在后面监工，不然就会忘乎所以。‘我就是那个拿榔头的。’他以前常这样对我说。本来这仅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玩笑，可后来还当真了。他开始杀人了，在获得对象的交代之前就杀了他们。就像你说的那样，他在不同的地方进行暗杀。我曾经问过他，求过他：‘为什么不逮捕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交给我审讯一两个月？把他们都杀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只是对我摇摇头，说必须把邪恶扼杀在萌芽中。他说这话的时候，给我一种他早有防备我询问的感觉。他是个优秀的特工，非常优秀。他在我们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少的奇迹，这你也了解。他对他的做法还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有一天深夜，我和他交谈，他喝着咖啡，也只喝咖啡。他说德国人性格内向，成不了优秀的间谍，却在反间谍方面很擅长。他说从事反间谍的人员个个都像狼，啃着没肉的骨头的狼。所以要把他们啃着的骨头抢走，逼他们再去追逐新的猎物。我明白这些道理，也了解他的想法。可他也做得太过分了。他为什么要杀死维莱克？为什么不把那人留给我审讯？维莱克是个很好的猎物，可我们从他身上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得到。那么，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为什么？利玛斯，为什么？”他握着利玛斯手臂的手抓得更紧了。在非常幽暗的汽车里，利玛斯却清晰地感受到费德勒异常强烈的情绪。

“我想了很长很长时间。自从维莱克被杀以后，我一直在寻求发现杀他的原因。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我告诉自己说，我是在嫉妒我上司的成就；还告诉自己说，我这是疑神疑鬼，做特工的也确实容易变得多疑。可是我很难说服自己，利玛斯，我一定要找到事情的真相。我再把以前的一些事情进行综合考虑。结论是：他是出于害怕，害怕被抓的人说出什么来！”

“你在说什么？你昏头了吧。”利玛斯说，语气中有些难以掩饰的恐惧。

“你看，这些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蒙特很容易地就从英国逃走，你也证实了这一点。还记得吉勒姆对你说的话吗？他说他们并不真的要抓他。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叛变了，英国方面其实抓到了他，并成功地将他策反，所以他们才让他重获自由，还付给了他很多钱。”

“你真是昏头了。”利玛斯不屑地说，“他要是知道你编造这种东西，会杀了你的。不要自找麻烦，费德勒。别说了，开车回去吧。”直到这时候，紧握利玛斯手臂的那只手才松开。

“你这一点就不对了。你已经提供了问题的答案，就是你，利玛斯。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谁也离不开谁。”

“不对！”利玛斯大声说，“我和你说了很多次，你说得不是真的。如果他被圆场的人策反了，我作为东德地区的特工负责人，我怎么会不知道？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你说我们英国情报部门的头儿在指挥着你们东德情报部门的副职领导，而我作为柏林站的站长，居然毫不知情。费德勒，你是在发疯，完全昏头了。”他突然又无声地笑了笑。“你这个家伙，你是想夺他的权吧。这种事情倒并不稀奇，不过你所说的也太不可思议了。”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

“那笔钱，”费德勒说，“存到哥本哈根的那笔钱。那家银行给你回信了。银行经理以为出了差错，所以很担心。实际上在你把钱存进银行后一周，你的共同开户人就把钱取走了。而二月里的取款日期和蒙特去丹麦出差两天的时间正好吻合。那时候，他化名去丹麦和一名参加世界科学家大会的美国科学家接头。”费德勒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想你应该再给银行写封信，就说一切都正常了。”

15　邀请

丽兹看着党中央寄来的信，想着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她觉得有些奇怪，但心里也确实很兴奋。为什么他们不先和自己通个气呢？是区党委把她的名字报上去的吗？还是党中央亲自选拔的？可她好像并不认识任何党中央里的人啊。尽管她听过一些党领导的报告，在区党代表大会上和一些党的组织工作者握过手。也许是那个负责党的文化交流工作的人记住了自己。那是个很不错的男人，有点女性化，名字叫阿什，对自己很客气。他那时候对她很感兴趣，所以丽兹估摸着是他把自己的名字报了上去。那个男人有点怪，那次会议后请她去喝咖啡，还问她有关男朋友的情况。不过那人并不是好色之徒，不是在动什么坏脑筋。老实说，那人有些古怪，问了她很多很多的个人情况。问她：入党多长时间了？离开父母生活的时候想不想家？她有很多男朋友还是心里只有一个人？尽管她当时没有多说什么，可那人却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工人当家做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里的工人诗人等等。那人对东欧国家非常了解，肯定去过很多次吧。她猜对方是个学校的校长，因为他很会说教，说起来头头是道。他们开会的时候，曾为“奋斗基金”捐款，看到阿什捐了一镑，丽兹觉得非常惊讶。是他，肯定是他，是阿什记住了自己，把她的名字报给了区党委，接着又被报到了中央。整个过程有点出人意料。她转念一想，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公开化。丽兹只是觉得老是神神秘秘的就显得不够光明磊落。也许他们是不得已吧，谁知道呢，也确实有很多人盯着党的工作者们。

她又把信读了一遍。中央的专用信签上，顶部印有红色的粗体字。信开头的称呼是“同志”，让丽兹有一种打仗的感觉。她不喜欢这样的称呼，不习惯被人称为“同志”。

亲爱的同志：

最近我们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统一党的同志们经过磋商，决定实施我党和民主德国之间的党员交流互访项目。该项目是为了促进我们两党之间各层次的交流合作。目前，由于英国内务部对民主德国居民采取歧视性政策，使德国统一党的成员无法在近期来英国访问。尽管如此，统一党的同志们还是觉得有必要加强我们两党的交往。为此慷慨地邀请我们五名从各支部里选拔出的党员。选出的同志要政治过硬，善于发动群众。最后选出的同志将被派往民主德国学习三周。在那里参加支部会议、研究工业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成就，并见证来自西方法西斯政权挑衅行为的证据。这是我们了解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绝好机会。

因此，我们要求各区选拔一些年轻工人干部报名参加，相信他们都会从这项活动中获益匪浅。现在你已被推选。我们希望你能积极参加。你应该切实落实该项目的第二部分工作，即和民主德国的对口党支部建立联系。你将参加的支部的党员都有着和你一样的工人背景，和你有同样的世界观。你所在区的对口联系支部在莱比锡郊区的诺因哈根。诺因哈根支部的书记是弗莱德·罗曼，他将热烈地欢迎你。我们相信你是这次活动的合适人选，也确信活动会非常成功。所有活动费用由民主德国文化部负担。

希望你能认识到这次活动的重要性，相信你能克服困难，积极参加。访问将在下个月23日左右开始，入选的同志们按和对方约定的时间，分别前往。请尽快告知你能否参加该活动，我们会将具体安排通知给你。

她越看越觉得这封信奇怪。通知的提前时间不长，他们怎么知道她能从图书馆请到假期？当她想起阿什曾问过自己在假日里都干些什么时，不禁有点吃惊。那人还问过自己年休假休了没有，问她要是休假被占用是不是会很在意。信里为什么没有提到任何别的候选人名字呢？好像选中自己的理由并不充分，选中自己实在有些意外。一般来说，党里的通知都很简短，有时候仅让同志们打电话过去。这封信看上去很正式，反而不像是党中央发出的。不过信的签名没有问题，肯定是文化负责人的签字，她在以前的通知中见过这个签名，熟悉那笨拙、有点官僚气息、有点不可一世的签字风格。说她有群众工作经验，那真是荒唐。她根本没有那方面的经验。事实上，她很讨厌党的这项工作，不喜欢拿个大喇叭到工厂门口去叫，或者到街头去卖《工人报》，更不喜欢挨家挨户去拉选票。她能接受温和性的工作，觉得还有些意义。有时候走在街上，看到嬉闹的儿童、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和站在家门口的老人们，会有一种为劳动大众奋斗的感觉，是为了和平在斗争。

不过她讨厌看到那些白热化的选票争夺战，以及费力的卖报活动等。其原因可能是具体工作总让人觉得不那么崇高吧。在支部开会的时候，十几个人坐在一起畅谈建设一个新世界，要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先锋，揭示历史的必然性。这些都是不费力的事情。可后来却要她捧着一大沓《工人报》上街去卖，而且过一两个小时才能卖出一份。有时候她也会和别人一样作假，自己掏钱把报纸买下后扔掉，让自己早点回家。第二天早上再开会的时候，他们会吹嘘自己卖报纸的成绩，像是忘了那些报纸实际上是自己买下的。“戈尔德同志在星期六晚上卖出了十八份报纸—十八份！”这将被记在会议记录中，还能上支部的公告栏。区支部的人干劲都很高，也许这次为向奋斗基金捐款的事又会表扬她呢。她心里其实也不想弄虚作假，不过安慰自己说大家都是这样的，也许别人都理解这种作假行为吧。他们选她当上支部委员，也是一件怪事。那是慕里根提议的—选我们年轻、有活力、有魅力的同志—他可能梦想让丽兹当上支部委员，丽兹就会陪他上床似的。其他党员同意他的推选是因为他们对丽兹印象不错，因为她会打字，还因为丽兹不会逼他们周末上街卖报纸。尽管也不是一直让他们卖报纸。别人推选她也有别的因素。大家把支部当成一个不错的社交俱乐部，不喜欢那么的一本正经。反正就那么回事。阿历克似乎早就看穿了这一切，并不当回事。他曾经说过：“养宠物和入党，都是人的喜好。”也确实是这么回事。起码在她的支部就是那样，这一点她很清楚。她这样思想境界的人会被选为支部委员，就显得很奇怪了。而她心里非常不愿意承认一点：那次选举是区支部领导操纵的。操纵选举的主使人应该就是阿什。也许阿什很喜欢她，也许他正好脑子出了问题。

丽兹想到这里，很夸张地耸了耸肩膀。心情激动的人在别人不在时，常会做出一些夸张的动作。这次活动可是在国外举行啊，活动还很自由很有趣。她从没有出过国，也知道自己没有财力出国。出国肯定很好玩。尽管她对德国人还有些看法，不过同志们都说，现在只在西德还有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而东德很民主，东德人民热爱和平。不过她觉得所有的好德国人都在一边，而坏德国人都在另一边，让人觉得难以置信。而就是那些坏德国人杀死了她的父亲。也许党选中她也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吧。—算是对她的一次慷慨补偿。也许这个安排是阿什在和她谈话的过程中想到的，对，这样就说得通了。她心中突然充满了对党的感激之情，他们都是些好人，和他们一起奋斗，她觉得很自豪。她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那里她用一个旧的文具袋存放着支部的文具和图章。她在旧打字机上放上一张纸，打字机是区支部的人听说她会打字送过来的。尽管打字机有点小问题，不过还能用。她打了一封信，愿意参加活动并表示感谢。党中央真好—坚定而又仁慈、讲原则而又很有人情味。都很好，都是好人，都是和平的卫士。当她关抽屉的时候，看到了史迈利留下的那张名片。

她还记得那个小个子男人，那张满是皱纹、表情真诚的脸。那时他站在她房间门口说：“党知道你和阿历克的关系吗？”她觉得那时候自己表现得很傻。好吧，去旅行一趟，会暂时把这件事情放在脑后的。

16　被捕

费德勒和利玛斯开车回去的路上，都没说话。夜晚的山峦显得幽暗而深邃，稀少的灯光像是大海中航船上的渔火一样，在无边的黑暗中挣扎。

费德勒把车停进房子一边的车棚里，他们一起向前门走去。快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听到树林里有叫声，有人在叫费德勒的名字。他们转过身来，利玛斯借着昏暗的光亮看到二十米开外站着三个男人，很显然是在等费德勒。

“你们要干什么？”费德勒大声问。

“我们要和你谈谈。我们是柏林来的。”

费德勒犹豫了一下。“该死的卫兵在哪里？”他问利玛斯，“前门应该有卫兵把守的。”

利玛斯耸了耸肩。

“门厅里的灯为什么没有亮？”他再次发问。他似乎还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但也开始慢慢地向那些人走去。

利玛斯等了一会儿，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于是摸索着走过没有灯的正房，向连在房子后面的住处走去。后面的房子很简陋，一面靠着房子后墙而建，三面都被浓密的小松树林所包围。那里一共有三个相邻的房间，没有过道。当中一个房间是给利玛斯住的，靠后墙的那个房间给两名看守住。利玛斯不知道最里面一个房间是谁在住。他曾试图打开通往里间的房门，可那道门被锁上了。他只是一天早上出去散步时，透过里间窗帘的缝隙，才发现那也是一间卧室。本来有两名守卫一直在五十米开外处跟着他，可那天他们没有跟到房子后面来，这样利玛斯才透过窗帘缝隙看了一眼最里面的那个房间。那里面放着一张床，床上有被褥，一张小写字台上放着纸张。他猜测是德国某方面的人住在里面监视他。可像利玛斯那样经过风浪的人，又怎么会怕人监视。当年在柏林的时候，时刻都被人监视。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自己不乱，别人也拿你没办法。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因为他稳重而且有出众的记忆力。总之这是他的强项。他能很快发现监视对象，知道那些人看重哪些方面的信息，通晓其中的伎俩和弱点，更了解稍有不慎就会全盘皆输。利玛斯被人监视，这算不了什么。他穿过正房里破旧的走道，走进后面守卫住的房间。站在守卫住的房间里，他清楚地知道肯定是出问题了。

后面三间房的灯光是由前面房间里某处的开关控制，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灯的开闭。过去几天中，早上房间里那盏吊着的电灯会突然亮起来，经常把他惊醒。而夜里灯被人关掉后，他只有上床睡觉。现在才晚上九点，灯已经灭了。通常情况下，要到十一点钟才熄灯。现在那两个看守不在房间里，房间的百叶窗也放下了。他让通到主屋的那道门开着，这样通过走道能有一些微弱的灯光透进来。借着那一点点光亮，他能看到守卫的床上都是空的。利玛斯站在房里，看到眼前的景象，有些惊讶。身后的门关上了，也许是自动关上的吧。利玛斯并没有去开门。房间里伸手不见五指，门关上的时候没有什么其他动静，没有关门声也没有脚步声。利玛斯的本能让他突然警觉起来，他闻到了雪茄的味道。烟味应该早就有了，不过利玛斯刚刚察觉。黑暗中的他变得像盲人那样，听觉和触觉变得更加敏锐。

他口袋里虽然有火柴，但他并不想用。他向侧面跨了一步，把后背靠在墙上，一动不动。利玛斯知道只有一种可能—有人在等着他穿过守卫房间进入他住的那间卧室。利玛斯于是决定就待在这里。接着他从前屋过来的方向听到清晰的脚步声，有人走到刚才关上的门前，扭动把手开门。利玛斯还是没有动，还没到行动的时机。事情很清楚了，对方是来抓他。利玛斯很缓慢地蹲下去，同时把一只手插到夹克衫口袋里。他显得非常的冷静，可以说是期待着一展身手。可脑子里却想起了很多事情。“什么都可以当做武器：烟灰缸、几枚硬币或一支钢笔，只要能砸能切就行。”这是战时那个温和的小个子威尔士教官经常说的话，“不要同时用双手，握刀、枪、棍棒都要用单手。要让左手空着，横放在腹前。如果实在找不到武器，就伸直拇指双手握拳。”这时他右手里有一盒火柴，他用力紧握火柴盒，让捏碎的火柴盒木材碎片从手指间伸出。弄好后，他沿着墙一点一点地挪动到房间一角，他知道那里放着一把椅子。现在不怕发出声响，他把椅子推到房间中央。退回墙角的时候，他默数着走过的步数，然后在房间角落处站好。这时，他听到里面他住的那间卧室的门开了，但没有开灯，使他连人影都看不到，估计对方还站在那道门口。四周漆黑一片。他并不敢向前攻击，房间的中央放着那张椅子对他很有利，因为他知道椅子的位置而对方却不知道。对方肯定会攻过来的，肯定会。他不能等着让他们的助手从外面赶来把电门合上，把灯打开。

“来啊，你们这些浑蛋，”他用德语挑衅说，“我在这里，就在房角。过来抓我啊，来啊。”没有动静。

“我在这里，你们看不到吗？怎么啦，小毛孩儿们，上啊。”这时听到一个人冲过来了，后面还有个人跟着。接着是那人被椅子绊倒时的咒骂声，这正是利玛斯期待出现的情景。他把手上的火柴盒扔掉，小心地一步一步慢慢向前爬，爬的时候左手伸在身前，像在密林中行走时拨开前方的树枝那样，无声地拨动着。他触到一只手臂和暖和、扎手的布军装。利玛斯还是用左手，有意地碰了那手臂两次，很清晰地碰了两次。接着听到一个惊慌的声音，那人凑到耳边用德语问：

“汉斯，是你吗？”

“闭嘴，你这个笨蛋。”利玛斯低声回答的同时，伸手抓住了对方的头发，一把拉过来。接着猛地挥动右掌，奋力斩向对方的后颈。再把那人拉得头仰起来，用掌尖狠狠地戳向对方的喉咙。这才松手让对方倒下。就在那人的身体摔倒在地时，灯亮了。

门口站着一名年轻的人民警察上尉，抽着雪茄，身后还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穿着便衣，很年轻，手上端着手枪。利玛斯知道那种枪是捷克制造，枪把上有装弹拨杆。他们都看着躺在地板上的那个人。有人打开了外面的门，就在利玛斯转头去看时，听到一声大喊—利玛斯想是上尉发出的—命令他不许动。他慢慢地转身面对那三个男人。

对方打上来时，他双手没来得及还击。对方打得很狠，像是要打碎他的脑袋。他倒下了，忽忽悠悠地失去知觉前，还在估计对方是用左轮枪砸的，就是那种有转轮、枪柄上能系枪绳的那种枪。

他醒来是因为一个囚犯在唱歌，而看守在大声地让那个人闭嘴。睁开双眼时，感到头部一阵剧痛。他躺着，用力地睁开眼睛，眼前满是金星。他尽力让自己恢复知觉，开始感到双脚冰凉，还闻到了囚服的酸臭味。歌声已经停了，利玛斯突然很希望那人能继续唱下去，尽管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他费力地想抬手摸摸脸上的血块，发现双手被反铐在身后。脚肯定也被绑着，脚部血流不畅，所以才觉得特别冷。他痛苦地四下张望，尽力把头从地板上抬起一点。他惊讶地看到了自己的双膝，于是本能地想把腿伸直。刚一动作，浑身一阵剧痛，使他忍不住叫出声来。叫声中充满了痛苦和自怜，像是人临死前的哀号。他躺在地板上喘着粗气，试图忍住疼痛。觉得不服气，又开始很缓慢地想把腿伸直。那种剧痛又出现了，可这次利玛斯找到了疼痛的原因：他的手脚在身后被锁在了一起。他要是一伸腿，铁链就拉动他的肩膀，让他受伤的头部压向身下的石板地面。可以肯定，他们在他昏死以后还继续殴打他。现在他浑身是伤，下身特别地痛。他不知道有没有杀了那个家伙，希望已经干掉了。

上方的灯很大很亮，像是医院的手术灯。房里没有家具，地方不大，四周是刷着白灰的墙壁和灰色的钢门。那灰色是烟灰色，伦敦很多房子都是这种颜色。房里没有别的东西，什么都没有。除了疼痛，他什么都感觉不到。

有人来之前，他就那样躺了好几个小时。在强光的烘烤下，他觉得很渴，可他没有叫。门终于开了，蒙特站在那里。他一眼就认出了蒙特，史迈利给他描述过这人的模样。

17　蒙特

他们给他松了绑，让他挣扎着站起来。开始他差点站起来了，可他手脚的血脉刚刚畅通，关节还没有活动开，所以身体一软摔倒在地。那些人看着躺在地上的他，就像孩子们在看地上的昆虫一样无动于衷。其中一名看守走到蒙特身前，呵叫着让利玛斯站起来。利玛斯爬到墙边，用颤抖的双手扶着墙上的白砖，试图站起来。还没等他站直，那名看守一脚踢过来，他又倒在了地上。他再次爬起的时候，看守没有踢他。他刚靠着墙站了起来，看到眼前的看守正把身体重心移到左腿上，他知道对方又要踢他了。利玛斯用尽残存的力气，猛地前冲，低头撞向看守的脸部。他们一起摔倒，利玛斯压在对方身上。那名看守站起来后，利玛斯躺在地上，等着对方来报复。但蒙特对那名看守说了什么，利玛斯觉得自己的肩膀和两脚被揪着提了起来，出了小屋子，他听见门关上了。他渴极了。

他们把他抬到一间舒适的小房间里，房里放着考究的书桌和扶手椅。格子窗户上的遮阳板半掩着。蒙特在桌后坐下，利玛斯坐在了一张扶手椅上，眼睛半睁半闭。那几个看守站在门口。

“让我喝点东西。”利玛斯说。

“威士忌？”

“水。”

蒙特用水瓶在墙角的自来水龙头上灌了一瓶水，连同一只杯子放在利玛斯身边的桌子上。

“给他弄点吃的来。”他命令说。一个看守出去拿来了一碗汤和一些香肠。利玛斯喝水吃饭的时候，那些人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费德勒在哪里？”利玛斯先开口问。

“被捕了。”蒙特简短地回答。

“什么罪名？”

“阴谋破坏人民安全。”

利玛斯慢慢地点了点头。“那就是说你赢了，”他说，“你什么时候逮捕他的？”

“昨天晚上。”

利玛斯等了一会儿，尽力盯着蒙特问：“准备把我怎么样？”

“你是重要证人，当然你也将接受审判。”

“我是伦敦方面阴谋陷害蒙特的参与者，对吧？”

蒙特点了点头，点上香烟，让一名看守把烟传给利玛斯。“你说对了。”他说。那名看守走到利玛斯面前，带着愤恨的神情，把烟放在利玛斯的嘴上。

“好一个复杂的行动啊。”利玛斯说。接着又不明智地加了一句：“像中国人一样聪明。”

蒙特什么也没说。随着讯问的进行，利玛斯慢慢习惯了蒙特的沉默。蒙特说话的声音其实相当悦耳，这是利玛斯没有想到的。不过蒙特很少说话，这可能是因为他有超强的自信，所以不愿意说一句废话。没必要说就沉默，总比硬找话说来得好。他在这一点上不像那些专事审讯的人。那些人都擅长让审讯对象开口，开展心理攻势，迫使犯人坦白交代。蒙特不喜欢那些伎俩，他是个讲究实际的实干家。利玛斯喜欢这种品格。

蒙特的外貌和他的秉性相称，看上去像名运动员。他头发剃得很短，没什么光泽但也很整洁。年轻的脸上有着生硬的纹路，有威严但缺少幽默感和亲和力。他虽然看上去年轻，却显得成熟，比他年长的人也不敢轻视他。他体形保持得非常好，所以衣服显得很合身。利玛斯忘不了蒙特当过杀手，他这样冷酷、自律的人，当杀手是最合适不过了。蒙特是个很难对付的人。

“必要时，要以另一项罪名起诉你，”蒙特平静地说，“那就是谋杀。”

“你是说那个看守死了？”利玛斯问。

说到这里，他头部又是一阵剧痛。

蒙特点了点头。“死了，”他说，“你主要的罪名是间谍罪，我建议对费德勒进行公开审理，中央委员会也是这个意思。”

“现在你要我招供？”

“是的。”

“那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得到证据。”

“证据会有的。你的供词就是证据。”蒙特的口气中并不带威胁，说得很自然，一点都不做作。

“当然了，你有获得从轻发落的机会。你可以说你被英国情报机构勒索，他们控告你偷钱，以此骗你设诡计陷害我。这样的话就能获得法庭的宽大处理。”

利玛斯的心理防线好似已被突破。

“你怎么知道，他们指控我偷了钱？”蒙特不回答。

“费德勒真的很笨，”蒙特说，“其实我一看到我们的朋友彼得斯送来的报告，我就已经知道你的来意了。我也算准费德勒一定会上当，因为他太恨我了。”蒙特说着点了点头，像是在强调他说话的真实性。“你们的人掌握这个情况，才设计了这么聪明的一次行动。你说，是谁设计的。是史迈利吗？是他干的吗？”利玛斯不说话。

“我曾让费德勒把他对你的审讯记录送给我。我要他交出来，他却一直拖着不给。我就知道我猜对了。他昨天把材料发到了中央委员们手里，也没有送给我一份。你们伦敦方面的人还真有本事啊。”

利玛斯不开口。

“你最后见到史迈利是什么时候？”蒙特很随便地问了一句。利玛斯有些犹豫，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的头还痛得厉害。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蒙特又问道。

“记不清了。”利玛斯这样回答，“他现在很少被外派执行任务了，只是有时候做些事情。”

“他和彼得·吉勒姆关系很密切，对吧？”

“我想是的吧，是的。”

“你认为吉勒姆是在研究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领导着一个人员很少的奇怪部门，具体工作内容你也不清楚。”

“是的。”他脑部的剧痛使他的视觉和听觉变得模糊起来，眼睛刺痛，想呕吐。

“那你最后一次见到史迈利是什么时候？”

“我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蒙特摇摇头。

“你的记忆力非常好—能陷害我的东西都记得很清楚。人们最近一次见到某个人，都不会忘记的。这样说吧，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你从柏林回去以后吗？”

“是的，我想是的。他在圆场……碰到过他一次，在伦敦圆场。”利玛斯这时已经把眼睛闭上，浑身在冒汗。“我坚持不住了……蒙特，不能再说了，蒙特。我很不舒服。”他说。

“阿什搭识你以后，也就落入了你们设的圈套，你们一起吃过午饭吗？”

“是的，一起吃过午饭。”

“那次午饭在四点半结束。那以后你去了哪里？”

“我想是去了城里。我记不清了……天哪，蒙特。”他用手抱着头说，“我不能再说了，该死的头痛……”

“那以后你去了哪里？你为什么要甩掉跟踪你的人？你那时候特意甩掉跟踪者的目的是什么？”

利玛斯什么都不说，双手抱着头，不停地大口喘气。

“回答这个问题，就让你上床休息。不然就把你送回刚才那间牢房，听清楚了吗？把你像牲口一样捆起来扔到那里，知道吗？快说那时候你去了哪里？”

他脑部的跳痛感突然加剧。房子在打转，周围有说话声和脚步声，眼前出现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声音越来越远，喊叫声不是对着他来的。门开了，他很确定门被打开。房间里都是人，都在大喊大叫，接着有人离开，有人列队离开，整齐的步伐节奏震得头痛。响声过后，一片寂静。接着有人在他前额放了一块湿布，这对他如天降甘霖一般。他被人小心地抬走了。

他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看到床前站着的是费德勒，正在抽烟。

18　费德勒

利玛斯打量着四周。一张有被褥的床，单人病房的窗户没有上铁栏，只有窗帘和毛玻璃。墙是浅绿色的，地上铺着深绿的油地毡。费德勒看着他，在抽烟。

一名护士给他送来了食物：一只蛋、一碗清汤和一些水果。他觉得浑身无力，但清楚还是要吃些东西为好。他吃的时候，费德勒站在一边看着。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问。

“糟透了。”利玛斯回答说。

“没有好点吗？”

“稍微好点了。”他犹豫着说，“那帮家伙把我整惨了。”

“你杀了一名看守，知道吗？”

“我想是的……谁让他们抓人的时候那么笨呢。他们为什么不把我们一起抓起来？为什么要把灯都关了？太精心安排的事情，反而容易砸锅。”

“我们这个民族就有过分认真的习惯，而外国人说我们是讲究效率。”

双方又都沉默了。

“你怎么样了？”利玛斯问。

“哦，我也被抓去审问了。”

“被蒙特的人抓的？”

“是蒙特的手下和蒙特本人。那种感觉很怪。”

“吃了不少苦头吧。”

“不，我是说心里感觉很怪。除了身体上的苦头外，蒙特喜欢在心理上折磨人，而且折磨人并不全是为了让人招供。”

“他是恨你陷害他……”

“因为我是犹太人。”

“天哪。”利玛斯轻声说。

“所以我受到他的特别对待。他一直压低声音和我说话，真是奇怪。”

“他说了些什么？”

费德勒没有回答。后来低声地说了一句：“全都过去了。”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

“在我们被捕的那天，我已经向中央申请逮捕蒙特，以背叛人民的罪名缉捕他。”

“你疯了，我告诉过你，你真的是疯了，费德勒。他绝不会……”

“除了你提供的证据外，我还有其他针对他的证据。过去三年里，我一直都在收集那些证据，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你提供的证据只是其中一部分，就这么回事。我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后，立即给除蒙特外的每个中央委员都送去了一份材料。他们收到材料的那天也就是我申请对蒙特逮捕令的日子。”

“也是我们被抓起来的日子。”

“是的。我知道蒙特不会善罢甘休。我知道他在中央委员会里有朋友，至少有那种一收到我的材料就跑去报告蒙特的小人。不过，我知道他终究要失败。中央收到了我的报告，需要一些时间处理他的问题。我们被抓起来审讯的几天里，中央的人反复研究了我送上去的材料，终于了解到那些材料的真实性，大家都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他们出于对这种情况的担忧和关心，决定联合起来对付蒙特，组成一个特别法庭来处理这件事。”

“特别法庭？”

“当然是不公开的，明天就会开庭。蒙特已经被逮捕。”

“还有什么别的证据？你还收集了什么证据？”

“你就等着瞧吧。”费德勒微笑着回答说，“明天你就能看到。”

费德勒又不说话了，看着利玛斯吃东西。

“这个特别法庭，”利玛斯问，“怎么运作？”

“那就取决于法庭主持人了。它不是人民法院，这一点很重要。它更像是一场听证会，由中央委派人对某个……对象听取证词、做出结论。当然结论是建议性的，不过那种结论和判决也没什么区别。整个过程受中央委员会委托，秘密进行。”

“具体怎么操作？有辩护人和法官吗？”

“有三名法官，”费德勒说，“实际上也有辩护人。明天我本人对蒙特提出指控。卡尔顿将为蒙特辩护。”

“谁是卡尔顿？”

费德勒犹豫了一下。

“是个很厉害的人，”他说，“看起来像个乡下医生，一个仁慈的小个子。他曾被关在纳粹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

“为什么蒙特不能为自己辩护？”

“那是蒙特自己决定的事情。据说卡尔顿还要招一名证人。”

利玛斯耸了耸肩。

“那是你的事情。”他说。双方又沉默了。后来还是费德勒深思着先开口说话：

“如果他出于仇恨或嫉妒而伤害我本人，我不会在意，我想我不会计较，起码不会很计较。你明白吗？在忍受那漫长的痛苦中，我总是对自己这样说：‘我或者倒下，或者奋力承担苦难，苍天作证，苦难不断袭来，无休无止的折磨，让人无从回避。’他一直叫我犹太佬，这些我都不在意，真的无所谓。无论他是因为政治目的还是个人目的都没关系，问题是，他恨……”

“够了。”利玛斯打断他的话，“你知道他是个浑蛋。”

“是的，”费德勒说，“他的确不是好人。”他似乎很兴奋，利玛斯猜想他现在很想对人吹嘘一番。

“我对你的话想得很多，”费德勒接着说，“经常回味我们的那次谈话，你还记得吗？关于马达问题的那次谈话？”

“什么马达？”

费德勒笑了。“对不起，这是直译出来的词。我说的马达是驱动力、精神和动机的意思，基督徒都这么说。”

“我不信基督教。”

费德勒耸了耸肩。“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他又微笑着说，“不说这些让你不自在的事情了。这样说吧，如果说蒙特是对的，他会让我交代问题，即让我交代怎么和英国间谍合谋置他于死地。你看，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英国情报部门设计的，你我串通一气，图谋把我们最优秀的情报人员除掉。让我们自相残杀。”

“他对我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利玛斯冷淡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好像全是我的阴谋诡计似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是你的阴谋，我们先假设是这样，你别在意，我是在举例说明问题。你会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吗……”

“蒙特本来就是一个杀手。”

“我们假设他不是那样的人，假设英国方面要除掉的人是我，伦敦会做这种事情吗？”

“那可说不定……要看需要了……”

“啊，”费德勒很满足地说，“要看需要。像斯大林说的那样，我们谈过交通事故和统计数据的问题。好，真是太好了。”

“什么太好了？”

“你必须睡一会儿。”费德勒说，“你想吃什么就让他们准备，想吃什么都可以。养足精神，明天要你去说话。”他走到门口时，回头说：“我们是一伙的，这是句玩笑话。”

利玛斯很快就睡着了。听到费德勒说要和他一起尽快把蒙特干掉，他觉得心安了许多。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19　支部会议

丽兹在莱比锡过得很愉快。艰苦的生活并未影响她的心情，反而给了她一种奉献的满足感。她住的那间小屋子照明不足、条件简陋，吃的也很差，据说好的食物都优先给了孩子们。他们吃饭的时候总在谈论政治问题。和她一起的是爱伯特太太，是个头发花白的小个子女人，莱比锡—霍恩格伦地区支部的书记，她丈夫是郊区一个大理石采石场的场长。丽兹觉得这里的生活有点像是在修道院里，或是以色列的集体农场里。条件艰苦，但精神上很满足。丽兹以前和姑妈学过一些德语，现在这么快就能用德语交流，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开始的时候，她试着和孩子们说德语，那些孩子笑着帮她练习。开头几天，他们和她相处不是很自在，把她当成什么大人物，或是什么稀客。可到了第三天，孩子们就鼓起勇气，问她有没有从“那边”带巧克力过来。她没有想到要带巧克力，所以觉得很难为情。为此，孩子们也不再理睬她了。

晚上还有党的工作要做。要分发传单，找那些欠交党费和开会迟到的人谈话，还要到区里参加支部书记会议，对“农产品集中分配问题”之类的论题进行讨论。还去过郊区一家机械工具厂，出席了“工人政协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到了第四天，星期四，他们举行本支部党员会议。丽兹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感到非常高兴，希望有一天她的贝斯沃特党支部也能举行这样的大会。他们为这天晚上的讨论会起了一个很棒的名字：“二战后的和平共处”。他们预计参加人数会创出新纪录。他们把会议通知发遍了全区，同时确认了这天晚上没有别的会议，以免冲突。并且这天还不是商店开夜市的日子。

大会只来了七个人。

七个人加上丽兹、支部书记和区里来的一个人。丽兹虽然摆出一副勇敢面对的表情，心里却是非常的失望。会议开始时，她一直无法听进发言人的话。等她平静下来后，发言人用德语说的复杂从句，她又听不懂了。这和贝斯沃特支部会议很相似，和教会的祈祷晚会也没有什么区别。她以前经常去教堂。—同样都是一小群困惑的人聚在一起，同样都是夸张的自我反省，同样都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感觉。她总是这么感觉，虽然这种感觉是可怕的，但她也没办法。可她真的希望最好一个人都没来，因为那样反倒干脆。当然，那样会使他们为难，仿佛受到了污辱，但是你可以采取某种措施。

但是，只来了七个人，比一个人都没有更糟糕。这是群众觉悟不高的体现。他们真让人痛心啊！

这里的会场比她贝斯沃特支部租借的教室要好一些，可还是让人不舒服。在英国，需要动脑筋去找会场，至少那个过程还有点意思。他们开始找的时候，还假装不是开党支部会，而是别的什么聚会。他们那时候在酒吧、咖啡馆，或轮流到党员家里开会。后来中学老师比尔·黑泽尔加入了她的支部，他们就开始用他的教室当会场了。即使这样还是不安全，学校校长以为比尔在办一个戏剧兴趣小组，以后还是有被禁止使用的可能。就算那样，也比这里的“和平会场”好。这里的会场用水泥预制板搭起，墙角多处开裂，当然也毫无例外地悬挂着列宁的画像。搞不懂的是为什么要给领袖画像配上那么傻的镜框。会场角落里的管风琴上满是灰尘，弄得像是法西斯葬礼上的摆设。有时候她觉得阿历克说得没错：人们的信仰是出于需要，信仰什么倒并不重要。他的原话是：“一条狗哪里痒抓哪里，不同的狗发痒的地方不同。”不，不对，阿历克说得不对—那样说太难听了。和平、自由和平等都是现实问题，还有党已经阐明的那些历史必然性。不，阿历克说得不对：真理并不被大部分人所掌握，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实，任何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不然就会被历史抛弃。党是历史进程中的先锋，是保卫和平的尖兵……她满脑子都是那些吃不准的教条。回到现实，她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加这次会议。七个人实在是太少了，而且那些人看上去都是满脸饥色、闷闷不乐的样子。

会议结束后，丽兹等着爱伯特太太拿走门边桌上那堆没有卖出去的宣传品。她在签到簿上签到后，穿上了外套，晚上外面很冷。作报告的人已经走了，没等到讨论结束就走了，让丽兹觉得不太礼貌。爱伯特太太站在门口准备关灯的时候，一个男人从夜色中走到了门口。丽兹猛一看还以为是阿什来了，那人身材修长，个子很高，也穿着那种带皮纽扣的风衣。

“是爱伯特同志吗？”那人问。

“你是？”

“我来找一位英国的同志，戈尔德。她和你在一起吗？”

“我是丽兹·戈尔德。”丽兹插嘴说。那个男人走进会场，将门关上，这才看清他的容貌。

“我是区里来的，叫霍尔顿。”他给还站在门口的爱伯特太太看了证明之类的东西。爱伯特太太点点头后，有些担心地看着丽兹。

“我按中央的指示，传信给戈尔德同志，”他说，“你在这里的交流计划有些变化，现需要你去参加一个特别会议。”

“哦。”丽兹傻傻地回答。连党中央都知道她，真是太令人激动了。

“这是一种表示，”霍尔顿说，“一种友好的表示。”

“可是我—可是爱伯特太太……”丽兹有些无助地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爱伯特同志一定能理解这一点。”

“当然理解。”爱伯特太太立即回答说。

“那个会议在哪里举行？”

“需要你今天晚上就出发，”霍尔顿回答道，“我们要赶很长的路，要去戈尔里茨。”

“去戈尔里茨……那是哪里？”

“东部，”爱伯特太太马上接口说，“靠近波兰边境。”

“现在我们开车送你回住处，收拾好东西后我们立即出发。”

“今天晚上？现在？”

“是的。”霍尔顿似乎并不给丽兹选择的余地。

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在外面等着，前排坐着司机。车前部有插旗子的底座，看上去像一部军车。

20　特别法庭

法庭房间只有教室那么大。一端放着五六条长凳，上面坐着卫兵和看守，中间夹杂着观众—中央委员和一些选定的官员。房间的另一端是法庭的三名成员，都坐在高背椅上，身前放着一张橡木桌子。他们头上吊着一个三合板制成的大红星，用三根铁丝吊在天花板上。法庭墙壁的颜色和关利玛斯的牢房墙壁一样，都是白色的。

那三个人前方的桌子两边，还有两个男人面对面坐着。其中一个在六十岁左右，穿黑西装，系灰领带，打扮得像是要去德国乡下教堂做礼拜似的。另一个人就是费德勒。

利玛斯在后排，坐在两名看守之间。透过前排观众，能看到被警察围着的蒙特，他头发剃得很短，宽宽的双肩，穿着那熟悉的灰色囚服。装束很能说明问题，也影响着法庭的氛围—费德勒穿着他自己的衣服，而蒙特穿的却是囚服。

利玛斯刚坐下不久，法庭主持人，就是坐在当中的那个人敲了一下铃。利玛斯顺着声音看过去，发现主持人竟是个女的，不禁打了个寒战。也不能怪利玛斯粗心，那个人五十岁左右，有着黑色的小眼睛，头发很短，像个男人似的。身上穿着黑色的类似列宁装式样的衣服。她扫视了一眼全场，点头示意卫兵关上门，没有什么开场白，立即进入正题。

“会议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了，要记住整个会议进程都是保密的。这是中央特别指定成立的法庭，我们也只向中央负责。我们将按适当的途径听取各方的陈述。”她例行公事地指着费德勒说，“费德勒同志，还是你先讲。”

费德勒站起身来。对桌子周围坐着的人点了点头，从身边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沓在角上用黑线穿起的纸。

他说话的时候很安详，利玛斯从没有见过他这样的神情。利玛斯觉得他表现得很好，很像一个怀着遗憾的心情把自己上司送上断头台的人。

“有一个情况要先说明一下，也许有些人还不了解。”费德勒开始发言了，“在我把有关蒙特同志的报告送交中央的那一天，我被逮捕了，一起被捕的还有叛逃者利玛斯。我们都被关了起来，我们都……被逼供，要我们承认这些指控都是迫害好同志的法西斯阴谋。

大家从我送交的报告中已经知道，利玛斯是怎么引起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是我们选中了他，引诱他叛变并把他带到了民主德国。有个情况能充分证明利玛斯状况的真实性，那就是：他到现在还拒绝认为蒙特是英国特务，当然其原因我在后面会讲到。所以，如果认为利玛斯设计陷害，那就太荒唐了。因为对蒙特的指控是我们发起的，利玛斯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看似零碎却很重要的信息。那使我们在过去三年中收集的证据连成了一体，从而获得了证实。

在你们的面前放着这个案子的书面材料，所以对大家都了解的情况我就不再多说了。

对蒙特同志的指控，就是指控他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虽然还有如下一些指控—他给英国情报机构递送情报，他利用其掌管的部门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服务，他故意包庇反党集团并收取巨额外汇酬劳。这些指控都有这样一个前提：汉斯·迪爱特·蒙特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这种罪行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在我们的刑法中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犯罪了。他极大地危害了我们国家的安全，犯下了我们国家机关最需要提防的罪行。”说到这里，他把手上的材料放在桌上。

“蒙特同志今年四十二岁，现任国家人民保卫部副部长，未婚。长期以来，人民一直认为他能力出众、对党忠诚，为保卫人民的利益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请允许我介绍一些他的工作经历。他二十八岁被招进部里工作，并接受了相应的培训。实习期满后，他被派往北欧国家执行一些秘密任务，主要是在挪威、瑞典和芬兰。在那里，他成功地组织了一个情报网，打入敌人阵营，同法西斯分子作斗争。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所以我们可以确信他那时候还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但是，同志们，这里要请你们记住他在北欧国家工作过这个事实。由于二战中他在北欧国家组织过情报网，这一点使他在战后有借口经常去芬兰和挪威。正是在那里，他从国外银行提取了巨额的美元，收取他卖国获得的酬劳。有一点很明确：蒙特同志并不是反革命势力的牺牲品。他的蜕变有着内在的因素，是内心的胆怯、懦弱和贪婪，以及发财的梦想毁了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获取敌人酬劳的途径很隐秘，他的罪行却正是因此而败露。”

费德勒停了停，扫视了一下全场，眼睛里突然充满了激情。利玛斯看着，也被他深深吸引。

“让我们都引以为戒吧，”费德勒大声说，“还有很多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着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排的一些观众交头接耳地谈论起来。

“企图出卖人民利益的那一小撮人，绝对逃不过人民警惕的眼睛！”费德勒表现得像是在隆重的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其实眼前小房间里也就坐了没多少的官员和卫兵。

利玛斯这才认识到，费德勒对这件事情非常慎重，因为现场坐着的都是些政治上无可挑剔的人。费德勒知道不能把对方一棍子打死就对他自己很危险。现场发言都被记录在案，在此达成的共识很难再被推翻。

费德勒翻开面前的卷宗。

“1956年年底，蒙特被派驻伦敦，任东德钢铁业代表团随员。他还承担着对流亡英国的反革命团伙展开斗争的任务。这项工作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也不否认—他的工作还是有成果的。”

利玛斯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到前排就坐的那三个人身上。主持人左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皮肤黝黑，眼睛半睁半闭。他留着蓬乱的直发，脸色灰暗，像个苦行僧。他的手很细长，不停地拨弄着面前的一沓纸张。利玛斯猜他是蒙特的人，具体原因说不清楚。另一边坐着的人岁数要大一些，头上谢顶，面容和善。利玛斯觉得那人是个糊涂蛋。利玛斯估计出一种可能的结果：年轻的那个会为蒙特说话，女主持人会认为蒙特有罪，年长的那个男人看到僵持不下会觉得难办，最终还是会支持主持人的意见。

费德勒又接着发言：

“在他伦敦工作任期快结束的时候，出问题了。我刚才说过，他那时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危机，英国秘密警察开始追捕他，发出了对他的通缉令。蒙特在英国并没有外交豁免身份（英国作为北约国家，不承认民主德国），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四处躲藏。那时各交通口岸都收到了印有他照片和资料的通缉令，英国各地都在抓捕他。可躲藏了两天后，蒙特同志却乘出租车赶到伦敦机场，再搭飞机飞到了柏林。大家不禁会发出赞叹，真了不起啊！在全英国的警力都被调动，所有道路、铁路、港口和机场都在严密监控之下，蒙特同志却能在伦敦机场乘上飞机。真是太了不起了。同志们，你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仔细一想会觉得蒙特能从英国逃出来这件事也太神奇了，太容易了。事实上，没有英国政府的默许，他根本就没有可能逃出来！”这时房间后排观众中引发了比第一次更大的骚动。

“真相是这样的：蒙特那时已经被英国机构逮捕，在他短暂的关押期间，对方给他两条路选择。要么在帝国主义的监狱里坐几年牢，事业全完蛋；要么让蒙特戏剧性地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让他出色地完成工作。当然了，选择英国方面第二条路的条件就是必须给他们提供情报，同时英国会支付给他大笔的金钱。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大棒，蒙特在威胁利诱下叛变了。

“而现在英国人想的是让蒙特继续在职位上更上一层楼。蒙特这些年来清除的那些不重要的西方间谍，可能是他的帝国主义主子所安排的：牺牲一些不重要的特务，从而保证蒙特获得往上爬的资本。这一点我们尽管还无法最后确认，可这样想也完全合情合理。

“从1960年开始，也就是蒙特同志担任‘部门’的反间谍处处长的那一年，从世界各地的情报都提示我们，内部高层潜伏着一个间谍。大家知道卡尔·雷迈克是名间谍，当他被清除后我们都松了口气，认为没问题了。可问题仍然存在。

“在1960年下半年，我们以前发展的一名情报员在黎巴嫩结识了一个据说和英国特工部门有关系的英国人。那人给了英国人一整套我们‘部门’的机构资料，是他曾工作过的那两个处室的资料。当那些情报被送给伦敦方面后，伦敦方面拒绝接受。那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英国方面不要那类资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有人向伦敦方面提供了我们‘部门’的最新资料。

“从1960年年中开始，我们就大规模地损失去海外工作的情报员。他们常常刚被派到国外仅几周时间，就被捕了。有时敌人也试图策反我们的情报人员，但次数不多，好像他们并不是很热衷于此。

“到了1961年年初，如果我时间记得没错的话，我们交了次好运。我们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了英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有关我们‘部门’的资料。那些资料非常完整和准确，而且还是最新的资料。这使我们很吃惊。我把那些资料给蒙特看过，因为他是我的领导。他那时对我说，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现在手里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让我不要干扰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安排。我承认，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隐约感到蒙特可能就是那个出卖情报的人。还有其他一些迹象……

“不用说，人们很难去怀疑我们反间谍部门的首脑会是敌人的间谍。这个想法是如此惊人，如此的具有戏剧性，真的让人难以相信，更不用说站出来揭露了。我承认，我当时也非常不愿意看到真有这种事发生。可事实就是事实。

“同志们，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我建议现在带证人作证。”他转过身来，面向房间后部说，“把利玛斯带到前面来。”

坐在他两边的卫兵站起身来，利玛斯从长凳之间挪到了房间中央的过道上。中间的过道也仅有两英尺宽。一名卫兵让他面对主席台站着，离费德勒站的地方也就六英尺的距离。法庭主持人首先对他问话。

“证人，报上你的姓名。”她说。

“阿历克·利玛斯。”

“年龄？”

“五十。”

“结婚了吗？”

“单身。”

“可你结过婚。”

“我现在是单身。”

“你的职业？”

“助理图书馆员。”

费德勒气愤地插话。“你以前是英国特工人员，不是吗？”问得直截了当。

“是的。一年前是的。”

“法庭已经阅读了对你的审讯记录，”费德勒接着说，“我要你把去年五月某天，你和彼得·吉勒姆的谈话内容告诉大家。”

“你是说我们谈论蒙特的那些话？”

“是的。”

“我告诉过你了。那是在伦敦圆场，我在走廊上碰到彼得。我知道他正在处理芬南那件案子，就问他乔治·史迈利的情况。后来我们谈到死去的丢特·弗雷，还有与之有牵连的蒙特。彼得那时说，他认为曼斯顿—当时的案件负责人—并没有真的要抓蒙特。”

“你认为那意味着什么吗？”费德勒问。

“我知道曼斯顿把芬南的案子搞得一团糟。我估计他不想让蒙特受审是因为他怕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职被人知晓。”

“如果蒙特被抓，会对他进行审判吗？”主持人插话问道。

“就要看是什么人抓他了。如果警察抓住了他，就会上报给内务部。那他就一定会被审判，肯定的事情。”

“如果是你们情报部门抓住他呢？”费德勒问。

“哦，那就不同了。我们估计他们在进行审讯后，会用他来交换被你们抓住的人。也可能会打发掉他。”

“打发是什么意思？”

“处理掉他。”

“就是干掉他？”现在都是费德勒在发问了，法庭人员则在不停地记录。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我从来没有干过那种事。”

“他们不会对他进行策反吗？”

“会，但没有成功。”

“你怎么知道没有成功？”

“哦，天哪，我已经对你说过很多遍了。不要老是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当了四年的柏林站站长。如果蒙特成了我们的人，我肯定会知道的。我不可能不知道。”

“很好。”

费德勒似乎对这样的回答很满意，不过，他心里明白，法庭上的其他人未必满意。他开始把重点转到“滚石”行动上来，又让利玛斯听了一遍那些情况：行动文件的传阅采取了特别的保密措施，给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的银行寄信，利玛斯收到的一封回信。费德勒对着法庭，又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我们没有从赫尔辛基银行得到回信，其原因不明。不过请允许我再详细说明一下。利玛斯在6月15日把钱存进了哥本哈根的银行。在你们手上的材料中有一份复印件，就是皇家北欧银行给罗伯特·朗的回信。罗伯特·朗是利玛斯在那家银行开存款账户时用的假名。从这封信中（在材料的第十二页），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存款数目是一万美元，在存入后一周被账户共同开户人取走。我们这样设想一下，”费德勒把大家的目光引向坐在前排一动不动的蒙特，继续说，“被告也不否认6月21日他就在哥本哈根，名义上是执行‘部门’的秘密行动。”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利玛斯去赫尔辛基是他第二次出国去存钱，具体时间是9月24日。”他提高声调，转身直视蒙特。“而就在10月3日，蒙特同志秘密地去了一趟芬兰，还是以替‘部门’办事的名义去的。”法庭上一片寂静。费德勒过了一会儿，慢慢地转身面对法庭。他压低嗓音，用明显的威胁口吻问道：“你认为这些都是巧合吗？好，那我就再提醒你一些事情。”

他转而问利玛斯：“证人，你在柏林活动期间，和社会统一党中央前任秘书卡尔·雷迈克建立了关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他是我发展的间谍，后来被蒙特的人杀了。”

“一点不错。他被蒙特的人杀了。除他之外，还有好几个间谍在进行审讯前就被蒙特同志杀了。但他在被蒙特杀死之前，是英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吧？”

利玛斯点了点头。

“请你说明一下雷迈克和你称为头儿的那个人的会面情况。”

“头儿从伦敦来柏林见卡尔。我想因为卡尔是我们最有成绩的间谍之一，所以头儿才要见他。”

费德勒打断说：“他也是最受信任的间谍之一吧？”

“是的，是的。伦敦方面很喜欢卡尔，对他很信任。头儿来后，我安排卡尔去我的住处，我们三个人一起吃晚饭。我心里其实并不愿意卡尔去我的住处，但又不好对头儿说。伦敦方面有他们的想法，令人难以琢磨。我那时非常担心他们会找借口把卡尔划归伦敦方面直接联系，伦敦方面做得出那种事情的。”

“所以你就安排了你们三人见面。”费德勒不客气地插话，“那后来呢？”

“头儿事先要求我给他一刻钟时间，让他单独和卡尔在一起。那天晚上，我就以威士忌酒喝光了，离开公寓去了德·扬的住处。我在德·扬那里喝了几杯酒，借了一瓶威士忌，这才回去。”

“回去的情景怎样？”

“什么意思？”

“你回去时，头儿和雷迈克是不是还在说话？如果在说话，他们在说什么？”

“我回去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在谈话。”

“谢谢你。你可以坐下了。”

利玛斯回到房间后面的座位上。费德勒转向三名法庭人员，又开腔了。

“我想先谈谈间谍雷迈克，已被人枪杀的卡尔·雷迈克。在你们面前的材料里，有雷迈克给在柏林的利玛斯送去的所有情报清单，这些还是利玛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内容。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卖国记录。请允许我为大家说明一下。雷迈克给他的主子提供了我们‘部门’完整而详细的人员和工作情报。他那时候竟然能够提供我们‘部门’最秘密的工作安排，连利玛斯对此都觉得有些意外。他作为党中央的秘书，可以拿到各个秘密会议的记录。

“这对他并不困难，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整理编辑会议记录。可雷迈克能接触到‘部门’的机密，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是谁在1959年底共同推举雷迈克进入人民保卫委员会的？那可是党中央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委员会，是协调和讨论安全部门事务的机构。是谁建议让雷迈克有权接触到‘部门’的秘密文件？是谁自1959年开始（也就是蒙特从英国回来的那一年，请大家注意），在雷迈克职业生涯中专门把他往重要岗位上推？让我来告诉大家那个人是谁。”费德勒庄严宣布，“就是汉斯·迪爱特·蒙特，是他一直在暗中保护雷迈克从事间谍活动。我们来回忆一下雷迈克是如何在柏林和西方间谍机构接上头的，他是怎么会就选中德·扬的汽车，在车里放胶卷的？你们对雷迈克居然有那种预见性而不觉得惊讶吗？他怎么会知道在哪里、在哪一天找到那辆特定的车？雷迈克自己没有汽车，他不可能是从德·扬在西柏林的住处就开始跟踪吧。他能那样做只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安全机构里有人让他那么做的，并且在德·扬的汽车一过检查站就马上通知他。蒙特能做到这一点，是他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雷迈克。我在此再次强调，幕后人物是汉斯·迪爱特·蒙特，雷迈克只是他的仆从，是蒙特和他的帝国主义主子们的联络工具！”

费德勒停了停，平静地接着说：

“蒙特—雷迈克—利玛斯：串成了一条线。而全世界都采取这样一个特工活动原则，那就是尽可能实现单线联系。所以利玛斯到现在还坚持他完全不知道蒙特的罪行，也就不奇怪了。反而说明他在伦敦的上司对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滚石’行动一直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家都已了解这一点。利玛斯只是大概了解到吉勒姆领导的那个部门表面上仅仅研究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他怎么会想到那个部门其实是负责‘滚石’行动的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彼得·吉勒姆，作为英国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曾在英国参与了对蒙特活动的调查。”

主席台后坐着的那个年轻一些的男人，抬了抬手中的铅笔，用锐利的目光看着费德勒问：“如果雷迈克是蒙特的同谋，蒙特为什么又要杀了他？”

“蒙特那是不得已。雷迈克那时已经受到怀疑。他的女人说话不注意，已经使他暴露。于是蒙特决定现场处决他。蒙特先让雷迈克逃跑，然后杀他灭口。在那以后，蒙特又暗杀了雷迈克的女人。

“下面我要对蒙特的间谍活动作一些推测。1959年他回到德国后，英国情报机构开始等他的回音。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蒙特是不是真心合作，所以他们先给了蒙特一些指令，等着看结果。他们愿意付蒙特钱，对他有很高的期望。那时候蒙特的官位还不高，还没有进入情报部门和党的高层。可那时他就能掌握一些情报了，他就把他知道的情况报告给了英国人。那时他只有自己和他的主子进行联系。我们估计他和英国方面的人在西柏林或北欧国家会面，他利用短期出差的机会，在那些地方接受英国人的讯问。起初英国方面肯定也很小心谨慎—那很正常—他们焦虑地对蒙特送来的情报进行分析、比对，怕蒙特玩双面间谍的把戏。后来英国方面逐渐认识到他们确实捕到了一条大鱼。蒙特一直以工作认真、高效著称，可他把这些用到了进行卖国勾当上。开始的时候，我猜测，我根据自己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还根据利玛斯提供的证据，英国方面在开头的几个月内没敢让蒙特发展间谍网，而是让他单独行动。英国方面直接和他联系，付钱给他，绕开其在柏林的机构而直接对蒙特发指令。英国方面为此在伦敦成立了一个以吉勒姆为首的小部门（吉勒姆是在英国对蒙特策反的人）。那个部门的真正职能即使在伦敦也是保密的，只被一部分特定的人知晓。他们运用一套称之为‘滚石’的方法付钱给蒙特，可以肯定英国方面对蒙特送来的情报非常的重视。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尽管利玛斯还说他不可能不知道蒙特是间谍这件事，实际上他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蒙特送过钱，而且他从雷迈克手上得到的情报，实际上是蒙特搞来后，通过雷迈克和利玛斯送到伦敦去的。

“到1959年底，蒙特通知他伦敦方面的主子，说他在我们党中央找到了一个人充当他和伦敦方面的联络人。那个人就是卡尔·雷迈克。

“蒙特是如何找到雷迈克的呢？他不怕雷迈克拒绝为他做事吗？大家不要忘了蒙特的特殊地位：他能接触到所有的秘密文件，可以进行电话窃听，可以私拆信件，可以派人监视。他还可以随意对人进行审讯，可以用手中掌握的生活丑闻要挟对方。总之，即使他不能把人拉下水，也有办法保护他自己不暴露。”费德勒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他完全滥用了人民赋予他的权力。”他恢复了以前的语调，接着说下去：

“大家都知道了伦敦方面的伎俩。他们将蒙特的情况列为最高机密，他们默许蒙特招募雷迈克进来，部署蒙特和英国驻柏林机构间的非直接联系，也就是通过雷迈克和德·扬以及利玛斯联系。所以大家应该这样来理解利玛斯提供的信息，这样才能了解蒙特的卖国行为。”他转过身来，直接面对蒙特，大声说：“你是阴谋家，恐怖分子。你出卖了人民的利益！”

“我的话基本结束了，仅还有一点要说明。大家一直以为蒙特是人民忠诚而尽职的战士，那是因为他除掉了所有可能揭发他罪行的人。他以保卫人民利益为名，干着法西斯卖国勾当。并且设法一步一步在我们‘部门’里往上爬。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罪行吗？为此，一直在护着卡尔·雷迈克的他，发现雷迈克已经被人怀疑的时候，立即就下令将雷迈克当场处决。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还派人杀死了雷迈克的女人。请你们向中央汇报看法的时候，一定要说明这个人的行为是如何的残忍、恶毒。对汉斯·迪爱特·蒙特来说，判他死刑都是轻的。”

21　证人

法庭主持人转向坐在费德勒对面那个穿黑西装的小个子男人。

“卡尔顿同志，你是蒙特同志的辩护人。你要对证人利玛斯进行问话吗？”

“要问的，要问的，我这就开始。”他回答说，接着费力地站起来，戴上他的金丝边眼镜。他看上去很慈祥，有点土气，头发全白了。

“蒙特同志问题的要点在于，”他发言了，说话的音调掌握得很好，听起来很顺耳，“利玛斯没有说真话。而费德勒同志出于无意或出于恶意落入了敌人意在破坏我们‘部门’的阴谋。这会极大影响到保卫国家的机关部门的声誉。我们都知道卡尔·雷迈克是一名英国间谍，那是证据确凿的事情。可我们不认为蒙特是他的同伙，不认为蒙特因金钱而叛党。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蒙特有罪，有的是费德勒同志被权力冲昏头脑所编造出的臆想。我们可以发现，利玛斯从柏林回到伦敦后，就开始演戏了。他迅速变得堕落、酗酒和负债，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殴打一个做小生意的人，还摆出一副反美的姿态。这一切都是为了吸引我们‘部门’的注意。我们相信，英国情报部门精心设计了一套陷害蒙特同志的方案，包括存钱到外国银行，再把取钱的时间和蒙特出差的时间吻合起来，编造一段吉勒姆说过的话，让我们知道头儿和雷迈克曾撇开利玛斯单独会谈等等，都是其阴谋的组成部分。而费德勒同志的野心被英国方面得知后，就策划借他之手来除掉—实际上是谋害—蒙特。现在我们国家忠诚的卫士蒙特正遭受着死亡的威胁。

“英国情报机构一直致力于颠覆、破坏我们国家，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还会有人觉得奇怪吗？在柏林墙建立，西方间谍难以进入的情况下，他们还有什么别的诡计可以实施？我们正是中了敌人的这个诡计。而我们把费德勒同志往好处想的话，他是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往坏处想的话，他是和帝国主义间谍合谋破坏我们国家的安全，残害无辜。”

“我们也有一名证人。”他和气地对法庭人员说，“是的。我们也有证人。难道长期以来蒙特同志对费德勒所热衷的阴谋一无所知吗？真的是那样吗？其实他几个月前就知道费德勒要动坏脑筋了。而正是蒙特下令对伦敦的利玛斯进行策反。如果他真的心里有鬼，那又怎么会去冒那个险呢？难道他疯了吗？

“当在海牙对利玛斯的初始审讯报告送到了中央以后，蒙特同志难道会看都不看扔掉吗？当利玛斯来到我们国家后，费德勒急着要对他进行单独审讯，并且不上报审讯结果的情况下，难道蒙特同志就迟钝到对费德勒的行为一点都没有察觉的地步吗？其实当彼得斯从海牙发回第一份审讯记录的时候，蒙特看到上面记载的利玛斯去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的日期后，一眼就看出那是个阴谋，一个针对蒙特本人的阴谋。那些日期确实和蒙特出差到丹麦和芬兰的日期相吻合，因为那是伦敦方面特别选定的。蒙特对费德勒所谓的‘早期迹象’一清二楚，蒙特本人也在‘部门’内部追查内奸……

“所以一旦利玛斯来到民主德国，蒙特就饶有兴趣地看着利玛斯用暗示和歪曲的手段引起费德勒的怀疑。利玛斯手段高明，从不把戏演过头。他怀着险恶的用心，貌似无意地把人引入歧途。阴谋的基础打好后，费德勒把它和黎巴嫩那个提供情报的人再联系起来，试图证明在我们‘部门’内部潜伏着内奸……

“他们干得还挺漂亮。如果他们得逞的话，那是英国方面在损失了雷迈克、遭受重创后取得的重大胜利。

“蒙特同志尽管有所防备，英国方面还是在费德勒的帮助下，实施了要置他于死地的阴谋。

“蒙特下令对利玛斯在英国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到利玛斯退职后所扮演的双重角色的细节。他希望在这场精心策划的阴谋中找到对手的破绽。他认为利玛斯在长期的阴谋活动中，面对贫困、酗酒、堕落以及孤独，会露出他的马脚。利玛斯有可能会去找个伴，最可能去找个女伴，会渴望有肌肤之亲，会试图找回真实的自我。蒙特同志算准了。就连利玛斯那样有经验的特工也确实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是人都难免……”他说到这里微笑起来，“大家很快就会见到证人，证人就在这里，蒙特同志早有防备，所以把证人找来了。我马上就会招证人上来。”他像是要开个玩笑，卖个关子。“在此之前，我还要对这位阴谋害人的阿历克·利玛斯先生问一两个问题。”

“你说，”他开始问，“你是一个阴谋家吗？”

“别犯傻了。”利玛斯不客气地说，“你清楚，是你们来找我的。”

“是的，没错。”卡尔顿说，“你真高明。这个问题先不谈。我问你，那时候你是身无分文吗？”

“可以那么说。”

“会有朋友借钱给你吗？或者送钱给你？或者帮你还债？”

“如果有的话，我就不在这里了。”

“一个都没有？就不会有一个好心人或者一个你几乎忘记的朋友去帮你一把，帮你摆脱债主或帮你做些什么吗？”

“没有。”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你认识乔治·史迈利吗？”

“当然认识。他也在圆场工作。”

“他已经离开英国情报部门了吗？”

“在芬南案件结束后就离开了。”

“啊，也就是和蒙特有关的那件案子。那以后你见过他吗？”

“见过一两次。”

“是在你离开圆场后见到的吗？”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

“不是。”他说。

“他没去监狱探望你？”

“没有，没人探视过我。”

“在你进监狱前呢？”

“也没有。”

“就在你出狱那天，有人和你搭上了，是那个叫阿什的男人，是这样吗？”

“是的。”

“那一天你和他一起吃了午饭。你们分手后，你去了哪里？”

“记不得了。可能是去了酒吧。想不起来了。”

“我来帮你回忆吧。你最后去了舰队街，在那里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接着不停地换乘汽车、地铁和出租车，那不符合你这样有经验的人的习惯。最后你到了切尔西，还记得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看我们的报告。那份报告我带来了。”

“也许你说得没错。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乔治·史迈利就住在那附近，这才是问题的重点。有人开车送你到达那里的时候，据我们特工报告，你去了那条街的九号，那里正好是史迈利的住处。”

“那是胡说。”利玛斯认真地说，“我那时要去‘八铃’酒吧，是我常去的一家酒吧。”

“乘私家车去酒吧？”

“那也是造谣。我是乘出租车去的。我有了点钱，就想把钱花了。”

“可你在那之前为什么要绕那么多路呢？”

“没有那回事。他们可能是跟错人了吧，那也是可能的。”

“我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上，你觉得在你离开圆场后，史迈利不可能想着去找你吗？”

“天哪，不可能的事情。”

“在你被关进监狱，在你靠别人施舍度日，在你遇见阿什以后，他都没有去找过你？”

“没有。我不明白你要说明什么，卡尔顿。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那时候就算遇见史迈利，我们也不会相认。双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卡尔顿似乎对他的回答很满意，微笑着点了点头。他扶了扶眼镜，特意看了看面前的资料。

“哦，是啊。”他说，接着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当你要求那个杂货商赊账的时候，你身上有多少钱？”

“没有钱。”利玛斯随口答道，“在那之前一周或者更长时间里，我就没钱了。我想是那样的。”

“那你怎么生活？”

“凑合着过。我那时病了，发烧。一周几乎都没有吃东西。所以后来有些失常—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可那时候你在图书馆还有工资没有领取吧？”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利玛斯厉声问，“难道你……”

“你为什么不去领工资？有了钱，你就不用求人赊账了，不是吗？利玛斯。”

他耸了耸肩膀。

“我忘了。也许是因为图书馆在周六早上不开门。”

“我明白了。你能肯定图书馆在周六早上不开门吗？”

“不能肯定，我是这样猜的。”

“好，谢谢你。我就问到这里。”利玛斯坐下的时候，房间的门开了，一个女人走了进来。那女人粗壮而丑陋，身穿灰色制服，手臂上有臂章。丽兹就站在那女人的旁边。

22　法庭主持

她慢慢地走进法庭，睁大眼睛四处张望，像刚睡醒的孩子突然被带到了光线很强的地方一样。利玛斯已经忘了她还那么的年轻。当看到他坐在两名卫兵之间时，她停了下来。

“阿历克。”

她边上的女卫兵抓着她的手，把她领到刚才利玛斯站的地方。法庭里鸦雀无声。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主持人突然问道。丽兹两只长手臂放在身体两边，手指也都伸直着。

“你叫什么名字？”女主持人提高声调又问了一遍。

“丽兹·戈尔德。”

“你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吗？”

“是的。”

“你是去莱比锡学习的吗？”

“是的。”

“你什么时候入的党？”

“1955年。不，我想是1954年……”

突然出现人体移动的声音、凳子被撞开的声响，还有利玛斯的喊叫声。利玛斯沙哑、高亢而刺耳的声音充满了全房间。

“你们这些浑蛋！快把她放了。”

丽兹惊恐地回过头来，看到站起来的他脸涨得通红，衣服凌乱。一名卫兵正用拳头打他，两个卫兵都在打他，几乎把他打倒。接着把他双臂反剪得很高，迫使他低下头，并且左右推搡他。

“如果他再动，就把他架出去。”主持人命令道。她对利玛斯点了点，警告他说：“以后会给你说话机会的，等着。”她转向丽兹，尖锐地问：“你连入党日期都说不清？”

丽兹没有说话。主持人等了一会儿，只有耸耸肩膀。接着她身体前倾，眼睛紧盯着丽兹问：“丽兹，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知道吧？”

丽兹点点头。

“也教育过你绝不要就党对其他同志的处理意见提出质疑吧？”

丽兹又点了点头。“是的。”她说，“当然。”

“今天就是党对你的一场考验。这儿的事情你知道得越少越好，最好什么都不知道。”她突然加重语气说，“你明白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台上坐的这三个人在党里的职务都很高。我们是代表党中央来的，是为了保卫党的利益而来。我们现在必须要问你一些问题，而你的回答异常重要。只要如实地、大胆地回答问题，就是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

“谁？”她低声问，“谁在受审？阿历克出什么事了？”

主持人看了一眼蒙特说：“也许没人受审。请注意这一点，也许只有指控人，没有受审者。而且什么人受审并不重要。”她接着说：“不让你了解更多情况，是为了保证你作证的公正性。”

小房间里一片寂静。可丽兹说话的声音太轻了，主持人不禁本能地转头去听她说话。丽兹问：“是阿历克吗？是利玛斯受审吗？”

“我告诉你，”主持人坚持说道，“不让你知道是为你好，真的为你好。你老实回答，然后离开。这才是你最聪明的做法。”

丽兹肯定是做了什么动作或说了什么别人无法听清的话，因为主持人又把身体前倾了。她这次很郑重地说：“听着，孩子。你想不想回家？你只要照我说的做就行了，你别……”她突然停下，用手指着卡尔顿，含糊地说：“这位同志要问你一些问题，问题不会多。问完你就可以走了。你要如实回答。”

卡尔顿又站了起来，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像名教堂义工一样。

“丽兹，”他问，“利玛斯是你的情人，对吧？”

她点点头。

“你们是在那家图书馆认识的，你在那里工作，对吗？”

“对的。”

“在那之前你没有见过他？”

她摇了摇头说：“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

“你有很多情人吗？丽兹。”

不知道她如何回答的，这时利玛斯又大骂起来：“卡尔顿，你不是人。”丽兹听到后，转身大声说：“阿历克，不要这样。他们会把你带走的。”

“是的，”主持人冷冷地说，“他们会的。”

“告诉我，”卡尔顿继续平静地问，“阿历克是共产主义者吗？”

“不是。”

“他知道你是共产主义者吗？”

“知道，我告诉过他。”

“丽兹，你告诉他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说了些什么？”

她不知道要不要撒谎，难就难在这里。对方提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让她没有时间思考。这么多人看着、听着、打量着她，她稍有差错，或许就会造成对阿历克的巨大伤害。可她只有了解情况才能知道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如果她说错了什么，也许就送了阿历克的命。她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利玛斯现在身处险境。

“他那时是怎么回答你的？”卡尔顿再次问她。

“他笑了。他对这种事情并不在意。”

“你认为他不在意？”

“肯定不在意。”

台上坐着的那个年轻一些的男人第二次发问，他眼睛半开半闭地问道：

“你觉得那样的态度正常吗？他对社会发展和辩证法的必然性都不在意？”

“我不知道。这是我的看法。就这么回事。”

“算了。”卡尔顿说，“告诉我，他是个快乐的人吗？他经常笑吗？”

“不是，他很少笑。”

“可当你说你是党员时，他却笑了。你知道他为什么笑吗？”

“我想他是看不起共产党。”

“你认为他仇视共产党吗？”卡尔顿很随意地问道。

“我不清楚。”丽兹很无助地说。

“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吗？”

“不……不是。他不是那样的人。”

“可他打伤了那个杂货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吗？”

丽兹突然不再相信卡尔顿这个人了。讨厌他那哄骗人的口气和貌似忠厚的脸。

“我不知道。”

“你也想过这个问题吧？”

“想过。”

“那好，你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没结论。”丽兹干脆地说。

卡尔顿若有所思地看着她，好像有些失望，像是对忘词的学生一样失望。

“你知道，”他问出了一个最直截了当的问题，“你知道利玛斯要去打那个杂货商吗？”

“不知道。”丽兹回答说，她回答得太快了，卡尔顿听后过了一会儿才收起笑容，转为一副好奇又好笑的神情。

“到现在之前，到今天之前，”他又问，“你最后一次见到利玛斯是什么时候？”

“他入狱后我就没有见过他。”她回答说。

“那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他说话的语气温和但坚持着发问。丽兹很讨厌这样面对法庭站着，希望能转过身来，希望能看到利玛斯的脸。那样的话，起码能从他的形态上得到一些提示，她就能据此回答问题了。她心里越来越慌，因为以前到底说了些什么，指控和怀疑什么，她都不知道。他们肯定也知道她想帮阿历克，而现在自己却是这么的孤立无援—怎么就没个人帮她一把呢？

“丽兹，在今天之前你上次和利玛斯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又是那个问题，她真讨厌那个声音，那声音让人腻味。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她回答说，“他和杂货商打架前的那个晚上。”

“打架？那可不是打架，丽兹。杂货商根本就没有还过手，根本就没有机会还手。很没有体育道德嘛！”卡尔顿笑着说。可那笑声令人害怕，因为没有一个人和他一起笑。

“告诉我，那天晚上你是在哪里和利玛斯见面的？”

“在他的住处。他那时候病了，不能出门。他卧床期间，我去帮他烧饭。”

“你给他买食品，帮他采购？”

“是的。”

“你真是好心人。肯定花了你不少钱吧。”卡尔顿很同情地说，“你养得起他吗？”

“我不是在养他。我从阿历克那里拿钱。他……”

“哦，”卡尔顿厉声说，“就是说，他确实还有些钱？”

哦，天哪，丽兹想，我都说了些什么啊！

“他没什么钱，”她马上回应，“很少，我知道的。最多一两个镑。他的钱不超过这个数目。那时候他付不起账单—没钱付电费和房租—那些费用都是在他走了以后，由一个朋友付的。是一个朋友帮助付的，不是阿历克。”

“是啊。”卡尔顿平静地说，“是朋友付的，专门跑过来帮他还债。是利玛斯的老朋友吧，是他搬到那里住之前的朋友吧。你见过他的那个朋友吗，丽兹？”

她摇了摇头。

“我明白了。那个好朋友还付了哪些账单，你知道吗？”

“不……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犹豫？”

“我说我不知道。”丽兹不客气地反驳。

“你刚才确实犹豫了，”卡尔顿解释说，“我是怕你一时想不起来。”

“没有。”

“利玛斯和你说起过他的那个朋友吗？一个知道利玛斯住处的有钱朋友？”

“他从没有谈到过他的朋友。我不认为他有什么朋友。”

“啊！”

法庭里静得怕人，丽兹更是觉得可怕。现在的她像个混杂在正常人群中的盲童，她在完全不知道前因后果的情况下，说出的话由现场听众进行判断。现在一片寂静，她不知道听众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问题。

“你能挣多少钱，丽兹？”

“一周六镑。”

“你有存款吗？”

“有一点，有几个镑。”

“你自己要付的房租是多少？”

“五十先令一周。”

“房租很贵啊，是不是，丽兹？你最近付房租了吗？”

她无助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没有付？”卡尔顿继续问，“你没有钱付了吗？”

她用很低的声音回答说：“我收到了一份房租交纳收据，有人帮我付了房租后寄给了我。”

“那人是谁？”

“我不知道。”眼泪从她的脸上滑落下来，“我不知道……请你不要再问了。我不知道是谁……六周前市里一家银行寄来的……是慈善机构做的……一共一千镑。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是谁……他们说是慈善机构的礼物。你们什么都知道，不如你告诉我那是谁……”

她双手捂着脸抽泣起来，她还背对观众站着。她抽泣的时候，双肩也跟着抽动。大家都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她放下手，但仍然低着头。

“为什么那时候你就不问一问？”卡尔顿直接问道，“难道你经常收到匿名给你的一千镑吗？”

她没有说话，卡尔顿继续问：“你没有问是因为你猜到了什么，对吧？”

她又用手捂着脸，点了点头。

“你猜是利玛斯或者利玛斯的朋友给你的，对吧？”

“是的。”她费力地说，“我听别人说那个杂货商也得到了一笔钱，一大笔钱，是在案件判决后有人付给他的。那里的人对这件事情谈论很多，我知道肯定是阿历克的朋友……”

“那就很奇怪了，”卡尔顿像是在自言自语，“很不寻常。”他接着说：“告诉我，丽兹。在利玛斯入狱后，有人和你联系过吗？”

“没有。”她没有说真话。她现在知道，她可以肯定对方的问题是针对利玛斯的，是关于钱和他朋友的事情，以及那个被打的杂货商。

“你肯定吗？”卡尔顿问，他金丝边眼镜上的眉毛扬了起来。

“肯定。”

“可你的邻居，丽兹，”卡尔顿耐心地反驳说，“你的邻居说有两个男人来找过你，就在利玛斯被判刑以后。丽兹，那两个人难道是你的情人吗？像利玛斯那样的，你随意结交的情人？谁给你了那笔钱？”

“阿历克不是我随意结交的情人。”她叫道，“你怎么能这么说……”

“可他确实给了你钱。那两个男人也给了你钱吗？”

“哦，天哪。”她抽泣着说，“不要问了……”

“那两个是什么人？”丽兹没有回答，接着卡尔顿突然大声斥问，这是他第一次提高嗓门问：“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他们乘轿车过来的。是阿历克的朋友。”

“另外的朋友？他们去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不停地问他告诉了我些什么……他们说如果有需要和他们联系……”

“怎么联系？怎么和他们联系？”

最后她只有说：“他住在切尔西……姓史迈利……乔治·史迈利……让我打电话联系。”

“你打过电话吗？”

“没有！”

卡尔顿放下手中的资料，法庭回到死一般的寂静。卡尔顿指着利玛斯，胸有成竹地用更威严的语气说：

“史迈利想知道利玛斯到底告诉了她多少情况。利玛斯做了一件英国情报机构绝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结交了一个姑娘，找了个女人诉说衷肠。”说到这里卡尔顿笑了起来，像是在讲一个很出色的笑话。

“他和卡尔·雷迈克如出一辙，犯了同样的错误。”

“利玛斯对你谈过他个人情况吗？”卡尔顿接着问道。

“没有。”

“你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

“不是。我知道他曾在柏林工作，担任过公职。”

“那他确实谈过他的情况，对吧？告诉过你说他结过婚吗？”

很长时间的沉默。丽兹点点头。

“他入狱后你为什么不去探望他？你完全可以去探望他的。”

“我知道他不要我去探望。”

“我明白了。你给他写过信吗？”

“没有。不，写过一次……就告诉他，我会等他的。不过我想他并不会放在心上。”

“你认为他并不想你等他？”

“是的。”

“当他服刑期满后，你就没有设法去和他联系？”

“没有。”

“那时候他有地方去吗？他有没有机会找到工作—他的朋友会给他帮忙吗？”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

“你那时实际上已经断绝了和他的关系，对吗？”卡尔顿讥笑着问，“你又找到别的情人了？”

“没有！我要等他……我一直等着他。”她平静了一下情绪，“我想等他回来。”

“那你为什么不写信给他？为什么不想办法去找到他？”

“他不希望那样做，你不明白吗？他让我发过誓……不要去找他……永远不要……”

“也就是说，他是故意要被关进监狱的了，不是吗？”卡尔顿带着胜利的神情说。

“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没办法回答你……”

“在你们最后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卡尔顿坚持问着，嘶哑的声音里有着欺负人的意味，“也就是他打杂货商前的那个晚上，他没有让你再次发誓？……有没有？”

她觉得非常的疲倦，可怜巴巴地点了点头说：“有过。”

“然后你就对他说再见了？”

“我们相互说再见的。”

“当然那是在吃完晚饭后吧。应该很晚的时候说的吧。那天你和他一起过夜了吗？”

“晚饭后，我回家去……没有直接回家……我在外面逗了一段时间，去的地方忘了，就是在外面走走。”

“他要和你分手的理由是什么？”

“他没有和我分手。”她说，“绝不是分手。他说他有件必须要去完成的事情，要去找个人把账算清楚，是无论如何都要做的事情。事情结束后，有一天也许……他将……回来，如果我还在的话……”

“可你说过，”卡尔顿用讽刺的口气提醒她，“你说过要永远等着他，没错吧？你会永远地爱着他？”

“是的。”丽兹肯定地回答。

“他说过要给你送钱吗？”

“他说过……他说如果事情还顺利的话……会有人照顾我的。”

“所以后来你收到所谓慈善机构送来一千镑时，就没有多问，是不是？”

“是的！是的，你说对了。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其实你早就已经知道了……你们什么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我？”

卡尔顿无动于衷地等着她停止抽泣。

“这就是，”他最后对面前的法庭人员说，“辩护方的证据。像这样一个感情控制了理智，被金钱冲昏头脑的人，却被我们英国的同志们选为党的干部，我觉得非常遗憾。”

他看了一眼利玛斯，再严厉地盯了一眼费德勒，他接着说：

“她是个傻瓜。可利玛斯遇到她，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幸运。反革命阴谋因为阴谋家们的生活堕落而暴露，这是早就有过的事情。”

卡尔顿对着法庭稍稍鞠了个躬，坐了下去。

他坐下后，利玛斯站直了身体，这次那两个卫兵并没有阻止他。

伦敦方面真是昏了头。他告诉过他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当真—让他们不要管她。现在清楚了，他一离开英国—在那之前，甚至在他入狱后—就有傻瓜去帮着付账单、安抚那个杂货商和房东，还有照顾丽兹了。都是非常不明智的傻事。他们想要干什么—要害死费德勒，毁掉他们的情报员，破坏他们自己布置的行动吗？是史迈利出于他那害人的同情心做出的个人行为吗？现在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丽兹和费德勒摆脱干系，自己把戏演下去。不过这样的话，他自己可能就难以保命了。只要能保住费德勒—如果可能的话—丽兹就还有脱身的机会。

他们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多？有一点他肯定，非常肯定，那天下午去史迈利家的时候没人跟着。还有钱的事情—他们怎么知道他在总部偷钱的事情？那件事情设计得仅让内部人知道的……他们怎么会知道？天哪，怎么会的？

他迷惑、生气并且觉得羞辱，像走向绞刑架一样，慢慢地沿着过道往前走。

23　招供

“好吧，卡尔顿。”他脸色苍白，表情严峻。他仰着头，脸向一边微微歪斜着，像是在倾听远方传来的声音。他纹丝不动，这并不是因为他屈服了，而是由于他极力克制着自己。他的整个身躯仿佛被钢铁般的意志所控制着。

“好了，卡尔顿，让她走吧。”

丽兹看着他，她的脸满是泪痕而变得难看，黑色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不，阿历克……不要。”她说。房间里仿佛再没有别的人，只有利玛斯挺直身体像个军人似的站着。

“别告诉他们，”她提高嗓音说，“什么都不要告诉他们。你不要管我……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阿历克，我真的无所谓了。”

“闭嘴，丽兹。”利玛斯笨拙地说，“已经来不及了。”说着他转向主席台。

“她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知情。放她走，送她回家。我就告诉你们一切。”

主持人快速地看了看她边上的两个人，考虑了一下才说：

“她现在可以离开法庭，但在这里的事情结束之前，我们不能送她回家。我们要再看看怎么安排。”

“她根本就不知情，我告诉你们。”利玛斯大声说，“卡尔顿说对了，你们不明白吗？这是我们的一次行动，有计划的行动。这种事情怎么会让她知道！她只是一家破图书馆里受气的小姑娘—她对你们一点用都没有！”

“她是证人，”主持人不客气地回答说，“费德勒可能也要问她问题。”这次不称费德勒为同志了。

费德勒听到有人提他的名字，仿佛如梦初醒。丽兹也第一次认真地看了看他。费德勒用他那深邃的棕色眼睛也看了她一会儿，接着露出浅浅的微笑，像是认出了她的种族。他个头不高，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但不紧张，这是丽兹对他的印象。

“她确实什么都不知道。”费德勒说，“利玛斯说得对，让她走吧。”他说话的声音很疲倦。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主持人问，“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你真没有问题问她了？”

“她能说的都已经说了。”费德勒低头看着自己放在膝上的双手，好像研究双手比关注法庭进程更重要似的。“事情基本清楚了。”他点点头，“放她走。她不能告诉我们她不知道的东西。”他又带着嘲弄的口吻说：“我没有问题问这名证人。”

一名卫兵打开了门，向外面叫了一声。法庭里很静，大家听到一个女人的应答声传来，接着是那人走近的脚步声。费德勒突然站起身来，挽着丽兹的手臂，领着她走到门口。她到门口时，回头朝利玛斯那边看去。利玛斯像个怕见血的人似的，躲避了她的目光。

“回英国去吧。”费德勒对她说，“你回英国去吧。”丽兹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女卫兵搂着她的肩膀，不是安慰而是怕她站不稳，把她领出了房间。卫兵关上了门。她的哭声逐渐消失在门外。

“我没什么多说的。”利玛斯开始说，“卡尔顿说得没错。这是一个圈套。我们失去了卡尔·雷迈克，也就失去了东德地区唯一管用的情报员。在那之前，我们已经遭受了太多的损失。我们不能理解—蒙特为什么能有那种先知先觉的本事。于是我回到伦敦去见头儿，还见了彼得·吉勒姆和乔治·史迈利。乔治其实已经退休了，在研究什么学问，研究哲学之类的问题吧。

“总之，他们一起策划了这次行动。就是派一个人去陷害他，这是头儿的原话。让对方自相残杀。为此我们设计了一套计划，史迈利称之为‘推理’。假使蒙特是我们的间谍，我们会怎样给他送钱呢，文件会是怎么样的呢，把那些细节都考虑到了。彼得想起一两年前曾经有个阿拉伯人要把你们‘部门’的组织机构图卖给我们，那件事情也是他经手的，在那次交易中，我们把事情搞坏了。于是彼得就想将错就错，就装着我们是因为已经掌握了那些情报所以才拒绝那次交易的。这是个高明的计策。

“其他的情况你们都能想象出来了。我假装酗酒、出经济方面的问题，散布挪用公款的谣言等等。那都是些有计划的安排，我们让会计科一个女人还有其他几个人帮着散布那些谣言。他们把事情弄得像真的一样。”接着他有些自豪地说：“后来我选了一个星期六的早上，那时候人最多，演了那场打人的戏。使得当地的报纸—包括《工人报》—都报道了，以便引起你们的注意。事情就这样继续了下去。”他又轻蔑地说了一句，“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掘坟墓。”

“掘你的坟墓。”蒙特平静地说。他惨白的双眼若有所思地盯着利玛斯，接着说道：“也许还有费德勒同志的坟墓。”

“你根本不应该怪费德勒。”利玛斯冷冷地说，“他正好被我们利用，你们‘部门’里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想让你完蛋，蒙特。”

“我们要让你完蛋。”蒙特肯定地说，“你谋杀了一名看守，还试图谋害我。”

利玛斯干涩地笑了笑。

“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蒙特。史迈利总是担心行动会出错，他说事态到后面可能会演变得无法控制。他变得有些糊涂了，这你也应该知道。自从芬南那件案子以后，也就是蒙特在伦敦干下那些事情之后，他就不一样了。据说这就是他离开圆场的原因。所以我到现在也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管我账单和那个姑娘的事情。肯定是史迈利故意破坏这次行动，肯定是故意那样做的。他肯定是丧失了工作信心，当起老好人来了。那么艰苦的准备，行动进行得也很困难，最后却毁在他手里。

“不过史迈利很恨你，蒙特。我们心里都非常恨你，尽管我们嘴上不说。我们就是想和你玩场游戏，较量一下……现在很难说清楚了。我们知道已经被逼到角落了：以前输给了蒙特，这次我们干脆去除掉他。这就是一场赌博。”他转身向着法庭组成人员说，“你们错怪费德勒了，他不是我们的人。伦敦方面怎么会在费德勒这样职位的人身上动脑筋呢？不过我承认，他们是要利用他。我们知道他恨蒙特。当然他完全有恨蒙特的理由。费德勒是个犹太人，对吧？你们大家都清楚，肯定知道蒙特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吧？”

“我来说几句你们都不敢说的话：蒙特一直压着费德勒一头，同时还因此嘲笑费德勒的犹太人身份。你们都知道蒙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容忍蒙特是因为他工作能力强，但是……”他停顿了一会儿才接着说，“看在老天的分上……就算费德勒不卷到这个事情里，其他人也会被牵涉进来的。我告诉你们，费德勒没有什么问题……思想坚定，你们是经常这样评价一个人的吧？”

他看着法庭桌边的人。他们不动声色，甚至有些好奇地看着他，眼神冰冷而从容。费德勒已经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似乎并不在意地听着。他满不在乎地盯着利玛斯看了一会儿才开口说话。

“利玛斯，你说都是你把事情弄糟了，对吧？”他问，“像利玛斯这样的老手，一辈子从事间谍工作的人，居然会栽在了一个女人手上？按你们的话说，那个在破图书馆里受气的小姑娘手上？伦敦方面肯定知道那个情况，史迈利也不可能私自行动。”费德勒转向蒙特说：“这件事情很奇怪，蒙特。他们肯定知道你会对他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所以利玛斯才演了那些戏给人看。可他们居然会在事后给杂货商送钱，帮他付房租，还给那个姑娘付房租。这些不都是很让人费解的事情吗……像他们那么有经验的人……还送给那姑娘一千镑，并且那个姑娘还是个党员，应该是有些觉悟的人吧。不要对我说那全是史迈利良心发现才做出的事情。那一切都是伦敦方面的安排。真敢冒险啊！”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史迈利有一点说对了，我们难以控制事态的发展。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你们会把我带到这里来，我们想到了会把我带去荷兰，但没有想到会来这里。”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也从没有想到你们会把那个姑娘带来，我真是个傻瓜。”

“可蒙特却不傻。”费德勒立即插嘴说，“蒙特知道要去找谁，他甚至知道那个姑娘能提供证据。我要说蒙特也太神通广大了，他甚至知道有人帮她付房租的事情—简直太厉害了。我的意思是，他怎么可能知道得那么多？她又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我了解那个姑娘，也理解她……她肯定不会把那种事情告诉别人。”他看了蒙特一眼。“也许蒙特能告诉我们，他是怎么知道那个情况的？”

蒙特犹豫了一下，利玛斯觉得他犹豫的时间稍长了一些。

“她自己表现出来的。”他说，“一个月前她把每月上交的党费增加了十个先令。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去调查她为什么能多交党费，并且调查清楚了。”

“解释得太漂亮了。”费德勒冷冷地回答。

又是一阵沉默。

“我认为，”主持人看了看身边的两个人说，“本法庭现在应该把这些情况向中央汇报。当然，”她那冷酷的小眼睛看了费德勒一眼，接着说，“除非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费德勒摇了摇头，觉得这一切很有趣似的。

“那样的话，”主持人接着说，“我们一致同意立即解除费德勒同志的职务，直到中央纪律委员会拿出对他的处理意见为止。

“利玛斯已经在押。不过我要说明的是，本法庭并没有执法权。人民检察官和蒙特同志一起将会对这个英国间谍和杀人犯作出他应得的惩罚。”

她透过利玛斯看了看蒙特。蒙特正盯着费德勒，眼光像给人套上绳索的刽子手一样，冷漠无情。

突然，利玛斯像是大梦初醒，完全明白了这其中的奥妙。

24　政委

丽兹背对着女看守，站在窗前，茫然地望着外面的小院子，她估计那是犯人们放风的地方。她现在站的地方是一间办公室，电话旁边的桌子上放有食物，可她什么也没有吃过。她觉得不舒服，疲惫不堪。她的腿很痛，哭过的脸上发干，有种僵硬的感觉。她觉得身上很脏，很想洗个澡。

“你为什么不吃点东西？”那个女人再次问她，“事情全过去了。”她说话不带感情，像是觉得她有东西不吃是个傻瓜似的。

“我不饿。”

女看守耸耸肩，“你可能要赶很多路，”她说，“何况到了那边也没什么吃的。”

“你说什么？”

“英国的工人们在挨饿，”她很得意地宣布，“资本家使他们吃不饱饭。”

丽兹想说些什么，却觉得说了也没用。此外，她也想知道，必须知道一些情况，而这个女人也许能告诉她。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吗？”女看守笑了，“你应该问问外面那些人。”她说着对窗外方向点了点头。“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什么地方。”

“他们是谁？”

“囚犯。”

“什么样的囚犯？”

“国家公敌，”她马上回答说，“间谍、反革命分子。”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间谍？”

“党知道就行了。党比群众更了解他们自己。你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吗？”女看守看着她，摇了摇头说，“英国人啊！富人毁掉了你们的未来，你们却养肥了富人—你们英国就是这种情况。”

“谁告诉你的？”

那女人笑了笑，什么都没说。她似乎觉得很得意。

“这里是关间谍的监狱？”丽兹坚持问道。

“关的是那些没能认识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是那些忘乎所以的人，以及企图阻挡我们前进步伐的人，是关那些卖国贼的监狱。”她最后概括了一下。

“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只有消灭个人主义，才能建设共产主义。如果有臭猪在你的地方造猪圈，你就没办法建造一座宏伟的大厦。”

丽兹惊奇地看着她。

“谁告诉你这些话的？”

“我是这里的政委，”她自豪地说，“我就在这座监狱工作。”

“你真聪明。”丽兹恭维她说。

“我属于工人阶级，”那女人尖刻地说，“必须打破脑力劳动者更优越的偏见。人不分等级，都是劳动者。不能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起来。你们学习过列宁的著作吗？”

“那这所监狱里关的都是知识分子？”

那女人微笑着说：“是的。”她说，“他们是自称进步的反革命。他们借个人主义之名反对我们的政权。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评价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吗？”

丽兹摇了摇头。她一定要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必须让这个女人多说些话。

“他说，如果当时就把那几个作家杀了，也就不会出那种事情了。”

“他们现在要杀谁？”丽兹迅速问道，“审讯后要杀谁？”

“利玛斯。”她冷冷地回答，“还有那个犹太人费德勒。”丽兹想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快要站不住了，于是抓着椅背，费力地坐了下去。

“利玛斯犯了什么罪？”她低声问。那女人用狡诈的小眼睛看着丽兹；女看守体形高大，稀疏的头发梳到后脑勺，在肥胖的粗脖子后面挽成一个髻，满脸的横肉松弛无力。

“他杀了一名卫兵。”她说。

“为什么？”

那女人耸耸肩膀。

“还有那个犹太人，”她接着说，“合谋陷害我们党的忠诚卫士。”

“他们也要杀了费德勒吗？”丽兹难以置信地问。

“犹太人都是一路货。”那个女人说，“蒙特同志知道怎么对付犹太人。我们这里根本就不需要他们那种人。犹太人如果入了党，就会认为党是他们的了。如果他们没有入党，就会认为党要迫害他们。据说利玛斯和费德勒合谋陷害蒙特。那些东西你不吃吗？”她指着桌上的食物问，丽兹摇了摇头。那个女人装出一副不得已的样子，说道：“那我就吃了。”“他们还给你送来了土豆。做饭的是你的情人吧？”她这种幽默情绪一直持续到她把饭吃得精光。

丽兹回到了窗前站着。

丽兹脑子里乱作一团，混杂着羞辱、悲伤和恐惧，然而，她忘不了利玛斯那可怕的样子，那是她和利玛斯的最后一面：他挺直身体坐在椅子上，回避了她的目光。是她害了他，以至于他不想在死前让她看到，看到他脸上露出的轻蔑和恐惧的神情。

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利玛斯事先把要做的事情告诉她—其实到现在她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会为他撒谎，为他掩饰，为他做任何事。可惜他没有事先告诉她！他应该了解她，他最终应该知道她一定会对他言听计从，她一定会和他同甘共苦的。她是多么渴望能有机会分担他的一切啊。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她怎么知道如何去回答那些别有用心的问题呢？她似乎引起了无尽的麻烦。她心绪不宁，浑浑噩噩之中，她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事情：有人告诉她，她每走一步路都要踩死成千上万的微小生物，她听了，吓得要命。这件事情中，无论她说真话还是假话，甚至不说话，她都无法避免地害死了一个人。也许是两个人，还有那个对她很客气，挽着她出门，让她回英国去的犹太人费德勒。他们要枪毙费德勒，那个女人就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枪毙的是费德勒？而不是那个一直提问的老头，或者是那个坐在前排看守当中的人。那个人一直微笑着，她那时只要一转眼就能看到他那头金发，和那张微笑着的冷酷的脸。真是笑话。想到利玛斯和费德勒是一条战线上的，她不禁有些松了口气。她又转过身来，问那个女人：

“为什么我们要等在这里？”

女看守把面前的餐盘推开，站了起来。

“等命令。”她回答说，“他们将决定你是否要继续待下去。”

“待下去？”丽兹茫然地问。

“事关证据问题。可能要审判费德勒。我告诉过你，他们怀疑费德勒和利玛斯合谋陷害。”

“陷害谁呢？他怎么可能在英国陷害到这里来？他是怎么来的？他又不是党员。”

那女人摇了摇头。

“这是机密。”她回答，“是党中央关心的事情。也许是那个犹太人把他带到这里来的吧。”

“可你知道，”丽兹继续问，口气中带着讨好的意味，“你是监狱的政委啊。连你都不知道吗？”

“有可能。”那个女人得意地回答，“这可是非常秘密的事情。”她重复说道。

电话铃响了，那女人拎起话筒接听。过了一会儿，她瞄了丽兹一眼。

“是的。同志。马上。”她说着放下了话筒。

“你还要待下去，”她生硬地说，“中央将对费德勒作出处理。在此期间，你要待在这里。这是蒙特同志的意见。”

“谁是蒙特？”

那个女人一副很狡猾的样子。

“是中央的指示。”她说。

“我不想再待下去了，”丽兹叫道，“我想……”

“党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那女人回答说，“你必须待在这里，这是党的指示。”

“谁是蒙特？”丽兹又问她，可她还是没有回答。

丽兹跟着她慢慢地走过长长的过道，经过有卫兵把守的铁栅，以及铁门后悄无声息的房间，下了无数的台阶，走到地下，她简直认为要走到地狱去了。等利玛斯被处死时，大概也不会有人来告诉她。

牢房外面的过道上传来脚步声，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可能是晚上五点钟—也可能是午夜。她一直醒着，茫然地面对漆黑的四周，期望听到什么动静。她从来没有想到寂静会是这么可怕。有一次，她大叫一声，什么回声都没有，只有自己的声音在耳边环绕。在这里，声音在黑暗中传播，接着就像泥牛入海，了无回音。她坐在床上，伸手向四周划动。无所不在的黑暗是那么沉重，她像是在水中划动手臂似的。她知道，这间牢房很小，里面有一张床，她现在正坐着，还有一个不带水龙头的洗手池和一张简陋的台子。这都是在她刚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她一进来灯就灭了，她摸索着到了放床的位置，小腿还碰到了床架。上床后她一直待在床上，吓得发抖。直到她听到外面的脚步声，接着门被突然打开了。

尽管她只能借助过道上的昏暗灯光分辨对方的身影，她还是立刻就认出了他。那人衣着整洁，身手敏捷，脸部轮廓分明，过道的灯光照在他那短短的金发上。

“我是蒙特。”他说，“跟我走，快点。”他压低的嗓音中透出无所谓，像是并不怕别人听到。

丽兹突然觉得非常恐惧。她想起了女看守的话：“蒙特知道怎么对付犹太人。”她于是站在床边，盯着对方，不知道如何是好。

“快点，你这个傻瓜。”蒙特向前一步，抓住了她的手腕，“快点。”她就让他拉到了过道上。她迷惑地看到蒙特悄悄地把那间牢房的门重新锁上。他接着一把拉着她的手臂，拖着她一路小跑走过了第一条过道。她只能听到远处隐约有空调机的运转声，有时在旁边岔道上还有其他人的脚步声传来。她注意到有时候蒙特在走到过道交叉处会犹豫一下，有时候停下来伸头看一看再走。他一直走在前头，确认前方没人后，才示意她跟上。他似乎知道她会跟上来，知道为什么要跟着他似的，有点把她当同伴的意思。

他突然停下脚步，把钥匙插进一扇破旧金属门的锁孔里。她惊恐地等待着。他用力向外推那道门，接着一阵冬夜里清新的冷风扑面而来。他又很急切地叫她快点跟上。她跟着走下两级台阶，踏上一条穿过杂院的土路。

他们沿路来到一个精致的哥特式门洞，那里有大路可通了。门洞外停着一辆轿车，阿历克·利玛斯就站在车旁。

“离远点儿，”蒙特在她向前走的时候警告她说，“等在这里。”

蒙特一个人先走了过去。她看到那两个男人站在一起低声说话，似乎谈了很长很长时间。她的心怦怦直跳，因寒冷和恐惧而浑身发抖。蒙特终于回来了。

“跟着我。”他说，领她到了利玛斯身边。两个男人相互对望了一会儿。

“再见。”蒙特冷淡地说，“你是个傻瓜，利玛斯。”他又加了一句：“她和费德勒一样，都是贱货。”他说完就一言不发地快步走进了黑暗中。

她伸手要去拉他，他转身把她的手挡开。他拉开车门，点头示意她上车，可她犹豫着。

“阿历克，”她低声说，“阿历克，你在干什么？他为什么要放你走？”

“闭嘴！”利玛斯咬着牙说，“不要管那么多。听到吗？上车。”

“他说要怎么处置费德勒？阿历克，他为什么放我们走？”

“他让我们走是因为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上车去，快点！”在他超常的影响力下，她上车并且自己关上了车门。利玛斯坐上了她旁边的驾驶席。

“你和他达成了什么交易？”她坚持问道，语气中含着怀疑和恐惧。“他们说你合谋陷害他，说你和费德勒合谋。现在他怎么会又放了你呢？”

利玛斯把车启动后，沿着那条窄路快速行驶起来。路的两边是荒芜的田地，远处都是在夜色中隐现的山丘。利玛斯看了看他的手表。

“我们要在五小时内赶到柏林。”他说，“必须在十二点三刻前到达哥本尼克。时间应该很充裕了。”

有一段时间，丽兹什么都没说，只是透过风挡盯着车前的路，觉得很多事情似懂非懂，脑子里乱作一团。天上挂起了一轮明月，月光像是在大地上洒下了一片白霜。他们的车开上了高速公路。

“你是对我觉得内疚吗？阿历克。”她终于开口了，“所以你才想办法让蒙特放了我？”

利玛斯什么话也没说。

“你和蒙特是敌人，不是吗？”

他还是什么都不说。他现在把车开得很快，时速表上指示速度到了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高速路不太平整，她注意到他一直把车大灯开着，和对面车道的车辆迎面而过时也不关大灯。他身体前倾，双肘几乎快要抵在方向盘上。车开得很猛。

“会把费德勒怎么样？”丽兹突然发问，这次利玛斯回答了。

“他会被枪毙。”

“那他们为什么不枪毙你？”丽兹马上接着问，“你和费德勒合谋陷害蒙特，这是他们说的。你还杀了一名看守。为什么蒙特会放你走？”

“够了。”利玛斯突然大喊了一句，“我告诉你，告诉你那些你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好了。听着：蒙特是伦敦方面的人，伦敦方面的间谍。他在伦敦工作的时候被他们收买了。我们这次倒霉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全蒙特，帮他对付那个聪明的小个子犹太人，使他摆脱开始被费德勒怀疑的局面。伦敦方面要借我们的手杀了他，杀了那个犹太人。现在你知道了吧，老天帮我们做到了。”

25　柏林墙

“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历克，”她过了一会儿才问，“我在此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她的语气很平静，有些就事论事的意味。

“我也只能根据我知道的情况和我们走前蒙特告诉我的情况进行一些推测，丽兹。费德勒对蒙特起疑，蒙特从英国回来后就引起了费德勒的怀疑，他认为蒙特是个双重间谍。他恨蒙特，那也不奇怪，他有理由恨蒙特，而且他对蒙特的怀疑也是正确的，蒙特确实是伦敦方面的人。由于蒙特一个人很难除掉已经有些势力的费德勒，所以伦敦方面就决定帮他把费德勒干掉。我知道他们很会设圈套，很会搞这种事情，知道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商讨这类计划。他们明白仅仅除掉费德勒并没有用处，因为费德勒会把他的怀疑告诉朋友，或者将之公之于众。所以必须彻底消除别人对蒙特的怀疑，让他重获大家的信任。这就是他们要为蒙特做到的事情。”

他把车换到左边的车道，想超过一辆大货车。而那辆大货车也突然换道，使他不得不猛踩刹车，才没有撞到车左边的护栏上。

“他们让我去陷害蒙特。”他简单地说，“他们说一定要杀了蒙特，让我来实施这次行动，并且是最后一次行动。所以我才去演那些戏，包括打那个杂货商……那些你都已经知道了。”

“还包括找个女人？”她平静地问。利玛斯摇了摇头。“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他接着说，“蒙特掌握了所有情况；他早就知道整个计划。他和费德勒一起安排把我接到这里。接着他让费德勒审讯我，因为他知道最终费德勒一定会中计的。我的任务就是要让他们认为蒙特是英国间谍—而他确实是英国间谋。”他犹豫了一下。“要你做的就是让别人不相信我。而最终目的就是除掉费德勒，把蒙特从反革命阴谋中拯救出来。在通常情况下，情人必然做出这样的反应。”

“可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呢？”丽兹叫道，“老天啊，阿历克，他们连别人相爱这种事情也都了解吗？”

“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有没有都不要紧。他们选中你是因为你年轻、漂亮，并且是党员，还知道如果发出邀请的话，你会来德国。是职业介绍所那个叫皮特的人介绍我去图书馆工作，而皮特以前也是一名特工。估计是他们让他这样安排的。他们只要把你我放在一起工作几天就行了。就算我们没有关系，他们照样会去找你，给你送钱，造成一种我们之间有关系的假象。你明白了吗？也许还要装出一副热恋的样子。在这之后，他们只要造成一种假象，就是他们按我的要求给你送了钱，那就可以了。而事实上，我们之间的关系使他们觉得更好办了……”

“是的，是这样的。”她又补充道，“我觉得自己很下贱，阿历克，像是被人拉去配种的牲口一样。”

利玛斯没有说话。

“那样一来，你们部门就更没有什么觉得良心不安的了吧？剥削利用一个党员，比利用其他人更好？”丽兹接着说。

利玛斯说：“也许吧。他们不会考虑到这些的。一切都为了行动的便利。”

“我本来会在这里坐牢的，对吧？蒙特就想让我关在这里，不是吗？他肯定觉得没必要冒险—因为我听到了太多情况，也能猜出太多的东西了。毕竟，费德勒是清白的，对不对？就因为他是犹太人吗？”她激动地问，“难道就因为他是犹太人吗？”

“哦，天哪！”利玛斯大声说。

“蒙特肯放了我，真是奇怪。就算是他和你达成交易的一部分，也是件奇怪的事情。”她沉思着自语道，“我现在成了危险人物了，不是吗？我们回到英国后，我是说：一个党员知道了这些情况……他不应该放我走啊。”

“我是这样想的，”利玛斯回答说，“他是想利用我们逃跑这个情况来向中央证明，他们部门里还有费德勒的同伙，需要继续打击。”

“打击其他的犹太人？”

“让他有机会加强他的地位。”利玛斯简要地说。

“通过屠杀更多的无辜者？你好像对此一点都不在乎啊。”

“我当然在乎。我觉得羞辱和气愤，觉得不自在。可是我们的背景不同，丽兹，我看那些问题不需要像你们那样是非分明。做这种事情的人都在冒险。现在是费德勒输，蒙特赢，伦敦方面赢，那就行了。这是一次很见不得人的行动，但只要达到目的就行。”他音调越说越高，最后几乎是在喊叫。

“你这是在自我辩护，”丽兹大声说，“他们干的事情太恶毒了。你们怎么可以杀了费德勒—他是好人，阿历克。我知道他是好人，而蒙特……”

“你到底在抱怨什么啊？”利玛斯很不客气地说，“你们的党不是坚持要不断斗争吗？不是要为集体而牺牲个人吗？你们不是说社会主义者就要日夜奋斗，进行无情的斗争吗？现在你至少保住了性命，我可没有听说过共产主义者要珍惜生命的—也许是我搞错了？”他又讽刺说：“我承认，是的，我承认你也可能被除掉，按规矩应该那样。蒙特是个十足的恶棍，他哪里会放你一条生路。他保证过要尽力保住你，可也不一定靠得住。所以你在今天或者明年或者二十年以后都可能被害，还可能被害在工人当家做主的国家里。我也一样。不过我好像还记得共产党的目标就是摧毁所有阶级。我说得没错吧？”他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一包烟，掏出两根连同火柴一起递给了她。她点烟的时候，手指发抖，接着把一根烟递回给利玛斯。

“你已经全都想通了吧？”她问。

“我们正好是合适人选。”利玛斯还在说，“我为其他人觉得遗憾，为他们也卷进来感到遗憾。但是不要再抱怨那些事了，丽兹，你们党也有这样的原则：牺牲局部，换取整体利益，个人为集体献身。我知道这些事情都很丑陋，那些拉人下水的手段特别丑陋。”

她坐在黑暗中听着，一时间除了眼前不断消失的路，心里一片空无，只有近乎麻木了的恐惧。

“他们是让我爱上你，”她最后说，“你也取得了我的信任，让我爱上了你。”

“他们利用了我们，”利玛斯毫不留情地说，“他们骗了我们，他们必须这样做。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你也看到了，费德勒差点就达到了他的目的。蒙特那时候已经被抓，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那你们又是怎样才反败为胜的呢？”丽兹突然喊道，“费德勒是个好人、规矩人，他只是忠于他的职守。现在你们却把他杀了。蒙特是个间谍，是个叛徒，你们却保护他。蒙特是个纳粹分子，你难道不知道吗？他恨犹太人……你到底站在哪边？你怎么能……”

“这场游戏里只有一个法则，”利玛斯反驳道，“蒙特是他们的人，他给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样说，你就能明白了吧？列宁主义里就有和恶魔临时结盟的教导。你以为间谍都是些什么好人吗？以为他们是牧师、圣徒或者是烈士？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些手段卑鄙的傻瓜，一群叛徒，是啊，还有酒鬼、恶棍和变态狂，是些滥杀无辜充英雄的人。你认为他们会像和尚一样坐在伦敦衡量什么是对与错吗？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杀了蒙特，我非常讨厌他那种人。可现在还没到时候。遗憾的是他们现在还需要他。他们需要他是为了保护你重视的那些不起眼的老百姓，让平常人晚上能安心睡觉。需要他是为了保护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

“可对费德勒来说呢—你心里一点也不觉得不安吗？”

“这是一场战争，”利玛斯回答说，“是一场小规模、近距离的战争，有时会牺牲无辜，非常的残酷和丑陋。这些我都承认。但是，这比起其他战争—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的战争—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哦，天哪！”丽兹放软口气说，“你也不了解情况，你也不想那样做，你就是这样来说服自己的。他们做的事情也太恶劣了，他们羞辱无辜，羞辱利用我和任何可以利用的人。借我们无辜人的手去害人、杀人……”

“我的老天啊！”利玛斯叫道，“有史以来人类不都是这样吗？我什么都不信，你不明白吗？我不认同破坏，也不相信无政府主义。我讨厌、非常讨厌杀人，不过我知道他们也是不得已。他们不会说教，不会说那些大道理，不造舆论让人们为和平或是为上帝等等而战斗。他们是一群不让那些信仰鼓吹者相互无耻地吹捧的可怜虫罢了。”

“你错了，”丽兹无助地说，“他们比我们所有人都更邪恶。”

“就因为你当我是个流浪汉的时候，还和我做爱吗？”利玛斯很粗鲁地问。

“因为他们轻视真和善，轻视爱，轻视……”

“是啊，”利玛斯认同说，突然觉得很累，“这就是他们付出的代价，他们确实憎恨上帝和卡尔·马克思，如果这就是你想说的。”

“你也不例外，”丽兹接着说，“你和蒙特之类的人一样，我早就应该想到了。我是个被人愚弄的傻瓜，对吧？对这些，他们和你都根本不在乎。但是费德勒不同……你们……都当我是个……当我是个玩偶……你们都是一路货，阿历克。”

“哦，丽兹，”他有些绝望地说，“看在老天的分上，你就相信我吧。我真的很恨这些事情，恨透了，我也厌倦了。可这就是现实，这是一个发疯了的世界。我们只是被人稍微利用……这种事情世界上到处都有，老百姓受到欺骗和误导，生命被践踏，众多的人被关被杀，被无缘无故地消灭。你不像我那样曾看到很多人死去，丽兹……”

他说话的时候，丽兹想起了监狱里那个荒凉的院子，想起那个女看守说的话：“监狱关的是那些忘乎所以的……那些企图阻挡我们前进步伐的人。”

利玛斯突然紧张起来，透过风挡紧紧地盯着前方。借着车的前灯，丽兹隐约看到车前有个人影。他们车开近的时候，那人手上拿着的小手电筒一闪一灭。“就是他。”利玛斯低声说。说着关掉了车灯和发动机，让车静静地往前滑行。他们接近后，利玛斯侧过身去，把车后门打开了。

那人上车的时候，丽兹没有回头看。她只是茫然地看着前方，看着落在前面街道上的雨。

“按时速三十公里行驶，”那个男人说，口气紧张而害怕，“我给你指路。到地方后你们必须下车跑到墙边。探照灯会照在你们要翻越的地方，站在探照灯光束里别动。等探照灯光束移开后再开始爬。你们有九十秒的时间爬过墙。你先爬，”他对利玛斯说，“姑娘跟在后面。在墙的下方有铁的横档，到了墙上部就要靠你们自己爬上去了。你可以骑在墙头上，把姑娘拉上去。你们明白了吗？”

“我们明白了。”利玛斯说，“我们还要等多长时间？”

“你按三十公里的时速开，我们大约在九分钟内就可以到达。探照灯在一点零五分准时照在那里的墙上。他们只给你们九十秒钟，不会再多了。”

“那九十秒钟过后会怎么样？”利玛斯问。

“他们只给你们九十秒的时间，”那男人又说了一遍，“不然就太危险了。只有一个班次的士兵被通知到，他们以为你们是渗透到西柏林去的特工。他们也被通知说不能让你们过去得太容易。九十秒的时间应该足够了。”

“但愿如此吧。”利玛斯冷冷地说，“你们用的是什么时间？”

“我和那个班次的领队中士对过表。”那个男人说。车后有灯光亮了一下又灭了。“现在是十二点四十八分。我们必须在一点欠五分离开这里。还要等七分钟。”

他们无声地坐着，只听到雨点打在车顶上的声音。前方是一条笔直的石子路，每隔几百米有盏破旧的路灯。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天空上不时有探照灯划过，不停变换的光亮强度，像火光在跳动。

“那是什么？”他指着那些灯光问。

“传递信息用的。”那男人回答说，“用探照灯光编码，把一些新闻简要发到东柏林去。”

“哦，这样。”利玛斯低声说。他们离路的尽头已经很近了。

“没有回头路可以走。”那个男人接着说，“他告诉过你吗？你们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

“我知道。”利玛斯回答。

“如果出问题的话，如果你们摔倒了或者受伤了也不要回头。他们在墙边警戒区域内，只要看到人就会开枪。你们一定要翻过墙去。”

“我们知道。”利玛斯又说了一次，“他告诉过我们。”

“你们一下车就到了警戒区域。”

“我们知道，你不要说了。”利玛斯不客气地说。接着又加了一句，“你开这辆车回去吗？”

“你们一下车，我就把车开走。这对我也是很危险的事情。”那男人回答。

“太不幸了。”利玛斯冷冷地说。

大家又都不说话。利玛斯过了一会儿开口问：“你有枪吗？”

“有。”那男人说，“可我不能把枪给你。他说我不能给你枪……他知道你肯定会要枪的。”

利玛斯无声地笑了笑。“他会的。”他说。

利玛斯将汽车发动，一时间觉得声音很响。汽车慢慢地向前开去。

他们开出去大概三百米，那男人激动地低声说：“向右，再向左。”他们拐进了一条狭窄的街道。街道两边有空着的摊子，车子困难地在其中穿行。

“向左，马上！”

他们又快速地拐了个弯，进入两幢大楼之间，像是来到了一个死胡同。前面上方还有衣服晾在外面，丽兹在想他们是不是要从那些衣服底下穿过去。就在车似乎快要开到尽头的时候，那个男人说：“再向左，顺着路开。”利玛斯把车开上路沿，穿过人行道进入一条小巷。巷子一边是破损的围栏，一边是没有窗户的建筑物。他们听到上面什么地方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叫声。利玛斯随即低声说：“哦，闭嘴。”同时费力地转过一个九十度的弯，眼前马上出现了一条大路。

“往哪边？”他问。

“一直开过去，经过那家药店，在药店和邮局当中，就是这里！”那男人身体靠得很前，脸几乎和他们两人并排了。他把手从利玛斯这边伸到了风挡上指路。

“坐回去。”利玛斯恶狠狠地说，“把你的手拿开。你这样乱挥手，我哪里看得清楚？”他猛地给车挂上一挡，快速地通过了那条很宽的路。他向左瞄了一眼，惊讶地看到勃兰登堡门就在三百米开外，下面还聚集了很多可怕的军用车辆。

“我们往哪里开？”利玛斯突然问道。

“就快到了。你现在开慢一点……左，左，向左！”他叫道。利玛斯猛打方向，及时转了过去。他们的车穿过一条狭窄的过道，来到一个院子里。附近房子的窗户有些没有了，有些被封上，门洞也是空荡荡的。在院子的尽头有一道门。“走那边，”黑暗中传来急迫而低沉的命令，“过去后马上右转。在你右边会有一个路灯，再后面是一个破碎的路灯。到了第二个路灯处把车熄火，让车往前滑行，直到看见一个消防龙头为止。那就到地方了。”

“你为什么不来开车过去？”

“他说要让你开车，他说这样更安全。”

他们穿过门后立即向右急转，开上了一条漆黑的窄路。

“关灯！”

利玛斯把车灯关了，慢慢地向第一个路灯开去。他们能看到后面还有一个路灯，一个不亮的路灯。关掉车子引擎，无声地向前滑行。过了二十米，他们依稀看到有个消防笼头。利玛斯刹车，车停了下来。

“我们这是在哪里？”利玛斯低声问，“我们刚才穿过的是列宁大街，对吧？”

“是格雷弗斯沃尔德大街。我们刚才是向北方向开，我们目前在勃瑙大街的北面。”

“靠近潘柯？”

“差不多吧。你看。”那个男人指着左边一条小路说。再远些地方能看到一段墙体，在探照灯的光影下呈灰棕色。墙顶布有三股铁丝网。

“姑娘怎么爬过那些铁丝网？”

“你们要爬的地方，铁丝网已经被剪掉，留出了一个小口子。你们还有一分钟赶到墙边去。再见。”

他们下了车，三人都下了车。利玛斯挽起丽兹的手臂，她像是被弄痛似的，吃了一惊。

“再见。”那个德国人说。

利玛斯只说了一句：“等我们过去以后再发动汽车。”

丽兹在微弱的灯光下，看了一会儿那个男人，看到一张焦急的脸，一张想要表现得勇敢的男孩的脸。

“再见。”丽兹说。她挣开利玛斯的手臂，跟着利玛斯走进那条通往墙边的小路。

他们刚走进小路就听到后面有汽车发动的声音。他们马上转身，快速地往回跑。

“浑蛋，不是东西。”利玛斯低声骂道，看着那辆车往后倒着开走了。

丽兹几乎没有听见他的声音。

26　风雨归来

他们走得很快，利玛斯不时回头，确认丽兹跟了上来。他到了小路尽头处停下，躲进门廊阴影中，看了看手表。

“还有两分钟。”他低声说。

她没有说话，盯着前方的柏林墙，以及墙后面的废墟。

“还有两分钟。”利玛斯又说了一遍。

他们前方是一片长三十码的地带，两端接着墙体。在右边七十米左右的地方有座瞭望塔，塔上的探照灯不时向这边照来。天上下着小雨，探照灯光束显得昏黄，最终消失在远方。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听不到任何声响，像个空荡荡的舞台。

瞭望塔的探照灯开始沿着墙向他们这边照过来，断断续续地。灯光停在墙体某处时，就能看到墙上的那些匆忙砌在一起的砖头和灰浆。他们看到光束在他们前方停下。利玛斯看了看手表。

“准备好了吗？”他问。

她点点头。

挽着她的手臂，他不慌不忙地穿过那个地带。丽兹想跑，可被他紧抓着没办法跑。他们现在走过了一半的距离，探照灯明亮的半圆形光束往他们前面照去，就在他们的头上。利玛斯把丽兹紧紧地拉在身边，像是怕蒙特反悔而把她在最后时刻夺走似的。

他们快到墙脚的时候，光束射向北面去了，使他们一时间陷入完全的黑暗之中。仍然抓着丽兹的手臂，利玛斯摸索着领她向前走。他把左手伸在前面，直到碰上那粗糙的煤渣砖墙体。他摸到墙以后，往上看去，墙顶有三股铁丝网，网上有吓人的倒钩。在墙的下部墙体上有一些金属桩，和登山者打的脚桩很像。利玛斯抓着最高处的金属桩，快速往上一直爬到墙头。他猛地一下拉开墙头下层的铁丝网，那里的铁丝网确实有个缺口。

“快点。”他急迫地低声说，“开始爬。”

他人平趴在墙头上，俯身抓着了她伸上来的手，开始慢慢地向上拉她，她踩上了第一个金属桩。

突然，整个世界都像是燃烧起来。从四面八方，无数的灯光汇聚在他们身上，丝毫不差地全照着他们。

利玛斯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转过头去，同时疯狂地拉着丽兹的手臂，现在丽兹荡在了半空中。他以为她没有站稳滑下了，所以拼命地叫着，还在往上拉她。他这时什么都看不见—眼前各种颜色在奇怪的跳动。

接着传来一阵歇斯底里的警报声、疯狂喊叫的命令声。他骑在墙头，抓住她的两条手臂，开始一点一点把她拉上来，他自己都几乎掉下墙去。

再后来他们开枪了—先是单发，接着又是三四枪。他感到她浑身抖了抖，细长的手臂从他手中滑落。这时他听到靠西方的墙那边有人在用英语喊着：

“快跳，阿历克！跳，朋友！”

所有的人都在喊，英语、法语和德语混杂在一起。他听到史迈利的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响起：

“那个姑娘呢，那个姑娘在哪里？”

他用手遮着眼睛往下面的墙脚处看，终于看到她一动不动地躺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踩着上来用的那些金属桩，又爬下墙去，站在她的身边。她死了，脸扭向一边，黑发遮在她的脸上，像是要为她遮挡风雨。

他们好像犹豫了一会儿，再次开枪了。之前有人喊出了命令，一时间并没有人开枪。最后他们还是开枪打中了他，开了两三枪。他愤怒地看着四周，像头斗牛场上盲目的公牛。他倒下的时候，看到了那辆被两辆大货车夹在中间撞毁的小轿车，车上的孩子们还在窗后快乐地挥动着小手。

[1]拜火教创始人，认为世界只有一个真神和一个凶神。—编者注，下同

[2]圆场（circus）是勒卡雷小说中英国情报机构的代称，这个虚构的机构坐落在实有的地名剑桥圆场（Cambridge Circus）。

[3]小说中苏联情报机构的代称。

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by John le Carré

Copyright©1963 Le Carré Production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5 by Horizon Media Co.，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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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迈利的告别/（英）勒卡雷（Carre, J.）著；张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书名原文：The Secret Pilgrim

ISBN 978-7-208-12974-0

Ⅰ.① 史…　Ⅱ.① 勒……②张…　Ⅲ.①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5087号

书名：史迈利的告别

作者：【英】勒卡雷（Carre, J.）

译者：张鲲

责任编辑：李同洲　田肖霞

封面设计：储平

转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2974-0/I·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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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深受喜爱的亚力克·吉尼斯1，并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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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请容我向你坦白：要不是因为我一时冲动，抓起笔来匆匆给乔治·史迈利写了封短信，邀请他在基础课程结束的晚上光临，给我那班快要毕业的学生讲课，要不是因为他居然同意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绝不会对你如此推心置腹。

最多我也只能告诉你一些乏味的陈年旧事。坦白地说，我总爱跟学生们唠叨这些故事，巴望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种种不为人知的侠义之举，或跌宕起伏，或足智多谋，或英勇无畏；当然，总还有许多英雄事迹只能以实用来形容。我会和你大谈当年是怎样在夜里跳伞到高加索地区，怎样乘着快艇冒险渡海，怎样抢滩登陆，岸边的灯光信号一明一灭，正在发送的秘密无线电讯号突然中断，等等。我会谈到那些默默无闻的“冷战”英雄，他们在做出贡献之后，毫不声张地隐匿到自己曾保护过的社会之中。还有那些滞留敌后的叛逃者，在千钧一发之际被我们从敌人的虎口中抢救回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没错，这确实是我们过的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们确实做过这些事情，有些事甚至还取得了挺好的结果。在那些邪恶的国家中，也有甘为我们冒生命危险的忠诚战士。他们往往是受到信任的，有时候他们的情报也能被善加利用。我希望是这样，因为若非如此，世界上最伟大的间谍也等于是毫无价值。

如果要说点儿轻松的，我会在见习生食堂里喝到第二杯威士忌的时候，跟他们讲一段特别的经历。想当年，在我本人的英勇领导之下，圆场派出的一个三人接应小组正在东德境内行动。我们哆哆嗦嗦地趴在哈茨山脉的一道山脊上，祈祷着天上传来一架没有标记的飞机引擎减速时发出的颤音，还有那顶随之飘落的黑色降落伞。祈祷得到回应后，我们顺着一片冰原溜到山下去拿宝贝，结果找到了什么呢？是石头，我告诉那些睁圆了眼睛的学生们。大块大块如假包换的阿盖尔2花岗石。我们苏格兰空军基地的调度员错发来了训练用的箱子。

这段故事最起码还能得到一点回应，但我说其他的故事时，往往讲到一半听众都已经没兴趣了。

我觉得，写信给史迈利的冲动在我心里已经酝酿了很久，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想法是在我有一回拜访人事组的头儿时产生的，我得常到他那儿去汇报学生们的进展情况。我顺便去高级官员酒吧点了一份三明治和啤酒，碰巧遇上了彼得·吉勒姆。彼得曾扮演过华生这个角色，乔治·史迈利则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他们为搜寻圆场叛徒花了很长时间，最后发现此人正是我们的行动组组长，比尔·海顿。彼得一直没听到乔治的任何消息——哦，都有一年多了。他说乔治在北康沃尔的哪个地方买了座小房子，而且越发不喜欢接电话了。乔治在埃克塞特大学挂了份闲职，学校还允许他用那边的图书馆。剩下的情形我能想象出来，心里不禁有些难过：乔治这位孤独的隐士在空无一人的乡野间踽踽独行，独自想着心事。年事已高的乔治偷偷溜到埃克塞特去寻求一丝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同时等待着前往间谍们跻身的瓦尔哈拉殿堂3。

那他妻子安恩呢，她怎么样？我问彼得时压低了声音，提到安恩的名字时大家都会这样，因为这是个公开的、令人痛苦的秘密——比尔·海顿曾是安恩众多情人中的一个。

安恩还是那样，彼得说着像法国人似的耸了耸肩膀。她的几个亲戚在赫尔福德河口都有豪华宅邸。有时候她住在亲戚家，有时候在乔治这边。

我问他要史迈利的地址。“别告诉他是我给你的。”我记下地址时彼得说。把史迈利的下落告诉别人时，大家总会觉得有点内疚——我至今都不太明白是为什么。

三个星期之后，托比·伊斯特哈斯到沙拉特给我们讲授在敌国领土上进行秘密监视的技巧，他讲这个是出了名的。当然喽，他留下来吃了午饭，而且兴致格外高，因为有我们首批招收的三位女生作陪。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得从我到沙拉特的时候算起），人事组总算是同意我们招女生了。

不知不觉间，我打听起史迈利的名字。

有些时候，就算是在柴棚里招待托比我都不愿意；有些时候我却会感谢上帝，因为他和我站在一边。不过随着岁月流逝，我发现自己面对什么样的人都能心平气和，这让我觉得挺欣慰。

“哎呀，我的天哪，内德！”托比一边用他那无可救药的匈牙利腔英语喊道，一边往后理了理精心抹过油的浓密银发。“这么说你还没听说呢？”

“听说什么？”我耐着性子问道。

“亲爱的伙计，乔治现在可是捕鱼权利委员会的主席。难道他们什么都不跟你们乡下这边的人说吗？看来我得去找首长反映反映，当面跟他说。到俱乐部时在他耳朵旁边嘀咕一句。”

“或许你可以先跟我说说捕鱼权利委员会是干什么的。”我说。

“内德，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可有点儿担心了。可能他们已经把你从名单上划掉了。”

“可能他们真这么干了。”我说。

不管怎样他还是跟我说了，我知道他会说的，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得很震惊，好让他觉得自己更了不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确实很惊讶，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感觉。托比向我这个无福得知内情的人解释道，捕鱼权利委员会是由莫斯科中心和圆场双方情报官员组成的一个非正式工作团体。其职责——托比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已经彻底丧失了感到惊讶的能力——是确定两个情报机构都感兴趣的情报目标，通过反复磋商建立起共享情报的体系。“内德，他们的想法其实就是以世界上的动荡地区为目标，”他语气中透出的优越感简直让人受不了，“我觉得他们定下来的首先是中东地区。可别引用我的话，内德，好不好？”

“你是说，史迈利在当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难以置信地问道，还没完全反应过来。

“这个嘛，可能也当不了多久了，内德——都一大把年纪了，等等等等。但苏联人急不可耐地想要见他，我们带着他去，事情就好办一点。我说，好好招待招待那个老家伙。拍拍他的马屁。拿个信封多给他装点五镑的钞票。”

我不知道哪一个情景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是托比·伊斯特哈斯和莫斯科中心携手朝祭坛走去，还是乔治·史迈利在主持这场联姻。过了几天，在得到人事组的批准之后，我给吉勒姆告诉我的那个康沃尔地址写了封信，还毫无信心地附言说，要是乔治像我一样也很讨厌公开演讲，就大可不必接受邀请。自那以后我一直有点心情沮丧，不过等到他一本正经地寄来小卡片说很乐意来演讲，我仿佛觉得自己也成了个见习生，而且同样紧张。

又过了两个星期，我特意穿上一身崭新的休闲套装，站在帕丁顿车站的检票口外等候，看着一班班老旧的火车吐出一批批人到中年的乘客。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地意识到乔治的默默无闻。无论我望向什么地方，似乎都能看到许多个不同的他：身材矮胖、戴着眼镜的男士，有了一把年纪，而且每个人都带着乔治那种在不情愿做什么事时会稍稍迟到片刻的感觉。接着，突然间我们已经握过了手，他挨着我坐在总部派来的罗孚车的后座上。他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更粗壮些，头发确实也白了，不过人显得活力充沛，心情也很好。自从他妻子和海顿弄出那段要命的风流事之后，我没见到过他这样。

“好啊，好啊，内德。当校长感觉怎么样啊？”

“那你退休感觉怎么样？”我笑着反问道，“我很快就跟你一样啦！”

哦，他可是特别喜欢退休的感觉，乔治向我保证。简直是受用不尽，他自嘲地说，还劝我一点都不用担心。到这个地方去辅导辅导，内德，到那个地方去送几份零星文件，散散步。他甚至还养了条狗。

“我听说，他们把你拽回来参加了一个挺了不起的委员会，”我说，“据说是和苏联大熊合力对付巴格达的窃贼。”

乔治向来不爱传流言蜚语，不过我看到他脸上的笑意加深了。“他们这么说的？不用问，你的消息来源肯定是托比。”面带笑容的他心满意足地瞧着车窗外沉闷无聊的城郊风景，故意和我打岔，讲起了他们村里两个势不两立的老太太的故事，说一个老太太开了家古董店，另一个特别有钱。但随着罗孚车一路驶过原来还是乡村的赫特福德郡4，我发觉自己想的并不是乔治村里的老太太，而是乔治本人。我在想，这是个重获新生的乔治·史迈利，他会讲老太太的故事，跟苏联间谍一起参加委员会，以刚出院的病人的那种热情观察着公开的世界。

当天晚上，还是这一位绅士，穿着件紧绷绷的旧晚礼服和我一起坐在沙拉特的贵宾席前，亲切地打量着四周锃亮的金属烛台、天知道拍摄于何年何月的旧集体照，还有年轻听众们那一张张期盼的脸庞，他们在等着聆听大师的话语。

“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是乔治·史迈利先生，”我站起身来，庄重地介绍，“情报部的传奇人物。谢谢您光临。”

“哦，我可不觉得自己是个传奇人物，”乔治费劲地站起身表示反对，“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胖老头，给卡在布丁和波特酒中间啦。”

接着传奇人物开始讲话了，我这才意识到我以前从来没听过史迈利在社交聚会上演讲。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他生来就不擅长的事之一，比如把他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或是用真名来称呼某位情报员。因此，他对我们演讲时的尊严气度就先让我吃了一惊，都还没来得及去领会他说的内容。听了他说的头几句话，我看到学生们——他们可不是一直都这么配合——冲着他抬起脸，神情放松下来，又露出喜色；他们给予他的首先是关注，接着是信任，最后则是支持。想到自己这么晚才反应过来，我不禁暗暗觉得好笑：是啊，没错，当然了，这是乔治的另一面。这是始终隐藏在他自己心中的表演者，那个神秘的穿着花衣的吹笛手5。就是这个人，安恩·史迈利爱过他，比尔·海顿背叛了他，而我们这些人则忠心耿耿地追随他，外人根本弄不明白是为什么。

沙拉特有一个非常明智的传统，晚宴上的演讲不能录音，不许记录，也不得在任何正式场合引用。照史迈利的德国式说法，特邀嘉宾们享受着“犯傻的自由”，不过我觉得这种特权无论什么人都能拥有。不过，我再不济也是个专业人士，练就了聆听和记忆的本领。你要知道，史迈利还没说几句话，我就意识到——我那些学生的反应也不慢——他的话直接说进了我离经叛道的心坎里。我指的是同样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另一个不太言听计从的自己。说实话，自从踏上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路程，我就不愿意再承认那个自己的存在。我指的也是在内心悄悄提出质疑、让我感到不安的自己，这个自己一直以来都陪伴着我，早在我手下名叫巴雷·布莱尔6的情报员跨过行将崩塌的“铁幕”之前。为了爱情，为了某种荣誉，布莱尔平静地走到了“铁幕”的另一边，而且还在平静地继续坚持往前走，五楼总部对此深感难以置信。

“馆子越好，消息越糟，”我们提到人事组的头儿时都会这么说，“内德，到时候了，你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传给新来的小伙子们啦。”他在康诺特酒店请我吃饭时说，那顿午餐的档次高得有点可疑。“还有新来的姑娘们，”他补充了一句，脸上带着令人厌憎的假笑，“我看下一步他们就该让女人进教堂了。”接着他继续谈起了爱聊的话题。“你知道窍门。你四处闯荡过。最后的这圈赛程里你掌管着秘书处，干得也很出色。该好好利用这一切啦。我们觉得你应该接管训练所，把火炬传给未来的间谍们。”

要是我记得没错，人事组头儿刚才用的这套关于体育运动的比喻，和当年巴雷·布莱尔叛变之后他用过的差不多。当年他撤掉了我苏联处处长的职务，把我打发到了讯问处，那地方简直跟老弱家畜屠宰场一样。

他又点了两杯阿马尼亚克酒7。“顺便问问，梅布尔怎么样啊？”他接着问道，好像刚刚想起来她似的，“有人跟我说，她已经把差点8减少到了十二——还是十？我的天啊！哎呀，我可指望你了，千万别让她靠近我！你觉得怎么样？工作日在沙拉特，周末回坦布里奇韦尔斯9，我觉得这可是职业生涯的辉煌顶峰。你说呢？”

你还能怎么说？你只能照搬别人在你之前说过的话。有能力的，就做事；没能力的，只好教书。而他们教的，恰恰是自己再也无力去做的事，因为他们或有心无力，或有力无心，或心力交瘁，早没了那股一往无前的劲头；因为他们见得太多，压抑得太多，妥协得太多，最终得到的回报却太少。于是，他们想要在年轻人的头脑里重新燃起自己往日的梦想，借着年轻人的火焰来温暖自己。

写到这儿，我就得接着说史迈利那天晚上演讲时的开场白了，因为我觉得他的话突然间紧紧抓住了我的心。我邀请他来，是因为他是往昔的一位传奇人物。但我们所有人却欣喜地发现，原来他竟然是个敢于打破传统、展望未来的预言家。

我不打算向你赘述史迈利介绍全球局势时说的细枝末节。他说到了中东的情况，这显然是他担心的一个地方。他探讨了殖民权力在所谓“后殖民时代”的种种局限性。他讲了第三世界、第四世界，还提出了“第五世界”的假想，质问有没有哪一个富国真正关心过人类的绝望和贫困，看来他毫不怀疑答案是“没有”。他对“冷战”结束后间谍职业也行将消亡的想法嗤之以鼻。他说，每当一个新的国家从“冷战”后的冰雪中诞生，每当一个新的联盟形成，每当一个民族重新找回自我和激情，每当一种原有的状况被悄然瓦解，间谍们都得加班加点地工作。后来我才发觉，尽管他的演讲比正常时间长了一倍，我始终都没听到哪怕一把椅子咯吱作响，或是杯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即使后来学生们拖着他去了图书馆，让他坐到壁炉前的贵宾位置上，听他接着说，说那些离经叛道、颠覆权威的话，周围也没有丝毫别的动静。我的这帮孩子可都是些难对付的家伙，结果他们都迷上了乔治！除了乔治充满自信、娓娓道来的嗓音，还有他出人意料地自嘲一番或是坦承失败时听众中爆发出的笑声，我没听到一丁点儿其他的声音。我和学生们一起聆听着，分享着他们的激动，心想：我们老去的机会也就只有一次啊。

他给学生们讲的情报案例我从来没听说过，而且我敢肯定没经过总部任何人的事先批准，更别说我们的那位法律顾问帕尔弗里了。当我们从前的敌手纷纷走向开放的时候，帕尔弗里的反应却是封门闭户；即使是毫无用处的秘密，但凡他那双顺从的手能接触到，也都被他上了两道锁。

乔治详细谈了他们今后作为情报员管理者的角色。他认为在业已改变的世界之中，这个角色代表的形象不仅有情报部传统意义上的导师、领路人、家长与扶助者，还有支持者、婚姻顾问，更得知道如何去宽恕、安抚和保护。身为情报员管理者的男男女女，都得有本事把应对假想中最糟糕的状况当做家常便饭，从而成为下属情报员心目中最理想的搭档。他说，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他把彭斯10的诗句变动了一下：“间谍再怎么样也还是间谍。”

然而，乔治刚向他们描绘过这美好的前景就转而告诫道，要警惕自己本性的丧失，因为他们得去操纵别人，而他们自然的情感也可能会受到损害。

“你们为了当不同的间谍要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样确实很有可能迷失自己，”他伤感地承认说，“千万别以为你们利用的种种手段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损害。只要目的正当，也许是可以不择手段——我敢说要不是这样，你们也不会到这儿来。但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而这代价往往就是你们自己。在你们这个年纪，要出卖自己的灵魂很容易。以后就难了。”

他把极其严肃的事与极其琐碎的事糅在了一起，而且让人觉得这两者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间或提出的疑问，似乎也正是我在大部分工作生涯中不断自问却始终没能表述出来的问题，比如说：“它起到了什么好的作用？”“它对我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们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时他提出的问题也就是答案。我们以前常说，乔治自己没想明白的问题从来都不会问。

他让我们放声大笑，也让我们心有所感；因为他流露出的无限敬意，他做的对比才让我们大为震惊。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偏见。他让我丢掉了言听计从的态度，唤醒了蛰伏在我心底的反抗精神——自从我被流放到沙拉特以来，它始终保持着沉默。乔治·史迈利出乎意料地让我重新开始追寻，让我又感到了困惑，这真是太好了。

我看到过一句话，害怕的人永远学不到东西。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肯定也没资格去教别人。我并不感到害怕——或者说，在面对死亡、知道自己难逃一劫的时候，我并不比别人更害怕。尽管如此，以往的经历和些许痛苦让我在真相面前变得过于谨慎，甚至有点不敢正视自己。乔治·史迈利改变了这一切。乔治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位导师，也不仅仅是个朋友。虽然他并没有始终陪伴着我，却引领着我的人生。有时候我觉得乔治就像个父亲，他取代了我那素未谋面的生父。他造访沙拉特，让我的记忆恢复了原有的危险锋芒。既然现在我有闲暇去回忆，我就打算和你好好聊聊，这样你也能一同体验我的历程，再问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2

“有这么一些人，”史迈利轻松自在地说道，一面愉快地朝着牛津三一学院来的那个漂亮女生笑了笑，她可是我特意安排坐在史迈利对面的，“当他们的过去受到了威胁，就担心自己会失去一切，甚至彻底丧失他们心目中的自我。我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我活着的目的，就是要终结我所生活的时代。因此，如果我的过去直到今天还存在，你们就可以说我失败了。可是那种过去已不复存在。我们赢了。这并不是说取得胜利有多了不起。或许我们根本没有赢，只不过是他们输了而已。或许没有了意识形态冲突枷锁的束缚，我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不说这些了。重要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结束。重要的是，我们有希望。”

他从耳朵上取下眼镜，心不在焉地摸索着衬衫的前襟，不知要找什么。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是在找领带，平时他习惯拿领带宽的那一头擦镜片。但现在打得别别扭扭的领结却无法提供这种方便，所以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条丝绸手帕。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们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本领。有那么多背信弃义的盟国，虚情假意的朋友，我们把精力都耗在了不该消耗的地方。还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幻想。”他又戴上眼镜，冲着我微微一笑，我估计他就会这样。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也变成了一个学生。时间又回到了1960年代，我还是个羽翼未丰的间谍，而乔治·史迈利——宽容、耐心而又聪明的史迈利——正关注着我最初的飞行。

当年的我们可都是好小伙子，每天的时间好像也比现在要长。也许并不比我现在的学生们优秀多少，但我们的爱国热情更为坚定。新生训练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拯救全世界的准备，哪怕让我上天入地去搞情报都没问题。我们那批新生有十个人，经过几年的训练——在沙拉特训练所，在阿盖尔的峡谷，还有威尔特郡的作战营地——我们像渴望赛跑的纯种马一样，等待着初次被分配到行动岗位上。

可以说，我们也是在伟大的历史时刻走向成熟的，尽管当时历史的走向与今天大相径庭。经济停滞不前、国与国之间相互敌视的现象，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显而易见。“红祸”无处不在，甚至已经逼近我们自家壁炉前的神圣之地。柏林墙建起已有两年，看样子还会继续矗立两百年。中东地区是座火山，和今天一模一样，只不过当时英国人选定的仇视对象是纳赛尔，原因无非是他让阿拉伯人重新获得了尊严，还拉着苏联人一起和我们讨价还价。11在塞浦路斯、非洲和东南亚，无法无天的劣等民族奋起反抗从前的殖民者老爷。即便有少数几个勇敢的英国人偶尔觉得我们的势力因此受到了削弱——没关系，美国表兄总会继续带着我们玩这场世界范围的游戏。

因此，身为正在成长的秘密英雄，我们拥有需要的一切：正义的事业，邪恶的敌手，宽大为怀的盟国，动荡不安的世界，为我们欢呼喝彩的美女——不过她们只能站在边线之外；最棒的是我们还继承了伟大的传统，因为当时的圆场还安然享受着战时的荣耀。我们所有的领导几乎都是在对德谍报活动中获得荣誉的。在非正式的座谈会上被我们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赞同一点：就保护人类不受自身暴行的伤害而言，全球共产主义的威胁比德国佬还要凶险。

“先生们，你们继承的可是个危险的星球，”我们的训练组组长、传奇人物杰克·阿瑟·拉姆利总喜欢这么说，“要问我的意见，我觉得你们真他妈的走运。”

是啊，我们简直太想听听他的意见了！杰克·阿瑟是一位虎胆英雄。三年的时间里，他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进进出出，简直像是别人家里的常客。他曾经单枪匹马地炸毁桥梁。他被抓住过，逃脱之后又被抓住，谁都搞不清到底有多少回。他赤手空拳地杀过人，也曾在搏斗中丢掉几根手指。当血与火的战争结束、“冷战”取而代之，杰克根本没觉得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五十五岁的时候，他还能用勃朗宁九毫米手枪在二十步开外的人形靶上打出一张笑脸来。他能用回形针捅开你的门锁，不出三十秒就能在厕所冲水的拉绳上装好诡雷，只要一个动作就能把你摔倒在体育馆的垫子上，压得你动弹不得。杰克·阿瑟曾派我们从斯特林轰炸机12上跳伞，用橡皮艇送我们登上康沃尔的海滩，在食堂吃晚饭时让我们喝得醉倒在桌子底下。如果杰克·阿瑟说这是个危险的星球，我们肯定会百分之百地相信他！

可是这也让等待的过程变得愈发难熬。要不是有本·阿尔诺·卡文迪什和我一起分担，可能还会更叫人受不了。待在总部到处跑腿打杂也有个限度，干得太久了你的热情就会变成恼怒。

本和我是同一个星座的。我们年龄相同，上的是同样的学校，身材相仿，身高也只相差一英寸。就知道圆场会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我们兴奋地跟对方说；他们很可能早都想好了！我们俩的母亲都是外国人，不过本的母亲已经过世——他名字里的“阿诺”就源自他的德国血统。也许是为了补偿血统上的缺憾，我们两个人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喜好社交的英国阶层——爱好运动、奉行享乐主义、私立公学出身、充满阳刚之气，生来就是要当领导甚至是领袖的材料。不过，看到我们那届学生的集体照时，我发现本扮演这样的角色比我更合适，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当年的我根本不具备的成熟气质——他额前有V字形的发尖，下巴线条刚毅，虽然年纪轻轻，却俨然是个男子汉。

据我所知，本之所以得到了人人都眼馋的柏林岗位，而我却没有，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他要负责掌管在东德境内工作的有血有肉的情报员，而我却只能再次待命。

“我们准备把你借调到监视组干几个星期，小内德，”人事组的头儿说起话来一副故作慈祥、自鸣得意的腔调，我当时已经开始讨厌他了，“这对你是很好的经历，他们也需要人手帮忙。会碰到很多惊险刺激的事。是你喜欢的。”

只要能换个活儿，怎么都行，我心想。所以我装出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上个月，我一直坐在三楼一张黑咕隆咚的办公桌前，动用自己的全部聪明智慧，处心积虑地破坏在——咱们姑且说是贝尔格莱德吧——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我的那位上司讲话慢吞吞，到高级官员酒吧吃顿午饭要花上几个小时，我在他的指导下热情高涨地为会议代表团乘坐的火车重新安排线路，派人堵住他们下榻酒店的下水道，还打匿名电话威胁说在他们的会议厅里安了炸弹。这之前的一个月，我英勇无畏地蹲在埃及大使馆隔壁一个臭气熏天的地窖里，等着我收买的打杂女佣把前一天大使馆废纸篓里的东西带过来，从我这换回一张五镑的钞票。与这些不入流的活儿相比，跟着全世界最出色的监视人员干上几个礼拜，这在我看来简直像是去免费度假。

“他们把你分到了‘肥仔’行动那一队。”人事组的头儿说，然后把伦敦西区格林街上一座安全屋13的地址给了我。走进安全屋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打乒乓球，一台吱呀作响的留声机在播放格雷西·菲尔兹14的歌曲。我的心沉了下去，又一次满怀羡慕地默默念叨起本·卡文迪什来，还有他那些身在柏林的英勇谍报员，那座城市可是永恒的间谍之都。当天晚上，我们的队长蒙蒂·阿伯克向大家作了情况简报。

容我先替自己辩解一番。那个时候的我对其他阶层几乎一无所知。我曾在皇家海军服役，因此名副其实地属于军官阶层，而且觉得自己生来就跻身于社会体系的上层是件极其自然的事。圆场这个机构无非是其保护的英国社会的小小缩影，因此我也自然而然地以为，我们的监视人员和与之相关的其他行当——比如溜门撬锁的、搞窃听的——就应该从工匠阶层里来挑选。跟踪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可能总戴着圆顶礼帽。一旦你离开伦敦市区的黄金地段，那一口千锤百炼的BBC播音腔不可能让你做到不引人注目，尤其是当你在假扮街头小贩、擦窗工人或是邮局技师的时候。因此，你顶多只能把我看作一个年轻识浅的见习船员，坐在一帮经验丰富却没什么地位的同船水手中间。你看到的蒙蒂也并非其本来面目，而是我眼中他的形象——就像一个精神紧张、总爱找茬的猎场管理员。算上蒙蒂我们总共有十个人，于是分成了三个三人小组，每组里面都有一个女的，好照顾到女厕所。这是条原则。蒙蒂是我们的头儿。

“晚上好啊，大学生，”他站到一块黑板前头，正对着我说道，“我说，来个素质高点儿的帮我们提提品位，这感觉总是挺好的啊。”

四周一片笑声，就数我笑得最响。得让他的手下知道我开得起玩笑。

“大学生，明天的目标是某君主国至为尊贵的‘肥仔’殿下，又叫做——”

蒙蒂转向黑板，拿起一支粉笔，费劲地写下了一个老长的阿拉伯名字。

“我们的任务，大学生，就是PR，”他接着说道，“我觉得你应该知道PR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他们在间谍上的伊顿公学15里肯定教过你了。”

“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我说，没想到这回答会把其他人逗得乐不可支。天知道，在监视人员的行话里头“PR”这两个首字母缩写代表的竟然是“保护并报告”（Protect and Report）。我们在明天——以及那位皇室贵客愿意把自己交给我们保护的期间——要执行的任务，是确保他不受任何伤害，并向总部报告他的行动，无论是社交还是商务方面。

“大学生，你跟保罗、南希一组，”介绍了行动时需要知道的其他情况之后，蒙蒂对我说，“你在这个组里是第三号，大学生。请你务必一字不差地按照指示去做，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不过，在这里我还想用自己的话向你介绍一下“肥仔”案例的背景，而不是照搬蒙蒂的话，而且是带着时隔二十五年的后见之明来回顾往昔。即使是在今天，想起当初的自以为是，以及我在蒙蒂、保罗和南希这些人眼中的形象，我都会感到脸红。

首先要知道，获准在英国倒卖军火的商人都把自己视为“毛毛糙糙”的精英人物——当年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他们还享受着与身份极不相称的特权，警方、官僚机构和情报部门都对他们另眼相看。出于某些我始终无法理解的原因，军火商从事的可怕行当反倒让他们与这些机构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关系。也许是由于他们给人一种关于现实的错觉，让世人觉得枪炮就是决定生与死的朴素真理。也许在我们的官员僵化受限的头脑里，军火商经营的货物也跟敢于动用这些货物的人一样，具有同等的权威。我不知道。但多年以来，生活残酷的一面我已经见识得太多，因此我知道这世界上喜好战争的人有许多，但真正有机会参与其中的人却很少；许多枪炮被买下也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这种喜好，而不是出于某种情有可原的目的。

你也要知道，“肥仔”是这个行当里最被看重的客户。我们肩负的“保护并报告”任务，其实只是一项伟大事业之中的一小部分，即精心维护两国关系，培养出一个所谓的“友好阿拉伯国家”。这意味着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得拿出英国人的做派向小王子们曲意逢迎、收买人心、溜须拍马，甜言蜜语地哄着人家做出对我们有利的让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对石油的毒瘾。另外，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得卖掉足够多的英国武器，好让伯明翰16那些恶魔般的工厂日日夜夜地运转下去。也许这能够解释蒙蒂为什么打心眼儿里讨厌我们这次的任务。不管怎么说，我宁愿这么想。大家都知道常年干监视工作的人喜欢说教——而且是带着理性的思考。起初他们只是监视，然后就会开始思考。蒙蒂已经到了思考的阶段。

至于“肥仔”，他赢得上述待遇的资格简直是无可挑剔。他是某个盛产石油的酋长国国王的败家弟弟，喜欢心血来潮，常常忘记自己以前买过什么东西。他乘着国王的波音喷气机如期抵达，降落在伦敦附近一座特意为他清空的军用机场，目的是想找点儿乐子，再买点儿东西——按照我们的理解，这其中会包括一些没什么价值的小东西，比如几辆带防弹钢板的劳斯莱斯，给他自己用；卡地亚珠宝店里不值钱的小饰品他得买下一半，好送给遍布全球的女性朋友；我们不算太新式的地对空导弹发射器买个一百来套；不算太新式的战斗机还得再给他的国王哥哥买上一两个中队。别忘了，还有一份油水十足的英国政府合同，涉及零配件、维修和训练，足以让皇家空军和武器制造商在未来几年内过上养尊处优的日子——哦，对了，还有石油。我们得有石油来烧啊，这太自然了。

“肥仔”的随行人员除了私人秘书、占星家、马屁精、保姆、小孩和两位家庭教师之外，还包括一名私人医生和三个保镖。

最后还有“肥仔”的老婆，她的代号是什么其实无关紧要，因为从第一天起蒙蒂手下的监视人员就把她叫做“熊猫”——她一拿掉面纱就会露出眼睛周围的黑眼圈，又总是一副愁眉苦脸、形影相吊的样子，活像是濒临灭绝的物种。“肥仔”的老婆足有一长串，“熊猫”尽管年纪最大，却是最得宠的，可能也最能容忍丈夫在城里到处花天酒地，因为“肥仔”爱逛夜总会，也爱赌博——他还没到，这些嗜好就让监视人员恨透了他，因为据说此人很少在早晨六点以前上床睡觉，而且每晚输掉的钱差不多等于他们所有人一年工资总和的二十倍。

这帮人住在西区的一家豪华宾馆里，房间分布在两层，两层楼之间由特别安装的一部电梯相连。和许多年届四十的酒色之徒一样，“肥仔”也很担心自己的心脏。他还担心窃听器，喜欢把电梯当做可以放心说话的安全屋。因此，圆场的监听人员很“贴心”地给他在电梯里也装了个窃听器，他们估摸着靠这玩意儿能听到最新宫廷阴谋的花絮，或是任何有可能影响“肥仔”军火采购清单的潜在威胁。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第三天，一个不知其名、身穿毛领黑色大衣的小个子阿拉伯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视线中。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出现在骑士桥一家大百货商场的女士内衣部，当时“熊猫”和她的随从正在玻璃柜台上铺开的一大堆褶边白色内衣里挑来拣去。“熊猫”也有她自己的间谍。已经有消息传到她的耳朵里，说前一天“肥仔”爱不释手地研究了半天同样款式的内衣，甚至订了几十套让送到巴黎的某个地址，那儿有位受宠的女性朋友拿着他贴补的钱过着奢靡的日子，时刻等着他去临幸。

第三天，我再重复一遍。我们那个三人小队的士气很低落。保罗的全名是保罗·斯科迪诺，他性格内向，满脸麻子，骂起人来毒得很。南希告诉我他最近心情不好，但没说是为什么。

“他开车撞到了一个姑娘，内德。”她说。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她的意思还不仅仅是“撞到”。

南希只有五英尺高，模样看起来像是个持证上岗的拾荒女。考虑到她的水准——这是她自己的说法——她穿着莱尔线织的长筒袜，合用的橡胶底休闲鞋，鞋子她很少换。她要用的其他东西——头巾、雨衣、不同颜色的羊毛帽子——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

执行监视任务时，我们这个小队每一班工作八小时，总是按照同样的队形：南希和保罗在前面打头，小内德跟在最后当清道夫。我问过斯科迪诺能不能变换一下队形，他说要适应现有情况。第一天，我们跟着“肥仔”去了桑赫斯特17，那儿专门设午宴款待他。我们三个人在大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吃着鸡蛋薯条，斯科迪诺先骂了阿拉伯人，然后骂西方人不该剥削他们，最后又骂起了五楼，把他们说成一帮爱打高尔夫的法西斯，我听了很不高兴。

“你是共济会18的吗，大学生？”

我向他保证说我不是。

“哼，你最好还是赶紧加入吧。没注意到人事组头儿跟你握手的时候一副敷衍了事的样子？要不是共济会的人就永远别想去柏林，大学生。”

第二天我们一直在芒特街附近转悠，当时“肥仔”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两把珀迪19猎枪。他先在店里莽撞地试射了一发子弹，后来听说得等两年猎枪才能做好，顿时大发雷霆。好戏一幕幕上演的时候，保罗两次命令我到店里去。我告诉保罗，店员见我絮絮叨叨地问个没完，都有点疑心了，他倒是显得挺高兴。

“我还以为你经常到这种地方去呢，”他说着咧嘴一笑，那样子简直像个骷髅，“打猎呀，射击啊，钓鱼啊——五楼的人都爱干这些事，大学生。”

当天晚上，在南奥德利街一家装着百叶窗的妓院外头，我们三个人直挺挺地坐在一辆厢式车里，总部那边则是一片恐慌。“肥仔”钻进妓院才两个小时，就打电话到酒店让他的私人医生立即赶过来。他的心脏！想到这个我们也紧张了。该不该冲进去？总部犹豫不决，与此同时我们却在胡思乱想：我们的保护对象还没来得及开支票买下那些老掉牙的战斗机，就因为心脏病发作，死在了某位过于敬业的妓女的怀抱里。直到凌晨四点，监听组的人才让我们放下了心。他们解释说，“肥仔”刚才一时为阳痿所苦，叫私人医生是要给殿下的屁股来一针催情剂。我们五点钟才回到驻地，斯科迪诺都气疯了。不过听说“肥仔”明天中午要到卢顿参加一场盛大的武器展示，观摩还算比较先进的英国坦克，我们估计能休息一天，三个人都感到挺宽慰。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熊猫’想给自己买点漂亮玩意儿，”我们回到格林街时蒙蒂亲切地宣布说，“你们三个上。不好意思啊，大学生。”

于是我们来到了骑士桥大百货商场的女士内衣部，也到了我的辉煌时刻。我心里在想着本。本，我情愿用我的五天来换你的一天——突然间，我不再想着本了，也没再去羡慕他。我缩身躲进门口的隐蔽处，对着累赘的无线对讲机的话筒说话，当时那可是最先进的设备。我用的是能和基地直接通话的频道。斯科迪诺跟我说过，别用那个频道。

“‘熊猫’的背上有只猴子，”我尽可能平静地对蒙蒂说，用的是监视人员通常用来描述神秘跟踪者的行话，“身高五英尺五，黑色鬈发，小胡子很浓密，四十岁左右，穿黑色大衣、橡胶底的黑色鞋子，样子像阿拉伯人。‘肥仔’的飞机抵达时他也在机场。我记得他。是同一个人。”

“跟着他，”蒙蒂简洁的回答传了过来，“保罗和南希跟着‘熊猫’，你盯着‘猴子’。在几楼？”

“一楼。”

“他去哪儿你就跟到哪儿，随时向我报告。”

“他怀里可能揣着家伙。”我说，眼睛又鬼鬼祟祟地盯在报告的对象身上。

“你是说他怀着个小家伙？”

我觉得这话一点儿也不好笑。

让我准确地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因为情况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前呼后拥的“熊猫”逛起街来慢得像蜗牛爬，跟着他们的人还不止我们三个。有钱的阿拉伯王妃们驾临骑士桥名店时，一向都不会不告而来。除了商场里那两个身穿黑色上装、条纹西裤的楼层巡视员，还有两个一看就是私家侦探的人分别站在两个拱门边，双腿分开，两手握拳贴在身侧，仿佛随时准备跟旋转托钵僧20格斗。好像这都还不够似的，当天早晨苏格兰场也特地派出了自己的标志性保护力量——一个面容冷酷、身穿系带雨衣的男人，坚持要一直跟在“熊猫”旁边，对靠近身边的所有人都怒目而视。最后，你一定得注意身着礼拜日盛装的保罗和南希，他们俩背对着所有人，装出正在仔细挑选睡衣的样子，从镜子里观察我们的保护对象。

你得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悄无声息、香气袭人、女眷内室一般隐秘的场景之中。周围到处是薄如蝉翼的内衣、厚厚的长绒地毯和姿态慵懒、半裸着身子的假人模特——更不用说那些身穿黑色绉纱服装、态度亲切、头发花白的女店员了，她们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其仪态举止不至于再对顾客构成什么威胁，因此才能执掌这女性隐私的神圣之地。

我注意到，其他的男人要么压根不往女性内衣部里面走，要么就是目不斜视地匆匆穿行而过。我的本能反应按理说也会是一样，可我认出了这个神情忧郁的小个子男人，他留着黑色的小胡子，棕色的眼睛透着狂热，始终坚定不移地在十五步开外跟着“熊猫”的随行人员。要不是蒙蒂把我放在清道夫的位置上，我也许根本不会发现他——或者说不会在当时发现他。不过情况很快就显而易见了：他和我虽然干着不同的行当，却都必须与我们的目标保持同样的距离——我显得很冷淡，他却流露出一种强烈而又神秘的依赖感。因为他的目光从来都没离开过她。哪怕是在被柱子或别的顾客挡住的时候，他仍然竭力把黑乎乎的脑袋扭过来扭过去，直到再次用热切而又疯狂——当时我确信是这样——的目光将她锁定。

我第一次感觉到此人身上的这种狂热，是在机场到港大厅看到他的时候。他踮着脚把脸贴在长窗的玻璃上，不停地扭动着身子，想看清楚皇室夫妇走过来的样子。当时我并没觉得他有多么不同寻常。我观察每一个人都是带着挑剔审视的眼光的。看起来他只不过是组成皇室欢迎团的一大群外交人员、侍从和跟班之中的一个普通人。尽管如此，他的极度热情还是让我心有所感。看着他使劲把瘦削的脸贴到玻璃上，我暗想，原来中东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情报部门必须遏制的异教徒的激情，否则我们可别想开着汽车、家里有暖气烧，还能平平安安地卖掉我们生产的武器。

“猴子”向前走了几步，斜眼瞅着一个柜台里的丝带。他走路时的姿态与他的绰号完全相符，步子很大，却一副偷偷摸摸的样子；他行动时似乎只有膝盖以下的部位在动，迈起步来仿佛是在玩弄阴谋诡计。我特意选了他旁边的一个吊袜带展示柜，一边瞅着里头的陈列品一边偷偷地打量他，看他的腰部和腋下有没有什么泄露天机的突出物。他的黑色大衣是枪手钟爱的经典款式：样式宽松，没有腰带，可以毫不费力地藏住一把装着消音器的长管手枪，或者是挂在腋下的一支半自动步枪。

我仔细观察着他的双手，我自己的手因为紧张感到阵阵刺痛。他的左手随意地贴在身侧，但看起来更有力的右手却老是往胸口的方向摸，还总会停顿片刻，仿佛是在积聚勇气，准备最后孤注一掷。

是用右手斜伸拔枪，我心想。枪的位置很可能在腋下。训练我们使用武器的老师教过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

还有他的眼睛——那双狂热分子的黑眼睛满含热情，仿佛在缓缓燃烧——即使从侧面看，那双眼睛注视的好像也是来世。他是不是曾发誓要向她复仇？还是报复她的家人？那帮狂热的毛拉21是不是曾对他许下诺言，事成之后他肯定能跻身天堂？我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并不多，仅有的一些知识还是来自于几堂文化背景课和P.C.雷恩22的小说。不过，这点儿知识已足以引起我的警惕，让我知道面对的是一个毫不珍惜自己生命、敢于铤而走险的狂热分子。

至于我自己，可叹啊，我却是手无寸铁。我一直为此耿耿于怀。监视人员在执行常规任务时根本别奢望能携带武器，但秘密保护工作并不是普通的监视，因此保罗·斯科迪诺从蒙蒂的保险柜里领到了一把手枪。

“一把枪就够了，大学生，”蒙蒂带着老头似的微笑对我说，“我们可不希望你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你说是吧？”

因此，当我直起身轻手轻脚地再次跟上他时，我能做的也只是事先想好该使用无声暗杀课上要求掌握的哪一种招数。我是不是该从他身后发起进攻——猛击他的后脑勺，或者是给他来个双风贯耳？这两招都能立刻要他的命，但留着活口还能盘问盘问。还是趁他拔枪的时候先扭断他的右胳膊，用他自己的武器制服他？但如果我让他拔出枪来，我自己会不会也被周围的几个保镖一阵乱枪打死？

她看见那家伙了！

“熊猫”直直地盯着“猴子”的眼睛，“猴子”也回望着她！

她是认出他了吗？我敢肯定她认出来了。但她看出他的企图了吗？她会不会是受到某种奇怪的东方宿命论思想的影响，已经准备赴死了？我继续观察着他们俩之间神秘莫测的交流，与此同时种种恐怖的可能性在我的脑海中转个不停。两个人的眼神碰在了一起，“熊猫”的动作一下子僵住了。她那双戴满金银珠宝、张牙舞爪的小手本来正在拼命搜刮柜台上的衣物，这时却停住了——接着，那双手就像是在听从他的命令，老老实实地滑落到了“熊猫”的身侧。这之后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显得毫无主意，连避开他锐利眼神的力气都没有。

终于，带着一种绝望的、莫名其妙的谦卑神情，她转过脸去不再看他，低声和女伴说了些什么，然后把手伸向柜台，放下了还攥在手里的一样带褶边的东西，也不知到底是什么衣物。那天她穿着棕色的衣服——如果她是个男人，我肯定会说那身衣服倒像是方济各会23的修士袍——宽大的衣袖比她的胳膊还要长，额头上紧紧系着一块棕色的头巾。

我看见她叹了口气，然后慢慢地、听天由命地（对此我确信无疑）带着随行人员朝拱门走去。她身后紧跟着一名私人保镖，保镖后面则是苏格兰场派来的那个警察。接下来是随行人员中的女伴，商场的楼层巡视员跟在后面。最后是保罗和南希，他们俩故意装出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好不容易放弃了研究了半天的睡衣，像其他顾客一样跟在这一大群人后面闲逛。保罗肯定已经听到了我和蒙蒂的谈话，根本没屈尊瞅我一眼。向来对自己的业余表演本领引以为豪的南希，正假装跟他上演一出夫妻吵架。我想要看看保罗有没有解开上装外套的纽扣，因为他也喜欢斜着拔枪。但他那宽阔的脊背正对着我。

“好了，大学生，给我瞧瞧。”蒙蒂变魔术似的出现在我身旁，清清楚楚地对着我的左耳说。他站在我身旁有多久了？我根本不知道。正午已过，我们该撤下去了，但现在可不是换岗的时候。“猴子”离我们还不到五码远，他悄悄地迈着步子，无比坚决地跟在“熊猫”身后。

“我们可以在楼梯里把他制服。”我嘟哝着说。

“大点儿声，”蒙蒂建议道，他说话的声音还和刚才一样不加掩饰，“正常说话，没人会注意你。歪着嘴角嘀嘀咕咕，人家会以为你要来抢收银台。”

我们在一楼，因此“熊猫”这帮人肯定要乘坐电梯，不论是上楼还是下楼。电梯旁边有两扇弹簧门，当年从门口进去是一道石砌的疏散楼梯，楼道里潮乎乎脏兮兮的，台阶上铺着油毡。跟着“猴子”朝拱门走去的时候，我一路断断续续地跟蒙蒂讲我设想的方案，这个方案可谓简单明了。等这帮人走近电梯时，蒙蒂和我从“猴子”左右两侧逼上去，分别逮住一只胳膊把他拖进楼梯道。照着腹股沟来一拳就能把他制服，然后卸掉他的武器，偷偷地绑到格林街，邀请他主动坦白。训练的时候这种事我们练过几十次——有一回我们错绑了一位无辜的银行职员，那人正赶着回家去见老婆孩子，我们却误以为他是训练组的，结果弄得很尴尬。

可蒙蒂听到我的计划，没做出任何表示，这让我感觉很沮丧。他看着两个楼层巡视员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通道，好让“熊猫”一行能清清净净地乘电梯。他脸上带着笑容，和其他有幸一睹皇室成员尊容的普通人一样。

“她要下楼，”他得意洋洋地说，“我敢拿一镑跟你赌一便士，她肯定要去买那些人造的珠宝首饰。别以为从海湾国家来的人看不上人造的假货，他们可喜欢得不得了呢！他们觉得买这些东西划算得很。来吧，儿子。这真有意思。咱们也去瞧一瞧。”

现在我宁愿这么想：尽管当时我听到蒙蒂这么说有点莫名其妙，也还是能看出他的谍报技巧很高超。“熊猫”的异国随从们大都穿着阿拉伯式的服装，这让其他顾客觉得非常好奇。蒙蒂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看热闹看得正开心。没错，又给他说着了，他们的目的地确实是人造珠宝部，而“猴子”也料到了。我们从电梯出来的时候，他急忙窜到人群前头，在亮闪闪的陈列品旁边找了个有利的位置，左侧的肩膀挨近墙边，这恰恰是右撇子枪手斜向拔枪时必须采取的姿势。

然而，蒙蒂根本没找个有利的战略位置以备还击，而是跟在“猴子”后面晃悠。他站到了“猴子”的身旁，接着招手让我也站到他旁边。这样一来我别无选择，只能让蒙蒂——而不是“猴子”——处在我们三个人的中间位置。

“儿子，我总爱来骑士桥就是因为这个，”蒙蒂解释说，声音大得连半个楼层的人都能听见，“你根本想不到在这地方会碰到什么人。你记得吧，上回我带你妈来的时候——那天我们先去了哈罗兹24的美食广场。我心想：‘嗨，我认识你啊，你是雷克斯·哈里森25嘛！’当时我伸出手就能碰到他，可我没那么干。这儿可是全世界的交叉路口，骑士桥这地方。你同不同意，先生？”蒙蒂冲着“猴子”举帽致意，那家伙没精打采地冲他笑了笑。“我在想，这帮人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看样子像是阿拉伯人，他们随时都能拿出所罗门王的财富。我敢说，他们连税都不交。皇室成员肯定不交税，嗯，用不着交。全世界没有哪一个皇室会自己给自己交税，没那个道理。看到那边的大块头警察了么，儿子？他准是特别分部26的，瞧他那绷着个脸的蠢样就知道了。”

与此同时，“熊猫”一行人分散到打着灯光的一个个玻璃柜台前，“熊猫”带着掩饰不住的焦躁情绪，让店员把托盘拿出来给她看。很快，就像在女士内衣部时一样，她拣起一件东西，举到灯光下翻来覆去地仔细审视，然后放下来，再拿起另外一件。就在她一件接着一件鉴赏了又放弃掉的时候，我又一次看到她焦急的目光瞥向我们这边，先瞅了瞅“猴子”，然后又瞅着我，仿佛觉得只有我才能保护她。

我瞟了一眼蒙蒂，想确信自己的判断没错，可他仍然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

“刚才在女士内衣部里就是这样的。”我悄声说，忘记了蒙蒂告诉过我要正常说话。

但蒙蒂还在用大嗓门继续长篇大论。“可是从里面看，儿子——我一直这么说——从里面看啊，皇室也好，老百姓也好，他们和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生下来的时候都光着身子，最后也都得到坟墓里去。健康才是财富；多交朋友比多挣钱管用，我觉得。我们全都有同样的欲望，都有许多小毛病，也都有顽皮淘气的时候。”他这么说个没完，仿佛是故意反衬我极度警觉的样子。

“熊猫”又让店员拿出了好几个托盘。柜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华丽的人造宝石头饰、手镯和戒指。她挑了一套人造红宝石做的三串式项链，举到脖子前面比着，然后拿起一面手持的小镜子欣赏起自己的形象来。

是我在想象吗？不是的！她在用那面镜子观察“猴子”和我们俩！先是一只黑色的眼睛，接着另一只眼睛也盯住了我们；然后两只眼睛都看了过来，这是在警告我们，在乞求我们。这之后她又把镜子放下，转过身背对着我们，仿佛有点生气似的贴着玻璃柜台的边缘一掠而过，那儿还有刚拿出来的托盘在等着她。

就在此刻，“猴子”向前迈了一步，我看见他抬起一只手伸向大衣的领口。我顾不上谨慎小心了，也跟着上前一步，右胳膊往后一收，弯起右手的五指，掌心与地面平行，这是沙拉特教过的标准姿势。我决定照着他的心窝来一记肘锤，紧接着用手刀斩向他的上嘴唇，就在鼻软骨和上颌相连的位置。那个地方是许多复杂神经的汇集点，照准了猛击一下能让他暂时失去行动能力。“猴子”张开嘴，吸了口气。我估计他会大叫“真主”，或是喊出某个宗教激进主义派别的口号——不过现在想来，我觉得当时我们对奉行宗教激进主义的阿拉伯人并不了解，也不在乎他们——我当即决定自己也得大喊一声，这不仅是为了迷惑他，也是因为深吸一口气能让更多的氧气进入我的血流，增加打击的力量。我都已经在吸气了，却突然感觉到蒙蒂的手像铁箍一样牢牢抓住我的手腕。他的力气大得出奇，攥得我根本动弹不得，随即把我拖回到他的身边。

“可别这样，儿子，这位先生排在你前面，”他平平淡淡地说道，“他有件秘密的小事情要处理，对不对，先生？”

还真是这样。蒙蒂一直紧抓着我不放，直到我看清事情的本来面目。“猴子”开口说话了。不是冲着“熊猫”，也不是冲着她的随从，而是冲着那两个身穿条纹西裤的楼层管理员。他们俩侧过头来听他说话，起初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随即变得惊讶而又关切，同时视线也转向了“熊猫”。

“哎呀，先生们，王妃殿下希望她购物的时候不要太正式，”他说道，“我们这么说吧，包装、开发票之类的麻烦事可以免了。她已经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三四年前的她最擅长讨价还价了。没错。不管她想买什么东西，都能拿到最划算的折扣。不过今天，到了她人生的这个阶段，买起东西来她说了算——她要亲自把想买的东西拿在手里。哦，或许我应该说是拿在袖子里？因此我奉亲王殿下之命，要以非常优厚的价格买下王妃殿下‘非正式’挑出的所有商品，但有一点务必要非常明确，先生们：此事决不允许有一点风声传进公众的耳朵里，不管是文字上还是口头上，你们明白了吧？”

接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天哪，那不是能要人命的瓦尔特自动手枪，不是赫克勒-科赫27轻型冲锋枪，甚至不是我们钟爱的勃朗宁九毫米手枪，而是一只压花的摩洛哥真皮钱包，里面装满了他主子的各种面值的钞票。

“我算了一下，先生们，有三只精美的戒指，一只人造祖母绿的，两只人造钻石的；还有一条人造红宝石项链，三串式的。按照亲王殿下的意思，支付款项时我们还要充分考虑给贵店员工带来的种种不便。其中也包括给二位先生的一点好处，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就公众的问题达成了共识。”

蒙蒂紧握着我的手终于松开了。我们一起朝大厅走去，这时我才敢偷偷地瞟他一眼。我如释重负地发现，他的神情尽管若有所思，却出乎意料地温和。

“咱们的工作就麻烦在这儿，内德，”蒙蒂满意地解释道，这是他第一次直呼我的名字，“生活本来只有这一面，我们却偏偏要从另一面去看。有时我自己也希望能碰到一个实打实的敌人，这我愿意承认。找起来很费劲，对不对？好人实在太多啦。”

3

“请务必记住，”史迈利诚恳地劝告他年轻的听众，假如他得请求他们在离开之前把善款放进募捐箱，想必也会选择同样的语气，“受过私立教育的英国男士——还有英国女士，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是全世界最会装的伪君子。”他等着笑声平息下来，“从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会是这样，只要我们可耻的教育体系不改变。没有人比他们更会油嘴滑舌地哄骗别人，没有人比他们更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没有人比他们更能巧妙地隐匿自己的行动，没有人比他们更难于承认自己是个该死的傻瓜。本来自己都给吓傻了，偏偏表现得比谁都勇敢；本来痛苦万分，偏偏装得比谁都开心；本来恨透了你，偏偏比谁都会拍你的马屁。论起这些本事，谁都比不上来自所谓特权阶层、喜好社交的英国男女。他们站在你身旁排队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说不定正在经历高达十二级的精神崩溃，可即使你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也根本看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最优秀的情报官员却成了最糟糕的，而最糟糕的反倒成了最优秀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们最难以指挥的情报员就是你们自己。”

我毫不怀疑，就史迈利自己而言，他心下所指的是我们当中最狡猾的骗子比尔·海顿。但对我来说，他指的却是本——没错，虽然有点难以承认，还有年轻的内德，说不定也包括上了年纪的这一个。

那是在我没能干掉“熊猫”保镖的那天下午。疲惫而又沮丧的我回到自己在巴特西28的公寓，发现房门没上锁，两个身穿灰色西服的人正在翻检我桌子上的文件。

我冲进去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没正眼瞧我。靠近门口的那个是人事组的头儿；另一个身材肥胖、神情严肃的男子看不出多大年纪，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投向我的眼神里透着某种令人厌恶的怜悯。

“最近你跟你那个朋友卡文迪什联系是什么时候？”人事组的头儿若有似无地瞟了我一眼，接着又翻起了我的文件。

“他是你的朋友，对吧？”我正竭力让自己定下神来，神情严肃的人郁郁不乐地问道，“你怎么称呼他？本？还是阿诺？”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我叫他本。这是怎么回事？”

“你最后一次跟他联系是什么时候？”人事组的头儿重复了一遍，把我当时的女朋友写来的一堆信推到旁边，“他打电话给你吗？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一个星期前收到了他的一张明信片。怎么了？”

“明信片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好像把它撕掉了。要不就是放在书桌里。你们两位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撕掉了？”

“扔掉了。”

“撕掉听起来有点刻意，对不对？明信片是什么样的？”人事组的头儿说着又拽出一只抽屉，“你给我待那儿别动。”

“正面有个姑娘的照片，本在另一面上写了几行字。明信片是什么样的关你们什么事？请你们出去。”

“写的是什么？”

“没什么。上头写着：‘亲爱的内德，这是我刚钓到的，你不在这儿我可真高兴。爱你的本。’你们给我出去！”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又拽开了一个抽屉。

“很高兴我没法跟他抢女朋友了吧，我猜。是个玩笑。”

“你常常抢他的女人吗？”

“我们从没和同一个女人交往过。从来都没有。”

“那你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友谊，”我愤然说道，“你们他妈的到底要找什么？我觉得你们最好马上离开。你们两个。”

“我找不到，”人事组的头儿把我的又一叠私人信件丢到一旁，向他的胖子同伴抱怨道，“什么明信片都没有。你该不是在撒谎吧，内德？”

神情严肃的男子始终在盯着我。他投向我的目光仍旧带着一种令人讨厌的同情，仿佛在说这种事轮到谁头上都有可能，而我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明信片是怎么送来的，内德？”他问道。他的嗓音跟他的举止一样，也带着试探和惋惜的意味。

“邮寄来的。还能怎么送？”我粗鲁地回答。

“你的意思是公开邮件？”神情严肃的男子伤感地说，“不是通过其他途径，比如情报部的邮袋？”

“是军队邮件，”我答道，“战地邮局。从柏林寄出，贴着一枚英国邮票。是本地邮差送来的。”

“内德，你还记不记得战地邮局的编号了？”神情严肃的男子极为谨慎地问，“我是说邮戳上的编号？”

“就是个普通的柏林邮局编号，我想。”我反驳说。在如此谦恭有礼的一个人面前，要保持住怒气冲冲的状态很不容易。“好像是四十号吧。这有什么要紧的？我受够了。”

“不管怎么说，你总能确信明信片肯定是从柏林寄出的吧？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当时的印象吧？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是这样？那个柏林邮局的编号——你能肯定吗？”

“和他寄给我的其他明信片一模一样。我可没有仔细检查。”我说。我看到人事组的头儿又拽出书桌的一个抽屉，把里面的东西全倒了出来，怒火又蹿了起来。

“是那种海报女郎吧，内德？”神情严肃的男子问道，脸上的笑容透着惭愧。显然他这是在为人事组的头儿道歉，也是为他自己。

“是裸体的，没错。估计是个妓女，光着背，别过头看着。所以我把它扔掉了。怕清洁女工瞧见。”

“哦，现在你倒能想起来了啊！”人事组的头儿喊道，刷地转过身面对着我，“‘我把它扔掉了！’可惜啊，你怎么不早点儿说？”

“哎，行了，雷克斯，”神情严肃的男子息事宁人地说，“内德进门时完全给搞懵了。换了谁不得是这样？”他忧心忡忡的眼神又一次落在了我身上。“你在跟监视组一起执行任务，对吧？蒙蒂说你干得很不错。对了，她是彩色的吗？你说的那个裸体姑娘？”

“对。”

“他总给你寄明信片，还是偶尔会写封信来？”

“只有明信片。”

“寄了几张？”

“他到那边后寄了三四张吧。”

“都是彩色的？”

“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吧。应该是的。”

“上头印的都是姑娘？”

“好像是的。”

“哦，可你还是能记得。当然会记得。我猜都是裸体的吧？”

“是的。”

“另外几张明信片在哪儿？”

“肯定也被我扔掉了。”

“因为清洁女工？”

“对。”

“怕她看到会难为情？”

“没错！”

听到这里，神情严肃的男子仔细想了一会儿。“这么说，这些下流的明信片——请原谅，我不是有意冒犯，真的不是——算是你们之间常开的一种玩笑喽？”

“对他来说，是的。”

“可你没有给他回过？要是回了，一定要告诉我们。别觉得不好意思。没时间了。”

“我没觉得不好意思！我一次都没回过。没错，明信片是我们常开的玩笑。而且变得越来越低级了。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总看到它们摆在门厅的桌上等着我去取，我都已经有点厌烦了。辛普森先生也是这样。他是房东。他让我写封信给本，就说别再寄明信片过来。他说这些东西把公寓的名声给搞坏了。两位，你们俩谁能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一次人事组的头儿答了话。“唉，我们还以为你能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呢，”他的声音显得很气馁，“本·卡文迪什失踪了。可以说，他手下的情报员也失踪了。其中两个人上了今天早晨的《新德意志报》29。英国间谍网被当场破获。伦敦的各家晚报迟些时候也会刊载这一消息。他不知去向已经有三天了。这位是史迈利先生。他想跟你谈谈。你得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告诉他。所有的一切。回见。”

一时间我肯定是晕头转向了，因为等到我再看见史迈利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我房间地毯的中央，神色黯然地打量着四周他和人事组头儿搞出的一片狼藉。

“我在河对面的贝瓦特街上有座房子，”他主动说道，好像那房子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或许我们可以到那边去，要是你不介意的话。算不上有多整洁，不过比这儿要好一点。”

我们开着史迈利那辆寒酸的小奥斯汀上了路，车速慢得让人以为他是在送老弱病残，可能他当时就是这么看我的。已是黄昏时分。阿尔伯特桥上的白灯笼飘飘荡荡地迎向我们，仿佛是从水中升起的马车车灯。本，我绝望地想，你到底做了什么？本，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贝瓦特街堵得厉害，我们把车停进了一条小巷。停车对史迈利来说简直跟把邮轮开进船坞一样复杂，但他总算是停好了，我们下了车往回走。我记得跟在他旁边走路实在太难，他走路时两条胳膊向外撇，还甩得老高，根本无视我的存在。我记得他鼓起勇气转动自家前门钥匙的样子，还有走进门厅时的警觉神情。家对他来说仿佛是个危险的地方，现在我已经知道情况确实如此。门厅里放着好几天的牛奶，起居室里有一盘吃了一半的排骨炖豌豆。唱机的转盘无声无息地旋转着。就算不是天才也能猜得出，他是匆忙之间被叫出去的——很可能是昨晚人事组的头儿找的他——当时他一边吃着排骨炖豆，一边听着音乐。

他晃进厨房去找苏打水，准备加到我们喝的威士忌里。我在他后面跟着。史迈利身上有种东西会让你觉得，他的孤独仿佛是你造成的。厨房里到处是打开的食品罐头，水槽里堆满了脏盘子。他调威士忌的时候我开始洗盘子，于是他从门后摸出一条茶巾，把盘子擦干收起来。

“你和本两个人是挺出名的搭档，对不对？”他问。

“对，我们在沙拉特住一个宿舍。”

“宿舍里有——厨房，两个卧室，还有卫生间吧？”

“没有厨房。”

“你们在训练课程中也是一对？”

“最后一年在一起。你得选个搭档，学会彼此配合。”

“自己选吗？还是上头给你们配好？”

“先自己选，然后上头要么批准，要么拆开。”

“这之后你们俩就得始终在一起了，不管境况如何？”

“差不多是这样。”

“最后一整年都在一起？那可是训练期的一半时间呢。白天晚上都在一块儿？简直跟结了婚一样吧？”

我想不通他干吗要追问这些早已知道的事情。

“所有的事你们俩都一起做？”他继续问道，“抱歉，我接受训练到现在可有段日子了。理论课、实践课、体能训练、一起吃饭、住在一块——这其实就是共同生活嘛。”

“我们一起完成联合协作的科目，还有强制手段训练。这很正常，因为我们俩体重差不多，身体素质也基本相当。”尽管他问题的导向越来越令人不安，我却渐渐发觉自己迫切想和他交谈。“接下来其他的内容自然也得一起参加了。”

“哦。”

“偶尔他们也会把我们拆开，比如要参加特训的时候，或是他们觉得哪个人对搭档过分依赖。不过，只要两个人的表现能平分秋色，他们就会继续维持原有的组合。”

“你们俩把所有的奖项都赢来了，”语带赞许的史迈利又拿起一个湿盘子，“你们是最好的一对。你和本。”

“那是因为本是最出色的，”我说道，“不管谁跟他搭档，都会名列前茅。”

“当然啦。没错，我们都见识过这样的人物。加入情报部之前你们俩认识吗？”

“不认识。可我们的经历很相似。我们上的是同一所高中，只不过宿舍不在一起。都是牛津毕业的，不过在不同的学院。学的都是语言专业，但从来没遇到过。他曾在陆军短期服役，我是在海军。到了圆场我们才认识。”

史迈利拿起一只精致的骨瓷杯，狐疑地朝里面瞅了瞅，好像是要找什么我没瞧见的东西。

“假如让你来决定，你会派本去柏林吗？”

“会，当然会。没有理由不派他去啊。”

“这么说，你派他去的理由是什么呢？”

“本从母亲那儿学会了地道的德语。他聪明过人，灵活机变。别人都愿意遵从他的指示。本的父亲在战争中的表现出类拔萃。”

“我记得你母亲也是这样。”

史迈利指的是我母亲在荷兰抵抗组织中做的工作。“那他都干了些什么？我是说，本的父亲？”史迈利接着问道，好像对此一无所知似的。

“破译密码。”我带着本的骄傲之情答道，“他得过数学学位考试优胜奖，是个数学家，一望而知的天才人物。他协助构建起了针对德国人的策反体系——策反德国的情报员，再让他们回去给我们效力。我母亲和他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本很佩服他吧？”

“那还用问吗？”

“我的意思是，本谈到过这些事？”史迈利坚持问道，“是不是常常提起？父亲的经历对本来说意义重大，你有这样的印象吗？”

“他只说过，那是他必须达到的标杆。他说母亲是个德国人也有好处，你不想努力都不行。”

“天哪，”史迈利郁郁不乐地说道，“可怜的人。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你没做修饰吧？”

“当然没有！他说，有他那样的家庭背景，在英国你得跑得比别人快一倍，才能保证自己不掉队。”

“我的天，”他又说了一遍，“太不公平了。你觉得他有精力吗？”

他又一次把我搞懵了。在我们这个年纪，从来没觉得精力会不够用。

“什么样的精力？”我问道。

“呃，我也说不好。在柏林跑得比别人快一倍，这需要怎样的精力？我觉得要有双倍的胆量——这总是一种压力。双倍的酒量，好保持头脑清醒。还有女人——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

“我敢肯定，不管需要什么能耐，本都没问题。”我忠诚地说道。

史迈利把茶巾挂到一颗弯头钉子上，看样子那是他自己给厨房加的装饰。“你们俩谈论政治吗？”我们端着威士忌朝起居室走去，他这么问我。

“从来不谈。”

“那么我敢说他很可靠。”他说着忧伤地轻声一笑，我也笑了。

初次看到一栋房子的时候，它总会给我留下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印象，而史迈利的房子无疑是女性化的：漂亮的窗帘、雕花的镜子、充满女人味的精巧装饰。我心想，不知史迈利跟谁一起过日子，或者是没跟谁一起。我们坐了下来。

“如果你不打算re派本去柏林，会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接着问道，从眼镜上方能看到他带着笑意的和善眼神。

“呃，只会是因为我自己想去。谁都希望能有机会去柏林。那儿可是前线。”

“他就这么失踪了。”史迈利解释说。他往后靠着，似乎闭上了眼睛。“我们不会对你有任何隐瞒。我把我们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你。上个星期四，他越境到东柏林去见他的情报组长，一位名叫汉斯·塞德尔的先生——你在《新德意志报》上能看到他的照片。那是本第一次单独和他见面，是件大事。本在柏林站的上级是哈格蒂。你认识哈格蒂吗？”

“不认识。”

“听说过他吗？”

“没有。”

“本从来没和你提起过他？”

“没有。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从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请原谅。有时候同一个答案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含义，要是你明白的话。”

我不明白。

“在柏林站，哈格蒂是仅次于站长的二号人物。这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本有固定的女朋友吗？”

“据我所知没有。”

“不固定的呢？”

“你只要跟他去跳场舞就知道了，姑娘们都围着他转。”

“跳过舞之后呢？”

“他没吹嘘过。他从来不吹这个。即使他跟她们上了床，也不会到处说。他不是那种人。”

“听说你和本休假时都一起去。你们会到哪儿去玩？”

“特威肯纳姆30。罗德板球场。钓钓鱼。大部分时间我们会跟对方的朋友在一起。”

“哦。”

不知为什么，史迈利的话让我觉得心惊胆战。也许是因为我太担心本了，什么都让我感到害怕。我越来越感觉到，史迈利认为有些事是因我而起，尽管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他讲述事件的时候就像是在梳理证据。

“首先是威利斯，”他说道，仿佛我们正在追踪一条模糊难辨的线索，“威利斯是柏林站的站长，他负责全面指挥。接下来是哈格蒂，他是威利斯手下的高级外勤情报官员，也是本的顶头上司。哈格蒂负责塞德尔情报网的日常维护工作。这个网络有十二名情报员——应该说是曾经有——九个男的，三个女的。像这种规模的地下网络，通讯联络部分依靠无线电，部分依靠密写，需要一个最起码人数相当的后方队伍来保障，而且我说的还不包括对情报进行评估和分发。”

“我知道。”

“这我相信，不过我还是得跟你说一遍，”他继续不紧不慢地说道，“然后你可以帮我补上漏掉的部分。哈格蒂这个人很强势。他是北爱尔兰人。不当班的时候，他爱喝酒，吵吵闹闹，惹人讨厌。可一旦工作起来，他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是个很尽责的情报官员，记忆力超群。你确定本从来没和你提起过他？”

“我都告诉过你了。没有。”

我没想要把话说得如此强硬。如果你不断地否认一件事，反而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个骗子，即使你自己都会动摇，这总有些不可思议。当然，史迈利现在利用的恰恰是这一点，他想让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秘密浮出水面。

“没错，嗯，你确实说过没有，”他说话时还是那么彬彬有礼，“我也确实听到你说没有了。我只想看看有没有帮你回忆起来点什么。”

“没有。”

“哈格蒂和塞德尔是朋友，”他继续说道，语速甚至比刚才还要慢，“就工作性质所能允许的程度而言，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战争期间塞德尔在英国被俘，哈格蒂则是在德国。1944年塞德尔在赛伦塞斯特31附近的一座农庄劳动，当时英国对德国战俘的管理普遍比较宽松，他追求到了一位英国乡村姑娘。战俘营里的警卫会特意给塞德尔在大门外留一辆自行车，车把上还搭着一件军大衣，好让他遮住身上的囚服。第二天起床号吹响的时候只要他能在自己的床上，警卫就睁只眼闭只眼。塞德尔一直对英国人心存感激。孩子出世的时候，塞德尔的警卫和其他战俘还参加了洗礼仪式。很感人，是不是？英国人最高贵的一面。不过，这个故事有没有让你想起来什么？”

“怎么可能？你说的是一个情报员啊！”

“已经暴露的情报员。是本的人。哈格蒂在德国战俘营里的经历可没那么令人振奋了。我们不说这个。1948年，名义上在管制委员会32工作的哈格蒂在汉诺威的一家酒吧里碰到了塞德尔。哈格蒂招募了塞德尔，又把他派回东德，回到他的故乡莱比锡。从那以后哈格蒂一直指挥着塞德尔。过去十五年来，他们俩的友谊始终是维系柏林站的关键因素。上周塞德尔被捕，当时他已经成了东德外交部的第四号人物。他曾出任东德驻哈瓦那大使。但你从来都没听说过他。谁都没跟你提起过他。本没有。其他人也没有。”

“没有。”我回答时尽可能表现得非常厌倦。

“通常哈格蒂每个月要去一次东柏林，听取塞德尔的情况汇报——在汽车上，安全公寓里，或是公园的长凳上，等等——这是一贯的做法。柏林墙建起来之后，情报传递暂时停止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才小心谨慎地恢复会面。策略是乘一辆四驱车过境——比如军用吉普——安排好一名替身，在合适的时间跳出车外，然后按照约定的时间回到车上。听起来很危险，也的确危险，但练熟了还挺管用。如果哈格蒂休假或是生病，就不安排见面。几个月前，总部命令哈格蒂把塞德尔介绍给一位继任者。哈格蒂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威利斯掌管柏林站的时间太久，简直把他吹上了天，另外他知道的秘密也太多，不能任由他在“铁幕”后到处晃荡。于是本就被派驻到了柏林。本没沾染过坏毛病，清清白白。哈格蒂亲自向他介绍了情况——我估计介绍得非常详尽。我敢说哈格蒂对本一点都不心慈手软。他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人，况且成员多达十二人的情报网本来也非常复杂：谁为谁工作，为了什么；谁知道谁的身份；接头人、密码、送信人、掩护身份、暗号、无线电、情报投放点、密写药水、工资、孩子、生日、老婆、情妇，等等。一下子全记住是很困难的。”

“我知道。”

“本告诉你了，对吧？”

这一次我没有反驳他。我下定决心不这么干了。“我们在课程里学过。简直是没完没了。”我说。

“是的。好吧，我想你也学过。问题在于，理论和实际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对不对？本最要好的朋友是谁，除了你之外？”

“我不知道，”他突然转换的问话策略让我心下一惊，“是杰里米吧，我估计。”

“哪个杰里米？”

“杰里米·高尔特。他也在训练班上。”

“女人呢？”

“我跟你说过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对象。”

“哈格蒂想带着本去东柏林，亲自为他做个介绍，”史迈利接着说道，“五楼不同意。他们正打算断掉哈格蒂和他那些情报员之间的联系，而且他们也不赞成同时派两个人去敌方，本来一个人去就行了。于是哈格蒂在地图上带着本走了一遍接头程序，然后本独自一人去了东柏林。星期三他先演练了一次，踩了踩点。星期四他再次入境，这回是来真的了。他是以合法身份进去的，坐着一辆军官委员会的亨伯车。下午三点，他从查理边防检查站入境，随即在约定地点偷偷溜下了车。他的替身按原定计划坐在车里兜了三个小时。六点十分，本顺利回到车上，晚上六点五十分返回西柏林。边防检查站有他返回时的记录。本让司机把他送到了公寓。整个过程都无懈可击。威利斯和哈格蒂在柏林站总部等着他，可他却从公寓打来了电话。他说已按计划顺利接头，但什么情报也没带回来，他自己倒是发烧了，胃也疼得厉害。他问他们能不能推迟到明天早上再听情况汇报？不幸的是，他们说可以。从那以后他们就没再见过他。虽然本说他生了病，电话里听着却很振奋，他们以为他是太激动了。本和你一起时生过病吗？”

“没有。”

“本说，他们那位共同的朋友状态很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等等。显然他在公开电话上也只能说这么多。他的床铺没人睡过，换洗衣服也没带走。没有证据表明本打电话的时候还在公寓里，没有证据表明他被绑架了，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没被绑架。如果说他想叛逃，为什么不干脆留在东柏林？敌方不可能让本变节之后再放他回来对付我们，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不可能逮捕他的情报网。再说，如果敌方想绑架本，为什么不趁着他在柏林墙那一边的时候动手？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本借助任何常规渠道离开了西柏林——火车、高速公路，或是飞机。监控手段不是很管用，另外正像你说的，本接受过训练。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说不定他根本没离开柏林。另一方面，我们以为他可能回来找你。别那么吃惊。你是他的朋友，对不对？他最好的朋友？跟他的关系比任何人都亲密？小高尔特根本比不上。‘本的铁哥们儿是内德，’他说，‘如果本要找我们当中的哪个人帮忙，肯定会是内德。’那份证据恐怕也证明了这一点。”

“什么证据？”

没有意味深长的停顿，没有故作夸张的语气变化，没有任何警示：只有这位亲切的老乔治·史迈利，一如往常地带着歉意。“他的公寓里有一封信，是写给你的，”他说，“信上没有日期，就扔在一个抽屉里。与其说是信，不如说是随手乱写的几句话。他很可能是喝醉了。是封情书，我恐怕得这么说。”他递给我一份复印件让我看，又给我们俩一人倒了一杯威士忌。

也许我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不用去正视当时的难堪。每次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一幕，我就会不自觉地切换成史迈利的视角。我想象着史迈利处在他的位置上会作何感想。

摆在他面前的情形很容易就能勾勒出来。想象一下吧：一个很努力的见习学员，总想让自己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抽着烟斗，当过水兵，知道什么时候该点头赞成，年纪轻轻却巴不得赶快进入中年，这就是六十年代早期年轻的内德。

但他身后的背景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他对我的判断。圆场当时处境艰难，深受莫名其妙的挫败的困扰，不过当时我并不知情。本的情报员被捕固然很不幸，但在圆场全球范围遭遇的一连串灾难之中，那只不过是最新的一件。在日本北部，圆场的一个监听站连同三名成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地区，我们的撤离路线一夜之间被端掉。我们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情报网都在几个月内相继被破获。在华盛顿，我们的美国表兄对我们的可信度表示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还威胁要彻底切断双方之间的特殊纽带。

在这样的气候之下，种种骇人听闻的猜测成了家常便饭，人人自危的心态逐渐产生。任何情况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也没有什么随机事件。即使圆场取得了胜利，那也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手下留情。因为别人的罪行而受到牵连的事随处可见。在美国人看来，圆场里头养着的“地鼠”33不仅仅是一只，而是整整一窝，他们狡诈无比，互相抬举着往上爬。让这帮地鼠走到一起的并不是什么要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虽说这种信仰也够糟糕——而是英国佬之间可怕的同性恋风气。

我看了本的信。只有二十行，没署名，写在情报部没有水印的白色信纸上，只有一面。是本的字迹，但写得歪歪扭扭，没涂改过。没错，他很可能是喝醉了。

信里对我的称呼是“内德亲爱的”。这封信让本的双手爱抚着我的脸颊，让我的嘴唇凑向他的嘴唇。它亲吻着我合上的眼睛，还有我的脖子。感谢上帝，信中涉及肉体的部分到这儿就打住了。

信里没有什么形容词，也没有文采。正因为没有这些，它才越发令人震惊。它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矫揉造作。它并非来自古代，不是希腊人所写，更不是1920年代34的产物。它是一个男人对同性之爱毫不掩饰的渴求，而我始终都只把这个人当做自己的好朋友。

可当我看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写下它的人确实是本，真实的本。饱受痛苦煎熬的本坦白道出了我从未意识到的感情，但当我看到信中的述说时，我得承认这些感情是真实的。也许这已经让我成了有罪之人——我的意思是，我毕竟是本渴求的对象，尽管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招惹他，也没有同样地渴求他。他在信上说对不起，然后结束了。我觉得信并不是没写完。他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不知道。”我说道。

我把信还给史迈利。他接过信放回口袋，眼神始终没离开我的脸。

“或许你已经知道了，只不过没意识到而已。”他说。

“我不知道，”我怒气冲冲地又说了一遍，“你到底想让我怎么说？”

你一定得明白史迈利是多么声名显赫，他的名字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会唤起怎样的敬意。他在等着我说话。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耐心有着让你不得不服的巨大力量。外面突然下起了雨，噼里啪啦鼓掌似的雨声随之响起，伦敦的暴雨落在窄巷中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如果史迈利当时告诉我他能呼风唤雨，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反正在英国你根本看不出来。”我忿忿地说，想让自己镇定下来。我到底想要说明什么？只有天知道。“杰克·阿瑟没结婚，对不对？晚上他没地方可去，就跟小伙子们喝酒，一直喝到酒吧关门。然后他还要再喝点。谁也没说杰克·阿瑟是个同性恋。可要是明天有人逮到他和两个伙夫睡在床上，我们就会说这事大家早就知道了。我也会这么说。这种事根本没法解释。”我磕磕巴巴地往下说，说得全然不对，想找到一条出路却徒劳无获。我知道只要一开口辩解就会显得心虚，但我还是不管不顾地继续辩解下去。

“我说，那封信是在哪儿找到的？”我问道，想重新掌握主动。

“他书桌的抽屉里。我好像已经告诉你了。”

“抽屉是空的？”

“这重要吗？”

“当然，当然重要了！如果信是塞在一堆旧文件里的，那还好说。如果是摆在抽屉里故意要让你们找到，那可是另外一回事了。说不定他是被逼着写的。”

“哦，我敢肯定他写信是迫不得已，”史迈利说道，“关键在于究竟是什么在迫使他。他孤独得要命，你知道吗？如果他的生命中除了你再无旁人，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事。”

“那人事组的头儿怎么没看出这明摆着的事？”我说着又气恼起来，“天哪，他们给我们下任命之前盘问了我们多长时间？在我们的朋友、亲戚、老师和导师那儿到处打探情况。他们对本的了解可比我强多了。”

“我们何不假设人事组的头儿这一次没把活干好？他也是人，这是在英国，我们这些人就是个帮派。我们重新开始，先说说失踪的本。给你写信的本。他没有任何亲近的人，除了你之外。至少在你认识的人里面没有。可能还有许多人你不认识，不过这并不是你的错。就你所知的情况而言，再没有别人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对不对？”

“对！”

“很好，那我们来谈谈你知道的情况。怎么样？”

不知怎地，史迈利让我回到了现实世界，我们一直谈到了凌晨时分。雨停了很久，欧椋鸟也早已开始啼鸣，我们还在谈。或者说是我还在谈，史迈利在听。只有他才能这么聆听——半闭着眼睛，下巴陷在脖子里。我觉得我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了。也许他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有些怀疑，因为他远比我了解不同层次的自我欺骗，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手段。电话响了。他接起电话，咕哝了一句“谢谢”，然后挂断了。“本还是不知去向，没有任何新的头绪，”他说，“你仍然是唯一的线索。”我记得他没做任何笔记，而且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当时他是不是用了录音机。我觉得不会。他讨厌机器，何况他的记忆力比那些机器要可靠得多。

我谈到了本，也谈了许多关于自己的事情，这恰恰是史迈利希望的：通过我自己来解释本的行动。我又谈到了我们两人生活的相似之处。谈到我如何羡慕他有一位英雄般的父亲——我从记事起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我和本发现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时都非常兴奋，这一点我也没有隐瞒。没有，没有，我又重复了一遍，据我所知本的生命里没有女人——除了他的母亲，她已经过世了。我很有把握，这我能确信。

我告诉史迈利，小时候我常常幻想这世上的某个地方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自己，就像是一个神秘的双胞胎兄弟，他有和我一样的玩具，一样的衣服，一样的想法，甚至连父母都一样。我好像读过一本类似情节的书。我是家里的独子，本也是。我告诉史迈利这一切，是因为我决定把自己的所有想法和回忆起来的事都原原本本地说给他听，哪怕他会因此觉得我是有罪之人。我只知道在自己的意识里，我没有对他隐瞒任何情况，即便我觉得这么干可能会毁掉我自己。史迈利不知怎么让我确信，我最起码也得为本而作出这点牺牲。至于下意识里——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当一个人为了生存下去而说实话的时候，谁知道他会向别人，甚至向自己隐瞒些什么呢？

我跟他说了我们——我和本——初次见面的情况。那是在圆场设于兰贝斯35的训练所，新招募的人员在那儿集合。在此之前，我们这些新学员彼此都还没见过面。我们也还没见识过圆场，除了招募我们的情报官员、筛选者和审查组的人。有些人几乎都搞不清我们参加的究竟是个怎样的组织。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弄明白了——关于其他新学员，还有我们的使命——我们像外籍军团题材小说里写的众多人物一样聚集在等候室里，每个人来到此地都有不为人知的期待和理由，每个人的旅行袋里都装着件数相同的衬衣衬裤，上面用墨汁标着自己的编号，这是印在那张没有文头的通知书上的指示。我的编号是九，本是十。我走进等候室的时候前面有两个人，一个是本，另一个名叫吉米，是个身材矮壮的苏格兰人。我冲着吉米点了点头，但我和本立刻就认出了对方——我的意思不是说认出对方是中学或大学里的熟面孔，而是发现彼此的体格和性情都很相似。

“‘第三名刺客’上场了。”他握着我的手说。在这个时刻引用莎士比亚作品36显得非常不合时宜。“我叫本，这位是吉米。看样子今后咱们都没有姓了。吉米的姓丢在了阿伯丁37。”

于是我也和吉米握了握手，挨着本坐到长凳上，等着看下一个从门口进来的是谁。

“我赌那家伙长着小胡子，五赔一。蓄络腮胡，十赔一。穿绿色袜子，三十赔一。”本说道。

“我赌他还穿着斗篷，一赔一。”我说。

我跟史迈利说，我们在陌生的城镇里接受训练，要给自己的掩护身份编故事，和联络人接头，还要忍受被捕、受审的折磨。我让他自己去体会，这些经历是怎样加深了我和本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们第一次跳伞就在一起，在夜里借助罗盘徒步穿越苏格兰高地，在荒凉的市中心贫民区寻找情报投放点，乘潜水艇到海滩登陆，等等。

我告诉史迈利，我们的教官有时候会含蓄地提起本的父亲，这只是想强调他们能教育将门虎子的自豪感。我跟他说了我们周末休假时的情况，说我们会一周去我母亲在格洛斯特郡38的家，下一周去他父亲在什罗普郡39的家。我母亲和他父亲都是孤身一人，我们还开玩笑说要把他俩撮合到一起。但这事在现实中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的母亲是个性格倔强的英荷混血儿，她那些乐呵呵的姐妹和外甥外甥女看起来都像是勃鲁盖尔40画作的模特；本的父亲则已经成了个学究气的隐士，据我们所知他硕果仅存的唯一爱好就是听巴赫。

“本很敬畏他父亲。”史迈利又点出了同一个问题。

“是的。他很喜欢母亲，但她已经过世了。他的父亲成了他的偶像。”

我记得自己羞愧地注意到，我故意在回避“爱”这个字，因为本用它描述了他对我的感情。

我跟他说了本喝酒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个情况他也知道。本平时很少喝酒，往往是滴酒不沾，直到某一个晚上——比如星期四的晚上，眼看就要到周末了——那时候他会喝个没够，苏格兰威士忌、伏特加，不管是什么酒；本一杯，阿诺一杯，自己跟自己喝。然后他踉踉跄跄地爬上床，一句话都不说，但也不惹人厌。第二天早晨，他看起来活像刚在戒毒所接受过两个星期的治疗。

“他除了你真的再没有别人了？”史迈利沉思着说道。“你也可怜啊，得独自去应付这么个人物，负担可真重。”

我回忆着，我心不在焉地回想着，我把能想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但我知道他还在等着我说出某件隐瞒的事，我们还没找到那究竟是什么。我意识到自己有所隐瞒了吗？我给你的答案，也只能是当年事后我对自己的回答：我没意识到自己其实是知道的。我花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审问自己，想要挖出深藏在黑暗角落之中的秘密。凌晨四点，史迈利让我回家去睡一会儿。我得一直守在电话旁，想要出去干什么必须先向人事组的头儿报告。

“当然了，他们会监视你的公寓，”史迈利陪我等出租车时警告我说，“你可别往心里去，好不好？想想看，如果是你自己在逃命，风暴之中能让你放心前往的港口其实寥寥无几。你的公寓在本可选的几个地方里应该很靠前。如果本除了父亲之外再没别人可以投靠的话。但他不会去找他父亲，对不对？他会觉得羞愧。他会来找你。所以他们得监视你的公寓。这很自然。”

“我明白。”我说道，只觉得又一阵厌恶席卷全身。

“不管怎么说，在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人里头，他似乎最喜欢你。”

“没关系，我明白。”我又说了一遍。

“当然，换个角度看，他可不是傻子，所以他应该知道我们会怎么分析。他也不会以为你会把他藏在密室里而不向我们报告。你不会这么干的，对吧？”

“对。我不会的。”

“如果本还有些理智，这一点他也会知道，所以他不可能来找你。不过，我觉得他也可能会顺便来一趟，听听你的意见，求你帮帮忙。或者是喝两杯。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假设。毫无疑问，你肯定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没有人能比得上你。确实没有吧？”

我真希望他别再像这样说话了。一直到刚才，他始终非常谨慎小心地回避着本向我示爱的话题。但突然之间，他似乎又决定要重新撕开这个伤口。

“当然，除了你之外他也许还给别人写过信，”他思忖着说道，“也许男的女的都有。这并不是全无可能。人在极度绝望的时候，会向各种各样的人表达爱意。比如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或是打算做出什么不顾一切的举动。这些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会把信寄出去。但是，我们不能绕着本的朋友转，问他们本最近有没有寄来一封狂热的信——那么做可不安全。再说了，该从哪一个人先问起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你得把自己放到本的位置上。”

他是不是故意把自知的种子埋进了我心里？后来，我确信他是故意的。我还记得他送我上出租车时那担忧而锐利的眼神。我记得车子拐过街角时我回过头，看到他矮胖的身影站在路中央，凝视着我，在我离开之前把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你得把自己放到本的位置上。”

我是在连轴转。我的这一天始于凌晨时分的南奥德利街，接着是那只跟着“熊猫”的“猴子”，然后是本的情书，几乎没工夫停下来睡觉。史迈利的咖啡，还有我自己在这种可恶情势下的无能为力感，也让我难以入眠。但我可以发誓，斯黛芬妮这个名字根本还没出现在我的脑袋里——不在脑门上，也不在后脑勺。斯黛芬妮当时还不存在。我敢说，我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忘掉一个人。

回到公寓，本的激情给我带来的一阵阵厌恶感已经消失，我开始担心他的安全了。在起居室里，我演戏似的盯着沙发，在兰贝斯搞了一整天街头训练之后，本常常会摊开手脚躺在那上面：“老伙计，不介意的话我可在这儿睡了。今晚比回家还舒服。阿诺可以回家去睡。本就睡这儿。”在厨房，我把手掌贴在老旧的铁制烤箱上，半夜时我常常用它给本煎鸡蛋：“万能的上帝啊，内德，那是个炉子吗？看起来倒像是害得我们输掉克里米亚战争41的家伙嘛！”

关掉床头灯之后过了好久，我还能回想起他的声音，隔着薄薄的一层隔板跟我说着一个又一个疯狂的想法——那是我们共同的话语，我们之间的行话。

“知道我们该怎么对付纳赛尔兄弟42吗？”

“不知道，本。”

“把以色列给他。知道该怎么对付犹太人吗？”

“不知道，本。”

“把埃及给他们。”

“为什么呢，本？”

“人就是这样，只有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才会满意。蝎子和青蛙过尼罗河的故事听过没？”

“听过，我听过。快闭嘴，睡觉吧。”

然后他还是会把故事讲一遍，那是在沙拉特教过的案例。“蝎子”是打入敌方的间谍，他要和留守在河对岸的小队取得联系。“青蛙”是个双重间谍，他假装相信了“蝎子”的掩护身份，然后把“蝎子”卖给了自己的雇主。

到了早晨他已经不见了，留了张只有一行字的纸条，上面写着：“博斯特尔43见，”那是他给沙拉特起的名字，“爱你的本。”

在那些时候我们有没有说到过斯黛芬妮？没有。斯黛芬妮我们是边走边谈的，而且只是浮光掠影地提了一下，不像两个人躺着聊，中间隔着一层静止不动的墙。斯黛芬妮是我们在匆忙中共同拥有过的幻影，是一个美好得让人不愿去剖析的谜。也许这就是我没想起她的原因。或者说暂时还没想起，还没意识到。并没有出现什么戏剧性的时刻——一盏明灯突然点亮，我从澡盆里蹦起来，大喊：“斯黛芬妮！”完全不是那样的，原因我来向你解释。在“坦白”和“自我保护”之间的无人地带，斯黛芬妮像个神秘的生灵似的若隐若现，只有承认她，她才会现身。仔细回想起来，关于她的念头第一次闪现的时候，我正在收拾人事组的头儿留下的一片狼藉。我无意间找到了自己去年的日记，便翻看起来，心下感叹我们能记住的其实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在六月的日历上，我看到中间的两个星期给划了一道斜线，旁边整整齐齐地写着数字“8”——“8”指的是地处北阿盖尔的八号营地，我们在那儿接受过准军事化训练。我这才想起——或者说只是开始感觉到——是啊，就是她，斯黛芬妮。

从那一刻起，我并没有像阿基米德似的在刹那间恍然大悟，而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有天夜里我们驱车驶过月光照耀下的苏格兰高地的情景：本开着那辆凯旋敞篷跑车，我坐在他旁边跟他聊天，好让他保持清醒，因为一个星期以来我们的训练都是模拟在阿尔巴尼亚山区里组建游击队，虽说挺开心，但两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六月的风朝着我们扑面而来。

其他新学员都坐沙拉特的巴士返回伦敦了。不过本和我有斯黛芬妮的凯旋敞篷跑车，因为斯黛芙44很够意思，斯黛芙一点都不自私，斯黛芙把车一路从奥本开到格拉斯哥，这样本就可以借上一个星期，等课程重新开始时再把车还给她。我这才想起了斯黛芬妮——跟我当时坐在车里听到她的时候一模一样——难以捉摸，让人心情激荡，共同拥有的一个女人——本的女人。

“斯黛芬妮到底是谁啊，她是干什么的？你该不会又像以前一样不理了我吧？”我打开仪表板上的贮物箱，想看看有没有她留下的踪迹，结果什么也没找到。

有那么一阵子本没理我。

“斯黛芬妮是有罪之人企盼的光亮，是有德之人追随的典范。”他严肃地答道。接下来他的口气有些不以为然。“斯黛芙是我们家里德国佬那一支的。”他自己也是，本在尖酸刻薄的时候喜欢这么说。他说斯黛芙来自名叫“阿诺”的一族。

“她漂亮吗？”我问道。

“别那么粗俗。”

“长得很美？”

“没那么粗俗了，但还不够。”

“那应该怎么形容她？”

“完美无瑕。光彩照人。独一无二。”

“嗬，这么美啊？”

“岂止是美，你这个笨蛋。气质高雅。Sans pareil 45。聪明绝顶，人事组的连做梦都想不到。”

“那她是你什么人呢？除了‘德国佬’和‘这辆车的车主’？”

“她是我妈的远远远房表妹的女儿，隔了十七八代。战后她搬到什罗普郡跟我们一起住，我俩一块儿长大的。”

“这么说她和你差不多年纪？”

“如果以永恒为测量标准的话，没错。”

“那她算是你的妹妹喽？”

“是的。有那么几年。我们俩一块儿疯跑，大清早出去采蘑菇，还互相摸过小鸡鸡小妹妹。后来我离家去了寄宿学校，她回慕尼黑继续当她的德国佬。田园牧歌式的童年就此结束，我回到英国，回到老爹身边。”

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坦诚地谈论哪个女人，谈论他自己。

“现在呢？”

我担心本又关上话匣子，不过他最后还是回答了我。“现在可没那么好玩喽。她读了艺术学校，和一个疯子画家好上了，在苏格兰西部群岛上的一座寡妇屋46安了家。”

“怎么就不好玩了？她那位画家不喜欢你么？”

“他谁都不喜欢。开枪自杀了。不知道是为什么。那家伙给当地的市政委员会留了张字条，说抱歉搞得一团糟。没给斯黛芙留一个字。他们俩没正式结婚，这样一来事情就更麻烦了。”

“那现在呢？”我又问道。

“她还住在那儿。”

“在岛上？”

“对。”

“在寡妇屋里？”

“对。”

“就她一个人？”

“大部分时间都是。”

“你的意思是，你会到那儿去见她？”

“我常去见她，没错。这么说我也确实会到那儿去。是的。我会到那儿去见她。”

“是认真的吗？”

“和斯黛芬妮有关的一切都非常认真。”

“你不在的时候她都做些什么呢？”

“和我在的时候差不多吧，我觉得。画画。跟小鸟儿说话。看书。听音乐。看书。听音乐。画画。想事情。看书。借车给我。我的事你还想打听些什么？”

有一会儿，我们简直变成了陌生人，后来本的态度又缓和了些。“我跟你说啊，内德，和她结婚吧。”

“斯黛芬妮？”

“还能是谁，你这个蠢货？仔细想想，这主意还真不赖呢。我打算把你俩撮合到一起聊聊这事。你娶斯黛芙，斯黛芙嫁给你，我呢，我来跟你们俩一起住，到海湾里钓钓鱼。”

我的问题脱口而出。为了这可怕的无心之过，我该受到责罚。“那你自己怎么不娶她？”我问道。

是不是只有到了现在，站在自己的公寓里，看着晨光慢慢映上墙壁，我才知道了答案？盯着日历上去年六月给划掉的那些日子，猛然间想到本那封可怕的信，我才知道了答案？

还是我们在苏格兰的夜色中驱车疾驰的时候，本的沉默就已经给了我答案？莫非当时我已经知道本是在告诉我，他永远不会跟任何一个女人结婚？

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把斯黛芬妮从自己有意识的记忆中驱逐出去，深深地埋进心底，连最善于搜寻蛛丝马迹的史迈利都没能发掘出来？

我问出那个要命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看着本？他不肯回答我，后来也一直不肯回答。我有没有看着他？我是不是故意不去看他的呢？那时候我已经习惯了本时不时陷入沉默，也许我是在徒劳的等待之后有意惩罚他，自己想自己的心思去了。

我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本始终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从那以后我们俩谁都没再提起斯黛芬妮。

斯黛芬妮是他梦中的女人，我一边继续翻看日记一边想着。在她的岛上，爱着他，却应该跟我结婚。

她身上沾染着死亡的气息，本心目中所有的英雄似乎都少不了这个。

永远的斯黛芬妮，有罪之人的那道光亮，光彩照人，无与伦比。来自德国的斯黛芬妮，本的典范，对他来说像是妹妹——甚至像母亲一样。她在自己的塔楼里向他招手，给他一个能远离父亲的庇护所。

你得把自己放到本的位置上，史迈利说过。

但即便在此刻，手里捧着翻开的日记，我也丝毫没让自己沉浸在那稍纵即逝的恍然大悟之感中。一个想法在我脑海里形成。渐渐地，想法变成了一种可能。随着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受困状态，可能又逐渐地演变为确信，最终化为决心。

总算到了上午。我用吸尘器清扫公寓，掸去灰尘、擦拭家具。我审视着自己的怒意。只有冷静下来的时候，你才能想明白事情。我重新打开书桌的抽屉，拿出横遭亵渎的私人信件。在我看来，有些信件已经因为史迈利和人事组头头的闯入遭到了无可挽回的玷污，我把它们扔进壁炉烧掉了。有梅布尔写来的信，还有以前的导师给我的谆谆教诲，他劝我别只是埋头在陆军部搞研究，而是应该去做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表面上我在做着这些事，内心却在思忖着该如何采取正确、合乎道义而又得体的行动。

本，我的朋友。

本，有恶犬在他身后穷追不舍。

本，深陷在痛苦之中，天知道他还承受着什么其他的折磨。

斯黛芬妮。

我好好洗了个澡，躺到床上观察着抽屉柜上头的镜子，因为从那面镜子里可以看到街上的情况。我看到两个男的，估计是蒙蒂的手下，他们穿着工装裤，正没完没了地摆弄一个接线盒。史迈利说过让我别往心里去，他们并不是冲着我来的。归根到底，他们只不过是想把本投进铁牢而已。

还是在那个漫长的早晨，十点钟时我故意站到后窗的一侧，瞅了瞅楼下脏兮兮的院子。院子里有个涂了杂酚油的木头棚子，老早以前是当厕所用的，从木头棚子的板门出去就是一条昏暗的小街。街上空无一人。蒙蒂毕竟也没那么厉害。

苏格兰西部群岛，本说过。西部群岛上的一座寡妇屋。

但究竟在哪一个岛上？斯黛芬妮的姓又是什么？唯一有把握的猜测是，如果斯黛芬妮来自本家族里的德国一脉，以前在慕尼黑住过，而本的德国亲戚又都很显赫，那么斯黛芬妮很可能也有个贵族头衔。

我给人事组的头儿打了电话。我倒也可以打给史迈利，但我觉得对人事组的头儿撒谎要安全一些。我还没来得及说有什么事，他就听出了我的声音。

“有什么消息吗？”他问道。

“没有。我想出去一个小时。可以吗？”

“到哪儿去？”

“得买几样东西。吃的、看的。还想到图书馆去转转。”

人事组的头儿要是不赞同什么事就会沉默不语，这是出了名的。

“十一点之前回来。一到家就给我打电话。”

我对自己的冷静表现颇为满意，从前门出去买了份报纸，还有面包。我利用路旁商店的橱窗观察着自己的后方。没有人跟踪我，我可以确定。我来到公共图书馆，从参考文献区找了本旧版的《名人录》，还有一本破烂不堪的《哥达年鉴》47。我没工夫去细想这世上到底有谁——何况还是在巴特西区——会把《哥达年鉴》翻得如此破烂。我先从《名人录》里找到了本的父亲，他有骑士头衔，还获得过一大堆勋章：“1936年娶女伯爵伊尔塞·阿诺·祖·洛斯林根为妻，有一子名为本杰明·阿诺。”我又翻开《哥达年鉴》，查到了阿诺·洛斯林根家族。他们占了足有三页纸，不过我没过多久就找出了名叫斯黛芬妮的远房表亲。我冒昧地请图书管理员帮忙找一本苏格兰西部群岛的电话号码簿。管理员那儿没有，不过她让我用她的电话打了查号台。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幸事，因为我敢肯定自己的电话已经被窃听了。十点四十五分，我回到了公寓，用跟刚才同样放松的口气和人事组的头儿通电话。

“你去哪儿了？”他问。

“去了报摊。还有面包房。”

“你没去图书馆吗？”

“图书馆？哦，对啊。去了，我去了。”

“请问，你借了什么书？”

“什么都没借。不知为何，我发现这会儿干什么都静不下心来。接下来我该干吗？”

我一边等着他回答，一边心想自己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我觉得没说多。

“你就等着吧。和我们一样。”

“我能不能到总部来？”

“反正都是等，你还是在那边待着吧。”

“我可以回蒙蒂那儿去，要是你同意的话。”

也许是我过于丰富的想象力在作怪，我仿佛看见史迈利此刻就站在他身旁，告诉他该怎么回答我。

“你就在原地等吧。”他简短地说道。

我就等着，天知道时间是怎么熬过去的。我假装看书。我装腔作势一番，给人事组写了封态度倨傲的辞职信，又把信撕成碎片烧掉。我看电视，傍晚时分躺到床上，一边从镜子里观察蒙蒂的手下换岗，一边想着斯黛芬妮，接着是本，然后又是斯黛芬妮，现在她已经牢牢地占据了我的思想。对我来说，她总是那么遥不可及。身穿一袭白衣、完美无瑕的斯黛芬妮，本的保护神。我得提醒你，那时我还年轻。当年如果你听到我说起女人，也许会以为我很有经验，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作为男人的我，其实还是个孩子，可别跟作为战士的我混淆了。

我等到晚上十点钟，然后带着一瓶葡萄酒偷偷溜下楼，找辛普森先生和他老婆去了。我跟他们一块儿坐着喝酒，又看了会儿电视。然后我把辛普森先生拉到一旁。

“克里斯，”我说，“我知道这事很傻，可有位争风吃醋的女士成天盯着我，我想从后门走。能不能让我从你们的厨房出去？”

一个小时之后，我上了开往格拉斯哥的夜间卧铺车。我是一字不差地照着反侦察程序做的，确信自己没被跟踪。尽管如此，在格拉斯哥中央火车站我还是格外谨慎，到快餐部慢悠悠地喝了一壶茶，转着眼珠打量周围有没有人监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在克莱德河48的对岸叫了辆出租车先去了海伦斯堡49，然后又坐上从坎贝尔敦到西塔伯特湾的巴士。那个时候除了短暂的夏季，驶往西部群岛的轮渡每星期只有三班。不过我的好运气还在：有一艘轮渡正在等客，我刚上去船就开了，所以下午还挺早的时候我们已经过了朱拉岛，在阿斯凯格港50稍作停留，然后在阴沉沉的北方天空下继续朝公海驶去。当时轮渡上只剩下三个乘客：一对老夫妇，还有我。后来我走到甲板上层免得他们问这问那，结果大副又兴高采烈地问了我一堆问题：我是来度假的吗？我是不是当医生的？我结婚了没有？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种得其所哉的感觉。从来到海上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人在我心中都变得清清楚楚，所有的事也都有了实现的可能。没错，我激动地想。我眺望着海面上迎来的座座峭壁，冲着尖声啼鸣的海鸥微笑。没错，这就是本会选择的藏身之处！在这里，他心中的瓦格纳51之魔才能找到安宁！

务必请你理解并尽量包涵，那时候的我还很幼稚，总会轻易被北欧日耳曼民族的种种幻想打动。我此刻追寻的，恰恰是那些驱使着本的东西。神秘的岛屿——应该是莪相52的！——翻卷的云层，汹涌的海浪，独居在城堡中的女祭司——这些形象没完没了地在我心里涌现。当时的我正处于浪漫主义时期，还没见到斯黛芬妮，我的灵魂就已经属于她了。

寡妇屋在岛的另一边，店里的人们跟我说，最好让小福格斯开吉普车送你过去。结果我发现小福格斯已经七十岁了，即使没到七十也差不了几天。我们的车开进了两扇摇摇欲坠的铁门。我给了小福格斯车钱，按响了门铃。屋门开了，一个白肤金发的女人盯着我。

她身材高挑而又苗条。如果她真是和我一般年纪——的确如此——她的那种威严风度我得再活一辈子才能赶得上。她并不是穿着一袭白衣，而是穿了件沾满油彩的深蓝色罩衫。她的一只手里拿着调色刀，我说话时她把手举到前额，用手腕背面拨开一缕散开的发丝。接着她垂下手贴在身旁，我的话早已说完了，她还站在那儿听着，一边思忖我的话在她脑海中留下的回声，一边拿这声音和站在她面前的这个男人抑或男孩对比。然而，此时此刻我感到最奇怪的地方，也是我最难以表述的。奇怪之处在于，斯黛芬妮和我心目中想象的样子实在太接近了，这简直毫无道理。她苍白的肤色、浑金璞玉般的真诚态度、内在的力量，再加上几乎有几分楚楚可怜的柔弱之感，都和我心里的预想完全吻合。即便我在别的什么地方偶尔撞见她，我也能认出她就是斯黛芬妮。

“我叫内德，”我看着她的眼睛说，“我是本的朋友，也是同事。就我一个人来的。没人知道我在这儿。”

我本想继续往下说。我脑子里已经想好了一套豪言壮语，打算说些“请转告他，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他的看法”之类的话，但她目不转睛的凝视让我打住了。

“谁知道你来，谁不知道你来，这有什么关系吗？”她问。她说话时没有口音，不过却带着德语的顿挫感，发开口元音之前都会略有停顿。“他又没在躲着藏着。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在找他？他干吗要躲啊？”

“据我所知，他可能碰上了点麻烦。”我一边说，一边跟着她进了屋。

大厅半是画室，半是临时凑合的起居室。大部分家具上都蒙着挡灰的布单。桌上摆着饭后留下的餐具：两只杯子，两个盘子，都是用过的。

“什么麻烦？”她问道。

“和他在柏林的工作有关。我还以为他已经跟你说过了。”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他从来不和我聊工作上的事。也许他知道我不感兴趣。”

“能问问他都和你聊些什么吗？”

她想了想。“不行。”接着，她仿佛又缓和了些，“现在他根本不和我说话。他好像成了个特拉普派53。有何不可？有时候他看我画画，有时候去钓鱼；有时候我们吃点东西，或者喝一点儿红酒。他常常睡觉。”

“他到这儿有多久了？”

她耸耸肩：“三天吧？”

“他是直接从柏林过来的么？”

“他坐船来的。他不说话，所以我只知道这么点情况。”

“他失踪了，”我说，“都吵吵着要把他抓回去。他们以为他会来找我。我想他们还不知道你。”

她又在听我说话，先是听我说出的词句，然后听我的沉默不语。她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就像是一只在侧耳聆听的动物。这是苦难带来的威严气度，我想起了她爱人自杀的事。小小的烦心事根本不会让她受到影响。

“他们，”她迷惑不解地重复道，“他们是谁？知不知道我又有什么要紧的？”

“本在从事秘密工作。”我说。

“本？”

“跟他父亲一样，”我说，“能追随父亲的脚步，他感到无比自豪。”

她大吃一惊，情绪也激动起来。“为什么？替谁工作？秘密工作？真是个傻瓜！”

“英国情报部门。他被派驻在柏林，隶属于军事顾问办公室，但他真正的工作是搞情报。”

“本？”她问，脸上显露出厌恶和难以置信的表情，“那他不得没完没了地说谎？本？”

“是的，恐怕是这样。可那是职责所在。”

“太可怕了。”

她的画架背面对着我。她站到画架的那一边，开始调颜料。

“我要是能跟他谈谈……”我说。但她假装专心作画，没搭理我。

屋子后面有一片公共用地，然后是一排被风吹弯了腰的松树。松树前面是一个小湖，围绕在淡紫色的山丘之中。我依稀看到远处湖岸已经垮塌的码头上站着个渔夫。那人在垂钓，但没见他抛钓钩。我不知道自己盯着他看了多久，但足以让我认出他就是本，足以让我看出他根本不在乎能不能钓到鱼。我推开落地窗，走进花园。我蹑手蹑脚地顺着码头往前走，一阵冷风吹得湖面起了涟漪。他穿着一件花呢夹克，衣服有点大，我估计是她那位死去的情人的。还有一顶帽子，绿色的毡帽简直像是专为本定做的，他不管戴什么帽子都是这样。他没转身，但肯定已经感觉到了我的脚步。我在他的身旁站住了。

“像你这么钓鱼只能钓上肺炎，你这个德国佬。”我说。

他的脸没朝向我，于是我还站在他身旁，跟他一起看着水面，感觉到他的肩膀轻轻碰着我，那是摇摇晃晃的码头不经意间让我们撞到了一起。我看着水显得越来越浑，山后面的天空也成了灰色。有几回，我看着他鱼线上的红色浮子消失在油乎乎的水面下。可即使有鱼咬钩，本既没去遛鱼，也没收线把鱼钓上岸。我看见屋里的灯亮了，斯黛芬妮的身影站在画架前，涂上一笔，又举起手腕贴着额头。天气渐冷，暮色四合，但本还是一动不动。我们在跟彼此较劲，就像以前强制手段训练时那样。我在要求，本在拒绝。我们俩只有一个人能如愿。哪怕要用一整夜再加上明天，哪怕我在这期间饿死了，只要本一直不理睬我，我就绝不让步。

半轮月亮升上夜空，星星也出来了。风已经停息，地面上一层银色的雾漫过了黑魆魆的欧石南丛。我们还站在那儿，等着其中一个人投降。我都快站着睡着了，这时我听到本的线轮格格地响起来，看到浮子和空空如也的钓线升出水面，在月光下闪闪发亮。我没动，也没说话。我让他收起鱼线，固定好鱼钩。让他朝着我转过身来，因为他如果想从我身旁走下码头，就必须转向我这边。

我们面对面站在月光下。本低着头，好像是在研究我的脚，看看能不能从旁边绕过去。他的目光向上移到我的脸上，但他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僵硬的面容还是很僵硬。如果说他脸上流露出了什么情绪的话，那就是愤怒。

“好啊，”他说，“‘第三名刺客’上场了。”

这一回我们俩谁都没笑。

她肯定是觉察到我们在往回走，自己就先行离开。我听到屋里的另一个地方在放音乐。来到大厅，本朝楼梯走去，但我抓住了他的胳膊。

“你一定得告诉我，”我说，“告诉我最合适了。我是擅自离队到这儿来的。你一定得告诉我情报网出了什么事。”

过了大厅有一个长长的会客室，这儿的窗户上有百叶帘，沙发上盖着更多的防尘布单。屋里很冷，不过本还穿着夹克，我也穿着厚大衣。我打开百叶帘，让月光照进来。我有种直觉，比这再亮一点的光线都会让他心神不定。音乐听起来离我们不是很远。我觉得像是格里格54的曲子，但并不确定。本说话时既没有悔恨之情，也不是为了宣泄。他已经向自己忏悔得够多了，整日整夜，这我知道。他的语调死气沉沉，像是一个在讲述灾难的人，心里明知没亲历其事的旁人是不可能理解的。音乐始终响着，在为他伴奏。他觉得自己已经毫无用处。充满冒险精神的英雄已经放弃了，不愿再与命运抗争。也许他对自己的愧疚感有点厌倦了。他说得简短而又生硬。我觉得他是希望我快点离开。

“哈格蒂是个混蛋，”他说，“世界一流的混蛋。他是个贼，爱喝酒，偶尔还强奸女人。他没被开掉的唯一理由就是塞德尔情报网。总部打算连哄带骗地让他放手，好把塞德尔交给新来的人接管。我是第一个新来的。哈格蒂决定好好治治我，因为我把他的情报网给抢走了。”

他讲了哈格蒂常常刻意侮辱他，连续不断地让他在夜里和周末值勤，还把不怀好意的报告回传到哈格蒂在总部的支持者圈子里。

“起初，情报网的任何事他都不跟我说。后来总部痛批了他一顿，于是他就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了。整整十五年的全部情况。所有人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甚至包括那些已经殉职的情报员。他给我送来一堆堆小山似的文件，全都做了重点标记和交叉索引。看看这个，记住那个。她是谁？他是谁？注意这个地址，这个名字，这些掩护身份，还有这些暗号。逃脱程序。撤离点。无线电使用的识别代码和安全程序。然后他还会考我。把我带到安全屋，让我坐在桌子对面，盘问我。‘你还干不了这个。只有等你把情况弄得一清二楚，我们才能派你进去。这个周末你最好待在这儿，多下点功夫。星期一我再来考你。’情报网就是他的命。他想让我感觉到自己不够格。我感觉到了，而且我也确实不够格。”

但总部并没有屈服于哈格蒂的威吓，本也没有。“我让自己进入了考试的状态。”他说。

随着本和塞德尔第一次会面的日子渐渐临近，他自编了一套助记法和缩略语，以便掌握情报网十五年的历史。他没日没夜地坐在柏林站总部的办公室里，画了许多意识图和联络图，想出了许多套方法用来记住情报员、下属情报员、送信人以及合作者的化名、掩护身份、家庭地址和工作地点。然后他把自己整理出的资料写在普通明信片上，只写一面。在明信片的另一面，他写的是只有一行字的主题，比如“情报投放点”、“工资”、“安全屋”。每天晚上回公寓之前，或是躺在站里病号室的床上直直腰的时候，他都会跟自己玩一把记忆游戏。先把明信片面朝下放在桌上，然后把他能记住的信息和反面的资料进行对比。

“我睡得很少，不过这对我来说是常事，”他说，“那一天快来到的时候，我压根就不睡觉了。一整夜我都在死记硬背，然后躺到沙发上瞪着天花板。等到爬起身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记住。脑子像是瘫痪了一样。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桌旁把脑袋埋进手里，开始问自己各种问题。‘如果掩护身份是玛格丽特二号的情报员认为自己受到监视了，他该跟什么人联络，怎么联络，联络对象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答案是一片空白。”

“哈格蒂溜达进来，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挺好’。说句公道话，他当时祝我好运来着，而且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的。我原以为他会问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准备跟他说见鬼去吧。但他只说了一句‘Komm gut Heim’55，还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把卡片揣进了口袋。别问我为什么。我害怕失败。我们做什么事都是因为这个，对不对？我害怕失败，我恨哈格蒂，哈格蒂把我折磨得够呛。带着卡片的理由我还能说出两百多个，但没有一个能帮上忙。也许这就是我自行了断的方式吧。我挺喜欢这个想法。我带着卡片，过了边境。我们开着一辆特别改装过的豪华轿车。我坐在后座上，我的替身藏在座椅底下。当然，东德警察是不能搜查我们的。尽管如此，在急转弯的时候和替身换人还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你差不多就得从车里滚下去。塞德尔给我准备了一辆自行车。他特别相信这玩意儿。以前他在英国当战俘的时候，警卫就常常借自行车给他用。”

