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民族史（套装共4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历史巨著）
Author: 温斯顿·丘吉尔
Date: 2018-10-14T16:00:00+00:00
Publisher: 东方巴别塔（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总目录

英语民族史卷一:不列颠的诞生
英语民族史卷二:新世界
英语民族史卷三:革命时代
英语民族史卷四:伟大的民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民族史.不列颠的诞生 / (英) 温斯顿·丘吉尔著；吴昊，罗丁紫，李学华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166-3037-2

Ⅰ. ①英… Ⅱ. ①温… ②吴… ③罗… ④李… Ⅲ. ①世界史

Ⅳ. ①K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3749号

目录

前 言

第一部 岛上民族
第一章 不列颠尼亚

第二章 征 服
第三章 罗马行省
第四章 失落的海岛
第五章 英格兰
第六章 维京人
第七章 阿尔弗雷德大帝
第八章 撒克逊的黄昏

第二部 国家的形成
第九章 诺曼底人的入侵

第十章 征服者威廉
第十一章 在动荡中发展
第十二章 亨利·金雀花
第十三章 英格兰习惯法
第十四章 狮心王
第十五章 大宪章
第十六章 酝酿过程
第十七章 议会雏形
第十八章 爱德华一世
第十九章 班诺克本之役
第二十章 苏格兰和爱尔兰
第二十一章 长弓
第二十二章 黑死病

第三部 封建时代的结束
第二十三章 理查二世与社会动乱

第二十四章 亨利·博林布鲁克篡位
第二十五章 亨利五世的帝国
第二十六章 圣女贞德
第二十七章 约克和兰开斯特
第二十八章 玫瑰战争
第二十九章 爱德华四世的冒险生涯
第三十章 理查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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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最初酝酿此作，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二战爆发时，本书已近完成五十万字。当然，在1939年9月3日我往海军部走马上任之际，书中仍有大量篇幅尚待校对，此作遂因公事而被搁置一旁。六年的世界大战以及更为漫长的回忆录撰写更是耽搁了时日，直到现在，一切归于平静之时，这部《英语民族史》才最终得以面世。

如果说这部书籍是应运而生的话，当然现在也并不过时。在本世纪（20世纪），大英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第二次携起手来共同面对人类最大的战争灾难。在战火硝烟平息之时，我们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英美两国对全人类所肩负的共同责任。语言、法律以及民族历程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团结一致的独特基础，描绘了一项共同的任务。我动笔时就曾这样想到，这种团结一致可能会极大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虽然二十年时光一晃而过，我对此却仍深信不疑。

恰恰相反的是，团结之诣变得更加现实和深入人心，人类的思维也开阔起来。大西洋两岸和英联邦成员国的人们更深地体会到了一种同胞之谊，一个崭新的时代就在眼前。我们革故鼎新，继往开来。考察英语民族整体决不意味着狭隘，也并不意味着主导世界潮流，抑或为组建欧洲联盟或其他世界组织设置障碍。相反，它能为这些组织注入真理和生命力。人们也许能够越来越深地感受到，英语民族能够引导真理之路，即便身处逆境，只要一息尚在，便定要捍卫自己不受侵害。

此书并非意在与历史学家们的专著媲美，它只是以个人视角来阐释全世界英语民族的独特地位及品性，我记述了我所认为的重要历史，对当今所经所历的重大事件也一一叙述。我使用“英语民族”一词，是因为没有其他合适词汇能够阐述不列颠岛住民，以及那些作为不列颠后裔的独立国家的共同特质，这些国家在语言及国家制度等方面与英国一脉相承，而今仍在将此维系、发展，同时也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第一卷追溯了英语民族从萌芽阶段到新大陆发现前夕的这段历史，为英国动荡的中世纪画上句号的博斯沃思之战亦是本卷的终结点。博斯沃思之战结束的1485年，一个新的王朝在不列颠曙光初露。七年之后的1492年，哥伦布踏上了美洲大陆，自此，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

不列颠岛是本书内容的中心，该岛与欧陆仅一水之隔，西部与北部群山起伏，南部和东部地势相对平缓，丘间谷地开阔，幽峪丛林丰茂，河流潺湲。这种地理条件为外族入侵提供了便利，无论是和平或战争年代，无论是海盗、商人、征服者还是传教士都可轻易踏足此地。不列颠岛住民对权力的更迭、信仰的变换甚至欧陆的时尚潮流并非无动于衷，他们对外来的每一种习惯和信条都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改造，烙上自身的印记。不列颠岛曾是罗马帝国的行省，后与欧陆割裂，在剧烈动荡的中世纪中兀自沉浮。它重新融入基督教世界，却几乎又被野蛮的丹麦异教徒迫离此道。它再得胜利，归于一统，却又精疲力竭，在诺曼征服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它似乎淹没在封建天主教严苛的教条之内，但终又独具创设，星火复燃。其文化和语言既非带有纯粹拉丁色彩，也未被日耳曼所同化，它拥有自身独特的习俗框架，无论是海之彼岸的丹麦人和先前的撒克逊人带来的民权传统，还是罗马法典中析出的律令箴言，都被融入了英国人的习惯法之中。正是在十三世纪的英格兰，《大宪章》问世了，最早的议会也诞生了。

透过时光的暮霭，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燃起的文明之火仍依稀可见，未曾淡忘的，还有那宏伟巨石遗迹的建筑者，以及带着酒器和青铜工具的莱茵兰移民。在多佛绿草茵茵的山岗之上，他们中的一人可能会指着脚下的山谷告诉子孙：“小湾中的海水比我年轻时高涨了许多。”而其子孙一辈，在有生之年也许能有幸目睹那潮起云生，沧桑变幻，风驰白浪滔天，漫卷海湾山谷，将绿草山坡雕琢成为海岸的陡崖峻峭，将北海与英吉利海峡相互连接。势单力薄的探险者再无法趁平潮之时驾独木舟驶入狭窄的水湾，欲往此地者必须要乘大船前来，除此，他们还要面对海峡的迷雾，驾驭海峡的潮汐，应对前方的种种困难和挑战。

突然间云雾散去，历史的光芒一度普照英伦诸岛。尤利乌斯•恺撒对不列颠的入侵仅仅是一段无结局的插曲，但它却表明了大西洋海岸并不能阻挡罗马和地中海世界文明的力量。恺撒在迪尔（Deal）的登陆弥合了天然形成的鸿沟。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世界在内战中支离破碎，或者说以一种新的帝国形态缓慢复苏，英国仍然惴惴不安，与欧陆若即若离，然而，通过贸易与和平交往，英国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些许共同特质。最终，罗马军团奉令扬帆而来，不列颠因此成为罗马行省长达四百年之久。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不列颠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平和安逸的状态之中，因而相关的历史记录也甚为稀少。她安定、繁荣而宁静，那么给人们留下了什么呢？留下的是藤蔓虚掩的宏伟罗马大道，支离斑驳的雄壮罗马城墙，还有堡垒、市场和乡村住宅遗迹，足可使驻足于此的参观者们顿生敬畏之情，而至于罗马的语言、律法、制度在此却难觅踪迹。但是，如果我们因此低估了罗马帝国带来的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罗马的统治为基督教信仰的巩固提供了充裕时间。在遥远的西方，因野蛮人入侵而与世隔绝的土地，一个极小的基督教王国，虽然身单力薄，但得益于群山屏障，终究得以留存。先是爱尔兰皈依基督教，之后，基督教信仰又跨越海洋重回苏格兰之地，如此一来，新的入侵者们反倒陷入了旧文明的包围之中。此际，罗马人也记起了不列颠曾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员，或许将重回基督教的怀抱。

无论如何，不列颠并非与欧洲大陆完全隔绝，其东南部地区始终与海峡彼岸的法兰克同胞保持着一定联系，罗马传教士因而可以来此布道，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信仰，虽然频频受阻，坎坷犹多，但新的宗教仍以惊人的速度广布全国。他们还引入了新的政治秩序，即拥有自己的首脑和官员，独立召开会议和制定法律的教会机构，所有这些都需嫁接在不列颠住民古老的习俗传统之上，继而生根发芽。他们为政教关系这一重大问题撒下种子，即使在一千年之后，这颗种子仍在生长，几乎将政教的共同基础一分为二，但这已是后来之事了。在当时颇为重要的是，在宗教的宣召之下，英格兰再次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一员。英格兰的传教士们很快就将在欧陆执行使命，英国的朝圣者们也将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参拜古罗马的众多遗迹。一些王室子孙也同样随行前往，他们在尘世的工作即将完结，希望长逝后能够安睡在使徒们的陵墓旁边。

不仅如此，英国人而今拥有了自己的机构，它超越了纷杂语言、各地习俗甚至国家主权的各种限制，无论各个王朝如何相争不休，基督教会却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各地区举行相同宗教仪式，教士牧师同样备受尊崇。肯特王国可能会由盛而衰，诺森伯利亚会被默西亚王国所取代，但坎特伯雷和约克却长存不衰。在世代所遗的年鉴中，俗世之人所记载的多是枯燥乏味的拓展和单调残暴的杀伐，其与英国教会的辉煌成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学者是诺森伯兰郡的一位修士，最受欢迎的文学家是西撒克逊的修道院院长，最早到德意志传教的是德文郡的博尼费斯（Boniface），查理曼帝国文化复兴的领军人是约克的阿尔克温（Alcuin）。

然而，不列颠朝气蓬勃、欣欣向荣而又略显稚嫩的文明却一直缺乏强有力的军事保护，继而北方烽火再起，丹麦海盗在波罗的海及挪威峡湾之间横行无忌，丹麦人的船只再次一拥而来，他们抢掠财物，并为其拥挤的人口寻找新的土地。既没有舰队保护，也没有号令全国的领袖组织抵御，不列颠储藏于教堂和修道院中的丰裕财帛，精巧器皿，珍贵刺绣，遂成为了野蛮人们的垂涎之物，它们毫无防备，唾手可得。英格兰平原上那些宽阔而平缓的河流使海盗船得以长驱直入，直捣中心地带。他们行动迅速，训练有素，一旦登陆，那些从当地乡村中匆忙召集的武装力量又如何与之匹敌？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在英格兰北部、中部、东部肆虐逞威，倘若韦塞克斯也最终不支，那么英格兰就会全部沦于敌手。不管怎样，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入侵者的行动逐渐从抢掠发展为定居。

在这场风暴最终平息之后，人们可以估量一下所受的损失。东部海岸的中心的狭长地带以及深入德比那（Derby）的广大地区已被丹麦人占据，那些丹麦海员业已转职为农民，但却依然保持着军队的建制。然而，已崛起成为北欧重要港口的伦敦城以及整个南部地区幸免于难，此处是英国皇室所在地，亦是其力量之源，而其与欧陆的联系也未曾中断。阿尔弗烈德王朝披荆斩棘，初创基业，历经无数漫长和谈和流血战斗，最终一统全国。阿尔弗烈德王朝功勋卓著，它使得丹麦人的短暂统治仅在英国历史上留下淡漠的痕迹。阿尔弗烈德本人也是一名基督教徒，曾经前往罗马朝圣。这个短暂的插曲之后，英国王朝依然按旧的模式继续运转，王位或许可以世代相传。然而，在1066年10月到12月圣诞节这短短的三个月间，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件。法国的一名公爵—其所拥有的领地既非最大也非最强—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登上了英格兰的王位。

诺曼底人用武力征服了这个王国，它是英语民族的最高权威代表，同时对威尔士和苏格兰也拥有一定主权。大体上讲，它由国王通过政务会进行统治，政务会由教俗两界的智者们组成，其中包括主教、修道院院长、大地主和宫廷官员。所有的这些表明，它同那些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他王国并无异处。在最后一位强大的国王去世之后，它甚至还出现了国家分裂、王权削弱以及地方割据等危险倾向。但这仅仅是一种趋势而已，国民大众秉持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认为王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王权之下的和平（King’s Peace）高于一切。在此种社会秩序之下，纷繁复杂的权利和义务使人与人紧密相连，这些权利和义务在全国各地大相径庭，甚至连村庄与村庄之间也迥然不同。但英格兰人所尊奉的总体原则是，自由人可以自己选择领主，战时随他出征，平时为他工作，另一方面领主则须保护他们免受强邻侵害，在法庭上给予其相应支持。此外，自由人也可以投奔新的领主，并从其手中获得土地。领主们是统治阶级的代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大领主们端坐在王国政务会，地位稍低的较小的领主承担地方之责，当自由人在地区法庭之上对是非曲直争论不休之时，领主的话语就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此际，我们仍无法将贵族与绅士划分开来，由于撒克逊人的贵族和农民之间有着明显的鸿沟，因此便挤压了中产阶级的产生空间。但是，这些绅士此刻正在孕育之中，他们终将兴起，成长壮大为新的阶级。

在诺曼底统治者初登王位之时，英格兰正是处于这种状态下。征服者继承了前代国王的一切特权，但其政务会却是由土生土长的，讲法语的法国人组成。割据倾向被抑制了，国王治下的和平无处不在。然而，传统的权利义务关系却由繁化简，这种转变更加适应了新时代的需要，更加合理，也更符合诺曼底人的治理模式。自由人对领主的依附不仅停留在道德和法律意义之上，也变得更加现实。对于佃户而言，每个人的地位都通过土地及对领主的依附关系而固定下来，对于领主而言，他则可以对佃户发号施令。与撒克逊时代相比，诺曼底人统治时期的统治阶级是更纯粹的地主阶级。

在暴力的推动下，英格兰再次与欧洲大陆联合起来，并汇入了西方封建制度的大潮之中，但是，英国依然保留着自身积极的个性，这种积极个性，体现在其五六百年独立发展时期所逐渐形成制度之中，无疑是引人瞩目的亮点。英格兰旧贵族被忠诚而富有土地的诺曼底新贵所取代，平民们默默无闻，终日繁碌。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英格兰和诺曼底贵族很快融合，他们中涌现出了伟大的大陪审员、王室法官、地方的骑士，如果抛开权力和地位不谈，他们的名望甚至高过了贵族甚至国王本身，这已然是过去之事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简要勾勒出亨利二世时期的英国政治状况：强有力的王权，通过法官和行政官员将影响散布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势力同样可观的教会与国王达成和解，将教俗之权划分开来，各安其职；对于富有而刚愎自用的贵族群体，国王依然按照习俗与其商讨国家大政。参与地方管理的绅士各尽所能，王室的雇员也是精于法律与财政之人。必须提及的是，持续增长的财富使城市发展欣欣向荣，和平得以维持，社会秩序稳定，海陆交通通畅，贸易繁荣兴旺。

据此展望未来，我们看到王权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在诺曼底征服的一段时期内，英国先后出现了三名强大的统治者：征服者威廉残酷无情，意志坚定，他将诺曼底的制度植入英国本土。他的儿子亨利一世目光远大，处变不惊。亨利的孙子亨利二世同样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深深地认识到，国家统一和国王权力唇齿相依，若想二者兼得，只有将法治公正渗透到全国各个角落，他利用王权，不遗余力将此执行和推进。在金雀花王朝时期，某些关系呈现出紧张的态势。国王对贵族施加压力，王室也开始剥夺顾问大臣的权力。国家法律需要强有力的王权来保障，一位治世明君更能借此令国民大众广为受益，而非谋求私利。约翰国王登基后，一场政治改革实践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许多人自童年时代就对著名的《大宪章》有所耳闻，但是，如果我们把不久之前，纽约所收到的一份珍贵副本拿起阅读的话，就又会难免大失所望。他或许会认同一些历史学家提出的观点，那就是将“自由大宪章”这一标题改译为“以国家利益为代价的贵族特权名录”。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当前我们的法律概念已大不同于先前。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它的看法与时俱进，如果政府在通过法案时行动迟缓，我们就要责备抱怨。中世纪环境的变化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社会模式是由习惯或神圣的法令决定的。人们通常将法律视为确定权利义务，以及处理争端和不当行为的标准尺度。

因此，《大宪章》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现代意义上的立法或宪法法典。它是国王与贵族之间对法律意义的共同声明，其中许多在今人看来微不足道的条款，却恰恰显示了王权对贵族古老权利的侵犯。从另一角度而言，获得胜利的贵族也同样设法对王权加以抑制。在那时，没有人将《大宪章》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工具，它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内容细节，而是主张了一个基本的理念，那就是律法高于王权。“国王在众人之上，但却在上帝与法律之下”，至少这种理念已十分明确。国王有自己的行动权限，仅在这个范围之内，他凌驾于众人之上。一旦跳出圈外，他就必须被拉回原地。如果国王藐视政务会，拒不纳谏，独揽大权，刚愎自用，重用宠臣，那么其所作所为就必然超越了法律规定的权限。

换句话说，国王的专制统治，包括潜在的压迫和专横任性都是法所不容的。但要防止这种现象也并非易事，王权的力量之强是其他任何显贵所不可比拟的，甚至也远远超过了大贵族们的联合力量。如果要真正限制王权，仅仅依靠传统的贵族特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更广泛的抑制力量。就在十三世纪中期，“议会”这一新的词汇出现了。它的概念十分模糊，那些最先使用“议会”一词的人们，如能预见它在后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之后，定然会震惊不已。然而，一种新的观念在此后逐渐出现，那就是国王不能仅是同政务会商讨问题，因此，从另一角度而言，贵族同样不能接受他们仅在资政会议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贵族们总是宣称“为家国大计畅所欲言”，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代表自己的利益，两名国王反倒更多地代表了人民。那么，为什么不任用地位较低的绅士和市民呢?他们常常在地方事务中发挥自身作用。为什么不让这些人进入国家权力的中枢呢？将他们召集至威斯敏斯特，每个郡选出两名绅士，每个自治市选出两名商人。那么他们在威斯敏斯特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人们便不得而知了。也许是倾听贵族们的讲演，向贵族诉说民众疾苦，私下商讨一些事宜，或是了解君王在苏格兰和法国问题上的动向，并为此而欢欣鼓舞。这正是议会的萌发时期，它随意生长，可能曾像可有可无的试验品那般被弃之一旁，但是，它最终还是牢牢地扎根于此。两三代人之后，一名谨慎的政治家可能会更深刻地意识到，在英格兰，议会甚至比国王更为重要。议会所拥有的实际权力一言难尽，概括地说，它为一切国家机关授予“合法权力”：对习惯法的重大修改只有通过议会批准方能实现，想要开征新税必须要得到议会支持。至于它还将拥有何种权力，时间将会最终揭晓答案。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一系列事件之后，议会的权威终于确立起来。爱德华三世需要为对法战争筹措资金，亨利五世需要获得支持以攫取王位，而在红白玫瑰战争中，交战双方都意图为己方行为获取公众认可。而真正能满足他们欲望和野心的，只有英国议会而已。

到十五世纪，贵族势力在派系斗争和内战中消亡殆尽，只有王室犹存。此时的议会已分为了两个部门，上议院代表贵族利益，下议院则代表郡和市镇。到目前为止，一切仍旧有序进行。但是，旧贵族势力在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被摧毁，这就打破了上下两院原本的实力平衡。由骑士和市民等人组成的下议院，代表了那些在社会动乱中饱受疾苦，希望能在强大王权治下安居乐业的社会阶层。这样一来，国王和下院便形成了天然的同盟。下议院支持国王，通过打击贵族势力拓展自身权力。他们支持国王在英格兰北部及威尔士地区成立地方议会，支持国王设立“星室法院”（Star Chamber）争夺司法权，以保护小人物免受贵族侵害。另一方面，国王也愿意将地方的行政管理交给那些“太平绅士”（Justices of the Peace），他们忠于王室，乐于帮助国王去镇压暴民乞丐，希望能够在和平的大局下安稳致富。1937年，国王加冕仪式上的祝祷文中还提到了都铎王朝的政府理想，愿国王治下皆是“忠诚的贵族，尽职的绅士，以及诚实、友爱及忠顺的人民”。也许有一天，平民们也会询问政府，除了忠于王室之外，他们还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到十五世纪末期，英语民族的主要特征和制度业已成型。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们的粗俗日耳曼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教会拉丁文的影响，到了诺曼底征服之前就已有所改观，此外，古语中也融入了许多不列颠及丹麦语中的新词汇。在诺曼底人的法语进入该岛后，英语宽泛和渐进的发展过程便大大加速了。两种语言开始迅速融合同化。十三世纪早期遗存下来的文字在今人看来，即使不能全懂，也能略知其意。到十四世纪末，即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生活的那个年代，连高官显贵也不再使用法语，而改将英语作为最基本的日常语言。语言只是划分英语民族的标志之一，英国与其他西欧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摒弃了传统的罗马法和罗马制度体系，至本卷所述历史时期结束之时，英语民族已经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法律体系，并在法国和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之下，创制出颇具民主精神的若干原则。在格里斯多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向着美洲扬帆远航之时，议会、陪审团、由市民负责管理的地方政府，以至新闻出版自由，都已从英格兰的土地上破土萌发。

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了解人类探索实践，艰苦奋斗的创业历程对所有人来说都十分重要，它有助于我们理解问题，化解风险，应对当今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并非是要煽动新的争霸，或是以历史研究为借口以世界和平为代价迎合民族之野心。它是实实在在的精神力量，可以使我们的思维得到持续扩展。通过回顾先辈实践创业的艰辛历史，我深深地希望，该部书籍不仅可以为今天的英语民族增添力量，还将对全世界的民族团结有所助益。

温斯顿·丘吉尔

1956年1月15日

于肯特郡韦斯特哈姆

第一部　岛上民族

第一章　不列颠尼亚

罗马纪元699年夏，即公元前55年，高卢总督盖厄斯·儒略·恺撒将目光投向了不列颠岛。在与高卢和日耳曼人作战之时，恺撒就注意到了这片孤悬海外的巨大岛屿。该岛已成为其征服计划的一大障碍，这同样也激起了他的斗志和雄心。他知道，岛上居民与反抗罗马的日耳曼人、高卢人、西班牙人本属同族，不久之前，这些岛民还曾在高卢北部海岸的战斗中为当地军队提供支援。他们同样拥有凯尔特血统，长期独守海岛的闭塞生活或多或少加重了他们的民族情感。一年之前，不列颠的志愿者们在布列塔尼亚海岸与威尼蒂人并肩作战，但不幸遭到了失败。那些从暂时沦陷的高卢地区出逃的难民，在不列颠尼亚受到了欢迎和庇护。在恺撒看来，无论是对其个人的北征方案，还是对罗马帝国扩张计划来说，不列颠岛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片土地上没有森林和沼泽，但却有如茵的绿草和富饶的土地。虽然岛上气候并不温暖，却也平和舒适。虽然土著民智未开，但若是用作奴隶，令其在田间矿井中从事劳作或是房屋大院中洒扫庭除，还是不无价值的。民间常有传言，称该岛盛产珍珠，黄金盈野。“即便是征伐的季节已过，恺撒仍然考虑前往该岛打探情况，若能了解当地居民状况，熟悉地形、港口和登陆点，对他而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对于这些，高卢人几乎一无所知。”
[1] 另一个事件是，恺撒的同僚和竞争对手，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在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远征激起了元老院和民众的无尽遐想，这样一来，不列颠在恺撒的战略布局中就更显重要了。就在此地，欧洲大陆的尽头之处，罗马人野心勃勃地开启了冒险事业。罗马士兵对海洋既恨且怕，他们曾与航海民族迦太基人作战，前后耗费了200年时间，艰苦卓绝，历经险阻，才最终将罗马旗帜插上了地中海的彼岸。但此际，罗马军队要远征孤岛，前往大洋北部那片陌生而神秘的土地，这对罗马帝国各个阶层的人士来说，都将是新鲜且令人兴奋的话题。

此外，不列颠是督伊德教的中心所在，这种宗教形式多样，对高卢和日耳曼人的生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恺撒曾经写道：“对那些想研究督伊德教的人士而言，不列颠是其首选之地。”督伊德教奉行以活人祭祀的邪恶教条，其残酷令人发指。森林中神秘的宗教祭司通过生命献祭将自己和信徒结为一体。正是此地，在阴暗岛屿的木质祭坛之上，或许安置着高卢部族的一大秘密，这是令人敬畏、激动、团结一心的神秘力量。那么，这些丑恶的习俗究竟从何而来？或许是那些迦太基人，在被罗马彻底剿灭之前向西方世界传达的部分讯息？更重要的是，恺撒其人颇具时代意识和战略眼光，他为所征服的地区带来了文明的契机。

因此，公元前55年夏，恺撒从日耳曼尼亚撤回军队，拆毁了科布伦斯地区横跨莱茵河上的各色精美木桥，转而剑锋西指。在整个七月，罗马大军马不停蹄向高卢海岸，也就是今天的加来和布伦地区浩荡挺进。

恺撒将不列颠人视为被其征服的高卢凯尔特人同宗，认为他们强硬且粗俗。他率领十个罗马军团，不到五万士兵，来对抗一个拥有五十万勇士的英勇好战的种族。在恺撒军队的侧面有日耳曼人出没，这些人正迫于压力从东向西迁移。恺撒的策略是，一旦他们的大队人马越过莱茵河，就一鼓作气将其赶进河里。在当时的所有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只拥有淬过火的铁制武器，胜败往往只取决于军队纪律及将领才干，然而，恺撒依然觉得自己和士兵可能会创造奇迹。对他来说，突袭不列颠在他所历经的艰难险阻之中仅仅是一个小的插曲。但是，当大军抵达海边时，就出现了新的问题。与他们熟悉的地中海不同，该处的潮水变幻莫测，暴风呼啸，巨浪翻涌，惊涛拍岸，这使罗马战舰和他的船长们饱尝了北海风暴的威力。然而，仅仅一年之前，在与勇敢的航海民族威尼蒂人的海战中，罗马人还曾取得辉煌的胜利。在战斗中，他们用尖端处绑着刺刀的长杆割断威尼蒂帆船上的索具，并屠杀威尼蒂船员，摧毁了全部敌船。此时，罗马人已经控制了不列颠与欧陆之间的英吉利海峡，海洋应是罗马征伐的通途而非障碍。恺撒承认，他对天气、潮汐、洋流等情况知之甚少，但其仍然对入侵该岛信心十足。此际，不列颠还没有二千年后那样的，坚实的远洋战舰固守海峡，用以阻挡科西嘉征服者和他的世界野心。所有的安排只不过是在气候宜人的8月，选择一个风和日丽之日，将几个军团送上最靠近欧陆的不列颠海岸，看看这片陌生的海岛有何独特之处。

恺撒大军从莱茵河流域出发，横跨高卢北部，或许还穿过了兰斯和亚眠，直奔西欧海岸。恺撒首先派出一名军官乘坐军舰在海岛附近打探情况，而当恺撒率军抵达布伦附近或者索姆河口的时候，这位军官正在此地迎候，他与智者、商人、凯尔特王子及不列颠叛逆者们共同欢迎恺撒的到来。恺撒命令那些打败威尼蒂人的，富有战争经验的军队在距不列颠尼亚最近的两个港口（或者说入海口）处集结，只等合适时日开拔远征。

不列颠岛将首次与伟大的世界连接起来，它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的呢？当代考古人员曾在天鹅谷（Swanscombe）的碎石瓦砾中发掘出了一个人类头骨，距今已有二十五万年历史。生物学家指出，其与现代人的头骨有着显著的区别，但我们却不能以此认为这位旧石器时代的远古先民不会像今人那样犯罪或做出荒唐之事，或具备人性的种种弱点。显然，在这个几近停滞的漫长时期里，男女赤身裸体以兽皮蒙身，茹毛饮血，潜藏于原始丛林寻觅食物，在广袤的沼泽中奔走呼号，同类相残，捕猎鸟兽，像历史学家特里威廉所描绘的那样
[2] ，在百鸟争鸣中寻找乐趣。据说在那时，整个不列颠南部地区只有七百户人家，这真是一块伊甸园般的乐土。七百个家庭享用着富饶的土地，不受劳作之苦，除了游戏和格斗之外别无烦事。人们已经发现使用燧石工具比徒手更为高效，他们的后世子孙在白垩岩和砂砾中挖出深穴，打造大小适宜、品质优良的战斧，并以此提高生存能力。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也仅仅学会了用削磨后的石块打造粗糙的工具。

在冰河时代末期，气候的变化导致了旧石器时代狩猎文明的衰落。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新石器文明伴随着入侵的狂潮闯入了西部的森林地区。初来定居的入侵者们带来了原始的农耕文化，他们开垦土地，播下了可食用的草子。他们开凿或挖掘穴居洞穴，这样一来，一大家人便可以共同居住，老幼相依，安全性也因此得以大大提升。不久，他们在小山顶上建起围墙，一到晚上就把家畜关在里面。在临近埃夫伯里（Avebury）的温德米尔山（Windmill Hill）上，现在依然保存着这些古代遗迹，见证着这些远古工匠为保护人畜而做出的努力。此外，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们还采用新的方式打磨石器，把石块处理成适于杀生打猎的完美工具。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目前为止仍有许多方面有待完善。

这一时期，似乎“整个西欧地区都居住着一种长颅种族”，他们的外表和肤色都略有不同。通常，北方的人群肤色偏白，而南方的则略黑，但大部分体貌特征都非常相近。后来，来自东方的，被人类学家称作“阿尔卑斯种族”的圆颅人挤入了长颅人的居住地，将他们驱赶开去。曾经入侵不列颠岛的大部分人都属于西欧长颅种族，其体貌与该岛的土著虽然略有差异，但却十分类似。结果是，在种群的发展趋势中，不列颠的人一直保持比较纯正的长颅特征。
[3]

在英国发现的绝大多数人类头骨，无论老幼均为长颅或是中等长颅头骨。但众所周知的是，毕克人（Beaker people）及其他圆颅种族也同样来此而居，并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元素。在青铜器时代后期普遍存在的火葬制度，几乎焚毁了长颅与圆颅人种混合的所有证据，但毫无疑问它是确实存在的。后来的罗马时代，人们摒弃了火葬而重新采用墓葬，一些旧学派的人类学家们声称他们已能断定此时英国出现了一种典型的“罗马-布立吞人种族”。但事实上，这类人群可能在罗马入侵之前就已早有分布了。随着人类学的发展，我们发现早期对人种的划分是不够确切的。

在早先，不列颠曾是欧洲大陆的一个部分，它与荷兰相连，中间是一块宽广的平原，泰晤士与莱茵河在此平原之上汇合，然后流向北方。在一些轻微的地壳变动中，这块平原下沉了数百英尺，北海与波罗的海的海水因此得以涌入。另外一次地质运动更是产生了极大影响，它劈开了多佛和格利斯纳茨之间的峭壁，在大洋潮水的冲刷及海潮涨落下逐渐形成了多佛海峡和英吉利海峡。这些沧桑巨变究竟发生于何时？不久前的地质学家们仍然认为这些变化产生于新石器时代之前。但是，对地层黏土及挪威冰川沉积物的剥离研究，却向人们展示了年复一年的气候变幻，江海沧桑。同时，现代科学也已发展出了新的时代考证方法。通过类似种种手段，人们可以更精确地描绘出史前时期气候随时间变化的大致轮廓。借此我们可以确定，在气候回暖之时，众多橡树逐渐取代了原来的不列颠松树林，遗留的植物化石向我们详细展示了这一变迁过程。渔民从北海海底网捞起的树木残枝，如果用气候变化理论加以分析，我们就能够得知，在波涛翻涌，水深六十寻的大洋之底，距今九千年前，一片橡树林正在此蓬勃生长。当金字塔初建，学识渊博的埃及人在不辞辛苦地探索萨卡拉遗迹之时，不列颠依然是欧洲大陆的一个岬角，或与欧陆仅有一衣带水之隔，正是这条分隔两地狭窄的水道，最终扩大成为多佛海峡。

在不列颠岛与欧洲大陆相连之时，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又有了极大提升。他们绞尽脑汁，从地表开采出了锡和铜。但是，对制造工具而言，金属锡太软而铜又太硬，但是，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创造性地将这两种金属融为一体，开启了新的青铜器时代。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利用青铜武器能够轻易击败手持石器之人。这真是一项伟大创举，青铜器时代随之来临了。

青铜武器和工具从欧洲大陆的侵入和渗透历经了多个世纪，二三十代人之后，人类生活才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柯林伍德教授曾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青铜晚期的社会图景，他写道：“不列颠与欧洲大陆相比是一个落后的地区，其文明还停留在史前时代，人们过着呆滞而被动的生活，绝大部分先进的文化都从大洋彼岸传播而来。人们要么待在孤立的农场内，要么住在草棚屋子的村庄之中，这些村子多坐落在河岸边的沙砾地，或是布满白垩岩及鱼卵石的高地之上。在那时，原生的灌木几乎已被清理完毕，各个定居之处都被小块田地所环绕，耕作工具多是原始的人力木犁，这种工具在不久之前还被赫布里底岛上的农民们所使用，除此还有一种轻型牛犁，只能划开土地而不能翻动草皮。人死后进行火化，骨灰用坛子装起来，埋在普通的墓穴之中。岛上的居民是坚韧而勤劳的农民，依靠耕作及驯养家畜为生，这无疑是渔猎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在没有转轮的条件下制作粗糙的陶器，并依然使用石制的弓箭箭头。但是，一些行走江湖的铜匠偶尔会到达此地，这些铜匠善于制作刀剑、长矛、斧子，还有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具，例如镰刀、木匠工具、车轮的金属部件、水桶以及大锅。”从缺乏军事要塞及防御工事的情况来看，当地人的战争还处于无组织状态，而政治活动也是简单和落后的。人们之间确实已出现了贫富分化，这一时期出现的种类繁多的金属器皿，皆向我们展示着富裕人家的财富与奢华。

对多数权威人士而言，不列颠南部青铜时代晚期是在公元前1000前至公元前400年间。

在这一时期，一个新的进步再次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契机，人类学会了开采与冶炼铁矿石。装备着铁制武器的入侵者从欧洲大陆闯入不列颠，杀死那些还处于青铜器时代的人们。此际，透过千年时光，我们可以更清楚的审视这些人类群体。这些两条腿的动物，用铁器残忍杀戮着如今被我们视为手足兄弟的人类同胞。想要打碎敌人的头骨，无论是长颅人或圆颅人的，铁器无疑是最有效的武器。

青铜与铁器时代重叠交错，并由此发展形成了一种更完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是其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却是一个缓慢渐进过程。那些在远古时期就已形成的习俗和传统，也只在一点一滴地改变。可以肯定的是，在基督诞生前的那个世纪，一些不列颠人仍在使用青铜工具，尤其在英国北部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

恺撒将目光投向该岛之前，不列颠正处于铁器与青铜时代的交汇时期。在公元前500年之后，欧陆人的接连入侵逐渐改变了该岛南部地区的社会形态。柯林伍德教授指出：“总体而言，从肯特到科茨沃尔德及沃什湾的广大南方地区，居民们都能够制造陶器。与青铜器晚期时代相比，许多居民的生活都没有出现显著改变。人们住在位于河岸或高地的农庄、村落之中，周围环绕着小块的田地，通常不设防御工事。人死后大都火化。他们将粮食储藏在地下的坑窖内，并利用原始的手推石磨——并非是上层石块可转动的那种磨盘，对谷物进行研磨加工。人们饲养牛、羊、猪等家畜，由于铁器十分稀少，他们仍然使用铜制工具甚至打磨石器进行劳作。通过陶器形态的变化我们可以推断其所处的大致年代，但这些陶器依然不是在转轮工具上制作而成的。”
[4]

铁器时代移民的到来使山顶营地得以复兴，这种营地在新石器时代时就已停止建造了。公元前三至四世纪时，这种营地在不列颠岛盛极一时。人们在营地周围建起一道壁垒，壁垒有时用石块建成，但多数情况下是用木土建造，外围处挖掘壕沟加以保护。

壁垒的规模并不宏大，尽管考古发掘显示有些壁垒的入口处建有木质岗楼，但入口设计却是十分简单。这些营地不仅仅是避难之所，其中通常还建有私人住宅及永久居住点。它们并非是为抵御外来入侵而建，相反，仿佛是在铁器时代外来移民成倍增加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部落体系，而这种部落体系正是日后部落战争的根源所在。

公元前一世纪初，凯尔特人最后的入侵浪潮终于平息下去，它预示着铁器时代的初临。“比利时的部落民到达肯特，散布在埃塞克斯、赫特福德等地和牛津的部分地区，这个种族的其他分支……后来……广泛分布于汉普、威尔特、多塞特和苏塞克斯的部分地区。”
[5] 毫无疑问的是，已经深入海岛中部的比利时人是迄今为止最开明的入侵者，他们是驾车和驯马的能手，而且对当地人所仰赖的山顶要塞不以为意。他们在山谷中建造新的城镇，有时甚至将居所建于山顶的老旧堡垒之下。同时，他们还首次引入了银和铜制的货币。

比利时人征服了当地土著，使自己成为了贵族阶层。他们在东部建立起惠特汉普斯特德、韦鲁勒姆(圣奥尔本斯)和卡姆勒多纳姆(科尔切斯特)，在南方建起了卡里佛（西尔切斯特）和文塔比尔格拉姆(温彻斯特)。他们是高卢人的近亲，与高卢人同样激情洋溢。无论所到何处，这个活跃，机敏，不停地进行征服和统治他人的种族都能快速且轻而易举地站稳脚跟，巩固自己的地位，甚至还可能建立起长久的统治。但是，罗马大军进犯的脚步声已经日益临近，这些人们必须立刻奋起作战，去抗击比他们更为强大，更有组织的战争机器，以捍卫他们的劳动果实。

在当时的罗马，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上流人士，对这个远在西方的岛屿均只有模糊的印象，“最早的地理学家认为整个世界被海洋环绕，对其中的岛屿却一无所知。”
[6] 公元前445年前后，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听闻西方遥远的海岛上出产锡矿，他将这个海岛称为卡西特里德（Cassiterides），但对岛屿是否真实存在，希罗多德仍持谨慎态度。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马赛人皮亚西斯两次出海，真正地围绕着不列颠岛航行。他宣布，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普列坦群岛（Pretanic Islands）——阿尔比恩岛和勒尼岛”都是确实存在的。皮亚西斯的话被那时的人们视为笑话，直到他去世多年之后，他的发现才被世所瞩目。但是，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人就确信在世界边缘有三个岛屿——阿尔比恩、勒尼和图勒岛（冰岛），那皆是巨大且奇特的土地。自然，岛上所出口的锡制品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在公元前140年，波里比阿的著作中就曾提到，锡制品贸易已被当时的商业著述广泛论及。

当然，恺撒从布伦出发时，并不像我们那样对所有情况了然于胸，他所收集到的情况仅仅如此：

“在不列颠内地居住着当地土著，他们拥有口耳相传的习惯传统，并以此以原住民身份自居。在沿海地区，则居住着为抢掠和战争而来的比利时移民。他们几乎全都保留着原来的部族名字，从部族初兴到落地生根一直未改。不列颠人口众多，与高卢地区一样，房屋星罗棋布，牛羊漫山遍野。他们的货币是固定重量的铜、金或铁锭。内陆出产锡，沿海则藏有少量铁矿，所用的铜则需从外部进口。该岛像高卢一样盛产各种木材，但没有山毛榉和冷杉。当地人将食用兔子、鸡、鹅视作违法行为，饲养这些动物仅用于消闲玩乐。气候比高卢地区温和，并不太冷。”

“据目前所知，住在肯特（一个纯粹的沿海地区）的居民最为开化，其生活方式也与高卢人大致相同。内地的大部分部落都不事农耕，他们以牛奶和肉类为生，身上包裹着兽皮。所有的布立吞人都用靛蓝染料涂身，使皮肤变为蓝色，以图在战争中用这种可惧的外表来威慑对手。他们蓄着长发，除头发和胡须外全身剃得精光。十至十二名男人，特别是兄弟父子之间共同占有妻子，但在群婚制下所产生的后代，则算作孩子母亲与同居的第一个男人的子嗣。

公元前55年8月底的一个午夜，恺撒率领两个军团乘坐八十艘运输船扬帆出海，驶往不列颠岛。清晨时分，他的船队已到达了多佛的白色悬崖旁边，初露的晨曦中，全副武装的当地居民依稀可辨。恺撒认定此处“非常不适合登陆”，因为他们很可能会遭受悬崖上方的箭雨袭击。于是恺撒下令船只抛锚，直到潮水转向时，才继续开出七英里远，并在位于迪尔与沃尔默之间地势较低的阿尔比海岸停泊。布立吞人密切注视着恺撒军队的一举一动，跟随着他们沿海岸移动，最终被罗马军队发现了行踪。紧接着便出现了一幅史上鲜有战争场景，岛民们随着战车和骑兵蜂拥涌入海潮之中，准备迎头痛击入侵者，恺撒的运输船和军舰泊于深水之中，罗马士兵不熟水性，在敌人雨点般的标枪和石块中一时乱了阵脚。在这种情况下，罗马第十军团的掌旗者手持鹰旗，毫不畏惧地跃入水中，恺撒也率领战舰用弹弩和火箭攻击不列颠人侧翼。罗马人受到鼓舞，士气大振，他们跳下舰船，竭尽所能组织队形冲向敌军。双方在浪涛之中进行了短暂而激烈的交锋后，罗马军队获得优势，抵达了海岸，他们列好阵势，将不列颠人打得狼狈而逃。

登陆受阻仅是恺撒军队困难的开端，乘坐十八只运输船的骑兵部队是三日之后出发的，他们在即将抵达目的地，已能远远望见恺撒大营的时候，却被突然袭来的狂风吹离了英吉利海峡，幸好后来飘回了欧洲大陆。由于不知天象，月圆时的潮汐使停泊于海岸的运输船严重受损。“一些船只被潮水打碎”，恺撒写道，“余下的那些也失去了它们的缆绳、船锚及其他索具，不能使用了。毫无疑问，这使整个军队产生了恐慌情绪，以致军心动摇。失去了船只，士兵们便无法返回母国，况且也没有任何修船的工具。此外，按照原来计划，罗马军队要返回高卢度过冬季，因此士兵们也没有携带在不列颠岛越冬的粮草。”

海滩之战后，布立吞人本已决定求和。但当他们看到恺撒军队的窘境之后，便又心生希望，中断了谈判。他们凭借人数优势袭击罗马的征粮队，但罗马军方面并也非毫无准备，又一次，严格的纪律和精良的铠甲给予了布立吞人沉重的教训。仅是营地附近农田的粮草，就足够罗马军团两个星期之用，这足见不列颠岛的粮食何等之多。布立吞人再次屈服了，他们的征服者只提出了一些名义上的条件，通过拆毁许多船只修补好了其余舰船，然后便带着人质和俘虏欣然返回本土。恺撒从未将此次远征视为一场辉煌胜利。为取得更好战绩，第二年他再次率军前来，这些军队由五个军团和一些骑兵组成，他们乘坐八百艘舰船驶抵不列颠岛。

岛民们被这支庞大规模的军队惊得目瞪口呆，恺撒军团得以畅通无阻地登上不列颠海岸。然而，大海却再次捉弄了他们，在恺撒率领罗马军团向内陆挺进了约二十英里时，他被紧急情报召回了海岸，一场巨大的风暴横扫了罗马舰队，摧毁了大部分船只。恺撒被迫花了数十天时间待在海岸，将所有舰船拖上海滩，并把先前筑好的营垒再次加固一番。在这些工作结束之后，他再次踏上了征伐之路。罗马军不费吹灰之力捣毁了布立吞人栖身的木棚栅栏，并在布伦特福附近横渡泰晤士河。然而，布立吞人找到了一位名叫卡西威劳努斯的人做他们的新领袖。这个人了解当前的战争形式和战争技法，他令大批缺乏训练的步兵和农民解甲归田，依靠战车和骑兵与入侵者步步周旋。恺撒曾对布立吞人的战车战术做过细致描述：

“在车战中，布立吞人率先出击，他们的战车奔驰而来，投掷的标枪呼啸作响。一般而言，仅是满山遍野的战马嘶鸣及车轮的辚辚之声就足以让敌人心惊胆战，溃散而逃。当不列颠战车在罗马方阵冲出一个缺口之后，士兵们便跳下车来，徒步作战。与此同时，驾车者脱离战斗，退后一段距离，把车子停在一个合适位置上。这样一来，当士兵们寡不敌众时，就能够轻而易举撤回己方阵列。通过这种方式，布立吞人将机动部队的灵活性同步兵的稳定性结合起来，通过夜以继日的训练而达到精熟的效果，即使是在陡峭的山坡上，士兵们也能驭马狂奔，急停转向皆能操控自如。他们能够沿着车辕奔跑，或站在车轭之上，并能迅疾如电地返回车里。”

卡西威劳努斯正是利用这些机动力量与罗马人周旋，他避免与罗马军团正面作战，通常派兵去突袭敌军或切断他们的粮道。即使如此，恺撒依然夺取了他的第一个坚固营垒。部落居民开始向罗马求和，一个摧毁罗马人肯特海岸大营的周密计划也随之流产了。在这个紧要关头，卡西威劳努斯这位在政治与军事上皆富有才干的领导者，通过一系列的让步最终同恺撒达成合议，不列颠交出更多人质，承诺归顺并纳贡。作为回报，恺撒大军再一次撤离该岛，满意而归。四周一片静谧，“他在深夜时分扬帆启程，黎明之时所有舰队皆平安抵达了西欧大陆。”此次恺撒骄傲地宣称，他已成功征服了不列颠岛。恺撒凯旋而归，不列颠战俘们垂头丧气地跟在后面，穿过罗马的各个街道。但是，在之后的约一百年间，再没有入侵者踏足不列颠岛。

对于卡西威劳努斯其人，我们知之甚少。我们只能期盼今后不列颠岛的守护者们都能取得同样的光辉成就，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样能够适应时代需要。谨慎精明而又才华出众，这是卡西威劳努斯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如果这一幕不是发生在这个偏僻的舞台之上，卡西威劳努斯或许可以与费边·马克西姆·康克迪特相媲美。

第二章　征　服

在恺撒军队离开后的一百年时间里，不列颠岛的居民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居住在城市的比利时人发展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一些好斗的部落在两败俱伤后也会心生些许快慰，认定再不会遭受入侵者的袭击了。但是，他们与欧洲大陆及罗马帝国的接触却大大增加了。外贸商品种类多样，商品市场繁荣兴旺。许多罗马商人在此地站稳了脚跟，在其返回故土时，则向罗马人诉说不列颠的繁华与富庶。如果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那么不列颠的潜质可以得到充分发挥。

公元41年，罗马帝国皇帝卡里古拉遇刺，此后，一连串的意外事件将卡里古拉的叔叔腐儒克劳多斯（Claudius）推上了帝国王位。这位新君主的征服野心无可比拟，但是此时罗马的大政方针还掌控在核心政府部门的官员手中。一系列的因素促成了兵戈再起。征伐之策在许多方面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公众呼声日益强烈。德高望重的元老院议员发表了赞成意见，重要的商业和财政利益业已协调完毕，而上流社会也找到了新的闲谈话题。在这个胜利的年代，新皇帝总会面临着多方选择，这些经过深思熟虑，且符合罗马惯例的行动计划，无论哪一个都能令这位新统治者欣喜不已。由此我们发现，那些通过偶然机缘登上尊位的皇帝们无不具有共同特点，那就是肆无忌惮，刚愎自用。他们的皇室难免贪淫无度，昏庸无能。而在颁布重大的征伐命令，以及审批益国利民的长效法案之时，皇室往往会被谋士和宠臣玩弄于股掌之中。

征服桀骜不驯的不列颠岛对罗马帝国大有裨益，种种好处被一一罗列在帝国的新君主面前，这使他激动万分，垂涎不已。为获得这份军事殊荣，皇帝下令继续筹划这个颇受瞩目且有利可图的征服大业。公元43年，大约在恺撒撤离不列颠的一百年之后，两万名准备充分，训练有素的罗马士兵为征伐不列颠岛而组织起来，蓄势待发。“士兵们一想到要前往未知的海外作战，就觉得愤愤不平。”而当皇帝的宠臣，解放的奴隶纳西苏前来安抚军心时，士兵们更感觉受到侮辱。眼下，一个先前的奴隶竟然站在指挥官的位置上要求他们尽职尽责。于是，士兵们开始奚落纳西苏的奴隶出身，同时戏谑般地高喊“农神节”口号（在农神节里，奴隶们会身穿主人的衣服主持节日活动）。但无论如何，他们依然决定服从当局的命令出征。

然而，由于耽搁了时日，远征大军在季末才得以动身启程。由于害怕单一部队可能会在登岸时受阻，大军于是分为三路进发。第一次的航程并不顺利，罗马军队的舰只被风吹了回来。然而，当一道闪电由东向西刺破天际，指向出征之路时，罗马人再度振奋起来，他们一鼓作气，驶向海岸，在没有遇到任何障碍的情况下成功登陆。根据情报，罗马人得知布立吞人对他们的到来并不知晓，因此事先并未召集军队来抵御入侵。
[7]

岛上形势对入侵者甚是有利，库诺比莱纳斯（Cunobelinus）——也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辛白林，已在不列颠岛的东南部建立了一个封建王国。首都设在科尔切斯特。但在国王晚年，国家内部纠纷已开始削弱他的权威，在他死后，王国由他的儿子卡拉克塔克斯和德哥杜姆尼共同统治。此二人的地位并未得到普遍认可，自然而然，他们也没有时间在普洛提乌斯和他的罗马军团到来前统一部落王国。倒是肯特人重新采用了卡西威劳努斯的战术，给搜索他们踪迹的普洛提乌斯带来了很大麻烦。然这位罗马将军最终还是发现了他们的行踪，罗马人率先击败了卡拉克塔克斯，后来又在肯特东部击败了他的兄弟德哥杜姆尼。而后，普洛提乌斯率军沿着恺撒曾经的进军路径一路开进，到达了他前所未闻的麦德威河之畔。

“野蛮人曾认为，由于没有桥梁，罗马人根本无法渡河。因此，他们满不在乎地将营垒设于河流对岸。”但是，这位罗马将军派出了一支“日耳曼人分遣队，这些人熟知水性，能够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轻易泅渡最湍急的河流，将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日耳曼人的首要攻击目标并非是敌军士兵，而是那些拖拉战车的马匹。在紧随其后的混战之中，即便是敌军的战车驭手也难逃此厄运。”
[8] 然而次日，布立吞人再次组织起来，与罗马军对阵。由于韦斯帕芗——他在后来成为了罗马帝国皇帝——在上游发现了可涉水而过的浅滩，罗马军队从侧翼出击，才最终击败了布立吞人。这场胜利打乱了原本的战略布局，普洛提乌斯在一个错误的地点过早地取胜，这使罗马皇帝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他决意前往不列颠，以展示其御驾亲征对胜利的必要作用。因此，一直在法国等待时机的克劳多斯立即亲率大军，浩浩荡荡渡过海峡。他的军队中除人、马之外，还有包括有许多战象。一场战役之后，罗马人获得胜利。克劳多斯心满意足地返回罗马，去接受元老院授予的“不列颠征服者”称号，并获准举办胜利庆典。

但在不列颠的战争仍然继续，布立吞人改变了策略，他们避免与罗马军发生近战，而是潜藏在灌木与森林之中，以此方式消磨对手实力。在恺撒入侵时期，这种作战方式曾令罗马军队空手而归。卡拉克塔克斯逃往威尔士边界，在那里重整旗鼓，组织部落民抵抗长达六十年之久。公元50年，卡拉克塔克斯再次被一名新任罗马将军击败。这位将军名叫奥斯特瑞斯（Ostorius），是一位精力充沛且能力出众的将领，在他的领导下，罗马人征服了从瓦什河到塞文河之间的广大土地。卡拉克塔克斯在西部的战争中全军覆没，只身而逃。他前往北方，企图挑唆当地的布里甘特人反抗罗马，但反而被该部落的女王出卖，引渡给了罗马人。苏维托尼乌斯写道：“此时，这位布立吞王子的名望已经传遍了高卢与意大利的各个行省。在他到达罗马首都的时候，民众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一睹他的真容。入城仪式举办的十分隆重，在靠近罗马大营的平原之上，军事执政官的军队列队而立，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在队伍之前就位。他们身后，是山呼海啸的人群。位于游行队伍前列的，是罗马人在不列颠战争中夺取的各类战利品，接着就是这位王子的兄弟和妻儿。他们身披锁链，眼神和举动间流露着悲哀与恐惧。”但卡拉克塔克斯却并不这样，他脚步沉稳，面带无畏之色，昂首挺胸大踏步地走到皇帝所坐裁决席之前，并发表了这样一番讲演：

“除了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地位，如果我还具有谦恭而温顺的性格，那么我就会成为罗马的贵客而非囚虏。你也必不会拒绝与一位家世显耀，统治着众多部族的王子携手联合。我的不幸成就了你的荣耀，也成为了我的耻辱。我曾拥有武器、兵员及战马，也曾积金累玉，锦衣玉食。我不愿放弃我的所有，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因罗马怀有征服世界的理想，我们就要恭顺听从，屈膝投降吗？我曾长期抗争，阻挡罗马军队的前进步伐，但倘若我不战而退，屈从强权，你还能赢得征服者的荣耀，我还能博得勇敢无畏的美名吗？如今，我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如果你意欲报复，那么人们将很快忘却我的人生，但是，你的功勋也同样不能长久。保全我的性命，那么你的仁慈宽大将会成为我们记忆中永恒的丰碑。”

王子的演讲刚一结束，克劳多斯立刻宣布他已重获自由，他的家人们也同样获释。这些王族成员皆向皇帝表达了最诚挚的感谢。锁链一经解开，他们就向坐在较远处的阿格里皮娜（Agrippina）走去，向她表达同样的尊重和感激之情。
[9]

布立吞人的一次激烈反抗同样给罗马的征服者们带来不小的麻烦。据塔西佗所述，“公元61年，不列颠蒙受了沉重的灾难。”新任总督苏维托尼乌斯，一直在着手处理西部问题，他将罗马军队的大营由罗克塞特迁到了切斯特，准备进攻“人口稠密，已经成为逃亡者庇护所的摩纳亚岛（安格尔西岛）”。他建造了一支平底船队，以适应那里的暗礁与潜流。

步兵们在船上拥挤着，骑兵由浅水处涉水而过。遇到水深的地方，骑兵就随着战马一起泅渡。岸边排列着敌人的队伍，他们全副武装，虎视眈眈。中间还混杂有身着黑衣的女人，她们披着长发，手持火把，像复仇女神一般立在那里。在这周围还有督伊德教士，这些人将双手伸向苍天，口里发出可怕的诅咒之声。罗马士兵们被这些诡异的景象吓坏了，他们像木偶般呆立着不动，任凭敌人砍杀。终于，在罗马指挥官的鼓舞下，他们还是振奋起来，相互告诫着不要在野蛮的异教女人面前畏缩不前。罗马人高举旗帜，粉碎了所有抵抗，平息了叛乱之火。

“苏维托尼乌斯派出一支驻军来管辖被征服的地区。罗马人砍倒了暴民们用来进行残忍宗教仪式的小树林，就在此处的圣坛上，这些野蛮人曾用俘虏的鲜血献祭。他们还会挖出人的内脏用以揣摩神意。”

在威尔士边界地区（按照现在的区域划分方式）所发生戏剧性事件却拉开了一场悲剧的序幕。东安格利亚的艾希尼国王逝世了。为使他的王国和家族不受外来侵扰，他指定尼禄——此人已继承克劳多斯之位，成为罗马的新皇帝——与他的两个女儿共同继承王位。塔西佗写道：“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不遂人愿。他的王国被罗马的百人队大肆劫掠，王室的私产也像战利品般地沦于奴隶之手。他的寡妻博阿迪西亚（也被尊称为布迪卡女王）遭到鞭打，女儿们惨遭凌辱。艾希尼酋长们的世袭财产被抢劫一空，王室的成员也沦为了奴隶。罗马人仿佛将这个王国当成了一件意外收获的礼物。”
[10] 这正是这位罗马历史学家所记录下来的。

博阿迪西亚所在的部落，这个曾经最为强大，也是迄今最为温顺的部落，终于对罗马人的暴行忍无可忍了，他们怒不可遏，纷纷武装起来，疯狂地反抗罗马侵略者。博阿迪西亚发现自己已成为了庞大军队的统领者，附近几乎所有的布立吞部落皆聚集到她的麾下。对罗马人种种暴行的愤怒，都化作了仇恨的火焰，从压抑的内心之中喷涌而出。这是布立吞人对罗马人征服压迫及文化压制所发出的愤怒吼声。兰克写道：“博阿迪西亚其人不拘小节，热心诚恳、强大且令人畏惧。”
[11] 她的纪念碑矗立在泰晤士河的路堤之上，与大本钟遥遥相对。它提醒我们不要忘却那些自由或死亡的悲壮呼喊之声，它们今日依然在我们心中回荡。

驻扎在不列颠的罗马军队总共只有四个军团，计两万人左右。第十四和第二十军团正跟随苏维托尼乌斯征伐威尔士，第九军团驻于林肯，第二军团在格洛斯特。

起义队伍的首个进攻目标是卡姆勒多努姆（科尔切斯特），这是一块防御松懈的罗马移居地，居住着罗马化了的布立吞人。刚刚来此定居的退役军人，在同样贪得无厌的军队协助之下，将当地的居民们赶出了家园。一些征兆的出现使布立吞人颇受鼓舞：

胜利女神的雕像突然栽倒下来，仿佛是要逃出敌阵；海水变成了红色；地方公会及剧院中传出了奇怪的哭声。罗马官员、商人、银行家、高利贷者以及那些卖国投敌，参与分享罗马权力和利益的布立吞人，都发现自己与少量残兵一起，被“野蛮人的汪洋大海”所包围了。苏维托尼乌斯需要一个月才能返回，而第九军团距离此地也有一百二十英里之遥。在没有怜悯，也没有希望的野蛮人洪流之中，这座小城被烧为灰烬。城中只有一座庙宇，凭借坚固的墙壁阻挡了火势，在熊熊烈火之中挺立了两日之久。城中一切居民，无论是罗马人还是罗马化的布立吞人，都难逃杀戮之厄运。所有东西都被捣毁。

当罗马第九军团赶来救援时，获胜的布立吞人便从科尔切斯特的废墟之中冲出迎敌。依靠绝对的人数优势，布立吞人压垮了罗马方阵，将步兵们杀得片甲不留。军团指挥官皮迪雷斯·塞雷里斯带着他的骑兵仓皇逃走。苏维托尼乌斯此时正在安格尔西岛，得知消息后，他立刻意识到，由于时间仓促，他的军队已无法迅速回防，控制事态发展。但是，按照塔西佗所说，他“无所畏惧，穿过这片危机四伏的国土，匆匆向伦敦赶去。当时的伦敦还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市，虽然没有荣膺移居地的称号，但还是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从这里，“伦敦”一词首次出现在文学史料之中。尽管在这里发现了罗马征服时期的，来自高卢或意大利的许多陶器碎片，但却仍然能够肯定，直到大量军事承包商和行政官员跟随克劳多斯来到泰晤士河畔的桥头堡之后，这个地区才真正繁荣起来。

苏维托尼乌斯仅带领一支骑兵卫队来到伦敦。他下令驻扎在格洛斯特的第二军团来此与他会合。但是，这个军团的指挥官被第九军团的覆灭吓乱了阵脚，拒绝奉命。

伦敦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毫无防备的城市，城中住罗马商人、他们的不立吞同事、家人和奴隶。城中建有一个防御强化的军事仓库，其中藏有珍贵的物资，有少量的禁卫军负责保卫工作。伦敦的市民恳求苏维托尼乌斯保护他们。但当这位将领听说正在追逐赛雷里斯的博阿迪西亚军队已掉头南下时，他便做出了残酷但正确的决定：撤离该城，让居民们听天由命。罗马第二军团的指挥官违背了他的命令，他已经没有力量来阻挡滚滚而来的叛军洪流。目前唯一的希望就是让第十四和第二十军团重新会合，这两个军团正沿罗马大道——也就是现在的华特林大街由威尔士急速赶往伦敦。苏维托尼乌斯对居民们的哀求无动于衷，他下令部队出发，愿意撤退的民众皆可随他而行。

伦敦城中，前所未有的屠杀之祸降临到了。男女老幼皆无幸免。起义者的满腔怒火，在那些不禁诱惑而屈从敌寇的布立吞人鲜血之中得到了充分发泄。近些年来，不列颠的建筑越建越高，地基越打越深，挖土机在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层层废墟，这充分说明伦敦曾在布立吞人的战火之中毁于一旦。

随后，博阿迪西亚转向维鲁拉米恩城(圣奥尔本斯)，这里是不列颠的另一个贸易中心，等级较高的城市。它同样难逃屠杀和毁灭的厄运。根据塔西佗所述：“在这三个城市中，至少七万居民与他的同盟者们惨遭杀害。”“野蛮人从不抓捕和买卖俘虏，也不进行任何的战争交易，他们所做的只有杀戮，用剑、十字架、绞架以及烈火毁灭所有生命。”这些恐怖的词汇向我们展示了战争的惨烈，就像两个世纪前，迦太基人与反叛雇佣军之间的战争那样，交战双方势如水火，怨愤难平。现代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死伤人数被夸大了，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当时的伦敦确实可以容纳三到四万居民，

而圣奥尔本斯和科尔切斯特的人口数也大致相同。如果再加上农村死于兵乱的人口，塔西佗估计很有可能是正确的。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不列颠岛所经历的最可怕灾难。我们看到，一个更高级的文明被当地土著以残暴手段完全抹杀了，这是一个野蛮堕落的开端。当然，人们为自己世代生活的土地而献身杀敌，严惩卖国求荣，投靠侵略者的叛徒内奸，这也是一项基本权利。

“目前，苏维托尼乌斯手中掌握着第十四军团，第二十军团的部分退伍老兵，还有随行的一些辅助人员。他们被编成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共计有一万人左右。苏维托尼乌斯决心……一决雌雄。他将决战地点选在了一条在被树木包围的峡谷之中，他得到确切情报，除了前方的一块并不适合伏击战的空旷平原外，还没有敌军到达此处。他下令军团组成密集阵型，将轻装步兵布置在侧翼，而骑兵则分列在两翼的最外围。”这是无比血腥残忍的一天，也是决定双方成败的关键一天。野蛮人大军约有八万之众，与日耳曼和高卢人相类似，他们用拉着长长队伍的笨拙马车载着妻子儿女，让其尾随大军前行。他们摆开阵势，意图与罗马人决一死战。双方皆没有与敌和解的打算，所有人都在以命相搏。在一番激烈的搏杀之后，罗马人凭借组织纪律及战争技巧最终锁定胜局。他们将敌人屠戮殆尽，连女人也难逃此劫。

“这是一次能够媲美先人荣光的辉煌胜利。有人估算，罗马军队杀死了近八万名布立吞人，自身损失约四百人，受伤人数稍多。”这些都是胜利者的虚构罢了。博阿迪西亚服毒自尽。罗马第二军团的指挥官皮尼乌斯·波斯杜穆斯（Poenius Postumus）违抗了上级命令，没能分享到胜利的荣耀和果实。在听闻第十四和第二十军团获得大胜之后，这位军团指挥官便拔剑自刎了。

苏维托尼乌斯现在只考虑着复仇，确实要让布立吞人付出代价。尼禄从日耳曼增派了四五千人的援兵，所有抱有敌意或受到怀疑的布立吞部落都饱受兵燓之苦。对布立吞人来说，最糟糕的是食物不足。他们曾自信地认为能够从罗马人那里抢得食物，因此将从事耕作的所有年富力强之人全部投入了战场。然而即便如此，他们的精神依然坚不可摧。若不是新任的行政长官在罗马财政大臣们的支持下提起抗议，古老的布立吞民族可能会面临灭种的危险。这些官员认为，如果放任不理，罗马占领下的将是一片沙漠而非行省。苏维托尼乌斯是平息叛乱的最高指挥官，他的军事决策也并无过错。但是，罗马人却有一种吹毛求疵的习气，这并不能仅仅归结于大人物们的嫉妒心理。舆论认为，苏维托尼乌斯狂妄轻敌，贪功冒进，而且对该省的叛乱四起全无察觉。“他的失败归于自身荒唐，成功则全赖运气”，罗马必须另派一位总督，“能对归附的敌人宽怀大度，不因敌意或胜利而心绪不宁，惊慌失措。”财政长官朱利叶斯·克拉希斯阿努——此人的墓碑至今仍然存放在不列颠的博物馆中，一再向罗马上书进谏，希望能够全力周旋，与抵抗部落和解。这些部落民依然坚持与罗马作战，他们不愿退让，也不求怜悯，宁愿在森林和沼泽地中忍饥挨饿，或受冻死去。最终，罗马决定与布立吞人和解。由于罗马境内的莱茵河一带遭受着日耳曼人的侵扰，就连罗马军界也反对将宝贵的军队送至遥远的边区。此外，苏维托尼乌斯在风暴中损失的一些舰船，为罗马高层提供了撤换统帅的时机和口实。在这种情况下，尼禄向不列颠派遣了一名新总督。新总督与那些陷入绝境的部落民们签订了合约。这样，他们的血统得以保存下来，最终汇入了不列颠民族的大家庭中。

塔西佗曾对这个新的省份做过一番有趣的描述：

“加勒多尼亚省(他对该省的称呼)居民的红色头发和修长的四肢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拥有日耳曼的血统。而西卢尔人肤色较黑，头发通常卷曲，其居住的地方与西班牙隔海相望，这也恰恰证明了早先伊比利亚人曾跨越海洋，占领了这些地区。距离最近的高卢人与他们同样相似，或是原初血统产生了长久的影响，抑或气候环境塑造了类似品质……高卢人的宗教信仰或许带有英国迷信(督伊德教)的强烈印记。语言虽有不同，但却大体类似。二者皆敢于挑战危险，但当危险临近时，他们同样又胆怯萎缩。然而相比之下，布立吞人的民族精神更为强大，长期的和平生活并未使他们变得消沉和软弱……他们的天空阴郁晦暗，且总是阴雨连绵，然而气候相对温暖。白天要比我们这里更长，夜晚更加明亮。特别是在最北端，夜间很短，黄昏和黎明之间只有一线之隔……除了橄榄、葡萄，以及通常生长在温暖气候之下的各类植物外，岛上盛产各类农产品。由于土壤和空气湿度很大，这里的农作物生长很快，但成熟却需要一定时间。”

公元78年，一位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总督阿格里科拉被派往不列颠岛。在其就任的第一年，他并没有按照惯例举行巡回庆典，而是征伐那些桀骜不驯的当地部落。一个大型部落曾经屠杀了一支罗马后备骑兵中队，现已被阿格里科拉连根拔除。莫纳岛，这个前总督苏维托尼乌斯因博阿迪西亚的起义而放弃的岛屿，而今也落到了罗马人手中。

阿格里科拉既有军事才华又富政治能力，据塔西佗（他娶了总督的女儿）所言：“阿格里科拉曾宣称，如果在征服之后还进行残酷压迫，那么征服者就会一无所得。”他减免了部民的粮草纳贡，鼓励并协助修建寺庙、法院和住宅。他使酋长的儿子接受教育，并宣称：“与呆头呆脑的高卢人相比，他更偏爱天赋异禀的布立吞人。”他因此博得了不列颠上流阶层的好感，这些上流人士也开始乐意穿着罗马式外袍并接受其他罗马风尚。“他们一步步适应了高雅的休闲生活，诸如在长椅上躺卧、用浴盆洗澡和优雅的宴会等。他们把这些不懂的新事物叫作文明。即便如此，他们仍处于半奴隶的角色之中。”

虽然，罗马的元老院及政界宣称他们始终遵循奥古斯都大帝的政策，固守疆土，不求扩张。但阿格里科拉依然得到批准，在不列颠发动了六次扩张领土的战役。第三次战役中，他抵达了泰思河。他的军团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依靠运输船队运送给养。在第五次战役中，他将战线扩展到福思河和克莱德河一线。这是一块狭长的地带，易守难攻。他本可以掘壕固守，然而，如果他不去征服北方那些强大部族，制服那些被赶到北边去的大批狂躁的野蛮人，那么罗马治下的不列颠行省必然会永无宁日。其实，除了在海岸边短暂停留外，阿格里科拉根本没有停下扩张的脚步。在第六次战役中，他再次亲率全部人马前往北方。而这一次，罗马军面临着严酷的形势，这是因为，布立吞人已经从过去的不幸中吸取了经验，认识到了团结的重要意义。

根据阿格里科拉女婿塔西佗的记述：

“在曾经荣誉的鼓舞之下，我军士气高昂。士兵们叫嚣着要直捣加勒多尼亚地区中心，在一连串的攻势中，一鼓作气直达不列颠最远的边缘地带。然而，罗马士兵的勇猛，将军的才能出众并未使布立吞人感到惶恐和困扰。他们依旧骄傲自信，不屈不挠。布立吞人将青年人武装起来，把妻子和儿女送到安全的地方。所有部落聚在一起，通过一个神圣的仪式组成联盟，决意共同抗敌。”

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蒙斯格劳匹乌山上（Mons Graupius），其具体位置至今仍不可考。但也有人认为是在奇里克朗基的山坡。塔西佗详细叙述了这场著名战事的经过，但所述的一些细节之处却仍有待考证。在未被征服的整个喀里多尼亚地区，一大群背井离乡、饱受迫害的土著民，怀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以四比一或五比一的人数优势直面训练有素的罗马军团和它的辅助部队。在罗马军队之中，自然也混杂着许多不列颠的变节者。毫无疑问的是，塔西佗将土著军队的人数明显夸大了，这支军队虽然规模可观，但也远非十分庞大。而且，荒野之中的野蛮人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军械。就像众多古代战争那样，失败者显然错估了形势。在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未意识到自身所面临严峻事态时，战斗的结果就已注定了。布立吞人的预备队冲下山来想要挽回战局，却正赶上与先前的部队同归于尽。就这样，最后一支有组织的不列颠抵抗力量全军覆灭了。据罗马史书记载：“一万名敌兵被杀，我军损失三百六十名士兵。”18世纪时，克莱夫在普拉西战役中的胜利使大英帝国最终在印度站稳了脚跟，这同样是一场以少胜多之战。

整个不列颠岛的征服之路现已畅通无阻，如果当初阿格里科拉得到帝国支持，或至少受到政府些许赞助，那么历史的进程很可能会被改写。对于罗马人而言，加勒多尼亚留给他们模糊印象，其真正挑战来还是来自于莱茵河和多瑙河之畔。罗马人最终还是决定谨慎行事，将那些幸存的布立吞战士留在北方迷雾之中，任其自生自灭。

一个世纪之后，狄奥卡西乌斯在其作品中写道，这些人给南方的居民们带来了沉重负担，成为了困扰当地人的主要一个问题。

“在不列颠，卡尼多尼亚和密阿蒂这两个部落人口众多，密阿蒂部落坐落于那段将海岛一分为二的横墙附近，卡尼多尼亚人则住得更远些。两支部落民皆处于蛮荒状态，他们在荒芜的群山，孤独泥泞的沼泽中艰难求存。没有城墙、村镇和农场，仅仅依靠放牧及采集的坚果为生。那里鱼类丰富，但部落民却并不食鱼。他们栖身于棚屋之中，赤足裸体，群婚群育。部落民大体上实行原始的民主制度，对劫掠之事十分热衷……他们可以忍饥挨饿，对寒冷和各种困难也无所畏惧。他们可以匿身于沼泽之中，只露头部在水面呼吸，以这种方式坚持数日之久。他们也会依靠树皮和草根在深山密林中长期度日。”

在荒僻的北部和西部地区，自由部落只能栖息于群山之中。而在其他地方，罗马的征服和绥靖大业业已完结。不列颠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四十五个省份之一。奥古斯都大帝曾经宣称，罗马帝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治省联邦。每一个省都是一个单独的行政单元，拥有独立的财政大权，而省域内的自治城市也拥有特许权利。那些暴露于蛮族野心之下，时常被侵略和叛乱所困扰的省份，帝国需要派军保护，其他省份则无须如此。

有驻军的省份处于皇帝的直接监管之下，受保护的省，至少形式上是隶属元老院管辖。但是，所有省份都遵循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根据各自情况而采用不同的政府形式，在罗马帝国开放包容的政治环境中，各地区皆没有种族、语言或宗教方面的歧视偏见，唯一存在的只有阶级差别。在秩序稳定的大局之下，这种阶级差别也并未引起多少争议。在这里，生活着罗马公民，大量的非罗马人，还有为数众多的奴隶，但奴隶中的幸运者也能有机会跻身公民行列。正是在这种制度之下，不列颠逐渐发展起来了。

第三章　罗马行省

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不列颠一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从许多方面来看，在罗马统治时期，岛上居民度过了他们最快乐、最舒适，也是最开明自由的一段时光。由于边界局势不稳，部分罗马军队仍留驻于此。城墙由辅助部队守卫，约克驻扎的一个军团负责提供支援。威尔士由分驻切斯特和卡伦昂阿斯克的两个军团负责守卫。罗马驻军总人数不到四万，而在几代人之后，驻军士兵已全部由本土招募，军队几乎由清一色的不列颠人组成。与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时期十分类似，此时不列颠的上流阶层享受着最为惬意的生活，除维多利亚末期的之外，英国历史中很难找到这样的历史场景。从公元400年到1900年间，不列颠根本没有集中供热系统，很少有人能用热水洗澡。但在罗马时代，富裕的不列颠——罗马居民所建造的乡间住宅中，先进的火坑供暖系统却是必不可少的。此后的一万五百年，这些不列颠人的后代只能住在冰冷房屋之中，为一时的温暖而燃起大火——这也被视作一种奢侈行为。即使现在，能够享受集中供暖的人口比例也仍低于当时水平。至于浴缸，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之后才被再次引入生活。在这段漫长而单调的中间时期，即便是最幸运最显耀的岛上居民也难逃肮脏和寒冷之苦。

在文化和知识领域，不列颠人总是单纯地模仿照搬罗马的成果，不像高卢人那样将其灵活运用，融会贯通。但是，法律、秩序、安定、温暖、食物以及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已然造就了不列颠人的和谐生活。虽谈不上奢侈和悠闲，但人们已不再遭受野蛮人的劫掠之苦。文明习惯流行开来，甚至连村寨居民也深受影响。罗马的生活方式渗入不列颠人的生活之中，使用罗马餐具的人越来越多，罗马语言也逐渐流行起来。不列颠已将自己视为了罗马世界的一员。事实上，在罗马帝国境内，没有任何一个身份能像不列颠那样将众多的罗马体制加以吸收，融会贯通。不列颠军团和辅助部队实力与帝国最精锐的伊利里亚军团不相上下。生活在这样一个强盛和辽阔的帝国中，人们普遍怀有一种自豪之情。罗马的公民可以说是世界的公民，毫无疑问，这种身份要比那些奴隶和野蛮人显得更为尊贵。道路出行方便快捷，与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英帝国的交通一样四通八达。无论是边界、法律、货币，还是民族主义情绪，都不会对交通构成阻碍。

在诺维奇有一座纪念碑，这是居住在不列颠的一名叙利亚人为他的妻子所立；西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在约克去世；来自不列颠的哨兵守卫着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小亚细亚的军队透过迷雾警惕注视着苏格兰入侵者的一举一动；罗马墙一带依然保留着密特拉神信仰；波斯人的太阳祭祀在罗马世界广泛流行，吸引了许多士兵、商人和管理阶层人士。在整个公元三世纪，密特拉教仍是基督教的强大的竞争对手。1954年在沃尔布鲁克地区发现的一座寺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向我们显示，那个时代的密特拉教可能拥有大批的信众。

罗马上层的政治斗争与激变并不会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造成显著影响。战争和内乱频繁，皇位你争我夺，兵变四起，群雄割据。不列颠人对罗马世界的政治十分关切，对帝国权力变动或首都的民心士气都持有强烈的观点。其中也有许多野心勃勃之人，试图在罗马帝国你死我活的政治的博弈中一试身手，他们或是飞黄腾达，或是一败涂地。但是，社会生活依然遵照罗马模式进行，他们拥有法律，拥有自己的生活，即便是遭遇短暂的变动，但也仍可照常度日。如果在四世纪进行一次问卷调查，那么结果定是希望罗马统治能够世代维系下去。

当前，我们正身处一个狂热、动荡且风雨飘摇的时代。一切变化无常，一切饱受争议。我们必须怀着敬意去审视那个年代：在只有三十万名士兵的土地上，人们却世代享受着大范围的和平。同时，刚刚勃兴的基督教以触动灵魂的教义激发人们的探求和思考，它引导人们摆脱世俗的限制和束缚，营造一个崭新和谐的新环境。

市政和政治是罗马文明赐予不列颠的两大礼物。城镇像棋盘一般设计成方格形状，居民社区得到合理有序的规划。城镇所有建筑物都按照罗马的标准化模式建造。每个城市都建有广场、寺庙、法院、监狱、浴室、市场和下水道。在公元一世纪，那些建设者们显然对不列颠的资源和发展前景抱有乐观看法，所有的城镇设计都迎合了未来人口增长的需要。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对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人口数量，专家们意见纷纭，各持己见。他们所估计的数目在五十万至一百五十万之间。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士兵、文职人员、市民、上流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总共就有三四十万。在当时的农业水平之下，要为这些人口提供粮食，应该需要两倍于此的农民。因此我们可以估算，罗马统治地区至少拥有一百万人口，而且很可能更多。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不列颠人口在罗马时代出现大幅增长。在超过两个世纪的和平年代，不列颠的居民人数仍与卡西威劳努斯时代相差无几。由于无法供养更多人口，不列颠社会普遍存有一种失落和抵触的情绪。征服者虽然轻易地征服了当地居民，并将其纳入了罗马世界的生活轨道，但除了制止部落战争外，并未给他们带来提升农业产出的更好办法。这个新的世界建构优美，典雅高贵，拥有华丽的浴室、热闹的酒会、华贵的长袍、良好的教育、灿烂的文学、激情的讲演。与其奢华外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列颠农业水平仍旧停留在史前时代。

旧时，不列颠的丰富物产能够极大地满足当地居民需求。但如今，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外表光鲜的罗马式生活需要。大部分耕地仍分布在光照充足，易于耕种的高地上，依然采用几千年前的原始耕作手段。带有轮子且效率更高的高卢犁虽然广为人知，但依然没有取代挖地不深的原始笨犁。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分的森林尚未砍伐，沼泽还没开垦，积满重质黏土的谷地也没有垦殖，这些为数众多的肥沃土地都被闲置一旁。铅和锡的开采和熔炼也皆依靠原始方式进行，只是在一种程度上受到政府管理。在物质领域，没有出现新的科学，也没有新动力和新知识。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基础也必然是一成不变的。不列颠变得更加文明和优雅，但却并不能说变得富裕。不列颠人生活在一个小圈子内，一切照章进行，日复一日地继续。新起的大厦庄严宏伟，令人惊叹，但又是脆弱不堪，摇摇欲坠。

经济基础薄弱的窘况很快为大规模的城市规划蒙上了一层阴影。城镇设计者发现，周边地区的农业产出不够满足城镇居民的需要。通过几次挖掘，我们得知，一些城镇的周边根本无人居住，有的即使有些农场，但也随着城镇的衰落而变得荒芜。这说明，贫乏的物质尚不足以支撑社会的发展。虽然如此，人们的生活还是安静的，他们的财产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不列颠的城市生活不能称之为失败，只不过是没有发展。一些大主教区城市和衰落的省级城市依然继续运转，孤独、落后甚至衰退缩水，但却仍旧维持着它们的风度和尊严。

在罗马的统治下，伦敦才真正兴旺发达起来。克劳多斯麾下的军事工程师们，负责军队的供给的官僚机构，以及尾随而来的众多商人，将伦敦变成了一个喧嚣繁闹之城。随着公路体系的建成，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一座精心设计，宏伟宽广，由坚固围墙包围环绕的大城取代了公元61年，只拥有木屋交易所的小型商业中心，它取代了比利时人的重镇科尔切斯特，迅速崛起成为罗马不列颠省的中心城市。到了公元三世纪末，流通的货币都在伦敦的造币厂铸就，该城一跃成为了不列颠的财政管理中心。虽然并未获得直辖市的地位，但不久之后，伦敦城又仿佛成为了政治中心之所在，与军事中心的约克旗鼓相当。

罗马风化在不列颠广为传布，从郊区所建的别墅就可窥见一斑。举止端庄的乡村绅士将别墅建在风景最优的旷野之中，四周森林环绕，流水潺潺。这种周边围绕着自家土地的舒适乡间住所，在不列颠广泛涌现，发展兴旺。仅在不列颠南部地区，就至少发现了五百座别墅遗址。但在约克郡以北及格拉摩根郡近海平原以西地区，此类别墅却难觅踪迹。相对单调乏味的城市生活促使上流社会的罗马-不列颠人迁往乡间定居，乡间别墅因此成为了罗马统治全盛时期不列颠行省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公元三世纪后城镇日渐衰落的情况之下，乡间别墅仍然保持着繁荣，甚至到了四五世纪还兴盛不衰。

在弗拉维安王朝的边疆政策下，罗马帝国的疆域几乎达到极致。图密善皇帝率先为帝国构筑了一道相互连贯的完整防御工事。先是公元89年，黑海沿岸筑起了宏伟的泥土壁垒，随后而起的另一个工事则连接着莱茵河和多瑙河。到公元一世纪末，一个标准的边界屏障就已逐渐形成。但是，在不列颠北部阿格里科拉的工程没有完工，施工人员因故被匆忙召回了。这为帝国的防御体系留下了一丝缺憾。而当图密善在苏格兰站住了脚跟之后，这道防御工事也逐渐荒废下来。由于工事未完，驻军后退至斯塔尼盖特（Stanegate），由卡莱尔向东的公路沿线上。在随后的几年中，不列颠的边防弱点渐渐凸现出来。在哈德良皇帝即位时，一场严重的灾难突然降临。在与不列颠北方反叛部族的一次战斗中，罗马第九军团永远消失在了历史之中。防御体系变得一塌糊涂，各个行省也处在了危险之中。公元122年，哈德良亲临不列颠，开始了重整边防的行动。

在此后的五年中，泰恩河与索尔威之间逐渐筑起了一道长达七十三英里的军事屏障。工事由八英尺到十英尺厚的石墙组成，其中建有十七座要塞，每座要塞都由辅助步兵团的军士守卫。此外，还有八十余座堡垒，双倍数量的烽火台。石墙前面有一道深达三十英尺的壕沟，后面也有一条沟渠，似乎是要用作关境，可能由财政部门负责掌控。整个工事需要驻军一万四千人，这还不包括沿墙执行巡逻任务的五千多名要塞守备部队。军队由当地居民纳粮供养。每个要塞都建有谷仓，能够容纳一年所用之粮食。

二十年后，安东尼庇护皇帝在位时期，罗马军队再次向北推进，抵达了阿格里科拉曾经的征服之地。罗马人沿福斯-克莱德地峡（Forth-Clyde）建起了一道三十七英里长的新壁垒，其目的是为了控制东部和中部低地的当地部落。但是，在不抽调哈德良长城西部驻军的情况下，军队很难抽出人手来守卫这道工事。公元二世纪中期，不列颠在军事领域面临着众多问题。186年前后，安东尼墙最终被废弃了，防守部队被集中至原先防线。在当地部落与苏格兰的不断袭击之下，北部边界的防御体系几近崩溃。在许多地方，防御工事和驻军军营都已被完全摧毁。

直到208年西弗勒斯皇帝驾临不列颠，竭尽所能重整防御，不列颠才再度安定下来。防御工事受损极其严重，修复工程十分浩繁。因此许多年之后，人们总将西弗勒斯误认为墙壁的建造者，事实上他只扮演了维修人的角色。211年，这位皇帝死于约克，在此后的一百年里，罗马墙沿线一直保持着和平。

在时常发现的罗马公路里程碑上，通常可以找到发起工程的皇帝姓名，借此我们可以对罗马时代的筑路工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些漫长而笔直的公路像极粗的线条穿越了整个不列颠岛。普通的路面是用大型石块铺就，石缝中填满细砂，表面再铺上一层夯实的碎石，整个路面的平均厚度为十八英寸。在某些特殊路段或者多次修补过的地方，路面已达到了三英尺厚。穿越黑石角（Blackstone Edge）地段的公路建在了泥煤土层上，宽约十六英尺的路面由大块的方形粗砂岩铺成，另有街石矗立两侧。路面之上还留有深深辙痕，这是旧时沿陡坡急行的马车刹车时所留下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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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劳多斯入侵后的半个世纪里，道路建筑十分活跃。我们可以发现，在公元二世纪，大部分的道路工程都集中了在军区的边境地带。三世纪时，公路体系业已形成，余下的只是一些保养工作了。事实上，在已出土的公路里程碑中，至少有四块都是设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表明当时的公路体系又有了新的扩展。到公元340年，所有的新工程都已结束。虽然保养修补工作一直继续进行，但在此之后我们再没发现新的里程碑，公路修筑再没有出现新的进展。

公元350年以后，高卢的公路情况也同样如此。这些历史资料枯燥乏味，但却是反映罗马帝国兴衰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罗马时代的一名不列颠切斯特土著现在复活的话
[13] ，他就会发现当今的许多法律与罗马律法一体相承。他还会看到，当年在各地渐渐流行的，新兴的基督教而今已遍布各个角落，每个村庄的都有教堂和牧师。在他看来，基督教的场所及其设施已远远超过了信众的需求。他也会不无得意地注意到，这些后人如果想进入最著名的学府深造，就不得不去学习拉丁文。此外，今天的英语发音也可能给他带来相当的麻烦。他能够发现，公共图书馆中所藏的众多古代经典著作都是用相当廉价的纸张印制的，而且印刷数量惊人。他得以了解到，这里有一个稳固的政府，人人皆怀有世界帝国的归属之感。他可以饮酒，可以去巴斯泡澡。如果觉得巴斯太远，那么他也能在任何一个城市中找到蒸汽浴室或洗浴场所。他同样能够发觉罗马时代存在的诸多问题，如货币、土地制度、社会公德、礼貌礼仪等，在今天已略显不同，但争议却依然存在。他一样会担心自己身处乱世之中，或者生活在一个衰颓的政权之下，一样害怕野蛮人会突然闯入，手持与当地军团类似的武器，对人们进行大规模屠杀，也一样会对北海彼岸的人们心存恐惧。他可能会从别人口中得知，莱茵河一带是他们的边界线。他所看到的最显著变化莫过于快捷的通讯，方便的印刷及迅即的广播，所有这些都会令他困惑不已。除此，他还能接触到氯仿，防腐剂，以及更加科学的医药知识。他能够读到更长篇的历史，获知那些比塔西佗和戴奥所言更为可怕的故事。他能够通过设备，观看到许多“连恺撒也闻所未闻的地区”，或许，他会为这些奇异之事惊异或伤怀。他发现前往国外旅行并非易事，虽然交通迅速，但每一步都会遭遇颇多阻碍。如果想去罗马、君士坦丁堡或是耶路撒冷，只要不走海路，就必然会面临一大堆的边境检查。他可能要响应号召，将许多部落和民族视作仇敌，但在过去，他与这些民族毫不相干。他对3世纪后的历史越是了解，就越是庆幸自己没有过早复活。

如果罗马人能够谨慎保管帝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那么其疆域可能会一直保持稳固状态。但是，这些珍贵资源却常常被皇族间的内战所消耗。公元二世纪中期，帝国政治混乱，财政崩溃。然而，在这种状态下，帝国却仍保持着一定活力。伊里利亚的军队中相继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战士和行政人员，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帝国恢复了统一，边防也得到了巩固。到了二世纪末，罗马看起来与先前一样强大和稳固，但是在光鲜的外表之下，帝国的根基正在土崩瓦解，许多新思潮和新团体也应运而生。各处的城市日趋衰落，贸易、工业、农业在严苛的税收之下萎靡不振。道路交通变得危机四伏，一些省份盗贼四起，破产农民也加入了劫掠行列。庞大帝国逐渐瓦解成为不知名的小块区域，以致最后寿终正寝。但是，这些小块区域有朝一日也会再度联合起来，组成新的封建基督教世界。在封建时代，新的专制力量竭尽所能，确保道路畅通无阻，推进土地开垦耕种，镇守疆土驱除蛮夷，然而，这已经是数百年之后的事情了。

无论如何，罗马帝国都是旧时代的丰碑。它的肌肉和血管承载了一个古代帝国所能历经的一切磨难。罗马世界就像一位垂暮的老人，希望在和平与宁静中安度余生，希求以超脱的态度来享受生活给予幸运阶层的赠礼。但在帝国内部，这种保守主义情绪却被新兴思潮打乱了阵脚，而在帝国之外，大批饥肠辘辘，残暴成性的野蛮人对防守严密的边界虎视眈眈。罗马和平的实质在于对所有宗教保持宽容态度，在于能够接纳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但在二世纪中叶之后，这种宽宏的政治氛围却在日渐消退，宗教的统一趋势反而得到不断加强。罗马世界已经解决的，或是未曾想过的一切问题，现在被基督教教义重新提了出来。在这几百年里，各种各样的身份地位及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已被人们安然接受，即使是那些深受苦难之人，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自然法律的安排。罗马社会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奴隶制度所束缚，在基督教进步思想的有力冲击下，这种老旧体制终将会陷于崩颓。新继位的罗马皇帝们总在肆意的挥霍和过度的节欲中左右摇摆，权力机构的道德标准与广大归附地区大相径庭，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导致了社会动荡不安。在人类业已解决世俗间的众多难题，而政府又向精神领域开放无限自由之时，内忧外患仍未止息。“这里没有永恒的城市，但我们在努力寻求它的到来。”冷酷的末世降临了，和平和秩序遭受了破坏，致使民心思乱。在罗马世界陷入衰退、丑恶、屠杀和混乱的泥潭前夕，漫漫长夜已悄然降临到了这个世界。

帝国外部，蒙昧粗俗的野蛮人敲打着罗马的边界。就在欧洲大陆上，这些天生的战斗动物联合起来，将最勇敢善战之人奉为世袭的首领。这些混乱无章的蛮族联盟，皆是罪恶如山，恶贯满盈。但相对于赫赫辉煌的罗马帝国来说，他们却遵循着更加灵活的生活准则。

可以想见，汹涌的荒野之潮从各处席卷至此，疯狂地冲击着罗马帝国早已千疮百孔的堤坝。不仅是从堤坝上方漫过，而是渗入了堤坝的每一个孔隙之中，并一点一滴渗漏出来。当人们认识到罗马大厦已岌岌可危时，一股新的洪流又从亚洲奔涌而来，他们不断向西挺近，驱赶着沿途各个民族，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要对付他们，没有优良的武器是难以成功的。人们唯一指望的，就是用精良兵器，严格纪律，及少量资金将军队组织调动起来，组成一道独立的防线。如果英勇卓越的罗马军团尚不能取胜，那么一切就将化为泡影。其实，从公元二世纪中叶开始，这些破坏性的力量就已充分地显露出来。但是，世代生活在不列颠行省的那些人们，却以为他们已经破解了斯芬克斯的谜团。其实，他们误解了她的笑容。

第四章　失落的海岛

如果不将漫长的历史时期与我们短暂的生命联系起来，我们就很难去了解历史。对大多数人而言，五年光阴十分漫长，二十年时光十分遥远，五十年就已是逝去的古代了。想要了解命运对每代人的影响，就必须首先想象他们的处境，然后运用自己生活的时间尺度进行衡量。因此，生活在每个时代的人们，反而对当下所发生的变化所知甚少，只有在那些编年史家们将每一时代的特点提炼概括出来时，人们才能窥得全貌。利用历史研究的望远镜，我们可以透过两千年的迷雾，遥观那些模糊昏暗的时代场景。公元二世纪及三世纪的某些时期，毫无疑问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与之后的大部分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到了4世纪早期，阴影便降临到这个虽不完美但尚可容忍的社会。罗马治下的不列颠人渐渐失去了安全之感，居民们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感受到罗马的庞大体系日渐倾颓。他们步入了一个混乱不安的时代。

考古者的发现纠正和拓展了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对废墟、石头、铭文、硬币和骸骨的发掘和研究，以及新兴的航拍摄影胶片，都为我们铺开了真实的历史画卷。虽然没有颠覆当代人们对历史的总体认知，但却使我们有了更真实、更精确、更深刻的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所重点描述的原因、事件及年表已被新近发现改写。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的剧本都被大幅修改或推翻了，留下的是一系列层次分明而又精练生动的作品。我们的步伐较小，但却坚实平稳。许多著名作家的毕生之作现在被视为过时的书籍。这些新结论与其说是出自新的观点，不如说是出自于新的发现。虽然有许多作品观点相近，但它们却都建立在传统主流观念的基础之上。

三世纪末期，不列颠的罗马文明，以及罗马统治面临的威胁都已达到了一个顶点。来自欧陆及荒岛的野蛮人开始向西进犯。苏格兰人（现在我们称其为爱尔兰人）和皮克特人开始对哈德良长城施压，并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从海上进犯，向两个侧翼发动攻势。同时，撒克逊人划着长船穿越北海，沉重敲击着从纽卡斯尔到多佛的整个东部海岸沿线。从这个时候起，不列颠的乡村居民也像现代国家遭受空袭那样，饱受了突袭者的海上威胁之苦，受尽了血腥暴力之厄。近年来出土的许多证据，都指向了相同结论。罗马占领时期的众多不列颠乡间别墅，眼下也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恐慌之情在整个地区蔓延的痕迹。除了东部和南部海岸沿线的军事堡垒，和以此为基地的众多战舰，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新构筑的防御工事。伦敦的城墙上添置了棱堡塔楼，工程所用的石块都是从居民住宅上拆来的。由于城市人口不断减少，这些住宅早已是人去楼空。在各个城镇，原来宽阔的罗马城门都被石块阻挡起来，使其宽度缩减了一半。这是社会的不安全感持续增加的一个铁证。在全国各地，我们都能找到大量罗马钱币，但铸成年代晚于公元400年的却是非常罕见。在这肥沃、安宁、秩序井然的土地上，一系列灾难已悄然降临。

与其他正在衰亡的政权相同，罗马帝国在元气大伤之后依然维持了数百年之久，大约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不列颠岛上演了另一番场景——一个垂死挣扎的文明与精力充沛，饥肠辘辘的野蛮人的殊死对决。公元300年之前，罗马驻军依托坚实的哈德良长城挡住了北方的野蛮人的脚步，但在此之后，他们又不得不重新开辟一条新的防线。“北疆公爵”必须与“撒克逊海岸伯爵”并肩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在东部和南部沿海的全部海岸线上，从沃什湾到南安普敦海湾，一道堡垒防线被费力地建造起来，其中的八座堡垒现已被考古人员所发现。里奇伯勒堡垒是当中最主要的一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曾将此用作重要渡口，为法国军队运送补给品，它也因此被世人所熟知。

在修筑堡垒的战略考虑上，学者们普遍存有争议。许多人对堡垒的价值并不认同，认为当时的政策不过只是想通过这八个堡垒来保护四百英里长的海岸线。这些评价显然有失公允。显然这些限制是不公平的。这些海岸堡垒只有被用作不列颠-罗马舰队的海岸基地，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和意义。

实际上，从公元一世纪开始，不列颠就驻扎着这样一个“不列颠尼亚的舰队”。刻有海军标志的瓦片显示，舰队在多佛和林普尼拥有长期基地。整个海岸地区都设有防御工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防御工事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韦格提乌斯（Vegetius）在撰写四世纪的战争艺术时，提到了不列颠舰队配备有一种特殊的轻型帆船。这些船只的船体、风帆、海员的军装甚至面部都用漆涂成海绿的颜色，以便于隐蔽。韦格提乌斯告诉我们，按照海军的说法，它们被称为“漆船”。由于罗马帝国和不列颠舰队的实力日渐衰落，野蛮人在斗争中占了上风，在这个过程中，海岸的要塞越建越高，舰队的效用却是越来越低。由桨帆船组成的小舰队很难在距基地五十到一百英里的地方拦截入侵者。而对于具有强大威力的远洋舰队来说，其舰只虽然能在被今人称为荷兰、德国、丹麦的地区游弋数月之久，但要对付那些行动迅速的小型敌船，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些罗马化的不列颠人是整个帝国之中最活跃、最鲁莽的成员。他们秉持着排他主义观念，但却又希望插手地区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驻扎不列颠的罗马军团士兵逐渐被当地人所取代。到公元三世纪末，军队就显现出强烈的不列颠民族特征。不列颠人沐浴在罗马公民身份的荣誉感之中，他们并不渴望独立。但是这也并不妨碍民众和军队对帝国政府抱有批判态度。无论哪个皇帝忽略了不列颠的意见，或牺牲了不列颠的利益，都会遭到批评怨愤成为众矢之的，相对于那些忽略了行省防务的皇帝来说，这种批评要来得更为猛烈。一系列的骚乱和抗议，使每况愈下的局势变得更加危机重重。

没人想到罗马的军事重镇切斯特、约克或卡伦昂阿斯克会突发叛乱，要是没有当地舆论的支持，这些野心勃勃的驻军士兵是绝对不敢觊觎王位的。这并不仅仅是一些不满士兵的反抗行动，而是几千人的军团试图控制罗马帝国的大胆尝试。这些士兵人数虽少，但却表达出他们对所处社会的情绪、情感和野心。他们试图离开当地的小剧场，登上世界的大舞台，这种心态，与那些希望离开家乡到首都发展的演员们十分类似。不幸的是，他们的失败使不列颠损失了众多宝贵的人力资源，这些人本是保卫不列颠堤坝的重要力量。

戴克里先皇帝曾以早期基督教徒的迫害者身份被载入史册，虽然他重拓边境，恢复了古代罗马帝国时的疆域，但其卓越功勋却仍被宗教的阴影所掩盖。他首创了“四帝共治”制度，即一个帝国拥有两个皇帝和两个皇储，他自己则居于四人之首。皇帝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退位，传位于皇储，同时再任命一位新的皇储。这样，皇位就可代代相传，不致中断。公元285年时，帝国另一位皇帝马克西米安被派往高卢地区，同时负责处理不列颠行省事宜。他对撒克逊海盗袭击事件给予了深切关注，下令加强海峡舰队力量，并任命来自西北欧低地的卡劳修斯担任舰队指挥官。卡劳修斯坚韧果敢，雄心勃勃，做事雷厉风行，他在布伦海军基地放出话语，引诱海盗们前来劫掠。然后，在海盗满载而归的途中，这位将军率领舰队发动了突袭，擒获大批俘虏，之后毫不留情地将这些盗众斩尽杀绝。

卡劳修斯的成功并没有让不列颠民众心满意足，舆论指责他与海盗贼寇同流合污。他解释说，这是伏击计划的一个部分。但事实上，他私藏下来的众多战利品使他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境地。马克西米安下令将其处决，但这位将军已先行一步登上了不列颠岛，并且称帝登基。他赢得了岛上驻军的支持，还在一次海上战斗中击败了马克西米安。至此，罗马当局只得采取权宜之计，与这位顽固的反抗者达成和议。公元287年，卡劳修斯的皇帝身份获得认可，他所管辖的地域包括不列颠岛和高卢北部地区。

这位掌控着海权的冒险家统治不列颠岛达六年之久，似乎也较好地维护了地区的利益。但是，戴克里先皇帝和他的谋臣们却也并未心灰意冷，他们一直在静待时机。在293年，罗马人终于揭开了虚伪的面具，将友谊的说辞弃之一旁。作为新王储之一的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包围并攻陷了卡劳修斯在欧陆的主要基地布伦城，卡劳修斯本人也很快被属下军官暗杀。这位新来的竞争者也想登上皇位，但他却没有获得不列颠民众的支持。在这种状况下，整个不列颠岛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皮克特人借机卷土重来，他们突破了边界的防御壁垒，令整个北部地区陷于一片刀光火海之中。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以拯救者的身份跨过了不列颠海峡。他的同僚率领一部分军队在朴次茅斯附近登陆，他本人则乘船沿泰晤士河继续前行，激动不已的伦敦民众对君士坦提乌斯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这位不列颠的拯救者不负众望，很快恢复了当地秩序。1922年在阿拉斯地区发现的一枚金质奖章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功绩：他率舰队沿泰晤士河北上，将北方入侵者赶回了老家。同时，他还着手修筑防御工事，恢复并改进了整个防御体系。

罗马-不列颠人抗击蛮族的努力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小舰队时常在海岸反击敌舰，而步兵团及辅助部队也得匆忙奔走，各处救急。罗马帝国的衰落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但不列颠的灾难却是一步步地加深。我们必须了解这样一个史实，公元367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突如其来，降临到不列颠人身上。在这不幸的一年，皮克特人、苏格兰人、撒克逊人似乎在联手行动，这些蛮族一同席卷而来，将不列颠搅成一团糟。帝国军队英勇抵抗，北疆公爵和撒克逊海岸伯爵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不列颠的防线被打开了一大缺口，大批蛮族蜂拥而入。这些贪婪暴虐的野蛮人闯入宁静美丽的乡村别墅和房舍，涂抹掉一切文明的痕迹。现在，这些遗留下来的废墟还在向人们讲述着当时骇人的场景。在大英帝国博物馆中保存的米尔登霍尔银餐具，就是当时蛮族闯入居舍时，惊慌失措的居民所埋藏起来的贵重物品。显然，餐具的主人再没有机会将其挖掘出来了。不列颠人的别墅生活遭受了灭顶之灾，虽然之后有所恢复，但却一直没能缓过气来。城镇虽然衰落了，但至少还有高大的城墙屏障，因此可以作为人们的庇护之所。

历史画幅也同样向人们展示了罗马帝国政府为保卫不列颠所做出的努力。尽管当地居民一而再地起义和背叛，但帝国方面却一如既往将官员和士兵派往此地，以维护秩序或驱除蛮夷。公元367年的灾难之后，狄奥多西将军受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的派遣，率领大军前往救急。狄奥多西顺利完成了任务，而我们也又一次在沿海防御的工事遗址中发现了加固与重建的痕迹。但是，当地人并未从接二连三的危险中接受教训，383年，不列颠民众和驻军的居民再次背叛罗马，心甘情愿地臣服在了一名西班牙人——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的脚下。这位西班牙人在不列颠握有军政大权，不久便私自称帝。他将自己麾下的，包括要塞守备军在内的全部军队纠集起来，匆匆渡海赶往高卢，并在巴黎近郊击败了现任罗马皇帝格拉提安。之后，格拉提安在里昂地区被自己的军队谋杀，于是马克西姆斯便成为了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的主人。五年以来，马克西姆斯一直为捍卫他的伟大领土而努力抗争着，但格拉提安的继任者，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最终还是击败并杀死了他。

就在此时，罗马的防御壁垒再次被突破了，不列颠面临着北方和海上之敌的双重威胁。七年之后，狄奥多西皇帝终于派来了援军，一位名叫斯提里科的将军登上了不列颠岛。在这位伟大统帅的指挥下，罗马军驱逐了入侵者，修复了工事。御用诗人克劳狄安曾洋洋得意地描述了公元400年时，不列颠人从撒克逊、皮克特和苏格兰入侵者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情景。他详述了那些逃出生天的不列颠人对拯救者的无比感激之情，并以此来庆贺斯提里科首任执政之职。但这种感激之情很快就被忘却了。

斯提里科返回了罗马，同年，西哥特王阿拉里克率军入侵意大利，斯提里科再次以罗马军队统帅的身份指挥抗敌。为捍卫帝国的核心区域，他被迫召回了罗马在不列颠的大部分驻军。公元402年，他在伟大的波伦提亚战役中击败了阿拉里克，将其赶出了意大利。但是，胜利之后不久，一大群野蛮人在首领拉达盖苏斯的领导下再次滚滚而来。405年，斯提里科取得完胜，彻底消除了蛮族对罗马中心的威胁。意大利战事平息后不久，由苏维汇人、阿瓦尔人和勃艮第人组成的联合大军就越过了莱茵河边界，攻入高卢北部地区。斯提里科毫无畏惧，准备再度引兵出征，痛击来犯之敌。然而，不列颠行省此时却又生波澜，

当地军队抱怨该省遭受忽视，因而举兵叛乱，一位名叫马库斯的人被拥立为帝，但不久之后即被暗杀。随后，一名格拉蒂安的本地人继位，但却同样遇害。四个月后，叛乱士兵再度选择了一位名为康斯坦丁的人承继大统。然而，这位新皇帝并没有试图保卫不列颠，而是忙着赶去大陆争夺官爵。与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所做如出一辙，康斯坦丁召集了不列颠的所有军队，带着他们前往布伦冒险。他在欧陆战场与斯提里科角力了三年之久，取得了众多胜利，但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被罗马军所擒杀，而随他出征的士兵们也再也没能返回故土。在这纷乱的年月里，罗马治下的不列颠地区政局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群雄继起，或是欲扶助帝国，或是欲与之为敌。

到了五世纪初，所有的军团都被派往各地救火，朝中空虚，皇帝手中已无可用之兵。410年，面对雪片般飞来的告急文书，罗马皇帝荷诺里无计可施。他唯一能做的，只能向求救者们大声疾呼：“各省应该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

在罗马的保护力量撤回之后，第一位到访不列颠的著名人士是圣曼努斯主教。他于429年由奥赛尔渡海前来，此行目的是铲除贝拉基教在此地的影响——尽管基督教的影响甚深，但一些异端邪说还是在不列颠发展起来。贝拉基学说过分强调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并以现世作恶之说来反对原罪论。它认为，自由是人的重要特质，不能因为亚当的原罪而被剥夺。曼努斯主教和他的一位同事一起抵达圣奥尔本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很快说服了那些迷惘的信徒，将引导他们误入歧途的异端连根拔起。然而，他在不列颠又看到了什么情况呢？据他所述，这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岛上物阜民丰、牛羊成群、粮草充沛，学校、教俗机构、集会广场应有尽有。但是目前正处于战乱之中。一支入侵者大军正由北方和东方直逼而来，据悉，这是撒克逊人、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组成的邪恶联盟。这位主教先前也曾是一名杰出的指挥官，因此便着手组织起当地防御。他先是对周围的地区进行了侦查。他注意到，敌人的必经之路上有一个群山环绕的谷地。因此，他命令部队埋伏起来，静等凶残的野蛮人前来。当敌人进入包围圈之后，“教士们突然向敌人连喊三声‘哈利路亚’……洪亮的叫喊声随之涌起，在山谷中久久回荡。敌人被叫喊声吓得魂飞魄散，由于害怕会有石块从头顶上方砸落下来，他们使尽吃奶的力气全速奔逃。他们丢掉盔甲武器，只求逃得性命。在渡河时，惊慌失措的蛮族士兵争先恐后相互践踏，这与其前来时的秩序井然形成鲜明对比，许多士兵因此被溺毙河中。不列颠军队大仇得报，兵不血刃取得全胜，同时还拾获无数战利品……不列颠人在战斗中轻易获胜，他们所依靠的是信仰而非武力……曼努斯主教在打理好岛上事务后，便启程返回了奥赛尔。他在精神和世俗领域皆获完胜，也就是说，他战胜了异端贝拉基教派和来袭的撒克逊人，这无疑是一个双重的胜利。”
[14]

又是十二年过去，一个高卢的编年史家于公元441年（或442年）忧郁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近来，遭受着各种天灾人祸的不列颠已逐渐沦于撒克逊人之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这一时期，北日耳曼地区的蛮族人开始了大规模迁移，这远比四世纪的入侵劫掠来得可怕。从这时起，黑暗时代降临了。

我们可以通过四个“窗口”来审视这一黑暗时代，虽然每个窗口都装有模糊或彩色的玻璃，但却不能因此而否认它们的价值。我们拥有智者吉尔达斯写作的一本小册子，它成书于公元545年，此时，距离罗马人撤离不列颠已有一百年了。又过了大约二百年，一位写作不列颠教会史的散文家——可敬者毕德（Venerable Bede）在宗教的主题之外，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不列颠居民的珍贵资料。此外，在一部名为《不列颠史话》（Historia Britonum）的著作中，作者收录了许多早期的历史文件——这些史料比毕德书中的那些还要古老。最后，公元九世纪时，可能是在阿尔弗雷德王的授意下，保存在不列颠各个修道院中的各类编年史资料被集中起来，汇编成为一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将这些史著进行相互的对比印证，再结合考古发现的一些成果，我们便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

公元450年，不列颠的统治者模仿罗马人的做法，试图通过招募一批海外雇佣兵来增强力量。但事与愿违，这一举措却给不列颠招致了无妄之灾。一旦国门洞开，蛮族的船队便闻讯而来，他们沿着河流一路前行，从亨伯河到朴次茅斯，野蛮人的船只比比皆是。但是，只要蛮夷们一离开，不列颠人就重新加固海岸防线，此外，不列颠人在巴顿山战役中的辉煌胜利也使野蛮人的扩张脚步停滞了近五十年之久。如果我们在地图上画一个V型线，一条边从切斯特指向南安普顿，另一条从南安普顿到亨伯，那么我们就能发现，这条线上仍生活着大量的信奉异教的撒克逊人，那些以ing或ings为结尾命名的地区多是位于第二条线以东，此处便是撒克逊人的最早定居地。V字中间的地域是敌我双方对峙争夺的土地，第一条线以西则仍在不列颠当地人的控制之下。这就是公元500年左右不列颠地区的形势图。

目前，编年史家们的叙述已从历史和地理两个方面得到了证实，吉尔达斯很可能是从关系密切的长辈们那里听得了雇佣兵的故事，而对生活在九世纪的编年史家内尼厄斯而言，其笔下历史的真实性就更是确定无疑的了。有人认为，为残暴入侵者敞开了大门的昏庸首领正是一位名叫沃蒂根的人，毕德对此表示认同。在不列颠北部史中，常会出现亨吉斯特的大名，其人好似那种中世纪的雇佣兵，谁为他提供土地，养活他的人马，他就为谁卖命。后来出现的肯特王国，就是在他所获土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吉尔达斯向我们讲述了一段悲惨的历史：

“他们(不列颠人)回到家园不久，大群皮克特和苏格兰蛮夷就乘着小圆舟呼啸而至……皮克特与苏格兰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行为习惯，相同点在于二者皆是嗜血成性，披发裸身之辈。野蛮人攻占整个北方地区，其兵锋直抵罗马大墙。驻守罗马墙的只有一个不列颠兵团，戍卒皆是些未经战阵，胆小怯懦之人。眼下，那些赤身裸体的蛮夷们正手持钩子模样的武器，将那些可怜的公民们接二连三地拖下大墙，摔在地上。我还有什么补充的？民众们抛弃了高墙和城镇，在前所未有的绝望中争相奔逃。敌人又一次追上了他们，屠杀比之前来得更加残酷。无比哀怨的人们在野蛮人手中绝望挣扎，就像屠夫刀下待宰的羔羊一般。野蛮人仿佛是荒野中游荡的野兽，仅为谋得一些食物争抢杀戮。内部的纷争加剧外来的祸患，由于灾祸频发，当地的粮食早已颗粒无存，那么野兽们只好通过猎杀来充饥了。”

这些苦难深重的幸存者再一次向罗马当政者阿提纽斯致信，书信的标题为《致连任三届执政官的阿提纽斯——不列颠人的呻吟》，信中这样写道：“野蛮人将我们赶向了大海，大海又将我们赶回野蛮人那边，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死亡之路，要么被杀，要么溺亡。人们深陷无助和绝望之中。同时袭来的可怕饥荒迫使很多人向蛮夷屈膝投降……但是，也有些坚贞不屈之人，他们藏身于群山、洞穴、关隘及浓密的灌木林中，以游击的方式袭击敌人。这些人信仰的是上帝而不是凡人，因此才敢于第一次拿起屠刀，冲向多年来一直蹂躏他们家园的暴徒……虽然掠夺者的野心暂时受阻，但民众的憎恶之情却丝毫未减：敌人离开了我们的家园，但他们的罪恶却不能被人们忘却。”

内尼厄斯的著述对吉尔达斯所遗漏的史实做了极好的补充，他写出了在巴顿山战役中获得至高荣誉的不列颠士兵姓名。正是这个名字，使我们走出昏暗的历史迷雾，步入了浪漫的阳光之下。这是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们的经典传奇，朦胧、宏大、虚幻、昏暗，但却又光辉闪耀。我们看到了，在岛屿某处，一位伟大的指挥官带领着他的罗马-不列颠战士投入疆场，与野蛮人奋勇拼杀，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的身上、他的名字、他的功绩皆流溢着文学和诗歌所赋予的浪漫光彩。然而，在亚瑟王的传奇中，只叙述了他历经十二场战斗，但真正场景却无处找寻，只叙述了敌人是一群异教徒，但具体情况却不为人知。而在内尼厄斯的拉丁文著作中，这些细节都得到了一一说明。但其他权威人士却认为：“根本没有亚瑟其人，至少不能证明此人存在。”直到六百年后，当杰弗里·蒙茅斯讴歌封建制度及军事贵族的光辉成就时，侠义、荣誉、基督教信仰、身穿盔甲的骑士及为之倾心的贵妇形象，才被引入胜利的光环之中，腾起辉煌的火焰。后来，天才马洛里，斯宾塞，丁尼生等人又对杰弗里之作进行了改写和修饰。无论是真是假，这些传奇已成为了人们心中不朽的经典之作。很难相信，这所有的一切都一位威尔士作家幻想虚构而成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一定是一名了不起的幻想家。

现代研究也相信亚瑟其人确有存在。眼下，最保守最顽固的研究者已经与他最前卫最开放的同行达成了一致，公开承认了他的真实性。但是，对于亚瑟所处黑暗年代的具体时间、其生活和战斗的具体地点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然而，研究者们都愿意相信，他是不列颠的一名伟大战士，在狂暴风浪中高举着文明之光的火炬，用他的剑保护了那些忠诚的思想和记忆，使之得以流芳后世，不致消亡。居住在高原山地的四个凯尔特部落都为亚瑟王的传奇而欢欣鼓舞，他们争相宣称，自己居住的地区就是亚瑟曾经建功立业的地方。在康沃尔到坎伯兰的广大地区，人们都曾寻找过亚瑟的领域或足迹。许多学者由于害怕研究成果遭到反驳而使自身陷入了全面的困境之中。他们的论断含糊保守，闪烁其词，这种现象在现代盛极一时。下面这段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体上可以断定，可能是在南威尔士地区，确实曾有一个名为亚瑟的小首领。他也很可能握有一些兵权，并将凯尔特部落或高原部族的一部联合起来抵御那些入侵者或强盗（这些人并不都是日耳曼人）。至于传说中其所经历的众多战斗，亚瑟或许真的参与了部分或全部。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战斗也或许是后人所为。”

此论断并未给人们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唯一的贡献在于，它或多或少地指明了亚瑟的传奇是以真实历史为基础的。我们更希望相信，杰弗里笔下的，触动十二世纪欧洲民众灵魂的那些爱情故事并非是空穴来风。
[15] 如果我们得以亲眼目睹历史，就能够发现自己置身在了那些有事实依据，又颇具创造性的文化旋律之中，与《奥德赛》、《旧约全书》等人类文化遗产息息相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也应该是真实的，甚至比我们知道的真实更为壮丽。无论是对抗野蛮、专制或大屠杀，还是为自由、法律和荣誉而战，这些人们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即便是肉体消亡，其精神也将永存于世。让我们向世人宣告，亚瑟王和他的高贵的骑士们，曾坚定守护着基督教的圣火和世界秩序的宗旨，他们凭着无比的勇气、骄人的体魄、精良的铠甲及优良的战马横扫了无数蛮族军队，为后人们树立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据说，亚瑟本名为杜克斯·贝劳鲁。五十年前，不列颠人就曾对阿提纽斯呼吁派遣总督保护他们，在如今这个紧要关头，又有什么能比一位众望所归的不列颠领袖更加重要呢？亚瑟曾作为不列颠野战军的指挥官，率领人马转战各地，当地民众携手抗敌，一旦认可了这些史实，那么对于斗争细节、战争场面的描述就大可各抒己见了。此外，在公元四世纪，骑兵的战斗作用显著上升，甚至已成为了战场的主力军种。步兵战术业已过时，而军团作战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此际，入侵的撒克逊人却仍以步兵为主，打仗也主要凭借剑和矛等武器，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铠甲护身。这样的敌人，只要一支小规模的常备罗马骑兵就足以应付了。如果有哪位地方首领，能像亚瑟这般组织一支武装骑队，那么他大可在整个不列颠横行无忌的率众迎敌，所向披靡。亚瑟王的传奇在苦难深重的黑暗岁月广为流传，因为他的形象承载了人们对救星的期冀。亚瑟被称为“最后的罗马人”，他了解罗马的精神和理念，并以此服务不列颠的苦难大众。柯林伍德教授曾言：“罗马的传统，仍以各种形式继续留存下来。但是，亚瑟却是罗马传统的最后创造者，他的离世，标志着罗马-不列颠时代落下了帷幕。”

内尼厄斯写道：“亚瑟的第十二次战斗发生在巴顿山，战争持续了整整一天，仅亚瑟一人，就杀死了九百六十名敌军士兵，最终敌人全军覆没。他所向无敌，战无不胜。敌人屡遭失败，迫不得已向日耳曼人求援，同时还持续不断地扩展军队人数。”

人们曾努力寻找过巴顿山战场的遗迹，但却都以失败告终。多项调查研究工作也未取得预期结果。但是，战斗如果（且极有可能）是发生在两军对峙区域，而作战目的是要阻挡蛮族西进的话，那么位于温斯登附近，能够俯瞰巴德伯雷的利丁顿坎普无疑是最有可能的地区。另一方面，我们能够较准确地推算出战斗发生的时间。吉尔达斯曾在著作中写道，战争发生在他写作之日的四十三年零一个月前，他同时声称，他能清楚地记住那个日子，因为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从他的书中我们同样得知，北威尔士国王梅尔格温在他写作的时候依然在世，而根据威尔士编年史记录，这位国王在公元547年罹患鼠疫去世。据此可以推断，吉尔达斯著书的时间不会晚于547年。那么上溯43年，就能得出这场战役很可能发生在503年。此外，我们还可通过爱尔兰编年史进行多方验证。据史书所载，吉尔达斯逝于569年或570年，因此，他的出生之日不可能早于490年。那么巴顿山战斗的时间就可定位在490年到503年之间。

在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上，人们也存有强烈争议。那就是：入侵者究竟是消灭了当地居民，还是在两族并存的情况下，最终与土著们融为一体了呢？这就有必要将两个时段划分开来，一个是疯狂的劫掠时期，另一个则是相对和平的移居时期。吉尔达斯在文中所描述的场景，与三百年之后的丹麦人入侵不列颠岛情形如出一辙，无疑属于第一个时期。但是到了移居时期，在以土地的开发耕种为主要职业的社会生活中，劫掠之事就仅仅成为一段小的插曲。而且，在农业发展中，劳动力和土地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源。从英国的一些地名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出一些端倪。在苏塞克斯，灭绝性屠杀是蛮族所秉持的原则。而在该地以西地区，许多的迹象显示了有大量当地居民幸存下来。公元694年颁布的，最古老的西撒克逊法典详细规定了各阶层“威尔士人”的各项权利，这些权利主要是依据土地占有数量来划分的。此外，法典中还提到了“骑着马为国王履行公务的威尔士人”，这些充当公差的当地人骑术精良，对大街小巷耳熟能详。即便在那些不需要当地居民作为劳动力的撒克逊农场，我们也仍然怀有希望。或许，少女们的哭泣哀求，美貌女子的吸引力能与野蛮人的欲望产生某种微妙的联系，使当地人的血缘得以保存下来。时光荏苒，在几代人之后，残酷的压制屠戮色彩便慢慢褪去了，大范围种族灭绝做法遭到了所有人的憎恶，也被彻底毁弃。即便是再没有同情心的征服者，也会因现实环境或欲望诱惑而安于现状。因此，一些严谨的作家认为，对大部分不列颠人而言，盎格鲁-撒克逊征服是一个改朝换代事件，蛮族人成为了当下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富人被屠戮殆尽，大批勇敢而不屈的人撤退到了西部的群山。此外，还有许多人及时逃到了布列塔尼。虽然这些人漂泊海外，背井离乡，但有朝一日，他们的后裔还会重返不列颠。

撒克逊人喜欢在河谷地带定居。他们的理念是，最经济最理想的地方莫过于河流边的草地，平缓之处可做农田，陡峭之地可以放牧。但是在许多地方，单是清除杂草，排干农田就要花费很长时间。那么在此期间，除了依赖高地上不列颠田庄的农产品外，他们还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最可能的做法是，在河谷清理尚未完成之前，他们用本地人作为农奴，让其在已开辟的河谷土地上耕种。这样一来，许多古老的不列颠田庄日渐荒废了，所有人都集中到了河边或溪旁的村子里。此外，与相对孤立的“山地耕作者”相比，聚族而居的河谷居民在语言方面获得了优势，撒克逊语逐渐成了当地的主导性语言。现代的地名研究表明，英语中的高山、森林、溪流等词汇大多是源于凯尔特语。甚至一些地区的部分村庄仍然保留着盎格鲁-撒克逊名称。这样一来，在排除种族灭绝的前提下，不列颠语的消亡之谜便获得了解答。甚至在不列颠人的聚居之地，他们的语言也依然没能留存下来。对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解释：不列颠人必须学习主人的语言，但主人却无须学习不列颠语。最终，拉丁语和不列颠语完全被新来者的语言所取代，甚至在最早的文字记录中，也很难找到二者的踪迹。

但岛上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证据显示，在肯特地区，新移民定居在了当地人的村落旁边，并采用“坎蒂”（Cantiaci）一词作为他们的部落名称。在诺森伯利亚，当地法律明显带有凯尔特法律的痕迹。在汉普郡和维尔特郡，像丽丝、德威瑞尔这样的不列颠语名字在当地广泛存在，屡见不鲜。这似乎表明，当撒克逊人开辟山谷耕地之时，这里的不列颠土著们仍在他们古老的田庄继续耕作。两民族间并没有种族歧视，在体貌方面，他们也十分相像，想必在许多地区，大量的不列颠元素已融入了撒克逊人的血脉之中。

蛮族入侵者们也同样期盼获得安全的栖身之所。他们忍受着严苛法律和困苦生活的折磨，中亚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西迁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压力，使他们陷入了困顿之中。外出劫掠半年后返乡的蛮族武士，自然也希望能有个舒适之居。他们对眼下的艰难生活并非毫不在意，也不是不想加以改进，但这个难题着实令首领和长老们大伤脑筋，到底何处才是安居之所呢？公元五世纪时，东方民族西迁的压力日益加剧，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每年前往不列颠劫掠小队都可满载而归，同时还对那里的物阜民丰赞许有加。蛮族人的内心因此升起了希望的火焰，他们认为，与其费心尽力登上海岛，不如鼓足干劲将其占据，为民族挣得一块栖身之地。或许在此处，这座波涛拍岸的小岛上，人们得以定居下来，享受生活的美好时光，既不必整日担心强敌来犯，亦不用遭受军乱、兵燓及杀身之险。对于那些在刀光剑影中求生的野蛮人而言，这个海岛正是一处绝佳的庇护所。在野蛮人侵入不列颠后，便逐步制定了移居规划并付诸实施。如此，在前方有无限希望，后面是无比绝望的情况下，移民不列颠岛的蛮族人越来越多，其领地也在一年年地扩大。

在所有的日耳曼民族中，最为残暴的当属撒克逊人。撒克逊人的大名，在北方部落之中广泛流传，据说是得自于他们所使用的，一种名为“赛克斯”的短剑。虽然根据传说和可敬者毕德的说法，征服不列颠的是盎格鲁、朱特、撒克逊人所组成的同盟军，各具特色的定居地也遗留有不同部落的痕迹，但极为可能的是，撒克逊大军主力在离开荷尔斯泰因之前，就已将另外两个部落兼并了。

我们儿时所读的历史书中，就大胆地罗列着全部重大事件的确切日期。449年，汉吉斯和霍萨两人受沃蒂根之邀，在原住民的尸体上建立了朱特人的肯特王国。477年，艾拉和他的三个儿子到来，继续袭扰不列颠。495年，策尔迪克和坎里克出现了。501年，海盗波特建立了朴次茅斯港。514年，西撒克逊人斯塔弗和威特格加入了袭击者行列，赶跑了不列颠人。544年威特格被杀害。547年，诺森伯兰王国的创始人艾达抵达不列颠。我们只能说，书上所载的这些日期与历史事实大致相符。这些接连不断的入侵浪潮之后，一大拨的移居者登上了这座多灾多难的岛屿。

还有一些作家为我们描绘了另外一番场景，据J·R·格林所述：

“……这些人都是自由民或社会底层人物，在他们中间，底层人以及那些虽具高贵血统，但却被原先部族所抛弃的部落民又占到了绝大多数。率军作战的将领和和平时期的首领都从他们中间选出。但这种选举只是纯粹自愿的活动。这里人人平等，拥有高贵血统的人不享受任何特殊权利。”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说明我们可能早就拥有了“民众团结和贤者当政”的理想。毫无疑问，日耳曼部落中的许多观念和原则至今仍令人钦佩。这些观念原则构成了一个共同理念，在英语民族向世界所传递的信息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事实上，这些不列颠征服者的所作所为，却与他们的美好的理念相距甚远。他们的社会体系，皆建立于肮脏和丑恶的根基之上的。其所引入的制度，也是日耳曼部落民所公认的法则，即通过金钱力量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他们所谓的平等，其实只在每个社会阶层之间存在。他们所谓的权利，其实是富人们的专利。社会中的任何犯罪行径都能够依靠钱财获得解决。在这里，除了拒绝响应征伐命令外，最大恶行就要属盗窃了。

他们精心设计了一部法律，以“先令”和“赎罪金”为标尺，规定了每个人的确切价值。一位首领或王子价值一千五百先令，一位贵族价值三百先令，乡下人，也就是下层自耕农，价值一百先令，农奴值四十到八十先令，奴隶则一文不值。就是在肯特地区，一先令可以买到一头牛，在其他地区能买到一只羊。如果一位自耕农杀死了贵族，就要偿付贵族杀害农民的三倍赔款。所有这些法条都将逻辑和数学运用到了极致了。该法适用于所有的家庭。杀人者可依靠赎罪金逃脱惩处。这里，有钱人大可无拘无束，逍遥法外，没钱人只好接受惩罚或失去自由。当然，如果犯罪，就连身价一千五百先令的首领和王子也要认罚。例如，对诽谤者的刑罚是割去舌头。如果是首领犯罪，其舌头的价值将是贵族身价的五倍，自耕农价值的十五倍。想要保住舌头，就只能缴纳罚金。当然，那些卑贱之人的舌头就更加便宜了。然而，就像日后阿尔弗雷德所评价的那样，这种赎罪金制度至少比世仇的杀戮要好很多。

日耳曼的社会体系建立在血缘和宗亲之上，以家庭为单位构成部落整体。然而，当他们在不列颠定居之后，其生活方式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的转变。以血亲为纽带的社会结构日趋瓦解，逐渐被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地方社团和贵族制度所取代。这种变化，与许多新生事物一样，都是人们为适应战争需要而做出的改变。对每一个开疆辟土的部落而言，想要在战争中求得生存，或是在巨大压力之下站稳脚跟，都必须有一个最勇武，最权威，最幸运的人来担任领袖，而部落大权也难以避免地落到了领袖的手中。现在，整日地劫掠或连年的征战已然成为了过去，定居点被建立起来，新的土地也开辟和耕种了。但是要保卫这些土地，除了那些曾浴血沙场，胆识过人的部落领袖外，还能有什么更合适的人选吗？在这种情况下，定居英格兰的日耳曼人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由于战乱频繁，那些势力单薄的“农民殖民者”被迫屈从于更强力的当权者。早期的日耳曼部落中并不存在国王，只是在不列颠定居之后，他们才从那些自称神祇后裔的首领中推举出一位登上宝座。之后，国王的地位日渐显赫，而他的跟从者们，也随之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阶级。新阶级孕育着封建制度的胚胎，逐渐成为社会权力的掌控者。封建贵族是领主，也同样是属民的保护者，他必须站在属民一边，为他们在法庭上作证，在饥荒时给予赈济。反过来，属民们要为领主耕种土地，战时要随领主出征迎敌。

起初，国王只是一个世袭的军事首领。但是，一旦大权在握，他便拥有了个人的利益、需求，以及对其自身安危的考量。如此一来，维护地位稳固，确保自身安全便成为国王执政的首要目标。“除了安全稳固之外，一切都不值一提……”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唯一的办法是，国王招募一批英勇善战之士，鼓励他们为国开疆扩土。而国王则将土地赐予他们作为回报。在此之前，等级制度就已经成型，国王身边必定围绕有大批特权阶层，他们凭借着战功享受着国王的恩赐。战利品会很快消耗掉，但是土地却能够长存。国王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且质量不一的土地，但是，向每位战士分封土地的做法，却有悖于日耳曼部落的传统。在多次激烈战争和拓荒行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土地成为了私有财产。在国王的推动下，一个新的地主贵族阶级应运而生。这一新生阶级起初十分弱小，但在七世纪时开始迅速崛起。此际，不列颠人的抵抗仍时有发生，他们与日耳曼人开展了长期斗争，持续抗争达二百年之久。在此期间，这种由高贵的军事首领实行个人世袭统治的新制度，已经在盎格鲁-撒克逊部族当中深深扎下根来。

然而，当新的社会结构和法治政令正在形成之际，一些小的割据势力相继诞生，它们互相倾轧，各自求存。由于当时交通闭塞，文化不兴，各个地区如荒海上的孤岛般相互隔绝，因此在蛮族占领之地，群雄并起，割据称王者甚众。日耳曼人有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和恶习，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喜欢独占领地，但又无力兼并他人。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不列颠岛一直处于众多小国并立相争的混乱状态中。尽管在移居时代初期，亨伯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一个日耳曼部族的管辖之下，但他们却始终没有推选出国王。这些日耳曼人仍然依靠劫掠为生，但是对他们而言，保护这些战利品无疑是一件更棘手的事情。

有相当多的著述，都曾写道罗马统治在不列颠的衰减过程，介绍了人们是如何在罗马帝国的舒适环境中逐渐变得慵懒消沉且不图进取的。无疑，吉尔达斯的作品使读者获得了一个直观的印象，那就是当罗马制度衰落后，一系列的机能不全，混沌愚昧，都在不列颠的社会和体制内持续发酵。这种印象确有其客观之处。但是，如果要公正地评价这个消失的时代，我们就必须要承认一点，那就是当时的不列颠人同我们现在所称的英格兰人持续战斗了将近二百五十年。而在罗马统治时期，他们就已在帝国的庇护下与入侵者进行了百年的斗争，在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里则全凭一己之力进行战斗。这场斗争旷日持久，波澜起伏。不列颠人也曾多次获胜，甚至在长达百年之久的时间里成功阻挡了入侵者的步伐。到战争末期，在罗马大军也曾望而却步的群山地带之中，不列颠民族再次建起了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第五章　英格兰

一抹殷红的夕阳消退在苍茫的暮色里，随之而来的是漫漫长夜。待夜幕淡去，氤氲朦胧的雾气中便诞生了黎明。但是，当清晨的阳光再度洒落大地之时，远隔数千年时光的人类后裔才惊讶地发现，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睡去的是不列颠，醒来的却是英格兰。它卑微、贫穷、野蛮、落后且四分五裂，但却洋溢着勃勃生机。不列颠曾与文明世界紧密相连，英格兰却是蛮荒孤僻的海岛。它曾经是基督教的乐土，现在却是野蛮人的王国。它的居民曾经拥有精心设计的城镇，寺庙、市场、学校一应俱全。它也曾孕育滋养了为数众多的工匠、商人、文学家和修辞者。四百年里，它秩序井然，法律严明，财产权受到尊重，文化繁荣发展。但现在，一切都已化作了尘埃。普通的木头房屋取代了辉煌的大理石建筑，艺术家也完全丧失了创作的灵感。对于普通人而言，粗鄙的日耳曼文字成为了他们传递思想和表达期冀的唯一手段。野蛮人的统治混乱不堪，甚至连日耳曼部落借以起家的严格军事原则也冰消瓦解了。混乱和冲突之中，许多无赖之徒闻风而动，他们自立为王，攘权夺利，蹂躏着大好河山。那些割据之地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国家，甚至以部落相称都勉为其难。然而，十九世纪的学者们却都异口同声地宣称：这一时代是人类前进的阶梯。我们从一场可怕的梦境中醒来，然而，这场噩梦在当时却显得无休无止。罗马的文化已被野蛮人破坏殆尽，新的文明还尚未播种，人们能做的，只有继续在无止境的肮脏和卑劣中盲目地翻滚摸爬。但事实上，一股新的力量正在海之彼岸激烈地涌动着，它在文明的废墟中慢慢地、费力地前行，终于通过各种途径到达了这座忧伤的海岛。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比厄斯曾言，大陆上的亡魂被冥河的摆渡人运送到了不列颠。

在罗马人占领不列颠之后的最初两个世纪，基督教并没有被帝国立为国教。由于罗马帝国秉持宽宏和包容的宗教政策，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许多宗教都得到了勃兴。不列颠岛上也建立了基督教会，并且还曾派出主教参加早期的宗教会议。而我们先前所提到的贝拉基教派，也在自身的灵魂探索中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在不列颠人与撒克逊入侵者长期抗争的黑暗岁月里，基督教会随其他幸存者一道撤往不列颠的西部地区。两个交战民族仇深似海，因此不列颠主教们从未想过劝导入侵者皈依，或许，他们也根本没有机会劝说撒克逊人改变信仰。一段时间之后，一位杰出的主教（即后来的圣戴维主教），成功地使整个威尔士地区（今称）的民众都皈依了基督教。圣戴维的光辉业绩只是昙花一现罢了，事实上，偏安一隅的不列颠基督教会此时已经陷入了衰颓境地，要不是一位魅力非凡的圣徒挽救了它的命运，它可能早已奄奄一息了。

圣帕特里克是一位出身良好的罗马化不列颠人，其居住地可能位于塞汶河河谷一带。他的父亲是一名基督教的执事，同时也是罗马公民，市议会的成员。五世纪早期的一天，他的家乡遭遇了一伙爱尔兰人的袭击，入侵者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年轻的帕特里克被他们掳走，卖到爱尔兰某地为奴。有人说他被卖到康诺特省，也有人说是阿尔特斯省，意见双方争论不休，但是皆言之有据。很有可能，这两种说法都是真实的，两个省份都曾获得过这份殊荣。但不管怎样，他在此地养了六年猪倒是确有其事。在此期间，孤独和失落感促使他从宗教当中寻求慰藉。六年后，仿佛是冥冥之中受到了指引，帕特里克奇迹般萌生了想要逃跑的念头。尽管他所处的地方与海边相距遥远，但他依然走到了港口。在这里，他幸运地遇到一艘船，并说服了船长带他出海。经过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帕特里克到达了马赛附近的一座小岛。当时，这座小岛正是由东地中海向西扩展的新修道运动的中心。到此地后不久，他便跟随奥赛尔的曼努斯主教修行。他胸怀以德报怨的强烈愿望，将其在爱尔兰当俘虏时的所见所闻告诉世人。经过主教十四年的精心教导，帕特里克为再次孤身冒险做好了思想准备。432年，他乘船回到曾经逃离的蛮荒之地，并很快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将现有的基督教会组织起来，说服那些异教王国，特别是西部地区王国皈依基督教，同时，还帮助爱尔兰与西欧教会建立了联系，使其正式成为了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此外，他将蛇蝎爬虫之物从爱尔兰驱逐出去，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也同样值得铭记。为此，他的名字被人世代铭记，永不褪色。

因此可以说，在黑暗中闪烁的基督教之火，正是从爱尔兰而非威尔士燃起的。而基督教的福音书，也正是从爱尔兰传布至不列颠北部，它第一次使皮克特入侵者感受到了上帝的恩典。圣帕特里克去世半个多世纪后，他的门徒高隆继承了他的事业，在帕特里克魅力和精神的感召下，高隆接过了基督教的旗帜，成为了新一代的教会旗手。高隆在苏格兰爱奥那岛上建立了修道院，他的众多门徒怀揣信仰奔赴不列颠各地传教布道。在斯特拉思克莱德的不列颠王国，北方的皮克特族部落，诺森伯利亚的盎格鲁王国中，都有高隆门徒的身影。高隆是苏格兰基督教教会的创始人，他将圣帕特里克送至爱尔兰的福音带了回来，使其穿越波涛汹涌的海洋，传播到苏格兰的广大地区。圣高隆传往英格兰的基督教，与欧陆世界的基督教有所差别，它以修道院的形式，从爱尔兰东部向北部传播，最后抵达苏格兰并扩散至各地，在这个过程中，它没有与罗马基督教中心产生丝毫的联系。因此，凯尔特教会都是以一种松散的结构形式组成，这种相对自由的组织方式，赢得了当地一些修道士、牧师小团体的支持。在宗教传播的重要早期年代，它几乎与罗马教廷毫无关联。

尽管这一年代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但在高隆传教之初，罗马教皇就已获知此事，并一直密切注视着高隆的努力成果。教宗所关注的，除高隆的传教布道外，还有那些任何偏离正途之事。他对偏远岛屿北部轰轰烈烈的宗教活动倍感欣慰，但也对其游离于罗马教廷之外而深感忧虑。在这些日子里，教皇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所有的基督羔羊聚集在自己的管理之下。不列颠北方洋溢的宗教热情显而易见，但这种宗教热情却似乎来得有些尴尬，看上去，它就像是脱离大众的一场自娱自乐活动。

为传播福音及应对其他各种问题，到六世纪末期，罗马教廷决定派遣一名宗教导师前往英格兰，除传教布道，引导世人之外，他还担负着将不列颠基督教会同罗马教廷主干结为一体的重要使命。为确保这一神圣使命能够顺利执行，被后人称为“伟人”的格里高利教皇召集各地神职人员齐集罗马，选出了学识渊博、诚实可信的奥古斯丁修士担当大任。这位名垂史册的圣奥古斯丁于596年启程，怀揣人们的厚望前往不列颠执行使命。不列颠岛的肯特向来与欧陆联系甚密，此外，也历来是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肯特国王的妻子正是法兰克王克洛维的后裔，巴黎公主贝尔塔。虽然肯特国王仍沉迷于托尔和沃登的日耳曼传奇，但他的妻子却早已开始向廷臣们宣传基督教义。同时，她向一位认真诚恳，热情洋溢的教士弗兰克授予了传教的全权，肯特民众原本就对来自欧陆的基督教十分敬仰，一旦获得推动，人们的宗教热情就像草原烈火一般迅速扩散开来。当奥古斯丁到达肯特之时，发现有许多工作已经提前完成。他的到来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信仰。在王后的帮助下，奥古斯丁最终成功说服了国王埃塞尔伯特改变信仰，出于政治考虑，这位国王对此曾犹豫了很长时间。在不列颠圣马丁古教会的基础上，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恢复了基督教生活，这一地区后来也成为了英格兰的宗教中心。

肯特王埃塞尔伯特是英格兰最具实力的统治者，有力控制着南部和西部的一些王国。他极富政治手腕，同时又野心勃勃，他改信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世俗的目标。作为英格兰唯一的基督教君主，他可以借宗教之名插手不列颠诸国事务，并以基督教信仰为纽带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从而在整个地区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毫无疑问，这也与奥古斯丁的宗教使命不谋而合。因此在七世纪时，埃塞尔伯特与奥古斯丁召集了一个全不列颠基督教主教会议。会议地点选择在塞汶河河谷，这是撒克逊与不列颠人辖地的边界地带，距离肯特王国十分遥远。这次会议号召大家以基督的名义团结起来，为各民族实现普遍和持久和平创造契机，而埃塞尔伯特及其后人们也必会因此大受裨益。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基于睿智和仁慈政治之下和平期冀并未得到实现，其失败原因有二：第一，英国主教们的孤僻和嫉妒心理；第二，奥古斯丁性情傲慢，应变不足。

会议召开了两次，期间有一段短暂的间隔。会议仅在表面上讨论了一些有趣的非争论性问题，例如今人仍在争议的复活节日期，以及剃头的方式等等。奥古斯丁力劝人们按照罗马方式把头顶剃光，但英国主教却要模仿督伊德教的方法，从头顶剃到耳朵，只留额头上的一缕头发。这真是一个荒谬可笑的选择。但是，通过商讨来解决问题的方式，为后期的会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关键问题的讨论创造了一个相对轻松的氛围，或者为会议之后各国缩小分歧提供了便利。

但是，不列颠主教们根本无心投入罗马教廷的怀抱。他们曾经在残酷的形势和压力之下长时间地捍卫着基督教信仰，为何事到如今，反要听从撒克逊肯特国王这一新信徒的摆布呢？尽管他的政治设计是如此蛊惑人心，但野心还是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会议最终以彻底破裂告终。奥古斯丁发觉自己陷入了不合理的偏见和深深的敌意，且他阵营中的几位不列颠主教也被一些与会者视作激进或叛逆分子，为此，他立刻采取了恐吓手段：如果不列颠基督教会拒绝接受他的劝告，整个罗马基督教世界就会站在英格兰一方，以强大的影响和威望来反对他们。撒克逊军队将得到罗马教廷的祝福和召唤，得到所有正统基督教会的支持，他们将在新入教的英格兰国家领导下，割断顽固不化者的喉咙，此时，这些曾长期信教的不列颠基督徒们，根本无法得到丝毫怜悯。这位圣徒声称：“如果你不从朋友手中接过和平，就要从敌人那里领受战争。”但是，与不列颠所历经的二百年战火硝烟相比，这根本不值得一提。谈判最终还是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破裂了，留下的是难以弥补的裂痕。在这之后，罗马人又进行了多次努力，试图通过埃塞尔伯特和肯特王国与不列颠基督教会建立哪怕是一丝半点的联系，但却都以失败告终。

奥古斯丁此行虽然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但也留下了不小的缺憾。在圣保罗教堂遗址处的一座新圣堂里，他主持了梅里塔斯就任东撒克逊主教的祝圣典礼，但除此之外，他便再没有做出任何行动，到肯特之外的地区去传播信仰。他被授予了“英格兰传道者”这一模棱两可的称号。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度将不列颠以基督教名义重回罗马怀抱的伟大功绩记在奥古斯丁名下，直至近代，这个光环仍旧在他的头顶闪耀。

又过了不到一百年，罗马教廷的使者又开始进入英格兰北部，向当地人民传播上帝福音，而后，不列颠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改变。东盎格鲁国王雷德瓦尔德在战斗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在英格兰中部的伊迪河到亨博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建立了统治，在雷德瓦尔德的协助下，一位名为爱德温的流亡王子登上了诺森伯利亚的王位。此后，爱德温凭借自己的才能在英格兰站稳了脚跟，并一步步取得了主导地位。在盟友雷德瓦尔德逝世前，除肯特外的所有英格兰王国都已经承认爱德温为该地区的最高统治者。连安格尔西岛和马恩岛也被他的舰队收入囊中。爱德温娶了一位信仰基督的肯特公主，并保证会尊重这种信仰。因此，当625年公主由坎特伯雷前往诺森伯利亚王国首都约克时，她的随从者中就有一位名为保林的罗马传教士。二十四年前，奥古斯丁还在世的时候，保林就曾作为罗马教廷公使到访过不列颠，他也是第一位到达英格兰北部的罗马传教士。

爱德温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和谐的图景：“在爱德温国王统治时期，英格兰一片四海升平，国泰民安的景象，直到现在，民间还流传着各种赞美之声。比如说，一个女人可以带着刚出生的婴儿走遍全岛，不必担心受到伤害。国王为治理国家尽心尽力，在一些地区，凡是路边涌出泉水的地方，爱德温都下令安装一个固定木桩，木桩上挂着合适的饮水器皿，以方便旅人们取水解渴。出于对这位国王的敬畏和爱戴之情，没有任何人胆敢将这些器皿移作他用。他恢复了罗马时代的大国威仪：“在他引兵战斗时，总要有兵士在前面高举战旗，即便是平常城市、镇区巡视，也会有随从掌旗开道。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依照罗马的风格布置仪仗，总有一群旗手高擎旗帜，威风凛凛地走在队伍前列。

爱德温王子就是这样一位威武不凡之人，正是在王朝的鼎盛时期，保林找到了爱德温，并成功地说服其皈依上帝。这样一来，版图与英格兰大致相当的诺森伯利亚王国就随之成为基督教国家。然而，这件原本令人愉快的事件却很快招致了一场灾难。诺森伯利亚王国的霸主地位，引起了英格兰中部默西亚王国的不满，国王彭达对爱德温十分嫉恨，一场命运沉浮的剧目拉开了帷幕。公元633年，异教徒彭达与信奉基督教的北威尔士国王凯德沃伦一反常态地结成了同盟，目的是要携手推翻爱德温统治，毁灭诺森伯利亚王国。这是有史以来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第一次并肩作战。此时，政治利益超越了民族和宗教，将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连在了一起。在唐卡斯特近郊的一场血腥战斗中，爱德温国王战败被杀，其首级被悬挂在沦陷的约克城城墙上示众。约克城以前由一个罗马军团驻守，依然保留着一些罗马时代的传统，这个被征服地区的人们像罗马人一样尊敬强者，他们向获胜的不列颠军队表示了热烈欢迎。英格兰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国王突然逝去，这一重大事件传开后迅速招来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不列颠的凯德沃伦国王战胜了诺森伯利亚，这为不列颠人报复撒克逊仇敌提供了最后良机，在这里，不列颠人如愿以偿地讨还了累世血债，我们几乎又一次看到了博阿迪西亚女王的战斗精神。

诺森伯利亚的内在精神力量十分巨大。爱德温虽然被杀，但其威名已经传遍了整个海岛。他的继任者是伯尼西亚世家的奥斯瓦尔德，这位新国王发现自己已然成为了新基督教国家的首领，他的麾下，有许多与其同仇敌忾的撒克逊的战士。爱德温·奥斯瓦尔德阵亡一年之后，奥斯瓦尔德与凯德沃伦在罗马墙沿线展开了一场艰苦的对决，奥斯瓦尔德最终获胜，剿灭了凯德沃伦而他的不列颠支持者，而这也成为了撒克逊与不列颠人之间的最后一次激烈较量。必须承认，此战中不列颠人运气欠佳，策略欠妥。他们为一己之利与中部的异教徒撒克逊人携手作战，同时也利用英格兰势力挑起了各国间的争端。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他们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教义信条，也为基督教统一全岛的光明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最终，他们四面楚歌，被弃置一旁。虽然与入侵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却招致了如此悲惨的结局。而今，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它终于结束了。

在撒克逊人消灭凯德沃伦，并将不列颠人及其同盟者驱出诺森伯利亚后，便开始联合起来对付彭达国王。撒克逊人认为，彭达与宿敌结成可耻的同盟，使撒克逊同胞遭受了无穷的苦难和杀戮。但无论如何，彭达的默西亚王国也曾兴盛一时，他竭尽全力地捍卫着日耳曼宗教，使托尔、沃登这些神祇在默西亚享受祭祀达七年之久。他打败了奥斯瓦尔德国王，就像对待前任国王爱德温那样将其枭首断肢。然而数年之后，奥斯瓦尔德的弟弟奥斯维向其讨还了血债，彭达战败，死于刀剑之下。诺森伯利亚王国终获全胜，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和苦难之后，它变得日渐强大起来。

由于埃塞尔伯特统一英格兰和撒克逊基督教会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这一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诺森伯利亚王国肩上。由于其最有希望使全岛教会归于一统，罗马教廷便将视线由坎特伯雷转向了约克，由不列颠人转到了英格兰人身上。先前，在诺森伯利亚王国陷入灾难之时，主教保林就已乘船逃回了坎特伯雷，他与奥古斯丁一样，都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望而却步。虽然他们曾受到罗马教会的精心培养，在宗教教义、利益和政策方面颇有建树，但却缺乏以身殉教的勇气及坚定不移的精神。但是，保林的助理詹姆斯教士却忠于职守，他在不列颠人的猛烈进攻之下，在劫掠和屠杀的混乱之中，坚持工作不息，传教布道或主持圣礼。

圣艾丹带领着凯尔特教团在诺森伯利亚进行着更为重要的工作，他们使东安格利亚和默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像诺森伯利亚一样重新皈依了其所领导下的基督教派。这样一来，两种宗教教派又一次在英格兰相遇了，二者随即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彭达国王战败身亡后，各民族被压抑的情绪很快爆发出来，盎格鲁-撒克逊人控制的英格兰已全部皈依了基督教。各种异教偃旗息鼓，信奉沃登
[16] 的人也几乎销声匿迹，在各个王国之中，基督教俨然占据了全部江山，整个不列颠岛都已基督化了。这本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却因撒克逊和不列颠两族间的新分歧而被搅得一团糟。原本的世仇再加上宗教的不和，几乎造就了一幅基督教与异教对立般的，水火不容的场景。自此以后，矛盾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基督教与异教你死我活的对立，而是罗马教廷与凯尔特教团争夺主导地位的博弈。两教派的分歧延续了好几个世纪，双方一直争吵不休。

664年召开的惠特比会议，是旨在解决两教派分歧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会议讨论的关键性问题是，不列颠的基督教教义究竟应与基督教世界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还是允许由北方的凯尔特教派独立做出诠释。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但是，在经过多次真诚的沟通交涉之后，诺森伯利亚终于下定决心加入罗马教廷，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而默西亚王国不久也做出了相同的决定。凯尔特教团领袖及其门徒愤然退到爱奥那岛，爱尔兰教会也依然拒绝屈从，但这已是无足轻重了。而今，英格兰教会已经脱离了那些在偏远荒僻之地，过着苦行生活，且目光狭隘的修道院长的控制，广阔的基督教世界图景向每一位英格兰基督徒开放。在加入了罗马基督教会之后，诺森伯利亚王国也迎来了辉煌的鼎盛时期。不列颠岛六分之五的地区第一次在信仰、道德和宗教方面实现了统一，在精神领域迈出了决定性一步。现在，整个海岛都已是基督教的天下了，那些疆域广阔，实力较强的王国都已和罗马教皇建立了直接联系。

罗马方面对奥古斯丁和保林十分不满，认为他们有辱使命。教皇意识到，通过肯特王国来引导不列颠基督教会是一个绝对错误的决策。因此，教皇着手制定了一个体现宗教普遍性特征的新计划。668年，两名新挑选的使者携带着信仰之光，步入了北方的迷雾之中。其中一名使者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希欧多尔·塔苏斯，另一个名叫哈德良，是非洲迦太基人。在性情方面，他们比奥古斯丁等先驱者更加坚韧和诚恳。当他们到达坎特伯雷时，整个英格兰只有三位主教赶来迎接他们。但是，当他们完成任务时，英格兰教会已然是赫赫辉煌，草木知威。公元690年，希欧多尔·塔苏斯去世，在此之前，他已将英格兰主教的人数由七人增加到了十四人，同时，他出色的管理才能也赋予了教会新的凝聚力。虽然塔苏斯未被追封为圣徒，但他却无愧为英格兰最早的政治家，他以自己的智慧心血为英格兰指引了发展方向。

在英格兰教会归于一统后，接踵而至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各王错综复杂的争霸斗争，这些斗争贯穿了七、八世纪，绵延二百余年，虽然在当时略显漫长，但对历史发展却是微不足道。所以这里仅是数笔带过。诺森伯利亚王国的领导地位遭受了威胁，由于地理位置不佳及综合国力不强等内在原因，最终被推下了霸主宝座。这个王国地处兵家必争之地，很容易受到侵犯。王国北方是皮克特人的领地，西部是不列颠的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南方有占据英格兰中心的默西亚王国——彭达国王之死以及兵败将亡之痛仍然令其怀恨在心。诺森伯利亚王国四面受敌，疲于应付。虽然也曾举全国之力应对入侵，也曾在敌酋间纵横捭阖并屡次奏捷，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然而，诺森伯利亚王国仍是幸运的。在它的黄昏时代，一位著名的编年史家诞生于此，将长期尘封的历史讯息传递到了我们身边。这个人就是才华横溢的修士毕德。当年他深居教堂，默默无闻地工作，而今却站到了时代前列，为不列颠岛那段模糊不清的历史时期，做出了最具权威且独树一帜的代言。与吉尔达斯不同，毕德书写的是真正的历史。中世纪时代的人们将吉尔达斯尊为“智者”，但“圣徒毕德”的称号至今依然蜚声四海。其独一无二的历史撰述，尽可能地展示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初期英格兰的各种景象：基督信仰流行，群雄割据争锋，疆域四分五裂。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文物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七国时代”，七个号称是基督教的王国竞相逐鹿，实力此消彼长，在731年到829年近乎一百年的时间里征战不休，同在基督教的大旗下进行着掠夺和杀戮。

七国相争，霸主之位逐渐归于了默西亚王国。在将近八十年的时间里，默西亚两代国王——埃塞尔博德和奥法控制着亨博河以南的所有英格兰地区，分别统治了四十年之久。埃塞尔博德在获取王位前曾被流放过一段时间，在流亡时期，他常同僧众隐士相处，也曾和神职人员来往。在掌握大权后，虽然沉迷于世俗的各种诱惑，但却仍然以基督徒身份自居。在他穷困潦倒之时，圣古思拉克曾前往安慰过他，但圣博尼费斯却对他后来的伤风败俗行为予以申斥。

那时，对性生活的道德约束已经很强。肆意妄为的国王可能会被神职人员打上“放荡”的标签。来自日耳曼尼亚的博尼费斯指责埃塞尔博德利用国王之位，在女修道院寻一己之欢，做出人所不齿之事，因而犯下“双重罪孽”。史著中很少有关于埃塞尔博德国王的记述，能了解到的，只是他曾赈济贫民，严肃法令，此外，在公元733年，他突袭了南部的韦塞克斯王国，又在740年趁诺森伯利亚与皮克特人相争之际，将该王国的部分地区据为己有。在两次胜利之后，他为自己冠名为“南英格兰国王”和“不列颠国王”。在亨伯河以南地区，这些称号倒是名副其实的。

埃塞尔博德最终被他的卫兵谋杀，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更伟大的人物，他就是鲜为人知的奥法国王。奥法在位二十四年，但他的统治不仅在英格兰，而且在欧洲大陆都留下了痕迹。奥法与查理曼大帝生活在同一时代，其治国理念与欧陆国家政策相互交织、呼应，同时，奥法治下的英格兰还与欧陆国家发生了自罗马时代以来的第一次冲突。由于功勋卓著，奥法被尊为是第一个“英格兰之王”。

查理曼大帝希望，他的一个儿子能够迎娶奥法的女儿为妻。这是奥法具有极高声望的一个重要证据。奥法提出，他的儿子必须也与查理曼大帝的女儿结婚。最初，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的创始人对这种平起平坐的建议甚为恼火，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度后，还是决定以此权宜之计来重塑与奥法的友谊。这是由于，“英格兰之王”对一项出口大陆的商品实施了禁运，这项惩罚性措施为欧陆带来了种种不便，同时也迅速平复了查理曼所有的骄傲和愤慨。很快，奥法便成为了这位皇帝“最亲爱的兄弟”。看起来，查理曼大帝同意了奥法的建议，两国“依照两国的传统惯例”对从事互惠贸易的对方国家商人给予特别保护。当时提到的互惠贸易是指大陆方面用“黑色石头”（大概是煤炭）换取英格兰的斗篷。同时两国还商讨了难民和引渡方面的问题，查理曼大帝将一位在大斋节期间违规吃肉的苏格兰人遣返回国，同时还向英格兰皇帝赠送了一柄古剑和一件柔软的披风。由此可见，欧陆实际上已极大认可了奥法与之拥有平等地位。很明显的是，这一时期，不列颠岛在西欧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一个强大帝国都不会同比下有余的国家结为姻亲并与之签订详细的贸易条约。

默西亚两位国王不仅营造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繁盛王国，也恢复了不列颠岛的世界性地位。据说，奥法不仅自称英格兰国王（rex Anglorum），同时还自称为“全英格兰国王”。“英格兰国王”称号的出现，被历史学家恰当地视为英国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位国王统治着不列颠岛的大部分地区，控制着关键性的贸易，还与查理曼大帝结成了姻亲。我们对奥法其人的了解，几乎完全是从其对邻国的影响中获得。这些邻国的史料清楚地记载着，他扫除了塞文河流域的割据势力，击败了牛津的西撒克逊人，征服了伯克郡，杀死了东英吉利国王，控制了伦敦地区，剿灭了亨吉斯特在肯特建立的君主王朝，并残酷地镇压了肯特人的起义。从那时起，他便在肯特发号施令。奥法将该地的造币厂据为己有，把自己的名字铸在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发行的硬币上。在其中的一枚硬币之后，还有一个奇特的故事。这是一个以阿拉伯钱为模板而铸造的第纳尔金币，上面印有“奥法国王”的字样。坎特伯雷的造币厂显然将币上的阿拉伯文字误认为一种装饰，如果当时的人们能够看懂阿拉伯文的话，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因为币面上所印之语是：“只有一个神，穆罕默德是他的代言者。”奥法同教廷建立了融洽的关系，罗马教皇称其为“英格兰国王”。公元787年，教皇的使者在英格兰王宫受到了热情款待，并得到了奥法尊奉圣彼得的承诺。为履行誓言，奥法每年都向教廷供纳少量贡品，贡品中就包含那种“不经意间”宣扬了异教信仰的硬币。

研究奥法国王仿佛是在进行地质探索，没有找到化石，反而却发现了非自然形成的空洞，由此断定有一种体形庞大且力量惊人的生物在此居住。查理曼大帝宫廷中有少数历史学者，阿尔克温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对奥法这样评价道：“你是不列颠的光荣，悬挂在敌人头顶的利剑。”法奥曾下令修筑了一道巨大壁垒，将信仰基督教的撒克逊英格兰和尚未征服的不列颠人分隔开来。这道壁垒也成为了铭记法奥功绩的一座丰碑。现在，不列颠岛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住在贫膺的山区，尊奉旧的信仰并坚持独立的人，反倒失去了人们的尊重，而曾经的侵略者却能够潇洒阔步，尽享尊荣。这道壁垒翻山越谷，劈林开道，从塞汶河口一直延伸到默西河附近。它向我们展现了奥法时代英格兰的强大国力。每当我们想到国家艰难图存的场景，供养黎民的重任晨，便总会情不自禁地惊叹，一个人毕生的意志和精力竟然可以造就这样一个如此壮丽的奇观。我们也同样能够想见奥法王国的幅员辽阔与繁荣强盛。如果没有稳固坚强、行之有效的政治力量，这项浩大的工程是必然无法完成的。“奥法墙”是当时帝国政治、人力资源的真实映射。在许多地段，奥法墙的修建都考虑到了不列颠人的利益，历史学家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这座壁垒与其说是防御工事，不如说是依据有利于双方的协议而划定的边界。这不是安东尼或哈德良式的，分隔文明与野蛮的罗马墙，而是基于庄重协议之下的界标。协议的签订使法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受不列颠人的侵扰之苦，使其可以腾出手来应对欧陆方面的谈判和斗争。

得益于稳定的社会秩序，艺术和文化逐渐发展起来。撒克逊人祖先从大陆带来了热情洋溢的原始艺术和诗歌，在他们定居海岛之后，这种艺术在构思和风格方面都受到凯尔特元素的影响。凯尔特元素曾长期受到罗马风格的压制，一旦解脱束缚，就立刻焕发出了生机。

此外，在基督教精神的装点下，撒克逊艺术也拥有了更为广阔的主题，涌现出许多类似北英格兰的《林迪斯法恩福音书》
[17] （Lindisfarni Gospels）及十字雕碑那样的旷世杰作。根植于修道院的艺术和文化也发展起来，但却只有极少部分流传下来。毕德是当时人所公认的最伟大学者，在他的影响下，基督降生之年后来被用做了公元元年。马尔梅斯伯雷的奥尔德海姆是欧洲最负盛名的作家，在欧洲大陆修道院所翻抄的著作中，其作品之多无人能比。方言诗歌盛行起来，在西塞克斯，人们开始进行散文创作。著名的博尼费斯教士同样来自西撒克逊，他生于埃克塞特附近的克莱底顿，是日耳曼地区的最初传道者。八世纪时，英格兰文化确实堪居西方之首。

这是一段混沌不堪的历史，对几乎所有经历过的人来说，都是一段徒劳无益的时光，这个黑暗世纪终将过去，新的目标正在稳步形成。拥有独立性格和气质的英格兰，虽然没能像罗马时代那样成为世界文明一部分。但是，它的面貌确已焕然一新。它具有与生俱来的天赋，与先前任何时候相比，它都更趋近于民族统一。自此以后，英格兰的精神经久不衰，万世瞩目。

第六章　维京人

罗马帝国衰落之后，获胜的野蛮人同样对基督教福音着迷不已。尽管他们不能像今天的男女信众那般抛弃邪恶欲念，但却拥有了共同的精神和宗旨。基督教信仰像一条纽带将欧洲各个民族连接起来，而基督教组织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它遍布各国，权尊势重，历史绵长。罗马的主教是宗教首领，他在精神领域，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延续着罗马皇帝业已失落的权威。此际，基督教会是学问和知识的唯一庇护所，教堂的走廊和回廊中，保藏着所有留存下来的历史遗产。它为在争斗和罪恶中苦苦挣扎的人提供安慰，“人间悲哀的唯一慰藉，尘世权力的最后防线。”当异教文化的火焰尚未熄灭之时，新的宗教之光便已辉耀在蛮荒的土地之上，不仅是这座孤独的海岛，整个欧洲都沐浴着基督教的光芒。神祇的启示使野蛮人变得温和顺从，充满愉悦。从幼发拉底河到博因河的各个地区，旧的宗教冰消瓦解，新的信仰声名远播。远足的基督教士能够在任何城镇找到自己的教众同胞，通常情况下，还会受到朴素但却殷勤的款待。

在罗马衰落的动荡和愚昧时期，所有士人学者都会将教会作为首选的避难之所，之后，知识和智慧的力量便从教堂中传递出来。这里是培养政治家的学校，教士们垄断了知识和写作技巧，成为傲慢专横的君主身边不可或缺的人才，牧师当上了王朝的官员，有些还成为了政治家。宗教人士开始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地出入行政公所，他们身穿罗马式的官员长袍——现代的教士还将这种长袍穿在身上。获得胜利的野蛮人不知不觉地屈服在了一种机构之下，在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之中，这种机构为他们带来无数获取胜利的良机。在无序纷乱的黑暗时代终于结束，黎明的微光笼罩不列颠岛的时候，世界又一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不列颠既未减当年的雍容，也不失旧日的尊严，同时，海岛上的习习微风更加令人心旷神怡。

基督教徒的狂热之情为新灾害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基督教通过反复灌输和善、仁慈的精神理念将信众结为一体。在宗教热情和利益驱使下，教会必然要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构。很快，那些入侵者的谦卑和虔诚的后人们，就在宗教面前显示出了脆弱的一面，甚至还受到教会组织的盘剥。在六七世纪的许多王国中，教会都坐拥大量的财产和土地，其财富的增长，已超过了自身可控的范围。当时，基督教界虽然虔诚可嘉但却刚愎自用，虽能慑服四海但苦于俗界的纷争，虽然标榜仁慈恩典但却不免利欲熏心。

然而，这个刚刚苏醒，睡眼惺忪的松散社会，却又迎来了两股域外的凛冽寒风。一股风来自东方的阿拉伯半岛，在那里，穆罕默德展开伊斯兰教的军旗和圣旗。公元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纳，这一著名的事件被称为“哈吉拉”或“徙志”，标志着穆斯林纪元的开始。之后的数十年里，穆罕默德和他的继承者哈里发们很快掌控了阿拉伯半岛的全部土地，波斯，以及拜占庭帝国的部分领土，同时还控制了整个北非海岸。八世纪初，伊斯兰教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在西班牙广泛传播，直到八百年后才被驱出伊比利亚半岛。而法国此刻也几乎沦于阿拉伯人之手，所幸公元732年，查理曼大帝的祖父查理·马特在普瓦捷打败了他们，将其赶了出去。可以说，那些从麦加长途奔袭而来的伊斯兰大军，距不列颠岛仅一水之遥。

不列颠面临的，还有第二股即将入侵的寒潮。这次入侵来自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备好了长船蓄势待发。阿拉伯异教徒和北欧海盗的双重夹攻使欧洲国家疲于应付，狼狈不堪，这种乱局一直持续了近300年。直到十一世纪，那些身穿铁甲的中世纪基督教骑士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皈依基督教的维京人后裔，才阻挡住了阿拉伯人前进的步伐，他们也成为了基督教阵营中强有力的武装力量。

一报还一报，撒克逊海盗曾经对不列颠人所做的一切，四百年后落到了他们后代的头上。八世纪时，一股猛烈的征服力量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奔涌而出，在挪威、瑞典和丹麦等地，一群群可怕的维京战士蜂拥驶向大海。除骁勇善战之外，这些维京人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熟练地驾驭波浪，在风急浪高之时依然可以出海航行，肆意劫掠。维京人侵略欲望迸发的根源，要归于该民族迅速增长的人口和实力，对冒险活动的热情，以及王室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这些北欧人并非是受亚洲民族的压力而被迫西迁的，他们是自愿外出抢掠。这些北欧战士骁勇绝伦，其中一股劫掠队伍从瑞典挥戈南进，兵锋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同时还在那里播下了影响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种子。另一路队伍由挪威出发，乘长船抵达地中海，在沿岸各个地区大肆劫掠，在与西班牙的阿拉伯王朝和北非沿海各国进行了激烈较量后，最终败下阵来。第三支远征船队搭载着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直奔不列颠岛、诺曼底和冰岛，之后又穿越大西洋到达了美洲大陆。

丹麦人与挪威人的关系错综复杂，反复无常，二者时而狼狈为奸，时而相互残杀，但对撒克逊英格兰而言，二者却都是苦难和灾祸的象征。他们极端残忍，虽然不吃人肉，但却有在尸体上烧饭聚餐，以此庆祝胜利的习俗，有时还将锅灶直接立在敌军的尸群当中。挪威人和丹麦人曾在爱尔兰地区交战，北欧人的此种恶习令保持中立的爱尔兰土著民深恶痛绝，爱尔兰人曾向其追问缘故，得到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呢？敌人若是获胜，也会这样对待我们的。”据说，这群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狩猎者从不会为自己的罪孽而哭泣，也不因同伴的死亡而垂泪。但无论如何，劫掠者们一旦在某处定居下来，就会很快沾染上奢侈放纵的生活习惯，洗澡或穿着丝绸礼服。他们的船上携带有帐篷和床铺以备上岸后居住之用。在他们占据的各个地方，其军事首领都践行着多妻制的原则，在东方地区甚至还直接采取了宫妃制。据说，他们的一名首领坐拥妻妾竟达八百余人，但这种说法很可能是《圣经》中的一面之词。936年，爱尔兰人从海盗们手中夺回了利默里克城。在掠夺者的住宅中，他们发现了众多女子佳人，大量的丝绸织物及各色刺绣装饰，诸多奢侈华贵之物令爱尔兰人目瞪口呆，神魂颠倒。当然，这些爱尔兰人很快便又神态自若了。

维京人主要依赖一种长船进行海上活动，在公元八、九世纪，维京长船已经发展成为完美的航海工具。该船吃水较浅，能够驶入河口逆流而行，也可以在条件各异的溪流或港湾中停泊，它拥有漂亮的圆弧船身，能够在狂风巨浪之中自如航行。

我们对这种船只十分了解。目前，六艘较完整的维京船已被发掘出土。其中最著名一艘是1880年在挪威格科斯塔德墓冢中出土的，船只几乎还保持当年的模样，甚至连舱中水手的锅灶和跳棋板都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1944年时，尽管内外诸事纷杂，学者们仍然再次对船只进行了精确测量。该船中等长度，首尾全长七十六英尺六英寸，宽十七英尺六英寸，舯部深度仅二英尺九英寸。船体采用瓦叠式构造法，两侧各用十六块橡木板拼接，并以木钉和铁栓固定，捻缝之处则用兽毛编成的绳索堵塞起来。甲板是一块无铆钉的松动木板，用树皮纤维固定在龙骨上的，这使船体结构具有了很强的柔韧性。海上补给品无疑是存放在专用的储物柜之内，但这些储物柜却未能留存下来。船的桅杆立在一个巨大的基座上，柯林伍德教授曾对这种船桅设计赞赏有加，他说：“树立的桅杆坚实且稳固，同时不会使轻便灵巧的船体结构受到拉力影响。”船体两侧各有十六支划桨，长度为十七至十九英尺不等。较长的船桨安置在首尾两侧，这是由于此处的船舷上缘据水面较远。所有划桨的样式都十分优美，它们穿过船板两侧的圆形桨架，与船身连接起来，桨架外侧覆有百叶窗似的木帘，在收桨后可以将孔洞遮蔽。船舵位于右舷的四分之一处，是一个像网球拍一般的粗大短桨，装有活动式的舵柄，它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固定在船上，使舵叶拥有充分的活动空间。桅杆高四十英尺，又长又重的帆桁之上挂有一块方帆。该船还能携带小艇或舢板，共有三艘小艇随母船被挖掘出来。此外，格科斯塔德的维京船能够装载五十名船员，必要时还可另带三十名战士或俘虏，除此，它能在任何气候环境下持续航行一个月之久。