史迈利已经给我讲过这个故事了，不过我还是听本又讲了一遍。

“我的卡片装在夹克口袋里，”他接着说道，“夹克的内袋。那天柏林热得要命。骑自行车的时候我好像把夹克敞开了。我也搞不清了。我努力去回想，有时候觉得自己解开了扣子，有时候又觉得没解。拼命去回忆一件事情的时候常常会这样，你回忆起来的情况什么可能性都有。我提前赶到接头地点，查看了附近的车辆，做了要做的那老一套，然后就进去了。那时候我什么都能想起来。身上带着卡片还真起了作用。我根本用不着它们。塞德尔挺好，我也挺好。我们办了该办的事，我向他介绍了情况，给了他一些钱——全都和沙拉特训练时一样。我骑车回到要上车的地点，扔了自行车，跳进轿车。等到我们越过边境进入西柏林，我才意识到卡片没了。我感觉不到卡片的分量了，也可能是感觉不到卡片在口袋里硌着，或者是别的什么。我顿时着慌了，不过我一直都是这样——内心深处，我始终都很恐慌。我就是这样。当时只不过慌得更厉害一些而已。我让他们开车把我捎到公寓，然后打了塞德尔的紧急号码。没人接听。我又打了撤离点的电话。没人接听。我又试了临时替班的号码——是个女的，名叫洛特——还是没人接。我坐上出租车直奔滕珀尔霍夫机场，小心翼翼地办了出境，然后就到这儿来了。”

突然间，我能听到的只有斯黛芬妮的音乐了。本的故事已经讲完。一开始我还没意识到故事只有这么长。我等着，两眼盯着他，指望他继续往下说。我原以为最起码得是被绑架了——野蛮的东欧秘密警察从车后冒出来，用小沙袋把他打昏，把浸过氯仿的面罩捂在他脸上，把他的衣袋翻了个遍。渐渐地，我才明白过来他讲述的经历简直平庸得可怕：丢掉一个情报网竟然如此容易，几乎像是弄丢了一串钥匙、一本支票簿，或是塞在胸前口袋里的一条手帕。我多么希望听到更体面一点的理由，可是他根本给不了我。

“那你最后带着卡片是什么时候？”我傻乎乎地问道。我好像是在跟一个弄丢了课本的小孩子说话，但本并不介意。他一点自尊都没有了。

“卡片？”他说，“可能是骑自行车的时候。也可能是从车里滚出来的时候。也可能是回到车上的时候。自行车配着一把能锁住车轮的链条锁，我得弯下腰才能上锁、开锁。可能是在那时候。丢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找到东西之前，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弄丢的；找到以后，那可就太清楚了。但这一次我没有以后。”

“你觉得有人跟踪你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想问问他，给我的那封情书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我没勇气开口。再说，我觉得我也是知道的。应该是在哈格蒂把他整得最厉害的时候，他感到很绝望，猛喝了一通酒。其实我希望他能对我说，他根本没写过那封信。我想把时钟往回拨，让一切都回到一个星期之前的状态。但是这些简单的问题已经随着简单的答案一起消失了。我们的少年时代已彻底结束。

他们肯定早已把屋子包围起来，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也根本没按门铃。我打开百叶帘让月光照进屋的时候，蒙蒂很可能就站在窗户外面，因为他觉得有必要进屋时直接就走了进来，神情虽然有点尴尬，却很坚决。

“你干得很漂亮，内德，”他安慰我说，“是公共图书馆把你暴露了。管书的那个漂亮姑娘还真挺喜欢你。要是我们同意的话，我觉得她都会跟着一块过来。”

斯科迪诺跟着他进了屋，接着史迈利出现在另一个门口，脸上带着歉意，他做出最冷酷的举动时往往都是这样的表情。我做的一切恰恰都是他希望我去做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并没有感到特别吃惊。我把自己放在了本的位置上，领着他们找到了我的朋友。本看样子也不是很吃惊。也许他反而觉得释然了。蒙蒂和斯科迪诺站到本两旁，可他还坐在防尘布单中间，那件花呢夹克松松垮垮地堆在身周，仿佛是一块地毯。斯科迪诺拍了拍他的肩膀，接着蒙蒂和斯科迪诺弯下腰，像两个配合默契的家具搬运工似的轻轻地把他拎了起来。我对本辩解说，我并没有故意出卖他，他摇摇头说没关系。史迈利站到一旁，让他们过去。他那双近视眼询问地看着我。

“我们专门安排了一班船。”他说。

“我不走。”我答道。

我把视线从他身上转开，等我再看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我听到吉普车的声音沿着车道消失在远方。我循着音乐声穿过空荡荡的大厅，走进一间书房，这儿堆满了书籍杂志，地板上还摊着一叠纸，好像是小说的手稿。斯黛芬妮侧着身子坐在一张宽椅子里。她换上了家居服，淡金色的头发披散在肩头。她光着脚，我进屋的时候她也没抬头。她跟我说话时仿佛早就认识我，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也没错，因为我是本熟识的人。她关掉了音乐。

“你是他的爱人吗？”她问道。

“不是。他希望我是。我现在才明白。”

她微微一笑。“我倒是想让他当我的爱人，不过这也是不可能的，对吧？”

“看来是这样。”

“你有过女人吗，内德？”

“没有。”

“本呢？”

“我不知道。我想他应该试过。估计还是不成吧。”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泪水顺着脸颊和颈项滑落。她站起身，紧闭着双眼，像个盲人似的伸出双臂让我抱住她。她的身体紧贴着我，头埋进我的肩膀，浑身颤抖着抽泣起来。我伸出胳膊搂住她，可她把我推开，拉着我坐到沙发上。

“是谁让他去做你们这一行的？”她说。

“没人。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想追随父亲的道路。”

“这能算是选择吗？”

“应该是吧。”

“那你呢，你也是自愿的？”

“是。”

“你又在模仿谁？”

“谁也没有。”

“本根本没有面对这种生涯的本领。他们不该看上他。他太会说服别人了。”

“我知道。”

“那你呢？你需要他们来把你变成男子汉吗？”

“那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把你变成男子汉？”

“我说的是工作。比如倒垃圾桶，或是在医院里打扫卫生。总得有人去做啊。我们不能假装那工作并不存在。”

“哦，但我觉得可以。”她拉住我的手，僵硬的手指和我的手指交缠在一起，“我们会假装许多事情都不存在。或者是假装还有别的事更重要。这样我们才能生存下去。要想打败撒谎的人，不一定非得对他们说谎。今晚你会留下来吗？”

“我得回去。我不是本。我是我自己。是他的朋友。”

“跟你说件事，行吗？玩弄现实是非常危险的。记着我的话，好不好？”

我脑海中并没有我们告别时的印象，我想那一定太痛苦了，因此记忆不愿将其留存下来。如今我能回想起来的，只是当时我得去赶那班渡轮。没有吉普车等我，我只能走着去。我顶着夜风匆匆前行，绕过乱石嶙峋的海湾，乌云在月亮周围翻卷，海浪重重地拍击着岸边，我还记得她泪水的咸味和发际的芳香。我还记得那个海岬，记得那艘又短又粗、亮着灯的小汽轮开始解缆起航。我还知道整个航程中我一直站在前甲板上，快到岸的时候史迈利过来站到了我身旁。当时他肯定已经听完了本的故事，特意到甲板上来安慰我，虽然他一句话都没说。

我再也没见过本——上岸的时候他们就没让我接近他——但后来我听说他被情报部开除了，便给斯黛芬妮写了封信，请她告诉我本在哪儿。我的信被退了回来，上面标着“查无此人”。

我倒是很想告诉你，本其实并没有造成情报网的覆灭，因为比尔·海顿早已将他们出卖。更理想的是，那个情报网原本就是东德或苏联人给我们设下的圈套，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并向我们提供虚假情报。但事实恐怕并不是这样。因为当时海顿的权限还受着职责划分的限制，他的工作也用不着往柏林跑。海顿被逮捕后，史迈利甚至还问过他，那个情报网出事他究竟有没有插手。海顿听了放声大笑。

“许多年前我就想控制那个情报网了，”他回答说，“听到出事的消息之后，我的心情简直他妈的太好了，都想送束花给卡文迪什小老弟，不过我觉得那么干不太安全。”

如果今天我见到本，我能告诉他的最好的消息是：即使当时他没有毁掉情报网，再过几年海顿也会为他代劳。我能告诉斯黛芬妮的最好消息则是，从她的角度而言，她说的是对的，不过我说的也没错；我始终没忘记她告诉我的话，尽管如今我已不再把她视为所有智慧的源泉。即使我从来都没弄明白她究竟是什么人——她到底应该算是本的秘密的一部分，还是我的？——她仍旧是最早在我耳畔响起的海妖歌声，她告诫我，我的使命并没有那么是非分明。有时候我会想，我对她来说到底算什么，但恐怕我自己心里已经非常清楚：一个稚嫩的少年，仿佛是另一个本，不谙世事，为了驱除内心的软弱而佯作坚强，到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去寻求庇护。

不久之前，我又回到了柏林。那是在柏林墙被宣告废弃的几个星期之后。有一点旧事需要我去处理，人事组的头儿很乐意支付费用。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正式被派驻柏林，但我却是那儿的常客。对我们这些“冷战”老兵来说，去一趟柏林就像是回归发源地。在一个湿漉漉的下午，我不知不觉来到一小截脏兮兮的围墙前。这地方后来渐渐被人们称为“无名者之墙”，是为了纪念六十年代因企图逃离而被杀害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并没有先见之明地留下名字。我站在一小群东德人（大部分都是女的）中间，我注意到他们在仔细查看一个个十字架上的铭文：无名氏，男，1965年某月某日被枪杀。她们在寻找线索，想把这些日期和她们所知的一丁点儿情况对起来。

我突然觉得一阵难受，心想他们甚至有可能是在寻找本手下的某一个情报员，那人在半夜十一点钟的时候疾步奔向自由，却失败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想法让我感到愈发困惑：竭力要消灭柏林墙这一存在的其实并不是西方盟国，而是东德自己。

纪念墙如今已不在了。或许它会在某座博物馆里找到一个容身的角落，但我对此颇感怀疑。柏林墙倒塌——被砸成碎块，然后卖掉——的时候，纪念墙也随之倒下。我觉得对人的反复无常而言，这是个最合适不过的注脚。

4

有人问了史迈利关于审讯的事，这已经是第二回了。夜色渐深的时候，这个问题往往会突然冒出来——主要是因为听众们想从他那儿榨出更多的案例。这帮孩子可真够无情的。

“嗯，是有一些找出撒谎者破绽的技巧，那是肯定的。”史迈利含糊其辞地承认道，又喝了一小口酒，“但真正的技巧在于辨别出真相，要做到这一点可困难得多。受到审讯时，谁都不可能表现得一如往常。愚蠢的人表现得很聪明，聪明的人倒显得很愚蠢；有罪的人仿佛像青天白日一样清白，无辜的人却显得罪孽深重令人发指。偶尔人们也会表现得和正常时一样，一五一十地道出自己所知的真相；当然了，每次都会被抓住的可怜虫就是他们。在我们这个倒霉的行当里，最难让人信服的反倒是什么都没隐瞒、根本无可指责的人。”

“恐怕应该是无可指责的女人。”我喃喃自语。

乔治这话让我想起了贝拉，还有那个亦正亦邪的勃兰特船长。

他是个大块头，模样粗豪，长着亚麻色的头发，乍看上去像是斯拉夫人56或斯堪的纳维亚人。他走路时跟刚上岸的水手似的摇摇晃晃，眼神像冒险家一样总望着远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苏黎世，当时他跟警方惹上了麻烦。苏黎世的警察局长半夜打电话对我说：“领事阁下，我们这儿有个家伙说有情报要提供给英国人。我们已接到命令，明天早晨要把他驱逐出境。”

我没问是哪个边境。瑞士人有四条边境线，但他们把别人赶出去的时候并不会专门指定其中的哪一条。我开车赶到辖区监狱，在一间装着铁栏杆的讯问室里和他见了面。他简直像个困在笼中的巨人，身穿高领套头衫，自称是勃兰特船长，看样子这是他自封的Kapitän zur See 57头衔。

“你现在离海可够远的。”我握着他满是老茧的大手说。

在瑞士人看来，他身上的一切都不对头。他诈骗了一家旅馆，这在瑞士是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刑法中甚至为此列出了专门的条款。他寻衅滋事，身无分文，所持的西德护照一看就是假的——不过瑞士人没挑明这个情况，因为假护照会减少他们把此人赶到其他国家去的可能性。被警察抓到时他喝醉了酒，四处乱晃，还说是给一个姑娘害的。他打坏了一个人的下巴。他坚持要单独和我谈。

“你是英国人？”他用英语问，估计是不想让瑞士人听懂我们的谈话，尽管他们的英语说得比他还好。

“是的。”

“请证明。”

我把官方的身份卡拿给他看。照那上头的描述，我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副领事。

“你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他问道。

“我为英国政府工作。”

“行，行。”他突然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忽地把脑袋埋进双手里，一头长长的金发都给甩到了前面，只好又抬起胳膊把头发捋回脑后。他脸上尽是坑坑洼洼的伤痕，就像个拳击手。

“你在监狱里待过么？”他瞪着擦得发白的桌子问道。

“没有，感谢上帝。”

“耶稣啊。”他叹道，然后用蹩脚的英语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是拉脱维亚人，出生在里加，父母一个是拉脱维亚人，一个是波兰人。他会说拉脱维亚语、俄语、波兰语和德语。他天生就属于大海，这一点我立刻就感觉到了，因为我也是如此。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水手，自己曾在苏联海军服役六年，去过阿尔汉格尔斯克58以外的北冰洋和海参崴以外的日本海。一年前他回到里加买了艘小船，在波罗的海沿岸干起了走私勾当，靠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渔民的帮助，把廉价的苏联伏特加酒偷运到芬兰。他在列宁格勒附近被抓进监狱，越狱后偷渡到波兰，在克拉科夫59跟一个波兰女学生非法同居。我现在向你转述的可是他的原话，仿佛从苏联偷渡到波兰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就像是去坐11路公共汽车，或是溜达出去喝一杯。不过，尽管我不太了解他克服的种种困难，我也知道那是段非常了不起的经历——他第二次这么干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波兰姑娘离开他嫁给了一个瑞士推销员，他重回海岸，想法子搭船来到马尔默60，然后又跑到汉堡去找他的一个远房表兄。可这位表兄当真是够“远”的，直接就叫他见鬼去。于是他偷了表兄的护照，南下来到瑞士，决意要把波兰姑娘追回来。可人家的新婚丈夫不肯放她走，勃兰特就打断了那可怜家伙的下巴，把自己搞到这地方，成了瑞士警察的犯人。

这一大段话都还是用英语说的，于是我问他是怎么学的英语。干走私的时候总听BBC的节目，他说。还从波兰女朋友那里学了点儿——她是个语言专业的学生。刚才我给了他一包烟，他一根接一根地猛抽，把小房间弄得跟毒气室一样。

“那你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我问他。

他先说了通开场白：他是个拉脱维亚人，对莫斯科本来也没什么忠心。生在拉脱维亚的他得忍受可恶的苏联暴政，在海军服役时又被可恶的苏联军官呼来喝去；可恶的苏联人把他逮进监狱，追得他无处藏身，所以要背叛那帮家伙他一点都不感到内疚。他恨透了苏联人。我问他服过役的军舰的名称，他告诉了我。我问他舰上载有哪些武器，他说出了苏联人当时拥有的几种最为先进的装备。我递给他纸笔，他画出的草图准确得令人吃惊。我问他懂不懂信号。他懂得很多。他是个称职的通信兵，用过苏联人最新的玩意儿，虽说那已经是一年之前的事了。我问他：“干吗要找英国人？”他回答说他认识“几个英国人，在列宁格勒”——是去友好访问的英国海员。我记下他们的姓名和所在船名，回到办公室给伦敦发了一封急电，因为在勃兰特被驱逐出境之前，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晚上，勃兰特船长已经在萨里61的一处安全屋接受严格的盘查了。他即将从事的职业非常危险。他对波罗的海南部沿岸大大小小的海湾了如指掌；他朋友众多，其中有老实的拉脱维亚渔民，有黑市贩子、小偷，还有心怀不满、逃避社会的人。他要提供的，恰恰是伦敦在遭受近期损失后亟需的——建立一条经由波兰、德国进出苏联北部的新供应线的机会。

说到这儿，我得向你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势——关于圆场，还有我自己为了在圆场生存下去而付出的努力。本出事之后，我的情况一直不太明朗——他们可能会提拔我，也可能把我赶出去。时至今日，我觉得自己能留下来得感谢史迈利在幕后的干预，虽说当时我并不知情。假如人事组的头儿能说了算，不出五分钟我就会被开除。我在软禁期间擅自脱逃，明知本和斯黛芬妮关系亲密却知情不报；虽说我并不情愿接受本的求爱宣言，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怎么也脱不了干系，所以我活该见鬼去。

“我们觉得你可以考虑去英国文化协会62。”人事组的头儿恶声恶气地说道。他叫我去谈话时连茶都没倒一杯。

但史迈利为我说了情。看来他觉得年轻冲动的我还有潜力可挖，而且他手下有一支规模不大、由散布欧洲各地的秘密情报来源组成的私人队伍。上头对我宽大处理还有一个原因——但即便是史迈利当时也不可能知道——叛徒比尔·海顿掌管的伦敦站势力急剧扩张，几乎垄断了圆场在全世界范围开展的所有行动。就算史迈利怀疑的眼神还没集中到比尔身上，他也已经确信圆场五楼的核心圈子里豢养着莫斯科中心的一只“地鼠”。史迈利决心要组建一支情报员队伍，他们年纪轻、级别低，怎么也不可能是他的怀疑对象。万幸的是，我就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来我似乎被遗忘了，整天在后面的大房间里打下手，替白厅的客户们干些评估分发低密级报告的活儿。我没有朋友，无聊透顶，越来越觉得人事组的头儿是不是打算把我整死。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突然召我去办公室，当着史迈利的面说要把我派驻到苏黎世当助理。我的上级是一位能干的老手，名叫埃多斯，据称此人对我的原则是“学不会游泳就淹死好了”。

不出一个月，我在苏黎世老城区的一所小公寓里安顿下来，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全年无休。我的情报来源中有一个在日内瓦苏联使馆的海军武官，此君爱列宁，但更爱的却是个法国空姐；一个在洛桑的捷克军火贩子，因为向全球恐怖分子供应武器炸药而深感良心不安；一个来自阿尔巴尼亚的百万富翁，他在圣莫里茨63有座小别墅，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发展以前家里的佣人；一个紧张兮兮的东德物理学家，他隶属埃森64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65，私下里皈依了罗马教廷。我对波兰驻波恩66大使馆的窃听搞得挺不赖，还监听了巴塞尔67的两个匈牙利间谍的电话线路。另外，当时我开始觉得自己真的爱上了梅布尔。她最近刚转到审查组，是低级官员酒吧里深受众人爱慕的对象。

史迈利对我的信任并没有白费。由于我在前方付出的努力，加上他在后方坚持执行严格的“需者方知”68原则，我们成功地网罗到了很有价值的情报，甚至将它们传递到了能真正利用情报的人手中——你要是知道这两个条件同时得到满足有多么不容易，肯定会感到很惊讶。

于是，像这样过了两年之后，汉堡的位置空出来了——一个人的职位，直接听命于伦敦站。不管别人愿不愿意，当时伦敦站俨然已成为情报部的行动枢纽。史迈利很大度，支持我申请这个职位，尽管私底下他对不断揽权的海顿持有保留态度。我费了许多心思，没有鲁莽行事，而是想法子提醒人事组的头儿我有在海军工作的经历。我并没有一五一十地挑明，而是故意让他感觉到我已经厌烦了史迈利那种老派的谨慎作风的束缚。这法子奏效了。他把汉堡的职位给了我，以为我也是海顿的支持者。当天晚上，我和梅布尔在比安希餐馆吃了顿浪漫的晚餐，然后上了床，这对我们俩都是第一次。

一切在我眼中都顺顺当当，这种感觉在我查看自己新的“存货”清单时又增强了。很有意思的是，我看到名单上有个人叫沃尔夫·迪特里希，化名“勃兰特船长”，他在我新执导的这班演员中是个主角。我们现在说的已经是六十年代后期了。比尔·海顿掌权的时间还剩下三年。

汉堡对英国人而言一直是个好地方，那时候更是从事间谍活动的理想场所。经历过苏黎世湖畔的文雅氛围之后，汉堡这座城市显得活力四射，到处都洋溢着海风的气息。旧日汉萨同盟69与波兰、北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联系依然非常活跃。我们这儿有商业，有银行业——哦，苏黎世那边倒是也有。但我们这儿还有航运业，有移民，还有冒险家。我们这儿多的是浮华与粗俗。我们是德国的卖淫业和新闻业之都。我们的门前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70掩映在丘陵间的低地，这儿有横着刮的暴风雨、红色的农庄、绿色的田野，还有乌云密布的天空。每个人都是待价而沽的。直到今天，谁要是想收买我的灵魂，只要趁着我在堤岸上艰难跋涉过之后，送上一大罐吕贝克啤酒、一听腌鲱鱼和一杯德国烈酒就行。

这份工作的其他方面也同样让人舒心。我的身份是负责航运业的领事助理内德。我那简陋的办公室是一栋漂亮的砖砌小屋，挂着黄铜门牌，去总领事馆很方便，但出于谨慎的考虑，那是栋独立的房子。从海军部借调来的两名职员为我做掩护工作，并严守秘密。我有一部无线电台，还配了个来自塞浦路斯的译码员。虽然我跟梅布尔还没订婚，我们俩的关系也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不管我什么时候回伦敦向比尔·海顿或是他手下的哪位副职请示工作，她都会特意为我做好准备。

如果要和手下的情报员见面，我在韦灵伯特71区有一所安全公寓，下方正对着一片墓园。公寓楼下是一对已经退休的德国老夫妇经营的花店，早在“二战”期间，他们就是我们的人了。花店最忙的时候是星期天，每到星期一早晨，住宅区的一帮孩子会排着队把他们昨天卖出去的花再卖还给他们。我从没见过比这儿更安全的地方。白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会有灵车、带篷的货车和送葬队伍从我们门前经过。但到了夜里，这地方确实像坟墓一样安静。即使是勃兰特船长这样的外国人，穿上黑衣、戴上黑帽也能毫不起眼地晃进花店前的砖砌拱廊，一手拎着旅行推销员的那种公文包，通通作响地大踏步走上楼梯，来到我们标着“Büro”72字样、看起来再合法不过的大门前。

我还是继续叫他勃兰特好了。有些人就算名字再怎么换，别人记住的也只有一个。

不过，我皇冠上的宝石却是玛格丽特号——或者按照我们用英语的叫法——雏菊号。她是一艘四十英尺长的舱房式游艇，由瓦叠式外壳的双头渔船改装而成，设有一个操舵室、一个主厅，水手舱里有四个铺位。后桅和船帆能保持船身稳定，不致倾翻。船体是深绿色，船舷上缘是浅绿色，舱房顶部则是白色。她是为便于从事秘密行动而建造的，并不以快速见长。在光线不佳、波涛汹涌的水域，用肉眼根本看不到她。雏菊号的甲板船具很少，船身紧贴水面，在雷达屏幕上显示出的图像没有一点儿威胁，尤其是在气候恶劣的情况下。波罗的海是片险恶的水域，水不深，而且没有潮汐。即便只是刮点小风，这里也会掀起凶险的巨浪。雏菊号以十节速度加足马力航行的时候，就会摇摇晃晃，发出猪嚎似的噪声。全船唯一快速的东西，就是那艘十四英尺长、拴在舱房顶部当做救生艇的佐迪亚克橡皮艇，艇上配备着五十匹马力的约翰逊牌发动机，能让我们的情报员快速登船离船。

雏菊号的停泊地是易北河畔一个名叫布兰肯尼斯的老渔村，离汉堡只有几英里远。在那儿她心满意足地停在其他模样差不多的船中间，你都想不到她有多么不起眼。需要她的时候，她就从布兰肯尼斯出航，往上游开到基尔运河73，再以像爬行一样的五节速度缓缓开上六十英里，最后进入公海。

雏菊号有一套台卡导航系统74，可以通过岸上的从属电台收取信号，但其他的船也都是这样。从里到外，船上没有任何与其朴素之感不相符的东西。雏菊号的三名船员每个人都是样样皆能。船上没什么专家，但三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别爱好。如果我们需要专业的调度员或是装运工，皇家海军就会伸出援助之手。

这么说你就能明白，我在伦敦站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小队提供后援，在前方有一应俱全的资源来检验自己的多种技能，还掌管着雏菊号和她的船员；对于一个生来就热爱大海的情报站长而言，能够继承到的一切宝贵财富我都已具备。

当然了，我还有勃兰特。

勃兰特来到圆场的桅杆下之前在别处干过两年，这段时间让他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起初我觉得很难说清楚。与其说那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愈发成熟、愈发坚定之感，不如说是一种令人厌倦的戒备之心、一种过了头的警觉——在秘密世界中待得久了，哪怕最从容不迫的人都会被打上这样的烙印。我们是在安全公寓见面的。勃兰特走了进来。他猛地站定，两眼直盯着我。他认出我是谁了，咧开嘴巴大叫一声，像苏丹王打招呼似的紧紧抱住我。差点把我的胳膊勒断。他哈哈大笑，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他把我推开些打量了一番，接着又把我拉回来抱住，紧贴在他的黑大衣上。不过，他自然流露的热切之情中却透着一丝警觉。我知道那些迹象。我在别的情报员身上见到过。

“该死的，他们怎么啥都不告诉我，领事阁下？”他一边喊，一边又紧紧抱住了我，“他们在玩什么鬼把戏？我跟你说啊，我们在那边干了不少好事，你知不知道？我们有能干的人，我们把那帮该死的俄国佬整得够呛，知道吧？”

“我知道，”我也笑着对他说，“我听说了。”

天黑之后，他坚决要我坐在他那辆厢式车后面的一卷卷绳子上，以能把人脖子摔断的速度开车来到伦敦站给他买下的一座偏僻农庄。他执意要把我介绍给他的船员们，我对此也很期待。我更期待看到勃兰特的女朋友贝拉，因为伦敦站对这个刚进入他生活之中的女人有点疑虑。她二十二岁，和他在一起有三个月了。勃兰特看起来都快五十了。我记得那是在盛夏时节，厢式车里面尽是小苍兰的香味，他刚从市场给她买了一束。

“她是个顶棒的姑娘，”我们进屋时勃兰特自豪地对我说，“饭烧得好，做爱做得好，还想学英语，什么都行。嗨，贝拉，我给你带了个新男朋友回来啦！”

画家和水手住的地方都一个样，勃兰特的房子也不例外。陈设简朴，却很温馨；地面是砖砌的，低矮的天花板上有白色的椽子。即使在黑暗之中，这座房子仿佛也能把外面的光线引进来。壁炉里的木柴烧得红彤彤的，一盏船灯照出了一位女郎裸露的侧身，她正躺在一堆靠垫上看书。听到我们进屋的声音，她兴奋地跳了起来。二十二岁，看起来只有十八——她抓住我的手高兴地上下摇晃时我心里这么想着。她穿着一件男式衬衣，短裤短得要命，脖子上那块亮闪闪的金质护身符宣示着勃兰特对她的所有权：这是我的女人，戴着我的标记。她的脸看着像是农民，有斯拉夫人的特征，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愉快的神情；清澈的大眼睛，高高的颧骨，就算嘴唇不动，弯弯上翘的嘴角也带着笑意。她光着的双腿很长，晒成了和头发一样的金色。细细的腰，高耸的双乳，屁股也很丰满。这个躯体简直太美丽、太年轻了，不管勃兰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样的躯体根本不属于他那把年纪的人，连我这样的都不配。

她把勃兰特买的小苍兰插进花瓶，端出了黑面包、腌菜和一瓶德国烈酒。她的一举一动都无心地流露着挑逗的意味，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有极大的诱惑力，这一点她要么心里一清二楚，要么就是根本没意识到。她挨着勃兰特坐在桌旁，冲着我微微一笑，伸出胳膊搂住了他，衬衫的领口就那么大敞着。她抓住他的手举起来，让我看看她的手与他相比是多么柔嫩。勃兰特毫无顾忌地谈起了情报网的事，说到情报员和地点时都是直呼其名，贝拉则用那双坦率的眼睛打量着我。

“我跟你说，内德，”勃兰特说道，“我们得给亚历克斯再弄个电台，听到了吧？他们把电台拆了，换了新零件、电池，那个电台破得很。是个带霉运的电台。”

电话铃响了，他老气横秋地接起来说道：“听着，我很忙，行了吧？……包裹丢给斯蒂芬，我说过了。喂，你有莱奥尼兹的消息吗？”

房间里渐渐聚满了人。头一个急匆匆冲进来的男人有点罗圈腿，小胡子往下耷拉着。他热切而又纯洁地亲了亲贝拉的嘴唇，往勃兰特的胳膊上捶了一拳，然后自己动手盛了满满一盘吃的。

“他叫卡济米尔，”勃兰特介绍说，大拇指一挑，“他是个狗杂种，我很喜欢。怎么样？”

“好得很。”我由衷地说道。

我记得卡济米尔是三年前从芬兰边境逃过来的，一路上他干掉了三名苏联边境卫兵。他特别喜欢捣鼓各种机械设备——胳膊上沾满机油的时候他最开心。他也是船上备受尊敬的大厨。

卡济米尔之后是杜尔瓦兄弟，一个叫安东斯，一个叫阿尔弗雷斯。兄弟俩像威尔士人似的身材矮壮，性情直率，和勃兰特一样长着蓝色的眼睛。杜尔瓦兄弟向母亲发过誓，两人从不同时出海，于是他们就轮流工作。雏菊号上配备三个船员最合适，我们还喜欢留点空间放货物，或是不期而来的乘客。很快，大家七嘴八舌地同时说起话来，逮着我问这问那，又不等我回答；放声大笑，举杯祝酒，抽烟，回忆过去，悄悄商量事情。卡济米尔说，他们上一趟跑任务的时候情况很糟糕，简直太糟糕了。那是三个星期之前。雏菊号在离格但斯克湾75不远的海面上碰上了古怪的风暴，后桅折断了。安东斯·杜尔瓦说，拉脱维亚海岸边上的乌亚瓦起了大雾，他们没看见灯光信号。后来他们发射了一枚信号火箭，还好上帝保佑，原来一大帮拉脱维亚笨蛋就站在海滩上准备接应他们，活像是该死的城市开创者派来的代表团！屋里的人一阵狂笑，纷纷举杯，接着就陷入了北欧人特有的沉默。每个人都心情沉重地回忆起了同一件事情，除了我之外。

“敬瓦尔德马斯。”卡济米尔说，我们为瓦尔德马斯干了一杯。他是组里的一个成员，五年前牺牲了。贝拉拿起勃兰特的杯子也喝了一口，她是单独喝的，眼睛还从杯沿上方瞅着我。“瓦尔德马斯。”她轻声说道，那严肃的神情和她的笑容一样让人着迷。她认识瓦尔德马斯吗？难道他也是她的情人？还是说，她只不过是在向一个为事业英勇牺牲的同胞致敬？

不过，我还得和你多讲讲瓦尔德马斯的事——不是关于他有没有和贝拉上床，也不是关于他是怎么死的，因为谁都不清楚。大家唯一知道的就是瓦尔德马斯被送到岸上，从此再也没了消息。有人说他设法吞下了自杀药丸；还有人说他跟保镖下了命令，一旦中了敌人的埋伏就开枪把他打死。可是连保镖也没影了。在那个被组员们称为“背叛的秋天”的时期，失踪的人还不止瓦尔德马斯一个。接下来的几个月又牺牲了四个拉脱维亚人——我们按着牺牲日子的顺序一个个向英雄们敬了酒——他们也是在同一个厄运连连的时期莫名其妙地送了命。现在情报部确信，他们没被送到森林中的游击队，没被送到海滩上忠实可靠的接应人员那里，而是被直接送到了莫斯科中心拉脱维亚地区行动主管的手中。即使当年我们在出事的同时小心谨慎地组建起了新的情报网，五年后这些背叛的阴影还萦绕在幸存者的心头，就像海顿不厌其烦地警告我时说的那样。

“那可是一帮粗心大意的家伙，”他和平常一样傲慢无礼地说道，“不粗心大意的时候，他们就跟你阳奉阴违。北欧人看着迟钝，跟你拍起肩膀来热情得很，可别被他们骗了。”

我一面回想着海顿的这些话，一面继续在心里掂量着贝拉。听我们说话的时候，她时而用拳头支着脑袋，时而把脑袋枕在勃兰特的胳膊上，仿佛在替边谋划事情边喝酒的勃兰特想心事。但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却总是瞅着我，打量着我这个被派来左右他们生活的英国佬。偶尔她也会像一只暖和了的猫那样从勃兰特身上挣脱，慢悠悠地梳理一番自己，换个姿势交叉起双腿，整理一下短裤好穿得更舒服些，把一绺头发编成辫子，或者是把挂在双乳之间的金质护身符掏出来，翻来覆去地仔细看。我留心观察贝拉和其他船员之间有没有勾勾搭搭的迹象，但很显然勃兰特的这个妞简直是片圣地。就连性格热情奔放的卡济米尔，跟贝拉说话时脸上都会变得很严肃。她又去拿了瓶酒，回到房间时往我身旁一坐，拿起我的手搁在桌上摊开掌心，一边细细地看，一边用拉脱维亚语和勃兰特说话。勃兰特猛地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了。

“知道她在说什么吗？”

“恐怕不知道。”

“她说，英国佬会是个好老公。如果我死了，她就要跟你过！”

她爬回勃兰特身边，边笑边扭着身子拱进了他的怀里。这之后她没再看我。好像是用不着再看了。于是我也把视线从她身上转开，尽职尽责地回想着她的身世，那是勃兰特上校向伦敦站汇报的情况。

勃兰特说，贝拉是叶尔加瓦76附近农村里一个农民的女儿。有一回秘密警察偷袭了拉脱维亚爱国人士的秘密集会，她的父亲被开枪打死，他是那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警察也想把贝拉打死，但她逃进了森林，跟一伙游击队和亡命之徒混在一起。那帮人传来传去地玩了她一个夏天，但她似乎并不在意。她走走停停地来到沿海一带，通过某种我们至今仍不知晓的渠道给勃兰特带了话。勃兰特根本没事先向伦敦站报告贝拉的情况，就在某个海滩把她接上了船。当时他正要把新招来的一个无线电报务员送上岸，好替下以前那位已经精神崩溃的报务员。无线电报务员在每一个情报网里都称得上“歌剧明星”。他们要是不发疯，就会长带状疱疹。

“都是好样的，”勃兰特开车送我回城时兴高采烈地说，“你喜欢他们吗？”

“他们都很棒。”我说。这是真心话，要交朋友，没有比热爱大海的人更好的了。

“贝拉想和我们一起干。她想杀掉那些打死她父亲的人。我说不行。她太年轻了。我爱她。”

一轮白得刺眼的月亮照耀着平坦的草地，借着月光我看见了他粗犷的侧脸，坚毅的神情仿佛是要迎接即将来临的风暴。

“你认识他，”我说道，假装是在回忆一件隐约记得的事情，“她的父亲，费利克斯。也是你的朋友。”

“我当然认识费利克斯！我跟他好得很！他是个大好人。那帮杂种把他给打死了。”

“当场就死了？”

“他们开枪把他打得稀烂。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他们朝所有人开枪。七个人。全打死了。”

“出事时有人看到了吗？”

“有一个人。他看到了，然后就逃走了。”

“尸体呢？”

“秘密警察把尸体拉走了。他们害怕，那帮当警察的也不想惹当地人的麻烦。打死游击队员，把尸体扔进卡车，开着车就滚蛋了。”

“你对他有多了解——我是说贝拉的父亲？”

勃兰特伸出胳膊一挥。“费利克斯？他是我的朋友。在列宁格勒打过仗。在德国当过战俘。斯大林可不喜欢这样的人。等这些人从德国回来，他就把他们打发到西伯利亚，或者开枪打死，把他们折磨得够呛。问这个干吗？”

但伦敦站听到的故事却全然不同，尽管当时还只是一种传言。传言说，贝拉的父亲就是告密者。他是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被招募的，然后送回拉脱维亚，好打入那些组织。他召集了那次会议，偷偷给主子报了信。游击队员惨遭屠杀的时候，他从后窗爬出去逃走了。作为奖赏，他如今已改名换姓，在基辅当上了一家集体农场的经理。有人认出了他，告诉了别人，别人又告诉了别人。消息来源很微妙，要证实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我得到了警告。要提防贝拉。

我还不仅仅是得到了警告。伦敦站的命令让我深感烦恼。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又见了贝拉几次，每一次我都必须把自己的印象记在会面记录单上，伦敦站当时坚持要我见到贝拉一次就记录一次。我和勃兰特在安全公寓碰了一次头，结果他把贝拉也带来了，这让我很吃惊。她在城里待了一天，他说。他们正准备一起回农场，这有什么要紧的？

“放心。她不会说英语。”勃兰特看出我有点不安，笑着提醒我说。

于是我三言两语地说了我们的事情，贝拉歪在沙发上，笑盈盈地睁着一双妙目听我们说话，不过主要是在听我说。

“我的姑娘可在学习呢，”我们准备分手的时候，勃兰特骄傲地告诉我，“总有一天她会成为大教授。Nicht wahr 77，贝拉？Du wirst ein ganz grosser Professor, du！78”

一个星期之后，为慎重起见，我到雏菊号在布兰肯尼斯的停泊地看了看，却发现贝拉也在那儿，穿着短裤，光着脚在甲板上蹦蹦跳跳，好像我们准备乘船去地中海漫游似的。

“我的天哪。我们不能让女人上船。伦敦那边会疯掉的，”当天晚上我对勃兰特说，“船员们也会发疯。你知道，他们对船上有女人的事都迷信得很。你自己也是一样。”

勃兰特压根没理会我的话。他说，我的前任都没有反对，我干吗要反对呢？

“贝拉能让小伙子们开心，”他坚持说，“她是家里人啊，内德，还是个孩子。对他们来说贝拉就像家人一样，没事的！”

后来我查看档案的时候，发现他只说对了一半。我的前任是个海军二副，他曾在报告中称贝拉对雏菊号“很感兴趣”，甚至还说她就像是“船上的吉祥物，发挥着良好的影响”。我仔细阅读了他对雏菊号最近几次执行的任务的报告，这才意识到他们出航时贝拉都在码头边挥手送行——毫无疑问，他们安全返航时贝拉肯定也会招手欢迎。

当然了，行动的安全性始终是相对而言的。我从没想过勃兰特这个组织中的一切都会按照沙拉特教的规则来运行。我知道，在总部那种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很容易把沙拉特那套复杂至极的代号、暗号和接头人体系与前方的现实生活混为一谈。地处剑桥的圆场是一回事。一群脾气火爆、时刻冒着生命危险的波罗的海爱国者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尽管如此，我们行动的核心圈子里存在着一个未经审核、没有被招募的随行人员，她还知道我们的计划和谈话，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何况这一切都发生在五年前那些背叛事件的阴影之中。我感觉我越是担心这个情况，勃兰特就越来越宠爱那姑娘，简直把自己当成了她的所有者。我在场的时候，他对贝拉的亲昵表示就越来越没完没了，爱抚的动作也更露骨。“很典型，这就是上了年纪的男人迷上了小姑娘。”我向伦敦方面报告说，好像我自己见过许多类似的例子一样。

与此同时，雏菊号的一项新任务正在筹划之中，任务的目的稍后会告知我们。每星期有两到三次，我都得开车到农庄去，天黑以后到达，然后在桌旁一坐几个钟头，和大家一起研究航海图、气象图和最新的海岸情况观察公报。有时候全体船员都会过来，有时候只是我们三个。对勃兰特来说，人多人少没什么区别。他把贝拉紧紧搂在怀里，两个人仿佛是在因为持续不断的狂喜而阵阵颤抖。他抚弄着她的头发和脖子，有一次还忘情地把手伸进衬衫托住她赤裸的乳房，久久地亲吻着她。尽管我碰到这些令人心烦意乱的场景时都会谨慎地转开视线，但在我眼中徘徊不去的总是贝拉凝视我的眼神，好像在对我说，她宁愿爱抚着她的人是我，而不是勃兰特。

“当着别人搂搂抱抱，这似乎已成习惯。”当天夜里回到办公室，我干巴巴地在汉堡发往伦敦的会面记录单上写道。我在自己每晚要记的日志上写道：“航线、天气和海洋状况尚可。我们在等待总部的明确指令。船员士气高涨。”

然而，我自己的士气却在苟延残喘，因为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向我袭来。

首先是我那位前任的倒霉事。此人全名为佩里·德莫内·利普顿，海军少校，获得过皇家海军优异服务十字勋章，现已退役，曾是杰克·阿瑟·拉姆利战时招募的非正规情报员中的英雄人物。在我到任之前的十年间，利普顿已经培养起了“汉堡人物”的名声。白天他装出一副傻乎乎的英国佬的样子，戴着单片眼镜招摇过市，总爱到各个侨民俱乐部闲逛，表面上是为了听听别人对于他投资问题的免费建议。但一到夜里他就会戴上秘密之帽，着手向他那支由秘密谍报员组成的可畏的队伍布置任务，听取他们的汇报。反正我从总部听到的传言是这么讲的。

唯一让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我们之间并没有进行正式的交接，人事组的头儿曾简短地告诉我，利普顿在别处另有任务。现在我总算知道了真相。利普顿离开时，并不是到最为黑暗的苏联搞什么生死攸关的冒险行动，而是去了西班牙南部。他在那儿跟一个名叫肯尼斯的前骑兵下士安了家，卷走了圆场的二十万资金——大部分是金条和瑞士法郎，那是他几年来向根本不存在的英勇情报员们发放的薪水。

这一可悲发现导致的不信任感，蔓延到了利普顿经手过的每一次行动，勃兰特的行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勃兰特会不会也是利普顿捏造出来的人物，靠我们的秘密资金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交给我们的却只是些精心编造的假情报？勃兰特手下的情报网、他那帮自吹自擂的合作者和朋友们会不会也一样？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拿的薪水还真不少。

还有贝拉——贝拉莫非也是骗局的一部分？贝拉是不是让勃兰特变得心软了，还削弱了他的意志？勃兰特是不是也在给自己的安乐窝添砖加瓦，准备带着爱人逃到西班牙南部？

圆场来的一帮专家走马灯似的迈进了我那间小小的船运办公室。最先来的是一个名叫普拉姆上校的古怪家伙。普拉姆钻进我那间没人打扰的密室，和我一起仔细查看雏菊号以前的加油单据和航海里程记录，然后跟勃兰特和船员们自称在波罗的海沿岸执行任务时行驶过的危险航线比对。船上的日志顶多也只能算是粗略记了个大概，但我们还是都翻看了一遍，再加上普拉姆就截获信号、雷达站、导航浮标和发现苏联巡逻艇等情况做的记录。

一个星期之后，普拉姆又回来了，这次陪着他来的是一个满嘴污言秽语的曼彻斯特人，名叫罗斯。此人曾在马来西亚当过警察，后来成了圆场出名的“嗅探犬”。罗斯盘问我的时候疾言厉色，好像我本人也参与了骗局似的。可是就在我快要发火的时候，他却消释了我的怒气，宣布说根据现在掌握的证据，勃兰特的组织并没有做过什么不端行为。

可是在这些人的脑子里，一种怀疑只会引起另一种怀疑，悬在贝拉父亲费利克斯头上的问号仍旧没有消失。做父亲的如果是个坏蛋，女儿肯定也知情，这就是他们的推断。如果女儿知道了却不说，那么她肯定也有问题。莫斯科中心和圆场一样，往往会招募整个家庭，这是人所共知的。父亲和女儿搭档完全有可能。很快伦敦站开始四处散播一种观点，称费利克斯是五年前一系列背叛事件的罪魁祸首，虽然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这个情况不可避免地让贝拉的处境变得更为凶险。有人说要把她带回伦敦严加审问，但作为指挥勃兰特的情报官员，我的权威在这时起了作用。这不可能，我警告伦敦站说。勃兰特绝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很好啊，伦敦方面答复道——是比尔·海顿典型的那种傲慢作风——把他们俩都带过来，我们审问那姑娘时勃兰特可以旁听。这下我可坐不住了，自己飞回伦敦，坚持要当面向比尔陈述情况。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比尔靠在一张躺椅上，因为他矫情地坚持着一个古怪的习惯，从来都不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一只旧的姜汁瓶子里点着根线香。

“也许勃兰特老兄并不像你想的那么棘手，内德先生。”他语带指责地说，一边抬起视线从半框眼镜上方瞅着我，“也许棘手的人是你吧？”

“他被贝拉迷住了。”我说。

“那你呢？”

“如果我们当着勃兰特的面指控那姑娘，他准会气得发疯。他会为她拼命的。他会跟我们说见鬼去吧，然后把情报网解散。除了他之外，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指挥得动这个网络。”

海顿思忖了一会儿。“波罗的海的‘加里波第’79啊。好，好啊。话说回来，加里波第他妈的也不见得有多厉害，对不对？”他等着我回答，可我宁愿把他的问题当做明知故问，“跟她在森林里胡搞的那帮家伙们，”他最后慢吞吞地说道，“她说起过吗？”

“她从来都不说。勃兰特说过，她没说。”

“那她都说些什么？”

“说得不多。就算她说起什么重要的事，也是用拉脱维亚语说的，勃兰特觉得有必要就帮她翻译出来，要么就不翻。不说话的时候她就只是笑笑，瞧瞧。”

“瞧你？”

“瞧他。”

“她自己也挺够瞧的，我估计。”

“她很有吸引力，我觉得是这样。没错。”

他又考虑了一会儿。“听起来像是个完美的女人，”他说道，“笑一笑，瞧一瞧，不多嘴，能上床——你还能指望些什么？”他又从镜框上方揶揄地审视着我。“你的意思是她连德语都不会说？她肯定会，她就是从那边过来的。你别傻了。”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她也只能磕磕巴巴地说上几句德语。说拉脱维亚语是爱国的表现，说德语就不是了。”

“奶子挺大吧？”

“还行。”

“你能不能再跟她走得近一点儿？当然了，可不能搅和了那对爱侣。只要能套出几个根本问题的答案就行。别搞得太张扬。弄弄清楚她的真实身份，是勃兰特老兄用暖床的长柄炭炉偷偷塞进窝里来的，还是莫斯科中心塞进来的？看看你能从她那儿套出什么情况。他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这一点你想必知道。不可能是。”

“谁不是？”一时间我给搞糊涂了，以为海顿说的还是勃兰特。

“贝拉的爸爸，费利克斯。那个被开枪打死的，没被打死也说不定。是个农民。根据资料，她出生于1945年1月，对不对？”

“对。”

“因此，她妈妈怀上她的时候应该是1944年4月左右。那个时候——如果勃兰特老兄可以信任的话——她所谓的爸爸应该还在德国的某座战俘营里遭罪。注意，对于这种事我们可不应该太古板。老头子还关在牢里，自己倒把肚子搞大了，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不过，我们现在是要决定该不该放弃一个可能已经走到尽头的情报网，再小的细节也都是有用的。”

我很感激那天晚上梅布尔陪着我，尽管急于成为完美情人的我们还是有点不得要领。当然了，工作上的事我什么都没跟她说，贝拉的情况就更别提了。梅布尔是审查组的，属于圆场负责日常工作的部门。把我自己的问题跟她说是非常不合适的。假如我们俩已经结婚——嗯，那也许会有所不同。与此同时，我只能把贝拉当成自己的一个秘密。

的确是这样。回到汉堡后我躺在那张单人床上，一心只想着贝拉，很少念及其他。她的双重秘密——身为女人，有可能还是个叛徒——使她成为了我心目中一个极度危险的对象。在我看来，她已不再是我们组织里的边缘人物，而是左右其命运的力量。她的品行也就是我们的品行。如果贝拉是纯洁的，那么我们的情报网也是一样。但如果她是另一个情报机构的玩物——是故意安插进来诱惑我们、削弱我们并最终出卖我们的骗子——那么贝拉周围所有人的正直就会和她一样受到玷污，情报网也确实会像海顿说的那样走到尽头。

我闭上双眼，却看见她在凝视着我，开朗快活的样子让人怦然心动。我又感觉到了每次见面打招呼时她轻柔的吻——我觉得似乎总是比礼仪要求的时间略长一点。我想象着她柔美似水的身躯摆出各种姿势，还在脑海中摆弄来摆弄去，就像在翻来覆去地琢磨她有没有可能叛变一样。我想起海顿给我的建议，说我应该“跟她走得近一点儿”，发觉自己根本无法把责任感和欲望区分开来。

我又给自己复述了一遍她逃脱的故事，对其中的每个阶段提出质疑。她是在枪击之前逃走的，还是在枪击发生的时候？怎么逃走的？是不是她在秘密警察里的情人先给她通风报信了？枪击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她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哀悼自己死去的父亲，却要和勃兰特做爱？就连她开心快乐的样子仿佛都在和她作对。我想象着她在森林里，同那帮凶手和亡命之徒在一起。是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她呢，还是她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又跟那个？我梦见她在森林里赤身裸体，而我自己也赤身裸体地和她在一起。醒来时我满心羞愧，一大早就给梅布尔打了个电话。

我了解我自己吗？我很怀疑。我对女人知之甚少，漂亮的女人就更不用说了。我敢肯定当时自己从来都没意识到，对贝拉百般挑剔，也许正是因为我想借此削弱她对我的性吸引力。我决意要走正途，天天都坚持给梅布尔写信。与此同时，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雏菊号即将执行的任务上，这会是对贝拉严加审问的绝好机会。天气变得恶劣起来，这对雏菊号来说正合适。当时是秋天，夜晚的时间越来越长。雏菊号也很喜欢黑暗。

“船员待命，星期一出航。”伦敦站发来的第一条讯号说。第二条讯号直到星期五晚上才到，告诉我们目的地是爱沙尼亚北部的纳尔瓦湾，就在列宁格勒西边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以前雏菊号从来没有冒险沿着苏联海岸驶出这么远，她很少被用来支持拉脱维亚以外地方的爱国者。

“只要能去，叫我干什么都愿意。”我跟勃兰特说。

“你可太他妈的危险了，内德，”他拍着我的肩膀回答说，“连着四天晕船，躺在铺位上，碍手碍脚，你想搞什么鬼啊？”

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总部恩准我的最宽大待遇，就是有一回夜里让我坐船绕着博恩霍尔姆岛80兜了一圈，就连争取到那次机会也像拔牙一样艰难。

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在农庄集合。卡济米尔和安东斯·杜尔瓦一块坐着厢式车来了。这次轮到安东斯出海。能参加行动的组员这么少，每个人必须什么都懂，每个人都得能相互替换。大家不再喝酒了。从那时起，船上所有的人都滴酒不沾。卡济米尔带来了龙虾，精心烹调起来，配上他那种出了名的调味汁。贝拉给他当服务员，一会儿拿东西，一会儿端菜，摆盘的时候还特意装点一番。我们吃过饭之后，贝拉把桌子收拾出来，我在头顶吊灯的光线下摊开了海图。

勃兰特当时说要六天。这是乐观的估计。雏菊号要从基尔狭海湾进入公海，从靠近瑞典的那一侧驶过博恩霍尔姆岛。到达瑞典的哥得兰岛后，她会开进岛南端的松德勒港，在那儿加油、补充给养。加油的时候会有两个男人过来，其中一个会问他们有没有鲱鱼。他们要回答：“只有听装的。这一带海域许多年都没有鲱鱼了。”这类对话板起脸来说会显得很蠢，安东斯和卡济米尔一边听我说，一边紧张兮兮地笑个不停。贝拉从厨房里回来，也跟着我们一起笑。

我接着说，其中一个人听了这话就会要求上船。他是个专家——我没说是搞破坏的专家，因为船员们对这种事态度不一。在这次航程中他的化名是博洛迪亚。他会带着一个皮箱，上衣口袋里有一枚棕色的扣子和一枚白色的扣子，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如果他说不出自己的名字，没带皮箱，或是拿不出扣子，他们可以把他活着放下船，但是得立即返回基尔81。假如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们要发出事先约定的一个无线电讯号。否则就什么讯号都别发。大家陷入短暂的沉默，我听到贝拉光着脚走在砖地上的声音，她又去拿了点木柴。

从哥得兰岛他们要沿东北方向穿过国际水域，照着中心航线驶过芬兰湾，直到抵达戈格兰岛82附近。在那儿他们可以怠速航行到傍晚时分，然后沿正南方驶向纳尔瓦湾，估计在午夜时能看到陆地。我带来了海湾的大比例尺海图，还有遍布沙滩的海岸线的照片。我把它们摊到桌上，男人们都聚拢过来看。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怎地我抬眼一看，只见贝拉蜷着身子缩在房间她常待的角落里，那双兴奋的眼睛在火光下直直地盯着我。

我指给他们看了橡皮艇要在海滩登陆的地点，还有海岬上他们要注意观察信号的位置。我说道，上岸的小队要戴上紫外线眼镜，爱沙尼亚的接应人员用的是一盏紫外线灯。肉眼什么都看不见。把乘客和他的皮箱送上岸之后，如果还有别人要上船，橡皮艇最多只能等待两分钟，然后就得全速返回雏菊号。橡皮艇只能由一名船员操作，这样的话他返程时最多可以再带两个人。我背出了要和接应人员交换的接头暗号，这一次谁都没发笑。我给出了登陆海滩的斜角和坡度。那个晚上不会有月亮，天气估计会很糟糕，这当然是我们希望的。贝拉给我们端来了茶，放下杯子时她的身体无心地蹭在我们身上，就像是在用自己的性吸引力为我们的事业鼓劲加油。贝拉走到勃兰特身边时他还伏在桌上研究海岸图，她严肃地伸出双手抚摸他那宽阔的后背，似乎是想给他注入一点年轻的活力。

我回到公寓时已经是凌晨五点，睡意全无。下午我和勃兰特还有贝拉开着厢式车去了布兰肯尼斯。安东斯和卡济米尔一整天都待在船上。他们穿着航海时的服装：带羊毛球的帽子，防水油布的裤子。甲板上晾着橙色的救生衣。我逐一和船员们握手，给每个人分发了防水胶囊，那里头装的是能致死的剧毒纯氰化物。天上下起了灰蒙蒙的细雨，小小的码头上除了我们空无一人。勃兰特走上跳板，可是当贝拉准备跟过去的时候，他拦住了她。

“别再送了，”他对她说，“你和内德待在一起。”

她穿着他的旧粗呢大衣，戴着有护耳的羊毛帽子，我估计勃兰特救她的时候，她就穿着这身装束。勃兰特吻了吻贝拉，她紧抱着勃兰特，直到他推开她上了船，把她丢在我身边。安东斯走进轮机舱，我们听到引擎吭哧吭哧地发动起来。勃兰特和卡济米尔解开了缆绳。船上的人谁都没有再看我们一眼。雏菊号离开码头，安详地朝河中央驶去。三个男人始终背对着我们。我们听到船上的汽笛拉响了，目送着她消失在灰蒙蒙的雨雾之中。

贝拉和我像两个被遗弃的孩子，手拉手顺着斜坡走到勃兰特停着的厢式车前。我们都没说话。都没什么可说的。我回过头想最后看一眼雏菊号，但雨雾已经把她吞没。我看了看贝拉，发现她的眼睛亮得出奇，呼吸也很急促。

“他不会有事的，”我一边安慰她，一边放开她的手去开车门，“他们都很有经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这话我是用德语说的，即使这样听起来也挺傻。

她爬上厢式车坐到我旁边，又抓住了我的手。在我的掌心里，她的手指仿佛是自有生命的活物。跟她走得近一点儿，海顿总是坚持要求我这么做。在最近一次发回去的讯息中，我向他保证我会尽力而为。

起初我们俩就这么坐在车里，虽然沉默不语感觉却挺惬意。共同的经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又将我们分开。我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因为我很紧张，不过一只手还是握着贝拉的手安慰她。不得不用双手握紧方向盘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手还放在我身旁，掌心朝上，等着我再去握。突然间我着急起来，不知道该把她送到哪儿去。急得有些荒唐。我想起了一家雅致的地下餐厅，那地方有贴着花砖的凹室，我常带银行界的情报员去那儿吃饭。餐厅里上了年纪的侍者能让贝拉感到宽心，这正是她需要的。接着我想起贝拉身上穿的是勃兰特的粗呢大衣、牛仔裤和胶靴，我自己的穿着也好不到哪儿去。究竟到什么地方去呢？我焦急地思忖着。天色越来越晚了。透过雾气，能看到村舍里的灯光亮了起来。

“你饿不饿？”我问。

她把手放回到膝盖上。

“咱们要不要找个地方吃饭？”我问。

她耸耸肩。

“我送你回农庄去吧？”我提议。

“回去干吗？”

“呃，我的意思是，这几天你打算怎么过？上次他离开的时候你都做些什么呢？”

“我好好歇歇，趁着他不在。”她说着笑出了声，我没料到她会这样。

“那你告诉我你打算怎么等他。”我大度地说道，语气里带着点儿上级的架势，“你是想一个人待着呢，还是想和其他流亡的人聚聚、聊聊天？最想做什么？”

“无所谓。”她说着从我旁边挪开了。

“跟我说说嘛。帮帮我。”

“我会去看看电影，逛逛商店，翻翻杂志，听听音乐，试着学习一下。无聊了为止。”

我决定带她去安全公寓。那儿的冰箱里有吃的，我心想。给她弄点东西吃，喝上几杯，打开她的话匣子。然后开车送她回农庄，或者给她叫部出租车。

我们开进了市区。我把车停在离安全公寓有两个街区的地方，扶着她的胳膊走上了路旁的林荫道。在黑乎乎的街上，跟任何别的女人一起走我都会这么做，但隔着勃兰特的衣服感到她光溜溜的胳膊时，我心里有些不安。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很陌生。在一座座屋子亮着灯的窗户后面，人们说着、笑着，仿佛我们俩根本就不存在。她紧紧抱住我的胳膊，让我的手挨在她的乳房上——准确地说是乳房的下部，我隔着几层衣服都能清晰地感觉出它的形状。我想起了圆场酒吧里的笑话，说有些情报官员最有价值的情报都是从床上搞来的。我想起海顿问过我她的奶子是不是挺大。我觉得很羞愧，把手抽了回来。

公寓的大门旁边有一扇活板门。我打开门上的锁，招手让她先进去，这时她转过身用双手捧住我的脸，在我的眼睛上亲了亲，先是一边，然后是另一边。我紧紧搂住她的腰，觉得她简直是轻若无物。她开心极了。借着公墓里昏黄的灯光，我能看见她在微笑。

“别人都死了，”她兴奋地低声说，“可我们还活着。”

我在她前头走上了楼梯。上到半路，我回过头看了看她是不是还跟在我身后。我害怕她会改变主意。总而言之，我就是害怕——倒不是因为我没碰过女人——多亏了梅布尔，我已经有了经验——而是因为我心里知道，现在遇见的这个女人和我以往认识的完全不同。她就站在我身后，手里拿着自己的鞋子，脸上还带着笑。

我替她打开了房门。她走了进去，又亲了我一下，快活地笑出了声，好像我是在结婚那天抱起她跨过门槛似的。我傻乎乎地想起苏联人从来不在门口握手，说不定拉脱维亚人也是一样，说不定她刚才的吻是某种驱邪的仪式。我本来是要问她的，但那时候我都快说不出话来了。我关上门，走到房间那头点着了火。其实那玩意是个电暖炉，只要屋里的温度低就会卖力地吹出呼呼的热风，但热起来之后就是一阵一阵的了，像一只在做梦的老狗。

我走进厨房去拿酒。回到房间时她不见了，浴室门下边透出了灯光。我仔细地在桌上摆好刀叉、勺子、奶酪、冷餐肉、杯子、纸巾，还有我能想到的所有其他东西，因为这套待客的规矩能拉开距离，让我免受尴尬之苦。

浴室的门打开了，她把勃兰特的外套当做睡袍裹在身上。从那两条光溜溜的腿来看，她别的什么都没穿。她的头发已经梳理过。我们在安全公寓里都会备上刷子和梳子，好让客人用。

我记得当时自己心想，如果贝拉真的像海顿想象的那样坏，她穿着勃兰特的衣服就是为了欺骗她已经背叛的男人，这么做简直太可怕了。我手下的情报员正在朝着极度危险前行，衣袋里装着致命的药丸，而我却成了她选中的情人，这也很可怕。但我心里并没有罪恶感。我之所以这么说，只是为了说明当时我的思维在左冲右突，试图让自己对贝拉的欲望平息下去。

我吻着贝拉，脱掉了她身上的衣服。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躯体，以后也再没见过。事实上，在那个时刻，那个年纪，我还不具备辨别真与美的能力。对我来说，真与美是完全同一的，面对她的时候我感觉到的只有敬畏。即便我对她曾经有所怀疑，一见到她赤裸的身体，我就相信她是清白的。

这之后发生的事，我得让留存在记忆中的画面自己告诉你。即使今天回想起来，我也还是把我们当做另外两个人，而不是我们自己。

贝拉光着身子侧躺在暖炉半明半暗的亮光前，就像我在农场第一眼见到她躺在壁炉边一样。我从卧室里拿来了羽绒被。

“你可真漂亮。”她喃喃地说。

我从来没想到，我也会在她心里激起同样的惊叹。

贝拉躺在窗户旁边，墓地里的灯光把她的身体映成了一座完美的雕像。她身上细细的绒毛镀上了一层金色，双乳上映出光与影的图案。

贝拉吻着内德的脸，用无数个细小的吻让内德苏醒过来。贝拉笑了，因为她发现自己美得无法形容，我们俩在一起的样子也是如此。贝拉做爱时把笑声也带了进来——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直到我们俩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成了值得赞美的对象，值得去亲吻，去吮吸，去欣赏。

贝拉背过身子对着内德，把自己献给了他。她向后耸动着将他纳入，继续对着他呢喃细语。她的呢喃声停了下来。她开始往上走了，身子使劲朝后仰，直到完全挺直。突然她大声叫了出来，对着我，也对着那些死去的人，她就是全世界最鲜活的生灵。

内德和贝拉终于平静下来，站在窗前低头看着外面的墓园。

我说我有个女友叫梅布尔，可觉得现在结婚似乎还太早。

“这种事总是太早。”她答道，我们又开始做爱。

贝拉和我挤在浴盆里，我抵到了另一端的水龙头，却很开心。她在水下懒洋洋地抚弄着我，说起了她的孩提时代。

贝拉躺在羽绒被上，把我的头拉向她的双腿之间。

贝拉在我身上，骑着我。

贝拉跪在我上面，她那隐秘的花园在我面前开放，送我去了连想都没想过的妙境。我曾可怜兮兮地躺在单人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幻想着此时此刻，试图用少得可怜的经验去抵御未知的诱惑，即便那时我都没想到竟会如此美妙。

这期间你也许会看到，内德靠在贝拉的胸脯上打着盹，我们俩没动过的晚餐还放在桌上，餐具摆得特别正式，那是因为我想保护自己。做爱之后我的头脑变得清醒了，就向贝拉问起了所能想到的其他问题，以满足比尔·海顿以及我自己的好奇心。

我开车送她回家，回到自己公寓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七点。这是我连续第二天毫无睡意，干脆坐到桌前写起了会面情况报告。我手中的笔像是要飞起来似的，因为我觉得自己还身在天堂。雏菊号没发来任何消息，不过我估计也不会有。到了晚上，我收到了雏菊号关于进展情况的一条临时报告。她已经驶过基尔，正前往基尔狭海湾。再过几个小时它就将进入公海。那天晚上我得去见一个很听使唤的德国记者，第二天早上还要参加领事馆的会议，不过我还是打电话用含混的说法把消息告诉了贝拉，保证会尽快跟她相见，因为她执意让我到农场去看她。贝拉说，等勃兰特回来以后，她想要看到房子里随处都是我们做过爱的地方，能想起我。在我看来，这证明了爱情幻想的魔力，而且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光彩的，也并不有悖情理。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世界，到了我不得不离开她的时候，她希望这个世界还能留在自己周围。仅此而已。她是勃兰特的女人。她对我别无所求，只要我爱她就行了。

等我到了农庄，我们俩直接走进长长的客厅，这一次餐具是她摆的。我们差不多赤身裸体地坐在桌旁，她想要这样。她想看到我坐在熟悉的家具中间时的样子。我想我本应该以此为耻，可是我感觉到的却只有兴奋，因为我进入了他们生活中最为隐秘的地方。“这是他的梳子，”她说，“这些是他的衣服，你躺在他平时睡的那一边。”我心想，总有一天我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接着我又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莫非这就是她从背叛中得到的乐趣？

第二天晚上我已经有了安排，要去见一位住在吕贝克的波兰老人，他跟华沙的一个远房侄子暗中有通信往来。那孩子正在波兰的外交部门接受培训，准备从事译码工作，他想给我们当间谍，条件是把他弄到澳大利亚定居。伦敦站打算和他直接接触。回到汉堡之后，我睡得像个死人一样。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写报告的时候，伦敦发来了一条讯息，称雏菊号已在松德勒港成功加油，正前往芬兰湾，乘客博洛迪亚已上船。我给贝拉打了电话，告诉她一切都很好，她说：“快到我这儿来吧。”

上午我一直待在绳索街83的警察局，要把两个喝醉了酒的英国商船水手捞出来，这两个家伙砸了一家妓院。下午我又去参加了领事夫人们举办的一场糟糕透顶的茶会，她们希望为“政治犯周”的活动寻求支持。我真希望那两个商船水手把这个“妓院”也一块砸了。晚上八点我才回到农庄，我们俩直接上了床。凌晨两点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贝拉接了电话。是我的译码员从船运办公室打来的：有封密电要我本人亲自译码，而且是特急。我得立即回去。我飞快地开着车，四十分钟就赶到了办公室。坐下来翻开密码本的时候，我意识到脸上和手上都还有贝拉的味道。

密电是用海顿的代号发过来的，由他本人发给汉堡站的站长。电报中说，雏菊号的登陆小队遭到了敌人从预先埋伏的位置发起的猛烈袭击。橡皮艇下落不明，艇上的所有人也失踪了，这里头有安东斯·杜尔瓦和他带着的乘客，很可能还包括在海滩上等着接应的人。爱沙尼亚爱国组织那边毫无音讯。雏菊号观察到了从岸上发出的紫外线灯信号，但约定的信号只完整地发出了一组，估计爱沙尼亚的接应人员刚把登陆小队引过来送死，就给抓获了。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熟悉，虽说相似的情况发生在五年以前。塔林84那边的应急电台也没有回应。

密电上说这个消息我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还得搭乘早晨的第一班飞机回伦敦。航班上已经给我预留了一个座位。托比·伊斯特哈斯会到希斯罗机场接我。我起草了一封确认的回电，递给译码员，他接过去的时候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了，我心想。他怎么会不知道？他打电话到农场去找我，还跟贝拉说了话。其余的情况他从我的脸上就能看出来。照我看，他闻都能闻得出来。

这一次海顿的办公室里没点线香，他也坐到了桌子后面。海顿手下负责东欧地区的罗埃·布兰德坐在他旁边，托比·伊斯特哈斯坐在另一边。托比负责的工作从来都不太好界定，因为他喜欢把自己的职责搞得模棱两可，希望它们还能成倍增加。可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海顿的一条哈巴狗，这个角色后来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惊讶地发现，神情不悦的乔治·史迈利坐在海顿那张躺椅的边上，跟他们几个离得远远的，虽说直到三年以后我才明白他采取那种姿态的含义。

“这是内部人干的，”海顿开门见山地说道，“行动还没开始就给彻底泄露了。杜尔瓦要是没跟着小艇一起沉底，现在肯定是被人拴着大拇指吊了起来，什么都招了。博洛迪亚知道得不多，可这恰恰是他的霉运，审他的人才不会相信呢。何况他还有满满一篮子炸药得解释。也许他服下了自杀药丸，不过我比较怀疑——他就是个笨蛋。”

“勃兰特在哪儿？”我问道。

“坐在沙拉特审讯处的强光灯前面，像头公牛似的狂吼乱叫。肯定是某个人在某个环节出了岔子。我们问勃兰特是不是他干的。如果不是他，那么是谁？情况简直和上次搞砸一模一样。全体船员我们都在一个个地盘问。”

“雏菊号在哪儿？”

“赫尔辛基。我们派了海军的一队人上船，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今晚把船弄出来。芬兰人这是在庇护一帮撩拨苏联大熊的家伙，他们可不希望被人瞧见。事情要是不传到新闻界的耳朵里，那他妈的才是个奇迹呢。”

“明白了。”我木呆呆地说道。

“好。我可不明白。我们该怎么办？你来告诉我。你手下有三十个波罗的海情报员在等待你的命令。你该怎么说？放弃？道歉？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显得很忙？不管你提出什么建议，我们都会感激不尽。”

“杜尔瓦兄弟俩对爱沙尼亚的情报网一无所知，”我反驳道，“安东斯·杜尔瓦不可能泄露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那么是谁暴露了安东斯，我请问？谁泄露了登陆小队、坐标、海滩，还有时间？谁给我们设下了陷阱？有趣的是，我们也问了勃兰特同样的问题。我们本以为他会说是贝拉干的，就是那个波罗的海婊子。他却反咬一口说是我们这边的人，这个厚颜无耻的狗杂种。”

海顿怒不可遏，他的怒气是针对我的。我根本没想到，他那副无精打采的做派竟能转变成如此狂暴的怒意。但他说话时仍然很平静，还是惯有的那种慢吞吞的、带着鼻音的上流社会腔调。他仍然保持着随随便便的样子。即便在勃然大怒的时候，海顿还能表现出一副完全漫不经心的态度，这让他显得愈发可怕。

“你怎么说？”他质问我。

“说什么？”

“说说她，亲爱的。那位噘嘴的拉脱维亚小姐。”海顿拿起了我写的情况报告，那是在和贝拉第一次共度良宵之后写的，“万能的基督啊，我要你写的是情况评估，可不是什么该死的咏叹调。”

“我认为她是无辜的，”我说，“我认为她是个单纯的农家女。这就是我的评估。我觉得勃兰特的想法也是这样。她回答了我的问题，说起本人经历时也都合情合理。”

海顿又焕发出了魅力。他这么变脸只需要一眨眼的工夫。他让你心生亲近之感，又拒你千里之外。我记得清清楚楚。他像跳舞一样把你引得晕头转向，让你心里的各种情感打起架来，因为他自己什么情感都没有。

“大多数间谍确实能把自己的经历说得合情合理，”他翻看着我写的报告，回了我一句，“起码那些比较出色的间谍都能做到。对吧，托比？”——他转向了托比·伊斯特哈斯。

“绝对的，比尔。向来都是这样，我得说。”马屁精伊斯特哈斯答道。

其他人手里也都有报告的副本。大家研究起报告来，看到海顿用横线标出的段落时都会多停顿片刻，屋里一片沉默。罗埃·布兰德抬起头瞅了我一眼。布兰德以前在沙拉特给我们上过课。他是英格兰北部人，原来是大学老师，以学者的掩护身份在“铁幕”后待了许多年。他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语调平板得很。

“贝拉承认她的父亲并不是生父，对吧，内德？她的母亲被德国人强奸后怀了孕，因此她有一半德国血统。对不对，内德？”

“对。没错，罗埃。她对我是这么说的。”

“如此说来，她所谓的这个父亲——费利克斯——从战俘营里回来，听说了发生的事，就收养了孩子。也就是她，贝拉。费利克斯可真好。这是她主动告诉你的，没有丝毫隐瞒。对不对，内德？”

“对。是这样，罗埃。”

“操，那她跟勃兰特说的经过怎么和告诉你的不一样？”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她，因此可以立刻给出解答。“勃兰特把贝拉带到西德的时候，她没敢说出自己并不是他挚友的亲生女儿，怕他会因此不收留她。那时候他俩还不是情人。他提出要保护她，养活她。贝拉很害怕，就答应了。她一直住在森林里。那是她第一次到西边来。贝拉自己的父亲死了，所以她需要另一个父亲式的人物。”

“你说的是勃兰特？”布兰德狡诈地问道。

“是，当然是他。”

“好吧，内德，你难道不觉得这他妈的很奇怪吗？勃兰特怎么会不知道贝拉的底细？”他得意洋洋地质问我，“如果勃兰特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贝拉父亲的好朋友，贝拉的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别逗了，内德！”

史迈利插话了，我想他这是为了帮我：“罗埃，勃兰特很可能的确知道。假如你最好朋友的女儿是德国兵的私生子，而你觉得她自己并不知情，那你会把真相告诉她么？我敢肯定我不会。我会想方设法地保护她。尤其是那位父亲已经死了，我又爱上了女儿。”

“去他妈的爱情，”海顿说着又翻过我的一页报告，“勃兰特是头好色的老山羊。她总说起的这个塔德奥又是谁？塔德奥看到尸体被装进卡车。塔德奥说他看见我爸爸的尸体是最后被装上车的。大多数人都被子弹打在脸上，但我爸爸是胸口和肚子中枪，一挺机关枪差点把他打成了两截。我的意思是，基督啊，咱们这朵娇怯怯的紫罗兰编起故事来还真他妈的活灵活现，我得说。”

“塔德奥是她的初恋情人。”我说。

“咱们有点嫉妒了啊？”海顿问我，惹得他身旁的两位主管一阵大笑。

但史迈利没笑。我也没有。

“塔德奥是她学校里的一个男孩，”我说，“有人命令他在开会时到屋子外面放哨，可那时候他正在旁边的一块田里和贝拉干‘好事’。所以贝拉才能侥幸逃脱。塔德奥叫她赶紧逃命，还跟她说了逃到游击队以后该找谁。他躲进邻近的一座房子里，看到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又和贝拉会合了。这在我的报告里都有。”

托比·伊斯特哈斯用带着奥匈帝国口音的英语，加上了他的那一份嘲讽。“当然喽，塔德奥也死掉了。这样多省事啊，内德。在贝拉的故事里扮演证人还真挺危险的，我得说。”

“他是被边防警卫开枪打死的，”我说，“他当时甚至都没企图越境。他只是在侦查情况。贝拉总觉得，她接触过的每一个人都会死。”我补充道，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本。

“这句话可能倒是被她说对了。”海顿说。

此时罗埃·布兰德也开口替我说话，在我看来他这是别有用心——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在受审。“注意，塔德奥自己可能真是清白的，但与此同时他对费利克斯之死的判断有误。不管怎么说，费利克斯是最后一个被装进卡车的。在那个杀人场里头他肯定给搞得浑身是血。都用不着往他身上泼番茄酱了，对不对？这道工序早已经完成了。”

史迈利替我扛下了罗埃的质疑。我曾经煞费苦心地到处找人说情，要求派驻到史迈利管不着的地方去，这会儿我开始感到后悔了。

“比尔，贝拉父亲的事对我们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他反驳道，“就算费利克斯是有史以来最阴险的犹大，他女儿也可能还是个非常正派的人，对不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她崇拜自己的父亲。她很愿意说他的事。她敬重他，至今还在为他的死哀伤。”

我想起了贝拉俯视墓园时的情景。我想起她是那么执着，一定要庆祝生命的礼赠。我不愿相信她都是在假装。

“好吧，”海顿不耐烦地说，把一张全版照片从桌子那头推了过来，“我们姑且让一步，相信你。这帮家伙我们该他妈的怎么解释？”

那是一张放大了好几倍的照片，不太清晰。我估计是从原版照片上翻拍出来的。照片左上角盖着个红色印章，刻的是“巫术”二字，据内幕消息说这代表着伦敦站最机密的情报来源。

托比·伊斯特哈斯给我的警告证实了这一点：“你从来没见过这张照片，内德。”他从海顿的肩膀后面对我说话，语气里透着一股子专用来打发年轻人的虚情假意。“你也从来没见过‘巫术’这两个字。离开这间办公室的时候，你的脑子应该是一片空白，彻底的空白。”

那是一群年轻男女的集体照，背景看起来可能是军营，或是大学的校园。一共有六十人左右，都穿着便装，男的穿西服、打领带，女的穿高领白色衬衫和长裙。几个年长的男子和一个面相凶恶的女人站在他们的一边。照片上的气氛同人们的穿着、建筑和背景一样，沉闷得很。

“合唱团的第二排，右边数过来第三个，”海顿说着递给我一把放大镜，“奶子挺大，就跟这小伙子说的一样。”

是贝拉，毫无疑问。那上头的贝拉比现在要年轻三四岁，头发梳到了脑后，我估计是扎成了发髻。但照片上也能看出贝拉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那抑制不住的微笑，还有我最爱的高高的、线条坚毅的颧骨。

“贝拉有没有在你的小耳朵旁边嘀咕过，说她在基辅上过语言学校？”海顿问我。

“没有。”

“她有没有提起过自己的任何教育状况？除了和塔德奥在干草堆里胡搞之外？”

“没有。”

“当然了，基辅的那个地方更像是假期培训班，不是什么正式的学校。不是人们去了之后常常会再谈起的地方。除非他们是在招供。理论上说，那所学校是培养口译译员的，但实际上它恐怕是莫斯科中心可造之材的滋生地。学校归中心所有，教职工由中心配备，拔尖的人才让中心挑。差劲的学生会分到外交部，和我们这儿一样。”

“勃兰特看到这张照片了么？”我问道。

海顿的轻佻态度消失了。“你是在开玩笑吧，啊？勃兰特可是敌意证人85，他们那伙人都是。”

“我能见见勃兰特吗？”

“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意思就是我不能见他喽？”

“对，你不能去。”

“对贝拉父亲不利的那份报告，来源也是‘巫术’吧？”

“别他妈多管闲事。”海顿说，但我已经瞥见了托比吃惊的眼神，感觉到我猜对了。

“莫斯科中心总会给打算派到西方的可造之材拍集体照吗？”我问。史迈利又朝着我抬起了头，我觉得这还是在支持我，便壮起了胆子。

“咱们在沙拉特都拍的，”海顿反驳道，“莫斯科中心为什么就不会拍呢？”

我能感觉到汗水在顺着脊背往下流，也知道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可我还是磕磕巴巴地继续问道：“这张照片上还有没有其他人被指认出来？”

“实话告诉你，有。”

“是什么人？”

“这不关你的事。”

“她学的是什么语言？”

海顿已经受够我了。他抬起眼望着天，仿佛要乞求上苍再赐给他一点耐心。“好吧，亲爱的，他们学的都是英语，如果你是想问这个的话。”他拖腔拿调地说，一只手托住下巴，瞅着史迈利看了好久。

我可不是千里眼，也不可能知道这两个人之间在交流什么讯息，或者说已经交流过了什么。但由于现在是事后回头再看，我能肯定自己当时也有所察觉——我被夹在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中间。即便是像我这样远离总部政治纷争的人，也难免会听到正在进行的激战发出的轰鸣：大人物X在走廊里碰到大人物Y时连句“早上好”都没说，A在餐厅里不肯和B同桌吃饭。我还听说海顿的伦敦站渐渐成了情报部里的国中之国，吞并地区机构，接管特别部门，把监视组、窃听组都纳入自己麾下，连邮件处理员这种卑微的小角色也不放过——他们坐在滴着水的分拣办公室里，守着煤气炉上始终滚开的水壶，忠心耿耿地用蒸汽熏开信件的封口。甚至有人暗示，真正的巨人之战发生在比尔·海顿和当权的圆场首长之间，他自称“老总”。作为老总的贴身侍从，史迈利更支持自己的上司，而不是海顿。

不过，也有人暗示史迈利本人也在“服刑”——或者按照较为圆滑的说法，他正考虑转到学术界任职，这样能多花点心思经营自己的婚姻。

海顿洋洋得意地瞅着史迈利，等着史迈利回望过来，但对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海顿得意的眼神变成了冷冷的怒视。我们几个人也在等。令人尴尬的是，史迈利根本都不看海顿。这就好比是别人给他敬礼，他却偏偏不还礼。他坐在躺椅上，挑着眉毛，垂着长长的眼睑，歪着一颗圆脑袋，仿佛是在研究脚下的波斯祷告毯，海顿的办公室里有许多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东西。史迈利就那样一直研究着地毯，好像根本没意识到海顿对他的兴趣，尽管我们都知道（连我都知道）其实不然。接着他鼓起腮帮，不以为然地皱了皱眉。最后他站起身——动作并不夸张，因为史迈利从来都不会那么过头——开始收拾自己的文件。

“好吧，我觉得这事的基本情况我们都已经清楚了。你说呢，比尔？”他说，“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老总一个小时之后召集受过军训的人员开会，咱们来议一议。内德，苏黎世有个以前的小情况我还得问问你。你跟比尔谈完之后，要不到我那儿去一趟？”

二十分钟之后，我坐在了史迈利的办公室里。

“你相信那照片吗？”他问道，根本没装样子谈论什么苏黎世的事情。

“我想我只能相信了。”

“你干吗要这么想？照片可以伪造。的确有虚假情报这种东西。莫斯科中心时不时会这么干。我听说他们下作得很，甚至会去诬陷无辜的人。事实上，莫斯科中心有一整个部门在专门负责这种事，几乎不干别的。那个部门估计足有五百人。”

“那他们为什么要诬陷贝拉？为什么不去诬陷勃兰特，或是其他的船员？”

“比尔要你怎么做？”

“什么也不做。他说到时候我自然会接到命令。”

“你始终都没回答他的问题。你觉得我们应该放弃那个情报网吗？”

“这个我不好说。我只是在当地负责联络。情报网是受伦敦站直接指挥的。”

“说说看。”

“我们不可能把三十个情报员都撤出来。那么干会引发战争的。如果补给线暴露了，逃脱路线又被封死，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法帮助他们。”

“也就是说不管怎样他们都死定了？”史迈利这话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确认。他办公桌上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但他没去接。他还在看着我，眼神里透着关切和同情。“好吧，内德，要是他们真的牺牲了，你能不能记着这错不在你？”他和善地说道，“没人会指望你单枪匹马地和莫斯科中心对抗。也许这是五楼的错，也许是我的错。这绝对不是你的责任。”

他看看我，冲门的方向点了点头。我出去时带上门，听到他的电话铃声停了。

当天晚上我回到了汉堡。我打电话给贝拉时她很兴奋，但听我说不能马上赶过去见她，她又有点伤心。

“勃兰特在哪儿？”她问道。她对电话安全毫无概念。我说勃兰特挺好，好得很。我觉得很内疚，因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她还全蒙在鼓里。海顿说了，我得在她面前表现得很自然：“以前不管你们会做些什么，都还要照做，或者是做得更好。我可不想让她起一点儿疑心。”我应该对贝拉说勃兰特很爱她，他显然还守护着这份爱。我估计勃兰特在饱受痛苦折磨的时候提出过要见我。我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信任他，我得对他负责。

身边发生了这么多重大的灾难，我想让自己不去自怜自艾，可是很难。仅仅在几天以前，勃兰特和船员们还处于我的关照之下。我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的支持者。现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已经死了，或许是生不如死，其余的也都已经被从我手中夺走。情报网尽管是为伦敦工作的，却像是我的家人一样。现在它仿佛成了一支所剩无几的幽灵部队，失去了联系，在生与死之间游荡。

最糟糕的是，我觉得自己陷入了混乱之中，脑袋里同时有几十种相互冲突的念头，一会儿觉得这个想法好，一会儿又觉得应该那样。前一分钟我还坚持对自己说，贝拉是清白的，就像我在海顿面前断言的那样。后一分钟我又在追问自己，想弄明白她是怎么跟她的主子联系的。答案是，要想联系实在太容易了。她会去逛街，去看电影，去学校。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跟送信人碰头，或是到约定的投放点送情报、取情报。

但我刚想到这儿，就迫不及待地替她辩护起来。贝拉不是坏人。那张照片是故意栽赃，关于她父亲的故事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史迈利就是这么说的。这次行动被暴露可能有一百种不同的途径，而贝拉与其都毫无瓜葛。我们的行动安全很严密，但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密。我的前任就是个贪污犯。在无中生有地编造情报员的同时，他会不会也顺带着出卖了几个人？即使他没这么干过，勃兰特说漏洞可能出在我们这边，而不是他那边，这难道真的一点儿都不合情理吗？

现在，我可不想让你以为那天夜里年轻的内德独自躺在小床上，仅凭一己之力就解开了乔治·史迈利日后竭尽全力才破解的一连串背叛之谜。某个情报来源可能是故意栽赃，栽赃可能被忽视，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也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用不着圆场五楼大门里面的那个叛徒出手帮忙。这一点我知道。我不是个孩子，也不是圆场那帮面色灰败的阴谋论者中的一员。

尽管这样我仍然在苦苦思索，我们任何一个人要是被疑心是否还忠于自己的情报部门，都会这样。我用底层工作人员的视角，把从圆场听到的各种小道消息拼凑在了一起。传言提到了莫名其妙的失败、一再发生的丑闻，以及美国表兄对我们越来越感到恼火。毫无意义的机构重组，白白消耗精力的勾心斗角，参与者今天还是非凡人物，明天就辞职不干了。有些可怕的传言称，能力不足被当成了重大背叛的证据——还有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真正的背叛反倒被视为能力不足，轻描淡写地处理掉了。

如果真的有成长这回事，可以说在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我一下子跨进了成熟的行列。我意识到圆场和其他所有的英国机构都一样，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躲在封闭的房间里安全地玩着自己的游戏，却拿别人的生命来冒险。不过，能认识到这一点我感到很高兴。这种认识让我重新对自己的行为担负起了责任，而在此之前我总想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如果说我的职业生涯迄今为止都是在“服从”与“自主”之间不断斗争，你可以说“服从”一直占着上风。但那天晚上我越过了某种界限。我下定决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要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本能和愿望，少去管那些看似无法抛却的束缚。

我们在安全公寓见了面。如果说还能找到一块中立地带的话，也就是这儿了。贝拉对灾难仍然一无所知。我只跟她说勃兰特被召回英国了。我们马上就做了爱，做得不顾一切，做得饥渴难耐。然后我等待着激情过后两个人平静下来，好开始我的盘问。

我调皮地逗弄着她的秀发，贴着她的脑袋把头发抚平。然后我用双手把头发向她的脑后拢，粗粗地挽成一个发髻。

“你这个样子看起来很严肃，”我说着吻了吻她，两手还拢着头发，“你这么梳过头么？”我又吻了她一下。

“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梳过。”

“那是什么时候？”我说，我们俩的嘴唇还贴在一起，“你是说在认识塔德奥以前？什么时候啊？”

“一直到我逃进森林之前。后来我把发髻弄掉了。有个女人用刀帮我割掉的。”

“你这样梳头时拍过照片吗？”

“在森林里我们没拍过照。”

“我是说以前。你原来像个严肃的淑女的时候。”

她坐起身。“怎么了？”

“告诉我就是了。”

她那双几乎没有颜色的眼睛注视着我。“上学时学校给我们拍过照片。怎么了？”

“是集体照？班级照？什么样的照片？”

“怎么了？”

“告诉我吧，贝拉。我得知道。”

“学校给我们拍过班级照，还拍过办证件用的照片。”

“什么证件？”

“身份证。办护照用的。”

她指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护照。她指的是在苏联境内通行的证件。任何一位自由的公民如果没有这种护照，连马路都别想过。

“是正面的照片？不带笑容的？”

“对。”

“你的旧护照搞到哪儿去了，贝拉？”

她不记得了。

“你穿着什么衣服？拍照的时候？”我亲吻着她的乳房，“肯定不是露着胸脯喽。是什么衣服？”

“我穿了件衬衫，上面有蝴蝶结。”

“贝拉，听我说，你好好想想，在家乡有没有哪个同学、男朋友或是亲戚，手里还有你头发往后梳的照片？有没有什么你能通信或者联系上的人？”

她瞪着我，想了一会儿。“我姑姑。”她气鼓鼓地说。

“她叫什么名字？”

她告诉了我。

“她住在哪里？”

在里加，她说，和雅内克姑父一起。我抓起一个信封，让还光着身子的贝拉坐到桌前，写下他们的详细地址。然后我把一张普通信纸放在她面前，口述了一封信，让她一边翻译一边写到纸上。

“贝拉，”我拉着她站起身，温柔地吻了吻她，“贝拉，还有件事你得告诉我。除了你们自己镇里的学校，你有没有在别的学校念过书？不管是什么学校。”

她摇摇头。

“没上过假期培训班？特别学校？或者是语言学校？”

“没有。”

“你在学校学过英语吗？”

“当然没有。要不然我就能说英语了。内德，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愚蠢的问题？”

“雏菊号在海上出事了，”我说道，仍然面对面看着她，“遭到了枪击。勃兰特没受伤，但有其他人被打中了。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我们明天要飞回伦敦，你跟我一起去。他们得问我们一些问题，查清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

她闭上双眼，身子颤抖起来。她张开嘴，发出了无声的尖叫。

“我相信你，”我说道，“我想帮你，还有勃兰特。这是真话。”

她慢慢回过神来，头枕在我的胸口开始啜泣。她又变成了一个孩子。也许她始终都是个孩子。也许在帮助我成长的过程中，她已经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带来了为她准备的英国护照。她自己根本没有国籍。夜里我让贝拉留下来和我待在一起，她像个快要淹死的孩子似的紧紧抓着我。我们俩都是一夜无眠。

在飞机上，她还握着我的手，但我们之间已相隔千山万水。后来她说话了，我从来没听过她用那种声音说话。那是一种坚定的、成年人的声音，透着悲伤和幻灭的意味，让我想起了像女巫一样在岛上向我发出警告的斯黛芬妮。

“Es ist ein reiner Unsinn.”她说道。纯粹是胡扯。

“你指什么？”

她抽回了手。那并不是在生气，而是一种看破世情的绝望。“你们让他们下去趟水，然后等着看会出什么事。要是他们没被打死，那他们就是英雄。要是他们被打死了，那他们就成了烈士。你们根本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却鼓动我们的人自相残杀。你们想让我们干什么？发动起义，杀死苏联压迫者吗？要是我们这么干了，你们会过来帮忙吗？我看不会。我觉得你们现在做这些事，是因为你们不能什么都不干。我觉得你们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我永远无法忘记贝拉说的话，因为那番话等于也拒绝了我的爱。如今，每天早上我遛狗之前听新闻的时候都会想起她。我不知道，当年我们自以为对那些勇敢的波罗的海人许下了怎样的承诺。我们今天孜孜以求想要去打破的，是否就是当年的承诺呢？

这回在机场等我的是彼得·吉勒姆，这倒是叫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彼得英俊的相貌和风趣的谈吐似乎让贝拉有了信心。他从监视组把南希调来做贝拉的女伴，南希则刻意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他们俩一左一右带着贝拉过了海关，朝一辆灰色的面包车走去，那车是沙拉特审讯处的。我真希望有人能派一辆样子不那么吓人的车来，因为贝拉一瞧见车就僵住了，回过头怨艾地看了看我，然后南希就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推上了车。

在担任情报官员的动荡生涯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告别并不一定总是优雅的。

我只能告诉你接下来我干了些什么，后来又听说了什么。我去了史迈利的办公室，等了他差不多整整一天，想趁着会议的间隙逮着他。按照圆场的规矩，我得先去找海顿，但我问贝拉那些问题的时候就已经违背了海顿的指令。而且我觉得史迈利会抱着更有同情心的态度听我解释。他听我说完，接过贝拉写的信仔细查看起来。

“要是我们派人把信寄往莫斯科，留一个芬兰的安全地址让他们回信，说不定能行得通。”我恳求他说。

不过我有种感觉——和史迈利在一起时他常常会这样——他此刻思考的问题已经达到了我无法进入的领域。他把信丢进一只抽屉，随手关上了。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说，“但愿我们不需要这么做吧。”

我问他，他们打算怎么处置贝拉。

“恐怕和他们处置勃兰特的法子差不多，”他回答道，从沉思中略略回过神来，冲着我忧郁地笑了笑，“问清楚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想法子让她自己出错。让她精疲力尽。他们不会伤害她，在身体上。他们不会告诉她掌握了哪些对她不利的证据。他们就是想撕掉她的伪装。以前在森林里照顾过她的那些人，最近好像都被抓起来了。当然，这对她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再往后他们打算把她怎么样？”

“唉，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阻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虽说如今我们能阻止的事已经不多了。”他回答完，又开始看他的文件。“你该去见比尔了，是吧？他该奇怪你去干什么了。”

我还记得他让我离开时脸上的表情：那其中有痛苦，有挫败，还有愤怒。

史迈利有没有按我的建议寄出那封信？后来有没有收到回信，回信里是不是有张照片？那照片是不是就是莫斯科中心的伪造者们放进集体照里的那一张？我倒是希望一切都能这么干脆利落地解决，但现实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是宁愿相信自己为贝拉做的努力产生了某种影响，让她得到释放、被重新安置到加拿大定居。那已经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具体情形至今对我来说还是个谜。

因为勃兰特不愿意再要贝拉，更别说跟着她一起走了。贝拉是不是把我们俩的私情告诉了他？还是另有其人？我觉得这不太可能，除非是海顿自己出于恶作剧的心理，把此事告诉了勃兰特。海顿痛恨所有的女人，大部分男人他也恨，他最爱干的事就是把别人的情感搅得天翻地覆。

勃兰特也被证明是清白的。尽管五楼曾有人表示反对，他还是拿到了一笔退休金，足以供他干上一样受人尊敬的营生。也就是说，让他能够买下一条船去了西印度群岛，在那儿重新干起了走私的老本行，不过这一回他选择的是往古巴贩卖武器。

背叛事件呢？史迈利后来告诉我，勃兰特的那个情报网实在是太能干了，让海顿无法容忍。于是海顿就把它给告发了，就像对待它的前任一样，还想栽赃到贝拉头上。海顿安排莫斯科中心的人伪造了对她不利的证据，然后声称这些证据来自他假造出的情报来源“巫师”——“巫术”材料的提供者。史迈利当时已经紧紧盯上了“地鼠”，还曾在高层表达出自己的怀疑态度，结果却落得个流放的下场，因为他道破了真相。直到两年之后，史迈利才被请回来收拾烂摊子。

故事至此暂时告一段落，直到我们自己迫切地开始了内部改革——那是在1989年的冬天。当时，托比·伊斯特哈斯这个最擅长险中求生的家伙，率领由圆场中层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去了莫斯科中心。这只是一系列举措中的第一步，我们可敬的外交部非得把它们称为“两国情报机构关系的正常化”。

托比一行在捷尔任斯基广场受到欢迎，莫斯科方面请他们参观了许多设施，不过我估计其中并不包括老卢比扬卡监狱里的刑讯室，还有房顶，偶尔会有些粗心大意的囚犯失足从那上面摔下来。托比和他的代表团受到了热情的款待。美国人说，他们参观的是一个时代。他们都买了皮帽，往帽子上头别了许多滑稽可笑的徽章，然后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拍照留念。

参观的最后一天，作为展现良好意愿的特别姿态，苏联人陪着他们来到莫斯科中心硕大无朋的通讯大厅，参观了那里的陈列馆。来自所有情报来源的消息都要在大厅进行接收和处理。据托比说，他们正打算离开陈列馆的时候，他和彼得·吉勒姆同时看到走廊远处有一个高大壮实、长着亚麻色头发的家伙，只看到了侧身。那人刚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看样子是男厕所。走廊的那段地方只有两扇门，另一扇门上标的是女厕所。

那个男人已经上了年纪，但他大步走出门口时的样子还像是头公牛。他停住了，直直地盯了他们好一会，似乎有点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该上前跟他们打招呼，还是退回去。然后他低下头——托比和彼得觉得他脸上好像还带着笑意——猛地拧身走开，消失在了另一条走廊里。但这时，他们俩已经有足够的机会注意到他那像水手一样摇摇晃晃的步态，还有摔跤手一般的肩膀。

在秘密的世界里，什么都不会消失；在真实的世界里也同样如此。如果托比和彼得没有看错的话——现在还有人坚持认为是好客的苏联人弄昏了他们的头——那么海顿就更有理由把怀疑的矛头引向贝拉，而不是勃兰特船长了。

勃兰特从一开始就是个坏蛋吗？如果是这样，我就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他打入了我们的组织，害得我们的情报员送了命。这是个很可怕的念头。有时在寒冷的凌晨，我躺在梅布尔的旁边，它还是会阴魂不散地纠缠我。

那贝拉呢？我把她看作自己最后的爱人，看作我始终没能走上的正途。如果说斯黛芬妮打开了我心中的怀疑之门，那么贝拉则提醒我，要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走向公开的世界。想到我后来经历的女人，她们都只不过是病后的治疗而已。想到梅布尔的时候，我只能说她代表着从前线归来的男人对家庭生活的向往。但我对贝拉的记忆却依然无比鲜明，一如我们在可以俯视墓地的安全公寓里第一次共度的那个夜晚——可是在我的梦里，她却总是转过身离我而去，即便是她的背影都带着责备的意味。

5

“您的意思是，现在我们中间有可能还包藏着另一个海顿？”有个名叫马格斯的学生大声喊道，招来了周围同伴们的一阵抱怨，“史迈利先生，这个海顿的动机会是什么？谁付钱给他？他的战利品又是什么？”

自从马格斯加入进来，我就对他心存疑虑。给他指定的掩护职业是新闻业，可他现在已经具备了今后要从事的这个行当的种种最坏的劣根性。不过史迈利仍然是气定神闲。

“好吧，我觉得回过头来看，我们真应该好好地感谢比尔，”他平心静气地答道，“他给这个苟延残喘了太久的情报部门注射了致命的一针。”他微微皱了皱眉，困惑的神情略有些夸张，“至于新出的叛徒嘛，我敢说咱们现在的头儿也会与人结怨，肯定会有人对他心怀不满，对不对？说不定我就是其中之一呢。我确实发现，自己上了年纪之后变得激进多了。”

不过请相信我，当时的我们对比尔可没有心存感激。

陷落之前、陷落之后，所谓“陷落”指的就是海顿。突然间，圆场的男男女女不论是谁，都能说出自己听到那可怕消息时的细节：当时他（她）身在何处、在做什么。直到今天，老资格们还会说起当年沉默无声的走廊、餐厅里一张张木然的脸回避着彼此的目光，以及无人接听的电话。

最大的损失就是信任。渐渐地，就像空袭过后茫然无措的难民，我们一个接着一个，怯生生地从破碎的房子里走出来，开始重新构筑我们的堡垒。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于是“圆场”放弃了这个包藏着耻辱的古老绰号，放弃了剑桥总部如同狄更斯笔下的拥挤走廊和弯弯曲曲的楼梯，在离维多利亚车站不远的地方新建了一座钢铁玻璃结构的寒酸小楼。一碰到刮大风，那儿的玻璃就会被刮碎，走廊里弥漫着餐厅传来的烂白菜味儿和打字机清洗液的气味。只有英国人才会用这种可怕的囚牢惩罚自己。一夜之间，我们在正式用语中的名称就变成了“情报部”，不过“圆场”这个名字还是会偶尔从嘴里冒出来，就像币制改为十进制之后很久，我们还会提到镑、先令和便士一样86。

信任之所以遭到破坏，是因为海顿本来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尔并不是什么专爱寻衅滋事、口袋里揣着手枪的自大狂。他总是含讥带讽地称自己属于教会和间谍的领导集团，而他恰恰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几个叔叔坐在托利党87委员会的位置上，他自己在诺福克郡有一处破败的房产，那儿的佃农都喊他“威廉先生”。他是英国势力精心编织的关系网上的一股线，我们本以为自己是网的核心。他用这网把我们给逮住了。

至于我本人当时的经历——因为这事，我直到现在还算小有名气——比尔被逮捕的消息传到圆场其他人的耳朵里刚过二十四小时，我也就知道了。当时我被关在梵蒂冈城一间修建于中世纪时期、连窗户都没有的牢房里，牢房的背后是一排豪华的公寓。我在一位眼眶深陷的修士的引导下指挥着圆场的一队窃听人员。修士是梵蒂冈自己的情报部门提供的，他们宁可去找苏联人帮忙，也不愿沿街走上一公里去求罗马世俗社会的同事。我们的任务是设法在一位腐败的天主教主教的会见室里装上窃听器。此人牵扯进了一桩用毒品换取武器的交易，对方是英国治下某个正在分崩离析的殖民地——嗨，遮遮掩掩的干什么？就是马耳他。

蒙蒂和他的手下为此飞了过来。我们大伙儿蹑手蹑脚地钻过有拱顶的地牢，顺着地底的台阶上到了一个有利的位置，打算从这儿开始，顺着三英尺厚的界墙上的石缝，从石缝间那层年深日久的水泥里钻出一条细细的孔道。大家一致认为孔径不能超过两厘米，这个宽度足够我们插进一根加长的塑料吸管，把会见室里的声音传进窃听器，又不至于破坏教皇宫殿里神圣的水泥砖石结构。如今我们会用到更高端的设备，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毕竟还处于蒸汽时代的尾声，探头式麦克风在那时仍然最为流行。另外，无论出于多么良好的用意，你也不能在梵蒂冈官方的联络人面前显摆你的种种精巧装置，更别说对方是一位身穿黑袍、看起来仿佛刚刚步出宗教裁判所的修士了。

于是我们开始钻洞，蒙蒂也帮忙钻，修士则在一旁作壁上观。我们把水淋到滚烫的钻头上，也朝自己汗涔涔的双手和脸颊上泼。我们利用液体泡沫掩盖钻机发出的嗡嗡声，每隔几分钟就测量一下路径，确保钻孔不会错通进那位圣人的寓所。目标是在离贯通还差一厘米的地方停下钻头，隔着薄薄的一层墙纸或灰泥进行监听。

突然我们就钻通了，可情况比钻通了还糟糕。钻头直接钻到了空处。我们赶紧拿吸尘器清理了一下，结果吸出来的却是些很有异国情调的丝绸碎片。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隧道里一片沉默。莫非钻到了什么家具？窗帘？床？哪位丝毫没料到衣服会遭殃的高级修士的长袍下摆？还是说会见室里的陈设又有了变动，和起初我们侦查地形时拍的照片不同了？

就在这倒霉的时刻，修士先生忽然灵光一闪，惊恐地低声告诉我们，他想起主教大人喜爱收藏价值连城的刺绣艺术品。我们这才意识到自己盯着的碎绸布并非沙发或窗帘的碎片，也不是哪位教士的锦衣华服，而是哥白林挂毯88上的碎绸。修士找了个借口，溜得无影无踪。

现在场景切换到肯特郡的古镇拉伊，那儿有一对姓奎尔的姐妹经营着织补挂毯的生意。幸运的是——或者说，拜英国社会关系不可避免的规律所赐——姐妹俩的哥哥亨利曾是情报部的成员，现已退休。情报部费尽周折找到了亨利，姐妹俩被从床上薅起来，皇家空军的喷气式飞机风驰电掣地把她们送到罗马的军用机场，再由一辆汽车飞速送到我们身边。接着蒙蒂镇定自若地转回房子前面扔了颗烟雾弹，清空了半个梵蒂冈城，为我们这支力量有所壮大的小队争取到了绝处逢生的四个小时，好溜进被监听的会见室善后。到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哥白林挂毯已织补得像模像样，窃听器的探头也安放得非常妥帖。

这会儿，场景又切换到了我们的梵蒂冈主人举办的盛大晚宴。瑞士卫兵们不怒自威地戳在门口。蒙蒂脖子里掖着白色的餐巾，坐在态度安详的奎尔姐妹俩中间，一边拿面包蘸盘子里剩下的一点奶油通心粉，一边跟她们大谈女儿在马术学校取得的最新成就。

“罗西，说了你肯定不知道，嗨，你怎么可能知道呢，在整个南克洛伊登，像我的小贝基这么大的小孩，就属她那双手最巧——”

蒙蒂的话戛然而止。他在看我递给他的便条，那是由罗马站的送信人亲自交到我手里来的：圆场秘密行动组组长比尔·海顿已承认自己是莫斯科中心的一名间谍。

有时候我会想，比尔永远地偷走了我们共同拥有的轻松心情，也许这才是他犯下的最大罪行。

回到伦敦时我被告知，如果再有别的情况需要告知，自然会有人告知我。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人事组通知说我被定为“半音丧钟”。这是圆场内部的行话，意思是“仅可派驻到友好国家”。这就好比是对我说，后半生我都得在轮椅上度过。我没犯任何错误，没干过任何不光彩的事——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可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掩护身份是最宝贵的，而我的身份已经暴露。

我收拾好办公桌，给自己放了一天假。我开车去了乡下，一路上怎么去的都不记得了。不过我记得自己在萨塞克斯山丘89下车走了一会儿，那儿鲸鱼背似的白垩岩山下方就是五百英尺高的悬崖。

又过了一个月，我知道了对我的判决结果。“恐怕你又得去应付那些流亡者了，”人事组的头儿带着司空见惯的厌恶态度说道，“还是德国。和以前一样，津贴还是很不错的，去滑滑雪也不赖，只要你上得足够高。”

6

时间已近午夜，不过随着史迈利每讲出一个新的离经叛道的故事，他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我心想，他就像是个快乐的圣诞老人，发礼物时也顺带着发掉了煽动性的传单。

“有时候我觉得，‘冷战’最为庸俗的一点就是我们学会了如何大口大口地自食其言，”他说话时脸上的笑意特别亲切，“我并不想让你们觉得我是在说教，况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是这么干的。但是在‘冷战’期间，我们的敌人撒谎时是为了掩盖本国体制中的肮脏。而我们在撒谎的时候，掩盖的却是自己的美德。连我们自己都成了欺骗的对象。我们掩盖的，恰恰是那些让我们成其为正确的事物。我们尊重人的个性，热爱多元化和辩论，坚信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公正地统治国家。我们能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尤其是在那些我们出于自己的目的剥削得奄奄一息的国家。在坚持所谓的意识形态正确性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同情心献祭给了伟大的冷漠之神。我们保护的是那些欺压弱者的强者，把公开撒谎这门艺术发扬到了极致。我们与正直的改革家们为敌，却和那些可恶之极的当权者交上了朋友。我们很少会停下来问问自己，用这些手段，我们还能保护我们的社会多久？这样的社会还值得去保护吗？”他又朝我瞟了一眼，“所以说如果我们向反社会主义团伙里的每一个骗子和冒牌货敞开大门，没什么好奇怪的，对不对，内德？我们就会得到那些本该属于我们的坏蛋。内德知道。你们问内德好了。”

说到这儿，史迈利大声笑了起来，这让大家也很开心。而我呢，犹豫片刻之后也跟着笑了，还向学生们保证某一天会讲给他们听。

你说不定赶上演出了，就像美国人说的那样。他们曾不知疲倦地在美国中西部奔波，献上了许多场激动人心的演出，说不定你也在台下欣赏的观众中间；他们在巡回演讲中向人们握手致意，在老鸡宴90上卖力推销，每个位置要卖一百美元，全都卖得精光。我们把这叫做“特奥多尔-拉茨”演出。特奥多尔是那位教授的名字。

我们的两位英雄谦逊地站到舞台中央的时候，观众们不知有多少次为他们起立鼓掌，或许你也曾参与其中。教授个子很高，特意为巡回演讲做了几套价格不菲的西服，穿在身上显得光彩夺目。还有那位身材矮小的拉茨，站在教授身旁就像个胖乎乎的哑仆，两只鼓起的眼睛里充溢着理想的光芒。他们开讲之前观众会起立鼓掌，结束后又起立鼓掌。“两个伟大的匈牙利裔美国人，凭着一己之力冲破了‘铁幕’。”献给他们的掌声再怎么响亮都不为过。我引用的是塔尔萨91《论坛报》上的报道。

说不定你那百分之百美国血统的女儿曾换上匈牙利农家女平时穿的漂亮服装，还特地在头发上戴着花——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说不定你还向解放联盟捐过钱，地址是威尔明顿92的某某邮箱。说不定你是在去看牙医的时候，在候诊室的《读者文摘》上读到了关于两位英雄的文章？

说不定你和当时派驻在华盛顿的彼得·吉勒姆一样，有幸受邀出席了他们盛大的全球“首映式”，那场盛事由我们的美国表兄、华盛顿市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担任舞台监督。演出的地址不啻为理性思维的宝座——风格简朴、镶着嵌板的海-亚当斯酒店，就在和白宫隔着一座广场的对面。如果是这样，你在世人眼中想必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最起码你也得是个前方记者或是政界说客，才有资格进入静悄悄的会议厅。在那儿轻描淡写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铭刻在石碑上的戒律一样权威；在那儿还有些男人身穿鼓鼓囊囊的深蓝色上衣，神情紧张地观察你的一举一动。谁知道克里姆林宫会在什么时候发起反击？当时的人们还处在那个年代。

说不定你读过他们写的书。美国表兄把稿子偷偷塞给麦迪逊大道93上某个言听计从的出版商，在一片热热闹闹、容易操纵的好评声中将其发售，然后它竟然在纪实类畅销书榜单的后半截位置上占据了两个星期。我希望你读过，因为那本书上署的虽说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但我也写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尽管美国表兄不肯用我原来起的书名。正式的书名是《克里姆林宫杀手》。我起的书名过一会儿再告诉你。

和往常一样，人事组的头儿这一次又搞错了。对于任何在汉堡生活过的人来说，慕尼黑根本算不上德国，而是另外一个国家。我始终没感觉到这两个城市之间有一丝哪怕并不密切的关联。但就间谍工作而言，慕尼黑和汉堡一样，堪称欧洲默默无闻的谍报之都。比起慕尼黑隐形社群的规模与表现，连柏林都只能远远地落在第二名。规模最大、手段最狠的情报组织是一个设在普拉赫94的机构，人们通常都用这个地名来称呼它。1945年刚过没多久，美国人就在普拉赫召集起了一帮令人反感的原纳粹军官，主管以前是个将军，曾在希特勒的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这些人的任务是向身在东德的其他老纳粹军官献殷勤，并通过贿赂、敲诈、诉诸同志情谊等手段，让他们为西方效力。美国人似乎从来都没想到，东德人可能也在干着同样的事，其目的恰好与此相反，而且这种事他们干得更多、更好。

于是，德国情报机构就在普拉赫坐镇，美国人和他们坐在一起。美国人先是怂恿他们，后来自己又临阵退缩，劝他们罢手。况且，不管美国人坐在哪里，大家也都得跟过来。时不时会传出一些骇人的丑闻，通常是因为这帮小丑中间的某个家伙干脆忘记了自己在替谁工作，要么是喝醉了酒哭哭啼啼地不打自招，要么是开枪打死了自己的情妇、男宠或是自己，要么就醉醺醺地从“铁幕”的那一边冒出来，宣布要效忠于他此前始终在背叛的对象。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不堪的情报妓院。

普拉赫之后又来了些破译密码的人，还有些搞保密工作的家伙；这帮人走了之后又来了“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哪儿哪儿电台”。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差不多就是同样的人，都是些流亡的阴谋家。当时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有些时乖运蹇，只不过不敢说出来。这些流亡团体花了许多时间争论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君主制复辟之后，谁应该来当皇家骑兵队的队长；谁应该获得圣彼得和刺猬勋章；那帮共产主义胆小鬼从大公夏宫的客厅里滚出去之后，该由谁来接管；谁能捞到沉在看不见的水底的那罐黄金。可他们总是忘记自己说的那个湖泊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被布尔什维克“篡权者”抽干了，还在那儿建起了一座面积六亩的水力发电站，直到后来河水枯竭。

好像这还不够似的，慕尼黑还有胸怀最为狂热的德国式抱负。在这种抱负的追随者看来，就连1939年划定的边界95都只不过预示着德国将提出更多的要求。东普鲁士人、萨克森人、波美拉尼亚96人、西里西亚97人、波罗的海人和苏台德区的德国人全都抗议说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只能靠从波恩方面领取的胀鼓鼓的薪水袋来安抚自己的悲伤。有些夜晚我疲惫地走在满是啤酒味的街上，回家去找梅布尔，这种时候我仿佛都能听到他们唱着国歌，跟在希特勒的鬼魂后面开步走。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还在干这个行当吗？唉，恐怕是还在干，不过比起当年我不得不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已经没那么疯狂了。史迈利有一次对我引用过霍勒斯·沃波尔98的话，要不然我也不会好端端地想起此人的名字。沃波尔曾说过，对于思考的人而言，这个世界是一出喜剧；对于感受的人而言，这个世界则是一出悲剧。好吧，要说喜剧，慕尼黑这儿有的是巴伐利亚人；要说悲剧，这座城市则有她的过去。

关于教授的政治经历，时隔近二十年之后我的回忆已经不太清晰了。当时我以为自己能理解这些经历——我肯定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每次晚上我和教授待在一起时，几乎都是在听他讲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匈牙利历史。而且我敢肯定，这些经历也都被写进了书里——最起码得占一章的篇幅，我要是能弄一本书来瞅瞅就好了。

问题在于，教授更乐意谈及匈牙利的历史，而不是她的现在。也许他在一辈子不断调整适应的过程中学会了一个道理：只关注那些已经盖棺定论的问题，这才是明智之举。我记得他讲过拥护正统王权的匈牙利人，他们支持的是查理国王99。1921年国王突然返回匈牙利，这让同盟国大为恐慌，立刻命令他下了台。我觉得当年这一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教授的年纪肯定还没超过五岁。可是他提到此事的时候，睿智的双眼竟满含泪水，而他行为举止的许多方面也能看出曾受到君主制稍纵即逝的影响。提到《特里亚农条约》100的时候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连握酒杯的优雅而白皙的手都在发颤。

“那是一场灾难，内德阁下，”他以彬彬有礼的责备态度向我抗议，“是你们这些胜利者强加给我们的。你们抢走了我们国王治下三分之二的土地！你们把土地分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那可都是些渣滓啊，内德阁下！我们匈牙利人是有教养的民族！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为什么？”

我只能替我们国家的恶劣行径道歉，就像我只能替国际联盟道歉一样，它在1931年毁掉了匈牙利的经济。这件不计后果的事国际联盟到底是怎么干成的，我一直都没弄明白，不过我记得好像跟小麦市场有关，还跟国际联盟严格的正统通货紧缩政策有关。

然而，在谈到当代的事情时，教授的看法却奇怪地变得谨慎起来。

“这又是一场灾难，”他只会说，“全都是《特里亚农条约》和犹太人造成的后果。”

傍晚的几缕阳光斜斜地穿过花园的窗户，照在特奥多尔气度不凡的一头白发上。相信我，他是个雄狮般的人物，宽宽的额头宛若苏格拉底，就像是一位时刻有天才在侧的伟大导师。精心雕琢的双手、波浪似的浓密头发，有点儿驼背——应该是思想太深邃的缘故。长相如此可敬的人绝不可能是肤浅之辈——即使那双博学多识的眼睛在眼眶里显得稍微有点小，即使那双眼睛会鬼鬼祟祟地瞥向旁边，就像食客在餐馆里瞧见更好的菜肴从身旁经过时一样。

不对，不对，他是个了不起的好人，给我们当了十五年的情报员。如果一个人长得高，那他显然也具有高人一等的权威。如果他的嗓音犹如金声玉振，那他说的话肯定也是金玉良言。如果他的模样长得像席勒101，那他的所思所感肯定也和席勒相同。如果他的笑容显得淡然而又睿智，那么笑容背后的人肯定也是如此。这就是一个以貌取人的社会。

只不过偶尔也会有例外情况，我现在就是这么认为的——上帝偶尔会自己寻点开心，给我们送来一个与外表完全不同的人。有些人搞砸了，被彻底看穿。有些人却不断膨胀，直到外表的价值被他们利用殆尽。还有些人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而是把光彩夺目的外表当作上天赐予的恩宠招摇过市，泰然自若地接受本不该属于他们的敬意。

教授参与行动的经历很快就说完了。简直是太快了，因为那经历实在有点平庸。他出生于离罗马尼亚边境不远的德布勒森102，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对他十分溺爱的父母都是小贵族，擅长见风使舵。他从父母那儿继承到了财产和关系，即使在那个年代，这种事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很常见，你想都想不到。他是个文人，为学术杂志写写文章，也算半个诗人，还是个有过几次婚姻的情种。他穿外套的时候就像是披着斗篷，袖子就那么空着。这些奢侈的事情教授都负担得起，因为他享受着特权，也还有点财富。

在布达佩斯，他教着一门死气沉沉的哲学课，在学生中间还算有点影响。他们觉得特奥多尔讲课时充满火热的激情，这倒是他没有料到的，因为他从来没打算当演说家，逞口舌之利在他看来是下等人干的事。不过，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学生们的要求。他注意到了他们的热情；作为一个天生擅长调解安抚的人，他对这种热情的回应就是为其代言——说实话他代言时的声音温和得很，但毕竟那也是一种声音，而且受到学生们的尊重。再加上他风度翩翩，俨然代表着一种更为久远、更好的秩序。那时的他正处在听了年轻人的阿谀奉承就感到兴奋的年纪，况且他一向都很爱慕虚荣。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他让自己卷进了“反革命”的浪潮之中。因此，到了1956年11月3日那个可怕的夜晚，当苏联坦克从边境返回包围布达佩斯的时候，别无选择的他只得仓皇逃命，一直逃进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怀抱。

教授来到维也纳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身在牛津的一位匈牙利朋友打了个电话，专横地敦促那位朋友给他寄钱、帮他引荐，还要写信证明他是何等杰出的人物。这位朋友恰好也是圆场的一位朋友，而且当时正是招募人员的高峰期。

不出几个月，教授就被列入了雇员名单。没有巴结讨好，没有迂回曲折的接触，也没跳通常那出欲拒还迎的扇子舞103。一方提出来，另一方顺理成章地接受。不到一年，在美国人的大力帮助下，特奥多尔教授就在慕尼黑安了家，住在河边一座安逸的房子里，配了一辆车，还有他那位忠实可靠却有点焦虑不安的妻子海伦娜。她是和教授一起逃出来的，估计教授对这事多少有点后悔。从那时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奥多尔教授始终是我们匈牙利攻势中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先头部队，连海顿都没能把他搞下台。

教授的掩护身份是“自由欧洲”电台聘请的一位流亡贵族，主讲匈牙利历史与文化，这对他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说实话，他也没干过别的什么。此外，他有时还上上课，私下辅导学生——我发现大多是女学生。他的秘密工作报酬优厚——这得感谢美国人——就是与仍在匈牙利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建立联系，成为他们的焦点和召集人，并在上级的指导下把他们塑造成一个行动网络，不过据我所知，这样的网络从来都没出现过。这是一项不切实际的行动，可能在纸面上看要比在现实中好得多。然而，这个行动却始终在继续。先是五年，接着又是五年；等我拿到这位大人物的档案的时候，行动已经令人惊叹地整整持续了十五年。有些行动就是这样，它们是经济停滞时期的宠儿。花费不多、结论不明，不一定会取得什么结果——但政治僵局也是如此——而且不会带来任何丑闻。每年要搞年度审计的时候，这些行动用不着投票就能获得批准，直到后来它们长期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成了其存在的理由。

我倒不是说教授这么多年来没为我们取得任何成果，这么说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对托比·伊斯特哈斯而言也是一种贬低。托比本人就是匈牙利裔，“陷落”之后他又复了职，成了负责指挥教授的内勤情报官。托比因为盲目支持海顿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接手匈牙利地区的事务后——在针对“铁幕”各国的职务中，这从来都算不上什么好位置——教授立即成为了托比个人东山再起计划之中最为重要的角色。

“特奥多尔啊，我得这么说，内德——特奥多尔绝对是我们的大明星。”离开伦敦前共进午餐的时候，托比向我保证说。那顿饭他差点就付了钱。“老派人物，做事非常谨慎，在职多年，忠诚得像水蛭一样。特奥多尔是我们的王牌，绝对的。”

当然了，教授比较令人惊叹的成就之一，就是在海顿的斧头下幸免于难。也许这是因为他运气好；换个不太厚道的说法，也许是因为教授从来都没搞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没能引起那位忙碌的叛徒的注意。准备接手的时候我免不了注意到——我的前任在伊维萨岛104休假时死于心脏病突发——尽管特奥多尔的个人档案足有好几卷，但他的成果档案却不是一般的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主要职责是发现人才而非利用人才，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在教授替我们工作的多年时间里，由他引入情报网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始终也没做出多少贡献。

“其实啊，内德，匈牙利真他妈是个很难啃的目标，我得说，”我委婉地向托比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对我说，“那地方太开放了。公开的目标嘛，你搞到手的都是些早就知道的垃圾。如果你弄不到皇冠上的珍宝，就只能搞点人人知道的常识——这玩意谁要？特奥多尔给美国人弄到的东西，那才叫了不起。”

这似乎才是要害所在。“那他究竟给美国人弄到了什么呢？”我问道，“除了电台上说的心灵啊意志啊之类的，还有那些没人看的文章？”

托比的笑容显出了一副优越感，让人很不舒服。“不好意思啊，内德老伙计，恐怕这是‘需者方知’的事。你不在这个名单上。”

几天之后，按照协议的要求，我给格罗夫纳广场105的拉塞尔·谢里登打电话辞行。谢里登是美国表兄驻伦敦情报站的站长，不过他也负责他们在西欧地区的行动。我耐着性子说了一会儿客套话，然后随口提到了特奥多尔的名字。

“哦，那就得让慕尼黑来说了，内德，”谢里登很快说道，“你了解我。我从来不去侵犯别人的地盘。”

“可他给你们帮上什么忙了吗？我只想知道这个。我的意思是，情报员的激情确实会耗光的，对不对？都十五年了啊。”

“这个嘛，我们倒觉得他给你们帮上了忙，内德。照托比的说法，你准会觉得特奥多尔是在独力支撑着自由世界。”

不是的，我心想。要是听托比说，你会觉得特奥多尔是在独力支撑着托比。不过我不是个尖刻的人。在间谍这一行里，和在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一样，说“不”总是比说“是”要容易。抵达慕尼黑时，我已经准备好相信特奥多尔就是被托比捧上天的大明星。我只是想得到确认。

我还真得到确认了。起初是这样。教授非常了不起。我原以为跟梅布尔结婚之后，自己已经失去了类似这样瞬间迸发的热忱——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是这样——直到那天晚上。他为我打开房门，我进屋后发觉自己简直走进了一处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历史遗迹，发觉自己能做的合乎礼仪的唯一举动，就是像他的学生一样拜倒在他的脚下，全神贯注地倾听他充满睿智的言语。这就是情报部存在的目的！我心想。这样的一个人本身就值得拯救！如此文雅，如此渊博。为我们效力了那么多年。

他热情款待了我，不过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是他的年龄和声名使然。他给我倒了一杯上好的托卡伊106葡萄酒，然后把这种酒的起源向我娓娓道来。我承认说，我对匈牙利葡萄酒懂得太少了，但我很想知道。他又谈起了音乐，可悲的是我对音乐还是一无所知。他用自己珍藏的小提琴为我演奏了几个小节，还向我解释道，这把琴正是他逃出匈牙利时随身携带的，其制作者并非斯特拉迪瓦里107，而是一位厉害得多的人物，此人姓甚名谁我早已想不起来了。我心想，能够指挥一位带着小提琴逃亡的间谍，这真是我极大的荣幸。他谈到了戏剧，说有个匈牙利戏剧团正在慕尼黑巡演，他们的《奥赛罗》棒极了。虽然我和梅布尔还没去看过那出戏，他的描述已经让我心驰神往。他穿着德国人说的那种“Hausjacke”108，黑色的裤子，一双靴子擦得锃亮。我们谈到了上帝，谈到了世界，一起吃了我这辈子尝过的最美味的匈牙利牛肉汤109，是焦虑不安的海伦娜端上来的，她低声打了个招呼就借故离开了。她个子高高的，以前肯定长得很美，但她宁可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我们的晚餐最后以杏子帕林卡110结束。

“内德阁下，不知我能否这样称呼你，”教授说，“有件事情一直压在我心头。在我们刚刚建立起工作关系的时候，希望你允许我提出来。”

“您请说。”我大度地回答。

“很不幸。你最近的那位前任——当然了，他是个好人”——他突然打住了，看来是不忍说刚刚离世之人的坏话——“而且和你一样，也很有文化——”

“您就说吧。”我重复了一遍。

“是关于我的英国护照的事。”

“你有英国护照？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吃惊地说。

“问题就在这儿。我没有英国护照。我知道这事办起来有麻烦。官僚机构都是这样。官僚机构是人类体制中的万恶之首，内德阁下。这些机构把最坏的人奉若神明，却把最好的人视为粪土。作为一个生活在慕尼黑、受雇于美国组织的匈牙利流亡者，我并不具备成为英国公民的资格。这我理解。不过，我跟你们的部门合作了这么多年，这本护照是我应得的。用临时的旅行签证来充数，这太不体面了。”

“但我听说美国人会给你办护照啊！你们一开始不就是这么谈好的吗？美国人会负责解决你的公民身份和重新定居的问题，这当然也包括护照啊。这是肯定的！”

我感到很生气，一生中这么长时间都奉献给了我们的人，竟然连这么简单的尊严都得不到。但教授已经学会了一种更为达观的态度。

“美国人啊，内德阁下，他们是一个年轻的民族，一个唯利是图的民族。他们已经把我利用得差不多了，觉得我今后不可能再有什么前途。对美国人来说，我就该被扔进过时废品的垃圾堆。”

“可他们不是承诺过吗——只要服务令人满意就行？他们肯定承诺过！”

他做出了一个我永远忘不了的手势。他从桌上抬起双手，仿佛在举起一块沉重无比的石头。他把双手举到差不多与肩同高的位置，然后猛地让手重重地摔落到桌面上，连同手中那块并不存在的石头。我还记得他当时的眼神，似乎是因为用力而冒着怒火，向我发出了无声的谴责。这就是你们的承诺，他仿佛在说。你们的，还有美国人的，都是这样。

“帮我把护照弄来就行，内德阁下。”

身为一名忠于职守的情报指挥官，我一心想着要为手下的情报员尽心竭力，便集中起全部的精力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对托比很了解，因此决定从一开始就公事公办：不要虚与委蛇的承诺，不要模棱两可地让我放心。我把特奥多尔的要求告诉托比，请示他该如何处理。他毕竟是我的内勤长官，是我在伦敦的靠山。我对托比说，如果美国人真的自食其言，不肯给教授公民权，那么此事就必须由伦敦或华盛顿方面来解决，而不是慕尼黑。再者说，如果出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英国方面还是准备给教授发英国护照，那么圆场五楼也必须大力促成此事。圆场本部本可以随便给曾为圆场服务的任何人发放护照，不管他叫托恩、迪克还是特奥多尔，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陷落”彻底终结了那样的时代。

我的请求没有通过无线电发出，而是用邮袋递送的。按照圆场的规矩，这么做会显得更为正式。我写了一封不屈不挠的信，两周之后又写了一封以示提醒。可是等教授问起我进展情况时，我只能不置可否。正在处理之中，我向他保证；伦敦方面不太喜欢老被人催着办事。但我还是觉得很奇怪，托比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回信。

与此同时，我和特奥多尔教授几次会面的时候，也努力想解开一个谜团：他究竟给我们干了些什么，竟然有资格成为托比寥落星空之中的那颗明星。教授这人容易动怒，因此我的调查工作就更不好办了。起初我还以为他仅仅是在合作时有所保留，直到护照的事情得以解决。慢慢地我才意识到，只要是涉及到秘密工作，“有所保留”就是他的常态。

教授有项比较单调的工作是负责看管施瓦宾格区111的一所学生公寓，那儿只有一个房间。他把那地方当做安全地址，接收他在匈牙利的某些联络人寄来的邮件。我劝说他带我去那儿看看。他打开房门，只见垫子上丢着起码十几封信，都贴着匈牙利邮票。

“我的天，教授，你有多久没到这儿来了？”我看着他费劲地把信收拾到一起，问道。

他耸了耸肩膀，我觉得这个姿势一点都没有风度。

“教授，通常情况下你一周能收到几封信？”

我从他手里拿过信封，看了看上面的邮戳。最早的一封信是三个星期前寄出的，最近的则是一个星期之前。我们走到小小的桌子旁边，那上头蒙着一层灰。他叹了口气坐到椅子上，拉开一个抽屉，从暗格里拿出几瓶化学药水和一把刷子。他拿起第一个信封，闷闷不乐地检查了一番，随即用小折刀拆开了信封。

“是谁写的？”我问道，他似乎觉得我没必要这么好奇。

“帕利。”他闷闷不乐地回答。

“农业部的帕利？”

“是德布勒森的帕利。他到罗马尼亚访问去了。”

“去干吗？不会是参加剧毒武器会议吧？那可是独家新闻！”

“看看再说。是什么学术会议。他搞的是控制论。没什么名气。”

我看着他把刷子放进第一只瓶子里蘸了蘸，然后在手写的信纸背面刷了一遍。他用清水洗了洗刷子，再蘸上第二只瓶子里的化学药水。我觉得，他是故意要表现出自己对这种卑微的工作有多么鄙夷。在每一封信上他都重复着同样的步骤，有时会略作改变，比如摊开信封在里面刷一刷，或是在两行字迹中间的地方刷一遍。他以同样慢吞吞的动作站起身，又坐到一台雷明顿立式键盘打字机前，厌烦地用德语敲出信上显现出来的文字：新的工业领域预计将出现矿产和能源不足……包科尼山区矿藏矾土限额……米什科尔茨地区最近开采的铁矿石中铁含量较低……某某地区玉米和甜菜丰收的预计产量……传言称有复兴国家铁路网的五年计划……肖普朗发生了针对共产党官员的破坏行动……我几乎能听到圆场三楼分析师们吃力地读着这些浮夸材料时哈欠连天的声音。我记得托比曾吹嘘说，最高质量的情报才是特奥多尔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样的东西都能算作最高质量，那什么样的才是最差劲的？耐心点，我对自己说。伟大的间谍我们总得迁就迁就。

第二天，我就护照一事发的信件得到了回复。托比解释说，问题在于美国表兄负责匈牙利事务的部门近年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托比说，现在举措已采取——这个地方的被动语态用得很令人生疑——以明确美国人或我们自己作出的许诺所包含的条款。他还补充了一句，与此同时我应该避免和特奥多尔谈论这一问题——好像这件事当中挑头的人是我，而不是教授。

三个星期之后，我和米尔顿·瓦格纳在科斯莫一起吃午餐的时候，这件事仍然悬而未决。瓦格纳是个老手，是美国方面跟我职位对等的人。当时他已经快退休了，担任着美国慕尼黑情报站东德行动处的处长。科斯莫是那种美国佬开遍世界各地的饭店，里头有酥脆的烤土豆皮配蒜香调味汁，还有用巨大的塑料发卡插住的总汇三明治。

“你跟咱们那位著名的学术界朋友处得怎么样啊？”很快处理掉我们手头的其他事务之后，他用慢吞吞的美国南方腔问我。

“好得很。”我回答说。

“我们那儿有几个人似乎觉得，特奥多尔这许多年来一直在免费搭车。”瓦格纳懒洋洋地说道。

这一回我什么都没说。

“国内的伙计们把他干的活搞了个回顾展。不妙啊，内德。很不妙。比如他在广播电台‘你好，匈牙利’节目里大讲特讲的一些内容。都是以前说过的。他们发现有段话和1948年《月刊》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分毫不差。原作者听广播时一下子就听出来那是自己写的东西，气得暴跳如雷。”他拿起番茄酱倒了许多，“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会把他抓回来，一五一十问个清楚。”

“也许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运气不佳。”我说道。

“十五年可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内德。”

“他知道你们在调查他吗？”

“内德，‘自由欧洲’电台的人谁不知道？还有那帮匈牙利人？流言蜚语？你在开玩笑吧。”

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焦虑情绪。“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去警告伦敦方面？你们为什么不提个醒呢？”

“内德，你得知道，我们已经提醒过了。你得知道，消息传递过去根本就没人理会。你们这帮伙计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啊。我们清楚得很。”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瓦格纳所说情况的严重性。如果教授在广播节目里都会骗人，还有谁他不能骗？

“米尔顿，能不能问你个很笨的问题？”

“请便，内德。”

“特奥多尔到底有没有为你们干过什么漂亮活儿？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是说在秘密工作方面，甚至是极为秘密的工作。”

瓦格纳沉思半晌，看来是决心先给教授一个“疑罪从无”的待遇。“恐怕没有，内德。有一次我们还真考虑过利用他当中间人去接触一条大鱼，不过我们有点不喜欢这老头儿的态度。”

“你这话信得过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内德？”

这就是教授给美国人干过的了不起的工作，我心想。这就是他多年来的忠诚服务，可谁都想不起来他究竟干过些什么。

我马上给托比发了无线电讯息。我耗了许多时间拟写了好几条不同的电文，因为愤怒总是在干扰我的思维。现在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为什么美国人不肯给教授发护照，为什么他会转而来找我们要护照。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总是一副料理后事般的态度，总是无精打采，毫无紧迫感：他这是在等着被解雇。我转述了瓦格纳说的情况，问托比总部是否知道此事。如果总部不知道，那么美国表兄就没有遵守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信息共享协议。另一方面，如果总部知道，美国表兄确实警告过我们，那我怎么没接到同样的警告？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了托比圆滑的答复。电文的口气非常严肃。我怀疑托比是找别人代拟的，因为文字中看不出丝毫口音。他解释说，美国表兄曾向伦敦方面发出“没有特指”的警告，称教授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就其广播节目问题接受纪律审查”。总部——我怀疑托比指的就是他自己——“所持的立场”是，教授与其美国雇主之间的关系对圆场并没有直接影响。总部“采取的观点”是——提出这种观点的除了托比还能有谁——教授承担着许多行动任务，因此他的掩护工作中存在“小小的瑕疵”完全可以谅解。如果需要为教授再找一份新的掩护工作，总部将“适时采取措施”。一个解决办法是把他弄到某家听话的杂志社里去，他本来偶尔也向这些杂志投稿。但那是以后考虑的事了。托比提醒我，教授以前也和雇主发生过冲突，而且安然渡过了难关。这倒是实话。有个女秘书曾因被他挑逗而提出抗议，匈牙利群体中的某些人也对他持的反犹太人观点不以为然。

至于其他的事，托比建议我冷静下来，耐心等待，还得——这始终是托比奉行的一条准则——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事情就这样维持着原状，直到一个星期又十二个小时之后。夜里十点钟的时候教授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的是紧急暗语，嗓门虽低却还是傲气十足。他让我立刻赶到他家去，从花园的后门进屋。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杀了什么人，说不定是他老婆。我简直错得太离谱了。

教授打开后门，等我一进去就赶紧关上。屋里的灯光调得很暗。暗处的角落里有座比德迈式112的落地大摆钟咔嗒咔嗒地响着，仿佛是一颗巨大的炸弹。海伦娜站在起居室的门口，双手捂着嘴巴，不让自己尖叫出声。离特奥多尔给我打电话已经过了二十分钟，可是她的尖叫似乎还没从嘴里发出来。

快要熄灭的炉火前摆着两把扶手椅。一张椅子空着，我估计是教授的。另一张椅子从我的角度看过去有点被遮挡住，上面坐着一个模样温和、身材圆胖的男人，约摸四十岁年纪。他长着柔软的黑色头发，两只亮闪闪的圆眼睛仿佛在说：“我们都是朋友，对不对？”他坐的那把扶手椅靠背很高，他把身子紧紧抵在椅子的折角处，好像飞机上的乘客在准备降落似的。他穿的鞋子也是圆溜溜的，没碰到地面，我意识到那鞋是典型的东欧样式：粒面，不知是什么皮子做的，模压而成的鞋底磨损得很厉害。他身上那套毛茸茸的棕色西服像是用军装改出来的。他面前桌子上的花瓶里是淡紫色的风信子，花瓶旁边还摆着一堆东西，我认出那些都是用来暗杀的工具：两副用木棍和钢琴线制成的绞索；一把磨得像剑尖一样锋利的螺丝刀；一把查特武器公司113的左轮手枪——点三八口径，便于隐蔽携带，转轮可容纳五发子弹——外加两种子弹：六发软头的、六发刻线的，弹头上刻出的线槽里填有凝结起来的粉末。

“是氰化物，”教授看到我迷惑不解、一声不吭，便解释说，“这真是恶魔的发明。子弹只要蹭破一点皮，就能要人的命。”

我不禁心下起疑：剧毒的粉末给枪管里的高温一烧，还有什么用？

“这位先生名叫拉迪斯劳斯·卡尔多，”教授继续说道，“匈牙利秘密警察派他来杀我们。他是个朋友。请坐吧，内德阁下。”

拉迪斯劳斯·卡尔多郑重其事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握住我的手使劲摇着，好像我们刚谈成了一笔赚钱的买卖。

“先生！”他高兴地用英语喊道，“请叫我拉茨。对不起，先生。您什么都不用担心。大家都叫我拉茨。博士阁下。我的朋友。请坐吧。嗯。”

我还记得，风信子的香味似乎跟他的笑容很相配。慢慢地我才意识到，我连一点儿危险的感觉都没有。有些人时时刻刻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有些人则在生气或是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这样。但是对于拉茨，等到我动用直觉去感受的时候，发觉他身上透出的只有一种急于讨好别人的强烈愿望。也许这就是一位职业杀手需要的全部吧。

我没有坐下。我的头脑里充斥着各种相互冲突的情绪，但疲惫并不在此列。咖啡杯是空的，我心想。空盘子里还有蛋糕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谁还有闲心去喝咖啡、吃蛋糕？拉茨又坐了下来，像个魔术师一样笑嘻嘻的。教授和他妻子端详着我脸上的表情，不过是从房间里不同的地方。我在想，他们俩吵架了；这场危机把他们逼到了各自的角落里。美国造的左轮手枪，我心想。可是没有厉害杀手常会携带的备用转轮。东欧生产的皮鞋，那种鞋跟会在每一块地毯或是打过蜡的地板上留下无比清晰的脚印。涂了氰化物的子弹，但弹头还没射出枪管氰化物就会被烧得精光。

“他到这儿有多久了？”我问教授。

他耸了耸肩膀。我特别讨厌他这么做。“一个小时吧。还不到。”

“一个多小时了。”海伦娜反驳他说。她怒冲冲的眼神直盯着我。在那个晚上以前，她一直故意对我视若无睹。像个幽灵似的从我身旁溜过时，她要么脸上挂着笑容，要么就冲着地下皱起眉头以示不满。突然间，她需要我的支持了。“他是八点四十五分按的门铃。我当时在听广播。正好换节目来着。”

我瞟了一眼拉茨。“你会说德语？”

“Jawohl 114，博士阁下！”

我又转向海伦娜：“什么节目？”

“BBC的国际节目。”她答道。

我走到收音机前，打开了机器。有个声音尖细、雌雄莫辨的牛津学者正在大谈诗人济慈。谢谢，BBC。我关掉了收音机。

“他按了门铃——谁去开的门？”我说。

“是我。”教授说。

“是他。”海伦娜说。

“嗯嗯。”拉茨说。

“然后呢？”

“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穿着件大衣。”教授说。

“是雨衣。”海伦娜纠正道。

“他问我是不是特奥多尔教授，我说是。他报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请原谅，教授，我奉命前来用勒绳或是涂了氰化物的子弹刺杀您，不过我不想这么做。我是您的信徒，也是您的崇拜者。我想向您投降，然后留在西德。’”

“他说的是匈牙利语？”我问。

“当然。”

“然后你就请他进屋了？”

“当然。”

海伦娜不同意。“不是的！一开始特奥多尔先找了我。”她坚持说。在今晚之前，我从没听到过她纠正丈夫，可现在还不到两分钟她就已经纠正了两次。“他喊了我一声，说：‘海伦娜，有位客人。’我说：‘好啊。’然后他就把拉茨请进屋了。我接过拉茨的雨衣，把它挂在门厅里，煮了咖啡。情况是这样的，一点没错。”

“还有蛋糕，”我说，“你还做了蛋糕。”

“蛋糕是已经做好的。”

“你害怕吗？”我问她——害怕这种感觉好像也并不存在，就像危险一样。

“我觉得很恶心，很震惊，”她回答说，“现在我有点害怕——是的，我很害怕。我们都很害怕。”

“你呢？”我问教授。

他又耸了耸肩，仿佛在说我是这世上他最不愿意吐露真情实感的对象。

“你把你太太带到书房去好不好？”我说道。

他想要反对，可是又改变了主意。他们俩快步走出了房间，手挽着手却形同陌路。

只剩下我和拉茨了。我站着，他坐着。慕尼黑这座城市有时会非常安静。即使在如此静谧的气氛之中，他的脸还在冲我讨好地微笑着。他的小眼睛还在闪闪发亮，可是从他的眼神中我什么都看不出来。他朝着我点点头以示鼓励，笑容变得更灿烂了。他说了声“请”，然后自己在椅子里挪了挪，好坐得更舒服些。我做了一个所有中欧人都能看懂的手势。我伸出手，掌心朝上，然后用大拇指掠过食指的指尖。脸上还挂着笑的拉茨在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掏了半天，摸出证件递给了我。证件上他的名字叫埃贡·布劳巴赫，来自帕绍115，生于1933年，职业是艺术家。我从没见过比他更不像巴伐利亚艺术家的人。各种证件包括一张西德护照、一张驾照，还有一份社会保险文件。在我看来，任何一样证件都完全无法令人信服。他的鞋也是如此。

“你什么时候进入德国的？”

“今天下午，博士阁下，今天下午五点。嗯。”

“从哪儿入境的？”

“维也纳，嗯。维也纳。”他气喘吁吁地急忙重复道，仿佛把我当成了全城唯一有本事听懂他话的人。他又扭了扭屁股，看来是想让自己显得更加低声下气。“我赶上了今天早晨到慕尼黑的第一班火车，博士阁下。”

“什么时间？”

“八点，先生。八点的火车。”

“你什么时候进入奥地利的？”

“昨天，博士阁下。当时在下雨。嗯。”

“你在奥地利边境出示的是什么证件？”

“是我的匈牙利护照，尊敬的阁下。我在维也纳拿到了德国护照。”

拉茨的上嘴唇冒出了汗珠。他的德语很流利，但带着明显的巴尔干地区口音。他是一路坐火车来的，拉茨说：布达佩斯、杰尔116、维也纳，博士阁下。他的主子给了他一只熟鸡和一瓶葡萄酒在路上吃。配着最棒的腌菜，阁下，还有红辣椒。更多的笑容。抵达维也纳之后，他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帝国旅店，有人已经给他预定了一个房间。房间很简陋，旅馆也很简陋，尊敬的阁下，不过我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昨天夜里很晚的时候，有一位匈牙利先生到旅馆来拜访，他以前从没见过那个人——“但我怀疑他是个外交官员，博士阁下。他跟您一样高贵！”那位先生给了他钱和证件，拉茨解释说——还有摆在我们面前桌子上的一堆武器。

“你来慕尼黑以后住在什么地方？”

“在城边上一座不大的家庭旅馆，博士阁下，”他回答时露出了带着歉意的笑容，“更像个妓院。是的，就像是妓院。在那儿能看到很多男人，老是进进出出的。”他把家庭旅馆的名字给了我，我几乎觉得他同时也准备给我推荐个姑娘。

“是他们让你住在那儿的吗？”

“出于谨慎的考虑，博士阁下。住在那地方不会有人知道。嗯。”

“那边还有没有你的行李？”

他可怜巴巴地耸了耸肩膀，那姿势给人的感觉和教授截然不同。“就一把牙刷，”他说，“还有几件衣服。一个包。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他在匈牙利的职业是农业记者，拉茨说，但他还替秘密警察干着第二份工作。一开始是做线人，最近才为了挣钱当上了杀手。他在匈牙利国内执行过几次任务，不过他不愿意——请原谅，尊敬的阁下——不愿意谈及具体细节，除非能保证他不会在西德遭到起诉。教授是他的第一次“国外任务”，但一想到要杀害这样的人，他就觉得这有悖于自己的道义感。

“教授是一个正直的人，博士阁下！是有名望的！不是什么犹太佬，也不是牧师！我为什么要杀害这个人？上帝啊，我也是个有尊严的人！我是有气节的！嗯！”

“把你接到的命令告诉我。”

命令并不复杂。他们说，他要按响教授的门铃——于是他就按了。教授肯定在家，因为他们说星期三晚上他要单独辅导学生，直到九点钟。教授确实在家。他要说自己是帕利的一个朋友，从德布勒森来。他擅作主张，没有这么进行自我介绍。一进屋子，他就要利用一切便利手段杀掉博士，但最好是用绞索，因为那玩意既可靠又不会发出动静，只可惜总有把受害者的脖子勒断的风险。他们说，他也得杀掉海伦娜——说不定得先把她干掉，这要看是谁来给他开门，谁先死谁后死他们并没有被特别要求。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他又带了一副绞索。博士阁下，拉茨殷勤地解释说，绞索这东西用过之后不一定能再解开。然后他应该打电话给波恩的一个号码，向彼得报告说“苏西今晚在朋友那儿过夜”——苏西是教授在此次行动中的代号，尊敬的阁下。这是成功之后的暗号，不过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博士阁下，必须得承认自己并没有成功。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从这儿打电话吗？”我问道。

“就从这座屋子，一点不错。打给彼得。嗯。那帮家伙凶得很，博士阁下。他们威胁我的家人。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有个女儿。他们给了我严格的指示：‘从教授家里打电话给彼得。’”

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很惊讶。既然匈牙利秘密警察已经认定教授是西方的间谍——他都干了十五年了——那么可想而知的是，他们对教授家里打出的电话肯定也会起疑心。

“如果失败的话你该怎么办？”我问。

“如果任务无法完成——如果教授阁下有客人，或者由于什么原因没待在家里——我就得找个电话亭打电话，说苏西正在回家的路上。”

“随便哪个电话亭都行？”

“哪个都行，博士阁下，如果任务没完成的话。彼得可能会给我进一步的指示，也可能不给。如果没有指示，我要立即返回布达佩斯。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彼得也许会说‘明天再试试’，或者说‘两天之后再试’。这时一切都得由彼得来决定。”

“波恩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他背出了号码。

“把你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

一块卡其布手绢，几张冲印得很糟糕的家庭照片，其中有一个年轻女孩，应该是他的女儿。三个东欧产的避孕套，一包拆开了的苏联香烟，一把歪歪扭扭的开罐头折刀，一看就是东德的产品。一截没上漆的铅笔，九百六十西德马克，还有点零钱。一张“维也纳—慕尼黑—维也纳”的二等车厢返程票。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哪个间谍口袋里装的东西能差劲到这种程度。匈牙利的情报部门里难道没有派遣员吗？没有审核员吗？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还有你的雨衣。”我说，看着他从门厅取来了雨衣。那衣服还是崭新的，口袋里空空如也。雨衣是奥地利生产的，质量很好。肯定花了不少西德钞票。

“这是你在维也纳买的？”

“没错，博士阁下。当时下着倾盆大雨，我一点遮挡都没有。”

“什么时候？”

“嗯？”

“用什么买的？”

“啊？”

我发现他很容易就能激怒我。“你赶的是今天早上的第一班火车，对吧？火车从维也纳发车时商店还没开门，对吧？昨天晚上那个匈牙利外交人员来找你之后，你才拿到钱。那你是什么时候买的雨衣，又是用什么钱买的？难道雨衣是你偷来的吗？是这样的吗？”

他先是皱起眉头，然后颇为大度地对我的失礼付诸一笑。显然他这是原谅我了。他慷慨地冲着我摊开双手，“可雨衣我是昨天晚上买的啊，博士阁下！到慕尼黑车站的时候！用的当然是我自己的外币，是从匈牙利带来准备买东西用的！我可没撒谎啊！嗯！”

“收据还留着吗？”

他像个圣人似的摇了摇头，仿佛是要给年轻人一个忠告。“留着收据，博士阁下？我可得给你个建议啊。留下收据，等于是求着别人来问你钱是从哪儿来的。收据嘛——就好比是揣在口袋里的间谍。嗯。”

借口太多了，我一边想，一边迫使自己不再去注意他那灿烂的笑容。一段话里给了太多的答案。我所有的直觉都在告诉我，拉茨说的故事里的每个人、每件事都不能信。让我产生怀疑的，并不是暗杀计划制定得有多么马虎——无法让人信服的证件、衣服口袋里装的东西、那双鞋——甚至不是这项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有点不可思议。苏联卫星国搞的低水平行动我见得多了，早已把这类外行的做法当成了常规。眼前的这几个人让我感到不安，是因为他们在我身边的行为显得很不真实，我觉得他们给我准备了一套故事，自己掌握的却是另外一套；觉得他们把我弄到这儿来是为了起到某种作用，而且几个人的集体意志要求我闭上嘴，配合他们演下去。

然而与此同时，我自己也被困住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时间，只能姑且相信他们告诉我的一切。我当时的处境就好比是一个医生，虽然疑心病人是在装病，却只能照着他的症状去替他治疗。按照游戏规则，拉茨算是战利品。匈牙利杀手主动要叛逃到西德来，这可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不管杀手有多么无能。出于同样的考虑，这个杀手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危险，因为开展如此重要的暗杀行动的时候，不另行采取监控措施是不可想象的。

教科书上说，有疑虑的时候，就从行动的角度去想办法。他们是不是在监视教授的房子？有必要去做这种假设，虽说这栋房子要监视起来并不容易，十五年前指挥特奥多尔的上线们选中此地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坐落在一条树木繁茂的死巷的尽头，房子后面是一条河。通进花园的小径是沿着一条渺无人迹的曳船道过来的。但是房子的前门廊却处在路过这儿的每一个人的视线之中，拉茨从前门进来时很可能已经被发现了。

我朝楼上走去，从楼梯间的窗户里观察着那条路。周围的房子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我没看到任何闲逛的行人或是汽车的踪迹。我自己的车停在旁边的一条小巷里，离河不远。我回到了起居室。电话摆在书架上，我把听筒递给拉茨，看着他拨了波恩的那个号码。他的手有点女里女气，还潮乎乎的。他很热心地把听筒朝我这边倾斜了一点，自己也跟着靠了过来。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旧毛毯和苏联香烟的气味。电话通了，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那人脾气似乎很暴躁，说的是德语。我心想，如果你真是正在等待刺杀的消息，那你故意装作没在等的本事还挺不赖。

那人的口音很重，应该是匈牙利那边的：“喂？哎？是谁啊？”

我朝拉茨点点头，让他开口说话。

“晚上好，先生。我想找彼得先生。”

“干什么？”

“请问您是彼得先生吗？是一件私事。”

“你想干什么？”

“是彼得先生吗？”

“我就是彼得！”

“是苏西的事，彼得先生，”拉茨解释说，同时转过脸朝我眨了眨眼，“彼得先生，苏西今晚不回家了。恐怕她要在朋友那儿过夜。都是好朋友。会有人照顾她的。晚安，彼得先生。”

拉茨正准备放下听筒，但我拦住了他的手。电话挂断之前，我听到那头传来一声充满鄙夷或是莫名其妙之感的咆哮。

拉茨冲着我微微一笑，显然非常自得。“他演得还真像，博士阁下。是个真正的专业人士，我得说。高明的演员，你同意吗？”

“你听出是谁的声音了么？”

“没有，博士阁下。唉，这个声音我不熟悉。”

我猛地推开了书房的门。教授坐在书桌旁，双手握拳放在桌上。海伦娜坐在给听课学生用的沙发上。我觉得有必要让教授知道我的怀疑态度。我走进书房，随手关上了房门。

“你们说的这个拉茨是个罪犯，”我说道，“他要么是个骗子，要么就是个不打自招的杀人犯——他靠假证件混进德国，目的是要杀掉你和你妻子。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你都有权把他移交给西德警方，这样一来他和你们就毫无关系了。你是想这么做，还是想让我们来决定？你的选择是什么？”

令我惊讶的是，听了这话之后教授好像真有点慌了，当天晚上这还是头一回。也许是因为他没料到我会提出质疑，也许是因为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儿就要丢掉性命。不管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总觉得他对我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海伦娜把视线从我脸上转开，也在瞧着他。那是批判的眼光。一个等着得到酬报的女人。

“随便你们处置吧。”他嘟囔着说。

“那你就得照我说的做。你们俩都是。”

“我们配合。我们会配合的——没错，配合。我们一直都很配合——已经好多年了，太多年了。”

我瞅了海伦娜一眼。

“责任由我丈夫来承担。”她说。

我没工夫去细想这句不详的话有什么弦外之音。“那就请你们收拾收拾过夜的东西，五分钟后到花园门口等我。”我说道，然后回到起居室去找拉茨。

我估计拉茨刚才一直站在门口，因为我一进屋他就立刻后退了几步，握起双手托着下巴，满脸堆笑地冲着我用德语问了句“gefällig”——要我做些什么？

“在今天晚上之前你见过教授吗？”

“没有。只看过照片。不管在哪儿见到他，人们都会崇拜他的。他是个真正的贵族。”

“他妻子呢？”

“我认识她，先生。当然认识喽。”

“怎么认识的？”

“她以前当过演员，博士阁下。布达佩斯最出色的女演员之一。”

“你在舞台上见过她？”

又停顿了一下。“不是的，先生。”

“那你在哪儿见过她？”

他想揣摩我的心思。我有种感觉，他是在琢磨海伦娜以前会不会跟我说过什么，而且在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回答。

“戏院的海报，尊敬的阁下。她年轻时出名得很，街头巷尾到处都能看到她的面容。年轻男人都特别喜欢她——我也不例外。”

“还在别处见过她吗？”

他看出来了，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也知道他看出来了。“女人的容貌真是令人伤感啊，博士先生。男人就算活到八十岁，也还能仪表堂堂。女人嘛——”他叹了口气。

我让他把武器收拾到一起，然后交给我。我把软弹头子弹装进了左轮手枪。就在这时，我想到了一件事。

“我进来的时候，手枪的转轮是空的，子弹都摊在桌子上。”

“没错，尊敬的阁下。”

“你什么时候把子弹从转轮里卸下来的？”

“进屋之前。当然啦，这样我才能显示出和平的意愿啊。”

“当然。”

我们一起朝门厅走去，我把左轮手枪掖进了裤腰带里。

“你要是敢动逃跑的念头，我就从后面给你一枪。”我告诉拉茨。看到他那双小眼睛害怕地转动着，我觉得很满意。看来，职业杀手也不太喜欢自尝苦果。

我把雨衣扔给他，眼睛扫视着四周，看看房间里还有没有他留下的其他痕迹。什么也没有。我命令三个人都别出声，然后领着他们穿过花园，沿着曳船道来到我的车旁边。著名的女演员，我心想，可是档案里却只字未提。我让教授和海伦娜坐到后排座椅上，让拉茨坐在我旁边。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等了五分钟，这期间我留意观察着有没有迹象表明我们受到了监视。什么动静都没有。我把车开到主路上，又停了下来。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当时已是午夜，星空中挂起了一轮新月。我开车在城里兜了一圈，始终留意着后视镜，然后往西南方上了通往施塔恩贝格的高速公路，我们在那地方有一座安全屋，用来向途经那儿的情报员介绍任务，或是听取他们的汇报。安全屋就在湖的旁边，由两个杀气腾腾的长头发怪人负责守卫，他们是伦敦站点路灯组留下来的，一个叫杰弗里，一个叫阿诺德。我们赶到那儿的时候，阿诺德正在门口转悠，一只手揣在长袍子的口袋里，另一只手颇有威胁性地垂在身侧。

“是我，你这个小丑。”我轻声说。

杰弗里领着教授和他妻子去了卧室，阿诺德则跟拉茨一起坐在起居室里。我下楼穿过花园来到停船的棚屋，终于在那儿用安全电话和托比·伊斯特哈斯通了话。他平静得出奇，就好像早已料到我会打电话一样。

托比第二天早晨从伦敦坐头班飞机来到了慕尼黑。他穿着一件仿海狸皮毛大衣，戴着皮质的软毡帽，看上去根本不像烦恼重重的间谍，倒像是个歌舞剧团的经理。

“我的天哪，好内德。”他喊道，像一个迷途知返的父亲似的拥抱我，“喂，我跟你说，你的气色棒极了。恭喜你啊！稍稍来点儿刺激小脸就又红润起来了嘛，这效果什么都比不上。说真的，梅布尔怎么样啊？婚姻这东西，你可得经常浇浇水，就跟养花一样。”

我一边慢慢地开着车，一边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跟托比讲了我在这个漫长夜晚取得的调查结果。我希望到我们抵达湖边安全屋的时候，他能知道我掌握的一切。

美国人和西德人那边都没有拉茨的任何记录，我说。照托比告诉我的情况，伦敦方面应该也没有。

“拉茨那家伙可是白纸一张，内德。一点记录都没有。”托比赞成说，一边端详着车窗外掠过的风景，看样子颇为赞许。

我说，拉茨在巴伐利亚用过的掩护姓名也没有任何记录；他声称曾用其他假名在匈牙利境内执行过“任务”，但这些名字也查不到。

托比摇下玻璃，享受着车窗外田野间的芳香。

我态度坚决地继续往下说：拉茨的西德护照是假货，最近维也纳的一个低级造假者匆忙赶制出了一批护照，在黑市上出售，拉茨的护照就是这批货里的。

托比有点愤怒了。“看在上帝的分上，有谁会去买那种垃圾货？”他断言，这时我们的车经过了正在围场上吃草的两匹帕罗米诺马117，“要说护照，这年头你出多少钱就能买到什么样的货色，真的。要是买了这样的垃圾货，等着你的就是在臭烘烘的牢里关上六个月。”托比伤心地摇了摇头，就像是一个人早就发出了警告，可直到大势已去时他的警告才引起关注。

我笨嘴拙舌地接着往下说。波恩的那个电话号码是匈牙利武官的，他列在电话本上的名字还真是彼得。我们已确认此人是一名匈牙利情报官员。说到这儿时我带上了几分有节制的讽刺意味：“这种情况我们还真没遇到过，对不对，托比？一个间谍竟然用自己的真名当掩护姓名，那还搞什么啊？你的真名是托比，这个情况我们可得保密，那我们就叫你托比好了。真了不起。”

可是托比一心要好好享受在巴伐利亚的这一天，我的弦外之音没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好内德，相信我，军队的那帮家伙都是些蠢蛋。匈牙利军事情报啊，跟匈牙利军乐就是一回事，知道我什么意思吧？都是从屁股里往外胡吹。”

我继续复述。西德安全部一直在对匈牙利武官的电话进行长期监听，我告诉托比。拉茨和彼得通话的录音带正在送往我办公室的途中。据我所知，录音里并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内容，只不过再次表明了彼得似乎真的没在等那个电话。我跟托比说，彼得昨天夜里没再打电话出去，也没再接到别的电话；匈牙利驻波恩大使馆房顶天线发出的外交电讯也没有突然暴增。不过，彼得倒是向西德外交部的礼宾司提出了投诉，称有人打电话到他家里来骚扰。我对托比说，这可不像是同谋者的举动。托比却没有我那么肯定。

“也许是你说的这样，内德，也许是另外一种情况，”他说着往椅背上一靠，百无聊赖地来回翻动着手掌，“要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暴露了呢？干脆正式投诉一次，这法子说不定并不算愚蠢——可以抹掉自己留下的痕迹。干吗不试试呢？”

我把其余的情况都告诉了托比。我执意要这么做。我对他说，拉茨自称在维也纳见到了一位外交人员，还描述了他的相貌，其特征与一个名叫莱奥·鲍科奇的商务秘书吻合。此人和彼得一样，也是已被证实的匈牙利情报官员。美国那边的瓦格纳正在帮我们弄莱奥的照片，晚些时候就可以拿给拉茨看。

鲍科奇这个名字让托比的嘴唇上浮现出了一丝笑意。“他们把莱奥也扯进来了？我跟你说，莱奥特别虚荣，只肯去搞那些公爵夫人的情报。”他难以置信地笑出了声，“莱奥跑到一个破旅馆里头，把绞索交给一个浑身臭烘烘的杀手？你别逗我了，内德。说真的。”

“逗你的人不是我，”我说，“是拉茨。”

最后我告诉托比，我派杰弗里到慕尼黑的那所妓院去替拉茨结了账，取回了他的旅行包。拉茨的行李里唯一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一叠色情照片。

“这是压力使然，”托比宽宏大量地解释道，“身在异国，还得杀掉一个陌生人，你肯定需要一点能私下解闷的东西——明白我的意思吧？”

反之，托比却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东西，不管是私下的还是其他的什么。我估计他整晚都在打电话，说不定还真是这样。但他打电话并不是为了支持我的质询。

“今天晚上咱们可能得搞个聚会，”他提议说，“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哈里·帕尔弗里要陪着外交部的几个人一起过来。哈里可是个好人。典型的英国人。”

我感到莫名其妙。“外交部的哪个部门？”我问道，“哪几个人？干吗让哈里过来？”

不过就像托比常说的，问题本身没什么危险，等到你回答时就变得危险了。我们到达湖边安全屋的时候，看到阿诺德正在煎鸡蛋、熏肉。教授和拉茨坐在桌子的一边；海伦娜吃素，坐在另一边，啃着从手提包里拿出来的果仁条。

阿诺德长着一头稀稀落落的金发，在脑后绾成了一个发髻。“他们叮叮当当吵了一会儿，内德，”托比恭维教授的时候，阿诺德不以为然地悄悄告诉我，“教授和他夫人吵得一塌糊涂。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也不知道是吵什么。我可不想问。”

“拉茨参与了吗？”

“他打算参与的，内德，不过我跟他说别作声。我不喜欢别人去掺和夫妻之间的事，从来都不喜欢。”

事后回想起来，我们那天的讨论简直像是一支复杂的米奴哀小步舞118，先是从我们简陋的厨房开始，曲终时却转到了上帝本人的宫廷——准确地说，是美国总领事馆插着国旗的会议室，墙上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令人鼓舞的肖像带着赞许的微笑，注视着我们付出的努力。

我很快意识到，托比并不是什么都没做，而是给自己制订了一整套计划。他就像一个灵巧的马戏团指挥，正一步步地把这个计划向前推进。在厨房里，他又听拉茨和教授把整个故事讲述了一遍，海伦娜则在旁边啃着果仁条。我以前从没见过托比飞快地说起匈牙利语时的模样，他换用语言的转变让我大感惊讶。只用了一个句子，托比就甩开了英语施加给他的别扭束缚，回到了本国人中间。他的眼里燃起了火焰，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脊背向后挺着，仿佛是骑在马背上参加游行。

“内德，他们说你真的很了不起，”这期间他还隔着桌子朝我喊了一句，“是个可以依靠的人，他们都这么说，绝对没错。我看他们会推荐你获得诺贝尔奖呢！”

“告诉他们换成奥斯卡奖，我就接受。”我尖刻地说道，径自出了门朝湖边走去，想平息一下自己的怒气。

回到房子里时，我发现托比和教授躲在客厅里，嘀嘀咕咕地说个没完。要说托比对教授的敬意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是有增无减。拉茨正帮着阿诺德洗碗，两个人都在窃笑。看样子拉茨刚讲了个下流笑话。海伦娜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接下来，轮到拉茨和托比坐下来单独谈话，教授跟他的妻子不安地在湖边散步，走几步就停下来吵两句，最后教授猛地一转身，大步走回了房子。

趁着这个机会，我偷偷溜出去找海伦娜。她撅着嘴唇，脸色惨白——我不知道那是因为害怕、气愤还是疲惫。她想要说话，可是话到嘴边却顿住了，再张开口时才说出来。

“他是个骗子，”她说，“全都是谎话！谎话！他是个骗子！”

“谁是骗子？”

“他们俩都是。从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在撒谎。到了躺在床上等死的时候，他们也还会撒谎。”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我说。

“真相就是等待！”

“等待什么？”

“我警告过他了。‘你要是敢这么干，我就告诉英国人。’我们就等着。他要是干了，我就告诉你。他要是悔改，我就放过他。我毕竟是他的妻子。”

海伦娜朝屋子走去，这是一位庄重的女士。就在她进屋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在车道边停住，圆场的法律顾问哈里·帕尔弗里下了车，陪着他的还有英国政府部门的另两位成员。我认出高个子的那个人是艾伦·巴纳比，外交部信息与研究处的杰出人物。他那个部门的名称有点用词不当，从事的其实是最为低劣的反共产主义宣传。托比一边热情地和艾伦握手，一边挥着另一只手招呼我也过去。我们走进屋，坐了下来。

一开始，我默不作声地生着闷气。几个当事人被打发到楼上去了。托比在讲，其他人在听，带着一种他们那个阶层的人对待叫花子或是黑人时的特殊敬意。我甚至觉得自己都有点想保护他了——保护托比·伊斯特哈斯，我的天哪，这个家伙除了自己可是谁都不会保护的！

“艾伦，我们手头上的情况——这么说其实并不过分——绝对是一个顶尖的情报来源，现在他已经被利用完了，”托比解释说，“一个了不起的情报员，只不过他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

“你说的是教授吧。”艾伦·巴纳比很配合地说道。

“他们盯上他了。他们对他的价值一清二楚。根据我从拉茨那儿获得的线索，匈牙利人显然已经为教授从事的行动建起了厚厚的一本档案。要知道，他们干吗要想法子杀掉一个对我们而言毫无价值的人？匈牙利企图进行暗杀——我得说，这等于就是在表扬暗杀目标的活儿干得好啊。”

“我们不能无限期地为教授的安全负责，”帕尔弗里脸上挂着失败者的微笑提醒我们说，“当然了，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保护。但我们不可能保护他一辈子。这一点他必须要明白。我们恐怕还得让他签一份什么东西，把这个情况说清楚。”

外交部来的另一个人长得圆滚滚的，油光发亮，马夹的胸前挂着一根链子。我突然有种孩子气的冲动，想去拽一拽那根链子，看他会不会发出尖叫。

“呃，我觉得咱们大家考虑的可能都太多了，”他圆滑地说道，“如果美国愿意把他们俩从我们手上接过去——教授和他的夫人——那咱们就用不着操心了，对不对？最好是按兵不动，做好准备，怎么样？”

帕尔弗里有点犹豫。“诺曼，他还是应该给我们签一份免除义务的文书。最近这几年，他其实一直在我们和美国人之间挑事儿。”

一向护着自己手下人的托比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我得说，哈里，出色的情报员都会这么干。用一只手去洗洗另一只手嘛，连特奥多尔这种层次的也都是这回事。问题是现在他已经不能再用了，我们甩掉他，除了丢掉麻烦之外还能有什么损失？我只是这么说说啊，我在这方面可不是专家。”他又补充了一句，冲着艾伦讨好地笑了笑。

“那个杀手呢？”叫诺曼的那个人问道，“他也会配合吗？危险得很啊，对不对，像树上的鸭子似的坐在那上头？”

“拉茨好劝，”托比说，“他很害怕，也是个绝对的爱国者。”托比说的这两点我都不赞成，但我实在是厌倦透顶，懒得去打断他。“这帮共产党的间谍一旦走出原来的体制，就会感到震惊。拉茨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放弃家庭让他深感痛苦，但他已经接受了现实。如果特奥多尔愿意接受，拉茨也会接受。当然了，得给他们一点保证。”

“什么样的保证？”油光发亮的外交部官员立即问道，连哈里·帕尔弗里都没来得及先开口。

托比没有退让。“呃，当然都是些平常的保证。我敢说，这件事过去之后，拉茨和特奥多尔肯定不希望被扔到垃圾堆里去。海伦娜也是一样。美国护照、事情结束后给一大笔钱、协助、保护——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可以这么说。”

“整件事就是个骗局。”我脱口而出。我已经受够了。

每个人都在朝着我微笑。不管我刚才说了什么，他们都会报以微笑。这帮家伙就是这样的人。就算我告诉他们我是匈牙利的双面间谍，他们也会微笑。就算我说我是阿道夫·希特勒转世的亲弟弟，他们也会微笑。只有托比没笑，他的脸变得毫无生气，他知道自己此时此刻最保险的做法就是装傻充愣。

“天哪，内德，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巴纳比问道，显得兴趣十足。

“拉茨根本不是什么训练有素的杀手，”我说，“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肯定不是杀手。他带着一把没上子弹的枪。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职业杀手都不会这么干。他假装成一位巴伐利亚艺术家，但他身上穿的是匈牙利产的衣服，口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一半也是匈牙利的。他给波恩打电话时我就站在旁边。没错，那位武官的名字是叫彼得。外交人员名单上写的就是彼得。彼得根本没在等那个电话。是拉茨硬扯到他头上去的。听听德国人录下的电话录音就知道了。”

“维也纳的那个家伙又是怎么回事呢，内德？”巴纳比还是决定要好好跟我谈，“那个给他钱和武器的家伙？嗯？嗯？”

“他们从来就没见过面。我们给拉茨看了一张照片，他高兴得很。‘就是这个人。’他说。没错，他肯定是在别的地方见过那人的照片。去问海伦娜，她知道。现在她还不愿意开口，但我们如果施加点压力，我觉得她肯定会说出来的。”

托比暂时又活了过来。“施加压力，内德？对海伦娜施压？施压这个法子，只有在你知道能比别人挤压得更厉害的时候才能用。那个女人非常爱她的丈夫。她会拼了命地去保护他。”

“教授跟美国人起了冲突，”我说道，“他们把为他铺的红地毯卷起来了。他走投无路了。这次暗杀要不是教授自己设计的，就是拉茨设计的。整个计划就是为了让他减少损失，赢得新的生活。”

他们等着我继续往下说，所有的人都在等，仿佛是在等我说出结尾的警句。最后托比开口了。他又恢复了竞技状态。

“好内德，你有多久没睡觉了？”他问我时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跟我们说说吧。”

“这有什么关系？”

托比装腔作势地研究起他的手表来。“我估计你到现在已经三十个钟头没睡觉了，内德。这段时间你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决定——都很正确，我得承认。就算你有点儿意见，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因此责备你。”

好像我刚才根本就没说话一样。所有的脑袋都转向了托比。

“好吧，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瞧瞧这帮演员，”我起身向门口走去，巴纳比说道，“托比，能不能喊他们下来？看看他们在聚光灯下的表现如何。”

“我觉得立刻去处理这件事才有新闻价值，”帕尔弗里这么说的时候我正往花园走，要去清醒清醒，“趁热打铁嘛。同意吗？”

“完全同意，哈里。百分之百地同意。”

第一次试镜时我拒绝参加。我在厨房里生闷气，由着阿诺德伺候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讲他母亲如何抛下一同生活了二十年的丈夫，跟青梅竹马的情人姘居去了。我先看着托比蹦蹦跳跳地跑上楼去请他的那两位杰出人士，然后又阴沉着脸盯着几分钟之后一同走下楼梯的三个人。拉茨的黑头发抹得光溜溜的，中间分了条缝；教授肩膀上披着外套，像预言家似的沉思默想地往前探着脑袋，一头白发潇洒地飘逸着。

接着海伦娜走进厨房，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于是阿诺德拥抱了她一下，又给她拿了条毛毯，因为春天的早晨还有点清冷，她浑身直发抖。然后阿诺德给她泡了一杯甘菊茶，搂着她坐下来，直到托比匆匆忙忙地走进厨房，说我们两个小时以后都得去美国总领事馆。

“拉塞尔·谢里登正从伦敦往这儿飞，皮特·德梅从波恩赶过来。他们对这事很热心，内德。非常非常热心。华盛顿方面把帽子都扔上天啦，绝对没错。”我不记得皮特·德梅的级别是比谢里登高还是比他低，不过也算够高的了。“内德，特奥多尔简直太棒了。”托比私下里对我说。

“真的？怎么个棒法？”

“知道他们跟他说什么了吗？‘教授，你要做的事有极大的风险。你觉得自己能应付得了吗？’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大使先生，我们只有承担风险，才能保护文明社会啊。’他很淡然，很庄重。拉茨也是一样。内德，这件事结束之后你可得去补个觉，好不好？我给梅布尔打过电话啦。”

我们坐的是两辆车，托比和几个匈牙利人坐在一起，我跟帕尔弗里还有外交部的人同车。帕尔弗里替我打开车门，碰碰我的胳膊，给了我一点儿极其尖锐的建议：“内德，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咱们都得通力合作。疲倦是一回事，说什么骗局之类的就是另一回事了。怎么样？同意吗？”

在场的肯定有二十来个人。总领事主持会议。他是个面色苍白的美国中西部人，跟帕尔弗里一样以前也干过律师，老是焦虑不安地说着“反响”啊“后果”的。

米尔顿·瓦格纳坐在拉塞尔·谢里登和皮特·德梅中间。我很清楚，不管谢里登和瓦格纳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都已接到命令，不得流露出任何怀疑态度。可能他们俩也已经意识到，把毫无用处的间谍扔到美国信息咨询服务部去，这个法子其实并不算太糟糕。信息咨询服务部派来的四位代表将信将疑，他们叫什么名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普拉赫方面也发表了意见，这是自然的。虽然此事跟普拉赫机构并无关联，他们也派出了自己的观察员。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确信，到了下午我们的决定就会风传到波茨坦。普拉赫机构坚持认为，要对维也纳方面提出强烈抗议。普拉赫好像正在为了假护照的事和奥地利警方斗得不可开交，他们怀疑奥地利人把假护照卖给了匈牙利人。他们又说起了某某地方的某某上校，还哀叹奥地利人如何如何口是心非，占去了会议的许多时间。

当然了，那三位杰出人士并没有参与我们的审议，而是坐在等候室里。会上发三明治的时候，给他们那边也送去了一大盘。最后三位杰出人士被请进会议室，与会者中的几个外行突然鼓起掌来，这肯定是他们初次听到登台表演时的掌声。从那时起，舞台下雷鸣般的欢呼还多得很呢。

但表演中最出风头的却是海伦娜的眼泪。教授说了寥寥几句话，他那令人仰止的威严风度充分发挥了预料之中的神奇效果。接下来出场的是拉茨，他解释到自己为什么要带上两套绞索的时候，会议室里的人都感到不寒而栗，接下来大家开始小心翼翼地传看那两套绞索和其他的展示品。可是当海伦娜挽着教授的胳膊走上前时，我觉得自己的喉咙哽住了，而且知道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同样的感受。

“我支持我的丈夫。”这位伟大的女演员只说了这一句话。

可是这一句话，就足以让整个会议室里的人起立致敬。

一直到了夜里很晚的时候，我才找到机会和她单独说话。那时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就连打不垮压不倒的拉茨也累得不行了。军官们和国王们都已离开，托比也走了。我和阿诺德坐在湖边安全屋的起居室里。美国人的一辆厢式车在车道上等着，车窗上贴了遮光膜，里面坐着两个穿便装的海军陆战队员，不过我们的几位明星已经学会了让公众等上一会儿的技巧。大家一整天都在忙着准备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签署帕尔弗里的免除义务文件，原来那文件他早已经放在包里随身带过来了。

她犹犹豫豫地走进屋里，好像以为我要打她，但我的怒气已经耗光了。

“我们能拿到护照了，”她说着坐了下来，“那是个新世界。”

阿诺德老练地溜出房间，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

“拉茨是什么人？”我问。

“他是特奥多尔的一个朋友。”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演员。蹩脚的演员。唉，蹩脚得很。是从德布勒森来的。”

“他为秘密警察工作过吗？”

她做了个鄙夷的手势。“他有点关系。特奥多尔需要和当局接触的时候，拉茨会帮他从中联络。”

“你的意思是，在特奥多尔要告发自己学生的时候？”

“是的。”

“你们在慕尼黑的时候，特奥多尔的情报是由拉茨提供的吗？”

“一开始只有一点点。可后来其他来源的情报根本没有，拉茨提供的就多了。再往后还要多。拉茨替特奥多尔准备好材料，特奥多尔把它们卖给英国人和美国人。要不是这样，我们根本弄不到钱。”

“拉茨干这些事的时候，有没有找秘密警察帮忙？”

“是私下里干的。匈牙利的形势正在变化。跟当局搅和在一起不太明智。”

我打开房门，看着她昂首走了出去。

几个星期之后我回到伦敦，把海伦娜说的故事当面告诉了托比。他听了既不觉得惊讶，也不感到后悔。

“女人哪，内德，其实就是一帮罪犯。我们最好是把汤喝掉，别在里面搅和。”

又过了几个星期，“特奥多尔-拉茨”演出越来越受欢迎。托比也是一样。这件事他到底参与了多少？当时他都知道些什么？全部都知道吗？这出戏会不会是他一手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受到威胁的情报员，然后把他们甩掉？私底下我常常疑心这出戏至少有三个人参与设计，海伦娜只是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旁观者。

“知道吗，好内德？”托比说话时伸出一只胳膊亲热地搂了搂我的肩膀，“要是你没本事同时骑两匹马，最好就别在马戏团里混。”

你还记得那本书里化名“韦瑟比上校”的人物吗？精通欧洲七国语言的伪装大师，东欧抵抗战士们的领袖，堪与红花侠119媲美。那个人“在‘铁幕’中来回穿梭，仿佛那只不过是一张脆弱不堪的蜘蛛网”。那个人就是我。内德。感谢上帝，那一部分不是我写的，它的作者是美国堂兄从巴尔的摩招来的一个唯利是图的体育记者。我写的内容只是刻画那位伟大人物的一段介绍文字，题为“我所认识的真实的特奥多尔教授”，是托比和圆场五楼逼着我写的。我原先给那本书起的名字是《间谍秘笈》，但五楼说这个名字可能会引起误解。他们没用我的书名，倒是把我给提拔了。

不过那是在我找乔治·史迈利倾吐自己的愤怒之后的事了。当时他刚刚辞去代理首长的职务，那差不多是他最后一次准备离开圆场，归隐学术界。任期中段时我有个休假，回到了伦敦。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好不容易在贝瓦特街找到了史迈利，他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去过周末。他听我讲着，轻轻笑了一声，接着又咯咯地笑起来。他慈祥地低声嘟哝了一句“哎呀，托比这家伙”。

“不过他们确实在搞暗杀，对不对，内德？”他费劲地叠着一套花呢西服反驳道，“我是说那些匈牙利人。即使按照东欧的标准，他们也是一帮最残忍的暴徒，对不对？”

没错，这我同意，匈牙利人确实常杀人，还刑讯逼供，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是这并不能改变拉茨是个冒牌货、特奥多尔则和他沆瀣一气的事实，至于托比——

史迈利打断了我的话。“好了，内德，我觉得你有点儿大惊小怪了。每个教会里都需要有圣人。反共产主义的教会也不例外。要是你去深究，圣人总的说来也就是一帮假模假式的家伙。但谁都不会说圣人坐上那个位置之后一点用处都没有。你看我这件衬衣怎么样，要不要再熨一遍？”

我们坐在他的起居室里小口啜饮着苏格兰威士忌，听着贝瓦特街上派对常客们的喧嚣声。

“内德啊，斯黛芬妮的幽灵可曾在慕尼黑的人行道上出没？”我正在疑心史迈利是不是打盹睡着了，却听见他轻声问道。

史迈利看待问题时总能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对于他的这种本领很久以前我就不再感到惊异了。

“偶尔吧。”我回答说。

“但你没见到她本人？多遗憾啊。”

“我给她的一个姨妈打了次电话，”我说，“我跟梅布尔因为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吵了一架，跑到旅馆去住了。当时天已经很晚，我可能是有点醉了，”我情不自禁地想这个情况史迈利或许早就知道，后来觉得自己是在胡思乱想，“也可能是我自以为接电话的是她的姨妈。说不定是个女佣。不对，应该是个姨妈。”

“她怎么说的？”

“斯黛芬妮小姐这会儿不在家。”

史迈利沉默了很久，但这一次我可没误以为他是睡着了。

“声音听着年轻吗？”他若有所思地问道。

“还挺年轻的。”

“那说不定接电话的就是斯黛芬妮本人。”

“也许吧。”

我们又听到了街上吵闹的声音。有个女孩在笑。一个男人在发脾气。有人按了一声喇叭，把车开走了。各种声音渐渐平息下去。我过了河往回走，巴特西区那边有我的一套小公寓。斯黛芬妮就像是我的安恩，走在路上时我心想。但区别在于，我始终没有勇气让她来粉碎我的幻想。

7

史迈利自己插进了一段故事——有个中美洲外交官特别钟爱某个年代的英国火车模型，于是圆场派蒙蒂·阿伯克的小队从伦敦的一家玩具博物馆里偷来一套霍恩比牌的双“O”型转轨机车模型，从此以后这位外交官一辈子都对我们忠心耿耿。大家都大声笑起来，直到我们注意到史迈利忧虑的眼神似乎盯着房间外面的什么地方，于是又突然陷入一阵沉默。

“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真正面对我们操纵的现实，”他静静地说道，“在那种情况出现之前，我们只不过是旁观者。我们手下的情报员替我们实现着梦想，而我们这些情报官则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坐在单向透光的镜子后面，自己跟自己说，‘所见’即‘所感’。可是等到见真章的一刻突然来临——如果你们能碰到的话——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在使唤别人为我们干这干那的时候，就会变得稍微谦卑一些。”

说这番话时，他根本没朝我看一眼。他丝毫没流露出自己脑海里想到了什么人。但是我知道，他也知道。我们知道彼此心里都很清楚，那个人指的就是耶日上校。

我看到了他，但我什么都没对梅布尔说。可能是因为我太震惊了。也可能是因为掩饰情绪的老习惯太难改。直到今天，我面对任何意外事件时的第一步措施，仍然是竭力压制住那种下意识的反应。当时我们正在看电视上的晚九点新闻，那段日子里这个节目已经成为了梅布尔和我自己的晚课，别问我为什么。突然间我就看到了他。耶日上校。我并没有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大喊道：“天哪！梅布尔！快看，站在后面的那个家伙！那就是耶日！”——这本应该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正常反应。然而，我却继续盯着荧光屏，小口喝着我那杯加了苏打水的威士忌。后来，等到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赶紧往录像机里塞了一盘新的录像带，这样肯定能在《夜新闻》重播的时候把节目录下来。从那时起——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有六个星期了——我肯定把录像带重看了十几遍，因为每次看的时候都能发现一些珍贵的新细节。

不过，故事的那一部分我还是留到结尾的时候再说，它本来就应该在结尾出现。最好还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跟你讲一讲，因为在慕尼黑，除了特奥多尔教授之外还有过别的事；比尔·海顿背叛事件暴露之后，还有许多间谍工作要做，不能只是坐等伤口复原。

耶日上校是个波兰人，我始终没弄明白为什么许多波兰人会偏爱我们。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他们的国家，这在我看来是极其可耻的行径。我要是个波兰人，看到英国佬的影子从旁边经过我都会吐口水，不管我到底有没有受过纳粹或苏联人的折磨——英国人先是把可怜的波兰人民丢给了纳粹，然后又丢给了苏联。我肯定很想在英国外交部所谓的“主管部门”里装上一颗炸弹。“主管部门”，上帝啊，这算是个什么词！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波兰人又一次被向来没个准的苏联大熊和向来很有准的德国公牛夹在了中间。不过你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波兰人需要哪个好朋友来帮他们一把，英国外交部的“主管部门”准会甜言蜜语地表示遗憾，并承诺将在未来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尽管如此，据我们情报部的记录显示，波兰行动的成功率高得也有点不成比例。有许多波兰男人和女人以大无畏的波兰勇气，不惜搭上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冒险为“英格兰”做间谍工作，这些人的数量之多简直让人尴尬。

照此说来，海顿事件之后我们设在波兰的情报网中伤亡率相对比较高，这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拜海顿所赐，英国人在背信弃义的长长记录上又加了一笔。由于损失一次接着一次无可避免地发生，慕尼黑站里的哀悼气氛几乎是触手可及，我们的耻辱感之中还叠加着无能为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毫无疑问。在“陷落”以前，波兰安全部门——在行动处处长耶日上校的英明领导下——始终对海顿背叛一事秘而不宣，忙着把自己的人打入我们现存的情报网，再以他们为渠道来传递虚假信息——他们要是能成功地策反情报网，也会以高超的手段利用情报网来对付我们。

不过“陷落”之后，上校觉得没必要再搞得那么微妙了，于是仅仅在几天的时间里，他就把一些忠于我们的情报员灭了口，在此之前他始终没去惊动那些人。死者的人数几乎每天都在上升，我们把它称作“耶日的暗杀名单”。我们备感挫折，同时也对耶日这个家伙产生了刻骨的仇恨。他杀害了我们手下的情报员，有时候甚至连审判的程序都懒得走，而是听任审问者一直把他们折磨致死。

把慕尼黑视为通往波兰的跳板，这个想法或许有点奇怪。但几十年来，慕尼黑始终是许多波兰行动的指挥中心。我们领事馆地处绿树成荫的郊区，附属建筑房顶上的天线日夜监听着我们在波兰的情报员发出的信号——往往只是公开电台讲话时夹在词句中间的短短一声“哔哔”。收到信号后，我们会按照事先约定的程序向他们发送一些安慰的话，并下达新的指令。我们从慕尼黑发送寄往波兰的信件，信件中藏有密写的信息。如果我们的情报员设法离开了波兰国境，我们也会带着他们从慕尼黑出发，到别处听取情况汇报，盛情款待他们，倾听他们的烦心事。

如果我们站里的情报官员确有必要亲自前往波兰，同样还是得从慕尼黑出发。我们总是独自一个人去，通常会假扮成到波兰参加交易会或是展览会的外地生意人。在某个路边的野餐地或是小巷里的咖啡馆，我们的使者会短暂地和弥足珍贵的情报员们面谈，办完事情之后就各自离开，大家都知道油灯又已经加满了。没干过情报员的人，不可能想象出那意味着怎样的一种信仰上的孤独。能在恰当的时候和一位好心的情报主管喝上一杯不怎么好的咖啡，这也会让一名情报员的士气高涨几个月。

因此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在慕尼黑工作的任期刚刚过半（特奥多尔教授和他的随行人员也动身去了美国，这可很受欢迎），我坐上了一架波兰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华沙飞往格但斯克，口袋里装着一本荷兰护照。护照上称我是来自奈梅亨120的弗朗茨·约斯特，四十年前出生。根据我以商人身份填写的签证申请表，我此行的任务是代表一个西德农业联盟去考察预制的农业建筑。因为我有一些工程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凭这点本事和他们农业部的官员们换换访问名片肯定是绰绰有余。

我的另一个任务则要复杂一些。我要寻找一个名叫奥斯卡的情报员，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可六个月之后他竟然又起死回生。宛如晴天霹雳，奥斯卡往以前的一个掩护地址给我们寄了一封信，信中用的是他的密写工具，详细描述了从他第一次听说有人被捕直到现在，他做过的、没做过的所有事情。他始终保持着冷静。他还在继续自己的工作。为了不让别人怀疑到他，奥斯卡匿名检举了他所在的档案部门里的一位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工作人员。他就那么等着，几个星期之后那个工作人员不见了。他深受鼓舞，就继续等下去。他听到一些谣传，说那个工作人员已经招供。以耶日上校那些“温和”的服侍手段而论，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又过了几个星期，他渐渐觉得自己安全了。现在他已准备重新开始工作，可是得有人告诉他该干什么。为表达他的坚定态度，他在信中的第三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句号处粘贴了密点，这些都是原先约定的位置。密点中微缩的内容放大之后，是多达十六页的绝密命令，都是波兰国防部下达给耶日上校的部门的。圆场的分析师称文件“较可信，暂定为可靠”，他们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评价，就等于兴高采烈地承认了文件的真实性。

你肯定能想象到奥斯卡的来信在站里激起了怎样的兴奋情绪，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内，虽说我从来没见过他。奥斯卡！相信他的人们惊叹道。那家伙可真厉害！身陷一片废墟还能活蹦乱跳！奥斯卡有本事摆脱困境，准没错！奥斯卡，我们久经考验的波兰海军部职员，安插在格但斯克海岸防御指挥部，当地情报站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特工之一！

只有那些经验最丰富或是最接近退休年龄的人，才认为这封信是个诱饵。在这种情形下说“不行”很容易，说“可以”则需要勇气。然而，那些说“不行”的人的意见往往会被听取，尤其是在海顿事件之后，于是支持反对的双方一时陷入了僵局，谁都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写信给奥斯卡，让他再搞点旁证。他怒冲冲地回信质问我们到底信不信任他，而且这次他还坚持要见面。“要么见面，要么一切免谈。”他在信中说。见面地点定在波兰。赶快安排，否则永远别想再见到他。

总部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请求上头允许我去见奥斯卡。情报站里不相信这件事的人说我疯了，相信的人则说这是唯一正当的做法。两派人的话都不能让我信服，但我想要弄清真相。这可能也是为我自己吧，因为从梅布尔最近流露出的一些迹象看，她似乎想从我们的关系中抽身离开，而我对自己的评价向来也并不太高。总部选择了不信者的立场。我提醒他们说，我有在海军工作的背景。总部犹豫了，说“不行，但可以看看再说”。我提醒他们说，我会讲两种语言，我那强势的荷兰性格可是经历过考验的，这一点也得到了我们在荷兰的联络员的宽恕，因为他想在其他方面得到照顾。总部权衡了各种风险和可能的选择，最后说：“好吧，但只能去两天。”也许他们想明白了，自从海顿事发之后，我反正也没有多少秘密可以泄露。我匆匆忙忙地整理好掩护身份的资料，趁着他们还没改变主意之前赶紧动身。我乘坐的飞机在格但斯克机场降落时，气温是零下六度。街道上全是厚厚的一层雪，而且雪还在不停地下，静谧的气氛让我觉得很安全，虽说这么想有失谨慎。但我并不打算冒任何风险，相信我。我也许是在寻找真相，但我也绝不是什么傻瓜。

格但斯克的旅馆都一样可怕，我住的地方也不例外。大堂散发着一股消毒过的小便池的气味；登记住宿的手续简直跟领养孩子一样麻烦，而且花的时间还更长。给我登记的房间后来发现已经住了人，那位女房客说的语言我根本听不懂。等到我找到另一个房间，再让女服务员把前一位房客留下的种种恶心痕迹清理干净，天色已近黄昏，我该让奥斯卡知道我已经到了。

每个情报员都有自己的个人风格。档案上说，奥斯卡夏天的时候喜欢钓鱼，我的前任曾经在河边跟他有过好几次成功的交谈。他们甚至还一起钓到了几条鱼，不过因为受到了污染，这些鱼根本没法吃。但当时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只有小孩子和受虐狂才会跑去钓鱼。到了冬天，奥斯卡的习惯就变了，他喜欢到港口附近一家专门招待小官员的俱乐部去打台球。这个俱乐部里有一部电话。我的前任会说波兰语，他想和奥斯卡见面的时候，只要往俱乐部打个电话找到他，两个人兴高采烈地谈论一番，谈话的基础就是他假称自己是奥斯卡在海军的老朋友，名叫莱赫。然后奥斯卡会说：“好吧，明天我在我姐姐家见你，咱们喝一杯。”这话的意思是：“一个小时之后，开着你的车到某某街的拐角接我。”

可是我不会说波兰语。另外，按照海顿事件之后制定的谍报技术法则，重新动用一名间谍时决不能采取原有的工作程序。

奥斯卡在他的信里提供了三家咖啡馆的电话号码，还有他可能待在每一家咖啡馆里的时间。之所以提供三个电话号码，是因为其中某一部电话很有可能会坏掉或是占线。如果三个号码都不管用，那么我们就得利用车子来接头，奥斯卡也说了我应该在什么时间站在哪一个电车车站等他。他还提供了他新买的那辆蓝色特拉贝特121的车牌号。

也许你会觉得这一切安排似乎都让我处在了一种被动的地位上，这是因为此类会面有一条铁律：在一线工作的间谍就是上帝，只有间谍本人才能决定什么样的程序对他来说最安全、最符合他平常的生活方式。奥斯卡的建议和我的想法大相径庭，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在见面之前非得在电话里交谈一番。但也许奥斯卡自己是明白的。也许他是害怕掉进圈套。也许他是想在冒险之前听听我的声音，掂量掂量我是不是靠得住。

也可能是因为有些附带情况我当时还不知道：他要带个朋友一起来；他想马上撤离；他改变主意了。因为谍报技术里还有第二条法则，跟第一条一样毫无余地：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把不合常理的情况视为家常便饭。一个优秀的情报官员应该预计到，他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格但斯克的电话系统可能会全部崩溃。他应该预计到，那个电车车站有可能恰好处在道路施工段的正中间，那天早晨奥斯卡有可能会开着车撞上电线杆，也有可能发烧到四十度；奥斯卡的老婆有可能说服了他先索要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黄金，然后再继续和我们联系；也有可能是她肚子里的孩子偏偏要早产。所有的诀窍——我反反复复地跟学生们念叨这个道理，弄得他们都讨厌起我来——都在于依靠索德定律122，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别信。

我白白花了一个钟头往三家咖啡馆打电话，只好在九点十分的时候来到约定的电车车站，等着奥斯卡的那辆特拉贝特轿车小心翼翼地从街上朝我驶来，当时我心里就一直想着这条定律。虽然这会儿雪已经停了，街上电车轨道一侧的路面上也只有两道轮胎压出的黑乎乎的印痕，但偶尔驶过的几辆车都像从前线返回的幸存者一样胆战心惊。

有两个但泽：一个是以前的但泽，汉萨同盟123的宏伟港口；另一个是现在所说的格但斯克，也就是波兰的工业贫民区。我在那儿等待的时候，左右两旁一栋栋灯光昏暗的公寓房阴沉沉的，仿佛在令人窒息的橘黄色天空下佝偻着腰。我朝街道两边望去，竟然看不到丝毫人类爱情或者快乐的痕迹。没有咖啡馆，没有电影院，甚至没有一盏好看的街灯。就连缩在马路对面一个门洞里的两个酒鬼好像都不敢说话。在这室外监狱般乏味的场景之中，要是有人大笑一声，因为朋友情谊或是开心的缘故喊上一嗓子，仿佛都会是一种犯罪。一辆轿车从我旁边开过，但那车不是蓝色的，也不是特拉贝特。车侧面的窗户上盖着厚厚的一层雪，车子都已经开过去了，我还没看清楚里面坐了几个人。车子停住了。没停在街边，没停在人行道上，也没停在拐弯处或是应急停车道上，因为这几个地方全被一堆堆的积雪堵住了。汽车直接停在了路上那两行黑乎乎的轮胎印痕上，熄了火，然后灯也关了。

是一对情侣，我心想。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就是一对无视危险的情侣，因为这条路是双向通行的。又一辆车出现了，和第一辆车来时的方向一样。它也停了下来，不过停的位置还没到我所在的电车车站。又来了一对情侣吗？还是说这个司机只不过是比较明智，要跟前面停着不动的那辆车保持一定的刹车距离？反正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下子我的两旁就各有一辆车了。我站在那儿继续等，看到那两个一声不吭的酒鬼站起身离开了门洞，看起来清醒得很。然后我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轻得就像有人穿着卧室的拖鞋踩在雪地里，但距离很近。我知道此刻我不能做出一丁点儿突然的动作，任何动作都是不明智的。我不可能拔腿就跑，也不可能靠先下手为强来脱身，因为我脑海中开始担心一个问题：要么就什么事都没有，要么就彻底完蛋。如果真的是彻底完蛋，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一个男人站在我左边，近得伸手就能碰到我。他穿着一件毛皮大衣，戴着皮帽子，拿在手里的那把折叠雨伞说不定是塞在尼龙套里的一根铅管。好得很，他和我一样，也在等电车。另一个男人站在我的右边。他身上有一股马的味儿。好得很嘛，他跟我还有我的那位同伴一样，也是在等电车，虽说他是骑着马到这儿来的。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用糟糕透顶的波兰英语跟我说起话来，既不是从我的左边，也不是从我的右边，而是从我的身后。我之前听到的仿佛穿着拖鞋的脚步声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先生，恐怕奥斯卡今天晚上来不了了。六个月之前他就死了。”

但到这个时候，他已经给了我思考的时间。实际上，简直是整整一个时代。我不认识什么奥斯卡。奥斯卡谁？从哪儿来的？我是个荷兰人，只会说一点点英语，口音还很重，就像我在奈梅亨的叔叔婶婶们一样。我停了一会儿，留足他的话在我身上产生作用的时间；然后我转过身——转得很慢，而且显得兴趣索然。

“你把我弄糊涂了，先生，”我用从小在母亲膝下学到的那种缓慢而平板的声调说，“我叫弗朗茨·约斯特，是从荷兰来的。我就是在这儿等电车啊，不是在等人。”

这时，站在我两旁的两个人很专业地一把抓住我，在扭过我的胳膊的同时让我失去了平衡，然后拽着我摇摇晃晃地一路朝第二辆车走去。但此时我已经认出了刚才跟我讲话的那个矮胖男人，灰白的脸颊上表情阴郁，眼神像夜班职员一样呆滞。他就是我们的耶日上校，就是那位广受宣传的保卫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英雄。在他毫无顾忌地逮捕、折磨我们的间谍的那段时期，他面无表情的照片曾频频出现在几家著名波兰报纸的头版上。

根据我们各自选择的职业，有些“死亡”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有所准备的。殡葬人会仔细考虑他自己的葬礼，富人考虑的则是一文不名的窘境。监狱里的看守会想到自己有可能身陷囹圄，浪荡子担心的却是阳痿。我听说，一位演员最大的恐惧，就是眼睁睁看着整个剧院里的人走光了，只剩下他自己徒劳地想着忘掉的台词，这情景跟提前看到自己死去又有什么区别？对公务员来说，死亡就是保护着他的特权之墙轰然倒塌的那一刻，他会发觉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毫无保障，暴露在公开世界的审视之下，还得像一个不忠的丈夫那样为自己的放荡和遁词付出代价。如果让我实话实说，我在情报界的大多数同事都可以归入下面这个分类：他们最大的恐惧就是某天早晨一觉醒来，发觉自己的真名没加密码就出现在报纸上，或是听到电台和电视节目里提到了他们，把他们当成了逗乐和嘲笑的对象；最糟糕的是，受到他们自以为在服务的公众的质疑。在他们看来，上了敌方的当，甚至在全世界所有的情报部门中暴露了身份都不算什么，像这样受到公众的审视才是最大的灾难。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无异于死亡。

至于我自己，最可怕的死亡、最大的考验，自从我迈进秘密工作门槛一直在准备着的，就是我现在面临的遭遇：我那并不确定的勇气要遭到酷刑的考验；我在精神和肉体上都要被折磨到无法忍耐的最后极限，知道自己只要说一个字就能阻止死亡的发生——知道我心中正在进行精神与肉体的殊死较量，知道那些对我施加痛苦的人，其实只是我自己心中这场秘密战争的雇佣兵而已。

于是，从感到第一阵令人失去判断力的剧烈疼痛开始，我的反应就是接受现实：喂，我心想，你终于来找我了——我叫约斯特，你叫什么名字？

你要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仪式。他并没有像电影里的老套情节那样让我坐在桌前，对我说：“快说，不然你就得挨揍。这是你的供认状。签字吧。”他没叫手下把我锁进牢房里，让我熬上几天，等我自己意识到老实交代比逞强更为明智。他们就那么把我从车上拽下来，拖着我走过一栋可能是私宅的房子的大门，进到一个院子里，那地方只有我们几个人的脚印。然后他们只好拖着我走过厚厚的积雪，再让我站直，三个人开始轮流打我，一会打脸，一会打腹股沟和肚子，一会又开始打脸，不过这次用的是胳膊肘或者膝盖。接着，趁着我的腰还没直起来，他们把我踢得在滑溜溜的鹅卵石地面上滚来滚去，就像在踢一只被电得半死的猪，好像都等不及把我弄进房间再动手似的。

后来，一进到房间里，他们就变得更有条理了，仿佛那个空落落的旧房间里仅存的几丝文雅让他们有了一点儿条理的意识。他们开始轮流打我，就像文明人一样，两个抓着我，另一个人上来打，这种换班的方式还挺民主的。只不过轮到耶日上校的第五次或是第五十次的时候，他把我揍得实在太惨也太狠了，我真的死过去了一会儿。等我再苏醒过来，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他坐在一张折叠桌前，胳膊肘撑在桌子上，闷闷不乐地用擦伤了的双手抱着脑袋，好像是宿醉未醒一样。他颇为失望地查看着我在一次次痛打的间隙对他所提问题做出的答复，先抬起头不满地盯着我那变了形的脸，然后又痛苦地摇摇头叹了口气，仿佛在说生活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他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帮助我看到光明。这时我才意识到，时间过得比我以为的快得多，也许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

也是在这一刻，我觉得当时的情景跟我一直以来的想象有点相似了。折磨我的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桌旁，以一种专业人士的关切之情认真地研究着我。而我则被四肢分开锁在滚烫的水管上，两只胳膊被铐在黑色的六角手风琴式散热片两旁，散热片的尖角像火红的牙齿一般嵌进我脊背的尾骨处。我的嘴和鼻子都在流血，一只耳朵好像也出血了，衬衫的前襟看起来活像屠夫的围裙。不过流出的血都已经干结了，这会儿也没再继续流，从这一点也能推算出过了多长时间。在格但斯克一座空荡荡的大屋里，你被锁在暖炉上，盯着耶日上校那张小狗崽似的脸，你的鲜血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凝固？

要恨他太难了，何况那时候我的后背灼热难当，也越来越无法去恨这个人。他是我唯一的拯救者。他的脸现在始终对着我。就算他低下头冲着桌子祷告几句，或是站起身点上一根难闻的波兰香烟，在屋里活动活动筋骨，他那郁郁不乐的目光似乎也一直在盯着我，无论他的心思跑到了什么地方。他转过身，宽宽的后背朝着我。我能看到他光秃秃的大脑袋，还有脖子后面的凹窝。但他的那双眼睛——在跟我商量，和我讲道理，有时候甚至像是在恳求我来缓解他的痛苦——一秒钟都没有离开过我。我心里的某一部分还真想去帮助他，随着后背上的灼热，这种感觉也变得越来越迫切。因为灼热已经不再是灼热了，而成了纯粹的疼痛，一种无法分割的、彻彻底底的疼痛，并且变得越来越剧烈，就像一张没有上限的量表。它让我觉得，只要能让他感到好受一点，我情愿付出一切——除了我自己。除了我身上把我和他这样的人区分开来的那一部分，靠这个我才能活下去。

“你叫什么名字？”他又用带着波兰口音的英语问我。

“约斯特。”

他得弯下腰才能听见我的声音。“弗朗茨·约斯特。”

“是从慕尼黑来的。”他说道，用手扶着我的肩膀，把耳朵凑到我的嘴旁边。

“我生在奈梅亨。我为法兰克福陶努斯地区的农民工作。”

“你忘了装你那副荷兰口音了。”他晃了晃我，想把我弄清醒。

“那是你没听出来。你是个波兰人。我要见荷兰领事。”

“你说的是英国领事吧。”

“荷兰领事。”我好像把“荷兰”这个词重复了好几遍，还不停地接着重复，直到他把冷水泼到我头上，又淋了点水到我嘴里，让我漱漱口再吐出来。我意识到我少了一颗牙齿。是下牙床，左前部的位置。也可能是两颗，很难说。

“你相信上帝吗？”他问我。

他站在那儿向下盯着我的时候，脸颊像婴儿似的嘟了下来，嘴唇自然形成了要接吻的形状，那模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迷惑不解的小天使。

“现在不信。”我说。

“为什么？”

“我要找荷兰领事。你们抓错人了。”

我看得出，他不喜欢听这种话。他不习惯别人对他发号施令或是反驳他。他用右手的手背抹了抹嘴唇，他揍我之前有时会做出这个动作，于是我就等着他来打。他伸手在口袋上拍了拍，我估计他是要找什么工具。

“没抓错，”他叹了口气说，“是你搞错了。我抓的人没错。”

他蹲跪在我身前，我还以为他准备杀了我，因为我已经注意到他看起来最不高兴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可怕的时候。可他却打开了我的手铐。之后，他握起拳头伸到我的腋下，把我拖起来——我简直觉得他是在扶我起来——然后拖着我来到一间宽敞的浴室，那儿有一个独立式的旧浴缸，里面装满了热水。

“脱。”他说道，然后萎靡不振地看着我胡乱扯掉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我已经筋疲力尽，根本顾不上去想进到水里之后他打算把我怎么样：是淹死我、活活煮了我还是冻死我，或者是丢一根电线进浴缸。

他从旅馆拿来了我的手提箱。我躺在浴缸里的时候，他挑了几件干净衣服出来，扔在椅子上。

“你明天坐经华沙到法兰克福的飞机走。是弄错了，”他说，“我们道歉。我们会把你生意上的安排取消，就说你在一次肇事逃逸中被车撞了。”

“我需要的可不仅仅是道歉。”我说。

洗澡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担心要是躺在浴缸里的时间再长一点，我就会又一次死过去。我挣扎着蹲了起来。耶日伸出胳膊，我抓住他的胳膊站直了，身子危险地摇晃着。耶日扶着我从浴缸里出来，神情忧郁地看着我擦干身子，穿上他给我找出来的干净衣服。

他领着我从房子里走出来，穿过院子，一只手里拎着我的手提箱，另一只手扶着我，因为洗澡虽然减轻了我的疼痛，也让我变得虚弱不堪。我偷偷打量着周围，想看看那两个小喽啰在哪里，但谁都没看见。

“冷空气对你有好处。”他这话说得很自信，俨然是个专家。

他带着我来到一辆停着的汽车前，这辆车和抓捕我时的两辆汽车都不一样。车后座上放着一个玩具方向盘。我们驶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有时我都打起了瞌睡。我们来到两扇由民兵看守的白色铁门前。

“别看他们。”他命令我，然后给民兵看了自己的证件。我又开始打盹了。

我们下了车，来到一处长满青草的悬崖边。吹向内陆的海风把我们的脸都冻僵了。我觉得自己的脸肿得足有两个足球那么大。嘴巴都歪到左脸颊上去了。一只眼睛根本睁不开。天上没有月亮，透过带着盐味的雾气能听到大海在咆哮。唯一的光亮来自我们身后的城市。偶尔我们会看到磷火从身旁飘过，或是海面上一阵阵白色的泡沫打着旋隐入黑暗之中。站在耶日身旁，我心想：这就是我要赴死的地方了。他先是打我，然后让我洗了个热水澡，现在他要开枪打死我，再把我从悬崖上推下去。但他的双手阴沉沉地垂在身侧，手里并没有枪；他的眼睛——我只能勉强分辨出来——盯着没有星星的黑色夜空，却没盯在我身上。那就可能是别人来开枪打我，那人早已在黑暗中准备好了。如果我还有力气，我准会先把耶日干掉。但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也觉得没这个必要。我想起了梅布尔，心里却没有任何失去或是得到的感觉。我在想她靠抚恤金能过活得怎么样，她会再找个什么样的人。斯黛芬妮小姐这会儿不在家，我想起来了……那说不定接电话的就是斯黛芬妮本人，史迈利说过……还有那么多没得到回应的祷告，我心想。可是有许多祷告我根本就没有做。我觉得困极了。

最后耶日总算开口了，他的声音还和以前一样沮丧。“我把你带到这儿来，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窃听器能听到我们。我想为你的国家做间谍工作。我需要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来做中间人。我决定选择你。”

我又一次失去了时间感和空间感。但说不定他也和我一样，因为他转过身背朝着大海，一只手紧紧抓住皮帽子挡着风，神情凄凉地凝望起内陆的灯光来，对那些根本用不着怒目而视的东西怒目而视，时不时还举起硕大的拳头擦掉脸颊上被风吹出来的眼泪。

“怎么会有人想给荷兰当间谍？”我问他。

“很好，我就是打算给荷兰当间谍，”他不耐烦地回答道，仿佛是在迁就一个迂腐的学究，“所以我得找个厉害的内行，一个能守口如瓶的荷兰人。我知道以前你们荷兰人派来对付我们的特工是些什么货色，所以我物色人选时自然会非常挑剔。不过，你已经通过了测试。祝贺你。我选中了你。”

我觉得此时最好什么都别说。也许是因为我并不相信他。

“你手提箱暗藏的夹层里放着一叠波兰秘密文件，”他没精打采地接着说，“当然啦，在格但斯克机场海关你不会有什么麻烦。我已命令他们不要检查你的行李。按照他们的了解，你现在是我的情报员。到了法兰克福，你就在自家地盘上了。我只按照你的指示工作，不听命于其他任何人。下次见面定在五月五日，在柏林。我会去参加‘五一节’的庆祝活动，那是无产阶级光辉胜利的标志。”

他想再点一根烟，但风总是把火柴吹灭。于是他摘下帽子，在帽顶里把香烟点着，一张胖脸往香烟上凑，就像是在拿吸管喝水。

“你们的人肯定想知道我的动机是什么，”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道，“告诉他们——”他突然间有点不知所措，把头缩进肩膀，转过脸来看着我，好像在请教我应该怎么跟白痴打交道，“告诉他们，我厌倦了。跟他们说我厌倦了这份工作。跟他们说共产党就是一帮骗子。他们本来也都知道，不过还是告诉他们吧。就说我是个天主教徒，是个犹太人、鞑靼人，他们想听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

“他们可能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投靠荷兰人，”我说，“而不是去找美国人、法国人，或是其他随便什么人。”

他也考虑了一会儿，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地抽着烟。“你们荷兰人里有不少优秀的情报员，”他沉吟道，“我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熟悉。他们一直干得很好，直到那个狗杂种海顿来搅局。”他想到了一个主意，“跟他们说，我父亲曾是不列颠空战中的飞行员，”他说道，“在肯特上空被击落了。这么说他们肯定会很高兴。你知道肯特那地方吗？”

“一个荷兰人怎么会知道肯特呢？”我说。

如果我稍微软弱一点，我就会告诉他，在我们所谓的“友好”分居之前，梅布尔和我在坦布里奇维尔斯买了一栋房子。可是我没说，这样倒也好，因为总部后来核实耶日的故事的时候，发现他父亲从来没飞过比纸风筝更大的东西。几年之后我把这事告诉了耶日——那时候他对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忠诚早已得到毫无疑问的证实——他只是笑了笑，说他父亲是个老糊涂，除了伏特加和土豆之外什么都不关心。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五年来，耶日一直是我从事间谍活动的秘密学校，但他对动机的不屑——尤其是对他自己的动机——始终没减少一分。他说，我们这帮傻瓜首先会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做过之后才四处去寻找这么做的理由。所有人对他来说都是傻瓜，我们这些间谍则是最大的傻瓜。

一开始我怀疑他当间谍是为了报复，还引着他说出上层有哪些人可能没把他当回事。他痛恨所有人，最恨的就是他自己。

后来我觉得他当间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那愤世嫉俗的态度只是为了掩饰人到中年后才发现的更崇高的追求。可是当我试图用自己的诡计来打消他的愤世嫉俗的时候——“是为了你的家人，耶日，是为了你母亲，耶日。承认吧，当了爷爷之后你自豪得不得了。”——结果我发现下面还埋藏着更多的愤世嫉俗。耶日反驳说，他对我说的这些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反驳时冷若冰霜的态度让我得出结论，他的确像自己说的那样，痛恨整个人类。他的残暴，也许还有他的背叛，都只不过在表达这种憎恨而已。

至于西方，反正控制着西方的人也就是控制这世上其他一切事物的同一帮傻瓜，所以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跟他说其实情况并不是那样，结果他激烈地辩护起自己的虚无主义信仰来，那种劲头和其他的狂热分子一模一样。我只好克制住自己，免得真正激怒他。

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自己的生计，不顾他痛恨的家人，来为一个他鄙视的世界服务？

是因为宗教？这个原因我也问过他，现在想想问得还很严肃，结果他发火了。他反驳说，耶稣基督就是个躁郁症患者。基督就是想在公开场合自杀，所以他老是去撩拨权威，直到他们替他了却心愿。“那帮抨击上帝的人也都是一个样，”他轻蔑地说，“我拷打过他们，我知道。”

和大多数愤世嫉俗的人一样，耶日也是个清教徒，这样自相矛盾的事在他的身上还有好几处。我们主动提出要给他存点钱，帮他在瑞士银行开个账户，这都是常事。可他听了却勃然大怒，宣称自己不是什么“廉价的线人”。后来我找了个机会——按照总部的指示——向他保证，万一事情出了岔子，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把他弄出来，帮他在西方重新安排一个新的身份，他轻蔑地断然回绝了：“我是个波兰人，但我宁可死在一支波兰行刑队的枪口下，也不愿意以叛徒的身份老死在某个资本主义的猪圈里。”

至于生活中的其他享受，我们能提供的他已经一应俱全。他说，他老婆总爱数落人，在办公室累了一天回到家里实在很无趣。他的情妇是个年纪轻轻的傻姑娘，跟她待上一个小时之后，他宁愿去打台球，也不愿再跟她说话。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情报部给出的标准动机全都给我划掉了，我还在不断地自问。

与此同时，耶日还在不断地往我们的保险柜里装东西。他把自己的情报部门翻了个底朝天，就像海顿出卖我们的部门一样。莫斯科中心要是给他下达什么命令，等我们得到消息之后他才把命令转达给下属。他会把自己接触到的所有材料都拍下来；他冒的风险实在太大，连我都极力恳求他别那么干。他很马虎大意，有时候我都觉得他是不是也跟他断然否定的基督一样，想在公共场合葬送自己的性命。他之所以没有引起怀疑，完全是由于他毫不懈怠的工作效率——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称作他的掩护工作，我们也感到很欣慰。因为那就是他谨慎平衡各方力量时的阴暗面：上帝保佑那些被请到耶日那里主动坦白的西方情报员吧，不管他们是真实的还是编造出来的。

在我指挥耶日的五年时间里，他好像只有一次无意中透露出了我在寻找的答案。他厌倦得要命。当时他在布加勒斯特参加“华约”成员国情报主管会议，正忙着对付那些谴责他的波兰情报处太残忍、太腐化的指控。我们在西柏林见了面，地点是库达姆大街上一家专为高级人士服务的膳宿公寓。他真是个疲惫不堪的刑讯者。他坐在我的床上抽着烟，一边回答着我关于他最近提供的一批材料的后续事宜。他的眼睛都是通红的。我们谈完之后，他要了一杯威士忌，接着又是一杯。

“没有危险就不是生活，”他说着把另外三个胶卷扔到了床罩上，“没有危险就跟死了一样。”他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棕色手绢，仔细地擦了擦他的那张胖脸。“没有危险，你最好就待在家里抱孩子得了。”

我宁可相信他说的并不是危险本身。我觉得，他说的其实是一种感觉，他很害怕自己一旦丧失了感觉，就没法再生存下去了——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如此乐于给别人灌输这种感觉的原因。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瞥见了他的理由，知道了他为什么要打破自己行当里的每一条纪律，跟我一块坐在房间里。在他这个年纪，生命似乎已开始凋萎，他要想办法让自己的精神保持鲜活。

当天晚上，我和斯黛芬妮在一家美国餐馆吃了晚饭，那地方离我和耶日碰头的膳宿公寓步行只要十分钟。我想法子从她在慕尼黑的一个妹妹那里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她还是那么高挑、那么美丽，和我记忆中的一样，而且她努力要让我相信她过得很幸福。哦，内德，生活太完美了。她跟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生活在一起，不过他已经不算年轻了——不过瞧瞧我们自己吧，我们也都不年轻了——他聪慧无比，很令人仰慕。她告诉了我那个人的名字。那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她说她怀了他的孩子。还看不出来。

“你呢，内德，你过得怎么样？”她问道。我们仿佛是两位将军，正互相报告自己在不同战役中取得的胜利。

我对她报以最为自信的笑容。我和她初次见面后过了这么多年，正是这笑容帮助我赢得了手下情报员和同事们的信任。

“哦，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真的，谢谢你，”我像个典型的英国人似的轻描淡写地说，“不管怎么说，你总不能指望一个人完全是你想要的那样，对不对？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很不错的伙伴关系，可以这么说。很好的共同生活。”

“你还在干那个工作吗？”她问。“本的工作？”

“是的。”

这还是我们俩第一次提到他。斯黛芬妮说本现在住在爱尔兰，他的一个表兄在科克郡买下了一栋摇摇欲坠的房子。那个表兄不在的时候本就帮他看看房子，在河里养养鱼、照看照看农场什么的。

我问她后来有没有见过本。

“没有，”她说，“他不让我见。”

我本可以开车送她回家，但她坚持坐出租车回去。我们一起在街上等出租车，似乎过了很长时间车才来。我替她关上车门的时候，看到她的头往前伸着，好像把什么东西掉在了车里。我挥着手直到车子驶出我的视线，但她却没有回应。

我们在九点新闻里看到，格但斯克举行了一场室外的团结工会会议，波兰的一位红衣主教正在呼吁现场的一大群人要保持克制。梅布尔觉得没什么意思，便把《每日电讯报》往膝头上一放，继续做她的填字游戏了。一开始，人群闹哄哄地听着红衣主教说话。接着他们就安静下来，波兰人的虔诚是出了名的。演讲完之后，红衣主教走到人群中，给人们赐福，也接受他们表达的敬意。一个个显贵人物被带到红衣主教面前的时候，我注意到耶日就在背景里晃来晃去，像是个从宴会上给人赶出来的丑孩子。退休之后他瘦了很多，我估计社会生活上的变化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他的夹克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就像是别人的衣服；他那两只原本很吓人的大拳头缩在袖管里，几乎看不到了。

突然，那位红衣主教看见了他，就像我一样。

红衣主教一下子愣住了，似乎不太知道该怎么做。过了片刻，他好好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以一种几乎有点恭敬的态度夹紧胳膊肘，往后收了收肩膀，端端正正地站好。接着他又缓缓地抬起胳膊，对一个随从吩咐了一句，可那个年轻的牧师好像不太愿意照做。红衣主教又重复了一遍，那位牧师这才走上前，在人群中给耶日让了一条路出来。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一个是秘密警察，一个是红衣主教。耶日的脸上抽搐了一下，仿佛是因为消化不良觉得胃疼。红衣主教把身子往前倾，在耶日耳边说了句话。耶日笨拙地跪了下来，接受红衣主教的赐福。

每次重放这段画面的时候，我都能看到耶日的眼睛闭了起来，似乎是因为痛苦难当。可是他悔恨的又是什么呢？是他太残忍，还是他对一项已经消亡的事业太忠诚，还是因为他的背叛？或者说，那紧闭的双眼只不过是一个刑讯者在得到受害者宽恕时做出的本能反应？

我开始去钓鱼了，常常会陷入一段段短暂的回忆之中。不知怎地，我对英国风景的喜爱倒是增加了。我会想起斯黛芬妮和贝拉，还有另外几个我从不曾真正拥有的女人。我向当地的下议院议员陈情，说河水污染得太厉害。那位议员是个保守党，可是天知道，他以为自己保守的是什么东西啊？我参加了一个头脑还比较清醒的环境保护组织，还找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根本没人理会。我不肯去打高尔夫，那玩意儿我永远都不会去打。不过星期三下午的时候我会跟梅布尔在球场转一转，如果她一个人去打球的话。我鼓励她去。我们养的狗自己玩得很开心。退休的时间可不是用来茫然发呆的，也用不着去苦苦思索怎样才能彻底改造人类。

8

我的学生们打算给史迈利出点难题，就像他们时不时地对待我那样。课本来上得很顺利——比如快到傍晚时关于自然掩护的两节连堂课——然后学生里面就会有一个人开始捉弄我，通常是故意表现出无法无天的态度，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会觉得无法忍受。接着第二个也开始插话，最后所有人都参与进来。要不是我的幽默感还算充足——我毕竟只是个普通人——他们就会一直折磨我，到下课铃响这出戏才算结束。到了第二天，一切似乎都没发生过：昨天控制住他们的不知什么小恶魔已经得到满足，现在他们想继续学习了，好不好？昨天我们讲到哪儿了？一开始我碰到这样的情况老是会生闷气，怀疑有人私下串通，想把领头的揪出来。后来细想之下，我慢慢意识到，这些恶作剧只是孩子们自然反应的一种表现，他们要反抗的，是自己选择的人为束缚。

可是他们也开始对史迈利搞这一套，史迈利可是我和他们的贵宾，他们竟然质疑起了他毕生工作的根本意义，我的忍耐一下子到了极限。而且这一次挑事的还不是马格斯，而是他的女朋友，娴静的克莱尔，晚宴时她一直满怀崇拜地坐在史迈利的对面。

“别，别，”看到我忿忿地站了起来，史迈利反对说，“克莱尔问得很有道理。十次有九次，好的新闻记者也能像间谍一样告诉我们许多信息。不管怎么说，他们的信息来源往往是相同的。所以说，干吗不废除间谍，转而去资助报纸？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个问题应该得到回答。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很不情愿地又坐了下来。克莱尔紧紧依偎在马格斯身边，天使般的眼神还注视着她的受害者，其他学生都板着脸不露出笑意。

碰到这种情况时我往往会以幽默来化解，但史迈利却打算认认真真地对待她的俏皮话。

“说得完全没错，”他赞同说，“我们的大部分工作要么是毫无意义，要么就是和公开来源的消息重合。问题是，间谍存在的目的并不是启迪公众，而是启迪政府。”

我渐渐感觉到，史迈利的魔力又把他们重新联系在一起。他们把椅子挪到史迈利身旁，围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半圆形。有几个女孩子还以好看的姿态坐到了地板上。

“政府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相信自己花钱买来的东西，对白白得来的东西总是将信将疑。”史迈利说。这样他就巧妙地绕过了克莱尔意在挑衅的质问，而是转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间谍工作是永恒的，”他简单地宣告说，“就算政府可以没有间谍，它们也不会愿意这么做。它们特别喜欢搞这一套。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再也没有了敌人，政府也会帮我们创造出敌人来，所以用不着担心。还有——谁说我们只对敌人搞间谍活动？所有的历史都教导我们，今天的盟友就是明天的敌手。潮流也许可以决定轻重缓急，但深谋远虑永远不会过时。只要还有流氓成为领袖，我们就要有间谍。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人恃强凌弱，还有骗子和疯子，我们就要有间谍。只要国与国之间还相互竞争，政客们还相互欺骗，暴君们还想征服，消费者还需要资源，无家可归的人还在寻找土地，饥饿的人还在寻找食物，富裕的人还想变得更富，你们选择的职业就完全是有保障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史迈利就这么干净利落地把话题转回到了学生们自己的前途上，接着他再一次警告他们这份前途充满了危险。“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职业比你们选择的职业更荒唐，”他心满意足地向学生们保证，“你们最没有经验的时候，也就是最适合分派的时候；可等到你们掌握了窍门，无论你们被派驻到什么地方，脖子上都像是挂着这一行的标志。老运动员都知道，自己全盛时期的比赛成绩是最优秀的。可是全盛时期的间谍却只能被束之高阁，因此他们人到中年时总会心怀怨恨，也会开始计较这种生活方式的代价。”

虽说他半睁半闭的眼睛好像一直在盯着自己的那杯白兰地，我却发现他朝我瞟了一眼。“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们就会想要答案，”史迈利接着说道，“你希望最隐蔽的密室里会藏着一张卷起来的羊皮纸，那上头会告诉你，控制着你的生活的人是谁、为了什么。可问题是到了那个时候，你们自己心里其实才最清楚，那个密室是空空的。内德，你没喝酒啊。你这是在背叛白兰地嘛。来个人，给他加点酒。”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有着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我记得自己当时正在拼命寻找一个模模糊糊的目标。后来当我终于找到目标的时候，发现它就是那个消失了的间谍，名叫汉森。

虽然那时候我在向东方而去的旅程中追寻的其实是其他的目标、其他的人，但现在回想起来，所有这些目标和人仿佛都在一路指引着我最终找到他。我只能这么来表达。躲在柬埔寨丛林中的汉森就像是位于我的黑暗之心里的库尔茨124。一路上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像是在为我们的会面做准备。汉森是我等待着要听到的声音。汉森手里有问题的答案，虽说我并不知道自己会问出哪些问题。外表上看，我是个一本正经、性情温和、行事得体、抽着烟斗的家伙。但在内心深处，我却对自己的百无一用感到不可理喻；我觉得虽然自己在拼命努力，却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奋力为别人争取自由的时候，我自己却没有得到丝毫自由。在心情最为低落时，我觉得自己是个很荒唐的人。我这个主人公和巴肯125本人没有一点儿相似，却像极了他笔下的堂吉诃德。

我开始把自己生命中具有讽刺意味的经历写下来，这样我回过头来再看前面和你说过的几段故事，就可以给它们加上传奇小说式的标题，以突显这些事件是多么的徒劳无益：“熊猫”——我保卫了我们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权益！本——我掘地三尺找到了一名英国叛逃者！贝拉——我做出了终极的牺牲！特奥多尔——我参与了一场可怕的骗局！耶日——我一直奉陪到底！不过在耶日的事情上，我得承认，那件事的确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尽管其持续时间和大多数情报工作一样短暂，而且和现在已充斥着耶日上校所在国家的人性力量没有丝毫关系。

和堂吉诃德一样，我这辈子从一开始就发誓要遏止邪恶的潮流。可是在我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也成了助长邪恶的力量之一。但我仍然希望这个世界能给我提供一个做出点贡献的机会——我责怪世界不知道该如何利用我。

要理解这一点，你得先知道在慕尼黑之后，我身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不管耶日上校对我做过些什么，他给我带来了某种威望，因此五楼决定专门为我设立一个工作岗位，负责到各地解决行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派驻到外地执行短期任务，“旨在评估工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发掘当地情报站职权范围以外的机会”——这就是我的任务摘要，签过字之后又交还给发布者了。

事后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份工作需要经常旅行——这个星期去中美洲，下个星期去北爱尔兰，然后跑非洲、中东，再去非洲——平息了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躁动不安，对我的这种状态人事组的头儿极有可能早已心知肚明。最近我和一个名叫莫妮卡的姑娘搞起了一段毫无意义的婚外情，她在情报部的工业部门联络处工作。当时我觉得自己需要来点风流韵事；我在餐厅里见到了莫妮卡，就把她给选中了。就是这么平淡无奇。有天晚上下起了雨，我准备开车回家的时候，看到她站在23路公共汽车站等车。平淡无奇的事有了内容。我送她回公寓，和她上了床，带她去吃饭，我们俩都想弄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最后得出了一个省事的结论：我们坠入了爱河。有几个月我们过得挺开心，直到后来发生的悲剧一下子让我清醒过来。幸运的是我刚好回到伦敦，正要听取下一次任务的情况介绍，接着就听说我的母亲快不行了。也许是上帝在搞恶作剧吧，接到电话时我正和莫妮卡在床上。不过最起码我总算能在葬礼时到场。仪式虽然很长，却出人意料的平静。

尽管如此，我发觉自己对这事还是没有丝毫准备。不知怎地，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和以前渡过种种难关时一样，想法子应付母亲去世带来的打击。我简直是大错特错。史迈利曾经说过，只要一接触现实，很少有什么阴谋诡计能够得逞。我对自己耍的阴谋也是这样——我想骗自己说母亲去世时已经得享天年，只有死亡才能让她从痛苦中解脱，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事放下。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那痛苦指的也可能是我自己的。

我成了个孤儿，同时又觉得很兴奋。当时的心情我只能这样去描述。我的父亲很早以前就去世了。我从前并没有意识到，母亲一直承担着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我觉得她的去世不仅意味着我失去了童年，也意味着我失去了我的大部分成年时代。我终于不带任何牵绊地独自站在了生活的种种挑战面前，但大部分挑战已经成了过去——蒙混过去了，错过了，或者是搞砸了。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去爱了，但我该去爱谁啊？恐怕不会是莫妮卡，哪怕我再口口声声地否认、指望现实会随之改变，我爱的也不是她。莫妮卡也好，我的婚姻也好，都不能提供我需要的魔力——作为一个擅长生存的人，这种魔力是从今以后我必须要去追寻的东西。守过夜之后，我在殡仪馆粉红色卫生间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被自己的样子吓了一跳。那是一张间谍的脸，打着他自己欺骗自己的烙印。

你是不是也见过？在你周围，或者是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有没有见过那样的脸？对我来说这样的脸简直是司空见惯，所以都已经不再留意了，直到母亲去世的打击让我猛然反应过来。我们也会笑，但心里却有所保留，这让我们的笑容显得很虚伪。就算我们喜出望外、喝得烂醉——我听说，甚至也包括做爱的时候，这种保留也不会消失。我们脑袋里的陀螺仪仍然保持着垂直状态，还有告诫的声音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职责。直到后来我们的保留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明显，以至于本身都成为了一种安全隐患。所以到了今天——比如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或是沙拉特老同学的晚会的时候，我在房间里环顾四周，真的能看到秘密工作的印记浮现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我看到有的面孔过于开朗，有的面孔则过于阴郁，但每张面孔后面都能看到备受压抑的生活的残迹。我听到有人发出了似乎是抛却所有顾忌的大笑，但我都用不着去看笑声来自何处，就知道其实什么顾忌都没抛掉——笑的人是这样，他内心的种种限制也是这样，所有的顾忌都还在。年轻时，我常常以为这只不过是英国统治阶级生性拘谨的缘故。“他们生下来就受到束缚，此后也别无选择。”听到他们言不由衷的客套话、对着他们看似厚道的笑容报以一笑的时候，我会这么对自己说。不过，我只是半个英国人，我觉得自己不会遭到他们那样的不幸——直到那天在殡仪馆贴着粉红色瓷砖的卫生间里，我看到笼罩着周围所有人的那种阴影，也同样落在了我的身上。

现在我觉得，从那天起，我眼里看到的就只有地平线了。我心想，我起步得太晚了！而且起点也太落后。生命本应该是追寻，否则就会一事无成！不过，推动我向前的动力恰恰是对一事无成的恐惧。现在我就是这么看的。所以你也应该从这些零星的回忆片段中看到这一点，它们来自我生命中这段离奇的经历。在我如今成为的这个人眼中，我遭遇的每一段经历也都是与我自己的相遇。每一个陌生人的坦白也就是我自己的坦白，汉森的坦白则带着最为严厉的谴责——因此归根到底，他的坦白也最令人感到安慰。我埋葬了母亲，向莫妮卡和梅布尔道了别。第二天我动身去了贝鲁特。但即便是那次简单的动身启程，也伴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事件。

执行任务之前我得事先熟悉情况，这段时间我一直和一个名叫贾尔斯·拉蒂默的聪明人共用一间办公室。他在一个被称为“疯子毛拉部”的部门里占据着一席之地，专门研究在黎巴嫩活动的众多伊斯兰激进主义组织，这些组织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看起来简直无从下手。人们谈到业余恐怖主义行业时总爱说，这些组织全都是一个超级大阴谋的组成部分，但这种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要真是这样就好了——因为这样就有办法抓到他们。事实上，照他们无意间透露的情况，这些组织到处流动，像防水墙上的水滴似的忽而汇聚忽而分开，所处的位置也像水滴一样难以确定。

不过，身为阿拉伯学专家和桥牌高手的贾尔斯，却比任何人都接近这个几乎无法企及的目标，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向他讨教，为我要执行的任务做准备。贾尔斯个子很高，瘦骨嶙峋，长着一头浓密的鬈发。他的脾气跟我比较对路。他的行为举止就像个小孩子，红红的脸颊让他更显得年轻，不过那红色其实是皮下一簇簇破裂的毛细血管造成的。他这人从来不知疲倦，绅士得简直让人受不了，总是主动替人开门，见到女士就会立刻站起身。春天的时候，我两次看到他被淋得浑身透湿，因为他习惯把伞借给不带伞就往门外跑的人。他很有钱，但生活简朴，是个彻头彻尾的好人，也有个彻头彻尾的好妻子。他妻子组织情报部里的桥牌赛，记得住每位低级工作人员和他们家属的名字。因此他的档案开始消失不见时，这件事就显得更加奇怪了。

这个现象是我先无意中发现的。当时我正在寻找一个名叫布丽塔的德国女孩的踪迹，想了解她冒险跑到黎巴嫩西南部的舒夫山区恐怖主义训练营的情况。我请求调阅的一份附带文件里有截获到的敏感材料，与布丽塔有关。材料是美国人的，仅限一份名单上的几个人借阅，但等我费了半天口舌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名字加进名单，却谁都找不到那份材料在哪儿。从签名记录上看材料是贾尔斯借走了，但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因为贾尔斯毕竟是贾尔斯，所有的名单上都写着他的名字。

可是贾尔斯什么都不知道。他记得看过这份材料，还能引述上面的内容；他以为把材料转交给我了。肯定是被拿到五楼去了，他说，要不就是送回了档案室。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

于是，那份文件被标为“遗失”，档案室的探子们得到了通知，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可没过几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这回发起搜寻的是贾尔斯自己的秘书——档案室通知她要归还关于一个组织的全部三卷材料。这个神秘组织名为“先知兄弟会”，据信设在达穆尔126。

贾尔斯还是一无所知：他根本没碰过那些档案，连看都没看到过。档案室的探子们给贾尔斯看了借阅单上他自己的签名。他坚决不承认。如果贾尔斯不承认什么事情，你也不会想去质疑他。我说过，他一望而知就是个非常正直的人。

这时候，搜寻工作已经搞得热火朝天，上上下下都在清点文件。当时档案室还没实现电脑化，想找什么东西还是能找到的，也能确定什么东西真被搞丢了。如今的人只会摇摇头，然后打电话叫电脑工程师来查。

档案室发现，贾尔斯签字借出的三十二份文件都不见了。其中二十一份是我们通常说的绝密文件，还有五份密级更高，另外六份则被归类为“保留件”。我恐怕得告诉你，这指的是“任何怀有强烈亲犹太情绪的人都不得签名调阅”。其中含义你怎么理解都行。这是一条卑劣的限制令，当时我们之中几乎没有人不为此感到难堪。可它涉及的是中东地区啊。

这场危机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我的第一个提示来自于人事组的头儿。那是个星期五的早晨。人事组准备挥动斧头的时候，总喜欢找周末来打掩护。

“内德，贾尔斯最近怎么样啊？”他问道，语气里透着老伙计的亲热劲儿。

“好得很。”我说。

“他是个基督徒，对吧？是个信基督的家伙。很虔诚。”

“好像是的。”

“呃，内德，我是说咱们大家也都信这个，但他信基督教信得厉害。你觉得呢？”

“我们从来没聊过这个。”

“那你呢？”

“我可不是。”

“那你说，打个比方啊，他会不会对——比如说，英国以色列主义教会127——诸如此类的什么持同情态度？我不是反对他们啊，你得知道。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对吧。”

“贾尔斯这人很正统、很中庸，我敢肯定。在本区教会，他应该算是非宗教界人士里的名流吧。偶尔会在大斋节128的仪式上讲讲话，没别的。”

“我掌握的情况也是这样。”人事组的头儿抱怨道，指节敲打着一份合上的文件，“内德，我对他的判断和你说的分毫不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这份差事有时候也不容易啊。也不总是那么愉快。”

“你干吗不自己去问他？”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肯定得问。当然了，除非你愿意出马。可以请他出去吃个午饭——钱我来出，那还用说。摸摸他的底。然后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不行。”

他那副老伙计的亲切态度变成了疾言厉色。“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有时候我挺担心你的，内德。总跟娘儿们鬼混，还顽固得很，这对你可不好。肯定是你的荷兰血统在作祟。好吧，别给我乱说。这可是命令。”

结果是贾尔斯请我出去吃的饭。很可能人事组的头儿对我们俩耍了同一招，反过来编了我的一通故事跟贾尔斯说。不管他究竟有没有这么干，反正到了十二点半的时候，贾尔斯刷地一下站起身，说道：“去他的，内德。今天是星期五。走，我请你吃饭。这么多年，我可从来没吃过一顿不像样的午饭。”

于是我们去了旅行者饭店，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很快喝光了一瓶桑塞尔129。突然，贾尔斯说起他最近到纽约联邦调查局执行联络员任务的事。刚开始说的时候他显得很正常；然后他的嗓音似乎固定在了一个调门上，两眼也总是盯着什么只有他才能看见的东西。起初我还以为是酒的缘故。贾尔斯看上去不像个酒鬼，喝酒的样子也不像。但他说话时的态度却让人觉得很像。他接着往下说的时候，我还能感觉到一种充满幻想的热切情绪。

“内德，他们真是一帮奇怪的家伙，那些美国人。你可得小心他们。你一开始都不会察觉到他们盯上了你。比如说你住的旅馆。你在旅馆里总能发现蛛丝马迹。登记入住的时候，冲着你满脸堆笑。对你的行李太感兴趣。他们在监视你。摩天大楼里竟然还有温室，真见鬼。顶楼上还有游泳池。低头望下去，你能看到直升飞机在河上飞。‘欢迎，兰伯特先生，祝您今天过得愉快，先生。’我用的化名是兰伯特，我在美国总用这个名字。他们把我安排在十四楼。我是个有条有理的人。一向如此。我会用到鞋楦之类的东西。没办法，改不了。我父亲也一样。鞋子放这里，衬衫放那里，袜子放这里。西装得按顺序挂起来。我们从来不穿质地轻薄的西装，对不对，我们英国人是这样的吧？你觉得那些衣服很轻薄。你就想挑轻薄的。你的裁缝告诉你那套衣服就是轻薄的。‘我们这儿的衣服可是最轻薄的，先生。找不到比这更轻薄的衣服了。’你会觉得到现在他们总该学会了，跟美国人做了那么多的生意。但他们还是学不会。干杯。”

他喝了，我也跟着他喝。我给他倒了一点矿泉水。他在冒汗。

“第二天我回到旅馆。开了一整天的会。大家都很努力，想取得彼此的好感。我也是，我觉得他们那帮人都还不错。只不过——唉，就是不一样。态度不一样。身上带着枪。一心想得到结果。但结果是不会有的，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你杀掉的狂热分子越多，出现的就越多。我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不知道。我父亲也是个阿拉伯文化专家，你知道的。”

我说我不知道。“跟我讲讲他吧。”我想把他的话题转开。我觉得，要是他谈谈自己的父亲而不是那家旅馆，我可能会好受得多。

“于是我就走进去，他们把房间钥匙给了我。‘哎，等等，’我说，‘这不是十四楼。这是二十一楼。弄错了。’当然了，我是笑着说的。谁都可能出错。这一下他们换了个女人接待我。看着很强势。‘没弄错，兰伯特先生。你住在二十一楼。你的房间是2109。’‘不对，不对，’我说，‘是1409。你看。’我带着旅店给的那种证明卡，不知放在哪儿了，就开始找。我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那个女人就在旁边看着，可我没找到。‘听着，’我说，‘相信我。我的记忆力非常好。我的房间是1409。’她拿出客人名单，递给我看。兰伯特，2109。我坐电梯上楼，打开房门，东西都在。鞋子放这里，衬衫放那里，袜子放这里。西装挂的顺序也一样。所有东西都和我在另一个房间里放的一模一样，十四楼的那个房间。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吗？”

我还是说不知道。

“拍了照片。宝丽来快照。”

“为什么啊？”

“他们想窃听——2109有窃听器，1409没有。对他们没用处，所以他们就把我弄到楼上去了。他们以为我是个阿拉伯间谍。”

“他们怎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我父亲。他是个劳伦斯130式的人物。他们知道这个。他们打定了主意。他们就是这么干的。给你的房间拍了照片。”

那顿午饭后来的事我几乎都不记得了。我不记得我们吃了什么，又喝了点什么酒，什么都不记得了。在我的印象中，贾尔斯好像使劲夸了一通梅布尔，说她是情报部里的完美妻子，不过那也许只是我自己的良心在说话。我真正记得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肩并肩地站在贾尔斯在总部的办公室里，人事组的头儿则站在贾尔斯的钢制橱柜前，柜门已经拆掉，丢失的三十二卷资料乱七八糟地塞在架子上——都是贾尔斯无力再去处理的资料。按照史迈利的说法，贾尔斯那时候犯了“十二级的精神崩溃”。

原因究竟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贾尔斯也找到了他的莫妮卡。从表面上看，让贾尔斯精神错乱的是他对村子里一个二十岁女孩的激情。他对那个女孩的爱，还有他心中的内疚和绝望，让他彻底失去了正常工作的能力。每天他还在例行公事地忙碌着——那是当然的，他毕竟是个战士——但他的头脑再也不肯配合下去。贾尔斯的头脑已经被这些念头占满了，即使他自己并不愿承认。

让贾尔斯精神错乱的其他原因，我姑且留给你去考虑，留给情报部内部的心理医生去分析，他们那个行当如今似乎越来越流行了。我们的梦想与我们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也许这是一部分原因。贾尔斯年轻时的幻想与年纪渐老时的现状存在着差距，也许这也是一部分原因。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贾尔斯让我觉得很害怕。我有种感觉，他走的路也就是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只不过他走在前头而已。开车去机场的路上，我能感觉到这一点；坐在飞机上想着母亲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这一点。我灌下了好几杯飞机上提供的威士忌，好让自己不再有这种感觉。

在贝鲁特科莫多尔旅馆的607房间，我在衣柜里挂起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当时我仍然有这种感觉。电话在离我脑袋只有几厘米远的地方响了起来。拿起听筒时我有种古怪的幻想，觉得会听到前台的艾哈迈德跟我说，他们给我在二十一楼又安排了一个房间。我想错了。离奇事件第二号宣告了它的来临。

枪战已经开始了，是行进中的半自动武器。很可能是一帮孩子开着日产皮卡车，用AK47步枪扫射整个街区。在贝鲁特的这个季节，你可以照着晚上第一次闹腾开始的时间来对表。不过我对枪战从来都不是太担心。枪战也是有逻辑的，虽说这逻辑充满了偶然性。别人开枪要么冲着你，要么就不是冲着你。我自己最害怕的是汽车炸弹——你正匆匆忙忙地在人行道上走着，或是汗流浃背地困在慢如爬行的车流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辆停在路旁的汽车轰然爆炸，猛烈的冲击波把整个街区炸得稀烂，把你炸成一丁点大的碎块，连运尸袋都犯不着用，葬礼就更别提了。汽车炸弹爆炸时你会注意到——我的意思是在爆炸之后——你会注意到那些鞋子。人被炸得无影无踪，鞋子却完好无损。残缺不全的尸体被收拾起来运走之后，满地的碎玻璃、粉碎的假牙和西装的碎布头里还能看到一两双完全能穿的鞋子。小规模的机枪射击，就像现在这样的，或是偶尔来几发手持式的火箭弹，都不会让我像其他人那样担心。

我拿起听筒，听到对方是个女人的时候，我的语气变得急促起来。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家里的事搞得不清不楚，也是因为我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德国女人的下落——就是那个曾在舒夫山区接受过恐怖主义训练的布丽塔。

但她并不是布丽塔。不是莫妮卡，也不是梅布尔。听起来是美国中部地区的口音，而且很害怕。我的身份是彼得，记住——彼得·卡特，来自一家英国大报社，虽说该报派驻当地的记者从没听说过我的名字。我一边听她说，一边这么提醒自己。

“彼得，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得和你待在一起，”她一口气就把这句话说完了，“彼得，你他妈的跑到哪儿去了？”

一阵重机枪的枪声哒哒哒地响了起来，但很快就被一颗火箭弹炸得哑掉了。电话里的声音继续说话时显得更加焦虑不安。

“天哪，彼得，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好吧，我是说了些难听的话。我搞坏了你的新闻素材。对不起。我是说，天哪，难道我们还是小孩子吗？你知道我最讨厌这样。”

一阵激烈的步枪射击声。有时候那帮孩子故意朝天放枪，就是为了制造效果。

她的嗓音一下子提高了：“跟我说话啊，彼得！跟我说点好玩的事，好不好啊，求你了！这世界上总有些地方会发生点好玩的事吧！彼得，回答我好不好！你没死吧？你该不会躺在地上，脑袋给炸掉了吧？要是没有就点点头。我不想一个人孤零零地死掉，彼得。我是个爱交际的人。爱的时候我要有人陪着，死的时候也要有人陪着。彼得，回答我吧。求你了。”

“你要打的是哪个房间？”我问。

死一般的寂静。就像是两阵枪声之间那样的死一般的寂静。

“你是谁？”她问道。

“我是彼得，但恐怕不是你的那个彼得。你打的是哪个房间？”

“就这个房间。”

“房号是多少？”

“607。”

“我看他肯定是已经退房了。我今天下午才到贝鲁特。这是他们给我的房间。”

一颗手榴弹爆炸了，接着又是一颗。外面的街上，离这里约摸三个街区的地方，有人在大声尖叫。叫声停了。

“他死了吗？”她低声问道。

我没有回答。

“可能是个女人。”

“可能是吧。”我表示同意。

“你是什么人？是英国人吗？”

“是的。”彼得也是的，我心想，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说职业吗？”

“就跟我说说话吧。别停。”

“我是个记者。”我说。

“和彼得一样？”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记者。”

“他很厉害。总爱冒险。你厉害吗？”

“有些事会让我害怕，有些不会。”

“老鼠呢？”

“老鼠会把我吓傻。”

“你很棒吗？”

“跟新闻一样棒，我觉得。我已经不太动笔了。现在我是主编。”

“结婚了吗？”

“你呢？”

“结了。”

“跟彼得？”

“不，不是彼得。”

“你认识他有多久了？”

“我丈夫吗？”

“不，彼得。”我说道。当时我并没有自问，为什么我对她跟别人的奸情比对她的婚姻更感兴趣。

“在这个地方，碰上那种事你是不会去计算时间的，”她说，“一年，两年——你不会那么说。在贝鲁特你不会那么说。你也结婚了，对不对？我先告诉了你，你才肯告诉我。”

“对，我结婚了。”

“跟我说说她吧。”

“我妻子吗？”

“当然了。你爱她吗？她个子高不高？皮肤很好吧？是很典型的英国人吧，上嘴唇总是紧绷着？”

我跟她说了几件关于梅布尔的无伤大雅的事，又杜撰了些别的，心下觉得自己实在可恨。

“我的意思是，要是连着跟同一个人做爱十五年，这世上还会有谁喜欢性爱啊？”她说。

我笑了，但没有回答。

“你对她忠诚吗，彼得？”

“绝对忠诚。”我迟疑片刻后答道。

“好吧，咱们来聊聊工作。回到工作上吧。你在这儿干什么？是什么特别的任务吗？跟我说说你在干吗。”

藏在我心底的间谍躲开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该轮到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了，”我说，“你也是个记者吗？”

一串曳光弹划破了夜空。接着就是一阵炮火。

她的声音变得很疲惫，好像恐惧已经耗尽了她的力气。“就是整理整理新闻素材。”

“给谁整理啊？”

“一家差劲的新闻社，还能是谁啊？五十美分一行字，到头来给哪个大混球偷去了，一下午就让他白捡两千块。这不算什么新鲜事。”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安妮吧。叫我安妮好了。听着，你这人挺不错，知道吗？要是有一头发情的多伯曼猎犬抱住了你的腿，你该怎么办？”

“学狗叫？”

“假装来了高潮。我很害怕，彼得。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想喝一杯。”

“你在哪儿？”

“就在这儿。”

“这里是哪儿？

“天哪，就在旅馆。科莫多尔旅馆。站在大堂里，闻着艾哈迈德身上的大蒜味儿，那个希腊人还一直瞪着我看。”

“哪个希腊人？”

“斯塔夫罗斯。他吸烈性毒品，还骂骂咧咧地到处说毒品劲儿太小。他绝对是个卑鄙的家伙。”

我听着，第一次分辨出电话那头的背景里有杂乱的说话声。枪战已经结束了。

“彼得？”

“嗯。”

“彼得，把你的那盏灯关了。”

她肯定知道房间里只有一盏灯能用，一盏摇摇晃晃的床头灯，配着羊皮纸的灯罩。灯放在两个长沙发之间的储物柜上。我把灯关掉。又能看见星星了。

“把你的房门开着，留条缝。一吋就够了。有酒吗？”

“有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说。

“伏特加呢？”

“没有。”

“冰块呢？”

“没有。”

“我带一点儿过来。彼得？”

“你是个好人。有人跟你这么说过吗？”

“好久都没有了。”

“在这地方可得留心点。”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她根本没来找我。

你随便怎么想象都可以，就像我当时那样。我坐在长沙发上，在黑暗中看着门，看着自己的生命静静流逝，期待着听到她穿过走廊的脚步声。

一个小时之后，我下了楼。我坐在酒吧里，侧耳倾听着我能分辨出的每一个美国女人的声音。都不是。我四处寻找着，看看哪个女人可能会自称“安妮”，会向只在电话上交谈过的男人求欢。我给了艾哈迈德点好处，让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谁在大堂打过内线电话。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艾哈迈德的记忆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情绪激动的美国女人。

我甚至还想弄清楚之前住在我房间里的那位房客的身份，弄清楚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彼得。但这时艾哈迈德却神秘兮兮地含糊其辞起来，说他当时到的黎波里看他的老母亲去了，旅馆也从不保留客人的名单。

难道真正的彼得恰好在紧急关头赶了回来，把她给抢走了？还是那个叫斯塔夫罗斯的希腊人？难道她是个妓女？难道我是个男妓？艾哈迈德是不是在给她拉皮条？那通电话是不是她给旅馆里的新房客精心设下的圈套，要趁着他们孤身一人、精神紧张地度过第一个夜晚时把他们钓上钩？

或者说，她只不过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女人，男朋友不在身边，又被城市里雷鸣般的爆炸声吓得几乎要发疯，只想找个人抱一抱？我宁愿这么想。

无论她代表着怎样的不解之谜，这件事还是让我认识到了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即使它们让我感到不安。我认识到我的孤独是多么危险，而我是多么容易让敌人得手；我认识到自己是多么需要付出爱，并得到爱的回报；我认识到，与我越来越想和别人沟通的渴望相比，自己身上被情报部称为“个人安全意识”的品质是多么薄弱。我想起了莫妮卡，还有我那些空洞无比的爱的宣言，它们根本就没法打动爱神。我想起了贾尔斯·拉蒂默，还有他那毫无希望的激情。不知为什么，那个自称安妮的女人似乎也是一个深受痛苦折磨的信使，他们说的话都发自我的内心深处。

不知其貌的女人之后，又来了一个不知其貌的男孩。那是第二天傍晚发生的事。

我筋疲力尽地坐在旅馆的大堂里，独自一人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去了西顿131附近的几座难民营，在黎巴嫩南部待了一天之后，我的手还在发抖。现在正是黄昏时分的奇妙时刻，贝鲁特的人类动物王国在此刻会一致放下彼此间的不和，汇集到共同饮水的地方来。我在丛林里见过类似的情况，可能你也见到过。仿佛是听到了一声令下，大象、疣猪、瞪羚、狮子和长颈鹿都悄悄地从树丛中黑暗的隐蔽处走出来，大部分动物都一声不出，在泥泞的平地上各自站好。在同一时刻，你可以到科莫多尔旅馆的大堂里去瞧一瞧，这时候奔忙了一天的记者们都回来了。总有点跟不上他们脚步的电动玻璃门叹着气，吱呀吱呀地开开关关，从贝鲁特刚刚入夜的黑暗中迎进形形色色的人物：来自瑞典的一个电视摄制组，走在前面的是一个面色灰白、身穿设计师定做的工装外套的金发女郎；一个来自美国某家周报的摄影师兼记者；总是成对出现的电线检修工；一个极为神秘的东德老人和他的日本情妇。他们进来的时候都刻意收敛着自己，一点都不张扬，然后再停一停，卸下一整天的重负。

但他们的这一天并没有结束。对于那些真正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胶卷还得送走，报道还得写，再通过电传或是电话发出去。有人不见了，必须得找到他们的下落。某某挨了一颗子弹，伤得很重，他老婆知道吗？尽管如此，随着玻璃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他们毕竟已经从敌人手里赢来了这一天。看门的人准备封门过夜了。

我一边看着，一边等——我要等着见一个人，他知道另一个人有可能知道我奉命寻找的那个女人。直到此时，我的这一天还没有任何成果，只不过又出去参观了一遍这世上的凄惨情景。

大堂里别的地方聚集起了其他几类人，他们没那么引人注目，不过在旁观者的眼里却要有趣得多：投机分子、军火商、毒贩、身穿深色西服的小外交官，还有兜售关系和信息的人，他们拨动着手上的念珠，骨溜溜转个不停的眼睛飞快地从大堂里的一张脸转向另一张脸。还有间谍——谁都会往这儿派间谍——他们在公开交易，因为在贝鲁特，所有人都在从事他们的行当。这地方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有自己的内幕消息来源，哪怕来源只是站在柜台后面的艾哈迈德。你只要给他几个美元，外加一个微笑，他就会把整个世界的秘密都告诉你。

但吸引住我目光的那个人却非常古怪，即便以科莫多尔动物园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我没看见他是怎么进来的。他肯定是跟在一帮人的后面走了进来。我在大堂里看到了那个人，背对着玻璃门外的黑暗，身穿一件带条纹的足球衫，头上松松地包着一条干干净净的白色护士头巾。要不是因为他人太瘦、胸太平，我第一眼看到他时都没法确定他究竟是女扮男装，还是男扮女装。

保安人员也注意到了他。站在令人生畏的柜台后面的看门人艾哈迈德也注意到了。他那两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斜靠在身后的墙边，就在挂着房间钥匙的鸽笼式搁架下面。我看到艾哈迈德慢慢地往后退了小半步，这样他就能够到一支枪了。在这个时候的大堂里扔一颗手榴弹，足以炸死一半全城社交场上的高端人士。

但那个幽灵似的人还在往前走，他要么就是没注意到自己引起了别人多大的好奇心，要么就是根本没把这当回事。他个子很高，年纪不大，行动敏捷，但显得有点僵硬。他好像是一个没有意志的人，只是在操纵者声音的指引下一步步往前走。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他戴着墨镜，黑色的短发，黑胡子。所以他的脸才会显得那么黑。跟他头上戴的白色护士头巾也有关系。但他走路时像机器人一样僵硬的动作却让我浑身一阵阵发麻，不禁心想我们面前的这个家伙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信仰。

他走到大堂的中央。几个人给他让开了路。有的人看了看他，就转开了视线；还有些人则转过身子避开他，好像是认识这个人却不喜欢他似的。突然，在大堂中央明亮的灯光下，他的身子仿佛向上升了起来。他包着头巾的脑袋朝前伸着，胳膊几乎没动，好像是听从上天的命令自己往绞刑架上爬。我现在能看出他是个美国人。从他弯曲的双膝、下垂的手腕和女里女气的屁股上能看出来。典型的美国男孩子。看来他的墨镜颜色还不够深，因为他的一只长长的手上还拎着个遮光眼罩。那种东西只有赌徒和四十年代电影里的夜班编辑才会戴。他身高至少有六英尺。他的运动鞋像头巾一样洁白无瑕，走起路来一点声音都没有。

是阿拉伯狂热分子吗？我心想。

还是疯狂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旅馆里来过几个这样的人。

还是吸毒了？

还是专门跑过来想见识见识战争的嬉皮士高中生，想到这座被诅咒的城市里来寻求刺激？

他换了个方向，和接待员攀谈起来，可是他站立的角度还是面朝着大堂，已经开始搜寻他在询问的那个人了。这时我看见他的脸颊和前额上到处都是小红点，像是被蜜蜂蛰伤的，或者是出水痘，但那红色还要深一些。看来是在哪家臭烘烘的旅店里给臭虫咬了个够，我心想。要么就是出车祸的时候脑袋撞上了挡风玻璃。他开始朝我这边走来。动作又是非常僵硬，脸上毫无表情。走得很坚定，看来他早已习惯了被人注视。有点气呼呼的，遮光眼罩在他手里晃来晃去。我坐在那儿喝着酒，他盲目地透过墨镜对我怒目而视。一个女人扶着他的胳膊。她穿着裙子，可能就是把头巾借给他的那个护士。他们俩站在我面前。就站在我一个人面前，旁边什么人都没有。

“先生？他叫索尔，先生，”她说——也许是叫莫特，或是席德，什么都无所谓——“他想问问您是不是那位新闻记者，先生。”

我说我是个记者。

“是从伦敦来的吗，先生？来访问？您是编辑吗？您很有影响吧，先生？”

有没有影响我自己可有点怀疑，我摇着头笑了笑。我在管理层工作，到这儿来只是短期旅行。

“您还要回伦敦吧，先生？很快吗？”

在贝鲁特，你得学会不能提前透露自己的行踪。“应该挺快的吧。”我承认道，尽管事实上我打算明天再去一趟南部。

“索尔能和您谈一谈吗，先生，只是谈谈？索尔非常需要和一位在西方大报社里有影响的人谈谈。他觉得这里的记者什么都见过了，都已经厌倦了。索尔需要一个来自外界的声音。”

我挪了点地方，她在我旁边坐了下来，索尔则慢慢地坐到了一把椅子上——这个蒙着脸、一言不发、浑身一尘不染的男孩穿着长袖足球衫，还包着头巾。他总算是坐定了，把手腕搭在膝盖上，两只手拿着遮光眼罩。然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开始低声地对我讲述起来。

“我写了一篇东西，先生。我想请您帮忙，在您的报纸上发表。”

他的声音虽然很轻，却显得既有教养又有礼貌。但那声音毫无生气，像他的行动一样很有节制，仿佛吐出每一个词都很痛苦。透过他那副颜色很深的墨镜，我看到他的左眼比右眼要小一点，扁一点。没有肿，也不是被别人一拳打得睁不开，而是整个比另一只眼小一圈，仿佛是从另一张脸上借来的。他脸上的那些小点不是蚊子咬的，不是蜜蜂蛰的，也不是划伤。是一个个小弹坑，就像是轻武器高温、高速的子弹在贝鲁特街头的墙壁上射出的凹痕。和弹坑一样，那些小坑周围的皮肤肿了起来，但没有愈合。

不需要我问，他就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他是个来参加援助的志愿者，来自奥马哈，在医学院读三年级，先生。他相信和平，先生。他经历过科尼切街上的那次爆炸，就在受损最严重的那家餐馆里。被炸成了平地，您应该过去看一看。是一家叫做阿赫巴尔的餐馆，先生，有很多美国人去那吃饭。是汽车炸弹，汽车炸弹是最厉害的。不可能有什么比汽车炸弹更让人猝不及防了。

我说这我知道。

餐馆里的人几乎都死了，除了他自己，先生。最靠近墙的人被炸得粉碎，他接着往下说，丝毫没意识到他这是在描绘我自己最害怕的噩梦。现在他写了一篇东西，先生，他觉得有必要说一说，算是为了和平做一个温和的宣言。他需要把这篇文章登在我的报纸上，也许能有点好处，他觉得在这个周末或者下个星期一登出来就可以。他想把稿费捐献给慈善机构。他估计能有个几百美元，也许更多。在贝鲁特的医院里，这点钱还能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

“我们需要停一停，先生，”他用毫无生气的声音解释说，这时旁边的那个女人替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叠文稿，“停下来，缓一缓。在战争中间停歇一下，找出一条中间道路。”

只有在贝鲁特的科莫多尔旅馆，发生这样的事才会显得很自然——一个被炸弹炸过、想要追求和平的人，请求一个并非记者的人帮助他进行一项毫无希望的事业。尽管如此，我还是答应他我会竭尽所能。我和要等的人处理完事情之后——当然了，那个男人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听说，不过也许我可以找提尔132那边的阿斯米上校谈谈——我在旅馆的房间里坐下来，手边放着一杯酒，开始读他送来的文章。我打定主意，这篇文章只要有一点点说得过去的见报理由，回到伦敦之后我就会从情报部在舰队街133上的无数友好人士里找个人施加点压力，把这件事办成。

这篇文章写得很糟糕，很快我就读不下去了：情绪激动、不知所云，它向全体犹太人、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发起呼吁，请他们想想自己的母亲和孩子，要心怀爱意，共同生存。它敦促大家寻找一条相互妥协的中间道路，还援引了一些并不准确的历史事例。它提议建立一种新的宗教，“就像圣女贞德本打算带给我们的那样，但英国人不许她那么做，所以把她给活活烧死了，根本不理会她的尖叫和普通民众的愿望”。他说，这一伟大的新运动将“在精神上把闪族人134团结为一个充满爱心和包容的集体”。接下来文章就彻底失去了方向，只好求助于大写字母、下划线和一排排的惊叹号。等我读到最后，这篇文章已经根本不是作者一开始想写的东西了，而是说起了“坐在离爆炸中心最近的那面墙边的一大家人，有小孩子，还有爷爷奶奶”，说他们是怎么被炸得粉身碎骨的，还不止一次，而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每次都让索尔陷入自己痛苦的回忆之中。

突然间，我不知不觉地替他写起了这篇文章。是给她写的。给安妮。一开始是在我的脑海里，接着是在他文稿的空白处，后来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没用过的A4纸写了起来，很快就写满了，于是我又拿了一张。我在冒汗，汗水像雨水似的从身上往下淌；贝鲁特的夜晚有时就是那样，安静倒是挺安静，但一阵阵潮湿、令人浑身发痒的热浪却从山坡上滚滚而来，海面上则笼罩着一层讨厌的灰色烟雾，就像硝烟似的。我写啊写啊，心里还想着她会不会再打电话来。我写文章时就像那个被炸弹炸过的男孩，要写给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女孩看。我写啊写啊——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我才惊恐地发现——写的全是些装腔作势的废话。我宣扬着特立独行的精神，诉说着伟大的情感，自以为是地抨击着人类邪恶那无法终结的轮回，还有人们总是在无休无止地寻找，要为自己的错误行径寻找理由。

要停一停，那个男孩说过。停下来，缓一缓，在战争中间停歇一下。在这一点上我纠正了他。我也纠正了安妮。我对他们说，人类冲突的历史上就算有过停歇，那也不是为了缓和，而是要让冲突变得更剧烈。停歇是为了重新划分世界，让坏蛋和受害者发现对方，让贪婪和剥夺再次集结。我写文章时就像是一个心肠太软的少年，第二天早晨，我看到写满自己笔迹的纸扔了一地，中间是一个空空的威士忌酒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认识的任何人会这么干。

于是我做了自己唯一能想到的事。我把纸扔进洗手池付之一炬，然后把纸灰捣碎倒进马桶，冲进了贝鲁特被尸体碎块堵塞的下水道。完事之后，为了惩罚自己，我到海边疯狂地跑了起来，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仿佛要摆脱身后追逐着我的不知什么东西。

我是在朝着汉森跑，跑得离自己越来越远，但在这条路上我还有一站要停。

我要找的德国姑娘布丽塔原来是在以色列，在内盖夫沙漠135中央一座由光秃秃的灰色棚屋组成的监狱里，那地方离一个名叫雷维维姆的村子很近。棚屋周围挖出了一道壕沟，围着双层的带刺铁丝网，四角各有一座有人值守的瞭望台。就算监狱里除了她之外还有别的欧洲犯人，也没人带我去见他们。我在那儿看到，跟布丽塔在一起的都是些年轻的阿拉伯姑娘，大部分来自约旦河西岸或加沙地带的贫穷家庭。她们在自己的巴勒斯坦同志的教唆或是威胁之下，对可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犯下了种种野蛮的罪行，通常都是在集市安放炸弹，或是把它们扔进平民乘坐的公共汽车。

我从比尔谢巴136坐吉普车到了那儿，开车的是情报局一个行事果敢的年轻中校，他的父亲在少年时代就被性情古怪的温盖特将军训练成了一名夜袭队员，当时以色列还处于英国的托管之下。上校的父亲还记得，温盖特会光着身子蹲在自己的帐篷里，借着烛光在沙地上画出作战方案。每一个以色列士兵好像都在谈论他的父亲，还有不少人会谈起英国人。托管时期结束之后，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已经彻底看清了我们，到今天我们可能还是这副模样：反对犹太人、愚昧无知的帝国主义者，好在还有些不一样的英国人能挽救我们的形象。迪莫纳137，以色列人存放核武器的地方，就在那条路的前方。

不真实感并没有离我而去。恰恰相反，它反而增强了。我似乎已经失去了和他人的处境保持距离的能力，可这对我们这个行当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我的感觉，还有我对别人的感觉，似乎比我的观察还重要。在黎巴嫩，如果你放松了警惕，很容易会对以色列人产生一种不假思索的憎恨。可是我已经不可救药地沾染上了这种毛病。我曾经冒着恶臭走过被摧毁的难民营里的满地烂泥，曾经蜷缩在堆着沙袋的茅屋里，这些经历让我确信，除非最后一个巴勒斯坦孩子永远闭上谴责的双眼，否则以色列人对复仇的渴望永远都无法平息。

也许那位年轻的上校隐约感觉到了我的这种想法，因为我虽然是从塞浦路斯飞过来的，可是离开贝鲁特毕竟才几个小时，我感受到的东西也许还能从脸上看出来。

“你见过阿拉法特吗？”我们的车行驶在笔直的道路上，他带着一丝忧郁的微笑问我。

“没有，没见过。”

“为什么不见见他呢？他是个好人。”

我没理会这句话。

“你为什么要见布丽塔？”

我跟他说了。瞒着他并没有任何意义。伦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以色列人，允许我去见她一面，况且我的主人肯定不会让我独自和她谈话。

“我们觉得，她也许愿意跟我们聊聊她以前的一个男朋友。”我说。

“为什么？”

“他把她给甩了。布丽塔很生气。”

“她的男朋友是什么人？”——好像他不知道似的。

“是个爱尔兰人。爱尔兰共和军里的一个副官。他负责给炸弹袭击者下达任务，勘察目标，提供装备。他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做秘密工作的时候，布丽塔和他住在一起。”

“像乔治·奥威尔一样，啊？很落魄吧？”138

“像乔治·奥威尔一样。”

“他甩了她有多久了？”

“六个月。”

“说不定她已经不生气了。说不定她会跟你说，去死吧。对布丽塔这样的姑娘来说，六个月的时间可是很长啊。”

我问他，布丽塔被关押期间说话多不多。这是个微妙的问题，因为以色列人始终不肯透露他们把布丽塔关了多久，也不肯说一开始是怎么抓住她的。上校的脸盘很宽，皮肤晒成了棕色。他们家最初来自俄罗斯。他的短袖卡其衬衫上佩戴着空降兵的飞翼形徽章。他当时二十八岁，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出生在特拉维夫，跟摩洛哥来的一个西班牙犹太裔姑娘订了婚。他的父亲，就是那位夜袭队员，现在成了个牙医。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刚见面几分钟他就统统告诉我了，用的是带喉音的英语，那可是他全靠自己学会的。

“说话？”他冷笑着重复了一句，算是回答了我的问题，“你问布丽塔说不说话？那位女士住进来之后就没停过。”

我对以色列人的手段略有所闻，因此并不感到奇怪。想到自己马上要去盘问一个被他们摆布过的女人，我暗自打了个寒噤。我在爱尔兰碰到过这样的事：那个男人衣服的扣子严严实实地一直扣到领口，像死人一样盯着我，不管问什么他都承认。

“你自己审问过她吗？”我问道，又一次注意到了他粗壮的棕色胳膊和线条刚毅的下巴。我好像想起了耶日上校。

他摇了摇头，“不可能的。”

“为什么？”

他好像打算告诉我些什么，但还是改变了主意。“我们有专家，”他说，“辛贝特139的伙计们，跟布丽塔一样精明。跟她慢慢玩。搞得跟一家人似的。”

我也听说过这个充满爱意的家庭。在提尔，有个两眼充血的线人对我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布丽塔引进了圈套。当时她已经离开了训练营，跟她的新男朋友赛义德还有赛义德的三个朋友去了雅典，那个线人说。都是好小伙子，能干得很。他们的计划是趁着以色列航空的一架飞机接近雅典机场时将其击落。小伙子们弄到了一套手持式火箭发射器，在飞机经过的路线上租了一所房子。布丽塔是个欧洲人，不容易引起怀疑，她的职责是守在机场的一座公用电话亭里，手里拿着一台价值三十美元的短波接收器，飞机飞来时她要把塔台的指令转发给屋顶上的几个小伙子。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那个疲惫不堪的线人说。演练时完美得不得了。但到了那一天，行动却搞砸了。

听着他的话，我自己就能把故事的其余部分补充完整。我想象着如果情报部预先掌握了情况，会怎么处理这件事：两队人同时对屋顶和电话亭发起进攻；被定为目标的飞机已预先得到警告，一名乘客都没带，安全降落在了雅典机场；飞机返回特拉维夫的时候，几个恐怖分子就被铐在座椅上。我在想，不知道他们会把布丽塔怎么样，是审判她呢，还是拿她去换点好处。

“跟她一起在雅典的那几个小伙子呢？”我问上校，没理会伦敦方面告诫我不要对此类事宜表现出好奇心的命令。

“小伙子们？她根本不认识那几个小伙子。雅典？怎么就到雅典了啊？她是个无辜的德国游客，是到埃拉特140度假来的。我们绑架了她，给她下了药，把她囚禁起来，现在还为了制造舆论而故意陷害她。她欢迎我们来证明她有罪，因为她知道我们不可能办到。你还想知道什么情况？去问布丽塔吧，别客气。”

他的态度让我觉得莫名其妙。我们下吉普车的时候，他伸手搭了搭我的肩膀，算是祝我好运，把我弄得更糊涂了。“把她都交给你了啊，”他说，“祝你好运。”

我开始有点害怕自己将要发现的真相了。

一个身穿军服的矮胖女人在她干干净净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监狱的工作人员从来都不缺人打扫卫生，我心想。她是利维上尉，是布丽塔的监狱看守，虽说这有点不可思议。她说起英语来像是美国小镇上的女教师，只不过说得更慢、更用心。她的眼睛亮闪闪的，一头灰白的短发，看起来和善又顺从。长期待在监狱里让她的肤色变得灰扑扑的，不过看到她把两手合在一起的样子，你会觉得她本该去给孙子织毛衣。

“布丽塔非常聪明，”她带着歉意说道，“让一个聪明的男人去审问一个聪明的女人，有时候可是件难事。你有女儿吗，先生？”

我可不打算替她填满我的性格分析报告，所以就说没有，这碰巧也是事实。

“真遗憾啊。不过没关系。以后说不定会有的。像你这样的人，还有时间。你会说德语吗？”

“会。”

“那你就走运了。你可以用她的语言和她交流。这样你可以更好地了解她。我和布丽塔嘛，我们在一起时只能说英语。我说起英语来就像我已去世的丈夫，他是个美国人。布丽塔说英语就像是她以前的一个情人，他是爱尔兰人。特拉维夫那边说我们可以给你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行吗？如果觉得不够，我们来帮你请示——也许他们会同意的。也许两个小时都太长了。我们等着看吧。”

“你可真热心。”我说。

“热心？我可不知道。也许我们不该那么热心。也许我们太看重热心了。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说完这句话，她派人去端咖啡，带布丽塔过来，上校和我在一张简陋的木桌子的同一边坐了下来。

但利维上尉没有坐到桌旁，我估计这是因为她并不参与这次会面。她坐在门边的一把直背餐椅上，垂着眼睛，仿佛是准备听音乐会。布丽塔和两个年轻的女看守走进来的时候，她也只是略微抬了抬眼皮，看着三个女人的脚从她面前走过，然后走到房间中央停下。一个女看守帮布丽塔拉出一把椅子，另一个看守打开了她的手铐。两个女看守走了，我们在桌子旁边安顿下来。

我想按照自己所坐位置的视角，确切地向你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形：上校坐在我的右边，布丽塔隔着桌子坐在我们对面，头发花白、垂着脑袋的利维上尉差不多就坐在布丽塔的正后方，不过稍微偏左一点，脸上若有所思的表情似笑非笑。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她始终是这样，像一尊蜡像似的一动不动。她若有若无的微笑一直没有改变，也没有消失。她的坐姿表明她很专注，而且有种费劲的感觉，所以我才会怀疑她是不是想依靠自己会说的意第绪语和英语，分辨出能听懂的几个德语短语或是单词。布丽塔来自不莱梅，德语说得既清晰又标准，所以更容易听懂。

毫无疑问，布丽塔一看就是她所在种族里的杰出人物。按照那边人们的说法，她的头发像“面包卷一样金黄”，个子高挑，肩膀宽厚，体格健壮，蓝色的大眼睛透着傲慢无礼，线条有力的下巴很吸引人。她和莫妮卡一样年轻，身高也和莫妮卡相仿；我情不自禁地想，她说不定也和莫妮卡一样淫荡。我本来怀疑她遭到过虐待，但她一走进来这个想法就消失了。她的姿势就像个芭蕾舞女演员，但从她身上透出的聪颖和生活的现实感，大多数舞者并不具备。她穿上网球装或是紧身连衣裙肯定会很好看，而且我觉得这两种衣服她以前都穿过。即便是身上的囚服也没有让她变丑，因为她不知用什么做了一条布带系在腰间，梳理过的金发像斗篷似的披在肩膀上。双手得到自由之后，她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向我伸出一只手，同时像个女学生似的行了个屈膝礼。她这么做究竟是出于讽刺还是出于尊重，现在我暂时还看不出来。她握起手来像男孩子一样有力，不过时间要更长一些。她没有化妆，不过她本来也用不着。

“Und mit wem hab'ich die Ehre？”她问道，这么说话不是彬彬有礼就是故意调皮——请问我这是在和谁说话呢？

“我是英国的官员。”我说。

“请问您的名字是？”

“这不重要。”

“可是您非常重要啊！”

刚从牢房里带出来的犯人一开始往往会说些愚蠢的话，所以我考虑了一下才回答她。

“我在跟以色列方面合作，要调查你案子里的一些情况。你只需要知道这些。”

“案子？我成了一件案子？太可笑了。我还以为我是个人呢。请坐吧，无名氏先生。”她说着自己坐了下来。

于是我们就像刚才描述的那样坐了下来，利维上尉的脸在布丽塔身后，看起来有点模糊，和她脸上的表情一样。布丽塔进门时上校并没有起身，这会儿她坐在了他的对面，他都懒得抬眼看她。上校似乎突然变得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他瞟了一眼手表。那是块哑光的纯钢手表，戴在他棕色的手腕上就像是一件武器。布丽塔的手腕和莫妮卡一样白皙光滑，不过上面有手铐磨出来的红印。

突然，她开始对我说教起来。

她一下子就开始了，好像是在接着往下讲课。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确是在讲课，因为很快我就意识到她对每个人都会这么说教，或者说对每一个被她视为中产阶级的人。她说她有一段话要说，希望我能转达给我的那些“同事们”（这是她用的称呼），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她是个战俘，就像落在巴勒斯坦人手里的每一个以色列士兵一样，因此她有权享受《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待遇和权利。她只是前来旅行的一名游客，她没有对以色列犯下任何罪行；她被捕完全是因为其他国家伪造了她的案底，这种行径是对全世界无产者的故意挑衅。

我嘿嘿一笑，她有点犹豫了。她没想到我会笑。

“不过你听啊，”我反驳说，“你要么是战犯，要么就是个无辜的游客。你不可能两个都是啊。”

“这场斗争是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之间的斗争。”她毫不犹豫地反驳道，又继续说教起来。她反对的并不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有她所谓的中产阶级妄图主宰世界的趋势、对人类自然本能的压制，以及维持披着“民主”外衣的政权的专制地位。

我又想打断她的话，但这一次她根本就没理我。她向我援引了马尔库塞141和弗洛伊德的言论。她提到了处在青春期的儿子对父亲的反叛，多年以后等到这些儿子也当上父亲的时候，他们自己又会否定这种反叛。

我朝上校看了一眼，可是他好像在打瞌睡。

她“行为”的目的，布丽塔说，还有她那些同志们的目的，都是要打断这种出于本能的压迫循环，不论它以怎样的形式出现——比如为了物质主义而奴役劳动力，还有“进步”这个带有压迫性的概念本身——他们要让社会中真正的力量像性欲的激情一样汹涌喷发，成为崭新的、无拘无束的文化创造形式。

“我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我抗议说，“请你别再说了，你得听听我的问题。”

因此所谓的“恐怖主义”有着两个明确的目的，她继续往下说，好像我刚才压根没开口一样。第一个目的是扰乱中产阶级和物质主义狼狈为奸的同盟军，第二个目的则是通过范例来启迪世人，他们就像是在矿井里运煤的小马，根本不知光明为何物。换言之，要把那些最受压迫的人们发动起来，唤醒他们的意识。

她还想补充说明，虽然她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但是与资本主义相比，她更喜欢共产主义的教义，因为共产主义强有力地否定了用财产把人关进牢笼的自我理想。

她喜欢让性欲得到无拘无束的释放，也认为可以借助毒品——对于有这个需要的人来说——来发现自由的“自我”，这种“自我”和被逆来顺受阉割掉的不自由的“自我”完全不同。

我侧过身朝着上校。和其他任何行为一样，审讯也是有礼节的。“我们还得继续听她这么胡说八道吗？这位女士是你的犯人，不是我的。”我说道。我没办法坐在上校的这张桌子后面对布丽塔发号施令。

上校把头抬起来一点，神情漠然地看了看她。“布丽塔，你想下去了是不是？”他问道，“这几个星期你又想就着白水吃面包了？”他的德语说得和英语一样怪异。突然间，他似乎变得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也睿智得多。

“我还有话要说，谢谢你。”

“你要是想待在这儿，就回答他的问题，少废话，”上校说，“随你怎么选。你要是现在就想走，我们也没意见。”他又用希伯来语对利维上尉说了些什么，她冷淡地点了点头。一个阿拉伯犯人端着放有咖啡的托盘走了进来——四杯咖啡，还有一碟甜饼干——然后恭顺地把咖啡送到大家手里，我们每个人一杯，利维一杯，饼干放在桌子中间。房间里充斥着一种厌倦的气氛。布丽塔慵懒地伸出长胳膊去拿饼干，就像待在自己家里一样。上校的手赶在她前头啪的一声落在桌上，把饼干碟子挪到了她够不着的地方。

“那么，请问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呢？”布丽塔像个没事人一样问我，“你是想让我把爱尔兰人交给你吧？不然我的案子里还有哪方面会让英国人感兴趣啊，无名氏先生？”

“你要是能把一个具体的爱尔兰人交给我们，那就再好不过，”我说，“你跟一个名叫谢默斯的男人生活过一年。”

她觉得很好笑。我给了她一个机会。她盯着我使劲瞧，仿佛在我脸上看到了某种她熟悉的东西。“和他一起生活？这也太夸张了。我跟他一块睡觉。跟谢默斯就是为了性，”她调皮地笑着解释说，“和他在一起就是图个方便，他就是个工具。是个挺不赖的工具，我得承认。我对他来说也是一样。你喜欢性交吗？有时候别的男人会跟我们俩一起做，有时候还会是个姑娘。我们有各种组合方式。这么干没关系，不过我们都做得很开心。”

“跟什么没关系？”我问道。

“跟我们的工作没关系。”

“什么工作？”

“无名氏先生，我已经跟你讲过我们的工作了。我跟你说了它的目标，还有我们的动机。人道主义并不等同于非暴力。我们靠斗争才能获得自由。有时候，最崇高的事业也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这你难道不知道吗？性爱有时候也会很暴力。”

“谢默斯参与了什么样的暴力活动？”我问。

“我们说的并不是什么漫无目的的行动，而是人们反抗压迫力量的正当行为。你究竟是压迫力量中的一员呢，还是支持人的自发性，无名氏先生？说不定你可以解放自己，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来。”

“他是个炸弹袭击者，”我说，“他炸死了许多无辜的人。他最近袭击的目标是英格兰南部的一家酒吧。他炸死了一对老夫妻、酒吧侍者和钢琴师，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他连一个受蒙骗的工人都没解放出来。”

“你这是在提问，还是在陈述事实啊，无名氏先生？”

“我是在请你告诉我他的动向。”

“那家酒吧离一座英国军营很近，”她回答说，“那地方为压迫我们的法西斯势力提供了设施和享乐。”

她那双冷酷的眼睛又一次戏谑地盯住了我。我说没说过她很有吸引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吸引力到底应该算是什么？她穿着一身棉布囚服。她迫于压力才承认了自己犯下的罪行，却没有丝毫悔恨之心。她浑身上下都十分警觉，这我能感觉出来。她也知道我能感觉到，我们俩之间的天壤之别吸引了她。

“我的部门打算在你获释的时候给你一笔钱，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付给你指定的任何一个人，”我说，“他们需要情报，这样才能抓住你的朋友谢默斯，并且定他的罪。他们感兴趣的是他以往犯下的罪行、准备做的案子、藏身地点、联系人、生活习惯，还有弱点。”她等着我再往下说，所以我就说了，也许这并不明智。“谢默斯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他就是一头猪，还不是你说的那种。一头不折不扣的猪。他小的时候没人虐待他；他的父母都是正派人，在唐郡经营着一家烟草店。他的爷爷当过警察，还是个好警察。谢默斯为了寻求刺激就把别人炸死，这是因为他有缺陷。所以他才会那么对你。只有在给别人施加痛苦时，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其余的时候，他就是个被宠坏的小男孩。”

我这番话丝毫没影响到她盯着我的冷静眼神。

“你是不是也有缺陷，无名氏先生？我觉得是。干你们这一行的人，有缺陷很正常。你应该加入我们，无名氏先生。你应该和我们一起上课，我们会让你皈依我们的事业。然后你就没有缺陷了。”

你要知道，她说这话的时候嗓门并没有提高，也不带任何夸张的成分。她仍然保持着那种屈尊俯就、冷静异常的态度，甚至显得十分热情。她内心爱搞恶作剧的那部分隐藏得很深，掩饰得很好。她的笑容正常又自然，说话时她脸上一直带着这样的笑意。坐在她身后的利维上尉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也许是因为她听不懂我们说的话。

上校疑问地看了我一眼。我担心自己一开口就会控制不住，就从桌子上抬起双手一摊，意思是这样谈话有什么用？上校和利维上尉说了些什么，她失望地按铃让护送的人进来，那神情就像是一个人准备好了饭菜，却发现饭菜一口没动就被端走了。布丽塔站起身，理了理前胸和臀部的囚服，伸出手戴上手铐。

“他们想给我多少钱，无名氏先生？”她问道。

“一分没有。”我说。

她又朝我行了个屈膝礼，夹在两个护送的人中间向门口走去，屁股在棉布囚服下面扭来扭去，让我想起身穿睡衣的莫妮卡。我担心她还要开口说话，不过她什么也没说。也许她知道今天她已经大获全胜，再做任何事都会有点多此一举。上校跟着她走出去，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利维上尉。她脸上还是似笑非笑的。

“瞧，”她说，“现在你应该知道听布丽塔唱歌是什么滋味了吧。”

“我想是吧。”

“有时候我们交流得太多了。也许你应该对她说英语。只要她说英语，我就能照顾到她。她是个人，一个女人，被关在监狱里。她也很痛苦，这是肯定的。她很有勇气，只要她还肯对我说英语，我就能尽到对她的责任。”

“她要是和你说德语呢？”

“那有什么用？她知道我听不懂德语。”

“但如果她说了呢——如果你能听得懂呢？那又会怎么样？”

她的笑容变了样，显得略有些羞愧。“我想我会觉得很害怕，”她用慢吞吞的美式英语回答说，“我觉得如果她命令我做什么事，我很可能会照她说的去做。但我不会让她来命令我。我干吗要听她的？我不会给她控制我的权力。只要说英语，我就是老大。你知道吗，我在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里待过两年。”她还在微笑着，用德语对我说了下面的话，那是集中营里的人咬紧牙关、压低嗓门说的那种悄悄话：“Man hört so scheussliche Echos in ihrer Stimme, wissen Sie.”——知道吗，在她的声音里你能听到非常可怕的回声。

上校站在门口等着我。我们往楼下走的时候，他又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这一次我知道是为什么了。

“她在所有的男人面前都是这样吗？”我问他。

“你是说利维上尉？”

“布丽塔。”

“当然了。在你面前要更明显一点。也许是因为你是英国人吧。”

也许是的，我心想。也可能是因为她在我身上看到的还不仅仅是英国人的特点。也许她察觉到了我无意中发出的信号，认为我是个可以引诱的对象。不过无论布丽塔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或者没看到什么，她都是我迄今为止所有困惑的总和。她表达出了我想要抓住从自己手中溜走的世界的感觉，也表明我很容易受到偏离正途的言论和欲望的吸引。

寻找汉森的命令同一天晚上也到了，当时我寄宿的英国驻赫兹利亚142大使馆恰好在举行外交官聚会，大伙儿玩得正开心。

9

欧内斯特·佩里格鲁正在问史迈利关于殖民主义的问题。不管谁到沙拉特来，佩里格鲁迟早会问起有关殖民主义的问题，而且他的提问往往带着几乎难以掩饰的愤怒。他是个深受困扰的孩子，父母是英国派往西非的传教士。佩里格鲁属于情报部肯定会招募的那一类人，因为他们具备常人没有的知识和语言能力。他和往常一样，独自坐在图书馆后面的阴影里，憔悴的脸向前伸着，一只长长的胳膊举了起来，仿佛是要抵挡别人的嘲笑。他的提问一开始很合情合理，然后就变成了长篇大论的批判演说，指责英国对曾被她奴役的子民漠不关心。

“嗯，是的，我倒是很同意你的观点。”史迈利一直听完佩里格鲁的话才礼貌地做出了回答，这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不过令人难过的答案却是，‘冷战’在我们中间催生出了一种代理式的殖民主义。一方面，我们在美国的对外政策面前，几乎放弃了本民族的所有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我们却不情愿在观念上彻底扼杀我们的殖民主义自我，而是想办法争取到了缓期执行的机会。更糟糕的是，我们还鼓励美国人采取同样的行为方式。这并不是说美国人需要我们去鼓励才会这么做，不过有这样的鼓励他们当然会觉得很高兴。”

汉森也说过类似的话。连用的语言也差不多。不过史迈利说这番话时仍然不失文雅风度，汉森却对我怒目而视，眼睛里仿佛燃烧着他从逃出的地狱里带来的烈火。

我从以色列飞到曼谷，因为史迈利说汉森发疯了，而且此人知道的秘密太多。他发来的密电要求我本人亲自译码，由特拉维夫站站长转交。史迈利当时负责情报部的安全事务，挂着个副职首长的名誉头衔。我每次听到他的消息，他好像都在四处奔忙，一会儿堵住这个漏洞，一会儿掩盖那个丑闻。整个周末我都在汗流浃背地忙着查阅专人送来的资料，还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安慰梅布尔，因为她参加了本地高尔夫俱乐部一年一度的女队长竞选，却在最后一轮落败，她怀疑有人在耍阴谋诡计。

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对梅布尔那么苛刻。也许是她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让她们有点反感。我想尽法子劝慰她。我跟她说，我在情报部里经历过的所有事，都无法与肯特郡那帮家庭妇女狡诈阴险的诡计相提并论。我向梅布尔保证，回来之后一定带她出去美美地度个假。我忘了那个假期安排在什么地方了，因为我们根本就没能成行。

汉森的档案为我描绘出的形象是我越来越熟悉的那一类人，因为我们用的许多人都是那样的。我自己就算一个，本也是：混血的英国人把情报部当作自己的祖国，还自作多情地赋予这个祖国一大堆它其实并不具备的品质。

和我一样，汉森也是半个荷兰人。也许这就是史迈利选中我的原因。他出生在荷兰被德国占领的漫漫长夜之中，在代尔夫特143大教堂的庇荫下长大。汉森的母亲是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职员，父母都是英国人，“二战”爆发后他们一再劝她回英国。她拒绝了，反倒嫁给了代尔夫特的一位助理牧师，一年之后助理牧师被德国行刑队开枪打死，丢下怀孕的妻子独自过活。汉森的母亲毫无畏惧地加入了一个英国的地下救亡组织，战争结束时她手里已经掌管着一个颇具规模的情报网，有自己的联络方式、线人、安全屋和常见的装备。我母亲在情报部从事过的工作也和她大同小异。

小汉森究竟是怎么一路成长为耶稣会教士的，这一点档案里并未提及。也许是因为他的母亲改变了宗教信仰。当时还是很黑暗的年代，出于权宜之计的考虑，她也许会隐瞒自己的新教信仰，好让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可能是这么想的：把他的灵魂献给耶稣会就是了，他们会培养出他的聪明才智。也可能她很早就从儿子身上感觉出了日后主宰他人生的反复无常的天性，决心让他受到更为严厉的宗教准则的制约，这些准则是新教宽松的教义无法提供的。如果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么她可谓非常明智。汉森热切地接受了耶稣会的信仰，就像他热切地接受其他所有事物一样。修女们管着他，兄弟们管着他，神父们管着他，学者们管着他。二十一岁时，他已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笃信教义，不过还是个见习教士，因此被派到印度尼西亚的一所神学院去学习异教徒的教义——苏门答腊、摩鹿加群岛，还有爪哇岛。

像许多荷兰人一样，东方似乎是汉森生来就会热爱的地方。善良的荷兰人像海涅名句中的那棵松树似的站在他们低地小国的海岸边，却能从凛冽的海风中闻出亚洲香茅草和煮饭时发出的香味。汉森来了，他看见了，他被征服了。佛教、伊斯兰教，还有住在最为蛮荒的地带的化外之民的宗教仪式和迷信活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些宗教之中，而且他越深入丛林，这种热情也越高涨。

学语言对他来说也轻而易举。除了作为母语的荷兰语和英语，他毫不费力地又学会了法语和德语。现在他又掌握了泰米尔语、高棉语、泰语和梵语，对粤语的了解也不仅仅是皮毛。为了寻找某种失落的方言或是宗教仪式中的关联，他往往会在山区徒步旅行几百英里。他撰写了许多关于语言学、婚姻风俗、照明和猴子的论文。他在丛林深处发现过失落的神庙，赢得过耶稣会不许他接受的许多奖项。经过六年的无畏探索和寻知之后，他不仅成了耶稣会赖以知名的那种学术典范，也成了一位完完全全的神父。

可是很少有什么秘密能经过六年还不被人发现。渐渐地，关于他的故事开始蒙上了丑陋的阴影。汉森浑身都是刺青。汉森是个色鬼。现在可别瞧啊，过来的那个女的是汉森的一个情妇。

性质太恶劣，持续的时间又太久，这两点害了汉森：他们一开始调查，就发现他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问题，他走过的每一段旅程都有弯道。这儿一个女人，那儿一个女人——还有一两个男朋友——唉，据我观察，这种小小的过错在全世界的神父圈子里都是犯的人多，不犯的人少。

然而，如此肆无忌惮的放纵行为竟然发生在他到过的每一个部落、每一条有伤风化的小巷。他们现在才发现，这种不知疲倦的堕落之举已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明目张胆地进行了十多年。按照西方的标准，汉森碰过的许多女孩刚有资格领受第一次圣餐，更别说躺到婚床上去了——其中的很多女孩还处在教会的保护之下——这样一来，汉森以突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方式，变成了一个无法信任的人。面对汉森长期以来不知悔改犯下的种种罪过，会长的反应更多的是伤心，而不是愤怒。会长命令汉森回罗马，并且在他到达之前先送了一封信给教区总会长。会长伤心地对汉森说，去过罗马之后他很可能会被派到西班牙的洛约拉，那儿的耶稣会心理治疗专家会帮助他正视这些可怕的弱点。洛约拉之后——唉，那会是一个新的开始，也许会派他到另一个半球去，再待上十年。

但是汉森也和他的母亲一样固执，坚决不愿意离开这块收养他的地方。

教导他的神父毫无办法，只得打发他去了偏远山区里的一个教会，那儿的主管是个传统派，奉行更为严厉的教义。汉森在那里被蛮横地软禁起来。别人像看管疯子一样看管着他。他不能离开自己待的那座屋子，不许读书看报，不许有人陪伴，连大声笑笑都不行。人们遭到囚禁时的反应各不相同，就像他们站到高处、挨冻或是临死时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一样。汉森的反应非常糟糕，三个月之后他再也无法忍受了。看管他的教友陪着他去做弥撒的时候，他把其中一个人摔下了楼梯，另一个被吓跑了。这之后他又回到雅加达，身上既没有钱也没有护照，就躲进了他熟门熟路的那些妓院。那儿的姑娘们都很照顾他，作为报答，他就替她们拉皮条、当保镖。他还给客人端啤酒、洗杯子，把捣乱的家伙赶出去，听别人忏悔，接济别人，还跟孩子们在后面的房间里一起玩。现在我了解他了，我知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既没有大惊小怪地抱怨，也没有惹是生非。他刚刚三十岁，欲望之火仍在熊熊燃烧。直到有一天，汉森又像往常那样受到了冲动的驱使，他刮掉胡须，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衣，自己走进了英国领事馆，要找回他那英国人的灵魂。

领事既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而是长年为情报部效力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听了汉森的故事，问了一两个乏味的问题，虽然表面上装得无动于衷，私底下却立即开始行动。许多年以来，他一直想找一个有汉森这种天赋的人。汉森放荡不羁的性格一点也没影响领事，他就喜欢他这个样子。领事发电向伦敦询问了汉森的背景情况；他借给了汉森为数不多的现金，还让汉森在三联收据上签字，因为他不想表现得过分热情。伦敦方面发来的回复把汉森的母亲标为“白色”，这表明她曾是情报部门的一名间谍。领事高兴得连杯子里的水都洒出来了。

又过了一个月，汉森有点懵懵懂懂的，这意味着他已经知道了，不过只知道了一半，但也有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有可能和被人们笼统称为英国情报机构的部门搭上了一点关系。又过了两个月，像以前一样从不安分的汉森跑到爪哇南部转了一圈，名义上是去寻找古代的卷册，实际上却是帮领事调查共产主义颠覆势力的情况，最近汉森把这类人当成了新的敌基督。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他怀揣着自己一直想要的崭新的英国护照，动身前往伦敦，只不过护照上写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名字。

我翻到汉森的训练记录摘要，他接受训练总共只有六个月。当时负责沙拉特的是克莱夫·贝拉米，他又高又瘦，爱搞恶作剧，是伊顿的毕业生。“在一切实用技能方面的表现均十分出色，”他在汉森的结业报告中写道，“记忆力一流，反应迅速，独立生存能力强。需要强力驾驭。如果我的船上发生兵变，第一个要挨鞭子的肯定是汉森。需要广阔的施展空间，得有个一流的指挥官。”

我又翻到他的行动记录。这一部分也看不出任何毛病。由于汉森还是个荷兰人，总部决定保持他的原有身份，刻意减弱他身上英国人的特点。汉森表示不服，不过他们制住了他。当时，几乎所有人（除了他们自己）都把身在海外的英国人视为美国人，只不过觉得他们没有美国人那么大的影响力罢了。因此，总部为了招到一个瑞典人恐怕都愿意去杀人，为了招到一个西德人也会去偷去抢。就连比较容易弄到手的加拿大人，总部也会笑脸相迎。回到荷兰之后，汉森正式与耶稣会脱离了关系，开始寻找东方就业的新机会。在那个年代，西欧各国的首都总共有二十多家东方学术机构。汉森一家一家地登门应聘，这个地方答应要他，那个地方也给出了承诺。法国的一家东方新闻社聘请他当特约通讯员。伦敦的一家周报在总部的敦促下也给他设了一个职位，条件是不从报社拿一分钱。他的掩护身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完善起来——范围很广，因此有理由四处旅行，随心所欲地问各种问题；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这样别人就搞不清他的财产状况，因为谁都不知道雇用他的好几个老板分别给了他多少钱，或是让他做什么工作。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也许是在随着帝国的衰落而逐渐减少，不过美国人在东南亚也是泥足深陷，他们跟越南在正式地打仗，跟柬埔寨在非正式地打仗，跟老挝则是在悄悄地打仗。虽说我们扮演着美国人跟屁虫的不光彩的角色，但能向他们提供像汉森这样可贵的才能，我们还是觉得很高兴。

间谍技术能做成许多事。它能够拍摄到农作物、壕沟、坦克、火箭发射场、轮胎印，甚至能拍到驯鹿迁徙的过程。哪怕是俄罗斯战斗机飞行员在四万英尺的高空放个屁，或是有中国将军在梦中打嗝，这种声音它都能捕捉到。但它无法取代人的理解。要是一个柬埔寨农民种在山坡上的庄稼被基辛格博士派来的没有标记的轰炸机炸得精光，女儿被卖到城里当妓女，儿子被哄骗得离开农田去替美国傀儡军打仗，或是为了保证家人的安全不得不加入红色高棉的队伍，间谍技术不可能告诉你这位农民心里的感受是什么。间谍技术也无法读出身穿黑色宽松裤的丛林士兵的唇语，他们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是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其倡导者是一个嗜血成性、曾在索邦大学接受教育的柬埔寨精神病患者144。间谍技术侦测不到一支非机械化部队排放的废气，破译不出一支没有无线电的部队的密码，计算不出靠甲虫和树皮就能生存下去的士兵需要多少给养，也无法估量那些一无所有、只能去赢得未来的人们会有怎样的士气。

可是汉森能够做到。汉森已经成了一个亚洲人，他可以不带食物徒步行走一个星期，可以蹲在部落里听村民的窃窃私语。早在当地人日益高涨的反抗之风吹动金边和西贡大使馆上的星条旗之前，汉森就可以预先判断出他们的情绪。他还能向轰炸机指示出——他的确这么做了，后来他觉得很后悔——他能向美国的轰炸机指示出哪些村子在窝藏越共分子。他也是个善于利用别人的家伙。他能从各行各业里招到帮忙的人，教他们怎么去看，去听，去记，去报告。他知道该告诉他们多少东西，知道该如何奖励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这么做。

先是几个月，然后是几年，汉森就这样在柬埔寨北部的所谓“解放区”里行动着，这些地区名义上处于红色高棉的控制之下。突然有一天，汉森从自己居住的那个村子里消失了。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村里的人也都给带走了。很快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这成了又一起发生在丛林中的失踪案。

他就这么死了，谁知道不久以前，他又在曼谷的一家妓院里死而复生。

“不用着急，内德，”史迈利往特拉维夫打电话时对我说，“你要是想再休息两天倒倒时差，我这儿也没什么关系。”

在史迈利的语言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尽快找到他并向我汇报，可别让我手上再搞出一个天大的丑闻。”

我们曼谷情报站的站长是一个为人粗鲁、性格专横的小个子男人，他名叫朗贝洛，是个秃顶，留着八字胡，我始终都不太喜欢这家伙。情报部对于年届五十的人不会再提供什么好机会。他们中间大部分人的身份已经暴露，许多人要么觉得太累，要么就是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觉得身份暴露不暴露都无所谓。其他人则去了私人银行或大企业，不过这种关系很少能长期保持下去。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适应公开的生活了。但是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托比·伊斯特哈斯和朗贝洛都名列其中——能够继续霸占着情报部里的位置，据这些人自己说，他们仍然很有价值。

朗贝洛的价值究竟是如何体现的，我始终都不知道。他是个无耻下流的家伙，我可以肯定，因为就算他真的精通什么，那也只是人的卑鄙天性。有谣言说他手里掌握着两个腐败的泰国将军，他们只听命于朗贝洛，别人一概不理。还有谣言说他曾经帮一位皇室成员干过很龌龊的事，根本不能说出口。不知道朗贝洛手里捏着五楼爵爷们的什么把柄，反正他们连一句对他不利的话都听不进去。“内德，看在上帝的分上，可别惹毛了朗贝洛，”史迈利恳求过我，“我知道那家伙很讨厌，但我们的确需要他。”

我在旅馆房间里跟朗贝洛见了面。对公开的世界而言，我名叫马克·西摩，职业是会计师，不想跑到大使馆或者朗贝洛的家里去招摇。我坐了二十个小时的飞机，跟他见面时已经快到黄昏了。朗贝洛说起话来像是从伊顿公学出来的出版商。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模样也挺像。

“我们能碰到那个狗杂种简直是太他妈的走运了，”他气冲冲地对我说，“当然了，我们得把触角放出去。得把耳朵贴到地上去仔细听。我们知道真相。听说过其他类似的案子。我们可不是麻木不仁的家伙。我们不想看到自己的情报员被捆在树枝上，连着几个星期被人在丛林里拖来拽去，当然，这期间红色高棉的那帮家伙肯定会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们可不是鸵鸟。我们知道真相。你那个棕色皮肤的家伙不遵守昆斯伯里规则145，你要知道，”他从满是汗渍的西服袖子里摸出一块手绢，使劲擦了擦那两撇傻里傻气的胡子，好像我向他暗示过情况恰恰相反似的，“换作普通的情报员，只要一夜就会哭喊着求别人给他一颗子弹了。”

“你确定他遇到了这样的事？”

“我什么都不确定，谢谢你，老伙计。只不过是传言而已。那家伙根本就不和我们说话，我怎么能确定呢？我们逼急了他就威胁说要动手！据我所知，红色高棉的人既没有见过他，也没听说过他。我从来都不相信荷兰人，在这地方我可不信——他们还以为这儿是自己的地盘。汉森绝对不是头一个，有许多人像他这样一出事就躲起来，事情过去之后活蹦乱跳地蹿出来，要奖章，要抚恤金。按照大家的说法，他的手指头一根也没少。从他躲藏的地方来看，他身上其他的部位也没少任何一块。是达菲·马奇班克斯发现他的。记得达菲吗？是个好小伙子。”

没错，我心里一沉，我记得达菲。我在档案里看到他名字的时候就想起他了。他派驻在香港，是个爱炫耀的骗子，喜欢快进快出地倒腾东西，从鸦片到弹壳什么都卖。在导向有误的几年时间里，我们还资助过他的办公室。

“纯粹是巧合，对达菲来说的确是这样。他是坐飞机到这儿来办事的。就一天时间。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然后就回去搂着老婆看书了。海上的休闲社团想让他帮忙，在岸边最好的地段买一百多亩地。他谈好了生意，然后大家一起去了一家色情餐馆，达菲和他的那帮生意伙伴——偶尔玩一玩达菲并不反对，他从来都不反对。那地方叫欢乐海洋，就在红灯区的中心。我听说那地方很高档，有隐蔽的房间，吃的东西也很不赖，要是你爱吃中国湖南菜的话。就是很干脆的交易，完事之后姑娘们也不会再来烦你，除非你不愿放她们走。”

在色情餐馆里，朗贝洛解释说，同时想方设法地暗示自己从来没去过这种地方，年轻的女服务员有的穿着衣服，有的不穿，她们坐在客人身边，喂客人喝酒吃菜，男人们在一旁谈着大生意。除此以外，欢乐海洋的一楼还设有一个按摩厅、一个迪斯科舞厅和一个现场表演厅。

“达菲跟社团的人敲定了生意，支票也转手了，他觉得很得意。所以他决定找个姑娘犒劳犒劳自己。他们谈好条件，就到包厢里去了。那姑娘说她口渴，点一瓶香槟给她热热身怎么样？当然，酒水她是有提成的，那儿的姑娘们都是这样。达菲的兴致高得很，所以他就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姑娘按了一下铃，冲着内部通话器大声说了几句，紧接着达菲就看到一个该死的欧洲壮小伙大步走进来，手里用托盘端着一个冰桶。放下托盘之后，达菲给了他二十泰铢的小费，那家伙用英语说了声‘谢谢’，倒是挺礼貌的，不过没有笑容，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就是汉森。丛林里的汉森。不是什么画像……就是他本人！”

“达菲是怎么认出他来的？”

“他看过汉森的照片啊，不是吗？”

“怎么会？”

“看在上帝的分上，汉森失踪的时候我们给达菲看过他那张该死的照片！我们把照片给所有认识的人看过，半个地球的人全他妈看过！我们没说为什么——我们只是说，要是见到这个人，就赶紧喊一声。这是总部的命令，谢谢你，可不是我的主意。我觉得这个法子也太他妈的不安全了。”

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朗贝洛给我们一人又倒了一杯威士忌。“达菲开着车飞奔回旅馆，立刻往我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是在凌晨三点。‘是你的那个人。’他对我说。‘哪个人？’我问。‘就是你给我寄来的那张漂亮照片上的人，差不多一年以前寄到香港来的。他在一家叫欢乐海洋的妓院里当招待。’你知道老达菲说话的样子。口无遮拦。第二天我派亨利过去了。这个该死的笨蛋把事情搞砸了。这件事我估计你也听说了吧？真倒霉。”

“达菲和汉森说话了吗？有没有问过他是谁？说过什么吗？”

“一句鸟话都没说。连正眼都没看他。达菲可是个老演员，顶尖的。他一贯是这样。”

“亨利在哪儿？”

“在楼下的大堂里坐着。”

“叫他上来。”

亨利是个中国人，是解放前山西省一个国民党军阀的儿子，也是我们常驻的首席间谍。不过我怀疑，他很早以前就在泰国警方那儿给自己又弄了一套保险，干着一仆二主的事，小日子过得很平静。

他身材矮胖，为人热切得过了头，浑身上下亮闪闪的，笑得也太多。他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链子，手上总拿着一个漂亮的皮面笔记本，里面还插着一支金笔。他的掩护身份是翻译。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翻译会拿着古驰笔记本到处炫耀，不过亨利这家伙有点与众不同。

“跟马克说说，上星期四晚上你在欢乐海洋都干了些什么蠢事。”朗贝洛气势汹汹地命令他。

“没问题，迈克。”

“是马克。”我说。

“没问题，马克。”

“给他的命令是过去看一眼。只要这么做就行了，”亨利还没来得及张口，朗贝洛就插了一句，“看一看，探探风声，然后赶紧出来，给我打电话。对不对，亨利？他要去看看故事是不是真的，探探风声，看看能不能找到汉森，但别去接近他，然后再向我汇报。是一次谨慎的、不需要接触的侦察行动。探探风声，汇报一下。好了，现在告诉马克你都干了些什么。”

亨利说，他先是在吧台喝了一杯，接着看了场表演。然后他让人去找妈妈桑，妈妈桑连忙跑了过来，还以为他有什么特别要求。那位妈妈桑是个中国人，和亨利的父亲来自同一个省，于是两个人立刻就拉近了关系。

亨利给妈妈桑看了自己的翻译证，说他正在写一篇关于她这家店的文章——精美的食物，浪漫的姑娘们，非常注意个人隐私和卫生，尤其是卫生。他说他拿着一家德国旅游杂志的佣金，那家杂志向来只推荐最好的场所。

妈妈桑上了钩，主动要带他在餐馆里参观参观。她带着亨利看了隐秘的餐厅、厨房、包厢，还有卫生间。妈妈桑把亨利介绍给那些姑娘们——还提出餐厅要免费招待他一回，不过他婉言谢绝了——还有总厨、看门人和保镖等等。不过，妈妈桑一直没介绍他认识那个大块头的西方人，到那时候亨利已经看见他三次了：一次是他端着一托盘的玻璃杯从餐厅去厨房；一次是推着一车酒瓶穿过走廊；还有一次则是从一扇敞开的铁门里出来，那扇门看来是通往酒水仓库的。

“哎，那个帮你送酒瓶子的欧洲人是谁啊？”亨利笑嘻嘻地冲着妈妈桑说，“他不会是付不起账单吧，只好留下来给你干活？”

妈妈桑也笑了起来。一说起欧洲人，或者是西方人，所有的亚洲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那个欧洲人跟我们的一个柬埔寨姑娘住在一起。”她鄙夷地回答说，因为在泰国的生态学之中，柬埔寨人的地位比欧洲人和越南人还要低，“他在我们店里遇到了那姑娘，爱上了她，想给她赎身，把她变成淑女。可是她不肯离开我们。于是他每天送那姑娘来上班，自己就留在这儿，一直到她能获得自由回家。”

“他是哪一路欧洲人？德国人？英国人？还是荷兰人？”

妈妈桑耸了耸肩膀。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亨利想着法子继续追问她。可是这个欧洲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每天送自己的女人到妓院来上班，她跟别的男人厮混的时候他还得到处送酒水，下班后再把她带回家，睡到自己的床上？那姑娘肯定很不一般！

“她是十九号，”妈妈桑说着又耸了耸肩，“她在店里的名字叫阿曼达。你想要她吗？”

不过，想出假扮记者这条妙计的亨利正在兴头上，不肯轻易转移话题。“那个欧洲人，他叫什么啊？他有没有什么故事？”他说话时的兴致更高了。

“他叫汉辛。他跟我们说泰语，跟那姑娘说高棉语。不过你可千万别把他写到杂志里，他是个非法移民。”

“我可以给他改头换面啊。文章里许多地方都得改头换面。那个姑娘是不是也爱他？”

“她倒是宁可跟她的朋友们一起待在欢乐海洋。”妈妈桑一本正经地说道。

亨利忍不住想去看一看。没有客人的姑娘们都懒洋洋地躺在玻璃墙后面的长毛绒沙发上，脖子上挂着号码牌，别的什么都没穿。她们有的在聊天，有的在修指甲，有的则盯着一台接收效果不好的电视机发愣。亨利看的时候，十九号听到招呼站起身，拿起小手包，披了件衣服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她年纪很轻。许多姑娘都会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好躲过规定的限制——尤其是身无分文的柬埔寨姑娘。可是那姑娘，亨利说，看起来都还不到十五岁。

从那时起，亨利过度的热情开始把他引入歧途。他向妈妈桑道了别，把车开进餐馆后门对面的一条小巷，坐在车里守着。凌晨一点钟刚过，餐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下班了，汉森也在里面，个子比其他人足足高了一倍，用胳膊搂着十九号姑娘。在广场上，汉森和那姑娘想找辆出租车，亨利竟然冒冒失失地把车子开到了他们旁边。半夜的那个时候皮条客和黑车司机到处都是，这两个行当亨利以前还都干过，所以他很可能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个主意。

“想去哪儿，先生？”他用英语和汉森打招呼，“要我送你们过去吗？”

汉森报的地址在一个贫穷的郊区，得往北走五英里。商量好价钱之后，汉森和那姑娘坐到后排座位上，他们就出发了。

这时候，急切的亨利有点得意忘形了。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出于某种事后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原因，他认为此时最佳的行动策略就是把猎物和那个姑娘一起送到朗贝洛家里去，那地方不在北边，而是在西边。当然，这个大胆的行动他根本没提前告诉朗贝洛，连他自己都没什么思想准备。亨利根本不知道朗贝洛在不在家，也不知道他究竟能不能在凌晨一点半跟一个失踪长达十八个月的前任间谍谈话。可是在那个时候，控制着亨利思维的并不是理性。他是个情报员，世界上有哪个情报员一生中不会干出一两件愚蠢透顶的事？

“你喜欢曼谷吗？”亨利愉快地问汉森，希望他的乘客不会注意到自己走的路线。

没有回答。

“来这儿很长时间了吧？”

没有回答。

“你的姑娘真不错。很年轻，很漂亮。你常和她在一起吧？”

那姑娘把脑袋靠在汉森的肩膀上。亨利从后视镜里看到她已经睡着了。不知为什么，这个情景让亨利变得更加激动。

“你想不想找个裁缝，先生？整夜都开的裁缝店，很棒的？我带你去吧。很好的裁缝。”

他猛然把车拐进一条小巷，假装在找他那个拙劣的裁缝，其实他是在飞快地往朗贝洛家开。

“你为什么要往西边走？”汉森问道，这是他头一次开口说话，“我不想到那边去。我也不想找裁缝。回到大路上去。”

亨利连最后的一丝理智也彻底丢掉了。汉森的块头那么大，又坐在他身后的有利位置上，这突然间让他觉得很害怕。汉森要是带着枪怎么办？亨利猛地一踩刹车，把车停了下来。

“汉森先生，我是你的朋友！”他用泰语喊道，那口气跟求人饶命没什么两样，“朗贝洛先生也是你的朋友。他为你感到骄傲！他想给你一大笔钱。请你跟我走吧，不会有问题的。朗贝洛先生见到你会非常高兴！”

这是那天晚上亨利说出的最后几句话，因为紧接着汉森就猛力一推他的座椅，亨利的头差点直接撞穿挡风玻璃。汉森下了车，把亨利拖到街上。这之后，汉森把亨利拎起来，一下子甩到街对面，把几个正要睡觉的乞丐吓得够呛。乞丐们开始又哭又闹，汉森大踏步走到亨利身旁，低下头怒视着他。

“你告诉朗贝洛，他要是来找我，我就杀了他。”他用泰语说道。

然后他带上那姑娘沿着街往前走了，想找一辆好点的出租车。那姑娘在打瞌睡，汉森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

听完这两个人的故事，我突然感到疲惫得要命。

我把他们俩打发走了，让朗贝洛第二天早晨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们，我得睡一觉倒倒时差，然后才能做出决定。我躺了下来，却一下子变得极其清醒。一个小时之后，我来到了欢乐海洋，花五十美元买了一张门票。我按照当地的风俗脱了鞋，没过多久就穿着袜子站在装点着霓虹灯的小包厢里，盯着十九号姑娘那张没有表情、浓妆艳抹的脸。

她穿着一件廉价的丝绸上衣，衣服上印着老虎的图案，但衣服从领口以下全敞开着。里面什么都没穿。浓艳的日式化妆遮住了她的肤色。她朝我微笑着，一只手迅速地伸向我的胯下，但我拿开了她的手，放回她身旁。她的体格十分纤弱，竟然能胜任这种工作，实在是让人费解。她的腿比大多数亚洲姑娘的腿都要长，皮肤也白得非同一般。她扔掉上衣，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就跳到了那张磨损的躺椅上，摆出了一个自以为很淫荡的姿势，一边爱抚着自己，一边发出欲火中烧的喘息声。她翻了个身侧过来，屁股向外撅着，把黑色的头发披散在肩膀上，让小小的双乳从发间的缝隙里露出来。看到我并没有上前，她又仰面躺下，冲着我分开大腿，挺起髋部，叫我“亲爱的”，还求我“快点”。接着她又猛地别过身去，好让我欣赏她的后背，大腿仍然敞开着邀请我。

“坐起来。”我说道，于是她坐起身，又等着我主动上前。

“穿上衣服。”我说。

她好像有点莫名其妙，我就帮她穿上了衣服。亨利用高棉语替我把要说的话写了下来。“我想和汉森谈谈，”纸条上这么写着，“我准备帮你和你的家人弄到泰国的证件。”我把纸条递给她，看着她仔细地读。她识字吗？我看不出来。我递给她一个普通的白纸信封，是给汉森的。她接过信封打开了。信是打印出来的，语气并不温和。信封里装着两千泰铢。

“作为弗农神父的一位老友，”我写道，用的是汉森熟悉的代号，“我必须告诫你，你违背了和我们公司签订的合约。你袭击了一位泰国公民，你的女朋友是个非法的柬埔寨移民。我们恐怕没别的选择，只能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当局。我的车停在街对面。把信封里的钱交给妈妈桑，今晚就不要上班了，十分钟后来找我。”

她拿着信离开了小包厢。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外面的走廊里有多嘈杂：刺耳的音乐、细小的笑声、充满欲望的呢喃，还有摇摇欲坠的下水道里哗啦啦的水声。

我的车门没锁，他坐在后座上，那个姑娘在他旁边。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知道他肯定会把那姑娘带来。他块头很大，很强壮，这我已经知道；可是他也很憔悴。在昏暗的光线下，能看到他留着黑胡须，眼眶深陷，没有光泽的双手紧张地攥着副驾驶座的靠背，看起来跟档案里的照片一点也不像，倒像是他曾崇拜过的一位圣人。那姑娘蜷着身子紧挨在他旁边坐着，要拿他的身体当庇护。我们刚开出不到一百米，一场暴雨像瀑布似的浇了下来。我把车停在路边，我们三个人都盯着淋得透湿的挡风玻璃，看着水流从水沟和洞穴里漫出来。

“你是怎么到泰国来的？”我用荷兰语大喊。雨水打雷似的下在车顶上。

“走来的。”汉森用英语回答。

“从哪儿入境的？”我也改用英语喊道。

他说了一个镇子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亚兰”146。暴雨停了，我开了三个小时的车，那姑娘一直在打瞌睡，汉森坐在旁边守护着她，警觉得像只猫，也像猫一样默不作声。我选了一家在曼谷的《国家》杂志上做过广告的海边旅馆。我想让汉森离开他自己的环境，进入一个受我控制的环境之中。我领了钥匙，预付了一晚的房费。汉森和那姑娘跟着我走上了一条通往海滩的水泥路。旅馆的一座座小屋面朝大海围成了一个半圆形，我的那间屋子在半圆的一头。我打开门，先走了进去。汉森跟着进来了，然后是那个姑娘。我打开了电灯和空调。那姑娘还犹犹豫豫地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但汉森已经踢掉鞋子走到了房间中央，用那双深陷的眼睛四处打量着。

“坐下。”我说道。我拉开冰箱门。“她要不要喝点东西？”我问。

“给她拿罐可口可乐吧，”汉森说，“加点冰。这儿有酸橙吗？”

“没有。”

他看着跪在冰箱门前的我。

“你喝什么？”我又问。

“水。”

我又开始找：玻璃杯、矿泉水、冰块。我忙着找东西的时候，听见汉森用高棉语温柔地对那姑娘说了点什么。她好像不同意，但汉森说服了她。我听见他进了卧室，然后又走了出来。我爬起身，看见那姑娘已经蜷缩在墙边的一把坐卧两用长椅上，汉森正弯着身子给她盖毛毯，再把毯子掖好。掖好之后，他关掉了她头边的灯，用指尖轻轻碰了碰她的脸颊，然后迈开大步走到落地窗前，凝望着大海。一轮红色的满月挂在海平面上。天空中聚起的乌云就像是一座座黑乎乎的山峦。

“你叫什么？”他问我。

“马克。”我回答说。

“这是你的真名吗，马克？”

我们对彼此最确实的了解，来自于我们的本能。我看着汉森的身影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大海，月光勾勒出了他备受摧残的脸上的道道伤疤和凹坑。我知道这位堕落的神父把我当成了他忏悔的对象。

“你想叫我什么都行。”我说道。

你得想象出这样的一个声音：英语发音很重，但并不自如，音色浑厚，语气透着震惊，好像说话的人根本没料到自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略带一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那种口音。小屋周围没有灯，设计成这样就是为了便于行苟且之事。屋子俯瞰着一个小小的灯光游泳池和一座混凝土堆成的假山。从这堆破烂东西往外，就是壮观而又平静的亚洲海洋。海面上倒映着一道宽宽的月光，星星在水中像太阳黑子似的闪闪发亮。几个渔民直着身子站在舢板上，把圆形的渔网撒进水中，再慢慢把网拖上来。

你得想象一下，在画面的前景处，就是汉森那粗砺而高大的身影。他光着脚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会儿站在落地窗前，一会儿坐到椅子扶手上，接着又悄无声息地溜到另一个角落。还有他的声音：一会儿激烈，一会儿低回，一会儿激动不已，一会儿又和他的身体一样连着停歇好几分钟，积蓄点力量再接受下一次的折磨。

那个柬埔寨姑娘还躺在两用长椅上，身上裹着毛毯，弯着胳膊以亚洲人的方式枕在脑袋下面。她醒着吗？她能听懂他说的话吗？她在不在乎？汉森很在乎。每次从她旁边走过时，他都会停下来低头看看她，或是掖一掖她脖子边上的毛毯。有一回，汉森还在她身旁的地上坐下来，热切地盯着她闭上的眼睛，把掌心贴在她的额头，好像要试试她有没有发烧。

“她要加酸橙，”他低声说，“光喝可口可乐她觉得一点都没意思。酸橙。”

我已经让旅店的人去拿了。酸橙来了，是前台的一个男孩子送过来的。汉森煞有介事地为她榨了橙汁，然后扶她起来喝。

他最开始问的几个问题大致是想弄清楚我在情报部所处的地位。他想知道上头派我过来时给了我什么权限，有何指示。

“我做过的事不值得感谢，”他警告我说，“轰炸村子有什么可谢的？”

“可是你也许需要帮助啊。”我说。

他的反应是正式告诉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绝对不会再为情报部工作。这句话本来应该是由我来告诉他的，不过我忍住了。汉森说，他本以为自己是在为英国人工作，可没想到竟然成了杀人犯的帮凶。做出以前那些事的时候，他简直是另外一个人。他希望那些美国飞行员也和他一样。

他问起自己手下那些间谍的情况——某某农民、某某米贩子，等等。他问起自己费尽周折组建起来的潜伏情报网，当时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止红色高棉的力量有一天会冲出丛林打进城市。无论是我们还是美国人，尽管听到过许多警告，总还是觉得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发生。但汉森觉得有这个可能。汉森就是发出警告的人之一。汉森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基辛格的轰炸机就是龙齿147，虽说他自己也曾为轰炸机指示目标。

我向他保证，他的那些情报来源里还没出现被逮捕的迹象。“我能相信你吗？”他问道。

“这是事实。”我听出了他语气里的恳求意味。

“这么说我没有背叛他们。”他难以置信地低声说。有那么一会儿，他坐在那儿双手抱着头，好像脑袋要裂开似的。

“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是被红色高棉抓走的，任何人都不应该指望你能守口如瓶。”我说。

“守口如瓶！我的天哪，”他几乎笑了出来，“守口如瓶！”他突然站起来，一转身又走到窗前。

借着月光，我看到他留着胡须的那张大脸上挂着一颗颗汗珠。我跟他说，情报部打算体面地解除和他的关系，但我的话刚讲到一半，他就举起两只胳膊使劲往旁边伸，仿佛要看看关着他的牢笼有多大。发现两只手并没有碰到任何障碍，他又把手垂了下来。

“让情报部见鬼去吧，”他轻声说，“让西方见鬼去吧，见他妈的鬼。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在这儿打我们的战争，兜售我们的宗教观念。我们对亚洲犯下了罪行：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现在还有美国人。我们对伊甸园的孩子们犯下了罪行。愿上帝原谅我们。”

我的录音机摆在桌上。

我们在亚洲。汉森的亚洲。我们犯下罪行的亚洲。听着热火朝天的虫鸣声。据说泰国人和柬埔寨人都喜欢拿牛蛙来打赌，押下大把钞票赌它到底能打多少个嗝。房间里光线昏暗，时间被遗忘了，连这个房间也被遗忘了；月亮已经升到了看不见的高空。越南战争又回到了我们身旁，我们现在和汉森一起置身于柬埔寨的丛林，这儿几乎没有任何现代的舒适享受，除非我们能把在几英里上空盘旋的美国轰炸机算进去。它们就像是一群耐心的老鹰，等着计算机告诉它们接下来该摧毁什么目标：比如说一群牛，它们的尿液被隐藏的探测器误判为一队军车排出的废气；比如说一群孩子，他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被误判为军事命令。美国突击队员把探测器藏在了汉森为他们指示出的补给线上——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探测器并不像汉森那么熟悉情况。

我们现在置身于美国飞行员说的“敌方地区”，不过在丛林里“敌”与“我”的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置身于红色高棉的一个“解放区”，这里成了越共部队的庇护所，他们希望从侧翼袭击美国人，而不是从北方迎头发起攻击。然而除了这些战争的表象之外，在这个地图上都没有标注的地区（除了游击队士兵的地形图），我们周围的人根本没有对所谓的敌人形成统一认识。照汉森的说法——不管他说这话时的身份到底是神父、罪人、学者还是间谍——这个地方太像天堂了，像得简直都没了区别。

乘吉普车沿着小路开出几英里，有一处古老的佛教寺庙，这是汉森在村民们的帮助下从层层植物之下清理出来的。从表面上看，寺庙也是他待在这里的原因。因为这座寺庙，他得做笔记，得发送无线电信号。不断会有人登门拜访他，常常是天黑才来，天亮就走，也是因为这个。他住的那个部落聚居在河岸边的一块空地上，屋子下面都用支柱撑着。那条河水很好，河畔平原土地肥沃，一层层梯田直通往高处的雨林，常常会笼罩在蓝色的雾气之中。汉森的屋子建在高高的山坡上，这样有助于增强无线电接收的效果，也能让他看到山谷里进进出出的一切。雨季的时候，他习惯把吉普车留在村子里，吭哧吭哧地步行回家。旱季的时候，他会直接把车开进自己的院子，车上常常载着村里一半的孩子。经常会有十几个小孩一等他回来就往车后的挡板上爬，就为了享受一下从村子到院子的五分钟车程。

“有时候我的女儿也在里面。”汉森说。

朗贝洛和档案里都没提到汉森有个女儿。如果他向我们隐瞒了女儿的事，那就算是严重违反情报部的规定——不过天知道，那个时候情报部的规定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根本就不足介怀。尽管如此，汉森还是停了下来，在黑暗中瞪视着我，仿佛在等着我的指责。但我一句话都没说。我想成为他倾诉的对象，也许他已经等了许多年了。

“我还在当神父的时候，去过柬埔寨的许多寺庙，”他说，“在那儿我爱上了村子里的一个女人，还让她怀了孕。当时还是柬埔寨最好的时候。西哈努克当政。我一直和她待在一起，直到孩子出世。是个女孩儿，我给她取名叫玛丽。我给了玛丽的妈妈一些钱，回到雅加达，但我非常非常想念孩子。我又寄了些钱过去。我给村里的头人寄钱，托他好好照顾她们母女俩。我给她们写信。我为女儿和她妈妈祈祷，发誓总有一天要好好照顾她们。一回到柬埔寨，我就把她妈妈接到了我家里，虽然这么多年之后她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美貌。我的女儿有个高棉语的名字，但自从她生下来我就叫她玛丽。她喜欢这样。她很骄傲有我这么个父亲。”

汉森似乎很想向我表明，玛丽很接受她的这个欧洲名字。这不是美国名字，他说。是欧洲名字。

“我家里也有别的女人，不过玛丽是我唯一的孩子，我非常爱她。她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不过，就算她长得很丑，很没礼貌，我也会一样地爱她。”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有力，在我听来还带着警告的意味，“从来没有哪个女人、男人或是孩子，能让我这么投入地去爱。可以说，玛丽是除了我母亲之外，我唯一全心全意地爱过的女人。”他在黑暗中盯着我，看看我是不是敢怀疑他的热情。不过我已经受到了汉森魔力的影响，什么都没有怀疑，而且把关于自己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包括我母亲去世的事在内。他在篡夺着我的身份，占据着我的头脑。

“一旦你接受了上帝这个奇迹般的概念，你就会知道真正的爱是不容置疑的。也许只有罪人才能理解这一点。只有罪人才知道上帝的宽恕是多么伟大。”

我好像明智地点了点头。我想起了耶日上校。我在想，汉森干吗非得解释他没法去质疑自己的女儿？他说起女儿的时候，为什么要为自己的罪孽担心？

“那天晚上我开车从寺庙回来，虽说当时是旱季，孩子们却没在部落里等我。我有点失望，因为那天我们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我想告诉玛丽。肯定是学校里在举办活动，我心想，可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活动了。我开车上山回到院子里，喊着玛丽的名字。院子里空荡荡的。门房也没人。女人们做饭的锅也是空的，丢在支柱底下。我又喊了一声玛丽，然后喊了我妻子。再然后就随便乱喊。没人来找我。我开车回到了村里。我走进了玛丽的一个小朋友的家，又去了第二家、第三家，不停地喊玛丽。连猪和鸡都不见了。我到处找有没有血迹以及搏斗的痕迹。什么都没有。但我找到了通往丛林的脚印。我开车又回到院子里，拿起铁锹把电台埋在树林里两棵大树的中间，那两棵树连成一线朝向正西方，旁边有一个形状像人的老蚁冢。我憎恨自己为你们做的一切，憎恨自己说过的一切谎言，为你们的，为美国人的，现在也还是这样。我走回屋子，取出藏好的密码本和设备，把它们都毁掉了。我觉得很高兴。这些东西我也恨。我穿上靴子，往帆布背包里装了能吃一周的食物。我用左轮手枪朝着吉普车的引擎开了三枪，让车子无法开动，然后跟着那些脚印走进了丛林。吉普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侮辱，因为车是你们买的。”

汉森独自一人出发了，去追踪红色高棉的队伍。换作别的人——甚至那些并不是西方间谍的人——即便他们的妻子儿女被绑走，在这么做之前也会考虑再三。但汉森不会这样。汉森只有一个念头，而且身为一个绝对论者，他想到了就去做了。

“我不能让自己远离上帝的恩赐。”他说。他这么说是怕我不知道，他只有拯救了女儿的性命，才能拯救自己不朽的灵魂。

我问汉森他走了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起初他只是夜里走，白天就躲起来休息。但阳光折磨得他坐立不安，渐渐地他抛却了丛林中的常识，白天也开始走。一路前行的时候，他回想着玛丽经历过的每一件事，从她出生的那一晚开始：他把玛丽从妈妈的肚子里接出来，用一把宗教仪式上用的竹刀割断脐带，叫帮忙的女人送来了热水，好给女儿擦洗。既是神父也是孩子父亲的他用那水给女儿洗礼，给她取名叫玛丽，那是汉森母亲的名字，也是圣母的名字。

他记得有许多夜晚，玛丽在他怀里睡着了，或者是睡在他脚边用灯芯草编成的摇篮里。他看着玛丽在火光下吃奶。他痛骂自己那些年抛下玛丽去了雅加达，还到英国接受训练。他痛骂自己为情报部做的不义的工作，痛骂自己的种种弱点，还有他对亚洲的背叛。汉森说的是他给美国轰炸机指示目标的事。

他回想着自己用英语和荷兰语给玛丽讲故事、唱摇篮曲哄她睡觉的时刻。他心里在乎的只有自己对女儿的爱，他知道自己需要女儿，女儿也需要他。

他一直追随着那些脚印，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踪迹可循。他已经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了。别的部落也碰到过这样的事，但汉森所在的地区还没有。士兵们在夜里包围了部落，一直等到天亮，那时候身强力壮的村民都去田里干活了。他们先抓住身强力壮的人，然后偷偷溜进村子抓住老人和小孩，再把牲畜带走。士兵们是要补充给养，不过这样一来他们的力量也壮大了。他们当时很匆忙，否则就会仔细搜索屋子里的东西，不过他们想趁着被人发现之前回到丛林里去。没过多久，在一轮满月的照耀下，汉森发现了证明他这种推断的可怕证据：那是店主老夫妻赤条条的尸体，手被捆在背后。是因为他们跟不上队伍？因为他们长得太丑？还是因为他们俩吵架？

汉森走得更快了。他在感谢上帝，因为玛丽的长相完全跟亚洲人一样。大部分混血儿身上的欧洲特征都很明显，亚洲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汉森虽然身材高大，肤色却很黑，身材也细瘦，再加上他那皈依了亚洲的心灵，所以才生出一个活像亚洲人的女儿。

第二天夜里，路旁边又出现了一具尸体，汉森胆战心惊地走过去查看。是昂赛，那个好跟人争辩的女教师。她的嘴巴大张着。是抗议的时候被人开枪打死的，汉森作出了判断，又心急如焚地往前赶。他要去追寻玛丽，那是他最纯粹的爱，和圣母同名的他的女儿，只有她才能让他免遭堕落。

汉森不知道他追踪的是怎样的一支队伍。是不是那些害羞的男孩子，他们会在夜里敲响你的房门，为士兵们讨一点点米？还是那些整天紧绷着下巴、把亚洲人的笑容视为西方堕落象征的干部？他记得还有那些生性怪癖的家伙，他们因生活所迫聚集在一起四处抢掠，更像是强盗，而不是游击队员。但汉森已经看出来了，走在他前头的这支队伍还算是有点纪律。如果是一帮没有纪律约束的士兵，他们就会留下来把村子抢掠一空。他们会在那儿扎营，大吃一顿以示庆祝。在发现昂赛尸体的第二天早晨，汉森睡觉时特别小心地隐藏自己。

“我有一种预感。”他说。

在丛林里，忽略预感你就会遇到危险。他把自己藏在深深的矮树丛里，还往身上涂了泥巴。睡觉的时候他手里握着左轮手枪。傍晚时分醒来，他闻到了烧木头的烟味，还听得到尖厉的叫声，睁开眼一看，只见几支自动步枪的枪口正对着他。

他说起了那些锁链。丛林里的战士受过训练，行动时向来轻装上阵，可是他们竟然能带着十几套沉重的镣铐走上几百公里——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到现在他都想不通。可是的确有人带着这些镣铐，有人在丛林里清出一片空地，在空地中央打进一根铁桩，把十二个铁环套在铁桩上，再将十二套锁链和铁环拴到一起，这样就可以锁住十二个特殊的犯人，任凭他们被日晒雨淋、挨冻，或是暴露在黑暗之中。汉森描述了那些锁链的形状。说到这儿时，他突然换成了法语。我猜他这是想用另一种语言来保护自己。“……铁链有一根共用的铁杆，上面连着脚铐……我们每个人的一只脚被铐在里面……我被拴在铁链的末端，因为我的脚踝太粗，铐不进去……”

我瞟了一眼那姑娘。她睡得好像比刚才更沉了。简直像死了一样，或者是昏迷不醒。我意识到汉森是不想让她听到不该听的话。

到了白天，汉森继续用法语说道，我们的脚铐被松开，这样就能跪着甚至是爬行，但爬不了多远，因为我们还被锁链拴在铁桩上，彼此的身体也很碍事。只有到了夜里，我们的脚镣被连在营地周围的柱子上时，才能伸开四肢平躺下来。汉森说，可用的锁链的数量决定了特殊犯人的数量，这些特殊犯人全都是从村子里比较有钱的人中挑出来的。他认出了村里的两个老人，还有那个精瘦精瘦、四十岁左右的寡妇，她名叫拉，据说有预言的本事。还有贩大米的刘姓三兄弟，他们是出了名的吝啬鬼，其中一个看起来好像已经死了，因为他蜷着身子倒在锁链上，活像一只没毛的刺猬。只有他的抽泣声证明他还活着。

汉森最害怕的事就是被俘虏，他怎么样？他对锁链是什么反应呢？“我是为了玛丽才戴上锁链的。”他的法语说得很快，语气里透着警醒，我越听越感到佩服。

不算特殊的犯人被关在空地边缘的栅栏里，时不时就会有一个人被带到或是拖到司令部，在一座小山坡后面看不到的地方。审问的时间不长。几个小时的尖叫之后，就会传来一声枪响，丛林又恢复令人不安的宁静。被带去审问的人没一个回来。包括玛丽在内的孩子们可以到处转转，但他们不能接近犯人，也不能爬上遮挡住司令部的那座山坡。胆大的孩子们一路上已经和年轻的战士混熟了，经常围着他们转来转去，想帮他们跑跑腿，或是摸摸他们的枪。

但玛丽从来不跟任何人待在一起。她坐在柱子另一边满是尘土的空地上，从早到晚都守望着她的父亲。就连他们把玛丽的母亲从栅栏后面拖出来、她在小山坡后面大喊着汉森的名字、接着尖叫求饶，最后枪声照例响起，玛丽的眼睛都一刻没有离开过汉森的脸。

“她知道吗？”我用法语问道。

“整个营地的人都知道。”他回答。

“她喜欢她母亲吗？”

是我在想象，还是真的？汉森好像在黑暗中闭上了眼睛。

“我是玛丽的父亲，”汉森说，“但她们俩之间的关系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怎么会知道母亲和女儿两个人彼此憎恨？是因为我感觉到汉森对玛丽的爱有嫉妒的成分，而且很苛刻吗？就像他对所有事物的爱一样，必须是完完全全的，不允许任何竞争者插手？

“他们不准我跟她说话，她跟我说话也不行，”汉森说，“特殊犯人不能跟任何人说话，不然就会送命。”

哪怕是呻吟一声也能让你送命，刘姓兄弟里的一个倒霉家伙就是这样，他被卫兵用步枪的枪托活活打死，再也不能出声了。第二天早上，栅栏后面另一个畏畏缩缩的人取代了他的位置。不过玛丽和父亲之间用不着说话。锁链加身的汉森无助地躺着，他看到女儿脸上的坚忍神色，那和他自己心底充满热情的坚定意志是一样的。有了玛丽的支持，他可以承受一切。只有他们俩才能拯救对方。玛丽对父亲的爱是那么强烈，那么专注，正像他对女儿的爱一样。对此我毫不怀疑。虽然他非常痛恨被别人囚禁，他却感谢上帝让自己能和玛丽在一起。

一天又一天过去，汉森还是被锁在铁桩上，在烈日下暴晒，夜里冻得瑟瑟发抖，泡在自己排泄的污物里浑身发臭，可是他的目光和精神始终集中在玛丽身上。

与此同时，他也在苦苦思索，怎样才能逃脱自己所处的困境。

从一开始，汉森就很清楚自己是个知名人物。如果那些人打算要俘虏一个欧洲人，他们就应该趁着汉森离开家之前发起袭击，事后还会把他的房子搜查一遍。他是一笔意外到手的财富，他们在等待命令，看看究竟该拿他怎么办。拴在铁桩上的其他人先后被带走，接着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刘姓兄弟里的一个和那个女预言家。经过许多天大呼小叫的审讯之后，这两个人又出现了，还成了营地的管理者。他们虐待自己以前的同伴，千方百计地讨好那些士兵。

营地里组织起教导班，每天傍晚孩子们和选出来的几个幸存者坐在树荫下围成一圈，听一个头戴红色发带的年轻政委滔滔不绝地训话。汉森忽冷忽热地受着煎熬的时候，总能听到那个政委尖厉的叫声，听着他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痛骂可恨的帝国主义者。起初汉森很痛恨这些课程，因为它们把玛丽从他身边带走了。不过他只要费点儿劲，还是能抬起头看见玛丽挺直身体坐在圈子的最外头，隔着空地凝望着他。我是你的母亲，是你的父亲，也是你的朋友，他在心里对玛丽说。我就是你的生命，哪怕我得放弃我自己的。

有些时候汉森又责备自己把玛丽生得太好看，他觉得这是上帝对他四处留情的惩罚。玛丽那时才十二岁，但毫无疑问是营地里最漂亮的姑娘。虽然性事对于红色高棉的干部们来说是被禁止的，理由是这种资产阶级的行为会破坏他们的革命意志，但汉森总能注意到身穿薄衣的玛丽走来走去的时候，她的身体对年轻的士兵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呆钝的眼神直愣愣地盯着她破烂的棉布裙子下刚开始发育的乳房和扭动的腰肢，他们冲着她吼叫时，声音也变得嘶哑了。更可怕的是，他知道玛丽也意识到了那些士兵的欲望，她越来越明显的女性意识对这欲望做出了反应。

后来就到了那个早晨，汉森被囚禁时的种种例行待遇突然莫名其妙地改善了，他也越来越担心，因为下令这么做的就是那个头戴红色发箍的政委。在两个士兵的陪同下，那个政委命令他站起来。可是他站不起来，于是两个士兵就扶着他站起身，一人架着一条胳膊，拽着他踉踉跄跄地来到河边的一块地方，那儿的水湾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水塘。

“洗洗。”年轻的政委命令道。

有好多天了——自从他们把他拴起来以后——汉森一直徒劳无功地要求他们让他洗一洗。第一天晚上他冲着他们大吼：“带我到河边去！”结果他们打了他一顿。第二天早晨，带着锁链的他在地上扭来扭去，冒着再次被毒打的危险，喊着要找一位有责任心的同志，就是为了保证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关押他的人理应尊重这种权利，所以也应该去保护这种权利。

在士兵们的注视下，汉森勉强活动着备受折磨的四肢开始洗澡——虽然那简直像是钉在十字架上受刑——他用细细的河泥擦洗了身子，洗完之后又被带回铁桩旁边。每次来回的路上，他都会从最爱的玛丽身边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经过，她习惯待在那一圈柱子的外面。能离她这么近，能看到她眼中的勇气，汉森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可是他始终抑制不住地想，现在这点难得的优待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女儿为他换来的。政委咕哝着向玛丽打了个招呼，玛丽也抬起头冲着他一笑，这时候汉森的痛苦之中又多了一层嫉妒的折磨。

汉森洗完澡之后，他们又给他拿来米饭——比他被俘这么长时间以来吃到的所有米饭都多。他们没让他像狗一样从碗里舔着吃，而是给他松了绑，让他用手。这样他就能偷偷地在手心里藏起一点米饭，趁着他们再把他拴起来之前，把米饭塞进上衣。

一整天他什么都没想，只想着衬衣里的那一团米饭，生怕活动身体时会把米饭压烂。我要重新把她赢回来，他心想。我要取代她崇拜的那个政委的位置。到了晚上，他们又领着汉森去了河边，他实现了自己一直在盘算的奇迹。走路时他故意踉跄得特别厉害，趁机把那团米饭丢在了玛丽的脚边，看着他的那两个士兵根本没注意到。从河边返回时他又从玛丽身边经过，让他暗自惊喜的是，那团米饭不见了。

但她的脸上却没有任何表示。只有她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神直直的、有时专注得似乎没了生气的眼睛，告诉汉森她已经回报了他全心全意的爱。是我自己没弄清楚，他们重新给他拴上锁链时汉森心想。她是贞洁的，她能活下去。那天晚上听着政委的教化课，他心里多了一份以前没有的宽容。继续哄骗他吧，他在始终和玛丽进行着的心灵感应式对话中这么敦促她。去引诱他，去迷惑他，赢得他的信任，但什么都别给他。玛丽肯定是听到了这些话，因为课程一结束，他就看到政委招手喊她过去训斥了一顿，可她始终一声不吭地保持着谦恭的态度。他看到她深深地低下了头。他看到她转身从政委旁边走开，头还低着。

第二天，还有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汉森都重复着这个把戏，自以为除了玛丽之外谁都没看见他的所作所为。每次他扭动身子时，那团米饭都会在他的肚皮上轻轻滚动，对他而言这就是一种莫大的安慰。我是在用自己的胸脯哺育着她。我是她的守护者，我保护着她的贞洁。我是她的神父，是我给了她基督的圣餐。

米饭成了他唯一在乎的东西。他整天都想着能用什么新办法把米饭偷偷送给玛丽，比如等到他从玛丽身旁经过的时候，可以把饭团往后甩，让它从破破烂烂的裤管里掉落下去。

“我做得过了头。”他轻声说，那语气就像是在忏悔的人。

因为他做得过了头，上帝把玛丽从他身边带走了。有一天早晨，他们突然松开他的锁链，领着他来到水塘边，可是玛丽并没在那儿等着领受他的“圣餐”。傍晚上教化课的时候，汉森看见玛丽的位置升到了政委旁边，他觉得好像听到她的声音比其他人都响，以一种新的自信吟诵着回答，就像在礼拜仪式上一样。夜色降临后，他在士兵们的篝火旁看见了玛丽的身影——她已经被接纳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起像同志似的吃着米饭。第二天，他根本就没看见玛丽，第三天也没看见。

“我简直想死。”汉森说。

不过，当天傍晚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绝望地等着士兵们给他锁上脚镣时，那个年轻的政委朝他走过来，穿着一身黑衣的玛丽跟在政委旁边。

“这个人是你的父亲吗？”政委问她。

玛丽的眼神并没有迟疑，但她好像在想该怎么回答。“我的父亲是安卡，”她最后说，“安卡是所有受压迫者的父亲。”

“安卡就是他们的党，”汉森没等我问就解释道，“安卡是红色高棉崇拜的‘组织’。在红色高棉的社会等级中，安卡就是上帝。”

“那你母亲是谁？”政委问玛丽。

“我的母亲是安卡。只有安卡才是我的母亲。”

“这个人是谁？”

“他是个美国特务，”玛丽回答说，“他往我们的村子里扔炸弹。他杀害了我们的劳动者。”

“他为什么要假装成你父亲？”

“他假装成我们的同志，想要欺骗我们。”

“试试这个间谍的脚镣。看看够不够紧。”政委命令说。

玛丽跪在汉森的脚边，那姿势和汉森教她跪下祈祷的姿势一模一样。有一会儿她把手捂在汉森溃烂的脚踝上，就像是基督在给人疗伤。

“你的手指能不能插进脚镣和脚踝之间的缝隙？”

慌乱之中，汉森做出了被锁上脚镣时一贯的反应。他紧紧绷住脚踝上的肌肉，这样再放松下来时就能多点活动的空间。他感觉到玛丽的手指在试脚镣。

“我能插进一个小指。”她说着举起了小指，这时她一直用身体挡着汉森的双脚，不让政委看见。

“插进去时很费劲还是很轻松？”

“很费劲。”她撒了谎。

看着他们走开的时候，汉森注意到了一个令他不安的现象。穿着那套黑衣服的玛丽走起路来竟然也和那帮丛林士兵一样鬼鬼祟祟、摇摇摆摆。尽管如此，自从被俘虏以来，那是汉森第一次戴着脚镣却睡得很安稳。她加入他们是为了欺骗他们，汉森安慰自己说。上帝在保护我们。我们很快就能逃跑了。

正式的审讯官是坐船来的，是个脸蛋光溜溜的学生，态度急切，总是皱着眉头。汉森心里给他起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学生。政委带领的一队欢迎人员在河岸边迎接他，然后陪着他翻过小山去了司令部。汉森知道他就是审讯官，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没转过头看在烈日下奄奄一息的最后一名囚犯。可是他看了玛丽。他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其他人也只好跟着停下。他站在玛丽身前，那张认真的脸离她很近，问了些汉森听不清的问题。他听着玛丽鹦鹉学舌的回答，脸始终离她很近。我的女儿成了兵营里的妓女，汉森绝望地想。但她到底是不是？他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红色高棉的部队会带着妓女，甚至没听说过他们会容忍这种行为。他听说的所有情况都与此相反。“安卡憎恶性。”一位法国人类学家曾告诉他。

那他们就是在用清教徒式的生活准则来吸引她。他们用一种比放荡更为可怕的激情把玛丽和他们捆在了一起。他脸朝下趴在地上，祈祷上天把玛丽因天真幼稚而犯下的罪孽加给自己。

我对汉森被审讯的情况并没有连贯的印象，因为他本人对受审就没什么记忆。我想起了自己在耶日上校手里的经历，相比之下简直是微不足道。不过，汉森能回忆起的情况也和我当时一样模糊不清。他们肯定严刑拷打他了，这毫无疑问。他们还专门为此做了个木头架子。但他们也很注意不让他送命，因为在刑讯的间隙他们会给他吃东西。如果他没记错的话，有时候他们甚至还允许他到河边去，不过也可能只是让他去过一次河边，他在去的途中就昏迷了好几回。

他们还逼汉森把情况写出来，因为在审讯官照本宣科的头脑里，任何自白只有写下来才算是真的。汉森写字变得越来越困难，到后来连这件事本身都成了一种惩罚，即便他们让他写字时会把他从木头架子上放下来。

作为一名审讯官，“学生”似乎在同时沿着两个思维方向往前推进。一旦在一个方向遇到障碍，他就会转到另一个方向。

你是个美国间谍，他说，是反革命傀儡郎诺148的特务，因此也是革命的敌人。汉森说他不是。

但你也是一个伪装成佛教徒的罗马天主教徒，你毒害人们的心灵，宣扬反党的迷信，暗中搞破坏，不让大众接受启蒙——“学生”又冲着他尖叫。

总体而言，“学生”似乎更喜欢陈述事实，而不是提出问题：“现在，你要把你和反革命傀儡及美国间谍郎诺每一次会面密谋的时间、地点都写出来，还要写出在场所有美国人的名字。”

汉森坚持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会面。可是这并不能让“学生”满意。随着痛苦变得越来越剧烈，汉森回忆起了一些名字，它们都来自母亲过去常给他唱的一首英国民谣149：“汤姆·皮尔斯……比尔·布鲁尔……简·斯图尔……彼得·格尼……彼得·戴维……丹尼尔·惠登……哈利·霍克……”

“现在你要把这帮乌合之众的头目写下来。”“学生”说着在笔记本上翻过一页。汉森说，“学生”的眼睛差不多一直都像是闭着的。我记得耶日上校也是这样。

“科布雷。”汉森坐在他们的桌旁抬起头，低声说。托马斯·科布雷，汉森写着。简称汤姆。代号“叔叔”。

日期很重要，因为汉森担心自己一编出来就会忘记，他们就会说他招供时前后矛盾。于是他选了玛丽的生日、他母亲的生日和父亲被处决的日期。他把年份都改掉了，好对应郎诺一步步掌权的过程。至于密谋的地点，他选的是郎诺在金边的宫殿，那儿有好几处带着围墙的花园。他去总爱光顾的一家鸦片烟馆时会路过那里，常常会隔着墙欣赏一番。

可是汉森在供认这些胡编乱造的情况时，很害怕自己会无意中暴露出真实的信息，因为当时他已经明白，“学生”对他真正从事的情报搜集活动一无所知，对他的那些指控也仅仅是因为他是个西方人。

“你要写下过去五年来花钱收买的每一个间谍的名字，还有你们犯下的每一件反人民的破坏罪行。”

在那些明知会遭到种种痛苦折磨的日日夜夜里，汉森始终都担心自己的创造力有可能会枯竭。他背出了那些殉道者的名字，心里想象着他们遭受的苦难，好让自己有所准备；还有那些早已去世的东方学者的名字，借用他们的名字不会有问题；还有那些文字学、语言学名著的作者。他们是间谍，他说，都是间谍。他写下了他们的名字，虽然审讯者早已关掉了机器，可是痛苦仍然在折磨着他，所以他写下那些名字的时候，手还是在随着阵阵剧痛不停地抽搐。

他绝望地写着，把T.E.劳伦斯在沙漠中指挥过的那些军官的名字列了出来，《七根智慧之柱》150他读过许多遍，这些名字早已熟记在心。他讲述了自己如何按照郎诺亲自下达的命令，组织一帮佛教徒给庄稼和牲畜下毒。“学生”又让人把汉森捆到木架上，加剧了他的痛苦。

汉森讲述了他为了宣扬帝国主义而秘密组织的课程，讲述了他如何鼓励人们去散播资本主义的情感和家庭价值观。“学生”睁开了眼睛，向他表示同情，接着又一次加剧了痛苦。

他几乎什么都告诉他们了。他讲述了自己如何点亮信号指引美国的轰炸机，还散布谣言说轰炸机来自中国。他差一点就要告诉他们是谁帮助他带领美国突击队员找到了补给线，幸好这时他昏了过去。

可是在汉森苦受折磨的整个过程中，玛丽始终在他的心里，是他疼得大喊时呼救的对象。他的身体都禁不住想要放弃生命的时候，玛丽的手让他活了回来，她的双眼带着爱意和怜惜在注视着他。他遭受的苦难都是献给玛丽的，他也是为了她才发誓要活下去。在生死之间徘徊时他产生过幻觉，仿佛看见自己伸开手脚躺在“学生”的那条船上，身穿黑衣的玛丽坐在他身旁，划着桨逆流向天堂而去。可是他还没有死。他们没杀我。我已经全都招了，他们还没杀我。

不过他并没有供出全部的情况。他没有背叛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也没告诉他们无线电台的事。第二天他们又把他拖了过去，又一次把他捆到架子上，这时他看到玛丽坐在“学生”的身旁，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份汉森的供认书。她的头发剪短了，表情很僵硬。

“这个间谍供认的事你都熟悉吗？”“学生”问她。

“我都熟悉。”她答道。

“你和这个间谍一起生活过，他供认的事和你观察到的情况是不是完全一致？”

“不一致。”

“为什么？”“学生”说着翻开笔记本。

“他供认得不完整。”

“解释一下，为什么间谍汉森供认得不完整。”

“间谍汉森家里有一部电台，他用电台向帝国主义的轰炸机发信号。他在供认书里提到的名字也都是假的。他假扮成我父亲的时候经常给我唱一首英国的资产阶级歌曲，那些名字就是那首歌里的。他在夜里还接待过帝国主义的士兵，带着他们进了丛林。还有一件事他也没说，他的母亲是个英国人。”

“学生”显得很失望。“他还有什么没说的？”他又翻过一页，用小手的掌缘把纸弄平。

“他被囚禁时违反了许多规定。他私藏过食物，打算收买我们的同志，帮助他实现逃跑的计划。”

“学生”叹了口气，又做了些记录。“还有什么没说的？”他耐心地问道。

“他的脚镣铐得不对。给他上紧脚镣的时候，他使劲绷着脚腕，这样镣铐就上不紧，好让他逃跑。”

直到她说出这句话之前，汉森都在竭力让自己相信，玛丽其实是在跟他们玩狡猾的游戏。现在他没法再说服自己了。游戏已经成了现实。

“他是个嫖客！”她哭喊着说，“他把我们的女人带回家，给她们下药，然后引诱她们！他假装像资产阶级那样结了婚，又逼着他的妻子忍受他的放荡行径！他跟和我一样大的女孩子睡觉！他假装成我们的儿童的父亲，还说我们的血统不是高棉族！他用西方的语言给我们读资产阶级文学，就是要让我们堕落！”

他从来没听到玛丽像这样尖叫过。看样子“学生”也没听过，因为他显得有些尴尬。但是谁也拦不住玛丽。她不停地痛斥汉森。她跟他们说，他不允许她的妈妈去爱她。汉森知道，她表达出的仇恨并不是假装的，而且像他对玛丽的爱一样彻底、一样过激。她的身体颤抖着，带着一个备受虐待的女人长期压抑的仇恨，她的五官都在憎恨和愧疚之下扭曲了。她伸出胳膊，用最传统的指责手势指着汉森。她的声音在汉森听来完全就是个陌生人。

“杀了他！”她尖叫着说，“杀了这个掠夺我们人民的家伙！杀了这个毒害我们高棉血统的人！杀了这个西方的骗子，他竟然说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替人民报仇！”

“学生”最后做了一些笔记，接着叫人把玛丽带走了。

“我祈求上帝宽恕她。”汉森说。

在小屋里，我意识到天已经亮了。汉森站在窗前，两眼盯着雾霭笼罩的海面。那个姑娘躺在两用长椅上，她在那儿躺了一整夜，闭着眼睛，身边丢着空的可口可乐罐子，头还枕在胳膊上。她的手垂了下来，看起来疲惫又苍老。汉森的话变得越来越简洁，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是晨光让他憎恨起我来。接着我意识到他并不是在跟我生气，而是在跟他自己。他回忆起了自己的愤怒，当时他们只是捆着他，没再上镣铐，把他拖到栅栏里去睡觉——你可以想象一下那能不能算是睡觉——你已经快疼死了，耳朵和鼻子里全是血。他的愤怒是针对自己的，他恨自己在孩子身上灌注了这么多的憎恨。

“但我还是她的父亲，”他用法语说，“我不怪玛丽，一切都只能怪我自己。我要是早点逃跑就好了，不应该指望着她来帮助我。我要是趁着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拼出一条路就好了，不应该把我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孩子的身上。我根本就不应该为你们工作。我的秘密工作让她受到了危害。我诅咒你们所有人。现在也是一样。”

我说话了没有？我关心的就是别说错了话，打断他滔滔不绝的讲述。

“她被他们吸引住了，”他替玛丽找着借口，“他们和她是自己人，是为了信念不惜牺牲的丛林战士。她为什么要拒绝他们呢？”

“我是她被自己人接受的最后一道障碍，”他替她解释说，“我是个闯入者，是让他们堕落的人。他们都对玛丽说我不是她的父亲，她又为什么要相信我是呢？”

汉森还躺在木栅栏里，想起了年轻的政委给玛丽穿上黑色嫁衣的那一天。他想起了玛丽低头看着他时脸上那嫌恶的表情，他脏污不堪，遍体鳞伤，就像躺在她脚边的一个乞丐，一个蜷成一团的西方间谍。站在她身边的，是那个头戴红色发带、长相英俊的政委。“我已经嫁给了安卡，”她对汉森说，“安卡能回答我所有的问题。”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汉森说。

夜色笼罩了木栅栏，他觉得如果他们打算杀了他，也会等到天亮。但一想到玛丽这辈子心里都会明白是她自己害死了父亲，这个念头让汉森惊恐万分。他想象着玛丽人到中年的情形。那时候谁会来帮助她？谁会来听她忏悔？谁能够让她解脱，赦免她的罪过？汉森觉得自己的死亡这件事越来越可怕。他的死也就意味着玛丽的死。

他说，有些时候他肯定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因为天一亮他就看到木栅栏里的地上放着一碗米饭，他知道前一天晚上还没有；即便是痛苦难当，他也能闻出米饭的香味。米饭没有捏成饭团，也没有贴肉藏在身上，而是白花花的一大堆，足够吃五天。他实在太累了，一开始都顾不上吃惊。等到他趴过身子吃起米饭，这才注意到周围一片寂静。到了这个时候，空地上本应该充斥着士兵们醒来后忙着做事的响动：节奏单调的说话声，河岸边传来的洗漱声，铁锅和步枪叮叮当当的碰撞声，还有政委领头念口号的吟诵声。可是他侧耳聆听，却发现似乎连小鸟和猴子都停止了叫声，一点儿人声都没有。

“他们走了，”汉森在我身后的什么地方说，“他们连夜拔了营，把玛丽也带走了。”

他又吃了点米饭，打了个盹。他们为什么不杀了我？是玛丽劝他们不要杀我的，玛丽换回了我这条命。汉森开始在木栅栏的围墙上蹭绑着他的绳索。到了天黑时，浑身溃烂、叮满苍蝇的他已经躺在小河边清洗着伤口了。他爬回木栅栏里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带着剩下的米饭就动身了。这一次他们没带囚犯，也没带牲畜，所以没留下任何踪迹。

尽管这样，他还是去找玛丽了。

好几个月，汉森觉得可能有五六个月吧，他一直待在丛林里，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从不安顿下来，任何人都不相信——我觉得他是有点儿发疯了。不管走到哪儿，他都会设法打听玛丽那支部队的下落，但因为描述不出什么特征，他的寻找根本就没有针对性。他听说有些部队里有女兵。他还听说有些部队全都是女兵。他听说有女孩子被送进城市里做妓女，目的是为了收集情报。他想象着玛丽在这些情况下会怎么样。一天夜里，他偷偷溜回以前的家，希望玛丽会躲在那儿。可是整座村子都被烧了。

我问他，他藏起来的电台有没有人动过。

“我没去看，”他回答说，“我一点都不关心这个。我恨你们所有人。”

还有一天晚上他去了玛丽的姨妈家，她住在一座偏远的村庄里。可那个姨妈拿起锅碗瓢盆就朝他乱砸，他只得逃走。但汉森救出女儿的决心变得前所未有地坚定，因为他知道，现在拯救玛丽是为了防止她伤害自己。汉森心想，她也受到了我的绝对主义的影响。她性情暴烈，脾气执拗，这都得怪我。我把她锁进了我的冲动性格造就的牢笼。可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爱，却让他始终没意识到这一切。现在他的眼睛睁开了。他看到女儿被残忍和野蛮吸引，她以为这样就能证明自己的忠诚。他看到女儿也在重复自己当年那漂泊无定的追寻，可是她并不具备他的智慧和宗教准则——女儿像他一样，模模糊糊地相信只要投身于伟大的梦想，就能够实现自我。

汉森几乎没怎么说他是如何一路走到泰国边境的。他沿着西南方向朝拜林151去了。他听说那地方有一个高棉难民营。他翻山越岭，穿过了瘴气弥漫的沼泽地。一到那儿，汉森就找遍了寻人中心，还把玛丽的体貌特征钉在营地的告示牌上。他没有证件，没有钱，也没有关系，竟然能在偷偷溜进泰国之后始终不为人所知，这到现在对我来说还是个谜。但汉森毕竟是个训练有素、久经考验的间谍，虽说他已经不认我们了。一旦下定了决心，什么都阻止不了他。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找朗贝洛帮忙，他只是轻蔑地摇了摇头。

“我再也不是帝国主义的间谍了。我现在什么都不信，除了我女儿。”

有一天，汉森在一家救援机构的办公室里遇到了一个美国女人，她好像还记得玛丽。

“她走了。”那个女人说得很谨慎。

汉森逼着她继续说。玛丽跟另外五六个女孩子在一起，那个女人说。她们都是妓女，但身上能看出战士的那种自信。不接客的时候她们就自己待着，不接触任何人，跟她们打交道非常困难。有一天她们从救援机构里逃了出去。她听说那些姑娘被泰国警察抓走了。在那以后她再也没见到过她们。

说这番话的时候，那个女人似乎还想着有些事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汉森没给她别的选择。

“我们都替她担心，”那个女人说，“她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她跟我们说了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但她的话前后矛盾。医生们也拿不准她是不是疯了。在来这儿的路上，她不知怎么忘记了自己是谁。”

汉森不请自来地去了泰国警察局，不知道是靠威胁还是动粗，他查出玛丽在一家警察开的旅馆里待过，那地方是专门为警察寻欢作乐而设的。那些警察好像始终没问过他是谁，有没有什么证明材料。他是个西方人，是个欧洲人，会说高棉语和泰语。玛丽在旅馆待了三个月，然后就不见了，他们说。她很奇怪，有位好心的警长说道。

“有什么奇怪的？”汉森问道。

“她只肯说英语。”警长回答说。

还有个女孩，她是玛丽的朋友。她待的时间要长一些，后来嫁给了一个警士。汉森问到了她的名字。

他不再说话了。

“你找到她了吗？”沉默良久之后，我问道。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汉森的故事说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只不过自己还没意识到而已。他坐在那姑娘的床头，轻轻地摸了摸她的脑袋。她慢慢地坐起身，用那双苍老的小手揉了揉眼睛，装作刚睡醒的样子。我觉得她整夜都在听我们说话。

“她现在只记得这些。”汉森一边用英语解释，一边继续轻轻摸着她的头。他说的是他找到玛丽的那家妓院。“她不想做什么大的选择，对不对，玛丽？不说大话，不承诺什么。”他把玛丽搂进怀里。“她只想被人喜欢。被她自己国家的人。被我们大家。我们都要爱玛丽。这样她才能觉得宽慰。”

我没说话，我觉得汉森误以为这是在谴责他，因为他提高了嗓门。“她不想伤害任何人。这有什么错吗？她只想一个人待着，他们都这么想。要是我们有更多人能这么想就好了。你们的轰炸机，你们的间谍，还有你们的那些空话，这些对她都没有用。她不是基辛格博士的孩子。她只想卑微地生存着，能让别人觉得快乐，不伤害任何人。哪一个更坏？是你们的妓院，还是她的？滚出亚洲吧。你们根本就不该来，谁也不该来。我帮助过你们，这让我觉得很可耻。别来打扰我们。”

“这些事我不会告诉朗贝洛。”我站起身准备离开时说。

“你想告诉他什么都行。”

走到门口，我最后看了他们一眼。那姑娘正盯着我，我想她当时在铁链的圈外也是这么盯着汉森的——眼神毫不畏缩，深邃而又宁静。我觉得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我给了她钱，却没跟她上床。她在想我会不会把钱要回去。

朗贝洛开车送我去了机场。和汉森一样，我也不想跟这家伙打交道，但我们还有事要谈。

“你答应给他多少钱？”他惊恐地大喊。

“我告诉他，他可以拿到一笔安家费，我们也会想方设法保护他。我告诉他，你会给他送去一张五万美元的现金支票。”

朗贝洛怒不可遏。“我给他五万美元？我亲爱的伙计，他会连着喝醉六个月，把自己的生平故事传遍整个曼谷。他那个柬埔寨婊子呢？她也知道内情，我敢打赌。”

“别担心，”我说，“他没接受。”

这个消息让朗贝洛大吃一惊，他的怒气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之后一直到机场，他都没再开口说话，好像受到了伤害似的。

上了飞机，我喝了许多酒，却几乎没怎么睡觉。有一次我从噩梦中醒来，心里冒出了一个对朗贝洛和五楼大不敬的念头。我希望我能把他们那帮人全送到丛林里去，跟着汉森走上一回，包括史迈利在内。我希望我也能迫使他们抛下一切，就为了某种并不完美而又无法实现的热情，到头来却发现这热情的对象朝他们反咬一口，证明爱这种东西是没有回报的，能得到的只有爱的经历。从爱当中你什么都学不会，除了谦卑。

可是我觉得很满足。直到今天，每次想到汉森的时候我都会有同样的感觉。我找到了我要寻找的——一个像我一样的男人，但他在探求意义的过程中，发现了值得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他付出了一切代价，却并不把这种付出视为牺牲；他如今还在付出着，而且会一直付出下去，直到生命终结；他从不妥协，不在乎自己的尊严，不在乎自己或是别人的看法；他把自己的生命缩减到了他唯一在意的事物上，从而得到了自由。我心底沉睡着的那个叛逆者找到了自己的偶像。我心底那个愿意去爱的人也找到了一个参照系，可以借此去衡量自己关注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

所以，几年之后我被任命为苏联处处长、眼看着我手下最有价值的一名间谍因为爱情背叛祖国时，我怎么也没办法像上司们要求的那样大发雷霆。人事组的头儿把我打发到了讯问处，这件事他做得倒是不蠢。

10

马格斯，我手下那个令人不快的假记者，正打算引着史迈利去谈我们工作中超越道德的层面。他想让史迈利承认，我们可以不择手段，只要不被人逮住就行。我怀疑他想听的其实是：这一准则适用于生活的全部。因为马格斯不仅残忍无情，也没有丝毫风度，他想在我们的工作中找到某种凭据，好借此抛掉他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其他顾忌。

可是史迈利不会让他这么容易得到满足。一开始他似乎就要发脾气了，我也希望他发个火。不过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他开始说话，可是又停了下来，支支吾吾的，我不禁心想这个活动是不是该就此打住。好在他又恢复了平静，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我意识到史迈利只不过是因为想到了只有他知道的某件事而有点分心，他那隐秘的自我正是由无数那样的记忆组成的。

“你们要知道，”他解释说——和平常一样，他回答的是问题的实质，而非问题本身——“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干我们这种工作的人应该保持永不妥协的态度，这一点非常重要。没错，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和魔鬼共进晚餐，而且手里的勺子往往还不够长。大家都知道——”他狡猾地瞟了一眼马格斯，这引起了一阵快意的大笑——“魔鬼往往比上帝要好相处得多，对不对？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对道德的坚守。自私自利会严重地限制你们。权宜之计也是一样。”他又停了下来，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我想说的其实是，你们的确会时不时地遭到人性诱惑的侵袭，在这种时候我希望你们不要把它当成自己的缺点，而是给它一个表达的机会。”

是那对袖扣，我灵光一闪，一下子想起来了。史迈利想起了那位老人。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不通，那个故事为什么会始终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后来我意识到，碰巧听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和我儿子阿德里安的关系恰好处在最低点。他老是说不想去读什么大学，找个能挣钱的工作就得了。我错把他的躁动不安当成了拜金主义，错把他渴望独立的梦想当成了懒惰。有一天晚上我大发雷霆，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事后好几个星期我都觉得很羞愧。就在其中的一个星期，我挖掘出了那个故事。

这时我也想起来了，史迈利没有孩子，他在那段故事里之所以扮演着模棱两可的角色，也许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想到史迈利可能是希望帮别人修复一种他从未拥有过的关系，借此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我不禁觉得有些悲凉。

我终于想起来了，就在接触到那些材料之后的几天，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指责那个可怜的弗雷温是一名苏联间谍。我想起来了，弗雷温和那位老人之间有一些神神秘秘的相似之处，好像和极度的忠诚、失落的世界有关。你要知道，说这些是为了介绍来龙去脉，因为据我所知，每一件案例都与上百件其他案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我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史迈利又一次成了我的先驱，这样的事在我生命中时常发生。因为我还没在讯问处那张陌生的桌子前坐稳，就发现到处都留着史迈利的印迹：在满是灰尘的档案库里，在值班军官早已过期的日志里，在高级秘书回忆往事时的微笑里，她们说起史迈利的时候都带着老处女那种甜蜜的敬畏之情，说他这个人既有点像上帝，又有点像泰迪熊，还有点——不过她们说到史迈利性格中的这一部分时总是匆匆带过——还有点像吃人的鲨鱼。她们甚至会给你看那只骨瓷杯——当然是从南奥德利街上的托马斯·古德公司152买的，还能是哪儿？——那是乔治送给安恩的礼物，她们充满爱意地解释说，乔治获得缓刑回总部复职之后，把这只杯子赠送给了讯问处。当然了，史迈利的这只杯子就像圣杯一样，任何凡人都绝不能拿它来喝水。

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感受到的话，我可以说讯问处就是情报部里的西伯利亚。我颇觉安慰地发现，史迈利被流放至此并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是因为他恶毒地指责总部五楼的高层之中可能豢养着莫斯科中心的一只“地鼠”；第二次则是在几年之后，因为他当时说对了。讯问处不仅像西伯利亚一样单调无聊，位置也同样偏远。它不在情报部的主楼里，而是坐落在白厅北端诺森伯兰大道上的一座有山墙的建筑中，在一楼占着几间空荡荡的办公室。

和周围的其他建筑一样，讯问处也经历过辉煌的日子。这个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接待陌生人而设的，职责是接收他们提供的信息、听取他们的疑问、平息他们的恐惧，或者——万一他们真的碰巧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真相——想法子误导他们，或是吓得他们不敢作声。

比方说，如果你深更半夜瞧见你的邻居蹲在一台无线电发报机前；如果你看见一扇窗户后面有奇怪的灯光在闪动，可是又不好意思或是不放心报告当地警察局；如果那个在公共汽车上问过你干什么工作的外国人，又在你光顾的酒吧里冒了出来，还坐在你旁边；如果你那位秘而不宣的情人向你坦白——不管是出于孤独、鲁莽，还是拼命想让自己在你眼中显得更有意思——说他在替德国秘密警察工作……到了这样的时候，你先会和某个闻所未闻的政府副部长无中生有的助理书信联络一番，然后很可能会在傍晚时分被召去面对一场闪电式的讯问。你会在别人的带领下，心惊胆战地穿过墙皮剥落、堆着沙袋的走廊，来到909房间，这儿有一位某某少校，或者是某某上尉——他们都和面值三美元的钞票一样假——会客客气气地请你把事情详细地描述一遍，不必担心会有什么后果。

根据讯问处记录中的秘密历史，这些不祥的开端偶尔也引出过重大的事件，而且直到今天类似的情况也还偶尔发生，不过工作本身早已今非昔比，讯问处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付杂七杂八的事情上，比如有人主动要求为我们服务、处理针对可怜的弗雷温那样的匿名信，甚至还有关于正面议决153情况的询问，那是为了支持受到轻视的国家安全局154。这些杂事才是最可怕的西伯利亚。你原先处理的可都是苏联处的危险行动。除了彻底告别情报部之外，讯问处恐怕就是最远的流放地了。

尽管如此，你在这些惩罚中学到的绝不仅仅是谦卑。一个情报官员如果失去了倾听的愿望，那么他将会一无是处，而乔治·史迈利，这个身材矮胖、满心忧虑、戴着绿帽子、从不装腔作势、永远不知疲倦的史迈利，这个总是在用领带衬里擦眼镜、总是在给自己打气、总是在恍然出神地叹息着的史迈利，却是我们之中最出色的一位倾听者。

史迈利可以眼睛半睁半闭、似睡非睡地倾听；他那圆胖的身子向前倾着，一动不动，脸上带着善解人意的微笑，这也是他在倾听。他能够倾听别人，是因为他从不指望从其他人那儿得到任何好处，从不做任何批评，而且在你坦白之前，他早已宽恕了你犯下的一切可怕罪行。不过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的妻子安恩。他比窃听器还善于聆听，因为一旦碰到至关重要的信息，他的头脑立刻就会兴奋起来；他好像有本事预先发现这些信息，即使他还不清楚它们究竟会引向何处。

在我来到讯问处的许多年前，史迈利也就是这样聆听来自赖斯利普区迪恩街十二号的阿瑟·威尔弗雷德·霍索恩先生的，也是在这个909房间。现在我正坐在这里，好奇地翻阅着一卷标着“即将销毁”的发黄的档案，这是我从讯问处保险库的架子上翻出来的。

我是漫无目的地开始翻看的——你甚至可以说有几分轻佻——就像在俱乐部里随手拿起一本过期的《闲谈者》杂志一样。突然，我无意间发现档案中出现了史迈利那熟悉而谨慎的笔迹，一页接着一页，小写字母“t”有着德国式的尖锐笔锋，“e”则是希腊式的花体，还有他那传奇一般的签名标记。每次他不得不在表演中亲自出场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简称为“DO”，这是“值班军官”（Duty Officer）的首字母缩写。史迈利对首字母缩写的痛恨可是出了名的，从这一点上你也能再次看出他天性中避世的一面，如果不能算是完全遁世的话。即便是发现了一卷失落的莎士比亚手稿，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激动。所有的材料都在：霍索恩那封信的原件、根据谈话时的录音整理出的文字材料，甚至还有霍索恩签过字的旅费和零用钱的收据。

乏味无聊的感觉一扫而空。遭到贬谪的沉重不再压迫着我，这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的死寂也是一样。我和史迈利分享着这儿的一切，等着听到阿瑟·霍索恩那双忠心耿耿的军靴发出的咔嗒咔嗒声，等着他大步穿过走廊，来到史迈利的面前。

“尊敬的先生，”霍索恩在致“国防部负责情报工作的长官”的信中写道。看到这儿，由于我们都是英国人，他所在社会阶层的特点已经跃然纸上——也许只是因为他随便乱用大写字母显得很奇怪吧，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都喜欢这么干。我估计他写这封信肯定花了不少工夫，说不定手边还摆着一本字典。“我希望能和您部门里的工作人员面谈，关于一个人，他为英国情报机构做过秘密工作，是最高级别的。这个人的名字对于我妻子非常重要，也许对你们自己也很重要，所以在这封信里我不便提及。”

全文到此结束。签名是“二级准尉A.W.霍索恩，已退役”，即阿瑟·威尔弗雷德·霍索恩，史迈利从选民登记表中查到的就是这个名字，然后他还去查了陆军部的档案。史迈利在霍索恩的个人情况记录单上不厌其烦地写道：生于1915年，1939年应征入伍，曾随第八军团在开罗和阿拉曼155作战。原士官长阿瑟·威尔弗雷德·霍索恩，战斗中两次负伤，荣获三次嘉奖及一枚英勇勋章，退役时的记录上没有丝毫污点，“堪称全世界作战人员中最为杰出的楷模”，他的指挥官在一通热情洋溢却有点夸张的嘉奖令中如此写道。

我知道，作为一位出色的专业人士，史迈利肯定会在客户登门拜访之前早早就位，就像最近这几个月以来我做的一样：坐在同一张用战争期间的松木做的破旧的黄色桌子前，桌子的边缘被烧成了棕褐色，据说是德国佬干的；桌上摆着同一部老式电话，拨盘上既有数字也有字母；同一张手工上色的女王照片，是她二十岁时骑在马背上拍的。我仿佛看到史迈利皱起眉头盯着手表，然后拉长了脸环视着和平常一样乱糟糟的房间，因为从大家能记起的时候开始，我们一直在跟国防部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决定负责打扫卫生的究竟是他们，还是我们。我仿佛看见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块手绢——又是很费劲，史迈利不管做什么动作都得费一番工夫——擦掉他那把木椅子上的尘垢，然后提前把桌子对面霍索恩要坐的椅子也擦干净。接着就像我自己也做过好几次的那样，把女王陛下的照片擦拭干净，摆正相框，让她那双年轻的、充满理想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我估计史迈利已经在提前研究谈话对象的心理了，任何优秀的情报官员都应该做到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一个当过士官长的老兵肯定还是希望看到他这里井井有条。然后我看到了霍索恩本人，准时得分毫不差，在看门人的带领下走进房间，身上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西服，衣扣像军装一样扣得整整齐齐，靴子的尖头擦得铮亮，像七叶树果似的在暗中闪闪发光。史迈利在会面记录单上对霍索恩的描述只有寥寥几句，却非常传神：身高五英尺七英寸，灰白的短发，胡须剃得很干净，一副军人仪表。其他特征：左腿微跛，穿着军靴。

“我是霍索恩，先生。”他干脆地说道，随即以立正姿势站好，史迈利好不容易才劝他坐下来。

史迈利那天的身份是诺丁汉少校，有一张带照片的气派卡片可资证明。这会儿我读着史迈利写的报告，口袋里也装着一张类似的卡片，上面的名字是内德·阿斯科特上校。可别问我为什么要选阿斯科特这个名字，你只需要知道我在选择地名作为化名的时候，又一次下意识地模仿起了史迈利小小的习惯。

“长官，您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想问问，您来自哪个部队？”霍索恩坐下后问史迈利。

“综合后勤服务部队。”史迈利说道，上头只允许我们这么回答。

不过我敢肯定，这句话史迈利很难说出口。和我一样，他也不情愿把自己说成某种从不参与战斗的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霍索恩带来了他的那些勋章，用一块擦枪布包着。为了他，史迈利很有礼貌地逐一查看了勋章。

“是为了我们的儿子，先生，”老人说，“我一定得来问问您。我妻子——唉，她根本都不愿意再听了，她说那都是他在胡说八道。但我跟她说，我得来问问你们。我告诉她，哪怕您拒绝回答都没关系，可要是不替儿子问问清楚，我就没有尽到自己对他的义务。”

史迈利什么都没说，可我敢肯定他的沉默之中带着同情的意味。

“少校，您要知道，我们只有肯这么一个儿子，所以这是很自然的。”霍索恩带着歉意说道。

史迈利还是让老人慢慢地说着。我不是说过他最善于倾听吗？史迈利不需要问什么问题，就能引导着你把答案说出来，这全都是因为他倾听的时候特别真诚。

“我们不是想打听什么机密，少校。我们也不问那些不该知道的事。可是先生，霍索恩太太快不行了，她临走之前需要知道那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要问的问题他早已仔仔细细地准备过，现在他提出来了，“我们的儿子，他是不是——肯是不是——虽然看起来一直在干着违法犯罪的勾当，但其实他是在苏联执行敌后任务？”

看到这儿，你也许可以说，我第一次赶在了史迈利的前头。这仅仅是因为我在苏联处待过五年，对以前执行过哪些任务一清二楚。我感觉到一丝笑意浮上了我的脸颊，而我对这个故事的兴趣也变得更浓了。

不过我敢肯定，史迈利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东西。我估计他的表情变成了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就像个内务官员。也许他摆弄了一下眼镜，他那副眼镜总让人觉得应该架在一张更大的脸盘上。最后史迈利问霍索恩为什么会这么想，不过他问话时很真诚，不带丝毫怀疑。

“是肯跟我们说的，长官，就因为这个。”史迈利这边还是没有任何表示，只不过永远敞开着那扇门，“您知道，霍索恩太太不愿到监狱里去看肯。我会去。每个月都去。他因为严重伤害罪被判了五年，因为是惯犯又加了三年。我们那个年代还有保护性拘留。我们坐在监狱的食堂里，我和肯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肯突然把脑袋凑过来，压低嗓子对我说：‘别再到这儿来了，爸。这样我很难受。我其实并不是被关在监狱里，你知道。我是在苏联。他们特地把我带回来，就是为了让你能看看我。我在做敌后工作，不过可别告诉妈。写信给我没问题，他们会把信转过去的。我也会以囚犯的身份给你回信，我假扮的就是个犯人，因为没有比监狱更好的掩护场所了。不过事实是，爸，我跟你当年在沙漠之鼠部队156一样，也在为祖国效力，我们这些最优秀的人就是为了这个才来到世上的。’打那以后我就没再要求去探视肯。我觉得我必须服从命令。当然，我给他写了信，是写到监狱去的。寄给霍索恩，编号多少多少。三个月之后我会收到他用监狱的信纸写的回信，每次看到信我都觉得儿子和以前不一样了。有时候字写得很大，很用力，好像有点生气；有时候写得又小又匆忙，好像没时间似的。有一两次信上还写着我不认识的外国字，大部分又划掉了，好像他都不会用自己的语言写信了似的。有时候他会给我一点儿暗示。他会说：‘我有点冷，不过很安全。’他会说：‘上个星期我锻炼得有点过头了。’我没告诉我妻子，因为肯不让我告诉她。而且就算说了，我妻子也不会相信。我把那些信拿给她，她直接就推开了——这太让她伤心了。但是肯死的时候我们都去了，看到他的尸体躺在监狱的太平间里，给戳得稀烂。足有二十处刀伤，可是连是谁干的都不知道。她没哭，她从来都不哭，但这跟杀了她没什么两样。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我实在忍不住了。‘肯是个英雄。’我对她说。我是想让她醒醒，因为她整个人都木呆呆的。我抓住她的袖子轻轻摇了摇，让她听我说话。‘他不是什么卑鄙的罪犯，’我说，‘我们的肯不是那样的人。从来都不是。杀死他的人也不是罪犯。是那帮赤色的苏联人。’我把袖扣的事也告诉了她。‘肯在编故事，’我妻子说，‘他总是这么干。他不明白谎言和现实有什么区别，从来都不明白，这就是他的问题。’”

和牧师、医生一样，讯问者也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就是能够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们可以转而问另一个问题，换了我自己也会这么做。

“什么袖扣，士官长？”史迈利问道。我仿佛看见他垂下眼帘，下巴也缩进了脖子里。他这是又一次做好了准备，要仔细听听老人的故事。

“‘我们没有勋章，爸，’肯对我说，‘勋章那东西不安全。要想拿勋章就得登报，那样一来知道事情的人就太多了。要不然我也会和你一样拿到勋章。实话告诉你，我的勋章说不定比你的还厉害，比如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之类的，因为他们总是逼着我们竭尽全力，有时候甚至连这都还不够。不过，如果你的工作干得挺好，就能得到一对袖扣，他们会替你保管在一个专门的保险柜里。然后他们每年会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在什么地方我可不能告诉你，宴会上有香槟，有侍者，服务好得你都不敢相信，我们这些在苏联工作的人都会去参加。我们会换上燕尾服，戴上袖扣，这就跟穿着制服一样，只不过很隐秘罢了。晚会上会有致辞，会有人跟我们握手，就和你当年获得勋章时参加的授勋仪式一样，不过仪式在哪儿举行的我可不能告诉你。晚会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把袖扣交回去。必须上交，这是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要是哪一天我失踪了，或者是出了什么事，你就可以给国家安全局的人写封信，问他们要你儿子的那对苏联袖扣。也许他们会说从来没听说过我这个人；也许他们会问：‘什么袖扣？’不过他们也可能会出于同情给你破个例，让你拿回袖扣，因为他们有时候这么做过。如果他们把袖扣给了你——你就会明白我干过的一切坏事，其实都是你无法想象的好事。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好孩子，百分之百的好孩子，袖扣能向你证明。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史迈利问了那小伙子的全名。接着又问了他的出生日期。然后他问到了肯受教育和学历的情况，可想而知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很不起眼。我仿佛看见史迈利把这些细节都记了下来，一声不吭，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肯尼思·布拉纳姆·霍索恩，老军人告诉他——布拉纳姆是他母亲娘家的姓，长官；有时候他犯下所谓的罪行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1946年7月14日出生在福克斯通，长官，那是我从战场上回来十二个月以后。我不想那么早要孩子，虽然我妻子很想要，长官，我觉得太早要孩子不好。我希望我们的儿子能在和平时期长大，长官，父亲母亲都健在，能好好照顾他。少校，我觉得这是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的权利，虽然这权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得到。

不管肯尼思·霍索恩说的故事多么难以置信，史迈利接下来的任务都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他不会让任何一个好人——哪怕是坏人——失去洗脱罪名的机会。当时的圆场尚不具备汇总所有情报员信息的可靠的检索系统，勉强用来充数的系统收集的信息残缺不全，简直有些丢人，而且这种残缺不全常常还是有意为之，因为相互竞争的各个部门都小心翼翼地守着自己掌握的资源，一有机会就会从其他部门去偷点过来。

没错，老人说的故事之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地方。用纯粹主义者的话来说，这故事简直是匪夷所思。举个例子，一群秘密间谍每年都会举行一场宴会，这就违反了最基本的“需者方知”规定。不过史迈利很清楚，在这个由非正规人员组成的毫无秩序可言的世界里，比这更糟糕的事都有可能发生。他想尽了办法，费尽了口舌，才得出了让自己心安的结论：肯·霍索恩根本就没干过我们这一行。他不是指挥者，不属于点路灯组，不属于剥头皮组，也不是信号员；间谍职业中其他行当的人喜欢拿来自我标榜的所有名字，也都和他沾不上边。

史迈利查完非正规人员的情况之后，又去查了军方的情报部门、国家安全局和皇家警察部队，这些机构都有可能雇用——也许他们雇人的标准比那孩子说的标准还要低得多——像肯·霍索恩这样暴虐的罪犯。

最起码有一件事似乎是没有疑问的：那孩子的犯罪记录简直是个噩梦。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人的犯罪记录比他更频繁、更残忍。史迈利一遍又一遍地核查那个孩子的经历，从孩提时代到青少年，1946年生于福克斯通的肯尼思·布拉纳姆·霍索恩干尽了坏事，从偷鸡摸狗到恶意伤害，他简直是无所不为。

整整一个星期之后，史迈利似乎还不愿意承认他脑子里其实早就已经明白了的事情。无论出于何种令人伤感的原因，肯尼思·霍索恩确实就是一个无可救药、作恶成性的罪犯。他死在了其他犯人的手下，这也是他罪有应得。他的过去已经盖棺定论，他编造出为某个神秘的英国情报部门效力的英雄事迹，也只不过是他抢掉父亲风头的最后一次努力——这个家伙一辈子都想和经历辉煌的父亲比个高低。

那已经是仲冬时节。在一个阴冷灰暗、雨雪交加的夜晚，老军人穿过整个伦敦市，来到了白厅那一间空荡荡的会见室。当时白厅附近的照明还很少，尽管早已刀枪入库，看起来仍然像是一座战争时期的要塞。这地方充斥着军营的肃杀气息，无情而威严；人们说话时都压低了声音，窗户都是黑洞洞的，很少有人走动，即使有也是步履匆匆，互相回避着眼神。记住，史迈利也参加过战争，虽说他的战场是在德国的后方。我似乎能听到阿拉丁牌煤油炉发出的噗噗声，那是情报部很不情愿地配发的设备，因为国防部装的暖气片供热不足。那声音听着就像是一只冻僵的手在操作无线电发报机。

霍索恩不是一个人来听诺丁汉少校的答复的。老军人把妻子也带来了，我甚至可以告诉你她的长相，因为史迈利在日志上作过记录，他没描述出的部分我早都可以想象出来。

她病怏怏的，身材有点走样，穿着礼拜日最体面的衣服。她别着一枚胸针，样式是她丈夫所在团的徽章。史迈利请她坐下，可是她宁愿挽着丈夫的胳膊。史迈利隔着桌子站在他们对面，就是同一张烧焦发黄的桌子，被流放的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坐在这张桌子后面。我看见他几乎是以立正的姿势站着，短粗的手指微微弯曲着贴在裤缝上，这是标准的军人站姿。

他没理会霍索恩太太，而是朝着老军人开了腔，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士官长，我对你根本没什么可说的，明白吗？”

“明白，先生。”

“我从来没听说过你的儿子，明白吗？肯尼思·霍索恩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我的同事们也一样。”

“明白，先生。”老人的眼神始终注视着史迈利的头顶上方，就像在阅兵场上一样。但他妻子的双眼却一直严厉地盯着史迈利的眼睛，虽说她发觉要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盯住史迈利的眼睛并不容易。

“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为英国政府的任何部门工作过，不管是秘密部门还是其他部门。他这辈子就是个惯犯。其他什么都没干过。他什么都不是。”

“明白，先生。”

“我坚决否认他曾在皇家情报部门当过秘密间谍。”

“明白，先生。”

“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不会给你任何解释，你以后再也不会见到我，别人也不会在这栋楼里接待你，你明白吗？”

“明白，先生。”

“最后一点，你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说起今天的事，无论你多么为儿子感到骄傲，明白吗？还有其他活着的人必须受到保护，明白吗？”

“是的，先生。我明白，先生。”

史迈利拉开我们桌子的抽屉，拿出那个小小的卡地亚红色珠宝盒，递给老人。“我碰巧在保险柜里找到了这样东西。”他说。

老头看都没看一眼就把小盒递给了妻子。妻子伸出稳稳当当的手指，用力把盒子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对精美的金质袖扣，边缘处装点着一朵并不起眼的英国玫瑰，是手工雕刻而成的，制作极为精湛。她丈夫还是没有去看。也许他不需要再看了，也许他还是有点不相信自己。妻子关好盒子，打开磨损的手提包上的搭扣，把盒子放了进去。然后她又“啪”地一声扣好搭扣，声音之大简直像是在给儿子的墓穴合上盖板。我听过录音带，那盘带子很快也要被销毁了。

老人还是一句话都没说。他们离开时自豪极了，都顾不上再理会史迈利。

你会问，那对袖扣到底是怎么回事？史迈利是从哪儿弄到的？我的答案并不是从909房间发黄的记录中找到的，而是来自安恩·史迈利本人。事情非常凑巧，有一天晚上我和她碰巧都受邀去了康沃尔索尔塔什附近的一座非常壮观的城堡。安恩是一个人去的，她的仪态很端庄。梅布尔去参加高尔夫锦标赛了。那时候比尔·海顿的事已经过了很久，但史迈利还是无法容忍安恩接近他。晚宴结束后，客人们三五成群地聊着天，不过安恩一直离我不远，我想她这是想找一找待在史迈利身边的感觉。我有点出于直觉地问她，有没有送过史迈利一对袖扣。安恩独自一人的时候总是最美丽的。

“哦，是那个啊，”她说道，似乎都记不清了，“你说的是他送给老头儿的那对袖扣。”

安恩说，那是她在结婚一周年纪念日送给史迈利的礼物。在她和比尔搞出风流事之后，史迈利觉得应该把这礼物派上更好的用场。

可是，乔治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不明白。

一开始答案似乎非常清楚。这就是史迈利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冷酷的老战士原来有一副软心肠。

关于史迈利的许多疑问都是这样——也许是吧。

会不会是因为他想报复安恩？或是为了报复圆场？圆场是史迈利的另一个无情无义的爱人，当时五楼已经将他拒之门外。

渐渐地，我形成了另一个略有不同的想法。这个想法我还是告诉你吧，因为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史迈利本人肯定是不会告诉我们的。

聆听着那位老战士的讲述，史迈利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情报部能够真正对真正的人有一点帮助。这一回，神秘的间谍工作总算可以不被用来掩饰无能或是背叛，而是可以让一对老夫妇留住自己的梦想。这一回，史迈利总算可以正视一次情报行动并且信心十足地说，行动取得了成功。

11

“有些讯问啊，”史迈利凝望着壁炉里跳动的火苗说，“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讯问，而是备受摧残的灵魂在相互交流。”

史迈利说的是他对莫斯科中心代号“卡拉”的间谍大师的盘问，此人向我们投诚就是他促成的。但对我而言，他说的却是那个可怜的弗雷温。据我所知，史迈利从没听说过弗雷温的事。

告发弗雷温是苏联间谍的信，是在一个星期一的傍晚送到我桌子上的，上个星期五从伦敦西南一区加急寄出。星期一早晨，总部档案室拆开了这封信，当班的档案室副主任在上面标注了“HIP 157阅”几个字。“HIP”这个令人不快的缩略语指的是“讯问处处长”，换言之也就是我本人。在有些人看来，打头的字母“H”应该换成“R”——“你就在讯问处好好安息吧。”当天五点钟，总部的绿色厢式车才在诺森伯兰大道卸下没几封信的邮件包，讯问处对这种姗姗来迟的烦人事往往会置之不理，搁到第二天早晨再说。不过我正打算改变这种状况，况且手头也没别的事可做，便立刻打开了信封。

两张粉红色的描图纸片和信别在一起，纸片上都用铅笔注了字。总部写给讯问处的字条向来有种对白痴下达指示的意味。一张纸片上写着：“已认定C.弗雷温即为西里尔·阿瑟·弗雷温，外交部译码员……”后面是弗雷温正面议决记录的索引号和个人档案编号，这等于是在大费周章地告诉我，档案中没有任何对此人不利的记录。第二张纸片上写着“已认定S.莫德里安即为谢尔盖·莫德里安”，后面又跟着一连串档案索引号，不过我根本没去理会。在苏联处干过五年之后，对我来说谢尔盖·莫德里安就是谢尔盖，其他人对他也同样熟悉：老伙计谢尔盖，诡计多端的亚美尼亚人。莫斯科中心设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常驻站里配了一大帮工作人员，谢尔盖在其中可是个顶尖人物。

就算我心里还有一点点犹豫，想拖到明天再看信，谢尔盖的名字也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封信里写的也许全都是假话，不过我当时可是在主场。

寄：伦敦西南区唐宁街

外交部安全局局长　收

尊敬的先生，

此信意在让您知悉，外交部译码员C.弗雷温（此人长期、经常接触绝密及以上密级的材料）最近四年来，一直与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第一秘书S.莫德里安保持着秘密联系，而且没有在年度审查报告中如实反映这一情况。两人之间传递过秘密材料。莫德里安先生的行踪现无法查实，因近期他已被召回苏联。弗雷温现仍居于萨顿区比弗大道的栗树街，莫德里安至少曾去其家造访过一次。C.弗雷温现在过着极其孤独的生活。

您真诚的，A.帕特里奥158

是用电动打字机打的。普通的白色A4纸，没有水印。信上写有日期、标点符号使用过多、拼写准确无误，信纸叠得非常工整。没有寄信人的地址。从来都不会有的。

那天晚上我没什么别的事可做，在夏洛克·福尔摩斯酒吧喝过两杯威士忌就晃悠到总部，签名登记进了档案室的调阅室，调出了文件。第二天早晨十点的接待时间，我坐到了伯尔的等候室里，先是把自己名字的拼写告诉了伯尔那位圆滑的私人秘书，此君好像从来没听说过我是谁。莫斯科站的布罗克排在我前面。喊到他的名字之前，我们俩热火朝天地谈论着板球，硬是没提到布罗克曾在苏联处为我工作过的事，况且他最后经手的就是巴雷的案子。几分钟之后，彼得·吉勒姆抱着一大堆文件晃了进来，看样子是宿醉未醒。他最近当上了伯尔秘书处的处长。

“在你前头插个队不介意吧，老伙计？十万火急地传我来见他。看样子那家伙是希望我连睡觉时也加班干活。你碰到什么问题啦？”

“麻风病。”我说。

情报部里的大人物会在一夜之间变得籍籍无名，这速度除了莫斯科之外恐怕没有哪儿能比得上。巴雷·布莱尔的叛变引发了一系列动荡，即便是伯尔的前任克莱夫那么精明的人物，也没能在五楼滑溜溜的甲板上站稳脚跟。据最新消息，克莱夫正在赶赴圭亚那担任当地站长的途中，在那个地方任职倒是很有益健康。经过历次风波仍旧岿然不动的，似乎只有我们那位畏畏缩缩的法律顾问哈里·帕尔弗里。就在我走进伯尔光可鉴人的办公套间时，帕尔弗里从另一扇门里鬼鬼祟祟地溜了出来——不过他的动作还是不够快，只好冲着我投来一个狂乱的笑容。近来他蓄起了小胡子，想让自己的模样显得更正派些。

“内德！太好了！哪天咱们一定得一起吃顿午餐。”他气喘吁吁地低声嘟哝了一句，接着就消失到水线以下去了。

恰如他时髦的办公室，伯尔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人物。他是从哪里调来的，对我来说是个谜，不过那时我毕竟已不再是圈内人物。有人告诉我他原来是做广告的，另一个人说他来自伦敦市政府，还有人说他来自法律学院。讯问组收发室的一个聪明人跟我说，伯尔根本就没什么来历：他生下来就是现在这副模样，浑身散发着须后水和权力的气息，身着两件套的蓝色商务西服，脚蹬一双别致的侧搭扣式黑皮鞋。他是个大块头，步态飘忽不定，而且年轻得出奇。一握住他软乎乎的手，你马上就会减掉几分力气，生怕会把那手捏出印子来。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弗雷温的档案，封面上别着我做的不算严谨的摘录——是昨天深夜写出来的。

“信是什么人寄的？”没等我落座，他就用干巴巴的英格兰北部口音问道。

“我不知道。信中对情况了解得很透。不论是什么人写的，肯定都做足了功课。”

“说不定是弗雷温最要好的朋友。”照伯尔说话的口气，所谓“最好的朋友”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的。

“他信中有关莫德里安的日期都对，弗雷温的权限也没错，”我说道，“他了解正面议决的程序。”

“但还算不上什么大师杰作，对不对？如果是内部人干的，这还不够完美。很可能是个同事。或者是他的女朋友。你想问我什么？”

我没料到自己会遭遇这种连珠炮式的发问。在讯问处待了六个月之后，我已经不习惯被别人催着了。

“呃，我想知道你是否希望我来追查这件案子。”我说。

“为什么不让你去查呢？”

“这种事超出了讯问处通常的职责范围。弗雷温的权限高得吓人。他的部门负责处理白厅某些最为敏感的电讯往来。我本以为你会把这事转给国家安全局。”

“为什么？”

“这是他们的职责范围。如果真的有问题，那也应该直接由他们进行安全质询。”

“这是我们的情报，我们管的人，我们的信。”伯尔反驳道，他的率直倒是让我心头一热，“让他们见鬼去吧。等我们弄清情况，再来决定该怎么处理。公园对面的那帮死板家伙整天就想着做成铁板钉钉的起诉，再搞一大堆勋章来分分。我可是在为市场收集情报。如果弗雷温变节了，说不定我们可以让他继续干，然后把他策反过来。说不定他还能让我们接触到莫斯科那边的莫德里安老兄。谁知道呢？但搞安全工作的那帮大师不知道，这是肯定的。”

“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把案子交给苏联处去处理。”我固执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本以为在伯尔眼中我肯定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家伙，因为他这种年纪的人会觉得失败是不可接受的。不过他似乎是在问我的意见，让我说清楚他为什么不应该指望我。

“讯问处没有参与情报行动的职能，”我解释说，“我们管着一间打掩护的办公室，倾听孤独的人们倒苦水。我们没有权限开展秘密调查或是指挥情报员，也没有被授权去追查像弗雷温这样能接触高层机密的嫌疑人。”

“你可以搞电话窃听，对不对？”

“你要是给我授权，我就可以做。”

“你可以向监视组介绍情况，对不对？他们说你以前在监视组干过几次。”

“那也得你亲自授权才行。”

“就当我授权给你了呢？讯问处也有权进行有关资格审查的质询。你可以假装是普洛德警官159嘛。你很擅长这个，大家都这么说。这就是一件跟审查有关的事，对不对？弗雷温也该轮到一次附加调查了，对不对？那就去查他吧。”

“涉及到正面议决的时候，讯问处要调查的所有情况必须事先报国家安全局审批。”

“就当他们已经批过了。”

“我不能这么干，除非拿到书面的许可。”

“嗨，你当然能了。你又不是情报部里那帮没用的老家伙。你可是了不起的内德啊。你打破的规矩多得很哪，对不对？你的档案我全都看过。况且你也认识莫德里安。”

“不是很熟。”

“有多熟？”

“我跟他吃过一次饭，打过一次壁球。这算不上什么认识。”

“在哪儿打的壁球？”

“在兰斯顿160。”

“你们俩怎么一起打球去了？”

“当时已正式宣布，莫德里安是莫斯科中心在大使馆的联络员。我想就巴雷·布莱尔的事跟他谈一笔交易。人员交换。”

“怎么没谈成呢？”

“巴雷不肯跟我们配合。他自己去谈了交易。他想要的是他的姑娘，不是我们。”

“他的球打得怎么样？”

“挺狡猾。”

“那你打赢他了吗？”

“赢了。”

伯尔自己打住了一连串的问话，仔细打量着我。我感觉就像是被一个巨大的婴儿盯着。“这件事你能处理得了，对不对？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吧？你那个时候可干过不少好事。你也是个有感情的人，在我看来，咱们这个机构里有些娘娘腔的家伙可不是这样。”

“我为什么会有压力呢？”

没有回答。或者说他还没来得及作答。他厚厚的嘴唇翕动着，好像在嚼着什么东西。

“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年头谁还相信婚姻那玩意儿？”他说道，他那懒洋洋的地方口音变得更重了，仿佛是彻底抛掉了束缚，“你要是想跟那姑娘一起过，我就建议你这么干。我们已经查过她的底细了，根本用不着担心。她不是扔炸弹的，不是什么组织的秘密支持者，也不是吸毒鬼，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她是个好姑娘，生活方式也挺好，你这家伙还真走运。这件事你到底是想接还是不想接？”

一时间我竟然说不出话来。伯尔知道我跟萨莉的风流韵事，这没什么奇怪的。在我们的世界里，像这样的事你得自己写到报告里去，要不然报告就会找你的麻烦。我已经硬着头皮主动向人事组的头儿做了汇报。让我哑口无言的并不是伯尔已经知情，而是他有本事让人感到亲近，能那么快地深入我的内心。

“只要你肯罩着我，给我提供资源，我当然就会接。”我说道。

“那就开始干吧。随时向我汇报，不过也别没事总汇报——别跟我胡扯，有什么坏消息一定要直接告诉我。他是个没有个性的人，咱们的这位西里尔。我敢说，你肯定看过罗伯特·穆齐尔161的书，对不对？”

“恐怕没看过。”

他拽出了弗雷温的档案。我用“拽”这个字，是因为他那双面团似的手上看不出一丁点儿做过事的痕迹：现在我们要来瞧瞧这双手该怎么搞开这份档案，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双手要怎么对付这个叫铅笔的奇怪玩意儿。

“他没有任何嗜好，除了音乐之外没有什么固定的兴趣，没有老婆，没有女朋友，没有父母，没有经济顾虑，连古怪的性偏好都没有，可怜的家伙！”伯尔喟叹着翻到了档案的另一部分。他怎么有时间去看档案的？我在心里自问。估计是在凌晨的时候。“还有，像你这样经历丰富的人，整天干的事就是去对付现代文明和文明造成的种种不满，不学习点罗伯特·穆齐尔的智慧怎么行？这个问题有空的时候你必须给我好好回答。”他舔了舔大拇指，翻到下一页。“有五个。”他说。

“他不是独生子么？”

“不是说他的兄弟姐妹，你这个傻瓜，是他的同事。弗雷温那个沉闷无聊的译码员办公室里有五个工作人员，他是其中之一。他们干的活都一样，级别都一样，上班时间都一样，脑袋里转的下流念头也一样。”伯尔直直地盯着我，之前他还没这样干过，“如果真是他干的，那么是出于什么动机？写信的人没说。这一点挺奇怪。他们通常都会说的。也许是出于厌倦——这个动机怎么样？厌倦和贪婪，如今就只剩下这两样动机了。还有报复，报复是永恒不变的。”他又低下头看档案，“只有西里尔一个人没结婚，注意到了吗？他是个同性恋。我也是。我是同性恋，你是同性恋。我们全都是同性恋。问题是最后到底是哪一部分自我占上风。他没头发，看到了吧？”他冲着我晃了晃弗雷温的照片就继续往下说了，我只瞥到了一眼。他的精力充沛得吓人。“不过秃头也算不上是什么罪过，我得说，就跟结婚一样。这个我应该知道，我都结过三次婚了，还没算完。那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告发材料，对不对？所以才让你到这儿来。那封信说到了点子上。你该不会觉得信是莫德里安写的吧，啊？”

“他干吗要写信？”

“是我在问你，内德，别跟我耍花招。恶毒的想法才能让我继续下去。说不定莫德里安觉得自己要回莫斯科了，想在身后制造点小混乱。莫德里安可是一只专搞阴谋诡计的小猴子，他要是动起脑筋就是这样。他的档案我也看过了。”

什么时候看的？我又想道。你到底是怎么抽出时间的？

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伯尔的思路跳来跳去，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抛给我，看看我会作何反应。等到我终于精疲力尽地回到等候室，迎面又撞上了彼得·吉勒姆。

“见鬼，伦纳德·伯尔到底是什么人？”我问道，还觉得有点头晕眼花。

彼得见我竟然不知道，显得很吃惊。“伯尔？我亲爱的老伙计，伦纳德多年来一直是史迈利的王储啊。乔治当年在万灵节162的时候救了他，要不然他可是生不如死。”

至于萨莉，我当时的婚外女友，我该跟你说些什么呢？她是个自由自在的人，这一点打动了我心灵深处的囚徒。莫妮卡也被关在困着我的高墙之内。莫妮卡是情报部的人，她和我都受着同一套规矩的束缚，因此我们俩就被捆在了一起，也可以说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对萨莉而言，我只是个人到中年的公务员，都已经忘掉了人活着该去找点乐趣。她是个设计师，有时会去跳跳舞，最爱的是戏剧，在她看来除了这几样东西之外，人生都是不真实的。她个子高挑，肤色白皙，相当聪明，有时候我觉得她肯定是让我想起了斯黛芬妮。

“跟你见面啊，长官？”戈斯特在电话里叫了起来，“对我们的西里尔进行附加调查？当然可以了，长官！”

第二天，我们在外交部的一间会晤室里见了面。我的身份是约克上尉，只不过是个令人讨厌的普通审查官，前来进行逐一调查。戈斯特是弗雷温所在的译码部的主管，人们说起那个部门更爱用它的绰号“水槽”。戈斯特是个好色之徒，穿着一身活像教区执事的西服，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满脸假笑，胳膊肘往外撇着，小嘴巴像虫子似的动来动去。坐下来的时候，他把外套的下摆往后撩了撩，好像是要把屁股露出来。接着他像歌舞团女郎似的劈出一条丰满的大腿，再充满暗示意味地架到另一条大腿上。

“‘圣人’西里尔，我们都这么称呼弗雷温先生，”他轻松愉快地说道，“不抽烟，不喝酒，不骂人，毫无疑问的处男。审查结果就是这样的。”他从十支装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在大拇指指甲上垛了一下，然后在百忙中用舌头舔了舔。“音乐是他唯一的爱好。特别喜欢歌剧。经常去看歌剧，跟钟表一样准时。我对歌剧可不感兴趣，弄不清那到底是演戏的在唱歌呢，还是唱歌的在演戏。”他点着了香烟。我能闻到他呼吸里带着中午吃饭时喝的啤酒味儿，“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胖女人。尤其是在她们冲着我尖叫的时候。”他朝后一仰头，吐出几个烟圈，还有滋有味地咂摸着，仿佛这些烟圈就是他权力的象征。

“我想问一问，弗雷温最近和别的同事相处得怎么样？”我翻了一页笔记本，像个尽责的审查老手似的问道。

“好得很啊，长官。非常融洽。”

“档案员、登记员、秘书——他跟这些人没什么问题吧？”

“一点都没有。一丁点儿都没有。”

“你们都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吗？”

“都在一间大办公室。我是个有名无实的领导。纯粹是有名无实的。”

“有人跟我说，西里尔有点儿讨厌女人。”我试探地说道。

戈斯特尖声笑了起来。“西里尔？讨厌女人？胡说八道。他简直恨透了那几个姑娘。他根本就不和她们说话，除了道声‘早上好’。连平安夜聚会他都不肯来，生怕跟哪个姑娘一起站到槲寄生的底下，这样他就得亲她们了。”他换了个跷腿的姿势，这表示他决定要发表一番声明，“西里尔·阿瑟·弗雷温——‘圣人’西里尔——是一位作风老派的职员，他为人非常可靠，极有责任心，彻底秃顶，乏味得让人难以置信。‘圣人’西里尔虽说谨小慎微得过了头，在我看来他也已经干到头了，无论是从专业还是职业的角度而言。‘圣人’西里尔是个死心眼。‘圣人’西里尔做的都是些千篇一律的事，百分之百。阿门。”

“政治上呢？”

“我的部门里没人谈论政治，谢谢。”

“他工作时不偷懒吧？”

“我这么说过吗，先生？”

“没有。恰恰相反，我得引用档案里的话：需要加班的时候，西里尔总会卷起袖子，吃午饭的时候也待在办公室干活，晚上也干，等等。现在还是这样的，对吧？他的工作激情没有减退吧？”

“西里尔什么时候加班都行，这让那些要回家照顾老婆孩子或是其他什么重要人物的同事很高兴。他愿意一早来加班，吃午饭时加班，晚上值班也没问题，当然了，除非晚上有歌剧。西里尔从来不计较得失。最近嘛，我得承认，他有点不太愿意牺牲自己了，不过这肯定只是暂时的，服务暂停一下嘛。我们的西里尔也有点小脾气。谁没有点脾气啊，先生？”

“所以你是说他最近有点懈怠？”

“工作上没有，工作他从来都没懈怠过。西里尔是个彻底的工作狂，一向都是这样。只不过是不太愿意被活得更有人味儿的同事们利用罢了。最近一到五点半，‘圣人’西里尔就收拾好桌上的东西，跟我们一样回家去了。比如说，他不再主动提出给最后一班的人替班，不肯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到九点钟再锁门，以前他一直这样。”

“这种习惯上的改变，你记不记得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我提问时尽可能显得兴趣索然，同时又规规矩矩地把笔记本翻到另一页。

奇怪的是，戈斯特竟然记得这个日子。他噘起嘴唇，又皱起了眉头。他挑起女里女气的眉毛，下巴缩到脏兮兮的衬衣领子上，摆足了正在努力思考的架势。最后他总算想起来了。“西里尔·弗雷温最后一次替伯顿那小家伙值班是在施洗约翰节163。我有记录的，你知道。安全起见。我的记忆力也很不错，这事我一般不太愿意表现出来。”

我心下暗暗称奇，不过并不是因为戈斯特。我心想，莫德里安离开伦敦返回莫斯科的三天之后，西里尔·弗雷温就不再加晚班了。我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急着要问出口。“水槽”里配备了电动打字机么？译码员可不可以用？戈斯特呢？不过我担心这么问会引起他的怀疑。

“你刚才提到他特别喜欢歌剧，”我说，“这方面的情况能不能说得再详细点？”

“这我没法说，因为我们拿不到事无巨细的活动记录，也不要求大家事事都报告。不过每逢要看歌剧的那天，他上班时要么是把无尾礼服装在手提箱里带着，要么就穿一套熨过的深色西服来。他也确实会表现得比较兴奋——要我说就是一种情绪高涨而又颇为克制的状态，这有点像人们心怀其他期待时的感觉，至于期待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

“不过他应该有固定的座位吧，比方说，订下的座位？这只不过是为了记录。就像你说的，西里尔也没什么别的消遣方式。”

“先生，我好像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哎，我跟歌剧这玩意可没什么缘分。你在他的表格里填上‘歌剧爱好者’，消遣方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你。我会的。”我又翻过了一页，“你真的想不起来他有没有仇人？”我问道，手中的铅笔悬在笔记本的上方。

戈斯特变得严肃起来。啤酒的劲儿慢慢过去了。“上尉，西里尔总是被人嘲笑，这一点我承认。但他对于这些嘲笑表现得很大度。西里尔并不招人讨厌。”

“打个比方，没有人会说他的坏话喽？”

“我想不出有任何原因会让哪个人去说西里尔·阿瑟·弗雷温的坏话。当英国公务员的人也许会有点闷闷不乐，但绝对不至于心怀恶意。西里尔尽职尽责，我们也都一样。我们是一个快乐的集体。这一点你尽可以写在记录里，我不会介意的。”

“据我所知，他今年好像是到萨尔茨堡过的圣诞节。去年也是，对不对？”

“没错。西里尔总是在圣诞节期间休假。去萨尔茨堡，听音乐。在这件事情上他从来都不会对‘水槽’里的任何人让步。有几个年轻人还想抱怨来着，但我不让他们这么干。‘西里尔会在别的方面给你们补偿的，’我跟他们说，‘西里尔的资格比你们老，他就爱去萨尔茨堡听听音乐。他有点小脾气，以后也只能这样了。’”

“去之前他有没有留下休假期间的地址？”

戈斯特不知道，但在我的要求下他给人事部门打了个电话，问到了西里尔的地址。是同一家旅馆，过去四年里一直如此。西里尔和莫德里安接触也有四年了，我想起了那封信。四年去萨尔茨堡，四年跟莫德里安，到头来却过着极其孤独的生活。

“他有没有带朋友一起去？这你知道吗？”

“西里尔这辈子连一个朋友都没有，长官，”戈斯特打了个哈欠，“至少没有哪个朋友他度假时会带着一起去，这是肯定的。下次咱们是不是一起吃个午饭？有人跟我说你们的报销额度可不小，就看你们肯不肯招待了。”

“他回来以后有没有说起过到萨尔茨堡旅行的事？旅途有什么乐趣、听过哪些音乐——他说过这些吗？”我心想，多亏了萨莉，我才知道人活着本该去享受乐趣。

戈斯特装模作样地思考了片刻，然后摇了摇头。“先生，就算西里尔有过什么乐趣，那也是非常、非常私人的事。”说完他最后又假笑了一次。

这根本不是萨莉说的乐趣。

我从讯问处的办公室里约了一条打给维也纳的安全线路，和托比·伊斯特哈斯通了电话。凭着无穷无尽的生存智慧，最近托比又被提拔为维也纳站的站长。

“托比，想让你帮个忙，查查萨尔茨堡的白玫瑰旅馆。有位名叫西里尔·弗雷温的英国国民，最近四年来的圣诞节都住在那儿。我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到的，住了多久，以前有没有在那儿住过，跟谁在一起，花了多少钱，在做些什么。音乐会门票、短途旅行、女人、男宠、庆祝活动——所有你能搞到的情况。不过无论你怎么查，都别引起当地人的怀疑。扮成离婚调查员好了，或者是别的什么人。”

不出所料，托比表现得很震惊。“内德，你听我说，内德，这事根本就不可能嘛。我在维也纳啊，知道吧？萨尔茨堡简直就像是在地球的另一边。这座城市跟蜂房一样忙碌。我需要更多的人手，内德。你一定得告诉伯尔。他不知道这儿的压力有多大。再帮我弄两个人来，我们就一切听你调遣，没问题。对不起啦。”

他说得一个星期。我说三天。他说他会尽力去查，这我相信。他说听到传言说我跟梅布尔分手了。我说没那回事。

我一直记得，监视组的人向来最喜欢待在靠近公交线路或机场的危房里。蒙蒂给自己的指挥部挑的房子是男爵府里的一栋爱德华式宅邸，这个选择有点不同寻常。大厅里铺着瓷砖，气势宏伟的石砌楼梯从这里盘旋而上，穿过五个逼仄的楼层之后直通向镶有彩色玻璃的天窗。我沿着楼梯往上走的时候，只见一扇扇房门像法国闹剧似的开开关关，蒙蒂那些奇怪的手下一个个衣衫不整，在更衣室、咖啡室和简报室之间匆匆来去，对我这个陌生人连看都不看一眼。我走进阁楼，这里以前是一位画家的画室。不知哪儿有四个女人在吵吵嚷嚷地打着乒乓球。在离我近一点的地方，有两个男声一边冲澡一边唱着布莱克的《耶路撒冷》164。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蒙蒂了，不过虽说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也已被提拔为监视组的组长，但他一点都不显老。只不过是多了几根白头发，瘦削的脸颊显得越发棱角分明。他天生不爱说话，有一阵子我们就那么坐着，小口喝着茶。

“那咱们来说说弗雷温吧。”他总算开了口。

“嗯，弗雷温。”我说。

像神枪手一样，蒙蒂也有本事让自己的领地保持清净。“弗雷温这家伙很有意思，内德。他不正常。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常，是吧？不知道对西里尔来说正常是什么样，除了你道听途说的一些情况。邮差、送奶工、邻居，就是通常的那些人。你都不知道，不管什么人都会跟擦窗户的清洁工聊天。或者是跟一个拿着接线盒迷了路的电信局工程师。不过，我们才跟了他两天。”

跟蒙蒂在一起时如果碰到他这么说话，你就得支起耳朵仔细听，耐心等。

“当然，还有晚上，”他又加了一句，“如果你把晚上也算进去的话。西里尔不怎么睡觉，这是肯定的。老在屋里踱来踱去，这从他的窗户上就能看出来，还有早晨的茶杯。还听音乐。有个邻居想找他抱怨几句。她以前从来没这么干过，不过这一回她可能会去。‘他到底是怎么了？’那个邻居说，‘吃早餐时听亨德尔165是一回事，但凌晨三点也听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以为他是到更年期了。她说男人到他这个岁数就会这样，跟女人一样。这我们哪知道啊，对吧？”

我咧嘴一笑，继续耐心等待。“不过那位邻居知道，”蒙蒂若有所思地说，“她的老头子跟一个综合学校的代课女老师跑了。她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把他找回来。我们派去查水表的那个帅小伙差点被她强奸了。哎——梅布尔怎么样啊？”他问道。

我不知道蒙蒂是否也听到了传言。不过转念一想，他要是听说了就不会问我。

“挺好的。”我说。

“西里尔以前坐火车时总会带一份报纸。是《电讯报》，要是你想问的话。西里尔不支持工党——他说那帮人太普通。可是他现在再也不买报纸了。他就那么坐着。坐在那儿瞪着眼发愣。别的什么都不干。昨天火车到维多利亚站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小伙子只好轻轻推了他一下。他好像在做白日梦。昨晚回家的路上，他在手提包上打着拍子，敲出了一整部歌剧的曲谱。南希说那是维瓦尔第166的作品。我估计她是知道的。还记得保罗·斯科迪诺吧？”

我说记得。说话爱跑题也是蒙蒂的特点之一。比如说，“梅布尔怎么样啊？”

“保罗找了一家银行的麻烦，在巴巴多斯被判了七年。他们到底是怎么了，内德？干监视的时候他从来没出过一次差错。从不迟到，花钱时从不做手脚，记性好，眼睛管用，鼻子也灵光。入室盗窃我们可干过许多次。伦敦、伦敦附近的各个郡、中部地区、民权人士、裁军派、政党里的家伙、不规矩的外交人员——我们全都偷过。保罗什么时候被发现过？一次都没有。一转到私人行业做事，他就变得笨手笨脚，还在酒吧里跟隔壁的小伙子吹牛。我觉得他们是希望被抓住，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隐姓埋名了许多年，如今想得到认可。”

他啜了一口茶。“除了音乐之外西里尔还有个爱好，就是收音机。他特别喜欢他那台收音机。注意，只能接收，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不过他的收音机是听音乐会用的，是德国产的高级货，频率调节做得很精细，喇叭也大。他不是在本地买的，后来机器出毛病的时候，本地的商店只好把它送到威斯巴登167去修，花了三个月时间，也费了不少钱。他不开车，也不喜欢车。每个星期六上午他坐公共汽车去买东西；除了到奥地利过圣诞节以外，他平时总爱窝在家里。没养宠物，他不愿跟动物住在一起。娱乐嘛，就别提了。没人来他家做客，没人寄宿，除了账单之外没有别的邮件，所有的账单都准时支付。不投票、不去教堂，家里连电视都没有。西里尔的清洁女工说他经常看书，都是些大部头。她一个星期只来一次，通常西里尔都不在家。不过我们不敢太接近她。对她来说，任何比学《圣经》的小册子大的书都算是大部头。他的电话账单不算很贵，在一个建筑协会里存着六千镑，房子是自己的，银行账户管得很不错，余额总是在六百到一千四之间波动，除了圣诞节期间——那时候他要出去度假，余额会下降到两百镑左右。”

蒙蒂对礼仪的重视让我们的谈话又兜了个圈子，这一回聊的是孩子的事情。我跟他说，我的儿子阿德里安刚刚获得剑桥大学的现代语言奖学金，蒙蒂觉得这非常了不起。蒙蒂唯一的儿子刚刚以高分通过法律考试。我们一致认为，孩子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意义。

“莫德里安，”这些客套话再一次结束的时候我说道，“谢尔盖·莫德里安。”

“内德，这位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都记得。以前有一阵子，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跟踪他。当然了，除了圣诞节，那时候他得回国休假……嗨呀！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吗？他们俩都是圣诞节的时候休假？”

“我想过这个。”我说。

“我们甚至都用不着跟莫德里安假装，过了一段时间，你也就没法再装了。哎，不过他真是一条滑不留手的鳗鱼。有时候我都恨不得痛打他一顿，真的。保罗·斯科迪诺有一次被莫德里安气得够呛，把他停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外面的车轮胎放了气，当时他正在博物馆里检查一个情报投放点。这事我一直都没向上头汇报，实在是不忍心。”

“如果我说莫德里安也是个歌剧爱好者，这应该没错吧，蒙蒂？”

蒙蒂的眼睛瞪得溜圆。我难得见到他吃惊一回，觉得挺高兴。

“我的天哪，内德，”他大声说道，“天哪，天哪。你说得没错。谢尔盖是科文特花园168的常客——他当然会常去啊，西里尔也一样。

我们跟着谢尔盖去过那地方，然后又跟着他回来——哦，都有十几次了。他满可以坐出租车去，要是他有点同情心的话，可是他从来都不这么干。他就喜欢在人流里把我们拖得精疲力尽。”

“要是我们能查出他去看过哪些演出、坐在什么位置上——要是你能弄到这些信息的话——我们就可以跟弗雷温看歌剧的情况比对一下。”

蒙蒂陷入了一阵戏剧性的沉默。他皱起眉毛，接着又挠了挠头。“内德，你会不会觉得这一次对我们来说有点儿太轻松了？”他问道，“要是一切都能以完美的模式吻合起来，我反而会起疑心。你呢？”

“我才不会把自己弄到你的模式里去呢，”前一天晚上萨莉这么对我说，“模式就是要去打破的。”

“他还唱歌，内德，”玛丽·拉塞尔斯一边把我送的白色郁金香插进泡菜坛，一边嘟哝着说，“他总在唱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觉得他是入错了行。”

玛丽跟夜班护士一样面色苍白，而且同样尽职尽责。她不施脂粉的脸颊和清亮的双眼都透着美德的光芒。玛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顶上有一缕白发，仿佛是青年守寡的标志。

在组成情报界上层社会的众多行当里，没有任何一个行当需要像监听组的女士们那样全心投入。男人们不擅长干这个。只有女人才能以如此的热情把自己和别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周围到处是一根根灰色的电缆和一排排苏式磁带录音机，她们占据的地下世界之中全都是些从不露面的生命，而她们对这些人的了解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或是亲人。她们从来都看不到自己的猎物，不会跟他们见面，不会触摸到他们，或是和他们同床共枕。然而，她们却把自己的全部个性投入到了这些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中。通过窃听器和电话线路，她们能听到猎物们在甜言蜜语，啜泣，抽烟，吃东西，争吵，交合。她们能听到他们在做饭，打嗝，打鼾，烦心。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猎物们的孩子、姻亲和保姆，也不在意他们看电视的品味。到了今天，她们甚至能跟着猎物们一起坐车出去，和他们一起去购物，跟他们一起坐在咖啡馆或是宾果游戏厅里。她们是这个行当里秘而不宣的分享者。

玛丽递给我一副耳机，自己也戴上一副，叠起双手垫在下巴底下，闭上眼睛好听得更清楚些。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西里尔·弗雷温的声音，他正在给自己唱《图兰朵》中的一个选段，玛丽·拉塞尔斯闭着眼睛露出了笑意，听得入了迷。他的声音很醇厚，我这双没经过训练的耳朵觉得很好听，玛丽显然也这么认为。

我坐直了身子。歌唱声停止了。我听到背景里响起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接着又是一个男声，他们说的是俄语。

“玛丽，这两个人是谁？”

“是他的老师，亲爱的。莫斯科电台的奥尔加和鲍里斯，每周五天，六点整播出。这是昨天早晨的节目。”

“你是说西里尔在自学俄语？”

“嗯，他是在听俄语，亲爱的。至于他那个小脑袋瓜能学进去多少，我们可就不知道了。每天早晨六点整，西里尔都会听奥尔加和鲍里斯的节目。今天他们要去参观克里姆林宫。昨天他们在古姆169购物来着。”

我听到弗雷温洗澡时喃喃自语地不知说着什么，听到他夜里在床上辗转反侧，还大喊着“妈妈”。她叫埃拉·弗雷温，我记得。已故，西里尔·阿瑟·弗雷温的母亲，详情参见其个人档案。我始终都没弄明白，档案室在调查间谍嫌疑人的时候，为什么非得给他们已故的亲属建立个人档案。

我听到西里尔在跟英国电信局工程部的人争吵，他刚才老老实实地足足等了二十分钟才接通他们的分机。他的声音显得很急躁，用了许多不该用的重音。

“好吧，下回你们打算到我这儿来检测电话线路故障的时候，麻烦事先通知一下我这个用户，不要趁着我的清洁女工刚好在家时就闯进来，还弄得地毯上全是电线线头，厨房的地板上到处是靴子印，我将会万分感激……”

我听到他给科文特花园歌剧院打电话，说他这个星期五不能来取预订的门票了。这一次他的语气显得很可怜。他解释说自己生病了。电话另一头那位好心的女士说，最近是有好多人生病。

我听到他跟肉店老板说我会去拜访他，外交部人事局把会面安排在明天，地点就在他家里。

“斯蒂尔先生，我是西里尔·弗雷温。早上好。星期六我不能到你店里来了，因为我得在家里开个会。如果你星期五晚上回家路过我这儿时能捎四块上好的羊排来，我将会非常地感激。这样方便吗，斯蒂尔先生？再捎上一罐你们预先调好的薄荷调味汁。不用，红醋栗果酱我已经有了，谢谢你。账单也请你一并带过来吧，好不好？”

在我过于敏感的耳朵听来，他说话的感觉就像是准备弃船逃生。

“我再听听工程部的那一段，玛丽。”我说。又听了两遍弗雷温向英国电信局投诉时的固执语调，我心不在焉地亲了亲玛丽，走出地下室来到傍晚的户外。萨莉跟我说过，“来我这儿吧。”但我实在没心情整晚上一边跟她谈情说爱，一边听着我私底下很讨厌的音乐。

我回到讯问处。情报部实验室的人已经完成了对那封匿名信的检验。信是用一台马库斯电动打字机打的，型号多少多少，很可能产自比利时，要么是全新的，要么就很少使用，他们最多也只能提供这些情况。实验室的人认为，如果看到同一台打字机打出的另一份文件，他们就能够识别出来。我能拿到吗？报告到此结束。实验室对新一代打字设备的特点还没有完全摸透。

我给蒙蒂设在男爵府的老巢打了个电话。弗雷温对工程部的投诉还萦绕在我的记忆中：语气中的停顿就像是硬加进去的逗号；使用了“万分”这个词；习惯使劲读出本来不该重读的单词，以达到刻意强调语气的目的。

“蒙蒂，你的小伙子们在西里尔屋里好心好意维修电话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他那儿是不是放着一台打字机？”我问道。

“没有，内德。他屋里没有打字机——这么说吧，没人看到有打字机。”

“他们会不会没发现？”

“很有可能，内德。他们只是简单地踩了个点。不能打开桌子或是橱柜，不能拍照，也不能和清洁女工搞得太熟络，要不然她事后该担心了。也就是‘能看到的就看，快进快出，一定要把屋里搞得乱糟糟，否则他会起疑心’。”

我本来想给伯尔打电话，但还是没打。我干过主管情报官员，以往的那种占有欲又占了上风。见鬼去吧，弗雷温的情况我才不会跟任何人分享呢，哪怕是那个委托我去调查他的家伙。上百条迂回曲折的线索纠结在我的脑海里，从莫德里安到戈斯特，再到鲍里斯和奥尔加，从圣诞节到萨尔茨堡，再到萨莉。最后，我给伯尔写了一份备忘录，简要介绍了我已经查出的大部分情况，并确认我明天早晨约见弗雷温做例行审查时，会对他“进行第一次侦查”。

回家吗？还是去萨莉那儿？我那时的家是情报部位于圣詹姆斯区170的一所可憎的小公寓，我本该在那儿好好把自己的事想想清楚。不过，任何一个男人要是独自坐着，面对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名画《微笑的骑士》171的复制品，在无拘无束的梦想和种种作茧自缚的执念之间摇摆不定，那时把自己的事情想想清楚恐怕是他最不可能办到的。萨莉就是我的另外一种生活，但是我心里明白，我已经不可能跳过墙去追求那种生活了。

于是我还是宁可坐在办公桌前，从保险柜里拿了一瓶威士忌，翻看起莫德里安的档案。那上面说的情况我全都知道，但我想让他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更鲜明一些。谢尔盖·莫德里安，莫斯科中心忠诚可靠、久经考验的专业人员。这个笑容满面的亚美尼亚人很有魅力，跳起舞来有几分本领，会跟人套近乎，巧舌如簧。我以前挺喜欢他。他也挺喜欢我。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我们对任何人的好感都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因为我们会出于“有魅力”的缘故而原谅许多人。

我的直线电话响了。一时间我还以为是萨莉打来的，因为我没理会规定，把这个号码告诉了她。结果是托比打来的，他听起来很是自得。他这个人一向如此。他没提到弗雷温的名字，也没提到萨尔茨堡。我估计他是在自己的公寓里打的电话，心里不禁冒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托比这会儿正躺在床上，而且不是他一个人。

“内德吧？你的那个人简直是个笑话。给自己订了一间单人房，要住两周。登记入住之后，先把两周的房费付掉，给旅馆员工发点圣诞礼物，拍拍小孩子的脑袋，对所有的人都客客气气。第二天早晨他就不见了，年年都是这样。内德，听到我说话吗？听着，那家伙是个疯子。不往外打电话，吃上一顿饭，喝两杯苹果汁，什么也不解释，叫辆出租车就去火车站了。房间给我留着，别往外租，也许我明天就回来，也许还得过几天，我也说不准。过了十二天，他回来了，什么也不解释，给员工们再发点小费，大家都高兴坏了。他们称他是‘幽灵’。内德，你可得在伯尔面前说说我的好话。现在你欠我一个人情。告诉他，托比忙得连手指都脱皮了。你是个老牌明星，伯尔这个新手肯定会听你的，说几句好话一点也不费你的事。我这边还需要增加一个人，两个更好。跟他说说。内德，听到了吗？谢谢啦。”

我盯着墙壁，那是一堵我无法逾越的高墙；我盯着莫德里安的档案，想起了蒙蒂那句关于“太轻松”的格言。我突然非常想要萨莉，脑袋里还冒出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只要解开了弗雷温的谜团，我就可以把奔向自由的一次次冲动转变成大胆的纵身一跃。不过我刚伸出手去准备给她打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时间一致。”蒙蒂平平淡淡地说道。他想法子查到了弗雷温听歌剧的情况。“每次谢尔盖都和西里尔一起。他去听，他也去。他不去，他也不去。现在他根本不去听歌剧了，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个。明白了？”

“座位呢？”我问道。

“当然是一左一右紧挨着，亲爱的。你以为呢？还能是一前一后么？”

“谢了，蒙蒂。”我说道。

还需要告诉你我是怎么度过那个漫漫长夜的吗？难道你从没给自己的儿子打过电话，一边听着他令人不快的嘲讽，一边还得在心底提醒自己他是你的孩子？难道你从没向善解人意的妻子倾吐自己的种种缺陷，却并不知道这些缺陷到底是什么？难道你从没向情人伸出双手喊着“我爱你”，在她无忧无虑地得到满足的时候，自己却还像是个迷惑的旁观者？这之后你还得再一次离开她，独自走在伦敦的街道上，难道你从没恍然觉得这仿佛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大睁着眼睛躺在那张可恶的单人床上时，难道你从没在清晨的各种声响中分辨出一只喜鹊多愁善感的啼鸣，听得都入了神？

我九点半时到了弗雷温的家，穿着打扮尽可能显得很无趣。估计也的确是够无趣的，因为哪怕是在我最注意仪表的时候，我的穿着也算不上讲究。不过萨莉却有些骇人听闻的点子，说可以提高我穿衣打扮的品位。我和弗雷温约好了十点钟见面，不过我想给他来个出其不意。也许事实是，我需要有个人陪我聊聊天。一辆邮递员的厢式车停在街上。建筑公司的一辆带天线的卡车停在厢式车的后面，这说明蒙蒂的人已经就位。

我想不起来当时是几月份了，不过我知道那是在秋天。我的私人生活可谓秋风萧瑟，而那条整洁的死胡同里也秋意正浓，两旁都是些陡直的砖砌房屋。我看见一轮苍白的太阳圆盘似的悬在修剪过的栗子树后面，这条街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直到今天，我的鼻孔里仿佛还能闻到营火和秋日空气的味道，催着我赶紧离开伦敦，离开情报部，到萨莉那儿去，到真正的乡间去。我还记得许多小鸟呼啦啦地从弗雷温家门口的电话线上飞起，它们要飞到更好的地方去。隔壁花园里有只猫用两只后腿直立起来，要去扑一只昏昏欲睡的蝴蝶。

我拨开花园门上的门闩，嘎吱嘎吱地走过整洁的鹅卵石小径，来到七个小矮人居住的半独立式洋房前。房子的玻璃窗上有一个个瓶底形状的圆圈，门廊上方的屋顶上葺着茅草。我伸出手去按门铃，但大门却从我面前飞走了。门上有一道道棱纹，还装饰着假的方头螺栓；门板猛地往后一缩，就像是被街上的炸弹炸了进去，差点把我也吸进铺着瓷砖的黑乎乎的门厅。然后门不动了，弗雷温站在门口，就像是一个秃顶的百夫长，要保卫自己受到威胁的房子。

他比我想象的要高出一个头。宽厚的肩膀紧绷着准备承受我的袭击，两眼带着又恨又怕的神情紧盯着我。不过，即使是在初次接触的这一刻，我也感觉不到他身上有任何争斗的意味，只有一种崇高的脆弱感，这感觉因为他庞大的身躯显得很可悲。我走进他的房子，心知自己正在走进一个癫狂的世界。昨天晚上我就已经知道了。我们在绝望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对癫狂的人产生亲近之感。这一点我知道得就更早了。

“是约克上尉吧？好，好啊，欢迎，先生。真是很欢迎。好心的人事局还真提醒我了，说你要来。他们一般不会说的。不过这次他们说了。请进吧。你有你的职责，上尉，我也有我的职责。”他抬起那双潮乎乎的大手要接过我的大衣，不过好像怎么也抓不住。于是他接着往下说，那双手就停留在我的脖子旁边，像是要把我掐死，又像是要拥抱我。“我们都站在同一边，都没有任何恶意。私底下说，我觉得你的工作就像是机场的安保人员，范围都一样嘛。他们要是不搜查我，也就不会去搜查那些坏蛋，对不对？在我看来，这样处理问题是符合逻辑的。”

天知道，他讲出这一套准备得过于充分的说辞时，自以为是在照搬什么人的过时言论，不过这套说辞至少把他从僵立不动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他的双手落到我的大衣上，帮着我脱下衣服。我能感觉到他这么做的时候充满了敬意，仿佛是要揭示什么会让我们俩都感到兴奋的秘密。

“弗雷温先生，这么说你经常坐飞机喽？”我问道。

他用衣钩挂起我的大衣，又把衣钩挂到一个仿制得颇为粗劣的立式衣架上。我等着他回答，但他根本没理我。我心里想的是他坐飞机到萨尔茨堡的旅行，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也在这么想，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见到我来访而感到紧张，良心发现吐出真相。他领着我朝起居室走去，在那儿我可以借着镶有花式铅条的凸窗透进的光线，好好地打量他，这时候他已经开始摆弄急着招待客人要用到的第二样东西了：一台已经装满的咖啡渗滤壶，只不过还没打开电源——是要加奶、加糖，还是两样都放，上尉？来一块家里做的饼干吧，上尉？

“这真是你自己做的？”我问道，从罐子里摸了一块饼干。

“不管哪个会看书的傻瓜都能做出来。”弗雷温慌里慌张地咧嘴一笑，显得挺得意。我立刻明白戈斯特为什么那么讨厌他了。

“唉，我倒是会看书，但我肯定做不了这个。”我遗憾地摇着头回答说。

“上尉，你的教名是什么？”

“内德。”我答道。

“嗯，内德，那是因为你结婚了。你的老婆剥夺了你自己动手的能力。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了。老婆一进门，独立就没了。我叫西里尔。”

你在回避关于坐飞机旅行的问题，我心想。我没搭理他，我可不能让他这么侵入我的私人领地。

“如果让我来治理这个国家，”弗雷温一边倒咖啡，一边扭过头对我说，“好在我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他的声音又带上了跟工程师理论时的那种说教式的节奏——“我会制定一条绝对的法律，规定所有的人不论其肤色、性别或种族，在学校就读期间都应该把厨艺作为一门必修课。”

“好主意，”我说着接过一杯咖啡，“非常合理啊。”我自己从黄色的蜂巢形罐子里舀了点糖，那罐子握在弗雷温潮乎乎的手里就像是一枚导弹。他突然转过身面对着我，肩膀、腰和脑袋都一起转了过来。他那双坦诚的眼睛毫无掩饰，没有一点防备，以一种热切而又溺爱的天真眼神向下凝视着我。

“内德，你平时有什么消遣吗？”他轻声问道，脑袋往一边歪着，好显得更亲密些。

“有时打打高尔夫，西里尔。”我撒了谎，“你呢？”

“有什么爱好吗，内德？”

“呃，休假的时候我偶尔会画点水彩画。”我说道，这又是梅布尔的爱好。

“你开车吧，内德？我估计你们这帮伙计肯定是样样都会，对不对？”

“就是辆旧罗孚。”

“哪一年产的？该不是老式车吧？一把旧提琴上可是能奏出许多好曲子的，他们都这么说。”

我随口把脑子里最先想到的年份告诉了他，意识到他的精力还不光呈现在自己的身上。他的精力弥漫到了他接触到的每一样东西上——比如黄铜马饰的复制品，经他卖力擦拭之后像军帽的帽徽一样闪闪发亮；比如锃亮的护栏、木质地板和餐桌亮闪闪的桌面；比如我此刻坐着老老实实喝着咖啡的这把椅子，扶手都包在亚麻做的护套里，护套熨得平平整整，没一丁点儿污渍，我都不太敢把手往上搁。用不着他说我也知道，不管有没有清洁女工，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亲自打理的，在他没完没了白白消耗着精力的王国里，他就是这些东西的仆人和君主。

“那你住在什么地方，内德？”

“我？哦，我住在伦敦。”

“是哪个位置呢？哪个区？是好地段吗？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只能住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呃，这个情况恐怕我们不便向别人透露。”

“你出生在伦敦，对吧？我呢，是在黑斯廷斯172。”

“应该算是伦敦的郊区。你知道。在平纳173。”

“内德，你一定得保持住你的判断力。得时刻保持着。别让任何人从你那儿把它夺走。它是你干好工作的保证，判断力。记住这一点。会派上用场的。”

“谢谢，”我假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会的。”

他的两只眼睛使劲地盯着我。他让我想起了我养的小狗莉齐，她等着我的信号时就是这个样子——眼睛眨也不眨，紧绷着身体准备随时作出反应。“那我们就开始吧，好不好？”他说，“想不想来个倒数开始？要正式记录的时候，告诉我一声。‘西里尔，红灯亮着呢。’你只要这么说就行。”

我笑着又摇了摇头，仿佛在说他这人实在太逗了。

“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西里尔，”我说道，“我的天哪，过了这么多年，答案你肯定都滚瓜烂熟了。介意我抽烟吗？”我费劲地点上烟斗，把火柴丢进他推过来的烟灰缸里。然后我又继续打量他的房间。房间里靠墙摆着自制的书架，架子上摆满了自己收集的书，每一本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全球一百位最伟大的人物》《世界文学精华》《伟大时代的音乐（三卷本）》。书旁边摆着他的唱片，带着封套，全都是古典音乐。房间的一角则是那台留声机，非常精美的柚木制品，上面有一大堆控制按钮，像我这样的笨人肯定操作不好。

“好吧，内德，既然你喜欢画水彩画，干吗不试着也听听音乐呢？”他问道，两眼追随着我的眼神，“这是世界上慰藉心灵的最好方式，好的音乐真是这样，得演奏得宜，如果你选对了的话。要是你愿意，我可以给你指点一下正确的方向。”

我抽了一会儿烟。烟斗是一件厉害的武器，能把对方急急忙忙的节奏拖得慢下来。“说真的，我觉得自己是个乐盲，西里尔。我偶尔也尝试过几次，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后来就有点灰心了……”

我这番异端邪说——恐怕是从我跟萨莉不了了之的多次争论中学来的——已经让西里尔无法忍受了。他猛地站起身，脸上一副惊恐而又关切的表情，抓起饼干罐子一把塞到我面前，好像只有食物才能拯救我似的。

“哎呀，内德，这可就不对了，恕我直言！根本就没有‘乐盲’这回事！再拿两块，拿啊，厨房里还多着呢。”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抽烟斗就行了。”

“内德，所谓的‘乐盲’只不过是个词、一个说法而已，我觉得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个借口，目的是为了去掩饰、去伪装人们对某个世界的心理抗拒。这种抗拒完全是暂时性的，是人们强加于自身的，你自己的心理意识就是不准你进入那个世界！让你止步不前的，只不过是你对未知事物的畏惧心理罢了。我来跟你讲讲我认识的几个人的经历吧……”

他说个不停，我也没去打断他。他的食指朝着我指指点点，另一只手把饼干罐紧紧地抱在胸口。我听他说着，观察着他，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表现一下敬佩之情。我摸出我的黑色笔记本，解开绷在本子上的黑色橡皮筋，这个信号是告诉他我准备开始了。但他没有理会我，继续慷慨激昂地往下说。我想象着玛丽·拉塞尔斯坐在地下室里，脸上露出梦幻般的微笑，听着她心爱的人儿对我说教。还有蒙蒂手下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他们待在屋外的监控车上，一边骂西里尔一边打哈欠，等着下一班的人来换岗。据我所知，连伯尔本人也是一样——所有人都被弗雷温没完没了的轶事困得动弹不得，他说以前住在瑟比顿174时隔壁有一对夫妇，他把自己欣赏音乐的本领传授给他们。

“不管怎么说，我可以向PVHQ的上司汇报，说你最热爱的仍然是音乐。”他讲完以后，我微笑着对他说。

我说的“PV”指的是正面议决，这你知道；“HQ”代表的则是总部。我扮演的角色只是安全部门里一个备受压迫、吃苦耐劳的职员，想起到作用就需要比这更高的权威。接着，我打开放在膝头的笔记本，把纸弄平，用政府配发的不上油漆的铅笔在左边那页的顶端写下大写的名字“弗雷温”。

“好吧，既然你说到了爱，内德——你可以说音乐以前是我最热爱的，没错。音乐啊，用吟游诗人的话来说，是爱的食粮。不过我倒是觉得，这得取决于你如何去定义爱。爱是什么？这才是你真正的问题，内德。给爱下个定义。”

有时候，上天安排的巧合真的是俗不可耐。“呃，我觉得这个定义很宽泛啊，”我犹疑地说道，铅笔停在半空，“你是怎么定义爱的呢？”

他摇了摇头，开始使劲搅咖啡，五根粗壮的手指紧紧捏着一把小使徒勺175的细颈部。

“这是要记录的吗？”他问道。

“也许吧。请你随便说。”

“我对爱的定义就是承诺。许多人说起爱的时候，好像觉得那就是某种极乐世界。其实不然。我碰巧知道这个。爱与生活是不可分离的。爱并非凌驾于生活之上，也并不比生活更优越。爱就包含在生活之中。爱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你从中能得到的，要取决于你如何去付出、通过怎样的手段来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忠诚。上帝非常明确地教会了我们这个道理，这倒不是说我这人多么信仰上帝，我是个理性主义者。爱就是牺牲，就是煞费苦心的经营。爱还意味着汗水和泪水，伟大的音乐恰恰也得具备这两点才能被称为伟大。照这么说，没错，我同意你的说法，内德。音乐就是我最热爱的，要是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我简直太明白了。我也向萨莉说过类似这样半真半假的话，换来的却只是漠然相待。我也知道，在他处于这种备受困扰的心理状态时，任何问题都不是随便问的——更别说随便回答了——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样，虽说我掩盖情绪的种种本领要比他老练得多。

“我看这段话我就不记了，”我说，“我会把这段话当成我们所说的深层背景。”为了表示我是当真的，我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一方面提醒自己，一方面也向他表明接下来的话会列入正式记录。“好吧，咱们先来谈谈主要的问题，”我说道，“要不然PVHQ又得说我总是拖拖拉拉的了。西里尔，自从你上一次和我们派来的代表谈话之后，你加入共产党了吗？还是说你克制住了自己？”

“我没有。”他说着假笑了一声。

“是没加入，还是没克制住自己？”

假笑声更响了。“是前者。我喜欢你，内德。发现才华的时候我都很欣赏，一向如此。这倒不是说我工作的单位是个才华横溢的地方。就才华而言，我总觉得‘水槽’完全就是一片沙漠。”

“没有交什么朋友，或是参加什么和平组织吧？”我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接着往下说，“结伴旅行团体？受邀加入同性恋组织或是其他离经叛道的俱乐部？最近有没有对未成年的唱诗班小男孩产生过非分之想？”

“都没有，谢谢你。”弗雷温说道，他笑得很爽朗。

“有没有欠下大笔债务，结果弄得入不敷出？有没有让某位高雅的红发女郎过上她从没享受过的好日子？有没有分期付款买法拉利跑车？”

“我的需求还和以前一样，一点都不过分，谢谢你。我本质上并不是个物质主义者，也不会放纵自己，这一点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说实话，我相当憎恶物质主义。这年头这样的事可太多了。多得不得了。”

“刚才我说的其他事也都没干过？”

“都没有。”

我一直在匆匆地记录，还对照着脑海中的问题清单做标记。

“这么说来，你不会为了金钱而出卖机密。”我说着翻过一页纸，又打了几个勾，“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在征得雇佣部门的书面同意之前，就自己开始学习外语课程吧？”我的铅笔又一次停在空中，“比如学梵语？希伯来语？乌尔都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我提示他说，“或者是俄语？”

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瞪着我，我却装作没看见。

“还是霍屯督语176？”我半开玩笑地接着问他，“爱沙尼亚语？”

“这是什么时候列进审查清单的？”弗雷温咄咄逼人地问道。

“你是说霍屯督语吗？”

我等待着。

“学语言的事。会一门语言并不是什么缺陷。那是一种特长。一种成就！不就是要通过审查么，我也用不着把所有的成就都列出来吧！”

我把脑袋往后仰了仰，作回忆状。“正面议决程序附录，1967年11月5日，”我背诵道，“这个文件我一直都记得。是在焰火节那天。发给所有雇佣部门的特别通知，你的部门也收到了，要求提前以书面形式报告所有准备学习的语言课程。由司法指导委员会提议，议会批准。”

他转过身背对着我。“我认为这完全是一个不值一问的问题，而且我拒绝以任何形式作出回应。把这记下来。”

我喷出了一口烟。

“我说了，记下来！”

“我要是你啊，西里尔，我就不会这么说。他们会对你发火的。”

“让他们发火好了。”

我又抽了一口烟斗。“我来把总部对我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你，好不好？‘西里尔跟他那两个叫鲍里斯和奥尔加的好朋友在搞什么鬼名堂？’他们说。‘问问他这个，看他会怎么回答。’”

他还是背对着我，在房间里沉着脸怒气冲冲地转来转去，要请他那闪闪发亮的世界来见证我的亵渎之举。我等待着他爆发，我知道他肯定要爆发的。可他却只是用深受伤害的眼神责备地望着我。他仿佛在说，我们是朋友啊，可你竟然这么对我。处在紧张情绪下的大脑中会同时闪现出许多形象，这会儿我面前的人不再是弗雷温了，而是我在英国驻安卡拉大使馆讯问过的一个女打字员：她卷起羊毛衫的袖子，把胳膊伸到我面前，给我看讯问前一晚她自己用香烟烫出的一个个伤疤，伤疤都已经溃烂了。“你觉得你把我折磨得还不够吗？”她问道。但折磨她的人并不是我，而是那位二十五岁年纪的波兰外交人员，她把自己掌握的所有机密都告诉了他。

我把叼在嘴里的烟斗拿下来，冲着他安慰地笑了笑。“得了，西里尔。鲍里斯和奥尔加不就是你偷偷在学的俄语课程里的两个人物吗？他们俩一起在家用纸糊过墙？到塔尼娅姑姑的乡间别墅去住一阵子，等等？你正在学莫斯科电台的普通语言课程，每周五天，早上六点整开始，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问问他鲍里斯和奥尔加的事，’他们说，‘问问他为什么要偷偷地学俄语。’所以我才问你啊。就是这样。”

“他们没有权利知道我在上这门课。”他喃喃地说，还没完全弄明白我的问题的言外之意，“那帮该死的探子。这是私人的事。私下里选的，私下里上的。让他们滚蛋去吧。你也可以滚了。”

我笑出了声。但我也有点不知所措。“好了，别这样，西里尔。纪律你都清楚，就跟我一样。你可不是那种对规定置之不理的人。我也不是。俄语是俄语，报告是报告。只不过是要书面写下来而已。规定又不是我制定出来的。我只不过是拿到了一份通知，跟大家都一样啊。”我说话时他又把身子转过去了。他躲到了凸窗那边，望着窗外长方形的花园。

“他们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奥尔加和鲍里斯。”我耐心地回答。

这下他可火了。“我问的是给你下达任务的人，蠢货！我要投诉他们！窥探个人隐私，这就是他们的行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年代，这种行为简直太野蛮了。实话告诉你，我也要追究你的责任。他们叫什么名字？”

我还是没有回答。我想让怒火在他心里越烧越旺。

“第一，”他提高了声音说，两眼还盯着窗外他的那块泥巴地，“你记下来没有？第一，我根本没在上条例里说的那种语言课程。语言课程得到学校或是培训班去上，得跟一帮流着鼻涕还口臭的打字员一块坐在长椅上，还得听没教养的老师对你冷嘲热讽。第二，没错，我确实是在听收音机，这是我一向的爱好，我就喜欢在电台波段里搜来搜去，听听那些有趣的、神秘的事儿。记下来，我来签字。说完了，好吧？你可以走了。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谢谢，我已经受够你了。不是针对你啊，是他们。”

“你就是这么碰巧听到鲍里斯和奥尔加的，”我很配合地说道，又写了起来，“明白了。你在搜索电台波段，正好听到了他们的节目。鲍里斯和奥尔加。这没什么啊，西里尔。坚持下去呗，说不定你还能拿到一份语言津贴，如果你能通过考试的话。估计也就是几个先令吧，但揣在你兜里总比揣在他们兜里强。我一直这么认为。”我继续写着，不过写得很慢，故意让他听到政府配发的铅笔在纸上写字时那种让人受不了的沙沙声，“最让他们恼火的是没有事先报告，”我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为我上司的怪毛病道歉，“‘如果他没把奥尔加和鲍里斯的事告诉我们，那么他还会向我们隐瞒什么呢？’我觉得你也不能怪他们。这种事关系到他们的饭碗，也关系到我们的饭碗。”

又翻过一页。舔一舔铅笔的笔尖。再做个标记。我开始感觉到追逐猎物时的兴奋。爱就是承诺，西里尔刚才说。爱是生活的一部分，爱是一种努力，是一种牺牲。但这份爱是给谁的呢？我用铅笔重重地划了一道线，翻到了下一页。

“我们来谈谈你在‘铁幕’国家的情况怎么样，西里尔？”我尽可能让语气显得很厌倦，“涉及到‘铁幕’国家的时候，总部是最难缠的。除了过去这些年来你已经向我们提供的名字之外，不知道还有没有新的名字要加进去？最近的一个”——我翻到笔记本的最后——“我的天哪，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来自东德的一位先生，是你参加的当地合唱团里的一名成员。从那以后，你再也想不起有别的什么人了吗？西里尔，实话跟你说，自从他们抓到你没有报告语言课的事之后，现在他们可是在盯着你啊。”

他对我的失望之情又一次转变成了愤怒。他又开始使劲吐出那些不该重读的词。不过这一次，我觉得他好像是在使劲唾骂我。

“我认识的每一个‘铁幕’国家的人，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按照规定原原本本地列在了名单上，而且呈报给了我的上级。如果你在这次谈话之前稍微费点心思，到外交部人事局拿出这份资料——我是说，他们怎么会派像你这样没用的——”

我决定打断他的话。由着他把我贬低得一无是处，我觉得这起不到任何作用。可以让他把我说得无足轻重，这没问题。但不能贬低到一无是处，因为我在为更高的权威效力。我从笔记本的后面抽出一页纸来。“瞧，在这儿呢，我已经拿到了。你认识的‘铁幕’国家的人加起来只有一页纸。总共只有五个人，可你工作都整整二十年了。是总部审核过的，我知道，他们全都通过了审核。好吧，他们当然会通过审核，可前提是你得报告啊。”我又把那页纸夹进了笔记本。“好吧，还有人要加进去吗？要加上谁？西里尔，趁着现在好好想想。别着急。他们知道的事可多得很，我们那帮人。有时候他们简直都会让我大吃一惊。花点时间，慢慢想想。”

他慢慢地想着。花了点时间。又花了点时间。最后他换了一副自怜的腔调。

“我不是外交官，内德，”他小声抱怨说，“我不会每天晚上到外面去寻欢作乐，出入于贝尔格莱维亚177、肯辛顿178、圣约翰伍德179，戴着勋章，打着白色领结，亲近那些大人物，对不对？我就是个小职员。我不是那种人。”

“那种人是谁啊，西里尔？”

“我喜欢有人宴请，这不一样。我最喜欢朋友。”

“我知道你喜欢，西里尔，总部也知道。”

为了掩饰越来越强烈的恐慌，他又发火了。他紧握着巨大的拳头，抬起胳膊肘，这样的身体语言简直是震耳欲聋。“自从我报告过有关人员的情况之后，名单上的那几个人再也没在我生活中出现过。名单上的名字涉及的全都是些最为随便的接触，后来就没有一点下文了。”

“但后来又遇到的新人呢？”我耐心地问道，“西里尔，你可不能把他们忽略掉。我就没有，那你为什么要忽略掉呢？”

“如果真有人要加进名单，如果真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哪怕是什么人寄来的一张圣诞卡，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加进去，这你尽可放心。没了。结束了。完了。请问下一个问题，谢谢。”

外交官，我记了下来。他，我记了下来。圣诞节。萨尔茨堡。我问话时的样子显得更吃力了。

“这可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西里尔，”我一边在笔记本上写着，一边说，“说真的，这个回答听起来实在有点像胡说八道。他们只想听到‘有’或者‘没有’，或者‘如果有，那么是谁？’他们想要直截了当的答案，不会退而求其次地接受胡说八道。‘他没有老实承认学语言的事，那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他老实承认了“铁幕”国家的情况呢？’他们就是这么想的，西里尔。他们肯定也会这么跟我说。最后都得怪罪到我的头上。”我警告他，手上还在记录着。

我又一次感觉到，我毫无趣味的说话方式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折磨。他来回踱着步，两手在身侧啪啪地打着响指。他喃喃自语，威吓似的扭动着下巴，又愤愤不平地朝我要名字。可是我一直在忙着做笔记，根本没注意这些。我是老内德，伯尔手下的普洛德警官，正在执行总部赋予的职责。

“这样行不行，西里尔？”最后我说道。我举起笔记本，大声读出了我刚才写下的话：“我，西里尔·弗雷温，郑重宣布，在过去的十二个月期间，除了我已写进名单的人之外，我没有结识苏联或东欧集团的任何一位公民，哪怕最短暂的接触也没有。日期、签名——西里尔。”

我又点上烟斗，仔细观察着装烟草的凹洞，看看是不是点着了。我把燃尽的火柴放进火柴盒，又把火柴盒收到自己的口袋里。我的声音本来已经降到了步行的速度，现在简直慢得像在爬行一样。

“还有个选择，西里尔，我这是给你建议啊，如果你的生活里真的有这么个人的话，趁现在的机会赶紧告诉我。也告诉他们。你说的一切我都会保密；他们也会这么做，这得取决于我告诉他们的情况。我一般不会把事情一股脑儿全告诉他们，绝对不会。不管怎么说，谁都不是圣人嘛。如果真是圣人，总部恐怕都不会放他们通过审查。”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已经点着了他的引线。他一直在等着要抓个借口，现在我把借口给了他。

“圣人？是谁说的圣人？你他妈的可别叫我什么‘圣人’，我不允许！‘圣人’西里尔，他们都这么叫我，你不知道吗？你当然知道，你这是在故意嘲笑我！”

面色紧张，态度粗鲁。用语言攻击我。弗雷温背靠着绳网，猛烈反击着对他的一切进攻。“如果真有这么个人——实际上并没有——我也不会告诉你，或者是审查组那帮爱窥探人隐私的家伙——我肯定会以书面形式，按照规定向人事局——”

我第二次打断了他的话。我不喜欢让他来控制谈话的节奏。“但真的是没有什么人，对吧？”我追问道，我扮演的被动角色最多也只能这样了，“一个人也没有？你没参加过什么活动吗——聚会、联谊会、会议——正式的、非正式的——伦敦、外地，甚至是国外——在这些场合难道‘铁幕’国家的任何一位公民都没出现过？”

“我是不是得一直不停地跟你说‘没有’？”

“除非你的答案是‘有’。”我回答时带着一丝笑意，西里尔显然不喜欢。

“答案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再重复一遍：没有。明白了吗？”

“谢谢你。这么说我就可以写上‘没有’了，嗯？意思就是一个都没有，甚至连苏联人也没有。你可以签字了。嗯？”

“嗯。”

“你的意思是不签吗？”

我说道，又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对不起，西里尔，但我们必须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否则的话总部就会从高层找我们的麻烦。瞧，我已经帮你写下来了。签个字吧。”

我把手里的铅笔递给他，他签了字。我想把这个习惯灌输给他。他把笔记本还给我，冲着我凄凉地笑了笑。他对我撒了谎，需要我来安慰他的苦恼。于是我给了他安慰——要是真能安慰他就好了，因为我很快就会跟他翻脸。我把笔记本揣进衣服里面的口袋，站起身伸了一个大懒腰，仿佛是在宣布我们的谈话要暂时告一段落，最麻烦的部分已经谈过了。我揉了揉后背，上了年纪的人老是会背疼。

“你在外面挖什么啊，西里尔？”我问道，“在给自己挖防空洞啊，是不是？现在好像没这个必要了吧，我觉得。”

我的视线越过他，落在窗外泥巴地角落里堆着的一摞新砖头上，砖垛上盖着一块防水油布。我看到有一条还没挖好的水沟，大约两英尺深，穿过草坪一直通向砖垛那边。

“我在修水池，”弗雷温反驳说，他很感激我开着玩笑转移了话题，“巧得很，我特别喜欢水。”

“是金鱼池吗，西里尔？”

“是观赏水池。”西里尔的好心情一下子恢复了。他放松了，露出了微笑，那热切的、毫不做作的笑容让我也不自觉地微笑起来。“我打算这么干，内德，”他亲热地靠近我解释说，“我要砌出三层水池来，最高的离地四英尺，然后每层往下降一英尺半，一直延伸到水沟那边。然后我要在每个水池的底部装一个隐藏式的灯，来提供照明。然后我会用电动水泵让水循环起来。到了晚上，我就不拉窗帘了，往窗外一望，就能瞧见我自己的有灯光的水池和瀑布！”

“再来点音乐！”我大声说，对他的热切情绪报以充分的响应，“我觉得这简直是太棒了，西里尔。你真是个天才。我太佩服你了，真的。真想让我太太过来瞧一瞧。对了，萨尔茨堡那地方怎么样啊？”

他还真的晃了一下，我心想，看着他的脑袋摇摇摆摆地从我面前转开。我击中了他的要害，打得他晕头转向。我等着他清醒一点，然后又来了一下。

“他们跟我说，你会到萨尔茨堡去听音乐。他们说，在你们这些音乐家的心目中，萨尔茨堡就是个像麦加一样的圣地。圣诞节的时候萨尔茨堡会演歌剧吗？还是说你去那儿就是为了听圣诞颂歌和赞美诗？”

他们肯定已经封锁了这条街，我心想，听起来外面简直鸦雀无声。弗雷温还瞪着花园，我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也在这么想。

“你干吗要问这个？”他回答说，“你对音乐一无所知。这是你刚才自己说的。你还特别擅长打探别人的隐私。”

“有威尔第吗？我听说过威尔第。莫扎特呢？他是奥地利人，对吧？我看过那部电影180。我敢打赌，他们那儿圣诞节的时候准会演奏莫扎特的曲子。肯定的。是哪些曲子啊？”

又是沉默。我坐下来再一次做好准备，要记下他说的话。

“你是一个人去的吗？”我问道。

“当然。”

“一直是一个人去？”

“当然。”

“上一次也是的？”

“对！”

“到了那边也还是一个人待着？”我问。

他放声大笑。“我啊？一刻也不得消停。怎么可能呢？我一到，房间里就有好多舞女在等着。每天都要换几个新姑娘。”

“不过你每天晚上都会去听音乐，一夜接着一夜地听，就像你喜欢的那样？”

“谁说我喜欢什么了？”

“接连十四个晚上。应该是十二个吧，你得把来回的旅程去掉。”

“可能是十二个。可能是十四个。也可能是十三个。这有什么关系？”他还是很震惊。他说话的声音显得很遥远。

“你去那儿就是为了这个。去萨尔茨堡。你花钱也是为了这个。对吧？对吧，西里尔？给我个信号，西里尔。我总觉得你有点心不在焉。去年圣诞节你去那儿也是为了这个吧？”

他点了点头。

“去听音乐会，一夜接着一夜？听歌剧？圣诞颂歌？”

“是的。”

“可是问题在于，总部说你在那儿只住了一夜。他们说，你在预订的第一天到了那儿，第二天早晨就离开了。你付了全部的房费，整整两个星期，可是从第二天起旅馆里就压根看不到你的人影，直到你在假期结束前返回。所以说，总部理所当然得问一问，你到底跑到哪个鬼地方去了？”我使出了到目前为止最大胆的一招，“还有和谁在一起？他们在问，你在那边是不是有朋友？就像鲍里斯和奥尔加一样，只不过是真人。”

我又把笔记本翻了几页，在一片沉寂之中，纸页发出的哗哗声像是砖头砸到了地上。他的恐惧也影响了我。那就像一种共同拥有的邪恶。真相离我们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纸，但无论是想把真相拒之门外的他，还是想把它放进屋里的我，似乎都觉得非常害怕。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情况给写下来，西里尔，”我说，“然后就不用管它了。只要写下来就能摆脱掉，这法子最管用。交个朋友并不是什么罪过。哪怕交外国朋友也不是罪过，只要能把他写下来。他是外国人吧，我估计？不过呢，我感觉你好像还有点犹豫。我得说，他肯定是一位很好的朋友，如果你为他放弃了那么多音乐的话。”

“他哪儿也不在。他根本不存在。他已经走了。我挡着了他的路。”

“哦，圣诞节的时候他还没走，对吧？那时候你应该和他在一起啊。他是奥地利人吗，西里尔？”

弗雷温脸上看不到丝毫生气。他睁着眼睛，却像是个死人。我给他的打击太多了。

“好吧，这么说他应该是法国人，”我提高了嗓门，想把他从沉思默想之中拉出来，“他是个法国佬吧，西里尔，你的那位好朋友？……法国佬他们是不会介意的，虽说他们不喜欢那帮人。行了，西里尔，那他是美国佬吗？美国佬他们肯定不会反对！”没有回答。“他该不是爱尔兰人吧，啊？但愿不是，这可是为你好！”

我替他笑了笑，可是没有什么能让他从忧郁中解脱出来。他仍然站在窗前，弯起大拇指使劲把指节顶在前额上，仿佛想要钻出一个弹孔。他喃喃自语了什么吗？

“我没听见，西里尔！”

“他超越了那一切。”

“超越了国籍吗？”

“是的。”

“你的意思是，他是个外交官喽？”

“他没到萨尔茨堡来，你他妈的没听见吗？”他猛地转过身来冲着我，开始大喊大叫，“你他妈的就是个笨蛋，知不知道？别管什么答案了，你连问题都不会问！难怪我们这个国家乱得一团糟！你的聪明劲儿到哪儿去了？你难道连人话都听不明白吗？”

我又站了起来，动作很慢。就让他一直盯着我。又揉了揉自己的后背。我在房间里踱了几步。我摇了摇头，仿佛在说这样根本行不通。

“我是在帮你，西里尔。如果你去了萨尔茨堡，然后就在那儿待着，这是一种情况。如果你又跑去了别的地方——唉，那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比方说，假如你那位好朋友是个意大利人。如果你假装去了萨尔茨堡，却跑到了——呃，我也不知道——比如说跑到了罗马去，或是米兰，甚至是威尼斯——唉，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我不能什么事都替你干。那不公平，就算我替你干了他们也不会感谢我。”

他的眼睛睁得老大。他把他的疯狂转移给了我，却把自己当做理智清醒的人。我重新给烟斗装满烟丝，把注意力全都放在烟斗上，同时接着往下说。

“你这个人很难取悦啊，西里尔，”——我用食指把烟丝压实——“你总爱戏弄别人，你知道么。‘别碰我这里，把你的手从那儿拿开，你可以这样，但只能做一次。’我的意思是，我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划着一根火柴去点烟斗，这时我看到他把指节移到了眼睛上，好像自己并没有待在这个房间里。但我故意装作没看见。“好吧，萨尔茨堡咱们就不提了。如果萨尔茨堡提起来太让人痛苦，咱们就把它放到一边，重新聊聊你在‘铁幕’国家认识的人，好不好？同意吗？”

他的双手慢慢从脸上滑落。没有回答，但也没有明显反对。我继续往下说。他想让我说下去。我能感觉到他把我的话当成了一座桥梁，靠着这座桥他才能把真实的世界和恍如置身地狱的内心联系起来。他想让我替我们两个人说话。我觉得我必须要替他坦白交代，因此决定打出手里最危险的一张牌。

“这样吧，为了便于讨论，咱们姑且把谢尔盖·莫德里安的名字加到名单上，然后到此结束。”我漫不经心地建议道，声音放得很低，尽可能让这话听起来不带任何威胁，“只不过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补充了一句，“你觉得呢？”他还是垂着头，我看不到他的脸。我兴致勃勃地继续解释这条最新向总部提出的有用建议。“好吧，咱们这么跟他们说：‘把那位可怜的莫德里安先生算进去好了。别再跟我们玩什么花样了，我们什么都能说清楚。把他算上，回家去吧。内德和西里尔还有工作要做呢。’”

他摇晃着身体露出了笑容，就像个被绞死的人。在笼罩整片居住区的沉寂之中，我觉得仿佛能听到屋顶传来了自己说话声的回响。但弗雷温似乎根本没听见。

“莫德里安就是他们希望你能坦白交代的人，西里尔，”我通情达理地接着说道，“他们跟我说了。只要你承认了莫德里安的事，只要我把他的名字写下来——我正写着呢——而你也同意我这么做，我注意到你并没有阻止我，对不对？这样就没人能指责我们俩对他们不够坦白。‘没错，我就是谢尔盖·莫德里安的好朋友，你们都可以滚蛋了’——怎么样？‘我和他一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做了这事，干了那事，还说好要干点别的什么事，我们过得很愉快，也许并不愉快。话说回来，如果我都不能跟这么有文化的一位苏联人交朋友，搞那一套公开化还有什么用？’……怎么样？哪怕有些地方不连贯也不要紧，我们可以以后再补充。照我看，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文件收拾起来准备明年再用，咱们俩就都可以好好过周末去了。”

“为什么？”

我装作没听懂。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把文件收拾起来了？”西里尔问道，他起了疑心，“像他们那样的人，这么简单就会把文件收拾起来？他们难道不会反过来问一句，‘为什么？’谁都不会问的。像他们那样的人不会问。他们永远都是那个样子。他们不会改变的。改变不了。”

“得了，西里尔！”他陷入了自己的思绪中，我跟他之间的沟通变得有点困难了，“西里尔！”

“又怎么了？什么事？别嚷嚷。”

“这年头身为苏联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谢尔盖是个法国佬，总部可要担心得多！我刚才提到法国佬只是想给你下个套。我不该那么做，我道歉。但如今的苏联人——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说的已经不光是友好国家了，简直就是合作伙伴嘛！你知道总部那班人。他们总是跟不上时代。戈斯特也是一样。我们的职责就是开创潮流。你在听我说话吗，西里尔！”

就在那一刻，一时间我还以为我已经输掉了整场游戏——他不肯再跟我合作，不肯再依赖我，不肯再心甘情愿地暂时放下戒备之心。他像个梦游者似的从我身旁走过。他又走到了凸窗旁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挖了一半的水池，还有他生命中所有尚未完成的梦想，现在他肯定已经知道，这些梦想永远都没法实现了。

接着，我松了一口气，他开始说话了。不是说他做了些什么。不是说他是跟谁一起做的。而是为什么。

“整天都得跟一帮蠢货关在一起，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吧，啊？”

起初我还以为他是在抱怨自己未来的境遇，后来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水槽”。

“成天听他们讲那些下流笑话，被他们的香烟味和体臭熏得半死？那滋味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是特权阶层的，不管你装得有多寒酸。日复一日，窃笑着嘀咕些奶子啊、裤衩啊、月经啊，还有小鸡鸡。‘得了吧，圣人，也给我们讲个下流笑话嘛！你可是个深藏不露的家伙，圣人，我敢打赌！你好哪一口啊——女学生制服？还是喜欢来野的？圣人星期六晚上都想玩点什么小花样？’”他的精力又全部恢复了，而且我发现他竟然还有模仿别人的天赋，这让我大为震惊。他装腔作势地说着话，俨然成了音乐厅里的女王，咧起嘴微笑着，那可怕的笑容把没长胡子的脸都扭曲了。“‘那个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的故事你听过吗，圣人？高潮就在帐篷里头。哈哈！’这种事你是不会知道的，对不对？‘圣人啊，那玩意儿你是不是偶尔也会掏出来一下？时不时也得撸一撸，看看它还在不在？你会变得麻木，知不知道？那玩意儿都会掉下来。我敢打赌你那玩意儿很大，对不对？就跟驴子的家伙一样，都垂到大腿上啦，得塞在吊袜带里头……’这种事你不会知道的，对不对，从早到晚，办公室里也说，餐厅里也说？你是个绅士。知道他们愚人节给我的礼物是什么吗？来自巴黎的绝密电讯，仅供弗雷温阅处，由本人手工译码，哈哈。特急电讯，这有什么好笑的吗？我不明白。于是我就坐到小隔间里头，翻出译码本来，对不对？我就开始译码啊，对不对？还是手工译的。所有人都低着头。谁都没发笑，也没人先拆穿。我译出了前六组数字，下流啊——那是个下流笑话，说的全都是避孕套181。是戈斯特干的。他特意让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小伙子们发过来的，就为了开玩笑。‘别急啊，圣人，别发火啦，给我们笑一个。就是个玩笑嘛，圣人，玩笑你都开不起啊？’我跑去投诉的时候，人事局的也这么说。搞个恶作剧而已，他们说。开开玩笑有助于提高士气。他们看得起你才跟你开玩笑嘛，他们说，你得表现得大度一点。我要是没有音乐，早都自杀了。这事我还真考虑过，我不介意告诉你。问题是，等到那帮人意识到自己干了些什么，我却看不到他们脸上的表情了。”

叛徒需要两个条件，史迈利查出比尔·海顿背叛圆场之后曾苦涩地对我说——他得恨某个人，还得爱某个人。弗雷温已经告诉我他恨的是谁了。现在他要开始说他爱的人是谁。

“那天晚上我转遍了全世界——波多黎各、佛得角、约翰内斯堡——可是根本没找到任何我喜欢的节目。一般来说我最喜欢听业余电台了，那帮租电台做节目的。他们更有智慧，这一点我喜欢，刚才我跟你说过。我都不知道天已经亮了。我家楼上挂着三层的厚窗帘，花了我三百镑呢，还加了衬布。特别安静，从‘水槽’回来之后，宁静对我来说简直乐趣无穷。”

他脸上露出的笑意和刚才不一样了，就像个过生日的小男孩。

“‘早上好啊，鲍里斯，我的朋友，’奥尔加说道，‘今天早上感觉怎么样？’然后她再用俄语说一遍，鲍里斯则回答说他觉得有点低落。他常常心情低落，那个鲍里斯。他容易陷入斯拉夫人的那种忧郁状态。不过奥尔加会照顾他，你注意。她会跟他开个玩笑，但从来不会带有恶意。他们俩时不时也会争吵——唉，这太正常了，他们俩做什么事都在一起。但他们总会在同一期节目里和好如初。他们从来不把怨气带到第二天。奥尔加做不出那样的事，说实话。有什么事说出来，说出来就完了，奥尔加就是这样。然后他们俩会一起开怀大笑。他们俩就是这样的。很积极。很友好。说话文雅。当然了，也喜欢音乐——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是苏联人嘛。我本来不是很喜欢柴可夫斯基，直到听到他们俩在节目里谈论他。但自那以后我一下子就改变了对柴可夫斯基的看法。鲍里斯对音乐的品味其实相当高。奥尔加嘛——嗨，她不管听什么都觉得挺不错。话说回来，他们只不过是在演戏，在读着台词。但听他们说话、想去学那门语言的时候，你就会忘记这一点。你就会相信他们。”

而且你还会把书面作业寄过去，西里尔说。

他们会免费订正，提出建议，他说。

除了第一次寄信，你甚至都用不着把作业寄到莫斯科。他们在卢森堡设了个邮箱。

西里尔又沉默了下来，但这没什么危险。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他的恍惚状态会结束得太快。我起身走到他的视线之外，站到了他身后的一个角落里。

“你给他们留的是什么地址，西里尔？”

“当然是这个地址。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地址啊？难道是什罗普郡的乡间宅邸？还是卡普里岛182上的别墅？”

“你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他们了？”

“当然没有。呃，我只说了我姓西里尔，是的。姓西里尔的人遍地都是。”

“好样的。”我赞许地说道，“姓西里尔，那名字呢？”

“尼莫，”他自豪地宣称，“C.尼莫·西里尔先生。‘尼莫’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无名氏’，你可能不知道。”

C.尼莫先生。也许就和A.帕特里奥先生一样。

“你填了职业吗？”

“没写真实的职业。你又在问蠢问题了。”

“那你写的是什么？”

“音乐家。”

“他们问你的年龄了吗？”

“当然要问了。这是必须的。他们得确定你有资格，万一你获奖了呢。他们不能给未成年人授奖，对不对？谁都不行。”

“个人状况呢？已婚或是单身，这个情况你也告诉他们了？”

“我必须得填写个人状况啊，这个奖有可能是夫妻俩一起获得的，对不对？他们总不能单给丈夫发个奖，把老婆撇在一边。那么干可有点失礼。”