正是这些大小各异的维京船，载着北欧海盗们乘风破浪，在文明世界四处奔袭。进攻君士坦丁堡，围困巴黎，建立都柏林，发现美洲。这是一幅明亮鲜活的场景：精雕细刻的船身，龙形船首，高耸的弧形船尾，侧舷齐列的黑黄颜色相间护盾。船体流淌着铸铁般的泠然之光，显得杀气腾腾。用于远洋航行的长船建造得更为坚固，具有更高的干舷。1892年，人们仿照格科斯塔德船建造了一个复制品，它由一位挪威船员驾驶，仅用四周时间就横渡了大西洋。

当然，先进的维京船若是没有熟练的船员来掌控，就依然毫无用武之地。当年，北欧船员都是从自愿者中挑选的，由一个经验丰富，能力超群的人担任头领。北欧传奇《萨迦》对这些“头领和属下们”做了描述：船员无疑是从许多申请者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掌舵划桨像使刀用剑一般精熟”。海员从十六岁到六十岁之间的人中选拔，都必须接受力量和灵活性测试，一旦获准加入，就必须遵守严格的规矩，或可以称为早期的“军事法规”。出海或征战期间，船员不得发生争吵或心怀旧怨。不准携带女人出海，遇事只向船长一人汇报。所有缴获战利品都集中到一根大柱子前，按规定统一变卖或分配。根据斯堪的纳维亚的法律，配给的战利品只归个人所有，也就是说，船员所得物资不得转赠或遗留给亲属，但却有权将这些东西带入坟墓。

奥曼曾言：“面对同等数量的敌人时，维京人总能占据优势。但是，当整个乡村、郡县的人都奋起反抗，前来打击入侵者之时，他们就要十分小心，以免被人数众多的敌人压垮。”因此，北欧人只有在拥有强力支援的情况下，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与作战相比，他们更善于东抢西劫，如果岸上驻有更强大的军队，他们就会迅速撤回到船上，驶往防御薄弱的地区再行劫掠。海盗们很快学会了如何在陆地上快速行动，一旦登岸，他们就会将附近所有马匹搜罗一空，带着掠夺品骑马东奔西窜。这些马匹并不为作战之用，仅是为了便于机动。这种作战方式于公元866年首次出现在不列颠岛：“野蛮人大军降临东盎格鲁的土地，这是一支乘着马匹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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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反思这些北欧海盗的野蛮和可耻习惯，愤慨他们的破坏与残忍行径时，我们也同样应该记住他们的纪律、坚毅、友谊和军事美德，正是凭借这些优点，他们得以横行四海，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和最勇敢的种族。

大约是在789年的一个夏日，“无辜的英格兰人在自己的田原中忙碌，他们悠然地将犁铧套上了牛背”，此时，王国官员里夫·多尔切斯特突然接到了一个情报，称三艘船已经抵达海岸。里夫以为来船是商人而并非外敌，于是“跳上马背，与几名随从快速向港口（可能是波特兰港）奔去。他以长官的身份下令，将这些人送至城镇，但是，到访者却当场杀死了这位官员和所有随从。这是一个血腥的预兆，维京时代自此拉开了它的序幕。随之而来的便是胜负难料的残酷搏杀，维京人带来的灾难，蹂躏英格兰长达二百五十年之久。

793年1月的一个清晨，诺森伯利亚海岸林迪斯法恩岛(或圣岛)上的一座富裕修道院突然遭遇了丹麦海盗的袭击。他们扫荡了整个地区，宰杀家畜，屠杀僧侣，之后便载着黄金、珠宝、圣物等战利品扬长而去。他们同时带走的还有许多修士，以期在欧洲奴隶市场上卖个好价钱。海盗的劫掠行动提前经过精心策划，他们在隆冬十分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在英格兰救兵抵达之前就已呼啸而去。这一事件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英格兰甚至整个欧洲大陆，惊恐的基督教会向各方发出警报，高声求援。诺森伯利亚人阿尔克温从查理曼大帝的宫中写信，安慰本国同胞：

看吧，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至今已近三百五十年了。有史以来，不列颠从未遇到如此恐怖的事件，我们刚刚遭受了野蛮的袭击，我们未曾预见他们从海上降临。圣卡斯伯特教堂遭遇无妄之灾，上帝的仆人血洒祭坛，圣物祭品被掳掠一空……保林主教离开约克后，正是这座教堂将神圣信仰的火种继续散播开来，而这却成为了悲哀和灾难的开始……惨案之前出现了不祥的征兆……大斋节期间约克城的血雨腥风又意味着什么呢？

第二年，海盗们卷土重来，在贾罗登陆时，他们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以及当地人的坚决抵抗，伤亡惨重。海盗“国王”被捕，之后被残酷地处死。幸存者逃回丹麦，将惨败的消息带回了本土。之后的四十年，英格兰海岸平静了许多，维京人大规模入侵行动在这一时期鲜有发生，他们所做的，仅是凭借海上优势袭扰苏格兰东部海岸和一些岛屿。在此之前，这些小岛曾是修道院的理想处所，但事到如今，修道院的修士僧侣们却发现自己正身处战争前沿，成为脆弱且易受攻击的目标。他们财帛丰盛且与世隔绝，是海盗们眼中最理想的猎物。公元802年，爱奥那岛遭到抢劫和破坏，爱尔兰教会机构也成为了贪婪的维京人施暴的目标，自此以后，这些宗教场所的灾难便未有止息。当教堂被虔诚的人们修复之时，维京人也就有了新的行动目标。因此海盗们在袭击某地之后，总会间隔一段时间，待其有所恢复再行劫掠。爱奥那岛遭遇过三次洗劫，而基尔代尔的修道院受难已不下十四次。

海上劫掠已经成为一项固定的职业，而教堂则是海盗们永不匮竭的宝库。查理曼大帝的御用学者艾因哈德写道，海盗劫掠持续不断，这使整个基督教界都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之中。没有什么有效的应对措施，斯堪的纳维亚岛上的人们皆对这种收益颇丰的职业趋之若鹜。根据一位苏格兰词人的描述：“这些姿态优美，勇敢刚毅，个性爽朗的北国先生们”，每年都驾着船只破浪而来，带着胜利扬帆而去，他们往来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劫掠者的辉煌业绩激励着家乡的老老少少，使更多人投身到这项事业中来。另外几路维京船队活动更为广泛，它们甚至突入了地中海地区。在纳尔博纳的附近的小镇中，查理曼大帝透过窗户看到，这些可憎的船只正在海岸边萦绕，这便是灾难即将到来的预兆。

公元835年，风暴终于降临到人们头上。维京船队——有时达到三、四百艘船只，在英格兰、法兰西和俄罗斯等地驶入河口，逆流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劫掠行动就此展开。此后三十年，英格兰南部不断受到攻击，巴黎数次遭到围困，君士坦丁堡时常招致侵犯，爱尔兰港口城镇也屡屡沦陷。此时，很多入侵者都已在征服领土上定居下来，维京人奥拉夫和部下们就在爱尔兰修建了都柏林城，瑞典人也渗透到了俄罗斯的中心地区，他们统治着沿河城镇，征收贸易赎金。生长在严酷气候环境下的挪威维京人发现，苏格兰诸岛是更适宜的居住地点，于是，他们纷纷在设得兰、法罗群岛和爱尔兰建立了殖民地。此外，他们到达了格陵兰岛和斯通兰德(拉布拉多半岛)，驶入了圣劳伦斯河，并且还发现了美洲大陆。但是，他们对这些成就根本不屑一顾。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京人没能在不列颠岛或法兰西获得永久的立足之地。直到865年，欧洲大陆的抵制行动得到了暂时加强，丹麦人才转而开始大肆侵入英格兰东部和诺森伯利亚地区。

入侵的时机业已成熟，撒克逊英格兰此时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维京海盗突入了岛屿东部的整个沿海防线，当年“撒克逊海岸伯爵”曾负责防守这一地区，但是而今，罗马帝国的要塞早已化为了废墟，埋没地下已有数百年了，再没有罗马船队荡桨巡视海岸，也再没有强大的帝国政府派来杰出的指挥官或救援的军团。英格兰现在所有的，是无处不在的修道院、礼拜所和大教堂，即便是在饥荒年月，这些宗教场所中也储藏着诸多金银财宝，还存有大量食物，酒类和各色奢侈品。虔诚的英格兰信徒早就接受了通过施舍钱财来免除罪孽的理念，于是，他们的罪恶越多，忏悔越频繁，教会就越繁荣兴旺。在这里，拥有利剑者最容易赢得财富。

除过分服从教会之外，英格兰人的军事防御体系也存有诸多缺陷。他们所设立的防御体系，仅是为了将古老的不列颠人限制在贫膺的山区，或者是防止邻近的撒克逊同族的入侵。此外，当时的地方贵族一旦接到上级或国王的诏令，就可征召当地青壮农户临时服役，但是，规定的服役时间十分短暂，只有四十天左右，而且也不是自愿进行的。期限一到，军队立刻解体。关于敌人是否跟进，或战役目的是否达到，也就无人过问了。而今，他们面前的敌人与以往不同，这些丹麦和挪威海盗不仅长期掌握着海上优势，而且在陆地上也采用了机动灵活的战术。他们学会了像罗马人那样构筑营垒，同时也会运用谋略出奇制胜。“诈败”是他们经常采用的一种战术手段。从历史文献中我们一再看到这样的场景：异教徒在英格兰人的打击下溃逃而去，但是晚些时候，丹麦人却又重新守住了阵地。还有一次，维京人对一座小城进行围攻，他们的首领宣称自己已生命垂危，恳请当地主教按基督教方式为其举行葬礼。这位诚实的主教对海盗的改节易操倍感欣慰，于是欣然允其所请。但是，当首领的尸体被抬入城中里准备葬礼时，披麻戴孝的送葬随从突然摇身一变，成为了全副武装的骁勇武士。他们二话不说，即刻开始了抢掠和屠杀。这种关于维京风俗习惯的杂闻侧记数不胜数。实际上，维京人是有史以来最胆大妄为且足智多谋的盗匪，对于撒克逊人而言，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以及军事防御、组织方面的种种缺陷，他们很难阻止北欧人的巨大野心。北欧人取得的丰硕成果足令任何的海盗同行自惭形秽——当时也确有许多效仿维京人行为的盗伙。

这一时期的维京传说中，最声名卓著的莫过于被称为“毛马裤”的朗纳尔·洛德布罗克了。毛马裤出生在挪威，但拥有丹麦王族的血统。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出海劫掠，其足迹遍奥克尼到白海的广大区域。“跨海征西”是其所奉持的座右铭。845年，他率领一支海盗舰队溯塞纳河而上进攻巴黎，但却被守军击溃，同时一场瘟疫突然来袭，使海盗蒙受了严重损失。此后，他将矛头指向了诺森伯利亚，但却时运不济，兵败被俘。根据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传说，他被诺森伯利亚的国王艾利扔进蛇窝中处死。在无数卷曲盘绕且面貌憎恶的蝰蛇中间，他引吭高歌，迎接死亡。朗纳尔有四个儿子，当他躺毒蛇堆中时，就曾留下一句强硬的威胁：“小猪们现在如果得知公猪的遭遇，一定会哇哇乱叫起来。”古代的吟游诗人向我们展示了朗纳尔四子收到噩耗时的场景：“勇士”比约恩愣在那里，手里紧紧抓着一根长矛，由于太过用力，他的指痕深深印在了矛杆之上。维特塞克此时正在下棋，他狠狠捏住一枚棋子，鲜血顺着指尖流了下来。“蛇眼”西格德不停地用刀削着指甲，直到手指露出了白骨。而素有“无骨者”之称的老四伊瓦尔，则叫人讲述父亲遇害的具体细节。只见他的脸色忽红，忽绿，忽白，浑身的皮肤都因愤怒而肿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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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地习惯，儿子们要对杀父仇人进行血腥的报复。这种复仇方式被形象地称为“血之红鹰”。仇人的身体和肋骨要被砍剁成一只鹰的形状，然后由孝顺的儿子伸进手去，掏出正在悸动的，血淋淋的人肺来祭祀亲人。据传，艾利国王正是落得了这种不幸的下场。然而，海盗们给英格兰带来的灾难要更为惨重，“无骨者”伊瓦尔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指挥者，他是9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英格兰的幕后主使，同时也策划了对东英吉利、诺森伯利亚德拉和默西亚的大规模征服行动。此前他一直在爱尔兰征战，但866年突然出现在了东安格利亚。他所率领的庞大军队原是在海员队伍基础上组建的，但867年春，所有士兵却都乘着马匹沿罗马古道向北方挺近。就像前文所述，维京人乘骑马匹并非是为作战之用，而是为了快速机动。

伊瓦尔率军围困了约克城。此时的诺森伯利亚正陷于一场两王争权的政治风波之中，它的民众分裂为两个阵营，为各自所支持的王者打得不可开交。当他们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携手对敌时已经太迟了。他们在约克背城一战迎敌，一开始取得小胜，将异教徒驱离了城墙。守卫者随之冲杀过去，但却在惨烈搏杀之后一败涂地，两位国王阵亡，所有抵抗力量全军覆没。

这就是诺森伯利亚城的最终结局，经此一战，英格兰北部再也没能恢复往昔的繁荣。

据霍奇金所言：

“学校与修道院数量锐减，甚至最终归于湮没。这个国度曾哺育了毕德和阿尔克温，创造了石制大十字架这样的艺术瑰宝，也留下了西德蒙的作品和《基督受难见证》的著名诗篇。但是，在867年战败之后，一切都重归荒芜，被野蛮的痕迹所掩盖……王朝覆灭，宗教窒息，文化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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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克惨案发生的一百五十年后，米西恩·达勒姆对当时的悲惨场景进行了描述：

“军队四处烧杀抢掠，每个角落都充斥着鲜血和悲伤。无数教堂和修道院在剑与火中化为尘埃。大军所过之处，除残垣断壁之外别无他物。破坏程度如此惨烈，以致很多遗迹至今都无从找寻，昔日的繁华盛景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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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诺森伯利亚一地已不能满足伊瓦尔的野心，他又将目标指向了默西亚。众所周知，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默西亚都是英格兰力量的代表。当伊瓦尔陈兵诺丁汉城下时，默西亚国王立即向韦塞克斯国王请求援助。这时，韦塞克斯的老国王业已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埃塞雷德和阿尔弗雷德答应救援，于是即刻提兵前往。但是，当韦塞克斯人提出一同发起攻势的时候，默西亚却退缩了，他们准备优先与敌军和谈。除军事斗争外，伊瓦尔同时发动了政策攻势，他不再破坏约克和里彭的教堂，并答应扶植埃格伯特为诺森伯利亚的傀儡国王。868年，伊瓦尔与默西亚国王签署合约，确立了伊瓦尔对诺丁汉的宗主地位，战斗宣告结束。之后，他返回约克过冬，让军队休养生息，补充实力。

丹麦人推行强有力的扩张计划，他们的势力已在东安格利亚延伸开来，默西亚已被征服，诺森伯利亚惨遭蹂躏。而正在此时，韦塞克斯国王和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已悄无声息地强化了自己的力量。这时，敌我两军便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对峙态势，但是，这同样是一种微妙且不稳定的平衡，即使是最轻微的压力，也可能会对一方造成致命的损害。因此，当伊瓦尔破坏诺丁汉条约，并杀死东安格利亚国王埃德蒙之后，突然悄然撤离了英格兰。根据阿尔斯特编年史记载，北欧人的两个国王——奥拉夫和伊瓦尔于870年由苏格兰返回都柏林，“大量的英格兰、不列颠和皮克特人俘虏也被带到了爱尔兰。”关于伊瓦尔的最后一个记载是：“872年，伊瓦尔，爱尔兰和不列颠境内的北欧人之王，结束了生命。”他业已征服了默西亚和东安格利亚，攻克了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的主要据点敦巴顿。他满载着战利品，以不可战胜之傲人姿态在都柏林定居下来，两年后死于此地。虔诚的编年史家称他“沉睡在了基督的怀抱里”。看起来，无论是北欧人还是英格兰人，都对伊瓦尔尊崇有加。

现在，丹麦劫掠者在不列颠逗留的时间更长了。虽然每逢夏季，他们依然前来掠夺和破坏，但对这片环境宜人，芳草葱翠土地的喜好之情也在逐渐增长。这些武士曾长期在外漂泊劫掠，而眼下已经获得一片安家乐业之地。因此，在袭击抢掠之外，北欧人也开始了移居行动。然而，丹麦人建设的移居点与先前撒克逊人的有所不同，新的移居点以军营为中心，其边界就是战斗的前线，周边围绕着数座防御强化的城镇作为支撑。斯坦福、诺丁汉、林肯、德比、莱斯特等地都曾是这些新移民的基地。十几年之后，驻守在边境后方的北欧士兵就成为了新的殖民者和地主。英格兰的丹麦移居点基本是军事性质的。他们用武力开路，然后使自己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壤之中。从一开始，这些战士型农民就要求获得比普通农人更高的地位。撒克逊人已在英格兰居住了四百余年，貌似更有资格成为土地的主人，但是，他们没有统一的国家组织，无力将这些陌生的海上入侵者驱逐出去，现在，几乎每一个地区都屈服在了丹麦人的刀剑之下。撒克逊人之所以气数未尽，是因为历史的转折点上总有幸运之事降临。在混乱与衰落的节骨眼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伟大的身影，正是这个巨人给奄奄一息的英格兰带来了希望的光芒。

第七章　阿尔弗雷德大帝

我们从阿瑟尔的作品中，了解到了阿尔弗雷德大帝的详细情况。阿瑟尔是圣戴维修道院的一名修士，后来荣升为舍伯恩的红衣主教。在阿瑟尔主教笔下，阿尔弗雷德理所当然是一位宗教和道德品质兼备的英雄人物，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阿尔弗雷德尽管健康状况不佳，却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军事巨人。阿尔弗雷德幼年时曾跟随父亲到过罗马，从此，他对这个伟大世界有了一个真正的领悟。在他的哥哥埃塞雷德继任国王之后，阿尔弗雷德便开始承担辅佐之职，协助兄长打理朝政。两兄弟之间没有猜忌，但却具有明显不同的气质。埃塞雷德倾心于宗教，认为信仰和祷告是战胜野蛮人的主要途径。阿尔弗雷德虽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却更加相信政策和武器的力量，认为它们才是真正的立国之基。

早些时候，默西亚的霸主地位并未获得公认。它的几代国王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与坎特伯雷大主教争吵不休。825年，默西亚军队入侵韦塞克斯，被阿尔弗雷德的祖父，埃格伯特国王在斯温顿附近的艾兰敦地区打得落荒而逃。南部和东部的所有王国立刻见风使舵，争相与胜利者修好。如此一来，大主教所驻的肯特联盟与英格兰霸主韦塞克斯就共同撑起了不列颠的南部江山。这不但实现了西撒克逊人世代的奋斗目标，还为抵御北方海盗入侵奠定了团结的基础。从战略角度来看，韦塞克斯十分强大，它拥有直面北方锋利的山脊，却没有流速缓慢的长河。因此在这个地区，北欧海盗就无法像在默西亚那样，依靠长船直捣中心地带。此外，韦塞克斯独创了一种地方体制，使它在遭受攻击后能够迅速恢复实力。在这种体制下，一郡之长可以自主决策。国家被划为固定军区，每个军区的军民事务都由一名德高望重的指挥官或总督负责管理。与先前部落制国家的国王专权相比，这无疑是不小的进步，其优越性日后也逐渐显现出来。在肯特、诺森伯利亚、默西亚的王朝覆灭之后，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韦塞克斯王国。从撒克逊人定居之始，该国的王位就世代相承，从未中断。

丹麦人占领了伦敦。当时，伦敦还不是英国首都，只是默西亚王国的一个小镇。丹麦军队在雷丁驻垒设寨，并继续向前推进。不久，他们遭遇了驻守伯克郡的西撒克逊的军队。871年1月，阿什当之战在此拉开帷幕。交战双方都将各自部队分为两路。埃塞雷德因祈祷驻足不前，而维京人一方则持着色彩鲜亮的盾牌和旗帜，身着华丽服装，戴着金质手镯，与朴素的西撒克逊人形成了鲜明对比。维京人慢慢靠近西撒克逊的队伍，边走边用武器敲打盾牌，同时拉长音调发出阵阵挑衅的吼声。弓箭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只有众多标枪攒射飞来。西撒克逊国王还在祈祷——“上帝是第一位的”，对那些告诫他快速出击的将领，国王如是说道。阿瑟尔主教根据当时“真实见证者”之言做了如下记述：

“外邦人来势汹汹，准备战斗……无法再忍受敌人的攻击，他（阿尔弗雷德）要么选择撤退，要么不管兄长，直接投入战斗。最终，他率领基督徒军队，猛兽一般地冲入敌阵……而国王仍然没有抵达。在上帝的帮助和指引下，他下令手持盾牌的士兵排成阵列，在‘盾墙’的掩护下与敌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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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漫长而艰巨。埃塞雷德国王此时已完成了祈祷，迅速率军加入了弟弟阵线。“这些异教徒”，阿瑟尔主教写道，“已经占领了高地，基督徒军队举步维艰。在视线所及之处，有一棵枯瘦矮小的荆棘树，正是在树的周围，敌我双方开始短兵相接，吼叫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一方作恶多端，野心勃勃，一方守土有责，奋力图存。最后，丹麦人力不能支，败退下去，西撒克逊人紧追不舍。到夜幕降临，到晨光初升，再到日暮黄昏，丹麦人马不停蹄地向雷丁奔逃。广阔的阿什当（指伯克郡群山）遍布着敌人的尸首，这些尸首中，还包括一位维京国王和五名首领。

这次胜利并没有摧毁整个丹麦军队，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再次兴师前来。但是，由于阿什当之战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它仍不失为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如果西撒克逊人在此战中失败，那么整个英格兰就会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相反，如果他们获胜，那么基督教文明的希望之火就依然能在不列颠岛上熊熊燃烧。侵略者首次遭受如此重创，最后的撒克逊王国在狂风巨浪之中依然屹立。阿尔弗雷德的胜利使撒克逊人重获自信，他们可以在两军对垒中傲然迎接敌军的进攻。阿什当大捷被后来的撒克逊作家奉为经典而代代传颂。这是阿尔弗雷德生平的第一场战斗。

公元871年，敌我两军展开了殊死之战。不久，埃塞雷德王病逝。虽然他也有子嗣，但阿尔弗雷德却无疑是更加合适的继任者。二十四岁的阿尔弗雷德登上了王位，接过了这份沉重且岌岌可危的遗产。双方的拉锯战仍在进行，局势动荡，胜负难分。丹麦人获得了所谓“夏季军队”的海外增援，他们“为数众多”，“渴望与撒克逊人一决雌雄”。双方进行了七八次交手，据说，丹麦人每次都能掌控战局。阿尔弗雷德国王登基一个月后的夏日，他的军队在威尔顿——这个国家中心地区遭遇了大败。在此战前，病亡和脱逃就导致撒克逊军队人数锐减，而在战斗中，维京人再一次使用了诈败的诡计。

遭遇溃败之后，阿尔弗雷德认为，最好趁自己实力尚存时与敌人达成协议。协议内容我们现已无从知晓，但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撒克逊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编年史中简洁地记载着：“撒克逊人与异教徒讲和，条件是异教徒撤军。他们这样做了。”他们花了三到四个月才撤到伦敦，似乎在等待撒克逊人支付赔偿金。然而，所有这些战斗也向维京人展现阿尔弗雷德令人敬畏的力量。这个不光彩的条约和顽强的抵抗斗争，为阿尔弗雷德赢得了五年时间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力量。

关于丹麦人同意讲和的原因，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他们当然相信，只有通过漫长和血腥的战斗，他们才能最终征服西撒克逊人。双方热衷战争，因此长期搏杀在所难免：见于史册的除了伤疤和尸体之外别无他物。但是，阿尔弗雷德也一直寄希望于入侵者的内部分裂，从维京军队自身的紧张局面来看，阿尔弗雷德的猜度是有道理的。

丹麦人撤回了业已征服的英格兰中部，但仍然控制着伦敦。“默西亚人与他们签订了合约”，国王伯格雷德于874年被驱至海外，在罗马教皇的庇护下虔诚地死去。阿瑟尔指出，“国王遭到驱逐后，外邦异教徒掌控了整个默西亚王国。”他们扶植了一个当地傀儡做国王，新国王要向侵略者交付人质，同时发誓“绝对服从，有需必应”。这种扶立傀儡的做法亦常被后世所效仿。

然而到了九世纪末，“异教徒大军”中出现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阿尔弗雷德和韦塞克斯人眼中的坚硬骨头此时已变得脆弱起来。”部分丹麦人希望在已有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其余之人则愿意继续征战，直到完成征服大业。两者的做法大概能够相辅相成，前者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证，后者则成为远征力量。因此，在击败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并将当地农具牲畜抢掠一空之后，将近一半的海盗在诺森伯利亚和东安格利亚定居下来。自此以后，他们开始“依靠土地维持生计”，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转变。我们知道，维京海盗极富组织和纪律性，在海上一起谋生，在陆上共同作战，所有定居点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水手们转职为士兵，士兵又转职为自耕农。他们在思想上保持独立，在至关重大的问题上团结一致，遵守纪律。团结和纪律曾是海上维京人的生命线。

因此，整个英格兰东部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自耕农群体。除了共同防御的需要，他们不必承担任何义务。他们曾用刀剑赢得了土地，现在也只需忠于他们的军事组织以维护既得利益。这些强健有力、体态优美的北欧人在各处扎下根来，从约克到诺福克的广大地区，都能看到新移民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渐渐忘记大海，忘记了军队，留在他们心中的只有自己的田园，这也是他们所喜欢的生活。尽管他们都是熟练的农民，但也没有什么可以教给原来的居民。虽然对新的耕种方法十分陌生，但他们可以通过学习解决。

新移民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劳动，他们需要利用原有居民和他们的农奴。周围的土地被划分开来，一块土地可以供养一个家庭，在特定条件下，以八头牛在一定时间内所能翻耕的土地为一个单位。但是，当今学者在此问题上还存在颇多争议。北欧人辛勤劳作，但显然也会使用当地劳动力。

因此从许多方面来看，丹麦人与四百年前的撒克逊移居者不尽相同。北欧移民并不想将当地居民斩草除根。两个民族在语言方面有共通之处，生活方式与耕作方法也近乎相同。北欧人已经成为了殖民者，他们举家从斯堪的纳维亚岛迁至此处。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失去土地的英格兰当地人建立了地缘和血缘上的人际关系，将英格兰血统融入了这个精力充沛，骄傲勇猛的战斗民族之中，使其拥有了持久的力量和勃勃的生机。好比现代的钢铁，如果冶炼时加入少量的特殊金属，那么硬度就能得到大幅提升。这种基于土地私有制的强烈的个体主义，对英格兰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在血缘关系方面，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亨利二世在位时，曾经力排众议，突破重重阻碍，颁布了伟大的法律，开设了皇家法院。这些坚强移民的后人们——不光是佃户和独立农民，还包括许多小农——也仍然保持着祖先所赋予的高傲和自信。定居后的三百年里，痛苦和磨难并未使其丧失与生俱来的坚定个性，也未曾割裂其对这片征服之地的深厚情感。在英国历史上，北欧民族的特质至今仍在闪耀着光芒。

这些改造和驯化的海盗移民带来了许多丹麦的习俗。他们采用与众不同的计数法，这就是今人所称“十二进制计数系统”——如果他们听到这种叫法，没准会大吃一惊。北欧人在计算时用十二代替十为底数，直到现在，在东英吉利某些集市上还存在“长百”的说法，“长百”代表数字一百二十。

北欧人对社会公平的看法不同于生长于采邑制度下的撒克逊人。毫无疑问，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发展成型的北欧习惯法要比撒克逊人的制度更为先进。

在东安格利亚，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丹麦文化的影响痕迹。早在诺曼征服之前，这里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乡村社会，同时也保留着斯堪的纳维亚的种种特性。在这种社会形式下，自由农民能够充分掌握土地，这就成功抵制了当时的土地庄园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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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形成了庞大的自由农民群体，这对赋税和国防重担之下的默西亚和韦塞克斯王国来说，无疑是望尘莫及的。这些自由农民与当年的海盗入侵者联系十分密切，学者们在十一世纪的《末日审判书》中发掘材料，试图找出九世纪海盗军队规模的相关数据。近期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最终获胜之后，撒克逊王朝也依然向丹麦人移居地——“丹麦法区”提出了公平且恭敬的条件。通过使丹麦人改信基督教，最终将其融入英格兰民族的灵魂和身体之中。阿尔弗雷德以奋战和合约方式换来了五年喘息之机，在此期间，他或许也在深深思索着这些问题。这一时期，北欧国王哈夫丁像伊瓦尔那样离开了人世。对于他的死亡，饱受摧残和掠夺的基督教会做出了报复式的回应：他将永世受到上帝惩罚，他会受尽折磨，散发出常人难以忍受的恶臭。

林迪斯法恩隶属于多灾多难的诺森伯利亚王国，这里流传着一个哀伤的故事。落魄的修士们离开了他们千疮百孔，几经摧残的圣所，肩上扛着圣卡斯伯特的身体和圣艾丹的骨头。他们颠沛流离，陆海兼程，七年之后，终于在切斯特勒斯特里特找到了栖身之地，他们凭借单薄之力在此建起了新的圣地——圣卡斯伯特教堂。英格兰北部民众对圣卡斯伯特的崇拜使教堂获得了巨大财富。公元995年，教堂主教开始在达勒姆岩石上兴建一个新的大教堂，并将圣卡斯伯特的骨骸转送至此。主教的威望非常之高，是握有政教大权，执掌僧俗两界的“皇家主教”（Prince-Bishops），在英格兰东部和北部拥有极大权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

阿尔弗雷德重金购得的停火协议已经失效。丹麦快速部队的新领袖古瑟罗姆制定了一个庞大军事计划，试图一举征服韦塞克斯。他兵分陆海两路进犯，陆上部队直逼波特兰海角附近的韦勒姆，并在普尔港与海上部队会师。他们在普尔港补充了力量，然后从四面猛烈攻击阿尔弗雷德的王国。精明的国王希望通过赔款来寻求和平，而此时撒克逊军队似乎也在韦勒姆附近遏制了丹麦陆军的攻势。丹麦人接受了黄金，并“向神圣的戒指发誓”他们撤军并信守和平承诺。然而，谁都未曾料到，丹麦人突然调转兵锋，夺取了埃克塞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真是不堪言状。阿尔弗雷德率领步兵紧随其后，但还是来得太迟了，“他们坚壁清野，大军很难接近”。但是，那些失信的异教徒们可要当心了！一场可怕的风暴正在向海上部队袭来。这些丹麦援军此时正由海路赶往前线，他们在斯沃尼奇遭遇了暴风雨袭击，一百二十艘船只沉没，五千多名军士葬身鱼腹。在当时，这场天灾被认为是全能上帝的旨意，丹麦人的下场实属罪有应得。丹麦人的计划全面泡汤，阿尔弗雷德也不断对埃克塞特进行监视和攻击。877年夏，丹麦人终于有心重启和谈。他们一本正经地庄严宣誓，但其誓言也仅维持了五个月左右。

878年1月，阿尔弗雷德的命运发生最令人惊讶的逆转。他的指挥部和王宫设在威尔特的切本哈姆。在主显节前夕，经受数日战火摧残的撒克逊人在教廷的宴会上尽情欢愉，他们放松了警惕，全身心投入宗教庆典之中，甚至喝得酩酊大醉。敌军突然来袭，大军横扫韦塞克斯地区。王国的全部军队这时都集中在英格兰南部的泰晤士河一带，在敌军攻势之下立刻陷入了混乱。撒克逊人尸横遍野，大部分人趁乱溜回了家里，还有少数人直接逃往了海外。逃亡的难民来到法国，恳请法王给予援助，但却归于徒劳。此时阿尔弗雷德身边只有少数得力官员和随从，他们藏身于萨默塞特的森林以及沼泽地中的阿塞尔内岛上，才最终幸免于难。这是阿尔弗雷德命运最黑暗的时刻，直到几个月之后，他才能勉强组织起一支游击队继续作战。他与王国的“领主与封臣都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饱受磨难……他一无所有，走投无路，只能时不时突围出去，从北欧的野蛮人或王国的基督徒子民那儿明里暗里抢些东西维持生计。他像舍伍德森林中的罗宾汉那样生活着。

这一时期的历史犹如闪闪发光的玩具，装点了每个时代的儿童生活。我们知道阿尔弗雷德国王的许多故事，比如勇者国王伪装成吟游诗人打探丹麦军营，还有国王作为伙计为撒克逊主妇帮厨。著名的要数阿尔弗雷德和蛋糕的故事，它始见于最新版的《阿瑟尔主教生平》一书，故事大概是这样的：阿尔弗雷德住在一位牧人家里，有一天，牧人的妻子准备烤面包，而阿尔弗雷德正坐在火炉边摆弄他的弓箭和其他武器。不久，这位主妇发现她的面包烤焦了，于是赶紧跑来将面包移开，并狠狠责骂这位勇敢的国王（奇怪的是，主妇的话最早是用拉丁六步格诗的形式记下的）：“喂，你为什么不把面包翻一下呢？眼睁睁看它燃烧起来，特别是你很喜欢趁热吃呢。”这位主妇根本没有意识到，坐在她眼前的正是那位鼎鼎大名，身经百战，杀敌无数的阿尔弗雷德国王。此际，曾经暴戾残忍的英格兰人正陷于命运的低谷，而那些居于深山之中的古代不列颠人后裔大可哂笑不已了，阿尔弗雷德虽然过着孤独而落后的生活，但却并未被北欧人所征服。

丹麦大军的领袖确信已经稳操胜券。韦塞克斯大势已去，军队瓦解，政权崩溃，其国王即使仍然活着，也不过是一个不敢见光的逃亡者。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之中，阿尔弗雷德却仍然能够行使大权，并与臣民保持接触和联系。这正是阿尔弗雷德国王雄才大略的最好证明。

当大斋节临近尾声的时候，丹麦人遭受了意外之灾。一批丹麦士兵在威尔士为非作歹之后，便分乘二十三艘船只前往德文，准备进攻阿尔弗雷德设在埃克斯穆尔的一个坚固据点。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但是包围据点的丹麦人却简单地认为，由于没有水源供应，守军很快会因饥饿和干渴弃城而降。

在弹尽粮绝之前，驻守据点的基督徒们得到了上苍的启示，他们一致认为，要么沙场战死，要么光荣胜利。因而在拂晓时分，他们突然冲出据点杀向敌阵。在一鼓作气的攻势中，守军撂倒了包括丹麦的首领在内的大部分敌人，只有少量残敌逃回了船上。
[24]

在这场战斗中，撒克逊守军杀死了八百名丹麦士兵，并缴获了一面被称为“魔鸦”的旗帜。据说，郎纳尔·洛德布罗克的三个女儿用了一天时间将这面旗帜编织完成。每次战斗时，“魔鸦”旗都飘扬在军阵之前。如果旗帜中央的乌鸦活灵活现，振翅欲飞，那么就预示着胜利的降临。然而这次，旗帜并没有迎风招展，而是无精打采地打卷低垂着。事实证明，丹麦人是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获胜的。

胜利的喜讯使阿尔弗雷德深受鼓舞。他决心重整旗鼓，再度扬威疆场。除继续游击作战之外，到5月末，国王又派出一名信使去召集地方武装，即“英格兰民兵”。国王深受民众的钦佩和爱戴，听说他依然在世且一直坚持战斗，全国各界欢欣鼓舞，响应国王征召者纷纷赶来，络绎不绝。所有军士都再次集中起来。但无论如何，现在仍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国王只是一个英雄，他们还有随时解散回家的可能。按照命令，萨默塞特、威尔特、汉普的军队在塞尔伍德附近集结起来。这个集结点位于三郡的交汇之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尔弗雷德所肩负的战略重担。不过，国王终于拥有了一支军队：“在看到劫后余生的国王时，士兵们都将其当作了死而复生之人，他们满心欢悦，同时又万分惊喜。”

趁现在士气正旺，阿尔弗雷德必须努力寻得战机。丹麦人依然在切本哈姆烧杀抢掠，阿尔弗雷德于是率军向伊桑顿（现在的埃丁顿）挺近。在一片开阔的丘陵地带，两军发生了大规模激战，这是阿尔弗雷德生平所经历的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事已至此，只能全力以赴，孤注一掷。只见双方战士皆跳下马来，持盾列成阵势，然后便凶猛地冲向对手，展开白刃战。数小时之中，战场上斧剑交加，血光飞溅。最终，背信弃义的丹麦人失去了上帝的眷顾，在诸多不利的条件之下，他们一败涂地，转身逃离了满是刀光剑影的血肉屠场。这一次，阿尔弗雷德的追击可谓是卓有成效。维京国王古瑟罗姆尚未坐稳韦塞克斯的宝座，就被阿尔弗雷德大军困在了营地。阿瑟尔主教写道：“那些异教徒们遭受着饥饿、寒冷和恐惧的折磨，在深深的绝望中祈求和平。”他们接受阿尔弗雷德的全部要求，尽可能多地交出人质，只希望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然而，阿尔弗雷德并未就此罢休。他产生了一个古怪的想法，认为这些野蛮的维京人应该皈依基督教。洗礼仪式或许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胜利，能够改变维京人的顽劣品质。精神力量极其神奇，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指望这些凶悍的劫匪盗众能够立地成佛。从事实上看，这种大规模的洗礼仅仅是流于形式，根本无法成为对付海盗的有效手段。据说，一名维京老水手宣称他已接受了不下二十次洗礼，同时还抱怨说，所提供的洗礼布袍十分劣质，甚至还比不上普通的长袍。阿尔弗雷德意图与古瑟罗姆首领达成永久和平。他本已经大局在握，掌控着维京人的命运。他本可以断绝水粮，逼其就范，也可以冲杀过去，将他们屠戮殆尽。然而阿尔弗雷德并没有这样做。他提出与丹麦人划分土地，让两民族忘记过去的伤痛，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处，繁衍生息。国王在军营中接待了古瑟罗姆首领及其下属的三十名海盗头目，并亲自担当古瑟罗姆的教父。他将这位维京首领从洗礼盘前扶起，称其为自己的儿子。之后，他又在军营中连续十二天大设宴席，招待维京来使，并向他们赠送了昂贵的礼物。

阿尔弗雷德的崇高人格魅力使战争的惨烈场景黯然失色，他能以平常之心对待胜败之事，能以坚强毅力跨越千难万险，能以冷静头脑迎接回归的荣耀，同时，他也能将信赖的目光投向再三背叛的仇敌。阿尔弗雷德站上了崇高之巅，成为野蛮战争，时代乱局中的一块不朽丰碑。

伊桑顿大捷之后的十四年中，丹麦人没有发起任何像样的攻势。尽管小规模侵扰仍然存在，但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已经算作和平年代了。阿尔弗雷德仍然马不停蹄地加强王国力量。虽然丹麦人在东安格利亚定居的消息令国王十分欣慰，但他仍需要与难缠的默西亚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虽然默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并未被丹麦人所占领，但它现在仍然是丹麦属国。886年，阿尔弗雷德将自己的长女嫁给了默西亚执政者埃塞雷德，埃塞雷德在前任国王伯格莱德流亡海外后，就竭力挑起了国家和民族的重担。默西亚与韦塞克斯的皇室间已经有过数次联姻，此次韦塞克斯公主的下嫁更推进了两国在南部和中部地区的合作。

新联盟获得的第一个成果是886年伦敦光复。伦敦一直都是英格兰基督教的中心。在古罗马时代，伦敦就是泰晤士河的桥头堡，所有陆路与海上航线的交汇点，也是岛上最大的商业和军事中心。现在，这座城市开始成为了国家首都。我们从编年史中读到：“阿尔弗雷德国王收复伦敦，所有摆脱丹麦桎梏的英格兰人都投身到了他的麾下。他任命埃塞雷德为郡长，负责管理这个自治市。”据悉，阿尔弗雷德军队经过了激烈的战斗，付出了血腥的代价，这才最终占领了伦敦城，但史册中对此却鲜有记述。显而易见的是，伦敦光复后，阿尔弗雷德建立了民兵组织，并使之发展成为一个有效的防御力量，同时还按最高的标准加固了城墙。

阿尔弗雷德国王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重建防御体系，二是提高撒克逊军队的战斗力。他重组了“英格兰民兵”，将其分为两队，实行轮换服役。虽然国王的军队规模较小，但士兵们知道他们土地有另一队的民兵照料，因此会全心全意投入到漫长的战斗中去。为使改革稳步推进，阿尔弗雷德克服了重重阻力，这证明了即便是在和平时期，想要长期维持一支英格兰军队也是十分困难的。国王通过设立自治市来强化全国防御，他将这种制度推广到英吉利海峡沿线，跨越塞文河口直至泰晤士河谷的广大地区，每个自治市都有自己附属辖地，这样一来，它们就有充足的人力来修建城墙及其他防御工事。他看到了海上力量的重大意义，认为要确保不列颠岛的安全，必须先要掌控海权。他一改船舶设计常规，试图依靠大型船只对抗数量占优的维京船队，他的部分主张直到近代也未过时。

阿尔弗雷德国王下令建造军舰以对付维京长船。新造船舶的长度几乎是普通船只的两倍。部分船舶配有六十支划桨，有些甚至更多。它们兼具快速和稳定的特性，在高度方面也比其他船只占优。其样式不同于丹麦人的长船，也不像佛里斯兰人的船只，但在阿尔弗雷德本人看来，这些大船是相当有用的。
[25] 然而，撒克逊水手却缺乏驾船的经验和技巧。在一次海上行动中，英格兰九艘大船对阵六艘海盗船只，据编年史记载，几艘大船“极其笨拙地”撞到了岸上，只有两艘敌船被英格兰人俘获。阿尔弗雷德大为不满，下令将敌军水手吊死在温彻斯特。不过，英国海军的诞生永远与阿尔弗雷德国王之名连在了一起。

886年伦敦光复之后，尽管局势仍然一片混乱，但交战双方还是签订了一项明确的和平条约。条约中的用词十分考究，阿尔弗雷德一方被称为“英格兰国家的代表”，而古瑟罗姆首领一方则被称为“住在东安格利亚的人”。丹麦法区完全以北欧军队和被征服居民为基础，还未形成正式的国家机构；而英格兰方面则早已经出现了“国王与贤人会议”的政治体制，而这种体制的推动者也正是阿尔弗雷德国王。条约划出了一条政治疆界，界线沿泰晤士河而上，直达利河源头，之后穿过贝德福德地区，过奥斯抵达华特林大道，后面就没有定界了。这条疆界并非依据自然边界划定，而是在承认双方战线的基础上从无人区域划分出来的。

条约的第二部分十分奇特，但却颇有现实意义。签约双方都熟知“偿命金”一词的含义。为了应对无休止的杀戮和伤害，所规定的条款必须无条件加以执行，偿金数额必须无保留地进行缴纳。一直以来，丹麦人对撒克逊人的杀戮无休无止，反之亦然，而“偿命金”协议的达成却为双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停战提供了有力保证。丹麦和英格兰的每一位自由农民都价值二百先令，杀死地位较高的人则要赔偿一定数量的黄金。古瑟罗姆接受了这一条款，承认了在偿命金方面，丹麦人与英格兰人具有同等地位。阿尔弗雷德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果实，同时也见证了他的非凡实力。

阿尔弗雷德颁定的律法在肯特、韦塞克斯和默西亚的现行法律中依然留有痕迹。阿尔弗雷德试图将摩西法典、基督教原则与古老的日耳曼习俗结合起来。他颠覆了原有的金科玉律，将“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改为更加温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对此评论说：“只要牢记这一准则，那么法官就可以普施正义，而他也不再需要其他的法律书籍了。法官应该设身处地为原告着想，考虑什么样的判决能令他心服口服。”在法典序文中，这位国王谦逊地写道：“本人亲自制定的许多法律，都未敢将其收入法典，这些法律能否获得后世认同，我对此一无所知。”阿尔弗雷德的法律经过后人的不断修订和充实，逐渐发展为圣爱德华（忏悔者）法典，也成为英格兰各郡及几百家法院采用的一种普遍法则。诺曼底贵族对此也十分推崇，经过无数封建律师修正改进之后，成为英国习惯法的根基。

阿尔弗雷德尽其所能，推进宗教和教育的发展。普及教育被国王摆在了首要位置，他写给伍斯特主教的一份书信至今依然留存：

“吾常回首过去之事，自古以来，英格兰民族人才辈出，无论教廷俗世，有为者彬彬济济。回首盛世之时，君王礼敬上帝，广纳贤臣。对内恩威并施，不欺四邻，仁德广布天下；对外开疆辟土，仁育义征，有平定四海之功。文武并重，垂拱而治……外邦悦服，聆听教化者络绎不绝……时至本朝，文运衰颓，古籍经书鲜有人识，胸无点墨者遍及朝野。至于博古通今，经纶满腹之人，而今已是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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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阿尔弗雷德还力图改革宗教生活，因为此时的修道院已陷入了一片混乱的境地。

“未经国王或主教允许，任何人不得将修女带出修道院。如有违者，罚款一百二十先令，罚金一半归国王，另一半归主教所有……被诱拐的修女不得继承丈夫遗产，所生子女同样不能享有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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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阿尔弗雷德还醉心于研究历史。他着手发起《撒克逊编年史》的编译工作。事实上，早期的词目并没有经过编纂者的润色，皆是些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但从阿尔弗雷德时代开始，这些词目都变得内容丰富，细致入微。不少地方还措辞深刻，颇具历史眼光和独到见解。

穿越历史的长河，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雄姿英发，文韬武略的王者。他一手握住勇气的刀剑，一手拿着真理的天平，以文治武功成就了赫赫功业。即便是在险恶逆境之中，也依然心怀宗教，敬仰上帝，重视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他消除了纷争与仇恨，缔造了统一的国家，使和平之光再度普照英格兰的国土之上。

据说，这位国王是智者中的奇才。阿瑟尔写道：“从摇篮时代起，他就满怀对智慧的热情。”阿尔弗雷德的宫廷中充溢着基督教文化气息，这与维京人的野蛮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明的种族驯服了海上的勇者，教导他们和平的真谛，向他们展示和谐共处的意义。我们看到了一个统一国家的新生。在阿尔弗雷德的努力之下，撒克逊人与丹麦人水乳交融，携手铺就了英格兰基督王国的未来之路。

在诺曼底人统治的暗淡时期，民族英雄阿尔弗雷德像灯塔一般高高矗立，闪耀着撒克逊民族的辉煌成就。在维京怒涛之中，这位伟大的国王曾鼓励士兵保持勇气，教授民众自立的真理。他以对民族、宗教的赤子之心教化和激励众人，带给人们法律、德治及编年史册中民族英雄的丰功伟绩。阿尔弗雷德的赫赫功勋被诗人和作家写成文字，世世代代传唱不衰。

等待阿尔弗雷德的，还有最后一战。对维京海盗而言，此战无异于一场灾难。885年，四万维京大军分乘数百艘船只驶入塞纳河口，将攻城器械摆在了被围困的巴黎城墙之下。攻守之战持续了一年有余，由于法兰克人在河上架设了一座防御森严的桥梁，丹麦人的攻势遭受挫折。恼怒之下，丹麦人将长船拖上陆地，推入地势高处的河段之中，虽然未能攻入巴黎，但却将河流沿岸夷为了平地。勇者奥托伯爵守卫着巴黎城墙，奋勇抵御无耻海盗的进犯。朝野内外一致恳请法兰克国王前来救援他的首都。但是，这一时期的法兰克国王却未能继承祖先查理大帝的资质，从其获得的绰号就能看出此辈只不过是碌碌庸流。秃头查理已经去世，此时在位的是胖子查理。这位孱弱不堪的法兰克君主因形势所逼，被迫聚集了大量军队前往救援巴黎。虽然他的行动收效甚微，但巴黎仍在奥托伯爵的领导之下顽强屹立。维京人的进攻已是强弩之末，最后终于惨淡收场。对此细节之处，各种史著众说纷纭。据说，他们与日耳曼军队也进行了几次交手，其中的一次战斗十分惨烈，阵亡者尸体填满了河堤。显然，维京人的扩张行动在西欧各处都遇到了阻力。虽然不甚强大，但足以令他们举步维艰。六年来，维京人一直蹂躏着法国的北部地区，而饥荒也追随他们的脚步蔓延开来。最丰饶的地区已经被海盗们所吞噬，他们还将去往何方呢？不出所料，维京人再次将目光投向英格兰：经过了一段太平岁月，此处或许积累了一些财富。在欧洲大陆，他们的收获正持续下降，那么不列颠也许是更有价值的猎物。霍奇金在他的传世名作中写道：“一只饥肠辘辘的野兽盯上了英格兰，只为食物，只为抢掠”。这是一群拥有严密军事组织和先进海军武器的暴徒和盗匪，他们的部下野蛮凶狠，人数众多，他们不得不为这些人提供口粮，对其加以管理，同时还得为其提供杀戮的机会。制定计划的是维京首领们，他们对英格兰的袭击行动经过了最细致的考量和最精心的准备。在这个黑暗年代，罪恶横行无忌。

古瑟罗姆首领于891年去世，他与阿尔弗雷德达成的，未被严格遵守的和议宣告终结了。次年秋，一支由二百五十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舰队突然出现在林姆尼港，带来了“大帮异教徒军队”。他们不久前还在法兰西逞强施威，如今又将矛头对准了英格兰。他们登上岸边，在靠近森林的阿普尔多尔构筑了堡垒。另外八十艘维京船紧随其后赶来，将第二波异教徒从欧陆运至不列颠岛。他们驶入泰晤士河，在锡廷伯恩附近的弥尔顿南岸建立了自己的据点。这样一来，肯特就落入了腹背受敌的窘境。阿尔弗雷德面临巨大的压力，他必须为了生存而战，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西撒克逊人和默西亚人的联盟——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英格兰人——已经在十四年的和平时期里巩固了防御体系，许多南部城镇增设了防御设施，“英格兰民兵”组织虽然还存在一定缺陷，但也比以往更趋成熟。稳固的政治体制已经建立，财富和食物也再度囤积起来。阿尔弗雷德众望所归，民心所向。更重要的是，与查理曼大帝不同，他有一个勇敢的儿子。其子爱德华年方二十二岁，但已能够率领着父亲的人马冲锋陷阵，征战疆场。默西亚人同样有一位埃塞雷德王子，他是韦塞克斯王子的合适搭档。阿尔弗雷德国王身体欠佳，因此很少亲临战场。很多情况下，只有年轻一代的身影纵横驰骋在沙场之上。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新领袖。

在第三次战争中，英格兰人击败了维京海盗。入侵者从南北方两面夹击肯特半岛。阿尔弗雷德通过利诱收买的方式迟滞了维京人的全面攻势。他游说维京首领黑斯顿，使他同意让两个小儿子接受洗礼。之后，他以重金相赠，与黑斯顿缔结了和平条约。但是，维京人根本不想遵守协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丹麦人发动了无情的突袭。阿尔弗雷德试图唤起英格兰人的士气，让军队立刻采取行动。公元893年，定居在东安格利亚和诺森伯利亚的丹麦老兵组成了第三支远征军，他们绕过南部海岸线，登陆并包围了埃克塞特。年轻的英格兰将领们立刻展开了猛烈反击。英格兰人显然装备精良，他们骑着马匹，虽然算不上真正的骑士，但也能够快速灵活地应对战斗。他们在奥尔德肖特（今称）附近袭击了一队入侵者，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追击了二十英里，直将他们赶进了泰晤士河及科恩河对岸的避难所。遗憾的是，王子们的军队还不够强大，无力再次发起进攻，而部队的给养也几乎消耗殆尽，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落荒而逃。

丹麦人已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的本伏利特修筑了防御工事，据说今天人们还能够找到这些工事的遗迹。这些异教徒一直躲在那里，直到恢复元气，才开始继续抢掠。他们几乎倾巢而出，据点中只留了下小部分守卫人员。年轻的王子们趁机对丹麦人的据点发起攻势，在冷兵器年代，要攻下一个防御坚固的堡垒谈何容易，但是，阿尔弗雷德的儿子和女婿从伦敦调来了强大的军队，对本伏利特发动了强攻。他们“打跑了敌军，扫荡了堡垒，将老幼妇孺及一切可带走的物品都运回了伦敦城。所有缴获的船只要么焚毁或打成碎片，要么拖到伦敦或罗彻斯特。”——《撒克逊编年史》中正是这样记述的。在十九世纪本伏利特铺设铁路时，人们在此挖掘出了许多烧焦的船只碎片和人体骨骸。

英格兰人在攻克的丹麦据点中发现了黑斯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这些人都可以作为宝贵的人质。然而，阿尔弗雷德国王却大发慈悲，将他们送还给了黑斯顿。国王的做法在当时招来了许多批评之声，而后世之人也对此多有质疑。他释放黑斯顿的妻子是出于博爱的人道善举，而黑斯顿的两个儿子曾经都接受过洗礼，阿尔弗雷德和默西亚的埃塞雷德分别是两个孩子的教父。正是基于宗教的情感和怜悯之心，阿尔弗雷德保护了黑斯顿的子嗣，使他们免受父辈不义战争的牵连。9世纪的人们很难理解阿尔弗雷德国王的义举，尤其是王国与掠夺者殊死搏斗之时，国王竟然如此善待敌人眷属。但是，这位伟大国王之所以被后人称为“阿尔弗雷德大帝”，其原因之一正在于此。战争仍在继续，但自此以后，史册中再也没有出现黑斯顿参战的记载。由此可见，阿尔弗雷德的慈爱和仗义精神最终使得“金石为开”。

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维京人总共动用了三支军队：一支由黑斯顿从欧陆带来；另一支在林姆尼港登陆；最后一支来自丹麦法区。在经历了长期的血腥战斗之后，他们最终被来自韦塞克斯、默西亚和威尔士的基督徒军队打得一败涂地。

《撒克逊编年史》中的一个插曲值得关注：

“冬天到来之前（公元894年冬），丹麦人……船只溯泰晤士河和利河而上……于伦敦上游二十英里处修建了一座堡垒……秋天（895年秋），国王大军一面在伦敦附近安营扎寨，一面抢收庄稼，以防丹麦抢粮者下手为强。有一天，国王骑马沿河而行，他想巡视河道，看看哪里能设置障碍，以阻止敌船脱逃……他在河两岸增设了两座炮台……丹麦人随后发现船只退路受阻，于是只得弃船穿越城市而去……伦敦人缴获了船只，带走了所有有价值的物品，不便拿走的只好就地销毁。”

公元896年后，战事逐渐平息。维京人的实力似乎已在衰落，他们分散开来，一部分人在丹麦法区定居下来，还有部分人返回了法兰西。《撒克逊编年史》对战争的总结充满了感慨之情：“由于上帝的怜悯，(丹麦)军队没有给英格兰人带来太多困扰。”阿尔弗雷德有力地捍卫了不列颠岛家园，他用政策和武器守住了英格兰的基督教文明，他解放了伦敦，缔造了英格兰南部的强盛王国，使这片疆土成为不列颠及后世大英帝国的重心区域。尤为庆幸的是，他养育了杰出的子孙后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国王的后人们勇敢挑起了国家的重担，成就了辉煌的业绩。

阿尔弗雷德于899年与世长辞，但是英格兰与北欧人千回百转的斗争还将持续下去。他的血脉造就了一批英雄的英格兰统治者，他的精神鼓舞着所有基督教军队的士气。其子爱德华立即登基继位，这时的爱德华王子早已成长为三军敬仰的杰出统帅。他的堂弟埃塞瓦尔德与其发生争执后逃往丹麦法区，挑唆诺森伯利亚和东英吉利的北欧人再次入侵韦塞克斯。公元904年，埃塞瓦尔德与丹麦首领一道，跨过克里克莱德附近的泰晤士河，蹂躏了维尔特郡的部分地区。作为回敬，一支由肯特和伦敦人组成的军队在爱德华的命令下攻入了东安格利亚。

他们成功扫荡了东安格利亚的中部地区，然而，肯特军团由于撤退稍缓，被怒不可遏的丹麦追兵赶上，不得已只好应战。这一次，丹麦人占了上风，对肯特军团展开了大屠杀。也是命中注定，虽然丹麦人一战获胜，但其首领埃里克国王与叛徒埃塞瓦尔德却在战斗中双双殒命。新首领古瑟罗姆二世继位后，同意与爱德华国王讲和。新的和平协议以阿尔弗雷德886年签订的合约为基础，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新条款。新增条款表明了当前形势已经有所转变，条款中规定，丹麦人属于基督徒，必须向教会缴纳什一税，教区的牧师如果误导信众或在宗教节日上渎职，就要被课以罚金。到了910年，这个条约又被丹麦人破坏了，默西亚王国战火再起。爱德华派遣韦塞克斯和肯特的主力部队走水路前往支援。敌我两军在斯塔福德郡的泰特豪地区展开激战搏杀，这次，丹麦军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

英格兰人的辉煌胜利是长期斗争之路上的一座里程碑。诺森伯利亚的丹麦军队从此一蹶不振，而丹麦治下的英格兰中部和东安格利亚从此也门户洞开。到目前为止，默西亚和韦塞克斯的捍卫者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而今形势逆转，英格兰人转守为攻，现轮到丹麦人在营帐中瑟瑟发抖了。

据悉，爱德华的妹妹嫁给了默西亚的埃塞雷德伯爵。埃塞雷德于911年去世，他的遗孀埃塞弗莉达成功继承了他的事业，甚至比他更有建树。在野蛮时代，能够成为统治者的女性必然拥有非凡的魅力和品质。被尊为“长者”的爱德华国王与他的妹妹“默西亚夫人”共同领导英格兰军队作战，取得了远超父辈的光辉业绩。两个王国的政策因血缘和现实的需要相互融通，两国的军队以高昂的士气轻松地粉碎敌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锁定胜局之后，两国领袖开始审慎策划收复丹麦法区及其下属的五个自治市。兄妹二人在各自战线上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地向前推进，每攻下一处地方，就构筑起坚固的堡垒。就这样，国王兄妹整整用了十年时间才完成这一大业。918年，爱德华军攻入贝德福德附近的坦普斯福德，古瑟罗姆国王被杀，东安格利亚的全部丹麦军队崩溃了。丹麦所有指挥官向爱德华国王请降，将爱德华奉为他们的保护者和主人。爱德华则允许他们拥有田产，并赋予其按照丹麦习俗生活的权利。同时，“默西亚夫人”也征服了莱斯特，英格兰人军威浩荡，就连约克城也急急送来了降书。就在这奏凯之时，埃塞弗莉达逝世了，爱德华闻讯赶到塔姆沃思，在默西亚贵族的邀请下登上了国王之位。

爱德华——阿尔弗雷德的儿子，现在是亨伯河以南英格兰无可争议的国王。威尔士南部和北方的诸侯也急忙宣誓永久效忠。在此后两年里，爱德华继续北上，在曼彻斯特、柴郡的塞沃尔以及贝克韦尔高原都建立了据点。诺森伯利亚的丹麦人末日临近，王国的统一大业即将实现。在胜利后的祥和宁静之中，爱德华王朝度过了五年岁月。公元925年，爱德华国王溘然长逝，第三代统治者继承了他的基业，并继续将祖父和父亲的未竟事业推向前进。

第八章　撒克逊的黄昏

阿瑟尔斯坦是西撒克逊人的第三代国王，即位之初，他秉承祖先传统，与尚未被征服的丹麦法区和平共处。但是，由于双方纷争再起，国王于926年率军开进了约克郡，并在此建立统治。诺森伯利亚投降，苏格兰和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国王都承认阿瑟尔斯坦是他们的“父亲和主人”，威尔士王子甚至同意按期朝贡。但其中也有不如人意的插曲，933年时，阿瑟尔斯坦出兵讨伐苏格兰，937年，所有被韦塞克斯征服的地区联合起来发动叛乱，又一次点燃了战争之火。不列颠岛的整个北方地区，无论是凯尔特人、丹麦人还是挪威人，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教徒，都聚集在了阿瑟尔斯坦的劲敌——苏格兰国王康斯坦丁和都柏林奥拉夫的大旗之下，挪威的海盗也驾船前来增援。这一次，交战双方皆未在运筹设计方面耗费心力，而是直接刀兵相见了。冰岛传奇和英格兰诗歌中都有对战斗情况的描述。根据北欧《萨迦》记载，阿瑟尔斯坦向敌人发起挑战，要求两军列阵对战，甚至还提出了战斗的具体地点，敌人欣然同意。在那个人力贫乏的冷兵器时代，双方庞大的军队各就各位，像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一般摆出阵势，同时还进行了一些交涉谈判。对阵双方皆士气高昂，在狭小的战场上，士兵们挥舞着盾牌和刀剑，对敌方进行嘲弄。没过多久，诺森伯利亚人与冰岛维京人联军便同撒克逊军队展开了激烈的对战。虽然诺森伯利亚人的指挥官在混乱中逃离了战场，但撒克逊人还是败下阵来。第二天，真正的考验到来了，双方以威武华丽的军阵奏响了战斗的序曲，然后精神饱满地冲将过去，用长矛，斧头、刀剑杀得昏天黑地。整整一天都沉浸在刀光剑影之中。

布鲁南博流传的古代凯歌洋溢着原始着粗犷和勇武好战之情，使我们得以窥见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冰山一角：“阿瑟尔斯坦君主，高高在上，四方列国，共尊为王。埃德蒙王子，国之贵胄，武勋盖世，辟土开疆。王者荣耀，浴血沙场，劈开盾墙，砍断敌矛。众酋惊慄，四散而逃……勇士云集，船队浩荡……血染疆场，与日同光。圣星高悬，俯照下土，光华四射，一世辉煌。蛮夷中箭，僵卧于野，虽经百战，我军巍然。渡鸦盘旋，豺狼漫山，亡者甚众，尸骨未寒。”

英格兰人的胜利势不可挡，据胜利者所言，“伪证者”康斯坦丁逃回了北方，奥拉夫率领残部撤到了都柏林。从此，阿瑟尔斯坦，这位阿尔弗雷德的子孙成为了名扬西欧的最显赫统治者之一。在王国发行的硬币和颁发的特许状上，赫然印着“全不列颠国王阿瑟尔斯坦”的字样。

阿瑟尔斯坦的不列颠国王称号得到了欧陆国家的承认。他的三个姐妹分别嫁给了三位君主：加洛林王朝的“笨蛋”查理，卡佩王朝的“伟人”休，还有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撒克逊人奥托。他还拥立了一位挪威王子，让其在约克受洗并发誓效忠。看起来，多年的争斗似乎已近尾声，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布鲁南博之战两年后，阿瑟尔斯坦逝世，他的异母兄弟，年仅十八岁的埃德蒙王子继位。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被压服的敌对势力再次开始蠢蠢欲动。埃德蒙秉承祖先精神，顶住了敌人的攻势。他在位仅六年时间，于公元946年逝世，但在他治下，王国未失寸土。埃德蒙死后，“长者”爱德华的儿子，他的幼弟埃德烈德登上了王位。与先人一样，他勇敢地抵御外敌，捍卫国之疆土。他打垮了作乱的敌人，彻底平息了诺森伯利亚人的反叛之念。

历史学家认为，对于不列颠而言，公元954年是维京人之乱的一个终结点。整整一百二十年时间，维京人的铁蹄踏遍了不列颠岛。前四十年，英格兰基督教社会为自身生存苦苦挣扎，后八十年，阿尔弗雷德、爱德华、阿瑟尔斯坦、埃德蒙、埃德烈德为民族大业英勇奋战。

历经艰难险阻，重重磨难，英格兰人对整个不列颠岛的统治终于重新确立起来。同时，在王国东部的广阔平原地区，来自北欧的移民也深深地扎根在了土壤之上。维京人的血统和习俗，在英格兰国王的统治下极好地保存下来。

埃德加王统治下的英格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盛世场景，王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北欧人斗争的同时，英格兰一步步重建了国家管理机构，其对英格兰制度体系的影响至今犹存。英格兰人重划了各郡版图，每郡设立郡长和总督，他们直接对国王负责。郡下划分出区、市，每个城市都设有完善的防御工事。一套严密的司法体系覆盖了全部郡、区和城市，由法庭负责维护律法，追凶捕盗。税收制度也重新恢复了。此外，随着军、政体制的复兴，宗教和学术也重获新生。虽然起初发展缓慢，但从本世纪（参照上下文时间段）中叶开始，宗教和文化就快速勃兴起来，与欧陆的文艺复兴运动相互呼应。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思坦、年轻的伍斯特主教奥斯瓦德以及温切斯特主教阿特沃尔德都致力恢复修道院严格的管理制度，由于有越来越多的修士升任主教，他们还间接对主教团进行了改革。

还有一个偶然的可喜之事，许多用拉丁语写作的宗教书籍，都被用英文重新誊写，这不但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还产生了一大批欧洲急需的珍贵手稿。据说，安莎姆修道院长的天主教布道书是就是以英语为书面语，它是最早享誉欧洲的英文经典著作。在十世纪是决定英格兰命运的关键时期，尽管埃德加死后，君主政治出现了衰落趋势，但英格兰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根深蒂固。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不列颠岛遭受了两次外来入侵，但制度与文化依然留存。

公元973年，一场在极其奢华的加冕典礼在巴斯举行——自此以后，所有的加冕礼都依照这个程序举行。在当时人看来，这标志着英格兰作为统一的国家已经尘埃落定。郡、区、市的所有地方的司法机构都开始正常运转，货币和度量衡业已实现统一，建筑的艺术和装饰流行起来，教堂内的学术氛围也日益浓厚，受过教育的人都会用国内通行语言，即标准英语写作。在不列颠岛上，文明已经复兴。但在这时，为不列颠文明提供给养的政治结构却岌岌可危，在此之前，王国当政者皆是英明神武之人，但是，埃德加之后，一个弱不禁风、优柔寡断、缺乏信仰且不负责任的孩童登上了原属于勇者的宝座。英格兰人已经享受了二十五年的和平，但这种华丽的生活之下暗藏着压力和危险。英格兰人曾在勇者的领导下战无不胜，然而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他们逐渐放松了警惕。这就是“寡断者”埃塞雷德的统治时期。称这位国王为“寡断者”并不为过，按照字面理解，埃塞雷德就是一个不听劝谏，好恶无决的人。

公元980年，维京人再度袭来，展开猛烈攻势。爱尔兰的切斯特首当其冲。那些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或丹麦的掠夺者，几乎将南安普敦的居民屠戮殆尽。萨尼特、康沃尔和德文郡也同样遭到了屠杀和掠夺。曾一部英雄史诗记载了991年代“莫尔登之战”：丹麦人聚集在莫尔登的诺西岛上，不列颠人黑水河口的南岸与他们遥相对峙。战场的中心是诺西岛与本土相连接的堤道，在涨潮的时候，它就会被海水淹没。维京人开始讨价还价——这是他们的典型做派：“把值钱的东西拿来换你性命，付些代价好过刀兵相见，你可免尝战争苦果……金钱能开启和平之门……拿到报酬我们就止息兵戈，启程返航，并与你和平共处。”
[28]

埃塞克斯郡长布里塞洛夫回应道：“流浪的盗匪们，你听见民众的呼喊了吗？他们会给你送去无数的长矛，致命的飞镖，刀剑……站在你们面前的是高贵的伯爵和他的部属，这片土地的守护者，他们将保卫埃塞雷德王的国家，国王的子民和田地。在我看来，你们这些野蛮之徒必败。不战就企图获利是可耻行径，谁也别想轻易夺走我们的财富：用刀枪说话，与我军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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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郡长仅是口出大言而已。正在交战双方相互嘲弄之时，潮水慢慢退了下去，露出了战场中央的堤道。英格兰人天真地同意让维京人越过堤道，在南岸排好阵势后公平开战。然而战斗刚一打响，英格兰人就处在了下风，布里塞洛夫的人马开始溃逃，只有一群地方领主，知道大势已去，在绝望中奋战至死。战斗之后，就是一段向丹麦人称臣纳贡的最可耻岁月。

据前文所述，阿尔弗雷德在位时期，从未在金钱方面有所吝啬，他应对敌人的良策就是武力和钱财并用。而埃塞雷德国王却以金钱代替武力讨敌欢心。他消耗的金钱不断增加，而所得的回报却日益缩水。991年，他送给敌人一万磅白银作为贿赂，还为敌军提供给养。994年，资敌数额达到一万六千磅，然而，国王所换得的，只有短暂的喘息机会，及敌酋奥拉夫的受洗。1002年，他以二万四千磅白银，买来了一个休战协议。但这一次，打破了这个协议的却是埃塞雷德国王自己。王国根基已经腐坏不堪，大量的丹麦雇佣兵进入英格兰军队服役。埃塞雷德怀疑，这些危险的雇佣兵在阴谋反对他，于是便在惊慌失措之中，制定了一个屠杀英格兰南部所有丹麦人的计划，无论是丹麦雇佣兵还是移民，全部处死。这个罪恶的设计在1002年的圣布莱斯节被真正执行了。屠杀计划的受害者中，包括维京首领帕里格的妻子，暨丹麦国王斯韦恩之妹甘赫尔德。斯韦恩发誓要无情地进行报复，此后两年，可怜的不列颠岛民深受其害。埃克塞特、威尔顿、诺维奇和塞特福德都留下了大屠杀的记录，可见丹麦人的报复范围之广。无辜者的鲜血未能抚平复仇者的愤怒，只是由于占领区田地荒芜，大军无以为继，这才于1005年撤回了丹麦。1006年的历史记录显示，斯韦恩于当年卷土重来，扫荡了肯特、雷丁和瓦林福德。最后，埃塞雷德以相当于三或四年的国民收入的三万六千磅白银，购得了另一个短暂的停火协议。

英格兰人想不惜一切代价建立一支舰队。他们就如同曾经的迦太基人，在绝望中爆发出了最后的能量。穷人、饥民、破落户被压榨到了骨头，终于组建起了庞大的舰队。1009年，新舰队聚集在东南部的桑德威奇。《编年史》中写道：“好运没有降临在我们头上，那些海军根本没派上什么用场。”海军将领间发生了内讧，继而同室操戈。部分船只在战斗中沉没了，另一些迷失在风暴中，还有的则被将领们无情地抛弃了。幸存的船只载着官兵们回到伦敦，整个国家的辛劳血汗就这样付之东流。1012年，国王最后一次向维京人缴纳钱财，整整四万八千磅重的白银。入侵者洗劫了坎特伯雷，劫持了大主教阿尔菲奇，以此向王国勒索赎金。由于阿尔菲奇拒绝向民众筹款，最终在格林威治被杀。据《编年史》所载：“我们之所以蒙受灾难，是由于国家政策的失败。我们贿赂入侵者的时机不当，也未进行任何像样的抵抗。但是，他们依然无恶不作，又从无恶不作的行径中收获和平。他们携带着王国奉送的巨款横行无忌，继续杀戮和掠夺我国同胞。

对于之后的那些悲惨场景，我们无须赘言。由于没有详细的历史记录，我们很难了解早先人们受难的全貌。然而，无数闪烁的历史微光打向了这个地狱般的场景，使我们设身处地感受到了无比的血腥和绝望，无尽的悲惨和荒凉。值得注意的是，在1013年，斯韦恩带着他的小儿子卡纽特再次回到英格兰，征服了约克郡及其他五个丹麦律区，成为诺森伯利亚和丹麦治下默西亚的霸主。他率军对牛津郡和温彻斯特郡进行了惩罚性的袭掠，尽管未能攻下伦敦，但仍被尊奉为英格兰国王，而埃塞雷德则逃往妻舅诺曼底公爵处避难。带着胜利光环的斯韦恩于1014年去世，给了英格兰人一个喘息的机会。他们再次将目光转向埃塞雷德,宣称：“再没哪个领导人比埃塞雷德更加名正言顺——当然，如果他能改进治国方式的话。”

然而很快，年轻的丹麦王子卡纽特宣布对英格兰王位享有继承权。这时，阿尔弗雷德的血液在埃塞雷德的儿子埃德蒙身上复活了。二十岁他很快在王国声名鹊起，被冠以“勇士”称号。埃德蒙桀骜不驯，曾被其父埃塞雷德称为逆子，但在战争到来时却亲率一彪人马，取得了一系列漂亮的胜利。王子运筹帷幄，解伦敦之围，平息内乱，抵御外敌，成为了万民敬仰的人物。在英格兰的土地上，一颗新星正在升起。埃塞雷德死后，英格兰最后的希望——埃德蒙王子登上了宝座。尽管敌我力量悬殊，英格兰军还刚刚遭受惨败，但新国王还是信心十足。他重划了王国区域，然后重整军备投入战斗。但天不佑人，在1016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勇士”埃德蒙突然逝世，他的死亡使整个王国陷入了绝望之中。

在王国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宗教贵族早就实践了圣邓斯坦所预言的灾难。甚至埃德蒙仍然在世时，英格兰的宗教和世俗领袖就曾聚于南安普敦，一致同意不再承认埃塞雷德后代的君主地位，转而尊奉卡纽特为永远的英格兰国王。在丹麦人面前，王国所有军事与道义上的抵抗都已土崩瓦解。埃塞雷德家族被驱除了王室的队列，韦塞克斯家族的末代子孙流亡国外。年轻的丹麦王子欣然接受了英格兰人卑微的投降，虽然通向帝王之路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但他终于如愿以偿，取得并巩固了自己的王座。他很好地履行了承诺，在国家宗教和世俗方面履行了国王的职责。英格兰旧贵族试图用重金收买丹麦军队，让这些异教徒撤回北欧。但丹麦新国王却在首领们的支持下以“他的灵魂起誓”，要护国佑民，普度众生。于是，丹麦和英格兰的上层人士庄严地签署了条约。正如兰克所言：“在撒克逊民族移民初期，王室家族就奠定了他们的权利和地位。他们统一了英格兰，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然而，在这道德沦丧，国家蒙难之时，他们却被盎格鲁-撒克逊和丹麦教俗界的首脑弃若敝履。”
[30]

君王的产生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征服，这种得位方式一般没有争议；二是继承，享受祖先的荫庇之荣；第三种是选举，是两种势力间达成的妥协。卡纽特就是通过最后一种方式获得王位，并开始了他的统治。或许是罗马皇帝图拉真的榜样作用，阿尔弗雷德和卡纽特都被视为早期英国国王的楷模典范。格里高利教皇——正是他向不列颠岛派来了第一位传教士——对图拉真皇帝十分尊崇。有证据显示，教堂在礼拜时会大声颂扬图拉真的美德和功绩。

卡纽特也许曾研究和模仿过奥古斯都皇帝的风范。他坐在海边阻止潮水涌入时教训阿谀者的典故已被人们广泛传颂。他特别注重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甚至以军人身份服从王室军队的规章制度。早在登基之初，卡纽特就解散了赖以起家的丹麦大军，转而对卑微的英格兰军队信任有加。他娶了埃塞雷德的遗孀——诺曼底的艾玛为妻，这就避免了诺曼底公爵因家族利益站在埃塞雷德后人一方，对他采取报复行动。

卡纽特成为英格兰北方的统治者，其治下有五或六个诸侯国。在征服英格兰之前，他已经是丹麦国王，不久又实现了成为挪威国王的夙愿。苏格兰向他表示敬意，主动屈从于他的统治。虽然北欧海盗的力量已经衰颓，但仍然可以横行世界，从挪威驶向北美大陆，或穿越波罗的海前往东方。但是在维京人的所有领土中，卡纽特独独选择了英格兰建都立业。据史册所载，他喜欢盎格鲁-撒克逊的生活方式，希望被视为“埃德加的继任者”，因为与后世相比，埃德加十七年的和平统治仍然显得光彩夺目。他依照法律管理国家，同时还晓谕人们，国家法律必须得到严格执行，司法与国王的行政权力相分离。

卡纽特建造了教堂，宣称绝对忠于基督教信仰和教皇的神权。他对圣埃德蒙，及被其丹麦同胞所杀的圣阿尔菲奇表示敬意，为纪念他们，国王将二人的遗骸送到坎特伯雷隆重安葬。1027年，卡纽特在罗马朝圣时给臣民写了一封信，信中洋溢着热情和慷慨。他承诺公平公正地治理国家，特别强调向教会缴纳捐税的重要性。他的女儿嫁给了康拉德皇帝的长子，后者最终在石勒苏益格至艾德河畔的广大地区建起了自己的帝国。除上帝和命运的眷顾外，卡纽特主要凭借自己的才能创造了辉煌功业。我们再次看到一个伟人止息兵戈，一统河山，治乱扶危的英雄业绩，同时也深深地了解，如果没有这样的雄才大略之人，世间将会有多少生灵涂炭。

一些早期的历史记录生动地描述了卡纽特其人的情绪和性格：“在隆重的欢迎式上，国王走进修道院。他谦逊地迈着步子，用满含崇敬之情的目光盯着地面，热泪潸潸而下，不，甚至可以说泪如泉涌。他的虔诚有若圣徒一般。当他供奉神圣的祭品时，哦，多少次，他满含泪水的眼睛久久凝视地板，多少次，他捶打自己高贵的胸膛，多少次，他低声长叹，多少次，他向上帝祈求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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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后的北欧传奇却展示了国王的冷酷一面：卡纽特国王和乌尔夫伯爵对弈。国王一步失误，让乌尔夫吃掉了一个“骑士”。国王悔棋，重新把“骑士”摆上棋盘并要求伯爵另走他子。伯爵十分生气，推翻了棋盘拂袖而去。国王喊道：“滚吧，胆小鬼乌尔夫。”走到门口的伯爵转过身来回敬道：“当初在黑尔格河，瑞典人像打落水狗一般追赶你，我急赶来援助你时，你怎么不称我为胆小鬼？”伯爵径直而出，回家睡觉……第二天一早，国王披上衣服，喊来了内侍：“去杀了乌尔夫伯爵。”

内侍领命而出，不久复返。

国王问道：“你杀死伯爵了？”

内侍答：“我没能杀他，他到圣卢修斯教堂去了。”

宫廷中有一人名叫伊瓦尔·怀特，他出生在挪威，现为国王的侍从和廷臣，国王将他喊来：“去杀了伯爵。”

伊瓦尔走进教堂，在唱诗班面前，将利剑刺向伯爵，伯爵倒在血泊之中。随后，伊瓦尔提着血淋淋的佩剑回宫复命。

国王问：“你杀死伯爵了？”

伊瓦尔：“我已经杀了他。”

“做得好”，国王说。

伯爵被杀之后，修士们赶忙关闭并锁住了教堂大门。然而不久，修士们接到了国王的命令，要他们开门并高唱弥撒曲。修士们只好照做。国王来到教堂，赐予其大笔钱财和大片土地，教堂因此声誉日隆。所得土地至今仍属该教堂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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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英吉利海峡彼岸，一支新兴力量正在崛起。公元十世纪时，维京人开始在诺曼底安家落户，随着时光推移，维京定居者逐渐建起了法兰西最具实力的军事强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个海盗国家就步入了封建社会。由于许多历史记录都淹没在了五光十色的传奇之中，我们甚至对诺曼底公国创始人罗洛的原籍都不甚了解，他究竟来自挪威、丹麦还是瑞典，始终都是难解之谜。诺曼底公国的历史始于《埃普特河畔圣克莱尔条约》，该条约是罗洛与西法兰克国王“笨蛋”查理签订的，它肯定了法兰克国王的宗主地位，同时划定了诺曼底公国的疆域。

诺曼底公国出现了一个骑士和贵族阶级，他们通过服役从领主那里换取土地，之后再以同样方式将土地分给附属。诺曼底人讲求规则和逻辑，他们建立了基本的社会结构，很快，一支卓越的军队由此脱颖而出。他们极力维护等级秩序，除了诺曼底公爵之外，任何人不得建设城堡或私设防御工事。公爵的宫廷或“元老院”中有本族官员、高级教士和地方封臣。封臣不仅承担兵役，还要参与宫廷事务。宫廷是全国的行政中心。诺曼底公爵的决定和要求由下属的子爵监督执行，他们除为公爵征收地产税之外，还与教廷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他们也是地方长官，管理着一郡大小的土地。诺曼底公国与教会建立了良好关系，甚至成为了中世纪欧洲和谐政教关系的楷模。国家为辖区内教会提供保护，并对宗教活动给予资助。他们对十世纪的宗教复兴表示欢迎，并向宗教领袖提供赞助和支持。与此同时，诺曼底人也极力确保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命权掌握在公爵手中。

英格兰未来统治者正是来自这个极具活力且组织有序的公国。1028年到1035年间，在维京本能的驱动下，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开始策划一场入侵行动。然而不久，罗伯特中道去世，而且也没有留下合适的继任者来袭承爵位，原本的入侵计划便暂时搁浅——当然，仅仅是暂时而已。

诺曼底公爵之妹艾玛在英格兰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埃塞雷德国王之所以迎娶艾玛，是为了通过联姻手段与强大的诺曼底公国建立关系，并以此弥补战场上的失败。卡纽特娶她也是为了统一英格兰着想。我们对她的个人品质和行为所知甚少，但无论如何，这种处于巨大权力漩涡中心的女性的确是世所罕见。事实上，艾玛有两个丈夫和两个儿子，他们都是英格兰的国王。

卡纽特在1035年逝世，王位争夺随之开始。他留下了三个儿子，其中两个是北安普顿的艾尔吉娃所生，另一个是艾玛之子，名为哈迪卡纽特。儿子们都是维京后裔，遗传了祖先的无知和粗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都倾向于恢复原有的西撒克逊宗室，将埃塞雷德和艾玛的儿子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重立为王。此时，这两位末代王子正在诺曼底流亡。《编年史》将老大阿尔弗雷德称为“无辜的王子”，他于1036年匆匆赶回英格兰，宣称是为了看望他的孀居母亲艾玛。韦塞克斯伯爵古德温是英格兰的丹麦领袖，他握有大权并具有极高政治影响力。冒险而来的阿尔弗雷德很快被古德温抓获，他的随从皆遭杀害。不幸的王子也被弄瞎了双眼，很快死于伊利修道院。这是古德温所犯下的罪行。王子一死，王位继承问题就被大大简化了，卡纽特的儿子们瓜分了父亲的遗产。斯韦恩在挪威统治了一段时间，他两个兄弟先后继任英格兰国王，但却都英年早逝。仅仅不到六年，英格兰王位就再度出现了空缺。

古德温仍掌控着不列颠岛的大权，主宰国家事务。西撒克逊的爱德华王子——阿尔弗雷德的弟弟，埃塞雷德和艾玛所剩的唯一儿子依然在诺曼底流亡。在这段时间，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英格兰人一直希望建立起稳定有序的国家机构。或许只有君主制能做到这一点，而在王位方面，阿尔弗雷德大帝的杰出后人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人选。撒克逊王室的五、六代君主都在抵抗丹麦的战斗中身先士卒，顽强不屈，而他们也是欧洲最古老的王族。两代人之前，卡佩王朝只据有法兰克岛和巴黎地区，诺曼底公爵也只是四处游荡的海盗。伟大国王的后裔仍然能给人们带来一种神圣和敬畏之感，无论是阿尔弗雷德大帝的子孙，还是埃及和远古王朝的后代，都能令人肃然起敬。古德温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便想通过拥立爱德华来巩固他的权力，赢得两族民心。他对流亡者讨价还价，软硬兼施。他威胁爱德华说，若不满足他的条件，他就要扶植侄子卡纽特继位。他开出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限制诺曼底国家对英格兰事务的影响，爱德华爽快地答应了。于是，王子在欢迎声中回到故土，登上了英格兰王位。在之后的二十四年中，古德温家族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把持着英格兰的大权。佛罗伦萨人伍斯特所编纂的《编年史》中提到：“他手握重权，无比尊荣，仿佛自己就是英格兰的国王，统治着整个王国。”

爱德华性格安静，对宗教虔诚。不喜欢战争或打理政务。由于诺曼底的长期流亡经历，他愿意在古德温伯爵的允许范围内，谨慎低调地发挥诺曼底人的影响力。诺曼底人开始在英国教堂里担任主教，在王宫内担任职员，并获准在郡、区拥有地产。为维护大局，爱德华被迫迎娶古德温年轻端庄的女儿为妻。但根据当时的学者所述，这种联姻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据说，国王是一个善良、软弱、胖乎乎的白化病患者。后世的一些作家声称，国王能够应对处理身边盎格鲁-丹麦武士的种种关系，这说明他拥有一种潜在的力量。无论如何，国王的最主要兴趣还是在宗教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多地用宗教眼光来看待问题。在艰难时局中，他的许多作为与玫瑰战争中的亨利六世如出一辙，此二人在性格方面也具有相似点。一段时间之后，他因虔诚和恭敬受到人们的尊崇，各种缺点则被渐渐忘却了。

同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古德温家族也继续保持独裁统治。在这一时期，裙带关系并不仅仅是家族内部成员的相互扶植，而是统治者培植亲信的唯一途径。家族纽带虽然并不牢靠，但至少保证了利益的协调一致。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历史事实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总体印象——在那个时代，人们总会认为自己的兄弟、妻舅或儿子要比陌生人更为可靠。我们不能因为伯爵与家族成员分享国家权力而对其加以谴责，也不必为其他领袖抱怨权力分配不公而感到惊奇。在英格兰的宫廷中，诺曼底、撒克逊和丹麦人的暗中角力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1051年，英格兰发生了一场政治危机。英格兰宫中的诺曼底势力成功地迫使古德温流亡海外。据悉，在古德温离开的时候，诺曼底公爵对英格兰进行了正式访问，他向英王忏悔者爱德华提出，让自己充当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而爱德华很可能答应了他的要求。然始料未及的是，1052年，古德温在儿子哈罗德的积极帮助下，带着在弗兰德斯召集的军队返回了英格兰。古德温父子逼迫英王给他们官复原职，国内的许多诺曼底显贵也被其驱逐出境。古德温的家族又在英格兰重塑了自己的权威，从沃什湾到布里斯托尔海峡沿线以南的广大领土，都在古德温家族的直接控制之下。

古德温在1053年，也就是他重回英格兰的七个月后便撒手人寰。从受到卡纽特提拔，进而崭露头角开始，古德温已在政坛上摸爬滚打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他所留下的儿子中，要数哈罗德年龄最长，因此，身为长子的哈罗德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父亲的大片领地。不仅如此，哈罗德还想方设法扩展势力。在此后危机四伏的十三年中，英格兰的统治者只是这个维京家族的傀儡而已。尽管面对着盎格鲁-丹麦的强大势力，朝中的诺曼底人反对派却仍然与忏悔者爱德华保持着密切关系。古德温父子在今天颇为流行的“君主立宪制度”下维护家族的统治。哈罗德的二弟成为了默西亚伯爵，三弟托斯蒂格因向诺曼底人大献殷勤而受到爱德华国王的青睐，并因此成功霸占了诺森伯利亚伯爵爵位。但是，古德温家族的关系并不和睦，哈罗德和托斯蒂格很快成为了冤家对头。哈罗德的能力、气魄和城府对维护王国统一大有裨益。但尽管如此，其诸子间的争斗还是为王国的未来埋下了隐患。殊不知，海外的敌人已对英格兰这块肥肉虎视眈眈。

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末年，英格兰存在普遍的政治衰弱。手稿、雕塑、金属制品、建筑等艺术品仍然不断涌现，宗教活动依旧活跃，法律基础牢不可破，司法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但是，对于此时的王室而言，阿尔弗雷德家族的优点与活力业已耗尽，撒克逊王朝处在了衰落的边缘。王子们弱不禁风，大多早夭，且身后无嗣，甚至连子嗣众多的埃塞雷德二世也差点断了香火。他的子孙很快凋零殆尽，只留下羸弱的王子和幼小的公主支撑门面。这个勇武的王朝曾经击败了海盗，再次征服了丹麦法区。然而现在，大权在握的地方伯爵都纷纷竖起了独立的大旗。

虽然英格兰仍是欧洲唯一由国王掌管财政大权的国家，全国地方长官都必须将地方捐税上缴中央，但现在，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经大大放松了。这时的国王主要靠自己的私有财产过活，并依靠宗室成员勉力支撑朝政。实际上，君主仅存的微弱权力也受到了一小撮撒克逊-丹麦贵族的严格制约。一个不足六十人的“贤人会议”历来是英格兰的重要政治机构，是支持王室的基础力量。“贤人会议”的成员其实就是朝臣、乡绅和高级教士，他们似乎将自己视作了全国的代表。然而此时，这些“贤人”已经不能为国家发展推波助澜了。他们削弱了王权，自己也未能获益。“贤人会议”的优势和特质在普遍衰落的大势下不复存在，豪强大族逐渐掌握了会议的控制权。中央权力的削弱导致诸侯并起，群雄割据。自私的地方首领为追求个人和家族利益纷争不断，全国各地狼烟四起。本国民众除在地方冲突和骚乱中饱受苦难外，撒克逊地区和丹麦法区不同风俗也使他们受到了严重制约。一些反常现象和矛盾事务妨碍了司法行政。从西塞克斯的完全采邑制，到东、北部的丹麦法区的自由地制，全国土地制度也不尽相同。贵族与土地没有明确的联系，无论拥有多少土地，他们都须为国王服役。不列颠岛在欧洲的地位已经衰落，国家发展停滞不前。沿海和城镇的防御被人们所忽视，在未来的征服者眼中，英格兰国家的一切，包括社会、道德、政治、军事等都是一盘散沙，脆弱不堪。

我们对忏悔者爱德华只有一种模糊不清的印象。他所笃信的基督教会对中世纪传记进行了细心的裁剪，将他的形象渲染得十分高大。撒克逊英格兰的火光暗淡下去，逐渐融入黑暗之中。一位性格温良，头发花白的老人预言了末日的到来。在爱德华弥留之际，他仿佛受到神启，喃喃说出了这样的话语：一个罪恶的时代即将来临，邪恶将横扫这片土地。这种恐怖的言语使在场之人惊悚不已，但只有忠于古德温的大主教斯蒂甘德无动于衷。这位主教对哈罗德轻声耳语，说国王是因病痛折磨而丧失了理智。1066年1月5日，最后一位撒克逊国王寿终正寝。在这艰难的岁月中，英格兰人的民族情感与教会对国王的感激之情为爱德华国王笼罩了一层神圣的光辉。随着时间的流逝，具有精神感召力的爱德华成为了人们所崇拜的偶像。前往威斯敏斯特国王陵墓朝拜的民众络绎不绝。1161年，国王被封为圣徒。几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活在撒克逊民族的记忆中。诺曼底人也对其十分推崇，认为诺曼底公爵的成功继位，有赖于爱德华国王的睿智之举，因此两岸民众皆对爱德华心存感念。忏悔者圣爱德华一直被视为英格兰的守护神，直到百年战争时才被圣乔治所取代。事实证明，圣乔治显然更能迎合不列颠民众的需要、情绪和性格。

1  引自恺撒所著的《征服高卢》。

2  引自《英国史》。

3  引自柯林伍德和迈尔斯所著的《罗马时代的不列颠》。

4  引自柯林伍德和迈尔斯所著《罗马时代的不列颠》。

5  引自达比的《英国历史地理》，第42页。

6  引自《古代》，第一卷，第189页。

7  引自迪奥卡苏原作，第九章，第19-20页。

8  引自迪奥卡苏原作，第九章，第19-20页。

9  引自苏托尼斯的《十二帝王传》。

10  引自塔西佗的《编年史》。

11  《英国史》，第一卷，第8页。

12  引自《古罗马的经济研究》，第三卷，第24页。

13  写于1939年。

14  引自里昂的康斯坦丁之作，此人是圣日耳曼主教的撰记者。

15  引自《英格兰民族简史》，第4页。

16  北欧神话中的最高神祇，亦称奥丁、沃坦。

17  《林迪斯法恩福音书》是大英图书馆保存完好的千年古书，素有“世界上最美丽之书”的美誉。

18  引自《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公元866年。

19  引自哈默顿主编的《世界通史》，第四卷，麦克卡伦·斯科特所著的《维京人和他们的旅行》。

20  引自《盎格鲁-撒克逊史》，第二卷，第525页。

21  引自霍奇金著作，第二卷，第524页。

22  引自霍奇金著作，第二卷，第544-545页。

23  引自斯坦顿所著的《丹麦人在英格兰》，1927年，第13页。

24  引自霍奇金著作，第二卷，第565-566页。

25  引自霍奇金著作，第二卷，第584页。

26  引自霍奇金所著的《盎格鲁撒克逊史》，第609页。

27  引自霍奇金所著的《盎格鲁撒克逊史》，第612页。

28  引自肯德里克所著的《维京史》，第259页。

29  引自肯德里克所著的《维京史》，第259页。

30  引自《英格兰史》，第一卷，第25页。

31  引自《赞颂艾玛女王》。

32  引自斯诺里·斯蒂德吕松的《挪威王列传》。

第二部　国家的形成

第九章　诺曼底人的入侵

长久以来，英格兰都被国内的派系纷争搅闹得疲惫不堪，引得国外势力对其王座垂涎不已。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试图重现卡纽特王朝的辉煌，诺曼底人则声称他们的威廉公爵血统纯、历经磨难，且得到过表弟爱德华以王位相传的承诺。对这两个如狼似虎的强权来说，英格兰是一块足以满足各自野心的大蛋糕，因此他们几乎同时动手，试图分享目标。

一天早上，诺曼底公爵罗洛的第四代子孙罗伯特骑马前往他的都城法莱兹。路上，他看到正在小溪边洗亚麻布的皮匠之女阿丽特，心中顿时涌起爱意。于是，公爵把阿丽特带回都城。彼时，尽管他已与一位名门闺秀成婚，但仍坚持与阿丽特白头到老。到1027年，二人浪漫但不合贵族常规的结合有了结晶，生下了后来名扬四海的威廉公爵。

威廉7岁时，罗伯特公爵去世。对年幼的威廉来说，要想在虎狼环伺之中保住爵位继承权几乎不可能。随着他的贵族监护人接二连三地暴毙，觊觎爵位者开始在诺曼底搅起不安分的暗流。他们能甘心接受一个私生子的统治吗？难道一个皮匠的孙子能成为众多将门世家的君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自威廉出生以来，私生子这个污点一直缠绕着他，并且深深地烙印在他的性格中，让他心里充满怨恨和冷酷。多年后，当他率部围攻阿朗松时，当地居民粗鲁地把兽皮挂在城墙外并大喊：“这是给皮匠的兽皮！”被激怒的威廉报复性地摧毁了这座城镇，砍掉了城内居民领袖的四肢，或者活剥了他们的皮。

就在威廉的爵位遭到严重威胁时，法国国王亨利公开宣布了承认和维护罗伯特幼子继承人地位的政策，并成为小公爵的保护人和领主。如果不是这样，威廉恐怕很难活下来。1047年，已经二十岁的威廉终于遭到算计，一场可怕的阴谋席卷而至。叛乱者计划瓜分诺曼底公国，并准备推举出一人成为象征性的公爵。不过当暴乱发生时，威廉正在公国中部地区打猎，幸运地逃过一劫。当叛乱者纠集人马准备抓捕他时，他的一位宠臣突围而出，及时向他发出了逃命的警报。到天亮时，威廉已经骑马跑出了40英里，在忠于他的法莱兹城暂时安顿下来。他知道靠自己的力量已无力回天，于是又马不停蹄地前去向自己的领主法国国王求援。威廉的请求得到了亨利的应允。法国国王立即发出援兵，威廉也趁机将忠诚于自己的贵族和仆人们集结起来。在瓦雷杜尼，威廉与反叛者展开了一场骑兵大战，结果以后者的溃败告终。在这之后，威廉首次巩固了自己作为诺曼底公爵的地位。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世仇纷争随处可见，有些领地甚至会爆发家族战争。但国家大权一旦统一于强势的君主手里，这些纷争就会受到约束，并不会影响与他国交游广泛的军事社会迅速发展。各级领主之间的亲近感、土地与武力的结合以及在精神领域对教皇权力的拜服等因素，使身披铠甲的骑士与权势日隆的贵族紧密团结起来，欧洲的版图在他们手中日渐扩大。与此同时，军事贵族的雏形也开始在信仰基督教的势力中逐渐显现。在骑士思想刺激下，形成了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军事力量。随着新势力的诞生，披坚执锐的骑士主宰了战争，成为一种上马能征杀、下马能统治的新兴力量。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没有一处新兴势力在战斗力上能与诺曼底公国一较高下。威廉是一位战争大师。30年前，英格兰曾在强力而英明的卡纽特统领下享受过崇高的荣耀；30年后，诺曼底这个小公国部分重现了当年英格兰的辉煌。在威廉统领下，公国的骑士们正用充满无畏和冒险精神的目光环视着世界。这群好战分子已经盯上了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和父亲一样，威廉与英格兰的撒克逊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关注着以戈德温及其子哈罗德为首的盎格鲁－丹麦势力的一举一动。

令人称奇地是，好运气竟直接砸在诺曼底公爵头上。大约在1064年的时候，哈罗德在某次巡视途中遭遇大风，船队被刮到法国海岸。统治那里的蓬蒂厄伯爵将流落滩头的哈罗德一行及其物品视为天赐的宝藏加以扣留，并索要与其相应的巨额赎金。此时，诺曼底公国与英格兰王朝之间的关系紧密而友好，故威廉公爵要求蓬蒂厄伯爵释放爱德华国王的臣属。他起初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达成目的，后来又采取了军事威胁手段。蓬蒂厄伯爵最终被迫放弃了发一笔横财的想法，将哈罗德转交给诺曼底公国，威廉与哈罗德之间自此建立起亲密友谊。抛开政治不谈，二人确实惺惺相惜。人们经常看到他们架鹰携犬外出游猎；哈罗德还帮助威廉对付布列塔尼人，并在危险的争端中为威廉出谋划策。威廉册封哈罗德为爵士，但前者却志在继承英格兰王位。对威廉来说，荣登英格兰王位确实是可能的，哈罗德的母系有些许王族血统。不过与之相比，威廉的王族血统来自于父系，他更有权利和理由获得王位。他决心坚持自己的这一权利。他清楚地知道哈罗德在忏悔者爱德华
[1] 宫中拥有的影响力，也知道如果哈罗德恰巧在爱德华驾崩时在场，会轻而易举地把这种影响力转变为王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威廉公爵邀请哈罗德达成协议，未来英格兰国王的宝座归自己，同时保证哈罗德受封伯爵，领有富庶的韦塞克斯为封地。为了让哈罗德安心，威廉还以未来英格兰国王的身份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一幅挂毯生动地描述了威廉与哈罗德协议签订的经过。这幅记载了威廉王朝编年史的挂毯据说出自威廉之妻马蒂尔达王后之手，但实际上是英格兰艺术家们在威廉同父异母的弟弟、贝叶教区主教奥多指导下设计的，描述的当然是诺曼底人的一面之词，但其后世数代史学家都据此声称威廉入侵英格兰是正当的。可见在那么早的年代里，入侵者就需要为自己的侵略行为寻找借口了。撒克逊人则坚称诺曼底人的说法只是一种宣传手段，而且后者出示的证据中也有颇多矛盾之处。不过，哈罗德当年确实可能向威廉郑重发誓，放弃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权利或打算。如果不这么做，他不仅很可能会丢掉英格兰王位，而且还会丢掉返回英格兰的机会。

随后，威廉方面又想出了一个新花招，更增添了双方因这则誓言而产生的怨恨。据说在哈罗德当年发出誓言的圣坛或桌子下面隐藏着神圣遗骸——后世著者多称其为圣埃德蒙德的遗骨。于是，他的誓言就有了一丝被整个基督教世界认可的神圣意味，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誓言。尽管誓言中包含的义务并不为外人所知，但却多多少少对哈罗德有些约束力。

不过，也不能说两个人的交易不合常理，也许当时的哈罗德从中看到了有利于己的前景。

当时威廉已经击溃了他的政敌和野心勃勃的亲戚率领的叛军，巩固了自己在公国内的地位，稳定了与布列塔尼接壤的西部边界，并在西南方向从法国北部强大的安吉文王朝手里夺取了曼恩。迫于他的所作所为，那些曾在他幼年时给予其保护的巴黎强权人士不得不转换脑筋，把他当作有成就的成年人而给予应有的尊重。到他与佛兰德斯公爵的女儿马蒂达尔成婚时，威廉又在公国的东面赢得了一个有用的盟友。

与此同时，哈罗德获释回到英国主持政务，受到衷心的拥戴并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1066年1月，忏悔者爱德华与世长辞，终于从时时诱惑他的罪恶中解脱出来。据说他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不顾对威廉许下的诺言，向贤人会议
[2] 推荐年轻而勇敢的顾问哈罗德作为国王的最佳人选。最终，哈罗德获得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支持，于1066年初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隆重加冕为王。

哈罗德的加冕将战争之门再次打开。法国历史上不是没有非王室成员成为国王的先例，比如开创此先例的休·卡佩
[3] 。但这种做法很容易引起贵族的强烈不满。后者的自尊、情感和共通的思想正日益成为支配欧洲西部地区的法律。每一位听到哈罗德加冕消息的领主都觉得受到了侮辱，并意识到才能和刀剑又有了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封建社会的整个结构都是以神圣的誓言为基础的。对违背誓言的人，骑士和教会两个团体会联合起来予以毫不吝啬的打击。祸不单行，为哈罗德主持加冕礼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施蒂根德是从一位支持教会分裂的教皇手中得到大主教披肩的，身份不被罗马认同，因此哈罗德的国王身份也不被罗马认可。

恰在此时，高高在上的上帝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哈罗德举行加冕礼时，天空出现了一颗长尾巴彗星（当时的人们也称其为“毛毛星”，现在的天文学家已经确定其为哈雷彗星）。此前，这颗彗星曾预示过耶稣的诞生。显然，这种神秘的天象变化可以被巧妙地解释为哈罗德的吉兆。但掌握话语权的征服者们却声称，这是一个告诉人们亵渎神灵的暴发户即将倒台的预兆。

两份入侵计划被争先恐后地制定出来。第一份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挪威卡纽特王朝的继承者们决心夺回他们传统的英格兰王位。正当他们忙于组建远征军时，哈罗德同父异母的弟弟托斯蒂格被从自己的诺森伯利亚伯爵领地驱逐出来，满怀复仇之心逃到挪威，一字不落地透露了不列颠岛上的危机和防御弱点，这促使挪威国王哈罗德·哈德雷达终于定下出征决心，誓要夺取英格兰的王冠。他首先乘船前往奥克尼群岛
[4] ，在那里招募来自苏格兰群岛和马恩岛的新兵。1066年夏末，哈德雷达国王与托斯蒂格一起，率领庞大的舰队和军团杀向英格兰东北部海岸。

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一时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可能：东北面是来自挪威的大军，南面则是蓄势待发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哈罗德的作战才能此时显露出来。他坐镇伦敦，等着看哪股入侵者首先向自己发起攻击、从哪里攻击。1066年9月消息传来：挪威舰队在哈德雷达国王和托斯蒂格指挥下沿亨伯河溯流而上，击败了埃德温伯爵和莫卡伯爵集结的地方武装，在约克附近的斯坦福桥安营扎寨。于是，哈罗德率领自己那支由丹麦人组成的王室禁卫队，沿罗马大道向北驰奔约克，沿途不断召集地方武装，行动之迅捷完全出乎北方入侵者的意料。埃德温和莫卡败退后仅五天，哈罗德的军队便进至约克，并于到达的当天上前迎击距约克城十英里的挪威大军。

大战一触即发，英格兰人发起了冲锋。起初，没有穿戴盔甲的挪威人仍能保持战阵阵形。但随后就中了当时惯用的佯攻之计，撤掉盾牌围成的防护圈四处出击。此举正中哈罗德下怀，英格兰国王遂下令全力攻击，战场上兵器的撞击声一时震天动地。混战中，哈德雷达国王喉部中箭，托斯蒂格接过指挥权，代替受伤的哈德雷达站在“大地破坏者”的大旗下，双方的激战也趁此时机进入短暂停顿。此时，哈罗德向自己的兄弟提出罢战，并允诺放过所有还活着的挪威人。但“所有挪威人齐声呐喊，声称他们宁愿战得堆尸如山，也不愿苟活于英格兰人的饶恕之下”。于是，哈罗德麾下有北欧维京人好斗血统的骁勇禁卫军一声呐喊，齐齐向敌人猛冲过去，双方在厮杀声中重新开战。此时，入侵者留在船上的部队起来增援。尽管这支援军身披重甲，但急行军让他们变得气喘吁吁、筋疲力尽，不得不解开身上的锁环甲，与先前陷入困境的伙伴一起浴血奋战，结果几乎伤亡殆尽。战前，哈罗德曾以轻蔑的口吻向哈德雷达国王许下诺言，要将战死的他埋在英格兰的七尺黄土之下；战后，获胜的英格兰国王履行了诺言，同时留了挪威国王的儿子奥拉夫一条性命，放他带着残存的追随者平安离去。托斯蒂格则为自己没有休止的怨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尽管斯坦福桥之战比不上后来的黑斯廷斯战役，但却也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的决定性战役之一。从那时起，再也没有一支来自挪威的军队能真正威胁到英格兰国王的王权和英格兰王国的完整。

就在取胜斯坦福桥的同时，哈罗德得到南方传来的消息：“私生子威廉”在佩文西登陆了。

征服者威廉入侵英格兰的计划制定得如同企业的冒险扩张。很明显，诺曼底拥有的资源并不足以支持它完成夺取英格兰的使命，但威廉公爵的名字在封建世界里如雷贯耳，他与其他国家的军事贵族一样，梦想夺取并瓜分英格兰。在利尔邦会议上，公爵的梦想遇到阻碍，诺曼底公国的大小爵士们拒绝支持他的冒险行动，声称那只是公爵的一己私念，而不是公国官方行为。但与此同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却口不应心，纷纷报出能派出的骑士和船只的数目。布列塔尼派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应该牢记的是，罗马征服时期曾有一些优秀的不列颠人逃到布列塔尼避难，他们在当地繁衍出一大群仍保留着古典时代和不列颠种族特点的子孙。与诺曼底人不同，所有法国人都对入侵英格兰非常感兴趣，大批雇佣军从佛兰德斯甚至阿尔卑斯山之外远路而来；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的诺曼底贵族和骑士听到消息后也赶来，以骑士和船只为“股份”加入威廉公爵的“冒险公司”。威廉与他们明确约定，夺取的英格兰土地将根据股份大小进行分配，作战有功者当然还能得到奖励。1066年夏天，这群好战成性、渴望夺得土地的无耻强盗们喧哗着聚集在索姆河口的圣瓦莱里。自当年春天以来，法国的所有港口就开始建造船只，到8月初，近七百艘船只和约七千人（其中大多数出身高贵）集结完毕，随时准备追随伟大的诺曼底公爵出征，瓜分英格兰的土地和财富。

但风向一直不遂人意，接连六个星期都没有刮过南风。威廉手下这支既没有封建盟约束缚也没有爱国心或士气做支撑的杂牌军开始变得急不可耐，争吵和牢骚在营地内随处可见。要不是慑于威廉作为“总经理”的威望以及对大肆抢掠的期待，这支拼凑起来的军队恐怕早就分崩离析了。不过，是该对天气做点什么了。于是，圣埃德蒙德的遗骨被从圣瓦莱里教堂取出来，以庄严的军事和宗教仪式在海边巡游。这一招竟真的灵验了。巡游的第二天风向就开始变化，虽然不是正南风而是西南风，但威廉公爵认为已经足够了，于是出发的号令终于被传达下去。所有船只满载给养、武器、铠甲和众多马匹扬帆出海。为保证舰队能聚集在一起，威廉做了专门的安排，指定索姆河口为集合点，同时夜晚还在自己的座船桅杆上点亮一盏异常明亮的灯。第二天早上，威廉的舰队开始向英格兰海岸进发。公爵乘坐在一艘快船上，很快便发现自己已经一马当先，单枪匹马地来到了英吉利海峡中间。于是他下令顶风停船，“就像在自己的大厅里一样”与船上的部下吃起了早餐。饭后，喝了不少葡萄酒的威廉用激昂的语气讲述了自己这次伟大的事业，以及所有参与者即将得到的收获和好处。

9月28日，舰队内所有船只安全抵达佩文西湾，威廉的征服大军开始登陆，期间没有遇到任何反抗。一年来，当地的英国民兵已经四次奉命警戒海岸，但每次都没能看到入侵者露面。因此他们以英格兰人特有的方式推断出已经平安无事的结论，所有人打道回府了。据传说，威廉刚一下船就摔了个四肢伏地。不过他觉得这是个好兆头。“看，”他说，“我已经用双手抱住了英格兰。”登陆后，威廉一直忙于组织自己的军队、到苏塞克斯夺取给养以及构筑防御工事以保护自己的舰队和基地。两星期时间就这样在忙碌中过去了。

与此同时，哈罗德正率领在斯坦福桥一役中损失惨重的禁卫队，骑马沿华特林大道奔向伦敦。昼夜兼程之下，他们只用了七天时间就赶了二百英里路程。到达伦敦之后，英格兰国王召集了所有能召集的军队，韦塞克斯和肯特的贵族们也带着家仆和民兵聚集到他的旗下。五天后，短暂休整的哈罗德便再次率军离开伦敦，杀向佩文西。10月13日傍晚，哈罗德军在一座控制着直通首都道路的小山上构筑起阵地。

现代和过去的军事评论都认为，哈罗德孤注一掷式的速战速决战术是错误的。埃德温和莫卡两位英格兰北方的伯爵忠诚程度值得怀疑。尽管他们正火速带兵南下增援，但连哈罗德都不能确定他们最终会站在哪一边。战斗打响后，他们果然“临阵脱逃”了。也有些人认为，哈罗德应该仿效1100年前卡西维罗尼斯对抗恺撒时用过的战术。但这些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年罗马的军队只有步兵，不列颠人则拥有车兵和骑兵。而今，哈罗德面对的威廉大军主要是配有弓箭手的骑兵。哈罗德自己的军队则全是步兵，马匹只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对骑兵来说，追踪和骚扰步兵很容易；但反过来，让步兵用同样的战术对付骑兵则很困难。不过，哈罗德国王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并不担心，因为他的军中有一支令人胆寒的战斧兵。10月14日上午，英格兰国王心情轻松地在阵前安排了一道盾墙。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当年这场战斗的参与人数有争议。一些现代权威人士估计，参与战斗的诺曼底骑士和士兵有五六千人，另外还有数千名弓箭手；英格兰方面参战的则有八千到一万名手持战斧和长矛的士兵。双方参战的人数或许会比这个估计少些。但这些已经不是重点了。当第一缕晨曦刚刚露出时，威廉公爵已经率军从设在佩文西的营地中出击。他准备投入全部兵力，毕其功于一役；八英里外，哈罗德已经严阵以待。

战斗一开始，诗人骑士伊沃·泰利佛便一马当先向山上冲去。战前他曾向威廉提出过请示，一定要参与发起第一波冲锋。冲锋途中，这位骑士将自己的标枪和利剑抛向空中然后再接住，看得英格兰人惊讶不已，骑士趁机杀入敌阵。但可惜的是，他很快被杀死了。紧随其后冲锋的是威廉公爵的骑兵。这些身披重甲、行动笨拙的骑士们向英格兰战阵奋力砍杀，但毫无效果。英格兰士兵队列密集而整齐，威廉大军冰雹般的箭雨和凶猛的骑兵冲击都无法撼动其根本，反倒是自己的左翼骑兵阵脚大乱，迅速退下山来。见此情景，哈罗德的右翼部队（多数是民兵）顾不上保持阵形，试图衔尾追杀。坐镇中军的威廉命令手下训练有素的部队予以阻击，结果贸然出击的民兵们都被砍成肉泥。随后，诺曼底人重整旗鼓，向英格兰军发起第二波攻击，并在攻击的间歇用弓箭猛射。后来经常有人认为，这个战斗场景与滑铁卢战役的那个下午非常相似。当时，内伊的骑兵因不断冲击英国人的方阵而筋疲力尽，在攻击的间歇又饱受敌方袭扰。在这两次战斗中，表现最出色的都是步兵。尽管他们处境艰苦，但却没有被打垮。据说诺曼底的骑士们从未遇到过如此顽强的步兵。后者躲在令骑士们一筹莫展的坚固盾墙后面，不断用战斧、标枪或棍棒打击靠近的敌人，因此伤亡的诺曼底人不在少数。不过，威廉大军如雨的弓箭也对英格兰人造成了严重杀伤。但哈罗德的战阵并未因此松动。英格兰人仍密集地靠在一起，连伤员都无法撤走，死者甚至不能倒下。

这个秋日的下午注定是漫长而残酷的，战斗直至夕阳西下时才有了进展。彼时，威廉公爵指挥军队佯装撤退。早些时候，当诺曼底的骑兵第一次败阵时，威廉公爵就注意到哈罗德的右翼为追杀而快速离开了阵地。于是，他一边指挥部下做溃不成军之势假装败逃，一边命令一支生力军做好出击准备。这虽是一招常用的伎俩，但仍骗过了哈罗德的军队。哈罗德身边纪律严明的禁卫军没有因为看到威廉大军的撤退而轻举妄动，但其他缺乏训练的部队却未能控制住冲动。这些经过长时间战斗的部队看到敌人呈现败势如释重负，在胜利冲动的刺激下杀下山去。但不幸的是，威廉的骑兵在半山腰就截住了他们，一场屠杀就此开始。到夜幕降临时，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禁卫军还聚集在哈罗德国王身边和王旗下继续战斗着，就连国王的兄弟格斯和利奥弗文都已经阵亡了。此时，威廉命令手弓箭手把箭高高射向天空，以便箭矢能落到盾墙后面。哈罗德因右眼中箭而受了致命伤，心有不甘地倒在王旗之下。现在，这场惨烈的战斗胜负已定。英格兰最后一个军阵被威廉大军攻破，残兵逃入后面的森林，一直冲杀在前并损失了三匹坐骑的威廉公爵几乎可以宣布胜利了。但恰在此时，命运狠狠捉弄了一下追击中的威廉大军。一条深沟突然出现在黑斯廷斯山的另一侧山坡上，许多收不住脚步的诺曼底骑兵坠入其中，被埋伏在森林里愤怒的英格兰人砍杀殆尽。

包裹在紫袍之中的哈罗德国王遗体被藏在海滩的礁石中。他的母亲请求用同等重量的黄金换回国王遗体安葬在圣地之下，但威廉没有应允。公爵说，哈罗德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自己守卫的撒克逊海岸，把他葬在这里更为合适。后来，国王的遗体被转送至威廉亲手建立的沃尔瑟姆大教堂。虽然英格兰人再次接受了被征服的现实并在新的命运前低头，但哈罗德和他率领的禁卫军为保卫不列颠岛血战到底的英勇事迹却无法抹去，他的名字应该被永远怀念。

第十章　征服者威廉

入侵军队在战场上扎下营寨，威廉公爵知道自己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为了入侵英格兰并夺取王位，他亲自筹划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刚刚登陆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不列颠岛上唯一一支撒克逊正规军，并杀死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进展不可谓不顺利。但征服之路并未因此成为坦途。近年来岛内的纷争搞得英格兰四分五裂，要征服它无疑会面临更多新的障碍。也就是说，威廉公爵利用英格兰的分裂很容易取得战术上的胜利，但很难从战略上征服整个国家。西部和北部的撒克逊贵族可能会发动长期的、无休止的地方斗争，切断与欧洲大陆的联系。于是，威廉向伦敦的进军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威廉很喜欢通过血腥而无情的场面制造大范围恐怖，这种做法被今天的文明社会称为“恐怖政策”。起初，当他率领手下那支由诺曼底人、法国人和布列塔尼人组成的联军横穿肯特郡向首都行进时，没有一个当地人到他的营中表示忠心。然而，随着罗姆尼民众因杀死一队诺曼底骑士而遭到严厉报复的消息传开，英格兰当地人“就像叮在伤口上的苍蝇一样”，争先恐后地前来表示归顺，以免遭到同样命运。类似的事情深深地刺痛了英格兰人的心。

威廉大军抵近伦敦后，先沿着一条环形路线绕城一周，制造出一片凄凉的荒芜地带来，伦敦就此被完全孤立。随后，威廉率部从南沃克进入沃林福德，再穿过奇尔特恩到达贝克哈姆斯德。在那里，撒克逊贵族和教会中的重要人物低声下气地赶到威廉的营帐，请求他黄袍加身。圣诞节那天，约克的大主教奥尔德雷德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他举行了英格兰国王加冕仪式。很快，诺曼底公爵就控制了亨伯河以南的所有英格兰地区。征服英格兰不到两年，威廉出征期间暂时统治诺曼底公国的公爵夫人马蒂尔达也跨海而来，于1068年降灵节这天威廉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自己的加冕礼。同年晚些时候，他们的儿子亨利在英格兰降生，成为这个王朝趋向稳定的标志和预兆。

此时，英格兰北方仍处于撒克逊贵族埃德温和莫卡伯爵控制之下。二人均为桀骜不驯之辈，对威廉国王表现出公然的蔑视，国王于是召集军队予以讨伐。威廉北征的暴行在当地乡村、幸存者及其后辈口中代代相传。整个地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都变成了一片焦土，被追杀的人们躲入约克郡森林密布的山谷，最后不是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就是卖身为奴以换取一点可怜的食物。直到多年后，当时断壁残垣以及饿殍遍野的凄凉景象还经常挂在人们嘴边。1069年，威廉在约克度过了圣诞节，盛宴过后追捕继续。此时，全英格兰只有切斯特一座城镇还没有屈从于征服者威廉的意志。1070年深冬时节，威廉挥军直指切斯特。最终，这座城镇不得不接受投降的命运，并同意在那里建筑城堡。

亨伯河以北地区现在也纳入了诺曼底人的版图，辽阔的里士满伯国在那里建立起来，约克郡和邻近数郡的大片土地都成为伯国的一部分。杜伦教区也被重新设立，并拥有当地的行政大权。事态发展到现在已经很明朗了：诺曼底完全有能力和魄力同化本属于撒克逊人的英格兰；但威廉是否有能力保护自己征服的所有地区免受外来侵扰，直到他的晚年才略见分晓。征服英格兰的时期充满危险。自入侵后至少二十年，诺曼底人的军队在英格兰仍受到敌视，不得不靠建立在要点地区的城堡对当地民众进行压制。撒克逊人的反抗非常顽强。流传至今的传说和史书描述了“觉醒者”赫里沃德在伊利周围广阔的沼泽地带对诺曼底人做最后抵抗的场景。1071年，即黑斯廷斯之战五年后，赫里沃德的反抗终于被镇压下去，随之倒下的还有大批撒克逊乡绅，他们是唯一能产生新反抗领袖的阶层。随后建立的伊利城堡更成为他们的力量消亡的标志。

撒克逊人的反抗镇压下去后，诺曼底人中又出现了内部争斗。1075年，一些心怀不满的诺曼底骑士在英格兰中部、东盎格利亚以及威尔士边界地区发动大规模叛乱。一名幸存的撒克逊领袖、已经与威廉议和的沃尔西奥夫加入叛乱的行列。身在诺曼底的威廉国王不得不匆促赶往英格兰平叛。出乎意料的是，撒克逊人竟然站在威廉一边，支持征服者平息乱局，战场上因此出现了大批民兵的身影。最终，报复只落到沃尔西奥夫一个人头上。他在温彻斯特城外的一座小山上被处死，支持撒克逊人的编史僧侣记录下了当时刑场上的感人场景。中世纪的传说认为，威廉晚年多灾多难，概因对沃尔西奥夫判处的死刑。沃尔西奥夫之死同时也意味着英格兰最终的归顺。诺曼底城堡守护着城镇，诺曼底贵族掌握着土地，诺曼底教堂佑护着人们的灵魂。征服英格兰的事业已经完成，全英格兰拥有了一位共同的君主，下面开始的就是重建工作了。

被征服者的日子是多灾多难的。诺曼底人圈占了他们的土地、掌握了他们的财富；来自安茹、曼恩、布列尼塔甚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外的武士按品级高低和战功大小获得了相应的庄园和郡县，并开始想方设法保证自己的安全。于是，新建的城堡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起初，这些城堡并不是后世修建的那种巨大的石头建筑，而只是由土墙和木桩构筑起来的简单的军事堡垒，中间是圆木搭建的要塞。骑兵们以这些堡垒为中心四处游荡，对周围地区进行统治和剥削。对自己的事业满怀兴奋的威廉坐在统治金字塔最高处，活跃而无情，要求部下招之即来，忠于职守者能获赐大量战利品。

在最初的统治岁月里，诺曼底人对不列颠岛上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一概不予接受。法兰西文化被尊为唯一文化，幸存的撒克逊贵族不得不把他们的子嗣送到法国修道院接受教育。英格兰人重复了古代布列吞人
[5] 的经历。所有有条件的人都开始学习法语，就像过去波狄希亚时代的人们被迫学习拉丁语一样。开始时，征服者们对不开化的英格兰人持轻视态度，认为他们粗野而笨拙，只配被锋利的刀枪统治。但很快，他们就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与本地自由民通婚，并逐渐与英格兰人融为一体。

尽管威廉在英格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一直保留着诺曼底公爵的头衔。回到诺曼底，他就会被卷入与法国国王之间无休止的阴谋诡计和冲突争斗中。尽管相对诺曼底来说，英格兰的价值更高，但威廉和他的儿子们对那块坐落在欧洲大陆上的土地情有独钟。对法国国王来说，削弱诺曼底公爵的力量逐渐成为当务之急，因为后者已今非昔比，其边界距巴黎只有二十英里多一点了。如此一来，双方便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直到约翰国王1203年丢掉诺曼底才罢休，前后历时多年。在鲁昂，马蒂尔达王后扮演了合格的摄政者角色，但她的功绩却因儿子们的作乱而被抹杀殆尽。她的长子、十字军骑士罗伯特像他父亲那样喜欢战争和冒险，但却鲁莽无谋、奢侈无度，缺乏父亲的才干，也不像父亲那样目标明确。罗伯特迫不及待地想要继承诺曼底公爵之位，因此对父亲的老而不死怨恨不已。威廉不得不一而再地渡过英吉利海峡去惩罚那些叛乱的城镇，先发制人地出手粉碎自己的儿子和法国王朝共同策划的阴谋。最终，罗伯特被逐出父亲的领地，前往法国国王菲利普
[6] 的城堡避难。愤怒的威廉紧追不舍，父子二人最终顶盔贯甲在城堡墙下决斗。罗伯特将父亲的手打伤，并把他打落马下。此时，一位英格兰人及时赶到，抢在罗伯特杀到之前把倒在地上的威廉重新扶上马。如果不是这位来自沃林福德的托基格出手相救，威廉也许真的会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事后，父子二人都因这次事件而清醒，并达成了暂时的和解。

在马蒂尔达死后的若干年中，威廉的性情变得越来越暴躁。在法国人袭扰的刺激下，怒火中烧的威廉挥师越过边界，一直杀到芒特，身后留下一路废墟与灰烬。诺曼底人的兵临城下令芒特人措手不及，前者开始大肆抢掠，城内一片恐怖。恰在此时，威廉在满街燃烧的废墟中穿过时马失前蹄，重重地撞在前鞍上。随即，痛苦不已的威廉被抬到鲁昂的圣热瓦兹小修道院。在1087年的炎热夏天，他就那么躺在城外的高地上，在剧烈的伤痛中挣扎。在最后时刻，他的儿子威廉和亨利赶到他身边。孝顺的威廉被指定为征服者在英格兰的继承人，没规没矩的罗伯特成为诺曼底的统治者。年龄最小的亨利则只得到价值五千镑的白银，以及有朝一日统治统一的撒克逊－诺曼底国家的空头支票。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张支票并不是空的。

得知征服者即将死亡的消息后，他的子民们陷入了惶恐。一位强大统治者去世后会引起什么样的麻烦呢？1087年9月9日，星期四，当鲁昂大教堂的晨钟开始在山间回荡时，威廉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随之而去的还有他的滔天权力。卑劣的仆人们剥光了他的衣服，抢劫了停放他遗体的厅堂。鲁昂的教士们把他的遗体运到圣斯特凡教堂，这座位于卡昂的教堂是威廉亲自下令建造的。在这里，他走完了十分不安宁的最后一程。在墓地，一个叫阿斯林的人喊叫着称这块地是亡故的公爵从他父亲手里夺去的，并要求惊愕的教士当着众人的面给自己一个说法。支付了六十先令后，征服者才最终入土为安，只把功绩留给后世评说。据史书记载：

“他是一位非常严厉而暴烈的人，无人敢忤逆他的意志。那些不按他的意志行事的伯爵们最终都镣铐加身，不少大乡绅也被他投入监狱。他还把多位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驱逐出各自的教区和修道院，连他的兄弟奥多也没能例外。在诺曼底，奥多是一位很有权势的主教，并且在英格兰领有一处伯爵封地，地位仅次于国王陛下。但最终，威廉国王还是把他关入监狱。另一方面，威廉在这个国家做出的功绩也没有被遗忘，至少他治下的英格兰恢复了良好秩序，任何一个怀里揣满金币的诚实人都能毫不担心伤害地在全国旅行；没人敢殴打他人，不管对方做了多少对不起自己的事；如果有男人敢违背妇女的意志与其交合，等待他的将是毫不迟疑地阉割。”

“他精明地对自己统治下的英格兰做了细致的调查，知道全国任何一处土地的主人和价值，然后把这些记录在案。威尔士也归他统治。他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城堡，对当人进行了彻底的控制。借助强大的力量，他还令苏格兰臣服。他继承了诺曼底的土地，统治着被称为曼恩的县郡。如果能再多活两年，他的深谋远虑也许还会助他兵不血刃地征服爱尔兰。当然，民众在他统治期间受到了残酷的压迫和数不胜数的伤害。”

写到这里，编史者赋诗一首：

国王建造城堡，

欺压穷人。

国王冷酷

对部下也无情

肆意掠夺金银

他不顾人民疾苦

堕落贪婪

他钟爱狩猎

并立法保护猎物

违法猎鹿者

盲其双眼

他禁猎雄鹿雄猪

对牡鹿亲如生父
[7]

诺曼底人将以兵役为基础的土地租赁制引入英格兰，并执行军事等级制度。英格兰的巨变不止发生在军事领域，整个上层社会也被纳入其中。威廉的目标首先是打造一支高效善战的军队。相比封建领地的复杂社会关系，他更注重士兵的服役表现和各地封臣应出的人数。在英格兰的诺曼底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摧毁了整个撒克逊统治阶级并使英格兰人彻底臣服。但是人民大众也只是间接地受到改革的影响，一段时间内，封建政府的上层结构也只是留给人们一些模糊的印象。英格兰的新统治者们在土地瓜分以及如何使其符合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和习俗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多分歧。大教区和修道院也对政府怨声载道，王室大臣不得不频繁召集各郡法庭开庭解决这些争端。直至1086年，全国展开了一次对国王近臣的资产调查，国王的大部分财富都来源于他们。这次调查，或是所谓的“资产登记”，细致入微、井井有条，不只是在那个年代，在之后几个世纪之中都是绝无仅有的。许多英格兰村庄的历史记载就是从这部《末日审判书》开始的。通过这次著名的资产调查，我们可以看出英格兰的下层社会和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侵略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是这次伟大的资产调查却与一场危机相伴而行。英格兰的诺曼底要塞受到外来的威胁。不列颠岛曾经隶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国，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们对这片西部大片土地仍不死心。1069年，斯堪的纳维亚支持了英格兰北部的叛乱。1085年，他们又威胁要进一步进行干预。斯堪的纳维亚人甚至准备了一支舰队。虽然最后这只舰队因主帅被杀并未出海，但威廉还是准备了应战措施。

《末日审批书》编撰期间，正是政府忙于解决征服英格兰所引起的分歧之际。1086年，威廉在索尔兹伯里召集所有的英格兰全国各阶层土地所有者。国王要求所有封建地主向他表示忠诚，通过誓言和忠心将他们牢牢束缚在自己身边。

诺曼底人在英格兰不仅仅取得了军事方面的成就。虽然兵役制度决定了财产分配并产生了新兴贵族，但是许多英格兰贵族也都得以留存。诺曼底人与其说是立法者，不如说是管理者和司法者。诺曼底人的中央政府被称为皇家法院，是最高上诉法院和监督机构。保留了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财政管理方式和秘书工作方法，还保留了撒克逊时期的地方政府制度，此外，郡政府、治安官和法庭等制度也得以沿袭。保留这些体制的益处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国王可以与全国各处保持普遍的联系。事实上，征服者正是靠着这些联系才能够搜集来足够的信息进行末日审判调查。不仅是法院，就连类似丹麦金这样的税捐也保留下来，用以增加诺曼底人的岁入。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地方军队也保存了下来，为威廉和继任国王们服务。因此，没过多久，在整个英格兰政府中诺曼底体制和撒克逊体制不知不觉地混合了在一起。

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些做法突然间加速了英格兰向采邑制度的过渡，虽然这个过程在英格兰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在韦塞克斯。但是即便是在韦塞克斯，人们仍普遍认为，地主与平民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个人关系，所以自由人可以带着土地从一片领地来到另一片领地。而诺曼底的封建制的本质则是，不管耕种者是谁，土地只能隶属于地主。因此土地所有权就像金字塔一样一层层地累积到少数人的手中，而这个金字塔的顶层是国王，这样每一寸土地都能够追溯到个人，而这个人为地主提供某种服务从而隶属于某个领地。但是这些人除了必须要为地主服兵役外，还要参加郡县的各级法院开庭，除非有各种豁免权，否则不得缺席。这些法院本质上都属于国王法院，仍遵循旧习俗法。由于保留了郡县法庭和治安官等体制，英格兰在制度上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封建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英格兰、诺森伯兰和米德尔塞克斯都，国王的势力无所不在。不论是在何处，只要有人犯罪，那就是破坏了他所维系的稳定、平和的社会。如果国王想要得到某一方面的情报，他可以直接告诉手下的官员，也就是治安官去遴选陪审团调查清楚或把相关人员召集到威斯敏斯特直接向国王汇报。当这些相关人员到达威斯敏斯特后，他们有可能会告诉国王不应该听信谗言误会了他们，如果国王不做出相应的改变，他们将拒交税款。从这点，我们可以追寻到十七世纪君主立宪制议事方式的源头。在诺曼底时期，英格兰除伦敦外并没有大都市。假如威廉没有保留县郡作为居住和活动区域单元，就只有大贵族家族才能制衡中央政府了。

在诺曼底时期，也存在着制约政治体制向立宪制发展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无意控制政府，而且也未分裂政府。这些制约因素来自于各郡的小贵族及其没有任何爵位的子孙们、治安法官和郡选议员。他们支持国王并期望平静的生活。不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会保持不变。他们之所以这么稳定是因为威廉发现西撒克逊的旧体制就能够自动运行，十分方便。威廉不想受到过多的制约，就像当初自己制约法国国王那样。他亲眼看到将一个国家划分为几个大省是多么的不好管理。得益于所见，他把国家划分为若干小郡，由国王的亲信担任各郡的官员，并平衡他们的权利，让他拥有治理郡事所需的财政和法律裁决权，同时又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叛乱。黑斯廷斯之战后，英格兰的原贵族基本消亡了。但是，在《末日审判书》中提到的那些所谓郡里中上层阶级，可以发表决定性的意见。这个阶层的人在邻里之间颇受重视，他们有空闲时间出席郡里的法庭，后来有些人还进入了威斯敏斯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们中间，皮姆派和汉普登斯脱颖而出。

诺曼底人最卓越的功绩便是征服了英格兰，把英格兰的历史与欧洲历史再度对接，阻止了英格兰滑入类似于斯堪的纳维亚帝国体制的狭窄轨道。此后，英格兰的历史和英吉利海峡以南的民族共同前进。

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后，对英格兰的宗教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和振兴的作用。大主教、大教堂以及其他的高层教会职务全都由诺曼底人担任。英格兰的习俗也被外来的新式习俗取代了。在被征服时期，教会发生了很多变革，教皇的权力也开始扩张。1073年，希尔德布兰德成为格雷戈里七世教皇。在他的领导之下，英格兰的宗教走上了改革之路。全国建起了许多的新教堂，虽然这些教堂不如以前的旧教堂那么宏伟气派，但是也证明了征服者的虔诚。这些教堂和修道院是主要的宗教和学术中心，一个世纪以后，大学才渐渐取而代之。但是在诺曼底时期，新教士不像贵族那样，浓墨重彩地渲染诺曼征服的历史功绩。渐渐的，法国人开始信奉英国古老的圣人和圣坛，邓斯坦时期的一些宗教活动也得以延续。兰弗兰克和安塞姆先后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使得英格兰教会获益匪浅。

1066年，威廉的远征得到了教皇的全力支持，他的军旗甚至得到了东正教派的祝福。威廉是位热情的宗教改革支持者，而撒克逊宗教则被认为是孤立而又顽固的。自从丹麦入侵后，英格兰就不再定期缴纳“圣座献金”。当时的主教斯蒂甘德掌管威斯敏斯特和坎特伯雷两座教堂，只得到有分裂教会倾向的本尼迪克特九世的支持。面对教会滥用职权的行为，威廉作为教会忠实的子民挺身而出。一旦解决了俗世争端，完成了征服大业，他便开始转为关注宗教问题。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免是非常关键的。1070年，撒克逊主教斯蒂甘德被罢免，由兰弗兰克继任。兰弗兰克是伦巴第人，管理能力极强，曾就读于著名的北意大利学院，受训于诺曼底贝克修道院，后成为修道院长。他来到英格兰后很快就为英格兰教会带入新的生机。在西奥多时代之后，英格兰教会就不再召开会议商讨教务。兰弗兰克一上任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改革了机构和教规。旧的主教教座从乡村迁到了城镇，克雷迪顿的教座迁到了埃克塞特，塞尔西的教座迁到了奇切斯特。同时还建立了一些新的主教教座，到1087年，教座已在七座教堂破土动工。此时，发源于克卢尼修道院的修道运动也在英格兰传播开来。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的同时，也将停滞不前的英格兰教会与欧洲大陆上的基督教广泛连接起来，使其接触到了丰富的宗教文化遗产。

消失已久的罗马帝国精神被天主教重新恢复，再次返回不列颠岛，倡导三个观念。首先，在欧洲，不接受民族主义甚至是民族主义的概念，只认同超种族的、强大的军事阶级，通过法律和普遍的行为准则进行管理。其次，推行君主制。国王是等级制度的体现，统领各阶层，并充当解决其纷争的裁决人。最后，天主教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天主教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融合了罗马的帝国主义和基督教的教义，虽深受当时的社会和军事制度的影响，唯恐失去自己的利益和权威，但却保留了所有的文化艺术遗产。

第十一章　在动荡中发展

诺曼底征服后的二三十年里，获胜的军队和世袭贵族开始定居在他们征服的土地上，并将英格兰的撒克逊人强行纳入了封建制度。在此之前，英格兰的附庸与其领主之间的关系主要靠个人纽带维系；进入封建制度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基础上了。在征服者威廉统治下，英格兰的封建化进程严酷而彻底；王座传到他的儿子、绰号“红毛王卢弗斯”的威廉手里后，这一过程在严酷之外还增添了反复无常的色彩。另外，征服者威廉的次子对王位的继承并非一帆风顺。威廉一世把英格兰和诺曼底分开的决定惹出了一长串的新麻烦。那些在海峡两岸都拥有领地的权贵们必须供奉两个封建君主，自然而然地会顾此失彼。罗伯特公爵和威廉二世对父亲的分割也不满意，兄弟之情也无法让他们收敛各自的贪婪欲望。于是，在威廉二世统治的十三年间，盎格鲁－诺曼底王国一直饱受手足相残和贵族反叛的困扰。出于对自己的国家再次陷入诺曼底征服前混乱的担心，居住在英格兰的撒克逊人都非常支持平叛工作，民兵几乎招之即来，在战场上像1075年支持征服者威廉那样支持威廉二世。最终，威廉二世把坎伯兰和威斯特莫兰纳入自己的王国版图。曾经让征服者威廉头痛不已的罗伯特一时血涌冲头，为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向卢弗斯借款一万马克，条件是以诺曼底为抵押。

曾几何时，十字军东征的精神一直振奋着西欧所有男人的心。西班牙的各个基督教王国最早发起了抗击阿拉伯人的圣战。时间来到十一世纪末后，基督教王国又在他们东面一千五百英里的地方发现了新的敌人。塞尔柱突厥人咄咄进逼小亚细亚的拜占庭帝国，骚扰借道叙利亚前往圣地的虔诚的欧洲朝圣者。拜占庭国王为此请求西方帮助。1095年，一直渴望为基督教王国收复耶路撒冷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欧洲的骑士发起圣战，一位被称为“隐士彼得”的云游僧侣也开始呼吁人们拿起武器。他们的号召和呼吁得到了迅速和广泛的响应，但这种响应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灾难。1096年，两万名激情万丈但杂乱无章的士兵随“隐士彼得”从科隆出发东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毫无作战经验和技巧的农民，在穿过匈牙利和巴尔干国家后便被土耳其人的弓箭射死在小亚细亚的崇山峻岭中，到达圣地者屈指可数。

这场所谓的“人民圣战”就这样土崩瓦解了。但与此同时，欧洲的权贵们也加入其中。在戈弗雷·布永和其他当时最有权势的贵族率领下，四支人数各为一万人的军队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低地国家聚集到君士坦丁堡城下。这使得拜占庭国王异常尴尬。他本想从西方得到一支自己指挥得动的雇佣军作为援兵，但没想到对方最终派来了四支强大而野心勃勃的军队。

受阴谋诡计和内部纷争的困扰，十字军穿越拜占庭国王的疆土向土耳其占领区进军的过程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障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小亚细亚杀出一条血路，并于1098年包围并夺回了被土耳其占领的基督教堡垒安条克。与此同时，忏悔者爱德华的侄孙、英格兰王子埃德加率领一支舰队到达叙利亚海岸，对十字军形成了巨大的鼓舞和支援。于是，命运轮盘将撒克逊王族被罢黜的继承者和征服者威廉被罢黜的继承人奇怪地旋转在一起。

利用土耳其诸亲王之间的纷争和土耳其人与埃及苏丹之间的嫉妒，十字军继续向前推进。1099年6月7日，他们到达向往已久的目的地耶路撒冷并在城外扎下营寨。那时，耶路撒冷在埃及人控制之下。7月14日，十字军向耶路撒冷发起攻击并夺取该城。尽管布永的戈弗雷拒绝在这座基督教圣城戴上王冠，但还是被拥立为统治者，获得“圣墓保护人”的称号。随后，十字军在阿什克伦击败埃及派来的援军，巩固了在耶路撒冷取得的胜利。此后，十字军许多重要人物纷纷回国，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沿海的众多基督教公国在随后约一百年的时间里都处于万国骑士团统治之下。人们把这个万国骑士团统称为“法兰克人”。长期以来一直遭受侵扰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终于用反击在东方世界落下了第一个重重的脚印。

卢弗斯的横征暴敛和暴力手段在国内引起豪门贵族们的强烈不满。1100年8月，他在英格兰南部的新森林打猎时被一支神秘的利箭射穿头部而死，留给后世索求无度和寡廉鲜耻的印象，不过也给继任者留下一个顺从的王国。他统治时期最主要的成就体现在财政方面，而且使得新的封建君主制更加稳固，王国版图也比刚刚即位时有所扩大。征服者威廉安排到威尔士边疆区
[8] 定居的诺曼底领主们已经完成了对威尔士南部地区的最后控制。在王国北部，诺曼底人最终控制了那里的郡县，并与苏格兰划定了一条军事分界线。尽管卢弗斯的粗暴对封建关系有些许损伤，但同时也加强了封建王国的权力。

王室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亨利王子参加了那次致命的新森林狩猎，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与兄长的死亡有牵连。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这位小兄弟在卢弗斯死后几乎没有一丝犹豫，对兄长的不幸表示了哀悼后便直奔设在温彻斯特的王室金库，跟守库人大吵一番后控制了金库。很明显，亨利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代表了统治阶层中的一种强烈的思想动态。他还拥有丰富的学识，被当时的人们按惯例称为“贤明者”。后来继承王位时，亨利颁发了一份特许状，试图拉拢因上一代国王的贪婪与愚蠢而与王室产生裂隙的宗教与俗世中的重要势力，他的继任者延续了这种做法。在特许状中，亨利保证贵族和教会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同时考虑到撒克逊人在他父亲和兄长统治期间表现的忠心耿耿，亨利国王允诺在英格兰推行忏悔者爱德华制定的法律，并带给这个被征服的民族公平。他知道，由于诺曼底和英格兰的分离产生的冲突根本没有消除。罗伯特公爵已经从东征中返回，准备赎回自己的抵押品。
[9] 海峡两岸的贵族们都在等待着两兄弟之间可能爆发的冲突，以便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亨利想取得英格兰撒克逊人的支持，于是不顾诺曼底贵族的猜疑娶了英格兰古老王族的后代、最后一位在世王位继承人的侄女玛蒂尔达。与此同时，亨利发布的特许状安抚了贵族之中的不满情绪，不再反对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联姻。从此，不间断的、涉及范围广泛的两族通婚便得到了最高阶层的认可。

现在，亨利做好了随时面对班师回国的罗伯特的准备。1100年9月，二人的碰撞终于发生了，常见的封建叛乱事件再次席卷英格兰。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亨利国王不得不以维护父王意愿为名出战，保卫自己刚刚继承而来的王位。英格兰反叛力量的首领是蒙哥马利大族，但他们的据点在艰苦的围攻战中一个接一个地陷落，他们的力量最终被亨利国王摧毁，家族庄园也被归为王室财产。不过国王清醒地认识到，诺曼底才是这场叛乱的祸根。1105年，巩固了在英格兰地位的亨利率大军横渡英吉利海峡，于1106年与兄长罗伯特在坦什布赖进行了自黑斯廷之战以来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并以完胜收场。罗伯特公爵被永远关进英格兰的监狱，诺曼底公国则承认了亨利的统治，英格兰－诺曼底国家的政策控制权自此从鲁昂转到了伦敦。追随亨利忠勇奋战的撒克逊人将这场战役视为黑斯廷斯的雪耻之战，并通过战斗与亨利国王建立了新的友谊。再加上国王迎娶玛蒂尔达，撒克逊人现在至少已经部分消除了被征服的愤懑。他们的耻辱已成为过去，其他后果已经可以忍受。不列颠岛借助这两个意义深远的因素又重新恢复了广泛的统一。

现在，没有了对王位继承权的挑战，英格兰之王的权威在海峡两岸树立起来，撒克逊人为之拜服，权势滔天的贵族在王威之下称臣，外国入侵的危机亦随之消散，亨利陛下终于腾出时间来把心思花在国家治理上，着手在全国强化王权，试图为盎格鲁－诺曼底王国增添新的、强有力的职能。中世纪以来，欧洲保留着一种比封建君主制更高贵的传统王权。在这种王权制度中，国王不仅位于封建等级金字塔的顶端，还是行走在人间的上帝代言人。这本是一种罗马式的君主概念，但并没有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完全消散。于是，亨利国王开始把这种王权概念注入自己的盎格鲁－诺曼底王国。这样一来，他不可避免地复活了“国王是和平的维护者、人民的保护人”这一英格兰观念。

作为中央统治机构，“御前会议”本是一个性质模糊的团体，参与者多为根据封建义务奉召出庭的大封建主和国王身边既可管理宫廷事务又能处理国家大事的官员。亨利意识到，自己身边的宫廷官员虽然出身于末等贵族，但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固定的核心，就能像水闸一样限制封建大贵族们动荡的洪水。这就是国家民事管理机制的雏形。尽管当时还处于襁褓之中，权力也不是很大，但在权限之内却比当时任何已知的机制都要有效率，显示出长久而令人欣喜的前景。受到亨利恩宠的宫廷官员很快成长为新的特权阶层。编史者指出，像克林顿家族、巴西特家族这些被国王“从最下层提拔起来为自己服务”的人群，很快在宫廷办公室里站住了脚，形成了实际上的官僚阶层。

任何政府的权力都建立在财政基础上，亨利国王的新机构正是在征收和管理税收的过程中首次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特点。在封建社会里，国王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因此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并没有区别。郡县管理者不仅要为国王征税和收缴罚金，还要负责收缴王室领地的收入。他们每年都会前往王室金库一次，一文不差地上缴各自郡县应该上缴的钱款。亨利手下的官员们建立了一个名为“财政部”的专门机构，与郡县管理者联系并处理相关事务。“财政部”（Exchequer）这个名称的本意为那种画着方格子以简便罗马数字计算的木板，起初只被看作是御前会议中处理财政事务分支，但后来却逐渐自成一体。保存文字记录是它的职能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记录因存放时需要凑卷成筒状，因此被称为“捲筒卷宗”。财政部是最早的皇家专门行政机构，它的出现让亨利国王更加稳固地控制了国家财政权力，它演变而来的机构至今仍在运作。

亨利非常注意把各郡县管理者置于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之下。考虑到乱世之时这个职位很容易落到强势贵族手里成为世袭之物，因此亨利国王一找到机会就委派自己的亲信把持住这些重要职位。他执政期间曾数次组织委员会调整郡县管理者的人选。法庭勒令违法者缴纳的罚金是年收入最丰厚的来源，大贵族和国王一样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拥有对领地内所有普通民众的司法裁判权，能通过各自领地内的法庭收敛巨额罚金并凭此迅速武装起一支强大的亲兵。但郡县一级法庭以及其他数百个王室法庭采纳的都是传统的撒克逊司法体系，这种经受过时间考验的体系与贵族的封建法庭制度完全背道而驰。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亨利国王为郡县法庭制订了新的章程，以便让全国上下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受到的是皇家司法体系的管辖。后来演变为法官的皇家官员会偶尔巡视，对皇家司法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他们的职权让他们经常与出身卑微的原告、罪犯和傲慢的军事贵族发生冲突。

很快，国王便在全国范围与贵族们陷入一场争斗，以确定谁能获得最丰厚的“司法红利”。通过对各地郡县管理者的控制，亨利国王努力将他的王权和旧的撒克逊司法体系结合起来。在这个方面，他的父亲征服者威廉曾给他做出过榜样。在当年的“末日调查”
[10] 中，威廉很好地把欧洲大陆获取信息的方式（被询问者要发誓讲实话）与英格兰本地的郡县制度结合起来。如今，他的儿子为了其他目的继续并强化了这一进程，不断从宫廷之中派遣官员前往全国各地巡视，同时要求郡县法庭讯问各地声称的王室收入的完成进度，并听取国王关心的案件情况，这种做法对后来的亨利二世治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博得了编史者的高度评价。“他是个好人，”编史者宣称。“人们对他非常敬畏。在他统治期间，没人敢伤害别人。”亨利一世因此被赞誉为“正义之狮”，这项桂冠至今无人能夺走。

亨利一世统治期间，中央政府通过熟练而精细的会计工作和办事机构，以更为恰当的方式建立起国家的结构和财权。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一过程同时也令被封建政府视为基石的封建领主们愤愤不平，以至于他们与王室之间的紧张关系逐年加剧。在此期间，国王施加在所有人身上的强力统治政策反而日益成为使民众免受地方领主不公正的、反复无常压迫的“保护伞”。当然，贵族中也有令人钦佩的人物，因为诺曼底人的眼光高于以前各个时代卑鄙的掠夺和贪婪。但普遍来说，贵族们对乡野平民的压榨和盘剥都最终使自己成为“受害者”。越来越多不堪压迫的民众开始依附于国王和中央政府，国王因此得到了新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时而亲近时而疏远，但在体验过脆弱与混乱后，总是能被强大的、公正的统治者召唤而来，为己所用。

诺曼底和金雀花王朝谱系图

盎格鲁－诺曼底现在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亨利是英格兰、诺曼底和曼恩之主。1109年，他的王后生的唯一的女儿莫德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德意志国王亨利五世订立了婚约。不过，坦什布赖之战后英格兰和诺曼底的重新统一引起了法国的敌意。十二世纪初，巴黎作为法国国都的权威开始复苏，继承王位的路易六世重新开启了对法国王朝的统治。对法国安全来说，破坏盎格鲁－诺曼底国家的统一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按规矩来说，诺曼底公爵应该是法国国王的封建属臣。因此，尽管罗伯特公爵被关押在英格兰的监狱中，但他还有个儿子。这个年轻人的存在为法国国王提供了数不胜数的干预借口，同时也让心怀不满的诺曼底贵族看到了反叛机会。由于罗伯特之子威廉·克莱托不断要求拿回自己的继承权，亨利国王在诺曼底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因此在统治后期不得不时常插手法国北部政务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到1128年亨利去世之前，克莱托一直得到法王路易和邻近的安茹伯国的支持，安茹伯国一直反对亨利享有在曼恩的统治权。一场令人厌倦的战争就此展开，亨利国王的晚年统治被战争折磨得暗淡无光。

从军事角度来说，亨利能够轻易对付法国所能投入战场的军队，但此时却发生了一场意外。对亨利来说，这场意外堪称厄运。亨利国王的王位有一个无可争议的继承人，就是他的儿子。国王在这个十七岁的儿子身上寄托了无尽的希望与信心。但不幸的是，1120年冬这位王子结束对法国的访问返回英格兰的途中，乘坐的“白舟”号皇家游艇在诺曼底海岸附近触礁。最终除一人外，游艇上所有乘客都溺水身亡。据说，王子在游艇失事后曾被救上一条小船。但为了救自己的妹妹，王子又驾船返回现场。值此生死存亡的关头，落水者心里人人平等的念头突然爆发出来，争先恐后地攀着小船的一侧向上爬，结果导致小船被压沉，只剩下两个人漂浮在水面上，一个是船上的屠夫，另一个是骑士。“王子在哪里？”骑士在起伏的浪涛中问。屠夫回答：“所有人都被淹死了！”“那么，”骑士说，“英格兰失去了一切。”说着话，骑士的双手失望地向上高伸。最终，只有屠夫一人死里逃生，并向岸上的人们讲述了经过。当时没人敢把这件事告诉国王。当亨利最后得知这个噩耗时，“他就再也没有笑过。”这场悲剧给他造成的痛苦远不止父亲失去独子那么简单，还预示着他一生为之追求的体系及其美好前景的崩塌。但眼前的麻烦是，继承权之争的幽灵又开始在英格兰出没，混乱也开始滋生。每位贵族都在城堡里权衡，谁继承王位会给自己带来机会。

想继承王位的有两个人，每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其中之一是国王的女儿玛蒂尔达（英格兰人称其为“莫德”）。不过尽管诺曼底法典中没有萨利安法
[11] ，过惯了争吵和戎马生活的贵族们仍不能接受女人的统治；与莫德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是斯蒂芬。他是征服者威廉之女阿黛拉的儿子，在欧洲是一位无人能及的人物，在英格兰也拥有大片领地。他的哥哥放弃继承权后，他就合理合法地成为男性继承人了。通过宣誓效忠缔结联盟是封建社会存在的基础。在基督教世界里，被指责违背誓约是致命的，只有取得重大胜利才可能化解这种不利局面。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抱负做出抉择，结果之一就是分裂，彻底、全面、名正言顺地分裂。

为避免身死之后因王位继承问题导致内战，亨利国王试图在自己有生之年立下所谓的“国事诏书”，准备让其女儿莫德继承王位，以填补他死去后留下的空位。莫德8岁时就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订立婚约。1125年，即“白舟”号沉没五年后，罗马皇帝驾崩，22岁的莫德在不幸成为寡妇的同时有幸成为女皇。时至今日，关于这位杰出的公主有许多记载，其中之一称赞她：“在她女子的身躯中蕴藏着男子的特性。”她的性格中有凶猛，有高傲，有严厉，还有愤世嫉俗；尽管有时会狂暴不安，但对政治的喜爱会让她控制这种情绪。她还能在任何战争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她的儿子后来成为一位伟大的英格兰国王。

经过深思熟虑，亨利把自己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女儿身上。他曾在两个不同场合将满腹牢骚的贵族们召集起来，让他们郑重起誓支持莫德。后来，为了加强莫德一统天下的权威，也为了保护诺曼底在自己死后不被安茹染指，亨利把莫德嫁给了安茹伯爵，借此联姻把这个法国北部最强大国家的利益与他的家族利益和英格兰王位的正常传承联结起来。在后来的世代里，英格兰人再也没有反对过女性继任为王，而且几位女王对国家的治理或许更让他们满意。但在此前，能否接受女王的统治仍存在很大分歧和争议。为了各自的利益，所有派别都在两个对立的集团中选边站队，双方的政治力量严阵以待，等候老国王的归天。在这个关键时刻，得到教会势力支持的贵族们只关心如何限制国王的权力、重新掌握对他们各自领地的控制权。他们从王族权威的裂隙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

1135年12月1日，亨利国王撒手人寰。此前，他使撒克逊人臣服于诺曼底人的统治，并带给不列颠岛三十年的和平与秩序。去世前，他满心希望女儿莫德能继承自己的事业。然而让他的在天之灵感到失望的是，当时莫德正与丈夫住在安茹，第一个赶到现场的是斯蒂芬。他从布卢瓦兼程赶到伦敦，要求继承王位。鉴于当时的世俗势力四分五裂，教会便成为决定性因素。这对斯蒂芬非常有利，因为他的兄弟亨利是温彻斯特的主教，在宗教会议上颇有声望。在亨利帮助下，斯蒂芬与教会达成协议，后者遂为他举行涂油仪式加冕为王。根据双方的协议，斯蒂芬继位后将放松在两代国王统治期间令贵族怨声载道的严酷的中央集权。

还有一个威胁令斯蒂芬急于取得教会的支持，那就是格洛斯特的罗伯特。这位罗伯特是亨利一世国王的私生子，也是西部地区一位颇受爱戴的战士和强权人物，被人们普遍视为少有的公正无私的贵族之一。尽管如此，罗伯特仍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机会与莫德和斯蒂芬两位合法继承人争夺王位。因此几乎从一开始就忠心耿耿地支持同父异母的姐姐莫德，成为斯蒂芬的死敌之一。

只有具备娴熟权术的君主才能保证自己从激烈纷争中继承的王位不再受到威胁。我们越是考虑政府的不足，就越应该想到它在所处时代面临的困难。斯蒂芬在自己统治初期就失去了三股重要力量的支持。除了一些得到新国王恩宠的贵族，大部分贵族都认为等到了期待已久的时机，纷纷向新王施压要求获得更多权利。新指任的民政事务官员开始疏远新国王。这些人往往通过家族纽带联系成一个整体，拥有丰富的知识，擅长处理文牍工作，还受过良好的行政管理训练。不少高级教士也对斯蒂芬心存不满，因为新国王侵犯了教会特权，把索尔兹伯里主教罗杰庞大的官僚家族全部关入监狱，理由是怀疑罗杰叛变。然而他没想到，这样做的结果是招致了大部分教会势力的反对。总之，在斯蒂芬统治下，社会的高、中、低所有阶层均怨声载道。

“叛徒们终于醒悟，”《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斯蒂芬国王“温和、软弱、善良但做不到公平公正。于是他们做出了各种可怕的事情。他们曾向国王表示尊重并发誓效忠于他，但最终却言而无信。”

看到英格兰已经衰败，苏格兰国王大卫领兵越过边境，要求对方割让诺森伯利亚。大卫的无理要求遭到约克大主教的反击。在英格兰北方各郡民众支持下，大主教打起“约克的圣彼得”、“贝利弗的圣约翰”以及“里彭的圣威尔弗雷德”三杆大旗，在诺思阿勒尔顿苦战大卫，最终杀死并驱逐了大批入侵者，史称“圣旗之战”。然而，约克大主教的胜利并没有令心怀不满者畏难而退，相反却成为内战的前奏。1139年，终于从法兰西事务中脱身的莫德来到英格兰，要求兑现自己对王位的继承权。正如当初斯蒂芬所做的，她首先从教会那里争取到了举足轻重的支持。曾为亨利国王管理国家的官员们早已因斯蒂芬对贵族们的软弱而气愤不已，转而投向敌对阵营。1141年，一场反对斯蒂芬统治的大规模叛乱爆发了，斯蒂芬国王在林肯之战中战败被擒。至此，连他的兄弟、原先的主要支持者、温彻斯特主教亨利也投入莫德的阵营。尽管莫德没有加冕，但仍对英格兰实施了将近一年的实际统治。然而伦敦人在经过试探、观察后，得出了她比斯蒂芬更讨厌的结论。于是他们再次愤怒地揭竿而起，把莫德赶出首都。尽管莫德顽强地坚持战斗，但英格兰社会再也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压力，不列颠岛就此陷入混乱的内战状态。此后六年，法治与和平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荡然无存。

贵族反抗国王集权政策的斗争在内战中第一次取得了胜利。面对强大的对手，斯蒂芬再也无法维护国王的权利，王室的年收入日渐减少，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也越来越松懈。不少行政机构在此次争斗中被暂时搁置起来。贵族们得以重新夺回法律裁判权，他们的城堡令民众惶恐不安。王位继承权的争夺似乎将来自诺曼底国王们的事业毁于一旦。

英格兰东部沼泽地带在这段时期的混乱中遭到的破坏尤为严重。彼得伯勒的一位僧侣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忧郁地写道：

每一位有权势的人都建起了自己的城堡并据以对抗国王……邪恶之人在城堡建成之日入住其中，不分昼夜地出去搜捕他们认为拥有财产的男女，抢走他们的金银财宝后并把他们扔进监狱，用不可言状的酷刑折磨他们……数以千计的人因饥饿而死亡。我简直无法描述权贵们对这片土地上的可怜百姓施加的恐怖行为和折磨。苦难日子从未中断，使斯蒂芬在位的19年犹如寒冬，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酷。权贵们时常向各村庄摊派被称为“坦瑟利”的苛捐杂税。穷苦人交不起时，他们就把整个村庄烧掠一空。那个时候，走一整天都看不到哪个村庄里有人影、看不到有人在田地里劳作是常有的事。玉米、肉类、奶酪和黄油价格昂贵，因为它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绝迹了。昔日的有钱人也落魄到寻求救助的地步；可怜的贫苦百姓不是被活活饿死，就是背井离乡逃出这片土地……田地已经在混乱动荡中彻底荒芜了，人们不管在哪里耕种都长不出玉米。他们说，基督耶稣和他的圣徒们都睡着了。

另一位编史者，一位温彻斯特的僧侣也用同样的笔触记录了他所经历的英格兰灾难：

很多人对故土的热爱都变成了憎恨和心酸，不得不迁往更遥远的地区。还有一些人怀揣得到保护的企望在教堂周围结庐而居，于恐惧和苦闷中度过余生。有人饥不择食，开始吃以前从未吃过而且禁止食用的狗肉和马肉；也有人靠吞吃没有洗过也没有烹煮过的野菜和草根充饥。每个郡县都能找到因饥饿而日渐瘦弱甚至成群地死去的人，幸存者则被迫携妻挈子，踏上凄楚的背井离乡之路。你可以看到昔日著名的村庄如今空无一人，因为那里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离开了。（1143年）秋天来临时，地里等待收割的庄稼却无人问津，因为种田人已经在饥荒和随之而来的瘟疫中死去了。

这些恐怖的描述也许并不适用于英格兰全国。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战斗是在局部地区零星进行的，承受灾难最重的只是中南部的几个郡县。尽管如此，这次动乱仍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深深的苦痛。他们由此意识到强大的君主制对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是多么的重要。斯蒂芬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动荡，是解释君主专制必要性的最好理由。人们开始怀念亨利一世卓有成效的治国手段。不过，一位比亨利更伟大的人物就在眼前。

1147年，格罗斯特的罗伯特去世，莫德一方的领导权落在她的儿子身上。亨利·金雀花是为执掌帝国而生的。他的祖父富尔克已经将安吉文、安茹、都兰和曼恩合并为法兰西境内无人能敌的公国，所拥有的财力远非诺曼底可比。1143年富尔克去世，当时他还是耶路撒冷之王，他的两个儿子继承了这个摇摇欲坠的王位。第三个儿子杰弗里则继承了他在法国的属地。后来，杰弗里与莫德成婚，诺曼底和安吉文的土地顺势合并在一起。1133年，二人的儿子刚一出生就被称为“万众之王”，不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更愿意称其为“亨利·弗兹·安布洛西”，即“皇后之子”。后来，“皇后之子”把本家族的金雀花徽章载入英格兰史册，创造了被后世称为“金雀花王朝”的伟大朝代。他的身上集合了这个家族所有的才干和能量，却没有一丝冲动易怒和残暴无情。据说，安茹家族的易怒和残暴并非来自人间，而是与魔鬼撒旦串通一气的产物。

1147年，还不满15岁的亨利就踏上英格兰的土地，为夺回自己的王位继承权而战。然而，他和他的一小群追随者被斯蒂芬的军队打得大败，不得不逃回诺曼底避难。第二年，莫德女皇放弃了自己微薄的成功希望，来到诺曼底公国与儿子会合。在剩下的十九年生命时光里，她再也没有踏上过英格兰的土地。那时，她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宗教活动，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亨利取得胜利后，重新出山摄政的她在诺曼底和安吉文世袭领地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当年她在英格兰争夺王位时，常常被指责傲慢自大，但到晚年却成为儿子亨利身边一名睿智的顾问。

1149年，亨利再次谋划进攻英格兰，但替他发动攻势的苏格兰国王和切斯特伯爵一无所获。接下来的几年相对平静，不过斯蒂芬国王的日子仍不好过。与此同时，海峡对岸的亨利却春风得意，先于1150年被父母授予诺曼底公爵的封号；再于次年其父去世后继承了安茹、都兰和曼恩的伯爵封号。尽管按照当时的法律，他已经拥有了法兰西的大部分土地，但还常常以正式身份前往巴黎，拜谒并向法兰西国王示好。毕竟，法兰西国王还是他名义上的领主。

当时的法王路易七世堪称法国版的忏悔者爱德华，对基督教律条无比虔诚，所有白天时间都用在做礼拜上，晚上则进行祷告或忏悔。离开自己的专属教堂时，他会让地位最卑微的人先走，因此常常等得满朝文武急不可耐。然而，这些虔诚而模范的习惯并没有让路易赢得王后的欢心。阿基坦的埃莉诺本是一位大权在握的公主，骨子里有南方人的热情奔放，常常抱怨自己“嫁了一个僧侣而不是一位国王”。于是，当细腰宽肩、容光焕发、谈吐活泼、活力十足的年轻人亨利以她丈夫最优秀的属臣身份突然出现时，埃莉诺立即定下决心。对高级封建主的意志，教皇历来是迎合的。1152年，埃莉诺得以与路易七世离婚，理由是近亲不宜结婚。然而令法兰西宫廷和一心祈祷的国王惊讶的是，仅仅过了两个月，埃莉诺就宣布与亨利结婚，后者因此从法兰西王室手中夺走了一半的土地。情感与政治前所未有地轻易融合在一起。这场婚姻成为那个时代最轰动的政治事件之一。亨利后来承认自己早有预谋，但与埃莉诺大胆的行为仍然赢得了全欧洲的敬佩。当时他刚刚十九岁，而她已经三十岁。婚后的二人把他们辽阔的领土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来者。人们给予路易七世精神上的安慰，但治理国家的难题却让这些安慰化为乌有。

亨利与埃莉诺这对王室伉俪面对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战争。普瓦提埃、圣东尼、佩理戈尔、利穆赞、昂古穆瓦和加斯科涅加入诺曼底和安茹的版图，此外二人还获得的对奥弗涅和图卢兹的宗主权，这让封建基督教世界感到无比震惊。那么多由于长期仇怨或利益纷争而水火不容的民族和国家，现在却突然因为一场爱情阴谋而热血地联结在一起，形成高度的权力集中，几乎所有人都对此摇头不已。四面八方的君主开始群起反对这两个暴发户。法兰西国王当然首当其冲，然后是英格兰国王斯蒂芬。后者虽然没有能力横渡英吉利海峡插手此事，但也对亨利的诺曼底爵位发难。加入他们的还有香槟伯爵、佩哈什伯爵和亨利的兄弟杰弗里。这些人理直气壮地同时向亨利兴师问罪。

亨利与埃莉诺婚后一个月，仇敌们就齐聚诺曼底。但年轻的亨利公爵轻而易举地击溃了他们，诺曼底军队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二十岁前，亨利彻底肃清了诺曼底的反叛，平定了安茹的局势。英格兰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下一个目标。1153年，亨利以勇士形象登陆英格兰，当地饱受内战之苦的人们立即向他表示全身心的支持。默林
[12] 曾预言一位救世主即将到来，亨利的血管里不就流淌着征服者威廉的血脉吗？通过其外祖母、亨利一世之妻玛蒂尔达向上溯源，他还是毋庸置疑的盎格鲁－撒克逊王族的后裔。念及于此，饱受折磨的英格兰民众顿时对亨利寄托了强烈的希望。当他登陆后跪在遇到的第一座教堂中，“以军人的姿态祈求获得一席之地”时，教士们用这样的话语表达了整个国家的愿望：“看啊，我们的君主和统治者来了，王国就在他的手中！”

此后是接踵而来的战争，上帝助了亨利一臂之力。在马姆斯伯里，天上降下的冰雹砸得敌人睁不开眼；在沃林福德，还没有开战斯蒂芬国王就从马上掉落了三次。而魅力四射、令人胆寒、无往不胜的年轻勇士亨利，不仅手中掌握着利剑，而且还拥有统治英格兰的合法理由。然而，英格兰的贵族们既不希望斯蒂芬获胜，也不愿意亨利打赢，他们认为僵持局面对他们最有利。国王越软弱，贵族就越强势。于是，斯蒂芬与亨利于1153年在温彻斯特签订一项协议。根据协议，斯蒂芬收亨利为养子，并指定其为自己的王位继承人。“在处理国王事务时，我将征求诺曼底公爵的意见，”斯蒂芬说。“但在英格兰全国，不管是公爵还是我控制的地区，我都将实施王室法律。”在得到这些条件后，亨利向斯蒂芬表示效忠并正式臣服。一年后，斯蒂芬去世，亨利顺势戴上了英格兰的王冠。此时，他得到了自阿尔弗雷德大帝后任何英格兰君主都没能得到的欢呼和希望。

第十二章　亨利·金雀花

亨利二世的即位开创了英格兰历史上一个影响最为深远的王朝。新君主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正如其臣民夸耀的那样，他的命令可以通达“从北冰洋到比利牛斯山”的广大地区。对他来说，英格兰只相当于一个省份。这个省份虽然不那么受人瞩目，但却十分忠诚。就像在威廉·奥朗治
[13] 统治时期那样，亨利二世对英格兰实施了有效的外部控制，大大促进了国家的统一，英格兰人和诺曼底人都承认他是两个民族和整个国家的统治者。英格兰人记忆深处的黑斯廷斯战败之耻因他而淡化，在一场充斥着烧杀抢掠的内战之后，贵族们在他的命令面前变得俯首帖耳。就这样，尽管亨利二世是一位不懂英语、不懂英格兰习惯的法国人，但却塑造了我们国家的雏形，其轮廓至今仍清晰可辨。

一百年来，英格兰一直是侵略军的驻扎之所，吵闹不休的军官及其后代相争的战场，而今，英格兰终于在基督教以及透露着古罗马气息的拉丁文化基础上成为永久的统一王国。亨利·金雀花首先把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通过某种手段拉拢在一起，随后又重建了他的外祖父亨利一世时代尚未发展成熟的王室行政机构，在财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支撑下重新铺垫了中央权力的基础，由此形成的体制最终取代了征服者威廉时期确立的封建制度。亨利国王重拾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王权下实行郡、市自治的传统并对此非常重视；他建立了“巡回审判”制度并使之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世界各地的英语民族接受的是英国习惯法而不是罗马法的管理也是他的功劳。他颁布了《克拉伦登宪章》，试图确立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强迫教会表现出世俗的一面，服从国家的生活和法律。不过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后，他不得不放弃了最后这种努力，将难题留给几个世纪后的亨利八世国王。那时的亨利八世捣毁了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神殿
[14] ，算是为他的前辈出了一口气。

才能非凡、一度引人艳羡的亨利二世国王曾流传下来的形象生动而粗犷：身材魁梧，脖子粗壮，臂膀有力，双手粗糙；经常骑马形成了罗圈腿；又圆又大的脑袋上红发密布，脸上到处都是雀斑，声音沙哑而刺耳。他除了对打猎有浓厚的兴趣，还有一些让教会摇头、王后埃莉诺生气的癖好。不讲究衣食，整天只知道考虑国务，经常旅行而且情绪变化多端。据说他在危急时刻总是能保持平和、冷静，但压力减轻后就会变得暴躁起来。“他对死去的士兵比对幸存者更加亲切，对战死沙场者表现出来的悲痛远远超过对活下来的人表现出来的抚慰。”他常在自己的多处属地匆匆而行。上一刻人们还以为他在法国南部，但下一刻却突然在英格兰发现他的身影。每次巡视各省，他都要带上几辆运货马车，里面满满装着相当于今天办公室文件的卷册，后面则跟着气喘吁吁的臣属和随从。有时，他本定下起早出发，但自己却一直睡到中午，装载得满满的车辆和马匹只好就那么等着；还有时他会比预定时间提前好几个小时出发，弄得大家为了跟上节奏而手忙脚乱。就像他的另外那些更大的领地一样，英格兰也被新国王不知疲倦地关注激励着、塑造着。

尽管这位十二世纪的君主贪求过人、喜爱炫耀，容易记仇并时常耍些阴谋诡计，但他并不是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位神选君王，与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起享受着臣民的忠心，二人号称“拉动英格兰这部犁的两头强壮耕牛”。自责和懊悔时常折磨着国王，他常常待在祈祷室里，祈求使自己免遭天谴，并希望在阴间获得更大的王国，期盼在阴世能像在阳间这样享受所有的欢愉。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神经质的，一会儿情绪激昂，一会儿又谦卑低劣。这位君主并不与世隔绝。因为那个时代的国王就像现代的美国总统一样，任何阶层的人都可以接近。民众可以随时跑到他身边，或者办正事，或者传递消息，或者讲讲闲话，或者发表发表看法，或者抱怨抱怨。贵族和臣子们可以当着国王的面高谈阔论，起着重要监督作用的弄臣则拥有惩罚一切不公的尚方宝剑。

世上没有人比亨利二世的生活更丰富多彩，或者说，没有人品味过比亨利二世更多的胜利与悲伤混合的五味杂陈之酒。亨利四十二岁时与已经年过五十的埃莉诺关系破裂，有人传说他爱上了“仙女般的罗莎蒙德”。这位出身上流社会的少女美貌超凡脱俗，但她与国王之间的私情却最终暴露。在伍德斯托克，埃莉诺王后从一根丝线入手发现了二人刻意隐瞒的秘密，遂让自己的情敌在匕首和毒药之间做出选择。这段浪漫的悲剧被后来的几代人津津乐道，一些别有用心的研究者却有意无意地将其淡化。不过，任何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都应该为它保留应有的位置。

继承了斯蒂芬四分五裂、麻烦缠身的权力的，就是这样一个男人。早在登上英格兰王位前，他就为保卫自己在欧洲大陆上的属地打了第一仗。自百年前强大的诺曼底政权在法兰西西北部崛起后，法王就没有停止过与企图削弱中央政府的公国和伯国的斗争。在形式和法律上，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布列塔尼公爵、安茹伯爵、图卢兹伯爵、佛兰德斯伯爵和布伦伯爵都是法兰西国王的封臣，但他们与其他一大批封建大地主一样，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独立的统治权，而且在法王王权衰落时几乎多次达到目的。黑斯廷斯之战后，法王最强大的臣属诺曼底公爵登上了英格兰国王的宝座，这已经让法兰西有了危机感，而1154年亨利二世戴上英格兰王冠则让法王感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在那之前，法王一直通过挑动强势封臣互相争斗的手段缓解政治上的压力，这才有了安茹伯国和诺曼底公国十一世纪时的冲突。看到强敌之间的互不相让，法兰西国王曾窃喜不已。但亨利二世却一夜之间成为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以及阿基坦、布列尼、普瓦提埃、安茹、曼恩和基耶纳的统治者，控制的土地从索姆河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占去了法兰西的一大半领土，封建领主之间的力量平衡就此被危险地打破了。

路易七世国王现在发现自己面临的不再是十几个互相嫉妒、各自为战的公国，而是一个统一的、实力远超自己的庞大帝国，是他所不能对付的。埃莉诺和他离婚加入敌方阵营并与敌人联姻之后，路易七世已经饱尝了不可弥补的失落。埃莉诺为亨利生了儿子，但为自己生的却全是女儿，更让路易心气不顺。不过，法兰西国王还是有些优势的。他的有生之年都在与金雀花王朝为敌，而且经过近四个世纪的斗争，欧洲的胜利果实最终落到了他手里。在地图上，安吉文帝国（指金雀花王朝）的庞大确实令人咋舌，但实际并非如此。它只是一个因一场婚姻联结在一起的松散的诸侯国联盟，并不同心协力。亨利本人及其重臣在英吉利海峡两边都拥有土地这一事实，是英格兰和它的欧陆帝国之间唯一的纽带。它们没有哪怕作为幌子的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或习惯法，也没有共同的利益或耿耿的忠心。尽管路易七世在与大胆而积极的亨利斗争时貌似处于弱势，但法国王权却在争斗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巩固，到路易离位时，甚至比当初他即位时更加稳固。

法国人的主要策略很简单。亨利在继承辽阔土地的同时还继承了那些土地上所有封建势力的不满。看到这一点的路易虽然已经不能再挑拨安茹反对诺曼底，但却可以鼓动安茹和诺曼底当地的仇敌厮杀不休，以此削弱原则上本应是他臣属的封建主的势力。家族之间的嫌隙也成为可供路易利用的有效工具。在亨利二世统治后期，路易七世及其足智多谋、才干出众的继承者菲力·奥古斯都利用了亨利之子们的急躁、狂暴和自大，挑动他们起来反对自己的父亲。

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影响英格兰的日常生活和历史的呢？普通民众对遥远的土地上进行的一系列贵族之间的仇恨争斗，以及外族统治阶层内的冲突并不感兴趣，认为那些与自己无关。但实际上，这些争斗和冲突已经成为压在他们一生中的重担。他们将最勇敢、最优秀的子孙派遣到卢瓦尔河边的沼泽里或法国南部阳光炙烤的群山中，为追求英格兰统治法国土地的梦想而战斗、牺牲。在随后的二百年间，英格兰人在克莱西、普瓦提埃和阿金库尔取得过胜利，也在追随“黑王子”
[15] 奔向利摩日的可怕行军中遭受过饥饿的折磨；法国肥沃的土地因长年的战争变成了荒漠，最有用的牲畜也在饥渴中倒毙。纵观整个中世纪，战争成为英格兰与法国无休无止的主题，其影响深入到英格兰的各个角落，英格兰的社会面貌和制度为之改变。

亨利二世与他的旧友兼重臣、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矛盾最能让我们看清十二世纪英国的政治形态。我们必须认识到二人这场冲突的严重性。在封建基督教世界，尽管军事国家要在精神领域向教会俯首，但他们从未想过要将世俗权力转交给后者。不过，出于对死后入地狱的担心，即使最顽强的贵族也经常会把自己的遗产捐赠给教会，教会因此变得越来越财大气粗，成为世俗社会中势力最大的地主和富豪。在这场犹如戏剧的过程中，罗马教廷充分利用了所有贵族心中的迷信观点并获得巨大的利益，世俗的国家权力因此不断受到挑战。教义的问题很好解决，但如果一个国家内有两股相互冲突的势力，而每股势力又对有限的国家资源拥有举足轻重的支配权，那么这个国家的治理该怎么进行下去呢？这种矛盾不仅限于英格兰，它是当时存在于整个欧洲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征服者威廉统治时期，英格兰通过老练的手段和适当的让步避免了政教分裂。当年在兰弗朗克
[16] 大主教领导下，英格兰教会曾与国王通力合作、相互支撑，平定了贵族的反叛和平民的骚扰。但现在站在宗教金字塔顶端的，是另一位伟大的人物，托马斯·贝克特。贝克特不仅与国王有旧交，而且一直担任他的首席大臣，或如兰克
[17] 首先描述的，“用一个比较相近的说法，是国王最信得过的内阁部长。”在内政和外交事务上，贝克特对国王忠心耿耿、殚精竭虑。他重新整顿了兵役，免除税制度，允许当事人通过交纳货币的方式减免兵役，是一项撼动封建体系核心的制度。他还在获得布列塔尼公国的过程中出尽力气。因此，国王认为贝克特是与自己勠力同心的人，不仅是臣属，还是忠诚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国王的直接影响和亲身努力下，贝克特最终被推举为大主教。

从那时起，贝克特所有的才能和动力都驱使他在另外的道路上飞奔。八月的某个夜晚，亨利五世曾被某种神秘力量推动，从一个只知整日嬉戏的王子转变为英雄的国王。同样事情也出现在贝克特身上。众所公认，他的私生活一直都虔诚而又中规中矩。此前他插手政务，并不甘心做国王身边默默无闻的人物，因此作为朝臣和诸侯的时候比其他任何人都讲究排场和架子，经常出入当时的奢华盛会。不过现在他却有意收敛，试图以极度简朴的表现为自己博取圣人的名声和荣耀。他把在政界助其飞黄腾达的手段和野心移植到宗教界来，也同样取得了成功。现在，身为大主教的他支持教会全面反对王权，并假借天主教的普世思想和教皇的权威为其咄咄逼人的做法做掩护。要知道，这两个砝码在当时的影响远远超出英格兰的国界，遍布整个欧洲，甚至波及那些最神秘、最庄严的地方。在欧洲大陆旅行并与法国和意大利的宗教界要人秘密会晤后，贝克特回到英格兰，暗自下定决心，要让教会统治集团独立于国王代表的世俗权力之外。这个决心终于开启了兰弗朗克穷其一生试图避免的冲突。此时，英格兰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情绪一触即发。

那个时候，英格兰的撒克逊人已经隐隐约约地有了那种很久以后伊丽莎白时代改革者们试图重温的那种理论，即王位神授，国王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还是教会的保护者和指引者。然而在十一世纪，1073年成为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希尔德布兰德及其继任者们则力主复兴教皇权威，罗马方面于是开始提出与“国王是教俗两界的双重首脑”这一与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要求。“格里高利运动”认为，教会的管理权应该在教皇监督下由教士掌握。根据这个观点，国王仅仅是一介凡人，听命于教会统治集团是其唯一的宗教职能。教会是独立于俗世国家的团体，享有自己的属民和法律。到亨利二世统治时期，主教不仅是精神领域的高级官员，而且是世俗社会中的大地主，拥有相当于伯爵的权势。他们可以调动军队作战，还可以剥夺敌人的教籍，哪怕这个敌人是国王的朋友也不行。那么，主教由谁来任命呢？并且，任命之后如果教皇和国王的指令相互矛盾，他又该听谁的呢？如果国王和大臣们制定了与教规相抵触的法律，又该服从哪一方的管理呢？于是，世俗王国与宗教教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斗争，焦点就是谁拥有主教的授职权力。亨利二世与贝克特之间的冲突就是上述斗争在英格兰岛屿上的组成部分。

很难说亨利二世与贝克特的争斗是为了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二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治理国家的具体方式而不是立国的根本原则上。国王对教会干预国务的要求很不满；但在中世纪，尽管国王们都希望能限制教会的影响，但没有谁敢于公开向教会发出挑战，更没人敢与教会彻底决裂，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直到十六世纪，才终于有一位与教皇发生冲突的英格兰国王勇敢地否定了罗马教廷的权威，并毫不掩饰地宣称国家权威即使在宗教事务方面也是至高无上的。而在此之前的十二世纪，国王们面对教会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步和折中，无奈后者并不买账。那时候，每个国家都在发生着教会向世俗政权挑战的事情，致使后者应接不暇。在中欧国家，王权和教权的斗争往往以两败俱伤收场。

自征服者威廉及其忠实的大主教兰弗朗克统治以来，英格兰的教会和贵族一样收获了很大权力。困境中的斯蒂芬国王被迫向教会全面让步，使教会的政治影响达到顶点。在亨利看来，这些让步已经危及了自己的王权，于是他开始策划夺回失地，第一步就是1162年任命自己深信的臣属贝克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本以为凭借此举可以收获主教们对其改革默许，但实际上只是为教会选择了一位魄力过人而又坚定无比的领袖。可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没有发现贝克特在态度上的不祥变化，并随后迈出了第二步，即于1164年颁布《克拉伦登宪章》。亨利在宪章中信誓旦旦地声称，他将重新恢复斯蒂芬的混乱统治时期之前的英格兰惯例，将废除三十年前斯蒂芬向教会妥协后达成的协议。贝克特对亨利的话表示反对。他认为斯蒂芬当初的让步对教会来说是“不可逆转的收获”，决不能得而复失。他宣布，《克拉伦登宪章》并不能确定教会与国王之间的关系。1164年10月，当贝克特奉诏前往大议会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他傲慢地拒绝承认国王的权威，将自己置于教皇与上帝寻护佑之下。

就这样，贝克特打破了一向被英格兰王国认为至关重要的政教统一局面，挥舞宗教武器向国王宣战。最终，顽固反对王权的贝克特不得不跑到欧洲大陆避难。在那里，德国和意大利正被同样的斗争所困扰。这场激烈的斗争持续了整整六年，英格兰统治阶层的思想为之动摇。在此期间，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一直流亡法国，直到1170年才在都兰的弗烈特瓦尔与国王达成了表面上的和解。至此，双方似乎都在原则上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国王不再坚持要求自己的权利和惯例，也没有要求大主教发誓效忠，反而给予贝克特安全返回英格兰并完全控制自己的主教管区的承诺。1170年夏天，国王与大主教在法国查蒙特最后一次会面，“陛下，”贝克特在会面结束时说。“我以为自我离您而去之时起，您就再也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见我了。”国王问：“你是否认为我是叛徒呢？”大主教回答：“您根本不是，陛下。”回到坎特伯雷后，贝克特决心从教皇手里争取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革除闲杂教徒，整饬手下教职人员的纪律。他写道，“诸侯越是强大，就需要用坚硬的棍子和无情的铁链约束他们，让他们安分守己。”他还说，“我要回到英格兰，但对前方是和平还是毁灭一无所知。上帝将为我的命运做好安排。”

与此同时，亨利决定借贝克特不在英格兰的机会为自己的儿子小亨利加冕，以保证他顺利继承王位。加冕仪式在约克大主教及其他教士的协助下举行。贝克特听说此事后极度不满，认为自己宝贵的宗教权力受到了侵犯。在弗烈特瓦尔协议达成后，尽管亨利国王认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贝克特却一直耿耿于怀。

流亡多年后的贝克特回乡之时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在坎特伯雷，修道士们像迎接上帝派来的天使一样迎接了他的回归。贝克特在布道时说：“我是来与你们同死的。”紧接着他又说：“这个教堂里有不少人愿意以身殉教，上帝不久后将增加他们的人数。”他以胜利者的姿态从伦敦街头走过，向满怀祈求与兴奋不已的人们散发施舍物。随后，他马不停蹄地将那些参加小亨利加冕仪式的教士们革除出教。这些倒霉的神父和高级教士们只能成群结队地跑去诺曼底见国王，指责贝克特的所作所为不仅是教会的挑战，而且可被视为赤裸裸的反叛和篡权。他们说，大主教已经准备好“将王冠从小国王的头上拽下来”。

金雀花王朝的开创者，性情暴躁的亨利·金雀花，聆听了被开除者们的讲述后勃然大怒，向簇拥在身边的骑士和贵族叫嚷道：“真是一群傻瓜和懦夫！我养活了你们，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我教训这个不安分的教士！”（另一种说法是“教训这个暴发户式的官吏”。）随后，国王立即召集会议，商讨重振王权的办法。与会的大多数人表现得与国王一样愤怒，但他们却坚持审慎行事，认为在狂热而好斗的社会里，压力已经无处不在。如果王室再与教会发生冲突，英格兰王国是不可能承受得起的。

不过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人采取了另外的行动。四位骑士听到了国王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的愤怒话语，遂快马加鞭赶到海边，渡过英吉利海峡赶往坎特伯雷。1170年12月29日，四人在坎特伯雷大教堂中找到大主教，制造了一场流传千古的悲剧。当时，大主教在与四人充满敌意的对峙中手持十字架，头戴主教法冠，尽管表现得坚定而毫无惧色，但却流露出不自然的做作。一番激烈而没有结果的唇枪舌剑后，四位骑士暴起发难，用剑将大主教刺倒在地，任由他像恺撒那样鲜血淋漓，几十处伤口似乎发出复仇的呼喊。

这场悲剧对国王来说是致命的。危害上帝的重要仆人就像违背封建誓言那样，在那个时代引起了普遍的愤怒，所有英格兰人对此都不寒而栗。他们将死去的大主教奉为殉教者，他的遗物立即成了专治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病人只要摸一下他穿过的袍子就可解除轻微的病痛。贝克特的遇害当然是一场犯罪，一场不可弥补的犯罪。亨利听到这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时竟因悲伤和害怕而瘫软在地。他一直以来为限制教会争权而制定的严密法律程序，一朝之间就被这场野蛮、血腥的事件抛到九霄云外。尽管他从未想过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但众人的激烈言辞让他无从辩解。至少在那个时代，他被人们认为犯了亵渎神圣的谋杀罪。

接下来的几年是亨利大张旗鼓地用赎罪行为弥补损失的时间。他多次前往遇害的大主教墓前朝圣并公开忏悔。在贝克特的遇害纪念日上，国王几次赤裸上身，谦卑地跪在地上，忍受得意扬扬的僧侣们的鞭笞。不过从当时的画像上看，国王所受的肉体惩罚主要是象征性的，所谓的鞭笞只不过是用桦条抽打。在痛悔和顺从的表象下，国王在为恢复国家权力做着坚韧不拔的努力。根据1172年的《阿夫朗什妥协方案》国王最终以相对较小的让步与教皇达成和解。许多对此有透彻研究的历史学家认为，亨利虽然在形式上至死也没能重新确立《克拉伦登宪章》的主要条款，但实际上却做到了。毕竟，与宪章中的某些原则相一致的观点是英格兰或其他任何强有力的、理性的民族愿意奉为法律的。毫无疑问，在亨利与他和几个儿子的斗争中，教会是站在亨利一边的。至于那四位骑士，有人说他们在圣战中获得了救赎。贝克特也没有白白做出牺牲。到宗教改革时为止，教会的宗教法庭体系一直保持着独立于王室权威的地位，以及向罗马教廷上诉的权利。这两点是贝克特据以犯上的主要因素。

这场震撼人心的激烈争斗进行得如此难分高下，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在现代的某些大国中，一旦发生冲突或革命，主教和大主教会被成群地关入集中营，甚至会在温暖明亮的监狱走廊里被手枪射中颈背。我们有什么资格吹嘘自己拥有比亨利二世时代更高级的文明呢？在对精神冷漠的容忍和科学外衣的掩盖下，我们不知不觉间已经在野蛮状态中越陷越深。

贝克特死后，亨利国王又活了足足十八年时间。1171年，他又戴上了爱尔兰的王冠。至此，整个欧洲都对亨利占据的辽阔土地艳羡不已。对他来说，这是一段无比辉煌的时期。此外，他还把自己的几个女儿分别嫁给西西里国王、卡斯蒂尔国王以及德意志最强大的诸侯、萨克森的狮心王亨利，借此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外交使者们把他的影响散播到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各城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与教皇以基督和全欧洲的名义，邀请他率军进行新的十字军东征并出任耶路撒冷之王。不可否认，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里，亨利国王在地位上已经成为仅次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第二人。当时的人们猜想，他的目标是要在意大利建立自己的王国，甚至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

但亨利很清楚，他的这份荣耀完全在靠自己的一己之力苦苦支撑，脆弱而转瞬即逝。他的家庭乱得令人痛心，完全不可能将荣誉继承下去。他三个大一些的儿子已经得到了显赫的头衔：亨利领有诺曼底、曼恩和安茹；理查德得到了阿基坦；杰弗里被分封到布列塔尼。但在那些岁月里，老亨利国王至少遭受了儿子们的四次反叛。他们是典型的安吉文后代，不仅要头衔，还要权力，对自己的父王没有一丝尊重。在他们的母亲、与丈夫分居后住在普瓦提埃的埃莉诺王后挑唆下，他们于1173至1186年之间联合各种势力发动多次叛乱，每次都得到了法兰西国王的积极支持。亨利国王一直在容忍自己的几个不孝之子，但也不对他们抱有幻想。他命人画了一些画作装饰威斯敏斯特的王宫大厅，其中一幅描绘了四只雏鹰在捕食它们的母亲。最小的那只踩在母鹰脖子上，正准备啄出它的眼睛。据记载国王曾对此画做出过如下评论：“这四只小鹰就是我的四个儿子，他们从未停止过对我的迫害，甚至想把我置于死地。四人中，小儿子最受我宠爱，但将来有一天他会给我带来比几个哥哥严重、更危险的侮辱。”

事实果然被国王言中。尽管他曾努力为自己的小儿子约翰准备与几个哥哥相等的遗产，但约翰却参与了反对父王的最后一次阴谋。1188年，长子小亨利去世，次子理查德联合法兰西的菲力国王起兵反对父王亨利。已经病入膏肓的老亨利在勒芒一战败北，被迫退守诺曼底。当他在反对者名单上看到自己宠爱多年的小儿子约翰的名字时，顿时放弃了求生的挣扎。“听天由命吧，”他喃喃地说，“耻辱，这是征杀四方的国王遭受的耻辱。”带着这种遗憾，这位坚强、暴躁、英明而孤独的人于1189年7月6日在希农与世长辞。后来，虔诚的教徒们认为亨利的凄惨结局是上帝对他伤害托马斯·贝克特大主教的额外惩罚。这就是世间权力带来的苦涩一面，也是伴随荣耀而来的惩罚。

第十三章　英格兰习惯法

金雀花王朝的君主都很粗暴，当时的社会也很躁动，不过这种躁动是活力而不是衰落的表现。回顾英格兰历史，有比亨利二世更伟大的武者国王，也有比他更机敏的外交家，然而却没人比他对法律与制度的贡献更大。他的奔放精力并没因战争、政治和狩猎而耗尽。相反，如同众多诺曼底前辈和他的儿子们一样，亨利二世具备解决管理与法律方面问题的天赋，这种天赋为他的成就打下了基础。他参加过的战斗之名早已随风飘逝，但他的威名却将与英格兰的宪法和习惯法一起永世长存。

这位伟大的国王在位时是幸运的。威廉一世和亨利一世两位先王给英格兰创造保留了各种可供他们的继任者利用的行政制度，但当年二人却没有任何参照，不得不摸索着小心行事，他们统治下的国家也不得不慢慢适应自己的新法律和新统治者。1154年来自安茹的亨利登陆英格兰时，这个经受了二十年混乱折磨的国家已经做好了接受强力中央集权的准备。作为法国人和大半个法国的统治者，亨利二世带着远大的目光、丰富的经验实施了对英格兰的统治，期间不惜采取了某些狡诈手段。鉴于斯蒂芬统治造成的灾难性局面，亨利二世决心不但要制止贵族们的独立并且夺回从前任手里失去的利益，而且还要争取更大建树。当时，英格兰各地有众多的贵族法庭，贵族们在法庭上一言九鼎，他们实施的法律因所处地区的习俗和特点不同而多种多样。为取代这些贵族法庭，亨利二世特别设计了一套皇家法庭系统，准备在全国和全体民众中推行统一的法律制度。

亨利的政策冒着很大风险，但他的聪明才智足以让自己避免卷入正面冲突。他和当年的征服者威廉一样清楚，习惯势力的坚冰一旦被触动就会引发灾难。为解决这个难题，亨利二世采取了逐步推进的策略，巧妙地、一个接一个地改变着惯例，并且给这种改变披上颇受尊重的保守主义外衣。他一边对已有的形式表达着小心翼翼的尊重，一边计划在旧原则中注入新内容。在一部未成文的宪法中，他特意含混地规定了国王的权利，为以后扩充留下了空间。在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前的几个世纪里，教会和国王都有意治理封建领主的混乱割据，但当时想要迅速扩大国王的司法权力是不可能的。后来亨利紧紧抓住撒克逊人关于“国王秩序”的灵活概念，将所有刑事案件都归入自己的法庭处理。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国王的秩序，胆敢破坏者就是犯罪，触犯者的地位越高受到的惩罚就越严厉。“国王的秩序”是至高无上的，破坏者将被送上国王的法庭受审；但与此同时“国王的秩序”也是受到限制的，通常只针对那些当着国王的面，或在皇室道路、领地所犯下的罪行。国王一死，他所倡导的秩序也会随之消散，人们就又可以为所欲为了。为弥补这个缺陷，亨利二世小心谨慎、不动声色地做出规定，要求将“国王的秩序”扩大到英格兰所有地区，触犯者无论在哪里破坏了该秩序，都要被送到国王法庭受审。国王法庭有一项存在已久的权力，即接受对不公正案件审理的上诉，保护民众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亨利最大限度利用了这项权力，将民事案件的审理权也吸引到国王法庭来。他并未大张旗鼓地炫耀自己的意图，所促成的变革也是逐渐成形而且没有经过立法程序的，起初很难被人们察觉，因此要确定某项变革发生的具体日期几乎不可能。然而亨利二世死后，有心人在回顾时会发现在老国王统治期间发生了许多变化。

亨利要想在司法方面表现出保守主义者的样子，就必须保持始终如一。在他的改革方案中，强迫手段没有任何作用。他在遵守的首要原则必须是吸引而不是迫使案件到他的法庭受审。因此他需要一个诱饵，一个可以吸引诉讼人到国王法庭起诉的诱饵，那就是案件在国王手里得到的审理比在他们的领主手里更公正。于是，亨利在国王法庭为诉讼人开启了一项惊人的新制度——陪审团审案，当时的人称之为“王室的恩惠”。这个称谓既反映了陪审团制度的起源，也说明了这项制度在习惯法获利成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亨利并不是陪审团制度的发明者，他只是让这项制度有了新用途。从根本上说，陪审团是法兰克人对英格兰司法体系做出的一大贡献。这项制度早在加洛林王朝统治法国期间就开始萌芽，而在威廉公爵征服英格兰之前，英格兰人对它尚一无所知。起初，陪审团是为了方便治理国家而建立的一个王室机构。国王有权召集人员宣誓作证，以保证任何涉及王室利益问题的真实性。征服者威廉正是通过陪审团制度的早期形式，在财产大清查时确立了国王的权威。睿智的亨利二世从中看到了新的可能性，把这个到当时为止只用于治理国家的工具移植到法庭上并加以经常的运用。

召集陪审团的权力仅限于国王，亨利据此不允许私人法庭仿效，同时还规定只有那些来到王室法官面前寻求公正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这项制度。这项制度的出现无疑昭示了一个比较精明的动向。此前，民事和刑事案件都是通过起誓、神裁或决斗来裁决的。裁决时，法庭会命令当事人找一些人来发誓证明他的清白。如果这些人作假证，只有上帝才能让他们受到惩罚；或让当事人在教士监督下拿起一块烧红的铁块、吃一口面包或浸入水中。如果铁块没有灼伤他的手，或者面包卡住了他的喉咙，或者他在水中不下沉，那么依据“上帝的福佑”就可以断定，受审者是无罪的；决斗，或称战斗裁决法，是诺曼底人根据战神会助正直的人一臂之力的说法而创造的裁决法。这一方法一度在解决土地争端时非常流行，修道院和大地主于是以配合上帝的保佑为名豢养了大批职业斗士，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权利。有了上述各种裁决方法，再想用法律解决问题几乎不可能了。当进入一个更加理性的时代后，人们开始对这些古怪的方法表示出不信任，教会也在《大宪章》得到批准那一年拒绝承认苦行法的效力。于是，陪审团制度迅速流行起来。不过此时旧的裁决方法仍在苟延残喘，神裁法并没有被立即废除。如果被告愿意让上帝对自己的案件做出裁决，没人能够阻止。因此后来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做法：以死亡威胁慢慢逼迫被告接受陪审团的审判。当然，这样的做法很快就被淘汰了。直到1818年，还有一位诉讼人要求通过决斗裁决自己的案件，这让法官不知所措。此事迫使议会不得不废除了这一古老的裁决方法。

亨利二世时代的陪审团制度与我们熟知的不同，除了形式上的区别外还有一点根本不同，即当时的陪审团团员既是证人，也是判断事实的法官。他们都是正直而诚实的好人，但选择他们做陪审团成员不是因为他们公正，而是因为他们是最可能知道实情的人。在法庭调查清楚之前对案情一无所知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当时尚远远没有形成。当时的案审过程至今不甚明了。但可以想象的是，从边远地区召唤至威斯敏斯特审案的陪审团可能因为距离遥远、路途不安而不愿意去，最终可能只有三四个人出现在法庭上。但法庭不能多等，休庭的代价是很大的。为了避免耽搁和更多的花费，当事方可能会同意启用由旁观者组成的陪审团。了解实情的少数几位陪审员首先向旁观者介绍自己知道的情况，然后全体陪审团团员做出裁决。最后，了解本地情况的陪审员不再担任陪审员，而渐渐转变为在法庭上向完全由旁观者组成的陪审团提供证据的证人。我们猜测，当时的庭审情况可能就是如此，或大致如此。渐渐地，随着作证法的发展，变化出现了。到十五世纪，新的作证程序已经形成，但旧方法依然盘桓不去。甚至到了都铎王朝统治时期，陪审团团员如果做出错误判断，还会因伪证罪而受到审判。

如今，陪审团制度已经成为英国司法公平的代名词。只要一个案子要由十二个正直的人仔细审理，当事的任何一方就不会被冤枉，这正是英国法庭采用的法律与建立在罗马法基础上的欧洲大陆法系的区别所在。就这样，“法律来源于人民”这项古老的原则在轰轰烈烈的中央集权过程中被保留下来，传袭至今。

这些方法有效地伸张了公正，陪审团制度由此得到广泛应用。专职法官不再受地方偏见的束缚，他们拥有比偏私或无知的封建主及其管家公正得多的思想，在国王授权下组织陪审团，能够迅速结案，并拥有保证裁决得到执行的权威。亨利二世国王必须从几乎一无所有开始建立一整套皇家法庭系统，保证它能承受海量的、急涌而至的新工作。国王所能依靠的左膀右臂是王室政务会，即一个能够保证各方面政府职能得到正常执行的机构。这个机构后来派生出最高法庭、财政部、议会、习惯法法庭以及都铎王朝和斯图尔特王朝所依赖的大主教法庭。在亨利二世统治之初，政务会几乎事无巨细地包揽了所有政务。在司法方面，尽管负责审理王室年收入的财政部法庭已经开始成型，但国王仍习惯把政务会视为自己的封建法庭，像其他封建主一样，在这个法庭上为自己的臣属主持公道。渐渐地，所有这一切都随着亨利二世地位的稳固开始变化，王室法律机构的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到了他儿子统治时期，政务会开始分化为两大法庭，即王座法庭（即最高法庭）和民事法庭，但这两个法庭完全分离则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了。之后直到十九世纪，它们与财政部法庭共同扮演着习惯法体系支柱的角色。此外，国王还经常任命巡回法官到各郡听取各种案件的审理工作。这样一来，郡属法庭就被纳入王室司法系统。

但这一切只是开始，亨利二世还要为渴望在王室法庭得到公正裁决的诉讼人创造条件，让他们能把自己的案件从领主法庭移交到国王法庭。为解决这个问题，亨利巧妙地利用了“王室令状”这个工具。那时候，贵族的权利至少在形式上是要受到尊重的。不过如果动用国王的传统权力，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就有可能归国王法庭审理。有鉴于此，亨利制定了一系列“定例”，或称“令状”。每条令状都适用于一种案例，只要能自圆其说，任何能证明自己的案子符合令状之一的人就能要求把案子转交给国王法庭。令状的措辞非常死板，新的令状类型不断出现，在大约八十年的时间里数量不断增加。每一个新令状的出现，都意味着对封建法庭遭受的新打击。直到十三世纪德·蒙特福德起兵反抗亨利三世时，令状的增长势头才受到扼制，总数固定在二百项以下。令状制度延续了六百年，但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影响到这项制度的实施，英格兰社会不得不在这个颇为严格的框架下学会适应。英格兰法律不可避免地受到拟古主义与合法假设的影响。由于每条令状都有自己的特定程序、审问模式以及最终的补偿办法，整个案件的审理走向取决于最初采用了哪条令状，撒克逊人的形式主义就这样得以保存下来。亨利二世打破了早期法庭的原始审案方法，但他所依仗的法律程序在死板方面没有改观。尽管这看起来有点僵化，但英格兰法律体系却因此有了一丝保守主义的味道，因而得以毫无间断地传袭到现在。

人们普遍认为，英格兰法律的历史是从查理一世1189年继位后开始的。从学术角度说，这样划分的根据是爱德华一世颁布的成文法，节点的把握再合适不过了。因为随着亨利二世统治的结束，英格兰法律便踏入了一个新时代的门槛。彼时，国王法庭系统已经建立起来，全国的法律制度得到统一，古老而繁杂的地方法规迅速崩溃，适用于整个国家和所有人的法律很快建立起来。如果现代律师穿梭回亨利二世统治之前的英格兰，他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但如果回到亨利留给儿子的制度下，他就会感到无比熟悉。这种反差反映了伟大的亨利国王取得的功绩。他奠定了英国习惯法的基础，使后人有了更上一层楼的可能。当然，亨利的体系中肯定会产生变化，但其主要框架是不会改变的。

正是在这个决定性的成长时期，英语民族开始寻求解决法律争端的方法，这些方法实质上一直沿用至今。一个人只有触犯了法律明确规定的条款才能被指控犯罪。法官是裁判者，根据当事方选择提供的证据做出裁决。证人必须当众起誓后当众作证，而且要受到反复盘问。盘问者不能由法官充当，而应该是诉讼人自己或他们私下雇佣的合法代表。证人的证词是否真实不能由法官判断，而且交给十二位正直的好人去衡量。只有在陪审团确认事实成立的前提下，法官才有权根据法律做出判刑、惩处或罚金等裁决。上述这一切可能显得很平淡无奇，但如果考虑到另一种制度仍然控制着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你就不会这样想了。根据罗马法系及其衍生出的其他法系，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甚至在现在的某些国家，审判常常意味着讯问。法官亲自对民事或公共犯罪案件进行调查，然而这些调查往往是随心所欲的。他们可以私下审问嫌疑人，要求嫌疑人必须回答向他提出的所有问题，同时限制嫌疑人雇佣法律顾问的权利。证人可以在嫌疑人制度的情况下秘密作证。只有在这些程序完成后，嫌疑人受到的指控才能被最终确定并宣布。所有这些都助长了秘密恐吓、逼供、刑讯以及讹诈认罪的发生。然而，这些弊端早在六个世纪前就因英国习惯法的出现而被革除了。到亨利二世的曾孙爱德华一世去世时，英格兰刑事和民事法律程序已经定型并成为传统，至今仍在总体上护佑着英语民族。所有的要求与争端（无论牵扯到美国中西部的牧场、加利福尼亚的油田还是澳大利亚的牧羊场和金矿，或毛利人的领土主权）都可以根据英国习惯法的程序和审判方法应用这些法规，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英国习惯法的作用不仅限于指导如何进行审判，还经常性地应用于裁决繁杂多样的新老问题。关于谋杀、偷窃、土地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等方面的法律与其他法律一起传入了美洲新大陆。这些法律尽管常常修改以适应时代的条件和潮流，但却与护佑十二世纪英格兰人生命和财产的法规一脉传承，未曾间断。这个法律在当时大多数是不成文的，即使在现代英国仍然如此。比如，现代的英国成文法仍然未对谋杀罪做出明确定义。因为这条罪名仍然由法官依据当地公认的不成文习惯，去解释、发展和运用。其他很多法律的做法与此大同小异。律师们要辩个明白，也只有通过研究古代裁决的报道和记载一条途径——真是不可思议，为了胜诉他们居然在那么古老的时代就为自己做了准备。亨利去世百年后，律师们开始在伦敦为自己组建职业团体，即“法律馆”。这是一个半职业学会半法律学校的团体，主要处理世俗法律问题，所以不欢迎精通罗马法和罗马教会法规的教士加入。律师们通过“法律馆”编纂年度法律报告，当时他们称其为“年鉴”。年鉴连续发行了大约三个世纪，其权威性连法官都不得不承认。在这段长长的时间里，只有一个人尝试着对英国习惯法做过全面的常规说明。

1250年前后，一位名叫亨利·布雷克顿的巡回法官写了一本将近900页的著作，名为《英格兰习惯与法律之探索》。在此后的数百年间再也没有类似的著作问世。布雷克顿的书与其说是介绍习惯法，不如说是对习惯法进行解释和评论，为整个英语世界树立了遵循的典范，鼓励和帮助后世的律师和法官继续为之探索。权力无限的国家强加给属民的罗马式法律摘编和法典有悖于英格兰的传统和精神。法律其实早就存在于国内民众的习惯中，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勤奋的研究发现它，如何对记录在案的早期判决进行比较，如何把所得的成果应用于法庭上的具体争端。习惯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从十世纪前辈的论述中，亨利二世时期的律师们体味出了原作者本人也未曾想到意义和原则，并根据自己时代的新条件和新问题对其加以运用。这并不难，因为他们有判例可循。如果一个法官认定，某个的习惯曾经在早期的案例中得到认可，在他心目中公平公正且符合当时社会潮流，那么他在处理类似争端时很乐于将其作为裁决依据。被人们熟知的这种“判例法”缓慢而坚定地发展着，最终为个人争得了自由和权利，其作用类似于其他国家的《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以及其他保证民权的宪法性文件。不同的是，英格兰的司法体系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前进，就连《大宪章》的草拟人也没有尝试过制定新法律或宣布任何普遍适用的法则。这是因为英格兰的君主和臣民实际上都受习惯法约束，英格兰人的自由不是建立在国家颁布的法律基础上，而是以在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被陪审团承认的习惯为保障。由自由民组成的陪审团将依据这些习惯在法庭上逐案做出裁决。

第十四章　狮心王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基督教王国，在圣殿武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武力保护下苦苦支撑了一个世纪。它的延续在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周围伊斯兰国家的不团结。后来，土耳其人（或称撒拉逊人）中崛起的一位伟大民族领袖统一了各派穆斯林势力。1169年，萨拉丁成为埃及的高官，不久后自立为苏丹。从出身上说他是库尔德人，但又受过大马士革人文化的熏陶。很快，他的势力就扩展到叙利亚，包围了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建立的几个国家。1174年萨拉丁攻占大马士革，1183年又占领了阿勒颇，感觉到危机扑面而来的是耶路撒冷基督教王国。其国王卢西格南的盖伊忧心忡忡，先是把备受威胁的王冠转让给法兰西国王菲力，然后又让给亨利二世，并且在西欧国家中奔走呼号请求援助。但无休无止的吵闹让西欧诸侯们错过了最好时机，致使他们未能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反而是撒拉丁于1186年发动了“圣战”。在向耶路撒冷进军的途中，他向属下发下誓言，许诺他们既能在今世的冒险征战中掠夺战利品，又可在来世享受永恒的极乐。在战场上迎战萨拉丁的基督教占领军大约有一万人，但干燥空旷的沙漠让他们无险可守，最终在哈丁战役中被绝对优势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国王、圣殿武士团大团长以及许多声名显赫的贵族被俘虏。1187年10月，耶路撒冷投降。至此，除去提尔、安条克、的黎波里之外的整个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便都落入穆斯林手里。

整个欧洲因此被震动，教皇和西欧各基督教国家一样被恐惧所笼罩。他的使节在各国宫廷之间穿梭游说，劝说他们和平相处，共同对付异教徒。西欧三个主要国家的君主响应了这一号召，英格兰、法国和德国的骑士们摩拳擦掌。人们在画卷中看到萨拉丁的骑兵们亵渎圣墓的情景，更是群情激昂，社会上从高贵到低贱几乎所有阶层都愤怒不已。当时的文学作品描绘到，许多年轻的十字军战士心怀忧伤之情，离开家乡和亲人，奔赴遥远而一无所知的危险世界。战争和冒险的魅力与牺牲精神和神秘感交织在一起，让那个时代和人们的忘我努力充满了浪漫色彩。在德意志，美因茨议会庄严宣誓远征圣地。法兰西和英格兰国王虽然没有停止双方的冲突，但却同意联手组成十字军。除了宗教方面的呼吁，各国还为支持远征制定了税收方面的激励措施。凡不参加十字军者都必须缴纳“萨拉丁什一税”；而所有参加十字军的人则可以享受免除税务和暂停偿还债务的优待。就这样，一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东征大军被组织起来。一支大军集结在德意志国王红胡子腓特烈麾下，载着一万二千挪威人的斯堪的纳维亚舰队也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刀枪在手的欧洲人迅猛地向亚洲扑去。与此同时，冲向耶路撒冷的第一批援军在蒙费拉的康拉德率领下，从君士坦丁堡急急出发，解了提尔之围后将阿克团团围住。

值此动荡不安之际，亨利二世在悲伤和灾难中死去了，临终前连指定继承人的心思都没动过，结果王位自然而然地传给了理查德。曾起兵反对过父王的理查德并未装模作样地假扮悲痛，只是在背诵主祈祷文时不得不在父亲灵柩前跪了一会儿，然后就迫不及待地履行国王职责去了。人们发现这位新国王尽管在许多方面很严厉，但为人还算宽宏大量，这一点在他登基伊始就鲜明地表现出来，让他在军事威望之外又增添了一层光彩。新国王当初率军反对父王时，曾身无缕甲地冲在自己的骑兵队伍最前面，在勒芒紧追亨利二世的败军不放。为老国王殿后的是忠勇的武士威廉·马歇尔，他与理查德交手后稳操胜券。身处不利之境的理查德高喊：“饶了我吧！”马歇尔于是调转枪尖，一枪将王子的战马刺死，同时轻蔑地说：“我不会杀你，魔鬼会杀死你的！”这是一种比死还难受的羞辱。所以，当威廉·马歇尔和朋友们不得不向新国王效忠后，开始焦虑不安地担心着自己将受到何种处罚。但理查德早已摒弃前嫌。尽管他在谈起当初那次糟糕的经历时仍记忆犹新且内心刺痛，语调却庄重而超脱。他向父亲这位忠实的臣属确认，保留其所有职务和荣誉，并派他到英格兰以国王的名义行事。理查德还撮合威廉·马歇尔与富有的彭布罗克女继承人成婚，使他顿时成为英格兰贵族中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人们还注意到，新国王很信赖那些站在父王身边反对自己的人，有时甚至不惜损害那些当初追随自己反叛的伙伴们的利益。

尽管颇多英雄式的优缺点夹杂在性格中，但理查德仍然被认为是最令人瞩目的中世纪人物之一。一直以来，他都被描绘成骑士时代的产物和化身。在那个时代，狮子是人们在家族徽章中最喜欢使用的标识，不止一个国王试图把自己和狮子的名望联系起来。当时的人们称理查德为“狮心王”，就是为了向这位“兽中之王”表达永恒的褒赞。不过，英格兰民众非但没有在这位勇气过人的“狮心王”统治下得到一丝好处，而且还为他的冒险付出了沉重代价。理查德在位的十年中，只到过英格兰两次，住了短短几个月时间。尽管如此，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数百年来都是英格兰战士的典范，一直激励着英格兰人的心。在战争谋划以及所有与勇气相关的行为中，理查德的光彩都夺人视线。他个子高大，身材匀称，心志坚忍，肌肉结实，两条手臂尤其灵活。他喜欢亲自参加战斗，并且毫无恶意地认为，他的对手就是为自己增添声望的必要“催化剂”。他喜欢战争，但不是为了追求荣耀或政治目的而战，而是像其他人喜欢科学或诗歌那样，纯粹是为了战斗的刺激和获胜后的激动人心而战。这一爱好决定了他的性格。对战争的热爱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交织在一起，将他身体与内心中所有的力量激发出来。

崇尚血腥和暴力的理查德性如烈火，但并不残忍成性，也不擅搞阴谋诡计，很容易得罪人，也很容易原谅人。尽管慷慨大方、出手豪放，但在作战时却谨慎计划、巧妙行事。在政治方面他几乎是个孩子，既不敏感又缺乏经验，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结交政治盟友，所制订的政治计划既没有统一必也缺乏明确的目的。这样一来，他通过军事天才争取来的优势便由于外交上的无能而丧失殆尽。在东进途中，他率军占领西西里的墨西拿，但随后却轻信别人的劝说，与外表光鲜却不讲信义的盟友菲力·奥古斯都分享了胜利果实。如果他能更精明地利用这些胜利果实，也许就会挫败法兰西国王处心积虑的谋划了。后来他还夺取了富庶而易守的塞浦路斯，但同样又轻易地把它放弃了。他的一生就像一场盛大的游行，结束时只剩下一片空荡的旷野。

“狮心王”始终心系新的十字军东征，这个使命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制的，与他的本性息息相关。对他来说，将圣地从异教徒的玷污中解救出来、以国王的身份率领骑士的队伍冲锋陷阵以完成得到上帝赞同的人类光荣事业，是一件令人心满意足而又无比激动的事情。英格兰人本来满心希望新国王能给予他们更多关怀，给他们带来和平与秩序，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富足，让正义遍布整个国家。但他们同时也知道，十字军东征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事业。教会的说教告诉他们，东征会以无形的方式为他们带来祝福。理查德的加冕仪式独具特点，充分展示了不列颠岛君主继位的最古老的形式和传统，其精髓至今在王室的加冕仪式中仍有保留。为了圣墓，理查德国王实际上变卖了自己的王国，以筹集在遥远的巴勒斯坦发动战争的费用。他把国内的官职一卖再卖。他急需新的、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税收制度，于是开始征收免服兵役税，即将兵役折合成一定数额的钱，以便不愿服兵役者交钱免役；后来又恢复了犁头税，即以百亩为单位征收的土地税。他铁了心要进行圣战。

1190年夏，理查德国王将王国事务委托给伊利主教威廉·朗香和达勒姆主教休·普塞特两位政法官，同时请家族中最值得信任的成员、他的母亲、老太后埃利诺监政，自己则率军出征。此前，理查德已将自己的妹妹艾丽丝许配给法兰西国王菲力。不过这位王妹除了漂亮，其他口碑不是很好。菲力声称，理查德曾试图诱奸她，两位国王之间因此有了嫌隙。不管事实如何，当理查德穿越法国并乘船前往西西里并准备在那里过冬时，他的母亲将纳瓦拉国王的女儿贝林格丽亚送到他身边。理查德对这位公主相识已久而且非常爱慕，当即决定娶她。“狮心王”为了爱而不是政治结婚合情合理。与此同时，艾丽丝拒绝嫁给菲力，使得英法两国国王未能结成对十字军东征至关重要的同盟。事后，菲力虽然得到一万马克的赔偿，但却视之为侮辱而耿耿于怀，两个国家的争吵因此更无法轻易停止下来。在西西里过冬时，嫉妒与口角始终伴随着两支本应该是盟友的队伍。

与此同时，红胡子腓特烈已于1189年5月率领德意志大军从雷根斯堡出发，经匈牙利赶往君士坦丁堡，来到拜占庭帝国边境时遇到了困难。君士坦丁的后辈们依然统治着大片土地，从欧洲的巴尔干一直延伸到小亚细亚。当时的皇帝艾萨克二世已与萨拉丁结盟，德意志大军当然不能轻易过境。最终，十字军声称要对付的是希腊分裂主义者，艾萨克二世这才于1190年3月底允许他们自由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亚洲海岸。不幸的是，红胡子腓特烈一世，这位四十年前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老兵，好不容易穿过小亚细亚到达西里西亚后，却在那里被卡利卡努河淹死了。有人说，他的溺水是战马在浅滩处马失前蹄所致，也有人说可能是饭后洗澡不小心掉入河中。红胡子死后，他的一部分军队当即返回，但途中很多人因瘟疫在安条克死去。号称“德意志之花”的浩荡大军只有不到一千人在腓特烈之子率领下继续前行，最终到达设在阿克城下的十字军营地。但不管怎样，德国人是守约的。反观英法军队，直到1191年春天才离开西西里。法王菲力乘船直驶阿克，英王理查德则在塞浦路斯短暂停留，与当地的希腊人统治者发生争执，以他们侮辱了他的未婚妻为由占领了该岛，并在那里和贝林格丽亚举行了婚礼。等他率领大军到达阿克营地时，时间已经是1191年6月18日了。

骑士的光彩令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增色不少。此时，欧洲主要诸侯已齐聚指日可破的萨拉丁堡垒城下，相互争勇斗狠，钩心斗角，即便肩头神圣的事业也不能阻止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理查德国王是当时的主角，总是能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击败最强大的仇敌。不过他一直坚持与萨拉丁谈判，而且几乎与后者达成了协议。为挽救自己的城垒，萨拉丁同意释放基督教俘虏、支付一大笔赔偿并交出在耶路撒冷抢得的十字架。据说这正是十二个世纪前耶稣受难时用的十字架，但因年代太过久远已经真假难辨了。然而，谈判最终破裂，盛怒的理查德冷血地屠杀了作为和平保证的2000名土耳其人质。他到达阿克后不到五星期，便攻占了这座被围困长达两年之久的城池。

攻占阿克后，理查德国王的武力和将才成为所有国家谈论的焦点，但战争仍因盟友之间的争吵而处于瘫痪状态。流亡的耶路撒冷国王盖伊开始与蒙法拉的康拉德争夺王位，理查德与菲力各自支持一方。虽然后来双方各让了一步，但法王旋即班师回国，一边实施他在佛兰德斯的计划，一边与约翰王子密谋反对他远离国土的哥哥理查德。与菲力一起离去的还有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原因是受到了理查德的侮辱。在这种局面下，十字军仍然在理查德的正确指挥下取得阿尔苏夫大捷，杀死成千上万异教徒。尽管如此，他们最终也只能打到离圣城很远的一座高地上，遥望兴叹。理查德国王用面纱遮住双眼，不忍眺望无法进入的圣城。下得高地，他已决定撤回海岸。第二年，即1192年，理查德夺取雅法。在那里，十字军战士们再一次得到了剑指耶路撒冷的机会，但他们再一次败退下来。

就在战局不利之时，英格兰传来的惊人消息让理查德国王心里生起了回国的紧迫感。于是他重续与萨拉丁的谈判，甚至提出把妹妹乔安娜嫁给萨拉丁的兄弟作为永久和平的保证。撒拉逊人的顽强战斗赢得了敌军的尊重，三年和平（或称停火）最终得以实现。根据协议，双方对海边的城镇进行了划分，圣墓也作为朝圣地对小群的十字军开放。终于，十字军战士们的双脚踏上了目的地，但身份却不再是战士，而是游客。盖伊与康拉德之间的耶路撒冷王位之争也因后者遭到“山中老人”领导的穆斯林刺杀而平息。可惜的是，康拉德死时，他提出的要求恰巧得到了理查德的承认。不过盖伊也未能当上耶路撒冷之王，他对恢复自己的世袭权利已经失望了，只好从英王手里买下塞浦路斯并定居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小小的王朝。在骑士团的帮助下，这个小王朝居然在与土耳其人的战斗中维系了近四百年之久。

1193年初，理查德国王终于启程回国。由于船只中途在亚得里亚海失事，他不得不伪装身份试图从德意志蒙混过境。但他的敌人，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已追踪而至。于是，理查德国王被俘虏关进了一座城堡。公爵是无法留住这样一件价值连城的“战利品”的，罗马帝国皇帝亲自向他索要这位出名的俘虏。好几个月过去了，理查德的关押地点仍是帝国的秘密。根据一个奇妙的传说，最终找到国王的是忠实的吟游诗人布朗德尔。他弹着国王最喜欢的和弦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堡，最终从一座城堡中听到了理查德用自己的竖琴弹奏的回音。

伊利主教威廉·朗香身兼数职：教皇使节，国务大臣，政法官，但他一直提醒自己忠诚而热情地履行着理查德1189年交给他的管理英格兰的重任。作为国王的忠仆，他看出王国的主要危险在于约翰王子过于强大的势力。理查德国王的放纵让自己的这位兄弟建立了一座国中之国，拥有德比郡、诺丁汉郡、萨默塞特郡、多塞特郡、德文郡、康沃尔郡以及威尔士南部辽阔的格洛斯特伯爵领地，并且在名义上领有兰开斯特、沃林福德、艾伊和佩维里尔。他每年从这些土地上获得的收益从不上报财政部，这些地方的郡守也只听命于约翰，法律事务则由约翰派出的臣属负责处理，令状也由他的大法官法庭以他的名义签署，国王的官员和法官不敢进入约翰辖下的领地。朗香主教决定向这种双重统治的体制动刀。但是他仿效国王的显赫排场、带着大群随从巡视各地的做法早已在贵族圈子里引起嫉妒和愤恨，自我卖弄和高傲态度更为他设置了层层障碍。他本出身卑贱，又是外国血统，而且得罪了政务会的其他成员，把他们推向约翰一方。约翰当然知道怎么把这些因素为自己所用。

1191年夏天，朗香率军镇压约翰的拥护者在中英格兰北部发动的叛乱，双方发生了公开冲突。这是一场严重的危机，不过幸运的是，远在地中海东海岸的理查德国王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及时把鲁昂大主教瓦尔特·德库坦斯派回国内。以这位大主教为核心形成了第三股势力，他们忠于国王，但对朗香不买账，更不愿意支持约翰。10月时，朗香逃离英格兰，德库斯坦大主教接替了他的位置。这一年秋天，法王菲力·奥古斯都从十字军东征中回国，看到新机会的约翰再次勃发出野心。菲力国王认为，理查德远离自己的王国对粉碎安吉文王朝的势力、将英格兰人赶出法兰西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还看出了约翰的合作意愿，双方于是一拍即合。菲力·奥古斯都将率兵进攻诺曼底，约翰则同时在英格兰起兵反叛。

1193年初本已危机四伏，理查德国王被俘并关押在“德国某地”的消息传回英国后更是雪上加霜，国王忠实的臣民们大都为此惊愕不已。约翰则借机宣布理查德已死，同时拥兵要求继承王位。他没有意识到，尽管理查德长期远离王位，但封建时代的忠诚感足以保证他的王国不受强大而狡猾的势力觊觎。许多在历史上默默无闻但却坚定而有独立见解的人倾倒于理查德的英雄气质和神圣使命，因而对他忠心耿耿；教会从未退缩过，鲁昂大主教瓦尔特·德库坦斯立场坚定；年逾古稀却精力充沛的老太后埃莉诺也鲜明地站在自己的长子一边。这些人控制着政务会，政务会则控制着国家。英格兰人在海岸线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反击法国人迫在眉睫的入侵。约翰的力量就这样被瓦解了。4月时有确切的消息称理查德还活着，于是紧张的局势得到了缓解。约翰藏首匿踪，最后悄悄溜到法国去了。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要求英格兰为理查德支付十五万马克的巨额赎金，这相当于英国王室两年的收入；要想让国王得到自由，伦敦的第一笔赎金必须准备好十万马克。理查德和英格兰政务会同意了这个条件。与此同时，法王菲力和王子约翰也在积极活动。他们向罗马帝国的皇帝提出支付八万马克，以换取英格兰国王被关押至1194年米迦勒节；或皇帝每多关押理查德一个月，就可以得到一万五百马克；又或支付十五万马克，让皇帝把理查德交到他们手里。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觉得既然已经与理查德商定了赎金金额，就该向对方保证敲诈应有的信用。菲力国王知道皇帝不愿接受自己的条件后，立即给约翰送去了一张臭名昭著的纸条：“小心——魔鬼就要放出来了！”

剩下的问题就是筹集赎金。尽管整个英格兰都为这笔巨款心颤，但在封建义务中，没有什么比赎出被囚禁的君主更神圣的了，尤其是这位君主还参加过神圣的十字军东征。政法官、大主教和埃莉诺太后都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令人痛苦的工作，教会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了把在圣战中身陷身陷囹圄的基督教友赎出来，即使拿出大教堂里最神圣的物品也是说得过去的。英格兰各地又开始征收新的“兵役免除税”；所有世俗人士都必须贡献自己四分之一的动产。教会也承担了同样的负担，教士们拿出了自己的金银餐具和财宝，三个修道院心甘情愿地献出了全年生产的羊毛。约翰王子装模作样地在自己的属地里征收税款。他的官员们向所有人讲述支付税款的神圣责任，结果约翰却把忠诚和信任换回来的收益纳入了自己囊中。筹集赎金的活动总共进行了三次，英格兰和诺曼底已被各种税务盘剥到极限，但所需要的15万马克仍无法凑齐。罗马帝国的皇帝看到实在榨不出更多油水，只得同意释放理查德。

1193年底，英格兰支付了商定好的第一批赎金，“狮心王”理查德最终于1194年2月初摆脱了束缚。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他当时肯定小心谨慎地穿过欧洲大陆，避开他在法国的属地，于3月16日再次现身伦敦。尽管伦敦市民们已经一贫如洗，但仍然为理查德的盛名而骄傲，看到他的回归仍然欣喜若狂。此时，约翰再次公开反叛，在法国支持下招募军队、夺取城堡。新任政法官和新组建的政务会早已想出对付这位叛乱王子的办法，理查德也用自己强壮的右臂和无比的威望帮助镇压了这次叛乱。约翰只得再次逃往法国。理查德国王在伦敦再次登基，加冕仪式组织得甚至比先前更精心。鉴于已经与菲力·奥古斯都国王处于一目了然的战争状态，理查德国王首要的，也是唯一和最终的治国手段就是筹集资金、招募骑士。待这一切走上轨道后，他渡过海峡前往法国，保卫自己在那里的领地。自这之后，他的双脚再也未能踏上英格兰的土地。但不列颠岛上的民众对他并没有怨恨，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和应该的。

这位强大的武士只需在法国露面就足以安定自己领地的边疆了，菲力国王及其军队立即转入凄惨的防御状态。约翰向他的国王哥哥恳求宽恕。他曾那么卑鄙地对待自己的哥哥，但哥哥却没有让他的恳求落空。尽管很清楚如果约翰当初的诡计得逞，自己可能至今仍被关押在德意志的城堡里忍受屈辱，甚至可能一命归西；很清楚约翰隐藏在心里的背信弃义和怨恨，“狮心王”理查德还是决定原谅自己的兄弟，并用兄长之爱拥抱他，把部分领地还给了他。当然，出于明显的谨慎之心，国王扣留了兄弟的几处城堡。尽管基督教社会中的教俗两界并不认为理查德的举动是明智的，但无不为他的高尚行为而赞叹。

理查德把剩下的五年统治时间都用于保卫他在法国的领地，并为此向英格兰筹集资金。英格兰再一次被置于代理人统治之下，这一次是休伯特·沃尔特。此人曾在亨利二世宫中受过传统教育，是雷纳夫·格兰维尔
[18] 的左右手。他是一位职业管理者，受过良好教育且经验丰富，不是那些业余的封建官僚可比的。当时，休伯特·沃尔特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也是理查德的政治官，后来又成为约翰国王的国务大臣，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牢牢地把持着首席大臣的位置。沃尔特曾尽心辅佐理查德国王参加十字军东征，在筹集赎金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相当突出的作用。他以过人的决心、渊博的学识和巧妙的手段发展了亨利二世创立的强力中央集权制度，被公认为中世纪最伟大的管理人才之一。当时，国王的权威已经通达英格兰北部地区，一些调查委员会建立起来，专门处理一些迟迟未能完成的司法和财政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委员会在当地陪审团协助下，对国王的权利以及司法管理工作进行深入调查。一种维护社会平稳的新机制出现了，成为后来治安法官制度的前身；法医也在这个时期首次出现。由于财政部长、鲁昂大主教瓦尔特·德库坦斯尝试改革税收制度和现行的军事制度，英格兰开始重新丈量土地并统一度量衡，同时严厉打击或制止织匠和商贩的欺诈行为。伦敦和其他主要城市得到了包括宝贵的地方自治权在内的新特许权，行政机器开始在英格兰大地上轻松而无声地运转起来，即使有人对税收心怀不满也不敢大声说出来。有个被称为“大胡子威廉”的煽动者激动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样的做法在现代政治家中很常见，但在当时却把他送上了绞刑架。

虽然理查德经常远离英格兰王宫，而且他的性格和所追求的事业不仅会令臣民失望，而且会耗尽他们的财富，但他的王国遭受的苦难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英格兰政府的统治强势而不掺杂私情，所秉承的原则拥有牢固的基础。亨利二世创立的统治制度，即我们所称的“行政管理”，经受住了考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丝毫未受王室的干扰，对社会大众来说这无疑是件好事。这意味着受到所有人拥戴的国王不再是法律和秩序的唯一保证，英格兰民族有了可以依赖的新保障。

在法国，理查德与菲力的战争进行得很奇怪。他们之间一直没有停止谈判，每年都会达成一次停火，每年又都会在天气和条件许可的条件下重新开战。在研究了诺曼底的防御态势后，理查德发现塞纳河在昂德里斯附近的转弯处有一座高耸的峭壁，扼守着通往鲁昂的咽喉要道。于是，英格兰国王不顾停战协议该处不设防的规定，也没有理当地主教的抗议，于1196年开始在峭壁上构筑堡垒。这是一座理查德国王能够想象并设计出来的最完美的城堡，被他视为“漂亮的城堡”和“我可爱的孩子”。这座号称“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拥有厚重的三重石头城墙，内含外围工事、桥梁和护城河，至今仍怒视着昂德里斯城中的屋顶。法王菲力愤怒地说：“即使它的墙是铁筑成的，我也要占领它！”理查德回应道：“即使它的墙是黄油修筑起来的，我也能守住！”这次，好运向菲力关上了门。

1197年，停停打打已成习惯的局面被一场严重事件打破。双方打了一场大仗，结果法王大败，理查德沿着吉索尔城的街道对溃逃的菲力及其士兵穷追猛打。此时，距英法两国国王联手进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才过去了仅仅十年时间。

1199年，正当理查德国王愁闷怎么才能为无休无止的战争筹到更多的款项时，一个好消息传到他耳朵里。据说在查卢茨城堡附近挖出了一件精美的宝物。那是一件皇帝、皇妃、皇子和公主的金像，围坐在同样是金子做成的桌子旁。查卢茨城堡建在理查德一名臣属的领地内，所以国王以最高领主的身份索要这件宝物，但对方拒绝了国王的要求。理查德于是率兵围困了那座弱小的城堡。在围困的第三天，他骑马靠近城墙，自认好运将一直相伴，结果却被弩箭射中。这支从十字弓射出的箭正中国王的左肩颈处。为挖出箭头，本已很深的伤口被弄得更严重了，而且还染上了坏疽。“狮心王”知道终将走向一名战士的宿命，遂镇静而坚强地等待死神的降临，并开始安排后事，将个人财产分给朋友或赠送给慈善机构。他派人把等在附近的母亲、令人敬畏的埃莉诺请来，宣布约翰将继承自己的王位，并要所有在场的人向他宣誓效忠。随后，他命人把射出那致命一箭的弩箭手从监狱中带到自己面前，赦免了他并赏了他一些钱。由于担心被教会逼迫与菲力和解，理查德已经七年没有做忏悔了，但现在却接受了教会的帮助，其态度之真诚催人泪下。1199年4月6日，42岁的理查德国王死去了。所有人都认为，他可以和亚瑟王、罗兰以及其他军事传奇的英雄人物并肩坐在“永恒的圆桌”前。我们相信，造物主是不会忘记摆上这张圆桌的。

那名弓箭手最终被活剥了皮。

第十五章　大宪章

约翰王子的性格早已人尽皆知。他现在继承了英格兰的王位，同时还是诺曼底、安茹、都兰和曼恩的领主，他可以继承埃诺莉太后的阿基坦，对布列塔尼也是觊觎已久。人们把理查德的个性比做雄狮，但却很难在自然界中找出一种合适的动物来形容约翰的矛盾性格。他集冷酷武士的残忍与马基雅维里主义者的阴险狡黠于一体。虽然他时常暴躁如雷，“眼冒怒火，脸色发青，”但却从未因此丧失条理，总是能以非人的冷静策划一系列野蛮行为。僧侣们修史时曾以浓墨重彩记录他的暴力、贪婪、怨恨、背叛和淫欲，但也有史书称他明智而能干，有时甚至慷慨大度。他有一个善于独创和探究的大脑，一生都视书籍为珍宝。在他身上，金雀花家族不知疲倦的活力达到了不安分的极致。一位法国作家曾经以令人忧郁的疯狂症解释约翰的道德扭曲行为，但对他的行为进行研究后就会发现，这位英格兰国王一向精明睿智、隐忍而手段高超，心志轻易不会动摇。这些特性足以保证他在有生之年稳稳地坐在王位上。他也曾面临许多困难，但最终大多都被克服，这也值得冷静认真地加以研究。我们研究得越多就越会发现，对英格兰民族和英语世界来说，约翰的恶习要比那些仁义之君的操劳贡献更大，因为通过各种反约翰势力的大联合，我们建立起了最著名的权利与自由的里程碑。

虽然理查德宣布约翰继任英格兰国王，但在继承权问题上仍有两种看法。约翰的哥哥杰弗里身后留下了一个儿子，即布列塔尼王子亚瑟。当时可能已经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亨利二世之后的长系血脉在王位继承方面比约翰更有优先权，此即为现在的长子继承权。威廉·马歇尔向坎特伯雷大主教提起了这个问题，但二人最终还是决定继承权归约翰。埃莉诺太后也支持儿子，不同意孙子继承王位。而且，她从来没喜欢过这个孙子的母亲。于是，约翰毫无争议地被英格兰接受为王。然而在法国的那些省份，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占了上风。布列塔尼当然坚定地支持亚瑟。法国国王和所有的亲法势力则认为，英格兰和王位纷争以及争取幼王登基对他们是最有利的。那些曾支持理查德反对父亲亨利二世，紧接着又扶持约翰反对理查德的人发现，他们现在应该顺理成章地支持亚瑟反对约翰。此外，约翰在重要的国事场合举止无礼，令教会觉得受到了冒犯。其实他的轻浮从继承王位那天就表现出来。在鲁昂，当象征诺曼底爵位的标枪递到他手里时，他竟然回身与随行的朝臣开了个玩笑，结果导致标枪掉在地上。

随着约翰的继位，法国北部各省之间以及与法兰西王国之间出了明显的趋同感；同时，海峡另一侧的英格兰贵族越来越倾向于褊狭的、民族主义的观念。随着盎格鲁－诺曼底各大家族的分支不停地瓜分英格兰和诺曼底的爵位与封地，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的联系也渐渐减弱了。更主要的是，十二世纪末法国王朝和王室权力的不断膨胀就像一块有力的磁石，把欧洲人的忠诚都吸引到巴黎来。约翰国王发现，如果要保护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领地，就不得不付出比前几代国王更多的代价，要想为此在英格兰征税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传言称，大主教在加冕仪式上布道时曾称，英格兰国王实际上是推举出来而不是世袭的。纵观自征服者威廉之后各代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香火延续，以这样的原则选出来的国王不在少数，其中就包括阿尔弗雷德大帝。大主教这样说无疑得到了约翰的全力支持。无论怎样，国王可以在王室成员中挑选的说法大大削弱了支持亚瑟继位的地区的气势。

约翰从一开始就害怕亚瑟。理查德的死讯传来时，他正在布列塔尼的亚瑟王宫。那个富丽堂皇的地方瞬间就变成了极度危险的所在，约翰不得不仓皇出逃。亚瑟得到了勒芒的热情支持，同时又因安茹、曼恩和都兰三地与法王菲力交好。而约翰的势力只局限在阿基坦和诺曼底。于是，双方的战争与和谈就像先王统治时期那样断断续续，只是英格兰的新国王缺乏“狮心王”那样的威望。由于约翰在法兰西拥有一些土地，于是法王菲力于1202年以领主的名义向他发出传唤，要求他来到法国王廷前回应普瓦提埃贵族的指控。约翰答复称，自己不会接受这样的传票，并称英格兰国王不能接受这样的审问。菲力回应他，向他发出传唤是因为他拥有普瓦提埃伯爵头衔，法国国王决不会因为自己的属臣另有高就便放松对他的管理权。双方用尽各种法律手段后，约翰仍没有得到安全返回的承诺，因此拒绝出庭，于是被判剥夺在法国拥有的领地，理由是“不能履行领主赋予的职位”。这样，菲力就打着被当时的法学家认同的旗号，于1202年夏入侵诺曼底，一路攻城略地基本上没有遇到抵抗。随后，菲力授予亚瑟骑士称号，把除诺曼底和基恩之外所有从约翰手中夺取的封地都赐给他，并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亚瑟时年16岁。

对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们来说，他们在法国拥有的省份与英格兰同等重要。很明显，再有涵养的人也会被法王和亚瑟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激怒，约翰当然也不例外。他压抑已久的情绪猛然释放出来，迸发出敌人们从未料到的力量。

听说祖母埃莉诺只带着很少的卫兵住在普瓦提埃的米尔波城堡后，亚瑟就带兵包围了那里，猛攻那里的外围工事，准备把身贵位重且心怀敌意的老太后扣为人质。紧要关头，埃莉诺设法将口信传递给正在勒芒的约翰。她的儿子率大军在四十八小时内奔袭八十英里，于黎明时分打了亚瑟和围困城堡的军队一个措手不及，并像他宣称的那样，“在上帝保佑下”好运爆棚，一举擒获亚瑟及其所有的支持者，其中包括休·卢西格南、一些叛乱的贵族以及两百多位骑士，埃莉诺老太后得以摆脱险境。

被俘后的亚瑟先是关在法莱斯，后又转移到鲁昂，没人会怀疑他的生命正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即使那些仍然忠诚于约翰的布列塔尼贵族也在要求释放亚瑟王子。要求被拒绝后，贵族们遂发动了叛乱。约翰认为，只要亚瑟活着，自己就不会有安稳之日。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法王曾利用亚瑟为棋子在约翰的法兰西各省挑拨离间。如果放在比约翰更有头脑的人身上，也许会考虑杀死亚瑟会引起一场浩劫的可能性。但对约翰来说，亚瑟毕竟是一名俘虏，而且是在围困自己祖母时被擒获的，那位在国务问题上哪怕受到一点点挑衅都会暴起杀人的国王是不会在乎杀死他的，更何况他还犯下了如此大逆不道的罪行。事实上，没人知道亚瑟的下场究竟如何。发生在鲁昂的这场悲剧一直笼罩着一层看不透的面纱。负责守卫鲁昂要塞的军官休伯特·德·伯格（此人详情留待后谈）透露说，根据国王的命令，他已经于1203年复活节把亚瑟交到国王派来的官员手里。后者准备对他实施阉割时，他竟被吓死了。这个说法当然无法安抚布列塔尼及其他地方人们的不满情绪。休伯特于是又宣称，亚瑟仍然活着，约翰也称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命令没有被执行。不管他们说的是真是假，反正后来谁也没见过亚瑟。约翰命人杀害了他，这个说法不管当时还是后来都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临死前他的身体是否遭到残害，或他的眼睛是否被弄瞎。

在那个时代，上至豪门贵族下至平头百姓都常常会因个人恩怨或国家政策被随意处死。但作为国王竟然处死了一个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这让全世界更加深了对约翰已有的坏印象。更糟糕的是，这场令人憎恨的罪行不仅没能阻止，反而加速了诺曼底的易手。

亚瑟的消失并没能给约翰带来意想中的好处。对法王菲力·奥古斯都来说，亚瑟只是一件工具，工具的消失不会影响其预定目标。先王理查德曾唤起并利用过民众的忠诚让法王的主意落空，但显然新国王约翰无法做到这一点。很快，叛乱就在布列塔尼和安吉文帝国的中部省份发生，菲力国王刻意交好这几个省份，并于1203年复活节沿卢瓦尔河而顺流而下来到索米尔。此前，约翰在欧洲大陆上的南北领地之间已经被深深地钉入子一根楔子。包围诺曼底这座安吉文王朝的堡垒后，菲力国王准备一举攻而占之。意识到危险的约翰倾尽财力加强防务，从军事角度来说事情还未发展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到1203年底，约翰却在发动了一系列残酷而收效甚微的出击后主动地撤出诺曼底，当菲力国王在诺曼底中部攻下一座座堡垒要塞后，约翰的神经崩溃了。如果约翰选择不撤离，而是再从英格兰征调一些给养，也许就会永久性地保住这块公爵领地。当时的诺曼底人很愿意找些理由投降，于是英格兰人对他们的漠不关心就成了个合适的借口。1204年3月，理查德国王“可爱的孩子”、令人生畏的白色坚固城堡陷落，通往鲁昂的大门被打开了。三个月后，都城被攻占的诺曼底最终落入法国人手里。

即使最鼎盛时期，安吉文王朝也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而且法国人还占据着天时地利的优势，因此英格兰完全不必为诺曼底的丢失而流泪。事实上，这块领地的丢失对英国人来说还是一件幸事。因为不列颠岛自此摆脱了一个危险而沉重的负担和纠葛，而且英格兰的外族统治阶层自此再没有来自英格兰之外的利益牵挂，可以心无旁骛地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岛内事务上。然而，约翰时代的人并没有想通这些。他们的眼里只看到了令人羞耻的灾难性溃败，早已不被民众信任且与贵族不和的国王因此饱受指责。

亨利二世在重建秩序和建立有效的中央行政系统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他的后人留下了新的难题。他建立的强势机构需要后人慎之又慎地加以管理；他重建的秩序是以削弱特权为代价；他采取的财政措施虽然很有创新，但却过分激烈。总之，他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都侵犯了封建社会的习俗。不过，亨利二世的这些举措确实为人们所接受，原因之一是他手段高明，另一个原因是社会在无政府状态之后的自然反应。理查德一世虽然也放任行政官对英格兰进行治理，其严格的管理和独出心裁的财政措施让很多人愤恨不已，但最终的报复之火只落到行政官头上，与国王无关。因为他们的国王被十字军战士的圣光所笼罩，而且很幸运地常年远离王位。到了约翰这一代，是应该做好直面冲击的准备了。

像威廉·卢弗斯一样，约翰并没有对父亲留下来的制度善加利用。尽管理查德统治时期所征收的免除兵役税尚有许多未收上来的欠款，但与法王菲力·奥古斯都开战需要更多的钱。而此时，约翰手下的贵族之间出现了分歧。与那些诺曼底封臣不同，英格兰贵族中很少有家族在海峡两岸都拥有领地，因此他们很不愿意出国作战，理查德国王在位时就碰到不少这种情况。这样一来，在交纳更多免除兵役税和海外作战问题上的争议，就直接导致了贵族们的躁动不安。与此同时，约翰经常滥用自己的封建特权，也招致了贵族们的激烈反抗。随着英格兰社会的不断发展，阶级利益已经得到了清晰的界定。许多贵族不再把事君尽礼看作臣属应尽的义务，而是当成向国王和国家施加影响的机会。教会自成一体的感觉逐渐在教士们中间增加着，这种整体感同样也出现在自治市身上。约翰的新中央政府需要所有这些阶层的支持，但他却宁愿施展王权中更冷血的一面。

危机在1205年时到来了。诺曼底丢失后，约翰赖以在欧洲大陆维持地位的母后埃莉诺也去世了。紧接着死去的是掌控国家治理机器长达十年之久的休伯特·沃尔特。他的谏言曾倍受约翰重视，他也曾受命治理国家。但现在却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人了。核心人物的连续辞世也让另一个棘手问题抬头，即谁有权选择坎特伯雷大主教。

此时，在罗马教皇宝座上坐着的是英诺森三世。他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教皇之一，颇具政治才能和外交手段，雄心勃勃地想把教会在世俗世界的权力推向最高点。约翰与坎特伯雷的教士们在大主教人选问题上的争执让英诺森看到了久久等候的机会。他准备藉此在英格兰行使教皇的权威。1206年12月，英诺森否决了国王和坎特伯雷教士提出的大主教人选，转而在罗马庄严隆重地推出斯蒂芬·兰顿。约翰国王本以为自己对罗马教廷拥有足够的影响力，足以保证自己提出的候选人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因而轻率地提前承认了教皇决定的有效性。当他得知英诺森居然狡猾地推出了第三人选并扶其上位后，心中燃起的熊熊怒火不难想象，但此时已覆水难收。斯蒂芬·兰顿是一位品格高尚的英格兰红衣主教，还是一位毕业于巴黎学校的著名博士。盛怒之下，约翰国王没有衡量对手的力量就向教会发动了不流血的战争。英诺森三世和斯蒂芬·兰顿都未在威逼恫吓下屈服。在那个崇尚信仰的年代，二人掌握着比世俗社会的君主更有威力的武器。当约翰开始迫害教士并抢夺教会土地时，教皇便停止英格兰一切宗教活动以示报复。整整六年时间，教堂里的钟一直保持着沉默，教堂的大门也对虔诚的信徒们紧闭。死去的人无法葬在神圣的墓地里，也无法举行最后的弥撒。不少约翰的子民认为，光凭这点，他们以及他们的亲属死后都会被打入地狱。

约翰铁了心不理会教廷的禁教令，同时变本加厉地抢夺教会财产。终于，教皇于1209年使出了“革除教籍”的最后一招。此后，约翰国王的臣属们不再承担宗教义务，他的敌人得到了教会的祝福，并被尊崇为“十字军战士”，但满不在乎的约翰仍一意孤行。禁教令和革除教籍非但没有让国王的灵魂产生任何恐惧，反倒让他以更加暴力的手段对付教会，以至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他已经精神失常了。王室的国家治理机构此时前所未有地高效，几乎毫无阻碍地处理着一切财政和司法问题，维护着社会的正常秩序。对约翰来说，禁教令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一个长久以来谋求的机会。外逃教士们的财产被国王以罚没的名义侵占，越来越多主教区和修道院人去屋空，国王派去的看守人趁机谋取了它们的收入。财政部的钱袋因这些“战利品”而膨胀起来。如果没有与教会发生争吵，也没有受到世俗社会政治斗争的压力，约翰国王的王权稳固程度或许能与亨利八世时代并驾齐驱。

约翰国王自失去诺曼底后就开始实施一系列宏伟计划，准备在欧洲大陆上争取同盟，杀菲力国王一个回马枪，德意志国王奥托四世、图卢兹伯爵和佛兰德斯伯爵都站在了他一边。但他与教会的交恶却无形中推动法兰西国王和教皇结成了更强大的联盟。到1213年，约翰不得不垂头丧气地在屈服和法国入侵中左右抉择。他知道，法国一旦入侵英格兰，将在军事和精神上得到英诺森三世的全力支持。鉴于国内形势仍不安稳，约翰被迫在这种威胁面前选择了屈服，英诺森很高兴地看到己方取得了胜利。

不过，约翰也不是全然无计可施。他灵机一动，想出了堪称政治杰作的一招，企图反败为胜。如果不能成功，他就不得不彻底俯首听命；如果俯首听命，他将肯定后悔；如果后悔，对他来说必将抱恨终生。所以，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打破仇敌们的包围圈。他要做的，就是向英诺森三世教皇展示世俗权力的诱惑。他知道，教皇陛下对这种诱惑是无法抵挡的。他提出让英格兰成为教皇的领地，并尊教皇为自己的封建领主。英诺森视约翰提出的条件为增加自己世俗尊严的象征，于是宽恕了悔过的英格兰国王，并将他和他的英格兰王国置于自己的特殊护佑之下。教皇从约翰手里接过英格兰王权，随后又以领主授予臣属的方式交还给他，并赐给他祝福。

约翰凭借此举扭转了不利局面，一跃成了教廷的宠儿。法王菲力·奥古斯都花费了巨大代价招募军队，正准备以十字军的名义入侵英格兰，但教廷的突然转变让他感到自己被宗教盟友出卖了。他很愤怒，不想就这么放弃觊觎已久而且唾手可得的猎物。贵族们也在这个转变中一无所获，因而满腹积怨，怒气冲冲。甚至连英格兰教会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英格兰主教团认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服从于罗马教廷的领导，但这种服从带来的收益远逊于他们付出的虔诚和所需的利益，而且也与他们受到过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服从于至高无上的教皇本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但这种服从也许会被过度解读。教皇选中的斯蒂芬·兰顿既是虔诚的教士，也是正直的英格兰人。他预见到，罗马方面会对给予英格兰教会的保护权加以随心所欲的利用，意大利候选人将占据英格兰教会中的所有圣职。于是，兰顿立即成为教皇的反对派。曾几何时，约翰国王在多佛谋划这一切时仍战战兢兢。现在计划已成功，敌人们已陷入混乱，他到了可以放声大笑的时候了。

约翰和英诺森在新联盟下共进退，心怀不满的贵族也在斯蒂芬·兰顿领导下聚集在一起。与法王的战争仍在继续，约翰国王不断筹集钱粮、招募兵马，英格兰贵族们为此愤愤不已。1214年，约翰率领的一支英格兰远征军在普瓦提埃吃了败仗。与此同时，他的侄子、萨克森的奥托与索尔兹伯里伯爵统帅的军队在法国北部的布纹被法王击败。被约翰寄予极大希望的欧陆联盟在一日之间被这场战役摧毁，他在英格兰国内的敌人又看到了机会。他们制定了计划，试图限制被击败的专制国王的权力，并公开发出威胁，如果条件不被接受，他们将起兵反叛。假如任由他们折腾，他们所追求的事业可能最终会因相互之间的怨恨、敌对以及自私的要求自然瓦解。但急于实现公正和平的大主教兰顿此时站出来，对他们施加了适度的影响。兰顿的话很管用，就连身为教皇臣属的约翰也不敢公开无视。

约翰手上还有最后一招。他在教皇怂恿下请求教廷将他的敌人驱逐出教，随后宣誓对他们进行宗教讨伐。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于是，1213年的斗争局面完全颠倒过来。那些本以十字军自居准备讨伐被革除出教的国王的贵族们，现在反倒被赶出了教会。但教皇的雷霆手段经此挪用后也丧失了些许威慑力，致使贵族们看到国王在海外败北后不顾教皇训令，坚决主张自己的要求。教会中很多人都支持他们。约翰四处奔走，试图通过给予教会选举自由来离间教士与贵族，但结果是徒劳的。武装叛乱似乎成了唯一的解决之道。然而在斗争的最后关头，兰顿大主教表示不愿意走向内战的极端。他劝说贵族们在尊重古代习俗和法律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还给他们在本阶层利益之外树立了新的奋斗目标。在亨利二世建立的行政制度下生活了四十年之后，贵族们终于在与约翰的斗争中向前进了一步，超越了斯蒂芬国王统治时期的前辈们，学会了理智地、建设性地思考问题。他们主张建立一种约束与平衡的制度以限制国王的独断专行，反对国家陷入封建割据式的无政府状态。他们所主张的约束与平衡制度既能赋予国王必要的权力，也可以防止某位暴君或昏君滥用职权。朦胧中，1215年的贵族领袖们正向一条基本原则摸索前进。依据这条原则，政府不再是某个人独裁式的家天下，习惯和法律应该凌驾于国王之上。在当时，这个让人似懂非懂的观点把贵族们团结在一起，为他们的反抗斗争注入力量，也使他们要求的大宪章精神永恒不灭。

六月的一个星期一早晨，贵族和教士们聚集在斯坦斯和温莎之间的伦尼米德大草地上，时不时陷入令人不安的沉寂。除了几个胆大包天者，很多人未能如约而至。到场的人很清楚，国王不会宽恕这个将给他带去耻辱的场合。只要一找到机会，他就会对他们实施搜捕和追杀。不过，为了他们追求的事业，这些人甘愿冒这样的生命危险。他们为国王准备了一顶帐蓬和一个小宝座。几个意志坚定的人似乎还在羊皮纸上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文件。他们的随从与几队披盔挂甲的骑兵隐藏在远处。要知道，明目张胆地武装反抗国王在封建时代可是罪大恶极。接下来的事情进行得很快。一小队人马从温莎方向越走越近。渐渐地，草地上的人们从中辨认出了国王、教皇使节、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其他几位主教的身影。来到近前后，他们翻身下马，没有欢迎仪式。然后有个人，也许是大主教，简要说明了提出的条件。国王听后立即表示同意，并说细节问题留待他的大法官法庭处理。这些条件就是最原始的“贵族纲领”，也是《大宪章》建立的基础。这份文件至今仍保存在不列颠博物馆里。1215年6月15日，“贵族纲领”在一个短暂而肃穆的场景中得到了批准，这个场景随后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场景之一。事情结束后国王返回温莎，大约四天后，《大宪章》诞生了。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成为各项统治制度和原则的基础，这是约翰国王和他的贵族们都没想到的。

1216年初，约翰似乎有足够的机会平定贵族的反叛，一雪伦尼米德之耻。然而夏天还没过完国王就去世了。《大宪章》得以在教皇的谴责和战争的考验中保存下来，并在接下来的百年时间里再版了38次，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大修订，但基本精神仍保留着。接下来是《大宪章》的沉寂时间。又过了两百多年，到17世纪时，议会反对派再次发现了它。当时，反对派议员们正努力阻止斯图亚特王朝侵犯臣民的自由，正好借《大宪章》的重新问世发出反对压迫的战斗呼声，“英格兰人自由宪章”的荣耀传说自此诞生。

撇开充斥各处的华丽辞藻，直接研究《大宪章》本身，可以发现这份文件中包含着相当令人吃惊的内容。它以法律契约的形式写成，包括61个条款，每一条都涉及到如何处理封建统治和习俗中的细节问题，并详细阐述了如何实现宪章中的诺言。《大宪章》中没有任何一处详述民主或人权的原则性问题，因此不能被称为宪法纲领的宣言，而只是一份关于如何处置封建制度下各种弊端的实用性文件。《大宪章》针对的主要问题包括免除兵役税、封建继承税以及年幼继承人的监护问题。“自由民”是其中的封建专有词汇。这个词很可能并不包括那些富得流油的商人，更不包括构成国家多数人口的奴隶或卑贱阶层。国王在《大宪章》中承诺将建立一个励精图治的政府。但这个承诺是有附加条件的，即尊重贵族阶层习惯上的特权和利益；贵族们也被迫向佃农做出承诺，言明施加在约翰国王身上的制约同样适用于他们这些封建领主。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在保证平稳和体面的前提下都尽量不去遵守这些承诺。表面上看，佃农们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保护，然而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他们能得到这种保护，是因为被贵族和领主们视为领地上适合的、有价值的附属品，而不是这个国家的自由公民。

十三世纪将是议会制度尝试和发展的伟大时代，然而《大宪章》并没有提及议会，也没有反映贵族以外其他阶层的利益，更没有提出后来的那些伟大口号。实际上，《大宪章》的内容只是心怀不满、坚持特权的统治阶层从不情愿的国王身上敲诈出来的补偿，以弥补自己遭受的所谓“封建痛苦”，国王和贵族们不得不面对并解决的一些问题反而被忽略了，比如服兵役的期限。

某位现代作家曾说，《大宪章》是“阶级自私性的界标”。但实际上，它不应该被这样等闲视之。即使在那个时代，所有佃农以上阶层的人们都认为土地所有权不应该受到随心所欲的侵犯。当时最大的封建主往往在主要封地之外还以各种名义拥有多处小块土地。这些小块土地有的是归附的骑士带来的，有的是通过免除兵役税收上来的，还有的是佃农作为地租交上来的。因此，《大宪章》不仅是曾参加伦尼米德聚会的贵族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而且在客观上还明确了包括大小地主在内的整个地主阶层的权利——普通骑士可以拥有200英亩土地，农民或小自耕农可以拥有60英亩。有证据表明，贵族们的这些做法得到了举国上下的理解。1218年，一名官员试图借助法令推翻林肯郡法庭的一项裁决。他要对付的是个大地主。没想到的是，整个郡的人都起来向大地主表示支持，宣称要维护“为之宣誓并得到准许的自由”。人们抗议说，要“与他共进退，为他而战，为我们自己而战，为整个王国的民众而战”。

尽管十三世纪的贵族们对民众自由或议会民主知之甚少或毫不关心，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信守一条对未来英国社会和各种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原则，即法治。《大宪章》中贯穿着这样一个观点，即在国王之上应该有一项法律，即使贵为国王也不能违背。通过一份普通的宪章，再三重申并描述一项至高无上的法律，这就是《大宪章》的伟大之处。仅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对它表示敬意。权威人士称，亨利二世的统治开启了法治时代，但当时他的工作并没有做完：国王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体系仍可成为压迫的工具。

现在，国王史无前例地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了。宪章中的基本原则注定要代代沿袭，在1215年的封建背景消失很久后上升到至高的地位。在时间的长河中，《大宪章》成为一个无时不在的见证者，见证着王权并不是毫无约束的。

《大宪章》中包含的事实以及产生这些事实的背景大多已被历史隐没，或遭到人们误解，但它将“法律至上”这条曾长期潜存于封建社会中的观念上升为国家原则却无可争议。在后来的时代里，如果权力过分膨胀的国家试图践踏民众的权利或自由，人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这条原则，无往而不胜。

第十六章　酝酿过程

约翰在操劳中死去，死时已四面楚歌，在位时对国家的管理不当使反对他的人得以结成了强大联盟。他与英格兰贵族为敌，后者最终逼迫他批准了《大宪章》。但贵族们并不满意。他们邀请残酷无情的法王菲力之子路易来到英格兰担任君主，结果大批外国军队和悍勇的冒险家随之而来。亨伯河以北的叛乱贵族得到了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的支持；西部的叛乱背后则有强势的北威尔士王子卢埃林撑腰。多数城镇站在国王的对立面，伦敦更是充满敌意。辛克港掌握在敌人手里。尽管温彻斯特、伍斯特和卡莱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衡量距离遥远，却也联合起来反对国王。

站在贵族们的对立面的怯懦国王以牺牲王国独立为代价换取了教皇的坚决支持，手上还豢养着一支强大的的雇佣军（这是王国内唯一的正规军）。一些强大的军事贵族，比如令人敬畏的威廉·马歇尔、浪漫的切斯特伯爵诺尔夫，也率领本阶层的追随者归附于国王。见到领主们再起争端的百姓们虽然很迷茫，但却力挺国王反对贵族，更反对外国入侵者。当然，他们在对立双方眼里无足轻重，只有经受苦难的分。综上所述，双方基本形成了势均力敌的态势，所有迹象都表明一场漫长的、艰苦的内战不可避免，英格兰似乎要回到斯蒂芬和莫德时代的无政府状态中去。但此时，一生阴险诡诈、两面三刀、在宗教政策方面经常左右摇摆的约翰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爆发出好斗的性情，让朋友和敌人都大吃一惊。不过，他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可怕的疟疾加上操劳和饮食无度最终夺去了他的性命。莎士比亚描写了他最后时刻的痛苦：

你们也没有一个人肯去叫冬天来，

用他冰冷的手指探下我的喉咙，

我只恳求一些寒冷的安慰，

你们却这样吝啬无情，

连这一点也拒绝了我。

这场激烈的斗争因约翰的死而发生了变化，但却并未结束。除了更好地统治英格兰之外，互有冲突的利益集团和派别还有许多其他目的。身处不列颠岛上的路易斯仍在战斗。尽管不少人曾违背过誓约，但仍向他宣誓效忠。叛乱的贵族与苏格兰和威尔士盟友深深地搅在一起，没人想过要实现和平。但随着约翰的死去，反叛所倚仗的唯一合理理由消失了。继承父亲广阔王国的亨利还是个九岁的孩子，反对派有什么理由把对父亲的不满发泄到无辜的孩子身上呢？历史就这样在动荡中翻过了一页，空白的新羊皮纸仍一字皆无。所有势力对这种局面都了解得很清楚。然而，把自己的生命和财富贡献给民族事业的那些人仍对约翰怀有不舍之心。忠诚的威廉·马歇尔行动果断。如果他未能履行对国王的职责，亨利二世建立的这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王国也许会四分五裂，陷入封建诸侯割据或其他更糟糕的局面。如今，这个仍然存在的王国将成为英格兰文化不断发展的基础。确定罗马方面不会改变政策后，教皇的使节向威廉·马歇尔伸出了援助之手。1216年10月，还是个孩子的国王在格洛斯特加冕继位，开始了长达五十六年的统治。加冕仪式上，教皇使节为他涂油施礼。由于王冠在约翰渡过瓦什河时丢失，小国王只能戴上一个普通的黄金头圈。但这足以象征他的统治开始了。

此时，威廉·马歇尔已年逾七旬，很不情愿担任被我们现在称为“摄政王”的职位。切斯特伯爵本来很可能成为他的政治对手，但却没有这么做。后来与先王约翰忠实的仆从休伯特·德·伯格一起，被马歇尔请到身边做助手。新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颁布了1215年被教皇轻率撤销的《大宪章》，这既显示了新政府的明智，也暴露了新政府的软弱。保皇者身佩白色十字架，其宗教特征非常显著。教会主张发起根本性的宗教整肃运动，各反对派首领都被革除出教。“当我们还是孤儿和小孩子的时候，”亨利后来对格罗西特斯特主教说。“当臣属不但与我们离心离德，而且还组织起来反抗我们的时候，是我们的母亲，罗马教廷，让我们的王国又重新回到我们的统治之下，把我们奉为国王，为我们戴上王冠，扶我们坐上宝座。”

尽管亨利三世的统治混乱而贫困，但进步的力量仍然在推动这个国王艰难前行。烧红的铁块放在铁砧上，在锤子的敲打下会变得越来越坚实。生活在这段时期的普通民众失去了盎格鲁－撒克逊祖先曾经享受过的古老权利和法规，他们在贵族和王室雇佣军的铁蹄下呻吟、挣扎。他们的统治者也各怀鬼胎，因嫉妒、野心和好战而互相倾轧，彼此之间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支配下，这帮人开始拉帮结伙。这是一个凭冲动行事的时代，也是一个允许大胆尝试的时代，不受任何普遍性的政治理论约束。

历史上，贵族战争混乱而单调，大多是自己之间的互相残杀，或与教会联手对付国王，或干脆与教会为敌。读到这些记载时，很多读者都耐不住性子。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即亨利三世国王挺过了所有的磨难，英格兰因而开始迎来国王幼时所不知道的繁荣与和平。残酷的战争和混乱状态只是表象，当时身处困境的“演员”们并没有注意到表象之下涌动的暗流。直到五百年后，这些暗流仍然影响着整个欧洲。现代社会应该做出的几乎所有重大决定，在那个中世纪的社会里已经很普遍了。许多英雄人物在冲突中脱颖而出，他们中有武士也有政客，久远的年代让我们无法亲身体会他们经受的苦难，但他们的丰功伟业和远见卓识却如此鲜明，让我们如读晨报的新闻一般，轻松地拼凑出了他们当年的形象。

我们必须近距离观察其中的一些人物。史蒂芬·兰顿是一位毫不气馁、坚持不懈的大主教，他为英格兰人民确立了不受国王、贵族甚至自命不凡的教会侵犯的权利。他既反对国王，也不支持教皇，因此受到二者的极度厌恶，险些遭受杀身之祸。他是一个借助天主教会为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而奋斗的人，同时也是为维护英格兰利益敢于反抗教皇的人。他是国王忠诚的仆从，同时也是《大宪章》的有力支持者，认为《大宪章》过去有效，现在也有效。这位威严的核心人物讲求实际、足智多谋，可能会一时心魔作祟而左摇右摆，但他存于内心深处的远大、明智、勇敢、平凡和崇尚自由的目标却从未动摇过，也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即使不能称他为我国宪法的设计师，也至少可以把他看作参与搭建宪法大厦的一位守时、可靠的管理员。

出现在这个动荡时期的第二位人物是休伯特·德·伯格。莎士比亚用他那充满魔力的笔锋记述了英格兰历史上大多数辉煌时刻。他的描述如同朝阳，照亮了耸立于群山之中的高峰，让我们能清晰地看到那些伟大人物的身影，休伯特当然是其中之一。休伯特是一位战士，也是一位政治家，拥有丰富的政坛与军旅经验，与宗教界和军界高层交往密切，其所作所为和性格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作为约翰时代的政法官，休伯特被所有人视为冥顽不化的对头。他治理下的英格兰虽然充斥着犯罪和蠢行，但在欧洲骑士中的明星人物马歇尔领导下，他却成为抵制反皇派叛乱的领军人物。同时，他的追求超越了派别之争，将整个英格兰的权利视为捍卫的目标。不列颠岛不应该被贪婪的贵族蹂躏，也不应该被外国冒险家劫掠，更不应该为了教皇的利益而遭到肢解。在基督教世界里，后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在陆地和海上进行的战争终于将贵族叛乱镇压下去。在林肯街头，国王手下的人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辉煌胜利。据说，当时有四百名支持国王的骑士与六百名贵族交手。他们纠缠在一起整整一天，最终贵族被骑士痛殴，整场战斗中只死了三个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场冲突算不上“战斗”，因此称之为“林肯闹市”。现在很难想象当时发生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参与斗殴的骑士们每人都平均带了八至十名强壮的随从。这些满身铠甲、几乎无懈可击的怪物们在人群中摇摆穿行，将没有盔甲的普通民众赶跑或砍倒，遇到“同类”时则相互厮杀，场面很激烈，但也许并不特别激烈。在打斗的同时，这帮人还使用了复杂的战略战术，比如侧翼包抄、背后偷袭、买通当地人从私人码头秘密通过或进行零星的战斗，等等。最终，保皇派技高一筹击败了反叛者。无论多么正规的战斗中总会有意外发生，反叛贵族中的重要人物佩哈什伯爵托马斯就是位不幸者。他的面盔被一剑刺穿，剑尖深入脑髓，致使伯爵当场毙命。除伯爵之外，这场战斗对其他身穿盔甲的人来说都是一场愉快的冒险，对手的随从和平民最终成了胜利者报复的对象，遭到残酷的掠夺和屠杀。

“林肯闹市”事件是幼王亨利三世在陆地上取得的胜利，休伯特则在多佛附近取得了海战的胜利，将法国派给路易的增援力量打得大败，切断了叛乱者与欧洲大陆之间的联系。尽管双方混战时并未中断过唇枪舌剑的谈判，但也没停止过对对方土地的蹂躏。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平民苦难加剧。在兰顿大主教和教皇使节的支持下，休伯特从未放弃过对《大宪章》的主张。讽刺的是，《大宪章》本应是叛乱贵族们赖以团结的联系纽带。正如教皇指出的那样，虔诚的英格兰保皇派与教会的普遍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未表面化。最终，不仅国王与贵族之间达成了和解，英格兰教会与罗马教廷之间也取得了妥协。

1217年，法王路易在坚持战斗了一年后彻底破灭了希望，他终于被迫离开英格兰。为了表明说话算话，英格兰政府再度颁布《大宪章》。1219年，刚刚取得胜利的老马歇尔去世了，休伯特接过了他的衣钵，统治英格兰长达十二年之久。他的统治铁面无情。当约翰和威廉·马歇尔手下的雇佣军首领福克斯·德·布洛特的势力越来越大，并企图扰乱国内刚刚实现的和平时，休伯特便决定将他驱逐出去。1224年，休伯特的大军在实施了两个月的围困后一举将福克斯的要塞拿下，并在城墙下绞死了二十四名指挥守城的骑士。为表示和解的诚意，国王在第二年又重新颁布了《大宪章》。从实质上来说，这次颁布的是《大宪章》的最终版本。从此，《大宪章》就成为英格兰法律和传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如果不是亨利三世少年时经历过如此的动荡，《大宪章》也许至今也只能作为一个党派文件保存在历史档案中发霉。

没有人能在长期的统治中不犯错误，每位政治家都有向刚愎自用的强大统治者低头的时候。但休伯特在其任期内却始终坚持不收复国王在法国领土的原则。为此他不仅直言进谏，而且还采取了釜底抽薪之策，不惜在战争不可避免时组织不光彩的临阵溃逃。他一再拖延新战争的准备工作，坚决反对外国宠臣和冒险家进入英格兰，反对教皇为了实现庞大的欧洲野心而不顾一切从英格兰抽取资金的行为。为维护秩序，他在国王长大后对其身边的朝臣做出了特别限制，防止他们侵犯《大宪章》规定的权利。他的立足点完全建立在全英格兰利益的基础上。

1229年，为英格兰利益殚精竭虑的休伯特气数已尽。已经二十二岁的国王现在开始真正执掌王权。他将自己的封建权力发挥到极致，组织并率领一支大军奔向朴次茅斯，准备从那里出发前往法国，保卫自诺曼底陷落以来一直归属英格兰王室的领地。休伯特无法阻止国王的行动，但这支远征军的运送工作显然是他的分内之事。于是，国王从一开始就发现自己的海外冒险既没有足够的船只，也没有充足的给养和金钱。平日温和可亲、一副学者派头和艺术家风范的亨利勃然大怒，拔剑直奔到政法官面前，斥责他被法国人收买，背叛了自己对他的信任。大军即将出征海外之际，海军和财政部居然不能或不愿把他们送过海峡，这种场面显然十分尴尬和令人不快。不过，这场争吵很快平息下来，国王恢复了往日的和蔼，远征军于第二年登船渡海，休伯特也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但离下台也不远了。1232年，一个宫廷小派别将他从权力宝座上赶下来，并向他发出了死亡威胁，迫使他逃到布伦特伍德去避难。不久，他被人从避难所揪了出来。但一位平凡而卑贱的铁匠在接到给休伯特上脚镣的命令时，竟表示宁愿死也不这么做。据说这位铁匠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不是那位数次将英格兰从外国人制造的浩劫中拯救出来、数次把英格兰恢复成本来面目的忠诚的休伯特吗？”历史学家一直将这句话视为休伯特·德·伯格的真正丰碑。

约翰统治期间，法国南部地区发生了一件世界史上最残酷的悲剧。经几代人时间，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六世的领地里发展出一种异教学说。这种学说理论上阴郁而严苛，但实际是却很温和，人们称其为“阿尔比派”，也叫“纯洁派”。该派学说劝导人们不要相信末日复活论，也不去相信炼狱和地狱。认为凡世间有血有肉的生命都是恶魔撒旦的杰作。物质阶段很快就会过去，摆脱可恶拖累的精神将在极乐世界中归于上帝。此教派的信徒被称为“完美之人”。他们奉行贞洁和禁欲思想，对死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大部分人在摆脱超自然的恐怖压力后，在这些地区宜人的气候中形成了一种随意和欢乐的性格。他们认为自己被带离了现世的种种困扰，同时也不再受来世的威胁，因而感到万分幸福。信奉该教派的所有阶层人士都有这种感觉，并从中催生了举止礼仪，以及强烈的信念。

阿尔比派摆脱所有精神束缚的做法当然是教皇不能接受的。尽管不甚牢固，但西方世界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建立在原罪、上帝的拯救和地狱不尽的折磨与忍受基础上。而后者，只有通过教士的帮助才能避免。新罪学说在今天的法国南部地区传播着，终于有一天，教皇意识到了这种学说的致命性和广泛性，比起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墓的事情，阿尔比派问题看似更为重大。1209年，教廷组织了一支新十字军，准备征讨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目标，所有世俗力量都处于法王菲力领导之下。之前在法国各地偶有发生的火烧之刑，现在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可以用来处决那些信奉异端邪说或者其他不受欢迎的人。这场打击阿尔比派的战争用尽了人类所能想象出来的最残酷、最野蛮的手段，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阿尔比派的信徒们视死亡为从肉体罪恶中的最后解脱，因而在“完美之人”的率领下，如猛虎般毫不畏死地奋起反抗。但教廷的打击是压倒性的，阿尔比派的邪说最终在火刑柱上灰飞烟灭。但偏居于森林与大山中饱受贫苦与饥饿折磨的人，仍然对下地狱受罚一说抱怀疑态度。对教廷来说，这个说法是人类纪律、责任以及教会权威和日常费用赖以产生的基础。

“巴黎地区的小领主”西蒙·德·孟福尔在这场十字军讨伐众多的领导者中脱颖而出，成为这场战争中的领军人物，被公认为指挥有方。“应上帝军队中的贵族、教皇使节和在场的教士之请求，”他被封为贝齐埃尔和卡尔卡松子爵。这位能干、无情的男人完成了自己血腥的使命，最终倒在图卢兹围攻战的战场上。他的儿子沿用了他的名字，继承了他在贵族中的崇高地位，也与那种让他千古留名的思想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休伯特的所作所为并非无可指责，但他的倒台是有人故意为之，目的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争权夺利。这场阴谋的主导者是德·伯格的老对手、温彻斯特主教彼得·德·洛奇。德·洛奇一直隐身在幕后，在1232年的圣诞节会议上，他的朋友几乎得到了政府机构中所有的重要职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德·洛奇一样是普瓦提埃人。休伯特的失败干系重大，影响远超彼得·德·洛奇的胜利。他是最后一位声望卓著的政法官，行使治理国家的全权，有时甚至可代国王行使君权。休伯特之后，政法官之类由贵族豪门把持的政府要职不再拥有往昔的辉煌，那些曲意奉承国王意志和爱好的宫廷官职，比如管衣官等，开始变得显赫起来。由于这些宫廷职位越来越多地被来自普瓦提埃、萨伏伊和普罗旺斯等地的外来者担任，贵族们开始产生含有强烈敌意的民族情绪。在威廉·马歇尔的次子理查德·马歇尔率领下，贵族们开始向外国人当道的现象发出怒吼。但彼得辩解称，英格兰国王身边需要一些外国人，以保护他免受本国臣属叛乱的伤害。他还举出雇佣军中有许多普瓦提埃和布列塔尼人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说法。这次斗争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年轻的马歇尔与卢埃林亲王联手，将国王逼到威尔士边界地区，洗劫了施鲁斯伯里，骚扰彼得的领地。1234年春天，亨利国王被迫接受和解条件。尽管马歇尔在四月阵亡，但新任大主教埃德蒙德·里奇坚持要求国王履行协定。于是，来自普瓦提埃的官员被解职，彼得不得不逃往意大利，休伯特风光地收回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

普瓦提埃人是亨利三世统治中期招募到身边的第一批外国人。这些人控制着国王，垄断着各种官职，在英格兰各地蝇营狗苟，对英格兰民族利益漠不关心。对他们的愤恨构成了贵族反抗的主题。国王喜欢阿谀奉承之辈以及迎合自己异想天开的人，而且酷爱奢华。与那些沉闷的贵族相比，他很自然地更喜欢来自普瓦提埃和普罗旺斯的伟大冒险家。中世纪时的普罗旺斯是行吟诗人的故乡和骑士精神的发源地，亨利对那里的文化非常着迷。1236年，他迎娶普罗旺斯的雷蒙德之女埃莉诺为妻。埃莉诺带着不少穷亲戚来到英格兰，其中包括她的四位叔叔。从此，新一批外国人开始在英格兰出没。他们掌握了有利可图的监护权、婚姻仪式主持权、无继承人的土地以及有俸圣职。贵族们一直认为这些都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因此对这些外国人非常反感。国王喜欢向那些可爱的亲戚大肆分发礼物，他统治期间所产生的所有弊端都应该着落在这帮亲戚身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尔比教派镇压者之子西蒙·德·孟福尔名声并不坏。

英格兰国王对教皇感恩戴德又虔诚无比，这是引起英格兰不满情绪的一个更深刻的根源。当时，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正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进行着殊死搏斗，对金钱的需求量很大，教皇使节奥托因此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了英格兰教会改革身上。1240年，奥托要求教士们交出五分之一的租金和动产，此举引发了一场风暴。伯克郡的教区长公开发表一份声明，否认罗马方面有向英格兰教会征收税金的权利，同时敦促教皇要像其他主教那样“自食其力”。尽管如此，奥托还是于1241年初带着大批财物返回罗马。为表彰意大利教士的忠诚，教皇许诺将下一任的300个英格兰有俸教职奖赏给他们。1243年，英诺森四世当选为教皇，对金钱的需求重新高涨起来。同年，教皇使节禁止英格兰主教在教皇众多的推荐人获得职位前对教职做任何安排。自1235年以来一直担任林肯郡主教的罗伯特·格罗西特斯特此时挺身而出，带领英格兰教士试图绕开或直接拒绝教皇的要求。格罗西特斯特曾任牛津神学院院长，是一位学者、科学家和圣人。尽管他依然认为教皇的地位至高无上，但他的所作所为替一个多世纪后的威克利夫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到那时，威克利夫将对罗马教廷的横征暴敛和腐败发起挑战。

饱受教皇搜刮困扰的英格兰教会与不堪宫廷欺凌的贵族们，因对外国人的共同仇恨联起手来。危机于1244年暴发了。当时，贵族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确定向国王拨付一笔款项的条件。贵族认为，除某些法官外，政法官、首席大臣和财政部长都应该由贵族代表占大多数的议政大会选举产生。国王政务会中拥有召集议政大会权力的四名成员也应该以同样方式选出。为此事苦恼的国王转向教会寻求帮助。但后者同样被教皇的税金所折磨，因此在格罗西特斯特影响下对国王的请求置之不理。1247年，贪得无厌的普瓦提埃人怂恿国王实行专制，国王的三个异父同母的兄弟，即约翰国王的王后伊莎贝拉在第二次婚姻中所生的卢西格南三兄弟和普瓦提埃人臭味相投。但亨利国王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不过，他最终的决定却换汤不换药。“仆从不能评判主人，”他在1248年说。“同样，附庸也不能评判领主或用条件约束领主。他们应该对各自的领主或主人俯首听命，服从领主或主人的意志。”这番话非但没有让他得到金钱，反倒让他的钱袋子更瘪了。无奈之下，亨利国王只好变卖银餐具和珠宝，并向购买者附赠新特权，或再次确认他们已经拥有的权利。这一时期，国王不仅拖欠薪金，还经常强行索要礼物，并利用森林法庭对横征暴敛的行为网开一面。1252年，亨利以十字军活动为借口，要求教会为自己的地租和财产交纳三年的什一税。在格罗西特斯特建议下，教士们拒绝了国王的要求，理由是国王不愿意批准大宪章。第二年，格罗西特斯特去世。直到临死前，他还在抗争教皇和国王的横征暴敛。

与此同时，亨利还背地里在欧洲大陆承担了更多的义务。125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死后，将帝国统治下的西西里纳入教皇治下的旧事重新提起。1254年，亨利三世国王接受了教皇的“好意”，让自己的小儿子埃德蒙多戴上了西西里的王冠。事实证明这是一步臭棋，这份“礼物”附带的条件更是让这步棋蠢不可言。根据条件，英格兰国王要向教皇提供一支军队，同时为教皇的巨额债务充当担保人。那笔债务高达九千万英镑，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二人达成的协议曝光后，英格兰全国上下掀起的狂怒风暴几乎将国王吞没，议政大会和教会都拒绝向国王提供资金。祸不单行，1257年，亨利国王的兄弟康沃尔伯爵理查德竞选德意志皇帝。为保证兄弟当选，国王倾其所有，但最终未能阻止卢埃林的胜利，亨利为此倍感挫败。1256年，正是卢埃林英格兰人赶出威尔士，并用计推翻了在苏格兰的英格兰势力。现在，亨利国王遭人轻视、丧失信任而且人财两空，在愤怒而强大的反抗面前变得惊恐无比。

格罗西特斯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对老朋友西蒙·德·孟福尔抱有很大希望。娶了国王的妹妹后，西蒙就继承了莱斯特伯爵的伯国，而且还在加斯科涅这片英格兰属地当过四年总督，一时大出风头，却也引起了国王宠臣们的嫉妒和不满。这帮家伙布下圈套陷害西蒙，并在1252年让他出庭受审，法庭最终判其无罪。走出法庭后，国王用一笔钱让他拱手让出职位，二人的友谊从此走到尽头，一方是出于轻蔑，另一方是由于不信任。这样一来，贵族和民族反对势力终于迎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领袖人物。

英格兰少有比西蒙出身更高贵的豪门权贵，而且传说他与国王的关系不像想象中那么亲密，因为有人指责他先诱奸了新娘然后才娶了她。但不管传说怎样，他的五个儿子都坚定地站在父亲身边。作为一位外籍领袖，他即将成为英格兰贵族的核心人物和主导力量。在他身后，逐渐聚集起一大批封建领主，整个伦敦市的力量，以及所有下层教士乃至全国的支持都集中到他身上。一封写于1258年7月并保存至今的宫廷官员信件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信中说，国王在巨大的压力面前选择了屈服。国家管理改革委员会建立起来，双方同意“公共职位只能由英格兰人担任”，“罗马使节、外国商人和银行家应该降到与其相称的地位。”向外籍人士分封土地、宫廷的地位以及要塞的守卫等问题也都被提了出来。“贵族们肩上的任务庞大而艰巨，”这位官员在信中写道，“这些任务不可能轻易而迅速地完成。他们正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祝愿他们能得到一个好结果！”

第十七章　议会雏形

亨利三世统治末期虽然麻烦不断，但却可以称为英国议会体制的播种季节，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当然，当时没有几个“播种者”会预见到他们最终收获的果实是什么样子。改革委员会郑重其事地开始了工作，于1258年将其建议写入《牛津法规》，并于1259年在《威斯敏斯特法规》中对《牛津法规》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和增改。贵族们的这个举动绝不只是出于对外族顾问的不满。综合这两个法规来看，它们所反映的利益诉求已经与《大宪章》的立场截然不同。《大宪章》主要关注的是对各种法律观点的界定，而《牛津法规》涉及的是王室应该听从谁的建议，以及依靠什么样的官员治理国家等重要问题。《威斯敏斯特法规》中不少条款在对司法权的限制上更多地针对贵族，而不是王室。此时，亨利二世国王当年的努力开始显现出效果。国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认清了自己的地位、越来越有自信。地方骑士们眼见全国各地司法活动显著增加，以及法官和官员在地方官员协助下越来越频繁地四处巡视，自身的政治责任感也得到了提升，同时学会了如何处理政务。这个过程在十三世纪初见成效，并慢慢地将未来的英国政治制度塑造成型。

贵族们最核心的要求是未来国王应该借助某种“政务会”对国家实施统治。这个政务会的十五名成员由四人负责遴选，其中两人是贵族代表，两人是国王代表。国王用英语和法语两种文字发表声明，表示接受这项要求。自征服者威廉以来，国王以两种文字公开发布文件尚属首次，因此意义非凡。在西蒙·德·蒙特福德推动和控制下，政务会一度成为国家真正的管理者。政务会成员们相互制约，各自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实际管理工作则委派给下级官员处理。这种形式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合适的。贵族们在本阶级利益得到维护、权利得到保障后（从某种角度说，贵族的权利就是国家的权利），很不愿意看到权柄被本阶级中一两个人控制的局面出现，因此从贵族中选出政治家组成议会，控制受过严格训练却又缺乏政治地位的下属管理国家就成为一种长盛不衰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这项制度曾经历过多次起浮。

正是在大约这个时候，“议会”一词开始被人们普遍接受。1086年，征服者威廉在实施“末日调查”（即财产、土地大清查）前，曾与辅佐自己的贤人们举行“恳谈”，即拉丁文中的“讨论会”。十二世纪时，国王和权贵们商讨事务的会面通常被称为“意见交换会”，时常用来讨论“王国的重大事务”。从这个角度说，“意见交换会”已经有了议会的影子。不过这个词更多情况下指的是由官员和法官组成的永久性政务会。他们坐镇威斯敏斯特，负责接受请愿、纠正冤案和指导法律的执行。到十三世纪时，“议会”一词发展为两套虽然紧密相连却又截然不同的机构的统称。

如果用现代语言解释，当时被称为“议会”的第一种机构主要处理的是政策问题，第二种机构主要处理立法与行政问题。现代国家议会会议召开时对开幕词的争论很像过去的“意见交换会”，而过去“议会”的会议过程很像现在的议会委员会审议某项方案。亨利三世与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没人能预见到被称为“议会”的两套机构最终会合二为一。英格兰政治体制的发展似乎要走上与法国相同的道路，即政务会中的国王是真正的国家统治者和管理者，贵族们只是一群地位尊崇的人，“议会”实际上是处理法律事务的“清算所”。然而，英格兰的历史并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首先，豪门权贵们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成功地控制了政务会并借此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其次，英格兰各郡县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派驻到威斯敏斯特的代表是为了落实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再加上西蒙·德·蒙特福德的大力推动，这些力量最终联合在一起，缔造出一套持久的立法大会制度。

亨利三世国王、他的朝臣集团以及和他们有关联的庞大的外国利益集团都不愿意受到两个法规的长期约束，他们精心地做着收复失去利益的准备。1259年，亨利三世与法国签订和约后，带着得到外援的希望从巴黎返回国内。他的儿子爱德华此时已经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他的支持者大多是伦敦和其他城镇的贫民以及不安定分子，希望看到王权的强大。贵族的胜利并没有满足革命的热情，不肯安分的新思想又开始活跃起来。此时，西蒙·德·蒙特福德表现出令人敬佩的一面。他在贵族对国王取得的胜利后没有止步，而是立即把改革的目标对准了贵族。在他看来，既然国王都受到了约束，那么贵族更应该在自己的领地内表现出对普通人利益的尊重。在这些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最不能忽略的是中产阶级，他们曾是贵族攀上最高地位的重要推手。乡绅是中产阶级的主体，代表他们利益的是青年骑士（或称“见习生”）。青年骑士们组成了一个名叫“英格兰青年骑士团”的强大联盟，得到了西蒙·德·蒙特福德的大力支持。很快，西蒙·德·蒙特福德又开始批评大地主滥用特权，希望把已经展开的王权改革扩展到贵族圈子里。为此，他向统治着威尔士南部和西南部大片土地的格洛斯特伯爵理查德直截了当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通过政务会颁布了一项法令，明确规定大地主受王权管理，而王权又处于政务会监督之下（这一点他并未强调）。于是，一种新型专制制度出现了，通过一个人或一个领袖来实施的“联邦专制”。这些变化彻底分裂了贵族集团，亨利三世国王和勇敢的爱德华王子觉得时机已到，于是开始发动他们的全部力量对分崩离析的对手进行打击。

1261年复活节时，亨利国王解除了贵族们任命的官员和大臣。此前，教皇已经允许国王收回当初立下的接受《牛津法规》和《威斯敏斯特法规》的誓言。于是，英格兰出现了两个利益诉求不同、相互拆台的政府。当贵族们召集各地代表前往圣奥尔本斯开会时，国王就会召集他们到温莎。双方都想赢得广泛支持。贵族在这方面领先一步，得到了全国多数人的首肯。他们之所以保持克制，是因为格洛斯特不赞成德·蒙特福德的做法。1262年格洛斯特死后，失去约束的贵族集团开始奉行德·蒙特福德的激进政策，内战随之而起。西蒙和他的儿子们都积极投身其中，与他们共同战斗的伙伴还有全国一半的贵族、刚刚兴起的中产阶级以及强大的威尔士盟友。他们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应对国王的挑战。

西蒙·德·蒙特福德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不过人们很难从他受到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中判断出他所要采取的政策。有人不以为然地声称，西蒙对自己的行为有什么根本意义并无明确认识。事实确实如此，他的所作所为确实超出了自己的认知。1263年9月，针对他的反对活动已经非常明显：他取得的成就优秀得招人嫉恨。爱德华王子于是利用贵族之中的不满，迎合他们自私的封建利益，挑动他们对蒙特福德的嫉妒情绪，最终组织起一支强大的保皇集团。同年底，蒙特福德被迫同意接受法王路易九世的仲裁，但不幸的是仲裁结果对他不利。出于惺惺相惜的考虑，法王最终选择了保护英格兰国王的特权，宣布两个法规是非法的。路易国王在有生之年就被视为“圣人”，因而他做出的决定必须被奉为铁律。但英格兰的对立双方此时已刀枪相向，内战不可避免。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国王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封建集团的支持；德·蒙特福德则得到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平民，以及芳济会为主的宗教改革派的支持。为击败忠于王室的城市寡头统治集团，很多城市实施了新的管理政策。1264年夏，蒙特福德再次率兵南下，试图解除亨利国王和爱德华王子施加在辛克港的压力。

亨利国王和爱德华王子率优势兵力在苏塞克斯迎战蒙特福特，双方在刘易斯展开激战。在这场堪称埃奇希尔大战前奏的战斗中，爱德华王子如四百年后的鲁珀特一样，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面前的一切障碍，对逃窜之敌穷追猛打。但当他返回战场时却发现败局已定。战争经验和技巧丰富的蒙特福特利用复杂地形设下陷阱，当他的中军被突破时，两翼的重甲骑兵则夹攻国王的主力部队，势头之猛烈令所有抵抗都失去效力。由于有过从战马上摔落的经历，蒙特福特行军打仗时通常乘坐一顶装饰豪华堂皇，与十八世纪时将军们乘坐的马车类似的肩舆。不过这次他却把两、三个人质安置在肩舆内，并把肩舆置于威尔士士兵的中间，还插上许多旗帜和徽章以表明他的存在。向这顶肩舆冲杀的爱德华王子一举将其缴获，但却只杀死了里面倒霉的己方人质；与此同时，他的父王和所有朝臣以及主要支持者都落在蒙特福德手里，得胜返回的爱德华王子也落得个自投罗网的结局。

此时，蒙特福特成了整个英格兰实际上的主宰。如果他像现代的几个欧洲国家那样行事，以野蛮的方式将所控制的人杀戮殆尽，就可能长期把持主宰的地位。不过在那个时代，尽管有些事情很残酷，但还没有残酷到那么极端的程度。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争夺权势的人来说，野蛮并不是唯一的宣泄影响力的方式。武力固然有效，但也不可能压倒一切。西蒙最终与被俘的国王及其战败团伙签订了协议，承认王权在原则上得到尊重，但实际上国王和他的儿子应该受到严格约束。至此，国内各种势力又恢复到平衡局面。蒙特福特的行动清晰地证明，他不仅感受到了反对派的强大力量，而且希望能与他们达成最终的联合。他认为，控制了国王就能利用王权的威严控制贵族，从而建立更广泛、更有效的政治制度。不管他的目标是否在此，这种政治制度都会在他取得胜利后自动形成。他就这样挟带着脆弱的国王和骄傲的王子，对整个英格兰实行着统治。他人生事业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就此开始。

所有贵族，不管他们选择站在哪一方，都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种更大的威胁，比蒙特福特帮助他们摆脱的那一种还要大。蒙特福特的天才和精力，再加上金雀花王朝的君主与生俱来的权威，以及好斗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对贵族阶级的特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约翰的治理无方或亨利三世时期海外顾问们的指手画脚。在这场具有持久性意义的斗争中，英格兰贵族从未放弃过对本阶层利益的维护。在伦尼米德，尽管他们的做法客观上为全国的自由做出了贡献，但主观上他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他们现在有一点确定无疑，即蒙特福特已经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那家伙手里控制着国王，背后有社会革命势力支持，已经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霸主。于是，贵族们结成了牢固的联盟，与那些未被西蒙掌握的朝臣力量日夜谋划，试图将他拉下马来。

此时此刻，蒙特福德认为是时候让一个由九人组成的委员会发挥作用了。这个委员会控制着王国的开支和官员任免事务，如果碰到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留给他在1265年召集的议会处理。西蒙伯爵的独裁风格很不讨人欢心，但在国家处于混乱状态时却又无可厚非。在北方和威尔士边界，强大的反抗力量仍很活跃；在法国，王后与休·比格德伯爵、韦尔尼伯爵正想方设法向国王施以援手；教皇当然出是支持国王的。蒙特福德此时控制着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因为他在辛克港拥有一支舰队，同时公开怂恿海盗作祟。不过在西边他却失去了昔日政敌理查德·德·克莱尔之子、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德·克莱尔的支持。尽管小克莱尔没有公开加入保皇派，但仍同他们暗通款曲，延续了父亲与蒙特福德之间的争斗。当1265年被召到议会时，他指责西蒙伯爵伙同儿子侵占王室的年收入以及对立贵族被罚没的财产。克莱尔的指责里有真实成分，但事实上却是他对未能分一勺羹的不满。

1265年1月，来自全国各郡县和城镇的议会代表们奉蒙特福德召唤齐聚伦敦。此次议会召开的主要目的是让革命措施看起来更合法。这一点在蒙特福德指导下正稳步实现。不过，这次议会更重要的是它的代表大会性质，而不是它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作为我国历史上首次代议制议会，它对英格兰政体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但现代评论家却忽视了这一点。蒙特福德召集拥有强大势力并深得人心的代表们的实际原因，是为了借助支持者的力量左右议会。他想再次依靠乡绅和市民的支持与心怀敌意或态度冷漠的贵族对抗，因此豪门权贵中只有五名伯爵和十八名男爵收到了参加议会的通知。这是蒙特福德的策略和要传递给他们的信息。

议会很忠实地同意了蒙特福德的行动，并批准了他根据两个法规提出的解决方案。但随着克莱尔返回西部，战端再一次被挑起。亨利三世在蒙特福德控制下很顺从，也一直受到应有的尊重；爱德华王子承诺不再逃跑，因此也享受到了行动的自由。然而，当贵族们的反抗暗流风起云涌、蒙特福德集团内部离心离德以及治理国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引起民众不满之时，王子借某日与几个朋友出外打猎之机，“忘记”了遵守自己必须返回的诺言。他在树林中策马而行，先是追逐一只成年牡鹿，最终去追逐一个更大的目标了。王子迅速在英格兰社会中组织起一支最强大的力量并成为他们的领袖。对这些人来说，摧毁西蒙·德·蒙特福德的统治，破坏他闻所未闻的改革是最重要的目标。借遵守《大宪章》、为贵族平冤昭雪并驱逐外国人的承诺，爱德华王子成功地将贵族阶层联合在一起，并破坏了蒙特福德赖以发挥影响力的基础。现在，这位伯爵除了是一个小小的个人派系领袖之外，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他不惜自毁名声，靠接受威尔士王子卢埃林的领土和独立要求与后者勉强结成联盟。此时的西蒙不仅在政治上被爱德华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军事上也处于极度劣势。王子与威尔士边界地区的贵族们占据塞文河谷后，西蒙便陷入困境，他返回东方的通道已被彻底截断，与手下士兵一起被赶到威尔士南部。八月初，蒙特福德再一次尝试渡过塞文河，试图前去与儿子小西蒙会合。那时，小西蒙手里掌握着一支从东南地区招募来的军队。计划的第一步成功了。他在伍斯特附近的一个渡口越过塞文河。但他的儿子却在凯尼尔沃思附近中了爱德华的计，被打得溃败而逃。蒙特福德伯爵还被蒙在鼓里，不知这场灾难的发生，结果在伊夫夏姆受困。8月4日，双方的决战爆发了。

这场战斗在大雨和突如其来的风暴中进行，天色阴暗。威尔士人被爱德华王子的重骑兵冲击得七零八落，蒙特福德身边只剩下一小群卫士，他们死战不退，最终寡不敌众，蒙特福德也像英雄一样倒在战场上。威尔士边界贵族们屠杀了大批逃兵和战俘，并肢解了他们的尸体。可怜的老国王一直被蒙特福德带在身边征战四方，此战中被儿子的追随者打伤，幸亏及时地高喊“不要杀我，我是温彻斯特的亨利，你们的国王！”这才被人认出，幸免于难。

伟大的西蒙·德·蒙特福德伯爵死了，但他倡导的改革却广泛而深入地在全国扎下根来。伊夫夏姆之战后，胜方无情而随意地分封没收来的土地，激起了失去继承权的人的强烈反抗。与此同时，蒙特福德的追随者们仍然聚集在孤立无援的凯尼沃尔斯、阿克索尔姆和伊利坚持斗争，在愤怒的绝望中对乡村进行着洗劫，虚弱的国家对此无能为力。整个英格兰一片混乱和动荡。普通百姓并不掩饰他们对蒙特福德盲目的支持。反叛者和不法分子在道路和森林中横行无忌。由于安全得不到保证，外国商人被以国王的名义禁止进入英格兰。这个国家似乎又要陷入封建割据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在重重危机之中，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及其使节奥托本要求英格兰国王实行温和政策。在围困凯尼尔沃长达六个月却不得其果的情况下，爱德华王子意识到教皇的建议是唯一的选择。然而他的决心却遭到了那些从没收的土地中获益的人的坚决反对，格洛斯特伯爵也对爱德华否认改革的承诺大失所望。1267年初，伯爵要求驱逐外国人并重新颁布两个法规（即《牛津法规》和《威斯敏斯特法规》）。为实现自己的要求，伯爵在受到普遍欢迎的情况下进入伦敦。他的行动和教皇使节的影响，共同促成了“不剥夺继承权，要重新购买”的折中方案，从而收获了失去继承权者的原谅和善意。1267年末，最高法院向全国各地派出法官，以保证这一方案的公平实施。记载表明，当时的动荡范围波及甚广，各地的叛乱实际上得到了下层教士和不少修道院院长的支持，主要针对的是当地官员；许多乡村绅士没有被封建关系束缚在贵族一边，而是支持蒙特福德。

蒙特福德已死，爱德华参加了十字军东征，虚弱的亨利三世国王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享受到了比较平静的生活。半个多世纪前，九岁的他在内战的硝烟中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这块麻烦缠身的土地，随后便无时无刻不在风雨中飘摇，好几次差点在内战中死去。然而最终暴风雨结束了，美好的情景又回到他身边，他对此要比对政治事务更感兴趣。新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也竣工了。这是一座哥特式的杰作，在其中举行宗教仪式是亨利三世一生中最期待的目标。1272年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就是在这座教堂下葬的。

然而，最后这几年的平静并不能说明德·蒙特福德的斗争以及内战是徒劳无益的。许多年来，普通民众已经把他奉为圣人，一幕幕的奇迹在他墓前上演。虽然民众的支持对伊夫夏姆之战帮助不大，但他曾是他们的朋友，而且曾激起过他们心中的期盼，希望他能终止或解除贫苦人遭受的痛苦和压迫。他们为此忘记了他犯下的过错，永久地把他铭记在心里。尽管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却失之于过度自信和缺乏耐心。践踏一切既得利益、打破所有传统、对各种形式主义的东西都暴力相向并毫无必要地引起他人的怀疑和不信任的做法让他饱尝痛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德·蒙特福德在英格兰历史上点燃了一支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炬。早在1267年，《莫尔伯勒法规》就再度体现了《威斯敏斯特法规》的主要内容。他对自己的外甥、新国王爱德华的影响也很大。后者虽然杀死了他，但却深深地接受了他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蒙特福德的观点没有因伊夫夏姆之战以及后来的局势反转而消散，爱德华一世成为伟大的伯爵真正的继承人。

第十八章　爱德华一世

在接受统治艺术教育方面，没有哪个王子比爱德华更系统、更全面。三十三岁时，父亲的死终于让他登上了王位。他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领袖，也是一员武艺高超的将领，年轻时就以自己的双肩为父亲挑起重担，与西蒙·德·蒙特福德殊死搏斗。尽管在某些观点上与敌人一致，但王子最终还是杀了他。他在品尝战败痛苦的同时中学习到了战争的艺术。在亨利三世的最后几年，尽管王子有很多机会夺取王位，但还是选择了孝顺地耐心等待。与父亲的懒散无能以及治国无方相比，爱德华对秩序与改革的热衷更能体现出其非同寻常之处。

爱德华身材优雅挺拔，比常人高出一头。满头浓密的头发从小时候的黄色变成成年时的黑色，再变成老年时的雪白，是他一生经历的真实写照。他额头高耸，五官端正，只是左眼角像父亲一样有些下垂。他说话有些口吃，但这并不妨碍其拥有雄辩的才能，因为更丰富的语言都潜藏在他的手势之中。他武士般强壮的手臂骨肉发达，两条长腿能紧紧夹住马鞍，因而被人称为“长腿”。爱德华的这些特点是多明我会的编史者尼古拉斯记录下来的。他告诉我们，新国王热衷于战争和比斗，特别喜欢驾鹰打猎。追逐牡鹿时，他不用猎犬，也不用投枪，而是以能摔断脖子的速度策马疾驰，直到将那个不幸的猎物砍倒在地为止。

以上所述皆为爱德华统治时期的独特画面。他向人们展示出来的品质兼具亨利二世的治世之才以及“狮心王”的勇敢宽容。他的座右铭是：“各得其所”，没有其他任何一位英格兰国王能像他一样遵奉这一原则。他身上充满了其所标榜的法律与正义的激情，尊重社会各阶层的权利。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伤害和敌对行为激起的猛烈反抗仍未平息；但在不少场合，他的谦逊或宽宏大量也多次得到迅速的回应，为后来的友情奠定了基础。

亨利三世去世后，英格兰豪门中最具权势者不顾爱德华王子尚在西西里的事实，不等老国王下葬就在所有人支持下宣布爱德华为国王。直到两年后，新国王才返回英格兰举行加冕礼。爱德华坐上王位是继承与选举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当时没人计较哪种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更大。在与西蒙·德·蒙特福德与贵族们的冲突中，爱德华学会了国王必须站在全国高度考虑问题。他认为，既然困境中的蒙特福德可以争取中产阶级的帮助以对抗国王和傲慢的贵族，那么自己也可以在登基伊始主动地、恰如其分地利用这股力量。在他统治的极盛时期，平衡各方面的力量是工作的主要基调。他知道，傲慢不羁的贵族和野心勃勃的教会既是王权的约束力量，同时也是帮助国王镇压百姓的工具。由于比以往更多地考虑中产阶级的利益以及全体百姓的需求，爱德华国王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广泛而秩序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国王可以积极地为争取全民普遍利益而努力。在这种思想激励下，他开始追求将王权扩展到全国，让不列颠群岛都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让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欧洲各国。

爱德华国王的行政改革不是为了满足某个怀有强烈不满情绪的阶层的需求，而是为了将公正带给全体臣民。即使对《大宪章》施压在祖父身上的束缚不满，即使非常希望能控制教会日益增长的财富和要求，新国王也不会滥用重新得到的权力，他宁愿把这些权力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搁置起来。在刚刚过去的斗争中，尽管他剥夺了教会和贵族们得到的特权，但都是以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为名进行的。遍览他所有的立法，尽管针对的问题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即“我们必须确定，凡是我们的都应该归于我们，凡是别人的都应该归于别人”。

在爱德华统治之下，一个秩序井然的时代出现了。这个时代是值得纪念的，不是因为它树立了伟大的里程碑，而是因为它从前三位国王的错误与混乱统治中汲取了有益的因素，并将之应用于一个长期而稳固的社会架构中。在起起伏伏中形成的国家架构和政策现在已经日渐稳定下来，经受住了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以及中世纪后期的种种考验，有些架构和政策甚至延续了更长时间。在这个时期，英格兰社会逐渐进入骑士与中产阶级时代，纯粹的封建社会逐渐被取代。统治工具、土地所有权、军事与财政制度、政教关系都已明确下来，几乎一直延续到都铎王朝。

爱德华执政的前十八年中，立法活动之活跃是之后的几个世纪无法比拟的。那时，几乎每年都会有一项重要法令出台。尽管这些法令很少有新意，而且大多数很保守，但它们的累积效果却是革命性的。爱德华十分倚重他的国务大臣、巴斯和韦尔斯主教罗伯特·伯内尔。伯内尔主教出身低微，从王室大法官法庭和宫廷官员做起，一路升任为主教，直到1292年逝世都始终是国王身边最主要的顾问。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王室，他制定的所有政策都是以牺牲封建特权和封建影响力为代价强化王权。1274年爱德华返回英格兰后，刚刚上任国务大臣不足三个星期的伯内尔就启动了一项针对地方事务的彻底清查。专员们带着一份罗列四十个问题的文件赶赴各地，去了解哪些是国王的权利和财产，这些权利和财产受到了哪些侵害；哪些官员玩忽职守或贪污腐败；哪些郡县首脑“出于怜悯、受贿或偏袒”而包庇犯罪、失职，被指责为酷吏或贪吏。类似的清查之前也进行过，但从未如此彻底而有效。“强硬而不专制”，这就是国王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尊重一切合法权利，剥夺一切非法所得。

1275年通过的《威斯敏斯特第一法规》针对的是专员们揭露出来的职权滥用问题。紧接着，1278年的《格洛斯特法规》则命令法官们持权利调查令前往调查封建领主们在各自领地内通过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官员施行法律的情况，并规定这些权利应该必须严格明确。这项调查的主要作用在于提醒大封建主们，他们既享受着权利，也承担着义务。1279年《土地永久保有法规》出台，禁止把土地作为礼物向教会捐赠，不过得到国王准许的仍可继续。1285年颁布的《温彻斯特法规》把矛头对准地方的无序状态；同年还颁布了《威斯敏斯特第二法规》以巩固土地的限定继承制度。《威斯敏斯特第三法规》针对的是如何通过买卖而不是其他条件拥有土地。依据此法规得到的土地可以自由转让，但法规规定，以后的土地买主必须与卖主的领主而不是卖主做交易，而且要承担土地出卖前所附带的封建义务和捐税。这个法规叫停了封建采邑制的进一步向下分化，对国王大为有利。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国王直接管辖的佃户数量由此大大增加。

这一系列著名的法规性质上都比较保守，在一段时期内都行之有效。在政治领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英格兰人的物质生活也因经济上的巨大压力而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变化。土地逐渐不再是全国社会生活的道义制裁工具及防御之所依，而是日渐成为一种商品，一种在原则上可像羊毛或羊肉那样买卖的商品，也可以在某种条件下以礼物或遗赠形式转让，甚至能以有限继承的方式留给未来那些即将构成新贵族阶层基础力量的人们。

尽管进入这个原始而又活跃的交易市场的英格兰土地只是很少一部分，但却足以激起巨大而深远的反响。在那个时代，许多王公贵族都会有手头拮据的时候，因此借贷的幼苗开始在英格兰冒头。不知不觉中，犹太人已经悄无声息地融入那个残暴时代的社会机理。他们时隐时现，常常在大人物们急需金钱的时候提供极大的帮助，对不愿意向议会请求拨款的国王来说更是举足轻重。在某些鲜有却很确定的情况下，只要有钱，任何人都能买到大片土地，犹太人为此不再低调行事，土地开始通过直接买卖或抵押两种途径集中到以色列人手里。进入市场的土地越来越多，足以保证两种途径都是有利可图的。数十年后，昔日的封建地主才回过味来，原来他们为了追求过眼云烟般的金钱，永远失去了一部分数量可观的英格兰土地。

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早已引起了人们的愤怒，饱受抵押之苦的小地主和挥霍无度、在交易中吃亏的贵族开始在抱怨中联合起来对付犹太人。此时，意大利放债人乘虚而入。对爱德华国王来说，在紧要关头，意大利人的作用与犹太人一般无二。他惊喜地看到，只需通过简单而现成的反犹太政策，就能够既安抚强大而心有怨气的势力，又能逃避犹太人的巨额债务。于是，现代社会中常见的陈词滥调，比如宗教谋杀和其他骇人听闻的传言开始被搬弄出来，而且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可。在一片仇视之中，犹太人遭到抢劫、虐待、最终被驱逐出英格兰王国。唯一例外的是犹太医生，因为没有他们的医术，大人物们可能就得不到适当的诊治了。这个饱受苦难、颠沛流离的民族被掠夺一空，不得不再次寻觅避难之所，重头来过。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大篷车再次载着痛苦启程，驶向西班牙或非洲北部地区。直到四个世纪后，奥利弗·克伦威尔才和一个以色列富翁签订了秘密合同，再次向犹太民族开放英格兰海岸，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对犹太人的禁令被一位信奉加尔文教派的独裁者取消。犹太人被赶走后，来自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银行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但到了爱德华一世的孙子统治时期，他们也将品尝到基督教世界所谓的公道的滋味。

在取得巨大的立法成就的同时，爱德华国王还不断进行了行政改革。他在全国各地不知疲倦地巡视，严格查处每一处重要城镇的职权滥用问题，以犀利笔锋和强力手段纠正地方贵族的过分行为。经常被加以学究式解释的合法性是他随时准备使用的武器，用来从各个方面坚持不懈地整顿王国的内部治理环境，将个人利益从属于他和他的人民的领域清除出去。

爱德华一世非常重视行政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这一点在中世纪国王中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像他这样的国王很自然会更倚重拥有职业经验的行家里手，而对“徒尚虚荣的大封建主的业余式帮助”不屑一顾。到十三世纪末，英格兰已有三大专设部门各司其职。其一是设在威斯敏斯特的财政部，负责收缴王室岁入和账目记录；其二是相当于总秘书处的大法官法庭，负责为国王起草、撰写各种宪章、法令和书信；其三是内务部。内务部单独设有一个名为“掌玺司”的秘书处，专门跟随四处流动的王室办公，兼具财政与秘书功能，大到为发动大陆战争提供军费，小到给王室厨房买点胡椒都属于它的职权范围。伯内尔是一位典型的早期民事事务官员，他死后留下的位置由财政部官员沃尔特·兰顿接替。与伯内尔一样，这位财政大臣并未将利奇菲尔德主教职位视作宗教教职，而是将它当成了为国王服务的奖赏。

尽管爱德华一世是一位非常正统的天主教徒，但同样无法避免与教会的冲突。他渴望向上帝奉献一切，但却比父亲更强烈地希望拥有恺撒大帝式的君主权力，这样的心态迫使他不止一次地向教会提出抗议。当时，教会领袖是1279至1292年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芳济会修士约翰·贝查姆。他以极大的勇气和娴熟的手段维护着自以为是教会的正当权利以及在国王面前的独立。在1279年于雷丁召开的地方咨议院会议上，贝查姆发布了一系列令国王愤怒的公告，其中之一是禁止教士兼职。很明显，这个公告严重损害了国王将宗教职务作为奖励赏赐给政府官员的做法；另一个公告是要求每个大教堂和牧师会主持的教堂都必须公开张贴一份爱德华发誓遵守的《大宪章》。凡试图凭借国王法令阻止宗教法庭判案的人，以及违反《大宪章》的人，都将面临着被驱逐出教的惩戒。

面对爱德华的怒火，贝查姆不得不选择隐忍以等待时机。1281年在兰贝恩召开咨议院会议时，国王怀疑有人捣鬼，遂签发一项法令，禁止与会者“讨论与我们的国王有关的问题，或涉及我们的个人、国家以及会议状况的问题”。贝查姆不为所动，几乎原封不动地重新颁布了雷丁会议制定的主要法规，并在前言中明确地主张宗教自由。一个月后，他给国王写了一封非同寻常的信，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任何人类制定的章程，”他写道，“甚至任何誓约，都不能迫使我们忽略建立在神权基础上的法律。”一名职员对贝查姆的所作所为赞叹不已。他在把这封信抄录入“大主教文件录”时，在页边写下了如下评语：“美妙的信件。”

贝查姆的做法本来可能会导致一场与贝克特与亨利二世冲突相似的危机，但却因爱德华的不置可否被暂时压制下来。国王仍源源不断地签发着禁令状，但已有意识地加入了温和的基调。在1286年的一份著名法令中，他明智地要求自己的巡回法官，要谨慎对待宗教司法事务，同时列出哪些类型的案件应该留给教会法庭处理。一场争端就这样被推迟了，但直到大主教和国王去世，这场争端也没有彻底消弭。

爱德华登基之初，英法两国之间的关系是靠贵族们在1259年签订的《巴黎条约》维持的。在这个条约约束下，尽管两国之间暗中敌意涌动，却也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和平。1293年，在条约执行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以及英格兰、加斯科涅和法国水手在英吉利海峡的冲突导致了圣马赫大海战的爆发。但这场海战并不足以令英法两国重新开战。双方真正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于英格兰势力在法国南部地区的存在妨碍了法兰西民族追求的国家统一，是对他们自尊心的挑战。有“美男子”之称的法王菲力四世试图公开这个矛盾，他开始伺机发起挑衅。但爱德华国王选择了长期忍耐，试图找到折中的解决办法。然而巴黎议会最终宣布罚没加斯科涅公国，菲力国王要求爱德华国王象征性地交出加斯科涅几座主要城堡，以示承认其领主权力的合法性。爱德华再次忍让照办，但得到要塞的菲力国王转脸就拒绝将它们交还回来。爱德华国王意识到，他必须在开战与失去自己在法国的土地之间做出选择了。

1294年时的爱德会国王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轻松开朗的年轻人了。辅佐父亲历经多年坎坷后，他自己也在王位上坐了将近二十年国王，周遭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宫廷里，他深爱的妻子，卡斯蒂尔的埃莉诺去世了，他的母亲，普罗斯旺的埃莉诺去世了，他的两个儿子也不幸夭折；在朝堂上，他所信赖的伯内尔去世了，威尔士和苏格兰出现了严重问题，反抗声此起彼伏。年迈的爱德华国王孤独而困惑，数不清的棘手困难摆在他面前。

1294年6月，爱德华在伦敦向已被称为“议会”的权贵机构解释了英法两国冲突的根源所在。他要与法国人开战的决定被议会接受。在组织比较正规的议事会议上，这样的决定通常比较容易得到批准。

战争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看点。英格兰人在加斯科涅发动了多次战役，频繁袭击英吉利海峡沿岸地区，并对波尔多进行了长时间的围困。起初，人们对战争的热情十分高涨，但随着不可避免的税务增加，这股热情被迅速消磨殆尽。国王扣押了羊毛和皮革等英格兰主要出口货物，要求每袋交纳四十先令的关税才能赎回。而按照议会1275年制定的税额标准，每袋只需交纳半马克（即6先令8便士）。9月时，教士们也遇到了恼羞成怒的事情：国王要求他们贡献出一半的收入。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准备当面向令人畏惧的国王抗议，没想到却气晕倒地，就此死去了。11月，议会同意向所有动产征收重税。但随着征税进行，怒气开始在所有阶层中蔓延。1294年冬天，威尔士爆发起义，爱德华国王忙不迭地将其镇压下去；但等他班师回朝后，又发现苏格兰与法国勾结起来。从1296年开始，英格兰就与苏格兰陷入断断续续的战争状态。

从1297年10月开始，英法两国在战争中多次停战。这种的局面并不比真刀真枪的战争花钱少，一直持续到1303年才告终结。英格兰由此陷入多年的内外交困状态，苏格兰问题在其中尤为棘手。爱德华国王定期在威斯敏斯特召集了多次议会会议，向代表们讲解全局形势，但后者并没有给予他想要的支持，拒绝了增加新税收的要求。

教士们的处境更尴尬。1296年，教皇颁布了著名的《教士不纳俗税》教喻，禁止在未经教皇许可的情况下交纳额外税务。在同年秋天的伯里·圣·埃德蒙兹议会会议上，教士们几经犹豫，最后在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温切尔西的领导下做出决定——他们无力进行任何捐赠。爱德华国王一怒之下剥夺了教士们的法律权利，同时宣布没收他们的封地。大主教以牙还牙，威胁称凡不遵守教皇教喻者，一律革除出教。一时间双方群情鼓噪，但很快大家都冷静下来。第二年夏天，争吵平息了。教皇适时地颁布了一个新训令，取消了先前过分的要求。

对爱德华来说，与教会讲和求之不得，因为他又遇到了新麻烦。国王在索尔兹伯里提议，在自己发动佛兰德斯战役期间，贵族中的部分人应该在加斯科涅打仗。这个建议遭到了贵族的拒绝。赫尔福德伯爵、英格兰治安官汉弗莱·德·博汉与诺福克伯爵、执法官罗杰·比格德说，他们必须追随国王左右才能履行自己的世袭职责。这种借口当然无人相信。两位伯爵与国王都有私人恩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话道出了大多数贵族心中的不满。在过去二十年中，国王的权力不逝增加，而他们的权力则不断萎缩。这种情况是谁都忍受不了的。对贵族们来说，起来反抗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就像他们的上一代反对爱德华的父亲一样，他们也应该行动起来了。

爱德华并未将贵族们的挑战放在心上。他给赫尔福德和诺福克两地任命了副手后就开始忙着准备打仗，并于8月起兵前往佛兰德斯。国王的离开让贵族反对派看到了期待已久的良机，他们于是要求确认《大宪章》及其派生出来的《森林宪章》的法律效力，另外还提出六项补充条款。前两个宪章是得到约翰同意的条款的最终文本，它们与其他补充条款一起，要求将来在没有得到全国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任意征税或要求援助；不得在违背所有人意愿的情况下，扣留玉米、羊毛等类似货物；恢复王国内教士和世俗人士自古就有的自由；国王不能以拒绝前往加斯科涅打仗为由处罚两位伯爵及其支持者；高级教士们应该在自己的教堂内高声宣读《大宪章》，凡无视《大宪章》者都应被革除出教。秋天时，两位伯爵带兵来到伦敦，以武力胁迫摄政者接受这些条款，无力反抗的后者只好屈服，确认了所有条款。11月，远在根特的国王也批准了这些条款，但保留了国王在财政方面的一些权利。

这是一场重大而令人惊讶的让步，国王和贵族反对派都不敢相信它能如此轻易地达成。贵族怀疑国王可能会借公正之由收回自己的承诺，于是几次三番试图在议会引起大家对这些承诺的注意。最终，在1301年的林肯郡议会上，爱德华国王不堪威胁与争论的困扰，再次郑重地对宪章和某些补充条款进行了确认。

借助这次危机以及贵族们坚决的态度，给后世造成重大影响的两条原则确立起来。其一是国王无权向任何地区调派地方封建领主的军队。这个限制敲响了封建兵役制的丧钟，导致拿钱打仗的契约雇佣式军队在下一个世纪中兴起；其二是国王在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以“紧急需要”为名强征赋税。十七世纪以前的英格兰国王们都有过增加税赋的尝试，但爱德华的妥协开创了一个失败的先例，这标志着议会在限制王权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与前辈们相比，爱德华国王统治时期更多追求的是维护全国利益，更尊重法律形式。后者很具讽刺意味，因为国王发现他曾倚仗的原则竟被对手们用来对付自己，这让他很恼怒。贵族们没有动用武力，只借助已有的法律体系就达到了目的，而这套法律体系正是国王历经艰难才创立起来的。贵族们的做法表明自己的身份在转变：他们不再是封建贵族阶级的代表，而是全国反对派的领袖。于是，国王不得不再次郑重地公开承诺维护《大宪章》中的主要原则。由于针对最近王室滥用特权的补救措施也写进了《大宪章》，因此国王的这次让步显得尤为难得。这是法制方面的一次真正进步。

英格兰国王们非常看重他们在法国的领地，对如何在大不列颠群岛内开疆拓土反倒不怎么在意。他们偶尔会插手一下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事务，但保卫边疆区安全的任务大多数情况下都落在当地贵族肩上。《巴黎条约》签订后，英格兰的整整一代人不用再考虑欧陆扩张，于是他们有了解决内部安全问题的时间。在历代英格兰国王中，爱德华一世是第一位调动全部王室力量和资源用于向西部和北部扩张的。对他来说，征服威尔士的独立地区，巩固西部边界的安全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在自己的统治时期设法征服了罗马人、撒克逊人和诺曼底人都没有征服的地区，不列颠岛朝着统一迈出了一大步。

威尔士群山中固若金汤的堡垒养育出一个吃苦耐劳、顽强不屈的种族。亨利三世统治期间，这个种族曾在卢埃林的孙子领导下，将深深的印记再次留在英格兰的政治舞台上。作为父亲亨利三世的助手，爱德华曾和威尔士人打过交道。他在战场上多次与他们兵戎相见，但取胜的次数屈指可数。与此同时，他还发现野蛮好战的威尔士边疆区贵族，比如莫蒂默斯家族、博亨家族以及拥有格洛斯特的南部克莱尔家族，无不在利用自己的军事特权侵害着威尔士和英格兰人的利益。对爱德华来说，威尔士人的独立要求是件令人烦恼的事；同样，让一伙强盗般的贵族守卫英格兰的边疆也如鲠在喉，这帮家伙曾不止一次向国王的权威发起过挑战。那片自古以来就盛行着野蛮的自由的“不可征服之地”一直以来都被小诸侯和野蛮的山地民族视为庇护所。现在，爱德华国王决心去征服它；同时，他还要给威尔士边疆区贵族们的特权戴上枷锁。

连续数年，爱德华一世借助几辈威尔士边疆区贵族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下来的力量发动了针对威尔士的战争。他冷静而精心地策划，指挥军队水陆并进，最后终于占领了威尔士。他动用的军队主要是威尔士雇佣军，另外还有从加斯科涅调来的正规军，以及从附庸于他的封建领主处征召来的士兵（国王调动附庸军队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不得不指出的是，爱德华能击败久负盛名的布立吞勇士，靠的不是人多势众，而是猛烈的冬季攻势。战争胜利后，爱德华颁布《威尔士法规》，终结了这个独立公国的存在。昔日卢埃林家族在威尔士的土地被全部划归国王，并被置于安各尔西、卡那封、梅里奥尼思、卡迪根和卡马森等郡治下。在卡那封出征的爱德华一世国王之子小爱德华，成为以英格兰人的身份受封威尔士王子的第一人。

爱德华国王发动的威尔士战争结束了，但战争表现出来的一大特点却越来越明显，即英格兰的军事制度正在从撒克逊和封建时代的短期兵役制向正规的雇佣制转变。阿尔弗雷德大帝时期，短期征召的“民兵”服役时间有限，大帝因此吃尽苦头。四百年过去了，诺曼底人把持的封建王国仍然固守着短期服役制度。但靠这个制度，怎么能进行一场从冬天到夏天、延续十五个月的战争呢？又怎么能发动并坚持针对欧洲大陆的远征战争呢？所以几个朝代以来，免除兵役税都备受国王和贵族青睐。贵族们不想服兵役，因此喜欢交钱免役；国王们愿意他们交税，是因为想用这笔钱雇佣职业士兵。在威尔士战争中，两种制度同时存在，但老制度在衰落。国王更需要值得信赖的雇佣军，而不是从封建诸侯手下调集来的“民兵”。为了招募雇佣军，钱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与此同时，战争天平上还在向另外一个方向倾斜，即重装骑兵的逐渐淡出。重装骑兵已存在了五个多世纪，其威力就曾令罗马军团整齐的战阵黯然失色。不过现在它就要被一种新型步兵取代了。这支在普通民众中招募的新型步兵很快开始证明自己在战争中的优势地位。他们使用的武器不是棍棒，不是刀剑，不是长矛，也不是投射器，而是弓箭。经过长期的完善，弓箭手即将以令人惊讶的姿态登上军事舞台，并在欧洲大陆战场上技惊四座。不过欧洲人还不知道这一点。弓箭是威尔士战争的胜利者从当地人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在威尔士南部地区的战争中，长弓的使用取得了惊人的效果，一位威尔士边疆区的贵族曾对此做过记载。他手下的一名骑士曾被箭矢射中。那支箭射穿了他的衣甲、臀甲、大腿和马鞍上的木头，最后深深地插入马腹。弓箭是战争史上出现的新事务，也是人类文明史的组成部分，可以与铜器代替石器或铁器代替铜器相提并论。它的出现，使步兵在叮当作响的铁甲时代首次掌握了一种可以射穿重甲的武器。在发射距离和发射频率方面，弓箭无疑远远优于士兵们之前使用的所有武器，甚至在现代步枪出现前，也没有任何武器可与之媲美。战争部保存的档案中有一份专论，是一位曾追随拿破仑长年征战的将军在滑铁卢之战后的和平时期所著的。他在专论中建议，应该放弃滑膛枪而改用长弓，因为后者极高的精确度、极快的发射速度以及极远的发射距离都是前者所不能比拟的。

威尔士战争就这样从两个方面摧毁了封建制度存在的物质基础。实际上，在精神领域，这个制度早就被日益改良和扩展的行政管理淘汰了。要想让一个地区被占领后彻底屈服，所需要的治理方法是封建贵族所不具备的。苦心经营的石头城堡无疑在铠甲时代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发挥过显著作用。但现在，碉楼林立的城墙需要再扩大，以容纳更多的驻军，并承受经过大幅改良的投石机等重型攻城器械的攻击，同时阻止攻城者接近内城脚下。而且，现在要防备的不仅是身披重甲、在乡村横冲直撞制造恐怖的武士，还有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步兵。后者拥有新型远程作战能力，可以在职业军官指挥下按最高指挥部制定的计划行事。

爱德华统治时期最大的麻烦出现在苏格兰。长久以来，英格兰和苏格兰都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1286年，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在夜间骑马时不幸摔落悬崖，身后留下的继承者是他的孙女、有“挪威少女”之称的玛格丽特。几番游说后，苏格兰贵族最终同意这位年仅十四岁的公主继承苏格兰王位，不过同时他们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即“挪威少女”在登基的同时还要嫁给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的儿子小爱德华。这样，两个王国就可以通过王室联姻一劳永逸地消除可能存在的对立情绪。能想出这个计划，说明当时的人们还是比较精明的，苏格兰和英格兰统治阶层都对这个安排赞赏有加。但可惜的是这只是一场梦，一场很快就会破碎的梦。1290年，“挪威少女”乘船出海，中途不幸被汹涌的海水吞没。于是，苏格兰再次被王位继承人的问题所困扰。苏格兰贵族在不少方面都与英格兰王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最终决定由谁继承苏格兰王位时，英格兰的利益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包括私生子在内的众多继承候选人中，有两个人的资格最明显，即约翰·巴利奥尔和罗伯特·布鲁斯。布鲁斯强调，他年迈的父亲与王室祖先是近亲；巴利奥尔与王室的血缘关系较远，但他强调的是长子继承权。在二人身后，聚集着一批势均力敌的支持者。

自亨利二世统治时期起，英格兰国王就不时地宣称自己是苏格兰的领主，依据是早先的苏格兰历任国王承认撒克逊人的领主地位。以精于法制闻名的爱德华国王曾在类似环境下为阿拉贡和安茹做过裁决，现在他毛遂自荐，要求担任苏格兰王位继承权问题的仲裁。英格兰国王的这一要求得到了广泛认可。摆在苏格兰人面前的选择有两个，其一是将国家分裂为由敌对的两位国王分别统治的两个王国，其二是内战。两个选择都不是苏格兰人所希望的，所以不得不接受爱德华的裁决。一直追求严格法治的爱德华国王当仁不让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前提是苏格兰必须先承认他的宗主地位，并交出一些苏格兰城堡以示臣服。英格兰国王很好地履行了仲裁者的职能。苏格兰贵族曾以破坏苏格兰统一的阴谋诱惑他，但被他严词拒绝。1292年，爱德华国王宣布支持约翰·巴利奥尔。英格兰人后来都怀疑这个决定的正确性，但考虑到当时苏格兰内部的严重分裂以及布鲁斯身后强大的支持势力，爱德华当时只能选择约翰·巴利奥尔，而且因这一公正而获利丰厚的选择自豪不已。此时，他不仅确认了自己对苏格兰的宗主地位，而且为苏格兰选择了一位国王。但遗憾的是，约翰国王在自己王国里得到的支持并不多，所谓“合法选择”的幌子最终无法抵挡苏格兰民族情绪的爆发。沮丧的苏格兰贵族一边接受爱德华的裁决，一边组织起一个由十二名强大封建主组成的权威委员会，名义上是为了辅佐新国王约翰，实际上是为了威慑他，对苏格兰王室的权力进行监督。爱德华国王不悦地发现，他那个看起来很漂亮的裁决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苏格兰民族仍然是团结一致，苏格兰政府仍然保持着独立。他们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更增添了对英格兰的敌意。

在爱德华向苏格兰要求宗主权的同时，法王菲力四世同样也向爱德华要求宗主权。在后者的关系中，爱德华成了桀骜不驯地维护自己封建利益的臣属，法国宗主则在法律上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就像英格兰比苏格兰实力强大一样，法国的武力也远远超过英国。与苏格兰和法国的双线冲突让英格兰在财政和军事方面非常吃紧，几乎到了无力应对的地步。为应对遭受南北夹攻的局面，爱德华国王在有生之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征收苛捐杂税。他在佛兰德斯和苏格兰低地之间四处奔走，为征集钱财不惜控地三尺。对他来说，除此之外别无要事。为取得议会的支持，他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让步，承认了约翰被迫做出的大部分改革，尚处于萌芽时期的议会制度因此大受裨益。除了几位大封建主外，全国上下都很支持爱德华对法国和苏格兰的斗争，几次三番地满足他的要求，但最后终于不堪重负。于是，这位精明的立法者、成功的苏格兰财政监管人和行政改革家不得不为了多收赋税而敲骨吸髓，最终招致反对，使他的生活和名望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与爱德华对抗，苏格兰同法国结盟，爱德华视此为敌对行为，因为英格兰与法国正处于战争状态。于是，他召唤约翰·巴利奥尔到伯威克会面。然而，苏格兰贵族们坚持不让他们的国王赴险，战争就此爆发。爱德华以雷霆之势挥军向伯威特发起无情的攻击。这座当时北方的贸易中心已经享受了百年的安宁，对英格兰国王的攻击毫无防备。市民们只来得及仓促地立起木栅，随便抓起手边的东西当作武器。然而这一切都不堪一击，英格兰军队几乎毫发无损地攻入城池，大肆烧杀抢掠，死难者数以千计，残忍的场景甚至超过了野蛮时代。最顽强的抵抗来自于30名佛兰德斯商人。他们坚守着自己那座被称为“红厅”的货栈，直至它最终化为灰烬。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伯威特就从一座活跃的欧洲贸易中心沦为至今仍然存在的小海港。

发生在伯威特的恐怖暴行生生碾碎了苏格兰统治阶层的反抗意志。英格兰大军兵锋所指之处，珀思、斯特林和爱丁堡纷纷归顺。此时，爱德华表现出恩威并施的技巧，暗合了后世马基亚维利
[19] 倡导的君王之道。他携伯威特之威，宽宏大量地向苏格兰人宣布欢迎来降。于是，巴利奥尔交出了自己的王位，苏格兰被置于英格兰统治之下。但就像当初在威尔士发生的那样，英格兰人在苏格兰面临的不仅是如何以外族人身份实施统治的问题，还有如何恢复法律与秩序的问题。可惜的是这两点他们做得都不好。表面上，苏格兰统治阶层一败涂地，爱德华可以欣慰地认为一切都结束了。但实际上这只是开始。人们常常认为圣女贞德是西方世界第一位打起民族主义大旗进行反抗的人，但实际是早在她之前的一个世纪，就有一位名叫威廉姆·华莱士的逃亡骑士，从偏远的苏格兰西南部避难处挺身而出，打着苏格兰民族主义的旗帜，指挥、引领着这个民族走向胜利。当时，爱德华正因与法国的作战时胜时败而苦恼，不断传到耳朵里的苏格兰动荡消息更让他烦躁不已。要知道，此前人们一直认为苏格兰会是非常平静的。在背后支撑华莱士斗争的，是苏格兰民族与人类其他民族一样拥有的顽强与坚决的精神。华莱士又在这种精神之上发挥了高超的军事才能。他不顾贫困与管理手段的原始，将大批追求正义的勇敢之士聚集起来，组织成一支坚韧不屈的军队。在他指挥下，这支军队不畏惧失败，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战斗。从组织结构上来说，华莱士的这支军队是独特的。他们以五人、十人、二十人为单位，逐级而上直至千人，每级都配有一名指挥者。凡违反任何一级长官命令者均处以死刑。这样，自由之战就从最基层处有了不可征服的保证。

爱德华派驻在北方的指挥官是萨里伯爵韦尔尼。他对苏格兰起义军的活动忍无可忍，遂率大军奔赴斯特林。1297年9月，与华莱士率领的起义军在坎伯斯肯尼思大教堂附近的斯特林桥相遇。当时，伯爵的军队里有不少苏格兰士兵。其中的一位骑士告诉伯爵，让部队越过又窄又长的堤道和横跨河流的大桥是危险的。这位不亚于现代参谋军官的骑士提供了一组数字，说明大军过桥需耗时十一小时。他问伯爵，如果敌人趁大军未全部过桥之机攻击先头部队，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他建议，上游有一个渡口，伯爵可以先派一支部队从那里过河以掩护主力侧翼。不幸的是，伯爵大人把他的话当了耳边风。华莱士密切关注着一批批英格兰士兵跨桥而来，并抓住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全力出击，一举夺取桥头，斩杀韦尔尼伯爵的先头部队五千人。大败的韦尔尼从苏格兰大部分地区撤出，驻守的要塞一个接一个地陷落，最后只能退守特威德河一线。

同时与法国和苏格兰开战的是爱德华国王无法承受的，他开始不计代价地寻求集中力量对付近在咫尺的危险。于是，英法之间展开了漫长的谈判。双方达成了一次又一次停火协议，最后终于在1303年签订《巴黎条约》。而在此之前，两国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和平，因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于1294年与法王菲力的妹妹、年轻的玛格丽特公主订婚，爱德华一世国王的儿子、英格兰王位继承人、出生于卡那封的爱德华也与菲力的女儿伊莎贝拉订婚。英法战争于1297年因这两场联姻而宣告结束，但由于教皇的从中作梗，国王的婚姻和真正的和平直到1299年才得到正式确认。通过这些外交手段，爱德华从1297年底开始就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苏格兰人。

此时，华莱士已经成为苏格兰的统治者，残酷的战争还看不到停止的迹象。在斯特林桥头，一名受人憎恨的英格兰税务官被打死，华莱士把他的皮割成大小合适的条状当成剑缨。退出与法国战争的爱德华匆忙赶到惨剧发生的现场，率领所有的英格兰封建附庸军队向苏格兰人发起进攻。1298年，福尔柯克战斗爆发。在爱德华亲自指挥下，这场战斗的结局与斯特林之战截然相反。彼时，华莱士率更为强大的义军以防守之势迎敌。他手下虽然没有骑兵和弓箭手，但却有一批能死战不退的长矛兵。这些长矛兵组成的坚固圆阵，给华莱士平添了强大的信心。战斗打响后，英格兰先头部队的重甲骑兵果然在锐利的长矛面前败下阵去。此时，爱德华部署在骑兵和二线部队之间的弓箭手开始发威，瞄准苏格兰圆阵的薄弱处集中射击，一时间箭如雨下，苏格兰长矛兵死伤惨重。随后，英格兰骑兵踏着敌人的尸体突入苏格兰战阵，阵型大乱的苏格兰长矛兵只得引颈就戮。追杀一直持续到义军退入森林深处，华莱士和他的士兵们再次成为逃亡者，被当作叛乱者追杀，饥寒交迫，遭受了人间所有的痛苦，但仍没有放下武器。

苏格兰人是不可征服的。1305年，华莱士被俘，在威斯敏斯特宫受审后被绞死在泰伯恩，随后又被剖腹分尸。但苏格兰的战争并未因此平息，而是如一位编年史作家所说，“冬去春来，周而复始。”罗伯特·布鲁斯接过了华莱士手中的火炬。

晚年的爱德华变成了一个孤独易怒的老人。新一代在他身边逐渐成长起来，但他与他们既不熟悉，也没有共同语言。玛格丽特王后年轻得能做丈夫的女儿，经常跟继子继女一起和老国王作对。尽管最终没几个人敢真的反对老国王，但他也几乎得不到家人真心的热爱和尊重。

1290年时要求继承苏格兰王位的约翰·布鲁斯有一个孙子，也起名叫作约翰·布鲁斯。小布鲁斯依靠出身和强硬手腕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在他领导下，苏格兰战端再起。他约了代表英格兰利益的苏格兰领袖在边境城镇邓弗里斯的神圣教堂庇护下会面。二人先是在一间屋子里密谈，过了一会儿布鲁斯走出来，对随从说：“我怀疑自己杀死了‘红康明”
[20] 。”他手下的一名头目应了一声“我去看看！”便进入这座宏大的建筑。于是，这个北方的伟大民族又有了一位新的武装保卫者。爱德华国王当时年事已高，但意志仍未衰退。他在温彻斯特的王宫里听到布鲁斯在斯科尼加冕的消息后怒不可遏，遂于1306年发动战争将布鲁斯击败，后者仓皇逃到安特里姆附近的拉思林岛躲避。据传说，布鲁斯在岛上看到一只蜘蛛坚持不懈地编织蛛网后又振作起来，这只蜘蛛也因此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蜘蛛之一。第二年春天，布鲁斯重返苏格兰。此时，年迈多病的爱德华国王已无法再骑马行军，不得不像一千年前的罗马皇帝塞维鲁那样坐在肩舆上讨伐顽强的敌人，最终像塞维鲁那样死在行军途中。临死前，苏格兰和圣地是他念念不忘的两个地方。他叮嘱儿子，一定要把自己的遗骨放在车里随军征战，直到征服苏格兰人为止。同时还让儿子派出一百名骑士带着自己的心脏赶赴巴勒斯坦，帮助收复圣城。但他的继承人软弱无能，国王临终的两个愿望都未能完成。

爱德华是英格兰法制形成时期最后一位伟大的君主。他颁布的法规解决了社会秩序的问题，限制了封建领主法庭的权力，制止了法官定法的杂乱无章和恣意妄为，定下了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还依然延续的财产法基本原则。这些伟大的立法活动为习惯法的应用划定了界限，在不违反基本原则和传统的前提下，确定了它的最后形式。

在政治制度方面，爱德华取得的成就同样不可磨灭。他召集选定的贵族和郡市代表组成议会，以取代旧时的大佃主法庭。这一制度在他统治的晚期建立起来，起初只是徒具其表，后来渐渐地血肉丰满起来。在爱德华统治的年代里，这一制度得到了决定性的推动。在他统治初期，其父在位期间就开始尝试的这种制度可能带来任何后果，也可能什么结果也没有。到了他统治后期，这一制度已经深深地嵌入英格兰的习惯和传统。自此以后，“统治权”（也许那个时候爱德华国王并不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就不再被国王一人掌握，也没有落在国王和贵族议会手里，而是由国王通过议会支配。