“你寄去的那些作业——就拿第一次作业来说吧——你还记得吗？”

他决定再一次对我的愚蠢置之不理。

“笨蛋。你以为我给他们寄的是什么？难道是该死的对数表啊？你写信过去，拿到表格，报个名，拿到卢森堡的邮箱地址，再拿到教材，这就算是参加了。然后你就按照鲍里斯和奥尔加在节目里的要求去做，对不对？‘完成第九页上的练习。回答第二十二页上的问题。’难道你没上过学么？”

“而且你学得挺好。总部说你开动脑筋的时候，简直就像是本百科全书。他们告诉我的。”我开始意识到他有多喜欢受到恭维了。

“实话告诉你，我可不只是挺好。谢谢了，总部。你要是想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我简直就是他们最优秀的学生。有几位导师给我寄来了短信，其中有几封信的语气非常赞赏。”他补充这句话时笑得嘴都咧开了，受到表扬时他总是这样，“跟你说吧，星期一的早晨，口袋里装着他们寄来的一封短信走进‘水槽’，什么话都不说，这让我感到很振奋。我心想，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跟你们好好讲讲这段故事。不过我没那么干。我宁可把它当作自己的秘密。我宁可保护自己的友谊。我才不会让那帮畜生拿奥尔加和鲍里斯开下流玩笑，谢谢你。”

“你给那些导师写回信了？”

“只是以尼莫的身份写的。”

“但其他方面的事你没糊弄他们吧？”我问道。我想弄清楚他在头一次开始这种非法的感情游戏时，心里究竟有没有顾虑，有哪些顾虑。“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也会给他们一个简单的回答。你不会扭扭捏捏。”

“我才不扭扭捏捏呢！我凭什么要扭扭捏捏的？我特别注意，一定要表现得非常谦恭有礼，就像那些导师一样。他们可是高级教授，有些人是的，他们是学者。我很感激他们，我学得很用功。这是对他们最起码的回报，因为他们不收学费，是为了促进人类的相互理解自愿辅导我们的。”

他这话又唤醒了我心中的猎手本能。我盘算着他们跟西里尔周旋的时候，会怎样一步步引他入彀。我暗自想象着，如果这么完美的招募手段是圆场设想出来的，我自己会怎样把西里尔引上钩。

“我估计，随着你不断进步，他们给你的任务也会从事先印好的简单练习提高到更有难度的内容——作文，或是散文，对不对？”

“是的，莫斯科的导师委员会认为我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就把我升到了自由学习阶段。”

“你还记得他们给你出的作文题目吗？”

他得意洋洋地大声笑了起来。“你以为我会忘记吗？每次写作文我都得抱着词典连干五个晚上。能睡上两个小时就算我走运了。内德，你醒醒吧你，好不好！”

我可怜巴巴地轻轻笑了一声，记下了他说的话。

“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生活》。我跟他们说了‘水槽’的事。当然了，我没提人的名字，也没提我们工作的性质，那是自然的。不过，文章里还是有一点社会评论的，这我不否认。我觉得委员会有权利知道这些，尤其是我们正在准备搞公开化，一切都变得缓和了，这是为了全人类着想。”

“第二篇呢？”

“《我的家》。我跟他们说了我打算挖水池的事。他们很喜欢。还说到我自己做饭。有一位导师可是个大厨师呢。那之后他们给我布置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很容易写得千篇一律，但我的文章不是那样。”

“你写了你对音乐的热爱吧，我估计？”

“错。”

他的回答至今还在我耳畔回响：那是一种指责，是同样受苦的人渴求同情的呼喊；那也是一个人向苍天发出的盲目祷告，他和我一样急切地想得到爱，趁着一切还不算太晚。

“最喜欢的娱乐方式，我写的是‘好伙伴’，你要是真想知道的话。”他说话时脸上又露出了那种狂乱的笑容，“虽然我这辈子迄今为止并没有多少好伙伴，但这并不妨碍我珍视能拥有好伙伴的少而又少的机会。”他似乎忘了自己说过的话，因为他又开始说了起来，而且说的竟然是我可能用在萨莉身上的话：“我有种感觉，生命中的某些东西我已经放弃了，可现在我想重新把它们找回来。”

“这些高级作业他们也很喜欢吧？是不是觉得印象很深刻？”我一边问，一边卖力地做着记录。

他又开始假笑了。“还可以吧，我想。基本上还过得去。这儿一点，那儿一点。当然了，评价是有所保留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他们跟某些人不一样，他们善意而又大度地表达出了赞赏之情。就是因为这个。”

弗雷温说，他们确实表达出来了——说到这里我已经几乎用不着再催促他——其具体形式就是一位名叫谢尔盖·莫德里安的先生，苏联驻伦敦大使馆一等文化秘书，身份是莫斯科电台忠诚的当地使者，他被派来回应弗雷温的祈祷。

和所有善良的天使一样，莫德里安的驾临并没有任何征兆，在十一月一个阴冷潮湿的星期六，他突然出现在弗雷温的家门口，手里捧着上级部门的礼物：一瓶苏联绿牌伏特加、一听闪光鲟鱼子酱、一本印制粗劣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画册，还有一封打印精美的信，授予C.尼莫先生莫斯科国立大学荣誉学生称号，以表彰他在俄语学习中取得的突出进步。

但最有价值的礼物，还是莫德里安这个神奇的人物本身。弗雷温曾在写给导师委员会的获奖作文中大声疾呼，说他渴求一个“好伙伴”，莫德里安就是为了这一需求而特别订制的。

我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弗雷温很平静，弗雷温得意洋洋；弗雷温在经历了不知多长时间之后，总算是心满意足了。他的声音已彻底摆脱了原有的拘谨，普普通通的脸上洋溢着微笑，一看就是个见识过真爱的人，而且渴望和他人分享这份好运气。如果这世上有哪个人能让我报以同样的微笑，我就会成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

“莫德里安吗，内德？谢尔盖·莫德里安？内德啊，我们现在说的绝对是个最高层次的人物。看他一眼，我就知道了。根本没有你的那一套中庸之道，我觉得。他是个非常直接的人。我们有着同样的幽默感，那是当然的，一聊起来就知道了。一针见血。从来不藏着掖着。我们的兴趣爱好也一样，连喜欢的作曲家也一样。”他想让语调变得淡然一些，但没成功，“就我的经历而言，生活中很难得有两个人能够在所有方面都自然而然地契合——除了女人，我得承认谢尔盖在这方面的经验远胜于我。谢尔盖对女人的态度”——他努力想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这么说吧：如果是其他任何人像他那么干，我都会觉得很难认可。”

“他有没有介绍女人给你，西里尔？”

他的表情变成了坚定的拒绝。“当然没有了，谢谢你。我也不会允许他那么做。他也觉得这种介绍不应包含在我们的友谊范围之内。”

“你们一起去苏联旅行的时候也没有吗？”我冒险问道，又替他往前跳了一大步。

“去哪儿旅行都没有，谢谢你。那样只会毁掉旅行，说实话。把旅行弄得死气沉沉。”

“那他们说起关于谢尔盖的女人的那些事，都只是些传闻而已喽？”

“不，不是的。是谢尔盖自己告诉我的。谢尔盖·莫德里安对待女人的态度绝对是残忍无情的。他的同事私下里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残忍无情。”

我不禁觉得莫德里安这个人很工于心计——还是说工于心计的应该是他的主子？莫德里安追逐女人时残忍无情，弗雷温拒绝起女人来也残忍无情，这两个人之间倒还真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联系。

“这么说，你也见过他的同事，”我说道，“应该是在莫斯科吧。圣诞节的时候。”

“只是几个他信得过的同事。你都想不到他们对谢尔盖有多么毕恭毕敬。在列宁格勒也是的。我没有吹毛求疵，我没那个权利。我是一位贵客，不管他们怎么安排，我一切都客随主便。”

我的眼睛一直盯在笔记本上。天知道那时候我在本子上写的是什么玩意。鬼画符。后来再看时，笔记本上有些整段整段的记录我一个字都认不出来。我换上了一副乏味得不能再乏味的语气。

“西里尔，这一切都是为了表彰你出色的语言天赋，对吧？还是说那时你已经在为莫德里安提供非正式的服务了？比如给他信息啊，翻译之类的。他们告诉我，很多人都会这么干。当然了，他们不应该这样。但你也不能责怪这些人啊——对不对？他们就是想为公开化出出力，现在都已经开始啦。我们等得可太久了。只不过呢，西里尔，我得把这一块的情况如实记录下来。要不然他们准会活活扒了我的皮。”

我不敢抬起头来看他，就那么一直不停地写着。我翻过一页纸，在上面写道：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我还是没有抬头。

我听到他喃喃地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明白。我听到他嘟哝着说：“不是的。我没干过。我他妈的从来没干过。”我听到他大声抱怨起来，“别那么说，好不好？再也别那么说了，你，还有你的总部。‘给他信息’——什么意思啊？用那些词就是不对的。我在跟你说话呢，内德！”

我抬起头，抽着烟斗微笑着说道：“你在跟我说话啊，西里尔？当然啦。对不起。你是我这星期审的第六个人了，实话告诉你。这些日子他们都在搞公开化。现在的潮流就是这样。我开始觉得自己有点老啦。”

他打算要安慰安慰我。他坐了下来，没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扶手上。他说话时带着一种慈祥的、朋友对朋友似的腔调，让我想起了读预科学校时的校长。

“你以后也会成为一个自由派，对不对，内德？不管怎么说，你天生就是一副自由派的相貌，虽然总部觉得你是个现实派。”

“没错，我觉得我算是个有自由思想的人，”我承认说，“但我也得考虑自己的退休金，这是很自然的。”

“当然得考虑了！你更喜欢混合的经济模式，对不对？你不喜欢大众贫困、私人富裕，我也一样。人性应当超越意识形态，你同意不同意？资本主义的火车已经脱轨，得趁着它毁掉一切之前把它拦住？你当然是这么认为的。你对环境相当关注，我敢肯定。獾啊，鲸鱼啊，毛皮大衣啊，发电站啊。甚至还梦想着大家能共同分享，在那些没有相互冲突的领域。兄弟姐妹们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让所有人都享有文化和音乐！大家能自由来去，能自己选择忠诚的对象！嗯，就是这些。”

“我觉得你说的挺合理啊。”我说道。

“你年纪不够大，还没经历过三十年代，我也没有。我要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就绝不会再容忍他们。我们是好人，我们都是这样的。理性的人。谢尔盖也是这样的。你和谢尔盖——我能从你脸上看出来，内德，你想藏也藏不住，你们俩是一样的人。所以说，别再把我描黑，把你画白，因为我们的思想是相同的，就像我跟谢尔盖一样。我们都站在同一边，都反对邪恶、反对没文化、反对低级下流。我们是‘不被承认的贵族’——谢尔盖就是这么说我们的。他说得没错。你也是其中之一，这可是我说的。我的意思是，还剩下谁啊？我们每天在周围见到的都是堕落、浪费和无礼，除了这些还剩下什么？整夜坐在上面的阁楼里转动着拨盘的时候，我们该听谁的啊？当然不听雅痞，这毫无疑问。也不听那帮养尊处优的家伙，他们有什么可说的？也不是那些挣得多、花得多的人，他们根本帮不上忙。当然也不是那帮整天念叨裤衩和奶子的人。我们不可能匆匆忙忙地改信伊斯兰教，对不对？他们那些国家之间正忙着打仗呢，还放毒气。所以我的意思是，现在苏联人正四处抛弃责任，还穿上了刚毛衬衣183，对一个有感情、有良心的人而言，还剩下什么选择？谁还会拯救我们？还有梦想吗？安慰在哪里？友谊呢？总要有人来填补空缺啊。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外面。没有朋友我活不下去。认识谢尔盖之后我不能再这么活着了，内德——我会死的。谢尔盖是这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人。美酒、食物和欢笑，这就是谢尔盖。他是我生存的全部意义所在。以后会怎样？我想知道。在我看来，有些人可能会掉脑袋。谢尔盖的观念就是那样的。我在你身上却看不出来——反正我觉得我是看不出来。我好像瞥到了一点，不知什么地方好像能看出一种渴望，然后我就一点儿都吃不准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潜质。”

“考考我呗。”我说道。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本事。跳舞。你一进门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心里把你跟谢尔盖做了比较，我觉得你比起他来恐怕是差远了。谢尔盖不会像个二流子似的拖着脚走进来，他简直像是一阵风暴。按响门铃，进门时好像这房子是他买下来的一样，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不过比你更警醒些——他在什么地方都坐不长，他这人有点坐立不安，连听歌剧的时候都也是那样。然后他像精灵似的咧嘴一笑，举起了杯子，里面是他自己带来的伏特加。‘祝贺你，尼莫先生，’他说，‘还是叫你C好呢？你赢得了比赛，我就是你的头奖。’”

他用手背抹了抹嘴，我注意到他刚才是在偷笑。“他真是个出色的人物，谢尔盖这家伙。”

他大声笑了起来，我也跟着他一起笑。莫德里安是他虚幻的自由，我在想。就像萨莉对我一样。

“他甚至连大衣都没脱，”他继续说道，“开门见山地说起了他的事。‘咱们要谈的第一件事就是仪式，’他说，‘尼莫先生，一点都不招摇，就是我的几个朋友——碰巧就是鲍里斯和奥尔加，还有委员会里的一两个显要人物，他们要给你和你在莫斯科的众多崇拜者之中的几位举行一个小招待会。’”

“‘在你的大使馆吗？’我问。‘我可不会到那儿去。我办公室里的人会宰了我——你不知道戈斯特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不，尼莫先生’，他说，‘不，不，C先生，我说的可不是大使馆——谁会在乎大使馆啊？我说的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外语学院，他们要正式举行典礼接收你为荣誉学生，享受平民学生的全部学时。’”

“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就像死了一样。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能感觉到。我这辈子连比多佛184远的地方都没去过，更别说是苏联了，尽管我在外交部工作。‘到莫斯科去？’我说。‘你疯了吧。我是个译码员，不是什么腐败的工会领导人。我不能随随便便就跑到莫斯科去，哪怕到了那边真会给我授奖，有奥尔加和鲍里斯等着跟我握手，还承认我是荣誉学生，不知道还会有其他的什么。你好像一点都不了解情况。我从事的工作非常敏感，接触的人倒是没什么，但工作确实很敏感。我能长期、经常接触到绝密及以上密级的材料。我可不是大街上的普通老百姓，坐上飞机去了莫斯科都不会有人知道。我觉得这些事我已经在作文里提到了，应该有一部分。’”

“‘那就到萨尔茨堡来吧，’他说，‘谁会注意到啊？坐飞机到萨尔茨堡来，就说你去那里听音乐，然后溜到维也纳，我会准备好机票——好吧，虽说是苏联民航，但只要两个小时——我们到了之后不会有人跟你啰嗦护照的事，仪式也都是家里人参加，谁会知道啊？’然后他递给我一份卷轴似的文件，边缘还故意做了旧。那是一封正式的邀请函，上面有委员会全体老师的签名，一面是英语，一面是俄语。不妨告诉你，我读的是英语。我可不能抱着词典在他面前坐上一个钟头，对不对？要是那样的话，我这个顶尖的语言学生看起来就是个十足的白痴。”他打住了——是觉得有点惭愧，我心想——“然后我跟他说了我的名字，”他说，“我不该那么干，真的。可是我已经厌倦了扮演尼莫。我想成为我自己。”

看到这儿你恐怕有点弄不懂了，就像我没弄明白西里尔的意思一样。到现在为止，西里尔提到的所有情况我都能跟得上。在敢冒险的时候，我还故意引导他往某些方面去说。可是突然之间他说话就挣脱了束缚，我得拼命跑才能赶上他。他那时候去了苏联，我却没有。西里尔事先没给我一点警告，就说出了他们俩一起去苏联的事。他说起了鲍里斯和奥尔加，不再是他们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而是长相如何；他说鲍里斯伸出胳膊搂住了他，奥尔加则给了他一个苏联式的吻，端庄却不失热情——他通常不太喜欢亲吻，内德，但苏联人的吻跟戈斯特的那种亲嘴可不一样，所以他也就不介意了。你甚至还会很期待，内德，因为那是苏联人对待同志的一种礼仪。弗雷温看上去好像年轻了二十岁，说他们对他好得不得了，还为他庆祝了许多次他从没庆祝过的生日。是奥尔加和鲍里斯本人啊，内德，他们一点都没有架子，自然得很，就像在课程里一样。

“‘祝贺你，西里尔，’她对我说，‘祝贺你在俄语学习中取得的非凡进步。’呃，当然了，这话是口译员翻译给我听的。我还没学到那种程度，我跟她也是这么说的。然后鲍里斯把胳膊搭在了我的肩膀上。‘能帮助你学习我们感到很自豪，西里尔，’他说，‘实话告诉你，我们有很多学生都是半途而废，但那些人并不能代表全部。’”

直到那时，我总算才看清西里尔用如此粗率而出人意料的笔触为我描绘的场景：他在苏联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对弗雷温来说应该也是他过得开心的第一个圣诞节，我对此毫不怀疑），谢尔盖·莫德里安就像是陪伴着他的马戏团指挥。他们在莫斯科某地的一个大房间里，房顶悬挂着枝形吊灯，有讲话，有颁奖仪式，还有莫斯科中心选角公司精心挑选的五十位临时演员，弗雷温感觉就像是来到了天堂，而这恰恰是莫德里安希望达到的效果。

接着，弗雷温就像刚才突如其来地主动对我说起这段往事一样，又突如其来地闭口不谈了。他眼里的光芒黯淡下去，头歪向一边，两条眉毛挑了起来，仿佛在评判他自己的行为。

我小心翼翼地把他拉回到现实之中。“东西在哪儿呢？”我问道，“他给你的那个卷轴？在家里吗？那个卷轴，西里尔。授你为荣誉学生的。在哪儿？”

西里尔瞪着我，慢慢地苏醒过来。“我把它还给谢尔盖了。‘等我们到了莫斯科，西里尔，’他说，‘你可以把它挂在房间里，裱上金边。放在这儿可不行。我可不想让你有什么危险。’谢尔盖他什么都想到了，而且他说得很对，你和你的总部不就在日日夜夜地偷偷调查我吗？”

我没让自己的声音出现任何停顿、任何变化，甚至连那种随随便便的感觉都不能改变。我垂下眼睛，又在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摸索起来。我是西里尔为了取代谢尔盖而找的候选人，他正在追求我。他在向我展示他的本领，想让我接纳他。我的本能告诉我，要让他再费点劲才行。我又埋头做起笔记来，说话的语气仿佛是在问他外公的姓名。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向谢尔盖提供英国机密的？”我问道，“哦，是我们所谓的那些机密，当然啦。显然，几年以前的机密跟现在的机密并不是一回事，对不对？我们赢得‘冷战’靠的又不是保密，对吧？我们靠的是开放。是公开化。”

这是我第二次提到传递机密的事了，但是这一回我替他越过卢比孔河185的时候，他也跟了上来。可是他似乎根本没注意到自己已经来到了河的另一边。

“没错。我们就是靠这个赢得战争的。谢尔盖呢，他一开始根本也不想要什么机密。‘机密啊，西里尔，它们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他说。‘我很乐意这么说：在我们生活着的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机密就像是市场上的毒品。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谊能维持在非官方的基础上。不过，如果我真的需要那方面的某些东西，放心好了，我肯定会告诉你的。’与此同时，他跟我说，如果你能就莫斯科电台节目的质量写几篇非正式的报告就好了，这样能让他的老板开心。比如说，信号接收好不好。这些情况按理说他们应该知道，可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说实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苏联人到底是什么地方无知。这并不是批评，这就是事实。谢尔盖说，他还希望我给课程提提意见，比如普通教学应该是什么标准、对鲍里斯和奥尔加今后有什么建议，因为我本人就是个非同寻常的学生。”

“为什么改变了呢？”

“改变什么？请你说清楚点，内德。我不是什么无名小辈，你知道。我不是尼莫先生。我是西里尔。”

“是什么改变了谢尔盖不肯从你那儿获取机密的态度？”我问道。

“是他的大使馆。那帮野蛮的家伙。他们总是这样。他们说服了他。他们不愿承认历史的进程；他们宁愿继续当躲在洞里的老顽固，继续搞他们那荒唐的‘冷战’。”

我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我说他的话让我有点听不懂。

“好吧，嗯，我并不感到吃惊。这么跟你说吧。使馆里有很多人都不赞成把时间花在——比如说建立文化友谊上。各个派系之间搞起了内讧。我是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鸽派的人赞同文化，这是自然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也赞同公开化。他们认为文化能填补敌意消除后留下的真空。这是谢尔盖解释给我听的。可是那些鹰派——也包括大使本人，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却想让谢尔盖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维系旧有的态度上，不管那态度还剩下什么。他们想让他搜集情报，想让他始终采取一种更咄咄逼人的、耍阴谋诡计的行为方式，无论世界趋势会如何改变。大使馆的死硬派根本不管谢尔盖本人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们从来都不在乎。唉，他们也不会在乎的，对不对，就像戈斯特一样。坦白地说，谢尔盖不得不走上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一会踩在这一边，一会又踩到了另一边。我也是这样的，这是职责所在。我们一起探讨文化上的事，谈点语言，谈点艺术或是音乐；然后我们还得谈点机密，好让鹰派的人满意。我们得让方方面面的人对我们都满意，就像你得让总部满意，我得让‘水槽’满意一样。”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我都快听不清了。我只好再一次挥起鞭子。“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不耐烦地问道。

“什么什么时候？”

“别跟我耍小聪明，西里尔，行不行？我得把这个情况记下来。看看时间吧。你是什么时候给谢尔盖·莫德里安提供信息的，给了他哪些信息，为什么，换来了多少钱，什么时候停止的，为什么要在一切都能顺利继续下去的时候停止呢？我想去度周末，西里尔，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的老婆也想去。我想坐在电视机前跷起脚来。没人给我加班费，你知道。全都是按件数计酬，他们开的条件就是这个。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审的人到底是谁根本就没区别。我们生活在一个讲究成本效益的时代，或许你还没注意到。他们对我说，要是我们不小心点，就可能被私有化了。”

他没听到我的话。他是不想听。他在四处游荡，身体和心灵上都是如此，要寻找能转移注意力的地方，要寻找一个藏身之处。我的怒气并不完全是装出来的。我开始憎恨莫德里安了。我感到愤怒，因为我们得依赖单纯的人的轻信才能生存下去。我觉得很恶心，因为像莫德里安这样的骗子竟然利用弗雷温的孤独来让他叛国。把职责和爱对立起来，这样的观念让我觉得很受威胁。

我刷地一下站起身，还在生我那位同行的气。弗雷温百无聊赖地坐在一把雕花的亚瑟王式凳子上，椅垫上还绣着皇家海军的徽章。

“把你的玩具给我看看。”我命令西里尔。

“什么玩具？我是个男人，不是个小婴儿。别对我指手画脚的。”

我记起了莫德里安的谍报技巧，他用过的那些东西，他给手下的情报员配的装备。我也记起了自己的谍报技巧，当年我也曾指挥像弗雷温这样的人去刺探苏联的情报，虽说他们没有弗雷温这么疯狂。我在想象，假如是我的话，我会怎样来处理像弗雷温这样一个在高层工作、主动投诚、头脑还不太清楚的家伙。

“我想看看你的照相机，行不行？”我暴躁地说道，“还有你的高速发报机，对不对，西里尔？你的暗号表、一次性密码本、晶体发射器。你用来密写的白色复写纸。你的隐蔽手段。我想看看它们，西里尔，我想把它们放进公文包准备星期一上交，然后就回家看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你也许不喜欢看球，但我碰巧喜欢。我们能不能往前走一步，不再扯那些鬼话了，好不好？”

西里尔的疯狂劲已经没有了，我能感觉出来。他已经精疲力尽，我也是一样。他坐在那儿低着头，双膝分开，愣愣地盯着自己的双手。我感觉到他的结局已经在自己心里渐渐展开——一旦忏悔者厌倦了自己的忏悔，也就厌倦起了迫使他去忏悔的种种感情。

“西里尔，我可有点坐不住了啊。”我说道。

看到他还是没有反应，我大步朝他的电话走去，蒙蒂的那帮假工程师已经把它搞得永远畅通了。我拨通了伯尔的直线电话，听到他那位高傲的秘书在那一头接了起来，就是没听说过我名字的那位。

“亲爱的？”我说道，“我还得再过一个小时左右，要是运气好的话。手上这件事实在太慢。好，好的，我知道，对不起。我都说了对不起了。是啊，那当然。”

我挂掉电话，责备地瞪了他一眼。他慢慢站起身，带着我走上楼梯。他的阁楼是一间空卧室，天花板很高。他的无线电接收机放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是德国造的，跟蒙蒂说的一样。我打开收音机的时候西里尔正瞧着我，我们听到里面传出了一个带着口音的苏联女人的声音，正愤慨地谈论着莫斯科罪行累累的黑手党。”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干？”弗雷温冲着我爆发了，仿佛我应该对此负责，“苏联人。他们为什么要一再破坏自己的国家？以前他们可从来不这样。他们很自豪。我也很自豪。玉米地、没有阶级之分、国际象棋、宇航员、芭蕾舞、运动员……就像天堂一样，直到他们开始搞破坏。他们忘记了自己身上的优点。这简直太丢人了。我对谢尔盖就是这么说的。”

“那你怎么还听他们的节目？”我问道。

他都快哭出来了，不过我假装没注意。

“得收听讯息啊，对不对？”

“说话爽快点，好不好，西里尔！”

“等着他们说我又被启用了。说又需要我了。‘回来吧，西里尔，我都原谅你了。爱你的谢尔盖。’我要听的就是这个。”

“他们怎样才能发出这样的讯息？”

“白油漆。”

“接着说。”

“‘狗身上沾着白油漆，奥尔加。’……‘书架上得补一块白油漆，鲍里斯。’……‘哦，天哪，奥莉加，快瞧那只猫，有人把它的尾巴浸到白油漆里去啦。我讨厌别人残忍地对待动物。’鲍里斯说。他们为什么不在我收听的时候发出讯息呢？”

“咱们还是只谈他们的办法，行不行？好了，就当你听到了消息。从电台那里。奥尔加或者是鲍里斯说了‘白油漆’，也许是两个人都说了。接下来你怎么办？”

“我得查阅我的暗号表。”

我伸出手，啪啪地打着响指命令他。“快去拿！”我说。

他匆匆地走了。他找出了一把木制的梳子，从木壳上拽下梳齿，用粗大的手指头从空隙里摸出一片软软的、易燃的纸，上面印着一行行的日期和波段。他把纸条递给我，希望能让我满意。我面无表情地拿过纸条，啪地一声夹进笔记本里，同时瞥了一眼手表。

“谢谢，”我简略地说道，“还有呢，西里尔？我需要密码本和发报机。别跟我说你没有这两样东西，我没心情。”

他正在和一罐滑石粉较劲，用力撬动着罐底，千方百计地想讨好我。他一边晃动着罐子把滑石粉倒进洗手池，一边紧张地跟我说话。

“我很受尊重，你知道吗？内德，这种事平时可不多见。这种东西一共有三个。奥尔加和鲍里斯跟我说了什么时候该用哪一个，就像听到‘白油漆’的暗号一样，不过这三个东西对应的暗号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是三号，贝多芬是二号，巴赫是一号。他们是按照字母顺序排的，好让我记住。别人会瞟你几眼，可是你却交不到朋友，一般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但遇到谢尔盖和他的那些朋友之后就不一样了。”

滑石粉全倒光了。三只无线电晶体发射器躺在他的手心里，还有一个微型密码本和一只可以用来放大的单片眼镜。

“我拥有的都给了他，那个谢尔盖。我都给他了。他会告诉我一件事，我就会把它加到自己的生活里。我有时会发脾气，他会让我重新恢复平静。他理解我。他把我看得一清二楚。这让我觉得有人理解我，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现在都没了。被召回莫斯科了。”

他漫无目的地说着，这让我有点害怕。他急于安抚我的热切愿望也让我感到不安。就算我是来给他行刑的刽子手，他也会感恩戴德地松开自己的绳结。

“你的发报机，”我发火了，“你要是不能发报，晶体发射器和密码本又有什么用？！”

西里尔以同样吓人的节奏弯下臃肿的身体趴到地板上，卷起了植绒威尔顿地毯186的一角。

“内德，可我没有刀啊。”他说道。

我也没有，但我不敢丢下他一个人，不敢放弃我对他的控制。我在他身旁蹲下来。他茫然地盯着一块松动的地板，想用粗笨的手指尖把它给撬起来。我握紧拳头，在地板的一头猛力砸了一下，满意地看到另一头翘了起来。

“请吧。”我说。

是旧东西，我早该猜到的，都是些他们已经不当回事的玩意——一套灰色的盒子、一台阵发式发报机、一套临时凑合的装置，可以接驳到他的收音机上。可是他还是很自豪地把这一大团乱七八糟缠在一起的东西递给了我。

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了可怕的焦虑。“内德，你知道吗？现在我整个人就是一个空壳，”他解释说，“我不想说得那么恐怖，对不对，但我确实已经不存在了。这栋房子也什么都不是了。以前我很喜欢这房子。它照顾着我，就像我照顾着它一样。我和这栋房子要是没有彼此，都会变得一无是处。我敢说，你可能会觉得这很难理解，你有老婆，你很难理解一栋房子意味着什么。她会插在你们中间的，你和房子的中间，我的意思是。你的老婆。你和他。莫德里安。我爱他啊，内德。我爱得昏了头。‘你太热情了，西里尔，’他以前总是说，‘冷静点。放个假吧。你产生幻觉了。’我办不到啊。谢尔盖就是我的假期。”

“照相机。”我命令道。

他一开始没明白我的意思。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莫德里安。他瞪着我，可看见的只是莫德里安。

“别这样。”他说，还是没弄明白。

“照相机！”我大吼，“看在上帝的分上，西里尔，你难道从来都不过周末吗？”

他站在衣柜旁边。橡木柜门上刻着卡米洛187长剑的图案。

“照相机！”他还在犹豫，我提高嗓门又喊了一声，“你要是不先把资料拍下来，怎么能趁着听歌剧的时候把胶卷偷偷塞给你的好朋友？”

“放松点，内德。冷静点，好不好？求你了。”他得意洋洋地咧嘴一笑，一只手伸进了衣柜。但是他的眼睛仍然在盯着我，仿佛在说“你可瞧好了”。他在衣柜里摸索着，冲着我露出了神秘的微笑。他摸出了一副看歌剧用的眼镜，举起来对着我，先是正确的方向，又前后颠倒过来。然后他把眼镜递给我，让我也照着他那样做。我刚接过眼镜，手上立刻就感觉到这副眼镜沉得非同一般。我转动着眼镜中间的转轮，听到了咔哒一声。他冲我点头，仿佛在一边鼓励我一边说：“对了，内德，就是这样。”他从书架上抓起一本书，从中间翻开。《世界著名舞蹈家（插图本）》，图上的年轻姑娘正在做巴代沙188。萨莉也上过芭蕾舞课。他解开眼镜的挂颈皮带，我看到皮带短的那一头可以当测距尺用。他从我手里拿走眼镜，把它们对到书上，测量过距离之后转动着拨盘，直到响起咔哒一声。

“看见了吧？”他骄傲地说，“这下你明白了吧？是特别定做的。为我做的。看歌剧的时候用。是谢尔盖亲自设计的。苏联人做事拖沓得很，但谢尔盖必须要拿到最好的东西。我会在‘水槽’待到很晚才下班。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把一个星期还没归档的所有资料都拍下来，然后趁着坐在包厢里的时候把胶卷交给他。我通常会在唱咏叹调时给他——这算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笑话。”他把眼镜递还给我，在屋里晃来晃去，指尖在光秃秃的头皮上乱抓，好像他长了满头头发似的。然后他伸出双手，那样子就像是在试有没有下雨。

“谢尔盖胜过了我，内德，现在他走了。这就是生活，我得说。现在轮到你了。你有那样的勇气吗？你有那样的智慧吗？所以我才给你们写信。我必须写。我就是个空壳。我不认识你，但我需要你。我想要一个能够理解我的好人。一个我能够再信任的人。就看你的了，内德。现在你的机会来了。跳出你自己的束缚，好好活着，趁着还有时间。你那个老婆是个悍妇，听起来好像是这样。你最好去告诉她，让她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去，别干涉你的生活。我应该去登个广告，对不对？”他的微笑看着很可怕，这时他已经完全转过脸对着我，“单身男士，不抽烟，热爱音乐，欣赏智慧。有时候我也会仔细看这些专栏——谁没读过啊？有时候我还考虑过要不要回封信，但又不知道自己万一觉得不合适了该怎么把关系断掉。所以我给你写了封信，对不对？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感觉就像是给上帝写信，直到你穿着破旧的大衣跑到我家里来，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了我一大堆问题，那些问题肯定都是总部拟出来的。你该自己站起来啦，内德，就像我一样。你被他们吓住了，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在我看来，你的老婆要负一部分责任。你道歉的时候我听到了你的声音，我觉得不怎么样。你不会伸出手去拿。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能把你培养出来的，就像你能培养我一样。你可以帮我挖水池。我可以带你听音乐。这样就扯平了，对不对？谁都不会对音乐无动于衷。我就是因为戈斯特才开始接触音乐的。”他的嗓音突然因为恐惧而提高了，“内德！别动那东西，好不好！把你那双贼手从我的财物上拿开，内德！快！”

我在摸他的马库斯打字机。就在他的衣柜里，在他放观剧眼镜的地方，藏在几件衬衫底下。签名是“A.帕特里奥”，我心想。“A”可以代表“任何人”，我心想。任何爱他的人。我已经猜到了，他也已经告诉了我，但看到打字机时我们俩都有点激动，因为感觉到结局即将来临。

“那你为什么要断绝和谢尔盖的关系呢？”我问道，还在抚摸打字机的键。

但这一次他并没有响应我的恭维。“不是我断绝的关系。是他。我到现在都还没结束呢，如果你把自己放到他的位置上的话。把那个拿开。像原来那样把它盖好，谢谢你。”

我照着他说的做了。我藏起了打字机这个证据。

“他说什么了？”我漫不经心地问道，“他是怎么跟你说的？还是写了封信就跑掉了？”我又想起了萨莉。

“没说什么。一个人困在伦敦，另一个人待在莫斯科，也用不着说太多话。沉默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他晃到收音机旁，坐了下来。我紧跟在他后面，随时准备控制住他。

“咱们把它插上电吧，好不好，好好听一听。说不定还能收到‘回来吧，西里尔’的暗号呢，谁知道。”

我看着他装好发报机，推开镶着铅条的窗户，把细细的天线伸了出去。天线就像是一根带着铅垂的钓鱼线，只不过没有鱼钩。我看着他仔细瞅了瞅暗号表，在阵发式记录器上输入了“SOS”和他的呼号。接着他把记录器和发报机连到一起，嗖地一下把信号发进了空中。他连着发了好几次，然后把机器转为接收模式，但什么都没收到，他也没指望能收到。他这是在告诉我，再也不会收到信号了。

“他确实告诉过我一切都结束了，”他盯着拨盘说，“我不是在指责他。他确实说过。”

“什么结束了？间谍工作吗？”

“不，不是的，不是间谍工作，那种事会永远持续下去，对不对？他说的其实是共产主义。他说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当今的又一种少数派宗教，但我们一直没有清醒过来正视现实。‘该把你的靴子挂起来啦，西里尔。你要是被发现了，最好别到苏联来，西里尔。在新的环境下你可有点令人尴尬。我们说不定还得把你送回去，作为我们的一种姿态。我们都过时了，你知道吗？你和我。莫斯科中心已经决定了。现在，能跟莫斯科说得上话的只有硬通货。他们需要英镑、美元，有多少要多少。所以我担心我们都已经被束之高阁了，你和我。我们有点多余，都成了似曾相识的旧物，更别提我们对所有方面来说都很令人尴尬。莫斯科方面可不能让人知道他们曾控制着能接触绝密及以上密级的英国外交部译码员，他们把你和我都当成了麻烦，而不是财富。所以他们才召我回国。所以啊，西里尔，我对你的建议是好好放个长假，看看医生，晒晒太阳，休息休息，因为我私下跟你说，你已经表现出一点引人注目的迹象了。我们是想好好报答你，可实话告诉你，我们手头上的硬通货有点紧。你要是只想要个几千块，我们肯定能在某家瑞士银行给你帮上一点小忙，但更大的数目实在是没办法，只能等待另行通知了。’说实话，他跟我讲这番话的时候简直像是换了个人，内德，”西里尔接着说道，口气里带着一股无知者无畏的感觉，“我们曾经是那么好的朋友，可现在他根本就不想要我了。‘别活得那么辛苦，西里尔。’他说。他总是说我压力太大，脑子里想的人太多。我觉得他说得其实很对。一句话，我的生活就是个错误。不过呢，往往是到了为时已晚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对不对？你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可结果你却成了另外一个，就像歌剧里演的一样。不过，我得说，别担心。明天再继续战斗。不要说斗争是徒劳无益189。全都是有好处的。没错。”

他向后收紧了软软的肩膀，不知怎地好像给自己打了点气，仿佛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超然物外的人。“那好吧。”他说道，我们俩步履轻捷地回到了起居室。

我们已经谈完了。剩下的也就是补充补充还没给出的答案，再给他出卖的机密列个清单。

我们已经谈完了，不过不愿意迈出最后一步的人并不是我，而是弗雷温。他坐在沙发的扶手上，转过头去不看我，脸上的笑容开朗得有些夸张，伸长脖子等着我举刀来砍。但他等待着的这一击，我却并不愿意实施。他圆圆的秃脑袋使劲往上仰着，身子则朝后靠，仿佛在对我说：“来吧，就朝这儿砍。”可是我下不了手。我没往他那边挪动一步。我手里拿着笔记本，那里面写着的东西让他签个字，就已经足以毁掉他了。但我并没有动。我站在了愚蠢的他那一边，而不是他们那边。可这到底算是哪一边啊？爱情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吗？忠诚难道也算是一个政党？还是说，我们在急着分割这个世界的时候，竟把它分割错了，没注意到真正的斗争其实存在于那些还在探寻的人和那些一心求胜的人之间，他们为了取得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脆弱降为了低得不能再低的漠然？我马上就要因为爱而毁灭一个人。我领着他一步步走上自己的断头台，却假装成是星期天一同跟他出去散散步。

“西里尔？”

我只好又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怎么了？”

“我得从你这儿拿到一份签字认可的供述。”

“你可以告诉总部，我是在促进两个大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他很配合地说道。我有种感觉，要是有可能的话，这话他会替我去告诉总部。“告诉他们，我想终结这么多年来我在‘水槽’目睹的愚昧无知、难以置信的敌对状态。这样他们应该就会闭嘴了。”

“嗯，他们确实猜到你可能会这么说，”我说，“只不过有一些东西你还不明白。”

“还有，让他们帮我安排一个工作职位。我想从此离开‘水槽’，在非保密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降级我可以接受，我已经想好了。我又不差那几镑。我也不是傲气。换个工作比度假要好，我得说。你到哪儿去啊，内德？东西都在那边呢。”

我正朝门口走去。我正朝理性走去，朝逃脱的出口走去。我觉得自己的世界仿佛都缩小进了这个可怕的房间。“就是回趟办公室，西里尔。一个小时左右吧。我不能凭空把你的供述变出来啊，你知道。得按照正确的格式来写才行。周末的事就别担心了。反正我从来都不喜欢过周末，说实话。如果你想知道我私底下的想法，我觉得周末就像是宇宙里的黑洞。”我说话的时候怎么也带上了他那种抑扬顿挫的声调？“别担心，西里尔。我自己出去。你休息一会儿吧。”

我想趁着他们过来之前逃走。我从弗雷温的头顶向窗外望去，能看到蒙蒂和他手下的两个小伙子正从厢式车里下来，一辆黑色的警车停到了房子外面——感谢上帝，情报部并没有逮捕的权利。

但弗雷温又开始说话了，那感觉就像你本以为一个人已经死了，没想到他又张开了口。

“别丢下我一个人，内德，你知道的。不能再让我一个人待着了。我没办法再对着一个陌生人解释一遍，内德。我干过的那些事没法再从头讲一遍，这谁都受不了。”

我听到鹅卵石路上传来了脚步声，然后有人按响了门铃。弗雷温抬起头，眼神对上了我的眼神，我能看出他先是明白过来了，可又觉得无法置信，接着才彻底明白。我走过去打开前门，眼睛一直盯在他身上。帕尔弗里站在蒙蒂身旁。他们身后站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还有个名叫雷德曼的男人。他是情报部心理医生专家组的，大家平时都称呼他“贝德拉姆”190。

“太棒了，内德。”帕尔弗里低声说。其他人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进起居室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旁匆匆聊了几句。“简直是兵不血刃。你会得到一枚奖章的，包在我身上。”

他们给他戴上手铐。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做。他们把他的手铐在背后，这样一来他只好扬起下巴。我陪着他走到厢式车旁，扶着他上了车，但那时他已经找回了一点尊严，已经不在乎是谁用手抓着他的胳膊了。

“不是什么人都能在早饭和午饭之间摧垮一个受过莫德里安训练的间谍。”伯尔满意地说，但他的脸仍然是阴沉沉的。我们沉默不语地在切科尼餐厅吃了顿晚饭，当天晚上他执意要在那儿请我。“我们公园对面的好兄弟们都气得发狂，愤怒、恼火、嫉妒，不过这些都不是坏事。”伯尔说的那个世界，我已经暂时从那儿离开了。

“是他自己摧垮自己的。”我说。

伯尔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不想再听你这么说，内德。我从来没见过有谁比你更高明。你真是个婊子。肯定的。我们都是婊子。付钱给人的婊子。我受够了你的忧郁劲头了，想想看——坐在诺森伯兰大道那边，像一团雷雨云似的闷闷不乐，夹在你的那些女人中间。你要是做不了决定，那也就是个决定。离开你那个小情人，回到梅布尔身边去，如果你需要我的建议的话。不过你不需要。上个星期我回到我老婆身边去了，结果闹得就跟要杀人一样。”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伯尔一边说，一边慨然同意再点一大盘意大利面，“你得放弃爱生闷气的生活方式，还得抛下讯问处。依我愚见，你在讯问处那地方顾影自怜的时间有点太长了。你要在五楼把你的铺盖卷打开，取代彼得·吉勒姆的位置，做我的秘书处处长。这不仅很适合你那加尔文主义191的性情气质，还能帮我减少一个彻底闲置不用的官员。”

我按照他的建议做了——所有的建议。并不是因为他提出了那样的建议，而是因为他说中了我的心事。第二天晚上，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萨莉，不说别的，当时的凄惨情景至少暂时缓解了我想到弗雷温时的痛苦。后来的几个月，在萨莉的请求下，我一直从坦布里奇维尔斯给她写信，但后来这变得像在学校写信回家一样困难。按照伯尔的说法，萨莉是我的最后一个小情人。或许我曾有过一种想法，如果把这一段段小小的爱情加起来，它们就能合成一段伟大的爱情。

12

“这么说就结束了啊。”史迈利说道。壁炉里行将熄灭的火光照亮了镶有护墙板的图书馆，照耀着满是裂纹的书架，给书架上一排排蒙着尘土的旅行、探险类书籍镀上了一层金边，把扶手椅上破旧开裂的皮革和褪了色的照片也照成了金色，不过照片上那些身穿制服、拄着手杖的情报官员早已消失无踪；火光还照耀着我们的脸庞，形形色色的脸都朝着坐在荣誉宝座之上的史迈利。情报部的四代人懒洋洋地聚集在这个房间里，但史迈利平静的声音和雪茄烟的薄雾似乎把我们联结成了一个大家庭。

我都不太记得我是否也邀请了托比，可是显然工作人员都在期待他的到来。他刚到，餐厅里的侍者就赶紧跑出去迎候了。托比穿着宽大的水洗丝翻领西服和马甲，上面有巴尔干式的盘花纽扣，看起来跟骑兵上尉分毫不差。

出于对乔治的尊重，伯尔刚在希斯罗机场落地就匆匆赶来。伯尔的那辆罗孚车有司机开，他坐在后排换上了礼服。他像个舞蹈演员似的悄无声息地溜进房间（大块头们似乎都能自然而然地学会这种步法），几乎没引起注意。接着蒙蒂·阿伯克瞧见了他，立刻让出自己的座位。伯尔最近才成为第一个在三十五岁之前升到协调官的人。

史迈利的周围闲散地坐着我的最后一班学生，身穿晚礼服的姑娘们就像是刚剪下的花枝，男孩子们在阿盖尔完成结业体力特训之后，看起来个个情绪高涨、精神抖擞。

“结束啦。”史迈利又重复了一遍。

是不是因为他突然停住我们才觉得吃惊？还是因为他改变了语调？还是因为他做出牧师一般的姿势，圆胖的身体变得僵硬了，不知是出于虔诚还是出于决心？当时我没法告诉你是什么原因，现在仍然没法告诉你。但我知道，虽然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的眼神，可是听了他说的话之后，我立刻觉察到我们大家都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仿佛史迈利是在号召我们拿起武器——然而他说的话不仅仅是关于拿起武器的，也同样关系到把它们放下来。

“结束啦，我也是一样。彻底结束了。到了为昨日的‘冷战’勇士们落下帷幕的时候了。而且请别再让我回来了，千万别。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物。最糟糕的就是让你们来模仿我们。”

我觉得他本打算就此结束，不过你最好永远别去猜测乔治·史迈利接下来想要干什么。据我所知，到这儿来之前他已经把演讲收尾的整段话背了下来，而且还加工过，一个字一个字地排练过。不管究竟是哪一种情况，我们的沉默现在都逼迫着他继续往下说，就像我们对礼节的需求一样。实际上，那一刻我们都完完全全地依赖着他，假如他扭过身离开房间，不再对我们说一句话，我们的失望之情可能就会把对他的热爱转变成怨恨。

“我一向都只在乎人。”史迈利宣布说。这是他说话时典型的技巧，先以一个谜语开场，等待片刻之后再开始解释。“我从来不在乎什么意识形态，除非它们太疯狂或是太邪恶。我始终认为体制并不比组成它们的人更有价值，而政策也只不过是可以不动感情的借口而已。我们的事业要关注的并不是大众，而是个人。是人结束了‘冷战’，也许你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是武器，不是技术，不是军队，也不是战役，就只是人。事实上，结束‘冷战’的甚至都不是西方人，而是我们在东方的那些宿敌。他们走上街头，面对着子弹和警棍说道：我们受够了。有胆量爬上讲坛宣称自己没穿衣服的，并不是我们的皇帝，而是他们的皇帝。这些不可思议的事件一发生，种种意识形态也像判了刑的囚徒似的尾随其后，就和意识形态盛行的时候一样。因为意识形态并不具备自己的心灵。它们是我们不断奋斗的自我释放出的妓女和天使。有一天，历史也许会告诉我们谁真正取得了胜利。如果西方被自己的物质主义噎死，那么西方到头来还是会成为失败者。历史保守秘密的时间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长。但她有一个秘密我今晚就要透露给你们，大家千万别传出去。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胜利者。有的时候谁也不必成为失败者。你们问我，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俄罗斯。”

我们问他的真是这个问题吗？还有别的什么原因能让他突然转变话头呢？我们泛泛地探讨过苏联帝国的解体，这没错；我们谈论过日本的不断兴起，还有经济强国的历史变迁。没错，在晚餐之后的问答环节，确实有人顺带提到过我在苏联处的时候，也有几个问题触及中东地区和史迈利在捕鱼权利委员会的工作——多亏了托比，这件事现在已经尽人皆知。但我并不认为史迈利现在打算回答的是这个问题。

“你们问我，”他继续说道，“我们能不能相信这只大熊？现在我们可以像对待正常人那样跟俄国人对话，而且发现彼此间在许多领域有着共同之处，这似乎让你们觉得既好笑，又有点不安。我可以一下子给出几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是不能，我们永远都不能相信大熊。原因之一是这只熊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大熊受到了威胁，觉得很害怕，都开始崩溃了。大熊对自己的过去很憎恶，对自己的现在很厌倦，对自己的将来则怕得要命。它以往常常是这样。大熊身无分文、懒惰成性、反复无常、无能、狡诈、骄傲自大、武器充足，有时候非常聪明，但通常都很无知。要是没有爪子，它也只不过是又一个陷于混乱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可它并不是没有爪子，无论用哪个标准来衡量。它不可能一夜之间把派驻国外的士兵全撤回来，理由很充分：它无力再接纳他们、供养他们、雇用他们，甚至都已经不再相信他们。由于情报部的职责就是要看住那些不被我们国家信任的对象，那么我们盯着大熊或者是它那帮不听话的小崽子的时候，哪怕松懈一秒钟，都是在玩忽职守。这是第一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是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大熊。大熊从来都不像现在这么值得信任。大熊乞求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想利用我们来掩盖它的问题，想在我们这儿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想在我们的高尚街区购物，想同时在我们的森林和它自己的森林里成为尊贵的成员——特别是因为它的社会和经济现在满目疮痍，自然资源已被掠夺殆尽，管理者们又无能得让人难以置信。大熊极为迫切地需要我们，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它，相信它对我们的需要。大熊渴望它那段可怕的历史能够倒转，再从七十年或是七百年前的黑暗之中重新出现。我们就是它的曙光。

“问题在于，我们西方人天生就不愿意相信这只大熊，不管它是白熊、红熊还是又红又白——眼下它就是这个样子。要是没有我们，大熊也许会走向毁灭，但我们有许多人认为那就是它的归宿。就像1945年的时候有人曾说过，在今后的人类历史之中，战败的德国应该永远是一片荒凉的废墟。”

史迈利停顿了一下，似乎在考虑自己是不是已经说得够多了。他朝我瞥了一眼，但我不愿意和他的眼神对视。肯定是等待着的沉默说服他接着往下讲了。

“未来的大熊全看我们如何去塑造，有好几个理由说明我们应该好好地塑造它。第一个理由是起码的尊重。帮助一个误遭牢狱之灾的人逃脱之后，你最起码也该给他递上一碗汤，再给点钱好让他在自由的世界中安身立命。第二个理由实在是太显而易见，提起它我都觉得有些啰嗦。俄罗斯——哪怕只是失去了所有的征服和财富之后的俄罗斯——也是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居于全球战略要地的国家。我们难道能听任大熊自生自灭吗？怂恿它心怀仇恨、发展倒退，让这个装备了太多武器的国家处在我们的阵营之外？还是让它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他拿起球形的矮脚大酒杯，摇晃着杯中剩下的最后一点白兰地，若有所思地朝杯子里看着。我感觉到，他发现告别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艰难。

“是啊。好吧，”他喃喃地说道，仿佛是在反驳自己刚才说过的话，“我们要改造的，还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还得去改造过于强大的现代国家。我们替自己建造的现代国家就像是一座城堡，用来抵御现在早已不复存在的事物。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已经牺牲了太多的自由。现在我们得把这些自由拿回来了。”

史迈利害羞地咧嘴一笑，我知道他这是想破除他施加在我们身上的魔咒。

“所以说，等你们在外面为了国家努力奋斗时，也许可以帮我一个小忙，时不时也在国家的柱石上靠一靠。最近国家发展得太快，都有点容不下自己了。你们要是能把它变得小一点，那应该很好。内德，我把你们都烦透了吧。该送我回家了。”

他突然站起身，仿佛是要挣脱什么会把他束缚得太紧的东西。接着，他以非常从容的态度，最后慢慢地扫视了一遍整个房间——他没再看那些学生，而是看着他那个时代留下的老照片和战利品，显然是想把它们印在脑海里。他把这座房子赠予了自己的继承者，现在他要向它告别了。然后他匆匆忙忙地开始找起眼镜来，随即又发现自己正戴着。他挺起肩膀，坚决地朝门口走去，两个学生赶忙上前替他开门。

“好啊。好吧。晚安，谢谢大家。哦，对了，让他们去打探一下臭氧层好不好，内德？这个季节圣艾格尼丝192简直是热得怕人。”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13

从情报部退休时的一整套规矩，并不见得比从其他行业退休更令人痛苦，但也自有其辛酸之处。会有一些留念的仪式——和以前的联络人吃吃午饭，在办公室开告别聚会，鼓起勇气和上了年纪、泪眼婆娑的秘书们握手，到友好国家的情报部门做礼节性拜访。也有一些旨在遗忘的仪式，通过它们，你得一下一下地剪断自己与那些不可为凡人所知的秘密之间的联系。对于一个在情报部干了一辈子、还在伯尔最核心的秘书处待过三年的人来说，遗忘的仪式都是些冗长不堪、反复不已的事情，即便秘密本身早在你之前就已经退休。关在帕尔弗里霉味扑鼻的法律顾问办公室里（所幸常常是在享用了一顿不错的午饭之后），我把自己的过去一件一件地签字放弃，顺从地跟着他一遍一遍地咕哝同一小段扭扭捏捏的英国誓言，每次还得听他装模作样地告诫我别为了虚荣心或金钱违背誓言，否则必将遭到严惩。

要是我假装这许多仪式不断累积的负担并没有渐渐让我觉得疲惫不堪，让我恨不得自己的“死刑判决”能够早日执行，最好是上头干脆已经把我当成死人一个，那我就是在自欺欺人。一天又一天过去，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个已做好赴死准备的人，但我临死前仅存的一点精力，却得用来去安慰那些活得比自己长的家伙。

因此，当我再次坐进帕尔弗里惨兮兮的窝里，离终获自由或身陷囹圄的日子还剩下三天的时候，接到伯尔不由分说召我去面见的电话真是个莫大的安慰。

“有个活给你干。这活你肯定很讨厌。”他向我保证，随即砰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等我到了伯尔那间华而不实的时髦办公室，他还是怒气冲冲。“先看看他的档案，然后开车到乡下和他理论理论。别得罪他，不过要是你一不小心碰巧弄断了他的脖子，我可不会太责怪。”

“这人是谁？”

“潘西·阿勒莱恩留下来的什么家伙。挺着啤酒肚的伦敦市企业大亨，潘西就爱和这种人一起打高尔夫球。”

我扫了一眼最上面一个卷宗的封面。“布拉德肖，”我念道，“安东尼·乔斯顿·布拉德肖爵士。”下面还标着一行小字：资产目录。这表明档案的持有者被情报部视为盟友。

“你得去拍他的马屁，这是命令。求他善心大发，”伯尔还是一副尖酸刻薄的语气，“摆出老政治家的做派。让他回到正道上来。”

“谁说我得这么干？”

“神圣的外交部啊。还能是谁？”

“他们干吗不自己去拍马屁？”我说着好奇地瞟了一眼第一页上的职业简介，“我还以为他们拿着工资就是干这个的呢。”

“他们试过了。派了个资历浅的小公使上门，手里端着帽子去的。安东尼爵士根本不吃那一套。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能指名道姓，能推卸责任。安东尼·布拉德肖爵士，”——伯尔朗声说道，他那带着苏格兰北部口音的大嗓门就像是一阵轰鸣——“安东尼·乔斯顿·布拉德肖爵士，”他补上了刚才漏掉的中间名，“其实就是一堆土生土长的英国大粪。此人在假装为国效力的过程中，把女王陛下政府干过的种种不光彩行为弄得一清二楚，比女王陛下政府通过安东尼爵士搞到的关于对手的情况要明白得多。这样一来，他可就攥住了女王陛下政府的卵蛋。你的任务就是去请求他——要非常谦恭有礼——求他别攥得太紧。供你完成此项任务的武器，就是你那灰白的头发，还有显而易见的好脾气。据我观察，你倒是不介意拿这两样武器去对付背信弃义的人。安东尼爵士今天下午五点见你，他喜欢守时。基蒂已经帮你在前厅里收拾出了一张桌子。”

没过多久，我就明白了伯尔怒不可遏的原因。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最令人恼火的事恐怕就是得去应付前任留下的难吃的残羹剩饭，而安东尼·乔斯顿·布拉德肖这位自封的商业冒险家兼伦敦市富豪，就是这号历史遗留人物的可恶代表。阿勒莱恩结交此人——肯定是在他的俱乐部里，还能是哪儿？阿勒莱恩招募了他。阿勒莱恩通过一连串见不得光的交易来资助他，金额究竟有多少除了安东尼爵士之外谁都不清楚。而且还有些令人不快的传言，称阿勒莱恩可能也从中分了一杯羹。丑闻眼看着就要败露的时候，阿勒莱恩扯起圆场的保护伞，简单干脆地护住了安东尼爵士。更糟糕的是，阿勒莱恩当时替布拉德肖打开的许多道方便之门一直还开着，因为根本没人想到该去把门关上。现在布拉德肖就从其中的一道门里走了出去，这事让外交部和半个白厅震怒不已。

我从资料室拿了张全国地形测量局印的地图，到车库领了一辆福特格拉纳达。等到两点半，档案差不多都已记在脑子里，我出发了。有时候，你都会忘记英格兰的风景是多么美。我驱车经过纽伯里193，爬上一条蜿蜒的山路，路两旁山毛榉树长长的影子印在田野间金黄色的茬根上，仿佛是一道道战壕。车里充斥着一股板球场上的草味儿。我爬上山顶，大朵大朵城堡般的白云在等着迎接我。当时我肯定是想起了童年时代，因为我突然间心生冲动，想把车直接开进云朵里去，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有过这种梦想。车子又朝下一斜，借着惯性飞驰而下，一整片山谷在我前方豁然展开，山谷间散落着座座小村庄和教堂，还有片片起伏的田野和树林。

我经过一家酒吧，没开多远就看到前方出现了两扇硕大无朋的镀金大门。门装在两根石质门柱之间，柱顶上雕刻着狮子。石柱旁边有一座漂亮的白色门房，房顶的茅草是新苫的。一个壮实的年轻人低下头，透过敞开的车窗仔细打量着我，那眼神就像个狙击手。

“求见安东尼爵士。”我说道。

“先生贵姓？”

“卡莱尔。”我答道，这是我最后一次使用化名。

年轻人进了门房；大门打开了，我的车刚进去门又迅速关上。庭院四周围着高高的砖墙——肯定足有几英里长。有扁角鹿躺在栗树的树荫下。车子沿着车道上了个坡，一栋房子出现在我眼前。那房子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大得不得了。主体部分是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时代的风格，两翼的建筑看起来年代要晚一些，但也不会太晚。房子前面有个湖，后面是菜园和花房。原有的马厩改造成了办公室，设计得颇为精巧，装着室外楼梯和玻璃外廊。有个园丁正在给橘子园浇水。

顺着绕湖而过的车道，我来到了房前的弯道上。两匹阿拉伯马和一头羊驼从驯马场的篱笆后面望着我。一位年轻的男管家走下台阶，他穿着黑裤子和亚麻夹克。

“卡莱尔先生，给您通报之后，我能否把您的车停到房子后面去？”他问道，“只要有可能，安东尼爵士总喜欢房前看着清清爽爽，先生。”

我把车钥匙交给他，跟着他走上宽阔的台阶。台阶一共有九级，不过我实在不明白自己干吗要去数。我只知道这习惯是我们在沙拉特保持警觉的课程里教过的内容，另外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我的生活仿佛并不是在往前延续，倒像是由以往的岁月和经历的片段拼凑起来的。假如当时本大步走上前来握住我的手，我觉得自己也不会感到特别惊讶。就算莫妮卡或是萨莉跳出来指责我，我也能对答如流。

我走进了一间巨大的门厅。左右对称的精美楼梯通往二层楼的敞开式平台。一幅幅贵族祖先的肖像——全都是男人——俯视着我，可我总觉得他们不可能都来自同一家族，而且没了女人的陪伴，他们也不可能在此地久留。我走过一间台球室，注意到球桌和球杆都是新的。我觉得自己之所以把一切都看得这么仔细，是因为我把每一次观察都当成了自己的最后一次经历。我跟着管家走过宏伟庄严的客厅，穿过第二个装饰成镜厅的房间，又穿过第三个估计是派休闲用场的房间，里面摆着的一台电视机足有老式的冰激凌三轮车那么大。从前，在像今天这样阳光和煦的下午，那种三轮车常会光顾我读的私立小学。我来到两扇富丽堂皇的门前，等着管家上前敲门。然后等着里面的人应声。我心想，布拉德肖如果是阿拉伯人，就会让我站在这儿等上几个小时——我想起了在贝鲁特时的经历。

终于，我听到一个男声拖着腔说了句“来吧”，管家朝房里迈了一步，通报道：“安东尼爵士，这位是卡莱尔先生，从伦敦来的。”

我并没告诉他我来自伦敦。

管家退到一旁，我这才第一眼看到主人的尊容。可是，这位主人又过了一会儿才看了卡莱尔先生第一眼。

他坐在一张足有十二英尺长的桌前，桌子镶嵌着黄铜，装有兽足形状的弯脚。身后挂着几幅现代油画，画的是些被宠坏了的孩子。他的信件摞在几个用厚牛皮缝制的文件托盘里。他是个营养充足的大块头，显然工作也很努力，因为他上身只穿着件衬衣，蓝色的衬衣配着助产士的那种白色衣领。他工作时还穿着背带裤，带子是红色的。他也实在是太忙，都没顾上招呼我。他先是潜心阅读，拿一支金笔指来划去地引导自己的视线。接着他开始签字，用那支金笔来写。然后他沉思起来，还保持着眼朝下的姿势，用那金笔的笔尖来凝聚他那伟大的思想。他戴的金质袖扣足有以前的一便士硬币那么大。再后来，他终于放下笔，带着一股受到伤害甚至有几分责难的神情抬起头来，先是发现了我，然后就以某些我尚未弄清的标准把我掂量了一番。

就在此刻，大自然给了个幸运的机会。一缕斜射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正照在安东尼爵士的脸上，好让我也反过来掂量掂量他：眼袋松垂的双眼里透着自怜的神情，仿佛他应该为了自己的财富而受到同情；抿成一条线的小嘴巴绷得很紧，嘴角歪着，脸颊上满是皱纹；看似坚毅的神态中透着软弱，透着小孩子一般对成人世界的疑心。活到了四十五岁，这个脑满肠肥的大男孩仍然不知餍足，享受着安乐却还在抱怨爹妈没陪在身边伺候。

突然，布拉德肖朝我走了过来。他这是在昂首阔步，还是在艰难跋涉？在如今的英国，有一种步态是有权有势者的专利，它把好几样东西掺和到了一起。一是自命不凡，二是懒洋洋的玩世不恭。那步态之中还带着威胁、不耐烦，以及好整以暇的傲慢，其表现就是像螃蟹一样甩开胳膊肘，绝不给任何人让路；像拳击手一样耷拉着肩膀，两个膝盖颠啊颠的仿佛装了弹簧。根本不用等到和他握手，你就知道生活中从艺术到公共交通的许多事物都与此人毫不相干。如果你傻乎乎地想去和他套近乎，就会从这步态中得到无声的警告：离我远点。

“你是潘西的小弟嘛。”他对我说，生怕我不知道这回事，同时像取样本似的捏了捏我的手，显得很失望，“好啊，好。好久不见。肯定有十年了。还不止。喝一杯吧。来点香槟。想喝什么都行。”他命令道：“萨默斯。给我们拿瓶香波来，带个冰桶，两个杯子，然后滚蛋。还有果仁！”他冲着管家的背影大喊，“腰果、巴西果，他妈的给我搞一大堆果仁来——爱吃果仁么？”他向我询问道，突然间摆出了让人消除戒备的亲近态度。

我说我挺爱吃。

“好。我也是。特别爱吃。你是来对我宣读《取缔闹事法》194的。对不对？请便吧。我可不是玻璃做的。”

他猛地推开落地窗，好让我更清楚地看见他名下的产业。他采取这一行动时用的是另一种步伐，更像是在行军，两只胳膊摆动得更厉害，仿佛是要配上听不见的军乐节奏。打开落地窗之后，他把脊背对着我供我瞻仰，双臂仍旧朝上举着，手掌撑着窗栏，犹如一位在等待箭矢加身的殉道者。发型也是伦敦市里流行的，我心想：脖子后面的头发留得很厚，耳朵上方的发际就像两只小角。呈现出片片金色、棕色和绿色的山谷绵延铺开，一直伸展到远方看不见的天际。有个保姆带着个小孩子在鹿群间散步。她戴的褐色帽子的一圈帽檐都向上翻着，身上穿的褐色衣服像是女童军的制服。草坪修剪过，正适合打槌球。

“安东尼爵士，我们只是在请求您，没别的意思，”我说道，“想请您再帮个忙，就像您以前帮助潘西那样。不管怎么说，毕竟是潘西帮您得到爵士封号的，对吧？”

“去他妈的潘西。他都死翘翘了，对不对？谁都没给过我任何东西，谢谢你。全是我自己挣来的。你想怎么样？有话快说，行吗？我已经听过一次布道了。外交部的波特利·萨沃里。在学校时他是我的低班小厮，我经常修理他。那时候他是个没用的家伙，现在也一样。”

他的双臂还高举着，绷紧的脊背显得很咄咄逼人。我本来想要说话，但心里却莫名其妙地生出不合时宜之感。再有三天我就要退休了，我渐渐感觉到自己其实一点也不了解真正的世界。萨默斯送来了香槟，打开瓶塞斟满了两只玻璃杯，用银质的托盘端给我们。布拉德肖抓起一只杯子，大踏步走进了花园。我跟在他后面，来到一条铺着草皮的小径中央。路两旁的杜鹃花都长得很高。在小径的另一头，石砌的池塘里有个喷泉正喷着水。

“您购置这处房产的时候，想必也获得庄园领主195的头衔了吧？”我问道，觉得闲扯几句可以拖延点时间，让自己平静下来。

“是又怎样？”布拉德肖反问道。我意识到此君并不愿意别人提醒他这座房子是买下来的，而不是继承的家产。

“安东尼爵士。”我说。

“怎么？”

“我来找您，是因为您和一家名叫阿斯特斯蒂尔的比利时公司之间的关系。”

“从来没听说过。”

“但您和那家公司有联系，对吧？”我微微一笑。

“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我跟萨沃里就是这么说的。”

“可您持有阿斯特斯蒂尔公司的股权，安东尼爵士。”我耐心地反驳道。

“什么股权也没有。绝对没有。你们搞错了人，地址也不对。我都告诉他了。”

“但您确实拥有伯明翰阿尔迈特有限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安东尼爵士。而伯明翰阿尔迈特公司也确实拥有一家开在百慕大的欧洲技术融资进口有限公司，对不对？百慕大的欧洲技术公司确实又拥有比利时的阿斯特斯蒂尔公司，安东尼爵士。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您本人和您名下一家公司拥有的另一家公司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松散的联系。”我说话时还带着微笑，还在和他讲道理，用说笑般的口气哄着他。

“我没有股权，没有分红，对阿斯特斯蒂尔公司的事务没有任何影响力。这些破事跟我八竿子打不着。跟萨沃里说过了，跟你说的也一样。”

“就算是这样，阿勒莱恩请您——我知道那是老早以前的事，但也不算太久，是吧？他请您把某些并没真正出现在官方船运清单上的货物运往某些国家的时候，您使用的渠道就是阿斯特斯蒂尔公司。阿斯特斯蒂尔公司也对您言听计从。因为如果公司不乖乖照办，潘西就不会来找您，对不对？那样的话您对他就没有任何用处。”我觉得自己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安东尼爵士，我们不是警察，也不是收税员。我只是想向您指出，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某种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关系——在您的执意要求之下。实际上这种关系是潘西主动帮忙才建立起来的，就是为了达成我刚才说的目的。”

我的这段话听起来毫无条理，而且不得要领，一开始我都觉得布拉德肖根本就不屑于理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这么想也没错，因为他只是耸了耸肩膀说道：“这他妈的有什么关系？”

“哦，实际上这关系很大。”我能感觉到自己热血上涌，无论如何都压不下去。“我们是想请求您收手。停止。您已经得到了爵士封号，家财万贯。您现在对国家也还负有责任，就和十二年前您负的责任一样。所以，请您离开巴尔干吧，别再去搅和塞族人的事，别再去中非挑拨事端，别再赊账卖给他们大把大把的枪支弹药，别再想着发战争财，要不是因为您和那些与您同样心思的人插手干预，这些战争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您是个英国人。您口袋里揣着的零钱比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能挣到的钱都多。停手。停下来吧。我们的要求仅此而已。时代不同了。我们再也不玩那样的游戏了。”

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自己已经打动了他。因为他把昏暗的目光转向我仔细打量着，仿佛觉得此人“到底还是个值得收买的对象”。紧接着，他眼中的兴趣一闪而灭，又变成了百无聊赖的神情。

“布拉德肖，我可是在代表你的祖国和你谈话，”这回我真的动气了，“看在基督的分上，你到底还想得到些什么？你难道连一丝一毫的良心都没有吗？”

我下面要转述给你的布拉德肖的回答，和我当时整理出的文字记录分毫不差，因为我应伯尔的要求在夹克口袋里偷偷塞了一台录音机，而布拉德肖拉锯般的鼻音确保了极佳的录音效果。我还要把他的嗓音描述给你，能写得多准确就写多准确。他说起英语来仿佛是在说一门外语，但事实上他只会这一种语言。照我儿子阿德里安的说法，布拉德肖说话的方式应该叫做“糊话”。那是一种随随便便的贝尔格莱维亚地区伦敦土话，单数复数形式不加区分，体现语言正式性的代词几乎全部舍弃不用。自然，这种语言也是有一套词汇的：上升不说上升，而要说“攀升”；说到机会，一定要再带上一个“时间窗口”；但凡出了点大小事情，必然都要用“耸人听闻”来形容。这语言还带着一种学究气的“不准确”，旨在将其与平民百姓的用语区分开来，因此诸如“as for you and I”196之类的精妙用法也就解释得通了。不过即使当时没带录音机，我总觉得我也能牢牢记住每一个字，因为他那段话就像是在晚间响起的战争呐喊——来自那个我正打算抛在身后的世界。

“抱歉啊，”他开口说道，首先这三个字就是谎言，“你这是在指望打动我的良心，我理解得没错吧？好。行。我来给你个声明，供你记录在案。好不好？声明现在开始。第一点。其实只有这一点。我他妈才不在乎呢。我和其他人的区别是，本人敢作敢当。要是一群黑鬼——对，我说的黑鬼意思也就是黑鬼——要是明天这群黑鬼拿着我卖的玩具开枪对射，死个精光，而我能捞它一大笔，那对我来说就是好消息。因为就算本人不卖东西给他们，别的人也照样会卖。这道理政府以前可是明白的。要是政府心软了，那活该它们倒霉。第二点。知道那帮卖香烟的小子如今在干什么吗？把毒得厉害的香烟卖给有色土人，跟他们说那玩意能叫人兴奋，还能治感冒。卖香烟的小子们在乎个屁啊？他们有谁会在家精神崩溃，就因为那帮土著人大批大批得肺癌？才他妈不会呢。他们这是在搞创意营销，没别的。再说毒品吧。自己别吸不就得了。用不着那玩意儿。管他呢。要是一个愿卖，一个愿买，我的建议就是闪开些，让他们比比谁命长，祝他们好运。就算他们没被毒品弄死，也会被大气毒死，要不就是被全球变暖烤死。英国啊，你刚才说。实话告诉你，本人很为它自豪。也很为我们的学校197自豪。大英帝国的臣民嘛。我们继承的恰好就是这个传统。谁要是敢挡我的路，我就废了他。要不就是他废了我。纪律这玩意也很合本人的意。秩序。在教室里，在受教育的时候，本人就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要在外国人最擅长的领域把他们打垮。还以为你们这帮人也一心要干成这事呢。搞错了啊，看来是。沟通失败了啊。我在乎的是生活的品质。这辈子的生活。其实就是标准。是个老词了。去他的。这些个标准。自负的家伙，你肯定在想。没错，我是很自负。去你妈的。我就是法老，怎么着？如果我建成这座金字塔得让几千个奴隶送命，这就是自然规律。如果别人能让我为了他们的金字塔送命，那算他们厉害。知道我的地窖里有什么吗？铁环。生了锈的铁环，是造这座房子时嵌在墙壁里的。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奴隶。这也是自然规律。这座房子原来的主人——建造这房子的人——那家伙出了钱，把他的工匠送到意大利去学手艺——那个人有奴隶，奴隶就住在这座房子的地窖里。以为今天就没有奴隶了？以为资本就不需要依靠奴隶？耶稣基督啊，你他妈开的是家什么店？本人一般不谈什么哲学，可本人也不爱听别人说教。不吃这一套，明白吗？在我的地盘上不行，谢谢。听了让我生气。我这人不容易生气，我的冷静可是出了名的。不过本人对自然规律可是有一套看法：本人让别人有活干，本人就得拿到自己的那份钱。”

我一句话也没说，这在录音带上能听出来。

在如此绝对的一个人面前，你还能说什么？我一辈子都在和制度化的邪恶抗争。以前这种邪恶是有名称的，通常也以某个国家的面貌出现。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也达致了同样的结局。但此刻站在我面前的邪恶，却像是一个在我们自己人当中专搞破坏的婴儿。我自己好像也被变成了婴儿，一个被出卖的婴儿，毫无防备，哑口无言。一时间我恍然觉得自己和敌人斗争了一辈子，却搞错了对象；接着我又觉得，仿佛是布拉德肖本人偷走了我的胜利果实。我记起了史迈利说过的警句：“输掉‘冷战’的人本不该输，赢得‘冷战’的人本不该赢。”我本想把这话奉送给布拉德肖，好羞辱他一番，但即使当时我说了也是对牛弹琴。我想告诉他，现在我们已经打垮了共产主义，接下来就该轮到资本主义了，但其实那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邪恶并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人本身。再说，那时布拉德肖已经在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吃晚饭了。我客客气气地谢绝了他，就此离开。

到头来是伯尔请我吃的晚饭。可喜的是，那顿饭怎么吃的我都不太记得了。两天之后，我上交了自己在总部的通行证。

你看着自己的脸。那并不是你记忆中的任何人。你暗自思忖，自己情归何处，找到了些什么，又在追寻什么？你想说：“我杀死了恶龙，我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了。”但你没法这么说，在这个时代可不行。也许永远都不行。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不错，我和梅布尔。我们不去谈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不惹对方生气。我们是文明人。我们在海边买了座小房子。房子带着的长条形的花园我喜欢亲手打理，栽上几棵树，造出一条通向大海的林荫道。我加入了一个为贫困儿童开办的航海俱乐部；我们会从哈克尼198把孩子们接过来，他们玩得可开心了。有人提议选我进当地议会。梅布尔常去教堂。我时不时回一趟荷兰，那边还有几个亲戚。

伯尔时不时会过来看看。他这一点我很喜欢。恰如你所料，他和梅布尔相处得很好。伯尔从来不卖弄聪明。他会跟梅布尔聊她的水粉画，但不去评头论足。我们会开一瓶好酒，烧上一只鸡。他会告诉我最近发生的事情，然后开车回伦敦。伯尔没提关于史迈利的任何消息，不过这正是他希望的。史迈利很讨厌怀旧，哪怕是别人在怀他的旧也不行。

其实，根本就没有退休这一码事。有些时候知道得太多，偏偏又做不了什么，不过我确信这只是因为上了年纪。我想得很多。书看得越来越少。跟别人聊聊天，坐坐公共汽车。在公开的世界之中我还是个新手，不过我正学着呢。

[1]Alec Guinness（1914—2000），英国演员，曾出演《阿拉伯的劳伦斯》《桂河大桥》等著名影片。他曾在BBC拍摄的两部系列电视剧中饰演乔治·史迈利。——译注，下同

[2]Argyll，英国苏格兰西部地区。

[3]Valhalla，北欧神话中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

[4]Hertfordshire，地处英国英格兰东南部。

[5]Pied Piper，德国传说中的人物，被请来驱逐镇上的老鼠，却拿不到报酬，因而吹笛子把镇上的小孩拐走。

[6]勒卡雷小说《莫斯科情人》（The Russia House）中的人物。

[7]Armagnac，法国西南部阿马尼亚克地区出产的一种白兰地酒，是历史较为悠久的法国白兰地之一。

[8]handicap，高尔夫球术语，指高尔夫球手打球的水平与标准杆之间的差距。如球手的水平一般在八十五杆，标准杆是七十二杆，差点即为十三。

[9]Tunbridge Wells，英国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的一个自治市。

[10]Robert Burns（1759—1796），著名苏格兰诗人，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文由彭斯著名诗作“A Man Is a Man for All That”的题名中化出。

[11]指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围绕苏伊士运河问题的谈判。1956年11月，苏联建议与美国共同出兵“制止”侵略，并向英、法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决心使用武力”恢复和平。英、法政府内外交困，只得宣布从埃及撤军。1957年3月，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出，埃及取得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斗争的胜利。

[12]“二战”期间英国皇家空军装备的第一种四引擎重型轰炸机。

[13]指谍报人员或秘密警探的藏身地点。

[14]Gracie Fields（1898—1979），英国著名女歌手、演员。

[15]Eton，英国最著名的贵族中学，创办于1440年，以“精英摇篮”、“绅士文化”闻名世界，是英国王室、政界经济界精英的培训之地。

[16]Birmingham，英国第二大城市，全国主要制造业中心之一。当地工业部门繁多，且以重工业为主。

[17]Sandhurst，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小镇，为英国陆军军官学校所在地。

[18]Freemasonry，始创于18世纪西欧的准宗教组织，基本宗旨为倡导博爱和慈善，追求个人美德与完善社会。会员包括众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一些阴谋论者与激进分子认为共济会是一个追求财富、意图操控世界的反人类、反社会邪恶组织。

[19]James Purdey＆Sons，创立于1814年的英国老牌枪械制造商，是英国和多个欧洲王室的指定枪械制造商，以定制高档猎枪知名。珀迪公司出品的枪械制作精美，工艺繁复，要经过雕花、镶金等多道工序。

[20]指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苏非派教团的高级成员。托钵僧的旋转舞原为苦行修士宗教祭祀活动中的一种仪式，后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1]一些伊斯兰国家对精通伊斯兰神学的穆斯林、伊斯兰教法的教师和诠释者以及饱学之士的尊称。

[22]Percival Christopher Wren（1875—1941），英国作家、著名学者，以创作关于殖民地国家的探险小说知名。

[23]Franciscan，又称方济会，或译法兰西斯会、佛兰西斯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派别之一。其会士着灰色会服，故亦称“灰衣修士”。

[24]Harrods，伦敦著名百货公司，创建于1849年，货品种类繁多，式样齐全，以高价品著称。

[25]Rex Harrison（1908—1990），英国电影演员，曾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主演过《窈窕淑女》《埃及艳后》等著名影片。

[26]Special Branch，或译“政治保安处”，指英国警察系统中负责国家安全及间谍活动的一个部门。

[27]Heckler＆Koch，德国著名枪械制造商。

[28]Battersea，伦敦西南部城区，地处泰晤士河南岸。

[29]Neues Deutschland，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曾是东德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30]Twickenham，伦敦西南部小镇。

[31]Cirencester，英格兰格洛斯特郡东部的一座集镇。

[32]1945年英、美、苏、法四国为分区占领战败国德国而设立，时为盟国驻德国军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

[33]长期潜伏在敌方的间谍。

[34]这一时期被视为同性恋解放的时代。

[35]Lambeth，伦敦市区名，地处泰晤士河南岸。

[36]出自莎士比亚剧作《麦克白》第三幕第三场。剧中麦克白派两名刺客刺杀同僚班柯将军，两人正准备行动时，身份不明的第三名刺客现身协助。

[37]Aberdeen，地处英国苏格兰东北部，是该地区的主要城市之一。

[38]Gloucestershire，英国郡名，地处英格兰西南部。

[39]Shropshire，地处英格兰西部，是当地人口最稀疏的乡间地区之一。

[40]Pieter Brueghel（约1525—1569），16世纪尼德兰地区的著名画家，多以农民和农村生活作为艺术创作题材。

[41]1853年因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在欧洲大陆爆发的一场战争，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撒丁王国等先后向沙皇俄国宣战。1856年战争以沙皇俄国失败告终。

[42]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1918—1970），埃及第二任总统，其在任期间爆发了两次埃及针对以色列的战争。

[43]Borstal，指英国的青少年犯教养院。因初建于肯特郡的Borstal村，故名。

[44]斯黛芬妮的昵称。

[45]法语，意为无与伦比。

[46]指亡夫留下供遗孀居住的房舍，通常为独立于主屋之外的小屋。

[47]Almanach de Gotha，收录欧洲王族家谱的年鉴。因最早在德国东部城市哥达（Gotha）出版，故名。

[48]The River Clyde，英国苏格兰境内的主要河流之一。

[49]Helensburgh，苏格兰小镇，地处克莱德河北岸。

[50]Port Askaig，苏格兰西海岸艾莱岛上的主要港口。

[51]Wilhelm Richard Wagner，威廉·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瓦格纳因其在政治、宗教方面的偏激思想，也被视为欧洲音乐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

[52]Ossian，或译作奥西恩，凯尔特神话中的爱尔兰英雄、吟游诗人。

[53]Trappist，天主教西多会中的一个教派，奉行缄口苦修。

[54]Edvard Grieg（1843—1907），挪威作曲家，19世纪下半叶挪威民族乐派代表人物，作品大多以风俗生活、北欧民间传说、文学著作或自然景物为题材，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55]德语“安全回来”。

[56]欧洲各民族和语系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分布范围主要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

[57]德语“海军舰长”。

[58]Archangel，前苏联西北部港口城市，北临北冰洋。

[59]Cracow，波兰南部城市。

[60]Malm，或译马尔摩，瑞典南部港口城市。

[61]Surrey，英国郡名，地处英格兰东南部。

[62]British Council，1934年成立，致力于促进英国文化、教育、国际关系的拓展和交流。

[63]St.Moritz，瑞士东南部城市。

[64]Essen，德国西部城市。

[65]Max Planck Institute，德国科研机构，以著名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命名。

[66]时为联邦德国首都。

[67]Basel，瑞士西北部城市，邻近法国、德国、瑞士三国交界处。

[68]need-to-know，指在谍报或安保活动中只让人员知晓必须掌握的信息，其他不必了解的情况一概不予告知。

[69]12—13世纪时期中欧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条顿骑士团诸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

[70]Schleswig-Holstein，亦称石荷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设立的德国联邦州，西临北海，东临波罗的海，北与丹麦接壤。1949年该州决定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71]Wellingsbüttel，汉堡郊外的一个村庄，地处万茨贝克区。

[72]德语“办公室”。

[73]Kiel Canal，地处日德兰半岛，沟通波罗的海和北海。

[74]英国Decca公司开发的一种双曲线导航系统。

[75]Gulf of Danzig，亦称但泽湾，地处波罗的海东南部，得名于附近的波兰城市格但斯克。

[76]Jelgava，拉脱维亚中部主要城市。

[77]德语“对不对”。

[78]德语“你肯定会成为大教授！”。

[79]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爱国志士，毕生致力于意大利统一运动，亲自领导了许多军事战役，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

[80]Bornholm，波罗的海西南部的岛屿，属丹麦管辖。

[81]Kiel，德国北部港口城市。

[82]Gogland，位于波罗的海芬兰湾，距圣彼得堡三十五公里。

[83]Reeperbahn，汉堡圣保利区的一条街道，是著名的红灯区。

[84]Tallinn，时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的首都。

[85]hostile witness，指所作证词偏颇且不利于要求提供证言一方的证人。

[86]英镑为英国的本位货币单位，辅币单位原为先令（Shilling）和便士（Penny），一英镑等于二十先令，一先令等于十二便士，1971年2月15日，英格兰银行实行新的货币进位制，辅币单位改为新便士（New Penny），一英镑等于一百新便士。

[87]Tory Party，英国保守党的前身。该党成立于17世纪末，19世纪中叶演变为英国保守党。

[88]Gobelin tapestry，专供法国宫廷御用的珍贵挂毯，源自17世纪。

[89]Sussex Downs，英国英格兰南部著名的风景胜地。

[90]rubber-chicken，或译“巡回鸡宴”，指候选人等政界人物不得不出席的单调乏味的应酬式宴会。

[91]Tulsa，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东北部城市。

[92]Wilmington，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

[93]Madison Avenue，位于纽约曼哈顿，美国主要的广告和公关公司多集中于此。

[94]Pullach，慕尼黑市郊的一个小镇。

[95]指1939年德国与苏联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划定的边界。该条约的附属议定书规定，苏德双方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立陶宛北部边界、波兰的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散河为分界线。

[96]Pomerania，中欧历史地域名称，位置相当于现在波罗的海南岸的德国和波兰北部地区。

[97]Silesia，中欧历史地域名称，现在该地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波兰，小部分属于捷克和德国。

[98]Horace Walpole（1717—1797），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其代表作《奥特兰托城堡》开创了集神秘、恐怖和超自然元素于一体的哥特式小说风尚。

[99]Charles IV（1887—1922），匈牙利王国的最后一任国王，也是奥匈帝国的末代皇帝。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后流亡国外。1921年他两次试图在匈牙利保守派人士的帮助下复辟王位，均以失败告终。

[100]Treaty of Trianon，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匈牙利作为已解体的战败国——奥匈帝国的代表，与协约国签订了该条约，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领土。

[101]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102]Debrecen，匈牙利东部城市，为该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103]fan dance，舞女裸体，以扇遮羞，故名。

[104]Ibiza，西班牙岛屿，位于地中海西部，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105]Grosvenor Square，英国伦敦梅费尔区的一个花园广场，1785年以来始终是美国驻英大使馆的所在地。

[106]Tokay，匈牙利小镇，地处布达佩斯东北部，当地出产的托卡伊贵腐酒被誉为匈牙利国宝级葡萄酒。

[107]Antonio Stradivari（1644—1737），意大利克雷莫纳的弦乐器制造师，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弦乐器制造师之一。

[108]德语“居家服”。

[109]gulyás，以纯正的匈牙利牛肉为主要原料，佐以大量马铃薯和蔬菜。

[110]palink，匈牙利出产的一种白兰地，以水果酿制而成。

[111]Schwabing，慕尼黑北部的一个区，是当地几所著名大学的所在地。

[112]Biedermeier，19世纪早期及中期德国流行的一种家具式样。

[113]Charter Arms，美国武器制造商，以生产各种左轮手枪知名。

[114]德语“是”，带有强烈的肯定意味。

[115]Passau，德国巴伐利亚州东部的一座直辖市，位于德国与奥地利的边境。

[116]Gyǒr，匈牙利西北部城市。

[117]palomino，美国西南部出产的一种马，被毛呈奶油色、黄色或金色，鬃毛及尾毛为银色。亦称银鬃马。

[118]minuet，一种源于17世纪法国的四三拍小步舞，由一群舞蹈者结伴而跳，舞步缓慢而庄重。

[119]红花侠，英国作家艾玛·奥希兹（Emmuska Orczy，1865—1947）的小说《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中主人公的别名，曾营救过恐怖统治的受害者并帮他们从法国偷渡出境。

[120]Nijmegen，荷兰东部城市，隔瓦尔河与德国交界。

[121]Trabant，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汽车品牌，诞生于1957年，或译“卫星”牌。

[122]Sods’Law，即墨菲定律，对一类幽默格言的统称，其核心准则为：“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错，那就一定会出错。”

[123]14世纪中叶于德国北部及周边城镇间形成的商业和贸易同盟，15世纪时达到鼎盛。

[124]Kurtz，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著名小说《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的人物。

[125]John Buchan（1875—1940），苏格兰作家、政府官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英军情报部门主管。巴肯著有《三十九级台阶》等著名惊险小说，生平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年轻时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题名为《荒原上的堂吉诃德》（Sir Quixote of the Moors），书中主人公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一样，也是个崇尚骑士风度、极具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物。

[126]Damour，黎巴嫩城市，地处首都贝鲁特附近。

[127]British Israelism，此派教义认为西欧人是古以色列国失落的十支部落的后裔，英国王室则是大卫王的亲传血脉。

[128]Lent，亦称“封斋节”，指复活节前为期四十天的斋戒及忏悔，以纪念耶稣在荒野禁食。

[129]Sancerre，法国著名葡萄酒产地。

[130]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英国冒险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阿拉伯半岛策划反土耳其叛乱。生平事迹曾被拍成著名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

[131]Sidon，黎巴嫩西南部港口城市。

[132]Tyre，黎巴嫩古城，地处贝鲁特以南约八十公里。

[133]Fleet Street，伦敦报业和出版业的集中地，被视为媒体的代名词。

[134]亦称闪米特人，是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包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等。如今西亚和北非的大部分居民就是古代闪族人的后裔。

[135]Negev Desert，地处以色列南部。

[136]Beersheeba，以色列中部城市。

[137]Dimona，以色列中部城市。

[138]指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139]Shin Bet，即以色列国内安全局。

[140]Eilat，以色列港口城市。

[141]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成员，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

[142]Herzliya，以色列西部海滨城市。

[143]Delft，荷兰西南部城市。

[144]指发动柬埔寨红色高棉运动的波尔布特（Pol Pot，1925—1998）。

[145]Queensberry Rules，即昆斯伯里侯爵制定的拳击赛规则，规定比赛时三分钟为一个回合，拳手被击倒后十秒无法站起身就算作失败。

[146]Aranya prathet，泰国东部小镇，地处泰国柬埔寨边境。

[147]出自希腊神话。底比斯国王卡德摩斯杀死毒龙后将其牙齿播种在地，后来龙齿长成为武士而相互厮杀。

[148]Lon Nol（1913—1985），柬埔寨政治家，曾任高棉共和国总统。

[149]指英国德文郡传唱的民谣“Widecombe Fair”。

[150]Seven Pillars of Wisdom，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根据自己参与阿拉伯起义时的经历所写的自传。

[151]Pailin，柬埔寨西部城市，靠近泰国边境。

[152]Thomas Goode，英国著名陶瓷制品公司，持有三枚皇室御用品认证徽章，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一直是英国皇室的御用瓷器供应商。

[153]positive vetting，对公务员职位候选人的背景情况进行的彻底调查。

[154]Security Service，英国国家安全局，成立于1909年，原名为秘密勤务局（Secret Service Bureau），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国内安全需要设立。1916年更名为MI5（军情五处），1931年再次更名为安全局迄今。该局与英国另一情报机构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又称MI6）分别负责英国国内外的情报及安全工作。

[155]El Alamein，埃及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与德、意军在此进行的战役是盟军扭转北非战场局势的关键。

[156]指英国第七装甲师，“二战”期间该师被调往北非与德军作战，击败了纳粹德国的非洲军团，为取得北非战场的胜利立了奇功。

[157]HIP（Head of Interrogators’Pool）字面意义为“臀部”。首字母替换为“R”之后可指“Rest in Peace”，意义为“安息”。

[158]A.Patriot，字面意义为“一位爱国人士”。

[159]Mr.Plod，英国著名系列童书（Noddy Children’s Series）中的人物，是一位自作聪明的笨警官。

[160]Lansdowne Club，伦敦的一家私人俱乐部，地处海德公园附近。

[161]Robert Musil（1880—1942），奥地利作家，奥匈帝国瓦解后自我放逐到德国。他未完成的遗作《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常被视为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之一。

[162]All Souls’Day，天主教节日，日期为每年的11月2日。

[163]Midsummer’s Day，日期为每年的6月24日，也是英国的四个结账日之一。

[164]Jerusalem，英国的一首爱国歌曲，歌词取自诗人威廉·布莱克的短诗。

[165]George Frideric Handel（1685—1759），著名德裔英国作曲家，巴洛克音乐的集大成者之一。

[166]Antonio Lucio Vivaldi（1678—1741），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家。

[167]Wiesbaden，德国中西部城市。

[168]Covent Garden，指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地处伦敦科文特花园广场，故名。

[169]GUM，俄语“国家百货商店”的缩写。

[170]St.James，伦敦市中心的主要商业区，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众多著名建筑。

[171]The Laughing Cavalier，荷兰画家佛朗斯·哈尔斯的著名肖像画，笔触灵动活泼，人物神情生气盎然，据说是画家醉酒时所作。

[172]Hastings，英格兰东南部的港口城市，濒临多佛尔海峡。

[173]Pinner，伦敦西北部城郊地区。

[174]Surbiton，伦敦西南部的一个郊区。

[175]Apostle spoon，一种柄端刻有使徒像的银勺，旧时多用来赠予受洗的婴儿。

[176]Hottentot，南部非洲霍屯督人所使用的语言，属科伊桑语系。

[177]Belgravia，伦敦的一个富人住宅区，亦被用作时髦富人阶层的代称。

[178]Kensington，伦敦西部的一个区，著名的肯辛顿宫和海德公园等都位于此区。

[179]St.John’s Wood，伦敦西北部富人住宅区。

[180]指上映于1984年的美国电影《莫扎特传》（Amadeus）。

[181]French letter，英国俚语，意义为“法国来信”。

[182]Capri，意大利那不勒斯湾南部索伦托半岛外的一个小岛，自从罗马共和国时代以来就以风景秀丽闻名，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183]hair shirt，苦行者或忏悔者贴身穿的一种衣物，为粗布和动物毛发织成。亦可喻指惩罚手段或苦难的根源。

[184]Dover，英国东南部港口城市。

[185]意为“破釜沉舟”。这一习语源自于公元前49年的历史典故，当时恺撒破除将领不得带兵渡过卢比孔河的禁忌，带兵进军罗马与格奈乌斯·庞贝展开内战，并最终获胜。

[186]一种机制地毯，生产工艺起源于英国的威尔顿地区，故名。

[187]Camelot，传说中英国亚瑟王宫廷所在地。

[188]法语pas de chat，指芭蕾舞中像猫跳似的舞步。

[189]Say not the struggle naught availeth，出自英国诗人亚瑟·休·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1819—1861）的同名诗作。

[190]Bedlam，伦敦旧时一家著名的精神病院。

[191]Calvinism，法国著名宗教改革家、神学家约翰·加尔文毕生许多主张的统称，承认人因信仰基督而蒙恩称义，主张人类不能透过正义的行为获得救赎，任何人都不得享有无限权力。

[192]St.Agnes，英国西南部锡利群岛中的第四大岛屿。

[193]Newbury，英格兰东南部小镇名，地处伦敦市西部伯克郡。

[194]Riot Act，指英国1715年通过的一项法令，规定十二人以上非法集会扰乱治安者，经宣读此法一小时内应即解散，否则将课以重刑。

[195]Lord of the manor，此头衔与贵族爵位无关，在议会亦无任何权力，其作用仅为指出头衔持有人是庄园的拥有人，并在地方享有某些特权。

[196]按英语语法规则，此处用作宾语的“you and I”应为宾格形式“you and me”。

[197]school，此处为布拉德肖说话时所犯的低级错误，应为schooling（教育）。

[198]Hackney，英国伦敦市内的一个区。

The Secret Pilgrim by John le Carré

Copyright©1991，David Cornwell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6 by Horizon Media Co.，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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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鸽子隧道/（英）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著；文泽尔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书名原文：The Pigeon Tunnel

ISBN 978-7-208-15735-4

Ⅰ.①鸽…　Ⅱ.①约……②文…　Ⅲ.①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回忆录Ⅳ.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2743号

书名：鸽子隧道

作者：[英]约翰·勒卡雷

译者：文泽尔

责任编辑：卢茗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5735-4/I·1808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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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自序]
第一章 别对你的秘密情报局太凶残
第二章 柯洛布克博士的法律
第三章 官方访问
第四章 发言权
第五章 敬启者
第六章 英国司法之轮
第七章 伊万·谢罗夫的倒戈
第八章 遗 产
第九章 穆拉特·库尔纳兹的清白
第十章 走出去，前往现场
第十一章 撞见杰里·威斯特贝
第十二章 在万象的孤独
第十三章 实景剧场：与阿拉法特共舞
第十四章 实景剧场：碧姬别墅
第十五章 实景剧场：罪责的问题
第十六章 实景剧场：亲密关系
第十七章 死在自己盔甲里的苏联骑士
第十八章 东部蛮荒：一九九三年的莫斯科
第十九章 鲜血与财富
第二十章 花园里最大的熊
第二十一章 在印古什人之中
第二十二章 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获奖
第二十三章 别向错误的人寻求答案
第二十四章 兄弟的守护者
第二十五章 巴拿马什么鬼！
第二十六章 深入敌后
第二十七章 追寻军阀
第二十八章 理查德·伯顿需要我
第二十九章 亚利克·基尼斯
第三十章 遗失的杰作
第三十一章 贝尔纳·皮沃的领带
第三十二章 与囚徒共进午餐
第三十三章 作者父亲的儿子
第三十四章 向雷吉致谢
第三十五章 头号罪犯
第三十六章 斯蒂芬·斯彭德的信用卡
第三十七章 给志存高远的小说家的建议
第三十八章 官方的最后机密
资料来源

[前言]

我所有的书几乎都曾经以“鸽子隧道”作为暂定的书名。这名字的由来很容易解释。那时，我正值十五岁前后，父亲决定带我到蒙特卡洛[1]去，那是他用来赌博狂欢的场所之一。距离老赌场不远处有一座运动俱乐部，它的地基建造在绵延的草坪之上。草坪尽头有个靶场，能够正面远眺大海。在草坪的下面，有一些彼此之间保持平行的狭小隧道，排成一列，一直延伸至海边。隧道里面总是会被人放进一些在赌场屋顶孵化和圈养的活鸽子。这些鸽子的任务，就是扇动自己的翅膀，沿着漆黑的隧道飞行，直到出现在地中海的天空之下，然后便成为那些已经饱食过一顿丰盛午餐的绅士们的靶子——这帮人已经站稳或者趴好，备妥自己的霰弹枪，等待着这些鸽子了。那些未被射到的，或者只是翅膀受伤的鸽子，会去做鸽子们本该做的事：回到它们的出生之处，也即赌场的屋顶，在那里，周而复始的陷阱正等待着它们。

为何这样一幅图景，竟会困扰我如此之久，读者们也许比我自己更能评判吧。

约翰·勒卡雷

二〇一六年一月

[自序]

我此刻正坐在瑞士山地小农舍的地下室书桌前。这间小农舍是用《柏林谍影》的收入建造起来的，位于距离伯尔尼[2]九十分钟火车车程的山间乡村里。伯尔尼这座城市，是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从英国公学逃离出来之后来到的地方，而且，我后来在伯尔尼大学就读。一到周末，我们这一大帮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其中大部分都是伯尔尼本地人，就会像洪水一样涌入高地[3]。大家挤在山间的小棚屋里睡觉，尽情地滑雪。就我所知，我们都非常正直：男生在这边，女生在另外一边，从未遇见过出双入对的情况；或者，就算他们真有过这种事，我也从来不曾参与其中。

这座小农舍坐落在山村上方。透过窗户，如果我抬头向上望，便可以看见艾格峰、僧侣峰和少女峰，以及最为漂亮的希尔伯峰和略矮些的小希尔伯峰：这两座可爱的圆锥形冰山的尖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名为“焚风”[4]的温暖南风下屈服，逐渐消融。不过，短短几天之后，便会再现出如蒙着面纱的新娘般的圣洁光辉。

在这里，我们所拥有的诸多守护神当中，还包括无所不在的作曲家门德尔松——你可以跟随门德尔松步道的箭头指向行走。要知道，诗人歌德也走过这条路，虽然他最远似乎只走到过劳特布伦嫩[5]的瀑布；以及诗人拜伦，他最远则走到了翁根恩阿尔卑。不过，拜伦讨厌这里，声称我们这儿风暴肆虐森林的场景“令我想起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们”。

在这些守护神当中，我们最为敬畏的一位，毫无疑问是恩斯特·盖茨。他于一九三〇年创办了劳伯峰滑雪赛，自己则赢得了障碍滑雪赛的冠军，这些都为这座小山村带来了名气与财富。曾经有一次，我甚至也疯狂到去报名参加了比赛，结果由于毫无实力和无法掩饰的恐惧，不出所料地栽了个大跟头。根据我的研究，恩斯特不满足于只作为滑雪比赛之父，他还为我们的滑雪板镶上了钢边，给滑雪板固定器安装了钢台。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这一切而感谢他。

此时正值五月，我们在短短一周之内便经历了四季：昨天下了几英尺厚的初雪，还没有哪个滑雪者想到要去享受一番；今日则是毫无遮拦、灼热难忍的大太阳天，积雪几乎消失无踪，春日里的花朵又忙忙碌碌地选择了盛开。然而，如今到了傍晚，呈现出佩恩灰[6]颜色的雷雨云，已经如拿破仑的大军一般，准备涌进整个劳特布伦嫩山谷了。

而且，很可能就在雷雨之后，过去几天里让我们松了口气的焚风又会卷土重来，天空、草地、树林瞬间褪去了色彩，农舍则开始发出咯吱作响的声音，显得焦躁不安，木头燃烧生出的滚滚浓烟从壁炉里冒出来，侵袭过我们的地毯——这张地毯不知是在哪个少雪的冬季，某个雨天的午后，我们在因特拉肯花了大价钱买下来的。每一处从山谷里传来的哐当轰鸣，或是短促的声响，都响亮得如同抗议者们愠怒的呼喊。所有的鸟类都被困在自己的巢穴之中，只有不听命于任何人的黄嘴山鸦是个例外。在焚风期间，不要开车，不要求婚。如果你感到头疼，或是有种想要杀了你邻居的冲动，还请宽心，这不是宿醉，这些都是焚风作祟。

这座农舍，虽然规模较小，在我八十四年的生命当中，却占有不成比例的极大分量。我在年少时期——那时距离这座农舍建成还很遥远——就来到了这个村庄里。先是滑雪，穿上白蜡木或者山核桃木做成的滑雪板，弄好海豹皮制作的摩擦条[7]，方便攀登上山，然后再将皮革滑条绑好，从山上滑下来。接着就是夏天的时候，和我那位博学的牛津大学导师维维安·格林在山间漫步，他后来出任了林肯学院的院长，也是我打造乔治·史迈利内心世界的灵感源泉。

史迈利像维维安一样喜欢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像维维安一样在这片风景当中找到了慰藉，就跟我和作为自己灵感来源的德国保持着终身的、不可调和的关系一样，这些都不是巧合。

容许我絮絮叨叨地讲我那任性父亲龙尼的是维维安；在龙尼再次制造出比以往更为壮观的破产状况时，也是维维安为我筹集了必要的资金，把我拉回学校，完成了学业。

住在伯尔尼的时候，我结识了经营伯尔尼高地最古老旅馆业主的家族的后裔。多年以后，如果不是凭借他所发挥的影响力，我压根就不会被允许在这里建造这座农舍，绝对不会。那时就跟现在一样，没有任何外国人可以在这座村庄里，拥有哪怕是一平方米的土地。

同样，也是在伯尔尼，我在英国情报界跨出了宛如婴儿学步般的第一步：有人传送给我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情报，后来也不知道传送到了谁的手上。最近，我常常一有空就寻思，如果当初没有逃离公学，或者逃到不同的方向去，我的人生又会是什么样的呢。现如今，我突然发现，我人生中后来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是缘于一个青春期时的冲动决定：一心想着以最快也最可行的路线逃离英国，这才得以拥抱德国这个灵感来源，将它作为我的代理母亲。

我在学校并不失败，远非如此：我是很多活动的指挥者，学校竞赛的赢家，极具潜力的金童。至于那次离家出走，同样也是慎重考虑过的。我没有咆哮尖叫，只是这样说道：“父亲，随便你要拿我怎么样，我不会回去了。”有很大的可能，我是把自己的困境归咎到了学校的头上——顺带连英国也一起怪罪了——然而，这件事真正的动机，其实是想不惜一切代价从我父亲的掌控中逃离出来，不过，当着他的面，这点实在难以启齿。很多年之后，理所当然的，我也看到我的孩子们做了同样的事情，不过他们处理得更加巧妙，因此也就少了许多无谓的争吵。

但这些都无法回答最为核心的问题——若当初采取了别的方式，我的人生又将走向什么样的方向。没有伯尔尼，我也许会被英国情报机构招募去当一名十几岁的跑腿小弟，做着被行业里称为“东一鎯头西一棒子”式的差事？那时我还没有读过毛姆的《阿申登故事集》[8]，不过肯定已经读了吉卜林的《基姆》[9]，以及诸如乔治·亨提[10]之流所写的各种爱国主题冒险故事。唐佛德·耶兹[11]、约翰·巴肯[12]和赖德·哈格德[13]说的怎么可能会有错？

当然，在战争结束后不到四年时间里，我就摇身一变，成了西半球最爱自己祖国的英国人。就读大学预科期间，我们这些男孩个个都是专家，能够从身边人当中指认出德国间谍来。我甚至算得上是我们中间非常优秀的反间谍行动人员之一。在我们那所公学，爱国主义的热情简直大到无边无际。我们参加“特种部队”——就是穿上全套制服的那种军训——每周两次。公学的年轻教师们都是刚从战场归来的，皮肤晒得黝黑，每到“特种部队”时间，便佩戴起他们全部的勋章，开始炫耀。我的德语老师参加过一场非常不可思议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的神秘战争。就业指导老师则教导我们为到大英帝国遥远的前哨战场去奉献终生做准备。在我们那座小镇中心的修道院内，挂满了在印度、南非和苏丹等地的殖民地战争中损毁的军旗碎片，战争结束后，这些碎片经由可爱女性之手编织成渔网，再现荣耀。

因此，当这种伟大召唤化身为一位从伯尔尼英国大使馆签证处走来的、名叫温迪的三十多岁慈母般的女士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理所当然，这个不自量力的、在国外大学读书的十七岁英国男生啪的一下立正敬礼，说道：“随时愿意为您效劳，女士！”

比较难以解释的是，在“德语”这个词语对大多数人而言等同于“无比邪恶”的那个年代，我却选择全心全意地去拥抱日耳曼文学。正如我飞向了伯尔尼一样，这种拥抱决定了我后来生命的旅程。没有这个决定，我就永远不会在我那位犹太难民身份的德语老师的坚持下，于一九四九年造访德国，也永远不可能目睹鲁尔区那些被战争夷平的城市；后来也不会病得像条狗一样躺在柏林地下、德军临时野战医院的纳粹国防军床垫上；或者在营房恶臭依旧时，造访达豪集中营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然后再回到伯尔尼安宁祥和的生活中，继续拥抱我的托马斯·曼[14]和赫尔曼·黑塞[15]。我敢肯定，如果那样，我也绝对不会被派往被盟军占领的奥地利去从事情报工作，或是之后在牛津大学研究日耳曼语言文学，前往伊顿公学任教，以低阶外交官身份为掩护、派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更不会写出以德国为主题的小说了。

早期沉浸于与德国相关的那些事情所带来的影响，如今于我而言已经非常明晰了。那些经历给了我一块折中的领地；助长了我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思想，以及对于抒情表达的热爱；它逐步灌输给我的理念是：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旅程，是一段永无止境的学习——这不是什么新颖的观点，或许也很经不起推敲，不过我依旧深信不疑。后来，当开始学习歌德、伦茨[16]、席勒、克莱斯特[17]和毕希纳[18]的戏剧时，我发现，不仅仅是那种堪称经典的德国式严肃与朴素令我感同身受，他们神经质一般的过激行为也同样令我心有戚戚。在我看来，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的诀窍就是，把其中一种特质伪装成另一种。

* * *

农舍本身已经接近五十岁高龄。我的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时期里，每个冬季都会过来滑雪，我们在这里共度了最美好的时光。有时我们也在春天过来。也是在这里……我想，那应该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天，我和西德尼·波拉克[19]一起度过了与世隔绝，却极为有趣的四周时间。西德尼·波拉克是电影导演，导过《窈窕淑男》《走出非洲》——以及我最爱的那部《孤注一掷》。当时，我们俩正在研究该如何把我的小说《德国小镇》改编成电影剧本。

那年冬天的雪下得很完美。西德尼从来没有滑过雪，之前也从未到过瑞士。快乐的滑雪者们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姿态嗖嗖地从我们阳台旁呼啸而过，这样一幕美妙场景，实在是令他受不了。他也很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且——一刻都不能等。西德尼希望我能指导他学习滑雪，不过，感谢上帝，我打电话把马丁·爱普叫来了：马丁是一名滑雪教练，也是一位堪称传奇的登山向导，他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独自攀登上艾格峰北坡的人之一。

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20]的世界一流导演，和出身瑞士阿罗萨[21]的世界一流登山家一拍即合。西德尼做任何事都绝不会半吊子，不过短短几天时间，他就成了一名很有水平的滑雪者。并且，他满怀着另一个迫切的愿望——想给马丁·爱普拍一部电影。这个念头很快就盖过了他拍摄《德国小镇》的愿望。艾格峰将会扮演命运之神。我来写剧本，马丁扮演他自己，西德尼则负责给自己绑好安全带，爬到艾格峰的半山腰进行拍摄。就这样，他先打电话给自己的经纪人，讲了马丁的事情。然后又打电话给自己的分析师，讲了马丁的事情。雪依旧下得很完美，消耗着西德尼的能量。我们认为，洗完澡之后的夜晚，是创作的最佳时间。无论是不是这样吧，反正，最后这两部电影哪部都没有拍成。

后来，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西德尼把农舍借给了前来给电影《下半生赛跑者》勘景的罗伯特·雷德福[22]。唉，遗憾的是我没见到他。不过，这件事之后许多年，只要我到村子里来，身上都仿佛佩戴着“罗伯特·雷德福之友”的徽章一般。

* * *

这些都是我回忆里的真实故事——你们当然有权质问，对一个处于美其名曰“生命黄昏”的从事创作的作家来说，什么是真相，什么又是记忆呢？对律师而言，真相就是不加修饰的事实。至于这些事实能否被发现，又是另一回事。对一个从事创作的作家而言，事实就是原材料，并不是对他进行监工的工头，而是他的工具，他的工作就是让这些事实可以被传唱吟诵。真正的真相会骗人，如果真相确实在某处的话，那也不会存于事件表象，而是在其细枝末节之中。

真的有“纯粹的记忆”这种东西吗？我很怀疑。即使当我们坚信自身冷静客观，忠于赤裸的事实，不会因为自私自利的缘故进行修饰或者删改，纯粹的记忆仍然如同一块湿润的香皂一样滑溜，难以抓住。或者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一辈子都在不断混合自身经历和想象力之后，确实就是这样。

每回想起一些值得一提的故事，我就会从自己当年在报纸上各处发表的文章里摘取一段当时的对话或者描述，因为，对我而言，这些读起来依旧很新鲜，也因为之后的记忆不如当年这些文章一样清晰与锐利。比如，我对于前克格勃首脑瓦季姆·巴卡京[23]的描述便是如此。至于另外一些情况，我很大程度沿用了当时我所写下的内容，只是在各处稍微整理了一下，少量添加了一些补充润饰，让这些情节看起来更加清晰，或者更合时宜。

我并不希望令我的读者认为，阅读本书便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的作品——或者，换句话说，正因为对我的作品有部分程度的了解，从而期待其中存在某些零星注释的对应片段。无论如何，请放心：我绝没有刻意去伪造任何一起事件或者一段故事。掩饰是必要的，但是，伪造，则是断然不可能的。一旦我的回忆里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况，我都会特别加以注明。最近，有一本谈论我人生的书出版，其中仅用很小篇幅提及了一两则故事，所以，我当然很愿意自己再谈一遍，用我自己的声音来讲述，竭尽可能地倾注我自己的情感。

书中有些片段，我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可能也是因为某位主演的离世才意识到。在这段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没有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只是在各个地方写下少量旅行笔记，或是随意记录了几行如今无法还原的对话——只有这些留存。比如，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被逐出黎巴嫩之前，曾与他相处过一段日子。之后，我前往他在突尼斯居住的白色旅馆拜访他，却未能见上面。又隔了几个星期，同样在这个小城里，驻扎在同一条马路上距他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他的数位高级将领遭到了以色列暗杀小组的狙杀。

拥有权力的男人和女人们，他们都很吸引我。因为这些人就在那里，而且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这样那样的举动。不过，在那些有他们在的场合，我所能回想起来的，不过是我在他们面前似有见地地点头，适时地摇头，以及试着讲一两个笑话来缓解紧张情绪而已。只有到了会面结束，回到我的旅馆房间之后，我才会掏出我那本写得乱七八糟的笔记本，试图把我刚才看到的、听到的理出个头绪来。

其他一些在我旅行中保留下来的、书写潦草的笔记，大部分都不是关于我个人的记事，而是记录了我在各处探险时陪伴在我身边的、保护着我的那些虚构角色。这些笔记都是以他们的角度（而不是我的角度）、他们的笔法写下来的。那次，当我蜷缩在湄公河畔的壕沟里，人生第一次听见子弹射进位于我上方的泥滩时，用颤抖的手在肮脏的笔记本上倾诉愤慨之情的并不是我，而是我那位英勇无畏的、虚构出来的英雄，战地记者杰里·威斯特贝。对他而言，被子弹击中只是日常生活必经的磨难。我曾经以为只有我在这种事情上是个例外，直到后来，我遇见了一位知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他坦白地告诉我，只有通过相机镜头凝视战场，他才能摆脱恐惧。

好吧，恐惧从来没有离我而去，不过我能理解他的意思。

* * *

如果你运气够好，作为一名作家在出道伊始便取得了成功，就像我当年出版《柏林谍影》时那样，那你这余生就会被分为“坠落前”和“坠落后”两个阶段。回头去看，那些在探照灯逮到你之前所写的书，读起来就像是你天真无邪年代的作品；在这之后所写的书，则是你的低谷时期，就像是一个人面对审判时的奋力挣扎。“太过用力了。”评论家们大声说道。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太过用力，在我看来，我所获得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我竭尽全力地把最好的自己表现了出来，而且，就整体而言，无论这“最好”是好是坏，都是我的成果。

况且，我热爱写作。我热爱我此时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五月，乌云密布的一个清晨，躲在狭小的书桌前，像个男子汉一样奋笔疾书。山间的雨水顺着窗户急促滑落，此刻并没有理由要撑着伞、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火车站去。因为《纽约时报国际版》要到午饭时间才会送到。

我喜爱边行走边写作，散步的时候，搭乘火车的时候，或是在咖啡馆的时候，先是记录在笔记本上，然后急匆匆地走回家，仔细审视自己的战利品。当我在汉普斯特德[24]的时候，荒野公园里有一张我最喜欢的长凳，藏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远离其他的座椅，我很爱在这里随便写写东西。我一直都只用手写。这么说或许有些傲慢，但我更偏爱这种已经流传了百年的、传统而非机械化的书写方式。我身体内住着的那个退步已久的绘画艺术家，真的很享受涂鸦文字所带来的乐趣。

我最喜欢的就是写作的私密性，这也是我从来不参加集体文学活动的原因。只要可以拒绝，我都会选择远离各种采访，虽然从过往记录来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时候，通常是在夜里，我真希望自己从未接受过任何采访。首先，你虚构了自己，接着你又相信了虚构的这个自己。这可是个与拥有自知之明互不相容的过程。

在进行研究之旅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我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名字而得到保护。在旅馆签名时，完全不用担心是否有人认出了我的名字：可是，没有人认出来的时候，我又担忧地苦想这是为什么。当我想从对方那里取材，不得不老实交代自己的身份时，结果也各种各样。有的人会拒绝再次信任我，但有的人接下来会莫名其妙地把我捧到情报组织头头的位置，即便我反驳说自己只做过最低阶的情报工作，他的回应却是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的“你当然会这么说，不是吗？”。然后，他会不断地说些我不想要、不能用，或是听过也不记得的“知心话”，只不过是误以为我可以把这些话传达给“我们都知道是谁”的某个人。这种既严肃又诙谐的困境，我遇到过好几次。

但是，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被我这样炮轰式询问的可怜人们——从制药企业的中层行政主管到银行职员、佣兵，以及身份各样、程度不同的间谍——大多数都对我表现出了宽容和慷慨。这其中最为宽容慷慨的，莫过于战地记者和海外特派记者了，他们保护了寄居在他们翅膀之下的小说家，相信他拥有着他其实从来都不曾有过的勇气，还允许他贴身相伴。

如果没有大卫·格灵威的忠告和陪伴，我简直难以想象自己是如何开启在东南亚与中东的短暂访问的。格灵威是被《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与《波士顿邮报》多次授予勋章的东南亚特派记者。胆怯的新手想搭上他这辆马车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九七五年一个下雪的早晨，他坐在这座农舍的餐桌前吃早饭，享受着暂时离开前线的片刻休息。这时，他接到华盛顿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被围攻的金边[25]马上就要沦陷在红色高棉手中。我们这座山村没有马路可以下山，只能先搭乘小火车去转乘较大的火车，接着再转搭更大的火车，从那里转去苏黎世机场。转瞬之间，他就从一身阿尔卑斯度假装扮换成了战地记者的粗布衣衫和老旧绒面鞋，与他的妻女吻别，迅速下山前往火车站。我则拿着他的护照，一路小跑，紧跟在他的后面。

格灵威之所以会如此出名，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位降落在被围攻的美国驻金边大使馆屋顶的美国记者。一九八一年，我在连接约旦与约旦西岸的阿伦比桥[26]患了痢疾，格灵威粗暴地带着我穿过等待通关的大批烦躁不安的旅客，凭借着纯粹的意志力一番交涉，使我们顺利通过检查站，成功送我过了桥。

重读曾经描写过的一些片段时，我意识到，不知是因为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为了使故事情节更加鲜明，我刻意省去了当时也在场的其他一些人物。

我想起和苏联物理学家，同时是政治犯的安德烈·萨哈罗夫[27]与他的夫人叶莲娜·邦纳[28]在餐馆里的谈话。餐馆位于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的那个城市里。我们处于人权观察组织的保护之下，他们派了三名成员和我们坐在一桌，一起忍受来自克格勃的幼稚干扰。他们派了一队人马假扮成摄影记者，在我们附近转圈游荡，他们拿着那种老式的、带有镁光灯的摄像机，不停对着我们的脸开闪光。我由衷希望，当天参加这场聚会的其他一些人也会在别的地方，留下他们自己对这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的记录。

我回想起了尼古拉斯·艾略特[29]，他是双面间谍金·菲尔比[30]多年的好友兼同事。他在我伦敦家中的客厅里高视阔步，手托一杯白兰地。我还记起，我的妻子当时也在场，坐在我对面的扶手椅上，和我一样被他迷住了。

直到我写至此处，才记起那天晚上，艾略特带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来吃晚餐，同时还有一位我们都很喜爱的伊朗客人。这位客人讲一口近乎完美的英语，仅有小小一点，甚至可以说是得体的语言缺陷。当我们这位伊朗客人离开之后，伊丽莎白转向尼古拉斯，眼神发亮，非常兴奋地说道：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口吃，亲爱的？就和金一样！”

关于我的父亲龙尼的冗长篇章将会放在本书的后面，而不是开头的章节里。因为我不想让他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强行跻身上游。尽管我花了大量时间去为他苦恼，不过他仍旧像我母亲一样，是个谜团。除特别注明外，书中所有故事都是崭新的。如有必要，我也会改变一下名字。因为虽然故事的主角们或许已经离世，不过其后人和继承人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其中的玩笑意味。总之，我尝试整齐有序地、以各种不同主题进行分类的方式来梳理自己的人生道路，尽管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编年纪事，不过这倒更像是生命本身行进的路线：越走越宽，直到进入毫无连贯性存在的状态。有些故事则干脆变成了它们留存在我脑海中的样子：独立存在，足以支撑它们自身，不与我意识中的任何明确指向相关联，仅仅讲述它们于我本身的意义。它们使我警惕、恐惧或是感动，让我在半夜惊醒，使我哈哈大笑。

随着时间流逝，我所描述的某些经历，在重读的时候，会使我的眼睛仿佛“当场”[31]捕捉到了一小段历史。我想，年纪较大的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通篇重读，从闹剧到悲剧，又从悲剧到闹剧，我觉得也许多少有些不可靠吧，却不能确定这是为什么。可能让我觉得不可靠的正是我自己的人生。不过，事到如今，想要对此做些什么也已经太迟了。

* * *

有许多事情我从来都不愿意写，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先后有过两位非常忠诚且挚爱的妻子，对她们，我有无限的感谢，也有很多的歉意。我一直都不是个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对于表现成那样也不感兴趣。爱对于我而言，来得太晚了，是在很多次失误之后才到来的。我没有给我的四个儿子提供良好的道德教育。关于我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工作（当然主要都是在德国执行），我也不希望再添加额外的说法，毕竟，已经有其他某些人在其他某些地方发表过并不准确的报道了。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自己曾服务过的机构还保留着老派的忠诚态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已经向愿意同我合作的男士和女士们做过保证。我们之间达成的共识是，这一保密承诺没有任何具体的期限，将会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儿女及后代。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既不惊险，也不戏剧化，但对于这些签了约定的人们而言，却牵涉到痛苦的、触及灵魂深处的反省过程。无论这些人此刻是否健在，保密的承诺依旧不变。

间谍的工作，自我出生以来，就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我想，这就像是大海之于福雷斯特[32]，或者印度之于保罗·斯科特[33]。我在曾经熟知的秘密世界之外，试图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更为宽广的世界创造一个大剧场。这个想法最初源自想象，然后寻求实体，接着再次回到了想象，最后便来到我此刻就座的书桌前。

第一章
别对你的秘密情报局太凶残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丹尼士·希利[34]喊了起来，这位服务于工党的前英国国防部长，在一场我们二人均被邀请参加的私人聚会上对我招呼道。他从门廊那边朝我大步走来，一只手前伸待握，“你是个共产党间谍，你就是干这个的，承认吧。”

于是我就承认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好小伙儿，理应承认一切。然后，每个人都大笑起来，其中也包括我那位略显吃惊的东道主。所以，我也跟着笑了，因为我是个好小伙儿，同别人一样经得起开玩笑。同时也因为对方是丹尼士·希利，他或许是工党里的一头巨大怪兽，一名政坛斗士，但他同时是一位相当有分量的学者，一个人道主义者。我很敬佩他，况且，他在跟我说话前，已经喝过好几杯了。

“你这混蛋，康威尔[35]。”一位军情六处的中年官员在房间里冲我大声吼道——他曾是我的同僚。此时此刻，一群来自华盛顿的内部人士正齐聚一堂，参加由英国大使举办的外交招待会。“你真是十足的混蛋。”他本来没想到会撞见我，不过现在，他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把他对我的看法亲口告诉我。照他看来，我玷污了情报局[36]的荣誉——我们该死的情报局，就算是有什么该死的理由！——我还让那些热爱自己国家的男人和女人成了小丑，他们还不能为自己辩护。他挺立在我面前，摆出伏首前倾的姿势，已经准备好要痛揍我一顿了。如果当时现场的外交人员没有及时伸出援手来安抚他、没有使他退后一步，第二天一早，报纸和新闻可就有的忙了。

鸡尾酒会上的闲谈声渐渐恢复如常。不过在这之前，我已经确定，触怒他的那本书并非《柏林谍影》[37]，而是它的继任者《镜子战争》[38]。这本书讲述了一名英籍波兰裔特工被派往东德执行任务，组织却最终任其自生自灭的故事。不幸的是，东德恰好是我这名指控者当时所管辖区域中的一部分，那段日子里，我们曾在一起工作。这时，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想要告诉他，艾伦·杜勒斯[39]——这位最近退休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也宣称，本书比其前任[40]更加贴近现实。不过，恐怕我这样说，只会使他更加暴跳如雷。

“无情无义，这不就是在说我们自己吗？一群无情无义的废物！真是万分感谢！”

我这位狂怒的前同事并非个例。与此相同的、针对我的指责，以没有那么激烈的语调，在过去的五十年间反复不停地出现。这些指责并非出自什么险恶的意图，也不是什么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不过是那些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必要的、受到了伤害的男人和女人的抱怨罢了。

“为什么选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或者说得更加恶劣些，“你现在既然都已经把我们给榨干取尽了，或许也应该稍稍饶过我们，让我们得些安宁吧。”

一如既往，总会有些鬼鬼祟祟的家伙四处宣称，“情报局”是无法为自己进行任何辩护的；在对抗不利宣传这件事情上，“情报局”根本就无能为力；“情报局”的成功不得颂扬，唯有通过失败被大家所熟知。

“我们绝对跟我们这位东道主笔下所描述的不一样。”莫里斯·奥德菲尔德[41]爵士在吃午餐时，十分严肃地对亚利克·基尼斯[42]爵士说道。

奥德菲尔德是秘密情报局以前的头儿，后来可被玛格丽特·撒切尔[43]给整惨了，不过，在我们见面时，他仅仅是另一个退休了的老间谍而已。

“我一直想跟亚利克爵士进行一次正式会面，”当我邀请他时，他用他那亲昵的北方口音说道，“自从火车从温切斯特出发，我坐到他对面之后，自那时起，我就想跟他好好交谈一下了——如果我当时有足够胆量的话。”

基尼斯即将在BBC的改编剧《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扮演我笔下的秘密特工乔治·史迈利。因此，他希望能够充分体验身旁有一名真实老间谍陪伴的感觉。然而，午餐进程却并没有我期望的那般顺利。在上餐前小点心[44]时，奥德菲尔德高度赞扬了他那老情报局里的道德标准，并用最和善的方式向基尼斯暗示，“此处这位年轻的大卫”玷污了情报局的好名声。基尼斯本身是一名已经退伍的海军军官，奥德菲尔德一见到他就指出，自己在秘密情报局里的军衔级别应该比他要高。基尼斯只能睿智地摇了摇头，同意了奥德菲尔德的这番说法。然后，在上多佛鱼排[45]时，奥德菲尔德更进一步地阐述了自己的论点：

“就是这位年轻的大卫，以及他的个人喜好，”他隔着餐桌向基尼斯解释道，完全忽略了此刻正坐在他身旁的我本人，“使得情报局在招募合适官员和获取资源上都变得更加困难了。他们读他那些书，然后就打消了念头。真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

基尼斯听到他这样说，垂下眼睑，带着几分悲叹的神情摇了摇头，而我正在买单。

“你应该加入读书会的，大卫。”奥德菲尔德友善地说道，暗示我说加入读书会就可以让我变成更好的人，“我愿意亲自赞助你。真的。你很乐意参加的，对吧？”我们一行三人正站在餐厅的入口处，他接着转向基尼斯说，“真的非常愉快，亚利克。我得说我很荣幸，我相信，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一定会的。”基尼斯诚挚地回答道，两人像老间谍一样握了握手。

对于我们这位离去的客人，基尼斯显然有些意犹未尽，深情地凝视着他的背影，看着他在人行道上踩着重重的步伐离去：一位身材瘦小，却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绅士，用随身的伞戳着他前方的道路，渐渐消失在人群里。

“我们喝杯干邑再出发吧？”基尼斯提议，在我们还未回过神来时，审讯就开始了：

“那真是对庸俗的袖扣。所有的间谍都佩戴它们吗？”

不，亚利克，我想只是因为莫里斯刚好喜欢那对庸俗的袖扣吧。

“还有那双招摇的绉鞋底[46]的橘色麂皮靴。那是为了秘密行动吗？”

其实只是为了穿起来舒服罢了，亚利克。这种橡胶鞋底走起路来可是会嘎吱作响的。

“接下来跟我聊聊这个，”他抓起一只空玻璃杯，将它略微倾斜，用自己粗壮的手指轻轻敲打着它，“我之前见过有人这么做，”他表演给我看——手指不断敲着玻璃杯，一边做出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杯子的样子——“我还见过有人这样做”——接着，他以同样的沉思神态，用手指沿着杯子边缘打转。“不过，在这次之前，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做过——”他把手指伸进杯内，沿着内部边缘打转，“你认为他是在找残余的毒药吗？”

他是认真的吗？基尼斯身上有着一股孩子气，仿佛他这辈子都没有这么认真过。好吧，我说道，如果真有那个什么所谓的毒药残渣的话，我想，他刚才肯定已经把毒药给喝进去了，否则怎么会有残渣呢。不过，基尼斯情愿相信自己的判断，不打算理会我的说法。

这算得上是间谍片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奥德菲尔德的麂皮靴，无论是不是绉鞋底的，以及他戳着前方道路的那把卷好的雨伞，后来都成了基尼斯用来演绎那位匆忙而又年老的乔治·史迈利的银幕特征。我最近没来得及去细查关于那对袖扣的事情，不过我还记得，我们的导演认为那对袖扣有些夸张了，他最后说服基尼斯换上了一些没有那么浮华的东西。

至于这次午餐所留下的其他影响，可就没那么令人感到愉悦了，虽然就艺术层面而言，反而更具有创造意义。奥德菲尔德对我作品的厌恶——我猜想，还有对我本人的厌恶——也深深地扎根在基尼斯充满戏剧性的灵魂里了。他绝不会吝于提醒我，他觉得有必要唤起乔治·史迈利个人情感中的自我罪恶感，或者，正如他想要暗示的那样，那也是我个人本身的罪恶感。

* * *

一百多年来，我们的英国间谍与任性妄为的小说家们之间，始终有着令人发狂，有时又颇为滑稽可笑的爱恨纠缠。英国间谍们就像小说家自身一样，他们想要好的形象，想要无尽魅力，不过不要指望他们能够忍受嘲笑，或是忍受那些负面评论。在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不同风格的间谍小说家们，从厄斯金·柴德斯[47]到威廉·勒丘[48]和爱德华·菲利普斯·奥本海默[49]，正是由他们激起了民众反德的公愤。所以也可以公平地说，最初是他们帮助了秘密情报局的建立。在这之前，一位绅士本不应该去翻看属于另外一位绅士的信件，即使事实上还是有不少绅士会这么去做。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将他笔下的英国秘密特工展现在了众人面前[50]，不过，根据大部分人的说法，这本小说并不是太出色。当温斯顿·丘吉尔控诉他这本《阿申登故事集》违反了《国家机密保护法》[51]时，正面临着同性恋丑闻威胁的毛姆，烧毁了自己十四篇未出版的短篇小说，其余的作品也推迟至一九二八年后才得以出版。

小说家兼传记作家，同时也是苏格兰民族运动支持者的康普顿·麦肯齐[52]，就没这么容易被吓到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伤病退役之后，他转入了军情六处，成了英国反情报组织在中立国希腊的主管头头。然而，他发现派给他的指令，还有他的上级经常都很荒谬，作为一名作家，他理所当然地把这些都拿来作为取笑的素材。一九三二年，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他遭到起诉，并被罚款一百英镑。这主要是因为他那本带有自传性质的《希腊回忆录》里事实上塞满了骇人听闻的轻率言行。不过他这次并没有受到教训，一年之后，他又借由另一本带有讽刺意味的作品《脑子进水》来诉诸报复。我听说，军情五处[53]麦肯齐的档案里有一封写给局长的信，措辞极其严厉，署名用的是英国情报局局长通常会使用的绿色墨水：

“最糟糕之处在于，”局长对身在圣詹姆斯公园另一侧的战友写道，“麦肯齐揭露了情报局通讯专用的一些符号[54]，有些目前仍在使用。”麦肯齐的亡灵要是知道这些。肯定会高兴地搓起双手。

不过，说起军情六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叛徒，自然非格雷厄姆·格林[55]莫属。虽然我很怀疑他是否知道，自己差点就跟麦肯齐一样，要被送上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法庭了。关于此事，我最喜欢的是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的一段回忆，那时我在英国情报局最棒的餐厅里和军情五处的一名律师一起喝咖啡。这名律师是个性情温和、爱抽烟斗的家伙。不像一名官僚，反倒更像是家庭事务律师。但那天早上，他却处于深深的焦虑中——他收到了《我们在哈瓦那的人》的样书，已经读了一半。当我开口说，我真嫉妒他的好运时，他却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他说，格林那个家伙肯定要被起诉了。格林利用战时在军情六处工作得来的工作经验，精准描绘了英国大使馆情报主管与外勤特工之间的关系，因此，格林一定会被关进大牢的。

“不过这真是本好书，”他抱怨道，“他妈的实在太好了，就是这样才麻烦。”

我尝试在报纸上搜寻格林被捕的消息，不过他始终逍遥法外。可能军情五处的巨头们最终决定一笑了之——这总比大呼小叫来得好。为了报答他们的宽容大度，格林二十年后送给他们一本《人性的因素》，书中描绘的他们，不仅仅是傻瓜，还是杀人凶手。不过，想必军情六处已经提前警告过他了。在《人性的因素》前言里，他小心谨慎地向我们保证，他并没有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掘地三尺找出一本早期版本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你也会发现同样的免责声明。

然而历史证明，我们的罪孽最终都会被遗忘。麦肯齐最后获封爵位，而格林则被颁发了功绩勋章。

“先生，在您最新的那部小说里——”有个真诚的美国记者问我，“您的一个角色说，如果他以前能够写作，就不会变成叛徒了。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们，如果一开始没能写作，您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在给这个危险的问题搜寻一个安全答案时，我心想，我们的情报组织是不是应该感谢感谢我们这些转向文学界的叛徒。与其他任何可能掀起腥风血雨的方式相比，写作简直像小孩玩积木一样人畜无害。有多少处境困难的间谍希望爱德华·斯诺登[56]当初选择去写小说啊。

* * *

如此这般，在外交晚宴上面对我这位愤怒的前同事时——他已经是一副随时准备击倒我的样子——我又该如何回答呢？没有必要特地向他指出，我在某些书里描写的英国情报局实际上比我在现实世界里所知道的更有能力。也没必要告诉他，曾经有位极资深的情报局官员将《柏林谍影》描述为“这是有史以来唯一有效的双面间谍行动”。同样没必要说的是，在惹怒他的那本小说里，我之所以描写受到孤立的英国情报部门那场带有怀旧性质的军事演习，是因为比起对他的情报机关发动粗暴的攻击，我兴许是想做一件更有抱负的事。老天爷保佑，万一我坚持声称：“如果你是个努力探索国家灵魂的小说家，那情报局也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观察对象。”那估计我这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到后半句，就会被当场掀翻在地了。

至于他说他的机构无法还击，我猜想，是因为西方世界任何一处的间谍机构都不会像我们国家一样，得到了国内媒体如此的纵容，几乎从不见内幕报道。我们的新闻审查系统（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模糊但又严苛的法律所强制），我们巧妙拉拢的人际关系，以及英国大众面对这种疑似非法行为的全面监控的集体屈服，都足以令其他自由与非自由世界里的任何一个情报员心生嫉妒。

我没有必要去特意指出，许多前情报官员“获得批准”的回忆录实际上都是为了给情报局披上一张羊皮，以此换取他们希望获得的赞许；而所谓“官方发行的正史”，其实是给那些十恶不赦的罪行罩上恳求宽恕的面纱。更没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国内报纸上所刊载的不计其数的文章，恰恰是我在享受和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共进午餐的美好时光时，被某些人人为编造出来的。

没准我该这样建议我这位暴怒的朋友：作家描写专业间谍，就跟描写我们这些会犯错的普通人一样，没有任何区别。这样一位作家实际上是在履行最合适其身份的社会义务，甚至——不妨相信我说的——是在履行民主职能，因为在英国，我们的情报局，不论好坏，依旧是我们政治、社会和产业精英们的精神家园。

正是这样，我亲爱的前同事，我所谓的背信弃义也就仅限于此了。还有，亲爱的希利爵士，我的共产主义也仅限于此，回头想想，在你年轻的时候，也不会容忍有人这样说你吧。

* * *

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已经很难形容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弥漫在白厅[57]这条秘密情报权力走廊上的那种互不信任的氛围。一九五六年，我正值二十五岁，正式就职于军情五处，担任一名低阶官员。他们告诉我，要是我年纪再小一点，就不符合入职资格了。我们称为“五处”的这个机构，素来都以成熟完善而自豪。不过呢，再怎么成熟完善，他们还是招募了诸如盖伊·伯吉斯、安东尼·布兰特，以及其他几位如同半被遗忘的足球明星一样的人物[58]，他们成了英国历史记忆中徘徊不散的可悲叛徒。

我抱着极大的期待进了情报组织。这份挖掘情报的工作虽然微不足道，却养成了我迄今为止都无法满足的大胃口。我的专案主管们个个亲切友善，做事很有效率，体贴入微。他们唤起了我的使命感，复苏了我作为一个英国公学学生消失已久的吃苦耐劳本分。作为一名被派驻奥地利的国家安全局情报人员，我对那些总是神出鬼没的文职工作者怀有敬畏之心。他们会周期性地降临我们这个单调乏味的格拉茨[59]驻地，给这里添上一层神秘色彩，要不是有他们，这里什么都不会有。后来，直到我进入了由他们驻守的要塞之后，才算猛然回到了现实世界。

大约拥有两万五千名党员的英国共产党已经日渐衰败，还得依靠着军情五处的情报共同运作才能维持。监视这样的一个组织，完全不能满足我的远大抱负。况且，局里又自然而然地滋生了双重标准。不管怎么说，军情五处都是英国公务员和科学家们私生活的道德仲裁者。在当时的审查程序下，同性恋与其他被认为属于异常的行为，都是可能被人拿来勒索的弱点，因此，这一类人便被禁止从事机密工作。可是，局里却似乎乐于忽视自己内部成员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局长本人就与自己的秘书公开在工作日同居，周末又和妻子住在一起。在工作日里，甚至还专门为此留了字条，指示夜间值班官员，万一他的妻子打电话过来时，应该如何应付。无论如何，还是请老天垂怜那位在登记处工作、裙子要么太短要么太紧的打字员女士，以及那个向她眉目传情的已婚科员吧。

局里的高层都是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的光辉岁月里幸存下来的老年人，中间阶层则是由逐渐缩水的大英帝国殖民地回调警官和地区官员组成。面对那些拼命想把自己国家抢回来，甚至不惜采取莽撞行动的当地人，他们或许有着丰富的镇压经验。但是，面对他们自己几乎都不怎么了解的祖国，情况就显得有些令人不安了。对他们而言，英国工人阶级是反复无常而又令人难以捉摸的。工会在他们眼里，只是共产党的掩护组织罢了。

与此同时，像我这样年轻的间谍“猎人”，一方面渴望得到更大的猎物，却又接获命令，告诉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不必费心去寻找苏联控制的“不法之徒”。因为——根据无懈可击的权威消息，在英国领土上并没有这样的间谍在展开行动。至于具体是谁说的，消息从谁那儿传来，我却始终都不知道。反正，在这儿待四年时间也够了。一九六〇年，我申请调往军情六处，成了我那些极其不满的老板口中“公园对面那帮混蛋”中的一员。

不过，还是请让我借此书写之际，向军情五处表达感恩之情——尽管这份恩情我无法完全偿还。我受过最严谨的写作训练，它并非来自任何中学老师或者大学教授，更不是从写作专业学校那里学来；它来自柯曾街上流住宅区，来自军情五处总部顶楼那些受过古典式教育的高级官员。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老学究模样，抓起我的报告，对我那些炫耀式的从句和毫无必要的副词表达了极力的藐视。然后在我朽木不可雕也的文章页边空白处打上分数，以及诸如“行文累赘——注意省略——论证缺失——结论草率——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之类的评论。我遇到过的编辑们都没他们这般严苛，或者说没他们这般正确。

到了一九六一年的春季，我已经完成了军情六处的入门课程。学会了一身我从来都不需要，也很快就会忘光的本事。在结业典礼上，局里的训练主管——那位身穿一身花呢套装、身材结实、面色红润的老手，眼含热泪地叫我们回家待命。他们也许还要花上一段时间来整备，因为——他发誓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有位已经在局里任职多年，而且也备受信赖的同僚，最近被揭穿了身份。此人竟然是苏联的双面间谍，他的名字是乔治·布莱克[60]。

布莱克叛国案的规模，即便以今日的标准来看，都算得上是极其重大的事件：事实上，有数以百计的英国特工（布莱克自己也不记得有多少人）的身份曝光；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秘密监听行动，例如（当然，并不仅限于此）柏林监听隧道，还没有发射信号就被炸毁了；还有军情六处的整个人事系统、安全屋地点、战斗指令与全球的外派站点，都被全面破解。布莱克无论在哪个利益集团里都是最有能力的外勤特工，同时也是个追随信仰的人，在身份曝光之时，他已经先后信仰了基督教、犹太教和共产主义。在被监禁在苦艾丛监狱[61]的时候（众所周知，他后来成功越狱），他还向他的狱友们讲解《古兰经》呢。

乔治·布莱克背叛的消息解封两年后，我正在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政治组任二等秘书。一天傍晚，我的情报站站长把我叫进办公室，告诉我一个消息——严格地说，是个仅供我个人参考的消息，虽然隔天一早，所有英国人都会从晚报上读到这则新闻：军情六处出色的前反情报主管，一度被认为会成为下一任英国情报局局长的金·菲尔比，也是一名苏联间谍。而且，后来我们才慢慢了解到，他早在一九三七年就被苏联吸收了。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你会读到尼古拉斯·艾略特对此事的一些说明。他作为菲尔比战时及和平时期的朋友、心腹知己和同事，描述了他与菲尔比在贝鲁特[62]的最后一次相遇，这次相遇使得菲尔比坦白了一部分心声。可能你看过之后会想，艾略特对于此事的描述异常简略，对对方背叛友情的愤怒，或是违背公义的愤慨都惜字如金。理由其实非常简单。间谍们既不是警察，也不是道德现实主义者[63]——虽然他们更乐意相信自己确实是。如果你一生的任务就是说服叛徒加入你的阵营，那么，当你自己身边的一个人——这个人不止是你珍惜爱护的同事，你们之间甚至情同手足，你会放心和他分享谍报生涯的每一个细节，当这个人也被敌方阵营给吸收了之后，你肯定也会感到有苦说不出吧。这是我在写《柏林谍影》时便谨记在心的教训。后来写《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时，照亮我前进道路的正是金·菲尔比这盏昏暗朦胧的灯。

间谍生涯和小说写作其实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两者都要随时准备好去窥视人类的罪过，以及通往背叛的种种途径。我们这些曾经身处秘密情报圈的人，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它。即使我们在踏入这个圈子之前，并没有情报工作的习惯；在进入这个圈子之后，我们也就无法摆脱这些习惯了。要证明这个观点，我们只要看看格雷厄姆·格林，他那些自己强加上去的、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就明白了。或许他那些无礼的传记作者也记录了这些，不过最好还是别看吧。

格林，这位小说家兼前间谍，在他的晚年时期，坚称自己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亲共危险分子黑名单。他当然有着充分的理由，鉴于他去苏联的次数数不胜数，以及他一直对同是朋友和同事的金·菲尔比直言不讳地表过忠心，况且，他还曾试图调和天主教会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虽然最后只是徒劳一场。当柏林墙建起的时候，格林站在了不该站的那一边拍照，还告诉全世界，他宁可站在那一边，也不要站过来。事实上，格林对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厌恶，以及忧心自己激进言论可能导致后果的严重程度，已经到达了颇为极端的地步。乃至后来当他与美国出版公司的人见面时，坚持会面地点必须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境内。

直到有一天，他终于获得许可，能够请求查看自己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了。档案里面只有一条记录：他和政治立场不定的芭蕾女演员玛戈特·芳婷[64]保持着来往，且那时她还在为她那个不忠且瘫痪的丈夫罗伯托·阿里亚斯打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拉锯战。

间谍行动并未带我走进什么秘密领域。逃避与欺骗是我童年时期必不可缺的武器。青少年时期的我们都是某一类间谍，不过我已经是经验丰富的间谍老兵了。当秘密情报世界前来认领我的时候，我才感觉真正回到了家中。至于为什么会如此，还是留到后面“作者父亲的儿子”这一章再来细说吧。

第二章
柯洛布克博士的法律

“该死的波恩”是六十年代初期，我们英国的年轻外交官们对这个地方的称呼。一个沉寂的莱茵兰[65]水疗之城，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所在地，路德维希·冯·贝多芬的出生地，我们并非有意对其不敬，只是对我们的东道主国家妄图将联邦德国首都从此地迁往柏林的这个想法，抱有怀疑地脱帽致敬罢了。况且我们实际上也跟他们一样，认为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一九六一年的英国大使馆，是一座难看的、杂乱无章的工业建筑，位于波恩与巴特戈德斯贝格[66]之间有分隔带的一处双车道旁。他们宣称这里有三百来号人，大多数都是派来此地驻扎，而非当地招募的。时至今日，我已经很难想象，身处莱茵河畔闷热难受的天气之下，其他人都在干些什么。就我本人而言，在波恩的三年使我的人生发生了地动山摇般的改变。如今，我想，过去的生活之所以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我的写作生涯之所以会开始，都是以那个地方为源头的。

诚然，我还留在伦敦的时候，我的第一本小说就已经被一家出版社签下了。但一直到我调往波恩好几个月之后，那本书才得以低调面世。我记得那是在一个潮湿的星期天下午，我开车前往科隆机场，买了一份英国报纸，然后停好车，坐在波恩一处有荫蔽的公园长椅上，独自读报纸。书评还算温和，虽然不如我所期待的那样令人欣喜若狂，反正，他们接受了乔治·史迈利。突然之间，这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可能所有的作家，无论是在他们人生中的哪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的痛苦和冤枉路；用打字机逐字打出的、已经完成的珍贵书稿；代理人和出版社例行公事的礼仪热情；审阅编辑；高度期待；大日子接近时的焦躁不安；书评；突然之间，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你写这本书已经是在一年以前，除了再写些新的东西，你还坐在那儿等什么呢？

好吧，事实上，当时我确实在写些新东西。

那时我已经开始写一本以英国公学为背景的小说。背景借用了我读书时所在的舍伯恩中学[67]，以及任教过的伊顿公学。有种说法是说我还在伊顿教学时便已经开始构思、准备这部小说了，不过我本人完全没有这种印象。每天，在出发前往大使馆上班前，我都会在早得离谱的时间起床写作，最终用了很短时间便完成了小说，并把它寄了出去。所以又一次，事情搞定了——只是，接下来我决定做些更加勇敢无畏的事。我要写一些关于我门前这个世界的故事。

* * *

派驻此地一年之后，我的辖区已经覆盖了整个西德，这让我有了不受限的行动和进出自由。身为大使馆派往各处巡回、宣扬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好处的其中一员，我可以随意出入西德各处的市政厅、政治社团和市长室。年轻的西德政府决心展现出民主开放的社会风貌，因此，所有的大门都向这位年轻的外交官敞开。我可以在联邦议院的外交旁听席坐上一整天，和跑议会新闻的记者及顾问们共进午餐，也可以去敲部长的门，加入抗议集会，参加各种探讨文化和德国精神的、立意高尚的周末研讨会。同时，我也试图探索在第三帝国垮台十五年之后，旧德国究竟在何处结束，而新德国又会从何处开始。在一九六一年，这都并非易事，至少对我而言并不容易。

从一九四九年联邦德国成立时便担任总理，直到一九六三年才卸任的康拉德·阿登纳[68]，外号叫作“老头”。他曾有一句名言，干净利落地概括了问题所在：“没得到清水之前，不要倒掉脏水。”人们普遍认为他这句话暗指汉斯·约瑟夫·玛利亚·柯洛布克博士[69]，这是一位在国家安全与其他诸多事务上都有着显赫地位的人物。柯洛布克的功绩，就算以纳粹的标准来看，也十分令人印象深刻。远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他就因为替普鲁士政府草拟反犹太人法而名噪一时了。

归于那个德国独裁者麾下两年后，他起草了《纽伦堡法案》[70]，剥夺所有犹太人的德国国籍，同时为了辨别身份，要求犹太人必须在名字里加上“萨拉”或“以色列”这两个单词。和犹太人结婚的非犹太人被强制要求抛弃他们的配偶。他在阿道夫·艾希曼[71]手下，任职于纳粹政府的犹太事务部门，接着又起草了名为《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的新法律，这也是大屠杀开始的信号。

与此同时，据我推测，由于他本人是极度虔诚的天主教徒，柯洛布克也与右翼反纳粹抵抗组织联系上了，算是勉强给自己上了一个双保险：假若暗杀希特勒的行动成功，到那个时候，他必定会出任高阶职务。或许正是因此，战争结束后，他逃过一劫，盟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起诉他。阿登纳一心想把柯洛布克纳入自己麾下，而英国也没有挡柯洛布克的路。

就这样，到了一九五一年，此时距离大战结束已经六年了，也是西德创立三年之后，汉斯·柯洛布克博士得以为他那些前任和现任纳粹同事通过了一项现在看来也几乎匪夷所思的法律。在“柯洛布克新法”（我个人是这么称呼这项法律的）的作用之下，希特勒时期政权下的公务员们，如果因为超出他们本身所能控制的情况，而导致供职年限被迫缩短的话，自该法律通过后便能得到全额赔偿，还可以获得欠薪补偿，以及领取养老金的权利。如此一来，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没有发生，或是德国在大战中赢得了胜利一样。总而言之，尽管盟军胜利带来诸多不便，这些公务员在职业生涯中原本有资格获得的升迁，如今照样可以延续，不受任何影响。

该法律的效应立竿见影：那些纳粹的老看门狗们紧紧霸着美差不放，而没怎么受到玷污的年轻一代，只能置身于底层之中。

* * *

接下来登场的是约翰尼斯·乌尔里克博士[72]，他是一名学者、档案专家，热爱巴赫、优质勃艮第红酒和普鲁士军事史。一九四五年四月，就在身处柏林的军事指挥官们无条件向苏联投降的前几天，乌尔里克正做着过去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在位于柏林威廉街的德国外交部普鲁士皇家档案室内，同时作为馆长和身份卑微的档案管理员，兢兢业业地整理档案。普鲁士帝国于一九一八年瓦解，因此，他所经手的这些文件，没有哪一份的历史少于二十七年。

我虽然认识他，但并未见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不过我可以想象，他那时是个体格相当健壮的小伙子，一丝不苟地穿着套装和硬领衬衫，仿佛要同他精神上所向往的那个旧时代的标准着装保持一致。希特勒掌权之后，上级曾三次力劝他加入纳粹，不过三次他都拒绝了。因此，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当朱可夫元帅[73]的红军进入威廉街时，他都还是个事必躬亲的档案管理员。进入柏林的苏联军队对于俘虏战犯并没有太大兴趣，但是德国外交部答应给他们高价值的战犯，同样还有可以用来追究罪责的档案。

面对就要抵达档案室门口的苏俄军队，乌尔里克的所作所为时至今日已经成了传奇。他用油布裹住帝国档案，装进手推车，不顾连续不断开火的小型武器、迫击炮弹和手榴弹，推到一处软土处掩埋了起来，接着便及时赶回自己的位置，准备被俘。

针对他的指控，以苏联军事审判的标准来看，他毫无疑问是有罪的。作为纳粹档案的管理员，他被认定是法西斯主义侵略行为的代理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待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其中六年是单独监禁，剩下几年则被关在专门关押精神失常罪犯的集体牢房里。为了生存，他学会了模仿那些人的怪异行为。

一九五五年，乌尔里克在囚犯遣返协议下得以释放。他抵达柏林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带领一支搜寻队伍去他埋档案的地方，亲自监督，将档案挖掘出土。在那之后，他才回去调养身体。

* * *

现在再回到柯洛布克的新法律。

乌尔里克，这个自纳粹时代起便忠于职守的公务员、布尔什维克的囚徒，不是更应该被赋予这些权利吗？尽管他三次拒绝加入纳粹党，尽管他对纳粹的每一项行动都深恶痛绝（这也让他更加有时间去深入研究普鲁士帝国的过往历史）。不妨扪心自问，如果第三帝国获胜，一个有着金光闪闪学术背景的年轻档案管理员将能提升到怎样的位置？

约翰尼斯·乌尔里克，已经将近十年没有见过西伯利亚牢房以外的世界了。不过，在他被监禁的整个时期里，他仍旧被当成一个原本有着远大前程的外交官。因此，他所获得的待遇，也是按照他原本应该获得的职务提升来计算的，包括补发的薪水、津贴、退休金福利，以及——绝对是公务员最想要的额外福利——大小与他职位相称的办公空间。噢，还有带薪休假，加起来至少有一年。

休养之际，乌尔里克开始深入研究普鲁士历史。他重拾了对勃艮第红酒的喜爱，娶了一个讨人喜欢，性格幽默，又很崇拜他的比利时口译员。最终，这一天到来了，他再也无法抗拒一个完整的普鲁士人灵魂里必不可缺的使命感的召唤。他穿上自己的新西服套装，由他的妻子帮他打好领带，并开车载他前往外交部。外交部已经不再位于柏林的威廉街，而被安置在了波恩。一名看门人陪同他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不是“办公室”，他反驳道，而是“国务议会厅”。这里摆着一张足有三英亩大的办公桌，他发誓说那是阿尔伯特·斯佩尔[74]设计的。不管他喜不喜欢，约翰尼斯·乌尔里克先生，他今后都会是西德外交部门的资深代表。

* * *

若要完整详尽地形容此时的乌尔里克——我曾有幸在几个场合碰到过他，你会看见一名弓着身子却又精力十足的五十来岁男士，他在那儿坐立不安地来回走动，就好像他依旧在西伯利亚的牢房里踱步。他一边转头向你投来探询的目光，以防自己的行为太出格；一边不停转动着他那双带有焦虑神情的双眼，为自己的举止感到惊恐，继而爆发出一声大笑，挥动手臂，再一次在房间里打转。但是，他并没有疯，不像那些当年和他一样被囚禁在西伯利亚的可怜囚犯。他非常聪明，理智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一如既往，疯狂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周围的人。

首先，在我位于莱茵河畔柯尼西斯温特市租来的那套外交官公寓里，乌尔里克为那些聚集在此、听得入迷的晚宴宾客详尽描述了他那间“国务议会厅”里的每一处细节：想象一下那个德国国徽，有着红色爪子的黑色老鹰，头转向一侧，在墙上怒视着他——说到这里，他还专门为我们模仿了一下那只转向右肩的鹰头所特有的轻蔑冷笑——还有银色墨水瓶和笔架。这都是大使级别的职位才能使用的文具套组。

接着，打开那张存在于他脑海中的、由阿尔伯特·斯佩尔设计的三英亩大小办公桌上的抽屉，乌尔里克取出了一本西德外交办公室内部机密电话簿，精装的，他跟我们说，这本电话簿用了最好的牛皮做封面。他用空空如也的双手握住并不存在的电话簿，向我们展示，虔诚地垂下头去，闻一闻封皮的味道，为它的优质沉醉到翻起了白眼。

现在，他打开了它，动作非常缓慢。每一次重演都是在为他自己驱魔，动作都是精心安排的，是为了把他脑海中，初次看见就直瞪着他的那串名字给驱除殆尽。那是些贵族名字，其中一些名字属于在荒唐可笑的乔基姆·冯·里宾特洛甫手下、获得了外交功勋的一些人士。乔基姆，这名希特勒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部长，在纽伦堡的监狱里仍高歌自己对阿道夫·希特勒的热爱。

这些有着高贵姓氏的人，他们如今恐怕已成了一群更优秀的外交官，或许已经转变成了民主的拥护者。他们或许像柯洛布克一样，当希特勒倒台的时候，已经和反纳粹组织做好了交易。不过，约翰尼斯并不打算用这种善意的眼光来看待他这些同事。他仍是在我们这一小群观众的注视下，瘫在扶手椅里，喝了一口我利用自己的外交官特权、特地为他从总务处买来的优质勃艮第红酒。接下来展示给我们看的，是那天早上在他那间“国务议会厅”里，第一眼看见那本机密的、牛皮精装西德外交部内部电话簿之后的事情：讲他是怎样瘫倒下去，身陷在扶手椅里，用双手打开电话簿，沉默地注视着一个接一个的高贵名字——缓慢地从左到右、仔细盯着每一个“冯”和“楚”[75]。我们瞧着他眼睛睁大，嘴里念念有词。他盯着我家的墙，说，我就是这样盯着我那间公寓的墙的。我就是这样盯着西伯利亚牢房里的墙的。

他从我的扶手椅里跳起来，或者，更准确点说，是从他“国务议会厅”的椅子上跳起来，走回阿尔伯特·斯佩尔三英亩大的办公桌旁——尽管这实际上只是一只快要散架的桃花心木餐具柜，挨着通往我家花园的玻璃门。他用掌心把电话簿摊平。我那只摇摇晃晃的红木餐具柜上并没有电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拿起了想象中的听筒，另一只手的食指划过电话簿上的第一个分机号码。通过他鼻子发出的声音，我们听见了内线电话响起的嘟嘟声。我们看见他宽厚的背脊拱起、挺直，接着又听见他的鞋跟，以规规矩矩的、普鲁士军人立正的形式并在了一起。我们听见那军事化的、厉声喊话的声音，声音大到足以吵醒楼上正在睡觉的我家的孩子们。

Heil Hitler, Herr Baron！Hier Ullrich！Ich möchte mich zurückmelden！——希特勒万岁！这是乌尔里克！我要归队了！

* * *

我并不希望让你们觉得，正当我们的情报局投入全部力量去提升英国贸易水平并抵御共产主义的时候，我在联邦德国外交部门的三年时间却都投入到了强烈谴责这些老纳粹身居高位这样的事情上。如果我确实怒斥了这些老纳粹——他们其实也没那么老，因为在一九六〇年，我们距离希特勒的年代也不过十五年左右而已——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发现，那些与我同龄的德国人，为了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竟然还必须去善待那些曾经毁掉了整个国家的人。

我经常扪心自问，如果一名胸怀大志的年轻政治家得知他们党内的高级职位上充斥着诸如恩斯特·阿亨巴赫[76]之类的名人，那会怎样？恩斯特·阿亨巴赫在德国占领巴黎期间担任德国驻法国大使馆的资深官员，亲自监督了大规模驱逐法国犹太人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行动。法国和美国方面都想让他接受审判，但他本人就是律师，不知用了什么神秘的特权，竟然得以安全脱身。他并没有被纽伦堡法庭正式传讯，反而创立了一间完全属于他自己的、颇能赚钱的律师事务所，替那些被控与他相同罪名的罪犯进行辩护。我设想中那名胸怀大志的德国年轻政治家，如果他知道有恩斯特·阿亨巴赫这号人物正在掌管他的政治前途，又会作何感想？我在心里琢磨着。莫非他只能选择咽一口唾沫，然后微微一笑吗？

我在波恩，以及之后在汉堡任职的这段时期，虽然还关注过其他一些事情，不过，德国这段实际上始终未被征服的过往，却怎样也不肯放过我。内心深处，我从来没有屈服过那个时候的政治正确，即使我表面上依旧顺应潮流。从这点看来，我猜，我的行为就和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期间经历战争的那些德国人一样。

不过，我离开德国之后，这个问题仍旧不肯放过我。在《柏林谍影》出版很久之后，我回到汉堡，试图寻找一名德国儿科医生，他被指控参与纳粹的安乐死计划，这个计划旨在消灭那些对于雅利安国家无用的人口。结果证明，这项指控是他的学术竞争对手因为嫉妒，毫无根据地捏造出来的。我被狠狠训了一顿。同样在一九六四年，我到路德维希堡去拜访“巴登——符腾堡州纳粹罪行调查中心”[77]主任欧文·舒勒。我那时正在寻找后来写《德国小镇》的素材，不过当时还没有想到用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作为背景。那段经历离我还太近了。

结果欧文·舒勒完全就是宣传单上的那种模范形象：正直、坦率、敬业。他手下那六七位肤色苍白的年轻律师也不遑多让。他们各自拥有一个狭小的隔间，要花上很长时间，从纳粹档案和极少的目击证词当中仔细查看、收集那些骇人听闻的证据。他们的目的是找出属于个人的、程度足以被送上法庭审判的暴行，因为军事单位的行为不能被起诉。他们跪在小孩子玩的沙坑前，摆放一个个被标记了数字的人偶。一排是穿着制服配枪的玩具兵，另一排则是穿着日常服装的玩具人偶，有男人和女人，也有小孩。横在它们之间的是一道沟渠，那是等待被填满的群葬墓。

到了晚上，舒勒和太太邀请我去家中吃饭。我们坐在阳台上吃饭，他家位于被森林覆盖的山坡上。舒勒热情激昂地谈起自己的工作。这是使命，他说。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我们彼此达成一致，说很快就会再次见面，不过后来并没有见上。次年二月，舒勒在华沙下了飞机，他获邀去视察近期发现的纳粹档案。哪里知道，迎接他的是一张放大仿制的纳粹党员证——他的党员证。苏联政府同时对他发起了一连串的指控，其中包括指控他在苏联前线作战时，以手枪击毙两名苏联平民，强暴了一名苏联妇女。但这些指控最后再次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臆测。

从中得到的教训？越是你努力去寻找的绝对真理，越是难以找到。在我和舒勒见面的时候，我就相信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他必须带着自己的过往走下去，无论曾经有过多少过往，都必须要去坦诚面对。他那一代德国人究竟是如何面对过往的——这一直是我持久不变的关注点。当巴德尔——迈因霍夫[78]时代分裂德国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意外。对于很多德国年轻人而言，属于他们父母的过往已经被埋葬，或是被否定，或者仅仅用简单的谎言来掩盖其存在。总有一天，肯定有什么会突然爆发——事实也确实如此。并且，爆发出来的不只是少数“暴力分子”，而是整整一代愤怒的年轻人，他们是失意的中产阶级子女，他们蹑手蹑脚地走进这场争斗，为第一线的恐怖分子们提供后勤与精神支持。

这样的事情会在英国发生吗？我们已经很久不再与德国互相比较了。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不再有这样的勇气。现代的德国已经是一个拥有自信、毫无侵略野心的民主强国——更不用说他们树立起来的人道典范——这些对于我们英国人而言，恰恰是一剂难以吞咽的苦药。而且，这也是让我遗憾已久的悲痛。

第三章
官方访问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在英国驻波恩大使馆任职期间，我最乐意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陪同工作，或者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是“导游工作”，陪同年轻有为的德国代表团成员们，到英国学习我们的民主方式，说些希望他们能够迎头赶上，这就是我们美好的愿望之类的话。他们大多是第一次当选的国会议员，或者是正值上升期的政治记者，其中有些非常聪明，而且今天我才意识到，全部都是男性。

每个团平均会在英国停留一个星期：周日傍晚从科隆机场搭乘英国欧洲航空[79]的班机启程，由英国文化协会或外交部代表致欢迎辞，在下周六的早晨启程回去。五天的紧凑行程中，这些客人会参观议会的上下两院；出席下议院的质询时间；参观英国高等法院，可能还会去一趟英国广播公司；会见内阁部长和反对党领袖，至于要见谁，一方面由访问团的立场来决定，另一方面则由接待方一时兴起的念头来决定；他们还会参观英格兰最具代表性的乡村美景（温莎古堡、签署大宪章的兰尼米德以及位于牛津郡的典型英国小镇伍德斯托克）。

到了晚上，他们可以选择前往剧院，或是根据个人兴趣安排活动，比如说——参见你们拿到的英国文化协会资料袋——信仰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成员，可以和与他们同样信仰的同伴们进行会晤，社会主义者可以和工党的同胞战友相聚，若是还有其他更为专业的个人兴趣爱好，比如说关于第三世界新兴经济体的议题，也可以找志同道合的英国人一起坐下来探讨。如果有更多的询问或者要求，请不要客气，随时咨询你的导游兼翻译，也就是我。

他们可没有半点客气的意思。所以我才会在天气温和的夏季，某个周日晚间的十一点钟，来到伦敦西区的一家酒店，手里拿着十英镑纸钞，站在酒店礼宾部的桌子前。六七个重新抖擞了精神的德国年轻议员在我身后探头张望，想要寻找自己的女伴。他们到达英格兰才四个小时，大部分是第一次来。他们对于六十年代伦敦的印象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城市，因此也决定让自己跟着一起自由自在。于是，我碰巧认识的一个苏格兰场警官推荐了庞德街上的一家夜总会，说是“那里的姑娘们都很不错，不会骗你们的”。两辆黑色的出租车带我们到了那家夜总会的门口。然而，夜总会的大门却紧闭深锁，里面连灯都没亮。警官竟然忘了，在那段过去已久的年代里，我们还有着商家必须周日休息的法律。现在，在我们的客人们希望落空的情况下，我把礼宾部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而且，这十英镑也没有让我失望：

“出门往您左手边走上柯曾街，走到一半的时候，先生，那里有一扇亮着蓝灯的窗户，上面写着‘法语教学’。如果灯光灭了，那代表姑娘们正在忙。如果没有灭，那她们就等着做生意呢。不过请悄悄地过去。”

是陪我这些需要照顾的年轻人们赴汤蹈火呢，还是让他们自己去找乐子？他们全都是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几乎不会说英语，并且他们的德语也不是讲起来颇为安静的那种。蓝色的灯光没有灭，那是带有特别暗示的荧光蓝，似乎是整条街上唯一亮着的灯。一条短短的花园小径通向门口。一个发亮的门铃按钮上面写着“按”字。我的团员们完全无视了礼宾部的建议，不肯保持安静。我按下门铃。来开门的是个身穿白色土耳其式长衫，绑着花色丝质手帕头巾的大块头中年妇女。

“什么事？”她愤怒地问道，就好像我们吵醒了她的美梦一样。

我正要为打扰到她而道歉的时候，有位法兰克福西部选区的议员冲到了我的面前。

“我们是德国人，想要学法语！”他用他所掌握的、讲得最好的两句英语喊了出来，他那些同伴发出一致认同的呼声。

我们的东道主亦毫不畏惧。

“五镑一短节，一次一个人。”她开口道，脸上带着预科学校舍监的严肃表情。

正准备留下我的团员们去享受他们的“专业兴趣”时，我突然发现两个穿制服的警察，一个是年轻人，另一个年长些，他们正沿着人行道向我们走过来。我当时穿的是黑色的夹克和条纹长裤。

“我是外交部的人。这些先生是我们官方邀请的客人。”

“别那么嘈杂。”年长的那个警察说道。说罢，便平静地向前行进了。

第四章
发言权

在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工作的这三年时间里，我所陪同过的访客当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弗里茨·埃勒[80]。一九六三年时，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国防与外交政策上的领导人物，而且普遍认为他会当选未来的西德总理。我从旁听的联邦议院的辩论中了解到，他也是阿登纳总理和西德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尖刻而又机智的对手。因为我私下里表达过对这两人的反感，同埃勒表现出来的如出一辙，故而能够有机会陪同他访问伦敦，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他此次出行，需要与英国议会的各党派领袖进行会谈，包括工党党魁哈罗德·威尔逊[81]和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82]。

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德国的发言权：若是爆发核战争，在从德国基地发射美国导弹的决策上，波恩政府能有多少发言权？埃勒不久前在华盛顿与肯尼迪总统及其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就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了。大使馆派给我的这个工作，是在他停留英国期间全程陪同，概括地讲，就是同时担任私人秘书、杂役和翻译。当然啦，埃勒这个人绝不是傻子，他的英语水平，比他实际对外透露出来的要好得多，尽管如此，他还是更喜欢通过翻译过程来让自己获得更多额外思考的时间。所以，当有人告诉他我并非是个训练有素的专业翻译时，他也毫不在意。此次行程为期十天，安排得非常紧凑。外交部给他在萨伏伊酒店订了一间套房，给我定的房间则在隔了几道门的同一条走廊上。

每天早上五点，我都会在河岸街上的小摊贩那里买份报纸，坐在酒店休息大厅（环绕在我耳边的是萨伏伊酒店真空吸尘器发出的飕飕声），在报纸上把埃勒今天会晤之前应该要了解的每则新闻和评论都标记出来。完成之后，再把这份报纸摆在他的套房门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等待我们开始晨间慢跑的信号——每天七点，非常准时。

戴着黑色贝雷帽，身穿防雨风衣，大步走在我身边的埃勒，长着一副严峻且不苟言笑的样貌，不过，我知道他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会朝某个方向走上十分钟，每天的方向都会有所不同。十分钟后，他会停下脚步，张开双脚，低着头，双手在背后绞起，眼睛紧盯着地面，一口气说出我们刚才经过的店面和黄铜铭牌上的名字。而我则负责逐一核对。就这样，在几次来回之后，他跟我解释说，这是他在达豪集中营时刻意培养的意志训练法。大战爆发前不久，他因为反对纳粹政府，“图谋叛国”，被判入狱十年。一九四五年，在臭名昭著的达豪囚犯“死亡行军”[83]中，他设法从队伍中逃走了。一直到德国投降之前，他都潜伏在巴伐利亚。

这种意志训练显然很有用，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记错过任何一个店名或铭牌。

* * *

接下来的十天会晤，完全是见识威斯敏斯特[84]很好、好和不太好的热火朝天之旅。桌边的那一张张面容，我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的某些声音也仍在耳边回响。在这些声音中，我发现哈罗德·威尔逊的声音异常容易让人分心。我身上并没有专业翻译理应具有的客观态度，对眼前人物的声音与特质太过感兴趣。我尤其记得威尔逊没有点燃的烟斗，以及他拿烟斗来当舞台道具的戏剧般的动作。至于那些被认为是高层对话的具体内容，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们的对话者们和我一样，对国防议题所知甚少，真是谢天谢地，因为我虽然从“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简称MAD）[85]相关的各种恐怖词汇里恶补了一系列专业术语，但无论是英文还是德语，我依旧难以理解它们的意思。我绝不相信我曾经从嘴里吐出过这些词语，时至今日，我都怀疑自己是否认识它们。

只有一场会面在我记忆中始终不可磨灭，无论是视觉、听觉还是从谈话内容上皆是如此。那是我们十天行程的高潮：据说将是未来总理的弗里茨·埃勒在唐宁街十号拜会了当时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

* * *

时间是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同年三月，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富莫[86]对下议院发表个人声明，否认与克莉丝汀·基勒之间有任何不当关系。这位基勒小姐是个在夜总会工作的英国姑娘，处于当时伦敦知名的整骨师史蒂芬·沃德的保护之下。已婚的陆军大臣养情妇或许该被严厉谴责，但也并非前所未闻的罕事。不过，据基勒自己的说法，这位陆军大臣同时和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海军武官[87]共享她这位女伴——这就过分了。倒霉的整骨师史蒂芬·沃德成了替罪羊，在一场经过多番捏造曲解的审判之后，史蒂芬没等到正式判决出来就自杀了。六月，普罗富莫辞去了政府和议会里的职务。十月，麦克米伦也辞职了，理由是健康不佳。埃勒和他的会面是在九月，距离他投降缴械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到唐宁街的时候迟到了，这从来都不是个好兆头。理应派来接我们的政府车辆并没有出现，我身穿黑色外套和条纹长裤，不得不走到马路中间，拦住路上经过的一辆车，迫使对方停下来，并且要求司机尽可能快地把我们带到唐宁街。驾驶员是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旁边还坐着一位女乘客，可想而知，他认为我疯了。不过，他的那位乘客却责怪他，说道：“快呀，快载他们去，要不然他们就要迟到了。”于是，那个年轻男人只好咬着下唇，乖乖照她说的去办了。我们爬进后座，埃勒给了年轻人自己的名片，说欢迎他们随时到波恩玩。不过我们仍旧晚了十分钟。

被引进麦克米伦的私人办公室后，我们很正式地道了歉，并坐了下来。麦克米伦一动不动地坐在办公桌后面，长了红褐色斑点的双手搁在身前。他的私人秘书，同时也是威尔士禁卫军士兵，之后不久即封爵的菲利普·德·祖卢埃塔坐在他的旁边。埃勒用德语道歉，说车子迟到了，我用英文再翻译一遍。首相双手的下方是一块玻璃，玻璃下面是字体大到可以倒着看清的首相专用简报，上面的内容是埃勒的个人简历，其中手写的“达豪”单词也是非常之大。当麦克米伦说话的时候，他的手不停摸着玻璃，好像在读盲文一样。他那贵族风格的含糊发音，就像艾伦·贝内特[88]在讽刺作品《边缘之外》里精准表现出来的那样：像是老式留声机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播放唱片。他右眼眼角处流下一行止不住的泪水，淌过脸上的纹路，流进了他的衬衫衣领里。

麦克米伦先用态度犹疑不决的爱德华时代礼仪说了几句客气的欢迎词——他们给你安排得舒适吗？有没有好好照顾你？他们有没有给你提供适合交流的人员？——然后，他又以显而易见的好奇语气问他想来谈些什么。好吧，这个问题，至少让埃勒觉得十分意外。

“Verteidigung。”埃勒答道。

国防。

了解情况之后，麦克米伦翻阅了一下自己的简报，我只能设想他的眼睛就跟我的眼睛一样，再一次被“达豪”两个大字吸引住了视线，因为他此刻脸色一亮，说道：

“嗯，这样啊，埃勒先生，”他突然用精神饱满的语气说道，“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受了苦，而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也吃了不少苦头。”

然后，他停顿了一下，等待毫无必要的翻译。

接着又是一番客套话的交流，埃勒先生是个顾家的人吗？是的，埃勒承认，他确实是个顾家的人。我也及时地翻译了。依照麦克米伦的要求，他逐一介绍了自己的孩子，并说自己的妻子也致力于政治活动。我也照实翻译了。

“对了，我听说，你曾经和美国国防专家交谈过。”麦克米伦又看了一眼玻璃下方那张大字印刷的简报，用一种诙谐又惊讶的语气说道。

“Ja.”

是的。

“贵党里也有国防专家吗？”麦克米伦询问时的语气，就仿佛一个受到围攻的政治家正在同情另一个受到围攻的政治家。

“Ja.”埃勒回应的语气比我想象中更加尖锐。

是的。

我抽空朝祖卢埃塔递了个眼神，指望能够唤来他的帮助。自然，这是召唤不来的。和埃勒近距离相处一个星期之后，我了解到，如果对话进行得不如预期，他就会很不耐烦。我知道他并不惧于展现出他的失望。我知道他非常认真地为这次会面做了准备，远远超过其他几次会面。

“他们来找我，你知道吗？”麦克米伦伤感地抱怨道，“这些国防专家。就我所知，他们应该也去找你了。他们还跟我说，那些炸弹会落在这里，会落在那里。”——首相的手在玻璃上分派着炸弹的位置——“不过，你在‘二战’里吃了苦头，我在‘一战’里也吃了苦头！”——又是那种发现了新大陆的语气——“你我都知道，那些炸弹想落在哪里就会落在哪里！”

我还是设法翻译了他的话。就算是用德语来讲，也只花了麦克米伦用英文讲那些话所需时间的三分之一，而且，相比英语，这段话听起来时的荒谬感也加倍了。等我翻译完，埃勒沉思了一会儿。沉思的时候，他那张憔悴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上下起伏。然后，他猛地站了起来，伸手碰了碰贝雷帽，感谢了麦克米伦的接见。他在等我起身，所以我也站了起来。麦克米伦和我们一样意外，半起身跟我们握了握手，然后又跌回椅子里。在我们走向门口的时候，埃勒转向我，发泄他的怒气：

“Dieser Mann ist nicht mehr regierungsfähig.”

这个男人已经没有能力再在政府里任职了。这句公式化的说法，听在德国人耳里会非常怪异。或许是他最近从哪里读到或者听来的。不管具体是怎么回事，反正，祖卢埃塔都听见了，更惨的是，他懂德语。一声暴怒的“我听见了”飘进耳中，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想。

这回政府的公务车在等着我们了。但埃勒宁可走路，他低着头，双手背在身后，眼睛盯着前方的道路。回到波恩，我送给他一本刚出版的《柏林谍影》，并且坦白自己就是作者。圣诞节来临时，他在德国媒体面前对此书不吝褒奖。同年十二月，他正式当选为德国国会反对党领袖。三年之后，因癌症逝世。

第五章
敬启者

每个年过五十的人都会记得自己那天身在何处，但无论怎么努力回想，我就是不记得那天是和谁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您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在圣潘克拉斯市政厅坐在我左手边那位尊贵的德国贵宾，还请不吝赐告。毫无疑问，您肯定非常尊贵，否则英国政府怎么会邀请您？我也记得我们之所以造访圣潘克拉斯市政厅，是为了让您在繁忙劳累的一天结束之际，稍稍放松，让您有机会坐下来，观察我们英国基层民主的运作。

他们绝对都是草根阶级。市政厅的屋檐下挤满了愤怒的人。他们大声叫喊着，我基本听不清他们对着台上在大声叫骂些什么，更不必说翻译给您听了。脸色严峻的服务生们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一起靠着墙壁站着，一旦真有人冲破防线，那就连我们也不得不加入这场混战了。我相信政治保安处[89]会为我们提供保护的，但您婉谢了。我还记得，我当时真希望能够否决您的决定。我们挤进前排座位，距离最近的藏身处非常之远。

群众的怒火指向讲台。台上站着的这位还在竭力保持着风度。昆汀·霍格[90]，原本的黑尔什姆子爵，不过他放弃了爵位，代表保守党竞选圣马里波恩选区的议会议员席次。这场争斗正合他的心意，是他主动挑起的。一个月前，哈罗德·麦克米伦辞职，大选逼近。如今，这个名字已经不太会被提及，至少在国外是这样的——昆汀·霍格，又被称为黑尔什姆勋爵，在一九六三年时，正是昔日英国骁勇好战一派的代表人物。伊顿公学出身，古典学家，战争时期的士兵，律师，爱好登山，仇视同性恋，振臂高呼的基督教保守党派人士，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名善于作秀的政治家，以夸夸其谈和争强好斗而闻名。在一九三〇年代，他和其党内的大部分人一样，在站队丘吉尔之前，都在思考绥靖。战后，他成为政界典型且随处可见的那种功亏一篑式人物，被看好可角逐高位，最终却总是只能在等候室内枯坐——但是，今晚，而且一直延续到他漫长生命的终点，这位出身上流阶层的英国滋事分子始终都能让选民们对他爱恨交加。

即便喧闹声没有盖过霍格的高谈阔论，我也已经不记得霍格当晚争论的重点。不过我还记得，就跟当年许多人记得的一样，他涨红的脸、好斗的表情，他那条太短的裤子和那双鞋带紧紧绑住的黑色皮靴，两腿像摔跤运动员一样分开站立，他那张浮肿的、神似农夫的脸，以及握紧的拳头；还有，是的，他那上流阶层式的咆哮反对声，声音越来越大，逐渐压过了底层人群的呼喊声。无论陪同的是谁，我都正忙着给他翻译底层人群大叫的内容。

这时，从讲台左边进来了一个仿佛莎士比亚戏剧里信使般的人物。我记得那是个头发灰白、个子矮小的男人，半踮着脚尖走了进来。他悄悄走近霍格，对着他右耳低声嘀咕了几句。这时，霍格那双不断挥舞，努力表达抗议或是反对的双手，总算放了下来。他的眼睛先是闭紧，旋即又睁开了。他倾斜了自己那颀长到不可思议程度的头颅，再次聆听耳边的这番低语——这些话语即将置他这场演讲于死地。终于，霍格那丘吉尔式的愤怒被不可置信所取代，接着便是彻底的投降。他以谦卑的态度道歉告退，以上绞刑架般的僵直姿势退下了讲台，后面紧跟着那名信使。对一些其他的候选人而言，他这样做，算是宣布退出这次的竞选战场了，于是便在他身后大声辱骂。慢慢地，整个房间里都弥漫起一种令人不安的寂静。霍格重新回到台上，面色灰白，动作僵硬且不自然。台下一片寂静。他还在等待着，垂着头，凝聚勇气。随后，他抬起头，我们看见他脸颊上有泪水。

最后，他还是说了出来。此刻——以及永远。一个如此简短、如此不容置喙的声明，和他今晚所说的那些话语完全不一样，以后也绝对没有比得上的。

“我刚得知，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了。大会结束。”

* * *

十年之后。外交部的一位朋友邀请我去牛津的万灵学院[91]参加一场盛大的晚宴，举办这场晚宴的目的，是纪念那些已故的捐赠人。出席者全部为男性（我相信，这在当时是一个默认规则），也没有年轻人。食物非常精致，而各种博学多才的交谈，就我所能理解的部分而言，也都非常精炼概括。随着宴会进行到不同的阶段，我们从一个仅用烛光照亮的房间换到了另一个房间，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加华丽，也都有一张长桌，上面摆放着学院历代相传的银器。每换一次房间，我们的位置也随之改变，就这样，在更换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边上坐着的就是这位昆汀·霍格，或者应该按照他姓名卡上所标示的那样来称呼他，称呼这位新近受封的“圣马里波恩的黑尔什姆男爵”。先前，他为了进入下议院而放弃了自己的贵族头衔，如今这位前霍格先生又给了自己一个新的封号，好重返贵族阶层。

我大部分时间都不算是个善于交谈的人，特别是在身边坐了个好斗的英国保守党贵族的时候，便更是如此了。他的政治主张——如果我有一点政治主张的话——和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我左边那位惹人由衷尊重的学者正能言善辩地论述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课题。而坐在我对面的那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则正在讨论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论点，而我对希腊神话并不怎么在行。至于坐在我右边的黑尔什姆男爵，他瞥了一眼我的姓名卡，陷入了沉默。他的沉默如此不满，如此阴郁和不容置喙，哪怕仅仅是出于礼貌，我也不得不去打破这种沉默。时至今日，我已经无法解释，到底是出于何种古怪的社交礼仪，阻止了我去提及他在圣潘克拉斯市政厅得知肯尼迪遭到暗杀这一消息时的那一幕。也许是因为我在内心里揣测了一番，觉得他并不想让人提起他那次公开表露的感情吧。

为了找到更好的话题，我开始谈论自己，解释说我是一名职业作家，坦白了我的笔名，但这些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吸引力。或许他早就知道了，所以才会这么失望。我说我有幸在汉普斯特德有幢房子，不过大部分时间却住在康沃尔西部。我赞颂了一下康沃尔郡的乡村美景。我问他是不是在乡下也有个可以去度周末的地方。至少现在他必须有所回应了。他确实有这么个地方，因为他非常恼火地给了我一个相当简短的回答：

“在黑尔什姆，你个白痴。”

第六章
英国司法之轮

一九六三年仲夏时节，一位杰出的西德律师受女王陛下政府的官方邀请，在我的陪同下前来伦敦进行访问。他说他希望能见到英国司法之轮的运转，并且是当着堂堂大法官本人的面提出了这个要求。这位大法官是迪尔霍恩，不过，在这之前的名字是曼宁厄姆—布勒——他的法官同僚们则更愿意称呼他为“恶霸”。

大法官是负责管理全国法院的内阁成员。如果有任何政治势力想要介入某起特定的司法审判案件（实话实说，这样做简直天理难容），那么大法官就是最有可能去实施这件事的人。我们这次会谈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给德国议员介绍如何招聘和培训年轻法官，不过迪尔霍恩本人对这件事没有半点兴趣。对我们这位杰出的德国客人而言，在纳粹仍有残余势力影响的情况下，这可是一件影响德国司法界未来发展的关键事务。可是，对大法官迪尔霍恩来说，这根本是在毫无必要地浪费他宝贵的时间，而且，他对自己的内心感受也毫不遮掩。

尽管如此，当我们起身告辞的时候，他总算向我们的客人提了个问题——虽然有些敷衍。他说，他有没有办法做点什么，让我们的客人在英国的访问更惬意些。结果，我们的这位客人——我很乐意指出，他简直是迫不及待地回答道，有的，确实有。德国客人说，他希望能够去旁听史蒂芬·沃德的审判。沃德被控依靠克莉丝汀·基勒用不道德方式赚来的钱过活，至于基勒在普罗富莫丑闻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在之前的一章中已有所提及。而迪尔霍恩本人，正是炮制沃德这场臭名昭著审判的主导人物，听了我们客人的请求，他脸色一变，接着咬牙切齿地答道：“当然可以。”

几天之后，我的德国客人和我肩并肩地挤坐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的一号厅内，刚好坐在被起诉的史蒂芬·沃德正后方。他的律师正在发表最后陈述，至于法官对沃德的敌视程度，也只有起诉方才能与之相提并论——他们都在竭尽所能地为难他。我相信，但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曼蒂·赖斯——戴维斯[92]此刻正坐在公众旁听席的某个地方，不过，因为她本人长期受到大量媒体的关注，所以她的在场也有可能是我想象出来的。那些太年轻的读者或许需要重新了解一下曼迪，了解她在这场审判中所扮演的角色：她是个模特、舞者、夜总会歌舞女郎，同时是克莉丝汀·基勒的室友。

不过，我百分之百确定的是沃德脸上那精疲力竭的神情。他意识到我们应该是某类VIP人士，便转身向我们打了个招呼：那是张充满了忧虑的、轮廓分明的脸，皮肤绷得紧紧的，露出僵硬的微笑，红肿的眼球向外突出，周围是一圈疲劳的黑眼圈，他有着老烟枪们特有的那种沙哑嗓音，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你们觉得我表现得怎么样啊？”就是这样——他突然转身问我们两个。

一般来说，你绝对想不到舞台上的演员会在戏演到一半时突然转身跟你闲聊。我代表我们两个人一起给出了回答，我叫他放心，表现得挺不错。不过，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说的这句话。几天之后，还没等到宣判，沃德就自杀了。迪尔霍恩和他的同谋们终于拿下了他们想要拿下的人。

第七章
伊万·谢罗夫的倒戈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冷战正值高峰期，政府并不鼓励派驻海外的英国低阶外交官们与和他们持对立立场的苏联人士结交。任何这一类型的社交接触，无论是意外巧合、社交行为，还是官方行动，都必须立刻通报上级，而且最好在事前就提前通报。所以，当我被迫向伦敦办公室报告，说自己在过去几周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天都跟苏联驻波恩大使馆的一位资深人士进行接触，而且会面时没有第三个人在场之后，这件事立即就在我们的公务系统内部掀起了一阵骚动。

对于这件事的发生，我个人的惊讶程度并不亚于我的上司。我所负责汇报的西德国内政局，正在经历其周期性的动荡状况。《明镜》周刊[93]的编辑因为违反德国机密法而进了监狱。送他入狱的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这位巴伐利亚出身的国防部长，被指控在为德国空军采购星式战斗机过程中存在不法行为。每个新的一天，都会有一帮皮条客、浪荡女和鬼鬼祟祟的掮客轮番登台演出，让人得以瞥见巴伐利亚令人浮想联翩的下层社会生活百态。

在这个政治动荡时期，我还是做着我平常该做的事情（这也是理所当然）：快步走进西德国会，在外交官旁听席上找个位置坐下，接着便逮住任何一个机会溜下楼，通过我在国会里的熟人打探各种消息。可是这次，等到我突出重围回到旁听席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有人坐了我的座位。那是个和蔼可亲、胖乎乎的五十多岁的绅士，眉毛浓密，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身穿灰色西装。而且，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这样的天气里，他的西装外套里面竟然还穿着一件紧紧箍住他圆滚滚身体的背心。

我之所以会说这是“我的座位”，仅仅是因为这个狭小的、如同剧院上方小包厢般的地方，是位于联邦议院会议室后墙上的旁听席。以我的经验来说，除了一个叫作舒尔兹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外，这里通常都是莫名其妙地空无一人。而且，舒尔兹这个名字显然是个假名，难以令人信服。舒尔兹先生曾经看过我一眼，似乎感觉极有可能会被我影响到，于是便尽可能地离我远远地坐着。不过今天，只有这位胖乎乎的绅士坐在这里。我冲他笑了笑。他也笑容满面地对我笑了笑，态度很温和。我在距离他几个座位远的椅子上坐下。下方的辩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各自全神贯注地聆听，也都注意到了对方的专心致志。等到午餐休息时间，我们都站了起来，为谁先走出门口彼此谦让了一番，然后又各自走到楼下的国会餐厅，一边在不同的桌子上喝着每日例汤，一边客气地彼此致以微笑。几个国会助理走过来，加入了我这一桌，不过我那位外交官旁听席邻居却一直都是独自一人吃饭。喝完汤，我们回到了旁听席的座位。国会议程结束后，我们又各自离开了。

隔天早晨，我到达国会时，他已经到了，而且又坐在了我的座位上，依旧满面春风地对我笑了笑。午餐时间，我和几个游说团体的记者闲聊，他仍旧独自一人喝着汤。我应该邀请他加入我们吗？毕竟他是我们的外交官同行。那么，我应该过去和他坐在一起吗？我强烈的同理心一如往常，担心他一个人太过落寞。不过，这种推测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这位男士非常自得其乐地阅读着《法兰克福日报》。那天下午他没有出现，不过那毕竟是夏日的周五，国会很早就关门了。

到了下周一，还没等我在我的老位置上坐下来，他就进来了，出于对议院下方喧闹讨论的敬意，他将一根手指放在唇边，示意我们此时不必寒暄，同时伸出另一只柔软的手向我打了个招呼。可是，这种亲切的态度令我心中的罪恶感油然而生——他知道我是谁，而我却不认得他。我们之前肯定在波恩那些没完没了、走马观花的外交官酒会上碰过面。他一直记得我们的碰面，我却不记得了。

更糟的是，从他的年龄和举止来判断，他很有可能是波恩不计其数、无足轻重的外交大使当中的一个。这些无足轻重的大使最不喜欢的就是其他的外交官，尤其是那些并不认识他们的年轻外交官。接下来，又过了四天，真相才展现出来。我们都是爱记笔记的人：他用的是横线纹的劣质笔记本，用红色橡皮筋捆扎起来，每记一笔都要再次把皮筋重新放回原处。我用的是口袋本大小的空白便条本，在我匆忙记下的笔记里，偶尔会穿插一些随手涂鸦的、以德国联邦议院里各种贼头贼脑的表演者为对象的漫画。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许根本就没办法避免），在某个枯燥无味的下午休憩时间，我这位邻居突然顽皮地伸展了身子，探过我们之间空着的那几个座位，问他是否也能看一下我画的漫画。我刚答应，他那藏在镜框后的眼睛便愉快地眯成了一条缝，上半身也因为笑声而扭动，接下来，他以魔术师般的夸张手法，从他的背心口袋里变出一张有折角的名片，认真注视着我，看我一个一个地读上面的字。首先是俄文，接着，为了让愚昧无知的人也能看懂，所以也印上了英文。

伊万·谢罗夫先生，二等秘书，苏联大使馆，波恩，西德。

底下还有一行用黑色墨水印上的大写字母，也是英文：文化部。

* * *

时至今日，我都能依稀听见我在看过他名片之后、我们之间隔着几个空座位距离进行的那次对话：

“有时间一起去喝一杯吗？”

好主意。

“你喜欢音乐吗？”

很喜欢。事实上我五音不全。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你呢？

“我妻子，奥尔加，她很喜欢音乐。你有房子？”

在柯尼西斯温特。何必骗他呢？我的地址列在了外交官名录里，他想查随时都可以查阅。

“是个大房子吗？”

四间卧室，我数也没数就回答了。

“你有电话号码吗？”

我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他记了下来，把他的号码也给了我。我给了他我的名片：二等秘书（政治组）。

“你会什么乐器吗？钢琴？”

我很希望会，不过确实不会。

“你给阿登纳画了个糟糕的画像，对吧？”——他在我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记，爆发出一阵大笑，“听我说，我的公寓太小。我们演奏音乐的时候，每个人都跑来抱怨。你打电话给我，好吗？邀请我们去你家，我们演奏好听的音乐给你听，我是伊万，可以吗？”

我是大卫。

* * *

冷战的第一条法则：没有任何事情看起来是表面的样子，绝对没有。每个人都会有第二个动机，也许还会有第三个。一位苏联官员公开表示他和他的妻子想要造访一个他根本就不怎么认识的西方外交官的家？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谁先抛出了橄榄枝呢？换个角度讲，是我一开始说了或者做了什么事，才会让他提出这种不可思议的提议吗？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大卫。你说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现在你又说你或许见过？

组织上最终达成了决定，至于是谁最后拍板，这也不是我能够去问的。反正，我应该依照谢罗夫的提议，邀请他到我家来。用电话邀请，而不是写下邀请函。我应该拨打他留给我的那个号码，那个号码是苏联大使馆驻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官方号码。我应该报上自己的姓名，说要找文化专员谢罗夫。这些看似寻常的行动，全都是组织极为精准、详细地告知我的。一旦和谢罗夫联系上——如果我真的办到了——我就应该用随意的语气询问，什么日子和时间邀请他和他的夫人过来最为方便，欢迎他们来我家举办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那场音乐演奏会。我需要表示日子越早越好，因为那些潜在的投诚者都是一时冲动。我也应该问候他的妻子。问候妻子的行为（像他妻子这样涉及此事乃至知情的极少），在类似的案例中可以算是个例外了。

从电话里听起来，谢罗夫的语气简短而生硬。他一副不太记得我的样子，说是要查阅一下自己的日志，然后再给我回电话。再见。我的上司预测，我不会再有他的消息了。一天过后，他给我回了电话。我猜是从另一部电话打来的，因为听他说话的语气，他像是恢复了那种欢快的本性。

好的，星期五八点怎么样，大卫？

你们都来吗，伊万？

是的，谢罗夫太太也会来。

很好，伊万。八点见。请替我向您的夫人问好。

* * *

整整一天时间，从伦敦派遣过来的录音技术人员都在我家客厅里摆弄各种电线。我的妻子始终担心他们会刮花家具油漆。到了约定好的时间，一辆由司机驾驶、车窗漆黑的ZiL [94]大型豪华轿车开进了我家的车道，缓缓地停了下来。后车门打开，下来的是伊万，先是臀部移了出来，就好像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某部电影里曾经做过的那样，接着从身后拉出了一把一人高的大提琴。然后就没有人再出来了，他单独来的吗？不，不是的。这时，另一扇后车门也打开了，但我站在门廊位置，没办法看见那是谁。我以为自己就要初次见到谢罗夫太太了。不过，现身的却并不是谢罗夫太太，而是一个动作敏捷的高个男人，身穿时髦的单排扣黑色西装。

“来跟迪米特里打个招呼吧，”谢罗夫在门阶上说道，“由他来代替我的妻子。”

迪米特里说他也很喜欢音乐。

晚餐之前，谢罗夫显然对各种酒都毫不陌生，对我们呈上来的各种酒品来者不拒，然后，他又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整盘餐前小面包，接着为我们用大提琴演奏了莫扎特的一首序曲，我们也都鼓掌叫好，迪米特里的掌声最为响亮。晚餐的主菜是鹿肉，谢罗夫大大赞赏了一番。迪米特里则很有见识地跟我们讲解了苏联最近在艺术、太空旅行和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晚餐后，伊万给我们演奏了一首难度很高的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我们再次鼓掌，依旧是迪米特里打头阵。十点钟，那辆ZiL豪华轿车又回到了车道上，伊万带着他的大提琴离去，迪米特里坐在他的旁边。

几个星期之后，伊万被召回了莫斯科。我从未得到过有关部门允许，没办法去了解他的档案——无法得知他是克格勃还是格勒乌[95]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真的叫谢罗夫。如此这般，我也得以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回忆他：我私下里称呼他为“文化部谢罗夫”，性情开朗，热爱艺术，时不时地就会有些投诚西方的念头。也许是他所放出的一些信号让人有如此的印象，但他并没有真试图去执行到底。况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实际上并不是克格勃或者格勒乌的人，因为如果他是，很难想象他可以享受如此随意行动的自由。之所以在他的名字里加上“文化部”，是因为这个词实际上就等同于“间谍”。简而言之，他不过是在爱国情怀和自己无法实现的自由生活梦之间左右为难的又一个俄国人而已。

他也把我当成间谍同行了吗？另一个舒尔兹？如果克格勃做过功课，几乎不可能弄不清楚我的身份。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外交官考试，从未出席过准外交官在乡间宅邸举办的聚会（据说这类聚会纯粹是为了检验这些准外交官的风度礼仪）。我没上过外交部的课程，也没有见识过白厅的外交总部。我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抵达了波恩，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就算这一切还不足以让我的间谍身份被揭穿，也还有那些眼神如老鹰般锐利的外交官太太呢。跟任意一个克格勃专员一样，她们眼光毒辣，时刻注意着自己丈夫对手的升迁、授勋以及最终的封爵。只要瞧一眼我的资历，她们就知道不再需要担心我。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我是“朋友”。朋友，这就是可敬的英国外交公务人员用来称呼那些他们不愿意承认是自己人的间谍的方式。

第八章
遗 产

时间是二〇〇三年，一大清早，一辆由司机驾驶的防弹奔驰轿车载我离开我所下榻的慕尼黑酒店，一路驶到六英里外、风景宜人的巴伐利亚小镇普拉赫，一个以酿酒工业和间谍业而闻名的小城，尽管酿酒业已然没落，间谍业却永恒不朽。我的这次会面，是与当时在位的德国情报机构BND [96]局长奥古斯特·汉宁，以及其他几位资深同事共进工作早餐。穿过有警卫看守的大门，我们经过一些半掩在树林里，并且用迷彩防护网罩上的低矮建筑，来到一幢宜人的白色乡村别墅前，相比普遍的南德建筑而言，这幢建筑在风格上反而更接近德国北部。汉宁博士正站在门廊上等着我们。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他说，并问我是不是想到小商铺那边去转一转。谢谢你，我回应道，汉宁博士，我很乐意。

在波恩与汉堡从事外交工作的这三十多年时间里，我从未与德国联邦情报局有过任何接触。正如行话所说，我从未被“曝光”；更是从未踏入过它那传说中的总部一步。不过，柏林墙倒塌之后——这是任何一个情报机构都没有预料到的事件——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令人诧异地被迫打包转移去了柏林。当时，我们的英国驻德大使心血来潮且极为勇敢地邀请我去波恩参加庆祝活动。在中间的这几年里，我写了一本小说，也即《德国小镇》。这本书的内容既涵盖了英国大使馆，也毫不吝惜对波恩当时的临时政府进行细节描述。因为预测（事实证明那是错误的预测）西德将会倾向于极右派，所以我虚构了英国外交官与西德官员共同策划出的一场阴谋，这场阴谋导致了想要揭发其不利真相的大使馆官员命丧黄泉。

有鉴于此，任何人都不会产生邀请我来给旧大使馆谢幕的想法，我也不太可能被认为是有资格参加新使馆启用仪式的、那种受到众人欢迎的理想人物。不过，我们那位极具文明人素养的英国大使却另有想法。他特意安排我在闭幕典礼上发表愉快的（至少我希望是愉快的）致辞。他甚至不满足于此，除了闭幕典礼，又在其位于莱茵河畔的官邸里邀请了多位德国官员与我共赴晚宴。特别之处在于，他邀请的每一个人的职位，都可以跟我虚构的小说中曾经贬损过的人物的职位逐一对应。就这样，他用一顿精致的晚宴作为报酬，邀请他们扮演各自的角色，发表一段讲话。

奥古斯特·汉宁博士，扮演的是我那本书中所虚构的全体成员当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位。但是，他在这个场合却表现得非常慷慨宽容，发言也很机智诙谐。对此，我由衷感激。

* * *

我们在普拉赫的这次会面，距离之前那场晚宴已经超过十年了，德国已经完全统一。汉宁站在他那幢漂亮白房子的门廊前等我。虽然我从未来过这里，但也和其他人一样，颇为了解德国联邦情报局的基本发展情况：希特勒部署在东部前线的军事情报头子莱因哈德·盖伦[97]将军在战争末期，通过一些并不为人知晓的手段，将自己手中所掌握的珍贵苏联档案带回了巴伐利亚，并且藏起来。之后，他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即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达成了协议，他交出档案、手下以及他自己，换来的是在美国的指挥下成立联邦德国反苏情报组织，由他担任首脑，这个组织又称为“盖伦组织”，简称为“Org”。

理所当然，即便是较为差劲的追求过程，也务必要分为好几个阶段来完成。一九四五年，盖伦飞往华盛顿，理论上讲，他仍旧是美国的俘虏。美国头号间谍，创立了CIA的艾伦·杜勒斯局长，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便断定自己喜欢他那种风格。因此，盖伦获得了热情款待，处处被人阿谀奉承，还被请去观看棒球比赛。不过他依旧选择沉默，保持着一副冷漠表情，这在间谍世界里很容易就会被当成是高深莫测的姿态。不过，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知道（也没有人在意），在替德国元首获取俄罗斯情报时，他上了苏联人的当，他实际获得的档案大部分都毫无价值。不过，如今面对的已经是一场全新的战争，盖伦现在是我们的人了。一九四六年，应该已经不再算是俘虏的盖伦，摇身一变，成了美国CIA羽翼保护之下萌芽的、西德海外情报组织的头头。纳粹时代的老同志们成了他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被失忆症所控制的人们，将过去种种统统归结为历史的进程。

杜勒斯和他的西方盟友们根据对方是否还扛着反共产主义的旗帜来判断这些人是否忠诚，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欺欺人罢了。随便哪个童子军都知道，任何一个有着阴暗过去的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被人勒索利用的活靶子。再加上他们如今心中各种各样的怨恨郁积：战事失利、自尊受损，对盟军炸毁自己心爱家乡（比如说德累斯顿）这件事敢怒不敢言——如此看来，简直就是克格勃和斯塔西[98]梦寐以求的招募对象。

海因茨·费尔费[99]案堪称其中的代表。在一九六一年最终落网（我当时碰巧在波恩）之前，出生于德累斯顿的费尔费，曾经在各种不同的情报机构担任过间谍：包括纳粹保安处（SD）、英国军情六处、东德斯塔西和苏联的克格勃——噢，当然还有德国联邦情报局（BND），他在对抗苏联情报组织的猫捉老鼠游戏中可是一等一的好手。他表现得很好，这也理所当然，因为他在苏联和东德的后台老板们会主动给他提供一些麻烦多余的特工名字，好让“盖伦组织”里的这位明星间谍能够顺利揭露阴谋，赢得荣光。对费尔费的苏联主子们而言，他的身份是如此宝贵，以至于专门在东德设立了一个克格勃单位，以掌控这名特工，处理他的情报，并进一步拓展他在Org内部的光明前程。

一九五六年，Org换上了联邦情报局（Federal Intelligence Service，或称为Bundesnachrichtendienst）这个重要头衔之后，费尔费和另一个同样是德累斯顿出生的BND主力特工克莱门斯，把BND全部的作战指令提供给了俄国人，其中包括在海外潜伏得极深的九十七名外勤特工的身份，这简直如同来了一场大满贯。但是向来装腔作势，甚至颇有些异想天开的盖伦还是设法在这个位置上坐到了一九六八年。到最后，他安排在东德的探员有百分之九十都在替斯塔西工作，家乡普拉赫这边，还有十六个斯塔西手下由BND来支付薪水。

搞组织腐败，没有人能像间谍一样小心谨慎。执行秘密任务，没有人能像间谍一样令人毛骨悚然。没有人比间谍更懂得如何装神弄鬼，躲在背后进行操纵。没有人比间谍更会假装自己凌驾于公众之上，所以你不得不付出一流的价钱，买二流的情报。他们的魅力在于取得情报的哥特式隐秘的行动方式，而不在于其本身具备的价值。总而言之，至少可以说，BND绝非特例。

* * *

我们在普拉赫，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因此，我这位东道主带着我逛了逛这幢颇具英国风格的漂亮乡间别墅。壮观大气的会议厅里有闪亮的长桌、二十世纪的风景画，透过窗户，可一览内庭院的美景，能看见一尊尊站在台座上、摆出英勇姿态、展现力量与喜悦的年轻男女雕像。这些都令我印象深刻，我想他也正是如此期待的。

“汉宁博士，这里真是无与伦比。”我颇有礼貌地说道。

听了这些，他只是微微一笑，回答说：“是的，马丁·鲍曼[100]有着很不错的品位。”

我跟着他走下极高的石砌楼梯，一段接着一段，直至走到马丁·鲍曼修建的个性化的希特勒“元首防空洞”，其中配备了床铺、电话、公用厕所和通风设备，以及能让这名希特勒最爱的心腹干将得以存活下来的一切必需品。当我像个白痴一样环顾四周时，汉宁还是用他那略微带些苦笑的神情看着我，告诉我说，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依照巴伐利亚州法律，正式列为受政府保护的历史遗物了。

这里应该就是他们在一九四七年时安置盖伦的地方了，我想，就在这座房子里。他们给他提供补给品，干净的床铺，他纳粹时期的档案，以及卡片索引，还有他那些纳粹时期的老部下。与此同时，统筹部署半点也不协调的追捕纳粹小组还在四处追捕马丁·鲍曼，全世界也正试着消解贝尔森、达豪、布痕瓦尔德、奥斯威辛和其他集中营难以言喻的恐怖。这就是安置莱因哈德·盖伦和他那些纳粹秘密警察的地方——鲍曼暂时还用不到的这幢乡间住宅。前一刻，他还是希特勒手下那个不怎么出色的间谍头子，拼命想逃离俄国人的暴怒；下一刻，他就成了他最新交上的好朋友、得胜的美国人所宠爱的头号人物。

好吧，或许活到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应该再去觉得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东道主对我露出的微笑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我自己不也曾经是这一行业的从业者吗？我自己以前就职的机构，直到一九三九年为止，不也还是积极地和盖世太保交换情报吗？我们不也和穆阿迈尔·卡扎菲的秘密警察头子有着友好协议，而且一直维持到卡扎菲当权的最后一天吗？

是时候爬上长长的石砌楼梯，是时候去吃我们的工作早餐了。爬到楼梯顶端的时候（据我猜测，我们当时是在通往宅邸的主过道里，不过我也不能完全确定），两张往昔很熟悉的面孔，正挂在我觉得应该是普拉赫名人墙的墙面上迎接我：其中一位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四年期间，担任希特勒反间谍机关局长的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101]，另一位则是我们的老朋友——BND首任局长莱因哈德·盖伦将军。卡纳里斯是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但绝不是希特勒的追随者，他对德国右翼反抗组织采取两面派手法，不过同样也跟英国情报机构有所接触，在大战期间与之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这种两面派式的做法，使他在一九四五年自食恶果，遭到党卫军仓促审判并被残酷处死：一个某种程度上称得上英勇但实际上根本就是思维混乱的英雄。他显然并非反犹人士，却因反犹主义的牵连成了背叛国家领导人的叛徒。就另一个战时的叛徒盖伦而言，我们很难想得出来，在历史无情的探照灯照射下，除了阴险狡诈、能言善辩和自我催眠的欺骗术之外，他还剩下什么值得赞赏的地方。

因此，凝望着这两张让人感到不适的面孔时，我心里暗忖，这难道就是这里存在的全部意义吗？在德国联邦情报局的历史上，就只有这两个满身污点的人可以为那些眼神闪闪发亮的新进成员提供行为典范吗？想想看吧，当我们的英国新人们踏入情报世界时，等待着他们的是何等的待遇！每个情报机构都会为自己披上一层神话传说般的外衣。不过话说回来，英国人在这方面可是一流的。忘掉我们冷战时期的差劲表现吧，当时克格勃确实技高一筹，几乎在各处都有所渗透。让我们重新回到“二战”时期，那个我们相信只需通过对电视广播和小报印刷进行投资，便能最具效率地保障民族自信心的年代。看看我们布莱切利公园那些优秀的密码破译专家！看看我们巧妙的骗局系统，在诺曼底登陆中使用的最伟大的欺骗手段，以及降落在敌后、勇敢无畏执行任务的特别行动处无线电操作员和破坏者们！有这些英雄走在前面，我们的新兵又怎么可能不从情报局的历史当中获得启迪呢？

更重要的是：我们赢了，所以我们可以随意书写历史。

话说回来，可怜的BND，无论他们怎样费心去编写神话故事，都没有这样暖心的历史可以提供给他们的新进职员们。例如，他们总不能夸口说他们反间谍机关的“北极行动”[102]，也即所谓的“英国骗局”很好吧。这场愚弄了整个英国特别行动处的骗局，持续了长达三年，使得他们派遣出去的五十名英勇的荷兰探员，不是在被占领的荷兰活活送死，就是遭受了更为残酷的命运。德国在密码解码方面所获得的成就确实令人佩服——但是结果又如何？他们总不能歌颂克劳斯·巴比[103]毋庸置疑的反情报技巧吧。这个里昂前盖世太保头头，在一九六六年被BND招募，成了一名线人。在同盟国长期掩盖的机密档案曝光之后，外界才得知，巴比本人曾经折磨、审问过大批法国抵抗力量成员。他被判处终身监禁，最后死于自己曾犯下最残酷暴行的监狱里。可是在此之前，他还被CIA招募去追捕切·格瓦拉呢。

* * *

恰逢我执笔于此之际，现今作为私人执业律师的汉宁博士，也正在接受德国议会的调查。议会委员会指控他参与外国情报组织在德国的活动，以及可能与德国间谍组织之间有所勾结或合作。就跟所有的闭门调查一样，这次事件也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一系列的控告，含沙射影的指责，以及毫无根据的媒体报道铺天盖地。表面看来，最耸人听闻的指控实际上是最无可信度的：BND与其通讯情报编队——或是蓄意操作，或是利用官僚主义的疏忽——自二〇〇二年起，开始协助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德国本土的国民和机构信息。

就截至目前的证据来看，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二〇〇二年，德国联邦情报局（BND）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签署协议，明确指出德国方面是禁止调查区域。为保证协议贯彻执行，其中还特别设计了多项过滤机制。是这些过滤机制失败了吗？倘若事实如此，机制的失败是人为原因还是机械错误呢？——又或纯粹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人心散漫所导致的结果？NSA方面是不是早已发现了其中的失误，但或许觉得没有特意去麻烦德国盟友的必要呢？

据比我这边消息要灵通得多的那些德国联邦议院观察家指出，经过议会调查小组的一番深思熟虑，最有可能的结论是：总理办公室未能履行监督BND的法定义务；BND也未能进行自我监督；同时，BND与美国情报机构之间确实存在合作关系，但并非相互勾结。在你读到这一章时，可能会有更为复杂的情况出现，也会冒出各种更为新颖的、模棱两可的话语。最终无人可以指责，只能归结于历史的进程。

很有可能到头来，历史本身才是唯一的罪人。冷战初期，当美国通讯情报组织在年轻的西德编织天罗地网时，阿登纳政府还羽翼未丰，只能是美国怎么说就怎么做，而美国方面告知他们的却少之又少。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关系或许已有所变化——不过仅限于表面。NSA依旧任意继续进行间谍工作而不受BND监督。很难想象，这样的工作一直以来会不包含对德国境内活动的监视。间谍之所以采取间谍行动，是因为他们能够做到。

至于说BND曾经在此期间有过任何试图有效控制NSA的行动，于我而言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不要说想去干涉NSA对德国与欧洲的监视目标的选择了。如今，NSA传达的信息简明而直接：想要我们把你们国家所面临的恐怖威胁告诉你们，就闭上嘴，好好听话吧。

在斯诺登泄密案的余波之下，英国当然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行动，并得出了可说是同样拙劣的结论。他们也插手了这些棘手的问题，以至于我们的通讯情报机构要去替美国人做美国法律禁止他们去做的事情。不过，最引起公愤的是，英国民众实际上一直处于秘密监控之下，却同时受到媒体方面堪称填鸭式的鼓吹，被要求对自己隐私权受到侵犯这件事保持温顺。法律一旦被违反，他们便急急忙忙地去修改法律，来使违法行为重新合法。一旦抗议声源源不绝，右翼媒体就直接封杀他们。如果对美国的忠诚逐渐消亡（实话实说，这也挺合情合理），那么我们又将如何？

相反，德国人在短短一生当中，已经彻底见识过法西斯主义与那样一种共产主义，对本国间谍打探正直公民事务这件事绝对不会掉以轻心。尤其是——当他们实际上是应了某个海外超级大国之请，并且为了从这个假定为盟国的国家获取利益的前提下。在英国，我们称之为“特殊关系”，在德国则被称为叛国。尽管如此，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据我猜想，直到这本书出版时，该案也不会有明确的判决。德国议会有自己的说法，反恐行动的伟大事业也会进来掺和一脚，忧心忡忡的德国市民会被反复劝诫，让他们不要轻易卸下保护他们的那只手，即使那只手时不时地就会迷失方向。

不过，如果在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之后，最终还是出现了最为糟糕的情况，那还能用什么说法来减轻罪责呢？估计只好这样去想：就像某个为自己所受的教育感到迷惑不解的孩子一样，BND也不知道该去怪谁。哪怕在最好的情况下，和过于强大的情报机构进行交易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与你打交道的对象是亲自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为你替换第一片尿布，给你零花钱，检查你的家庭作业，并且指出你该如何去做的那个国家。更困难之处在于，你的祖国把自己的外交政策打包委派给了间谍机构，而这也是美国近年来经常在做的事情。

第九章
穆拉特·库尔纳兹的清白

我坐在德国北部城市不来梅一家旅馆楼上的房间里，俯视着学校运动场。当时是二〇〇六年，穆拉特·库尔纳兹，这个土耳其裔德国人，刚从被监禁了五年的关塔那摩监狱[104]释放。他在不来梅出生，长大，并且在此接受了教育。在被关进关塔那摩之前，他先是在巴基斯坦被捕，以三千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人，于坎大哈[105]美国审讯中心关了两个月，遭受了电击、无故殴打、水刑，以及被悬挂在钩子上等各种折磨，这让身体强壮的他几乎丧命。然而，羁押在关塔那摩监狱一年之后，他的美国和德国审讯员——两名来自BND，一名来自德国国内安全情报局——都判定他无害、无辜，对德国，美国或以色列的利益不会构成任何威胁。

尽管如此，其中所存在的悖论却让我感到难以释怀，难于理解，更别说去评判了。在与库尔纳兹结识的时候，我还完全不了解汉宁博士，不了解这位和我一起在波恩受邀参加大使晚宴的同伴，这位请我参观普拉赫的东道主。他在掌控库尔纳兹命运的一连串行动中担当了各种不同角色。而汉宁博士本身就是个拥有绝对重要意义的显赫人物，这点更不必说。如今我听说，就在几个星期前，在德国高阶公务员与情报局首脑的每周会议中，BND局长汉宁博士断然拒绝了局内人士提供的建议，投票反对让库尔纳兹返回德国。如果库尔纳兹非要去某个地方，那么就回到他所属的土耳其吧。更为曲折的是，并不能认定库尔纳兹在过去阶段并非恐怖分子，也并不能信任他将来不会成为恐怖分子：这很明显就是汉宁的杰作。

在二〇〇四年，库尔纳兹仍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期间，不来梅警方和情报机构宣布，因为库尔纳兹并未重新申请居留许可，而他的居留许可又恰在此时到期——你肯定认为这不过是个可以原谅的小疏忽，毕竟关塔那摩的笼子里又没有笔墨、邮票或者信纸——因此，他从此以后就必须离开自己母亲的房子，并将被驱逐出境。

尽管法院迅速推翻了不来梅方面的命令，汉宁却直到今天都没有公开表示要改变立场。

不过，回想起六十年前的冷战时期，当时地位卑微的我也曾经被请去判决这类难辨好坏的、某几个类别的人群——曾经对共产党员表示过同情的人、有着可疑旅伴的人、持有秘密政党党证的人等等——我发现自己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之中。从表面上看来，年轻的库尔纳兹理论上确实要被打上许多勾勾。在不来梅，他所去的那座清真寺以传播激进主义思想而闻名。在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之前，他蓄起了胡子，鼓励他的父母对教义更加身体力行。出发时，他行踪隐秘，甚至没有告知他的父母——这可不是个好开端。他的母亲已有所警觉，并且报了警，声称她的儿子被阿布伯克尔清真寺的激进主义给洗脑了，不仅阅读了“圣战”战士的文献，还打算亲自到车臣或者巴基斯坦去参加“圣战”。不来梅其他的土耳其人，不管动机如何，全都挺身而出，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他们当然会这么做。猜忌、绝望和相互指责撕裂了他们所属的群体。当年摧毁双子塔的阴谋，不正是他们的穆斯林同胞们在不远处的汉堡所筹划的吗？而根据库尔纳兹自己的说法，他坚称自己到巴基斯坦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要继续接受穆斯林教育。那些打钩的项目里没有哪一个真正造就了恐怖分子，不过都是些历史问题罢了。库尔纳兹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却因为他的清白遭受了无法形容的痛楚。不过，倘若让我回到过去的年代，面对与这些相同的打钩疑点和相似的恐怖氛围，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奋不顾身地去捍卫库尔纳兹的清白。

* * *

舒舒服服地坐在不来梅的旅店里，啜饮着咖啡，我问库尔纳兹他是如何与关在邻近牢房里的狱友进行沟通的。单从规定上来看，那里所有的交流行为都是被严令禁止的，一旦发现会即刻遭受殴打，并被剥夺自由，关起禁闭。这种惩罚对库尔纳兹而言尤为严重，鉴于他顽强的性格和庞大的体格，一旦被关进这种跟身体一般大小的笼子，一天里有二十三个钟头都是既不能站也不能坐的。

你一定要很小心，他在沉默了一会儿，仔细想了想之后说道（我已经慢慢习惯了他这样的讲述方式）。不只是要小心狱警，还要提防其他的囚犯。绝对不要问别人是因为什么被抓进来的。绝对不要问他们是不是“基地组织”的成员。反正，当你夜以继日地像动物一样蹲在笼子里，距离其他囚犯也只有几英尺的距离时，你迟早会想办法与他人接触的。

起先，是运用一只非常小的盥洗盆，但这其实是最普通的一种接触方法了。在某个约定好的时间——他不肯说这个时间具体是如何约定的，因为他还有许多反抗敌人的盟友至今仍旧在押[106]——他们并不在盥洗盆内用水，而是尽力压低声音，对着盥洗盆的出水塞孔低语。你实际上是听不清楚确切语句的，但传递回来的隆隆声却可以给予自己并不孤单的感觉。

然后就是利用和一块干面包一起摆在餐盘上的、聚苯乙烯制的汤杯。你喝掉汤，接着从杯子旁边掰下一块拇指指甲大小的塑料，同时祈祷着不会被警卫发现。接下来，再用你的指甲（你留很长的指甲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上面压出阿拉伯文的文字。留下一点面包，把它咀嚼成一个小球并使它变硬，再从你的囚服中扯出一个线头，一端绑着面包球，另一端绑着那块塑料。利用面包球自身的重量，把它从牢房栏杆之间抛给你的邻居。他会顺着棉线把那小块塑料拉进自己的牢房里。

然后，在恰当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回信。

就算是以关塔那摩难以捉摸的法律标准来看，库尔纳兹都绝对是清白无辜的。在含冤入狱五年之后的今天，他终于得以回家。获得释放后，他被授予乘坐专机的资格，载他从关塔那摩监狱飞回德国的拉姆斯坦空军基地，这也绝对合情合理。为了这段旅程，他们给他提供了一套干净的内衣、牛仔裤和白色T恤。为了让他得到更多安慰，飞机上安排了十名美军士兵细致地照看他。在把他交给德国接收小组时，指挥行动的美国军官把较轻，也较为方便的手铐交给德国人，好让库尔纳兹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使用。对此，德国军官的回答也足以永垂不朽：

“他没犯任何罪。在德国这片土地上，他是一名自由人。”

* * *

然而，这并非奥古斯特·汉宁的观点。

二〇〇二年，汉宁谴责库尔纳兹是威胁德国安全的危险人物。自那时以来，就我所知，他始终未曾向公众说明自己无视德国和美国审讯人员判定的理由。而且，五年之后，在二〇〇七年，身为内政部情报部门最高首脑的汉宁，不仅重申他反对库尔纳兹在德国定居——在库尔纳兹已返回德国境内之后，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还严厉批评原来直属于他的几名BND审讯员竟然会宣称库尔纳兹无害，说他们逾越了自己的权限。

当我后来表达出支持库尔纳兹的立场时，大概是因为这个支持有些姗姗来迟吧，我始终高度尊敬的汉宁给了我一个善意的警告，说我的同情用错了地方，但他依旧没有说出他的理由。由于他始终没有任何理由公之于世，也没有将理由告知库尔纳兹那位可敬的律师，所以我无法听从他的建议。或许是因为存在某种更长远的原因？我几乎都打算相信他了。将库尔纳兹妖魔化是基于某种政治上的需要吗？我所了解的汉宁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莫非他是在代人受过？

不久之前，库尔纳兹到英国来宣传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的新书[107]。这本书在德国深受好评，并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我对此给予了热心支持。在展开巡回宣传之前，他和我们在汉普斯特德度过了一段时间，同时也在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菲利普·桑兹——他也是位人权律师——的建议下，临时受邀前往大学学院[108]学校对学生发表演讲。他接受了这份邀请，并且一如既往演讲得既浅显易懂又分外用心。他使用的是他在关塔那摩自学的流利英语，在这件事上，他的审讯者也功不可没。拥挤进来的观众里混合了不同宗教信仰，抑或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各种学生，面对他们，他说自己完全是靠着自身的伊斯兰信仰才活下来的。他不愿怪罪他的狱警或是拷问者们。和往常一样，他没有提及汉宁，或是其他任何阻止他回国的德国官员和政客。他谈起获释时，自己是如何把德国家里的地址留给监狱管理员，以备有一天他们做过的事情成为他们无法负荷的重担时，起码还有个人可以倾诉。只有在谈到他对被抛下的狱友们所肩负的责任时，他才流露出一些情绪。只要还有一个人留在关塔那摩，他说，他就绝不会沉默。演讲完之后，好多学生急着想要和他握手，人流排成了有序的队列。

在我的小说《头号罪犯》中，有个在德国出生的土耳其人。他和穆拉特有着相同的年纪、宗教信仰和生活背景。他叫梅利克，也同样为自己没犯过的罪行付出了类似的代价。他的言语和举止，和穆拉特·库尔纳兹也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

第十章
走出去，前往现场

我在康沃尔的书桌被安置在一座由花岗岩建成的空荡荡的房屋的阁楼里，高踞在悬崖边缘。阳光明媚的七月清晨，放眼望去，可以看见大西洋勾勒出了一片令人惊奇的、完美的地中海蓝。赛艇会上一艘艘细长的帆船，在悠闲的微微东风吹拂下摇摆荡漾。来访的朋友不是认为我们疯了，就是觉得我们生活得无忧无虑——这都视天气情况而定。反正，今天我们姑且算是得到了天气之神们的祝福。在这片土地的尽头区域，只要它们愿意，随时都可以对你发难。狂风暴雨夜以继日地侵袭，接着又陡然休止，四周恢复成一片静默。一年当中的任何时候，浓厚的云雾都盘踞在我们的海岬上，不管下了多少雨，也无法劝服它就此别去。

往内陆方向前进大约几百码的距离，那里有一座拥有美丽名字的旧农庄：博斯考恩玫瑰。和农庄相连的，是一间破败不堪的小屋，里面住着一家子仓鸮。它们全家聚在一起的情况我只看到过一次：两只成鸟和四只雏鸟在破损的窗台上排列站好，像在拍全家福似的，可惜我当时没来得及拍下照片。自那时起，我就和其中一只成鸟保持着特别的关系——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看法。因为我也知道，这只鸟实际上很可能是这个仓鸮家族繁衍出来的其中任何一只，而不是特定的一只，毕竟那几只雏鸟早已长大了。这只鸟爸爸（我决定了，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定义他）是我的秘密分享者。他在拍着翅膀掠过我阁楼的西窗之前，就已经以某种我目前尚未得知的方式，将他即将抵达的消息传达给我了。每一次，我奋笔疾书时，都是低着头，正如自己所希望的那样遗忘了整个真实世界。但是，我却总来得及在下意识间瞥见他白色镶金的身影，从很低的位置掠过我窗下的地面。就我所知，他并没有天敌。就连悬崖上的乌鸦和游隼也并不与他纠缠。

这只仓鸮对于盯梢尤为敏感，甚至到了我们人类的间谍部门都会认为它过于神经质的地步。陡峭的草地一路绵延到了海边。他可以在高高生长的草丛上方约十八英寸处盘旋，接着猛然扑向毫无防备的地鼠。但是，只要我稍稍动念想要抬头，他就会立即中止行动，回避、潜伏到悬崖下方。到了晚上，如果我运气够好，他可能会忘掉我的存在，再次出动，只用蜂蜜奶牛色相间的翅膀尖端微微颤动。这一次我发誓，绝不抬头。

* * *

在一九七四年一个晴朗的四月天里，我抵达香港，发现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有人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修建了一条海底隧道。当时我刚交出校对好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书稿。清样随时都会付印。这部小说里那些在你看来应该会很有意思的情节中，有一段是关于往返于九龙和香港岛之间的天星小轮上所发生的追逐战。我竟然凭着一本过时的旅游指南，就敢在康沃尔书写这段情节，实在令我羞愧难当。这下子我该付出代价了。

酒店里有传真机。我的行李箱里有一份小说的副本。于是，我把书稿翻出来，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他那里的时间还是半夜——想求他去说服出版社暂缓送印。美国那边已经来不及了吗？他会去问问看，不过恐怕确实来不及了。带着笔记本，搭车在隧道里来回几次之后，我传真了一份修订稿到伦敦，并暗自发誓，绝不再把场景设计在自己没去过的地方了。但是，我的经纪人判断得没错：这一切已经赶不上在美国印刷的第一版了。

不过，我吸取的教训可不仅仅是需要亲自到现场取材这么简单。这件事让我知道，人到中年，我会发福、变懒，依赖逐渐枯竭的过往经历为生。格雷厄姆·格林的名言在我耳边响起，大意是说：倘若你要报道的是人类的痛苦，那你就有义务去同受其苦。

无论是不是该去责怪这个海底隧道的修建，或者我是否感悟得太迟，这都无关紧要。我确知的是，在隧道事件之后，我背起背包，想象自己是某个承袭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浪人，正式启程，前往探求新的经验了：先是到达柬埔寨和越南，接着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然后到了俄罗斯、中美洲、肯尼亚和刚果东部。这就是过去四十年来持续不断的旅程，而我一直认为这一切的起点就是香港。

接下来的几天，我很幸运地结识了大卫·格灵威，也就是后来冲下冰封的小路、没带护照就离开我的山间小屋、成为最后一批离开金边的美国人的那位大卫·格灵威。他当时正考虑要溜进交战区域，为《华盛顿邮报》采写新闻。我应该要跟上去吗？四十八小时后，我全身僵硬地靠着他，躲在一处较浅的散兵战壕里，凝视着红色高棉部署在湄公河对岸的神枪手。

在此之前，从未有人对我开过枪。我好像进入了一个无论谁都比我更勇敢的世界——无论是战地记者，还是当地照常生活的平民，他们都很清楚，就在几英里之外，红色高棉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整座城市，而且不分昼夜，他们随时都有被炸弹轰炸的危险，美国所支持的朗诺政府军根本毫无用处。没错，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而他们却已有着丰富经验了。并且，或许还存在这样一种理论，那就是，如果你和危险共生得够久，你也确实会更加习惯危险的存在——甚至，天哪，还会主动去依赖这种危险。后来在贝鲁特，我差点就相信这种设想了。也或许有些人就是无法接受人类冲突的必然存在，而我便是其中之一。

每个人对于人类勇气都有各自的主观看法。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的临界点在哪儿，也想知道它会在何时到来，以及怎样到来。在那个时候，也会好奇自己的表现与其他人相比显得如何。于我自身而言，我只知道自己最接近展现真正勇气的时刻，都是在拼命压抑与勇气相反的情绪之时，这种相反的情绪，可能应该定义为天性使然的懦弱吧。而这类时刻之所以会来临，大多是因为比起我天性中自然涌现的勇气，周遭的人们表现出了更为勇敢的魄力。在旅途中我所遇见的这些人当中，最勇敢的（有些人或许会说是最疯狂的，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是一个身材娇小、来自法国梅斯的女老板伊维特·皮尔鲍利。她和曾经当过船长的瑞士搭档库尔特在动荡不安的金边跑进出口业务，为此还专门弄了一个停机坪，停放着一架高龄的单引擎飞机。他们雇用了一批由各色人种组成的飞行员队伍，飞跃波尔布特所控制的丛林，从这个镇飞到那个镇，运送食品和医疗物资，同时也运载生病的孩童们到相对比较安全的金边。

随着红色高棉军对金边的包围越来越紧，难民家庭从四面八方涌入，随机的炮轰和汽车炸弹使得混乱持续蔓延。伊维特·皮尔鲍利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所在：拯救孩童们脱离险境。她那群由亚裔与华人组成的飞行员团队，原本只是经常帮她的贸易公司运载打字机和传真机，如今则转而前往即将沦陷于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军队的偏远城镇去营救孩童和他们的母亲。

令人丝毫不感意外的是，这些飞行员只是兼职的圣人。其中一些人为CIA管辖下的美国航空公司飞行，有些人则是为了运载鸦片。大部分人两者兼具。那些生病的孩童可能会发现自己正躺在一袋袋鸦片，或者将为拜林市[109]带来大把美元钞票的、塞满中档宝石的垫子上。一个载我的飞行员说着玩似的指导我应该如何操作飞机降落，以防他自己因为吗啡吸得太嗨而无法降落。我当时正在为自己的另一本小说取材，就是后来被命名为《荣誉学生》的那本小说，我叫他查理·马歇尔。

再回头说金边：伊维特无所畏惧地致力于为全无希望且无处安身的孩童们提供希望与庇护所。正是和伊维特在一起的时候，我第一次目睹战争造成的伤亡：已经死亡且浑身布满血污的柬埔寨士兵，头挨着头堆叠在没有任何遮蔽的货车之上。他们全都光着脚，因为有人偷走了他们的鞋，毫无疑问，连带着他们的薪水簿、手表以及带到战场上的所有现金。货车停放在一架炮台旁边。大炮看似漫无目的地对着丛林不断地开火。枪炮周围是一群年纪很小的孩童，被爆炸轰隆声震得什么也听不见，迷惑不解地四处游走。围绕着孩童们坐着的年轻母亲们，她们的男人在丛林里作战，她们则等待着他们的归来。但她们也很清楚，要是那些男人回不来，指挥官也不会通报他们的死讯，方便自己继续领取他们的军饷。

鞠躬、微笑、打招呼，伊维特坐在那群女人中间，把孩童聚在自己身旁。她到底对他们说了些什么，我始终不得而知。不过很快，他们便笑了起来，母亲们和孩子们都笑了，就连拿枪的男人们也笑了。回到城里，年纪尚幼的男孩和女孩盘腿坐在人行道的尘土之中，身边一升左右的瓶子里装满了他们从损毁的汽车油箱里偷来的汽油。要是有炸弹落下，汽油点燃，这些孩子就会被活活烧死。伊维特若是在她家阳台上听到爆炸声，就会立刻跳进那辆她开起来活像一辆坦克似的可怕小车，在大街小巷中搜寻生还者。

* * *

在金边最终陷落之前，我又去了几次。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印度籍的商店老板和人力车上的女孩看样子还要待到最后：由于物资越来越短缺，货品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店老板因此选择了留下；女孩们则天真地以为，无论最后谁赢得了战争，她们提供的服务都会有市场需求。到头来，他们不是被红色高棉军招募，就是被这里的杀戮战场夺去了性命。我从西贡（当时还叫这个名字）写信给格雷厄姆·格林，告诉他我重读了《文静的美国人》[110]，依旧非常精彩。他很不可思议地收到了信，还回信劝我拜访金边的博物馆，欣赏高棉国王加冕时佩戴的那顶有鸵鸟毛装饰的圆顶硬礼帽。我不得不告诉他，那里不仅没了圆顶礼帽，就连博物馆也没有了。

伊维特·皮尔鲍利成了许多传奇故事的主角，有些固然是捏造的，有些尽管听起来太不可思议，却是真实的。我最爱的一个故事是她亲口告诉我的——虽然也未必就能保证百分之百真实——说是在金边即将沦陷的最后几天，她怎样集结了一群失去父母的高棉孤儿前往法国领事馆，要求给予他们护照，每个小孩都要有。

“不过，他们是谁的小孩呢？”被众人围攻的法国领事抗议道。

“他们是我的孩子，我是他们的母亲。”

“但是他们的年纪都一样大！”

“我生了好几对四胞胎啊，你个白痴！”

法国领事被打败了，或许实际上也是跟她同仇敌忾吧。他要求获知每个小孩的名字，以便办理护照。于是，伊维特如同阅读卷轴一般念出了这些名字：“伦迪、马尔迪、莫雷迪、杰迪、凡瑞迪……[111]”

* * *

一九九九年四月，伊维特·皮尔鲍利在科索沃执行难民任务时遇难。当时他们的阿尔巴尼亚司机在山路行驶时发生了侧滑，车上还有与她同行的、国际难民组织的大卫和佩妮·麦考尔，车子跌进了数百英尺深的沟壑里。在那之前，在我妻子的大力帮助下，她已经出版了自己的书[112]，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英文版的书名为《拥有一千个孩子的女人》。那年，她六十一岁。我那时正在内罗毕[113]，为我的小说《永恒的园丁》取材。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时刻准备为无法自助的人们提供一切协助的女人。在这部小说中，所谓“无法自助之人”指的是非洲部落的女人，她们被当作临床实验用的小白鼠。当时伊维特在非洲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比如说在危地马拉和——她的葬身之地——科索沃。在我的小说里，这位名叫特莎的女性角色最后死了。我一直就打算让这个角色死亡，我想，是因为和伊维特结伴同行之后，我知道她的好运终会有用光的一天。伊维特在童年时期遭受过强暴、虐待和遗弃。年轻时曾在巴黎避难，由于贫困，不得不卖淫为生。在发现自己怀了一个柬埔寨男人的孩子之后，她远赴金边去找他，却发现他还有另一个人生。她在酒吧遇见了库尔特，两人成了生意伙伴，以及人生伴侣。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被围困的金边市内某个德国外交官的家里。整个晚餐都环绕着枪炮装卸的咔嗒声和开火声，这是从同一条路上、距离此处一百码外的朗诺官邸里传来的。那天，库尔特陪她一同前来，他们的贸易公司叫作“苏希印多”，办公室位于市中心的一幢老旧房屋里。她充满活力，坚忍不拔，年近四十，有着一双褐色的眼睛，时而柔弱，时而喧闹，瞬息万变。她可以张开双肘像个船夫一样骂你一顿，也可以对你微微一笑，融化你的心。她可以哄骗、奉承，用你需要的任何方式去赢取你的信任。但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

你很快就会知道，她的目的就是用尽一切办法，付出一切代价，为挨饿的人们取得食物和金钱，为病人拿到药物，为无家可归之人寻求庇护所，为没有国籍的人弄到身份证件。用最世俗、最像生意人，也最脚踏实地的方式创造奇迹。而这一切也丝毫没有妨碍她去当一个态度灵活多变且通常是厚颜无耻的生意人。她毫不动摇地认定，对某些人而言，钱与其留在他们身上，还不如进了其他有需要的人的口袋里为好。“苏希印多”赚了很多钱，这理所当然，不过，大部分钱从前门进来，直接就从后门出去，用在伊维特想做的任何一件她认定的好差事上了。而库尔特这个最为睿智也最有忍耐力的男人，对此也只是微笑点头，眼睁睁地看着钱离开。

一个瑞典的援助官员倾心于她，邀请伊维特到他位于瑞典沿海的私人岛屿小住。彼时金边已经陷落，库尔特和伊维特在曼谷落脚，此时他们手头拮据。有份合约正在竞标：他们是不是该去赢得这位瑞典援助委员会的专员信任，买下标价几百万美元的大米，并运送到泰国边境正在忍饥挨饿的柬埔寨难民们手里呢？与他们竞价最接近的，是一名冷酷无情的商人。伊维特确信（可能出于她的直觉，而非基于什么证据），那名商人打算在援助机构和难民之间克扣利润。

在库尔特力劝之下，她启程前往瑞典小岛。海边别墅实际上正是等待她来临的爱巢。她发誓，卧室里点燃了香熏蜡烛。那位有情人此刻已经热情澎湃，但她请求他更有耐心一些。伊维特建议，他们何不先在海滩上来一次浪漫的散步呢？当然！只要是为了你，什么都行！天气寒冷，所以他们当时身上一定裹得非常温暖。两人在黑暗处的沙丘上被绊倒了，这时，伊维特提议玩一个儿时的游戏：

“站好别动，好的。现在站到我的后面，离我近点。好，这样很好。现在我闭上眼睛，你的手掩住我的眼睛。你舒服吗？我也是。现在，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只能一个，我一定会给你百分之百真实的答案。如果我不老实回答，就不值得你这样对我。你要玩这个游戏吗？好的，我也是，现在，你的问题是什么？”

可以想见，他的问题是有关她最私密的欲望的。她也如约描述给他了，不过，我确信这些都是厚颜无耻的谎言：她说，她梦想着，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某座孤岛上，有位英俊潇洒的瑞典男子，会在香味弥漫的卧室里和她做爱。接下来轮到她了，她把他扭过身去，或许动作并没有这个可怜的家伙预计的那般温柔，然后用双手掩住他的眼睛，在他耳边大声喊道：

“运一千吨左右大米到泰寨边境发放给难民们的投标价格，和‘苏希印多’投标金额最接近的数额是多少？”

这就是伊维特的工作，如今我已意识到，我着手书写《永恒的园丁》，正是希望歌颂伊维特的贡献。我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抱有此种意愿，无论这个“开始”起于何时。她本人很可能也知道。伊维特的存在，无论是在生前还是身后，都引导着我写完了这部小说。对于这一切，她笃定会说：那是理所当然的。