不过，政治制度方面存在的一些隐患也逐渐显露出来。比如议会与国王的权力界限没有得到明确的划分。一项法规只有在国王通过议会颁布的情况下才能称之为法律，也只能在得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被废除。这一点虽然很快得到认可，但当时的议会尚处于稚嫩阶段，治理国家的主导权掌握在国王手里，后者顺理成章地拥有了许多未加限制的权力。枢密院根据国王一人的命令颁布的皇家法令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国王能否在特定情况下以维护公众或皇家利益为名凌驾于法规之上？在国王与议会的冲突中，谁能裁决正确归属哪一方？随着议会制的发展，这些问题被不可避免地提出来，但要得到最终答案，还要等到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坐在英格兰的宝座上。

不管怎么说，联合王国强大的君主政治和议会制度已经在那个时候打下了基础。它们的继续发展和成功取决于接下来即将继承爱德华一世国王王位的那个人。无所事事的怯懦者、空想家和喜欢冒险的年轻人扰乱了不列颠岛上刚刚形成的统一局面。长年的内战以及混乱状态引起的专制妨碍、延缓了英格兰各项制度的发展。但当旅行者凝视镌刻在威斯敏斯特大理石墓上的“这里安息着打击苏格兰之锤爱德华一世，请谨守诺言”的字样时，他就会真正感觉到自己正站在塑造不列颠生活、特点和声望的建筑大师面前。

第十九章　班诺克本之役

爱德华二世的统治可以被视为其父统治的悲伤延续以及其子统治的序幕。爱德华一世年轻时代和全盛时期积聚的力量和赢得的声望，掩盖了晚年走下坡路的事实。我们在看到他强盛的同时，也应该分辨他的弱点。人不能永生。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这位曾经打倒西蒙·德·蒙特福德、威逼威尔士俯首听命、以雷霆之势打击苏格兰、奠定议会制基础、凭借制定的法律赢得“英格兰的查士丁尼
[21] ”美誉的勇敢武士，仍然在与狭隘的、怨气冲天的、阶级意识日益强烈的贵族们进行着一场即将失败的斗争。最终，年迈与死亡迫使他不得不把这场斗争留给儿子。后者处境尴尬，根本无力取胜。一位强壮能干的国王迎着困难接过了一副重担，他的继承者虽然和蔼可亲，但却堕落无能。马洛
[22] 在自己所写的悲剧中，让这位可怜的国王临终前说了几句豪言：

告诉伊莎贝拉王后我并非这副模样，

我在法国曾为她全力以赴，

挑克莱蒙特公爵于马下。

对于这位不幸的国王，历史并没有埋没对他的颂词，但保存至今的史料也没提到爱德华二世曾参加过战争或比武，反倒记载了他对盖茅屋、挖水沟和其他实用技术的兴趣。划船、游泳和洗澡也是他喜欢做的事情。有时，他还不顾礼仪与谋臣们交好。爱德华二世的统治虽然软弱，但从长远角度看却有利于英格兰实力的增长。上一代统治者消失了，他的权杖已折断，但在老国王治下觉醒并生机勃勃的英格兰民族力量，却继续在前进的道路上迈着迅捷而有力的步伐。此时议会制度尚未成熟，国王法庭仍然是掌控国家法理权力的中心。这是一个由实力强大的贵族和能干的宫廷官员组成的机构，爱德华一世死后，贵族们便牢牢将其控制在手中。他们成立了一个名叫“上议院贵族委员会”的机构，以代表贵族和教士们的利益。对这群新的政府掌管者来说，苏格兰和法国仍然是最大的外部问题，不过他们的矛头却首先对准了受国王宠信的皮尔斯·加维斯顿。加维斯顿是个英俊的加斯科涅小伙子，对国王百依百顺，但对朋友的自命不凡却不能容忍。国王对他信任有加，他的意见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贵族集团开始攻击皮尔斯·加维斯顿。为转移视线，爱德华国王和加维斯顿尝试着袭击苏格兰人。但二人的努力失败了。1311年，加维斯顿被流放到佛兰德斯，后来又背着贵族委员会鲁莽地返回英格兰，但只能跑到北方避难。贵族委员会开始对他进行追捕，不过这场追捕没有引发战争，而是成为贵族们建立权威的机会。他们占领城堡、控制法庭并令军队俯首听命。最终，加维斯顿被围困在斯卡伯勒城堡，被迫与仇敌讲和。贵族们饶恕了他的性命，但要把他监禁起来。然而做出这个决定时贵族委员会重要成员之一的沃里克伯爵不在斯卡伯勒现场。事后，这位伯爵带领另外一些贵族破坏了协议。他们在牛津郡的戴丁顿制服了加维斯特的护卫队，在沃里克附近的布莱克洛山上砍掉了这位国王宠臣的头颅。

尽管贵族委员会取得了这些胜利，但王室权力仍十分强大，受到贵族委员会限制的爱德华国王仍然控制着政府，每日为与法国的纠纷和苏格兰的战争操劳着。为遮掩在国内受到的挫败，他决定出兵征服北方的苏格兰，于是向全国下达了普遍征募令。1314年，一支强大的英格兰军队跨过特威德河。这支两万五千人的队伍中有三千名身披铠甲的骑士和重甲骑兵。在当时，召集起如此庞大的军队颇为不易，供给他们吃喝更困难。这支军队在爱德华二世有名无实而又无所适从的指挥下，向苏格兰军队步步逼近。苏格兰的新保护者罗伯特·布鲁斯面临着来自英格兰的报复。苏格兰军队的总人数大约有一万人，其构成与福尔柯克之战时一样，主要是顽强不屈的长矛兵。这些长矛兵在战斗中无所畏惧，进入战阵之后就会不死不休。尽管长矛兵忠诚无比，但布鲁斯仔细思考后还是认为，一旦他们暴露在箭雨或装甲骑兵的冲击之下，还是力有不及的。于是，他凭借非凡的预见性和指挥技巧采取了三条措施。第一，选择了一处两翼被难以穿越的森林护卫的阵地；第二，在阵地前挖了很多小圆坑，上面用树枝和草皮盖起来，作为遏制敌方骑兵冲锋的陷阱。在后来的克莱西之战中，英格兰长弓兵仿效了布鲁斯的做法。第三，在手里保留一支人数不多但训练有素的骑士队伍，以粉碎敌人在侧翼使用弓箭手打乱其圆阵阵脚的企图。安排好这一切后，布鲁斯开始等待英格兰人的进攻。

英格兰军队的规模十分庞大，后军向前军靠拢需要三天时间，然而供他们展开战阵的战场却只有两千码。正当英格兰人忙着在苏格兰阵前集结时，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一位名叫亨利·德博亨的英格兰骑士率领一支威尔士步兵发起冲锋，试图以突然一击解斯特林城堡之围。布鲁斯率军及时赶到，横阵挡在冲锋的步兵与城堡之间。德博亨遂向苏格兰国王发起挑战。布鲁斯没有骑他那匹身披重甲的战马，而是骑着一匹受过良好训练的普通马匹迎敌。只一个回合，苏格兰国王就用战斧拨开德博亨的长枪，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杀死。6月24日上午，英格兰军队开始进攻。成群结队的重甲骑兵冲下山坡，在飞溅的水花中冲过班诺克本河，向山上的苏格兰圆阵冲去。冲击途中，英格兰骑兵被遍地陷阱弄得队形大乱，但最终还是与苏格兰长矛兵短兵相接。“两军搅做一团，英格兰骑士紧催战马如冲入一片浓密的森林般杀入苏格兰人的枪阵，长矛刺穿身体的撕裂声和战马倒地的悲鸣声瞬间响成一片。双方就这样混战在一起。”由于两边都不肯退缩，这场战斗开始向全线蔓延，变得漫长而又残酷。英格兰弓箭手虽然强悍，但此时也无从下手。如果他们仿效征服者威廉在黑斯廷斯之战中使用过的方法将箭矢射向天空，落下来后杀伤的也多是自己人而不是苏格兰步兵。最后，一队弓箭手绕过苏格兰战阵左翼打算偷袭，但布鲁斯对此早有准备。他将手头的一小队骑兵放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弓箭手赶回等待出击的大队人马之中。现在，英格兰的这些人马已经呈现出混乱的迹象。随着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投入战场，混乱在加剧。最后，布鲁斯营中的随军人员挥舞着旗帜，大声喊叫着出现在英格兰军队右侧的小山上。大为恐慌的英格兰人遂全线退却，爱德华二世国王在众多贴身护卫簇拥下率先逃跑。退却很快演变为溃逃，苏格兰圆阵中的士兵顺着山坡猛冲下来，抢在英格兰人渡过班诺克本河之前给他们造成了重大杀伤，英格兰骑兵从未在一天内遭受过如此惨重的损失，即使在玫瑰战争的陶顿战役中也没出现如此众多的死伤。苏格兰人声称，此战共杀死或俘虏了三万名英格兰人，这一数字比英格兰军队的总数还要多。但不管怎样，他们以长矛兵为主力一举击溃骑兵和弓箭兵组成的强大军队，这本身就应该是战争史上的壮举。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常可以看到能力超凡的统治者尽管优点无数，但却为未来种下了祸患的种子；而有些懦弱或无能的君主，则可能为社会的前进铺平道路。这次，争夺权力的无休止斗争进入了一种新局面。在王室宫廷长期担任官职的人们身上，我们可以窥探到不断增加的影响以及权威。当国王明显地控制在他们手里，或在政策和个性方面不能压服他们的时候，宫廷官员们的影响和权威会更引人注意，而且更让人反感。封建贵族已经在反对国王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们现在视宫廷官员为绊脚石，尽管这些人在日益扩展的国家生活中不可或缺。不过，就像他们的祖先不能废除王位一样，他们现在也不能撤销这些宫廷官员的职位。贵族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时间里获取宝贵官僚机器的控制权，即在十四世纪想方设法掌握宫廷主要官员的选择权或任命监督权。后来，汉诺威王朝的辉格党贵族赢得了这个权力。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贵族委员会控制了国王法庭。但他们很快发现仍有不少关键性的权力从他们的指缝里溜走。那时候，国王不仅是国家名义上的统治者，而且还是实际的治理者。他的亲笔签名、盖在文件上的玉玺印记以及由指定官员签发的令状，是法庭宣判、军队调动、刽子手行刑的依据。后来，爱德华二世被废黜时受到的主要指控之一，就是他有辱治理国家的使命。从执政初期开始，爱德华二世就把过多的权力下放给了宫廷官员。在贵族委员会看来，国王的举动使得政府的最高控制权从国王法庭转移到了一个被称为“国王珍宝塔”（即“内政部”）的内部小圈子手里。在那里，国王与宠信的大臣和不可或缺的官员一起处理小到购买连裤袜、大到发动欧洲大陆战争的各种事务。粗鲁傲慢、实力雄厚的贵族们气急败坏地徘徊在这个精心挑选的隐秘圈子之外。掌握权力的过程就像爬山，爬到山顶后总会看到另一座比它高的山峰，这很让人气恼。这种现象并不是古老时代所独有的。最高行政权力逐渐集中在一小群人手里是必然的事情，否则就没有最高行政权力一说了。但当这个权力收缩的过程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或被战场上的败绩玷污时，那些一直在不远处觊觎的人就会乘虚而入。现在，他们等到了这个机会。贵族委员会中一些处心积虑地没有参加班诺克本战役的成员，开始把这场灾难性战斗的责任全部推到国王头上。

双方还算势均力敌。在那个年代，对神圣的国王使用暴力罪不可恕。目空一切而又自私自利的贵族们也不应该忘记，从传统和架构上来说，整个教会都是依附于国王而存在的；而且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一边卑躬屈膝一边又挥舞着大把诉状的平民们视国王为保护他们免受贵族压迫的保护者，这是自征服者威廉取得英格兰王位以来的惯例。总之，不同地区的各个阶层或许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有的人习惯天黑后不点灯，但法律和习俗不论贫富，对他们都一视同仁。在威斯敏斯特，贵族们还可能对国王发起迅猛一击，但如果国王跑到希罗普郡或威斯特摩兰郡，哪怕他身边只剩下不多的护卫，只要亮出王徽再讲述一下遭遇，马上就会有大批骑士和弓箭手聚集到他身边。

在这场不分伯仲的斗争中，议会成了争取利益者最重要的砝码。最起码，那里是唯一能代表国家对支持或反对中央集权的做法做出审判的机构。于是，在这个不幸的国家里，争斗双方在议会中或通过议会大肆运作。议会乘此机会强化了自己的权力。爱德华二世统治期间召集了不下二十五次议会会议。尽管议会中的骑士和市民代表往往是这一派或那一派的傀儡，没有动议权，也没有控制政策制定的权力，而且容易被王室或贵族的阴谋诡计左右，但这个机构仍然能经常在某些决定性时刻发挥作用。这段时期对英格兰国内另一种势力的成长非常重要，这种势力与国王和贵族势力有本质上的区别。

爱德华一世的侄子托马斯·兰开斯特是贵族反对派的领军人物。这个人言而无信，长期与苏格兰人勾搭叛国。作为贵族领袖，托马斯一直追捕加维斯顿直至其死亡。尽管对致加维斯顿于死地的阴谋并不负实际责任，但托马斯还是承受了来自爱德华二世国王的无尽恨意。不过，班诺克本惨败让爱德华二世落在了托马斯及其贵族委员会追随者的手里。一时间，托马斯成了英格兰最重要的人物。然而几年后，贵族委员会中的稳健派就开始对托马斯的无能以及政府的虚弱感到不满，开始站在保皇派一边将托马斯从权力宝座上驱逐下去。这场以彭布罗克伯爵为领袖的中间派别的胜利并没有让国王高兴起来。为了做得比托马斯更出色，彭布罗克伯爵和朋友们开始让贵族委员会变得更有效率，同时着手对王室宫廷做出重大改革。

爱德华开始为自己组建保皇党，并指定德斯潘塞父子为该党派领袖。贵族出身的德斯潘塞的父子名字都叫作“休”，他们的势力范围在威尔士边界地区。由于有幸与高贵的克莱尔家族联姻，并且得到了国王的宠信，德斯潘塞父子很快就战战兢兢地在贵族们嫉妒的目光下崛起，踏入政治事务的中心。然而，这对父子过于追求私利，而且国王对小德斯潘塞百般宠幸，这越来越让其他贵族感到气愤。另外，德斯潘塞父子对南威尔士地区的勃勃野心搅得四邻不安，威尔士边疆区的贵族们也对他们满怀愤懑。1321年，威尔士边疆区贵族和兰开斯特党人联合起来流放了德斯潘塞父子，但爱德华国王很快将他们召回，并表现出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坚定与魄力，以迅捷之势首先打败了边疆区贵族，第二年又在约克郡的博罗布里奇粉碎了兰开斯特领导的北方贵族集团，将兰开斯特斩首。兰开斯特的死在人们当中引起了奇特的反应，常有报告称他墓前有奇迹发生。一些与兰开斯特同时代的人称，他的死让他成为反对王权压迫的烈士。

现在，德斯潘塞父子和他们的国王似乎攀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他们没想到的是，一场典型的残酷悲剧即将上演。被国王俘虏的边疆区贵族领袖之一罗杰·莫蒂默设法逃到了法国。1324年，法王查理四世趁加斯科涅发生纠纷的机会夺取了这个公国，只给英格兰留下沿海地区的一小条狭长地带。此时，本对爱德华国王宠爱小德斯潘塞厌恶至极的英格兰王后、有“法国母狼”之称的伊莎贝拉自告奋勇前往法国，称将与哥哥查理谈判归还加斯科涅事宜。到法国后，伊莎贝拉很快与流亡在那里的莫蒂默成了情人兼合作伙伴。她把儿子爱德华王子从英格兰接到法国，让他代表加斯科涅向法王宣誓效忠。这位年仅十四岁的王子是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可以用来与爱德华国王做合法斗争。控制住王子后，伊莎贝拉和莫蒂默立即率领一大批流亡者组成的队伍反攻英格兰。当时，爱德华的统治早已失去了民心摇摇欲坠，伊莎贝拉迅速而彻底地取得了胜利，并且胆大包天地与莫蒂默携手废黜了国王。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引来了一场屠杀浩劫。这场愤怒的风暴让所有曾左右英格兰政府命运的人物都难逃厄运，德斯潘塞父子被叛军抓住后绞死。国王的死状更加悲惨。他被监禁在伯克利城堡，在那里被人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杀害了，而且身体表面没有留下一点被谋杀的痕迹。当时，一根烧红的铁条插入他的身体，烧焦了他的肠子。他的惨叫声传到监狱墙外，很多人被这可怕的嚎叫惊醒，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十章　苏格兰和爱尔兰

爱德华二世失败的统治对不列颠群岛的统一产生了永久的影响。班诺克本之役使武力统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可能性化为泡影；在爱尔兰海的另一边，建立盎格鲁－诺曼底人统治的巩固爱尔兰王国的梦想也化为泡影。残酷的苏格兰战争在不列颠南北树起了一道几百年都不会消除的仇恨障碍。从1296年爱德华二世对伯威克城的屠杀开始，苏格兰人的武装起义就一直没有断过，整整持续了二十七年。直到1323年，罗伯特·布鲁斯才最终与爱德华二世达成和解。即使如此，布鲁斯的苏格兰国王地位也没能得到立刻承认。直到1328年爱德华二世死后，他在《北安普顿条约》的支持下登上了苏格兰王位，苏格兰也从此赢得了完全的独立。一年后，被称为“苏格兰拯救者”的罗伯特·布鲁斯与世长辞。

据广泛流传于中世纪骑士中的一则传说，布鲁斯死后，忠诚追随他征战二十年的詹姆斯爵士（即“黑”道格拉斯）带上主人的心脏，准备要把它埋到圣地去。途中，詹姆斯爵士在西班牙港口上岸，在当地骑士的突然召唤下加入了基督徒行列，与摩尔人展开殊死战斗。战斗中，他把装有布鲁斯心脏的银匣子远远地抛入两军混战的战场，然后向异教徒们冲去，嘴里高喊：“按你的意愿前进吧，勇敢的心，道格拉斯将追随你，直至最后一息！”就在胜利即将到手时，詹姆斯爵士遭遇了敌人的毒手。弗鲁瓦萨尔
[23] 在诗歌里记述了这段事迹，艾顿
[24] 也为此写过激动人心的诗句。每一代的苏格兰儿童，都会被“英雄的詹姆斯爵士”的故事所激励。

布鲁斯在世时，他无比的威望和追随者的忠诚就像英格兰赖以统一的制度和习俗一样，保证了苏格兰的统一和稳定。他死后，年仅六岁的儿子戴维二世继承了王位，苏格兰于是陷入幼主乱世的巨大诅咒，王室的权威不断受到低地贵族和高地首领们的挑战。除此之外，苏格兰还面临着其他噩梦。布鲁斯杀害“红”康明后，后者的亲属一直牢记着这个仇恨，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反叛报复。与此同时，那些曾经支持巴利奥尔、后来被布鲁斯的追随者剥夺了土地的贵族也在梦想着借英格兰之力重新夺回自己的财产。戴维二世在位四十二年，至少有十八年是在国外度过的。当摄政者在国内与巴利奥尔派作战时，他们的国王远远地躲在法国避难。回国后，戴维二世也丝毫没有展现出其父的治国才干，对法国的忠诚感促使他向英格兰发动了战争。在克莱西战役发生的1346年，他在达勒姆郡的内维尔克罗斯战败被俘，在监狱里整整关押了十一年才被赎出。为筹集这笔赎金，苏格兰人简直被赋税压垮了脊梁。继承戴维二世王位的是他的侄子，苏格兰王室大管家罗伯特。自罗伯特之后的几代苏格兰国王均为籍籍无名之辈。

很多世代以来，罗伯特所在家族一直被称为“斯图亚特”家族，其名源自这个家族长期把持的苏格兰王室大管家职位。从法律上来说，斯图亚特家族的后代继承王位是无可挑剔的，但他们却无法获得苏格兰人一致的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前两代国王（罗伯特二世和罗伯特三世）继位时已经是性格软弱的老年人，苏格兰王国事务的处置大权于中落在贵族们手里。这些人或者把持着国王政务会，或者分散在各自的领地里，对各项事务发号施令。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苏格兰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根本无法对英格兰构成威胁，也不能给老牌盟友法国提供多少帮助。此时，从对法战争的泥潭中脱身的英格兰本可以乘虚而入，但十五世纪中叶的玫瑰战争却拖住了他们。

很明显，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国的王位合二为一是解决这个局面比较合适的方法，但随着几代英格兰国王都未能以武力手段实现统一，苏格兰人的民族自豪感又被激发出来，成为两个王国统一不可逾越的障碍。那时，对英格兰的仇恨是每一位优秀苏格兰人的标志。贵族们也许会压抑住心中的不满，接受英格兰国王的帮助和酬劳，但普通苏格兰人却很坚决地不肯接受英格兰任何形式的统治。班诺克本战役胜利的记忆，让他们无论在英格兰人面前吃多少败仗，都不会产生绝望心理，也不会考虑投降。

话到此处，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一下苏格兰的历史。斯图亚特宫廷一直没有得到命运的眷顾，灾难不停地落到他们头上，完全不能建立一套可与金雀花王朝驯服封建势力所倚仗的制度相媲美的持久政治体系。后来，罗伯特三世国王把他的儿子，后来的詹姆斯一世送往法国求学。1406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姆斯在夫兰巴洛岬被英格兰人俘获并送到伦敦关押。一个月后，罗伯特国王去世，苏格兰竟陷入了长达十八年的群龙无首状态。最终，英格兰终于同意苏格兰将詹姆斯一世赎回。长年的关押生活并没有吓住詹姆斯；相反，在伦敦的所见所闻让他对英格兰国王的地位和权力产生了可以理解的羡慕之情。回到苏格兰后，他开始大张旗鼓地重振王权，在十三年的执政时间里无情地约束了苏格兰贵族。对贵族们来说，这肯定不是一段令人愉快的经历。詹姆斯国王首先镇压了奥尔巴尼家族的几个表兄弟，这个家族曾在他远离朝政期间代为摄政。随后，他又粉碎了苏格兰外岛勋爵的独立企图，这位勋爵占据着苏格兰北部大部分地区和赫布里底群岛，势力强大。所有的大事件都伴随着触目惊心的杀戮和广大土地的罚没，最后终于激怒了一群贵族，他们决定进行报复。1437年，詹姆斯终于被这群窥伺良久的贵族斩杀。苏格兰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国王之一就这样死去了，身后留下了尚未完成的事业。

王位再次传给一位孩子，即年仅七岁的詹姆斯二世，苏格兰不可避免地因幼主当政陷入混乱。但随着詹姆斯二世的长大，他逐渐成长为一位深受拥戴而又精力充沛的统治者。那时，他最需要的是对付“黑”道格拉斯家族的能力。这个家族是先王布鲁斯忠诚追随者的后代。他们凭借从巴利奥斯支持者手中没收的土地，迅速成为苏格兰西南地区的霸主；他们的亲属“红”道格拉斯家族则控制着苏格兰东部的大片土地。他们还精明地利用了与北方部族和盟友的联盟关系，对苏格兰国王的统治地位构成巨大威胁。更过分的是，他们居然提出了继承苏格兰王位的要求，而且得到一些人的支持。

一个多世纪以来，道格拉斯家族一直是苏格兰最主要的保护力量之一。他们的一位家族成员曾因在奥特本之战中立下大功而成为英雄，为著名民谣《切维山的追猎》
[25] 所传唱。但他们不断在国内挑起事端，而且与英格兰宫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血气方刚的年轻苏格兰国王已经忍无可忍。1452年，刚满二十一岁的詹姆斯二世邀请“黑”道格拉斯家族的首领前往斯特林，并向其许下人身安全承诺。首领在众多护卫的簇拥下欣然赴约，詹姆斯二世冲动之下亲手将其刺伤，国王的侍卫随后结束了他的性命。但杀死一名首领并不意味着消灭整个家族。詹姆斯国王很快发现自己遭到了道格拉斯的弟弟和亲属的猛烈围攻。直到1455年，国王才最终击败道格拉斯家族，焚毁了他们的城堡，洗劫了他们的领地，把他们的首要人物赶出苏格兰。后来，道格拉斯家族在英格兰生活了多年，在英格兰王室的帮助下不断用阴谋诡计骚扰着斯图亚特王朝。

詹姆斯二世现在达到了权力的最高峰，但好运从不肯在斯图亚特宫廷身上停留太长时间。1460年，詹姆斯二世乘英格兰内战之机包围了罗克斯堡。这座城堡已经被英格兰人占据很久了。围城时，特别喜爱大炮和火药的詹姆斯二世前往视察一门制造粗糙的攻城炮，结果这门大炮发生了爆炸，四处纷飞的碎片夺去了国王的性命。于是，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苏格兰王位第四次落在孩子身上，继位的詹姆斯三世当时仅有九岁。他长大后表现出的性格非常平易近人，喜爱音乐和建筑，但却缺乏前两代国王的治世才能。詹姆斯三世的统治一直延续到都铎王朝时期，期间内战迭起、社会混乱。他娶了丹麦国王的女儿做王后，后者把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作为嫁妆带到了苏格兰，苏格兰的版图从此定型。这是詹姆斯三世最显著的政绩。

苏格兰王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因英格兰的政策而起，又因苏格兰王室的悲惨遭遇而长久不变。但这种局面并不是造成苏格兰国力虚弱的唯一原因。在苏格兰的土地上，人们因种族、语言和文化的不同而划分成相互独立的聚居区，低地地区与高地地区的分别不只体现在地理特征上。低地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除了西南部的盖洛韦，人们普遍讲英语；高地地区则保留着比封建制度更加古老的社会制度。在低地地区，苏格兰国王就是一位最大的封建领主；而在高地地区，他则被视为一个松散部族联盟的首领。实际上，苏格兰国王因身具盎格鲁－诺曼底贵族和古代凯尔特国王的双重血缘而占了大便宜。布鲁斯家族是阿尔弗雷德大帝和九世纪苏格兰第一位国王肯尼思·麦卡平（即肯尼思一世）的后裔，这一点毋庸置疑；斯图亚特王室成员又宣称，他们是与麦克白同时代的班柯的子孙，这一点也使不少人信服。不管怎么说，苏格兰王孙贵族们的谱系可以一直追溯到充斥着爱尔兰英雄传奇的凯尔特兴起时代，他们的身上因先人们神圣光辉而平添了许多光彩。无论居住在低地还是高地，对所有苏格兰人来说王室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里，王室成员都应该受到尊敬，即使其中有作奸犯科者，也可因其身体里流淌着王族的血液而得到宽恕。

但是，靠尊敬并不能有效地治理国王。苏格兰的领地制度并不能像英格兰的议会制度那样为各阶层的融合创造条件，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从实际生活来看，苏格兰的封建势力都要比英格兰强大得多。国王的司法权被苏格兰大部分地区拒之门外，国王任命的大部分法官在面对封建势力时都表现得虚弱无力。在当时的苏格兰，没有与英格兰的地方治安官相对应的职务，也没有金雀花王朝设在艾尔的那种高级法官职务。

在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封建司法制度也在同更古老的部族律法做斗争。高地地区首领们的土地和权力在形式上可能受国王辖制，可以被归入封建大佃主的行列。但实际上，他们的真正权威建立在本部族成员拥戴的基础上。其中一些部族首领，比如庞大的戈登家族虽然自处高地地区，但也是邻近的低地地区的封建主。在西部地区，正在崛起的坎贝尔家族根据需要扮演着两种不同的角色，他们将在未来的年份里发挥重大影响力。

与此同时，苏格兰的农民阶层和富足的自由民在两百年的政治动荡中一直坚定地走在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上，尽管与他们的领主或主人冲突不断，但最终逐渐成长为这个王国中真正具有实力的阶层。教会则致力于社会的恢复工作，许多优秀主教、牧师都开始编修中世纪苏格兰年鉴。到十五世纪时，苏格兰已经建立了圣安德、格拉斯哥和阿伯丁三所大学，比英格兰还多出一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

研究英语国家民族史的人一直都对中世纪的爱尔兰历史不甚了解。它位于不列颠群岛最西部，聚居着欧洲最古老的基督教信徒团体。当英格兰还在遭受日耳曼野蛮入侵者的蹂躏时，爱尔兰就有了传教活动和修道士的学术活动。但直到十二世纪，这里也未能建立起具有约束力的封建国家制度。而在其他地方，这种制度早已开始得到发展了。在当时的爱尔兰，一群自称“国王”的部族族长控制着一个由说盖尔语的乡村公国组成的松散联邦；他们之上是在理论上拥有最高权力并在塔拉建国的“至尊王”。塔拉不是一座都城，而是一座建有远古时代城堡的圣山。直至约公元1000年之前，“至尊王”都由北方强大的奥尼尔家族成员担任。不过这位王手里并没有真正的中央权力，只是为家族争端做最后的裁决。而且，当时的爱尔兰也没有一座城镇可作为行政权力中心。

在遭受英格兰长久而痛苦的干涉前，爱尔兰已经饱尝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打击和折磨。尽管挪威人的野蛮劫掠把它变成赤地一片，公认的社会秩序也被破坏无遗，但爱尔兰却未有动摇。挪威人在这里建立了第一批城市，其中包括都柏林、沃特福德、利默里克和科克。伟大的布赖恩·博勒打断了奥尼尔家族的传承，“至尊王”的地位也开始遭到质疑。但很快，布赖恩本人就在1014年打败丹麦人，自己却战死沙场，一首传唱后世的爱尔兰诗歌表达了人们悲伤的情绪。一个半世纪后，布赖恩备受争议的继承人之一伦斯特国王逃到阿基坦，在亨利二世的宫中避难。在那里，伦斯特得到了亨利的承诺，可以在盎格鲁－诺曼底骑士中召集兵马。这是一个决定爱尔兰命运的决定。1169年，盎格鲁－诺曼底人的前辈们第一次侵入了爱尔兰的土地。

被称为“强弓”的彭布罗克公爵理查德·德·克莱尔是入侵者的最高首领，他手下既有诺曼底人也有威尔士人。入侵者的头目都是讲法语的人，也有一部分佛兰德斯人，威尔士人则是普通士兵。至今，人们依然能从普通爱尔兰的姓名中辨认出威尔士的痕迹。所有入侵者头目都可以被看作统治西欧的高级封建社会的代表，这个社会已经征服了从威尔士到叙利亚的广大地区。在入侵者面前，爱尔兰人的军事力量不堪一击，娶了伦斯特国王的女儿为妻的“强弓”大有在爱尔兰建立新封建王国之势，就像征服者威廉在英格兰、罗杰在西西里和十字军首领在地中海东海岸做的那样。然而，“强弓对自己的实力没有信心，对自己警觉的领主——亨利二世的态度捉摸不清，于是便把占领的土地献给了亨利国王。1171年，亨利二世短暂地巡视了这块新领地，接受新臣属们的朝拜。此前，早就对要求独立的爱尔兰教会心存不满的教皇已于1155年发布教喻，宣布将爱尔兰领主的位置交给英格兰国王。当时的教皇艾德里安四世是英格兰人，也是担任教皇的唯一一位英格兰人。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实际利益角度来讲都不足为奇。然而，受封的亨利在英格兰之外还拥有法国大部分土地，根本无暇顾及爱尔兰，于是他将岛上的事务交给被当地人称为“征服者”的诺曼底冒险家去处理。这种统治模式后来被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亨利二世巡视爱尔兰之后的一个世纪，盎格鲁－诺曼底人的扩张达到顶点。现在，大半个爱尔兰已经控制在入侵的骑士们手里。他们之中包括菲茨杰拉德家族的祖先，温莎的杰拉德。这个家族的分支领有基德尔伯爵和其他许多地区的爵位，将长期控制爱尔兰南部和中部的大片地区。骑士们中还包括威廉·德·伯格和西奥博尔德·沃尔特。前者是伟大的英格兰国务大臣的弟弟、阿尔斯特伯爵的祖先；后者是英格兰国王约翰的男管家，也是奥尔蒙德强大的巴特勒家族的创建者。巴特勒家族的名字就是由他官职（男管家）的谐音而来的。不过，骑士们没有在爱尔兰实施有组织的殖民与拓居活动。在南部和东部海岸，英格兰的权威在挪威人建立的城镇里得到了普遍认可，国王的法令也在都柏林附近的许多地区畅通无阻。首都周围的这片土地被称为“栅栏”，被人们视为首都的防御圈；此圈之外是大封建主们的领地，再向外则是未被征服的爱尔兰西部地区。两个民族就这样在爱尔兰保持着脆弱的平衡，直到十三世纪末爱尔兰议会形成时矛盾才进一步激化。因为这个议会将爱尔兰人排除在外，纯粹是设在爱尔兰的英格兰人的议会。

盎格鲁－诺曼底人来到爱尔兰几十年后，爱尔兰部族首领们逐渐从新军事手段的冲击中清醒过来，开始雇佣外国人为自己打仗。起初，雇佣军大多来自爱尔兰西部群岛上的北欧－凯尔特人。这些人就是可怕的“武装保镖”，也就是爱尔兰口中的“外族随从”。在这凶猛的战斧手帮助下，部族首领们为盖尔语民族重新夺回了大片爱尔兰土地。如果不是内部喋喋不休的争吵自乱阵脚，他们收获的也许会更多。与此同时，爱尔兰的盎格鲁－诺曼底贵族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大封建主经受不住长期的诱惑，也想获得如盖尔部族首领那样的独立地位。他们可以是英格兰国王的臣属，也可以像通过联姻结交的新盟友那样自立为王。自这批人来到爱尔兰后，就再也没有新的英格兰人来到这里，最多是有几位英格兰领主与爱尔兰女继承人结婚，但婚后他们也不住在爱尔兰。逐渐地，一群被称为盎格鲁－爱尔兰贵族的人产生了，他们大多被自己居住的这片土地同化，变得和手下的盖尔族农户一样，对来自伦敦的统治越来越不耐烦。

如果英格兰国王能够定期巡视爱尔兰，或定期安排王室宗亲驻守爱尔兰充当代理人，两个王国之间的关系纽带也许会紧密而体面地扭合在一起。事实证明，英格兰国王实力强大的时候，英格兰的法律会在爱尔兰得到加强；否则散漫的凯尔人就会在爱尔兰制造混乱。约翰国王在位时，曾两次壮怀激烈地来到爱尔兰，降服了争斗中的诺曼底贵族和爱尔兰首领。爱德华一世虽然一次也没到过爱尔兰，但英格兰的权威在那里不降反升。在这之后，盖尔人重新崛起，苏格兰人的英勇抗争成为他们学习的光辉榜样。在爱尔兰部族首领中的亲戚召唤下，班诺克本大战胜利者的兄弟爱德华·布鲁斯率领一支久经沙场的苏格兰老兵进入爱尔兰，并于1316年被拥立为王。但尽管得到了兄弟的帮助，爱德华·布鲁斯也只取得了一场暂时的胜利，随后就在邓多克兵败身亡。

即使在苏格兰人的带领下，爱尔兰仍然未能摆脱英格兰的束缚获得独立。但英格兰在武力上的征服并不意味着法律、习俗和语言方面的胜利。盖尔人的反抗越来越激烈。在阿尔斯特，奥尼尔家族逐渐获得了蒂龙的控制权。1333年，阿尔斯特的德·博格伯爵封号在一个小姑娘手里中止，阿尔斯特和科纳特的封建制度至此被公开抛弃。根据封建法律，这位小姑娘可以继承前人的一切，但必须处于国王的监护之下，并与国王指定的人结婚。实际上，她最后嫁给了爱德华三世的次子、克拉伦斯的莱昂内尔。但根据凯尔特律法，女人不能继承族长之位。于是德·博格家族幼子一脉中的重要男性成员“都成了爱尔兰人”，不但被剥夺了一切继承权，而且还被迫将家族名称改为“伯克”，或以家族创立者的名字命名，称为“麦克威廉家族”。受此大挫后，他们开始公开无视阿尔斯特和科纳特的政府管理。在西部省份，人们既可以说法语也可以说爱尔兰语，但就是不说英语。英格兰的权威在这些山高皇帝远的地区荡然无存。

为保持“栅栏”及其周围盎格鲁－诺曼底领主封地中的英格兰特点，十四世纪中叶时英国召集了一次议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英格兰人“爱尔兰化”，以及强迫居住在英格兰占领地上的爱尔兰人按照英格兰人的方式生活。然而，会议制定的法规未取得任何效果。居住在“栅栏”地区的诺曼底人紧紧抓住自己的特权不放，拒绝了国王代表提出的任何将“纯爱尔兰人”置于英国法律和制度保护之下的尝试。此时，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都不在“栅栏”之内，这些地区或掌握在与国王代表没有任何联系的当地部族首领手里，或被类似菲茨杰拉德家族两大分支的世袭诺曼底贵族控制着。这些统治者既拥有伯爵的封号，也是部族首领。他们往往会视情况选择不同的身份。英格兰王室权威成为一种障碍，以当地人为核心或以诺曼底人为核心的两种权力模式都因此未能形成。在爱尔兰领有土地但又居住在伦敦的“不在位的爱尔兰领主”们非但不能提供第三种权力模式，还要担心自己手下的殖民者会不会被当地人同化。到都铎王朝时期，爱尔兰的混乱状态为英格兰的再度出手提供了借口。自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开始，爱尔兰在遭受英格兰王室强加在头上的苦难的同时，还额外品尝到了宗教信仰分歧带来的致命痛苦。

第二十一章　长弓

爱德华一世的刚毅血脉传承到无能的儿子身上似乎打了一个盹，再苏醒时，英格兰国王已经变成爱德华三世。在这位新国王身上，英格兰重新找到了与逐渐崛起国家相匹配的领导才能。在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不温不火的外表下，英格兰的实力显著增强，国家日趋繁荣。贵族之间的仇怨和国王浮华的恶习都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此时的英格兰人掌握了一种克敌制胜的重要武器，其威力是外国人根本想不到的，这就是长弓。长弓的使用，让战场上出现了一种欧洲大陆国家没有的兵种，即由自由民组成的弓箭手。现在，英格兰军队有了两大支柱：重甲骑兵和弓箭手。

长弓威力巨大，再加上射手精湛的射术，即使最精良的铠甲也无法抵挡。在250码距离上，万箭齐发的威力直到美国内战前都是任何步兵投射武器所望尘莫及的。射术精湛的弓箭手都是拿高额报酬的职业军人。他们上战场时往往骑着矮种马，身后跟着一大队运输生活用品和箭矢的马队。每个弓箭手都随身携带一只铁头尖桩。把这些尖桩插在地上，很快就能部署成一处对冲锋的骑兵非常致命的障碍。躲在这些障碍后的弓箭手们可以从容摆开阵势，迅速、连续地发射穿透性极强的箭矢，消灭奔袭而至的骑兵。更重要的是，无论在战斗还是巡逻中，训练有素的弓箭手都能在远距离将目标射倒。纵观整个战争史，这个距离都被认为是毫无危险的。对英格兰军队发生的这些变化，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离英格兰最近的法国一无所知。在法国，身披铠甲的骑士及其手下的重甲武士长久以来都居于战争的主导地位，伴随他们行动的步兵只是一支地位极低的辅助兵种。军事特权阶层之所以能在社会上立足，凭借的就是他们强壮的身体和娴熟的作战技能，但长弓的出现必将剥夺他们所倚仗的优势。两位爱德华国王在崇山峻岭中与威尔士和苏格兰进行的长期战争，给英格兰军队带来了不少实打实的教训和经验。尽管欧洲武士对此有所耳闻，但从未发现也没透露过隐藏在这支新兵种中的秘密。到十四世纪中叶，英格兰已经开始以无与伦比的优越目光审视欧洲。

爱德华三世的统治经历了几个界限分明的阶段。在他尚未成年时，英格兰政权把持在母亲及其情人罗杰·莫蒂默手里。这个建立在野蛮屠杀基础上而且只代表贵族中一部分人利益的政府，因在国内外事务中的软弱无能而饱受指责。在他们的挟持下，幼主爱德华被迫在其统治的最初四年时间里，向法国和苏格兰不断做出让步和放弃。这对罪恶的情侣总能从和平或谨慎角度出发，为实施这种政策找到恰当的理由。二人就这样靠不停地出卖英格兰利益过着糜烂的生活。1327年3月，法国与英国签订条约，要求英国必须交纳战争赔款，并将英格兰在法兰西的领地压缩成从圣通日的桑特、波尔多到巴约讷的一小条，加斯科涅也只剩下内地一小块不设防的飞地属于英格兰。1328年5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耻辱的北安普顿条约”签订。条约承认布鲁斯在特威德河以北的苏格兰称王，并暗示放弃爱德华一世在苏格兰获得的一切权利。

上述事件激起的愤怒之火很快燃遍全国。即便如此，如果莫蒂默不与贵族发生矛盾的话，他的统治仍然可以延续下去。德斯彭斯父子死后，莫蒂默立刻小心翼翼地占据了他们在威尔士边界地区的有利位置，试图行使适合威尔士边疆区的特别管理权。结果这一动作和他日渐显赫的权势招来了不久前还受他辖制的贵族们的嫉妒。10月，在索尔兹伯里举行的议会会议上，他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又试图在已经拥有的威尔士终身大法官的职务之外谋求“边疆伯爵”的头衔。不过，当他在大队武装随从护卫下来到会场时，发现贵族中的不少重要人物都没有到场，其中包括国王的表兄弟、被处死的托马斯之子、兰开斯特伯爵亨利。更让他生气的是，亨利伯爵居然还在伦敦召集了跟他作对的会议。1328年，莫蒂默带着小国王从索尔兹伯里出发攻打兰开斯特，局势一片混乱。不过最终他还是成功地扑灭了亨利伯爵的反抗。

很明显，内部四分五裂的贵族们无力推翻莫蒂默可憎而又残暴的统治，但莫蒂默自己犯下了过于自信的错误。1330年，爱德华三世的叔叔肯特伯爵误信谣言，认为爱德华二世还活着，于是想方设法地出手拯救，结果不但没有成功，自己反而于同年3月被处死。这起事件让兰开斯特伯爵亨利和其他贵族坚信，下一个遭受莫蒂默毒手的就是自己。他们于是决定联合爱德华三世先下手为强，所有目光都聚集到这位小国王身上。1329年时，爱德华三世已年满17岁，并娶了希诺特的菲利帕为妻。1330年，菲利帕王后给他生下一子，爱德华三世顿觉自己已经成年，必须亲自承担起治理王国的责任。但此时王国的实权仍然掌握在他的母后和莫蒂默手里。10月，议会在诺丁汉召开，此时莫蒂默和伊莎贝拉住在重兵护卫下的城堡里。爱德华三世深思熟虑之后想出了一个计划并在精心准备之后付诸实施。如果计划成功，国王将收回权力，近在咫尺的议会无疑会立即向他表示支持。莫蒂默和伊莎贝拉不了解城堡的秘密。在他们居住的城堡下，有一条密道直通城堡中心。在10月的一个夜晚，一小队勇士从地道进入城堡，在卧室里抓住了措手不及的莫蒂默，又在隔壁卧室抓住了伊莎贝拉。随后，勇士们拖着两人从秘道中撤出，把他们交给了国王派来的军官。莫蒂默被押送到伦敦接受贵族们的审判，最后被指控犯有伯克利城堡谋杀罪以及其他罪行，贵族们一致认为罪名成立，于11月29日将其绞死。伊莎贝拉则被儿子判处终身监禁，关在诺福克的赖辛城堡，每年有3000英镑生活费。爱德华国王还定期去看望她。就这样过了将近三十年，伊莎贝拉终于死去了。

至此，爱德华三世统治渡过了严酷的预备阶段，英格兰王国进入了一个长久的兴盛期。

新国王的指导原则是恢复祖父的政策、权力和荣耀。与苏格兰的斗争重新开启。自班若克本河畔之役后，罗伯特·布鲁斯在北方的统治便安稳如山。反对他的苏格兰人及其追随者则受到了不可避免的打击和驱逐。约翰·巴利奥尔的儿子、爱德华一世指定的苏格兰国王因此逃到英格兰避难，英格兰王室像后来法王路易十四保护流亡的“詹姆斯二世党人”一样，向避难者提供了保护。布鲁斯和巴利奥尔之间的裂痕之深无法弥补，必将带来痛彻心扉的伤害。1329年布鲁斯死后，很多苏格兰人开始盘算着反转局势；流亡者（或称“被剥夺继承权者”）不断地在自己国内策划起事，并向英格兰政府持续施加压力。1332年，重新夺回苏格兰的活动展开了。爱德华·巴利奥尔和拥戴者们在爱德华三世的秘密支持下，乘船从鸦渡岔口出发前往法夫郡的金霍恩，随后向珀斯进军。途中，他们在杜普林沼泽遭遇并击败了幼王戴维的摄政者，大多数苏格兰豪门向巴利奥尔表示臣服，后者遂在斯科尼加冕称王。

但好运很快离巴利奥尔而去，两个月后，他和他的追随者又被赶回了英格兰。面对失败者，爱德华三世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提条件了。巴利奥尔无奈地承认了爱德华三世的宗主地位，并承诺割让伯威克郡。1333年，爱德华三世发兵围困伯威克，大败苏格兰人于哈利敦山。这场战争与班诺克本之役完全不同，弓箭手参与其中并展现了巨大威力，轻而易举地撕破了苏格兰人用盾牌构筑的圆阵。被驱逐的苏格兰人又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短暂的统治，不过他们得为此付出代价。如前所述，巴利奥尔不得不把整个苏格兰南部地区割让给英格兰国王。在索要这些“报酬”的过程中，爱德华三世国王的做法有些过分，弄得所有苏格兰人都认为，他毁了巴利奥尔的事业。遭受失败的罗伯特·布鲁斯的后人和追随者逃到法国避难。苏格兰和法国之间的接触，以及法国王室对苏格兰人源源不断的援助，在视苏格兰为敌的英格兰人心里勾起了怒火。于是，苏格兰的战争之火开始向法国佛兰德斯地区蔓延。

这场战争实际上另有源头。自约翰国王以来，英格兰在法国丢掉了除加斯科涅之外的所有属地，并且在加斯科涅边界地区不断地与法国人发生摩擦。英格兰人虽然一再容忍，但心中的痛苦在逐渐积累。英格兰历代国王曾经为了他们在法国的属地而向巴黎表示效忠，但现在这些属地中的大部分早就被剥夺了。1328年查理四世去世后，由于没有留下直系继承人而引起了更严重的问题。瓦卢瓦家族的菲力登上法国王位，要求爱德华向其效忠但遭到了拒绝。，如果凭借母系血统也能继承王位的话，爱德华三世国王多多少少有些继承法国王位的权利。在英格兰教俗贵族以及英格兰平民的支持下，爱德华三世后来真的提出了继承法国王位的要求，以配合他的军事行动。

与海外冒险和角逐相比，年轻的爱德华三世对国内政治兴趣寥寥。他在引导躁动不安的贵族们把精力从国内的钩心斗角转向以统一为目的的对外战争过程中获益匪浅，因此更坚定了心中的念头。对外战争也符合英格兰臣民的品位。约翰和亨利三世两位国王长期在欧洲大陆鏖战。为获得足够的人力和金钱，国王与贵族及其他臣属之间爆发了长期的斗争。那时的人们认为欧洲大陆上的冒险活动主要关系的是王室利益，以及王室在海外的属地和权利。不过现在，王国内的各阶层开始对海外征服抱有一种热烈的渴望。为远征法国，爱德华三世根本不需要低三下四地亲自向议会寻求支持；相反，国内的贵族、商人和市民的力量已经拧成一股绳，逼迫议会做出同意的表态。

在王族之间的争议与领土纠纷之外，还有一个吸引大多数议会成员选择开战的动机。这个动机虽然不那么容易让人动情，但却非常有力。当时，与低地国家的羊毛贸易是英格兰的主要出口活动，羊毛几乎成了英格兰在农产品之外唯一的财富来源，也是佛兰德斯城镇经济得以高度发展的命脉。在佛兰德斯，纺织业是经济繁荣的最大贡献者，那里的人们将纺织技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过，佛兰德斯伯爵手下的贵族们却是亲法派。他们对佛兰德斯市民的物质利益漠不关心，并认为这些市民十分危险而且有颠覆之心，如果放任他们积累财富和实力，必将与封建主们的统治产生冲突。于是，佛兰德斯城镇与尼德兰贵族之间多年来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存在根本的分歧。前者倾向英格兰，后者站在法兰西一边。佛兰德斯伯爵曾多次给羊毛贸易设置障碍，每次都引得英吉利海峡两侧的利益相关者天怒人怨。此时，英吉利海峡中的英法海战激战正酣，英格兰议会中的商人早已怒火中烧，强烈要求采取行动。

1336年，爱德华终于决心发起决定性报复，宣布停止英格兰羊毛的所有出口交易，尼德兰地区因此陷入巨大危机之中。那里的城镇居民揭竿而起，在好战的根特商人范·阿特维尔德带领下，经过残酷的斗争控制了尼德兰大部分地区。由于受到贵族和法国方面的报复威胁，取胜的市民们向英格兰寻求援助。他们的请求正中英格兰下怀，后者迅速做出反应。就这样，所有利益与野心的溪流最终汇入同一渠道，军事力量的洪水在其中掀起滔天巨浪。1337年，爱德华三世宣布不再向法王菲力四世勉强地效忠，百年战争就此拉开序幕。这场战争看不到尽头，双方一直没有签订和平条约。直到1802年，法兰西成立共和国，法国王储沦为不列颠岛上的难民，英法两国才签订《亚眠和约》，英格兰王室至此才正式宣布放弃对瓦卢瓦家族和波旁家族王位的继承权要求。

慢慢地，爱德华为英格兰召集起一支远征军。这支军队里的士兵不是从封臣领地上调集的“民军”，而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雇佣军，骨干是军官们按自己的喜好随时随地招募的契约武士。虽然这支远征军在数量上远远少于以往从各郡征召来的民军，但却比靠不住的民军更有战斗力。军中的骑士和弓箭手都是民族的精英，他们在辛克港集结，组成历史上最可怖、最有效率的一支入侵军队。海峡对岸的法兰西对英格兰的战争准备一清二楚，也开始调动所有力量准备迎敌。

法王菲力四世首先把希望寄托在海军身上。多年来，英吉利海峡中两国的武装私掠船不断劫掠对手，使两岸沿海居民的仇恨不断加深。法国调动国内一切资源打造舰队，甚至从热那亚租来军舰。法国人在诺曼底商讨针对英格兰的反入侵计划，试图再创征服者威廉当年的丰功伟绩。海峡对岸的爱德华也没有忽视海上力量建设。早在统治初期，对海军的重视就为他在议会中博得“海洋之王”的名号。他手下的舰队兵强马壮，不仅军舰数量与法国不相上下，而且水兵的作战能力远超对手。在英格兰军队渡海进攻法国并在那里站住脚跟之前，一场大海战不可避免。1340年夏，这两支充满敌意的海军在斯鲁伊斯相遇，展开了一场持续时间长达九小时的激战。“这是一场真正的恶战，”弗鲁瓦萨尔说，“海上无处可逃、无处可退，除了战斗和听天由命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海战比陆战更凶险、更残酷。”法军将领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伤亡阻止英格兰人的入侵。双方均死战不退。最终，法国舰队被彻底打垮，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落到入侵者手里，海上通道打开了，英格兰大军开始渡海杀向法国。但当他们在卡德桑登陆时遭到了抵抗，大批热那亚十字弓射手和重骑兵在那里严阵以待。此时，英格兰长弓发挥了威力。长弓手们远在船上就开始射箭，赶走了岸上的敌人，掩护入侵军队成功登陆。

英格兰军队登陆后，大批佛兰德斯起义者前来投奔，爱德华手下的军队人数因此大涨。这支总人数超过两万人的盎格鲁－佛兰德斯大军首先对图尔内发起围攻。图尔内的抵抗非常顽强。当饥饿开始在守军中蔓延时，悲惨的一幕出现了：那些被认为是“吃闲饭的人”被驱赶到无人区慢慢死去，没人可怜他们，也没人解救他们。很快爱德华国王便意识到，英格兰的军费和给养不足以支撑自己攻占这座堡垒，他的弓箭手面对石头城墙也无可奈何。于是，一场欧洲大战的第一次战役就这样不了了之，双方进入了漫长的休战期。

休战是参战者缺乏金钱造成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和解。相反，双方仍在用小规模的战争表达着对彼此的仇恨。法国将报复之火发泄在在尼德兰城镇居民身上，后者的抵抗被强大的法兰西军队碾得粉碎，范·阿特维尔德在根特民众的骚动中丧命。英格兰也针锋相对。他们通过大量的援助，挑动了布列塔尼的继承权之争；同时，加斯科涅边界地区的漫长的战争仍在继续。英法双方都在积聚力量，暗暗期待新一轮实力较量的到来。英格兰国王手下拥有众多训练有素、渴望战斗的士兵，不过要让他们上战场打仗需要金钱。这笔钱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似乎微不足道，但当时如果没有则万事皆休。从哪里弄到这笔钱呢？犹太人已经在1290年被搜刮一空、流落他乡；为第一次入侵提供贷款的佛罗伦萨银行家因国王拖欠不还早已破产。对国王和议会来说，筹集到数量不算多的现款是当务之急。没有这笔钱，骑士就不能上马征杀，弓箭手也拉不开他们的长弓。他们的手边就有一个非常方便的财富来源。在英格兰，最富庶、组织最好的商业行当是羊毛贸易，战争让这个行当看到了发财的机会。羊毛商人们组成了垄断集团，但他们只能通过特定的城镇向外出口羊毛。这些城镇是国王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判断确定的，被称为“贸易中心”。贸易中心制为国王提供了一个方便而灵活地控制羊毛出口的方式。通过在贸易中心向出口羊毛征收赋税，国王就获得了一项议会控制之外的重要收入。另外，处于垄断地位的羊毛商人们还组成了一个公司，公司对战争很感兴趣，且依附于国王而存在，通过向国王提供贷款博取巨额回报。日渐成为小羊毛商代表的议会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抱怨不应该给予贸易中心的垄断者那么多优惠，指出国王在议会控制之外获得的收入是对议会权力的一种威胁。

1346年春天，英格兰议会终于开始意识到问题的重点，那就是应该为即将实施的新入侵征收必要的税金。很快，英格兰军队也做出了新调整，老兵被精心挑选的新兵替代，战斗力比过去大大提高。1346年7月12日，英格兰两千四百名骑兵、一万两千名弓箭手和其他步兵在诺曼底的圣瓦斯同时登陆，期间未遭任何抵抗。他们这次的目标是借助突袭一举攻克巴黎。不过这个目标在当时受到严格保密，连英格兰军队里的士兵都以为自己即将杀奔加斯科涅。仓促之中，法国无法召集足够的军队阻止英格兰人的进军。爱德华的军队很快攻陷卡昂并继续向前推进，所过之处被烧成一片瓦砾，巴黎的城墙近在咫尺。值此关头，法国国王调动起了一切力量迎击英格兰人的攻势。法国所有的骑士聚集起来，组成了一支三倍于爱德华军队的大军，在圣丹尼斯城下严阵以待。面对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再加上固若金汤的城墙，爱德华那点军队几乎毫无胜算。他很快接到法王菲力的冷酷邀请，让他决定两军在塞纳河的哪一边决战。

突击失利的爱德华只能选择率军撤退，这位兴冲冲打上门来的挑战者被迫以四天六十英里的速度逃离竞技场。法军随后拉平战线向南推进，在塞纳河谷截住了退却的英格兰军队。别无选择的英军只得转向索姆河，试图在亚眠和海岸之间渡河。我们这一代人对索姆河的那段河面已经很熟悉了。它流经一片广阔的沼泽地带。当时，这片沼泽还没有排干，只能靠长长的堤道和桥梁通过。但所有堤道和桥梁已被皮卡迪的民军破坏或控制，爱德华不得不再寻出路。他四次派人打探新通道，四次都未能成功。此时，法军主力的前锋已经到达亚眠，整个春天都表现得勇猛无限甚至有些莽撞的爱德华和他的军队现在陷入了索姆河、海岸和法军围成的三角地带，没有合适的港口，英格兰舰队中的运输船无法靠拢。在接近入海口的地方渡过索姆河是孤注一掷的行为。那里的渡口很宽，潮汐汹涌多变，每天只有几个小时可以渡河，而且很不安全。更主要的是，索姆河的渡口也在法军控制之下，估计守军数量超过一万两千人。“那一晚，英格兰国王难以入睡，”弗鲁瓦萨尔说。“半夜时他爬起来，命令吹响号角集合队伍。很快，英格兰军队就做好了出发准备。他们背起行囊，于黎明时分出发，太阳升起时已骑马赶到渡口。但那时正在涨潮，他们无法过河。”到下午，潮水开始退去，渡口守军也开始围上来。爱德华国王清楚，此时被拖住就意味着死亡，于是命令手下高级将领跳入水中，打过河去。法国守军奋起抵抗。皮卡迪的骑士们策马出阵，在依然高涨的水中踩着变化不定的流沙与英格兰人厮杀。“与陆地相比，他们似乎更喜欢在水里与人拼杀。”不过，水中战场对身披铠甲的英格兰人来说是致命的。但急于逃命的他们仍奋战向前，终于杀出了一条通道。登上河对岸时，热那亚十字弓手给英格兰人造成了一些损伤并延缓了英军展开的速度，但英格兰长弓手很快控制住局面。爱德华国王的军队终于得以逃脱。

法王菲力率领一支由三四万人组成的大军在后紧追不放，希望能把傲慢的英格兰人挤压在海湾处背水作战，或者击其于半渡。当他得知英军已经渡过河去时，立刻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将领建议，鉴于潮水已经涨上来，法军只能沿河而上前往阿布维尔，利用法国人控制的一座桥过河。于是，法军开始向阿布维尔进发，并在那里扎营过夜。

爱德华和他的军队深深感觉到，逃亡路上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不过渡过索姆河的那一晚他们还是非常兴奋。周围的乡村食物充足，国王召集手下将领共进晚餐，然后一起祈祷。他们很清楚，要到达海边必先经历一番激战，除了在优势敌人中杀出一条血路外别无选择。国王和后来以“黑太子”闻名的威尔士王子一起举行了各种宗教仪式，爱德华祈祷说，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至少要让自己保全颜面。天亮后，国王集合起一支一万一千人的队伍，将他们分成三队，然后手持白色权杖，铠甲外面披着暗红镶金的外衣，骑着一匹小马在队前走过，“鼓励和恳求士兵们为捍卫他的荣誉和权力而战。”“他面容振奋，语调亲切。所有士气低落者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身影后都重新振作起来……士兵们席地而坐，头盔和长弓放在身前，尽情饮酒啖食，以便与赶到的敌人厮杀时更有力气。”英军在山岳空旷的下坡处占据的阵地并没有什么优势，不过两侧的克莱西森林为他们提供了保护，是他们最后的屏障。

1346年8月26日星期六，菲力国王先在阿布维尔修道院做了弥撒，然后率领那支在当时堪称庞大的军队继续向前追击，四名骑士奉命前出侦察。当天中午时分，侦察的骑士向抵达索姆河对岸的菲力国王报告，英格兰人已经摆开阵势准备一战。菲力遂明智地下令当天停止前进，等待后队赶到后组成战斗队形，次日展开进攻。手下名将们开始向各部队传达这道命令，但法国士兵此时已按捺不住。眼见曾数次在己方优势兵力面前逃脱的仇敌被迫应战，性急的法国人一天都等不下去了。谁能保证第二天这帮英国人不会从战场上溜走呢？在这种心态作用下，约束部队向前行进已经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所有从阿布维尔通向克莱西的大道小路上都挤满了黑压压的士兵，他们手持寒光闪烁的武器不停地向前，向前。有些部队听从了菲力国王的命令，停下了前进的脚步，但大多数置之不理，仍强行挤过原地不动或后退的队伍向前移动。到下午五点时，他们来到了英军阵前。看到敌人列在克莱西宽阔缓坡上的阵势，法国人这才停下脚步。

尽管此时太阳已快下山，但所有人战意已决，来到阵前的菲力国王也被周围激昂的情绪冲昏了头脑。他命令军中六千名热那亚十字弓手穿过骑兵队列去往阵前，用弩箭击破敌人的队形，为骑兵的冲锋做准备。但热那亚人说，他们已经背着沉重的武器和弩箭，以战斗姿态全力奔跑了十八英里，现在已经筋疲力尽，当天无法战斗了。听到热那亚人的抱怨，骑在马背上跑完十八英里的阿朗松伯爵十分不满。“这就是雇佣这帮混蛋的下场，”他气愤地说。“一旦用到他们，他们就会畏首畏尾地退缩！”受到刺激的热那亚人向前冲了出去。但正当他们在许多嘲讽的目光注视下向阵前奔走时，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短暂而急骤的暴雨倾盆而下，兜头浇在所有士兵身上。紧接着，一大群乌鸦呱呱叫着，带着不祥的气息从法军头上飞过。这场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苦的是热那亚人，因为他们的弓弦都被浇湿了。重新露头的太阳明晃晃地挂在英军士兵身后，刺得热那亚十字弓手睁不开眼。这和乌鸦一样也是不祥之兆，但对作战的负面影响更大。热那亚人摆开阵势，大吼一声踏前几步，又喊一声再踏前几步。这样前进三次后，“怪叫一声”，将弩箭射了出去。英军队列中一直保持着沉默。一直以“铁闸门”阵形在大队两翼肃立不动的六七千名长弓手此时踏前一步，毫不拖泥带水地拉弓放箭。他们“射出的箭迅疾有力”，弗鲁瓦萨尔说，“箭矢飞出就像下了一场雪。”

长弓对热那亚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短短几分钟内就有上千名十字弓手被射死，地上躺满了插着羽箭的尸体，而他们手里的武器甚至还没进入射程！热那亚人被这阵劈头盖脸的致命箭雨打晕了，他们的战争经验中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幸存者抱头溃逃，直退到在长弓射程之外列阵、急切地等待出击的法军骑兵面前。“给我杀了这群混蛋！”菲力国王愤怒地大喊。“他们无故挡住了我军的道路。”得到命令的前排法军骑兵立即冲入溃逃的热那亚人群中，挥舞长剑将他们砍倒。不知不觉中，这些骑兵也进入英格兰长弓的射程。瞬时箭如雨下，致命的箭矢射穿了法国骑兵的铠甲，战马和士兵遭到大量杀伤。又有勇敢的法国骑兵从后队跑上前来，冲入本已混乱的人群。迎接他们的仍然是可怕的箭雨，战马被打得乱跳，服装华丽的武士尸体随处可见，战场陷入可怕的混乱。此时，威尔士和康沃尔郡的轻装步兵从长弓手方阵中穿出，挥舞长刀向前冲杀。“长刀落在伯爵、男爵、骑士和乡绅头上，杀死了很多人，英格兰国王后来对此相当恼火。”在那个毫无收敛的时刻，不少能活捉人质换取赎金的机会被浪费了。

倒在这场屠杀中的还有菲力国王的盟友、双目失明的波斯米亚国王。他命令手下骑士把他们的马笼头和自己的连在一起，以便能亲手上阵冲杀。这样连好后，波斯米亚国王随蜂拥的人群向前冲去，但不幸连人带马摔倒在地。第二天人们找到了这伙人的尸体，马与马还紧紧地连在一起。波斯米亚国王的儿子、卢森堡的查理王子那时已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当选皇帝，常自称为“罗马人的国王”。他比父亲更谨慎，见势不妙便带着随从沿一条不被人注意的小路离开了战场。此时，法军发起了正式进攻。阿朗松伯爵和佛兰德斯伯爵率重骑兵向英军战阵发起冲锋。他们尽可能远地躲开长弓手，专门找对方的重骑兵厮杀，法兰西、德意志和萨伏伊的骑兵队很快杀到威尔士王子阵前。面对数量占优的敌人，在威尔士王子身边战斗的士兵赶忙派人前往爱德华国王指挥作战的风车那里求援。但国王不想动用预备队，他说：“让这个小伙子自己建功立业去吧！”果然，威尔士王子做到了。

战场上还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约翰·埃诺特爵士手下有一名骑士，骑着菲力国王当天赠给他的一匹黑马，在箭雨中冲入英格兰战阵。不过，纪律严明的英格兰士兵不为所动，居然没有一个人脱离自己的位置去拦截他。最后，这名骑士绕过英格兰军队的后阵，又回到法国军中。

法军骑兵不断向英格兰战阵发起冲锋，直到战场完全被夜幕所笼罩。不过夜晚并没有阻止勇敢的生力军前进的脚步，他们整夜都在黑暗中摸索着战斗，不打两下决不肯离开战场。结果，这些人都被杀死了。英格兰人态度是“绝不抓俘虏”。当然，这并不是爱德华国王所希望的。

夜幕降临时，菲力国王身边只剩下不超过六十名骑士，他自己也受了轻微的箭伤，战马则早被射死。约翰·埃诺特爵士将国王重新扶上马后，抓住缰绳将他强行带离战场。根据弗鲁瓦萨尔的说法，约翰爵士准确践行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原则。第二天早晨到达亚眠时，菲力国王身边只有五名男爵了。

“这个星期六的夜晚，英格兰人再也没听到怪叫声和呐喊声，也没听到特别针对某个贵族或其战旗的叫骂。此时，敌人已经被打败，战场已经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英格兰人燃起大火，点亮火把，以驱散夜晚的晦暗。在一整天的战斗中，爱德华国王都没有戴上头盔。此时他从自己的指挥位置上走下来，带着整支卫队去见威尔士王子。他伸出双臂，紧紧拥抱并亲吻了王子，并说，‘亲爱的儿子，上帝给了你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你是我的儿子，你今天表现出来的忠诚，成为一国之王当之无愧。’王子闻言深深地弯下腰以示谦恭，将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他的父亲。”

星期天的早晨，雾霭遮蔽了战场。爱德华国王派出一支由五百名长矛手和两千名弓箭手组成的精悍部队，前去侦察对面的军情。这支侦察队遇到了法军的后续部队。这些从鲁昂赶来的法国人不知道战败的消息，仍然在向博韦前进。英军侦察队冲向他们，一场激战后，战场上又倒下了1542名骑士和乡绅的尸体。后来，英军侦察队又与鲁昂修道院院长和法国大修道院院长率领的队伍遭遇。后者同样对战败的消息一无所知，稀里糊涂地在英国人追杀下溃败而逃。英军侦察队还碰到了不少掉队的法国士兵和四处游荡的法国骑士，结果“见一个杀一个”。弗鲁瓦萨尔说：“我敢肯定的是，星期天的早晨，那些从城市、乡镇和伯国赶来的法国步兵遭受了四倍于星期六战斗的伤亡。”这场惊人的胜利，使得克莱西战役与布伦海姆大战、滑铁卢战役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个夏天中的最后攻势齐名，成为英军著名的四场大捷之一。

爱德华三世国王率军穿过蒙特雷乌尔和布朗吉到达布伦，随后又穿过阿德洛森林，形成对加莱的包围。在英格兰人眼中，加莱绝对是一处藏污纳垢之地，包庇着不断骚扰英吉利海峡的海盗团伙。英格兰人很早就感觉到，这个离他们最近的欧洲大陆城市如同一个长在自己背上的脓疮，不断溃烂，随时有爆裂的危险。加莱的地位相当于三百年后的敦刻尔克。围困战持续了将近一年，英军在陆地上尝试了一切新的军事技术，射石炮向城墙投射巨大的弹丸，发出可怕的声响。在海上，法军小船试图绕过障碍沿海岸行驶，但英军巧妙设置的障碍物挡住了他们前进的路线。所有从海上和陆上救援加莱的活动都失败了。但围困加莱的爱德华国王也不轻松，维持这场围困战的花费之巨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当冬天到来时，国王手下的士兵开始要求回家，舰队也到了哗变的边缘。在英格兰国内，所有人都在抱怨。议会对爱德华表现出了不满的态度，并且不愿意再为国王提供给养。国王和士兵们被迫住在临时营房里，从未想过要渡过英吉利海峡班师回国。马基亚维里深刻地指出，每一座要塞都应该储备一年的食物供应，这个措施适用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围困作战。

在爱德华国王尚未对加莱形成包围时，为履行与法国盟约的苏格兰国王戴维就率军越过英格兰边界。但英格兰人对此早有预见，他们在达勒姆城以西不远的内维尔克罗斯发起一场苦战并打败苏格兰人，俘虏了苏格兰国王，把他关入伦敦塔。苏格兰国王在那里被关了整整十年，直到《伯威克条约》签订才花费了一大笔赎金获得自由。英格兰的这次胜利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消除了苏格兰的威胁。在弗洛顿战斗前后，法国给弱小而大胆的苏格兰盟友带来了不止一次灾难。

加莱在围困中坚持了十一个月，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最终，饥饿使得被围困者别无选择，只能与英军讲和。当六名城里地位最高的居民按要求赤足穿衬衫、面黄肌瘦地出现在英格兰人面前时，激愤之下的爱德华国王想砍了他们的头。他手下的谋臣警告他如此残忍的做法会让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受损，但国王仍固执己见。此时，随国王征战并怀有身孕的王后菲利帕跪倒在地，构成了一幅宽容之神请求正义之神的画面。这个场面也许是事先安排好的，但绝对很有意义。于是，为拯救全城百姓而做好了献身准备的加莱市民不仅保全了性命，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待遇。至此，加莱成为英格兰军队此次与法军全力一战中占领的唯一领土。至于克莱西，还有很多故事要说。

第二十二章　黑死病

正当英格兰人醉心追求武功与冒险的时候，一个更致命的敌人正在欧洲大陆上游荡。在基督教世界中，没有什么灾难比黑死病更可怕了。遥远的中国曾因此病发生过糟糕透顶的事情，遍地的死尸把诅咒抛向了远方。这场瘟疫从克里米亚登陆欧洲，在短短二十年时间里夺去了欧洲至少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连绵不断的贵族战争和王朝战争让欧洲民众变得贫困不堪，疾病很容易乘虚而入。英格兰保存下来的记载虽然不多，但却比其他国家那些令人震惊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比如有些案件还没等开庭审理，所有涉事方就都病死了；有些修道院里的人死了一半；有些教区里活着的牧师几乎没有时间为会众和教友举行最后的葬礼；有些金器作坊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换了四个金匠。这些具体的描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年那场灾难的可怕，但更能让人们理解那场灾难的，是国内所有地方的年鉴都出现了一段空白。这段令人恐怖的空白抹去了整整一代人的性命。

这场瘟疫令人胆战心惊。它发病迅速，症状可怕。病人身上会出现大片疹块，腋下或腹股沟处的腺体会出现硬结，任何药膏都没有效果，甚至开刀都没有作用。濒死的病人会长出大片毒痈，神智错乱，胡言乱语。黑死病使人类历史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空白，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人们的生活和信仰甚至一度被其摧毁。这场瘟疫，再加上中世纪生活中的其他苦难，远远超出了人们精神上的承受能力。教会在遭受与其他世俗团体一样伤害的同时，精神力量也受到了重创。如果说主宰世界的是仁慈的上帝，那么他又是怎么主宰的呢？这就是当时的幸存者普遍的质疑，各种怪异的教派由此产生。他们在瘟疫横行的城市举行可怕的鞭笞仪式，每个人都和着阴郁的乐曲，狠狠地抽打自己的先行者。在断断续续记载的年鉴上，还记录着其他残忍的行为。所有这些，就像我们民族死亡前发出的最后挣扎。

不过瘟疫的灾难最终还是平息下来。热敷剂治愈了肿块，人们的免疫系统重新发挥了作用，越来越多的人恢复了健康，对生命的向往最终战胜了疾病。灾难过去了，欧洲的人口所剩无几，但却继承了大批逝去者们创造的财富，痛苦也因大家的分摊而减弱。活下来的人开始把不可抑制的希望寄托在当下和未来。

哲学家或许会说，要在人类中取得必要的变化，根本不需要动用瘟疫这种毁灭性工具，一种更科学的替代品就在眼前，那就是火药。据权威说法，这种东西最初应用于一些小尺寸石炮，爱德华国王曾用这种石炮轰击克莱西和加莱。很快，火药就在战争以及与战争相关的人类活动中确立了自己的实用地位。如果没有火炮问世，英格兰的长弓的掌握也许会让他们在欧洲大陆的争霸战中走得更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自由民出身的长弓手会有朝一日会达到与铠甲骑士相当的阶级地位，因为与骑士们相比，长弓手们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十五世纪初是铠甲武士的没落时期。作为护身之物，胸甲和背甲或许还会长期被使用，但已不再是权力的工具和象征。与此同时，弓箭手的作用也在淡化。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令骑士屈服，而是因为一种更便利的战争手段就在眼前，并迅速成为所有国家的共有之物。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冲天的滚滚硝烟在友军中引起的警觉超过敌人，不过最终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一个曾经统治并引导基督教世界五百年、在当时被视为人类管理与才能巨大进步的制度倒在废墟中。人们忍受着痛苦将废墟清走，为建立新大厦腾出空间。

降临在人类头上的这场灾难造成人口锐减，给人类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却没有平息人类的冲突。英法之间的战争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此时，“黑太子”已成为威震欧洲的武士，作战风格如同不受约束的海盗。如果说1338年爱德华入侵法国还可以用王位这个重大原因来解释的话，那么“黑太子”在阿基坦进行的袭击却毫无道理可言。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行为仍在军事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1355年，议会向爱德华国王划拨了一笔足以重启战争的巨额经费，后者遂制定了一分野心勃勃的计划。“黑太子”将从英格兰领土加斯科涅和阿基坦向北，直逼卢瓦尔河；与此同时，他的弟弟、生于根特的兰开斯特公爵约翰从布列塔尼出击。两军会师后将与法军展开一场决战。但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黑太子”率领的军队减员严重。虽然还掌握着约两千名令人生畏的长弓手，但总人数却只剩下了约四千人。而他面对的是，是步步紧逼的两万多名法国王室士兵。危急之下，“黑太子”无奈地选择了退让。他向对方提出和解，条件是允许他和他的军队逃回英格兰。看到多年宿敌再次成为砧上之肉，法国人当然很干脆地拒绝了对方的和解请求。在普瓦提埃，被逼入绝境的“黑太子”奋起反击。但就在他取得小胜的那天上午，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开始向南撤退了。法王约翰穷追不舍，决心毕其功于一役，以报当年克莱西之仇。曾经大肆烧杀抢掠的英格兰人此时被追赶得仓皇憔悴，不得不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对阵决战。好在他们的阵地选择得很有眼光，两侧有森林护卫，长弓手沿一排灌木列成一字长蛇阵，控制着唯一的通路。

此时克莱西之战已过去十年，法国骑士和最高指挥者都对当年那场惨败进行了反思。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骑兵面对如雨般的箭矢时毫无抵抗之力。法军冲锋的战马在英格兰长弓的攻击下倒的倒、惊的惊，阵势一片混乱，古老的作战手段因此受到致命一击。爱德华国王能赢得那场胜利，靠的全是不骑马的士兵。所以法王约翰此番也决定全军徒步攻击，他相信数量优势将压倒一切。但“黑太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拘泥于往日的经验，也不会强迫自己墨守成规，重复前人取胜的战法。他知道那群身披重甲、正向己方徒步逼近的法军士兵数量庞大，不会像骑兵那样被轻易地阻止。即使长弓的命中率再高，但只靠这一件武器也无法将他从败局中挽救出来，游动作战和反击是他必须要试验的保命手段。于是，他根据战场上已知的实际情况，命令部队采取了一种有悖于军事常规的行动。后来的发展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法国贵族都把马留在了后方，而“黑太子”则命令己方贵族全部上马作战。首先发威的长弓手给法国人造成了巨大伤亡，但法国骑士仍按事先安排，穿着沉重的铠甲在葡萄园和灌木丛中向前艰难移动。倒在英格兰长弓下的人不计其数，但激战中箭矢很快不够用了。此时，英格兰长矛兵和战斧手以传统方式向法国人发起冲锋。由于行动吃力和地势崎岖，法军队形早已大乱。在长矛兵和战斧手冲锋的同时，一队精悍的英格兰骑兵以叹为观止的配合从法军侧翼绕过来，向疲倦而混乱的敌军发起猛攻。对英格兰人来说，此战是一场与克莱西一样的屠杀和胜利，最终收获甚至更大。法军全军覆没，约翰国王被俘，其精锐的贵族属下或是被俘虏，或是被杀。战场上的战利品多得来不及收拾，因为胜利者们已经劫掠过四个省份，身上早已塞得满满当当。在作战中以行事残忍著称的“黑太子”这次表现出了豪侠之风。他不顾激战后的疲惫与紧张，对被俘的法国国王待之以应有的礼仪。先是请这位俘虏在自己营帐中的椅子上落座，然后又亲自为他端上能找到的所有美食。通过自己表现出来的天才、勇敢和骑士风度，“黑太子”在历史上留下了令人敬仰的形象。

约翰国王被带回伦敦，像苏格兰国王戴维一样被关进伦敦塔。以此为要挟，英国于1360年5月与法国签订《布雷蒂尼条约》，在已有的加斯科涅之外得到了亨利二世控制过的阿基坦并享有全部统治权，同时还获得了爱德华一世所继承的蓬蒂厄和著名的港口城市加莱，后者一直被英格兰控制了近二百年。双方还约定了约翰国王的赎金数额：三百万金克朗，折合成英国货币是五十万英镑。这笔钱相当于英格兰王室和平时期年收入的八倍。

在克莱西，法国人是在马背上被打败的；在普瓦提埃，他们不骑马也被打败了。两次与英格兰人交战的悲惨结局让法国人刻骨铭心，法国朝野上下和军队中充满了绝望。怎么才能打败或抵挡英格兰人呢？这是一个世纪前就令欧洲人苦思不得解的绝望问题。那时候，蒙古大军的铁蹄令所有人胆寒。不过俗话说得好，树长得再高也不会参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饱尝教训的法国人尽量躲避战争。他们在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作战时小心翼翼，就像莫尔伯勒时代与英格兰女王安妮交锋时一样。而且，他们中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英雄贝特朗·杜·盖克兰。他就像绰号“延误者”的古罗马大将费边对付汉尼拔时那样，避免正面战斗，利用本土作战的时间优势进行围困或突击。英格兰获得胜利时同样也消耗得筋疲力尽。事实证明，法军无法击败英军，英格兰也无力征服法兰西。爱德华三世虽然在军事上获得了全胜，但主要目的并没有达到。

对法战争在英格兰议会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战争期间，对金钱的迫切需求驱使国王和大臣们频繁地召集会议，议会制度因此得到了迅速而重大的发展。参加会议的各郡、市代表主要职能之一就是请求解除全国或地方遭受的苦情，让国王和政务会把注意力转移到紧急事件上来。爱德华二世在位期间，平民代表在议会中集体请愿的制度开始出现。与法交战时，政府为取得平民的支持不得不重视这种请愿制度，因此到爱德华三世统治时，集体请愿制度得到了很大发展。现在，平民代表们就像他们在1327年时做的那样，作为一个整体在议会中正式提出请愿，并要求他们的意见能成为议会法令。这种局面的出现导致了议会的分化，下议会开始孕育而生。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平民代表还不是议会中的主要成员。但到了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他们在议会中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巩固，变得很显著而重要起来。他们有了专门处理文书事务的职员，负责起草请愿书、就国王的回复草拟谏议书。至此，议会中上下议院的界限已十分明显。上议院中的贵族们认为，他们是国王理所当然的顾问，在议会中应该享有单独向国王进谏的权利。1343年，议会中的高级教士和世俗贵族将自己的开会地点搬到威斯敏斯特的白厅；骑士和市民代表则在彩宫商讨事务。此时，议会中首次出现了议长一职。不过那时担任议长的还不是议会成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下议院中的平民代表一般是通过指定的代表发表意见。到爱德华三世统治结束时，议长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国王也开始竭力保证自己提名的人选占据这个重要而显赫的位置。

爱德华三世对下议院做出的让步标志着英格兰议会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决定性阶段。他同意只有议会才能决定是否拨款，同意下议院集体提出的意见可以作为未来立法的基础。到爱德华三世国王去世时，下议院已经在批准征收赋税的提出谏议等事务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天性上，下议院对国王是带有敬畏的，因为它获得权力的时间并不长，爱德华一世国王对王室特权的要求仍然记忆犹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下议院或整个议会有权控制或干涉王国的行政和管理事务。国王召集代表们开会，主要目的是为暴力取得的政治解决方案寻求支持，或对拨款问题进行投票，或听取对民间疾苦的陈述。在十四世纪，要承认下议院是议会的重要基础、议会是国家治理机器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时期英格兰对教皇代理人的不满情绪在增长。约翰国王在位时罗马方面对英格兰事务的插手，亨利三世国王对教廷的忍让，教廷收税官的敲诈勒索，教士们在宫廷和政务会中的影响力，所有这一切都让人们对英格兰教会持越来越明显的批评和反感态度。到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这种态度积累到顶点。英格兰民众对已经过气的外国教廷仍对英格兰施加影响气愤不已，这种气愤随着对法战争的进行进一步累积并加深。当时，权势日衰的教皇放弃了长期以来设在罗马的神圣教廷，转而托庇于法国小镇阿维尼翁。作为法国宿敌的英格兰人当然有权对此表示不满。那时候，英格兰议会不断颁布法令，禁止将国王法庭可以审理的案件提交到教皇法庭，限制教廷任命英格兰教职人员的权力。实际上，这些法令只是根据外交需要得到了断断续续的执行。战争的巨大消耗让教廷很难有钱财入账，在爱德华三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教廷收税官在英格兰简直挖地三尺，但仍几乎一无所得。

1369年，英法两国在阿基坦再起战端。此战令英格兰元气大伤、幻想破灭。在贫困和经济紊乱的情况下，教士们不仅经常炫耀自己的财富，而且竟然要求免税。这种要求当然不会每次都能成功。于是，他们开始将贵族赶下公职，议会中的反教士情绪因此大涨。爱德华国王已经老迈了，贵族们不得不自己设法夺回失去的权力。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约翰·冈特打破僵局，带领贵族取得优势。他手里有一件意想不到的武器可供使用。在全国神学研究和学术中心牛津大学，批评教皇自命不凡和权力膨胀的声音日益高涨，大学里的著名学者威克利夫对教会的腐败痛恨不已，认为教会统治集团的傲慢及其拥有的绝对权力是对基督教真正原则的扭曲，因此强烈呼吁进行改革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威克利夫认为，凡人不应该被赋予掌管人类灵魂的权力。身为上帝派到世俗世界的代理人，国王有权像牧师指导国王的精神生活一样，对教士们的物质奢华进行限制。尽管国王和教皇在各自领域都是地位最高者，但基督教徒们的信仰应该放在上帝而不是他们身上。能满足教徒最终请求的是天廷，而不是罗马。

威克利夫的主张不会只停留在一个无害学者的思考阶段。它应用到教会和国家的现实中后，立即引起了严重的不和。根据这一主张，教会的世俗权力要受到削弱，以利其对精神进行净化。约翰·冈特对该主张的前半句很感兴趣，威克利夫则看重后半句，但教会对这一整句都很反感。从一开始，冈特就与威克利夫就希望能互相利用，以达到各自的特殊目的。1377年，二人正式结盟。随后，冈特忙于组织偏向自己的议会，威克利夫则“从一个教堂跑到另一个教堂，宣讲反对教会弊端的观点”，从道义上声援冈特。二人的积极活动同时也激发了反作用力。威克利夫的教会改革不可避免地掺杂入了阶级和党派偏见因素，而冈特与这位立场改革的神学家结盟，则在客观上巩固了反对他的主教们的既得利益。二人于是谁也没能从结盟中得到好处。主教们意识到，威克利夫是冈特最危险的支持者，遂以异端的罪名在圣保罗大教堂对他提起指控。冈特赶去援助，但却被充满敌意的伦敦民众阻拦。这个不匹配的组合最后终于崩溃，威克利夫从此被上层政治舞台排斥在外。

威克利夫决心在民众中奔走呼吁，正是这样，才使得他的主张具备了持久的影响力。许多看不惯教会滥用权力的年轻人被威克利夫的改革主张吸引到身边，威克利夫把他们组织成一群群寒酸的传道者，就像后世的卫斯理
[26] 门徒那样，在乡间传播教士应该安守清贫高洁的教义。他用英语写了不少布道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被人们口口相传的《罪人》。他最大的成就是与学生一起将《圣经》翻译成了英文。

“基督教的男女老幼，都应该仔细阅读《新约全书》，因为它具有权威性而且通俗易懂，讲述了对拯救灵魂至关重要的论点……《圣经》中的每一句话，不管是深奥还是明了，都教导人们顺从和博爱。只有懂得这两点的人才算完全懂得《圣经》……因此人们都应该仔细地研读《圣经》……傲慢与贪欲会使教士是非不分，因而也就无法透彻地理解《圣经》。”

就这样，基督教早期的思想如连日闷热后一股沁人心脾的微风掠过英格兰乡村。在贫民和富人面前展现出新的境界，同时，它严重扰乱了它赖以存在的、正在衰败的社会。教会和国家很快意识到了它的危险性。

爱德华三世漫长的统治已经日薄西山，克莱西和普瓦提埃的荣耀也已经渐渐淡去。曾几何时，这位好战的国王在对权力和威望的渴望中征战四方。为了得到海外冒险所需的金钱，他不惜以祖先奋斗得来的许多特权做交易。如今，他垂垂老矣，还欠下了时间和命运大笔债务，现在是这两位债权人讨债的时候了。他看到，自己和儿子在法国手持利剑征服的领地，正像复活节的积雪一样渐渐化去，只剩下几座海边城镇还在向人们展示着被英格兰民族长期视为珍宝的胜利的荣耀。1369年，爱德华三世国王的爱妻菲利帕王后被黑死病夺去性命。不过在她还在世的时候，老国王就已经拜倒在艾丽丝·佩罗斯的石榴裙下。艾丽丝生性淡漠，但机智与才干均高于常人，而且行事嚣张，毫无顾忌。看到六十多岁的老国王被这场不正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当时憔悴而易怒的人们大受震动。这场所谓的爱情远不如1348年设立嘉德勋章
[27] 时所代表的那场宫廷爱情来得浪漫。贵族和平民都不愿意让老国王的情妇从“心怀邪念者自取其辱”这句格言上得到好处。但艾丽丝还是戴上了菲利帕王后的一些珠宝，并因老国王的宠爱而获利甚丰。除此之外，她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上层政治斗争中。有时，她甚至与法官一起坐在法庭上，审理与她相关的案件。贵族和下议院对她都非常反感，遂联合起来对付她。

在战争、国务和放荡的生活共同作用下，爱德华国王最终变得衰老不堪。在举办了即位五十周年庆典后，他的寿命即将走到尽头。最后十年的统治让他的声望大损。除了艾丽丝外，老爱德华还牵挂着“黑太子”。但这位威震欧洲的伟大战士也因连年征战而衰弱下来，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376年，“黑太子”去世，身后留下一个不满十岁的儿子。很明显，这个孩子就是王位的继承者。爱德华三世丰富多彩的生活即将收场。遭受了儿子去世的沉重打击后，他搬到希恩洛奇居住。在那里，追求时髦的艾丽丝让他多想想比武竞技和打猎的事，想想他身体复原后的宏伟计划。但根据对她充满敌意的编史者记载，当老国王陷入死亡前的弥留状态时，这位情妇居然摘下国王手指上的戒指，卷走了王宅内的其他钱财，声讯皆无。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新国王继位后，她又在轻浮奢华的场合现身，这说明当时她确实能够自圆其说。所有记载都确认，爱德华国王死时被所有人抛弃了。只有一位好心的当地教士在他身边，使他在前往天国的最后旅途中得到了教会的保护与关照。

就在祖父去世的当天，“黑太子”的儿子被一致拥立为王，没人提出要另选国王。于是，英格兰的王冠再次传到了一位幼主手里。

1  这位英国盎格鲁－撒克逊王朝君主（1041年至1066年在位）因对基督教信仰有无比的虔诚，故被称作“忏悔者”或称“圣爱德华”。

2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一个重要政治机构，是一种由国王主持召开的、会期不定、人数不等的高层会议。与会者主要有被称为“贤者”或“智者”的高级教士和世俗贵族，包括国王的近臣、王族宠幸和地方长官等。

3  公元987年成为西法兰克国王。事实上，此时的法国王室还有男性后嗣。卡佩只是母系祖先来自王室。

4  苏格兰北方沿海30余公里处，当时属于挪威。1486年丹麦和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将女儿嫁给苏格兰国王时，由于无法拿出嫁妆，不得不将该群岛抵押给对方。之后该笔嫁妆一直未能偿付，奥克尼群岛遂于1472年割让给苏格兰。

5  古代凯尔特人的一部分。公元前1世纪中叶至公元5世纪中叶受罗马人统治。5世纪后曾长期抵抗来自欧洲大陆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的侵略，后被迫退入不列颠西部山地，逐渐形成近代威尔士人。部分渡海迁居高卢的阿尔摩利卡（今法国布列塔尼半岛）。

6  也译为“菲力”，即菲力一世。

7  引自《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8  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边界地区。

9  指诺曼底。

10  指威廉于1085至1086年间下令进行的英国人口和土地普查，是英国的第一份土地清查调查，威廉借此更加了解自己手中掌握了怎么样的土地、村庄的数量和人口的分布等情况。

11  法兰克人的分支萨利安人的法律，规定女性没有王位继承权。即使在国王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情况下,王位也只能由国王的其他男性亲属继承。

12  英格兰及威尔士神话中的传奇魔法师，他法力强大同时充满睿智、能预知未来。

13  即威廉三世，英国国王兼荷兰执政。

14  即十二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殉难处。这位大主教因反对王权扩张被亨利二世手下的武士谋杀于教堂之中，整个基督教世界为之震动。最终亨利二世不得不光着脚前往其墓前“赎罪”，后来又向教皇表示放弃《克拉伦登宪章》中那些侵犯教士利益的条文。

15  指爱德华三世的长子。

16  出生于意大利，约1042年进入法国诺曼底卡特莱特修道院。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后成为英国教会首脑并进行了多项改革，1070年至1089年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17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著名历史学家。

18  亨利二世统治时期的首席政法官。

19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代表作《君主论》主要论述为君之道、君主应具备哪些条件和本领、应该如何夺取和巩固政权等。

20  指绰号“红”的苏格兰贵族约翰·康明（John Comyn , “Red”）。

21  古罗马皇帝，伟大的立法家，使拜占庭帝国进入了全面的法治时代。

22  克里斯托弗·马洛，十六世纪英国剧作家，曾著有剧作《爱德华二世》。

23  让·弗鲁瓦萨尔（Jean Froissart，1337一1405，法国诗人及宫廷史官）。

24  罗伯特·艾顿（Robert Aytoun，1570－1638），苏格兰诗人。

25  苏格兰著名民谣之一，描述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在边境上的战斗。

26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英国十八世纪著名基督教牧师、基督教神学家，主张认真研读圣经，严格宗教生活，遵循道德规范。

27  嘉德勋章（The Most Noble Order of the Garter）是授予英国骑士的一种勋章，起源于中世纪。传说有一次爱德华三世在埃尔特姆宫殿与一位索尔兹伯里女伯爵跳舞时，女伯爵的吊袜带突然落下来。许多宫廷贵人笑话她。而爱德华三世则将这根吊袜带拾起系在自己的腿上，并当众宣布“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心怀邪念者蒙羞”）。由此这句话就成了这枚勋章的格言。

诺曼底和金雀花王朝谱系图

第三部　封建时代的结束

第二十三章　理查二世与社会动乱

约翰·冈特，也就是兰开斯特公爵、黑太子爱德华的弟弟、国王理查二世的叔叔，是摄政团的首领，统治着英格兰。黑死病的影响和阴影仍然笼罩着大地。英格兰社会出现了一场新的大规模流动。致命伤害造成的痛楚仍在隐隐作痛，但与此同时，人们忽然感到，这片土地上此时有了更多的位置。众多空缺职位得以填补，各阶层的人都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晋升，生存空间得以拓展。社会被深度重塑，集体的力量削弱了，个人的力量却加强了。

在战争中英格兰人不可战胜、至高无上、所向披靡的信念根深蒂固。尽管在法国得到的所有战利品都已不复存在，英格兰仍因克莱西和普瓦提埃大捷而洋洋得意。由于确信随时能够在战场上迎击法国人或苏格兰人，他们已经不考虑战争的结果了。几乎无人认识到取得战役胜利与持久占领之间的区别。年轻的议会极力主战，却准备不足，而且吝于为战争花钱。战争期间，人们期盼国王取得辉煌战绩，同时也责怪他造成了沉重的税赋和对王国的损害。和平如期而至，但却完全不符合英格兰人所希冀的大获全胜。这种尴尬的局面是理查二世所继承的一部分重要遗产。

经济和社会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黑死病又袭击了动荡的社会。自从国王引入雇佣军制取代封建义务兵制以来，以土地维系的关系就开始瓦解了。贵族或骑士为什么不能仿效其君主的做法呢？小地主们普遍签订了契约，为某个强大的邻居服务，只是“不得反对国王”。规定并非总能得到遵守。互相忠诚的原有纽带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私人军队，财产的雇佣保卫者，当然也是混乱的开端。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采邑领主往往靠农奴发家致富，农奴的地位和义务依据长期的习俗规定，并由采邑法庭来执行。在每个采邑周围，都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尽管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早期已有了更多的劳动力流动和物品交换，超出了人们以前所想象的程度，但发展仍比较缓慢，村庄也是逐渐解体的。社会和劳动力结构再也无法保持原状了。黑死病造成的震动极大地加速了这一深刻的分裂进程。由于近三分之一人口突然死去，大片土地荒芜了。幸存者都到最肥沃的土地上耕种，到最肥美的牧场上放牧。许多地主放弃了耕地，通过侵占，围起最好的牧场。此时，尽管发家致富看起来更容易，价格和利润都一路高涨，但劳动力却减少了近一半。人们遗弃了小块土地，农民离开了自古劳作的采邑。农民和劳工发现自己很抢手，所有人都在争抢自己。他们转而寻求改善自己的生活，至少让自己的生活与不断上涨的物价保持同步。诗人兰格伦在《农夫皮尔斯》一诗中描绘了一幅尽管无情却颇为有趣的画面：

没有土地的劳工，仅靠双手谋生，

终日食不果腹，整夜饥寒交迫。

他可能买不起一分钱的酒，也不会买一片腊肉，

而是买新鲜的肉或鱼，煎的或烤的，

热了又热，以暖饥肠。

他要高薪的工作，否则就会咆哮。

但是他们的雇主不这么看问题。他们坚决拒绝了加薪的要求，重申了对强制劳工的古老要求。他们详细调查了村民的家谱，而此前这种调查只针对上等人。佃农一旦被宣布为农奴，至少不可以再提出新的要求。重申早已失效的权利，无论多么合法，都会遭到村民的坚决抵制。村民们成立了工会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佃农则从采邑逃走，就像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许多奴隶从美国南部各州逃走一样。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一些领主缩短了农奴的徭役期限，把土地租给小地主以换取他们的顺从。在有些采邑，农奴得以释放，由此出现了自由农阶级。但这种情况很少，最大的地主是教会。总的来说，精神力量成功经受住了这次冲击。有的领主，例如哈顿领地的巴特尔修道院院长，被迫出租闲置土地，并且一有机会就缩短租期，甚至缩短到了一年。十八世纪，法国也企图复辟昔日的封建特权，结果引发了革命。

席卷整个英格兰的这场动荡影响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前的人类社会历史上，其影响独一无二。此时，按照财产选出的议会可以决定一切。在英格兰，与法国一样，国王曾不止一次干预地方工资的制定，但1351年的《劳工法》却成为了全国确定工资和价格的首次重要尝试。在瘟疫后的恶劣条件下，议会寻求完全执行这些法律。从农村中产阶级中选出“劳工法官”，给予固定薪水，让他们来审判违法者。1351年至1377年，民事法庭审理了九千起违反合同的案件。在许多地方，主审官虽积极办案但却徇私枉法，遭到当地居民的谴责。全国上下动荡不安。

尽管如此，瘟疫过后，幸存者无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饿殍遍野的地方是不会发生叛乱的。弗罗萨特写道：“激起农民的反抗是社会上层的舒适和富足生活。“人民并非无法反抗不公，也不是无法表达不满。在低级神职人员中，薪俸微薄的教士因黑死病严重减员。仅东英吉利一地，就有八百名教士死亡。幸存者发现，在物价飞涨的世界上，他们的薪俸丝毫未变，而高级教士对此置之不理。为此，高级教士将付出代价。在起义中，主教的领地被定为攻击的主要目标。在集日上，煽动者，尤其是教士中的煽动者，吸引了很多人。兰格伦在诗中反映了秩序维护者对这些基督教共产主义者的愤怒情绪：

他们宣扬柏拉图的观点，援引塞内卡的话作证

天下万物应该共有：

显然他是在对无知者如此撒谎说教。

许多言辞激烈的煽动者散布了一系列颠覆性的说法，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保尔。全国到处都是从战场上遣散回来的伤残士兵，他们都知道长弓杀伤贵族的威力，无论贵族多么尊贵，武装多么强大。革命的主张广为流传，一首流行民谣表达了民众的反应：

当年亚当种田，

夏娃织布，

哪个是绅士？

在十四世纪，这是一个新问题，在任何时代也都是个棘手问题。在中世纪的英格兰，长期形成的严格的社会结构基础开始动摇。

这种情况不仅限于不列颠岛。英吉利海峡彼岸，一场激进的民主运动正在进行，它的口号与我们现在的口号颇为相似。所有这一切在英格兰进一步发展为1381年的大规模起义。这是一场同时发生、影响广泛的社会动乱，因同一个原因，在全国各地暴发，因同一种情绪，团结在一起。所有这些运动都是黑死病造成的直接后果，死亡率最高、社会变化最大的肯特和中英格兰东部地区的暴乱最严重，足以证明这一点。

1381年夏天，各地始终都在酝酿着一场有组织的动乱。有些人在中英格兰的各个村庄游走，与“大社会”组织进行联络，据说这一组织将在伦敦开会。五月，埃塞克斯爆发起义。导火索是政府企图再次征收上一年已经收过的人头税，并且更加严苛。伦敦的骚乱分子激动起来，一些人在一个名叫托马斯·法灵顿的人的带领下，加入了起义队伍。市民同情起义军并且与起义军有联系，强烈反对市长沃尔伍思。在肯特，进攻莱斯内斯修道院后，农民们经过罗切斯特和梅德斯通，路上烧毁了采邑的账目和税收账目。在梅德斯通，他们从教会监狱中放出了煽动者约翰·保尔，具有领导才能和经验的军事冒险家瓦特·泰勒也加入了起义队伍。

皇家政务会茫然失措。六月初，埃塞克斯和肯特的起义军主力向伦敦进发。他们在伦敦得到了支持：鱼贩约翰·霍恩把他们带进伦敦；负责守卫伦敦桥的市政官未作任何抵抗；阿尔德门
[1] 被“叛徒”向一队埃塞克斯起义军敞开。伦敦城陷入为期三天的混乱。外国人遭到杀害，两名政务会成员被从伦敦塔拖出，在塔山
[2] 上被斩首，一个是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兼大法官西蒙·萨德伯里，另一个是财政大臣罗伯特·黑尔斯爵士；约翰·冈特的萨伏伊宫被焚毁；朗伯斯区和南华克区被劫掠。这是清算旧账的时候了。法灵顿列出了逮捕名单，敲诈勒索的金融家理查德·莱昂斯被杀。所有这些都带有现代气息。忠诚的市民团体团结在市长周围，国王在史密斯菲尔德接见了起义军首领。起义军看起来普遍忠于国王。他们的要求很合理，但却令人不安。他们要求废除压迫的法令，取消农奴制，瓜分教会的财产。他们特别提出，不应有人作农奴，也不应有人为领主做工，而应只需一年为每英亩土地支付四便士，为任何人提供服务时不可违反个人意志，而是依据双方协议而定。谈判过程中，泰勒先是被市长沃尔伍思所伤，随后被国王的侍从杀死。当这位起义军首领跌下马来，死在众人面前时，年轻的国王是这样应对危机的：他单枪匹马冲上前，喊道：“我将成为你们的领袖。你们只要随我出征，就将从我这里得到你们想要的一切。”但是泰勒之死引起了连锁反应。群龙无首的乱民回乡赋闲，在各自的村庄引起极度的混乱。重建的权力当局对他们进行追捕，复仇开始了。

起义席卷了英格兰西南部。布里奇沃特、温切斯特和索尔兹伯里都发生了暴乱。在哈福德郡，农民们奋起反抗权势显赫、令人痛恨的圣奥尔本大教堂，并在杰克·斯特劳率领下向伦敦进军。剑桥郡也发生了大规模动乱，档案被焚毁，教会领地遭攻击。在亨廷顿郡，尽管市民关上了大门抵御敌军，拉姆西修道院还是遭到攻击。在农民比较富裕而且较为独立的诺福克和萨福克，对合法的农奴制的愤怒更为强烈。伯利·圣艾德蒙兹修道院是暴乱者仇恨的主要目标，佛兰德斯的羊毛织匠也在林恩被杀害。暴乱的浪潮波及很广，北至约克郡和柴郡，西至威尔特郡和萨默塞特郡。

泰勒死后，统治阶级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抵抗。最高法院向王室官员发出信件，命令他们恢复秩序，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领导法官们迅速对暴乱者进行了审判。国王陪同特里西利安参与惩处过程，要求对叛乱者的惩罚要依法进行。诺里奇的好战主教勒·德斯潘塞在东部郡县动用了军队来保卫教会的财产，在北沃尔沙姆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不过，与现代相比，统治阶级的反应还是非常克制的。记录在案的死刑不超过一百五十人，并没有我们在现代欧洲的许多地方所看到的野蛮行径。法治得到了重建。即使在这种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也没有人未经审判而被绞死。1382年1月，经议会提议实行了大赦。但是，统治阶级在财产方面赢得了胜利，完全取消了所有让步，并且企图大胆地恢复十四世纪初的采邑制。但是在此后的很长时期里，上层阶级都生活在恐慌中，害怕民众暴乱，而劳工们则继续走向联合。奴隶劳工已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农奴制在法律方面已变得无足轻重，总的来说，1349年以后，租金制得到了加速发展。这些都是黑死病影响的继续。在历史学家眼中，这次暴动只是一次灵光突现，反映了中世纪穷苦阶级的生活状况，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暴动令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惴惴不安，同时也激发出了他们无尽的想象。暴动给农民心中留下了怨恨，也引起了当局的警惕和有力的对抗。从此，人们总在想着分掉教会的财产。暴动后广为传播的罗拉德派
[3] 就是利用了胆怯的胜利者的敌意。威克利夫的“贫穷传教士”被扣上煽动暴乱的污名，他们受到的迫害是已经动摇的制度发起的报复。

十四世纪八十年代，在英格兰紧张、阴沉的氛围中，威克利夫的学说广为流传。但是，面对社会革命，英国社会无心进行教会改革，所有颠覆学说都会遭到责难。尽管威克利夫并未因煽动性传教而直接受到指控，但这还是给他的事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有产阶级默许了教会对他的最后镇压。这次镇压迅速又彻底。萨德伯里被杀后，威克利夫的老对手科特尼已经成为大主教。他发现威克利夫的人控制着牛津，便迅速采取行动。威克利夫这位改革者的学说遭到官方谴责。他命令主教们逮捕所有未经当局许可的传教士，大主教本人则迅速成为教会纪律体系的首领。在兰开斯特王朝的积极支持下，这些措施最终使教会从俗众的打击下恢复过来。1382年，科特尼驾临牛津，在现在的基督大教堂所在地召开教士会议。罗拉德派的主要人员被召集到会，严令认错。国务大臣抗议称大学享有特权，被置之不理。威克利夫的信徒遭到严厉责难，退缩了，屈服了。威克利夫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他称教会的特权不符合教义，使他失去了冈特的支持。他那些颇受欢迎的传教士和初期诵读《圣经》的活动并未能构建一个对抗社会主导力量的坚强团体。

威克利夫向世人的良知发出了呼唤。他的鼓舞在英格兰虽然并非无声无息，但最终遇到挫折。然而，它却搅动了一片遥远和鲜为人知的土地，并由此搅动了整个欧洲。布拉格的学生们奔赴牛津，将他的教义和手稿带到波希米亚，这里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使约翰·胡斯的名望超越了他的英国老师，唤起了捷克人民长久的民族觉醒。威克利夫正面攻击教会对世人的绝对权威，暗示个人意志至高无上，并且挑战教会教义，因而招致了严厉镇压。他的抗议引发了第一次牛津运动。在其有生之年，改革事业虽然遭遇挫败，但却推动了改革大潮。罗拉德派，也就是威克利夫运动后来的得名，被迫转入地下。通过与政府联手，教会暂时加强了自身地位，厚颜无耻地镇压了改革派的第一次进攻，但因这场冲突，教会的精神权威自此留下了伤疤，走向衰落。

十七世纪作家富勒
[4] 就威克利夫的传教士写道：“这些人是反对敌人的前锋，后来上帝派路德来接替他们。”在牛津，在宗教改革
[5] 以前，威克利夫的宗教思想影响着圣经研究，1497-1498年科利特的演说使他的思想再度复活。尽管威克利夫并未进行政治煽动，但在乡村，罗拉德派却背负了此项罪名。罗拉德派的教会对手急于进行这样的指控，而罗拉德派信徒中一些俗众的偶尔激情而无知的恶言谩骂则为对手提供了大量证据。残酷的镇压还在后头。在亨利五世统治时期，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的叛乱引发了不幸事件，威克利夫的政治学说将被付之一炬。不过，面对好战且获得胜利的教会，英格兰人民的可贵的反抗精神却永世长存。一条原则已在英国人民心中扎根，这条原则塑造了民族的命运。威克利夫生前一败涂地，他的星光在宗教改革的晨曦中渐渐淡去。弥尔顿
[6] 在《论出版自由》中写道：“威克利夫是这样一个人：为了让学问完美无缺，他别无所求，只希望能活在一个更为快乐的时代。”

在英格兰，对于真正自由的坚定希望并没有瓦解。人民的地位和勇气与法国农民的疲惫被动形成鲜明对比。由于战争、饥荒和扎克雷起义遭到的残酷镇压，法国农民被迫顺从。

亨利六世时代的著名法官约翰·弗特斯克爵士写道:“法国人没有起义是因为懦弱、缺乏仇恨和勇气，与贫困无关。法国人没有英格兰人那样的勇气。在英格兰，常有三四个强盗因为贫困抢劫七八个良民，把他们全部抢光；但在法国，七八个强盗偷抢劫三四个良民都难。可以说很少有法国人因抢劫被绞死，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去做这种可怕的行径。因此，在英格兰，一年因抢劫和杀人被绞死的人比法国七年里因此被绞死的人都多。”

国王理查二世此时已经渐渐长大。他具有敏锐的本能和同龄人少有的能力，因其所见所为，这些本能和能力得以加强。在农民暴动危机中，他处理了许多棘手事情，在一次重要的场合，凭借其个人行动力挽狂澜。当封建贵族阶级不知所措时，是国王的法院和皇家法官恢复了秩序。然而国王却同意长期接受监护。阿基坦总督，也就是约翰·冈特，离开王国去谋求海外利益，其中包括得到卡斯蒂尔王国的王位。他让自己的儿子——精力充沛而又有能力的年轻人亨利来管理他在英国的领地和利益。

直到二十岁，理查才决定完全亲控政务会，特别是要摆脱叔叔们的控制。此前从未有国王被如此对待。他的祖父十八岁就亲政，理查十六岁时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内廷和亲近的朝臣都热切期盼他亲政，这些人成为政府智囊，以及高级行政官员。为首的有国务大臣迈克尔·德拉波尔、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以及约克的大主教亚历山大·内维尔。他们背后，理查的老师兼密友西蒙·伯利可能是出谋划策者。一群年轻的贵族投靠朝廷，为首的是牛津的伯爵罗伯特·德维尔。他现在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爱德华二世时的加维斯顿，在某方面也很像后来的斯特拉福德。理查国王，荣誉的源泉，对其追随者大加封赏，德维尔很快被封为爱尔兰公爵。这对政务会巨头们显然是政治挑衅。爱尔兰是人力和物力的储备库，不受议会和贵族控制，可以用来控制英格兰。

国王及其宠幸的女人的亲近派系包揽了内廷和政府部门，其人数也越来越多，这冒犯了封建贵族集团，某种程度上也冒犯了全国民众。反对派照例把对外事务作为进攻的工具。朝廷缺少资金，又不敢要钱，最主要的是没有军事将领，因而选择了温和路线。贵族与议会一起责难不善军事的国务大臣波尔和朝廷的极端享乐主义。他们嘲笑道：“他们不是巴洛娜
[7] 的骑士，简直是维纳斯
[8] 的骑士。”当时必须对法国发动战争。1386年，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反对国王的统一战线。议会任命了由五名大臣和九名勋爵组成的委员会，其中主要人员是前摄政大臣们。朝廷在对波尔的弹劾风暴面前屈服了，行政部门也遭到清洗。委员会认为这些人都是国王过错的根源，也是其力量的来源。我们注意到，国王的侍从杰弗里·乔叟（因其他原因出名）失去了他在海关的两个职务。

不久之后，当委员会强迫国王解除其密友职务时，理查在深深的悲愤中离开伦敦。在北威尔士，他与新的爱尔兰公爵取得了联系；在约克与大主教内维尔取得了联系；在诺丁汉与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取得了联系。他要武装自己的军队，在查理一世未来举起皇家旗帜的同一地点，打一场内战。爱尔兰义务兵、威尔士长矛兵，最重要的是来自他自己柴郡伯爵领地的弓箭兵，聚集为一支军队。有了武力支持，特里西利安和另外四名皇家法官宣布，后世所称的“弹劾派勋爵”
[9] 和议会对国王施加的压力违反了英格兰法律和宪法。这一判定，在法律上无疑是公正的，却遭到了血腥报复。国王的叔叔格洛斯特与贵族集团的其他头领，指责首席大法官及其同伴是王国的叛徒，其中包括德维尔和国王的其他谋臣。国王只有二十岁，过于依赖自己的皇权。政务会的首脑们仍能得到议会的支持，他们诉诸了武力。格洛斯特带领一队人马逼近伦敦。理查抢先抵达伦敦，受到伦敦民众的欢迎。人们打着国王的红白旗，表达了对国王的忠诚，但并没准备与逼近的贵族军队战斗。在威斯敏斯特宫，以格洛斯特、阿伦德尔和沃里克三人为首的“弹劾派勋爵”在宫外三百骑兵的护卫下，迫使国王就范。国王所能做的，只是保证其支持者安全逃离。

德维尔退守切斯特，拉起一支军队来保卫皇权。1387年12月，他带着这支军队向伦敦进发。但是此时“弹劾派勋爵”以及冈特的儿子亨利已经严阵以待。在牛津郡的拉德科特布里奇，亨利和他们一起打败了德维尔。这位国王的亲信只得逃亡国外。国王此时已落入已经篡夺了君权的一小撮得意小人之手。关于是否应把国王废黜和杀掉，他们内部长期争执不下。年长的主张采取极端措施，年轻的则加以制止。理查面临着重蹈曾祖父爱德华二世覆辙的残酷威胁。当时的争论十分激烈，只有两名“弹劾派勋爵”愿意与他共进晚餐。恳求温和对待他的是年轻的军事胜利者亨利，这可能是因为，一旦格洛斯特取代了理查，他父亲的继位权就会被剥夺。

由于存在内部分歧，“弹劾派勋爵”不再考虑废黜和杀掉国王。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任何退让。他们迫使国王放弃一切主张，对亲近国王的新贵和国王的合法追随者残酷报复。王国的各个领地被要求支持新政权。在预定的日子，五名“弹劾派勋爵”身穿金衣，手挽手走进威斯敏斯特宫。“无情议会”召开了会议。最强硬的反对者是以特里西利安为首的皇家法官。他在诺丁汉宣扬皇权至上，依靠法院和法官，王权高于掌握了议会的贵族。对于这一问题，现在做出了严肃的回答，尽管这一回答像以往一样维护了封建权力这一事实，但也宣告了议会控制的原则。封建王权在那些动荡的岁月中渐渐消逝，但是议会治国的原则却一直影响到十七世纪。

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及另外四名发布诺丁汉宣言的法官在泰伯恩刑场被处以绞刑，并被挖出内脏，四马分尸。皇家老师伯利也难逃厄运。旧贵族大获全胜。只有国王本人得到尊重，九死一生。理查二世不仅被迫听任他的朋友惨遭屠戮，而且还要表示赞同，他尽可能将自己埋藏起来，不问世事。

我们猜想，这种遭遇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很少有人经受过这样的煎熬。他反思自己受到的不公和自己的过错。他从胜利的勋爵们身上看到，他们不只是欺凌国王的奸雄，也是压制人民的暴君。他用比先前更加巧妙的手法制定了复仇和复权计划。整整一年，异常平静。

1389年5月3日，理查采取了行动，而“弹劾派勋爵”竟无人预料到。他在政务会上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面无表情地让人们告诉他他多大年纪了。当人们回答说他二十三岁时，他宣布他毫无疑问已经成年，不会再容忍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他的国民也不会容忍。他将自己掌管王国，选择自己的谋臣，成为真正的国王。这一举动无疑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了，理查的许多计策都表现出这样的异常机智。这一举动立即取得了成功。阿伦德尔伯爵的兄弟、后来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托马斯主教在理查的要求下交出了国玺。主教吉尔伯特离开了财政部，支持国王的威廉·威克姆和托马斯·布兰廷汉姆恢复了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的职务。国王提名的人选被增补进“弹劾派勋爵”掌控的法院。国王还致信各郡郡守，宣布他已经亲管政府，公众对这一消息给予了出人意料的热烈欢迎。

理查胜利后，采取了审慎和宽容的态度。1389年10月，约翰·冈特从西班牙回国，他的儿子亨利此时已成为重臣，也与国王达成了和解。1388年的联合势力解体了。皇家政府机器战胜了派别内讧，恢复了统治，此后的八年里，理查作为拥护宪法的国王掌管着英格兰，受到民众的欢迎。

在那个时代，百姓完全没有任何权力。统治阶级和新生的中产阶级，即使他们之间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也会一致压制百姓。理查曾被推翻他的强大社会力量审判，并公布了他的罪状。但是对于他们对理查的品质所做的结论，我们只能保留地接受。他企图废除派别和教会对手以及贵族无意但坚决建立的立宪权，这不容否认；但这到底只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希望借此实现他曾在农民暴动危机中许下的“我将成为你们的领袖”的承诺，这不是一个可以轻率回答的问题。他曾对1381年的反叛者代表团粗暴地说“你们现在是农奴，以后也会是农奴”，他还说，那些被迫做出的承诺毫无用处。然而，他发布的释放状确实使许多农民从封建束缚中获得自由。他也曾郑重承诺废除农奴制，并将该提议提交议会，但遭到否决。这些创伤令他久久难忘，也许这也影响到他履行职责。

理查复仇的耐心和手腕实在惊人。整整八年，他忍受着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的存在，他们不是像以前那样担任郡守，而是仍然居于高位。不过，理查也有发脾气的时候。1394年，阿伦德尔参加王后——波西米亚的安妮的葬礼迟到，整个队伍都因此延迟，理查抓起一根侍从的礼杖打在他脸上，打得鲜血直流。教士们大叫，威斯敏斯特教堂被污染了。人们又想起了一则预言：由于托马斯·贝克特遇害，上帝会惩罚该国，直到鲜血染上了神圣的殿堂才肯罢休。然而，几周后，我们看到，国王显然已与阿伦德尔和解了，一切又在光鲜的面具下继续了。

当贵族们相互倾轧之际，理查国王却在寻求通过搜罗爱尔兰的资源来加强自己的实力。1394年，他按照皇家出巡的礼仪驾临爱尔兰，为此组建了一支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在他威慑英格兰的反对派时派上了用场。回到英格兰后，他令贵族及各个阶层都听命于他的计划取得了很大进展。战争会使他不得不直接依靠议会的恩惠，为使自己不担起战争的重负，他同法国媾和了。在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妮去世后，1396年，他又娶了法王查理六世的女儿、当时还是孩子的伊莎贝拉。为此，英法两国达成了停战协议，缔结了三十年亲善和互不侵犯条约，并且秘密约定，如果理查以后遭到任何国内臣民的威胁，法兰西国王会提供援助。尽管停战条款引起国内不满，但国王从战争中得以解脱，这使他受益匪浅，否则他只能成为议会的乞儿和奴仆。各个阶层对国王如此紧逼，时而鞭策他，时而又抱怨结果。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独特的景象：金雀花王朝的国王躺在地上，拒绝在如此坎坷的道路上继续拉国家这匹马车。但是这并非因为缺少勇气或目光短浅，而是国王长远计划的需要。他无疑希望得到对贵族和议会的绝对控制权。至于他是否有意利用自己的独裁为卑微的臣民谋利益，这是一个谜。但关于他这方面的传说一直在流传。他的性情、情绪的起伏、感情的爆发、几乎超人的精密算计，所有这一切都常常被列为他垮台的原因。但是普通民众认为，理查是他们的朋友。民众们想象，一旦理查掌握了权力，就会把他们从领主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他们久久地怀念着他。

爱尔兰远征是理查二世建立专制政治的第一阶段，与法国的结盟是第二阶段。接下来他便致力于培植严密有效的宫廷势力。冈特、他的儿子以及以前“弹劾派勋爵”之一的诺福克伯爵莫布雷，现在都站到理查一边了，一方面是由于忠于国王，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的敌意。许多新人也加入了这个大家庭。约翰·布希爵士和亨利·格林爵士代表地方郡县的利益，是国王忠实的仆人。他们来自议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国王和贵族之间争执的仲裁者。由于有了他们，国王才有必要的影响力，能够应对王国的各个阶层。1397年1月，各阶层代表被召集到威斯敏斯特宫，在机敏果决的疏导下，他们都表示顺从。有了这些保障，理查最终决定打击敌人了。

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尽管现在有些落魄，但他们一定认为，自己1388年的所作所为已经久远，而且之后自己与国王友好交往，应该不用承担什么后果了。自那以后世事多变，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国王的老师伯利，以及其他大屠杀的受害者看起来都已是遥远的记忆。所以，当看到国王正以人类鲜有的冷酷仇恨向他们逼来，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大惊失色。阿伦德尔及其同党被宣布为叛徒，受到了砍头的唯一“礼遇”；沃里克被流放到马恩岛；格洛斯特被捕并被押到加莱，在那里被理查派去的人杀死。这些违反宪法的做法，又相应地酝酿了新的报应。就像约翰杀害亚瑟后落下了污名，国王自此也留下了污名。但是此时此刻，他至高无上，是史上最强大的英格兰国王，可是他的愤怒仍未平息。

议会召开了，目的只是为了让这些事件合法化。议会的人员组成和所受的关注，使他们愿意尽心尽力为国王效劳。此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议会。他们疯狂地把上一世纪赢得的几乎所有宪法权利和特权都废除了，简直是自取灭亡。他们把君权提升到更加专制的程度，甚至连海盗般的战争领袖——征服者威廉
[10] 也望尘莫及。英格兰在约翰的罪孽和爱德华二世的衰败中赢得的一切，两位伟大的爱德华国王给予或建立的一切，都被废弃了。议会在完成这些彻底破坏后便完成了使命，将未完成的工作交给一个十八人委员会处理。议会一解散，理查就让人修改记录，插入一些文字，大大扩大了该委员会的工作范围。他的目的即使不是除掉议会，至少也是将议会的职责减少到爱德华一世执政初期时的样子，当时的议会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是“国王的议会”。

国王的堂兄弟和同龄人、冈特的儿子亨利与理查国王的关系，经历了从喜剧到悲剧的过程。亨利认为，是因为自己在1388的危机中解救了国王，才免遭格洛斯特、阿伦德尔以及沃里克废黜和杀害。这很可能是事实。从那以后，他沉浸在与理查的亲密和友好中。他不同于挑战王权的旧贵族，而是代表着另一股势力。这两个年轻人和睦相处，一个是国王，另一个，作为冈特的儿子，离国王很近，离王位比别人也更近。

亨利与现已是诺福克公爵的托马斯·莫布雷发生了争执。莫布雷从布伦特福德骑马回到伦敦，诉说了他的忧虑。他说，国王从未宽恕拉德科特布里奇事件和先前的“弹劾派勋爵”一党，而他和亨利都曾属于“弹劾派勋爵”，他们将成为下一个牺牲品。亨利责怪莫布雷此言大逆不道。关于他们的言论，议会接到了相互矛盾的报告。两人受到诘问时，各执一词。决斗看来是最合适的解决办法。这一著名事件发生于1398年9月。竞技场已经划定，各界人士都聚拢来，曾经在决斗中获胜的人也都到场了，各阶层观众聚集起来热切期盼看到这场比赛，可是令他们愤慨的是，国王禁止了这场战斗，将莫布雷终生流放，亨利流放十年。二人都服从了国王的命令。莫布雷很快就死了，但是亨利认为理查忘恩负义，处置不公，他住在法国，在那里策划着复仇之计。

此后的一年，理查公然实行了专制。他在复仇完成之前如此耐心，此时却焦躁不安、疑惑不定、荒淫无度、反复无常。他在忠实的柴郡弓箭手的护卫下，连续数周在全国各地游荡，举行宴会和比赛来消磨时光，把国事交给威斯敏斯特的下层官员或大臣处理，而他们感到既不受信任，意见也得不到尊重。国王的奢侈使财政捉襟见肘，不得不强索贷款，增加税赋，使商人和乡绅都怨声载道。

1398年，许多国民意识到，顺从的议会在几周内废除了王国的许多基本权利和自由。他们迄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与国王发生冲突。他们这时看到，国王露出了暴君的面目。不仅是在此前的危机中被打败的旧贵族，而且所有的上层人士和商人阶层都反对独裁统治。他们的愤怒不只源自热爱立宪制度，而且，也许出于许多不为我们所知的原因，他们担心，现在已经主宰一切的国王会对他们为所欲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再次感到社会革命的恐怖，他们在农民暴动中刚刚尝过这种苦头。一致的利益、思想和行动使上层阶级联合起来。他们说，现在的专制国王会使暴民攻击他们。

1399年2月，历尽沧桑的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老约翰去世。流放中的亨利继承了大片资产，领地不只限于兰开斯特郡和北部，而且遍及整个英格兰。由于经济窘迫，理查把承诺抛诸脑后，用技术上合法的手段攫取了兰开斯特家族的资产。他宣布堂兄亨利无继承权。这挑战了每个有产者的地位。理查对自己的力量和国内形势作了致命的误判，于5月开始了筹谋已久的惩罚性远征，以维护英格兰对爱尔兰的皇权。他在身后留下的是混乱的政府，而且没有军队，还有一片对他充满愤怒的土地。亨利得到了国王出行的消息。报仇的时刻终于到了！当时海岸上没有军队守卫，亨利立即采取了行动。7月，如今的兰开斯特公爵亨利，在约克郡登陆，声称他只是来索回他作为可敬父亲继承人的合法权利。他立即受到许多人的拥护，特别是来自兰开斯特领地的人们以及以诺森伯兰伯爵为首的强大的北部贵族。他的反叛路线与72年前伊莎贝拉和莫蒂默反叛爱德华二世的路线完全一样。亨利从约克出发行经英格兰，在一片欢呼声中抵达布里斯托。正如伊莎贝拉当年在这里的城墙上绞死了休·德斯潘塞，现在兰开斯特的亨利也在这里绞死了威尔特伯爵威廉·斯克罗普、布希和格林等国王理查的大臣和代表。

远在爱尔兰内地的国王理查过了一段时间才得知亨利的突然出现以及随后迅速发生的一切。尽管海上有暴风雨，理查还是急忙赶回英格兰。7月27日在英格兰登陆后，他迅速向北方的威尔士行进，历经三周，企图搜罗军队。途中所看到的情况使他认识到，一切都完了。他那么耐心和巧妙构建起来的整个权力架构好像被施了魔法，都消失了。威尔士本来是支持他的，但无法抵抗现在全英格兰的进攻力量。理查在弗林特堡向亨利投降了，交出了全部权力。理查作为俘虏乘车经过伦敦街头，被关进伦敦塔，被逼退位，看来难逃一死。在庞蒂弗拉克特堡的吊闸下，最后一位拥有无可争议继承权的英格兰国王永远消失了。亨利在王国各阶层、上议院神职议员和世俗议员的支持下登上王位，成为亨利四世，从此开启了对中世纪贵族致命的历史篇章。尽管亨利的家系为他登上王位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而且他本人的才能，尤其是他儿子的才能，更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然而，从血统上看，是由莫蒂默家族传至约克家族，约克家族更有权继承王位。很久以后，这一血统继承权问题引发了英格兰的玫瑰战争。

理查二世的性格和他的历史地位仍无定论。他显然在设计和行动方面都拥有很高的天分，几乎从儿时就面对并多次战胜了无数困难和无理压迫。叔叔格洛斯特和贵族们对他的伤害和残酷也许是了解他的关键。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不只是要利用议会和合法策略来对付统治阶级，也许还会利用当时以及世代都处于底层的社会力量。人们对他的事迹一直津津乐道。数以百万的不幸民众对理查满怀希望，但是，这些希望在几个世纪之内注定是难以实现的。在亨利四世统治的整个时期，他们对理查的想象理想化了。无论对错，人们认为，理查是为贫弱阶层事业牺牲的烈士。当局因此通过了一些法令，宣布甚至连传播理查仍然活着的谣言也属于严重叛国。

我们这些现代人无权剥夺理查这沧桑一生中的这缕阳光。毫无异议的是，在他的天性中，既有古怪的错误，也有正确的直觉，二者异常快速地交替。他既有超人的机智和耐心，也有傻子都能避免的愚蠢。他与封建贵族进行过四次生死较量：1386年，他被战胜；1389年，他取得胜利；1397-1398年，他达到权力巅峰；1399年，他彻底垮台。

第二十四章　亨利·博林布鲁克篡位

所有的权力都集于国王亨利四世一身，所有冒险推他上位的人又联合起来保卫他的权力和他们自己的性命。但是反对声以罕见的坚韧持续着。法国宫廷认为亨利是篡位者。根据血统，无论理查是死是活，亨利都无权继位，但是可以享有其他权力。他本来倾向于依靠征者服权利，但在大臣建议下放弃了这种想法。但他在以理查的名义召集的会议上受到各阶层的拥戴，这一事实，加上他在血统上也有些继承权，为他提供了执政基础，这一基础尽管受到挑战，但却相当广泛。他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所有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他有勇气、有能力，而且天性慈善。执政之初，他对失败方给予了宽大处理，以致政局受到影响。作为依靠武力扭转命运、推翻理查的最大受益者，他对理查的追随者却是最没有报复心的。理查执政时期，他几乎处于所有压迫的中心，他曾被无理对待和凌辱，然而他却表现出对残酷报复的强烈反感。在他登基那一刻，他仍是那位勇敢的骑士，胜利后谦逊有加，反对杀戮，坚持发展立宪思想，并且一直梦想作为十字军骑士结束自己的一生。但是局势疾风暴雨般的发展使他的志向受挫，并最终泯灭了仁慈的天性。

从一开始，亨利就依靠议会的权威来美化他在继承权上的瑕疵，依靠选举理论限制王权，而不是依靠专制的君主政体。他因此更像立宪君主，这既是出于本意，也是形势所迫。在他的加冕礼上，充斥着许多溢美之词。大主教阿伦德尔说：“可敬的英格兰王国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地方，可是由于妇孺参政而遭到破坏。现在上帝派来博学谨慎的人来管理国家，他将在上帝的帮助下，受到王国中贤士和长者的指导。”

大主教还说：“王国的事务依靠我们”。亨利不会按照其个人意愿或个人“主观目的或个人观点行事，而是遵从多数人的建议、忠告，与其达成一致意见”。这里我们看到了十分可贵的进步。然而，议会本身并不能被认为是智慧和美德之源。它没有可靠的基础，可能受到压力或影响。这一时期的许多届议会被取了绰号：“好议会”、“疯子议会”、“无情议会”等绰号让人记忆犹新。而且，显要贵族们在玩的权力游戏中所下的赌注远超过普通人或一般富豪的冒险。谁能断定不会有某个突然的事件颠覆他们立足的整个秩序？每次权力变化都伴随着对失败者的残酷报复。因此，下议院总是希望，如果贵族们想互相残杀，就随他们便吧。因此，下议院尽管行动积极，但却宁愿请愿而不愿决策，从而将责任完全交给了最上层的统治阶级。

为寻求进一步的保护，下议院请求国王遇事不要偏听偏信，而是等待议会的集体决定。他们极力推行“先提意见再拨款”的原则，尽管亨利拒绝接受这一主张，但他经济如此拮据，实际上大部分都同意了。因此，这一时期，议会的财政权力大为加强。不仅通过投票确定税收来提供金钱，而且开始监督支出，要求得到国家高级官员提供的账目。以前从没有国王忍受过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对他们特权的放肆侵犯。英国政治上的这些巨大进步是兰开斯特家族统治时期的特色，由于兰开斯特家族需要依靠公众意见和宪法规定的权力来支持其继承权，这些进步得以自然遵循了下去。因此，议会在这一久远时期看起来得到了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得而复失，直到十七世纪才得以恢复。

但是，尽管教俗阶层或许有权选择国王，甚至还可以规定王权的继承，这些年的历史也提供了供斯图亚特王朝法学家认真研究的先例，我们却一定不能高估议会此时的实际权力。亨利四世的篡权，爱德华四世建立的对立王朝，爱德华五世被其叔叔推翻，都是封建暴力和反叛行动，同时他们还公布法令来掩盖自己的行为。在这些变化中，议会不是始作俑者，甚至不是有权力的代理人，而只是这些军事冲突和贵族斗争结果的不安的记录员。选举也不自由，十五世纪，口袋选区（被一人或一家族所操纵的议会议员选区）同十八世纪一样普遍，议会只是国内胜利一方的工具和橡皮图章。不过，议会曾经宣布——尽管是亨利提议的，王位应传给国王的长子，以及他的男性子嗣。这一规定打破了英格兰的常规，排除了女性长系后代的继承权。虽然没有正式禁止女性后裔的继承权，但很长时期内实际上都是这样做的。

在一个半社会性、半宗教性的问题上，国王和议会确实意见由衷一致。罗拉德派关于教会放弃所有世俗资产才能得到净化的主张没有得到全体教士的赞同。他们愤怒而激烈地抵制。罗拉德派的信仰已经深入人心，不只是穷苦市民认同，在全国的小乡绅群体中也深得人心。这实际上是一次先针对教会，再针对富人的挑战。罗拉德派现在寻求赢得世俗贵族，他们指出，教会的巨额财富可以为大陆战争提供现成的资金。但是这一呼吁是对牛弹琴。贵族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财富并不比教会的财富更正当，因而与教士一起保卫他们的财产。他们针对罗拉德派颁布了严酷的法令。国王与议会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他宣布要全力打击异端邪说。1401年，公布了一项可怕的法令——《火烧异端分子》，规定将复辟的异端分子活活烧死，审判由教会全权负责，要求郡守不准任何人向国王申诉，直接执行。这样，正统教派和有产阶级有了共同的事业，开始并肩前进。

但是王国的议员们认为，他们主要的、切实的安全保证在于彻底清除异己。他们最热衷于报复理查二世及过去忠诚于他的人。若不是因为发生了一系列阴险事件，亨利也许本来可以制止这种懦弱的报复行为。他和宫廷里的大部分人因为吃了什么东西而大病一场，因而怀疑有人投毒。早已心怀不满的威尔士人在欧文·格兰道尔领导下，立即开始拥护理查。由于当时通信缓慢，一方的大军已经席卷全国，而另一方几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现在轮到理查的人采取行动了。先前六名“弹劾派勋爵”中的五人发现不受宠信，便与理查二世的支持者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在温莎抓住篡位的亨利。从神秘的病中痊愈后，亨利单骑冲过危险的道路，避开了他们的圈套。但是全国多个地方爆发了武装暴动。镇压这些暴动的残酷程度达到了历届政府之最。有些地方的民众与政府军携手行动。赛伦塞斯特的市民将拉姆利勋爵、肯特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这位最后的罗拉德派斩首。这次阴谋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尽管亨利天性仁慈，但那些和他一起遇险的人却不以为然，坚持进行报复。此后一年，对待叛乱和谋杀企图的软弱态度几乎使他威望扫地。然而，我们必须知道，与他的这些残酷手下相比，他是一位更加勇敢、强大的人。

这次失败的暴动，或说理查倒台后为他而起的内战，对这位前国王来说是致命的。他本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让他的继任者上位的所有仪式和宪法程序都无法剥夺他的神圣权利。当他被关在庞蒂弗拉克特堡里时，就得到许多拥护者和受压迫民众的同情。而这使掌权派寝食难安。1400年2月，理查被宣布死亡。至于他是被饿死的，还是像政府所说的绝食而死，还是被用了更直接的方式杀害，不得而知。庞蒂弗拉克特的高墙保留了这些秘密。但在广大的英格兰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他逃跑了，在隐蔽处等待着时机，带领百姓去往福地。

所这一切对亨利·博林布鲁克很不利，他不断遭受谋杀阴谋威胁。与威尔士人的纠葛发展为民族暴动。欧文·格兰道尔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博学多才，他所进行的战争在1409年以前，一直对英格兰政局产生着重要影响。国王还被迫不断与苏格兰人作战。经过六年这样的困扰，我们看到，他天性的仁慈已消耗殆尽。他摒弃了自己的本性，接受了支持者的报复情绪和议会的残酷行径。这是很自然的。

与珀西家族的冲突首当其冲。诺森伯兰老伯爵和他暴躁的儿子霍茨珀这些北方边境地区的首领，近三年一直在没有援助和几乎完全自费的情况下在抵抗苏格兰人，保卫英格兰。他们还为国王保卫着北威尔士的重要区域。他们再也承担不起这一负担，要求清算账目。伯爵提出了六万英镑的账单，可是拮据的国王只能支付四万英镑。这背后说来话长。珀西家族对亨利登上王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霍茨珀的妻兄艾德蒙·莫蒂默参加了格兰道尔的叛乱，使整个珀西家族受到怀疑。他们拥有一支强大的独立军队，一场冲突也许不可避免。霍茨珀举起了反叛的旗帜。但1403年7月21日，亨利在什鲁斯伯里的一场小规模激战中战胜了霍茨珀，并杀死了他。当时正在赶来援助他的老伯爵被迫投降，国王无条件宽恕了他。议会尽力免除了他的叛国罪，只判了他冒犯罪。这种宽容无疑是出于保卫边境的需要。此外没有其他办法来对抗苏格兰人，保卫边境。伯爵因此又担起了这一任务，确立了他作为强大军队的头领的地位。

但是两年后，对儿子的死亡难以忘怀的诺森伯兰伯爵再次叛乱，而这次叛乱的影响更加深远。约克的大主教斯克罗普和诺丁汉伯爵托马斯·莫布雷是他的主要同盟。叛乱的纲领是进行改革，所有个人问题都未提及。亨利再次北伐，并再次获胜。诺森伯兰伯爵被赶过边境，对英格兰构成了多年的威胁。斯克罗普和莫布雷被国王的军官抓获，亨利不顾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请求，在简单审判后将他们斩首。处决斯克罗普在整个英格兰引起了极大震动，许多人将此事与杀害托马斯·贝克特相提并论。同时，国王的身体垮了下来。据说他受麻风病折磨，而这是由于上帝发怒了。这个诊断至少是不准确的。他得的是有损外貌的皮肤感染及心脏病，主要症状是时不时昏厥。他在体力方面已是无用之人。自此，他的统治成了与死亡和生存的战斗。

在这种情况下，亨利仍然在与威尔士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把欧文·格兰道尔赶回山区。但是议会对国王的困难大加利用，为自身安危着想，亨利只好做出让步。他把自己和自己的负担都交给了议会，只剩下现代君主在宪法上的虚位。议会紧紧逼迫他，用尽了各种最令人难堪的办法。外籍人一律驱逐出境，甚至王后的两个女儿也不例外；国王要让议会领导人加入政务会，政府账目支出要交由议会审计；国王的内廷人员也被粗暴地清洗和改组；新的政务会还要求有更大的权力，国王保证按照他们的建议进行统治。有了这些让步，亨利成了最不像国王的国王。但他也把无法担负的使命转交了他人，由他们去承担人们的不满和辛苦的工作，而且越来越不受信任。

一个新的人物此时登上了历史舞台。亨利的长子威尔士亲王已经表现出超凡的才能。他在什鲁斯伯里领军对霍茨珀的冲锋，在威尔士也取得了胜利。直到真正打败格兰道尔后，亨利亲王才得以自由参与重大的政治事务。随着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开始全面参与国政。他承担起了所有职责，并且仍不满足。他的支持者，主要是他的三位表叔博福特兄弟，怂恿他从病人无力的手中把政府接管过来，于是他带着一批人要求国王逊位于他。但是，亨利·博林布鲁克尽管身体摇摇欲坠，却暴怒地拒绝了这一提议。1411年，父子在威斯敏斯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国王一派人数占优，也更加坚定。亲王尴尬地撤退了。他被解除了政务会负责人的职务，其支持者也被解职。他从此不问政事。他的对手甚至指控他贪污加莱驻军的薪饷。对此，他坚决地自证了清白。但是，将死的君主哆嗦着抓住统治权不放，国王老迈无能、治国无方状况依然持续了一段时间。1412年，国王已经步履维艰，几乎都不能骑马，他还企图率军亲征阿基坦，被政务会费力劝止。他捱过了那个冬天，对十字军东征念念不忘。二月还召开了议会，但他已不能插手政务了。1413年3月，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祈祷时陷入长时间的昏厥，20日时便死在耶路撒冷厅。

因此，亨利四世的一生和统治让我们又一次看到，野心不过梦一场，即使实现，换来的也是不易承受的奖赏。他曾遭不公寻求复仇，他曾有事业要追求。他起初都没敢奢望王冠，但最后下注赢得了它。戴上王冠后，他发现它并不令人愉快，在身体和精神上都不堪重负。他的辉煌岁月就是他充满忧虑和悲伤的岁月。但是没人能说他的行动是没有理由、不正当的，也不能说他未被全国接纳。他死后，在伟大的历史舞台上，一个对权力渴望已久的新人物不仅毫无争议地登上英格兰王位，而且很快就统治了几乎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

第二十五章　亨利五世的帝国

一丝亮光降临到黑暗、多事的中世纪英格兰。亨利五世二十六岁成为国王。他对自己的头衔充满信心，而他父亲从未有过这种自信。他年轻时就在军营和政务会中度过，在父亲患病期间，他断断续续掌管国政五六年之久。有人说他年轻时不务正业，一朝被赋予至高无上的责任就突然变得庄重有德。这种浪漫的说法经不起深究。“他年轻时游手好闲，醉心器乐，沉迷女色。”这很可能是事实。但是即使他曾这样恣意作乐，这也不过是一时的消遣，因为从少年时代起他就一直参与重大政务。

在动荡的英格兰王国，国王病弱，派系林立，社会上和精神上异常动荡，所有人一度都指望着他。后世认为，按照当时的标准，他具备一个国王应该具备的一切。据说，他的脸是椭圆形的，鼻子又长又直，面色红润，头发乌亮，双目炯炯有神，平时似鸽，怒时如狮。他身材颀长匀称，强壮而灵活；为人正派、侠义而公正。当英格兰厌倦了长期的争斗，向往统一和荣耀之时，他登上了王位。他带领国人走出内斗，转向对外征服；他梦想着带领整个西欧获得十字军东征的荣耀，这一梦想可能也有希望实现。政务会和议会一样，突然决定对法国宣战。他们按照当时在英格兰通常的做法，用反话对此进行了伪装。他们说，政务会成员和议会议员们深知“国王要做的事一定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并会尽力避免让基督徒流血牺牲。如果国王发动战争，理由只会是恢复他的权力，而不是他一意孤行。”主教博福特在1414年的会议开始时做了“为真理奋斗终生”的布道，他说：“让我们在有生之年做有益于人类的事。”这被理解为加速侵略法国。

下议院随即同意拨款。国王方面则宣布，任何法律须经下议院同意方可通过。英格兰大地刮起了和解之风。国王宣布大赦，寻求缓和宿怨。他还与苏格兰人谈判释放霍茨珀的儿子，并恢复了他的诺森伯兰伯爵爵位。他将理查二世的遗体，或被认为的遗体，运回伦敦，重新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葬礼庄严隆重。他出征前夜发生了一场针对他的叛乱，结果被镇压下去。一切看起来都很轻松，而且得到全国的拥护，只有几个人被处决。特别是他赦免了他的表弟——年轻的边境伯爵艾德蒙·莫蒂默，后者曾被拥立为王，与亨利五世对峙。后来通过莫蒂默家族发生了许多残酷事件。

整个1414年，亨利五世都在进行海上和陆地上的战争准备。他重组了舰队。他没有按惯例将缴获的私掠船只重新武装起来，而是如阿尔弗雷德那样，为皇家海军建造了许多舰只。他拥有至少六艘“大船”，约一千五百艘较小的僚舰。这次的远征军经过精心挑选和严格训练。六千弓箭手是这支军队的主力，虽然手执长弓的他们一般都是徒步作战，其中还是有一半人骑着马匹。另外还有两千五百名身穿盔甲的贵族、骑士或强壮的武士，每人都有两三名随从。

1407年，昏庸的法王查理六世王朝中的重臣奥尔良公爵路易在勃艮第公爵的挑唆下被杀。法国上层的派别争斗也因此愈发激烈，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样一来，已故英格兰前国王在世时，来自法国的威胁已相对减轻，他统治后期也得以安享太平。亨利五世继位时，奥尔良派已在法国取得了优势，打起了皇家军旗讨伐勃艮第公爵。亨利自然与弱势一方勃艮第派结成了盟友，勃艮第派在困境中准备承认亨利为法国国王。当他率领英格兰军队横跨英吉利海峡，继续对久远的历史上威廉公爵远征英格兰一事进行报复时，他有望得到相当一部分法国人的支持。1415年8月11日，大约一万名英格兰战士，乘坐无数小型船只驶向法国，未遇任何抵抗就在塞纳河口登陆。阿夫勒尔被英军包围，并于九月中旬陷落。国王亨利五世勇猛无敌：

又一次冲向缺口，亲爱的朋友，又一次；

冲不进，就靠我们英格兰人的尸体攻上城墙！

在这种情绪下，他此时邀请法国皇太子通过决斗来结束战争。但是这一挑战遭到拒绝。攻城战的消耗，加上疾病不停侵袭，使英格兰人的损失十分惨重。此时法军的主力开始参战。10月5日，英国战争委员会建议渡海回国。

但是国王亨利五世决定在阿夫勒尔留下了一支驻军，把几千名伤病员送回国，他率领大约一千名骑士和装甲骑兵以及四千名弓箭手，百里行军穿过法国海岸抵达他的加莱要塞，他的舰队应在那里等他。所有这些清楚地表明，他的计划是要引诱敌人参加战斗。这个希望没有落空。他率军沿费康和迪耶普行进，原计划在定时涨落的布朗什塔格渡口渡过索姆河，他的曾祖父曾在克莱西战役前在此渡河。在那里，他接到错误情报，认为在此渡河会受到阻击，于是便转移到阿布维尔。但是那里的桥已被毁掉了。他不得不沿索姆河向上，通过博沃和科比赶往亚眠，只能在贝当古渡口渡河。所有这些地名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熟知的。10月20日，他在贝洛尼附近扎营。此时他已深入法国。现在轮到法国皇太子主动提出进行冷酷的骑士决斗了。法国传令官来到英军大营询问，为了双方便利，英王陛下想选择哪条路线前进。亨利回答：“我们的目标直指加莱”。此话对敌人并无多大用处，因为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早已插入英军和加莱之间的法军在英军面前向右一转，赶在英军前卫前，守住了康什河。亨利正在沿阿尔贝、弗雷旺和布朗吉一线行进，得知了前面的法军人数大大超过了他的军队。他现在必须突围，否则只能灭亡或投降。当他的军官瓦尔特·亨格福德爵士哀叹“他们无法加上今天在英格兰闲着的一万人”这一事实时，国王用一番话反驳了他并使他恢复了信心。莎士比亚将这番话写成了千古名句：

如果我们注定要战死疆场，那么无疑会使我们的国家蒙受损失；如果我们能够生还，

人越少，就越光荣。

他实际上说的是：“你不相信我们这么少人能够战胜傲慢的法国人吗？”那天夜里，他和这些“少量的”人在迈松瑟莱村过夜，他们保持严守军纪，保持安静。法军指挥部在阿金库尔，据说他们一直在狂欢，并掷骰子测算他们应该捕获的俘虏数量。

英格兰人以少胜多，取得了克莱西防御战的胜利；普瓦提埃战役是反击战；阿金库尔战役是英格兰人在陆战中的最英勇的一次战斗，也是一次激烈的进攻战。法军兵力估计有二万人，列成三条战线，其中一部分人骑马。法军有理由自信地静候敌人进攻，敌人的数量不及他们的三分之一、远离祖国，有些还是从海边经过长途跋涉，如不取胜就只有死路一条。亨利五世骑着一匹小灰马，头上戴着镶满珠宝的皇冠，穿着有豹子和百合花图案的外衣，他也摆开了自己的阵列。弓箭手组成了六个楔形阵列，每个阵列都由一队装甲骑兵护卫。亨利企图避免这场惨烈的战斗，在战斗前的最后一刻，传令官还在来回穿梭传令。他提出归还阿夫勒尔和所有战俘，以换取通往加莱的道路。法国皇太子回答说，他必须宣布放弃法国王位。对此，亨利决定最后一搏。所有英军，甚至国王本人，都下了马，把马放到队后。在圣克里斯潘节，也就是10月25日，上午11点刚过，亨利国王下达了命令：“以全能的上帝和圣乔治之名，在今年的最佳时机，战旗冲吧，圣乔治今天将助你一臂之力！”弓箭手亲吻了土地，表示顺从上帝，并大喊：“杀啊！杀啊！圣乔治和可爱的英格兰！”他们冲到距前方敌人大军不到三百码的地方，埋下尖桩，万箭齐发。

法军再一次骈肩叠迹地出现在战场上。他们列成三条密集的阵线，无论是弩手还是加农炮都无法有效发射。他们在英军的箭雨下冲下山坡，在刚刚翻过且已经踩踏得泥泞不堪的土地上艰难前进。尽管如此，凭借三十列横队，他们确信能突破英军的防线。但是英军的长弓又一次打破了他们的妄想。法国的人马纷纷倒下，死伤的盔甲武士躺了一地。在这种情况下，法军的增援部队想要勇敢地从这些挣扎的人群身上冲杀过去，也是枉费心力。在这一重要时刻，英军弓箭手扔下大弓，抽出刀剑，向蹒跚混乱的法军骑兵和步兵猛扑过去。这时，法国的阿朗松公爵率领法军第二梯队冲上来，一场顽强的白刃战开始了。期间，法国皇太子亲手砍倒了格洛斯特的汉弗莱，亨利国王赶紧去救他的弟弟，也受到沉重一击扑倒在地。尽管如此，阿朗松还是被杀死了，并且法军的第二梯队被英军的骑兵和侍从在白刃战中打败，像第一梯队那样溃退了，很多士兵和更多伤员落入进攻的英军手中。

此时发生了可怕的一幕。仍然完整无损的法军第三梯队全线攻上来，而英军阵线已乱。此时，一直在英军后面徘徊的法国随军人员和农民闯入英军大营偷走了国王的王冠、衣服和国玺。亨利国王看到自己被人从背后偷袭，而前方仍有一支强敌未被歼灭，便发布了杀掉战俘的可怕命令。这一做法使法国贵族的幻想破灭了，他们当中许多人以为只要交赎金便可获释。结果只有显赫的俘虏得以免死。这一疯狂行动在那个特殊的时刻起到了防卫作用，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必要的行动。后方的警报很快就解除了，但是战俘已经被杀得差不多了。法军的第三梯队没有企图再战，撤退了。亨利黎明时宣布：“英格兰永远不会由于今天的战斗为我交纳赎金。”此时他看到，通往加莱的道路在他面前已畅通无阻。不仅如此，他还曾果断地力排众议，与三倍多的法国武装骑兵开战，并在两个小时，或者最多三个小时内就将法军的尸体和法国君主的意志力踩在脚下。

亨利在询问了附近城堡的名字后下令将这次战斗命名为“阿金库尔战役”，然后就向加莱挺进。他们没有食物，但对重新组织起来的仍然强大的法军已不在意。在离开英格兰不到五个月后，他返回了伦敦，在整个欧洲面前，用战功打败了法国军队，这一功绩无论怎样衡量，都是无可超越的。他得意扬扬地骑马穿过伦敦的街道，将战利品和战俘展示给欢欣鼓舞的民众。他本人穿着朴素的衣服，不让满怀敬意的人群看到他那“破损的头盔和弯曲的宝剑”，“以免他们忘记光荣只能归于上帝”。阿金库尔大捷使亨利成为欧洲至高无上的人物。

141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访问伦敦。为了实现和平，他承认亨利为法兰西国王。但是接下来是代价昂贵的战役和漫长的围城，由于英格兰这个岛国力不能支，其好战情绪才渐渐平息下去。1417年，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跨英吉利海峡远征。经过艰苦、持久的围城战，英军攻下了卡昂。接下来的几年里，法国诺曼底的堡垒一个接一个被攻下。勃艮第人在巴黎进行了可怕的大屠杀后，1419年，法国皇太子的狂热支持者在蒙特罗刺杀了勃艮第公爵，这一行动促成了勃艮第与英格兰的联合。奥尔良人主宰的法国已被彻底打败，不只是输掉几次战斗，而是整个战争。1420年5月，根据《特鲁瓦条约》，查理六世承认在他死后由亨利继承法兰西王位，在他有生之年，亨利作为摄政王。英王亨利则同意在由法国人组成的政务会的协助下进行统治，并保留所有原有传统。诺曼底将完全由他统治，但当他继承法国王位后，诺曼底将与法国统一。他被授予“英格兰国王兼法兰西王储”的头衔。为落实和巩固这些胜利，他娶了查理的女儿、标致的公主凯瑟琳。凯瑟琳给亨利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后来长期统治英国，给英国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兰克写道：“亨利五世现在拥有非凡的地位，英法这两个伟大的王国，每个或早或晚都影响过世界，它们将在他和他的继任者的统治下保持联合（但并没有合并）。……由于血缘关系以及对共同敌人的仇恨，勃艮第与他紧密联系在一起。”亨利五世说服那不勒斯女王约翰娜收他最大的弟弟为养子和继承人。卡斯蒂尔国王和葡萄牙王位的继承人是他姑母们的后裔。他死后不久，他最小的弟弟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娶了拥有荷兰、艾诺以及其他领土的杰奎琳。“根据家谱，南欧和西欧的各国君主都出自兰开斯特家族，兰开斯特家族的族长似乎已是所有人的族长。”看来只要对进逼的奥斯曼人发动一场圣战，一个崇高、神圣的共同事业，就可以建立起一种联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将所有欧洲人统一在一个英格兰人的领导下。然而，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新争斗消耗了大量军事力量，这些力量本来可以用于抗击奥斯曼人的威胁，保卫基督教世界。

这是英格兰在欧洲进行过的最大胆的尝试。亨利五世不是让阶级利益凌驾于社会和领土界线之上的老式的封建君主，而是完全从民族性角度看问题的：他是第一个从前线用英语给国内写信的国王；他的胜利是靠英格兰军队赢得的；他的政策得到了代表英格兰人民的议会的支持。说它代表英国人民，因为是乡绅和城镇新兴中产阶级联合起来，与世俗法学家合作，在这么早的年代就给予了英国议会、法国和卡斯蒂尔议会闻所未闻的特点和命运。亨利和他的国家一起屹立于世界之巅。他本人天生具有高度的男子气概。斯塔布斯写道：“没有哪位君主曾赢得当代作家如此一致的赞扬。他虔诚、寡欲、温和、慷慨、认真并且杰出、仁慈、诚实、可敬；谨言慎行、深谋远虑、决策英明、外表端庄、宽宏大量。他是出色的士兵、优秀的外交家、能够组织和团结他指挥的所有力量。是他重建了英国海军，创立了我们的军事法、国际法和海洋法。他是一位真正的英国人，具有他的金雀花王朝祖先们的所有伟大之处，而没有任何明显的缺点”。

他偶尔也会无情，但是史学家还是愿意渲染他的宽宏大量，说他如何一贯体贴地对待所有人。他鄙弃在国家事务上躲躲闪闪、含糊其词。“不可能”或“应该做”是他给出的典型决定。迄今为止，他是最受各阶层臣民爱戴的英格兰国王。在他的统治下，英国军队取得了以后几个世纪再未拥有的优势。

但是，荣耀往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亨利五世的强大帝国其实华而不实。在这里，亨利二世失败了，他的继任者也无法胜利。当亨利五世重新提出英国人对法国王位的要求时，他便开启了英国中世纪史上最大的悲剧。阿金库尔战役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但是接下来浪费巨大且没有意义的几场战役则完全抵销了它的军事和精神上的价值，接下来的凄惨、毁灭性的世纪使亨利的赫赫战功黯然无光了。

这些年，在英格兰的辉煌胜利下，也有悲伤的阴暗面。如果说亨利五世团结了全国对抗法国，他也这样对抗了罗拉德派。我们看到，罗拉德派不仅被看作异教徒，而且被看作我们现在所说的基督教共产主义者。他们将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这位著名的武士奉为他们的领袖，扬言要进行信仰和财产方面的革命。在那个虔诚而轻信的时代，国内民众的仇恨都发泄到他们身上。极为可怕的是，他们居然宣称弥撒上的圣饼变了味，“还不如蟾蜍或蜘蛛”。他们主张剥夺教会的财产，因而更遭忌恨。这些殉道者对他们信仰的坚定不移也没有缓和公众的愤怒。早在1410年，就出现过奇怪而可怕的一幕。当时还是威尔士亲王的亨利，就出现在处决约翰·巴德比这个乌斯特郡裁缝的死刑现场。亨利对巴德比说，如果他公开认错就能得到赦免。巴德比拒绝了。于是，柴垛被点燃了。但是他哀怨的呻吟给了亨利亲王希望，亲王以为他也许仍会悔悟，于是下令将火熄灭，再次用生命、自由和抚恤金来劝诱这位饱受折磨的受害者放弃自己的主张。但是这个裁缝还是坚定不移，让他们拿出最残忍的手段，结果被烧为灰烬。在场的人都为王子的仁慈天性和裁缝坚定的宗教原则而惊叹不已。奥尔德卡斯尔1414年发动了一次无力的暴动，之后逃进赫里福郡的山里，并最终被捕，也遭受极刑。这些可怕的问题萦绕在那个时代，而亨利，虽然贵为世界之王，也只是时代的一个奴仆。这种退化围绕在他和他的时代周围，我们所了解的他个人的高贵和英勇，虽然不可磨灭，但也受到玷污。

命运女神把可以想到的一切都赋予了亨利五世国王，但她不能冒险让他长寿。1422年8月末，处于权力和成功巅峰的亨利在战场上染病而死，可能是患的痢疾，那个年代的药品还无法治愈此病。当他接受圣礼并听到忏悔诗中的“为你建起耶路撒冷的城墙”一句时，他说，“仁慈的主啊，你最知道我的心愿原来就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而且现在如果我能活着，还是这个心愿。”这是他临死前的想法。他丢下未竟的事业去了，再次将他的国家置于与法国的残酷王位战争中。他曾是教俗两界对罗拉德派进行迫害的工具。也许如果他得享天年，他的权力可能会屈服于他的美德，给世间带来人类往往求不得的和谐和宽容。但是死神挥刀断送了这些美好的愿景。这位伟大的国王过早辞世，在举国哀悼中下葬了，王位传给了他刚刚九个月大的儿子。

第二十六章　圣女贞德

婴儿成了英格兰国王，两个月后，查理六世也去世了，婴儿又毫无争议地被宣布为法兰西国王。他的叔叔贝德福和格洛斯特成为护国公，他们和最有权势的家族的族长组成的政务会共同设法继续亨利五世的事业。这位英雄的儿子享受着特殊的神圣尊严，他的摇篮旁闪耀着阿金库尔的荣光。保姆、老师和不久之后的贵族监护人们都是为这个男孩的教育和福祉而精心挑选的，他们被授权必要时使用“合理的惩罚”。但是惩罚很少用到，因为这个孩子具有温和、善良、诚实和仁慈的天性。他极其虔诚，喜欢打猎和文学，这在他漫长、耻辱、可怕的一生中是算作是支柱和慰藉。他从父亲那里遗传了兰开斯特家族身体上的虚弱，从母亲那里遗传了查理六世精神上的薄弱。他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很虚弱，判断问题不明智、摇摆不定，对朋友过度慷慨，对敌人也缺少谋略。他心慈手软，据说他甚至主张不杀普通窃贼和杀人犯，可是他却被迫承受无数政治犯被处以死刑的残酷负担。他在各个对立派别间像羽毛球一样飞来飞去，像无助的傀儡一样在掌管政务，对英格兰社会和力量的不断衰退束手无策。他在战场外围不知所措地徘徊，三次在战场上被俘。他时而以国王的威仪出现在议会、军队和民众面前，时而又在嘲笑声中走过街头，时而身陷囹圄，时而无家可归逃亡在外，四处藏匿，被人追捕，忍饥挨饿，还时常遭受半痴或全傻状态的折磨。他在人类生存的极端痛苦中忍受了近50年，直到杀手将他送到另一个世界。他相信那个世界会更好，不会比他所了解的世界更糟。尽管他的失败和无能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羞耻，给他的国家也带来了灾难，但英格兰人民看到了他的好心，公正地将他的昏庸无能归因于他的神圣品质。他们对他的爱戴始终不渝，在全国许多地方，兰开斯特家族都得到坚决的维护，在那里，他被尊为圣人和殉道者。

伟大国王亨利五世去世时，英格兰军队的优势已在法国建立起来。他的弟弟贝德福公爵约翰赴法国担任摄政王和总司令，他是具有极高军事素养的继承者。英国与勃艮第的联盟仍然保持着，这使英国得到了巴黎的效忠和支持。1422年10月，曾签署《特鲁瓦条约》的法兰西国王去世了，根据条约，英格兰的婴儿成为法兰西国王，然而他的这一头衔却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挑战。在卢瓦尔河以南，除了加斯科涅地区，都在法国皇太子管理和统治下。战争继续激烈地进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英格兰弓箭手。多次包围战和劫掠使乡村受到重创。1423年，巴肯伯爵率领下的苏格兰人和法兰西人在博热打败了英格兰人，但另外三次重大战役则以英格兰人胜利告终。1423年8月，在克拉旺，法国人得到了强大的苏格兰分遣队的援助。这些苏格兰人是出于对英格兰不共戴天的世仇而出手相助。但是英格兰弓箭手与他们的勃艮第盟军，把他们大部分人都射倒在地。一年后，这种悲剧又在韦尔讷伊重演。在博热战役后被选为法军统帅的巴肯，劝诱他的岳父道格拉斯伯爵再带领一支苏格兰军队到法国，并亲自当统帅。法国人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想退守卢瓦尔河。但是苏格兰人怒不可遏，苏格兰统帅道格拉斯手下不少于五千人，他们非要打仗，但几乎在箭雨中全军覆没。道格拉斯、巴肯，以及其他苏格兰首领倒在这片土地上，伤亡如此惨重，在这些战争中再形成一支独立的苏格兰军队已经不可能了。

在几乎没有任何国内军费支持、战区没有任何食物的情况下，英格兰人想靠贵族武士率领的几千名弓箭手，征服整个法国的广阔领土。在韦尔讷伊大捷后，他们的这一愿望达到顶峰。法国人看起来没有办法对抗这些粗犷、健壮、凶猛的岛国人。他们箭术高超、战术灵活，厚颜无耻，他们天生就能取得大大小小的胜利，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也不管敌人比他们多出多少。甚至五年后，在1429年2月的“鲱鱼战斗”中，法英力量对比达到六比一，但法国人还是败在了英军统帅约翰·福斯塔夫爵士之手。那时，由四百辆马车组成的护卫队向前线运送大斋节期间对英军必不可少的鲱鱼，途中遇到突袭。但是他们用马车组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车阵，弓箭手站在车之间或车上，从马尔博罗、腓特烈大帝或者拿破仑的滑膛枪射程以外之处，粉碎了敌人的进攻。然而，很快将成为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的法国皇太子坚持为国战斗。在法国各地，甚至在被征服的省份，饱受压抑的、深沉的民族精神不仅激励着上层绅士，而且也鼓舞着下层阶级以上的所有人，这种民族精神集中于皇太子身上。

此时，贝德福赴法作战不在英国，格洛斯特公爵成为年幼国王的唯一保护人。他的爱和占有欲使他在英格兰和勃艮第之间打入了一根楔子。艾诺、荷兰和泽兰的继承人杰奎琳公主是个气概不凡的女人，由于勃艮第的政治需要，她在花季时嫁给了15岁的病秧子、愚笨的布拉班特公爵。她对这一婚姻奋起反抗，逃到英国避难，向格洛斯特寻求保护。格洛斯特给予了她绝对的保护，决定和她结婚，享受她的陪伴，并获得了她的继承权。他们从伪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三世那里为杰奎琳争取到形式上的离婚权利，1423年初，格洛斯特和杰奎琳结婚。这一满城风雨的风流韵事极大地冒犯了勃艮第公爵，有损他在低地国家的重要利益。勃艮第的菲力从他自己的角度怀着仇恨看待世界。他对这个奸诈的杀父仇人满怀怒气，将法国皇太子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格洛斯特这个英国人的私通行为使他消除了对法国皇太子的个人怨恨，当格洛斯特在公文中指责他撒谎，并与杰奎琳一起带着大军亲临艾诺和荷兰时，菲力与英国人利益的一致性受到了严重破坏。尽管身在法国的贝德福和英国的政务会都一致谴责格洛斯特的行为，并全力修复因此造成的损害，教皇也在勃艮第公爵菲力的劝说下迟迟不履行必要程序来解除杰奎琳与布拉班特公爵的婚约，但英国和勃艮第之间的裂痕还是就此埋下。这些年间，布列塔尼公爵也与英国渐行渐远，转而重视法国国王的呼吁和建议。1425年10月，他根据《索米尔条约》得到同英格兰作战的最高指挥权。尽管他指挥期间双方未分胜负，但英国的反法联盟却被削弱了，给遭受侵袭的法国提供了短暂而微弱机会。然而，此时法国皇太子的软弱、法国君主力量的衰竭、法兰西王国的混乱和苦难达到了极限，双方处于胶着状态，胜负难定。

此时，这片惨遭蹂躏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位救赎天使、法国最高尚的爱国者、最伟大的女英雄、最受爱戴的圣女，最令人鼓舞的人物，她就是永远光芒四射的农家女贞德。她原本在孚日森林边上贫穷、偏远的多雷米村的小客栈工作，经常骑着旅客没有马鞍的马去河边饮马；星期天，她常常在森林里徜徉，那里有神殿，还有个传说：某一天，从这些橡树林里会出现一位伟人来拯救法兰西。她在野外放羊时产生了幻觉，上帝的圣徒们出现在她的面前。他们为法国感到悲伤。圣迈克尔指示她凭借神圣的权利去指挥救国大军。贞德一开始对这一重任有所退缩，但当圣迈克尔在村教会守护神圣玛格丽特和圣凯瑟琳的陪同下再次出现时，贞德遵从了他们的命令。贞德满怀对法兰西王国的忧虑，这种感情是令人崇敬的，也许很神奇，但无疑是无敌的。

像穆罕默德一样，她发现最顽固的困难来自家庭。对于她居然想要身着男装驰骋于粗鲁的士兵中，她父亲勃然大怒。确实，她怎样才能得到战马和盔甲呢？怎样才能见到国王呢？圣徒们无疑感到一定要帮助她开始征程。她说服了邻镇镇长博德里库尔，使他相信她得到了点化。镇长介绍她去投奔正在找救命稻草的朝廷。她在法国经过危险的旅程，终于到达希农，被带到住在石头大厦的国王面前。在满是贵族和朝臣的大厅里，在闪耀的火把亮光中，她一下子就认出了故意混迹于人群中的国王。她说：“最尊贵的皇太子殿下，我是您的仆人贞德，上帝派我来帮助你和国家，我宣布上帝的命令，你将在兰斯加冕登基。”有人诽谤查理是私生子，他一直为此苦恼不已，所以当贞德将他从人群中认出，他深受感动。单独与皇太子在一起时，贞德谈及从圣徒或其他高人那里得知的国家秘密。她要求得到一把古老的宝剑，虽然她从未见过，但是在找到这把宝剑之前她就能详细描述它。国王身边的人为此惊诧不已。当他们把穿上戎装的贞德放上马背时，发现她竟能骑马。当她拿起长矛时，在场的人们一片欢呼。

如果说策略在此前没有发挥作用，那么现在它开始发挥作用了。贞德的超自然使命传到了国外。为确信她是上帝派来的，而不是从别处来的，她受到神学委员会、普瓦提埃最高法院以及整个皇家政务会的盘查。盘查后，她被宣布是受到上帝点化、目的纯良的贞女。确实，接受盘查时，她的回答令人信服，因此，有人说，为了她的使命，她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精心培训。这至少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合理解释。

1429年，奥尔良陷入重围。数千英国人被勃艮第人抛弃后，不太严密地封锁了奥尔良，慢慢地扼杀着这座城市。他们的自信和声望增强了他们深入敌国领土去进攻一座堡垒的野心，而这座堡垒的守军人数是他们的四倍。他们修建了棱堡防线，认为在里面万无一失。贞德此时要求率领一支军队前去救援。她身穿没有任何装饰的朴素盔甲，骑马走在队伍最前面。她鼓舞了法军的勇气，打破了英军的优势。她不仅俘获了普通的英军士兵，还俘获了难以对付的英国军官。她的计划很简单，就是不顾两边坚固炮台的威胁，直击奥尔良。但是已故的奥尔良公爵的私生子、经验丰富的军官迪努瓦不同意率领他的部队走这条危险的路线。由于贞德不会看地图，他将给养都装上船，带她走了其他路线，几乎让贞德只身进入了被包围的奥尔良城。她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但是，船队因逆风被吹了回去，最终不得不重走贞德最初提出的路线。实际上，船队在英国人的棱堡之间航行了整整一天，而棱堡里的英国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船队，未采取任何行动。

上帝派来的超自然使者拯救法兰西的消息鼓舞着法国人，却令英国人胆战心惊。敬畏感，甚至恐惧感，令他们失去了信心。迪努瓦回到了巴黎，把贞德留在了奥尔良。在她的感召下，法国人转而对胜利充满信心，进攻开始，这一攻势一直持续到把英国侵略者赶出法国。贞德下令立即对围城的英国人发起猛攻，她自己身先士卒，被箭射伤，她拔出箭继续冲锋。她爬上云梯，被敌人打到沟里，摔得几乎昏死过去。她趴在地上，继而又奋起作战。她大喊：“冲啊，同胞们！上帝已经把他们送到我们手上。”英国人的堡垒一个接一个陷落，驻守的英军被杀死。萨福克伯爵被俘，围困被粉碎，奥尔良得救了。英军有秩序地撤退，贞德谨慎地制止市民到野外追击。

此时，贞德已经成了法军真正的统帅，甚至对她的决定提出异议都是危险的。奥尔良的部队只听命于她。她又打了多次新仗，她领导了对雅尔若的进攻，从而打开了奥尔良的卢瓦河通道。1429年6月，她又率取得了帕提大捷的部队继续前进。她告诉查理国王，他必须向兰斯进军，在他祖先的王座上加冕。这个主意看起来异想天开：因为兰斯位于敌控区深处。但是由于她不可抗拒的魅力，查理听从了。他们所到之处，所有城门洞开，人们蜂拥而至来帮助他。在胜利的盛况和凯歌声中，查理在兰斯依照最神圣的古老仪式加冕了。贞德站在他身旁，光彩照人，她的旗帜上写着“上帝的意志”。这一切真是奇迹。

贞德此时意识到她的使命完成了。她沉默了，要求回家照顾她的小羊和小客栈的马匹。但是所有人都恳请她留下。具体指挥作战的法国军官虽然不太服从贞德的军事干涉，却也深深意识到贞德对于整个事业的价值。朝廷软弱，正在与勃艮第公爵谈判，对巴黎的进攻也是三心二意。贞德冲上最前线，力求速胜，结果受了重伤，将领们下令撤军。她伤愈后再次要求离去。宫廷授予她伯爵的爵位和待遇。

但是，朝廷和教会对贞德的态度在变化。此前，她一直支持奥尔良人的事业。在她取得“二十次胜利”后，她的使命的完整性质显现了。显然，她是为上帝服务，而不是为教会服务；是为法国服务，而不是为奥尔良派服务。确实，统一法国的观念看起来是从她产生并传播开去的。因此，迄今一直支持着她的强大宗派集团不再支持她了。同时，她计划为法国收复巴黎。1430年5月，贡比涅城违反国王让他们向英国人投降的决定，奋起反抗。贞德只带了600人尝试救援贡比涅。她确信这一做法很冒险。她沿河上的长堤发起骑兵出击。敌人起初很吃惊，随后重整旗鼓，接下来法军出现了恐慌。贞德勇敢无畏，她的朋友强迫她离开战场，而她仍与后卫部队一起沿堤战斗，两军混为一团。要塞本身也十分危急，大炮又不能向混战的队伍发射。要塞司令官弗拉维的职责是守卫这座城，他不得已在贞德面前拉起吊桥，将她留给了勃艮第人。

勃艮第人将她以适当的价钱出卖给英国人，英国人喜出望外。对贝德福和他的军队来说，贞德就是个女巫、女术士、娼妓和会黑魔法的小魔鬼，他们要不惜一切消灭她。但是要构陷一项罪名也不容易。因为她是战俘，交战贵族间的许多协定都可保护她。敌人于是调用了精神武器。博韦的主教和巴黎的学者控告她是异端。她经受了冗长的审讯，主要罪状是，她拒绝否定她的“言论”，这就是在藐视教会的裁决和权威。整整一年，她的命运悬而未决。而在此期间，毫不在意、不知感恩的查理没有伸出一点援手来解救她。现存史料中也没有任何提供赎金的记载。贞德在无尽的压力下曾被迫屈服，被处以终身监禁，靠面包和水过活。但是在牢房里，圣人的影像又不可阻挡地再次出现在她面前。教士设下圈套，将她的盔甲和男子服装放到她面前，她再次欣喜地穿上了。就在这时，她被宣布为故态复萌的异端，处以火刑。她在一大群人面前被拖到鲁昂市场上的火刑柱前。在高高堆起的柴垛上，火焰向她烧来。死亡的浓烟盘旋萦绕。她拿起一个用干柴做的十字架，最后喊了一句“耶稣！”史书记载了目睹这一场景的一名英国士兵的评论，他写道：“我们糊涂了，我们烧死了一位圣徒。”他的话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

贞德是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一千年来无人能和她媲美。对她的审判记录透过时间的迷雾将至今鲜活的事实展示给我们。后人可以通过她的言语对她进行评说。她完美地体现了人类本性的善良和勇敢。不可征服的勇气、无限丰富的感情、单纯善良、正直明智，这一切都在她身上大放光芒。她解放了她出生的土地，因此赢得荣光。每个军人都应读读她的故事，并对这位真正勇士的话语和行动加以深思，她尽管从未学过军事技术，却在一年里在各种形势下都展示出制胜的诀窍。

贞德死于1431年5月29日。此后战火不屈不挠地烧向英国人。同年12月，幼小的亨利在巴黎加冕，人们对此反应冷淡，所有法国人都很抵触英国人国王。1435年，勃艮第彻底与英国敌对起来。贝德福已经去世，接替他的是一些低级军官。法军总司令迪努瓦没有率领法国骑兵对英国弓箭手发起正面进攻，而是使用了机动战和突袭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里，他们趁英国弓箭手尚未渡河时，在河对岸攻英国骑兵；那里，他们又用炮击迫使混乱中的英军发起进攻。法国炮兵此时已成为世界上最强的炮兵。七百名工兵在比罗兄弟的指挥下，使用22英寸口径的重型炮，向英国人仍然占据的许多城市发射巨大的石弹。亨利五世时经长期围困才拿下的地方，此时在几天的猛烈炮轰中就陷落了。法国北部除加莱以外的所有地区都已复归版图。甚至作为阿基坦的埃莉诺的嫁妆的吉耶纳省也被夺回。这个省三百年来都忠实地归顺英格兰国王。不寻常的是，这个省几乎立即起来抵抗法军，呼吁英国人打回来，重新征服这个地区。由相互竞争的贵族派别组成的英国政务会无法提供有效的救助。1453年，在轻率发动的卡斯蒂永战役中，英勇的什鲁斯伯里伯爵塔尔博特与他的大部分英国士兵都被杀死。幸存下来的英国人与法国人达成协议，从拉罗谢尔渡海回国。到1453年底，通过武力或谈判，英国人被赶出了欧洲大陆。从此以后，英国人的战利品只剩下了加莱这个桥头堡，英国每年用来守卫这里的花费，几乎相当于议会拨给王室款项的三分之一。

第二十七章　约克和兰开斯特

亨利六世长大后，他的美好品德和单纯无知都暴露无遗。他多少有些桀骜不驯。1431年，当他十岁时，他的老师沃里克报告称，他的“年龄、身高和对皇家地位的了解和自负心理都在增长，这使他对所受的任何惩罚都怀恨在心”。他曾说过：“很多事情并非理所当然。”在他童年时期，政务会给他提供了许多抛头露面的机会，带他出席仪式，在伦敦和巴黎为他举行隆重的加冕礼。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自然倾向于更严格地控制他。由于贵族之间的竞争以及全国对他的无限希望，他的重要性得以维持。一些骑士和绅士几年来被指定与他共同居住并充当他的仆从。在法国节节败退的年代里，不断有人敦促他维护自己的权力。十五岁时，他已开始例行参加政务会会议并获准行使一定的赦免和奖赏特权。当政务会出现意见分歧时，由他来决定。他经常采用折中办法，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十八岁之前，他一直致力于创办他的伊顿公学和剑桥公学。显要贵族们认为他对公共事务有着过早和不健康的兴趣，但这是他的智慧和经验都无法支撑的。他意志薄弱，天性温顺，这些都不适合尚武时代的激烈竞争。对于他，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希望。有人称赞他具有卓越的智慧，也有人说他是几乎不辨是非的傻瓜。现代史学家赞同后一种观点。当时，只要有一个强大的国王，就能重塑国家与贵族之间的平衡，所有人都呼吁在国内限制派系斗争，对外发动可以获得胜利又代价不高的战争。可是王位被一个虔诚的傻瓜占据着，他的优点和缺点令其只适合当个傀儡。

这正值英格兰的不幸岁月。王室穷得像乞丐，贵族却很富有。民众也穷困潦倒，更重要的是不快乐、不安定。之前一个世纪的宗教问题此时主要变成了更实际的政治问题。在大陆上那么迅速赢得的帝国，正在被无能和只顾肥私的寡头政治葬送，本来可用于派无敌大军前去打败法国人的钱，也被教会侵吞了。

兰开斯特家族的亲王们也有纷争。1435年贝德福死后，格洛斯特和博福特家族紧张关系加剧了。温彻斯特主教、红衣主教博福特，是约翰·冈特第三次结婚所生的合法儿子之一，成为英国的首富，在教会出于明智的考虑而对国家的捐赠中，他是主要的捐赠者。他不断从他的私人财产中给朝廷，有时也给政务会提供现金，但都要有抵押品，并且只能用黄金赎回。博福特家族和萨福克伯爵威廉·德拉波尔总是依靠国王，对于倒霉事不管不问，通过和平手腕和完全超然的态度，保持了影响力，军事部门往往也被迫服从他们。1441年，这派势力转而与格洛斯特公爵对立起来。格洛斯特在与其妻杰奎琳的婚姻被宣布无效后，此时已与他的长期情妇、美丽的埃莉诺·科巴姆结了婚。埃莉诺是格洛斯特阵营里的软肋，因而被敌人选为攻击目标，敌对势力挖空心思地指控她施用巫术。控告者称，她曾做过一个国王蜡像，并时不时地将蜡像炙烤，令它慢慢融化，目的是一点点地要了国王的命。她被宣布有罪，被迫赤脚身着囚服在伦敦街头走了三天，然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只有维持生命的口粮。她的所谓同谋被处以死刑。这显然是派系间势力的较量，对格洛斯特来说则是一次真切的刺痛和打击。

丢掉法国这件事，随着年复一年的沉淀，在英国引起了一种深深的无声的愤怒。这种情绪不仅贵族有，而且弓箭手阶层以及他们在各村庄里的崇拜者也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受到伤害的强烈感觉在民众中传播。克莱西战役和普瓦提埃战役的光荣在哪里？著名的阿金库尔的赫赫战果又在哪里？这一切都被那些抛弃和杀害贤王理查并从中获利的人糟蹋了，或者实际上被他们出卖了。教俗两界的许多鼓动者和说教者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社会动乱，他们提醒人们，真正的王位继承系统已被用暴力改变。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股暗流，但也是激流。这是一个背景，虽然朦胧，但却重要。这些力量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不为人知，但是当时不仅在贵族和绅士中，而且在整个英国，慢慢地、不断地发展出许多初具雏形、组织严密的强大党派。

国王亨利二十三岁了，该结婚了。兰开斯特家族的各个派别都急于给他提供一位王后。红衣主教博福特和他的兄弟兼盟友萨福克占了上风，萨福克先祖是赫尔的德拉波尔，通过贸易发了财，而格洛斯特公爵由于弊政和失势力量有所削弱。萨福克被派往法国安排进一步的停战事宜，他还有一项暗中的使命：为英格兰国王和法兰西国王的侄女——安茹州的玛格丽特联姻。这个不寻常的女人不仅拥有稀世美貌和迷人的魅力，还具有超群的智慧和无畏的精神。尽管她没有受到上帝点化，也没有什么事业，但她与圣女贞德一样，知道如何促使人们去战斗。尽管她的家庭离群索居，但她的才能还是已经广为人知。那么她不正适合作意志薄弱的国王的配偶吗？她不是正可以给予国王他所缺少的力量吗？而且那些将她送到国王身边的人不正可以给自己一个光明而有保证的前途吗？

萨福克深知他这一使命的微妙和危险，因此他从国王和上议院议员那里得到保证，如果他尽了最大努力，就不应因不好的结果而受到惩罚，针对他的任何错误都应事先得到宽恕。有了这样的保证，他满腔热情地去执行任务了，这种热情后来证明对他是致命的。玛格丽特的父亲，安茹的雷内，不仅是法兰西国王的堂兄、宠信的总理大臣，也是耶路撒冷和西西里的国王。这些显赫的头衔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好处，因为耶路撒冷在土耳其人手中，他在西西里也没有一寸土地，而且他祖传的安茹和曼恩省也有一半地区多年来一直被英军控制。萨福克被玛格丽特迷住了，促成了婚事。由于他太渴望促成这一婚姻，他未经正式授权，签署了秘密协议，同意把曼恩省作为回报给予法国。格洛斯特派的势力如此强大，对法国的仇恨如此尖锐，关于英格兰在战争中被出卖了的议论声如此喧嚣，因此这一协议成为坚守的绝密。1445年，国王和玛格丽特成婚，举行了当时最隆重的婚礼。萨福克被封为侯爵，他的几个亲戚也成为贵族。国王洋溢着幸福，王后衷心感激。议会上下两院也记录下他们对萨福克所做社会贡献的感谢。但是这个秘密保守起来并不容易，随着越来越多的英国人觉得败给了法国人，这一秘密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出来，这预示着一场精神危机。

1441年妻子埃莉诺被定罪之后的六年里，格洛斯特一直处于退休状态，以收集书籍自娱。他的敌人在这一关键时刻决定给他最后一击。萨福克和红衣主教的侄子艾德蒙·博福特，在萨默塞特公爵和白金汉公爵的支持下，拥护王后而挟持国王，他们在圣艾德蒙兹伯里召开议会会议，并在那里秘密集结了足够的皇家军队，当格洛斯特前来开会时逮捕了他。十七天后，格洛斯特的尸体被示众，以便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他尸体上没有伤口。但是当年爱德华二世的死法人尽皆知，所以这一证明根本无法让人相信他不是被害死的。人们普遍认为（尽管是错误的），格洛斯特是被萨福克和艾德蒙·博福特下令谋杀的。也有人说，他的死是由于他前途毁灭引起的愤怒和震惊所致。

复仇的巨大力量很快就显现出来。1448年，随着法国占领曼恩省，割让曼恩省的秘密协定被公之于众了，英国所有人都愤怒了。人们说，英格兰为了一个没有嫁妆的公主付出了一个省，卖国贼把大部分土地丢在了战场上，把剩下的土地也通过阴谋放弃了。全国人民对于帝国的衰败感到悲愤，这成为不久后爆发的使英格兰分裂的可怕内战的根源。所有其他的不满都与此结合起来。兰开斯特家族篡夺了王位，搞砸了经济，出卖了海外属地，并且现在手上还沾上了邪恶的谋杀之血。对于这些罪责，所有人都因为国王的善心和弱智而原谅了他。但是此后，约克家族成为英国日益强大的竞争势力。

艾德蒙·博福特现在已是萨默塞特公爵，担任驻法英军司令。萨福克仍在国内面对着日益强烈的复仇力量。海军也非常不满。主教莫林斯是掌玺大臣，他奉命前往朴次茅斯给舰队发放尽力筹到的军饷时，被海军们骂作卖国贼。不久，赴法增援萨默塞特的军队发生暴动，将主教杀死。英军指挥官拒绝让出割让要塞，法军只能用武力将其夺取。萨福克受到弹劾。国王和玛格丽特竭力拯救他，他们在道义上必须这样做。亨利国王竭尽他的特权大事化小，1450年判处萨福克五年流放。我们在此看到，英格兰此时正在滑向可怕的无政府状态。当被放逐的萨福克公爵带着随从和财宝乘坐两条小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时，皇家海军最大的战舰“伦敦塔尼古拉斯号”冲向他的船只，将他抓上战舰。船长用了一句不吉利的话迎接他：“欢迎，卖国贼”，两天后，他被放到一艘小船上，被用一把生锈的铁剑砍了头，一共砍了六下。正在国王的特殊保护下行进的皇家大臣居然被一艘皇家战舰逮捕并处死，当时的混乱可见一斑。

六、七月间，肯特发生了暴动，兰开斯特派声称这场暴动得到了约克派的幕后支持。杰克·凯德是一名有能力但脾气暴躁的军人，他从战场回来后，搜罗了数千人，都由各地的治安官以适当的形式召集起来，向伦敦进发。他被允许进了城，但当他私设公堂，在奇普塞德街处决财政大臣赛尔勋爵后，地方法官和市民起来反对他。他的追随者得到赦免的保证后便散去了，他本人则被追捕并杀死。这一镇压行动的成功暂时恢复了政府的权威，亨利国王又得以享受了一段短暂的空隙时光，可以重新沉浸于他的伊顿和剑桥公学以及他宠爱和顺从的玛格丽特王后。

法国人继续驱逐英国人，随着这一进程的继续，英国人的要塞相继失守，许多城镇和地区也纷纷失守，守军大部分都回国了。这一灾难来势凶猛，使英国人大受震动，不仅动摇了大臣们的个人地位，而且动摇了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基础。1449年3月，英国人在富热尔极其愚蠢和背信弃义地破坏了休战协议。到1450年8月，整个诺曼底都陷落了。到1451年8月，英国统治了三百年的加斯科涅也全部失守。亨利五世用了十一年浴血奋战取得的土地中只剩下了加莱。国王任命的指挥官、朋友和兰开斯特家族的堂兄艾德蒙·博福特因连续失败而受到指责，这也影响到国王本人。英格兰到处都是我们所说的“退伍军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但确信他们受到了错误的指挥，徒劳地投入战争。在日益加剧的混乱中，贵族们很高兴搜罗这些经过考验的军人为他们进行地方防卫。所有大宅都有成批的武装家臣，有时几乎达到私人军队的规模。贵族给予这些家臣金钱或土地，或者两者都给，还给他们穿上带有家族标志的制服。沃里克伯爵可能是英国最大的地主了，他渴望成为政治上的领导人物，拥有数千名吃着“他的面包”的家臣，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组织严密、自豪地戴着“熊和粗柱子”徽章的军队。其他富人也根据财力加以仿效。金钱和野心当道，英国迅速滑向无政府状态。国王可怜无助，虽然受到尊重，甚至爱戴，但对任何人都无用。议会上下两院只不过是贵族们斗争的场所。

1429年的一项法规规定，拥有四十先令财产的人才有选举权。很难想象这一武断确定的选举权制度竟然在英格兰实行了四百年。在1832年的《改革法案》出台前，所有的战争和冲突、关于最重要问题的决定，国内外最重大的事件，都是以此为基础。该法案的序言中写道，太多“没有资产”的人参加选举，导致了杀人、骚乱、攻击和宿仇。于是议会选举采取了这种落后而又持久的措施。然而几百年来，议会的特权从未如此大，也从未如此公然地被利用。

法律的力量被阴谋利用了。贵族采取暴力时，利用或无视法律，越来越多地逃脱制裁。宪法被用来压迫人民。如果没有地方官的保护，没有人的生命或土地，甚至最起码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著名的《帕斯顿家的书信》表明，尽管英格兰在理解力、文字和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却从和平安宁退向了原始的混乱状态。道路不安全，国王的旨意遭到违抗或滥用。皇家法官受到轻视或贿赂。君权虽然至高无上，但国王却是软弱无能被人操控的傻瓜。各派系将议会的权力玩弄于股掌。然而，这个受苦受难、艰难前行、不可战胜的社会已远不是斯蒂芬和莫德、亨利二世和托马斯·贝克特，国王约翰和贵族的时代了。此时的社会已非常复杂，尽管许多地方不如人意，但仍在发展。政府贫穷、通讯困难，以及法令和军队的力量，都有助于保持一定的平衡。社会上有公众舆论，有集体道德观念，有可贵的习俗。最为重要的是，有民族精神。

玫瑰战争的痛苦即将降临这片土地。我们一定不能轻视导致这一战争的重大问题，也不能低估为避免这场战争而进行的有意、紧张和长期的努力。所有人都需要并迫切渴望有一个强大而有能力的政府。有人认为这只能通过支持合法的现政权才能获得。也有人长期秘密主张，现政权是篡权得来的，此时已变得无能。兰开斯特家族的反对派把他们的主张和希望寄托在约克公爵理查身上。根据既有的规定，他有继承王位的优先权。约克是剑桥伯爵理查的儿子，是冈特的约翰的弟弟约克公爵艾德蒙的孙子。作为爱德华三世的曾孙，他是除亨利六世外爱德华三世唯一的男性后裔。从母亲的血统看，他也有优先权，因为他母亲是冈特的哥哥克拉伦斯公爵莱昂内尔的后裔。依据《1407年法案》，冈特已经合法化的私生子博福特家族已被禁止继承王位。如果亨利六世成功废除《1407年法案》，那么艾德蒙·博福特（萨默塞特）就比约克更有父系继承权。约克害怕的正是这一点。约克已取代格洛斯特第一父系亲王的地位。格洛斯特死后，除了亨利六世，兰开斯特家族再没有合法的男性继承人了。约克身边和手下聚集了大批心怀不满的人，这些人促使他吞吞吐吐地要求在政府中得到个职位，最终，利用玛格丽特王后日益增强的敌意，得到王位。

约克派势力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但主要是在英格兰南部和西部、肯特、伦敦和威尔士。很重要的一点是，肯特暴动的首领杰克·凯德曾假称莫蒂默。人们普遍认为，那些自己标榜为约克派的人在朴次茅斯杀了主教莫利斯，在海上杀了萨福克。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因此已经有血债了。

在这种情况下，约克公爵理查的性格值得仔细研究。他是一个正直、守法、行动迟缓和很有能力的亲王。兰开斯特政权交给他的每项职责他都忠实圆满地完成了。他很好地履行了职责。他本来会满足于管辖加莱和英国在法国的其他属地，但是由于萨默塞特的缘故，他被剥夺了这些权力，于是他便接受了管辖爱尔兰的任务。他不仅征服了爱尔兰的部分地区，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赢得了爱尔兰人民的拥戴。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个王位继承有瑕疵的软弱国王，被一群因国家灾难而失去信任的人控制着，他们现在还犯了杀人罪；而另一方面是一个正直英明的管理者，得到全国性党派的支持并拥有王位优先继承权。

对此时分裂英国争论有所研究的人们都会看到，正直的人们多么容易相信某一方的理由。当国王亨利六世意识到他的继承权遭到质疑时，他有些吃惊。他说：“从我在摇篮中开始，四十年了，我一直是国王。我的父亲是国王，他的父亲也是国王。就像你们的父亲向我的父亲宣誓效忠一样，你们曾在许多场合宣誓效忠于我。”另一方则宣称，不符合事实的誓言是无效的，错误必须要纠正，成功的篡位不会因时间而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地位的基础只能依托法律和公正，承认篡位者的王朝就会招致伺机造反，从而破坏英国社会的基础。最后，如果从自身利益考虑，在令人忧心的弱智国王的统治下一切都将毁灭，而亲王已经证明自己是性情和能力超群的军人和政治家，谁能将二者相提并论呢？

整个英国被这两种观点分裂开来。约克派在富庶的南方占主导，兰开斯特派在尚武的北方占优势，但也有许多交织重叠的地方。总体来说，市民和大部分民众都没有积极参与上层阶级与其武装家臣的这场战争。有些人认为“贵族越少越好”，不过他们自己的观点也有很大分歧。他们尊敬国王的虔诚和善良，也敬佩约克公爵的正直和温和。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公众的态度和感情对于竞争的双方都举足轻重。因此，欧洲上演了近三十年残酷战争场景，但令人惊异的是，几乎没有一座城镇遭到劫掠，广大民众没有受到影响，地方政府职能很大部分都在维持。

1450年，不满和对抗的持续发酵，促使约克公爵发动了他的首次公然行动。他离开了在爱尔兰的官邸，未经允许就到了威尔士。第二年，在议会开会期间，一个姓扬的下议院议员大胆提议，应该宣布约克公爵为王位继承人。这一要求很难应对，不只因为它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而且由于它合情合理。国王此时已结婚六年，但仍没有子嗣。从他的名声看，他看起来也不可能有子嗣了。此时人们问他，难道他不应该指定继承人吗？如果不指定约克公爵，那么还能指定谁呢？只能是萨默塞特或博福特家族的其他代表。可见这一刀捅得多么精明。但是国王以罕见的气势拒绝了这一提案，他显然是受到了王后玛格丽特的鼓动。他拒绝放弃他有后裔的希望，并且，议会一散会，他就把那个放肆的议员关进了伦敦塔。此时，他也与约克公爵决裂了。约克公爵于是回到他在威尔士边界的勒德洛城堡。

政府未能在国内恢复秩序和法制，也未能防止在法国发生军事灾难，约克对此非常不满。因此，他越来越相信，必须要把控制着意志薄弱的国王的博福特派赶下台。祈祷和抗议都无效，只能诉诸武力了。于是，1452年2月3日，约克向什鲁斯伯里市民发表公开信，指责萨默塞特使英国在法国蒙羞，以及他“一直在国王身边搬弄是非企图加害我，诋毁我的出身，剥夺我和我的后代以及我身边一些人的继承权……这位公爵长期控制和摆布着国王，并屡进谗言，可能使我们的国家遭到灭顶之灾。因此，我决定在亲人和朋友的帮助下立即反对他”。然后，约克带着大炮和几千人的军队从什鲁斯伯里向伦敦进发。他进驻肯特，只是期望那些曾与杰克·凯德一起行动的人会聚集到他的事业中来。但人们的反应令他很失望。伦敦甚至对他的使者紧闭大门。国王被玛格丽特、萨默塞特和兰开斯特利益集团以一支强大的军队带到布莱克希思。内战看来就要爆发了。

但是，约克感到自己的势力不如对方强大，而且他从本质上不愿意诉诸武力。诺福克站在他一边，而除了二十四岁的沃里克伯爵，其他有权势的贵族都支持国王。他尽了最大努力来避免流血斗争，没完没了地进行谈判。最后，约克解散了他的军队，自己没带任何武器和盔甲，来到国王亨利面前，保证对他忠诚，但要求修订政纲。他命悬一线。国王的人本来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后果不堪设想。约克代表着一项事业，下议院支持他，全国有一半人都支持他，而且他的年轻的儿子马奇伯爵已率领第二支军队从威尔士边境出发。约克宣布自己是“国王的臣民和仆人”。由于他得到了下议院的支持，并且显然是一大派势力的领袖，国王承诺将成立“一个可悲而庞大的政务会”，约克将是成员。朝廷还要在萨默塞特和约克之间进行选择。一直与萨默塞特合作的王后做出了有利于萨默塞特的决定。他被任命为加莱总督，那里的驻军是唯一由王室拨款的正规军。实际上，在一年多时间里，萨默塞特一直掌握着法国境内属地和英国国内的大权。

随后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不幸事件。英国人在法国的灾难达到了顶峰。塔尔博特企图重新征服加斯科涅失败了。1453年7月，他在卡斯蒂隆战败，10月波尔多也陷落了。总司令萨默塞特背负着失败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国王疯了。他七、八月份曾在威尔特郡度过，之后突然失忆了，谁也不认识了，甚至连王后也不认识了。他能吃能喝，但他说话像小孩一样或者不连贯，也不能走路。接下来的十五个月他仍然完全神志不清。后来，他康复后说，什么都不记得。虔诚的亨利摆脱了生存的烦忧，退到了忘记一切的乐园。对着剑拔弩张的王国，他只是张嘴说着胡话。

这些可怕的情况传出去后，玛格丽特王后想当摄政王。但是反对势力太强大，兰开斯特派不敢挑战。而且，她还有另一当务之急。10月13日，她生了一个儿子。不知道人们是否料到了这件事，但像很久以后的詹姆斯二世时代一样，这件事不可避免地决定了许多人的看法，看起来约克家族永远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了。至此，双方还都不愿走极端。如果兰开斯特家族在亨利在世时执政，约克家族将在他去世后继位，双方都能接受这一自然而合法的安排。可是此时看来，兰开斯特家族将永远占优势了。

国王的不正常导致了萨默塞特的垮台，他再也不能与约克抗衡了。约克的支持者之一的诺福克向政务会提交了一份针对萨默塞特的诉状，1453年12月，他被关进了伦敦塔。约克的地位和实力使他当上了摄政王。他通过议会采取各种行动，但极其温和，他并不想树敌。他完全掌控了政府机构，并得到议会两院的支持。他展示才能的时间并不长，但管理的迅速改善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他开始冷静积极地工作，抑制私人军队和防务，恢复道路安全和全国的秩序。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最重要追随者中进行仇杀的几个人投入监狱，其中包括德文郡伯爵。他克制自己未对囚禁中的萨默塞特进行审判，这只是出于仁慈。他的支持者对他的宽容都感到吃惊。当政府掌握在他手里，当他的未来被新的王位继承人毁掉，当他的权力或他的生命随时可能因国王康复而被毁灭，他仍然坚守公道正义。这就是他的不朽之处和正义所在。在历史上，他是一位爱国者，准备冒生命危险捍卫良好的政府，而不愿为一己私利动手反对国家。

惊人的事件还在继续。当人们都以为亨利一脉绝种了，他却有了继承人；当看起来永远陷入昏愦状态，他又突然康复了。1454年圣诞节，他完全康复了。他询问身边的人自己是不是睡着了，以及在此期间发生了什么事。玛格丽特让他看他的儿子，并告诉他已给儿子取名叫爱德华。在此之前，亨利一直用呆滞的目光看着这个婴儿，人们唤醒他的所有努力均无效。此时，他像从前一样健康了。据《帕斯顿信札》记载，他举起双手感谢上帝，说：“在此之前，生病期间不知道人们对他说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此时才知道了一切。”他派施赈人员给坎特伯雷送去了感谢的捐献，宣布自己“对全世界充满仁爱，唯望贵族们也能这样”。

第二十八章　玫瑰战争

1455年春天，兰开斯特的红玫瑰再次开花了。自从国王精神恢复正常，约克在法律上就失去了摄政权，他也并没有企图保留这一权力。王后玛格丽特接掌了权力。萨默塞特不仅被释放，而且恢复了要职。约克履行了七年管辖权的加莱被重新交给他的政敌，他也不再接到参加国王政务会的邀请。所以当政务会在莱斯特召开会议并召他去参加时，他担心是不是让他去受审。他退居在约克郡的桑达尔，与沃里克伯爵、索尔兹伯里伯爵及一大批贵族谴责萨默塞特丢掉了诺曼底和吉耶纳，现在又要毁掉整个英国。约克派的贵族一致同意诉诸武力。他们率领三千人向南方进军。同时，诺福克公爵率领几千人赶来，什鲁斯伯里和托马斯･斯坦利爵士也率领一支队伍来了，比诺福克公爵的人还多几千人。所有这些部队一起向伦敦进发，约定以圣奥尔本斯为会合点。国王、王后、萨默塞特以及朝廷和兰开斯特派的人，带着不到三千人的军队到沃特福德迎击他们。

圣奥尔本斯是个不设防的城镇。那里古老而强大的修道院禁止市民“用围墙把自己围起来”，以防他们据险自恃。因此，这里是一个方便的集结地。国王的军队先期抵达，在圣彼得街和霍洛韦尔街打起了皇家旗帜。约克、索尔兹伯里和沃里克没有等候即将到来的大批援军。他们认为自己的部队占有优势并且时间就是胜利。双方便打了起来。这与其说一场战斗，不如说是一场冲突。但却是决定性的。克利福德勋爵为国王守卫街垒，抵抗约克军用弓箭和大炮进行的攻击。而沃里克绕到城镇后面对克利福德进行攻击，杀死了他，打散了皇家军队。萨默塞特被杀死，他“与其说是为国王的事业而战，不如说是为自己的目的而战”。白金汉公爵及其子被箭射伤，萨默塞特的儿子多塞特伯爵重伤被俘，被车运送回去。国王本人受了轻微箭伤。他没有逃跑，而是在主街的一个商人家里避难。约克公爵很快来到了国王面前，跪地向国王表示忠诚。在圣奥尔本斯的这场冲突中，有不到三百人阵亡，但其中包括国王阵营的一大部分贵族。人们鼓励普通士兵彼此手下留情，而将领们则要战斗到死。萨默塞特和克利福德曝尸街头数小时，没人敢去给他们收尸。约克派大获全胜，现在国王落到了他们手里。萨默塞特死了，玛格丽特和她的孩子逃难去了。胜利方宣布忠于国王，并且很高兴铲除了佞臣，随后很快以国王的名义召集了议会会议。

历史学家不愿意记录玫瑰战争，大部分记录了这些事件的历史学家也只是留给我们一幅单调而不连贯的图景。然而，从真实记载中，我们还是看到了这场极为激烈和不可调和的冲突。冲突中的每名演员都经过数十年的特权和战争，封建制度为这些特权和战争增添了独特的荣誉感，教会出于斗争需要而向其提供了精神支持。在这场冲突中，个人仇恨登峰造极，所幸未对民众产生重大影响。在人类历史上，一定还有许多类似的动乱，但在历史记载中，没有哪次动乱如此追名逐利和代价昂贵。

我们要避免不必要的混淆，不要将郡名与人名混淆。约克和兰开斯特的殊死斗争并不意味着英国的两个同名的著名郡县间存在任何敌对。实际上，约克郡是兰开斯特派的堡垒，而约克派的大本营则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命运的起落如此惊人多变，家族世仇如此复杂，危机时刻的国民感情如此难测，所以人们普遍对这一时期看法不佳。只有莎士比亚依据霍尔的《编年史》描绘了这一时期残酷而英勇的画卷。他并未试图下结论，并且为达到戏剧效果，对事件和战役进行了缩写。现在就让我们来还原当时发生的事实。

圣奥尔本斯战役是这场战争中的首次流血事件。约克派控制了国王。但是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兰开斯特派的固有权力。大多数贵族都站在他们一边，国王也支持他们。几个月后，他们就像以前一样强大了。双方继续较量。国内爆发了几次起义，议会召开了几次残酷斗争的会议。法治、立宪制度和王权的威严受到狂暴而血腥的事件的挑战，但尚未被推翻。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从1456年至1459年的四年里保持了来之不易的停战状态。所有人看来都意识到自身及其秩序所面临的危险。命运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他们为和解做出了很大努力。伦敦民众看到，国王被一队人马护送到威斯敏斯特，在队列中，约克公爵和王后玛格丽特并肩行进，后面跟着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贵族，最为敌对的人都并肩前进。双方互相郑重保证要友好相处，双方领袖共同领了圣餐，所有人都在动荡的局势中寻求和平，甚至在伦敦已达成某种和解时，北方又起波澜。1459年，战斗再次打响。约克派的一支武装部队在伍斯特附近被皇家军队打得四散奔逃，他们的首领也各自散去。约克回到爱尔兰，沃里克回到他接替萨默塞特驻守的加莱。

战争于1460年7月正式爆发。约克仍在爱尔兰，沃里克率领的约克派贵族据守威尔士和加莱的基地，与他们所有的亲戚和党徒一起，在教廷使节和一些主教以及下议院的支持下，在北安普敦与兰开斯特派和国王展开了战斗。亨利六世掘壕据守，还有崭新的大炮防护阵地。但是当约克派发动进攻时，指挥侧翼的格雷·鲁思文勋爵却背弃了国王，帮助约克派越过了临时搭建的矮防护墙。皇家军队慌忙溃逃。国王亨利六世仍待在营帐里，“独自坐着。”胜利方来到他面前，向他鞠躬，像圣奥尔斯本战役后一样，再次将他带回伦敦，再次控制了他，以他的名义进行统治。那时他们尝试达成议会一致同意的所谓妥协。格里高利的《编年史》写道：“约克公爵强行将国王亨利软禁在威斯敏斯特，最后国王因怕死而将王位让给了约克。因为蠢人动辄怕死。”亨利将终生为王，约克则执掌政府，并在亨利死后继任国王。所有希望国家太平的人都为这一安排欢呼。但是这一解决办法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王后玛格丽特和她的儿子威尔士王子，还自由地待在威尔士的哈莱克堡。被控制的国王剥夺了自己儿子的王位继承权。王后却要继续战斗。

玛格丽特王后依靠她在英格兰北方和北威尔士的军队，为维护其子与生俱来的权利挥师南下。约克公爵不屑于待在安全的桑达尔堡等他的全部军队集结完毕，而是立刻出发迎敌。1460年12月30日，玫瑰战争中的第一场大战在韦克菲尔德打响。趁约克派许多人外出搜寻粮秣，兰开斯特派发动突袭，以优势兵力击败了约克派，杀死了许多人。在这场战斗中，兰开斯特派对普通士兵也毫不放过，数百人被杀，首领就更难逃命了。约克公爵被杀，他的儿子——18岁的鲁特兰伯爵试图逃跑，但是仍然记着圣奥尔本斯之仇的新一代克利福德勋爵兴奋地杀死了他，同时大喊：“上帝作证，你父亲杀死了我父亲，所以我也要杀死你，杀死你全家。”从此，这种做法成了这场战争中的规则。老索尔兹伯里伯爵夜里被俘，立即被白金汉公爵的私生子埃克塞特勋爵砍了头。这种残酷的行为得到了玛格丽特的支持。这三名约克派贵族的头颅被挂在约克郡的城门和城墙上。约克公爵的首级上戴着纸王冠，怒视着大地，呼唤着复仇者。

至此，斗争是在成熟而养尊处优的要人之间进行的，深度涉及国家事务并极力保持克制。而此时，新一代取代了他们。新一代克利福德勋爵、新一代萨默塞特公爵，尤其是还有新一代约克公爵。他们都是二十出头，手握利剑，有杀父之仇要报，英格兰就是目标。当约克的儿子，也就是此前的边界伯爵，得知父亲的事业落到了他的肩上时，他没有退缩。他开始向威尔特郡伯爵和威尔士的兰开斯特派发起进攻，于1461年2月2日，在赫里福郡附近的莫蒂默克罗斯战役中击溃了他们。他急忙报了韦克菲尔德之仇。“绝不宽恕”又成了他的口号。此役后被处决的还有无辜的知名人士欧文·都铎，面对斧头和砧板，他一直不相信自己会被砍头，直到他红色马甲的领子被撕开才如梦初醒。他的儿子贾斯珀活了下来，在众人瞩目之下继续战斗。

此时，获胜的约克派在年轻的约克公爵的率领下进军去援助沃里克伯爵。沃里克已从加莱返回，在伦敦作战面临很大压力。但王后玛格丽特抢先一步，于2月17日，在第二次圣奥尔本斯战役中给了沃里克沉重的打击。首次成为约克派真正领袖的沃里克，凭借在国外培养的大批军队、最新型的火器及他自己的封建武装，已经挟持被俘的国王并以国王的名义行事。但是玛格丽特的攻击令他措手不及。“他们的轻骑兵（侦察员）没有打探到王后军的距离，只有一个人回来说王后离他们有九英里远。”沃里克和诺福克逃跑了，他们的一半军队被消灭。国王亨利被车运到战场，在一棵大树下目睹了战况，他满意地看着发生的一切，开始还比较含蓄，但很快就难以掩饰了。英法战争中的两位著名骑士，其中一位就是令人敬畏的托马斯·凯瑞爵士，被任命为他的看守。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要保证国王不受伤害。因此，他们和国王一起待在树下，被胜利方的军队包围了。翌日早晨，在玛格丽特冷血处决的重要将领中，这两位需要特别交待一下。国王亨利六世说，是他要求两位骑士与他待在一起，他们为了他的安全这样做了。王后玛格丽特将她现已七岁的儿子、被国王违心地剥夺了继承权的爱德华带上来，让这个过早残暴的孩子来宣判。她问这个孩子：“公正的儿子，该怎样处死这两个骑士呢？”“应该把他们的头砍下来”孩子不假思索地答道。当凯瑞被拉出去行刑时，他大喊“愿上帝惩罚教孩子说这样话的人”。所有人都没有了同情心，只剩下杀人报复。

此时玛格丽特已将丈夫安全地弄回她手里，同时带回的还有全部王权。通往伦敦的道路是畅通的，但她并未选择向伦敦进发。她从北方带来的凶猛的游牧部落在行军途中野蛮地劫掠杀戮，早已声名狼藉。他们激起了乡下居民的愤怒。国王的朋友们说：“人们认为北方人如果到了伦敦，会大肆掠夺。”伦敦总体上说是坚定的约克派，但也有人说：“如果国王和王后率领他们的军队进入伦敦，一切都会如他们所愿。”我们无法完全判断当时的情况。约克公爵爱德华正率领在莫蒂默克罗斯战役中获胜的军队日夜兼程向伦敦进发。沃里克带着圣奥尔本斯的幸存者在牛津郡与他会合了。也许是国王亨利六世请求不应让首都伦敦成为战场，但是无论如何，玛格丽特和她的谋士们没敢在伦敦开战。兰开斯特派因胜利而激动不已，与国王重聚后，满载战利品，经过邓斯特布尔退回北方。他们的撤退掩盖了一个事实：他们的苏格兰雇佣兵已经将所有能带的东西掳掠一空。霍林斯赫德写道：“王后玛格丽特对埃塞克斯没有信心，对肯特更没信心，最没信心的还是伦敦……离开圣奥尔斯班到北部乡村，那里才是她的力量所在和避难所。”

这是斗争的转折点。第二次圣奥尔斯班战役九天后，约克公爵爱德华进入伦敦。曾向玛格丽特和国王投降的市民们此时又热烈欢迎着约克派。他们感谢上帝，并说：“边界伯爵，让我们在新的葡萄园里漫步，让我们用这美丽的白玫瑰和香草在三月建起一座乐园。”这是一座荆棘丛中的葡萄园。他们这时已经不能再以国王的名义行事了，因为约克派成了赤裸裸的乱臣贼子。但是在莫蒂默克罗斯战役中取得胜利并屠杀仇敌的年轻勇士对这一指控毫不在意。他认为，他父亲正是由于尊重亨利六世陛下才遭受失败并被杀死。他和他的朋友们不会再接受这一观念了。他立即要求称王，当时伦敦人的情绪和他的军队的实力使他可以得到公众的拥护。他自称为王，并于1461年3月4日在威斯敏斯特以空前隆重的仪式宣布称王。从此，他宣布另一方犯有叛国罪，将给予他们最严厉的惩罚。

他必须说到做到。于是国王爱德华四世亲征北方与亨利六世决战。接近约克时，玛格丽特王后率领兰开斯特派的所有军队，在距塔德卡斯特不远的萨克斯顿和陶顿村附近与他开战。有记载称，有十万人参战，其中约克派四万人，兰开斯特派六万人，但是后来官方大大减少了这些数字。

3月28日，约克派的先锋军在费里桥被小克利福德勋爵击退，沃里克本人也受了伤。但随着大部队抵达，约克派占领了这座桥，克利福德被杀死，约克派军队成功过桥。翌日，英国土地上最残酷的战斗之一打响了。兰开斯特派居高临下，占据了有利地形，其右翼有水流湍急的科克河保护，许多地方都无法通过。尽管爱德华的军队尚未到齐，诺福克公爵率领的侧翼还在路上，爱德华还是决定发起进攻。战斗在使人睁不开眼的暴风雪中开始，暴风雪是吹向兰开斯特派的。在风雪的掩护下，成群的约克派长矛兵冲上了山坡。风使进攻者的弓箭射得更远，却缩短了兰开斯特派的羽箭射程，使他们遭受重创。受形势所迫，兰开斯特派决定冲下山杀敌。双方激战六个小时，各有胜负。据说，在战斗高潮，沃里克跳下马并将马杀死，借以向手下的官兵表明，他已决心破釜沉舟。但胜负一直未决，直到傍晚诺福克公爵率部赶到，攻击兰开斯特派没有屏障的侧翼，整个兰开斯特派大军开始撤退，并且很快变成溃败。

此时，原本是优势的科克河却成了劣势。通往塔德卡斯特的桥挤满了逃跑的官兵。成千上万身着铠甲的官兵涌入湍急的河中，淹死者不计其数，他们的尸体堆成了可怕的尸桥，有些人就从上面逃走了。约克派一直追击到深夜。玛格丽特和她的儿子逃到了约克城，国王亨利六世正在那里举行圣枝主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仪式。仓皇的王后带上国王后，与其子以及一些长矛兵向北部边境逃窜。数千名官兵陈尸荒野。爱德华在给他母亲的信中隐瞒了自己的损失，只说打死了两万八千兰开斯特派的人。当然，兰开斯特派的贵族和骑士之花倒在了战场上。对于所有战俘，等待他们的也只有死亡。只有德文郡伯爵和“埃克塞特的私生子”得以活命，不过他们只多活了一天。爱德华抵达约克城时，他的首要任务是把他父亲和其他玛格丽特受害者的首级从城墙上拿下来，换上他俘获的最尊贵者的头。三个月后的6月28日，他在威斯敏斯特加冕，约克派看来彻底胜利了。接下来是大规模的放逐和没收财产。1461年11月，议会通过了空前苛刻的《剥夺财产和公民权法案》，对133个名人进行了大清洗。在英格兰，不只是王位，而且三分之一的领地都易了手。这就是以牙还牙。

陶顿战役之后，兰开斯特派的事业就靠王后玛格丽特不可战胜的意志支撑着。从未有任何女人有她那样的不屈不挠，也很少有人经历过她那样的变迁兴衰。除了北方愤怒的兰开斯特军队，她还有两个友好的国家：苏格兰和法国。这二者以前都领教过英格兰的强大武力，也都乐见英格兰当前的分裂和疲弱。苏格兰人对英格兰的仇恨之深仍使外国人感到惊异。1461年，也就是陶顿战役那年，当路易十一继承其父查理七世的王位时，他发现他的国家几乎是一片惨不忍睹的荒漠。田地荒芜，村庄里是一座座损毁的茅舍。昔日的肥沃良田上野草丛生，在废墟中居住的农民过着狼一样的日子，变得像狼那样凶狠。所有这些都是英格兰人入侵造成的。因此，苏格兰和法兰西始终联手行动，他们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促动英格兰的内部斗争，并支持弱势一方。

玛格丽特作为英格兰王后和法国公主，是西欧的一位杰出人物。她的勇气和斗志，她的威慑力、说服力，她对将她和她丈夫赶下台的人的愤怒，使她的意志激发出顽强的力量，在大势已去后，还进行了多次殊死斗争，多年以后，一度扭转了形势。她从未考虑过英格兰的国家利益。她用贝里克郡换取了苏格兰的支持，以二万金利弗尔将加莱抵押给路易十一，从而完成了与法国的交易。

玛格丽特经过多次亲自向法国、勃艮第和苏格兰的朝廷请求援助，1462年终于率军登陆英格兰。不知是出于心怀叛意还是软弱畏战，班伯堡、阿尼克和丹斯顿堡这三座最强大的北方堡垒向她打开了大门。路易十一派给她一名优秀的军人，皮埃尔·德·布莱赛。他为她的魅力所惑，为她的事业花掉了大笔财产。这样，1462年冬天，国王爱德华率领他的约克派军队，把新大炮海运到纽卡斯尔，开始围攻这些陷落的要塞。国王本人因患上麻疹留在达拉谟，由沃里克勋爵指挥战斗。个个都有昵称的大炮对城堡的石头城墙造成了极大破坏。围攻进行得非常激烈，以至圣诞节假日都取消了。玛格丽特从贝里克郡赶来企图解救阿尼克，没有成功。三座要塞全部在一个月内陷落。

爱德华此时的行为是对他个性的有力辩护。这位骄奢淫逸的年轻国王对自己的地位很有把握，便表现出了玫瑰战争中从未有过的仁慈。他不仅赦免了在城堡中抓获的兰开斯特派贵族，而且与他们郑重签订了协议，充分信任他们。萨默塞特公爵和拉尔夫·珀西爵士宣誓效忠后，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恢复了领地。珀西还奉命守卫两座城堡。著名大臣萨默塞特在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中被杀，但他的儿子得到了更多好处。保证和平后，他在皇家军队中担任要职，并成为皇家军队内部委员会成员。他上任之初就提出了机智的军事建议，国王便赐予他特殊的俸禄。

爱德华的宽宏大量没有得到好报。1463年，玛格丽特带着从法国和苏格兰得到的新援助回来时，珀西向苏格兰人打开了班伯堡的城门，几乎与此同时，阿尼克也被变节的约克派军官拉尔夫·格雷爵士出卖。同时，王后玛格丽特带着国王亨利，亲自包围了贝里克郡附近特威德河畔的诺勒姆城堡。爱德华和约克派再次奔赴战场，把可怕的新大炮也运到了北方。当时，这种大炮就像今天的原子武器一样受到各强国的敬畏。巨型大炮把这些城堡打得土崩瓦解，玛格丽特逃到了法国，亨利则隐居在坎伯兰郡的山谷和宗教机构中。这是国王亨利六世与他的王后最后一次见面。玛格丽特带着王子上路了。这些事情不同寻常。她与埃克塞特公爵、六名骑士以及忠实的皮埃尔·德·布莱赛一起在斯鲁伊斯登陆，恳求勃艮第家族发扬闻名于世的骑士精神。她到那里时“没有王后的威仪”，她和她的七名侍女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布莱赛为她们付了饭钱。然而，即使在这种怀有敌意的朝廷中，她仍然得到了王后的待遇。勃艮第公爵菲力年纪大了，他的儿子查理绰号是“大胆儿”。英格兰的大使在积极活动。除了旧时的好客风气对于“落难的贵夫人”的礼物和礼貌，玛格丽特从勃艮第家什么都没得到。然而，也就是从这些接触中我们才得以了解玛格丽特所经历的艰险。

勃艮第编年史学家卡斯特兰记载了玛格丽特的故事。因此我们才知道，她同亨利国王和王子曾经五天没有面包，每天只能分食一条鲱鱼。有一次做弥撒时，王后发现自己甚至没有一分钱来捐款，只好请旁边的一名苏格兰弓箭手借给她一点钱。这个弓箭手“有些勉强而遗憾地”从钱包里掏出一个四便士的银币。王后说道，在最近的诺勒姆战斗中，她曾被大肆劫掠的约克派士兵俘获、抢劫，并被带到一名将领面前准备将她斩首。只是因为俘获她的人发生了争执，才耽搁了对她行刑。当时旁边站着一名约克派乡绅，她向他求助，“话音楚楚可怜。”乡绅说：“夫人，请上马，您坐在我后边，王子殿下坐在前边，我是凶多吉少，但我宁死也会救你们。”他们三人骑着一匹马冲向森林。玛格丽特担心儿子的生命，因为她的事业全靠儿子了。这名约克派乡绅现在骑马走了。这个森林据说有强盗出没，玛格丽特母子躲在了森林深处。不久，来了一个丑陋可怕的人，显然是要杀害这对母子并抢劫。玛格丽特再次凭借个人力量获胜了。她说了自己的身份，并将她的儿子，也就是王位继承人交给强盗保护。强盗倒也尽职，使王后和王子最后双双抵达了逃亡国王的避难所。

爱德华的仁慈遭到珀西的背叛，但是他并未因此而不信任萨默塞特。这位国王认为自己是个在受形势所迫时可以做出最血腥行为的人，同时也渴望宽宏大量、坦率地信任他人。他对萨默塞特的信任注定给他带来致命的危险。1463年初，萨默塞特公爵已成为国王的宠臣。国王对他非常信任，甚至与他共寝多夜。他有时还同国王一起去打猎，国王身边最多不超过六骑，而其中三人都是萨默塞特公爵的人。

1463年秋，国王爱德华去北方时，萨默塞特和他的两百名亲信担任国王的护卫。在北安普敦，市民们对这里过去发生的惨烈战争记忆犹新，当他们看到可恶的萨默塞特陪伴在他们约克派国王的身边时，先是感到吃惊，继而非常愤怒。要不是国王爱德华极力保护，他的新亲随萨默塞特早已被民众撕成碎片。这件事后，爱德华发现有必要给萨默塞特及其卫队安排别的差事，于是萨默塞特被派到登比郡的霍尔特堡。我们猜想，北安普敦的事一定使萨默塞特确信，即使国王也不能保护他不受约克派敌人的伤害。1463年圣诞节，萨默塞特背弃了爱德华，回到了兰开斯特阵营。像他这样的大贵族，在自己领地里有磁石一样的吸引力。这位反复无常的公爵本来希望占领纽卡斯尔，而他的许多追随者听说他在附近就投奔他而来。但是他又被赶走了，他的追随者则被逮捕并斩首。

兰开斯特派的旗帜再次举起。萨默塞特加入了国王亨利的阵营。阿尼克和班伯堡仍在抵抗约克派，诺勒姆和斯基普顿也被兰开斯特派夺得。这时，沃里克的兄弟蒙塔古仍率领大部队战斗。1464年4月25日，在阿尼克附近的赫赫奇利摩尔，他粉碎了兰开斯特派的叛乱。兰开斯特派的首领们不是死在战场上，就是后来上了断头台。拉尔夫·珀西爵士战死，作为曾接受了国王爱德华的赦免甚至职位的人，他说出了一句不寻常的话：“我拯救了心中的鸟。”这个“鸟”指的是什么？是兰开斯特派的事业。这一事业可能被掩盖，在强力下甚至可能被出卖，但它仍然在，一旦时机成熟，它就能成为追随者的指路明星。有许多人虽然心怀此“鸟”，但是都未能创造出珀西这样伟大的词句，也未能像他那样忍辱负重。

爱德华在这场斗争中的仁慈试验到此结束，以前的严酷恢复到了极致。1464年5月15日，萨默塞特和他率领的一小队人马在赫克瑟姆战败，翌日早晨被斩首。没出这个月，约克派的每个军营中，兰开斯特派贵族和骑士都被六个一批或十二个一批地处死。这样做的原因不外乎是要平息不安分的情绪。英格兰的统帅、伍斯特伯爵约翰·蒂普托夫特精于内战，以意大利人的经验主持战地军事法庭。他除了严厉的判决外，还没有必要地采取了残酷的手段，从而给敌对方后来留下了报复的理由。

同时，英格兰国王通过外交手段与苏格兰国王达成了十五年的休战协定，对法国和勃艮第朝廷也很强势。玛格丽特仍无助地待在巴勒迪克。追击者在兰开夏郡的克利札罗附近将可怜的国王亨利俘获，并将其押回伦敦。这次没有进城仪式，他的双脚被皮条捆在马镫上，头戴草帽，这个无用却圣洁的人遭受了这样大风暴的打击，被示众三次，最后被关进伦敦塔，塔门在他身后关闭了，然而这次并非永远关闭。

随着阿尼克的陷落，整个王国只有一个堡垒仍在抵抗约克派。西海岸的哈莱克城堡上孤零零地飘扬着红玫瑰的旗帜。哈莱克被包围了七年，1468年投降时，守军实际上只有五十人。除两人外，他们都得到赦免。他们中有个在长期严酷封锁中幸存下来的十二岁孩子。他是贾斯珀的侄子，欧文·都铎的孙子，未来都铎王朝及其统治制度的创建者。他的名字叫里奇蒙，后来成为国王亨利七世。

第二十九章　爱德华四世的冒险生涯

爱德华四世已经通过战争稳定了自己的王位。他是一名军人和一个行动果敢的人，在最危险的时刻表现出非凡的才干。在战争中，他无所畏惧，不知疲倦。长途行军、危险决策、统帅军队、遂行战斗，看起来是他的天赋。情况越艰险，他表现越好，反之亦然。他在战斗中是一名斗士，其他什么都不是，而当战斗停止了，他没有太多热情进行统治。江山如此多娇，年轻的热血在他身上沸腾，所有血债都已讨还，于是他安心而善意地把利剑入鞘了。这把剑为他赢得了王位，现在该享受生活了。

国王爱德华在这些艰难岁月的成就是靠内维尔家族赢得的。沃里克、现在的诺森伯兰伯爵蒙塔古，以及约克的大主教乔治·内维尔，一起掌控着国家机器。国王只参与了某些行动。他甚至因其不当的仁慈而遭到责备，因为正是他的仁慈再次导致内战的不幸。他的宽宏大量最终被他的谋臣和将军们严厉约束。在他统治的前一阶段，英格兰是由沃里克和诺森伯兰伯爵两兄弟统治的。他们确信已将国王推上王位，并希望他一直在位，而由他们执政。国王对此也没有异议。在他整个统治期间，除非被逼急了，他从没有和人争斗过，这是他的高尚之处。有史学家责备这位二十二岁的王子，不具有与其地位相匹配的治国才能和热忱。爱德华具有双重性格，他热爱和平，在战争中他又出类拔萃。但他热爱和平是因为在和平中可以沉迷放纵，而不是因为和平会带来尊严。他的生活充斥着追求女色（在这点上毫无障碍）、打猎和宴饮。这些难道不是胜利应得的奖品吗？让沃里克和诺森伯兰伯爵以及其他渴望权力的贵族担负国政的重担，让国王享乐吧。有一阵子，这令各方都很满意。胜利者各得其所，国王得到了享乐，贵族则得到了权力和想要的政策。

这样，数年过去了，国王尽管时而也管管政务，但主要还是沉迷于享乐中。休姆用精心挑选的词句描写了国王对男人和女人的态度：

“在当前的和平时期，他与臣民，尤其是伦敦人，生活在最亲近友善的气氛中，他外表英俊、言辞殷勤，即使没有君主的尊贵身份，也足以博得女人的青睐。这种放松享乐的生活方式使社会各阶层对他的欢迎与日俱增。寻欢作乐的青年男女都特别喜欢他。英国人的性格是丝毫不嫉妒，他们不会对这些随便的举止感到不悦。他沉溺享乐满足了自己的天性，也出乎意料地变成统治的一种支持和保障。“在这些比较温和的责备后，这位历史学家继续谴责国王的软弱和轻率，这使他从皇家享乐的阳光大道偏离至爱情和婚姻的危险境地。

一天，爱德华国王去打猎，因为追猎物而跑出很远，当晚就在一座城堡里休息了。城堡里有一位美人，是城堡主人的侄女，在此借住。她叫伊丽莎白·伍德维尔，或者怀德维尔，是“在玛格丽特的圣奥尔斯班战役中阵亡的“兰开斯特骑士约翰·格雷爵士的遗孀。她的母亲、卢森堡的雅克塔是著名的贝福德公爵约翰的年轻妻子，约翰死后她嫁给了约翰的管家理查德·伍德维尔爵士，伍德维尔爵士后来被封为里弗斯伯爵。她屈尊下嫁违反了上层社会的规矩，被罚款一千英镑，以儆效尤。然而，她此后生活得非常幸福，为丈夫生了十三个孩子，伊丽莎白就是其中之一。在伊丽莎白的血统中，既有高贵的血脉，也有普通的血统，她是个质朴的女人，正直、无畏、纯洁、多子。她和她的两个儿子都被针对兰开斯特派的《剥夺财产和公民权法》剥夺了财产继承权。得到国王宽恕的机会不可错过。这位寡妇向年轻的征服者爱德华四世国王谦卑地鞠躬请求，并且像法莱斯的皮匠女儿一样，使国王对她一见钟情。莎士比亚的描述尽管有些尖刻，但却是真实的。伊丽莎白女士竭力克制自己，这更增强了国王的激情。他一心爱着伊丽莎白，见她仍然不为所动，便恳求她与他共享王位之尊。他不再审慎地考虑，对世俗智慧的忠告置之不理。如果无法实现心中的愿望，为何要成为战争中的征服者，为何要成为国王？但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决定有很大危险。1464年，他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结婚，并对婚事严格保密。身居政府要职的政要们把此事看作一场桃色闹剧，一笑置之，却从未想到，这是一场可怕的结合，会给英国造成极大的震动。

沃里克本来对国王的未来另有安排。西班牙王室的伊莎贝拉，或者最好是法国公主，是可能会促进英格兰利益的新娘。在那个年代，一桩皇家婚姻可能是邻国间的和平纽带，也可能是战场获胜的手段。沃里克提出严肃的主张，要求国王做出决定。爱德华看起来很奇怪地犹豫不决，反复强调他反对的理由，直到他的这位大臣，也是爱德华的老师变得不耐烦。最后，真相大白：他已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结婚五个月了。从这一刻起，爱德华和沃里克之间出现了裂痕。沃里克是英勇的国王缔造者，比爱德华年长十四岁，但仍处于人生黄金期。沃里克在英国根深蒂固，加上他对其众多大领地的各阶层人都慷慨好客，因而深孚众望。伦敦人都对他寄予厚望。他掌握着权力。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在爱德华心中睡着一个杰出的军人，英勇善战、残酷无情，一旦被唤醒，就有能力尝试和做成任何事情。

爱德华国王也开始关心别人的婚事了。王后伊丽莎白有五个兄弟，七个姐妹，以及两个儿子。爱德华颁布诏书，将他们晋升到高阶，或者让他们与名门望族联姻。他甚至让王后二十岁的四弟娶了八十岁的诺福克女公爵。王后家又有了八个新的贵族：她的父亲、五个姐夫或妹夫、她的一个儿子，以及她的兄弟安东尼。人们普遍认为这实在是太过分了。要知道，当时只有六十名贵族，其中只有不到五十人能够有机会参加一次议会。所有这些有权势的人在数量上有严格的限制。一批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建树的新贵族现在却围绕在懒惰国王的身边，这对沃里克和他傲慢的同僚们不仅是冒犯，而且还是政治上的危险因素。

但是冲突在外交政策上爆发了。在这个悲伤的年代，近年来本已称雄的英格兰，此时却已成为邻国的笑话。英国各派的贵族难民困扰着西欧国家的朝廷。勃艮第公爵某天早晨吃惊地得知埃克塞特公爵和其他几位英格兰上层贵族竟然跟在他的巡行队尾乞讨面包。由于耻于看到本阶级的人受到如此怠慢，勃艮第公爵便给他们提供了适当的住所和生活费。路易十一也对阿金库尔战役胜利者的不幸后裔做过类似的善举。玛格丽特及其随行人员在穷困潦倒、无国可归时，在法国和勃艮第都受到欢迎。随着英国的衰落，这两个国家现在变得十分可怕，他们随时可能积极支持流亡派别，以报五十年前英国入侵之仇。沃里克及其同僚的政策是结好当前较为强大的国家法国，从而使英国获得有效的安全保证。因此，他们希望国王的妹妹与法国联姻。爱德华却表示反对。他寻求让英国与西欧第二强国勃艮第结盟，这一直觉在此后几个世纪对英国影响深远。他无疑会说，作法国的盟友就会受法国的控制，但与勃艮第联手，即使不能控制法国的行动，也会有办法影响它的行动。他在欢宴和狩猎中养成了好胜心理，英格兰永远不应成为臣属国，不应被邻国分裂，而应分裂邻国，从而保持平衡。这些政纲在当时是很新奇的，在英国政府小而激烈的圈子中所产生的影响，现在也很好理解。

1468年，爱德华将其妹玛格丽特嫁给了1467年承袭勃艮第公爵的“大胆儿查理”，这令沃里克懊恼又惊慌。因此，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并且倾尽家财才将爱德华扶上王位的这些大贵族，不仅因新贵族的产生而受到怠慢并遭受物质损失，而且还得忍受他们认为对英国、对约克派、对他们自己都将致命的外交政策。如果法国与兰开斯特派联合入侵英国，勃艮第能给予什么帮助呢？在这种大灾难中，他们本人、他们的大片领地以及依靠他们的人将会怎样？因此，国王和内维尔家族族长的沃里克之间的争执并非小事，更不是有些人往往认为的那样完全是私事。

被激怒的贵族们一起进行了深入的商议。爱德华则继续同王后享受生活，并且时不时地寻觅新欢。他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主要是针对兰开斯特派的阴谋和活动，但在他背后，正在酝酿一场严重得多的威胁。内维尔家族终于准备好与他摊牌了。沃里克的计划技术高超。他悄悄对国王的弟弟克拉伦斯说，要不是因为暴发户伍德维尔一家，克拉伦斯就可能继承爱德华的王位。通过这个办法，沃里克把克拉伦斯拉拢到他的阵营。他们秘密约定，作为纽带，克拉伦斯将娶沃里克的女儿伊莎贝拉为妻。

一切准备妥当后，沃里克开始行动了。北方发生了暴动，约克郡有几千人在一些年轻贵族的领导下武装抗税。“思雷夫”是一种自阿特尔斯坦时期就收取的税，此时却突然变得不可忍受。其他不满也被煽动起来，特别是国王受了“宠臣们”的蛊惑。与此同时，议会下院在伦敦再次请求治理政府工作中的松懈和浪费。国王此时被迫北上。除了他的小型卫队，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但他要求他的贵族带上他们自己的队伍。他于七月赶到诺丁汉，在那里等候彭布罗克伯爵和德文伯爵，这两位都是他新封的，他们已经集结了威尔士和英格兰西部的军队。国王一被有反心的沃里克诱骗北上，一直蛰伏在加莱的克拉伦斯便率领加莱驻军回到了伦敦。沃里克发表宣言支持北方叛军，称他们为“国王的真正臣民”，并敦促他们“哀求国王陛下进行政治改革”。成千上万肯特郡人加入沃里克阵营，沃里克在伦敦也很受尊重。但他和克拉伦斯尚未来得及率领军队进攻国王的后方部队，事件就有了结果。北方叛军在“罗宾·雷德斯戴尔”的带领下，拦住了彭布罗克伯爵和德文伯爵，在班伯里附近的埃奇科特打败了他们，并实施了无情的屠杀。一百六十八名骑士和绅士不是战死沙场，就是战后被处死。彭布罗克和德文伯爵均被斩首。

国王企图在白金汉郡的奥尔尼镇集结他散落的部队，却发现自己被他的大贵族们所控制。他的弟弟格洛斯特公爵理查看起来是他唯一的朋友。据说理查因畸形而被称为“驼子”。他起初企图召唤沃里克和克拉伦斯来履职，但在谈话过程中，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他们的俘虏。沃里克等人举行了仪式，向他鞠躬解释说，他今后的统治必须按照他们的建议施行。他被运往沃里克的米德勒姆城堡，在约克大主教的监视下受到软禁。因此，此刻，沃里克这个国王缔造者实际上关押着两个对立的国王，即亨利六世和爱德华四世，一个在伦敦塔里，另一个在米德勒姆。对于任何臣民来说，这都是非凡的成就。为了更狠地教训对方，沃里克等人将王后的父亲里弗斯勋爵以及王后的兄弟约翰·伍德维尔也逮捕了，并在凯尼尔沃思处决了他们，甚至都没有假装审判一下。老派贵族就是这样对待新贵族的。

但是，沃里克与国王之间的关系并不能这样简单解决。沃里克是突然行动，起初没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事情的真相传出后，约克派贵族对于他们英勇无敌、战无不胜的国王陛下遭到拘禁，感到又惊又怒；而各地的兰开斯特派则翘首企盼从约克派的内讧中坐收渔利。国王发现自己最好伪装一下，便宣称自己确信沃里克和克拉伦斯是对的。他保证修正他的做法，并签署了对所有参与武装叛乱者的赦免令，然后便被释放了。沃里克和爱德华国王就这样达成了妥协。国王爱德华很快再次成为军队统帅，打败了兰开斯特派叛军，处死了他们的首领，而沃里克及其有权势的亲戚也都官复原职，表示效忠国王，并且似乎受到国王的宠信。但是，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

1470年3月，以镇压林肯郡的暴乱为名，国王召集起他的军队。他在洛斯科特菲尔德击败了叛军，叛军立即四散奔逃。现在每次交战后将战俘处死已成为惯例，在此次战役后的一连串处决过程中，爱德华得到了罗伯特·威尔斯爵士的口供，指控沃里克和克拉伦斯不忠。证据很有说服力，因为沃里克等人此前曾阴谋反对爱德华，不久之后还拒绝执行他让他们与他会合的明确命令。爱德华国王率领刚刚打了胜仗的部队突然转而回击他们。爱德华向他们进军，他们没想到爱德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吃惊地逃跑了。他们到沃里克的加莱基地寻求安全，但沃里克留在加莱的代理人文洛克勋爵拒绝他们进入。当他们炮轰滨海区后，文洛克才给他们一点面子，给克拉伦斯的新娘送去几壶葡萄酒，她在船上刚刚生下儿子。国王缔造者沃里克发现自己被突然扭转的命运剥夺了他本以为很有把握可以依靠的几乎所有资源。这回轮到他向法国朝廷乞求庇护了。

而这正是路易十一闻所未闻的良机。他一定高兴得手舞足蹈，就像他去看前大臣让·巴吕红衣主教时一样。让·巴吕因勾结“大胆儿”查理而被路易十一囚禁在希农的一个铁笼子里。两年前，爱德华作为勃艮第的盟友曾威胁要对他发动战争。现在，长期争斗的英国两派的首脑却都来到了法国。玛格丽特住在其父的安茹伯国。法国的朋友沃里克在本国失败后来到了翁弗勒尔。严厉冷酷、玩世不恭而又处境艰难的路易由衷高兴，尽力使这两支对立力量和解并联合起来。他在昂热见了玛格丽特和她已长成十七岁英俊青年的儿子，以及沃里克和克拉伦斯，并蛮横地提议他们联合起来，在他的支持下推翻爱德华。起初双方都不同意，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之间有血海深仇。这些年他们为之战斗的一切都将被他们的联合所葬送。沃里克和玛格丽特都曾蓄意杀害彼此的至亲好友。玛格丽特曾将沃里克的父亲索尔兹伯里斩首，杀害了他的叔叔约克和他的表弟拉特兰。沃里克则处死了萨默塞特父子两人、威尔特郡伯爵，以及玛格丽特的许多忠诚的追随者。在他们的斗争中死去的普通人更是不计其数。1459年，玛格丽特宣布沃里克为非法之徒，剥夺了他的财产和公民权；1460年，沃里克说玛格丽特的儿子是私生子或暗中被偷换的孩子。他们彼此进行过人类最残酷的伤害。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恨爱德华并且都想获胜。他们是不甘失败的一代，而事实确实证明，他们联手是迅速取胜的手段。

沃里克拥有一支舰队，由他的侄子、福康伯格的私生子指挥。他在南部沿海所有海港都有水兵。他知道他只能亲自去或派人去向英国的大部分地方发出召集令，号召民众拿起武器听他指挥。玛格丽特则代表着已被打败、被剥夺继承权并丧失合法地位的兰开斯特家族，她一如既往地坚定。他们同意原谅彼此并联手行动。他们在昂热对着一个幸好找到的破损的圣十字架庄严宣誓。玛格丽特的儿子威尔士亲王与沃里克的小女儿安妮的订婚标志着联盟的建立。没人能责备玛格丽特王后，因为她是在事业惨败之时，不得已才捐弃前嫌接受国王缔造者沃里克的重大帮助，而她从未改变过她的立场。但是对于沃里克来说，这笔交易却很反常、玩世不恭而又残酷无情。

而且，他忽略了他给女儿安妮安排的这一新的婚姻对克拉伦斯的影响。这一结合生下的儿子将会很有希望统一分裂而混乱的英国。期望诞生一位承载这些希望的继承人是很合理的。但是，克拉伦斯是因为觊觎兄长的王位才被迫逃亡的，而现在尽管他被指定为排在玛格丽特儿子之后的继承人，但他的机会已经很渺茫了。爱德华对他兄弟的行为感到震惊。然而，他并没有让私人恩怨影响他的行动。克拉伦斯公爵新夫人身边的一位女士是国王谨慎而成功的密使。在克拉伦斯逃离英国后不久，她对他说，他只有重新回到兄长身边，一切才能得到原谅并被忘记。沃里克和玛格丽特之间的新协议使克拉伦斯决定接受这一兄弟间的友好提议，但他不想立即行动。他一定是个大大的伪君子，因为他的兄长过去不能预测他的行动，沃里克今后也不能预测他的行动了。

国王爱德华此时焦虑而警惕，但他几乎无法预见多少支持者会背叛他。沃里克重复了一年前用过的招术，他的表弟菲茨休在约克郡发起了新的叛乱。爱德华对此并没有太重视，聚集起一些军队，出征平叛。勃艮第公爵查理警告他沃里克可能会登陆，他甚至说希望如此。他看起来信心十足。但他很快就醒悟了。1470年9月，沃里克和克拉伦斯在达特茅斯登陆了。肯特郡和其他南方郡县也随他而起。沃里克挺进到伦敦，把可怜的亨利六世从伦敦塔里放出来，给他头上戴上王冠，带着他在伦敦巡游，将他扶上王位。

爱德华在诺丁汉接到警报，他的王国的大部分地区看来都转而反对他了。他突然又得知，当北方叛军南下向他进发并切断他与威尔士援军的联系，以及沃里克率大军北上的同时，沃里克的弟弟、迄今一直忠诚的诺森伯兰已率部倒向亨利国王。当爱德华听说诺森伯兰背叛并迅速行动来追捕他时，他认为唯一的希望就是飞越大海。他只有一个避难所——勃艮第朝廷。于是他带着不多的随从投奔了妹夫勃艮第公爵。“大胆儿”查理也很谨慎。他不得不考虑英法立即联手进攻的危险。在他确信这是不可避免的之前，他一直对他的难民皇亲虚与委蛇。但当他确信沃里克的政策无疑是与路易十一联合向他进攻后，他便用了明显的计策来自我保护。他给国王爱德华配备了大约一千二百名可靠的佛兰德斯士兵和德意志士兵，以及进攻英格兰必需的船只和金钱。这些部队是在瓦尔赫伦岛秘密召集的。

与此同时，国王缔造者沃里克统治着英国，并且看起来他可能长期统治下去。他将国王亨利六世象傀儡一样玩弄于股掌之间。不幸的亨利只是一个喘气的废物，头戴王冠，手拿王杖，如同麻袋一般坐在王位上，他曾温和地忍耐命运的嘲弄，如今又以同样的温和与忍耐接受着命运变幻无常的宠爱。以他的名义通过了法令，废止了约克派议会颁布的所有废除继承权和剥夺财产与公民权的法律。英格兰三分之一的土地归还原主，被放逐的贵族或被杀贵族的后人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了原来的领地。同时，英法联手进攻勃艮第也一切准备就绪，战争日益迫近。

但是，尽管演员们理解了这些剧变，剧情也明显地顺利推进，英国两方立场坚定的大多数人无法跟上如此迅速的事态发展与和解。几乎所有人都持原来的态度。他们的首领也许缔结了新的组合，但普通人却无法相信红玫瑰和白玫瑰的敌对结束了。要制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还需要一次推动。重要的是，尽管沃里克反复催促玛格丽特回到伦敦与他以及她丈夫国王亨利会合，并且玛格丽特也拥有有效的兵力，但她仍然留在法国，并将儿子也留在自己身边。

1471年3月，爱德华带着他的人数不多的远征军在约克郡的雷文斯伯港登陆，当时这个港口还因亨利·博林布鲁克1399年登陆而闻名，现已被北海的潮水冲得不复存在。国王爱德华在为他的生命而战，与以往一样，处于最佳状态。约克城将他拒之门外。但是，与博林布鲁克一样，他宣称他只是来要回他的私人领地，并且命令他的军队表示拥护国王亨利六世。在这些条件下，他被接纳入城并得到给养，开始向伦敦进发。诺森伯兰以四倍于他的兵力来拦截他，但爱德华以非凡的行军策略躲过了他。他所经之地的所有约克派贵族和追随者纷纷加入他的队伍。对沃里克而言，他强大得足以再次自称为王了。国王缔造者沃里克则因形势的扭转仓皇失措，一面多次发出加急信，要求玛格丽特立刻回来，一面在考文垂堵住了国王爱德华的路。与此同时，他的弟弟诺森伯兰向南尾随爱德华南下，距其只有两天行程的距离。在这种可怕的困境下，爱德华还有一个沃里克不知道的资源，那就是他知道克拉伦斯是沃里克的敌人。克拉伦斯正从格洛斯特郡率领大批部队赶来，表面上是要与沃里克会合。但是，爱德华从沃里克的侧翼溜过，就像他曾机智地甩掉诺森伯兰一样，将自己置于了沃里克和伦敦之间，也正是克拉伦斯可以和他会合的位置。

双方此时都集中了自己的全部力量，英格兰再次出现了大量军队。爱德华进入伦敦，困惑的市民诚挚地欢迎了他。亨利六世曾被要求带领六百骑兵在伦敦街头巡行，现在不用做这些差事了，他被送回伦敦塔中的牢房里。决定性战斗即将在北路打响。1471年4月14日，爱德华和约克派为一方，沃里克、内维尔家族，以及艾德蒙·博福特的次子新萨默塞特公爵和兰开斯特派的重要盟友为一方，双方在巴尼特见面了。

在整个英格兰，没人能够看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令他们释疑的巴尼特战斗就是在大雾中进行的。双方的战线相互重叠，沃里克的右翼绕过爱德华的左翼，爱德华的左翼绕过沃里克的右翼。国王缔造者沃里克可能是因为有人污蔑其不勇敢而受了刺激，抛开战马徒步战斗。兰开斯特派杰出的新牛津勋爵——其父在爱德华执政初期被斩首，指挥着重叠的兰开斯特派的左翼，他发现自己的冲锋很成功，但在雾中迷了阵。他不知道国王爱德华的整个后队其实都暴露在他的进攻中，因此尝试回到自己人的阵线中，结果抵达了萨默塞特中阵的背后。他的旗帜上的星条徽章被沃里克的部队误认为是国王爱德华的日条徽章。于是沃里克的弓箭手向他射出羽箭。后来双方发现是误会，但是在背叛行为盛行的时代，这个错误导致了另一个大错。人们以为他是要逃跑。叛变的呼喊声响彻沃里克的主营。牛津勋爵不知所措，纵马向浓雾中逃去。另一侧翼的萨默塞特早已被击溃。沃里克与右翼受到国王爱德华和约克派主力的攻击。在这场战斗中，求饶实在是没有用的。沃里克见敌众我寡，队伍已被打乱，便企图找到他的战马。他本应对别人的讥讽置之不理，按照通常的习惯，在战斗当天走过队列后骑马作战，这才是明智之举。因为如果他得以逃脱，这段曲折的历史可能就会有相反的结局。但是，在战斗最激烈的巴尼特城北面，正当这位国王缔造者就要到达救命的战马旁时，约克派的人追上来把他打死了。他曾是为约克派事业冲锋陷阵的拥护者，他曾成功辅佐国王爱德华，他也曾受到他亲手扶上王位的这位年轻国王的苛待。他为自己的事业杀人无数，却又卑鄙地背弃了这一事业，凭这一点，他的死是罪有应得；而就他那超人的英勇气概而言，他应该光荣地死去。

在巴尼特战斗当天，玛格丽特终于登陆英格兰了。第四任萨默塞特公爵为给其父兄报仇，刚刚经历完巴尼特战斗，便与玛格丽特会合并成了她的军事指挥官。得知沃里克已经被杀，其部被击溃，这位迄今不屈不挠的王后一度感到绝望。她躲在韦茅斯附近的瑟那修道院，考虑回法国去。但是，此时她的儿子、将近十八岁的威尔士亲王说话了，他身上流着亨利五世的血，他说宁死也要为王位而战。玛格丽特再度打起精神，没有被多舛的命运打倒。她的唯一希望就是抵达威尔士边境，在那里，强大的兰开斯特的传统势力已经武装起来。国王缔造者沃里克的影响已被剔除，斗争再次在兰开斯特派和约克派之间展开。爱德华从伦敦附近抄近路，力图阻止玛格丽特抵达威尔士。双方军队都在马不停蹄地行进。在他们最后的行军中，双方每天都行进四十英里。兰开斯特派首先抵达目的地，但部队却极度疲惫。紧随其后的爱德华继续推进，5月3日，双方在图克斯伯里开战。

战斗进行得很简单。双方按通常的左、中、右三路面对面摆开。萨默塞特指挥玛格丽特的左路，文洛克勋爵和威尔士亲王指挥中路，德文指挥右路。国王爱德华则进行更广泛的指挥。兰开斯特派的阵地占有优势。“在他们的阵地前面有难行的小径、深水沟、众多的篱笆、大树和灌木，要接近他们并进行攻击是很难的。”显然，兰开斯特派的计划是静候约克派急于发动的进攻。然而，萨默塞特发现有机会利用一条“难行的小径”杀入约克派的中路军，于是，他要么是没有与其他将领商议，要么是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便冲向前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国王爱德华预见到了他的薄弱环节。他无畏地抵挡着萨默塞特对其主力的入侵，而用作为侧翼护卫的二百支长枪在决定性时刻、从致命角度向萨默塞特发起攻击。兰开斯特派的这支部队在混乱中撤退。约克派沿线追击，反过来开始攻击敌人没有防备的侧翼。兰开斯特家族最后的部队就此土崩瓦解。萨默塞特四世显然感到，他在关键时刻没有得到支持。在逃离战场前，用他的狼牙棒敲碎了文洛克的头。这种抗议只是给这场战斗增添了一点趣味，但并没有影响到结局。

兰开斯特派被打散或消灭。萨默塞特和其他许多显要人物自认为躲在避难所就很安全，结果还是被拖出来斩首了。玛格丽特也被逮捕，威尔士亲王英勇地战死杀场。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他死前曾徒劳地向他的舅哥、叛变的克拉伦斯求援。爱德华饶了玛格丽特的性命，一方面为了显示他的宽容和胜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疯狂的时代不杀女人，特别是不杀王后。

格洛斯特公爵理查急奔伦敦，他要去伦敦塔里执行一项任务。只要威尔士亲王还活着，国王亨利的生命就是安全的。但是随着亲王——兰开斯特派最后希望的死亡，亨利的生命也将终结。5月21日夜，格洛斯特公爵在国王全权授权下进入伦敦塔，他可能在那里监督杀害了这个可怜的看客，而这个看客正是这场长达50年的残酷斗争的中心。

爱德华和他的胜利之师进入伦敦，伦敦一直是约克派的虔诚信徒，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约克派的事业大获全胜。

我们重新坐上英格兰皇位，

这是用敌人的鲜血买回的。

强大的敌军如秋天的庄稼，

被我们割掉他们所有骄傲！

三个萨默塞特公爵，三代著名的

英勇战士；

两个克利福德，父亲和儿子，

两个诺森伯兰，两个更加勇敢的男人，

从未在战鼓声中策马逃跑；

与他们一起，还有两个勇猛的大熊，沃里克和蒙塔古，

他们曾用锁链锁住狮王，

他们的呐喊令森林颤抖。

我们扫除了身边的可疑分子，

筑起了我们的安全屏障。

贝丝，到这里来，让我亲亲我的儿子。

年幼的内德，为了你，我和你的叔叔们，

我们身披甲胄冬夜无眠；

我们在夏天的炙烤中徒步行军，

为的是你可以稳坐江山，

我们含辛茹苦，为的是让你收获果实。

爱德华四世此后的统治可以一带而过。国王现在至高无上了，他的敌人和恩人都死了。他此时已是一个成熟稳重的政治家。他已完全拥有了绝对控制王国的力量，过着享乐的生活。他甚至从统治之初，就很少召开议会，因为议会议员们总是找麻烦。但是如果需要钱了，他就不得不召开议会。因此，当时让所有君主头脑清醒的呼声就是“国王应该自力更生”。但是这一说法并没有考虑到政府管理范围不断扩大的因素。国王的经济来源有世袭的领地上的收入和通行税、什一税、十五税以及几种奇怪的按磅收取的税，以及无遗嘱或无成年继承人的意外死者留下的财产，或者埋藏于地下的宝藏或类似的东西，国王只靠这些微薄的收入怎能维持不断发展的社会所要求的统治呢？在这种情况下，更不可能像人们期待地那样对法国发动有血性的战争，甚至连苏格兰边境实际上都难以保卫。英国政府不得不利用北方好战贵族，他们的世袭职业就是保卫苏格兰边界地区。但是这一切都需要现金。钱是束缚中世纪国王们的绳索，甚至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如此。

爱德华决心尽可能少地与议会打交道，甚至他还是个二十岁男孩时，在战争的压力下，他都尽力忠实地做到“自力更生”。既然他已取得胜利，而且也没有了对手，他便开始在个人花销之外的各个方面厉行节约，避免任何海外冒险政策，以免可能会被迫向议会乞讨。没收的兰开斯特派领地是他的一个新税源。皇家从玫瑰战争中受益了。新领地很多，每年都有收益。因此，只要是和平时期，国王便可自给自足。但是，贵族和国民想要的更多。他们想要再次征服法国；他们哀叹法国境内属地的丢失；他们从自己的悲惨遭遇想到阿金库尔、普瓦捷和克莱西战役的荣耀。国王是经过考验的勇士，他们期望国王在军事上取得成就。爱德华四世的计划则是尽可能避免战争。他从不喜欢战争，而且受够了战争。然而，他从议会得到了联手勃艮第对法作战的可观经费。

1475年，爱德华四世入侵法国，但只进军到亚眠附近的皮基尼，便在那里与法国展开了谈判。路易十一也同样有远见，他也认为国王在和平中力量强大，地位安全，而在战争中则将成为臣子的猎物和工具。两位国王寻求和平并且如愿以偿。路易十一提议一次性向爱德华四世交纳七万五千克朗，并且以后每年纳贡五万克朗。这笔钱几乎足以维护皇家预算平衡，并使爱德华完全不依靠议会。爱德华接受了这一交易，签署了《皮基尼条约》。但是，他的勃艮第盟友“大胆儿”查理却对这一条约不满意，在贝罗尼的全体大会上，当着所有英国将领的面，他宣称自己被盟友无耻地出卖了。人们由此产生了十分不快的印象，但是国王爱德华忍下了这些指责。他回到英国，因没有骚扰法国而连续七年坐享这一大笔资金；同时，他将议会为入侵法国给予的拨款大部分都收进了自己的腰包。

今天，我们对这些交易的兴趣主要集中于爱德华四世的性格上。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不得不努力通过疯狂的行径和屠杀登上王位，但他内心是一个小英格兰人和一个喜欢安逸的人。这并不是说他的政策对英国有害。英国需要长久的和平，才能从可怕的内战中恢复元气。法国政府在他身上恐惧地看到了亨利五世的所有才能，为了让他不要发挥这些才能，法国支付了大量的金钱。这正中爱德华国王的下怀。他让自己的政府节俭度日，他是自亨利二世以来，首位去世时没有留下债务只留下财产的国王。他尽力限制人们的民族自尊心，但同时却让国家再次变得强大。他由人们心目中首屈一指的枪尖变成了缓冲器，但在当时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器。有史书为证：“他的懒散和享乐只是面纱，在面纱下面，爱德华有着渊博的政治才能。”

终于有一天，他不得不召集议会。但并不是为了向他们要钱。依靠没收的财产、法国的贡奉以及他的私人贸易收入，他仍可进行正常的统治。这次是为了他和其弟克拉伦斯的纠纷。尽管两兄弟在巴尼特和图克斯伯里战役之前达成的密约一直得以严格遵守，但是爱德华再也没有信任过克拉伦斯。什么也无法从他头脑中抹去对克拉伦斯的印象，他认为克拉伦斯就是个曾在决定性时刻背叛了他的事业和家族，并在另一个决定性时刻又被重新收买回来的叛徒。克拉伦斯也知道，这一伤口虽然结痂了，但却没有愈合。但他是个尊贵的亲王，在全国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他怠慢国王，藐视皇家法庭，因私人恩怨对冒犯他的人处以死刑，而且认为无人敢动他一根毫毛。他可能发现了爱德华与埃莉诺·巴特勒有过所谓的婚约这个秘密，后来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就利用这个理由篡夺了王位。当然，如果爱德华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的婚姻因此被证明无效，则克拉伦斯就成了下一位合法继承人，从而对爱德华四世国王构成了危险。1478年1月，爱德华的耐心耗尽了，他召开议会，不为其他事，只为谴责克拉伦斯。他列举出克拉伦斯有意冒犯国王的累累罪行，这些罪行构成了逆君罪。不出所料，议会接受了国王的观点。依据《剥夺财产经权和公民权法案》，议会判处克拉伦斯死刑，最后由国王执行。议员们因国王没有要求他们增加税收而如释重负地回家了。

克拉伦斯已经在伦敦塔里了。关于他最后是怎么死的存在争议。有人说爱德华国王让他自己选择死法。当然，爱德华并不想造成可怕的公开场面。根据莎士比亚的作品，克拉伦斯是在一大桶白葡萄酒里淹死的。这当然是16世纪人们相信的流行说法。这为什么不能是真的呢？至少无人试图举出其他不同的说法。“虚伪短命、背信弃义的克拉伦斯”离开了人世，他到死都没想到他的兄长那么记仇，那么较真。

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受到了命运的青睐。亨利六世死后不久，他便与已故的国王缔造者沃里克的女儿安妮结婚了，安妮也是广大的沃里克领地的共同继承人。这一结合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兴趣，因为安妮曾被许配给在图克斯伯里战役中牺牲的年轻的亲王爱德华，虽然确实没有真正结婚。尽管如此，重要的利益却结合在了一起。

这些年里，伊丽莎白王后不仅生了五个女儿，还生了两个英俊的男孩，他们正在一天天长大。1483年，他们一个十二岁，一个九岁。王位的继承问题看来简单而又有保障。爱德华国王本人只有四十岁，再过十年，约克派的胜利就可以永远保持下去了。但是，此时命运女神插手了，她严肃地提醒贪图享乐的爱德华，他的故事要结束了。他一心想将王位安全地传给儿子，羽翼未丰的爱德华五世。但是1483年4月，死神突至，以致他没有时间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尽管爱德华始终对伊丽莎白王后一往情深，但他一生荒淫无度。仅仅病了十天，这位强壮的国王就英年早逝了。当时伊丽莎白王后还在英格兰中部。史学家们肯定地说，这是对他放荡生活的惩罚。其实他的死因很可能是阑尾炎，不过现在已无法确定。除了教会外，人们对他的逝世毫无准备，而他忠实的弟弟理查发现自己突然面对着完全崭新的未来。

第三十章　理查三世

爱德华国王死得如此突然，以致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国内立即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巴尼特和图克斯伯里战役后，老派贵族不得不尽量有风度地接受伍德维尔家族的人重享权力和恩惠的阳光。但是，在英国各地，王后的亲戚们遭到仇视或蔑视，而国王此时正与他漂亮迷人的情妇简·肖尔寻欢作乐。现在，死亡使这一令人质疑的关系得以维系的唯一支柱——皇权不复存在。爱德华四世的长子爱德华住在威尔士边界的勒德洛，由其舅舅、第二代里弗斯勋爵照顾。摄政是不可避免的，摄政王人选毫无疑问。国王的忠实弟弟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在战争中扬名，举止庄重，精通政务，因沃里克的遗产和其他大片领地而十分富有，并且担任着所有军事要职，脱颖而出，无人匹敌，并且先王爱德华四世早已指定他担任这一职务。大部分老派贵族都支持他。即将即位的国王的外祖父尽管也是个骑士，但只不过是一位贵族的管家。老派贵族们不希望有这样一个国王。他们哀叹此后就要受少数人和一个未经考验、毫无经验的孩子国王的统治了。然而，他们受制于自己的誓言和他们用刀剑创立的约克家族继位规则，不能另有他图。

但是，至少有一件事他们不能忍受：伊丽莎白王后和她的出身卑微的亲戚们不应再有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勒德洛的里弗斯勋爵有许多追随者和家族支持者，他控制着新国王。双方互相观望了三个星期后进行了谈判。四月，双方同意，应尽快让国王到伦敦加冕，但护送的骑兵不得超过二千人。于是，里弗斯勋爵及其侄子格雷率领这支骑兵队，经什鲁斯伯里和北安普敦南下。他们抵达斯托尼斯特拉特福时，获悉格洛斯特和他的盟友白金汉公爵正从约克郡赶赴伦敦，就在他们后面十英里处。于是，他们掉头回到北安普敦去迎接这两位公爵，显然丝毫没有怀疑对方有恶意。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友善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共进晚餐。但是翌日早晨，情况发生了变化。

里弗斯醒来后发现客栈的许多房都锁上了。他询问原因。格洛斯特和白金汉对他怒目而视，指责他“企图离间”国王和他们的关系。里弗斯和格雷立即成了囚徒。理查随后率部赶往斯托尼斯特拉特福，逮捕了那二千骑兵的指挥官，并冲到年轻的国王面前，说他发现里弗斯勋爵等人阴谋夺取政权并压制老派贵族。对这一说法，爱德华五世采取了他统治期间有记载的唯一断然行动：他哭了。他确实该哭。

翌日清晨，理查公爵再次来见爱德华。他以叔叔的身份拥抱他，又以臣子的身份向他鞠躬，并宣布自己为摄政王。他打发二千骑兵回了家，因为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了。现在，向伦敦进发！举行加冕礼！这支无精打采的队伍就这样出发了。

已在伦敦的伊丽莎白王后没抱幻想。她立即与其他几个孩子到威斯敏斯特教堂避难，在教堂和王宫之间的墙上凿了个洞，以传送她能得到的私人物品。

国王被监禁的消息在首都引起了一阵骚乱。“国王将被送去处死，至于地点，谁也不知道。”但是黑斯廷斯勋爵让政务会放心，一切正常，任何混乱只会延误加冕礼，而英国的太平就靠加冕礼了。约克大主教也是国务大臣，他试图让王后安心。他说：“夫人，高兴起来，如果他们不为现在与他们在一起的王储加冕，而给其他人加冕，我们明天就会为您身边的王子加冕。”他甚至把国玺交给了王后作保证。他没有任何阴谋，只不过是个老傻瓜，首先为了安全与太平而不惜任何代价。不久，他又因自己的做法胆战心惊，设法拿回了国玺。

国王5月4日才抵达伦敦，而加冕礼正是定于那天举行，因此不得不推迟了。国王被安排住在伦敦主教的宫殿里，所有教俗贵族都在那里向国王表示了效忠。但是摄政王和他的朋友感到，国王成为教士的客人不太合适。于是，当王后的朋友建议国王可以住在克勒肯维尔的圣约翰骑士团驿馆时，理查说，让国王住在自己领地上自己的城堡里更适合皇家的尊严。伦敦塔是个不仅宽敞而且安全的住所，还可以避免民众的骚乱。政务会的贵族一致同意这一决定，少数人要反对要么不容易，要么不安全。在隆重的仪式和效忠的声明后，这个十二岁的孩子被带到了伦敦塔，大门在他身后关闭了。

伦敦暗流涌动，要人们聚集到伦敦，在怀疑和恐惧中互相观望。这场悲剧的下一步涉及黑斯廷斯勋爵。他在爱德华四世的最后几年里担任重要角色。爱德华四世国王死后，他强烈反对伍德维尔家族，但他也是第一个不赞成理查做法的人。所有权力迅速归于理查之手，这并不符合他和其他一些要人的心意。黑斯廷斯因此又开始与仍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避难的王后一党交好。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真正知道的只是，6月13日，黑斯廷斯在伦敦塔召开的政务会上被突然逮捕，并且当天未经审讯即被斩首。托马斯·莫尔爵士在下一代国王统治期间写了一部著名史书。他的书当然是以强大的新政权提供的信息为基础的。他的目的似乎不是进行真实的叙述，而是写一部道德剧。在他的书中，理查是邪恶的化身，而王国的拯救者亨利·都铎则完全和蔼可亲。持对立的观点可能会被判逆君罪。莫尔不仅将各种可能的和一些不可能的罪行加到理查身上，而且还把理查描写成一个怪物，驼背、胳膊萎缩。其实，理查同时代人好像没有人曾描述他有这些畸形，而我们现在通过莎士比亚的剧作，对这些畸形都已耳熟能详了。无庸讳言，都铎王朝一灭亡，理查的维护者便开始着手纠正他的形象了，从那以后，他们日益繁忙。

不过，莫尔的书中也有独到之处。我们从中了解了在伦敦塔里召开的政务会的著名场景。那是6月13日，星期五，理查大约9点到达政务会的会议厅，心情显得很好。他对主教莫顿说：“主教大人，你在霍伯恩的园子里的草莓长得真好。让我们吃一顿吧。”政务会开始开会了。理查请求离席片刻，当他十点至十一点间回来时，脸色完全变了。他皱着眉凝视参加政务会的人，同时，一群武士聚集在门口。这位摄政王问道：“有人阴谋杀害像我这样与国王关系密切并且负责治理国家的人，他们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在场的人一片惊愕。最后，黑斯廷斯说，他们应受到和逆君者一样的惩罚。理查大喊：“那个女巫，我哥哥的妻子，及其同党，看看他们怎样用巫术损害了我的身体。”据说，他一边说，一边露出胳膊给政务会的人看，那只胳膊就像传说中的那样已经萎缩。他接着恶狠狠地提到了简·肖尔。爱德华四世国王死后，黑斯廷斯与她形成了暧昧关系。黑斯廷斯大吃一惊，回答说：“当然，如果他们真的做了这么恶毒的事，他们就应受到的严惩。”“什么？”驼子理查大叫道：“你还跟我用‘如果’这样的词吗？我告诉你，他们就是这样做了，而且我会好好对你以牙还牙，叛徒！”他用拳头一砸政务会的桌子，听到这一信号，武士随即冲进来，喊着：“叛徒”，逮捕了黑斯廷斯、莫顿主教、约克大主教及其他一些人。理查告诉黑斯廷斯准备立即受死。“我要拿到他的脑袋再去吃饭。”几乎没有时间找神父。在伦敦塔的院子里随便找到的一根木头上，就把黑斯廷斯的脑袋砍了下来。恐怖笼罩了大地。

理查已命令他信任的军官理查德·拉特克利夫爵士率领其在北方的留守部队携带武器赶到伦敦来。在南下途中，拉特克利夫把里弗斯勋爵、沃恩、格雷和二千骑兵的指挥官等人从在押的城堡中提出来，在黑斯廷斯被斩首几天后，在庞弗雷特将他们斩首。这些人被杀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伊丽莎白王后和她的另一个儿子仍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避难。理查觉得，应将国王两兄弟都由他监管更自然，于是他让已被清洗的政务会去要求王后将另一个儿子交给他。政务会计划，如果遭到拒绝就动用武力。王后别无选择，只得服从。于是，九岁的小王子在威斯敏斯特宫被交给了摄政王理查。理查充满爱意地拥抱了他，并将他带进了伦敦塔。兄弟俩从此都再也没有离开那里。

理查的北方部队此时正在大举向伦敦进发，估计人数成千上万。他感到自己的力量已足以采取下一步行动了。爱德华五世的加冕礼已经推迟多次。现在，一位名叫肖的传道士，也就是伦敦市长的弟弟、理查的党羽之一，奉命在圣保罗十字架前进行了布道。他根据多个理由谴责爱德华四世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的婚姻，其中包括巫术、违背与埃莉诺·巴特勒的所谓的前婚约，以及声称婚礼是在不圣洁的地方举行的。他从《所罗门智训》中摘取了句子，说：“私生子不应深深扎根。”他据此得出结论，称爱德华的孩子们不合法，王位应属于理查。他还提起过去的说法，称连爱德华四世本人都不是其父的儿子。此时，理查在白金汉公爵的陪同下出现了，显然期望众人拥他为王。但是，据莫尔记载，“人民根本不想高呼‘理查国王’！他们对这场可耻的布道感到震惊，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两天后，白金汉公爵出手了。据一位目击者称，他口若悬河，做了充分的练习，都没停下来吐口水。但是人们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有白金汉公爵的一些随从抛起帽子高喊“理查国王！”

然而，6月25日，议会召开了会议。议会收到的一份卷宗称，已故国王爱德华四世与伊丽莎白的婚姻根本无效，因此爱德华的孩子们都是私生子。于是议会请求理查即位。白金汉公爵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觐见理查，当时理查正在他母亲宫里，他曾诋毁母亲的德行。理查适度谦虚地坚持拒绝了。但白金汉公爵向他表示了他们的决心，他说，决不会让爱德华的孩子统治，如果他不愿为国效劳，他们就会被迫选择其他贵族即位。这样，理查才在公共责任的呼唤中打消顾虑。第二天他就在隆重的仪式中即位了。同时，拉特克利夫从北方派来的部队在芬斯伯里菲尔德接受了检阅。这支部队最后证明约有五千人。“衣衫褴褛……甲胄生锈，既不可用来防御，也无法擦出亮光。”伦敦人发现关于这支部队的力量和数量的消息是夸大的，终于松了口气。

理查三世的加冕礼定于7月6日举行，盛会和游行转移了公众的不安。作为恩赦，理查释放了约克大主教，并将伊利主教莫顿转由白金汉公爵进行较为宽松的看守。加冕礼十分隆重、对宗教方面给予了特殊的重视。大主教鲍彻给国王和王后戴上王冠，给他们进行了涂油礼以示神圣，他们当众领受了圣餐，最后到威斯敏斯特宫举行了盛宴。国王理查三世现在有了议会承认和确认的头衔，根据爱德华的孩子是私生子的理论，理查是血统上合法的直系继承人。这样，整个计划看起来就全部完成了。然而，就是从此刻起，各阶层都对国王理查三世产生了显著的不信任和敌意，他所有的手腕和能力都无法减轻这种情绪。编年史家费边在其1516年出版的书中写道：“理查三世咎由自取地引起了英国大部分贵族的仇恨，以致以前爱戴和赞扬他的人现在都……私下抱怨和仇视他，除非是害怕或得到他巨大恩惠的人，很少有人或者根本无人喜欢与他为伍。”

国王理查三世的辩护人辩称，这些都是这些事件的都铎版本。但是当时的英国人一天天地了解到这些事，在都铎家族掌权或真正成为重要势力之前两年就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理查三世掌握着政权，他利用一切可用条件宣扬自己的观点，人们却普遍不相信他，这是自然而然的。确实，全国绝大多数人都确信，理查利用自己的摄政王权力篡夺了王位，王子们消失在伦敦塔里，没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无法挑战。要将这一问题提高到历史争议的高度，需要有许多有独创性的著作。

对于理查的登基，没有人比白金汉公爵做出的贡献更大，也没有人从国王那里得到比他更多的赠礼和恩惠。不过，在理查统治的最初三个月内，白金汉公爵就从理查的主要支持者变成了他的死敌。白金汉公爵的动机并不清楚，也许他预见到这次篡位的最终结果，要避免成为同谋；也许他为自己的安全担心，难道他自己不是皇族后裔吗？他是博福特家族和托马斯·伍德斯托克家族的后裔，都是爱德华三世的血脉。据信，国王理查二世曾颁发特许证书承认博福特家族的合法地位，亨利四世也确认了，证书中有一条保留条款，不允许这个家族的人继承王位。但是原始文件上并没有这一规定，它只是在亨利四世统治期间写入的。白金汉公爵因母亲而成了博福特家族的人，他拥有盖有国玺、经议会确认的特许证书原件，上面并没有提及这一禁令。尽管他谨慎地保守着这一秘密，但他此时一定是把自己看作了潜在的王位索取者了，他也一定感到，如果理查三世也这样看自己，那么他并不比别人更安全。白金汉公爵知道，理查即位的仪式和盛况都无法改变他在人们心中的篡位者形象，白金汉公爵因此十分不安。在他的布雷克诺克城堡里，他开始忧郁地向他的囚徒主教莫顿诉说。莫顿主教是个劝说艺术大师和卓越的政治家，他无疑极大地影响了白金汉公爵。

与此同时，国王理查三世开始了从牛津至英格兰中部的巡游。在每个城市，他都努力给人留下最好的印象，纠正冤案，解决纠纷，施予恩惠，希望受到民众欢迎。然而，在感谢和忠诚的表象背后，他无法摆脱自然围绕着他的那种感觉，人们对他的国王身份有一种没有说出的挑战。在南方，这种挑战几乎没有任何隐藏。在伦敦、肯特、埃塞克斯以及伦敦附近各郡，反对他的情绪已甚嚣尘上，所有人都在说应该释放两位王子。理查还没有怀疑白金汉公爵有什么强烈不满，其实白金汉在格洛斯特就已与他分道扬镳了。他担心自己王位的安全。侄子们活着就是给反对他的敌对力量提供了集结的焦点，这样他怎能保住王位？于是我们便看到了此后与理查名字相关的严重罪行。他的利益所在昭然若揭，他的天性残酷无情。可以肯定的是，1483年7月之后，再也没人见过伦敦塔里那两个无助的孩子。但也有人要我们相信，他们在囚禁中日渐憔悴，没人注意，没人记载，又过了两年，被亨利·都铎处死。

根据托马斯·莫尔的书，理查于七月决定彻底解决对他的太平与君权的威胁。他派了一个名叫约翰·格林的特使去给伦敦塔的卫戍长官布拉肯伯里下达命令，让他处死两位王子，但布拉肯伯里拒绝执行。当格林回去报告这一消息时，国王理查三世愤怒地大喊，“我认为最坚定服从我指挥的人却不愿为我做任何事，我还能信任谁？”一个侍从听到这一咆哮，提醒他的主人，理查三世以前的战友詹姆斯·蒂雷尔爵士能为他做任何事。于是，理查三世派蒂雷尔带着授权书去了伦敦塔，让布拉肯伯里将伦敦塔所有的钥匙交给他一夜。蒂雷尔迅即开始执行任务。负责看守王子的四名狱卒中有一个名叫福雷斯特的愿意执行，他与蒂雷尔的仆人戴顿一起下了毒手。趁王子们正在熟睡，这两个杀人犯用枕头使劲压住他们的脸，直到他们窒息而死，然后将他们的尸体埋在伦敦塔里的某个秘密角落里。有证据表明，这三个谋杀者都得到了国王理查三世的相应回报。据说直到亨利七世统治时期，蒂雷尔因另罪躺在伦敦塔里等待执行死刑时，他才忏悔此事。根据他的交代，加上其他很多旁证，我们才知道这一切。

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通往白塔里小教堂的楼梯于1674年改建时，人们发现一堆碎石下埋着两个年轻小伙子的尸骨，看起来与两位王子的年龄相符。御医对尸骨进行了检查，一些考古学家报告称，他们肯定是爱德华五世和约克公爵的尸骸。查理二世接受了这一观点，将尸骨重新安葬在威斯敏斯特的亨利七世的小教堂里，并用拉丁文刻了墓志铭，将所有罪责归于他们不忠的叔叔——“王位的篡夺者”。但这并没有阻止各类学者努力为理查三世洗刷罪名，或者仅凭猜测而没有任何证据地将罪名推给亨利七世，其中著名的有贺拉斯·沃波尔。不过，在我们当代，一项尸体发掘工作证实了国王查理二世统治时期权威人士的公正观点。

白金汉公爵此时已成为英格兰西部和南部密谋反对国王理查三世的核心。白金汉下定决心要维护自己的王位继承权。基于对理查三世的了解，他猜测到，伦敦塔中的王子们不是已经死去就是注定要死。他此时遇到了里士满伯爵夫人玛格丽特，她也是博福特家族的幸存者，他意识到，即使约克家族都被抛到一边，玛格丽特和她的儿子里士满伯爵亨利·都铎的王位继承权也优先于他。玛格丽特以为白金汉公爵仍是理查三世的得力助手，请他劝说国王同意让她儿子里士满伯爵都铎与爱德华四世国王的一个女儿伊丽莎白联姻，伊丽莎白此时仍和她母亲一起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避难。理查三世绝不会支持这样一个计划，这确实是与他的利益极其对立的。但是白金汉公爵则看出，这样一场婚姻将把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的王位继承权结合起来，弥合长期分裂英国的裂痕，并促使反对篡位者的强大阵线立即形成。

人民要求释放两位王子的要求却等来了他们死亡的消息。至于他们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以及被谁杀害的，都不得而知。但是，当这个消息如野火一样传开后，许多人顿时义愤填膺。尽管当时的英国人已经习惯于长期内战的残酷，但仍保持着害怕的本能，这种本能一旦受到刺激，他们便久久难忘。拥有科学资源的现代独裁者能够轻易地一天天地哄骗公众，扰乱人们思想和目标的持续性，用每天多样的新闻来模糊人们的记忆，用歪曲事实使人们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在十五世纪，两位年轻王子被负责保护他们的人谋杀这件事，无疑是残暴的罪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原谅。九月，理查三世巡游到约克时，封他的儿子为威尔士亲王，在他敌人的眼中，这证实了那些最可怕的谣言。

白金汉公爵的所有准备都是为了10月18日举行大规模暴动。他将在布雷克诺克集结他的威尔士军队，所有南部和西部郡县都会参加暴动，并且里士满伯爵亨利将在布列塔尼公爵的协助下率领五千人的军队在威尔士登陆。但是民众听到王子被谋杀的传说后愤怒不已，扰乱了这一精心策划的计划。在预定暴动日期之前十天，在肯特、威尔特郡、苏塞克斯以及德文郡，纷纷发生暴乱。里士满伯爵亨利被迫于10月12日在恶劣天气中从布列塔尼起航，结果他的舰队被风暴打散了；当白金汉公爵在布雷克诺克举起义旗时，同样的恶劣天气也影响了他。可怕的暴风雨使塞汶河谷遭遇洪灾，使他被困在威尔士边境，该地区无法为部队提供给养，也无法按计划与德文郡的起义军会合。

国王理查三世以最大的气势采取了行动，率军前去平叛。南部分散的暴乱被镇压下去，白金汉公爵的部队也逃散了，他本人为免遭报复而躲藏起来。里士满伯爵最后抵达英格兰海岸时只剩下了两艘船，然后向西驶向普利茅斯，等候起义信号，但一直也没有等到。普利茅斯形势不明，他谨慎地进一步打听，结果不得不驶回了布列塔尼。在高额悬赏下，有人将白金汉公爵出卖给了理查三世，理查立即将他杀害了。与以往一样，随后又有很多人被处决。全国各地恢复了秩序，而国王理查三世则似乎巩固了自己的王位。

在新的一年里，理查三世继续在治国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系列有见地的改革。他恢复了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形同虚设的议会的权力，宣布以“恩税”方式收税为非法行为。在停止了很长时间后，议会再次制定了许多法律，颁布了一系列法案来保护商业贸易，这些法案虽然欠妥，但本意是好的；议会还颁布了土地法来规范土地的“使用”，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土地的“托管”。理查还努力取悦教会，确定了教会的特权，捐赠了新的宗教基金，发展学术活动。奢华的排场受到限制，对失败的政敌宽宏大量，不幸的请愿者也得到善待。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理查的罪行在全国招致的仇恨仍然难以压制。无论是施予恩惠，采取睿智的措施，还是取得治理成就，都无助于这个罪孽深重的国王。

一位名叫科林伯恩、曾任伍斯特郡郡守的冲动绅士，对国王理查愤怒至极，结果写了一首打油诗订在了圣保罗大教堂的门上：

猫、鼠，还有我们的洛弗尔犬，

跟着大公猪

糟蹋英格兰。

理查三世的纹章上正是有一头公猪，他与凯茨比、拉特克利夫、洛弗尔子爵发现自己受到了侮辱
[11] 。科林伯恩在某个年底痛苦地死去，但并不只是因为这首诗，还因为他无疑是积极参与谋反的叛乱者。

甚至理查自己的内心都起来反对他了。他感到恐惧，梦魇缠身，觉得每个角落都有报应在等着他。托马斯·莫尔爵士写道：“我得到可信的秘密消息说，他作恶之后，内心再未得到过安宁，再也没有过安全感。他每次出宫，眼睛乱转，身体暗中作了防护，手中时刻握着佩剑，他的表情和举止像是时刻准备再次战斗一样。他夜里不得安眠，久不能寐，因终日小心戒备而疲惫不堪，与其说他在睡觉，不如说是在蛰伏。受可怕的梦魇困扰，他有时突然惊醒，跳下床在屋里乱跑。他不安的内心因自己最残暴的行径留下了长久的印象和深刻的记忆，因此不断地受到折磨。”

此时，国王理查三世遭到一个沉重的打击。1484年4月，他唯一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在米德勒姆去世，而理查的妻子——国王缔造者沃里克的女儿安妮的身体已垮，无法再生孩子了。里士满伯爵亨利·都铎此时已成为明显有竞争力的王位继承人。里士满是“兰开斯特派拥有的与皇族关系最近的人”，他是威尔士人，其祖父、1461年被约克派处死的欧文·都铎如果确实结了婚，娶的便是亨利五世的遗孀——法国的凯瑟琳，其父娶了玛格丽特·博福特。因此，里士满从母系可以追溯为爱德华三世的后裔，从父系说多少有卡德瓦拉德以及包括亚瑟王在内的传说中的古代不列颠国王的血统，甚至还有法国皇室的血统。他一直生活在无休止的纷争中。童年时期有七年被围困在哈莱克城堡里；十四岁时，兰开斯特派在图克斯伯里战败，他又被迫逃到布列塔尼。此后，他一直过着流亡和贫困的生活。这些磨难在他的性格上留下了烙印，使他变得狡猾多疑。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的高傲气质，没有使他明智多才的头脑变得混乱，也没有给他的面容上留下阴影。据说，他“面带微笑，和蔼可亲，与人交流时尤其如此”。

此时，英国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里士满伯爵身上。显然，如果他像曾经提议的那样与爱德华四世的长女伊丽莎白结婚，将为永远结束这个国家早已厌倦的残酷的王朝斗争带来希望。白金汉公爵暴动失败后，里士满伯爵和他的远征军回到了布列塔尼。对他一直友好的布列塔尼公爵再次为流亡的里士满伯爵及其手下的约五百名英国贵族提供了食宿。但是国王理查三世积极进行外交斡旋，提供大笔金钱以换取敌首里士满。布列塔尼公爵生病期间，他的大臣朗杜瓦企图出卖这个值钱的难民。不过，里士满察觉到了这一危险，及时快马加鞭地逃到了法国，在那里，根据分裂英国的一贯政策，法国摄政王安妮热情地接待了他。同时，布列塔尼公爵康复后责骂了他的大臣，并继续为这些英国流亡者提供避难所。在法国，兰开斯特派的重要幸存者牛津伯爵与里士满会合了，牛津伯爵从十年监禁中逃脱，再次投入了昔日的斗争中。数月后，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都有许多重要人物摆脱了邪恶的理查，投奔到里士满身边。自此，里士满开始统领这一联合力量，这支力量大有统一英国之势。

里士满的巨大希望在于与伊丽莎白公主的婚姻。但在这方面，理查也没有置之不理。在白金汉公爵发动暴乱前，他就采取了措施防止伊丽莎白溜出避难所和英格兰。1484年3月，他向被称为伊丽莎白·格雷夫人的孀居王后提出和解。不幸的王后没有拒绝他的提议。理查“以他国王的荣誉”郑重承诺，为前王后提供生活费用，并让她的女儿们嫁给绅士。见证这一重要文件的不仅有教俗两界的议员，还有伦敦市长和各郡郡守。尽管往事历历在目，但王后不得不相信这一诺言。她离开了避难所，放弃了女儿与里士满的联姻，同较大的几个公主在理查的宫里受到接见，得到特殊待遇。1484年圣诞节，在威斯敏斯特宫举行了盛大活动。人们注意到，伊丽莎白·格雷夫人及其女儿们穿着的裙子有了变化，几乎是皇家的风格和气派。不久前加诸爱德华的孩子们的私生子污名，以及伦敦塔的可怕秘密，烟消云散了。尽管随时都有被入侵的危险，但此时此刻却是歌舞升平。“伊丽莎白夫人”甚至给她初次婚姻所生的儿子、此时在巴黎的多塞特侯爵写信，让他抛弃里士满，回国分享新得到的恩惠。更令人吃惊的是，伊丽莎白公主似乎对篡位者的关心毫无芥蒂。1485年3月，王后安妮去世，可能是自然死亡。有传闻说，理查打算自己娶侄女为妻，以避免她落入里士满之手。如果得到教皇的特许，这一乱伦的结合本来是可以实现的，但理查在政务会上和在公开场合均否认自己有这种意图。而且我们也确实很难看出，如果娶一个他曾宣布为私生子的公主，他的地位怎么能够得到加强。无论如何，里士满因此了却了一件重大的心事。

整个夏天，里士满的远征军都在塞纳河口做准备，仍不断有许多人从英格兰来投奔他。这种悬而不决的状态令理查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被仇恨和不信任包围着，为他效劳的人也只是因为害怕或希望得到恩惠。他顽强、不服输的天性决定了他要为他的王冠发动一场一生中最大规模的战斗。他将指挥部设在诺丁汉的正中央地带，几乎每个郡县都接到征召兵员的命令。他违反自己前一年颁布的法令，要求征收一次三万英镑的“恩税”，人们将此称做“歹毒的行为”。他组建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常备军，并在交通干线上每隔二十英里设置一批驿兵，以英国此前从未有过的有序和迅捷传递消息和传达命令。在爱德华四世时期，这种驿站制度才开始发扬光大。理查不断率部队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巡视，企图靠武力和德政对心怀不满的臣民恩威并施。他以一场言辞激烈的宣言开始了他的事业，他谴责里士满说“……亨利·都铎，艾德蒙·都铎的儿子，欧文·都铎的孙子，他的父亲和母亲身上都有私生子的血液，居然还野心勃勃，贪婪无度，觊觎王位，使英国所有高贵和尊贵的人永远被剥夺继承权并遭到毁灭。”但他的话无人响应。

八月一日，里士满率领包括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在内的英格兰人以及一队法军在哈弗勒尔登上战船。他的舰队顺风驶过英吉利海峡，躲过“洛弗尔犬”的舰队，绕过地角，于七日在米尔福德港登陆。他跪地唱诵圣歌“上帝啊，求你申我的冤，为我辨屈。”他吻大地，对着自己划了十字，然后下令以上帝和圣乔治的名义进军。他只有二千人马，但却信念坚定，他一上岸，就立即宣称理查是篡位者和反叛者。威尔士人看到他们的本族人有望登上强大的英格兰的王位，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们几代人的一个民族梦想。古布立吞人的后代就要回到自己的故土了。理查手下的重要酋长和军官里斯·阿普·托马斯起初因自己效忠理查的誓言而不能帮助入侵者。他曾宣称不会让任何叛军进入威尔士，“除非他们从他身上踏过去。”不过，那时他也为自己找到了藉口，没有将自己的独生子送到诺丁汉作人质，他向理查保证，没有什么比他的良心更有约束力。他的誓言此时成了障碍。然而，圣戴维大教堂的主教提议帮他从誓言中解脱出来，并建议说他如果仍然感到不安，可以躺在里士满面前的地上，真的让他从身上跨过去。最后，他们采用了同样令人满意且更体面的办法。里斯·阿普·托马斯站在戴尔附近的莫洛克桥下，里士满伯爵亨利从桥上走过去，这样就避免了违背誓言的尴尬。一些威尔士绅士也投奔到里士满麾下，他不仅打起圣乔治的旗帜，还打出了卡德瓦拉德的赤龙大旗。他率领五千人马经什鲁斯伯里和斯塔福德向东进发了。

尽管理查三世国王设了很多驿站，他还是在里士满登陆五天后才得到消息。他集结部队前去迎敌。此时，斯坦利家族的态度变得具有决定意义。理查国王早就赋予任务，让他们拦截从西部登陆的叛军。但统率数千人马的威廉·斯坦利爵士并没有照办。理查于是召见家族族长斯坦利勋爵，当斯坦利称自己“受流汗病之苦”时，理查便逮捕了斯坦利勋爵的长子斯特兰奇勋爵，用他的命来保证他父亲的忠诚。这并没有阻止威廉·斯坦利爵士和柴郡的兵士们与里士满结好。但是斯坦得勋爵又希望救他的儿子，直到最后一刻态度仍不确定。

此时，约克城支持约克派的事业。诺福克公爵和诺森伯兰伯爵珀西是理查的主要追随者。除非主人得胜，“猫和老鼠”是没有活路的。8月17日，在他们的陪同下，理查国王率军向莱斯特进发。他们分成四路纵队，骑兵在两侧护卫，国王骑着他的大白马走在中间，令人望而生畏。21日是星期天，这队人马开出莱斯特，到马尔凯特波斯沃斯村附近迎击里士满。一场决战第二天就要开始了。

从表面看，形势对理查国王有利。他依靠皇权拥有上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而里士满只有仓促集结的五千人马。威廉·斯坦利爵士和斯坦利勋爵分别率领主要来自兰开夏郡和柴郡的部队，驻扎在距主力部队两侧不远的两个相对的山头上。曾有人说，战场的总体形势就像四个人在打牌。据都铎时期的历史学家记载，尽管理查承认自己做了一夜的噩梦，但还是大义凛然地向他的军官们慷慨陈词。“摒弃一切恐惧吧……只要每个人都给予致命一击，胜利就属于我们了。那一小撮乌合之众怎能战胜我们整个王国呢？至于我本人，我向你们保证，今天，我将大获全胜，否则就战死沙场，流芳百世。”然后，他发出了战斗信号，并向斯坦利勋爵发出消息，如果他不立即发动进攻，他就立刻杀死他儿子。斯坦利被迫做出艰难的抉择，他凛然答道，他还有其他儿子。于是，理查国王下令处死斯特兰奇。但是领受这一命令的军官们认为，为谨慎起见，在战局明朗前应暂缓此事。“陛下，敌人已经越过沼泽地，战斗结束后再收拾小斯坦利吧。”

而直到此刻，里士满还不确定斯坦利勋爵和他的部队站在哪一方。在发射弓箭和进行炮击之后，双方接战，所有怀疑都消除了。指挥理查左翼的诺森伯兰伯爵悠闲地站在远处，斯坦利勋爵的部队则加入了里士满的队伍。理查国王看到大势已去，一边大喊“叛徒！叛徒！”，一边冲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绝望的国王企图亲手杀死里士满，他也确实杀死了里士满的旗手威廉·布兰登爵士，并打倒了体力过人的武士约翰·切尼爵士。据说，他甚至冲到了里士满身边，和他厮杀了一番。但在千钧一发之际，威廉·斯坦利爵士“穿着血红色衣服”的三千军队涌向正在作战的约克派。猛烈的冲击把这两位主要人物分开了。里士满被保护起来，而国王理查拒绝逃跑，被打倒杀死，这是他罪有应得。

只要一息尚存，我就决不逃跑。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虽然死了，却死得像个国王。

人们把理查戴到最后一刻的王冠从灌木丛中捡起来戴在胜利者的头上。诺福克公爵英勇战死，他的儿子萨里勋爵被俘，拉特克利夫被杀，凯茨比获准留下遗嘱，之后被处死在战场上，亨利·都铎成为英格兰国王。理查的尸体裸露着，遍体鳞伤，他的头和长发垂着，血腥而可怕，他被绑在一匹马上，运到莱斯特示众。

博斯沃思战役可以说结束了英国历史上一个冗长的篇章。尽管在下一个王朝里仍有明争暗斗，但红白玫瑰之间的斗争基本上宣告结束。双方无人获胜。双方的幸存者达成了和解办法。里士满伯爵和八面玲珑的伊丽莎白公主结婚，产生了都铎一族，其中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都有。两代争斗不休的人的报仇幽灵永远平息了。理查三世的死也为金雀花王族画上了句号。三百多年来，这个强大家族的历代国王既有军事本领，又有政治手腕，天赋和罪恶同样超人，他们一直保持着权威和帝国统治，此刻却失去了不列颠岛的眷顾。金雀花王朝及其制度所产生的自负、排他的贵族体系宣告瓦解。大部分贵族都被处死，这些家族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均被铲除。长期以来，用感情、忠诚和罪恶书写了英国历史的寡头政治受到了抑制。母系或私生子支系的后代与这个已经过去的时代有着说不清的联系。正如“狮心王”对其家族的评语，“我们是魔鬼的后代，也将回到魔鬼身边。”

在博斯沃思，玫瑰战争刻下了最后的里程碑。在下一个世纪里，都铎王朝的臣民愿意认为，中世纪已于1485年结束，一个新的时代随着亨利·都铎即位而到来。现代历史学家则指出，我们的这一历史时期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亨利七世继承和巩固了约克派国王的大部分业绩。当然，十五世纪长期的冲突、损耗和动荡使各个阶层都极其渴望有个强大、有序的政府。兰开斯特家族统治下盛行的议会观念扩大了立宪权力，这些权力此时都被长期中止。直到十七世纪，“先陈言后拨款”、“大臣的责任要依照公众意愿”、“国王是国家的仆人而不是主人”等传统原则才重见天日，新时代的光芒随之而来。聪明睿智、饱经风霜、处事谨慎的国王亨利七世开创了都铎王朝的专政，带领英格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文艺复兴的潮水和宗教改革的风暴又给这些迷惑却重获启发的人们带来了新的问题。

1  伦敦城的东门。

2  伦敦塔西北的一座小山。

3  信奉威克利夫派的教徒。

4  英国教士兼学者。

5  十六世纪，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基督教改革运动。

6  十七世纪英国诗人（1608-1674）。

7  罗马神话中的女战神。

8  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9  指格洛斯特公爵和德比伯爵等人，他们于1387年指控特里西利安等人犯有叛国罪。

10  英国国王威廉一世。

11  “凯茨比”的前半部的写法和读音与“猫”一样，“拉特克利夫”的前半部与“老鼠”一样，“洛弗尔”指的是洛弗尔子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民族史.新世界 / (英) 温斯顿·丘吉尔著；李超，胡家珍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166-3038-9

Ⅰ. ①英… Ⅱ. ①温… ②李… ③胡… Ⅲ. ①世界史

Ⅳ. ①K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3732号

目录

前 言

第四部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第一章 圆形的世界

第二章 都铎王朝
第三章 国王亨利八世
第四章 红衣主教沃尔西
第五章 与罗马决裂
第六章 关闭修道院
第七章 新教斗争
第八章 英明的伊丽莎白女王
第九章 西班牙无敌舰队
第十章 光荣的女王

第五部 内战硝烟
第十一章 王位的结合

第十二章 “五月花号”
第十三章 查理一世和白金汉
第十四章 个人独裁
第十五章 议会暴动
第十六章 大动乱
第十七章 马斯顿荒野之战与内斯比战役
第十八章 斧头终落

第六部 王权复辟
第十九章 英格兰共和国

第二十章 护国公
第二十一章 王权复辟
第二十二章 快乐的君主
第二十三章 天主教会的阴谋
第二十四章 辉格党与托利党
第二十五章 信奉天主教的国王
第二十六章 1688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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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一卷将要涉及的两个世纪发生了许多意义深远的事件。欧洲探险家们发现并在美洲新大陆定居。在思想、信仰、诗歌和艺术领域，又有其他新世界展现在人们的眼前。1485年至1688年间，英语民族开始向全世界扩张，击败了西班牙帝国。在打通了海上通道后，美洲殖民地相继建立起来。大西洋西岸出现了许多充满生机并且富有独立精神的小社会，它们后来组成了美利坚合众国。英格兰和苏格兰转信了新教，这两个王国在一个苏格兰王室的统治下联合在一起。原则方面长期的分歧，引发了一场内战。英格兰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统治下，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了共和制的尝试。但是在全民族的坚持下，英格兰又恢复了王权传统。在本卷的末尾，英格兰的新教信仰在一位荷兰统治者的维护下得到了巩固，议会在国家事务方面的权力进一步加大，美洲迅速发展起来，英法两国即将开始长期的世界范围内的斗争。

温斯顿·丘吉尔

1956年9月4日于肯特

第四部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第一章　圆形的世界

现在，我们来谈谈十六世纪初的情况——这意味着该世纪的年份，都将以数字15来开头。如此纪年在英语中必不可免，却容易把人弄糊涂了。这一时期出现一些影响全欧洲的巨大变化。有些变化之前处于长期酝酿中，却在这一时期全力爆发出来。两百或两百余年以来，文艺复兴一直在搅动着意大利思想界，现在，他们要让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传统生动复活，在并不影响基督教信仰基础的限度内扩张开来。此时，教皇已成为俗世统治者，他们与别的统治者一样，贪得无厌且作风铺排，但他们声称，自己仍拥有精神统治权，肩负着上帝的使命。靠兜售“赎罪券”，教会的收益不断膨胀。所谓的“赎罪券”，就是用来使活人或死人免受炼狱之苦的东西。主教和红衣主教的职位可以进行买卖，平民则被课以重税。人们对教会的种种弊端心知肚明，且怨声载道，但教会并没有进行改进。与此同时，文学、哲学和艺术则从古典文化中汲取灵感，繁荣起来，一些学者得以拥有新观念以及开阔的视野。这些学者就是人文主义者，试图将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教义进行调和，其中的先驱便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莫，他的一大功绩是将文艺复兴的思想介绍到英国。印刷术使知识和一些论点在许多宗教团体中传播，这些宗教团体是中世纪欧洲的支柱。1450年前后，印刷机成为不断扩大的文明领域的核心。当时，从里斯本到布拉格，西方已有六十所大学。到十六世纪初，这些大学主动为彼此间的学习与交流开辟了更为广泛的途径，这让大学更具生机，且不再古板。在中世纪，教育的目的主要局限于培养教士，现在，它不断壮大，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培养教士，也要造就俗界学者和有学问的绅士。那些多才多艺、大有作为的人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理想典范。

随着思想的剧变，人们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十五世纪的人们第一次将过去的一千年称为中世纪。尽管他们头脑中还保留着中世纪的观念，但他们已感觉到，一个现代化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在新时代中，不仅有非凡的艺术与建筑成就，还有以哥白尼为首而开始的科学革命。哥白尼证明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伽利略之后又在一个重大场合对此观点进行了肯定。这一创新观点对人类的世界观产生深刻影响。在此之前，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地球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现在，新的广阔天地开始展现在人类眼前。

渴望去调查、去辩论并寻求新答案的欲望从传统学术领域向宗教研究领域蔓延，希腊语、拉丁语甚至希伯来语的文本，都被人们拿来重新进行了细致解读。结果，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宗教观点产生怀疑。文艺复兴孕育出宗教改革。1517年，三十四岁的德国教士马丁·路德谴责教会兜售赎罪券，并将他的相关主张贴在了维滕贝格城堡教堂的大门上，开始对教皇进行富有冒险性的精神讨伐。起初，他只是谴责教会的行为，不久之后，就发展成对教会教义的质疑。斗争中，路德冒着可能会被执行火刑的危险，意志坚定，并对自己的主张深信不疑，这为他赢得了光辉的荣誉。路德发动或是推动了一场在十年间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运动，该运动被光荣地称为宗教改革。不同国家的宗教改革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以茨温利和加尔文为先导的瑞士尤为特殊。从日内瓦经过法国传到尼德兰和不列颠，加尔文的影响无处不在，在不列颠尤以苏格兰为甚。

路德的教义有很多，而他自己坚决信奉的原则是“得到救赎要靠信仰，而非遵守教规”。这就是说，像异教徒那样过善良且正直的生活，并不能保证你获得永恒的福祉，相信基督的启示才是关键。《圣经》中的箴言以及个人心灵的力量才是指引路德的灯塔，教皇的权威毫无用处。路德相信命运。亚当在伊甸园中犯下罪恶，是因为上帝让他如此，所以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不过，世上约有十分之一的人经过一生努力，能够或已经摆脱了永恒的诅咒。所有僧侣和修女应有权结婚，而使人生有所慰藉。路德以身作则，在四十岁时与一位离开修会的修女结了婚，婚后一直生活得很幸福。

宗教改革对欧洲每个国家产生了影响，尤以德国为最。路德的主张掀起德国民众民族主义的热情。他们在罗马教廷苛捐杂税的统治下，已躁动难安。路德用德文翻译了《圣经》，他们至今仍对此感到自豪。路德也使德意志诸侯有机会染指教会的财富以自肥。他的学说促使德国南部的极端主义者发动了一场战争，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而丧生。对于这些被自己学说而唤起的民众，路德表示强烈反对。他用粗俗的语言让民众振奋起来，当民众有所回应时，却又毫不犹豫地转而攻击他们。在教义问题上，路德与教皇不遗余力地进行着斗争，但对给予他力量的劳苦大众却漠不关心。他用“猪猡”甚至更为丑陋的字眼称呼他们，并指责身为“高级领主”的贵族和富有的统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镇压不力。

异端一直都存在。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反对罗马教会的强烈情绪，但路德掀起的这场教会分裂运动却是前无古人且势不可挡。这场运动中的反对者以及罗马教廷的捍卫者，都深受中世纪观念的影响。他们都认为古代社会以及早期教会才更为纯洁，而他们就是在恢复这种纯洁性。但宗教改革却给这一时代增添了混乱与不确定性，身处其中的人们在既不情愿又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上拖着长期阻碍欧洲前进的锚钩。在天主教会与宗教改革派之间的斗争持续了一个时期后，新教教会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兴起，门派很多，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路德派。罗马教廷进行反宗教改革，开展了内心反省的天主教复兴运动，同时，宗教法庭则在较大的社会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镇压活动。通过这些举动，罗马教廷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并在一系列宗教战争中保全了自己。旧秩序攻击者与捍卫者之间的分裂威胁着近代欧洲各国的稳定，有些国家因此而分崩离析。当法国与英格兰从这场纷争中脱身时，全国已满目疮痍，且风雨飘摇，不过还保持着国内的统一。爱尔兰与英格兰之间有了隔阂，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却实现了新的统一。德意志人的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为许多公国与城邦，尼德兰一分为二，成为今天为我们所熟知的荷兰与比利时。各个王朝都面临威胁，人们对它们的忠诚不再。到十六世纪中叶，加尔文派成为新教发起进攻的矛尖，耶稣会则是天主教进行防御和反攻的盾牌与利剑。又过了一百年，这场发端于路德的革命才偃旗息鼓，人们都打得精疲力竭。那时，中欧已在三十年战争中被打得满目疮痍，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这场战争，而战争的导火索却已几乎被人们遗忘。直到十九世纪，基督教世界中的人们才在互敬互畏的基础上，具有了更加宽容的精神。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维多利亚时代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兼演说家查尔斯·比尔德提出如下一些直白的问题：

“从理性的角度看，宗教改革是不是一场失败的运动？它打破一套枷锁，是不是为了给人们戴上一套新枷锁？不可否认，宗教改革很快便脱离了自由的文化运动，在德意志尤其如此。它不关心文化，迷失在混乱且乏味的神学争论中，且对正在复苏的科学未伸出欢迎之手……甚至于后来，那些对宗教改革学说大表忠心的神学家们，也对科学冷眼相看，并宣布不与科学打交道。真不知道宗教改革里的哪条普通理论可以解释上述这些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即便是现代最博学、最深刻也最宽容的神学家，也不会完全接受墨兰顿与加尔文的观点……事实上，宗教改革者们尊重事实与自由、反抗中世纪基督教至高无上牢固统治地位的行为，不应被过分夸大，他们无法解决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这不仅因为这些宗教改革者们缺乏必要的知识，还在于他们不清楚自己卷入其中的这一论战的范围。他们打开了宗教改革的洪水之门。尽管他们曾好心试图阻挡并限制这股洪流，可它却汹涌澎湃，时而摧毁旧地标，时而滋养新土地，始终充满生机。仅从宗教改革本身以及神学和宗教发展的角度看，宗教改革是失败的；但如果把它看作是欧洲思想运动的一部分，表明它与正在成熟的学术成就以及不断发展的科学之间存在重要联系，证明它与自由之间密不可分，并且使人们越来越具有宽容性，这就可证明，宗教改革在当时是正确的，未来也是如此。”

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浪潮在欧洲汹涌澎湃之际，欧洲的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不断听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传来的消息。从古希腊时代起，就有人认为，地球是圆的。到了十六世纪，伟大的航海活动将证实这一点。故事说来话长。早在中世纪，欧洲的旅行家们便已踏足东方，他们听说在人类的发祥地有辉煌的王国以及大量财富。他们听到的种种传说其实都是关于普雷斯特·约翰王国的。有人说他的王国在中亚，也有人说是在现在的阿比西尼亚。后来，人们又读到了从威尼斯游历到中国的马可·波罗那些更为写实的游记。这些故事惹得人们浮想联翩。亚洲人也在向西方挺进。曾有一度，整个欧洲似乎都将屈服于来自东方的可怕威胁。崛起于亚洲心脏之地的蒙古游牧民族是可怕的异教徒，他们骑着战马，手持弓箭，所向无敌，横扫俄国、波兰、匈牙利，并于1241年在布雷斯劳和布达佩斯附近，同时给德意志与欧洲骑士以毁灭性打击。至少德意志和奥地利落在了他们手里。这一年，成吉思汗在蒙古去世，蒙古人的首领们急忙赶回远在几千英里外的首都哈拉和林，来选出继位者，西欧因此得以幸免于难。

整个中世纪，基督徒与异教徒的战争从未在东欧与南欧的边境停歇过，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惶恐不安。异教徒们不断逼近。1453年，君士坦丁堡为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所占。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财富与经济面临异常严重的威胁。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与土耳其人占领小亚细亚，使欧洲通往东方的道路断绝了。这条曾哺育地中海沿岸城镇并给热那亚和威尼斯带来巨大财富与繁荣的伟大道路，现在走不通了。骚乱向东方蔓延，尽管土耳其人为了征收通行费而想与欧洲继续做生意，但贸易与旅行都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意大利的地理学家与航海家们一直想找到一条不为异教徒所侵扰的、通往东方的新航线。他们在东地中海里交通运输繁忙，因而积累了丰富的造船与航海经验，但却缺乏远洋冒险所需的资金。首先发现新航线的是葡萄牙人。在英国十字军的帮助下，葡萄牙于十二世纪获得独立。葡萄牙逐渐把非洲摩尔人（the Moors）赶出本土，然后开始向非洲海岸扩张。约翰·冈特的孙子、“航海家亨利亲王”号召人们从事一些探险活动，于是海外冒险便从里斯本开始了。在后来的整个十五世纪中，葡萄牙水手不断沿非洲西海岸南下，他们寻找黄金与奴隶，慢慢扩大了已知世界的疆界。到1487年，巴塞洛缪·迪亚士（Bartholomew Diaz）绕过了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大海角，他把这个大海角称为“风暴角”，但葡萄牙国王颇有真知灼见，将之改名为“好望角”。“好望角”确实充满希望。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的船在卡利卡特抛锚，通往印度与远东财富的新航线就此打开。

与此同时，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热那亚人正在准备进行一场对未来世界更为重要的探险活动。在对他同胞充满想象的地图静思默想并进行一番深入研究后，他决定穿过那些已知岛屿，向西航行，进入大西洋，寻找通往东方的另一条航线。哥伦布与一位葡萄牙水手的女儿结了婚，岳父曾在“航海家亨利亲王”手下干活。从岳父的书信中，哥伦布知道了那些了不起的大洋冒险故事。1486年，他派弟弟巴塞洛缪去英国寻求支持，以进行海外探险，巴塞洛缪却在法国沿海被海盗抓住了。当他终于到达英国，并引起新国王亨利·都铎的兴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但哥伦布得到了阿拉贡的斐迪南德与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这两位西班牙统治者的联合支持。在他们的资助下，哥伦布1492年从安达卢西亚的帕洛斯出发，起航驶向未知世界。三个月后，在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登陆。他在无意中发现的并不是通往东方的新航线，而是西方的新大陆，不久得名为“美洲”。

大约一百年后，英国人才开始发挥它在海上的潜在实力。这一时期，英国人的成就有限。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企图从西北方向渡过大西洋，找到一条通往远东的新航线，但却没有成功。他们在伦敦和英格兰东部的同行们更关心的是与尼德兰的贸易利润问题。亨利·都铎则支持海盗活动，只要该活动不使他与西班牙发生纠纷。亨利资助了以约翰·卡伯特为首的探险队。与哥伦布一样，卡伯特也是热那亚人，住在布里斯托尔。1497年，卡伯特到达布雷顿角岛附近。但这里没什么生意可做，有的只是一块荒凉无垠的大陆，再往前走似乎也不太可能。第二次航行，卡伯特沿美洲海岸线，往佛罗里达方向驶去，但这又离西班牙人的活动范围太近了。卡伯特死后，谨慎的国王亨利放弃了大西洋探险活动。

随着西班牙人来到新大陆并发现贵金属，他们与葡萄牙人便陷入无尽的冲突之中。由于这两国进行海外探险的目的之一，便是向未发现的野蛮之地传播基督教信仰，因此，它们请教皇来做公断，因为在它们看来，教皇掌握着决定这些新大陆归属的大权。十五世纪九十年代，博尔吉亚家族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发布一系列训令，从而在世界上划出一道界限，分出了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势力范围，这也促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缔结了合约。两国都同意在亚速尔群岛以西三百七十里格处，划分一条南北分界线，葡萄牙人据此认为他们有权占领巴西。

尽管葡萄牙是率先进行远洋探险的国家，但它毕竟太小，无法维持这样的活动。据说，为保有自己的海外财产，半数葡萄牙人因此而丧生。西班牙很快超越了葡萄牙。哥伦布第一次远航那年，摩尔人在西班牙土地上的唯一城市格拉纳达，在中世纪最后一支规模庞大的十字军的进攻下陷落了。从那以后，西班牙就有精力致力于有关新大陆的事务。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本是葡萄牙人的船长麦哲伦在西班牙人的雇佣下，开始经南美洲横渡太平洋的环球航行。麦哲伦在菲律宾被人杀死，他的大副指挥麦哲伦的船绕过好望角安全返航。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文明彼此间开始有了关联，这一新发现也使欧洲北部海域那个英格兰小王国重新具有了重要意义。它将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只是时候未到。当时，东方的香料通过海路被运到安特卫普，进入欧洲市场。贸易的途径发生革命性转变，陆路贸易失去活力，意大利城市的重要地位被西北欧所取代。未来的繁荣点不在地中海，而在大西洋沿岸。英格兰、法国、荷兰等在大西洋沿岸拥有港口的新兴国家，可以轻易进入各大洋。

新大陆的财富很快就对欧洲旧秩序产生影响。十六世纪上半叶，科尔特斯征服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皮萨罗征服了秘鲁的印加人。这些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开始通过大西洋运往欧洲，黄金与白银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而来。此外，烟草、土豆和美洲糖等新产品也被运往欧洲。新财富流往旧大陆，旧大陆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在长期停滞不前后，旧大陆的人口再次增长，农场与作坊生产也在发展。欧洲需要更多的钱来进行新的探险活动、建造新房屋、开办新公司、进行新管理。统治者与普通民众都对财政管理知之甚少，经济拮据的各国君主们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让货币贬值，因此，物价暴涨。当路德在维滕贝格贴出他的相关主张时，货币早已开始迅速贬值。在美洲银钱的刺激下，欧洲大陆通货膨胀一浪高过一浪，在二十世纪之前，这种通货膨胀的程度都是少有的。旧世界的领主与农民发现自己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一股新兴力量开始在欧洲各君主那里产生影响，赢得地位，并开始发挥出作用。对商人和银行家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德意志的富格尔家族（the Fugger family）了。他们将大量财富用于支持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因此享誉盛名。教皇和德皇都曾有赖于这一家族的资助。

同以往一样，通货迅速膨胀的时代，人们很难适应。但他们还是强烈感到，经济会有新发展，生活会有所好转，最终，每一阶层都会从社会环境的改善中受益。一个世纪前，黑死病使欧洲人口减少1/3，所以幸存者们大有用武之地。人类开始探索进入一个更广阔的时代，可以更自由地交换更多商品与服务，并且参与这些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新世界大门已洞开，不仅在地理上让欧洲人多了北美洲与南美洲这两个可以生存之地，还丰富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与看问题的角度，并可充分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第二章　都铎王朝

几十年来，英国君主制便陷入王位继承的纷争之中。1485年8月22日，里士满伯爵亨利·都铎在英格兰中部小镇博斯沃思附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的对手、篡位者查理三世则在战斗中阵亡。随着亨利七世登上王位，新王朝开始了。24年励精图治中，英国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

亨利的首要任务就是劝说贵族、教会以及绅士阶层，接受博斯沃思的战斗结果，并支持自己登上王位。为谨慎起见，他赶在议会开会前加冕登基，这样一来，武力征服就是他继位的基础，议会的批准倒是次要的了。但其实，议会还是支持他执政的。后来，经过一番长久酝酿，亨利和与他为敌的约克家族的继承人伊丽莎白结了婚。

英国王室因为经济拮据，长期以来一直力量不强。但军事上的胜利使亨利重新获得了王室在15世纪被没收与被剥夺的领地，同时也收复了其他许多大块领地。亨利从兰开斯特家族的国王手中继承了宝贵的精华土地，还侵占了格洛斯特公爵查理的北方领地。后来，威廉·斯坦利爵士对亨利在博斯沃思战斗后的奖赏不满，因而开始造反，最后被处决，他在英格兰中部的广袤领地也落入王室手中。从此，亨利有了一笔稳定收入。

但这远远不够，亨利还必须整顿英格兰的土地所有权。敌对君主的迅速更迭让土地所有者们心生不安，法律也因此而陷入混乱。战乱时，封建大家族中很多人被处死或阵亡，家族势力也被打击得七零八落。幸存者及大量小地主们时刻面临威胁，担心会因敌人根据他们过去行为的忠诚或背叛所进行的起诉，而失去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内战期间，很少有哪个人的家族没有在某一时期支持过战败一方。上述情况对亨利极为不利，如果地主阶级对合法保有自己的财产没有把握，忧思难安，那么一旦再次出现篡权者，他们就会投靠于他。因此，亨利颁布法案，宣称所有对在任国王效忠的人，生命财产都将无恙。这种承认在位国王而强调合法国王的做法，是新国王亨利的特有手段。地位稳固后，亨利便开始建立自己的实际权力。

边界问题是下一个要解决的事情。整个中世纪，英格兰南北双方都有着很深的鸿沟。南方社会高度发展，乡村富庶，城镇发达，与佛兰德斯和意大利的羊毛贸易非常繁荣。玫瑰战争曾严重威胁这种井井有条的生活，亨利就是在这里获得了重要支持。据史家记载，“他不能坐视贸易出现问题”，因此为那些与尼德兰做生意的英国商人赢得了有利条款，贸易因而在和平环境中得到发展。亨利平定了乡村骚乱，商人阶级的代表因此在议会中与他结盟。亨利对这一阶层格外关照，是由于利益一致的缘故，即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如果说这是专制，那也是人们心甘情愿所接受的专制。

北方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像珀西这样的封建大家族统治着这里。那里群山起伏，土地贫瘠，居民目无法纪，骚动不安。由于交通工具落后，他们常常无视或藐视王权。北方长期与苏格兰人进行边境战争，盗贼群起。他们抢夺牲畜，烧毁村庄。格洛斯特公爵查理曾在北方享有盛誉，他的性格很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统治方式虽简单粗暴，却把那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即便在博斯沃思失败后，约克城仍对他万分怀念。亨利不仅要维持这里的秩序，并保有自己的统治，还得建立一道安全防线，以抵抗苏格兰人。作为格洛斯特公爵领地的新主人，亨利在北方获得了一处战略基地。在15世纪，由于统治方式过于原始，从伦敦直接统治英格兰是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委派下属代行王权。于是，北方和威尔士边界地区分别成立了政务会，它们被授权统治这些地区。国王的亲信得到广泛的统治权，备受国王恩典并受过法律训练的新官员开始在统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他们在王室和法庭里一直非常活跃，现在，国王的亲信首次对封建时代的旧贵族占据了优势。国王在北方的可靠代表兼贝里克郡要塞司令亨利·怀亚特与南方的埃德蒙·达得利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及其同僚的后代成为西德尼家族（Sidneys）、赫伯特家族（Herberts）、塞西尔家族（Cecils）和拉塞尔家族(Russells)。

内忧外患同时并存，亨利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以提防那些得到外国支持的王位觊觎者们入侵。他的地位能否保住，有赖于自己的政治手腕和判断力，而非世袭权利。勃艮第宫廷是密谋反叛亨利的中心，因为勃艮第公爵夫人是查理三世的妹妹，她曾两次煽动人进攻都铎王朝。指挥第一次进攻的是兰伯特·西姆内尔，最终，他灰溜溜地成了王室厨房里的帮工。第二次声势要更大些，领头人是波金·沃贝克。他本是图尔内一名船夫兼税吏的儿子，但有人说，他是伦敦塔里遇害的王子的后裔。在拥有了爱尔兰心存不满的约克派贵族的支持、接受了勃艮第人提供的金钱并得到了奥地利人和佛兰德斯人的军队以及苏格兰的同情后，波金·沃贝克公开进行了历时七年的叛乱。为夺取王位，他先后进行过三次尝试。但博斯沃思战役后选择支持国王亨利的人，此时也都与亨利并肩作战。亨利的军队还未赶到，沃贝克对肯特郡的进攻就被当地农夫击退了。沃贝克从苏格兰开始的进攻仅仅打过边境线四英里。沃贝克还参与了1497年康沃尔人的暴动，但也以失败告终。沃贝克便躲了起来，最后被人押回伦敦，投入铁窗。他曾两次试图越狱，两年后，被执行死刑。临刑前，沃贝克在泰伯恩刑场（Tyburn）的绞刑架上忏悔了自己的罪恶。于是，这场叛乱便在沃贝克的耻辱与难堪中结束，但他当时确实造成了很大威胁。

亨利一定感到他的王位有所不稳。玫瑰战争削弱了英格兰对威尔士的控制，在爱尔兰就更是如此。那里的王位之争也很激烈。英格兰-爱尔兰混合血统大家族中有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分，都柏林附近英格兰统治区的城市以及利默里克和戈尔韦这些偏远的边境城市里，也有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之分。不过，他们之间的争斗仅仅是家族宿怨的继续。以奥蒙德伯爵为首的巴特勒家族家族支持兰开斯特家族，因为一直以来，他就比对手菲茨杰拉德家族更忠于英格兰国王。菲茨杰拉德家族则由伦斯特省的基尔代尔伯爵和芒斯特的德斯蒙德伯爵所领导，他们都与当地的头面人物有血缘和联姻关系。菲茨杰拉德家族支持约克家族，是想要以此提高自己的地位。

在芒斯特，以德斯蒙德为首的菲茨杰拉德家族“已比爱尔兰人更像爱尔兰人”了。在英格兰统治区，被人称为“大伯爵”（Great Earl）的基尔代尔还能履行自己的封建义务，领导英格兰人，但在他更为偏远的领地香农，实行的就是另外一套统治了。英格兰派来的总督发现，面对基尔代尔在这里的统治地位，以及岛屿间的联盟，强调自己在法律上的合法权利没什么好处。基尔代尔家族还可能在爱尔兰建立了一个王朝，这种情况自爱德华·布鲁斯失败并去世后，是从未有过的。即便基尔代尔仍对英格兰效忠，但他会支持约克派国王还是兰开斯特派国王呢？他的亲戚德斯蒙德支持兰伯特·西姆内尔，因此很有理由怀疑他本人支持波金·沃贝克。1494年，爱德华·波因宁斯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之后他想要限制基尔代尔胡作非为的权力。他说服位于德罗赫达的爱尔兰议会通过了著名的《波因宁斯法案》，将爱尔兰议会处于英国兰议会的控制之下。这一法案存在了三百年，直到二十世纪才被废除，期间备受诟病。

基尔代尔被剥夺财产，押往伦敦。亨利国王相当明智，并没有对这位颇具实力的冒犯者进行简单的封建审判，因为基尔代尔的家族仍在都柏林郊外进行战斗，他的表亲、姻亲以及所有受他庇佑的人遍布爱尔兰。且不说他涉嫌支持波金·沃贝克，他的其他罪名也已相当严重。难道不是他烧了卡谢尔的大教堂吗？基尔代尔承认了这一点，但他的辩解却打动了国王：“是我烧的，但我以为大主教也在里面的。”亨利接受了这一说法，并对此发表指示：“既然爱尔兰无法控制基尔代尔，那就让基尔代尔统治整个爱尔兰吧。”这句话即便不是亨利说的，至少也是名言。基尔代尔因此获得赦免，并被释放，还迎娶了亨利的表妹伊丽莎白·圣约翰。之后他重返爱尔兰，接替波因宁斯，成为爱尔兰总督。

在爱尔兰能否掌权，有赖于能否召集一支人数充足的武装力量，并可对它发号施令。在这方面，英格兰国王施加了强大的个人影响。哪个大贵族能召集并控制军队，他就授予谁王室勋章以及总督头衔。另一方面，他也宠幸巴特勒家族和伯克家族，使得即便是基尔代尔这样的大人物，也无法完全操控各大家族的首领。一段时期以来，这种危险而多变的平衡局面成为建立中央统治的唯一途径。当时，没有一位英格兰国王能够戴上“爱尔兰王”这一桂冠，正如没有一个英格兰国王能够获得“法兰西国王”的称号一样。

但英格兰人有了强大的帮手。火炮，这一当年帮法国人驱逐英格兰人的武器，现在又来助英格兰人进攻爱尔兰了。大炮轰向爱尔兰的城堡，其中含义，不言而喻。这些大炮来自英格兰，爱尔兰人能使用大炮，但不会制造。一时间，大炮成为英格兰人掌控爱尔兰事务的关键，这是亨利七世与爱德华·波因宁斯所未料到的。长期以来，菲茨杰拉德家族的首领们身居半盖尔式的宫廷中，使英格兰统治区不寒而栗。在爱尔兰人看来，相较于都柏林城堡里处境窘迫的英王代表们，菲茨杰拉德家族控制着一个更为名副其实的王国。现在，随着文明的进步，火药打掉了菲茨杰拉德家族的威风。

亨利在处理与苏格兰人的关系时，体现出他在判断问题上的精明。亨利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削弱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的地位。他把武器用船经贝里克郡运到反对詹姆斯四世的贵族那里，并与反对派势力密谋频繁。与过去一样，边界冲突依旧猖獗，破坏着两国间的和平。詹姆斯支持王位觊觎者波金·沃贝克，因而两国关系更加恶化。但亨利的终极目标却很有建设性，他与詹姆斯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此基础上缔结了和平条约。尽管亨利并不像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但他也有憧憬，甚至期望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能够结束，从中世纪以来就威胁英格兰的法国-苏格兰同盟不复存在。无论如何，为了苏格兰与英格兰的统一，亨利还是率先采取了行动。1502年，他将女儿玛格丽特嫁予詹姆斯四世，直到亨利去世前，北方地区都保持着安定局面。

亨利的对法政策也相当成功。他意识到，战争的威胁远比战争本身能使他获利更多，他召集议会，使议会同意征税以准备对法战争。之后，他调集一小支部队横渡海峡来到加莱，并包围了布伦。与此同时，他又与法王展开谈判。后者无法同时应对来自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英格兰三方的挑战，便只好用钱收买亨利退兵。于是，亨利两头受益，他像爱德华四世一样，不仅如期得到一大笔法国的贡金，还将英格兰为了战争所征的税金收入囊中。

欧洲最有权势的新兴君主制国家是西班牙，由于阿拉贡的斐迪南德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的共同努力，以及他们在同摩尔人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而刚刚成为一大强国。阿拉贡的斐迪南德与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完婚，标志着这个国家的统一。1489年，亨利的大儿子亚瑟与斐迪南德的女儿凯瑟琳公主订婚，英格兰与西班牙便通力合作，确保他们能从法国那里获得战利品。西班牙得到了法国的领土，亨利则每年都会收到贡金。在早些年里，王室正常收入约五分之一都来源于此。

作为政治家，亨利七世持有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那种新派而冷酷的政治观点。青少年时代，亨利曾被流放外国宫廷，首级也被人明码标价。这段经历使他学到很多。他见过人们商谈通婚事宜、制定条约以及雇佣职业军队为路易十一和勃艮第公爵查理而战，他也知道如何对贸易进行管理，了解法国君主与地方贵族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亨利对当前各项问题进行权衡以及讨论，对现实政治提出了更为精准的分析，这有助于提高他作为威尔士人所特有的敏锐性。当时，拉丁民族的政治手段和分析能力已经有了高度发展。

亨利致力于以原有制度为基础，在英格兰建立一个强大君主国。像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洛伦佐·德·美第奇一样，亨利一直进行着改良。他只是对旧制度进行微调，却不彻底变革。无须宪法上有根本改变，亨利的统治再次牢固树立了起来。他的政务会得到加强，从议会受权，就可对立过誓约或没立过誓约的个人进行审查，仅仅依据书面证词，就能给他们定罪。这种做法是普通法中所没有的。星室法庭（The Court of the Star Chamber）定期在威斯敏斯特开庭，由两位大法官主持。一开始，它是国王政务会下属的司法委员会，专门审理一些需要特殊处理的案件。例如，某一派势力过于强大，或犯罪分子罪行罕见以及过于残暴等。弱者与受压迫的人指控有钱有势之人，家仆豢养私人军队，以及贿赂陪审员等问题，都在星室法庭审理范围之内。

国王政务会的首要职能是管理而非审判。政务会成员由国王选定而成，即便入选，他们也没有绝对保证，国王可随时撤换他们。但另一方面，他们能终止英格兰任何一家法庭的活动，并将案件移至政务会审理，也可逮捕任何人，或对他人施以严刑。政务会里设有内部委员会，一个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另一个则掌管财政，从中世纪财政署繁杂的事务中，开辟出一条新路。财政大臣直接对国王负责，国王是中心，体现了直接的个人统治。他经常批准或审核各项花费，哪怕只是很小一笔钱，也会用草体缩写字母签上名，这些签名大概现在还能在伦敦的档案局里看到。在英格兰历代国王中，亨利七世很可能是最好的实干家。

用人方面，亨利七世也很有一套。他的大臣没有几个是出自世袭贵族家庭，许多人是新教教徒，几乎所有人都出身卑微。首相大臣、温彻斯特主教理查德·福克斯在英格兰是仅次于国王的二号人物。他原是赫里福德一所学校的校长，在巴黎认识亨利后，便陪他开始了流亡岁月。在管理与佛兰德斯人的羊毛贸易问题上深受国王青睐的埃德蒙·达德利则是伦敦城的副郡守。发明第一部外交密码的约翰·斯泰尔一开始是个杂货商或是布商，后被亨利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理查德·爱普生则是筛子匠的儿子。执政初期，亨利实力薄弱，如果犯了错误，是经不起打击的。于是他每天一有空闲，就开始记述政治事务以及其他需要他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人事问题”，即关于雇佣、奖赏、监禁、流放、剥夺公民权或处决等人事问题。

像同时期的其他君主一样，除了对国内政治颇具热情，亨利七世还十分关心对外政策。他让英格兰的第一批使节们继续常驻国外，并认为，外交手段可以取代之前国王们所进行的暴力行为，而及时、准确且源源不断的情报是这项工作的关键。即便在英格兰，亨利七世也建立了一套情报系统。关于他的国外情报系统的运转情况，米兰公使在给卢多维克公爵的信中做了描述：“国王掌握关于欧洲事务的准确情报。这些情报有的来源于他自己派出的使节，有的来源于他所雇佣的其他国家的臣民，也有的来源于商人。如果您想提供消息，最好能说出一些特别细节，或者赶在其他人之前讲出。”米兰公使又写道：“意大利局势的变化使他改变了主意。这一变化不是指与威尼斯人在比萨问题上所发生的纠纷，关于这一问题，他每天都能收到相关书信，而是指亨利七世认为，教皇已与法兰西国王结成了联盟。”

此外，亨利也像其他君主一样，大兴土木，并有所创新。他在威斯敏斯特的小教堂与在里士满的王宫，充分反映出他在建筑风格上的鉴赏力。尽管亨利私下生活节俭，但他还是会刻意地以很大的排场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打着华盖，穿着奢华的衣服，佩戴稀世珠宝，衣领光彩夺目。贵族们前呼后拥，宫廷人员多达七百人，每天在伦敦塔里进餐，费用均由亨利支付，并且还有小丑、歌手、猎人以及他那出名的豹子来表演娱乐节目。

亨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摒弃古代制度，有意识地进行改革，史学家对此存有争议。即便玫瑰战争的最后阶段，约克派的君主们还在为建立一个新型强大的、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国家而努力。在亨利七世统治下，这些屡屡受挫的心愿成为现实。亨利七世将中世纪的制度转化为当代的统治工具，他在这方面的技巧与智慧，令人无可置疑。

亨利所取得的成就巨大，且影响深远。在前辈留下的废墟与灰烬中，亨利七世建立起自己的权力。他小心节俭地积累了在当时看来相当可观的金钱，训练出一批能干的官员。他扩大了王权，却也没有失去下议院对他的支持，并使国家在君主制下繁荣起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各君主中，他的成就与名望丝毫不逊于法王路易十一和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德。

人们经常忽略这一点，现存亨利七世的所有肖像，几乎都是根据一副他去世后所带的面具而画的，这可以描绘出他的真实相貌，但却使他显得过于冷酷无情，从而与亨利同时代人对他的描述很不一致。但这些肖像似乎也符合亨利七世的性格与经历。英国国家肖像馆中的画像是亨利七世去世四年前所作，他坐在一处拱形背景中，机警而冷酷的灰色眼睛望向远方，纤细并经过精心保养的双手轻轻放在画面底部。他双唇紧闭，嘴角露出浅笑。画面中，亨利有些悲伤，他肩负责任，显出疲惫、警惕且看破红尘的神情。这就是都铎王朝的建立者，接下来，他所建立的这一王朝将带领英格兰走出中世纪的混乱，使国家变得更为强大，并步入一个前景广阔的时代。

第三章　国王亨利八世

在后人看来，国王亨利八世所成长的时代，是一个旧制度日渐消亡的时代，但当时的人们却不这样看。统治者眼中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现代欧洲国家体制的出现。这一充满威胁且令人感到的困惑的新事物，出现时间并不长。英吉利海峡的对岸，法国新兴君主国从百年战争中实力得到大幅增强。路易十一与他的儿子查理八世不再仅仅是一个松散的、拼凑在一起的众多封建公国的首领，他们统治着一个统一的法国，那里人口众多，版图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法国封建领主们最惧怕的英格兰国王已被从法国赶了出来。英格兰国王的祖先们曾是能与法国王室平起平坐的大地主，现在，却仅有加莱还掌握在征服者威廉与亨利·金雀花（Henry Plantagenet）的后代手中。

与此同时，1477年“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死后,法国王室的幼支勃艮第家族在而走向终结。近一百年来，该家族都在与法王分庭抗礼，现在，勃艮第落入路易十一之手。勃艮第的玛丽公主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the Holy Roman Emperor Maximilian），该家族的其余属地便归马克西米利安所有。从那以后，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了勃艮第公爵当年凭借各种手段和运气，在尼德兰和比利时所获得的公爵领地、郡县、贵族领地以及城市。哈布斯堡家族与瓦卢瓦家族（Valois）在法国西北边境地区剑拔弩张，一场漫长的斗争开始了。尽管法国王权并不稳定，但瓦卢瓦家族的国王们统治下的国度却很统一，将之称为法兰西国家一点也不为过。它的国王经过与英格兰的长期斗争，实力倍增。不必经三级会议（the Estates）同意，就可向非贵族阶级征税，且拥有一支常备军。凭借这些收入，瓦卢瓦家族的国王就能雇佣瑞士步兵，制造大量火炮，并支付国内英勇骑士团的军饷。

对于这一不断发展且日渐中央集权化的过程，有一个中世纪国家似乎对此熟视无睹，它就是正处于崩溃之中的神圣罗马帝国。在之前的几十年中，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直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首领。武力所无法获得的，他靠外交手腕与运气就全都实现了。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很好地诠释了“得到”与“夺取”之间有何不同。他与欧洲最有实力的女继承人结了婚，奥地利的王室由此开始了靠婚姻获得利益的最大化的阶段。长江后浪推前浪，马克西米利安与玛丽的儿子菲力大公更是迎娶了乔安娜公主。乔安娜的身世比菲力大公的母亲玛丽还要显赫，拥有卡斯提尔、阿拉贡、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继承权，她的姐姐则先嫁给了亚瑟王子，后又改嫁国王亨利八世，促进了都铎王朝的强盛。

在别人日益强大的世界里，英格兰国王不得不用远远弱于邻国的力量，来应付一切事情。他的臣民只有三百万多一点，岁入比别国少，没有常备军，也没有仅对他负责的国家机构。可是由于离法国及荷兰帝国相当近，英格兰不得不参与欧洲政治事务。英格兰的国王被卷入战争、谈判、力量改组与均势变化之中。国王对此经验甚少，只能施加不大的影响。

在这一动荡的世界中，陆上战争的“常胜将军”是贡萨尔沃·德·科多沃率领的西班牙步兵，他们战无不胜。有时，瑞士步兵以及加斯东·德·富瓦或法王手下其他几位将军所率领的可怕骑兵，也能取得一些胜利。长期以来对英王大有裨益的传统政治手段以及在战争中屡试不爽的老办法，如今已无大用。一个世纪以来，英格兰的几代国王们意识到，自己有着可怕弱点，一旦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而使英格兰单独对付法国或西班牙时，他们就将受到灾难的威胁。因此，不得不小心行事。

亨利在他的哥哥亚瑟王子去世前，所受培养均以进入教会为目标。所以，他成长于一种由他父亲所创造的学习氛围中。亨利将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一些严肃课目——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神学和音乐，他也进行体育锻炼，擅长骑马用长枪比武，也喜欢打网球及猎鹿。他行事坦率而直接、言而有信，赢得了当时聪明绝顶的女人之一、荷兰摄政王、奥地利人玛格丽特的青睐。由于父亲的苦心经营，亨利名下的现钱比基督教国家里其他任何王子都多。各国驻英大使在写往国内的报告中，也对亨利赞不绝口：“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英俊的君主。身材高大，小腿匀称，皮肤白皙而有光泽，赤褐色的头发按照法国人的样式剪短梳直，脸盘丰满而美丽，扮成女士也是风姿绰约，脖子又粗又长……他会说法语、英语、拉丁语和一点西班牙语，诗琴和古钢琴也弹得好，能够拿起新的歌谱立即唱歌。他拉弓的力气在英格兰无人能敌，骑马比枪，也技艺精湛。”“他喜爱打猎，不累坏八匹十匹马决不罢休，因此总是在预定的狩猎路线上布置好备用马匹。他还酷爱打网球。看他打网球是件莫大的快事。白皙的皮肤透过质地精良的衬衣，闪烁着光泽。”

长大后，亨利身材高大，满头红发，仍保留着祖先的进取精神。几个世纪以来，他的祖先对威尔士边界地区的战事已习以为常。亨利比身边的人都高，人们从他身上感到一种掩盖起来的狂躁情绪，以及一种潜在的力量与激情。一位法国大使在宫廷里居住几个月后承认，每当靠近国王亨利时，总会心惊胆战，担心国王会有暴力之举。尽管亨利在生人面前显得坦率、和颜悦色、值得信赖，且具有幽默感，因此民众一见，便心生好感，但即使是与亨利关系最密切的人，也无法进入他内心的隐秘世界。亨利从不轻易与人交心。对于经常能见到他的人来说，亨利似乎有着两副面孔。在狩猎、宴会和宗教游行中，他是兴高采烈的君主，孩子们的朋友，和各项运动的保护者。在政务会上，他则是敏锐的观察者，留心注意着一切，并对各方论点进行权衡考虑，只在重大事情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长途狩猎期间，一旦信使送来文件，他便立即离开众人，召集“御前顾问”们前来，商讨他所说的“伦敦事务”。

亨利既有凶狠残暴的一面，又有耐心勤奋的一面。他有很深的宗教信仰，总是去聆听长达一两个小时的布道，并且写过不只一篇高水平的神学文章。礼拜日的时候，他常常做五次弥撒，其他日子则做三次。做弥撒时，他还亲自给教士帮忙，所以总能在礼拜日得到圣餐和圣水。他还在耶稣遇难日以苦行赎罪。亨利热衷于神学争论，因此被教皇誉为“信仰的捍卫者”。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每天都要处理大量急件与备忘录，并且还要制定计划，但这些却从不需要秘书帮助。他也写诗作曲。对于国事，亨利从不轻易开口，他请来做顾问的人，也大多出身卑微：托马斯·沃尔西是伊普斯威奇市一个贫穷屠夫的儿子。沃尔西的父亲名声不好，曾把坏肉卖给别人，而被该市档案记录其中；托马斯·克伦威尔是个不起眼的律师；托马斯·克兰默则是位不出名的神学讲师。亨利八世与他的父亲一样，不信任世袭贵族阶级，而更喜欢让没有多少人脉的人充当谨慎的谋士。

统治初期，亨利八世曾宣称：“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摆布我。”随着时间流逝，他更加固执任性，脾气也更坏了。他发怒时特别恐怖。有一次，亨利说，他不承认什么贵族，如果自己的意志受到阻挠，“他就会让他们人头落地”。亨利八世在位的三十八年间，确实有很多人身首异处。

对身边的智囊顾问们来说，亨利八世这位大人物就是一个噩梦。一旦他脑海中有了什么想法，他就不会轻易放弃。如果别人对此有异议，只会让他变得更固执。而且只要他开始行动，若不加以劝阻，往往会行之过甚。尽管亨利八世非常自豪地标榜，自己可以容忍顾问们随意发表意见，但坦率来讲，当他决心已定时你还进行劝阻，是很不明智的。托马斯·莫尔爵士对沃尔西说：“陛下认为，在进行谏言方面，最危险的情况莫过于顾问坚持要采纳他的意见。”沃尔西和克伦威尔在失宠后都透露，“左右陛下想法的唯一秘诀”，就是不要让他听到危险主张。但这却很难实现。亨利八世常常与理发师、猎人、他的厨师，特别是与和航海有关的那些身份卑微的人谈话，搜集意见，并且经常骑马打猎，有时一去就是好几个星期。不论在哪儿，都能见到他的身影。每年夏天，亨利八世会游历全国，微服私访，他对他的臣民相当了解。

1509年，亨利在他父亲去世六周后，便与他哥哥亚瑟王子的遗孀、来自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结了婚。他当时十八岁，凯瑟琳公主比他大五岁零五个月。为了迷住他，凯瑟琳大费苦心，终获成功。为了促成这桩姻缘，斐迪南德与亨利七世在此之前也做了不少谋划，并且得到教皇特许，亨利因此可以不受教会禁止近亲结婚这一规定的束缚。毫无疑问，亨利想要马上完婚。在亨利执政的头二十二年中，凯瑟琳守在他身边。这段时间里，英格兰成为欧洲事务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到凯瑟琳三十八岁为止，除了三四次短暂失宠外，她一直享受着亨利的宠爱，约束他不要做蠢事，并以自己的方式帮助他处理国事。亨利的婚姻生活遭遇一系列不幸，要是没有坚强的品性，是根本挺不过来的，但他还是很快安定了下来。亨利刚过十九岁生日，凯瑟琳就生下第一个孩子，但却是死胎。一年后，凯瑟琳又生下一个孩子，但不久之后就死了。亨利和凯瑟琳总共有五个孩子都没有活下来。