第十一章
撞见杰里·威斯特贝

舰队街上地处一楼的一间堆满了葡萄酒桶的酒窖里，乔治·史迈利和杰里·威斯特贝坐在一起，喝着一大杯粉红色琴酒。这是一段从我的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引用的场景。书里没有告知这杯琴酒是谁的，但我们都认为是杰里的。跳过一页之后，杰里点了一杯血腥玛丽，我们觉得是点给史迈利的。杰里是个老牌的体育新闻通讯员，体格健壮，以前是某个乡下板球代表队的守门员。“巨大”的双手仿若肌肉做成的垫子，灰褐色的头发蓬乱浓密，红润的脸庞一发窘就愈发涨红。他戴了一条知名板球队的领带——书里没有提及属于哪一支球队——用来搭配米色丝质衬衫。

除了是个经验丰富的体育新闻通讯员外，杰里·威斯特贝也是个英国情报机构探员，并且十分钦慕乔治·史迈利。他还是个完美的证人，没有恶意，也没有私心。他极尽自己作为顶尖情报员的职责，给你切实有据的消息，然后把分析工作留给情报局里的分析员——他亲密地称他们为“猫头鹰”。

此时，在这家他所喜欢的印度餐厅里，史迈利正温和地向他询问任务执行的情况。杰里给自己点了菜单上最辣的咖喱，铺上撕碎的印度薄饼——再次用上他那只“巨大”的手，反复地——淋上一些深红色的酱料，我们猜测可能是最为致命的辣椒酱。接着咬了一口，杰里开了个小玩笑，说这家餐厅的经理平常把这些酱料都藏在最深的地方。总而言之，杰里是个羞涩、笨重、小动物天性的讨人喜欢的家伙。他羞涩得会时不时地用他所谓的“印第安人口吻”来讲话，甚至像印第安人在“退回自己的安全区”之前那样对史迈利大喊一声“喝！”来表示欢迎。

这一幕结束。杰里·威斯特贝在小说中的客串部分也结束了。他的工作是给史迈利带来令人不安的情报，关于圆场内部最有嫌疑的鼹鼠：托比·伊斯特哈斯。他很不愿做这件事，但又很清楚这是他的义务。这就是从《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里，我们所能了解的杰里·威斯特比的一切。而这也是我对他所知的一切。直到后来，我启程去南亚为《荣誉学生》取材的时候，还一路带着杰里，把他当作我分享各种秘密情报的伙伴。

如果说小说里的杰里是我随意从自己真实生活中取材而来的，那么很有可能是来自某个名叫戈登的人。他是一个上流社会的浪子，好像确实拥有贵族血统，被我的父亲骗走了祖上留下来的遗产。后来，他在绝望之中自杀了。我想，这就是关于他的种种细节能够在我记忆里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印象的原因。他的贵族血统可以让他得到在名字前面加上荒谬的“尊贵的”这三个字的资格，而我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里授予我笔下杰里的，同样也是“尊贵的”这个称呼，虽然全天下都找不到任何理由去说服他使用这个头衔。至于“学生”的部分，好吧，杰里或许确实是个有些僵化的前线记者和英国情报员，但是，只要一涉及有关内心情感的话题，他马上就从四十岁变成十四岁。

所以我想象中的杰里，也就是我在新加坡来福士酒店意外撞见的杰里——绝对是我写作生涯中最为怪诞的偶遇。并非我笔下所描绘的肖像式人物，那就是他本人，有着一双肌肉厚实的大手与“庞大”肩膀的杰里本人。他的姓不是“威斯特贝”，但如果是，我也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他叫彼得·西姆斯，是个退休的英国驻外通讯员，同时也是——当然如今已众所周知，但当时我和其他人一样一无所知——退休的英国情报探员。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灰褐色头发，时常像学生似的露齿而笑，热情地握住你双手的时候，习惯大喊一声“哇哦！”。

见过他的人，都很难忘记那种一见面就瞬间使你大为感动的热情友谊。我怎么也忘不了当时我充满敬畏、又带着些许内疚的难以置信的心情，因为我竟然和我用年少记忆与无中生有的臆想所创造出来的人物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他就活生生地站在那里，身高六英尺三英寸。

当时我对彼得还不太熟悉，一路走来才慢慢了解他——遗憾的是，有些事知道得太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姆斯和孟买的工程兵与布雷兵们一道在印度服役。此前，我总觉得威斯特贝的早年经历带着些日不落帝国时期的气质。如今一看，果然如此。之后，西姆斯在剑桥大学主修梵文，并爱上了珊达。珊达是来自缅甸掸邦的一位美丽公主，她童年时期曾经驾着形似金鸟的仪式用船只行驶在缅甸湖畔。在爱情上，威斯特贝很可能也跟他陷得一样深。爱上亚洲之后，西姆斯改信了佛教。他和珊达在曼谷成婚，他们共度了狂热且得意的一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冒险——无论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为了英国女王陛下的情报组织。彼得曾在仰光大学任教，在曼谷和新加坡为《时代周刊》工作，之后又为阿曼苏丹效力，最后，在香港仍受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时，替香港警察的情报部门工作。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珊达都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简而言之，西姆斯人生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在我的威斯特贝身上窥见，或许只有美满的婚姻这点除外了，因为我需要他是个还在寻求真爱的独行侠。但是，这些都是我在追忆往事时才得知的，当我在新加坡（不然还能是哪儿）的来福士酒店撞见彼得·西姆斯时，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当时只知道他完完全全就是我笔下的杰里·威斯特贝的化身，浑身是劲，充满梦想，如此热情洋溢的一个英国人，同时又非常认同亚洲文化，要是还没为英国情报局工作，那我们的情报员也太疏于职守了。

我们在香港再次碰面，之后是曼谷，接着又是西贡。最后我心里冒出了一个问题：彼得有没有可能愿意陪我走遍东南亚那些最难应付的角落呢？我根本不需要如此犹豫的。实际上，他简直再乐意不过了。那么，我又问道，你是否愿意屈尊接受一份兼职人员薪酬，来当我的取材助手和向导呢？你大可以拿这件事来打赌，因为他绝对会答应！他为香港警方所做的工作快要结束了，之前积攒下来的现金能够应付大部分不时之需。有了彼得充沛的精力，渊博的亚洲学识，还有他那属于亚洲的灵魂，我又怎么可能不去把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里一笔带过的杰里·威斯特贝对应上完整立体的彩色形象呢？

二〇〇二年，彼得在法国逝世。大卫·格灵威写了一篇措辞优美的讣告，名为《记者，探险家，间谍，朋友》——我都能在这篇文章中感受到他大喊“哇哦！”了——其中非常准确地描述他为《荣誉学生》里那位杰里·威斯特贝的原型，虽然我的威斯特贝较彼得·西姆斯出现得更早。但彼得这个人——他浪漫得无可救药，直到最后一刻都无比慷慨、大方，用他那双巨大的手紧紧抓住杰里，吵着闹着，最终让杰里变成了他自己。

第十二章
在万象的孤独

我们相互倚靠着，躺在老挝万象市一家位于楼上的鸦片馆里，这里布置了沙滩草席和木头制的颈枕，让你在躺下时能够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半明半暗之间，一个戴着顶客家凉帽、身体干瘪的苦力蜷曲在我俩之间，帮我们填充烟管，或者，就我这边的情况来讲，是在我的烟管快要熄灭的时候，动作很有些毛躁地替我重新点燃它。如果这是个电影剧本，就会照下面这样来写：室内。鸦片馆。老挝。七十年代末。夜晚。如此这般，这一幕就应该是由布景设计师搭建出来的场景了。我们这些混迹于此的、形形色色的烟客，也恰好是本片的时代背景中所需要的：一位法国殖民时期的老农场主爱德华先生，此时已经因为北方激烈的暗战被剥夺了产业，无依无靠；一帮美国航空的飞行员；四名战地记者；一个黎巴嫩军火商和他的女伴；还有一名无可奈何的战地观光客，也就是我本人了。而倚靠在我旁边的山姆，从我躺在他隔壁开始，就一直自我催眠似的自言自语。鸦片馆里有种如芒在背的紧迫感，因为老挝当局是禁止鸦片的，所以，有个过于热心的记者曾经警告我说，我们随时都可能需要跑向屋顶，爬下楼梯，躲进小巷里。不过，躺在我旁边的山姆则说，别想那么多，都是胡说八道。山姆曾经或者现在究竟是什么人，我也无从得知。我猜，他可能是英国那种靠着家里接济，到东方来找寻灵魂的人。在之前的柬埔寨和越南，以及如今的老挝这类国家的战争前线，恣意游荡了五年之后，他仍在四处寻觅。至少这是我从他那些随和的意识流独白中了解到的。

于此之前，在此之后，我都没有抽过鸦片。但是自从那一晚后，我就怀揣着一个缺乏责任心的念头，相信鸦片这个恶名昭著的违禁药品，如果以合理的配额给予合适的人群，其实也算得上有百益而无一害。你伸展身体，躺在草席上，你感到忧虑担心，觉得有点蠢，因为这是你的第一次。你依照指示，吸了一口，搞得一团糟，身旁的苦力摇了摇头，你感到自己变得更蠢了。不过，一旦你掌握了诀窍，只需要缓慢而悠长地吸上一口，然后，在某个恰到好处的时刻，你整个人就会被某种温和体恤的情绪所接管，你没有喝醉，也并不愚蠢，没有任何咄咄逼人的攻击性，也没有任何陡然勃发的性冲动。你只会觉得心满意足，思维肆意发散，而且，你很清楚，自己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最棒的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既不会有宿醉，也不会有懊悔，更不会有痛苦至极的感觉降临，你只是好好地睡了一觉，迎接新的一天罢了。这是山姆发现我是个新手时对我说过的话，自那时起，我就对此深信不疑。

山姆的早年生活（是我从他零星的闲聊当中收集到的）走的是一条非常传统的路线——漂亮的英国乡间宅邸，寄宿学校，牛津或者剑桥大学，结婚，生子，直到某个热气球开始上升[114]——是什么样的热气球，或是谁的热气球，我都无从了解。不论山姆本人是希望我知道，或是宁愿我不知道，我都没打算贸然失礼地去询问他。反正，这一定是个极其厉害的热气球，因为，就在那天，山姆抖掉了脚上沾着的最后一点英国故土，发誓再也不会回去，决定在巴黎隐居。他热爱巴黎，直到他爱上了一个法国女人，然后又遭到了拒绝，于是——热气球再度上升。

山姆的第一个想法是加入法国外籍兵团，却不知道那天他们其实并没有在招募士兵，抑或是因为他睡过了头，或者走错了地方，因为，此时我已经开始怀疑，对于我们大部分人而言很简单的事情，对山姆而言却并非易事。他这个人有些脱线，让人很担心他因为某些事又会惹出其他一些事来。总而言之，他并没有加入兵团，反而和总部设在法国的东亚新闻社签了约。他们不会为你支付旅费、日常开销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费用，他解释说，不过，如果你碰巧给报社提供了任何稍稍有用的新闻，他们就会给你一些微薄的酬劳。既然山姆手头还有些自己的钱，正如他所说的，他觉得这个条件还算公平。

所以，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他一直追逐着战区，四处游走，偶尔会交上好运，甚至有那么一两次，他还在法国销量较大的小报上面刊登了有署名的文章。至于其中缘由，倘若不是某位货真价实的记者向他透露了口风，就是他自己捏造了这些新闻。他一直想着，有机会要去写写小说，写写他的人生历程，并且想对此着重描述一番：短篇故事，长篇小说，全部都要有。不过，孤独感让他迟疑了，他解释道，想想看吧，要在丛林里独自坐在桌前，天天都得埋头苦写，没有编辑来催你，也没有截稿日期。

不过他就要做到了。最近，他已经开始仔细回顾自己的作品，毫无疑问，在他心目中，他为那家以法国为总部的东亚新闻社凭空捏造的故事，远比那些严格依照事实所编写的故事要好得多。在不远的将来，会有这么一天，他将坐在丛林里的某张书桌前，不惧写作的孤独，不在意有没有截稿日期，有没有编辑催稿——他将会全力以赴地进行写作。相信我吧，让我裹足不前的，就只是孤独而已，他重复说了几遍，免得我没有听明白他的话。孤独感吞噬了他，特别是在万象的时候，除了抽鸦片，躺在这里，听那些喝醉了的、美国航空的墨西哥飞行员们吹嘘自己在“白玫瑰”享受吹箫服务时的雄风外——除此之外，就无事可做了。

然后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应对这种孤独的。孤独感不再只是与他写作时的雄心壮志有关，他坦陈，孤独彻底笼罩了他的整个生活。这个世界里，他最怀念的地方就是巴黎。自从被挚爱拒绝之后，热气球再次上升，巴黎对他而言，就是不会再次踏入的禁区了——永远不会。他不会再回到那里，不会再去追随那个女孩，他办不到。每一条街道，每一幢建筑，河流的每一个弯道，都在高呼她的名字。他用一种很罕见的，简直可以说是令人昏昏欲睡的修辞手法真挚地解释道。又或者，他是想起了莫里斯·切瓦力亚[115]的歌呢？尽管如此，巴黎也依旧是我灵魂的归宿。我的心也一样。他思索了一会儿，加上了前面这句话。听见我说的了吗？我听见了，山姆。

那么，在抽了一两管之后，他又会去做些什么呢？他继续说了下去——他说，已经决定要对我坦白他最大的秘密，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他最亲密的伙伴了，在这个世界里，只有我才会这么认真地对待他，他补充道——只要一感觉到有需要，他就会马上去做这件事。现在，既然他的脑袋已经清楚了，要做的事情应该随时都会发生。是的，他现在就要去“白玫瑰”了，那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他，他要塞给露露夫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让他可以打上三分钟的越洋电话，打到巴黎的花神咖啡馆去。当咖啡馆的服务生接起电话之后，他会说——我要找朱莉·德拉斯小姐。就山姆本人所知，这其实是个纯属捏造的名字，不是他以前喊她的那个名字。接下来，他就会听到他们一桌一桌地喊着，一直喊到门口的林荫大道上：德拉斯小姐，朱莉·德拉斯小姐……有您的电话！

他们在那边喊着她的名字，一遍又一遍，直到这声音消失在九霄云外，又或者其实是他的长途时间已经用完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都已经听到了价值二十美元的巴黎。

第十三章
实景剧场：与阿拉法特共舞

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我为《小鼓女》一书取材的旅途中，发生了四件相互关联的事情，以下为第一件。我这本小说的主题是有关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书中的女鼓手，经过我的一番考虑，决定叫她查莉。这个角色的灵感来自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夏洛特·康威尔，她小我十四岁。之所以称她为“鼓手”，是因为在我的故事当中，查莉唤起了冲突双方好斗的情绪。在我写那本书的时候，夏洛特是活跃在舞台与电视上的知名演员（她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成员，出演过电视剧《摇滚闹剧》），同时也是一名极左派政治激进分子。

在我的小说当中，查莉也是一名演员，被富有魅力的以色列反恐情报员约瑟夫招募，要在他所谓的“实景剧场”里担任主角。查莉向来都把自己想象成最激进的自由斗士——约瑟夫也这样认为——所谓“实景剧场”，换句话说，就是在其他世界里扮演真实的自己，同时，在约瑟夫的指导下，把演技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她会令自己变得极具魅力，以便去吸引巴勒斯坦和西德的恐怖分子，得知他们的藏匿处，借此拯救真实的、无辜的生命。她同情巴勒斯坦的困境，尽管她是被派去欺骗犹太人的，但她也认为他们确实有返回自己家乡的权利，更不用提她还被约瑟夫所吸引着——这一系列情感上的相互撕裂、拉扯，使查莉成了一个在两头许诺之地[116]进行两头许诺的女人。

我的任务就是和她一道分享这段旅程；在巴以双方针对她的、气势汹汹的争论声中左右摇摆，恰如查莉本人在情感上的左右摇摆一样。在此种经历之下，同时也尽我所能地去体会她因忠诚、希望与绝望所产生的激烈矛盾。一九八二年的新年前夕，在一所位于山坡上的学校里——这里专门收容巴勒斯坦解放战争中牺牲者们（他们又称为殉道者）的孤儿——我之所以会和亚西尔·阿拉法特，以及他的高级指挥官们一起跳跺脚舞[117]，也是因为上述原因。

* * *

我去拜访阿拉法特的这趟行程实在是令人感到沮丧，不过在当时，很多人都会危言耸听地把他描绘成一个难以捉摸、诡计多端的政治家，照此看来，如果这趟行程中有什么地方稍显轻松了，那才真叫人感到失望呢。我的第一站是去拜访帕特里克·希尔。他是出生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英国记者，同时是阿拉伯问题专家，据说也是接替金·菲尔比担任《观察家报》驻贝鲁特通讯员的英国间谍。在希尔的建议下，我的第二站是去拜访效忠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军事指挥官萨拉赫·塔马利。塔马利经常造访英国，我和他的第一次会面就在德文郡街的奥丁餐厅，当时，巴勒斯坦籍的服务生纷纷屏住呼吸，以敬畏的眼神看着他。萨拉赫证实了我曾经请教过的人给我的忠告：如果你想深入到巴勒斯坦人之中，一定要先得到主席的祝福。

塔马利说，他会替我美言几句，但我必须通过正式的渠道进行安排。于是，我便随身携带塔马利和希尔的介绍信，两度与位于梅费尔区绿街的阿拉伯联盟办公室联络，约好时间去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我也曾两度在人行道上忍受身穿灰色西装男子的仔细搜查；两度站在像是玻璃棺材的空间里接受X光扫描，看有没有匿藏秘密武器；同时也两度被很有礼貌地打发走，因为代表先生有身不由己的理由。他很可能真是身不由己。因为——就在一个月前，他的前任在比利时遭遇枪击身亡。

无论如何，最后我还是飞向了贝鲁特，在海军准将酒店办理了登记入住手续，因为这里是巴勒斯坦人经营的，同时，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家酒店对记者、间谍或诸如此类的人都很宽容。截至目前，我的取材工作都只限于以色列。我在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待了好几天，坐在舒服的办公室里，和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前任与现任领导人谈话。但是，贝鲁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公共关系办事处位于被彻底摧毁的街道，外面围了一圈灌满水泥的波纹铁皮桶。全副武装的男人们将食指扣在扳机上，皱眉怒视着我走近。在半明半暗的接待室里，迎接你的是印着俄文的、泛黄的宣传杂志，龟裂的玻璃柜里展示着从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回收的弹片，还有尚未爆炸的小型杀伤性炸弹。卷曲的照片上展示的是被屠杀的妇孺，统统用绘图钉钉在返潮的墙上。

代表拉帕迪先生的私人办公室也很难让人高兴起来。他坐在办公桌后面，左手握着手枪，身边还有一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以一种面色惨白、精疲力竭的姿态怒视着我。

“你给报纸写稿？”

部分是，另外，我也在写一本书。

“你是人类动物学家？”

我是小说家。

“你是想从我们身上得到好处吗？”

我想更加直观地了解你们的事业。

“你要等。”

继续等，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清晨的阳光出现时，躺在酒店的房间里数着窗帘上的弹孔。下半夜的时候，蜷缩在海军准将酒店的地窖酒吧里，倾听那些已经忘了如何入睡的、疲惫的战地记者若有所思的絮叨。这个晚上，我正在酒店洞穴般毫不通风的餐厅里吃着十英寸长的春卷时，有个服务生兴奋地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我们主席要见你，现在。”

我首先想到的是酒店集团的董事会主席。他要把我赶出去了？我没有支付我的账单吗？还是在酒吧里冒犯了什么人呢？又或是他想要我帮忙签本书？然后慢慢地，我才恍然大悟。我跟着服务生走过大厅，踏入滂沱大雨之中。一辆沙色沃尔沃旅行车打开了后门，旁边徘徊着身穿牛仔裤、全副武装的战士们。没有人说话，包括我。我弯腰，坐进了沃尔沃的后座，战士们也跳上了车，两个战士分别坐在我的左右两边，还有一个坐在副驾驶座。

我们在瓢泼大雨中疾驰过这座被摧毁的城市，一辆吉普车紧跟在我们后面。我们不断变换着路线，不停地换车，飞奔进小巷之中，又在车流繁忙的双车道上猛然撞向中央隔离带。迎面而来的车辆纷纷闪避，以至于撞上了马路牙子。我们再次换车，我又被检查了四次或者六次。我站在贝鲁特某条被大雨冲刷的人行道上，周围全是帽子上滚动着雨滴的、全副武装的战士。我们的车不见了，一扇临街的门敞开着，有个人召唤我们进到一个弹孔累累的公寓大楼里，里面既没有窗户也没有亮光。他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们走上铺着瓷砖的楼梯，一群幽灵似的武装人员列队在旁。走上两段楼梯之后，来到一处铺有地毯的平台，我被领进一个充斥着消毒剂的刺鼻气味的电梯。电梯猝然一晃，迅疾上升，而后又在巨大的震动之后停了下来。最后，我们抵达了一间L形的客厅，靠墙站着的战士有男有女。令人意外的是，竟然没有人抽烟。这时我突然想起来，阿拉法特不喜欢烟味。有名战士开始对我进行搜身，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我心中突然有种没由来的恐惧感。

“谢谢，我已经被搜过很多次了。”

他张开双手，仿佛是特意要让我看看他手里其实什么也没有，然后他笑了笑，又退了回去。

在L形房间较窄小的那个角落里，阿拉法特主席此刻正坐在桌子后面，等着我去发现他。他戴着白色头巾，身上的卡其色衬衫有着挺括的折痕，一把银色手枪，收在塑料制的棕色手枪套里。他没有抬头看他的客人，正忙着在文件上签名。直到我被领到他左侧的木雕宝座时，他都还忙得完全没有注意到我。最后，他终于抬起头，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很愉快的事儿似的，先是露出了笑容，然后转向我，同时猛地跳了起来，高兴得令人意外。我也猛地站了起来，像是两个串通好的演员一样，我们凝视着彼此的眼睛。我已经被事先提醒过，阿拉法特本人在和人交往时，总是呈现出那种活跃于舞台之上的感觉。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此刻也正处于舞台上。我和他一样，是个表演者，我们面前有着活生生的观众，或许多达三十个呢。他身体往后倾斜，伸出双手，向我表示欢迎。我握住他的手，这双手柔软如孩童。他凸出的棕色眼睛里流露出热情又恳切的神色。

“大卫先生！”他喊道，“为什么会想来见我呢？”

“主席先生，”我以同样高昂的语气回应道，“我来这里，是为了让我的手有机会贴近巴勒斯坦人民的心啊。”

我们事先排练过这场戏吗？此刻，他已经引着我的右手贴在他卡其色衬衫的左襟上了。衬衫上有个钉着纽扣的口袋，熨烫得非常完美。

“大卫先生，就是这里！”他热切地呼喊道，“就是这里！”他重复了一遍，以便我们的观众能够听清楚。

屋子里的人全体起立。看来我们的演出大受欢迎。我们进行了阿拉伯式拥抱，左，右，左。他的胡须并不是硬邦邦扎人的那种，而是丝绸般柔软的毛发。闻起来像是强生婴儿爽身粉一般的味道。放开我之后，他开始对观众们讲话，一只手还是占有性地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可以在巴勒斯坦人之间自由行走，他当众宣布道——这个从不会睡在同一张床上两次，掌控着自己的安全，坚持表示自己只属于巴勒斯坦的人如是说。就是这样，我可以去见、去听我想见想听的一切。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必须写出真相，说出事实，因为只有真相才能令巴勒斯坦自由。他会把我委托给他的战士首领，也即我在伦敦见到的那位——萨拉赫·塔马利。萨拉赫会亲手给我从年轻战士当中挑选保镖。萨拉赫也会带我去黎巴嫩南部，给我讲解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之间的伟大斗争，他会介绍我认识他的指挥官和部队。我所碰到的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会直率坦诚地与我交流。阿拉法特要求我跟他合影，我婉拒了。他问我为什么——当时他的表情看上去十分高兴，又多少带着些戏弄逗趣般的神色，因此，我鼓起勇气，诚实地回答道：

“因为我还指望着比您更早一些踏上耶路撒冷的土地啊，主席先生[118]。”

他放声大笑起来，于是，我们的观众们也都笑了。但事实上，这句实话实在有点太过头了，我刚说出口就已经后悔了。

* * *

见过阿拉法特之后，其他一切事情都感觉很正常了。所有的法塔赫[119]年轻战士都归属于萨拉赫麾下，其中有八位当了我的私人保镖。他们的平均年龄最多不过十七岁。睡觉的时候，他们会在我位于顶楼的床边围成一圈睡觉，或者甚至连觉也不睡，因为他们接受的指令是一直坚守在我的窗边，以便观察来自陆地、天空或者海洋上任何可能发生的攻击征兆。当他们觉得无聊的时候（这个工作很容易令人觉得无聊），他们就会举起手枪，射击藏在灌木丛中的流浪猫。不过大部分时候，他们都会用阿拉伯语互相低语，或是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找我练习英文对话。他们早在八岁的时候便已加入巴勒斯坦童子军，也就是所谓的“阿什巴”。在十四岁时，他们已经被认为是羽翼丰满的战士了。根据萨拉赫所说，他们用手持火箭筒瞄准以色列坦克的技术无人能及。还有我可怜的查莉，那位“实景剧场”里的明星演员，一定会爱上他们每一个人。我一边思索着，一边把她的各种想法匆匆记录在我破旧的笔记本上。

有萨拉赫的带领，以及如同密友一般陪伴着我的查莉，我拜访了以色列边界的巴勒斯坦前哨基地，在以色列侦察机的轰鸣声和一阵一阵的零星枪声中，倾听战士们的传奇故事——至于那究竟是真实还是想象，我也不甚明了——在夜间突袭时开着橡皮艇穿越加利利[120]。他们并非是要吹嘘自己的英勇行为。实际上，仅仅只是“抵达那里”就已经足够了，他们强调：为了实现梦想，即便只有几个小时，也是值得冒着死亡或者被抓的危险去做的；穿越途中，你需要短暂停下在黑暗中行进的小船，吸一口来自故乡的、花朵和橄榄树还有农田的芬芳，聆听家中山坡上羊群的咩咩叫声——这就是真正的胜利。

有萨拉赫的陪同，我得以去探访位于西顿[121]的儿童医院。有个双腿均被炸断的七岁男孩朝我们竖起了大拇指。查莉之前从来没有如此身临其境过。在我们造访过的那些难民营里（我记得最清楚的要数拉希迪亚和奈拜提耶这两处营区），民众确实拥有着属于自己的权利。拉希迪亚以足球队闻名，遍布沙尘的球场常常会遭受轰炸，因此，比赛全都准备得很仓促，随时可能开始，也随时可能结束。这里好几名最出色的球员最终都成了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殉道者，遗照就直接摆放在他们生前所赢得的银制奖杯之间。在奈拜提耶，有个穿白袍的阿拉伯老人注意到了我脚上穿着的棕色英国皮鞋，以及我走路时或多或少带有的殖民地色彩。

“你是英国人吗，先生？”

“我是英国人。”

“你看一看。”

他口袋里有份文件。那是一份证明书，用英文印刷，有英国委任官员的签名和盖章，证明文件持有人是伯大尼村外某块小农场和橄榄林的合法所有人。日期是一九三八年。

“我就是这个持有人，先生，现在你看看我们，我们这里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心里涌起了起不到任何作用的羞耻感——全都来源于查莉的愤慨之心。

在一天的奔波劳碌之后，晚餐是在萨拉赫位于西顿的家中进行的，那里有种被施了魔法一般的、宁静祥和的幻觉。这座房子或许弹痕累累；或许有枚从海上发射过来的以色列火箭弹曾经射穿过某一面墙，却没有爆炸。可是，此刻在花园里却有懒洋洋的小狗和鲜花，壁炉里燃烧着篝火，餐桌上摆着烤羊排。萨拉赫的妻子，迪娜，是约旦哈希姆王国的公主，曾经嫁给约旦国王侯赛因[122]。他在英国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在剑桥的格顿学院主修英语语言文学。

迪娜和萨拉赫以极具知识素养且富于幽默感的巧妙方式，带领我认识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查莉坐在我的旁边，紧紧挨着我。上次在西顿展开激战的时候，萨拉赫骄傲地告诉我，迪娜这个素以美貌和坚韧品格闻名的纤弱女子，毅然开着他们那辆旧捷豹车进城，去面包店买了一大堆比萨，开赴前线，坚持要亲手发给战士们。

* * *

十一月的夜晚。阿拉法特主席和随行人员驾临西顿，庆祝巴勒斯坦革命十七周年。天色墨蓝，风雨欲来。当我们和其他上百号人满满当当地挤在观看游行的狭窄街道上时，我的保镖除了还有一个确实站在我身边之外，其他人全部消失了。剩下这位神秘莫测的迈哈茂德，并没有随身带枪，从不在萨拉赫家窗户那儿射杀小猫取乐，英语说得也最为流利，全身上下总是笼罩着某种神秘而又疏离的氛围。过去的三个晚上，迈哈茂德完全不见踪影，每天都是直到黎明拂晓时分才回到萨拉赫家里。现在，在这条挂满了横幅和气球，人群密集拥挤，人心激荡不已的街道上，只有他坚守在我身边：一个矮矮胖胖、戴着眼镜的十八岁男孩。

游行开始了。首先进场的是风笛手和旗手；紧随其后的是大声播放着口号的广播车。魁梧的军人们全都身穿制服，政要官员们则身穿黑色套装，聚集在临时搭建的讲台上。阿拉法特的白色头巾在他们之中格外引人注目。整条街道爆发出连绵的欢呼庆祝声，我们头顶上先是喷射出绿色的烟雾，接着又变换成了红色。尽管下着大雨，在真枪实弹的支援之下，“烟火”也照常燃放。我们的领袖一动不动地站在舞台上，手指伸出，比出胜利的姿势，在闪烁的灯光与焰火之中，仿若一尊他自己的雕像。现在出现的是佩戴着绿色新月徽章的医院护士方阵，接下来是因战争致残的、坐在轮椅上的孩童，再就是阿什巴的男女童子军，他们挥舞着手臂，步伐不太一致地前进着。现在驶来的是一辆拖着花车的吉普车，花车上站着身裹巴勒斯坦国旗的战士们，举起他们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指向下着大雨的阴沉天空。紧靠我站着的迈哈茂德，拼命地朝他们挥手，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也整齐一致地转向他，向他挥手致意。花车上的那些男孩，恰恰就是我其他那些消失不见的保镖。

“迈哈茂德！”我把双手拢成喇叭状向他喊道，“你为什么没有跟你的朋友们一道，用枪指着天空啊？”

“我没有枪，先生。”

“为什么没有呢，迈哈茂德？”

“因为我做夜间工作！”

“可是你晚上都在做些什么呢，迈哈茂德？你是一名间谍吗？”——在喧闹声中，我尽可能地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大卫先生，我不是间谍。”

即便在目前的一片喧闹嘈杂声中，迈哈茂德仍旧犹豫着要不要把他这个最大的秘密告诉我。

“你一定看到过那些阿什巴制服前胸上印着的、爸爸[123]阿拉法特主席的照片，对吗？”

我见过，迈哈茂德。

“我一整夜——都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拿着熨斗，亲手把爸爸阿拉法特的照片一张张地熨烫到阿什巴的制服上。”

这么多人里，查莉一定最爱你，我想。

* * *

阿拉法特邀请我到一所巴勒斯坦殉道者遗孤学校共度新年夜。他会派一辆吉普车到我住的酒店来接我。酒店仍旧是那间海军准将酒店，“一辆吉普车”实际上指的是一整支护航车队当中的一辆。车队里的车一辆紧跟着一辆，在蜿蜒的山路上疾驰，穿越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检查站。天气，同样是滂沱大雨——这好像是我每次会见阿拉法特时都要被迫承受的困扰。

眼下这条道路是单车道，尚未铺设好路面，就已经在暴雨中分崩离析。前方吉普车卷起的松动石块不断朝我们的车子飞来。路旁几英寸之外就是山谷，隐隐显露出数千英尺之外地表上的一小簇灯火。领头的车子是一辆红色装甲路虎。据说里面坐的就是我们的主席。不过，当我们开进学校时，警卫才告诉我们，他们这样说其实是耍了我们。那辆红色路虎是个诱饵，阿拉法特本人早已安全地待在楼下的音乐厅里，准备迎接他的新年宾客们了。

从外部来看，这所学校不过是任何一幢大小适中的两层楼房该有的样子。一走进去，你才会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正身处顶楼，因为房子的其他部分是沿着山坡逐步往下盖的。注视着我们下楼的，除了那些常规的、戴着头巾的全副武装的男战士之外，还有胸间横跨弹带的年轻女子。音乐厅本身是非常宽敞的圆形剧场型，里面挤满了人，前方有个升高的木制舞台。阿拉法特站在舞台下方的第一排，当他拥抱他的客人们时，拥挤的大厅里就会轰隆隆地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天花板上垂下庆祝新年的彩带。墙上则装饰着各式革命标语。我被推搡着走向他，他再次给了我一个传统的拥抱，而其他头发灰白、身穿卡其粗斜纹布服装、背着枪带的男士则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在热烈的掌声中大声说出新年祝语。他们有些戴了名牌，有些，比如说阿拉法特的副手阿布·杰哈德，会在名牌上使用假名。还有些根本没有戴名牌。表演开始了。首先是由巴勒斯坦那些失去父母的女孩围成一圈唱歌跳舞。接下来轮到没有父母的男孩。再然后就是这些孩子聚在一起跳阿拉伯跺脚舞，他们随着众人打拍子的节奏，彼此传递着木制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站在我右边的阿拉法特伸出了双臂，站在他另一边的、看上去面色凝重的战士冲我点头示意，于是，我便抓住阿拉法特的左手肘，两人合力，把站在我们之间的阿拉法特用力推上了舞台，然后自己也跟在他的后面爬了上去。

在他所热爱的这些孤儿中间旋转跳舞——阿拉法特似乎在孩子们的气息当中迷失了自我。他抓起自己头巾的尾端，使劲甩了起来，就好像亚利克·基尼斯在电影《雾都孤儿》中扮演的费金那样。他此刻的神态，完全是一个男人的真情流露。他是在笑还是在哭？不管是哪种情况，他的情绪都如此清晰可辨，是哭是笑已不重要了。此时，他冲我做了个指示，要我搂住他的腰。另一个人则搂住了我的腰。终于，我们所有人——高级指挥官、营区平民、狂喜的孩童（毫无疑问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间谍，因为阿拉法特很可能是有史以来被监视得最多的人）——在我们领袖的带领下，串成了一条大鳄鱼。

鳄鱼下到水泥过道里，又走上一段台阶，穿过走廊，又下到另一段台阶上，我们跺脚的砰砰声取代了鼓掌的声音。在我们后面或者上方，如响雷般整齐的声音唱起了巴勒斯坦国歌。我们就这样跺脚踢踏，拖着脚步又回到了舞台上。阿拉法特走到众人面前，停了下来，在群众的欢呼声中，他跳水似的向前一跃，扑进了他那些战士的臂膀之中。

在我的幻想中，我那位欣喜若狂的查莉也为他欢呼喝彩，声音穿越屋顶，直冲云霄。

八个月后，一九八二年的八月三十日，以色列正式入侵后，阿拉法特和他那些高级指挥官被驱逐出了黎巴嫩。在贝鲁特的码头上，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士们，愤然不服地对着天空鸣枪，接着便搭船来到了突尼斯的码头——布尔吉巴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们正等候在那里迎接他们。城郊外的一家奢华酒店被匆忙改装成了阿拉法特的新总部。

几个星期之后，我到那里去看他。

一条长长的车道通向这座位于沙丘之中的优雅白色宅邸。两名年轻的战士要求我具体通报我来这里干什么。此处没有劲头十足的微笑，没有惯常见到的阿拉伯式礼仪。他们问我，我是美国人吗？我便给他们看我的英国护照。其中一个用粗鲁讥讽的语气问我，是不是碰巧听说了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124]。我告诉他，我前几天刚去过夏蒂拉，对那里的所见所闻深感悲痛。我告诉他，我是来见爸爸阿拉法特，表达我的哀悼之情的。我说，我们以前在贝鲁特见过几次，还在西顿见过，以及我在殉道者遗孤学校和他共度了新年云云。其中一个男孩抓起电话。我没听见他说出我的名字——尽管他手里抓着我的护照。然后，他放下了电话，厉声说道：“过来！”紧接着便从他的皮带里抽出手枪，抵着我的太阳穴，迫使我将双手放在脑后，拽着我走过长长的通道，来到一扇绿色的门前。他打开了门锁，交还了护照，把我推出门，来到室外。在我面前的是一块骑马场，环绕马场的一圈沙子已经被踏遍了。亚西尔·阿拉法特，戴着白色头巾，骑在一匹漂亮的阿拉伯骏马上。我看着他骑完一圈，又一圈，再一圈。然而——他要么根本没有看见我，要么就是根本不想见我。

* * *

与此同时，我曾经的黎巴嫩东道主、黎巴嫩南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指挥官萨拉赫·塔马利，由于他是迄今为止落入以色列人之手的最高阶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正遭受着酷刑。他在以色列最臭名昭著的安萨监狱被单独囚禁，接受我们近年来比较乐于称呼为“强化审讯”的审问。他逐渐与来访的杰出以色列记者阿哈隆·巴尼亚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促成了巴尼亚那本《我的敌人》的出版。这本书除了申明双方在各个方面的共同主张之外，还印证了萨拉赫对巴以共存的赞同——而非接连不断、永无希望的军事冲突。

第十四章
实景剧场：碧姬别墅

这个监狱是由聚集起来的一些毫不显眼的绿色临时营房组成的，地处内盖夫沙漠中的一块凹陷处，四周围着一圈带刺铁丝网。每个角落都有一座瞭望塔。对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内部人士而言，这里被称为“碧姬[125]别墅”；对于外部的世界来说，这里则什么都不是。隶属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辛贝特”的一位会说英语的年轻上校，一边开着吉普车驶过起伏绵延的沙地，一边向我解释道。“碧姬”，这是一名投身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德国激进分子。这群人计划击落一架在内罗毕肯雅塔机场降落的以色列航班，为了完成目标，他们在位于航线旁的一个屋顶上架设了火箭发射器，碧姬也在。

她长着一副北欧人的样貌，金色头发，所要做的只是站在机场内部的公用电话亭里，一只耳朵听着短波无线电信号，另一只耳朵贴着电话听筒，把控制塔的飞行指令传给屋顶上守着的男孩们。正在执行这项任务时，一个以色列特工小队接近了她，就这样，她对此次行动的贡献也就到此结束了。那架以色列航空的飞机已经收到警告，选择了提前着陆——飞机上除了过来逮捕她的人之外，没有一名乘客。她被铐在地上，随返程飞机回了特拉维夫。至于屋顶上那些男孩的命运，那就很难说了。他们应该已经被料理妥当了，我面前这位辛贝特上校向我保证道，却没有细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也不太适合开口询问。我明白，自己已被授予极为罕见的特权，这都要感谢什洛莫·盖兹特将军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他直到最近才从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卸任，同时也是我宝贵的朋友。

碧姬如今已经是以色列人掌控的阶下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警告我，说这次行动的保密工作仍旧很有必要。肯尼亚当局和以色列之间的合作并不希望激起国内穆斯林人士的愤怒。以色列方面也不希望危及他们的消息来源，让这个有价值的盟友难堪。如此这般，我前往探视她的条件便是：在获得以色列方面允许之前，我绝对不能对外公开描述任何与她相关的事情。他们告诉我，迄今为止，他们还未对她的家人或者德国政府承认他们知晓她的下落。我必须要等一等。不过，这个要求倒并没有令我感到太过困扰。因为我此行打算去做的，不过是介绍我所虚构的查莉去认识碧姬，一旦查莉成功渗透进恐怖组织当中，碧姬将一直是她的同伴，查莉也会因此而受到专门的训练。如果我足够幸运，有了碧姬的帮助，查莉马上就能开始上她恐怖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的第一阶段课程了。

“碧姬开口了吗？”我问这位年轻的上校。

“也许吧。”

“说了她的动机？”

“大概是。”

好吧，最好还是由我亲自去问问她——我想我办得到。我有种想法，觉得自己将会和碧姬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无论是否虚假抑或短暂。尽管乌尔丽克·迈因霍夫[126]的“红军旅”之花遍地开放时，我离开德国已有六年之久了，但我却非常容易地就理解了“红军旅”的起源，不仅如此，我甚至还对他们所持的部分观点表示认同：只是不认同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一点——仅仅在这一点上，我和大部分德国中产阶级也并无不同。他们秘密地给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127]提供金钱和援助。我也厌恶许多纳粹高阶分子如今活跃在政界、司法界、警界、工业界、金融界以及教会；反感德国父母拒绝和子女讨论自身的纳粹经历；痛恨西德政府以最丑陋的方式表现出对美国冷战政策的阿谀奉承。如果碧姬要求我提供进一步的证明，我大可以直接告诉她——难道我没有拜访过巴勒斯坦的难民营和医院，没有见证过他们的痛苦，没有聆听过他们的哭喊吗？这一切加在一起，一定足够让我买张门票，哪怕十分短暂，也足以让我真正进入这名二十几岁的德国激进分子的心里去，不是吗？

监狱向来都令我感到不舒服。这是我那个曾遭监禁的父亲给我留下的、长久以来都挥之不去的印象。在我想象中，他所待过的监狱比他实际经历的还要多，里面关着的总是那个身材健壮、孔武有力、躁动不安的男人，有着爱因斯坦一样的额头，在他的囚笼里徘徊，申辩着自己的无辜。很多年前，我每一次被派去监狱里审讯某人时，都要先控制住自己的恐惧，害怕一旦铁门在我身后关上，就会受到那些将要被我审讯的囚犯的嘲笑。

碧姬别墅外没有院子，反正我记得是没有的。我们在大门口被拦下，受过仔细检查之后，才获准通过。年轻的上校带我走上门外的楼梯，用希伯来语大声地打了招呼。监狱长名为考夫曼少校，我不确定她是否真叫考夫曼，或者只是我凭印象给她取的名字。当我在奥地利当情报官的时候，有个名叫考夫曼的中士负责看守格拉茨的市立监狱，我们把所有的嫌犯都关在那里。可以确定的是，她穿着异常整洁干净的制服，左胸口袋上佩戴着白色的名牌，她是陆军少校，年纪在五十岁左右，身体健壮但并不显胖，有双明亮的棕色眼睛，以及呈现出痛苦却又十分友好的微笑。

* * *

考夫曼上校跟我用英语交谈。因为我之前讲的一直都是英语，而且我不会希伯来语，于是，用英语交谈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所以你是来见碧姬的，她说，我说是的，这是一项特权，我非常明白，也非常感谢，有没有什么话是我应该或者不应该对她说的？然后，我继续解释一些之前并未向上校具体说明的信息：我并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个小说家，到这里来是为了收集更加深入一些的背景资料，在没有得到我东道主准许的情况下，我承诺不会写出或者说出今天会面的任何细节。她带着礼貌的微笑听我说完，然后说，就是这样，当然啦，你想要咖啡还是茶呢？我说咖啡。

“碧姬近来不太好相处，”她警告我道，语气很像是医生讨论自己病人的情况，“她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还很能接受现状，可是现在，最近几个星期，她一直……”她轻叹一口气，接着说道，“不怎么能接受。”

我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可以接受自己被监禁，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她也许会和你谈谈，也许不会，我不知道。一开始她说不行，现在她又说可以了。她下不了决定，我这就去请她过来，好吗？”

她通过无线电，用希伯来语叫她过来。我们等着，又继续等了好一会儿。考夫曼少校对我笑了笑，我回以一个微笑。就在我开始怀疑碧姬是不是已经改变了主意的时候，突然听见好几个人的脚步声正朝这个房间越来越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短暂又病态的期待，觉得自己会看到一个戴着手铐、头发凌乱、精神错乱的女人，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被押解到我的面前。此刻，门从另一侧开启，眼前出现了一个美丽高挑的女人，穿着监狱制服，那套制服被腰间一条扎得紧紧的皮带给勒起来了，两名瘦小的女狱警从两侧轻轻抓住她的胳膊，她长长的金色头发梳理得很整齐，随意地披散在身后。即便是监狱制服，穿在她身上也显得非常合适。狱警撤开，她向前一步，有些讽刺地行了个屈膝礼，然后，仿佛一个大家庭里具有良好教养的女儿一般，把手伸向我。

“有此荣幸见到的这位是？”她用优雅的德语问道，我把之前用英文对考夫曼少校说的话用德语重复了一遍：我是个小说家，来这里是为了给自己正在写的小说收集资料。她听了之后一言不发，只是盯着我看，直到坐在墙角椅子上的考夫曼少校，用她一口优秀的英语给我帮了忙：

“你可以坐下来，碧姬。”

于是碧姬就坐了下来，挺直身体，循规蹈矩地坐着，简直像是个品学兼优的德国女学生了。她显然决定让自己扮演这样的角色。我本来打算用几句陈词滥调作为交谈的开场白，却发现一句也讲不出来。所以我决定单刀直入，问上几个烦琐笨拙的问题，比如“回想起来，你后悔过自己曾经的行为吗，碧姬？”，以及“促使你走上激进主义道路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对于这两个问题，她仍旧选择一言不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双手平放在桌子上，以一种混杂着困惑和轻蔑的眼神盯着我看。

考夫曼少校再次出手解救了我：

“或许你愿意告诉他，你是怎么加入组织的，碧姬。”她提议道，讲话时的语气就像是略带些外国口音的英国校长。

碧姬像是没听见一样。她上下打量着我，有条不紊地，甚至有些傲慢无礼。当她完成这套检视之后，她脸上显露出来的表情已经透露了我所要知道的一切：我不过是又一个愚昧无知的、专制的资产阶级走狗，一个恐怖行动的观光客而已，顶多只能算半个人类。因此，她又何必在我身上费心呢？尽管如此，她还是费了点心思。我会按照要求做一个简短陈述的，她说，就算不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从智识上来说，她承认道，客观地分析一下自己，她很有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但未必是苏联所定义的那种。她更乐意把自己想成不受任何单一教条所束缚的那种人。她的使命是唤醒那些尚未觉醒的资产阶级，她认为，在这些人当中，她的父母就是最好的例子。她父亲身上有着接受这种启蒙的迹象，她的母亲则完全没有。西德，本质上是一个由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一代人所代表的、由来自资产阶级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支持者们掌控的纳粹国家。无产阶级不过是在有样学样。

她把话题转回自己父母身上。她说，还是希望能够改变他们的信仰，尤其是她的父亲。她思索良久，考虑该如何打破他们脑海中那些纳粹主义残留下来的潜意识障碍。我想，她这是在用某种隐秘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父母亲的想念吗？甚至是在说她爱他们？她日日夜夜为他们担忧发愁？仿佛是为了纠正自己这种资产阶级特有的多愁善感思想，她开始列出一连串引导她前进的先知们的名字：哈贝马斯[128]、马尔库塞[129]、佛朗兹·法农[130]，以及好几个我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名字。自此，她开始论述武装资本主义的邪恶、西德的再军事化、美帝国主义对诸如伊朗国王这样的法西斯独裁者的支持等等，以及其他我或许会同意她看法的议题，我在想，说不定她也会对我的看法产生隐约的兴趣，但是并没有。

“好了，我想回自己的牢房了，麻烦你，考夫曼少校。”

又是一个讽刺的屈膝礼，和我握了握手之后，她就向狱警表示可以带她走了。

* * *

考夫曼少校始终待在房间一角，不曾离开，我也依旧坐在碧姬刚才坐过的那张空椅子对面。我们之间的沉默有些古怪，仿佛我们是从同一个噩梦中醒来。

“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考夫曼少校开口问道。

“是的，谢谢你，非常有意思。”

“碧姬今天有些迷惑，我觉得。”

针对她这句话，我回答道，是啊，还好吧，老实说，我自己也有些迷惑。哪里知道，就在这时——就在我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思绪时，我才发现，我们互相说的竟然是德语，而且，考夫曼少校所讲的德语并没有明显的口音，并不是意第绪语。她也注意到了我的惊讶，径自回答了我尚未来得及问出口的问题。

“我只跟她讲英语，”她解释道，“德语则从来不说。一个字都不说。她在听德语的时候，我实在没办法信任自己。”仿佛需要进一步解释似的，她又说，“你知道，我以前曾经在达豪待过。”

第十五章
实景剧场：罪责的问题

耶路撒冷一个炎热的夏夜里，我坐在美国电视主播迈克尔·埃尔金斯的家中。埃尔金斯先是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工作，接着又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了十七年。我来找他，是因为陪伴着我成长的正是他通常从某个荒凉偏远的战争前线传来的、语句完美且声音洪亮的纽约式怒吼（和其他千千万万同时代的人一样）；不过，另一层原因则是由于我正在寻找两位虚构的以色列情报官，我自作主张地把他们称作约瑟夫和克兹。约瑟夫是年轻的那个，克兹则是个老手。

我到底希望能从埃尔金斯身上找到什么，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可能在当时也是如此。他那时已经七十多岁，在他身上真的有我想要去追寻的克兹的印记吗？我知道，埃尔金斯所做的，不只是他所分享的这样那样的广播讯息，尽管我也不知具体会有多少：例如，替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工作；与此同时，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帮助犹太人的哈加纳[131]组织走私非法武器到巴勒斯坦。也正因如此，他被OSS开除，和妻子一道回到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定居，在这之后不久两人便离异了。我还没有读过他的书，不过这里必须要提一下：他在一九七一年出版了《怒火锻造》。

我还知道埃尔金斯就和克兹一样，有着东欧血统，在纽约的下东区长大，他那身为移民的父母从事服装贸易行业。所以，是的，我或许能在他身上找到克兹的身影：不只是他的外表或者习惯，因为我给我这位克兹设定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形象，才不会让埃尔金斯偷走呢。我所追寻的，是他在已然消逝的岁月里散落各处的、种种奇异的智慧珠玑。在维也纳，我也曾追随过虽有争议却久负盛名的纳粹猎手西蒙·维森塔尔[132]，尽管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但那段记忆却从未远离我。

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之所以想要见他，仅仅因为他就是迈克尔·埃尔金斯，拥有我在广播里听到过的最坚韧也最令人陶醉的声音。他那些生动的、精心设计过的词句，用厚重且拖长语调的布朗克斯区[133]腔调慢慢地讲出来，会让你马上坐正、聆听，并且深信不疑。所以，当他打电话到我住的酒店，说他听说我在耶路撒冷时，我马上逮住了机会去见他。

* * *

耶路撒冷的这个夜晚异常闷热，我浑身都在冒汗，不过，我想迈克尔·埃尔金斯连一滴汗都没有流。他有一副瘦削但有力的身躯，外形和他的声音一样粗壮。眼睛很大，面颊凹陷，四肢修长。他坐在我的左侧，露出背光的暗色轮廓，一只手里拿着威士忌杯，另一只手紧抓住躺椅的扶手。一轮硕大的月亮挂在他头顶后方。和广播里一模一样的完美嗓音令人安心，嘴里讲的依旧是精心雕琢的措辞，虽然句子要比以往更为简短一些。有时，他也会突然停下来，兀自沉思，仿佛身在远方，接下来，他会再喝上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他并非直接面对着我，而是面对着眼前的黑夜，对着看不见的麦克风在讲话。说话时依旧很讲究语法和节奏。我们一开始待在室内，不过，毕竟夜晚如此美丽，所以我们稍后便带着酒杯到了阳台上。我不太确定我们是何时或者如何开始讨论追捕纳粹的。也许是因为我提到了曾经拜访过维森塔尔的事。不过现在是迈克尔在说，他谈论的不是追捕，而是杀戮。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解释我们所做的事，他说。我们就只是杀了他们，然后一走了之。也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他们带到某个地方，接下来，我们会耐心解释一番。一块空地，一个仓库。有些人会流泪忏悔，有的人会咆哮恐吓，有的人则会向我们哀求，还有些则没办法给出任何反应。如果有人有车库，我们说不定会带他到他的车库去。用绞索套住他的脖子，固定在屋梁上。然后让他站在自己车子的车顶上，接着，我们再把车开出车库。事后我们再回去确认他已经死亡。

我听到了“我们”？到底是哪一种“我们”呢？你是在告诉我，迈克尔，你，作为个人，曾经也是复仇者中的一员吗？或者这个“我们”只是一种普遍称呼，就像“我们犹太人”一样，而你只是觉得你把自己也算了进去？

他继续以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我们”来描述其他的杀戮方式，直到他的思绪开始徘徊于杀害纳粹战犯是否具有道德上的正当理由。因为他们已经隐姓埋名，在其他地方定居——比如说南美洲——而不愿在此生面对司法审判。接着，他又转而泛泛地谈论起罪责来：并非被杀的那些人，而是杀害他们的那些人的罪责。

* * *

这时再去找迈克尔的书，可能已经有点太迟了。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尤其是在犹太人群体内部。该书的内容与基调都跟书名所暗示的一样。迈克尔是在经人劝说之下才着手写这本书的，他告诉我，是被一位来自加利利以色列集体农场的玛拉基·沃尔多所劝说的。他在书中描述了自己犹太精神的觉醒——童年时期由美国反犹主义所引发，接下来，由于大屠杀的恐怖暴行，以及他自己在被占领的德国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的经历，这种觉醒变得明确且坚定。至于写作风格，是前一分钟还具有浓烈个人色彩，后一分钟便立即变得尖刻讽刺的那种。他用细致严谨的细节，描绘了纳粹对犹太人居住区和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们所采取的行动（那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野蛮暴行），同时也以十分生动的笔触叙述了犹太反抗组织烈士们的英勇事迹。

不过，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同时也是最引发争议的——是他向我们披露了一个名为“DIN”的犹太组织的存在，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是“审判”的意思。创始人便是那位最初劝说他写下这本书的、住在加利利集体农场的玛拉基·沃尔多。

他在书里告诉我们，仅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期间，DIN就追捕杀害了不少于一千名纳粹战犯。他们的任务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其中包括这样一个计划（幸而这个计划并没有执行）：他们打算在供应给二十五万户德国家庭的用水里下毒，目标是杀害一百万名德国男女老少，为被纳粹杀害的六百万犹太人偿命。迈克尔告诉我，DIN得到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援助。组织的五十名创始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包括生意人、宗教人士、诗人。

而且，迈克尔并未多加解释地补充道，还有记者。

第十六章
实景剧场：亲密关系

海军准将酒店的地窖酒吧在时局紧张的时期——在我记忆里，贝鲁特好像就没有什么时局不紧张的时期——是这个半球的每一个真实或者冒牌的战地记者、军火商、药店老板以及那些假冒或者真正的救援人员最喜爱的酒吧。它的爱好者们喜欢把这里同《卡萨布兰卡》的里克咖啡馆进行比较，不过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好比较的。卡萨布兰卡并非城区战场，充其量不过是个欧洲人逃离纳粹魔爪的中转站罢了，而来到贝鲁特的人则都是为了赚钱，或是制造麻烦，甚至是寻求和平，反正都不是为了逃命。

海军准将酒店的外观也完全称不上好看。至少在一九八一年是如此，而如今它早已不复存在。酒店整体的外观非常单调，直上直下的外立面形式，没有任何建筑特点可言，除非你把入口大厅那张用硬化混凝土浇筑、厚达四英尺的接待桌也算进来。这张桌子在时局最为糟糕的时期还会拿来充作炮台。这里最受尊敬的居民，是一只上了年纪、名为“可可”的鹦鹉。它站在一根铁杆上，统治着整个地窖酒吧。随着城市战争的武器技术变得越来越精细复杂——从半自动武器到火箭推进器，从轻型到中型，或者随便哪个正确的词语吧——可可也会不断更新自己模仿战斗声音口技表演的节目内容，发展到后来，初来乍到的客人们统统会被导弹来袭的“咻咻”声和尖声叫喊的“快躺倒！愚蠢的家伙，快把你的屁股挪开！”给吓得跳起来。而对那些在地狱里战斗了一天，终于重回天堂，极端厌恶战争的老油条而言，眼睁睁看着某个可怜的新手消失在桌子底下，他们自己则漫不经心地喝着赤褐色的威士忌——再没有比这更让人开心的事情了。

可可也学会了《马赛曲》的前面几小节，以及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开场的几个和弦。它的离去也笼罩着某种神秘主义气息。有说它被偷运到某个安全港，至今还在放声高歌的；有说它被叙利亚士兵给打死了的；还有人说，它最终被饲料里的酒精给害死了。

那一年我去过贝鲁特和黎巴嫩南部好几次，一部分是为了我的小说，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那部经由这部小说改编，却时运不济的电影。在我记忆当中，那是一整个、一连串毫不间断的离奇经历。对于胆小的人来说，贝鲁特充斥着夜以继日、连绵不绝的恐惧，无论是以枪炮声为佐料在滨海餐厅吃饭，还是被巴勒斯坦少年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顶着头，听他描述自己的梦想是去古巴哈瓦那的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学，最后开口问你，能不能帮帮他。

* * *

作为海军准将酒店的新手，我第一眼就被老莫给吸引了。他一个下午所见到的将死之人，比我一生见到的还要多。他从这个全世界最黑暗的核心地带写出独家报道。你只能瞥见在一天即将结束之时从前线归来的他，肩上挂着一只破破烂烂的卡其布拎袋，迈着轻盈的步伐，穿过拥挤的大厅走向新闻办公室。你会察觉到他的孤独冷漠。据他们说，老莫有着整个城市里最为厚实的膝盖。他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不废话，每到紧要关头，没有任何人能比老莫做得更好。这就是老莫，去问一下，每个人都知道他。他有时候会显得比较沮丧，有些古怪，或许吧。有时还会带上一瓶酒，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两天，这又有什么不行呢？就大家所知，他最近的生活里有个同伴，一只猫，根据海军准将酒店里的传说，这只猫因为太绝望，从酒店顶楼的窗户跳了下去。

所以，在我第一次造访贝鲁特的第二或者第三天，当老莫随口提议，问我要不要加入一趟小小的公路之旅时，我选择立即抓紧良机。在此之前，我已经从其他记者那里咨询了很多有用信息，不过老莫对我始终保持着他特有的冷漠疏离。此时此刻，我受宠若惊。

“开车去一趟沙漠，和我认识的几个疯子打个招呼，怎么样？”

我说，这再好不过了。

“想找点有看头的，对吗？”

我确实想找点有看头的。

“司机是德鲁兹人[134]。德鲁兹的混蛋，除了自己人以外，根本不理其他混蛋，不是吗？”

确实是这样，谢谢你，老莫。

“其他的混蛋——什叶派，逊尼派，基督教——他们就想着找麻烦。德鲁兹混蛋们可不找麻烦。”

听起来好极了。

这是一趟检查站之旅。我痛恨机场、电梯、火葬场、国界和边防部队。但检查站有其特有的运作方式。他们检查的不是你的护照，而是你的双手，然后是你的脸，再来就是你所拥有的或者缺乏的魅力。就算某个检查站认定你没有问题，他们最不乐意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下一个检查站，因为没有哪个检查站希望被人低估他们找出嫌犯的能力。我们停在一个摆在两只油桶之间的、红白相间的平衡杠前面，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指着我们的男孩穿着一双黄色威灵顿长筒雨靴，磨损的牛仔裤被剪短至膝盖位置，胸前口袋上缝了一个曼联球队支持者的徽章。

“老莫你个混蛋！”这个幽魂一般的家伙兴高采烈地大喊，以此来表示欢迎，“哈罗，太好了，先生！你今天好吗？”——操着一口认真练习过的英语。

“还不错，谢谢你，混蛋安瓦尔，还不错。”老莫轻松地拉长语调回应道，“阿卜杜拉这个家伙今天见客吗？很荣幸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混蛋大卫。”

“混蛋大卫，我们非常欢迎你，先生。”

我们等待的时候，听着他欣喜若狂地对着俄制的对讲机大喊大叫。然后，红白相间的杆子摇摇晃晃地升了起来。至于和混蛋阿卜杜拉的会面，如今我只有些模糊的印象了。他的总部就只是由一堆砖块和石块搭成的，上面有着枪弹凹陷，涂抹了各种标语。他坐在一张巨大的桃花心木桌子后面，其他的混蛋懒散地围在他的旁边，手指扣在半自动步枪上。他的头顶上方，是一张装裱过的照片，放在一个相框里：一架瑞士航空的道格拉斯DC——8飞机在飞机跑道上被炸得四分五裂。我至今仍记得，那个小机场叫作道森机场，也知道那架DC——8是巴勒斯坦战士们在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协助下劫持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搭乘瑞士航空。我还记得，当时我很好奇是谁这么费事把照片送去装裱，还特地挑选了相框。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感谢我主，感谢他决定让这场交谈通过翻译来进行。现场这位翻译对英文的理解时好时坏，并且我还祈祷，希望这个时好时坏的翻译能撑得够久，好让我们这位不想惹麻烦的德鲁兹司机最后能够顺利载我们回到海军准将酒店，回到那个甜蜜正常的世界里去。我还记得，混蛋阿卜杜拉将手贴在了胸口上，留着大胡子的脸对我们露出了微笑，热忱地感谢混蛋老莫和混蛋大卫的拜访。

“老莫喜欢把人带到危险边缘。”一个好心人曾经这样警告我，可惜说这句话时，早就为时已晚了。但是，这句话里的潜台词却非常明确：在老莫的世界里，战争观光客是罪有应得。

* * *

那通来自外间的电话是同一个晚上发生的事吗？就算不是也应该是，这才对头。肯定是发生在初到贝鲁特期间，因为只有那些第一次住进去的房客，才会愚蠢地接受免费升级到新婚套房的待遇，住进海军准将酒店空荡得不可思议的顶楼。一九八一年的贝鲁特，夜间交响乐队的盛况还比不上后面几年，但也正在逐步升级当中。标准的节目表演大概在晚间十点左右开始，凌晨左右达到高潮。升级到顶楼的贵宾可以完整享受到整个盛大表演：亮得让人以为是破晓曙光的闪光，枪炮来来回回发出的咔嗒咔嗒声——到底是谁在打谁呢，完全搞不清楚——以及在意味深长的沉寂之后，又传来一连串小型武器开火时的嘎嘎声。所有这一切，对于从未接受过专门训练的耳朵而言，就好像发生在隔壁房间一样。

房间里的电话在响，我曾经想过要躲到床底下去，不过最终还是笔直地坐在电话机旁，拿起听筒，贴在耳边。

“约翰？”

约翰？我吗？好吧，有些人，主要是那些不认识我的记者，确实会叫我约翰。所以我说，是我，请问您是？——结果电话里爆发出一阵辱骂声。打电话的是个女人，美国人，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正大发雷霆。

“你他妈什么意思？是谁？不要假装你好像认不出我的声音一样！你是个虚伪的英国混蛋，知道吗？你这个软弱愚蠢的大骗子——你他妈的别插嘴，行不行？”——她怒气冲冲地喊停我的反驳，“别给我讲这些令人厌倦的英国屁话，搞得我们好像在该死的白金汉宫喝茶一样！我曾经指望过你，知道吗？这叫信任。你他妈给我听着。我要他妈的美容院。我在漂亮的小包里装了好些东西，站在人行道上，活像个妓女，站了他妈的足足两个小时。我担心得不得了，还以为你死在哪个壕沟里了，然后，你在哪？在该死的床上！”——她的声音一沉，好像被这突如其来的想法给吓到了——“你是在和哪个女人上床吗？因为，如果——闭嘴！——别让我听见你那该死的声音，你这个英国混蛋！”

慢慢地，也只能是慢慢地，我好歹让她醒悟了过来。我向她解释，我并不是那个约翰；事实上我根本不叫约翰，而是大卫——停顿，让枪炮声走一会儿——然后，那位约翰，真正的约翰，无论是什么人，他一定已经退了房——再次的轰隆轰隆声——因为酒店方面，是在今天早些时候才让我住进这间高级套房的。我很抱歉，我说，我真的非常抱歉，让她受到这种羞辱，对着一个错误的人大喊大叫。而且，我真的很感谢她带来的苦恼——因为我现在很庆幸，能和某个人类伙伴说说话，而不是独自躺在酒店免费升级的套房里等死。而且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很讲义气地说——因为现在，她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也许，真正的约翰没有出现，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我说，毕竟，在这个城市里，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对吧？——轰隆轰隆的声音再次响起。

她接着说，这个地狱的确就是这样的。大卫，另外，她问我，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呢？我也告诉了她原因，问她是从哪里打电话过来的。她说她是在地窖酒吧打的电话，而她的约翰也是个英国作家，这不是太诡异了吗？她的名字是珍妮——或者也许是金妮，或者彭妮，在炮火的轰隆轰隆声中，我什么都听不清楚。她又问，我为何不下来，到楼下酒吧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喝一杯。

对于这个邀请，我支支吾吾地问，那个真正的约翰呢？

她说，去他的约翰，他不会有事的，他一向如此。

做什么都比躺在床上或者躲在床底下等着被砸死要好吧。而且，在恢复平静之后，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令人愉悦。而且，还因为我实在是太过孤单、恐惧。除此之外，我想出来的其他借口都不怎么样。无论如何，我穿上衣服走下楼，因为我痛恨电梯，也因为此时我的真实动机确实属于心里有鬼，如此这般，我才选择拖拖拉拉地走楼梯下楼。等我走到地下室的酒吧时，里面空空荡荡，只有两个喝得醉醺醺的法国军火商、酒保，以及那只我认为是雄性的老鹦鹉（谁知道呢？），正忙着练习炮弹音效口技表演。

* * *

回到英国，我更加确定《小鼓女》要拍成电影。我的妹妹夏洛特也一定要扮演以她为灵感的查莉。华纳公司买下了版权，签了以《虎豹小霸王》闻名的导演乔治·罗伊·希尔来担任该片导演。我推荐了夏洛特。希尔很有兴趣，和她见了面，也很喜欢她。他会跟公司谈的。这个角色后来给了黛安·基顿，这样也很好。不过，向来直言不讳的乔治后来告诉我说：

“大卫，我搞砸你的电影了。”

第十七章
死在自己盔甲里的苏联骑士

我只去过俄罗斯两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七八年，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福，当时的苏联已经日渐衰退。除了CIA之外，每个人都清楚这事。第二次，是在六年之后的一九九三年，彼时，已经犯罪化的资本主义发狂似的紧紧控制住了这个失败的国家，企图把它变成“东部蛮荒之地”。我非常渴望能够去看一看这个崭新的、同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俄罗斯。就这样，我这两次俄罗斯旅行，横跨了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俄罗斯历史上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两个时期。而且，尤为独一无二之处在于——如果你撇开其间的一次或两次政变，以及因为买凶杀人、帮派火拼、政治谋杀、敲诈勒索和折磨拷问等原因而丧命的上千人不提——以俄罗斯的标准来看，这场剧变称得上是“既无伤亡也不流血”的了。

在我首次出行之前的二十五年间，我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算不上友好。自从《柏林谍影》出版后，我就成了苏联文学界猛烈抨击的目标。某段时期里——如同我的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我把间谍的地位拔高到了如英雄一般的程度，搞得就好像苏联自己并没有类似的文艺作品似的。接着又说，我虽然对冷战做出了正确的理解，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所以，我的罪名是逻辑错误。可是后来，我们又不讨论逻辑了，我们说起宣传了。由克格勃控制的《苏联文学报》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掌控的《文汇》这两大战壕，各尽职责地互相扔炸弹，心里明明清楚，在枯燥无味的文字逻辑战里唇枪舌剑，根本不可能有哪一方最终获胜。因此，不太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九八七年时，我被他们以行政命令召唤到了位于肯辛顿宫花园的苏联大使馆，找文化专员办理签证时，他不太友善地评论道，他们要是能拿下我，还有谁治不了呢？

同样不意外的是，一个月后，当我作为苏联作家协会特别邀请的客人抵达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时（这个邀请显然是由英国大使馆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跳过克格勃头头，费力斡旋安排得来的），坐在玻璃笼子里那个挂着红色肩章、石面人一般的男孩会质疑我护照的真实性；我的行李会在神秘失踪四十八小时之后，未经任何解释地出现在我的酒店房间里，而且西装已经被揉成一团；我在氛围阴郁惨淡的明斯克酒店里的那个房间，每次只要我一离开一两个钟头，就会被故意卖弄似的翻得天翻地覆——衣柜被仔细搜查，文档杂乱地撒满整个桌子；只要我一外出，就会有两个体重严重超标的中年克格勃男探员——总是这两个人，我给他们取名为穆特斯基和杰夫斯基——一路尾随在我身后大约两码左右的位置，形影不离。

还是要感谢他俩的好心：我在与当局持不同政见的记者阿卡迪·瓦克斯伯格的家里度过了令人振奋鼓舞的一夜之后，瓦克斯伯格醉倒在了自己家的客厅地板上，而我则发现自己孤身一人，身处一条完全无法辨识的街道上，周遭除了漆黑的夜色，什么也没有，没有月亮，没有破晓的迹象，甚至没有从市中心照射出来的隐隐光线，让我知道该往哪儿走。我不会讲俄语，就算有行人经过，我也没法请求帮助。更何况根本就没有人。接下来，让我感到如释重负的是，我辨认出了我那两位忠诚监视者的轮廓，他们肩并着肩，萎靡地坐在公园长椅上，我猜，他们是在轮换着打盹。

“你们会说英语吗？”

不会。

“法语呢？”

不会。

“德语？”

不会。

“我——喝——醉——了！”——我露出傻瓜般的笑容，用右手慢慢绕着耳朵旋转——“明斯克酒店——可以吗？你们知道明斯克吗？我们一起走？”我伸出两边手肘，表示出友善和热情。

三个人并排前行，慢慢沿着绿树成排的林荫大道，从空寂无人的街道来到可怕的明斯克酒店。作为一个喜欢物质享受的人，我本来想住在莫斯科仅有的几家使用美元的酒店里的，不过我的东道主不让我这样做。我必须住在明斯克酒店顶楼的那间VIP套房里，在这里，老化的窃听麦克风永远都在它该在的地方，还有那个令人敬畏的女门房，也一直牢牢把守着走廊。

不过，监视者们也是人。长时间的监视有时也很无奈，让人难以忍受。我差点就要违背传统，想向穆特斯基和杰夫斯基说些友好的话，说我希望和他们拉近关系，而非远离。有天晚上，我和我弟弟鲁伯特共进晚餐，他在那段狂热的日子里，是《独立报》莫斯科分社的总编辑，吃饭的地点，是他们很早以前就开始合作的餐厅——是如假包换的、私人所有的餐厅。我们俩的年纪相差较大，不过，在微弱昏暗的光线之中，看起来还真有些像，特别是在你醉得有些飘飘然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鲁伯特也邀请了其他的驻莫斯科记者，请我们一起聊聊天，喝喝酒。我那两个心灵无法得到慰藉的监视者坐在角落的桌子旁。他们的困境让我深受触动，于是，我让服务生送一瓶伏特加给他们，还特地移开了目光。等我把头转回来时，那瓶酒已经不见了踪影，而且，在我们各自分道扬镳之后，他们跟着我弟弟回到了他家。

* * *

想要描述那个年代的俄罗斯却不提伏特加，就等于你在描述赛马时不讲述马匹一样。在同一个星期里，我拜访了我在莫斯科方面的出版人。那是早上十一点钟。他那间狭小的阁楼办公室里，杂乱摆放着积满灰尘的、狄更斯风格的档案，堆叠起来的大量神秘纸箱，还有用粗麻绳捆起来的泛黄打字稿。见我进来了，他便从自己桌子后面跳了起来，发出愉快的呼喊声，双臂环抱住我，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

“我们公开化[135]了！”他喊道，“我们改革了！审查制度结束了！我的朋友！从今以后，我就可以出版你至今为止所有的书了：旧书，新书，烂书，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你写电话号码簿吗？我出版！除了党内审查室那些混蛋要我出的书之外，我什么都出！”

他喜不自胜，丝毫不顾戈尔巴乔夫前段时间才刚刚开始执行的酒精消费法[136]，从抽屉里抓出一瓶伏特加，扯掉盖子，我的心陡然一沉，他则漫不经心又欢乐无比地把盖子丢进了废纸篓里。

* * *

在我所踏入的这个镜子世界里，我这个理应被苏联政府当作贵客的人，却被人监视、跟踪，被当作头号嫌疑犯一般对待，不过，这一切于我而言，却完全符合逻辑。我的照片被刊登在《消息报》上，上方还加上了一条非常有趣的标题：我受到了来自东道主作家协会的盛情款待。作家协会这帮人的文学造诣，大多虚无缥缈，有些甚至完全是虚构的神话。

某位杰出大诗人的全部作品当中，包含三十年前出版的一大卷诗作，不过也有传闻说，这些其实是出自另一位被斯大林以暴动之名枪决了的诗人之手；还有个年纪很大、很大的老人，蓄着白色的胡子，红红的双眼里满溢着眼泪，他在古拉格[137]劳改营里待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公开性”或者说开放政策的推动之后，才得以恢复自由。他用砖头一样厚的日记记录了自己饱受折磨的一生，这本日记后来也出版了。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我的书房里，俄语书写，所以我根本没办法阅读。有些文学方面的特技演员，多年来游走在官方审查的钢丝之上，用寓言体写作方式将一大堆加了密的信息传递给那些有能力解读的人。我想，一旦有了足够宽广、自由的创作空间，他们又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来呢？他们会成为明日的托尔斯泰和莱蒙托夫吗？又或者，他们会因为在拐弯抹角的思考方式里浸淫太长时间，已经很难写出直截了当的文字来了？

位于佩里德尔基诺[138]树木繁茂郊区的作家基地，举办了一场户外聚会。感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开放政策，那些曾被认为是过于积极地顺从政党路线的人，此刻站在那些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不守规矩创作者称号的人身边，多少显得有点鬼鬼祟祟。在后者之中，有位喝醉了的剧作家，用胳膊一直搂住我的脖子不放，在我耳边像商量某种阴谋一样喃喃自语，他告诉我说，他叫扬。

扬开始和我讨论起普希金、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来。真实情况是，扬在讨论他们，而我在听。我们都很欣赏杰克·伦敦，或者应该说扬很欣赏吧。现在他又跟我说，如果我真想知道共产党统治下的俄罗斯到底是什么情况，就应该试试把一个二手冰箱从列宁格勒的家送到新西伯利亚的祖母家，看是不是行得通，我们都认为这是个测试一下这个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的好办法，于是放声大笑起来。

第二天早上，扬打电话到明斯克饭店找我。

“别叫我的名字。你认得我的声音，是吗？”

是的。

“昨天晚上我说了一个关于我祖母的烂笑话，对吧？”

对的。

“你还记得吗？”

记得。

“我没给你讲过这个烂笑话，对吧？”

我再次表示肯定。

“对我发誓。”

我向他发誓。

我所认识的一位艺术家，在任何强加给他的束缚之下，都毋庸置疑地能够幸存下来，甚至还能回头细细品味。他的名字是伊利亚·卡巴科夫，过去的几十年间，苏联官方对他的态度飘忽不定，到了后来，他不得不在自己的画作上用另外一个名字来署名。想去卡巴科夫的工作室，你必须先取得信任，必须认识某个人，最后还得有个拿着手电筒的男孩带路，领着你走过快要散架、由摆放在相邻阁楼横梁之间的松木板所搭成的小径上。

当你终于抵达之后，就会见到卡巴科夫，一个生气勃勃的隐士，一位卓越非凡的画家，身旁跟随着一群微笑的女人和崇拜者。画布之上，是他自我囚禁的美好世界：被嘲讽，被宽恕，这个具有美丽与普世性的世界，都是经由这位永不屈服的创作者深情的双眼所创造出来的。

在素有俄罗斯梵蒂冈之称的扎戈尔斯克[139]，我看见身穿黑衣的俄罗斯老妇人俯卧在圣塞尔吉乌斯大教堂的石板地上，亲吻圣人墓前遗物外面那层雾蒙蒙的玻璃罩。在摆放着光滑的斯堪的纳维亚式家具的时髦办公室里，身穿精美长袍的修道院长向我讲解，上帝是如何通过国家机关来展现奇迹的。

“我们所指的就只是共产主义国家吗？”当他精心准备的讲解快要收尾时，我问道，“或者，换句话说，他会在所有的国家无差别地展现奇迹吗？”

我所得到的答案是——我得到了这位被询问者脸上露出的大大的、代表宽恕的微笑。

为了拜访作家钦吉兹·艾特玛托夫[140]（很惭愧，我以前竟然完全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我的英国口译员陪我搭乘俄罗斯国际航空的飞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军事重镇伏龙芝，现在叫作比什凯克[141]。我们没有住进伏龙芝版的明斯克酒店，而是住在中央委员会的五星级豪华疗养院里。

金属电线环绕四周，还有克格勃的警卫带着狗四处巡逻。我们被告知，他们是来保护我们免受山林里的风吹草动惊扰的。我们是疗养院里仅有的客人。地下室里配备了一流的游泳池和桑拿房、寄物柜和毛巾，还有绣了毛茸茸动物的长袍。我选了麋鹿。泳池里的水被加热到了那些富有的股票经纪人喜欢的温度。为了回报我们给的区区几美金小费，经理给我们提供了各种不同口味的伏特加禁酒，还有来自城里的小姐。我们接受了第一项，婉拒了第二项。

回到莫斯科，红场不可思议地进行了封锁。我们到列宁陵墓的朝圣之旅被迫延迟至另一天。又过了十二个小时我们才得知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都已经知道的消息：有个名叫马蒂亚斯·鲁斯特的德国年轻飞行员，突破了苏联的地面与空中防卫，把他的小飞机降落到了克里姆林宫门口，这个事件还意外地给了戈尔巴乔夫一个可以开除国防部长和一群反对他改革的将军的借口。我还记得，这场技艺高超的飞行表演并没有引起任何形式的喧闹庆贺，消息传开时，佩里德尔基诺的文学圈内也毫无喝彩欢笑之声：出现的反而尽是身体僵硬、缄默不语的状况，仿佛以往极为熟悉的恐惧即将再次汇聚，作家们担心会由此而导致一些不可预见的暴力性后果。这件事将会导致政变、军事叛变？还是为了清洗（甚至时至今日也还有人会这样去想）我们这群不受待见的知识分子？

在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的这个城市里，我见到了这个时代最为杰出的俄罗斯异议分子，也是当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荣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还有他的夫人叶莲娜·邦纳。拜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所赐，他刚结束在高尔基市的六年内部流放生活，得以获释，以协助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

身为物理学家的萨哈罗夫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进去，为克里姆林宫制造了历史上第一枚氢弹；另一方面，身为异议分子的萨哈罗夫在某天早晨突然醒悟，自己竟然将氢弹交给了一群黑帮分子，不仅如此，他还十分无知无畏地大声告诉了他们这是什么。我们在全市唯一的一家合作餐厅里，坐在一张圆桌边谈话，叶莲娜·邦纳坐在萨哈罗夫身边，一小群年轻的克格勃组织成员绕着我们的桌子走来走去，不停用一九三〇年代的老式闪泡相机对我们进行拍摄。这种做法实在是很荒诞，因为，不管是在俄罗斯的餐厅或者街头，都没有人会专门扭过头来盯着安德烈·萨哈罗夫看，也没有人会偷偷走上来握住这位大人物的手。理由很简单，自从他被流放之后，他的肖像照也一并被禁止了。换句话说，我们的假冒摄影师们正在拍摄一张纯属虚构的脸。

萨哈罗夫问我有没有见过克劳斯·福克斯[142]。这位英国原子专家兼苏联间谍已经从英国出狱，现在居住在东德。

没有，我没见过。

那我是不是碰巧知道福克斯是怎么被捕的？

我认识审讯过他的那个人，我回答道，但是我并不清楚他是如何被捕的。一个间谍最糟糕的敌人就是另一个间谍吧，我猜想，顺便向围着我们打转的那四个假冒摄影师点了点头。说不定是你们的某个间谍，把克劳斯·福克斯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这边的某个间谍。他笑了笑。不像邦纳，他经常会露出微笑。我不知道微笑对他而言，是否一直都是个自然而然的举动，还是他专门教会自己用来消除被审讯者戒心的工具。可是，他为何会向我问起福克斯呢？我很好奇，但并没有问出口。或许是因为福克斯本人身在相对开放的西方社会，却选择了暗中背叛，而非站起来公开宣扬自己的信念吧。反观萨哈罗夫，置身于已经步入垂死挣扎的极权国家，忍受痛苦折磨和监禁，只是为了捍卫自己公开说话的权利。

* * *

萨哈罗夫向我描述道，在高尔基市住处门外的克格勃便衣警卫奉令不得跟囚犯有眼神接触，因此，他们每天都背对着囚犯，把《真理报》的复印件从肩膀上方递给身后的囚犯，说：拿去吧，别看我的眼睛。他说，自己把莎士比亚的作品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这时，邦纳插嘴道，安德烈能默写出不少莎士比亚的作品，不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念出那些字，因为在流放的岁月里，他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讲英文。他提起，在被流放整整六年之后，有天晚上，他们的住所外突然传来如雷般的敲门声，邦纳说“别开”，不过他还是开了。

“我告诉叶莲娜，他们能对我们做的，早就已经做过了。”萨哈罗夫解释道。

所以他打开门，看见两个男的，一个穿着克格勃官员制服，一个穿着工人的连身装。

“我们来装电话。”那个克格勃官员说。

萨哈罗夫不禁露出了调皮的微笑。他不是爱喝酒的人，他说——事实上他滴酒不沾——不过，在俄罗斯全然封闭的城市系统里获得了一部电话，简直就像在撒哈拉沙漠里被人请喝一杯加冰的伏特加一样难以置信。

“我们不想装电话，拿走。”邦纳对那个克格勃官员说道。

不过当时萨哈罗夫再次反驳了她：就让他们装吧，我们又能有什么损失呢？就这样，他们装好了电话，这让邦纳很不高兴。

“明天中午会有人打电话过来。”克格勃官员在离开之前这样说道，然后便用力关上了门。

萨哈罗夫说得非常小心谨慎，一如所有的科学家一样。真相就藏在细节之中。中午到了，又过了，一点钟，然后两点。他们都觉得肚子饿了，前一天睡得很不好，而且还没有吃早餐。他对着警卫的后脑勺说他要去商店买面包，就在要出门的时候，邦纳在身后叫住了他。

“找你的。”

他返回屋内，拿起话筒。经过一连串粗鲁程度不一的转接之后，他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通上了电话。过去的都过去了，戈尔巴乔夫说。中央委员会已经仔细审查过你的案子，你可以自由返回莫斯科了。你原来的公寓正等着迎接你，你会马上获准重返科学院，一切都已经为你安排好了，你可以重新获得合法权利，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新俄罗斯当个有责任感的好公民。

这个“有责任感的好公民”惹怒了萨哈罗夫。他告诉戈尔巴乔夫，他认为所谓的“有责任感的好公民”（我想象中的萨哈罗夫话里带着火气，尽管他一如既往地微笑着）是遵守自己国家法律的人。光是在这个封闭的城市里，他说，就有很多从没接近过法院的囚犯，有些人甚至连自己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都不知道。

“我为此写信给你，结果连半个回应都没收到。”

“我们收到你的信了，”戈尔巴乔夫用安抚的语气回答道，“中央委员会正在审议。回莫斯科来吧，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来协助重建吧。”

这下萨哈罗夫是真的气炸了，因为他开始抽丝剥茧地对戈尔巴乔夫念出一连串曾经交给中央委员会审议的案子，都是他在信中——从过去到现在的所有信件里——所提及的，也同样迄今为止都毫无回音。但说到一半时，他告诉我，他看见了邦纳那时看他的眼神。于是他突然醒悟，再这样继续讲下去，戈尔巴乔夫就会告诉他：“好吧，如果你确实这样想，那你就待在你现在正待着的地方好了。”

所以，萨哈罗夫干脆挂断了电话，就这样。甚至连一句“再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都没有说。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他脸上的微笑绽放得更开了，就连邦纳也顽皮地眨了眨眼：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他哑然失笑地重复道，“我六年来讲的第一通电话，竟然是挂断了苏联总书记。”

* * *

几天之后，我被安排去莫斯科国立大学给学生们做一场演讲。讲台上有我英勇无畏的英国导游和口译员约翰·罗伯兹；我的俄罗斯导游瓦洛亚，他究竟是苏联笔会还是作家协会安排的，我始终都没有搞清楚；还有一个有气无力的教授，他向观众介绍我是新改革政策下的产物，但在我看来，他的态度却不怎么合作。我感觉他是认为如果没有我，改革可能会好得多。这时，他开始请观众们向我提问，态度毫无热情可言。

最开始的几个问题是用俄语问的，但这位有气无力的教授对问题的选择性过滤实在太过明显了，所以，原本就躁动不安的学生们决定用英文直接大声喊出他们的问题。就这样，我们讨论了我喜欢与不喜欢的作家。我们讨论了作为冷战产物的间谍制度。然后，我们（厚颜无耻地）在“举报同僚是否道德”这一问题上争论了起来。这位有气无力的教授实在是听够了。他只准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这时有个女生举手了，好，就是你。

女学生问道：“先生，麻烦您，约翰·勒卡雷先生，能请您说说对马克思和列宁的看法吗？”

周围爆发出一阵大笑。

本人则回答道：“他们两位我都爱。”

我并不觉得这是我答得最好的台词，但观众们却对此报以长久的掌声和愉快的欢呼声。有气无力的教授说，今天到此结束，而我很快就被学生们包围了，他们簇拥着我走下楼梯，来到一间像公共休息室一样的房间里，开始热切地询问起我的一本小说来。我知道，这本小说过去二十五年来一直都是苏联的禁书。你们到底是从哪里读到这本书的？我问道。

“很明显，是在我们的私人读书俱乐部里。”一个女学生用时断时续的简·奥斯汀式英语骄傲地答道，同时指了指笨重的电脑屏幕，“你们的一个同胞，给了我们一本你被禁的书，我们小组把你那本书的内容全部用打字机给打了出来，然后私下进行了印刷拷贝。我们大家一起，在晚上读你的这本书，读过很多次了。我们像这样读了很多禁书。”

“要是被逮到呢？”我问。

他们大笑起来。

我去跟俄罗斯导游瓦洛亚告别，这是对我最有帮助的俄罗斯导游，他和妻子伊莲娜住在一间小公寓里。虽然离圣诞节还远，我还是扮演了圣诞老人的角色。他们夫妻俩都是极富天分的大学毕业生，生活却极为贫困。他们有一对聪明伶俐的小女儿，我给了瓦洛亚苏格兰威士忌、圆珠笔、真丝领带和我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免税店挑选的一些俄罗斯很难买到的珍贵物品；送给伊莲娜的则是英国香皂、牙膏、丝袜、头巾以及我妻子所提议的其他一些东西。至于两个小女孩，我给她们带了巧克力和格子裙。他们的感激使我羞愧难当。我不想当这样的人，而他们也不愿成为那样的人。

* * *

如今，重新拼凑起一九八七年时，回想那被各种会面安排得满满当当的短短两周，我再次深受震动——对俄罗斯的同情，对那些所谓平凡却一点都不平凡的人，对他们所付出的坚韧和忍耐，以及对如影子般跟随着他们的、被迫展现出来的屈辱：无论是排队购买生活必需品，照顾自己和子女们的身体健康，抑或是留意自己的舌头不要说出足以致命的错误话语。马蒂亚斯·鲁斯特完全不按剧本来的即兴降落演出风波平息之后，我和一位年长的女作家一起去红场闲逛，我给看守列宁陵墓的卫兵拍了一张照片，只见她当场变得脸色煞白，赶紧向我嘘声，要我收起相机。

在俄罗斯民众的集体心理里，最为恐惧的便是混乱；他们最想要的就是稳定；最害怕的则是未知的将来。谁不是如此？在一个被希特勒的刽子手们夺走了三千万条人命的国度里，谁会不像他们这样去想呢？在新统治下的生活真的会比他们现在的生活更好吗？没错，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在自身安全有保障，或者胆子足够大的情况下，会热情洋溢地畅谈自由，那种很快就会（愿老天保佑）属于他们的自由。不过即便如此，在言语之间，他们还是会有所保留。在那个全新的社会体系里，他们又会拥有怎样的地位呢？如果他们过去拥有党内特权，那么未来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呢？如果他们曾经是政党认可的作家，那么，在自由市场里，又会由谁来认可他们呢？如果他们现在不为政党所喜，接下来的体系会重新接纳他们吗？

一九九三年，我回到俄罗斯，希望能找到答案。

第十八章
东部蛮荒：一九九三年的莫斯科

柏林墙倒塌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经历了如同过山车一般的人生起伏，前一分钟还被囚禁在克里米亚，接下来就在克里姆林宫重掌政权，最后又被他的长期政敌鲍里斯·叶利钦取而代之。苏联共产党行将就木，莫斯科总部已经关闭了。列宁格勒恢复了它的旧称圣彼得堡，斯大林格勒亦改为伏尔加格勒。有组织的犯罪如病毒一般扩散。正义已无处可寻。没有薪水可领的军人们从运气不佳的阿富汗战场归来，在全国各地游走，寻找受雇的机会。市民社会实际上并不存在，至于叶利钦，则不知道他是不愿意还是没有能力建立起这个社会来。以上这些就是我在一九九三年夏天启程前往莫斯科之前所了解到的情况。所以，究竟是出于何种理由，鬼使神差地促使我想要带着自己当时正就读大学的二十岁儿子一同前往，我也无从得知。不过，他还是很高兴能够跟我一起去，如此这般，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且没什么波折地一路混过去了。

我很清楚我这趟旅程的目的——至少如今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想去体验一下俄罗斯的新秩序。会不会只是新瓶装旧酒？克格勃真的被叶利钦解散了吗？还是像过去常见的情况一样，只是换了个新招牌？在我们旅行的起点汉堡，我郑重准备了跟一九八七年时一样的生活必需品：送人的肥皂、洗发水、牙膏、吉百利的巧克力饼干、苏格兰威士忌、德国玩具。然而，当我们昏昏沉沉地抵达谢列梅捷沃机场[143]时，立即感受到了浮华炫目的物质主义气息。在我还来不及准备好的眼里看来，最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可能是：只需支付五十元押金，你就可以在机场出口的书报摊上租用一部手机。

至于我们的酒店：忘了明斯克吧——这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完全由大理石打造而成的宫殿，有着宽阔的、盘旋而上的台阶，大到足以照亮整个剧院空间的枝形吊灯，大厅里还有一群显然是单身的时髦姑娘懒懒散散地四处闲逛着。我们住的那个房间里散发着新近粉刷的油漆、空气清新剂和暖气片的气味。坐着轿车驶过街道时，只需瞥一眼道路两旁的商店便足以知晓一切：据说完全国营的购物中心GUM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雅诗兰黛专卖店。

* * *

这一次，我的俄罗斯出版人并没有过来拥抱我。他没有喜滋滋地从抽屉里抽出一瓶伏特加，把盖子丢进废纸篓里。这一次，他先是透过铁门上的猫眼来确定是我，然后再打开一连串的锁，把我拽了进去，跟着便赶紧重新关紧了大门。他压低嗓音向我道歉，说整个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留下来欢迎我。因为保险公司来了，他说，所以他的员工们今天都不来。

保险公司？

穿西装，提着保险箱的家伙们。卖火险、盗窃险和水灾险，大部分都是火险。在经历了一系列纵火袭击之后，这一带变成了高风险区。因此保险费用也随之提高了，这是理所当然的。火灾随时都可能发生。最好马上签约，笔在这里，否则他们认识的某些人就会用燃烧弹直接烧了这里，到时候我们眼前这些摆得到处都是的旧文件和手稿该怎么办？

我问，那警察呢？

建议你付钱，然后闭嘴。他们在这一整套敲诈里也有份。

所以你要付钱吗？

也许吧。他说自己会看看情况。他不会一点抗争都不做，就完全放弃抵抗。以前，他确实认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但是这些人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影响力了。

我问了一位前克格勃的朋友，要怎样才能见到黑手党老大。他给我回电话，星期四凌晨一点，在某个夜总会里，迪玛会接见你。你的儿子？也带过来吧，欢迎他一起来，要是他有女伴，也一起带过来吧，那是迪玛的夜总会，他是老板。客人都很友好，音乐也不错。非常安全。我们有个必不可少的保镖，他叫普斯亚，是阿布哈兹[144]的摔跤冠军，也是他们民族独立运动相关事务的顾问。他是个矮矮胖胖、身体健硕的家伙，就像米其林轮胎人。他博学强识，是个语言学家，非常有学问。矛盾之处在于，他很可能是我们所遇见的人当中最懂得和平相处之道的人，但又确实是个保镖。另外，他也算得上国内知名人士，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一种保障。

夜总会入口的路边站了一排手持冲锋枪的健壮小伙子。普斯亚则温和地看着他们给我们搜身。圆形的舞池周围摆了一圈猩红色绒布长椅，成双成对的舞者在六十年代歌曲中翩翩起舞。迪玛先生马上就来，经理领我们坐进一处靠墙的软座时，对普斯亚说道。亲自开车载我们过来的普斯亚，已经让我们见识了他和平解决纠纷的能力。街道拥堵异常，有辆小轿车和一辆大车撞到了一起，两名驾驶员眼看着就要打起来了，而且双方都各自拥有一大群煽风点火的热情观众。就在这时，普斯亚打开车门，阔步走向激战中心，我以为他打算拉开两人，或者动手制止他们的争端。哪里知道，他竟然直接抓住小轿车的后保险杠，把车子从大车上拽了下来，然后，在群众喧闹的喝彩声中，把那辆车潇洒地挪到了路边。

我们喝着我们的无酒精饮料，经理提醒说，迪玛先生也许会晚一点到。嗯，迪玛先生有“生意”要处理——“生意”是新俄罗斯的流行语，泛指那些难以理解的交易。走廊上传来的骚动声提醒我们有位贵客驾到。音乐先是增强，表示欢迎，接着戛然而止，一切归于沉寂。领头进来的是两个体形健硕的年轻人，头发修剪得很短，穿着修身的深蓝色意大利制西装。是特种部队的人，普斯亚悄声告诉我。对莫斯科新贵们而言，特种部队退役士兵是优秀的保镖人选。他们的头像鸟类一样猛然扭动，分区域对房间进行安全检查。看见普斯亚，他们的目光凝住了。普斯亚便对他们回以一个温和的微笑。他们向后退开一步，站在入口的两侧。半晌的沉默之后，他进来了——仿佛应观众要求似的——纽约警局的科杰克[145]，又名迪玛，背后跟着一群漂亮的姑娘和更多的年轻男子。

如果你看过《神探科杰克》这部电视剧，就知道这个比喻简直贴切到不可思议，就连雷朋墨镜的颜色都完全一致：闪亮的光头，非常宽阔的肩膀，摇晃的走路方式，单排扣西装，双臂像人猿一样从两侧抬起。圆圆胖胖、刮得非常干净的脸上，凝固着半冷笑的表情。《神探科杰克》在新俄罗斯非常受欢迎。迪玛是刻意模仿了他的形象吗？他肯定不是第一个认为自己是自编自导电影里头号巨星的犯罪头头。

舞厅内座席的第一排显然是家族保留席位。迪玛自己坐在中央，他身边的人则默默走到两边坐下。在他右手边的是个浑身戴满珠宝首饰、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左手边是个面无表情的扑克脸男人：想来应该是军师、参谋类型的人物。夜总会经理用托盘端着无酒精饮料走过来，迪玛戒酒了，普斯亚解释道，他自己也是。

“迪玛先生现在要和你说话，请。”

普斯亚马上坐正，身体绷得笔直。我和我的俄罗斯翻译小心谨慎地穿过舞池，迪玛伸出了手，我握了握，是一双和我一样柔软的手。我跪在他前方的舞池地板上，我的翻译跪在我的旁边。这实在称不上是最好的交流姿势，但是这里的空间构造让我们别无选择。迪玛和他的手下隔着舞池扶手注视着我们。我已经被专门提醒过，迪玛只会说俄语，不会其他语言，而我完全不懂俄语。

“迪玛先生说，你想要什么？”我的翻译对着我的右耳大声吼道。音乐声实在太吵，我听不见迪玛说话，但我的翻译听得见，这才是重要的，毕竟他的嘴巴离我的右耳只有四英寸远。我们此刻跪着的姿势似乎瞬间让我们有了虚张声势的勇气，于是我说，我希望关掉音乐，也希望迪玛能行个好，把墨镜摘掉，因为，如果要对着一双黑漆漆的镜片讲话，实在很困难。迪玛下令把音乐关掉，然后不耐烦地摘掉了墨镜，露出自己的双眼：一对像猪一样的眼睛。他仍在等待着我回答我想要什么，仔细一想，我想问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我知道，你是个帮派分子，”我说，“我说得对吗？”

我不知道我的翻译是怎么翻译这句话的，但我怀疑他往里面注了水，因为迪玛的反应看起来相当轻松。

“迪玛先生说，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是混混。所有东西都是腐败的，所有的商人都是帮派分子，所有的生意也都是犯罪勾当。”

“那么，我能否请教迪玛先生，他从事的究竟是哪一门生意呢？”

“迪玛先生从事的是进出口贸易。”言语之下，我的翻译以别再追根究底的语气来哀求我。

但是我没有别的路可走。

“请帮我问问他，他做的具体是哪一种进出口生意，只管问就好。”

“这不方便。”

“好吧，那问问他身家多少，我们可以说他有五百万美元的身家吗？”

我的翻译尽管很不情愿，不过想必还是问了与我的提问相类似的问题，因为迪玛的手下纷纷窃笑起来，而迪玛的回应则是轻蔑地耸耸肩。别在意，我想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好吧，那是一亿，两亿，不论多少，我们都得承认，在今天的俄罗斯，要赚大钱相当容易。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可以假设，再过几年，迪玛会变成非常有钱的人，超级富豪。只要翻译给他就好，麻烦了，这句话很简单。”

我猜我的翻译应该是把这句话翻译给迪玛了，因为他那张光头脸的下半部分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迪玛有孩子吗？”我问，此刻已经无所顾忌了。

他有。

“孙子孙女呢？”

“还没个影呢。”

迪玛重新戴回了他的雷朋墨镜，仿佛谈话到此结束的样子，不过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我已经跌跌撞撞地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停不下来了。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在美国，我相信迪玛先生也很清楚，旧时的强盗式资本家积累财富靠的正是我们称之为‘非正式’的方法。”

我很高兴地察觉到，雷朋墨镜后面那一闪而过、饶有兴趣的目光。

“不过，强盗式资本家的年纪越来越大之后，看着自己的儿女和孙子孙女，他们就会变得更为理想主义，觉得应该创造一个比他们巧取豪夺的这个世界更加光明、更加友善的世界。”

翻译在传达他想要传达的信息时，墨镜遮住的黑洞洞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我。

“所以，我想请教迪玛先生的是，他能想象自己老了之后——比方说十年，十五年之后——等到那个时候，他会不会开始修建医院、学校或者艺术博物馆，成为慈善家？我是认真的，尽管问他。作为回报俄罗斯人民的一种方式——好吧——事实上是补偿他们被抢走的东西？”

在老式的喜剧电影里，通过翻译交谈是标准的笑话桥段。一个个问题提出来，被翻译。被问的人认真聆听，然后挥舞着双臂，在电影里足足讲了两分钟，翻译沉默了半晌之后，直接说“不是”或者“是”，要么就是“或许吧”。迪玛没有挥舞手臂，他用仔细斟酌过的俄语回答。他那群后援团则开始咯咯咯地发笑。门边那两个平头的哨兵也开始咯咯笑。但是迪玛仍旧在讲，最后他终于满意了，两手交握，等着我的翻译传达他给出的信息。

“大卫先生，很遗憾地告诉你，迪玛先生说去你妈的。”

* * *

我们这间莫斯科浮华酒店大厅的水晶吊灯下方，坐着一个纤细羞怯、年约三十岁的男子，他穿着黑色西装，戴眼镜，啜饮着他那瓶橘子汽水，向我解说盗贼兄弟会（或者应该说是东欧犯罪集团）的行为准则，而他，正是其中的一员。我听说他是迪玛的手下。说不定，他和想要卖火险给我出版商的那群人是一伙的。他十分谨慎地遣词用字的模样，令我想起了外交部发言人。

“苏联解体之后，帮派局势有什么变化吗？”

“要我说的话——影响力确实是扩大了。在后共产时代有更多的自由，更好的通信渠道，可以说，黑帮的影响力在很多国家都扩大了。”

“特别是哪些国家呢？”

他说，与其说是哪些国家，不如说哪些城市更为准确。华沙、马德里、柏林、罗马、伦敦、那不勒斯和纽约都是有利于黑帮活动的地方。

“在俄罗斯国内呢？”

“在我看来，俄罗斯国内的混乱状况，对很多黑帮活动都有利。”

“比如说呢？”

“什么？”

“比如说什么活动？”

“我会说在俄罗斯本地，毒品利润很高。还有很多新生意，不靠勒索就没法运作。我们也有赌场和很多的俱乐部。”

“妓院？”

“妓院对于黑帮来说不是必要的。最好的情况是——我们拥有这些女人，替她们安排旅店。有时候旅店也是我们自己的。”

“种族是特定的条件吗？”

“什么？”

“黑帮兄弟有特定的出生地区吗？”

“要我说，如今我们之中很多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

“比如说呢？”

“阿布哈兹人、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还有犹太人。”

“车臣的人呢？”

“至于车臣嘛，不得不说，情况是有点不同的。”

“帮派里有种族歧视现象吗？”

“如果你说的这个帮派是个好帮派，遵守规定，那每个兄弟就都是平等的。”

“你们有很多规定？”

“我们的规定不多，但很严格。”

“请给我讲几个例子吧。”

他似乎很乐意讲一讲。帮派兄弟不得为当局工作，国家就是当局，所以不能替国家工作，不能替国家打仗，或者用任何方式为国家服务。绝不能缴税给国家。

“帮派的人爱上帝吗？”

“爱。”

“帮派兄弟会涉足政治吗？”

“如果这位兄弟踏入政界的目的，是为了扩张帮派的影响力，而不是协助当局的话，那他是可以涉足政治的。”

“那么，如果他变成了政要人物呢？甚至很受欢迎，很成功？他心里还认为自己是兄弟会的人吗？”

“有可能。”

“兄弟会因为另一位兄弟违反帮派规定而杀了他吗？”

“如果是帮内下的命令就会动手。”

“你会杀了你最好的朋友吗？”

“如果有必要的话。”

“你亲自动手杀过很多人吗？”

“可能吧。”

“你想过当律师吗？”

“没有。”

“帮派成员可以结婚吗？”

“他必须是凌驾于女人之上的男人。他可以有很多个女人，但他不能屈服于她们，因为她们是不相干的。”

“所以最好别结婚？”

“是有这样一条规定，兄弟会的弟兄们不能结婚。”

“但还是有人结婚？”

“这是规定。”

“可以有小孩？”

“不可以。”

“但有人有吗？”

“我只能说有可能。但我们不希望这样，最好是去帮助其他盗贼，服从帮派委员会的命令。”

“那么弟兄们的父母亲呢？帮会可以接受他们吗？”

“父母也是不需要的。最好抛弃他们。”

“因为他们代表权威吗？”

“我们不准对外表露情感，这条仍然是帮规。”

“但是有些兄弟爱他们的母亲？”

“有可能。”

“你抛弃了自己的父母吗？”

“算是，也许做得还不够。”

“你曾经爱上过哪个女人吗？”

“这是不恰当的。”

“问这个问题不恰当，还是爱上一个女人不恰当？”

“这是不恰当的。”他又重复了一遍。

不过这时，他的脸红了起来，像个男学生一样笑了，我的翻译也跟着笑了起来，然后我们三个都笑了。身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谦卑读者之一的我心想，在当代俄罗斯罪犯们的灵魂里，何处可以找到道德、自尊与人性呢？我之所以会这样问，是因为我的脑海里有个角色想要知道答案。

事实上，是有好几个角色都想知道答案。这几个角色最终扩展成了两本没有答案的小说——《变调的游戏》和《辛格公司》，它们都是以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为背景的。这两本书带我来到俄罗斯、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山西部，也都试图描绘俄罗斯犯罪腐败现象的宏大规模，以及与南方穆斯林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十年之后，我通过相关背景的第三部小说《我们这种叛徒》，描绘了俄罗斯饱受争议、仅次于能源出口的第二大产业：清洗数以亿计从俄罗斯自己金库里偷出来的脏钱。

* * *

至于那位始终陪伴在我们身边，但又不过分贴近的普斯亚，我们的阿布哈兹全国摔跤冠军，只有那一次，我们确实需要他提供更多的服务来解决问题。

那一次是在圣彼得堡的夜总会里。和迪玛的夜总会一样，这里的老板是个各项业务蒸蒸日上的生意人，名叫卡尔，他有个律师叫伊利亚，在他身边几乎片刻不离。我们搭乘一辆防弹的迷你巴士，后面还跟着一辆防弹的路虎。一条用灯笼装饰的石头小径尽头处就是夜总会入口，在那里，我们撞见一排照惯例是必备的全副武装的男子，除了手持冲锋枪外，弹药袋上擦得锃亮的黄铜钩上还挂有手榴弹。夜总会里，自家雇用的女孩们相互结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懒洋洋地跳舞，等待着顾客们上门。

但是，没有任何顾客，已经十一点半了。

“圣彼得堡醒得很晚。”卡尔露出会心的微笑，解释道。他带我们走到一张长餐桌旁，摆在一圈绒布椅中间的这张长餐桌是特地为了欢迎我们而准备的。卡尔长着一张扁嘴巴，学究式的样貌，很年轻，但是作风却很老派。体态笨重的伊利亚站在他身边，相比之下似乎显得有些太粗鲁了。伊利亚的金发妻子身穿黑色貂毛大衣（尽管此时正值盛夏）。我们被护送至一圈陡然向上的座位的最上面一排，我们下方的舞池可以兼做拳击场。伊利亚自豪地说，可惜今晚没有拳赛。普斯亚坐在我的左边，我的儿子尼克坐在右边。坐在主子身边的伊利亚对着手机小声咕哝，一通电话接着一通电话，脸上毫无感情流露的迹象。

还是没有顾客进来，周围满是空荡荡的椅子，摇滚乐声震耳欲聋，试图吸引人们注意，百无聊赖的女孩们尽职尽责地在舞池里来回旋转、跳舞，我们这一桌人的谈话变得越来越不轻松。是因为交通拥堵，卡尔越过伊利亚的庞大身躯，向我解释道。现在正是国家新兴、繁荣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车，圣彼得堡晚上的交通简直要命。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因为今天是星期四，卡尔解释说。星期四，圣彼得堡的社会名流们都会先去参加聚会，夜总会的顺位就往后挪了。我不相信他，而且，我认为普斯亚也不相信他，我们俩颇有些担忧地对望一眼。我脑海里掠过很多糟糕的状况，我想普斯亚也是。圣彼得堡的名流们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卡尔是不是惹恼了生意上的对手，而我们此刻坐在这里，其实是在等待着被炸飞，或者被打成碎片？或者——他们黄铜钩上挂着的那些手榴弹显得有些模糊不清——我们已经被当成了人质，所以伊利亚才对着手机咕咕哝哝地进行谈判？

普斯亚举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走向男厕，然后转进暗处。几分钟之后，他回来了，脸上的微笑比平常更加亲切。我们的东道主卡尔在不该省钱的地方省了钱，他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轻声向我解释道。腰带上挂着手榴弹的保镖都是车臣人。在圣彼得堡的社交圈子里，雇用车臣保镖实在是有点太过了。圣彼得堡任何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不想被人看见走进一家由车臣人把守的夜总会。

* * *

而迪玛呢？一年之后，迪玛还是被莫斯科警方叫去问话了，这在当时是非比寻常的事情，要么是因为某个竞争对手的指示，要么就是因为——如果他没有支付该付的保护费的话——克里姆林宫。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入狱，试着解释为什么会有两个身受重伤的生意人被铐在他家地窖的墙上。在我那本小说《我们这种叛徒》中，我最终创造出了属于我自己的迪玛，但只使用了他的名字。我的迪玛是个黑帮硬汉，完全不像他的原型，这个迪玛是真有可能掏钱去创办几所学校、医院和艺术博物馆的。

第十九章
鲜血与财富

最近这些年来，媒体上任何与我有关的报道，无论好的、坏的或者其他各种评价，我都有着幼稚的反感，不愿意去看。不过，偶尔还是会有某些东西突破我的防线溜进来，比如一九九一年秋天的这个早晨，我一打开我的《泰晤士报》，迎面而来的就是我自己的脸，正怒视着我。从脸上那副惹人厌烦的表情来看，我马上就可以断定，这篇文章想必不怎么友善——照片编辑对此总是非常在行。我读了内容，说是华沙一家勉强维持的剧院为了庆祝苏联解体后所获得的自由，决定把《柏林谍影》搬上舞台。但是贪婪的勒卡雷（请看照片）狮子大开口，每一场演出要收一百五十英镑，“我们想，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我又看了一眼照片，确实看到了一个四处寻找猎物、对勉强维持的波兰剧院进行掠食的家伙。贪得无厌。光看那对眉毛就知道。我已经没兴趣吃我的早饭了。

保持冷静，打电话给你的经纪人。第一次电话没打通，第二次打通了。我的文学经纪人叫雷纳。我用小说家称之为颤音的语调，把那篇文章大声念给他听。他是不是，我很委婉地暗示——他有没有可能，就这一次，想象一下这都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这次是不是过于热心地帮我争取权益了？

雷纳明确表示，事情恰恰相反。经历东欧剧变之后的波兰仍在复苏、休整之中，所以他对待他们一切都好说。为了证明，他详细列举了他和那家波兰剧院定好的协商条件。我们没有每场收一百五十英镑，他向我保证，而是只收了最低标准的、少得可怜的每场二十六英镑，难道你不记得了吗？好吧，是的，事实上，我确实不记得了。除此之外，我们也免费提供版权。简而言之，确实是一个非常好心的交易，大卫，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特别为需要帮助的波兰剧院考虑的。很好，我说，却依旧十分困扰，而且怒火中烧。

保持冷静，给《泰晤士报》的编辑写份传真。自从认识这位编辑以来，我就很欣赏他的生活和作品，不过在一九九一年的时候，我还不太了解他的优点。他的回复并没有让人宽心，反而很是高傲。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非常令人火大。他说，他没看见这篇文章带来了什么伤害。而且他认为，如我这般侥幸，获得如此身份地位的人，理应学会保持宠辱不惊的态度。这不是我准备好要接受的建议。可我又能找谁去说理呢？

怎么之前没想到：当然要去找拥有这份报纸的鲁伯特·默多克[146]啦，我的老朋友！

* * *

好吧，也算不上名副其实的好朋友。我在好几个社交场合见过默多克，尽管我很怀疑他是不是还记得我。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波勒斯汀餐厅[147]，当时，我正和我的另一位文学经纪人朋友一起吃午餐，默多克走了进来。我的经纪人介绍我们认识，默多克加入了我们这桌，喝了一杯干马天尼。他和我一样大。当时，他与舰队街[148]报业联盟之间至死方休的激战正酣。我们就此稍微讨论了一下，然后，我故意以漫不经心的方式问他——可能是喝过马天尼后的醉话——他为何要打破传统。在旧时代，我轻描淡写地说道，贫困的英国人出发去澳大利亚寻求财富；而如今，一个并不贫困的澳大利亚人，反过来到英国来寻求属于他的财富。这其中是出了什么差错吗？哪怕在最好的聊天氛围下，这都是个愚蠢的问题，不过默多克依旧欣然作答。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他反驳道，“因为你们从这里开始——往上都是木头！”

说罢，他伸手在自己喉咙上比画了个一刀切的手势，表示“木头”是从那儿开始的。

我们的第二次会面，是在一处私人住宅里。他在餐桌上直言不讳地聊起他对苏联政府垮台的悲观看法。在那次晚宴结束的时候，他慷慨地递给我他的名片：电话、传真号码、家庭住址。说随时都可以找他，电话就放在他的桌子上。

就是这样，保持冷静，赶紧写份传真给默多克。我有三个条件，我这样写道：第一，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一则醒目的致歉；第二，给那家勉强维持的波兰剧院一份慷慨的捐赠；第三——还是干马天尼下的醉话吗？——共进午餐。第二天早晨，他的回复就躺在我传真机下方的地板上：

“接受你的条件。鲁伯特。”

* * *

当时的萨沃伊饭店[149]是上层大人物们专享的餐厅：红色天鹅绒，马蹄形豪华座椅，如果在更为丰富多彩的年代，这里应该是有钱绅士用来取悦他们女伴的地方。我对餐厅领班说出默多克的名字，旋即被带进一处私人包间。我来早了，默多克则准时准点，砰的一下蹦了出来。

他比我记忆中更瘦小一些，给人的感觉也比记忆中更争强好斗，他身上有事务繁忙的大人物们特有的那种轻摇臀部、骨盆紧绷，在镜头面前朝伸过来的手一步步趋近的姿态。头部和身体倾斜的角度，比我记忆中还明显，他冲着我眨眨眼，露出灿烂的微笑时，我有种怪异的感觉，好像他正把矛头指向了我。

我们坐了下来，面对面。我注意到——怎么可能不注意到呢？——他左手手指上戴着好几只令人感到不安的戒指。我们点了菜，彼此交换了几句陈词滥调。鲁伯特说，他很抱歉，刊登了关于我的那份报道。英国人啊，他说，个个都是伟大的作家，不过他们不是每次都能把事情搞对。我说，没关系，也谢谢你的迅速回应。如此这般，我们闲聊得已经够多的了。这时，他突然直勾勾地盯着我，脸上灿烂的笑容逐渐消失了。

“谁杀了鲍勃·麦斯威尔？”他质问道。

罗伯特·麦斯威尔（对于那些不记得他的人来说，还真是走运啊），他是捷克出生的传媒大亨，英国议员，据说也曾替好几个国家当过间谍，其中包括以色列、苏联和英国。年轻的时候，他作为捷克自由斗士，参与了诺曼底登陆，这为他赢得了英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英勇勋章。战后，他进入外交部，在柏林工作。同时，他也是个体形庞大、欲望无尽、热衷于炫耀卖弄的骗子和流氓，从自己公司里掠夺了四亿四千万英镑的养老金，欠下了他根本无法偿还的四十亿英镑债务。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被发现横死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150]的沙滩上，显然是从以他女儿命名的豪华私人游艇甲板上坠海身亡。

到处都流传着阴谋论。有的人觉得这摆明了是自杀，因为他无法摆脱自己的罪行。但也有人认为，他是被他曾经效力过的几个情报机构其中的某一个派人谋杀的。可究竟是哪一个，也没人说得出个子丑寅卯。为什么默多克会觉得我这儿有比其他人更好些的答案呢？不过，我还是努力给出了一个颇令人满意的答复。好吧，鲁伯特，要是我们都认同他确实不是自杀的话，那么，在我看来，这就有可能是以色列人干的，我说。

“为什么？”

我读过那些四处流传的谣言，我们俩都读过。于是，我便将它直接照搬过来：麦斯威尔，长期为以色列情报局工作，却反过来勒索他的前雇主；麦斯威尔曾经和秘鲁的“光明之路”[151]进行过交易，用以色列武器换取战略物资金属钴；麦斯威尔威胁以色列给钱，否则就把消息公之于众。

说着说着，鲁伯特·默多克已经起身，挪动他的脚步，过来握了握我的手，说很高兴再次见到我。或许他和我一样窘迫，或许只是觉得无聊了，因为此刻，他已经快步走出了包间，大人物自然是不需要签账单的，这些事情他们的手下会去做。估计整顿午餐持续的时间为：二十五分钟。

不过，时至今日，我真希望我们当时的那顿午餐能够延后几个月，因为到了那时，对于鲍勃·麦斯威尔的死因，我已经有了更多有趣的推论。

* * *

我人在伦敦，却正写着些关于新俄罗斯的东西，因此也很想见见那些加入这场淘金热中的西方投机商们。某人告诉我，巴里就是我要找的人。某人说对了。迟早都会有这么一个巴里，等你找到了他，你最好赶紧像浑身涂了胶水一样，紧紧黏住他。朋友A介绍你认识朋友B，朋友B帮不上忙说很抱歉，但也许他的朋友C可以。朋友C也没有办法，但他的朋友D刚好在城里，所以，为什么不给朋友D打个电话呢，就说你是朋友C的朋友，从他那儿拿到了朋友D的号码。然后突然之间，你就和对的人一起坐在房间里了。

巴里是个土生土长的伦敦东区小伙子，不过却在西区发迹：不属于任何阶级，还很会花言巧语，觉得要见一个作家，挺有意思，但除非有必要，否则绝对一本书都不看。另外，他还以毫不费力就能快速积累财富而闻名。他对于“有没有可能在苏联解体后大捞一票”这一主题的兴趣，远超学术讨论的层次。这一切，他告诉我，都可以解释鲍勃·麦斯威尔为什么有天会打电话找他，叫他马上抬起屁股（只有鲍勃可以这样命令他），赶紧到他的办公室去，给他提供怎样才能在一个星期内大捞俄罗斯一笔的建议。否则他就要陷入大麻烦了。

而且，是的，巴里今天中午刚好有空一起吃午餐。大卫，这是茱莉娅，亲爱的，帮我取消下午的约会，可以吗，因为我要和大卫溜到银色牛排店去，所以——打电话给玛莎，告诉她，两个人，选一个安静角落的好位子。

最重要的是，记住，大卫，巴里严肃地提醒我，先是在出租车里，接着在一块用他喜欢的方式烹制的美味菲力牛排面前，再次提起：最重要的是，鲍勃·麦斯威尔打电话给我的日期，是一九九一年七月，他被发现漂浮在海面上的四个月之前。懂了吗？如果不懂的话，就会错过所有的重点。好的。那么，我要开始说了。

* * *

“我欠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钱，”他们刚在罗伯特·麦斯威尔那间浮夸的阁楼办公室里坐定，便开始交头接耳地商量起来，麦斯威尔对巴里这样说道，“所以，巴里，我要你做的就是——把游艇拿去。”——此处的游艇，指的就是麦斯威尔后来坠海致死的那艘“风信子小姐号”，又或者他被推下海的时候已经死了——“在上面待个三天，最多也就三天，然后给我带个提案回来。现在赶紧滚吧。”

当然，巴里也可以好好从中分一杯羹，否则他才不会没事跑去坐在那里，不是吗？——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酬劳，再算上真正开始办事时能拿到好处的概率。他并没有真去搭乘那艘游艇，因为游艇不属于他的风格，不过，他在乡郊野外有个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好好地来上一场头脑风暴。二十四小时后——不是鲍勃给的三天——他就带着自己的提案回到了阁楼办公室里。实际上呢，大卫，那可是三个提案。它们绝对都是万全之策，必定成功，保证带回丰厚的利益，尽管他自己能够拿到的分成比例很可能大不相同。

第一个提案，鲍勃，他跟麦斯威尔说道，是你的石油，这办法再明显不过了。如果老戈同志能把最近即将开始竞标的、那些高加索国家的石油特许经营权的其中一份偷偷塞给你，那你就可以转手把特许经营权拍卖给那些石油大亨，或者干脆直接出租油井，坐收租金。无论哪个办法，你都可以好好赚上一大笔，鲍勃——

那不利因素呢？麦斯威尔打断他。这办法有什么该死的缺点？

你的不利因素，鲍勃，就是时间问题，你自己也曾经跟我说过，时间是你面临的大问题。像这种大规模的石油交易，不可能一夜搞定，就算你在克里姆林宫的兄弟们使劲帮你也难，所以，一旦你没有那种东西可以拿出来马上拍卖，也就——

也就没有该死的钱可赚咯，下一个？

我的下一个提案，鲍勃，是你的废金属。我这儿讲的，可不是推着手推车走过电缆街[152]，在窗户底下叫卖的那种废铁。我说的是有史以来最好、最优、顶级品质的金属制品，是那些堆积如山、在计划经济管制时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不计成本大量制造的东西：比如，大批搁在那儿生锈的坦克和武器、废弃的工厂、无用的发电站，还有其他一些五年计划、七年计划或者其他不知道叫什么的计划遗留下的废弃物。但是，在你的全球市场里，鲍勃，那些东西意味着价值连城的、未经加工的金属，正等着像你这样的人来利用。而且，除了你之外，俄罗斯没人需要这些东西。所以，你大可以帮俄罗斯一个忙，把这些废弃物给处理掉。我们克里姆林宫的兄弟会专门写一封信来感谢你的费心帮忙，接下来，只要打几通电话给我认识的那帮搞金属的家伙，你就大功告成了。

除了会有什么问题？

是说你的不利因素吗，鲍勃？就是你做金属回收所要付出的代价。在这个节骨眼上，由于你个人的高知名度，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你呢。我会这样说，是因为迟早会有人来问，为什么是鲍勃·麦斯威尔来清理这些东西，而不是某个优秀的俄罗斯人。

于是，麦斯威尔又很不耐烦地问巴里第三个提案是什么。巴里说，你的血，鲍勃。

* * *

“你的血，鲍勃，”巴里跟鲍勃·麦斯威尔说道，“在任何一个市场里都是极具价值的商品。你们俄罗斯人的血，只要妥善提取和营销，就会实实在在地变成一座金矿，真的。你们俄罗斯人很爱国，要是俄罗斯人在收音机里听到，在电视上看到，或者在俄罗斯报纸上读到——国内发生大灾难，某个地方有小型战争，或者是火车撞击事故，飞机坠毁，还是地震、油管爆炸、恐怖分子炸毁集市之类的，你们俄罗斯人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他会马上跑到最近的医院去捐血。捐血啊，鲍勃，不要钱。这是他作为一个好公民应该去做的，好几百万加仑的血。他们就排队等候，安静地站在队伍之中，这是他们很习惯的事，然后就去免费捐血。这是他们俄罗斯人内心善良的体现，一分钱都不要。”

讲到这里，巴里停顿了一下，恐怕是觉得我万一要问什么问题。不过，我却想不出有什么问题好问，或许是因为我突然觉得有些毛骨悚然，觉得他努力推销的对象不再是罗伯特·麦斯威尔，而是我。

“所以，如果给你无限供应的俄罗斯鲜血，一分钱成本都不用，”巴里继续说了下去，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你还需要别的什么东西吗？在俄罗斯，如何组织起这件事来，是你第一要担心的事情。输血的服务已经有了，所以集血算是没什么问题，不过你还是要加快速度。接着就是配送的问题。俄罗斯的每个城市里都有血液冷藏贮存仓库，所以你要做的，只是提高贮存量。更大、更好、更多的储藏仓库。谁会支持你的运作？苏联政府啊，不然还有谁。苏联政府，出于他们的善心，要让全国的捐血服务都得到改善，并且加以现代化。不过这其实是早就应该完成的，老戈同志正好给自己一个顺水推舟的机会。苏联财政局会集中补助这次的运作，每一个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都会按照商定的比例，把血送到中央血库去——在莫斯科，靠近你的其中一个机场——当作补助的抵偿。你的莫斯科中央血库，在并非官方性地需要用到这些血液的时候，该做什么呢？非特定的全国性特大突发事件。那你要做什么呢？你弄几架有冷藏设备的波音747飞机，往返于谢列梅捷沃机场和肯尼迪机场之间。你不用真去买这些飞机。把这事留给我。把血运送到纽约，途中找几个专家做艾滋测定——我认识几个能够运作这些事的小伙子。你知道，在全球市场上，那些人会为一加仑做过艾滋筛选检查的高加索血液付多少钱吗？我告诉你……”

那有什么不利因素呢？这一次，提问的人是我，而不是麦斯威尔，巴里仿佛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似的摇了摇头。

“大卫，没有任何不利因素。这次的血液交易，肯定像上了发条一样运转顺利。这种时候，要是有人做这门生意还做不顺，我才觉得惊讶呢。”

那鲍勃为什么没做呢？

日期啊，大卫，不是吗？巴里再次提到他一开始讲故事时便提醒我一定要注意的重要日期。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记得吗？老戈同志一心想要拉回自己的权位。党内分崩离析，叶利钦还在他身后虎视眈眈。然后，到了秋天，各个共和国都宣称要独立，没有人会再把血源送往莫斯科。他们估计还觉得莫斯科应该要送点什么东西来跟各个共和国进行交换呢。”

那你的朋友鲍勃呢？我问。

“鲍勃·麦斯威尔又不是瞎子，他也不傻，大卫。他知道老戈同志一旦撑不住，这门鲜血生意就完蛋了，他最后一个机会也就没有了。如果他再多撑一个月，就会看到苏联这艘大船的永远沉没，老戈同志也跟着船一起沉没了。鲍勃知道，这个游戏已经结束了，所以他也不撑了，不是吗？”

在我最后写成的小说里，我用了巴里关于俄罗斯血源交易的想法，但是没有我原本设想中展现得那么震撼，可能是因为没有人为此而自杀吧。

* * *

不过，关于我和鲁伯特·默多克在萨沃伊饭店的二十五分钟午餐，还有个后续的小插曲。默多克的一个前任助理，写下了他的前任雇主因为旗下报纸的电话窃听事件，被英国议会传唤作证前的情况。他描绘说，默多克的顾问要他先取下左手上戴着的那排金戒指，然后再在台上用凝重的声音告诉观众们，这是他这辈子最谦卑的一天。

第二十章
花园里最大的熊

我这辈子见过两个克格勃首脑，两个我都很喜欢。尤其是在克格勃改名之前（尽管改名，也没能抵销其原本留下的污点），最后一任在位的瓦季姆·巴卡京。有个聪明人说，情报部门就像是房子里的线路系统：新的户主搬了进来，按下开关，亮起的却依然是旧灯。

一九九三年，从已经覆灭的克格勃退休的瓦季姆·巴卡京，正在他面前的涂鸦板上一支一支地画着散乱的箭。这些箭上讲究地配上了羽毛和细长的箭杆。但是，箭身画到一半时就纷纷九十度大转弯，变成了回旋镖状。每一支箭头都指向不同的方向，有的甚至飞出了画布。他画这些的时候，正全神贯注地坐在我俄罗斯出版商会议室里的长桌旁，如同百夫长般宽阔的脊背弓了起来，脑袋僵硬地垂在肩膀上，那样子仿佛就像仪仗队正在进行检阅。他那张印刷质量极差的名片上用英文印着“改革基金”“经济和社会改革国际基金会”的字样。

他体形健壮，发色姜黄，一副北欧人的长相，脸上挂着悲伤的微笑，有着布满斑点、非常能干的双手。他在新西伯利亚出生、长大，本来是一路担任工程师、建设部主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内务部长的。然后，到了一九九一年，在令他颇感意外，而且并不开心的状况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递给他一杯毒酒：让巴卡京为自己掌管克格勃，并将其好好整顿一下。坐在巴卡京本人面前，听他娓娓道来时，我能很好地想象出到底是什么推动戈尔巴乔夫把这项工作交给他的——巴卡京特有的正直作风。他的正直有一种持之以恒的做派，甚至到了固执的地步，令他在仔细审查问题，并仔细权衡答案之前，都会陷入令人不安的沉默中。

“克格勃方面并不喜欢我给出的种种建议。”他研究了一下，又在涂鸦板上添上了另一支箭。仿佛后来才想起来似的，他又补充道，“这并不是个轻松的工作。”

他的意思是：在某个夏日早晨，径直走进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克格勃总部，一举清除专制作风，并且提供一个全新的、受过净化、有社会服务意识的情报组织机构，以符合戈尔巴乔夫所设想的、民主化重构后的俄罗斯，这一切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巴卡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将是极为艰难的过程。但他当时对此到底有多了解，却没有人能够猜到。他是不是清楚克格勃本身就是个流水线型的盗贼式统治机构，早就已经将大量的国有现金和黄金储备纳入了口袋，并且藏在了海外？他是不是知道这个机构的首领和国内的组织犯罪集团长期勾结、密切合作？还有，他知不知道，机构里许多人都是拥护斯大林主义的守旧派，视戈尔巴乔夫为史上最大的破坏者？

无论巴卡京知不知道，他表现出来的“开放性”态度在全球情报机构历史上都绝无仅有。接任不到几个星期，他便交给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罗伯特·斯特劳斯一张图表，还附带了一份使用手册，列出了克格勃通讯小组在指定用以替换美国大使馆旧址的、新的使馆建筑里安装的全部窃听设备的具体位置。根据斯特劳斯所言，巴卡京的这个表示是“毫无条件的，纯粹出于合作与好意”。另据莫斯科一些风趣幽默的人说，当美国清理工们移除了克格勃安装的窃听设备之后，这栋建筑也已千疮百孔，差不多快要倒塌了。

“有这些技术人员在，你什么都不能确定，”巴卡京诚恳地向我袒露道，“我告诉斯特劳斯，从他们身上，我最多也只能找到这些。”

巴卡京这个开放性的英勇行为所收获的回报，是他所领导的这个组织对他本人的勃然大怒，说他是“叛徒”的骂声四起，最后，他被罢黜了。在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下，很短一段时间内，克格勃被拆分成了许多不同的部门。后来只有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亲自带领之下，才得以迅速复活，换了全新的名字，拥有更大的权力。毕竟，普京本人就是旧克格勃的孩子。

回到他那堆散乱的箭上，瓦季姆·巴卡京对间谍行动的意义本身陷入了沉思。以此为生的人们都执念太重，无法触及正常的生活，他说，他进入与离开间谍事业的时候，都是一个新手。

“你比我了解得多。”他突然抬头说道。

“不，不是这样，”我反驳道，“我也是个新手，我做这份工作的时候还很年轻，而且三十年前就离开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都是靠着自己说的俏皮话来过活。”

他又画了一支箭。

“所以这是个游戏了。”他说。

他的意思是，我是个游戏吗？还是整个间谍产业是个游戏？他摇了摇头，仿佛在说我指的是什么都无所谓。突然之间，他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信念被剥夺之人的迷惑呐喊。这个世界该何去何从？俄罗斯将何去何从？他是社会主义者，他说，他从小就是社会主义者：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唯一的真理道路。好吧，事情出了差错，权力落到了错误的人手上，党走了一些弯路。不过，我还是相信，我们永远都是这个世界趋善的道德力量。可是，我们现在成了什么？道德力量又在哪里？”

* * *

这两个人之间的对比实在太强烈了：新西伯利亚出生的巴卡京，受的是工程师教育，善于自省，是党的坚定拥护者。而在格鲁吉亚长大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153]，一半犹太人血统，拥有当医生的母亲和受过政治迫害的父亲。他是学者、阿拉伯问题研究专家、政治家、院士，同时也精通求生技能——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在以绝不会对冲突方心慈手软而闻名的情报系统中工作。

不像巴卡京，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接管克格勃，乃至任何重量级情报机构都非常够格。他年轻时是苏联外勤情报员，以“马克西姆”为化名，在中东和美国进行情报工作，一会儿担任莫斯科电台的特派员，一会儿又变成《真理报》的文字记者。外勤工作期间，他在苏维埃政权里的学术和政治地位仍在不断地走上坡路。苏维埃政权结束之后，他所拥有的权力并没有就此告终，所以，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他在担任新成立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五年之后，被提拔为俄罗斯外交部长。任职期间，他曾亲自到伦敦与英国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154]讨论北约问题。

就在那天晚上，我和妻子在毫无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被请到肯辛顿花园的俄罗斯大使馆与普里马科夫及其妻子共进晚餐。当天早上，我的文学经纪人在办公室里接到一通上气不接下气的电话，是从里夫金德的办公室打来的：外交大臣需要一本我签名的书，送给他的俄罗斯同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

一本特定的书，还是随意哪本？我的经纪人问对方。

《史迈利的人马》，他马上就要。

我身边并没有留自己著作的样书，不过，我还是想方设法找出了一本整体状况还不错的《史迈利的人马》精装本[155]。肯定是因为国家经济状况欠佳，里夫金德办公室没说会专门派遣信差过来取书，于是便由我们这边打电话叫来一个，把书包好，写上“SWI，外交部，里夫金德收”，接着便送了出去。

几个小时后，办公室又来了通电话，说并没有收到书，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我妻子给之前请的那个信差疯狂打电话，结果对方回应说，您的包裹已经在几点几分送达外交部，而且还是由收件员签收的。我们赶紧把这个消息转达给外交部办公室。噢，天啊，一定是被该死的安全部门给扣住了，我们来查。他们查了，那本书，应该是被拿去闻了闻，摇了摇，用X光射线照了照，就这样，他们从该死的安全人员那里把书抢了过去。里夫金德很可能还在我的名字旁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以外交大臣对外交部部长的身份，添上了一两句展现合作友谊之类的话语。具体写了些什么，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不论是我的经纪人还是我本人，都没有再接到里夫金德或者他私人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 * *

好了，该是着装打扮，去喊出租车的时候了。我妻子特地购入了一盆白色兰花送给我们的女东道主，也即俄罗斯大使夫人。我则收拾了一大袋书和一些录像带，打算送给普里马科夫。我们叫的出租车把我们放在了俄罗斯大使馆外面。大使馆里连一盏灯都没有亮。我是非常讲究准时准点的人，所以我们提前了十五分钟到达。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几码之外的地方，停着一辆红色的外交警车。

晚上好，警官。

晚上好，先生，夫人。

我们有个小问题，警官。我们来参加俄罗斯大使馆的晚宴，不过我们提早到了，又带了礼物给我们的东道主。现在我们想先去肯辛顿花园散散步，可以把礼物托你们照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先生。但是恐怕不能摆在这辆车上。请放到那边的人行道上，我们会替你们看着。

我们把包裹放在人行道上，散了散步，回来，拿起幸好在这段时间里没有爆炸的包裹。我们走上大使馆的台阶。这时，灯光陡然一亮，前门打开了。几个块头巨大、身穿西装的男士狠狠瞪着我们带来的礼物，其中一个伸手接过兰花，另外几个打开了我的包裹。在他们的点头示意下，我们进入了金碧辉煌的会客厅。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不合时宜的记忆开始向我袭来。当我二十多岁，还是个全心为英国服务、胸怀远大抱负的年轻间谍时，曾在这个会客厅里参加过许多次可怕的英国——苏联友好会议。会议结束后，又被表现得过于友善的克格勃人才探子带到大使馆楼上，观看了数不清多少遍的爱森斯坦导演的《战舰波将金号》[156]，回答一个又一个极有礼貌的询问，关于我的生活、女友、政治倾向、抱负等等，实际上，这些都只是白费心机地想让我成为苏联情报部门招募的目标，进而成为在英国主子们眼里梦寐以求的双面间谍。不过这一切企图并没有实现，就当时苏联在我们情报组织里渗透的规模来看，这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或者也许只是我不对他们的胃口罢了——在这点上，就连我自己也不感到有什么意外。

回溯当年，这个漂亮会客厅的角落里也有一个小吧台。被安排给大家倒常温白葡萄酒的同志，强壮得足够横穿拥挤的人群。那个吧台还在，今晚负责吧台的，却是个年过七旬的俄罗斯老婆婆。

“你想要喝一杯吗？”

“非常想。”

“想喝什么？”

“苏格兰，谢谢，两杯。”

“威士忌？”

“是的，威士忌。”

“你要两杯？她也要吗？”

“是的，加苏打，不要冰，谢谢。”

“水呢？”

“水也可以。”

不过，我们还没来得及小抿一口，会客厅的双开门便突然敞开，普里马科夫在他夫人和俄罗斯大使夫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俄罗斯大使和一群穿着薄西装、皮肤晒得黝黑的权贵人士。普里马科夫在我们面前停下，露出了漫画似的笑容，对着我的杯子伸出一根手指，摆出责难的动作来。

“你喝的是什么？”

“苏格兰威士忌。”

“你人在俄罗斯，喝伏特加。”

我们把喝都没来得及喝的苏格兰威士忌递还给俄罗斯老婆婆，加入众人组成的队列，以轻步兵般的步速走向优雅的、大革命前沙俄风格的餐厅。一张长桌，以蜡烛来照明。我按照指示就座，和对面的普里马科夫隔着三英尺的距离。我的妻子和我坐在同一侧，相隔两个座位。她看上去比我镇定得多。一个宽厚肩膀的服务生在我们的杯子里斟满了伏特加——满到了杯顶。我猜，普里马科夫已经给自己灌过一两杯了。他整个人非常愉悦，非常开心，他的妻子坐在他身边，一头金发，是位漂亮的爱沙尼亚医生，浑身散发着母性的光芒。他的另一边坐着他的陪同翻译，但是，普里马科夫更喜欢以他自己富于活力的语气直接用英语对话，偶尔才需要翻译帮他提词。

有人告诉我，穿薄西装的那些权贵人士，是从中东各地被招来伦敦开会的俄罗斯大使。整桌人里面，只有我和我的妻子不是俄罗斯人。

“你可以叫我叶夫根尼，我叫你大卫。”普里马科夫跟我说。

晚宴开始了。当普里马科夫说话的时候，所有人都不再开口。他会在思索良久之后突然开口，只在想不出该用哪个词时才会询问翻译。就像我见过的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他的讲话不存在闲聊时间。这天晚上普里马科夫讲话的主题依序是：萨达姆·侯赛因、老布什总统、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以及他本人试图阻止海湾战争却未能成功的经历。他是个才思敏捷、光彩夺目、善于沟通的人，而且极富魅力。他的目光绝不会轻易放过你。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停顿一下，冲我微微一笑，举起杯子——那是敬酒的意思。我也举起杯子，报以微笑。每个客人想必都配有一个拿着整瓶伏特加的侍者，我肯定是有一个专门的人的。第一次到俄罗斯时，有位英国朋友告诉我，当你不得不马拉松似的一直被灌伏特加时，那你就要坚持只喝伏特加，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要求改喝致命的克里米亚沙克特（香槟酒），我之前从未像现在这样感激过他的忠告。

“你知道沙漠风暴行动[157]吧，大卫？”普里马科夫问我。

是的，叶夫根尼，我知道沙漠风暴行动。

“萨达姆，是我的朋友，你知道我说的朋友是什么意思吗，大卫？”

知道，叶夫根尼，我想我知道你说的朋友是什么意思。

“萨达姆，他给我打了电话。”普里马科夫越说越愤慨，“‘叶夫根尼，给我留点面子，把我带出科威特。’”

他停顿了好一会儿，让听众们清楚认识到萨达姆这个请求的重要性。慢慢地，我们都了解了。他这是在告诉我们，萨达姆·侯赛因曾经请求他说服老布什，让他的军队可以有尊严地撤出科威特——也就是所谓的“给他留点面子”——这样一来，美国和伊拉克之间就不必开战了。

“所以我就去找布什，”他继续说，提起布什的名字时，明显十分生气，“这个人，”——他停了下来，紧张地和翻译讨论了一下。即便普里马科夫刚才确实打算从嘴里蹦出些态度强硬的词汇去形容老布什，现在也已经重新调整了用词。

“这个布什不希望展开合作，”他很不情愿地说道，脸上露出愤愤不平的神情，“所以，我就到英格兰来了，”他说下去，“对于你们英国，你们的撒切尔夫人，我来——”他又急忙和翻译商量了一番，这一次，我听到一个俄语词“dacha”（指郊外别墅），这是我唯一听懂的词。

“契克斯[158]。”翻译说。

“所以，我来到契克斯。”他大手一挥，要我们安静下来，但其实大家早已安静下来，“整整一个小时，这个女人都在教训我。他们就想要战争！”

* * *

当妻子和我走下俄罗斯大使馆的前门台阶，回到英国领土时，已经过了半夜。一整个漫长的夜晚里，普里马科夫询问过我哪怕一个私人或者政治问题吗？我们讨论到了文学、间谍、生活吗？如果我们确实讨论过，那我也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唯一记得的，只有他似乎希望我对他的挫折感同身受的努力；也希望我明白，他作为一个专门调解争端的中间人，和一个有理性的个体，已经竭尽全力去阻止战争了——他的努力之所以会失败，全怪那两个以愚蠢出名的西方领袖。

这故事还有个讽刺的尾声，是我最近才得知的。那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小布什当权后，马上再次入侵伊拉克，普里马科夫飞赴巴格达，力劝他的老朋友萨达姆把手上不管是有还是没有的无论是什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统统交给联合国，以便妥善保管。而这一次，对他置之不理的不是小布什，而是萨达姆了，理由是美国绝对不敢对付他们：他们之间有太多共同秘密了。

那晚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普里马科夫，也没有再跟他说过话。我们之间没有书信往来，也没有邮件交流。时而会有通过第三方传达过来的邀请：告诉大卫，随时欢迎他到莫斯科来。诸如此类的。但是，普京的俄罗斯吸引不了我，所以我也就没有去拜访他。接着，在二〇一五年的春天，我收到一则消息，说他病倒了，问我可不可以寄更多的书给他看。因为没有人告诉我到底是哪几本，所以妻子和我打包了一大箱精装书。每本书上我都签了名字，加了题词，用快递寄到了他们给我的那个地址，结果却被俄罗斯海关给退了回来，说一次寄了太多书。于是我们便把这些书拆分成好几个小包裹，分开寄出，推测应该是顺利穿过了重重防线，尽管没有收到任何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回音。

如今也不会再有任何回音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他读到这些书之前就已去世。我听说，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写了一些关于我的好话，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在我正奋笔疾书的此刻，心里很想把这本回忆录弄到手，不过，那书可在俄罗斯啊。

时隔多年，我是怎样看待那个夜晚的呢？很久以前我就发现，偶尔和重要人士面对面时，我所有的重要能力似乎统统丢到了九霄云外，我所能做的，只是身在此处，亲耳聆听，亲眼得见。对普里马科夫而言，我仅仅只是属于某个夜晚的奇珍异物，消遣时间的娱乐方式罢了，不过同时，我也很乐意去认为，这是他对一个作品耳熟能详的作家讲出心里话的机会。

瓦季姆·巴卡京同意与我谈谈，只是帮朋友一个忙，不过，将心比心，我也很乐意去认为，是我给他提供了一个让他能够说出心底感受的机会。虽然以我的出身背景，与全球焦点人物交往的经历实在有限，但我认为，这些人对于自己周遭发生的事情也迷惑不解。事实上，他们向来以自我为中心，这让他们更难以感受到周遭的一切。有位前往莫斯科的美国访问者曾经询问普里马科夫，他觉得自己最像我书里的哪个人物；

“噢，当然是乔治·史迈利！”

* * *

欧德里希·切尔尼克[159]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该和当年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巴卡京和普里马科夫相提并论。一九九三年，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四年之后，欧德里希·切尔尼克——朋友们都叫他老欧——接管了捷克对外情报组织。听从同为异议人士的、他的老朋友和老同僚瓦茨拉夫·哈维尔[160]之命，切尔尼克想把这个机构改造得更适应西方间谍世界一些。在当政的五年时间里，他和英国的军情六处建立起了十分紧密的联系，与后来在托尼·布莱尔政府时期出任军情六处局长的理查德·迪尔洛夫之间的关系尤为热络。切尔尼克刚从局长位置上退休，我就前往布拉格探访他。我们在一起待了很多天，有时候待在他和其多年伴侣海伦娜一起居住的小公寓里，有时又在分布全城各处的地窖酒吧里随意挑选一家，在布满洗刷痕迹的松木桌边喝苏格兰威士忌。

在得到这份工作之前，切尔尼克和瓦季姆·巴卡京一样，对情报工作一无所知。恰如哈维尔解释的，这正是他们会挑选他的原因。他接手后，完全不敢相信自己一脚踏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世界：

“这些混蛋压根儿不知道他妈的冷战已经结束了。”他在阵阵大笑之后大声呼喊道。

很少有外国人能够自信到用英文来骂脏话，不过切尔尼克是个例外。“布拉格之春”[161]期间，他拿到了奖学金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162]求学，所以，他应该是在那里学到了这项本事。回到再次屈服于俄罗斯之下的祖国之后，他白天翻译儿童图书，晚上匿名撰写革命宣传册。

“我们竟然有人在监视德国！”他用无法置信的语气继续说道，“在他妈的一九九三年！我们有人带着警棍在街上巡逻，寻找那些神父和反党分子，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给我听着，”我对他们说，“我们不再干这档子事了，我们是他妈的民主国家！”

切尔尼克说话就像一个刚出狱的人一样慷慨激昂，他这么做确实有充分理由。他天生就是反共产主义分子，也出生在反共产主义的家庭。他的父亲战时是一名捷克抵抗力量成员，曾被纳粹囚禁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接着又被共产党那帮人以叛国罪关了二十年。他童年最初的回忆之一，就是监狱暴徒们把他父亲的棺材丢在了家门口的台阶上。

所以，这位拥有英国文学学士学位的捷克作家、剧作家和翻译家会选择终身与政治独裁者们做斗争，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他一再被克格勃抓去传讯审问，遭受未能成功吸收他的捷克情报组织的迫害，同样也不足为奇。

有意思的是，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彻底分家之后，尽管他一再声明，他实在是能力不足，无法接管手下那些间谍，他还是在这个位置上坐了长达五年之久，并且在退休时享有很高的声誉，还继续担任老友哈维尔所创立的人权发展基金会的执行秘书长。至于他自己创立的智库“安全研究”，在十五年之后——也就是他逝世三年之后，仍在蓬勃发展。

* * *

切尔尼克过世后不久，我在伦敦的捷克驻英国大使举办的私人午餐会上，偶遇上了年纪的瓦茨拉夫·哈维尔。他看起来很疲惫，健康状况明显不佳，单独坐在一边，大部分时候都沉默不语。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但是，我竟然胆怯地走上前去，提起了切尔尼克的名字，说我和切尔尼克一起，在布拉格度过了一段很愉快的时光。听到我的话后，他突然脸上一亮：

“那你运气真的很好。”说完之后，他还微笑了好一会儿。

第二十一章
在印古什人之中

我曾经听说过伊萨·柯斯妥耶夫的大名，不过，如果你现在还不到五十岁，那你很可能从未听过这个名字。他是俄罗斯掌管重大犯罪部门的警官。一九九〇年时，他非常有技巧地诱导了连环杀手安德烈·奇卡提罗[163]供认其罪行。安德烈，这个乌克兰工程师总计杀害了五十三人。柯斯妥耶夫现在是俄罗斯国会议员，精力充沛，直言不讳，为北高加索的人民，特别是他自己的同胞印古什人[164]，争取到了更多的尊重和公民权利。他认为，外界并不了解印古什人所面对的命运。

他刚出生的时候，恰逢斯大林宣称车臣和印古什人与德国侵略者们同谋——他们明显没有这样做过。整个印古什地区居民——包括他的母亲——被强行驱逐到哈萨克斯坦的奴役劳改营进行劳动改造。他童年的早期记忆之一，就是看着俄罗斯警卫们骑在马背上，拿着鞭子抽打弯腰摘玉米的母亲。印古什人，他沉着脸说，对所有的侵略者都极度痛恨。等到斯大林死后，苏联方面才勉强同意让他们返回家乡，但这时，他们却发现自己的家乡已经被分给了奥塞梯人[165]，一个来自高加索山脉南麓的基督教掠夺者部落，换句话说，也就是已过世的斯大林的手下。不过，最令伊萨·柯斯妥耶夫感到气愤的却是普通俄罗斯人对他们民族展现出来的种族歧视态度。

他怒气冲冲地拉扯了一下自己具有亚洲特征的鼻子和耳朵，“我随时都有可能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被捕，就因为我长这个样子！”接着，他连一句抱歉都没说，就又改变了比喻，说印古什人就是俄罗斯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先是把我们逐出我们自己的城镇和乡村，接着又因为我们活了下来而痛恨我们。”

他告诉我，他会弄一组人，带我一起去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瞧瞧。为什么不呢？这是个顺口提起的邀请，不过我马上就意识到，他是认真的。我们可以一起探寻壮丽的风景，可以一起见见印古什人，然后，我就可以自己对事实做出判断了。在脑筋还没有转过来弯的时候，我就已经回应说我很荣幸，再乐意不过了，于是我们当即握手敲定，共赴印古什——那是在一九九三年。

* * *

所有最好的审讯者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审讯方法，有些人学着把自己的个人特色转化为劝服的武器，有些人则把自己嬗变成甜言蜜语的化身，有些人则力图恐吓或者引起不安，还有些人会用自己的坦率和魅力来彻底征服你。至于身材健壮、性格异常坚韧、情绪难以抚慰的伊萨·柯斯妥耶夫，则会从刚见面的那一瞬间就开始灌输给你一种想要竭力去讨好他的冲动。不管你怎么说，怎么做，似乎都很难消除伴随着他友善的、上了年纪的微笑而带来的、永恒悲伤的气息。

“那奇卡提罗呢？”我问他，“你是怎么有所突破的？”

他沉重的眼皮半垂下来，发出一声轻叹。“通过他呼吸时的恶臭味，”他长长地抽了一口烟后，答道，“奇卡提罗吃掉了受害者们的私处。经年累月，这一嗜好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消化系统。”

双向无线电咔咔作响。我们头挨着头坐在看似没有尽头的暮色当中，这是在莫斯科一座摇摇欲坠老房子的顶楼，窗帘全都拉上。武装人员敲了敲门，进来，交换了几句话，又走了出去。他们是警察吗？抑或印古什爱国人士？我们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安全屋里？是的，他说的没错：我身处流亡者之中。这位只是简单介绍说自己是“检察官”的严肃年轻女子，就如同萨拉赫·塔马利在西顿或者贝鲁特的战士们的其中一员。呼哧呼哧作响的影印机，古老的打印机，吃了一半的三明治，满到溢出来的烟灰缸，以及一罐罐温热的可乐，都是巴勒斯坦自由斗士们维持其脆弱存在的必备物品。还有柯思妥耶夫绑在自己屁股上的那把巨大手枪也是如此，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他时不时地要把那柄手枪取下来，贴放在自己大腿处，以便取得更多心灵慰藉。

我之所以会对印古什感兴趣，有部分是因为——正如柯斯妥耶夫所说——西方世界似乎连听都没听过这个地方：我美国的文学经纪人甚至还问我，这是不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地名。不过，对此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在旅行当中，已经越来越被冷战结束之后这些附属国家的命运所吸引。而且，也是基于同样的好奇，让我在不同时期先后造访了肯尼亚、刚果、中国香港和巴拿马。九十年代初期，北高加索各个伊斯兰共和国的未来仍旧摇摆不定。冷战时期的“利益范围”是否会继续存在？俄罗斯从枷锁之中被解放出来，或许他们南方的附属国也想从俄罗斯的掌控之中获得自由？倘若如此，他们与俄罗斯熊之间由来已久的战争是否又将重启？

简短的回答，就跟我们现在都知道的一样——没错，他们确实重启了战争，并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在我和柯斯妥耶夫谈话的彼时，亚洲国家叫嚷独立的喊声简直震耳欲聋，似乎没人可以预见——或者说，就算他们预见到了，也不在乎。

我原本计划把我的新小说设定在车臣，但是，在认识了柯斯妥耶夫之后，我变得更加中意车臣旁边的印古什起来——这是个小到让人毫不在意他们存在的小国。回到康沃尔的家中，我开始为我们约定好的旅行做准备。我申请了签证，在柯斯妥耶夫的协助之下，也顺利拿到了。在彭赞斯[166]的运动商店，我买了一个帆布背包，而且，还意外买到了一条可以藏钱的皮带，估计在我的旅途之中将会使用到。我试着使自己变得更加健壮一些，以免在到达欧洲最高的山脉时丢脸。我试图联系专门研究俄罗斯穆斯林群体的英国学者们，结果就跟你每次开始认真钻研某个问题时一样，当真找到了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在这里，慷慨激昂的学者们所言所语无不围绕着北高加索山。我加入其中，成了一名临时且资历最浅的会员。与此同时，我还结交了流亡在欧洲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不少知识。

柯斯妥耶夫比较喜欢通过非高加索的中间人进行联络，我虽并未深究，但也完全可以理解。他说我应该准备足够的美国香烟和一些小装饰物。他建议买一只便宜的镀金手表，一两个“之宝”牌打火机，几支有金属外壳的圆珠笔。因为火车在往南行驶的时候，有可能会被土匪们拦下来。不过这些土匪倒也挺识时务的，柯斯妥耶夫坚称，他们不想杀任何人，只是觉得自己有权向每个经过他们领地的人征收一点过路费罢了。

他把我们的保镖人数精简为六人——六个人也足够了。我买了一些小装饰品和“之宝”牌打火机装进我的帆布背包。就在我准备启程前往莫斯科，再转赴纳兹兰[167]的四十八小时之前，我们的中间人打来电话，说行程取消。“有关当局”无法保证我的安全，希望我能等到事态平息之后再出发。我也始终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有关当局”，不过几天之后，当我打开电视看到晚间新闻时，就觉得我实在应该感谢他们——红军对车臣展开了大规模地面与空中袭击。临近的印古什似乎也被卷进了战争之中。

* * *

十五年过去了，当我在写作《头号罪犯》时，选择了车臣，作为笔下那个无辜卷入所谓反恐战争的俄罗斯年轻穆斯林的出生地。并且，我叫他伊萨，以纪念伊萨·柯斯妥耶夫。

第二十二章
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获奖

一九八七年秋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妻子和我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家中餐厅请客吃午饭。其中一位客人就是约瑟夫·布罗茨基[168]：他是个流亡的俄罗斯人、曾经的苏联政治犯、诗人，被众多仰慕者认作俄罗斯的灵魂。我们和约瑟夫认识了很多年，交往时断时续，不过老实说，为什么单单在今天，会被叫来请他吃午饭呢？

“无论你怎么招待他都可以，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要再让他喝酒或者抽烟。”他在伦敦的东道主、一位在文学圈内人脉很广的女士警告道。尽管心脏一再出问题，他还是烟酒不拒。我说，我一定尽量避免，不过，据我对约瑟夫的些许了解，他这人想做什么就会去做什么的。

约瑟夫本身并不是个很容易交流的对象，但在这天午餐会时，他却异常活泼，这都归功于他完全不顾我妻子的婉言相劝，灌了好几大杯黑标威士忌，抽了好几根烟，又像小鸟啜饮似的喝了些鸡肉面条汤。

就我的经验而言，文学圈的人除了抱怨自己的经纪人、出版商和读者之外，彼此之间很少有话题可以交流——至少我是这样——而且，事后回想起来，我也很难想出我们究竟聊了些什么，因为我们之间的差异大到不能再大。我读过他的诗，觉得我需要使用单独出版的解读手册才能看懂，我喜欢他的散文随笔——特别是他写自己被囚禁在列宁格勒的那一篇——而他对已故诗人阿赫玛托娃[169]的敬仰，也很令我感动。但是，如果硬要我猜，我会说，我的书他肯定一个字也没读过，当然，他也没有义务去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度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时光，直到约瑟夫那位高挑优雅的女主人出现在了中餐厅门口，看起来神色严峻。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只要看一眼我们桌上的酒瓶和飘浮其上的烟气，她大概就要劈头盖脸地训斥我们，责怪我们让约瑟夫如此放纵。但我很快就发现，她正在拼命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

“约瑟夫，”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你得奖了。”

漫长的沉默，约瑟夫抽了一口烟，皱眉看着烟雾。

“什么奖？”他低声咆哮道。

“约瑟夫，你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约瑟夫迅速抬起一只手，掩住自己的嘴巴，仿佛在拦住即将脱口而出的惊讶叫声。他转头看向我，好像是要向我求救：他当然会这么做，因为无论是我妻子还是我本人，都对他入围诺贝尔毫无概念，更别提知道今天是宣布得奖的日子。

我选择向那位女主人提一个最为一目了然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有一大堆专程从斯堪的纳维亚赶过来的记者，他们现在正守在门口呢，约瑟夫，他们想要恭喜你，采访你。约瑟夫！”

约瑟夫痛苦的眼神还在恳求我。做点什么吧。那双眼睛似乎在说。帮我脱身吧。我再次转头跟他的女主人说道：

“说不定，那些斯堪的纳维亚记者是来采访所有入围的人的，不只是获奖人。是全部的人。”

走廊上有部公共电话。在伦敦接待约瑟夫的这位女主人知道，他在美国的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已经为了亲自见证这个时刻飞到伦敦来了。这位果断的女人立刻打电话到罗杰入住的酒店去找他。当她挂掉电话时，脸上露出了微笑。

“你现在必须要回家了，约瑟夫。”她温柔地说道，并且碰了碰他的肩膀。

约瑟夫灌了最后一口他最爱的苏格兰威士忌，以极其缓慢的速度站起身来。他拥抱了女主人，接受她的祝贺。妻子和我也表达了祝贺。我们四个人站在阳光普照的人行道上。约瑟夫和我面对面，有那么一会儿，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位囚犯的朋友，马上就要送他踏进列宁格勒的监牢里。他以俄罗斯人的急性子，突然用双臂环抱住我，然后又用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把我向后一推，让我瞧见从他眼睛里流出的泪水。

“好吧，开始一整年的油腔滑调吧。”他这样说道。接着就顺从地被带走，去面对即将不断质问他的审讯员们。

第二十三章
别向错误的人寻求答案

如果你想要打探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内幕消息，我想，你一定不会去找个想象力过于丰富、赛场经验等同于零的初级技师来做你的情报来源。然而，单单只是因为我小说的影响力，就在一夜之间把我的地位抬高为可以对任何秘密情报事务提供建议的间谍大师，这也差不多是相同性质的类比。

当这个大帽子第一次被强加在我头上时，我的拒绝有着非常现实的理由，因为《国家保密法》的严令禁止，我甚至连嗅到了情报工作的味道都不可以承认。我以前工作的情报机构，对于他们竟然准许我的作品出版这件事已经感到追悔莫及，我担心他们的不满最终会发展到决定拿我来杀鸡儆猴，这种想法从来没有远离过我。虽然——苍天在上，我所知道的秘密情报，少到根本没办法拿出来泄露的地步。不过，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根据我的猜想（尽管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这一切还是我身为作家的自尊心在作祟：我希望我的故事不要读起来像是某个文学叛徒被揭露之后的伪装，而是我自身想象力的产物，仅仅只是增加了一些用于渲染故事的真实而已。

与此同时，我声称自己从未踏足过情报世界的说法，听起来也一天比一天虚伪。这都要感谢我那些前同事，他们简直毫无保留地四处吹嘘我的身份。一旦碰上这种问题，我也只能无力地反驳说，我只是个作家，只不过碰巧当过间谍，并非摇身变成作家的间谍。结果，我收到的明确回应却是，别想了：一日间谍，终身间谍。我自己不相信自己虚构出来的小说，但其他人却相信了，所以——接受现实吧。

就这样，我只好接受了。无论是否认同。经年累月之后，在我看来——在我的黄金年代，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收到读者来信，他或者她会问，该怎样做才能成为间谍。而我的回答大多都是：写信给你选区的议会议员或者外交部，如果你还在学校念书，就去找你的就业指导员。

但真实情况是，在那个时代，你既不能，也不应该去申请。你不能直接上网去搜索一下MI5、MI6或者英国曾经超级机密的解码机构GCHQ——当然，你现在可以随便搜了。那时的《卫报》不会有登在头版的广告，用来告诉你，如果你能说服房间里的三个人做你希望他们做的事情，那间谍这份工作也许就属于你了。你必须先引起别人注意，让他们主动过来挑选你。要是你主动跑去申请，你就有可能是敌人；如果你是被他们选上的，你就不可能是敌人。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套系统运转得非常好。

想要被选上，那你得有天生的好运。你必须上好学校，最好是私立的，然后上大学，最好是牛津剑桥。最理想的情况是，你的家族里早就有了间谍背景，至少有一或两个军人。如果没有，那么，在某个你本人并不知道的时间点，你必须得到校长、导师或者学院院长的青睐，他们来评估你是否是接受招募的合适人选，把你叫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给你一杯雪莉酒，接着再给你一个“去伦敦见几位有趣朋友”的机会。

如果你说，好的，你有兴趣去见见这几位有趣的朋友，那么可能就会有一封印着官方压花、显眼醒目、双面密封的淡蓝色信封送到你的手上，邀请你前往白厅的某处。于是，你的间谍生涯就此开始或者不开始了。我的那封邀请信包含一顿午宴，在蓓尔美尔街上某个山洞似的俱乐部里，和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海军上将一起用餐。他会询问我是室内型还是户外型的人。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 * *

如果说在那段时期，来信的读者大多是向往间谍生涯的人，那么在来信数量上紧随其后的，便是认为自己受到了情报工作迫害的受害者们。他们绝望的诉求基本一致。写信给我的人都曾被尾随盯梢过，他们的电话被人录音，汽车和房子被窃听，邻居被收买，他们的信也会晚一天送达。他们的另一半或者情人会举报他们，他们不管车停在哪里都会收到罚单。税务员盯着他们，还有一些看起来完全不像工人的工人在他们家外面检修水管，在那里磨蹭一整个星期，却什么也没有完成。即便我跟这些来信者回信说，他们所做的每一个猜测都可能是正确的，也无济于事。

但也有些时候，我所伪造的王牌间谍身份也会让我自食其果。就比如，在一九八二年，有一群被形容为“波兰家乡军”的波兰年轻异议人士，占领了驻伯尔尼的波兰大使馆，最后演变成了长达三天的围攻状态，而伯尔尼，恰好是我曾经求学的地方。

我伦敦的电话响起的时候正值半夜，打来的是我得以有幸认识的、瑞士政界赫赫有名的一位绅士。我迫切需要你为我提供一些极度机密的意见，他说，我的同僚们也是。他的声音听起来极为洪亮，但这也许是因为我当时还没有完全睡醒。我不支持共产党，他说。我觉得，就我本人而言应该是这样的，然而，无论是不是共产党，波兰政府都是合法的政府，东道国有义务保护他们在伯尔尼的大使馆。

到目前为止，听明白了吗？明白。很好。因为一群波兰年轻人刚刚凭着黑洞洞的枪口，占领了他们自己国家驻伯尔尼的大使馆，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枪。你还在听吗？还在听。这些年轻人全都反对共产主义，如果是在其他情况下，这一行为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眼前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讨论个人喜好了，不是吗，大卫？

是的，没时间。

所以，这些男孩必须得解除武装，对不对？必须要尽快，并且尽可能小心谨慎地把他们给弄出大使馆。既然你很了解这类事情，你可不可以去把他们给弄出来？

我用想必听起来接近歇斯底里的声音，对我的来电人发誓，我对这种事情没有半点实际经验，一点不懂波兰语，对波兰反抗运动一无所知，更加半点都不知道如何用甜言蜜语劝服挟持人质者、波兰人、共产主义者、非共产主义者或者其他人，让他们照我的吩咐去做。在想尽办法说明我绝对不适合这项工作之后，我想，我当时建议他，还有他的同僚们去找一位会讲波兰语的神父来。如果他还是失败了，那就把英国驻伯尔尼大使从床上拽起来，正式要求我们的特种部队提供援助。

他和他的同僚们是否采取了我的建议，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得知的事情了。我这位声名显赫的朋友始终没有告诉我此次事件究竟是如何了结的。虽然新闻报道里确实是说，瑞士警方强攻了大使馆，逮捕了四名异议人士，解救了人质。半年之后，我在滑雪坡上撞见了这位朋友，问起这件事，他轻松愉快地回复说，那只是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我所理解的是，无论瑞士当局达成了什么协议，都不可能分享给我这个外国人知道。

* * *

然后还有意大利总统。

当时，派驻伦敦的意大利文化专员打电话给我，说意大利总统科西加[170]是我的粉丝，希望能邀请我到罗马的总统官邸奎里纳尔宫[171]共进午餐。接到这个电话后，我心中的自豪感少有其他作家能体会。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有没有冷静下来，试着让自己进一步去了解这位总统的政治立场，或是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我不记得曾经这样做过，只记得自己高兴得飘飘然。

我很不好意思地去问文化专员，总统是不是特别喜欢我的某一本书？或者我所有的作品他都喜欢？专员说他会去问的。然后，最喜欢的书名问来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那么，总统阁下是更喜欢英文版呢，还是为了便于阅读，更喜欢意大利语版本？他的回复正中我心：总统阁下更喜欢阅读我母语的版本。

第二天，我就带了这本中选的书，到伦敦最热门的装帧店，桑格斯基——萨克利夫书籍装帧公司[172]，不计成本地给书包上了顶级的小牛皮——就我所记得的，渲染用的是皇家蓝色，作者的名字用金箔装饰得十分显眼。完成之后的效果——因为当年英国书籍的内页看起来都很破旧，就算新书时也不例外，所以——简直就像是把卓越的陈旧手稿拿来重新装帧一样。

我在扉页处写上题词：献给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弗朗切斯科·科西加。接着再签上我的笔名，写得很大。我很可能还添上了一句致敬词，要么是“至高的敬意”，要么是“永远忠诚的”之类的。我很确定，自己在动笔之前，花了很多时间去斟酌合适的文字，同时在废纸上练习了一下，才写到书上，以便以后作为历史留存。

于是，我带着这本精心装帧过的书，启程奔赴罗马。

我确切记得，他们给我定的酒店叫作“豪华酒店”。我几乎没怎么睡，早餐也吃不下，花了大把时间在镜子前面担心我的头发——用发胶压住的时候，它总是会乱翘。我估计，自己当时应该是在酒店内部一间完全用玻璃建成的小精品店里，花了过高的价格买下了一条丝质领带。那家精品店的钥匙，竟然是由礼宾部的人负责保管的。

在约定的时间到来之前，我在酒店的前院里走来走去，心想，顶多也就是公关人员搭乘轿车过来吧。就是这样，当看见一辆车窗装有窗帘、车体金光闪闪的豪华轿车开进酒店入口，还有一队骑着摩托的白衣警察，开着蓝色闪光灯，警笛呼啸，护驾而来时，我显然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眼前这一切都是为我而来。我上了车，在比我预期还要短的时间之后，又下了车，迎面就是一排闪光灯。我一走上宏伟的台阶，就看见一个个面色严峻，穿着中世纪紧身裤，戴着眼镜的男子对我敬礼。

大家有必要了解的是，此时我已经远离了我们所谓的现实。这个场合，这个地点，都是被这天这个约定的时间点所扭曲过的空间。现在的我，正站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抱着我那本由桑格斯基——萨克利夫公司精心装帧过的书。谁配得上这个宏大的规模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一位身穿灰色西装，缓慢走下宏伟华丽石砌阶梯的男士。他是一位十分典型的意大利总统，非常优雅，欢迎辞亲切友好，温和地说着意大利腔英语，张开双臂，愉快地向我走来，散发出自信、安宁以及权力的气息。

“勒卡雷先生，我盼了一辈子。你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一声愉快的轻叹——“欢迎，欢迎来到奎里纳尔宫。”

我结结巴巴地致谢。我们背后有一群身形模糊，穿着相仿西装的中年男子，出于敬意，和我们保持着一段距离。

“我们上楼之前，能容我先带你参观宫里几个特别的地方吗？”我的东道主以同样流畅的嗓音说道。

我欣然同意。我们肩并肩走过华丽的走廊，从高高的窗户上俯瞰这座永恒之城。那队灰色的人马隔着一段以示尊敬的距离，悄然无声地跟在我们身后。这时，我的东道主停下脚步，讲了个轻松幽默的笑话：

“在我们的右手边上，可以看到一个小房间。那是我们关伽利略的房间，还在等着他改变想法。”

我咯咯笑了，他也咯咯地笑。我们往前走，然后又停了下来，这一次是在一扇大窗子前。整个罗马都在我们脚下。

“我们左手边是梵蒂冈。我们并不总跟梵蒂冈意见一致。”

更多睿智的微笑。随后，我们转过拐角。有那么一会儿，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伸出手来，拂左拭右，两个轻快的动作，迅速抹去桑格斯基——萨克利夫公司精心装帧的小牛皮上挂着的少许汗水，把它交给我这位东道主。

我带了这个送给你，我说。

他接过书，露出优雅的笑容，欣赏着书的装帧，打开，读我的题词。然后，他把书交还给我。

“非常漂亮，”他说，“为什么不直接送给总统呢？”

* * *

关于午宴，我记得的已经不多了。我的意思是，我已经不记得我们吃了什么或者喝了什么，但无疑都非常精致。我们身处美若仙境的中世纪阁楼上，坐在一张长桌边，约有三十几个人，包括那群面目模糊的灰衣大军。弗朗切斯科·科西加总统是个面目消沉的人，戴着有色眼镜，垂肩坐在餐桌中央。虽然伦敦的文化专员一再为他的英语水平担保，但他显然只会讲一点英语。一位同声传译女士在现场展现着自己的能力，不过，等我们两个开始用法语交谈后，她似乎就显得多余了。情况很快就明朗了：原来，她不是只替我们两个进行翻译，同时要为我们旁边那群灰衣大军进行翻译[173]。

我不记得我第二次送出那本牛皮精装书时的情形，但想必是送出去了。我只记得我们交谈的大致主题，因为既无关文学也无关艺术，也并非建筑或者政治，而是与间谍有关，每当科西加总统猛一抬头，透过他那对有色镜片，用令人不安的眼神注视着我时，就会触发一连串突然且无法预料的猛攻。

社会可以完全不需要间谍吗？他希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怎么想的呢？所谓的民主国家，该如何掌控他们的间谍？意大利应该控制他们吗？——他这样问，就好像意大利是个个案，不是一般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特有词汇“意大利”似的。我对意大利的情报机构大体上有什么看法吗？请不要客气，坦率地讲出来。他们称职吗？他们算正面力量还是负面力量呢，我可以说说吗？

对于这些问题，我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值得一说的答案。我对意大利情报系统的运作一无所知。我注意到，每次总统丢给我一个问题，而我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地去回答时，我们周围的灰衣大军就仿佛接收到指挥棒给出的指令一样，立刻停止用餐，抬起头颅，直到我说完了，才继续用餐。

总统突然起身离席。也许是因为他已经受够我了，也许是真有世界大事需要去处理。他猛一抬头，又赐予了我一个锐利的眼神，和我握了握手，便把我留给了其他的宾客。

侍应生领我们到相邻的房间去，那里已经备好咖啡和酒。但是没有人开口，一群人围坐在低矮桌子旁边的软椅上，这些身穿灰色西装的男子只是彼此之间轻声交谈几句，仿佛怕被窃听似的。至于我，并没有人对我说上半句话。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他们逐一和我握手点头，又逐一离去。

回到伦敦之后，我才通过知情人得知，那天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是意大利几个情报组织的头头。科西加总统显然是认为他们可以从我这个错误的人这里得到一些指点，才选择让他们同席的。我觉得窘迫、尴尬，感觉自己像个傻瓜一样，这时，我才想起来询问关于我这位东道主的事情，因而也才得知早在前往桑格斯基——萨克利夫装帧店之前就应该提前了解的背景资料。

在选举中宣称自己是“国父”的科西加总统，现在已然成了意大利的头号祸根。他对以前的同僚，不分左派右派，都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因此赢得了“鹤嘴锄人”的外号。他始终认为，意大利是个精神不正常的国家。

作为一个极端保守的天主教徒，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反基督的。科西加在二〇一二年过世。依照《卫报》的讣告，他在老了之后更加疯狂。至于他是否从我的建议之中有所获益，这就不得而知了。

* * *

撒切尔夫人也曾邀请我共进午餐。她的办公室曾提议要授予我勋章，但被我婉拒了。我没有投票给她，不过事实上，这与我的婉拒并没有关系。我觉得——直到现在也还这样觉得——我这个人，并不适合我们国家的荣誉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代表了我们整个国家当中我最不喜欢的那一部分，所以，还是保持一些距离为妙。最后——如果一定要有个最后理由的话——既然我向来不在意英国的文学评论界，当然也就不在意他们的选择，尽管他们还是愿意把我纳入其中。在回信里，我很谨慎地向首相办公室保证，我的无礼并非出于任何个人或者政治上的敌意，同时也向首相致以我的敬意，并表示感谢，我确信自己不会再收到任何回音。

我错了，办公室寄来的第二封信里用了更加恳切的话语。唯恐我后悔当初在盛怒之下所做的决定，来信者希望我知道，荣誉的大门仍旧向我敞开。我也以（我希望是）同等礼貌的态度回复说，就我而言，这扇大门还是紧紧阖上为妙。而且，无论是在怎样的意外情况下，都依旧如此。我再次向首相致以问候。我再一次确信这件事情已经完全结束，直到办公室送来第三封信，邀请我共进午餐。

那天，在唐宁街十号的餐厅里摆了六张桌子，但我只记得我们这一桌了，撒切尔夫人坐在主位，她的右边是荷兰首相鲁道夫斯·吕贝尔斯[174]。身穿十分合体的崭新灰色西装的我，坐在她的左边。那年应该是一九八二年。我刚从中东回来，吕贝尔斯已经当上了首相，其他三位同桌的客人，在我的记忆中已经一团模糊。但是，基于如今已经想不起来的理由，我估计，他们应该是北方的实业家们。我也不记得我们六个人究竟是怎么开始寒暄交谈的，但也许，在我们坐下吃饭之前，他们碰巧已经喝过鸡尾酒了。无论如何，我还确切记得撒切尔夫人转头把我的杰出成就介绍给荷兰首相的情形。

“现在，吕贝尔斯先生，”她说话的语气像是准备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这是康威尔先生，不过，你更熟悉的应该是他的笔名：约翰·勒卡雷。”

吕贝尔斯先生身体前倾，仔细地看着我。他有张年轻的脸，看起来是很爱打趣的人。他笑了笑，我也笑了笑——真的是非常友善的微笑。

“不。”他说。

他将身体靠回椅背，脸上仍旧挂着微笑。

不过，众所周知，撒切尔夫人不会轻易接受“不”这个答案。

“噢，得了，吕贝尔斯先生。你一定听过约翰·勒卡雷的名字。他写了《柏林谍影》，还有……”——有些结结巴巴——“……还有其他很棒的书。”

完全是个政治人物的吕贝尔斯，再次思考起自己的处境来。他又一次身体前倾，花了更长时间盯着我看，像前一次那样亲切友好，不过更加深思熟虑，更加像个政治家。

“不。”他重复道。

做了正确的决策之后，他显然很满意，又靠了回去。

现在轮到撒切尔夫人转头盯着我看了，她那清一色男性的内阁成员[175]在惹她不高兴时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我现在已经完全体会到了。

“好吧，康威尔先生，”她说，仿佛面对的是个被带来审问不当行为的男学生，“既然你来了，”——意思是我必须说点什么——“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拖延之中，我想到，我的确有话要对她说，非常之想。因为刚从黎巴嫩北部回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请愿。吕贝尔斯听着，从北部工业区来的绅士们也听着。但是撒切尔夫人听得比他们更加专注，一点都没有显示出别人常拿来指责她的、那种不耐烦的神情。甚至在我磕磕巴巴地讲到结尾时，她都仍在聆听，等我讲完之后才给出她的答复。

“别再讲这些哭哭啼啼的故事了，”她突然言辞激烈地对我说，还特别强调了“哭哭啼啼”这个关键词，“每一天，都有人想用感情来打动我。你不能这样治理国家。这绝不公平。”

于是，她为了调动我的情绪，特别提醒我说，训练出北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手，杀了她的好友兼顾问，也即英国的战争英雄、身为政治家的艾雷·尼夫[176]的，也正是巴勒斯坦人。之后，我想我们没怎么再进行交谈了。我非常合理地推测，她更乐意和吕贝尔斯先生以及她的实业家们进行交谈。

偶尔我也会自问，撒切尔夫人邀请我是否别有用心。比如说，她是不是考虑让我去某个半官方机构——那种奇怪的、半官方的公共机构，拥有职权，却没有权力。还是正好相反？

不过，我很难想象她会找我去做什么具体工作，除非她需要有个正确的人去指点一下，想办法摆平她那些争吵不休的间谍。

第二十四章
兄弟的守护者

我犹豫良久，不知是否要在这本书中写进尼古拉斯·艾略特记述他与同为间谍好友的、英国叛徒金·菲尔比之间关系的片段。犹豫的首要原因在于：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他的叙述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唯独他个人坚信是事实的虚构故事。第二个理由：无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菲尔比具有何种意义，他的名字或许都不应该在如今这代人耳中如此响亮地再次响起。但最终我还是抗拒不了，在此略去任何评论解释之后，我将菲尔比视作可以窥见战后英国情报机构构建的窗口，探究其对自身阶级的假定，及当时具体的思维模式。

圈外人很难想象菲尔比叛国案的规模。单单是在东欧，就有数十名，甚至可能有数百名英国特工被捕，遭受折磨，以及被枪杀。就算没有被菲尔比出卖的，也被乔治·布莱克，另一个军情六处的双面间谍给出卖了。

我对菲尔比的事一直念念不忘，诚如我在本书其他章节中所说，这也导致了我和他的朋友格雷厄姆·格林的公开争论。我对此深感懊悔，不过，当我与其他的杰出人物（比如休·特雷弗——罗珀[177]）意见相左时，却一点也不感到后悔。在他们看来，菲尔比只是另一个来自三十年代的聪慧男孩，那是属于他们而非我们的年代。他被迫在资本主义（在当时的左派们看来，就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和散发着全新曙光的共产主义之间做出选择。他选择了共产主义，格林选择了天主教，特雷弗——罗珀则两者都没选。没错，菲尔比的决定恰好与西方的利益相冲突，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有权这么做，辩论结束。

然而，于我而言，菲尔比背叛自己国家的动机，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谎言和诡计的沉溺与渴望。一开始或许是意识形态上的投入，接着演变成了心理上的依赖，最后就是热切的渴望。只在其中一边是无法满足他的。他需要玩的是世界级的游戏。因此，当我读到本·麦金泰尔[178]对菲尔比与艾略特友谊[179]的精彩描写——其中还记述了菲尔比在贝鲁特的地狱边境，努力熬过他作为军情六处和克格勃间谍生涯最后一段并不光彩的时日，担心他的苏联管理者会放弃他时，他最想念的，除了板球比赛，就是多年来双面人生带给他的刺激感，我对此简直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经过这么多年，我对菲尔比的怨恨之情变得更深些了吗？其实我并不觉得。有这样一种类型的英国人，在哀叹资本主义罪恶的同时，还会令自己附庸于另一个帝国主义强权身上，妄想通过这种诡计来操控自己的命运。我相信，菲尔比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传记作者菲尔·奈特利在和我谈话时，明显大为惊异，询问我为何会对菲尔比心怀怨恨。我只能回答说，就像菲尔比，我本人对于一个凡事都自行其是的父亲在孩子内心所引发的冲突风暴，碰巧也略知一二[180]，但是，如果因此就要去报复社会，应该还有更好些的做法，不至于非要像他那样。

现在来说说尼古拉斯·艾略特，菲尔比最忠诚的朋友，不论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是他挚爱的知己与战友。他出身伊顿，是伊顿前任校长之子，也是一位探险家、阿尔卑斯登山家，并且还是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而且，肯定也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间谍。回想起来，他其实也是最高深莫测的间谍。现如今，再去描述他现身时的场景，无疑是自讨没趣。艾略特是个极为讲究生活品质的老派人士。每次见到他，他都穿着一身深色三件套西装，浑身上下打理得完美无缺。他瘦如一根魔杖，似乎总是以一种举重若轻的姿势飘浮于地面之上。他的脸上永远挂着平和的微笑，一侧手肘弯曲，手里不是端着杯马天尼，就是拿着一根香烟。他穿的那件马甲，衣角永远朝内弯曲，从不朝外。他看起来就像是佩勒姆·格伦威尔·伍德豪斯[181]笔下的纨绔子弟，讲话的方式也像，差别就在于他讲话时更加坦率，直来直去，到了令人惊诧的地步。他博学多闻，而且对权威毫不在乎、毫不尊敬。就我所知，我从来没有惹他生过气，不过，伦敦城区那些老顽固之一的提尼·罗兰[182]，形容他为“齐普赛街[183]的哈利·莱姆[184]”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在艾略特一生所做过的众多非比寻常的事情当中，最为特别的（无疑也是最为痛苦的）就是和他最亲近的朋友、同僚以及堪称良师益友的金·菲尔比面对面地坐在贝鲁特，听他坦陈自己是苏联间谍——他们认识以来的这么多年里，他一直都是。

* * *

我在军情六处任职的那段时间里，艾略特和我最多只算点头之交。当我第一次到局里面试时，他恰恰就是遴选委员会的委员。当我成为新职员时，他已是位居五楼的大人物，甚至连他利用间谍行动发动的那场政变，也被拿来当作范例，向受训的学员们说明一个足智多谋的外派特工究竟可以达成何等重要的成就。他优雅的翩翩身影在总部和中东之间穿梭，举办演讲，参加行动会议，然后又匆匆离去。

一九六四年，我三十三岁，对局里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我最终选择辞掉了工作。一九六九年，艾略特在五十三岁时辞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局里进行的所有重要行动，他都参与其中，并且是核心人物。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保持着联系。我们共同的老东家不允许他泄露在他看来早已过了保密时限的秘密，这让他感到非常不满。他坚信自己有权利，更确切地说是有责任，把他的故事传给子孙后代。或许就是因为这种想法，他认为我可以加入他的计划中来——充当某种媒介，或者保险装置，帮助他把他独一无二的冒险经历公布到应该公开的地方去。

所以，在一九八六年五月的一个晚上，在我位于汉普斯特德的家中（此时距离他收到金·菲尔比那个不完整的认罪告白已经有二十三年了），他开始对我吐露心声，这也正是后来一连串会面的开端。他说话时，我则在笔记本上逐一记下他讲的内容。三十年后再回看我的笔记——手写的文字、褪色的纸张、边角位置看得到生锈的订书钉——我感到很欣慰，因为记录下来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涂改的痕迹。当谈话进行到某个时刻时，我特别想加入到金和尼古拉斯通力合作的那场双人戏码当中去，但现实世界里的艾略特并不这么想。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提那场‘戏码’了。”他在一九九一年写信给我时这样说。如今——感谢本·麦金泰尔，我非常庆幸自己没有公开那本子上记录的内容。因为艾略特告诉我的并非真实发生过的故事，那只是他人生的掩护版本。毕竟，当得知自己毫无保留地托付一切个人与职业机密的那个人，竟然从他们长久友谊开始的第一天就在背叛他、为苏联效力时，不管用多少已经习以为常的刻薄、轻浮态度去应付，都很难消减艾略特心中的痛苦。

* * *

艾略特口中的菲尔比：

“极有魅力的一个人，拥有一种乐于引起他人震惊的冲动。我非常了解他，尤其是他的家庭。我真的很关心他们。我从来不知道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喝得烂醉如泥。要是我审讯他，他会从头到尾一直在喝苏格兰威士忌，最后，我得把他抬进出租车里，让司机送他回家。还得给司机五英镑，请他帮忙一起把他扛上楼。有一次，我带他去参加晚宴，结果所有人都被他给吸引住了。就在这时，他突然谈论起女主人的乳头来，说她有着整个情报局里最完美的乳房。简直下流。我的意思是，在晚宴上，你怎么能突然开始议论女主人的乳头呢？不过，他就是这个样子。喜欢引起别人震惊。我也认识他的父亲。他过世的那个晚上，我还在贝鲁特请他吃过饭。很有意思的家伙。总是无休止地讲他跟伊本·沙特[185]之间的关系。菲尔比的第三任妻子埃莉诺非常崇拜他。就是这样，那个老家伙总是有办法挑逗起别人的老婆，然后一走了之。吃过饭几个小时之后，他就死了——最后的遗言是，‘天啊，我好无聊。’”

* * *

“我对菲尔比的审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贝鲁特的那次是最后一次。我们有两个消息渠道。一个是某位非常不错的投诚者。另一个就是他母亲的化身。局里的心理医生告诉了我一些关于她的事情。那个心理医生，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一直在治疗艾琳，也即菲尔比的第二任妻子，然后他说：‘她已经同意，我不必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186]。所以，我得好好和你谈一下。’于是，我就去见这个心理医生，他告诉我，菲尔比是同性恋，别管他四处的打情骂俏，也别管艾琳说菲尔比很享受性爱、技术很好之类的鬼话——我实在太了解她了。他就是同性恋，所有症状都有。这位精神病专家虽然没有切实证据，但也确信他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他给俄国人工作，或者甚至还藏着其他什么事。他不能准确指出是什么，但对此坚信不疑。他建议，我应该去找某位像母亲一样的人物。在某个地方，必然有个如菲尔比母亲一般的化身存在。他说，就是这个女人，所罗门[187]，犹太女人。她以前在玛莎百货工作，采购员或者其他什么的。他们一起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她因为犹太问题，对菲尔比感到很生气。菲尔比以前在提格上校手下做事，提格是耶路撒冷分处的头头，并且是反犹人士，所以她很愤怒。也因此，她把关于菲尔比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我们。包括以前他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因为是由当时还叫‘五处’的军情五处负责此案，所以，我把全部资料都转给了五处——找到这位母亲的化身，所罗门。不过显然他们没有听，他们太官僚主义了。”

* * *

“大家都太宠菲尔比了，辛克莱和孟席斯（军情六处的前局长）——唉，任何对他不利的事情，他们都不想听。”

* * *

“然后电报就来了，说他们拿到了证据，我也拍电报给怀特（迪克·怀特爵士曾任军情五处局长，现在是军情六处的局长）说我要去找他对质。这件事已经拖得太久了，我对他的家人负有责任，因此，我必须得从菲尔比身上找出真相。我的具体感觉？这么说吧，我不认为我是感情用事的那类人，不太算，但是，我喜欢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一直觉得菲尔比自己很想把心里的事情全部说出来，让一切尘埃落定。然后再去看他喜爱的板球比赛。他对板球的打击率了如指掌，一讲起板球就没完没了。迪克·怀特说，好，去吧。所以我就飞到贝鲁特，见到他，告诉他说，如果你像我想的那么聪明，而且为了你的家人着想，你就全盘招供吧，因为游戏已经结束了。无论我们怎样做，都没法在法庭上钉死他，因为他会否认。只有我们两个知道，条件非常简单。他必须全盘交代，我想，他反正也打算这么做，但也就是在这一点上，他耍弄了我。他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有所交代，包括造成的损害，最重要的，是造成损害的范围。毕竟，我想克格勃要求他做的是，除了你之外我们还可以接触谁、局里有什么人可能替我们工作？他很可能提议了人选。我们必须知道所有事情。还有他交给他们的东西，不管什么都要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坚决。”

我的笔记直接记下了我们的对话。

我：“如果他不愿意合作，你们会怎么制裁他？”

艾略特：“你说什么呢，老朋友？”

“你们的制裁啊，尼克，如果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你们要用什么手段来威胁他。比方说，你们把他痛扁一顿，然后运回伦敦？”

“没有人想让他回伦敦的，老朋友。”

“好吧，那么，总该有个终极制裁方式——请原谅我这么说——比如，可以把他杀了，就此了结清算？”

“天啊，好家伙，他可是我们的人。”

“那你们要怎么办呢？”

“我告诉他，另一个选项就是彻底完蛋。整个中东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大使馆、领事馆或者公使馆想和他扯上半点关系。商界也没人敢碰他，他的记者生涯[188]也一并结束了。他现在就跟麻风病人一样，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他整个人生已经完了。我压根没想到他竟然会直接叛逃去了莫斯科。他做了这样的事，如果想要脱身，就必须全盘招供。只要招供，我们就当没这回事。想想他的家庭和埃莉诺，又该怎么办呢？”

我特地提到一个不怎么受社会青睐的英国叛徒的命运，他泄露的情报比菲尔比少得多，却为此坐了好几年牢。

“啊哈，你说瓦萨尔[189]——嗯，他不属于咱们的精英成员，我说得没错吧？”

* * *

艾略特继续说了下去：

“这是第一回合，我们同意四点再次碰面。四点钟的时候，他带来了供认状。好几页，连续八九张纸上都打满了排列紧凑的字。造成的损害，所有的东西，乱七八糟的。然后他说，你其实可以帮我一个忙。埃莉诺知道你在城里，她还不知道我的事。但是，你如果不来我家喝一杯，她肯定会觉得事有蹊跷。所以，我说，好吧，看在埃莉诺的分上，我会去你家，和你喝一杯。但是，首先我要用加密电报把这些资料传回去给迪克·怀特，我也这么做了。等我到他家里，准备和他喝一杯时，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躺在地板上。埃莉诺和我把他扛到床上，她抓头，我抓脚。他喝醉的时候从来不会说任何话，就我所知，他这辈子从未说漏过嘴。我是这么告诉她的。我跟她说：‘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吗？’她说：‘不知道。’我说：‘他是个该死的俄罗斯间谍。’菲尔比跟我说过，她绝对不会发现他的事情。好吧，他说对了。接着，我回到伦敦，把他留给彼得·伦特[190]去审问。迪克·怀特把这个案子处理得很好，但他没有对美国人透露半个字。所以，我得马上飞到华盛顿去，把这些都告诉他们。可怜的老吉姆·安格尔顿[191]。菲尔比在华盛顿担任情报站站长的时候，安格尔顿对他呵护有加。当安格尔顿发现真相之后——也就是我告诉他之后——他的态度完全转变了。我几天前才跟他一起吃过饭。”

* * *

“我的推论是，你看，克格勃总有一天会出版菲尔比传记的其他部分。第一部讲到一九四七年就戛然而止。我的猜测是，他们还有另一本传记，藏在他们的保险箱里。菲尔比教会他们的一件事就是，要让克格勃那些傻瓜脱胎换骨。让他们穿着得体，少点异味，更加老练。他们现在看起来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非常聪明，圆滑，摇身一变，成了第一流的好家伙。那都是菲尔比的功劳，我敢和你打赌。不，我们从没有想过要杀掉他。尽管他确实耍了我，我认为，他希望自己还能保持原样。”

* * *

“你知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回过头来审视——你不同意吗？——我们搞出来的这一切——没错，我们干下的蠢事，的确有些令人捧腹——我的天哪，真是太可笑了——我们确实太外行了，就某些方面而言，就是这样。我指的是高加索那几条线，探员们进进出出，真是太不专业了。好吧，他出卖了沃尔科夫，是的，他们杀了他[192]。所以，当菲尔比写信给我，邀请我到柏林或者赫尔辛基跟他见面，并且不要告诉我的妻子伊丽莎白和迪克·怀特的时候，我回信叫他替我在沃尔科夫的墓前摆上一束花。我觉得这样更好。

“我的意思是，他这个该死的东西，他认为我是什么人啊，不要告诉他们？我第一个就告诉了伊丽莎白，接着立马就告诉了迪克·怀特。我那天和盖伦一起吃晚饭——你认识盖伦吗？[193]——那天我很晚才回家。一到家，就看见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封躺在我家门垫上，上面写着‘尼克’。这封信是有人专门亲自送过来的。‘要是你能来，就寄一张风景明信片给我，如果上面是纳尔逊纪念柱就代表赫尔辛基，如果是皇家骑兵卫队就代表柏林。’全是鬼话！他这个该死的东西，认为我是什么人哪？阿尔巴尼亚行动？[194]啊，是的，那件事估计也是被他搞砸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当时在俄罗斯还有一些过硬得很的资源呢。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现在，他却说想要见我，只是因为他觉得孤独了。他当然觉得孤独，他不应该走的，他耍了我。我写过他的事情。给舍伍德出版社。那些大出版社都希望我能写写那场审讯，不过我没写。这更像是写给登山同好们看的一本回忆录[195]。你不能写办公室里的事。审讯是一门艺术。你懂的。那场审讯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讲到哪儿了？”

* * *

艾略特有时候会离题，回忆起他参与过的案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奥列格·潘可夫斯基一案。潘可夫斯基是苏联情报机构格勒乌的上校，在冷战逐渐升温的古巴导弹危机时期，他把苏联国防的关键机密泄露给了西方。艾略特后来大为震怒，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捏造了一本书来作为冷战时期的宣传工具，书名就叫《潘可夫斯基报告》。

“可怕的书，把那家伙塑造得像是个什么圣人或者英雄。他才不是那种人呢，实际上，他完全被晾在一边，他气坏了。美国人对他很失望，但是舍戈[196]知道他没什么问题。舍戈鼻子很灵。我们两个没什么相似之处，不过却不可思议地相处得很好。负负得正[197]。我负责行动部门，舍戈是我的副手。难以置信的外勤好手，非常敏锐，几乎从不出差错。他对菲尔比的看法也是对的，很早之前就是对的。舍戈审查过潘可夫斯基，认为他可以，所以我们就接收了他。在间谍这行，把你的信任押在某个人身上可是非常勇敢的。任何一个笨蛋都可以回到办公室里，然后来一句‘我一点都不信任这个家伙’。可以提出很多理由，一方面这样，一方面那样。要鼓起很大勇气才能冒险一试，说出‘我相信他’。舍戈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也都相信了他。女人，潘可夫斯基在巴黎有许多情人，是我们专门给他安排的。然后他还抱怨说他什么都干不了，晚上一次行，然后就不行了。我们还得派局里的医生到巴黎去，给他屁股上打一针，让他可以‘行’起来。你就捧腹大笑吧，这可是这个人活着的目的啊。嗯，这也确实太好笑了。我的意思是，你怎么可以把潘可夫斯基塑造成英雄呢？注意，背叛是需要勇气的，这一点，你不得不佩服菲尔比。他很有勇气。舍戈辞职过一次。他这个人，极其喜怒无常。我走进来，看见他的辞呈就摆在我的桌子上。‘鉴于迪克·怀特’——当然他只写了CSS（秘密情报局局长）——‘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将情报交给美国，因而危及我非常敏感的消息来源，我希望以辞职来树立局内典范。’——诸如此类的话语。后来怀特道了歉，舍戈又收回了辞呈。我不得不去说服他，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非常喜怒无常的家伙。不过也是个难以置信的外勤好手。潘可夫斯基的事情也完全被他押对了。高手。”

* * *

艾略特提到了克劳德·丹齐爵士[198]，更被人熟知的称呼是Z上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军情六处的副局长。

“彻彻底底的狗屎一堆。非常愚蠢。但那脾气，可是强硬又粗鲁。写了些糟糕的备忘录给别人。导致了长期不和。真是堆臭狗屎啊。战后，我当伯尔尼情报站站长时接收了他的网络。没错，他是有些高级的商界资源的。他们很不错。他有办法搞到这些商界人士去为他做事。嗯，他倒是很擅长这个的。”

对于冷战期间在迪克·怀特爵士手下担任副主任的乔治·杨[199]爵士，他是这样说的：

“有缺点。聪明，粗野，总是独来独往。离开情报局后，他去了汉布罗·马根公司（一家投资银行）。我后来问汉布罗的那些人：你和乔治相处得怎么样？你们满意还是不满意？他们考虑了一下，说是好坏参半。他帮我们弄到了来自伊朗国王的一些钱，但也弄出了不少大娄子，花掉不少钱，基本和他赚进来的持平了。”

关于战时在秘密情报局任职的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他说：

“整体来说，是个出色的学者，但很懦弱，一点用都没有。他内心有些不正当的东西。他一头栽进那些希特勒日记里时，我简直要笑死了。全局的人都知道那些日记是假的。不过，休还是直直地掉进去了。希特勒怎么可能写那些日记？打仗的时候，我绝不会让这家伙靠近我。我在塞浦路斯当站长时，告诉我门口的警卫，如果有个特雷弗——罗珀上尉来了，就拿警棍刺他的屁股。结果他出现了，警卫把我说的话告诉了他。休一头雾水。太好笑了。这就是我喜欢情报局的原因。全是绝妙的笑话啊。”

接着又提到为秘密情报局某个潜在的中东线人提供妓女：

“在圣尔敏斯酒店，她不肯去，因为‘我的丈夫是一名议员’，而那地方太接近下议院了。而且，她说自己六月四号必须休息，因为要去伊顿公学接儿子回家。‘好吧，既然这样，我们还是另找他人好了，你觉得呢？’我对她这样说。结果，她毫不迟疑地回应道：‘我只想知道，到底给多少钱？’”

还有格雷厄姆·格林：

“战争期间，我在塞拉利昂共和国[200]碰到了他。格林在港口那儿等我。‘喂——你有没有带些法国信[201]来？’我还没走近，就听见他在大喊。他对宦官过于着迷。之前，他曾经读过情报站的密码簿，发现果真有专为‘宦官’一词设计的密码。一定是以前我们利用宦官在后宫当密探的时候创造的。总之，自那以后，他一直很想发个包含‘宦官’这个词的密电。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办法。当时，总部要派他去某个地方参加会议。我想是开普敦。他却表示，自己有个行动要搞定，还是什么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行动，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从来就没有负责过什么行动。不管怎样吧，他最后用密电传讯回来说‘我像个宦官一样，来不了了[202]’。”

然后又回想起自己战时在土耳其以外交官身份做掩护的生活：

“那时，在大使馆用晚餐。是战争期间。大使夫人突然大喊大叫起来，说我切掉了鼻子。‘什么鼻子？’‘奶酪的鼻子[203]。’‘是男仆把这块该死的奶酪递给我的。’我跟她说，‘但你把它的鼻子切掉了。’她说。该死，他们到底是从哪里弄来这种东西的？这可是该死的战争期间啊。是块切达干酪[204]。那个把奶酪递给我的家伙正是西塞罗[205]，把我们所有的秘密情报卖给德国反间谍机关的那个家伙。诺曼底登陆。一大堆消息。不过，德国人并不相信他。再正常不过了。因为这个人没有信仰。”

我对艾略特说起，我在军情五处时，格雷厄姆·格林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出版了，局里的法律顾问打算以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暴露情报站站长与头号情报员联络方式的罪名起诉他。

“是啊，他差点就因为这事完蛋了。要真是那样，也是他妈的活该。”

* * *

艾略特对我所说的一系列话语当中，最令我感到难忘的，或许是他和菲尔比之间的如下对话，涉及他早年在剑桥求学的时光：

“‘他们觉得你好像有点被带坏了。’我说。”

“‘被什么？’”

“‘噢，你知道的，那种早期的激情，加入为成员之后……’”

“‘什么的成员？’”

“‘各种各样的大学社团啊。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不过实话实说，大学本来就是这样的。左派们聚在一起，使徒们[206]在一起，对吧？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

* * *

一九八七年，柏林墙倒塌的两年前，我造访莫斯科。在苏联作家协会的招待会上，一个名叫亨里希·波罗维克的兼职记者，和克格勃有些联系的，邀请我到他家去见一位老朋友，他说，这位老朋友很欣赏我的作品。我问起这位老朋友的名字，结果他告诉我，是金·菲尔比。如今，我通过权威渠道，得知菲尔比当时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希望我能和他合作，写他的第二部自传，也就是艾略特坚信他藏起来的那一本自传。结果，我拒绝见他。艾略特对我的做法表示很高兴，至少我觉得他很高兴。尽管如此，也许他仍然暗自希望我能够给他带来一些他老朋友的消息。

他所告诉我的，都是他自己净化过的版本，包括他和金·菲尔比的最后一次会面，以及他早几年前就对菲尔比有所怀疑的假设。我们必须感谢本·麦金泰尔所讲出的真相，自从菲尔比受到怀疑，艾略特就开始拼命试图保护他这位最亲近的朋友和同僚，直到对菲尔比的指控已经无可抵赖，艾略特才决定亲自去他这位老朋友那里拿供认状（最后拿到的，最多也只能算部分供认）。当时他是否奉令放水，让菲尔比成功逃到莫斯科，我们可能永远都不能确定。无论真相如何，艾略特当时都耍弄了我，就如同他耍弄了自己一般。

第二十五章
巴拿马什么鬼！

一九八五年，法国花费了巨大的努力，去修建一条穿越达连地堑[207]的海平面运河，不过最后却以悲剧收场。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投资方都破产了。因此，全国哀鸿遍野，痛苦叫喊：“巴拿马什么鬼！”（Quel Panama！）我很怀疑这个表达在法语中是否还存在，不过，就我个人和这个美丽国家的接触来看，确实说得很贴切。我和巴拿马的接触始于一九四七年，我的父亲龙尼派我到巴黎去找巴拿马驻法国大使马里奥·达·贝纳斯基纳伯爵收取五百英镑。伯爵在香榭丽舍大街附近某条优雅的支干道上有幢可爱的小房子，屋里永远弥漫着女人的香味。

傍晚，我按照约定时间到达伯爵家门口，身穿灰色学生制服，头发刷得整整齐齐，向两边分开。当时我正值十六岁。而这位大使，据我父亲告诉我，是个一流的人物，很荣幸可以帮忙解决某人的长期债务。我非常想相信他的话。这天稍早些时候，我才为了类似的差事去过乔治五世酒店，然而并未成功。乔治五世酒店礼宾部经理，一个叫阿纳托尔的人，也是个一流的人物，负责看管龙尼的高尔夫球杆。我需要替龙尼偷偷塞给阿纳托尔十英镑——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也差不多等于龙尼给我这次旅途的全部旅费——作为回报，阿纳托尔会把球杆交还给我。

哪里知道，当阿纳托尔把那十英镑放入自己口袋，温和体贴地问候过龙尼的健康之后，很遗憾地说，虽然他个人很希望能把球杆交出来，但是，他依照酒店管理层的指示，除非龙尼付清账单，否则还是会继续扣留球杆。我赶紧打了一通对方付费的电话去伦敦，还是没能解决问题。

上帝啊，儿子，你为什么不叫他直接找经理过来呢？他们难道以为你老爸会欺骗他们啊？

他们当然不是这样想的，父亲。

打开这幢优雅房子大门的，是一位我从未见过的、最动人的女人。我当时想必是站在比她低一级的台阶上，因为在我记忆之中，她低下头，仿佛天使，仿佛救世主一般对我微笑。她双肩裸露，漆黑的头发，身穿一层又一层雪纺的轻薄裙子，完全遮掩不住她的曼妙身姿。当你处于十六岁的时候，任何年龄的性感女人都会令你怦然心动。如今看来，我会说，她当时恰是花繁叶茂的三十几岁光景。

“你是龙尼的儿子？”她用难以置信的口气问道。

她往后退开，请我进屋，我从她身边侧身而过。进去之后，她两手随意地搁放在我的肩膀两边，就着走廊里的灯光，饶有兴味地把我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看来一切都很令她满意。

“你是来找马里奥的。”她说。

如果方便的话，我回应道。

她的双手还是放在我的肩膀上，迸发出异样光彩的眼眸依旧在打量我。

“你还是个男孩子呢。”她喃喃自语道，仿佛是在提醒自己似的。

伯爵站在他的客厅里，背对壁炉，和当年每一部电影里的大使形象类似：体形富态，身穿天鹅绒外套，双手扣在身后，他还拥有每个大使都拥有的那种完美银发——我们通常称之为波浪卷。握手的时候弯曲倾斜的角度十分正式，男人对男人，尽管我还只是个孩子。

大使夫人——我就当是她吧——没问我是不是能喝酒，当然更不会问我是不是喜欢代基里鸡尾酒[208]。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绝对是一点都不真实的“是的”。她递给我一个雾面玻璃杯，里面有叉起来的樱桃。我们一起坐在柔软的沙发上，进行了一些非常有外交大使风格的闲聊。你喜欢这座城市吗？你在巴黎有很多朋友吗？有个女朋友，或许？说到这里，他还故作淘气地眨了眨眼睛。对于每个问题，我都毫不犹豫地给出了令人信服但又虚伪的回答，没有提到高尔夫球杆或者那个经理。寒暄之后，交谈暂停，我知道，该是提出我此行目的的时候了。我已经从经验中学到，最好是旁敲侧击，而非开门见山。

“我的父亲提到，你和他之间有桩小小的生意要完成，先生。”我暗示道，同时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很远处传来——大概是代基里鸡尾酒的原因吧。

在此，有必要先解释一下这桩小小生意的本质——这和龙尼的大多数交易不一样，其内容本身是非常简单的。龙尼把这项任务介绍给我时，我也以热情的态度来附和他。当时，他这样说：儿子，作为一名外交官，作为地位高高在上的特使，伯爵享有豁免权，不需要面对烦琐恼人的税费和进口税。伯爵想进口什么就进口什么，想出口什么就出口什么。打个比方，要是有人利用外交豁免权，以一便士一品脱的价格，给伯爵送来一桶尚未装瓶、没贴商标的苏格兰威士忌。然后，伯爵再把这些威士忌装瓶，同样利用外交豁免权，用船运到巴拿马，或者他所选的随便什么地方，那就完全是他自己的私事，别人管不着。

以此类推，如果伯爵选择把这些尚未装瓶、没贴商标的威士忌装进某种特别设计的瓶子里——类似于，让我们想想……或许就像以前很流行的添宝威士忌[209]那样的——至于想要什么样的商标，或者瓶子里的内容应该如何描述，全由他说了算。在这一整桩生意当中，与我相关的只有唯一的一点，那就是伯爵应该为此付些钱——现金，儿子，不要让他在这桩生意上耍花样。

倘若成功，我理应用龙尼的钱，招待自己吃一顿上好的什锦烤肉，保留收据，明天早上搭乘第一班轮渡回去，带着剩余的钱，直接去他位于伦敦西区的豪华办公室。

“生意的事，大卫？”伯爵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语调听起来像是我们学校的舍监，“会是什么样的生意呢？”

“你欠他五百英镑，先生。”

我始终记得他那困惑的笑容，非常克制。我记得那张华丽的、带有褶皱的沙发，还有丝质靠垫，古老的镜子和镀金边框闪烁的光芒。还有我那位伯爵夫人翘起的长腿，裹在她那一层又一层的雪纺纱裙里。伯爵继续用困惑又关心的眼神审视着我。那位伯爵夫人也是。最后，他们互相看了看，好像是在交换彼此对于这件事的观察结论。

“好吧，很遗憾，大卫。我听说你要来见我的时候，还希望你能给我带来一大笔钱呢——也就是我投资在你那位亲爱的父亲公司里的钱。”

时至今日，我仍旧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这个惊人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也不知道是不是确实应该对此感到如此震惊。我还记得，在听完伯爵说的那句话之后，我短暂失去了对时间与空间的感知，我觉得，一部分可能是由于那杯代基里鸡尾酒，一部分则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无话可说，而且，没有任何权利坐在他们的客厅里，我所能做的，就是找个借口赶紧告辞。接着，我意识到自己正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东道主夫妻俩又回来了。伯爵的笑容依旧亲切温和，轻松自在。伯爵夫人看起来也格外开心。

“那么，大卫，”伯爵开口了，听那语气，仿佛是在请求谅解，“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去吃个晚饭，多聊点开心的事情呢？”

他们有家很喜欢的俄罗斯餐厅，就在距离这幢房子五十码左右的位置。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个很小的地方，只有我们三个客人，另外还有个穿宽松白衬衫的男人，正在弹俄罗斯三角琴[210]。整个晚饭过程中，伯爵都在谈论各种开心的事，伯爵夫人踢掉了一只鞋，用穿着丝袜的脚趾轻抚我的腿。在餐厅小小的舞池之上，她对着我唱“黑眼睛”[211]，把我整个人都向她搂近，轻轻啃咬我的耳垂，与此同时，还一面和弹三角琴的男子调情。伯爵看起来则是一副非常纵容的模样。我们回到餐桌的时候，伯爵决定，该是回床睡觉的时候了。伯爵夫人捏了捏我的手，附和了他的提议。

我的记忆中并未留存当初我回应时所找的借口，无论如何，反正我也还是找到了借口，婉拒了他们的邀请。我给自己在公园里找到了一张长椅，想方设法保住了自己在她眼中的那个“男孩子”身份。数十年时间过去后，我再次独自一人身在巴黎，想要找出那条支干道、那幢房子、那个餐厅。然而，那个时候，却再也找不到任何对应的真实场景，可以供我证明当初发生的一切属实了。

* * *

现如今，我并不是要假装说是那伯爵与伯爵夫人的魔力，吸引我在半个世纪之后来到巴拿马，为两部小说和一部电影选景。全然是因为，那个性感、未能圆满的夜晚，始终深埋在我记忆之中，仿佛是冗长的青春期侥幸留存的一小段回忆。在抵达巴拿马市的那几天，我一直在打探这个名字。贝纳斯基纳？没人听说过这个家伙。伯爵？巴拿马出身的？好像不太可能。整件事说不定是我自己梦见的？可是我没有。

我来巴拿马，是要为一本小说做研究。不同寻常之处，这本尚未完成的书已经有了书名：《夜班经理》。我想找一些骗子、花言巧语的家伙，一些肮脏的交易，给我那个名叫理查德·翁斯洛·罗珀的、毫无道德的英国军火商增添一些生活气息。罗珀是个有野心的家伙，不像我父亲龙尼那种不入流人士，经常把事情搞砸。龙尼曾经想在印度尼西亚倒卖军火，结果却被关进了监狱里。罗珀雄心壮志，不容失败，直到他遇见命运的化身——摇身一变为夜班经理的乔纳森·派恩，英国特种部队退伍士兵。

这次，由派恩来当我的秘密分享者，我在卢克索[212]壮丽的美景之中，为他和他的情妇找到了一处藏身之所。我们先是在开罗和苏黎世探索奢华酒店，在北魁北克省探寻森林和金矿。之后又来到迈阿密，向美国缉毒局寻求帮助。他们向我保证，最适合罗珀进行毒品和武器交易的地方，莫过于位于巴拿马运河西端入口的科隆自由贸易区[213]。他们说，罗珀计划中所需要的、官方一切形式的疏忽大意，在那里都能得到保证。

如果罗珀想要一个舞台好好炫耀、展示一下自己的商品，又不想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呢？我问。那还是巴拿马，他们说，去中部山区，那里没有人会问问题。

* * *

在靠近哥斯达黎加边境、潮湿的巴拿马山林里，有一位美军顾问（他说现在已经退休了）带我参观了一座可怕的露营地。在美国尚且支持这几个地区所有经营毒品生意的独裁者、利用他们来对抗任何被视为共产主义政权的年代，中央情报局在此地为六个中美洲国家训练特种部队。拉开铁丝网，布满弹孔、涂上鲜艳颜色的枪靶便从灌木丛中冒了出来：扛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袒胸露乳的西班牙女子；头戴三角帽、举起短弯刀的海盗；浑身血污，张着嘴巴，应该是在喊“别对我开枪，我是小孩”的红头发小女孩。在森林的边缘，木笼里关着营区陷阱捕捉到的各种猎物：山上的老虎、丛林野猫、蛇、猴子，全都被活活饿死，尸体在笼子里腐烂。散发着恶臭的鸟舍里，到处都是长尾鹦鹉、老鹰、鹤、鸢和秃鹫的残尸。

这都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兽性，我的向导向我解释道，为了教会他们怎样才能冷血无情。

* * *

在巴拿马市，一位名叫路易斯的、温文尔雅的巴拿马人陪我到苍鹭宫[214]去见当时的总统恩达拉[215]。前往总统府的路上，他以分享当时的政治丑闻来逗我开心。

过一会儿，你将会看见在苍鹭宫门口昂首阔步的那些传统苍鹭，然而，那些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由某只苍鹭在那里一代一代繁衍出来的后代。它们全是冒牌货，路易斯愤慨地说，是三更半夜偷偷运进来的。吉米·卡特总统来会见他的巴拿马同僚时，他的特勤人员在宫里洒了一些消毒剂。结果，到了那天晚上，总统府里的所有苍鹭都死了。替代它们的这些鸟来历不明，全是在科隆四处抓捕的，赶在卡特抵达之前的几分钟才用客机送达。

恩达拉，最近成了鳏夫，但没过几个月就娶了他的情妇，路易斯滔滔不绝地说着。总统五十四岁，新娘还在巴拿马大学念书，二十二岁。巴拿马的媒体都在嘲笑这件事，甚至还给恩达拉取了个新外号，“El Gordo Feliz”，也就是“快乐的胖子”。

我们穿过总统府的前院，欣赏那些冒牌苍鹭，走上华丽的西班牙殖民风格楼梯。早期照片里的恩达拉，看上去跟他曾经是街头打手的经历相符。但是，接待我们的这位恩达拉，却很像是我回忆里的那位伯爵。如果不是因为他穿着燕尾服，宽大的白色背心上挂了红色勋章肩带的话，我估计会在梦里跟他要回那五百英镑。有个年轻女子四肢伏地，蹲在他的脚边，正跟总统的孩子一起，用乐高砖块搭建宫殿，曲线优美的臀部紧绷在设计师品牌的牛仔裤里。

“亲爱的，”恩达拉低声喊她——因为我的缘故，用了英文——说了一通“看看谁来了！你一定听过……”之类的话。

第一夫人，仍旧跪在地上，好奇地把我从头到尾打量了一番，然后又继续搭建她的乐高房子。

“可是，亲爱的，你肯定听过他啊！”总统近乎哀求地说道，“你一定读过他的书！我们都读过！”

不知不觉之间，我久违的外交官精神又被唤醒了。

“总统夫人，你没有任何理由需要知道我的名字。不过，你肯定听过肖恩·康纳利这个名字吧，那位演员先生，最近在我的电影里出演了一个角色。”

此间是漫长的沉默。

“你是康纳利先生的朋友？”

“是的，我正是。”我回答道，尽管事实上，我几乎根本就不认识他。

“啊，非常欢迎你来到巴拿马。”她说。

* * *

在巴拿马富人和名人云集的联合俱乐部，我又再次打探起马里奥·达·贝纳斯基纳伯爵的名字，这位巴拿马驻法国大使、我所假设的伯爵夫人的丈夫，无牌威士忌的供应者。没有任何人记得他，就算他们记得，也宁可选择忘记。根据一位名叫罗伯托的、不屈不挠的巴拿马朋友的报告，在花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之后，才知道这位伯爵不仅确实存在，而且，他在这个国家极不稳定的历史上，还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伯爵的头衔是“通过瑞士从西班牙得来的”，管他是什么意思。他曾经是巴拿马总统阿努尔福·阿里亚斯[216]的朋友。阿里亚斯被托里霍斯[217]推翻政权之后，贝纳斯基纳逃到了美国管辖的运河区，声称自己是阿里亚斯政府的外交部前部长。其实他根本就不是。反正，他就这样顺风顺水地活了好几年。直到有天晚上，在一家美国俱乐部吃饭时，他被托里霍斯的秘密警察给绑架了（关于这一部分，我乐于恣意地想象一下）。随后，他被关进了巴拿马臭名昭著的拉莫德罗监狱，被控谋反、叛国、煽动暴乱等罪名。三个月后又被神秘释放。虽然他宣称自己担任巴拿马外交官二十五年，但他其实从来就不是巴拿马外交部门中的一员。更别说担任巴拿马驻法国大使了。那位伯爵夫人（如果她确实是的话），我很幸运地没能得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我少年时代的幻想，得以完好无损地继续保存下去。

* * *

国家也可以是角色。在《夜班经理》里跑了个龙套之后，巴拿马坚决要求登上我正在构思的一部新小说的演职人员表。尽管这已经是五年之后的事了。这一次，我即将成为英雄的主角，是在间谍世界里最容易被忽视的居民，也即杜撰情报人员，或者用我们的行话来说，是那些“流动小贩”。没错，格林在《我们在哈瓦那的人》里高度赞扬了杜撰情报人员。但是，可怜的伍尔摩[218]的假情报却并没有造成立即开战的局面。而我，则想要把这场闹剧转变为悲剧。美国在占领巴拿马期间，便已经完成了入侵巴拿马的丰功伟绩。那么就让他们来个第二次入侵吧，靠着我这个流动小贩杜撰的情报。

但是，谁会来扮演我这个流动小贩呢？他必须是个社交方面平淡无奇的人，性格温和，清白无辜，惹人喜欢，并非那些世界级间谍游戏里的角色，却又努力为之奋斗。他必须对他所爱的一切忠贞不渝：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工作。他必须是个幻想家。情报部门出了名地喜欢接收幻想家。情报界有许多著名的好小伙（艾伦·杜勒斯就是其中之一）本身就是幻想家。他必须要从事服务业，可以和有权势、有钱、有影响力和容易轻信他人的人们来往。比如时尚美发师，费加罗[219]式的人物？古董商？画廊老板？

或者是个裁缝？

在我所有的小说当中，只有一两本，我可以诚实地说出那句“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柏林谍影》的开始是在伦敦机场，一个四十岁出头的矮壮男子坐在我旁边的吧台高脚凳上，摸索着自己的风衣口袋，抓出一把五六种货币的零钱，摆在吧台上。他用他那像拳击手一样的粗壮手指翻遍零钱，直到找出足够的同类货币。

“大杯威士忌，”他点了酒，“不要加该死的冰。”

我只听到他说了这句话，至少我此刻相信是这样。不过，我却幻想自己在他声音里听出了一丝爱尔兰口音。他的酒来了，他就像个已经习惯饮酒的人一样，用老练的动作把嘴唇浸到杯里，两口就把酒给喝光了。接下来，他便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没有看任何人一眼。就我所知，他应该是个走霉运的商旅客，但不管他是谁，他都成了我的间谍，《柏林谍影》里的阿列克·利玛斯。

* * *

然后，还有位道格。

有位造访伦敦的美国朋友，建议我去找他的裁缝道格·海沃德。他的店开在西区的蒙特街。当时是九十年代中期，我的美国朋友是好莱坞来的，他说道格·海沃德替很多电影明星和演员做衣服。通常，你是不会想到店里的裁缝竟然会是坐着的，但是，当我看到道格时，他却如同皇帝登基一般，坐在一张老虎椅上，正在跟人讲电话。后来他告诉我，自己经常坐着的原因是个子太高了，不喜欢面对顾客时总是显得居高临下。

他正在跟一位女士说话，至少我猜是一位女士。因为他正不停地说着可爱的、亲爱的之类的话，还特别提到她家那个老家伙。他的声音充满戏剧性和权威感，有着特意抹去伦敦东区方言的痕迹，但那种抑扬顿挫的方言语调却怎么也抹不掉。道格年轻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来练习演讲，正因为这样，才能用一口时髦又精致的上流社会腔调在店里工作。接着，六十年代来了，时髦精致的口音不再流行，地区特色的潮流又回来了。这全是演员迈克尔·凯恩[220]的功劳，他也是道格的顾客，伦敦东区方言逐渐成为六十年代最流行的腔调。可是，道格并不打算放弃他好不容易学来的、优雅的上层腔调。于是，上流的家伙们开始站在角落里学习平民化语言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本色。

“听我说，亲爱的。”道格对电话那头说道，“听闻你那个老家伙在外面乱搞，我感到尤为难过。因为我实在很喜欢你们两个。可是，倒不妨这样去看吧。曾经，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他的情人，那时他还另有一个正规的老婆。然后，他把老婆甩了，娶了你这个情人。”他停顿了一下，刻意制造出演讲效果，因为这时，他已经知道我们在听了，“所以，这就有了一个空位了，不是吗，亲爱的？”

“裁缝店就像个剧场。”道格在午餐的时候跟我们说道，“没有人只是因为需要一套西装来找我。他们是要来嗡嗡嗡地说话的。他们是要来找回青春，来闲聊八卦的。他们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当然不知道。谁都可以为迈克尔·凯恩提供成衣，但是你能替查尔斯·劳顿[221]直接买成衣[222]吗？总得有人要来定制西装的啊。之前有个家伙问我，为什么我不做阿玛尼那样的西装。‘听着，’我跟他说，‘阿玛尼比我更会做阿玛尼西装，要是你想要一套阿玛尼，去邦德街，省下六百英镑，直接买一套吧。’”

我没有给我的裁缝取名为“海沃德”，而是取名“潘德”。书名是《巴拿马的裁缝》，用来向比阿特丽克斯·波特[223]的《格鲁塞斯特的裁缝》致敬。我给了他一个半犹太人血统的背景，因为——就像在早期的美国电影中一样，我们的裁缝角色多来自伦敦东区的中欧移民家庭。并且“潘德”在德语中是“钟摆”的意思，因为我想让他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来回摇摆。此外，我还需要的就是一个出身良好却自甘堕落的英国无赖，来招募我的潘德，利用他来替自己赚大钱。不过，对任何一个曾在伊顿任教的人而言（比如我自己），这样的角色都有着大把的原型候选人。

第二十六章
深入敌后

我们和他道别也才几年的时间，不过，我不能告诉你是在何时或者何地。我不能告诉你，我们是把他火葬还是土葬，是在乡下还是城里。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是叫汤姆、迪克或者哈利。也不能告诉你，葬礼是基督教式的，还是其他礼仪。

我选择叫他哈利。

哈利的妻子出席了葬礼，笔挺挺地站在那里，她嫁给他已经五十年了。她在排队买鱼的时候被人吐口水，那是他的缘故；她被街坊邻居嘲笑，那是他的缘故；她的房子被警察们强行闯入——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在履行职责，撼动了当地共产党煽动者的据点。他们还有一个如今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离校之后的时间里，都承受了相同的羞辱。不过，我也不能告诉你那是儿子还是女儿，也不能告诉你，他或者她，是不是已经在哈利坚信自己所保护的世界里，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角落。如今，妻子已经成为未亡人，就如她过去一直面对各种压力时所做的那样，无畏而坚强，但是，已经长大的孩子却随着哀恸而颤抖，母亲对此明显有些不满。艰难的生活，教会她去珍视忍耐的价值——她期待自己的后代也是如此。

* * *

我之所以会去参加葬礼，是因为很久以前曾经管理过哈利的案子。这是令人忧心、同时又很微妙的一种信任。自童年期结束之后，他就用尽全部心力来对抗他祖国的敌人——通过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来进行对抗。他不断吸收共产党的各种信条，直到这些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他“转变”自己的意志，直到几乎不承认任何过去的自己。在我们的协助之下，他将自己训练得从思想到本能反应都是一个彻底的、忠诚的共产党信徒。然而，每个周末向专案人员进行汇报时，他依旧会想方设法挤出一个微笑。

“还好吗，哈利？”我会问。

“非常好，谢谢。你和夫人都还好吧？”

每到晚上和周末，哈利就会干起党内的各种脏活，让其他的同志乐得解脱。他在街边角落兜售那些《工人日报》（根本就卖不掉），丢弃那些没卖掉的报纸，再把我们给他的钱拿去补贴报款，作为掩饰。他扮演那类专门负责跑腿和寻找人才的家伙，去拜访苏联文化专员和克格勃的三等秘书，接受他们沉闷枯燥的指派，去收集他所居住地区所有科技相关产业的闲聊八卦。如果他听不到什么八卦，我们也会给他提供一些，只是首先要保证不会造成任何损害。

渐渐地，通过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勤奋奉献，哈利被提拔成了一个重要的同志，被委托了半机密的差事。虽然他竭尽全力去寻找其中的价值——我们也是——却很少能在这片情报市场上获得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是，缺乏成果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向哈利保证，因为他是正确的人，处在正确的位置之上，极为重要的监听岗位。如果你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哈利，我们告诉他，那也没关系，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夜里可以睡得更安稳一些。然后哈利就会很愉快地回答说，好吧，约翰——或者是我当时所用的其他假名——总得有人清理排水沟啊，不是吗？然后我们说，总得有人做啊，哈利，谢谢你扛起这个任务来。

偶尔，可能是为了鼓舞他的士气，我们会踏进虚无的留守世界：要是苏联红军真的来了，哈利，有一天你起床，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这个地区党内的“大波巴”[224]——那么你就成了抵抗力量的关键人物，要负责把这些混蛋都赶到海里去。为了让这个幻想更加真实，我们会特地从他阁楼上预先藏起的地方翻找出那台无线电发报机，吹掉堆积的灰尘，亲眼看着他传送虚假的消息给一个假想的地下总部，然后再接受一个虚假的指令，这些都是在为或许有可能发生的、苏联占领英国的情况做练习。我们觉得这件事做起来有些尴尬，哈利也有同感，不过这都是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适应。

自从我离开情报世界之后，我不断思索着哈利和他妻子行为的动机，还有其他的哈利和其他的妻子。心理医生想必会与哈利相谈甚欢，而哈利大概也同样如此。“就是这样，我接下来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他会问他们，“就让苏联从我鼻子底下偷走我该死的祖国？”

哈利对自己双面间谍的人生，从未觉得中意过。他是在把这件事当成完成自己人生使命的必要责任。我们只给他微薄的工资，如果我们多支付一些给他，他就会觉得窘迫。除此之外，他也没地方可以花钱。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些数额很少的额外补贴，称之为他的赡养费，同时也在安全容许的范围内，尽力给出尊敬和友情。哈利和他那位表现得像称职的共产党同志爱人一般的妻子，渐渐地、暗暗地成了略微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所支持的那位宗教教区牧师似乎也从来没有开口过问，这两个如此热衷于共产主义的人士为什么会来找他做祷告。

葬礼结束，朋友，家人，以及党内的同志们相继离去。这时，有个穿风衣、打着黑领带、样貌可掬的男人走到我车子旁边，和我握手。“我是局里派来的，”他羞怯地咕哝道，“哈利是我这个月里的第三个了。他们全都在这段时间里接连去世。”

哈利是我们那支可怜又该死的步兵团中的一员。组成这个兵团的可敬人士，有男有女，一心相信共产主义者会摧毁他们所热爱的国家，觉得自己最好采取点行动，做些什么。哈利认为，苏联红军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群还不错的家伙，有理想，但是性格有些扭曲。就这样，他选择为自己的信念奉献一生，死的时候只是冷战时期的一个无名士兵。将间谍渗透进所谓即将被颠覆组织里去的做法，自古以来便已存在。据说，埃德加·胡佛[225]在得知金·菲尔比是苏联的双面间谍之后，很不寻常地说了句睿智的俏皮话：

“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只有十二个门徒，其中一个还是叛徒！”

如今，当我们读到卧底警察潜入各种和平组织和动物权益保护组织，用伪造的身份恋爱、抚养小孩之类的故事时，我们会觉得反感，因为我们立马就知道，他们的目标无法赋予这些欺骗行为或者其所付出的人性以正当的理由。感谢上帝，哈利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在展开行动，而且，他绝对相信自己的工作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他认为共产党的国际组织是他祖国的敌人，其在英国的组织成员就好比祖国腹地中的敌人一般。我所认识的英国共产党员当中，没有任何人会认同这样的观点。不过，英国的当权派却对此坚定不移——就算只是这样，对哈利们而言也已经足够了。

第二十七章
追寻军阀

这部小说里什么都有，甚至连标题都取好了：《伦敦口译员》。小说的背景设定在伦敦和刚果[226]东部，主角叫萨尔沃，是萨尔瓦多的昵称。他是误入歧途的爱尔兰传教士和刚果酋长之女的私生子。萨尔沃自襁褓时期起，就被狂热的天主教传教士洗脑，也因为父亲应该承受的罪孽而遭到被抛弃被排斥的惩罚。因此，我很难不对此感同身受，产生怜悯之心，认为自己等同于他。

我笔下有三个刚果军阀，每一个都是各自部落或者围绕他所产生的社会团体的领袖人物。我分别跟好几个来自英国与南非的雇佣兵吃饭喝酒，借此设计出灵动的情节，以便随着故事的发展，可以呼应角色们各自的需求与奇想。

我笔下还有位年轻美丽的刚果女护士，出身基伍[227]，在东伦敦的医院工作，一心渴望着回到自己同胞的身边。我走过她医院的长廊，坐在候诊室里，看着医生和护士们来来去去，我监视着他们轮班的变化，然后隔着一段合适的距离，尾随一群疲倦的女护士，看她们拖着脚步慢慢走回自己的寝室和宿舍。在伦敦和奥斯登，我花了很多时间与刚果聚集起来的秘密流亡者们进行密谈，聆听关于轮奸与迫害的故事。

不过，还有一个小小的障碍。那就是，对于我即将下笔描写的这个国家，我没有任何第一手的亲身体会，也几乎不了解那里的原住民。与我的头号佣兵马克西所卷入的那场基伍争夺权大战相关的三位军阀，都并非确有其人——都只是几个人像的拼凑，再加上各种道听途说来的传闻，与我贫瘠的想象融合而成。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面积最为宽广的基伍省，与其省会布卡武[228]，则都是我靠着陈旧的旅行指南和网络资料创造出来的幻想产物。整个故事都是在我因为家庭原因而无法出门旅行的那段时期里构思出来的。不过如今，我已经可以自由自在地做我如果身处更好的情况之下、早在一年之前就应该去做的事情：亲自到那里去看看。

这个诱惑难以抗拒。布卡武，是比利时殖民者们在二十世纪初所创建的城市，位于非洲最高也最冷的湖泊，基伍湖的南端。听起来这里简直就像是个失落的天堂。我已经能够想见，那将会是一个迷离的香格里拉，有着九重葛[229]盛开的宽阔街道，庭院里郁郁葱葱的度假别墅，一路延伸至湖滨。周围山坡的火山土壤十分肥沃。同样是这本旅游指南告诉我，那里的气候十分温和，任何水果、花卉和蔬菜几乎都可以在那里蓬勃生长。

我也曾在书上读到，东部刚果等同于死亡陷阱。数个世纪以来，富饶的物资吸引来了各种各样的掠夺者，从流浪的卢旺达民兵，到在伦敦、休斯敦、圣彼得堡或北京拥有金碧辉煌办公室的商业投机分子。自卢旺达种族大屠杀[230]以来，布卡武一直都是难民危机的前线。胡图族叛军从卢旺达越过边界，利用这个城市作为基地，来报复驱逐他们的政府。在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刚果战争”的战火肆虐过后，这里已经沦为了废墟。

所以，那里现在看上去是个什么样子呢？给人以什么样的感觉呢？布卡武是我的主角萨尔沃的出生地。城市附近的灌木丛里隐藏着一座天主教修道院，住在这座修道院里的萨尔沃的父亲，是个博爱但容易犯错的爱尔兰神父，拜倒在一名部落女子的石榴裙下。要是能找到这座修道院，就太好了。

* * *

我读过米凯拉·容[231]的《库尔兹先生的脚步》，对这本书非常钦佩。容以前居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府金沙萨，在非洲大陆总共居住了十二年之久。卢旺达大屠杀之后，她为路透社和BBC报道卢旺达的情势。我邀请她共进午餐。她会提供帮助吗？可以。甚至，也许她还能陪我去一趟布卡武？可以，不过有条件。杰森·斯特恩斯[232]要一同前往。

二十九岁的杰森·斯特恩斯，通晓多国语言，是研究非洲的学者，也是国际危机组织[233]的高级分析师。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之前有三年的时间是在布卡武给联合国当政治顾问的。他会说完美的法语、斯瓦希里语，以及不知其他多少种非洲语言，算得上是西方世界刚果问题的首要权威之一。

同样很神奇的是，杰森和米凯拉刚好有各自要做的工作需要前往刚果东部。他们同意与我同行。他们看过我这部小说令人尴尬的初稿，指出了许多的错误。然而，这也让他们想到有哪些人我需要去见、哪些地方我需要去亲眼看看。在我清单上排第一的就是那三位军阀。之后，是天主教传教士、修道院和萨尔沃童年时期读书的学校。

外交部的建议从未如此清晰直白过：不要去刚果东部，不要去。但是，杰森有自己的探路雷达，它报告说，尽管刚果民主共和国即将举行四十一年来的首次多党选举，气氛有些紧张，但布卡武的局势还算是相当平静。对我的两位同伴而言，这是前行的最好时机，对我的小说和我的角色也是如此。因为小说的背景恰好就设定在这场选举之前。那年是二〇〇六年，卢旺达大屠杀十二年之后。

回头来看，我有些惭愧，竟然说服了他们带我同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这在基伍基本上是习以为常的事——他们就要直接扛着我这个行动不太灵活、白发苍苍年逾古稀的老头儿来展开行动了。

* * *

早在我们的吉普车尚未离开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抵达刚果边界之前，我想象之中的那个世界便已逐渐消退，慢慢被真实世界所取代。基加利的米勒·柯林斯饭店，也即电影里的卢旺达饭店[234]，日常就弥漫着一股压抑沉重的气氛。我试着在饭店里寻找演员唐·钱德尔，或者他所扮演的角色保罗·路斯沙巴吉那的纪念照片，但没有找到。路斯沙巴吉那是真实世界中卢旺达饭店的饭店经理，一九九四年的时候，他把米勒·柯林斯饭店变成了秘密避难所，保护图西族人远离对屠刀和枪械的恐惧。

只是如今在掌权者心目中，卢旺达饭店这个故事已经不再有影响力了。只要睁着两只眼，踏进卢旺达这个国家十分钟就会知道，由图西族人主导的政府事实上管理得非常严格。在我们越过山丘驶往布卡武的途中，我们从车窗瞥见了卢旺达的司法运作。在起伏蔓延宛如瑞士山谷一般的绿草地上，村民们像参加夏令营的学生一样围成一圈蹲坐着。在他们这个圈子的正中间，通常老师应该站的位置，站的是身穿粉色囚服的男人，或是打着手势，或是低垂着头。为了清理积压下来的、尚未经过审理的大屠杀嫌疑犯的诉讼案子，基加利恢复了传统的乡村法庭。任何人都可能被起诉，任何人也都可以为自己或别人辩护。除了法官是由新政府指派的，百无禁忌。

在距离刚果边境大约还有一小时车程的时候，我们驶离了公路，开上山丘——为了去看看当年大屠杀的部分受害者。那是一座原本是中学的建筑，俯瞰着风景优美的山谷。这里的管理人，自己也曾是整个大屠杀事件当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他带领我们走过一间又一间的教室。死者——多达上百名死者，有的是一整个家庭，当年被骗去集合以求保护，结果却被逐一屠杀——四个四个或者六个六个地躺在木板上，身上涂抹了像是调和了水和面粉混在一起的东西。一名戴着面罩的女子提着水桶，继续往他们身上涂抹。她要帮他们涂抹多久呢？这些尸体可以保存多久？在这些尸体之中，有很多是儿童。在一个农夫完全靠自己动手屠宰牲畜的国家里，这类技术已经变得非常成熟：先切开肌腱，然后慢慢来。手掌、手臂、脚分开保存在不同的篮子里。破损的衣物因为血渍已经变成褐色，大多是儿童的尺寸，挂在洞穴般大厅的横梁上。

“你什么时候会火葬了他们？”

“等他们完成自己的工作以后。”

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证明那些确实发生过的事情。

在此陈列的这些受害者，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指认出他们的身份，甚或去哀悼、去安葬他们，我们的导游解释说。哀悼他们的人也死了。我们留下这些尸体，是为了拿来向世人进行展示，让那些质疑和否认的人闭嘴。

* * *

身穿美军式样绿色制服的卢旺达部队出现在了路边。刚果的边界检疫站是一座破旧的小屋，位于跨越鲁济济河口的铁桥的一头。一群女性军官皱起眉毛，仔细查看了我们的护照和疫苗接种证明，摇了摇头，商议起来。国家越是混乱，它的官僚系统就越是难以应付。

不过我们有杰森。

一道门砰地一下打开，里面传出几声愉快的叫喊声。这时我才发现，杰森已经从我们身边消失了。随后，在几声响亮的、仿若欢庆一般的笑声中，上交的各种证件被交还给了我们。告别卢旺达铺设得非常完美的柏油路面，我们在基伍坑坑洼洼的泥土地上颠簸摇晃了五分钟，便到达了我们要住的旅店。杰森，就像我的萨尔沃一样，精通多种非洲方言，一旦出现发生激烈冲突的情况，他先是会一起激动，接着便开始用十分温和的态度去开解当事人。这不是什么策略手法，这已经成了他的本能。我能想象我的萨尔沃——冲突之子，天生的劝解人——会做出和他一模一样的举动。

* * *

仿佛是某种秘密仪式一般，在我小心谨慎前去拜访的每一个争端发生地点，都会有一个酒吧。在酒吧里，二流政客、间谍、救援工作者和投机倒把分子们聚在一起。在西贡，是“大陆”酒吧；在金边，是“山峦”酒吧；在万象，是“星座”酒吧；在贝鲁特，是“海军准将”酒吧。而在布卡武，是“兰花”酒吧。它坐落在一栋位于湖滨的殖民地风格别墅里，建筑低矮，用一扇大门与外界隔绝，酒吧周围围着一圈不起眼的小木屋。酒吧老板是一名精于世故的比利时裔农场主，以前差点在一场发生在基伍的战事中流血致死，幸而被他的哥哥偷偷运往了安全处，侥幸逃生。餐厅的角落里坐着一位德国女士，无限惆怅地跟陌生人聊起布卡武以前全是白人的那段岁月，说她大可以开着自己那辆阿尔法·罗密欧轿车，以六十码的速度驰骋在林荫大道上。隔天早晨，我们开车驶过她所说的那条线路，但没有开到她声称的速度。

林荫大道又宽又直，不过就如同布卡武的每一条街道，都因为从周围山峦冲刷下来的红色雨水而变得坑坑洼洼。这里的建筑都是新艺术运动撒落的珠宝，有圆滑的边角，细长的窗户，以及像老式影院一样的风琴式门廊。整个城市建在五个半岛之上，“如同一只绿色的手伸入湖中”，旅游指南上这样诗情画意地描写道。最大，也一度最为时髦的半岛是拉波特半岛，扎伊尔疯狂的帝王蒙博托[235]也曾在此居住过，这里保存了他众多居所的其中一个。根据阻止我们进入的士兵所说，这幢别墅已经为了新总统入住而重新整修过。刚果新总统约瑟夫·卡比拉[236]，出身基伍，他的父亲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主义的革命者，推翻蒙博托政权（1997）的四年之后，死于自己保镖的行刺。