亨利八世继续与他的岳父阿拉贡的国王斐迪南德保持长期联盟，后者为英格兰带来荣誉与财富。亨利拥护教皇，教皇便赠予他金玫瑰，这是基督教世界的君主所能获得的最高礼遇。亨利遇事还与父亲在世时的重要顾问大法官、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哈姆、温彻斯特主教理查德·福克斯、达勒姆主教兼国王秘书托马斯·鲁瑟尔进行认真商议。在他们的指导下，亨利一度采用他父亲一贯主张的政策——只要法国继续支付贡金，就不介入欧洲事务。但当时，亨利已处于欧洲新政治漩涡的边缘，他该跳进去吗？过去几年间，欧洲最富庶的城市几次易手，每次都得交纳贡金。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线几乎每个月都有变化。凯瑟琳的父亲、阿拉贡的国王斐迪南德征服了那不勒斯王国以及法国边境地区的塞尔达涅省和鲁西荣省。其他君主也几乎如此。对外征服的诱人前景在亨利面前展开，但他父亲任用的那些年长顾问们却仍然坚守和平的信条。亨利七世只向国外派遣过一次英军，他更喜欢让外国雇佣军代劳。现在，亨利八世则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一政策。

亨利八世对林肯主教沃尔西观察已有一段时间，此人是多赛特侯爵向亨利八世推荐的。侯爵的几个儿子就读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时，沃尔西正是那里的院长。侯爵很欣赏沃尔西，便邀请他来家中过圣诞节，还给了他几份俸禄。后来，这位年轻的教士在加莱总督那里获得一个职位，当随军牧师。除了学识渊博，沃尔西在谈判以及财政管理方面也很有天赋，曾是莫德林学院的财务主管。亨利七世发现了他的才能，就将他从加莱总督那里调出，负责在国外处理一些不太重要的官方事务。1509年11月，亨利八世提拔沃尔西到政务会任职，让他担任王室的施赈官员。这一年，沃尔西才三十六岁。

两年后，英国决定加入反法神圣同盟（the Holy League against France），在同一星期中，作为政务会执行委员的沃尔西签署了第一份文件，由此可见此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沃尔西受命负责备战，他之前的年轻学生小多赛特侯爵是总司令。此时，法国正醉心于在意大利的冒险活动，亨利八世想趁机收复六十年前丢失的波尔多。斐迪南德国王在这时入侵横跨比利牛斯山脉的独立王国纳瓦拉，教皇和威尼斯共和国则在意大利境内抗击法军。那是1512年，也是英军自百年战争后，第一次到欧洲大陆打仗。

英军远征加斯科涅的行动以失败而告终。斐迪南德国王占领纳瓦拉全境。据英国驻西班牙资深大使威廉·奈特博士说，斐迪南德仍然热情高涨，他将大炮运过比利牛斯山脉，并邀请英军和他们一起去打法国。过去打仗，需要佩戴长弓，并用重甲骑兵，但英国人发现，他们从玫瑰战争中得来的上述战斗经验，在欧洲大陆已不合时宜。斐迪南德与法国都雇用了瑞士和奥地利的职业步兵。他们组成严密的方阵大踏步前进，密密麻麻的十八英寸长矛闪着寒光。当时的火器是原始的火绳枪，它非常笨重且击发缓慢，无法给这种快速前进的方阵以重创。斐迪南德给亨利提了许多军事方面的建议，认为他应该用现有财富，打造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强大常备军。但亨利还没来得及采取斐迪南德的建议，小多赛特侯爵所率领的士兵就因不熟悉法军战法，加之喝不惯加斯科涅的葡萄酒，而纷纷得了痢疾。小多赛特侯爵的军队就这样瓦解了。士兵拒绝服长官，溃散回国。小多赛特侯爵也不再做无用战斗，随士兵一同回来。经过1512年整个冬天的谈判，斐迪南德与威尼斯人抛下了亨利八世和教皇，而与法国讲和。尽管“神圣同盟”这一名字听起来很高大上，但作为政治联盟，却没发挥什么实际作用。

英格兰将这一系列失败归咎于国王的新晋顾问沃尔西。实际上，正是战时行政管理工作的艰难，才让沃尔西初次展示出他的才华与旺盛精力。但从一开始，政务会的世俗成员就反对由一名教士所推行的战争政策，因此，他们密谋要将沃尔西罢免。亨利八世和教皇却不为所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曾被法军围困于罗马城，他便将法军全体人员驱逐出教会。现在，教皇留起了不合时尚的胡须，发誓不向法王报仇雪耻，就绝不刮胡子。亨利八世为了不落后，也蓄起了胡须。像他的头发一样，他的胡子也是赤褐色的。亨利八世买通马克西米利安皇帝，雇用他的炮兵和大部分奥地利军队，为己所用。据说，有人让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却拒绝这样做，说这次要为英格兰国王和圣乔治而战。

亨利八世所采取的措施虽然花费不菲，但却相当成功。1513年8月，英军和奥地利雇佣兵在亨利八世指挥下，于“踢马刺战役”（the Battle of the Spurs）中，击溃了法国人。之所以称这场战役为“踢马刺”，是因为法军在须臾之间，便仓皇败北。欧洲最著名的骑士贝亚尔和大批法国贵族一起被俘。法国东北部最富庶的城市图尔内只看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大炮一眼，便开城投降，而被一支英军占领。更令人兴奋的是，留在后方担任英格兰摄政王的凯瑟琳王后，也从英格兰北部传来捷报。

为援助法国盟友，五万苏格兰军队趁英王不在，于当年9月跨过特威德河，入侵英格兰。查理三世时期在博斯沃思阵亡的诺福克公爵有个儿子，即萨里伯爵托马斯·霍华德。尽管当时萨里伯爵的家族仍被剥夺财产和公民权，但托马斯·霍华德还是被授予了指挥权。这名老兵是自小多塞特侯爵失败后，留在本土唯一经验丰富的将军。托马斯·霍华德对地形了如指掌，尽管苏格兰军的人数是他的两倍，他却果断命令部队绕过苏格兰军队，插入敌军和爱丁堡之间。1513年9月9日，在弗洛登发生一场惨烈战斗。两军占据的位置都面向他们的祖国。苏格兰举全国之力，贵族们带着随从在国王周围摆出传统的长矛圆阵。英军弓箭手再次向这些咄咄逼人的苏格兰军队长时间地密集发射箭雨，杀伤大量敌军。英军步兵手中的战斧在肉搏战中则是对付苏格兰人长矛的利器。此外，英军骑兵部队也伺机插入敌方阵地因伤亡而产生的空隙。当夜幕降临，苏格兰骑兵的精锐们已战死沙场，他们的国王詹姆斯四世也未能幸免。这是英格兰长弓所取得的最后一次伟大胜利。萨里伯爵重获诺福克公爵领地作为奖赏。一个一岁的孩子继承了苏格兰王位，即詹姆斯五世。他的母亲是亨利八世的妹妹玛格丽特，担任摄政王。这样一来，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北方边界实现了和平。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女儿、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盛大庆典。二十二岁的亨利穿着衬衫，与帝国宫廷里的绝色美女们通宵达旦地跳舞。米兰大使在报告中写道：“他的舞技出众，跳得活像只灵活的牡鹿。”政务会原本禁止英军赌博并携带妇女，“但奥地利人却为亨利提供了各种便利”，大使补充道。亨利则以慷慨解囊作为回报。每到赌桌，他必定输掉大量金钱，达官显贵们对于这样的厚礼无不心满意足。

第四章　红衣主教沃尔西

1513年秋，法国四面受敌。沃尔西通过马克西米利安皇帝雇用了一支瑞士军队，借道贝桑松，入侵勃艮第。贝桑松是弗朗什-孔泰的坚固堡垒，原是勃艮第的属地，当时掌控在哈布斯堡家族手中。第戎陷落后，法国自己没有军队来抵抗瑞士人，便加倍征收人头税，从国外新请了一批雇佣军。1514年，亨利八世想在法国重开战局，但他的一系列胜利不合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德之意，斐迪南德便与法国单独缔结和约，还想把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一块儿拉进来。

亨利很快就对盟友的背叛发起反击。首先，他侧重王国境内的防御，采取措施加强海军；之后，与法国签订了一项有利于自己的和约，每年所获得的法国贡金是当年法国献予他父王贡金数额的两倍。媾和之后的最大事件就是亨利八世十七岁的妹妹玛丽公主嫁给了五十二岁的法王路易七世。据说，玛丽迫使他的哥哥许诺，如果这次她为了外交斡旋而嫁给法王，那么下次她就能获得自由，嫁给自己所爱之人。不论亨利是否有此许诺，玛丽确实是这么做的。在成为法兰西王后三个月后，路易七世就去世了。尽管亨利八世心有不爽，但刚刚成为寡妇、顶着法兰西王太后头衔的玛丽就突然结束了守寡生活，嫁给了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亨利八世按捺住怒气，参加了玛丽的再婚典礼。这段婚姻最终酿出苦果：他们的一个孙女就是只当了十天英格兰女王的简·格雷。

在随同玛丽前往法国的新婚出行团里，有一个名叫玛丽·博林的小女孩。她是诺福克公爵的三位侄女之一。三姐妹相继博得了亨利八世危险而致命的爱情。玛丽与她的妹妹安妮受教于法国宫廷附属的一所收费昂贵的学院。回到英格兰后，玛丽嫁给宫廷内室里一位名叫威廉·凯里的官员，不久便成为亨利八世的情妇。她的父亲因此受封为罗克福勋爵，她的妹妹安妮则继续在法国求学。

由于在国外的一系列胜利，沃尔西收获了丰厚奖赏。在与法国谈判期间，他就受任林肯主教，和约签订后，升任约克大主教。一年后，即1515年9月，在国王的一再推荐下，沃尔西戴上了红衣主教的帽子。一系列的教会荣誉并未给沃尔西带来足够的行政权力，1515年12月，亨利八世让沃尔西代替沃哈姆，担任国务大臣，并强迫沃哈姆交出国玺。

十四年来，沃尔西以亨利八世的名义，成为英格兰的实际统治者。官居至此，不仅是因为他的才干，还在于他很有个人魅力。“他有着天使般的智慧，”当时一个人这样写道，想说服谁，就能把谁欺骗或吹捧得团团转。在国王亨利八世身边，他总是才华横溢，谈笑风生，“采取新鲜的娱乐方式寻欢作乐”，所有这些都使沃尔西的年轻主人亨利八世很喜欢他。其他想充当亨利的顾问的人们，却对红衣主教沃尔西有不同看法。他们对在争论时被沃尔西轻蔑战胜而心有怨恨，他们讨厌他的傲慢，并嫉妒他不断膨胀的财富以及无边的权力。权势旺盛时，沃尔西的年收入相当于二十世纪初的五十万英镑。他有一千名仆人，宅邸修得比国王的皇宫还富丽堂皇。他把肥缺分给自己的亲戚，这其中就包括自己的私生子。尽管只是个孩子，却拥有十一项教职，并且可以享受这些职务所带来的俸禄。数年间，上述因素加深了人们对沃尔西的不满，但眼前，他手中紧握的权力却越来越大，这是几乎任何英格兰人都未曾拥有过的。而相对于大多数首相来说，沃尔西的“眼前”，并非一个短暂时期。

随着统治期间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亨利八世的威望大增。当然，在头两年也有人对战争税心存怨言。由于庆典和其他铺张的排场挥霍了大量金钱，沃尔西又开辟了新财源。亨利八世臣民的税负与他父亲在位时一样少，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臣民的税负都轻。英格兰北部地区由于支援边界战争并为士兵提供食宿，而可以免交税金。

沃尔西在海外的胜利使他能够发展亨利八世的中央集权政策。在他担任国务大臣的12年中，只召开过一次议会，举行过两次会议，历时总共才三个多月。星室法庭更为活跃，它仿照罗马法，发展出一些简单的新程序，普通法（the Common Law）的作证制度因此被摒弃。法院只是把证人逐个审问一番，甚至省去了发誓这一环节。当时法庭审判很快，罚金沉重，因此英格兰没人敢藐视星室法庭。加莱要塞一名普通士兵曾让妻子去星室法庭，控告加莱总督对他处置不公，法庭倾听了他妻子的全部意见。玫瑰战争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已经习惯于王室的法律与秩序，并希望它能保持下去。

这种专断的统治制度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很独裁，也与大宪章的信条相悖，但却得到了人民的默默拥护。亨利八世像他的父亲一样，发现可以利用地方乡绅或地主这些不领取报酬的地方法官。他利用这些现成的人力，教他们如何进行统治，并命令他们执行相当复杂的政令和法规。十六世纪后期，出版了法官手册，后来再版多次，几乎包含了地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殊情况。

都铎王朝的人们确实堪称英国地方统治制度的建筑师，这种制度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才有所改变。那些不领报酬的当地绅士因有国王亨利八世的支持，而无所畏惧、秉公执法。对于小问题，他们通常两三个人在一起就处理了。诸如修路架桥以及羊被偷了等更为重要的事，则由城镇每季开审的地方法庭进行审理。这些乡村绅士们的审判通常都很粗暴，人情关系与派系斗争常被置于国家和王室的利益之上。虽然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将圣意传达给民众，但偶尔也会对政府的命令装聋作哑，这个时候就是在向国王表达人民的反对意见呢。他们在下议院里有时也和他们在郡县里的行事风格一样。即便在都铎王朝统治即将走向巅峰时期，议会里的尽职议员们也敢畅所欲言。沃尔西看到这一状态的危险性后，便更喜欢绕开爱唱反调的议会，单独制定政策。亨利八世与托马斯·克伦威尔知道下议院怀有敌意后，学会了谨慎应对他们。尽管国内有时发生冲突，乡下甚至还发生了暴动与叛乱，但总体来讲，全国还是处于和谐的环境中。王室与民众都明白合作所带来的好处，以及它所展示出的有利前景。

继任国王几年后，亨利八世开始大力发展海军，沃尔西则把注意力放在外交上。亨利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长驱”号（the Great Harry）。它重达一千五百吨，“上下共有七层，还配有数量多得惊人的大炮。”整个舰队是在亨利的直接监督下建立起来的，他命令舰队司令向他详细报告“每艘战舰的航行情况”，直到英格兰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峡后，亨利八世才心满意足。沃尔西在外交领域采取的政策也同样引人注目。他在西欧建立起一个情报联络网，通过这一网络，英格兰可以在马尔堡或威灵顿战役期间，及时收到相关信息。亨利八世精心组建的外交使团是这一联络网的核心，牛津大学用新学问培养出的能干之士充实了这支队伍。这批人里包括理查德·佩斯、约翰·克拉克与理查德·桑普森。克拉克和桑普森后来分别担任了主教职务。文艺复兴运动高潮时期的新闻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新闻一样，均是行文紧凑，并富有色彩。关于每一事件、军队的规模、意大利城市的叛乱、红衣主教团的动向，以及法国的税收情况等，均经过谨慎分析，而被认真记录下来。在许多年里，沃尔西是欧洲的重要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他的辉煌时代在1520年6月的“金帛盛会”（the 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中达到顶峰。当时，亨利八世横跨英吉利海峡前往法国，与他的对手法王弗朗西斯一世举行首次会晤。据说，亨利对自己的外表格外困惑，不知道该把胡子全都刮掉好，还是像往常那样留起来好。起初，他听从王后凯瑟琳的建议，把胡子都刮了，但马上又后悔了，便开始再次蓄起胡须。好在到了会晤那天，亨利的胡须长得非常浓密，足以给法国人留下美好印象。

在吉斯内附近举行的“金帛盛会”上，举行了骑马长枪比武，那里盛宴不断，帐篷遍地，人们的服饰五光十色，闪耀夺目，整个欧洲都对此赞叹不已。这是中世纪骑士们的最后聚会。据说，其中很多贵族都拥有自己的面粉厂、森林和草地。但盛会上，亨利与弗朗西斯还是没能成为朋友。实际上，亨利已经在与弗朗西斯的敌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进行谈判。查理五世是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刚刚继承皇位。亨利试图在盛会上以他的优良装备以及巧妙的外交手腕压弗朗西斯一头。仗着自己力气大，亨利突然提出要与弗朗西斯来场摔跤比赛。弗朗西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抓住亨利，将他摔倒在地。亨利对此勃然大怒，但还是被人劝住了。虽然各种庆典活动仍在继续，亨利却对这一奇耻大辱耿耿于怀。他仍在四处寻找新盟友。不到一个月，他就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新皇帝查理五世结成同盟，因而再也得不到法国的贡金了。当查理五世宣布与法国开战后，英国便耗费大量金钱远征布伦，并雇佣外国军队为查理五世效力。因此，沃尔西不得不去筹措军费。他向全国征收一种财产税，还荒唐地称之为“善意的赠礼”。战争第二年，肯特郡以及一些东部郡县开始抗捐此税，亨利则假装不知道有这笔税收。政府被迫采取守势，退出这场战争。得到亨利八世的授意后，沃尔西向弗朗西斯秘密伸出橄榄枝。

沃尔西犯了致命错误。仅仅六周后，查理五世的军队就在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帕维亚（Pavia）获得了对法军的压倒性胜利。此战之后，整个亚平宁半岛落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手，哈布斯堡家族因此统治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直到拿破仑入侵时才有所改变。法王弗朗西斯被俘，法国被迫签订了一份极为苛刻的和约，英格兰却未从中分得胜利果实。亨利八世再也不能对欧洲均势的天平发挥影响了。显然，这一切都怪沃尔西。亨利感到，或许自己给了红衣主教沃尔西太大的决定权。他执意要去沃尔西在牛津大学新建的红衣主教学院（Cardinal College）参观，该学院后来又叫基督堂（Christ Church），是牛津大学里规模最大的学院，收到的捐赠也最为丰厚。该学院的建造花费了巨额钱财，亨利对此感到震惊。“真是怪了”，他对沃尔西说，“你能筹集如此巨款来修建你的学院，却没钱来供我打完这场仗。”

直到此时，亨利八世还是离不开沃尔西。1521年，他将白金汉公爵（the Duke of Buckingham）送上了断头台。白金汉公爵是查理三世（Richard III）的手下白金汉的儿子，很有可能继承王位。亨利八世的暴行使那些失意贵族的敌对情绪转移到国王钦定的国务大臣身上。帕维亚之战后，亨利开始对许多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他认为或许可以牺牲沃尔西，以争取民心。他还考虑了王后凯瑟琳的问题。1525年，凯瑟琳已经四十岁。五年前在“金帛盛会”上，法王弗朗西斯就和他的侍臣们曾暗地里嘲笑凯瑟琳“年老色衰”。凯瑟琳是典型的西班牙公主，发育成熟得早，也老得快，显然无法为亨利八世生出男性继承人了。可行的办法是根据议会法案（Act of Parliament），立亨利六岁的私生子里士满伯爵为继承人。或者，英格兰或许能对王后凯瑟琳九岁女儿的玛丽表示接受，由她名正言顺地充当玛蒂尔达之后，英格兰的首位女王。在英格兰法律中，女性能否继承王位仍不明确。英格兰能忍受被一个女人统治吗？玛丽难道不会像她的母亲凯瑟琳王后那样狭隘偏执吗？在西班牙、法兰西或奥地利这些拥有大量士兵的国家，她或许能够当女王，可英国除了伦敦塔的看守外，没有中央军。无拘无束的英国人服从国王亨利七世与亨利八世，是因为他们甘愿如此，玛丽能在这里站住脚吗？她能够按照都铎王朝的传统方式，以恩惠而非武力进行统治吗？

玫瑰战争中的长期冲突是英国的噩梦，王位继承之争很有可能因此而死灰复燃。对亨利八世来说，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处于他情感的支配之下。他既想要满足肉欲享受，又想要国家保持稳定。这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使亨利八世两年多来都处于矛盾之中。很显然，第一步就是得摆脱凯瑟琳王后。1527年5月，红衣主教沃尔西与亨利串通一气，以教皇使节（Papal Legate）的身份，在沃尔西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家中，设立了一个秘密宗教法庭。他将亨利传讯来，罪名是与自己死去哥哥的遗孀结了婚，触犯了禁止近亲结婚的宗教法。亨利当年之所以能与凯瑟琳结婚，是因为斐迪南德与亨利七世在1503年争取到了教皇的特许，大致理由是，凯瑟琳与亚瑟王子并没有同房，她便不是亨利亡兄的合法妻子，因此可嫁给亨利。凯瑟琳直到死也牢记几任西班牙大使的忠告，坚称自己与亚瑟王子没有同房，但却没人相信她，因为她与亚瑟同居达七个月之久。

辩论三天后，法庭决定将这一问题交给英格兰一些最博学的主教们来处理。几位主教答复，既然得到教皇特许，那么这段婚姻就是合法的。于是，亨利试图劝导凯瑟琳，说他们从未合法结过婚，而只是在乱伦的罪孽中同居了十八年。之后，亨利又说，现在自己不想与凯瑟琳在一起了，因此希望她远离宫廷。凯瑟琳听后泪如泉涌，坚决不肯离开。

大约两周后，沃尔西渡过英吉利海峡，与法国就结盟问题进行长期谈判。沃尔西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亨利八世公开迷恋上了安妮·博林（Anne Boleyn）。此时，二十四岁的安妮结束在法国的求学生涯，返回英国。她已出落成一个活泼风趣的姑娘，身材苗条，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黑色的眼睛很是迷人，长长的头发又黑又密，披散下来后，她甚至都可以坐在头发上面。维也纳大使写道：“安妮并不是最美貌的女人。她中等个儿，皮肤较黑，长脖子，大嘴巴，胸相当平。”安妮脾气暴躁，说话直接且盛气凌人。尽管大多数人不喜欢她，但很快她也网罗到了一小撮追随者，其中很多人都倾向于路德派的新教义。从神圣罗马帝国大使的一份报告中，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安妮·博林在宫廷中出现的消息。报告写于1527年8月16日，即亨利开始设法休妻四个月后。他是在有了离婚念头之后才认识安妮的，还是从一开始就准备与安妮结婚？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亨利对自己的隐私向来守口如瓶。一两年后，他说：“三个人商量的事情，只有在两个人离开后，才能保守秘密。如果我认为自己的帽子知道我的秘密，我就会把它扔进火里烧掉。”教皇的使节得到了亨利的情书，现在，这些情书被保存在梵蒂冈（Vatican）的图书馆。尽管情书言辞优美，但却并未标注日期。人们从中仅仅可知，安妮让亨利等了近一年时间。

亨利一直被沃尔西和凯瑟琳管得很严，他也有过情妇，却从未公开往来。现在，宫廷中出现一位女郎，亨利每次都要与她独处数小时，这让人们惊讶不已。亨利与安妮计划派一名皇家特使去觐见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不仅希望特使能说服教皇废除亨利的婚姻，也希望教皇特许亨利能马上再婚。上述意图都得瞒着沃尔西派去罗马的常驻大使。年逾古稀的威廉·奈特博士重新出山，负责执行这一艰巨任务。国王为奈特准备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动方案。其中一份是在沃尔西去罗马途径贡比涅时，给沃尔西看的，里面只字不提亨利要与安妮结婚，另一份才是奈特所真正要去执行的任务。正如亨利所计划的，沃尔西看到的是那份装样子的行动方案，他马上发现，该方案出自无知的门外汉之手，便急忙赶回英国，想要进行修改，遂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虽然，他现在抓到了指导谈判的权力，但任何紧急措施均告无效。坎佩焦红衣主教（Cardinal Campeggio）作为教皇使节，被派往英格兰，负责审理亨利离婚一案。他尽可能找借口拖延裁决。当时，意大利落入哈布斯堡王朝手中，教皇处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威胁之下。1527年，这支军队攻占并洗劫罗马，整个欧洲为之震惊。现在，教皇成了查理五世的阶下囚，后者决心阻止亨利与他的姨母离婚。

此事使沃尔西受到打击。亨利八世任用了新顾问。诺福克公爵的一名追随者斯蒂芬·加德纳博士被任命为国王秘书。不久之后，博林家族的朋友、剑桥大学一位年轻的神学讲师克兰默博士向加德纳提出一条有益的新建议：国王的婚姻是否合法这一问题，应从法院撤回，而去提交给欧洲各大学来讨论。亨利马上采取了这一建议，并召见克兰默，对他大加赞赏。信使们遂带着信函奔赴欧洲各大学。与此同时，亨利也签发令状，召开已休会六年的议会，来为他策划的巨大变革增势。亨利让诺福克和加德纳去为自己办事，把沃尔西晾在一边。沃尔西失宠后，退居于属他管辖却从未到访过的约克主教辖区。有一次，沃尔西到格拉夫顿想要觐见国王，进去后，发现安妮也在那里。诺福克当面羞辱了他一番，最后，沃尔西还没见着国王的面儿，就被打发走了。

1529年10月9日，是沃尔西更为耻辱的一天，国王法庭根据查理二世时期颁布的《普雷穆奈尔法规》，对他提出控告。这些议会法规的目的在于确立国王法庭对教会法庭的管辖权，沃尔西惯于利用这些法规从违法行为中为国王敛财。法规规定，任何人如果从罗马教廷或其他地方获准将案件移交罗马，到教廷控诉国王，使教廷做出革除国王教籍的判决，导致教皇发出不利于国王的训令或文件，或者“给国王本人、王位、王室和他的王国带来任何类似的不利后果”，就会失去王室保护，他的所有动产都归国王所有。当国王法庭审理沃尔西一案时，诺福克与萨福克去沃尔西那里拿国玺，这标志着沃尔西不再是国务大臣了。沃尔西对此表示抗议，说他是终身国务大臣。第二天，诺福克与萨福克带着国王的敕令又来了。二人带着国玺离开后，红衣大主教沃尔西彻底崩溃了，他坐下来哭泣着，为自己的不幸而哀痛。

但安妮还是决心落井下石。她看中了约克大主教们在伦敦的公共宅邸约克宫（York Place）。对她和亨利来说，约克宫的大小刚刚好。大到他们的朋友可以在此寻欢作乐，小到容不下凯瑟琳王后在此居住。安妮和她的母亲带着亨利去查看红衣主教沃尔西在约克宫里的财产。沃尔西的财富让亨利怒火中烧。他召集法官以及博学顾问，问他们如何才能把人们认为应永远属于约克大主教的约克宫合法据为己有。法官们建议，应由沃尔西发表一份声明，将约克宫移交给亨利及其继承人。于是，国王法庭派出一位法官去找沃尔西。当时沃尔西的内廷官员乔治·卡文迪什（George Cavendish）记录了红衣主教的最后岁月。据他记载，沃尔西说：“我知道国王有国王的胃口，你说呢？谢利法官（Master Shelley）。从正义和良心的角度讲，我能把不属于我个人和我继承人的东西让与他人吗？”法官说了法律界同行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后，沃尔西说：“只要法官先生说我这样做是合法的，我绝不抗拒王命。我会欣然满足国王的所有愿意，尤其是在这件事上。不过，请您转告国王，我诚恳希望国王仁慈地记住这句话，有天堂也有地狱。”

亨利八世对红衣主教沃尔西的谴责毫不在意，威胁只会让他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除了以《普雷穆奈尔法规》为依据对沃尔西提出指控外，沃尔西还被控在亨利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法王私通信件背叛国王。在沃尔西被控违反《普雷穆奈尔法规》5天后，诺森伯兰伯爵来到约克大主教位于约克附近的卡伍德（Cawood）城堡。他用颤抖而微弱的声音说：“大人，我要以严重的叛国罪逮捕您。”“你的逮捕令呢？”沃尔西说，“让我看看。”“不，你不能看。”伯爵说。“那么，”沃尔西说，“我拒绝让你逮捕我。”正当他们争论之际，政务会成员沃尔什来了。之后，红衣主教沃尔西说：“好吧，现在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我猜你是国王的私人顾问沃尔什。我可以接受你的逮捕，诺森伯兰伯爵没有出示逮捕令，因此我不会服从于他。你是国王的私人顾问，这一身份就是现成的逮捕令。对最倒霉的人而言无须一纸命令，只要国王一声令下，最显赫的贵族也只得屈尊就范。”

被处死的白金汉伯爵之前在伦敦塔中住过的房间又被重新收拾好了，准备迎接沃尔西的到来。在押赴伦敦塔途中，沃尔西病倒了。他在莱斯特修道院过夜时，对那些出来迎接他的僧侣们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把尸骨留给你们。”两天后大约早上八时，沃尔西已是气若游丝，他对围在身边的人喃喃说道：“如果我服务上帝像服务国王那样勤勉，他就不会在我垂暮之年将我抛弃。”说完后不久，沃尔西便死了。人们在他精致的荷兰亚麻衬衣里面，发现他还贴身穿着一件用头发编织的衬衣。除了沃尔西的牧师，所有仆人都不知沃尔西有此衬衣。

一个新班子接过了沃尔西担任的要职。加德纳登上了英格兰最富庶的温切斯特主教的宝座，诺福克成为枢密大臣，萨福克则被任命为助理枢密大臣。在托马斯·莫尔爵士取代沃尔西成为国务大臣前的几天里，亨利八世亲自执掌国玺，在文件上盖章。红衣主教沃尔西死后，一直被压抑的各派政治力量开始争权夺利，乡绅阶级野心勃勃，想在伦敦参与政治事务，文艺复兴时期文明富裕的英格兰想要摆脱教会统治，此外，还有对立派系间赤裸裸的贪欲以及对权力的渴望，这些因素开始搅动整个国家。当时，亨利八世三十八岁。

第五章　与罗马决裂

克兰默提出的请欧洲各大学裁定亨利八世与凯瑟琳婚姻的建议大获成功，作为回报，克兰默这位年轻的讲师被任命为英国驻神圣罗马帝国大使。当时，即便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也宣称，亨利八世是对的，教皇不能违反禁止近亲结婚这一重要法律。巴黎大学、图卢兹大学、奥尔良大学、帕多瓦大学、弗拉拉大学、帕维亚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其他许多大学也纷纷响应。亨利八世一直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些大学的赞同似乎证明了他的正确性。他决意采取激烈措施打击英格兰教会，以表达对教皇的不满。亨利八世问道：为什么要给予教会避难权来抵制国王的法律？为什么教区牧师可以拿着几份俸金，在远离教职的地方生活，那些收入微薄者却要替他们处理教区事务？为什么意大利人可以享用英国教区的收入？为什么神职人员检验教区居民死后的遗嘱与赠礼时，还要收取费用？亨利八世准备让他那些博学的下议院议员们提出改革的建议。

早在1515年，就有一起著名案件动摇了教会在英格兰的地位。伦敦服装商理查德·亨尼起来反对教会收税，这一纠纷后来发酵为对教会权威的勇敢挑战。结果，亨尼被教会逮捕，关进了罗拉得塔（the Lollards’ Tower）。后来，有人发现，亨尼吊死塔中。他是自杀还是他杀？议会及伦敦城的反对态度越来越强硬，矛头甚至指向伦敦主教本人。但这些关于宗教改革的早期呼声还是被当时沃尔西的巨大权力所平息。现在，下议院的议员们又要热切地重新开始这一被中断的事业了。议会里的所有律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以空前速度，起草了一些必要法案。在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多于世俗贵族的上议院，他们也同意修改避难权和取消殡仪费的法案，因为这些法案只影响下层神职人员的利益。但当取消遗嘱检验费的法案被提交到上议院时，所有主教，“特别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均眉头紧锁，并意见纷纷。旧派势力代表人物、罗彻斯特主教费希尔警告上议院，宗教改革会引发社会革命，约翰·胡斯所领导的捷克全国性叛乱就是一例。

他说：“各位大人，你们看看下议院每天都给我们提出些什么法案，每一项都旨在摧毁教会。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看看波西米亚（Bohemia）王国已经变成什么模样，教会在那里崩溃后，这个王国的荣耀也就不复存在。现在，下议院不干别的，只为打倒教会。我认为，这只是因为他们缺乏信仰。”

不久之后，下议院就获悉费希尔这次大胆演说的内容，他们还指出了费希尔最后几句话中的言外之意——下议院的法律是由异教徒炮制的，因而没有保留价值。以议长为首的下议院30位重要议员组成代表团，去向国王申诉。亨利八世把那些惹出事端的主教们召集来，让费希尔做出解释。费希尔改口，称自己只是说波西米亚人缺乏信仰，而并没有说下议院也是如此。其他主教也随声附和。但据说，“这一温和的辩解并未让下议院满意。”经过上、下两院激烈交锋，《遗嘱检验法案》（the Probate Bill）在上议院被强制通过，两院间的仇恨由此进一步加深。此次交锋之初，下议院在精神上便团结一致，它的存在时间比之前其他所有议会都长，并积极采取报复措施反对主教们，因为他们认为主教们在《遗嘱检验法案》上，采取了敷衍和欺骗的态度。下议院对主教们的敌意慢慢郁积，并持续百余年。

亨利八世对于下议院的所作所为非常高兴，逢人便讲。他对神圣罗马帝国大使说：“我们已经下令对我国的宗教界进行改革。我们取消了教士们滥用权力所摊派的税务，打击了他们的贪欲，我们还禁止主教将第一年收入奉献给罗马教廷，并且不允许教士们拿一份以上的俸金。”但他也同时声明，自己在教义方面，仍坚持正统，他只是遵从科利特以及其他一些自己从青年时期就熟知的神学家们的原则，这些神学家们认为，天主教徒也可以对教皇制度进行批评。他说：“如果路德仅仅只是谴责教士的罪行、恶习和错误，而不是去攻击教会的仪式及其他制度，我们本来都会支持他的。”亨利说了这番直白且颇有道理的话后，在罗马举行的关于废除他婚姻的谈判却遇到更大困难。但亨利八世一生只是越挫越勇，这一次，他也决心说到做到。

1530年12月，检查总长控告全体教士违反了十四世纪颁布的、旨在限制教皇的权力的《普雷穆奈尔法规》。教士们由于默许教皇大使沃尔西的许多高压手段，而触犯该法规。亨利八世在得到议会支持，于遗嘱检验一事上打败主教团后认为，主教会议不会再反对自己了。当教皇使节介入，鼓励教士们反对国王亨利八世时，在场所有教士都大为吃惊，并深表反感。还没等他张口，他们就请教皇使节不要给他们惹事，因为国王没有允许他们同他讲话。亨利八世赦免了主教们违反《普雷穆奈尔法规》的罪过，作为回报，他从主教会议那里索取了大量金钱。其中，有坎特伯雷大主教辖区的十万英镑，约克大主教辖区的一万九千英镑，这比他们一开始打算交纳的金额要多得多。经过进一步谈判，亨利还获得了一个新头衔。1531年2月7日，教士们承认国王是“他们的特殊保护者，唯一且至高无上的君主，在不违反基督教宗教法的情况下，甚至奉他为最高宗教首领。”

自从在1529年的遗嘱检验一事中大展身手后，议会就处于休会阶段。现在，国王将他们重新召集，目的在于让他们听取和传播国王关于离婚问题的看法。国务大臣莫尔来到议会说：“有些人说国王坚持离婚是因为他爱上一个女人，而非出于良心上的不安，这是不对的。”接着，他宣读了国外十二所大学对此事的看法，并展示了国外学者所著的一百本“书”。十二所大学和这些书都认为，国王的婚姻不合法。之后，莫尔说：“接下来，你们这些下议院议员就可以在各自的郡里，把你们在这里的见闻进行披露了。这样一来，人们都会清楚地看到，国王离婚并非如一些外人所传，是为了寻欢作乐，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不再受谴责，并保证王位后继有人。”

在这期间，王后凯瑟琳仍住在宫中。尽管亨利公开与安妮骑马游玩并谈天说地，但他却仍让凯瑟琳负责管理他的私人衣柜，其中就包括监督洗衣房与国王内衣的制作。当亨利八世需要衣服时，他仍去找凯瑟琳，而不是安妮。安妮对此分外嫉妒，但亨利八世就是不肯改掉这一老习惯。随后，博林家族的人想出新招，劝说凯瑟琳放弃这一权利。1531年6月1日，诺福克、萨福克、加德纳和安妮的父亲威尔特郡伯爵、诺森伯兰以及其他一些人去找凯瑟琳王后。像往常一样，她依然拒绝放弃任何权利。7月中旬，安妮与亨利八世去远离温莎城堡的地方打猎，这次走的时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长。凯瑟琳日复一日地等啊等，一个月后，还是没有收到亨利八世要回来的消息。最后，信使终于来了，说亨利八世将要回宫，但他并不想见王后凯瑟琳，而是命令凯瑟琳马上搬到哈福德郡的穆尔，隐居于沃尔西的旧宅。从那以后，凯瑟琳与她的女儿玛丽就被永远赶出了王宫。

1531年冬，亨利八世遇到了最严重的统治危机。罗马教会起草一份文件，要将亨利逐出教会，甚至还要剥夺他的教权，并命令他在十五天内，与情妇安妮断绝关系，不过上面并未写明具体的惩罚措施。教皇的盛怒像阴云般笼罩英格兰。宫廷里，圣诞节也过得死气沉沉。一位编年史家记述道：“人人都说那个圣诞节宫廷里没有音乐，因为凯瑟琳王后与侍女们都不在宫中。”但就像是统治初期远征波尔多失败后的艰难岁月一样，亨利八世还是决定不屈不挠干到底，反对声只会让他对自己的计划更加坚定。他曾向神圣罗马帝国大使炫耀过的关于主教向教皇交纳任职第一年俸金的法案（The Annates Bill）已经起草完毕，以作为应付最坏局面的一种斗争举措。该法案使亨利武装起来，去与教皇进行战斗。此番斗争要比《大宪章》通过之前的斗争更加激烈。法案前言写道，如果罗马教廷对英格兰采取革除教籍、停止宗教活动或强制性的法律措施，那么各种宗教仪式仍应照常进行，任何主教与牧师不得执行或公布剥夺教权的禁令。如果国王所任命的主教因罗马教皇发令而无法就职，那么他应由大主教或受命而未上任的大主教执礼使之就职。作为教皇收入的主要来源，主教上任后第一年的俸金被降到之前数额的百分之五。

亨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设法让议会通过了该法案。为此，他至少亲自去了三次上议院，即便如此，法案似乎还是难以通过。之后，他想出一个别出心裁的权宜之计——把议会公开分为两派。“按照他的计划，那些希望国王幸福、国家繁荣的议员们站在一边，反对这一法案的人则站在另一边。因为害怕亨利发怒，反对派中有些议员改变了立场。”在经过一番重大修正后，该法案终获通过。

接下来，亨利八世要做的就是让教士们服从于国王的无上权威。亨利让下议院准备了一份名为《关于取消主教审判权的呼吁书》的文件，用于打击宗教法庭的权威。对于享有司法权的主教和他们的副手来说，审判权只是个法律术语。尽管主教会议起初采取强硬态度，后来含糊其词地表示顺从，但亨利拒绝让步。最后，主教会议同意了亨利所提出的条款，使他成为英格兰教会的实际统治者。1532年5月16日下午，当这些条款被呈阅给亨利批准时，托马斯·莫尔爵士辞去了国务大臣之位，因为他反对国王的最高权力染指精神领域的事务。他曾忠贞不渝地在各个方面为亨利效劳，现在，莫尔发现，亨利的事业必将与自己的虔诚信仰发生冲突。

英国的宗教改革进程缓慢。作为一名机会主义者，国王亨利见风使舵，试探着前进，直到英格兰彻底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为止。在很大程度上，沃尔西为此铺平了道路。危急关头，他曾支持罗马教权，作为回报，罗马教廷给了沃尔西通常只有教皇本人或是教皇使节才能行使的大权。因此，英格兰就比基督教世界里的其他任何地区，都更熟悉由某个教士代行教皇职权的状况，从而使这些权力也比较容易移交给国王。沃尔西让教皇的权威比以往更广泛地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使人们心生厌恶。国王离婚一事的主要反对者沃哈姆大主教于八月去世，这增加了亨利离婚的可能性，但也带来很多问题。亨利并没有匆忙任命新的大主教，他得思考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如果未来发生斗争，他的那些主教会忘记就职典礼上对教皇所发下的誓言吗？会不会有叛乱？凯瑟琳的外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会不会从低地国家入侵英格兰？法国的中立靠得住吗？

为了亲自权衡上述因素，亨利仅带着几位朋友前往布伦，与法王弗朗西斯一世进行私人会谈，这其中，就包括安娜·博林。从布伦返回时，亨利已顾虑全无，他确信自己甚至可以任命引人注目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便将克兰默大使从神圣罗马帝国召回。克兰默结过两次婚，第二次是在任命仪式结束后，在德意志按照当地教士的新方式结的，新娘子是一位路德派知名信徒的侄女。因为英格兰法律仍禁止教士结婚，克兰默的妻子便乔装先行。1532年11月1日，克兰默在曼图亚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告别后，于第二天动身，在12月中旬抵达伦敦。一周后，他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并走马上任。从那以后，直到亨利八世去世，克兰默的妻子就一直过着隐匿的生活。据说，如果她陪克兰默外出，只得藏在一个巨大的特制行李箱里。

一个月后，亨利八世与安娜·博林秘密结婚。历史学家们至今尚未查出婚礼在哪里举行，以及是谁主持了仪式，而只知道克兰默并不是主持人。后来，克兰默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都说，婚礼是1533年1月举行的。在罗马天主教看来，亨利八世毫无疑问犯了重婚罪，因为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已结婚近二十五年，这段婚姻尚未被罗马或英格兰的任何法庭或法案废除。亨利只是装作自己从未合法结过婚，然后让律师和教士替自己去修补漏洞。

克兰默以传统的程序就任大主教。亨利要求教皇批准，并威胁教皇，要严格实施《主教就任第一年俸禄法案》，最后如愿得到教廷的批准。克兰默照例宣誓服从教皇，但在此前后，都宣布保留一定权力。就这样，他以完整的仪式就任大主教。这个要把宗教改革进行到底的人现在为教皇所承认，并被授予全权，这一点非常重要。上任两天后，他向议会递交一项法案，授权坎特伯雷大主教审理英格兰宗教法庭中的所有上诉案件，这一权力之前为教皇所有。谁想要去国外进行诉讼，就会受到《普雷穆奈尔法规》的严厉惩罚。英国法庭的判决将不再受到教皇裁决或革除教籍的影响，任何拒绝主持圣礼的教士都有可能被关押起来。这一旨在废除教皇在英格兰残存权力的法案是托马斯·克伦威尔的杰作，它在预定日期，获得议会通过，被称为《上诉法案》。一个月后，亨利亲自写了一封信，将自己描述为是“国王和君主，除上帝外，不承认任何权威，且不受尘世间任何法律的约束”。英格兰与罗马就此完全决裂。

在建立起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后，亨利开始有所行动。在1533年的主教会议上，亨利提出两个问题：哥哥生前已与嫂子同房但无子嗣，弟弟再与嫂子结婚，这样做是不是违反了宗教法而不应得到教皇的特许？与会的大主教与教士们回答：是的。罗彻斯特主教费希尔却说：不是。亚瑟王子和凯瑟琳王后有没有同过房？教士们说：有过。费希尔却说：没有。于是，费希尔主教被抓了起来，关进伦敦塔。大约十天后，诺福克公爵和国王的特使去安普希尔（Ampthill）觐见凯瑟琳王后，告诉她应该主动放弃王后头衔的种种原因。他们说，凯瑟琳正在阻塞王位继承的道路，因为她的女儿不会被全国承认为是女王。如果胡搅蛮缠，英格兰可能陷入混乱之中。要是放弃王后头衔，则她仍将享有崇高地位。凯瑟琳拒绝这样做，于是，诺福克等人向她宣布了主教会议的决定，称他们将采取措施剥夺她的王后桂冠，因为这一桂冠已不再属于她了。凯瑟琳表示坚决反对，但特使们又宣布了另一条消息：不管怎样，凯瑟琳都不再是王后了，因为亨利已与安妮·博林结了婚。

亨利的秘密婚姻就这样为人所知了。两个星期后，克兰默在邓斯特布尔开庭，派诉监去安普希尔，传凯瑟琳出庭，凯瑟琳对此表示拒绝。于是，在她缺席的情况下，大主教宣读了审判结果：凯瑟琳与亨利的婚姻是客观事实，但并不合法，它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五天后，亨利与安妮的婚姻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6月1日，王后安妮·博林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

过了一个月，人们明显看出新王后怀孕了。随着预产期的临近，亨利陪她住在格林威治，想尽办法使安妮免受打扰。海陆边境不断传来坏消息，亨利常常骑马到郊外召开政务会，以免安妮王后猜测局势恶化，但也可能是为了避开那些讨厌的人。国库里有一张富丽堂皇、价值连城的大床，这是一位法国贵族的部分赎金。现在，它被搬了出来。就是在这张床上，1533年9月7日，未来的伊丽莎白女王出生了。

人们燃起篝火，庆祝小公主出生，可亨利心里并不高兴，他还是渴望能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为此，他不惜与全世界对抗，可能还犯了重婚罪，并冒着被教皇废黜以及遭到入侵的风险，所有这一切努力，却只是又让他添了一个女儿。据记载，一位老保姆问亨利：“您想看看您的小女儿吗？”亨利怒气冲冲地回答道：“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你这个老家伙！老巫婆！看你再敢对我胡说！”说完他便跨马扬鞭离开格林威治，离开了安妮，三天后，他来到了德高望重的老臣约翰·西摩爵士在威尔特郡（Wiltshire）的宅邸。约翰·西摩爵士有一个聪明的儿子以及一个漂亮女儿。儿子在外交界工作，女儿曾是凯瑟琳王后的宫女。简·西摩年方二五，虽有迷人之处，却并不是绝代佳人。神圣罗马帝国大使写道：“她的皮肤非常白，可以说是相当苍白。她并不是特别聪明，据说还相当傲慢。”但她生性活泼，讨人喜欢，亨利便爱上了她。

伊丽莎白公主出生后，国内谴责国王亨利及其宗教手段的呼声再也压制不下去了。人们说，如果是在两位公主之间选择继承人，那为什么不选嫡出的玛丽呢？但亨利对此不予理睬，颁布法案立伊丽莎白为继承人。1534年3月，英格兰全国所有达到法定年龄之人，不分男女，都被迫宣誓效忠该法案，并反对在英格兰树立外来权威。教士只有得到特别许可，才能进行布道。当局还为所有教堂规定了义务祈祷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亨利八世的地位仅次于上帝，是英格兰天主教会唯一且最高领袖，安妮是他的妻子，女儿伊丽莎白公主是他们的继承人。”谁要出版或发表恶意言论，说亨利是专制暴君或异教徒，则以逆君之罪论处。亨利的统治越来越血腥残暴，数百人由于犯此罪而被绞死，或被挖出内脏、惨遭解肢。

费希尔与托马斯·莫尔爵士均拒绝宣誓，便被关押在伦敦塔中数月。开庭审判时，莫尔爵士为自己进行了精彩辩护，但国王亨利八世此前对他的信任现已转变为极度的厌恶。在亨利的施压下，法官宣布莫尔爵士犯有叛国罪。费希尔被关押于伦敦塔时，罗马教皇任命了七位红衣主教，其中一位便是“被英格兰国王所囚禁的罗彻斯特主教约翰”。亨利八世很快便知道了这一消息，他几次怒气冲冲地说，要把费希尔的头割下来送到罗马，好去戴红衣主教那顶帽子。1535年6月和7月，费希尔与莫尔被分别处决。对于他们的死，亨利八世应负主要责任，这是他人生的污点。很快，教皇就将亨利驱逐出教会，并在名义上废黜了他的王位。

费希尔和莫尔反对亨利八世在教会中拥有最高统治权，是一种崇高且充满英雄主义的壮举。他们意识到现存天主教制度有弊端，但也惧怕并厌恶极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破坏天主教世界的统一。他们看出，与罗马教会决裂必然导致肆无忌惮的暴君专制主义。莫尔挺身而出，捍卫中世纪人所认为的最美好的东西。在历史上，他代表着一种中世纪的普世性、宗教信仰以及对来世的希望。亨利八世用他那残忍的斧头，不仅砍死了一位聪颖睿智的大臣，也砍死了一个制度。尽管这一制度还未实现自己的理想便中途夭折，但它却以美好的理想，点缀着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

亨利八世仍在对简·西摩大献殷勤。就在这时，消息传出，安妮又怀孕了，但这次亨利拒绝与安妮保持任何联系。安妮憔悴不堪，为疾病所困扰，失去了生机与活力。宫里传言说，三个月里，亨利只与安妮说过十次话，而以前，他几乎一个小时也离不开安妮。安妮因为焦虑而心烦意乱，担心人们会支持凯瑟琳王后与玛丽公主而发动一场叛乱，反对自己与襁褓中的伊丽莎白。安妮擅作主张，没有与国王亨利八世或政务会商量，私下派保姆去见玛丽，向她做出各种许诺，要她发誓遵守《王位继承法案》，并公开声明放弃王位继承权。向玛丽做出种种许诺后，来者又对玛丽进行威胁，但玛丽拒绝让步。一天，在保姆汇报了此事的波折后，安妮泪如泉涌。没过多久，安妮的叔叔诺福克公爵大步走进卧室，告诉安妮说，亨利外出打猎时，受了重伤。安妮既难过又惊恐，几乎晕了过去。五天后，安妮不幸流产。

亨利八世非但不同情安妮，反而异常愤怒。他去看望安妮时，一遍又一遍地说：“看来上帝不让我有个儿子。”离开时，亨利又对安妮生气地说，等她身子好些了，还会再同她谈谈。安妮说，没有生下这个孩子并不是自己的错，而是因为听到亨利从马上摔下来的消息后受了惊。她还说，自己深爱着亨利，远比凯瑟琳的对亨利的情谊重。现在，见到亨利又爱上了别人，她伤心欲绝。安妮一提到简·西摩，亨利就怒发冲冠，拂袖而去，一连许多天都不肯见她。简·西摩被安置在格林威治，她身边的一位男仆被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所收买，我们因此知道了亨利是如何追求简·西摩的。

一天，亨利从伦敦派一名侍从到格林威治，给简·西摩送去一个装满金子的钱袋以及一封他的亲笔信。简亲吻了一下信件，没有打开，就原封不动地还给侍从。之后，她跪下说：“请你恳求国王从我这种谨慎的方式中明白，我是一名白璧无瑕的大家闺秀，名誉是我最为珍视的宝物，我宁为玉碎，也不愿玷污自己的声誉。如果国王想送给我一些钱当礼物，还是请他在上帝给我找到丈夫结婚时再这样做吧。”亨利大喜过望，说简品德高尚。为了表示自己也有同样高尚的动机，他保证今后只在简亲戚在场时才与她讲话。

1536年1月，凯瑟琳王后去世。如果亨利有意再婚，那么他现在可以遗弃安妮皇后，从而避免人们对他先前婚姻所提出的难堪问题。西摩家族的人早已四处散布说，由于安妮王后求子心切，在伊丽莎白出生后不久，就对国王不忠，拥有好几个情人。如果情况属实，定是大罪。于是，安妮王后被监视起来。一个星期天，人们看到亨利·诺里斯与弗朗西斯·韦斯顿爵士这两位年轻的朝臣走进安妮王后的卧室，据说有人无意中听到他们在向安妮王后示爱。第二天，一份羊皮纸文件摆在亨利面前，建议授权政务会成员和法官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陪审团，由国务大臣或四个陪审团成员主持工作，专门调查并审理这一欺君之罪。亨利八世签署了这份文件。星期二那天，政务会从白天到晚上审讯了一天，但未找到充分证据。接下来的星期日，斯米顿这位擅长演奏诗琴的内廷官员被当作安妮的情人而逮捕起来。他受到严刑拷打，很快便认罪了。星期一，诺里斯参加了在格林威治举行的五月骑马比武大会。比武结束后，亨利八世骑马返回伦敦时，把诺里斯叫到身边，告诉了他自己的怀疑。尽管诺里斯矢口否认，但他还是遭到逮捕，被关押在伦敦塔中。

第二天一早，安妮被政务会传讯。尽管安妮的叔叔诺福克公爵负责此次审查，但安妮还是在事后抱怨说，不应对英格兰王后如此粗暴。审查结束时，安妮被关押监视起来，等涨潮了就将她送往上游的伦敦塔。这一消息很快便传开了，人们聚集在河岸边，看到一只船载着安妮快速向上游驶去。船上有一队警卫，安妮的叔叔诺福克公爵及牛津勋爵和桑兹勋爵这两位大臣也在上面。到达叛徒门后，安妮被移交给伦敦塔的负责人威廉·金斯顿爵士。

当天晚上在约克宫，亨利的私生子里士满伯爵像往常一样对自己的父亲道晚安，这时，亨利却失声痛哭：“多亏上帝的仁慈，你与你妹妹玛丽才逃离那个狠毒淫妇的魔掌。她想毒死你们两个。”亨利过起了醉饮食饱、歌舞升平的日子，想以此来忘记自己这段耻辱经历。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对此有过记述，尽管他的话语中可能带有一些偏见：“在逮捕安妮后，陛下比以前更开心了。他总是四处与女人们吃饭，有时过了午夜才沿着河边返回，回宫后还要再欣赏一番丝竹声乐。演奏者们则卖力表演，以衬托出亨利在终于摆脱掉那个身形单薄的老女人后的欢愉心情。”但实际上，安妮当时只有二十九岁。“最近，亨利与卡莱尔主教以及几位女士吃饭，第二天，卡莱尔主教告诉我，亨利高兴得几乎发狂。”

星期五上午，一个一周前任命的特别法庭开始对安妮的几个情人进行审判，法庭成员包括最高法庭的几乎全体法官，以及安妮的父亲威尔特郡伯爵。特别陪审团由十二位骑士组成，他们判定被告们有罪，安妮的这几个情人便被处以绞刑、掏出内脏并断掉四肢，但要等到对安妮进行审判后，才对这些人行刑。星期一早晨，对安妮的审判在伦敦塔的大厅里进行。占当时贵族半数的二十六名贵族坐在高高的台子上，诺福克公爵是主审法官。为进行此次审判，他被任命为上议院特别刑事审判长。大法官托马斯·奥德利爵士由于出身平民，而无权审讯王后，所以只能坐在诺福克公爵身旁，为他提供法律意见。现场还有奉王命而来的伦敦市长、郡长代表团以及民众代表。安妮被伦敦塔负责人的副官埃德蒙·沃尔辛汉姆爵士带了进来，听取总检察长宣读对她的起诉书。她被指控对亨利八世不忠，答应在亨利死后就与诺里斯结婚，并把挂在项链下端的一个有毒盒子交给诺里斯，想让他毒死凯瑟琳与玛丽，以及与她的哥哥乱伦等。安妮王后对这些罪状坚决否认，并一一做了详细回答。贵族们退庭进行商议，不久之后重新开庭，宣判安妮有罪。诺福克公爵宣读了判决结果：判处安妮王后火刑或斩首，具体采取哪种刑罚，依国王亨利的意思而定。

安妮勇敢而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判决结果。她说，如果国王允许，自己想像法国贵族那样，被刀砍头，而非像英国贵族那样，被用斧子砍头。亨利同意了她的请求，但在王国境内却找不到一位能用刀来行刑的刽子手。因此，安妮的死刑便从星期四推迟到星期五，最后从神圣罗马帝国的圣·奥默尔爵士那里借来一位擅长使刀的刽子手。星期四晚上，安妮几乎一夜无眠。伦敦塔的院子正为她搭起一座5英尺高的低矮断头台，锤子的敲打声从远远隐隐传来。第二天一早，民众就来到伦敦塔的院子里，不久之后，大法官与亨利八世的儿子里士满伯爵、克伦威尔、伦敦市长以及郡长们也陆续到来。

1536年5月19日，当伦敦塔的负责人带着安妮出现在刑场时，刽子手早已倚着他那把沉重的大砍刀在那里等候了。安妮穿着一件漂亮的、用皮毛做装饰的深灰色锦缎晚礼服，并露出里面猩红色的长袍来。她选择这件礼服，是为了露出脖子，便于行刑。当局给了她一大笔钱，让她施舍给在场的民众。安妮对他们简单地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对你们进行说教的，而是要去死。请为国王祈祷吧，因为他是个好人，并尽他所能地对我好。我并不怨恨那些判处我死刑的法官以及其他任何人，因为是我触犯了英格兰法律，情愿一死。”随后，她摘去镶有珍珠的头巾，露出了她为避免妨碍刽子手行刑而仔细扎好的头发。

“请为我祈祷吧。”说完安妮便跪了下去，一位侍女上前用布蒙住了她的眼睛。在念主祷文前，安妮低头小声说：“愿上帝保佑我的灵魂。”刽子手走上前来慢慢举起砍刀时，她又重复说道：“愿上帝保佑我的灵魂。”大刀在空中划过，只一下，刽子手就完成了他的任务。

得知安妮被处决后，亨利穿上黄色衣服，帽子上插着一根羽毛。十天后，他在约克宫与简·西摩秘密结婚。简是亨利长久以来所盼望的那种对丈夫温柔顺从的妻子，安妮则太过强势，且容易感情冲动。一位大使在安妮被砍头的两年前写道：“如果那个女人想要什么东西，没人敢反对，即便有这个胆儿，也没能力忤逆她，就连国王本人也不例外。据说，国王也屈服于安妮的意志。当亨利不让安妮干她想做的事情时，安妮仍会去做，还故意大发脾气。”简则是另一种风格，尽管她也生性骄傲，但却为人温和。亨利与她度过了十八个月的快乐时光，她也是唯一一位让亨利惋惜并悼念的王后。在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未来的爱德华六世（Edward VI）不久后，简就去世了，死时才二十二岁。亨利以皇家礼遇将简安葬在温莎的圣乔治教堂（St. George's Chapel at Windsor），他自己死后，则长眠在简的身旁。

第六章　关闭修道院

尽管简·西摩当王后时宫廷里一片祥和，但英格兰乡村还是多有不满。亨利的财政收入越来越紧张，他便开始对教会的财产垂涎三尺。审讯安妮前，亨利亲自去上议院，推荐了一份法案，希望关闭那些修士不满十二人的修道院。这样的修道院共有近四百所，它们的土地租金总额是一笔非常客观的收入。修道院一直以来就处于衰落之中，父母越来越不愿把他们的儿子送往修道院，修道院只好去乡村招募新修士，常常打破旧有的社会等级差别，吸收贫苦的佃农之子加入。但即便如此，招到的见习修士人数还远远不够。有些修道院里的修士觉得日子维持不下去了，便挥霍捐款，砍伐树木，典当金银餐具，任由修道院失修倒塌。多年来，教会的巡查者们已对这些严重的不当行为多有了解。关闭修道院的想法由来已久：为了筹集资金在牛津大学建造红衣主教学院，沃尔西曾关闭了几座小修道院。从那时起，国王亨利八世也为一己私利，关闭了二十余所修道院。小修道院里的修士要么被分配到大道院去，要么领取养老金退休。议会对这些措施很满意，因此很痛快地同意关闭小修道院。1536年夏，国王特使巡视全国，力图尽快完成上述事宜。

现在，亨利有了一位新顾问——托马斯·克伦威尔。他曾在意大利当过雇佣兵，做过布商、放过高利贷，并在沃尔西手下当过差。克伦威尔从沃尔西那里既学到了治国理政的本领，也从沃尔西的失势中吸取了不少经验教训。克伦威尔冷酷无情，愤世嫉俗，不择手段，是一个新时代的人。他野心勃勃、精力充沛且敏锐智慧。当他接替沃尔西成为亨利的国务大臣后，并没有像失势的红衣主教沃尔西那样讲排场、爱虚荣，而是在国事与宗教方面所取得了更实在的成就。辅政期间，克伦威尔设计了新的统治方法以取代现成的制度。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统治政策均由王室来制定并执行。亨利七世改进了这一制度，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仍是一位中世纪的国王。托马斯·克伦威尔在他掌权的十年间，彻底改革了这一制度。当他在1540年下台后，政府各部门早已开始在王室之外单独执行政策了。他开创了现代英国政府机构的先河，这虽不像他的其他工作那样引人注目，但或许是他最伟大的成就。尽管没有得到后人的纪念，但克伦威尔是我们伟大国家机构的缔造者。

一开始，克伦威尔作为首相负责关闭修道院，他采取冷酷手段，显示出非凡的能力。这项工作受到富有阶层的欢迎。大贵族以及乡绅以优惠的条款，获得了大量肥沃的土地，有些邻近的商人或市民和朝臣也购买或租赁了教会这些被没收的土地。许多地方上的乡绅世代为修道院管理地产，现在，终于能把这些土地买下来了。中产阶级对教会所拥有的特权与财富极为愤怒。他们气恼这些没有对国家经济有所贡献的人，却霸占了国家收入的过大份额。亨利八世因此确信可以得到议会与富裕阶级的支持。从这些关闭的修道院里出来的修士有近万人，都得到了充足的养老金，因而面对这样的结局，他们如释重负，或镇定自若。其中一些人甚至还与修女结了婚，不少人成为教区里受人尊敬的教士。关闭修道院使土地转归国王所有，每年收益可达十万英镑。国王还通过出售或租让被解散修道院的其他不动产，获利一百五十万英镑。这笔钱在当时可能是笔巨款，但很可能比这些不动产的实际价值要少得多。这些交易的主要成果是让地主阶级与商人阶级对宗教改革与都铎王朝都死心塌地。即便亨利没有有意为之，但实际效果也是如此。

关闭修道院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则不好说。那些身强体健的下层阶级并没有遇到大面积失业，也没有生活在贫苦中，但那些贫穷体弱又身患疾病的人们，原本还有修道院施善对他们提供唯一的救助，现在则长时间无人照管。这一情况在英格兰北部尤为严重。

在传统势力顽固的北方，新制度所遇到的阻力要比在南方大，因此那些新晋世俗地主也比之前的教会更为严苛。但并不仅仅俗世人士在进行圈地运动，宗教改革前，就有修道院通过某种方式来圈地，以发展农牧业生产。当时，人口日益增多，纺织业不断发展，为满足上述需求，英国农业开始从农耕转向放牧。教会的大片土地现在按照乡绅和商人这些它们的新主人的思路来进行管理，新主人们为此支付金钱。有时，人们将现代经济制度的所有弊端归咎于宗教改革，但如果真存在所谓弊端，它们在亨利八世开始质疑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合法性之前，就早已存在了。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向他那个时代的人们勾勒出新经济制度的弊端，不过他生前没有看到自己的预言实现。

宗教改革也对宗教信仰产生了深刻影响。《圣经》现在流传广泛，且拥有了新的权威。老一代人却认为，《圣经》只能由教士来读，《圣经》落在无知的人手里，是非常危险的。诺福克公爵曾说：“我从未读过《圣经》，也不打算去读。新学问出现前，英格兰真是歌舞升平。唉，但愿一切都像过去那样！”但廷德尔和科弗代尔翻译成英文的《圣经》全文早在1535年秋就出版了，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个版本了。政府命令教士鼓励人们去阅读《圣经》，一些传言有根有据，说亨利在宗教事务上的代理人托马斯·克伦威尔曾推动《圣经》的翻译工作。在米迦勒节前，如果没有主教在场，其他教士即便得到特许许可，也不能进行布道。1536年8月，托马斯·克伦威尔命令教士们用母语英语来讲解祈祷词和《圣经》中的戒律，而不许用拉丁语。第二年，为了对民众进行普遍教诲，克兰默拟定了《基督教徒守则》，反映出拥护新宗教观点的明显倾向。这是一种变化，也是一个启示。民众的情绪异常激动，在天主教盛行且经济落后的北方地区尤为强烈。

秋天，过了米迦勒节开始征收新税时，英格兰北部及林肯郡的大批农民与乡下佬聚集起来，发誓要抗税并维持教会的旧秩序。这场被称为“求恩巡礼”的叛乱是自发的，一名叫作罗伯特·阿斯克的律师被推举为领袖，贵族与高级教士没有参加叛乱。尽管叛乱的人数远远多于国王所召集的军队，而且除了皇家卫队外，亨利也没有常备军可用，但他还是马上展现出沃尔西所说的“国王的胃口”。亨利拒绝对叛乱分子妥协。当他的税吏在林肯郡被叛乱分子关押后，他写去一封杀气腾腾的信：

“这伙人十恶不赦，如果不能说服他们解散，并将一百名叛乱首领套上枷锁，交给副官随意处置……我们就没法拯救他们……我们已派萨福克公爵带着十万人马以及军需品与大炮火速赶来……我们还派出另一支大军，等叛乱分子一离开他们的驻地，就进去毫不留情地焚烧破坏，并消灭他们的妻儿老小。”

后来，税吏报告说，老百姓们总的来说准备承认亨利为教会的最高领袖，除了满足亨利这次所要求的金钱数目外，还可从教士那里获得什一税等进项。他们说：“不过，亨利此生别想再从下议院得到什么钱，也别想再关闭修道院了。”他们仍对亨利所挑选的顾问们多有不满，要亨利罢免克伦威尔、克兰默以及四位主教，因为这些人有散布异端邪说的嫌疑。

亨利很有气势地回复：“我从未读过、听过或见过君主的顾问以及高级教士由那些粗鲁无知的平民来任命……你们这些在英格兰最落后、最野蛮的郡里的生活的人们粗鲁而没有经验，却对你们的国王挑三拣四，真是放肆……至于关闭小修道院，那是我们国家教俗两界贵族批准的，为《议会法案》所允许，而非像你们到处散布的那样，是由国王的顾问们所随意决定的。”亨利补充道：“如果不投降，就会和你们的妻女一起死于刀剑之下。”约克郡的叛乱分子与林肯郡等地的叛乱分子有着相同目标，他们的誓言清楚表明了这一点：“我凭着对上帝的信仰起誓……要将英格兰的败类与奸臣从国王身边及他的枢密院里赶出去，坚决保护基督的十字架，坚持基督教信仰，振兴教会，镇压这几个异端分子以及他们的邪恶学说。”

1537年年初，叛乱像它兴起时那样迅速土崩瓦解，但亨利还是决定惩处一些叛乱元凶，以儆效尤。仅在卡莱尔一地的审判中，就绞死了七十名叛乱分子。当成功镇压叛乱的诺福克公爵想对叛乱分子宽容些时，亨利八世却派人告诉诺福克，说他想再多处决一些人。结果，共有约二百五十名叛乱分子被处死。

叛乱分子所反对的是税收以及关闭修道院，叛乱被镇压下去后，亨利八世做出的回答是增加税收，并开始关闭一些更大的修道院。为了进一步打击传统教派，政府在巴黎印刷了大量英文版《圣经》，比之前所有版本都大，包装也最为豪华。1538年，政府下令，每个教区都必须购买这一版本的《圣经》，放在每个教堂，以方便教区教民能够阅读同一版本的《圣经》。伦敦城里的圣保罗大教堂里放了六本《圣经》，大量民众整天聚集在那里进行阅读，据说有声音洪亮的人大声朗读时，人会更多些。这版《圣经》成为后来所有《圣经》版本的基础，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的官方《圣经》版本也不例外。

到此阶段为止，托马斯·克伦威尔始终春风得意，但他现在得与旧贵族们的保守主义进行斗争了。旧贵族们非常欢迎这场政治革命，但他们想让宗教改革在亨利取得了最高权力时就停止，并且反对克兰默及其追随者对教义作出改变。诺福克公爵是反对派的首领。除了杂念横生时，亨利还是坚守正统的，因而对诺福克一派表示支持。诺福克一派的智囊是罗彻斯特主教、后来的玛丽女王顾问斯蒂芬·加德纳。这些人痛心疾首地指出，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可能入侵英格兰，执行教皇对亨利所作出的废黜王位的审判。为避免与欧洲各国在宗教上的决裂，亨利忧心忡忡。天主教阵营似乎非常强大，克伦威尔在国外所能找到的唯一盟友就是德意志的弱小诸侯。诺福克一派牢记这些分歧，静待时机。机会果然来了。与亨利统治时期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这次的机会也是由亨利的婚事带来的。

由于亨利拒绝在教义以及宗教仪式改革的问题上与大陆上的路德派妥协，克伦威尔只得为亨利在德意志北部的路德派诸侯中寻找政治同盟者。他把路德派博学的神学家们请到英格兰，并从中撮合英国公主甚至是亨利本人与德意志进行联姻。亨利现在是个鳏夫，他想与欧洲大陆上的克利夫斯公国联姻，因为从某种程度来讲，亨利和该公国有着相同的宗教理念，既痛恨教廷，又限制路德派的发展。之后，外交格局发生惊人变化，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一同觐见亨利，说法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邀请身处西班牙领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镇压根特叛乱时，顺道访问巴黎，查理五世同意了。两位君主决心忘记往日恩怨，携手合作。

现在情况紧急，英格兰必须同德意志北部诸侯结成联盟，以对抗上述两位天主教君主。于是，与克利夫斯家族年龄最大的公主安妮的婚事在紧锣密鼓地商议中。克伦威尔报告说，安妮的美貌有口皆碑。“大家都说她生得美丽，身材也好。有人说，她的容貌远胜米兰公爵夫人，就像是金色的太阳胜过银色的月亮。”画技精湛的宫廷画师霍尔拜因已被派去为安妮画像。现在，我们在卢浮宫仍能见到这幅肖像。安妮公主不上相，英国驻克利夫斯大使却提醒亨利画得很真实。他还告诉亨利，安妮只会讲德语，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针线活，不会唱歌，也不会演奏什么乐器。她已经三十岁了，又高又瘦，神情坚定而自信，脸上有些浅麻子，但据说人很风趣活泼，且并不酗酒。

安妮在加莱度过了1539年的圣诞节，等待暴风雨过去，并在那年的最后一天，来到罗彻斯特。亨利坐着他那艘已经乔装过的大船顺流而下，里面装了很多礼物，其中就有一件黑色貂绒。1540年元旦，亨利怀着急切的心情去拜访安妮。但一见到安妮，他便大吃一惊，很是失望，之前路上所精心准备的给安妮的拥抱、礼物以及那些恭维话，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嘟囔着说了几句，就回到自己的船上了，并在那里沉默良久。之后，他闷闷不乐地说：“这个女人与别人跟我描述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一样，我真奇怪那些聪明人竟会这样和我说。”回去的路上他对克伦威尔说：“不管别人怎么说，她可一点儿也不漂亮。只是身材比较匀称，但除此之外也就没啥优点了……如果我提前知道她是这个样子，根本不会让她来英国。”私下里，亨利还给安妮起了个绰号，叫“佛兰德斯母驴”（the Flanders Mare）。

但来自国外的威胁使亨利不得不履行与安妮的婚约。事后，他对法国大使说：“你把我逼到了墙角，但感谢上帝，我还活着，而且我的力量也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弱小。”他这时像欧洲的任何人一样，对与婚姻有关的教会法十分通晓，因此从未与安妮同房，从而在法律上为那些想要离婚的男子树立了完美榜样。他对自己的亲信说，自己与安妮完婚完全是因为政治需要，而非出于自己本意，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在世界上引起冲突，并将安妮的哥哥克利夫斯公爵推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法王那边。实际上，安妮之前还与洛林公爵（the Duke of Lorraine）的儿子有过婚约，且这份婚约尚未被彻底解除。亨利只是在静观欧洲时局并等待时机，只要条件允许，他就设法离婚。

诺福克与加德纳现在发现时机已到，可以借助一个女人的力量搞垮克伦威尔，因为沃尔西就是这样下台的。在加德纳府上，诺福克的另一个侄女凯瑟琳·霍华德被介绍给亨利，亨利对她一见钟情。不久之后，诺福克一派觉得十拿九稳，可以向克伦威尔的权力发起挑战了。1540年6月，他们终于说服亨利，将克伦威尔与安妮一并抛弃。根据《剥夺公民权法》，克伦威尔主要被指控犯有异端罪和“传播”错误书籍罪，并受到欺君罔上的含蓄指责。安妮同意与国王离婚，主教会议便宣布她与亨利的婚姻无效。安妮拿着年金，又在英格兰生活了十一年。7月28日，克伦威尔被处决。不久之后，亨利与他的第五任妻子凯瑟琳·霍华德低调结婚。

凯瑟琳大约二十二岁，有一头褐色的头发与榛树色的眼睛，是亨利所有妻子中最漂亮的一位。亨利又恢复了精神，身体也好了起来，还专门跑到温莎去减肥。法国大使在12月写道：“亨利现在有了新的作息时间，他五六点起床，七点做弥撒，之后就去骑马，直到十点吃饭时才回来。他说在乡下要比整个冬天住伦敦好多了。”

但很快，躁动难安的凯瑟琳就对身边这位比自己大了将近三十岁的丈夫心存不满。她冒失地爱上了自己的堂兄托马斯·卡尔佩珀。这段恋情被人发现后，亨利与她离了婚，1542年2月，她遭到处决，正是安妮·博林当年被砍头的地方。临刑前夜，她把断头板要来，好练习一下把自己的脑袋放在上面。当走上断头台时她说：“我是作为王后而死去的，但我更情愿作为卡尔佩珀的妻子就刑。愿上帝保佑我的灵魂。好心的人们，请你们为我祈祷吧。”

亨利的第六任妻子凯瑟琳·帕尔是个来自英格兰湖泊地区的严肃小寡妇。她三十一岁，很博学，对神学问题也感兴趣，在亨利之前，曾有过两任丈夫。1543年7月12日，她在汉普顿宫与亨利完婚，成为亨利可敬的妻子。婚后三年，亨利便去世了。在这期间，凯瑟琳一直悉心照料亨利那条溃烂的腿，无奈腿疾越来越重，最终夺去了亨利的生命。凯瑟琳·帕尔还缓和了亨利与未来的伊丽莎白女王之间的关系，玛丽与伊丽莎白都很喜欢她，因此她在亨利去世后，仍然过着比较幸福的生活。

文艺复兴时期那个聪颖睿智的年轻君主现在衰老了，整日怒气冲冲。腿部的疼痛使亨利八世的脾气变得很坏，一些弄臣和像他那样缺乏耐心的人常常惹他生气。亨利的心中充满疑虑，行为也冷酷无情起来。在与凯瑟琳·帕尔结为夫妻期间，亨利正忙着准备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战争。战争的根源是苏格兰问题。这两个民族间仍然存在敌意，并不时在荒无人烟的边境地区爆发出来。亨利重申对苏格兰的封建宗主权，并谴责苏格兰人是叛乱分子，要求他们停止与法国人结盟。苏格兰人在哈利顿里格成功挫败了英国人的一次突袭。1542年秋，诺福克所指挥的远征军在凯尔索败下阵来，主要原因是军需部门失职，不能及时补充给养，大军连啤酒都喝不到。苏格兰人便乘胜追击，将这场战争推进到英格兰境内。事实证明，他们的这一决定招来了灾难性后果。由于领导无方，组织混乱，一万大军在索尔威沼泽地带死伤过半，溃不成军。詹姆斯五世在听到弗洛登之战的悲惨历史又重演后一命呜呼，将他的王国留给了一个刚出生一周的婴儿，她后来成为著名的苏格兰女王玛丽。

这个孩子立刻成为争夺苏格兰的斗争焦点。亨利八世称，她应成为自己的儿子兼未来王位继承人的妻子。但苏格兰玛丽女王的母亲玛丽·吉斯是位来自法国的公主，以红衣主教比顿为首的天主教亲法势力反对且驳斥亨利的计划，并开始进行商谈，想让玛丽嫁给一位法国王子。英格兰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这样一门亲事。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正想寻求亨利的帮助，来让亨利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反法斗争，大使发现，英国宫廷对自己也是格外欢迎。于是，英格兰与神圣罗马帝国再次结成联盟，以对抗法国。1543年5月，查理五世与亨利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从那时起到1544年春，他们都在备战。亨利亲率大军渡过英吉利海峡，与从东北而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一道，攻打法王弗朗西斯，苏格兰战事则交由王后简·西摩的哥哥、赫特福德伯爵爱德华·西摩来处理。

这一计划固然好，但执行起来却遭遇失败，因为亨利与查理彼此不信任，都在怀疑对方企图与法国单独媾和。亨利担心自己会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计划中陷得太深，因而下令停止前进，并对布伦展开围攻。9月14日布伦陷落，亨利至少还从这次出征中得到一点实在的好处以自慰。五天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法王讲和，拒绝理睬亨利的抱怨与指责。与此同时，英军在苏格兰火烧爱丁堡，并将大片土地化为废墟之后，无力再向前推进，1545年2月在安克拉姆沼泽吃了败仗。

亨利的处境岌岌可危，英格兰可能遭到来自法国与苏格兰的同时入侵，但却没有一位盟友。危机需要英国民众为国家做出最大牺牲，他们必须交纳数目空前繁重的贷款、税金与捐款。亨利带头熔化掉他的金银餐具，并将自己的地产抵押出去。他亲自去朴次茅斯布置对付入侵的威胁。一支法国舰队穿过索伦特海峡，在怀特岛登陆，但没过多久，他们就被赶了出去，英国的危机也渐渐过去。第二年，法国与英国签订和约，同意英国占领布伦八年，八年后，法国再以大价钱将布伦赎回。合约中没有提到苏格兰问题。苏格兰战争仍以较小规模继续进行，并在红衣主教比顿被暗杀时趋于激烈，但无明显的胜败之分。亨利在苏格兰一无所获，他既不愿宽宏大量地与自己的近邻苏格兰和解，也没有能力强迫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在未来的五十年中，他们将给亨利身后的几任国王增添许多烦恼。

1546年，亨利才五十五岁。那年秋天，他像往常一样，途经萨里与伯克郡，一路旅行到温莎。他在11月初回到伦敦，并再未离开过那里。在他临终前的最后几个月中，人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现在王位继承人已定，但他是一个只有九岁的小孩，谁将在幕后操纵王权呢？是诺福克还是哈福德？是反对派还是改革派？

这个答案给得很突然，且出人意料。1546年12月12日，诺福克与他的儿子、诗人萨里被以叛国罪逮捕，押送至伦敦塔。从萨里的愚蠢行为来看，这样的下场实属难免。他口无遮拦地预言亨利将会在何时死去，还不合时宜地想起自己是爱德华一世的后代，于是不顾宗谱纹章官员的阻止，佩戴皇家纹章。亨利想起来几年前，诺福克也曾被人们提名为王储人选，并有人建议让萨里娶玛丽公主为妻，亨利便起了疑心，很快就采取行动。1月中旬，萨里被处决。

议会通过了判处诺福克死刑的议案。1月27日星期四，亨利批准了该议案，诺福克被判处死刑。当天晚上，亨利八世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但医生不敢告诉亨利实情，因为根据《议会法案》，预言国王死期将犯逆君之罪。过了漫长的几个小时，安东尼·丹尼爵士“大胆走到亨利床前，告诉他病情，说他看来活不长了，因此劝亨利为自己的后事早做准备”。亨利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表现坚强，身边的人劝他赶快把大主教找来，亨利却说要“先小睡一会儿，等我感觉好些了，再去安排后续事情”。亨利入睡时，哈福德与佩吉特（Paget）在走廊外踱来踱去，盘算着如何能大权在握。午夜时分，亨利醒了，派人去请克兰默。克兰默来了后，亨利身体非常虚弱，已讲不出话了，只是把自己的手向克兰默伸了伸。几分钟后，亨利八世，这位英格兰最高领袖便停止了呼吸。

亨利统治时期，英国不断发展壮大，且更具声望，但人们也都普遍记得发生在这段时间里的许多血腥处决，这不免成为亨利的可憎污点。两位王后、两位国务大臣、一位贤明主教、许多修道院院长和修士，以及大量平民，他们由于敢对抗亨利的意志，而都被处以死刑。几乎每一位拥有王室血统的贵族都被亨利送上了断头台。罗马天主教徒与加尔文派信徒被指控为异端，并说他们利用宗教欺君罔上，因此被处以火刑。这些迫害活动或许就是法官们在政务会甚至是在国王面前一本正经完成的，从而成为充满光明的文艺复兴运动所带来的恶果。善男信女遭受迫害，被拷打折磨，即便犯了很小的罪也会受到重罚，这些都同人文主义的美好原则形成鲜明对比。但亨利的臣民并没有因厌恶亨利而背叛他。当时的欧洲骚动不安，亨利八世在国家没有军队及警察的情况下继承王位，维持了统治秩序，并在英格兰加强了别处所没有的纪律性。长达一个世纪的宗教战争过去了，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拿起武器为了信仰问题而与他们的同胞自相残杀。亨利八世的统治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他奠定了英国海军力量的基础，振兴了议会制度，使人民有了英文版《圣经》，最重要的是，使颇受欢迎的君主制得到加强。在这一制度下，英格兰人世世代代都团结一致，为建设一个强大的英格兰而努力，法国与德意志却在内部纷争中日益衰落。

第七章　新教斗争

亨利八世统治下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其动力主要来源于他的激情以及对权力的渴望。但亨利仍认为自己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两位信奉天主教的妻子却都未给他生下儿子。阿拉贡的凯瑟琳生了未来的玛丽女王，安妮·博林生了未来的伊丽莎白女王，倒是信奉新教的简·西摩生了一个男孩儿，即未来的国王爱德华六世。亨利八世与他的臣民都十分担心王位继承陷入纷争之中，为确保自己唯一合法的儿子能登上英格兰王位，亨利在执政末期不仅与罗马教会决裂，也与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宗教信仰分道扬镳。尽管如此，信奉天主教的诺福克公爵等人还是拥有很大权力及影响。他们的亲戚凯瑟琳·霍华德被处决，他们的儿子诗人萨里上了断头台，修道院的土地被没收，《圣经》也以英文出版，但在亨利八世时代，他们仍对宗教改革派起到了遏制作用。亨利限制克兰默对教义进行改革，基本上维护了宗教方面以温切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为代表的诺福克集团的利益，因此与他们达成了和解。亨利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执政并选择配偶，但他认为没有必要改变他的臣民们生来就熟悉的宗教信仰与仪式。

新国王爱德华六世继位后，一股更深且更强大的潮流开始涌动。年幼国王的保护人兼首相是他的舅舅、新受封的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他与克兰默开始将亨利八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向宗教领域推进。他们把来自德意志与瑞士，甚至是来自遥远波兰的外国学者请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任教，向新一代的教士灌输革新的教义。1549年，议会批准了克兰默以优美英文写就的《祈祷书》。萨默塞特倒台后，《宗教信仰42条》（the Forty-two Articles of Religion）与第二版《祈祷书》问世，英格兰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一个新教国家。萨默塞特与克兰默都相当虔诚，他们要求同胞所接受的那些宗教观点，他们自己也深信不疑。但民众既对宗教斗争不感兴趣，也不了解，不少人还积极反对这些从外国舶来的宗教观念。

萨默塞特只是亨利所任命的摄政团成员之一，他的摄政王地位没有法律依据也无先例，因此他的处境既荣耀又危险。嫉妒萨默塞特的政敌不计其数，就连他的弟弟、海军大臣托马斯·西摩也有野心。国王爱德华六世总是脸色苍白，一生下来便患有肺痨，可能活不长久。下一个信奉新教的王位继承人就是伊丽莎白公主了。她现在与凯瑟琳·帕尔夫人生活在一起。凯瑟琳·帕尔夫人是亨利最后一任也是最幸运的妻子，现在与海军大臣托马斯·西摩结为夫妻。凯瑟琳·帕尔去世前，托马斯·西摩就对年轻的公主动起了心思，于是在公主的卧室里同她嬉戏，引起流言蜚语。最终，托马斯·西摩密谋反对自己哥哥的证据被人发现，他的哥哥摄政王萨默塞特不得不根据《剥夺公民权法》，在1549年1月将托马斯·西摩处死，把他送上伦敦塔内的断头台。这样一来，萨默塞特化解了新国王统治时期的第一次危机。

与来自托马斯·西摩这样的个人威胁相比，乡村中的痛苦与不满则更危险。英格兰中世纪时代的生活方式与经济形态正迅速解体。地主们发现羊毛有巨利可图，但呈带状分布的村落却是他们这项事业的绊脚石。于是，几十年来，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不断，农民的权利逐渐受到侵犯，直至被完全剥夺。公地被地主霸占，他们将之围圈起来，变成牧羊场。修道院的关闭消除了旧制度中最强大也是最为保守的势力，也为已经开始的经济变革增添了新动力。圈地运动不断发展，使整个国家都苦不堪言。在有些地区，多达三分之一的耕地变为牧场，人民怒视那些新晋贵族，他们趁修道院解散之机中饱私囊，却依然贪得无厌。

萨默塞特不得不去面对英格兰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失业人员遍布全国，亨利八世的货币贬值也引起了重重困难。著名牧师们开始大声谴责这一切。1548年休·拉蒂默在圣保罗十字架前所做的“关于田地的布道”，是对都铎王朝的一次有力抨击。“过去的人们富有同情心，但现在却毫无怜悯之情。他们同胞将要冻死在伦敦街头，他们自己也将病倒路边，在饥饿中死去。过去，伦敦的富人去世时，都会捐款给大学的学者，作为奖学金。任何人临死时，都会留下巨钱以救济穷人……但现在，无人还有善心，人们不再帮助学者，也不会去救济穷人。上帝的教诲已为人所熟知，许多人认真研究，努力阐释，但现在却几乎没人帮助实现这些圣训。”1549年春，拉蒂默又做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布道，论述“人类造成的可怕的、不祥的贫穷状态”：“地主们、新贵们，你们每年所得实在是太多了……老爷们，先生们，我谨奉劝一句，这有损国王的荣誉。国王的荣誉在于他的子民能受到上帝的真正教诲，国家发展，消除贫困，原料得到充分利用，人民远离怠惰，勤于劳作。如果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国王的荣誉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那些牧场主、圈地者以及新贵们就是国王荣誉的破坏者，因为原来有许多家庭居住的地方，现在只有一名羊倌和他的狗了。老爷们，先生们，这样的行为显然是要让自耕农变为奴隶。牧羊业的发展与生产力的提高增加了你们的私人财富，你们过去的财产已经够多，现在却又成倍地膨胀。哪怕教士们磨烂了舌头，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萨默塞特身边的人通过拉蒂默所谴责的方式大发横财。萨默塞特本人倒是很同情自耕农与农民，因此派委员会去调查圈地问题，但这反而增加了人们的不满情绪，鼓励被压迫者们起来为自己的命运而斗争。两场起义随之而来。西南地区信奉天主教的农民起来反对《祈祷书》，东部地区的乡巴佬则奋起反抗进行圈地运动的地主。这对萨默塞特的政敌来说，是很好的把柄。1524年至1526年，德意志在宗教改革之后发生了血腥的农民战争，城乡贫困阶级在宗教改革家茨温利的带领下，起来反抗压迫他们的贵族。1549年在英格兰，似乎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外国雇佣军镇压了西部的起义，但诺福克郡的起义则有更大声势，为首的是一个叫罗伯特·凯特的皮革厂主。他在诺威奇城外的穆斯霍尔德山上建立起自己的司令部，一万六千名农民住在那里用树枝盖顶的茅草屋中。连日里，凯特都在一棵大橡树下，对那些掠夺穷人的乡绅进行审判。起义者并不杀人，只是把乡绅们所围圈起来的公地归还公众，并靠吃地主们所饲养的成群牛羊来填饱肚子。当地政府软弱无力，据说萨默塞特也意识到起义者们的不满是有道理的。骚乱向约克郡蔓延，不久之后便发展到英格兰中部地区。

亨利七世的代理人之子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现在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他曾在亨利八世与法国的战争中表现出色，并小心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与动机。他自私自利、精力充沛，且拥有万贯家财。现在，由他奉命指挥军队镇压凯特的起义部队。政府觉得自己在军事上力量薄弱，便决定无条件赦免这些起义者，凯特对此也有所心动。皇家传令官来到他的营地时，一件小事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凯特正站在橡树下思考会见沃里克的对策，一个小顽童“言辞无礼，动作粗俗”，惹恼了传令官一行，便被他们立即用火绳枪打死。此举惹怒了凯特的追随者，战斗随之开始。沃里克伯爵的王牌部队是德意志雇佣军，他们枪法精准，将农民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农民阵亡了三千五百人，没有伤员。一些人躲在一排农用马车后面保全了性命，并缴械投降。凯特被俘，吊死在诺威奇城堡。沃里克伯爵由于偶然事件，博得了能者的大名。

萨默塞特的政敌们认为自己为恢复秩序立下大功。他们将东部起义归咎于萨默塞特派出的圈地运动调查委员会以及他对农民的同情态度上，将西部叛乱归咎于萨默塞特的宗教改革。萨默塞特的对外政策还迫使苏格兰与法国结盟，并把亨利八世当年所征服的布伦弄丢了。沃里克成为反对派的领袖。这一反对派有“伦敦诸勋爵”之称，开会商议措施反对摄政王萨默塞特。没有人采取行动支持萨默塞特，因此反对派悄无声息便接管了政府。萨默塞特在伦敦塔中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出来后丧失了一切权力，不过，他仍可出席政务会。后来形势越来越不好，发生支持他暴动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1552年1月，萨默塞特穿着一身仿佛是去参加国宴的华美礼服，在伦敦塔被处死。这位英俊、善良的人没能消除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所遗留下的弊病，最终成为他所得罪的那些凶狠利益集团的牺牲品，但英格兰民众却长久缅怀这位“好心的伯爵”。

萨默塞特以后的继任者行事无所顾忌，成就当然就更小了。弗劳德写道：“在旧制度的废墟中，人民备受痛苦，道德沦丧与社会混乱使我们的国家四分五裂。面对此种情形，善于思考的英格兰人一定会问出这个问题，即他们从宗教改革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政府贪污腐败，法庭贪赃枉法，商人阶级只关心自己财富的增加，民众起义不断。那些保有纯洁品性的优秀之人仍站在宗教改革一边。”有名无实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已经十五岁，病弱不堪，冷酷无情而又自以为是。他在日记里提到了舅舅萨默塞特之死，却没做任何评论。

沃里克成为诺森伯兰公爵，他的政府在反对社会动荡的过程中统一了步调。在他掌权的三年中，统治阶级的贪婪劫掠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改革教义只是进一步没收教会土地的借口，新主教得交出一部分主教领地，才能上任。爱德华六世成立的所谓语法学校，只是伊丽莎白时期以没收修道院土地资助教育事业这样宏大计划的开端。托马斯·莫尔说，政府就是“富人以国家的名义攫取利益的阴谋手段”，这一定义是这些年英格兰的真实写照。

这一时期还有一项事业引人注目，它使英格兰与东欧一个新兴国家建立联系。当时，人们叫这个大国莫斯科维，不久又改称它为俄国。一些英格兰人曾设想经过北极圈水域，从东北方向找到一条通往亚洲的航线。居住在亚洲北部沿海地区的人们，可能会购买英国人的布料以及其他产品。早在1527年，就有一本小册子预言肯定能找到这条新航线，其中一段话尤为引人注目：“没有不能居住的土地，没有无法航行的海洋。”1553年一支探险队在从事商业冒险的莫斯科维公司的资助以及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出发了。塞巴斯蒂安·卡伯特被任命为公司管理者。他是一位睿智且经验丰富的老水手，大约五十年前，曾随父亲远航纽芬兰。5月，休·威洛比（Hugh Willoughby）与理查德·钱塞勒率领三艘船扬帆起航。威洛比与他的船员在拉普兰附近遇难，钱塞勒则在阿尔汉格尔过冬，并在春天到达莫斯科的伊凡大帝宫中。德意志汉莎城镇联盟的垄断，使英国商人长期无法在北欧各地活动，现在，这一垄断被打破，英国开始与俄国人做生意。后来，钱塞勒再次出航，在苏格兰附近遇到风暴，溺水而亡。他的另一位朋友（安东尼·詹金森）继续他的事业。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詹金森三次访问俄国，成为沙皇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沿着马可·波罗所走过的古丝绸之路，远达土耳其斯坦的布哈拉，还到过波斯，成为第一个让英国国旗在里海上空飘扬之人。但这些探险活动并未发生在爱德华六世和他下一代国王的统治之下，而是属于一个更伟大的时代。

根据1543年颁布的《王位继承法》，爱德华六世的继承人是阿拉贡的凯瑟琳所生之女玛丽公主，她信奉天主教。诺森伯兰可能觉得自己前途堪忧，便想让伊丽莎白取代她那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伊丽莎白现在已经十九岁，却有着超于她年龄段的睿智，拒绝参与这一计划。于是，诺森伯兰想到了更为孤注一掷的阴谋。亨利七世有个小女儿与萨福克公爵结了婚，按照亨利八世的意思，他们的后代也可继承王位，只是顺序要排在亨利八世自己的孩子之后。萨福克的孙子与孙女中，年龄最大的是十六岁的简·格雷小姐。诺森伯兰让自己的儿子吉尔福德·达德利迎娶了简·格雷。当年轻的爱德华六世去世后，一场军事政变已无可避免。此时，三十六岁的玛丽公主小心翼翼避免与诺森伯兰打交道。爱德华在病中时，她躲在诺福克公爵那里，不去见处于弥留之际的弟弟。1553年7月6日，爱德华六世去世，简·格雷在伦敦被宣布为女王。民众对这一结果群起而反对。因为诺森伯兰深受国人痛恨，人们纷纷支持玛丽。英国枢密院成员及伦敦市当局也顺应了这股代表民意的潮流。诺森伯兰现在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玛丽在8月份来到伦敦，伊丽莎白陪伴她左右。简·格雷与她的丈夫被关在伦敦塔。诺森伯兰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但却于事无补。他说自己一直以来就是一名资深天主教徒，曾给新教以沉重打击，但他还是无法逃脱可耻死去的命运。他从前的一位同事写道：“古谚说得真有道理，好死不如赖活着。哦，如果女王陛下愿意让我活着该有多好，哪怕只是赖活着。”这段话完全可以当作诺森伯兰的墓志铭。

玛丽现在当上了女王，但她可能也是英格兰最不幸同时也是成就最少的君主。作为阿拉贡的凯瑟琳与亨利八世所生孩子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她在亨利八世统治初期长大成人，享受了王位继承人该享受的一切礼仪。她曾先后与法国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订婚。跟着母亲，玛丽成为一名虔诚教徒。母亲的离婚以及英格兰同罗马教会决裂，给玛丽带来了悲剧与灾难。《议会法案》宣称玛丽是私生子，并强迫她放弃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她对父亲的爱与她内心虔诚的宗教信仰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同父异母的妹妹、弟弟在宫中也比她得宠。爱德华六世在位时，玛丽总是去小教堂向她的忏悔神父祷告，这使伦敦的新教统治集团心生不安。她有西班牙血统，并与神圣罗马帝国大使雷纳德建立起密切联系。玛丽的登基预示着英国将与罗马教会恢复关系，并同神圣罗马帝国结成政治同盟。

可以肯定的是，在不涉及宗教问题时，玛丽本性还是仁慈的。她接受了低眉顺眼的顾问们对她的效忠表示。顾问里数威廉·塞西尔最精明。在玛丽统治时期，他一直是政府里的重要人物，并在玛丽之后的下一任国王那里，拥有更加远大的前程。伊丽莎白公主考虑周全，下令在她的住处做弥撒，避免同受到怀疑的人来往。

统治地位巩固后，玛丽便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心愿，恢复与罗马教会的关系。在亨利八世统治末期的诺福克集团中，她发现了能干且充满热情的温切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让他来为自己服务。议会废除了宗教改革派所颁布的宗教法，但有一件事是玛丽做不到的，她无法将那些被贵族所瓜分的土地再归还给教会。都铎王朝的权贵们愿意去做弥撒，但不想失去他们新得到的土地。即使他们愿意，玛丽还有其他麻烦。玛丽从未意识到民众，特别是伦敦城里的民众都将天主教视为外国势力。亨利八世在位时，王室就是这样教育民众的，但实际上在更早时候，民众就有这样的看法了。他们手里拿着英文版的《圣经》与《祈祷书》，信仰改革后的教义。这种信仰虽然是表面的，但却人数众多。新教领袖们逃到日内瓦与德意志莱茵兰的城镇，伦敦城里发生了骚乱，加德纳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他白天穿铠甲防身，夜里则由一百人守卫。一次，有人从窗户里朝玛丽女王的寝室扔进一条死狗，这只狗的脖子上系着绳索，耳朵被砍掉，身上粘着一张纸条，写着英格兰所有教士都该被绞死。

玛丽的婚事是最迫切的问题。下议院提出一位新郎候选人，即约克家族的后人、德文伯爵爱德华·考特尼，但玛丽却想找位外国郎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大使雷纳德下手最快，玛丽便答应会同查理五世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结婚。亨利八世在位时一位诗人之子托马斯·怀亚特策划了一起阴谋，想要以武力阻止该联姻的发生，考特尼则在西部成立了一个反对玛丽的阴谋集团。人们从宫廷走漏的风声中，知道了玛丽将与西班牙联姻，便到处传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种种劣迹，并说西班牙大军马上就要来了。下议院派代表请求玛丽不要违背民意，玛丽像都铎家族的其他人一样，异常固执，但却没有他们的政治敏锐性。现在，她梦寐以求的，是信奉天主教的英格兰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结为亲密同盟。

人们将目光投向伊丽莎白公主，她虽然在哈特菲尔德隐居，却对局势密切关注。谁来继承英国王位对欧洲各国来说，也至关重要。法国大使诺瓦耶开始活跃起来，进行有重大利益关系的活动。当时，欧洲正饱受瓦卢瓦王朝与哈普斯堡王朝之间的斗争之苦，英格兰的支持也许就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伊丽莎白的举动引起人们种种猜测，有人说她会请法国人出谋献策，也有人说，她可能嫁给考特尼。但形势变化得很快，考特尼在西部突然煽动起一场叛乱。当玛丽与西班牙的菲利普订婚的消息宣布后，英格兰南部也再次发生叛乱。托马斯·怀亚特爵士在肯特郡举起叛乱大旗，向伦敦慢慢行军，一路上不断招兵买马。伦敦城处于恐慌之中，市民们担心自己的房子会遭到洗劫。此刻，玛丽知道自己并未赢得民心，对他们感到失望与不满，却还是表现出一副大无畏的样子。一旦怀亚特进入伦敦，她想当一名天主教女王的野心就要成为泡影。因此，她在吉尔德市政厅（Guildhall）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号召伦敦人为她而战。叛乱者的队伍里存在着分歧。考特尼领导的叛乱以可悲的失败而收场，怀亚特对此感到失望。肯特郡叛乱者的目的是想强迫玛丽女王答应他们的条件，而非将她废黜。伦敦城里发生巷战，女王的军队将叛乱者们歼灭。怀亚特被处决，这也决定了简·格雷与她丈夫的命运。1554年2月，夫妻俩在伦敦塔里平静赴死。

伊丽莎白现在性命堪忧。尽管怀亚特曾说她与叛乱无关，但她是唯一有权争夺王位的人，西班牙便要求玛丽在与他们的王子结婚前，将伊丽莎白处死。但玛丽已经杀了太多人了，任凭神圣罗马帝国大使雷纳德怎么劝说，她都不愿处死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为此，雷纳德在给自己主人的信中写道：“伊丽莎白女士被关进了伦敦塔。据说她怀孕了，因为她是个轻浮的女人，就像她母亲一样。只要她和考特尼死了，英格兰就不会再有什么争夺王位或是给女王陛下带来烦恼的人了。”事实上，伊丽莎白已性命难保，她决心像她的母亲那样，要刽子手用刀来砍头。但她无所畏惧且情绪激动地否认与考特尼或怀亚特的叛乱行为有任何关系，玛丽大概相信了她的话。不管怎样，数个月后，伊丽莎白被释放出来，送往伍德斯托克。她在那里过起了恬静且虔诚的隐居生活，等待命运出现转机。

到了夏天，菲利普渡海北上来到英格兰，玛丽则去温切斯特迎接自己的新郎。按照天主教仪式，1554年7月，玛丽与菲利普举行了颇为隆重盛大的王室婚礼。加德纳已经去世，接替他的是英国红衣主教雷金纳德·波尔。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波尔流亡海外，他的家人也被亨利八世判处死刑，并剥夺一切权利。这位教皇代表波尔不仅是位红衣主教，还是英国王室的一位亲王。他是玛丽女王的堂兄弟，也是“虚伪、做伪证且昙花一现的克拉伦斯”的孙子。波尔是位狂热且严于律己的天主教徒。此时，他作为教皇使节来到英格兰，与雷金纳德一起为玛丽女王出谋划策，想要强行让英格兰变为天主教国家。

玛丽女王杀害了她最为高贵的臣民，因此在信奉新教的英格兰留下了“血腥女王”的恶名。几代英国人他们的孩童时代起，便从福克斯的《殉道者》一书及书中的可怕插图中，了解到这些高贵者英勇牺牲的故事。这些故事已成为英国民众的共同记忆。1555年在牛津发生了活活烧死新教主教拉蒂默和里德利（Ridley）的著名事件。1556年3月，年老无力的大主教克兰默令人同情地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并最终英勇就义。他们这些殉道行为使对这场斗争原本漠不关心的人们，都开始站到新教一边。

这些殉道者知道自己不会白白死去，他们站在火刑柱前，说出了名传千古的话。拉蒂默在啪啪爆响的火焰中喊道：“里德利主教，放轻松，要像个男子汉一样。上帝保佑，我们今天将在英格兰燃起不灭的火炬。”

玛丽努力把英国与西班牙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但却白费力气。她同菲利普结婚是为了确保英国信奉天主教，为了这个理想，她牺牲了可以得到的一点点个人幸福。作为西班牙国王的妻子，她不顾英国国家利益，不听包括红衣主教波尔在内的那些慎重顾问们的忠告，卷入对法国的战争中，致使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加莱也毫无抵抗地丢掉了。这是英国的耻辱，也是英国丧失中世纪力量与荣耀的标志，从而深深刺痛了英国民众的心，也使玛丽女王感到内疚。玛丽想生一个孩子，以确保天主教在英国后继有人，但却未能如愿。单凭一种成就并不能使她开心起来。玛丽在位期间确有一些成就，但人们对它既没有记载，也无表扬，甚至很少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在玛丽短暂统治期间，她的大臣们开始进行削减经费的工作并厉行改革。到玛丽去世时，大臣们已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诺森伯兰统治时期铺张浪费及贪污腐败的弊病。

菲利普对毫无结果的政治计划不感兴趣，也有所失望，因此先去了尼德兰，后又回到西班牙。玛丽陷入离心离德及不满情绪的汪洋大海中，最终病倒了。1558年11月，玛丽去世。几个小时后，她的助手、红衣主教波尔在兰贝斯宫里也与世长辞，随她而去。她的统治作为一段悲剧性的插曲宣告结束，英国民众就此完成了从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

起初，欧洲的新教改革只是为反抗天主教会弊端而展开的局部斗争。但一些年后天主教会进行了内部整顿后，这一初始的反抗动机便不复存在，剩下的便只是北方民族对罗马教会整个机构的反叛，这一反叛似乎与人类精神的发展背道而驰。基督教的启示可以带到遥远的未来，到那时不再需要用清规戒律来改造人了。在罗马帝国衰亡后，用清规戒律改造古代世界中的野蛮征服者曾经既是必要的，也是有好处的。亨利八世统治以前，尽管贵族之间存在纠纷，国王与教会之间、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也都存在冲突，但他们有共同的普遍准则。中世纪的弊端与痛苦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它似乎是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所无法避免的客观条件。对此，没人能提出补救措施，也无法寻求慰藉。但宗教改革带来了新影响，它动摇了英国社会的基础，鼓励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去反对旧制度，举起愿意为之献身或采取极端手段的大旗。尽管旧制度多有弊端，但毕竟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现在却被一场大分裂所断送。从此以后，所有阶级对立与利益冲突都将得到缓和与排解，人民在冲突与苦难中达成一致，制度也获得统一。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所有欧洲国家都将加入到支持或反对新教改革的阵营中去。

我们今天的人们很难衡量这一运动的激烈程度，它在英格兰的破坏性要比在德意志和法国小，这是因为它在较早阶段便到达高潮，且处于都铎王朝的强大统治之下。尽管如此，克兰默在爱德华六世时期进行的教义改革，与玛丽女王统治时期加德纳、波尔以及追随者所进行的反宗教改革，却让英格兰陷入十年可怕的动荡之中。市民、农民以及构成英格兰民族的所有其他阶层，在爱德华六世的命令下，沿着一条救赎之路前行，后来又在玛丽女王的命令下，沿反方向原路退回。谁接到爱德华六世的命令原地不动，或者不按玛丽女王的命令改变方向，就有上绞刑架和火刑柱的危险。这就是新英格兰强加于旧英格兰之上的东西，后来旧英格兰又经过可怕的反击而兴盛一时。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新旧英格兰在痛苦的斗争中实现了和解。尽管战事并未减少，但激烈的程度却受到限制，因此对国家社会的统一性与连续性没有造成致命影响。

第八章　英明的伊丽莎白女王

伊丽莎白在1558年11月17日继承了她同父异母姐姐的王位。当时她才二十五岁，在国事处理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但她凭借遗传的天赋以及后天的教育具备了优秀的才能，这是英格兰之幸。伊丽莎白的父亲是谁，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威严的姿态、赭色的头发、雄辩的口才以及与生俱来的高贵，都宣告着她是国王亨利八世的女儿。很快，人们又发现她与亨利八世之间的其他相似之处：面对危机，他们都勇敢镇定；意志受到违抗时，则更为坚决；精力充沛，似乎永不知疲倦。她还有许多与亨利八世一样的消遣方式与特长，如酷爱打猎，精于箭术和使鹰，擅长舞蹈和音乐。她会说六种语言，拉丁文和希腊文的阅读水平也很高。像父亲与祖父一样，伊丽莎白生性好动，住址总是换来换去，因此人们常常不知道下个星期她会在哪里就寝。

幼年时处境艰难，青少年时又身处险境，这些是伊丽莎白人生中无法抹去的经历。父亲活着时，人们宣称她是私生女，将她从宫廷里赶了出去。玛丽在位时，她差点儿就因走错一步而丢掉性命，这也证明行事谨慎并善于掩饰是大有好处的。伊丽莎白在青年时期就学会了该在何时保持沉默，怎样等待时机，并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她优柔寡断，节俭吝啬，她性格中的这些特点肯定也使她的顾问们失望，但国库从来也没有足够的钱支持她所有的冒险活动。而且，在那个时代汹涌的洪流中避免做出无可挽回的决定，有时也是明智的。时代要求国家元首应精明狡黠、深谋远虑且善用权谋，这些特点伊丽莎白身上都有。她还非常知人善用，并对臣民奖罚分明。

伊丽莎白头脑敏锐，在当时的欧洲几乎无人能及。很多外国使节都承认她谈话妙趣横生，巧妙灵活，这是很有道理的。她气质忧郁，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怒气冲天。她的思维令人难以琢磨，在言行举止方面显得生硬，甚至表现粗鲁。在气头上时，她会打财政大臣一记耳光，或者把拖鞋扔到秘书的脸上。她与异性的关系比较亲密，从表面上看却是大大咧咧。一位著名顾问曾说：“有时她比男子还强大，有时却连一般女子都不如。”尽管如此，她却有能力激发民众为她效忠，这一点大概是英国历任君主所无法比拟的。以现代的眼光看，朝臣对她的奉承可能有些奇怪，可她确实从未亏待过人民。她仅凭直觉就知道怎样去赢得人民的拥护，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与臣民之间是一种长期的调情关系。她将爱给予了国家，这种爱她从未对任何个人单独表露过，臣民则对她报以忠诚，近乎崇拜的程度。她在历史上留下了“英明的伊丽莎白女王”这一美名，不是没有原因的。

很少有君主像伊丽莎白那样，继位时面临如此之多的危险。英格兰为了西班牙而丢掉加莱，并且还引起了法国的敌视。都铎王朝对苏格兰的政策也宣告失败，自中世纪以来法国-苏格兰联盟所产生的威胁再次出现。在欧洲天主教看来，苏格兰女王玛丽要比伊丽莎白更有资格登上英国王位。她是法国王太子的妻子，后者在1559年继承王位，是为法王弗朗西斯二世。有法国做后盾，苏格兰女王玛丽颇有希望戴上英国王冠。苏格兰摄政王、玛丽女王的母亲玛丽·吉斯奉行亲法和亲天主教的政策，爱丁堡与巴黎都是吉斯家族在执掌大权。早在亨利八世去世前，英格兰的财政收入便捉襟见肘，它在欧洲的货币市场安特卫普信用很低，政府必须支付百分之十四的利息才能贷到款。货币经过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的进一步贬值，到现在已处于混乱状态。英格兰唯一的正式盟友西班牙也因宗教问题而对新政权产生怀疑。伊丽莎白就任时，爱德华六世时期的一位枢密院书记曾对当时形势做过如下评述：“女王经济拮据，国家财源枯竭，贵族贫穷没落，军队缺少优秀官兵，民众混乱，法纪废弛，物价昂贵，酒肉和服装滞销。我们内部存在分歧，还得与苏格兰和法国同时作战。法王一只脚踏在加莱，一只脚踏在苏格兰，凌驾于英格兰之上。我们在国外只有不共戴天的敌人，却没有可靠的盟友。”

伊丽莎白从小在新教下成长起来，是新教教义培养出来的优秀典范。在她周围云集了一批最能干的新教徒，其中有即将成为她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马修·帕克，掌玺大臣尼古拉斯·培根，当时的一流学者罗杰·阿斯坎以及首要人物威廉·塞西尔。塞西尔随机应变的能力强，曾在萨默塞特和诺森伯兰掌权期间，担任过秘书大臣。毫无疑问，他是十六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塞西尔关心国事，勤于职守，行事谨慎，判断准确。伊丽莎白仅凭直觉，就对塞西尔委以重任。她对塞西尔说：“我认为你不会受到任何礼物的腐蚀，并会忠于国家。同时，不受任何私人意志的影响，而向我提出你认为最好的建议。”年轻的女王把国务大臣的重担交给塞西尔时，塞西尔只有三十八岁。尽管在日常接触中，他们之间也有过口角与不快，但伊丽莎白与塞西尔的这种密切合作长达四十年之久，直到塞西尔去世才终止。

缓和国内的宗教矛盾，解除来自苏格兰的威胁是英格兰的当务之急。按照法律，英格兰成为新教国家，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玛丽女王为确立天主教地位而颁布的法律均被废除。但至此，伊丽莎白的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人民开始争论新问题，内容不仅涉及宗教教义与教会权力，也涉及政治权力的性质与基础。从十四世纪八十年代的威克利夫运动（Wyclif）以来，英格兰社会就有一股反对教会的暗流。由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自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以来，第一次有许多人认为，只要自己确信现存的制度是错误的，就有责任反对它。但由于教会与国家之间盘根错节，以至于违抗一方就是在挑战另一方。自选教义的主张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正如人们不能决定该去遵守哪部法律、该服从哪位地方官一样。人们至少在表面上必须服从教会，充其量只能在心里沉默地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在欧洲的剧烈动荡中，要让人们保持沉默也是不可能的。人总是要说话的，他们彼此间秘密交谈，在文章里发表意见。这些文章印刷上千册，被带到哪里，便在哪里引起人们的激动与好奇。即便规定只有应招之人才可合法议论国事，但民众还是会仔细阅读《圣经》，根据圣经新约福音书作者和耶稣使徒的话，去检验教会的教义、制度以及各种仪式。

正是在这个时候，清教徒第一次登上了英国的历史舞台，在接下来的百年中，他们将产生重大影响。清教徒们在理论与组织上讲求民主，在实际行动中，却不能容忍任何有异己观点之人，并在教会与政府中，向伊丽莎白的权威发起挑战。尽管伊丽莎白一直主张信仰自由，并诚恳地说她“不干涉人的灵魂”，却也不敢放任这些清教徒们在教会和国家机构中建立自己的组织。少数活跃的分裂力量，很可能就将伊丽莎白精心构筑的和谐国度毁掉。必须把新教派从敌人的阵营里挽救回来。伊丽莎白在实践中看到了她未来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在理论层面所发表的高见：“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她意识到，除非政府控制教会，否则力量便太过弱小，而无法在欧洲天主教世界日益高涨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幸存下来。不久之后，伊丽莎白不仅要对付来自外部天主教世界的威胁，在国内还受到清教徒的攻击。清教徒们的领袖是玛丽女王统治时期那些狂热的流亡分子，现在他们纷纷从日内瓦和莱茵兰的城镇返回英格兰。

尽管如此，欧洲的宗教改革传到英格兰后，立即面目一新，整个社会激烈辩论的新问题，如国内教会与罗马教廷以及与国王之间分别是何种关系，国内教会未来采用何种制度、何种宗教法，如何处理教会以及修道院的财产等，都只能由议会来决定。清教徒很快便在议会中形成一个规模日益壮大且敢说敢言的反对派团体。议会中的绅士们却产生分歧，仅在以下两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大概还是完全保持一致的：第一，他们一旦分得了大修道院的土地，便不想放弃。第二，只要不再爆发玫瑰战争，便万事大吉。在其他问题上，他们则分为严重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改革已恰到好处，另一派则认为，还应该再进一步推行改革。这两派后来先后演变为保皇派与清教徒、国教派与非国教派、托利党与辉格党。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明显，这是因为人们普遍害怕出现王位之争与内战，同时也是因为只有国王才能在政策与法律方面拥有决定权。

英格兰的直接威胁来自于北部边境，法军支持具有法国血统的苏格兰太后。苏格兰贵族中间出现了一个颇具实力的清教团体，他们在一些遭受迫害的教士们的怂恿下，拿起武器反抗太后及法军。在日内瓦流亡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猛烈抨击外族统治，并强烈谴责“女人的邪恶统治”。在他看来，女子治国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伊丽莎白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一切。如果法国势力控制了苏格兰，那么他们下一步就要夺取自己的王位了。由于缺钱，伊丽莎白无法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只能派舰队封锁苏格兰的港口，防止法国增派援兵。武器与给养通过边境被偷偷运进苏格兰，交给新教派。诺克斯现在获准取道英格兰返回自己的祖国苏格兰，他的学说具有重要影响。英格兰派出一小支部队支持苏格兰新教徒，在此关键时刻，玛丽·吉斯去世，伊丽莎白遂以四两拨千斤的力度，取得了胜利。根据1560年签订的《利斯条约》（the Treaty of Leith），新教在苏格兰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此时，法国却陷入宗教冲突之中，还得集中力量应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威胁。伊丽莎白终于得到喘息之机，能够思考一下未来的事情。

对那时的英国人来说，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即国家的安定取决于王位有确定继承人，伊丽莎白女王的婚事这一敏感问题，开始成为笼罩在英国国家政治生活上空的阴云，她对此事的态度也显示出她坚强而复杂的性格。民众现在都很清楚伊丽莎白肩负何种责任。如果嫁给英国人，她的权力就会被削弱，求婚者们也会相互残杀。伊丽莎白在很久以前便爱上了诺森伯兰那个英俊又野心勃勃的小儿子罗伯特·达德利，并将他晋封为莱斯特伯爵。她从朝臣们对此事的反应中看出，在国内择婚必然引起不良后果，这条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在伊丽莎白登基的最初几个月里，她还曾考虑过自己的姐夫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求婚。与西班牙的联姻给她的姐姐玛丽带来了不幸，但如果伊丽莎白与菲利普二世结婚，却可能得到一位强大的朋友，拒绝他，则可能让菲利普二世对英格兰的宗教仇恨公开化。但到了1560年，伊丽莎白的处境暂时好转，因此便能拖延一时，静待时机。嫁给欧洲某个国王则意味着要将自己也卷入该国的欧洲政策之中，并被丈夫的敌人所仇视。因此，尽管议会请求他们还是处女的女王结婚并生个继承人，却总是白费力气。伊丽莎白非常生气，说这事没得商量。她的策略就是以自己终身不嫁为代价，使臣民免于承担因联姻而产生的义务，同时利用未婚这个条件吸引求婚者，以分化反对她的欧洲联盟。

当时，苏格兰女王是玛丽·斯图亚特。她年轻的丈夫法王弗朗西斯二世继位后不久便去世。1560年12月，玛丽·斯图亚特返回苏格兰。她母亲在吉斯家族里的几位叔叔很快便在法国宫廷失势，她的婆婆凯瑟琳·德·梅第奇取代吉斯家族，成为查理九世统治时期的摄政王。于是，在十六世纪后半叶，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这三个国家均由女子掌权，但只有伊丽莎白的统治是稳固的。

尽管处境相似，但玛丽·斯图亚特的个性与伊丽莎白完全不同。她也是亨利七世的后代，身居王位，生活在女子罕见为王的时代，现在则为孀居。玛丽·斯图亚特来到苏格兰后，便打破了伊丽莎白通过《利斯条约》所实现的微妙平衡局面。英国贵族中的天主教势力支持玛丽·斯图亚特的主张，北方的贵族们尤为活跃。他们中有些人希望能够得到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但伊丽莎白了解自己的对手，知道玛丽·斯图亚特无法将自己的情感与政治分割开来。这位苏格兰女王缺乏谨慎自制的能力，而这一点，伊丽莎白在她的苦难童年里便早早学会了。玛丽·斯图亚特的婚事表明这两位女王是截然不同的。伊丽莎白看到从自己的宫廷选择丈夫是很危险的，因此避免这样做，但玛丽·斯图亚特回到苏格兰后没几年，便与她的堂兄达恩利勋爵亨利·斯图亚特结了婚。那是一个身体羸弱、自视甚高的年轻人，拥有都铎家族与斯图亚特家族的血统。玛丽的这场婚姻以悲剧而收场。老牌封建派系在宗教冲突中势力得到加强，从而将苏格兰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玛丽·斯图亚特的权力在逐渐丧失。她从讲求文明的法国宫廷中带回国的宠臣不受欢迎，其中一位宠臣戴维·里奇欧竟被人当着玛丽·斯图亚特的面杀死。玛丽的丈夫也成了反对派的工具，心死之余，她密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1567年，玛丽·斯图亚特又与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博斯威尔伯爵詹姆斯·赫伯恩结婚。他是个好斗的边疆贵族，他那桀骜不驯的刀剑或许能保住玛丽·斯图亚特的王位与幸福，但她还是在斗争中失败了，被监禁起来。1568年，玛丽·斯图亚特逃到了英格兰，自投伊丽莎白的罗网。

但此时的玛丽比她在苏格兰时还具危险性，成为谋害伊丽莎白的各种阴谋活动的中心。她的存在威胁着新教英格兰的生存。西班牙的密使潜入英格兰，煽动叛乱，并拉拢伊丽莎白那些信奉天主教的臣民。反对宗教改革的各种力量纷纷爆发出来，反对欧洲唯一统一的新教国家。如果信奉新教的英格兰被摧毁，那么其他所有国家的新教似乎都难逃被镇压的命运。第一个措施就是暗杀，但伊丽莎白的仆人们都很出色。塞西尔的助手、后来成为他政敌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追查到了西班牙密使及英国忤逆者们的行踪。沃尔辛厄姆是个才思敏捷且极具热忱的新教徒，玛丽·都铎统治时期，他流亡国外，因此对欧洲政治的了解胜于伊丽莎白的任何一位顾问。他建立的秘密组织在当时的欧洲无人可敌，但也总会有漏网之鱼。只要玛丽·斯图亚特还活着，威胁就会存在。心怀不满的公众及图谋不轨的人物会利用她本人及她的英格兰王位继承权来将伊丽莎白毁灭。1569年，这种威胁成为现实。

英格兰北部地区要比富庶的南方原始落后得多。那些骄傲、桀骜不驯的半封建贵族们感到，自己不仅受到了伊丽莎白权力的威胁，还受到了包括塞西尔家族与培根家族在内的大量新贵们的威胁。这些新贵因关闭修道院而大发横财，对政治权力极度渴望。尤为重要的是，南北方之间还存在严重的宗教分歧。南方主要信奉新教，北方则仍然主要信奉天主教。在荒凉贫瘠的山谷中，修道院一直是公共生活与慈善事业的中心。关闭修道院促使人们对亨利八世发起“求恩巡礼”运动，如今又使他们对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进行顽强抵抗。有人建议玛丽·斯图亚特应与诺福克公爵结婚，诺福克公爵这个爵位在都铎王朝之前的贵族中颇为显赫，现在，他懦弱的头脑被调转方向，要为英格兰王位去赌一把。不过，他还是及时悔改了。但1569年，诺森伯兰伯爵与威斯特摩兰伯爵却在北方发起一场叛乱。玛丽·斯图亚特被圈禁在特伯利，由伊丽莎白的表兄、军人亨斯顿勋爵看守。亨斯顿勋爵来自博林家族，是伊丽莎白为数不多的亲戚之一，始终对她忠心耿耿。在叛乱分子还未占领太多地方时，伊丽莎白被紧急转移至南方。她没有及时意识到叛乱的危险。她说：“这几个伯爵虽是名门望族，但却力量不大。”叛乱分子计划拿下英格兰北部，然后静待伊丽莎白反击。他们彼此互不信任。南方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们按兵不动，叛乱分子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统一的行动计划，在北部山区分裂成众多小股武装，后来狼狈地逃到苏格兰。天主教徒大规模反对伊丽莎白的第一次阴谋行动就这样结束了。惨淡经营十二年后，伊丽莎白终于成为全英格兰地位无可挑战的女王。

罗马教会迅速采取措施进行报复。1570年2月，曾担任西班牙宗教法庭庭长的教皇庇护五世发布训令，将伊丽莎白逐出教会。从那时起，欧洲天主教国家的首领西班牙便拥有精神武器，在需要时即可对英格兰发起攻击。伊丽莎白的地位受到削弱。议会开始对她不结婚这件事越来越不满，因此不断请求伊丽莎白择婿结婚，此举却迫使她在一怒之下，采取了行动。她与凯瑟琳·德·美第奇进行了谈判，两国于1572年4月在布洛瓦结为盟友。两位女王都不信任西班牙，凯瑟琳意识到，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与信奉新教的英格兰都受到了西班牙的威胁。在较短时间里，局势的发展有利于伊丽莎白。西班牙的薄弱环节在尼德兰。那个富庶地区的健壮居民早就对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不满了，整个地区即将发生叛乱。《布洛瓦条约》尚未签字，有“海上乞丐”（Sea Beggars）之称的荷兰著名反专制主义者们便占领布里尔镇，叛乱的浪潮席卷低地国家。现在，伊丽莎白在欧洲大陆有了一位潜在的新盟友，她甚至在考虑嫁给法国凯瑟琳太后的一个小儿子，条件是法国不要趁叛乱入侵尼德兰。但在巴黎发生的一起可怕事变，使伊丽莎白的计划落空。在1572年8月23日圣巴托洛缪节前夜，亲西班牙的极端天主教徒吉斯家族突然对胡格诺派教徒发起大屠杀，夺回了十年前失去的政权。伦敦对此反应激烈，英国驻法大使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被召回。当法国大使觐见伊丽莎白女王，想向她解释所发生之事时，伊丽莎白与她的大臣们都身着黑衣，默默迎接他的到来。伊丽莎白一面履行新教国家女王所应担负的职责，一面充当法王之子的教母，并继续就她与法王弟弟的婚事进行商谈。

伊丽莎白没有实现与法国王室结盟的计划，因此不得不向法国胡格诺派与荷兰人提供秘密援助。由于资金有限，不到生死攸关的时刻，伊丽莎白不会出手相助，因此能否成功便取决于是否找准了时机。沃尔辛厄姆现在是国务大臣，成为政务会里地位仅次于塞西尔的二号人物。他认为这些援助还远远不够。玛丽女王统治时期流往海外并在巴黎担任大使的经历使他确信，只有英格兰对欧洲大陆的新教给予大力支持与援助，新教才能在那里生存下去。从长远看，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早晚会爆发战争，他极力主张在最后的较量来临前，尽力保有并争取潜在盟友。

此时已是伯利勋爵的塞西尔反对这些主张。从亨利七世起，与西班牙保持友好关系就是都铎王朝的传统，阿拉贡的凯瑟琳与亨利八世的婚姻就体现了这种关系，商业利益则使这种关系不断加强。西班牙仍控制着尼德兰的广大领土，与它保持友好关系，便能为英国的羊毛与布匹保有巨大的市场。玛丽女王与菲利普的婚事曾在英格兰引起普遍反感，但在伯利勋爵看来，不宜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参与到尼德兰叛乱者反对菲利普的活动中去。这样做是对清教徒中的极端主义者火上浇油，从而使对外政策掺入危险的狂热情绪。当1572年伯利勋爵担任财政大臣后，他的态度更加强硬。他知道国家现在财力微薄，非常担心与西班牙和尼德兰的贸易中断。他坚持认为，沃尔辛厄姆的政策会让国家陷入破产与灾难之中。

伊丽莎白倾向于伯利勋爵的看法，不喜欢支持其他民族的叛乱活动。有一次她对沃尔辛厄姆嘲讽道，这些叛乱者就是“你和你的基督教兄弟们”。她对顽固的清教徒持不赞许的态度，但发生在圣巴托洛缪节前夕的大屠杀有力支持了沃尔辛厄姆的观点，伊丽莎白不得不与尼德兰进行冷战，并在海上不宣而战，随之遭到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猛攻。

上述事件对英国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大多数清教徒起初愿意遵从伊丽莎白所建立的教会，是因为他们原本想从内部对之进行改造，但现在却极力迫使政府制定强硬的新教对外政策，同时保证他们自己的宗教自由。清教徒们在国内拥有强大实力，在宫廷与政务会中也有像沃尔辛厄姆这样的盟友。伊丽莎白的宠臣莱斯特则与沃尔辛厄姆关系密切。在英格兰东南部的城镇与郡县中，清教徒们喧嚣尘上。他们无视伊丽莎白女王的教会机构，开始成立自己的宗教组织，并有自己的牧师与礼仪。他们的目标是建立神权专制。与天主教一样，他们也认为应当政教分离，彼此独立。与天主教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教会权力应该掌握在长老会手中。长老会由教徒自由选举，一旦选出，便拥有无限权力，可以在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取代世俗权力，进行统治。

对清教徒来说，伊丽莎白所控制的英国国教那富有历史传统的礼拜仪式，包罗万象的宗教法以及主教制度，都是令人憎恶的，因为它们都不符合加尔文对《圣经》的解释。英国国教确实有一些弱点，比较容易妥协。此外，在伊丽莎白统治初期，除了伦敦、各个大学以及一些大城镇，其他教区的普通牧师都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为了保住自己的俸禄，他们有时不得不服从爱德华六世的教会，后又在玛丽女王统治下，改变自己的信条，最后还得接受一个乡村法庭所说的“女王陛下规定的宗教”，来以此谋生。他们略懂拉丁文，几乎连旧版本的布道书都读不下来。他们学识不足，都无法进行一场像样的布道，根本不是挑战者、争论者以及粗俗小册子作者的对手。后者是一批富有宗教热情与新观点、具有雄辩才能的教士。他们偷走了这些老教区牧师的信徒，将新奇而惊人的观念灌输到信徒的脑袋里，向他们宣传会众有权自行组织教会，自选宗教仪式，并自定宗教制度。那么，难道他们就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吗？如果在英格兰不行，在其他国家或许可以？英国社会的表面出现一道裂痕，并将扩大为一条很深的鸿沟。路德派与君主制甚至是专制政体都配合得很好，但在欧洲流传甚广的加尔文派却是一股破坏力量，严重影响了历史的连续性。随着玛丽·都铎统治时期的流亡分子纷纷回国并东山再起，英国教会与政府中的爆炸性因素在增加，最终使教会与政府均陷于毁灭之中。伊丽莎白知道清教徒们可能是最忠于她的子民，但她害怕这些人的强烈冲动不仅引来自己所担心的对欧战争，还会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于是，伊丽莎白与她的政府都不敢向清教徒让渡一部分权力，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允许在国内发生宗教战争或其他任何动乱了。

伊丽莎白的政务会因此进行了回击。由一批信奉基督教的专员组成的机构受命对出版业进行审查。这个机构叫作最高宗教法庭，于1559年成立，负责处理违反教会权威的案件。这种将主教与新闻出版审查官职能相结合的做法惹恼了清教徒，他们建立起一个秘密流动印刷点，数年间出版了大量言辞激烈的匿名小册子。1588年，是他们秘密活动的高潮之年，印刷了一批署名为马丁·马普雷莱特的小册子，对“板着一副瓷砖面孔的主教”本人及其工作进行攻击。他们使用激烈生动的语言表明，他们已深深意识到应用英文散文体的可能性。小册子里有许多粗糙、尖刻的形容词，句子像干草车一样笨拙。有一段时间，印刷机就藏在干草车里。一连几个月，最高宗教法庭的暗探们都在搜捕这一秘密宣传机构的发起人。后来，印刷机在一个村庄的街道上偶然从干草车中掉了出来，导致印刷工被捕，但小册子的作者们却始终没有被抓到。

天主教也在加强攻势。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许多天主教教士从设在杜埃与圣奥梅尔的英国神学院来到英格兰，肩负培养天主教徒宗教感情并维持英国天主教徒与罗马教会联系的使命。一开始，他们的到来并未引起英国政府太多担心，伊丽莎白也不相信国内的天主教徒有叛国之意，1569年叛乱的失败使她对这些天主教教徒的忠诚更加确信无疑。但1579年前后，一些令人生畏的传教士开始潜入英国。他们是反对宗教改革的耶稣会士（the Jesuits），愿为复兴天主教事业而献身。他们是群狂热分子，不关心个人安危，接受任务前都经过精挑细选。耶稣会士的敌人指控他们为达目的而使用暗杀手段。耶稣会士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埃德蒙·坎皮恩（Edmund Campion）和罗伯特·帕森斯（Robert Parsons）了。沃尔辛厄姆的手下密切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多次识破他们企图杀害伊丽莎白的阴谋。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玛丽女王在她执政的最后三年，烧死了大约三百名新教殉道者。伊丽莎白女王在她后三十年统治期间，以叛国罪处死了大约同等数量的天主教徒。

被长期监禁的苏格兰女王玛丽自然是各种阴谋的主要因素。如果除掉伊丽莎白，她就可继承英国王位。伊丽莎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生命面临危险，但这些阴谋使谁继承英格兰王位这个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假如玛丽去世，她的儿子詹姆斯就是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詹姆斯现在安全地处于苏格兰加尔文派的控制之下。为了避免出现另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女王，必须在耶稣会士及其盟友杀害伊丽莎白前，将玛丽处死。政务会中，沃尔辛厄姆及其追随者纷纷劝说伊丽莎白女王处死玛丽，并展示了玛丽所参与的种种阴谋活动的证据，希望伊丽莎白不要心慈手软，但她还是不愿伤害王室成员。

有迹象表明，耶稣会士并非一事无成，但伊丽莎白却气定神闲，她在等待时机。决定性的时刻很快就要来到。1584年仲夏，反抗西班牙的荷兰新教领袖威廉一世在他位于德尔夫特（Delft）的家中被一名西班牙爪牙所伤，生命垂危。英国对此群情激奋，这一暗杀也对沃尔辛厄姆关于处死玛丽的主张十分有利。西班牙本就对伊丽莎白纵容英国海盗袭击西班牙船只心存不满，这样一来，更是怒不可遏。一旦西班牙人恢复了尼德兰的秩序，那里将成为西班牙进攻英国的基地。于是，伊丽莎白不得不派莱斯特率军前往荷兰，防止荷兰叛乱者彻底失败。

为保卫伊丽莎白，1585年，信奉新教的贵族阶级自发组成联盟。第二年，一个叫安东尼·巴宾顿的英国天主教徒策划的一起阴谋被揭穿，沃尔辛厄姆在政务会上出示了该阴谋的相关证据，他的一名手下打入该阴谋集团已一年有余。毫无疑问，阴谋者是得到了玛丽的默许。伊丽莎白终于被说服，认识到处死玛丽是一种政治必需。经过正式审判，玛丽被判处叛国罪。议会请求将玛丽处死，伊丽莎白最终签署了死刑判决书，但不到二十四小时，伊丽莎白就又后悔了，企图取消死刑，但为时已晚。尽管伊丽莎白知道为了国家安全必须处死玛丽，可一想到自己要对处死另一位女王承担责任，心中不禁又害怕起来。她忐忑难安，觉得不应由自己下令做出处死玛丽的最后决定。

玛丽之死的场面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极大兴趣。1587年2月8日清早，她被传唤到佛斯林费堡（Fotheringay Castle）大厅，由六名侍从陪伴着，等待英国女王官员们的到来，附近农村的乡绅们也都赶来看玛丽受刑。她在指定时间穿一件肃穆的黑缎子衣服出现了。安静的大厅中，玛丽迈着庄重步伐，走向壁炉旁边蒙着布的断头台。庄严的仪式很快结束，但狂热的彼得伯勒大教堂的教长想让玛丽女王在生命最后一刻皈依新教。玛丽严肃驳斥了他的大声规劝。她说：“教长先生，我是一名天主教徒，死也要像个天主教徒的样子。谁也无法动摇我的信念，你的祈祷对我也不起作用。”

玛丽在生命最后一刻精心打扮了一番，临刑前，她由哭泣的侍女脱去了黑缎子长袍，露出深红色天鹅绒的紧身胸衣与衬裙。一名侍女递给她一对深红色的袖套，她戴到胳膊上。于是，这位不幸的女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穿一身血红色衣装，站在以黑色为背景的断头台前。大厅里只听嗖的一声，玛丽跪了下去，刽子手又砍了一下，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厅里呆若木鸡的人们也看完了热闹。随着死亡的降临，玛丽想当英格兰女王的美梦破碎了。刽子手提起这位头戴假发的女王头颅，裹着血淋淋尸体的衣服里，爬出一只巴儿狗来。

玛丽的死讯传到伦敦，人们在街道上燃起篝火，伊丽莎白却独自坐在房中流泪。与其说她是为一个女子的死亡而哭泣，不如说是为一位女王的厄运而哀叹。她设法将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各位顾问身上。

第九章　西班牙无敌舰队

现在，战争已无法避免，形势明显对西班牙有利。墨西哥与秘鲁矿场中的金银源源不断流向西班牙，使其国力大增，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得以武装一支空前强大的军队。英格兰统治者对这一情况心知肚明，只要西班牙还掌控着新大陆的财富，它就能建立并装备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因此，必须从源头或远洋运输船只上夺取这些财富。为充实国库，并破坏西班牙攻打尼德兰与英格兰的备战工作，伊丽莎白女王批准多支非官方探险队去袭扰西班牙沿海地带以及其在南美洲的殖民地。过了一段时间后，伊丽莎白意识到，这种分散袭扰并不能持续打击西班牙帝国在海外及其在北欧的势力，因此这些袭扰行为渐渐具有了官方色彩。约翰·霍金斯将亨利八世时代延续下来的皇家海军进行了重建与改组。他是朴次茅斯一位商人的儿子，曾在巴西与葡萄牙商人做过生意，在非洲西海岸猎取黑人并将之运往西班牙殖民地的过程中，霍金斯掌握了航海技术。1573年，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并掌管海军。此外，霍金斯还培养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学生叫弗朗西斯·德雷克，是位来自德文郡的年轻冒险家。

被西班牙人称为“未知世界大盗”的德雷克现在对他们的港口与船员构成严重威胁。德雷克直言不讳地说，他就是要迫使英格兰对西班牙宣战。他攻击西班牙的运宝船，在1577年的环球航行中，对西班牙在南美大陆西海岸的殖民地进行掠夺，此外，还不断袭击西班牙在欧洲的港口。所有这些举动都促使西班牙对英国宣战。英国水兵通过袭击西班牙本土的经验意识到，只要双方实力均衡，他们就能与西班牙人进行对抗。坐着霍金斯建造的舰船，他们可以将任何西班牙来犯船只击沉。

与此同时，伊丽莎白的水手们也在未探测过的水域获得了经验。西班牙处心积虑不让其他国家在已经发现的新大陆进行商贸活动，来自德文郡的绅士汉弗莱·吉尔伯特便开始在其他地方进行探索，并找到一条从西北方向通往中国的航线，从而引起伊丽莎白女王的重视。吉尔伯特博览群书，对当时所有探险家的成就都进行了研究。他知道，很多探险家都在法国与尼德兰的战斗中锻炼了自己，他可以利用这些人。1576年，吉尔伯特写了《漫谈从西北航道抵达中国与东印度》一书，书中以著名警句结尾：“一个人如果因为惧怕死亡而不愿为他的国家服务，不愿为自己赢得荣誉，那么他不值得存活于世。人固有一死，但荣誉永存。”在这一思想激励下，马丁·弗罗比歇开始进行海外探险，伊丽莎白女王还为他颁发了许可证。王室与伦敦城都对弗罗比歇的活动进行了资助，两艘二十五吨重的小船扬帆起航去寻找黄金。弗罗比歇在对哈得孙海峡的荒凉海岸绘制完海图后，返航回到英国。人们对他所带回来的黑色矿石标本抱有很高期望，认为那里面可能含有黄金。但经检验，这些黑色矿石不含黄金，一钱不值，人们大失所望。可见在西北航道上的探险活动并不是一条致富捷径。

但吉尔伯特却并不灰心，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些海外探险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发现贵金属之人。英格兰人口稠密，他们或许可以在新发现的土地上定居。人们现在开始憧憬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一些胆大的人甚至已经向往在大洋彼岸将要出现的新英格兰了。从一开始，他们就有相当实际的目标。为了将贫穷的失业者运往新大陆，同时也为了给英国布匹打开新市场，1578年，吉尔伯特从伊丽莎白那里获得特许状，“可以去发现不在基督教国家实际控制之下的任何异教徒领土，并可以在那里居住”。吉尔伯特率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沃尔特·雷利以及其他许多出身高贵的冒险家，乘十一艘船只，进行了几次大有希望的远航，却都以失败告终。

1583年，吉尔伯特以女王之名占领纽芬兰，但却没有在那里长期居住。他决心来年再闯一次，于是便动身回国。途中，船队遭遇恶劣海况，“一个个海浪像金字塔般朝小船猛袭而来。”在这场风暴中幸存的爱德华·海斯写道：“9月9日星期一下午，护卫舰几乎被海浪吞没，然后又从海浪中冲了出来。我们欢呼起来，随船的教士拿着一本书坐在船尾。当我们靠近他时，听到他反复说：‘我们在海上也和在陆地上一样靠近天堂’”。那天夜里12时，吉尔伯特所乘坐的“松鼠”号上的灯光突然消失，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向西方进行探险活动的伟大前驱就这样遇难，离开人世。沃尔特·雷利继续吉尔伯特未竟的事业，1585年，他在美洲大陆附近的洛亚诺克岛建立起一小块殖民地。为向伊丽莎白女王表达敬意，他将之命名为“弗吉尼亚”。这个词的含义很模糊，后来这一名称包括现在的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此次探险与两年后的探险一样，都没有成功。现在，西班牙的威胁越来越大，英国国内必须集中全力来应对，开辟殖民地这项事业便因西班牙战争而又推迟了二十年。从国力来讲，英国与西班牙实力相差悬殊，但伊丽莎白女王的水手们训练有素，可挽救英格兰免遭灭顶之灾。

西班牙对英格兰宣战蓄谋已久。他们意识到，英格兰的干涉是他们重新征服尼德兰的一大障碍，除非将英格兰打败，否则尼德兰的动乱局势会无期限地继续下去。从1585年起，西班牙开始从各个渠道搜集情报。英格兰流亡者向西班牙提交了详细报告，许多间谍也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呈上各种地图与统计数字。西班牙档案馆现在还存有几份当年计划入侵英格兰的初步计划。

兵员不是问题。如果能在尼德兰维持一段时间的平静，就可以从那里的西班牙驻军中，抽调出一支远征英格兰的军队，他们认为有一个军团就足够了。建立并装备一支舰队则是更艰巨的任务。西班牙国王的大部分船只来自于他的意大利属地，是按照部署在地中海所需性能而建造的，并不适于沿西欧海岸航行并横渡英吉利海峡，而用来与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做生意的那种大帆船又相当笨重。1580年，菲利普二世吞并了葡萄牙，葡萄牙的海军建设者们的眼界并不囿于地中海，试验了能在南大西洋中进行战斗的各种船只，于是，葡萄牙大帆船成为西班牙舰队的基础，此刻正集中在里斯本港。每一艘能用的船只都被征召到西班牙西部的水域，其中甚至还包括印第安护卫队的私人船只。西班牙的备战工作因德雷克1587年劫掠加的斯而推迟一年。在此次劫掠过程中，西班牙损失了大量物资与船只，人们说是“烤焦了西班牙国王的胡子”。尽管如此，1588年5月，西班牙无敌舰队还是做好了准备，蓄势待发。这支舰队共有一百三十艘船，配备两千五百门大炮，载有三万余人，其中有两万是战斗人员。其中，西班牙大帆船二十艘，武装商船四十四艘，地中海式划桨大帆船八艘，其余的则是小划艇与运输船。他们的目标是沿英吉利海峡北上，去尼德兰运载该地总督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所指挥的一万六千名久经沙场的远征军，然后把他们送到英格兰南部海岸登陆。

在西班牙享有盛誉的海军元帅圣·克鲁兹此时已经去世，指挥权交给了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公爵对此次行动顾虑重重。他采取在地中海流行的战术，与敌舰近距离厮杀，并靠士兵登上敌舰进行战斗而取胜。他的舰队可以运载大批军队，数量之多令人赞叹。舰队的短程大炮火力威猛，远程重炮却威力不大，因此英国人在决战前，一直避免与西班牙舰队展开近战。西班牙舰队的水手人数远少于士兵，且都是些西班牙人中的渣滓，由那些出身贵族家庭、没有海战经验的军官们指挥。许多船只年久失修，军粮根据合同由私人提供，供给者徇私舞弊，军粮数量不足且已霉烂变质，盛饮用水的器具是没有干的木材制成，水不断从里面漏出来。舰队指挥官毫无海战经验，因此请求国王菲利普二世免除他对这场新奇冒险活动的指挥权。

英国计划将舰队集中在西南部一港口，从英吉利海峡西边入口处截击敌人，同时在英格兰东南部集中陆军，以迎战从佛兰德海岸而来的帕尔马大军。英国人无法确定西班牙人将在哪里发起进攻，但此时英格兰盛行西风，因此西班牙舰队很有可能沿英吉利海峡北上，与帕尔马会合，然后在埃塞克斯郡沿岸强行登陆。

面对西班牙的磨刀霍霍，英国万众一心。天主教集团的重要人物都被囚禁在伊利岛，但总的来说，他们对王权的忠诚没有动摇。蒂尔伯里集结了一支两万人的大军，由莱斯特勋爵（Lord Leicester）指挥。这支军队以及从附近郡里所征召的人们，共同构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西班牙舰队尚未来临时，伊丽莎白女王在蒂尔伯里检阅了部队，并发表了如下激动人心的演讲：

“我可爱的人们，有些关心我国安危的人劝我们要提防军队，以防背叛。但我请你们放心，我不会对我那些忠诚且可爱的人民持怀疑态度。只有专制暴君才会有这样的疑虑。一直以来，我都严于律己。按照上帝的旨意，我将自己最重要的力量与安全交予我那些忠诚且善良的臣民。所以，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我来到你们中间，决心与你们同生共死。为了上帝，为了我的国家，为了我的臣民，为了我的荣誉与我的祖先，我不惜战死沙场。从外表看，我只是一个弱女子，但我有国王的心胸，尤其有英格兰国王的心胸，藐视胆敢侵犯我国领土的帕尔马或西班牙或是任何欧洲国家。我决不退缩，定要拿起武器，亲自挂帅，对你们在战场的壮举进行评定和奖赏。凭着目前的战斗热情，你们已经值得奖赏。我以国王的名义向你们保证，你们届时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奖励。”

霍金斯的海军建设工作现在到了检验时刻。早在数年前，他就根据自己在西班牙殖民地附近进行海盗劫掠的经验，对英国船只的设计进行修改。高出西班牙帆船甲板上的船楼被降低了，龙骨被加深了，同时更注重船只的适航性以及船速。最重要的是，船上还安装了远程重炮。通常，人们认为加农炮是种“上不了台面的武器”，只配在双方短兵相接开战前，隆隆作响以造声势。但霍金斯建造的船只适用于任何海域，因此他反对近战，而主张用新型大炮远距离轰击敌舰。英国海军的舰长们渴望早日试试这一对付敌人大帆船的新战术。敌舰船底平坦，风大时容易漂移。尽管霍金斯费尽心力，但在1588年海战时，伊丽莎白女王只有三十四艘船，船上所载军队也不过六千人。尽管按照惯例，所有可用的私人船只都被迅速征用并武装起来，供政府调遣，但在征来的一百九十七艘船中，至少有一半因为体积太小而派不上任何用场。

伊丽莎白女王要她的水兵们“对帕尔马保持警惕”，并对将主力舰队派到西边的普利茅斯而心存不安。德雷克主张采取大胆行动。在1588年3月30日的奏折中，他建议派舰队主力袭击西班牙里斯本附近的一个港口，而非进攻守卫森严的里斯本，以迫使西班牙舰队出海保卫自己的海岸线。行动中，英国舰队一定会与西班牙舰队遭遇，但他们可以凭借有利风势，从西班牙舰队旁边溜过去，驶入英吉利海峡，不会有什么危险。

但英国政府却采用了更为危险的主张，他们让海军舰队在南部沿海分兵把守，准备从全线迎战敌人，并坚持派一支小舰队到英吉利海峡东端监视帕尔马的行动。德雷克与他的上级、英国舰队司令埃芬厄姆勋爵霍华德对此忧心不已，烦躁难安，大费一番周折后，才避免将他们的兵力进一步分散。一场南风使英国海军无法袭击西班牙沿岸，并将他们吹回了普利茅斯。船上给养枯竭，很多人都得了坏血病。

这样一来，他们便有充足的时间来对战略问题进行思考。5月20日，西班牙舰队从塔古斯河出发，但也遇到了那场使霍华德和德雷克行动受阻的强烈风暴，两艘一千吨的大船被风暴吹断了桅杆。整个西班牙舰队进入科伦纳港进行整修，直到7月13日才再次起航。7月19日傍晚，西班牙舰队驶近利泽德岬角的消息传到普利茅斯，英国舰队便在当天晚上微弱的逆风中出海迎敌。第二天，这股风变得强劲起来。霍华德在7月21日写给沃尔辛厄姆的信中对这次海战进行了描述。

“那天晚上我们出港时风力很弱，直到星期六晚上西南风骤起。下3时，我们发现了西班牙舰队，便全力抢占风向对我们有利的位置，并在今天早上实现了这一目标。我们发现西班牙舰队由一百二十艘船组成，其中有四艘双排桨大帆船和许多大吨位船只。9时整，我们向他们开战，直到下午1时才结束。”

如果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趁英国舰队星期六出港时，从上风处打击它们，便会重创英国舰队。但他得奉命向英吉利海峡上游驶去，与帕尔马会合，并帮助把在敦刻尔克附近集结起来的老兵运往英格兰。从他给马德里发去的报告可以看出，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错失良机。英格兰舰队艰苦、耐心且冒着危险驶向梅迪纳的上风处，在他的舰队沿英吉利海峡北上的九天里尾随其后，并用远程大炮不断进行轰击。英国人占了上风处的优势。7月23日，风势减弱，两国舰队都在波特兰岬角附近停航。西班牙人企图用几百名奴隶划桨的那不勒斯大帆船进行反击，但德雷克与霍华德率队先后冲向西班牙舰队主力。霍华德后来在报告中说：“西班牙人被迫退却，像绵羊一样聚到一起。”

紧接着，7月25日，双方在怀特岛附近又发生交战。西班牙人似乎打算夺取该岛以做基地，但由于西风强劲，英国人又处于上风位置，得以再次把西班牙人赶到加莱方向的海域。梅迪纳不了解帕尔马的动向，想要打探些有关他的消息。横渡英吉利海峡成为西班牙人的一段痛苦经历。英国船只上的大炮击中了西班牙大帆船的甲板，杀伤了他们的船员，并使敌军士气低落，英国舰队却几乎没受什么损失。

随后，梅迪纳又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命令舰队在加莱锚地抛锚。伊丽莎白女王部署在英吉利海峡东端的舰队与海峡中的舰队主力会合，至此，英格兰所有海上力量都统一在一起了。7月28日傍晚，在英国舰队旗舰上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决定对西班牙人发起进攻，决战开始了。夜幕降临后，东部分遣舰队的八艘船只装满炸药，作为火攻船，向密集在锚地的西班牙军舰冲去，他们的作用与现代的鱼雷相仿。躺在甲板上的西班牙船员一定看到一些奇怪的船只正向他们驶来，船上还有奇异的灯火在移动。突然，空气中发生连续爆炸，火光冲天的大船朝着已经抛锚的西班牙舰队漂流而来。西班牙船长们赶快砍断缆绳，将船开往海面开阔地带，结果许多船只发生碰撞，最大船只之一的“圣洛伦佐”号舵都被撞丢了，只得在加莱港团团打转。加莱总督拘留了“圣洛伦佐”号上的所有船员，西班牙舰队的其余船只则顺着西南风驶向东边的格拉沃利讷。

梅迪纳派信使去通知帕尔马，自己已经来到。7月29日黎明，他靠近格拉沃利讷海岸的沙丘，希望看到帕尔马的部队已在船上整装待发，但却望不见一片船帆。敦刻尔克港口的潮水正处于小潮时分，要想让舰队驶出港口，只有在顺风且春潮来临时才可，但现在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帕尔马的军队与船只并未出现在约定地点，于是西班牙人转而对付紧追不舍的英国舰队。双方激战8小时，那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水上大混战，送往英国政府的战报相当简短：“霍华德在战斗中摧毁了大量西班牙舰艇，击沉三艘，另外四至五艘触岸。”战斗中，英国人的弹药用完了，否则西班牙的舰艇一艘也别想逃走。但霍华德本人却没意识到自己取得了巨大胜利。战斗结束后的当天晚上，霍华德写道：“他们实力强劲，可是我们终于把他们的羽毛一根一根拔下来了。”

战斗结束后，备受蹂躏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向北驶去，他们的目标就是回国。绕道苏格兰北部的可怕航程开始了。英国人的小船闷声不响地尾随在后，西班牙人不止一次进行反击。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弹药了。

西班牙水手在归国途中，显示出他们娴熟的技术，在排山倒海的巨浪中，摆脱了英国人的追赶。英国军舰食物匮乏，缺少弹药，装备也糟透了，不少船员多有抱怨，因此，整个英国舰队不得不朝南驶往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港口。真是天助西班牙人。起先，西风曾把西班牙两艘大帆船吹到挪威海滩，撞成碎片，但之后，风向就变了。梅迪纳写道：“我们在苏格兰北部绕过了不列颠群岛，现在正乘着东北风驶向西班牙。”向南航行时，西班牙人被迫在爱尔兰西海岸补充淡水。在这之前，他们早已将骡马丢进大海，因此前往爱尔兰海滩的决定又招来一场灾难。西班牙的船只已被英国人的大炮打得千疮百孔，现在又被秋季的暴风所袭击，有十七艘船被吹到岸上。为了寻找淡水，五千余名西班牙人因此而丧命。尽管如此，西班牙舰队还是有六十五艘以上的船只于10月间回到西班牙港口，约占此次出海船只的半数。

英国没有损失一舰，伤亡也不足百人，但他们的舰长们却非常失望。三十年来，他们总认为自己的实力强于对手，现在却发现，同他们战斗的西班牙舰队的规模要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他们自己的船只装备简陋，战斗关键时刻弹药却用完了，商船的重炮也不行，致使一半敌舰逃脱了。英国舰长们没有吹嘘胜利，而是将对自己舰队的不满之处记录下来。

但对全体英国人民来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简直就是个奇迹。三十年来，西班牙就是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阴影，如今，英国人爆发出一股宗教热情，为纪念此次胜利而铸造的奖章上有这样一句话：“上帝一挥手，他们便四散逃走。”

伊丽莎白与她的水手们深知此话千真万确。西班牙无敌舰队确实在战争中受到重创，但使它们士气低落、望风而逃的却是天气。这次战役却具有决定性影响。英国海军本来也可能取得胜利。尽管船只数量与给养有限，但霍金斯的新战术却带来了胜利。英国举国上下如释重负，满是自豪。几年后，莎士比亚写了《约翰王》，其中几句话打动读者的心：

“尽管敌人三面来攻，让我们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只要英格兰对自己忠诚，什么也不能使之悲痛。”

第十章　光荣的女王

伊丽莎白就这样度过了1588年的统治危机。英格兰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成为世界一等强国，并抵御住了自罗马时代以来最强大帝国的进攻，伊丽莎白的臣民因此意识到了自己伟大的力量。伊丽莎白执政末期，以她为偶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热情在不断高涨。打败西班牙舰队的第二年，斯宾塞所著《仙后》的前三部出版了，书中称颂伊丽莎白是“光荣的女王”。其他诗人与朝臣也对象征国家伟大成就的伊丽莎白女王表达敬仰之情，伊丽莎白因此培育了一代英国人。

海战的胜利使英国人有大把机会通过海外冒险赢得财富与声誉。1589年，理查德·哈克卢特首次出版了他的伟大著作《重要远航录——英国的航海与发现》。书中，那些勇敢的航海家们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哈克卢特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进取精神，他宣称，英国“在探索世界方面，简单地说，在多次环球航行方面，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与民族都优秀。”在伊丽莎白统治结束以前，另一项伟大的冒险活动开始了。过去数年间，英国人不断绕过非洲好望角，经陆路穿越广袤的中东，向远东进行探索，最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一开始，东印度公司规模很小，挣扎度日，只有七万两千英镑资金，但后来的利润却大得惊人。未来三个世纪中，英国历尽艰辛，终于在印度建立起大英帝国，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伊丽莎白女王在1600年向一群伦敦商人与金融家颁发了允许建立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

伊丽莎白日渐衰老，但她宫廷中一些声名鹊起的年轻人们却请求女王允许他们进行许多冒险活动。以后几年中，这些人在世界各地对西班牙及其盟友发起进攻。他们远征加的斯、亚速尔群岛，进入加勒比海及低地国家，并在胡格诺教徒支持下，骚扰法国北部沿海地区。这是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追击战，期间也曾有过几次高潮。英国从未对西班牙正式宣战，但它与西班牙间所实际发生的这些战斗，使伊丽莎白女王的继任者在统治第一年面临着沉重负担。英国政府策略就是在世界各地打击敌人，并通过扶持低地国家与法国新教势力，防止敌人集中力量对付自己。与此同时，英国还阻止西班牙占领诺曼底人的港口以及布列塔尼沿海地带，因此这些地方可能成为敌人下次入侵英国的基地。由于这些细微的长期努力，荷兰与法国胡格诺派逐渐取得胜利，使英国如愿以偿。新教的捍卫者、法国王位继承人、统治纳瓦拉的亨利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既要归功于他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也要归功于他战场上的成功。据说，亨利曾表示，为了得到巴黎，做一次弥撒也是值得的。他皈依天主教的行动结束了法国的宗教战争，并消除了以西班牙人为后盾的法国国王对英格兰所构成的威胁。荷兰人也开始站稳脚跟。英国的安全终于有了保障。

但由于政府没钱采取进一步行动，英国无法给西班牙致命打击。包括议会批准的税收在内，王室每年的收入不到三十万英镑，王室与政府的所有开销都要从这里出。据估计，打败西班牙舰队那一仗共耗资十六万英镑，派往尼德兰的远征军曾要求每年得到十二万六千英镑。人们的热情在慢慢退却。1595年，沃尔特·雷利再试身手，去圭亚那寻找理想中的黄金之国，但却一无所获。与此同时，德雷克与六十岁的老兵霍金斯也开始了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远航。途中，霍金斯生病，当他的舰队在波多黎各抛锚后，他在自己的船舱中逝世。失去了自己多年的保护人，德雷克十分难过，遂继续航行，率领舰队攻打富裕的巴拿马城。他以当年的勇猛之气，横扫诺姆布雷德迪奥斯湾，但今时不同往日，过去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西班牙政府加强了新大陆的防务，击退了德雷克的这次进攻，英国舰队退到远海地区。1596年1月，弗朗西斯·德雷克在自己的船上去世。他身穿铠甲，像个战士那样迎接死亡的到来。当时的英国编年史家约翰·斯托这样评价弗朗西斯·德雷克：“他誉满欧美，就像当年帖木儿蜚声亚非一样。”

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的斗争难分胜负，双方互相进攻，消耗越来越大，海战的英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英国年鉴中至今可以找到有关于一次英勇战斗的记载，那是英国舰队的“复仇”号在亚速尔群岛的弗洛雷斯岛附近所进行的决战。培根写道：“1591年，一艘名为“复仇”号的英国战舰在理查德·格伦维尔爵士指挥下，进行了一场令人难忘的战斗。战斗的激烈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可以说是壮丽的诗篇。尽管战斗以失败而告终，但它的意义却远远大于单纯的胜利。“复仇”号很像《圣经》中的参孙，在生命最后时刻奋勇杀敌，比他之前杀死的所有敌人都要多。这艘军舰就像是一头被一群猎狗所围困的牡鹿，与十五艘西班牙军舰鏖战十五个小时。西班牙舰队共有五十五艘舰艇，其余舰艇就像是挑唆打架之人，待在远处观看这场战斗。参战的十五艘西班牙船只中，有巨舰“圣菲利普”号，它重达一千五百吨，居十二“海上使徒”（the twelve Sea Apostle）之首。当它奉命从“复仇”号身边撤下时，还暗自庆幸摆脱了一件苦差事。英勇的战舰“复仇”号上仅有二百名水手与士兵，其中八十人是病号。尽管如此，它还是坚持战斗十五小时，击沉敌舰两艘，击伤多艘，并大量杀伤敌舰上的人员。敌人无法杀上“复仇”号，只能通过妥协的办法缴获了它，他们对“复仇”号的指挥官以及这艘军舰的悲壮经历钦佩不已。

我们应当记住那些英国的普通水手。他们有时驾驶着仅重二十吨的小船便勇闯大西洋，在没有多少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进行冒险活动。途中食难饱腹，薪酬也少得可怜，在许多方面还要受到死亡威胁，可能病死、淹死、被西班牙人的枪炮打死、在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岸边饿死冻死，以及被西班牙人监禁而死。英国舰队司令埃芬厄姆勋爵霍华德为他们说出了墓志铭式的句子：“只要有需要，上帝将再次把我们派往苍茫的大海。”

战胜西班牙是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最辉煌的成就，但绝非是其唯一成就。击败西班牙舰队缓和了国内的宗教矛盾。当天主教的威胁逼近时，英国迫于形势转向清教派。当这一威胁随着西班牙舰队在格拉沃利讷化为灰烬而消散后，英格兰又转向圣公会。几个月后，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理查德·班克罗夫特在圣保罗十字架前进行了一场布道，信心十足地抨击清教徒的信仰，并确信，圣公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而是神圣的机构。他以反对派所具有的那种热情，用唯一恰当的理由保卫圣公会：圣公会并不是“女王建立的教会”，而是耶稣的使徒们建立的教会。根据主教继承制度，它能够传承下来。但班克罗夫特也意识到，为了维护圣公会的事业，需要一支更好的牧师队伍，即需要“信仰坚定之人”，他便负责着手进行培养。一个世纪后，克拉伦登写道：“如果班克罗夫特再活一段时间，就能很快扑灭日内瓦的火种在英格兰引起的燎原大火。”但当伊丽莎白去世时，这场宗教之火的余烬仍在冒烟，并有复燃之势。

伊丽莎白所一手扶持壮大起来的教会，已与她统治初期截然不同。当年它三心二意，无所适从，现在则更自信，更博学，同内部的分裂者与外部的反对派进行了更坚决的斗争。它有了成千上万的信徒，这些信徒珍视它的仪式，并把仪式当作教会的化身。他们将英格兰教会视为神圣的机构，对它拥有深深的虔诚之情，就像是加尔文派忠于长老会或独立派忠于地方教会独立制一样。尽管以后国内将会发生重大分裂，但此时英格兰却团结一致，使伊丽莎白对人民与宗教的贡献可以发挥出更好效果。奥利弗·克伦威尔称伊丽莎白为“大名鼎鼎、令人难忘的伊丽莎白女王，”并说，“我们没必要不好意思这样称呼她。”那些仍记着充满灾难与迫害的黑暗年代，并且亲历西班牙的威胁从加剧到消失全过程的人，就一定会与理查德·胡克的精彩论述产生共鸣。为了维护伊丽莎白的教会，他写下了《论教会组织法》一书。书中说：“过去因上帝和基甸的惩罚，以色列人有时会发出哀号。而今天千万民众则会唱出欢乐的乐曲，今日的成就可以成为我们王国所有教堂的题词与标志。感谢全能的上帝和他的仆人伊丽莎白女王，我们转危为安。”

十六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大权在握、功勋卓著的人们开始陆续走入坟墓。莱斯特、沃尔辛厄姆与伯利分别在1588年年末、1590年和1598年去世。在战胜西班牙舰队之后的十五年中，其他一些人占据着统治地位。与西班牙的战争鼓舞了社会中的尚武精神，年轻而富有进取精神的沃尔特·雷利与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等人争着要女王允许他们带领人马攻打西班牙。伊丽莎白对此有些犹豫。她知道自己穷尽一生所努力求得的安全其实很脆弱，她也知道激怒了强大且有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做后盾的西班牙会有什么危险后果。她正渐渐老去，与年轻一代接触很少。她与埃塞克斯的争吵显示出她在情绪上的变化。

埃塞克斯是莱斯特的继子，经莱斯特引荐入宫。他发现当时的行政大权掌握在谨慎的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以及他的儿子罗伯特手中。女王很喜欢那位冷酷、帅气又野心勃勃的皇家禁卫军司令沃尔特·雷利爵士。但埃塞克斯更年轻也更有激情，很快便取代沃尔特·雷利，成为伊丽莎白的宠儿。埃塞克斯同样野心勃勃，想在宫廷与政务会中培植党羽，并排挤塞西尔父子。他得到培根兄弟安东尼与弗朗西斯的支持，此二人是掌玺大臣尼古拉斯·培根的儿子。女王统治初期，尼古拉斯·培根曾与伯利共事，两家还是姻亲关系。两位年轻的侄子因伯利对他们漠不关心而心存不满。他们是十分危险的人物，把埃塞克斯当作一个挂名领袖，好利用他让伊丽莎白采取更有进取性的政策。他们都曾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工作，并像沃尔辛厄姆一样，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情报系统。在他们的帮助下，埃塞克斯成为外交事务方面的专家，以此向女王表明，自己不仅有魅力，还很有能力。1593年，女王任命他为政务会成员。当时，英格兰与西班牙的关系再次紧张起来，埃塞克斯很快便在政务会中成为主战派领袖。有一次，年迈的财政大臣从兜里拿出一本祈祷书，他伸出手，颤抖地指向自己那年轻的对手埃塞克斯，然后大声读道：“嗜血欺诈者必然短命。”1596年，远征加的斯的队伍在埃塞克斯与雷利的联合指挥下出发了。在夺取加的斯港的海战中，雷利指挥出色，西班牙舰队中弹着火，加的斯门户大开。埃塞克斯则在岸上战斗中表现英勇。这是一次漂亮的联合作战行动，英国人占领加的斯两个星期。但当舰队凯旋时，却没带回多少财富，伊丽莎白对此感到遗憾。在他们远征期间，罗伯特·塞西尔就任国务大臣。

远征加的斯的成功使埃塞克斯在年轻的朝臣以及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很高的人气。伊丽莎白女王亲切接见了他，心中却隐隐不安。她惧怕年轻人轻率鲁莽并具有好战精神，埃塞克斯会不会正是这种精神的化身？年轻人会不会拜他为领袖而抛弃自己？但就目前来看，一切风平浪静。埃塞克斯被任命为军械官，奉命率远征军拦截将要再次进犯的西班牙舰队，后者正在西班牙西部港口集结。1597年夏，第二次“入侵英格兰”的行动即将发生。英国舰队朝西南方向的亚速尔群岛驶去。他们虽然没有发现西班牙大舰队的踪影，但亚速尔群岛却是很好的基地，可以在那里拦截从新大陆驶来的西班牙运宝船。雷利也参加了此次远征。英国人没能夺取任何港口，西班牙运宝船也巧妙避开了他们。与此同时，西班牙舰队却驶入比斯开湾，畅通无阻地扬帆北上。海风又一次救了英格兰。西班牙舰队途中遇上强劲北风，队形被吹散，有沉没的危险，最后，这支七零八落的舰队只好挣扎着退回自己的港口。国王菲利普在小教堂中下跪，为他的舰队祈祷。舰队返回的消息还没送到，菲利普国王就突然瘫痪，临终前，他知道自己的舰队失败而归。

埃塞克斯回国时，伊丽莎白依然精力充沛，大权在握。远征亚速尔群岛由于内部的混乱与争吵而一无所获，伊丽莎白对此颇为恼怒。她发话，自己绝不会再把舰队派出英吉利海峡，这一次，她说话算话。埃塞克斯离开宫廷，威望一落千丈。他知道自己被误解了，他的朋友们也有同感。他思考着一个又一个对策，一群人聚集在他周围，不断出谋划策，想让女王再度宠爱他。

爱尔兰动乱日益加剧，似乎是埃塞克斯重获女王喜爱并重树威望的良机。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爱尔兰一直是个棘手问题。亨利八世名义上成为了爱尔兰国王，但实际权力并未在那里有所扩张。尽管英格兰给爱尔兰的重要人物加官晋爵，以期他们成为英国式的贵族，但他们还是不肯放弃长期斗争的宗族生活，无视都柏林各位爱尔兰副总督的命令。反宗教改革派死灰复燃，促使人们反对信奉新教的英格兰。对伦敦的伊丽莎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战略性问题，因为爱尔兰的不满情绪可能会被英格兰的任何敌国所利用。一些能干之人先后出任总督，带小支军队奔赴爱尔兰，努力恢复那里的秩序，推行英格兰法律。他们还将可靠的人迁去爱尔兰定居，以使爱尔兰殖民化，但这些措施都收效甚微。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前三十年中，爱尔兰发生了三次大叛乱。现在，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爱尔兰爆发了第四次叛乱，这是一场令人精疲力竭且代价惨重的战争。

西班牙支持下的蒂龙伯爵休·奥尼尔严重威胁着英格兰在爱尔兰的统治。此时，如果埃塞克斯出任爱尔兰总督并将叛乱镇压，他就能在英格兰恢复自己的权力。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1599年4月，埃塞克斯获准率领一支大军前往爱尔兰，但他在那里一事无成，几乎一败涂地，竟还做出了充满戏剧性的事情。埃塞克斯违抗女王伊丽莎白的命令，擅离职守，骑马匆匆返回伦敦。罗伯特·塞西尔则静待自己的对手自取灭亡。埃塞克斯与伊丽莎白女王发生激烈争执，结果被禁足在家中。几个星期后，他与年轻的同伴们酝酿出一个铤而走险的阴谋，要在伦敦城发动叛乱，进攻白厅，逮捕伊丽莎白女王。莎士比亚的保护人南安普敦伯爵也参与其中。为了反映这次阴谋的结局，莎士比亚后来在南沃克创作了《查理二世》，剧中以国王下台而达到高潮。

该阴谋未能得逞，并以1601年2月埃塞克斯在伦敦塔被处死而告终。处死埃塞克斯时，有不少人围观，沃尔特·雷利是其中之一。他默默走到白塔门口，沿军火库的楼梯爬上去，俯瞰处死埃塞克斯的断头台，他最后也在那里落得同样的下场。年轻的安南普敦伯爵则幸免于难。

伊丽莎白对于这起性命攸关的阴谋心知肚明。她知道埃塞克斯不仅是位努力博得甚至是强求女王宠幸的弄臣，还是宫廷中一个夺权派的首领。他知道女王年事渐高，便企图操控王位继承问题，控制下一代国王。这还不是政党政治时代，而是保护与被保护关系的时代。埃塞克斯与雷利之间或者培根兄弟与塞西尔之间，都没有什么根本分歧。官职与权势的好处很有诱惑力，如果埃塞克斯获胜，他就能在英格兰委任下属，甚至或许还能对伊丽莎白发号施令。但常年治国理政使伊丽莎白拥有比埃塞克斯更多的阅历，使她能够对付这个年龄只有她一半、为野心所驱使的朝臣。伊丽莎白开始进行反击，将埃塞克斯处死，从而使英格兰免受内战之苦。

对于平定爱尔兰叛乱来说，埃塞克斯出逃倒是件好事。他的继任者蒙乔伊勋爵是位意志坚定且精力充沛的指挥官，很快就将叛乱镇压下去。1601年西班牙派四千人的援军于金塞尔（Kinsale）登陆时，一切都为时已晚。蒙乔伊击败了爱尔兰人，并迫使西班牙人投降。最后，连蒂龙伯爵也归顺于他。爱尔兰终于为英军所征服，尽管只是暂时性的。

如果埃塞克斯挑战的是伊丽莎白的政治权力，那么议会在1601年挑战的则是伊丽莎白的立宪权，这对未来的局势影响更大。伊丽莎白统治期间，议会变得越来越有分量。现在，专利权的问题引起了纠纷。一段时间以来，王室通过各种手段来弥补自己微薄收入上的不足，这其中就包括向朝臣或其他人授予专利权，以取得一定报酬。有些专利权说是为了保护发明、鼓励发明，但它们往往与非法特权无异，从而导致价格上涨，加重了每位臣民的负担。1601年，不满情绪导致下议院开始进行正式辩论。一位愤怒的议员大声朗读一份专利权清单，从钢铁制造到沙丁鱼烘干，可谓无所不包。另一位议员喊道：“上面有面包专利权吗？”议会中的混乱遭到了国务大臣塞西尔的严厉谴责。他说：“当有人发言时，你们竟然大吵大闹，真是无礼。这里根本不像议会，倒像是语法学校。”但伊丽莎白女王却采取了更为巧妙的策略。倘若下议院将他们的提议进行分组表决，她立宪权的基础就会受到抨击，因此，伊丽莎白迅速采取行动，将有些专利权毫不犹豫地废除，并承诺对所有专利权进行调查。这样一来，她便避免人们对她发起直接攻击。她在王宫里将大批下议院议员召集起来，发表了一番精彩演讲。她说：“尽管上帝让我身居高位，但我作为国王的荣耀与权力则来自于你们的爱戴。”这是她最后一次与下议院议员会面。

伊丽莎白在她统治时的动荡岁月中所展现出的无穷活力，现在正渐渐无情地消失。她在房中的一堆垫子上躺了数日，默默忍受常常持续数小时的疼痛。室外的走廊中不时响起急促不安的脚步声。最后，罗伯特·塞西尔壮着胆子对伊丽莎白说：“女王陛下，为了您的臣民，您必须得躺到床上去。”伊丽莎白答道：“年轻人，你能对国王用‘必须’这个词吗？”年迈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伊丽莎白曾称之为“黑脸小管家”的怀特基福特（Whitgift）跪在她身旁为她祈祷。1603年3月24日清晨，伊丽莎白与世长辞。

都铎王朝就这样结束了。一百多年中，它的数任国王靠着人数不多的近卫军，却可保有王位，维护国内和平，抵挡来自欧洲的军事与外交攻势，并指引国家从可能将致毁灭的变迁中全身而出。议会成为一个影响重大的机构，国王、上议院与下议院精诚合作，英国的君主制传统得到恢复与发扬光大。但这些成就却无法保证永远存在，君主只有深得民心，才能治理国家。英格兰王位将要传给苏格兰人，他们从政治上本能地便对英格兰统治阶级心存敌意。都铎王朝所培育出的与议会之间的友好关系结束了。新继任的国王很快便与英格兰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发生冲突，这一冲突最终演变为内战、共和插曲、王朝复辟以及革命。

第五部 内战硝烟

第十一章　王位的结合

苏格兰国王詹姆斯是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独子。他从少年时代就接受着严格的加尔文派教育，可是他本人对该教并没有过多好感。他在经济上不算宽裕，加之老师严格的管束，因而长期觊觎英格兰的王位。在他取得英格兰王位之前，这顶皇冠的归属一直悬而未决。埃塞克斯同罗伯特·塞西尔争夺权力和王冠的斗争，随时可能激怒同詹姆斯只有断断续续联系的伊丽莎白，如果她一气之下采取果断行动，詹姆斯就会失去继承王位的资格。现在看来，一切似乎已成定局。在伊丽莎白女王死后的紧张局势下，塞西尔是他的盟友和得力的助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反对下，他被加冕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年4月，他从容不迫地从荷里路德宫前往伦敦。

他是不熟悉情况的外族人，统治英格兰的能力尚待考验。特里维廉写道：“詹姆斯对英格兰以及其法律一无所知，在纽瓦克有一个小偷被当场抓获，他下令不经过审讯而仅凭他的一句话就把小偷绞死。”这个死刑命令并未被执行。詹姆斯对他的加尔文老师的政治观点不屑一顾，对于国王的地位以及君主统治国家的神圣权力也有自己固有的看法。他是一个学者，并自诩为哲学家，一生发表了许多小册子和专著。他的著作从抨击巫术和烟草，到阐述抽象的政治理论，涉及了许多方面。他带着固有偏见和善于说教的弱点来到英格兰，然而此时。英格兰正在经历着变革。随着都铎王朝的终结，人民对于君主无条件的顺从也就此告终。西班牙对英国已经不再构成威胁。英格兰王位同苏格兰王位的结合使外部敌人在不列颠岛上失去了盟友，甚至很难找到立足之地。都铎王朝曾经利用乡绅阶级同旧贵族抗衡，并且把地方的统治权交给该阶级，因此乡绅阶级在都铎王朝结束后感到自身积蓄了很强大的力量。外患消除后，英格兰可以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一个强大的阶级跃跃欲试，也要参与国家的管理。另一方面，詹姆斯继承王位的权利并非毫无争议，所以国王的神圣权利又重新被搬了出来，以加强他的地位。原先确定这个权利是为了巩固国家的主权，反对无所不在的教会势力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怎样调停拥有神圣权利统治国家的国王和沿袭着古老传统的议会之间的关系呢？

比这些重要问题更加严峻的，是一场即将来临的严重财政危机。从新大陆运来的金银抬高了物价，欧洲各地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而王室的岁入是固定的，因此它的实际购买力在逐年下降。伊丽莎白厉行节约，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可这终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且还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宪法问题。谁对税收有最后决定权呢？人人都接受这样一条原则：“国王只能根据人民同意的法律实行统治，不应该把人民不赞成的东西（如捐税等）强加给他们。”但是，并没有人对这条原则进行分析，或者说探索出它的确切含义。如果这是英格兰的一条根本法律，那么它是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还是前几代国王对于臣民过于妥协呢？它是英国人生来就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还是可以取消的让步呢？国王是否受法律的约束呢？又由谁来制定法律呢？在十七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努力从历史、法律、理论以及实践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律师、学者、政治家和军人都参加了这场大辩论。人民见到没有发生王位之争，如释重负，因而更加忠诚甚至是热情地拥戴新国王。可是没过多久，詹姆斯和他的臣民就在上述以及其他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詹姆斯召开的一届议会立即提出了议会特权和国王特权的问题。下议院起草了一份措辞恭敬而语气坚定的奏折，提醒国王说，他们的权利包括选举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在议会开会期间免遭逮捕的权利。他们在奏折中还申诉道：“国王的特权可以轻易地与日俱增，而臣民的权利多半是长期原封不动。……据说，人民对他们比较了解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是上帝的意旨。”詹姆斯以及他的儿子，对这些反映民意的呼声不予理睬，轻率驳回，并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和违反德行。

在此之前，詹姆斯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此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富翁了。随他来到英格兰的“苏格兰穷光蛋”也迅速地发家致富。宫廷费用急剧增加。不久，詹姆斯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入不敷出。这就需要经常召集议会，议员们通过频繁的议会会议有了组织起来的机会。詹姆斯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没有像伊丽莎白那样通过自己的枢密院官员左右议会。已经受封为索尔兹伯里伯爵的罗伯特·塞西尔同下议院没有直接联系。詹姆斯喜欢说教，常常告诫议员们说，他有进行统治的神圣权利，而他们则有满足他一切需要的庄严义务。

自古以来有一种固有的看法，认为国王应该“自力更生”，王室领地和海关的传统收入应该足以维持政府机构。历届议会都会把关税收入归于国王，除紧急情况外不另外拨款。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詹姆斯不得不强调和重申中世纪国王的征税特权。这种做法激怒了议会。议员们仍然记得，他们不久以前在专利权的问题上对伊丽莎白取得了胜利。幸好法官们判定港口归国王管辖，他有权决定增加关税。这笔收入同封建制度下的拨款不同，它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和物价的提高而增加，下议院对法官们的裁决提出异议，詹姆斯却将问题弄得更为棘手，使得这个问题成为涉及国王特权的法律纠纷。这个问题因此暂时搁置起来。

詹姆斯国王在宗教问题上早有自己的看法。他即位伊始，伊丽莎白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摧毁的清教徒组织就向他请愿。这些反对国教的人希望，既然新国王来自加尔文派占统治地位的苏格兰，那么就能够支持他们的立场。如果换上一个比较温和的教派，那么在宗教礼仪方面进行一些改革就有可能会使它满意。可詹姆斯曾经饱受苏格兰教会的压制。他意识到，从长远看，加尔文派势必会同王权发生冲突；假如百姓在宗教方面可以自作决定，那么在政治上也同样可以自作主张了。1604年，他在汉普顿宫为清教徒和国教领袖召开了双边会议。他在会议上暴露了自己的偏见，指责清教徒企图“使苏格兰长老会同国王势不两立，就像上帝和魔鬼不能相容一样。……这样，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聚集一起，任意审查我和枢密院以及我们的一切活动。某某会站起来说：‘必须如此如此。’某某则会回答说：‘不，应该这般这般’……我希望你们过七年之后再来向我提出这些要求。到那时候我如果胖得喘不上气来，也许会听从你们的意见。那么就让这个政府干下去把，我以后肯定不会喘不上气来的。我们手上的工作已经够多的了。”詹姆斯的这一席话明确说明，他不会对国教做出任何改革。他的座右铭是“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

天主教徒既担忧，也抱着希望，国王的母亲毕竟是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处境尴尬，如果教皇允许他们效忠世俗的国王，詹姆斯可能会允许他们在英格兰传教。可是教皇不肯做出这种让步，禁止教徒忠于信奉异教的国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折中的办法。欧洲大陆在服从君主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詹姆斯也积极加入这场争论。曾经攻击伊丽莎白的耶稣会在罗马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出版大量的书籍，否定詹姆斯的继承权。似乎到处有人在策划阴谋。詹姆斯虽然倾向于容忍政策，但也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凡是拒绝参加英格兰国教仪式的天主教徒都要被罚款，他们的教士遭到了流放。

几个天主教徒贵族感到失望和不满，计划趁詹姆斯和议会在威斯敏斯特开会的时机，用火药把他们全部炸死。他们希望这次爆炸事件引起天主教徒的叛乱，他们就可以在西班牙的帮助下，于混乱中重塑天主教会的权力。罗伯特·凯茨比是这个计划的主谋，他的同谋是西班牙对荷兰战争中的宿将盖伊·福克斯。他们的一个同谋者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自己的亲戚、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塞西尔也得到这个消息，议会的地下室立即被搜查。福克斯被当场逮捕。伦敦市立刻群情沸腾。詹姆斯召开议会会议，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说他假如和忠诚的下院议员们一同遇难将是何等的荣幸。他说，国王总是处于一般人没有的危险之中，只因他明察秋毫，才使大家幸免于难，令人不解的是，议员们对他的讲话漠然以对，听完后便开始处理日常事务，讨论一位患痛风病的议员提出的辞职申请，密谋者被逐一逮捕，被施以酷刑后处死。这次新奇的、大规模的叛逆活动使得天主教徒立即受到残酷迫害，也使他们长期遭到全国的痛恨。为纪念11月5日这次逢凶化吉的事件而作感恩礼拜的惯例，直到1854年才从《祈祷书》中除掉。即使在现代，每逢这个纪念日，人们仍然点起营火，大放礼花，美中不足但也还算生动有趣的是，有人举行反教皇的示威活动。

出于英语民族的天赋异禀，这时候出现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清教徒的各种要求遭到拒绝，但是在汉普顿召开的会议即将结束时，清教牧师、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约翰·霍诺兹博士神来之笔地建议修订《圣经》。詹姆斯赞成这个建议。教士和教徒们依靠的《圣经》版本纷杂，有丁道尔版、卡佛岱尔版、日内瓦版和伊丽莎白女王组织翻译的《主教圣经》。这些版本的内容各不相同。有的版本加上了各种注解，弄得面目全非，那些注解反映了门户之见以及教会组织的极端主义论点。每一个教派都使用最有利于自己观点和原则的版本。詹姆斯认为，雷诺兹博士的建议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清除对《圣经》的曲解宣传，编纂出使所有人都接受的版本。几个月之内，在牛津、剑桥和威斯敏斯特，每一处成立两个翻译委员会，六个委员会总共约有五十名学者和教士。选择这些人的时候，并不在意他们的神学观点和宗教立场。他们迅速接到了有关翻译工作的指示。每个委员会负责《圣经》翻译工作的一部分，完成后由其他五个委员会逐一审查，最后由一个十二人委员会定稿。翻译过程中不允许带有任何的倾向性，除了解释难于翻译的希腊和希伯来词汇或者注明相互参照的条目，也不允许加入任何注解。初步研究工作用了三年的时间，正式翻译直到1607年才正式开始。不过翻译工作很快就完成了，当时的邮递并不便捷，也没有印刷设备，而且各委员会之间路途遥远，但他们终于在1609年完成了这一使命。十二人委员会仅仅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定稿工作。1611年，詹姆斯国王的印刷厂出版了《圣经》的钦定英文译本。

这个标准译本产生了迅速且长期的压倒一切的影响。只用五先令就能买到一本，即使在物价暴涨的今天也不超过这个价格。它取代了其他的各种版本，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再出版其他的译本。在开往美洲新大陆的移民船上，几乎没有容纳行李的地方。如果移民们能够携带一些书籍，他们多半会携带《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后来还有人带《天路历程》，而他们所携带的《圣经》几乎全部为詹姆斯一世钦定的标准译本。据说，采用英语出版的标准译本就有九千万册之巨。至今它被翻译成七百六十多种语言。目前这个版本仍旧是英美两国的通用版本。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詹姆斯国王的伟大功绩，因其领导了标准版本的翻译和编撰工作。这位喜欢卖弄学问的苏格兰人作出了连他个人都始料未及的贡献。然而完成这部杰作的学者们，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无法缅怀他们。在文学和宗教方面，这些学者为世界各地的英语民族建立了永恒的联系。

几年过去后，国王詹姆斯同议会的关系越来越不佳。以前都铎王朝比较谨慎地行使国王特权，也从未提出过统治国家的整套理论。而詹姆斯却并非如此，他视自己为老师，把全国的臣民当作学生。在理论上，实行君主专政颇有根据，十六世纪的政治发展也有利于他的专制主张。弗朗西斯·培根是他的坚定拥护者。此人是一名野心勃勃的律师，早年随同埃塞克斯步入政界，在埃塞克斯垮台后又偷偷站到伊丽莎白女王一边。他担任过一系列高级法律职务，最后成为了大法官。他说，国王在法官们的协助下实行开明专制是高效的，但他的这种论调既没有根据，也非常不受欢迎。

随后国王与议会之间发生了冲突，争执的焦点是国王特权的性质和议会法案的效力问题。现代的观点认为，议会的法案至高无上，如果没有被废除或者没有颁布修正案，谁也无权更改，这是行使国家主权的唯一方法。然而，这种观点在当时还尚未形成。都铎时代的法案确实使教会和国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们似乎无所不能。但是颁布一项法令不仅需要议会的通过，还需要国王的批准。国王如果不召集议会，议会就无法开会；国王宣布解散议会以后，议会也无法开会。除了财政需要，任何人或事都不能迫使国王召集议会。如果国王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财政困难，他可能一连数年都不召集议会。此外，国王还有一条不成文的特权，用来应付国家在紧急情况下的需要。谁能够告诉国王他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呢？假如国王根据国家利益并通过立法程序废除某一项法案的时候，谁有权判定他的行为是非法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以大法官科克为首的律师们站了出来，走向了英格兰历史的前台。科克是英国法官中最有学问的人之一，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做出了直白的解答。他说，国王的特权同议会立法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由法官而不是国王来作出裁决。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判断，如果由法官确定哪个法令有效，哪个法令无效，他们就成为了英国最终立法人，他们将成立一个最高法庭，审查国王的法令和议会法案的合法性。科克的这种高标准要求并非没有根据。它们基于古代传统，法庭颁布的法令高于中央政府的法令。科克认为，法律不能由个人随意制定，甚至随意修改，它是早已存在的东西，只是需要人们去发现和阐释它；假如议会法案同法律相抵触，那么这些法案就是无效的。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科克没有站在议会这一边。他为维护基本的法律原则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在英格兰未被采用，而在美利坚合众国却有不同的境遇。

詹姆斯对于法官的职能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法官可以在国王特权和议会立法权发生冲突时做出裁决，但前提是必须倾向于国王。正如培根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职责是充当“国王宝座下的雄狮”。法官是国王任命的，由于得到国王的支持，他们才能占据该职位，所以他们应该像其他宫廷官员一样，服从国王。这场争论始于培根和科克的个人间争执，随之愈演愈烈，科克处于不利的地位。既然法官随时有被国王免职的危险，他们就不可能在国王特权的问题上做出公正的裁决。詹姆斯本来企图笼络科克，把他从高等民事法庭提拔进入最高法院。但詹姆斯此举并未成功，因此，他于1616年将科克撤职。最高法院的其他法官见此情景都自觉地站到了国王詹姆斯的一边。

五年以后，科克成为了下院议员。他发现当时最活跃的律师都和他有同样的看法。这些人占据着显要的地位。下议院中的乡绅对议会的发展史都知之甚少，也无法提出系统的理论来支持议会的权利，只是感到国王的武断行为和刺耳的论调很不公正。那个时期尽管动乱依旧频发，但仍不失为尊重法律先例和立宪制度的时代。假使律师们都坚决拥护国王，法律界的意见在力量对比的天平上完全倾向于国王这一边，那么下议院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假如法律先例同他们的主张相反，他们就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承认自己是改革派。可是，过去的律师们开创的先例为他们避免了这种艰难的抉择。科克、塞尔登和皮姆等人即使没有作为律师执过业，但也都在中殿律师学院中学习过法律。他们形成了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精通法律，经常任意解释法律，逐渐自圆其说地提出了一条理论。根据这条理论，议会可以自信地宣布。它为之战斗的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英国传统的法律遗产。这也为后来皮姆所领导的，反对国王查理的，团结且纪律严明的组织奠定了基础。

詹姆斯对反对派的这些活动非常反感。他不想让步，不过他比他的儿子更精明之处在于，他能够看出在什么时候和解最为有利。他仅仅在财政紧张的时候才和议会打交道。有一次他对西班牙大使说：“下议院是一群乌合之众，议员们乱哄哄地发表意见。每次开会时，只听见他们乱喊乱叫。想不到我们的祖先竟然允许这样的机构存在。我不是本地人，到这里来的时候它已然事实存在了，所以只好忍受这个无法取缔的机构。”

詹姆斯的外交政策大概适合当时的和平潮流，不过也常常同那个时代的步伐发生矛盾。严格地说，他登上英格兰王位的时候，英格兰仍然处于同西班牙交战的状态。在塞西尔的支持下，他结束了这种敌对状态，同西班牙恢复了外交关系。从各方面看，都可以说是一步明智谨慎的行动。重大的斗争已经从公海转移到欧洲大陆。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仍然从维也纳控制着欧洲大陆。帝国皇帝及其表弟西班牙国王的版图从葡萄牙一直延伸到波兰，而且，他们的力量有狂热的耶稣会作为基础，下议院和英格兰全国仍然对西班牙怀有强烈的敌意，惶恐不安地注视着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詹姆斯对此却无动于衷。他认为荷兰人是反抗国王神圣权力的暴民。西班牙大使贡多马伯爵在詹姆斯的宫廷内收买了一股亲西班牙势力，而詹姆斯却没有吸取都铎王朝的教训，不仅建议同西班牙结盟，还打算让他的儿子同西班牙的公主结婚。

然而，他的女儿已加入了反对派的阵营。这位伊丽莎白公主嫁给了欧洲大陆新教运动的支持者，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莱茵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伊丽莎白鼓动丈夫公开反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德。帝国法律曾经承认德意志部分地区信奉的新教，哈布斯堡王朝企图迫使这些地区皈依天主教，遭到新教国家君主们的强烈反对。这场风暴的中心是波西米亚，那里傲慢、顽强的捷克贵族在政治和宗教方面抵制维也纳的中央集权政策。在十五世纪的约翰·胡斯时代，他们就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同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展开了斗争。此时，他们同样无视斐迪南德的权威。1618年，他们的领袖在布拉格的宫殿里把皇帝的使节扔出了窗外。这起著名的事件引发了德意志三十年之久的战争。捷克人把波西米亚的王冠送给弗雷德里克，而他接受了，成为了这场反叛运动被广泛认可的领袖。

詹姆斯的女儿虽说已是波西米亚王后，但詹姆斯并未打算为了她而卷入这场战争。他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卷入欧洲大陆的冲突，认为同西班牙修好是对女婿最有效的帮助。议会对此感到惊讶和愤慨。他提醒议员们说，这些问题都已经超过他们的权限。有人嘲笑他是个懦夫，可是他仍旧不改初衷。他坚定和平信念。他的政策是否明智和具有长远眼光，我们难下判断，不过在当时，肯定是十分不受欢迎的。

弗雷德里克很快就被赶出波西米亚，他的世袭领地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占领。他的统治如昙花一现，因此他在历史上被戏称为“一冬之王”。英国下议院积极主张参战。许多人为了保卫新教的教友慷慨解囊，一批批自愿加入军队的人士也被组织起来。詹姆斯只是满足于同西班牙大使就波西米亚的权利问题进行纯法律性的会谈。他坚持认为，只要英国和西班牙两国的王族联姻，就能够同强大的国家保持和平。这个计划不应该受到大陆上任何突然事件的影响。假如他作为新教运动的领袖投入到这场刚刚爆发的战争中去，也许这能够换取臣民们的一时拥护，但也会将他本人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议会对于自己批准的军费，必然要求监督其使用的状况，况且也根本不会有多么的慷慨。国内的清教徒也会借机重振声威。此外，战争的结果难以预料。詹姆斯似乎真的将自己视为欧洲和平的维护者，他在苏格兰度过了动荡不安的少年时代，这使其厌恶和害怕战争。他此时对要求参战的呼声置若罔闻，继续同西班牙就联姻问题进行谈判。

在这场动乱之中，沃尔特·雷利爵士从伦敦塔里走上了断头台。此举是为了讨好西班牙政府。詹姆斯即位时，雷利就被监禁起来，当时的罪名是策划以詹姆斯的表妹阿拉贝拉·斯图亚特来取代詹姆斯的继承权。这个罪名可能是莫须有的，雷利受到的审判肯定是不公正的。他向往在奥里诺科河发现金子，因此在长期的铁窗生活中还抱有希望。1617年，他的所有理想化为泡影。为了这次探险，他被特赦，从伦敦塔中释放出来。他在这次探险中，唯一的失误就是冒犯了在南美洲的西班牙总督。以前的死刑判决因而再次发挥效力，1618年10月29日，他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政府这一举动传递了其奉行绥靖政策的信号，为英国同西班牙的友好关系铺平了道路。此种做法使得国王詹姆斯和英国臣民之间形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当然，鸿沟的形成还有更多其他原因。

詹姆斯喜欢漂亮的青年男子，这大大降低了他本人的威望。他的得力助手罗伯特·塞西尔去世以后，宫廷受到的几则丑闻的连续打击。他的宠臣之一，被他任意封为萨默塞特伯爵的罗伯特·卡尔卷入一场投毒阴谋，作案的显然是他的妻子。而詹姆斯对卡尔有求必应，因此在最开始的阶段对其罪行引发的争议置若罔闻。他随后发现，已经无法再保留卡尔的高级职务了。代替卡尔的是仪表堂堂、聪明伶俐、爱好浮华的青年，他的名字叫乔治·维利尔斯。此人不久被封为白金汉公爵，获得了詹姆斯的宠信，成为宫廷里掌握实权的人物。他还同威尔士亲王建立了深厚且让人羡慕的友谊。他坚决支持同西班牙的联姻政策。并且在1623年他同威尔士亲王一同出访西班牙马德里，这是一场浪漫的相亲之旅。他们那种有失体统的举止并没有博得一向注重礼仪的西班牙宫廷的好感。更主要的是，西班牙人要求英国对国内的天主教徒做出让步。詹姆斯确信议会绝不会通过。西班牙人拒绝替詹姆斯请求罗马帝国皇帝将莱茵候选国交换给弗雷德里克。最后，詹姆斯的理智占了上风，他宣布说：“我绝对不会用女儿的眼泪换取儿子的婚姻。”同西班牙的谈判至此宣告失败。由于形势使然，威尔士亲王以及所有对西班牙不再抱有幻想的同伴不能立即启程回国。为他们护航的英国舰队只好在桑坦德等待，英格兰焦急地等待着。威尔士亲王最终安全抵达朴次茅斯，没有同西班牙公主结婚，也没有动摇对新教的信仰。当这个消息传遍全国时，各阶层人士无不欢欣鼓舞。英国人抱着同西班牙及其一切势力对抗的强烈愿望，如有必要则不惜一战。他们为当年伟大的伊丽莎白女王击垮西班牙舰队的壮举而自豪，也为天主教徒崇拜偶像的严重陋习而担忧。福克斯在1563年发表的《英雄传》仍然广为流传。它教导人们要把舍生忘我、见义勇为当作自己无上光辉的神圣职责。伦敦的大街上熙熙攘攘，马车上载着点燃篝火所需的木柴，欢乐的火光映红了伦敦的天空。

詹姆斯国王和枢密院在亲西班牙的道路上已然走得太远，突然停下必然会造成不小的震动。深陷其中的枢密院对国王说，白金汉公爵由于缺乏耐心和举止傲慢把事情搞砸了。他们把这次出访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白金汉公爵的举止不当，否认西班牙宫廷的无礼之处，还认为西班牙在莱茵候选国问题上的态度无可指摘。白金汉公爵和查理亲王则力主战事。詹姆斯起初有些动摇，他说自己是一个曾经对政治有自己见解的人，而此时他已经老了。此时，他最宠爱的两个人却要求他采取同自己的看法和过去的行动完全相反的政策。

在这个关键时刻，白金汉公爵摇身一变从国王的宠臣，变为一个昙花一现的政治家。他全力劝服国王詹姆斯，同时也获得了议会和人民的支持。他采取一系列步骤，承认议会的权利和权威，作出的让步之惊人，创兰开斯特王朝之先河。都铎王朝不许议会干涉外交事务，而詹姆斯则继承了这一传统，效仿都铎王朝的做法。而这位国王的宠臣却邀请了上、下两院的议员发表各自的意见。他们立即取得了意见上的一致。认为继续同西班牙谈判有损国王的尊严，也违背了人民的利益，更不符合王子和公主的利益，也违反了之前同盟国订立的条约。在这个问题上，白金汉公爵毫无隐讳其与王子的分歧。他公开明确地表达：他只奉行一条准则，而詹姆斯国王则认为可以奉行两条不同的政策。他并不总是毫无主见顺势而为，而是他也要表明自己的主张，宁可承担悖逆国王的罪责。

议会对于这种局面感到满意。此时为即将爆发的战争筹措军费是当务之急。詹姆斯和查理亲王在欧洲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要夺回莱茵候选国。但是议会只希望对西班牙发动海上战争，以便夺取从东、西印度群岛运来的财富。下议院对国王的战争目的持怀疑态度，批准的军费不及国王要求的一半，并且对军费的使用订立了严格的条件。

白金汉公爵此时在议会拥有很大的声望，他利用此优势趁机击败了他的政敌财政大臣克兰菲尔德。当时克兰菲尔德已经被授予米德尔塞克斯伯爵，是当时英国正炙手可热的新贵之一。他是一个靠财富登上政坛高位的商人，而此时他受到议会的弹劾而失去了财富与地位，锒铛入狱。议会对培根也使用过弹劾这一武器。他在1621年被控以贪污罪，失去了国务大臣的官职，被迫缴纳罚款并遭到了放逐。在许多重大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弹劾这一武器不会被束之高阁。当时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只不过白金汉公爵和他亲密的朋友查理亲王熟视无睹罢了。

同西班牙的婚事刚刚作罢，白金汉公爵便着手从法国为查理亲王物色一位新娘。他和查理亲王前往西班牙的途中曾经路过巴黎，亲王被玛丽·德梅迪西德女儿、路易十三德妹妹昂里埃塔·玛丽亚的美貌所打动。她当时年仅十四岁。白金汉公爵发现法国宫廷尤其是玛丽太后赞成这门亲事。如果查理亲王同新教国家的一位公主结婚，国王就会同议会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但英国统治者的内心却从来没有这个打算。他们认为，除了西班牙公主，法国公主是唯一的选择。英格兰怎么能单独对付西班牙呢？如果不能依靠西班牙，那就唯有寻求法国的支持。国王詹姆斯希望看到儿子的婚礼，他说他只为这个儿子而活着。1624年12月，他批准了婚约。三个月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第一代国王安息了。

第十二章　“五月花号”

同西班牙的战争早已经让英国国力大减，因此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英国已经无力进行新的探险活动。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已经听不到新大陆的消息。霍金斯和德雷克在他们的早期航海探险中，为英格兰在加勒比海打开了广阔的视野。弗罗比舍和其他人为了寻找前往亚洲的西北通道，曾经深入加拿大的极北地带。但是，战争的迫切阻碍了探险和贸易活动。大量移民的计划也遭受挫折。吉尔伯特、雷利和克伦威尔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但他们的大胆计划却失败了，然而，却给后人留下了令人向往的前景。一段时间后，又有人重新举起了他们的旗帜，这些人不像他们这样赫赫有名，但比他们更加务实，也更幸运。许多讲英语的居民点在北美建立起来，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最初动因也是多方面的。这个运动开始于1640年国王詹姆斯同西班牙签订和约之后，对理查德·哈克路特所著《论西方拓殖》一书的探讨再度活跃起来，以他为首的一批作家提出的严谨理论受到欢迎，他们的论点富有新意，指出英国面临着困境，人民陷入贫困，许多人流离失所，英格兰民族的人力和物力需要新的出路。

物价不断地上涨，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民日子更加窘迫，虽然十六世纪的整体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物价却是原先的六倍，而工资只翻了一番。政府苛刻的政策阻碍着工业的发展。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依然盛行，学徒要加入某个行业面临着巨大困难。地主阶级同国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拥有绝大部分的土地，控制着地方的政权。他们进行的圈地运动使很多农民流离失所。生存环境日益恶劣，社会结构日益僵化。在新的形势下，许多人被普遍剥夺，失去了希望，生活难以为继。因此，当时的人们认为，向外殖民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些严峻的问题。

英国政府对此种状况并非无动于衷。同生机勃勃的殖民地进行贸易可增加关税收入，而王室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关税。商人和富有的地主阶级发现大洋彼岸出现了新的商机，可以进行利润丰厚的投资，规避本国各种阻碍工业发展的政策，克服欧洲贸易在宗教战争期间的普遍衰退现象。进行海外殖民比较容易得到资金的支持。雷利的失败反映了单个人进行投资的弱点，但联合股份公司此时已经诞生了，以便为大规模贸易活动提供资金。1606年，一批投机商得到了国王的特许，成立了弗吉尼亚公司。回顾一下早期的投机活动是如何在美洲大陆上展开的，是件颇有趣味的事情。

在与哈克路特等专家共同研究之后，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殖民计划。可是他们缺乏实践经验，低估了拓展殖民地这个新事物的难度。幸好有机会去建立新国家的人并不是很多，第一批仅仅有几百人，1607年5月，这批人在弗吉尼亚海岸切萨皮克湾的詹姆斯敦定居下来，第二年春天，有一半的新移民死于疟疾、流感、饥荒。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幸存的新移民能够自立了，可是国内支持此项殖民计划的人们却收获甚微。土耳其战争中的军事冒险家约翰·史密斯成为这一小块殖民地的总督，实行严厉的统治。他的助手约翰·罗尔夫同印第安酋长的女儿波卡霍恩塔丝结婚，这在伦敦引起了骚动。伦敦对于殖民地的控制微乎其微，治理上也是敷衍塞责的。董事们的目标既庞杂，又不明确。有些人认为，殖民活动可以帮助减少英国的犯罪活动和减轻贫困。另一些人则希望在北美沿海发展渔业，从中谋取暴利，或者指望从那里获得原料以减少从西班牙殖民地进口原料。这些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弗吉尼亚的财富产生于一个偶然，有人种了一次烟草，收成意外地好。那时候，烟草已经被西班牙人引入欧洲，吸烟的习惯迅速扩散开来。对烟草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弗吉尼亚种的第一季烟草获得惊人的利润之后，小农田被兼并为大的种植园。这个时候，这块殖民地才开始了真正的自给自足。随着不断地发展，它也开始形成了像母国那样的社会，出现了庄园主，其地位相当于英国的乡绅。他们不久便具有独立的思想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在这一方面，与伦敦政府的遥远距离为他们提供了便利。

在国王詹姆斯执政时期，英国社会表面上死气沉沉，但是除了在宫廷内部任人唯亲以及在欧洲事务上不断退让之外，其他方面仍具有活力。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的国教教会的主教们，已经把那些尊贵又顽固的清教徒从教会里清洗出去。虽然他们从组织上打垮了新教徒，宗教极端分子的非法小团体仍在活动。他们对这些小集团没有大肆进行迫害，但是一些轻微的限制和特务监视影响了这些小团体日常的活动。诺丁汉郡斯克洛比的一些清教徒在牧师约翰·鲁宾逊和约克大主教的领地管家威廉·布鲁斯特的带领下，决定离开英国寻求宗教的自由。1607年，他们离开本国，在荷兰的莱顿定居，希望在宽容勤勉的荷兰人那里寻求到庇护之所。他们在那里奋斗了十年，过上了温饱的生活。他们是小自耕农和雇农，同这个沿海工业国家格格不入，由于国籍不同而不能加入同业工会，既没有资本，也没有接受过教育，他们能够找到的工作只是一些笨重的粗活。尽管他们吃苦耐劳，但在荷兰仍感前途渺茫。他们看重自己生而有之的权利，难与荷兰人融为一体。荷兰当局对他们表示同情，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帮助他们，于是他们又开始着眼于他处。

移民到新大陆是逃避一代罪人生活的途径。他们在那里可以自力更生而不受荷兰同业工会的限制，信仰自己的宗教也不会受到英国教士的干涉。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曾写道：“我们想去人烟稀少的美洲大陆，那里物产丰富，适宜居住；那里没有文明的居民，只有野蛮人像野兽一样四处迁徙。”

1616年冬，荷兰面临着同西班牙重新开战的危险，忧郁不安的清教徒们对此议论纷纷。严重的危机和不确定的冒险活动摆在了他们眼前。除了前人在那个遥远世界里遇到的凶险、饥馑和失败之外，他们还听到了关于印第安人的可怕故事。故事的内容是印第安人如何用贝壳活剥俘虏的皮，砍掉肋骨，当着死者同伴的面烤着吃。未来的新殖民地总督威廉·布雷德福阐述了大多数人的观点。在《普利茅斯殖民史》一书中，他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一切伟大崇高的行动必然会遭遇巨大的困难，从事这项事业需要极大的勇气。纵然危机四伏，但也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困难固然很多，但也绝非不可战胜。可能会出现许多挑战，也可能并不会出现；人们担心的事情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另一些事情可通过事前准备以及必要的手段加以预防；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用坚韧不拔的意志来忍受和克服一切困难。没有成熟的条件，就不要进行这样的探险，也不要像他人那样由于好奇和金钱的诱惑而盲目行动。但是这些事业的条件非同一般，它们的结局无限光荣，它们的召唤合法而迫切。所以进行这项事业能够得到上帝的保佑。人们可能会为此项事业献出生命，但即便如此，也同样会得慰藉，他们的努力将会被后人铭记。他们在这里不过是穷困潦倒的流亡者，可能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因为十二年的和平时期已经过去了。此时只听见战鼓响起，而战争的胜败难以预料。西班牙人可能像美洲的野蛮人一样残忍，那里的饥荒和瘟疫也会像美洲一样的严重，那里的自由却比美洲更少，甚至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这些清教徒初步计划到圭亚那定居，然而他们意识到，单靠自己的力量去冒险是行不通的，必须得到英国的帮助。于是他们派人到伦敦，同弗吉尼亚公司谈判，它是对殖民扩展活动唯一感兴趣的公司。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之一是颇有影响力的议会议员埃德温·桑兹爵士，他在公司里伦敦商人们支持下，促成了殖民活动。要移居海外的这些人是最理想的新移民，他们头脑清晰、勤劳刻苦、精于农业。他们坚决主张信仰自由，因此必须说服英国国教的主教们。桑兹同来自荷兰的使节去见国王。国王詹姆斯对这些人心怀疑虑，询问他们打算怎么在弗吉尼亚公司的美洲属地上生存。他们回答说：“捕鱼。”詹姆斯对此兴趣盎然，他高兴地说：“上帝保佑！这是正经行业，是使徒们的召唤。”

居住在莱顿的清教徒得到了移居美洲的特许，他们匆忙为出发做着准备。他们当中有三十五人离开荷兰，在普利茅斯同英格兰西部的六十六名冒险家会合。1620年9月，他们乘坐着一百八十吨位的“五月花”号向美洲大陆驶去。

在寒风凛冽的大西洋上航行了两个半月之后，他们到达科德角，意外地在弗吉尼亚公司的属地之外登陆。伦敦授予他们的特许证便无效了，登陆之前，他们之间在领导人选上发生了分歧。从英格兰西部来的那些人并非虔诚的教徒，因此不愿服从莱顿清教徒的领导。寻求英国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他们如果不愿饿死，就必须达成某种协议。

四十一名具有责任感的人最终起草了一份协议。这个协议是著名的历史文件之一，确立了政治组织的自发准则。“以上帝的名义起誓，阿门。我们这些签名者是尊敬的国王詹姆斯陛下的忠实臣民，蒙受着上帝、大不列颠、法国以及基督教捍卫者爱尔兰国王的恩宠。为了上帝的荣光，为了传播基督教信仰，为了我们的国王和祖国的荣耀，我们航行至此，在弗吉尼亚北部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和彼此的监督下，郑重地组织起来，以便获得更好的秩序，达到上述目标。我们将不断制定公平合理的法律、法令、法案、宪法和设立各种官职，以满足和适应殖民地的基本需求。我们保证绝对地遵守法律，服从领导。”

这些人在美洲海岸的科德角湾建立了城市普利茅斯。他们同前人一样，在弗吉尼亚同大自然展开了艰苦的搏斗。这里没有大宗商品，他们靠着艰辛的劳动以及对上帝坚定的信仰而生存下来。而伦敦的资助者并没有获得任何回报。1627年，他们卖出了普利茅斯的股票，普利茅斯殖民地从此开始了自主。新英格兰就这样诞生了。

在以后的十年里，没有再进行有计划的移民美洲的活动，但普利茅斯这一小块殖民地明确地指出了自由的方向，1629年，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开始了个人的独裁统治。随着国王和臣民们的矛盾不断加深，反对国教的运动在乡村逐渐壮大。欧洲大陆各国普遍出现独裁专制，英国似乎也走上了这条道路。许多有独立精神的人开始计划离开英国，去遥远的地方寻求自由与正义。

正如斯克洛比的会众集体移居荷兰那样，多塞特的另一批清教徒在牧师约翰·怀特的帮助下，下决心移民美洲。这个计划起初遭受到了阻碍，后来在伦敦和东部各郡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他们热衷于贸易和捕鱼，对移民颇感兴趣。有影响力的反对派贵族为他们提供了援助。他们步弗吉尼亚的后尘，根据皇家的特许证成立了一个公司即“新英格兰马萨诸塞海湾公司”。这个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不少人愿意一同移居美洲。第一批人出发后，在普利茅斯北边的塞勒姆建立了定居处。1630年，该公司派出的总督约翰·温思罗普带领着一千人随后加入。他是这次冒险活动的重要领导人。他的书信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不安情绪，也说明他为什么把家眷也带上前途叵测的万里航程。他在谈到英格兰时写道：“我确信，上帝不久将对英国的国土实行严厉的惩罚。不过请不要担心，……如果上帝认为移居对我们有利，他会为我们和其他所有人提供栖身的避难之所。……教会要逃往遥远的荒野，这说明灾难即将来临。”温思罗普选择的定居处在查尔斯河边，殖民地的首府也随即迁往这个沼泽遍布的地区。波士顿城就是在这里逐渐发展起来，它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成为反抗英国统治的核心地带，长期以来一直是新大陆文明的中心。

马萨诸塞海湾公司根据它的章程，它是一个联合股份公司，完全是为了贸易而成立的。塞勒姆殖民点在第一年里受伦敦的控制。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特许证上面没有说明马萨诸塞海湾公司要在何处开会。一些清教徒股东意识到，可以顺利地把公司、董事会和一切机构搬到新英格兰。董事会为此做出重大决定。马萨诸塞殖民地从这个股份公司剥离出来。掌握公司大权和大片土地的清教徒采取了国王查理实行专制统治之前的代表制。约翰·温思罗普在这段时间统治着这片殖民地。它迅速地壮大起来，在1629年至1640年之间，殖民地人数从三百激增至一万四千。公司的支持为普通移民提供可期的未来。在英国，雇农的生活往往是艰难困苦的。在新大陆，每一个新移民都可以分得一块土地，享受着自由，不受英国禁止劳动力流动等各项法令束缚，以及其他一切带有中世纪色彩的压迫。

马萨诸塞的统治者对自由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必须由虔诚的人进行统治，他们也像英国国教徒那样不能宽容他人，因而发生了宗教纠纷。并非所有人都如加尔文教那样墨守成规，在纠纷加剧的时刻，一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纷纷离开原来的殖民地，在此之外，是广袤无垠的土地。在1635年和1636年，一些殖民者迁徙到康涅狄格河畔，建立了城市哈特福。后来又有许多新移民从伦敦来此，于是那里成为了河畔几座城市的中心，后来发展成康涅狄格殖民地，在远离故土三千英里的地方，他们开创了开明统治，他们颁布了《基本准则》，或称之为宪法，这与大约十五年前的“五月花号协议”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那里的所有自由人组织成了民主的政府。这个政府在王权复辟之后得到了正式的承认，在那之前，一直谨慎小心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利。

康涅狄格的创建者们为了寻求更适于居处的大片土地而离开了马萨诸塞，宗教的纷争使得其他人也纷纷逃离。剑桥大学的学者罗杰·威廉斯被大主教劳德赶出了校门。他按照传统航线来到新大陆，在马萨诸塞定居下来。在他看来，那里的教会同英国圣公会一样专制。他不久就同殖民当局发生了冲突，成为殖民点那些力图躲避各种迫害的理想主义者的领袖。当局认为他煽动闹事，于是决定把他遣送回英国。他在得到该消息后，立即逃走。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在马萨诸塞以南建立了普罗维登斯城。另外一些从马萨诸塞逃离或者被放逐的人也在1636年到达他的殖民点。这个殖民地后来发展壮大为罗德岛殖民地。他是新大陆的第一位政治理论家，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殖民者，也在英国的改革派间发挥了作用。在许多方面，他的思想启迪了约翰·密尔顿的政治思想。他使得教会完全地摆脱了世俗政府，而罗德岛殖民地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实现宗教自由的中心。这项崇高事业是靠蒸馏和销售烈酒来支持的，殖民地的发展也是以此为基础。

截止到1640年，英国已经在北美洲建立了五个主要的殖民地，弗吉尼亚在名义上是国王直辖属地，1624年弗吉尼亚公司的特许证被取消后，它便由枢密院的一个常务委员会管辖，这种管辖其实相对松散，第一批清教徒建立的普利茅斯殖民地缺少资本，尚未发展起来；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正在兴盛起来，另外两个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康涅狄格和罗德岛殖民地。

除了弗吉尼亚之外，其他的四个殖民地都在新英格兰。这四个殖民地在宗教方面有分歧，而在其他方面相类似。沿海地区，贸易、捕鱼和航海活动将它们紧密联系起来。不久，它们又被迫联合对付毗邻的殖民地。另外一批富于冒险的苏格兰人在圣劳伦斯河上游居住了一段时期后，被法国人驱逐，这些人便从自己在加拿大的定居处不断向外扩张，在1603年完全控制了这条河。另外的哈德逊河却被荷兰人控制，他们于1621年在河口建立了新荷兰殖民地，即后来的纽约。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前往新的定居点后，马萨诸塞殖民地同英国政府中断了联系。普利茅斯殖民地的股东们于1627年抛售了股票后，实际上已经取得了自治权，所以不存在向英国当局要求独立的问题。这种状况使得他们易受到来自法国和荷兰人的进攻，不过这个危机尚未来临。此时的英国正忙于国内事务。1635年，查理一世及其枢密院打算派远征军到美洲殖民地，以维护他的权威统治。殖民地当局抓紧修建堡垒，以便迎战。而此时，英国不巧却发生了内战，查理一世的远征计划被迫搁浅，这样，殖民地又自由发展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

其他两次以贸易为主要目的的冒险活动使英语民族在新大陆迅速壮大了起来。自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开始，英国人一直尝试在西班牙控制的西印度群岛夺取立足之处。1623年，萨福克地方绅士托马斯·沃纳从圭亚那的冒险空手而归，归途探索了人烟稀少的西印度群岛的圣克里斯托弗岛。他在那里留下了几名留守人员后，急忙赶回国，向国王申请大规模开拓殖民地的许可证。他得到该许可后，返回加勒比海，却遭遇了西班牙人的不断攻击，但他在这个有争议的海域建立了英国人的实际控制。到了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巴巴多斯、圣克里斯托弗、尼维斯、蒙特塞拉特和安提瓜这些岛屿均落入了英国手中，有几千名殖民者到达那些地方。丰富的蔗糖生产保证了这些地方的繁荣。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统治受到了威胁和挑战，双方在随后的时间里进行了残酷的战斗。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些岛屿在经济上比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有着更高的回报。

这个时期的另一次拓展殖民地的活动是由国王本人发起的，在原则上，英国人开拓的土地都属于英国国王。他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把这些土地授予某公司或者个人。正如伊丽莎白和詹姆斯曾经把工业和贸易的专营权授予某个大臣那样，查理一世也想把向外拓居的权利作为赠礼。1632年，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卡尔弗特申请到了弗吉尼亚附近的拓殖权。他本人信奉天主教，长期渴望去殖民地活动。他死后，他的儿子继续获得国王的特许。特许证上规定的条件同当初弗吉尼亚公司获得的权利类似，特许证也把新地区的所有权授予申请人，并要求把采邑制度引入新大陆。统治殖民地的权力也一并授予巴尔的摩家族，使得他们在当地拥有任免官员和制定法律的最高权限。朝臣和商人纷纷向这项拓殖活动捐款。将要建立的殖民地准备以查理国王的妻子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的名字命名，叫作马里兰。新殖民地的统治者虽然是一名天主教徒，但他在统治初期采取温和的宗教政策，巴尔的摩只有宣布英国国教为当地的正教，才可领到殖民地的特许证。实际上，国王查理的权威有所削减，巴尔的摩在当地却扩大了支配能力，当然这是以特许证上的权利换取的。

在大规模移民活动的最初几十年里，有八万多讲英语的人渡过大西洋。从日耳曼入侵不列颠以后，如此规模的大迁徙还是第一次。撒克逊人和维京人曾经使英格兰殖民化，一千年后，他们的子孙又开始拓展美洲大陆。将有源源不断的新移民汇聚到新大陆，为塑造美利坚合众国的多重性格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些新移民里，最先到达的是英国人，并占据了移民的主流。殖民地运动的领袖们一到达美洲，便在感情上同英国政府决裂了。移民在荒野中建立新的城市，同印第安人战斗，完全置身于全新的环境，这使得新旧大陆之间的鸿沟更加难以弥合。在新英格兰建立和巩固的艰难时期，它的母国被内战消耗得无暇他顾。当英国国内恢复秩序的时候，北美殖民地已经完全能够独立存在，并业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思想。

第十三章　查理一世和白金汉

许多文献记载了即位不久的查理一世的情况，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对查理一世有深刻研究的日耳曼学者兰克的著述，他写道：查理一世“刚满二十五岁，正可谓风华正茂。他骑在马上威风凛凛，人们经常看到他娴熟的马术。他善于武功，射箭打枪都百发百中，甚至懂得给火炮装炸药。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酷爱打猎，但论及见识和智力，他不如他的父亲，论性格的温和讨喜，他又不及他的亡兄亨利。……但在道德上，他却居于父兄二人之上。他属于人们所说的完美的青年，举止得体，近乎腼腆。从安详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稳重的性格。他具备领悟复杂问题的能力，并且善于写作。他自幼养成了勤俭的习惯，既不过分奢华，也不寒酸。他善于思考各种问题。”
[1] 令人遗憾的是，查理一世患有小儿麻痹症，并且他讲话有点结巴。

英国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政治和宗教危机。在英王詹姆斯统治时期，议会的地位已经有所提升，它不仅掌握着税收决策权，而且干预国家事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上尤甚。有必要指出的是：英国有文化的人对欧洲事务的关注具有引导性，他们如何思考和行动，英国广大人民就如何跟随。对英国人来说，发生在布拉格或者雷根斯堡的事情如同发生在约克或布里斯托的一样重要，波西米亚和莱茵候选国的局势同国内政治一样受到重视，在金雀花王朝时期，人们由于王室争夺欧洲的霸权而关心整个欧洲的局势，而此时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人们出于对宗教的狂热而关注着欧洲大陆。英国人民深感，只有新教取得胜利，他们才能生存，灵魂才能得到拯救，因此他们关注着整个进程的每一步，不管新教运动在哪里受到进攻，英国都应在反击中发挥领导作用，这种强烈的愿望推动了议会运动，它的推动力量远远超过以往国内问题产生的影响。阿克顿勋爵说：“如果没有十七世纪宗教运动的推动，世界向民主前进的步伐就会停止。”

然而，世俗的问题同样不能忽视，当时人们之所以接受都铎王朝的统治，是因其有能力结束玫瑰战争带来的混乱以及痛苦。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都铎王朝已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人们不禁回忆起过去的年代。科克和塞尔登等伟大的律师们将目光移至议会在兰开斯特王朝时期所拥有的权利。他们自豪地谈到西门·德·孟福尔的丰功伟绩，谈到大宪章，甚至谈到了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统治时代的古老权利。对历史进行一番梳理之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从不列颠岛的习惯中，他们可以继承一套根本性的法律，这套法律对于解决当前社会问题依旧适用，同时也必不可少。对他们来说，过去的历史几乎可以提供成文的宪法，而国王却有背离这套宪法的趋势。但国王在回顾过去的历史时，也同样发现了许多完全相反的事例，尤其是近一百年来，许多先例证明国王可以行使绝对的权威。国王和议会各有一套立论充分的说辞，这给未来的斗争平添了几分悲怆和宏伟。

一个比都铎王朝时代更加复杂的社会正在孕育中，内外贸易均不断扩大，采矿和其他的工业也得到了提升，更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这次推动社会进步的先锋是伦敦市，它一直是维护自由与进步的伟大旗帜。那里有成千上万充满朝气的学徒以及资本雄厚的公司和同业公会。在伦敦之外，许多地方绅士已经成为了议会议员，他们同新兴的工业和贸易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一时期，下议院的主要作用与其说是立法，不如说是促使国王遵守古老的传统，以防社会进步沦为国王独裁统治的工具。

在这场艰难而且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运动中，居于领袖地位的是一批显贵。科克帮助议会于詹姆斯统治末期掌握了维护自身的本领和制胜的方法。他本人精通英国的习惯法，从历史中寻找各种先例。把他们经过取舍后加以利用。有两位乡绅与他同一阵营，一位是英国西部康沃尔郡的约翰·埃利奥特爵士，另一位是约克郡的托马斯·温特沃思。二人都有惊人的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有一段时间共同战斗，随后又相互对立，进而成为死敌，他们在各自的方向上都做出了最后的牺牲。在他二人身后，是清教徒绅士阶层的领导人登齐尔·霍利斯、阿瑟·黑兹尔里格和约翰·皮姆。他们这些人同样拥有刚毅的品格，皮姆把他们的事业最终推向更高的阶段。他是萨默特人，是一名律师，坚定地反对国教中注重仪式的派别，对殖民地的拓展也充满了兴趣，此人对政治倾轧的规则十分熟悉，并以冷酷的手段加以利用。

詹姆斯时代，议会主张发动战争，参与欧洲事务，查理时期的议会同样如是，议员们妄图利用自己对财政的控制权迫使国王和大臣们踏上这条危机四伏的道路。他们其实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负担会迫使国王向他们屈服，如果采取他们的政策，便是他们自身理念的胜利，他们的势力也一定会发展壮大。而詹姆斯采取的绥靖政策，虽不光彩，但有效地避开了这个陷阱。而查理国王和白金汉公爵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查理国王的父亲为他向西班牙求亲遭到拒绝后，查理本人也在马德里遭受冷遇。他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因此力主对西班牙发动战争。他甚至想另辟蹊径，在国王驾崩后不举行新的选举就召集议会。他迅速与法国公主昂里埃塔·玛丽亚结了婚。昂里埃塔带着大批的法国天主教徒和传教士来到多佛，查理的威望第一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新议会批准了对西作战的军费，同时它还决定，国王在和平时代依赖的关税收入也应由投票决定。关税条例本来在国王统治时期终身有效，可今后却是每年表决一次，多少个王朝均未有此种做法，这表明议会想要重新审视间接税的问题，这大大地激怒了查理一世，虽然此事伤及他的自尊，但却动摇不了他发动战争的决心。这样，查理即位之初便陷入了受制于议会的窘境。另一方面，议会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也令其感到深深的不满。

对西班牙初战失利。白金汉率军攻打西班牙加的斯，企图获得比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还要大的丰功伟绩，结果铩羽而归。他回国后，下议院就着手弹劾这位衣着华丽、腐败无能的大臣。议员们对查理说：“在这位大臣停止干涉国家大事之前，我们反对将议会即将或者能够拨出的预算交由他作出有损国家利益的事。”白金汉遭到弹劾，而查理一世为了保护他的朋友，不得不解散了议会。

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又一个复杂的新问题凸显出来。查理一世同法国结盟，以便对付统治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而法国本身并不想参与英国收复莱茵候选国的战争。在查理一世与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履行婚约的问题上，英法双方也出现了分歧，胡格诺教派的问题使得这个问题显得更加尖锐。握有实权的新任法国大臣、红衣主教黎塞留决心阻止胡格诺教派在法国的独立运动，特别要彻底摧毁他们的海滨要塞拉罗歇尔。英国人从情感上自然会支持信奉新教的胡格诺派，在纳瓦拉的亨利执政之时就支持过他们。英法两国因此发生了战争。1627年，白金汉率领一支军队来到法国支持胡格诺教派，他们在雷岛附近登陆，却未能攻入这座城堡，又一次铩羽而归，白金汉的军事指挥生涯又多了一个劳民伤财的污点。在国内，安顿士兵们的留宿成为了千家万户的负担，农户因此怨声载道。当时是以军事法来仲裁军民之间的纠纷，而造成的不公引发了农民更深的怨恨。

这场战争急需军费，而议会则可能利用国王召集他们批准拨款的机会再次弹劾他的朋友白金汉，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使得国王焦头烂额。在战争期间，他不理智地采取了方法欠妥的手段筹集军费。他索要义务贷款，许多上层人士拒绝出钱时，他便将他们逮捕入狱。这些囚犯中有著名的“五骑士”，这五个人上诉法院，最高法院最后裁决说，这些人是“根据国王的特殊指令”被逮捕的，所以人身保护令在这一问题上是无效的。这次事件引起了巨大的骚动，涌现了著名的《权利请愿书》。

义务贷款并不能满足国库的需要。在得到了议会的保证——不再弹劾白金汉公爵后，国王查理又重新召开议会。全国处于骚乱之中。议会重新进行了选举，人们坚决反对随意征税。1628年3月召开的议会反映了真实代表民意的领袖们的意愿。议会支持这场战争，但不愿意继续拨款给国王和白金汉公爵，因议会已经不信任这两位。贵族和乡绅、上下议院都坚决保护财产权，也坚决拥护与此相关的自由事业。而国王扬言要采取极端手段，无论如何也要得到这笔款项“以保护我们自己，使我们的朋友免于灭顶之灾。……每个人都必须忠于自己的良知，如果你们不顾及上帝的意志，不能满足当前国家的需要，我就必须……利用上帝授予我的其他权力去抢救可能由于人们的蠢行而丧失的东西。不要把这番话仅仅当作恫吓，而是该视为圭臬，我不喜欢恐吓地位低于我的人”。

我们不要将所有的错误归结到一方身上，议会同意发动战争之后，却同国王一样为难，企图迫使国王放弃帮助胡格诺教派，或者放弃历代国王长期享有的特权。议会的策略比较巧妙，根据它的理念和当时的实际情况，采取这种策略是必要的。它一共拨出五笔款项，总额高达三十万英镑，必须在一年之内付清。这笔钱足够支撑那场战争，但议会在一项法案中正式批准这项款项之前，提出了自身的限制条件。

有四项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凡无合理根据不得随意监禁任何自由民；对在押犯人发出人身保护令，即使是国王或者枢密院下令逮捕的人也不例外；如无关押的正当理由，应将犯人给予释放或者允许其保释；每个自由人对自身的动产以及不动产拥有完全的所有权，这是无可置疑的传统权利，国王或者大臣在未经议会法案批准之前不得索取捐款或者贷款。

在科克的带领下，下议院开始起草《权利请愿书》。它的主旨是限制国王的特权，反对义务贷款、未经审讯的监禁、军队进驻民宅以及军事管制法。国王的上述行为被指责为“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如果国王不接受这个请愿书，他便无法获得议会的拨款，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持议会敦促他发动的这场战争。查理一世采用了灵活的手法，秘密同法官们商讨对策。法官们对他说，即使承认上述权利，他的最高权威仍旧不会受到影响，但他本人对此并不敢确信，因此在上议院给出了模糊的答复。这引得全场的哗然，不仅下议院喧哗声四起，参会者大多激动起来。他只好采纳了法官们的建议，完全承认应该按照众人的愿望办事，同时心底依旧有所保留。他说：“现在我已经尽了全力，假如这次议会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那便是你们的错误，与我本人没有关系。”听到此番说辞，众人大喜过望，下议院投票通过了各项拨款，认为这是一笔成功的交易。

在这场混乱的斗争中，英国人的自由传统起到了关键作用。政府出于政策的需要可以监禁任何人的行为遭到了制止。通过艰苦斗争赢得的这一成果，给守法公民带来了基本权利。如果触犯了现有的法律，只有陪审团的审讯才能做出裁决被告是否应该被监禁。而国王认为这有碍于他本人的权威。当时，他可以借口状况紧急，必须把危险人物监禁起来。当时的统治者尚未想出“监护”和“逃跑者格杀勿论”这样的说辞，这些词语是人们在后来的一个时代创造出来的。

在议会运动的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欧洲各国的君主一意孤行，日益蛮横。法国议会自1614年巴黎会议之后，再也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后来直到1789年爆发革命才重新召开了议会会议。常备军的出现使得贵族和平民失去了抗争的能力，因为这支军队使用火器，并拥有大炮。前几个世纪里，尽管社会动荡不安，却没有一位国王可以无视议会的“立法权和反抗力量”，如今议会处于软弱的不利地位。

国王和议会双方都有更多的要求。国王得到拨款之后，便开始相信法官的保证，认为自己的权力不会受到掣肘。下议院则提出了下一步打击的对象，反对天主教仪式派和英国仪式派的发展，指责战争指挥失当。由于海军力量的软弱，贸易活动在英吉利海峡受到了挫折。下议院恢复了对白金汉的弹劾，并且质问国王说，屡屡招致祸端的人却继续担任要职，与国王关系密切，这难道是对国王以及国家安全有利的吗？而国王和白金汉此时寄希望于发动一次成功的战争，就此替胡格诺教派解拉罗歇尔之围。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在国王再一次需要议会支持之前，他与近臣们试图取得外交和政治上令人满意的成就。援救国外的新教徒，比迫害国内的天主教众要有意义得多。如果国王能够为拉罗歇尔解围，他甚至可以要求拥有对国内天主教徒施恩的权力，这并不会有损他的声誉，但幸运女神并没有眷顾他。

白金汉深知他自己已是众矢之的。他打算再次率军前往拉罗歇尔，希望此举可以获得全国的一些支持，至少也可以分化他的敌人。这位统帅去意已决，在朴次茅斯准备起航。船上装备有最新的武器，能够击溃黎塞留为封锁拉罗歇尔港口而设置的水栅。可正是在这个时刻，白金汉被一名狂热的海军中卫刺死。

凶手的名字叫约翰·费尔顿，他似乎生性剑走偏锋，因此才能干出此事。他因没有获得升职而心怀怨恨，看到从未参加过战斗的军官得到晋升而更加不满。从他留下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此人还曾计划着更大的阴谋。议会在国王面前指责白金汉奢侈浪费和贪污腐败，这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他认为，人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上帝批准了这个法律，凡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应该视为合法”。行刺以后，他立刻混入人群中。当听到人们咒骂是哪个无赖刺杀高贵的公爵时，他站出来说：“不是无赖干的，而是一个正直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他身材瘦小，长着一头红发，黝黑的面孔显得意志消沉。周围的人们对他咆哮不止，他反唇相讥：“你们心里却为我的行动而欢呼。”一些船上的水手呼唤他的名字。后来在死期来临时，他发现自己铸成大错，他认识到“公共利益不能成为某项恶行的借口”。他希望在行刑前可以表达这一想法。

白金汉的去世对年轻的国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国王并没有原谅埃利奥特，认为他的煽动性讲话导致了费尔顿的行刺。同时，这次行刺也使得国王摆脱了一时的窘境，因议会的不满随着白金汉的去世而消失了。这个刺杀事件还给他带来了第一次融洽的婚后生活。在此之前，他在精神上一直深受“斯蒂尼”的影响。此人是他青少年时期的密友，他对这个密友无话不谈。他已经与王后分居三年，甚至有人说，他和王后从来没有真正地完婚。他还遣散了王后的法国随从，这使得王后不免伤怀。白金汉去世后，国王对王后重新投入了感情，从此，他们开始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暴风骤雨。

下议院虽然批准了五笔款项，在税收问题上却是一步未让。它投票通过的税收权只有一年的有效期，一年之后，国王仍旧按照惯例收取税款。全国各地的议会支持者因此而格外愤慨。拒绝交税的人被质押了财物，遭到了监禁。从此可以看出，国王并没有真正地接受《权利请愿书》，并且拒不承认他曾经接受过。请愿书印发之后，人们只看到国王对第一次的闪烁其词的答复做了补充，而没有看到他后来明确做出的肯定答复。另一名司令官率军远征拉罗歇尔，结果再次以失败告终。黎塞留红衣主教设置的水栅极为成功地阻止了英国军舰，胡格诺教派最后在绝望中打开城门向法兰西国王投降。他们的失败让英国全国感到震惊和失落。

1629年初议会再次开会时，议员们对内政和外交问题心怀不满。不过他们的发难是从宗教问题开始的，下议院们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他们认为反对天主教教义的法令过于宽容和松散，对此进行了长期的辩论，因而个个满腹牢骚。这种情绪促使他们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狂热分子们持偏激的意见，热衷于彻底肃清腐败的教会，他们同奠定英国自由基础的爱国者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这些怒火中烧的议员把英国的宗教偏见视为团结的契机和发动战争的动力，正如穆斯林依靠《古兰经》保卫自己的领土，犀牛依靠尖锐的角，老虎依靠锋利的爪一样。

下议院在一个内容丰富的决议案中宣布：提倡天主教仪式者、在税收获得批准前而擅自征税者以及帮助征税者以及交税者，均为社会的公敌。以前弹劾白金汉的许多罪名此时落到了财政大臣理查德·韦斯顿的头上，说他就算不是耶稣会的成员，也是天主教徒，参与过非法的征税活动。这些罪名罗列在一份谏言书中，但议会议长被国王拉到自己的阵营，他在3月2日宣布，国王决定把议会会议推迟到3月10日。因此阻止了谏言书的通过。会场上顿时不满声四起，议长准备起身离开之际，被态度坚决、身体强壮的议员霍利斯和瓦伦丁拦在椅子上，黑仗侍卫被阻拦在门外。霍利斯背诵谏言书的全文，议员们以鼓掌的方式通过。接着下议院四门大开，议员们蜂拥而出。他们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在下院会议厅重聚了。很显然，国王和下议院正式决裂。一个星期后，议会被解散，查理一世开始了个人独裁统治。

第十四章　个人独裁

国王查理一世的独裁统治来得直白又直接，他公开宣布过自己的意图。他说：“我们通过经常召开议会会议已经向人民表明，我们乐见议会所发挥的作用，但是，最近议会滥用权力的行为使得我们必须终止他的活动。如果有人想规定议会会议召开的时间，我觉得那是自以为是。召集议会和解散议会的权力一直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如果人民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以及所有行动背后的意义，如果那些扰乱议会秩序以至于迫使议会解散的人最终伏法，那么我们很愿意重新召开议会会议。”

此项政策需要其他重大举措的配合。首先，必须同法国和西班牙停战。没有议会的支持，国王就无法进行海外战争。实现和平本不困难，法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自动释放了它们在拉罗歇尔和尼德兰抓获的俘虏，这说明它们本没有将英国当作强大的对手。第二个条件是至少要争取议会一部分的领袖支持，在这个问题上一定经过长期的争论。那个时代，几乎人人都想博得国王的恩宠，有人采取的是服从的方式，有人采取拉帮结派搞抗争的方式。国王认为，埃利奥特是冥顽不灵的人物，而亨利·萨维尔爵士、托马斯·迪格斯和温特沃思则是可以争取和利用的人。迪格斯起初甘愿为议会事业抗争到底，后来在国王恩典的感召下很快就改变了初衷。在其余那些人当中，温特沃思是最值得被争取的人。他在讨论《权力请愿书》的时候，态度就比较缓和，在他对国王的抗辩中，人们可以发觉他其实也有倾向国王的意愿。他具有过人的能力与野心，他的影响力足以决定国王所建立的新制度的成败。

因此，查理一世努力争取他的辅佐，甚至在白金汉在世时，这位领袖就做出了明显的缓和举动，既不丧失尊严又极为得体。争取他的支持此时已然成为了独裁统治的必需。这也正中他本人的下怀。他知道自己有着过人的眼光以及能力。他天生是个政治家，急需一个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1628年12月，他被任命为北方事务委员会主席和枢密院成员。从此，他不仅放弃了曾经阐述过的精辟观点，也抛弃了同他并肩战斗过的朋友们。他在国王的恩宠下，在权力的阶梯上平步青云，而他的政敌、曾经长期视他为友的埃利奥特却被冠上藐视国王的罪名，最后在伦敦塔慢慢地死去。现实主义的温特沃思开始考虑另一套说辞，说这种转变也不是突然就发生的。有人认为，他是唯一能促成国王与议会合作的人选。当时人们对国王的恩宠和社会义务的看法不同，我们考虑这些看法时必须有所保留。兰克做过一段正面而尖锐的论述：“英国的政治家们能够把他们在枢密院和内阁里的活动同他们在议会里的行动统一起来，这一点使得他们比其他国家的政治家更加伟大。当然，他们如果不能在议会立足，便无法在枢密院和内阁占据席位。……一位大臣的行动必须同他在议会里的步调一致。这条原则对于杰出人物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发展是极端必要的。然而人民也尚未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原则。从温特沃思的行为里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他反对压制他的政府，只是为了使其个人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又一次坦率地表明，他自然喜欢国王对他的微笑，而不喜欢对他的皱眉。他可以先反对政府，随后应邀加入这个政府，虽然它的政策并没有改变。”所以，温特沃思激起的仇视与碌碌无为的大臣们受到的仇视并不相同。他是“变节的魔鬼”、“堕落的天使”和“议会的叛徒”，无论是其辉煌的政绩还是干练的政治手腕，以及出众的口才和不平凡的品格，都不能使他的旧友饶恕他的背叛。他们可以有十一年的时间来旁观这场政治风云。

萨维尔和迪格斯早就被委以官职，几名反对国王的著名律师也被收买，站到了国王的阵营。温特沃思完全被国王拉拢过去，议会运动的次要人物，有的在国王的狱中遭到迫害，有的像霍利斯、黑兹尔里格和皮姆那样，在抑郁的谪居生活中抒发不得志的感慨。

个人独裁的第三个条件，也是最无情的条件，便是决定一切的金钱。怎么才能筹措到金钱呢？首先必须厉行节约，不能发动战争，不能进行任何的探险活动，也不能发生任何的内乱，国事则必须减少到最低限度，保持稳定。这些都是查理一世新政中必然奉行的原则。我们以二十世纪的角度观察下，从这个专制政权中至少可以看出布赖特和科布登在十九世纪力图达到的目标。这个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再进行海外的探险活动。王室靠着传统税收这项微薄收入节俭度日。在维多利亚时代有一句口头禅说：“传统的税款根本不值得收取。”全国人民通过辛苦的工作积攒起来大量财富，他们的荷包越来越鼓。国内呈现了一派繁荣景象，不会有大的动荡。国王以及文雅尊贵的朝臣们实行着有节制的统治，他们的形象曾出现在梵戴克的画笔下，他们的礼貌和道德为所有人树立榜样。查理一世是一个专制君主，然而是一个没有强大力量作为基础的专制君主，没有任何常备军推行他的命令。宫廷里对宗教分歧比任何地方都要宽容。国王坚信他是根据国内的传统习惯进行的统治。他的法官极力渲染这一点，他的人民也并不否认。如果把这段时间的个人独裁当作名副其实的君主暴政，那么也未免滑稽。后来在克伦威尔的军政统治下，所有的英国人都开始怀念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这一段的平静时期，把它视作祥和安定的时代。遗憾的是，人类寻求的不仅仅是安定。一个人在人生的轨迹上本来可以见好就收，坐享其成，但他的本性驱使他不断前进，其结果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

国王的特权范围是十分广阔的，而且边界并不清晰，他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征税。国王在法官们的支持下，尽力采取各种适宜手段，他不仅征收为人们所熟知的船吨税和每磅税，而且提高了某些项目的税率，他授权专员在收取一定的税金后，批准某一些人的非法土地所有权，并且减轻对土地买卖过程中的欺诈行为的惩治。他对许多未满年龄的继承人的地产行使监护权，并从中攫取大笔收入。他举行加冕仪式的时候，有些人没有应邀前来接受册封，他对他们统统处以罚款。长期以来，出席加冕仪式仅仅是一种形式，而这一次却给国王增加了一大笔收入。查理一世把伊丽莎白女王和他的父亲不顾议会反对而批准的零星专利权加以重新调整。现存的反专利权法案中有许多的漏洞，查理一世因此以更高的要价重新批准专利权。许多专利权被赐给了有大臣和地主参加的财团。实际上，这是国王赐予一些得力的收税者的间接税收。每批准一项专利权，国王就得到大笔的收入，而且能够从每年的贸易活动中获得可观的财富。从专制中获益的人拥护查理的个人独裁，而更多一无所获的人则站到反对立场上，使得反对派的阵营日益强大。人们普遍对伦敦的发展感到不安，包括郊区在内，伦敦的人口有二十多万。住宅拥挤，随时都有发生瘟疫的可能。公众舆论反对建立新的住宅，尽管如此，新的住宅仍旧拔地而起，伦敦和其他的城市不断扩张，国王的专员此时有了新的工作，人们面临两难境地，一是拆毁房屋，二是缴纳罚款。有些住房条件较差的穷人拆毁了他们新建的住宅，但绝大多数人则缴纳了罚款。

这时候，担任爱尔兰总督的温特沃思刚柔并济，使得爱尔兰王国对英国王室的效忠尤甚于任何时代。他解决了部落之间的世仇，恢复了秩序和繁荣。他以爱尔兰人普遍都默许的方式，建立了一支爱尔兰军队，并筹措了一大笔贮备金，以维护查理国王的统治。他在历史上的名誉地位与他在爱尔兰的统治是分不开的。经过七年的努力，他平定了爱尔兰，攫取了大量财富，他没有采取明显的激进措施，也没有诉诸暴力手段，而爱尔兰却成为他手中驯服的工具。

政府由于厉行节约，查理一世在不召集议会的情况下也能够维持其统治。反对势力仍在暗中窥视机会，他们坚持的观点仍旧没有从他们的脑海中消失。但是他们并没有表达出来，也没有一个集中的目标。交通的不便，聚会的危险以及安逸的生活阻碍了他们的行动。如果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发动猛烈的进攻，而他们此时却安于享受各自的生活。英国有很好的地理环境，春夏秋各有美不胜收的景色，冬天人们享受圣诞节的欢愉和其他的庆祝活动。农业和猎狐让每个人都有事可做，从中获取一份慰藉。农产品丰富，物价也相对稳定，劳动阶级的不满已经消失，《济贫法》的执行情况完全体现了博爱精神，普通乡绅无法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但在自己的领地还是统治者。他们通过每季开庭的地方法庭统治着各郡，他们只要做到奉公守法，规规矩矩地缴纳税金，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在这种条件下，议会势力要鼓噪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心中积聚着不满的人，在寻找机会，将人们从惰性里唤醒。

不久，查理一世的律师和爪牙们注意到了多年以来形成的一个奇怪现象。英国有一条古老的法律，大概源自阿尔弗雷德大帝时代，根据这条法律，全国都要承担维护舰队的费用。可是长期以来，只有沿海各郡缴纳了这笔费用。这支海军难道不是在维护不列颠的和平和自由吗，既然是整个国家收益，为什么不由全国承担海军的军费呢？各郡应该同样缴纳海军维护费用，不列颠岛国对人民提出这个要求再正当不过，古老的传统姑且不论，仅仅就这个要求的合理正当性来讲，如果把它交给一个正常运转的议会，也会得到一致通过。然而，内陆郡不缴纳海军军费的做法已经成为了惯例。即使在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大举进攻的时代，伊丽莎白女王也从未改变这个传统。查理一世想要改变现状，从1635年8月开始，他对全国征收“海军税”。

白金汉郡中一名坚决反对国王的前议会议员率先发难，带领大家抗税。他的税款估计不超过二十先令，可是他坚持任何税金的征收都必须先得到议会的批准。抗命给他招致了惩罚，财产被扣押，自己也锒铛入狱。他的名字叫约翰·汉普顿。双方都把他的抗税行为当作一种信号，议会派没有其他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便把汉普顿的案子当作一个工具，希望引起全国的关注，而且不吝惜有人主动牺牲，希望以此给沉寂的社会一点刺激，他们希望人民对国王专制表达自己的不满。另一方面，王室由于自认为税收合理而备受鼓舞。汉普顿的案子因此在当时造成了极大反响。在里斯伯勒王子城有一座方形尖塔，上面刻着他大胆的主张：内陆郡和皇家海军毫无关系，只有议会下令他们缴纳“海军税”，他们才会服从。结果王室获得胜利，法官们的判决不无道理，并没有明显地曲解法律。可是国内却民怨沸腾。1637年，最终收缴了百分之九十的海军税，而到了1639年，这个收入降到了百分之二十。各地的乡绅从安逸的生活中警醒，重新高喊《权利请愿书》中的口号。

单单凭借这些活动并不能激发足够的民怨。议员们懂得，把问题局限在法律问题上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继续煽动宗教情绪，把它当作将英国人从政治冷漠中唤醒的工具。这个时候查理一世身边的昏庸军师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他是个虔诚的英国国教信徒，坚决反对罗马教廷和日内瓦教派，是脱离加尔文派运动的领袖。他渴望参与政治，是已故白金汉伯爵的亲密朋友，据说他是白金汉几次成功演说稿的实际起草人。在宗教问题变得棘手的时候，他毅然放弃了牛津大学的学术工作，登上了政治的舞台，进入了枢密院。伊丽莎白女王的国教依赖国家，教会单凭自身是无法应对各种危机的。国家和教会因此结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即国家承认教会的财产，教会宣布服从国家的政策以及国王的神圣权威。

劳德并不是这种关系的缔造者，但他努力加强这一纽带，但只是时机不对。他的革新里有一项是用栏杆把圣坛隔开，重新强调宗教仪式和教士们的尊严。教士与信徒们的关系日益疏远，教会的权力不断扩张。国王的宗教观点和他的政治主张是同步发展的，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劳德还为国王开辟了新的财源。根据伊丽莎白时代的法令，每个人都必须到教堂去进行礼拜。至于内心是否虔诚，则无关紧要，但形式上必须要信仰国教。这个制度逐渐松懈下来，有些人干脆不去参加礼拜，另外一些人甚至对此事心怀不满。此时，英国各地的人们突然因为没有参加礼拜而被带到法庭，每次被罚款一先令，一般人都知道其中的玄机，这并不是值得律师和法官花力气的严重问题，而是带有愚民性质的蹩脚规定。早已被惹怒的清教徒认为这是宗教迫害，他们不禁议论起史密斯菲尔德的火刑，认为依照目前的形势，必然走向那样的宗教迫害。在国王危机重重的时刻，多年来经过不断怀柔政策安抚的议会派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普林和他的清教徒作家在特别法庭上受审，被处以枷刑、烙刑和割耳的刑罚。这对国王查理的政府而言，不过是一个不算严重的污点罢了，它同不久之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出现的其他政府相比，还是相对宽厚仁慈的。
[2] 其实，纵使放任其发展，英国也未必会发生大的叛乱。动乱的发源地反而是斯图亚特王族的故乡，查理一世出生地苏格兰，星星之火，足可燎原。劳德对这个北方王国的宗教现状感到不满，说服国王采取措施加以改善。苏格兰人必须拜读英格兰的《祈祷书》，同英格兰兄弟保持步调的一致。

国王除了计划在岛内统一所有的宗教仪式外，还有世俗和物质的目标。他的父亲詹姆斯国王生前在苏格兰恢复了主教制度，试图以此约束频频发难的长老会。詹姆斯还巧妙地支持了苏格兰贵族反对苏格兰教会的运动。查理刚刚登位，便颁布了一项法令，企图剥夺贵族自宗教改革以来，所获得的教会土地，这致使贵族离心离德，更紧要的是，他决意改革已经落入贵族腰包的什一税，以减轻小地主们的负担，增加牧师们的薪水。他甚至计划加强苏格兰主教的权力，从而遭到了苏格兰贵族坚决的抵抗。而另一方面，作为国王代理人的苏格兰主教在地主和教士那里越来越不受爱戴。为了支持苏格兰主教，宗教法有了新的阐释，其中强调了国王的权威。新的《祈祷书》在伦敦起草完毕，以统一苏格兰的宗教活动。1636年颁布了这些《祈祷书》，然而谁也无法预计这将带来何种后果。

查理和他的谋士们并非要与新教教义作对，更不会转向天主教，他们想维护新教中注重仪式的那一派别的观点。他们强调国王的权威，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宗教仪式，尤其是完善了圣餐制度。在此过程中，他们同贵族的物质利益、各阶级的宗教信仰和苏格兰民族的独立精神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苏格兰人普遍感到不满，迅速反弹。他们自己认为，同时也被其领袖们灌输，英国国王最终将迫使他们屈服于罗马天主教，这是灾难性的一步。他们怀着强烈的不信任感仔细地阅读了《祈祷书》。不禁质疑起来：国王娶了一个身为天主教信徒的王后，王后本人在自己的小教堂里崇拜偶像，天主教在英格兰全国获得了默许，对新教的地位产生了威胁。那么英议会不会同罗马重新建立起联系？

1637年7月，苏格兰政教界的上层人士于爱丁堡的圣贾尔教堂聚会，准备首次郑重其事地朗诵新的《祈祷书》。许多牧师和无数的信徒从苏格兰各处来到爱丁堡。当教长准备朗诵新《祈祷书》的时候，骚动和谩骂掩盖了他的声音。一名下层的妇女甚至用脚凳，去追打这位衣冠楚楚的伪君子。整个仪式变成了一场闹剧。爱丁堡这座古老的城市一下子群情激愤，主教和国王的权威在这里受到了挑战。爱丁堡藐视王权，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这座古堡的沸腾。查理一世为此大感惊讶。他力图说服苏格兰的臣民们，他本人是仇视天主教的，并且有意修改新的《祈祷书》。这些尝试均告失败。只有立即废除这部令人生厌的《祈祷书》才是最行之有效的举措。可是国王没有收回新《祈祷书》，双方仅仅就一些枝节问题开始了长期的谈判。国王不断地退让，而苏格兰的愤怒情绪却并未减少。在长期的争论与法律方面的争端下，一场规模更大的骚动拉开了序幕。苏格兰人策略性地在律师的指导下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至此，国王才不得不收回了新《祈祷书》，但为时已晚，一场骚乱已然发动起来，它推动着苏格兰人不断前进，他们仍旧效忠于国王，将斗争的矛头直指主教们。查理一世最终放弃了原先的初衷，但它已经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1637年的整整一年里，国王一直考虑使用武力解决危机，但其表面上还是一再让步，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自己的失误。同时，苏格兰民族正在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向教会和国王发起了挑战。

1638年初，苏格兰人放弃了请愿书，同国王签订了一项协议。这协议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主要是重申了五十年前詹姆斯六世统治下人人接受的宗教政策。那时候，欧洲大陆的宗教战争不断，人们反对罗马教廷的权威和种种弊端。如今，这个协议成为了全国团结在一起的神圣纽带。所有在协议上签名的人宣誓保证“坚持和保卫上述的真正信仰，未经过最高宗教会议和议会审查批准，不得对宗教活动进行任何的改革”。他们当中最弱者的遭遇同所有人息息相关，1638年2月28日，爱丁堡的一个黑衣修士教堂宣读了这个协议。萨瑟兰伯爵第一个在该协议上签名，随后有许多重要人士也签了名。他们身不由己，被大众的情绪推动着。教堂里有许多人以血签名。一份份复制的协议书几乎散发到每个城镇和村庄，以便民众签名。这个协议体现了一个民族宁死也不屈服于罗马天主教的坚韧不拔，国王查理是这场风暴的始作俑者，然而，他完全未曾预料到会有如此结果。

查理一世将汉密尔顿派往苏格兰之前，同他进行了一场重要的谈话。查理告诉汉密尔顿，如果妥协失败，他可以调动军队镇压叛乱。汉密尔顿询问“如果当地没有足够的军队怎么办？”查理回答他“那么就从英格兰增派军队。我将率军亲征，宁可牺牲，也绝对不允许王权受到藐视”。查理描述的这种局面竟然不幸成真，苏格兰宗教会议藐视国王的权威，它要解决宗教纠纷，而此时已落入世俗力量的控制之中。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废除主教制度。查理国王下令解散宗教会议，而它则决定设置常设机构。它做出这一决定的时候，完全不计后果。苏格兰宗教会议在1638年11月不顾钦差大臣的要求，拒绝解散。人们一度将这次行动与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首次反抗国王意志的行动相提并论。这两起事件的经过以及背景毫不相同，但它们由一系列因素导致了相同的后果，即处决了国王。

未能完成任务的和平使者汉密尔顿回到白厅，为自己向国王提出的绥靖建议而不断忏悔自责。现在他表示应该采取严厉的措施。枢密院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有人不解“为什么要对效忠于国王的民族发动战争呢？没有金钱与军队，也没有英格兰全体支持，靠什么来发动战争呢？更主要的是，查理的大臣们看到了苏格兰叛乱对英格兰的局势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英格兰的局势表面平静而内在紧张。倘若苏格兰的骚乱不断升级，将如何收场呢？国王依靠法庭的协助，已经在不召集议会的情况下统治了十年，虽然也遇到过麻烦，但尚可行使有效统治”。可是北方的苏格兰竟然公开藐视国王的权威。劳德在英格兰同身在爱尔兰的温特沃思保持经常性的联系，此二人都主张尽快镇压苏格兰的动乱。这个主张最终占据主导，查理一世和苏格兰双方都已经开始为战争做起了准备。

查理一世开始调动军队，枢密院考虑调集温特沃思的爱尔兰军队，甚至打算雇佣西班牙的军队。它们计划从西班牙雇佣两万步兵作为主要战斗力量，再将来自苏格兰东部高原的大量亲英格兰分子编成一支军队。然而，苏格兰的反对派也可以寻求国外的援手，且力量更为强大。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指挥的一些苏格兰军队在德意志立下了赫赫战功，使得苏格兰拥有了无比强大的军事潜力。亚历山大·莱斯利在三十年战争中晋升为陆军的统帅，他感受到来自祖国的召唤，应该回到苏格兰为伟大事业而战斗。对他来说，新教信徒同罗马天主教会的这场斗争，苏格兰是侧翼战场。苏格兰对她的海外武士发出的召唤颇有号召力，数以万计的人回到苏格兰，其中有训练有素的士兵，也有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不断锤炼、指挥经验丰富的军事家。他们立即成为一支正规军的中坚力量，他们当中产生了精明富有才干的参谋人员和运筹帷幄的指挥官。苏格兰贵族仰慕莱斯利已久，佩服他的军事才能，听从他的指挥调度。贵族间也放弃了过去的一些龃龉。数月后，英格兰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而苏格兰却已经组建了不列颠岛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军事素养极高，有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尤其重要的是，它有着强大的宗教狂热。教士们身佩刀剑，手提马枪，以他们的布道配合教官的训练。士兵们排列成一排排，虔诚地祷告，唱诵圣歌。总的来说，不管是宗教还是政治方面，他们言行都是谨慎的，仍旧尊敬国王，有的甚至还欢呼他的名字。可是他们的战旗上写的口号却是“为基督的荣誉而战、为协议而战”。苏格兰的反抗阵营在坚定的信仰中诞生了，1639年5月，这支约二万人的强大军事力量抵达苏格兰的边界，准备迎战查理及其谋士组织起来的软弱无力、缺乏战斗精神的军队。

从一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查理国王的军队并不希望与苏格兰一战，与此相反，和谈却开始了。6月18日，双方签订了所谓的《贝利克合约》。苏格兰人答应解散他们的军队，归还攻占的城堡。查理一世同意在同年的8月召开宗教会议和议会会议，这两个会议今后会定期举行，前者处理宗教事务而后者解决世俗的问题。但查理一世拒绝承认格拉斯哥宗教会议通过的条约，因为其藐视了国王的权威。不过，查理也同意暂时废除主教制度。他制定新的《祈祷书》时所持的乐观期待，到头来变得如此不堪。其实，查理一世同意签订和约，不过是他的一个缓兵之计。苏格兰反对派很快就识破其诡计。于是独立精神再次感召苏格兰上下，人们由于归还了城堡而深感被欺骗，为解散苏格兰军队而深感不安。汉密尔顿重返苏格兰之时，苏格兰已是一片愤怒的海洋。1639年8月底，在爱丁堡召开了苏格兰议会，要求国王的枢密院对议会负责，国王任命驻军指挥官，尤其是要塞指挥官时，也要听取议会的意见。议员们抨击财政部的权力过大，尤其不满货币管理工作，当时的货币不断贬值。他们甚至提出了官员的授勋也由议会的意愿决定的要求。这些要求摆到台面上后，汉密尔顿只能用休会的方法进行拖延，最后宣布闭会到1640年6月。苏格兰议会闭会期间，选出了代表委员会，成为了事实上的苏格兰政府。

在西欧纷繁复杂的形势下，苏格兰人不仅是新教运动的积极力量，也是法国人反对奥地利西班牙联合势力的同盟。他们认为国王退居孤岛的中立外交政策有利于天主教。苏格兰人试图恢复同法国的亲密盟友关系。到1639年底，查理一世发现北方业已存在了独立运作的国家和政府，这个国家和政府在表面上仍奉他为国王，但实际上已经在内政和外交上独立自主。这种做法不仅有损国王的权威，也威胁了国家的版图完整。查理一世已经感受到战争的紧迫必要性。可是他依靠什么力量进行这场战争呢？

汉密尔顿从苏格兰回来以后，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如果按照国王的意志，钱从哪来？没有议会，怎么能筹集到这笔款项呢？”温特沃思被召回英格兰，以加强枢密院的力量。他在皇宫内的威望很高，因其将倾向于天主教的爱尔兰恢复了秩序，还使得爱尔兰人普遍效忠国王。这位总督在爱尔兰实行开明专制，在当地建立并训练出了一支八千人的爱尔兰军队。他自信可以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实行独裁统治，因此在不列颠姐妹岛上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彻底”是他的信条。我们无法断定，他如果成功，还会在独裁的这条路上去往何方。他极力主张对苏格兰开战，希望挑动起英格兰人对苏格兰人的历史宿怨。他希望再次赢得弗罗登战斗般的大胜，随时准备把他的爱尔兰军队投入到对苏格兰的战斗中。

在这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英国国王本来可以继续实行在欧洲大陆逐渐形成的专制制度，可是形势却发生了变化。查理国王并不想违背法律传统，因其本人对法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国王尊重教会和国家的传统，而冷酷精明的投机分子、个人力量伴随危机不断强大的温特沃思则缺乏尊重传统的精神。他清楚地认识到，国王的岁入根本不足以维持这场战争，于是他得出结果，必须要召集议会。他过于自信，认为下议院会比较容易驯服，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根据他的判断，一个重要的进程开始了。将近十一年的个人专制统治后，查理一世发布了召集议会的命令，英国各地开始了选举。议会同国王进行的举世闻名的斗争之幕就此被拉开。议会派虽然没有施展的舞台，但也没有一刻停止过活动。他们在比较开明的专制下，牢牢地控制了全国许多地区的统治权。突然的选举活动，使得他们很快就组成了新的议会，在上届议会失败的地方重新燃起了斗志。并且，当时他们再一次将1629年议会所提的问题摆上台面时，已经压抑了十一年的仇恨已然无法抑制。国王只好妥协地将他轻蔑赶走的那些势力又请了回来。由于时过境迁，议会的成员有所变动，上届议会的成员只有四分之一继续留在本届议会中。埃利奥特已经死于伦敦塔；温特沃思已然成为了斯特拉福德伯爵，并且被任命为首相。在重新当选的上届议员中，有一个人地位显赫，能力出众，学识渊博，且伺机寻找一雪前耻的机会，这个人就是皮姆。后来被称为“短期议会”的这一届新议会，一经建立，皮姆便成为了核心。他的同时代人克拉伦登在评论他时写道“他看出了政府错误所在，而且懂得激化这些矛盾”。他在一次长时间的精彩演说中重新陈述了主要的危机和种种弊端。查理国王以及其谋臣斯特拉福德伯爵和劳德并未从新议会那里得到援助，相反，他们听到的尽是不满的呼声。他们意气用事地在数日后便解散了议会，此举直接把英格兰引入更加激荡的政治漩涡中。

召集议会的权宜之计无法顺利进行下去了，斯特拉福德伯爵因此又重新奉行起了“彻底”之信条。苏格兰的军队在边境集结起来，而英格兰只能以一支松散的军队迎战。军队投入战斗需要金钱，而且需要正当的理由，当时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许多贵族为查理一世提供捐助或者贷款，以保卫英格兰王国。英格兰的天主教信徒尽管处于劣势，受到了压制，但仍旧感念国王的恩典，也慷慨解囊。他们的捐赠是秘密进行的，但是这微小的数目对于战争的耗费来说，只能算是杯水车薪。

斯特拉福德伯爵想把他的军队从爱尔兰调集来，但枢密院担心影响甚广，不敢贸然行事。他以北方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约克将贵族们粗暴地训斥了一顿，可贵族们仍旧是无动于衷。不久，苏格兰人有序地渡过了特威德河。骑兵站在上游减缓水势以协助步兵过河。他们一直推进到泰恩河才遭遇了战斗。两支军队像签订《贝里克和约》以前那样对峙。苏格兰指挥官因看到了英格兰各地风起云涌的议会运动和清教徒运动而备受鼓舞，而皮姆则处于两个运动的联合中心。又过了数日，两支部队仍旧只是对峙，一日清早，一名苏格兰骑兵在河边饮马时距离英格兰哨兵太近而被击伤。苏格兰军队发动猛烈攻势而英格兰全线溃败。当时有人讽刺道：“从来没有哪只军队在少数敌人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英格兰士兵为自己辩解道，他们的逃跑不是出于惧怕，而是自己本就不满于没有军饷。苏格兰军队势如破竹地一直推进到纽卡斯尔城下。这时苏格兰的将军们宣称他们是为整个英国的自由而战斗，呼吁所有拥护议会和清教徒事业的人给予援助。有人直接告诉纽卡斯尔的执政官，这座城市已经快被攻克，听闻此语后，城门竟然被打开了。当时斯特拉福德伯爵正在约克积极组织防御，寄希望于英格兰人民知耻而后勇，重新振作民族精神。他还希望可以获得枢密院的多数支持，调动爱尔兰的军队，但这些都已经没有意义。

正在伦敦开会的贵族们要求国王召集上院贵族开会，不让下院议员参加。这样的会议几百年不曾召开过，而应对当下的危机需要这一会议。国王同意了召开这个会议的要求，但是贵族会议的作用仅仅是建议召开议会，国王一己之力不能保卫英格兰，只有议会有能力将英格兰从苏格兰的铁蹄下解救出来。此时的国王不再意气风发，他尝尽失败的痛苦。国王的宿敌正在密谋彻底地消灭他，最终他们实现了这个目的。他们建立了一个党派和阵营，用以消灭任何他们试图打击的目标。

第十五章　议会暴动

来自各个方向的反抗迫使国王查理一世不得不勉为其难。苏格兰的军队侵占了达勒姆和诺森伯兰。他们的领导人同英格兰的议会派和清教徒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所提出的要求不仅对苏格兰，同时也对英格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格兰的军队并没有切断通往伦敦的海上运煤航线，而是在侵占地区大肆劫掠，查理一世无力抵抗。斯拉特福德自以为靠一己之力可以守住约克郡，但是他的能力也仅此而已。枢密院建议同苏格兰人展开和谈。苏格兰提出在其要求得到满足之前，每个月英格兰要支付其四万英镑的费用，作为苏格兰在英格兰驻扎军队的军饷。经过协商，最终这个数目减少到每天八百五十磅。于是，双方休战，对战双方在下一轮谈判之前的费用全部由王室提供，而此时的王室早已囊中羞涩。“主教战争”就此终结，而真正的战争尚未开始。

全国各地都要求召开议会。而至少一半上院的议员此时尚未离开伦敦，同皮姆关系密切的贝德福伯爵带领一部分人拜访了枢密院，提出了召集议会的建议。他们甚至暗示，可以撇开国王，单独召集议会，假使国王不同意签发召开议会的命令。王后以及身边的幕僚们赶紧给国王去信，也认为召开议会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国王本人也同意这个意见。在这段时间里，他个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意识到不得不修改他的王权理论。他同意召集议会，表示采纳建立国王与民众新型关系的要求。

召集议会暂时缓和了紧张的局势，议员的选举活动有效分散了各派势力的狂热。那些对国王不满的上院议员也支持要伦敦金融界缴纳款项的提案，并且愿意充当担保人，伦敦金融界才同意在议会开会期间缴纳五万英镑，用于支付在英格兰北部的苏格兰占领军的军费，并谨防英格兰军队的哗变。

连续不断的大选是挑动人们神经的良策。每个人都满意地推杯换盏。这次大选的组织工作不如苏格兰的1639年选举，不过当选派系还是游走各地，为他们的支持者鼓劲。查理一世也向支持他的当选贵族呼吁，并得到了一些回应。有些地方出现了四五个候选人竞争的局面，但总的局势对王室并非有利。1643年流传的一本小册子上写道：“当选的人不需要有任何长处，只需反抗的精神即可。”在上一次的“短期议会”的四百九十三名议员中，有二百九十四名再次当选，占总数的五分之三。新当选者几乎都是反对派，那些著名的反抗领袖全部当选。新一届议会中实际支持国王的人，还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

1640年11月3日，英格兰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届议会开始运作，它的会期较长，在历届议会中排名第二，它的生命力来自于政治和宗教两方面的压力。召集这届议会是当时社会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比都铎王朝专制统治更为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在策略上，这次议会利用了苏格兰对英格兰的军事威胁。当苏格兰的军队领袖和教士到达伦敦时，他们获得了人们的欢迎，这令他们非常惊讶。英格兰人将他们视作救星。苏格兰人发现在议会里，有些朋友比他们更加痛恨主教。谈判绵延数周，一切费用均来自王室，可是只有议会有支付能力。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种势力相结合，再一次提出了对业已存在了几百年的行政和宗教制度进行改革。詹姆斯一世继承英格兰王位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位合二为一。现在这两个王国的主要力量汇聚一处，为着共同的目标而进行斗争。这是詹姆斯和他的继承者查理未曾预料的。这些力量像火炮里的炸药，而炮口对准了国王以及他的谋臣。

在国王的这些大臣中，最遭人记恨的是斯特拉福德。下院领袖皮姆和汉普顿迅速获得了满腔怒火的议员们的拥护，议员们要先发泄不满，才考虑拨款问题，国王对此无法提出异议。只有发泄报复，才能平息议员们的不满。斯特拉福德掌握了皮姆等人同苏格兰军队暗通款曲的证据，只要国王签发命令，就可以将他们以叛国罪论处。据说斯特拉福德准备将此公布于众，但是皮姆却先发制人。议会的愤怒，暂时被搁置的嫌隙以及拼命压抑着的各种不满，如火山喷发般直指“可憎的伯爵”，这在英国历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1月11日上午，圣斯蒂芬小教堂四门紧锁，钥匙置于桌上，外人无法进入而议员们也无法出去。傍晚的时候，皮姆和汉普顿带领着三百名议员，携着弹劾斯特拉福德的文件进入上议院。而伯爵此时已经奉命回到伦敦，那天上午他刚刚受到了来自上议院的礼遇，让他觉得风向有了转变，便又回到议院，可是此时一切都不一样了，迎接他的是一片指责。有些人喊道，他不能参与问题的讨论，必须离场，伯爵只好照办。不到一个小时，这位权倾朝野的大臣就成了犯人，跪在被告席上听候贵族们的裁决，这一转变使得他自己以及在座众人都很震惊。黑仗侍卫卸下了他的佩剑，将他逮捕。他穿过人群走向黑仗侍卫的看守所时，受到众人的横眉冷对。他的垮台在猝不及防这一点上，堪比历史上的罗马皇帝提庇留的佞臣塞扬努斯。

国王的宠臣无一幸免。劳德大主教在上议院受到弹劾，他被剥夺了辩解的机会，又从水路押送伦敦塔。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温德班克爵士和其他一些人逃亡欧洲大陆。掌玺大臣约翰·芬奇爵士离开他的上院议长席位，身着官服，用刺绣的袋子携带着国玺来到下院为自己辩护。他字字珠玑，骚动的议员安静地听他讲话，可这也只能为他的逃亡争取一点时间。这一切都是愤怒的下议院一手促成的，他们有伦敦市民的支持，同时有远方苏格兰军队这一后盾，还得到了上议院贵族的赞同。

在我们眼中，清教徒的抗争都是有节制的。而此次斗争的双方都怒火中烧，手段残酷，不仅议会的议员间彼此反目，想方设法把对方送上断头台，伦敦的居民们也彼此渐生嫌隙，甚至大打出手。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尊重法律以及人的生存权。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暴力得到有效的抑制，即使升级为内战的时候，人们仍旧遵守法律，使得人们表达自由意志的过激行为不至于演变为历史前后都发生过的那些野蛮暴力。

下议院被人们的恐惧心理和各种谣传所困扰。它谨慎支付苏格兰军队的军饷，因为此时真正物资短缺的是英格兰的军队。关于军队哗变的谣言不胫而走，皮姆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利用这些谣言，至少可以恫吓议会，这些谣言便有价值。下议院多数议员咄咄逼人地要求废除主教制度。已经成为英格兰北部实际控制人并且有能力左右伦敦政局的苏格兰人企图建立长老会制度。局势急转直下。由一万五千人签名的请愿书被提交到议会，要求彻底废除主教制度，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多数议员的赞成。但是，这时出现了有实力的对垒阵营。有七百名教士签署了另外一份请愿书，建议把主教的权力限制在宗教事务范围内，并且在该范围内对他们的权力进行进一步的制约，但这仅仅是一条保障措施，但沿着此项规定，可以建立一支捍卫主教制度的军队。众所周知，查理国王坚决要求保留主教制度的原因在于，他认为该制度从十二使徒开始就是基督教信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的主教制度始于圣奥古斯丁时代，亨利八世同罗马教廷决裂后，也没有打破这一传统。查理一世坚决要保留主教的权力，但反对派却认为这是一切危险的根源。在这场宗教斗争中，双方都是基督徒且都信奉新教，分歧之处在于教会统治的方法。双方各自都绝不退让。政治上的斗争即反对个人专制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在宗教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皮姆看到了这一点，便决定推迟最终的辩论时间，将两份请愿书共同提交给专门的委员会。

对斯特拉福德的审讯也在同时展开，但即使根据对法律的不同解释，也很难给这位民怨沸腾的大臣定罪。显然，斯特拉福德是现阶段人们争取胜利的大敌，也是人民权利与自由的敌人。可是要以通敌叛国的罪名定罪又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威斯敏斯特宫内的木制审判台上，列席着贵族、政治家和教会上层。大厅里三分之一的空间被围观人群占据。国王携王后每日出席，坐在他们的专座上，希望亲临现场可以将可能的迫害降到最低。斯特拉福德出色地为自己进行着辩护，他每天清早先向审判长行礼，然后向上院议员们和围观人群鞠躬，他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顶住了各项对他的指控，并且成功驳斥了所谓的累加叛国罪。即一些错误行为相叠加最终构成叛国大罪，他认为弹劾者的错误就在于此。他着重指出了英国的自由原则：“没有法律规定，就无所谓犯罪。”他到底触犯何罪呢？其凭借着自己的口才，或者如他的政敌所指控的那样——演戏的本事，影响了围观群众的看法和他们的感情，查理一世不断游说上议院，为了能救出斯特拉福德，他不惜做出任何让步。国王已经向斯特拉福德保证，他不会失去生命和自由。包括所有显贵的夫人们在内的观众，渐渐流露出了同情，上议院的议员们也为之动容。到了审判的第十三天，斯特拉福德有了乐观的前景。

皮姆和他的伙伴们此时使出了一个撒手锏。枢密院亨利·文爵士的儿子是反对派中的活跃分子，他做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偷出了父亲保存的1640年5月5日枢密院秘密会议记录。经过动荡年代之后，他为自己卑鄙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记录上有斯特拉福德的这样一段话：“只要权力允许，就可以采取任何措施，他们拒绝了，而你该为上帝和人类尽责，你在爱尔兰有一支军队，可以把这支军队调来征服这个王国，请保持信念，英格兰一定坚持不到五个月。”

下议院想用这句话为斯特拉福德定罪，因为他鼓吹用爱尔兰军队征服英格兰。根据当时的背景，这段话似乎是针对英格兰的。那时，苏格兰正在进行反对国王的叛乱，枢密院秘书亨利·文爵士反复确认了记录，但是却说不出或者不愿说出这里的“王国”到底指代什么，其他的枢密院官员受到盘问时均称不记得这段话，不过他们还宣称，当时谈论的是如何征服苏格兰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征服英格兰，他们从来不曾知道有任何人要把爱尔兰的军队用于苏格兰以外的地方。可能人们会有这样的联想，这支爱尔兰军队在苏格兰战场取得胜利，就会被派往其他地方，然而这并不是当时争论的焦点。斯特拉福德为自己辩解道：“如果枢密院成员没有完全理解甚至误解了某人在枢密院的发言，这一发言竟然构成犯罪，那么，产生的后果就是今后没有人再敢向国王进言了。”律师们表示赞同他的说辞，毫无疑问，他已经赢得审判的胜利。

下议院的议员们遭受挫折，誓要找出新的证据。而斯特拉福德要求说，如果允许他们提出新的证据，自己同样拥有此权利。上议院对他的要求表示同意，而下议院中却有人高喊退场。随即人们全部涌入圣斯蒂芬小教堂，重新锁上大门。难道英国自由的公敌就要逃脱法律的制裁么？他们深知斯特拉福德是他们的敌人，因此要把他置于死地。他们试图不通过审判途径而直接通过议会给他定罪。皮姆和汉普顿并没有直接起草这个建议书而是授意他们的一个追随者提出这个建议，此做法还以场外愤怒的暴民为后盾。上议院不采纳下议院的提议，明显地同情于斯特拉福德的遭遇。因斯特拉福德的自我辩护对他们的触动很大：“议员先生们，这是我目前的不幸，也永远是你们的不幸……如果你们不凭着自己的智谋去防微杜渐，我的血就为你们的灭亡铺路。今后惯于进行这种迫害活动的博学绅士们也将对你们下毒手，而你们的朋友和律师不能帮助你们，敌人出来作证，但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事情的后果，或者罗织罪名把你们的言论、意图定为叛国罪，那么你们本人，你们的财产和后人都会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请各位先生们考虑，这些危险的做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些先生们声称他们在维护国家的利益，反对我的独断专行，可是请让我说明一下，我也在维护国家的利益，反对他们无所顾忌的叛国罪行。如果授予了他们这项特权，如果你们和你们的后人被这些人摒除于国家大事之外，国家和国王都会受到伤害。而我本人，如果不是为了大家的利益，不是为了我过世的妻子和她留下的孩子，我就不会苦苦支撑到如今。我希望大多数人可以理解，我以我的遭遇表达了我对上帝、国王和祖国的忠诚。可是我不得不在这个时候忍痛离开我的家庭。”

1641年4月21日，下议院以204票对59票通过了死刑判决书。在投反对票的少数人中，有原来反对国王的代表人物迪格比勋爵。他以过人的睿智试图反驳自己的同僚，但是最终无果，反而被质疑是一个叛徒，这引起一阵骚动。楼上的一块木板发出了破碎的声音，人们以为是炸药爆炸。五十九名投反对票的名单逐步扩散出来，他们被指控为保护叛徒的罪人。每天都有许多人封锁通往议会的道路，气氛日益紧张。上院议员们被人指责为斯塔拉福特开脱，他们被这种狂热的气氛震慑了。奥利弗·圣约翰在上下两院全体会议上要求处死斯特拉福德时，不仅提出了法律上的根据，还提出了革命性的主张。他说，议会和低级的专门法庭不同，不受现有法律的约束，有权根据形势的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它唯一需要关注的是人民的利益。它是一个政治机构，代表从国王到乞丐的所有人，可以为全国的利益同单个人做斗争，甚至剥夺其生命。当时有一种传统，认为只有法律存在，才能谈到犯罪的问题，没有法律规定也就无所谓犯罪了。对于企图推翻所有法律的人来说，这个传统已经不适宜了。圣约翰说：“打碎狐狸和狼的脑袋，不算是残忍或者不合理的行为，而为了保护兔子，养兔人诱捕其他猛兽也是合理的。”

斯特拉福德听到这一派说辞便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他将双手举过头顶，似乎请求上帝的怜悯。在参加审判的上议院议员中，只有一半敢于投赞成票，处死斯特拉福德，以人数的优势最终定了他的罪。他们意识到，如果放走了斯特拉福德，国王就会依靠他继续同议会作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之子、心怀怨恨的埃塞克斯伯爵冷酷地说：“大势已去，树倒猢狲散。”

在其他地方可能还尚有一线希望。国王试图将伦敦塔和在押的斯特拉福德控制起来，但是守卫伦敦塔的威廉·鲍尔弗爵士紧闭大门，阻止国王的进入，而且也轻蔑地拒绝了斯特拉福德的大笔贿赂。要求依法处决斯特拉福德的呼声响彻伦敦街头，几千名暴民聚集在王宫前，其中有人携带了武器。议会里也有人扬言要弹劾王后。

这是查理一世这一生最大的危机。他此刻关心的问题不再是斯特拉福德，而是国王的权威会否一并覆灭。他求助于主教们，主教中除了两人外，都向国王提出了忠告，他必须把自己作为普通人和国王这两者的感情区分开来，但是，真正使国王得到解脱的是斯特拉福德，其在上院投票表决之前给国王写了一封令人赞叹的信，他请国王不要因他个人而许下危及国家和王权的诺言。查理最后不得不让步，并为此抱憾终身。他批准了死刑判决书。他经受着良心的拷问。他在放弃国王权威的第二天早晨，派年轻的威尔士亲王去请求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在场的议员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甚至拒绝给斯特拉福德几天时间来安排后事。

刑场上聚集了无数围观者，人数之多是岛内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斯特拉福德慷慨赴死。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身负政治才能，怀抱万丈雄心。他通过议会攫取了权力，依靠国王的宠信而得以独断专行。他建立了自己理想中的制度，并使其为自己的意愿服务。对他进行审讯和判处死刑的人将无法洗清罪恶，因为他们处死了一个无法以法律定罪的人。不过，如果斯德拉福德继续施展抱负，那么英国的自由之窗还要继续关闭多年。

在斯特拉福德受审和被处以极刑一系列事件的打击下，查理做出了许多的让步。《三年法案》规定至少三年召集一次议会，必要时可不经国王而单独开会。这项法案彻底结束了国王的专制统治。船舶吨位税和每磅税每次批准后只能征收一次，同时，议会取消了造船税，因抗缴该税而受到惩罚的人也得到了补偿。查理无奈地批准了这一切。此外，他也完全屈服于另外一项政策，该政策旨在防止本届议会不合时宜地解散，如果它自己主动解散，就另当别论。查理在批准斯德拉福德的死刑判决书的同天，批准了该政策，其实质已经成为了一项法令，即议会将长期存在。这届议会也被称为“长期议会”。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怨的改革方案。法官们以前只能靠屈从于国王才能保住职位，而现在必须秉公执法才能保住乌纱；亨利七世为了约束贵族而建立的星室法院后来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也在此时被取消了，推行宗教统一的最高宗教法庭也一并取消；枢密院的权力被严格控制在一个有限范围内；《权利请愿书》中提出的个人权利，尤其是个人不应遭受肆意逮捕的权利最终得到了保障。国王批准了上述决定。他意识到自己过去过分的独裁，从此便放松了紧握的权力。斯图亚特王朝从都铎王朝继承的整个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世事难料，以前不管英格兰人如何以坚韧、粗犷、顽强品格，不断开拓稳固的立脚点，从斯特拉福德身首异处那天开始，一种保守主义倾向占了上风。这种倾向虽然只存在于一些人当中，却在全国各地表现出来。国王在议会中曾经是孤立无援的，因其身边有人人憎恶的权臣，而此时人们越来越同情他，假如任由这种同情发展下去，国王可能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清教徒极端的狂热，向英国国教发起进攻，同苏格兰人连成一气，这也引来了极大的敌意。在这场角逐中，势单力孤的王室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它通过耐心巧妙的努力，可能会恢复一些往日的荣光，即使不如当年那般强大，也会取得更加牢固的地位。从此，斗争的双方不再是国王同人民，而是两大派别，他们的斗争一直持续到现在。二十世纪初，人们还能够厘清自己的祖先在这场斗争中是属于那一方阵营。

国王认为同苏格兰的缓和可以为他的统治带了新的希望。驻扎在北方的苏格兰军队同威斯敏斯特宫内的清教徒互相扶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查理一世决定亲自到苏格兰去，在爱丁堡召集议会。皮姆以及其追随者对这个计划无法提出异议，温和派则赞成这个计划。查理的秘书、睿智的爱德华·尼古拉斯爵士写道：“如果国王能解决同苏格兰的争端，那么英格兰国内的一切争端也将随之得到解决。”于是，国王欣然前往苏格兰。至此，当初颁布新的《祈祷书》时，提出的将苏格兰和英格兰政教两方面都统一起来的设想，此时已经遥不可及。查理一世不得不接受他过去所厌恶的一切。他争取苏格兰反对派的支持时，虔诚地聆听布道，效仿苏格兰教会的教徒，咏唱圣歌，同意在苏格兰建立长老会制度。可是查理的这些行为都是徒劳无益的，苏格兰的亲国王一派计划绑架反对派领袖阿盖尔侯爵，不过失败了。苏格兰人因此指责查理参与了这个计划，对他的敌意根深蒂固。国王不得不失望地返回英格兰。

本已经动荡的局势，又出现了新的危机。斯特拉福德被处死后，他在世时曾经压抑的一切力量全部迸发出来。以前对他唯命是从的爱尔兰议会，此时也立即表达了对斯特拉福德统治的不满。同时，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凯尔特人，对英格兰的国教也极端不满。斯特拉福德建立起来的那支纪律严明的爱尔兰军队已经解体。查理的谋臣们企图利用爱尔兰人的宗教信仰为国王服务的努力也宣告破产。爱尔兰那些忍受贫穷、备受压迫的大众也把怨恨撒向英格兰辖区内外的乡绅、地主和新教徒。1641年秋，爱尔兰爆发了类似法国扎克雷起义那样的农民暴动。有产阶级带着家眷和仆人逃亡几个设防城市。兰克写道：“无人能描绘出那样的可怕场景，对没有抵抗力的人们进行残酷的迫害，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害致死，到处尸横遍野，成为鸟兽的食物。……宗教仇恨和民族情绪交织在一处，形成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西西里人民反法暴动的动机和圣巴塞洛缪节之夜大屠杀的动机结合在一起。”
[3] 各地纷纷出现人间惨剧，政府在最高法院法官的带领下残酷地镇压暴动，在乡村地区见到男性就屠杀，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有关这些惨剧的消息传到英格兰之后，人们大感错愕。尽管他们手上棘手之事不少，但也对爱尔兰所发生的一切不能释怀。这种情形对国王本人危害最大。清教徒从爱尔兰的暴行中看到，或者自以为推测出，如果主教中亲天主教一派同国王的王权结合，他们一定会下场悲惨。他们把爱尔兰人当作可以任意屠杀的动物。他们在后来胜利之时，所采取的残酷暴行，便是从爱尔兰暴动中获得了灵感。

在查理国王离开伦敦期间，议会势力可以任意活动。这给国王带来的好处大大超过了他本人留在伦敦勤于政务。9月至10月之间，保守势力迅速壮大起来。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军队此时都已经解散，谁也不能再用此作为借口指责宫廷利用军队进行不可告人之事。英格兰人不管是从宗教信仰或者对立宪问题的态度，均不愿为供养苏格兰军队缴纳税款。苏格兰的长老会教派对英格兰人也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对英格兰的国教感到不满，因此要从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动荡里，寻求偏激教派提供的刺激，或者在清教内部的再洗派和布朗教派中获得精神慰藉，后两派既反对长老会制度，也反对主教制度。1641年底的下议院，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皮姆以及其追随者依旧占据领导地位，而且偏激程度尤甚从前。此时，也出现了反对派，他们也像皮姆一派般坚定。上下议院之间也产生了分歧，会议期间，多数人站在国王一边。清教徒从民族事业的忠诚的奴仆变为偏激派。即使对于英格兰这个崇尚坚韧不拔品格的民族来说，这场斗争也未免过于持久，仅仅依靠口舌之争似乎并不能解决问题。人们感到热血躁动，想随时拔出刀剑，似乎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推进他们的事业。

在这个局势极不明朗的时刻，皮姆和汉普顿提出了《特别抗议书》，企图以此提升士气。几个委员会用数月时间草拟的这份篇幅冗长的文件，实际上是一份党派宣言，其目的是宣传议会在过去为纠正一系列错误而贡献的成就。并且阐明了领袖们未来的方针。皮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各种追随者重新集结起来，因此，他放弃了进行宗教改革这种过激要求。抗议书中提出了限制但不废除主教权力。力量日益强大的保守派，或者被人们称之为“主教派”的一方，感到极大不满和屈辱，坚决抵制。他们对皮姆的做法极不赞同，准备“用掩饰国王的过错而不是宣扬这些错误的方式争取国王”。皮姆准备把此次斗争推向新的阶段，争取民众的支持，力求议会可以完全地控制宫廷大臣。早在一封关于爱尔兰叛乱的信件中，他就提出过“国王任命枢密院或者宫廷大臣时，应该获得议会的批准”。他的这项提议是对王权的彻底颠覆。可是现在枢密院的情况与之前大不相同。许多过去反对国王的人在迪格比及其父亲布里斯托伯爵的带领下，开始同皮姆为敌；以前攻击过劳德的人此时又调转枪口；福尔克兰和科尔佩珀反对多数人的暴行，不久就在查理的政府中任职。爱德华·海德，即后来的著名历史学家克拉伦登，更是引发了一场关于抗议书的大讨论。他坚持说，他的初衷是维护稳定，如果抗议书得到批准，进而推而广之，那么，目前的争端会更加激烈且持久。

议员们就抗议书进行了长时间的严肃辩论，虽然尽力自控，但是讨论依旧激烈。最后在午夜，他们就稍加改动的抗议书进行了表决。一年以前议会开会的时候，支持国王的议员不到三分之一，而此时抗议书仅以11票的多数通过。多数派提议将抗议书立即付梓。这时所有的下议院成员都在进行最后的较量。在大约午夜一点的时候，律师杰弗里·帕尔默要求记录员记下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员名单。之前或之后的时间里，上议院允许少数派发表意见，但下议院仍旧采用多数决原则，许多人立即叫喊着“反对！”四处挥舞着帽子，人人手持刀剑，有些人已然宝剑出鞘。菲利普·沃里克议员对此时拥挤昏暗的圣斯蒂芬小教堂作了描写，他写道：“我以为我们都坐在死荫的幽谷里，像艾布纳和乔布的后代那样，彼此揪住头发，将自己的宝剑插入对方的腹中。”此时，在汉普顿的及时劝阻下，才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然而辩论就此结束，唯有战争才能推动事态的发展了。

代表剑桥市的议员奥利弗·克伦威尔一直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他的举止不够优雅，但仍不失作为托马斯·克伦威尔后代的风范。他在离开下议院时对福尔兰说：“假如抗议书遭到了否决，我将变卖家产后远离英格兰。我知道所有正直的人都与我有同样的想法。”他和皮姆都对大西洋另一端的新世界充满了希望，那里非常荒芜，但他们为之奉献生命的事业却可以得到发展。他们的思想在美洲引起了反响，直到一百多年后，经过大规模的战争，这种反响才逐渐消失。

国王虽然在苏格兰与爱尔兰均遭受了打击，但他意识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极端错误的举措。他试图以下议院多数派的力量组织朝臣。上议院反对派的十二名议员宣誓就职枢密院。几周后，伦敦各处都可听到议员们以极端恭敬的口吻谈论国王，各派势力便开始了大肆地打击报复，辱骂他们不合时宜。国王仍在努力，试图寻找王权稳固的支撑点，他邀请皮姆担任财政大臣，结果被拒绝。后来科尔佩珀担任了该职务，福尔克兰出任国务大臣。接着，国王又突然转变，决定以最严重的叛国罪起诉他的五名政敌。这是他的王后昂里埃塔·玛丽亚促使他做出的过激举动。王后讥讽国王是一个懦夫，并且威胁他，如果还想见到她，就必须法办那些日夜计划推翻国王、处决王后的人。查理一世也认定，皮姆会对王后不利。

在王后的鼓动下，国王带着三四百名军士来到下院，我们可以称其为“保皇党党员”。这发生在1642年1月4日，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王去过下议院。当他的随从上前敲门，并宣布国王驾临时，议员们都错愕不已。查理的军队封锁了大门。他进去时，全体议员起立迎接。议长威廉·伦索尔离开议长的席位，在他面前行跪礼。他在议长的座位上对下院动之以情，然后要求议会交出皮姆、汉普顿、霍利斯、黑兹尔里格和斯特罗德这五个有罪的议员。王后宫中的一名婢女向皮姆通风报信，这五名议员早已经逃走，被伦敦市民兵和法官保护起来，伦索尔议长拒绝提供任何消息，他说：“我的眼睛和耳朵只为下议院而存在。”国王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计划落空了，对惊恐的议员扫视一眼道：“我知道，这几只鸟已经远走高飞了。”他比较礼貌地搜查了一番后，带着充满怒意和失望的军士离开。下议院便发出低沉持久的抱怨声。也正因如此，代表伦敦市的议员至今在会议开幕时，坐在下议院的政府大臣之位上，由此来感激伦敦对于这五名议员的保护。

经过此事后，伦敦市民怨沸腾，愤怒的人群自发走上街头，在王宫外叫嚣，吓得国王带着他的朝臣离开了首都，逃亡汉普顿宫，直到他接受审判前才返回伦敦。在他闯入下议院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内，那五名议员就在伦敦政府的保护下意气风发地回到了下议院。两千多军士陪同他们乘船沿着泰晤士河而上，两岸也各有一支军队与船同向前进，每支军队都携带了八门火炮。国王已经无法挽回地失去了伦敦，他不断撤退，先后退至纽马克特和诺丁汉，最后来到约克。他在1642年初的几个月里，一直待在约克，伺机而动。在这段时间内，他逐渐恢复了权威，建立起了一支军队。而这时，英格兰出现了两个统治中心，一个是皮姆、清教徒和部分议会成员以国王的名义在伦敦进行的独裁统治；一个是汇聚英格兰民族精英，摆脱暴民威胁后重新握有实权的国王。这两股力量不间断地扩充着军队，为即将到来的内战做着准备。

第十六章　大动乱

1642年头几个月里，国王查理一世同议会进行了漫长的谈判，然而这仅仅加深了双方的分歧。他们各自在加强自身的实力。圆颅党的一名军官曾写道：“究竟国王该如神祇般统治人民，而全国人民只能像野兽一样被驯服，还是人民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统治，并生活在根据自由意志而产生的政府之下，这便是保皇派同我们的分歧。”他如果加上“或者是仿佛根据他们的自由意志产生的政府”就更加贴切了。1642年6月1日，议会向国王提出了十九条要求，这其实是最后的通牒。他们提出：枢密院、政府大臣和国王的谋士们应该由议会任命；议会完全控制民兵和派往爱尔兰的军队，也就是说，要掌握全部的武装；何种宗教方面的问题也由议会决定。简而言之，就是国王不再拥有任何的政教权力。在明朗的立宪局面背后，其实隐藏着宗教和阶级斗争。清教徒在议会里占优势，国教里的仪式派则在宫廷里占优；商人和工厂主等新兴阶级在地方要求分得更多的权力。在此之前，这些统治权力几乎被贵族和大地主所把持。

当我们审视内战前国内各派力量的情况时，发现各阵线的划分并不是那么清晰，兄弟阋墙、父子相争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虽然保皇党处于劣势，但仍旧不能被忽视。他们呼吁人们忠于国王，同议会一派进行斗争，他们号召国教信徒们团结起来，同狂热的清教徒进行斗争。他们拥护有着历史传承的、体现了优越性的专制统治，反对前途不明朗的民主。保皇党的一名骑士在战斗前不得已戴上佩剑的时候写道：“上帝说过‘不准藐视王权神授’。”双方的军队投入战斗时，各自都充满疑惑，也都各有崇高的理想。品行不端的大臣、野心勃勃的政客以及蛰伏等待政治投机的雇佣兵，这些人充斥了对峙的双方阵营。总的来说，这场悲剧性的冲突双方是保皇党和议会派。

议会派们过分贪婪，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致使两派泾渭分明，并把很多人推到了国王的一边。大部分的贵族渐渐地加入到保皇一派，而商人们则普遍站在议会派这一边；不过也有很多的贵族支持皮姆，也有很多自治城市支持保皇党。各地方的乡绅和自由民也分为了两派，距离伦敦较近的人一般支持议会，而北部和西部地区则大多支持保皇党。斗争双方都以国王的名义发动攻击，也都承认议会制度。圆颅党常常将“国王与议会”挂在嘴边，他们命令其第一任总司令埃塞克斯伯爵把国王同王子从邪恶的大臣的控制下解救出来，如有必要可以使用武力。国王查理承诺实行君主立宪制，尊重法律。这场战斗根本不是专制与共和制的斗争，用兰克的话来说，“一方维护有国王存在的议会制，另外一方拥护有议会的君主制”。在阶级和政治斗争之后，宗教冲突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克伦威尔说：“起初双方斗争的焦点不是宗教问题，然而上帝把这个问题投入到冲突中，把它当作额外的事件摆在我们面前，最终证明这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七十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处于和平的时代，只有为数不多的军官在欧洲大陆参加过战斗，其余人对军事一无所知，保皇党人受过军事训练，善于狩猎，又获得了猎场随从们的帮助，因而在战斗初期占了上风。国王待在约克郡，观察着赫尔的形势。以前同苏格兰人对峙的军队解散时，将武器都藏在了那里。刚满十二岁的威尔士亲王和九岁的约克公爵前往赫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可是当查理一世前去的时候，该城的守城军官约翰·霍瑟姆爵士却拒绝国王的进入。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闭门羹，而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武器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诺丁汉郡人民一致表示效忠国王，于是查理一世8月22日在当地誓师，号召忠诚的臣民都投入到他的麾下。这是让人履行封建义务的传统信号，使人们不仅回忆起了祖先的忠君之心。德昆西以其锋利的笔法描述了当时的悲剧：“和平相处，同席而坐，有着血缘或者姻亲关系的人们，在1642年8月的某天后，彼此怒目而视，兵戎相见。在马斯顿荒原、纽伯里和内斯比等地的战斗中，刀剑无情，斩断了友情，鲜血抹去了过去的记忆。”

国王在诺丁汉对议会宣战时，只有骑兵八百、步兵三百，他能否组建一支军队还成问题。然而议会的倒行逆施倒是帮了他的忙。到了九月底，国王已经拥有了两千骑兵和六千多的步兵。仅数个星期，他的军队人数又激增一倍多，同时，全国各地都在为他征兵。躲在荷兰的王后，卖掉珠宝购置了军火，雇佣有经验的军士，并把这些物资与人员运送回英格兰。可是，国王同他的大臣们进过艰苦努力才得以保存的海军却转而支持议会派，海军封锁了归路。豪门贵族为国王提供了大量财力支持，据说纽卡斯尔侯爵为保皇派花了将近一百万英镑，伍斯特侯爵花了七八十万英镑。牛津大学熔掉了金银餐具，而许多高门显贵也模仿起来。剑桥大学本要效仿，克伦威尔得知后用武力进行了阻止。议会派从伦敦的财富以及税收中获得了大笔的军费，以此建立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军队，指挥官是埃塞克斯。同保皇派的情况相似，很多军事组织都是以个人名义建立。组织一个团或者一支军队，国王仅仅拥有授权的能力而已，而议会却能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议会派的军队素质低劣，但是却有狂热的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纪律和军事才能上的不足。德意志教官训练的伦敦市民兵早就具备了极强的战斗力。

国王军巧妙地避开了埃塞克斯的军队，到达西部同威尔士军队会师，然后整军南下，一直逼近泰晤士河流域以及伦敦。这一切让伦敦陷入了恐慌。议会派匆忙给国王去信，建议国王重返议会，同时命令埃塞克斯的军队追赶上来。国王面前有伦敦的守军，后方是追兵，他不想遭到前后夹击。10月23日，保皇军趁议会军队还未到达基尼顿村之际，在沃里克郡的埃奇希尔反身回击。这次战斗的双方均对形势不甚明了，但战斗热情高涨。查理一世的外甥、莱茵候选国的鲁珀特王子和他的弟弟莫里斯王子刚刚参加完欧洲战争，他们星夜兼程来到国王查理一世的身边，指挥骑兵，击溃了敌军的左翼。鲁珀特王子越战越勇，或许是受了骑兵们的鼓舞，他紧紧追击议会军，一直逼近了基尼顿村，缴获了敌军的军需。而此时，国王和保皇派的步兵缺少骑兵的支援，勉强抵挡议会派的骑兵和步兵的联合进攻。经过血战，国王的禁卫军也被打散，火炮被夺走，王旗也一度被敌人缴获，旗手埃德蒙·维尼爵士阵亡。汉普顿率领议会军随后刚到了基尼顿村，王子鲁珀特和他的骑兵只好放弃缴获的物资，及时回到战场，这才避免了国王彻底的失败。两军各自撤回到清晨时分的阵地。在这一轮较量中，五千多名士兵战死沙场，基尼顿村的牧师埋葬了其中的一千二百人。

人们都认为，埃奇希尔之战没有胜者，国王查理一世本可以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然而，埃塞克斯做出了正确的决策，驰援伦敦，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撤离。国王占领了班伯里，以胜利者的姿态挺进牛津。从此牛津成了他的军事大本营，直到战争的结束。

至今还有人有质疑，国王查理一世能否在迎战埃塞克斯前攻入伦敦？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会产生何种结果呢？王子鲁珀特建议在埃奇希尔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就大举进攻伦敦。保皇党也许会与伦敦的市民发生激战，而埃塞克斯大军则会步步紧逼，并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保皇党的军队从牛津出发，不断击溃了沿途的武装，国王对这一切感到欣慰和满意。随后，国王查理一世接到了议会的第二封来信。双方又开始了谈判，此期间并没有停火。埃塞克斯的主力继续向伦敦驰援，已经同伦敦的守军取得了联系，并在布伦特福德到了兵员的补充。王子鲁珀特在泰晤士河畔对他的军队发起了猛攻，一举击溃了埃塞克斯的军队。双方都在指责对方背信弃义。议会派说，他们的军队在和谈期间遭受了德国式的无情打击。保皇派反驳说，埃塞克斯正在全速赶去同伦敦的守军会师。双方的指责都是无的之矢，议会派指责国王失信，而实际上这也有失公允，因这只是战争的需要。

几天后，伦敦以西几英里的特楠格林，查理一世遭遇到了埃塞克斯的军队以及伦敦守军的夹击，国王的军队在人数上处于不到一比二的完全劣势。一阵火炮攻击后，他不得不撤退回牛津。一些人认为，国王能有效避免这场战争是幸运的。按照此观点，我们也可以得出此结论：埃奇希尔之战避免了向伦敦冒进的错误。立即攻入伦敦，可能会取得彻底的胜利，也可能被敌军困住，最后归于失败。至此，1642年的战争到此告一段落。

在战火绵延的英格兰，每个郡、镇、村庄和家庭都分裂成了两派，人们关注着两支大军的行动。双方都希望军事战斗可以尽快决出胜负，从而实现和平。当双方都发现为了获得胜利还将长期斗争下去时，暂时停止的战斗又重新打响。战争和烧杀劫掠蹂躏着每一寸国土。关乎立宪、宗教和家族仇恨的斗争，又引发了新的、更激烈的党派搏杀。斗争双方所占据的区域大体上同十九世纪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势力范围一致。这场内战造成了英国国内的割裂，这个影响一直持续了二百多年。在当今实行普选制度的英国社会，仍奇怪地保留了当年那场内战的阴影。

1643年初，战火烧至全国各地。党派、教派以及各阶级和利益集团间都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大多数港口、城镇和工业中心都支持议会派，而被称为“旧英格兰”的那些落后地区则效忠国王。国王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地区。此时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已经从荷兰回到北方。她涉险将满载的火炮和弹药送到约克郡海岸的布里德林顿。议会派的军队曾紧紧追赶她。当时正值退潮，军舰一直驶入了浅滩区，直到不能再前进，议会军队向王后的船只开炮，王后的随从誓死保卫王后的船只和宝贵的物资。王后本人赤足躲避着炮火。人们认为，议会军队指挥官巴顿炮击王后的行为是不正当且不道德的。在那个时代，尊重女性、讲求男女之分、地位之别的骑士精神，在人们心中仍占据重要地位。而在当今，已经有一位皇后被处决于一间地下室，文明时代的人们竟然没有做出丝毫反应。

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在约克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忠于国王的人将道路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看到王后带回的数目可观的火炮无不异常兴奋。有些人原本以为作为女人她会劝服国王进行和谈，而实际恰恰相反，她像安茹的玛格丽特那样性格坚毅，英勇无畏，给国王查理一世带去了战斗下去的信心。

起初，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不在北方。议会开始讨论埃塞克斯作为统帅的军事能力。主张和谈的一派支持埃塞克斯，而主张战斗的一派则支持威廉·沃勒爵士，并把他派往西部指挥战斗。西部康沃尔郡的人们都忠于国王且骁勇善战。在那里指挥国王军队的是军事才能卓越的将军拉尔夫·霍普顿，他同沃勒进行了三次小规模的战斗，尽管二人私交甚笃。但正如沃勒写给霍普顿的信中所述“每个人都必须在有关于名誉和忠诚的问题上负起责任”。霍普顿指挥的康沃尔人在巴斯城外的兰斯多恩向沃勒的阵地发了猛攻，沃勒率领的是来自于伦敦的骑兵。这些士兵一身重甲，仿佛如“流动的城堡”一般，双方都称之为“龙虾”。保皇派的军队向山顶的“龙虾”发动进攻，他们手足无措。沃勒战败，而霍普顿的军队也伤亡惨重，只好暂时退回到德维齐斯城。霍普顿在本军队唯一的弹药车的爆炸中，负了伤。他的骑兵在王子莫里斯的带领下撤离。王子莫里斯在牛津得到骑兵支援后又重返战斗。这时沃勒在郎德威高地迎击他。保皇党的军队向“龙虾”再次发动进攻，把他们从陡峭的山坡上赶了下来。霍普顿趁机率领步兵从城内进攻，最终获得战斗的胜利。

在这一战役的鼓舞下，王子鲁珀特率领牛津的主力军同霍普顿的军队会师，先向布里斯托城劝降，进而又发动了攻势，最终迫使该城投降。布里斯托是当时英国第二大城市，城内的居民大多数支持国王。他们捣毁议会军的装备，把王子鲁珀特当作拯救他们的英雄。港口内的军舰宣布效忠于国王，皇家海军因此有望控制布里斯托湾。至此，国王查理一世实际上控制了英格兰的西部地区。

查理在约克郡也获得了胜利。在那里领导议会派军队的是费尔法克斯勋爵和他的儿子托马斯爵士，他们的军队主要来自利兹、哈利法克斯和布雷德福。克伦威尔在几年后写道：“这个三个城市人口稠密、财力雄厚，主要是由纺织工人组成，天然仇视贵族和地主阶级。”费尔法克斯父子包围了约克郡。拥有惊人财富、富态、骄傲、不熟悉军事但对国王忠心耿耿的纽卡斯尔侯爵带着领地上的士兵“白衣军”前去驰援，于夏日时分在艾德瓦顿荒原打败了费尔法克斯父子。这时，议会军队中出现了手持镰刀大棒的农民，他们被称为“棒子军”。他们的参战并没有积极意义，成为了被屠杀的对象。对于议会军队来说，这次的战败，使得他们在北方只拥有唯一一个要塞赫尔镇了。斯卡巴勒城的守备、著名的议会议员休·乔姆利早已经偷偷背叛圆颅党，率领部下开城投降。镇守赫尔的霍瑟姆长期以来一直属于坚定的议会派，而此时却倒戈到保皇派阵营。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由于他的俘虏迪格比勋爵的游说，另一方面则受到国王接连大捷的影响。要是退回到一年半之前，在赫尔的弹药贮备对全局有着关键作用，他可以将之拱手交给保皇党。可是，此时市民却有着坚韧的抵抗精神，并未随着领袖的转变而改变自身的立场。市民把他和他的儿子抓了起来，从海路押送至伦敦。保皇派在英格兰中都地区也获得了胜利。黑斯廷斯家族在莱斯特郡占尽先机，查尔斯·卡文迪什本人同克伦威尔上校的战斗中，战死沙场，但他的家族却在林肯郡取得了优势。克伦威尔上校组建并训练的东部诸郡联盟军，在同卡文迪什作战时，投入了大量骑兵。但这支骑兵队伍并不能阻止保皇派占领林肯地区，双方的骑兵均不能成功地守卫城镇。

国王查理一世具有战略视野，虽然他不是一个可以运筹帷幄、做出英明决断的军事领袖，但他能从全局出发，行动上也很果断。1643年初，他计划进军伦敦。霍普顿率军从西面而来，纽卡斯尔侯爵从北面向南，国王自己从牛津出发，三路军队要会师于伦敦，彻底粉碎这个动乱的中心。到了仲夏时节，他的计划都进行得比较顺利。但他的力量和权威都不足以支持他进行规模巨大的联合军事行动。西部的地区的战斗使他失去了最忠诚可靠的战士。霍普顿的军队也缺少西部保皇党势力的支援而在进军过程中受阻。这些保皇党的军队在兵临普利茅斯城下的时候已经意气风发了。守备普利茅斯的议会军在该处四面出击，军事行动不断。保皇党的势力范围内还有一座城掌握在议会军的手里，查理一世便无法再征调那里的武装参与全国性的战斗了。纽卡斯尔侯爵不听众人劝阻，坚决要从陆路攻打赫尔城。该城附近海水湍急，设置障碍物封锁港口是不可能的。由于纽卡斯尔侯爵的军队没有南下驰援，英格兰中部的战斗呈现了胶着状态。王后及其他的主战派怂恿国王查理一世进军伦敦。另一方面，格洛斯特是布里斯托和约克之间唯一的属于议会派的战略要地，这个地方一旦被保皇军攻下，那么保皇军的军舰和运输船就可以在塞文河上畅行无阻了，牛津和英格兰西部也将同支持国王的威尔士地区连成一片。因此，国王查理一世乘胜追击，围攻格洛斯特。他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但英国人民具有顽强的精神，人们不顾从各地传来的不利消息，在当地顽强抵抗，在感情上也不会轻易地屈服。更主要的是，根据可靠的消息，人们确信守备总指挥梅西准备投降。随后，国王的军队于8月5日包围了格洛斯特。

在伦敦，议会的实际领导人、议会派的军事统帅皮姆则陷入了危机。他的计划全部落了空。作为政府的首脑，他不得不为这场越来越失去民心的战争筹款，所使用的手段与国王1640年对苏格兰人所做的那些如出一辙，这与他一直以来维护的原则背道而驰。这些手段包括索取义务贷款和向每一个人征税。伦敦弥漫着保皇情绪和停止战争的要求。议会不肯做出让步而保皇倾向也难以压制。一次七十多名的商人因为拒绝缴纳非法税款而遭到了逮捕，还有一次，几百名妇女聚集到威斯敏斯特宫前，递交和平请愿书。当骑兵闯入她们中间的时候，她们怒火中烧，试图将骑士从马上拉下来，并高喊“我们把皮姆这条狗丢入泰晤士河吧”，骑士们拔刀，冷酷的向妇女们砍去，沿着宫殿追赶着她们，以至于很多人都受了伤。剩下不到二十名议员的上议院通过一项动议，要求举行和谈。甚至连空荡荡的下议院都以微弱的多数同意这一项提议。而此时，皮姆本人身患绝症，即将离世。那一年他的同伴，伟大的汉普顿在同王子鲁珀特的军队交战中，负伤身亡。皮姆的事业一溃千里，而死亡也在不断逼近，这似乎成了对他领导的这一切的回报。可他本人却毫无畏惧，同所有反对他的人进行着最后的斗争。他心脏的最后一次跳动也许能改变整个战局。伦敦的清教徒均反对和谈，教士们极力游说人民，主战的人群包围了威斯敏斯特宫。下议院不得不撤销了和谈的决议，决定立即派兵营救格洛斯特。

埃塞克斯伯爵失去了作为军人的荣耀，人们怀疑他在政治上的忠诚。他过去一直忠于自己所坚持的事业，可就在此时，却希望双方举行和谈。他提出了完全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但初衷却是理性的。他建议国王离开保皇党的军队，恪守中立。保皇党与圆颅党各以数量相等的骑兵、步兵、火炮到达指定地点，一决生死，让上帝来裁决战斗的结果。这个方案，实际上是以战斗换取和平。这时候，议会下达了让他驰援格洛斯特的命令，他接受了这项任务，渴望以此加强自身的力量，防止英国在内战中自我毁灭。而伦敦民兵们各个战斗情绪高涨，力求血战到底。他们出发时市民夹道欢送，场面感人。首都伦敦的领导人物又一次掌握了不可抗拒的权威。

格洛斯特的守备司令梅西拒绝了国王查理一世的劝降，城内的清教徒坚决主战，梅西本人也无法采取其他的措施了。当国王要求该城投降的时候，城里派出了两个人，他们冷着脸说：“国王的命令，只有通过议会，我们才能执行。”他们还未离开就将埃塞克斯大军的橙色帽徽贴上了帽子，这被认为是极端不敬的行为。不过，橙色帽徽随后就流行开来。当时的英国，讲求军事实力，而国王真的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有效的进攻。同后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比，英国内战时期所能发动的围攻战实在是规模甚小。仅仅是几门弹药不足的火炮向城墙开火，打开一个缺口，双方随后便短兵相接，直到一方弹尽粮绝，或者居民由于害怕遭到劫掠而迫使守军投降为止。埃塞克斯的军队在数量上占尽优势，在九月接近格洛斯特的时候，进攻的保皇党的军队仍旧没有取胜，国王下令停止战斗，退回到牛津。

埃塞克斯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格洛斯特，可是却发觉粮草短缺，而且在他和伦敦之间还横亘着一支实力强大的保皇党的军队。双方的军队同时向伦敦进军，于9月20日在伯克郡的纽伯里遭遇。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且持续时间很长。王子鲁珀特的骑兵再一次击败了敌人的骑兵，可面对伦敦的长矛兵和火枪手的时候，却无计可施。双方各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战斗人员。保皇党里有许多的贵族牺牲，其中有福尔克兰勋爵，他已不忍看到国家的命运和冲突，唯有死亡可以让其解脱。夜幕降临时分，战斗仍在进行，埃塞克斯只好偃旗息鼓，等待黎明。由于伤亡惨重，且军队物资匮乏，国王查理最终撤退。埃斯克斯的军队和伦敦之间的道路因此而又一次畅通无阻。

国王查理一世制定的关于1643年的伟大计划彻底破产了，不过战争的形势仍旧对他有利，他控制了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总体上，他的军队实力超出议会军，战争初期失去的领地大部分都已经被收复，议会派中不断有人投靠保皇阵营。人人都意识到，将英国拖入战争深渊的双方实力相当，双方都渴望和谈，唯独皮姆不曾动过此念。他向苏格兰人寻求帮助，雇佣一支一万一千人的苏格兰军队加入战斗。9月25日，他领导议会同苏格兰签订了《神圣盟约》，试图把战争坚决地进行到底，这是一个有着宗教宣言形式的军事协定，而皮姆尚未看到胜利之光，便于12月8日长眠地下，幸而议会为表悲恸，替他偿还了债务。他是旧时代议会中的精英，曾挽救了议会，将英国从君主专制中解放出来，并使英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兰克对皮姆的评价甚高。他写道：“皮姆具有革命时代所需要的雄才伟略，既能打破旧的制度，同时也能建立起新的制度；手腕灵活，善于制定战略；大胆计划而谨慎执行，坚定，刚柔并济，目光长远；对朋友关怀备至而对敌人毫不留情。皮姆同西哀士和米拉博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他是历史上著名的革命领袖之一，今后还会有如他般的人物涌现，他们摧毁旧制度，而未来社会将沿着它自己该有的样子向前，尽管未来同他们当初制定的原则并不是一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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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年的冬天，双方处于休战的状态。掌握着实权的法国大臣黎塞留去世了，权力又一次回到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的哥哥路易十三手中，外加丹麦王室向英格兰王室提供了援助，查理一世备受鼓舞。此时，爱尔兰的总督奥蒙德伯爵业已同天主教徒停战。天主教徒虽然犯下罪行并已受到惩罚，但仍旧拥护君主制度。保皇派企图把爱尔兰的军队调往英格兰参战，然而这对国王并非有利。爱尔兰的停战使得新教军队以及保皇党军队能够调往英格兰，并在随后的战斗中发挥作用。

国王查理一世从来没有宣布解散同他敌对的议会，如果那样，就无异于自己否定了他在1641年批准的永远有效的议会法案，也就等于否决了有利于他的支持者们的那些法案。因此，他宣布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已经不能够自由行使它的权力了，并召集从议会出逃或者被驱逐的议员成立一个敌对议会。这一号召得到了响应，八十三名上议院议员和一百七十五名下议院议员于1644年1月22日，奉国王之名，汇集于牛津召开了会议。

然而，这暂时的胜利立即被苏格兰的入侵打破了，一月份的时候，一万八千苏格兰步兵和三千骑兵跨越了特威德河。为了获得援军，议会每个月需要支付三万一千英镑，此外，还需要负担军需。被雇佣的苏格兰人，除了钱财之外还另有所图。他们希望以武力彻底铲除主教制度，把长老会制度引入英格兰。这是一项彻底性的变革。仅仅不到六年之前，国王和劳德曾试图将英格兰的礼拜制度强加给苏格兰。而此时苏格兰再也无须担心他们自己的宗教自由了，反而企图强迫比他们强大的英格兰屈服于他们的主张。他们的野心大有实现的可能，这是一件一石二鸟的交易；为了维护上帝和自己的教派，他们受雇侵略一个富裕的国度，军费由对方支付。只要跨越边界，他们立刻就能获得一笔现款，而且还可以拯救那里的人民。客观讲，苏格兰议会内部通过了这一项军事行动，但内部却有不容忽视的少数反对者，然而，这阵反对声音被强制镇压了下去。

第十七章　马斯顿荒野之战与内斯比战役

1644年年初，国王的军队控制了英格兰大部分领土，并在牛津当地拥有了初具规模的议会。他在军事上似乎已经胜券在握，但苏格兰人的进攻扭转了局势。苏格兰的入侵自南而下，沿途控制了保皇派的北方各郡，进攻纽卡斯尔城，同时向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催款，他们的优势明显，成为这场战斗的决定性因素。他们怀着三个目标来到伦敦：第一，在英格兰推行教会长老制；第二，根据《神圣盟约》的规定建立两国委员会，以便参与英格兰的政治，干涉其军事和政策制定；第三，维护君主制度。他们表面上拥护国王的合法性和权威，反对共和制的倾向，因为由苏格兰来保持英格兰的王位，对他们是十分有利的。

虽然已故的皮姆和汉普顿的主张已经越来越无法兑现，但有关筹集军费的提案在议会派中，勉强获得一致通过。议员们不愿意为苏格兰军队提供军费，残存于威斯敏斯特宫的上议院，反对建立两国委员会，认为这是剥夺了英格兰人民的公民权。而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苏格兰和英格兰，必须在这场战斗中联合起来。但最大的分歧还是宗教方面。此时奥利弗·克伦威尔成为议会派的重要领袖。这位来自剑桥市的议员此时尚未掌握最高指挥权，他率领东部各郡联盟在盖恩斯伯勒取得胜利。他的部队无论在纪律或战斗力方面，都是交战双方所有军队里的佼佼者。这让他成为不可轻视且不能轻易弹压的对象。他于1644年进入到权力核心，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军事成绩，另一方面是他坚决反对长老制和苏格兰军队。他主张，除了天主教和英国国教之外，人们可以拥有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其他弱小的新教教派都将他视为自己的保护者。

在威斯敏斯特召开的宗教联合会议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教士们就宗教的统治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长老派和独立派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分歧。独立派仅仅在会议中占据七分之一的席位，可是他们对宗教的热忱之心以及勇敢精神使得他们在军队中拥有强大力量。他们反对在任何接受神职的宗教仪式中行按手礼，还指出这种礼仪带有主教制度的色彩。只有恢复原有的宗教独立制度才能彻底地进行宗教的改革。他们的言行不像长老派那样严谨，但每个教徒要仁慈宽容，并彼此实行互相监督。独立派的教徒也有自己的牧师，但这些牧师不拥有任何宗教权力，而圣公会和长老派的牧师是拥有宗教权力的。独立派教徒的观点是产生极端主义的根源。在他们眼中，长老派的规矩同主教制度一样令人难以接受。苏格兰的代表听到这种藐视权威的宗教观点后深感震惊，但由于外有保皇派的压力，他们暂时无力同克伦威尔以及独立派决裂。他们此时的计策是让苏格兰的军队继续深入英格兰的腹地，一步步卷入战争，然后再与持不同宗教观点的教派周旋。于是，军事和宗教斗争交织起来，这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从长期看，君主制度和英国国教得以在英国延续，正是由于圣公会和长老派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独立派。在英格兰北部，纽卡斯尔侯爵必须一面同苏格兰人交战，一面对付费尔法克斯父子。他在异常艰难的处境中采取一贯的军事方针。到了春天，他北上迎击苏格兰人，留下贝拉西斯勋爵抵抗费尔法克斯父子。贝拉西斯于4月11日在塞尔比被费尔法克斯父子击败，纽卡斯尔侯爵腹背受敌，只好困守约克城，不敢轻易冒进，而该城也被围困。如果约克陷落，那么国王的军队在北方将彻底失败。查理一世立刻派王子鲁珀特率领一支骑兵前去支援。鲁珀特沿途不断招兵买马，攻入兰开夏，沉重打击了苏格兰和议会的军队。他解除了由德比伯爵夫人守卫的德莱瑟姆城堡之困，击败了围城的敌军，并且洗劫斯托克波特，攻打博尔顿。6月1日，戈林勋爵带领着五千骑兵同鲁珀特会师，他们一起攻陷了利物浦。

国王给鲁珀特送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如果约克失守，我仍旧会固守王位，但这一切必须以你向我驰援为前提，并且我们必须赶在敌人从北方到来之前在南方取得胜利。……因此，基于你对我的责任和情感，我命令并恳求你放弃一切其他的计划，立即按照原定方案解救约克之困。假如约克失守，你应该立即率领全部的人马直接赶回伍斯特，以保卫我和我的军队。如果你无法做到，或者不能打退苏格兰人以拯救约克于危难，那么无论你今后取得何种辉煌的战功，也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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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珀特不需要任何督促，他把这封复杂的信简单理解为要速战速决的命令，科尔佩珀听闻了这封信，也担心道：“至此之后，他一定会遇敌则战。”事实证明，他的推测是对的。

鲁珀特解除了约克的困局。他赶到约克的时候，爆炸的地雷已使城墙倒塌。苏格兰人和圆颅党人也已向西而去，退至利兹同曼彻斯特勋爵和克伦威尔率领的东部联合军会师。这三股清教军队共有步兵二万，骑兵七千，他们的前锋驻扎在马斯顿荒野的一处高岗上。鲁珀特也同纽卡斯尔侯爵会合，他们共有一万一千步兵和七千骑兵。纽卡斯尔侯爵主张停战，他认为既然北方的危机暂时解除了，就应该等待从达勒姆派来的援军。但令其愤慨的是，王子鲁珀特对他随意发号施令。如果王子回去见国王，则正中其下怀，可是，王子却声称收到国王的亲笔信，被授予对敌积极进攻的权力。侯爵因此对他的朋友说：“想打就打去吧，一切听天由命，我只是希望为国王陛下尽忠，生死无惧，别无他求。”于是，保皇军尾随敌军赶到马斯顿荒野，于7月2日逼近敌军阵地。至今人们对鲁珀特的军事决策持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人持否定的态度。然而，鲁珀特的战术也存在问题。他把步兵放在中间，把无往不胜的骑兵放在四周，因此失去了得胜的法宝。他不安地询问一个战俘：“克伦威尔在你们军中吗？”

交战这天，天气时好时坏。战斗双方呈胶着状态，王子本来计划第二天再发动进攻，但是傍晚六点的时候，议会军率先发难。他们的步兵比王子的要多一倍。一支浩浩荡荡的铁甲兵呼啸而来，这是克伦威尔率领的铁甲兵。而这边，仍旧保持队形的保皇党军队正准备吃晚餐。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利于防守，并且也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旧奋起杀敌。戈林指挥的左翼骑兵击退了议会军的右翼，攻入苏格兰人的军队中，将苏格兰人打得溃不成军。军事经验丰富的利文勋爵亚历山大·莱斯利对此大惊失色，丢盔卸甲，逃离战场。在十英里之外的地方被一名皇家军官俘虏。然而，克伦威尔在戴维·莱斯利指挥的另一支苏格兰军队的帮助下，扭转了战局。英勇又令人胆寒的保皇军首次遇到如此强大的对手。克伦威尔写道：“我们击溃了鲁珀特王子的所有骑兵，把他们赶尽杀绝，然后，我们的骑兵转而对付他们的步兵，又是轻而易举地横扫敌军。”

马斯顿荒野之战，是此次内战中规模最大，也是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双方损失惨重，共战死四千人。纽卡斯尔伯爵的“白衣军”血战到底，他们曾经夸下海口要用敌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白色军装。他们的军装确实被染红了，但是，却是用自己的鲜血。由于天黑，议会派的军队停止了追击。这次失败对于国王阵营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北方军队被彻底打垮，整个北方地区落入议会派手中。鲁珀特的骑兵在此次战役中颜面尽失，纽卡斯尔侯爵痛心疾首，流亡他处。鲁珀特只得重整残余部队，带领他们安全地抵达南面的什鲁斯伯里。

国王在南方的胜利冲淡了马斯顿荒原之战的毁灭性打击。国王本人出人意料地显示出了军事领导才能，他开始投身戎马。法国大使萨布郎在马背上同他进行过一次畅谈，对他的评价极高。萨布朗说：“他预筹帷幄，统摄全局，从来不在危机中采取贸然行动，事必躬亲，从来不会签署没有仔细阅读过的文件，无论骑马还是步行，都走在队伍的前面。”直到5月，国王才勉强集合到一万名士兵迎击埃塞克斯和沃勒，这二人的军队各有一万。国王希望议会派将军之间的分歧能够给他制造机会，进而将他们各个击破。可是议会派将军齐心合力奔赴牛津。这座城市的物资储备不足，难以抵挡长期的围困，显然无法满足守备军队和保皇派的需要。议会派预计他们将在牛津擒获国王，并且迫使其投降。其实就算是保皇派，也在隐隐担忧。然而查理一世为该城作了战略部署后，巧妙地躲避了两路敌军的锋芒，安全地抵达了伍斯特。

不出查理的预料，两位议会派将军被迫兵分两路，沃勒追击向北移动的国王，埃塞克斯向西进攻保皇派的领地。而这时查理突然向东移动，6月6日这天，在牛津郡的克罗普雷迪桥附近伏击沃勒的军队，重挫敌军，缴获了全部的火炮。国王并没有因此前的马斯顿荒野之战的失败而气馁。他的指挥才能和行军速度都超出了沃勒。8月的时候，他突然向西进军，计划从后面攻击埃塞克斯。后者已经成功地解除了莱姆和普利茅斯之困，但在当地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当地农民普遍反对议会派，更何况国王此时正在亲自领兵。埃塞克斯处于劣势，运输补给也被切断。他拒绝投降，然后率领军官乘船逃亡普利茅斯，同时，他命令骑兵突围，而剩下的部队听天由命。9月2日，八千步兵和炮兵在康沃尔郡的洛斯特威西尔向国王投降。

冬日将至，战斗仍在持续中。保皇派的势力范围不断缩小，议会派在人力物力上占尽上风。可是保皇派并未放弃希望，他们在各处誓死抵抗。议会派调动大量军队直扑国王查理一世。曼彻斯特和沃勒等到了克伦威尔的驰援。以牛津为核心的保皇派领地，包括了威尔士和英格兰西部地区，其中多个城镇建有防御要塞。国王就在这个范围内同议会军缠斗周旋。10月27日，战斗双方在纽伯里再次相遇。这又是一次难分难解的战斗，最后以保皇派退出战场告终。到了11月底，战役进入尾声。国王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进入牛津。这次战役是他个人力挽狂澜，在物资匮乏的劣势下，顶住了敌人两三倍的优势兵力。并且，敌人的火炮占尽先机，这种优势对比在胜利的天平上一直是关键的砝码。

克伦威尔从战场赶回议会，以便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同苏格兰人的分歧以及对长老派制度的反对，早就左右了议会的方向。他对作战失利进行了猛烈而全面的抨击，将矛头指向了缺乏战斗激情的贵族将军埃塞克斯和曼彻斯特。洛斯威瑟尔战斗结束后，埃塞克斯已经完全失去了人们信任，克伦威尔指责曼彻斯特行动迟缓且毫无战斗精神，因此才导致第二次纽伯里战斗的失败。克伦威尔渴望在军事上独揽大权，他相信自己的实力。不过他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懂得审时度势。他要求根据他在东部建军的经验改编议会军，而他在下议院的同僚们则提出了“弃权法案”。根据这个法案，上下院的议员都不能在军中担任职务。仍然留在上议院的贵族们意识到，此举不是针对他们所属的阶层，而是要剥夺他们在军中的指挥权。但是根据当时的形势，这个措施是必要的，他们和畏惧克伦威尔的苏格兰人无法阻挡该法案的通过。埃塞克斯和曼彻斯特从战争伊始，就加入了对国王的战斗，他们建立军队效忠议会派，而此时却遭到了彻底的抛弃，永远地退出了政治的舞台。

议会军在冬天的几个月内，根据克伦威尔的命令进行了改编，贵族以个人名义组建的兵团被拆散，军士被重新改编。他们组建成了十一个骑兵团和十二个步兵团，每个骑兵团有六百人，每个步兵团有一千两百人，加上一千名龙骑兵。总共人数为二万二千人。当时实行义务兵役制，在苏塞克斯一个地区，仅1645年就三次征兵，召集了一百四十九名新兵，这些人被一百三十四名士兵护送到所在部队。

根据保皇派的预计，这次改编会让议会军士气低落。而刚开始的时候，情况的确如此。这时候的议会派有了更完善的军事组织，但是负责指挥军队的人出身都不高，除了军事才能和狂热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优秀品质。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受命为军事总指挥；克伦威尔是剑桥市的议员，因而不能担任军事职务。可是人们不久就发觉，所谓“放弃法案”完全是针对他的政敌。新战事仍旧不容乐观，军中又一次出现了不满的骚动，而这种局面只有克伦威尔可以应对。因此，上议院只好破例让其担任军职。1645年6月，克伦威尔被任命为骑兵的总司令，成为在议会以及军中同时掌握大权的唯一人物。至此，他成为了这两个权力地带的统治者。

在议会军的危难之际，伦敦塔中奄奄一息的劳德大主教被推上了断头台。议会派、苏格兰人和清教徒都参加了这一泄愤行动。劳德请求以砍头代替绞刑。下议院驳回他的要求，不过意见出现分歧，经过一夜，这个野蛮的决定有所松动，最终，在他慷慨激昂的一段陈述过后，愤怒的刽子手砍下了主教的头颅。

此时，英格兰人民要求结束这场惨无人道的内战，这给那些狂热派带来极大的压力。“棒子军”又一次集结。大批农民和雇佣工以及城市贫民随手拿起身边适合作为武器的东西，在全国各地聚集起来，抗议战斗双方的野蛮行径和随意攫取民脂民膏。他们此时更倾向于支持国王。议会派在伦敦附近的阿克斯布里奇村同国王举行和平谈判，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讨好苏格兰人。议会派中一些顽固分子对和谈不抱任何希望，然而更多的人则期待积极成果。双方代表分别住在村舍和客栈里。和谈一共持续了二十天。他们严阵以待，守礼地进行了谈判，可是国王和议会派均不想在主教制度和兵权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内战进行到第四年，这两个问题仍旧是死结。阿克斯布里奇会谈仅仅证明了，双方在争夺最高权力的过程中，都是异常顽固而坚定的。

苏格兰人对克伦威尔极端不满，他们妄图通过法律途径把长老制度强制加给独立派，为此他们向独立派施压。有关马斯顿荒原之战的争议同宗教分歧杂糅在一处。独立将战斗中的一些情况当作挡箭牌，特别是利文和部分苏格兰军队曾经做了逃兵这件事，而反观克伦威尔的军队，却血战到底，并且赢得了胜利。苏格兰人不甘示弱，指责克伦威尔本人在战斗中怯战怕死。然而这种说法根本没有说服力。苏格兰人虽然在干涉英格兰内战上获取了丰厚的报酬，却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要在英格兰推行长老制度的目标被抵抗力量粉碎，这些力量过去并不起眼，而此时却异常强大地发挥着作用。

蒙特罗斯侯爵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他来自于苏格兰的反对派，同阿盖尔发生冲突后转向了查理一世。这让他名垂青史。他宣誓忠于国王，曾经率兵以寡敌众，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转移了全苏格兰的注意力，而他的部下有时候连火炮的弹药都难以为继，他一度占领了敦提、阿伯丁、格拉斯哥、珀思和爱丁堡。他曾去信国王，如果陛下能坚守下去，他将率领苏格兰的全部兵力驰援。可是，一场决定全局胜败的战斗即将在南部打响。

1645年6月14日，双方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国王的军队攻陷了莱斯特之后，在内斯比地区与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的军队再次遭遇。保皇派的军队依靠着顽强的战斗精神一次次力挽狂澜，鲁珀特王子的战斗精神比他的军事素养更加值得称道。保皇军此时毫不退缩地向山上比自己兵力多一倍的敌人进行猛攻，战斗的过程同上一次如出一辙。鲁珀特击溃了议会军的左翼，他的骑兵虽然像埃奇希尔战斗中那样被议会军中的物资所吸引，但随后还是重新回到战场，给敌人阵中步兵以沉重打击，克伦威尔在另外一侧击溃了保皇军，并获得了议会军预备队的指挥权。此时，保皇军的步兵被敌人优势兵力包围，但仍然血战到底。国王企图率身边最后一批禁卫军前去驰援，但他身边的人及时阻止了他。于是，保皇军向右侧转移，与一路高歌猛进的鲁珀特的军队会师。保皇军的骑兵因此得以全身而退，步兵则或被杀死或被俘虏。议会军采取缴枪不杀的政策，故战死的人数少于马斯顿荒野之战。克伦威尔的铁甲军在保皇党的阵地里发现了一百多名的爱尔兰妇女，出于民族偏见以及道德上的一些考虑，他们将这些妇女尽数屠戮。内斯比之战是保皇党的最后一搏，随后那些城镇争夺战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军事活动，早就无关大局，最终结果在此时已经注定。

克伦威尔后来以令人厌恶的笔法描述了这场战斗：“在内斯比战斗中，敌军的队伍向我们进攻，而我们的军队素质低下”——他竟然不顾事实，实际上他的军队训练有素、军饷充足，老兵占主体而且在人数上比对方多一倍——“尚未决定如何战斗的时候，总司令委任我指挥全体骑兵，我只身巡视阵地，对上帝微笑，希望得到胜利的承诺，因为上帝是可以让占尽优势的人失败，而让处于劣势的人获得胜利，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而上帝对这场战役的安排恰恰如此。”

第十八章　斧头终落

1646年春，保皇派对议会派的武装抵抗已经完全瓦解。国王的部队在斯托昂泽沃尔德的最后一战中，雅克布·阿斯特利爵士战败被俘。他对俘获他的人说：“行了，孩子们，你们完成了你们的事业，现在回家玩去吧，不然，你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了。”

清教徒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实际上是拥护议会派的坚定团结的中产阶级打败了意见不统一的贵族和上层人士，伦敦新贵们的财富打败了旧的忠君思想，城市统治了乡村，其他教派战胜了英国国教。尽管有的地方与之不符，但全国总体的状况如此。政体仍旧悬而未决。国王个人专制统治被彻底推翻。但是，更严峻的问题马上又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国王本人以及王权，而英国社会的各种条件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查理一世本计划在军队的领导权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然而为了维护英国国教的主教制度，他决定一个人战斗下去。早在1645年秋天，在靠近边界的菲利普霍，入侵的苏格兰军队就将蒙特罗斯的军队击垮。此时，国王准备依靠苏格兰的帮助，因为他发现了苏格兰同铁甲军之间的嫌隙。国王失去了财产和权力，但他不打算放弃坚定的信念，期待着逆袭。他还希望能从法国那里得到援助，王后昂里埃塔·玛丽亚正在那里避难。在这场内战中，王后为国王所做的一切已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她从此再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

在艰苦的几个月里，鲁珀特王子放弃了坚决的抵抗，退出了布里斯托城，保皇派的城堡接连被攻破。国王计划单独前往首都伦敦，在臣民面前捍卫他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的事业，社会各界也均期待此行。查理一世几乎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伦敦议会以及军中的实力派也都赞成此举，国王把最终决定权交给了苏格兰人。一名法国人从苏格兰人那里得到了对国王的安全保证，同时国王也将获得尊重，也绝对不会被强迫做出任何违反本心的事。国王在得到保证后，前往苏格兰军指挥中心，当时这支部队正在攻打纽瓦克。在纽瓦克被攻入后，苏格兰军队立刻北上。

查理一世将自身定位为一名客人，但是不久他发觉自己其实是囚犯。他在军队行军过程中向一名苏格兰军官打探自己的处境，但遭到了戴维·莱斯利将军的粗鲁阻止，尽管受到了各种礼遇，但是却处于严密的监视下，国王不能同他的随从接触，有人甚至还监视了他的窗户，防止他将未经审查的信件掷向街道。被软禁于纽卡斯尔的时候，国王就一些有争议的国家大事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谈判。苏格兰人企图让他接受当年的协议，并且在英格兰推行长老会的制度，查理一世同他们做了最坚决的斗争。同时，国王与英格兰议会就政体问题也展开了争论，议会的策略是将国王尽可能长地关入监狱，直到可以在政体和宗教问题上完全钳制国王。同时借用国王的名义和亲笔信为他们的党派服务。国王必须在协议上签字，废除主教制度，议会负责控制海军和民兵，时间为二十年。这些被统称为“限制条例”的措施，使忠于国王的人被褫夺了公民权利，其惩罚力度不亚于当年兰开斯特在陶顿战斗后所遭受的一切。一位洞察秋毫的现代作家这样写道：“国王需要做的就是放弃自己的王权、教会和朋友，以便保住英格兰的王位……然而所谓英格兰国王，实际上只是外国军队中的一名阶下囚，不能与自己的牧师见面，只能独自于卧室之中读《祈祷书》。英格兰国王这个令人心驰神往又有着巨大风险的角色。实际已经沦落为一个‘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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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世本想利用议会与军队，苏格兰政府和英格兰政府彼此之间的嫌隙坐收渔利，因此踌躇不决。但英格兰和苏格兰政府已经跨过国王，单方面达成协议。苏格兰人获得入侵英格兰的一半酬金之后，于1647年2月，在议会派承诺保障国王安全的前提下，将国王交给了议会派，然后便退回自己的国家去了。这笔交易很划算，却又让人愤慨，许多人时常念叨这两句歌谣：苏格兰人是叛徒，卖了国王换银币。1646年的局势紧张又动荡，关于政体和宗教的问题喋喋不休，国家政治完全瘫痪，处处民怨沸腾，人民此时对国王忠心起来。

苏格兰人获得酬金后，国王受到了新主人的礼遇并被送往北安普顿郡的霍姆比城堡。他似乎又重振了声威，从纽卡斯尔向南进发的过程中，百姓向他欢呼致意，车上的铃铛发出悦耳的声音，全国处处欢迎国王，希望停止战争带来的戕害，恢复英格兰的旧制度，进行一场重大的改革。尽管查理一世在军事上如同在之前的议会斗争中那样一败涂地，不过他仍旧是英国无法取代的核心人物。假如国王能够满足人民的要求，人民还是会拥戴于他。查理一世失势后，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他所代表的制度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此时，克伦威尔的铁甲军，走上了英国的政治舞台，成为了新的参与者。这支军队的人数有两万两千，它尚未成为缔造者的主人，但已经不是缔造者的仆人了。这支军队的领导者是一些赫赫有名的将军，分别为总司令托马斯·费尔法克斯、胜利的代表奥利弗·克伦威尔和运筹帷幄并且是整军精神领袖的亨利·艾尔顿。这些领导人之间充满了政治和宗教方方面面的分歧，而这些分歧将会在战争平息后掀起更加凶猛的狂风巨浪。

议会举行了新的选举，用以填补保皇派留下来的空缺，因此出现了些许活跃气氛。独立派在议会拥有强大的势力，他们支持铁甲军。大多数议员仍旧代表长老派，主张实行严格限制的君主制。然而军队不赞同长老派的宗教政策，那些战功彪炳、讲话掷地有声的人士，几乎如反对主教制度那样，坚决反对长老会制度，如反对主教劳德那样反对苏格兰人。军中有许多活跃的教派，产生了宗教自由的思想。但是军队时刻准备镇压别人，谁又能控制他们呢？

议会派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大多数议会议员以及领袖们理所当然地不再需要军队。他们认为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裁军，掌权的应该是文官，军费也要削减。军队应该被派往爱尔兰，跟爱尔兰清算1641年的旧账；在英格兰保持数量相当的军队。至于剩下的军队，应该全部就地解散，由下议院出面表彰，让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还能回忆往日荣光。可这时候，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下议院拖欠的军费。到1647年3月，步兵已经连续十八个星期没有发饷，而骑兵也拖欠至四十三个星期。被胜利光辉笼罩着的下议院认为，补发六个星期的军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而士兵们却不能同意。尽管军队在很多问题上有着重大分歧，但在军饷问题上空前一致。他们已然决定，军饷以及关乎他们个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前，绝对不会前往爱尔兰或者解散。议会和军队的激烈冲突由此展开，斗争的双方都徜徉在胜利的荣光里，各自沾沾自喜。

在这场斗争的初期，议会以为它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剑桥市的议员克伦威尔对议会做出保证，以上帝的名义承诺军队会按照解散令返回家乡。可是，他还是另有准备，在军队接到解散的命令时，军官们递交了一封言辞恳切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的起草人可能是艾尔顿。军官们在请愿书中要求补发拖欠的军饷，对他们在战争过程中的行为不予追究，并且要求今后不再征兵，对伤残人员、寡妇和儿童发放抚恤金。他们说：“鉴于战争的需要，军队采取了很多非法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在和平时代不会出现，我们希望议会在遣散军队之前，通过法令明确这些行为不负任何责任，如果能有国王的批准自然更好。”即使有了马斯顿荒野和内斯比这样的胜利，铁甲军仍旧不敢断定，没有国王的批准的事情是否合法。他们试图获得一个永久的安全保障。掌握着强大武力的人始终牢记着实力不能给予保护的道理。这个突出的现象表明了英国的革命与他国截然不同。英国人的最大特点是：即使在动乱时期，也具有尊重法律和传统的本能，那些破坏王权的人也承认，以国王名义制定的法律是带来保障的唯一凭据。