潮湿氤氲的雾气弥漫在湖面之上。卢旺达的边界线将湖面一分为二。拉波特半岛的顶端朝向东方。水里的鱼非常小，湖里的怪兽叫“曼巴穆图”，是个半女人半鳄鱼的怪物，最爱做的就是吃人脑。我听着导游的讲解，迅速做着笔记，明知道自己也许永远都用不上。照相机对我而言根本没用，当我书写笔记的时候，我的记忆就会自动储存这些想法。而我拍照的时候，照相机反而会偷走我的工作成果。

我们走进一座天主教修道院。萨尔沃的父亲曾是这里的传教士。没有窗户的砖墙完全不同于街上的建筑。躲在墙后的世界里，这儿有花园，有圆盘式卫星电视天线，有客房、会议室、电脑、图书馆和缄默的仆人。食堂里，有个穿牛仔裤的老传教士拖着脚，慢慢走向咖啡壶，并给了我们一个悠长而又神秘的凝视，接着又径自走开了。如果萨尔沃的父亲还在世，我想，这大概就是他现在的模样吧。

身穿褐色长袍的刚果传教士在悲叹，说他的非洲同伴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为前来忏悔的教徒们过于情深意切地描述他们的民族仇恨，一旦他们被原本应该加以抑制的激烈言辞所激怒，他说，就有可能变成最为糟糕的极端主义者。比如，在卢旺达，原本应该是善良又友好的传教士，会把他们教区内所有的图西族人召集到教堂里来，为他们祈祷一番，然后唆使他们去大街上纵火，或者下手铲除异己。

他一边说，我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不是因为他讲了什么金玉良言，而是他谈起他们时的语气，那一口缓慢、优雅、明显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法语，以及谈及他非洲兄弟们所犯下的罪孽时的哀伤感觉。

* * *

托马斯和我心中所想的形象相去甚远，这让我不得不再次抛弃一切成见。他个子很高，精明练达的样子，身穿精致剪裁的蓝色西装。他以完美的、外交人员般的轻松态度接待了我们，他的宅邸由手拿半自动步枪的哨兵们把守，宽敞气派，非常具有代表性。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一部大电视正在静悄悄地播放足球比赛。在我无知的想象中，军阀绝不会是这个样子。

托马斯是班亚穆勒格人[237]。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的手下持续不断地在刚果的各个战场上征战。他们本是卢旺达的游牧民族，近两三百年来逐渐定居在基伍南部穆勒格高原之上。班亚穆勒格人以高超的战斗技巧和与世隔绝的态度而闻名，也因为他们与卢旺达的血缘关系而遭受憎恨。所以，每逢不满爆发的年代，他们首先会被提起。

我问他，即将举行的多党选举会不会让他们的情况有所好转。他的回复并不乐观。败选的人会说投票被人操控，而且他们说的也没有错。赢家通吃，而班亚穆勒格人一如既往地会被视作责难的对象。他们被称为西非的犹太人，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出了任何差错，那就完全是班亚穆勒格人的原因。金沙萨努力想把刚果的民兵组织打造成一支单一的国家军队，不过他同样不为所动：

“我们的很多孩子先是入伍，然后又逃进山里。如果身在军队之中，他们会杀掉我们、羞辱我们，尽管事实上我们替他们打了许多胜仗。”

还是有一线希望的，托马斯坦承。他力图要把刚果所有“外国人”——尤其是指班亚穆勒格人——从“马伊马伊[238]”们的手中拯救出来，他们正在逐渐认识到成为金沙萨士兵要付出的昂贵代价。至于具体会如何去做，他没有详细说明。

“也许‘马伊马伊’在明白不该信任金沙萨之后，就会更加接近我们。”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杰森安排我们去见一位“马伊马伊”的上校。“马伊马伊”是刚果众多武装民兵组织里面势力最大也最臭名昭著的一支队伍。上校是我要去见的第二位军阀。

* * *

和托马斯一样，这位上校外表干净整洁——除了穿的不是精致剪裁的蓝色西装，而是饱受中伤的刚果国家军队的制服外。他身上穿的这套金沙萨发的卡其布制服被熨烫得平平整整，压线部分也全部熨得笔直。他的军衔徽章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他右手的每一根手指上都戴着金戒指。两部手机摆在他面前的桌上，我们坐的位置是一处露天咖啡馆。沙袋摆放在马路对面，后面是戴着蓝色头盔的联合国巴基斯坦维和部队，正用枪口监视着我们。我一辈子都在打仗，上校说，当年他麾下的战士们，最年轻的不过八岁，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我们国家里的一些种族不应住在这里。我们和他们打仗，是因为怕他们会随便宣称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刚果是他们自己种族的领地。在这类事情上，金沙萨的政府不值得信任，所以我们干脆自己来做。蒙博托政权被推翻的时候，我们带上自己的大刀和弓箭，首当其冲地扛起了本就该负的责任。‘马伊马伊’是由我们祖先所创立的武装力量。我们的达瓦会保护我们。”

他提及的“达瓦”指的是“马伊马伊”所具有的神奇力量，让他们能将飞来的子弹转向，或者让他们化身为水：所谓的“马伊”。

“当你直面朝你开火的AK47时，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这时你就会知道，我们的达瓦是真实可靠的。”

如果是这样，我尽可能委婉地提出质疑，“马伊马伊”是如何解释他们的伤亡的呢？

“如果我们的战士被打倒了，那是因为他是个小偷、强奸犯，不服从我们的仪式规矩，或是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对自己的战友有不好的想法。死掉的都是罪人，我们让巫医埋葬他们，不举行任何仪式。”

那班亚穆勒格人呢？在当前的政治情势下，上校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要是他们再次发动战争，我们会杀了他们。”

然而，在发泄对金沙萨的恨意上，他的想法和他势不两立的敌人托马斯前一晚的说法，却变得非常接近：

“金沙萨的那帮畜生一直都在打压‘马伊马伊’。他们忘了，是我们在替他们打仗，是我们让他们的肥屁股能够稳稳当当地坐在那儿。他们没有给我们钱，也不听我们说话。而且，因为我们是军人，他们也不让我们参与投票。照他们看来，我们干脆滚回丛林里去得了。一部电脑能要多少钱[239]？”

* * *

该开车到布卡武机场去为我小说结尾的动作场景勘探实景了。这一周，我们在城里经历了几次暴动，偶尔还有几次枪击。宵禁仍在执行。通往机场的道路属“马伊马伊”们管辖，不过杰森说，通行过去还是安全的。所以我想，他是和上校商量好了，能保障我们的通行。我们正准备出发的时候发现，不管有没有宵禁，市中心都已经被示威民众和燃烧的轮胎给堵死了。据说起因是一个男子要送妻子去做手术，因此把房子拿去抵押，借了四百美元，结果没从金沙萨领到薪水的士兵们听说了这件事，闯入他的家中，杀了他并且抢了他的钱。愤怒的邻居抓住了这些士兵，把他们关了起来，随后，士兵们的同伴们派兵来解救他们。有个十五岁的女孩遭到射击身亡，因此引发了群众暴动。

高速行驶过凹凸不平的后街窄巷，在一路头晕目眩之后，我们到了戈马路。再沿着基伍湖西岸往北开。机场周边不久前才爆发了严重冲突。一支卢旺达民兵部队接管了此地，好几个月后才遭到驱逐。现在，机场是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保护之下，由印度和乌拉圭派出的部队来负责维稳。乌拉圭人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力邀我们尽快回来参加真正的派对。

“你们会怎么做呢，”我问我们来自乌拉圭的东道主，“如果卢旺达的人再打回来？”

“Vamos [240]。”他毫不迟疑地回应道，把他们赶出去。

事实上，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有一批重武装的白人雇佣兵出乎意料地降落在机场里——这正是我小说里的情节——他和他的同伴们会怎么做。我羞于直接提出我的假设问题，但我一点都不怀疑，就算知道我问题的真正目的，他的回答想必也是一模一样。

我们参观了机场，接着又回到市区。倾盆而下的暴雨，洗刷着红色的泥土地。我们驶下山坡，眼前是被雨水填满，迅速形成的湖泊——几个小时以前，这里还是一处停车场。一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站在他那溺水车子的顶部，挥舞手臂，请求救援，逗乐了迅速围观过来的群众。我们这辆载有两个白种男人和一个白种女人的吉普车一到，更是增加了娱乐效果。很快，就有一群小孩开始左右摇晃我们的车子，在狂热之下，他们可能很快就会把我们的车子摇进湖里。幸而杰森及时跳出车子，用他们的语言对他们说话，安抚他们，并惹得他们哈哈大笑。

对米凯拉来说，这种状况更是习以为常，她甚至都不记得这件事了。但我记得。

* * *

迪斯科舞厅是我对布卡武最后也是最为动人的回忆。在我的小说里，舞厅属于一位受过法国教育、继承了东部刚果贸易财富的人，他后来成了萨尔沃的救命恩人。他也算是某种类型的军阀，但他真正的权力基础是布卡武的年轻知识分子和生意人：他们都在这里。

因为有宵禁，整座城市一片死寂，雨还在下，我不记得这个舞厅的门口有那种一闪一闪的招牌，或是那种盛气凌人的男人在进行检查：只有一排迷你的伊索多[241]式电影屏幕隐匿在暗处，通往下层的昏暗石头台阶有绳索栏杆。我们摸索着往下走。音乐和激光灯光吞没了我们。呼喊“杰森”的声音此起彼伏，他如同消失在海中一样，在那些欢迎的手臂之中不见了身影。

我听说，刚果人比任何人都会找乐子，至少在这里是如此。距离舞池较远的地方，有人在玩台球，所以我也加入了围观。台球桌周围一圈，都围着寂静无声、紧张等待打出每一杆的民众。最后一球入袋时，现场爆发出喜悦的狂吼声，赢球的人被抬了起来，双脚离地，在舞厅里展开胜利的游行。吧台处，漂亮的女孩们闲谈欢笑。在我们这桌，我听到某人正谈起他对伏尔泰——或者是普鲁斯特？——的看法。米凯拉委婉地拒绝了一个喝醉的家伙的邀约。杰森加入了舞池里的其他男人，同舞同乐。我会在小说最后如此结尾：

“尽管刚果困难重重，但是，你在布卡武街头能碰到的情绪沮丧的人，还是比纽约街头要少得多。”

我希望自己将这句话用到了小说里，然而，就连我读到这句话也已经过去很久了。刚果东部是我深入杀戮战场的最后一次远行。这部小说能够忠实地展现我的经历吗？当然不能。不过，我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始终无法放下。

第二十八章
理查德·伯顿需要我

无论何时，只要想起我第一次与《柏林谍影》的美国导演马丁·里特的会面，我都会为我当时穿的那身愚蠢的衣服而脸红。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我的小说还没有出版，但是里特已经买下了电影版权，基于一部打字机版本的、提前流出的影印稿，不知道是来自我的文学经济人还是出版商，也有可能是影印室里某个在电影公司——也就是派拉蒙——有门路的聪明家伙，辗转把这份影印稿交给他的。里特后来夸口说，自己是从我这里偷来的版权。我后来也同意了他的说法。那时候，在我看来，他简直就是个无限慷慨的男人，不辞辛劳地带着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从洛杉矶飞到伦敦，为的就是请我在康诺特酒店享用一顿爱德华式的奢华午餐，然后极尽溢美之词地讨论我的书。

至于我这边，则是由女王陛下负担旅费，从西德首都波恩飞回了伦敦。当时我还是个三十二岁的外交人员，从没有跟电影圈里的人打过交道。在童年时期，就像所有我那个年代的男孩一样，我爱上了狄安娜·德宾[242]，也因为《三个臭皮匠》[243]笑得满地打滚。在战时的电影院里，我击落了埃里克·波特曼[244]驾驶的德国飞机，和莱斯利·霍华德[245]一起打败盖世太保（我的父亲入戏很深，相信波特曼就是纳粹，认为他应该被关起来）。但是，因为结婚很早，孩子年纪尚小，自此之后我就不太看电影了。我有个英俊迷人的文学经纪人，常驻伦敦，一生中最大的野心（假如他愿意放手一搏的话）就是在爵士乐团里打鼓。他对于电影世界的认识想必比我多。不过，据我猜想也多不了多少。尽管如此，他还是替我安排了电影版权方面的生意。于是，在一场欢乐友好的午宴之后，我就签下了合约。

就如同我在本书其他章节里所提到的那样，我在英国驻波恩大使馆担任二等秘书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工作是陪同英国政府与议会反对党邀请的德国贵宾到英国参观访问。那次，我就是拜此原因回到了伦敦。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从公务之中偷闲到康诺特饭店和马丁·里特吃午餐时，身上穿着德国人称为“施特雷泽曼”式的装束：黑色合身外套、黑色马甲、银色领带，以及灰黑色条纹长裤。施特雷泽曼这个名字源自普鲁士的一位政治人物，他很不幸地短暂领导过魏玛共和国[246]一段时间。这也可以解释，里特和我握手的时候，为什么会以热忱沙哑的口音问我到底搞什么鬼，为什么穿得像个餐厅领班。

而里特自己又穿了什么呢，竟然会随意问我这种带有挑衅性的问题？康诺特饭店的餐厅素来都有很严格的服装规定，但是其中的牛排餐厅在一九六三年时已经（带点不情愿地）学会了要去放宽一些规定。窝在餐厅一角、两侧有四个业已头发灰白的同伴，年纪比我大十七岁、人比我精明世故几个世纪的里特，上身穿一件堪称惊天动地的黑色衬衫，扣子一直扣到了脖子处的最上面一颗，下身穿一条束腰松紧裤式样的宽松长裤，裤脚收紧，裹着脚踝。在我看来，在他全身上下装束当中最非比寻常的，就是头上那顶工人戴的鸭舌帽，帽舌通常都往下压，他却朝上抬了起来。在室内戴帽子？你知道，在我那个年代的英国外交官眼里，这绝不亚于用刀来吃豌豆。这一身装束就这样套在一个已经发福的、老足球运动员般雄壮的男人骨架上，他古铜色的、中欧轮廓的脸庞上铭刻着岁月的痕迹，一头厚实的、向后梳起的灰白色头发，黑框眼镜的后面，躲藏着一双有神的眼睛。

“我之前没告诉过你们他是这么年轻的吗？”在我想办法解释自己为什么穿得像个餐厅领班的时候，他得意地向他的同伴们说道。

你是说了，马蒂，是说了，他们应和道。因为——就像现在我已然了解的那样，电影导演永远都是对的。

* * *

马丁·里特是对的，比起他们大部分人都要更加正确。他是个富有才华的电影导演，拥有博大的胸襟，以及令人畏惧的人生阅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美国军队服役，而且，就算不是共产党员，也是个热心投入共产主义事业的追随者。他对卡尔·马克思毫不掩饰地表示欣赏，这令他上了电视产业的黑名单，尽管他不论在演出还是导演方向上都有着出色的表现。他导演过很多舞台剧，大多是左翼性质的戏，包括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为俄罗斯战争救济基金会举办的一场演出。他连续导演了十部剧情片，尤为重要的是一年前和保罗·纽曼[247]合作的《原野铁汉》。自我们坐下的那一刻起，他就开门见山地说，他在我的小说里看到了他自己对麦卡锡主义从早期的坚信到如今无奈态度的转变交叉点：他目睹了太多自己的同事和战友站上证人席时的懦弱、共产主义的挫折，以及冷战时期令人厌恶的枯燥贫乏，对这些有着无能为力的憎恶感。

里特很快就会让你知道，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犹太人。他的家人没有直接遭遇大屠杀——尽管我相信有——他个人也始终在为整个民族受苦，并且一直都在受苦。犹太身份是他一直热切且清楚表达的主题，而我们在一开始讨论准备以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时，这个问题也变得更加紧密相关了。在《柏林谍影》中，两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员——一个是来自伦敦、天真无邪的女图书馆员，另一个是东德的情报员。他们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力图获得更大的利益而被冷酷无情地牺牲掉。这两人都是犹太人。

对于马丁·里特而言，这部电影将更具有个人性。

对我呢？我从人生这个伟大学院里获得了什么可供回报的资格呢？我的“施特雷泽曼”？半吊子的英国公学教育？用间接经历里的零星片段拼凑出来的小说？或是（谢天谢地）我不能向他透露的令人不安的事实，那就是我花了大把时间在英国情报机构庇护的葡萄园里劳作，对抗（据他自己承认）他满腔热情投入的事业？

不过，一路走下来之后，我也有些别的体会。尽管我也开始质疑我年轻时代的轻率效忠，但那并没有关系。拍摄电影确实可以强迫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结合在一起，而当理查德·伯顿[248]决定出演男主角阿列克·利玛斯的时候，这种情形就变得更为明显了。

* * *

我已经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知道理查德·伯顿拿到了这个角色的。在康诺特酒店吃午饭时，马丁·里特问我，我认为应该由谁来出演利玛斯，我提议了特瑞沃·霍华德[249]；或者彼得·芬奇[250]，不过有个条件是芬奇要同意扮演英国人，而非澳大利亚人。因为我非常强烈地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英国的故事，非常英国秘密情报机关风格。里特听得很用心，说他赞成我的看法，这两个演员他都喜欢，不过恐怕都不够大牌，能够扛起制作的预算。几个星期之后，我再次飞回伦敦，这次花的是派拉蒙勘测实景的旅费。里特告诉我，他把这个角色给了伯特·兰卡斯特[251]。

“去演一个英国人吗，马丁？”

“加拿大人。他是个很棒的演员。会演得很加拿大，大卫。”

这个回答毫无用处。兰卡斯特确实是位优秀的演员，但是我的利玛斯并不是个优秀的加拿大人。但是在这之后，“不明原因的大沉默”就来了。

改编我的作品来拍摄——或者未拍摄——的电影，都会有一个“第一阵冲刷时的水流声”，接着就是“不明原因的大沉默”。时间不一而足，有的是几个月，有的是几年，甚至是永远。拍摄计划走入死胡同了吗？还是仍在继续进行，不过没人告诉我？对与拍摄电影相关的来历不明的大笔钱财所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剧本委托了出去，写好又被退回，经纪人互相竞争，满口谎言：在封闭的房间内，打着领带、嘴上没毛的年轻小伙子拼命想以珍贵的年轻创意来一枝独秀。但是在好莱坞的营墙外，很难取得什么确切的情报。理由很简单，正如威廉姆·高德曼[252]的不朽名言：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

理查德·伯顿出现了，我只能从这里说起。不会有上千把小提琴同时拉响来宣告他的降临，只有充满敬畏的语言：“大卫，我这儿有些消息给你。理查德·伯顿签约要演利玛斯了。”在电话上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不是马丁·里特，而是我的美国出版商杰克·盖根盖尔，他简直进入了宗教般的狂喜状态，“不仅如此，大卫，你就要见到他本人了！”盖根盖尔是个坚韧不拔的图书销售老手。他从鞋子皮料方面的销售代表做起，后来成了双日出版公司的销售主管。在临近退休年龄时，自己开了一家小出版公司，叫柯沃德·麦肯恩。我这部小说意料之外的成功，还有理查德·伯顿的加入，对他来说简直是梦想成真。

那时已是一九六四年底，我已经辞去政府职务，成了专职作家。我先后在希腊和维也纳旅居了一段时间，正打算首次造访美国，伯顿这时也恰好在百老汇登台演出，在《哈姆雷特》里扮演哈姆雷特，这部戏由吉尔古德[253]联合指导并担任旁白。这次的演出被定性为“正式彩排”，作为电影院播映之用。盖根盖尔要带我去看这部戏，之后他会在化妆室介绍我跟伯顿认识。就算我们要觐见的是教皇，他都不可能这么兴奋。

伯顿奉献了一场史诗般的演出。我们坐在最好的位置。在化妆间里，他英俊迷人，说我的书是某某书之后最棒的。随后，我说他的哈姆雷特比奥利弗[254]的要好——甚至比吉尔古德的还要好，我继续鲁莽地说道，尽管我知道吉尔古德也在房间里——比我能想到的任何一位演员的都要好。但是，在我们两个连续不断的相互恭维之中，我悄悄思索的却是：这个拥有优美的、雷鸣般威尔士男中音的男人，拥有让人无法抵抗的三倍男子汉魅力的男人，该如何出演我那个缺乏他的慑人魅力，没有他的典雅腔调，也没有他有些痘痕的希腊天神般外貌的、穷途末路的中年英国间谍呢？

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但这个问题想必也让里特惴惴不安。因为在此后他们持续不断的争吵当中，最初那次就是为了让伯顿收敛他的嗓音，而伯顿并不愿意。

* * *

到了一九六五年，我偶然听说——当时我还没有电影经济人，所以我必定有个间谍躲在某处——在我那部小说最新改编的版本里，阿列克·利玛斯，也就是理查德·伯顿要饰演的那个角色，并非因为揍了杂货店老板而被关进牢里，而是被关进了精神病院，然后从一楼卧室的窗户逃走了。我小说里的利玛斯绝不会为了拯救自己而靠近精神病院半步，那么电影里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而答案似乎是，在好莱坞眼里，精神病院比监狱要来得性感吧。

几个星期之后，又有消息流出，说是那位和里特一起上过黑名单的编剧生病了，改由保罗·戴恩[255]接手。我为那位编剧感到难过，但同时也如释重负。戴恩是英国人，他是电影《杀人命令》的编剧，我很欣赏那个剧本。而且，他也是自己人。战时，他曾经负责训练盟军情报人员的暗杀技巧，也曾参与法国和挪威的秘密任务。

我和戴恩在伦敦见面。他无法忍受精神病院，对于挥舞拳头揍向杂货店老板也不觉得内疚。他很乐于把利玛斯关进牢里，关多久都没关系。戴恩的剧本在几个月后送到了我家门口，还附上了里特的贴心注释，请我指正。

当时我已经搬到维也纳去了。沿袭了意外获得成功的作家们的优良传统，正在和我不喜欢的小说、我从未梦想过的财富，以及我自己一手造成的婚姻问题做斗争。我读完了剧本，很喜欢，告诉里特我喜欢，然后回头继续对抗我的小说和我的婚姻问题。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电话响了。是里特，他从电影应已开拍的爱尔兰阿德摩尔影棚打过来。他讲话的声音像是一个被勒紧了脖子、被挟持的人质，断断续续，说着最后的信息。

理查德需要你，大卫。理查德非常需要你，除非你重写他的台词，否则他不肯讲。

可是理查德的台词有什么问题吗？里特，我觉得它们很好啊。

那不是重点，大卫。理查德需要你，除非你来，否则他就不拍。我们给你定头等舱机票，帮你搞一套单独套房，你还要些什么？

答案是——如果伯顿真是因为我而让电影一直无法开拍——我就算要求他们给我天上的月亮，最后也会得到。不过，就我所记得的，我当时什么都没要。这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派拉蒙的档案记录上或许会说些不同的故事——不过我对此表示怀疑。也许是我太希望自己的这部电影能够顺利拍成，所以不在乎也不敢提出任何过分要求，也许我当时确实是想要急速逃离自己在维也纳弄出的一大堆烂摊子。

或者，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太过青涩，缺乏经验，不知道这是电影经纪人们宁愿卖了自己的亲妈去换取的、一生仅有一次的大好机会：一部可以畅通无阻开拍的电影，整个派拉蒙影业的制作团队已经到位，六十个电工吃着免费汉堡，每天在片场晃来晃去无所事事，还有一位最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拒绝演出，除非整个电影圈业内动物园里最被鄙视的那只动物——原著作家，天哪！——从天而降，过来握住他的手。

不过，我能肯定的是，放下电话之后，隔天一早我就飞往了都柏林，因为理查德需要我。

* * *

理查德真的需要我吗？

或者是马丁更需要我？

理论上，我到都柏林是为了重写伯顿的台词，这意味要改写场景，好迎合他的演出风格。不过伯顿的风格不见得都是里特的风格。结果就是，在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我变成了他们两个的中间人。我还记得我和里特坐在一起，试着搞定一场戏；然后就是和伯顿坐在一起，重新搞定；接着就是急匆匆地回去找里特。但是我不记得曾和他们两人同时坐在一起过。这个过程只维持了几天，里特就宣称他对修改过的剧本非常满意，而伯顿也停止了吵架——至少没和我吵。不过，当我告诉里特我要回维也纳的时候，他变得满腹怨言。

总要有人照顾理查德啊，大卫。理查德喝太多酒了。理查德需要一个朋友。

理查德需要一个朋友？他不是刚娶了伊丽莎白·泰勒吗？她不算朋友吗？她不是来这里陪他，每天坐着白色劳斯莱斯驾临，还导致电影暂停拍摄吗？她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朋友，比如尤尔·伯连纳[256]

和佛朗哥·泽菲雷里[257]；还有，比如来访的经纪人和律师；比如伯顿那个据说占据了都柏林最大饭店一整楼空间的、由十七个人组成的大家族。就我所知，这些亲友团里包括他几段不同婚姻里的子女、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发型师、秘书，以及——套用影片团队里某个无礼成员说过的话——那些修剪了尖爪的不怀好意的家伙。有了这些人，理查德还需要我吗？

他当然需要，他是阿列克·利玛斯啊。

作为阿列克·利玛斯，他在孤独之中徘徊前行，不修边幅，事业撞上了缓冲物，唯一能讲话的家伙就是像我这样的陌生人。虽然几乎没能完全明白这一点，但我已经开始慢慢理解，一名演员是如何深入自身更为黑暗的区域，来窃取角色所需要的元素这一过程的。如果你是生命残破不堪的利玛斯，这一元素就是孤独。而“孤独”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只要伯顿扮演着利玛斯，整个伯顿的亲友团就是他公然的敌人。如果利玛斯独自前行，伯顿也得这样。如果利玛斯在风衣口袋里藏了半瓶尊尼获加威士忌，那么伯顿也要这么做。然后，在孤独压迫得难以承受的情况下，就要无视健康地痛饮一口，纵然——很快就会显而易见——其中有一样利玛斯有而伯顿绝对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对酒精的自制力。

这些对他的家庭生活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无从得知。只有跟他一起喝着威士忌、进行男人与男人间的幼稚谈话时，他偶尔会提及一些：自己受到了排斥冷落，伊丽莎白的心情不太好。但是，对于他这些知心话，我却不会过于相信。伯顿就像很多演员一样，不管你是什么人，他都会竭尽全力地和你交往，好像立马成了你的一个好兄弟似的。因为一直看着他四处施展魅力，我很知道这回事——从灯光师到端茶小妹，这让我们的导演简直掩饰不住怒气。

另一方面，伊丽莎白·泰勒可能也有心情不好的理由。伯顿要里特找她来演女主角，但是里特把角色给了克莱尔·布鲁姆[258]。据小道消息谣传，伯顿曾经跟她调过情。虽然布鲁姆下了戏之后都坚决把自己关在自己的篷车里，但是傲慢的伊丽莎白可不会乐于见到他们两个在场上打情骂俏的场景。

* * *

想象一下，都柏林布满灯光的广场之上，丑陋得足以以假乱真的柏林墙——用灰色的煤渣混凝土砖块和带刺铁丝网建造的——从场地中横跨而过。酒吧关了门，所有的都柏林人都跑出来围观。谁会不来呢？因为没有下雨，所以有一组都柏林的消防部队在旁边待命。我们的摄影总监奥斯瓦尔德·莫里斯希望夜晚的街道要潮湿一些。沿着墙边，场设人员和技术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整理。墙上要用铁螺栓固定一把几乎看不见的简陋梯子。奥斯瓦尔德·莫里斯和里特正在研究这把梯子。

很快，利玛斯就会爬上这个梯子，扒开带刺的铁丝网，匍匐爬过围墙顶端，恐惧地盯着另一边的尸体，那是被他诱骗而叛国的可怜女人。在小说中，这个女人名叫莉兹，而在电影当中，基于某个非常明显的理由[259]，她被改名为南希。

马上就会有一个助理导演，或者其他某个工作人员走下半地下室房间窗外的台阶，伯顿和我关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身穿破旧风衣的阿列克·利玛斯将会从这里出场，来到围墙边的位置，在里特的指令下开始决定他命运的攀爬。

不过他没有出场。半瓶尊尼获加威士忌早就喝光了，尽管我已经想方设法喝掉了一大部分。如果是利玛斯，或许还有办法爬墙，不过伯顿绝对不行。

同时，围观的群众开始欢呼雀跃，由法国专车司机驾驶的那辆白色劳斯莱斯来了。终于被外面喧哗吵闹声惊醒过来的伯顿，用嘶哑的声音低吼一声：“噢天哪！伊丽莎白，你这个傻瓜！”接着便冲上台阶，进入广场。他用里特不准他使用的男中音，铆足了音量向司机发怒——用的是不完美的法语，虽然这个司机英语很不错——骂他把伊丽莎白送入了都柏林暴民们手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但考虑到所有都柏林的警备力量都在这里看热闹，这些“暴民”要闹也闹不起来啊。

伯顿戏剧般的愤怒一发不可收拾，在伊丽莎白摇下车窗怒目而视表达不悦之后，司机便把劳斯莱斯掉头，迅速驶回了基地，留着戴鸭舌帽的里特站在墙边，看上去像是天底下最孤独、最愤怒的人。

* * *

当时，以及后来的其他一些时间，每当我在其他电影片场看演员和导演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总会想，伯顿和里特之间那种甚至更加直白展露的敌意从何而来。最后我得出结论，这是命中注定的。确实，里特拒绝起用泰勒饰演南希，而把这个角色给布鲁姆，的确是惹恼伯顿的原因之一。但就我看来，其原因还应该再往前追溯：回到里特还是个事业受创、脾气暴怒，是黑名单上激进分子的年代。社会觉醒不是一种态度，更是他母乳一般的能量来源。

在我和伯顿在一起的那段短暂的狂欢时间里，仅有几次具有实质意义的谈话。有一次，他近乎自夸地扬言，说他很看不起自己身上演员的那一部分，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保罗·斯科菲尔德[260]”。他的意思是，他应该回避大银幕上的英雄角色和大银幕带来的金钱，而是去接演真正有艺术本质的角色。里特想必会全心全意地赞同。

不过这些并没有让伯顿脱离诱惑。在里特这位清教徒式的、忠诚坚定地尊重婚姻的左派人士和激进分子眼中，伯顿身上的一切基本都是里特本能上就要加以谴责的事物。搜寻他的语录，你会找到这句道尽一切的话语：“我不怎么尊重天赋。天赋是与生俱来的。我只尊重你具体做了些什么，那才算数。”把利润摆在艺术之前，把性爱摆在家庭之前，或是炫耀你的财富和你的女人，或者招摇显摆地让自己沉醉在酒精之中，抑或在他人为正义呐喊的时候，昂首阔步如同天神，这都是足够恶劣的行为。但是，浪费你的天赋更是人神共愤的罪孽。天赋越高——伯顿的天赋极高且极其不凡——在里特看来这种罪孽就愈加深重。

在一九五二年，即里特被列入黑名单的那一年，伯顿这位有着金嗓子的二十六岁威尔士奇才，开始了他在好莱坞的事业。《柏林谍影》中的好几位演员——比如其中的两位，克莱尔·布鲁姆和萨姆·沃纳梅克[261]——就曾是黑名单成员。那段时间提到任何人的名字，里特就会立刻发问：“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里？”他的意思是，他或者她是挺身而出为我们说话，还是背叛了我们，抑或是懦弱地保持了沉默？如果在里特的内心深处——甚至是在思想表象——同样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他与伯顿之间的关系的话，我对此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

* * *

我们在荷兰海岸城市斯海弗宁恩被暴风肆虐的海边小屋里。这是《柏林谍影》最后一天的拍摄工作。是一个门窗紧闭的室内场景。利玛斯答应穿过边界进入东德，把珍贵的情报卖给敌国，去换取自己的毁灭。我在奥斯瓦尔德·莫里斯和马丁·里特后方某处徘徊，尽可能不要挡路。伯顿和里特之间的紧张气氛简直显而易见。里特的指令都是些简单明了的单音节。伯顿则很少回话。像这样的封闭场景里，电影演员说话的声音通常都很轻，也很随意，在外行人看来更像是排练预演，而不是正式演出。因此，当里特喊“卡”来结束这一场景的时候，我被吓了一跳。

不过这还没有结束。房间里此刻笼罩着一股令人期待的沉寂，就好像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一样。然后里特——毕竟他也是个本事过硬的演员，对于时机的掌握也略知一二——发表了一句演讲，我相信他为此刻酝酿良久：

“理查德，我和这个老婊子最后好好干了一场，还是在镜子前面。”

这是真实的吗？这样说公平吗？

这并不真实，虽然也相距不远，只是这完全不公平。理查德·伯顿是个具有文化修养、认真严肃的艺术家，靠着自我学习成为博学强识的大师，他身上的欲望和缺点，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尽管他无法脱离自身缺点的局限，但他身上那种由威尔士修正清教主义而形成的具有冲劲的特质，与里特并非相去甚远。他桀骜不驯、淘气顽皮、心胸开阔，却必须操控全局。对这些相当知名的人物而言，操控全局意味着操控自己的领土。在他还默默无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但我很希望当时能够认识他。他是极为出色的阿列克·利玛斯，若是电影在别的年份上映，他的演出一定会让他赢得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奥斯卡金像奖。这部电影残忍冷酷，并且是黑白电影，这并非我们在一九六五年时追求的潮流。

若是导演或者他的演员任意一方逊色一些，这部电影或许也会显得有些逊色。我猜，在当时，我比较偏向结实矮胖、满腹愤怒的里特这一边，而不是光彩耀人、无法预测的伯顿这方。导演肩负了电影成败的所有负担，当然也要承担他的演员们的各种特质。有的时候我觉得，伯顿就是故意要贬低里特，但是到头来，我猜他们其实势均力敌。而且里特是绝对会讲出最后那句话的。他是个才华横溢，充满激情的导演，心中正义的怒火永不平息。

第二十九章
亚利克·基尼斯

亚利克·基尼斯以他一贯的审慎态度走完了自己的生命之路。在他过世前的一周，他写信给我，表达了对妻子梅璐拉的病情的担忧。就同往常一样，他几乎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自身的情况。

当然，你绝对不能跟亚利克说他是多么的伟大。如果你要蠢到去试上一试，肯定会换来危险的一瞪。但是，在一九九四年，为了庆祝他八十岁生日，在出版商克里斯托弗·辛克莱——史蒂文森的秘密策划下，成功修订了一册精美的合订本《亚利克》送给他做生日礼物。其中包括回忆文章、诗集、简单几句表达感情和感谢的话语，大部分都是老朋友写的。送礼的时候我不在现场，不过我敢肯定亚利克收下礼物的时候一定不出所料地表现出了暴脾气，但可能还有些高兴，皆是因为虽然他厌恶溢美之词，却非常珍惜友谊，至少这本书把他的一群朋友都给装了进去。

和这份礼物里大多数致意者相比，我算是较晚进入亚利克生活的，但是我们断断续续，大约有五年时间在一起工作，在这之后，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始终对我们的友谊感到非常骄傲，但其中我最自豪的是，他选了我为他八十岁生日所写的那篇文章，作为他最后一本回忆录的序言。

亚利克坚持不要有追悼会，不要有朋友集聚悼念，不要有情感的宣泄。但是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情有可原，因为我知道这位极为重视隐私的人会乐于把这个小故事跟世人分享。

* * *

以下文字摘自我在他那本自传体回忆录里所写的序言，再加上一些后续的想法：

他并非一个可以随意相处的同伴。他怎么会是呢？这个藏在这副八十岁躯壳里、时刻保持警惕的孩子，依旧找不到安全的港湾或是简单的答案。四分之三个世纪前的剥夺和羞辱从未克服。仿佛他仍旧在成人世界里力求妥协让步，力图从中提取出爱的意义，去哀求其微笑，去扭曲或者控制其丑陋的畸形。

但他厌恶成人世界里的阿谀奉承，也不信任这其中的歌颂赞美。他就如同孩子一般，被教育要时刻保持机警。他要花上很长时间才会付出信任，同时也极度小心，随时准备收回。如果你喜欢他喜欢得不可救药，就和我一样，那么最好把这份感情藏在心底，别让他知道。

形式于他而言非常重要，简直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他对于混乱深渊实在太过了解，所以非常珍视良好的举止和良好的秩序。他倾向于喜爱美丽的外貌，但也热爱小丑，街边那些讥讽搞怪的人物，常常凝视着他们，就好像他们是他与生俱来的盟友。

夜以继日，他都在研究和储存成人世界里敌人们的举手投足、行为习惯。用他自己的容貌、声音以及肢体做模板，表演了无数版本的我们。但同时也发掘出自身天性之中的可能性——你比较喜欢这样的我吗？——或者是这样？——那这样呢？——永不停歇。在他塑造角色的时候，更会厚颜无耻地从身边人身上偷取特质。

看他换上某种身份，就像看着某人出发前往敌人领土执行任务。这样的伪装适合他吗？（这个他，就是换上了新角色的他自己）。他的眼镜合适吗？——不，让我们试试另一副。他的鞋子，是不是太高级、太新了，会不会泄露了他的真实身份？还有走路姿势，他挪动膝盖的样子，他随意瞥过的眼神，他的动作——不怎么过分吧，你觉得呢？如果他的外表像是个本地人，那他说话像吗——他的方言说得老道吗？

等表演结束，或是一天的拍摄工作结束之后，他就又会变回亚利克——那张易变的脸因为化妆而闪耀着光泽，一根小雪茄在他厚实的手指上轻微颤抖——你不由地会感觉到，他从奇遇冒险之中归来，回到的这个世界是多么枯燥乏味。

他或许是个隐士，但是曾经担任海军军官的他也乐于成为团队中的一员。他最希望看到的莫过于有位优秀的领导人，能尊重其指挥命令的意义，能尊重同伴们的优秀品德。和他们一起演出的时候，他非常了解他们的台词，就如同了解自己的台词。他将事关自我的寻思考量抛诸脑后，反而最珍惜集体的幻觉，换言之即为表演：这是非常珍贵的另一个世界，那里的人生充满意义、形式以及解答，所有的事情都依据写好的规则推动进程。

和他一起写剧本，是美国人所说的“学习经验”。一场戏或许要改上十几次才能说服他，而另一场戏，毫无理由的，却一点都不需要争论就能获得他的首肯。直到后来，当你看见他决定如何诠释之后，你才会明白为什么。

他给自己制定了非常严苛的纪律，所以对其他人也有不少于此的期待。有一次，我当场目睹了某位演员喝醉了酒来拍戏，不过之后就变得滴酒不沾——因为不敢再和基尼斯唱反调。在亚利克眼中，他绝对罪不可恕：这个可怜的家伙就像是本应站岗的哨兵却跑去睡觉一样。但是十分钟之后，亚利克气消了，对他亲切友好得不得了。隔天的拍摄工作进行得就像梦境一般美好。

若是邀请亚利克来家里吃饭，时钟才敲响约定的时间，他就已经在你家门口把鞋刷得锃亮了。无论是不是有暴风雪让伦敦陷入停滞的境地。如果你是他的客人——迟早会是的，因为他是那种无法克制自己热情好客天性的主人——那么你们在电话里敲定时间的第二天，就会有一张明信片优雅地降落到东南区[262]某地，上面用整齐漂亮的手写字体确认你们的约会。

然后，你也要好好地回报他严守时间的礼貌。你的态度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人生剧本里的强制部分，这是区分我们和他早年悲惨岁月里所承受的屈辱与失序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我把他描述成严厉苛刻的人，那就是天理不容了。

尽管有些时候会阴晴不定，但亚利克也常常不可思议地爆发出爽朗的笑声，展现出良好的人缘。这种突如其来的喜悦，有着奇妙节奏的轶事趣闻，灵光一闪的声音动作模仿，瞬间满溢而又飞快消逝的、宛如顽皮海豚般的微笑，在我书写的此刻都历历在目。看着他和年龄不同、出身各异的演员们处在一起，你会察觉到，他把自己安置其间，就仿佛在火堆边找到了最爱位置的人似的。新的事物从来都不会吓到他。他喜欢挖掘有天赋的年轻人，在他踏过的艰辛道路上给予他们帮助。

而且，他热爱阅读。

有些演员，一旦拿到工作邀约，就先数数台词，衡量一下角色的重要性。亚利克却不同，他和这些演员的距离是能有多远就有多远。对于剧本的结构和对话，他眼光的精妙，远远超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电影导演、制片人和编剧。而且他总是可以添加一些额外的东西，也就是他常年所追寻的“麦高芬”[263]，施加了一些魔法，使得整部电影变得与众不同。

亚利克的演艺生涯云集了众多出色且看似不可能的角色。选择角色的天赋同表演的天赋一样需要灵感。我也听说——或许这是亚利克藏得最深的秘密之一？——他的妻子梅璐拉对他的选择有非常大的影响。我对此一点都不意外。她是一位睿智寡言的女人，也是最为温文尔雅的艺术家，非常具有远见。

有幸在亚利克漫长人生中陪他走过一两里路，足够幸运的我们，又有什么共同点呢？我猜，应该是始终都会困惑自己在他心目中会是什么样的人吧。你希望对他表现你的爱意，但你也想给予他显然需要的空间。他的天赋如此显而易见，让你立刻就会直觉地想要去保护，免其受到日常生活的反复干扰。只是，他自己就可以把这些处理得非常完美，多谢了。

所以我们就变成和其余的广大观众一样：作为受挫的给予者，永远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甘心成为其天赋的受益人，尽管他坚决拒绝承认自己的天赋。

* * *

一九七九年的一个夏日，午餐时间，BBC的顶楼。《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演员、全体工作人员、制作组、导演和编剧们齐聚在最高级的一间套房里。人手一杯，小口喝着已经变得温热的白葡萄酒，等待着进入餐厅，里面有鸡肉冷盘的庆功宴等着他们。

但是时间有点延误。锣声响起，BBC的大人物就要到了。编剧、制作人和导演早就全员到齐。大人物们对时间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演员也都已经提早抵达，而亚利克，一如往常，更早一些就到了。但是伯纳德·赫普顿，我们的主要配角，我们的托比·埃斯特海斯，他人呢？

我们酒杯里的白葡萄酒变得更加温热，所有的眼睛都紧盯着那道双开门。伯纳德生病了吗？还是他忘了这回事？他在生闷气吗？有传闻说亚利克和伯纳德之间有些摩擦。

这时，双开门打开了，故作漫不经心的伯纳德出现了，身穿三件套西装，并非像我们一样沉闷枯燥的灰色或者深蓝色，而是耀眼的绿色格纹图样，脚上还穿着一双橘色漆皮鞋。

就在他微笑着走进房间时，乔治·史迈利用动人的声音欢迎他：

“噢，伯纳德，你简直就像只青蛙！”

第三十章
遗失的杰作

有一天，我相信大家会认识到，由我的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里，最好的肯定是没有拍成的那几部。

一九六五年，《柏林谍影》电影上映，我的英国出版商说服我去参加我所畏惧的法兰克福书展，宣传一本连我自己都不怎么抱有期待的书。简单地说，就是要让自己在媒体面前显得亲切而有趣。我厌恶听到自己的声音——也讨厌自己像一袋货物一样在那些外国记者中间被传来传去——于是，我便独自一人，躲在法兰克福霍夫酒店的套房里生闷气。

这天傍晚，我还是这样关在房里的时候，房间电话响了，一个嗓音沙哑、说着带口音的英语的女人告诉我，弗里茨·朗[264]在大厅，希望可以见我，我能赏光下楼吗？

这个召唤并没有给我什么感觉。朗在德国是很普通的姓，弗里茨也是很普通的名字。会是今天稍早时候那个面目可憎、喋喋不休文学圈八卦的作家吗？我怀疑是，他找个女人打电话过来引诱我下楼。我问她朗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

“弗里茨·朗，是电影导演啊，”她用责备的语气纠正我道，“他希望和你讨论一个提案。”

我这时的反应，大概跟听到她对我说歌德在楼下大厅等我也没什么区别了。一九四〇年代末期，我还在伯尔尼读书的时候，我们学生经常整晚都在为弗里茨·朗是不是魏玛时期最伟大的导演而争论不休。

我们也很了解他的人生历程，简而言之：他是奥地利出生的犹太人，在天主教的环境下成长，也成了天主教徒。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奥地利出征，三度负伤。在此之后，他在乌发公司最辉煌的年代里成了他们的演员，乌发是一九二〇年代最传奇的柏林电影制片公司。后来，他很快就进一步成了编剧和表现主义导演。我们这些学生常常热烈讨论表现主义的经典作品，比如《大都会》。还会坐上五个钟头看《尼伯龙根》，或者是花四个钟头去看《玩家马布斯博士》。大概是因为习惯于将骗子想成英雄，所以更为喜欢《M就是凶手》，电影中彼得·洛扮演一个儿童杀手，被地下组织追杀。

可是，在一九三三年之后呢？朗？这三十年里呢？我读到过一些消息，说他去好莱坞拍电影了。但是，我却不记得曾经看过其中任何一部。对我而言，他是魏玛时期的人物，就是这样。实话说，我并不知道他仍在世。所以，我还是觉得那通电话是个骗局。

“所以你是要告诉我，马布斯博士在楼下吗？”我问这个诱骗人的女声，希望能表现出傲慢怀疑的态度。

“是弗里茨·朗先生，电影导演。他希望能和你进行一场积极的探讨。”她重复道，丝毫不让步。

如果是货真价实的朗，他一定会戴着眼罩，我跟自己说，然后换上干净的衬衫，选了一根领带。

* * *

他戴着眼罩，同时戴了眼镜，这让我感到迷惑：一只眼睛为什么需要双重镜片呢？他身材健壮，肌肉在脸上堆积出纹路，令人却步。战士般突出的下巴，算不上客气的微笑。一顶灰色高帽，帽檐为他那只视力正常的左眼遮挡头顶的光线。他就像个老海盗，在酒店的椅子上直挺挺地坐着，头微微后仰，听着他不确定他喜不喜欢的声音。有力的双手抓着放在他双膝之间的手杖。就是这个男人，传奇的人物，在导演《M就是凶手》的时候，因为创作时突发的激情，竟然把彼得·洛丢下了楼梯。

刚才和我通话，声音沙哑的那个女人坐在他的身边，我始终也不知道她是他的情人，他新迎娶的年轻妻子，还是他的经纪人。相比跟他之间的年龄差距，她的年纪反而跟我更接近，而且对此次谈话的成功确信无疑。她点了一杯英国茶，问我喜不喜欢书展。我撒谎说我非常喜欢。朗还是严肃地对着远处微笑。我们陈词滥调的寒暄结束之后，他等待着我们沉默了片刻之后，才开口说话：

“我想把你那本小书《优质杀手》拍成电影。”他用德国腔调的美式英语说道，如同慷慨激昂的朗读语气。他把一只手重重地搭在我的前臂上，一直放在那里。“你来加利福尼亚，我们一起写剧本，我们一起拍电影。你想做吗？”

“小书”，总结得非常贴切。我在回过神之后才反应过来。这部小说是在我抵达英国驻波恩的大使馆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写的。故事讲述了一位即将退休的公学校长谋杀了自己的学生，以掩饰之前犯下的罪行。受召唤过来协助调查的乔治·史迈利，最终揭露了他的罪行。如今我想，这本书固然有它自身的缺点，我却可以想象到，它也确实有地方可以吸引到《M就是凶手》的导演。唯一的问题在于乔治·史迈利。我签了一堆不该签的电影合约，其中规定，乔治·史迈利属于一家大型电影制片厂。但是，朗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并没有气馁。

“听着，我认识这些家伙。他们是我的朋友。说不定我们能让他们来投资我们的电影。这对电影公司来说是门好生意。他们拥有你的角色，那么他们可以得到一部以他为主角的电影。这对他们来说很划算。你喜欢加利福尼亚吗？”

我非常喜欢加利福尼亚。

“你来加利福尼亚。我们一起工作，我们一起写剧本，拍电影，黑白电影。就像你那部《柏林谍影》。你对黑白电影没什么意见吧？”

完全没有意见。

“你有电影经纪人吗？”

我说了我电影经纪人的名字。

“听着，我会给这个家伙弄出一番事业来的。我和你的经纪人谈，我们敲定条件，圣诞节之后就进驻加利福尼亚，开始写剧本。圣诞节之后，你可以吗？”——他仍然对着前方微笑，仍然把手搭在我的前臂上。

圣诞节之后，我没问题。

现在我才注意到，每当他伸手要拿前方的杯子时，他身边的那位女士就会略微引导一下他的手。他抿了一口茶，在她的引导之下，再把杯子放下。然后把手缩回来，抓紧他手杖的弯钩位置。接下来，他再一次伸手拿杯子，她也再次引着他的手，然后再放回去。

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来自弗里茨·朗的消息。我的电影经纪人告诉我，永远都不会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他没有提到朗开始逐渐失明，但他说出的死亡宣判却别无二致：弗里茨·朗不再具有票房号召力了。

* * *

一九六八年，我的小说《德国小镇》曾短暂地引起了西德尼·波拉克的兴趣。我们的合作，因为西德尼发掘了对瑞士滑雪坡的兴趣而变得复杂起来，最后我们没有履行之前的诺言，而当初买下版权的公司也已经破产，留下了一堆法律烂摊子。如果我对电影这一行业随便学习过哪怕一点东西，就不会再让自己随着西德尼辉煌但短暂的热情翩翩起舞。

所以，理所当然，当二十年之后，他半夜打电话给我，用他那悠扬悦耳的声音高声告诉我，我的新小说《夜班经理》将会成为他电影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时——我马上放下了一切，搭乘第一班飞机飞到纽约。这一次，西德尼和我都同意，我们的年纪都变得更大了，但也更加睿智了。没有我们的瑞士村庄，没有诱人的降雪，没有马丁·爱普，没有艾格峰北面。这一次，编剧届的超级巨星，当然也是要价最高的罗伯特·汤[265]本人将会亲自替我们编写剧本。派拉蒙同意买下版权。

在圣莫尼卡一幢我们确信不会受到干扰的安全屋里，西德尼、汤和我轮流起身踱步，斟酌自己的文稿。直到一个巨大的爆炸声打断了我们的讨论。汤坚信是恐怖分子发动了袭击，整个人猛扑向地板。西德尼，一个勇敢无畏的行动派，打电话给洛杉矶警局，我想，用的恐怕是只有顶级导演才有资格拨打的热线。而我，则保持着自己一如既往的沉着冷静，好像是除了直瞪瞪地注视着前方之外，什么也没有做。

警局的回应让人宽心：只是一场规模较小的地震，西德尼，一点都不需要惊慌，不介意让我问问，你们在那里是准备拍哪一部电影？如此这般，我们一直都在进行润色，但无论怎样都还不够，所以，我们早早地就解散了。我们同意汤先写初稿，然后西德尼和他一起修改。而我只是个备用资源。

“如果你想试试其他的点子，鲍勃[266]，随时打电话给我。”我很有雅量地说道，把我在康沃尔的电话给了他。

* * *

汤没有再和我说过话，我的飞机刚离开洛杉矶，广播系统里就响起了大地震的警报。西德尼说，他一拿到汤的初稿就会到康沃尔找我。当时，我在我们家车道外面还有一间专门给客人准备的小屋。我们把小屋都打扫妥当了。他说，他当时正在剪辑根据约翰·格里森姆[267]小说改编的一部惊悚片，是汤姆·克鲁斯主演的[268]。我们的项目会是下一个。鲍勃真的是埋头苦干。他疯了一样喜欢你笔下的小伙子，大卫。他热爱挑战。鲍勃已经火力全开，蓄势待发了。汤还有几个剧本要先完成。接下来的消息都是点点滴滴的，但是时间间隔一次比一次长。汤觉得最后一幕有些困难，天哪，康威尔，你怎么会写出这么复杂的书来？

最终——在康沃尔郡的半夜，一如既往——我耐心等待许久的电话终于来了：星期五到威尼斯来找我。克鲁斯的这部电影看上去要打破所有纪录了，他补上一句。试映简直令人欢欣鼓舞。电影公司乐坏了。太棒了，我说，好极了，那鲍勃最近怎么样呢？星期五见。我会让我的人在酒店里给你安排好套房的。我丢下了一切，飞到威尼斯。西德尼喜欢他的食物，但是吃得飞快，特别是他心不在焉的时候。鲍勃进行得不错，他语焉不详，仿佛在报告某个疏远朋友的健康状况。有点卡在中间那一幕，很快就会重新开始。中间那一幕，西德尼？我以为他困扰的是最后一幕呢。这两幕是相关联的，西德尼说。就在这会儿，他收到一连串上气不接下气的信差来报：影评极好，西德尼！——看看这个，五颗星，两个大拇指！——天啊，我们创造电影历史了！西德尼有个主意，我明天和他一起飞到法国多维尔怎么样？他们也要在那里试映。我们可以在飞机上谈，没有人会打扰。

隔天早晨，我们搭乘西德尼的利尔飞机飞到多维尔。我们有四个人：西德尼和他的副驾驶员，两人都戴着耳机，坐在驾驶舱，预备驾驶员和我坐在后面。西德尼的朋友，同时也是索尼哥伦比亚公司的老板约翰·加里，以及另一位空中安全专家斯坦利·库布里克[269]都警告过我，不要搭乘西德尼的飞机。想想看，一个几乎零里程数的纨绔子弟喷气式飞机驾驶员，在保险精算上的风险有多高吧。大卫，不要去啊。在经过一段短得难以置信的飞行距离之后，我们在多维尔降落，西德尼立刻被一群电影公司的经理人、演员经纪人和公关人员给吞没了，消失在一辆豪华轿车里。我被赶上了另一辆。在我们的豪华酒店里，一间巨大的套房正等着我，有鲜花，有管理部门送的香槟，还有一张写给大卫·卡尔先生的欢迎卡。我打电话给服务台，拿到了轮渡时刻表。经过几次尝试之后，我终于通过关卡，进入了西德尼的套房。西德尼，这一切太棒了，但是你现在正在忙，我想，我们的项目不是你的优先选项。所以我为何不先回家，等鲍勃交出剧本之后，我们再来谈呢？

西德尼这会儿倒开始关心起来了，想知道我怎么从多维尔回英国。该死的轮渡，康威尔？你疯了吗？搭他妈的利尔飞机啊，看在上帝的分上！西德尼，实话说，轮渡挺好的，谢谢你。班次很多，我也喜欢坐船。结果我还是搭乘了他妈的利尔飞机。这次我们有三个人：西德尼的两位驾驶员在前面，我一个人在后面。英国纽基机场很大，但是部分属于英国皇家空军，所以不允许我们降落。我们在埃克塞特[270]机场降落。突然之间，我就手里提着行李箱，一个人站在埃克塞特机场空荡的跑道上了，而那架利尔飞机已经在返回多维尔的半途中了。我四处张望了一下，试图寻找入境处或者海关检查站，却一个也没找到。一个孤独的、穿着橘色荧光背心的工人拿着鹤嘴锄在跑道旁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不好意思，我刚搭乘私人飞机抵达这里，你能告诉我该去哪里找海关和入境处吗？从哪里来的？他放下手里的鹤嘴锄，殷勤地问道。法国？那个该死的共同市场！他对我的迟钝摇摇头，又继续做他的本职工作。我爬过一道脆弱的栅栏到了停车场，我妻子在那里等着开车载我回家。

直到一年之后，汤参加爱丁堡电影节的时候，根据我的线报，他用非常睿智的口吻提到，没有把我的小说改到大银幕上是因为有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这才知道，游戏已经结束了。天哪，康威尔，鲍勃就是没办法搞定最后一幕戏。

* * *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271]打电话来，邀请我去他位于美国纳帕谷的酒庄，商谈我的小说《变调的游戏》改编电影的事宜，我知道这一次应该是会成真了。于是，我飞到了旧金山，科波拉派了一辆车来接我。不出所料，他就是那种梦寐以求的合作对象：迅速、深刻、具有创造力，也愿意给予全力支持。像这样工作，五天之内，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地完成初稿，他向我保证道。而且，我们也真的做到了。我们的合作极为出彩。我住在他酒庄的一座小屋里，黎明起床，直到中午，都能保持非常完美的写作状态。长桌上的午餐宛如葬礼上的家宴，是科波拉自己下厨做的。在湖边散步，也许游会儿泳，然后一整个下午继续精彩的合作。

五天之后，大功告成。哈里森肯定会很喜欢，科波拉说。他指的是哈里森·福特。在好莱坞，姓是只有圈外人士才会使用的。一度有些棘手的情况是，当时科波拉把我们的剧本传给他公司里的编辑看，传回来的时候，上面画了许多波浪线，页边还有用铅笔写的评语：“废话！不要用台词！用表演！”但是科波拉对这些漫不经心的评语一笑了之。他的编辑向来如此，他说，他们叫他裁切杀手不是没有原因的。剧本会在周一的时候送给哈里森。我可以先回英国，等待后续发展。

我回到英国，然后等待。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打电话给科波拉，但只找到了他的助理。弗朗西斯现在很忙，大卫，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没有，大卫，哈里森还没有回复。直到今天，就我所知，哈里森也没有回复。没有人比好莱坞更会保持沉默。

* * *

我之前一点都不知道斯坦利·库布里克对改编我的小说《完美的间谍》有兴趣，直到他打电话给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拒绝了他买电影版权的要求。我拒绝斯坦利·库布里克？我大为震惊，而且吓得要死。我们互相认识，天啊！不是很熟，但也不错。为什么他不直接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有兴趣？最为奇特的是：我的电影经纪人到底在搞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库布里克提出的请求，却把这本书签给了BBC电视台？斯坦利，我说，我马上去查清楚，很快就会回复你。你记不记得什么时候提出的要求？当然是我一看完书就提了，大卫，我怎么可能耽搁？

我的经纪人和我一样困惑不解。除了BBC，只有一家提出了要购买《完美的间谍》的影视改编权，不过那家的报价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他也没想拿这事来烦我。是一家叫费尔德曼博士的电影公司，我想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在日内瓦，希望能取得我这部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当成小说改编电影课程的教材。是个竞赛之类的。写出最佳剧本的学生则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出现在大银幕上一两分钟。然后，提供的是一份两年期的《完美的间谍》电影改编版权合同，费尔德曼博士和他的同事们愿意向我们支付五千美元的酬金。

我正准备打电话给库布里克，要他相信我们从未收到过他的请求，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安。于是改打电话给一个重要人士，库布里克有时也会跟他合作：我的朋友约翰·加里。加里开心地咯咯发笑。好吧，这听起来绝对像是我们那位斯坦利会干的事情。总是怕报价时泄露自己的名字会导致报价提高。

我打电话给库布里克，板起脸说，要是我知道费尔德曼博士是替他来代理事务的，我可能会在把版权卖给BBC之前三思一下。库布里克则毫不畏惧，说他很乐意导演BBC买下的这部电视剧。我打电话给BBC制作人乔纳森·鲍威尔。鲍威尔一手策划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剧集。此时正忙着推进《完美的间谍》项目。让斯坦利·库布里克来导演怎么样？我问他。

鲍威尔不是情绪外露的那种人，他沉默了一会儿，调整自己的心情。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预算要超支几百万英镑吗？”他问，“然后整个剧集要推后好几年？我想我们最好还是保持现状，谢谢你。”

* * *

库布里克的下一个建议，紧接在上一个后面。他要我写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间谍电影剧本给他，故事以法国为背景，着重于军情六处和英国特别行动处之间的竞争对抗。我说我会考虑看看，想过之后，觉得不喜欢，所以婉拒了。好吧，那么改编奥地利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272]的《情色小说》[273]怎么样？他说他有版权，我也没有问他是不是通过日内瓦的费尔德曼博士买下来作为教育之用的。我说，我知道施尼茨勒的那部作品，对改编也很有些想法。我还没有放下电话，就有辆红色奔驰停在我家门口，库布里克的意大利司机跳下车，带来了一本我根本不需要的施尼茨勒《狂想曲》的英语影印本，以及一捆文学评论。

几天之后，同一辆奔驰载我到库布里克位于圣奥尔本斯的乡间大宅邸。我来过这里几次，不过也没想到会在门厅里看见两个巨大的铁笼，一个里面关着几只猫，一个里面关着几条狗。两个笼子之间有活动板门和金属通道，让两个笼子相连通。要是有哪只猫或者哪条狗想要去另一个种群那里社交一下，就可以派上用场了。有些喜欢社交应酬，有些不喜欢，库布里克说。这需要时间，猫和狗有很多历史问题需要处理。

当库布里克和我在四周闲逛的时候，追着我们的是狗，不是猫。在库布里克的要求下，我开始自以为是地谈论起施尼茨勒的小说应该如何改编，以适应大银幕。其中的抑制情感和阶级势力大大增强了其情欲色彩。二十年代的维也纳也许有着性爱放纵的喧嚣狂热，但也同样有着社会和宗教偏执、有长期的反犹主义和偏见。任何踏进维也纳社交圈的人——比如我们这位年轻的男主角，性爱成瘾的医学博士——蔑视习俗，却又不愿承担风险。我们这位主角的情色之旅，起初源于他无法与自己年轻漂亮的妻子做爱，后来，由于他试图加入某位奥地利贵族宅邸里的狂欢受挫，而使其沮丧达到了顶点。他的焦虑不仅来自肉体上的威胁，还有社会交往上的威胁。

被一群狗追着在附近转来转去的时候，我的主题越来越鲜明。接着，我跟库布里克说，我们的电影必须要重现这种压抑的氛围，来和我们这位主角所追求的性认同形成对比。

“我们要怎么做呢？”库布里克突然开口问道——就在我以为狗已经偷走了他全部注意力的时候。

好吧，斯坦利，我想过这个问题。相信最好的办法是：去找一座有城墙的中世纪古城或者乡镇，要看上去完全封闭的那种。

没有反应。

比如阿维尼翁[274]——或者萨默赛特郡[275]的韦尔斯，那里有很高的墙——城垛——窄街——阴暗的门道。

没有反应。

一座教会城市，斯坦利，也许天主教的，比较接近施尼茨勒的维也纳，有何不可呢？有主教的宫殿，一座修道院和神学院。穿着修士袍的年轻英俊的男人们，眼神毫不避讳地扫过年轻的修女。教堂钟声产生了回响。我们可以闻到焚香的味道，斯坦利。

他还在听我说吗？他是听得入迷了，还是觉得无聊？

还有城里的高贵女士，斯坦利——表面上看来虔诚得要死，但非常擅长掩饰，所以当你应邀到主教宫里参加晚宴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坐在你右边的这位女士是昨晚与你在狂欢宴上苟合的那个，还是在家里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做祷告的那个。

我个人的咏叹调结束了，我对自己的表现也很满意。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我觉得，就连狗都对我的口才颇为欣赏。终于，斯坦利开口了。

“我想我们要在纽约拍。”他说，然后我们便一起朝着宅子走去。

第三十一章
贝尔纳·皮沃的领带

很少有采访是令人愉快的，每次都压力很大，大多数都很无聊，有些则是彻头彻尾的可怕，尤其当采访者是你的同胞的时候：这些色厉内荏、经验老到的家伙，不事先做功课、没看过书、觉得访问你是给你恩惠，而且还需要喝一杯；那些胸怀抱负的小说家，认为你是个二流作家，却希望你读他还没有完成的打字稿；还有一些女权主义者，相信你之所以成功仅仅因为你是个花言巧语的中产阶级白种男人混蛋，而你心想，说不定她是对的。

相反，在我自己的简单词典里，外国记者代表的是勤勉用心，对你的书了如指掌，对你的存书目录比你自己还要清楚——除了几个特立独行者。比如说《周四风云》[276]那个年轻的法国人，在我拒绝了他的采访要求之后依旧锲而不舍，先是招摇地徒步监视我在康威尔的家，接着又搭乘小型飞机低空飞过，后来又搭乘近海捕捞渔船再次进行侦查，最后把这些越轨行为写成了一篇报道，这倒是他凭空捏造能力的充分发挥。

还有个摄影师——同样也是年轻的法国人，不过是其他杂志社派来的——在帮我拍照之前，坚持要我看看他的作品。他打开一本油腻的、口袋本大小的相册，给我看了许多杰出人物的照片，比如索尔·贝娄[277]、玛格丽特·阿特伍德[278]和菲利普·罗斯[279]。我也尽忠职守地赞美每张照片，就我来说，这种事情实在是令人生厌，他又翻开了另一本展览册，其中包括一只尾巴竖起、正在逃跑的猫的后视照片。

“你喜欢猫的屁眼吗？”他问，同时热切地观察着我的反应。

“很棒的照片，光线很好，很不错。”我回应道，竭力保持着镇静。

他眯起眼睛，分外年轻的脸上展开一抹狡黠的微笑。

“这只猫屁眼是我的测试，”他骄傲地解释道，“要是被我的作品吓到，那我就知道他不够老练。”

“那我呢？”我问。

他要拍的照片需要一扇门，一扇户外的门。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形式或者颜色，只要是一扇嵌入墙壁的门，能够自带些阴影就可以。我应该补充说明一下，他是个子非常矮小的男人，简直像是个小矮人，因此，我时不时地就想帮他拿一下那个对他而言过大的相机包。

“我不想拍间谍照。”我说，带着不同寻常的坚定语气。

他叫我不要担心。这扇门和间谍无关，而是在于其深度。花了一会儿工夫之后，我们找到了一扇符合他严格标准的门。我站在门前，按照指示，眼睛直直地看向镜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镜头：半球体，十英寸的直径。他单膝跪地，一只眼睛紧贴着取景器，两个身材高大，看起来像是阿拉伯人的男人停了下来，越过他的后背跟我说话。

“不好意思，”其中一个说，“能不能麻烦您告诉我们，去汉普斯特德地铁站怎么走？”

我正要给他们指一下弗拉斯克步行街时，我的摄影师则因为他的注意力被干扰而感到非常愤怒，依旧单膝跪地，转过身对他们用尖锐的声音吼道“滚开！”神奇的是，他们真被他给吼走了。

* * *

重申一次，除了这几次意外，这么多年以来，我的法国采访者们都展现出了善解人意的体贴，值得他们的英国同事们极力效仿。这也是为什么，一九八七年在卡普里岛[280]上时，我会把我的人生纪实卖给贝尔纳·皮沃[281]，他是法国文化电视台的闪亮明星，是每周文学谈话节目《猛浪谭》[282]的创办人、创作者和主持人。过去的十三年来，每周五晚上的黄金时段，这个节目吸引了全法国的观众收看。

我去卡普里岛是为了领奖。皮沃也是。我领的是写作奖，他的则是记者奖。现在请想象一下，在卡普里岛上，一个完美的秋日夜晚，两百名晚宴宾客，都容光焕发，群集在星辰闪耀的天空之下。食物如同天赐珍馐，美酒如同琼浆玉液。皮沃和我一起坐在获奖人专属的贵宾桌，愉快地交谈了几句。他正值盛年——五十出头，活泼耀眼，精力充沛，具有天然而温和的气质。他发现自己是在场唯一一个打了领带的人之后，便自嘲地把领带卷了起来，塞进了口袋。这条领带意义重大。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他责备我，说我拒绝了他的提议，没有去参加他的节目。我装作很窘迫的样子，告诉他我当时一定是在经历一段“毫无例外，统统拒绝”的时期——我确实是啊——同时也在想方设法丢掉这些事情不去处理。

隔天中午，我们一起在卡普里市政厅参加正式的颁奖典礼。我身上外交官的灵魂让我郑重其事地穿上了西服，系了领带。皮沃穿了一套不太正式的服装，昨晚他打了他那条并不需要的领带，我发现，他今天却没有系，而周围的人全都打上了领带。在他发表自己的演讲时，他哀叹自己缺乏社交礼仪，然后指着我说，这个人做什么都不会出错，偏偏就是拒绝上他的文学节目。

我被这个恰到好处的玩笑话带来的魅力攻势迷得忘乎所以，于是我跳起来，扯下了自己的领带，交给他，在一大群热情的见证者面前——天哪，这也太戏剧化了吧——告诉他，这条领带是他的了，而且，从现在开始，只要他在我面前秀出这条领带，我就会去参加他的节目。在隔天返回伦敦的飞机上，我不禁怀疑，在卡普里许下的承诺具不具有法律效力。区区几天之后，我就知道了答案，是有效力的。

我答应了去接受现场采访，用法语，长达七十五分钟，由贝尔纳·皮沃和另外三位顶级的法国记者主持。我们并没有经过事先讨论，也没有提前通过电话提过现场要提出的问题。但是，请做好准备——这也是我法国出版商要做的——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覆盖了所有话题，包括政治、文化、文学、性和任何贝尔纳·皮沃脑袋发热想出的问题。

而我基本上没有再说过哪怕一个法语单词，最后一次大概是在三十年前，教导中学普通法语水平考试的时候[283]。

* * *

法国文化协会[284]位于多塞特广场转角一幢漂亮的房子里。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接待台的桌子后面坐了一位年轻的女士，短发，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

“哈罗，”我说，“我想知道，可不可以来这里复习一下我的法语？”

她用严肃且困惑的眼神打量了我一番。

“什么[285]？”她说，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首先，我用仅记得的一点法语，对丽塔说话，接着又跟罗兰说话，最后跟杰奎琳对话，我想顺序应该是这样的。我一提到《猛浪谭》，他们就展开了行动。丽塔和杰奎琳轮流训练我，这是一次完全沉浸式的课程。丽塔——还是杰奎琳？——会集中训练我的法语口语，帮助我制定对节目上可能会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在杰奎琳与罗兰的协力之下，我们的军事作战计划设定好了。根据“了解你的敌人”的行事原则，他们会研究皮沃的心理活动，记录他的采访手法和喜欢讨论的议题，同时密切注意每日新闻。《猛浪谭》的制作人很注意让自己的节目紧跟时事热点。

为此，罗兰收集了《猛浪谭》播出节目的存档。其中主持人与参与者之间你来我往的敏捷与机智都令我感到恐慌。我没有告诉我的几位导师，偷偷地去询问节目制作方是否可以寻求翻译的协助。皮沃迅速给予了回复：从我们在卡普里交谈的程度来看，他坚信我们应付得来。除了皮沃，我的其他三位拷问者分别是：精通多国语言的新闻记者与驻外特派员爱德华·贝尔，知名作家、记者和电影导演菲利普·拉布罗，以及受人尊敬的文学记者凯瑟琳·大卫。

我对任何形式采访的厌恶都绝非装模作样，纵然时不时地、我还是会屈服于诱惑，或者是出版社方面的压力。这种名人游戏与写作没有任何关系，而且领域也相当不同。对此，我一向都很清楚。剧场表演，没错。自我投射的练习，毫无疑问。从出版社的观点来看，这是最好的免费宣传。可以快速地成就天才，也可以迅速地遭遇毁灭。我至少见过一位作家，在经历了一整年的全球推销活动之后，觉得自己的创造力永久性地枯竭了，而且，我认为，恐怕他确实是对的。

就我自己而言，从我开始动笔写作的那一天起，房间里就有两头大象：一头是我父亲耸人听闻的人生，如果有任何人有兴趣去了解这其中的关联，都可以在公共档案中查到；另一头则是我的情报网关系，基于法律与我个人的意愿，都不得讨论。所以早在我开始文学生涯之前，就已经深有体会，我在接受采访时不仅仅是该说些什么，还有我该隐藏些什么。

* * *

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来到巴黎一间拥挤演播室的舞台上，拨开怯场的篱笆，踏入平静而超现实的领地。皮沃拿出我的领带，津津有味地讲起他是如何得到这条领带的故事。观众们很喜欢这个故事。我们讨论了柏林墙和冷战的问题。暂停一下，播放《柏林谍影》的电影片段。我的另三位“拷问人”也同样贡献了很长时间，但更像是使命宣言而非提问。我们讨论了金·菲尔比、奥列格·潘可夫斯基、苏联的改革和开放政策。我那支法国文化协会的顾问团队在我们的行动简报中是否涵盖了这些问题呢？绝对涵盖了，因为从我的表情来看，我就像是在背诵记忆里的答案。我们称赞了约瑟夫·康拉德[286]、毛姆、格林和巴尔扎克。我们探讨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杰奎琳教我掌握法语修辞分段的节奏的吗？——陈述主题、自证、然后再用你自己的总结来扩充内容。无论是杰奎琳、丽塔还是罗兰，我都向他们三位致以由衷的谢意。观众再次爆发出十分热烈的反应。

看着皮沃主持现场节目——在场观众都沉浸于他的魅力之中——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可以获得世上其他电视节目主持人难以企及，也无法模仿的成就了。这不仅仅是超凡的感召力，也不仅仅是活力、魅力、灵巧熟练和博闻强识。皮沃拥有上述全部特点，聚集起来，成了他难以捉摸的个人特质，是那种会让全球的电影制片人与选角导演都极度渴望去拥有的特质：与生俱来的慷慨大度精神，或者，更为贴切地说，应该是灵魂。在这个以创造荒诞艺术形式而闻名的国家，皮沃让他的受访者们自坐下的那一刻起便会知晓，一切都能进展顺利。他的观众们也是如此。他们是他的家人。现在回想起来，在仅有的几次采访中，没有其他任何一位采访者，也没有其他任何记者，能在我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节目结束了，我可以离开演播室。而皮沃一定还会留在舞台上，等着宣读下周预告。我的出版商罗伯特·拉方特迅速带我走到了街上，街上空荡荡的。没有一辆车，也没有一个行人，更没有一个警察。在一个完美的夏日夜晚，整个巴黎都仿佛进入了沉睡。

“人们都去哪儿了？”我问罗伯特。

“还在看皮沃的节目啊，肯定的。”他心满意足地回答道。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或许是因为我乐于提醒自己，在所有的大吹大擂当中，我的生命里还有值得铭记的一晚。在我接受过的所有采访之中，有许多都令我感到后悔不已，只有这一次，我绝不会抱有遗憾。

第三十二章
与囚徒共进午餐

新千禧年刚刚开始的一个夏日，在巴黎，我们六个人围坐在一张餐桌旁，东道主是一位法国出版商。而我们齐聚一堂，是为了庆祝我的朋友弗朗索瓦·比佐[287]刚出版了他获奖的那本回忆录[288]。

比佐是佛教研究的学者，能讲一口流利的高棉语，是唯一一个被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逮捕监禁之后存活下来的西方人。一九七一年十月，他在吴哥保护中心工作时被红色高棉逮捕，监禁在极度野蛮残暴的环境当中，历经三个月的严刑拷打。审讯他的道奇，臭名昭著，希望他招认自己是CIA的间谍。

不知怎么回事，审讯者和囚犯之间却产生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密切关系。一部分是因为比佐对古老佛教文化的深刻了解，另一部分，我猜，是因为他纯粹的人格力量。于是，道奇采取了从某种程度而言可说是超乎寻常的英勇举动，他给红色高棉的高层写了一份报告，证明比佐并没犯间谍罪。同样超乎寻常的是，比佐获释，而道奇则被派去掌管波尔布特几个最大的刑讯和处决中心的其中一个。在我的小说《史迈利的告别》中，讲到了“丛林汉森”的一个故事，我做了几次尝试——恐怕不太成功——为了给比佐这段经历伸张正义。

在我们围坐餐桌的此刻，距离比佐的苦难经历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了，但是道奇的命运却始终悬而未决，针对他的审判因为政治上的冷漠和种种密谋一直反复推迟。我们直到现在才得知，比佐在此期间一直都在帮助他。比佐一如既往、积极热烈地所想要表达的观点是，许多现如今在高棉政府里任职、出面指控道奇的人，全身上下也浸透了鲜血，却一心希望道奇能为他们所有的罪孽负责。

比佐因此进行了孤军奋战，不是为道奇辩护，而是为了证明，那些擅自判定道奇有罪的人，他们身负的罪孽实际上与道奇并无区别。

当比佐说明他的案子时，我们全都聚精会神地聆听，只有一位客人奇怪地不为所动。他隔着餐桌坐在我的正对面，身材矮小，神情紧张，有着宽阔的额头，一双漆黑有神的眼睛，不时回瞪我。介绍他的人说他是作家让——保罗·考夫曼。我读过他不久前出版的《朗伍德的阴暗房间》，非常喜欢。朗伍德是位于圣赫勒拿岛[289]上的一幢房子，拿破仑在那里度过了他最后饱受屈辱的流放岁月。考夫曼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抵达了圣海伦娜岛，用令人印象深刻的笔触描写了这个世界上最为著名、最受钦佩，同时也背负了最多骂名的囚犯，他的离群索居，他的幽闭恐惧，他的落魄潦倒。

我之前没听说会见到这位作者，这次正好可以表达我油然而生的喜爱。所以，到底是为什么，他竟会用如此厌恶的眼神盯着我？我说错了什么话吗？他知道我什么丢脸的事情吗？这确实很有可能。或者我们以前见过，我却给忘得一干二净——照如今的情况来看，此种可能性更是激增。

如果不是我本人开口问了他带有上述意味的问题，就是我的肢体语言替我问了。反正，突然之间我们就对调了角色，现在轮到我盯着他看了。

* * *

一九八五年五月，法国驻外特派员让——保罗·考夫曼，在贝鲁特被黎巴嫩真主党绑架，沦为人质，遭秘密囚禁长达三年之久。当他的绑架者需要将他从某个藏身处转移到另一个藏身处的时候，会用布塞住他的嘴，把他从头到脚绑了个结实，再卷在一条东方地毯里面，令他差点死于窒息。他之所以隔着餐桌瞪着我看，是因为当年，在被幽禁在某个藏身所时，他得到了一本皱巴巴的、我的平装本小说，贪婪地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敢肯定，他在其中投入了比其原本含义更为深刻的理解。他向我解释这一切的时候所使用的那种就事论事的口吻，我非常熟悉，那是在曾经受过折磨的受害者们身上经常听到的——这种不能摆脱的经历，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饱受折磨的一部分。

而我，完全无言以对。说什么呢？或者，有什么话可说呢？“谢谢你读我的书？”“对不起，似乎我这本书的意义有些肤浅？”

所以，我大概只能把我内心里存着的那种谦卑努力表示出来，我大概只能在我们散场之后，再次阅读《朗伍德的阴暗房间》，找到当初阅读时就应该察觉到的关联性：这是一个内心忧虑的囚犯写下的另一个囚犯的故事——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囚犯的故事。

这场午宴是在本世纪初举办的，不过我仍然记忆犹新。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考夫曼，也没有与他通信。所以在撰写本书的时候，我上网去搜寻他的消息，知道他还在世，再然后，在几番寻问之后，拿到了他的电子邮件地址，但也被警告说他很有可能不会回应。

这时我也发现——我承认其实有些诧异——某个奇迹般的偶然巧合，使他当初免于绝望与疯狂的那本书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像我的那本小说一样，他也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当然，他从这本书里所汲取到的、精神与才智的养分，也远远超出我那本书。所以，他是幸运地同时拿到了这两本书吗？或者我们只是被记忆给欺骗了？

我小心谨慎地写信给他，几周之后，他给我写了一封宽容又慷慨的回信：

在被囚禁的时光里，我非常想念书本。偶尔，我们的狱卒会带书来。拿到一本书的快乐简直难以描述。我不止读过一遍、两遍、四十遍，还会从后面或者中间开始阅读。我希望，这个游戏至少可以占用我一两个月的时间。在那饱受痛苦折磨的三年里，我体验过好几个快乐时刻。阅读《柏林谍影》就是其中之一。我把它视作命运的选择。狱卒会给我们带来各种类型的旧书：廉价小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第二卷、难以理解的学术论文。但是这次，有位我很欣赏的作家……我读过你的所有作品，包括《柏林谍影》，但是，在新的情境之下，那已经不再是同样的书了，甚至似乎和之前记忆里的那本也完全不一样。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每一行文字都别有深意。在像我那样的状态之下，读书变成了一种严肃——甚至是危险的事情，因为，哪怕再细微的事实，感觉都和眼前这个“押双还是退出”的游戏息息相关，因为这就是人质之所以存在的本质。打开牢门，进来一个真主党官员，这可能意味着自由，也可能意味着死亡。每个信号、每个暗示都化作一种预兆、象征或者寓言，这样的暗示在《柏林谍影》中实在太多了。

靠着这本书，我在内心深处找到了隐匿与操纵（什叶语taqiyya）的感觉。我们的绑架者远不像KGB或者CIA那样专业，但和他们一样，都是自负的蠢蛋，残忍的犬儒主义者，利用宗教信仰和年轻战士容易受骗的特点，来满足他们对权力的欲望。

如同你的角色，绑架者们最擅长的就是偏执猜疑：病态的不信任、躁狂的愤怒、错误的判断，妄想——系统化地侵犯、攻击，令他们对谎言有着神经质般的欲求。利玛斯那枯竭和荒谬的世界，将人命当作棋子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被放弃、被遗忘的人。更重要的是，我早已精疲力竭。这个口是心非的世界也教会了我反思自己作为记者的职业生涯。最后，我们都成了双面间谍，或者三面人。我们必须对他人感同身受，才能去理解，去接受，最后，我们才能背叛。

你对人类的态度是悲悯的，我们是可怜的生物，区分个体来看，我们实在不算什么。幸运的是，这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请参看莉兹的角色。）

在这本书里，我找到了怀抱希望的理由。最重要的是这种声音，这种存在。你的声音，你的存在。这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有一位作家在描写这种残酷、毫无色彩的世界，渲染如此灰暗、绝望的气氛。你的感觉几乎成了实体。某个人在跟你说话，你不再孤独。在我的监狱里，我不再被遗弃。一个男人带着他的文字，和他对世界的想象走进我的监牢，有人和我分享他们的能量。我可以熬过去……

* * *

就是这样，这就是你要的人性回忆，考夫曼的，我的，我们的。我敢发誓，他在那场午宴时所讨论的那本书是《史迈利的人马》，而不是《柏林谍影》，我妻子记得的似乎也是如此。

第三十三章
作者父亲的儿子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着手去写有关龙尼的事情：骗子、幻想家、偶尔的囚犯，以及我的父亲。

从我步履蹒跚开始写小说的第一天起，他就是我想要理解的对象，但我距离这个目标简直有数个光年那么远。在最后成为《完美的间谍》的那份初稿里，充满了自怜自哀：亲爱的读者们，请把你们的目光，投向这位情感缺失、被他的暴君父亲踩在脚下、几近粉身碎骨的男孩身上吧。而且，只有当他安稳地去世之后，我才重拾这本小说，我才做了从一开始时就应该做的事情——比起父亲犯下的罪行，儿子所背负的罪孽理应承受更多的谴责。

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我才能够聊以纪念他那暴风骤雨般的人生所留下的遗产：能让对世间万物已然习以为常的作家最垂涎欲滴的一众角色，从当时最杰出的法律人士，到影视和运动明星，从伦敦地下犯罪世界最厉害的人物，到追随其后的美丽生物。我们是要往上还是往下呢？我们能不能在本地的汽车修理厂里赊账加满油？他是逃出国了，还是今晚得意扬扬地把宾利车停在了车道上？或者是把车藏在后院里，熄灭了家里的灯，检查门窗，对着电话嘀嘀咕咕，倘若电话线没有被切断的话？抑或是，他在他那些备选的妻子之中挑了一个，正享受着安全又舒适的温柔乡？

至于龙尼和犯罪组织的交易，就算有，我知道的也少得可怜。没错，他确实与臭名昭著的克雷兄弟[290]来往密切，不过那也许只是攀附名人。还有，是的，他是和伦敦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房东彼得·拉赫曼[291]有某种生意往来，我猜，是由拉赫曼的手下恶棍们负责替龙尼赶走房客。然后他就可以卖掉房子，并给拉赫曼分一杯羹。

但是，要说彻彻底底的合伙犯罪？这绝不是我所知道的龙尼会做的事情。骗子是个唯美主义的职业，他们永远都穿着漂亮的西装，指甲打理得干干净净，时刻都是谈吐文雅的样子。在龙尼的字典里，警察是第一流的家伙，因为他们愿意开门协商。而他嘴里的“那些小子”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惹毛了那些小子，就准备后果自负吧。

紧张？龙尼的整个人生都走在你想象得到的、最脆弱也最光滑的冰层上。因为欺诈而登上通缉名单，又在爱斯科特[292]马主围栏里拥有一匹即将参赛的灰色上等马，他并不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何矛盾可言。他在克莱里奇酒店[293]庆祝他第二次结婚的招待会时被中途打断，但是他说服了两位苏格兰场的警探，要他们等宴会结束时再逮捕他——等待的同时，请进来加入狂欢，他们也确实照做了。

不过，我不觉得龙尼能过上其他形式的生活，而且，我认为他也不想。他对危机成瘾，为表演痴迷，是厚颜无耻的布道演说家和哗众取宠的狂人。他是充满妄想的巫师，是个自诩为上帝金童的说客，毁了许多人的生活。

格雷厄姆·格林告诉我们，童年就是一个作家在写作上的信用卡余额。至少就这个方面而言，我生来就是百万富翁。

* * *

龙尼人生最后三分之一的岁月——他在六十九岁时突然去世——我们非常疏远，或者说是针锋相对。简直像两个人商量好的一样，一碰面就必然会出现糟糕可怕的场景，哪怕我们埋起斧头，我们也总会记得是埋在哪里。如今我对他的感情比起当年是否更有善意呢？有时候，我会绕过他，有时候他仍然是我不得不攀登的高山。不管何种情况，他都总是在那里。我无法替我的母亲发言，因为直到如今，我还是说不上来她是怎样的人，与她关系密切和爱她的人们，对我所描述出来的这个“她”有着各种各样的版本，但于我而言都并非有所启发。也许我本来也不想要吧。二十一岁时，我满世界找她，费尽周折地找到了她，之后也基本上满足了她的各种需求，虽然我并不总能欣然接受。然而，从我们重聚的那一天起，直到她逝世的时候为止，冰封在我内心深处的孩童时代也没有哪怕一丁点儿解冻的迹象。她热爱动物吗？风景呢？她居所旁边的大海？音乐？绘画？我？她看书吗？她对我肯定是评价不高，那对其他人呢？

晚年时期，她住在疗养院里，我们会用谴责或嘲笑我父亲种种罪行的方式来打发时间。随着我的持续来访，我开始意识到，她为她自己——也为我——塑造了一个田园诗画般的母子关系，从我的出生到如今，源源不绝，未曾间断。

现在回想起来，除了我的哥哥之外，我不记得童年时期曾受到过任何关爱。在一段时间里，哥哥就是我唯一的家长。我记得我身上那种持续不断的紧张感，直到年纪很大之后也依然得不到放松。对于我很小时候的事情，则没有什么印象。我记得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伪装掩饰，迫切需要为自己拼凑起一个新的身份，为此而从我的同事和上司们那里窃取他们的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甚至到了需要伪装自己父母双全、拥有饲养了小马驹的安定家庭的程度。如今，听着自己脑内的言语，或者必须要直视自己内心的时候，我仍旧可以发现自身早已遗失的、与自己在这人世间最初起源相关的种种踪迹，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我父亲。

而这一切无疑也让我成为秘密情报机构最为理想的招募对象。但是，无论哪一个工作都无法持续：伊顿的教师不行，军情五处的探员不行，军情六处的探员也不行。只有作家是我一直坚持不懈的事业。如果从这里开始回想我的整个人生，我看见的就是一连串的约定与逃脱。感谢上帝，还有写作能让我保持相对连续和基本健全的心智。我父亲拒绝接受关于他自身的最简单的事实，并因此把我置于永远无法回头的探索之路上。由于没有母亲，也没有姐妹，我很晚才了解、认识到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如果确实了解的话——而我们都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在我的童年时期，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想把他们各自版本的基督教上帝推销给我。我从我的姑妈、舅舅那里接触到了低教会派[294]，而我的学校则倾向于高教会派。当我被带到主教那里进行坚振礼[295]时，我尽最大的努力试着保持虔诚，却毫无感觉。后来又有十年的时间，我想试着继续追求某种宗教信仰，最后还是白费力气，只好选择了放弃。如今，我没有上帝，只有人生美景，没有对死神的期待，只有对消亡的等候。对于我的家庭，还有爱我、我也爱着的人们，我能感受到恒久不变的欣喜。走在康沃尔的悬崖峭壁上，我心中突然洋溢起浪涛般的感激之情，感谢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人生。

* * *

是的，我见过我出生的那幢房子。每当我们路过的时候，我的姑妈总会兴高采烈地指给我看，次数绝不下一百次。但我比较喜欢的实际上是我出生地的另一幢房子，建在我的想象中，红色的砖块，由于房子本身已经被拆毁，一碰就会发出咔咔作响的声音，破碎的窗户、“出售”的牌子，花园里还放着一个旧浴缸。浴缸被弃置在一片杂草丛中，周围都是残留的建筑垃圾。破损的前门上残存着一些彩色玻璃——这是适合孩子们玩捉迷藏的场所，而非出生的地方。但是我确实出生在此，或者说在我的想象之中是这样的。不仅如此，我应该生在阁楼里，出生在一堆棕色的箱子之间——里面都是我父亲在跑路时会携带的东西。

我第一次暗中去查看这些箱子的时候，应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当时八岁的我已经是训练有素的间谍了——里面只有一些私人物品：他的共济会徽章，他提出要令翘首以待的世界大为震惊、于是便去学习法律时的律师假发和律师长袍，还有一些他计划卖给阿迦汗[296]一个舰队的、飞船之类的最高机密档案。不过，在战争爆发之后，这些棕色的箱子里藏的东西提供了更具实质性的价值：黑市交易的玛氏巧克力棒，把兴奋剂直接注入鼻子使用的苯丙胺吸入剂。而在诺曼底登陆之后，箱子里还额外多了些尼龙袜和圆珠笔。

只要是配给供应的商品，或者是难以企及的商品，龙尼对其都有着奇特的兴趣。二十年后，当时德国仍处于分裂状态，我是个住在波恩莱茵河畔的英国外交官。他不请自来地出现在我家门口，庞大的身躯挤在一艘带有轮子的铁制小圆舟里。这是水路两用摩托车，他解释说，是个初样。他从柏林制造商手里取得了英国专利，可以让我们大赚一笔。他在东德边防部队的注视下，驾驶这辆摩托车跨越了地区走廊。现在，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想在我的帮助之下，驶入莱茵河。当时莱茵河正好河水高涨，水流湍急。

虽然我的孩子们对此热情满满，但我还是劝阻了他，并请他吃了一顿午饭。他重新振作起来，又极其兴奋地前往奥斯坦德[297]和英格兰。我不知道他最终走了多远，因为那辆车的事情再未被任何人提及。我想，应该是旅途中有债权人在某地逮到了他，把他的车子给开走了。

不过，这也未能阻止他两年之后在柏林突然现身，宣称他是我的“专业顾问”。凭此身份，他在西柏林最大的电影制片厂获得了VIP待遇的参观行程，无疑还有电影厂的一大套热情款待和一两个小女明星的接待。他抛出一套套行话，高谈阔论什么减税措施和经济补贴，说是提供给国外的电影制片人，尤其是改编我近期小说《柏林谍影》的电影制片人。

不用多说，不论是我，还是已经和爱尔兰阿德摩尔电影公司谈好合约的派拉蒙影业，都对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没有半点概念。

* * *

我出生的这幢房子没有电，没有暖气，所以靠的是宪法山[298]的瓦斯灯照明，它给阁楼笼罩上了一层奶油般的光辉。我的母亲躺在行军床上，可怜兮兮，想要做到最好，不论她所谓的最好具体是什么——在我第一次想象这副场景时，我还不清楚生产孩子的细节。龙尼在门口大声咀嚼着什么，身穿时髦的双排扣西装，穿着他打高尔夫时才穿的棕白色雕花皮鞋，眼睛一直盯着街道，同时还发出有节奏的重击声，敦促我母亲更加用力：

“上帝啊，薇格莉，你怎么就不能一口气搞定？这真是太丢脸了，别无办法了。可怜的老汉弗莱斯坐在外面的车上，就要急死了，你却在这里折腾，到底要不要生啊。”

尽管我母亲的名字其实是奥丽弗，我的父亲却无论如何，非要叫她薇格莉。后来，严格来讲是我长大之后，我也常常给女人们起一些傻乎乎的小名，让她们显得没有那么难以应付。

在我还小的时候，龙尼的口音还带有明显的多塞特腔调。“r”音很重，“a”音拖长。不过他一直在进行自我调整，到我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的口音已经几乎听不出来了——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变成了很得体的那种语调。我们都说，英国人是以讲话的口音来打上身份标签的。在当时，上流的谈吐语调会让你得到军职、银行信用、警察的尊敬，以及一份在伦敦金融区的工作。这其中最具有讽刺意味之处在于，在龙尼精明狡诈的人生当中，尽管他实现了自己的野心，想方设法把我的哥哥和我送进了贵族学校，却由于当时残酷的阶级标准作用，反而使他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于我们。托尼和我被他护送着，毫不费力地通过了阶级的屏障，而龙尼却仍旧困在另一边。

倒也不是说他真的为我们付了学费——或者说，就我所了解的，并不是每次都付——但是，无论如何，他总有办法搞定。有一所学校，在体会过他的行事作风之后，勇敢地要求预支学费。结果他们收到了龙尼不慌不忙送来的黑市水果干——无花果、香蕉、西梅——以及一箱有钱也买不到的杜松子酒，分发给教职员工们。

他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总是让自己的外表显露出最值得尊敬的那类人的样貌。尊敬，而非金钱，这是他在所有事情中最为在意的。每一天，他都有办法用他的魔力来识别出别人对他的尊敬。他对他人的评判，也是完全以他们对他的尊敬程度为标准。伦敦的每一条支干道、每一个小村庄，都有一个过着卑微生活的龙尼存在。他是和人勾肩搭背、精力充沛、行为鲁莽的顽皮小子，有点花言巧语，总是给不习惯喝香槟的人办香槟派对。开放自己的花园，让给由浸礼会举办的游园会募捐活动——尽管他本人从不曾踏入教堂一步。他是男孩足球队和男子板球队的名誉主席，亲自给他们的冠军颁发银制奖杯。

直到有一天，他被发现已经整整一年没有付钱给送牛奶的人，或是当地车库、报摊、酒馆，或者是卖给他银制奖杯的商店，又或者得知他已经破产、入狱，他的妻子带上孩子回了娘家，最后和他离婚，因为她发现——她的母亲竟然一直都知道——他和附近街坊邻居家的每个姑娘都上过床，生了好几个他从没提过的孩子。接着，我们这个顽皮的男孩出狱了，或者暂时让自己走回正道了，过了一阵子卑微的生活，做了一些良好的工作，从简单的事物里获取乐趣。直到他再次充满活力，回归他的老游戏套路中去。

* * *

毫无疑问，我的父亲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家伙。但这只是个开始，差别在于规模，在于他英国国教式的影响力，在于有人胆敢质疑他的言语时，他那具有宗教感的声音与气场所表现出来的、仿佛真受到了伤害般的圣洁状态，当然，还有他无穷无尽的自欺欺人能力。你描述中那个普普通通的顽皮男孩会把家计堪用的最后一点钱拿到纽马基特[299]去下注3—30障碍赛，而龙尼却有本事轻松自如、沉着冷静地坐在蒙特卡洛的大桌子旁，面前是一杯免费白兰地姜汁酒，身旁是十七岁却假装年纪更大的我，另一边是已经年过五十的法鲁克国王[300]侍从官。侍从官在这桌是最受欢迎的客人。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这里。他看起来温文尔雅，灰色的头发，温和无害，而且非常疲倦。他手肘边上的白色电话，可以让他直接跟他那位被占星师们包围的埃及国王进行联系。白色电话一响，侍从官的手就离开撑住的下巴，拿起话筒，眼睑下垂，开始聆听，接着便尽忠职守地把另一笔埃及财富转移到红色，或者黑色，或者亚历山大港还是开罗的占星师们认为吉利的某个数字上。

龙尼观察了一会儿这个过程，露出了斗志旺盛的微笑，仿佛在说：“如果这是你想要的，老小子，那就来吧。”他开始在桌旁抬高自己的出价。非常果断。十变成二十，三十，五十。当他抛出手里最后的筹码，又傲慢地要来更多的时候，我意识到他不是在凭直觉下注，不是在和庄家作对，也不是在玩数字游戏。他是在和法鲁克国王玩。如果法鲁克选黑色，龙尼就押红色。如果法鲁克选黑色奇数，龙尼就选择增加他的偶数筹码。此时赌注已经好几百了（相当于现在的几千）。龙尼跟埃及国王陛下说——这时我发现，他把我一个学期的学费、接着是一年份的学费送进了赌桌主理人无底洞般的口袋里。

在蒙特卡洛黎明破晓前的柔和蓝色曙光之中，父亲与儿子肩并肩地漫步在广场上，走向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珠宝店，当掉他的白金烟盒、金制钢笔和手表。是宝齐莱[301]？还是宝诗龙[302]？我很感兴趣。“明天全都给他赢回来，对不对，老小子？”在我们回到巴黎大饭店，上床睡觉时，他向我说道。幸运的是，他已经预先支付了我们的房费。“十点整。”他严肃地补充道，免得我想装病逃避。

* * *

于是我出生了，我的母亲，奥丽弗，她乖乖按照龙尼的要求，匆匆结束。最后奋力一推，抢在债主上门之前，也为了防止窝在屋外兰切斯特车上的汉弗莱斯先生急死。因为汉弗莱斯先生不仅是个专车司机，也是很有价值的同谋。在龙尼用来簇拥自己的、具有异国风情的宫廷里，汉弗莱斯是个能拿到全薪的臣子。他是杰出的业余魔术师，擅长使用绳子，如同刽子手绞索之类的把戏，在某些高要求的时候，纳特毕姆先生和一辆宾利车会取代他。但没什么需求的时候，汉弗莱斯和他那辆兰切斯特车总是时刻待命。

我出生了，并且跟我母亲仅有的几样财产一起被迅速打包起来，因为最近又有一个法警来找过我们的麻烦，所以我们选择轻装上路。我被装进汉弗莱斯先生那辆汽车的行李箱里，就好像龙尼此后多年都在走私的火腿一样。棕色的箱子在我之后被丢了进来，行李箱的盖子直接从外面锁上了。我凝视着漆黑的四周，试图寻找我哥哥托尼的身影。但是，他却未见踪影，奥丽弗也是，或者说是薇格莉。没关系，我已经出生了，就像新生的小马驹，已经踏上了逃亡之路。自此以后，我一直都在逃亡。

* * *

关于童年，我还有一些拼凑而成的记忆，据我那位肯定了解详情的父亲所说，这些回忆也同样是不准确的。那是在四年之后，我在埃克塞特市区，穿过一片荒地。我拉着母亲奥丽弗——或者说是薇格莉——的手。我们都戴上了手套，所以彼此之间并没有肌肤的接触。事实上，就我印象所及，我们从未有过肌肤接触。拥抱我的从来都是龙尼，而非奥丽弗。她是那种没什么味道的母亲，不像龙尼，身上总有着上等雪茄的味道，也有老邦德街上泰勒理发店里、那个宫廷御用理发师所使用的梨香发油的味道，而且，如果你把鼻子凑到伯曼手工定制西装某块毛茸茸的布料上时，似乎也可以闻到他那些女人的气味。然而，当我二十一岁时，在伊普斯威奇[303]火车站的一号站台上走向奥丽弗，迎接这个整整十六年没有和母亲拥抱过的岁月结束一刻的大团圆时，我还是完全想象不出来，在我生命当中，到底应该在何时何地紧紧抓住她才是对的。她和我记忆中一样高，但是全身骨节突出，并非那种令人一看就想要拥抱的外貌。从摇摇欲坠的走路姿势和脆弱的狭长脸庞来看，她差不多就是我哥哥托尼戴上龙尼律师假发时的样子。

我还是在埃克塞特，摆动着奥丽弗戴了手套的手。荒地的一侧有一条路，我可以看见红色砖块砌成的高墙，墙头上砌上了尖锐破碎的玻璃，墙后是一幢外立面平整的阴森建筑。窗户装有木栅，里面全无灯光。其中一扇被木栅封住的窗户，看起来就像是玩大富翁游戏时抽到的命运牌——直接通往监狱，不交两百英镑就不能出来一样。我的父亲当时正耸着肩膀站在里面。他也像大富翁里的人一样，那双大手紧抓住栅栏。女人们总是反复告诉他，说他那双手有多么可爱，所以他也总是会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指甲剪来修剪指甲。他宽阔而白皙的额头压在栏杆上。他的头发一向不多，仿佛一条湍急漆黑、味道好闻的河流从他头部横跨而过，只在头顶处戛然而止，不过这却愈发渲染了他的圣人形象。随着他年纪渐长，那条河流变成了灰色，最后完全干涸。但是，他的年龄和他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却从未让皱纹在他脸上显形。歌德的永恒之女性[304]直到最后都占据着他的内心。

他对自己的头非常自豪，就和他的手一样。据奥丽弗说，在他们结婚之后不久，他就把他的头抵押了五十五英镑给医学科研机构，预先支付现金，货则等他死后再取。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告诉我这件事的，不过我知道，自那天之后起，我就开始用一种刽子手般超然冷漠的眼光打量起龙尼来。他脖子很粗，和上身的连接处几乎没有弯曲线条的区分。我想，如果我要动手的话，斧头该从哪里下手呢。杀了他是很早以前就在我脑中盘算良久的念头，持久不变，且在他死后也挥之不去。可能这只是我的恼怒罢了，因为我始终未能完全地约束住他。

依旧紧紧抓住奥丽弗戴了手套的手，我对着站在高墙铁窗内的龙尼挥挥手，龙尼也用他一如往常的挥手姿势向我挥手：人向后靠，上身保持不动，如先知一般的手臂高高举起，挥动，仿佛正对着头顶天空下达指令。“爸爸，爸爸！”我大声叫喊着。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只巨大的青蛙正在鸣叫。一路抓着奥丽弗的手，我走回车上，对自己此刻的待遇感到非常高兴。毕竟不是每个小男孩都可以独享母亲，而把自己的父亲关在笼子里的啊。

不过，据我父亲所说，这一切从未发生过。提起我可能到某个关押他的监狱去看他，对他而言是非常冒犯的事情——“纯粹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儿子。”好吧，他承认，他确实在埃克塞特坐过一段时间牢，不过主要还是在温切斯特和斯科拉布斯监狱。他没有过什么真正的犯罪行为，他所做的那些事，若是碰上一些讲理的人，多半是可以解决的。他做过一段时间办公室跑腿的，从邮票盒里借了几先令，还没有让他有机会放回去就被逮住了。但其实这都不是重点，他坚称，重点是，就像他对自己另一桩婚姻里的女儿——也即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夏洛特——所吐露的那样，当他在埋怨我总是对他颇为不敬的行为时——比如，我不肯把版税给他分一杯羹，或者不肯拿出几十万来开发一条漂亮的绿化带，至于这处绿化带，则是他从某个误入歧途的地方议会那里骗来的——重点是，任何知晓埃克塞特监狱的人都非常清楚，从监牢里面是看不见外面的马路的。

* * *

而我相信他，仍旧相信。我记错了，而他是对的。他从未站在窗口，我也从未对他挥过手。不过，到底什么才是真相呢？记忆又是什么呢？对于仍旧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往事，我们对待它们的方式理应改头换面。我曾经见到他守在窗口，而且，我现在也依旧能够在记忆中看见那场面，看见他抓着栏杆，壮硕的胸膛被硬生生装进囚犯们才穿的制服里。囚服上印着箭形条纹，跟所有最好的校园喜剧里犯人们所穿的那种一致。自此以后，在我心中的某个部分，再未见过他穿其他的衣服出现。现在我已知道，见到他的时候，我正值四岁，因为一年之后，他再度逍遥法外，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我的母亲就在夜里偷偷溜走，消失了整整十六年，直到我后来在萨福克重新找到她为止，而她那时已经是另外两个孩子的母亲，两个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同母异父哥哥存在于世的孩子。她带走了原本就属于她的一只哈罗德百货高级定制手提箱，白色皮质外壳，真丝衬里。她过世的时候，我在她住的小屋里找到了这只手提箱。那是整个房屋里唯一可以见证她第一段婚姻的物品，至今仍保留在我身边。

我也曾看见他窝在自己的牢房里，蹲在他床铺的边缘，那颗抵押出去的头颅埋在手里，这个一辈子从未挨过饿，也从未亲自洗过自己的袜子或者铺过自己床铺的傲慢自大的年轻人，想起了他那三位尽责尽力溺爱他的姐姐，还有宠爱他的父母亲。他悲伤心碎的母亲永远都在紧握双手，用她的爱尔兰口音询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而他的父亲，前任普尔市[305]市长，也是市议员和共济会成员。在他们心里，他们实际上也和龙尼一起度过了这段牢狱时光，在等待他出狱的这段时间里，这两人都过早地愁白了头发。

当龙尼瞪着墙发愣时，又怎么能忍受自己已然知晓的这一切呢？他是那么傲慢自大，充满了惊人的活力和冲劲，又怎么忍受得了监禁呢？我性格上也跟他一样躁动不安——没法坐一个小时一动不动，没法持续看一个小时的书，只有德语书，还勉强可以让我待在椅子上。即使是非常优秀的演出，我也渴望能有中场休息，能够舒展身体。写作的时候，我总会一下子从座位里跳起来，去逛逛花园，或者去街上走走。我曾经一不小心，把自己锁在了厕所里，时间最多不过三秒钟——当时，反锁厕所大门的钥匙从锁孔里掉了出去，我笨拙地想要把它马上弄回来，霎时间便全身大汗，宛如遭遇十二级暴风骤雨，尖叫着想要让人快放我出去。然而，正值盛年时期的龙尼，却认认真真地坐了好几年牢——三年或者四年吧。他还在为前一个罪名坐牢时，那帮人就已经准备了更多的罪名来指控他，然后又判了他一段刑期，这一次大概是强制劳役，或者以现在已经被严重滥用的词语来说，就是“强化式监禁”。他人生较晚时期的服刑经历——香港、新加坡、雅加达、苏黎世——就我所知，刑期都很短。为《荣誉学生》到香港取材时，我有幸在跑马地[306]马场的怡和洋行[307]帐篷里，和他以前的监狱看守面对面聊了聊。

“康威尔先生，您的父亲是我毕生所见最为出色的人。曾经有资格照管过他，我感到很荣幸。我很快就要退休了，等我回到伦敦以后，他会帮我在公司里安排好工作。”即便是在监狱里，龙尼都可以把他的看守给哄得服服帖帖。

* * *

我在芝加哥参加一场枯燥无味的活动，目的是支持英国商品的海外销售。和我同行的英国总领事交给我一封电报，是我们驻雅加达的大使拍来的，通知我说龙尼在牢里，问我要不要保他出来。我答应了，说无论多少钱我都会付。令我吃惊的是，这仅仅需要几百英镑，龙尼可真算是山穷水尽了。

* * *

龙尼从苏黎世的郊区监狱（他在那儿因为酒店诈骗而入狱）打电话给我，彻底翻供。“儿子？我是你老爸。”“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父亲？”“你可以把我从这个该死的监狱里弄出去，儿子，这都是误会。这些小子就是不肯接受事实。”多少钱？没有回答。只是像个演员一样哽咽着大吸一口气，然后用溺水般的声音说出关键台词：“我不能再坐牢了，儿子。”紧接着一阵啜泣，一如既往，像刀子一样缓慢地从我身上割过。

* * *

我问过我仍在世的两位姑妈。她们说话时用的是龙尼年轻时的口音：轻微而无意识的多塞特口音，是我非常喜欢的腔调。龙尼第一次坐牢是怎么回事？这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坐牢之前他是什么样的人？之后呢？不过，姑妈们并非历史学家，她们只是他的姐姐。她们爱龙尼，除了她们的爱之外，宁可什么都不去想。她们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温切斯特巡回法庭宣布判决的那天早晨，龙尼剃须时的场景。前一天他还在被告席上为自己辩护，确信自己当晚就会以自由之身返回家中。这是他第一次允许姑妈们看他刮胡子。不过，我从她们那里得来的唯一答案却只有她们的眼神，和反反复复念叨的话语：“太可怕了，这真是太可怕了。”他们谈起这件羞耻事件时的样子，仿佛事情刚发生在昨日，而不是七十年前。

六十多年前，我问过我母亲奥丽弗同样的问题。她不像我姑妈们那样，更愿意把所有事情保全在记忆之中，奥丽弗回忆往事时，就像一只你根本关不上的水龙头。从我们在伊普斯威奇火车站重逢的那一刻起，她谈起龙尼来便无休无止。她甚至聊起了龙尼的性欲——要知道，当时我连自己的心理状态都还没有调整好——而且，为了便于参考，她还给了我一本翻得破破烂烂的、克拉夫特-埃宾[308]著的精装版《性心理变态》，引导我了解她丈夫在入狱前和入狱后的欲望变化。

“改变，亲爱的？在监狱里？一点都没有！你完完全全没变！当然，你是掉了些体重——嗯，那肯定会的。监狱食物可不怎么好吃。”接着就是一段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景象，尤其是——当时她似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该不该这样说，“还有你那愚蠢透顶的习惯，站在门前，垂着头，等着有人来照顾你，还要等着我来给你开门。那根本就是个普通得不得了的门啊，没有锁上也没有怎么样，不过，你明显就觉得不需要自己来动手开门。”

为什么奥丽弗提到龙尼的时候要用“你”呢？“你”意味着“他”？还是她在不知不觉之间，竟然把我当成了他的替代品？在她过世前的那段时间里，我更是完全成了他的替代品。奥丽弗曾经为我的哥哥托尼录制了一盘磁带，谈的全是她和龙尼在一起时的生活。事到如今，我还是没有勇气去播放它，也因此，我所听说的都是其中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在这盘磁带里，她说龙尼常常会打她，据奥丽弗说，这也是促使她突然逃走的原因。龙尼的暴力于我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他也习惯殴打他的第二任妻子：极为频繁，下手极狠，会在深更半夜回家的时候就动手。在某种骑士风度的驱使之下，我很可笑地自诩为她的守护者，我会睡在她卧室门口的软垫上，手里紧紧抓住一根高尔夫球杆，龙尼进去打她之前，得先来对付我。

我真的会一棍打在他那颗抵押出去的脑袋上吗？我可能确实会杀了他，然后步他的后尘进监狱，是这样吗？或者我其实只会给他一个拥抱，祝他晚安？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当时的真相。但这些可能性却在我脑海中频繁出现，也许到后来都变成了真实。

当然，龙尼也揍我，不过只有过几次，而且下手还颇有些犹豫。其中最为可怕的部分，是在动手之前他的样貌：肩膀下垂，做好准备，收紧下巴。当我长大之后，龙尼曾想要起诉我，我想这也是暴力的另一种伪装。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的生活纪录片，觉得我没有提到我的一切都应归功于他，这绝对是一种诋毁。

* * *

奥丽弗和龙尼最初是怎么在一起的呢？在克拉夫特-埃宾期间，也就是在伊普斯威奇火车站时，有了记忆中我俩的第一次拥抱的不久之后，我问了她这个问题。“通过你的亚历克舅舅，亲爱的。”她回答说。她指的是比她大二十五岁、关系很疏远的那个兄弟。他们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了，所以，作为普尔市显赫人物、议会成员和卓越当地牧师的亚历克舅舅，就成了她实质上的父亲。和奥丽弗一样，他体形单薄、瘦削、个子非常高，不过也非常自负，穿着整洁时髦的服饰，对他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非常在意。亚历克舅舅被指派去给本地的足球队颁奖，带了奥丽弗一起去，就像带一位未来公主练习应该如何去履行公共职责。

龙尼是队伍里的中锋。不然他还能打什么位置？亚历克舅舅依照顺序，和排成一列的队员挨个握手，奥丽弗跟在后面，为每个骄傲的胸膛别上徽章。不过，在她给龙尼别徽章的时候，龙尼膝盖着地，充满戏剧性地跪了下来，两手紧握，抱怨她刺穿了自己的心脏。亚历克舅舅，这个众所周知自命不凡的混蛋，以傲慢的姿态宽恕了他的闹剧，而龙尼却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温顺态度询问他，可否在星期天下午造访贵宅，以示敬意——不是对奥丽弗，这是理所当然，因为她的社会地位远高于他——而是对一位他碰巧认识的爱尔兰女仆。亚历克舅舅欣然同意，于是，龙尼便以追求女仆作掩护，开始勾引奥丽弗。

“我很孤独，亲爱的。而你就像一团火球。”火球，当然指的是龙尼，而不是我。

亚历克舅舅是我的头号情报来源，我直接把他捧上了天。在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我私下写信给亚历克——烦请转交议员亚历克·格拉西，私人信件——询问他的妹妹，我的母亲，是否还在世，如果在世，在哪里能够找到她。格雷西当时已经卸任议员多年，然而下议院还是不可思议地把我的信转交到了他的手上。在我更为年少时，我问了龙尼同样的问题，但他只是皱眉，摇了摇头，所以我在试过几次之后就放弃了。亚历克舅舅以潦草书写的两行字告诉我，可以在随信而来的那张附页上找到她的地址。提供这个情报的条件是，我绝不可以告诉“相关人士”我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结果在这个强制命令的刺激之下，我在见到奥丽弗之后不到一会儿，这个真相就脱口而出了。

“那我们应该感谢他，亲爱的。”她说。就是这样。

或者确实应该就是这样吧。过了四十年，我的母亲去世多年之后，在新墨西哥，我的哥哥托尼告诉我，在他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他比我大两岁），他也写信给亚历克，并搭乘火车去找了奥丽弗，在一号站台拥抱了她。而且，因为他比较高，所以应该能比我更好地抱住她。而他当时也盘问了她同样的问题。

那托尼当时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些事呢？我为什么也没有告诉他呢？为什么奥丽弗没有跟我们两个说起另外一个的事呢？为什么亚利克要把我们分开安排呢？答案是对龙尼的畏惧。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这种畏惧就如同对生活本身的畏惧一般。他所能影响到的范围，覆盖了心理和生理。与此同时，他那可怕的魅力也让人无处可逃。他是行走的名片盒，对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了若指掌。一旦发现他的女人在其他的爱人身上寻求慰藉，龙尼马上就会像一个单兵作战室那样运作起来。一个小时之内，他就能连线那个可鄙男人的雇主、他的银行经理、他的房东和房东的岳父。这其中的每一个都是毁灭之神招募来的代理人。

龙尼会对那个铸下大错、孤立无助的奥丽弗丈夫所做的事情，都可以十倍地加之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龙尼创造，同时也加以毁灭。每次我深受感动想要赞美他时，都会忆起他的受害者。他自己的母亲，新近丧夫，啜泣着继承了他父亲的遗产；他第二任妻子的母亲，同样守寡，同样也茫茫然地继承了已故丈夫的遗产；龙尼掠夺了她们两个人，从她们身上剥夺了她们丈夫的储蓄，也剥夺了其他合法继承人的遗产。几十个这样的人，许多个这样的人，每个都曾付诸信任，认为依照龙尼口口声声说出的那一套套高贵标准，自己理应得到他的保护：每个人都被他们这位游侠骑士哄骗、掠夺、勒索。他该怎么对自己解释这一切呢？如果真有什么解释的话。赛马、派对、女人和宾利车填满了他另一面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他又从那些无条件地爱着他、没法对他说不的人们身上骗取钱财？龙尼对自己理所当然就该是神选之子这件事，是否曾经仔细权衡过得失？

* * *

我保留下来的信件很少，而且，龙尼写给我的信件内容大多非常糟糕，其中很多早在我阅读之前就已经被我毁掉了：其中一些是从美国、印度、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寄来的、乞求实质帮助的信件；另外一些带有劝诫意味的信件中，说他愿意原谅我的罪过，并且敦促我要爱他，为他祈祷，好好利用他施与我的优点，再给他送些钱去；或者干脆直接恐吓，要求我把曾经的教育费还给他；还有一些信里是关于末日来临的预言，描述他即将到来的死亡。我毫不后悔地丢掉了这些信。有时候，我也真希望自己同样能丢掉所有这些相关的回忆。尽管我已竭尽全力，他那丝毫无法消弭的过往，偶尔还是会出其不意地冒出来取笑耍弄我：他打在薄薄航空信纸上的一页信，向我提出了一些疯狂的计划，希望我能“让我的顾问从早期投资的角度上来加以重视”。要不就是龙尼过去的某个商业对手突然写信给我，语气总是非常柔和，总是说非常荣幸能够认识他，尽管这种经历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 * *

几年前，我正在为撰写自传的事情与众人争论不休，同时由于各种辅助资料的缺乏而深感挫败。于是，我便雇用了两名侦探。一胖一瘦的两个人，都是由伦敦一位身材结实的初级律师推荐的，也都是不错的美食家。尽管走向世界各地吧，我轻快地对他们说道。找到在世的相关证人，并进行书面记录，把我本人、我的家庭和我父亲的真实记录带回来给我。我会给你们报酬。我是个骗子，我向他们解释道，我天生就会说谎，在这个以欺骗为生的产业里培育谎言、训练谎言，并以小说家的身份不断练习谎言技巧。身为虚构小说的创造者，我为自己本人的经历也创造了许多不同的版本，如果真实确实存在，我也从不会去主动触及。

所以，我选择去做这样的事，我说——我要在自己左手边的这一页纸上写下我脑袋里面浮现出来的回忆，然后，我会把你们得来的真实记录放在我右手边的这页纸上，不做任何修改，也不加任何润饰。通过这种方式，我的读者们可以自己亲眼来看看，这位老作家的回忆屈服于自己想象的情况，竟然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我们每个人都会去重塑自己的过往，不过，作家们却形成了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流派。即使在他们确知真相的时候，他们也永远无法就此满足。我向他们指出与龙尼相关的日期、名字和地点，建议他们挖出他那个小宫廷的所有相关记录。我想让他们去搜寻至关重要的情报来源，因为还有许多人仍旧在世，以前的秘书、监狱官员和警察等等。我叫他们同样也去查我的学校记录，我的服役记录，同时因为我接受过好几次正式的安全审查，所以也要取得以往被认为是机密文件的、情报局信赖程度评估报告。我敦促他们，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给我继续调查。我告诉他们我父亲在国内外的各种诈骗事件，以及我所记得的一切：他是如何企图骗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总理的信任，让他们加入可疑的足球彩票运营，而且差一点就要获得成功的。但往往就是这样的“差一点”，令他总是功败垂成。

我跟他们说起他小小的“额外家庭”，他的那些情妇，还有那些守护火焰的人们，套用一句他自己对我讲过的话，就是守在那里、等着他过来拜访时会给他做香肠吃的人。我给了他们我所知道的几个女人的名字，还有一两个地址，以及一些孩子的名字——谁知道是谁的孩子。我告知他们龙尼参军时期的事情，包括用尽一切手段来实现无所事事的生活，包括高举譬如“独立进步党”这类激动人心的旗帜参加议会的递补选举[309]，强迫军队放他去行使他的民主权利。还有，即使在入伍受训时，他都还留有几个朝臣和一两个秘书，把他们安置在当地旅馆，让他可以继续进行他那些发战争财、买卖短缺物资的合法生意。在战后的那几年，我确信，龙尼以“康希尔上校”的化名来给自己的服役记录增光添彩，在伦敦西区的一些阴暗角落里，他的这个名字人尽皆知。当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夏洛特参与电影《双生杀手》的演出时——这是一部以伦敦东区臭名昭著的黑帮家族为背景的电影——为了收集角色所需要的资料，她去请教了克雷家的大哥查理。在喝了一杯好茶之后，查理·克雷翻出了家庭相册，在那里面，龙尼伸出手臂揽着克雷家的那两兄弟。

我告诉他们，有天晚上，我在哥本哈根登记入住皇家酒店的时候，立刻被请去见了经理。我以为是我的名声已经先我而至，结果却不是，抢在前面的是龙尼。他正被丹麦警方通缉。来了两名警察，这两人像坐在坐姿矫正椅上的小学生似的，背部直挺挺，抵着墙壁。他们说，龙尼从美国非法入境哥本哈根，协助他的是两名斯堪的纳维亚航空的飞行员。龙尼是在纽约某个低级夜总会玩牌时骗到的他们，他提议说，他们不必向他支付任何现金，只需让他免费搭乘一段飞机，抵达丹麦即可。他们也真乖乖照做了，一落地，就让他偷偷通过了海关和移民局检查站。警察问，我是否碰巧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的父亲？我不知道，谢天谢地，我真的不知道。我最后一次听到龙尼的消息是在一年前，当时他蹑手蹑脚地溜出英国，为了躲避债主追债，或者警方逮捕，或者犯罪团伙的追杀，抑或三者皆是。

如此这般，也就还有一条线索需要我的侦探们去查，我告诉他们：我们要找出龙尼当初究竟为什么要逃离英国，以及为什么要用如此铤而走险的方式离开美国。我告诉他们龙尼赛马的事情，即使是在他尚未清偿破产债务的时期，也一直保持着赛马的习惯：纽马基特、爱尔兰和巴黎郊区的迈松拉菲城堡。我把驯马师和骑师们的名字给了他们，跟他们说李斯特·皮戈特[310]还在学徒时期就帮他赛过马；还有戈登·理查兹[311]是如何为他买马提供建议的。还有我是如何见到年轻的李斯特坐在马匹拖车的后座上，身穿龙尼的真丝衣服，懒散地躺在草堆上，在比赛前偷空看看少年漫画。龙尼的赛马以他最爱的孩子们命名：大托，天哪！这是什么名字，大卫和托尼的简写；大肚托姆斯，则是他的祖屋名称加上对自己口腹之欲的热爱的组合；鲁珀特王子——这是唯一一匹名字听起来比较像样的马——是取自我同父异母的弟弟鲁珀特的名字；还有玫瑰之歌，这个名字取得有些调皮，源自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夏洛特红色的头发。还有，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龙尼因为无法支付他的赌资，被警告不得再进入马场之后，我常常会代替龙尼去参加赛马大会。以及，当鲁珀特王子令大家大为吃惊地赢得了名次之后——是西塞尔威治比赛[312]吗？——我搭乘和龙尼付不起赌资那次搭的同一班火车回伦敦，提着一只手提箱，里面装满了我替他在赛马场上下注赢来的钞票。

我跟我的侦探们说了龙尼那个小宫廷的事情，我总是偷偷地这样称呼它：组成他这个大家庭的核心人物大部分是上流社会里坐过牢的人——前校长、前律师、前某某。其中有个叫瑞格的人，在龙尼死后把我拉到一边，眼泪汪汪地告诉我他所谓的底细。瑞格曾经替龙尼坐过牢，他这样告诉我。就这点来说，他也绝非仅此一家，还有一个叫乔治——珀西瓦尔的朝臣也是如此，还有埃里克和亚瑟。他们四个人都替龙尼承担过刑事责任，因为不愿见到整个小宫廷被人夺去它的天才领袖。但这不是瑞格的重点。他的重点是，大卫——他的眼中满含泪水——我们是一群该死的蠢蛋，每次都让龙尼花言巧语地欺骗我们，直到现在也依旧如此。如果今天龙尼从他的坟墓里起身，叫瑞格再去替他坐牢，瑞格还是会去。乔治——珀西瓦尔、埃里克和亚瑟也同样都会。因为只要事关龙尼——瑞格很乐于承认这点——他们的脑袋就转不动了。

“我们都不是正派的人，孩子，”瑞格给他的朋友加上最后一句充满敬意的墓志铭，“不过你的父亲是货真价实的——非常、非常不正派的那种人。”

我告诉侦探，龙尼是如何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雅茅斯[313]代表自由党竞选议员，并带了整个小宫廷随行的——其中每个人都是自由党党员。保守党候选人的代理人私下约见龙尼，担心龙尼会瓜分选票，最后让工党得利。他们警告他，若是他不选择主动退出，保守党的人就会揭露他的入狱记录，以及其他一两件花边新闻。而龙尼在他的小宫廷开了全体会议进行商讨之后——我是其中的当然委员[314]——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亚历克舅舅会是保守党的“深喉”[315]吗？他是不是把他的秘密信件也寄了一份给他们，劝他们不要透露消息来源呢？我总是会如此去怀疑。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吧，保守党确实按照他们威胁的那样去做了。他们泄露了龙尼的入狱记录，而龙尼也一如预期地瓜分了选票，最后工党赢得了胜利。

也许是意在对侦探们提出善意的警告，也许是有些自吹自擂，我特别对他们强调说龙尼的人脉网络有多广，以及他和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人物之间的联系。四十年代末期到五十年代初期是龙尼的黄金年代。他在位于查尔芬特——圣彼得的家里大量操办宴席，来往的宾客包括阿森纳足球队的董事会成员、政府的常务副部长、冠军骑师、电影明星、广播明星、斯诺克台球之王、伦敦前贵族市长，以及当时正在维多利亚宫演出的“疯人帮”[316]全体成员，更不必说那一群他所到之处都会精心挑选的可人儿，以及恰好应邀来访问并参加板球对抗赛的澳大利亚或西印度球队成员。唐·布拉德曼[317]来过，战后大部分的运动健将和运动好手也都来过。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当时一班顶尖的法官和大律师，一群身穿宽松外衣便服，警徽放在口袋里的苏格兰场高级警官。

龙尼用他早年从警方办案方法里学到的经验，在一英里之外就能辨认出一个做事比较有弹性的条子。他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他们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什么能让他们高兴，他们弯曲的弹性有多大，以及能够弯曲到什么地步才会啪嗒一声断掉。他的乐趣之一，就是让这些警察的保护伞也扩大到他的朋友们身上，所以如果某人的儿子喝得烂醉如泥，把他父母的莱利轿车开进了沟渠，孩子母亲发了疯似的打出的第一通电话，一定是给龙尼的。然后龙尼就会再次挥挥他的魔杖，让血液检测结果在警方的实验室里被搞混，让检方为浪费阁下宝贵的时间而深感歉意：而更让人开心的结果是，在龙尼存放他仅有的宝贵资产的“诺言银行”账户上，又会赢得一个人情。

我对侦探们所做的这些情况介绍，无疑都是白费力气。天底下没有哪个侦探能找到我想寻找的东西，而这两个侦探也没理由能够青出于蓝。在花了一万英镑和请了几顿美餐之后，他们所能提供给我的，就只是一些关于以前的破产消息，以及雅茅斯选举消息的旧剪报，还有一堆无用的公司记录。没有受审记录，没有退休的监狱官员，没有低成本高回报的黄金见证人，以及确凿的证据。没有一处提及龙尼在温切斯特巡回法庭上的审判，据他自己说，他在法庭上给自己所做的辩护，精彩绝伦，对手则是那位年轻的辩护律师诺尔曼·伯基特[318]。这位律师后来授封爵士，再后来授封勋爵，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英国法官扮演了关键角色。

从监狱里——这部分也是龙尼亲口告诉我的——他写信给伯基特，以他们俩都很尊重的运动精神，恭喜这位杰出大律师的精彩表现。伯基特收到这位正在偿还社会债务的可怜犯人写来的这样一封来信，感到非常满意，并写了回信。如此的通信往来促使龙尼许下了自己的终生目标——决心研习法律。所以，他一出狱就在格雷律师学院登记入学了。凭借着这个颇具英雄气概行为的坚定决心，他给自己买了律师假发和律师袍。我至今都能看见那些东西装在他的纸板箱里，跟着他跑遍全球，寻找理想中的黄金国度的景象。

* * *

我的母亲奥丽弗偷偷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五岁，我的哥哥托尼七岁，我们两个都是很快就能入睡的那种小孩。以我后来踏入的那个情报世界的过时行话来说，她的离开是一个计划完善、逐步渗出的行动，依据安全须知的最优原则来执行。共谋者选择了我父亲龙尼预计会从伦敦晚归或者不归的夜晚。这并不困难。龙尼刚刚结束他那被剥夺各种权利的牢狱生活，正在伦敦西区开创新事业，不知疲倦地想把自己丢失的时光统统给弥补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事业呢，我们也只能随意猜测了，不过，这项事业蒸腾变化的进程倒也确实变化莫测。

几乎就在龙尼刚吸到狱外第一口自由空气时，他就重新聚集了分散在各处的、他那个小宫廷的核心成员。与此同时，我们也以令人目眩神迷的速度抛下了位于圣奥尔本斯的简陋砖砌房屋，在这里，我的爷爷皱着眉头，曲着手指，领着我们度过了龙尼出狱前的日子。然后，我们在距离伦敦最昂贵的红灯区不到一个小时的里克曼斯沃思郊区，重新建立起了上骑术学校、搭乘豪华轿车的生活。冬天，我们由宫廷的朝臣们陪同，在瑞士圣莫里兹库尔姆酒店享尽奢华。在里克曼斯沃思家中，我们卧室的橱柜里摆满了阿拉伯规格的高级新玩具。周末是成人们漫长的狂欢盛宴，托尼和我说服喧闹欢腾的叔叔们陪我们踢足球，要不就是凝视着儿童房里没有书籍的墙面发呆，听着楼下传来的音乐。在这些客人中，最没有可能出现结果却如约到场的贵宾包括莱亚列·康斯坦丁[319]，后来受封为骑士，再之后又获封勋爵，可以说他是西印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板球手。这是龙尼天性里的诸多矛盾之一，他喜欢别人看见他与棕色或者黑色皮肤的人们结伴，这在当时使他成了稀有物种。莱亚列·康斯坦丁和我们一起玩“法式板球”，我们都非常非常喜爱他。我记得，在一场愉快友好的家庭庆典上，尽管没有神父在场见证，他还是正式成了我或者我哥哥的教父，不过究竟是谁，我们俩都不太确定。

“不过他是从哪儿弄来的钱？”我问我的母亲，这是我们在大团圆之后提出的诸多问题之一。她也一无所知。生意上的事情，要么是她根本就毫不在意，要么就是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当事情变得愈加危险困难，她就离得愈远。龙尼确实是个不诚实的骗子，她说，可是，做生意的哪个不骗人？

奥丽弗偷偷逃离的那幢房子是个仿都铎式宅邸，被称作“褐居”。在黑暗之中，向下倾斜的、绵延不绝的花园和铅框上饰有钻石的窗户，让这幢房子宛如森林里的狩猎小屋。在我的想象中，天空中挂着一弯纤细的新月，或者也没有。她出逃的这一天无比漫长，我看见她鬼鬼祟祟地做着些准备，在她的哈罗德手提箱里装进了行动必需品——一件温暖的套衫，因为东安格利亚地区极为寒冷；上帝啊，我把我的驾照塞到哪儿去了？——她一边焦虑地暼着她的圣莫里兹金表，一边保持着镇定，应付她的孩子、厨师、清洁女工、园丁和德国保姆安娜丽斯。

奥丽弗不再信任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她的儿子们完全是龙尼个人的附属品。安娜丽斯，她怀疑此人已经跟她的敌人上过床了。奥丽弗的好朋友梅布尔和她的父母住在距离这里仅有几英里之远、可以俯瞰摩尔公园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一间公寓里。但是，相比安娜丽斯，梅布尔对于奥丽弗即将出逃一事也没有知道得更多些。梅布尔在三年时间里流产过两次，每一次都拒绝透露让她怀孕的男人的身份。一来二去之间，奥丽弗开始觉得事有蹊跷。她提着自己的白色手提箱，蹑手蹑脚地穿过装有仿制椽架的客厅，这里放置了一台最早期的战前电视机，就像一个颠倒的桃花心木棺材上安装了一个小小的屏幕似的，显示着快速移动的光点，只是偶尔会出现一个穿着无尾礼服的男人模模糊糊的影像。此时，电视被关上了，一片沉默。她再也不会看这台电视了。

“你为什么不带我们一起走？”我有一次直接这样质问她。

“因为你会来追捕我们啊，亲爱的。”奥丽弗答道，一如既往，她指的是龙尼，而不是我，“除非拿回你的宝贝儿子，否则你不会息事宁人的。”

除此之外，她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龙尼对他的儿子们有如此之大的野心，所以会让我们进入一流的学校，哪怕为此不择手段也无所谓。奥丽弗永远也不可能做到这点。嗯，不是吗，亲爱的？

我无法贴切地形容奥丽弗。在孩童时期，我根本不认识她，长大成人之后，我也不了解她。对于她的能力，就像我对于她的其他方面一样，都知之甚少。她是好心还是软弱？她与两个正在成长阶段的，也是她头两个孩子的分离，会让她饱受折磨吗？或者，她并非那种具有深厚情感的女人，只是单纯地被他人的决定拖着在过日子？在她的表象之下，会不会有某种潜在的母性本能呼之欲出，却从未成功过？我心甘情愿地从这些假设当中任意拎出一个来认同自己的身份，实际上，就算这些假设是真的，我也不知道具体该选择哪一个。

如今，那只白色的真皮手提箱就放在我伦敦的家里，成为我投注了强烈感情的思索对象。跟所有重要的艺术作品一样，它虽然是静止不动的，却格外展现出一种张力来。这个箱子会不会再次突然离开，不留下任何转寄地址？从外表上来看，它是一只名牌包，是有钱人家的新娘会带去度蜜月的手提箱。在我的记忆里，圣莫里兹库尔姆酒店玻璃门前永远站着两个穿制服的门童，会用戏剧般夸张的动作为客人们拂去靴子上的雪。他们一看见这只手提箱，就知道它的主人是会给小费的上流阶层。不过，每当我已经疲惫不堪、记忆已散落四处时，手提箱的内部却反而会散发出某种强烈的性意味。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它已经颇为破旧的粉红色衬里——仿佛随时等待着被剥下的轻薄衬裙。但是，在我的脑海之中，还朦朦胧胧记得一些色欲迷乱的景象——我在还很小的时候，误打误撞地闯入了一场闺房战争中——粉红就是这场战争的代表色。那次，我是看见了龙尼和安娜丽斯在做爱吗？或是龙尼和奥丽弗？还是奥丽弗和安娜丽斯？又或者是他们三个一起？还是根本谁都不存在，只是我梦里的场景？这份伪造的记忆是否描绘出了某种稚气未脱的情色天堂景象，而自从奥丽弗收拾行囊离开之后，我就被彻底关在了门外？

作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人工制品，这只手提箱无疑是无价之宝。这是唯一一件还留有奥丽弗在龙尼时期姓名缩写的物品：O.M.C.，奥莉·摩尔·康威尔，黑色的字体，印在留有汗渍的手柄下方。谁的汗渍呢？奥丽弗的？还是她的同伙和拯救者留下的？某个充满活力、脾气暴躁、开车带她逃跑的地产经纪人？我有个想法，就跟奥丽弗一样，拯救她的那个人应该也是已婚，同时，也跟奥丽弗一样有孩子。倘若如此，他的孩子也会很快入睡吗？身为乡绅阶层的亲密朋友，不动产领域的专业人士，她的拯救者想必拥有着奥丽弗断定龙尼绝对不会拥有的阶级地位。龙尼凭借婚姻攀上了高枝，对此，奥丽弗永远都不会饶恕他。

在她的整个晚年期间，都在反复重申这一主题。直到后来我才开始理解，在他们理应相互疏远，而她却无能为力地不得不跟随他的那段岁月里，龙尼的下等社会地位，是她唯一能够紧紧抓住的尊严遮羞布。她让龙尼带她到伦敦西区吃饭，听他讲他那些白日梦，谈论自己坐拥的庞大财富，就算她在听，也没有听进去多少。在喝完咖啡和白兰地之后——或者说这也是我想象出来的——便在某个安全屋里屈从于他，事后再任由他匆匆离去，去赚另一笔幻想中的一百万。由于龙尼的低等血统强加于她的伤口一直都不愈合，也由于他说话时的粗俗，他社交礼仪上的失误，奥丽弗在嘲笑他的同时，便也能把一切不满都归咎于他，除了自己愚蠢的顺从之外，她并没有犯下任何过错。

可实际上奥丽弗一点都不愚蠢。她掌握着一种诙谐、尖锐、思路清晰的说话方式。她条理分明的冗长句子简直可以直接印成文字，她的信件都有理有据，富有节奏，同时还能饶有趣味地逗人发笑。有我在场的时候，她会费力地字正腔圆地说话，就好像撒切尔夫人演讲讲到一半时的样子，但是——我也是最近才从比我更加了解她的人那里听说——在其他人面前，她会像只八哥一样，立刻就能学会她身边任何一个人讲话时的声音语调，即使这样会让她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也在所不惜。还有，是的，我本人也有一双擅于分辨声音的耳朵。所以，这也许是我从她那里遗传的，因为龙尼并没有类似的技能。我也很喜欢模仿他人，然后再套用到我的小说中。但是她看不看书、看什么书，我对此一无所知，只知道她为我这个人的存在提供了基因。回首往事，听她的其他子女谈起时，我才知道我有位需要重新去了解的母亲。但我从未真正了解过她，或许也是因为我并不想去了解。

如果用电脑匹配约会对象的术语来讲，奥丽弗和龙尼无论如何都会是超级绝配，我始终这么认为。但是，奥丽弗却更愿意让声称爱她的人来定义她的人生，龙尼却是个五星级大骗子，被赋予了令人遗憾的天分，可以唤醒人们心中的爱意，不分男女。奥丽弗对于我父亲出身门第的怨恨并不止于他这个主犯。龙尼的父亲——我个人非常尊敬的爷爷弗兰克，普尔市前任市长、共济会员、禁酒主义者、传道士，也是我们家族里正直的偶像，绝对是——据奥丽弗说，他和龙尼一样不诚实。是弗兰克策划了龙尼的第一场骗局，赞助他，远程操纵他，等到龙尼成为替罪羔羊的时候，又选择明哲保身。她甚至还能找出各种糟糕的理由来骂龙尼的爷爷，我记得太爷爷胡子花白，长得很像D.H.劳伦斯[320]，年逾九十，经常骑着三轮车。当我的父系家族受到全面的谴责定罪时，我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我始终未能说出口。但是我受过教育，不是吗，亲爱的？我拥有可敬的人们灌输给我的语言和教养。

* * *

关于龙尼还有一件家族轶事，尽管一直未经证实，不过我宁愿相信它是真的，因为这个故事恰恰说明了龙尼的好心，而这通常都会令他的诋毁者们遭遇沮丧的挫败。

龙尼在跑路，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从英格兰悄悄溜走，欺诈罪名的起诉如此紧迫，英国警方已经展开了追捕行动。喧嚣吵闹之中，龙尼一个生意上的老朋友突然死了，必须下葬。警方期盼着龙尼会出席葬礼，所以进行了监视。便衣警探们混在哀悼者当中，但是龙尼并未出现。隔天，一位悲痛的家人前来照顾新坟，赫然发现龙尼正独自站在坟墓边上。

* * *

现在把时间转到八十年代，这就不只是家族传闻了，而是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我的英国出版商、我的文学经纪人和我妻子面前。

当时，我在澳洲南部举办一本书的巡回签售会。午餐会在巨大的帐篷里面举行。我坐在一张搁板桌旁，身边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出版商，我的经纪人在四处观望。我签售的是当时我最新出版的小说《完美的间谍》，书里包含了对龙尼一个不算非常含蓄的描写，而他的生活，在我的餐后演讲上也略有提及。有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坐在轮椅上，精力充沛地穿过队伍，带着些许热情告诉我，关于龙尼在香港坐牢的事情，我实际上完全搞错了。她在那个时期一直都跟龙尼同居，他不可能会去坐牢，否则她一定会注意到的，不是吗？

当我还在考虑该如何应答的时候——比如，我最近才和龙尼在香港的监狱看守进行过一场友善的谈话之类的——第二位年纪相仿的女士闯了进来。

“绝对是胡说八道！”她怒喝道，“那时他和我一起住在曼谷，只是偶尔往返一下香港！”

我向她们两位保证，她们的说法多半都是对的。

* * *

因此，当你读到这些时也绝对不会感到惊讶，就像许许多多父亲的儿子一样，我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会扪心自问，我身上有多少部分还属于龙尼，而有多少部分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想知道，一个坐在书桌前面，在空白纸张上想象骗局的人（我），和一个每天穿着干净衬衫，除了想象力之外，口袋里空无一物，出门去骗那些受害人的人（龙尼），这两者之间真的有很大区别吗？

骗子龙尼可以对你凭空捏造出一个故事，快速创造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然后描绘出一个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的大好机会。他可以用精心伪造的细节，或者阐明一个并不存在的疑点，来蒙蔽你的双眼，除非你在第一时间就足够迅速地抓到了他骗术的关键。比如，他可以以保密协议为理由扣留一些重大机密，只单独地对你窃窃私语，因为他决定要信任你。

如果这些都不是一个作家进行创作的基本要素，那么你来告诉我什么才是。

* * *

生不逢时是龙尼此生最大的不幸。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刚开始创业时，一个肆无忌惮的生意人在某个城镇上破产，隔天就能在五十英里外的另一个地区重整旗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讯的发展开始赶上龙尼，就像追上了布屈·卡西迪[321]和日舞小子[322]一样。我敢肯定，在新加坡政治保安部门（Singapore Special Branch）拿出英国警方记录，跟他当场进行对质的时候，他肯定大为吃惊。而再次令他惊愕的是，刚被强制遣返到印度尼西亚，就因为违反货币法和走私枪械而被关押起来。最为震惊的恐怕是几年之后，瑞士警方把他从苏黎世的多尔德大酒店卧室里拖出来，丢进了地区监狱。最近读到国际足联的那些绅士是如何从苏黎世巴尔拉克酒店的床上被匆匆带走，分别被关进了精心挑选的监狱之中时，我似乎看见了四十多年前，龙尼在同样的时刻，从同样的瑞士警方手里，遭受到了同样的羞辱。

豪华大酒店就是骗子们的猫薄荷。直到苏黎世那个黎明拂晓之前，龙尼住遍了这些奢华酒店，而且他的系统体系从未失败过：入住顶级酒店所能提供的顶级套房，毫无节制地享乐，使自己受到门童、领班，尤其是礼宾部经理的喜爱，即经常给予他们丰厚的小费。给全世界打电话，等酒店出具了第一份账单，就说你会交给你的手下处理。或者，如果你打算玩长期的把戏，就先把第一份账单拖个几天，然后付清，但是此后再也不会付了。

一旦你感觉自己逗留太久，超过了自己受到欢迎的时间，就整理一个轻便的行李箱，塞给礼宾经理二十或者五十块钱，告诉他，你有非常紧迫的生意要赶到城外处理，可能会耽搁一个晚上不能回来。或者如果他是那种类型的经理，你就给他递个眼色，说你对某个女朋友有义务要尽——噢，他可不可以好心地确保你的套房已经安全地锁好，因为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在里面？——当然其实已经确保所有值钱的东西，如果真的有，都已经装在你那个轻便的行李箱里了。还有，说不定为了进一步掩饰，你会把你的高尔夫球杆交给礼宾部保管，作为保证，不过这也只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因为你热爱你的高尔夫球杆。

然而，多尔德大酒店的黎明突袭却让龙尼知道，游戏结束了。时代变了，忘了这些把戏吧。他们有你信用卡的各种细节。他们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上学。

* * *

龙尼这套久经考验的行骗能力，或许能让他成为一名王牌间谍？确实，他在欺骗别人的时候，也在欺骗自己。尽管这未必会让他显得不够资格，但是，如果他拥有一个秘密——他自己的或者其他任何人的——他肯定会变得极不自在，非要把这个秘密分享出去不可，这肯定就会是个大问题了。

演艺事业呢？毕竟，他曾经以代表我和派拉蒙公司为借口，参观了柏林的一个电影制片厂，还表演得非常好，所以，为何要止步于此呢？我们都知道，好莱坞素来就有拥抱骗子入怀的习惯。

那当演员怎么样？他不是热爱他那面长镜子吗？他不是耗尽一生都在假装自己是别人吗？

不过龙尼从来就没想过要当明星。他想当龙尼，想自成一个宇宙。

那么当作家，写属于他自己的虚构故事又怎么样呢？忘了这个想法吧，他一点都不嫉妒我的文学恶名。因为他才是拥有这个恶名的人。

* * *

一九六三年，我刚刚抵达纽约。这是我第一次造访美国。《柏林谍影》荣登畅销榜榜首，我的美国出版商陪我到二十一俱乐部参加一场大型晚宴。当领班带我们到我们订的那张餐桌时，我看见龙尼正坐在角落里。

我们已经疏远了好几年了，我根本不知道他在美国，可是他确实在，就在二十英尺之外，手肘边上放着姜汁白兰地。他到底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很简单。因为他打电话给我那位心地柔软的美国出版商，撩动了他的心弦。他打爱尔兰牌，只消看一眼我出版商的名字，就知道了他的爱尔兰出身。

我们邀请龙尼加入我们这桌来。他态度谦逊地接受了邀请，带着他的姜汁白兰地过来了，不过只是很快地喝了一口，就坚持说不打扰我们了。他显得非常贴心，非常自豪，顽皮地拍了拍手臂，眼中满含泪水地告诉我，他不是个坏爸爸，是不是，儿子，我们一起做得很不错，不是吗？是的，是的，我们一起做得还不错，爸爸，很不错，我同意了他的说法。

然后杰克，我的出版商，一位骄傲的父亲和爱尔兰人，说为何龙尼不先喝完手里的酒，然后我们来开一瓶香槟呢？于是我们开了香槟，龙尼举杯致意，敬我们的书。请注意，是“我们”。然后杰克又说，该死的龙尼，你为什么不坐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吃个饭呢？所以最后，龙尼终于说服了自己，还专门给自己点了份上等的牛排。

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我们进行了一个尽义务式的热烈拥抱，他泪流满面，他经常会哭——哭得非常厉害，抽噎地耸着肩。我也哭了，问他钱上面有什么问题吗？令人惊讶的是，他回复说没什么问题。然后他给了我一些人生建议，免得我被我们这本书的成功给冲昏了头脑：

“你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的，儿子。”他说话的时候，抽噎得更加厉害了，“但你依旧不是名流。”

在留给我这个难以理解的警告之后，他就踏入了夜色当中，没有说自己要去哪儿，我只能猜测这意味着有位女士在等他，因为他几乎总是有位正等待着他的女士。

* * *

数月之后，我终于得以拼凑出这次会面背后的故事。龙尼在跑路，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可住。不过，纽约市某位房地产经纪人碰巧在某个新开发的地区提供免费试住一个月活动。龙尼用了不同的名字，在不同的公寓里上蹿下跳：这里免费住一个月、那里免费住一个月，我们见面那时，他们还没有逮住他，但也是迟早的事，到时候他只能祈祷上帝保佑了。他拒绝了我提供的钱，很可能只是出于自尊，因为他已经绝望到想让我哥哥拿出大部分积蓄给他的地步。

我们在二十一俱乐部的晚宴之后，有一天，他打电话到我美国出版商的销售部门，自我介绍说他是我的父亲——当然也说是我那位美国出版商的好朋友——想要订购两三百本“我们的书”，用作者的账户支付这笔钱。然后自己签上名，像他的生意名片一样到处传发。

如今我已经收到一堆这样的书，应书的主人要求，我需要在龙尼的签名旁边加上我的签名。标准的签名格式应该是“作者的父亲签”，还另外加上一个大写的“F”代表“父亲”。而我则签上“作者父亲的儿子签”，然后加上一个大写的“S”代表“儿子”。

不过，不妨试着当一会儿龙尼吧，就像我经常做的那样。试试看站在纽约街头，身无分文，你向任何一个能够讨钱的人乞讨，把所有的人脉关系都榨干了。在英国，你位列通缉名单，如今在纽约，你也在通缉名单之上。你不敢亮出你的护照，你用假名在你根本支付不起的公寓里搬来搬去，在你与毁灭之间的，只有你动物本能一般的机智灵活，和你每天晚上全靠自己熨平的萨维尔街伯曼手工定制的细条纹双排扣西装，这正是在间谍学校里，他们专门为你设想出来的情境：“现在，看你怎样靠着一张嘴脱离困境。”就算不时地会出些小差错，龙尼肯定也能出色地通过这项测验。

* * *

龙尼一直梦想着的那艘船，在他过世之后不久便回来了。在某个令人感觉昏昏欲睡的、狄更斯式的法院里，花了很长时间才解决掉这些复杂的金钱纠纷。为了慎重起见，我要特别说明一下，饱受折磨的实际上是伦敦郊区的库德利普镇，因为，同样持续不断的法庭大战完全有可能在今时今日再次发生，就像当年持续纠缠龙尼最后二十几年的生活，直到死后还延续了两年一样。

案子的实情其实非常简单。龙尼和科利普当地委员会有些交情——尤其是他们的规划委员会。事情当年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并不难想象。他们都是浸礼会的教友，或者都是共济会成员，或者是板球手、台球手之类的。或者，换句话说，他们都是正值盛年的已婚男士，在碰见龙尼之前，从未品尝过伦敦西区夜间欢愉的滋味。也许他们也渴望分上一块龙尼允诺给他们的大蛋糕。

无论是怎么一回事吧。在法律和其他方面都毫无疑问的是，库德利普委员会签字同意授权给龙尼那八十三家一文不名的公司里的其中一家，在库德利普绿化带上建造一百栋理想住宅。龙尼几乎没花什么钱就买下了这块地，也根本不会在这里建房子。等他们一和龙尼签好合约，他马上就把这个计划的建造许可权全部转手卖给了一家大型建设公司，赚了一大笔钱，并打开香槟以示庆祝，宫廷里的朝臣们也都喜气洋洋。龙尼拿下了他一生仅此一次的大生意。我的哥哥托尼和我也别无所求了。

然后，就像他人生中时不时会碰上的情况一样，龙尼差一点就搞定了。如果不是库德利普的市民们在当地报纸的鼓动之下采取行动，众口一词地宣布，谁都别企图把房子或者任何建筑物盖在他们宝贵的绿化带上——他们的足球场，他们的网球场，他们的儿童游乐场，他们的野餐区——除非跨过他们的尸体。在此激情驱使之下，他们立刻申请并取得了法院命令。这让龙尼虽然手里紧握着和建设公司之间签好的合约，却拿不到他们的半分钱。

龙尼和库德利普的市民们一样愤怒。和他们一样，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背信弃义的事。这不是钱的问题，他坚称，是原则问题。他集合了一队律师，绝对是顶尖的阵容。他们的结论是他这个案子胜算极大，于是同意接下。不赢，就不收钱。自此之后，库德利普的这块土地成了我们对龙尼信任的金本位。接下来的二十多年，比起算总账的那个大日子，任何暂时的挫折都算不得什么。龙尼会从都柏林、香港、槟榔屿、廷巴克图写信给我，信上那种奇怪的，每个单词开头字母大写的咒语从未改变：“总有一天，儿子，在我那个案子正式宣判之后，英国正义的胜利将会到来。”

就是这样，可以确信的是，在他逝世之后，正义确实胜利了。我没有到法院去听判决。我的律师建议，别对龙尼的不动产有半点兴趣，免得我被困在他的庞大债务上。根据来自我线人的情报，法庭里挤满了人，律师席上更是挤得满满当当。有三位主审法官，但只有一位代表全体发言，而且他的语言晦涩难懂，有好一会儿外行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渐渐地，消息就传开了。法庭宣判原告，也就是龙尼，胜诉。彻彻底底，大获全胜。没有如果和但是。没有一方面来看该如何如何，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是如何如何。坟墓里的龙尼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是他生前所一贯坚持的那种胜利：这是人民的胜利，战胜了无用的蠢材和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也就是那些不相信他的人和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一生努力奋斗，终于在死后得以平反。

接着是一阵安静，在一片喜悦的欢呼声中，书记员一再要求法庭维持秩序。握手和拍背都被集体的不安所取代。一位迄今为止都没在法庭上发过言的大律师恳求引起法官阁下的注意。我擅自在心中勾勒出了他的样貌。他浮肿肥胖，高傲自负，满脸粉刺，假发对于他的头而言实在太小。他告诉法官，他代表女王——准确地说，他代表的是女王的国内税务局。他说，根据法官阁下刚才做出的判决，他的当事人在此种情况下被描述为“优先债权人”。更确切地说，为了不浪费法官阁下宝贵的时间，他想要以无尽的敬意，请求扣押补偿给原告产业的全部金额，用来偿还过去多年逝者欠女王陛下国内税务局的债务，虽然和他所欠的大量债务相比，这笔补偿金只能算是很小的一部分。

* * *

龙尼死了，我重访维也纳，为了呼吸这座城市的空气，同时也为了把他写进我终于可以自由构思的半自传小说里。不再是萨克酒店——我害怕那里的侍应生还记得龙尼曾经摔倒在桌子上，我半拉半拽地把他给弄出去时的情景。我飞往维也纳施韦夏特机场的飞机抵达时已经晚点了，在我随意挑选的一间小酒店里，前台的负责人是名年长的夜间门房。他沉默地看着我填写登记入住表。然后，他用柔和、可敬的维也纳口音的德语说道：

“你父亲是个伟大的人，”他说，“你对待他的方式实在太不地道了。”

第三十四章
向雷吉致谢

我想，你应该跟我年龄相仿，才会记得雷金纳德·博赞基特[323]，这个如顽童一般努力生活、喝酒喝到天昏地暗的电视新闻播音员。他捕获了全国观众的心，却不可思议地过早离开了人世，我一直都没怎么弄清楚他的死因。雷吉和我于同一时期在牛津就读，拥有我所没有的一切：独立的个人收入、跑车、漂亮的女人，以及可以尽情和女人厮混的早熟成年期。

我们彼此欣赏。但是，面对一个能够过上你梦寐以求却无法负担的生活的人，你能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自然不会太长。何况，当年的我是个阴郁的家伙，该说是严肃认真吗，还是有些忧心忡忡呢？雷吉则完全不同。同时，我不仅囊中羞涩，而且——在我大二念到一半的时候——已经严重地资不抵债了，因为我的父亲在那时刚刚又制造了一起规模惊人的破产事件，他用来支付我学费的支票也被拒付了。尽管我的学院表现出了堪称模范的宽容态度，但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留在牛津读完这个学年。

但在我的判断计算之中，完全没想到雷吉会有所行动。某天，他晃荡进了我的房间——多半还宿醉未醒——在塞给我一个信封之后，又晃荡了出去。信封里面是一张他的信托公司开给我的支票，金额之大，足以偿还我的债务并能留在牛津念完接下来的六个月。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张同样是由他信托公司写来的附函，他们说雷吉把我的不幸遭遇告诉了他们，说钱由他自己来支付，仅需等到我有能力的时候再偿还即可。而且雷吉还希望，和贷款有关的所有事务，我都可以直接跟信托公司进行联络，因为他不想把友谊和金钱混为一谈。

好几年之后，我才付清了最后一笔分期付款，并且加上我所估计的这笔资金应该获得的利息。他的信托公司寄给我一张礼貌客套的致谢便笺，并且归还了利息。雷吉，他们解释说，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收取利息并不合宜。[324]

第三十五章
头号罪犯

这个神秘的清晨电话是卡雷尔·赖兹[325]打来的。这位捷克出生的英国导演，在当时以《浪子春潮》这部电影而广为人知。彼时正值一九六七年，我正竭尽一切努力，让自己能够独居在梅达韦尔[326]一间丑陋的顶楼公寓里。赖兹曾经和我一起工作过，把我的小说《天真善感的爱人》改编成了电影剧本，结果不太成功，至少可以说并非每个人都喜欢。但是赖兹打电话给我并不是为了我们的电影剧本，我可以从他铿锵有力，又饱含阴谋的声音里听出来。

“大卫，你是单独一个人吗？”

是的，卡雷尔，非常孤独。

赖兹一家离我不远，住在贝塞兹公园[327]里的一幢维多利亚式红砖房里。我估计是走过去的。在你婚姻破裂的时候，你就会经常走路。赖兹开门飞快，肯定是一直观察着我的动向。他放下门锁，领我走向大厨房，那是赖兹进行家庭生活的地方：围坐在厚重的松木圆桌旁，旋转的松糕托盘上放着糖和饼干，桌上还摆放了一壶壶的茶和咖啡，一罐又一罐果汁，线圈长长的电话响个不停，还有那个年代常见的烟灰缸。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常客提供方便。他家客人都是想来不大可能会出现的人，比如瓦妮莎·雷德格瑞夫[328]、西蒙·西涅莱[329]和阿尔伯特·芬尼[330]。他们会毫无征兆地走进来，随意自助，互相聊聊天，然后又晃悠出去。我总是在心里想着，赖兹父母在奥斯威辛被纳粹杀害之前，他们家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我坐了下来，有五张面孔正盯着我看：女演员贝茜·布莱尔，也就是赖兹的妻子，这一次竟然没有在讲电话；电影导演林赛·安德森[331]，他执导的电影《如此运动生涯》就是由赖兹制片的。坐在这两位导演中间的，是个面露微笑，神情紧张，同时魅力非凡的年轻男人，具有典型的斯拉夫人样貌，我之前从未见过他。

“大卫，这位是弗拉基米尔。”赖兹用严肃的语气说道，同时这个年轻人一跃而起，隔着桌子用力握住了我的手——简直可以说是用了不顾一切的力气。

紧挨着这个年轻人坐着的，是个热情洋溢的年轻女子，从她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来看，不像是情人，而更像是个看护者，或者说——照此时的情况来看——是一名剧场经纪人或者选角导演，因为只需瞥上一眼，就会察觉到这名年轻人有着演员的气质。

“弗拉基米尔是个捷克演员。”赖兹介绍说。

很棒。

“他想留在英国。”

噢，是吗，我明白的——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轮到安德森时，他说：“我们认为，以你的某种背景，应该会认识可以处理这种事的人。”

餐桌上一片沉寂。每个人都等着我说些什么。

“所以是倒戈吗，”我不怎么有说服力地回应道，“弗拉基米尔想要倒戈。”

“你这么说也行。”安德森用轻蔑的口吻说，然后沉寂再度回归。

我渐渐有些明白了，安德森在弗拉基米尔身上拥有某种所有权利益，而赖兹这个具有双语背景的捷克人，更像是中间人，而不是发起人。这显然有些尴尬。我最多见过安德森三次，没有一次令人感到自在，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我们一开始就把关系弄得很僵，然后便一直保持这个样子。来自军人家庭的安德森在印度出生，接受英国公学教育（切尔滕纳姆学院[332]，后来被他在《如此运动生涯》里批判了一番……），之后进入牛津。战争期间，他在印度德里军情部门服役。我相信，就是最后这点，让他一开始就有些针对我。作为一个公开承认的社会主义者，他总是和培养了他的保守主义当权派势不两立。他想必把我当成了阶级斗争中背地里干坏事的走狗，而且，他要这么想我，我也没什么办法。“弗拉基米尔就是弗拉基米尔·普霍尔特[333]。”我听赖兹解释说。而在我的反应不如他们预期时——换言之，也就是说我理应给出表示钦佩的、倒抽一口气的声音，或者干脆放声大喊：“不会吧，弗拉基米尔·普霍尔特！”——赖兹连忙继续解释，餐桌旁的其他人也赶紧加以补充。如此这般，我非常羞愧地得知，弗拉基米尔·普霍尔特是捷克舞台和大银幕领域正在崛起的新星，其最为知名的角色，是在米洛斯·福尔曼[334]的《金发女郎的爱情》（很恼人地被翻译成了《金发女人的情人们》）中所扮演的主角，在国际影坛大获成功。福尔曼在较早的几部电影中也用了他，还宣称弗拉基米尔是他最喜爱的演员。

“简而言之，意思就是，”——安德森再次盛气凌人地说，仿佛我质疑了普霍尔特的价值，觉得自己有义务要纠正我——“哪个国家能够得到他，那可真算是他们走了该死的大运。我相信，你会对你的人讲清楚的。”

但我并没有什么“我的人”啊。我仅有的官方或者接近官方的各式各样的“人们”，就只是我情报界的前同事们。上帝啊，千万不要让我去拜访其中的任何一位，告诉他说我手里有个潜在的可能会倒戈的捷克人。我轻而易举地就能想象到他们热切希望普霍尔特所能回答的问题了，比如说：你是捷克情报部门的卧底吗？如果是，你可以策反吗？或者：给我们几个捷克目前有兴趣和我们合作的其他异议分子的名字。还有，假设你还没有把你的意图向你十二个最亲密的朋友滔滔不绝地说出去，或许你会考虑回到捷克斯洛伐克，替我们做点这个那个？

但是，我已经开始意识到，普霍尔特不会理会他们的。他不是那种亡命之徒，至少在他自己眼里不是。他合法入境英国，得到了捷克当局的祝福。离开之前，他很谨慎地把自己的事务处理好，履行了所有杰出的电影和剧场合约，而且小心地不再签订新合约。他以前来过英国，捷克当局没有理由认为他这次不会回去。

抵达英国之后，他起初似乎是躲藏了起来。后来通过不太清楚的某种渠道，林赛·安德森听说了他的意图，决定提供帮助。普霍尔特与安德森各自在布拉格和伦敦认识了对方。接着，安德森又去找了他的朋友赖兹，三个人一同策划了一个勉强称得上是计划的东西。普霍尔特从一开始就清楚说明，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去申请政治庇护。如果那样做了，他争辩说，会让捷克当局迁怒于他所抛下的人们——朋友、家庭、老师、职业上的同事。他心里想到的可能是苏联芭蕾舞者鲁道夫·努里耶夫[335]的前车之鉴。努里耶夫六年前的倒戈，被大肆宣扬为西方的胜利。作为他倒戈的后果，他在俄罗斯的亲戚朋友们自此便坠入了黑暗。

于是他们把这个作为首要条件，赖兹、安德森和普霍尔特开始将他们的计划付诸行动。不要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不要有特别专案处理。普霍尔特只是又一个心有不满的东欧年轻人，走上街头，寻求英国当局的包容。安德森和普霍尔特两人一同前往内政部，加入请求延长英国签证有效期的队伍，来到内政部办事员的桌子前，普霍尔特把他的捷克护照推进小窗内。

“延长多久？”办事员问，他的橡皮章已经悬空举起。

安德森从来都是直言不讳，更何况面对的还是他所憎恶的、阶级制度下的那种奴仆，他回嘴道：“永远！”

* * *

我能够清楚地想见，普霍尔特和被指派处理他申请的那位高级内政部官员之间冗长的交谈。

这一边，是这位高级公务员值得赞扬的搅浑水、和稀泥，因为他决定要做对申请者有利，但又不违反规则手册的事。他只要求普霍尔特毫不含糊地说明在回到祖国之后是否会遭受迫害，只要他说明了，好了，框中打钩，签证无限期延长，以及，欢迎来到英国，普霍尔特先生。

另一边呢，是普霍尔特值得称许的固执己见。他断然拒绝说出他们要求他说的话，因为一旦讲了那句话，他就是在声明寻求政治庇护，从而危及那些他发誓绝不会危害到的人。所以，不，先生，我不会受到迫害，谢谢你。我作为一名知名的捷克演员，他们会敞开双臂欢迎我回去。我或许会被斥责，或许会遭受一些象征性的惩罚。但我不会遭受迫害，我也不寻求政治庇护，谢谢你。

这种僵持的局面甚至开始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家中，普霍尔特受到了严重的冷遇，两年内禁止出演任何电影。他原本获邀——用服从命令或许更加贴切——扮演捷克少年感化院里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将自己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了感化院里的老师，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原则的启发，结果发现自己离开感化院之后，已经无法应对缺乏开明意识的资产阶级化社会了。

对这个剧本不为所动的普霍尔特要求到感化院当几天院内居民。在住了几天之后，他更加确定这部戏是彻头彻尾的垃圾，不顾自己经纪人的反对，拒绝出演这个角色。当局大发雷霆，将合约扔向他，不过他仍不肯让步。结果是：两年的禁令。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用这个作为理由，宣称他在自己的国家是遭受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一个星期之后，普霍尔特再次应邀前往内政部，这次进行通知的是个说话自相矛盾的官员。秉承英国折中妥协的优良传统，说他不会被强制遣返回捷克，但必须在十天之内离开英国。

因此，我们现在才会聚在这儿，围坐在赖兹的餐桌旁，身处无声警报的状态之中。就算十天期限还没到，他们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所以你有什么建议呢，大卫？当然，最简短直接的答案就是，大卫根本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更糟糕的是，在我们圆桌会议的讨论之中，不知何处又冒出了另一个问题：普霍尔特到英国并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杰出演艺生涯，而是“因为，大卫，”——他真诚热切地隔着桌子向我解释道——“我希望能成为一名医生。”

* * *

他承认，要想成为一名医生需要花一点时间。他预计要七年。他在捷克取得过一些基本资质证书，但怀疑这些证书在英国不能算数。

我认真聆听着他所说的这一切。我分辨得出他声音里的热忱，和他斯拉夫五官所表达出来的激情。我竭尽全力使自己表现得睿智些，对这个自我奉献的崇高理想回以微笑，以表赞同。

但我对演员这种职业也略知一二。我知道——正如圆桌周围的每一个人心里也都清楚的——演员有能力为自己创造一个充斥假象的副本，并且成为这个副本所要求的人。但是，这一切也只能维持到表演结束。等到一切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远离这一副本，再次寻找下一个他们要成为的人。

“啊，这很棒，弗拉基米尔，”我大声回应，努力应和，“只是，我猜你在接受医学训练的时候，还兼顾了演艺事业，对吗？温习你的英文，做一些剧场工作，接几个正好出现的电影角色？”——我单眼瞥了一下我们这两位电影导演，试图获得支持，不过什么也没得到。

不是这样的，大卫，他回答说。自少年时期起，他就是一名演员，总是从这个角色再到那个角色——通常都是他并不认同的角色，比如那个感化院男孩——然后，现如今，他一心想要成为一名医生，这也是为什么他希望能够留在英国的唯一原因。我环视圆桌，似乎没有人觉得意外。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弗拉基米尔·普霍尔特，这位捷克舞台和银幕上的大众情人只希望成为医生。难道他们没有像我一样询问自己，这会不会只是一个演员的幻想，而不是终身的抱负呢？我无话可说。

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这时我已经同意，让自己好好去扮演他们所认为的那个人。我会去找“我的人”谈谈。我听见自己在说，尽管我没有什么人可以找。不过我会尽力找到最好的办法，速速让这个事情得到圆满解决，就像我们真是背地里干坏事的走狗一样。我现在先回家，但会保持联络。然后，我走出门去，心怀坦荡，昂首阔步。

* * *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我偶尔会叩问自己，我究竟为什么要答应做这件事，明明当时安德森和赖兹都是世界级的电影导演，有着大量“我的人”可供使用，比我有更多位高权重的朋友，更别说他们所聘用的那些精明的律师了。赖兹，就我所知，他和古德曼勋爵[336]交往密切，而古德曼勋爵同时也是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秘密代理人和法律顾问。安德森，这位最为严苛的社会主义者，拥有无可挑剔的上流阶级认证，和赖兹一样，和执政的工党来往密切。

我想答案或许是，因为我的生活简直是糟糕透顶的一团乱麻。能去整理别人的问题或许反而是一种解脱。当我还是一名驻奥地利的年轻士兵时，我审问过许多东欧难民，尽管概率小到微乎其微，但还是会担心其中有一两个间谍。就我所知，其中根本一个间谍都没有，但是，当时的难民里确实有很多捷克人。眼下，至少有这么一个捷克人，我是可以想方设法为他做点什么的。

我不太确定弗拉基米尔接下来那几天睡在哪里，是在赖兹家，还是同伴家，或者是林赛·安德森家，甚至可能是我家。不过我确实记得，他在我那间丑陋的顶楼公寓里消磨了白天冗长的时光，来回踱步，或者站在大观景窗前凝视窗外。

与此同时，我用尽我所知道的人脉，试图去推翻内政部的决定。我打电话给我那位亲切友好的英国出版商，他建议我打给《卫报》跑内政部新闻的记者。我打了。这位内政部记者没有直接渠道可以联系内务大臣罗伊·詹金斯[337]，但他恰好认识詹金斯夫人，或者应该说是他的妻子认识。他会和他的妻子谈谈，然后给我打回来。

我的心中涌起了一线希望。罗伊·詹金斯是一名勇敢坦率的自由派人士。《卫报》记者回我电话。现在，你就这样做。你完全按照正规格式写一封信给内务大臣，不要阿谀奉承，不要过分煽情。“致内务大臣——”你打字，陈述事实，签名。如果你的人想当医生，就在信里直说，不要把他伪装成国家剧院的天赐奇才。然后，接下来有些不同，你信封上的地址不要写罗伊·詹金斯先生，而是写给他的妻子，詹金斯夫人。她会确保这封信隔天早晨放在他的早餐桌上，就放在他的水煮蛋旁。而且，你要亲自去送，今晚，送到这个地址。

我没有打字，我从来没有打过字。顶楼公寓里有一台电动打字机，但是没有人去用。我打电话给简。那段时间里，简和我正在互相兜圈试探，现在她已经成了我的妻子。当普霍尔特正凝视着伦敦的天际线时，我写了一份“致内务大臣”的信，简帮我打字。我在信封上写上詹金斯夫人，密封好，然后我们一起出发，前往诺丁山，或者詹金斯和詹金斯夫人居住的某个地方。

四十八小时之后，弗拉基米尔·普霍尔特获准永久留在英国。没有任何晚报欢呼高叫，说有位知名的捷克电影明星倒向了西方阵营。很快他就可以如自己所愿，尽可能安静地开始他的医学生涯。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我正在和自己的文学经纪人一起吃午餐。我回到顶楼公寓，发现弗拉基米尔不再凝视着窗外，而是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站在阳台上。那是一个温暖的、阳光和煦的下午，他用我书桌上的A4纸折了一架纸飞机，整个人攀着栏杆往外探，探得实在太远了，让我有些不安。他等来了一阵合适的微风，将纸飞机扔了出去，看着它飘飘荡荡地离开伦敦屋顶的上方。后来，他跟我解释说，这是他迄今为止第一次让纸飞机飞起来。现在既然已经获准留下，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 * *

这并非一个试图说明我本人多么慷慨大方的故事。我要说的是弗拉基米尔的成就，他成了多伦多最受喜爱、最敬业的儿科医生。

不知何故——直到今天我都还不确定是怎么回事——支付他在英国学医的学费变成了我的责任。然而在当时，这似乎是个非常自然的决定。我正值赚钱能力的巅峰期，弗拉基米尔则恰逢人生的最低点。对他的资助并不会让我有所损失，我和我的家人并不会有分毫艰难困苦的情况，现在不会，之后也不会。弗拉基米尔的经济需求，在他自己的坚持之下，压缩得非常可怕。他决心尽快偿还每一分钱的心情极其迫切。为了免去我们之间的尴尬讨论，我让我的会计去和他敲定数字：这部分生活用，这部分学习用，这部分交通用，房租等等。我们协商谈判的角色互换，我极力要求给他更多，他却要求更少。

他的第一份医学工作是在伦敦当实验室助理。之后，他离开伦敦，到谢菲尔德的一家教学医院任职。他用已经大有长进的、抒情诗般的英文，费心地写了一封封的信，颂扬医学、手术、治疗，以及人体是上帝造物的杰作云云。他主攻的是儿科医学和新生儿重症监护。他用毫不掩饰的热情写道，迄今为止，已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和新生儿经过了他的照料。

对于弗拉基米尔最终确实成了如天使一般杰出人物的这件事，我始终觉得羞愧难当，也略显窘迫。因为我付出的牺牲如此之少，而其他人却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收益。而且，最令我感到羞愧的是，之前我竟然没有完全相信他真的能做到。

* * *

现在已经是二〇〇七年，距离弗拉基米尔攀在我家阳台上掷出他那架纸飞机，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我已经摆脱了那间顶楼公寓，现在一半的时间住在康沃尔，一半的时间在汉堡，正在写小说《头号罪犯》。小说的主角是个四处寻求庇护的年轻人，不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而是来自今日的车臣。他只有一半的斯拉夫血统，另一半来自车臣。他名叫伊萨，意为“耶稣”，而他是穆斯林，不是基督徒。他的一个抱负就是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医生，治疗故乡受苦受难的人民，尤其是儿童。

他被关在汉堡仓库的阁楼里，与此同时，各方间谍都在努力争取将他纳入麾下，伊萨用一卷没有使用过的墙纸折成了纸飞机，让它飞过房间，飞向自由。

弗拉基米尔以我完全不敢相信的速度，迅速还清了我借给他的每一分钱。他不知道的是——我也是直到写《头号罪犯》时才知道——他给我送了一份我无以回报的礼物，一个小说里的角色。

第三十六章
斯蒂芬·斯彭德的信用卡

我想，那应该是在一九九一年，我应邀前往汉普斯特德参加一场私人晚宴，拜见斯蒂芬·斯彭德[338]。他是散文家、剧作家、小说家，以及幻想破灭的共产主义者、王国骑士、美国桂冠诗人——我还要继续吗？

我们六点入席，斯彭德发表长篇演讲。他正值八十二岁，看起来仪表堂堂：白发蓬松如狮，精力充沛，才华横溢。他的主题是名望的消逝——据推测，应该是他自己的名望，不过我却忍不住猜想，他是在给我一个含蓄的警告——他认为，曾经触及过名望的那些人，也应该有优雅地接受自己回归默默无闻的觉悟。为了加以说明，他告诉了我们如下的故事：

他最近刚结束一趟横跨美国的海岸线之旅。在穿越内华达州沙漠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家难得能够碰到的加油站，经过谨慎考虑，认为还是应该把油加满。估计是为了彻底打消小偷们的念想，上面有张手写的字条表示，店主只接受信用卡。

斯彭德拿出信用卡，加油站老板一言不发，仔细检查了他的卡。最后，他讲出了自己的忧虑：

“我唯一听过的斯蒂芬·斯彭德是个诗人，”他用无可辩驳的语气说道，“而且他已经死了。”

第三十七章
给志存高远的小说家的建议

“在我完成今天的写作之前，一定会确保我会留些东西在肚子里面，以备明日之需。睡眠会创造奇迹。”

来源：一九六五年的维也纳，格雷厄姆·格林给我的建议。

第三十八章
官方的最后机密

当我还是个年纪轻轻、无忧无虑的间谍时，我自然而然地就会相信，这个国家最炙手可热的机密，应该是被封存在一个破旧斑驳的绿色集宝保险箱里的——它就藏在圣詹姆斯公园地铁站的对面，百老汇街[339]54号顶楼昏暗回廊迷宫的尽头，藏在秘密情报局局长的私人办公室里。

百老汇街，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老旧、尘土飞扬，而且，恰如情报局所奉行的思想理念——非常不方便。三部吱嘎作响的破旧电梯，一部是局长专用，直接送他到达备受尊崇的顶层。只有几个经过挑选的人才拥有电梯钥匙。我们这些默默无闻的凡人得费力向上攀爬才能最终见到他，爬上由鱼眼反光镜监视的、狭窄的木制楼梯，然后便到达了顶楼平台，这儿还有一个面无表情的管理员正坐在一张厨房椅上看守着。

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些年轻新手热爱这栋建筑的最大原因：永远朦朦胧胧的气氛，氤氲着我们还未投身进去的战争的味道，还有那些我们目前还只配做做梦的诡计策划；那个只有获邀才能进去的狭小酒吧，你一走过去，那些老手就会立即噤声；还有收藏了各种谍报文献的图书馆，阴暗、布满灰尘，负责管理的是一名白发飘逸、上了年纪的图书管理员，在他当年还是年轻间谍的时候，曾经在圣彼得堡街头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分子一起狂奔，从冬宫旁边的地窖里用无线电敲打的方式传送秘密信息。电影《柏林谍影》和BBC版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就成功捕捉到了这种氛围。但这一切都比不上那个老旧集宝保险箱的神秘。

局长的私人办公室是个阁楼房间，窗户上布满了一层又一层的污垢，充斥着地下组织所特有的、那种令人不安的气氛。如果他想正式跟你说话，他就会坐在空无一物的桌子后面，用家族肖像画给予掩护——在我那个年代，挂的是艾伦·杜勒斯和波斯国王的肖像。如果他希望营造更加轻松一点的氛围，那就会坐在皮面龟裂的老虎椅上。不过，无论你坐在哪里，那个绿色的保险箱总是摆在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高深莫测地从房间的另一侧注视着你。

那里面到底有什么呢？我听说里面装的是极度机密的文件，只有局长本人才可以碰。如果他选择与另一个人分享，那这个人必须首先以自己的生命做担保，然后当着局长的面将它看完，再亲手把它给放回去。

* * *

现在，悲伤的日子终于到来了，百老汇街那栋建筑最后一次落下帷幕，情报局和所有的动产都转移到了兰贝斯街的新办公地。局长的保险箱会是个例外吗？会有起重机、撬棍和沉默的男人把它扛向漫长人生旅程的下一个阶段吗？

最高层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勉强做出了裁决，认为这个保险箱无论多么神圣庄严，都不再适合我们这个现代世界的需求了。它将会被打开，无论安放在其中的东西是什么，都将由庄严宣誓过的官员审核检验，详尽记录，然后批准适合其敏感程度的处理程序。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谁拥有这个该死的钥匙呢？

很显然，不是那位已经辞职的局长。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绝对不会冒险一探究竟，除非必要情况，也绝不会让自己获悉其中的秘密。你根本不知道的资料，就绝对不可能会被泄露。局里紧急联络还在世的几位前任局长，征求意见。结果，他们坚守着同样的准则，绝不越界跨入这个神圣的领域。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该死的钥匙到底在哪里。没有人知道，登记处、秘书处、内部安全部门，甚至面无表情坐在厨房椅上的那个管理员，都没有见过或者碰过这把钥匙，也不知道钥匙可能会在哪里，或是最后落在了谁的手里。唯一知道的是，保险箱是由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340]下令安装的，受人尊敬又反复无常的孟席斯爵士曾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间担任情报局局长。

所以是孟席斯把钥匙带走了吗？钥匙和他一起下葬了吗？他是真的把秘密带进了坟墓吗？他完全有理由这么做。他是布莱奇利庄园[341]的创始人之一。他和温斯顿·丘吉尔有过上千次秘密会晤。他曾和德国国内的反纳粹反抗运动组织进行过协商，也和德国秘密情报组织反间谍机关首脑、那个思想上自相矛盾的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有过交涉。天知道那个绿色保险箱里会有什么。

在我的小说《完美的间谍》中，这个保险箱变成了破旧的绿色档案柜，陪伴龙尼的化身——瑞克，走完了整个人生旅程。据说柜子里保存的是他欠这个社会的全部的债，但是也从未被打开过。

与此同时，时间也不够了。新房客随时可能来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局里迫切需要做出行政决策。很好，局里在属于它的那个年代里就已经撬开过一些锁，看来是再撬开另一把锁的时候了，派个局里的“神偷”过来吧。

局里的“神偷”非常在行。用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速度撬开了锁。“神偷”拉开吱嘎作响的保险箱铁门，就像寻宝人卡特[342]和梅斯[343]站在打开的图坦卡蒙陵墓前一样，旁观者们伸长了脖子，想要先睹为快，看清里面珍藏的奇迹。结果什么也没有。保险箱是空的，空无一物，甚至连最普通最平凡的秘密都没有。

不过，等等！这里这几位可都是经验老到的阴谋家，他们可没那么好骗。所以，这会不会是个作为诱饵的保险箱，一个仿制品，一个虚假的陵墓，只是一道外墙，用来保护内部的密室？有人送来了铁撬棍。保险箱被轻轻地从墙面上撬了下来。在场最资深的官员仔细地检查过保险箱的后面，发出一声低沉的惊叹声，又在保险箱和墙面之间反复摸索，最后扯出一条布满灰尘、非常厚也非常老旧的灰色长裤，上面用安全别针别了一张标签。标签上用打字机打出的一段铭文，写明了这个是鲁道夫·赫斯[344]来英国时所穿的长裤，他作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副手，在飞来苏格兰和汉密尔顿公爵[345]单独谈判、商议和平协定时，错误地认为公爵和他一样持有法西斯主义观点。在这段铭文底下，是传统上只有局长才能使用的绿色墨水写下的一行笔迹：

请对布料进行分析，或许能够借此了解德国纺织业的现况。

资料来源

出版方对以下引述的资料来源致以衷心的谢意。其中几篇文章沿用了当时发表的全文，一些只引用了部分。

第十章　走出去，前往现场

原题《永恒的缪斯》，最初发表于二〇〇〇年美国《纽约客》杂志，之后于二〇〇一年刊登在英国《观察家报》与《卫报》上。

第二十四章　兄弟的守护者

《兄弟的守护者》曾以不同形式写成了本·麦金泰尔《朋友中的间谍》的后记，这本书于二〇一四年由皇冠出版集团在美国出版，由布卢姆斯伯里出版公司在英国出版。

第二十五章　巴拿马什么鬼！

《巴拿马什么鬼！》最初发表于美国《纽约时报》，获得允许录入本书。也曾于一九九六年刊登于英国《每日电讯报》。

第二十六章　深入敌后

《深入敌后》最初发表于美国《纽约时报》，获得允许录入本书。也曾于一九九九年刊登于英国《卫报》。

第二十七章　追寻军阀

原名《刚果之旅》，最初于二〇〇六年发表在美国《国家民族政坛杂志》，以及英国《每日电讯报》。

第二十八章　理查德·伯顿需要我

原名《喜欢我的间谍》，最初于二〇一三年发表在《纽约客》杂志。

第二十九章　亚利克·基尼斯

原名《敌境任务》，最初于一九九四年发表于《每日电讯报》，之后于一九九六年改写为亚利克·基尼斯《我的名字弃我而去：一名退休演员的日记》的序言。

第三十三章　作者父亲的儿子

原名《龙尼的宫廷》，最初于二〇〇二年发表在美国《纽约客》杂志，之后于二〇〇三年刊登在英国《观察家报》。

约翰·勒卡雷作品年表

[1]位于摩纳哥公国，赌博业非常出名。——译注，下同

[2]瑞士联邦政府所在地。

[3]位于瑞士中部山区。

[4]焚风，是出现在山脉背风坡，由山地引发的一种局部范围内的空气运动形式。

[5]和下文的翁根恩阿尔卑、因特拉肯一样，都是瑞士少女峰下的地名。

[6]一种偏蓝色的深灰色，以十八世纪后期的英国水彩画家威廉·佩恩命名。

[7]在滑雪者攀登上山时，贴在滑雪板下面防止下滑。

[8]又名《一个英国间谍》，短篇小说集。

[9]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0]G.A.Henty，1832—1902，乔治·阿尔弗雷德·亨提，一名多产的英国小说家和战地记者，以十九世纪末期受欢迎的历史冒险故事而闻名。

[11]Dornford Yates，1885—1960，英国小说家塞西尔·威廉·默瑟的化名，在“一战”和“二战”之间以幽默小说和惊悚小说而出名。

[12]John Buchan，1875—1940，苏格兰作家，政府官员。他的惊险小说当中以《三十九级台阶》最负盛名。

[13]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英国作家，作品主要是非洲背景的冒险小说，失落世界文学的先驱。代表作是《所罗门王的宝藏》。

[14]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魔山》《布登勃洛克一家》等。

[15]Hermann Hesse，1877—1962，德国作家，诗人。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彼得·卡门青》《荒原狼》等。

[16]Siegfried Lenz，1926—2014，德国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代表作家。

[17]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破瓮记》。

[18]Georg Büchner，1813—1837，德国剧作家。代表作《丹东之死》。

[19]Sydney Pollack，1934—2008，美国演员、导演、摄影、制片人。其执导的《走出非洲》获得了第58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

[20]South Bend，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工业城市。

[21]Arosa，瑞士东部格劳宾登州的山村，疗养胜地。

[22]Robert Redford，生于1936年，美国导演、演员。主演了西德尼·波拉克的《走出非洲》，1981年凭借导演处女作《普通人》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23]1991年8月至11月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也是克格勃最后一任领导。

[24]伦敦的一个地区，这里有著名的汉普斯特德荒野公园，是一个古老大型的伦敦公园。此地横跨一条伦敦黏土带，其上则是沙丘，而此丘为伦敦的最高点，是伦敦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

[25]柬埔寨首都。坐落在湄公河与洞里萨河之间的三角地带。

[26]Allenby Bridge，以色列与约旦边界关卡。

[27]Andrei Sakharov，1921—1989，苏联原子物理学家，闻名于核聚变、宇宙射线和基本粒子等领域的研究，曾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的研发，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也是人权运动家，支持苏联改革，在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8]Elena Bonner，1923—2011，萨哈罗夫的第二任妻子，致力于人权运动。

[29]Nicholas Elliott，1916—1994，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情报官。

[30]Kim Philby，1912—1988，英国知名双面间谍。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1934年进入苏联情报机关成为情报员，1940年进入英国秘密情报局，之后成为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高级要员，为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1963年，身份暴露出逃苏联。1988年在莫斯科去世。

[31]原文为法语，flagrante。

[32]C.S.Forester，1899—1966，英国小说家，以海军小说闻名，比如改编成电影的《非洲皇 后号》。

[33]Paul Scott，1920—1978，英国小说家，代表作《英属印度四部曲》。

[34]Denis Healey，1917—2015，英国工党政治家，1964年至1970年担任英国国防大臣。

[35]勒卡雷原名大卫·康威尔，约翰·勒卡雷为其笔名。

[36]此处的“情报局”指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正式名称。

[37]勒卡雷的成名作，1963年出版。

[38]即The Looking Glass War，勒卡雷1965年出版的小说，紧接在《柏林谍影》之后，故有“继任者”一说。

[39]Allen Dulles，1893—1969，美国情报史上的传奇人物。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情局局长。

[40]即《柏林谍影》，对应前文的“继任者”。

[41]Maurice Oldfield，1915—1981，1973年至1978年担任军情六处主管。

[42]Alec Guinness，1914—2000，传奇英国演员。因在《桂河大桥》中扮演尼柯逊上校一角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晚年在《星球大战》三部曲中扮演老年欧比旺·肯诺比而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

[43]即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此处指撒切尔夫人1979年上任后，委派奥德菲尔德前往北爱尔兰任职，随后即爆出奥德菲尔德一连串丑闻事件，使其晚节不保，含恨而终。

[44]原文为法语，hors d’oeuvres。

[45]太平洋鲽鱼的一种，在高级餐厅里通常做成鱼排。

[46]即有纹理的橡胶鞋底。

[47]Erskine Childers，1870—1922，英国作家，著名作品有讲述英国外交官与德国间谍斗智斗勇的《沙岸之谜》。

[48]William Le Queux，1864—1927，法籍英裔记者和作家，也是外交官和旅行者。最早写作间谍小说的作家之一。最著名的作品有反法国和反俄罗斯入侵的《1897年英格兰的大战》和反德入侵的《1910年的入侵》。

[49]Edward Phillips Oppenheim，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以写间谍小说和惊悚小说而闻名，曾在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著名的小说有《大秘密》《伪装者》等。

[50]这里指《阿申登故事集》。

[51]英国曾经施行的一项法律，规定保护国家机密和官方信息，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

[52]Compton Mackenzie，1883—1972，在英国出生的苏格兰小说家，传记作家，文化评论员。

[53]军情五处主要负责国内安全事务，主要从事反间谍、反渗透工作。文中信件是由军情五处局长写给军情六处局长的。

[54]这些通讯信件通常都是以MI6的三个字母代号为首，随后是用一个数字来指代分处的代码。——原注，下同

[55]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编剧、文学评论家。1932年以《斯坦布尔列车》成名。

[56]Edward Snowden，生于1983年，曾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技术分析员，后来把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PRISM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了《卫报》和《华盛顿邮报》。之后，再次通过《卫报》曝光英国秘密情报监听项目。

[57]英国伦敦市内的一条街，连接了议会大厦和唐宁街。这条街及其附近设置有英国各个政府机关，因此人们用“白厅”作为英国行政部门的代称。

[58]著名的剑桥五杰，这五个人是唐纳德·马克林、盖伊·伯吉斯、金·菲尔比、安东尼·布兰特和最后被发现的约翰·科恩克罗斯。

[59]仅次于维也纳的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施泰尔马克州首府。

[60]George Blake，生于1922年，原姓贝哈，生于荷兰鹿特丹，曾经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叛逃者，克格勃的间谍明星，获得过苏联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

[61]英国伦敦一座历史悠久的监狱。

[62]黎巴嫩首都。

[63]指按照绝对的标准判断是非的人。

[64]Margot Fonteyn，1919—1991，英国著名芭蕾舞演员。

[65]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

[66]曾是波恩的使馆区。

[67]位于英国多塞特郡西北部舍伯恩镇的一所私立男子中学。

[68]Konrad Adenauer，1876—1967，联邦德国首任总理，经历了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联邦德国四个重大历史时期，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在他的领导之下，德国在政治上从一个“二战”战败国到重新获得主权，进而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平等伙伴。

[69]Hans Josef Maria Globke，1898—1973，德国律师，高级公务员和政治家。在纳粹政权下，他制定了纳粹德国的种族法律。战后，他担任了西德总理办公厅主任，被广泛认为是康拉德·阿登纳政府最具影响力的公职人员之一。

[70]纳粹德国1935年颁布的反犹太法律。

[71]Adolf Eichmann，1906—1962，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

[72]Dr Johannes Ullrich，1902—1965，德国历史学家，档案管理员。

[73]Zhukov，1896—1974，苏联元帅，著名军事家，战略家。

[74]Albert Speer，1905—1981，德国建筑师，在纳粹德国时期成为装备部长以及帝国经济领导人，在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成为主要战犯。

[75]带Von和Zu的姓氏，均为德国贵族姓氏。

[76]Ernst Achenbach，1909—1991，德国律师，自由民主党的外交官和政治家。纳粹时期被派驻巴黎。

[77]1958年11月6日，作为西德各州司法部门的联合组织成立，并于当年12月1日开始运行。负责西德的纳粹战争罪行调查研究工作，搜集纳粹罪行证据，并联合联邦法院对罪犯提起诉讼，也被称为“纳粹追查机构”。

[78]西德的一个极左恐怖组织。

[79]成立于1946年，曾是英国国内航线最大的航空公司，总部设在伦敦。

[80]Fritz Erler，1913—1967，德国社会民主党推行新方针的重要人物，1964年起任该党议会党团副主席。

[81]Harold Wilson，1916—1995，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英国政治家之一。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

[82]Harold Macmillan，1894—1986，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于1957年至1963年期间出任英国首相。

[83]达豪集中营解放前三天，纳粹党卫军强迫大约七千名囚犯踏上了从达豪南部到泰根湖的死亡行军之旅。六天的死亡行军中，这些身体虚弱的囚犯，一停下脚步就会被枪毙。

[84]英国行政中心所在地。

[85]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是美苏之间的冷战策略。两国都有确定能毁灭对方的核能力，以此来相互进行威慑，进攻方由于要考虑到可能遭受的后果而不会轻率地使用核武器，从而阻止了核战争的爆发。

[86]John Profumo，1915—2006，英国政治家。1960年以陆军大臣身份晋身内阁，并获委任为枢密院顾问官。1963年“普罗富莫事件”的中心人物，即下文所提事件。

[87]大使馆内的传统职位，通常由海军上校或大校担任，在驻在国大使馆内工作居住。此处应指“普罗富莫事件”中的叶夫根尼·伊凡诺夫。

[88]Alan Bennett，生于1934年，英国剧作家、编剧、演员和作家。

[89]属于英国警察部门，负责处理反恐、外国领导人来访等事务。

[90]Quintin Hogg，1907—2001，通称黑尔什姆勋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大法官兼上院议长，被称为保守党的“巨人”。

[91]属于牛津大学联盟中的一所学院。没有本科机构，只招收牛津大学最优秀的学员。

[92]Mandy Rice-Davies，1944—2014，英国模特，女演员，以她和克莉丝汀·基勒之间的联系而被众人所熟知。

[93]Der Spiegel，德国发行的周刊，1947年创立，用德文和英文在汉堡出版。该刊注重调查性报告，敢于揭露政界内幕和社会弊端，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94]俄罗斯ZiL汽车公司的简称，全名为Zavod imeni Likhachova，于1916年建立，是昔日苏联为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手工打造专属座驾的车厂。在当时的苏联，ZiL可以说是权力的象征。

[95]原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它的情报人员比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的人还多。

[96]全称Bundesnachrichtendienst，德国联邦情报局总部，是1965年西德政府在“盖伦组织”的基础上成立的。

[97]Reinhard Gehlen，1902—1979，“二战”期间德国国防军军官，自1942年起出任东线外军处处长。冷战战局形成初期，盖伦受美军招募，建立针对苏联的间谍网（史称“盖伦组织”），招募了大量前党卫队、安全局和国防军成员。随后又出任西德联邦情报局局长一职。盖伦被认为是冷战时期最具有传奇色彩的间谍大师。

[98]Stasi，一译史塔西，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曾经是世界上比较强大的情报机构，其正式名称为国家安全部。总部设在东柏林。

[99]Heinz felfe，1918—2008，德国间谍，他曾在不同时期为纳粹德国、英国、苏联和西德等不同情报部门服务过。在1951年至1961年期间，他为苏联提供了在西德情报机构所获得的重要情报。1961年，在西德被捕。

[100]Martin Bormann，1900—1959，纳粹“二号战犯”，纳粹党秘书长、希特勒私人秘书，人称“元首的影子”。“二战”结束后，他神秘失踪。直到1973年才在如今柏林中央车站的工地发现了他的骸骨。

[101]Wilhelm Canaris，1887—1945，纳粹德国海军上将，军事谍报局局长，帮助希特勒上台又企图颠覆其政权的传奇人物。

[102]“二战”期间，德国反间谍机关精心策划的一个诱使敌方间谍倒戈的行动。

[103]Klaus Barbie，1913—1991，德国纳粹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驱逐和抓捕犹太人行动，他的残忍行为为他赢得了“里昂屠夫”的绰号。1945年漏网后，被美国在德国的情报机构雇用，1983年被玻利维亚驱逐出境，在法国里昂接受审判，最终死于狱中。

[104]美国军方在古巴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所设置的军事监狱。

[105]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省省会。

[106] 在本书付梓之时（2016），还有八十名囚犯在押，其中大约有一半已准备释放。

[107]本书为《我的五年人生》（Five Years of my Life）。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

[108]在英国，大学学院泛指以教学为主科研为辅的可以颁发学院证书的高等教育机构。任何教育机构都可以自称“大学学院”，但由于英国极为严格的高校管理政策，只有经过政府正式授权（皇家特许状）的机构才能称为“大学”。

[109]位于柬埔寨西部，靠近泰国边境，是知名的宝石生产地。

[110]格雷厄姆·格林的“政治小说”的代表作，以越战时期的西贡为背景创作的故事。

[111]Lundi, Mardi, Mercredi, Jeudi, Vendredi……法语，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的意思。

[112]1992年由巴黎罗贝尔·拉丰出版社出版。

[113]肯尼亚的首都，东非地区最大的城市，非洲最大的城市之一。

[114]英语俗语，指意料中的麻烦出现。

[115]Maurice Chevalier，1888—1972，法国著名演员，代表作《风流寡妇》《如意郎》《金粉世界》等。

[116]twice-promised land，指巴以冲突中双方对同一块土地提出排他性的主权要求，这也是巴以冲突的根本原因。

[117]Dabke，中东黎凡地区的民族舞，也是黎巴嫩的国舞，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是“跺脚”的意思，也是这种舞蹈的整体特征。

[118]一旦勒卡雷与阿拉法特的合影登上巴勒斯坦报纸，勒卡雷就会被以色列拒绝入境。故有此说。

[119]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简称。由亚西尔·阿拉法特建立，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最大的派别。

[120]巴勒斯坦北部地区。

[121]黎巴嫩西南部城市。又名“赛达”。

[122]迪娜实际上是侯赛因的远房表姐。两人在英国相识，婚后一年即离婚，留下一女阿利亚由侯赛因照管。

[123]Abu Amar，阿拉法特被巴勒斯坦称为“Abu Amur”，即为“开创者之父”，此处按中文意思译为“爸爸”。

[124]又称贝鲁特大屠杀，于1982年9月16日至9月18日发生于贝鲁特的萨布拉街区和夏蒂拉难民营，凶手是黎巴嫩的基督教民兵组织。

[125]或许是在影射红军旅第二代领导人Brigitte Mohnhaupt。

[126]Ulrike Meinhof，1934—1976，是一名德国左翼恐怖分子、记者。1970年，她建立了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旅”。1972年，她被逮捕，并以谋杀罪和与犯罪组织有关遭到起诉。定罪前，她在狱中上吊自杀。

[127]即“红军旅”。

[128]Jürgen Habermas，生于1929年，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作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

[129]Herbert Marcuse，1898—1979，美籍犹太裔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都在美国从事社会研究和教学工作。

[130]Frantz Fanon，1925—1961，法籍非裔精神病学家、哲学家、革命家和作家。他的作品在后殖民地研究领域很有影响力。

[131]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组织，1920年由在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移民建立。

[132]Simon Wiesenthal，1908—2005，奥地利籍犹太裔工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选择了追捕在逃纳粹战犯的艰辛事业，他将一千多名纳粹战犯送上了法庭，被称为“纳粹猎手”，获得奥地利总统亲自颁发的金十字勋章。

[133]纽约五个区中最北面的一个，拥有最多公园用地，著名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洋基队的主场乃位于此。

[134]阿拉伯人的一支，主要分布在西叙利亚豪朗山区。没有自己独立的国家，主要生活在黎巴嫩和叙利亚、以色列北部等地区。

[135]指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提出的“公开性”改革政策。

[136]1985年5月，戈尔巴乔夫颁布了《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成为俄罗斯历史上首个下令禁止饮用伏特加的领导人。

[137]苏联政府的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全国的劳改营，其俄语意思为“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

[138]莫斯科郊区村镇。

[139]俄罗斯莫斯科卫星城之一。

[140]Chinghiz Aitmatov，1928—2008，苏联和吉尔吉斯斯坦作家，是吉尔吉斯斯坦文学领域最著名的作家。

[141]现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亦是该国的政治、经济、交通、科教以及文化中心。

[142]Klaus Fuchs，1911—1988，英籍德裔物理学家，德国共产党党员，后被苏联情报总局招募，参与研发原子弹的秘密计划。

[143]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区西北，是俄罗斯境内的第二大国际机场。

[144]格鲁吉亚的自治共和国，与俄罗斯南部接壤，首府苏呼米。

[145]Kojak，《神探科杰克》，美国罪案电视连续剧，以纽约市警察局警长泰奥·科杰克为主角，1973年到1978年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上播出，主人公科杰克的光头成为其形象标志，这位在纽约维护正义的光头侦探以强硬的手腕和风趣的性格获得了人们的喜爱。

[146]Rupert Murdoch，生于1931年，新闻集团总裁，世界报业大亨。

[147]Boulestin，位于伦敦圣詹姆斯街的一家餐厅。

[148]英国伦敦市内一条著名的街道，依邻近的舰队河命名。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舰队街都是传统意义上英国媒体的总部，因此被称为英国报纸的老家。

[149]英国伦敦的一座豪华旅馆，位于威斯敏斯特市河岸街。它是英国第一家豪华酒店。

[150]靠近非洲海岸大西洋中的加那利群岛七个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岛屿。

[151]秘鲁一个极左的反政府游击队组织。

[152]伦敦的一条老街，以涂鸦壁画出名。

[153]Yevgeny Primakov，1929—2015，俄罗斯情报专家，阿拉伯问题权威，第五任俄罗斯联邦总理。

[154]Malcolm Rifkind，生于1946年，现任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和肯辛顿议员。在1995年至1997年间担任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

[155]欧美书籍一般初版为精装，销量大后会出平装本。

[156]由谢尔盖·爱森斯坦执导的剧情片，是向俄国1905年革命20周年献礼的影片。

[157]海湾战争中美国及其盟友进攻作战行动的行动代号，指1991年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与伊拉克军队之间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目标是解放科威特。

[158]英国首相的乡间别墅。

[159]Oldřich Černý，1947—2012，冷战时期的捷克异议人士，天鹅绒革命之后，由他亲自负责捷克外交部门。

[160]Václav Havel，1936—2011，捷克著名剧作家与异议人士，于1993年至2002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

[161]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告终。

[162]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是世界前1%的著名大学，英国顶尖学府。

[163]Andrei Chikatilo，1936—1994，有着“俄罗斯食人魔”之称，二十世纪最骇人听闻的罪犯之一。1990年被逮捕，由于当时苏联社会政局不稳，令他残喘了几年，于1994年在狱中被 枪决。

[164]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个民族。自称“加尔盖人”。

[165]主要居住在北高加索的奥塞梯地区的一个民族。奥塞梯人使用奥塞梯语，多数人信仰东正教，少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

[166]隶属于康沃尔郡的重镇，位于郡内最西端，是英国的“天涯海角”。

[167]俄罗斯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城市，1991年到2001年间为共和国首都。

[168]Joseph Brodsky，1940—1996，美籍俄裔诗人，散文家，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著作有诗集《诗选》《言论之一部分》《二十世纪史》《致乌拉尼亚》，以及散文集《小于一》等。

[169]Akhmatova，1889—1966，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为笔名。

[170]Francesco Cossiga，1928—2010，1985年至1992年间任意大利总统。

[171]坐落在意大利罗马旧城地势最高的奎里纳尔山丘上的意大利总统府。

[172]Messrs Sangorski＆Sutcliffe，英国著名的书籍装帧公司，成立于1901年，由弗朗西斯·桑格斯基与乔治·萨克利夫二人创办。

[173]勒卡雷的意思是，同声传译也在为随行者们将英文译为意大利语。因为意大利人的英语普及程度并不高。其潜台词在于，同声传译者不懂法文，所以随行者们再也听不懂他们讲话了——这也为随后的内容进行了铺垫。

[174]Rudolphus Lubbers，1939—2018，荷兰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也是荷兰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任职长达十二年。

[175]我的研究资料显示，当时内阁之中其实是有位女性的，杨女爵，但她并不在撒切尔夫人的核心内阁之中。

[176]1979年，北爱尔兰事务官艾雷·尼夫（Airey Neave，1916—1979）在下议院的停车场被一枚汽车炸弹炸死。

[177]Hugh Trevoe-Roper，1914—2003，英国近代史和纳粹德国历史专家，担任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1979年由首相撒切尔夫人授勋爵位。

[178]Ben Macintyre，生于1963年，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评论家，《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他的专栏从时事到历史均有涉及。

[179]书名为《朋友中的间谍》，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2014年出版。

[180]参见本书第三十三章。

[181]P.G.Wodehouse，1881—1975，英国幽默小说家，作品广为流传。他作品的主要背景是“一战”前英国的上流社会。著名作品有《万能管家吉夫斯》《布兰丁斯城堡》等。

[182]Tiny Rowland，1917—1998，备受争议的英国商人，伦敦罗得西亚矿业和土地公司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他以在非洲获取的复杂商业利益而闻名。

[183]伦敦市的一条街道，是伦敦历史悠久的现代金融中心。

[184]Harry Lime，电影《第三人》中的角色，表面为人正直，暗地里却是从事黑市交易的恶棍。

[185] Ibn Saud，沙特阿拉伯第一任国王。

[186]希波克拉底用以警诫人类的古希腊职业道德的圣典，医生在就职前需要对此宣誓。誓言的其中一项是必须保守病人的秘密。

[187] 弗洛拉·所罗门，1939年介绍菲尔比和艾琳认识。

[188]菲尔比的公开身份是《泰晤士报》外派记者。

[189]John William Vassall，约翰·威廉姆·瓦萨尔。出生于英国圣公会牧师家庭，同性恋。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海军专员，因为替克格勃从事间谍行动，入狱十八年。

[190]军情六处驻贝鲁特情报站站长，也是我驻波恩时期的两个主管之一。

[191]Jim Jesus Angleton，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情报部门主管，酗酒，有妄想症，他坚信克格勃的红色情报网络已经遍及西方世界的每个角落。菲尔比派驻华盛顿时，在喝酒下棋之余，曾经为他提供咨询，传授双面间谍的艺术。

[192]1945年，苏联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职业情报官员康斯坦丁·沃尔科夫，宣称他握有情报，知晓英国外交部内有三名苏联间谍，其中一名在反情报部门工作。菲尔比负责这起案子，全身紧紧捆满绷带的沃尔科夫被紧急拉进苏联运输机，送回了莫斯科。我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里运用了这个细节。

[193]Reinhard Gehlen，莱因哈德·盖伦，当时西德情报组织BND的负责人，详见第八章。

[194]英国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49年想要推翻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政府，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行动，并且导致至少三百名探员丧生。与此同时，遭到逮捕、处决的平民不计其数。金·菲尔比也是当初制订行动计划的一员。

[195]艾略特和他的父亲一样，是热情的阿尔卑斯登山爱好者。

[196]Harold Shergold，哈罗德·舍戈尔德，是军情六处苏联集团行动的指挥官。

[197]原文为法语谚语。Les extrême se touchent.

[198]Sir Claude Dansey，1876—1947，秘密情报局的副局长，军情六处伦敦控制部门的成员。

[199]George Young，1911—1990，此人为军情六处的副主任，后来为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也是个银行家。

[200]位于西非大西洋岸，北部及东部与几内亚相邻，东南与利比里亚接壤，首都弗里敦。

[201]此处为一语双关，“法国信（french letter）”在英国其实是安全套之意，起源于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时期。艾略特之所以讲这个例子，是为了与后面的“宦官”密电双关语呼应。

[202]此处为一语双关。come一词亦有高潮、射精之意。

[203]指奶酪的硬边。有些人会直接食用奶酪的硬边，但是大多数人会把硬边切掉。后文可知，切达干酪的硬边其实较软，在厉行节约的战时，艾略特的做法被大使夫人认为是一种浪费。

[204]质地较软的一种英国产奶酪，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干酪。

[205]西塞罗，德国间谍，本名艾利萨·巴兹纳，在英国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大使馆，休·纳奇布尔——休格森爵士大使官邸当男仆。但如今已经确认他一直都是英国间谍，任务是提供假情报给德国。可能艾略特也在对我做同样的事。

[206]剑桥使徒社，The Cambridge Apostles，也称为“座谈会社”，创立于1820年，由大学挑选的精英学生组成的知识讨论秘密团体。实践“同性恋主义”或者“柏拉图式爱情”。三十年代被苏联寻求人才的间谍渗透，招募年轻有为的学生为共产主义奋斗。不过金·菲尔比早已从使徒社成员名录中除名。

[207]加勒比海最南端的三角形延伸部分。西南邻巴拿马，东和东南接哥伦比亚。

[208]一种以朗姆酒为基酒的经典鸡尾酒。

[209]添宝威士忌的瓶形设计十分独特，状如三面压扁的宝瓶，容易辨认。

[210]三角琴为俄罗斯族所独有，因琴身主体呈三角形而得名。俄罗斯人称之为“巴拉莱卡（балалайка）”。

[211]俄罗斯民歌。

[212]埃及古城，位于南部尼罗河东岸。因埃及古都底比斯遗址在此而著称。

[213]位于巴拿马运河大西洋入海口的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是西半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也是仅次于中国香港的世界第二大自由贸易区，与迈阿密共列为对中南美转口中心。

[214]巴拿马总统府，白色的建筑，原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总督住宅，有“苍鹭宫”之称。

[215]Guillermo Endara Galimany，1936—2009，巴拿马政治家、法学家，于1989年到1994年间任巴拿马总统。

[216]Arunulfo Arias，1901—1988，巴拿马政治家、医生、作家，曾三次担任巴拿马总统。

[217]Torrijos，1929—1981，巴拿马政治家、国民警卫队司令、政府首脑、1968年至1981年期间的实权人物。他在1968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里亚斯政府。

[218]《我们在哈瓦那的人》的主角。

[219]此处指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主人公“什么都行的费加罗”。

[220]Michael Caine，生于1933年，英国演员。多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并于2000年获得英国电影学院终身成就奖。近年来出演过《年轻气盛》《星际穿越》等片，颇受好评。

[221]Charles Laughton，1899—1962，英国演员，是一位表演丰富多彩，演起各种角色都得心应手的演员，凭借《英宫艳史》获得第六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他最为成功的是在《女大不中留》和《控方证人》中的表演。

[222]因为查尔斯·劳顿几乎和希区柯克一样胖，没有成衣适合他；但迈克尔·凯恩却是很标准的英国绅士身材。

[223]Beatrix Potter，1866—1943，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著名童话《彼得兔》的创造者。在1902年出版《小兔彼得的故事》之后，又陆续出版了《汤姆小猫的故事》等童书，深受全世界孩子的喜爱。

[224]Grand poobah，来源于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歌剧《天皇》（1885）中傲慢人物Pooh-Bah的名字。歌剧中，这个人拥有很多高级的职务，比如“第一财政大臣、总司令、海军上将”等等。这个名字现在被用来嘲弄一个自以为很重要或者级别很高的人物。

[225]Edgar Hoover，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任职长达四十八年之久。作为一个叱咤风云长达半个世纪的传奇人物，他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226]此处应指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简称刚果（金），1971年10月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1997年5月恢复“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名。

[227]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卢旺达的边界。

[228]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城市，南基武省首府，近卢旺达边界。

[229]即三角梅，属紫茉莉科，是木质的藤蔓或灌木。

[230]又称卢旺达内战，发生于1994年4月7日至1994年6月中旬。是胡图族对图西族以及胡图族温和派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共造成80万——100万人死亡。

[231]Michela Wrong，生于1961年，英国记者和作家，曾代表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在非洲大陆做过六年报道。她的首本书《库尔兹先生的脚步》覆盖了她在扎伊尔度过的全部时光。

[232]Jason Stearns，生于1976年，刚果问题专家，在刚果工作十年的美国作家，这其中包括在刚果进行第二次战争期间的三年。

[233]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简称ICG，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其目的是防止和解决致命性的地区冲突以及在世界各地进行实地分析和高级别宣传。

[234]《卢旺达饭店》是一部由英国、南非、加拿大和意大利在2004年共同拍摄的战争片。该片取材于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由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卢旺达胡图族饭店经理保罗·路斯沙巴吉那在种族仇杀中设法挽救1286名图西族及胡图族难民的故事。

[235]Mobutu，1930—1997，1965年发动政变推翻了卡萨武布政权，自封为总统、元帅。此后致力于恢复刚果经济，提倡本国人名和地名非洲化。要求“恢复民族真实性”，实行经济“扎伊尔化”。70年代之后采取过激的民族化和国有化政策，政治陷入腐败，经济困难。1997年遭国内反对派武装夺取政权，流亡国外，死于摩洛哥。

[236]Joseph Kabila，生于1971年，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故总统洛朗·卡比拉的长子，2006年在大选中获胜，担任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2011年获得连任。

[237]Banyamulenge，刚果民主共和国南基伍省高原的一个种族，属于图西族的一个分支。

[238]Mai Mai，是指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活动的任何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民兵组织，其组成是为了捍卫当地的领土以防其他的武装组织。

[239]这是上校在反讽金沙萨政府，觉得只靠一部电脑就能运作政府，不愿意给“马伊马伊”钱。

[240]西班牙语，相当于“加油”之意。

[241]Essoldo，英国的一家小型连锁电影院。

[242]Deanna Durbin，1921—2013，著名影星，曾与伊丽莎白·泰勒并称为好莱坞著名的少女明星。她主演的《春闺三凤》受到大众的喜爱。成年后到英国拍电影，在1939年至1942年成为英国最卖座的女明星，是位出色的花腔女高音。

[243]又名《活宝三人组》，美国喜剧片，讲述了三个活宝之间的故事，十分搞笑、有趣。伴随着二十世纪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244]Eric Portman，1901—1969，英国舞台剧、电影演员。

[245]Leslie Howard，1893—1943，英国舞台剧、电影演员。代表作为1933年版《乱世佳人》中的Ashley Wilkes，曾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提名。1943年他乘坐的飞机被纳粹德军击落，坠海身亡。

[246]指1918年至1933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于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霍亨索伦王朝崩溃后成立。这一称呼是后世历史学家的称呼，不是政府的正式用名。

[247]Paul Newman，1925—2008，美国演员、导演、制片人。代表作品有《金钱本色》《漫长的炎夏》《大智若愚》《骗中骗》等。获第59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248]Richard Burton，1925—1984，英国演员。曾七次提名为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但均落选。作品主要有《道尔文的最后时日》《灵欲春宵》《最长的一天》《埃及艳后》等。

[249]Trevor Howard，1913—1988，英国演员。作品有《天伦梦醒》等。

[250]Peter Finch，1916—1977，英国人，1935年开始在澳大利亚的剧院表演，成为澳大利亚影视戏剧界和广播界的顶尖影星。1977年去世，在一个月后举行的奥斯卡颁奖礼上凭借《电视台风云》中的表现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251]Burt Lancaster，1913—1994，电影演员、制片、导演和编剧。他为派拉蒙公司主演了《沙漠狂怒》《电话惊魂》等影片，一跃成为好莱坞最卖座的明星之一。1955年他担任制片的《君子好逑》获得第2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四项大奖。

[252]William Goldman，生于1931年，美国演员，主演了《剧本中的故事》等作品，并作为编剧参与了《虎豹小霸王》《复制娇妻》《公主新娘》等电影的制作。

[253]John Gielgud，1904—2000，英国著名演员，以擅演莎士比亚戏剧闻名于世。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莎翁剧演员，也是现代戏剧的先锋。1980年凭借《亚瑟》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

[254]Laurence Olivier，1907—1989，英国演员、导演制片人，以擅演莎士比亚戏剧闻名于世。1979年获奥斯卡特别成就奖。

[255]Paul Dehn，1912—1976，英国编剧、制片人。作品有和肖恩·康纳利合作的《007之金手指》《东方快车谋杀案》等。

[256]Yurl Brynner，1920—1985，电影演员，影史上著名的“光头影帝”，主要作品有《十诫》《豪勇七蛟龙》等。

[257]Franco Zeffirelli，生于1923年，意大利导演，著名的剧院导演兼美术和服装设计。他所改编的莎士比亚戏剧，使用了华丽的浪漫派风格，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具有创新意义。

[258]Claire Bloom，生于1931年，英国电影和舞台剧演员，职业生涯跨越了六十年，在电影《欲望号列车》《玩偶之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59]莉兹为伊丽莎白的昵称，为避讳伊丽莎白·泰勒的名字，故而改名。

[260]Paul Scofield，1922—2008，英国著名舞台及电影演员，1966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以其独特声线和风格著称，一生出演了大量的舞台剧，被英国戏剧界誉为“十个最伟大的表演中，八个都来自斯科菲尔德”。

[261]Sam Wanamaker，1919—1993，美国演员兼导演，因担心自己在麦卡锡时代遭受政治迫害而搬到了英国。

[262]英国东南区是指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格兰下辖的九个次级行政区之一。包括白金汉郡、牛津郡、肯特郡、怀特郡等郡，米尔顿凯恩斯、雷丁、斯劳、布拉克内尔森林等自治市。

[263]电影用语，指在电影中可以推展剧情的物件、人物或者目标，例如一个众角色争夺的东西，而关于这个物件、人物或者目标的详细说明不一定重要，有些作品会有交代，有些作品则不会，只要是对电影中众角色很重要，可以让剧情发展即可算为麦高芬。

[264]Fritz Lang，1890—1976，德国人，知名编剧、导演。最为著名的电影就是1927年的《大都会》。其他作品还有《M就是凶手》《尼伯龙根》《玩家马布斯博士》等。

[265]Robert Towne，生于1934年，美国编剧、制片人、导演和演员。他是新好莱坞电影浪潮的一分子。他以1974年罗曼·波兰斯基的《唐人街》获得奥斯卡原创剧本奖，是公认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编剧之一。

[266]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

[267]John Grisham，生于1955年，美国知名畅销小说作家。他的作品大多是情节紧张、结局出人意料，但又不失深度的法律悬疑小说。作品有《贫民律师》《合伙人》等。

[268]指1993年上映的《糖衣陷阱》。

[269]Stanley Kubrick，生于1928年，美国电影导演、编剧、制作人。1965年凭借《奇爱博士》获得第37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1968年《2001太空漫游》奠定了其在影坛的地位。其他著名电影还有《发条橙》《闪灵》等。

[270]英国英格兰西南部城市，德文郡首府。

[271]Francis Ford Coppola，生于1939年，美国导演、编剧、制片人。1970年因《巴顿将军》获得第43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1972年执导《教父》，获得第45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1974年，因《教父2》获得第47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之后的著名电影还有《现代启示录》《惊情四百年》等。

[272]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维也纳现代派的核心人物，第一个把意识流手法引入德语文学的奥地利作家。代表作《狂想曲》《轮舞》《绿鹦鹉》《阿纳托尔》等。

[273]这部小说后来被库布里克改编成了电影《大开眼戒》，由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主演。

[274]法国东南部城市。

[275]英格兰西南部的郡。

[276]L’Evénement du Jeudi，创刊于1984年的法国杂志。

[277]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被称为美国当代文学发言人。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洪堡的礼物》《赫索格》。

[278]Margarent Atwood，生于1939年，加拿大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国际女权运动在文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作《别名格蕾丝》《使女的故事》。

[279]Philip Roth，1933—2018，美国作家，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代表作《人性的污秽》《遗产》。

[280]卡普里岛是第勒尼安海中岛屿，属于意大利。位于那不勒斯湾的南部，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281]Bernard Pivot，生于1935年，法国文化电视节目的记者、采访者和主持人。

[282]Apostrophes，由贝尔纳·皮沃创立并主持的法国电视节目，每周一次黄金时段的文学脱口秀节目。从1975年一直到1990年，开播了十五年，是法国电视节目中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

[283]原文如此。尽管我们注意到，在前面的篇目中，勒卡雷已经用法语和意大利总统聊过了。

[284]1883年由法国人创办的非营利组织，专门推广法语以及法国文化，总部设在巴黎。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法语教学中心，每年为超过50万的学生提供服务，得到了法国政府的认可和赞助。在中国即为法语联盟。

[285]原文为法语，Quoi。

[286]Joseph Conrad，1857—1924，英籍波兰裔作家。他曾有二十余年的海上生涯，有丰富的海上生活经验，擅写海洋冒险小说，有“海洋小说大师”之称。著名作品有《吉姆爷》《黑暗的心》等。

[287]François Bizot，生于1940年，法国作家、人类学家、东南亚佛教专家，在东南亚时遭到红色高棉的监禁，也是在监禁中唯一幸存下来的西方人。

[288] 书名为《大门》（The Gate，法语为Le Portail），由哈维尔出版社出版。

[289]一个火山岛，是英国在南大西洋的海外领土。

[290]Kray Twins，罗纳德·克雷（1933—1995）和雷金纳德·克雷（1933—2000）双胞胎兄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伦敦东区势力最大的黑帮首脑。他们的帮派、公司参与了多起武装抢劫、纵火、收取保护费、袭击和谋杀事件。

[291]Peter Rachman，1919—1962，波兰出生。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经营伦敦的“诺丁山”。他因剥削租户而臭名昭著，“拉赫曼主义”（Rachmanism）一词作为对租户的剥削和恐吓被收入了牛津英语词典。

[292]英国爱斯科特马场，举办皇家赛马会。

[293]五星级酒店，位于伦敦梅费尔的布鲁克街和戴维斯街的拐角处，与王室联系紧密，因此有时会被称为“白金汉宫的附楼”。

[294]基督教新教圣公会派别。“低教会派”一词始于十八世纪初期，用以把自由派——或属无主见派——的一群信徒与保守的高教会派区分开。下文的“高教会派”则与“低教会派”对立，最早于十七世纪末在圣公会使用。主张在教义、礼仪和规章上大量保持天主教的传统，要求维持教会较高的权威地位，因而得名。

[295]亦称为“坚信礼”。天主教和东正教“圣事”的一种。入教者在领受过洗礼一定阶段后，再接受主教所行按手礼和敷油礼，谓可使“圣灵”降于其身，以坚定信仰，振奋人灵，故得此名。

[296]此处应指阿迦汗三世，印度政治家，伊斯兰教什叶派支派伊斯玛仪派的领袖。

[297]比利时西北部港口城市。

[298]这里是指伦敦威斯敏斯特市的一条街道。

[299]英格兰东南部城镇，著名的赛马中心。

[300]法鲁克一世，第二任埃及和苏丹国王，1936年到1952年期间是努比亚、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的统治者。

[301]Bucherer，宝齐莱夫妇于1888年创设的钟表品牌。集团总部设在瑞士琉森。

[302]Boucheron，法国开云集团的珠宝公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始终保持高级珠宝和腕表精湛制作工艺和传统风格的珠宝商之一。

[303]英国东部萨福克郡的一个城镇。

[304]指歌德《浮士德》中的名言“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是《浮士德》的最后两行诗。

[305]英格兰南部港口城市。

[306]又称快活谷。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湾仔区中南部，是香港早期开发的地区之一，香港第一个赛马场在此修建。

[307]最著名的一家老牌英资洋行，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

[308]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奥地利精神病学家，性学研究创始人，早期性病理心理学家。1886年出版的《性心理变态》是他最著名的著作，该书出版之年也被看成现代性科学的肇始之年。

[309]在任期内出现空缺时，为了递补空缺职位而举办的选举。

[310]Lester Piggott，生于1935年，英国专业赛马骑师。职业生涯中获得过4493次胜利，被广泛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赛马骑手之一。

[311]Gordon Richards，1904—1986，英国专业赛马骑师。参与英国赛马锦标赛26次，唯一被授予骑士的骑师。

[312]英国对三岁或者三岁以上马匹开放的平差赛马比赛。每年十月在纽马基特举办。

[313]英格兰东南部诺福克郡的一个地区。

[314]一般情况下，委员应该由选举产生，但是一些有专业能力或者是部门主管人员根据上级或委员会的主管部门建议或者批准不经选举产生的委员，则被称为当然委员。

[315]一般指隐藏在内部的线人，其爆料往往能置当事人于死地。深喉并不是间谍，也不是由对方派遣来的，他们经常是为了金钱或者突然醒悟之后才愿意公布绝密消息的人。

[316]英国著名的喜剧剧团，成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该剧团有六名男子成员，在英国非常受欢迎，成为王室特别是乔治六世的最爱。

[317]Don Bradman，1908—2001，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击球手之一。

[318]Norman Birkett，1883—1962，英国大律师、法官、政治家和传教士。在纽伦堡审判（即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期间担任替补英国法官。

[319]Learie Constantine，1901—1971，西印度板球手、律师和政治家，担任特立尼达高级专员访问英国，并成为英国第一个黑人贵族。他在1962年被封为骑士，在1969年成了终身贵族。

[320]D.H.Lawrence，1885—1930，英国小说家、批评家、诗人、画家。代表作品有《儿子与情人》《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321]Butch Cassidy，1866—1908，美国臭名昭著的强盗和银行劫匪，也是被美国旧西部称为“狂野束缚”的一伙犯罪分子的领袖。

[322]Sundance Kids，1867—1908，布屈·卡西迪帮派在美国旧西部的成员，他和布屈·卡西迪进行了一连串成功的火车和银行劫案。

[323]Reginald Bosanquet，1932—1984，昵称雷吉，英国知名记者、主持人和播音员。

[324]此文系1998年时为“受害人援助组织”（Victim Support）而写。（译者注：受害人援助组织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慈善机构，旨在帮助受害者和证人。）

[325]Karel Reisz，1926—2002，英国电影人，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电影新现实主义的先驱之一。

[326]伦敦西部一个富裕住宅区。

[327]位于伦敦西北部的卡姆登区。

[328]Vanessa Redgrave，生于1937年，英国电影、电视、舞台剧演员，同时是一名政治活动家。

[329]Simone Signoret，1921—1985，法国演员，出生于德国，是战后法国电影界的代表人物，经典作品有《罗莎夫人》《金盔》等，曾获得1959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330]Albert Finney，生于1936年，英国电影、电视、配音和舞台剧演员。代表作品有《东方快车谋杀案》《换装师》等。

[331]Lindsay Anderson，1923—1994，英国自由电影代表人物，苏格兰电影评论家，电影、戏剧和纪录片导演。

[332]一所英国独立中学，位于英格兰切尔滕纳姆，是维多利亚时期开办的主要公学之一。

[333]Vladimir Pucholt，生于1942年，捷克演员，主要作品有《邂逅》《金发女郎的爱情》等。

[334]Miloš Forman，生于1932年，捷克著名导演、编剧。代表作品有《飞越疯人院》《性书大亨》《莫扎特传》等。1975年凭借《飞越疯人院》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335]Rudolf Nureyev，1938—1993，苏联芭蕾舞蹈家，公认最有天赋的芭蕾舞者之一。1983年至1989年间，担任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主管。

[336]Lord Goodman，1925—1995，即Arnold Goodman，英国律师和政治顾问。

[337]Roy Jenkins，1920—2003，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965年任内务大臣，1967年任财政大臣。

[338]Stephen Spender，1909—1995，英国作家、诗人、评论家。他的作品关注社会问题，注重表达个人情感。

[339]这里是指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道。百老汇街54号的这幢建筑在1924年建成，当时成了秘密情报局的主要基地。在“二战”期间，曾有一个黄铜牌子，标注为“Minimax灭火器公司”的办公室。金·菲尔比曾形容它为“一栋肮脏的建筑，一堆木制隔板和磨砂玻璃窗，由‘古老的电梯’来提供服务”。

[340]Sir Stewart Menzies，1890—1968，英国军官，在“二战”期间及战后担任军情六处局长。他在“二战”期间对德国进行情报战和反情报战，安插了许多间谍和双面间谍，并对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机进行了破译，被认为是“二战”中同盟国最大的谍战成果。

[341]在“二战”期间，这里曾经是密码破译中心，别名X站。

[342]Howard Carter，1874—1939，英国考古学家和埃及学的先驱。埃及帝王谷图坦卡蒙KV62号陵墓以及覆戴着“黄金面具”的图坦卡蒙木乃伊的发现者。

[343]Arthur Mace，1874—1928，塔斯马尼亚出生的英国考古学家，埃及学学者，随卡特一起发现了图坦卡蒙陵墓。

[344]Rudolph Hess，1894—1987，纳粹德国政治人物，1933年至1941年担任纳粹党副元首。

[345]Duke of Hamilton，即Douglas Douglas-Hamilton，1903—1973，第十四代汉密尔顿公爵，空军准将。

The Pigeon Tunnel by John le Carré

Copyright © 2016 by David Cornwell

Chinese simplif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Horizon Media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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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间谍的遗产／（英）约翰·勒卡雷著；文泽尔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书名原文：A Legacy of Spies

ISBN 978-7-208-16351-5

Ⅰ．①间…　Ⅱ．①约…　②文…　Ⅲ．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34993号

书　　名：间谍的遗产

作　　者：［英］约翰·勒卡雷

译　　者：文泽尔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沈敏　朱艺星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351-5/I·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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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gacy of Spies by John le Carr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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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出生时皆与他人别无二致，死时却是独一无二。

——海德格尔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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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约翰·勒卡雷作品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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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皆真实可信，我将尽己所能，陈述我本人在代号为“横财”的英国欺诈行动中所饰角色的亲身经历。该行动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针对东德情报局（斯塔西(1)）展开并执行，行动导致我曾合作过的最杰出的英国特工死亡，该英国特工甘愿为之献出生命的无辜女性，亦随之香消玉殒。

一名专业的情报官员实际上并不比普罗大众更铁石心肠，他们一样会受到人类情感的影响。对于情报官员而言，重要之处在于，他可以在多大限度上压制这些人类情感，无论是在事发当时，还是——以我本人的具体情况来讲——五十年以后。几个月前的一天晚上，躺在位于布列塔尼半岛(2)某处偏僻农庄的我家床上，听着母牛的哞叫和母鸡的咯咯，我终于毅然决然地回击了多年来时常出现在脑海中、试图扰乱我良好睡眠的那个指责声。当时实在是太年轻了，我抗议道，当时的我，实在是太单纯、太天真、太不老练了。如果你们是打算找人兴师问罪，我这样对他们讲，直接去找那些熟谙欺诈行动的大师吧，去找乔治·史迈利，还有他的上司——老总。完全是因为他们绝顶的狡诈，我坚称，是因为他们的圆滑机敏和专业智慧，才带来了胜利，带来了象征苦难的横财行动，而不是因为我。我已经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情报局，只有在此时此刻，在这记录下自己亲身经历的时候，由于受到年龄和迷惘的驱使，我才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在此项行动当中所目睹的一切光明与黑暗面统统记录下来，公之于众。

首先要谈的，是我如何被招募到秘密情报局（在刚刚安顿下来的那段据称是“太平时光”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局里的少壮派习惯称它为“圆场”——圆场并没有设在泰晤士河畔的某座怪诞堡垒里，而是设在沿着剑桥圆场(3)边缘修建的、一栋造型浮夸的维多利亚风格红砖墙建筑内）的。这个问题对于我本人而言，仍旧跟我的出生这件事一样神秘——而且，这两件事之间也是分不开的。

根据我母亲的说法，我的父亲（我本人对他几乎没有任何印象）是英格兰中部一个富有的英法通婚家庭所诞下的浪荡子，一个欲孽深重的男人。由于种种劣行，他在家族遗产继承权中所占的比例持续减少，而作为一种代偿，他又对法国爱得死去活来。1930年夏天，他在布列塔尼半岛北部海岸的著名水疗小镇圣马洛疗养，频繁出入赌场和妓院，经常在这些地方大出风头。我的母亲当时二十岁，作为一支谱系悠长的布列塔尼农户家族的唯一后代，恰巧也在镇上——为一位有钱的活牛拍卖师的女儿在婚礼上履行伴娘职责。或者准确点说，她声称事实如此。实际上，作为单一的信息来源，在事实不利于她的情况下，来些小小粉饰也无可厚非——如果她是以不那么正当的理由来到这个镇上的，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意外。

她说，婚礼结束后，她跟另一个伴娘一起，直接从礼宾部溜走了（之前喝过一两杯香槟，这样听起来更为合理）。她们仍旧穿着伴娘服，沿着拥挤的海滨步行道，来了一场傍晚散步。我的父亲也在那里散步，而且是有预谋的。我的母亲很漂亮，又没什么主见，相比之下，她那位朋友在这两个方面都略显逊色。总之，一场暴风骤雨般的罗曼史随之而来。我母亲对于这场罗曼史的推进细节避而不谈，这是可以理解的。匆忙之间，第二场婚礼便安排举办了。我是随之而来的产物。父亲看来并非热衷于比翼双飞生活的那类人，即使是在婚姻生活的最初几年里，他也想方设法地去逃避这一切，缺席的时间永远比在场的多。

但是，故事进行到目前这个节骨眼上之后，却突然发生了英雄主义式的转变。恰如我们所熟知的，战争改变了一切——它也一举改变了我的父亲。据说，父亲他不声不响地行动了起来，挨个敲响英国陆军部的大门，自愿投奔任何愿意接纳他的人物，服役从军。按照我母亲的说法，他当时的任务，是仅凭一己之力去拯救整个法国——这大概也是个为了逃避家庭责任而编出来的借口，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异端邪说，谁都不允许我在母亲面前将这一判断亲口讲出来。当时，英国有个新成立的机构，名为“特别行动处”，是一个由温斯顿·丘吉尔本人率领麾下“点燃欧洲”(4)精英团队所创办的组织，声名显赫。布列塔尼半岛西南沿岸诸城镇正是德国潜艇活动的温床，我们当地的那个洛里昂镇(5)，作为法国前海军基地，便是所有温床城镇当中最活跃的那个。五次跳伞进入布列塔尼平原，我的父亲与他所能找到的任何当地抵抗组织联手，尽己所能地制造骚乱和破坏。最后，他惨死于盖世太保掌管下的雷恩监狱，给世人留下了一个无私无畏的榜样形象，作为他儿子的我，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及不上他的。父亲留下的另一项遗产，是对英国公学系统的盲信——尽管他自己在英国公学就读时表现得很糟糕，却将错就错地令我也踏上了相同的道路。

我小时候的日子宛如天堂。我的母亲喋喋不休地做着饭，外公不苟言笑，性格却十分友善，农场的经营也很景气。在家时我们都说布列塔尼语。村子里有所天主教小学，一位曾在哈德斯菲尔德做过六个月保姆的既年轻又漂亮的修女，给了我一些英语上的启蒙，同时还依照国家法律规定，教了我一些法语。学校放假的时候，我会光着脚跑过整个农庄附近的田地和海岬，收割荞麦给母亲做煎饼，照料一头名叫法德特的老母猪，以及跟村里的其他孩子一块儿胡闹疯玩。

在未来给我当头一棒之前，我对自己将要面对的毫无概念。

在多佛，我已故父亲的表妹，一位夫姓墨菲、体态丰满的女士，从母亲手里把我牵走，将我带往她位于伊灵的家。当时我八岁，透过火车的车窗，第一次见到了阻塞气球(6)的模样。晚饭时，墨菲先生说战争将在几个月内结束，墨菲太太则觉得不会。他们两人说话时，为着我的缘故，特意放慢了语速，还一句话反复讲。隔天，墨菲太太带我去塞尔福里奇百货买校服，并仔细收好了购物收据。又过了一天，她站在帕丁顿火车站的站台上痛哭流涕，我则戴着崭新的校服帽子向她挥手道别。

父亲希望将我英国化的意愿昭然若揭，无须多言。战争仍旧在持续着，学校方面也只能尽量忍受战争所带来的一切负面影响。我的名字已经不再是“皮埃尔”，而是被改为了“彼得”。我糟糕的英语受到了同学们的耻笑，带有布列塔尼口音的法语则被那些陷入困境的老师奚落。随随便便就会有人跑来对我说，我们的人所在的那个双教堂镇已被德国人攻陷。偶尔也有可能会收到母亲的来信，装在棕色的信封里，贴着英国邮票，盖着伦敦的邮戳。多年以后，我才能设想出，这些来信是经由多少勇士之手才最终投递到我手上的。假期时光则是在男生营地和托管家庭里模模糊糊地过去了。以灰色花岗岩建筑为主体的英国公学，取代了红砖建造的法国预科，不过学校所教授的课程倒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同样的人造黄油，同样的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说教，同样肆意而为的暴力、漫不经心的残忍，以及无法慰藉亦无法消解的对性爱的欲望。1944年一个春天的傍晚，就在“诺曼底登陆”行动开始前不久，校长把我叫到他的书房，告诉我，我的父亲已经战死沙场，他是一位真正的战士，我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出于安全考虑，我并没有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解释说明。

十六岁那年，在一个冗长乏味的夏季学期结束之后，我作为一个不合群的英国半大小子回到了和平年代的布列塔尼。外公已经过世。一个名叫“埃米尔先生”的家伙成了母亲新的枕边人——我对这个埃米尔先生视若无睹。法德特分了一半给德国人，一半给了抵抗组织。为了从上述种种与我童年相关的矛盾现实当中逃离，同时也是被身为法兰西儿女的报国之心所激励，我逃票上了一辆前往马赛的火车，把年龄多报了一岁，试图加入法国外籍军团。后来，由于我母亲以我是法国人而非外籍人士为由向外籍军团提出了恳求，军团做出了少有的让步，将我从花名册上除了籍，就这样，我那堂吉诃德式的冒险算是结束了。我又被发配回之前那种被管控着的生活，这一次是前往伦敦肖尔迪奇区的城郊附近，身份似乎是父亲继兄弟的马库斯叔叔在这里经营着一家专门从苏联——他总是称之为俄国——进口珍贵毛皮和地毯的贸易公司，他要教我一些贸易相关的东西。

马库斯叔叔是我人生中另一个未解之谜。我也不清楚他雇用我这件事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我后来那些上司的影响。每当我问起与父亲牺牲相关的事情时，他都会摇头，表示他不赞同——这种不赞同不是针对我的父亲，而是针对我所提出的愚钝问题本身。有时，我会兀自琢磨，会不会有些人天生就充满着秘密，就如同有些人天生富贵，有些人天生个子高，以及有些人天生就精通音乐。马库斯叔叔既不刻薄，也不严厉，更非冷酷无情的人——他只是充满了秘密。他是中欧人，姓柯林斯。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事。他的英语带点口音，语速很快，然而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母语到底是什么。他管我叫皮埃尔。他有个名为多莉的女性朋友，在伦敦沃平区经营着一家帽子店，每周五下午都会去仓库门口接他。我从来没有搞清楚过他们周末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结了婚，或者还是各自有家庭。多莉的生活里还有一个名叫伯尼的人，也不知道这位伯尼是她丈夫、她儿子，还是她的兄弟。因为，多莉这个人和马库斯叔叔一样，也是天生充满着秘密。

即便是像现在这样回溯往事时，我也搞不清楚“柯林斯跨西伯利亚毛皮与高档地毯公司”究竟是一家正当经营的贸易公司，还是某个机构负责情报收集的掩护。后来，我也曾试着去查清真相，却毫无进展。我知道，每次马库斯叔叔准备去参加商品交易会时——不论是去基辅、彼尔姆还是伊尔库茨克，他都会为出行感到心惊胆战；相对的，他出差回来之后则会痛饮一番。而且每次商品交易会开始前的几天，一位谈吐优雅、名为杰克的英国男士都会来个顺道拜访。杰克会跟公司里那些女秘书用充满魅力的方式搭讪，会突然从分拣室的门后探出头跟我打招呼：“嗨，彼得，一切都好吗？”——他从不叫我皮埃尔——接着，他会带马库斯叔叔去某处享用一顿丰盛的午餐。午餐过后，马库斯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并且牢牢地把门给锁上。

杰克声称自己是做上等貂皮生意的代理商，不过我现在已经知道，他真正的生意是情报交易。因为，当马库斯叔叔宣称他的私人医生禁止他再去参加商品交易会之后，杰克建议由我来替代他，让我陪他去吃午餐。他带我去了蓓尔美尔街上的旅行家俱乐部(7)，问我相比现在，是否会更喜欢在古罗马军团里生活；在我那些女朋友之中，有没有哪个是认真在交往的；还有为什么我会从公学里逃走，因为他知道，当时我可是公学拳击队的队长；还有——由于我的年龄关系，错过了战争，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有没有想过要为我的国家，他指的是英国，做点事情。只有一次，他在午餐时提起了我的父亲，席间语气非常随意，所以我猜想这个话题可能完全不会留存在他的记忆里。

“哦，关于你那位可敬的父亲——你绝对要严格保密，就连我也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件事，你明白吗？”

“明白。”

“他的确是个非常勇敢的小伙子，为他的国家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他的两个国家——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敬他一杯。”

敬他一杯，我附和道。于是我们默默地干了一杯。

在汉普郡一处漂亮的乡间别墅里，杰克和他的同事桑迪，以及一个名叫艾米丽的能干女孩——我对她一见钟情——给我就如何清理基辅市中心的一个“无用信箱”这个任务进行了短期培训。这个所谓的“无用信箱”，其实就是一个老旧烟草贩售亭墙上的某一块松动的砖块。他们在别墅的橘子园里建造了一个烟草贩售亭的复制品。然后，他们又教我如何读懂表示“可以清理信箱”的安全信号——这个所谓的“安全信号”，则是系在栏杆上的一条撕破了边的绿色丝带。还教我在此之后如何标记“信箱已清理”——往公交车站旁的垃圾箱里漫不经心地扔一只俄国空烟盒。

“彼得，没准你需要申请一张俄国签证，最好用你的法国护照，别用英国的。”他轻描淡写地向我提建议，同时还提醒我马库斯叔叔在巴黎有家分公司。“顺便说一句，别太亲近艾米丽。”他补充道，以防我有什么其他想法。好吧，我确实有。

*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旅程，是为了后来我才得知名为圆场的组织所执行的第一次任务。在我先父的想象中，我第一次当秘密战士的景象大概就是如此吧。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我所执行的任务已多到不胜枚举，我去过列宁格勒、格但斯克(8)和索非亚(9)少说也有六七次。接着又去了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就我所知道的，所有这些任务实际上都很平淡无奇，只要你别把为行动做好准备，以及回来之后给自己卸下心理压力的过程算进去。

在另一幢有着漂亮花园的乡间别墅度过的某个漫长周末里，我又学会了其他一些新花招。比如反侦察，比如如何在人群中与陌生人碰面，如何暗中移交情报。在学习这些古怪小伎俩的过程中，他们在南奥德利街的一间安全屋举办了一场含糊其词的授勋典礼，我被允许佩戴上属于我父亲的军功章，一枚来自法国，一枚来自英国，以及勋章各自配套的嘉奖令。为什么典礼推迟了这么久才举办？我当时或许该这么问。不过那时，我已经学会不去提问了。

直到我开始出差前往东德之后，那个矮胖、戴着眼镜、时常表现得焦虑不安的乔治·史迈利才在西苏塞克斯郡(10)的一个周日下午，慢悠悠地进入我的人生。那时我的接头人已经不再是杰克了，我转而向一个体型壮硕、名叫吉姆的同事汇报工作。他是捷克人，和我差不多年纪。在他得到上级批准之后，我才知道他姓普莱多。我之所以会在这里特地提起他，是因为他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史迈利在听取我汇报的过程中没怎么开过口，只是坐在那里倾听，偶尔透过他那副粗框眼镜严肃地盯着我看。不过，汇报结束之后，他突然建议我们两人一起去花园里转转。那座花园大得仿佛无边无际，旁边还紧挨着一个公园。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一块儿坐在长椅上，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又坐下来继续聊。他问我，我那位亲爱的母亲还在世吗，过得好吗？我回答道，她很好，谢谢你，乔治。有些疯疯癫癫的，但还好。接着又聊起我的父亲——他问我，我还保留着他的军功章吗？我说，母亲每个礼拜天都会把它们给擦得闪亮亮的，真的。不过，我没对他说，她有时还会让我戴上军功章，然后痛哭流涕一场。另外，跟杰克不一样的是，他从来不过问我跟女孩子们之间的事情。他肯定是觉得有一定数量的女朋友就意味着没问题。

现在再回想起那次谈话，我不禁想到，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都让自己扮演了一个父亲的角色，而且，后来他也确实成了这样一位“父亲”。不过，也可能只是我单方面有着这样的想法，而他本人并没有这样想。必须承认的是，他最后提出的那个问题，确实让我有了归家的感觉，尽管我的家乡其实是在海峡对岸的布列塔尼地区。

“你瞧瞧，我们想了解这样一件事，”他用飘忽的语调对我说道，“你是否考虑过要和我们签订相比现在而言更为规律一些的雇佣关系？在我们机构从事涉外工作的人员一直都没办法很好地适应我们内部的环境。不过，就你的具体情况而言，我们认为你能够做到。我们不会付太高的薪水，职业生涯也常常半途而废。但我们确实认为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只要你这个人更看重结果，不过于在意中间过程。”

(1)　Stasi，一译史塔西，东德国家安全部，曾经是世界上比较大的情报机构，总部设在东柏林。——译者注，若无特殊说明，全书下同

(2)　Brittany，法国西部的一个地区，与英国隔海相望。

(3)　Cambridge Circus，伦敦的一个交叉路口（原为圆形广场），位于沙夫茨伯里大街和查令十字街交汇处。圆场（Circus）为勒卡雷小说中英国情报机构的代称，这个虚构的机构就坐落于此。

(4)　Setting Europe Ablaze，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主战派的英国精英团体。1940年，丘吉尔曾在英国圣尔敏酒店召集一群重要人物加入该组织，他们后来成了特别行动处的创办成员。其总部即设在该酒店，军情六处位于其上两层楼。

(5)　Lorient，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大区摩尔比昂省的首府，海港城市。

(6)　又称防空气球，一种空用系留气球，可用于阻碍敌方空军行动。

(7)　Travellers Club，成立于1819年，伦敦老牌会员制俱乐部之一。

(8)　Gdansk，波兰滨海省省会城市，也是该国北部沿海地区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海港。

(9)　Sofia，保加利亚首都，位于保加利亚中西部。

(10)　West Sessex，英格兰南部的一个郡。

2

我那位于双教堂镇的农庄，包括一栋自十九世纪以来便矗立于此、毫无建筑特点可言的花岗岩外墙庄园；一间破败不堪的谷仓，谷仓的山形墙上，还竖有一个石质的十字架；某座已被世人遗忘的战争所留下来的防御工事的残骸；一口石头砌成的古井，现在已经荒废了，之前曾被抵抗组织的战士们征用过，用来在纳粹占领军眼皮子底下藏匿武器。还有一个同样称得上古老的露天烤炉、一台已经被彻底弃用的苹果酒压榨机，还有绵延足足五十公顷土地、品质却实属一般的牧场，一路延伸至峭壁和海边。这片土地已经在我家传了四代人，我是第五代。这里既不是贵族财产，也不是什么有利可图的不动产。从我的起居室窗户朝外看，我的右边是一座始建于十九世纪、有着多节尖顶的教堂，左边是一座兀自耸立的白色小教堂，屋顶铺满了茅草。就是这两座教堂赋予了我们这个村庄名字。在双教堂镇，就像布列塔尼其他地方一样，我们要么信仰天主教，要么就什么都不信。我就什么都不信。

从洛里昂镇到我们的农庄，你首先得沿着南海岸公路开上大约半小时。冬天，道路两旁都是瘦长的杨树。向西行驶的途中，你会路过希特勒大西洋壁垒(1)留下的大石块，这些东西统统无法挪动，恐怕很快就能获得“当代巨石阵”的称号。再开大约三十公里，你要开始留意左手边，有家取了“奥德赛”这样大气磅礴的店名的餐厅。距离这家店不远的地方，马路右边会出现一座臭气熏天的垃圾场，有个错取了“奥诺雷”(2)这个显赫名字的家伙在那里兜售一些小古玩、旧车胎和肥料。奥诺雷是个醉醺醺的流浪汉，我母亲总是警告我，让我记得要避开他，因为当地人都称他为“毒侏儒”。当你看到一个破旧的、上面写有“德拉西”的标志牌时（“德拉西”是我母亲的娘家姓），你已经开到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上了——在驶过路面坑洞时记得要使劲刹车，减速通过。不过，如果你碰巧是邮差丹尼斯先生，那你完全可以全速行驶，在坑洞之间灵活巧妙地穿行——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初秋早晨，他就是这样做的。院子里的鸡被吓得四处乱蹦，不过，我心爱的爱尔兰赛特犬“爱恋”(3)却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她正忙于照料自己诞下的一群幼崽，完全无暇顾及人类世界的琐事。

不过，对我这个人类而言，在丹尼斯先生（绰号“将军”，因为他本人人高马大，和戴高乐总统长得有些相像）从他那辆黄色邮车的座位上解下安全带，走向门前台阶的那一刻起，我就看出他细长的手里抓着的那封信是来自圆场的了。

*

一开始我并未对此感到忧虑，只是暗暗地觉得好笑。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有些事情永远都不会改变。其中之一就是对公开信件所使用的信封类型有种强迫症式的焦虑。外观上不能太官方或者太正式，那样不利于隐匿行动。信封不能透出信件内容，所以最好选择有内衬的。纯白的颜色过于显眼，所以需要去找这样一种浅色色调，恰到好处，不能显得太过热情。如此这般，灰蓝色或者淡灰色都符合要求。这一封是淡灰色的。

下一个问题：信封上的地址是打印的还是手写的呢？答案是——始终都要考虑到收件人的需要。在这个情境里，收件人即我本人：彼得·吉勒姆，前雇员，现已离职，并对此心存感激。定居法国乡下，从不参加退伍军人聚会，没有什么列得出来的私人情感关系，目前尚享受着全额退休金，因此可以随意驱使。结论就是：在布列塔尼地区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里，没什么外国人的情况下，一封使用打印地址、贴着英国邮票、有些官方式样的信封，肯定会引起当地的关注，所以还是手写地址吧。接下来才是最困难的一点。应该管“办公室”叫什么，或者换句话说，不论圆场现在怎么称呼自己，都不能抗拒对信件进行保密等级的划分，即便这只是一封“私人信件”，情况也一样。或许需要在“私人信件”这个标注之外，额外再添上“仅限个人”来强调一下？写上“私人邮件”和“仅限个人”，然后再加一个“亲启”？那就太过了。还是只写“私人信件”为妙。或者更好一点儿，比如这里用的就是——“人事部门”。

1号炮兵大楼

伦敦，SE14

亲爱的吉勒姆：

我们素未谋面，请容许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是您之前公司的商务经理，负责管理现在和过去的种种相关事务。多年之前，您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一项事务，现在又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要求您尽快挤出时间前往伦敦，协助我们准备对策。

经授权，我可为您报销交通费用（经济舱）。只要您按照要求驻留于伦敦，即可按照伦敦加权(4)获得每日一百三十英镑的津贴。

因为我们似乎并没有您的电话，请随时拨打上述号码联系塔妮娅，电话费用由我方承担。如果您使用电子邮件，请联系下面的邮件地址。我们并不想给您带来不便，不过我必须强调，事情确实有些紧急。请允许我提醒您注意终止工作协议中第十四条的具体内容。

您真诚的，

A.巴特菲尔德

（LA致CS）

附：请记得携带您的护照，并在接待处出示。A.巴

“LA致CS”的意思是“法律顾问致情报局局长”。“第十四条”的具体内容是“终身参与义务，服从圆场需要”。“请允许我提醒您”的意思是“记住是谁在给你支付退休金”。除此之外，我也并不用电子邮件。还有，他为什么不在信里写上具体日期呢，莫非是出于安全考虑？

凯瑟琳和她九岁的女儿伊莎贝尔在果园里，正在跟两只颇为凶猛的小山羊一起玩，这两只山羊是我们农庄不久前才得到的。凯瑟琳是个看起来身材很瘦弱的女人，长着布列塔尼当地人典型的宽脸，褐色的眼珠转得很慢，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你。只要凯瑟琳伸出双臂，山羊就会自动跳进她的怀抱里；至于小伊莎贝尔，则有她独特的玩乐方式：双手合十，脚跟着地，原地转圈，以此来自娱自乐。但是，尽管凯瑟琳挺有力气，也要很小心谨慎，才能够做到一次仅抓住一只山羊——要是两只山羊一拥而上，肯定会把她给撞倒在地。伊莎贝尔对我视而不见。她不喜欢眼神接触。

在她们后面的田地里，耳聋的临时工伊夫斯正忙着弯腰收割卷心菜。他用右手切下根茎，左手把整只卷心菜扔进手推车里，收割的整个过程当中，他后背弯曲的弧度从未改变过。伊夫斯做事时，一匹名为阿耳忒弥斯的灰色老马会在旁边看着他，这匹马也是凯瑟琳收留的弃儿。几年前，我们还收留过一只从附近农场跑出来的、走失了的鸵鸟。凯瑟琳通知农场主的时候，他说让我们留着它得了，它太老了。后来，鸵鸟安详地去世了，我们还为它办了场颇为正式的葬礼。

“你在想些什么呢，皮埃尔？”凯瑟琳问。

“我恐怕要离开几天。”我回答道。

“去巴黎？”凯瑟琳一向不同意我去巴黎。

“去伦敦。”我答道。即便退休了，我也需要一套打掩护的说辞，“有人死了。”

“是你爱的人？”

“不再是了。”我回答道，那确凿的语气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

“那就不算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你今晚就走吗？”

“明天，我到雷恩坐明天一早的航班过去。”

曾经，只要圆场吹一声口哨，我就会立刻赶到雷恩坐飞机过去，如今不是这样了。

*

你必须在旧圆场经历过间谍的成长之路，才能理解我对此的厌恶之情。收到信的第二天下午四点，我下了出租车，踏上了通往情报局的混凝土窄道。新总部的浮华程度令人震惊。现在，你必须把自己想象成我，在我间谍生涯的鼎盛时期，从帝国——大部分是从苏联，或者是它的成员国——各处荒凉的前哨基地归来，疲惫不堪。你需要先坐巴士从伦敦机场进市区，接着搭乘地铁到剑桥圆场。情报处理团队已经在等着听取你的汇报了。你需要爬上五级破烂不堪的台阶，才能正式来到这座丑陋的维多利亚时期建筑的大门口，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称呼它：总部，办公室，或者圆场。就是这样，你到家了。

忘掉你刚才与情报处理、需求以及管理部门之间的争论吧，这只是前线与后方的日常纠纷而已。传达室里的看门人会祝你早安，由衷地向你表达敬意，“欢迎回家，吉勒姆先生”，然后，他会问你是否需要检查手提箱。然后你说，谢谢你，马克，或者比尔，或者无论哪个这天当值的人，也从来不用考虑向他出示你的通行证。你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你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你面前有三座摇摇晃晃的电梯，从你入行的第一天起，你就讨厌它们——其中两座一直停在楼上，另一座是老总的专用电梯，所以想都不要想。不过，话说回来，你宁愿迷失在这迷宫般的走廊和死胡同中，这些东西具象地呈现了你所选择生活的世界的特质。连同带着虫蛀缺口的木质楼梯、缺了口的灭火器、超广角监视镜，以及腐烂受潮的香烟、雀巢咖啡和除臭剂混杂在一起所产生的臭味。

现在则成了这个庞然大物。这种“欢迎来到泰晤士河畔间谍乐园”的感觉。

在几个表情严肃、身穿运动服的男男女女的监督之下，我来到装有防弹玻璃的前台，看着自己的英国护照被一个滑动的金属托盘迅速带走。玻璃后面是一副女人的面庞，荒谬的强调语气和电子化的声音则是埃塞克斯男子式(5)的。

“请把所有的钥匙、手机、现金、手表、书写工具及其他你所携带的金属制品放入你左侧桌上的盒子里。保留标识了你的盒子的白色标签，然后请按要求将鞋子拿在手上，通过标有访客字样的大门。”

我的护照回来了，按要求，我被一个喜气洋洋的姑娘用一套像乒乓球拍一样的东西搜身，女孩看上去大概只有十四岁的样子。接着我要进入一个竖放着的玻璃棺材里接受一下辐射。然后就拿回鞋子，并系上鞋带——不知为何，那种感觉比脱下鞋子时还要丢脸——开心的姑娘护送我进了一台没有任何标记的电梯。她问我，今天过得开心吗？一点儿都不开心——如果她真想知道的话，我晚上过得也不怎么好（她并不想了解这个）。多谢A.巴特菲尔德的来信，我整整十年都没有睡得这么糟糕了。不过当然，我也不会跟她这样讲的。我是，或者说曾经是隶属于情报机构的野生动物。我天然的栖息地就是那些需要去执行间谍活动的广阔天地。哪里知道，我到了如今这个被人们称为“瓜熟蒂落的年纪”却发现，改头换面的圆场突然来了封满纸套话的信笺，要求我立刻现身伦敦，安排我踏上了一趟直击灵魂的夜间旅程。

我们到达了一个感觉像是在顶楼的地方，不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信息提示。在我曾经栖居的那个世界，最大的秘密往往都来自顶楼。我年轻的护送者脖子上挂着一堆缎带绳，缎带绳上系着各种电子门卡。她用门卡打开了一扇没有任何标记的门，我走了进去，她当着我的面关上了那扇门。我试了试门把手，纹丝不动。在我这一生当中，确实也曾被人锁上过几次，不过那几次都是被对手锁上的。这儿的墙上没有窗户，只有几幅画着花朵和房子的、水准颇为幼稚的画作。莫非是A.巴特菲尔德膝下子嗣的作品？要不就是之前被困在这里的人们的即兴涂鸦？

之前所有的噪声都到哪儿去了？我聆听得越久，这里的沉寂就愈显沉重。没有打字机那轻快的嗒嗒声，没有未接听电话时响个不停的铃声，没有破破烂烂的文件小推车所发出的、那种仿佛送牛奶的马车碾过没铺地毯的木板过道时的咔嗒咔嗒声，没有男人激烈的咆哮声——比如“别他妈再吹口哨了！”在剑桥圆场和河畔堤岸之间的这条通路上，有什么东西死去了，消失的不仅仅是手推车那尖厉刺耳的噪声。

我背靠在一把不锈钢框架的真皮座椅上，随手翻阅一本脏乎乎的《第三只眼》(6)，心里想着，我和这本杂志之间，到底是谁丢失了那份曾经的幽默感？我站了起来，再次试着转了转门把手，然后又换了一把椅子，再次坐了下来。此时此刻，我敢说，A.巴特菲尔德正在深入研究我的肢体语言。好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只有祝他好运了，因为就在这时候，大门砰的一下打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短发、身着正装的女士麻利地走了进来，用一种完全听不出她是什么阶层的口音说对我说：“哦，你好，彼得。我是劳拉，请进来吧。”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已经把我这辈子所经历过的那些虽获组织批准，却导致了各种失败和灾难性后果的诡计在脑海里快速过了一遍。

我们并排穿过一条空旷的走廊，进入了一个以白色为主色调、装有封闭窗户的干净房间。一个娃娃脸，戴眼镜，身着衬衫，扣着皮背带，不怎么看得出年纪但应该是英国公学出身的男人从桌子后面跳出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彼得！我的天哪！你看样子相当春风得意嘛！年轻极了，看上去只有实际年龄的一半！旅途顺利吗？来点咖啡？还是喝茶？真的都不要吗？你能来这里，真的真的是太好了。帮了我们大忙了。你见过劳拉没有？当然见过。让你等了半天真是不好意思。上面来电话了。不过现在没事了，请坐。”

他一边向我挤眉弄眼地示好，一边指引我坐到一个靠背笔直的“惩罚椅”上，不过，这把椅子带有扶手，倒也确实适合久坐。然后，他自己坐回到了桌子的另一边，办公桌上堆满了过去样式的圆场文件，用不同颜色的图样标识了不同的国家。他在文件后方我看不见的地方把衬衫袖子卷到肘部，双手像翻花绳一样交叉纠缠一番之后，托住了自己的下巴。

“我是邦尼(7)——这个还是要顺便说一下的，”他宣布道，“是个蠢得要死的名字，不过我从小就叫这个，也改不了了。仔细想想，我的名字没准就是我最终会选择到这个地方来工作的原因。要是在高等法院里被别人到处‘邦尼’‘邦尼’地叫着，可就没办法好好工作了，对吧？”

他平常说话时都是这样喋喋不休吗？如今在情报机构里工作的中年律师都这么说话了？言语间带着些戏谑，兼带少许旧式语调？虽然我对当代英语的了解很勉强，不过，从坐在他旁边的劳拉此刻的表情来看，我的推理八成是对的。即便是在坐着的时候，劳拉身上也充溢着兽性，仿佛随时准备猛扑过来，展开攻击。她右手的中指上戴着一枚纹章戒指。是她父亲传下来的？还是代表某种特定性取向的秘密信号？唉，我离开英国，真的已经太久了。

邦尼挑起一些毫无意义可言的闲谈。他说，自己的孩子们很喜欢布列塔尼地区，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劳拉去过诺曼底，但没去过布列塔尼。她也没说过是和谁一起去诺曼底的。

“你可是在布列塔尼出生的啊，彼得！”邦尼突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样一种异议，“我们应该管你叫皮埃尔！”

叫我彼得就行，我说。

“还是直接把话挑明来讲吧，彼得，我们现在有些法律纠纷需要解决——问题还有点严重。”当邦尼发现我白发里微微露出来的助听器后，便开始放慢语速，用更嘹亮的声音讲话了，“虽然还称不上是场危机，但还是要尽快行动起来了，否则，恐怕事态会发生一些突变。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对此，我回答道：我非常乐意尽己所能提供帮助。邦尼，这么多年之后，还能想起我仍然有些用处，可真是太好了。

“显而易见，我这个人之所以会在这里，就是为了保全情报局。这就是我的工作。”邦尼仿佛没听见我说的话，继续自顾自地讲了下去，“而你，却是以个人身份到这里来的。没错，你是这里的前雇员，我敢肯定，你自然也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享受自己快乐的退休生活了。所以，我没办法保证你那边的利害关系跟我们这边的利害关系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完全一致的。”说到这里，他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咧开嘴笑了，“因此，我要告诉你的是，彼得：无论我们对你当年为情报局所做的贡献怀有多么大的感激之情，这里始终是个政府部门。你只代表你本人，我则是个把握众多人命脉的律师。对了，凯瑟琳现在怎么样？”

“她很好，谢谢，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我之前并没有把她列在联系人名单上。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我恐慌起来，告诉我，现在要来真的了，告诉我，情报局的眼线有多么长多么广。

“我们在考虑，是否需要把她也加进你的重要联系人名单里，你这份名单目前已经挺长的了，”邦尼解释道，“局里的规章制度就是这样。”

“凯瑟琳是我的房客，她是之前房客的女儿、孙女。我选择继续保持和他们家族之间的租约。至于你们关心的事情嘛——我没和她睡过，也不打算这么做。这样的解释可以吗？”

“非常好，谢谢你。”

我的第一个谎言，完成得颇为巧妙。走过这一步之后，下一步就应该迅速地扭转话题。“听起来，我需要给自己请个律师。”我建议。

“就目前情况而言，尚且为时过早，更何况你也请不起。你可不了解如今请律师的价码。根据我们这边的资料记载，你之前曾经被登记为已婚状态，然后又变成了未婚状态。这两项记载都是正确的吗？”

“是的。”

“两次婚姻状态变更都是在同一个自然年内发生的。真厉害。”

“谢谢你的赞扬。”

我们是在互相开玩笑吗？还是在互相挑衅呢？我怀疑应该是后者。

“莫非是因为年轻气盛而犯下的蠢行？”邦尼用跟我一样有礼貌的语气询问道。

“是因为互相之间缺乏理解。”我答道，“还有什么问题吗？”

但是邦尼不会轻言放弃，而且，他也很希望我能够意识到这点。“我的意思是，那是谁——那个孩子？是谁的孩子？谁是孩子的父亲？”还是那种浮夸的语调。

我假装认真思考了一会儿，“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想过要去问她这些问题——我认为自己从没这样想过。”我回答道。趁他还在琢磨我这句话的时候，我又问他：“既然我们现在是在讨论谁对谁干了什么事，那或许你也应该告诉我，劳拉在这里做什么。”

“劳拉是‘历史通’！”邦尼声音洪亮地回答道。

“历史通”是个面无表情、短发、褐色眼睛、素面朝天的女人。此时此刻，除了我之外，这里再没有其他人面带微笑了。

“那么，指控记录上给我定了个什么罪名呢，邦尼？”既然现在已经全面开战，我反而能够用轻松愉快的语气提问了，“放火烧了女王的造船厂？”

“哦，得了吧，说什么指控记录……那可有点过分了，彼得！”邦尼反驳道，用上了跟我一样的轻松愉快语气，“事情需要解决，就是这么简单。在开始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一个，可以吗？”——他冲着我挤了挤眼睛——“那次横财行动。具体是怎么执行的？是由谁来主导的？过程中哪里出错了？你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

当你意识到，自己之前所预计的最糟糕情况已经成为现实时，反而会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吗？反正我没有。

“横财，邦尼，你说的是这个吗？”

“横财！”——为了避免声音传不到我的助听器里，他的说话声变得更大了。

慢慢来。记住，你已经上了年纪。现如今，记忆力已经不再是你的强项。按照你的节奏来。

“横财到底是什么东西，邦尼，给我点提示吧。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体上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然后还有，今天。”

“照你的说法，是一次行动？”

“保密行动。代号‘横财’。”

“针对的对象是？”

劳拉从我看不见的位置说道：“苏联及其卫星国。直接针对东德情报机构，也被称为‘斯塔西’。”——为了让我听得清楚，这句话她几乎是吼出来的。

斯塔西？斯塔西？让我想想看，啊是了，是那个斯塔西。

“那任务目标是什么呢，劳拉？”我问，同时已经把相关的一切都串联起来了。

“设置骗局，误导敌人，保护重要线人。渗入莫斯科中心，目标是为了找出圆场里可能存在的叛徒，或者叛徒们。”她的声音逐渐转变为低沉晦暗的语调，“可是，我们手头现在连一份相关文件都没有。只有一堆交叉引用的资料档案，行动相关文件本身则消失得无影无踪。文件似乎是弄丢了，不过我们相信是被人给偷走了。”

“横财，横财。”我反复念叨着这个词，摇了摇头，用老年人特有的方式微笑着，即便老年人并没有别人认为的那么老，“不好意思，劳拉，恐怕我并没有办法想起任何与此相关的事情。”

“就连哪怕一点点都没有吗？”——邦尼。

“一点点都没有。唉，脑袋里面一片空白。”——我开始抗拒脑海中出现的一些画面：年轻时的自己穿着比萨派送员的服装，俯身骑在那辆初学者专用的摩托车上，深夜时分，把机密文件从圆场总部送到伦敦某处。

“还有——以防我之前没有提到，或者你没听到——”邦尼用他所能用上的、最冷漠无情的声音说道，“据我们了解，横财行动涉及你的好友兼同事阿历克·利玛斯，你可能还记得，他在柏林墙边被枪杀了。那时候，他正赶着去帮助他的女朋友伊丽莎白·戈尔德，但她却早已经死在了柏林墙边，同样是被枪杀。不过，或许你连这些也都已经忘记了？”

“我他妈的当然没忘！”我怒斥道。发过火之后，我才又转而解释说：“你们问我的是‘横财’，跟阿历克无关。所以，跟阿历克无关的部分，我的回答是‘不记得’。我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行动。对不起。”

*

在任何一场审讯中，否认就是临界点。不要在意之前的谈话有多么礼貌客气。从否认的那一刻起，事情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就一个秘密警察的普遍水平而言，否认可能会招致报复行为，因为秘密警察普遍都要比他们的审讯对象蠢一些。与此相对的，那些老练的审讯员一旦发现面前原本开着的门突然砰的一下关上了，并不会选择马上去进行正面击破。他们更愿意重整旗鼓，尝试从不同角度接近目标。所以，根据邦尼此刻心满意足的笑容来看，他正考虑要这么做。

“那么，彼得。”他的声音小到几乎听不清，尽管之前他一直在确保自己的声音能够让我听到，“我们不妨先把横财行动的问题搁置一下。你应该不介意我和劳拉问你几个与背景相关的普通问题吧？”

“什么问题？”

“与个人责任相关。什么情况下可以选择停止服从上级的命令——什么情况下得开始为个人行为负责，这样的老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

“没怎么懂。”

“你在出外勤。总部给你开了绿灯，不过事情总有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出现了无辜伤亡——你，或者你身边同事的行动超出了指令范围。你有没有考虑过这种情况？”

“没有。”

他要么是忘了我听不太清楚，要么就是认定我能听见。

“就你个人而言，你就不能试着想想看吗——就纯粹从理论上想象一下，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那么，当时的你将会面临多么大的压力。回顾你一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难道就从来没有陷入过这种紧急情况造成的困境？”

“没有。我没办法空想。对此我感到很抱歉。”

“就没有过那样一个时刻，你意识到自己已经超出了总部的命令所辖范围，发现眼前的事态已经无法控制了？于是，你就把自己的情感、需求——甚至是欲望——置于完成任务的责任之上，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吗？而且，你对这种行为招致的可怕后果也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预估和规划，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嗯，如果真那样做了，我就会受到总部的惩罚，不是吗？要么就召回伦敦，要么——在确实事关重大的情况下，干脆直接把我给扫地出门。”我说道，同时给了他一个训练有素的皱眉。

“我们不妨把话题拓宽一点儿，彼得。我的意思是，外面某处可能有个愤愤不平的第三方存在。外面世界里的某个普通人，由于你的行动导致了无可挽回的后果——因为你犯了错，一时冲动，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当时遭受了连带的伤害。多年以后，或许是整整一代人换代交班了之后，突然冒出来这样一个人，这人或许会认为，他们因为我们之前曾经做过的事情，得到了状告情报局的机会，以期借此来大举牟利。他们提出的要求，可能是要求我们赔偿我们过去曾经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如果这样一套不管用的话，还可能会以过失杀人罪或者更严重的罪行提起自诉。他们的行为有可能是针对整个情报局的，但也可能，”他假装诧异地向上挑了挑眉毛，“就是针对我们某个前雇员的。你难道没有考虑过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吗？”——他说这段话时的样子，与其说是个律师，倒不如说像是个正在安抚你的情绪，打算告诉你一个很糟糕的坏消息的医生。

给这个问题一点儿时间吧。我抓了抓自己衰老的脑袋瓜。不太妙。

“那时候，我恐怕正忙着给敌人们制造麻烦呢。”我露出了老兵们特有的那种疲惫笑容，“前有敌人，后有总部。实在没时间应付这种哲学问题。”

“他们能够做到的最精简的流程，就是从议会程序下手，正式行动前再给你发诉前通知，为司法诉讼的那套程序铺好道路。但并不会跟我们彻底开战。”

还在思考中，我恐怕还是没有头绪，邦尼。

“接下来，司法诉讼的程序一旦启动，议会质询过程就都得搁置下来。然后，法院方面便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他等着我的回应，但却徒劳无功，于是，他的态度变得比之前更强硬了。

“还是没想起来任何跟‘横财’相关的事情？在跨度长达两年的那次秘密行动里，你是否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有些人甚至会说，你扮演的是一个英雄角色。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难道还是没想起来哪怕一丁点儿相关的信息吗？”

劳拉用她那双如修女般一眨也不眨的褐色眼睛盯着我，仿佛把同样的问题又问了一遍。而我也假装再一次努力尝试着搜寻了一遍我这个老人的记忆深处，然后——见鬼——完全回忆不起任何东西来。不过我想，这种情况对于你们而言，早已司空见惯了——我沮丧地摇晃着我那颗长满白发的脑袋。

“这应该不会是某种例行训练吧？”我不依不饶地追问了一句。

“劳拉刚才已经跟你说过这是什么了。”邦尼驳斥道，我马上用“啊，是的，她当然已经说过了”来回应，并且试着装出颇为窘迫的表情。

*

我们就这样把横财行动搁到一边，回过头来讨论起情报圈外某个普通人所带来的恐慌。那个人首先会通过议会追查到局里某个前雇员的名字，得到名字之后，便会在法庭上穷追不放。但是，我们并没有提起过那个普通人的名字，也没有具体谈到是局里的“哪一位”前雇员。我之所以说“我们”是因为，如果你过去已经做过一些审讯方面的工作，然后，到了某个时候，当你突然发现自己正处于受审者位置上时，使用“我们”就会催生出一种类似共谋的情境——把你和审讯你的人置于同一战线，你们讨论的问题就会变成一致对外的了。

“我的意思是，就拿你本人的个人档案来说吧，你个人档案里还剩下的那么些内容……彼得，”劳拉抱怨道，“这种情况下，你的档案可不能说是被拔了草。它根本就是被剔了骨。好吧，你档案的附录部分确实包含一些过于敏感的保密内容，不便于归档到普通档案室里。从这个角度上讲，也实在没什么值得抱怨的。毕竟这就是机密附录的作用。不过，等我们到了保密档案室时，又找到了什么？一大堆空缺，多到离谱。”

“他妈的全是空缺，”邦尼插了句嘴，对情况进行了补充说明，“按照你留存在此的个人档案来看，你的整个情报局生涯，就是他妈一大摞销毁证明！”

“姑且假设是那样。”劳拉评论道，她显然完全没有受到这些根本不像是出自律师之口的脏话的影响。

“啊，不过，为了公平起见，劳拉，”邦尼此刻反而一下子变得惺惺作态，开始扮演起我这个受审讯者犯人的朋友起来，“我们在保密档案室里看到的，或许全都是那个邪恶的比尔·海顿的恶行所造成的后果，这也是有可能的，不是吗？”说罢，他又转向我，“没准你也忘记了海顿是谁。”

海顿？比尔·海顿。瞧瞧这个伙计是谁吧：苏联双面间谍，无所不能的“联合指导委员会”——通常直接简称为“委员会”——的总管，三十年来坚持不懈地向莫斯科中心输送组织的秘密情报。他正是那个每天在我脑海中浮现次数最多的人，不过我也没准备蹦起来大喊一声“那个混蛋，我真该拧断他的脖子”。——这件事已经由我所认识的某人给解决了，组织里面对此也感到挺满意的。

与此同时，劳拉还在继续着跟邦尼之间的对话。

“哦，我丝毫也不怀疑你提出的这个说法，邦尼。组织里所有的保密档案都被比尔·海顿动了手脚。彼得就是当时最早一批发现他有问题的人之一，对吗，彼得？你那时是乔治·史迈利的私人助理。他的看门人，受他信赖的门徒，难道不是吗？”

为了表达惊叹之情，邦尼晃了晃自己的脑袋：“乔治·史迈利。我们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特工。圆场的良心典范。也有人称他为‘圆场的哈姆雷特’——或许这样的称谓并不能说是完全恰当。他可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尽管如此，你会不会觉得在那次横财行动里——”他继续跟劳拉聊着，就好像我根本不在这个房间里一样，“其实并不是比尔·海顿，而是乔治·史迈利出于某种目的打劫了保密档案室？销毁证明上有一部分签名颇为奇怪，是你和我都没听说过的名字。我的意思并不是史迈利亲自做了这些事，他肯定有个自愿的代理人——他显然会采取这个做法。有某个愿意盲目服从他命令的人，无论这些事情是否合法，都会去替他完成。要知道，我们的乔治可是个大人物，像他这样的人，是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手给弄脏的。”

“对这番说法有什么看法吗，皮特(8)？”劳拉打探道。

我确实有个看法，是个颇为有力的看法。我讨厌“皮特”这个称呼，这场谈话也慢慢变得严重偏离正轨。

“那么，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劳拉？为什么偏偏是乔治·史迈利要去盗取圆场文件呢？说比尔·海顿，我还相信，哪怕是再渺小的功劳，比尔也一定会想办法去包揽过来，并且为之大笑出声。”

说罢，我轻描淡写地笑了两声，摇了摇我这颗老朽的脑袋，以此来表示“现在你们这帮年轻人肯定没办法搞清楚当年的真实情况”。

“哦，我倒认为乔治确实有着需要去盗取那些文件的动机，真实情况就是如此，”邦尼替劳拉回答道，“在冷战进行得最冷血无情的那十年时间里，他可是秘密行动部的头儿，毫不留情地发动了针对委员会的地盘争夺战。两方都拼尽全力，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互挖墙脚，还是互撬保险箱。史迈利策划了情报局历史上最黑暗的行动。一旦有相比之下更重要的需求要去满足，他就会抛弃自己的良知——他似乎已经这样做过很多次了。照我看来，你那位乔治先生在有人给他打掩护的前提下，想要扫荡一些文件还是相当容易的。”现在，邦尼开始对着我讲话了，他直接冲着我的脸开口道，“实际上，我已经能够想象出你当年毫无疑虑地去帮助他时的那番景象了。销毁证明里一部分看起来挺滑稽的签名有点像是出自你之手。你甚至都不用专门去偷，只需要以某人的名义签个名离开，就能把文件带出来。反观那位令人哀叹不已的阿历克·利玛斯，却悲惨地死在了柏林墙下——他的个人档案甚至都不是被删减，而是直接就不知去向了，在总索引里连个卷角的旧卡片都找不到。你看起来似乎对我说的话完全无动于衷，这可真奇怪。”

“其实，我对你讲的这一切感到很震惊——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而且，我也很受触动。简直就是深深地被打动了。”

“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我暗示是你从保密档案室里偷取了利玛斯的档案，然后藏在了一棵空心树里吗？要知道，当年你可是替你那位乔治叔叔偷过不少档案的哩。为什么其中就不能有利玛斯的呢？也许就是在他被干倒之后，为了纪念他——那时候他女朋友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戈尔德，伊丽莎白·戈尔德。”

“啊哈。你还记得。昵称丽兹。她的档案也消失了。一个颇为浪漫的观点是：阿历克·利玛斯和丽兹·戈尔德的档案一起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对了，你和利玛斯是怎么成为关系如此坚不可摧的好兄弟的？就我们所听说的，利玛斯生前，你们都情同手足。”

“我们一起捣鼓了某件事。”

“某件事？”

“阿历克比我年纪大，也比我聪明。一旦他有任务正在执行，而且需要帮手时，就会来问我。只要人事部门和乔治同意，我们就会搭档去完成任务。”

劳拉又回到了谈话中：“既然如此，关于你这句话里所提到的‘搭档’，不妨给我们举几个具体例子。”——听她说话的口气，明显是不太欣赏“搭档”这种提法，不过，有机会岔开话题，我真是高兴还来不及呢。

“哦，阿历克和我的合作，大概开始于五十年代中期的阿富汗。我们两个搭档的第一次任务，就是向高加索地区——乃至整个俄国输送渗透小组。这种做法对你们而言，或许已经显得有点陈腐了。”我又轻笑了两声，摇了摇头，“而且，确实不怎么成功，这点我不得不承认。九个月后，他们把他调去了波罗的海地区，负责运作‘伙计’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国家的进出。这一次，他又来找我帮忙，所以我就去了。”说到这里，我还专门给她进行了一番历史知识启蒙，“那时候，波罗的海三国是苏维埃集团的一部分，劳拉，我相信你肯定知道。”

“‘伙计’就是特工。如今，我们称他们为‘线人’。根据情报局官方公开的说法，利玛斯驻扎在特拉沃明德(9)，是吗？在德国北部？”

“完全正确，劳拉。他的掩护身份是国际海事调查组的一名成员。白天从事渔业保护工作，晚上忙着组织快艇登陆。”

这时，邦尼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你所说的这些夜间登陆行动，到底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叫折刀行动。”

“也就是说，并不是横财？”

我没理会他。

“折刀行动。运作了好些年，然后折刀就被收起来了。”

“怎么运作的？”

“首先，快速组织起你的志愿者。把他们送到苏格兰、德国黑森林地区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受训。都是些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特训结束后，就要把他们送回老家。等到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准备好橡皮快艇，静静地出海，打开夜视镜，岸上的接应小组会打出安全信号。然后你就可以走了，或者说，你的伙计可以走了。”

“伙计既然已经渗透进去了，你和利玛斯还需要再做些什么呢？可不要告诉我接下来还要开瓶酒，显然，对于利玛斯那个人而言，这是顺利完成一项任务后肯定会走的常规流程。”

“当然，我们也不能就那么干坐着，是吧？”我回答道，再一次拒绝被激怒，“上头的指令是要求我们尽快离开。让他们自己干。话说，你问这些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一部分是为了更加了解你，另一部分嘛，是因为我想知道，为什么你对折刀的记忆还历历在目，而对于横财，却连哪怕一丁点儿该死的东西都想不起来？”

这时，劳拉再次开口了：“让他们自己干，你的意思是任他们自生自灭？”

“行吧，如果你非要那么说的话，劳拉。”

“所以他们的命运到底如何？还是你又忘了？”

“他们因我们而死。”

“字面意思上的死吗？”

“有人一上岸就被抓住了。其他人几天之后也被抓了。有的人被敌方策反了，不过随后也被处决掉了。”我反驳道。我能感觉到自己声音里的愤怒直线上升，而且，我也完全不想压制住这份愤怒之情。

“既然如此，我们又能为此而责怪谁呢，皮特？”说话的仍是劳拉。

“为什么要责怪？”

“为了这些死掉的人。”

一次小小的爆发应该无伤大雅。“要怪就怪那个该死的比尔·海顿，我们内部的叛徒，不然还有谁？还没等我们离开德国海岸，这些可怜的家伙就已经完蛋了。多亏了我们亲爱的委员会头头，他就是一开始策划这个行动的人！”

邦尼低下头，在他那城墙一般的文件里翻找着什么。劳拉先是看着我，然后又转而去端详自己的双手——看来她更愿意做这件事。她的手指甲修剪得很短，像是一个男孩子的手指甲，打理得很干净。

“彼得，”轮到邦尼出手了，他现在已经不打算再玩逐个击破的游戏，直接开始了狂轰滥炸，“作为情报局首席律师——而不是你的律师，我再重复一遍——我对你过去的一些事情很担忧。换句话说，一个经验老到的律师有本事让人们觉得你——当然，也有可能完全不关律师的事，如果说议会真的退居一侧，对法庭不加任何干涉，即便直接对你举行秘密审判也毫不在意……但愿不会如此！——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和众多人的死直接相关，还表现得麻木不仁。既然如此，那你的所作所为就是被某人指定安排的——我们不妨说，你就是被那位行事无懈可击的乔治·史迈利安排的——你被他安排去参加各种秘密行动，在这些秘密行动中造成无辜人员的死亡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必须要去接受的结果。甚至，死亡本身就是他想要的结果，谁知道呢。”

“想要的结果？死亡？你到底在瞎扯什么？”

“横财行动。”邦尼极具耐心地回答道。

(1)　Atlantic Wall，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用来防御西线的军事设施，该防线自挪威沿海岸北部至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长达两千七百公里，主要用来防止盟军登陆欧洲大陆。

(2)　Honoré，广受法国王室成员喜爱的名字。

(3)　原文为法语，Amoureuse。

(4)　指支付给伦敦及其周边地区的某些公务员、教师、航空公司职员、博士生、警察以及安保人员的津贴，以帮助这些人支付生活在伦敦的费用，鼓励这些人留在伦敦。

(5)　指喜欢炫耀自己的成功事业与社会地位的男性。

(6)　Private Eye，英国杂志，专门讽刺揭发各种丑闻，以风格辛辣著称。

(7)　Bunny，也指小兔子。

(8)　Pete，彼得的昵称。

(9)　Travemünde，德国北部吕贝克市辖下的一个港口城镇。

3

“彼得？”

“邦尼。”

劳拉对我们报以不满的沉默。

“我们能不能先让话题回到1959年的某个时间点上，我相信，折刀行动就是在那时候被搁置的，对吗？”

“我恐怕已经不怎么记得住日子了，邦尼。”

“总部以毫无成效，且劳民伤财为由搁置了这项行动。另一方面，你和阿历克·利玛斯则怀疑大后方有人在搞小动作。”

“委员会方面叫嚷着说情况一团糟，阿历克则声称是有人在密谋。因为，不论我们选择在哪个海岸登陆，敌人每次都能赶到我们前面。无线电通信频道暴露了，所有的一切都暴露了。这肯定是内部人员干的。这就是阿历克的观点，也是我想表达的拙见。”

“所以，你们俩决定，下一步行动就是去找史迈利交涉(1)。想必你们已经认定史迈利不可能是潜在的叛徒。”

“折刀行动是委员会策划的行动，受命于比尔·海顿。先是海顿，接着是阿勒莱恩、布兰德、伊斯特哈斯。我们称他们为‘比尔的喽啰’，乔治离这些人远着呢。”

“而且委员会和秘密行动部势不两立？”

“委员会一直试图把秘密行动部纳入麾下。乔治认为那是权力斗争，极力反抗。”

“我们那个英勇无畏的局长那时在哪里？老总——我们只能这样称呼他。”

“他让这两个部门相互博弈，分而治之，一如既往。”

“史迈利和海顿之间有私人恩怨，我猜得对吗？”

“这是有可能的。坊间传闻，说比尔和乔治的妻子安恩有段风流韵事——比尔以此来混淆乔治视听。这也正是人们意料之中比尔会耍的手段。他真是个聪明的混蛋。”

“史迈利跟你聊过他的私人生活吗？”

“这种事情我连想都不曾想过。史迈利可不会跟下属聊私人生活。”

邦尼想了想，似乎并不相信这种说法，似乎想要再追问些什么，不过他马上又改变了主意。

“也就是说，折刀行动终止之后，你和利玛斯带着你们的困扰去找史迈利。你们三个人坐到一起，面对面谈话——尽管你当时的职位很低。”

“是阿历克要我一起去的。他觉得一个人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阿历克太容易发火了。”

“这场三人会议是在哪里举行的？”

“见鬼，会议在哪里举行跟我们正在聊的东西又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正试图在脑海中描绘某处安全港。这个地方你目前还没告诉我，不过，你早晚会说的——我觉得现在问正是时候。”

之前我还想麻痹自己，使自己相信，在一大堆像这样的细碎闲谈过后，我们没准已经漂流到不那么危险的海域了呢。

“我们本来是可以考虑使用圆场的安全屋的。不过那些安全屋肯定都已经被委员会监听了。我们也可以使用乔治在贝瓦特街上的家，但是安恩正好在家。我们有种感觉，还是不应该把她牵扯进她不能应对的事情中来。”

“她会去找海顿？”

“我可没这么说。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没别的。你还想不想让我继续说下去了？”

“很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们在贝瓦特街和乔治接上了头，为了他的健康考虑，我们沿着南岸陪他走了一路。那是个夏日的夜晚。而他总是抱怨自己的运动量不够。”

“所以河边的这次夜间散步催生了横财行动？”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成熟点吧！”

“哦，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别紧张。倒是你，这会儿反而越说越年轻了。你们的谈话都聊了些什么具体内容？我洗耳恭听。”

“我们聊了变节的情况。只说了大概，没讲具体细节，因为细讲也没什么意义。任何一个委员会现有成员和近期成员循例都会受到怀疑。这样加起来一共大概有五六十个人，都是潜在的叛徒。我们聊到了究竟谁可能会有接触并泄露折刀行动的途径。因为我们知道，在比尔管理委员会期间，潘西·阿勒莱恩对他言听计从，布兰德和伊斯特哈斯则是想尽办法也要来插一脚。叛徒所要做的就是参加委员会的公开规划会议。或者闲坐在高级官员酒吧，听潘西·阿勒莱恩高谈阔论就行。比尔总是说情报分区管理令人厌烦，应该让每个人都知晓所有情况。这样就能掩护他的一切所作所为。”

“史迈利对你们的交涉请求有什么反应？”

“他说自己要好好想想，回头再告诉我们结论。任何人从乔治那里都只能得到这么多信息了。听着，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来杯你刚才提到的咖啡，黑咖啡，不加糖。”

我伸展了一下身体，摇摇头，打了个呵欠。天哪，我真的上了年纪。不过邦尼并没有买账，劳拉也早就放弃了我。他们看着我的样子像是受够了我，咖啡也没指望了。

*

邦尼开始摆出他的律师身份，不再挤眉弄眼，也不会为我这个愚钝且听力不好的老头特意提高嗓门了。

“我想，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时提到的内容——可以吗？你和法治之间的关系。情报局和法治之间的关系。你能提起全部精神听我说吗？”

“我想可以吧。”

“我跟你提到过，英国民众对历史罪行的兴趣是个无底洞。我们英勇的议员也一样，完全没有抛弃过这种传统。”

“你提过这个？或许吧。”

“法院也一样。对历史遗留问题互相推诿是眼下的民愤集中点，是新流行的全民运动。当今清白无辜的一代，对抗有罪的你们那一代。谁将偿还我们父辈犯下的罪孽？即使所做的事情在当年的情境下根本称不上罪孽？不过，你并没有当过父亲吧？否则你的档案里就该显示你子孙绕膝的状态。”

“我还以为你说我的档案已经被销毁了呢。现在才跟我说其实并没有？”

“我一直试图读懂你的情绪变化。但你让人看不透。你要么完全冷血，要么就是情绪过于丰富。你如此轻率地看待丽兹·戈尔德的死亡，为什么？而且，你看来也不怎么重视阿历克·利玛斯的死亡。你假装对横财行动毫无印象，不过我们非常清楚，你实际上是完全了解横财行动的。值得注意的是，你故去的朋友阿历克·利玛斯对此却并不怎么了解。事实上，他是死于一场他自己都不清楚的行动。我还没有请你提出自己的意见，所以现在最好别开口。不过呢——”他继续说道，原谅了我冒昧想插嘴的行为，“我确实已经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做交易的可能性。你承认自己确实对横财行动有点印象。可能是一次训练任务——你说起这番话来的时候，可真是显得慈祥又憨厚。既然这样，那你听听我这个建议怎么样？为了换取我们这边更大的信息透明度，你脑海里相关的记忆回响，是否也能变得稍微清楚一点儿？”

我陷入沉思，晃着脑袋，尝试去捕捉我脑海中那些遥远的记忆回响。此刻，我有种战斗至最后一人的感觉，而这最后一人就是我。

“我隐隐约约记起来了一些，邦尼。”我有所妥协，向他期望的方向做出了微小的让步，“横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并不是一次行动，而是指一个情报源，一个哑弹(2)。我想，我们就是从这个部分开始出现误解的。”希望桌子对面有所缓和，不过未能成功，“是个潜在的线人，但他在第一道围栏前就摔了个人仰马翻。接着就被迅速且明智地抛弃掉了。文件归档，暂且搁置。”我侃侃而谈，“线人横财是乔治过去的遗产。用你们的说法讲，就是另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我向劳拉毕恭毕敬地点头示意，“线人是来自东德的一位教授，在魏玛大学教授巴洛克文学。他是乔治的老友，战争年代曾经为我们做过一些事。差不多一九五九年前后，他通过一位瑞典学者联系上了乔治。”保持谈话的连贯性，保持故事的模糊性，这是一条黄金准则，“我们直接称呼他为‘教授’。他声称掌握德国和克里姆林宫正在签订的一项超级机密协议的重要信息。他说是从东德某个志趣相投的行政人员那里听来的。”此时此刻，这些话语简直就像是直接从舌尖上蹦出来似的，就跟以前一样，“只要东西德之间互相保持中立和解除武装状态，两德就能重新统一。换句话说，这是西方世界不想看到的——因为如此一来，欧洲中心位置就会出现力量真空带。如果圆场能够想办法把教授带到西方世界，他就会把相关的细节全部告诉我们。”

脸上露出沮丧的微笑，仍旧摇晃着我那颗长满花白头发的脑袋。巨大鸿沟的那一端并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最终结果证明，这位‘教授’只是想给自己在牛津大学谋得一席之地，取得终身教职、骑士爵位，还有跟女王共进下午茶的机会。”轻笑一声，“就是这样，曾经提到的那一切当然都是他杜撰出来的，纯属胡说八道。任务就此了结。”我说完了，感觉不能说得更好了。而且，不论史迈利此刻身在何方，应该都会为我鼓掌叫好的。

但邦尼并没有鼓掌，劳拉也没有。邦尼的脸上显露出缺乏诚意的忧虑，劳拉则是一副充满怀疑的表情。

“你瞧，彼得，问题在于——”稍微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邦尼向我解释，“你刚才抛给我们的这些信息，和我们在旧中央档案室里找到的那些事关‘横财’的假文件上陈腐的胡言乱语简直一模一样。我说得对吗，劳拉？”

很明显他是对的，因为劳拉这时候插话进来了。

“几乎一字不差，邦尼。编造这些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把那些好管闲事的探询者引上歪路。从来就没有这个‘教授’，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瞎编的。我觉得讲得通的情况是：如果必须保护‘横财’不被我们这个世界里的海顿们窥探到，那么，在中央档案室里放置些假文件来作为烟幕弹，是相当明智的选择。”

“但是，不明智之处在于，彼得，你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都已经坐在这里了，却还在试图向我们推销你和乔治·史迈利以及秘密行动部三十年前编造出来的那一堆假情报，连说辞都不改一下。”邦尼一边说着，一边设法朝我做出了一个挤眉弄眼的表情，试图以此来传达友好态度。

“我们找到了老总在位期间的财务报表，你看，皮特，”劳拉体贴地解释道，但此时我仍然在考虑自己应该如何回应，“这是老总的小金库，是老总从他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一笔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算清楚每一分钱的来龙去脉，不是吗，彼得？”就好像在跟小孩子说话一样，“老总亲手把这些交到他财政部的同盟那里，他的名字是奥立弗·拉康，已故的奥立弗爵士，现在是已故的爱斯科西拉康勋爵——”

“介不介意告诉我一下，你所说的这一切，究竟哪部分跟我有关系？”

“事实上，每样东西都和你有关。”劳拉平静地说道，“提交给财政部的财务报表，仅供拉康审阅，老总在其中提交了两个圆场官员的名字。如果有必要，这两个人将会就横财行动的花销给出完整可信的开销明细，以应对后人对这笔额外花销提出的质疑。其他暂且不说，至少在这方面，老总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高风亮节。第一个名字是乔治·史迈利。第二个名字是彼得·吉勒姆。也就是你。”

有那么一小会儿工夫，邦尼似乎对我们之间的这番交谈置若罔闻。他再次低下了头，眼睛盯着下方堆叠起来的文件墙。不管他在看什么，都好像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最后，他终于抬起了头。

“跟他讲讲你挖掘出来的横财行动安全屋，劳拉。那可是秘密行动部的隐蔽角落，彼得把他偷来的文件统统藏在那里。”他说这番话时的语气，像是正在忙着其他事情一样。

“是的，好吧。就像邦尼所说的，账目里提到过一处安全屋。”劳拉乖乖地解释道，“另外，还有一个安全屋管理员。除此之外……”她用上了愤慨的语气，“还有个叫孟德尔的神秘绅士，他根本不在情报局名录上，却被秘密行动部以特工身份雇来参与横财行动。有人每个月向他在韦布里奇的邮政储蓄账户里汇两百英镑行动经费，以及包括出行和其他杂项在内的另外两百英镑杂费。追溯资金来源，发现这些钱全都是由一家行事浮夸的城市律所管理的某个匿名账户提供的。乔治·史迈利可以依仗自己对这家律所的影响力来完全支配这个账户。”

“孟德尔是谁？”邦尼问。

“退休警官。特别行动部。”此刻，我仿佛进入了自动巡航状态，回答完全不由自己控制，“名字是奥立弗，别跟奥立弗·拉康搞混了。”

“在哪里，怎么招募的他？”

“乔治和孟德尔老早就认识了。乔治和他在先前的某个案子里合作过，喜欢他的长相，喜欢他不是圆场的人。他说，他让人觉得如沐春风。”

这时，邦尼仿佛突然被这整场谈话搞得精疲力尽了似的。他猛地朝后靠在椅子上，活动自己的手腕，像是在一次长途飞行途中活络筋骨。

“我们还是开诚布公吧，改善下目前的状况，好吗？”他建议道，同时颇为含蓄地打了个呵欠，“就目前情况而言，老总的小金库是我们唯一掌握的可靠证据，它可以让我们：一、了解横财行动运作方式和目的的途径。二、在任何针对情报局或者你，彼得·吉勒姆个人的那些毫无意义的民事诉讼或者自诉出现时，给予一种保护我们自身的方法。要知道，此时此刻，我们就面临着这样的一项指控，原告的其中一人是克里斯托弗·利玛斯，阿历克·利玛斯的唯一继承人。另外一个是老姑娘凯伦·戈尔德，伊丽莎白——或者叫丽兹——的独生女。你有听说过哪怕任何一点点这些事情吗？听过吧，别说我们终于吓到你了。”

邦尼依旧萎靡不振地坐在椅子上，等待我的反应时低声说了句“天哪”。这一声可能来得很晚，因为在我的脑海中，同时还存有他对我飞扬跋扈地大喊“怎么样？”的记忆。

*

“丽兹·戈尔德有个孩子？”我听见自己正在开口提问。

“简直就是她本人的一个精力充沛版本，好生生地活着呢。十五岁那年，她被自己上的那间文法学校里的不知哪个蠢货给弄怀孕了。在她父母的坚持下，丽兹把孩子送去给人领养。某人给小孩洗了礼，赐名凯伦，或者可能也没有被洗礼吧。因为她是犹太人。长大成人之后，我们所说的这个凯伦行使了法律赐予她的权利，想方设法去了解自己亲生父母的身份。然后，可想而知，对她母亲死亡的地点和原因产生了好奇。”

他停顿了片刻，以免我要问问题。我缓了一下，问道：“克里斯托弗和凯伦到底是从哪里得知我们的？”但他无视了我的问题。

“阿历克的儿子克里斯托弗非常鼓励凯伦去寻求真相与和解。自己则在凯伦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自柏林墙倒塌之后，就一直竭尽全力去探询他父亲是如何死亡，为何而死——在此，我必须声明一下，情报局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热心帮助。恰恰相反，为了让他们断了这个念头，我们在他们的探索道路上设置了一切能够想到的该死障碍，而且还远不止如此。不幸的是，事实证明，我们的努力适得其反。我们这位克里斯托弗·利玛斯在德国警局那里留下的案底厚度，也已经跟你的胳膊一样长了，但这也没让他打消这个想法。”

邦尼又停顿了下。不过我还是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这两位原告如今紧密合作。他们颇有理由确信，他们各自父亲、母亲的死亡，是情报局一次五星级翻船事件，是你和乔治·史迈利的个人原因所导致的后果。他们谋求的是信息全面公开、惩罚性赔偿和具名公开道歉。你是其中之一。你知道阿历克·利玛斯有个儿子吗？”

“知道。史迈利在哪里？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在这里？”

“既然你知道利玛斯有个儿子，你不会恰巧也知道孩子那位幸运的母亲是谁吧？”

“一个德国女人。战争期间，他在敌后行动的时候遇见的。后来，她嫁给了一个杜塞尔多夫的律师，叫埃伯哈特。埃伯哈特收养了这个男孩。他不姓利玛斯，而是姓埃伯哈特。我刚刚问你，乔治在哪儿。”

“那个晚些再谈。感谢你有这么出色的回想能力。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个男孩的存在吗？你朋友利玛斯的其他同事知道吗？我们本来应该清楚这些情况的，但他的档案被偷了，所以你懂的。”邦尼对我迟迟不作答已经感到厌烦了，“阿历克·利玛斯有个名叫克里斯托弗的德国私生子，人在杜塞尔多夫，这件事情报局内部及外围人员是否普遍知晓？是还是否？”

“否。”

“他妈的怎么可能不知道？”

“阿历克很少说自己的事情。”

“显然对你可不是这样。你见过他吗？”

“谁？”

“克里斯托弗。不是阿历克。克里斯托弗。我想你又要装傻充愣了。”

“我可没这样的打算。答案是‘没有’。我没有见过克里斯托弗·利玛斯。”我这样反驳道——有什么理由要向他透露真相呢？趁他还在琢磨这句话时，我又开口了，“我刚才问你史迈利在哪里。”

“我一直在忽视你这个问题，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吧。”

我们两个都沉默了下来，等待着，以此来平复自己的心情，谈话陷入了停滞，劳拉开始闷闷不乐地望向窗外。

“克里斯托弗，我们就这样叫他吧。”邦尼又恢复了之前那种没精打采的说话方式，“他绝对不缺少天赋，彼得，无论那些天赋是否事关犯罪，或者是不是在犯罪边缘游走。或许是家族基因帮了他。在确认自己的亲生父亲死在了柏林墙东面之后，他用了不为人所知却值得敬佩的手段，想方设法混进了一个理应被封存起来的斯塔西组织档案匿藏处，还找到了三个至关重要的名字：你、已故的伊丽莎白·戈尔德和乔治·史迈利。短短几个星期之内，他就查到了伊丽莎白的资料，然后通过公共档案找到了她的女儿。一次密会旋即安排了下来。看似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这两人组成了搭档——至于他们的合作深入到了什么程度，那就不是我们该去打探的了。他们一起去咨询了那帮道德高尚、令人钦佩的民权律师其中的一位。这帮律师喜欢穿露趾凉鞋，是局里的灾星。我们的答复是，正在考虑给这两位原告一大笔公款，好让他们保持沉默。但是，我们同时也意识到，一旦真这样做了，就是向他们承认，他们对这件案子的诉求是正当合法的。我们的妥协会鼓励他们，使他们变得比现在还要咄咄逼人：‘你们这些邪恶的家伙，带着你们的钱下地狱吧。历史必然发声，腐物必被切除。罪人们必将人头落地。’恐怕要落地的脑袋里面就有你那一颗。”

“照此看来，乔治的脑袋也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滑稽可笑的、莎士比亚戏剧式的局面：残忍圆场的两位受害者的幽灵，以他们子孙后代的形式现身，对我们提出了控诉。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发布声明的方式，想方设法遏制住了媒体——声明中所说的并不完全是实话，不过谁又知道呢？——我们暗示，一旦议会做出让步，退居一旁，将案子转入司法程序，本案的审理将会在一个秘密法庭上进行。这个法庭将颇为体面地与外界隔绝开来，只有我们有资格决定谁能拿到旁听券。然而，两位原告却在他们那帮烦人律师的挑唆下，提出了如下要求：‘去你的，我们就要公开，我们要的是相关信息完全向公众披露。’你刚才还有点天真地问我，斯塔西是从哪里知道你的名字的。显而易见，是从莫斯科中心及时传过去的。至于莫斯科中心是怎么得到的——是从局里啊，理所当然，需要再次感谢勤劳得不能更勤劳的比尔·海顿。那时候他可是大权在握，无所不能。他保持着这个状态，直到六年后，我们的圣乔治才身骑白马，把他给揭发了出来。你们之间现在还有联系吗？”

“和乔治吗？”

“是的，和乔治。”

“没有。他在哪里？”

“你们最近几年都没有联系？”

“没有。”

“既然这样，那你最后一次和他联系是在什么时候？”

“八年……十年前。”

“描述一下。”

“我当时在伦敦。是我去找的他。”

“哪里？”

“贝瓦特街。”

“他怎么样？”

“很好，谢谢你的关心。”

“我们在这里找找他，我们又在那里找找他……那位任性的安恩女士呢？你跟她之间也没有接触了？这个‘接触’当然完全是引申义，没别的意思。”

“没有。我也不需要你这样费心地来含沙射影。”

“好吧，我需要你的护照。”

“用来做什么？”

“请把你在楼下前台出示的那本护照交出来。你的英国护照。”——他的手从防护墙那边伸了过来。

“见鬼，到底为什么？”

我最终还是把护照交给了他。要不然还能怎么样？不交护照跟他打一架？

“这是全部吗？”邦尼十分仔细地逐页翻看我的那本护照，“你当年可是有一堆护照的啊，各种伪装的身份，这些护照现在都在哪儿？”

“上交了。销毁掉了。”

“你是双重国籍。你的法国护照在哪里？”

“我有一位英国父亲，我以英国人身份为情报局效力，英国对我也足够好。现在，请问我能把自己的护照拿回来了吗？”

然而，说这话的时候，我的护照早已消失在了邦尼的防护墙下面。

“那么，劳拉。轮到你上了。”邦尼说，仿佛重新发现了她的存在似的，“请问，我们现在能把横财行动的安全屋问题讨论得更加深入一点儿了吗？”

结束了。我已经战斗到了最后一个谎言。完蛋了，我弹尽粮绝了。

*

劳拉再一次在我的视线所不能及的地方翻阅着文件，我则尽力忽视掉顺着我的肋骨流淌下去的那一缕缕汗水。

“是的，那么——安全屋，还有运作方式，邦尼。”她饶有兴致地抬起头来，对邦尼的问题表示赞同，“一处专门为横财行动准备的安全屋，这几乎是我们这边拿到的、关于这项任务的全部描述。地点位于内伦敦区域内。除此之外，还有一份补充说明，上面写着，出于掩护目的，此处安全屋也被称为‘马厩’，配有一名史迈利安排的长期管理员。以上就是我们这边的全部信息。”

“有没有想到些什么？”邦尼问道。

他们等待着。我也一样。见我没有反应，劳拉便恢复了她和邦尼之间的私人对话。

“安全屋的具体地址和管理人员，老总甚至连拉康都不想透露，邦尼。考虑到拉康在财政部的地位和对圆场各部门事务的综合了解程度，我觉得老总在这方面显得有些偏执了，不过我们又能苛责谁呢？”

“确实如此，根本没办法去指责谁。马厩是不是有清理门户的意思？”邦尼问道，纯粹是出于好奇。

“我猜是的。”她说。

“是史迈利的选择？”

“不妨问问皮特。”她提了个非常有用的建议。

但是皮特——我对这个称呼感到厌恶透顶——甚至比他装得还要聋。

“好消息是，”邦尼又开始对着劳拉讲话了，“横财行动的安全屋现在依旧在那儿！因为无论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纯粹就是被人们给遗忘了——我怀疑是后者——马厩已经出现在不少于连续四任老总的私人预付款上了。而且现在还在。不过，我们的高层完全不知道其存在，更不要提知道它在哪儿了。更好笑的地方是，在如今财政紧缩的状况下，我们亲爱的财政部根本就没有对这项支出提出过质疑。年复一年，他们点头同意，保佑他们。”他装出那种恐同人士特有的口音，“过于机密，请勿询问，亲爱的。只管在虚线位置签字就行，不要跟妈咪透露哪怕一个字。房子是租的，我们不知道租约何时到期，不知道谁持有房子，不知道是哪个慷慨的蠢货正在支付租金。”邦尼跟我说话时，用的还是跟之前一样的蛮横语气，“彼得。皮埃尔。皮特。你现在倒是挺安静啊。拜托啊，给我们点线索，这个慷慨的蠢货究竟是谁啊？”

当你走投无路、黔驴技穷时，留给你的退路也所剩无几了。你可以在故事里编造新的故事。我这样做过了，一点儿没用。你也可以试着胡言乱语一番，然后期盼对话在混乱中结束。我也做过了，然而对话也并没有就此结束。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自己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唯一的选择就是壮着胆子，说出真相。又或许，你只需要尽可能少地讲些实话，做个好孩子，给自己加些印象分——以上这些结果我觉得都不大可能，但至少能让我拿回自己的护照。

*

“乔治有个很听话的律师，”我开始说了起来，尽管不愿意承认，但坦白带来的那种罪孽深重的解脱感还是油然而生，“就是你们口中行事浮夸的那一类律师。然后，安恩的一个远方亲戚——他或者她同意做这套不动产的担保人。那并不是安全屋，而是一栋足有三层楼高的安全房。它是由一家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注册的离岸信托公司负责租赁的。”

“这番话听起来可真是义正词严。”邦尼赞许道，“这栋安全房的管理员是谁？”

“米莉·麦克雷格。乔治以前的一个特工手下。在此之前，她就已经给乔治当过管理员了。此人具备所有当管理员需要用到的能力。横财行动启动时，她正在新森林地区(3)为委员会管理圆场的安全屋，那个安全屋被称为四号营地。乔治叫她先辞职，然后再申请去秘密行动部。就这样，乔治把她转移到了用小金库管理的行动中，安排她进了马厩。”

“马厩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能知道了吗？”——仍旧是邦尼在发问。

我便把具体地址告诉了他们，包括马厩的电话号码。我很轻快地将这些信息都说了出来，就好像它们一直积压在我嘴边，就等着此刻全蹦出来似的。接下来，邦尼和劳拉就像表演舞台剧一样：他们俩在隔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的那堆文件里硬生生挖出了一道沟渠。随后，邦尼砰的一下甩出一台底盘奇大无比的电话机，这台电话机的结构之复杂，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他用闪电般的速度按了一连串按键，然后把听筒递给了我。

我用仅有邦尼十分之一的速度按出了马厩的电话号码。当听到拨号声响彻整个房间时，我简直吓了一跳。这不仅是因为那声音在我这罪人的耳朵里听起来显得十分惊惶，更是对彻底背叛行为的一次预警。就仿佛我在行动中搞砸了，被抓了，然后一下子就被策反了一样。电话机的拨号声尖厉刺耳。我们一齐等待着。仍旧没人应答。于是我想，没准米莉现在正在教堂里，因为她以前就常去教堂。要么就是骑自行车出门去了，要么就是她的腿脚明显不如以前灵活，接电话接得太慢，就跟我们其他人一样。但是，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她已经死了，下葬了，因为，即便是像她那样美丽且高不可攀的女士，也要比我大足足五岁呢。

拨号声停止了。响起了一阵沙沙声，我以为是要转入自动答录机。然后，令我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的是，我听见了米莉的声音。还是同样的嗓音，带有苏格兰清教徒那种否定一切的粗粝感。以前，当乔治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会模仿她的嗓音来逗乔治开心。

“喂？你好？”我有些犹疑，没有说话，“请问是谁？”——对面声音有些愤怒，就仿佛这通电话是午夜而不是晚上七点打过去的。

“米莉，是我，彼得·韦斯顿。”我开口了。旋即又抛出了史迈利的化名，作为额外参考，“我是巴拉克洛夫的朋友，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我原本期盼着，甚至是巴望着，米莉·麦克雷格这辈子至少能有那么一回，是需要把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才能正常说话的。怎料她的回话竟是如此果决迅速，感到窘迫失措的反而是我，而不是她。

“韦斯顿先生？”

“米莉，正是本人，毋庸置疑。”

“请表明身份，韦斯顿先生。”

表明身份？我刚才不是告诉了她那两个化名吗？随后我才意识到：她是在向我索要精准密码。这是一种较常用于莫斯科电话系统的隐蔽编码通信手段，在伦敦很少使用。不过，即便是在我们所经历的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史迈利依旧坚持让我们使用这套密码。于是，我抓起面前桌子上的一支棕色木质铅笔，感觉自己像个十足的白痴，在邦尼那台超级复杂的电话机旁俯下身来，在扬声器上敲出我那万年不变的密码，并且指望这能跟我在电话话筒上敲击产生完全一样的效果。敲三下，停顿，敲一下，停顿，敲两下。显然有效果，因为我刚敲完最后一下，那个声音甜美而随和的米莉就回来了，她说，过了这么多年还能够再听见我的声音可真好，韦斯顿先生，有什么是她能够帮我做的？

我本来应该这样回答：好吧，米莉，既然你问了，能否好心帮我确认一下，我所遇到的这些事情确确实实是发生在真实世界，而不是发生在专门为那些失眠的昔日间谍所预留的中观世界的晦暗角落之中。

(1)　原文为法语，démarche。

(2)　dud，军事用语，也指没有任何用处的人。

(3)　New Forest，新森林是英格兰南部存留至今面积最大的集牧场、荒野和森林于一体的开放式地区之一，覆盖了汉普郡西部和威尔特郡东南部。

4

从布列塔尼飞来的前一天上午，我给自己在查令十字街车站附近预订了一家生意惨淡的旅馆，为一个灵车大小的房间预支了九十英镑。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还礼节性地拜访了我的老朋友、老搭档伯尼·拉文达。他有一间专为外交使团提供服务的裁缝铺。这间裁缝铺位于萨维尔街一间极小的半地下室里。不过，房间大小对伯尼来说并不重要。于他而言——于圆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从这里能走进位于肯辛顿花园和圣约翰伍德的外交官圈子，能让他为英国做些微小的工作，还能顺道得到一笔不多不少的免税收入。

我们拥抱致意。他拉下百叶窗，扣上门闩。看在过去情谊的分上，我试穿了他这边好几件无人认领的衣物：几件夹克，几套西装，都是为那些国外的外交官定制的，但他们后来却并没有来取这些已经做好的衣服，不知道是为什么。最后，还是依照旧时代的行事法则，我托付给他一个封了口的信封，放进他的保险箱里，待我本人回来后才能取出来。信封里面放着我的法国护照——即便信封里面放的是诺曼底登陆的计划书，伯尼也不可能对它投入更多的敬畏了。

现在我要来取回信封。

“对了，史迈利先生怎么样了？”他问道，出于对乔治·史迈利的敬畏，要么就是对安全问题太过敏感，他提问时刻意放低了声音，“我们可曾听过关于他的哪怕一丁点儿消息呢，吉先生？”

没有。伯尼听到过关于他的消息吗？唉，伯尼也没有。紧接着，我们不约而同地笑出了声，笑乔治那个长时间消失不见，且从来不给人做任何解释的坏习惯。

但是，在我内心里，我却一点儿都笑不出来。乔治有没有可能已经死了？是不是邦尼知道他已经去世，却没有告诉我？但是，即便是像乔治这样的人，也没有办法做到悄无声息地秘密死掉。还有他那个从来都不曾忠于他的妻子，安恩她现在又怎么样了呢？不多久之前，有消息传到我这里来，说她已经厌倦了自己那种不断追求各种刺激的生活，转而开始支持一家颇为时髦的慈善机构。但是谁也不知道，她对这家慈善机构的兴趣，是否会比她对之前那些冒险的兴趣维持得更久一些。

把我的法国护照装回自己口袋里之后，我去了托特纳姆宫路，买了两部一次性手机，每部手机自带价值十英镑的通话时间。之后，我还想起来去买一瓶在雷恩机场忘记买的苏格兰威士忌，而那或许正好解释了一个令人备感宽慰的事实：我对这天不知何故默默逝去的夜晚时光全无记忆。

隔天起床时，天刚破晓，我在细雨中走了整整一个小时，然后在一间专卖三明治的餐厅里吃了顿糟糕的早餐。直到那时，我心中才生出一种满怀不安的如释重负感，才能鼓起勇气去叫一辆黑色出租车，把那个地址交给了司机——在曾经的那两年时光里，诞生于此处的快乐、压力与人间悲苦，比我生命中任何一处地点都要多。

*

正如我记忆中的一样，迪斯雷利街13号，又名马厩，位于布卢姆斯伯里的一条小街巷上。这栋房子十分破旧，位于从未修复过的维多利亚时期联排住宅中最靠边的位置。令我备感惊诧的是，此时此刻，耸立在我眼前的还是那栋房子：完全没有任何变化，死不悔改地对它那些闪闪发亮、光鲜靓丽的邻居保持着格格不入的态度。现在是早上九点，约好的时间，可是房子的大门口已经被一个苗条女郎给占据了。她穿着牛仔裤、运动鞋和皮夹克，正对着手机怒气冲冲地叫嚷。当我准备绕一圈再回来时，才意识到她其实就是那个“历史通”劳拉，换上了现代些的衣服而已。

“睡得好吗，皮特？”

“和天使一样安详。”

“我按哪个门铃才能不沾上坏疽？”

“试试伦理学这个按钮。”

伦理学是史迈利所能想到的最没有诱惑力的门铃选择。大门猛一下敞开，米莉·麦克雷格如同幽灵一般站在半明半暗处，她曾经乌黑亮丽的秀发也同我一样变得花白，运动健儿一般的身姿也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弯曲。但她那湿润的蓝色眼睛里却依旧燃烧着热情的光芒，并让我在她那凯尔特人特有的朴素脸颊两侧各亲吻了一下。

劳拉从我们旁边擦身而过，走进了门厅。两个女人像准备战斗的拳击手一样摆好了架势。与此同时，我正承受着如洪流一般交缠往复的欣慰感和自责感，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偷偷溜回到外面的街上，关上我身后的大门，假装自己从来都没有来过这里。眼下，我所看到的周遭场景，已然超越一切要求最苛刻的考古学家的梦想：一间精心保存的墓室，封印从未被破坏过，这间墓室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横财行动，以及所有被封印在其中的人。这间墓室里保存的每一项物件都是如假包换，从挂在钩子上的我的比萨外卖装备，到米莉·麦克雷格的斜杠女式自行车——即便是在它还活跃的那些日子里就已经是古董型号了，有着藤编的车篓、叮当作响的铃铛，以及雷克辛厂生产的仿皮边袋，现在还停在走廊里。

“你想要四处看看吗？”米莉对劳拉开口了，语气就像对这栋房子潜在的买家一样冷淡。

“那边有个后门。”劳拉也对米莉开口了，同时掏出房子的建筑平面图，她究竟是从哪里拿到这个的？

我们站在厨房的玻璃门前。在我们下方，有个袖珍到几乎只有手帕大小的花园。花园的中心位置是米莉的菜地。奥立弗·孟德尔和我为这块地翻了第一次土。晾衣绳上依旧空无一物，不过那也是因为米莉正在等着我们过来，所以并没有来得及晾衣服。那个小鸟舍是孟德尔和我在某天半夜里用零碎的小木块拼凑着做出来的，样子一点儿都没变。当年，在我微醺的指引下，孟德尔将一块匾牌装饰在鸟舍上，上面用火烙画的方式写着“鸟至如归”。如今这间小鸟舍依旧伫立于此，如同我们为它庆祝诞生日那时一样骄傲而挺拔。一条碎石铺成的小路连接了几片菜地和一道窄门，窄门通往私人停车场和外面的一条小道。乔治认为，一个连后门都没有的安全屋是不完整的。

“有人从后门进来过吗？”劳拉问。

“老总，”我替米莉回答道，“即便是从前门进来能救自己的性命，他也不会妥协。”

“你们其他人呢？”

“走前门。一旦老总定下了他要走后门，那里就变成了他的私人电梯。”

我告诫自己，细枝末节上要大方。剩下的事情则统统锁起来，然后扔掉钥匙。劳拉接下来的路线是盘旋的木质楼梯，这里就是圆场里每一处昏暗破败楼梯的缩影。正当我们爬楼梯时，一阵小铃铛叮当作响，出现了一只猫，体型巨大、黑色长毛，还戴着一个红色项圈，看起来颇为邪恶。它坐了下来，打着呵欠，盯着我们。劳拉回瞪着它，然后，转而盯向米莉。

“她也算在预算上吗？”

“‘她’是公的，是‘他’，我自己支付他的花销，谢谢你问起。”

“他有名字吗？”

“有的。”

“不过是保密的？”

“是的。”

劳拉大步向前，走在最前面，猫咪则小心翼翼地紧跟着她。我们到达一个半层平台，在一个挂了密码锁的绿色台面呢门前停了下来。门后是密码室。乔治第一次接手这里的时候，这道门也是装了玻璃的。不过密码员本不允许有人监视他手指的动作，因此又给门加装上了台面呢。

“对的。谁管着这个密码锁？”劳拉进入了童子军女教官模式。

米莉依旧没说什么，我相当不情愿地背出了那个密码组合：21 10 05。特拉法尔加海战的日期。

“本原来是皇家海军。”我解释道，不过，即便劳拉理解了其中的关联，她也没给出任何反应。

劳拉在转椅上坐下，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排拨号盘和开关，接下来，她拨动了其中一个开关，转了转拨号盘，但什么也没发生。

“自那以后就关闭了电源。”米莉向我，而非劳拉，小声嘀咕道。

劳拉在本的椅子上转来转去，用手指戳了下墙上的绿色集宝牌保险柜。

“对的。那玩意儿有对应的钥匙吗？”

那声“对的”使我感到心烦意乱，简直就跟“皮特”这个称呼一样。米莉从自己腰侧挂着的一大串钥匙里面挑出了一把。锁开始转动，保险柜的门打开了。劳拉朝里面窥视，手臂像一把长柄大镰刀一样猛一拨弄，把保险柜里的东西统统扫落到了椰棕地垫上：封面上醒目地印制着“最高机密”和“绝密”字样的一些密码本、几支铅笔、几个加固型信封，以及一些褪色的一次性密码本，玻璃纸包装，每包十二本。

“所有东西都在这儿，对吗？”劳拉说罢，又转回到我们身边，“任何人都不准挪动这里的任何东西，明白了吗？皮特？米莉？”

劳拉正走在上楼楼梯的中间位置时，米莉的一声“抱歉！”停住了她的脚步。

“那里是我的私人住所，你真的打算进去吗？”

“如果我就是要进去呢？”

“欢迎你对我的公寓和个人财产进行检查，不过前提是我这边确实收到预先的书面通知，并且，通知上面需要有总部相关主管部门的签字确认。”米莉用完全没有语调起伏的声音说出了这样一长段话，我怀疑她已经预先排练过这样的情境，“同时，考虑到我的年龄和地位，麻烦你尊重我的个人隐私。”

劳拉的回应相当匪夷所思，即便是奥立弗·孟德尔，即便是在一个大家情绪都很好的日子里，他也不会冒险说出这样的话。

“为什么要那样做呢，米儿(1)？你在那上面藏了什么人吗？”

*

那只名字保密的猫咪已经自己挪位了。我们站在“中间房”里。自孟德尔和我把硬纸板隔断清除掉后的那天起，我们就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这个房间了。从街上望向这边，你所能看到的只是又一个用脏兮兮网织窗帘罩着的一楼窗户。但是，从里面看其实并没有窗户。二月里某个暴雪肆虐的星期六下午，我们用砖把那扇窗户从里面整个堵了起来，使整个房间遁入了完全的黑暗，除非你打开我们从苏荷区一家商店里买来的那盏赌场中常用的、带有绿色灯罩的大灯。

两张笨重的维多利亚式桌子占据了房间的中心位置，一张是史迈利的，另一张——但只是偶尔——是老总的。桌子的来源一直是个谜团。直到有天晚上，史迈利在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下肚之后才告诉我们，这是安恩的一个表弟为了支付遗产税，把德文郡的一堆东西都给廉价出售了。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那个丑得要命的东西如果挂在家里，该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啊！”

当劳拉看见老总桌子后面挂着的那张浮夸的、三英尺长两英尺宽的示意图时，眼神突然亮了起来——这并不令我感到惊讶。丑得要命吗？我可一点儿都不觉得。但是，如果她说这张图能够威胁到人命，那倒是千真万确。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已赶紧伸手抓起了挂在老总椅子背后的白蜡木手杖，开始了对这张图纸的解释——并非是为了真正讲明白这张图的含义，而是为了转移注意力。

“这里的这个部分，劳拉。”——我在如迷宫一般的彩色线条和名称上胡乱挥舞着手杖，要知道，这张图乍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张疯狂的伦敦地铁图——“这是我们自制的、对圆场东欧情报网络的概括总结，曾经使用‘五月花’作为代号——这些都是在横财行动前就已经构建出来了的。看这儿，这就是那个非常了不起的线人五月花。他是这一整套情报网络的灵感源头、创建者、中间人和信息枢纽。这儿，这些是他的下级线人，这部分是按重要程度降序排列的，他们下面还有各自的线人。这些人，无论是主动加入我们网络的，还是因为其他种种原因而被动介入的，在这张图里都会按照他们各自提供的情报一并进行索引分类。情报的价值高低由白厅那边专门负责运作情报交易市场代评定，我们内部则会对线人及下级线人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分数由一到十。”

说罢，我把手杖挂回到椅子后面原来的位置上。然而劳拉却并没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没有转移注意力，也没有面露困惑。她正在逐一察看示意图上标注的那些化名，并进行核对。在我身后，米莉正悄悄地退出房间。

“这么说吧，我们现在刚好了解关于五月花行动的一些信息，也是凑巧。”劳拉用高亢的语调说道，“你当年也是够好心的，把与五月花行动相关的一部分文件留在了普通档案室里，再加上我们自己这边其他的一些信息来源……”她停顿了一下，让我消化她的话，“对了，用常见花园植物的名称给行动中的每个成员取化名，这样做有什么特殊用意吗？”

“啊，是这样的，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就是喜欢使用各种特定主题的，劳拉。”我尽我所能地保持着积极向上的语调，回答道，“所以，‘五月花’也是花的名字，而不是那艘船的名字。”

然而，我又一次失败了，没能用这番解释糊弄住她。

“这些星星又是干什么用的？”

“火花，劳拉，不是星星。火花是象征手法。在我们的外勤人员配备了无线电信号发射基站的情况下。红色火花表示激活，黄色则表示贮藏。”

“贮藏？”

“也就是埋起来了，通常会把发射基站包在油布里面埋起来。”

“如果是让我来藏某样东西，那我直接藏起来就好了，你说对吗？”她一边说着，一边仍在察看示意图上那些化名，“我不会去搞什么贮藏。我不会像间谍那样说话，对于参加你们这种未成年男孩俱乐部没有丝毫兴趣。对了，这些加号是什么意思？”——她用指尖戳了戳一个下级线人化名旁边的气泡框，并且一直指在那儿，没有挪开手。

“实际上，那些并不是加号，劳拉。它们是十字架。”

“你的意思是他们是双重间谍？他们被对方成功策反了？”

“我的意思是，他们的身份已经被终结掉了。”

“怎么回事？”

“暴露了。辞职了。各种各样的一大堆理由。”

“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

“代号‘紫罗兰’的这个吗？”

“是的，紫罗兰发生了什么事？”

她已经开始逼近我想要掩藏的真相了吗？我怀疑是的。

“失踪了。我们相信是被审问了。1956年至1961年期间，他在东柏林活动，负责管理一组火车观察员。这些都写在气泡框里了。”——意思是，你自己去看啊。

“那这个家伙呢，代号‘郁金香’？”

“郁金香是位女士。”

“那这个井号标签又是什么意思？”

她花了这么长时间，莫非就是在等指尖落到现在这个地方吗？

“你所说的这个井号标签，其实是一个符号。”

“我自然知道这是符号。不过，是关于什么的符号呢？”

“郁金香皈依了俄罗斯东正教，所以专门给她标记了一个东正教的十字架。”我的声音就跟她走路的步伐一样平稳。

“谁专门给她做的？”

“两位曾在这里工作过的高级秘书做的。两位女士。”

“每个有宗教信仰的特工都有十字架吗？”

“郁金香的东正教信仰是她为我们工作的动力之一。特殊的十字架是为了标注这点。”

“她后来怎么了？”

“她从我们的屏幕上消失了，唉。”

“你们并没有屏幕。”

“我们猜想：她决定到此为止。有些线人就是会这样。切断联系，选择消失。”

“她的真实姓名是‘甘普’，对吗？和拿着伞的那位夫人姓氏一样(2)？多丽丝·甘普？”

我此刻感受到的，绝对不是一阵阵的恶心反胃，尽管感觉上像是这样——这种瞬发的难受跟胃部可没有任何关系。

“可能吧，甘普。对，我想是的。我很惊讶你竟然会知道这个名字。”

“也许是因为你当年还没有偷到足够多数量的文件……是个重大损失吗？”

“什么？”

“她决定到此为止，不再做线人这件事，对行动而言是个重大损失吗？”

“我不敢肯定她当年是否曾向我们宣布过她的决定。她只是停止了行动。不过，没错，随着时间流逝，这件事确实酿成了重大的损失。郁金香是一个主情报源，地位极其重要。是的。”

说得太多了？还是太少了？言语上会不会太过轻描淡写了点儿？她仍在思考，思考的时间有些太长了。

“我还以为你感兴趣的只是横财行动呢。”我提醒她道。

“哦，我们全都感兴趣。横财行动只是一个借口罢了。米莉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吗？”

米莉？啊，米莉，不是郁金香，是米莉。

“哪个时候的米莉？”我说了蠢话。

“就刚才，她去哪儿了？”

“可能回到楼上，她自己的公寓里了。”

“你介意去叫下她吗？她讨厌我。”

可是，打开门的时候，我发现米莉正拿着她的钥匙在外面等待着。劳拉从她旁边挤了过去，沿着走廊径直朝前走，手里拿着那张示意图。而我还在踌躇不前。

“乔治在哪儿？”我小声向米莉发问道。

她摇了摇头。不知道？还是不要问？

“钥匙呢，米莉？”

米莉尽职地打开了通往图书室的那两道房门。劳拉朝前跨了一步，接着又用仿佛闹剧演员般的风格向后连退了两步，嘴里大声叫喊着“见鬼！”——声音相当尖锐刺耳，足以唤醒大英博物馆里的死者。随后，她终于开始向着那些塞满了破烂大部头书籍、高度从地板一直延伸至天花板的书架前进，脸上始终挂着难以置信的表情。她小心翼翼地做出了第一个选择：三十卷本《大英百科全书》的第十八卷，1878年出版，每一卷都破烂不堪。她打开那本书，眉宇间写满了怀疑，快速地翻看了几页之后，便把它扔到了边桌上，转而又翻起了《在阿拉比及更远处跋涉》中的某一卷，1908年出版，依旧是破破烂烂的一套书。这套书的价格，根据我不负责任的记忆，在孟德尔说服了老板之后，每卷要价五先令六便士，合售起来就是一英镑。

“你介不介意告诉我一下，究竟是谁在读这些垃圾书吗？要不就告诉我，是谁置办来的这些书？”——再次向我发问。

“任何一个参与了横财行动，并且有充分理由的人。”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尽己所能地用颇为自豪的语气说道，“乔治·史迈利认为，既然我们无缘在泰晤士河边安插一座武装要塞，那么自然而然的隐蔽手法，就比刻意为之的防护效果要好。而且，虽然紧闭的窗户和钢质的保险箱简直就像是对当地窃贼们的一种公开邀请，会使他们产生闯入盗窃的意图，不过，人生理想是偷这么一大堆破烂出版物的小偷可还真没出生呢……”

“直截了当地给我看看吧，行吗？不管你偷来的到底是什么。不管你把它藏在这里的哪个地方。”

于是，一台图书馆专用的取书梯放在了壁炉前——壁炉上面堆满了米莉的干花。我从壁炉最上方的那层书架里面取出来一本《颅相学基础指南》，剑桥大学硕士亨利· J.拉姆肯著，接着又从书里挖空的那个洞里取出来一个米褐色软皮革外封的文件夹。我把这个文件夹递给了劳拉，又将拉姆肯医生的著作放回到原本的书架上，然后再从取书梯爬下，回到坚实的地面上。我抬起头来，发现她此时正斜靠在一把图书馆椅子的扶手上，细细端详自己的战利品。米莉又不知道去哪儿了。

“这里有个‘保罗’。”劳拉责问道，“他在这个‘家’里的真名是什么？”

这一次，我在控制自己语调方面的尝试并不成功。

“他不在家，劳拉。他已经死了。鲍尔，是德语发音，他是阿历克·利玛斯在柏林对接线人时取的好几个化名中的一个。”我停顿了一下，试图用比较轻松的语气来说话，“他轮换使用这些名字，不怎么信任这个世界……好吧，我们可以说，是不怎么信任委员会。”

她显然对此很感兴趣，但又不想让我知道这点。“这里就是全部的文件了，对吗？全部的守车(3)。你偷来的全部文件都在这里，藏在这些旧书中，对吗？”

听到她这样说，我简直太开心了。哪怕是我本人出马，也没办法诱导她像她本人主动提出的这样去想。“我恐怕要说，这里的绝不是全部的文件，劳拉。乔治的策略是保存得越少越好。任何可以切碎的东西都要切碎。我们把文件绞成了碎纸片，然后把这些碎纸片统统烧了。这就是乔治的规则。”

“碎纸机在哪儿？”

“就在那边的角落里。”

她没理会。

“你们在哪里烧掉它们的？”

“在那个壁炉里。”

“你保存了销毁证明吗？”

“那我们也会销毁掉销毁证明的，不是吗？”

当我还在享受我那小小的胜利果实时，她的目光已经移到了房间里一个最漆黑偏远的角落。两张长照片并排挂在那里，每张照片上各有一个站立的男人。这一次，她并没有发出“见鬼”的喊叫声，也没有给出其他感叹词，仅仅是缓缓地走向那两张照片，似乎害怕它们会飞走似的。

“这两位帅小伙子呢，是谁？”

“约瑟夫·费德勒和汉斯-迪爱特·蒙特。分别是斯塔西行动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他的副手。”

“左边那个是谁？”

“费德勒。”

“描述一下？”

“德国犹太人。父母均为学者，死在集中营里，他是他们唯一活下来的儿子。他先是在莫斯科和莱比锡学习人文学科，后来加入了斯塔西。他晋升很快，非常聪明，对站在他旁边的这个人恨之入骨。”

“蒙特。”

“通过排除法来判断，是的，就是蒙特。”我同意道，“名字是汉斯-迪爱特。”

汉斯-迪爱特·蒙特穿着双排扣西装，上衣的纽扣也都扣好了。他把自己那双杀人凶手般的手臂压在身体两侧，大拇指朝下，用轻蔑的眼神盯着照相机。他仿佛正在执行一场死刑，他自己的，或是其他人的。不论是哪种情况，他的表情永远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他脸上那道刀疤也永远不会再度愈合。

“他是你们的目标，对吗？你的朋友阿历克·利玛斯被派去消灭他，是吗？不过，最后是蒙特消灭了利玛斯，是吗？”她转向费德勒，“然后，费德勒是你们的超级线人，对吧？最为重要的情报局志愿者。这位未经预约便主动而来的男人实际上却从未真正走进来过，只是在你们的门阶上丢了一大堆炙手可热的情报，按了门铃就跑掉了，连自己的名字都没留下。如此循环往复。不过，你们仍旧没办法像你们惯常称呼的那样，把他视为你们的线人，对吗？”

我深吸一口气：“我们收到的那些不请自来的横财行动资料全部指向了费德勒。”我仔细甄选着精准的词语来回应劳拉，“我们甚至扪心自问，费德勒是不是早就把自己放在了叛逃的预备位置上。或许可以这样说，他这样做，其实是在投石问路。”

“就因为他极其痛恨蒙特？因为蒙特是前纳粹，从未彻底地改过自新？”

“那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动机。另外，我们还猜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民主德国的行事方针，导致了他的民主理想彻底幻灭，或者至少不再抱有期待。他认为，共产主义的上帝终究会令他失望，于是就转变了信仰。当时，匈牙利的反革命政变失败了，苏联用野蛮的方式镇压了这场行动。”

“谢谢你，不过，我想我很清楚这些。”

她当然知道，她可是历史通。

这时，两个不修边幅的年轻人站在了房间门口，一男一女。我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想法是：他们一定是从后门溜进来的，所以才会没有听见门铃声；接下来，我的第二个想法——我得承认，这是个颇为疯狂的想法——这两个人正是伊丽莎白的女儿凯伦，以及她那位原告同伴克里斯托弗，即阿历克的儿子。他们之所以到这里，是为了把一位英国公民缉拿归案。劳拉为了体现自己额外的权威，马上站到了梯子上。

“纳尔逊、佩西，向皮特问好。”她对那两人下命令道。

你好，皮特。

你好，皮特。

你们好。

“好的，你们全部人，现在听着。你们此刻所站的这块地界，今后都将被视为犯罪现场。与此同时，这里也依旧是隶属于圆场的房产，包括外面那处小花园。每张纸、每份文件、每一片细小的碎纸屑……不论墙上有什么图表、钉板，不论抽屉里和书架上有什么这样那样的小东西，无一例外都是圆场的财产，也有可能会成为法庭上的证物，所以，需要分门别类地复印、拍照并记录在案。行吗？”

没有人说这不行。

“这位皮特是我们的读者。皮特将会在这座图书馆里进行他的阅读工作。皮特会读材料，他只能向法务主管和我汇报，并只听取我们的指示。”交代完我的任务后，她又转向那两个不修边幅的年轻人，说道，“你们和皮特之间的交流将仅限于社交礼仪层面，明白吗？仅限于社交礼仪层面的工作人员，他们将会很有礼貌。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触碰皮特阅读的材料，也不会询问为什么要读这些材料。这些规矩你们俩应该都很清楚，不过我还是要重复一遍，以便让皮特也有所了解。如果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人有理由认为皮特或者米莉试图从圆场财产内移走文件或物品，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你们都要立刻通知法务部门。米莉。”

没有回应，但米莉仍旧站在门廊处。

“这里属于你的区域——即你的公寓——是否曾经用来处理，或者现在仍用于处理与情报局相关的公共事务？”

“就我所知是没有的。”

“你居住的区域内有属于情报局的设备吗？照相机，窃听设备，秘密的书写装备，文件，报告，官方信件？”

“没有。”

“打字机？”

“那是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出钱购买的。”

“是电子的？”

“雷明顿牌的，手动型号。”

“收音机？”

“无线的。我自己的。费用也是我自己出的。”

“磁带录音机？”

“为无线收音机准备的。自己买的。”

“电脑？iPad？智能手机？”

“只有一部普通的非智能手机，谢谢。”

“米莉，你已经得到预先通知了。书面文件也已经放进了邮箱里。佩西，现在你可以陪米莉去她的公寓了，好吗？米莉，请给佩西提供相应帮助。我要把这个地方巨细无遗地筛一遍。皮特。”

“劳拉。”

“我该如何确认这些架子上的哪些书是有用的？”

“所有顶层架子上的四开本大小，且作者姓氏首字母从A到R之间的书籍中都藏有文件——只要它们还没有被销毁的话。”

“纳尔逊。团队到达前，你就留在图书室里。米莉。”

“现在又要干什么？”

“走廊里的自行车，麻烦挪开，它挡路了。”

*

一开始时，我和劳拉是单独坐在“中间房”里的。她先是让我坐在老总的椅子上，但我更愿意坐史迈利那张，于是，她便占据了老总的位置。她坐下之后身体斜倚在椅背上，既不是为了放松自己，也不是为了方便我听她讲话。

“我是个律师。你知道的吧？还是个他妈非常优秀的律师。我一开始是私人律师，后来又转而为企业服务。再后来，我对律师这个行业感到厌烦了，就申请加入了你们这一行。我既年轻又漂亮，所以他们就选我来当‘历史通’。自那以后，我就一直都是‘历史通’了。每当有来自过去的威胁要对局里下手时，就去找劳拉——至于横财行动嘛，相信我，看上去就是那种恶角色。”

“你一定很高兴。”

就算她真注意到了我话语里带着的讽刺语气，她也选择直接忽略掉了。

“还有，我们想从你身上得到的东西，听起来或许有些老套——不过就是全部的真相而已。除此之外，无非就是放下一点儿对史迈利或者其他人的忠诚，行吗？”

一点儿都不行，所以干吗还要费心说出来呢？

“一旦我们了解了真相，我们才有办法应对问题。或许，我们之间达成利益一致之后，对你也有利。我的工作任务，就是在情况变得糟糕之前尽快制止事态发展，这也是你想要的，不是吗？无论事情在历史上的影响如何，只要没有丑闻就行。它们是一种干扰，会挑起对不同时代的令人不快的对比。情报局素来都是依靠自己的好名声和好形象才能正常运作的。和凶残的精神病患者们一起躲在小木屋里，互相表演、折磨、挑衅，这对公众形象不好，对业务往来无利。所以，我们是站在同一边的，对吗？”

我依旧没法开口。

“所以，坏消息是——不仅仅只有横财行动受害者的子孙们在追杀我们这么简单。之前，邦尼出于好意，轻描淡写了一些事情。实际上，有一批渴望引起关注的下院议员们想以横财行动为实例，向公众说明一旦允许情报机构肆无忌惮地监视社会之后，将会催生出怎样混乱的局面。白厅不可能让他们掌握什么货真价实的把柄，所以就给了他们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我的沉默令她感到越来越不耐烦，“我是在告诉你，皮特。如果我们得不到你的全面合作，这件事将会——”

她在等我把这段话的收尾部分补充完整。不过，我又把这个等待任务交回到了她的手上。

“还有，你真的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了，对吗？”最后，她这样说道。

我花了一点儿时间才意识到，此刻，我正坐在属于他的椅子上。

“没有，劳拉。再说一次——我没有收到过关于乔治·史迈利的任何消息。”

她整个身体向后一靠，从牛仔裤的后裤袋里取出了一只信封。那一瞬间，我简直是发了疯，竟然会觉得这是一封来自乔治的信。电子打印。没有水印。没有任何手写的字迹。

临时住宿安排已于今日起生效。地址为伦敦西南区海豚广场，胡德住宅110B公寓。注意事项如下……

我不能养宠物。未经授权的第三方人士不得进入该公寓。每天晚上十时至次日早上七时，我必须留守在公寓内，保持机动状态，否则就需要向法务部事先提供书面请求。鉴于我目前的职务（未具体阐明），我将按每晚五十英镑的优惠价格支付公寓租金——直接从我的退休金中扣除。供暖、照明和用电不再另行收费，一旦对该不动产造成损失或损坏，都需要由我来承担责任。

那个不修边幅的年轻人纳尔逊从门口把脑袋伸了进来。

“货车就位了，劳拉。”

对马厩的洗劫就要正式开始了。

(1)　Mill，米莉的昵称。

(2)　指查尔斯·狄更斯小说《马丁·瞿述伟》（Martin Chuzzlewit）中的萨拉·甘普（Sarah Gamp）夫人。她总拿着一把伞，被视为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未经培训的护士的刻板形象代言人。

(3)　又称望车，指挂在货物列车尾部供运转车长乘坐的工作车。一般挂在火车尾部，用来瞭望车辆以及协助刹车。

5

薄暮降临。这是一个秋天的夜晚，不过，按照英国人的标准，现在可算是温暖如夏日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在马厩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我散了一会儿步，在一家挤满了喧嚣吵闹年轻人的酒吧里喝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坐公交车去了皮姆利科(1)，提前几站下了车，继续步行。很快，灯光就从雾气弥漫的海豚广场处赫然亮起。自打我加入情报局麾下时起，这地方就令我感到战栗。在我的那个年代，海豚广场上有着比地球上任何一处建筑都要高得多的安全屋密度，而且，几乎没有哪间安全屋是我没去过，没在那里从我某个不幸的线人那里了解或介绍情况的。这里也是阿历克·利玛斯作为莫斯科招募者的客人，在英国度过最后一晚的地方，接下来他便踏上了牺牲的旅程。

胡德住宅110B公寓没有做任何背离自己身份的事情。圆场的安全屋一直都是力图营造不舒适住宿环境的典范。这间屋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产物：一只工业级大小的泡沫灭火器，红色；两把做工粗糙的扶手椅，弹簧全没了；一幅温德米尔湖水彩画的复制品；一个迷你吧台，锁着的；一条警告标语，“即使打开窗户也不准吸烟”；一台屏幕极大的电视机，我下意识地认为它实际上是一块供监视用双向玻璃；还有一部上面没有任何号码、仿佛长满青苔的黑色电话机，据我所知，这仅仅是一台用来迷惑人的假货。在窄小的卧室里，有一张铁制学校宿舍用单人床，用来抑制性欲。

我关上电视机旁的卧室门，打开旅行袋，四处找地方，打算藏起我的法国护照。一张框起来的“火灾发生时操作指南”，被人用螺丝钉严丝合缝地拧在了浴室门上。我松开螺丝，将护照滑进指南后面的夹缝里，然后再次拧紧。做完这一切后，我下楼去，近乎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一个汉堡。回到公寓，我招待自己喝了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并且试图在其中一把残缺不全的扶手椅上小憩一会儿。哪里知道，还没有来得及睡熟便已惊醒过来，整个人都清醒得不能再清醒：时间不对了，这会儿是在西柏林，在见了鬼的1957年。

*

这天是星期五，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在这个分裂成两半的城市里已经待了一个星期，此时，我正期待在一位名叫达格玛的瑞典记者的陪伴下，度过几天几夜尽享鱼水之欢的好时光。在一场由我们这边的英联邦高级专员承办的鸡尾酒会上，我与达格玛在短短三分钟之内便已陷入热恋。除了记者身份外，达格玛还兼任位于波恩、永远都去不掉“临时”这个名头的西德政府英国大使。按照原定计划，我几个小时后就要去见她了。但是，在去见她之前，我决定先去一趟我们的柏林情报站，和我的老朋友阿历克道别。

情报站位于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再往前走一段的位置，为了彰显希特勒的荣耀，这里修建了一排排红砖墙外观的营房，曾经作为“德国体育之家”而享有盛名。现在，情报站正为了周末的到来在做准备。我发现阿历克就站在人员登记处那个装有铁栅条的窗口前排队，等着轮到他递出那个装满机密文件的托盘。他没有料到我会来，不过这世上本来也没有什么事情会令他感到太过意外，因此我就直接对他说，嗨，阿历克，很高兴见到你。阿历克说，哦，嗨，彼得，是你啊，你在这里做什么？接下来，在一阵一反常态的犹疑之后，他问我周末的时间是不是排满了。我说，是的。他又说，哦，可惜。我还想着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杜塞尔多夫的。我说，干吗要去杜塞尔多夫。他又犹疑了一下才回应。

“没什么，我只是需要离开这该死的柏林，离开一段时间。”他说，带着并不怎么令人信服的冷漠耸了耸肩。因为他似乎也接受这样一项事实——即便再天马行空，我也永远不可能把他想象成一个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就跑去游玩某地的游客。“就是有点事要出去一下，要去见个人来着。”他进一步解释道。我认为，他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希望我能理解，眼下有个伙计需要他去关照。在这种情况下，我如果作为他的一名副手或者后援，或者随便什么身份一同参与行动，可能多少会有些帮助。可是，这却并不能拿来作为我失约达格玛的理由。

“我恐怕做不到，阿历克。有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女士，现在正需要我心无旁骛地去对待她。我也需要她的一心一意。”

他认真思考了一下我所说的话，但他此时思考的样子，却并不是我和阿历克之间沟通时惯用的那种方式——那样子就仿佛他受到了伤害，或者困惑无比。这时，一位登记员不耐烦地做了个手势，指了指格栅的另一侧，于是，阿历克交出了他的文件。

“对你而言，有个女人是件好事。”他说，说话时眼睛并没有看我。

“即便是一个认为我来自英国劳工部、正在四处搜寻德国科学界人才的女人？得了吧！”

“周末带她一起来吧，她会被照顾得很好的。”他说。

如果你和我一样了解阿历克的话，那你就会知道，他这样说话，几乎等同于他正在哀号着寻求帮助，因为你绝对不会真正听到他主动向谁去请求帮助。我们一起在谍报圈里狩猎的这许多年里，在所有那些起起伏伏当中，我还从未见过他茫然失措的样子，但现在我竟然见到了。我将阿历克的邀请告诉了达格玛，她也很有兴趣。于是，就在这天晚上，我们三人经由西柏林空中走廊一路飞到了黑尔姆施泰特(2)，随便弄来一辆车，驱车前往杜塞尔多夫，并入住了一家阿历克熟悉的酒店。晚餐时间里，阿历克几乎没怎么说过话。但是，达格玛原来是真正的交际花，很放得开，所以大家的情绪都很好。晚餐过后，我们早早溜到床上，一夜笙歌，各自都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十分满意。星期六上午，我们三个一起吃了顿时间稍迟的早餐，阿历克说，他手头有几张足球比赛的票——在我的过往经历中，从没听阿历克表达过对足球的哪怕一丁点儿的兴趣，结果此刻他手上竟然有四张票。

“第四张票是为谁准备的？”我问他，同时幻想他有一个藏起来的秘密情人，只有到星期六时才会现身。

“我认识的一个孩子。”他说。

我们坐上车，达格玛和我坐在后面，然后车就开走了。阿历克在一个街角拉下了手刹。有个长得挺高、面无表情的十几岁男孩正站在可口可乐的招牌下面等他。阿历克猛地推开门，男孩跳进了前排的副驾驶座。接着，阿历克介绍说：“这是克里斯托弗。”于是我们便打招呼道：“嗨，克里斯托弗。”然后，我们便驱车前往体育场。阿历克的德语跟他的英语说得一样好，甚至可能更好一些。他对着男孩低声用德语说话，男孩则咕哝着，时不时点个头，或者摇摇头。他多大了？十四岁？十八岁？无论他多大，反正就是那种德国青少年的典型形象，他们永远是那个样子：郁郁寡欢，脸上尽是粉刺，听大人的话，但并不为此感到高兴。他一头金发，脸色苍白，肩膀宽阔，作为一个孩子而言，笑得实在不够多。他站了起来，自球场的边线往后退了退，和阿历克并排站在一起，交换了一些我听不明白的奇怪词句。但男孩从来不会欢呼，他只是一直用力瞪着眼看。等到半场时间，他们两个人都消失了，我想应该是去小便，或者去买热狗了。但最后只有阿历克回来这里。

“克里斯托弗去哪儿了？”我问道。

“不得不提前回家了，”他生硬地回答道，“妈妈的命令。”

周末剩下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达格玛和我在床上度过了更多快乐时光，至于阿历克做了什么，我浑然不知。关于克里斯托弗，我不过是将他假设为阿历克手下某个伙计的儿子，需要外出玩一下，仅此而已。因为，对于伙计们而言，家人的幸福安康永远都是摆在首位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直到我即将返回伦敦，达格玛和她的丈夫已经安全回到斯德哥尔摩时，阿历克和我才在他最喜欢的一家柏林酒吧里一起喝了杯道别酒。直到这时，我才来得及看似随意地问他一句：“克里斯托弗怎么样了？”因为那时我突然觉得，那个男孩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太对头，性格上而言，给人以难以轻易取悦的感觉，还有，对于这种印象，我之前甚至已经专门说过些什么了。

起初，我还以为自己又要再次面对那种奇怪的沉默，因为他已经转过身去，不再看我了，如此一来，我这边也无法看清他的面容。

“天哪，真该死，我就是他父亲。”他说。

然后，他又不情不愿地说了一大串话，语句简短，大部分话语都不带动词，甚至都没有费心去告诉我要为他保守秘密，因为他知道我会的。这一整个故事，或者仅仅是他愿意说出来的这一部分：这个德国女人是他驻扎在伯尔尼时用过的通讯员，她住在杜塞尔多夫，是个好姑娘，好朋友。和她有过一段感情，想让我娶她。我不会娶她，所以她嫁给了当地的律师。律师收养了那个男孩，这也是他做过唯一正当的事。她有时会让我见见他，但不能告诉她那个该死的丈夫，否则那个混蛋会打她。

我从那把简陋的扶手椅上醒来之前所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是阿历克和男孩克里斯托弗肩并肩地站着，表情严肃地观看那场足球比赛。他们脸上有着一样的表情，也有着一样的爱尔兰人下巴。

*

我肯定是在深夜里的某个时间点突然睡着了，但我对此全无记忆。海豚广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布列塔尼正是七点。现在这个时候，凯瑟琳要起床走动了。如果我在家，我也会起床忙一忙，因为伊莎贝尔一旦开始她的歌唱，我们的首席公鸡谢瓦里埃也会开始打鸣。她的声音会从凯瑟琳的小屋一路传到院子里，因为无论何种天气下，伊莎贝尔的卧室窗户都会一直开着——这是她的要求。他们会给山羊喂食早餐，凯瑟琳也会喂伊莎贝尔吃她的早餐。接着，她们可能会在院子里玩玩追逐游戏：伊莎贝尔在前面跑，凯瑟琳拿着一勺酸奶跟在她后面。那些小鸡，在谢瓦里埃无用的指挥下，表现得就如同世界末日来临了一样。

想象这幅图景时，我突然想到，如果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主屋，而且此时凯瑟琳也刚好路过，手头正好带着她那串钥匙的话，那她很可能会在听到铃声后，开门接我的电话。于是，我心怀侥幸，决定试它一试。我用上了之前买的一次性手机，因为如果让邦尼听到这通电话，那我就完蛋了。农场的电话没有自动应答系统，所以我特意让它多响了几分钟，在彻底放弃希望之前，我听到了凯瑟琳的声音——布列塔尼人的声音，有时会比她意图表示的音调更严厉几分。

“你还好吗，皮埃尔？”

“很好，你呢，凯瑟琳？”

“你和逝去的朋友说再见了吗？”

“还要几天时间。”

“你要做个重要发言吗？”

“极其重要。”

“你紧张吗？”

“很恐慌。伊莎贝尔现在怎么样？”

“她很好，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她没什么变化。”此时，我已经注意到她的声音里挟带着某种额外的恼怒语调，又或者其他一些更强烈的感情，“昨天，有个朋友来拜访你，你在等一个朋友吗，皮埃尔？”

“没有。什么样的朋友？”

但是，就像每个强硬的提问者一样，凯瑟琳有她自己的回答方式：“我跟他说：皮埃尔不在这里，他在伦敦，他正在行善事，有人去世了，他要去安慰那些悲恸的人。”

“他是谁，凯瑟琳？”

“他不怎么笑，没有礼貌，非常执拗。”

“照你这样说，他对你有点意思？”

“他问是谁死了。我说我不知道。他问我为什么不知道。我说，因为皮埃尔没有告诉我全部事情。他笑了起来。他说，也许到了皮埃尔这个年纪，所有朋友都命不久矣。然后他又问，那人死得是不是很突然，是女人吗，还是男人？他还问你是不是住在伦敦的酒店，哪一家，地址是什么，名字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有一座农场和一个孩子要照料，我很忙。”

“他是法国人吗？”

“可能是德国人，也可能是美国人。”

“他是开车来的吗？”

“出租车。从火车站那边来的。车是加斯科涅人开的。你先付钱，加斯科涅人告诉他。否则，我就不载你。”

“他长什么样？”

“不怎么讨人喜欢，皮埃尔，沉默寡言，壮实得像个拳击手，手指上戴了很多戒指。”

“年纪多大？”

“可能五十岁，或者六十。我没有去考察他牙齿的情况，可能更大一点儿。”

“他跟你说了他的名字吗？”

“他说没必要。他说，你是他的老朋友，说你们一起看过足球。”

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几乎停止了呼吸。我寻思着自己该起床了，但还是要鼓足勇气(3)。这个恶魔，克里斯托弗，阿历克的儿子，这起诉讼的当事人，他偷走了原本封存着的斯塔西文件，犯罪记录摞起来，和你的手臂一样长，你到底是怎么找到布列塔尼这个地方的？

双教堂镇的农场，是从我母亲那边继承得来的，这个地方依旧保留着她的娘家姓。当地电话簿里没有皮埃尔·吉勒姆的名字。邦尼是不是因为某些目前尚不得而知的、出于自身目的的原因，把我布列塔尼的地址给了克里斯托弗？究竟是为了达成怎样的目的？

然后，我忆起1989年一个乌云蔽日的冬日，那天下着倾盆大雨，我骑着摩托去柏林一个墓地拜谒——考虑到这件事，一切都说得通了。

*

柏林墙已经倒塌一个月了。德国欣喜若狂，在布列塔尼，我们的镇子上就没这么高兴。至于我本人，则在这两种情绪之间徘徊。有那么一小会儿，我欣喜地觉得，和平的萌芽已经以某种方式破土而出。随后我又陷入反省，因为我不觉想到，在我们认为这堵墙将会永远存在的漫长岁月里，我们所做的那些事情，以及我们对此所做出的牺牲，尤其是——他人的性命。

在这种摇摆不定心情的笼罩下，我正坐在双教堂镇的会计室里，和农场的年度纳税申报表搏斗。当时，我们新来的年轻邮递员丹尼斯，还没有得到“先生”的尊称，当然也不会被冠以如今的“将军”称号。他刚来的时候也不是开黄色面包车，而是骑自行车。年轻的丹尼斯给了我一封信，信没有直接交到我的手上，而是交给了一位只剩下一条腿的“二战”老兵老安托万。安托万正和往常一样，手里拿着干草叉，在院子里闲逛，什么也不做。

安托万前前后后地检查了这封信的信封，确保我收到的这封信是完完整整的之后，便一瘸一拐地走到房门口，把信递给了我。然后，在我读信的时候，他始终站在身后仔细端详着我。

瑞士米伦

亲爱的彼得：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的朋友阿历克的骨灰最近已经在柏林安葬了，离他死亡的地方很近。在柏林墙下被杀掉的人们的尸体，通常都会被秘密地焚烧掉，骨灰也消失了。不过，多亏了斯塔西的细致记录，似乎在阿历克的案件中，他们走了个特殊的流程。如今，他的尸体重见天日，也体面地举办了葬礼，尽管这些终究为时已晚。

你永远的，

乔治

在单独给出的另一张纸上——这是乔治难以改掉的旧习惯——是柏林腓特烈斯海恩区一个小公墓的地址，这里是官方专为战争和暴政受害者建立的墓地。

当时我正跟戴安娜在一起——又是一段美好时光临近结束的时候。我想，我当时跟她说的是有个朋友生病了，或者说有个朋友去世了。总之，我跳上自己的摩托车——没错，还是跟那些老日子一样——横穿一系列从未遇到过的糟糕天气，马不停蹄地赶往柏林，直奔墓地，在入口处询问阿历克葬在哪里。依旧是密集的、不间断的雨。一位老人给了我一把雨伞和一张地图，指给我一条悠长的灰色林阴道。四处搜寻一番之后，我发现了自己正在寻找的目标：一座崭新的坟墓，一块刻着“阿历克·约翰内斯·利玛斯”的大理石碑。墓碑被大雨冲刷得异常洁白。上面没有日期，没有职业描述，只有一个和人一样长的土堆，说明此处墓地里只有骨灰。这样做是为了掩盖些什么吗？在我认识你的那些岁月里，我想，你从未告诉过我与名字里这个“约翰内斯”相关的事情，这也是你一贯的行事风格。我没有带花，照我看来，如果我带了花过来的话，他会嘲笑我的。所以，我只是站在伞下，和他进行着某种内心的对话。

在我骑着那辆摩托车折返回来的时候，老人问我是否愿意在吊唁簿上签名。吊唁簿？他解释说，这是他自己一直在坚持的做法——与其说是道义，倒不如说是为了逝者们服务。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说不呢？第一个名字是“乔·史”，地址是“伦敦”。在悼词那一栏里，只有一个词“朋友”。那么这应该就是乔治，或者说是他愿意去承认的那个人。在乔治下面，有一堆于我而言毫无意义的德文名字，后面写着“永志不忘”之类的悼词。然后，这样一个名字出现在眼前：“克里斯托弗”，没有姓。悼词里写着“Sohn”——儿子。下面还写下了家庭住址，“杜塞尔多夫”。

我会那样做，仅仅是因为柏林墙的倒塌、全世界终于重获自由而产生的短暂的狂喜之情吗？——对此我表示强烈怀疑；要么就是因为某种发自内心的良好感觉，觉得我这一辈子已经做过太多保密工作，这时候没必要再想着保密了；要么就是很单纯地有种想要在瓢泼大雨中背弃职业习惯的冲动，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就能够确确实实地被算作是阿历克的又一位朋友？不论动机是什么，我都做了这件命中注定的事情：写下我的真实姓名，写下我在布列塔尼的真实住址。以及在悼词那一栏里——我简直想不出比这更好的说法了——我写下了“皮埃罗”这三个字——这是阿历克在极少数当他想要亲近人的情况下对我的称呼。

那克里斯托弗呢？我沉默寡言(4)的哀悼者同伴，阿历克的儿子，你又做了什么？当你后来再次前来拜访你父亲的坟墓时——我想你之后又来到了此地，扫墓过几次，不一定是出于什么特别的目的，或许只是为了做一下调查——你碰巧在吊唁簿上多看了一眼，你看见了什么？完全没有用密文代码(5)写出的彼得· 吉勒姆这个名字，还有双教堂镇，那不是化名，不是掩护用的假地址或者安全屋地址，只是毫无防护的我，还有我居住的地方。这就是你能从杜塞尔多夫一路来到布列塔尼的办法。

所以，你下一步要做什么，阿历克之子克里斯托弗？我仿佛听见昨天邦尼那圆滑的、带着律师特有韵味的声音：

“彼得，克里斯托弗绝对不缺少天赋。或许是家族基因帮了他。”

(1)　Pimlico，地处伦敦市中心，位于威斯敏斯特市，以其花园广场和摄政时期建筑闻名。

(2)　Helmstedt，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小城，属于西德。

(3)　原文为法语，fuite du courage。

(4)　原文为法语，farouche。

(5)　原文为法语，en clair。

6

“这位皮特是我们的‘读者’。”劳拉向那些仰慕她的听众宣布道，“为了完成阅读工作，皮特将会住在这座图书馆里。”听到这番话之后，我仿佛看到了接下来这些天里的自己，与其说我是一名“读者”，倒不如说我多少像是个亟待毕业的高年级学生，不得不去参加那些自己早在大半辈子之前就该去考的笔试。而且，这个老小孩还需要时不时地被拖出考场，被迫接受口试，且口试考官们对这位考生所掌握的知识的认知，还莫名其妙得很不均衡——可是，即便这样，也不能阻止考官们为难他的企图。在这整个过程中，他时不时地被自己早年种种荒谬的言行所震惊，乃至于几乎想要全盘否定掉它们，最后，他亲口说出的那些证据开始谴责他了，他这才作罢。每天早晨，当我来到图书馆，都会收到一大堆文件夹，有些里面的内容比较熟悉，有些则不熟悉。你当年是去偷了文件，但并不意味着你就读过这份文件。

在我来到这里的第二天早上，图书馆对所有外来者都不开放。通过里面传出的砰砰作响声，以及并没有介绍给我认识的、身穿运动服的年轻男女急匆匆的身影，我推测这里应该进行了整晚的拉网式搜查。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又是一阵不祥的安静。在这里，我用来阅读的桌子并不是一张真正的书桌，而是一组形似绞刑台的搁板，安置在图书馆中央的地板上。书架全都不见了，仅仅在浮雕牌壁纸上留下了一个像监狱栏杆影子一样的可怕印记。

“当你翻到有‘玫瑰花结’的地方时，停下来仔细读。”劳拉对我下了命令，然后就离开了。

玫瑰花结？她所指的应该是那些文件夹里面零零散散插着的、顶部是粉色的回形针。纳尔逊安静地坐在监考人的椅子上，打开了一本大部头的平装书。那是亨利·特罗亚的《托尔斯泰传》。

“如果你想上厕所的话，叫我们一声，行吗？我爸每隔十分钟就会去撒泡尿。”

“可怜的家伙。”

“只要身上别带任何东西去就行。”

*

在一个反常的夜晚，劳拉不作任何解释地代替了坐在监考人椅子上的纳尔逊。并且，在面带愠怒对我进行了半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的观察之后，她说：

“见他的鬼去吧。想带我出去吃顿免费的大餐吗，皮特？”

“现在吗？”我说。

“就是现在，今晚。你觉得是什么时候？”

对谁免费？我耸耸肩，对此表示谨慎的默许，同时感到十分好奇。对她免费？还是对我们俩都免费，因为局里已经安排好了？如此这般，我们移步到这条路上的一家希腊餐厅。劳拉已经在这里订好位置了。她穿的是裙子。她预订的是一张角落里的桌子，桌上摆着的一只红色笼子里，有一根没有点燃的蜡烛。我不明白为什么那根没有点燃的蜡烛的影像会在我脑海中反复徘徊，但情况就是如此。然后，餐厅经理俯下身来，点燃了蜡烛，并且还对我说，我拥有这间屋子里最好的风景，他说的“最好的风景”就是劳拉。

我们喝了一杯茴香烈酒，然后又来了一杯。纯的，不加冰，这是她的主意。所以她其实是个酒鬼吗？她难道是在追求——我吗？天哪，我都这个年纪了！——要不然，她就是认为在酒精的作用下，我这个老东西会松口，会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而且，面对刚刚落座旁边那张桌子，且坚决不打算一直盯着我们看的那对极其普通的中年夫妇，我又该摆出一副怎样的表情才好呢？

她穿着一件露肩挂脖上衣，在烛光映衬下闪闪发亮，领口已经朝着南边滑了下去。我们点的是常见的前菜——塔拉马沙拉、鹰嘴豆泥、油炸小银鱼——她很喜欢茄片夹肉，所以我们点了两份。接着，她又开始了另外一种审问的方式，类似调情那种：所以，皮特，你之前告诉过邦尼，说你和凯瑟琳只是好朋友，这确实是真的吗？

“坦率地讲，皮特。”那声音柔和到近乎亲昵的程度，“根据你那些档案资料来看，你怎么可能在跟一个超级迷人的法国姑娘长期同居的同时，却完全不跟她搞上呢？当然，除非你私底下其实是个同性恋，这是邦尼的看法。需要提醒你一下，邦尼认为每个人都是同性恋：因此，他本人可能就是个同性恋，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

半个我想直接告诉她“下地狱去吧”，另外半个我则想知道她到底要做些什么。所以，我干脆就任她讲下去。

“不过我说实话，皮特，这简直太疯狂了！”她坚称，“我的意思是，别告诉我你已经浪子回头、金盆洗手了。就像我父亲曾经讲过的那样：像你这种老油条，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我问她，是什么让她觉得凯瑟琳如此迷人？尽管我明知她会给出什么答案。然后她说，哦，是个消息灵通的人告诉她的。我们喝了希腊红酒，漆黑得如同墨水，尝起来也像墨水。她将身体前倾，将观看她领口春光的权利完全交给了我。

“所以，皮特，跟我讲实话。以童子军的荣誉来保证，好吗？这些年里你搞过的所有女人当中，究竟谁拥有绝对第一的宝洞？”——她很不得体地选择了“宝洞”这个词，咯咯咯笑得花枝乱颤。

“你第一怎么样？”我反唇相讥，就这样，这个笑话结束了。

我喊服务生买单，坐在旁边那桌的那对夫妇也喊服务生买单。她说自己过会儿要去搭地铁。我说我要稍微走一段。单就一起吃饭的这一天来讲，我完全搞不清楚，她究竟是不是要对我执行一次色诱任务；抑或她也和我一样，仅仅是又一个保持着未婚状态的游魂，想要努力寻求少许人性的温暖。

*

我是“读者”。我正在阅读的这个文件夹，米黄色封皮上除了有一行手写的文件参考之外，就只剩下一大片空白了——是谁的手不听使唤了？然而，很可能就是我自己的。文件抬头的编号被标记为“绝密且受保护”，这意味着这份文件需要远离美国人，文件夹里面是一份报告——用“辩解书”这个词可能更好些——是由一个名叫斯塔夫罗斯·德·扬的人撰写的。此人身高六英尺三英寸，是个笨拙的圆场实习生，当时二十五岁。名字简称为斯塔斯的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生，离转正还有六个月时间。他被派遣到柏林情报站的秘密部门，在一系列失败的行动中，该部门都是由我的亲密战友来负责指挥的——那位长期奋战在外的老兵阿历克·利玛斯。

根据协议要求，作为驻地指挥官的利玛斯，实际上也是这个情报站的代理站长。并且，斯塔斯的这份报告依照这个对应身份发给了利玛斯，并进一步转交给利玛斯身处伦敦的秘密上级——乔治·史迈利。

报告，斯·德·扬撰，致柏林情报站DH(1)［利玛斯］，抄送JS(2)［联合指导委员会］

本人依照指示提交如下报告。

新年这天很冷，但是阳光明媚，是一个公共假日。我和妻子皮帕决定带着我们的孩子（三岁的巴尼，五岁的露西）和一条杰克罗素梗（洛夫特斯）去科佩尼克(3)，准备穿着暖和的衣服在湖边野餐，并且在附近的森林里散散步。

我们的家用车是一辆蓝色的沃尔沃，前后都装有英国军方的车牌，使得我们有权在柏林各个区域之间自由通行。东柏林的科佩尼克是我们经常去野餐的地方之一，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

我像往常一样把车停在科佩尼克旧啤酒厂的围墙旁。这个啤酒厂现在已经废弃了。这里也看不到别的车，水边只有几个坐着的渔夫，他们也并没有看我们。我们从车上下来，带着野餐用的篮子穿过树林，来到湖边我们常去的一块向上隆起的草坪上。接着，我们一家人就玩起了捉迷藏游戏，洛夫特斯汪汪叫得很大声。这激怒了其中一个渔夫，他回过头来，恶声恶语地辱骂了我们，坚称洛夫特斯扰得鱼群不得安宁。

那个渔夫五十来岁，头发花白，面容憔悴。如果我再看到他，一定能够认出来。他戴着一顶黑色的硬檐军帽，身穿一件陈旧的、去除了标记的纳粹国防军大衣。

此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巴尼该休息了。我们把野餐的东西收拾好，让孩子们带着篮子朝车子停的方向跑过去，洛夫特斯在后面一边汪汪叫着，一边跟着他们。

哪里知道，一到达车子那边，他们马上就丢下篮子，惊慌失措地跑了回来，洛夫特斯跟在他们后面叫着。他们说，驾驶座那边的车门被一个小偷给强行打开了。“他肯定偷了爸爸的照相机！”露西说。

驾驶座那边的门确实被人强行打开了，车门把手也被弄坏了。不过，我随便放置在杂物箱里的那台老式柯达相机却并没有被人偷走。我的大衣、车里的一些杂物，以及我们在福利社(4)里购买的食品饮料也没有被偷。我们是在开车驶入东柏林之前去的福利社，它在新年这天依旧开门营业，令我们感到十分惊讶。

事实证明，这并非一次盗窃行为。恰恰相反，闯入者甚至还在我的相机旁边留下了一只孟菲斯烟草罐。罐子里面是个小小的锡质暗盒。我立刻就认出，这是一只标准的、装微缩胶卷用的美乐时暗匣。

今天是公众假期，而且我最近刚好参加了一门摄影实训课程，所以，我觉得在眼下这个时候，并没有充分理由专程去请示情报站的轮值官员。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到家之后，我立刻使用情报局里派发的设备，在我们家没有窗户的浴室里冲晒了这卷胶卷。

在放大镜下检查了大约一百帧冲洗好的负片后，21:00，我通知了代理站长［利玛斯］。他指示我立即把材料带到总部，同时准备一份书面报告，以上我都按时照办了。

以事后的观点看来，我其实应该把那卷未冲洗的微缩胶卷直接送到柏林情报站去，由冲洗部门来负责全权处理——这样做我是完全认同的。对于我这个尚未转正的情报员而言，在自己家里冲洗胶卷不仅很不安全，还具有潜在的危害性。因此，为了给自己申辩，我想在此重新强调一下：1月1日是公众假期，我不想因为很有可能会是虚惊一场的警报来影响站里的情绪。况且，我已经在沙拉特(5)以全A的成绩通过了我的摄影实训课程。尽管如此，我依旧对自己的决定深感抱歉，并希望在此声明——我已经吸取了教训。

斯·德·扬

在这封报告信的底部，有一段阿历克在明显十分愤怒的状态下、手写给他那位秘密上级史迈利的批注：

乔治：在随便什么人来得及去阻止他之前，这个愚蠢的小贱人就已经把这些情报统统抄送给了委员会。这件事足以给你好好上一课。建议你跟潘·阿勒莱恩、比·海顿、托·伊斯特哈斯和杀千刀的罗埃·布兰德好好商谈一下，各方协力，让大家相信这只是个烟幕弹——也就是说，并不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定性为二道贩子那边弄过来的不可靠情报，如此这般。

阿历克

但是，阿历克从来就不是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尤其是在他未来事业还处于悬而未决状态下的当时，就更是如此了。他和圆场之间的工作合同很快就需要重新签订了，他的年纪已经大大超过局里对外勤人员的年龄限制，想要在总部办公室里找一份坐办公桌的舒适工作也是前景渺茫。这也解释了史迈利为什么会对阿历克接下来的所作所为做出的某种程度上并不可信的描述：

马里波恩(6)秘密行动部门主管［史迈利］致老总。仅供传阅。私信，亲启。

主题：柏林秘密行动部门主管阿·利。

整篇都是用乔治那完美无瑕的手写字体写就的：

C(7)：昨晚十点，阿·利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我位于切尔西的家门口，如果你是当时的我，想必会和我一样惊讶。安恩在外进行健康治疗，我独自一人在家。他身上闻起来有酒味，这并不奇怪，他也并没有喝醉。在我们开始对话之前，他坚持要求先把客厅的电话线拔掉，而且，尽管在这个时节里天气一贯很寒冷，我们却坐在了玻璃温室最里面的位置，俯瞰整座花园，理由是“玻璃上是没办法装窃听器的”。然后他告诉我，那天下午，他乘坐民用飞机离开了柏林，为的是不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表单上——他怀疑这份表单受到了委员会的长期监控。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不再信任圆场的通讯员们了。

他首先需要知道，我是否如他所要求的那样，在这份来自科佩尼克的情报的知情权问题上，已经将委员会给剔除在外了？我回答道：凭我的能力，我相信自己确实已经做到了这点，因为——众所周知，柏林情报站内长期充斥着毫无价值的二道贩子式情报。

他接着就从口袋中取出一张事先叠好的纸，解释说，这是一份由他单独准备的摘要，其中包含科佩尼克微缩胶卷暗匣中的情报，但并不含有任何来自其他秘密或公开情报源的有利情报。

我的脑海中同时浮现出两个场景：其中一个是，乔治和阿历克在贝瓦特街上那间冷飕飕的温室里挤在一起，脑袋挨着脑袋；另一个是——之前一天的晚上，在西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烟雾弥漫的地下室里，阿历克独自蜷缩在自己办公室那台老旧的奥利维蒂打字机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之间。他当时的工作成果，此刻就摆在我的眼前：一页脏兮兮的打字机专用纸，上面用迪美斯修正液涂抹了好几处，装在玻璃纸袋里。正文如下：

1．克格勃东区情报局会议纪要，布拉格，1957年12月21日。

2．自1956年7月5日起，隶属于斯塔西委员会的驻地克格勃官员们的姓名和军衔。

3．目前斯塔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安置的头号特工们的身份。

4．在苏联接受克格勃训练的所有斯塔西军官的姓名、军衔和化名。

5．自1956年7月5日起，六个苏联新设立的、安置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的秘密信标的位置。

翻过一页之后，我又回到了史迈利手写给老总的批注部分，一处圈改都没有：

阿历克故事的剩余部分如下。在得到德·扬的独家情报——如果那个确实能够这样称呼的话——之后，阿历克每周都会征用德·扬家的沃尔沃和狗，并在驾驶座仪表盘后面的小隔柜里放五百美元的钞票，同时摆上一本儿童涂色书，书里潦草地写下他在柏林情报站的直拨电话号码。做完这一切后，便把自己的那套渔具扔到车后座（直至今天，我才知道阿历克有钓鱼这个爱好，尽管如此，我还是对此持怀疑态度），开车去科佩尼克，在德·扬先前停车的那个地方停上一个小时。狗就在他身旁待着，他则边钓鱼边耐心等待。在第三次这样的尝试中，他交上了好运：五百美元换来了两盘微缩胶卷。写有电话号码的那本童书也不见了。

两个晚上之后，场景转换回西柏林，他在直拨线路上接到了一通来电。电话里的那个男人拒绝透露姓名，不过，他却说自己也在科佩尼克钓过鱼。阿历克指示他在隔天晚上七点二十分时，左手拿一本上周出版的《明镜周刊》，到库弗斯坦达姆大道指定门牌号的外面等着。

如此这般，他们便在德·扬驾驶的大众小巴车上“特来福”(8)了（即秘密碰头，这个词是借柏林之手从德国间谍行话中学到的），此次特来福共持续了十八分钟。五月花起初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因此，阿历克便十分随意地给他取了这么个化名。不仅如此，他刚开始时还坚称那些微缩胶卷并非来于自己，而是来自一个他必须要保护的“斯塔西内部的朋友”。他在此次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个完全自发自愿的中间人而已，动机也并不是为了钱财，而是意识形态使然。

但是阿历克却并不吃他这套。阿历克说，匿名中间人所提供的来历不明的情报，完全就是情报市场上的一种毒品。因此，交易取消。最后——唯有当他真正去回应阿历克所提出的合作条件时，才等于是在让我们去相信他——五月花从自己口袋里出示了一张印有“卡尔·雷迈克，医学博士”的名片，东柏林夏里特医院的地址印在角落里，名片的反面有个科佩尼克的地址，手写的。

阿历克确信，雷迈克之前之所以一直都在等待，只不过是打算在揭示自己身份前，先摸清楚对方的底细。就是这样，在拿出那张名片的十分钟之后，阿历克对他就不再有所保留了——但是，我们绝对不应该忘记阿历克的爱尔兰人血统。

因此，接下来就是显而易见的几个问题：

就算“雷迈克医生”的真实身份确实如他所说，那他口中那个神奇的下级线人又是谁？

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莫非是斯塔西精心策划的另一个陷阱？

或者——尽管提出这个假设令我感到心痛不已——我们其实是在处理阿历克本人折腾出来的、某些实际上更应该算是我们情报局自家人过错的状况吗？

综上所述：

我不得不说，阿历克当时是有些头脑发热的，他向局里提出请求，请求他们允许五月花在不接受任何常规的搜查和背景调查的前提下，作为正式线人被引导至下一个阶段——这种事情在委员会毫不知情，且不提供协助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进行的。他在这件事情上有所保留，这点我们两个都很清楚，所以，我打算抱着赌一把的态度向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我们不妨谨慎地分享一下这些他原本打算保留的情报。

然而，就连阿历克本人都没办法对他自己有所怀疑的事情表示出克制：前一天晚上，当他喝下三杯苏格兰威士忌之后，康妮·沙赫斯便在圆场里扮演了“来自莫斯科中心的双重间谍”这样一个角色，托比·伊斯特哈斯则紧随其后。他提出的理论毫无根据，仅仅是基于他那完全由威士忌驱动的直觉——他认为，这两个人通过彼此间的性行为，在两人之间引发了二联性精神病(9)，俄罗斯人发现了这个秘密，以此来胁迫他们。最后，在凌晨两点左右，我终于想办法让他回床睡觉去了。不过，到了早晨六点，我又在厨房里发现了他——他给自己做了培根和鸡蛋。

问题是，该做些什么。总的来说，我倾向于让他和他的五月花（实际上是和五月花口中那个“斯塔西内部”的神秘下级线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再进行一次沟通。我们两个都很清楚，他能出外勤的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所以，他完全有理由去延长这些时日。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同样也很清楚，我们工作当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给予信任。阿历克只不过是凭着直觉，便坚定地相信五月花的忠诚(10)。这既有可能是受到了他作为一名前线老兵的预感的影响，也可能是一位已然上了年纪的外勤军官即将面临自己职业生涯自然终结时所发出的特殊恳求。

我满怀敬意地建议我们的人允许他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

乔·史

不过老总却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被说服的，可见如下对话。

老总致乔·史：非常担心利玛斯在这件事上一意孤行。其他的参考指标在哪里？当然，我们或许也可以在利玛斯那种“诸事人畜无害”的愿景里测试一下情报是否真实可信？

乔·史致老总：曾为此事单独咨询过外交部和国防部。双方都表示这份材料内容良好，不相信是捏造的。不过，以微不足道的诱饵作为一场宏大骗局的前奏，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老总致乔·史：迷惑不解之处在于，为什么利玛斯不去找他那位柏林情报站的站长商议此事。这种类型的走后门伎俩，对于局里而言一点儿好处都没有。

乔·史致老总：不巧的是，阿历克认为他那位直属的情报站站长是反秘密行动部门的人，是个亲委员会的人。

老总致乔·史：仅凭“他们中间有个坏苹果”这样一个未经证实的推断，我可不能随意剥夺局里那一大帮高层官员的职务。

乔·史致老总：恐怕阿历克认为委员会本身就是个坏果园。

老总致乔·史：既然如此，那么或许该被修剪的人就是他。

相比之下，阿历克接下来提交的那份书面报告，则是完全不同的风格：打印机敲打出来的内容完美无错，文笔优美犹如一篇散文作品，这些都远优于他实际的水准。我马上怀疑阿历克的这份报告是由人代笔完成的，代笔者正是斯塔斯·德·扬，他在现代语言专业上拿过一等荣誉学位。所以这次看报告时，我看到的是柏林情报站烟雾萦绕的地下室里，六英尺三英寸高的斯塔斯蹲伏在奥利维蒂牌打字机前面，阿历克则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喷吐着他抽的那种劣质俄罗斯香烟，粗声粗气地口述着报告内容，满口爱尔兰式的粗言秽语——德·扬需要在报告中谨慎地剔除掉这些。

会面报告，1959年2月2日。地点：柏林安全屋K2。现场人员：德国柏林情报站代理站长阿历克·利玛斯（代号“鲍尔”）和卡尔·雷迈克（代号“五月花”）。

线人五月花。第二次特来福。绝密，亲启，仅供私人查阅，阿·利致马里波恩秘密行动部门主管。

线人五月花，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精英群体中被称为“科佩尼克的医生”，这个绰号来自卡尔·楚克迈耶(11)笔下一部名字相仿的戏剧。五月花本人是一名深受信赖的医生，病人包括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SED［德国统一社会党，即德国共产党］成员、斯塔西知名人士(12)及他们的家庭成员们，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居住在科佩尼克的湖边别墅和公寓楼里。五月花的左派资历无可挑剔。他的父亲曼弗雷德自三十年代初起便是一名共产党员，曾在西班牙内战中加入过台尔曼支队。在1939—1945年的战争期间，五月花曾经为他的父亲私下传递过情报。1944年，他的父亲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盖世太保杀害。因此，曼弗雷德没能亲眼见证东德的风起云涌，但是他的儿子卡尔——出于对自己父亲的爱——决定成为东德革命事业的忠实同志。在高中取得优异成绩之后，他在耶拿和布拉格学习医学，并且以极优等的成绩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他不满足于在东柏林一家教学医院进行每天长时间的工作，便在科佩尼克开了一间家庭诊所，他年迈的母亲黑尔佳也跟他住在一起。这间诊所主要为特别选定的患者进行非正式的外科手术。

作为一名天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精英成员，五月花也会接受指派，去完成一些性质敏感的医疗任务。例如，一位社会地位显赫的统一社会党官员在访问偏远地区时和VD(13)扯上了关系，但不希望他的领导知晓此事。在此情况下，五月花就有义务给出一份内容纯属捏造的诊断书。又如，斯塔西的一名囚犯在审讯中死于心力衰竭，但死亡证明上必须要阐述出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再如，某位极具价值的斯塔西犯人即将遭受残酷对待之前，五月花需要去检查犯人的心理和身体状况，评估此人对酷刑的忍受程度。

鉴于这些职责，五月花被授予了秘密同僚(14)的身份，简称为GM。因为这个身份，五月花每个月都需要向他那位在斯塔西供职的管理人做一次汇报——按照五月花的说法，那个名叫乌尔斯·阿尔布雷希特的人是个“缺乏想象力的公务员”，他向阿尔布雷希特提交的报告都是“有选择性的，大部分是捏造的，从这些情报中根本得不出什么合理的结论”。相对应的，阿尔布雷希特给他的评语是：“一个好医生，但是个糟糕的间谍”。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五月花也被授予了“小城市”的通行证，就是东柏林的马雅可夫斯基环路的通行证，那里居住着许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精英人士，受到一支经过特别训练的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5)警卫团部队的严密保护，远离公众。尽管“小城市”时常对外夸耀其专属医疗中心——更不用提此地的特权商店、幼儿园等——作为医生的五月花还是得到了进入这块神圣区域的允许，去照料那些在社会上赫赫有名的、“注重隐私”的病人。他报告说，一旦进入警戒线内，保持言语审慎的各种规则马上就放开了，这里充斥着流言蜚语，诡计密谋遍地，人人信口开河。

动机

五月花所主张的动机是厌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权，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共产主义梦想遭受背叛。

情报局方面提供的条件

五月花声称，他的下级线人郁金香是一名女病人，是斯塔西雇员。她不仅促成了五月花的不请自来，同时也是最初那只微缩胶卷暗匣的提供者——是五月花替她放到德·扬的沃尔沃轿车上的。他将郁金香描述为一个神经官能综合征患者，尽管如此，她却极其容易受人控制，感情上也十分脆弱。五月花坚称郁金香是自己的病人，他们两人之间没有其他关系。而且，他反复强调：他和郁金香都不需要经济上的奖励。

万一需要妥协，则重新安置到西边——尚未开始讨论。具体参见下文。

但我们并没有看见什么“下文”。隔天，史迈利亲自飞去了柏林，亲自去会见了这位雷迈克，并命令我全程陪同。然而，线人五月花并非我们此次旅程的首要目标。史迈利更感兴趣的是那个虽然患有神经官能症，却极易被控制的女性下线郁金香的真实身份、获取情报途径和动机。

*

死寂的夜晚，时刻保持着警戒的西柏林被挟带着冰雹与雪花的寒风不停吹刮着。阿历克·利玛斯和乔治·史迈利，与他们的新目标卡尔·雷迈克——即五月花——在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坐到了一起。他们开了一瓶泰斯卡威士忌，这是阿历克的最爱，也是雷迈克的第一选择。我坐在史迈利右边。柏林安全屋K2，位于法萨恩街，门牌号是28号，这栋房屋在盟军轰炸柏林时逃过一劫，宏伟气派，简直不像是真实存在的幸存建筑。它以毕德麦雅时期风格修建，拥有一道带立柱装饰的门廊、一扇飘窗，以及一扇很不错的、通向乌兰德街的后门。选择这幢建筑做安全屋的不管是什么人，从品位上而言，既偏好第三帝国时期怀旧风格，与此同时，也具有讲究实用的眼光。

有这样一些脸庞——尽管这些脸庞可能会试着去掩饰自己主人的良善之心，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办法做到。雷迈克就拥有这样一张脸庞。他正走在逐渐秃顶的道路上，戴着眼镜——整个人很亲切。“亲切”这个词是无论如何都否认不掉的。别在意医生们独有的那种紧皱的眉头：瞧瞧这张脸庞，人性简直要从他身体里喷薄而出。

回想我们的第一次碰面，我不得不提醒自己，1959年，东柏林的一位医生来到西柏林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多少戏剧性。很多人去了西边，很少人回了东边——这就是为什么要建造这堵墙的原因。

文件的公开序列号是打上去的，没有签名。这不是一份正式的报告，我只能假设作者是史迈利。而且，由于没有指明收件地址，说明他就是为存档才写的——换句话说，是史迈利为他自己写的。

五月花之所以会选择去对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权，其实是存在着一个思想转变期的，他本人称这个思想转变期为“茧”阶段，我们要求他详细描述自己进入“茧”阶段的过程。对此，他指出了这样一个时间点：当时，斯塔西的审讯者们命令他去为一位女性即将开始的“调查性监禁”做前期准备工作。这位女性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五十多岁，据称是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她患有极其严重的幽闭恐惧症，仅仅是单独关禁闭这件事就已经快要把她给逼疯了。“他们把她禁锢在一只箱子里。她当时发出的尖声惊叫，至今仍在我耳边萦绕。”——五月花的原话。

这次经历令五月花从沉睡中惊醒，他声称，自己的决定并不草率，他说自己“已经从各个角度重新评估了眼下的处境”。他亲耳听到了党的谎言，看见了党内的腐败、伪善和滥用职权。他“诊断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病症会以与它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东德远非他父亲所梦想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由苏维埃附庸国管理的警察国家”。产生了这种观念之后，他说，作为曼弗雷德的儿子，就只剩下唯一的一条路可以走：反抗。

他脑中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建立一个地下活动小团体。为此，他将从那些隶属于精英集团的病人里面挑选出某个人来——这些病人时不时地就会表现出对政权的不满。接下来，他会向他或者她提出合作建议。但是，到时候具体该做些什么呢？要做多久呢？五月花的父亲曼弗雷德曾经被他的同伴所背叛。至少在这方面，儿子不打算追随父亲的脚步。那么，在目前这种气氛和环境下，谁又能够取得他足够的信任呢？答案，这个人甚至都不能是他的母亲黑尔佳——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

很好，五月花得出了结论，他将会保留自己的初心：“一个恐怖分子小团队，成员只有一个人。”所以，他打算努力去模仿的，并非自己的父亲，而是他少年时代的英雄：格奥尔格·埃尔塞(16)。1939年，他在没有任何共犯和密友帮助的情况下，在慕尼黑一处啤酒酒窖中制造、安置并引爆了一枚炸弹。炸弹爆炸的几分钟之前，就在此处，元首还在向他的信徒们发表讲话。“要怪只能怪那可恨的好运救了他。”——五月花的原话。

但是，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言——他认为这并不是个能够被区区一次爆炸彻底摧毁的政权，毕竟这早已不再是希特勒曾经掌管过的那个政权了。五月花归根到底也只是个医生而已。一整套腐烂的系统，必须从内部进行处理。至于如何做到这点，到了一定时候，应该就会自己呈现出来。在方法逐渐浮现的整个过程中，他不会向任何人吐露心声，也不会去相信任何人。他会独自行动，他有足够的能力，并且只对自己一个人负责。他将会是“一支只有一个人的秘密军队”。

五月花宣称，自己“破茧成蝶”的时间点是1958年10月18日的22:00。一位素不相识的、看起来心烦意乱的女士骑着自行车来到柏林东郊的科佩尼克，在五月花的外科诊所里现身，要求进行堕胎手术。

史迈利的叙述到此为止，接下来的内容是雷迈克医生直接向我们讲述的。乔治一定是觉得，无论他讲述的内容是多么冗长，都是十分宝贵的，不能精简。

［删除(17)］同志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具有无可置疑的吸引力，她表面上尚且会生硬地赞同党的行事方针，似乎挺会为人处世，但是，在不受外人干扰的问诊过程中，却间歇性地展露如孩子般天真、全无防备的状态。尽管我不愿意对病人的精神状况做即兴诊断，但我还是暂定她患有某种形式的选择性精神分裂症，能够严格受控。与此同时，她本人也是一位颇具勇气且具有高度原则性的女人，她的上述两方面特征不应被视为一种悖论。

我告知［删除］同志她没有怀孕，因此不需要堕胎。她跟我说，她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她在同一个月经周期内，和两个讨人厌程度不分伯仲的男人同房。然后她问我有没有酒。她说，自己不是酒鬼，但她的两个男人都酗酒，因此她也养成了这个习惯。我给了她一杯法国干邑，这是刚果农业部的部长送给我的，以感谢我为他提供的医疗服务。她将干邑一口饮尽，开始了对我的审问：

“朋友们告诉我，说你是个正派的人，非常谨慎。他们说得对吗？”她提问道。

“哪些朋友？”我问。

“身份保密的朋友。”

“为什么你这些朋友的身份必须保密？”

“因为他们来自组织。”

“哪个组织？”

我的反复逼问把她给弄烦了。她突然对我厉声说道：“医生同志，是斯塔西！你怎么想的？”

我警告她。我可能只是一名医生，但我对我的国家负有责任。她不喜欢听我说话。她说，她有选择的权力。在这个所有同志完全平等的民主国家里，她可以在一个殴打她，且拒绝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虐待狂狗屎丈夫，和一个肥得像猪一样的五十岁老板之间做出选择。这个老板认为，只要他愿意，任何时候都有权在自己那辆伏尔加指挥车后座强暴她。

在这次谈话中，她两次提到伊曼纽尔·拉普博士。她称他为拉普施瓦恩(18)。我问她，这个拉普是否跟布丽吉特·拉普同志有关系——布丽吉特·拉普是我的一位病人，她曾经坚持要向我咨询一系列臆想出来的疾病。是的，她承认，布丽吉特是这头猪的妻子。至此，各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明朗。布丽吉特夫人曾经向我吐露，说她嫁给了一位斯塔西高级官员，他做起事来随心所欲。照此推断，我此刻就站在伊曼纽尔·拉普博士愤怒的私人助理兼秘密情妇（她的提法）面前。她说，她考虑过要把砷化物放进拉普的咖啡里。她还说，下次她的同性恋丈夫再殴打她时，她会在床下放一把刀。我跟她说，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妄想，她应该摒弃掉这些想法。

我问她，她是否曾经对自己丈夫讲过这些具有煽动性的话语，或者是在工作场所这样讲过。她笑着向我保证，她从没这样做过。她说，自己有三张面孔——单就这个回答而言，她是幸运的。因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部分人都有着五六张面孔：“在工作场所，我是一个忠诚又勤勉的好同志，任何时候——尤其在开会时——都穿着考究，头发丝毫不乱。与此同时，我也是那头声名显赫的猪的性奴。在家里时，我是一个有施虐狂倾向的“暖兄弟”（指同性恋）的憎恶对象。他比我年长十多岁。对他来说，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成为住在马雅可夫斯基环路的一名上层精英，睡遍那些漂亮的年轻男人。”她的第三张面孔是此时正显露在我面前的：一个女人，憎恶自己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她的亲生骨肉除外。她从天父和他的圣徒身上找到了秘密的慰藉。我问她，是否曾把自己的第三张面孔展现给除我以外的人看。没有。我问她，平时是否总是听到有人在说话。她并没有这种感觉，不过，如果她真听到了某个人的说话声，那一定就是上帝的声音。我问她，她是否真像之前曾向我暗示的那样，意欲伤害自己。她回答说，她最近打算跳河，但是，对儿子古斯塔夫的爱制止了她这样做。

我问她，是否尝试过其他的公开抗议或报复行为。她说，最近有一次，伊曼纽尔·拉普博士有天晚上把他的套头衫落在了椅子上，她拿起一把剪刀，把套头衫剪成了碎片，然后又把碎片作为“秘密废弃物”放进了一个焚烧袋里。第二天早晨，拉普回来之后，抱怨说记不起来套头衫放到哪里去了时，她帮他找了找。他认定有人顺手牵羊，她还举出了几个可能的嫌疑人。

我问她，自那件事之后，她对拉普博士同志的复仇情绪是否有所缓和。她反驳说，这种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且，她最厌恶的并不是拉普，而是把像他这样的猪猡提拔到具有如此权力地位的这一整套制度。她藏而不露的仇恨令人担忧。照我看，她能够巧妙地将仇恨掩藏至今，没有被她那些时刻保持着警惕的同事发现，某种程度上而言，简直堪称奇迹。

我问她住在哪里。她回答说，她和她丈夫直到不久前，都还住在斯大林大道的一栋苏联式公寓里。那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保护措施。她需要骑十分钟自行车去位于马格达伦街的斯塔西总部。近期，不知道是受到了同性恋的影响，还是因为某些她不知晓的金钱流动——她丈夫对他父亲留给他的钱财多寡守口如瓶——总之，他们搬进了柏林的一个受保护区域霍恩施豪森(19)。这里是专为东德政府官员和高级公务员们安排的区域。霍恩施豪森有湖泊和森林，她很喜欢，有可供她儿子古斯塔夫玩耍的游乐场，家里甚至还有一个自带烧烤架的私人小花园。在任何一种情境下，这栋新居都宛若田园牧歌般美好，但因为要与她那令人作呕的丈夫共享，所有这一切也就统统沦为了笑柄。她热爱骑自行车，搬家后仍旧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从家门口一路骑到斯塔西总部的门口，大约需要半个小时。

现在是凌晨一点，我问她，回家之后会怎么跟她丈夫洛塔尔说。她说，自己什么也不会告诉他，并补充道：

“我亲爱的洛塔尔，当他没有在强奸我，或是没有醉到不省人事的时候，就会坐在床边，腿上放着些外交部的文件，嘴里一边低声咒骂着，一边像个憎恶全世界而非仅仅憎恶他妻子的男人一样写东西。”

我问她，那些是不是她丈夫带回家的秘密文件。她答道，那些是极其机密的文件，他带那些文件回家是违法的。但是，因为他除了是个性变态之外，还格外野心勃勃，所以便这样去做了。她问我，下次她再来拜访我的时候，我是否愿意和她做爱，理由是——她还从没跟一个既不是猪猡也不是强奸犯的人做过爱。我认为这是她在开玩笑，不过，也并不能完全确定。无论如何，我都对此表示了拒绝，我解释道，自己素来都将不跟病人睡觉视为一项准则。不过，如果我不是她的医生的话，也许我会跟她睡到一起——我这样说，是为了给她留下一些可能的慰藉。她骑上自行车准备离开前告诉我，她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到了我的手上。对此，我回应道，作为一名医生，我会尊重她的信任。她询问了下一次的会诊时间。我给她定了下周四的晚上六点。

我的内心涌起一阵强烈的反感，感到难以忍受，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

“你找到玫瑰花结了吗？”纳尔逊询问道，没有把目光从正在看的那本书上移走。

我把自己锁在厕所里，在里面尽量待得久一些。当我回到书桌旁，重新开始读起那份文件时，化名郁金香的多丽丝·甘普已经准时参加了她的第二次会诊——她让儿子古斯塔夫坐在车篮里，一路骑车去了科佩尼克。

雷迈克再次开始了叙述：

母子俩的心情都很轻松愉悦。天气相当好，她的丈夫洛塔尔被上级仓促地传唤至华沙开会，两天之内不会回来，他们为此感到情绪高涨。明天，她和古斯塔夫将会骑车去见她的姐妹洛特。她开心地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两个人，她是其中一个。”她把孩子托付给了我亲爱的母亲——我母亲巴望着这孩子是我的亲骨肉。然后，我护送［删除］同志去了我阁楼上的诊室，留声机上大声播放着巴赫。接下来，她隆重地——或许该说是有些轻佻地——送给了我一盒巧克力。她说，这是伊曼纽尔·拉普送给她的，建议我不要一下子都吃光了。打开盒子之后，我看到里面装有两盒微缩胶卷，并不是什么比利时巧克力。我坐到她旁边的凳子上，她的嘴唇离我耳朵很近。我问她，这些微缩胶卷里有什么。她说，全是斯塔西的秘密文件。我又问她是如何得到这些照片的。她回答说，今天下午的时候，她借用了伊曼纽尔·拉普自己那台美乐时相机，拍摄了这些照片——而且，还是在一次极其侮辱人格的性交之后。那几乎都不能称之为“性交”，拉普施瓦恩很快就走了——他急匆匆地赶往2号楼开会，因为他已经快要迟到了。当时，她感受到强烈的报复欲望，胆子也大了起来——那些机密文件就散落在他的办公桌上，而白天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美乐时相机放在抽屉里。

“斯塔西官员理应时刻保持他们良好的职业习惯。”她用斯塔西官员们特有的官僚语气对我说道，“拉普施瓦恩如此傲慢，甚至自以为可以凌驾于局里的规定之上。”

“那些胶卷呢？”我问她。她究竟是怎么弄到拍照用的胶卷的？

她说，拉普施瓦恩极其幼稚，就像小孩一样，有什么一时兴起的兴致，都必须马上得到满足。在斯塔西，即便是有军衔的军官，也绝对不允许在属于他们的个人保险柜内存放特种设备，比如秘密摄像机或者录音器材。但拉普跟其他人一样，无视了这条法令。而且，因为他离开得如此匆忙，竟然任由那保险柜的门半敞着——又是一次公然违反安全规定，这也使她能够绕过蜡锁……

我问她，蜡锁是什么？她解释说，斯塔西的每台保险柜上都有一把非常复杂的锁，锁上面覆盖着一层软蜡。关上保险柜后，这台保险柜的合法保有人会用他一直随身存放的斯塔西专用钥匙，及其配套的印章［图章(20)］在锁头的封蜡上留下个人标记。每个图章都有编号，独一无二。至于微缩胶卷，他有一个满是这玩意儿的纸板箱，每次补充都放满一打微缩胶卷进去。他对于纸板箱里的胶卷用过了多少完全没有数，而且，他会为了一些非官方和下流的目的，像儿童玩具一样使用他那台美乐时相机。举例而言，他曾多次试图劝服她脱光衣服，给他当裸体模特拍照，但她从来都是拒绝的。他还把几瓶伏特加和梅子白兰地放进了自己的保险柜里——就跟许多斯塔西内部的大人物一样，他也酗酒，喝醉之后也同样言语轻率。我问，她是如何成功地把这些微缩胶卷偷运出斯塔西总部的。她咯咯笑着回答说，像我这样的医生，应该猜得出来。

尽管开了这样一个玩笑，她还是坚称：虽然斯塔西对组织内部的安保要求简直称得上是走火入魔，但那些持有正确通行证的人却并不会接受身体检查。比如，［删除］同志就有一张通行证，授权她在斯塔西总部1号和3号大楼之间随意通行。我问她，既然她与我之间已经达成协议，那么，她希望我如何去处理这些微缩胶卷呢。对此，她回答道，我应该把它们移交给英国情报部门。我问，为什么不是交给美国人——她对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感到震惊。她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奉行帝国主义制度的美国是她的死敌。我们回到楼下，古斯塔夫和我亲爱的母亲正在一起玩多米诺骨牌。母亲说，他是个可爱的孩子，很擅长多米诺骨牌，如果可能的话，她真想把他给拐走。

秘密行动部的技术人员总是想方设法地要来凑一脚，他们紧接在这部分后面表态道：

柏林秘密行动部门技术分部致秘密行动部门柏林分站点主管［利玛斯］。

回复：关于你的头号特工五月花。

1．你报告说，他位于科佩尼克阁楼上的手术室里有台老式收音机，通过技术操作改成了录音设备？

2．你报告说，五月花拥有一台爱克山泰牌的单反相机，斯塔西批准此相机用于娱乐用途。他还拥有一盏治疗用的太阳灯，以及自他学生时代起便拥有的一台显微镜。既然已经有了基本设备，是否应该让他接受缩影术的教学指导？

3．科佩尼克是一个村镇，且是一处林木茂密的地区，是隐匿(21) W/T(22)及其他操作设备的理想地点。安排留守团队前往侦查并报告？

4．蜡锁。在郁金香和伊曼纽尔·拉普的调情过程中，她是否有机会对他的私人保险柜钥匙和附属印章［图章］进行拓印？技术部门有各种各样的CD(23)［隐藏装置］，很适合存放拓印用黏土。

内心的反感又回来了。在她调情的过程中？见鬼，这可不是郁金香在调情，而是拉普施瓦恩在调戏她，去你妈的！郁金香向拉普施瓦恩的兽行屈服，是因为她知道，如果她不屈服的话，就会因为捏造的纪律处分被斯塔西炒鱿鱼，而且，古斯塔夫将永远无法进入郁金香梦寐以求的精英学校了。好吧，实话实说，她确实是个热情似火的女人，很容易被唤起激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喜欢和拉普施瓦恩在一起，也不意味着她喜欢和她丈夫在一起！

然而，在当时的柏林，阿历克·利玛斯并没有顾虑到这些：

柏林秘密行动部门主管［利玛斯］致马里波恩行动部门主管［史迈利］。行动信件，抄送档案备份。

亲爱的乔治：

一次完美的行动！

很高兴能够向你汇报，伊曼纽尔·拉普的图章和钥匙，都被下级线人郁金香秘密复制了。在此，我们制作了一份干净利落的传真件，上面的字母和数字都很清晰。科技部门的小子们在行动之前给出建议，为安全起见，郁金香从蜡上取下图章时应该稍微扭动一下。所以这次绝对是双重保险！

你忠诚的，

阿历克

另外：附件中是郁金香的PP，根据HO(24)登记档案，绝密，仅供私下阅读！！阿·利

PP即“个人简历”的缩写，是那些情报局予以稍纵即逝的兴趣的个人生活。PP是自我惩罚。PP是痛苦。(25)

下级特工全名：多丽丝·卡洛塔·甘普。

出生地点及日期：莱比锡，1929年某月21日

教育程度：毕业于耶拿大学和德累斯顿大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专业。

一个姐妹：洛特。于波茨坦任职小学教师，未婚。

简历及其他个人资料：23岁，受聘为东柏林斯塔西总部初级档案员。可自由访问区域为普通机密部门及以下部门。经过六个月试用期，可自由访问区域提升为秘密情报部门。试用期结束，被指派至J3部门，负责处理和评估来自海外情报站的报告。

就职一年后，和洛塔尔·昆茨建立了关系，他被认为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的一颗新星。甘普旋即怀孕，两人公证结婚。

结婚六个月后，昆茨（婚前姓“甘普”）诞下一子，沿用父亲的名字给他取名为古斯塔夫。她的丈夫不知道，她诞下的男孩是由一位八十七岁、已经退休的俄罗斯东正教神父和灵性导师(26)（神圣的苦行僧）施行洗礼仪式的。洗礼者自称拉斯普京(27)，隶属于卡尔斯霍斯特(28)的一个苏联红军军营。她是如何转为信仰俄罗斯东正教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为了避免昆茨的注意，甘普告诉他说，自己此行的目的，是前往波茨坦看望姐妹。随后，她骑自行车去见拉斯普京，古斯塔夫坐在篮子里。1957年6月10日，她入职快满五年之时，再次得以晋升，这一次成了伊曼纽尔·拉普——受克格勃培训的海外情报部门秘密行动主管——的助理。

为了保住拉普的施惠，不得不向他提供性交易。当她向自己的丈夫抱怨此事时，他告诉她，像拉普这样一位重要同志的需求，是不应该被拒绝的。她相信，这也是她斯塔西同事们所抱持的一种共识。据郁金香说，他们知晓此事，且知道此事严重违反了斯塔西纪律。可是与此同时，他们也怕惹祸上身——考虑到拉普的职权范围，如果他们向上面报告此事，将会承担很严重的后果。

迄今为止的行动经历

加入斯塔西后，参加了所有初级员工相关的指导课程。和她的大多数同事不一样，她的俄语口语和写作都很优秀。因此她被选去参加补充培训，包括密谋策划、秘密会议、人员招募和欺诈训练。除此之外，她还接受过间谍密写术（碳基元素和溶液法）、隐蔽摄影（微缩胶卷，缩影术）、监视术、反监视术、基础W/T的培训。能力考核结果为“优秀到杰出水平”。

作为伊曼纽尔·拉普的私人助理和“黄金女孩”（此为拉普的描述），她需要定期陪同他前往布拉格、布达佩斯和格但斯克。他在那些城市参加克格勃组织的东欧集团联络机构情报部门会议。她在这样的会议上做过两次速记员。尽管她对拉普极为厌恶反感，但仍旧梦想着要作为拉普的陪同人员，去莫斯科看看晚上的红场。

专职负责人的总结意见

柏林秘密行动部主管致马里波恩秘密行动部主管［毫无疑问，是在斯塔斯·德·扬的帮助下］

下级线人郁金香与本局的关系，仅通过五月花来维系。他是她的医生、训练员、密友和专属告解神父，按上述一系列关系看来，他是她的最佳拍档。因此，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完全受我们头号特工支配的、像看家犬一样忠诚的姑娘，而且，对于我的专项资金而言，项目也应该保持这样的发展趋势。如你所知，我们最近给她配备了属于她个人的美乐时微型相机，放置在她肩包的搭扣里，另外，也在她用的粉扑锡罐底部藏入了微缩胶卷。而且，她眼下还是拉普保险柜上蜡锁对应的钥匙和图章复制品的光荣保管人。

五月花报告说，郁金香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紧张的迹象。相反，他说她的士气从未如此高涨过，似乎是盼着置身险境——这很令人满意。五月花唯一担心之处在于，她会变得过于自信，并因此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实际上，只要他们两人能够在诊疗的掩护下，自然而然地进行会面，他就不必过于担忧。

然而，当她陪同拉普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外的会议时，却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操作性问题——既然形同虚设的信箱不能对临时出现的请求予以回应，秘密行动部能否考虑在德国境外的东欧集团城市里，提前安排一个秘密信使为郁金香待命，以便随时接应她？

我翻开后一页——我的手很稳，在压力之下总是如此。下面则是秘密情报局总部和柏林情报站之间正常的行动对话。

乔治·史迈利致柏林的阿历克·利玛斯，仅供私人取阅，手写，抄送档案备份。

阿历克，预计伊曼纽尔·拉普即将访问布达佩斯，请尽快安排，将本信中附带的、即将担任秘密信使的彼得·吉勒姆的照片，交予下级线人郁金香察看。

最好的祝愿，乔

乔治·史迈利致彼得·吉勒姆，手写，抄送档案备份。

彼得，这将是你在布达佩斯的夫人。好好地了解她！

一路顺风，乔

“想说点什么？”纳尔逊从他正在看的那本书里抬起头来，语气尖锐地问道。

“没什么要说的。怎么了？”

“看你那样子，该去街上走走了。”

*

当你为了某场行动去检视一个不知名女人的面容时，肉体的欲望就被搁置了。因为你的检视并不是在搜寻与魅力相关的联系。你会想，她是长发还是短发，染没染上颜色，头发是压在了帽子下面，还是自由散落下来。以及，她的脸有什么可作区分的特征：宽眉毛、高颧骨，小眼睛还是大眼睛。不知这双眼睛是圆圆的，还是天生眯起来的。检视完面部之后，你会观察她的身材和尺码，并试图去弄清楚，比起标准的女性党员衣裤套装和笨重的系带鞋，如果这副胴体穿的是更容易辨认出来的衣服，又会是什么样子。你并不是在找寻其中暗藏着的性感，但若是对于一个易受影响的观察者，她的风姿很可能会吸引其注意。眼下这个阶段，我唯一关心的就是这张脸和这副胴体的主人，在这炎热夏季的某个日子里，在布达佩斯被严密监视的街道上，与一位秘密信使接头时的表现如何。

结果证明，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短：无懈可击。技能到位，动作熟练灵巧，隐匿行踪得当，坚定果断。而我，作为她的秘密信使，也不遑多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一条繁华的街道，两个陌生人，我们相向而行，眼看即将相撞。这时，我突然转向左边，她转向右边，两人之间有了一瞬间的身体接触。我咕哝着道歉，她毫不理睬，脚步轻盈地走开了。我身上则多了两盒微缩胶卷。

四周之后，在华沙老城的第二次接触要求虽然更高，但也毫无意外地完成了。作为行动见证人，我将手写报告交给了乔治，副本则交给阿历克：

彼·吉致马里波恩秘密行动部主管，抄送阿·利，柏林。

主题：与下级线人郁金香秘密特来福。

和在之前那些场合一样，我们迅速识别出了彼此。两人身体间的接触几乎令人无法察觉，十分迅速。我简直不敢相信，即便是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下，也能抓住转移情报的机会。

行动之前，五月花已经向郁金香做了极其完美的任务汇报，这是显而易见的。我随后便将胶卷移交给华沙情报站站长，没有出现任何麻烦。

彼·吉

接着是史迈利手写的回复：

彼得，你又老练地道地完成了一次任务！好极了！

乔·史

但是，实际情况或许并不像史迈利想象中那么老练地道，或者换一种说法——并不像我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波澜不惊。我在写报告的时候，强忍住了将真实经历详细写下的冲动。

*

我是个来自布列塔尼的法国游客，跟着瑞士的一个旅行团一同旅行。按照我的护照描述，我是某家公司的董事，但是，当我的同行者们问起时，我都把自己伪装成是个从事农业肥料相关工作的、唯唯诺诺的旅行者。我开始跟随我的旅行团一道观赏华沙修复得极好的老城区。这时，一个穿着宽松牛仔裤和格子花纹背心、曲线迷人的年轻女性朝着我们走了过来。她的头发，上一次见面时是用贝雷帽遮起来的，今天则披散开来，发色是赤褐色的。每走一步，秀发都会在阳光下有节奏地弹起。她戴了一条绿色的领巾——没有领巾的时候就意味着“不要交接”。我戴着一顶装饰有红色五角星的党员用布帽，是在一个街边小摊上买的——当我把帽子塞进口袋里的时候，意味着“不要交接”。此刻，各种旅行团挤满了这座老城，我们的旅行团比我们那位波兰导游所期望的还要难管理。眼下，我们的团员当中已经有三到四个人迷上了她。团员们只顾着三三两两地闲谈，根本就没去听导游的导览，没人去关心纳粹轰炸之后，这个城市如同奇迹般的重生。就在这时，一座青铜雕像吸引了我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了郁金香的注意，因为这就是我们设计好的碰面过程。我们碰面时不会特意减速。无动于衷就是一切，只要不是太过刻意就好。我们之间完全没有眼神交流，不过，我们对于“如何做到无视对方”的方法倒也并没有进行过什么专门研究。华沙是个受到严密监视的城市。旅游景点位于监视名单的首位。

既然如此，她突然轻快地摆动起自己的臀部算是什么呢？杏仁一般的大眼睛里闪烁起显而易见的欢迎目光又是什么呢？在飞速流逝的一秒钟时间里——但其实也并不比我预计的更短暂——我们的右手同时弯曲，手指伸进对方的手心里。但是，她的手指并没有立即从我手心里移开，而是贴近我的手指，将那小小的物件塞了进去。如果不是我把她的手指硬生生推开了，她的手指还会在我手心里依偎更长的时间。她疯了吗？还是我疯了？我看到的那一抹热情的微笑又是什么？——还是我在自欺欺人？

交接完成后，我们各走各路：她去参加华约组织高官的会议，我跟着自己的旅行团，去了一处地窖酒吧。酒吧里，英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和他妻子碰巧在转角的一张桌子上吃饭。我点了一杯啤酒，然后就暂别众人，按计划去了男厕所。这个文化参赞也跟着我进了厕所。我认识这人，在我们的另一种生活中，他是一个尚未转正的同事，隶属于沙拉特。交接的过程是迅速而沉默的。交接完成后，我重新回到旅行团里。但是，郁金香之前将指尖藏在我手心时的那种颤动感始终都没有消失。

而且，就在我刚才读到斯塔斯·德·扬对五月花情报网络中最闪耀的明星线人郁金香的赞美之词时，这种感觉仍未消失：

我们已经让郁金香充分了解到，她是在向我们这个情报局提供情报，至于五月花，则是我们的非官方助理以及她的中间人。她决定无条件地去热爱英国——她对我们高质量的情报交易过程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她还专门挑出了最近在华沙的交接经历，作为证明大不列颠卓尔不凡的实例。

郁金香在工作终止时的重新安置条款，无论此事何时执行，将会为其支付每月一千英镑的安置补贴，加上秘密行动部主管［乔·史］批准的一次性一万英镑的奖励金。但她最大的愿望是，到那时，她和她的儿子古斯塔夫都能够成为英国公民。

她独有的谍报工作天赋或许更令人称赞：郁金香成功地将她的那台超微型相机，暗藏在了她办公室所在走廊的女士洗手间的淋浴地漏的下面，这就减轻了她在手提包里藏着相机进出3号楼的压力。她在办公室里的某处藏起了她那份图章和钥匙，如此一来，只要在客观上足够安全，并且她个人觉得可行的时候，她都可以自由开关拉普的保险柜。上周六，她向五月花透露，她最近最经常出现的梦境，就是未来嫁给了一个漂亮的英国男人！

“有什么问题吗？”纳尔逊问，这次意有所指。

“我碰到了一个玫瑰花结。”我回答道——确有此事，真是碰巧。

*

邦尼随身带着一只公文包，穿深色西装。他是直接从财政部的一场会议中赶过来的，至于是和谁一起开会，为什么开会，他并没有说。劳拉双腿交叉地摊在老总的椅子上。邦尼从他的公文包中取出一瓶微温的桑塞尔白葡萄酒，给我们各倒了一杯。然后打开一包盐渍腰果，对我们说请自取。

“举步维艰对吗，彼得？”他颇为亲切地问道。

“不然呢？”我决定用愤懑不平的语气回答他，“在记忆的狭路上探索深入，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是什么快乐之旅吧？”

“称不上快乐之旅，但却对事态有所帮助，我是这样希望的。重返旧时光，再见那些昔日面容——不要搞得太过紧张，可以吗？”

我对这句话置若罔闻。审讯正式开始，开场白非常散漫：

“我能先问你关于雷迈克的事情吗？对于一名特工而言，他是个有着不同寻常吸引力的角色，你的想法是这样的吗？”

点头。

“他还是一名医生。一名相当优秀的医生。”

再次点头。

“那么，在将关于五月花的报告分发给幸运的白厅客户们那天，为什么要将五月花这名线人描述为这个样子？我直接引用一下报告原文—— 一位在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层工作的、经常接触高度机密斯塔西材料的得力官员。”

“那是故意散布的假情报。”我回答。

“由谁策划的？”

“乔治、老总、财政部的拉康。他们都知道，将五月花材料摆上台面会引起多大轰动。到时候，客户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线人是谁。所以他们编造了一个分量相同的虚构线人。”

“还有你那个郁金香？”

“郁金香怎么了？”

太快了。我本该再等等的。他是在刺激我吗？如果不是在激我的话，为什么还要向我展示那个仿佛一切都心照不宣的阴沉假笑，让我一看到就想要打他？还有，为什么劳拉也在这样冲着我笑？莫非，我们在吃了一顿完全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希腊晚餐之后，她又找回自我了吗？

邦尼正在阅读大腿上摊着的东西，他的主题仍旧是郁金香：“下级线人是内务部的高级秘书，可以接触到最高层圈子的人。这是不是有点过了？”

“怎么过了？”

“如此说法岂不是给了她太多的——这么说吧，给了她比她这个身份本身更多的尊重？我的意思是，最起码也要称呼她为‘淫乱的高级秘书’吧？如果我们要在当今世界里寻找某种对应概念的话，‘办公室女性瘾者’的称法相比之下可能更加适合。或者‘圣妓’，考虑到她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偏好，这样叫她没准更好。”

他看着我，等着我爆发出狂怒、愤慨和否定的态度。不知怎么的，我就是不想让他如愿以偿。

“无论如何，我仍然假定你很了解你的那位郁金香，”他接着说道，“毕竟你曾经那么勤勉地为她服务过。”

“我没有为她服务过，她也不是我的郁金香。”我用谨慎斟酌过的词句回答道，“她一直是外勤，我和郁金香之间连一句话都没说过。”

“一句也没有？”

“在我们之间的全部特来福中都是如此。我们擦身而过，从不说话。”

“既然如此，她是怎么知道你的名字的？”他询问道，脸上带着他最为迷人、颇显男孩子气的微笑。

“该死，她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们之间说过的话甚至都没有超出过打招呼用的‘哈罗’，在这种情况下，她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名字？”

“不妨这样说——是你的某一个名字。”他坚称，表情波澜不惊。

劳拉提示：“皮特，试着回忆一下‘让—弗朗索瓦·加迈’这个名字。”她用和邦尼一样欢快的语气提议道，“他是一家法国电子公司的合伙人，公司总部在梅斯(29)。他参加了保加利亚国家旅游公司组织的全包跟团游，当时正在黑海岸边享受假期。那可比一声‘哈罗’要多点。”

此刻，我爆发出的欢笑声毫无节制——这应该是我听到他们这番话后的正常反应，是自然而然的产物，是彻彻底底地松了一口气。

“哦，我的天哪！”我大呼小叫着，加入到了他们两人的欢快气氛当中，“当时那些话并不是对郁金香说的——是对古斯塔夫说的！”

*

就是这样，你们要的东西就在这儿，邦尼和劳拉，我希望你们现在能舒舒服服地坐好，安静聆听我讲的这个充满警示意义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最隐秘和最周详的计划，是如何奠基在一个孩童的天真之上的。

我的化名是让—弗朗索瓦·加迈，而且——没错，我是一个人数众多且受到密切监视的旅行团的成员，当时正在黑海沿岸一个不怎么有益健康的保加利亚海滩度假胜地，享受着低成本的大海和阳光。

我们所住的那个生意惨淡旅馆的海湾对面，是一家党务工作者专用的招待所。招待所是一座野兽派风格的苏维埃式混凝土建筑，外立面上挂满了共产党党旗，我们可以听到招待所那边奏响的军乐，掠过水面，朝着我们这边轰鸣。高昂的军乐时不时地就会被广播声打断——被那一整排的扩音器中传来的、以和平和善意为主题的鼓舞人心的新闻给打断。郁金香正和她五岁的儿子古斯塔夫在招待所围墙内的某个地方度过党务工作者们专享的集体假期——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郁金香丈夫洛塔尔同志的影响力，他神秘地绕过了斯塔西不愿意让自己的成员在外国沙滩上玩耍的规定。郁金香那个在波茨坦当老师的姐妹也陪着她一起来了。

地点海滩，在当天四点到四点十五分的这一小段时间里，我和郁金香将会按计划进行一次快速交接——两人将在海滩上擦身而过，这次行动也会带着她的儿子古斯塔夫一起。洛特将会安全地待在招待所里，参加党务会议。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外勤特工那边——此次行动中的外勤特工就是郁金香。而我的具体工作，则是以随机应变的态度来响应她。好的，现在她来了，踏着碎浪朝着我走来。她身上穿着一件和哈伯德大妈(30)的罩衫一样宽大的沙滩长罩袍，带着一只粗绳编织的肩包。她一边走上前来，一边指挥着身边的古斯塔夫，引导他的目光看向沙滩上的某只贝壳，或者哪枚看上去很稀罕的小石子，以便他将它们收进随身带的小桶里。她的臀部随着步伐轻快地摆动着，跟之前在华沙老城时一模一样。我一向拒绝对她的臀部给予任何回应，在邦尼和劳拉面前也对她的臀部避而不谈，我十分小心谨慎，因为他们对我每一句轻松的话语都抱持着毫不掩饰的怀疑态度。

她走得更近了些，在她那只编织肩包里翻找某样东西。海滩上其他的太阳崇拜者、其他的孩子，此刻正在戏水、晒日光浴、吃着香肠三明治，或者在下国际象棋。间谍郁金香的正式登场，并不是以一个微笑开始的，也不是以“××同志”或“某某同志”这样的打招呼开始的——我不知道她用了什么策略，反正，她说服了古斯塔夫主动来接近我；我也不知道她灵机一动地对古斯塔夫讲了些什么，逗得他哈哈大笑，大着胆子朝我跑了过来，将一大块蓝色、白色和粉色混合的椰子软糖塞进了我的手里。

虽然不知道郁金香用了什么方法，但是，我知道自己此刻必须表现得充满魅力，必须表现出喜悦之情。我必须假装自己当场吃掉了一部分软糖，必须把剩下的软糖藏进自己口袋里，必须蹲了下去，像变魔术一样地在沙滩里找到一枚贝壳……啊，那枚贝壳现在已经藏在我手心里了，所以，我便把它作为回报交给了古斯塔夫。

看到这一切的郁金香笑出了声，毫无顾忌——这样做未免有些太轻率了，不过，我也没有把这处细节告诉劳拉和邦尼——然后，她朝古斯塔夫招了招手，现在回来吧，亲爱的，让这位好同志自己待着。

可是，古斯塔夫却并不想让这位好同志一个人留在那里。这就是我对邦尼和劳拉所讲故事的全部重点——古斯塔夫是一个以任何人的标准来看都很活泼可爱的孩子，此刻，他已经偏离了剧本。照古斯塔夫的观点看来，他已经和眼前的好同志达成了一笔交易，用软糖换了贝壳，因此，现在他需要动用自己的交际和商务手腕，对这位新加入的贸易伙伴加深了解。

“你叫什么名字？”他询问道。

“让—弗朗索瓦。你呢？”

“古斯塔夫。让—弗朗索瓦，姓什么？”

“加迈。”

“那么，你的年龄呢？”

“一百二十八岁。你多大了？”

“五岁。同志是来自哪里的？”

“法国梅斯。你来自哪里？”

“民主德国的柏林。你想听首歌吗？”

“非常想。”

就这样，古斯塔夫在沙滩上全神贯注，挺起胸膛，专门为我唱起了一首校园歌曲。这首歌曲的主题是歌颂我们深爱着的苏维埃战士们，感谢他们为了社会主义德国抛洒热血。与此同时，站在他身后的那位母亲，平静地解开了那件沙滩长罩袍的腰带，双眼凝望着我，展示出了她全裸的胴体——非常值得夸耀的胴体，毫无疑问。随后，她又慢慢地将腰带系了回去，和我一道为她儿子的表演慷慨鼓掌：我握了握古斯塔夫的手，踏着整齐的步伐向后退，右拳举起，朝古斯塔夫致以一个共产主义式的举手礼。此时的郁金香看起来，完全是一个为自己孩子骄傲的母亲。

不过，郁金香那值得夸耀的裸露胴体，同样作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秘密，保留在了心底。与此同时，我开始琢磨起一个早在讲这个有趣故事之前就已经在我心里打鼓的问题：见鬼，你们怎么知道郁金香知道我的名字？

(1)　代理站长（Deputy Head）的缩写。

(2)　联合指导委员会（Joint Steering）的缩写。

(3)　Köpenick，柏林郊外的小镇。

(4)　NAAFI，英国海陆空军福利社的缩写，由英国海陆军联合经营、主要供应食品的小卖铺。

(5)　Sarratt，英格兰南部赫特福德郡三河区的一个小镇，也是圆场新间谍训练所的所在地。

(6)　Marylebone，伦敦威斯敏斯特市的一个区域。

(7)　老总（Control）的缩写。

(8)　原文为德语，Treff。会面、碰头的意思。

(9)　原文为法语，folie à deux，也称诱发型妄想障碍。

(10)　原文为拉丁语，bona fides。

(11)　卡尔·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 1896—1977），德国作家、剧作家。

(12)　原文为德语，Prominenz。

(13)　传统性病（venereal diseases）的缩写。

(14)　原文为德语，Geheime Mitarbeiter，指非官方的东德情报工作人员。

(15)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 1877—1926），克格勃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创始人。

(16)　格奥尔格·埃尔塞（Georg Elser, 1903—1945），德国工人，于1939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及其他高级纳粹领导人暗杀未遂。

(17)　指文件中的涂黑部分，下同。

(18)　原文为德语，Rappschwein，“拉普猪猡”的意思。

(19)　Hohenschönhausen，东柏林近郊的一个区域，斯塔西监狱所在地。

(20)　原文为德语，Petschaft。

(21)　原文为法语，cachément，后文中亦有出现。

(22)　无线电技术（wireless telegraphy）的缩写。

(23)　隐藏装置（concealment devices）的缩写。

(24)　总部大楼（Headquarter Office）的缩写。

(25)　自我惩罚（penance）和痛苦（pain）的首字母都是p。

(26)　starets，俄罗斯东正教中的宗教顾问，不一定是牧师。

(27)　拉斯普京（Rasputin, 1869—1916），俄国神父，尼古拉二世时期的神秘主义者，沙皇及皇后的宠臣。

(28)　Karlshorst，柏林远郊的一处军事根据地，柏林利希滕贝格区的下属区。

(29)　Metz，法国东北部城市，近卢森堡边界。

(30)　Mother Hubbard，英国家喻户晓的童谣角色，关于她的插画故事书最早出版于1805年。

7

当我提前从属于自己的那份任务中解放出来，走出昏暗的马厩，步入布卢姆斯伯里下午时分的喧闹当中时，我完全搞不清楚当时的自己正处于怎样一种难得一见的神游状态。我鬼使神差地朝着西南方向走向切尔西。奇耻大辱——这是当然的。沮丧、迷惘——毫无疑问。那种把我的过往经历统统挖出来，然后甩在我脸上时所催生出来的愤慨。还有不可计量的内疚、羞愧、忧虑。所有这一切情绪，最终都导向一股纯粹而强烈的痛苦，以及对乔治·史迈利想尽办法让任何人都找不到他的这一行为的无法理解。

抑或这一切本就是因为他？莫非邦尼对我撒了谎，就像我一直在对他撒谎一样。莫非乔治并没有像他所坚称的那样难觅踪迹？他们是不是早就找到了他，并且已经将他给榨干了？仔细想想，似乎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如果米莉·麦克雷格知道答案——我怀疑她知道——她也一定会保持沉默，因为她自己对于《英国官方保密法》的界定是，无论是生还是死，乔治·史迈利都是不可讨论的。

我逐渐走近贝瓦特街。这里曾经是一条安静的尽端路(1)，也不怎么富裕。现在这里只是伦敦的又一处百万富翁聚居区。我拒绝承认眼下正有一股乡愁般的情绪向我袭来，不愿意对停在这条街上的车辆进行早已习惯成自然的特征记忆，也不愿意去逐一检视这些车里是否有人，或者用假装漫不经心的眼神去观察街道对面每家每户的门窗情况。我上次到这里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我的记忆停在了过去的某个夜晚，当时，我绕过了乔治设置的小把戏——他在前门装上了两片木楔——埋伏在屋子里，等着他过来，好把他逮住，一路送到奥立弗·拉康位于阿斯科特镇那座杂乱无章的红色城堡里。这是他人生中那段极其痛苦旅程的第一部分，在那段旅程中，他要去找比尔·海顿：他亲爱的老朋友、大叛徒——他妻子的情人。

然而，在如今这个天色渐晚的闲散秋日的下午，贝瓦特街九号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到。百叶窗拉了下来，门前花园里杂草丛生，这里的居住者已经离开，或者已经死亡。我向上走了四级台阶，按了门铃，没有听到熟悉的铃声，也没有或轻或重的脚步声。没有乔治，没有他在眼前一边高兴地眨眨眼，一边擦亮别在领带内侧的眼镜——“哈罗，彼得，你看起来好像需要喝一杯，进来吧？”没有那个匆匆忙忙、妆只画了一半就要出门的安恩——“就要出门了，亲爱的彼得——吻一下，吻一下——赶快进来，跟可怜的乔治一起，解决这个世界面对的问题。”

我用部队行军一般的步伐回到了国王路，叫了辆出租车到马里波恩大街，在道特书店对面下了车。不过，在史迈利那个年代，对面其实是“弗朗西斯·爱德华兹先生们”书店，创店于1910年，乔治在这里度过了许多愉快的午休时间。我突然拐入一条迷宫般的鹅卵石小巷，这里有好些联排屋。此处曾经被用作圆场秘密行动部的分部——或者换种说法，简单点说，就是马里波恩。

马厩是唯一专门用于单一行动的安全屋，与马厩不同的是，有着三个正门的马里波恩是为情报局工作准备的：它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司务员、密码员、译电员和通讯员，以及由临时人员组成的灰衣军团——这些人彼此之间完全不认识，有着各不相同的人生轨迹，他们只需要响应局里的召唤，放下手头的活儿，被组织起来去完成我们给出的任务目标即可。

既然如此，那我是不是还可以抱着极其微小的一点希望去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秘密行动部其实还在这里。在神游状态之中，我选择去相信这个设想。乔治·史迈利此刻还悄悄潜伏在关起来的百叶窗后面吗？在我的神游状态中，我必定会去说服自己，乔治·史迈利就是这样做的。九个门铃当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你必须是值得信赖的人中的一位，才可能知道哪个门铃能用。我按下了那个门铃，没有任何反应。我按了同一道门上的另外两个门铃按钮。我走到另一道门前，按了属于这道门的全部三个按钮。这时，一个女人发出的尖叫声冲着我来了。

“该死，她不在这儿了，萨米！她和沃利还有那孩子一刀两断了。你要是敢再摁一次门铃，我马上报警，说到做到！”

她的建议让我清醒了过来。接下来我还记得的事情，是坐在德文郡街安静的街道上，在一家满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交头接耳聊着天的咖啡馆里，喝着接骨木花水。我等待着，让自己的呼吸平顺下来。我的头脑清醒之后，目标感也会回来。在过去的几天几夜时间里，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令人分神的事情，但是，对克里斯托弗模样的想象，那个少年犯、刑事犯、阿历克的聪明儿子，他在布列塔尼，我的家门口，冷酷无情地盘问我的凯瑟琳……这幅画面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在那天早上打那通电话之前，我从来不曾在凯瑟琳的声音里听到过那种绵延不绝的恐惧感——并不是为她自己，而是在为我担惊受怕。他不怎么讨人喜欢……皮埃尔……沉默寡言……壮实得像个拳击手……他还问你是不是住在伦敦的酒店……地址是什么？

我之所以提起我的凯瑟琳，是因为自她父亲去世，我就把自己当成了她的监护人——和邦尼那该死的影射完全相反。我看着她从小长到大。她看着我的女人们来来去去，直到最后一个不留。当她为了挑衅那个比自己长得更漂亮的姐姐，化身为镇上的坏女孩，开始和自己能够勾搭上的随便哪个坏男人上床时，我丝毫没有在意镇上牧师自以为是的抗议——他可能幻想她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吧。我一向都对小孩子感到不安，不过，伊莎贝尔出生时，我却跟凯瑟琳一样为她感到高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我曾经以何为生，她也从未告诉过我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在整个镇子上，我是唯一一个对此毫不知情也毫不关心的人。如果她愿意，农庄有一天会是她的，那时，伊莎贝尔依旧会在她身边跑来跑去。也许有一天，会有个比我更年轻的男人过来找凯瑟琳，也许小伊莎贝尔到时候也会愿意去正眼看他一眼。

讲起我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我们是否也算是恋人呢？渐渐地，似乎也算是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由伊莎贝尔一手安排的。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伊莎贝尔带着她床上的全部东西穿过了院子，在我卧室落地窗外面的地板上打了个地铺，整个过程中连瞟都没瞟上我一眼。我的床很大，客用房间又暗又冷，母女之间又不能分开。在我的记忆中，我和凯瑟琳连续好几个礼拜都很纯洁地肩并肩睡在一起，直到最后才转向对方。不过，或许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如我所认为地等了那么久。

*

至少有一件事情我能确定：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辨认出撵在我身后的那个人。阿历克死后，我在霍洛威路清理他那套惨淡的单身汉公寓时，偶然发现了一本口袋大小的相册，一片压过的雪绒花被小心地夹在封面的透明玻璃纸下面。正准备扔掉它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手里拿着的是一本记录着克里斯托弗从襁褓时期一直到入学的日常照片相册。相册里的每张快照下面，都加了一些用白色墨水书写的德语说明，照我推测，应该是克里斯托弗的母亲写的。看过这些相片，我印象尤深的是——在杜塞尔多夫看球赛时，我所记得的那种郁郁寡欢的神情，实际上一直伴随着他。当他长得人高马大，眉头深锁，身上穿着做礼拜时才穿的那套衣服，看上去简直跟阿历克一模一样，他依然是那种表情。他手里紧握着一卷羊皮纸，仿佛马上就要把这卷纸摁到你的脸上。

与此同时，克里斯托弗对我又了解多少呢？他知道我现在正在伦敦，在埋葬一位好友，乐于去充当一个好心肠的撒玛利亚人。在伦敦的我没有明确可知的地址，也不是哪个俱乐部的会员——即使是一个被吹嘘到像克里斯托弗那样厉害的调查者，也不会发现我其实位列在旅行家俱乐部和全国自由俱乐部(2)的会员名单中。我也不在斯塔西的档案里，或者任何其他地方。我在大英帝国的最后一处已知住所，是位于阿克顿(3)的一套两居室公寓——我以彼得森的名字租住在那里。而且，当我给房东退租信时，并没有留接下来的地址。所以，在去过布列塔尼之后，那个极为认真、坚持不懈、不懂礼貌的罪犯克里斯托弗——阿历克之子，壮得像拳击手一样的家伙，会到哪里去找我呢？那个能找到我的地点，唯一的地点，会是哪里呢？如果他确实很幸运，一路顺风顺水的话，他要到哪个地方去，才可能把我拽回到这人世间来？

答案——或者说，对我而言唯一称得上合理的答案——就是泰晤士河畔，属于我老情报局的卢比扬卡(4)，不是他父亲那老旧的、难觅踪影的圆场，而是它可怕的继任者，我正要前往勘察的堡垒。

*

沃克斯霍尔桥上挤满了回家的通勤者。桥下水流湍急，同样交通拥挤。眼下，我并非保加利亚旅行团的成员，而是一名正在伦敦打卡观光的澳洲游客，戴着牛仔帽，穿着有多个口袋的卡其色马甲。第一次过桥时，我戴了一顶平顶帽，系一条格子花呢围巾。第二次时，我戴了一顶阿森纳球迷专用的绒球羊毛帽。在滑铁卢车站的跳蚤市场，你的整套行头净成本只要十四英镑。在沙拉特，我们把这个称为“轮廓变化”。

任何一个监视者都需要提防那些会令人分心的东西。我曾经警告过我那些年轻的徒弟：要小心那些会让你无法移开目光的事物，比如漂亮姑娘十分勇敢地在自家阳台上晒日光浴，或者是打扮成耶稣基督模样的街头传教士。对我而言，对这个傍晚而言，那个令目光无法移开的事物，是一处完全被尖头铁栏杆包围起来、仅仅只有一块手绢大小，长得颇为葱翠繁茂的矩形草坪。这是什么玩意儿？给圆场的恶棍们专门安排的室外惩罚室？只为高级官员准备的秘密游乐场？但他们怎么进去呢？更糟糕的问题是，他们又该怎么出来？

在堡垒外墙下，一片满是小鹅卵石的河滩上，有个穿着五彩斑斓丝绸衣服的亚洲家庭正在加拿大黑雁的围绕下野餐。一艘黄色的旅游两栖船在他们旁边的斜坡上吃力地朝上开，磕磕碰碰地停了下来。没有人现身。时间马上要到五点半。我正在回忆圆场当年的工作时间：对受膏者，十点到无论什么时候；对未受洗者，九点半到五点半。一小批初级职员即将下班走人。我正在统计可能的出口点，为了不引人注目，这些出口点会分散设置。这座堡垒刚开始被现在这帮房客占领时，有些都市传说表示，泰晤士河下方有一大堆从圆场一路挖到白厅的秘密隧道。好吧，当时圆场确实挖了一两条隧道，大部分是在别人的领土之下挖的，既然如此，在自己的地盘之下挖个几条又何妨呢？

我第一次见邦尼时，曾经穿过一道只能容纳一人进出的门——这道房门在两扇明显通过了防撞击试验、拥有装饰派艺术风格纹饰的大铁门的掩映下，显得格外狭小。不过，我猜那道门是仅供访客使用的。在我已经发现的另外三个出口中，最符合我直觉的是一道灰色的双开门，它位于河边一段不显眼的石阶顶部，任行人们在步道上川流不息。当我拐过转角时，那道灰色的双开门敞开了，半打男男女女自门后陆续现身，平均年龄二十五到三十岁。某种“坚决匿藏个人特征”的印象随之而至。门关上了，我推测是电子操控的，接着又重新打开，因为第二波人下来了。

我是克里斯托弗的猎物，也是他的追捕者。我假定他正在做我这半小时来一直在做的事情：熟悉目标建筑物，选择可能的出口，等待合适的时机。我的行为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克里斯托弗和他父亲一样，都是受优秀的行动本能驱使的，他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考虑过猎物下一步的可能行动，并据此拟定了对应计划。如果事实真如凯瑟琳所说，我是去伦敦给一位老朋友下葬——克里斯托弗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这个说法呢？那么，葬礼过后，我肯定会顺道去拜访我的前雇主，仔细商议那起令人光火的、由历史遗留问题引起的诉讼，上诉人是克里斯托弗和他刚找到的盟友凯伦·戈尔德，他们联合起来对抗情报局，还有它那些有名有姓的雇员——我就是其中之一。

另一批男女正在下台阶。当他们走到步行道上时，我跟上了他们。一个灰色头发的女人给了我一个礼貌的微笑。她怕是觉得她应该认识我。步行道上的人们和我们混在了一起。有块牌子上写着“前方：巴特西公园”。我们渐渐接近一处桥下拱廊。这时，我朝自己上方看了一眼，我看到一个穿着足有身体四分之三长的黑色大衣、个头壮实的男人站在天桥上，扫视着下面的行人。他所站的那个位置——无论他是偶然选择了那里还是早就算计好了——能够确保看到堡垒的三个出口。当然，我在自己同样优越的观察位置上也有所斩获：我确定了他所站位置的战术价值。因为他的脑袋正垂下来往下看，还因为他头上戴的帽子——那是一顶高顶浅檐的黑色洪堡毡帽——他的面容隐没在了一团阴影之中。尽管如此，他那拳击手一般的体型是毋庸置疑的：宽肩膀，厚背脊，比我预期的阿历克的儿子还要再高出三英寸。不过仔细想想，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母亲。

我们穿过了桥下拱廊。穿黑色大衣、戴黑色洪堡毡帽的他已经离开了大桥，汇入人群。尽管他是个大块头，但行动起来速度却很快。阿历克也是如此。此刻，他就在我身后二十码处，洪堡毡帽在两边来来回回。他正尝试着确保自己眼前的某人或某物一直保持在视线内，我倾向于认为那个“某人”就是我。他想让我发现他吗？抑或是我的受监视意识过剩？这也是我曾经反复谴责的另一项罪孽。

跑步、骑车的人和小船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我左手边是盖满公寓楼的街区。在这些公寓楼的底层，有装修得浮华漂亮的临街餐厅、咖啡馆，以及贩卖快餐食品的小摊贩。我正利用玻璃反射来观察他。我正在放慢他的速度。此刻，我突然想起自己对那些新入职者讲过的教案：决定步伐的人是你，而不是跟踪你的人。要保持闲散，保持犹疑不决的状态，能做到闲庭信步之时，千万不要奔跑。河道里充斥着游船、渡船、小型帆船、划艇和驳船。河岸上，街头艺人正在假扮人体雕像，孩子们在吹泡泡，遥控玩具无人机在天上飞。如果你不是克里斯托弗，你就是圆场的监视者。即使在我们最糟糕的年代，也没有这么糟糕过。

在圣乔治码头的时候，我向右转，从人群中脱离，假装查看轮渡时间表。在这种时候，你通过给你身后那位追捕者做选择的机会来确定他的身份——他会紧跟在你后面跳上公共汽车吗，或者他会来上一句“跟公共汽车一块儿下地狱去吧”，然后转身走开？如果他转身走开了，也许他会把你留给在场的另一个人继续监视。但是，戴洪堡毡帽穿黑色大衣的他并没有把我留给别人。他想亲自逮到我。只见他在一个卖香肠的摊子附近徘徊，借助黄芥末和番茄酱瓶子后面摆着的那面花哨镜子仔细观察着我。

在前往伦敦东的轮渡售票机前，人们正在逐渐排成一条买票队伍。我加入了这条队伍，等轮到我的时候，我给自己买了张驶往伦敦塔桥的单程票。我的追捕者则决定不给自己买香肠。渡船靠岸，栈桥码头开始摇摇晃晃，我们等在那里，先让乘客下来。此时，我的追捕者已经穿过了小路，正俯身在那台轮渡售票机上。他暴躁地做着手势：有没有人帮帮我。一个戴着帽子、帽檐宽松下垂的拉斯特法里教徒向他演示了怎么操作。用现金，不能用信用卡。他的脸仍旧笼罩在洪堡毡帽下的阴影之中。我们正在登船。顶层的甲板上挤满了观光客。人群是你的朋友，好好利用这点。我利用了顶层甲板上的人群，在等待那位追捕者做同样事情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跟他之间仅仅隔了一道栏杆的空间。他意识到我已经发现他了吗？我们认识彼此吗？莫非他——就像我在沙拉特的学生们会说的那样——瞄准了我正在瞄着他吗？如果他已经瞄准我了，计划中止。

不同之处在于，我是不会中止计划的。就在这时，轮渡转弯了，一缕阳光刚好照在了他的身上，但是他的脸庞仍然藏在阴影之中。尽管他现在正位于我左侧视野的边缘位置，我还是能看到他在不停地偷瞄我，看他那样子，仿佛是害怕我突然横冲猛撞，或者突然从甲板上跳下去。

你真的是克里斯托弗，真的是阿历克的儿子吗？又或者，你是哪个律师的法警，专程被派来将一张法院传票甩在我脸上？可是，如果这是你的身份的话，为什么要跟踪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冲过来，跟我当面对质？船又晃荡了一下，阳光再一次照在他身上。他抬起头来，这次，我第一次看清了他的脸庞轮廓，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本应该感到惊喜和开心，然而，这两种情绪我一样都没有。此时此刻，我感受不到亲切感带来的任何触动。我只有一种即将面临清算的直觉：克里斯托弗，阿历克的儿子，和我当年在杜塞尔多夫的足球场时所记得的样子一样，同样目不转睛的凝视，同样的爱尔兰人下巴。

*

如果克里斯托弗正在解读我的意图，那么，我同时也在解读他的。他没有向我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因为他正等着在某个合适的地点再来接触我，正如监视者们通常会做的那样——找出我待在哪里，做了些什么，然后再选择适合他自己的时间和地点行动。至于我这边的对策，必然是否定掉他所遵循的行动逻辑，让这次正式会面按照我自己的步调来展开：因此，那就应该是个拥挤的、有大量无辜旁观者的地方。但是，由于凯瑟琳之前的警告，加上我自己的忧虑，迫使我不得不思考一个暴力分子为我对他已故父亲所犯下的罪行寻求报偿的可能性。

正是因为惦记着可能会发生类似这样的意外事件，我才回想起当自己还是个小男孩时，是如何被我的法国母亲带着，绕着伦敦塔快步行进的。她看到这里的每一样事物时，都会惊惶万分地发出令人尴尬无比的大呼小叫。我记得尤其清楚的，当数塔桥上的那段大台阶。此时此刻，呼唤着我的正是那段大台阶——并不是因为它作为标志性景点的吸引力，而是为了自我保护。沙拉特幼儿园并不单独传授自卫手段，它教导的是各式各样的杀戮技巧，有些是无声的，有些则有所动静，然而“自卫”在我们的杀戮菜单上却并没有占多大篇幅。能够确定的是，如果情势真的转变为一场打斗，我需要我对手的重量超过我，并且还要得到重力所能提供的所有帮助。对手是一个被监狱训练出来的打手，一身的骨头和肌肉重达四十磅。我需要用他的体重来对付他。所以，我想不出一个比陡峭的楼梯更好利用的地方了。以我这副上了年纪的身躯，故意站在他走来的路径下方几级台阶的位置，好让他加快自己的步伐。我这边已提前准备好了一些用处不大的防备措施：把身上全部的小零钱统统转移到我夹克右边的口袋里，以便在必要的时候作为葡萄弹(5)来使用，将钥匙链绕在左手中指上，作为一只临时凑合的手指虎。古往今来，还从来没有人是因为好好做准备而输掉一场打斗的，对吗，孩子？没有的，伙计们，从来没有过。

我们在排队下船，克里斯托弗此刻就在我身后约十二英尺远处。他映在玻璃门上的倒影毫无表情。凯瑟琳曾说，他一头灰发。现在我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因，那是一团从洪堡毡帽下四处蹿出来的厚实头发，灰色，像阿历克一样，是硬邦邦如同金属丝一样桀骜不驯的发质。头发中间的一大块编成了一条辫子，垂在黑色大衣的后面。为什么凯瑟琳没有提到过这条辫子？可能当时他把它塞进了外套里，也可能辫子在她看来不算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在费力前进的队伍中，我们之间逐渐形成了一段高度差。塔桥放下来了。绿灯亮起，示意人们通过。我走到通往大台阶的入口处，突然转过身来，直视着他，对他说道：如果你想谈，我们就在这里谈，在这个行人来来往往的地方。他也停了下来，但我能从他脸上和眼睛里看到的全部东西，就只有足球观众那种残忍无情的凝视。我沿着阶梯向下快步下行了十多步，大阶梯已经没剩几级台阶了，我即将穷途末路。此刻，我需要找到一处中继点。一旦他从我身边走过，我需要他在失足跌倒时坠落的时间足够长，因为我并不希望到时候他还能回得来。

楼梯上挤满了人。两个咯咯笑着的女孩手拉着手，匆匆走过。几个穿着藏红花色僧袍的僧侣正在和一名乞丐进行十分严肃认真的哲学讨论。克里斯托弗站在大阶梯的上端，露出一个戴帽子、穿大衣的轮廓。他开始走下楼梯了，一步一步地下——早就考虑好了，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双臂半举在身体两侧，脚步迈得颇大，是摔跤手才有的步伐。你走得太慢了，我催促他，到我这下边来，我需要你那猛冲的势头。可是，他却在我上方距离好几级台阶的位置停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成年之后的声音，带有德语腔调的美国口音，声调略高，不知何故，令我感到有些讶异。

“嗨，彼得。嗨，皮埃尔。是我，克里斯托弗，阿历克的儿子，还记得我吗？见到我你难道不开心吗？你难道不想握握我的手吗？”

我松开口袋里的零钱，向他伸出了右手。他抓住了那只手，握了足够长的时间，好让我感受到他的力量，全然不顾我的掌心已经湿透了，滑溜溜的。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克里斯托弗？”我开口道。作为答案，我得到了一阵阿历克式的冷笑，以及克里斯托弗装腔作势地在自己的声音中额外加入的那少许爱尔兰口音：

“好吧，伙计哟，你可以先给我买杯该死的饮料！”

*

这家餐厅位于一座自成风格的老城区建筑二楼。内部装上了伪装成虫蛀的房梁，透过斜面拼接的窗户，可以从很偏的角度看到伦敦塔。女服务生戴着维多利亚式系带软帽，穿着连胸长围裙，如果我们答应在这里吃一顿全餐的话，就可以有张桌子坐。就这样，克里斯托弗坐了下来，巨大的身体一下子砸进椅子里，那顶洪堡毡帽垂下来，遮住了他的眼睛。女服务员拿来了啤酒，正是他要的。他喝了一小口啤酒，脸上表情扭曲了片刻，之后便把啤酒放到了一边。他的指甲黑乎乎的，上面满是缺口。左手每根手指上都戴着戒指。在他的右手上，只有中间两根手指戴戒指。脸长得跟阿历克一样，但那些本应该布满由痛苦铸就的皱纹的地方，只看得到松垮的不满情绪。同样具有攻击性的下颚形状，还有那双棕色的眼睛——当它们迷惑你的时候，也会闪现出和阿历克一样的、海盗般的魅力。

“那么，你这些天在忙什么呢，克里斯托弗？”我问他。他思考了一会儿。

“这些天？”

“是啊。”

“好吧，我猜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他回答道，并且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

“‘这个’具体指什么？我觉得你有所隐瞒。”

但他摇了摇头，好像在说不必在意。只有在服务员端来我们点的牛排和薯条时，他才直挺挺地坐起身来。

“你在布列塔尼那儿的房子真不错。”他边吃边说，“有多少公顷？”

“五十多公顷。怎么了？”

“都是你的？”

“我们刚在讨论什么，克里斯托弗？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他又吃了一大口，歪了歪头，投过来一个微笑，仿佛是在对我说：你还真是会抓重点。

“我为什么要来找你？三十年来，我一直都在寻宝，为了寻宝满世界旅行。我做过钻石生意、黄金生意，搞过毒品交易，还倒卖过一点点军火，进过监狱……事情多不胜数。我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了吗？影都没有！这一切过去后，我回家了，回到了这个老不死的小欧洲，然后，我就找到了你——我的金矿。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他最好的同志。而且，瞧瞧你对自己最好的同志都做了些什么？你把他给弄死了。那因为钱啊，伙计。就是为了钱啊。”

“我没有弄死你父亲。”

“读读这些文件，伙计。读读这些斯塔西文件。内容可是爆炸性的。你和乔治·史迈利杀了我父亲。史迈利是元凶，你就像是他的头号办事员。你们设计圈套让我父亲跳进去，你们杀了他。无论是不是亲自动手的，这就是你们所做的。而且，你们还把伊丽莎白·戈尔德强行拉进了这场游戏里。所有这一切，都在这该死的文件里，伙计！你们想出来的那个极其邪恶的阴谋出了岔子，适得其反，害死了和任务相关的每一个人。你骗了我爸爸！你和你的大老板乔治。你们骗了我爸爸，让他去送死，都是故意的。不妨去问问律师们。你知道这是个什么意思吗？爱国主义已经死了，伙计。爱国主义是给小婴孩们准备的。这个案件闹到国际上，仅仅以爱国主义作为辩护理由可行不通。用爱国主义来减免罪行的模式已经彻底搞砸了——就跟这个国家的上层精英们一样，就跟你们一样。”他补充道。此时他正准备灌下一大口啤酒，却又临时改变了主意，翻了翻他那件尽管天气很热，但依旧坚持穿在身上的黑色外套的口袋，从一只破破烂烂的锡盒里倒了少许白色粉末到自己的手腕上，用空出来的另一只手压住一侧鼻孔，然后在任何一个顾客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范围内——已经有几个看过来了——猛吸了一口。

“所以呢，你在这里干什么？”我问。

“救你那条该死的命啊，伙计。”他回答道，同时伸出双手，用仿若忠心耿耿臣子一样的姿势，抓住了我的手腕。

“那就这样说定了。我来做你的最佳拍档。怎么样？算是我给你的独家优待——这是你这辈子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一笔交易了。你是我的朋友，好吗？”

“你说是就是了。”

我强行挣脱开了他那双手，但他仍然用父母溺爱小孩子般的眼神盯着我看。

“你没有别的朋友了。眼下也没有其他上得了台面的交易。这是一次性提议，不构成任何后续影响，不可协商。”他拿起他的大啤酒杯，一口饮尽，然后向女服务员示意，要了另一杯，“一百万欧元，直接给我本人，不牵涉任何第三方。一百万欧元，律师放弃起诉的当天到账，然后你就再也不会听到关于我的任何消息了。再也没有律师，没有人权问题，没有任何废话。你只需要一次性买下这个大礼包就好。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就是这价码看起来挺便宜的。我对事态相当了解，你的律师早已拒绝了这个数目，还拒绝了其他更多东西。”

“你根本没仔细听。我正在给你大优惠呢。这就是我要说的。我给了你个大优惠，一次性付清，给我本人，一百万欧元。”

“还有丽兹·戈尔德的女儿凯伦——我想，她对这交易没意见？”

“凯伦？听着，我了解那个姑娘。我要做的就是去找她，对着她唱歌，这是我的方式，我谈论自己的灵魂，可能稍微哭了哭，我告诉她，我终究不能让这些事就此过去，这些对我而言太痛苦了，关于我父亲的那些回忆，就让死者长眠吧。我知道该说什么话。凯伦很敏感，相信我。”

接下来，当我没有向他显露出相信他这番言论的必要信号时，他又说：

“听着。是我发现了这个该死的姑娘。她欠我的。我做了实事，给人付了钱，拿到了文件。我去找她，给她带去好消息，告诉她在哪里可以找到她母亲的坟墓。我们去找律师。她的律师，免费的公益律师，最糟糕的选择。她都从哪里找来这些人的？国际特赦组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民权组织。那些公益律师会去找你的政府，像牧师一样对他们说教。你们的政府推掉了一切责任，但却留了一道‘只说给你听，我们从没聊过这个’式的后门，一百万英镑达成协议，不构成任何后继影响。一百万！这还是底价，可以商量。就我个人而言，我现在不会碰英镑，但这并不是主要问题。凯伦的律师们又做了什么呢——再去说教一次。他们说，我们不要一百万英镑，我们是高尚的人，我们希望你们去吃屎。如果你们不去吃屎的话，我们会把你们带去法庭，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会把你们带去斯特拉斯堡，带上该死的欧洲人权法院。于是，你的政府就说，好吧，两百万，但她那些公益律师仍然不要，他们就跟凯伦一样。他们统统是神圣的、纯洁的。”

一阵金属碰撞发出的撞击声，餐厅里的每个人都转过了头来。克里斯托弗那只没有洗过的、戴满了戒指的左手手掌拍在了我面前的桌子上。他的手往前伸，脸上汗如雨下。一扇标有“员工专用”的门打开了，门后露出一个受了惊吓的脑袋，一看见克里斯托弗，就又消失了。

“你想知道我的银行账户——对吗，伙计？就在这儿。然后，告诉你的政府，伙计：在我们撤诉的那天，拿出一百万欧元，否则，我们就把那张该死的诉状扔到你的身上。”

他抬起那只手，取出一张折叠好的横格纸，看着我把它塞进自己的钱包里。

“谁是郁金香？”他用和刚才一样的威胁语气问道。

“什么？”

“多丽丝·甘普的行动代号。那个斯塔西的女人，有个孩子。”

他就这样离开了，没有再多说些什么。我至今仍坚持称她为甘普——郁金香对我而言不算是个名字。一位勇敢的女服务员拿着账单匆匆忙忙地走了过来，但他已经走下了一半的台阶。等到我走到街上时，只看见了他坐在一辆即将离开的出租车后座上的巨大背影，还有他从车窗里伸出来的白手，懒散地挥动着，以示告别。

我知道自己走回了海豚广场。在沿路的某个地方，我一定是想了起来那张写有他银行账号的纸条，我把它扔进了一个小垃圾箱里，但我很难说清自己究竟把纸条扔到哪个垃圾箱里去了。

(1)　原文为法语，cul-de-sac，直译为“袋底”。在欧美，尽端路路底一般有小环岛，形如袋底，可供汽车绕一圈开出，故有此名。尽端路空间相对较大，居住在这种位置的往往是比较富裕的家庭。

(2)　The National Liberal Club，伦敦的一个私人会员制俱乐部。

(3)　Acton，位于伦敦伊斯林顿区。

(4)　Lubyanka，莫斯科红场附近的一个广场，苏联时期情报机构所在地，现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总部所在地。

(5)　一种海军弹种，类似霰弹枪子弹。

8

昨天的好天气，已经被像炮火一样横扫过皮姆利科街道的一场倾盆大雨给取代了。马厩的幽会已经迟到，我发现邦尼打着伞，独自站在门前的台阶上。

“我们相当好奇你是否当过逃兵。”他一边说着，一边露出了他那如害羞男孩般的微笑。

“如果我当过呢？”

“那我们就会说，你恐怕也不会逃得太远。”他仍然微笑着，递给我一只棕色的信封，上面用红字写着“女王陛下的情报局”。“祝贺你，很荣幸邀请你到我们的主子们面前。全党议会情报调查委员会想和你谈谈。日期有待公布。”

“我想，你也要跟我谈谈？”

“稍微谈谈，但我们并不是明星人物，对吧？”

一辆黑色标致车停了下来，他爬上了后座。然后标致车便开走了。

“穿上我们阅读时专用的靴子了吗？”佩西问。她早已在图书馆里她专用的宝座上就座了，“看来我们今天有的忙了？”

她指的是在搁板桌上等着我的厚厚的黄褐色皮革文件夹：我那份未出版的杰作，总共四十页。

*

“我建议你起草一份关于此事的官方报告，彼得。”史迈利对我说。

现在是凌晨三点。我们正坐在新森林地区一间议会大楼的前厅里。

“我认为你是这份工作的理想人选，”他继续用与前面一句话一样审慎且不带个人感情的语调说道，“一份内容明确的报告，讨喜、冗长，有着丰富的无关细节，并省略掉在这整个世界上只有你和我，以及另外四个人——如果上帝能确保这点的话——只有我们才知道的那部分信息。要有一些能够满足委员会恶趣味的东西，要有一些能够对总部的尸检起到迷惑性作用的东西——我只是用‘尸检’这个词来打个比喻——这份报告绝对会被他们拿去审查的。最初起草的报告请交给我单独批复。只有我能看。你会做这件事吗？能做得到吗？伊尔丝到时会坐在你身边帮忙，这是自然。”

伊尔丝，秘密行动部门的明星语言学家，端庄、守时，精通德语、捷克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波兰语。她和母亲居住在汉普斯特德(1)，每个周六傍晚都会吹奏长笛。伊尔丝会坐在我旁边，纠正我对那些德语录音的誊录。我们会一起对我所犯下的小错误报以微笑，一起讨论单词或者短语的选择，一起出去吃三明治。我们同时俯身看录音机，脑袋不小心撞到了一起，然后同时向对方道歉。五点半准时，伊尔丝会回到有她母亲和长笛的汉普斯特德的家。

*

下级线人郁金香的叛逃。

由马里波恩秘密行动部主管助理彼·吉勒姆汇编的报告草案，致委员会主管比尔·海顿及财政部长奥立弗·拉康。供秘密行动部主管批复。

1月16日，约7 ： 30，位于西柏林安全屋K2（法萨恩街）的五月花与他的控制人利玛斯（鲍尔）在一次例行碰面中，首次显露出下级线人郁金香可能面临身份暴露的迹象。

五月花以弗雷德里希·莱巴赫这一身份，骑着东柏林工人们常骑的晨骑兵牌自行车(2)穿过边界来到西柏林。一份由利玛斯烹饪，包括炒鸡蛋、培根和烘豆的丰盛“英式早餐”，已经成了两人碰面时的传统食物。这一系列碰面根据行动需要及五月花的职责不定期进行。与往常一样，碰面以例行汇报及从关系网中随意挑选出的一些新闻短讯开始：

下级线人水仙花旧疾复发，但仍坚持继续发挥他的作用，接受并转移“稀有书籍、小手册及私人邮件”。

下级线人紫罗兰报告的苏联在捷克边境军事集结的消息，受到白厅客户好评。紫罗兰已获得她要求的奖金。

下级线人花瓣有了新男朋友。他是一名22岁的红军通讯员，下士，明斯克的密码专家，最近加入了她的单位。他痴迷集邮。花瓣告诉他，她上了年纪的姑妈（虚构人物）拥有一批革命前的俄国邮票，她已经不喜欢了，或许愿意以一定价格出掉它们。他们在床上进行了磋商，她的报价是一套密码本。根据利玛斯的建议，五月花向她保证，伦敦方面将会提供合适的一套邮票。

直到此时，谈话才转向下级线人郁金香。

原话记录

利玛斯：多丽丝那条线情况如何？她是有进展还是没有？

五月花：鲍尔，我的朋友，我不知道，而且我也没办法判断。和多丽丝一起，每天情况都不一样。

利玛斯：你是她的生命线，卡尔。

五月花：她坚称，她的丈夫昆茨对她过于感兴趣了。

利玛斯：早他妈该这样了，怎么感兴趣法？

五月花：他怀疑她。她也不知道具体怀疑什么。只是一直问她要去哪里，她认识谁，去过哪里。他还在她做饭、穿衣、日常生活时监视她。

利玛斯：也许多丽丝终于给自己弄了个会嫉妒的丈夫。

五月花：她反驳了。她说昆茨只会嫉妒他自己、他辉煌的事业和他的自尊心。不过，和多丽丝有关的事，谁知道真假呢？

利玛斯：办公室里的生活怎么样？

五月花：她说拉普不敢怀疑她，因为他自己的违纪行为不允许他有所怀疑。她还说，如果她被I.S.怀疑的话，现在恐怕已经快要坐进看守所的铁笼里了。

利玛斯：I.S.？

五月花：斯塔西的内部安全部门。她每天早上去拉普的办公套间时都会经过他们的大门。

同一天中午，依照惯例，利玛斯指示德·扬重新讨论关于下级线人郁金香撤退的现行应急计划。德·扬确认了逃亡文件和相关资源，当前的计划是通过布拉格向东撤退。等到工人夜晚轮班之后，五月花骑自行车返回东柏林。

佩西坐立不安，多次无缘无故地从她那宝座上走下来，或是在房间里徘徊，或是站在我身后偷瞟。我想象郁金香也处于同样的不安状态，或在霍恩施豪森的家中，或在她的办公室里，旁边是马格达伦街斯塔西总部3号楼里的伊曼纽尔·拉普。

第二个提示是以医生对医生呼叫的形式出现的。在西柏林警察的协助下，我们建立了紧急联络系统。如果五月花从夏里特医院（东柏林）打电话到大学医院（西柏林），要求同他名义上的同事弗莱施曼医生通话，电话将立即转接到柏林站点。1月21日9:20，在医疗事务的掩护下，五月花与利玛斯进行了如下对话。

原话记录

五月花（从东柏林夏里特医院打来）：弗莱施曼医生吗？

利玛斯：请讲。

五月花：我是雷迈克医生。您有位病人，丽莎·萨默夫人(3)。

利玛斯：她怎么了？

五月花：昨晚萨默夫人向我所在的急诊室报告称自己患有妄想症。我们给她打了镇静剂，不过她在夜间自行出院了。

利玛斯：妄想了什么？

五月花：她觉得，自己的丈夫怀疑她在向法西斯反党分子泄露国家机密。

利玛斯：谢谢。已记录。不巧的是，我正要去剧院看戏。

五月花：了解。

两次对话之间的两小时时间里，五月花取来了他隐藏好的剧院(4)设备，将其调至推荐的通信设置，最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微弱的信号。在接下来的对话中，音质参差不齐。主旨概括如下：

当天早上，郁金香在五月花为病人做手术的中途，给他打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紧急电话，方式是对一台第三方电话（在此案例中是一个电话亭）的话筒进行预先商定过的一连串精确敲击。作为回应，五月花则通过敲击信号表示赞同：两下，暂停，三下。

紧急集合点是科佩尼克郊外的一处小酒馆：意外的是，这和他以前用来储存自己那套剧院设备的小酒馆是同一个。双方骑自行车到达的时间只相隔了几分钟。根据五月花的说法，郁金香最开始时的情绪宛如一名“得胜凯旋者”，她说，昆茨已经“被架空了”，他“就跟死了一样”。五月花应该跟她一样感到开心。上帝果然是站在她那边的。接下来则是如下叙述：

昨晚深夜下班回家之后，昆茨一把抓起用背带挂在正门背后钩子上的泽尼特相机，打开相机后背，嘀咕了些什么，又啪的一声将后背合上，然后把它挂回到钩子上。接着，他要求检查郁金香手提包里的东西。当她明确拒绝以后，他把她推到房间的那一头，无论如何都要进行搜查。当古斯塔夫跑过来保护母亲时，昆茨打了他的脸，导致他口鼻流血。很明显，昆茨并没有找到自己想找的东西，于是他又搜遍了厨房里全部橱柜和抽屉，疯狂地拍打那些软体家具，翻遍了郁金香的衣服，最后是古斯塔夫的玩具柜，但一无所获。

在古斯塔夫能听见的地方，他高声要求郁金香进行解释，用他伸出的手指表示着问题的数量：第一，为什么家里的泽尼特相机里没有胶卷；第二，为什么相机包的口袋里只有一卷没用过的胶卷，一周前还有两卷；第三，为什么泽尼特相机里，上周日刚刚装好并用过两张的胶卷也不见了。

顺带还有一系列较为次要的问题：她用剩下的八张相纸拍了些什么？她把胶卷带到哪里去冲洗了？冲洗出来的照片呢？那些不见了的、未使用的胶卷去了哪里？还是她——他个人坚信是如此——其实拍下了他带回家的机密文件，然后卖给了西方间谍？

然而郁金香很清楚，真实的情况其实是，自从在3号楼走廊女士洗手间的淋浴站板下暗藏了美乐时相机后，郁金香遵循的原则是：既不会将美乐时相机放在包里，也不会放在家里。一旦昆茨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的办公室里将自己感兴趣的文件带回家了，郁金香就会等到他睡着之后，或者当他专注于他那些男性朋友时，直接用家里的泽尼特相机给这些文件拍照。上周日，她拍了两张古斯塔夫在操场秋千上玩耍的照片。当天晚上，当昆茨和朋友们坐在一起喝酒时，她用同一卷胶卷里剩余的相纸，拍摄了放在他公文包里的文件。随后，她将胶卷从泽尼特相机里取出来，埋进了花盆里，等待下一次与五月花的碰面。但她疏忽了，忘记将一卷新胶卷装进相机里，也忘了还要将手指放在镜头上，拍下几张伪装成古斯塔夫拍摄失败的照片。尽管如此，郁金香还是设计了一次她认为能够对自己丈夫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反击。她告知昆茨——以防他不知道——在斯塔西里，仍有许多人因为他令人作呕的父亲和众所周知的同性恋倾向而对他保持着怀疑；斯塔西内部根本没有任何人被他那浮夸的党性忠诚所骗到；以及——是的，她确实拍下了她能从他公文包里找到的所有东西，不过不是为了卖给西方或者其他人，而是打算在争夺古斯塔夫监护权的过程中拿来敲诈他，而且，她认为这件事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因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她告诉他，——如果有一天，一旦洛塔尔·昆茨在下班时间将机密文件带回家仔细研究的劣行被暴露出来的话，那么他成为一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海外大使的梦想便会破灭。

回到磁带内容上

利玛斯致五月花：所以情况如何？

五月花致利玛斯：她确信自己已经成功迫使他保持沉默。他今天早晨照常上班。他情绪稳定，甚至满怀柔情。

利玛斯：她现在在哪里？

五月花：在家，正在等待伊曼纽尔·拉普。中午的时候，他会坐自己的车过来接她，然后他们会开车到德累斯顿参加一次苏维埃国内安全全体会议。他向她保证，这次她将作为他的助理参加会议。这将会是她的荣幸。

［暂停十五秒］

利玛斯：好吧。那么现在她就要这样做。现在就给拉普的办公室打电话，说自己昨晚整晚都病得像只狗一样，体温烧到汪汪叫的地步，病得太重，无法同行，她简直伤心透了。然后她就要走行动终止流程了。她知道步骤。她前往集合地点。她等待。

利玛斯随后通过紧急电报通知总部，下级线人郁金香的紧急撤退需求已从琥珀色上升至红色，而且，由于她完全了解线人五月花，因此整个五月花网络必须被视为处于危险之中。由于逃亡计划需要布拉格和巴黎两个站点的配合，委员会的资源是必不可少的。他还要求立刻允许“亲自”执行撤退计划。因为他完全明白，根据圆场的现行规定，拥有高度敏感信息的在职官员如果打算在没有外交保护的情况下进入那些原本拒绝他们进入的国家领土，必须事先获得总部的书面同意——在当前情况下，即获得委员会的同意。十分钟后，他得到了答复：“你的请求被拒绝了。确认。联指委”。依照委员会主管［海顿］的集体决策政策，此电报上并未具名。同步发生的是，据信号情报人员报告，所有斯塔西频段的信号都出现了波动。在此期间，驻扎于波茨坦的英国军事代表团称，所有自东柏林前往西柏林，以及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德边界的全部过境点，都在加强安保措施。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5:05，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广播电台正式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搜寻一个不具名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女走狗，“符合如下描述的对象，需即刻通报”——描述指向的正是郁金香。

与此同时，利玛斯不顾委员会已下达的指示，自己采取了措施。他没有为此道歉，只是声称自己不会“干坐着，看郁金香和整个五月花网络灰飞烟灭”。当委员会督促至少五月花本人要立即撤退时，利玛斯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反驳：“他随时都可以抽身，但他不会这样做。他宁愿像自己的父亲那样接受审判。”不过，目前尚不太清楚的是，站点内部最近才升为助理官员的斯塔夫罗斯·德·扬与担任站点警卫及司机的本·波特在此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波特（柏林站点警卫）致彼·吉的证词，原话记录

阿历克在他的办公桌旁，用安全电话联系委员会。我站在门口，他放下电话，转过身来。“本，”他这样说，“我们的行动开始了。这是个逐步推进的工作。把路虎开出来，告诉斯塔斯，我要他把油门踩到底，五分钟内到院子里来。”利玛斯先生从来都没有对我这样说：“本，我必须通知你，我们正在做的这些事直接违反了总部的指示。”

斯塔夫罗斯·德·扬（柏林情报站实习生）致彼·吉的证词，原话记录

我问秘密行动部主管：“阿历克，我们能确定总部在这次行动中会支持我们吗？”对于这个问题，他回答道：“斯塔斯，我保证，相信我。”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他们的无罪声明都是我写的，而非他们自己所写。因为我早就猜到史迈利会鼓励利玛斯亲自去负责郁金香的撤退行动，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很小心地为波特和德·扬提供了一份免罪声明，以防他们被迫向潘西·阿勒莱恩或者他的某个心腹提供相关信息。

*

三天已过。接下来的故事轮到阿历克本人来讲了。时间是晚上十点，他正在英国驻布拉格大使馆的一间安全屋内，在一张胶合板桌子后面汇报任务执行情况，他是一个小时之前刚刚躲进来的。此刻，他正对着桌上的一台录音机说话，录音机的另一边坐着布拉格情报站的主管，叫杰瑞·奥蒙德，是那个令人敬畏的莎莉的丈夫，作为典型的圆场夫妻搭档，莎莉也是这个情报站里的第二号人物。桌子上还有——可能只是我有根有据的想象——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以及只供阿历克一个人使用的杯子，杰瑞负责时不时地给这个杯子重新倒满酒。从阿历克有气无力的声音里可以清楚地听出来，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就奥蒙德而言，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作为听取汇报的人，有机会赶在汇报者本人对自己的记忆进行改动之前，把相关故事完整记录下来。依旧是在我的想象中，阿历克并没有刮胡子，在被允许草率地洗了个澡以后，身上穿着件借来的长袍。他所说的话语中时不时地会爆出一些爱尔兰语。

然后是我，彼得·吉勒姆：我在哪里？没有跟阿历克一起待在布拉格，尽管我仿佛就在那里。当时，我正坐在马里波恩秘密行动部总部顶楼的一个房间里，听着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匆忙送到伦敦来的磁带。我在想：下一个轮到我了。

阿·利：下到奥林匹克体育场台阶下时是八点，讨人厌的东风吹动着细雪，路上结了冰。我将这种恶劣天气视作吉兆。恶劣天气正适合逃跑。路虎在旁边待命，方向盘由本负责。斯塔斯·德·扬穿着全套陆军战斗服走下台阶，硬把自己给挤进了后备厢里，包括六英尺三英寸的他自己、那双军靴，还有其他所有配套的东西。我和本在他上方放下后备厢门，然后跟本一起坐到了前面。我戴着一顶军官帽，穿着厚实的风衣，随身携带三个信号装置，风衣里面穿着东德的工作服。脏兮兮的双肩背包放在座位下面，是装文件用的。我的行动规范：为跳车做准备，你的文件要分开存放。上午九时二十分，我们正在通过弗雷德里希大街上专为军方人员安排的官方检查点，隔着紧闭的窗户，向后面的人民警察出示我们的通行证。外交官告诉过我们，这是他们目前的做法，为的是不让那些坏家伙捉住他们的把柄。一旦我们通过检查点，就会被例行跟踪：即此时雪铁龙车里的两名人民警察。因此，这是平常的一天，他们需要知道的是，这只是另一辆在四方协议下坚持自己权利的英国军方车辆罢了，而这也正是我们想要告诉他们的。我们正在通过腓特烈斯海因区，看在耶稣基督的分上，我希望郁金香现在也已经上路了，因为如果她现在还没有动身的话，那她就已经死了，或者更糟——这一套情报网络也完了。我们一路向北，朝着潘科区走，直到抵达苏联军事区外围，然后再转而向东走。跟着我们的依旧是那辆雪铁龙，这对我们来说很不错。我们不需要举办换岗仪式，也不需要什么新的监视者。我打算领着他们跳点小舞，这也正是他们期望我们去做的：古怪的突然转向、原路折返、减速慢行，乃至直接把脚从油门上放下来。我们向南拐进了马察恩区。虽然我们仍在柏林市区范围内，但这里有森林，有平坦的道路和飞舞的雪花。我们经过了那座老旧的纳粹广播站，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标记。雪铁龙在我们后面一百码处，看上去并不享受这种结冰的道路。我们进入低洼处，逐渐加速。往左一个急转弯之后，树木后面出现了一根白色的工厂烟囱，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标记：一座旧的锯木厂。我们快速左转，保持车速，滑行到锯木厂附近一处比较近的停车点。我滚了出来，带着背包，卸下厚风衣，刚好这时候，斯塔斯从后备厢钻出来，坐到副驾驶座上，看起来就像是我还坐在那里一样。我平躺在一道沟渠里，身上全是雪，所以我之前肯定是滚了一码或者两码远。我瞄了一眼，此刻，路虎已经爬到了低洼处的那一边，雪铁龙紧随其后，试图赶上。

［不时被玻璃碰撞和倾倒液体的声音打断的停顿。］

阿·利［继续］：旧锯木厂后面有一处现已废弃的货车停车场，还有一座装满锯末的锡皮棚屋。在这些锯末后面藏有一辆棕色和蓝色相间的特拉贝特车(5)，车顶上绑着一堆钢管。里程表上显示车已经走了九万公里，车里散发着一股老鼠屎的臭味，不过油箱是满的，后面还有一对备用的油罐，连轮胎都被它们压得略微有些扁了。这辆车是由五月花的一个值得信赖的病人负责维护的，他甚至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唯一的问题在于，特拉比车痛恨寒冷。我花了一小时才把它解冻，这期间我一直在想：郁金香，你在哪里，他们逮到你了吗，你开口了吗？因为一旦你开口说话，我们就全完了。

杰·奥［杰瑞·奥蒙德］：那么，你的身份呢？

阿·利：君特·施毛斯，来自萨克森州的焊工。我的母亲是开姆尼茨(6)人，我的父亲来自科克郡(7)。

杰·奥：郁金香呢？你和她碰面后，她会是谁？

阿·利：我亲爱的妻子，奥古斯蒂娜。

杰·奥：她这个时候在哪里？一切顺利吗？

阿·利：在德累斯顿北部，位于偏远乡村的一处紧急集合点。尽管天气这样，她还是努力骑自行车走了一段距离，然后便将自行车丢进了沟渠，因为这样他们就知道她是骑自行车逃跑的了。接下来，她先是乘坐当地火车，再通过徒步或者搭便车的方式到了紧急集合点，跟从指示，据守在那里。

杰·奥：穿越东柏林，进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阿·利：纯粹是在碰运气。没有检查点，巡逻不固定。你要么运气不错，要么运气不好。

杰·奥：那你运气好吗？

阿·利：没什么问题。两辆警车。他们拦下你，吓唬吓唬你，让你下车，狠狠敲诈你。但只要你的文件有用，就会放你走。

杰·奥：文件有用，是吗？

阿·利：如果文件没用的话，我他妈就不会在这里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更换磁带，四十五秒杂音。重新开始。利玛斯描述了从东柏林到科特布斯(8)的这段车程。］

阿·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交通上最好的一点就是，基本上没什么交通。少量的马和马车。骑车的，摩托自行车、边三轮摩托，剩下就是些破得快散掉的卡车。有点儿高速公路，其余全是小道，我在这两者之间交替行驶。如果哪条小路被雪封住了，我就折回到高速公路上。无论如何你都得避开温斯多夫(9)。这里曾经有个该死的纳粹大本营，战后，苏联大张旗鼓地接管了这里：驻扎有三个坦克师，重要的火箭基地，以及一座超大规模的监听站。我们已经监视这里好几个月了。为安全起见，我绕道向北，没有走高速公路，而是选择了一条笔直平坦的乡村公路。大雪向我袭来，一排排光秃的树木已被大团的槲寄生给占据了。我想，总有一天我要回来把这些树统统砍掉，然后卖给考文特花园集市(10)。然后——我是在做梦吗？——我开到了他妈的一大串苏联军用车队当中，我选错了路。卡车上挤满了士兵，T—34型坦克装载在低车架货运车上，还有六到八门火炮。我坐在自己那辆棕蓝相间的特拉比车里，躲在他们中间，试图逃离这条该死的公路。他们看起来并不残暴，就那样直直地向前开动。我甚至都没有时间去记下他们该死的车牌号！

［笑声，是奥蒙德发出的。暂停，重新开始后，语速放慢了一些。］

阿·利：下午四点，我的位置在科特布斯以西五公里处。我沿着路边寻找一座废弃的汽车车身(11)加工厂。那就是紧急集合点。告知我郁金香在里面的安全信号，是将一只婴儿手套卡在一根栅栏上。手套就在那里，粉红色，像一面该死的旗帜一样，在一片苍茫之中矗立着。它令我感到害怕，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这只连指手套就是令人害怕，该死，它太引人注意了。可能在里面的并不是郁金香，而是斯塔西。或者可能是郁金香和_4斯塔西一起。所以我停了下来，思忖着。正当我思考的时候，仓库大门打开了，她就在那里，站在门口，手里牵着个笑嘻嘻的六岁小孩子。

［二十秒停顿］

阿·利：我之前甚至都没有真正见过这个该死的女人，看在上帝的分上！郁金香只按照五月花的命令行事，事情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只在照片上看过她，仅此而已。所以我说：“你好啊，多丽丝，我叫君特，这趟旅途中，我将是你的丈夫，所以——这该死的家伙是谁？”话虽如此，我他妈可真是太清楚这家伙是谁了。然后她说，这是古斯塔夫，我的儿子，他跟我一起走。接着我说了些话，类似：他跟你一起走个鬼，我们是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妻，等我们抵达捷克边境，不会有人帮忙把他藏在哪块该死的地毯下面的。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她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她就不走了，小男孩也跟着叽叽喳喳，说什么他也不走了。于是，我让古斯塔夫回到仓库里，然后抓住她的胳膊，给她讲了一遍那些她其实知道但却并不想听到的事情：没有为他准备的身份证明，如果我们此时不丢下他，你就完蛋了，我也一样，善良的雷迈克医生同样如此，因为一旦他们把你和古斯塔夫抓到手，五分钟之内就能从你身上得到他的名字。没有回应，天越来越黑，雪又开始下了。所以我们也一起回到了仓库里，里面大得像个该死的飞机库，塞满了坏掉的机器，而且如果你敢相信的话，古斯塔夫这个小坏蛋已经准备吃晚饭了：他把她储备好的食物统统翻了出来，摊放在了地上：香肠、面包，一整瓶的热可可，有一堆可以拿来坐的箱子，我们一起来开个派对吧。就这样，我们围成一个圈坐着，进行了一次属于我们的家庭野餐，古斯塔夫给我们唱了首爱国歌曲。然后，他们两人盖上全部外套，还有所有能用上的东西之后，睡下了。我则坐在一处角落里抽烟，等到天刚刚亮了一半的时候，我把他们塞进特拉比车，驱车回到我前天晚上经过的那个村庄。因为我之前看见那里有个公交车站。承蒙上帝保佑，只有两个戴着黑色兜帽、穿白色裙子的老娘们儿站在那里，身后各背着一筐黄瓜，上帝保佑她们是索布人(12)。

杰·奥：索布人？什么玩意……

阿·利［情绪失控］：就是索布人啊，我的老天爷！他妈的索布人，你肯定听说过！总共有他妈六万人。受保护人种，甚至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是如此。斯拉夫少数民族，零散分布于施普雷河流域，住在那里几个世纪了，一直在种植该死的黄瓜。试着去招募一个吧。天哪！

［十秒停顿。冷静了下来。］

阿·利：我停了下来，让郁金香和古斯塔夫留在车里。别动。我下了车，前面那个老娘们儿注视着我，另一个则不打算打扰。我施展出魅力，问她是否说德语，以示尊重。她说德语，但她更愿意讲索布语，她这样说。玩笑话。我问她要去哪里。乘公共汽车进入吕本瑙市(13)，然后再坐火车到柏林东站去卖黄瓜，她们在柏林能卖到更好的价格。我给她当场瞎编了一个关于古斯塔夫的故事：家庭破裂，母亲歇斯底里，男孩必须回到他在柏林的父亲身边，所以，她们能带他过去吗？她把这个提议讲给了她的朋友听，她们用索布语进行了讨论。然后我就想：该死的汽车随时都会从斜坡那边开过来，她们到时候肯定还是没办法做决定。结果前面那人说，如果你买我们的黄瓜，我们就会带你这个孩子过去。我说，什么，要买所有这些吗？她说，是的，所有的。我说，如果我把你们所有的黄瓜都买了，你们就他妈根本没黄瓜在柏林卖了啊，那你们干吗还要去那里？她们用索布语说着话，大笑不止。我往她手里塞了一沓钞票，买这些黄瓜绰绰有余，但你们还是留着吧，买那男孩的火车票也绰绰有余，这儿还有一些，用来支付他前往霍恩施豪森的旅程。瞧那儿，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现在就去接男孩。我回到车上，告诉古斯塔夫下车，但他妈妈却呆坐在车里，一只手盖在眼睛上，所以他也一动不动。因此，我直接命令他下车，朝着他大声咆哮，他服从了命令。我告诉他，你跟我一起上公共汽车，这两个好心的同志会一路送你到柏林东站。你从柏林东站坐车回家，到霍恩施豪森，等待你的父亲现身。这是一项命令，同志。然后他问我，他的母亲要去哪里，为什么他不跟她一起走。我说，你的母亲在德累斯顿有重要的机密工作要完成，作为共产主义的好战士，你要回到你父亲身边继续战斗。就这样，他走了。［五秒沉默］好吧，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他就是个长在红旗下的小孩，有个党员父亲，他才六岁，看在上帝的分上！

杰·奥：这时候的郁金香什么情况？

阿·利：坐在他妈的特拉比车里，神情恍惚地看着挡风玻璃外面。我上了车，开了一公里路，然后停下来，把她给拽了出来。头顶上有架直升机正在嗡嗡作响。谁他妈知道这家伙自以为自己在干些什么，谁他妈知道他从哪儿搞来的直升机。从俄国人那里借来的？听着，我告诉她，他妈的好好给我听着，就因为我们眼下就靠彼此了。把你的孩子送回柏林不是麻烦的终点，而是新麻烦的开端。从现在开始算起，两小时后，整个斯塔西都会知道，多丽丝·昆茨，原姓甘普，最后一次现身于科特布斯市附近，正跟她的某个男性朋友一起向东行驶。他们会对这辆车做出描绘，细致入微。所以，直接跟开着这堆屎玩意儿、拿着这摞假文件进入捷克境内的想法说再见吧，因为从现在开始，自加里宁格勒(14)到敖德萨(15)的任何一个斯塔西和克格勃成员，每一处边境哨所，都会留意一辆载有两个法西斯间谍的、棕蓝相间的塑料外壳特拉比车。尽管如此，她还是能挺过去的，我会帮她的。不再演苦情戏，她直截了当地问我，备用计划是什么，我说道：一张过期已久的走私犯专用地图，我后来才想到要带着以防万一的，要是运气好，再加上祈祷，我们是有可能徒步穿越边境的。于是，她很努力地思考了一番，然后问我——对她而言，这个问题就好比一锤定音——“如果我跟你走，什么时候能够再次见到我儿子？”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则意味着，她正在认真考虑为了这个男孩去自首。所以我马上抓住她的双肩，直视着她，以一口咬定的态度发誓道：哪怕我在这世界上只能再做一件事了，我也要用特工交换的方式去把她儿子给换回来。我和你心里一样清楚，真正去做这种事的可能性就像……［三秒停顿］……去他妈的。

*

从这个位置开始，我现在正在读着的、自己过去所写报告副本的后面部分，便与阿历克的讲述渐行渐远了，难道这纯粹是为了节省篇幅吗？相比之下，当时的我变得更倾向于对情况进行概述，为了保持更大的——是不是应该说是客观性呢？从将古斯塔夫留给那两个索布人照料的那一刻起，只要积雪的状况允许，阿历克就一直紧咬着那些更为窄小的道路前行。他解释说，自己的问题在于“真他妈太了解”他们正在通过的地段存在着的种种危险了。整个地区充斥着军事情报机构和克格勃监听站，他对它们了若指掌。他谈起那些空荡荡、直挺挺的羊肠小道，上面统统积了六英寸厚的、未被任何人沾染过的积雪，只有树木的轮廓线可以指引他的方向；他在进入森林时松了一口气，直到郁金香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喊。她发现了早先专供纳粹使用的狩猎小屋，在这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精英们正带着来访的高官一同狩猎野鹿和野猪，并且喝得酩酊大醉。他们急忙改道，迷失了方向，接着又看见一处偏僻的农舍里亮着灯。利玛斯砰砰地敲了门。有个惊恐的农妇开了门，手里攥着一把匕首。从她那里问清楚方位之后，他说服她将面包、香肠和一整瓶梅子白兰地卖给了他。在返回特拉贝特车的路上，他被一根中间低垂下来的电话线给绊倒了，他猜测自己弄响的应该是火灾警报。不管是什么，他反正是把它给切断了。

天越来越黑，雪越积越厚，这辆棕蓝相间的特拉贝特车的生命也快要走到尽头。“离合器挂了，加热器挂了，变速箱挂了，引擎盖上冒青烟了。”他预计他们距离巴特尚道(16)尚有约十公里远，距离走私者地图上的交叉点尚有约十五公里远。他用指南针尽可能准确地确定了他们的方位，然后选择了一条向东行驶的伐木运输道，一直开到他们撞上一处被风刮出的雪堆后才停下来。外面地冻天寒，他们在特拉比车里挤成一团取暖，吃着面包和香肠(17)，喝着梅子白兰地，身体几乎快要冻僵，看着野鹿从眼前走过。郁金香已经进入半睡半醒状态，头枕在阿历克肩上，有气无力地描述着她和古斯塔夫一起在英国开始新生活的种种希望与梦想。

她不希望古斯塔夫去伊顿公学。她听说，英国的寄宿学校都是由像古斯塔夫父亲那样的鸡奸者经营的。相比之下，她更喜欢女孩也可以上的无产阶级公立学校，体育活动更多，不会太严格。古斯塔夫从到英国的第一天起就要开始学英语，她会好好盯着他的。在他过生日的时候，她会给他买一辆英国产的自行车。她听说苏格兰很美，他们将会在苏格兰一起骑自行车。

当阿历克察觉，有四个带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男人，像哨兵一样沉默地站在车周围时，她还在讲着这些事情，同时打着瞌睡。他命令郁金香留在原处，自己打开门，慢慢走了出去，他们则一直紧盯着他。照他估算，这几个人当中没有哪一个年纪超过十七岁，而且，他们似乎和他一样感到害怕。他马上抓住主动权，质疑他们道：暗中接近一对正在寻欢作乐的夫妇，是想要干什么。起初没有人愿意回答。随后，其中胆子最大的那个人解释说，他们是偷猎者，正在找肉。对此，阿历克回应道，如果他们能做到守口如瓶，他也会如此。如此这般，他们握了握手，就此说定了，做完这一切之后，那四个男人又静悄悄地消失了。

天渐渐亮了，天气清朗，没有下雪。过不多久，一轮苍白的朝日便开始闪耀光芒。他们一起把那辆棕蓝相间的特拉贝特车从一处斜坡上推了下去，又将积雪和树枝遮盖在车顶上。从这里之后就是步行了。郁金香只穿了一双轻便皮靴，到膝盖的长度，鞋底不防滑。阿历克的工人靴相比之下稍微好一点儿。就这样，他们出发了，一路东跌西撞，一路紧抓住对方的手。他们正在“萨克森瑞士”区域(18)，一处陡峭的仙境，雪原和森林绵延不断。在那些山坡上，老房子要么已被彻底遗弃，要么就会在夏季时变成孤儿院。如果这张地图可信的话，他们此刻正沿着边境线跋涉。他们手牵着手，奋力爬上一座高地，沿着边缘绕过一片结冰的池塘。眼下，他们正身处一处全部由小木屋组成的山村里。

阿·利：如果地图是对的话，我们要不就是死了，要不就是在捷克境内。

［玻璃叮当作响。液体正在被倒出来的声音。］

可这个故事还没有正式开始呢：瞧瞧随附的那些圆场电报。也瞧瞧我为什么在听过阿历克的磁带之后，仍旧紧张地坐在马里波恩秘密行动部总部顶楼，等待着随时被传唤到总部办公室里。

*

萨莉·奥蒙德，布拉格情报站副主管，情报站主管杰瑞的妻子，属于圆场盲目崇拜的那种上流女性，毕业于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父亲在战争期间服役于英国特别行动处，在布莱切利(19)还有两个姨妈。她同时还声称自己与乔治之间有着某种难以捋清的姻亲关系，在我看来，这对于乔治而言有点过于高贵了。

布拉格站点副主管萨莉·奥蒙德报告，致秘密行动部主管［史迈利］。亲启，仅供私人查阅。优先级：特急。

本站点自秘密行动部得来的命令为接收、支援并安全收容一名掩盖身份的官员阿历克·利玛斯，以及一名逃跑的女特工。他们携带东德身份文件，乘坐一辆于东德登记的特拉贝特车远行，登记信息见附录，预计在黑夜降临后几小时内到达。

但是，本站点并未被告知，该行动内容与委员会所下达指示完全相悖。我们只能假设，在得知利玛斯已掌控全局后，总部立即决定提供行动支援。

柏林站点（德·扬）已向我们汇报过，利玛斯在进入捷克境内后，将向大使馆签证处拨打匿名电话，询问英国签证在北爱尔兰是否有效，以此来表示自己已安全抵达。布拉格站点将激活一段录音通知进行回应，建议他在办公时间再打电话过来。这是对“已收到消息”的确认表示。

随后，利玛斯和郁金香将以任何可行的方式，前往连接布拉格市区与布拉格机场的公路上的某个特定地点，并在一处铁路岔线位置停车，地图参见附录。

依照本站点提出，并经由秘密行动部总部批准的行动计划，二人将会放弃这辆汽车，一个伪装身份为布拉格市“歌帝梵巧克力”运输网络的司机，将会临时征用大使馆机场班车（外交车辆牌照，侧窗加黑）——该班车定期运送大使馆人员往返布拉格机场。准备妥当后，他将在事先约定的集合点接走利玛斯和郁金香。这辆厢式班车的后部放置有西式正装，亦由本站点提供。利玛斯和郁金香将会把自己伪装成英国大使阁下正式晚宴的客人，并以此为借口混入处在捷克安全部门长期监视下的大使馆。

10:40，于大使馆安全屋内召开紧急会议，尊敬的大使阁下［HE(20)］亲切地批准了这一计划。然而，英国时间16:00，在进一步咨询了外交部后，她更改了自己的决定，但并没有为此道歉，理由是：该在逃妇女在此期间已作为跨国通缉犯、大范围地出现在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媒体上，潜在的外交影响可能已超过了先前的考虑。

依照大使阁下所表明的立场，该逃亡计划中不得部署使用使馆车辆及使馆工作人员。故此，我断开了签证部门的自动回复系统，希望能借此向利玛斯表明，眼下没有任何可用的支援。

我重新戴上耳机，回到了阿历克这边，他没能置身于我们英国驻布拉格大使馆的英国式舒适之中，反而是跟郁金香一道被困在结冰的路边，没有支援，没有来接的车，而且——正如阿历克本人会说的那样——他妈什么都没有。这时，我记起自我认识他以来他一直宣扬的那句话：当你开始策划一次行动时，先要考虑到每一种情报局可能会把事情搞砸的方式，然后等待那个你从未考虑过，但他们会去做的方式。我想，这正是他此时的想法。

阿·利［原话记录］：班车没有出现，签证部门也没回应，我就想着，去他妈的，这就是伦敦为你做的，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能边走边想办法。眼下我们是一对落魄街头的东德夫妻，我妻子病得像条狗，所以请帮帮我们，谁都可以。我告诉多丽丝，让她坐在人行道上，看起来要很凄惨，反正这也挺适合她现在的状况。没过多久，一辆装满砖头的卡车停了下来，司机屈身走了出来。运气实在太好了，司机是德国人，来自莱比锡，他想知道我是不是在给坐在人行道上的那个漂亮女人拉皮条。所以我说：不是的，抱歉兄弟，她是我妻子，她病了。然后他就说：行吧，上来。他开车一路把我们送到了市中心的医院。我背包的内衬里缝了一本应急用的英国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米勒。所以我就把护照拆了出来，塞进了自己口袋里。做完这一切之后，我对她说：多丽丝，你怀着身孕，这会儿你病得更厉害了。所以帮我个忙，把你的肚皮包好，弄出跟你现在感觉一样糟的样子来。就这样，他们打开了医院大门，我们走了进去。真不好意思。

杰·奥：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不是吗？［液体倾倒声］

阿·利：天哪。既然这样，那好吧。我们双双走上你们使馆外面的那条鹅卵石小道。我们抵达你那高贵的大门前，大门上高悬着女王陛下的皇冠，上面涂着雅致的金漆。三个穿着灰色西装的捷克佬在门外晃悠来晃悠去，很是从容不迫，什么事情也不做。或许你根本就没注意过他们。多丽丝正在装模作样地上演着连萨拉·伯恩哈特(21)都会多看两眼的表演。我则朝他们挥舞着自己的英国护照：快让我们进去。这些混蛋居然还想再瞧瞧她的护照。听着，我用我最好的英语告诉他们。赶紧去摁下那边墙上那个该死的按钮，告诉里面的人，我妻子快流产了，赶快弄个他妈的医生过来。如果她在这条大街上流产了，那就要流在他妈你们的脑袋上。你们自己没亲妈的吗，也许你们真的没有——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一些话，行吗？然后就是“阿布拉卡达布拉”，好一个魔法咒，大门分开了。我们站在大使馆的院子里。郁金香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假肚子，感谢她的主保圣人把我们从邪恶中拯救了出来。再然后，你们伉俪就已经在为总部的又一次重大失误再三道歉了。所以，谢谢你们两位的亲切致歉，我接受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去睡他妈一觉了。

萨莉·奥蒙德接过了讲故事的接力棒。

摘自布拉格站点副主管萨莉·奥蒙德，致秘密行动部门主管［史迈利］的个人非正式手写行动信件，以圆场包裹方式投递。优先级：特急。

好吧，很显然，一旦我们在大使馆围墙范围内发现了可怜的郁金香和阿历克，真正有趣的事情就开始了。我真诚地认为，如果只是把她单纯地交还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局，大使和外交部相比现在会开心得多，也不会再多说些什么。首先，大使根本就没有把郁金香安置在“她的屋子”里，即便从法律角度来讲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她坚持要将两个看门人转移到主楼里，如此一来，就可以把可怜的郁金香强塞进仆人区——从严格的安全角度来看，这确实比安置在主楼里更好。但这完全不是她这样做的原因，因为她早在我们四个人——大使阁下本人、陪同她一起进安全屋的非常私人的私人秘书亚瑟·兰斯顿、还有我亲爱的丈夫和我自己——同时挤进大使馆安全屋的那一刻，就下定决心要这样做了。反正，阿历克是绝对不受大使阁下待见(22)的，正是他造成了郁金香住在仆人区的屈辱。

以及——顺带一提，乔治：如果可行，我们私下聊聊。

大使馆安全屋内极其闷热，在里面随时都有潜在的健康风险。我本人已为此向总部行政部门反复提交过报告，但始终还是徒劳之举。形同儿戏的空调系统已经完全坏掉了，它在应该出气的时候进气。然而，据巴克（行政部门那帮害群之马的头头）所说，近两年内都没有备用配件可换。外交部里没有人认为应该给我们弄套新的系统，因此，任何使用这个地方的人都仿佛是被文火慢炖，简直要窒息而亡。上周，可怜的杰瑞就差点窒息而亡，不过当然，因为他太绅士了，所以忍住没有说。我已经提了一百万次建议，安全屋应该改由圆场来负责管理，但这显然侵犯了外交部地盘的权利！！

如果你可以尽可能地为此与行政部门（我强烈建议别找巴克）据理力争一下，那就真是太感激了。杰瑞随我一道，致以大量敬爱与海量忠诚，一如既往——尤其是对安恩。

萨

私人即时绝密电报文本摘录，英国驻布拉格大使致阿尔文·威瑟斯爵士，东欧总部负责人，外交部。抄送圆场（委员会）。21:00，于大使馆安全屋内举行的紧急会议记录。出席人员：大使阁下（玛格丽特·伦福德），私人秘书亚瑟·兰斯顿，杰瑞·奥蒙德（站点主管），萨莉·奥蒙德（站点副主管）。会议目的：管理及安置大使馆临时人员。优先级：特急。

亲爱的阿尔文：

在我们今天早晨通过安全电话后，针对“我们不请自来的客人”（OUG(23)）接下来的旅程，如下处理步骤已达成一致：

1．OUG将前往她的下一个目的地，我们的朋友已向我们保证，将会为此备妥一本有效的非英国护照。此举将阻止捷克当局事后指责本大使馆肆意向随便哪个国籍的无论什么人分发英国护照，以此来协助他们躲避民主德国/捷克的司法程序。

2．使馆正式员工——无论外交人员或非外交人员——均不得在其离开使馆期间，以任何方式协助、陪同或运送OUG。配有英国外交车牌的车辆不得用于她的撤退行动，不得为其提供虚假的英国官方文件。

3．若OUG在任何时候宣称自己得到了英国大使馆庇护，无论在当地抑或伦敦，均将被当即予以坚决的否认。

4．OUG撤离大使馆属地一事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也将安排考虑以其他步骤将其撤出的计划，其中包括将OUG直接移交给捷克当局的计划。

我的电话嗡嗡作响，闪烁着红色光点。电话是潘西·阿勒莱恩和比尔·海顿的勤杂工、该死的托比·伊斯特哈斯打来的，他用浓重的匈牙利口音冲我大声吼叫，想让我飞速滚回总部。我建议他注意自己的语言，然后便跳上了正在大门口等我的摩托车。

剑桥圆场委员会安全屋紧急会议的会议纪要。主持人：比尔·海顿（委员会负责人）。出席者：艾蒂安·贾布罗什上校（法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法国情报机构联络人），朱尔斯·珀迪（委员会法国办事处），吉姆·普莱多（委员会巴尔干半岛办事处），乔治·史迈利（秘密行动部主管），彼得·吉勒姆（代号“雅克”）。

会议记录员：托·伊斯特哈斯。录音，部分原话摘录。迅速抄送布拉格站点主管。

时间是早上五点，传讯命令已经送达。我是骑摩托车从马里波恩过来的，乔治是直接从财政部过来的。他没有刮胡子，看起来比平时更忧心忡忡。

“你完全自由，随时都可以说不，彼得。”他连着向我保证了两次。乔治早已将此次行动描述为“画蛇添足”，但他最大的担心始终在于（尽管他还是试图努力隐瞒这点），该行动计划是与委员会合作得来的共同成果。六点，我们一起坐到了圆场安全屋那张长长的胶合板会议桌旁。

贾布罗什：比尔，我亲爱的朋友。我巴黎的领导们需要得到保证，在法国小型农场的问题上，你们这位雅克先生有本事独当一面。

海顿：告诉他，雅克。

吉勒姆：我并不担心这件事，上校。

贾布罗什：即便是跟一群行家一起？

吉勒姆：我就是在布列塔尼的一座法国小农场里长大的。

海顿：布列塔尼是法国的吗？你可真令我吃惊，雅克。

［笑声］

贾布罗什：比尔。如果你许可的话，我要开始了。

转换为法语之后，贾布罗什上校邀请吉勒姆参与了一场以法国农业为主题的生动讨论，其中特别提及法国西北部的农业状况。

贾布罗什：我很满意，比尔。他通过了，他甚至说起话来都像个布列塔尼人，可怜的家伙。

［更多的笑声］

海顿：可是这有用吗，艾蒂安？你真的能把他弄进去？

贾布罗什：进去，可以。至于出来，就要靠雅克先生和他那位好太太了。你来得正是时候。法国代表团的名单马上就要截止了。我们已经让它暂时开了个口子。我建议，雅克先生尽可能短暂地出席会议。我们为他报名，他以集体签证入境，他因病迟到了，但还是决心要参加闭幕会议。作为三百名国际代表之一，他不会过于引人注目。雅克先生，你会讲芬兰语吗？

吉勒姆：会得不多，上校。

贾布罗什：我还以为所有的布列塔尼人都会呢。［笑声］还有，这个项目里的女士不讲法语吗？

吉勒姆：就我们所知，她讲德语，上学时学过俄语，但不说法语。

贾布罗什：但是她很有派头，你说呢？她品貌兼优，很有冲劲(24)，很会穿衣打扮。

史迈利：雅克，你见过她。

我见过她穿衣服，也见过她脱衣服。我选择谈谈前者。

吉勒姆：我们只是擦肩而过。不过，她令人印象深刻。谍报技巧高超，思维敏捷。富于创造力。活力十足。

海顿：天哪。创造力。谁需要这见了鬼的创造力？女人只需要他妈的按照听来的吩咐去办事，并且管好自己的嘴巴就行了，她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所以，这件事到底可行不可行？雅克？

吉勒姆：如果乔治觉得可行，那么我没问题。

海顿：他觉得可行吗？

史迈利：鉴于委员会和上校提供了必要的外勤支援，我们秘密行动部已准备好接受对应的风险。

海顿：好吧，不得不说，你这话听起来可真他妈有点拐弯抹角。既然如此，那就是可行的了。艾蒂安，照我看来，你应该是会给雅克先生提供他的法国护照和旅行证件的吧。要么就是你打算让我们这边来做？

贾布罗什：我们做出来的更好。［笑声］也请你好好记住这点，比尔，一旦事态失控，我国政府将会非常震惊地发现，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英国情报机构，正在唆使自己的特工们伪装成法国公民。

比尔：我们将坚决否认这一指控。［转向普莱多］吉姆，好小伙，发表点看法？我看你一直都保持着沉默，简直难以理解。捷克可是属于你的地盘，你高兴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四处搞破坏吗？

普莱多：不反对，如果你的意思是要我这样说的话。

海顿：你还想增加或者减少点什么吗？

普莱多：眼下没有。

海顿：好的，先生们。谢谢大家。既然可行，那我们就开始做起来吧。雅克，我们与你心连着心。艾蒂安，我们或许要私下谈谈。

但乔治并不会轻易放下他的忧虑，等着见证后续吧。时钟嘀嗒作响，还有不到六个小时，我就要动身前往布拉格了。

彼·吉致秘密行动部主管。

乔治：

我们聊过了。你要求我把在希思罗机场3号航站楼现场调度室的经历写下来，目前该办公室由委员会掌管。表面上看，现场调度室只是又一间走廊尽头处的机场办公室而已，疏于打扫，破落陈旧。玻璃门上贴有“货物联运”的标识，通行方式是入口电话确认。一旦进到里面，气氛就变得有些颓丧：两名疲惫不堪的运货员正在打牌，有个女人对着电话狂喊西班牙语，一位打包员不得不连续轮班，因为她的同事生病缺勤了。人们个个都抽着烟，个个烟灰缸都装满了，而且这里还只有唯一的一处小隔间，因为他们还在等待另一处隔间的新窗帘。

最大的惊喜当数那场等待着我现身的接待会：阿勒莱恩、布兰德和伊斯特哈斯。如果比尔·海也在这里的话，就可以凑齐一桌牌局了。乍看上去，他们是来为我送行的，祝我诸事顺利。阿勒莱恩一如既往地站在最前面，他拿出了我的法国护照和会议证件，承蒙贾布罗什慷慨提供，花花绿绿的一大堆。伊斯特哈斯对我的旅行箱和里面的道具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在雷恩买的衣服、各种农艺手册，还有一本关于法国如何建造苏伊士运河的历史书籍供我阅读消遣，以及其他种种。罗埃·布兰德则扮演知心大哥，偷偷问我：如果我离开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几年，到时候我有没有人想要他去代为通报一声。

然而，他们如此关心我的真正意图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他们想要知道更多关于郁金香的信息：她从哪里来，她为我们工作了多久，之前是谁在操控她？最奇怪的时候是，在我避开了他们的提问，站在小隔间里准备换衣服时，托比特地将脑袋绕到窗帘后面，说他有一份比尔给我的私人信息。信息内容是：“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你对你的乔治叔叔感到厌烦了，不妨考虑一下来当巴黎站点主管。”我不置可否。

彼得

现在我们来看看乔治所扮演的角色，他在这件事中扮演的是一位终极行动派书呆子，致力于堵住委员会草率到声名狼藉地步的计划的每一个漏洞。

秘密行动总部主管［史迈利］致布拉格站点主管［奥蒙德］的加密电报，最高机密——五月花。优先级：特急。

A．给下级线人郁金香准备的芬兰护照将于明天以包裹形式送达。护照姓名文拉·莱西夫，出生于赫尔辛基，植物营养学专家。配偶姓名为：阿德里安·莱西夫。护照上有捷克入境签证，入境日期与法国共产党组织举办的“和平农场大会”时间一致。

B．彼得·吉勒姆将于明天一早乘坐法国航空412次航班，于当地时间10:40抵达布拉格机场，其外派身份为阿德里安·莱西夫，法国护照，雷恩大学农业经济学客座讲师，护照内捷克入境签证有效期亦与会议时间保持一致。莱西夫推迟出席会议的原因设定为因病延误。两位莱西夫的名字目前均已出现在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上，其一为与会者（迟到），其一为其配偶。

C．同样是在明天的包裹中，会有两张法国航空公司的机票，姓名为阿德里安和文拉·莱西夫，1月28日6:00，自布拉格飞往巴黎勒布尔热机场。法国航空公司的记录将可证实，这对夫妻是在与代表团其他学者同侪不同的日期飞抵布拉格的（见入境戳），但将会跟他们一同返回巴黎。

D．莱西夫教授及其夫人的住宿已预定在布拉格巴尔干酒店，法国代表团1月28日清晨出发飞往巴黎勒布尔热机场之前，均在此过夜。

萨莉·奥蒙德在回应中并没有错过机会亲自向乔治高唱赞歌。

摘录自萨莉·奥蒙德写给乔治·史迈利的第二封私人信件，原信件标记为“完全亲启，仅供你私人查阅”，内容不记录在案。

已收到你那封内容极其清晰明确的加密电报，在此满怀谢意地予以确认，杰瑞和我已经决定，我本人应该为郁金香离开大使馆一事以及她即将面临的严峻考验预先做好准备。我按照约定的时间穿过大使馆庭院，来到了我们安置郁金香的那栋附属建筑里。这里的临街一侧装设了双层窗帘，卧室门外的走廊里有供自己人使用的露营床，楼下大厅里增设了额外的大使馆警卫，以防一些不受欢迎的访客。

我发现她坐在床上，阿历克正搂着她的肩膀，但她看起来似乎对他视而不见，只顾着时不时地发出几声几乎听不清的打嗝声，同时轻声抽泣。

尽管如此，我还是控制住了局面，按照原定计划，我送阿历克出去呼吸新鲜空气，让他和杰瑞一起到河边去散散步。我的德语基本上还停留在二级水平，所以一开始并不能从她身上得到太多东西。不过我怀疑，即便我精通德语，仅从结果上而言也不会有什么区别，因为她几乎不开口说话，更不必说听我讲话了。她对我低声说了几遍“古斯塔夫”，用手语比画了几句之后，我才明白古斯塔夫不是她的丈夫(25)，44而是她的儿子(26)。44

但我还是设法与她进行了沟通，告诉她，她明天就要离开大使馆，前往英国去了。但不是直飞，在此之前，她需要先加入一个由学者和农业学家组成的法国团。她的第一反应合情合理：如果她连一句法语都不会说，这件事怎么可能办得到呢？然后，当我对她说，那根本无关紧要，因为她的身份将会是芬兰人时——没有人说芬兰语的，不是吗？——她接下来的反应是：要穿上这些衣服吗？——她指的是我所打开的包裹中，巴黎站点在完全没有提前通知我们的情况下准备的那些大放异彩、人人想要的好东西：华美非凡的大麦色两件套女士毛衣，购于巴黎春天百货，完全符合她尺码的可爱鞋子，性感的睡衣和内衣，值得让人赴汤蹈火的化妆品——巴黎站点肯定为此花掉了大笔的钱——这简直就是她在过去二十年里梦寐以求的一切，即便她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这点，“旅行观光”的各种美好标签完成了这一幻想。还有一枚非常漂亮的订婚戒指，漂亮到我都不得不去在意自己戴着的那枚戒指了。另外还有一枚很体面的黄金结婚戒指，而非她正戴着的那枚锡质的仿造品——当然，所有这些都要在着陆之后归还，不过我觉得这一点尚且不需提前向她说明！

此时此刻，她开始全情投入了。她身上的专业精神苏醒了。她非常仔细地查看过自己那本漂亮的新护照（实际上并不能说是新护照）并且宣称这非常好。当我告诉她，将会有一名非常英勇的法国人过来陪伴她，并假装是她旅程中的丈夫时，她说这听起来是个相当合乎情理的安排，还有——他长什么样？

因此，依照命令，我给她看了一张彼得·吉的照片，她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好一会儿，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对于作为代理丈夫陪同前往这件事而言，我不得不说，你可比彼·吉糟糕得多了。最后她终于开口问道：“他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我说：“两个都是，而且，你也同时是芬兰人和法国人。”哦，我亲爱的，这时她竟然像猫头鹰一样大笑了起来！

过不多久，阿历克和杰瑞散步回来了。关系已经破冰，我们开始认真地做简报。她听得仔细又沉着。

当我们会议结束时，我觉得她对整个计划都充满了热情，并且以一种相当糟糕的方式认为这一切会很有趣。这个人恐怕是有点沉迷于险境了，我想，不过——仅仅就这一点而言，倒是非常像阿历克！

保重，我的爱，一如既往献给我们魅力四射的安恩。

萨

*

不要做出草率或者无意义的肢体动作。将你的双手和肩膀精确保持在当前位置，然后——呼吸。虽然佩西回到了她的宝座，但她并没有将目光从你身上挪开，那也绝对不是什么关爱的目光。

*

由临时隶属于秘密行动部行动小组的彼得·吉勒姆报告，1960年1月27日，关于下级线人郁金香从布拉格至巴黎勒布尔热机场的进一步撤退，由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递送至伦敦诺斯霍尔特空军基地。

我于当地时间11:25抵达布拉格机场（航班延误），我的身份为是雷恩大学农业经济学客座讲师。

感谢法国方面联络员的帮助，我了解到，自己因病迟到的情况已经在会议上进行了正式的通知，与此同时，出于对捷克当局方面的考虑，我的名字也被列入了出席会议的名单中。

为了进一步证实我身份的可靠性，法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接见了我，并用自己的外交证件加快了机场方面的手续，而且，由专员来做我的随行翻译，手续处理本身也变得相对简单了。

他随后用自己的专车送我到了法国大使馆，我在大使馆的来访者手册上签了名，然后又被送到了会议那边，用的还是法国大使馆的车。会议厅的后排已经为我预留好了一个位置。

会议厅金碧辉煌、形如歌剧院。这里最初是为铁路工人总工会建造的，最多可容纳四百名代表，安全措施相当草率。走到大楼梯中间位置，有两个只会说捷克语的、过度劳累的女人坐在一张办公桌旁，给来自半打国家的代表团成员们签到打钩。会议本身采取研讨会形式，台上的专家小组负责主持，下面的与会者们则会做早已安排好的发言。我本人完全不需要参与。法国联络员的高超技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捷克国家安全部门的眼皮子底下轻易证明了我身份属实，引导两位代表团成员清楚获悉了我所扮演的角色，让他们主动抽出时间来寻找我、同我握手。

17:00，会议宣布闭幕，法国代表团由大巴车送往巴尔干酒店。这是一座老式小型建筑，专供我们使用。登记入住时，我拿到了一把八号卧室的钥匙，这间卧室被指定为“家庭房间”，因为我名义上是一位丈夫。巴尔干酒店中有一间专供住客用餐的餐厅，再往前走则是一间有着中央调酒台的酒吧。我决定在这里等待，期盼我名义上妻子的到来。

在我宽泛的理解中，她将通过一辆被征用的救护车从英国大使馆撤离，先是被送往郊区的一处安全屋，然后以某种不作任何解释的方式送往巴尔干酒店。

如此这般，当我看到她坐着一辆法国外交专车、挽着之前在布拉格机场欢迎我的那位法国文化专员的手抵达时，可真是十分惊叹。在此，我希望再一次对法国联络员的敏锐洞察力和谍报技巧表示感谢。

借文拉·莱西夫之名，郁金香以会议代表配偶的身份被收录进了会议名单当中，并以缺席(27)方式参与了此次会议。她漂亮又时尚的外表在酒店的其他法国代表中引起了轻微的轰动。我得到了那两位曾在会议上向我友好地打招呼的男性成员的支援，他们以朋友的身份迎接并拥抱了郁金香。郁金香仅用一些零碎不成句的德语回应了他们对于自己穿衣风格的赞美。因为我的德语水平也有限，所以这种方式便成了我们这对母语不同的夫妻之间的通用语言。

在两位法国代表的陪同下共进晚餐之后——他们两位所扮演的角色已经非常完美了——我们没有和其他代表一起在酒吧消磨时间，而是早早地回到了我们的卧室里。凭借心照不宣的默契配合，我们的谈话被限制在与我们掩护身份相符的一系列陈词滥调之中。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一家专供外国人居住的酒店里，麦克风，甚至摄影机都是必然存在着的。

幸运的是，我们的房间很宽敞，有几张单人床和两个洗手槽。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不得不听着下面的代表团成员们吵吵嚷嚷地聊天，他们一直聊到了凌晨时分，一夜笙歌。

在我印象中，郁金香和我都没有睡着。4:00，我们这行人重新集合，乘大巴车去了布拉格机场。这件事直到现在都令我感到不可思议：我们被全体送往中转休息室，然后乘坐法国航空的飞机前往勒布尔热机场。我由衷希望能够再次感谢法国联络员的协助。

下面这份文件究竟是如何进入到我的这份报告中的？这件事一度令我感到相当困惑，最后我断定，自己当时肯定是把它作为某种干扰项加进去的。

布拉格站点主管杰瑞·奥蒙德致乔治·史迈利，手写行动信件，亲启，高度机密。不予归档。

亲爱的乔治：

好吧，小鸟已经飞走了，就跟你能够想象的一样，这里可以大大松一口气了。而且截至目前，保守估计一下，如果她没有在某个“郁金香堡”(28)快乐地驻扎下来的话，那就是已经身处英格兰的某处了。无论这两个推断哪一个属实，她的飞行旅途似乎都相当顺利。尽管事实上，约拿在最后一刻要求我们支付高达五百美元的酬金，才同意使用他的救护车送郁金香前往紧急集合点，真是个小混蛋。但是郁金香并不是我要写信给你的原因，更不是因为约拿——而是因为阿历克。

正如你过去常说的，作为一名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专业人士，我们有责任照顾彼此。这也意味着需要互相警惕，如果我们当中的一员在压力下似乎有崩溃的迹象，而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保护他不受自己的伤害——与此同时，也要保护情报局不会因此蒙受损失。

阿历克绝对是最优秀的外勤人员，这点你和我都很了解。他见识广博，有奉献精神，城市生存能力强，拥有所有的谍报技能。他刚刚完成了一次精妙绝伦，也是最危险的行动，能够见证这次行动是我的荣幸，即便这次行动是在委员会、我们尊敬的大使和白厅官员们的共同领导之下完成的，我也要这么说。所以，当他一口气灌掉四分之三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碰巧跟一个他不喜欢的大使馆警卫打了一架时，对于前者，我们给了他完全的体谅，对于后者也给予了部分体谅。

不过我们还是好好散了一会儿步，就阿历克跟我，我们两个人。沿着河，一路走到了城堡，然后又回到了大使馆。也就是说，在他依旧处于他自己所定义的“清醒得不能再清醒”的标准下，走了两个小时路。在此期间，他唯一反复念叨的话题就是：圆场被渗透了。不仅仅是被一些背负贷款的信件分拣员，而是在委员会这棵大树的顶端——那里才是真正的重点。而且，这可比苏格兰无边呢帽里进了一只蜜蜂要严重得多，因为进去的可是一整只蜂巢。这种说法并不合理，也并非基于事实，坦率地讲，这实际上是多虑了。再加上他对与美国相关的一切都有着出于本能的厌恶，这就使得我们之间的谈话——至少也可以说是————进行得相当困难吧，进一步讲，谈过之后，甚至连他个人的情况也变得更加令人感到担忧了。根据我们所从事的这份职业的规矩，规矩正是你订的，出于应有的爱戴与尊重，我有责任向你及时报告我的担忧。

一如既往，

杰瑞

又及：也是一如既往，向安恩致以最深厚的敬意。杰

来自劳拉的一个玫瑰花结，命令我停下来。

*

“读得很开心？”

“可以忍受，谢谢你，邦尼。”

“啧啧，天哪，这可是你自己写的，不是吗？当然，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不过看到还是挺叫人愉快的吧，对吗？”

今天傍晚，他带来了一位年轻的男性友人，金发、面带微笑、风华正茂，生活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印记。

“彼得，这可是伦纳德。”邦尼颇为客套地说道，好像我应该知道伦纳德是谁似的，“如果我们的这点小事需要闹上法庭，伦纳德将是情报局方面的法律顾问——当然，我们并不希望这一切被弄上法庭。与此同时，他也将代表我们出席下周举行的全党小组调查初步会议。如你所知，你已经被指定要求出席这场会议了。”他露齿一笑，“伦纳德，这是彼得。”

我们握了握手，伦纳德的手柔软得如同孩童一般。

“如果伦纳德是代表情报局的，那他在这里跟我见面是想干什么？”我提问道。

“为了先熟悉一下对方。”邦尼安抚我，“伦纳德是一位黑体字法(29)律师。”见我扬起眉毛，他补充道，“这表示他不仅精通书中的每一条法律窍门，还对那些甚至连书里都没有的技巧颇为熟稔，令像我这种如流水线一般批量生产的普通律师甘拜下风。”

“哦，别这样。”伦纳德说。

“至于劳拉今天不在这里的原因——彼得，既然你没有问，那我就直接告诉你好了：伦纳德和我，我们都觉得，如果这是一场仅限于男生之间的讨论，实际上对各方都好，对你也好。”

“你这话什么意思？”

“首先，这是相当好用的老式策略：尊重你的个人隐私。然后，眼下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借此机会，一次性从你那里得到全部的真相。”邦尼的脸上露出淘气的微笑，“如此一来，就可以让伦纳德大概了解情况，知道后续事宜大致应该如何处理。我说得对吗，伦纳德？还是太过了？”

“哦，照我看来，相当公正。”伦纳德说。

“当然，这里还要更详细地讨论一下，你的个人权益是否最好还是由你本人的法务代表来主张。”邦尼继续说道，“比如，一旦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件，全党人士都会直接踮起脚尖离开舞台——而我们将会被告知，这样的事情他们绝不知情——让蒙着眼睛的正义女神用她的方法来对待你。对待我们。”

“由黑带级选手来主张，怎么样？”我建议道。

我的俏皮话无人在意——或许其实他们是在意的，不过也仅仅是拿来作为证明我今天尤为紧张不安的证据而已。

“所以，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圆场有一份针锋相对的候选人名单——或者可以说，有一份可堪任用的候选人名单——对了，伦纳德，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一旦事情发展到那样的地步，你是很愿意引导彼得脱离困境的，不过，我们深切希望，并且祈祷不要真发生这样的事。”他向伦纳德露出了一个学院式的标准微笑。

“我同意，邦尼。麻烦之处在于，我们当中并没有多少人有能力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不过，我确实认为哈利能够受此重任，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伦纳德说，“他已正式申请成为皇家法律顾问，大法官们都很喜欢他。所以，就我个人而言——当然，我并不希望以任何方式影响到你们的决定——我选择哈利。他是个男子汉，而且，他们也喜欢看一个男子汉为另一个男子汉进行辩护。他们本身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但他们确实就是这样做的。”

“谁来花钱请这位先生呢？”我问，“还是说，这位女士？”

伦纳德看着自己的双手，露出了微笑。邦尼接过了这个问题。

“这么说吧，照我看来，大体上而言，彼得，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听证会的进程——并且，我们应该说，它也取决于你的个人操守、你的责任感，以及你对自己老情报局的忠诚。”

但是伦纳德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我可以从他对着自己双手微笑的那种专心致志的神态里看出来。

“所以，彼得，”邦尼说道，听他的口气，似乎对话此时已经进行到了相对简单的部分，“有或者没有。”他挤眉弄眼了一番，“男人之间的对话。你当年睡没睡过郁金香？”

“没有。”

“绝对没有吗？”

“绝对的。”

“不可撤销的‘没有’？此时此刻，在这个房间里，在一位五星级的证人面前？”

“邦尼，请原谅我。”伦纳德举起手来，友好地谴责了他，“我想，你大概是暂时忘记了自己所拥有的法律知识。考虑到我在法庭上的责任，以及我作为我客户法律顾问的义务，我是不可能作为证人出庭的。”

“行吧。彼得，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就再来一次——我，彼得· 吉勒姆，在郁金香撤退至英国的前一天晚上，并未在布拉格巴尔干酒店内操过郁金香。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我敢肯定，你也能够想象得到，你的这个回答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松了一口气。尤其是在你似乎上过自己见过的每一个人的前提下。”

“真是大大地松了口气。”伦纳德表示同意。

“而且，更为显要的前提是——对于一个除此之外就没有太多硬性规定的情报局而言，最重要的一条规定就是：本情报局人员永远、永远都不允许跟自己的‘伙计’——你们是这样称呼线人的——上床，哪怕是出于礼貌。至于其他人的线人，只要是有利于行动的，那就没问题，尽管自由开炮。决不染指自己的线人就行。你知道这条规定吗？”

“知道。”

“当时也知道吗？”

“是的。”

“你是否同意，如果你上过她——我们知道你没有——这就不仅仅是严重违反了情报局纪律，而且还是你本身道德败坏、无法控制住自己欲念的明显证据，与此同时，这也是你对一名刚刚被剥夺了独子、身陷致命危险的逃亡母亲诸多敏感情绪的漠视。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我同意这个说法。”

“伦纳德，你对此有什么疑问吗？”

伦纳德用指尖拨弄着自己漂亮的下嘴唇，皱起了没有丝毫皱褶的眉头。

“你知道的，邦尼，你这番说法听起来非常粗鲁，但我并不认为自己对此存有任何疑问，”他坦承道，并且给了自己一个惊诧莫名的微笑，“但这并不表示听证会之后也没有。我想，我们暂时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然后下一步就是——”他转向我，用只是私底下聊聊的亲密口吻说道，“我会把候选人名单寄给你的，彼得。并且——你从来没有听我提起过哈利。不过，我还是悄悄把名单给邦尼吧，这样没准更好些。因为我们实际上早就已经说好了。”他一边解释，一边又给了我一个宠溺的微笑，然后便伸手去取自己的黑公文包，暗示这场我期盼已久的漫长会议已正式结束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依旧认为选个男子汉比较好。”他最后插进来的这句话是对邦尼说的，并非对我，“在这类棘手问题上，男人相比之下更具优势，不会表现得过于清教徒。彼得，全党派招待会上再会了，回见(30)。”

*

我上过她吗？没有，这种该死的事情，我绝对没有做过。在那如沥青般乌黑的黑暗之中，在那彻底改变命运的六小时时间内，在那如同爆炸般的紧绷感里，我向她致以了无声又狂乱的爱意，充满情欲的两具人类胴体纠缠在一起，仿佛自出生起就渴求着对方，仿佛只有在深夜里才得以生存。

难道我应该告诉他们这些吗？当我毫无睡意地躺在海豚广场的囚床上时，我向着那微微浸染成橙色的黑暗发问道。

我啊，自打一开始就被教导着要去否认、否认再否认——教会我否认的，岂不就是这个想方设法想让我坦承一切的情报局本身？

*

“你睡得好吗，皮埃尔？你高兴吗？你的葬礼发言做得不错吧？你今天要回家了吗？”

我肯定是给她打了电话。

“伊莎贝尔怎么样？”我问道。

“她很不错。她想你了。”

“那个人还回来过吗？我那个不礼貌的朋友？”

“没有，皮埃尔，你那个恐怖分子一样的朋友没有回来过。你和他一起看过足球？”

“我们再也不会一起看球了。”

(1)　Hampstead，伦敦中北部保护得最好的古城区、伦敦富人区之一。

(2)　五月花被本情报局招募后，决定将他到西柏林的外界可见行程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柏林站点为他提供了弗雷德里希·莱巴赫这一身份，设定为一名居住在东柏林利希滕贝格区的建筑工人。五月花依照自己的意思打造了一座花园棚屋，供存放他的自行车与工人衣物。——作者注

(3)　郁金香的化名。————作者注

(4)　“剧院”是一套美国短程高频通信系统的原型，专门为柏林市区东西部的秘密通信而建造。利玛斯在给总部技术部门的一封行动信件中描述该系统“笨重，一点儿都不精巧，生产过剩，典型的美国货”。之后该系统遭弃用。————作者注

(5)　Trabant，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款省油车型，也称特拉比车（Trabi）。

(6)　Chemnitz，德国萨克森州的第三大城市。

(7)　County Cork，爱尔兰面积最大、最南端的郡。

(8)　Cottbus，德国勃兰登堡州第二大城市。

(9)　Wünsdorf，柏林以南大约四十公里的一个小城。

(10)　Covent Garden market，伦敦历史悠久的街区集市。

(11)　原文为德语，Karosserie。

(12)　Sorbs，德国、波兰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德国萨克森和勃兰登堡两州境内。

(13)　Lübbenau，德国勃兰登堡州的一座城市，位于柏林东南方向约八十二公里处。

(14)　Kaliningrad，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首府，旧称柯尼斯堡，曾为德国文化中心，“二战”后成为苏联领土，当时几乎是苏联西部边境线最北端的城市。

(15)　Odessa，乌克兰第二大城市，位于黑海西北岸，当时几乎是苏联西部边境线最南端的城市。

(16)　Bad Schandau，德国萨克森州的温泉小镇。

(17)　原文为德语，Wurst。

(18)　Saxon Switzerland，德国德累斯顿东南面的一处山区，又称“小瑞士”。

(19)　指Bletchley Park，布莱切利庄园，“二战”时英国政府破解密码的主要地点。

(20)　即大使阁下（Her Excellency）的缩写。

(21)　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 1844—1923），法国著名舞台剧演员，被雨果盛赞为“金色声音”，也是第一批制作录音和电影的女演员之一。

(22)　原文为法语，bien vu。

(23)　我们不请自来的客人（our uninvited guest）的缩写。

(24)　原文为法语，élan。

(25)　原文为德语，Mann。

(26)　原文为德语，Sohn。

(27)　原文为拉丁语，in absentia。

(28)　原文为法语，Chateau。

(29)　在普通法法律体系中，黑体字法指已经验证被大多数法庭接受的法律法规，不再受双方争议影响。

(30)　原文为德语，Tschüss。

9

在布列塔尼度过的那段仿佛无穷无尽的日日夜夜，我并没有在这些文件中看到——谢天谢地没有——那是在勒布尔热机场，我将多丽丝交给我们巴黎站点的主管乔·霍克斯伯里之后的事情了。当时，雾蒙蒙的冬日早晨七点，我们的飞机着陆停稳后，就已经有个声音在喊着莱西夫教授及夫人了。我正处于松了一口气之后几乎神志不清的状态，所以，直到我们并排走下舷梯时，我才看见霍克斯伯里正坐在舷梯下方一辆外交牌照的黑色罗孚车里，后座那位来自他站点的年轻女助理让我的心突然狂跳起来。

“我的古斯塔夫呢？”多丽丝抓住我的胳膊，问道。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我说道，仿佛听见自己如鹦鹉学舌般地模仿阿历克那空洞的保证。

“什么时候？”

“他们会尽快的。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你会看到成果的。我爱你。”

霍克斯伯里的手下此刻正扶着后车门，她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我眼下这种极其荒唐的情感爆发，莫非是我心中住着的其他什么人说出口的吗？我并不介意她是不是懂德语。见鬼，任何一个傻瓜都听得懂“我爱你”(1)。我哄着多丽丝继续前行，她很不情愿地一屁股坐到了后座上，那个姑娘跟在她后面跳了进来，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我则坐到了霍克斯伯里旁边的乘客座上。

“飞行顺利吗？”他问道，我们跟在一辆闪着灯的吉普车后面，驶过柏油碎石路面。

罗孚车驶入了一间飞机库，我们前方的黑暗中，停着一架双引擎驱动的英国皇家空军飞机，螺旋桨正在慢慢转动。那个姑娘跳下了车，多丽丝依旧坐在里面，自言自语，低声说着我无法听清的德语。我刚才那些疯狂的话语，似乎并没有给她留下任何印象。也许她并没有听见。也许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说出口过。那个姑娘试图引导她出来，但她完全不肯挪动位置。我靠到她身边，握住了她的手。她就势将脑袋枕到我肩膀上，与此同时，霍克斯伯里正从后视镜里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办不到。(2)”她低声说。

“你必须这样做(3)，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实话实说。(4)实话实说。”

“你不一起来吗？(5)——你不一起来吗？”

“晚些就来。在你和他们谈过之后。”

我从车里出来，将一只手递给她。她无视了我伸过去的那只手，依着自己的步调从车里爬了出来。不对，她没有听见我之前对她说的那句话。她不可能听到了。一名穿着制服的女空乘拿着一个文件板夹朝着我们这边走了过来。于是——一边是霍克斯伯里带来的姑娘，另一边是女空乘——多丽丝任由她们把自己带到了飞机前面。到达舷梯旁边时，她停了下来，朝上看了看，下定决心之后，便开始攀爬，用了两只手。我等着她回头张望。舱门关上了。

“大功告成。”霍克斯伯里轻松愉快地说道，说话的时候仍旧没有转头朝向我，“从高层传过来的话就是：好极了，你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作，现在回家去吧，回布列塔尼去，清醒一下，等待伟大的电话召唤。蒙帕纳斯火车站对你而言合适吗？”

“蒙帕纳斯火车站可以的，谢谢。”

你或许是委员会的宠儿，霍克斯伯里老兄，但这并不能阻止比尔·海顿向我提供你的位置。

*

即便是在今日，我都很难具体描述当年回到农场时，在我脑海里天人交战的、那种由矛盾情绪集聚所催生出的洪流。无论是在开拖拉机，还是在田地里播撒堆肥，还是在做其他事情，我都力求给人们留下一种“年轻好手”的印象。前一分钟我还沉浸于那个意义重大、难以描述的夜晚；后一分钟我就迷失在了对自己极其不负责任行为的惊叹里——我曾投身过的那次难以抑制又不计后果的鲁莽行为——迷失在了我曾经说过或者没有说过的话语中。

祈求这无声黑暗的宽恕，我们也曾在这黑暗之中无数次地拥抱交缠，我努力说服自己，我们那次做爱，其实只存在于脑海之中，那是由于害怕捷克安全人员随时有可能砸破我们卧室的大门而产生的一种幻象。但是，她的手指在我身体上留下的抓痕告诉我，我是在愚弄自己。

于我而言，想象已经无法再度呈现出那一刻的画面，当第一缕晨光出现时，我们之间仍然没有说一句话，她将自己胴体的各个部分接连不断用衣物包裹起来。一开始，她是赤身裸体地站在我的面前，就跟之前在保加利亚海滩上她站在我面前时一样。接下来，她用那些法国制造的华丽服饰，一件接一件地覆盖住自己，直到身上再没有什么地方留给欲念，留下的只是一条耐穿耐看的长裙，还有一件扣子一路扣到了脖颈位置的黑色夹克——尽管如此，我对她的欲念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厚。

当她穿上衣服的时候，胜利或欲念的光芒又是如何从她脸上消逝掉的呢？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也因为她自己的抉择而有所疏远呢？首先，是在去往布拉格机场的大巴车上，她拒绝了我伸过去的手，另一次是在飞往巴黎的飞机上。那时候，由于某些并不为我所知的原因，我们被分开了，座位之间隔了好几排——直到飞机停稳，我们站起来，开始一个接一个下飞机时，我们的双手才终于再度重逢，迎来的却只有再度分离。

在前往洛里昂的那段费时费力的铁路旅程中——那时还没有高速列车——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事后看来，正是这段小插曲，令那即将到来的恐惧感充满了我的内心，并一直持续至今。离开巴黎还不到一个小时，我们这辆火车骤然停止，没有提供任何的解释。外面传来某种沉闷的声音，紧接着是猝不及防的一声尖叫，我甚至都分不清发出那声音的是男是女。我们仍旧等待着，乘客当中的一些人开始交换眼神，其余则态度坚定且全神贯注地盯着他们手中的书籍和报纸。这时，有一名穿着制服的警卫人员出现在了车厢门口，那是个年纪还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我清楚记得他在准备发言之前的那段沉默，一次深呼吸之后，他以值得称赞的冷静态度讲出了如下的话语：

“女士们先生们，很遗憾地通知大家，列车当前的行进受到了人为阻碍。我们将在几分钟后继续我们的行程。”

然后，并不是我，而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位穿着领口硬挺的白衬衫的老绅士，抬起了头，生硬无礼地问道：

“什么类型的阻碍？”

面对这个问题，那个小伙子唯有用愧疚的语气答道：

“自杀，先生。”

“是谁？”

“一个男人，先生。我们认为应该是个男人。”

在我抵达双教堂镇之后的那几个小时里，我自顾自地一路下到了小海湾：我的小海湾，我的慰藉之地。先是沿着乱糟糟的斜坡艰难跋涉，来到我这块土地的边界，然后又继续沿着悬崖边的小径用很慢的速度徒步行走。悬崖的底部是一小块沙滩，两边是低洼的岩石，就像是正在打盹儿的鳄鱼。这里是我小时候沉思的地方。这里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会带女人们过来的地方——唯一的爱，一半的爱，四分之一的爱。但我唯一渴望的女人却是多丽丝。我们竟然从未进行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我不禁要拿这个念头来奚落自己一番。话虽如此，在这该死的一整年时光中，我又何尝不是感同身受地分享了她生命中的每一个小时，每一次沉睡与苏醒？我又何尝没有对她的每一次冲动，每一次在纯洁、欲望、反抗与复仇之间的摇摆不定都给予了回应？不妨告诉我，世上还有哪个女人能够在甚至已经被我睡过了之后，还能被我惦念如此之久，还能保持如此亲近的感觉。

她赋予了我能量。她把我变成了我自己从未主动成为过的那种男人，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事情。这些年来，不止一个女人告诉过我——善意地、直白地，或者幡然醒悟般地告诉我——我在性爱方面毫无天赋可言；我既没办法完全让对方主动，也不能任由自己恣意放纵；我动作笨拙，太过克制；我缺乏真正发自本能的欲火。

但是，早在我们两个紧紧相拥之前，多丽丝就已经知晓了这一切——在我们那次擦身而过时她就清楚了。而当她赤身裸体地将我揽在怀中，迎接我，宽恕我，把自己展示给我看时，她已经是洞若观火；接下来，她在我身边逐渐完整了她自身，直到我们成为老朋友，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成为爱人，最后成为大获全胜的反抗者，彻底摆脱了那些擅自掌控着我们两人生命的一切。

我爱你。(6)我是认真的。我一直都是认真的。当我返回英格兰时，我会再一次对她说出这句话。我会告诉乔治，我已经对她说出过这句话了，我会告诉乔治，我已经为情报局付出了自己的大好时光，还有其他种种，如果我必须离开情报局才能跟多丽丝结婚，才能好好为古斯塔夫大干一场，那么我也会去做的。我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即便需要面对的是乔治，即便他搬出那些无懈可击的理由，也无法说服我。

可是，我刚刚做出这个重大的、不可逆转的决定，多丽丝那些有据可查的滥交行为马上就开始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了。那是她真正的秘密吗？她是以完全平等、一视同仁的慷慨态度跟所有男人做爱吗？我甚至半信半疑地说服了自己，阿历克早在我之前就已经进过她怀里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们两个可是在一起度过了两个夜晚！好吧，第一晚倒是有古斯塔夫这个拖后腿的在。可是第二天晚上呢，挤在特拉贝特车里，一对一，依偎着取暖——她的头靠在他肩膀上，这可是他自己亲口说的！与此同时，她也向他敞开了心扉——无论她袒露了什么——再看看我，不过是个盲目的信使，连多丽丝和我在各自这一生当中想方设法交换信息的字数，几乎都可以直接数出来。

不过，即便我让这假想出的背叛如阴云般悬在头顶，我内心深知自己是在自欺欺人，也正是因此，才使得这种耻辱变得更加痛苦。阿历克不会是那个人，如果当时是阿历克——而不是我——是他跟多丽丝在巴尔干酒店里过夜的话，他会和在科特布斯时的那个夜晚一样，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抽烟，而多丽丝则会把古斯塔夫——而非阿历克——抱在自己怀里。

当意识到自己并非独自一人时，我仍旧盯着大海，在上述这些方面反反复复地进行着徒劳无益的推理。陷入全神贯注的思考当中后，我甚至都没有留意到自己已经被跟踪了。更糟糕的是，我还是被附近这些居民里最让人倒胃口的那个人——“毒矮人”霍诺尔——给跟踪了。他是一名贩卖堆肥、旧汽车轮胎以及其他一些更糟糕东西的商人。他露出如小精灵一般的身影，而且还是那种专属于邪恶小矮人的身影：体型矮胖，肩膀宽阔，面容可憎，穿戴着布列塔尼当地的帽子和工作罩衣，叉开双腿站在悬崖边上，朝着下面仔细观望。

我向他打了招呼，用有些轻蔑的语气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实际上，我真正要求他做的就是马上离开这里，留我一个人在此思考人生。而他的回答则是蹦蹦跳跳地下了悬崖，沿途甚至都没有多看我一眼，最后，他停在海边的一块礁石上。夜色越发浓重。海岸的另一边，洛里昂镇的灯光亮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盯着我，仿若在向我询问着什么。眼看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他便从罩衣深处摸出一瓶酒来，又从其他位置的口袋里取出两只纸杯，招手示意我走过去跟他一起喝。出于礼貌，我照做了。

“正在思考死亡？”他轻声问道。

“没有刻意去想。”

“想一个女人？又是另外一个女人了？”

我没有理睬他。尽管如此，我还是被他那种故弄玄虚的礼貌给吸引住了。这是新的交际方式吗？还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呢？他举起了自己的纸杯，我也对他举起自己的纸杯。在诺曼底，他们把这种酒叫作卡瓦多斯酒，我们布列塔尼人则称之为拉姆比格酒。在霍诺尔本人的说法里，这是他们会在马蹄上涂抹的东西，能够使马蹄变得更加坚硬。

“致你身处天国的父亲，”他朝着大海说出了这句话，“伟大的抵抗军英雄，杀了很多匈奴人(7)。”

“大家都这么说。”我谨慎地回答道。

“也为此得了勋章？”

“一对勋章。”

“他们折磨了他。然后，他们杀掉了他。双料英雄。棒极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又喝了一杯，眼睛仍旧望向大海，“我的父亲也是一位英雄，”他继续说了下去，“大英雄。巨型英雄，比你父亲还要再高个两米左右。”

“他做过什么？”

“他跟那些匈奴人合作。他们向他许诺，等他们赢得战争的时候，会让布列塔尼独立。这个笨蛋相信了他们。战争结束了，抵抗军的英雄们把他绑在城镇广场上，就是现在留下的这个广场。人群拥挤，掌声雷动。你在城镇的任何地方都能听得到。”

或许他当时也听见了？当时，他用双手捂住耳朵，蜷缩在某个好心人的地窖里？我有种感觉，他当年或许真的这样做过。

“所以你最好还是换个人买你要用的马粪，”他继续说，“否则他们也会把你给吊起来。”

他等待着我说些什么来回应，但我怎么也想不到该说什么，于是他重新倒满了我们的纸杯，然后，我们便继续凝望着大海。

*

那些日子里，农民们仍旧会在村镇广场上玩滚球游戏，喝醉的时候还会唱起布列塔尼当地的民歌。我下定决心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普通人，和他们一起分享苹果酒(8)，听他们讲那些从乡村八卦演化来的大基诺剧院式(9)故事：一对在邮局工作的夫妇，因为儿子的自杀，把自己锁在阁楼里不愿意现身；一位地区税务征收员，因为自己的父亲患有痴呆症而被妻子抛弃，会在凌晨两点穿着盛装下楼吃早饭；隔壁村镇里的那个奶农，因为跟自己的女儿们睡觉，被送去了监狱。对于所有这些，我都在恰当的时候极力点头应和，与此同时，那些不肯放过我的问题也在成倍增加并日趋严重。

*

这云淡风轻的口吻，看在上帝的分上！

为什么当时的每一件事都进行得仿佛钟表上的发条装置一样完美无缺？相比之下，我之前参与的每一次行动，即便最终都磕磕碰碰地成功收了尾，也没有哪怕任何一部分是能够进行得跟发条装置一样完美的。

一名在逃的斯塔西女官员，身处毗邻的警察国家，居然不会在告密者们当中引起骚动？捷克的国家安全部门难道不是因为冷酷又高效才声名狼藉？尽管如此，我们却完全没有被监视、被跟踪、被窃听甚至被审问，而只是被温和地引到了出口大门前？

还有，不妨告诉我，法国情报机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见鬼的无懈可击了？由于内部斗争而导致分崩离析，关于他们，我听来的实际上大多是这类说法。还有——无能，由上至下都被对手渗透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评价听起来更耳熟呢？怎料突然之间，他们竟摇身一变，成了谍报艺术的宗师——他们真的是吗？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如果我的这些怀疑变得越来越重，我又该如何去应对它们？在我缴械投降、申请辞职之前，我也要向史迈利坦白这些吗？

就我所知道的而言，即便是现在，多丽丝还是跟安排来盘问她的那帮人一道，与世隔绝地待在某处乡间要塞。她会把我们那次干柴烈火般的性爱讲给他们听吗？依照她的心理状况来判断，自制力绝对不是她的强项。

而且，如果盘问她的那帮人也开始产生跟我一样的怀疑，认为她逃出东德和捷克的过程过分顺利，他们又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所以，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吗？她其实是一名卧底，一个双面间谍，所有这一切都是某个高风险欺诈游戏的一部分？还有那个愚蠢的彼得·吉勒姆，竟然跟敌人睡了觉？——当奥立弗·孟德尔早上五点打电话给我，以乔治的名义命令我选择最快的路线前往索尔兹伯里(10)时，连我自己都开始相信起这些想法来。他没有说“你好吗，彼得？”，也没说“很抱歉，天没亮就把你从床上拖起来”。他只是说“乔治说了，以快上加快的速度，把你的屁股挪到四号营地，孩子”。

四号营地————委员会在新森林地区的安全屋。

*

我挤在一架来自勒图凯(11)的小飞机里仅剩的一个空位上，想着那个正等待着我的简易法庭会是什么样子。多丽丝已经供认自己是双面间谍了。我们的那个激情之夜，只是被她当作了某种消遣而已。

不过，一想到这些之后，另一半的自我又跑来接管了我的思维：天可怜见，她还是同一个多丽丝啊。你爱她。你告诉了她你爱她，或者你自以为你已经告诉过她了，这两种情况也可以都是事实，互不违背。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自身将被审判就急于做出判断！

等到我在利德机场(12)着陆的时候，我所预想的这些并无逻辑可循。当我的火车开进索尔兹伯里时，仍旧没有。不过，至少我有时间来思考，为何会选择四号营地作为盘问多丽丝的地方。依照圆场的标准，这里并非是那种位于海岛当中的、最为秘密的安全屋，也绝非最安全的地方。理论上讲，这里具有作为安全屋的一切要素：位于新森林区中心的一小块地产，在路上是完全看不见的，一栋盖在低洼处的、两层楼高的建筑物，带围墙的花园，一条溪流，一点点湖面，十英亩的土地，一部分被树木覆盖，而且，整片土地都被六英尺高的铁丝网给围了起来，然后又被野蛮生长的灌木丛给掩藏了下去。

但是，如果是为了盘问一名受到高度重视、几天前刚从雇用了她的斯塔西组织虎口中抢夺过来的特工呢？如果不是委员会来负责指导这次行动，这里恐怕是肯定要比乔治所希望的地方更差劲，而且也更引人耳目。

在索尔兹伯里车站，一位名叫赫伯特的圆场司机站在那里，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巴拉克洛夫的乘客”，巴拉克洛夫是乔治的化名之一。哪里知道，当我试着跟赫伯特进行一些轻松的谈话时，赫伯特却说自己并未得到同我交谈的授权。

我们驶入了那条坑坑洼洼又漫长的私用车道。擅自闯入这里的人将会受到起诉。低垂着的酸橙树和枫树的树枝轻拂过货车的车顶。邻近的阴影中隐约可以看到似乎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福恩的身影，此人姓氏不详，在沙拉特时是一名徒手搏斗指导员，也是秘密行动部门在应付特定场合时才会出动的强力支援人员。但是，四号营地向来都是以那对深受所有受训者喜爱的知名同性情侣——哈珀先生和洛先生为榜样来吹嘘自己的安保人员有多么了不起，既然如此，福恩究竟在这里做什么呢？为什么偏偏是他呢？然后我想起来，史迈利敬重福恩的专业能力，曾经派他执行过许多棘手的任务。

司机停了下来，福恩从车外盯着我看了半天，脸上没有一丝微笑，随后，他脑袋一偏，招手示意我们开过去。车道的坡度开始上升，一对坚固的木门打开了，接着又在我们身后合拢关闭。我们右手边是这里的主屋，一座为某个酿酒商建造的仿都铎风格宅邸。我们的左边是马车房，几间尼森小屋(13)，还有一座庄严的、装什一税粮食用的茅草顶大仓库，名为“斯图普”。三辆福特和风轿车和一辆黑色福特货车停在院子里；这些车子前面站着一个人，奥立弗·孟德尔，已退休的警务督察、乔治的长期盟友，手里的对讲机正贴着耳朵。

我从车里爬了出来，身后拖着自己的旅行背包，冲着他喊道：“嗨，奥立弗！我做到了！”但奥立弗·孟德尔没有调动自己脸上的任何一块肌肉来回应我，他仅仅是看着我朝他走过来，同时对着对讲机低声说话。我仔细考虑过到底该不该问候之后，还是选择再次问候了他。只听见奥立弗低声说了句“会的，乔治”，然后便关掉了对讲机。

“我们的朋友眼下没有空，彼得。”他表情肃穆地说道，“我们刚刚出了个小意外。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和我可以一起在管制区域内散个步，聊一聊。”

我得到消息了。多丽丝已经什么都讲了，包括那句“我爱你”(14)。我们的朋友乔治没有空，意味着他对手下这个辜负了他的门徒感到恶心、震怒、反感。他甚至都没办法当面跟我谈，所以才指派了他那永远可靠的警务督察奥立弗·孟德尔，让他给年轻的彼得一次终生难忘的训斥，或许还带来了他的辞退通知。可是，为什么福恩会来？还有，为什么这个营地感觉像是被匆匆遗弃了？

我们爬上了一片斜坡上的草坪，彼此交错倾斜地站立着——这正是孟德尔的意图，对此我毫不怀疑。我们的目光落在不远不近处的一些不太确定的物体上：一对银桦树，一间旧的鸽舍。

“我给你带来了一条悲伤的消息，彼得。”

来了。

“我非常遗憾地通知你，下级线人郁金香，这位你成功从捷克救出的女士，今天早晨已被证实死亡。”

*

在这样一种时刻，没有人真正清楚自己都说了些什么，我也不例外，不过，我是不会让自己陷入那种痛苦、恐惧或怀疑所造成的强制性的哭泣中去的。我知道，自己现在已经看不清楚眼前的任何东西了，无论是银桦树还是鸽舍。我知道，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总是晴朗又温暖。我知道，我想呕吐，不过实际的情况是——我抑制住了自己的本能，总算是没有当场吐出来。我知道，我跟着孟德尔来到了那间已被弃置的避暑别墅里，它位于这块地产的最南端，由大果柏木组成的茂密灌木林将其与主屋分隔开来。当我们在连接处已经不怎么牢固的门廊里坐下时，正好可以看到一片杂草丛生的槌球草坪，因为我记得那道从草地中伸出来的、锈迹斑斑的铁环门。

“她上吊了，断了气，恐怕就是这样的，孩子。”孟德尔正在说话，嘴里念叨着的都是与这场死刑相关的话语，“全靠自己动手的活儿。从一棵树上比较低矮的大树枝上垂下来，那棵树就在这个斜坡的另一侧。在那座步行桥的旁边。地图上的217点位置。经阿什利·梅多斯医生鉴定，8:00生命终止。”

阿什(15)·梅多斯，哈利街很受欢迎的精神病学家、乔治的怪朋友、负责处理神经过敏的变节者的圆场临时人员。

“阿什在这里？”

“正跟她在一起。”

我慢慢消化掉了这条消息。多丽丝死了。阿什跟她在一起。一名医生在那里守护着死者。

“她有没有留下一份遗书，或者其他什么？告诉某人她打算做什么的那种？”

“她刚刚上吊自杀，孩子。她用的是一段在室内找到的拼接尼龙登山绳，九英尺长。可能是培训课程上留下来的。以我的个人观点看来，这多少是有些疏忽的。”

“有人告诉阿历克了吗？”我问道，此时此刻，我想起了她头靠在他肩膀上时的样子。

他那种警察特有的腔调再次响起：“乔治会负责告知你的朋友阿历克·利玛斯的，会在阿历克需要知道此事的时候，告诉他可以让他知道的信息，孩子。乔治会自己选择时间去做这件事的。明白了吗？”

我唯一明白的是，阿历克仍然坚信他已经把郁金香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他现在在哪里？不是阿历克，我说乔治。”我问了个愚蠢的问题。

“事实上，恰好是现在这个时候，乔治正在同一位从瑞士来的绅士进行一次并不在计划内的谈话。那个可怜的家伙，把自己卡在地里捕鸟兽用的陷阱里了。也不能说是捕鸟兽用的陷阱，更像是直接拿来捕人的陷阱，被某个不讲道德的偷猎者放在了一小堆鹿肉后面——我们也只能像这样推测一下了。那是个生了锈的陷阱，按照我们听来的消息，它就放在那些长得很高的草丛里面。恐怕放在那里已经有……我也不知道有多久了。不过，应该是春天之后的事。还有那些龙牙(16)——本来是可以把他的脚给齐刷刷地扯下来的，这也是我听来的。所以，他还算得上是比较幸运的。”我仍旧保持着沉默，于是，他也继续保持着同样的语调说了下去，“那个瑞士人是一名业余鸟类学家，我很尊重这一点，因为我自己也在同样的道路上努力着。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他正在观察鸟类。他实际上并不打算闯入这片区域，但他确实这样做了，对此他深表后悔。换了是我，我也会后悔。真正令我感到震惊的是——也就你和我私底下说说——哈珀和洛对这片区域进行过多次巡视，居然完全漏掉了那个陷阱。我只能说，他们很幸运，没有亲自踩进去。”

“乔治为什么非要现在见他？”我猜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为什么要选在这样一个时间点。

“你说那位瑞士绅士？这么说吧，他是个重要证人，不是吗，孩子？那位瑞士绅士。不管你怎么想，他都到过区域内——好吧，确实是犯了错的，像这样一位跟我本人一样的观鸟同好，类似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有可能会发生的——然而，在这个紧密相关的事件时间点发生，那就是他的不幸了。乔治自然想要知道，那位绅士是否看到或听到了任何可能与事件相关的事情，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也许那可怜的郁金香用某种方式向他留了遗言。你仔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现在的情况十分微妙。我们在一处高度机密的设施里，从政府官方的角度看，郁金香并没有入境英国，所以，那位瑞士绅士误打误撞地闯进了一个被我们称为‘安全要塞’的地方。无论如何，这些都需要考虑在内。”

我听得到他在说话，但没有真正在听。“我需要见她，奥立弗。”我说。

对此，他一点儿都不令人感到惊讶地回答道：“那么你就待在这里，孩子，等我向上面申请，等待期间，不要因为任何原因离开这里。”

他大步走进已遭废弃的槌球场草坪，没入长长的野草之中，又一次对着对讲机低声讲话。在他的示意下，我跟着他走到斯图普的大门口。他用很大的力气敲了敲门，然后后退一步，伫立等待。过了一会儿，门嘎吱一声开了，站在那儿的正是阿什·梅多斯本人，五十岁的前英式橄榄球运动员，红色吊裤带，法兰绒格子衬衫，抽着他惯用的烟斗。

“发生这种情况真是遗憾，老伙计。”他一边说着，一边站到了我的身后，于是，我也重复了一遍“真是遗憾”。

在大仓库正中央的一张乒乓球桌上，放着一只带拉链的尸体袋，尸体袋敞开的部分露出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的身体。她仰卧在那里，脚趾朝上。

“可怜的姑娘，到了这里之后，才知道自己被唤作郁金香。”阿什正在用如沐春风般的缅怀语调说话，这显然是他为死者在场的情况下开口专门养成的习惯，“一旦她知道自己是郁金香，上帝保佑任何一个以其他方式称呼她的人。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他的意思是：我准备好让他拉上拉链了吗。是的，我准备好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脸庞呈现出毫无表情的模样。她赤褐色的头发编了辫子，用绿色丝带扎了起来，辫子放在头部一侧。双眼紧闭。我之前从未见过她睡着时的样子，直到现在才算看到。脖子上有一圈深陷下去的勒痕，夹杂着蓝色和灰色。

“就这样了，彼得老朋友，可以吗？”

不管有没有从我这里听到回答，他都拉起了拉链。

*

我跟在孟德尔身后，回到了新鲜空气里。我眼前的草丘逐渐升高，我们爬坡来到一丛栗子树旁。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一番不错的景色：主屋、一片松树林、周围的田野。但就在我打算继续向上爬到顶时，孟德尔伸出一只手来挡住了我的路。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就待在下面这个位置，孩子。没有必要去惹人注意。”他说道。

我并不打算去问他这样说的理由，而且，照我看来，这个要求也称不上奇怪。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不能确定具体有多少分钟——我们似乎只是在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孟德尔告诉了我他的养蜂情况。随后，他又跟我提起一只救援犬波比，一只金色的拉布拉多犬，他妻子简直要烦死它了。波比，我似乎记得，是一只公狗，不是母的。我同样记得，当时我曾经感到暗暗吃惊，因为我好像并不知道奥立弗·孟德尔有个妻子。

我细碎地回应着他所讲的那些话。当他问起布列塔尼的情况如何，庄稼长得怎么样，我们养了多少头牛时，我给了他一个准确且清晰的描述。这大概就是他所期待的契机，因为，当我们走到一条横穿斯图普、通往马车房休息室的砾石小径上时，他走到离我稍远的位置，冲着对讲机草草说了两句。当他再次回到我身边时，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漫不经心又健谈的人，而是再一次变回了那个百分之百的警察：

“现在孩子，请注意。你将要面对这个故事的另一半。对于你将要看到的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做出反应，而且，你必须对自己将要看到的一切保持绝对沉默。这并非我的命令，而是乔治给你的私人命令。还有，孩子，如果你仍旧因为那个可怜女士的自杀感到自责，那你此刻就可以完全摒弃掉你的自责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不是乔治的意思，是我的意思。你会讲瑞士德语吗？”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笑了，我也笑了。我们看似随意的散步，实际上带着一个令人感到恐惧的目的。我已暂时忘记了那位瑞士绅士。我曾经以为孟德尔刚才是在跟我和善地闲聊。可是现在，那个误打误撞闯入这一区域的神秘观鸟人的形象，又铆足全力冲了回来。窄道的另一头站着福恩。他的身后，石阶一路上升，直至一处橄榄绿色的入口，入口处的标识为“致命危险，禁止入内”。

我们登上台阶，由福恩负责带路，走到了一处干草棚，发霉的马具挂在一堆旧钩子上。我们穿过一捆捆腐烂的干草，来到了“潜艇”前——这是一间专门修建的隔离室，用来指导受训者如何抵抗和执行严酷的审问这类一点儿也不讨人喜欢的技艺。我曾经参加过的、与这里相关的培训课程里，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在不去体验它的无窗隔音墙、手脚搭配的镣铐，还有令人头痛欲裂的种种音效的前提下完成的。门是黑色钢制的，有一个专为窥视而造的可滑动眼洞，但并不能向外看。

福恩保持着距离。孟德尔朝着潜艇走了几步，像鸭子一样向前探身，拨开了那个眼洞，然后朝后退，向我点了点头，意思是“轮到你了”。此刻，他的呼吸急促，一口气讲出了下面这一长串话：

“唯一不同之处是她从没上吊自尽，明白了吗，孩子？是我们那位观鸟朋友帮她做的。”

我还在这里接受培训的时候，潜艇里从来就没有放置过任何家具。你要么躺在石板铺就的地面上，要么在漆黑的环境中踱步，扩音器冲着你尖叫，直到你再也无法忍受，要么就是你的执行长官认为你受够了，才会停下来。但是，眼前这两位不太可能占用潜艇的人物，却被提供了一张红色台面呢的桌子以及两张相当体面的椅子，对此地而言可算奢侈了。

乔治·史迈利就坐在其中的一张椅子上。看看乔治实施一场审讯时的样子，也只有他会是这个样子：少许心烦，少许痛苦，仿佛活着于他而言就是一种漫长的不适，除了他本人，没有人能够成功忍受下去。

乔治对面的另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与我同龄的金发男人，双眼周围有些新的瘀伤，一条光着的腿被梅多斯包扎了起来，置于前方，无法挪动，双手戴着手铐，手掌像乞丐一样朝上放在桌子上。

当他转过头来时，我刚好看到了自己眼下正期待看到的东西：一道旧伤疤，就跟被军刀劈砍过后留下的伤疤一样，贯穿了他的整张右脸。

虽然几乎看不见他身上的伤痕，但我知道他有一双蓝眼睛，因为这是在此人的犯罪记录里记得清清楚楚的内容。三年前，乔治·史迈利几乎被此刻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用短棍活活打死，在那之后，我去为乔治偷来了这份犯罪记录。

是在审讯——还是在谈判？这位囚徒的名字——我怎么可能忘掉？——是汉斯-迪爱特·蒙特。他是海格特(17)地区东德钢铁行业代表团的前任成员，享有官方身份，但无外交官地位。

在他的伦敦之行中，蒙特杀死了一名东伦敦汽车经销商，那个人知道得太多了。他试图杀死乔治，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现在，坐在潜艇里的是同一个蒙特，一个受过克格勃训练的斯塔西暗杀者，伪装成一名被困在捕鹿陷阱里的瑞士鸟类学家，与此同时，希望所有人只以“郁金香”称呼她的多丽丝，却死在了离他不到五十英尺的地方。孟德尔正在拽我的胳膊。彼得，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只需要很短的车程，乔治稍后会加入我们的。

“哈珀和洛发生什么事了？”当我们安安稳稳地坐到车上后，我问他，这是我唯一能够想到的话题。

“梅多斯把哈珀送到医院去做脸部修复手术了。洛正握着他的手呢。这么说吧，我们那位鸟类学家朋友确实走进了陷阱，但是，当他被我们从陷阱里解救出来时，却并不那么安分。他需要一些重量级的救助，你会了解的。”

*

“我这儿有两张纸要交给你，彼得。”史迈利一边说着，一边把其中的第一张纸递给了我。

眼下是凌晨两点。只有我们两个人，地点是新森林地区边缘某处和其他地方布局完全相同的双拼警局(18)的前厅。我们的东道主是孟德尔的一位老朋友，他为我们点燃了煤火，还给我们端来了满满一托盘的茶和糖霜饼干，然后就跟自己的妻子一道上楼去了。我们既没有喝茶，也没有碰饼干。这第一张纸是一张纯白色的英国明信片，没有贴邮票。上面有些刮痕，似乎是从某个狭窄的地方，也许是从门缝下面被硬插过来的。地址栏留空。写字的那一面，有一条用蓝黑墨水印刷体手写的信息，德语，只使用大写字母。

我是个好心的瑞士朋友，可以带你去见你的古斯塔夫。1:00在步行桥上见我。一切都会安排妥当的。我们是基督的子民。［无签名］

“为什么要等她一路到了英国？”我在很长一段时间的迟疑之后，才开口问乔治，“为什么不在德国杀她？”

“很明显，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消息来源。”史迈利用责备我思维迟钝的口吻回复我道，“密报来自莫斯科中心，他们自然必须坚持谨慎行事。不是车祸，也不是与之类似的预谋型事件，最好是自己造成的死亡，这样做在敌营中造成沮丧情绪的可能性是最大的。照我看来，这完全符合逻辑，你不这么认为吗？说吧，彼得，你不这么认为吗？”

愤怒潜藏在他素来温和的嗓音此时钢铁般的控制力里，潜藏在他平日变化无常的面容此刻的凝滞中。这种愤怒就像自我憎恶。这种愤怒是针对那些自己不得不去做、有违任何体面本能的骇人听闻之事的。

“护送，是蒙特选择的表达方式，”他继续说道，既不等待我来回应，也不期待我的回应，“我们护送她去布拉格，护送她去英国，护送她到四号营地。然后我们勒死她，把她吊起来。在他口中，从来就不是个体的‘我’，而是集体的‘我们’。我告诉他，在我看来，你这个人太卑劣了。我愿意相信，这句话他听进去了。”然后，仿佛他之前忘掉了似的，“哦，还有另一张纸，是给你的。”他递给我一张叠好的巴兹尔登邦德文具公司信纸，纸上有用软铅笔写的，大大的几个字“阿德里安”，横跨整张信纸，字迹潦草。信的内容写得工整又仔细，没有任何不必要的修辞。如同一名诚挚的德国女学生给她英国笔友写的信。

我亲爱的阿德里安，我的让—弗朗索瓦。

你是我唯一爱着的男人。愿上帝也爱你。

郁金香

“我问你，你是否打算将它作为纪念物保存下来，还是直接烧掉它？”史迈利在我茫然的耳边重复着跟之前完全一样的、凝聚着愤怒的声音，“我建议选后者。米莉·麦克雷格无意之间发现了这张纸，就靠在郁金香的梳妆镜上。”

随后，不带有任何明显情绪的史迈利，一直注视着我，看着我跪到炉火前，将多丽丝的那封信放在了火上，信纸仍旧折叠着，仿佛放在燃烧煤块上的祭品一般。这件事使我突然想到，在一切不断折磨着我的动荡情绪中，在情场失意这件身上，史迈利和我是难兄难弟，尽管我们并不想在这件事上称兄道弟。我跳舞跳得很糟糕。至于乔治，根据他不忠的妻子的说法，他是完全拒绝跳舞的。跟之前一样，我一个字都没有说。

“我刚刚已经与蒙特先生达成了协议，协议内容上附加了一些对我们而言确实颇具益处的条件。”他毫不留情地继续讲了下去，“比如，记录了我们谈话的录音磁带。我们一致认为，他莫斯科和柏林的领导对此可不会喜欢。我们还一致认为，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具体细节由双方共同管理协调——将会促使他在斯塔西内部步步高升。他将作为一名攻无不克的英雄，回到他的同志身边。部门的大人物们将会对他深感满意。莫斯科中心将会对他深感满意。伊曼纽尔·拉普的工作将会求着他来做，到时候让他申请就好——他向我保证他会去的。随着他在柏林和莫斯科的声望与日俱增，他的权限也会相应提高，也许，未来有一天，他会告诉我们究竟是谁背叛了郁金香，到时候，我们这边特工中的某些人也需要提前结束工作了。我们很期待接下来的发展，让我俩拭目以待吧，好吗？”

不过，就我对此事的记忆来看，当时我仍旧什么都没说，尽管如此，史迈利最后却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话要说。

“你、我，还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只有我们拥有这条极为珍贵的信息，彼得。至于委员会和情报局的大多数人，他们知道的是：我们都太贪婪了，我们把郁金香带到这里来的时候太仓促，没有考虑到她内心更深处的情感。结果她上吊自杀了。这是我们必须向总部和所有站点公布的版本。委员会管辖的任何地方都不得有例外。因此，恐怕这不可避免地要包括我们的朋友阿历克·利玛斯。”

*

我们以郁金香·布朗的名义火化了她：一名生于苏联、拥有当地宗教信仰的女人，她逃离了共产主义的控制，在英国过着孤独的生活。布朗，是她自己给自己取的姓氏，这是出于对死后报应的恐慌。秘密行动部的女士们（棺材上放置的郁金香也是她们安排的）将以上说法解释给她们掘地三尺找来的一位早已退休的东正教神父听了。这位临时拉来充数的老神父没有问任何添麻烦的问题。我们一共有六个人：阿什·梅多斯，米莉·麦克雷格，秘密行动部门的珍妮特·埃文和英格堡·勒格，还有阿历克·利玛斯和我。乔治在别处，他还有事情要办。仪式结束了，女人们离开了，我们三个男人则结伴去找酒吧。

“他妈的，那个蠢女人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干？”当我们总算坐下来喝起苏格兰威士忌时，阿历克用双手撑住自己的脑袋，如此抱怨道，“我们当时可是克服了千难万险，”还是那种带着嘲弄的愤慨语气，“该死，如果她提前告诉我她要做什么的话，我可绝对不会去自找麻烦。”

“我也不会。”我诚实地回应了他，然后独自去了吧台，又给这边加了三杯一样的威士忌。

“自杀是某些特定人群在自己早年时就会做出的决定，”当我回来时，梅多斯医生正摆出绝对正确的态度如此宣称道，“他们事前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但那个念头确实存在于他们心中，阿历克。然后，等到某一天，某些东西的到来将会触发它。可能是非常琐碎的事情，比如把钱包忘在了巴士上。也可能是相当极端的事情，比如你最好的朋友快死了。无论如何，那个念头永远都在那里。殊途同归。”

我们喝着酒。又是好一阵子的沉默，这一次是阿历克首先打破了沉默：

“可能所有‘伙计’都有自杀倾向，但有些人就是不会去那样做，可怜的混蛋们。”然后又接着说道，“不管怎样吧，谁要去告诉那个男孩这件事？”

男孩？当然，他说的是古斯塔夫。

“乔治说了，我们把这件事留给敌人去做。”我回应道。对于这个回答，阿历克怒斥道：“天哪，这都是些什么事啊。”然后继续喝他的威士忌。

(1)　原文为德语，Ich liebe Dich。

(2)　原文为德语，Ich kann nicht。

(3)　原文为德语，Du musst。彼得和郁金香的这番对话是德英混杂的。有时是先用德语说一遍，再用英语复述同样的意思。

(4)　原文为德语，Ganz ehrlich。

(5)　原文为德语，Du kommst nicht mit。

(6)　原文为德语，Ich liebe Dich。

(7)　两次世界大战时英法两国对德国人的蔑称，以此将德国这个敌人异化为如匈奴般野蛮的形象。事实上，德皇威廉二世确实曾经激励他的士兵们“像匈奴人那样作战”。

(8)　原文为法语，cidre。

(9)　Grand Guignol，巴黎一剧院名，素来以演出情节刺激的戏剧出名，现用来比喻此种类型的戏剧作品。

(10)　Salisbury，英格兰南部威尔特郡的小城市。

(11)　Le Touquet，法国北部加来省的一个小城市。

(12)　Lydd Airport，英格兰南部肯特郡的一个小型机场。

(13)　一种预制钢结构的半圆柱体简易建筑，主要用于军营营房。由工程师彼得·诺曼·尼森上校设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广泛使用。

(14)　原文为德语，Ich liebe Dich。

(15)　Ash，阿什利的昵称。

(16)　指多层排列的三角锥形利齿。

(17)　Highgate，英国伦敦北郊的一个地区。

(18)　英国很常见的房型，类似双拼别墅布局，警察局占据整栋房屋的一半，规模很小。

10

我已经停止了对图书馆墙壁的凝望——纳尔逊眼下已取代了佩西，正在为我的漫不经心发愁。我尽忠职守地开始继续阅读这份报告。当年，在悲伤与悔恨交织之下，我按照史迈利的命令撰写了这份报告，没有略去任何细节，无论内容多么无关紧要，我的任务是确保那唯一的秘密只有最少的几个人可以分享，除此以外，不允许其他人知悉。

下级线人郁金香。盘问与自杀。

由英格堡·勒格（秘密行动部）和珍妮特·埃文（秘密行动部）负责进行盘问。定期出席人员：秘密行动部临时人员、医学博士阿什利·梅多斯。

由彼得·吉勒姆起草并整理，经由马里波恩秘密行动部主管批准，提交予财政部监督委员会。副本抄送联合指导委员会主管，向其征求意见。

埃文和勒格是秘密行动部的明星审讯人，是两位有着长期行动经验的中欧中年女性。

1．接收郁金香并转移至四号营地

当郁金香乘坐英国皇家空军飞机抵达诺斯霍尔特空军基地时，并没有办理着陆后正式的入境手续，因此也并不算正式进入了英国领地。梅多斯医生称自己为“一名为您感到骄傲的情报局指定代表”，在中转区贵宾接待室内为其进行了简短的迎接致辞，并赠予她一束英国玫瑰。这束玫瑰似乎也深深影响到了她，在整个旅程当中，她一直将这束玫瑰默默地捧在自己的脸颊前。

随后，她被装入一辆有着封闭式车窗的厢式送货车，直接送往四号营地。埃文（化名安娜），她作为一名合格的护士，拥有各种与陌生人取得亲近关系的技能。她坐在郁金香后面，确保环境保持舒适，并同她进行一些谈话。勒格（化名路易莎）、梅多斯医生（化名弗兰克）和司机坐在前面。他们觉得，如果把埃文和郁金香单独留在车辆后部，她们或许更能够成功建立彼此的联系。我们全部三个人的德语口语都很熟练，达到六级水平(1)。

在行车途中，郁金香要么就是在小睡，要么就是兴奋地指出沿途风景的特征，因为在她的儿子古斯塔夫抵达英国之后——她似乎认为这件事很快就会发生——这些细节上的内容可能会令他产生兴趣。她还热情地指出了自己未来打算骑自行车的道路和区域，当然也是跟古斯塔夫一起。她询问过两次关于“阿德里安”的情况，当得知我们并不知道阿德里安之后，便将她的询问对象更改为让—弗朗索瓦。然后，梅多斯医生告诉她，信使让—弗朗索瓦出于紧急情况被叫走了，但无疑会在适当时候主动现身。

四号营地的客人区域包括主卧室、起居室、小型厨房和阳光房。阳光房区域是十九世纪时用玻璃和木材建造的、延伸出来的部分，在那里可以俯瞰室外（没有加热功能）的游泳池。所有的空间，包括阳光房和游泳池区域，均配有隐藏式麦克风和特种设施。

游泳池的正后方是一片针叶树林，其中的一些，不是全部，较低位置的枝条已经被砍掉了。这里扁角鹿很常见，经常会在游泳池里嬉戏玩耍。由于周围有铁丝网，这些鹿实际上是驯养的，它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庄园内，其存在也为四号营地的环境增添了一些优雅魅力和乡间生活宁静感。

首先，我们把郁金香介绍给了米莉·麦克雷格（化名艾拉），她在秘密行动部总部执行部门的要求下，自那天起已被安排为安全屋管理员。根据秘密行动部主管要求，话筒安置在重要的位置，先前行动中仍在使用状态的话筒则断开连接。

四号营地安全屋管理员的私人住所位于来宾套房正后方，在一条短走廊的尽头。一台内部电话联结了两套房屋，使客人可以在夜晚的任何时候寻求帮助。根据麦克雷格的建议，埃文和勒格被安排在主屋的卧室，从而给郁金香提供一个全女性的环境。

四号营地的常驻保安人员，哈珀和洛，则住在马车房里。两人都是园艺爱好者。哈珀是一名合格的私人猎场管理员，掌控着庄园内的野生动物族群。马车房内还有一间备用卧室，是给梅多斯医生使用的。

2．第一天至第五天，盘问

尽管事先并未向郁金香透露，但最初的盘问时间被安排为两至三周，再加上时长不定的跟进面谈。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让她安顿下来，使她安心，使她相信自己处于朋友环绕之中，令她有信心去叙说自己（和古斯塔夫在一起）的未来。对于上述目的，在首个夜晚结束时，我们自认为已经相对保守地满足了我们的预想。她得到消息，说好几位采访者对她的经历格外感兴趣，梅多斯医生（弗兰克）正是其中之一。而且，除了他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人，就跟弗兰克一样，会在我们面谈期间来来去去。她进一步得知，主管先生(2)（秘密行动部主管）不在，他在处理与雷迈克医生（五月花）及网络内其他成员相关的紧急事务，但他极其期待能够在归来之日同她握手，这是他的荣幸。

盘问应在项目对象仍旧保持着“热度”的情况下开始，这是基本规则，向来如此，因此，第二天上午9:00，我们的团队已在主屋起居室集合。面谈持续进行，直至21:05停止。米莉·麦克雷格在她的公寓里监控现场录音，她也趁此机会彻底搜查了郁金香的套房和她的私人物品。根据简报，提问由勒格（路易莎）引导，埃文（安娜）充当辅助，并且——每当有机会探寻郁金香的心态及动机时，梅多斯医生（弗兰克）都会尝试介入。

尽管我们试图掩饰弗兰克看似无关痛痒的调查行为，但郁金香还是很快就辨认出了这些问题当中隐藏着的心理学本质，在得知他是一名医学博士之后，她便嘲笑他是“那个大骗子和造假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她怒气冲冲地说，她一生中只有一个医生，他的名字是卡尔·雷迈克；她又说，弗兰克是个混蛋，还说“如果你（梅多斯医生）想出力，就把我儿子带来”！梅多斯医生不希望变成一个负面的角色，他认为自己回到伦敦将是明智之举，不过，这里依旧需要他随时提供各种协助，所以他会留在这里。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尽管还是会有这种间歇性爆发的情况，但这些以盘问为目的的面谈还是在相对较为平和的气氛下高效地进行着，记录每次面谈录音的磁带都会在夜间被送到马里波恩。

秘密行动部总部最感兴趣的内容，是对苏联情报机构针对英国各个目标得来的种种消息追本溯源，尽管这些消息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是从莫斯科直接流入拉普办公室的情报。虽然在我方接收到的、郁金香成功拍摄的文件中很少有这类消息，但她是否有可能读到或者听说过有关在英国进行谍报活动的莫斯科线人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是她忘记汇报，或者认为是不值得汇报的事情？例如，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政府或者情报机构内部有高度活跃的情报源？有没有关于英国密文或者密码破译相关的内容？

尽管以各种不同形式向郁金香提出了类似上述这样的问题，然而，不得不说，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增加了她的恼怒情绪，我们因而无法得到任何积极的结果。尽管如此，我们的评估中，郁金香依旧被认定为具有很高价值的对象，需要时刻记住，她的汇报行为实际上是受到了既往行动条件的严重阻碍的。因为，在她作为我方线人运作的整个过程中，她仅仅只向五月花进行汇报，从不直接向柏林站点进行汇报。关于情报潜在敏感度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向她传达过，理由是——如果在审问中暴露出这些信息，就会暴露出我们自身情报盔甲上的弱点。这些现在已经可以毫无限制地加以解决：例如，询问关于其他潜在或者活跃的下级线人的可靠性；受斯塔西控制的外国外交官和政治家的身份；她在拉普办公桌上所拍摄的那些未经专门处理的文件所揭示出的、各种以秘密方式支付的流动资金背后存在着的可能解释；她作为拉普陪同人员时，参观过的那些秘密信号设施的位置与外观，它们的设计布局，它们的进入程序，它们所使用的天线的大小、形状及方向，以及苏联或其他非德国外籍人士身处设施现场的任何证据；还有迄今为止显然一直都被浪费掉的、宽泛意义上的其他可能情报——这主要是因为我方之前可以用来跟五月花进行特来福的时间紧缺，特来福交流本身也缺乏针对性，另外，过程中所采用的秘密沟通方式也导致了交流的局限性。

尽管郁金香经常用言语上的辱骂来表达沮丧并发泄不满，但她似乎也喜欢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甚至还跟四号营地的两名保安人员在得到允许的前提下开了些轻浮的玩笑，哈珀——两名保安人员中相对年轻的那个——特别招她喜欢。然而，每天随着夜晚的来临，她的情绪迅速转变为满怀内疚的绝望，产生这种情绪的主要原因是她的儿子古斯塔夫，但同时也有她姐妹洛特的因素——她声称，自己的叛变毁了洛特的生活。

安全屋管理员米莉·麦克雷格整个晚上都时不时地跟她待在一起。当郁金香发现她们两人拥有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之后，便经常一起祈祷，郁金香选择的主保圣人是圣尼古拉斯，一张圣尼古拉斯的微型画像陪伴了她的出逃之路。她们对自行车的共同爱好也提供了进一步的相似点。在郁金香的怂恿下，麦克雷格（艾拉）搞来了一份儿童用自行车的商品目录。当郁金香兴奋地发现麦克雷格是苏格兰人之后，立即要求我们提供一份苏格兰高地地区的地图，以便她们两人讨论骑行路线。隔天，总部便发来了一份对应的地形测绘图。但她的情绪仍不稳定，经常大发脾气。麦克雷格应她要求提供的镇静剂和安眠药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在我们进行的那些以盘问为目的的面谈中，郁金香会在任何时间点突然提出要求，希望知道古斯塔夫具体会在什么日期进行交换，还想进一步确认他是否实际上已经被交换过来了。作为答复，我们通过项目简报的方式向她保证，此事目前正在展开以最高级别的谈判，由主管先生亲自负责，问题并不能在一夜之间就得到解决。

3．郁金香的消遣需求

自抵达英国的那一刻起，郁金香便明确表示她需要锻炼身体。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很狭小拥挤，驶往四号营地的旅程更令她感觉自己就像个囚犯，任何形式的监禁于她而言都是无法忍受的，诸如此类。由于四号营地的小路不适合骑车，所以她选择了跑步。在获知了她的鞋子尺码之后，哈珀前往索尔兹伯里购买了一双橡胶底帆布鞋。于是，在接下来的连续三个清晨里，郁金香和精力颇为充沛的埃文（安娜）一道，选择早餐前在附近的小路上慢跑。郁金香随身带着一只轻便的背包，用来装古斯塔夫可能会感兴趣的化石，或者其他稀有的石头。郁金香称其为“可能包”——这是借用了俄罗斯人的一句黑话。本营地还提供了一间小型健身房，当其他方法统统失败时，这里可以暂时缓解郁金香显而易见的压力。不管是几点，米莉·麦克雷格从来都不会不陪她去健身房。

郁金香通常的作息是，6:00整装待发，站在起居室的落地窗前，等待埃文的到来。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早上，郁金香并没有按时站在她的窗前，因此，埃文便从花园那侧进了客房，大声喊着郁金香的名字，并且迅速打开了浴室门。她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门后空无一人。随后，埃文通过内部电话询问麦克雷格，在哪里能找到郁金香，麦克雷格也没办法回答她。至此，事态变得严重起来，埃文旋即开始沿着周边道路出发寻找。为以防万一，麦克雷格同时提醒哈珀和洛，我们的客人“已经失控”，于是，两名保安人员亦立即开始在营地内进行分片搜索。

4．发现郁金香死亡，珍·埃文的个人陈述

自东面进入庄园，环道陡然上升约二十码，于相对高处平稳行进约四分之一英里，然后转向北面，地势下降，形成一处浅湾湿地，在此穿过一座木质步行桥，紧接着是一段共有九级的木质台阶，台阶上方被一棵枝杈伸展开来的栗树给遮蔽住了。

当我转向北面，开始朝下走向那处浅湾时，我看到郁金香的脖子被勒住，整个人悬挂在栗树的一根低矮树杈上，两眼睁开，双手垂于体侧。在我的记忆中，她的双脚距离最近的木台阶不超过十二英寸。勒住她脖子的绳索实在太细了，乍一看去，她仿佛是漂浮在稀薄空气中似的。

我是个42岁的女人。我必须强调，我所记录下来的这些，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脑海之中。我接受过情报局的培训，有应急行动的经验。因此，我必须羞愧地承认，当时，看到郁金香挂在树上，我心中涌起的唯一冲动就是尽快跑回房子里，向其他人寻求帮助，而不是试图把她放下来、抢救她。我对自己在应急行动中不能保持镇静，并因此造成上述失误深表歉意。好在现在已经能够确定，当我发现郁金香时，她已经死了至少六个小时——这对我而言是莫大的安慰。而且还要考虑到如下事实：我当时并没有随身带刀，也够不着绳子。

米莉·麦克雷格，四号营地安全屋管理员，二级职业军官，关于下级线人郁金香的护理、给养及自杀的补充报告。抄送秘密行动部主管乔治·史迈利（唯一抄送对象）

当时我所认识的米莉：嫁给情报局的女人，苏格兰自由长老教会一位牧师的虔诚女儿。她爬上过凯恩戈姆山脉，带着一大群猎犬骑马打过猎，与一连串的危险区域有过亲密接触。她的哥哥死于战争，父亲死于癌症，而她的心，据说是扑在了一位爱美人更爱名誉的已婚大龄绅士身上。有不少人断言此人正是乔治，尽管我在他们两人之间从未见过令我相信这一说法的证据。但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企图染指她的年轻人都碰了壁，因为米莉看不上我们当中的任何人。

1．郁金香失踪

于6:10接获珍妮特·埃文的通知之后，我立即请求保安人员（哈珀和洛）对庄园进行搜查，主要集中在外围道路上。从埃文那里了解到，这是郁金香首选的跑步路线。以防万一，我随后对来宾套房进行了检查，确认她的运动服和跑步鞋仍在衣橱内。另一方面，她在布拉格时配发的法国日常套装和内衣却不在。虽然她手头既没有身份证件，也没有钱，但我之前已确认过只有一些私人必需品的手提包也不翼而飞了。

然后，我给梅多斯医生位于哈利街的诊疗室打电话，告诉他秘书，请他尽快回到四号营地，对方告诉我，医生收到了总部的消息，已经在路上了。

2．于四号营地发现一名未经授权的入侵者

刚打完这些电话，我就收到了哈珀从四号营地内部通信系统发来消息。他告诉我，在寻找郁金香的过程中，他在靠近营地东部边界的一处林木茂盛的地方，发现了一名受伤的男性，显然是一名入侵者。该名男子在靠近旁道的位置通过一处新挖的坑洞进入，踩上并触发了一只老旧的诱捕器。这部分区域杂草丛生，大概是在圆场占领场地的前几天，某个偷猎者留下的东西。

前述的诱捕器，是一只非法制造、功能过时的装置，装有生锈的龙牙，弹簧仍旧管用。根据哈珀的说法，入侵者先是被这套机械装置夹住了左腿，因为连续拍击装置试图逃脱，结果进一步套住了自己。他英语说得很好，但带有外国口音，他坚称，自己是因为偶然看到了围栏上的洞才爬了过来，其目的仅仅是对此地的自然环境进行观测。他还解释说，自己只是一个观鸟爱好者而已。

洛到来后，他们两人合力，将入侵者从陷阱中解救了出来，在此之后，他猛击了洛的腹部，然后又头撞哈珀的脸。经过一番争斗，两人制服了入侵者，将他就近送往了斯图普。他此刻被关押在拘留室（潜艇）里，左腿用衣服做了临时包扎。依据标准安全程序，哈珀汇报了这一事件，并且尽可能详尽地描述了入侵者的情况——关于此事，他是直接向总部的内部安全部门以及秘密行动部主管进行汇报的，现在秘密行动部主管正从柏林赶回这里。我询问哈珀，他或者洛在此期间是否看到了失踪的郁金香时，他回答说，入侵者暂时扰乱了他们的搜索工作，他们会立即恢复搜索。

3．郁金香死亡的消息

大约就在这个时间点上，珍妮特·埃文出现在主屋的门廊，在几乎心神错乱的状态下宣称，她看到郁金香在庄园地图217点位置的一棵树上上吊，推测已经死亡。我立即将这一消息转达给了哈珀和洛，并在确认他们的入侵者已不能擅自行动之后，指示他们全速前往217点位置并申请必要的援助。

然后，我发出了“红色警报”，要求所在驻地的所有支援人员立即到主屋集合，其中包括两名厨师、一名司机、一名维修工、两名清洁工和两名洗衣工，名单详见附录A。我通知他们，营地内发现了一具尸体，他们目前需要留在主屋里，直至另行通知。我认为没有必要告知他们，我们同时还发现了一名未经授权的入侵者。

幸运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梅多斯医生出现了，他驾驶自己的那台宾利汽车赶来。我和他立即沿着东边的小路朝着217点位置出发。当我们到达这里时，发现郁金香已经被砍断绳子放了下来，显然已经死了，她躺在地上，脖子上系着一根绳索，哈珀和洛站在那里看守着她。哈珀被入侵者撞得满脸是血，他打算叫警察，洛则打算叫救护车。在这个问题上，我建议，因为没有得到秘密行动部主管的批准，所以不应该招来任何人，而且主管已经在来四号营地的路上了。梅多斯医生对尸体做了初步检查之后，也给出了相似的看法。

相应地，我命令哈珀和洛返回斯图普，不要联系任何人，等待进一步的命令，也不要试图和他们的囚犯进行交谈。一等他们离开现场，梅多斯医生便告诉我，郁金香在被发现时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

在梅多斯医生继续检查女死者的时候，我留意了一下她身上穿的衣服，她穿着法式两件套毛衣、百褶裙和半高跟鞋。除了两张用过的纸巾外，套装夹克的口袋是空的。郁金香最近一直在抱怨她有点感冒。她的“可能包”里塞满了她剩下的一些法国内衣。

我们接到指示——该指示目前正由总部通过四号营地对讲机不间断地进行发送——要求我们将尸体立即转移至斯图普。因此，我呼叫了哈珀和洛来负责抬担架。尽管哈珀的伤口出血情况严重且血流不止，但这件事还是很快就完成了。

我和梅多斯医生一起回到了主屋。值得称赞的是，埃文已经振作起来了，她正在将茶和饼干分发给员工们，众人的情绪基本上得到了控制。由秘密行动部主管亲自管辖的总部危机处理小组预计将在下午三点左右抵达。除了哈珀和洛外，其他人都留在了主屋里，梅多斯医生清理了哈珀面部的挫伤，同时照料着目前被囚禁在潜艇内的那位受了伤的入侵者。

与此同时，那些被限制在主屋的人群展开了一场讨论。珍妮特·埃文坚持认为自己是郁金香自杀的罪魁祸首，但我本着负责的态度反驳了这一假设：郁金香已确诊患有忧郁症，她自身的内疚感以及她对古斯塔夫的思念都令她感到难以忍受，而且，她还毁掉了她妹妹洛特的生活。早在抵达布拉格的时候，她可能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当她到达四号营地后，便已打定了主意。她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付出了终极的代价。

现在加入关于乔治的部分，并且附带上种种虚假情报。

4．秘密行动部主管［史迈利］和孟德尔探长的到来

秘密行动部主管（史迈利）于15:55抵达，由秘密行动部临时人员、警务督察（已退休）奥立弗·孟德尔陪同。梅多斯医生和我立即护送他们去了斯图普。

然后，我又回到了主屋，英格堡·勒格和珍妮特·埃文仍旧在那里，安抚着聚在一起的员工们的不安情绪。又过了两个小时，史迈利先生在孟德尔探长的陪同下从斯图普回来了。史迈利先生召集了全体工作人员，向他们表达了慰问，并向他们保证，下级线人郁金香的死亡完全是她自食其果，四号营地没有人需要为此事感到自责。

夜幕降临，穿梭巴士在前院等待着，团队中的很多成员都急于回到索尔兹伯里的家中。秘密行动部主管花费了一些时间，试图让那些或许听说了关于“神秘入侵者”信息的人放下心来。警务督察孟德尔站在他身边，脸上保持着微笑，以此来证明他所言非虚。史迈利先生承认，他马上要向整个团队“泄露”一个他们通常情况下并不会透露，但在当前形势下他本人已经决定毫无保留地披露出来的秘密，而且，这个秘密也是他们应该了解的。

那位神秘入侵者的身份并不神秘，他解释道。他是我方精英分子中的重要一员，也是我们的姐妹机构军情五处内部、某个鲜为人知部门的成员，其任务是以合法及非法手段渗透进我国最敏感、最机密的保密设施。他碰巧也是目前身在此处的孟德尔督察私底下与工作上的友人。笑声。就此类现场演习的性质而言，本身就不应该预先通知作为目标的保密场所。事实上，演习安排在郁金香自主选择离开人世的同一天进行，套用史迈利本人的说法，这不过是“满怀恶意的天意使然”。至于引导入侵者的脚踏入捕鹿器的，也是同样的天意。笑声。哈珀和洛宽宏大量地对发生的事情表示了谅解——情况已经向他们两人解释清楚。事到如今，即便他们觉得“我们这位朋友的暴力反应确实太过了点”，也只好无奈地接受现实。当然，他们略有腹诽，也是可以理解的——秘密行动部主管如是说，引发更多的笑声。

随后，我们进一步散播虚假情报：

秘密行动部主管进一步向与会者们透露，入侵者实际上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一名如假包换、百分百不列颠血统的克拉珀姆(3)人，他现在已前往位于索尔兹伯里的急诊室，将在那里接受破伤风疫苗注射和治疗。孟德尔警务督察很快会去拜访这位老朋友，他将为他带去来自四号营地的问候，并为他捎上一瓶威士忌酒。掌声。

*

又该轮到邦尼和劳拉表演了。并非伦纳德，而是由邦尼起头。劳拉在一旁满腹狐疑地听着。

“也就是说，是你采编了这份报告。其中充斥着大量乏味的细节——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你用上了手头所有能找到的证词，然后又杜撰了一些。你先给委员会寄送了副本，然后又将寄出的这份副本从圆场的存档中给偷走了。整体而言，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

“不，并非如此。”

“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份报告放在马厩里，放在你过去偷来的那一大堆文件当中呢？”

“因为它从来都没有正式提交过。”

“没有向任何人提交过？”

“没有向任何人提交过。”

“完全没有提交过吗？甚至连摘要版本都没有？”

“财政委员会决定不为此事专门开会。”

“你说的是那个所谓的‘东方三圣’委员会，我理解得对吗？圆场就生活在对他们的假定恐慌之中？”

“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奥立弗·拉康。拉康在反复思考之后得出结论，区区一份报告，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摘要版本也没有用。”

“具体理由是什么？”

“调查一名并未正式入境英国的女性的自杀行为，可称不上是对纳税人税款的妥善利用。”

“有没有可能是乔治·史迈利让拉康做的这个决定？”

“我怎么知道？”

“我已经想过了，实际上是轻而易举。如果当时史迈利想保护的人是你，情况就说通了。如果——这当然是打比方，一种纯属假设的状况——我们假设郁金香是为了你而上吊的。在此前提下，这份报告中是否存在着某个特别的细节或段落，会令史迈利认为，这对于耳根子太软的财政部而言实在是难以容忍的？”

“并不是财政部——对于耳根子太软的委员会而言，倒是可以想象的。当时，委员会早已深入到五月花行动中去了，这令乔治感到很不自在。他或许认为，进行些调查将会把口子开得更大。于是也这样向拉康提了建议。当然，这只是我单方面的猜测。”

“你难道不认为调查请求被驳回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因为郁金香并不是人们笔下那个乐于合作的叛逃者——至少不像你那份一塌糊涂的报告里那个样子——她因此付出了代价？”

“什么代价？见鬼，你究竟在说什么？”

“她是个意志极其坚定的女人。我们很清楚这点。只要她愿意，她也可以是泼妇。而且，她很希望和孩子团聚。我假设她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在儿子回到自己身边之前，是完全拒绝跟审讯小组合作的。另一方面，她的审讯者们对此情况感到不容乐观，所以，他们的报告——也就是你的报告——实际上是一份敷衍了事、完全按照史迈利的命令拼凑起来的东西。至于四号营地——那里早已被废弃了，所以我们也只能以目前所知的信息为参考——则有一间专为像郁金香这样的人而准备的特殊禁闭室。那间禁闭室的绰号是‘潜艇’，是为了我们如今更乐意称之为强化审讯的行为专门打造的。潜艇由一对心理变态的保安人员负责照管，从没听说这两个人用过什么温和的审讯手段。我假设郁金香得到了他们不少的关注。你看起来相当震惊，被我说中要害了吗？”

我花了点时间才明白他的意思。

“看在上帝的分上，郁金香并没有受到审讯！她只是走了一遍正常的盘问流程，合乎礼节，备受优待，由喜欢她且感激她的专业人士负责，对于叛逃者会发脾气这件事，他们十分理解！”

“既然如此，我的这个假设你就一笑带过吧。”邦尼提议道，“我们在行动之前还收到了最后通牒——如果案子最终要上法庭，那就还会有另外一名潜在的诉讼当事人。一个名叫古斯塔夫·昆茨的人，多丽丝的儿子，表面看来似乎确实是他，但不确定是不是受到了克里斯托弗·利玛斯的怂恿，才加入了这帮企图起诉情报局的人的行列中。我们，即这个情报局——当然主要还是你个人，引诱了他亲爱的母亲，勒索她，让她为我们当间谍，违背她的意愿将她偷运出境，再将她折磨得死去活来，逼得她在最近的那棵树上勒死了自己。这是事实吗？或者不是？”

我以为他的话已经说完了，但他并没有。

“这些未经证实的说法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被美化，在最近同样性质的一些案件中，严苛的法律也未能压制这样的指控，因此，全党小组这种模式在后续的诉讼中，或者说，在任何后续的诉讼中，很有可能会被用来对付那些很大程度上而言比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情况更加棘手的事件。你似乎认为这很好笑？”

很好笑。或许我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我正在想着的是古斯塔夫。你干得可真漂亮。最终，你还是决定来取自己应得的东西了，虽然你去了一个错的地方。

*

在雨中，我以极其危险的速度骑着摩托车驶过了法国和德国的土地。此刻，我正站在阿历克的墓边。同样的雨扫过东柏林的小墓地。我穿着自己那件摩托车皮衣，不过，出于对阿历克的尊重，我摘下了头盔，当我们一言不发地交换着那些陈词滥调时，雨水顺着我裸露在外的脸颊倾泻而下。那位年老的教堂司事，要么就是其他什么人把我领进了他的小屋里，向我展示了这里的吊唁簿，克里斯托弗的名字就列在那些哀悼者当中。

那或许就是分歧点(4)，是岔路口：首先通往克里斯托弗，然后通往长着胡萝卜色头发、嘴巴笑成了荞麦状、曾经为我唱过爱国歌曲的古斯塔夫，再是通往阿历克。自古斯塔夫母亲去世的那一天起，我就秘密地——如果仅仅只是在观念上就好了——关照着那个男孩。在我的假设中，他首先被关进了东德某个专为那些父母颜面扫地的孩子准备的恐怖少管所，在此之后，他又被扔到了一个冷漠无情的世界里。

我也时常厚颜无耻地违反长期不变的圆场规则，找借口去查档案，然后秘密地追踪他。与此同时，我还向自己发誓——或者，你也可以说我是在异想天开——某天，如果这个世界的轴心真的偏离了那么一两英寸的话，我会把他找出来，并且——出于对郁金香的爱——还会依照那时候的具体形势，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向他提供帮助。

我骑上摩托车继续前行，大雨依旧倾盆而下，我没有向西前往法国，而是向南前往魏玛。我手头有古斯塔夫十岁时最后一个可能的居住地址：城西的一处小村庄，一间在他父亲洛塔尔名下的房子。骑了两小时摩托车后，我站在了一栋阴郁凄惨的苏联式板楼的前门门阶上，这栋板楼距离村庄教堂仅有十码远，属于社会主义挑衅的体现。板楼正在分崩离析，有些窗户从里向外封上了纸，大大小小的卐字符涂鸦装饰着坍塌的门廊。昆茨的公寓门牌号是8D。我按了门铃，但没有回应。这时，旁边有扇门打开了，一位疑心重重的老妇人上下打量着我。

“昆茨？”她带着厌恶的口气重复了一遍，“叫洛塔尔的男的？早就死了。(5)”——早就死了。

那古斯塔夫呢？我问道。他儿子？

“你是说那个服务员吗？”她轻蔑地问道。

酒店名叫“大象酒店”，俯瞰着魏玛市中心历史悠久的城市广场。建筑并不是新建的。事实上，这是希特勒当年最喜欢的酒店，这也是那个老妇人告诉我的。不过酒店本身倒是已经彻底整修过了，它的正面闪闪发光，就如同西方明亮兴旺的烽火台一样，耸立在它那些贫穷又美丽的邻居面前。前台穿着崭新黑色制服的姑娘把我的询问给弄错了：我们这栋楼里并没有昆茨先生。然后她脸一红，说道：“哦，你是说古斯塔夫啊。”她告诉我，员工不可在上班时间与人会面，我必须等昆茨先生下班才行。

什么时候下班呢？六点整。最好在哪里等？货车入口，不然还有哪里？

雨势并未趋缓，天色越来越暗。我按照指示，站在货车入口等待。有个瘦削憔悴、脸上没有一丝笑意的男人从地下室的楼梯那里走了出来，身上穿着一件带兜帽的破旧军用雨衣，不知为何，此人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要老一些。一辆自行车锁在旁边的栏杆上，他弯下腰去，打算解开挂锁。

“昆茨先生？”我问，“古斯塔夫？”

他抬起头来，在头顶路灯摇摇欲坠的灯光下站直了身体。他的双肩过早地佝偻了。曾经满头的红发已经变得稀疏，变得花白。

“什么事？”

“我是你母亲的一个朋友，”我说，“你可能还记得我。我们在保加利亚的一处海滩见过面——很久以前了。你给我唱过一首歌。”我告诉了他我当时的化名，就是当时在海滩上、他母亲赤身裸体地站在他身后时，我告诉他的那个名字。

“你是我母亲的朋友？”他一边重复，一边试着去接受这个说法。

“正如我说的那样。”

“法国人？”

“对的。”

“她死了。”

“我已经听说了。真的很抱歉。我想知道自己能为你做些什么。而且，我刚好有你的地址。我正好在魏玛，就想来看看你。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叙叙旧。”

他死死地盯着我：“你跟我妈妈睡过觉吗？”

“我们是朋友。”

“所以你就跟她睡了觉。”他说——他已将此事视作既成事实，说话时语调既没有上升，也没有下降，“我母亲就是个妓女。她背叛了祖国。她背叛了革命。她背叛了党。她背叛了我的父亲。她把自己卖给了英国人，然后上吊自杀了。她是人民的敌人。”他解释道。

说完，他就踏上自行车骑远了。

(1)　英国的外语认证最高级别为八级，六级已经是能够完全无障碍地进行日常对话的水平。

(2)　原文为德语，Herr Direktor。

(3)　Clapham，位于伦敦南部兰贝斯地区。

(4)　原文为法语，point d’appui。

(5)　原文为德语，Der Lothar? Längst tot。

11

“心啊，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塔比莎用她一如既往的腼腆声音说道，“嗯，你不介意我叫你心的，是吗？我把自己最好的客户们统统称为心。这样做能够提醒他们，我有心，就跟他们一样，尽管我的心必须随时候命。好的，因此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对方所讲的、关于我们的一切丢人现眼的事情列成一份清单，然后再一件接一件地驳倒。只要你在这里坐得还舒服，我们就开始了。你坐得舒服吗？很好。你听得到我说话的，对吧？我从来都搞不清楚这些东西是否真在运行。嗯，他们是国家医疗的人吗？”

“是法国人。”

在我的印象里，“塔比莎”一直是我童年时期读过的那则比阿特丽克斯·波特故事中三个不听话孩子那位犯愁母亲的名字。(1)所以，当我注意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同名女士——至少从表面上看——竟然有着不少跟那位故事中的母亲一模一样的特点时，被不合时宜地逗乐了：如母亲般慈祥、表情甜美、四十好几、丰满、有点喘不上气，而且还累得够呛。就我所理解的，她除了跟故事中的母亲同名外，也是我的辩护律师。伦纳德向邦尼提供了一份他之前许诺过的候选人名单，都是些邦尼极为钦佩的人——彼得，他们会像货真价实的罗威纳犬一样为你而战——这个二号，他有点小小地值得怀疑，脑袋里的想法不会经过充分检验，但不要告诉他。还有一号——完全没有胜诉记录。彼得，这个，你千万不能卖了我——千万不要跟她扯上任何关系：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也根本不知道法院是如何运作的，法官们都很讨厌她。这一个就是塔比莎。

我说，她听起来刚好适合我，并要求在她的办公室里见她。邦尼说，她的办公室没有通过安全评估，她将自己在堡垒里的总部地址提供给了我。我告诉他，他的总部是否安全，我也并没有评估过。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图书馆。汉斯-迪爱特·蒙特和他的死对头约瑟夫·费德勒的全身像就在那里冲着我们怒目而视。

*

在眼下这个时间点上，距离我们火化郁金香只过去了一个不眠之夜，但塔比莎试图去着手处理的世界却开起了历史的倒车。

柏林墙立了起来。

五月花网络中的每一位特工和下级特工都已失踪、被捕、处决——或者三管齐下。

卡尔·雷迈克，这名科佩尼克的英雄医生，这个网络意外的创建者及灵魂人物，在骑着他的工人自行车试图逃往西柏林时，被无情击毙。

对塔比莎而言，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对于我们这些真正承受了这段历史的人而言，那是一段绝望、茫然且挫败的时光。

我们的特工横财究竟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还是要对付我们的？我们这些已经被灌输过那套主张的少数知情者，惊叹于他在斯塔西队伍中突然的崛起，从我们在马厩的藏身处，一路注视着他高升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斯塔西特别行动联队的首脑。

在横财这块不受商标法保护的金字招牌运作下，我们已经接收、处理并传播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政治及战略目标的最高质量情报，以缓和来自白厅客户们的叫嚷之声。

然而，尽管蒙特拥有如许种种毋庸置疑的权力——或许也正是因此——他却无法阻止，或者说至少减少由他死对头约瑟夫·费德勒领头的对秘密行动部特工和下级特工的无情猎杀。

在这场为了获得莫斯科中心的宠爱及斯塔西控制权而进行的丑恶斗争中，化名“横财”的汉斯-迪爱特·蒙特声称，在为如乌托邦一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清理间谍、破坏分子以及其他资本主义走狗等事务上，他除了表现出比费德勒更为热情的一面外，别无选择。

忠诚的特工不是一个接一个地落入了蒙特好胜的狂怒之中，就是落到了他的死对头手里，横财团队的士气降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没有人比史迈利本人更加受此影响，他一晚接一晚地把自己锁在“中间房”里，老总偶尔的拜访令他的情绪进一步低落下去。

*

“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来看看原告的陈述记录？”我问塔比莎，“是因为诉前通知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因为你的前情报局已经以国家安全为由，申请给所有往来邮件添上‘最高机密’的密级，你没有得到阅读许可。密级在很长一段时间后将会撤除，但眼下却会让工作变得一团糟，暂时造成报告工作受限，而这些正是他们想要的。不过与此同时，我已经力所能及地为你找来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残篇断简。行吗？”

“邦尼和劳拉去哪里了？”

“照我看来，他们恐怕自认为已经掌握到了所需的一切。伦纳德方面也接受了他们提供的简报。我也已经大致浏览过诉方掌握的那些东西。不幸的是，可怜的多丽丝·甘普似乎从盯上你的那一天起，就对你心生好感了，她早已迫不及待地把你的一切都告诉了她的姐妹洛特。所以，自从洛特对斯塔西的那帮审讯者交心交肺起，你就完全没有秘密可言了。你真的曾跟她一起光着身子在海滩上狂奔吗？在当年保加利亚的月光底下？”

“没有。”

“好的。还有那个据称你们在布拉格酒店共度的夜晚，满怀爱意、欢声笑语，在那里，本能又一次左右了她的行为。”

“并没有。”

“好的。现在就要说到另外两名死者：阿历克·利玛斯和伊丽莎白·戈尔德，我们的柏林人员。伊丽莎白一号——这是她女儿凯伦专门为你构想出来的称呼。据称，当年是你亲自联系了她——不管是你主动联系，还是在乔治·史迈利及其他不具名同谋者的怂恿之下——然后，你又通过哄骗、引诱或是其他什么方式，令她成了工具人——这是诉方的恶劣表达，并不是我说的——试图通过一次半路夭折、不切实际又考虑不周的尝试——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些说法都是谁提出来的——来暗中破坏斯塔西的领导。你做过这样的事吗？”

“没有。”

“好的。你现在开始看照片了吗？你是个专业的浪荡子，受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雇用，负责勾引那些易被左右的姑娘，在一连串的轻率行动当中把她们作为不知情的共犯加以利用，而这些行动也全部失败了。这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你还为你的同事阿历克·利玛斯拉皮条，向他引荐了伊丽莎白·戈尔德。你做过这事吗？”

“没有。”

“好的。你还——因为你做过很多这种事——跟伊丽莎白·戈尔德上过床。就算你没有，那你也提前为阿历克把她给撩拨好了。你做过这两件事中的任意一件吗？”

“没有。”

“我丝毫没认为你做过。那么，假定你这一连串邪恶阴谋所造成的最终结果是：伊丽莎白·戈尔德在柏林墙下被射杀，她的爱人阿历克·利玛斯试图去救她，或者就是决定要陪她去死。无论哪种打算，他都是在痛苦之中被射杀的，而这都是你的错。现在，是该喝杯茶休息一下，还是继续拿诉方材料轰炸？还是继续轰炸吧。现在轮到克里斯托弗·利玛斯的指控了，他的指控内容更为丰富，因为他父亲阿历克是之前所有事件的受害者。阿历克被你哄骗、劝诱、买通、欺瞒……如许种种之后，逐步变成了你那难以抑制的千方百计想要操纵他人天性的不幸玩物——他已经崩溃了，甚至连一个人过马路都不太适合，更不用说面对一次极为错综复杂的欺诈行动了，即：佯装向斯塔西叛变，实际上仍处于你的邪恶影响之下。是真的吗？”

“不是。”

“当然不是。所以我的建议是，在你许可的前提下，把那杯水喝上一大口，睁大你那对泡泡眼好好瞧瞧清楚——瞧瞧今天凌晨，当我终于得到允许，对你那亲爱的情报局历史档案的一小部分进行非常有限的查看时，究竟发现了些什么。问题一，这段内容是否标志着你朋友阿历克堕落的开始？以及问题二，如果事情属实，那是真的堕落，还是假装的？换言之，我们正在看着的，是否是阿历克正在努力让自己不为所属的情报局所容，以此使莫斯科中心或者斯塔西的间谍探子们对他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

柏林站点主管［麦克法迪恩］致联合指导委员会主管，抄送秘密行动部主管、人事部门主管，极度紧急，1960年7月10日。

主题：以纪律为由，立即从柏林站点转移阿历克·利玛斯。

今天凌晨1:00，于西柏林的老酒桶夜总会发生如下事件，事件发生于柏林站点副主管阿历克·利玛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柏林站点副主管赛·阿夫隆之间。双方均不否认所发生的事实。两人之间长期敌对，如前所述，我认为此事件责任应完全归咎于利玛斯。

利玛斯独自来到夜总会，朝女士酒廊(2)走去。这是一处根据当地风俗习惯，专门为单身女性所设置的吧台。他坐在那里，喝个不停，不过，按照他自己的判断标准——并没有喝醉。

阿夫隆和两位来自他站点的女同事坐在一起，一边观看卡巴莱(3)表演，一边安静地享用饮品。

瞥见阿夫隆和他的同伴们后，利玛斯转头走到了他们桌边，俯下身去，用很低的声调向阿夫隆说了如下话语：

利玛斯：你要是再敢试图收买我的哪个线人，我就拧断你这该死的脖子。

阿夫隆：哇哦，阿历克。哇哦。不要在女士们面前说这样的话，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利玛斯：两千美元一个月，线人搞到手的任何信息，他都要先尝第一口，然后，线人再把二手信息卖给我们。你管那叫他妈的打仗吗？也许线人还从漂亮女人这儿弄到了一个法式湿吻？

当阿夫隆站起来抗议他这种公然的侮辱时，利玛斯用右肘击打了他的脸颊，令他摔倒在地，然后又踢了他的腹股沟。西柏林警察被叫了过来，他们又叫来了美国军事警察。阿夫隆被送往美国军事医院，正在那里康复。幸运的是，目前还没有收到关于骨折或者存在危及生命的伤害的报告。

我向阿夫隆本人以及他的站点主管米尔顿·伯杰卑躬屈膝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这是与利玛斯相关的一系列令人遗憾的事件当中，最新发生的一件事。

我承认，即便最近五月花网络的损失使站点和利玛斯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但这绝不能证明他对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最重要盟友的关系所造成的损害是正当有理的。利玛斯的反美主义倾向一直很明显，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完全不能接受的程度。要么他自己走，要么我来下手。

在老总用绿色墨水书写的潦草笔迹下方，是史迈利隽永的回复：我已经命令阿历克返回伦敦。

*

“那么，彼得，”塔比莎说，“假装的？并非假装？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一段，莫非就是他滑入深渊的正式开端？”

当我有所迟疑，正在闪烁其词的时候，她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老总肯定认为这是开端，”她示意了一下页面底部绿色的潦草字迹，“瞧瞧他给你乔治叔叔写下的脚注：头开得好，还签了一个C。真是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即便是在你那肮脏的世界里也一样，你觉得呢？”

是的，塔比莎，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至于肮脏，确实肮脏，毫无疑问。

*

那是一场葬礼。那是一次觉醒。是在绝望且万籁俱寂的夜晚里，恰好就在这个房间里举行的一场盗贼会议。约瑟夫·费德勒和汉斯-迪爱特·蒙特也用跟现在一样阴郁的眼神俯瞰着我们。我们是六笔“横财”——我们最新招募的康妮·沙赫斯如此称呼我们自己————老总、史迈利、吉姆·普莱多、康妮、我，以及我们近乎沉默的同伴米莉。吉姆·普莱多刚刚从另一次卧底行动中返回，这次是去布达佩斯，在那里，他和我们最宝贵的资产“横财”进行了一次难得的会面。康妮·沙赫斯，在对苏联及其同盟国情报机构研究上的天赋无可争议，她在最近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联合指导委员会，直接飞入乔治等待已久的羽翼之下。她性格活泼，身材丰满娇小，是个才女，出生于生活舒适优越的家庭，对像我这样没什么头脑的人颇为不耐烦。

严肃、冷漠、长着乌黑发亮头发的米莉·麦克雷格就跟野战医院的护士一样，在我们中间来回走动，给有需要的人分发咖啡和苏格兰威士忌。老总要了他常喝的那种难闻的绿茶，啜了一口，就不再动了。吉姆·普莱多则一支接一支地抽他常抽的俄罗斯香烟。

乔治呢？看起来如此沉默寡言，如此难以接近，他沉浸在自省之中，要打破这种沉思可是要鼓起不小的勇气。

老总讲话时，会用沾有烟草味的指尖轻轻划过自己的嘴唇，仿佛是要检查嘴唇上有没有溃疡。他满头银发，衣冠楚楚，不显老，据说没什么朋友。他在某处有个妻子，不过按照那些谣传的说法，她认为自己的丈夫是在英国煤炭局工作。他站着的时候，肩膀弯曲的程度令人吃惊。你等着他挺直肩膀，但这肩膀实际上永远都不会挺直起来。他自混沌未开之时起就已经在情报局工作了，但我只跟他讲过两次话，听过他的一次训诫，那还是我在沙拉特的培训临近毕业的时候。他是个讲话声犹如薄刃的男人——带有鼻音，语调单一，语气暴躁，就跟被宠坏了的孩子的声音一样。这种声音当然不会对问题产生兴趣，即便是他自己提出来的问题也一样。

“那么，我们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他指尖挥舞不停地提出了问题，“我们仍然在从该死的蒙特先生那里取得最好的情报吗？是不是二手贼赃？是不是蝇头小利？是不是烟幕弹？他会引着我们去走花园路径吗？乔治，你怎么看？”

有老总在，就没有人再用化名了，这是家规。他不怎么喜欢这些名字，说这些名字过于光鲜亮丽。与其矫饰伪行，不如直言不讳。

“蒙特的成果一如既往的好，老总，”史迈利答道，“可惜他当时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那道该死的墙的事情。要么就是他忘了？吉姆？”

吉姆·普莱多不情愿地把香烟从嘴唇边挪了下来，说道：“蒙特说，莫斯科那边把他从圈子里排挤了出来。他们告诉了费德勒，没有告诉蒙特。费德勒没和别人说。”

“那个混蛋杀了雷迈克，不是吗？这可不友好，谁让他这么做的？”

“他说，他只是碰巧比费德勒提前一两个小时抵达了那里。”普莱多以他惯常的低沉生硬语调答道。我们再一次等着老总开口，作为回报，他就那样让我们等了他好一会儿。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对手并没有策反蒙特，让他反过来对付我们？”老总有些烦躁地嘟囔道，“也就是说，他还是我们这边的人。好吧，见鬼，他当然应该是。只要我们乐意，随时都可以把他给扔到狼群当中去。他贪图权势，想做莫斯科中心的头牌。好吧，我们确实希望他成为莫斯科的头牌，并且同时也是我们的头牌。因此，我们之间的利益是相互的。可是，约瑟夫·费德勒却挡住了他的路，还有我们的路——费德勒怀疑蒙特是我们这边的人，而且他确实就是我们的人。所以费德勒打算揭发他，并索取功劳。这大概就是全部情况了，对吗，乔治？”

“似乎是这样的，老总。”

“似乎是这样的。每件事都似是而非。没哪件事是确定的。我还以为我们在这项任务中处理的都是既定事实呢。是或否：约瑟夫·费德勒先生——这个圣人般的男人，就我们所知，根据斯塔西的标准，是个圣徒般的男人，是自己所从事事业的虔诚信徒，而且还是个犹太人——他认为他受人尊敬的同事汉斯-迪爱特·蒙特是个并未改过自新的纳粹分子，是英国情报局的走狗。他也不算全错，对吧？”

乔治瞥了吉姆·普莱多一眼。吉姆抚摩着自己的下巴，沉默地瞪着地上那条旧地毯。老总再次开口。

“那么，我们该相信蒙特先生吗？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要不就是他在信口开河，就跟我们认识的其他一大帮特工一样？吉姆，是他一直在编故事骗你吗？在你的伙计们看来，你的那些外派特工普遍相当软弱。即便是像蒙特这样的顶级混蛋，也能从怀疑中获益。”

而吉姆·普莱多，正如老总所熟知的一样，就跟打火用的燧石一样柔软。

“蒙特已经将人安插进了费德勒的阵营里。他告诉了我这些人都是谁。蒙特听了他们的话。他知道费德勒要去算计他。费德勒当着他的面时说得比唱得还好听。费德勒在莫斯科中心也有自己的朋友。蒙特认为，他们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我们又一起等着老总开口，他决定首先抿上一小口已经凉掉的绿茶，还要我们瞧着他做完这件事。

“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不是吗，乔治？”他略显疲倦地抱怨道，“一旦约瑟夫·费德勒这块绊脚石被清除掉了——具体方式有待讨论——莫斯科会更爱蒙特一些吗？如果他们更爱他了，我们最后是不是能发现是谁把我们的特工出卖给了莫斯科中心呢？”——在没有得到同伴们的答复后，他又说：“你怎么看，吉勒姆？年轻人对这个问题有答案吗？我是说相对而言，你比较年轻。”

“恐怕没有，先生。”

“很可惜。你看，乔治和我认为我们恐怕已经找到了答案。但乔治却不能欣然接受这个答案。不过好吧，我是可以的。所以，我已安排明天去见你的朋友阿历克·利玛斯。在他那儿试试深浅。看看他对这一切的感受，现在他已经失去了他在蒙特—费德勒射击俱乐部内部的情报网络。处在他这个位置上的人，可能会对得到这样一个机会抱持十分欢迎的态度，并打算以此来成就自己的职业生涯。你难道不同意吗？”

*

我不得不怀疑，塔比莎正在试图故意激怒我：

“你们这些间谍的麻烦之处在于——不是针对你个人——你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能够从自己的角度得知真相。在这种情况下，也确实让为你的辩护工作变得困难重重。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顺便说一下，我一直都竭尽所能。”我回敬给她一个美好的微笑，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伊丽莎白·戈尔德写了一本日记，这就是问题所在。多丽丝·甘普将一切事情都告诉了她可怜的姐妹洛特。女人们就是会做这些事的——互相讲八卦，保存日记本，写些傻乎乎的信。邦尼那帮人也正在忙于处理这些事。他们将你比作那种警方安排的卧底线人，他们四处窃取女性受害者的芳心，让她们生下孩子。我确实对照了一眼具体日期，看看是不是你让伊丽莎白生下了凯伦，不过你绝对是清白的，坦白地讲，这倒是颇令人感到宽慰的。还有古斯塔夫，感谢上帝，他年龄实在太大了，跟你八竿子打不着关系。”

*

汉普斯特德西斯公园一个温暖宜人的秋日下午，离老总宣称他要试探阿历克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周。我和乔治·史迈利此刻正坐在肯伍德宅邸(4)花园里的一张户外桌旁。今天是工作日，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人。我们本可以在马厩见面的，但乔治却想方设法地给出暗示，表明我们这次的谈话非常私密，需要一处露天环境才能进行。此刻，他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帽檐遮住了他的眼睛，这就导致我只能窥见秘密的一部分——正如我只能窥见乔治的一部分。

我们稍微谈了谈，或者换句话说，是我认为我们两个谈了谈。我工作还愉快吗？愉快，谢谢你。郁金香的那件事，我是不是已经释怀了？释怀了，谢谢你。奥立弗·拉康已经烧掉了我拟的报告，真不错；总是有危险的委员会人员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四号营地那个神秘的瑞士入侵者的事情。我说，我也觉得不错，尽管我为此流下了鲜血和眼泪。

“彼得，我希望你为了我，交个女性朋友。”史迈利终于吐露了心声，并且更为认真地蹙起了眉头。随后，意识到我可能误会了这个要求，他又补充道：“哦，我的天哪，我向你保证，不需要考虑到任何我个人的需要！严格地讲，一切都是为了行动。你愿意那样做吗？原则上愿意吗？为了大局着想可以吗？去获取她的信任可以吗？”

“大局指的是‘横财’吧。”我谨慎地说道。

“是的。完全正确。这就是唯一原因：为了横财行动能够持续获得进展，为了让行动继续下去。作为一次必要且迫切的辅助。”他回答道，我们小口抿着苹果汁，瞧着人们在阳光下来来往往，“而且——我恐怕还要补充一句——这也是老总的明确要求。”他继续说道，要么就是为了吸引我关注，要么就是在推卸责任，“他确实说出了你的名字：那个小伙子吉勒姆。把你给挑了出来。”

我应该把这当作是一种恭维，还是一种含蓄的警告呢？我怀疑乔治从来就不太喜欢老总，老总也不喜欢任何人。

“我相信，你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跟她偶遇，”他继续说着，着眼于那些好的方面，“她是当地共产党支部的一员。周末会去卖《工人报》，但我可从来没有看到你从她那里买过一份，对吧？”

“你是在问，我是否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工人报》读者吗？——不，我想我不是。”

“不，不，你不必勉强自己。请不要以任何理由试图强加一个与你原本身份根本不匹配的身份。你通常那种和蔼可亲的中产阶级身份，相比之下要好得多。哦，她跑步。”他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补充道。

“跑步？”

“每天早晨很早的时候，她都会去跑步。我觉得这点很迷人，你说呢？为体格强健而跑，为身心健康而跑。绕着当地运动场的跑道跑。独自一人。跑完之后再到富勒姆(5)的一家书铺工作。不是一间书店，是小铺子。但就是卖书的，也只卖书——将书批量分派给批发商。对于我们而言，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枯燥无聊，不过她却认为这是一项事业。我们都必须有书，尤其是那些私下碰头的民众。而且，她当然也会去游街。”

“就跟跑步一样？(6)”

“为了和平，彼得。为了和平，身上背着一个大写的字母P，从奥尔德玛斯顿(7)一路走到特拉法尔加广场，再前往海德公园角，走更多的路，怀抱着同一个目的。但愿和平真能如此简单。”

他是希望我露出微笑吗？我试试看吧。

“但我并不想看到你在游街时帮她举横幅。我当然不是这样想的。你是个体面的中产阶级小伙子，在这世界上闯出了一条路，属于她相当不了解的阶层，因此也会对你更加感兴趣。一双好的跑鞋加上你调皮的微笑，你们马上就能成为朋友。而且，一旦你换上你那法国人秉性，也就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全身而退。然后一切也就尘埃落定了。你可以忘记她，她也会忘掉你。对吧。”

“如果我知道她的名字，或许会有些帮助。”我向他提议道。

对于这个提议，他可是冥思苦想了一番，随后艰难地开口道：“没错，好吧，他们是移民。父母是第一代移民，她是第二代。在经过一番考量之后，这家人安定了下来，姓氏是——戈尔德。”他勉强讲了出来，就好像是我把这个名字从他身上给拽了出来似的。“名叫伊丽莎白，她的朋友们称呼她丽兹。”

我跟他一样，也在消磨时间。这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跟一位戴着巴拿马草帽的矮胖绅士一道喝着苹果汁。没有人赶时间。

“照你看来，当我取得她信任之后，又该做些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问，到时候你就过来告诉我，当然如此。”他厉声说道，仿佛顷刻之间，他的所有迟疑都被愤怒取代了。

*

我是一名年轻的法国商务旅客，名叫马塞尔·拉方丹，目前住在伦敦东部哈克尼区一间印度人开的旅馆内。而且，我也有文件可以证明这点。今天已是第五天。每天破晓时分，我都会乘坐公共汽车到纪念公园跑步。大多数早晨我们都会有六七个人结伴。我们一起跑步，一起站在体育馆的台阶上喘气，我们会计时，会比较成绩。在聊几句后，我们会分头去淋浴间，互相鼓励，也许会说声明天见。我的同伴们认为我的法语名字略有些好笑，但对我没有什么法国口音感到很失望。我解释说我母亲是英国人，不过已经过世了。

打掩护的故事里，任何不受约束的线索都必须在完全失控之前斩断掉。

在我们三位准时准点的女性跑步者中，丽兹（我们目前还没有交换姓氏）是身高最高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她是跑得最快的。事实上，她没有什么跑步的天赋。她是凭借着意志力，或是自律，或是所谓挣脱束缚的方式来跑步的。她平时沉默寡言，显然不知道自己其实很漂亮，那是一种帅气的美。她有一双大长腿，剪得很短的黑色头发，宽宽的眉毛，以及大大的、毫无防备的棕色双眸。昨天，我们交换了彼此之间的第一个微笑。

“今天忙吗？”我问道。

“我们罢工了，”她气喘吁吁地向我解释道，“必须八点准时到大门口。”

“什么大门口？”

“我工作地方的大门口，管理层正试图解雇我们的工会谈判代表。事情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星期。”

然后就是再见，再见，下次再见。

下次是明天，也就是星期六，所以明显不会有罢工纠察队，人们需要在这天去买东西。于是，我们一起在食堂里喝咖啡，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解释说，自己在为某个法国制药公司的业务出差，向当地公立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全科医生推销产品。她说，那一定很有趣。我说，好吧，并不算很有趣，因为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学医，可我父亲不希望我这么做，因为我所代表的公司恰恰是我们的家族企业，他希望我能从头学起，以后接管公司。我给她看了我的名片，我所任职公司的名字里面，带有纯属虚构的我父亲的名字。她琢磨起这张名片来，半是皱眉，半是微笑，最后是皱眉的她占了上风。

“你认为那是正确的选择，对吗？就像社会上其他人那样？家里的长子继承家族企业，仅仅因为他是长子？”

然后我说，不，我认为这个选择不对，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也一直困扰着我的未婚妻，而她正是我想要成为医生的原因，因为我既敬佩自己的未婚妻，又非常爱她，我认为她是人类真正的福祉。

我之所以给自己设定了一位未婚妻，是因为我觉得尽管丽兹迷人到令人心烦，但只要我还活着，就再也不可能造出另一个郁金香了。我和丽兹能走在河边，诚挚地倾吐各自的抱负，也要归功于我那虚构出来的未婚妻，因为现在她知道我深爱并钦佩着远在法国的一位女医生了。

交换了彼此的期冀和梦想之后，我们又谈起了父母，以及为何我父母有一方是外国人。她问我是否是犹太人，我说不是。

在希腊餐厅喝了一喇叭瓶的红酒之后，她问我是不是共产主义者，我并没有再说一声“不是”，而是选择了一条敷衍的路线，说自己拿不定主意，究竟是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呢，还是一名孟什维克，她能给我些建议吗？

在那之后，我们的态度开始变得严肃，或者说她变得严肃起来。接下来我们谈起柏林墙，它在我脑海中是如此具有存在感，我从来都未想过在她心中会不会也是如此。

“我爸爸说，这是阻止法西斯分子进入的一道屏障。”她说。

随后我说：“好吧，我想这也是一种观点。”这句话激怒了她。

“那你认为它是什么？”她问道。

“我只是不认为这堵墙可以把人们挡在外面而已，”我说，“我觉得是把更多的人关在了里面。”

对此，我得到了无可辩驳的答复，是她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再次给出的答复：

“我爸爸不这么想，马塞尔。法西斯分子杀了他的家人。这堵墙对爸爸而言已经够好的了。”

*

“可怜的丽兹，她在日记里滔滔不绝地谈论你，彼得。”塔比莎带着怜悯又甜美的微笑说道，“你真是个勇敢的法国绅士。你的英语很好，她总是忘了你是个法国人。要是世界上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就好了。就党派选择而言，你是个典型的失败案例，但你是个人道主义者，你知道爱的真谛，通过一点点努力，你可能会在某一天看到曙光。她并没有说想在你未婚妻的咖啡里放砒霜，但她其实也根本不必说。她还给你拍了张照片，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就是这张。她特地借了她父亲的宝丽来相机。”

我穿着跑步的装备，轻靠在栏杆上，这是她指导我摆好的姿势。然后，她告诉我要自然一点儿，不要微笑。

“恐怕这张照片也在他们提交的文件里。证物A，该是这样说的。你就是那个邪恶的罗密欧，偷走了一个可怜女孩的心，并把她带到了屠宰场。事实上，有一首歌唱的就是你这种人。”

*

“我们成了朋友。”我向史迈利宣布道，这一次不是在阳光明媚的汉普斯特德西斯公园里喝苹果汁了，而是回到了马厩，回到了以密码机敲击声，以及守在手动打字机旁的横财行动姐妹们作为背景的马厩楼上。

我告诉了他除此之外的其他行动情报：她跟父母住在一起，没有兄弟姐妹。不怎么外出交际。她的父母关系不和。父亲在犹太复国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从来不会错过犹太教堂的活动，也从不逃避同志们的聚会。母亲则坚决地要求世俗化。爸爸想让丽兹做服装生意，妈妈想让丽兹去进行教师培训。不过我有种感觉，乔治早已知道上述信息了，否则他又怎么会把她作为首选呢？

“可是，我们想知道的是，伊丽莎白本人想要的是什么？”他陷入沉思。

“她想挣脱出来，乔治。”我比自己原本计划的还要更不耐烦地回答道。

“有任何特定的挣脱方向吗？还是就只为了自己能够挣脱而已？”

我说，她最好的去向应该是一间图书馆。有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图书馆。海格特地区就有一间这样的图书馆，她给他们写过信，但那边还没给出答复。我告诉乔治，她现在已经是当地公共图书馆的志愿者了，她也会给那些仍然在学习语言的移民孩子朗读一些英语故事。但这些乔治估计也都知道。

“那我们就得看看能为她做些什么，不是吗？如果你能够在消失在法国之前，再跟她相处一小段时间，是会很有帮助的。这样你觉得还算自在吗？”

“不算很自在。”

我也不认为乔治会觉得这很自在。

*

五天后，即在河边散步两次后，又是一个在马厩的夜晚。

“你可以去试试这个是否能引起她的兴趣。”乔治提议道，递给我一张纸，是从名为《超自然公报》的一份季刊上撕下来的，“你在做药品销售的时候，偶然从医生候诊室里发现了它。工资不怎么样，但我想她应该不会太介意，对吧？”

贝斯沃特心灵研究图书馆正在征聘一名助理图书管理员。申请时请将照片及手写的个人简历寄给埃莉诺拉·克莱尔小姐。

*

“马塞尔，我拿到了，马塞尔！”丽兹说着、笑着、抽泣着，在运动俱乐部的食堂里朝我挥舞着那封信，“我拿到了，我拿到了！爸爸说，我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这是资产阶级的疯狂迷信，肯定是反犹太的。妈妈说，去吧，这是立足的第一步。所以我决定，就去那儿。下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开始上班！”

当她放下那封信之后，突然跳起来抱住了我，说我是她有史以来最好的朋友。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希望自己当初并没有创造出那位在法国等我的、矢志不渝的女朋友了。我认为她其实也有这番希望。

*

塔比莎渐渐发现，惹恼我并非难事。

“所以，当你终于把你的魔法粉(8)撒进她眼睛里之后，就跑去告诉你朋友阿历克，说你为他找到了一个多么可爱、多么美好的共产主义姑娘，他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为自己在同一间怪咖图书馆里找份工作，然后他们两个很快就会共赴温柔乡。整件事就是如此运作的吗？”

“我完全没有跟阿历克透露任何事情。横财行动的一部分工作，是我跟丽兹·戈尔德取得了联系。阿历克则并未被授权获悉横财行动。阿历克和丽兹在图书馆找到工作后发生了什么事，与我无关，我也并没有得到什么相应通知。”

“既然如此，那么在阿历克·利玛斯假装自己沉迷酒精、人格崩塌并背叛我们这件事情上，你从史迈利那里得到的命令究竟是什么？”

“维持友情，随机应变。不要忘记了，随着行动的推进，我的行动也跟阿历克的行动一样，很容易就会受到敌人的审查。”

“所以，当时老总针对利玛斯提出的指示——我说错的话，就纠正我——大体上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你恨美国人，阿历克，所以干脆到外面去，多仇恨他们一点儿。我们知道你喝酒很猛，所以干脆酒量加倍。我们还知道你喜欢在喝酒时打架，所以干脆不要觉得你必须有所克制。还有，当你出手时，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此坐上通往地狱的直通车。整件事总结起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对吗？”

“阿历克时刻准备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去挑衅，无论怎样都行。这就是那个人告诉我的一切。”

“这一切都是老总告诉你的吗？”

她究竟想要暗示什么？她到底是隶属于谁的，似乎一分钟之内就要触及真相了，却又突然顾左右而言他，仿佛真相会烧死她似的？

“这一切都是史迈利告诉我的。”

*

我与阿历克一道在一家酒馆里吃午饭，这里距离圆场只需要步行几分钟。老总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让他好好表现，把他派到一楼的财务部门去，指示他去偷任何够得到的东西——尽管阿历克并没有告诉我这些，我也不确定他知道我知道多少。现在是两点半，我们一点见的面，如果你真去了一楼，那你就有整整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可以利用，不要找借口。

在喝了几品脱啤酒之后，他就开始喝苏格兰威士忌了。他午餐只吃了一袋薯片，上面淋了些塔巴斯科辣椒酱。他一直大声抱怨这几天圆场是多么古怪，战时的好家伙都去了哪里，顶层眼下唯一关心的就是拍美国人马屁。

我听着他讲话，也没怎么开口，因为我不完全确定这个阿历克到底有多真实，演戏的部分又有多少，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真在演戏，因为这正是他应该去演的部分。唯有当我们走在人行道上，车流滚滚而过时，他才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我觉得他会揍我一拳。可是恰恰相反，他张开双臂拥抱了我，眼泪顺着他那满是胡茬的脸颊滚落下来，挺符合他伪装的那个情绪化的爱尔兰醉汉的形象。

“我爱你，听见我说的了吗，皮埃罗？”

“我也爱你，阿历克。”——职责所在。

在他把我推开之前，他又说：“我们讲讲。仅供参考。他妈的‘横财’到底是什么？”

“只是我们安排的一个秘密线人而已。怎么了？”

“前几天，娘娘腔海顿那个婊子喝醉了的时候，跟我说了这样一番话：秘密行动部在外面安插了新的线人，为什么没人在行动中安插委员会的人？你知道我跟他说了什么吗？”

“你跟他说了什么？”

“如果是由我来管理秘密行动部的话，我说，要是委员会的某个人过来找我，然后还问我，谁是你们的大线人？——我会一脚踹在他的蛋蛋上。”

“所以比尔又跟你说了什么呢？”

“跟我说：你去死吧。你知道我还跟他说了什么吗？”

“还有什么？”

“把你那对娘娘腔样的小爪子从乔治妻子身上拿开。”

*

身在马厩，夜已深沉。总是这样。马厩是一栋在深夜活跃的屋子，处于不可预测的暗流涌动之间。有那么一分钟，我们都厌倦了等待，接下来，前门那儿就传来了一阵响动，伴随着一声“来生意了！”的叫喊。吉姆·普莱多带着横财的最新一批宝物缓缓而来，它们是通过微缩影印或者复写的方式运来的，被存放在某处禁入区域的废弃邮箱里，吉姆单手提着这只邮箱——那是在布拉格的一条小巷子里，在一次时长一分钟的特来福期间，横财亲自移交给他的。我突然就忙碌了起来，拿着各种电报急急忙忙地上下楼梯，蹲在自己办公桌的那台绿色电话前面，向我们白厅的客户们发出警报。横财行动姐妹们的手动打字机咔嗒作响，本那台密码机如婴儿打嗝般的声音，隔着楼板都能听见。在接下来的十二个小时里，我们将在此拆解蒙特提供的原始材料，并通过一群虚构的线人将其传播出去——这里来一点儿信号类情报，那里有些电话或者麦克风拦截情报——而且，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允许不同种类的情报同时存在。这群古怪的、位高权重却又十分可靠的情报提供者，他们的一切都集中在“横财”这个神奇的化名之下，提供给被灌输了上述理念的读者们。今晚是狂风骤雨暂缓的间歇期。仅此一次，乔治独自待在“中间房”里。

“前几天，我偶然碰见了阿历克。”我说道。

“我还以为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你会让你跟你那位朋友阿历克的关系冷却下来，不是吗，彼得？”

“关于横财行动，有些东西我尚且无法理解，我觉得自己应该弄明白。”我打算开始已经准备好的演讲。

“应该？谁授的权？我的天哪，彼得。”

“只是个简单的问题，乔治。”

“我们竟然还会处理简单的问题，我怎么不知道。”

“阿历克的职责范围是什么？没别的了。”

“就跟你知道的一样，做他正在做着的事情。步入平凡生活中愤怒的失败者的行列。成为一个情报局拒绝接纳的人。表现出怨恨和很强的报复心，可以被引诱，可以被收买。”

“这是出于什么呢，乔治？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的不耐烦逐渐占据了上风。他松了口，打算回答我的问题了，但没有马上开始，而是先深吸一口气，然后才正式开始。

“你的朋友阿历克·利玛斯奉命要以最佳状态展示他已被充分证实的性格缺陷，以此吸引到对手那些间谍探子的目光——那些已经投敌，或者尚在我们中间的叛徒也会帮一点点忙——确保他会将相当大数量的秘密情报放到情报市场上出售，我们则会在其中添加一些我们动了手脚的误导性内容。”

“所以，这是一次标准的双面间谍散布假消息行动。”

“描述上有些添油加醋，不过没错，这是一次标准的行动。”

“只有他本人——似乎认为自己正在执行一项杀死蒙特的任务？”

“这么说吧，他的想法基本上是对的，不是吗？”他毫不迟疑地反驳道，语气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他仰起头来，透过他那副圆圆的眼镜瞪视着我。我原以为我们现在该坐下来了，可我们仍然在站着讲话——尽管我身高上比乔治高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干涩的嗓音，令我想起他跟蒙特达成魔鬼协议的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在双拼警局屋子里的那次碰面。

“阿历克·利玛斯是位专业人士，跟你一样，彼得，也跟我一样。如果老总没有邀请他去读他那份任务文件，那么事情无论是对阿历克还是对我们，都会更好一些。他不可能失手，也不可能背叛。一旦他的任务以他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成功了，他不会觉得自己是被蒙蔽了，他会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

“但蒙特是我们的人，乔治！他是我们的‘伙计’——他是‘横财’！”

“感谢你提醒我。汉斯-迪爱特·蒙特确实是情报局的一名特工。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去保护他，令他不至于被那些猜出了他真实身份的人迫害，那些人唯一的梦想就是让他去面壁站好，以便接手他的工作。”

“丽兹呢？”

“伊丽莎白·戈尔德？”——听他的口气，就好像他已经忘记了这个名字，或者是我把这个名字给念错了一样，“伊丽莎白·戈尔德将被请去做她理所当然会去做的事情：说出事实，而且是只说事实。你想了解的现在都清楚了吗？”

“没有。”

“我真羡慕你。”

(1)　英国童话作家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 1866—1943）所创作的《彼得兔和他的朋友们：小猫汤姆的故事》中三只调皮小猫的母亲也叫塔比莎（Tabitha）。

(2)　原文为德语，Damengalerie。

(3)　一种歌厅式音乐剧，无须布景、服装或特技，纯粹以歌曲最纯净一面与观众交流，盛行于欧洲，以柏林为最。

(4)　Kenwood House，位于汉普斯特德西斯公园内，是建筑师罗伯特·亚当的经典作品之一。

(5)　Fulham，位于伦敦西南部哈默史密斯和富勒姆地区。

(6)　游街（march），也有快步走的意思。

(7)　Aldermaston，英格兰东南部伯克希尔的一个村庄。冷战时期，是英国核武器研究中心所在地。1958年4月，游行者从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出发，举着有反战标志的标语和宣传画，朝奥尔德玛斯顿进行了为期四天的游行。

(8)　在西方童话故事里，魔法粉通常指一种魅惑人心的粉末。

12

又是一个早晨，只不过变成了一个灰蒙蒙的早晨，我登上公共汽车的一刻，海豚广场下起了小雨。我提前抵达了马厩，但塔比莎已经坐在那里等我了，她很高兴自己得到了一捆政治保安处的监视报告，并且声称这些报告自动出现在了她家门前。当然，她也不知道这些报告的真实性，或者她未来是否可以利用它们，但我绝不能向任何人吹嘘她得到了这些报告。上述一切都在告诉我，她在政治保安处有个朋友，这些报告的名目也确实跟其内容完全契合。

“所以，就让我们直接开始看第一天的实景真人秀吧，是这一份。没有任何征兆显示具体是谁要求政治保安处派走狗去监视阿历克的。只是写着‘在包厢的要求下’——根据我的推测，在那些日子里，包厢就是警方对圆场的别称。是这么回事吗？”

“是的。”

“包厢里的谁会向政治保安处提出监视阿历克的请求，你有没有头绪？”

“可能是委员会的人？”

“特别是委员会的谁？”

“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布兰德、阿勒莱恩、伊斯特哈斯，甚至是海顿本人。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他把这件事委托给了他的一个下属，这样他就不会留下马脚了。”

“还有，当时是政治保安处在负责监视，而非你那些安全部门的亲密朋友——这是正常程序吗？”

“绝对是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机构互相嫌弃。”

“我们了不起的警察是怎么想的？”

“不喜欢国家安全局干预他们的工作，也不感冒圆场——因为我们是一群自命不凡的娘娘腔，我们这帮人的毕生使命就是违反法律。”

她思索了一下我所说的这番话，然后又思考了一下我这个人，用她那双忧郁的蓝眼睛直视着我。

“有时你看起来非常自信。任何人都可能误以为你比实际上更聪明些。有鉴于此，我们未来可得当心点。要知道，眼下我们正在追溯的，是跟一位陷入历史遗留问题旋涡的下级情报官员相关的事情，而不是某个有巨大秘密需要掩盖的人。”

*

政治保安处总警司致包厢。最高机密&护送。

主题：银河行动。

在我的警官们各就各位之前，已经根据目标情侣的工作形式、生活方式及结合模式，对他们的已知动态进行了谨慎的背景调查。

双方目前都在贝斯沃特心灵研究图书馆担任全职工作，这是一家由埃莉诺拉·克莱尔小姐负责管理的私人资助机构。她是一位单身女性，58岁，有着颇为古怪的举止与外貌，警方先前并不知道她的存在——克莱尔小姐没有意识到，她其实正在向我手下的一名警官吐露心声，并自愿提供了关于这对情侣的如下背景资料：

目标人物“金星”，克莱尔小姐称她为“亲爱的莉齐(1)”，在过去的六个月时间里，她一直都是一名助理图书管理员。在克莱尔小姐看来，她简直完美无瑕，守时、恭敬、聪明，手脚干净，听说读写方面非常优秀，学得很快又很认真。而且“即便考虑到她的阶级，言语上也很得体”。克莱尔小姐对她的共产主义倾向没有任何异议，也毫不掩饰自己对此的态度——“只要她不把这些带进我的图书馆里就行”。

目标人物“火星”，她称之为“令人厌恶的利先生”，在等待图书馆重新装修的这段时间里，他被聘为全职员工，成了她的第二位助理图书管理员，且在她看来并不是“完全满意”。她两度向贝斯沃特劳工介绍所投诉他的行为，但都没有结果。她形容他为：邋遢、粗鲁，午餐时间过长，并且经常“闻得到酒精的味道”。她对他在受人指责时习惯性地冒出来的浓重爱尔兰口音感到厌恶，如果不是她亲爱的莉齐（即金星）替他求情的话，入职一周之后她就会解雇他。尽管这两名下属的年龄相差很大，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某种“不健康”的相互吸引力——在克莱尔小姐看来，他们两个之间完全确定亲密关系根本就是迟早的事。否则，他们为什么会在仅仅相识两周之后，就在早上同时到达呢？她不止一次看到他们两个手挽着手，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正在传递书籍。

当我手下的警官看似不经意地问起火星先前从事什么工作时，她回答道：按照劳工介绍所的说法，火星原本是“某家银行一个微不足道的职员”，对此她只能表示——难怪这些银行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监视

我手下的警官们选择了本月的第二个星期五作为观察的第一天，这一天是英国共产党的金贩道支部在金贩道奥德费罗大厅针对各种左翼观点举办的开放日。最近，金星将她的党派关系从电缆街转到了金贩道，开始在贝斯沃特区驻扎下来。开放日的常规参与者包括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激进分子、核裁军运动人士，外加我方部署的两名卧底警官，一男一女，这样才能对洗手间内情况实现全覆盖。

17:30，离开图书馆，目标情侣在贝斯沃特街的女王勋章酒馆暂时驻留。在那里，火星喝了一大杯威士忌，金星则喝了一杯杯香(2)，他们于19:12抵达奥德费罗大厅，晚上的主题是“和平的代价？”。大厅可容纳508人，在此场地中，有着肤色与地位各不相同的130人。火星和金星准时出现，并排坐在后面，靠近出口位置。金星在同志当中很受欢迎，迎来了不少的微笑，以及点头致意。

共产主义活动家、新闻工作者R.帕姆·杜特先生在进行了简短的开幕致辞后，立即离开了大厅，一些相对而言名不见经传的发言者们陆续上了台。最后一位登场的是伯特·阿瑟·朗斯，他是贝斯沃特街上的朗斯家群众杂货店老板，自称是一名托派，因煽动暴力滋事、斗殴及其他企图破坏公共治安的行为而被警方所熟知。

在朗斯拿起麦克风之前，火星一直表现出郁郁寡欢、无聊透顶的样子，打着哈欠，昏昏欲睡，时不时地通过随身水壶内的液体打起精神来。至于那液体具体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然而，朗斯演讲时咄咄逼人的态度却激怒了他，令他从打盹状态中清醒了过来，引用我警官的原话，这促使他意外地举起手臂，想引起会议主持人注意，主持人比尔·弗林特同时也是金贩道支部的财务主管。他颇具礼节地邀请火星说出自己的名字，并且按照开放日规定，准许他向发言者提问。对此，我的警官们对于这次见面的记录，在会议期间及之后确认时得到的内容是一致的，记录如下：

火星［爱尔兰口音，陈述名字］：我是一名图书管理员。这里有个问题，同志。你是说，我们在对抗苏联的威胁时，不应该把自己武装到牙齿，因为苏联没有威胁到任何人。我说得对吗？所以我们现在要退出军备竞赛，把钱都花在啤酒上？

［笑声］

朗斯：好吧，如果我没听错，你这样说是将问题过度简单化了，同志。不过也行。如果你情愿这样去看待事情的话。是的。

火星：然而，根据你的说法，我们应该忧心的真正敌人是美国。美帝国主义、美资本主义、美国的侵略。还是说，这恰恰是另一个被我过度简单化了的问题？

朗斯：你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同志？

火星：你瞧，这就是问题，同志。如果美国才是我们需要去畏惧的家伙，难道就不需要把自己武装到牙齿去对抗美国的威胁了吗？

朗斯的回答被笑声、愤怒的嘲讽声和零散的掌声给淹没了。火星和金星从后门离开了。在人行道上时，他们起初似乎是在进行激烈的争吵。不过他们的矛盾转瞬即逝，眨眼便手挽着手朝着公车站走去了，途中停下脚步，只为了拥抱彼此。

附录

在对笔记本内容进行比对时，我派去的那两名警官分别都记录下了同一个穿着考究、中等身材、有着波浪状浅色头发和娘娘腔外表的三十岁男子的存在。他紧跟在他们之后离开了会议，跟着他们到了公共汽车站，登上了同一辆公共汽车。他坐在汽车下层，而那两人则更喜欢坐在上层，这样火星就可以吸烟了。当他们两人下车时，那个人也同样下了车，紧紧盯梢，一路走到了他们住的公寓楼，等到三楼的灯亮了之后，他便马不停蹄地朝着一处公用电话亭走去。我的警官并没有收到跟踪这个附属目标的指示，也就没有试图去辨认或者处置此人。

*

“也就是说，这项宏伟的计划奏效了。森林里的野兽已经开始对你拴住的山羊蠢蠢欲动了。我们那位衣着考究、有着柔弱外表的三十岁男子便是其中的代表。对吗？”

“不是我的山羊，是老总的。”

“不是史迈利的？”

“早在计划要将阿历克潜伏到对手那边时，史迈利就只是在扮演副手的角色了。”

“这是他想要的方式吗？”

“或许吧。”

此刻，我觉察出了一个新的塔比莎。或者说是真实的塔比莎——她正在显露出她的獠牙。

“你读过这份报告吗？”

“听说过。知道主要内容。”

“就在这栋房子里？跟你那些得到了‘横财’知情权的同事一起吗？”

“是的。”

“也就是说，到处都洋溢着欢欣鼓舞的气氛——好哇，他们上钩了。”

“差不多吧。”

“你这说法听起来不太肯定啊，你个人对这项行动完全没有感觉心神不宁吗？没有希望自己能够脱离这项行动，但不知道具体应该怎样做？”

“我们已经按部就班地展开行动了，当时行动正按照计划在走。为什么我会感到心神不宁呢？”

她似乎想要质疑这个断言，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

“我很爱这一份。”她一边说着，一边又向我推来一份报告。

*

政治保安处总警司致包厢。最高机密&护送。

主题：银河行动。六号报告。

1962年4月21日，17:45，贝斯沃特街朗斯家群众杂货店老板伯特·阿瑟·朗斯遭遇无端袭击。

鉴于本案无可辩驳的性质，以下信息为非正式地由未被要求受审的证人处获取。

事发前一周，火星似乎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即在一天中任何可能的时间，在喝醉酒的状态下前往朗斯的商店，表面上是以金星名义开设的个人每月储蓄账户来此进行赊购——他有权使用这个账户，但实际上，他是去朗斯那儿进行口头交流的。他操着爱尔兰口音，嗓门很大，意欲挑事。出问题那天，我手下的警官观察到火星正在往一个篮子里装大量的食品，其中包括大约价值45英镑的威士忌。在被问到是以现金支付，还是以借记的形式赊账到金星的账户上时，火星答道——我在此引用原话——“赊账，你这混蛋，你他妈的在想什么？”他还说了几句，大概意思是：作为不折不扣的饥饿民众当中的一员，他有权享用他在世界财富中应占的份额。他无视了朗斯对他的警告——他告诉他，金星的账户已经透支了，没有可以拿来赊账的余额了——径直朝着大门走了过去，同时还把一篮子未付款的商品带走了。朗斯当即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用强硬的语气命令火星立即放下他的篮子，从这栋房子里滚出去。火星与朗斯的行为模式相反，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争辩，火星对朗斯的腹部及腹股沟位置进行了一连串快速的攻击，并以肘部击打右脸作为最后一击。

顾客尖叫连连，朗斯的夫人拨打了999，火星并没有逃跑的企图，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懊悔的神情，只是持续不断地对不幸的受害者进行辱骂。

正如我手下一位年轻的警官事后所言，没有出现在现场，他感到非常庆幸，因为他认为在此种情况下，自己有义务抛开便衣身份进行干预。此外，他也非常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与那名袭击者对抗，哪怕只是应对他的单手攻击。

如此这般，穿着制服的警察很快便赶到现场，袭击者未进行反抗，即被逮捕归案。

*

“所以我的问题是：你个人事先知道阿历克会去痛揍可怜的朗斯先生吗？”

“原则上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

“他们希望阿历克断掉自己的最后一条退路。等他出狱，他将身败名裂，退无可退。”

“‘他们’指的是老总和史迈利。”

“是的。”

“但不是你。这并非你自己的绝妙主意——你一手炮制，却被那些比你资历更老、级别更高的人剽窃去了，对吗？”

“不是。”

“你看，我的担心之处在于，你可能会以个人的名义让阿历克去做这件事。或者换句话说，诉方当事人会坚称你就是这么做的。是你促成了你那位生活已支离破碎的可怜朋友的进一步堕落。不过，你并没有真这样做，这倒令人松了一口气。那么，阿历克从圆场财务部门偷钱这件事也一样，是另外那六个人让他这样做的，而不是你，对吗？”

“我推测是老总。”

“很好。所以阿历克一直都是在为他的上级故意挑事，你是他的好伙伴，并不是怂恿他做坏事的妖魔鬼怪。阿历克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对吗？”

“我想是这样，是的。”

“阿历克也知道你是获准知悉横财行动的人吗？”

“该死的，他当然不知道！他怎么可能会知道，他不知道关于‘横财’的任何事情！”

“是吧，好的，我担心你过一会儿恐怕会感到暴跳如雷。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在你浏览这些令人畏惧的内容时，我要去做些其他功课了。英语译文简直是场灾难。不过我听说，原文也就是这么回事。总之，多花些时间来看看政治保安处的妙语连珠吧。”

迄今为止未曾对外公开过的斯塔西文件摘录，标记为2050年前不对外公开。受赛罗夫律所、拉夫&巴纳巴斯律所委托，由扎拉·N.波特事务所负责翻译，译者皆为经法院方认可的口译员及笔译员。

当门在她身后关上时，一股非理性的愤怒涌上心头。该死的，她去哪儿了？她为什么就这样离开我了？是要去向她在堡垒的朋友们讲述一个令人窒息的故事吗？这是她在玩的某种游戏吗？他们给了她一摞来自政治保安处的报告，然后告诉她：在他身上试试这些，瞧瞧效果如何。莫非这就是他们如今的行事方法？但这并不是他们的行事方式，这点我很清楚。塔比莎是每位被告的友好天使。她那双温柔而悲伤的眼睛，能够比邦尼和劳拉看得更远，这点我也同样清楚。

*

阿历克靠在满是灰尘的窗户上，朝外张望。我坐在此处唯一的扶手椅上。我们眼下是在帕丁顿一家商务酒店楼上的卧房里，这里有按小时计费出租的房间。今天早上，他打了电话给我，电话经由马里波恩那条未经登记的线人专用线路打来：“六点在公爵夫人酒吧见。”普拉德街奥尔巴尼公爵夫人酒吧，这是他以前常去的地方之一。他看起来很憔悴，红了眼睛，焦虑不安。断断续续咬着牙齿说出来的，是那些简短而又勉强的字句。

“有个姑娘，”他说道，“该死的共产主义。这不能怪她。跟她的出身无关。不管怎么说吧，谁又能因为那什么而去责怪谁呢？”

等待。不要问。他会告诉你他想要什么的。

“我告诉了老总，别让她卷进这事。但我不相信那个老混蛋。永远搞不清楚他都在计划些什么。恐怕这些本身就都是他的计划。”在窗边长时间地沉思。我则持续不断地给予他充满同情心的沉默。“不管怎样吧，他妈的乔治躲到哪里去了？”他不停在我身边转来转去，仿佛是以此来责难我，“前几天晚上，我跟老总在贝瓦特街上来了次特来福。该死，乔治并没有现身。”

“乔治在柏林要处理很多事，恰好就是现在。”我的话语并不属实，随后，我又再次等他开口。

阿历克决定模仿老总那学究般的刺耳叫嚷声。

“我想让你去替我摆脱掉蒙特，阿历克。这样做能让世界变得更好。你准备好了吗，老伙计？该死，我当然准备好了。那混蛋杀了雷迈克，不是吗？杀掉了我网络中半数的人。一两年前，还想对乔治下手。不能发生这种事，对吗，皮埃罗？”

“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我坚定地同意道。

他在我的话语中捕捉到了某个说谎的语调了吗？喝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之后，他继续盯着我。

“你没有碰巧见过她吧，皮埃罗？”

“见过谁？”

“我的姑娘。你他妈的肯定知道我的意思。”

“我怎么会见过她，阿历克？你在抱怨些什么？天哪，你这个家伙。”

他终于转过身去了，“她见过一个人，一个男人。听描述有点像你。就这么回事。”

我迷惑不解地摇摇头，耸了耸肩，报以微笑。阿历克又回到了他的沉思之中，凝视着人行道上匆匆而过的行人们。

*

主题：法西斯英国情报机构对汉斯-迪爱特·蒙特同志的诬告。人民法院完全、全面、彻底地免除针对汉斯-迪爱特·蒙特的指控。肃清企图逃亡的帝国主义间谍。提交统一社会党常务委员会。

1962年10月28日。

如果说，星室法庭(3)对汉斯-迪爱特·蒙特所进行的审判是一场滑稽表演，那么官方对外的说法则更为糟糕。开场白或许是蒙特亲笔写的——没准事实正是如此。

令人厌恶、毫无道德观可言的反革命煽动者利玛斯是一名众所周知的堕落分子、一个酗酒的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骗子、花花公子、暴徒，他沉迷于金钱，且对自身寻求进步怀有厌恶情绪。

那些忠心耿耿的斯塔西特工人员，在得到了这个邪恶犹大的虚假证词之后，真心实意地认定事实如其所言，我们并不能指责他们将毒蛇引入到内部、引入到致力于打击法西斯帝国主义势力的核心区域。

这场审判，是社会主义正义的胜利，是对资本主义间谍及煽动者们的阴谋提高警惕的疾呼。

那名自称伊丽莎白·戈尔德的女人是政治傻瓜，亲以色列分子，被英国秘密情报局成功洗脑，对老情人如痴如狂，无比天真地被西方的阴谋网络下了蛊。

即便在骗子利玛斯完全坦白了自己的罪行之后，戈尔德女士仍旧抱持着对社会主义不忠的态度，协助他进行逃跑行动，并最终为她的欺瞒付出了无可挽回的代价。

最后，祝贺我们这位无畏的民主社会主义斗士，在戈尔德女士叛逃之时，毫不犹豫地将她给击毙了。

*

“那么，彼得。用通俗易懂的英语快速重述一下这个着实可怕的袋鼠法庭(4)上的情况吧。我们办得到的，对吗？”

“随便你吧。”

尽管是在询问，但她的声音听起来却是轻快和不容置喙的，此刻，她就像个苏联政委，直接在正对我的桌子那头猛地坐下来。

“阿历克以费德勒一方赏金证人的身份上了星室法庭，原本计划以最完美的方式将污水泼到蒙特头上。对吧？费德勒向法庭陈述了那条伪造出来的资金线索，而那条线索正是指向蒙特家大门口的。对吧？费德勒一直都在对外宣称，当蒙特被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即圆场发现和策反时，他在英国假冒外交官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据说是蒙特以三十块银币的价格出售给西方主子的、所有令人震惊的国家机密。上述这些原本已在法院法官那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什么出现了，终止了这一切？”

她脸上甜蜜的微笑早就消失了。

“后来丽兹出现了，我猜测。”我很不情愿地答道。

“后来丽兹出现了，确实如此。突然出现的可怜丽兹，因为除此之外，她不知道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她把自己心爱的阿历克刚刚告诉法庭的一切全给毁了，你知道她会那么做吗？”

“我当然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会知道！”

“可事实上，你是否确实有可能知道呢？或许，你实际上已经留意到了，让丽兹，还有她的阿历克覆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对吗？——正是她供出乔治·史迈利名字的那一刻。阿历克神秘失踪之后不久，就有这样一个‘乔治·史迈利’，他在一位年轻人的陪同下，顺道去拜访了丽兹，并且告诉她，她的阿历克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含蓄地说，是为了国家在做这事。——而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随后，你的乔治把自己的名片留给了她，以确保她不会忘记。无论如何，史迈利都是一个很容易被记住的名字，而且，对于斯塔西而言，那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你觉得，像乔治这样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会去做一件这样的蠢事吗？”

我说了一些话，大致意思是乔治有时也会出现疏漏之类的。

“有没有可能，你就是当时跟他在一起的年轻人？”

“不，我不是！我怎么可能是，我是马塞尔——还记得吗？”

“所以那是谁？”

“吉姆，或许是他。普莱多。他当时是过来做客的。”

“做客？”

“从委员会到秘密行动部。”

“也是‘横财’的知情人？”

“我相信是的。”

“只是相信吗？”

“他是知情人。”

“如果可以的话，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当阿历克·利玛斯不惜任何代价被送去执行诬陷蒙特的任务时，他所认为的匿名线人究竟是谁？是谁在给圆场提供所有这些美妙的横财行动资料？”

“没概念。从来没有和他讨论过这些。可能老总曾经跟讨论过吧。我不知道。”

“那么，让我把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如果这样说理解起来更简单一点儿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权衡所有已知线索之后，根据推断、根据一个运用了排除法的推理过程、根据那些欲盖弥彰的提示，当阿历克·利玛斯开始他的致命之旅时，他那糊里糊涂的脑袋里已经有了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约瑟夫·费德勒是他正在保护的重要线人，所以，这同时也是为什么可憎的汉斯-迪爱特·蒙特必须被消灭的原因？”

我听见我的嗓门无法抑制地抬高了。

“该死，我怎么会知道阿历克究竟是怎么想的？阿历克是外勤人员。如果你是个外勤人员，你就不会拐弯抹角地想这想那。当时正值冷战期间。你有工作要干。你要继续干下去！”

我是在说阿历克吗？还是在说我自己？

“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帮我解决这个棘手小难题吧。你，彼·吉勒姆，横财行动的知情人。对吗？极少数知情人中的一个。嗯，我能说下去吗？可以的吧。阿历克显然并没有那么清楚这件事。他只知道那是一名人在东德的超级线人，或者一堆线人，共用着‘横财’的名号。他知道秘密行动部门已经控制了他、她或者他们。但他对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却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的。对吗？”

“我想是的。”

“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应该不是横财行动的知情人，这是打一开始你就反复说过的话。”

“所以呢？”我用疲惫的声音回应道。

“这么说吧，如果你是横财行动的知情人，而阿历克·利玛斯不是，那你是否知道阿历克是不被允许了解该行动的？还是说我们打算行使自己的沉默权？我不推荐这样做。因为全党都在等着怒斥你。而且或许你将坐在一个温柔的陪审团面前。”

*

我正在思考，原来这些就是阿历克曾经经历过的：为一个毫无希望的案件辩护，眼睁睁地看着它在自己手中分崩离析。我正经历着的事情，和他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之间的区别在于，在我这里，除了老死之外，没有人会送命。我拼命抓住的是这样一个不堪一击的谎言——我承诺过自己永远不会背叛，此刻，它正在我所承受的重压下逐渐陷落。但塔比莎并没有丝毫的怜悯。

“这就是我们的感觉。换个话题，我们来探讨一下感觉，怎么样？我一直认为，感觉比事实更具有启发性。当你听到那个可怜的丽兹突然冒出来，把阿历克所有杰出且勤勉的工作成果给毁掉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在她同时将可怜的费德勒也给毁掉之后呢？”

“我没听说过这件事。”

“对不起，什么？”

“并没有任何人接到某个电话，然后对大家说：‘听说了关于那场审判的最新消息吗？’不是这样的。我们得到的第一则相关信息来自东德的新闻简报。‘叛徒被揭下假面具’。说的是被毁掉的费德勒。‘高级安全官员完全无罪’。说的是幸运的蒙特。接下来，我们得知囚犯们以充满戏剧性的方式逃跑了，并且在全国范围内通缉了他们。再然后，我们得知——”

“照此看来，应该是柏林墙边发生的枪击事件了吧？”

“乔治当时在那里。乔治看到了，我不在。”

“你是什么感觉呢？当时，当你坐在这里、在这个房间里时，或者是站在这里，来回踱步时，抑或不管你具体在做些什么时，可怕的消息有没有零零碎碎地传过来？一会儿听到这个，一会儿听到那个？消息接连不断？”

“该死，你觉得我当时在做什么？召集大家一起喝香槟吗？”停下来，稳定情绪，找回理智，“我当时想，我的老天爷，那个可怜的姑娘，完完全全地被卷入其中。难民家庭。与阿历克坠入爱河。完全没有害人的心。该死，不得不去做一件这么可怕的事情！”

“不得不？你的意思是说，她出现在法庭上这件事是有意而为之？她有意去拯救纳粹，有意去杀死犹太人？这听起来可一点儿都不像丽兹。究竟是谁告诉她这些的，谁让她去做这样的事？”

“见鬼，没人告诉她！”

“可怜的姑娘，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法庭上。她收到邀请，要到阳光明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同志的聚会，结果突然之间就站到了袋鼠法庭上，做证反对自己的爱人。听说这件事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就你个人而言，有什么感觉？然后，又听说他们双双在柏林墙边暴毙。据说是在逃跑时被射杀的。肯定是极度痛苦的。痛彻心扉，确实如此吧？”

“当然如此。”

“对你们所有人而言，都是如此？”

“所有人。”

“老总也是？”

“我恐怕不是研究老总内心感受的专家。”

她那悲伤的微笑又回来了。

“你的乔治叔叔呢？”

“他怎么了？”

“他是怎么接受这些的？”

“我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问得很尖刻。

“他消失了。独自到康沃尔去了。”

“为什么？”

“我想是去散心吧。他就是会去那里散心。”

“去了多长时间？”

“有些日子。可能是一周。”

“他回来的时候呢？他的状态有什么改变吗？”

“乔治从不改变。他只是找回了自己的克制力。”

“他做了些什么？”

“他没有说。”

她思考了片刻，似乎不愿放开这个话题。

“难道连哪怕一点点凯旋的迹象都没有吗？”深思熟虑一番之后，她继续开口说道，“另一处前线上的情况如何？我是指行动的第一线——啊，这问题可真是毫无意义——好吧，那是连带的损失，是悲剧，是很可怕的，不过话说回来，无论如何，行动还是完成的了。就我们所知，没有出现那种情况，对吧？”

什么都没有改变。她温柔的声线没有改变，她和煦的微笑也没有。她的态度，如果确实有变化的话，那也是变得比之前更加友善。

“我要问你的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在你自己的脑袋里弄清楚了这件事——蒙特在法庭辩护上的凯旋，并不是原本以为彻底搞砸了的情况，而是对一场大规模的情报政变进行伪装？而且，丽兹·戈尔德还是实现这一切的催化剂？你看，这个问题关系到你的辩护：你的动机、你事先知道的内容、你同谋的身份。这些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让你在法庭上站住脚，或者垮掉。”

死亡般的沉寂。最终，塔比莎打破了沉默，以一种看似随意的声音询问道：

“你知道我昨晚做了什么梦吗？”

“我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个？”

“我梦到自己正在进行尽职调查，费力地阅读史迈利让你拟写并决定不将其公开传阅的那份没完没了的报告稿子。读着读着，我开始想要弄明白那个奇怪的瑞士鸟类学家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后，他被证明是圆场国内安全部门的卧底。接下来我问自己，为什么史迈利不允许你的报告进行公开传阅？因此，我做了一些更加深入的尽职调查工作，在任何允许我鼻子乱嗅的地方进行盘查。可是，无论怎么找，我都无法找出有谁曾经在这段时间内派人去测试过四号营地的安保系统——换句话说，绝对不存在任何有关某个过于敬业的卧底殴打了四号营地安保人员的记录。因此，并不需要来个灵感乍现，我就已经能够将余下的事情统统联系起来了。郁金香没有死亡证明——好吧，我们很清楚，这个可怜的姑娘没有正式入境，可是话说回来，也没有多少医生愿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一张虚假的死亡证明上，包括圆场的医生。”

我怒视远方，试图摆出自己认为她已经疯了的表情。

“所以，我对于此事的理解为：当时蒙特被派去谋杀郁金香。他杀害了她，但善良的上帝并没有站在他那一边——蒙特被抓住了。乔治对他提出了要求。为我们，或者为其他人做间谍。他照办了。随后，这个不断输出优秀情报的聚宝盆突然遇到了危险：费德勒似乎发现了他的真面目。这时就进入了老总那个令人作呕的计划。乔治可能并不喜欢这个计划，不过，就跟以往一样——这是使命的召唤。没有人料到丽兹和阿历克会被射杀，那恐怕是蒙特一手策划的：枪毙知情人，晚上好睡得安稳些。甚至连老总本人，也不可能提前看出一点儿苗头。你的乔治当时直接宣布退休，发誓再也不当间谍——这正是我们都爱他的原因，虽然也并没有持续多久。他还回来抓住了比尔·海顿。他做得非常好，祝福他。而你，一路都在支持他，对此我们只能向你鼓掌致意。”

我什么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什么都没有说。

“为了将匕首旋入一处本来就很大的伤口里，星室法庭刚开始干正事后不久，汉斯-迪爱特就被召到莫斯科去参加一场电力峰会，之后就再也没人见到过他了。所以，告别最后的希望，别指望他能在中心给出的最后期限之前露面，告诉我们谁是圆场的叛徒了。估计比尔·海顿当时还比他先到呢。现在，我们能稍微再谈谈你的事吗？”

我既然没办法阻止她，那又何必去尝试呢？

“如果允许我来据理力争一下，那么我要说——‘横财’并不是自始至终一团糟的，它实际上是一次极其聪明的行动，非常厉害地生产出了大量一流情报，仅仅在最后一刻才偏离了轨道。全党那些人的态度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会将他们的爪子举到空中，关于这点我毫不怀疑。至于丽兹和阿历克？悲剧，我承认，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可接受的失败是为了或许更大的利益。我的据理力争赢得你的信任了吗？看来我没有。哦，我的天。只是在向你提个建议罢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自己能用除此之外的其他方式来保护你。事实上，我很确定我办不到。”

她开始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在一起：眼镜、开襟羊毛衫、纸巾、政治保安处报告、斯塔西的报告。

“你说什么了吗，心？”

我说什么了？我们两个谁都不能确定。她停住了，不再继续收拾东西。她将自己的公文包打开，放在大腿上，等着我开口。她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永恒戒。奇怪的是，我方才注意到这枚戒指。不知道她丈夫是谁，可能已经去世了。

“听我讲。”

“一直在听，心。”

“暂时接受你的荒谬假说——”

“那次极其聪明的行动奏效了——？”

“接受你的假说，只是从理论上讲的，我个人是绝对不会接受的——你那些话究竟是不是认真的？——要知道，相关的书面证据，应该是永远都不会对外曝光的，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不过，一旦曝光，那无疑就会成为铁证——”

“你莫非想要告诉我，存在着这样一种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指控、起诉、打官司——这一整场砰砰砰的乱开枪游戏，无论是在针对谁——针对我，还是在针对乔治——如果他能被找到的话——甚至是针对整个情报局，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所有这一切都会烟消云散？”

“你给我找证据，我给你找法官。我们说话的时候，秃鹫正在聚集。假设你不出席听证会，全党人士们会往最坏的方面去想，并且采取相应行动。我已经向邦尼请求取回你的护照。那畜生是不会交出来的。不过，他倒是会延长你在海豚广场的逗留时间，条件还是同样吝啬。一切都需要再讨论。明天早上，同样的时间，你那边合适吗？”

“我们能定在十点吗？”

“我会准点到的。”她答复道，我说我也会的。

(1)　Lizzie，伊丽莎白的昵称。

(2)　Babycharm，一种甜味梨子起泡酒的商标名，该品牌的起泡酒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颇受欢迎。

(3)　Star Chamber，成立于1487年，位于威斯敏斯特宫一个屋顶有星形装饰的大厅，由此得名。现泛指一切无视法律、运用高压政策的法庭，尤指秘密法庭。

(4)　即非正规法庭，也指私设公堂或不合法律规程与规范的审判。

13

当真相撵上你时，不要逞英雄，快逃。可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慢腾腾地走到了海豚广场，然后进了安全屋。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在这里安眠了。于是，我拉上窗帘，无可奈何地对着电视机叹叹气，关上了卧室的门。从“火灾发生时操作指南”后面的“无用信箱”中取出法国护照。一场平静的逃离仪式：穿上一身干净衣服。手推剃须刀收进雨衣口袋里，剩下的东西留在原处。然后，到牛排店去，点些清淡的饭菜，就像个甘心度过孤独夜晚的人一样，沉迷于我手头那本枯燥乏味的书本中。和来自匈牙利的女服务生聊了聊，以防她有汇报的责任。我告诉她，我其实住在法国，是来这里跟一群英国律师谈生意的，她能想出比这还要糟糕的事情吗？哈哈。结账。漫步进庭院，那里有戴着白色帽子、穿网眼编织裙的退休女士们，两个两个坐在公园长椅上，享受着不合时令的阳光。准备加入离开河畔堤岸的大军，并且永不返回。

除了上面最后一句话中所说的两件事之外，别的我都做了，因为，此刻我已经看见阿历克的儿子克里斯托弗穿着他的黑色长外套，戴着洪堡毡帽，懒洋洋地独自坐在二十码外的长椅上了。他的一只胳膊满怀期待地搭在椅背后面，一条腿惬意地搭在另一条腿上，右手藏在大衣口袋里，看起来很扎眼。他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不是我以前见过的克里斯托弗会做的事情，无论是孩提时期那次看足球比赛，还是成年之后，吃着牛排和薯条时。或许对他而言，这个笑容本身就是稀奇的，因为他在笑着的同时，脸色格外苍白，在他黑色帽子的映衬下，对比更为强烈。他的笑容忽隐忽现，就像一只不知道是开还是关的故障灯泡。

此刻，我看起来就跟他一样无所适从。一种乏力的感觉席卷了我全身，我怀疑那实际上是恐惧。无视他吗？还是先给他一个兴高采烈的挥手，然后继续进行我已经计划好的逃跑行动？他会跟踪我的。他会大喊大叫。他也有计划，但那会是什么？

苍白到病态的笑容仍旧在他脸上忽隐忽现。看来他的下颚好像有点问题，恐怕罹患了某种自己无法控制神经的炎症。而且，他的右手臂是不是骨折了？这大概就是他右手如此别扭地塞在大衣口袋里的原因吧？他完全没有起身的意思。于是，我便朝着他走了过去。那些戴着白帽子的、端坐着的女士密切关注着我的动向。在整个庭院里，我们是唯一的两名男士，而且，克里斯托弗还表现得像个怪人，更不必提他那庞大的身躯，他一个人就占据了整张长椅。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她们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也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我在他面前停了下来，他却一动不动。他可能是那些坐落于公共场所的伟人青铜雕像中的一座：一座丘吉尔，一座罗斯福。同样湿润的面色，同样不真实的微笑。

这座雕像以其他雕像不可能办到的方式慢慢复活了。他把双腿摆正，右肩抬高，右手仍塞在大衣口袋里，拖着脚，移动他庞大的身躯，直到左手边的长椅给我挪出空间。还有，没错，他的脸色苍白得跟生了病一样，下巴颤抖着，一会儿微笑，一会儿做个鬼脸，他的目光看起来像是在发烧。

“克里斯托弗，谁告诉你可以在哪里找到我的？”我用尽可能轻快的语气问道，因为直到此刻，我都在努力压制住一个颇为牵强的想法，那就是——邦尼，或者劳拉，甚至有可能是塔比莎把他交给了我，目的是让我们赶在情报局和诉讼当事人之前，以其他方式秘密进行商谈。

“我自己记住的，”那笑容随着白日梦似的骄傲逐渐变得显眼，“我过目不忘，可以吗？该死的德国产大脑。当时我们一起吃了顿美餐，然后你叫我赶紧去死。好吧，你没这么说过。于是我就走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坐在了一起。我抽了一点儿烟，我吸了一点儿毒，我听到了一些话。我听到谁说话了？想猜猜看吗？”

我摇摇头。我的脸上也展露出了笑容。

“我的爸爸。我听见了我爸爸在说话，是他的说话声。那天我们在监狱院子里散步。我当时在服刑，他在努力迎头赶上——去做他之前从未做过的、一位忠实可靠的父亲角色。所以，他在谈论自己，试图把我逗乐，他跟我聊起我们没有一同度过的时光，就好像在假装我们曾经一起度过了那段时光一样。当个间谍是什么样的感觉。你们都很特别，很有奉献精神。你们多么玩世不恭。你知道吗？他聊到了胡德住宅——‘兜帽’之家。你们都开过这个玩笑。圆场是如何在一个叫胡德住宅的地方拥有这些蹩脚的安全屋的。我们都戴兜帽，所以他们就把我们安置在那里。”因为愤怒，笑容变成了怒容，“该死，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知道吗？你那狗屎一般的情报局，甚至让你用自己的本名在这里登记入住。彼·吉勒姆。这样登记还怎么做安保工作？你知道这里是这种情况吗？”他问道。

不，我不知道。但我对此也并不感到惊奇，简直就像是我本来就应该知道的一样。半个多世纪以来，情报局从来没有想过要改正自己的坏习惯。

“所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我问他道。他那似乎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微笑令我感到不安。

“来杀了你，皮埃罗。”他解释道，声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把你他妈的脑袋给射下来。猜对了没。你死定了。”

“就在这里吗？”我问道，“当着这里所有人的面？怎么做呢？”

答案是，用一把瓦尔特P38半自动手枪：他从大衣右手边的口袋里抽出了那把手枪，此刻正在显眼的位置激动地挥舞着它；在我好好欣赏了它一番之后，他才将它收回到大衣口袋里，同时也将那只手藏回了口袋，并且依照那些黑帮电影的优良传统，借助大衣的褶皱，将枪管指向了我。那些戴着白帽子的女士是如何看待这场表演的？如果她们真有什么感想的话，我恐怕也永远都没办法知道了。也许我们是个电影拍摄小组。也许我们只是愚蠢的大男孩，正在用玩具枪玩游戏。

“蒙女王体恤，”我惊呼道——在此之前，我从来都不曾有意识地用过这样一种措辞——“你是从哪里弄到那个的？”

这个问题令他感到恼火，他的笑容消失了。

“你以为我不认识这该死城市里的聪明人吗？不认识一个会借我这样一把手枪的人？”他一边说着，一边用他那只空闲的手的拇指和食指在我脸上弹了弹。

借着这句话的提示，我本能地环顾四周，寻找这把枪真正的主人，因为照我看来，这并非是一次长期出借：这也是为何我的目光会停留在一辆沃尔沃三厢轿车上的原因。这辆沃尔沃轿车曾经用各种不同颜色补过漆，停在一条双黄线上，正对着河畔堤岸旁的拱门。驾驶员是一名秃顶男性，双手放在方向盘上，透过挡风玻璃死死盯向前方。

“你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需要杀死我吗，克里斯托弗？”我问他道，尽我所能地保持着同样漫不经心的语气，“我已经将你的提议告诉了那些掌权的人——如果这就是你在担心的事情的话。”我抛出了谎言，“他们正在考虑这件事。为女王陛下管钱的那些锱铢必较的会计，自然不会在一夜之间就支付一百万欧元的。”

“我是他一塌糊涂的恶劣生活中最好的部分。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那是从坚硬的牙齿之间勉强挤出来的一番话语。

“我从不怀疑他对你的爱。”我说。

“你杀了他。你骗了我父亲，然后杀了他。你的朋友，我的父亲。”

“克里斯托弗，那些都不是真的。你的父亲和丽兹·戈尔德并不是被我或者圆场里的其他人杀害的。他们是被斯塔西的汉斯-迪爱特·蒙特杀死的。”

“你们都有病。你们所有这些间谍。你们不是什么苦口良药，你们是他妈的该死的恶疾。自慰艺术家，玩着自慰游戏，还他妈以为自己是全宇宙最聪明的家伙。你们什么都不是，听到我说的了吗？你们他妈的生活在黑暗里，因为你们根本就受不了阳光。他也是。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

“他告诉你的，什么时候？”

“在监狱里的时候，你他妈以为是什么时候？我第一次进监狱。儿童监狱。里面全是变态、瘾君子，还有我。有人来看你了，克里斯托弗。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们把我铐起来，带我去见他。他是我爸爸。听听这个，他说的：你是个根本就没有任何希望的东西，妈的，我本人，或者其他人都没办法再为你做点什么了。但是我——阿历克·利玛斯爱自己的儿子，所以你他妈的不要忘记这点。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

“他妈的，你现在给我站起来。走起来。走那边。穿过拱廊。就跟其他人一样，你他妈敢搞鬼，我直接杀了你。”

我站了起来。我朝着拱廊走去。他跟着我，右手仍旧藏在口袋里，枪隔着衣服指向我。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做一些事情，比如，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开火之前，像方向盘一样转身，用你的肘击来制服他。我们在沙拉特时曾经用玩具水枪进行演练，水常常会从你身边喷射过去，洒落在健身垫上。可是，这并不是水枪，我们也不在沙拉特。克里斯托弗走在距离我身后四英尺的位置，这正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枪手该在的位置。

我们穿过了拱廊。那个坐在补过多种颜色的沃尔沃三厢车里的秃顶男人，他的手仍旧放在方向盘上，我们正在朝他走去，他却始终没有在意我们，而是忙于死盯住前方。在将我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之前，克里斯托弗是不是打算带我去兜一次风？如果他选择这样去做，那么，当他试图让我进到沃尔沃车里去的时候，我重获自由的最好机会就来了。很久以前我就这样做过：当某个人试图让我爬进后座时，我用车门打断了他的一只手。

路上其他的车辆正在双向行驶，在过马路之前，我们得等待车流之间的空隙，我想搞清楚我是否有机会跟他进行一番搏斗，最坏的情况无非是——把他直接推向一辆迎面而来的汽车。转眼间，我们已经抵达对面的人行道，但我还在考虑。我们也走过了那辆沃尔沃车，克里斯托弗跟他那位秃顶司机之间并没有交换任何一个手势，或者开口说哪怕一个词——所以，恐怕是我弄错了，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谁把瓦尔特手枪借给了克里斯托弗，此刻那人大概正在哈克尼区，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正在跟他的聪明同伴们一起玩牌。

我们站在河畔堤岸旁，这里有五英尺高的防护矮墙，我站的位置正对着河堤，前面是河流，对岸是兰贝斯区的灯光。此时已是黄昏，天倒还不冷，微风吹来，大船在旁边缓缓行驶，我把手放在矮墙上，背对着他，我希望他能靠近我，好让我尝试一下用水枪练习过的把戏，但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他也没有说话。

于是，我将双手放在他能看见的地方，慢慢转过身来，他站在离我六英尺远的地方，手仍藏在口袋里。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那张硕大又苍白的脸庞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显得温润而明亮。路人来来往往，从我们身边经过，但却不从我们两个之间走过——我们眼下的这种状况，明确告知他们应该要绕开我们。更准确地说，这与克里斯托弗的体型、大衣和洪堡毡帽有关。他是打算再次挥动手枪呢，还是继续藏在口袋里？他还在采用他那效仿黑帮的姿势吗？此刻，我突然想到——虽然怕是为时已晚——衣服穿成这样的人，其实是想让旁人感到害怕的；而想让旁人害怕的人，本质上都是自己心怀恐惧，或许恰恰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给了我反抗他的勇气。

“快点，克里斯托弗，动手吧。”我开口说道，刚好这时候，有一对中年夫妇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向我开枪——如果这就是你来这儿的目的，那就动手吧。我这个年纪的人，还有什么好日子可过？我随时都能接受一个干净利落的死亡。开枪吧。然后用你的余生在监狱欢庆吧。你已经见过那些死在监狱里的老家伙了，去成为下一个这样的老家伙吧。”

讲到此处时，我背部的肌肉颤动了起来，耳朵里响起一阵有节奏的波动声，是那艘路过的驳船，还是我脑袋里发生了些什么，连我自己都没办法讲清楚。这番话说得我口干舌燥，此刻，我的视线肯定是失焦了，因为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察觉到，克里斯托弗其实就在我身边——他垂头丧气地倚靠在矮墙上，痛苦又愤怒地大口干呕、抽泣。

我伸出手臂，探过他的后背，将他的右手从口袋里解救了出来。手从口袋里出来的时候，并没有拿着枪，于是，我又帮他取出枪来，尽可能远地朝着河里扔去，但却没有听见任何回声。他把胳膊夹在矮墙上，将头埋进臂弯里。我在他另一个口袋里也翻了翻，因为他很有可能准备了一个多余的弹夹来为自己壮胆，果然如此。就在我准备把这个弹夹也扔进河里去的时候，那个坐在补过多种颜色的沃尔沃车里的秃顶男人——和克里斯托弗相比，他体型很小，看上去简直营养不良——从后面一把揽住了克里斯托弗的腰，死命拽他，想把他拽走，但没有成功。

我们俩一起将克里斯托弗从矮墙上撬下来，架在我们中间，然后又一路踉踉跄跄地架着他走，一直走到那辆沃尔沃轿车旁才停下来。克里斯托弗见我们这样对他，马上号啕起来。当我试图打开副驾驶座那侧的车门时，我旁边那名同伴已经打开了通往后座的车门，我们一左一右，把他架进了轿车里，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号啕声被抑制住了，但并没有停止。沃尔沃开走了。我独自一人，站在人行道上。渐渐地，周围车水马龙的感觉和声音又回来了。我还活着。我叫了辆出租车，让司机载我去大英博物馆。

*

首先是鹅卵石小巷。然后是私人停车场腐烂垃圾的臭味。接着是六道窄门，我们的是右边最后一道。就算克里斯托弗的号啕声仍在我脑海中回响，此刻的我也拒绝去听。这道窄门上的螺丝螺栓嘎吱作响——这声音我倒是确切无疑地听见了。不管我们给这道窄门上多少次油，它总是这样。一旦知道老总要来，我们就直接把门敞开。如此一来，那个老魔头随着那铙钹碰撞声响起而浮现的一系列尖酸评论，我们就不必再听了。约克石材质的一些石板，孟德尔和我把它们铺设好了，并在中间种了些草。我们的鸟舍，没有鸟能够拒绝。走三级台阶，到厨房门口，米莉·麦克雷格一动不动的身影矗立在那里，隔着窗户朝下看着我，举起她的手，禁止我入内。

于是，我们站在一处临时搭建的花园棚屋里，棚屋倚墙而建，用来收容她的几个垃圾箱，以及她那辆斜杠女式自行车的残骸。劳拉把这堆东西从屋子里驱逐了出来，用防水油布裹好，不过，为安全起见，只能把前后轮子都卸掉了。此刻，我们正在低声交谈着——或许我们一直都是这样。那只名字保密的猫正透过厨房的窗户观察我们的动向。

“我不知道他们把那什么放在哪里了，彼得。”她向我吐露了心声，“我不相信我的电话。好吧，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电话。我也不相信我的围墙。我不知道他们这几天搞到了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放在了哪里。”

“你听到塔比莎跟我讲的关于证据的话了吗？”

“听到了，一部分。足够了。”

“你手上还有我们给你的所有东西吗？报告原件、往来信件，还有乔治让你藏起来的随便什么其他东西？”

“我已经用微点法缩影到微缩胶卷上了。胶卷也已经藏起来了。”

“在哪里？”

“在我的花园里。在我的鸟舍里。在它们的暗匣里。在防水油布里。在那——”这句话里欲言又止的“那”指的是她自行车的残骸，“彼得，这些天，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去检查哪里。他们根本就没有受过像样的培训。”她愤愤不平地补充道。

“其中也包括乔治那次在四号营地同‘横财’之间的面谈？招募面试，整个交易的也都有吗？”

“我放好了。作为我留声机古典唱片收藏的一部分保存下来了。那些唱片是奥立弗·孟德尔转移给我的，我时不时地会去听一听，只是为了听乔治说话的声音。我依然爱那个声音。你到底结婚了没有，彼得？”

“我只有农场和动物。你有什么人了吗，米莉？”

“我只有我的记忆，还有我的创造者。新进来的人让我在周一之前搬出去。我不会让他们一直等着的。”

“你会去哪里？”

“我会死掉，和你一样……我在阿伯丁(1)有个姐妹。我不会让你得到它们的，彼得——如果这是你来这里的目的的话。”

“难道不能为了更崇高的事业而破例吗？”

“没有乔治的同意，就没有更崇高的事业。从来就没有过。”

“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况且，就算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当然啦，他还活着。我在过生日和圣诞节时都会收到卡片，他从来不会忘记。卡片总是寄到我姐妹那里，从来不会寄到这里，这样很安全。一如既往。”

“如果我必须要找到他，我该去找谁？肯定有这样一个人的，米莉。你知道要找谁。”

“也许是吉姆。如果他愿意告诉你的话。”

“我可以给他打电话吗？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吉姆不是一个能够接电话的人。不再是了。”

“但他还在老地方吗？”

“我想是的。”

她一言不发，她纤细而有力的双手抓住我的肩膀，给了我一个双唇紧闭的、严肃认真的吻。

*

那天晚上，我躺在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廉价酒店里，一直在看书，在这里，没有人会在意你的名字。如果现在还没有人报告我已经从海豚广场失踪，那么第一个注意到我已经不在的人，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十点——不是九点——出现的塔比莎。照我看来，即便他们打算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至少在中午之前也是不会爆发的。我悠闲地吃了早餐，买了一张去埃克塞特(2)的票，随后，便站在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过道里，一路站到了汤顿(3)。经过那座停车场之后，我朝着小镇郊区的方向前行，找了个地方等待黄昏降临。

自从老总派吉姆·普莱多去捷克执行那个失败的任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那次任务让他在背上挨了一枪，得到了一支捷克拷问小队昼夜无休的关怀。我们生来就都是杂种：吉姆，一半捷克血统，一半诺曼人血统，而我则有一部分布列塔尼血统。但这种对比也就到此为止了。相比我而言，斯拉夫人血统对吉姆的影响显然更为深刻。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在为捷克抵抗组织当信使、割德国人的喉管了。剑桥或许教育了他，但从来没有驯服过他。他加入圆场的那时候，连沙拉特的近战指导员都学会了要提防着他。

一辆出租车将我送到了大门口。一块满是泥污的绿色标志牌上写着“亦招收女生”。一条坑坑洼洼的车道，通往一栋破败的高大教学楼，教学大楼的四周是低矮的水泥预制板建筑。我在坑洼的车道上摸索前行，经过一处操场、一座破败不堪的板球馆、几间工人小屋、一群正在小围场上吃草的毛蓬蓬的小马。两个男孩骑着自行车路过，大一点儿的男孩背着小提琴，小一点儿的则背着大提琴。我挥手示意他们停下来。

“我在找普莱多先生。”我开口道，他们茫然地互望了一眼，“有人告诉我，他是你们这里的一位教员，现在在教外语，或者过去是教外语的。”

较大的那个男孩摇了摇头，骑车走了。

“你说的该不会是吉姆吧，”小一点儿的男孩回应道，“一个跛脚的老家伙。住在‘大坑’的一辆旅行拖车里，教课外法语课和低年级橄榄球课。”

“‘大坑’是哪里？”

“从教学大楼左边过去，沿着跑道一直走，走到你看见一辆老阿尔维斯车。我们真的要迟到了。”

于是我就向左走。高高的窗户后面，白色日光灯下，小男孩和小女孩们坐在课桌边。走到大楼另一侧后，我穿过了一条设有几处临时教室的林阴道。一条小路向下延伸，一直延伸至一小丛松树林。松树林跟前，一大块防水布的遮掩下，是一辆老爷车的轮廓。老爷车旁边停着一辆旅行拖车，有一盏灯，拉了窗帘的窗户旁亮着光。马勒的旋律从车里悠悠传出。我敲了敲门，有个粗哑的声音愤怒地进行了回应：

“走开，孩子！滚开！(4)自己去查查意思。”

我走到有窗帘的那扇窗前，从口袋里取出一支钢笔，抬起手来，在窗玻璃上准确地敲打出想要表达的讯息，我给他时间把枪收起来——如果他确实拿出了枪的话——毕竟你永远也不知道吉姆会干出些什么来。

*

桌上有一瓶梅子白兰地，已经喝掉了一半。吉姆取出第二只杯子，关掉了他的唱机。煤油灯灯光辉映，因为疼痛和衰老，他那张粗糙的脸庞显得扭曲，并不平坦的后背靠在破旧的衬垫上。遭受过拷问折磨的家伙都是与众不同的人。你可以尽情想象他们去的是什么地方，但永远也想象不出他们带回来了些什么。

“该死的学校，垮了。”伴随着一阵狂笑声，吉姆短促又响亮的说话声响起了，“那家伙的名字，瑟斯古德，校长。妻子非常善良。好几个孩子。结果是个该死的男同。”他夸张地嘲讽道，“跟学校厨子一起，搞了场夜间潜逃，卷款潜逃。新西兰，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账上剩下的钱，到这个周末就不够付教工工资了。从没料到他会搞这种事。嗯。”暗笑两声，给我们的杯子添满了酒，“该做些什么，唉？不能置孩子们于危难而不顾，学年刚过半，马上还有考试、运动队的设施、学校奖学金。我拿出了养老金，还有一点儿本打算供自己四处去晃晃的闲钱。有几位学生家长也凑钱了。乔治认识一位银行家。好吧，做完这些之后，学校就不会把我赶出去了，对吗？”他喝起酒来，透过手中的杯子瞧着我，“你该不会是想把我再搞到捷克去，再来一场徒劳无功的狂野追逐战吧？你是这样打算的吗？他们现在不是又在讨好莫斯科了吗？”

“我需要跟乔治谈谈。”我说。

说完这句话后，有那么一小会儿，什么也没发生。只有树木的沙沙声和牛的哞叫，从外面渐黑的世界传来。在我的面前，吉姆那歪斜的身体一动不动地倚靠在旅行拖车的墙板上，乱糟糟的黑色眉毛下面，斯拉夫人特有的虎视眈眈目光正在凝望着我。

“多年以来，对我都他妈的好得很，乔治那老家伙。关怀一个行将就木的‘伙计’，不是寻常人风格。坦率地讲，不确定他需要你。需要问问他。”

“你要怎么样去问他？”

“乔治并不是个天生的间谍游戏玩家。不清楚他是怎么让自己陷进去的。全靠他一人承担。在我们这行里，不能这么做。不能像感受自己的痛苦一样去感知别人的痛苦。如果你想继续活下去，就不要这么做。他那个该死的妻子要为乔治陷进去这件事负主要责任——个人意见。见鬼，她以为自己在做什么？”他抛出问题，然后又一次遁入沉默，做了个鬼脸，看我敢不敢回答他的问题。

可是，吉姆从来都不太关心和女人相关的事，而且，除了包含他那位生死冤家兼前任情人——比尔·海顿的名字，我这边也没办法为他提供任何问题的答案。是比尔·海顿把吉姆招募进了圆场，又把他出卖给了自己的主子，在此期间，比尔·海顿还跟史迈利的妻子睡到了一起，以此来作为掩护。

“因为卡拉，他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支离破碎，自绝于所有人了。”他仍旧抱怨着，说的还是史迈利，“莫斯科中心的那个聪明混蛋，招募了那些长期跟我们作对的‘伙计’。”

在这些“伙计”当中，比尔·海顿是最令人感到惊叹的人物——如果吉姆现在能够亲口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那他可能会再添上这样一句。当年，比尔·海顿被关在沙拉特受苦，等待着作为交换特工俘虏协议的一部分被送回莫斯科，他的脖子据说就是被吉姆给徒手拧断的。

“首先，乔治这老家伙劝说卡拉到西方阵营里来。找出他的弱点，对症下药，对他给予了完全的信任，视他为同僚，听取他的汇报。给他弄了个新身份，以及一份南美洲的工作：去教拉丁裔族群学俄语。将他给重新安顿好了。这些都没有什么大麻烦。一年后，那个该死的男人开枪自杀，伤透了乔治的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当时跟他说：你真是活见鬼了啊，乔治？卡拉自杀了。祝他好运。乔治的问题总是这样，要去看一切事情的两面。这把他累坏了。”

他咕哝了一声，像是在诉苦，又像在谴责，然后又给我们俩各倒了一杯梅子白兰地。

“你在逃亡中，对不对？”他询问道。

“我是在逃亡。”

“去法国？”

“是的。”

“什么护照？”

“英国。”

“局里已经把你的名字挂出来了？”

“我不知道。我赌他们没有。”

“南安普顿是你最好的选择。保持低调，坐正午人多时候的渡船。”

“谢谢，这正是我的计划。”

“不是因为关于郁金香的事情吧？你没有把那些事情给抖出来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握紧一只拳头，堵住了自己的嘴巴，就好像要抹去某种难以忍受的回忆似的。

“是关于一整个横财行动。”我说，“有一项最高级别的议会调查案，直指圆场。乔治不在的情况下，他们把我当成了这场闹剧中的反面角色。”

我刚把话讲出来，他就将拳头砰的一下捶在了我们之间的桌子上，震得杯子都发出了声响。

“混蛋，怎么什么都要跟乔治扯上关系！是那个畜生蒙特杀了她！把他们全杀了！杀了阿历克，还杀了他的女朋友！”

“嗯，吉姆，这些是我们要想办法在法庭上讲出来的话。他们眼下正全身心地扑在我身上。如果他们能从档案文件中找出你的名字的话，也许也会来找你的。所以我才很需要乔治。”他还是没有给出任何回应，于是我继续问道，“那么，我应该怎样跟他取得联系呢？”

“你不能。”

“你是怎么做的？”

又是一阵愤怒的沉默。

“电话亭，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不是本地的电话亭，我不会碰这里的这些电话亭的。绝不在同一个电话亭上联络两次。永远提前商定好下次的特来福。”

“你找他？还是他找你？”

“两种都有。”

“他自己的电话号码每次都一样吗？”

“可能一样。”

“是固定电话吗？”

“有可能。”

“然后你就知道该去哪儿找他了，对吗？”

他从手肘边放着的一摞东西里面抓起一本学校练习册，撕下一张白纸。我则递给他一支铅笔。

“三号教学楼。(5)”他一边写，一边缓慢又庄重地读出声来，“图书馆。名叫弗里德的女人。够了吗？”他把那张纸递给我，闭上眼睛坐回了原位，等着我让他重归宁静。

*

我计划从南安普顿乘坐一艘正午人多时候的渡船——这不是真的。我这趟行程用的是英国护照——这也不是真的。我并不想欺骗他，不过，吉姆这个人，你永远没办法弄明白他会做些什么。

一大清早，我从布里斯托尔(6)乘飞机去了巴黎勒布尔热机场。走下舷梯时，我被来自郁金香的记忆给击中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你还活着的地方；这是我向你保证你很快就会跟古斯塔夫团聚的地方；这是我祈祷你会回头的地方，可你再没有这样做。

自巴黎出发，我乘火车前往巴塞尔(7)。当我在弗赖堡(8)下车透气时，之前一直压抑着的、接受调查的这些日子里所积攒的全部愤怒与困惑之情纷纷涌上心头。如果不是乔治·史迈利的话，谁又该为我一生尽职尽责的欲盖弥彰负责呢？提议让我跟丽兹·戈尔德交朋友的，难道是我本人吗？向阿历克——正如塔比莎对他的称呼：我们拴住的山羊——撒谎，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进乔治为蒙特布置的陷阱中去，这难道是我出的主意吗？

好吧，现在终于要开始算总账了。干脆直接回答那些困难的问题吧，比如：乔治，你是有意识地打算去压抑住我内心的人性呢，还是只是误伤了我？比如：你的人性又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为什么它总是要在立意更高、更为抽象的动机当中处于从属地位呢？现在的我，已经不太能确切描述出你所拥有的这种人性了，也可能我从来就不曾真正理解过它。

或者换一种说法：在我们终于不再能够感受到属于人类的情感与自由之前，凭着自由的名义，你能不能讲清楚，我们究竟可以摒弃掉多少人类情感？或者再换一种说法：在我们已经不再是世界玩家的情况下，莫非仅仅是因为患上了不可治愈的英国病，才不得不去玩世界游戏的吗？

三号教学楼的图书馆，接待处那位乐于助人、名叫弗里德的女士充满活力地告诉我，那地方就在这栋大楼里，穿过中庭，进入大门，然后右转。它没有被标记为“图书馆”，实际上它也并不是一个图书馆，只是一处形状狭长又安静的阅览室，供来访的学者使用。

然后，保持沉默是这里的规矩，我能好好地把这条规矩记在心里吗？

*

我不知道吉姆有没有提前告诉乔治我要到他那里去，要么就是他仅仅通过直觉感觉到了我的存在。此刻，他正坐在一张满是文件的书桌前，背对着我，面前的窗户如海湾般围绕着他，他所选取的角度给予了他足够的自然光来进行阅读，当他需要的时候，又能够拥有窗外群山与森林环绕的景致。据我所见，房间里没有其他人：只有一排实木打造的凹室，里面放置着书桌，还有空空的、舒适的椅子。我一点儿一点儿往前走，直到我们能够看见彼此。因为过去的乔治看起来永远都比他实际年纪要苍老，所以，此刻的我大大松一口气——并没有什么令人不快的惊喜在面前等着我。还是那个乔治，只是他的年纪终于赶上了他的相貌。不过话说回来，穿着红色套头毛衣和亮黄色灯芯绒夹克衫的乔治，还是令我感到大吃一惊，我从没见他穿过一身糟糕衣服。如果说，乔治在休憩时的一举一动，仍旧保持着他那儒雅睿智型的悲伤的话，那么，他在问候时则完全不带有这种悲伤——只见他一下子从座位上蹦了起来，精力十足，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好吧，你到底在那儿读些什么呢？”我有些违心地客套道，将声音压得很低，因为保持沉默是这里的规矩。

“哦，我亲爱的小伙子，问都别问。一位老间谍，在他年迈体衰之际探寻时代的真相而已。你看起来真是年轻得可耻啊，彼得。你是不是又在搞恶作剧了，就跟以往一样？”

他正在收拾自己的那些书和文件，把它们装进一个储物柜里。出于习惯，我帮了他一把。

既然这里不是那种适合我计划中对峙的场合，那么我就干脆问他安恩怎么样了。

“她很好，谢谢你，彼得。是的。非常好，你想想看——”他把储物柜锁上，将钥匙收进口袋里，“她时不时就会过来拜访。我们一起走路——在黑森林里。不太像是那种老年马拉松，这点我不得不承认。不过我们确实会一起走路。”

我们之间的秘密信息交换宣告结束，因为有一位老妇人走了进来，只见她很艰难地取下了随身的小挎包，摊开属于自己的那堆文件，戴上阅读用的眼镜——先挂一侧耳朵，接着再挂另一侧。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叹息，她坐进了凹室。在我看来，正是她的这声叹息，摧毁了我最后的决心。

*

我们坐在乔治陈设朴素的单身公寓里，公寓位于一处小山坡上，可以俯瞰整个城市。他聆听时的样子，跟我之前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此时此刻，他那小小的躯体仿佛进入了某种冬眠状态。长长的眼睑半睁半闭，没有皱眉，也没有点头，直到我说完话为止，他甚至都没有扬起过眉毛。接下来，当你终于讲完了——对于那些因为有所忽略或含糊其词而有些难以理解的地方，他会专程进行确认，等你将每一处都解释清楚之后，他才确定你已全部讲完——仍旧没有丝毫惊讶，没有表达赞同或者其他态度的裁决时刻。所有的惊讶都在我那冗长叙述收尾时才表达出来——黄昏降临，我们下方的城市消失在了傍晚时分笼盖四野的薄暮之中，只看得见星星点点刺穿薄暮的灯光——他应该是一下子用上了极大的力气，猛地拉上了窗帘，将整个世界隔绝在了窗外，然后才将我之前从未听闻过的、肆无忌惮的愤怒给发泄了出来，我之前从未听闻他会如此动怒。

“懦夫。彻头彻尾的懦夫。彼得，这也太可憎了。你说她的名字是凯伦？我马上就去找凯伦。也许她会让我来跟她谈谈。如果她同意的话，最好是我直接飞去找她。还有，如果克里斯托弗想亲自跟我谈，赶紧付诸实施就好。”在一段颇令人感到不安的停顿之后，“还有古斯塔夫，当然。你告诉我，听证会的日期是不是已经定好了？我要去提供证词。我要为自己的证言发誓。我要亲自去做一个揭示真相的证人。不管他们挑选的是怎样一个法庭，我都要去那么做。”

“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件事。”他用同样愤怒的语调继续说道，“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人找过我，也没有人预先通知我。即便隐退后，我也是特别好找的。”他坚称道，但并没有解释他是因为什么而隐退的。“马厩？”他愤懑不平地继续说道，“我还以为他们早就把那儿给关掉了。当我跟圆场分道扬镳时，已经把我持有的那份授权委托书还给了律师。在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我想象不出来。很显然，什么都没有告诉过我。议会调查？起诉？一个字都没透露给我，连点风声都没有。为什么没有呢？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没有。因为他们不希望让我知道这些事。就他们的要求而言，我曾经的职位实在是太高了。我知晓一切。一位站在被告席上的前秘密行动部主管？当着众人的面，承认他曾经因为某个全世界几乎都已经不记得了的原因，牺牲了一名好特工以及一个无辜的女人？所有这些都是由情报局的领袖人物亲自策划并纵容其发生的？这对我们情报局现任的主人而言，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事。任何东西都不能玷污情报局的神圣形象。我的上帝啊。不必多说，我会立即指示米莉·麦克雷格公开全部相关文件，以及我们委托她照管的其他随便什么秘密。”他恢复了平静些的语调，“横财行动至今仍在纠缠着我。它会永远对我纠缠下去。这件事完全怪我自己。我考虑到了蒙特的冷酷无情，但却低估了它。对于蒙特而言，杀光证人的诱惑力简直难以抵御。”

“不过乔治，”我反驳道，“‘横财’毕竟是老总的行动。你只不过是在执行它。”

“执行的罪过恐怕要大得多。彼得，我大概可以为你提供沙发床，需要吗？”

“实际上，我已经给自己在巴塞尔市内订好房间了，不过是顺路来看下你而已。明天上午就要坐去巴黎的火车。”

这是个谎言，而且我认为他已经猜到了。

“那你上午可以坐的末班车发车时间就是十一点十分。我可以在你上路之前，给你准备一顿正餐吗？”

出于某些潜伏很深的原因，在我看来，告诉他克里斯托弗企图谋杀我未遂的事情是不太合适的，更不必提克里斯托弗的父亲阿历克对他那个时期情报局长篇大论的批判了——尽管如此，阿历克始终还是爱着他的情报局的。哪里知道，乔治接下来讲的这番话，倒可以作为对克里斯托弗那套冗长、乏味演说的回应了：

“彼得，我们并不是无情的。我们从来都不是无情的，我们曾经怀着更大的怜悯。但那怜悯有待商榷，它用错了地方，当然是徒劳无功的。我们现在知道了，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

在我对乔治的记忆中，这是他第一次冒险将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但他很快就收回了手，好像被我烫到了似的。

“但你是知道的，彼得！你当然知道，你和你那颗善良的心。否则你为什么还要专程去找可怜的古斯塔夫？在这件事上，我很钦佩你。你对古斯塔夫是真心的，你对他可怜的母亲是真心的。我敢说，失去她，对你打击很大。”

我之前完全不知道，他其实早已知晓我考虑不周地帮了古斯塔夫一把，不过，我对此也并没有感到有多意外。这就是我记忆中的乔治：全然知晓别人弱点的同时，坚忍地拒绝承认自己的弱点。

“你的凯瑟琳还好吗？”

“是的，还好，非常好。谢谢你。”

“她的儿子呢，是儿子吗？”

“实际上是个女儿。她也很好。”

他忘了伊莎贝尔是个女孩吗？还是因为他当时还在想着古斯塔夫？

*

大教堂附近有一间古老的驿车旅馆。黑色装饰镶板上挂着狩猎战利品。这个地方要么一直保持了历史原貌，要么就是在被大轰炸夷为平地之后，依照旧照片重建的。本日特色菜是罐炖鹿肉，乔治推荐的，还要配一瓶巴登葡萄酒。没错，我还是生活在法国的，乔治。他对我感到挺满意。他定居在弗赖堡了吗？我问道。他犹豫片刻。暂时的，是的，彼得，暂时定居于此。至于有多暂时，还有待观察。然后，就仿佛他此刻才想起这个问题似的——尽管我很怀疑，在这段时间里，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横亘在我们之间：

“我相信你原本是要为某件事来谴责我的，彼得。我说得对吗？”这下子轮到我犹豫片刻了，而他则继续说道，“是为了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吗？你要说的是这个吗？或者，是为了我们做那些事的动机？”他用最和善的语气询问道，“或者说，我为什么要做那些事？——这样说更在点子上吧。你是一名忠诚的基层员工。询问太阳为什么每天升起并不是你的工作。”

我其实是有点想要质疑这点的，但我害怕会打断这番话。

“为了世界和平，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是的，是的，当然。那样就不会有战争，可是，就像我们的俄罗斯朋友们常说的那样，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不会留下任何一块挺立的顽石。”他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但却只是为了更加犀利地组织起自己的语言，“要么就是——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伟大的资本主义？但愿并非如此。为了基督教的世界大同？但愿也非如此。”

他喝了一小口葡萄酒，露出困惑的微笑，不是对我，而是对自己。

“那么，这一切是为了英格兰吗？”他继续说，“当然，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确实如此。但那又是谁的英格兰呢？哪个英格兰呢？仅仅是英格兰吗？当一个远国寡民？我是个欧洲人，彼得。如果我有一项使命——如果说，我知道有什么是凌驾于我们与敌人之间那些事务之上的，那就是欧洲。倘若我冷血无情，那也是为了欧洲而冷血无情。如果说，我有一个难以企及的理想，那就是想要带领着欧洲走出黑暗，走向理性的新时代。我现在仍抱有这样的理想。”

沉默，比我记忆中任何一次都更深沉、更漫长的沉默，甚至比那些最艰难时期的沉默还要深沉且漫长。他讲话时脸部流畅而自然的轮廓瞬间冻结了，额头前倾，阴影之中，眼睑低垂。一根食指漫不经心地抬起来，推了推他的眼镜梁，确定镜片是否在合适的位置。最后，他摇了摇头，好像要摆脱一个噩梦似的，露出了微笑。

“原谅我，彼得，我是在自说自话。去车站走路十分钟，你允许我送你过去吗？”

(1)　Aberdeen，英国苏格兰地区主要城市之一。

(2)　Exeter，英格兰西南部历史文化名城，德文郡郡治。

(3)　Taunton，英格兰西南部萨默塞特郡的城市。

(4)　原文为法语，Fous-moi la paix。

(5)　原文为德语，Kollegiengebäude drei。

(6)　Bristol，英国西南部城市。

(7)　Basel，瑞士第三大城市，位于德瑞边境。

(8)　Freiburg，德国西南边陲城市。

14

我坐在双教堂镇农舍的书桌前写下这些文字。我描述的那些事情，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生了，但是在今天，于我而言，就跟眼前窗台上的一盆秋海棠，或者我父亲红木盒子里闪闪发光的勋章一样真实。凯瑟琳买了台电脑，她告诉我她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昨晚我们做爱了，但我怀里抱着的是郁金香。

我还是会下到小海湾去，带着自己的手杖。过程很艰难，但我做到了。有时，我的朋友霍诺尔会比我先到，蹲坐在他专属的那块礁石上，两只靴子之间夹着一酒壶的苹果酒。春天，我们两个乘公交车去了洛里昂镇，在他的坚持下，我们走到了码头区。过去，我母亲常常会带我到这里来看那些开往东方的大船。今天，码头已经被德国人为他们的U型潜艇所建造的、如巨大怪兽般的混凝土堡垒给破坏掉了。盟军的无数次轰炸都无法摧毁掉它们，但这座城镇却被夷为了平地。这些堡垒仍旧矗立在那里，六层楼高，跟埃及金字塔一样永恒。

我寻思着霍诺尔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来，突然，他停下脚步，愤怒地朝着这些堡垒指指点点。

“那个混蛋，把水泥卖给了他们。”他用他那古怪的布列塔尼口音抗议道。

混蛋？我花了点时间才弄明白，理所当然：他指的是他的先父，他因为同德国人合作而被绞死。他期待着我会被吓一跳，并对我没有被吓一跳这件事感到高兴。

星期天，我们迎来了冬天里的第一场雪。牛群被锁起来时，令人感觉挺凄凉的。伊莎贝尔现在是个大姑娘了。昨天我跟她说话时，她竟然当着我的面露出了微笑。我们相信，她总有一天会开口讲话的。瞧，“将军”先生来了，开着他那辆黄色邮车在山上蜿蜒而行。或许他又会有一封来自英格兰的信。

致谢

我真诚地感谢提奥和玛丽·波勒·吉尤，他们在布列塔尼南部给予了慷慨且富于启发性的指导；感谢安可·艾尔特纳，感谢她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东西柏林孜孜不倦的研究，以及她私人记忆中珍藏的那些小趣闻；感谢于尔根·施瓦姆勒，他是杰出的侦查员，弄清楚了阿历克·利玛斯和郁金香从东柏林到布拉格的逃跑路线，并且沿着这条路线一路护送我；还要感谢我们无懈可击的司机达林·达米亚诺夫，他使这次冰雪之旅变得更加有趣。我还必须感谢柏林斯塔西博物馆的约尔格·德里赛尔曼、约翰·斯蒂尔和斯特芬·莱德，感谢他们领着我在他们不对外开放的领域内进行了一次私人导览，并赠予了我一枚私人印章作为礼物。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菲利普·桑兹，他以一名律师的眼界和一位作家的理解力，指导我弄清楚了错综复杂的各种议会委员会的事宜及相关法律程序。智慧尽归于他。若有错谬，尽归于我。

约翰·勒卡雷

约翰·勒卡雷作品年表

1961　《召唤死者》　Call for the Dead

1962　《优质杀手》　A Murder of Quality

1963　《柏林谍影》　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1965　《镜子战争》　The Looking Glass War

1968　《德国小镇》　A Small Town in Germany

1971　《天真善感的爱人》　The Naïve and Sentimental Lover

1974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1977　《荣誉学生》　The Honourable Schoolboy

1979　《史迈利的人马》　Smiley's People

1983　《小鼓女》　The Little Drummer Girl

1986　《完美的间谍》　A Perfect Spy

1989　《莫斯科情人》　The Russia House

1990　《史迈利的告别》　The Secret Pilgrim

1993　《夜班经理》　The Night Manager

1995　《变调的游戏》　Our Game

1996　《谎言定制店》　The Tailor of Panama

1999　《辛格公司》　Single & Single

2002　《永恒的园丁》　The Constant Gardener

2004　《挚友》　Absolute Friends

2006　《伦敦口译员》　The Mission Song

2008　《头号罪犯》　A Most Wanted Man

2010　《我们这种叛徒》　Our Kind of Traitor

2013　《微妙的真相》　A Delicate Truth

2016　《鸽子隧道》　The Pigeon Tunnel: Stories from My Life

2017　《间谍的遗产》　A Legacy of Sp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