议员们接到军官的请愿书后非常震怒。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掌握着控制权。最后，他们命令各个军团奔赴不同的领地，以便将它们逐个解散或派遣到爱尔兰去。可军队的答复却是，它们要集中驻扎在纽马克特。他们在该地郑重决定，在请愿未获批准前绝对不会解散。掌握权力的一方和掌握武力的一方势均力敌，双方都在寻找支持者。议会中的长老派想依靠苏格兰人，军队则企图依靠国王。按照实际权威，将军们的次序应该是克伦威尔、艾尔顿、总司令费尔法克斯。他们都认为，将来彼此的地位要降低，最终排到政客们的后面，这些政治家们妄图独吞胜利果实。在此问题上，将军、低级军官和士兵们一致对外。

克伦威尔和艾尔顿认为，应该在议会行动前，将国王掌握在手里，这将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如果能赢得国王的支持，那么斗争就有了保证。艾尔顿开始同国王进行私下的秘密接触。6月初，骑兵旗手乔伊斯奉艾尔顿和克伦威尔之命，率领近四百铁甲兵奔赴霍姆比城堡。国王此时在宫廷大臣以及议会代表的陪伴下，过着安逸的生活。议会派去看守国王的上校见状仓皇出逃。查理深知自己不会受到伤害，于是坦然地度过了那个夜晚。宫廷大臣们和铁甲军的军官互相以礼相待。

第二日清早，乔伊斯毕恭毕敬地告诉国王他的意图，查理一世没有表示反对。国王走到外面的阳台上，以主人的高傲对整齐的列队巡视一番。乔伊斯对他的骑兵说：“我以你们的名义做了三点保证：不伤害国王陛下，不强迫他做违背内心的事情，允许国王陛下的随从和他待在一起。你们都同意这些保证么？”士兵齐声高呼：“同意！”查理问：“乔伊斯，你的军令呢？你有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书面的命令么？”乔伊斯非常的困窘，四处打量后指着他的军队说：“在这。”查理露出威严的微笑，凭借着君主的自信和神圣权威说道：“不错，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手令，同我长期以来面对的军队一样威武……那么乔伊斯，我们去往何处呢？”

乔伊斯和下达命令的人都认为，只要把国王掌握在手里，可以尽一切可能满足他的要求。国王认为牛津对他的健康不利，剑桥好一点，而纽马克特则更优。而军队也正好驻扎在该处。查理一世和乔伊斯等人同行，仿佛闲庭信步，感觉到手中掌握着英国的前途。查理一世在纽马克特附近的奇尔德利休息了三天，剑桥大学的师生怀着崇敬之心觐见国王，这种礼遇在内战时是不存在的。克伦威尔、艾尔顿和费尔法克斯也纷纷觐见国王。查理随后被转移到哈特菲尔德，接着又是汉普顿宫。他有时候连续几个小时在花园里散步，一边同将军们谈话，大家似乎都感到愉悦。内廷官员们惊异于此番景象。最后王室发表了公告书：“国王陛下认为，议会的政策对军队的根本利益是不公的，也损害了军队支持者们的根本利益，国王审视了军队的请愿书之后，相信议会上下两院会同他一样，认为请愿书的要求更能满足各方面的利益，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坚固基础。因此，请议会再一次考虑军队的请求，国王陛下认为这是实现和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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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切的背后，进行着一场政治交易，但无人知道其中的确切细节。这是一场关乎宗教和解、议会和国王拥有相互制衡权力的国家政体以及军队在解散时获得赦免和嘉奖的交易。交易的内容是嘉德骑士——克伦威尔伯爵策划的，他同时又是爱尔兰的总督，平定了爱尔兰的动荡，将斯特拉福德为之奉献了宝贵生命的“彻底之政策”以不同的面貌实现了。具有超凡政治才能的掌玺大臣艾尔顿可能超越了社会前进的艰难步伐，规划了英国的政体。英格兰民族本来可以趁此机会实现自身的心愿，但是这个计划过于美好而根本无法实现。人类不能跨越历史进程中的坎坷。国王本人同军队领袖的交易本就没有诚意，他还在希望苏格兰人给予他帮助。议会反对军队和国王的提议，坚持自身的政策，也将目光投向苏格兰人，希望可以借以镇压曾经支持过它的军队，而军队此时承受着来自议会以及其自身内部的两重压力。

至此，将军们控制着下级军官，而后者又控制着士兵，他们内心充满着强烈的宗教热忱。士兵们对《旧约全书》中的人物简直入了迷，尤其敬佩撒母耳，虽然步履蹒跚，却仍在上帝面前将亚甲砍成碎片。将军们则希望可以为国家、国王以及他们自己争取来最满意的解决方案，而普通士兵却难以放下成见。使国王和克伦威尔之间的协议成为现实的唯一方法，就是快速有效地将其付诸实施。然而将军们却迟迟不行动，他们似乎更注重军心的稳定，可是过去口头的承诺在军人会议上已经归于无效，军人大会成员们敌视国王，认为他是“背负血债的人”。他们惊讶于那些平时里可敬的领袖们竟然毫不自重，与国王狼狈为奸。士兵们的不满越积越多，军官们察觉到形势可能有失控的趋势。

下议院的长老派此时意识到，他们无法掌控军队。伦敦城内的学徒和乱民也在施加压力，迫使长老派履行自己的责任。长老派在各种骚乱和暴力的压迫之下，废除了他们曾经对军队做出的决议。议长和五六十名议员因惧怕伦敦的暴民而逃往军队驻地，寻求克伦威尔的保护。军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于8月6日开赴首都，占领了威斯敏斯特宫，控制了商业区。除了一些棘手问题外，剩下的一切争议都在军队面前平息了。

1647年的秋天，军方在帕特尼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将军们特别是艾尔顿，企图控制骚乱。他们召开了军事议会，或者叫军人协商会。每个军团都选出了自己的代表，称为“代理人”或者“积极分子”。艾尔顿起草了军队章程，在不引起社会动荡以及财产权的前提下，采取彻底的措施。他们在当地进行了长达数周的激烈争论。同时还任命了一个记录员，负责会议的记录工作。这份会议记录后来流传到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得以让十九世纪的人们一窥当时的场景。各种人物接连登场，其中有塞克斯比、雷恩博罗、怀尔德曼和善于煽动的戈非上校。他们慷慨激昂，每次发言都正中靶心。克伦威尔听到了如下的说法：“英国的穷人和上层富人应该有同样的生活。”“一个人不必去服从他未参与建立的政府。”这些观点带有福音书的宗教意味和冷酷的武力至上论调。

关于每个人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这一要求，伯克和福克斯都颇感意外，就连艾尔顿同样是大吃一惊，他本人试图在不能解散的议会以及无法遣散的军队之间保持中立。克伦威尔很赞赏艾尔顿的思想，但没有在政治上采取同样的立场。同样这些主张也没有获得士兵代表们的拥护。艾尔顿阐释了他的“同国家利益攸关”的个人才拥有选举权的观点，这使得他的听众们陷入了沉思。他表示如果根据上帝或者自然法提出政治平等，那将涉及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他还指出：“根据自然法，每个人对他所见到的物品拥有同别人相等的权利。”士兵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随后不久便产生了十九世纪宪章派的主张：二十一岁的男子拥有选举权，各个选区平等，每两年召集一次议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新的主张。

克伦威尔听到了以上的观点主张，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同伊丽莎白一世拥有类似的想法，即这些平等要求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许多演讲者要求打倒国王和贵族，平分财产，这些想法得到了军人大会的欢迎，而克伦威尔考虑到了自己的财产问题。上述看法对他来说简直荒谬至极。艾尔顿将军为了安抚士兵，又做了一番演讲，结果只是引发了新的骚动。除了政治主张外，克伦威尔不得不考虑关于秩序的问题，他仍手握大权，而且毫不吝啬地使用这些权力。他设法使军人大会的代表返回各自队伍，以军官代表取代了军人大会。铁甲军通过帕特尼提出的那些政治主张，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才得到实现。

1647年深秋，克伦威尔和艾尔顿认识到，即使补发军饷并赦免军队的不当行为，国王和军队之间仍旧不能同心同德。他们无法劝服士兵们，后者在秘密集会中鼓吹着皮姆和汉普顿在世时所反对的那些宗教观点以及“长期议会”曾经试图阻止的共和制，这些问题的背后，是成年男子选举权和另外的一种思想倾向的问题。这种倾向，用现代的词汇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旦有了机会，这种倾向必然摧毁军队同国王之间脆弱而至关重要的关系。英国的保皇势力尽管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财产被剥夺，但他们仍然存在，并伺机东山再起。议会仍在寻求具有坚实基础的政治目标，充满宗教狂热和贪得无厌的苏格兰军队仍在边境伺机而动。在这些压力下，战败的国王和胜利的军士们之间的结合纽带终于断掉了。铁甲军的一名上校根据上司的命令暗示国王，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有些人会在会议上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而提议处死国王，在这段时间内，国王的行动并未受限。

11月，国王对那些不受军官控制的士兵将要杀害他的说法深信不疑，在夜色的掩护下慌忙逃离，经过多个驿站顺利地到达了怀特岛上的卡里斯布鲁克城堡。他在这个偏僻的城堡居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任何保护，但仍旧神圣不可侵犯。他是名义上的国王，众人觊觎的工具，阴谋家的最终牺牲品。他仍旧固守自己的原则，或成功或彻底失败。然而他此时在英国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了。他还想借助苏格兰人的力量。他同苏格兰人签署了一份协议，保皇派和长老派因此串联起来，这种联合不久就引发了第二次内战。

可以看出，克伦威尔和查理一世都在竭尽全力争取达成协议。而军队即将哗变，他们策划逮捕或者杀害将军们，上校们准备弹劾克伦威尔，防止他“效仿霍瑟姆”。12月15日，将军们同士兵们会面，一些军士立刻归顺，而罗伯特·利尔伯恩和托马斯·哈里森的部下却抗命不遵。历史学家加德纳曾对这个场面进行过描述：“他们聚集在一处，帽子上叉着《请愿书》，自己在上面又加上了‘英格兰自由’和‘士兵的权利’这样的口号，费尔法克斯大声训斥之后，哈里森的军队就驯服了，但利尔伯恩的军队却不为所动。克伦威尔看到此时单凭劝阻已经于事无补，就骑马从队前走过，大声斥责军士们，让他们把帽子上的《请愿书》取下。无人服从他的命令，他便拔剑冲入列队，他冷峻的面孔和果决的行为产生了震慑力量。军士们又恢复了服从命令的本能，几分钟后，违抗命令的军士们就取下了帽子上的《请愿书》，请求宽恕。带头哗变的军官被逮捕，其中三个人面临军事法庭的死刑判决。不过这三个人获准通过掷骰子的方式决定生死，结果阿诺德输了，他在同僚面前被枪决。如此，军队以一条生命换取了秩序，否则将是更大的骚乱。”
[8]

第二次内战的起因和阵容同第一次内战并不相同。所有参与角色都发生了转变，甚至是反转。国王及其权威已经不是议会权利的障碍，而是英国人民自由的保证。假使议会有机会召集起来的话，“长期议会”中很大一部分议员，上议院的全体议员都将赞同以上的看法。从前胁迫国王的苏格兰人此时也意识到，他们的敌人另有其人。威尔士也坚决拥护国王。曾经积极拥护皮姆和汉普顿的伦敦，此时也希望恢复国王的权威。当年把国王赶出首都的学徒们，此时仍群情激昂，不过这时怒骂士兵，高喊“国王万岁！”。过去，海军一直是反对国王的重要势力，此时也转而拥护他。哗变的大部分军舰驶向荷兰，官兵们希望威尔士亲王可以担任他们的统帅。保皇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他们饱受迫害，财产也被剥夺，虽然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受到伤害，但仍旧渴望重归战场。大部分民众则持冷漠的态度。拥护王位复辟的那种类似1660年的情况尚未出现，但英国社会的各种力量正在集中，甚至连最普通的民众也感受到，国王和议会被新的专制势力抛弃了。这个新的暴君将给大众带来更多的痛苦。国王查理一世虽然失去了自由，住在卡里斯布鲁克，却比其个人独断专行的时期更有民望，更像一个真正的国王。

第二次内战的持续时间并不长，过程很是简单。国王和议会、地主和商人、伦敦商业区和农村、主教和长老以及苏格兰军队、威尔士人和苏格兰的舰队，所有力量都在反对克伦威尔的铁甲军。军队在克伦威尔的率领下向所有这些力量发起进攻，起初军队困境重重，但困难消除了军队内部的分歧。费尔法克斯、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再次同勇猛的军士站在一条线上，这支军队横扫威尔士、英格兰。它只用了一个支队就镇压了康沃尔郡和西部的大规模的起义。他们在科尔切斯特彻底击溃了保皇军，并且采取了残酷的惩罚措施，下令枪毙了投降的保皇军官卢卡斯和莱尔。克伦威尔镇压了威尔士的起义过后，全力北上与另外一支部队会师，接着向跨越兰开夏的苏格兰军队驰骋而去。此时指挥苏格兰军队的是戴维·莱斯利，可是他指挥的已经不是当年的苏格兰大军了，而列文勋爵统率的训练有素的苏格兰军队则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入侵的苏格兰大军在普雷斯顿被断掉了后路，溃不成军。英格兰舰队几年前同国王作战时曾无坚不摧，此时面对强大的铁甲军却毫无办法。铁甲军筚路蓝缕，然而他们拥有耀眼的盔甲、发亮的刀尖以及错误的使命感。

到了1648年底，第二次内战宣告结束了，克伦威尔成为了彻底的独裁者。保皇派的势力被连根拔起，议会不起任何作用，宪法也落了空，苏格兰人遭到了失败，威尔士人只得撤退，海军遭到了改编，伦敦屈服于暴力的淫威。国王查理一世仍旧住在遥远的卡里斯布鲁克堡，等待着自己命运的审判，审判结果将使他丢掉性命。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描述克伦威尔和铁甲军的胜利是民主和议会制度对王权和旧时代的胜利，我们不能轻易相信这种观点，这场胜利无非是二万多名果决、冷酷、纪律严明的军人战胜了英格兰一直期许的一切美好图景。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多年持续不断的斗争，我们所关心的这场内战，起初建立了限制王权的君主立宪制，而最后演变为军事独裁。一个冷酷、恐怖、能量巨大的独裁者成为了国家命运的主宰，尽管他在此后的十二年中尝试了各种努力，用心良苦又踌躇满志，但他的行为还是错误的，具有机会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倾向，在历史上书写了不容抹去的一笔。

胜利成果中最容易获得的是国王的项上人头。尽管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卡里斯布鲁克城堡。可是，他是那场反对铁甲军战斗的指挥，是扣发军饷引起铁甲军动乱的那场内战的发起者，是全国舆论的焦点，代表了铁甲军最为痛恨却无力改变的制度，同时也是这场胜利的战利品。人们在处理棘手的国家事务以及应对一切动荡不安的状况时，处决国王是一个极端重要的行为，它可以保证铁甲军的团结一致。只有处决身负血债的查理·斯图亚特，士兵们才能满意，而他们的长官才更容易控制他们。

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晚，怀特岛上的居民发现了铁甲军士兵乘船横渡了索伦特海峡，在新港和考斯登陆，国王的官员上去盘问并监视他们的行踪。国王的密友劝说国王赶紧逃走，当时似乎还有一些可能。可是国王此时还在试图和议会进行谈判，认为自己的地位稳固，不需要逃跑，其实这是他逃生的最后机会。几天之后，国王被押解回不列颠，囚禁在赫斯特堡。他在那里受到了不公的对待，这是第二次内战发动以来的第一次。在这之前，国王受到的尽是礼遇，生活无忧，此时身边没有仆人，被独自关在一个小塔中，塔内没有蜡烛。此后又进行了一场谈判，但他已经是大难临头了。即使在不见天日的牢房内，国王仍保持内心的坚定。他在自己动荡不安，颇多坎坷的统治生涯里，多次犯下大错，而在生命的尽头，命运却选择了他，使其成为英格兰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卫者。甚至，国王可以被视作整个大英帝国权利和自由的保卫者，这场战争波及了整个不列颠岛。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于圣诞前后被送往伦敦。起初，国王认为押解他的哈里森上校是来处决他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铁甲军计划用最具威慑以及最能宣扬他们信仰的方式处决国王。克伦威尔无法安抚和控制那些士兵，而处决查理至少能让他们看到一个可怕的赎罪场面。在前往伦敦的途中，一个傍晚，国王问哈里森上校：“你是来杀我的么？”上校回答：“不是的，国王陛下，任何人都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国王在得到保证后安然入睡。根据法律，国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查理一世在温泽休息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他在那里受到了尊贵的待遇，这种情况与之前在赫斯特堡的待遇有很大的差别。他身边有一些仆人和内廷官员，他每天都以惯有的方式进餐，仆人跪着上菜，议会派来的军官礼貌地同他一起进餐，离席时向国王行九十度的鞠躬礼，这是一个极端奇怪的情形，他们必须继续奔赴伦敦，那里正有许多的事情亟待解决。

当时的伦敦处于铁甲军的严密控制下，下院议员打算进入议会开会时，一些议员已经站到了普赖德上校这边，他们把那些不配合军队的议员名字记录下来，四十五名打算进入议院的议员遭到了逮捕，在总数为五百多的议员中，有三百多人无法进入议会，这就是“普赖德大清洗”。所谓身负血债的国王，将面临审判。当局翻阅了英格兰有历史以来的所有法律和案例，找不到一条审判的根据。历史上不缺处决国王的先例。比如爱德华二世在伯克利城堡、理查二世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先后被秘密处决，但当局都试图否认或掩盖事实真相。要么严守秘密，要么将这些死亡归结于疾病。胜利者铁甲军妄图通过审判的方式来敲打英格兰人民，让他们知道必须要屈服，一年半之前，还在国王统治下担任爱尔兰总督的克伦威尔，此时已经看出处决国王是维护自身最高权力的唯一选择。费尔法克斯指出，处决了国王，后果就是让身处荷兰的威尔士亲王拥有国王的一切权力，可惜的是，没有人听从他的警告，英格兰没有任何法官可以起草审判的起诉书和组织起法庭，最后，长期生活在英国的荷兰律师艾萨克·多利斯劳斯用古代传统偷梁换柱，开庭时的那一段说法同英国的传统毫无联系，完全引用了罗马时代元老院或者禁卫军有权力处决暴君的例子。余下的下议院议员们通过了一项决议，成立了一个由一百三十五人组成的国王审判团，实际上最终出席的不到六十人，工匠们开始布置威斯敏斯特宫，为随后最重要的活动进行准备。这次要处决的不是一名普通的国王，而是代表了整个不列颠民族精神和传统的国王。

这次著名的审判被描述得越是如临其境，就越是充满了戏剧性。查理一世根据个人独裁统治时任意曲解、利用过的法律和宪法，为自己在敌人面前做出了完美的辩护。正像莫利所写的那样，他“态度镇定，睥睨法官”。他不认可这个特别法庭，认为审判国王是最不可饶恕的违法活动。而审判长约翰·布雷德肖也无法找到法理根据。尽管如此，克伦威尔以及铁甲军仍旧决意处决国王，并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自己的目标。威斯敏斯特宫内围观的群众大部分都同情国王。在最后一次审讯的下午，当国王自辩要求遭到驳回被带离大厅时，人群中传出了一阵祈祷“上帝保佑国王”。而异常坚定的士兵根据长官的事前吩咐，高呼“执行死刑！”

在国王受刑前，军队一直尊重他的个人尊严，给予了其处理俗世事务和牧师祝祷的一切便利。这次处决不是野蛮的杀戮，而是一个严肃隆重的仪式，是一种牺牲，用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术语来说，是一次“信仰的检验”，1649年1月30日上午，国王被带离圣詹姆斯教堂，押往白厅。在此之前，他被士兵从舒适的住所中带走，从水路来到教堂。30日上午下了一场大雪，国王穿着缓和的衣裤，在押送队伍的中间说了一句“快点走”，然后快步走向半英里外的宴会厅。当时，只要他的要求不影响最后的结果，铁甲军便会尽量予以满足。签署死刑判决书的大多数人此时已经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因为他们今后还要为此事承担责任，最终面临报复。克伦威尔发觉无法纠集足够的人签字。总司令费尔法克斯善良耿直，他对此情此景无法苟同，因此铁甲军只好将其控制起来，艾尔顿和哈里森同临死的国王一起待在大厅，同时在场的还有克伦威尔，他是不可能缺席任何一个重要场合的。

下午一点时分，国王得到了通知，他的大限已到。他从宴会厅的落地窗迈出去，走上了断头台，刑场上到处都是列队的士兵，克伦威尔一派曾错误地预判，国王不会屈从特别法庭对他的判决，或许会拒绝受死，因此还准备了捆绑他的绳索。查理一世面带微笑，鄙夷地注视着这一切。国王获准在临死前留下遗言，由于他的声音不足以传到远处的士兵那里，便对站在断头台上的人们讲了几句话：“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拥抱死神的降临，他饶恕这世上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要处死他的人。他希望这些人可以忏悔自己的错误，采取正确的行动来实现国家的和平，而依靠武力是行不通的，他认为臣民和国王的地位本就不同，民众的幸福不在于参与统治这个国家。假如他施行暴政，用武力改变法律，他今天就不会有如此悲惨的下场，所以，他是人民的牺牲品。”

查理一世从容赴死，他配合行刑人将自己的头发用白色的缎帽收好，自动躺在断头台上，一个手势之后，国王就人头落地。接着，他的头颅被悬挂起来示众，人群中有一个人喊道“这就是叛徒的头！”

人群像洪水一样涌入现场，虽然沉闷，但内心痛苦。当时有一个人在日记中提到，看到砍下的头颅，“无数人发出了哀号，这是一种从未听闻的声音，也再也不愿听到。”

国王查理一世的命运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谁如他一般顽固抵抗时代的潮流，他在自己主政时期坚决反对议会民主，而在灾难的不断冲击下，他却成为了英格兰自由和传统的象征。他的错误来自于君权神授的自大，而并非是个人权力欲念的作祟。他从出生一刻就秉持“国王至高无上”这一信念，因为这确实是英格兰的铁律。最后时刻，他同铁甲军进行了斗争，后者将英格兰推入了最恐怖的暴政深渊。国王查理对于自己坚持的事业从不妥协，虽然，他同敌人周旋和斗争时也使用过欺骗等手段，但这是由激化的矛盾和复杂的形势所决定的，何况对手为了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更加可鄙。国王在宗教和政体问题上，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坚决维护国教的《祈祷书》和主教制度，正是基于此，宗教才具有正统性，在动荡艰苦的岁月里，他坚定不移地捍卫自身事业，他的牺牲并不是那种甘为宗教而献身的行为。他的王室利益同国家大事有着紧密的联系，有人指责他站在普通民众一边反对新兴贵族，这也是没有根据的。他不完全是英国自由的捍卫者，甚至不完全是国教的捍卫者，不过他终究是为了英国的自由和教会献身的。他用自己的生命将这些制度保存下来，传给了他的后代，也传给了我们这个时代。

1  兰克《英国史》第一卷，第537页。

2  写于1938年。

3  兰克《英国史》第一卷，第537页。

4  兰克《英国史》第二卷，第394页。

5  加德纳 《内战史》第一卷，第371页。

6  G·M·扬《查理一世与克伦威尔》。

7  G·M·扬《查理一世与克伦威尔》，第67页。

8  加德纳《内战史》第四卷，第23页。

第六部 王权复辟

第十九章　英格兰共和国

在处决国王查理一世之前，英格兰共和国就已经诞生了，1649年1月4日，一伙跟随克伦威尔和铁甲军的议员就提出了：“除了上帝，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来源……英格兰下议院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它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1月9日，他们投票决定今后的国玺上不再刻有个人的名字。因此，他们设计了一个新的国玺，一边是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地图；另一边刻着下议院的画面，上面还有“在上帝的赐福下恢复自由元年”的题词。国王查理一世的一尊塑像被推倒了，有人还在底座上刻上了：“暴君、最后一位国王的覆灭。”2月5日下议院的那些议员又提出：上议院“没有存在的意义并且极端危险，应当撤销”。至此，上议院果真不再开会了，第二次内战中被俘的贵族遭到报复，博学而富有政治经验的汉密尔顿勋爵和霍兰勋爵也被砍了头。

这时候议会任命了一个政务院，负责管理国家事务，任期为一年。政务院共有成员四十一名，其中有贵族、法官和下议院议员，有些人还参与了处决国王。政务院不惧强权、勤勉奉公。十二名大法官中有六人没有继续留任，留任的六人在正式收回对国王的效忠宣言后，开始为共和国服务。军队领袖们的保守势力坚决要维护习惯法的权威，对所有非根本性问题依旧比照传统来处理。人们意识到，为了防止平均派、投机者和极端分子对特权和财产权的侵犯，新政权必须有律师的参与，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平均派气焰嚣张，但当权者还是将他们镇压了下去。独断专行的政务院竟然也将艾尔顿将军排除在政权之外。克伦威尔以及同僚早已洞悉了极端分子的要求，早在1647年克伦威尔和国王进行那场徒劳的谈判时，约翰·利尔伯恩就煽动五个骑兵团联名签署了《请愿书》，这些要求就已经摆上了台面。

铁甲军中的一部分必须被打散或者遣散。克伦威尔以上帝的名义，率领铁甲军的主力前去讨伐那些崇拜偶像，与英格兰积怨甚多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在克伦威尔看来，此项计划能够获得军民们的狂热支持。为了决定哪个军团可以前往爱尔兰，克伦威尔决定实行抓阄，通过一轮轮的挑选，直到将平均派控制的兵团排除于这次行动之外。一本名叫《英格兰的新桎梏》的册子在军中流传开来，士兵们发生多次的哗变。数以千计的老兵集会示威，要求“人民主权”、成年男子的选举权以及每年召开议会。这种种情绪不仅仅存在于士兵之间。除了以上根本性问题外，以杰勒德·温斯坦利为首的一些人提出了更加激进的要求：不仅公民权利平等，还要财产权平等，这些人被称为“掘地派”。

在萨里郡的公地上，有些人开始准备集体耕种这些土地。这些所谓的“掘地派”们并不侵犯私人的土地，而是把公地划给有权占有他们的人。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人们共同拥有的，公共土地就该人人有份。他们还认为，被处决的国王查理的王权是从征服者威廉那里一代代继承来的，那个时代有许多贵族和冒险家随着威廉来到英格兰，而撒克逊时代的传统权利就是被这些人破坏了。从历史沿革来看，这些传统已经存在了六百年，已经根深蒂固到难以改变。这些新的主张既难以实现，又本身难以自圆其说。然而，这就是那些人的想法。共和国的统治者们认为以上的这些想法是十分危险的，具有颠覆性的一派胡言。

克伦威尔本人也被这些主张震惊了，意外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人，他对财产权的关注完全不亚于对于宗教自由的关注。他说：“贵族、乡绅和自耕农是有积极意义的力量，对英国十分重要。”于是，“掘地派”被政务院驱逐出公地，哗变的官兵也遭到了冷酷的扑杀。这场骚动还是由克伦威尔镇压下来，根据他的命令，追随利尔伯恩的骑士威廉·汤普森被枪决于牛津郡的一个教堂院子里。被枪决者的主张和英勇受到一些人的赞赏，被称为“为民主献出生命的第一人”。克伦威尔还把不报名参加爱尔兰战争的官兵赶出军队，拖欠的军饷也不发给他们。被政务院任命为总司令之后，克伦威尔的军事行动还披上了一层宗教的外衣。他和清教牧师们一起煽动这场对爱尔兰的圣战，他独自乘坐六匹佛兰德斯马拉动的马车去查林克罗斯进行礼拜。这些做法都是他缜密部署过的，用以应对军事和社会方面的危机。如果不处理好这些危机，英格兰还会爆发极端残酷的内战。

由克伦威尔于1649年发动的爱尔兰战争，与以往历次战争一样残酷，也同样充满了《旧约全书》的宗教色彩，这种宗教色彩对清教徒们产生了深刻影响。爱尔兰人的民族气概和恶劣的环境，促使了他们在天主教的容忍精神和君主制度下团结起来，并同保皇派的新教徒结成坚固的同盟关系。此时，保皇派的军队已经有了一万二千人，这支军队是由奥尔蒙德侯爵领导的。而此时，教皇使者的到来更加剧了局势的紧张。在克伦威尔登陆爱尔兰之前，奥尔蒙德的军队已经遭受了打击，1647年，奥尔蒙德把都柏林留给一个议会派的将军，去攻占德罗赫达以及韦克斯福德这两个城市，并在那边驻扎下来。克伦威尔率领一万名战斗经验丰富的勇士向这两个城市发起了猛攻。如果奥尔蒙德率领的正规军在野外同敌人交战，并通过暴露侵略军的倒行逆施来激发爱尔兰人，以获得更多的支持，那么他的结果可能更好些。可是，他在德罗赫达部署了三千名守军，其中包括了爱尔兰保皇派的精锐以及英格兰志愿兵，认为攻坚战会让克伦威尔铩羽而归。克伦威尔却判断出，消灭奥尔蒙德的军事力量，这会震慑整个爱尔兰岛。于是他采取了更加“恐怖的”的行动，这也让十九世纪他的崇拜者，想为他辩护的人们感到词穷。

克伦威尔要求守军投降遭拒后，开始用火炮轰击城墙。他在第三次总攻中身先士卒，并获得了胜利。他的军队进城后进行了大屠杀，其残酷程度堪比野蛮时代。所有俘虏都被杀死，连牧师和修行者们都难逃一死。克伦威尔军在尸横遍野的战场寻找贵重的物品。负责守城的阿瑟·艾什顿爵士有一支义肢，铁甲军以为是金子打造的，可是他们翻找了半天，也仅仅从他的皮带里找到一些财物。直到第三天，他们还在继续搜索和屠杀那些躲藏起来的人。

这些都是不容抹杀的事实，对此克伦威尔给政务院院长约翰·布雷德肖的去信也证实了此事：“我们在德罗赫达的战斗中，上帝与我们同在。火炮攻势后，我们发动了进攻。守城的三千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我们攻入城内的一千人被迫退出城外。上帝又赐予了我们勇气，再次攻入城内，利用敌人自己的防御工事进行打击……我们曾经在开战前要求敌人投降，因此，此时绝对不能宽恕他们，我认为我们的军队将对方屠戮殆尽，只有不超过三十个敌人活了下来，我们监禁了剩下的俘虏，他们将被流放到巴巴多斯岛。……这已经是极大的宽恕了。敌人不愿进行野外的战斗，用最精锐的军队和最优秀的指挥官去固守城池……我不相信，也从未听说有任何军官最后逃生了，只有一个人除外。……这场残酷的斗争使敌人闻风丧胆。我坚信，上帝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靠一场残酷的战斗就可以换取尽可能少的流血……希望人们能把这次胜利的功劳归于上帝，因为是他的恩赐。”

在写给议长伦索尔的信里，克伦威尔进一步描述了详细的情况：“少数的敌人撤退到易守难攻的米尔芒特……敌人守备司令和高级军官都在那里，当我们攻入的时候，我下令全歼敌人，在战斗中，我的确下了杀死全部战斗人员的命令。据估计，我们一夜的时间共杀了两千人。少数敌人逃到城的另一边，其中一百人占据了圣彼得教堂的高塔……他们拒绝投降，我便下令攻击教堂，在战火中有个人的喊声：‘我要死了，我着火了！’”克伦威尔还写道：“我相信，这是上帝在惩罚这些不开化的人，他们血债累累。”
[1] 几个星期后的韦克斯福德城，相同的惨剧又发生了。

在安逸的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当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分别领导的民主党和保守党就过去的事实进行辩论的时候，当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激进的非国教教徒又挑起动荡的时候，人们开始怀揣敬仰之情回忆克伦威尔的残忍，有些人甚至暗自钦佩。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残忍已经不会再出现了，在安逸、金钱至上和自由辩论的年代，他们可以向奠定了民主社会基础的残忍军士们致敬。而到了二十世纪，残酷的事实让知识分子放弃了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现代的种种暴行，不亚于克伦威尔的那些手段，甚至更加可怕。我们已经认清独裁者的野心，所以我们不能效仿我们的祖辈，继续对暴行不闻不问。这里必须要重申一个简单的道理：尽管战争残酷，但是对手无寸铁和已经投降俘虏进行大规模屠杀的事实，是历史上难以抹去的污点。

克伦威尔本人忧心忡忡，他记录下自己内心的忏悔，这种情绪是做完坏事后的必然。他鲜廉寡耻，为自己寻找了很多的借口，卡莱尔也与他狼狈为奸。克伦威尔认为通过残忍可以避免更多的牺牲，然而他的想法是错误的。他离开爱尔兰后，战争还继续了两年。他本人厌恶天主教，把它当作一切问题的根源。他错误地将保皇军和信仰天主教的农民视为一伙，这些农民于1641年屠杀了信仰新教的地主。其实，这些守卫德罗赫达的士兵和几年前的暴行无关。他用战斗激烈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其实他的军队在这场战斗中的伤亡不到一百人。兰克公正地评价了此事：“所有的暴行都是有准备的。”而且，这位野心和权力欲望极度膨胀的领袖将上帝描述成一个为党派利益服务的怪物，可以吓退一切尚有意识的人。这个政治家口中的正义与宽恕完全是信口胡说。这些暴行绝不能用形势危急和国家利益来掩饰。克伦威尔在爱尔兰拥有不可匹敌的力量，他以卑鄙残忍的手段运用手中的力量，践踏了人类的行为准则，在历史上留下了污点。自石器时代以来，残忍如克伦威尔在爱尔兰进行的大屠杀这样的事，并不鲜见，此次，对犯下暴行的人，必须剥夺他们的一切荣耀，无论是战斗胜利的光环，还是政治家或君主用以掩盖过往、粉饰太平的长久名望。
[2]

在多种合力的作用下，爱尔兰岛的居民可以共同生活在该岛上，甚至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也勉强生活得下去。克伦威尔的暴行给该岛的军民带来了长期的痛苦。他通过经常性的恐怖战争、不公的拓居、禁止天主教传教等手段，给民族和宗教间带来了新的裂痕。他对当地的爱尔兰居民说：“要不下地狱，要不去康诺德。”以至于三百年来，爱尔兰人一直把“克伦威尔诅咒你”当作最恶毒的咒骂。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统治至今影响犹存，为了消除这些恶果，我们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然而结果并不理想。这些恶果也使得世界各地英语民族间迟迟无法团结起来。直到今天，我们仍旧活在“克伦威尔诅咒”的阴影之下。

当查理一世脑袋落地的那一刻起，他的长子在大多数臣民和欧洲人的心中立刻成为了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处死查理一世后的第六天，苏格兰接到了这个消息，它的议会马上宣布查理二世为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苏格兰在伦敦的代理人也要求承认查理二世的王位。自诩为“议会”的那些政治独裁者们下令将这些苏格兰人的代表赶走。查理二世当时身处荷兰的海牙。大多数荷兰人对他比较友好，对他父亲的不幸遭遇感到震惊。在审判国王的特别法庭中出力最多的是荷兰律师多利斯劳斯，他在吃晚餐时被苏格兰的保皇分子刺杀。凶手得到了他们应有的下场，但人们却对此行为赞赏不已。

蒙特罗斯在战败之时，听从国王生前对他的忠告逃离了苏格兰，最初，他认为国王之死让他的生命再无意义。一位牧师对他进行了开解，他决定复仇，重新燃起了战斗的怒火。他率领人数不多的追随者在凯思内斯登陆，被政府的军队击溃后，又遭到了出卖。他被押解前往苏格兰各处游街示众，最后在爱丁堡被送上了一个很高的绞首架。围观的群众很多，个个群情激愤。他自己异常愤怒，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的坚贞不屈使敌人感到十分惊恐。他的名字被留在了苏格兰的民谣和传奇中，他的尸体被分割成小块，撒在他战斗过的地方，以儆效尤。苏格兰的阿盖尔和长老派对这位非正统的保皇分子进行残酷镇压的同时，也准备为捍卫君主制对英格兰发动战争，并且与年轻的国王查理二世结成了同盟。

查理二世面临艰难的抉择，苏格兰政府承诺他：“如果你承认我们同查理一世达成的那些协议，支持长老会制度，我们不仅将苏格兰置于你的王权下，还将同你一道进军英格兰，那里的长老派和保皇派也将一同加入反对共和分子和弑君者的战斗，重塑国王权威。”如此艰难的局势下，竟然还有所谓的君主制的捍卫者。但是，这场交易的代价也是昂贵的，查理二世必须摧毁主教制度，把与父亲并肩作战的人们所痛恨的教派强加给英格兰。查理二世受过系统的教育，他清楚明白一切宗教和政治的分歧和斗争。但是，为了自己的王权，他深思熟虑后，决定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为王室的事业而背叛上一代人的抗争。贪得无厌的苏格兰代表每天拜访他，晓以利害。其中一个苏格兰代表说：“我们迫使他签署协议并向他起誓。我们明了他内心必定充满仇恨……他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屈从于我们的压力。”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抱着为丈夫报仇雪恨的信念，在她看来，不同的新教异端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她也认为，查理二世不应在协议上签字。

协议的实施同签署一样充满困难。查理二世在去往苏格兰的船上就被迫做出了更具体的保证。他从位于阿伯丁郡的住所的窗户向外张望，看到了恐怖的一幕：他忠实的仆人、朋友蒙特罗斯的一只干枯手臂钉在墙上。那些恳求他登上王位的人，实际上已将他像囚犯一样控制起来。查理二世日复一日地接受布道、告诫、训斥。除此之外，他还要在长老会的教堂里下跪，这在他眼中，完全是异端。苏格兰政府和教士们对宗教信仰可谓至真至诚，令人惊叹，但如果能逃避与其交往，倒是一份幸运。

苏格兰人主要的工作是，把即将对英格兰的战争同两年前在普雷斯顿的大溃败区别开来，参加过那场晦气战斗的人，不允许参加接下来的战斗。

军队重新整编，裁撤掉的那三四千人又恰巧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取而代之的是“牧师的儿子、教会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听到的是布道，看到的是宗教仪式，对军事毫无经验”。不过，他们毕竟组建了为国王而战的军队。法国的马萨林红衣主教以及在荷兰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也派兵支持。查理二世在战争的急迫性以及求胜心的双重驱使下，不得不发表声明：“愿意在上帝面前洗刷罪过，因他的父亲反对过《神圣盟约》，他的母亲曾经崇拜过偶像，这些行为不算绝对的忠诚，绝对因此必然会招致上帝的震怒，因此，后辈就必将替祖先接受惩罚。”这番说辞使查理二世再也无法面对他的母亲，而实际上，其母也不会再在政治上为他出谋划策了。在这种诡异的局势下，一支苏格兰大军在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边界上集结起来。

由于苏格兰的威胁，克伦威尔从爱尔兰回到英格兰。费尔法克斯逐渐疏远了以前的同僚们，且拒绝带兵去苏格兰。政务院最终只得任命克伦威尔为总司令，这仅仅是走走形式而已，因克伦威尔本就掌握着军队的最高领导权。铁甲军刚刚参与了对爱尔兰的血腥战斗，刀剑尚未入鞘，他们是克伦威尔手中沉重、锋利又嗜血的武器。他在大战之前仍旧不放弃争论。有些人认为，他所能认知和信奉的那些东西，无非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问题。他一本正经地就这个问题与他人争论，情绪激动，喋喋不休：“我请求你们看在上帝的分上，考虑下自己所犯的错误。”没有人响应他的论调。假如不是战争迫在眉睫，争论还不知道要到何时才能结束。英格兰军队开赴苏格兰低地，沿着海岸进军，以便获得海上的补给，双方的队伍呈现胶着态势。戴维·莱斯利是不容小觑的敌人，他的兵力占优，克伦威尔的铁甲军不得不退守邓巴，从海上获得粮食补给，要根据天气和风向条件。他们仍旧有机会乘船向南，在英格兰东部的港口获得军需，可对于一生战无不胜的人来说，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

此时的苏格兰军中出现了两种声音。以莱斯利为首的人主张放走克伦威尔；而六名宗教领袖认为是时候替上帝惩罚罪人，否则他们会使新教陷入更加混乱的状态。宗教方面的压力最终战胜了战略需要。狂热的苏格兰军队从高地俯冲下来，从四面包围了克伦威尔的铁甲军。双方都将胜败押在上帝的天平上，可是上帝发现双方的信仰和热情等量齐观，只好让军事力量来决定这一切了。时间刚刚是9月3日，是德罗赫达大屠杀一周年的日子。

上帝再一次帮助了克伦威尔，他轻松地说：“我们对上帝充满了期待，他多次保佑了我们。”约克郡的军官约翰·兰伯特告诉他，苏格兰军队的南侧是他们最弱一环。在那里，两军呈胶着状态，互相渗透，天刚刚亮的时候，克伦威尔下令右翼部队掩护左翼，当太阳完全升起后，克伦威尔激动地大喊：“冲吧！让上帝见证，让他的敌人下地狱去吧！”这两支同样充满政治、宗教狂热的军队一经相遇，高下立判。苏格兰人发现自己的右翼遭到了攻击，狼狈逃离，扔下了三千具尸体。另外还有九千人成了俘虏，跟着克伦威尔的军队受尽折磨。长老派的军队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这场军事失败使苏格兰的政策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国家安全成为最为看重之处。为了补充战斗减员，他们开始安抚那些第一次入侵英格兰受挫的军人，把之前昏聩政策下，裁撤掉的老兵重新征召入伍。想参军的英格兰保皇分子也得到了衷心的欢迎。查理二世在斯科尼加冕。随着宗教战争的展开，产生了一些新的政治观点。苏格兰政府中大多数人都主张，军队应该向英格兰进军，沿途吸纳英格兰的保皇势力，将克伦威尔拖延在他业已占领的爱丁堡。宗教势力以及在我们看来完全属于激进派别的人，仍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他们不同意这个计划。自称可以取悦上帝的六名长老会牧师说：“因为造物主不喜欢邓巴之战的这支军队，所以导致了战斗的失败。因为这支军队拥护的国王，不同长老会订立盟约。”这种荒谬的借口，迫使很多人离开了军队。

一支苏格兰军队在1651年进攻了英格兰，不是替长老会卖命而是为了国王而战。克伦威尔放走了他们，这也显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谋略。如果他率军追赶，可以在边境上赶上，但他却决定从后面切断敌军的供给。而后来的事实表明，克伦威尔是正确的。英格兰的保皇派没有参与，因为他们伤亡惨重，受到无数磨难，对克伦威尔以及铁甲军心怀畏惧。保皇分子那些比较活跃的领袖们，早就被屠杀殆尽。作为国王的查理二世，重返英格兰，他沉默不语地走在军队的最前面。而克伦威尔此时从容地跟在后面，他能够调动一切英格兰的共和军来打击北方的侵略者。9月2日，是决定查理二世最终命运的日子，一万六千苏格兰军队被迫在伍斯特同英格兰决战。英格兰拥有二万战斗经验丰富的铁甲军，还有大量对苏格兰人心怀仇恨的民兵。苏格兰军队的指挥官是莱斯利，他同骑兵一起在城内坚持到战斗落幕。查理二世也表现得十分英勇，他在战斗中策马驱驰多个兵团，鼓舞军心。这场战斗也是数次内战中最为激烈的一次，而结果仍旧以苏格兰和保皇派的失利而告终，几乎没有人活着回到苏格兰。对于克伦威尔来说，这是上帝的眷顾。对与查理二世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惊心动魄的遭遇。他历经艰难险阻，最终逃离了尸横遍野的战场，克伦威尔悬赏一千英镑要他的人头。查理二世在博斯科贝尔的一棵有名的橡树上躲藏了整整一天。躲过了四处缉拿他的敌兵。到处是缉拿他的人，但他的朋友也遍及各处。他获得了暗中的帮助，他的行踪也没有泄露。有近五十个人认出了查理，但他们甘愿冒着巨大风险，知情不报。“国王是我们的主人”——这句话感染着各个阶层的人。“英格兰国王是我的，也是你的，是所有真正的英格兰人的主人，他就在我们的周遭陷入困境，你能帮他找到一条船么？”“他还好么？平安无事么？”“是的。”“感谢上帝。”所有知道秘密的人，都怀着这种真挚的感情。

经过六周的辗转，查理二世又一次逃亡他国。忠诚的、国王所剩无几的拥护者——德比勋爵也被送上了断头台，献出了生命。德比勋爵夫人，那个曾经勇敢保卫自己家园的女主人，仍然希望国王的王旗可以继续飘扬在马恩岛的天空。德比郡随即宣布马恩岛独立。英格兰议会依靠舆论攻势和武力，征服了这个保皇派最后的立足之处，勇敢的德比夫人被长期囚禁，后来在贫困潦倒中了却残生。大动乱至此，全部结束了。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全都屈服了。这三个王国统一起来，接受来自伦敦的专制统治，不可抗拒的力量书写了英国历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章。然而绝对权威的统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除了安于奴役的民族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忍受独裁者的统治。这个重要的历史规律给那些向往自由的人们带去了慰藉。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黑暗如漫漫长夜，而在人类的历史上也不过转瞬即逝。不过，人们心怀希望，仿佛吹绿广阔田野的春风那般，给勤勤恳恳的人们带来新的丰收。

第二十章　护国公

君主和上议院都不存在了。英格兰的国教也摇摇欲坠，下议院剩下的议员也寥寥无几，被人们戏称为“残缺议会”。他们将自己视为议会的最后一点希望。这些议员认为，很长的时间内，他们掌握着英格兰的未来，克伦威尔远赴爱尔兰和苏格兰作战时，信奉清教的握有实权的人，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政务院实行了对英格兰的统治。他们在宣传宗教观点的同时也制定了比较符合实际需要的政策，这些政策行之有效，尽管曾激起强烈不满。这些人在战争时期形成了政治寡头集团。仍在持续的战争需要军费支持。当时军费的主要来源是货物税和财产税，直至现在，英国的税收体系中仍然包含这些，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对保皇派和被禁的罗马天主教徒的罚没，这些人上缴罚款后，只能拥有数量很少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进入了市场。当查理二世重新掌握权力后，也仅仅归还了没收的土地，因此在同一个土地所有者阶级内部，出现了长期关于土地分配的争执，在新的土地所有者当中，诞生了一个唯利是图的集团。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辉格党以及其党派准则。国王复辟以后，英格兰出现了新的世俗阶级，这是除了原有的两个宗教派别之外的新阶级。这两个新阶级在利益、传统和思想上均是完全对立的，但都以土地为基础，这也构成了历史悠久的两党制的坚实基础。

残缺议会具有民族主义的倾向，既施行贸易保护，又崇尚武力。议会颁布的《运输法》规定：进口货物只能由英国的船舶或者出口国的船舶运输。在当时，荷兰人垄断了波罗的海和印度群岛的香料贸易。议会这项措施就是在同荷兰展开竞争。同荷兰这个同样信奉新教的，与英国联系紧密的共和国因经济动因导致战争，这在英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萨默塞特的商人罗伯特·布莱克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尽管他曾经是内战中的精英，但是对海军却是知之甚少。他在海军将领中很快就树立了威信，他像王子鲁珀特那样，认为海陆作战是一码事，只是手段不一样罢了。英格兰可以轻易对付荷兰人或到处横行的保皇派的海盗们。布莱克很快就学会了向海军将领们委派任务，通过整顿军事纪律，海军很快地团结起来，在同地中海的海盗进行的最后一次激战中，他再一次证明了船舷上载有的火炮可以压制陆地上的炮火，尽管后者曾经被视为无可匹敌。

残缺议会在克伦威尔对外作战之际，逐渐掌握了优势。克伦威尔战胜回来后，发现人们对议会极为不满，这颇让他惊讶。更突出的问题是，一直以来为上帝而战的铁甲军也对那些任意摆布并且控制军需的政客非常不满。他努力调解残存议会与力量可观的军队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批评了议会的一些做法，他反对同信奉新教的荷兰进行战争，批评侵犯传统权利的《执照法》和《叛国法》。而议会议员的“高傲、野心勃勃和自私自利”也被他看在眼里。克伦威尔认识到，如果残余议会继续统治下去，必然导致凄惨下场。就像拿破仑从埃及回到法国后所做的那样，克伦威尔无视政府，处理他与残余议会的关系。然而议会依旧我行我素，寡头们认为议会在处死国王之后，已经拥有了无上地位。因此他们无视统治基础的摇摇欲坠。克伦威尔倒是有清醒的认识。他坚决地说：“这些寡头是不会下台的，除非军队扯着这些人的耳朵把他们从高位上拉下来。”

1653年4月20日，克伦威尔带着三十名火枪手来到议会。听了一会儿议会的辩论后，他起身发言，越讲越激动，直至最后说道：“我不允许你们再一派胡言下去了，你们根本不代表议会。”他命令火枪手们把议员赶出了议会，随后议会大门也上了锁。议员们中本来就有些人脾气暴躁，见此情景更是怒火中烧。克伦威尔将议员赶到大街上后，对着象征议会权力的权杖发问：“这个东西要怎么办？把它拿走！”当日的夜晚，就有人用伦敦的方言在下议院的门上写了一句话：“吉屋出租——不附带家具。”塞尔登和科克为之奋斗过，皮姆和汉普顿为之奉献了生命的伟业，就这样关门大吉了，从西门·德·孟福尔时代一直到《权利请愿书》这几百年中，一直为人们所珍视的立宪程序和保护权利的那些措施，都被放弃了。个人的意志主宰了英国。人们表示不能理解，不禁扪心自问。随后为了捍卫英格兰的传统，人们再一次爆发了战斗的热情。

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解散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立法机构，之后，天主修道院的院长、议员西哀士回到巴黎对同僚说：“我们有了新的主人。”而此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也有了新的主宰，但这只是一个表象。这个主宰同十八世纪的拿破仑有着巨大的不同，拿破仑自信满满，他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且无所畏惧。他要攫取权力、利用权力，一直到他以及他的家族握有整个世界。他不会在意历史，也知道自己无法完全掌控未来，因此他要夺取眼前的权力，这就是他的全部心愿。

克伦威尔又狡猾又残忍，但他也有拿不定主意、充满纠结愧疚的时候。他承认自己的专制统治，并为此感到难过，可他也会自我安慰地说：上帝授予他权力，人民交付他权力。如果真有光明乐土的话，他就是上帝派来保护人民的另一个摩西，带领人民去往迦南。他是国内唯一能够胜任保护多种教派职责的将军，尤其是当保皇派和激进的平均派侵犯上帝忠仆的财产的时候，他是已经解散了的议会亲自任命的军队总司令，国家权力的实际拥有者，或者是所谓的对三个王国都有无限权力的人。

为了使事情按照自己的看法发展下去，克伦威尔不断攫取权力，这样做的初衷，同他本人以及其名望无关，而是同他年轻时对英格兰的未来憧憬有关。他在伊丽莎白时代是个落伍的人，是个“不合时宜的都铎王朝的绅士”。他希望看到苏格兰和爱尔兰对王国的臣服，希望英格兰成为西方世界所敬畏的大国，有坚毅的自由民、正直的地方官员、博闻强识的教士，充满生机的大学和战无不胜的舰队。”
[3] 在外交方面，他仍然同西班牙舰队战斗，率领他的铁甲军同那些宗教法庭的迫害活动以及盲目崇拜罗马教皇的行为做斗争。这些事情已经水到渠成了，等待收割胜利的果实。可以用当初在马斯顿荒野之战和内斯比战斗中，或对付保皇派和韦克斯福德和德罗赫达之战中的天主教徒时使用的那把镰刀。精明且忠诚的政务院秘书约翰·瑟洛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西班牙江河日下，而由黎塞留和马萨林统一的法国则蒸蒸日上，并成为了英格兰的潜在威胁，可是他的告诫没有起到作用。独裁者克伦威尔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正摩拳擦掌，准备去攻打堂吉诃德以及托基马达的继承者们。

克伦威尔的对外政策在整个查理二世时期造成了影响。他试图推进世界各地新教运动的发展，以满足贸易和海洋运输的需要。1654年，为期两年的英荷海战结束了，克伦威尔提出了英荷两共和国结盟的策略，而这个联盟将成为世界范围内新教联盟的基础，不仅可以自保，还可以对天主教国家发动战争。荷兰的领袖们深感荷兰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情愿在不影响贸易利益的前提下尽快结束对抗。

而这时，法国同西班牙的冲突仍旧在继续中，克伦威尔在选择盟友的时候，又遭到了政务院的强烈反对，但他仍旧于1654年9月派遣了一支舰队前往西印度群岛，占领了牙买加。此项军事行动缓慢但无可避免地挑起了英西战争，而英格兰同法国因此结盟。1658年6月，马歇尔·特雷恩指挥的由六千名老兵组成的英军，在佛兰德斯沙丘之战中打败了西班牙的军队，并在随后的攻占敦刻尔克港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英国的海军封锁了西班牙的海岸，彰显了其不容小觑的海上实力。布莱克的海军在特纳里夫岛附近击沉了西班牙的宝船。而充满野心的克伦威尔，也早就将目光投向了直布罗陀。他参阅了一些计划建议，最终决定占领这个地方。这个目标直到后来的马尔博罗时代才得以实现。英国在同西班牙的战争中，得到了敦刻尔克和牙买加。

克伦威尔对英西战争的设计同他建立欧洲新教联盟的计划相辅相成。他随时准备打击一切迫害新教徒的活动。1655年，他听闻皮埃蒙特以北，一个新教教派被萨伏伊公爵镇压和屠杀的时候，立刻中断了同法国的谈判，并计划派海军进攻萨伏伊公爵统治下的尼斯港。他力邀荷兰一起，共同斡旋瑞典和丹麦新教徒之间的战争。基本上，克伦威尔对外政策的初衷是保护英国的贸易利益和海运，而不是打击反宗教改革的势力。此时，他清除了地中海和英吉利海峡的海盗，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全世界都敬佩英国的海军，为此，诗人沃勒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英舰千艘霸海天，

夷艇垂蓬表恭谦；

军威远震如风吼，

四海扬帆漫无边。

德赖登也写道：

他使得我们在大路上自由地行动，

而我们以前则像个囚犯；

他送我们的军队去保卫更崇高的目标，让它首先在布鲁塞尔发出了怒吼。

如何建立一个有积极作用的、顺从的、敬畏上帝而又以国事为重的议会，以帮助护国公克伦威尔实现他的目标呢？一个有权威的议会可以使得克伦威尔免于承担如查理一世那样的罪名，可以支持他的政策，但并不影响该政策的前提下，提出一些适当的修改意见。可是这样的议会是无法建立起来的。议会的问题是棘手的，它的作用是在选民的意志之上发挥集体的作用。克伦威尔需要的是一个能限制他独裁但又不反对他政策的理想议会，因此他尝试了多种方案。他首先建立了一个由中上阶层为代表的清教徒寡头政治组织，其中很多人是军人出身，但这个方案并不成功。随后，他又进行了赤裸裸的军事独裁。最后，他不得不恢复了有名无实的君主立宪。他解散了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已经逾期的残余议会，一个由清教徒的重要人物组成的议会诞生了，这些人不经过选举，直接由他本人任命。这些人在历史上被称为“贝尔伯恩议会”，其中有一名议员叫贝尔伯恩。这是一种贤人政治。独立派教会提出了一个名单，军队中的委员会也选出了一百二十九名英格兰代表、五名苏格兰代表和六名爱尔兰代表，这说明了委员会对于比例问题的看重。1653年7月，克伦威尔在议会致辞时说，这些代表都是上帝选出来的，为上帝的意志服务，反映上帝的意志。他在讲话里用了比较隐晦的说辞，这表明，以提名议员代替选举的做法使他感到良心不安。他说：“通过公民选举产生的议员知道上帝何时会让人民适应普选权，如果现在的公民已经同议员地位相当的话，我比任何人都拥护普选制。”

贤人政治并没有使克伦威尔满意。这些贤人迅速扫清了一切障碍，以便大展拳脚。议员们试图将政教分离，取消教会的什一税，不给教会提供任何支持。经过一天的激烈讨论，他们还撤销了大法官法庭，提出了平均主义的政策，甚至触犯了财产权。出于宗教的原因，他们轻率地改革了税制，这差一点就威胁到了军队的军饷，这招致了军队的不满。克伦威尔也认为这些贤人既危险又愚蠢，他的劝说已经归于无效了。后来克伦威尔懊悔道，召集议会是“我自己一次懦弱又愚蠢的行为”。为了避免面临再一次解散议会的尴尬，军队的领袖们用尽办法，最终于某日清早，成功迫使温和派在其他议员没有起床之前通过了决议，把权力又移交给克伦威尔。后者并没有如以往那样，同议员发生争辩，而是直接宣布自己的权力再一次“变得同以往一样的不受限制”，此外，他还想方设法为自己的权力披上迷人的外衣。

从表面上看，克伦威尔高高在上，这来自于议会与军队之间脆弱的相互制衡。他随时可以利用军队反对议会，而如果没有了议会，他在军队中就会茕茕孑立。军队的将领们也知道他们和普通士兵之间存在着军阶和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他们现有的地位来自于对士兵利益的维护。他们必须找到新的敌人，否则士兵也就不需要将领们了。因此，这些一丝不苟、务实的、常胜的军事家们需要召集议会，哪怕是树立一个假想敌。艾尔顿早已经死在了爱尔兰，而兰伯特和其他各阶级军官也起草了新的执政大纲，这实际上是英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成文宪法。政务院限制了护国公克伦威尔的权力，它由七名武官和八名文官组成，都是终身制的。这个时候，产生了一院制的议会，它是根据财产选举产生的。旧的标准是拥有四十先令的年地产收入，而新的标准是拥有价值两百磅的不动产。在新的条件下，拥有选举权的人并未减少，只是那些反对派失去了选举资格。克伦威尔心怀感激地接受了施政大纲，从此就任护国公。

这届议会的做派仍旧让人民失望。1653年9月刚刚召开之际，它就表现出了强硬、积极的共和倾向。其中的共和派议员不但不感念军队和护国公对共和的支持，反而破坏施政大纲。克伦威尔马上将这些共和派分子赶出议会，而剩下的议员却打算减少施政大纲中规定的宗教自由，限制克伦威尔对军队的领导权，裁军以及削减军队开支。这种过分又荒谬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克伦威尔在施政大纲允许的期限内，早早地解散了下院。在解散会议上，他对议员们大加挞伐，指责他们玩忽职守，攻击军队，损害国家利益，破坏了和平的政治氛围。他还指出：“你们的计划就是制造裂痕，而不是解决问题。”他对一名反对派议员说：“我们同你们一样，希望政府的统治是基于拥护。”但有人中肯地反问：“但是拥护又来自何处？”

军事独裁压倒一切，就算称不上无所顾忌，也是赤裸裸的。1655年3月，保皇派的彭鲁多克上校发动了反叛，攻下了索尔兹伯里。然而反叛很快就被平定了。由瑟洛控制的高效秘密警察，挫败了一系列尚未来得及施展的阴谋，这些同彭鲁多克的反叛一起，让护国公克伦威尔感受到了严重的危机感。护国公曾经对议会说过：“人民需要的是安全而不是狂热，是真正的安全而不是流于表面的安全。”因此，克伦威尔把英格兰和威尔士分为了十一个区，每个地区都任命一名军事长官，并派驻了一支骑兵和改编过的民兵。每个军政长官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对保皇派征收特别税赋，推行清教的宗教理念。这些军事长官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没有人敢于挑战军事长官们。现有的税收无法负担与西班牙战争的开销。因此，效仿国王查理一世曾经的做法，克伦威尔不得不重新召集议会。军事长官们表达了忠心，保证一定会组建一届十分配合的议会。可是，平均派、共和派和保皇派利用民众对于军事独裁的不满，使得那些反对克伦威尔的议员又一次当选了。克伦威尔利用了施政大纲中的一条，将一百多名政敌拒之议院门外，另外五六十人为了表达不满，自动辞职。即使经过了大换血，克伦威尔要议会通过军事长官统治地方的提案，也招致了议员们的反对，只好不了了之。剩下的那些议员“对军事长官的专制非常不满”，因此“拥护受法律约束的政治统治”。

这个时候，一些律师和绅士决定给克伦威尔加冕。他们中的一个说：“护国公的头衔不受法律约束，而国王则会受到法律的限制。”因此，1657年他们提交了一份《请愿与劝谏书》。这样尚在起草中的宪法有了具体的内容，不但要恢复君主制，还要重新召集议会，以提名的方式组建新的上议院，尽可能地削弱政务院的权力。克伦威尔对于加冕之事并非毫不动心，尽管他宣称国王的地位轻如鸿毛，因此他宣布“赞赏这个提议”。军队的领袖们强烈反对君主制，士兵们更甚。因此，克伦威尔仅仅获得了可以任命护国公继承人的权力。1657年5月，克伦威尔批准新宪法中主要的条款，只是剔除了加冕的事项。

共和派分子们预计，君主立宪制度的重新确立将是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基石，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克伦威尔根据《请愿与劝谏书》里提出的内容，重新召回了被赶走的议会，其中那些有才华的、支持克伦威尔的议员被调往上议院。因此，共和派们可以在新组建的议会内外一起发动对政府的进攻。克伦威尔已经未雨绸缪，认为这些人在策划一场阴谋，因此又在1658年1月突然解散了议会，而这个议会本来是他召集过的历届议会中对他最有利的。他在休会演说中提到：“让上帝在你们和我之间做出选择吧。”那些义无反顾的共和派分子回答：“希望如此！”

克伦威尔和政务院在国内要维护他们的特权和绝对的权力，对外进行侵略性扩张。因此他们的大部分精力被置于制定内外政策上，因此在社会层面上，没有多少立法措施。人们对他们执行《济贫法》的效果给予了“既苛又庸”的评价。即使在1629年至1640年，即国王查理一世实行个人专制统治的一个时期，各种成就也远远超过自诩为上帝和圣人的代理人所取得的政绩。这些人甚至还认为，贫苦人非但没有资格得到帮助，还应该受到惩罚。

英格兰的清教徒同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一样，反对一切恶习。打赌和赌博活动被禁止。1650年，他们还制定了一项新的法律，即通奸死罪，这条法律过于残酷，由于法院找不到理据支持，所以这项罪责的严重性还是降低了些。酗酒也在打击范围之内，无数酒馆被关闭。起誓也会遭到惩罚，公爵初犯罚三十先令，男爵罚二十先令，乡绅罚十先令，老百姓罚三先令四便士。清教徒也不许人民拥有过多的财富；有的人说了句“上帝作证”还有人说了句“我以性命担保”，这些人都因言获罪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举步维艰。教区的节日也成了宗教狂欢而遭到禁止，出现了每个月一次的斋日。圣诞节最令清教徒反感。议会对于圣诞节给予人们的世俗欢乐极为关注。在圣诞晚餐前，人们受到了监视和盘问，大批士兵在伦敦城内巡逻，擅闯民宅抢走厨房里的食物。

全国各地的五月节花柱被锯断，以防止人们围着柱子跳舞而做出不雅轻浮的举动。在礼拜日除了去教堂外，户外的活动也要遭到惩罚。有人因去附近的教会听布道而被罚款。甚至还有禁止在礼拜日坐在门外或者靠着大门站立的建议。为了防止斗熊和斗鸡，这两种动物被扑杀，包括赛马和摔跤在内的一切体育活动也被禁止了，甚至还有取消男女配饰的法令。

我们可以从此清楚地看到：对权力的追逐与欲望导致了虚伪。如果忧郁的情绪、向上看的眼睛、深沉的嗓音，说话中夹带《旧约全书》的词句能使人飞黄腾达，那么除了天赋秉性之外，人们其实也可后天习得。这些伪善的行为背后站着一支强大的军队，而军队在不断扩充兵员和增加军饷，没有什么力量是它的对手。军队领袖们不久便侵占了过去属于王室的土地，奥凯侵吞了安普西尔，普赖德则把诺思萨奇收为己有，克伦威尔的统治时期就是无数个可恶寡头横行的，英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年代。英格兰人也发现，在护国公政府的统治下，他们毫无权利可言。人民无处发泄的仇恨和不满日益增强。过去的国王也仅是掠夺富人和贵族，而现在这个政权通过血腥和暴力为自己敛财，他们自作主张地更改了每个村子的习俗，也就改变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全国各地的农民们，都在橡树下面回忆过去生活的甜蜜和美好，丝毫不奇怪的是，人们盼望国王早日重登大位。

每当权力到达极致后，那可恶的一面就会有所减少，就像给图画增加一种色彩，显示出美丽的一面。处于权力顶峰的克伦威尔，他已经成为了新教改革运动的卫士、欧洲事务的仲裁者、知识和艺术的资助人；他能容忍所有人特别是年轻人；他像查塔姆那样对英格兰充满热情，在一切方面甚至还超越了他。克伦威尔希望给自己的权力找到合法性，对他的国家和上帝充满了责任感，这些都不容抹杀。克伦威尔确信自己是被上帝选定的最高统治者，只要同他的政策保持一致，他也愿意与他人分享权力。他渴望自己的统治是通过议会完成的，只要议会批准他制定的法律和决定的税收。但是，即使清洗和利诱，议会仍旧没有屈服于他。他只得诉诸武力或者暴力威胁，这使得他在君主专制和无政府间所踏上的中间道路，完全沦为他个人的军事独裁。

在许多方面，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不同于现代的专制，即使报纸被压制，保皇派被迫害，法官被恐吓，地方权力也被限制，但是坚定的共和党所领导的反对派的声势一直浩大。克伦威尔并没有自组政党，更没有实行一党专政。私人产权得到了保护，保皇派可以通过缴纳罚款或者上缴一部分土地来赎罪，一切也都有正式的手续。几乎没有人因政治问题被处死，也没有人不经过审讯就遭到长期监禁。1647年，克伦威尔对他的铁甲军说：“自发自觉地获取比用强制手段获得好一倍，这才是真正的收获，也是我们子孙的财富……你们用暴力获得的东西在我这里是毫无价值的。”

克伦威尔关于宗教自由的那些主张并不是要人们改信天主教，或者去拥护主教制度和教友派教义。他禁止大规模的弥撒活动，并把上百名教友会会员逮捕入狱。他这样做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而并非是出于宗教的偏见。克伦威尔本人是宗教容忍政策的拥护者，这是对当时一切信仰的一种挑战。克伦威尔认为犹太人对英国大有好处，再次向他们打开国门。从爱德华一世以来，英国已经有四百年对犹太人紧闭大门了。此时，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迫害很少，就连罗马天主教教徒也没有受到严重的迫害，当时议会试图处死亵渎神明的教友会和唯一神派信徒，克伦威尔出于减少残酷苛政的目的，出面保护了这些人。克伦威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写道：“我们不想把一种思想强加给别人，我们只想带去阳光和智慧。”他还试图理解和团结犹太人和其他的异教徒。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不能完全否认他在思想进步方面的贡献。

克伦威尔时而热情时而忧郁。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受过严格的清教徒教育，常常自我反省，他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对自己的行为是否适当，则没有更多的把握。他把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归功于上帝的恩赐，可是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还担心自己道：“过分地依赖天命”。这种举棋不定的心态成为其机会主义的根源。他说：“没有目的地的人才能攀登高峰。”这一名言充分显示了他的机会主义心理。到了晚年，他在政治上的举棋不定更加严重，越来越依赖别人的建议和意见。他自始至终都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认为自己为人民利益而掌握神圣权力，另一方面又具备了一个基督徒的谦逊态度，认为自己极为平凡。他在临终前对牧师说：“我会失去上帝的宠爱么？”牧师请他不用担心，他就说：“我得救了，因为我曾经得到过上帝的恩宠。”

1658年9月3日，即在邓巴战斗、伍斯特战斗和德罗赫达大屠杀的纪念日里，护国公在风暴嘶吼声中去世了。他本人是一个珍视家庭和儿女的人，他那个不太遵从清教教义的女儿之死，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指定善良的长子理查德为他的继承人，当时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克伦威尔在动荡的局势中依靠军队挽救了议会，他理应成为历史上独裁和军事专政的代表，他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但这些都和英格兰的民族精神相去甚远。

如果我们破开层层迷雾，便会发现，克伦威尔本人并没有军事将领那样的野心，也曾反对铁甲军的暴行，尽管他曾经遭受失败，也犯下了罪行，但他仍旧是他所热爱的英格兰传统权力的保护者，是名副其实的护国公，他使这些权利免受军队的打击。没有克伦威尔，英国就可能没有前进、没有衰落也没有复兴。在支配不列颠社会生活的各项制度的废墟上，他建立了庞大、鲜明、不可或缺的政治制度，为英国的复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第二十一章　王权复辟

无人可以填补护国公克伦威尔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虽然他的长子理查德被指定为继承人，但他的话“模糊不清且不完整”。而理查德本人也被他的敌人蔑称为“地位不稳的混蛋”，他生性善良，令人敬佩，但是缺乏时代所需要的勇气和能力。最初，军队是拥护他的，这使他顺利登上了护国公的宝座。可他并没有实权。当他试图任命军队将领的时候，遭到了军事委员会的反对，而军队的总司令是他的妹夫查尔斯·弗利特伍德。此时，理查德才意识到自己无法真的继承军队的指挥权，而军队的最高权力总会有人去争取。理查德的弟弟亨利很能干，辅佐他的兄长加强政府的力量，甚至以牺牲掉护国公的神圣权威来交换。随后，新的一届议会在亨利的提议下，顺利召开了。

所有的保皇派均无法参与到这届议会里，一直比较活跃的瑟洛尽力将支持护国公的人送进议会。但议会还是马上提出了关乎政府的一系列问题。下议院的议员们在理查德主持隆重开幕式并发表演说后，立即准备恢复共和制，同时还试图控制军队。议员们对1657年以后通过的所有法案的合法性都提出了质疑，因为经过克伦威尔的清洗，议会已经失去代表性。他们还企图策反军队，使军队背离护国公转而对议会效忠。但是军队的领袖决心不依附任何一边，他们对下议院也牢骚满腹，认为军队所进行的事业被议员们破坏了。将领们说：“我们为了这个事业牺牲流血。如果用生命换来的自由再次被剥夺，我们一想到有那么一天，便感到万分恐惧。”而下议院也不允许军队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他们要求军官们返回自己的指挥岗位，他们说：“倘若军队再不听从议会的命令，回到自己的岗位，议会的情况就太糟糕了。”他们要求每一名军官都以书面的形式保证不再干预议会的会议和辩论。

下议院愿意将军队的主要领导权交给护国公，因此下议院同军队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斗争的双方都掌握了一部分军官和军队，但双方又都不具备控制下层军官和士兵的能力。理查德继任护国公这个职位才不到四个月，就发现连士兵都已经不听命于他了。军队的要求是解散议会，军官委员会就此彻夜等待结果。第二天早上，他们得到了满意的回复。那些试图进入下议院开会的议员被军队驱逐。此时，军队成为了国家的主宰，为首的是弗利特伍德和兰伯特。高级军官们本来想为理查德保留一些尊严，但军队对护国公充满了敌意。他们便下决心实现彻底的共和制，以便让军事利益及再洗礼教派的原则占据绝对的上风。

对于这个兵不血刃的胜利，军队感到有必要用权威支持他们的一切行为。可这种权威从哪里找呢？最后，他们不得不采取了一条折中的办法。他们宣布：1653年4月举行会议的议员是“传统事业的支持者，得到了上帝的帮助”。他们来到前议长伦索尔的家中，请他和1653年议会的那些议员重新行使权力。至此，四十二个曾经被赶出议会的清教徒议员，令人震惊地回到了阔别六年的议院。“长期议会”的小部分残余就这样重新回到台前，摆到了充满疑惑的国民面前。

政务院也宣告成立，它的成员有亨利·文、黑兹尔里格和斯科特这三位共和派的领袖，还有八名将军和十八名下议院议员。政务院提出废除摄政制度，并为克伦威尔的儿子们做出了妥善的安置。政务院帮助他们还清了债务，还给他们提供住所和年金。理查德立刻接受这些安排，亨利踌躇一阵后，也接受了。后来，这二位得以颐养天年。护国公的权力被一分为二。军队宣布弗利特伍德为他们的总司令，同时也同意议长拥有签发任命高级军官委任状的权力。于是，英格兰确立了以公民选举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全国都服从这个权威。但军队同议会之间仍旧是竞争关系。兰伯特将军说：“我不知道我们双方为何难分伯仲。”

保皇派趁共和政府内部纷乱不堪的机会，在各处活动起来。政府的一系列变化，使得斯图亚特王朝的保皇势力又获得了生命力。武装对抗的条件似乎已经成熟。1659年夏天，诡异的事发生了，保皇派与长老派联合起来，在地方发动了叛乱。他们在兰开夏和柴郡力量强大，特别是德比家族的力量。乔治·布思爵士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兰伯特带领五千人去镇压。到了8月19日，双方在温宁顿布里奇展开了战斗。兰伯特在战报中说：“双方骑兵都拿出了英国人的精神。”但是保皇派还是遭到失败。剩下各处的保皇派也都被民兵击溃。这次叛乱很快被平定，速度之快使得查理二世都来不及参与。当然这倒对他有利。铁甲军粉碎了拥护摄政制和拥护君主制的两方面势力。战斗又唤起了将军们的信心，不久，将军们又同他们一手扶持起来的，残余“长期议会”展开了斗争。

兰伯特此时居于显赫地位。他以很少的伤亡代价，取得了温宁顿布里奇战斗的胜利，返回伦敦。由于对他的傲慢无理感到不满，议会企图于10月份解除他及其同僚们的职务。他把队伍带到威斯敏斯特，封锁了下议院的入口，士兵甚至不让有权签发委任状的议长伦索尔进去。伦索尔生气地质问：“难道没人认得我么？”士兵说，他们并没有在温宁顿布里奇战斗中看到他。这是一次没有流血的斗争，随后兰伯特掌握了实权。

兰伯特能力十分出众，军事才华也仅仅逊色于克伦威尔。他的政治经验也十分老到。他自己并不打算出任护国公，其目的完全不在于此。他有一个贵族出身的妻子，这位夫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支持保皇派，希望提升本家族的势力。他们夫妇二人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和查理二世的弟弟约克公爵联姻，这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如果兰伯特成为共和国的主宰，那么他将恢复君主制。因此，在最后一次保皇派的叛乱中，他对那些人手下留情，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兰伯特认为，不论是宗教方面还是政治方面，军队对于复辟的君主制度满意程度，肯定高于对议会和护国公。他的这些计划是秘密进行的。弗利特伍德已经察觉了他的心思。一股敌对情绪在这两名首脑间产生了。

黑兹尔里格是最坚定的共和派议员，他苍白的脸、薄薄的唇和有神的眼睛如布鲁斯特般坚毅。他被从下议院赶出来以后，奔赴朴次茅斯游说当地的军队，使他们相信伦敦的军队践踏了重要的原则。当彼此不和的弗利特伍德和兰伯特派兵攻向朴次茅斯的时候，黑兹尔里格早就掌握了当地驻军。这一支部队立刻向伦敦进发，以便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士兵间的分歧已经开始影响了军队的团结，最终导致了英国军事专政的结束。圣诞节的时候，军队已经与议会达成了和解。他们高声呼喊着：“让我们与议会生死与共！”他们游行到伦索尔议长家时停了下来，一反常态，对驱散议会一事深感愧疚。军队表示要服从议会的权威，将议长奉为他们的领袖和国家的领导人。但是，这个局面也是不可能长久的，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代表新制度或者旧制度的政府，而这一次的救世主另有其人。

镇守苏格兰的指挥官乔治·蒙克与克伦威尔十分相像，他与兰伯特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但同样优秀。英格兰此时再一次被一个内心沉稳的人所拯救。蒙克是德文郡的绅士，在英荷战争中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个拥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人，于英国再次爆发内战之际返回英格兰。他是基层出身的军官，对军事本身的关注，远远超过处于危机的局势。他曾经为了国王查理一世征战于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后被议会军俘虏，随即站到议会派这一边，并被授予军权。他曾经在爱尔兰英勇作战，也曾经在海战中击退荷兰人。他跨越了各种艰难险阻、惊涛骇浪。先后听命于议会派、共和派和摄政派，每次都左右逢源。他在克伦威尔时代彻底征服了苏格兰，但也并未激起长期的仇恨。很早之前，他就不赞成军队在伦敦的暴行。由于在苏格兰深得民心，他通过协议的方式，从当地为军队筹集到物资，并撤换了他不信任的所有军官。蒙克可以利用议会的政策和法令，得到英格兰共和派的支持，还获得了苏格兰的拥戴，因为他承诺保护他们的利益。兰伯特在1659年11月率领劲旅离开伦敦，奔赴北部战场，但他师出无名。他在所到之处强征军需，这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极大愤怒。

蒙克懂得如何把握一切天时地利，是英格兰人的典型代表。英格兰人所崇拜的就是他这样的人，他们静观时变，顺势而为，直到看清形势后，再果断采取行动，他们要抛弃个人情感，采取谨慎的措施，即使不是出于真心，也要小心地朝着民族统一的目标慢慢前进。1659年秋天，蒙克率领着七千人的队伍驻扎在特威德河畔，他在司令部里接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请求，拜访他的人将苏格兰的命运交托于他。他就在军营里接待来自各方势力和派别的代表，仿佛一个伟大的领袖那样耐心倾听。他虽然具备我们民族特有的正直，但各方人士无法窥探蒙克内心的想法，一直在不停地猜测。

蒙克的耐心终于耗尽，开始采取行动。他了解到伦敦的局势后，于1660年1月1日，一个晴朗但寒冷的日子在冷溪跨越了特威德河。他为了维护军队的稳定，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小心谨慎不无道理。在动荡的局势中，他艰难地维持自己在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当年议会军的老将军费尔法克斯此时也赶到了约克，率领着一支拥护议会的队伍。蒙克曾经许诺不惜代价在十日内同老将军会合。他实现了承诺。他在约克等到了已经无路可走的议会的邀请，于是率军向南，前往伦敦，沿途各处都能听到相同的呼声“要自由议会！”可当他和他的军队到达伦敦后，却被残余议会彻底激怒。议会给他下达的其中一项命令是推倒伦敦商业区的城门，以此来震慑伦敦市民，因为此时的商业区已经开始转向支持保皇派，正在为查理二世募集资金。蒙克没有效仿克伦威尔或者兰伯特，他没有解散议会，而是采取打击的办法。2月的时候，他召集了那些长老派议员，这些人曾经被普赖德所清洗，其中大部分已经转向保皇派。王权复辟大有可为了。被清洗的议员重返议会的那个夜晚，塞缪尔·佩皮斯看到伦敦商业区“人们喜气洋洋，篝火照亮了天空……处处欢声”。恢复生机的议会，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废除1648年普赖德清洗以后制定的一切法律，推翻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一切做法。议员们被一个军事领袖驱逐，又被另外一个军事领袖召回，这种违法的事十二年来频频发生。议会任命蒙克为全军总司令。而“长期议会”自动解散了。自由议会即将召开，这使得蒙克将军深感欣慰，这样的议会也必然会恢复王权。他在苏格兰的经历让他深知，英国人民已经对宪政方面的各种尝试厌倦不已，期盼恢复君主制。

国王要重回王位，这是人民的愿望，这种想法对贵族和富人同样有着巨大诱惑。这种呼声冲破了军事长官以及追随者的统治，变成了诗歌，在各个村庄流传：

在阿拉拉特山上，

我依然充满希望；

盼来一只和平鸽，

把她喜爱的橄榄枝带到水乡。

那么我将等到水落，

似乎一块石头压着我的心窝。

不听到国王重新登基的消息，

我永远不会快活。

然而迫在眉睫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不是讲私人恩怨的时刻。如果要说服铁甲军请回查理二世，那么军队曾经反对国王父亲的那些过往绝对不容否定。不列颠岛上潜在的那些政治智慧此时发挥了作用。胜利之时出现了过激行动，内战期间的原则遭到滥用。必须在理论上而不是行动上恢复本来的原则。此时，蒙克已经同查理二世建立了联系，建议国王在议会的规定外，实行无条件大赦，支付拖欠的军饷，承认土地交易。此时，象征着财富和地位的土地早已改换了主人。土地所有权的易手是由战争成败决定的，不可能全部推翻。国王可以重新享受他的一切权利，但不是所有的保皇派都有这样的待遇。他们必须完全承认现在的所有权现状，不允许报复。

然而，有人流过神圣的鲜血，他们当中的幸存者已经不多了。如果每个人都从这个全面和解中获得好处而肯定不会遭到惩罚和报复，那么他们对严惩弑君者就不会有很大的抵触。1649年的事情违背法律，违背议会的意志，也违背人民的意愿。弑君者应该遭到报复。这种态度虽然缺乏英雄气概，但与当时的和解精神是一致的，这种精神对英国的政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查理二世的忠臣海德接受了蒙克提出那些要求。他曾经跟随查理二世颠沛流离，不久就获得了克拉伦登伯爵的领地作为奖赏。海德为国王起草了一份宣言，即《布雷达宣言》。查理在宣言中表示，争议暂且搁置，留给议会以后处理。后来王权复辟之所以带来了良好的秩序，那些在克伦威尔各种尝试下破坏了的英国传统得到复兴，主要归功于海德从律师角度出发，尊重议会和历史。

协商过后，新的议会选举开始了，按照规定曾经反抗过共和制的人是不能参选的，可是保皇派势力强大，这条规定形同虚设。在地方选举中，长老派和保皇派击败了共和派和再洗礼派，两个失败的派别发动了不成功的叛乱，继而又试图将去往法国避难的理查德·克伦威尔请回来，结果也不能如愿。有人告诉他们，正是他们将理查德赶下了台。兰伯特从囚禁他的伦敦塔里逃走了，准备起兵叛乱，但遭到了部下的背叛，蒙克不费吹灰之力将其再次俘虏。兰伯特的这次失败决定了王权复辟的大局。各方面势力——蒙克以及他的大部分军队、伦敦居民、保皇派、新选举的下议院大多数议员，以及无视一切如常开会的上议院贵族们——重新联合起来，他们大权在握。此时上下两院都已经恢复正常，静等国王的诏令，英国议会的三个等级已经严阵以待了。

议会急忙给曾经流离失所的国王送去了大笔慰问金，然后便开始张罗起御辇中的猩红色天鹅绒装饰。过去敌视国王的海军舰队负责保护国王回国，数以千万的人在多佛等候国王。1660年5月5日，国王一行登陆后，蒙克将军谦恭地迎接了他。去往伦敦的行程如得胜凯旋，各阶层的人竞相欢迎国王重回祖国。人们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泪眼婆娑，感觉自己终于摆脱噩梦，下一步就是好日子。查理二世、克拉伦登、可靠的秘书尼古拉斯以及与国王一道流亡的那些人，对此情此景感到难以置信。查理二世在布莱克希恩看到恭迎他的铁甲军队列时，一定会怀疑自己还在梦中，仅仅八年前，他在博斯科贝尔的橡树上躲避铁甲军的搜查。而就在几个月前，在温宁顿布里奇铁甲军还击溃了他的支持者。如今迎接他的是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场面。伦敦市长和议员们带头庆祝。长老派的牧师们还在查理二世的去路上，鞠躬敬献《圣经》，他们以向国王示好为荣。上下两院都表示忠于国王，承认他的权威。所有阶层，无论贫富，保皇党还是圆颅党，主教派还是长老派抑或是独立派，都表现出和解的意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场面。那一天，英格兰迎来了它的狂欢。

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如人们预计的那样倒退，这次复辟的不仅仅是王权，还有议会的权力。这算得上是议会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下议院在内战中曾经打败了国王，同时也控制了为此建立起来的军队。议会纠正了自己的过激行为，现在成为无可争议的统治机构。当年议员们向查理一世建言献策的那些关于政体的合理要求，此时已经深入人心，因此都不用费力去提及。1642年初，查理一世逃出伦敦后，“长期议会”制定的那些法律以及共和时期或者护国公时期的一切法律，均宣告无效。但是查理一世通过的限制王权的条例仍旧有效，国王盖过玉玺的法令仍旧有效。1641年的一切法律仍旧有效。最重要的是，此时人们普遍相信，王权是议会统治的工具，而国王是人民的公仆。

国王的神圣权威再一次得到承认，但是已经不具备绝对性了。枢密院的司法权、星室法院和宗教法庭都已经被撤销。国王未经议会或者巧立名目非法征收税款的行为遭到禁止。经过合法选举的议会是一切法律法规的出处，国王的命令也不能反对或者代替法律。王权的复辟实现了皮姆和汉普顿最初设定的目标，消除了由于紧迫的战事带来的独裁和暴行等一系列过激行为。下议院和习惯法取得了长期的胜利。

这时候，新的主权观念已经形成了。早期与查理一世以及詹姆斯一世的斗争中，议员们并没想过要废除国王的权力。在维护习惯法原则的斗争中，下议院的律师们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为了将国王的权力置于法律约束下，进行了不懈的抗争。这里的法律指的是从大宪章所遵循的那些基本原则，即习惯法。习惯法可以让英国人免遭被随意逮捕和处罚的厄运。习惯法法庭几百年所执行的也这是这种法律。议会没有追求无限膨胀的权力，也没有彻底摧毁国王的传统权力，只是努力监督王权，以便保护议会和个人的权利。科克曾经说过：法官是最具权威的法律解释人。在没有国王和王权的年代，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议会法案具有最高权威。但历史上找不到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律师们也不同意这种思想。权力从律师们的手中转移至军官手里，后者对宪法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科克认为，即使国王和议会的联合，也是不能凌驾于习惯法之上的，应由习惯法最高法院的法官来裁决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他的这种思想已经在英格兰永远消失了，但却存在大洋彼岸的新英格兰，后者在反抗英国议会和国王的独立战争中展示了它的样子。

同过去一样，王权复辟后棘手的财政成为了一大问题。除了一般性支出外，还需要偿还国王在流亡期间欠下的大笔债务，补发军饷以遣散军队。议会坚决不对护国公时期的债款负责，国王也放弃了从财产监督权、土地占有权和其他封建传统权利中可获得的那些财富，议会向查理二世发放年金。虽然国王感受到了一些约束，但是数目还是相当可观的，国王和他的谋士们对此也表示了满意。经过长期的内战，英格兰全国上下经济拮据，征税工作艰难进行，因此能将国王的收入固定下来，具有缓解财政压力的作用。而一切额外的开支，查理二世必须要经过议会的审议批准，他和克拉伦登都接受了这个现实。王权已经不能离开议会而单独存在了。

同时，国王和议会马上就能彻底摆脱军队的威胁。这支拥有四万士兵、战斗力惊人的队伍即将被遣散，无论以后情况如何，再也不能出现这样一支军队了。“不要常备军”成为了当时所有派别的心声。

重新统一的国家，犹如尖刀在手，大刀阔斧地对溃烂之处动了手术，但无论如何必要，病患还是会感到害怕和疼痛。令保皇派感到不满意的是，虽然他们的事业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他们遭受的经济损失却没有得到补偿。因此他们抗议说：《赦免与保护法案》实际上就是忽略功勋，保护罪行。只有直接参与判处查理一世死刑的人受到了惩罚，而在那些残酷的战争中，对抗国王并对国王拥护者大肆报复的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甚至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使得保皇派十分愤慨。大家都赞成解散军队，当然军人另有想法。能够和平地遣散军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在公众面前，铁甲军几乎抬不起头，人人都反对他们。即使他们曾经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取得无数场战斗的胜利，为建立政府出过力，并约束自己的行动，但还是引发了大众的仇恨。他们被历史所抛弃，此时他们只好顺应潮流，在领到军饷后，各自回到家乡。几个月内，这支勇猛的、战无不胜的、随时可以对王国和社会构成威胁的军队消失于人群之中，再也找不到一丝痕迹。从此，他们勤勉又自我约束，就如过去英勇又狂热一般。

在查理一世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大约有六十人，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去世，三分之一的人逃亡异乡，剩下的仅有二十人。查理二世力求减少死刑，为此与拥护他的议会产生了矛盾。如此一来民愤沸腾。国王主张宽容，而议会则主张对凶手们严惩不贷，而当初正是议会中的一些人，唆使了凶手的罪行。最终，有九个人被判以弑君罪，处以死刑。这些人是集体的替罪羊。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哈里森和其他军官走上断头台的时候，仍旧相信后人会为他们的牺牲扼腕叹息。只有传教士休·彼得斯有些胆怯，但他最后还是受到同伴精神的鼓舞，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支撑着他慷慨赴死。当满身沾满了血迹的行刑人靠近他，问道：“彼得斯博士，你觉得这个刑罚怎么样？”牧师坚定回答：这个刑罚很适合他。

最终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和当初要求的相去甚远，所以只好在不杀人的前提下，额外做了一些事情。克伦威尔、艾尔顿和布雷德肖的尸体被人从几年前隆重下葬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棺材中拖了出来，装在囚笼里游街，最后拉到泰伯恩绞刑架，在上面足足吊了二十四个小时。他们的头颅被钉在显眼处，剩下的尸体被扔在粪堆上。皮姆和其他二十名议员的尸体也被挖了出来，投进一个大坑里。做出这些残忍行为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国王也只得以死者尊严换取活人的生命。

另外还有两个人被定为死罪，他们是兰伯特将军和亨利·文爵士。兰伯特一生经历跌宕。他随时可以在共和制的最后一年攫取最高的权力。他曾经想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查理二世的弟弟。他试图赶在蒙克之前恢复王权，或者在打败蒙克之后担任护国公。他异常勇敢，并且在军队中积累了长期的经验，可最终归于失败。这个过去的将军，获得无数次胜利的英雄在法官面前卑微地接受审判。他请求国王的宽恕，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为他进行了辩护。他被赦免，流放格恩西岛，获准在全岛自由活动，后来又改去普利茅斯，以画画和研究植物学了却残生。

亨利·文爵士性情刚毅，不肯请求宽恕，他为自己辩护，每一条理由都合法又富有逻辑。他原本可以获得赦免，但他过去做过一件足以致命的事，人们不能忘却，他在二十年前偷取了他父亲的枢密院会议记录，并把内容告诉给皮姆，指控斯特拉福德建议把军队从爱尔兰调回英格兰，这最终给斯特拉福德带来了悲惨的致命一击。如果按照血债血偿的原则，查理二世不想宽恕他。国王认为“这个人十分的危险，只要依法，就不能让他活下去”。亨利·文极为开心并且信心满满地走向死亡，他对充满敌意的人群发表了最终的演说，但声音已经被号角淹没。

阿盖尔侯爵是王政复辟之后，唯一一个被处以极刑的苏格兰上层人士。他前往伦敦欢迎国王，但立即遭到逮捕。他被送回苏格兰，由当地的贵族和人民审问他。重获王位的查理二世一直试图避免杀戮，他说：“我对杀人已经感到厌恶。”苏格兰根据当时的风向，匆忙把他们昔日的领袖送上了断头台。阿盖尔也是十分坚毅虔诚地赴死。每个人都认为，他的下场罪有应得，算是和蒙特罗斯扯平了。在王权复辟后那个紧张动荡的岁月里，在国王的努力下，最终被处以极刑的还不到十二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王的权威。给这些人下达死亡判决的恰恰是当初的主谋或者受益者，查理二世对这种虚伪的结果表示了满意。议会派的领袖们、上下议院的议员们、共和制或者护国公时代的高级官员们立刻变换了嘴脸，坐到审判弑君者的法庭席位上。正是由于荒谬的存在，让这场残酷而有节制的报复行动在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笔。

第二十二章　快乐的君主

恭迎国王回国的议会各派，在力量对比上呈现了均势，它们代表了全国各个阶层，并成功地解决了恢复王权后所遇到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然而，由于它并不是国王召集的，因此它还不是合法的立宪机构。查理二世认为，如果推倒重来，情况会变得更糟，所以他只得利用手中的权力，试图影响议会，追认召集此次议会的行动是合法的。可是人们仍旧不认可这届议会的完全合法性，将它仅仅视作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议会。1660年底，人民已经要求它立即解散，这种根深蒂固的法制观念已经不允许再用宗教的方式解决当前的问题了。获得解放的人们在选举中兴高采烈。彻底垮掉的保皇派没有参与王权复辟的行动，只能采取围观之势。可如今他们似乎又等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反对清教徒的人在议会中占据了绝大多数，曾经跟随王子鲁珀特浴血奋战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后代，走出了破败的家宅。这些人在克伦威尔时期，一直过着蛰伏的生活。

这时，产生了英格兰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届议会，一共存在了十八年，即“保皇派议会”，更准确地讲，应该是“领取年金的议会”，因为成员中主要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和退伍军人。议会中不断有补缺选举，被淘汰的保皇派主要由圆颅党以及后代取代，直至这届议会解散，最终留下的保皇派也仅有二百人。这届议会，自其诞生之日起，表面上表示要效忠国王，将一切荣耀归于国王，但实际上并不想受国王的控制。由于效忠国王而陷入贫困的地主们并没有盲目地追随君主，他们也想保护自己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权利。他们试图将保卫国家的任务交给民兵，但民兵必须置于各郡郡首控制之下。他们维护国王对武装力量的统治权，同时军队也受到他们各自所属阶级的控制，这样，国王和议会手中都没有军队，各郡的乡绅成为了当时军队的核心。“保皇派议会”根据过去的教训和长期的经验，认定军队控制权应该如此安排。随后，议会开始专注于宗教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宗教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保皇派议员也同时关心起自身的利益来。

从伊丽莎白时代一直到内战，各代国王致力于在《祈祷书》和主教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全国的教会，他们还希望将苏格兰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同英格兰的统一起来。克伦威尔的铁蹄在另外一种形势下，将这个目标实现了，甚至还将范围扩展至爱尔兰。现在，教会和国家，国家和王室都热烈期待着这个前景。

国王近臣克拉伦登在政府中担任首席大臣，一系列法案均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些法案重新确立圣公会为国教，将新教置于与之对立的地位。国王查理二世主张采取宽容政策，克拉伦登主张采取谅解政策。但是，“保皇派议会”、从流亡中归来的劳德信徒以及具有抗争精神的长老派们，都对二人的政策有所阻碍。基于国教之外还有其他教派的现实，议会采取了即便不消灭，也要使之不能正常运作的政策。结果此举促成了非国教教派迅速结成政治势力。而这股政治力量的首要目标便是宗教自由，它在1688年的革命中实现了这一目标；此外议会还要废除国教的特殊地位。这个目标是要等到十九世纪，工商中产阶级成为政治力量的核心的时候，才得以实现。那个时候人们才最终享有了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而谈到非国教教派对于英格兰的政治思想有何种影响时，评价是很难给出的。它们继承了清教徒的严厉、固执和狭隘。但它们对于知识的探讨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如果它们的组织具有广泛性并获得支持的话，就能有效地为宗教事业服务了。但是，非国教教派那些教义并不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不会被议会接受；长老派的理性主义、独立派的叛逆，再洗礼派的宗教狂热，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社会中一直流行的各种思潮。

不管如何，“克拉伦登法典”远离了这些思潮，使建立全国统一教会的希望化为泡影。国教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它是一个教派而不是全国统一教会的领袖地位。国教是“伟大”、“官方”、“正统”的，可无论如何它也仅仅是一个教派。它的四周还有各种非正统教派。为国王查理二世保驾护航的“全国性大会”（即议会）完全可以做出让步，让信奉新教的大多数英格兰基督徒团结起来。但“保皇派议会”却接受了教会分裂的事实，并为自己获得了超然地位而沾沾自喜。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建立起来的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党派。为上帝和国王征战过的那些乡绅和领主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教会和主教，就像他们拥有自己的民兵和治安委员会那样。

1662年的“克拉伦登法典”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本人的思想。他希望在王权复辟的鼓舞下，实现国家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统一。查理二世也不希望分裂，他本人对各派别的态度从业已从冷漠转变为宽容。当然，他的这种态度转变并非仅仅是出于宗教原因，如果某个乡绅要信奉宗教的话，那么他选择信仰罗马天主教最能使查理满意。可是，问题来了，难道英格兰国教圣公会不是其王位的重要基础么？国王希望一切宗教狂热都能冷却下来。为什么要为彼岸世界而影响当下呢？至于那些令人产生怀疑的教义，何必去迫害它们呢？腓特烈大帝曾说过：“每个普鲁士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天国。”查理二世也有这种思想，比腓特烈大帝还要早一些，不过他让自己的想法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国王尽量采取了容忍政策，他在“全国大会”召开期间，对教友派的代表说：“作为你们国王，我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和平地生活下去，你们就不会因自己的观点和宗教信仰而遭到迫害。”

“保皇派议会”坚决地纠正了国王的宽容政策。1661年颁布的《市政机关法》，要求每个担任公职的人否认《神圣盟约》，宣誓顺从大局，根据英格兰国教的仪式要求做礼拜。这首先就排斥了许多长老派教徒，接着排斥了共和派，最后连天主教徒和一切非正统派别的教徒都排除在外。这个法案目标明确，只有站在国王这边的英国圣公会的教徒才有资格担任公职，而这些职务又同下院选举有着紧密关系。1662年颁布的《一致法》强迫所有牧师接收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祈祷书》，该书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修改。《一致法》要求教士们全部真心拥护《祈祷书》中的内容，并迫使他们和大中学里的老师都奉行英格兰教会的法定仪式。但总数为两千人的、占所有教士比重五分之一的牧师，并不打算服从，因此他们被剥夺了薪俸。此外还有一些更加严厉的措施。1664年又颁布了《非法宗教集会法》，禁止被免职的教士在他们的教区传教。1665年制定了《五里法》，禁止这些被免职的牧师走进“他们传教或生活过的任何城镇、自治市、教区等一切地方”的五英里范围之内。

保皇派尽管他们在战场上未尝胜绩，对于王权的复辟也没有任何贡献，但却借助《克拉伦登法典》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这个法典的存在，影响了今日英格兰的宗教派别，也加强了建立党派的基础。掌握了政权的保皇派试图将所有支持者联合起来，剩下的人也本能地抱团取暖，其中包括此前不久还在统治英格兰并让其他人恐惧的那些势力。现在伯明翰市所在之地有许多小村庄都距离任何“城镇、自治市”五英里以上。因此英格兰中部那些非国教教派便以此为中心，至今此处仍享有盛誉。英格兰并没有因王权的复辟而统一起来，相反却被割裂为两个英格兰，双方各自的背景、利益、文化和观点天差地别，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相似之处。麦考莱写道：“有一条明显的界限，把有时称为朝廷派的官员，他们的朋友、随从同那些乡村派的人分割出来。”后人的论述也证实了他的观点。受到官方庇佑或希望获得庇佑的人，自然同那些生活在乡村的人有着不同的利益。除此之外，另一条裂痕也在不断扩大。政治上，保守派和激进派分为两大阵营，直到今日，对立双方依旧存在。两大政党队里斗争的情形已经出现，不久得名“托利党”和“辉格党”。这两个政党今后左右了英国的命运，一直到英帝国的辉煌在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化为灰烬。

国王查理二世并非这些矛盾的始作俑者，他本人一直倡导宽容政策。1663年5月，他曾尝试将《一致法》的法律效力暂停三个月，但是主教和议员们阻止了他的想法。12月的时候，国王签署了第一份《免罪令》，行使国王神圣的赦免权，使得那些不信奉国教的人，免于宗教的强制和免于遵守那些命令人民发誓的法律。可是下议院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事情的后果。反而跳出来反对“利用法律制造教会分裂”的阴谋。1672年3月，国王顶住压力发表了第二份《免罪令》，试图停止对各阶级不信奉国教者实行各种宗教刑罚。可下议院阻挠说：“只有议会以法案的形式通过后，宗教刑罚才能暂停执行。”除了警告国王外，下议员还威胁要暂停拨款。查理二世恐惧克伦威尔式的反抗，因此做出了君主立宪下国王不得不做出的妥协。那些议会中的党派人士应该认识到，在这个关键的形势下，国王的仁慈主张是顺应时代潮流的。

不过，国王也需要为自己颁布一道赦免令，因宫廷生活的荒淫无度。他有两个人尽皆知的情人，一个是芭芭拉·维利尔斯，她被封为卡斯尔梅恩女伯爵，另一个叫路易斯·德凯罗埃莱，被英国人蔑称为“卡维尔老鸨”，她也被国王封为朴次茅斯女公爵。这两个女人伴随着国王，并插手国家的外交。查理二世同葡萄牙公主、布拉干萨的凯瑟琳结婚后，未改放荡的本性。公主带来了数量可观的嫁妆，包括八十万英镑的现款，还有丹吉尔和孟买这两个海军基地。国王对妻子的态度恶劣至极，竟然迫使她接收芭芭拉成为宫廷女官。这将优雅、虔诚的公主气得当场昏迷，被人抬出了宫廷。后来，国王又把美艳温柔，被人们怒骂为“新教徒婊子”的内尔·温格接入皇宫。她从此远离民间的消息让人们倍感欣慰，这些仅仅是荒淫无度的宫廷生活的冰山一角，玷污了王位的神圣。假如在亚洲国家的宫廷里，这些龌龊早就淹没在嫔妃们的宫墙之下了。

国王查理二世的荒淫无度在道德上产生了广泛的不良影响，清教徒式的专制瓦解后，人民落得轻松快活，于是饱暖思淫欲。共和国时期，清教徒管理国家，通奸者被处以极刑，查理二世的荒淫彻底亵渎了纯洁的贞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全国每个阶层都拥护这种松散的统治，而不喜欢圣人的清规戒律。英格兰人渴望成为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心中的上帝不是清教徒眼中的那个上帝，清教徒曾经被人力捧上天，现在又狠狠地摔下来，这自然让老百姓们开心。政体斗争和内战的威胁，以及清教大一统的局面彻底被击碎，一切都萎缩，然而人们却落得一身轻松。国王发现，他身边的新贵们比富有斗争精神的保皇派，凶狠的圆颅党要软弱许多，而后两者已经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一阵身体的紧绷必然伴随着筋疲力尽，安逸享乐，这不过是一段插曲。英格兰民族也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在查理二世的宫廷中，此时出现了一位年轻人，此人是皇家禁卫军的旗官，也是国王的网球搭档，也是被卡斯尔梅恩女伯爵魅力捕获的不谙世事的人，最后一点让国王多少有些心怀不满。后来，这个年轻人接过了克伦威尔的宝剑，在广阔天地有了一番作为，但他打击的只是不列颠自由和繁荣的敌人。这个年轻人名叫温斯顿·丘吉尔，是一名来自多塞特郡的乡绅，此人追随保皇党军队作战，负伤后被圆颅党没收了财产。国王没有能力维护他忠诚的追随者。国王曾经劝说克拉伦登将温斯顿爵士纳入议会的重要议员委员会，但无果而终。后来他把温斯顿的儿子安排在身边听候差遣，还为他的女儿在约克公爵夫人那里谋了个差事。兄妹二人把握住了机遇。约翰·丘吉尔当上了禁卫军军官。他的妹妹则成为了约克公爵的情人，为他生了儿子，这个儿子叫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即闻名于世的勇士贝里克公爵。

此时掌握枢密院大权的是克拉伦登和来后受封沙夫茨伯里伯爵的阿什利。这二人的性格截然相反，但是都很有才华和能力。沙夫茨伯里十八岁的时候就参加过“短期议会”的革命。他讲道：“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处于风暴中。”他效命于圆颅党的军队，同克伦威尔并肩战斗过，并且成为长老派的领袖，他也在王权复辟的过程中对蒙克施加过影响。尽管他的升迁颇经过了一些时日，但依旧年轻而信念坚定。他本人也比任何人都了解各派别的力量关系，这些派别曾经在蹂躏英格兰国土的内战后，暂时偃旗息鼓。他本人是已经消失了的统治力量最有力的代表。在无政府的混乱时期，他抵抗军队的暴行，可是他又比任何人都了解独立派的思想。因此他在枢密院中极力推行宗教宽容，这也是对国王最有力的支持。他始终警惕着暂时归田卸甲的铁甲军反扑，知道他们身处何处，必要时应如何对付他们。他还时刻留意伦敦的动态，因为他深知伦敦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国王查理二世的统治下，他和伦敦一直相互支持。他对“保皇派议会”也极为不满，但同国王一样，都无力对抗议会多数派的坚强意志。

克拉伦登在查理二世统治的最初七年里，一直担任着首席大臣的职务。他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同国王的放荡生活、国王情人们的阴谋活动、短缺的财政和下议员的残酷政策，做着最彻底的斗争。同时他还必须提防国王的宠臣亨利·贝内特。这位野心家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受封阿林顿伯爵。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内，阿林顿伯爵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有时甚至起到极大的负作用。与他同一时代的伯内特主教曾评价他“傲慢自大，善于揣度国王的心理，并加以利用”。克拉伦登的女儿与约克公爵喜结连理，虽然期间经历并不一帆风顺。首席大臣此时又成为国王弟弟的岳父，他的外孙也许有机会继承王位，这招致了贵族们的妒忌。获得王室联姻后的首席大臣，其地位已经无人能及。

葡萄牙公主带来的嫁妆中所包含的丹吉尔，此时已经完全被英格兰所控制，英格兰政府便将注意力转向了地中海和东方。由于财政收入掣肘，英国在摩尔人面前，必须厉行节约以守住丹吉尔，同时维护地中海的贸易不受海盗的侵扰。克伦威尔占领敦刻尔克之后，国库要每年为此支付十二万英镑，这个数目正好是国家当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克伦威尔试图在整个欧洲大陆推进新教运动，而敦刻尔克正是这场运动的前哨。此时托利党的注意力早已经从欧洲转向了大洋彼岸的“贸易和种植园”。因此，克拉伦登建议国王，将敦刻尔克以四十万英镑的价格转卖给法国，尽管这笔交易对英国很是划算，但国王还是招致了强烈的责难。人们指责克拉伦登接收了重金的贿赂，将他建在伦敦的府邸讽刺为“敦刻尔克公馆”。这些毁谤是不公平的，而它带来的影响却一时无法消除。后来敦刻尔克为法国的海盗提供了便利，这使得克拉伦登彻底名誉扫地。

英格兰同荷兰在贸易与捕鱼业上的竞争已经白热化，被克伦威尔击败的荷兰人此时已经具备卷土重来的能力。东印度群岛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阿姆斯特丹，西印度群岛的货物则在弗利辛根上岸。荷兰的多德雷赫特和鹿特丹则成为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商品流向欧洲大陆的中转站。苏格兰沿海的捕鱼业也为荷兰带了大量税收。东印度公司也为荷兰在东方大肆敛财。葡萄牙驻孟买的总督，拒绝将凯瑟琳公主的嫁妆转交给英格兰，因此英格兰在印度没有合适的落脚点。在此期间，荷兰的声势浩大的舰队满载货物的绕过好望角。荷兰人在非洲西海岸发展了自己的势力，不断扩张殖民和贸易。他们还在新英格兰也分了一杯羹，步步紧逼地在哈德逊河畔开辟了一块殖民地。商人不断游说英国的议会，查理二世心中点燃了爱国的激情，而此时的约克公爵也希望可以在海上战斗中立下军功。因此，议会拨出了二百五十万英镑的巨款。一支由一百多艘军舰组成的英国舰队建立了起来，上面还配置了新式的火炮。在国王的领导下，从前的保皇派军官与铁甲军军官暂时放下前嫌。而鲁珀特和蒙克各自指挥一支先遣队。1664年，英国和荷兰率先在非洲西海岸开战，第二年，战火绵延至英国的领海。

六月份，有一百五十艘舰艇、配备二万五千人和五千门大炮的英国海军，同实力相当的荷兰舰队，在洛斯托夫特附近的海面上展开激战。这次战斗，双方均损失惨重。克伦威尔时代的舰队司令、经常身着普通水手服的约翰·劳森受了重伤。约克公爵的好友，法尔默思勋爵和马斯克里勋爵被同一枚炮弹炸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约克公爵指挥的“皇家查理”号同荷兰舰队展开了近身缠斗。荷兰的奥普丹沉着迎战，坐在船尾的一把椅子上指挥这场战斗。英国的军舰火炮齐鸣，打中了奥普丹所在军舰的火药库，把他连同军舰一起炸沉海底。英国舰队的大炮和炮手技术远超荷兰，荷兰人被击退，但是并没有丧失信念。

德莱特将军从西印度群岛回到了荷兰，挽救了荷兰共和国的命运。暂代约克公爵指挥舰队的是桑威奇勋爵，他企图截获荷兰往来地中海和东西印度群岛的商船。这些商船上满载着价值不菲的货物，它们躲开了英吉利海峡，一直向北进入了挪威的卑尔根港。丹麦和挪威本来与荷兰有嫌隙，两国向英格兰许诺，如果英格兰袭击荷兰的商船，两国愿意拿出一半的战利品作为报答。但是，当英格兰的舰队攻击荷兰商队的时候，丹麦的守军并不知晓情况，用海上的炮火击退了英国人。因此，异常愤怒的英格兰对丹麦宣战，这迫使丹麦和荷兰结盟。荷兰的德莱特到达挪威港口，把满载货物的商船安全地护送到了特塞尔岛。欧洲大陆上的国家都认为，荷兰人在战争的第一年里，可以与强大的英格兰一较高下，令人刮目相看。

1666年6月，比洛斯托夫特海战更加激烈的战斗打响了。法国的路易十四承诺，如果荷兰遭到进攻，法国将给予援助。法国对查理二世的指责置之不理，仍然向英格兰宣战。英格兰和荷兰的舰队在北福尔兰附近进行了四天的激战。在伦敦都可以听到荷兰舰船上重型火炮的声音。人们悲伤地发现，在英吉利海峡布防以应对法国进攻的鲁珀特与蒙克，彼此失去了联系。直到第二天战斗结束，英国还一直处于劣势，幸好第三天的时候，鲁珀特及时赶到，战斗又进入胶着状态。战斗在第四天急转直下，鲁珀特和蒙克的舰队均遭受了沉重打击，不得不退回泰晤士河。德莱特胜利了。

正如荷兰人在前一年所表现的那样顽强，英国人没有一蹶不振。经过准备，英格兰的舰队焕然一新，重新出海，而且比以往更加强大。1666年8月4日，它同荷兰舰队遭遇，给对手以沉重的打击。可是，荷兰共和国的舰队第三次投入战斗，重整阵容，再次出海。而此时法国的舰队也终于驶入英吉利海峡。

英格兰此时处于完全孤立，它在海上的力量也让人产生了质疑。英荷两国在财政上都出现困难，从1665年的春天开始，严重的瘟疫肆虐伦敦。这是1348年黑死病以来，伦敦遭受的最严重的疫情灾害。在瘟疫最严重的时候，伦敦在一个星期就病死了七千人左右。王室不得不搬到索尔兹伯里，把首都托付给蒙克，他是一个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能从容不迫的政治家。丹尼尔·笛福在《大疫年日记》中以鲜活的笔触为我们深刻地展示了这场可怕的灾难1666年9月，一场大火吞噬了正饱受摧残的伦敦，也宣告了瘟疫最严重阶段的结束。大火是从伦敦桥附近一条挤满木板房子的小街道燃起的，它借着强劲的东风，蔓延燃烧了四天四夜。市民们怀疑是再洗礼教、天主教或者外国人故意纵火，他们各个怒火中烧。国王此时也赶回了伦敦，表现出应有的勇气与爱民之心。大火吞噬了整条整条的街道，最后在商业区的外墙下偃旗息鼓，三千多所住宅、八十九所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被烧毁。堆满货物和军用物资的仓库也不能幸免，作为政府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烟灰税也化为泡影。另一方面，大火也消灭了瘟疫。在后来人眼中，真正的灾难不在于伦敦这个卫生条件极端恶劣的中世纪城市的毁灭，而是重建这座城市的时候，并没有采纳雷恩的计划，没有以圣保罗大教堂和伦敦交易所为中心，规划出一条条大街和码头。然而，人们并没有失去重建伦敦的勇气。在旧圣保罗大教堂的废墟上，新的教堂被重建起来，至今依然巍峨。

虽然战争一直持续到1667年，但国王早已着手同法国、荷兰两国和谈了。由于军费的短缺，英国的舰队已经无法承担保卫领海的重任。在和谈期间，荷兰人为了增加手中的砝码，在著名军事领袖约翰的弟弟德威特将军的带领下，沿着麦德韦河向上航行，最终冲破查塔姆港口的水栅，捣毁了英国的四艘军舰，拉走了“皇家查理”号，这艘英国军舰在洛斯托夫特战斗中曾击沉奥普丹将军的旗舰。荷兰人的炮火随着泰晤士河水传到伦敦，人们对震耳欲聋的声响无不震惊和愤怒。甚至连保皇派也指责说，这种事情在克伦威尔执政时都没有发生过。清教徒则认为，这场瘟疫、大火和战败的海战是上帝对这个时代，尤其是对王室的道德败坏，降下的残酷惩罚。

双方同样希望和平，因此以不高的条件达成了和平协议。英格兰在这场战争中的主要收获是新阿姆斯特丹，就是现在的纽约。战争一结束，王室与议会就开始互相推诿指责。前者说，议会对国王的收入限制，使得国王无法保卫这个国家。议会反驳，认为是国王的情人们挥霍了国家的财富。克拉伦登试图进行调停，结果受到了来自双方的责难，他同议会的关系彻底断绝，对国王情妇的谴责，也让国王对他心生不满。他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一致弹劾，只得流亡海外。他在流亡生活中完成了一部巨著《内战史》，此书将那个年代完整留存了下来。克拉伦登被弹劾后，国王在一个时期内，由阿林顿辅佐，有时也由他的好友白金汉辅佐，后者是詹姆斯一世遇害宠臣的儿子，伶俐且放荡，曾在一次决斗中杀死了一个受侮辱的丈夫。就连保皇派也对王室的荒淫无度和奢靡的开支感到不满，因此，必须再一次扩大政府的代表性。从1668年开始，五位重要的人物被任命为大臣。在此之前，人们经常谈论内阁和阴谋小集团。现在这五个人即克利福德、阿林顿、白金汉、阿什利和劳德戴尔。他们名字首字母连起来正好是“阴谋小集团”。

欧洲大陆此时又出现了一个克伦威尔所不曾亲历的事实，在西班牙和奥地利连续遭受沉重打击这一背景下，法国不断强大起来。路易十四在所有王位继承人里脱颖而出，他有过人的天赋，而此时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纪。法国人在红衣主教马萨林的英明统治下，不断强大自身力量，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民族。该国的人口是英格兰的四倍，达到两千万。法国的地理优势无可匹敌，是欧洲文明的启蒙者，它拥有强大的军队和中央政府，傲视邻国。法国人安于接受野心极大而又狡猾的国王路易十四的统治。1648年结束的“三十年战争”，彻底打击了神圣罗马帝国在德意志的势力。哈布斯堡王朝仅仅在名义上统治着一些松散的德意志公国联盟，它丧失了权威，只获得了名义上的尊重。即使在奥地利这个帝国世袭的领地，帝国皇帝的地位在匈牙利人和土耳其人的不断威胁下也是摇摇欲坠。因此，法国的周边没有强大的邻国，也没有紧密的同盟。佛兰德斯、布拉邦特、列日、卢森堡、洛林、阿尔萨斯等通通被法国的野心所觊觎，受到法国外交和武力的威胁。

与此同时，西班牙帝国和王室的衰落，使世界格局动荡不安。马萨林曾经计划，即使不能将法国和西班牙合二为一，也要促使两国王室结合起来，这对法国统治整个世界是非常有利的。他说服了国王路易十四，迎娶了西班牙的公主为王后，为此，西班牙公主不得不放弃王位继承权，而西班牙也必须准备一笔丰厚的嫁妆，作为公主放弃权力的代价。西班牙无力承担这笔开支，路易十四就将合并两国王室作为自己毕生目标。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再次迎娶了王后，于1665年去世时留下一个多病的王子。这个王子就是后来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他在世上活了三十五年，影响了路易十四的计划，为了弥补遗憾，路易十四决定从荷兰那里获得补偿。他宣布说：根据布拉邦特公国的传统，初婚生育的孩子，在父亲再婚时，不应受到任何继承权的损失，因此，法国的王后对西属荷兰拥有统治权。布拉邦特公国是西属荷兰的重要组成部分。路易十四带领法国人发动第一次对西战争时，提出了以上的要求。西班牙无力阻止法国对于比利时的主权要求。不过，比利时一旦落入法国手中，荷兰共和国就危险了，荷兰的寡头政治集团首脑约翰·德威特下达了和英格兰进行海战的命令，但是对与法国进行陆战却有心无力。更重要的是，同法国开战会增加他的政敌奥兰治家族的势力。这一家族的领袖是年仅十七岁的威廉亲王，他富有政治才华。从“沉默者威廉”时代起，奥兰治家族成员和平年代担任最高行政长官，战争年代则充任军队的总司令。但是年轻的威廉亲王从未享受过这种权利。一旦荷兰同法国开战，威廉亲王就会趁此机会获得祖先留下来的权利。德威特企图和谈，做出了很多的让步，但是路易十四派蒂雷纳将军进入佛兰德斯，占领了荷兰的部分领土。同时，路易十四还要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打交道，双方签订了瓜分土地的协议，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利益。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形下，德威特急忙与英格兰进行和谈。查理二世和“阴谋小集团”在英国驻海牙的使节威廉·坦普尔爵士的协助下，同荷兰、瑞典结成了反法同盟。英格兰为这个新结成的三边新教国家联盟而欢呼。查理二世和大臣们获得空前的爱戴。这个联盟是后来一系列反法同盟的雏形，它也暂时延缓了路易十四的行动。法国被迫同西班牙讲和。1668年签订的《亚琛和约》，迫使法国归还了弗朗什孔泰，同时，法王在佛兰德斯扩展了自己的领土。战利品中包括了繁荣的里尔城，法国把这座城市建成规模宏大、坚固异常的要塞。

虽然英格兰同荷兰和瑞典结成了反法同盟深受伦敦市民的欢迎，但是英荷两国的贸易斗争远没有结束。年少的瑞典国王统治下的国家，力量十分弱小，不久就改变了立场。三边联盟因此瓦解。路易十四决定先收买两个海上强国的任何一个，然后再发动战争。于是，他致信英格兰，于1670年开始同查理二世进行秘密的谈判。查理二世的妹妹、美丽的亨里埃特公主是路易十四的弟弟奥尔良公爵的妻子，这为秘密接触提供了便利。查理二世此时迫切需要现款，他告诉路易十四，英格兰议会将拨给他一大笔钱用于反对法国，那么路易十四准备花多少钱让他打消此念头呢？如果路易十四付了这笔款项，查理二世就会放弃召集议会。在这个形势下，双方签订了无耻的《多佛条约》。

条约中除了公布于众的那些条款外，还有一个密约，只有查理二世、阿林顿和克利福德知道。大不列颠的国王认识到天主教信仰是正确的……准备在对他的王国不构成伤害的时候，加入天主教。忠诚于真正基督教义的法国国王陛下，答应支持这个行动，并向大不列颠国王提供二百万利佛尔……另外还有六千步兵。”此外，查理二世每年额外获得十六万六千英镑的补贴。查理二世用国家换取了金钱，并把一部分钱花在与情妇寻欢作乐上。不过，他是否真的打算兑现自己的承诺，则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他也并没有这个打算，获得的大部分现款都用于海军的建设。

《多佛条约》中提到了第三次对荷战争，一旦路易十四认为适宜开战，英法两国将联合对抗荷兰。1672年3月，路易十四要求英格兰履行自己的诺言。英格兰想要挑起对荷战争的借口并不难寻。英国一名驻海牙的外交官谈道：“我们的目标是同荷兰决裂，然后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荷兰舰队没有遵守应有的礼节，向运送威廉·坦普尔爵士之妻回国的船只行礼。英格兰提出了抗议，随后荷兰表示妥协。英国继续策划挑衅行动。从美洲的斯米尔纳回来的荷兰舰队经过朴次茅斯驶向英吉利海峡时，遭到了英国的袭击，但是攻击并没有成功。这个行动最终挑起了战争。英格兰和法国一共集合了九十八艘军舰，配备了六千门大炮和三万四千人。而荷兰人仅有七十五艘军舰，四千五百门大炮和两万人。具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德莱特将军以寡敌众，维护了国家的尊严。1672年6月7日，德莱特趁数量占优的英法舰队停泊在索尔湾的时候，发动了突然袭击。双方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海上大战。激动的观战者站满了萨福克郡的海岸。大炮的轰鸣声传到几十英里外的地方。法国的军舰因风向的关系，无法出港作战。约克公爵的旗舰“王子”号遭到了荷兰军舰的围攻。“王子”号的甲板上站着禁卫军第一连官兵，掌旗官丘吉尔就在这个连队服役。这艘旗舰被打得伤痕累累，英勇的约克公爵被迫将指挥旗换到“圣迈克尔”号上。随后该船也被击毁，于是指挥旗又换到“伦敦号”上。桑威奇勋爵的战舰“詹姆斯”号被击沉，水面上的船体着起了大火。勋爵与战舰同葬海底。而荷兰人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只能退出战斗。

路易十四在欧洲大陆上对境况艰难的荷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不宣而战，骑兵突然越过莱茵河，大军压境。十二万法国大军把刺刀套在枪口上，而不是插在枪口里，形成了一股摄人心魄的力量。八十三座荷兰城堡投降法国。遭受了大难的荷兰人求助于奥兰治亲王威廉。作为军事总指挥，“沉默者威廉”的曾孙没有让荷兰人失望。他风轻云淡地说出了一句名言：“我们可以在最后一个战壕里奋战到死。”他打开了大坝的水闸，奔腾的洪水吞没了土地，也挽救了荷兰。海牙发动了一场政变，奥兰治亲王威廉成为最高行政长官，德威特辞职后不久，他和他的弟弟便被奥兰治集团的支持者残忍地杀死了。

在1673年整整一年里，德莱特维护了荷兰海军在海上的地位，在多次战斗中取得了大小不等的胜利。8月21日，他在特塞尔岛附近的大海战中击退了英法舰队，为荷兰东印度船队护航。在大陆上的战斗中，路易十四御驾亲征。孔德率领一支力量较弱的军队在北面同荷兰人交战，蒂雷纳将军在阿尔萨斯同德皇的军队激战。路易十四在王后和朝臣的陪伴下，率领中路大军气势凶猛地挺进。他选择由五千人守备的马斯特里赫特要塞作为打击目标，这是荷兰最坚固的堡垒。路易十四说：“我对大规模的围攻战更加感兴趣。”相比两军对垒，围攻确实比较符合他的口味。在长期困守后，马斯特里赫特要塞开城投降，不过这并不是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战斗。

第二十三章　天主教会的阴谋

在1673年2月召开的议会会议上，查理二世听闻他的臣民对于同新教国家荷兰的战争感到痛恨。他不是在保护英格兰的贸易，而是主动参与这场战争，成为路易十四的帮凶。苏格兰人尽管对荷兰人在海上的称霸十分愤怒，而且嫉妒其发达的海上贸易，但是他们对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以及其争夺欧洲霸权的恐惧和痛恨，超过了对荷兰人的不满与嫉妒。伦敦街头到处都流传着国王和大臣们被法国收买，出卖了不列颠的自由和信仰。如果《多佛条约》的秘密条款被公开的话，必然会招致疯狂的暴力，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沙夫茨伯里并不知道这个秘密条款，但是也产生了怀疑。阿林顿于1673年初向他吐露了实情，他知晓后，当机立断地退出了政府，成为了反对派的领袖。同当初皮姆领导的反对派一样，这个新的反对派同样地狂热。下议院的仇法情绪日益严重，对天主教复辟的恐惧，对国王“宽容天主教徒”的不满，对约克公爵皈依罗马的厌恶，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激发了危险的情绪。在此形势下，占主导地位的圣公会同长老派和清教徒完全走到了一起。政治议论不绝于耳，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各种小册子横飞，补缺选举就在这一片喧哗中进行。一个法案被强加给国王，要求实行宣誓制。一个人只有宣布不相信体变说——圣餐的酒和面包可以变成耶稣的血肉——才有资格担任公职或者接收任命。这是一场政治清洗，彻底摧毁了“阴谋小集团”。天主教徒克利福德拒绝宣誓，阿林顿不得人心被弹劾，白金汉与国王的关系不睦。沙夫茨伯里赞成《宣誓条例》，摇身一变成为反对派领袖。劳德戴尔愤世嫉俗，无比残忍，但有时也难免懦弱，一个人控制着苏格兰的形势。

此时，约克公爵詹姆斯吸引了众人目光。他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与信奉天主教的摩德纳公国公主玛丽结婚，此举引来人们的猜忌。他将如何在感情与官职间取舍呢？不久后，公爵辞去了海军大臣的职务，他异常坚定，誓不屈从《宣誓条例》。这件事对英格兰是个沉重的打击。查理二世的王后没有生下继承人，因而，英格兰的王位最终要落到一个天主教徒的身上，他将牺牲物质利益来捍卫自己的信仰。圣公会教徒和非正统教徒以及当年追随过鲁珀特和克伦威尔的人，已经走到了一起，构成了反对国王以及其政策的合力。保皇派们掌握着全部的军队，以十七世纪第二伟大的议会战略家沙夫茨伯里为首的退伍军人，即使过去他们曾经追随克伦威尔，此时也与保皇派站到了一起。在所有反对国王的势力中，这股力量对查理二世的威胁最大。

德赖登以不朽的诗句评价了沙夫茨伯里，尽管带有个人偏见，但是却完整地将沙夫茨伯里其人呈现在人们面前：

料事如神，

不择手段；

机智又勇敢，

超人的远见。

原则多变，

狂躁不安，

为失宠而心烦，

因贪权而寡欢。

性急如火红的铁丝，

折磨着娇小的身躯，

天南海北人皆知。

他是大海上无谓的舵手，

喜欢风暴，

不畏艰险，

看不惯风平浪静，

总想靠近沙滩行驶，

以炫耀他的英雄虎胆。

大胆必然近于疯狂，

两者并无明显的界限。

在与国王的斗争中，“保皇派议会”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它不仅在外交方面获得了领导权，还全面掌握了内政，并用不近人情的《宣誓条例》、《弹劾法》强迫国王查理二世撤换他的近臣。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来自约克郡的地主托马斯·奥斯本爵士在下议院凝聚了一股势力，为了自救，走上了不太情愿的反对国王之路。他顺应了民心，将那些曾经为国王抛头颅洒热血而现在反对整个宫廷的人组织起来。这个组织的初衷是厉行节约，维护圣公会的地位以及摆脱法国人。奥斯本在枢密院提出了这些目标后，立即被封为丹比伯爵，开始了以党派为后盾的执政。他的党派在下议院形成了微弱的有效多数。为了将他的支持者拉到支持国王的阵营，同反对派划清界限，在1675年，丹比伯爵建议担任要职以及当选的议员，必须要宣誓一切抗拒国王的行为都是有罪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清洗清教徒，反对他们的主张，把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权交予保皇势力，并同其他派别展开斗争。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择手段地操纵各党派，也违反了补充选举的传统方式，因此，他招致了上议院的沙夫茨伯里和白金汉的反对。丹比伯爵因此也只得放弃通过宣誓的方式清洗清教徒的计划。

在外交政策方面，丹比伯爵公开忤逆国王。他反对法国人对英格兰的干涉和指手画脚，因此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他已经成为了查理二世与路易十四秘密条款的知情者。他拥护保皇派给予国王一定的个人权力的立场，还赞同国王向法国索贿的行为。他成功地安排了约克公爵去世夫人所生的女儿玛丽，同新教世界的英雄，声名鹊起的奥兰治亲王威廉结婚，这件事将他送上了个人荣誉的顶峰。这起联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国王带来巨大威胁，人们都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了荷兰的最高行政长官、令人敬佩的威廉身上。威廉是查理一世的外孙，他具有坚定的新教信仰、举止严谨、才能出众和高贵的血统，这些都使得他在欧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约克公爵的女儿有继承英格兰王位的资格，她与威廉的结合，使威廉也有了继位的可能。查理二世并不这样认为，他的弟弟更是不这么看。他们都认为这种可能微乎其微。查理二世觉得通过这桩婚事，沙夫茨伯里领导的反对派将遭到打击。约克公爵自己对继承英格兰王位自信满满，认为威廉无法对其构成任何威胁。于是这桩婚事就顺利进行下去了，刚刚在英吉利海峡殊死搏斗过的两个海上强国被联姻又重新联合起来。从此以后，英格兰和荷兰这两个国家在欧洲事务上便少有分歧了。

这个时候，路易十四不满于自己在查理二世身上所下的功夫毫无收获，对这桩将英荷划入一个阵营并且维护了新教利益的婚事感到十分愤怒。他决定打击丹比伯爵，于是将伯爵跟他索贿的事情，告诉了同样被他收买的英格兰反对派。经过周密部署，这件事在下议院被戏剧性地揭发了。它仿佛一颗可怕的炸弹。人们谈论丹比伯爵要将英格兰置于罗马的控制之下。由于所谓“天主教会的阴谋”，人们谈论着同法国的秘密条约，更令人心生畏惧的是似乎约克公爵要继承王位的传言。

此时风评不佳的泰特斯·奥茨博士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转而成为新教的卫道士。他掌握了一些信件，包括英格兰天主教、耶稣会教徒写给圣奥梅尔和法国其他天主教中心教友的。根据这些信件，他指控约克公爵夫人的私人秘书科尔曼密谋要刺杀国王，帮助法国人入侵，大规模屠杀新教教徒。上下议员许多重要的人物都相信了奥茨，或者表面上相信他。于是立即签发了科尔曼的逮捕令。实际上，科尔曼根本没有谋害国王的计划，但他的确是天主教各项活动以及联络的一个中心。他在被捕之前匆忙烧掉了大部分的信件，但是，还是有一些被人缴获，这些信里提到恢复天主教信仰的问题，以及天主教徒对国王失望和不满。在这个所有人都被挑动起来的时间点，这些信件证实了奥茨的指控。1678年10月，地方法官埃德蒙·贝里戈弗雷爵士对科尔曼进行了审问，在案子还在进行期间的一个夜晚，贝里戈弗雷爵士的尸体被人在格林贝里山脚下发现，这座山现在的名字是普里姆罗斯山。这起凶杀案件共涉及三个人，他们的名字恰巧为格林、贝里和希尔，他们分别被绞死。尽管所谓的凶手已经伏法，但贝里戈弗雷爵士的死至今仍充满谜团。这件事给本已经疯狂的英格兰人，火上再浇油。国教和清教徒都随身携带防身武器，伦敦人都在议论如何提防天主教徒的暗箭。奥茨在短短几个月内，成为了人们眼中的英雄，这个奸佞之辈也顺势利用了这个机会。这时候，老辣的沙夫茨伯里也看出他大显身手的机会已经来临了。

前英格兰驻法国大使蒙塔古同辉格党和清教徒的领袖站到了一起，拿出了丹比伯爵的一些亲笔信。信中提到，英格兰如果同意正在签订中的《内梅亨条约》，便可以获得六百万利佛尔，作为报答。信中也谈到国王希望摆脱议会拨款对他的限制。这个条约使得法国人收获颇丰。为了证明自己，丹比伯爵也公开了一些信件，结果仅仅能从程度上减轻事件的严重性，却不能推翻整个事实。他将面临被弹劾的必然下场。相比当年斯特拉福德所处的困境，他并不轻松多少。基本上，他难逃一死。国王企图暂缓把大臣置于死地的审讯程序。这次控告有不公的地方，更何况丹比是顺从了国王的意愿，而从事了那些被指控的行动。于是在1678年12月，国王查理二世下令解散了“保皇派议会”。

这届议会持续了十八年之久，期间有过几次休会。它诞生于保皇派充满了复辟王权的狂热之时，而当查理二世发现自己的地位已经被贬低到威尼斯共和国执政官那样的水平时，议会就被解散了。在时间上，它超过了“长期议会”。在同王权斗争以保护立宪制度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初期充满朝气的上届议会。在保皇派取得最后胜利之时，它巩固了内战的果实，在一定意义上恢复了王权和君主制的合法性，实现了议会对财政的控制，并促使大臣们对议会上下两院负责。它的坚实基础是议会派和新教的力量，这两股势力之间虽然有着严重的分歧，但它们最终联合在一起，为了解决当时的主要问题，一同发动了1688年的革命。

国王查理二世失去了长期支持他的后盾，此后他不再相信任何一个集团。他期望新议会可以抛弃“保皇派议会”的苛刻、保守、固执。他认为除了沙夫茨伯里占据绝对优势的伦敦地区外，剩下各处对他都没有敌意。选举期间，手握选票的人用候选者的金钱，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推杯换盏，争论不休。亦如查理一世时代的“短期议会”，反对国王的人又重新当选。在忠于国王的一百五十名议员中，仅仅有三十名再次当选。此时的情形与1640年十分类似，但在一些问题上又有着根本不同：国王和人民都有过惨痛的经历，没有人想再去经历一遍。对内战以及克伦威尔式残酷的恐惧，笼罩着此时的英格兰。查理二世此时首要的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王权和他自身，因查理一世的阴影挥之不去。国王听取民意，向同他唱反调的议会让步。丹比伯爵此时已经在伦敦塔被人遗忘了五年之久，关于他的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这届议会首先要打击的目标就是约克公爵。为此查理二世早就告诫他不要出席枢密院的会议，并规劝其离开英格兰。于是约克公爵投奔荷兰，年轻的上尉、曾当过法军上校的约翰·丘吉尔跟随其左右，是他可以信赖的帮手。约克公爵脱险后，国王开始着手对付周遭的反天主教风波。奥茨以及帮助他作伪证的追随者，此时正在实行残酷统治，残忍镇压天主教徒中的具有重要地位的人们。他们通过作伪证或者收买的方式，处死了很多无辜的天主教徒。国王试图援救受害者的行动并未见效，只好任由迫害活动猖獗下去。他已经对人生有着透彻的认识，流亡期间的颠沛，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明知有些人是无辜的情况下，还是签署了死亡判决书。他之所以如此隐忍，并非出于自私自利，而是他及时调整了应对策略。他放弃了过去安逸舒适不问政治的生活，为挽救自己的生命和处于危险之中的王朝，用尽全力去抓住逐渐丧失的权力。现在，人们经过研究，对他的才能给予了越来越高的评价。他统治的最后五年，是他此生最为光辉的时刻。同沙夫茨伯里的放手一搏，令人激动。起初，他几乎都要败在对方手里，但由于长期冷静的应对和巧妙地运用了一些手段，他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而沙夫茨伯里，这个残忍，嗜杀的人，流亡海外，客死异乡。

国王和议会斗争的焦点是《排他法案》。英国绝大多数人将防止天主教徒继承王位作为首要任务，他们几乎可以忍受各种情形，唯独不允许天主教徒继承王位。如何决定王位的归属问题？沙夫茨伯里考虑过奥兰治亲王威廉，但又觉得查理二世同露西·沃特斯所生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更加合适。公爵本人年轻勇敢，优秀又深受人民爱戴，还是一个新教徒。他是婚生子还是私生子呢？根据当时的一些看法，国王与露西以某种形式结过婚。据说结婚证书就保存在一个“黑盒子”里。后来，结婚证书被教皇使节盗走。英格兰的主导势力希望蒙默思被认可为婚生子，因为他们需要一位信奉新教的国王，一位属于圣公会的国王。这位国王成长于立宪制度的熏陶，也必须拥有一些平民血统，这样他才会相对理智，奉行明智的方针，将新教势力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以路易十四为代表的欧洲天主教统治。只有一个人能解决问题，那就是查理二世，只要他认可蒙默思是他的继承人，那么一切问题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而国家的前途也就明朗起来，然而，国王却拒绝如此，他沉醉于享乐之中，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笃信不可知论，但他有一点固执，即忠于王族血统和合法继承权。同他的弟弟约克公爵相比，他知道自己愧对英格兰的王冠，因此他认为把王位传给他弟弟是他的神圣使命，尽管这样做，会带给他本人以及整个王国巨大的困扰。然而，关于“黑盒子”的传言并未停止，他们如今还听闻不幸的蒙默思的后代，一位巴克勒奇公爵找到并销毁了露西的结婚证书，以消除对王位继承权的威胁。

新议会建立时，下议院比上届议会的下院要强大得多，形成了反对天主教的绝对多数。它立即着手弹劾丹比伯爵，并打算判处他死刑。下院力推《排他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的逻辑推理下去，会得出一个令所有人震动的结论：既然法律禁止天主教徒在英格兰担任公职，那么为什么要由一个天主教徒执掌王权呢？另一边，查理二世极力推行替代方案，他不同意议会改变嫡系子孙继承王位的传统，当初的玫瑰战争就是因此问题而爆发的。他提出了一些对国王权力的限制条款，如果这些条款可以通过并实施的话，那么，英国将产生一个被严格限制的君主立宪制。天主教徒不得充任上下议院议员，也不能担任任何公职。国王去世时议会应该再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处于休会期间，不经过召集，就可以自动复会。查理二世也放弃了他父亲长期为之奋斗的兵权、议会负责任命控制民兵的地方总督、副总督以及海军军官。然而，一旦天主教徒当上国王，任何对王权的限制都是徒劳的。《排他法案》在二次表决的时候，得到了大多数议员的通过，于是国王又亲临并解散了议会。

这个短命的议会为自身留下了丰功伟绩。它通过了一项《人身保护法》，强调并维护了个人不受政府随意逮捕的权利。任何人，不论出身，只要法庭根据现有法律不能确定他所犯何罪，在关押几天后就必须得到释放。查理二世对此并没有异议。国内对峙两派实力相当，所以朝臣、官员和所有大臣也需要这个法律的保护。国王用诺曼底人的法语讲了句“国王有此意愿”。世界上所有讲英语的地方，凡是不列颠国王或美国政府统治的地方，一切守法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人身保护法》是英国人政治智慧的产物，即使最无知最粗心大意的人，也不能忽视这一点。

新教的浪潮再一次席卷英国各处，各地人民纷纷反对约克公爵继承王位。真诚的教士们试图劝说公爵回到他的祖先和他未来臣民所属教会中，但约克公爵不为所动。他天生具有抗争精神，又有皈依天主教的热忱。纳瓦拉王国的亨利曾经妥协地做过信仰转变，以便取得王位。而约克公爵不想效仿他的做法。他宁愿流亡海外，安于贫困，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时，他无视国家也许会毁于内战的可能性。对立双方的初衷都是令人敬佩的，但也无情地带来了长期深重的灾难。天主教会利用他的传统权威反对世俗专制统治的时候，人们已经无法认清：1679年天主教会带给英格兰的，同史密斯菲尔德刑场上烧死新教徒，圣巴塞洛缪节的大屠杀，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征伐和议会爆炸的阴谋，这些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彼此间的区别了。

第二十四章　辉格党与托利党

查理二世的处境并没有因新议会的选举而改善，因此国王又下令议会休会了一年左右。在这次休会期间，“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名称首次被提及，二者使得不列颠岛分裂长达二百年之久。宗教问题虽然仍占据着斗争的焦点，但查理二世统治下的英国，民主思想已经脱离了它的宗教根源。英格兰的思潮正从宗教斗争的深谷中奔流出来，涌向高原，那里的景致虽然没有深谷那般美妙，但视野开阔。宗教斗争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已经退居二线。党派的斗争已经取代宗教斗争，尽管前者用尽卑鄙诡计，但不似后者那样丧失理性和不受控制。

1680年，新议会召开之前，面对汹涌的新教运动，掌握全国大权的绅士阶层深感不安。从沙夫茨伯里的狡诈行动中，拥护国王的圣公会教徒们日益看出他与克伦威尔的可怕相似。内战和所谓的共和制唤起了长者们的痛苦记忆，经常折磨着他们的内心。数以千计的城市居民签署了反对约克公爵继承王位的请愿书，而居住在乡村的人们则对向国王提出这样的要求而感到普遍愤怒。不过双方都不愿承担“请愿者”和“憎恨者”的名号。他们不为自己正名，而是急于给对方贴上标签。古怪、固执、贪财，善于空谈的苏格兰长老派被冠以“辉格党”的名号，去抢劫领地和富人家宅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中的土匪则被称为“托利党”。就侮辱性而言，这两个称呼不分伯仲。“托利党人是一种有着英格兰人长相，法国人的心肠和爱尔兰人是非观念的魔鬼，他们长着宽额头、大嘴巴和肥胖的臀部，可是却没有头脑，他们是一群野猪，要颠覆当时的政体……他们采取愚蠢的方式破坏政策，摧毁自由的两根支柱——议会和陪审团，把议会变成有名无实的巴黎议会，把陪审团变成法官的传声筒。”
[4] 另一方面，辉格党人“老是空谈新的启示和预言，宗教方面的收获，精神的活跃，宗教的传播和精确的概念……他们带着鼻音发表感情充沛的讲话，不过内容并没有说服力……这些小喇叭会说话，他们唯一的词汇是‘推翻’。他们的祈祷是一派胡言，是合法化的狂吠，是叹息、哭泣、哮喘和呻吟。他们为国王祈祷，但比正直的人们承认《神圣盟约》时有更多的保留。”
[5] （与对照译本相同）

从这些仇视又带有侮辱性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英格兰又一次差点被拖入一场残酷的内战，“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名称不仅受到了被冠名的人们的珍视，还成为他们自傲的资本。这两个党派逐渐进入了英格兰民族的社会，以各种形式反映民族的思潮。它们曾经参与过有利于英格兰的重大事件，而获得长期的尊重，双方也都为后来苏格兰的发展和兴旺贡献了力量。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斗争的中心不断转移，党派的阵容发生了变化，而成千上万的人将对党派的忠诚和党派的名称传给了下一代。煽动者和知名作家们相信自己的号召能力，以豪言壮语鼓舞他们。

处境艰难的国王查理二世，并没有同第四届议会对抗，而是采取了让步，这让人联想起他的父亲，查理一世在四十年前曾经试图尝试但最终没有实施的妥协方案。英国驻海牙的使节威廉·坦普尔爵士建议枢密院减少人员，但要手握实权。他积极主张反对法国的政策，以一己之力促成了反法三边同盟，这个同盟曾经在埃克斯拉夏佩勒战斗中，遏制了法国路易十四的野心。根据他的建议，两党一共选出三十人，一半是政府官员，一半是无官职的幕僚，以这个组织取代同意签订《多佛条约》的“阴谋小集团”。国王应该公开他的政策，不管其正确与否。秘密外交即将终结。查理二世此时已经与路易十四彻底闹翻，后者在英格兰反对派中疯狂散布他曾经收买查理二世的事情。查理二世听取了坦普尔爵士的建议，成立了被人们认可的枢密院。查理二世还任命反对派的领袖沙夫茨伯里为枢密院院长，可是这种明显的妥协并没有取得成果。矛盾重重，不久之后，三十人的枢密院便自成一体，它垄断了一切实权。沙夫茨伯里并没有因受到国王的任命而减轻丝毫的敌意，他仍旧不放弃他领导的反对派以及其抵抗运动。相反地，他利用自己的职位和地位，为反对派的利益服务。1680年10月议会开会期间，他因再次推动《排他法案》而令个人威望到达顶峰。他一个人既有大臣的权力，又有反对派领袖的名望。下议院最终通过《排他法案》，而上议院则因此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使得这场斗争免于流血牺牲，这名政治家使得“政治变色龙”一词变得世人皆知。哈利法克斯侯爵萨维尔反对法国与天主教。他是这世上少有的人才，他沉着、机智、果决，能够以极端主义者才有的坚定态度保持中庸之道，他善于顺势而为，有时也逆流而上，但又不丧失立场和威望。在社会情绪到达顶峰的时候，他毫不退缩，虽然他被人毁谤说缺乏立场，但他的形象却日益高大起来。德赖登曾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那个动乱时代的许多名人，其中哈利法克斯侯爵是最令人喜爱的一个人物：

稍试不利的方案，

便做出良好的抉择。

这不是简单的转变，

而是改变了力量的均衡。

无畏之人剋改地换天。

哈利法克斯侯爵十分痛恨丹比伯爵，而这次在上议院却反对《排他法案》。他的任务不那么艰巨，因为除了约克公爵之外，人们很难找到其他的王位继承人。一些反对约克公爵的人，主张让他的长女、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妻子玛丽为王位继承人，因为她也是王室成员。沙夫茨伯里也曾经有这个想法，不过后来他转而支持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为继承人，并把后者拉入了枢密院，让他成为了反对派的同党。辉格党人捏造了蒙默思拥有合法继承权的事实。国王很喜欢他这个年轻威武的儿子。既然他此时承担了巨大压力，即将厄运来临，为什么国王不采取安全便捷的方法，宣布他为婚生子呢？可是查理二世不同意这个反对派的解决办法，议会也不赞成，因为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是通过严格的世袭原则继承了土地、财产和权力的。圣公会也拒绝因反对天主教，而把私生子推上王位，最后，《排他法案》被上议院以63票对30票的多数否决了。

一些无辜人的性命被这场反对天主教会阴谋的运动吞噬了，然而运动也逐渐平息下去。这场运动最后一位牺牲者斯特拉福德勋爵，于1690年11月被处决了。直到上了断头台，他仍然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周围的人喊道“我们相信你”。奥茨等人的诬陷越来越难以让人信服。法官们也注意到了那些杀害天主教徒的证据有明显的矛盾和模糊。人们的恐惧心理一日胜过一日，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去。当人们发现国王已经和路易十四彻底闹掰后，他们在政治上的敌对情绪也就有所缓和。国王此时认为他可趁机再召集一届对他比较友好的议会，而哈利法克斯，这个刚刚为国王排忧解难的功臣，反对解散这届议会，他认为1680年的议会仍有利用价值。经过枢密院的讨论，国王没有听取多数人的意见，他说道：“先生们，你们的意见我已经听够了。”随后，三年之内的第三次竞选开始了。选民的态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大多数议员再次当选。

不久有传言，新的议会将要在牛津召集，那里是伦敦市以及沙夫茨伯里的追随者够不到的地方，他们再也不能要挟国王了。于是，双方都准备去牛津一决高下。国王将禁卫军调往牛津，并派兵把守伦敦同前往牛津的要道。上议院辉格党议员们带来个人的武装，他们以准备参加决斗的绅士般的姿态，蔑视宫廷的卫兵。下议院的议员们有四五十人相继赶到牛津，伦敦的议员还带来了武装市民。一场激烈的战斗将要打响，没有人能避免流血的可能。而《排他法案》仍然是大多数下院议员的首要目标。

国王此时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他首先派约克公爵的妻弟，能干的金融家劳伦斯·海德去查探王室每年的岁入，弄清楚通过节约能否“自力更生”，此举目的是要保证海军的正常运转。国王在与情妇们大肆挥霍享乐的同时，仍不忘要发展海军。海德报告国王，仅仅依靠议会批准的关税和国内货物税，以及议会后来批准的税款，无力履行国王的职责。假如削减开支，就不会有很大的财政赤字。接着海德又奉命去和路易十四谈判，英格兰最终以不阻碍法国在欧洲大陆扩张为条件，每年获得法国十万英镑的资助。有些人相信，国王有了这笔援助，就可以摆脱议会的控制。当时的英格兰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衰落期，曾经在约翰国王依附教皇时，也有过类似的衰落。从现代社会宪法的角度评价国王的行动，通过金钱换取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方式令人愤慨。但如果再以现代社会的是非标准看，议会和沙夫茨伯里一派在宗教方面的排他和残忍，也将受到诟病。

如果查理二世在议会面前没有陷入这种绝境，就不会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由他一手策划的屈辱外交政策。国王不顾及全民的恐惧，坚持要把王位传给一个天主教徒。他在王位继承的神圣原则前，丝毫不动摇，但他还可以做出保证，一旦约克公爵继承王位，他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国王，英格兰将由护国公和枢密院实行统治。而约克公爵皈依天主教的选择，不能让他失去王位继承权，而是失去国王的实权。新教徒将掌握实际的权力。如果约克有了儿子，这个继承人将受到新教徒式的教育，在成年之时立刻继位。如若没有儿子，他的两个坚定的新教徒女儿将统治英格兰。护国公必须由奥兰治亲王威廉担当。

毫无疑问国王会接受上述条件，然后他便可以摆脱法国，同荷兰人和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公侯结成同盟。应该没有人不满意这个计划。查理二世做了这些安排，说明他内心十分挣扎。沙夫茨伯里却另有打算。他和他的追随者们誓要将蒙默思送上王位。因此，议会召开之初，便显示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国王在开幕致辞的时候，心情沉重地回顾了上一届议会采取的有悖道德的宗教活动。可上一届下院议长再一次当选，他以谦逊的口吻说：他们不觉得有改变行动纲领的必要。沙夫茨伯里仍旧是枢密院的成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政府的成员。他同国王的会谈口吻坚决，让在场的人士都吃惊不已。沙夫茨伯里把一份文件交给查理二世，督促他宣布蒙默思为合法的继承人。国王拒绝道：这种做法既违法又不道德。沙夫茨伯里反驳说：“如果你服从法律和公德，那就将问题交给我们，我们将制定法律，使这些必要措施具有合法性，以维护国内的稳定。”国王又立刻反唇相讥：“不要再做白日梦，我不会屈服，也不会受你们的欺负。人都是年纪越大，胆子越小，而我却恰恰相反，在接下来的生命里，我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名誉受损，我握有法律和正义，一切正直的人都将站到我的身边。我还有教会的支持。”说到此处，他用手指了下主教：“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

两天以后，也就是1681年3月26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下院会议召开了。一位重要的议员向大会透露了国王要在约克公爵继承王位后，设立护国公。如果国王让辩论继续，可能是明智之举，但牛津有两派对立的武装，一旦擦枪走火，随时将引发战争。正如约克公爵甘愿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出任何牺牲一样，查理二世也为捍卫世袭原则，敢于面对一切。他疼爱自己的儿子，弟弟是他一切烦恼的根源，可是他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儿子取代弟弟，成为王位的继承人。

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剥夺了约克公爵的继承权。接下来的星期一，两顶轿子向议会奔去。第一顶轿子里面坐着国王，王冠就藏于他的脚下，第二顶轿子精心掩饰，里面放着的是权杖和朝服。国王就是这样前往牛津大学几何学院的上议院。而下院此时正在讨论国王对之前煽动活动所提出的各项指控，当其中一名议员声情并茂地论述大宪章的时候，黑杖侍卫叩门召集他们去上议院。大多数人都认为，国王将做出妥协。当他们看到国王穿着朝服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大感意外，当上议院以国王的名义宣布解散议会的时候，这些议员则吓得呆若木鸡。

没有人能预料这次解散议会的后果。苏格兰议员在四十年前接到国王命令时，曾经拒绝解散。法国的国民议会，在一百年后，固守凡尔赛的网球场，也是拒绝解散。而内战的影响像针药般，仍旧在1681年的英格兰人身上发挥着药效。法制观念的约束，使得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国王在禁卫军的严密保护下，退居温泽。没有人响应沙夫茨里伯将已经解散的议会变成战斗性大会的计划。国王的兵行险招是正确的。前一天议员们还将自己视为国家命运的守护者，随时准备赴死，而此时，大家却争先恐后地抢夺车辆，准备回家。

沙夫茨伯里从此开始厄运连连，而哈利法克斯却凭借自身的深谋远虑登上了政治的高位。此前那些处决天主教徒的行动已经招致了人们的不满，而此时议会被第三次解散并且没有任何抗争的事实，让人们的不满情绪再一次高涨。不到两个月，查理二世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准备，可以将沙夫茨伯里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处决。而出乎意料的是，此时的沙夫茨伯里已经生命垂危，虽然意志坚定，但体力已经是强弩之末。他几乎不能行走，他的追随者们见到这种情形，无不失望。忠诚于沙夫茨伯里的米德尔塞克斯地区的大陪审团，在起诉书上写了“笨蛋”的字样，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理据。随后沙夫茨伯里被释放，但他的追随者却被以同样的罪名送上了立于牛津的绞刑架。沙夫茨伯里已经没有力量再继续抗争，但他建议同伴们发动政变，而刺杀国王是首要条件。他逃亡荷兰，希望寻得帮助。几个星期后，在海牙去世。不可将此人与英国议会制度的几个重要奠基人同日而语。他作为清教改革家，有着丰富的党派斗争经验，而他残害无辜也是事实。他的首要目的是贯彻本党派的宗旨，他的一生，没有为英国留下任何政治遗产，他本人同皮姆一样让人心生敬畏，但他的名声却远不及皮姆。

这时候人们最关心的事就是内战的可能性。所有克伦威尔式的人物都摩拳擦掌。人们确实都在恐惧，他们认为，约克公爵一旦登上王位，摆在他们眼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皈依天主教，二是被烧死在火刑柱上。1682年5月，约克公爵从海外归来，人们更加忧心忡忡。查理一世被科尼特·乔伊斯从霍姆比城堡押走，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已经退役的圆颅党军官“汉尼拔”·朗博尔德如今住在纽马克特公路旁的拉伊城堡里，他曾经在白厅刑场的断头台边执勤。在他所居住的附近，公路两边地势险要。在查理二世和约克公爵赛马归来之时，如果在这里设下伏兵，便可以轻松地拿下国王的卫队。除了这个危险的计划，还有一个规模更大的暴动，但它的策划者并不知晓伏击的计划。在多年后，那些把约克公爵拉下王位的人们——并非全部，此刻都跃跃欲试地准备动武。辉格党中的很多要人参与了密谋。幸好纽马克特发生了火灾，该处大部分毁于烈火，查理二世和约克公爵得以提前回到伦敦。安然通过了拉伊城堡。几个星期后，密谋计划被人出卖，准备暴动的集团因此大受打击。

阴谋杀害国王和约克公爵的消息迅速在国内传开后，强硬的保皇派对此做出强烈的反应。在这件事之前，辉格党利用天主教会的阴谋这一说辞，欺骗老百姓们相信罗马天主教要杀死国王，而现在这个消息将形势彻底扭转了过来，是辉格党或者说是清教徒密谋杀害国王。英国人对君主制度心怀敬畏，尤其查理二世温文尔雅，尽管有一些出格的、令人侧目的恶习，但是还是深受百姓的爱戴。人们担心的是，他的去世将直接导致信奉天主教的约克公爵继承王位，因此对查理二世更是满怀热爱之心。从此刻起，国王查理二世进入了自己一生中最为惬意的时刻。尽管哈利法克斯建议国王召开新的议会，但查理二世已经受够了议会，他依靠路易十四的援助足够支付全部开销。他的这种消极态度并不令人意外，当初有三十名天主教徒蒙受不白之冤，他被强迫签署了他们的死亡判决书。

密谋刺杀国王的事件还牵扯到了两位知名人士，分别是拉塞尔勋爵威廉，以及阿尔杰·西德尼。尽管这两个人并没有试图刺杀国王，但是前者参与政变的谋划，后者为抵制王权的行动准备了一份尚未发表的学术性文件。此时站在国王一边的托利党人已经打消了后顾之忧，他们愤起要求进行报复。国王将拉塞尔和西德尼视为君主制度的敌人，一同归为亨利·文爵士之流。经过公开的审判之后，这二人上了绞刑架，尽管西德尼的罪名略微轻些。拉塞尔宁死不屈，西德尼直到最后时刻仍然在维护辉格党的原则。面对教会和政府的指责，他们没有丝毫的让步。兰克作过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他写道：“这是本世纪的一个特征，在争夺政治和宗教观点的主导地位的时候，许多人形成了坚定的信念，此信念是他们具有高于党派之争的品格和思想。人们像掷骰子一般，可能获得权力和施展才能的舞台，也可能不得不对刑场上的复仇之斧伸出脖子。”

这些牺牲具有深远的意义。许多人为宗教献身。新教、天主教、清教、长老派、再洗礼教派和教友派的信徒们都曾英勇地直面死神。大臣和名士们在自己的政策落败后，倒了下去，杀害查理一世的人也不屈地迎接了死亡，而此时接受惩罚的却是政党利益的第一批牺牲者。庞杂的贝德福德家族努力维护着拉塞尔的荣誉，对自己党派称号感到满意的辉格党人，世世代代对这些捍卫他们原则和利益的勇士心怀崇敬。他们长期颂扬“汉普顿在战场上，西德尼在断头台上为之献身”的事业。当年的辉格党已经成为了历史遗迹，可他们在这个互相矛盾又充满误解的世界，留下了应该被承认、业已付诸实践的自由政府原则。我们在审视这条对现代社会有巨大贡献的原则的时候，不应忘记向那些很久之前明确提出该原则的人们致敬。

查理二世从此在国内拥有绝对的权威，具备反击的能力。自治市和城镇属于辉格党阵营，他们凭借着特许状来支配地方权力和占据地方行政官的职务。他们在议会选举中的影响力受到了限制。通过施加压力和巧妙地运作，保守党人当选为伦敦的行政司法长官，由此也可组织陪审团，严惩犯罪的辉格党人。像沙夫茨伯里那样，能够逃脱惩罚的事情不会再出现了。托利党在伦敦，随后在其他地方取得了胜利。辉格党的城市自治机关接到命令，要求他们提供合法的长期行使特权的证明。令法官们欣慰的是，他们的证明多半不是合法的。在这种压力之下，许多过去抱着敌对态度的自治机关向国王请求签发新的特许状。而嫉妒城市特权阶级的乡绅阶级则支持政府的做法。辉格党人在乡村处于劣势，此时他们在城市的优势也发生了动摇。但是，他们竟然奇迹般地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生存了下来，在不久之后，还恢复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大获全胜的国王查理二世违背自己的良心，顺从地执行了法国金主的外交政策。他开始过起了简朴生活，他的情妇们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互相争夺从印花税中拨出的国王年金；只有海军舰队仍旧可以得到维护的费用。路易十四继续着他的扩张，反对自由和新教信仰。他的军队入侵西属荷兰地区，染指斯特拉斯堡，发动对德意志诸国的进攻，试图称霸整个欧洲，无法阻挡。英格兰在伊丽莎白和克伦威尔的统治时期，在欧洲事务中举足轻重，此刻却偏安一隅，忙着贸易和开拓殖民地，专心应对国内事务，而且对这种状态暗自庆幸。

在大洋彼岸英国的殖民之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要归功于当地人的果决，而不是伦敦当局的部署。英国在印度和非洲西海岸发展了自己的贸易。1669年成立的哈德逊海湾公司在加拿大北边建立了第一批贸易站点，并且不断巩固自己的势力。在纽芬兰沿海地区，来自英格兰的渔民让英国最早的殖民地重获生机。在美洲大陆上，英国人几乎控制了整个东部沿海，他们从荷兰人那里夺走了纽约，开辟了新泽西殖民地，把自己南北两大殖民地连接了起来。处于内陆的宾夕法尼亚在教友派教徒威廉·佩恩的领导下，开始为那些受迫害者提供庇护。在它的南面，南、北卡罗来纳两个殖民地已经形成了，他们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国王。到查理二世统治结束的时候，美洲各殖民地一共拥有人口二十五万，其中还不包括从非洲源源不断运送而来的黑奴。各个殖民地的地方议会坚决维护传统权利，反对来自伦敦的干涉。伦敦的人们沉浸于王权复辟之后的悲喜，很少有人去关注遥远而渺小的美洲殖民地的发展。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倒是及时捕捉到了这番景象，他在暮年著书赞美伟大而历史悠久的不列颠君主制，书名为《神圣的不列颠》。不过麦考莱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负面的。丘吉尔自豪地提到了不列颠在十七世纪的广阔新天地，“她的地平线延伸至遥远的美洲，那里阳光灿烂，已经成为了我国的一部分，它发展迅速，将要比母国拥有更伟大的力量”。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不让约克公爵继承王位的声音渐渐隐去了。约克公爵也积极支持法国的欧洲政策，他不但没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幻想借助法国的力量让英格兰再度皈依天主教。但令人费解的是，他的个人声望竟然有所恢复。他的那些行动被人们留在了心底。

他是不列颠王室的荣誉，

敬爱的吉米重返民间。

这是蹩脚的托利党诗人对他的赞颂。约克公爵继续履行自己的权责，成为名义上的海军大臣，这是他第二次当选。他向注重实际的查理二世列举了那些强硬政策所取得的成果，并计划毫不动摇地履行自己的使命。

此时的国王只有五十六岁，他表面上精力旺盛，身体健康，而实际上早就被纵欲的生活拖垮。但是，如果仅仅把他当作荒淫无度之人，则低估了国王的性格和才能。他的一生经历了无休止的斗争。他在年少的时候目睹忍受了灾难，在成年后经历了各种危险。他也曾经贫困；他在位二十五年，经历了复杂的政治斗争，被可恶的“天主教会阴谋”胁迫，这都为他积攒了足够的经验，使得暮年时期的国王更加持重，英格兰的各种战火已经熄灭，而余烬尚在散热，此时疲惫的国王可以稍作休息，围炉取暖。

哈利法克斯深受国王的宠信，但他此时仍旧在督促国王尽快召集新的议会。如果查理二世没有在1685年2月中风，也许哈利法克斯的建议会被采纳。国王接受了痛苦的治疗，但是毫无进展。他面对死亡的超然之姿，令人动容。国王对自己在临死之前如此令人烦恼而深感抱歉。约克公爵在一旁准备拯救他的灵魂，当初查理二世在博斯科贝尔的橡树上躲避追兵，曾经在那个时候帮助过他的老神父被人秘密接来，为他做最后的祝福，企图让他重返天主教的世界。除了世袭君主制外，查理二世在人间和天国并没有其他精神寄托。他只想根据自己的天然权利继承王位，过上舒适的生活。他并不残忍，只是愤世嫉俗；他并不宽容，只是随波逐流。他最值得人们敬重的地方，在于他对皇家海军的贡献。

第二十五章　信奉天主教的国王

自詹姆斯一世执政以来，一直左右英格兰社会的是王权与议会之间的斗争。现在，这一斗争又回到了它最初的样子。历经八十年的坎坷曲折，君主立宪政体表面上几乎是回到了都铎时代的专制主义，这是形势使然。经历过马斯顿荒野之战和内斯比战斗，经历了处决查理一世、克伦威尔的独裁、军事对峙、激烈的王权复辟以及围绕天主教会的阴谋而展开的残酷斗争，国王竟然在三年没有召集议会情况下，维持了自己的统治，并准备将王位传给一个天主教徒。对于生活在那个压抑年代的人来说，君主制高于个人生命，即使出于宗教立场敌对这个原因，也不能阻止人民欢呼合法继承人上走上王位。

在查理二世统治的最后两年岁月里，约克公爵詹姆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凭借查理二世的爱护，顺势而为、蛰伏等待以及奉行屈辱的外交政策，为斯图亚特王朝的事业取得了胜利。对于詹姆斯来说，他成功继位似乎重振了斯图亚特王朝。他意识到，他能成为拥有实权的国王的唯一出路，就是要效仿路易十四在欧洲大陆那样，建立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和忠于王室的常备军和海军。他曾在蒂雷纳手下上过战场，也曾在海上搏杀，因此，指挥战争对他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一支忠于王权和他本人的陆海军力量，这就像一把可以打开任意一扇门的钥匙。国王一旦手握锋利的宝剑，那么吵闹的议会、有政治倾向的傲慢贵族、已经胜利了的主教制度、气焰嚣张的辉格党和气急败坏的清教徒就会顺从他。每个人对法国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所取得的强大地位，既感到害怕，又感到羡慕。法兰西此时已经解决了它的一切纷扰，其力量在国王伟大的统治下被联合起来。法兰西此时成为了一个强国，那么不列颠岛为何不效仿她，从而也获得同样强大的地位呢？

此外，詹姆斯还试图让全体人民皈依天主教，弥合基督教世界内部长期分歧造成的鸿沟。他决心至少使英格兰的基督徒拥有宽容精神，当然，重获这种精神并不是詹姆斯的唯一目标。但历史学界对此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他本人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甘愿为自己的宗教做出任何牺牲，后来他也因此丢了王位，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衣钵，也是同样的结局。想要振兴天主教起码条件就是宗教宽容，詹姆斯决心保护天主教徒，后来他也保护非正统教派，这是他出于策略的需要。詹姆斯一直强调他追求宽容政策，实行开明的统治，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之父。

坚定的詹姆斯考虑着实现自己宏大的计划，那些新教徒们毫不怀疑，一旦他享受专制权力就会马上效仿路易十四，毫无怜悯地用手中的权力实现自己的宗教宏愿。詹姆斯在位的那一年，法国国王废除了《南特法令》，将胡格诺教派最后的抵抗无情镇压了。詹姆斯去信法国，表示支持，这些信件至今保留着。另一方面，由于他尚未实现计划的第一步就被拉下了王位，谁也无法证明他是否会改变宽容政策。在此后的流亡生活中，他同属于特拉比派的修道院院长朗塞保持了通信，六十封信至今留存，他在信中表达了对天主教的信仰，流露出宽容精神。但是如果他有机会重返英格兰的话，至多可以做到宽恕而已。信奉新教的英格兰民族如果相信掌握绝对权威的国王可以做到仁慈和宽容，那么他们未免天真。

实际上人民并不愚蠢，他们对詹姆斯二世口头上承诺的宽容，以及在此之下的一切行径都抱有极端不信任感。詹姆斯的性格、个人经历、笃信天主教的信念以及天主教会的整个面目使得当时的人民确信，假如国王有了权威，他们就只能在弥撒和火刑柱之间做出选择了。

历史还在不断前进，查理二世的突然去世给了他心爱的私生子蒙默思一个巨大的打击。当时他本人正在荷兰，他跳舞溜冰，同美貌的情妇温特沃思尽情享乐。他悠闲地消磨时光，等待他的将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因为他有英格兰新教徒的狂热和父亲的宠爱作为后盾。令他从一切幻想中惊醒的是，今后与他有关系的不再是宽容的父亲，而是冷酷无情，有无数恩怨要与他清算的叔叔。在海牙的时候，奥兰治亲王威廉对他礼遇备至，可就在查理二世去世消息传来的那一天，蒙默思被请出了荷兰，这是威廉出于国家关系的深思熟虑。威廉对他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让他去德皇的军队中当一名军官，同土耳其人作战。可是蒙默思身边都是曾经参与过拉伊城堡阴谋，谋害国王查理二世的人，这些人控制了他。这些阴谋家说：“为你的权利战斗吧，时不我待。”蒙默思本来安于同情妇的耳鬓厮磨，无奈这些破釜沉舟的亡命徒逼迫他走上绝路。这些人无法忘怀自己在1681年是如何逃离英格兰的。难道英格兰不拥护“我们敬爱的新教公爵”而反对天主教徒继承王位么？于是三只船载着维护《神圣盟约》的阿盖尔伯爵之子，小阿盖尔和“汉尼拔”·朗博尔德，奔赴苏格兰，剩下三只船载着蒙默思以及他的追随者——拉伊堡阴谋的参与者以及沙夫茨伯里的追随者驶向英格兰。这注定是一个不祥的旅程。

詹姆斯终于从容地登上了王位。他无所不用其极，想将王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他登基时所发表的小心翼翼的声明让英国各界都感到一丝释然。他试图消除民众对他将要进行报复、实行专制统治的疑虑。他说道：“为了保卫我们的民族，我不顾及个人的安慰，我也将继续维护人民的正当权利和自由。”他决定继续在政治和宗教领域维护法制。他还讲道：“英格兰的法律是他成为一个伟大国王的保证。”他承诺维护个人权利，保护个人财产。据说他还宣称“他自己没有任何宗教观点”。但是，当他感觉到手握权柄的时候，便到他的小教堂去做弥撒了，这还仅仅是他继位后的第二个星期天。诺福克公爵带着国王的佩剑走在国王的前面，到了教堂门口便停下脚步。詹姆斯对他说：“公爵，如果是令尊，他一定会跟我进去。”诺福克公爵反驳道：“要是陛下的父王在世，他不会走这么远。”

圣公会不满国王詹姆斯公开地参加天主教的仪式活动。不过。这件事时隔很久才传到乡下那些地方。人们普遍对国王的声明感到满意。詹姆斯此时不得不召集议会，以补充因查理二世去世而减少的王室收入。当选的下议院对詹姆斯的态度既忠诚又谦卑，拨出了数目可观的年金。这笔收入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可以达到每年二百万英镑。坚定的托利党人爱德华·西摩尔不满于他所在的西部地区的选举，他试图阻止议会，暂停执行之前的决议。詹姆斯受到了议会友好态度的鼓舞，决心在立宪问题上实现自己的计划。他清楚自己的目标，并且希望可以畅通无阻地实现它。重大的人事更迭并没有出现，哈利法克斯仍然是大臣中的核心。人人都在期待国王的加冕仪式。

1685年6月11日，蒙默思登陆英格兰。为了躲避英格兰舰队的搜寻，他一共在海上漂泊了十九天。他在离波特兰不远的莱姆里杰斯港登陆，立即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他声称他母亲的婚姻是合法的，并指责詹姆斯是杀害查理二世的篡位者。仅仅一天，他就召集一千五百人。报信的人飞奔去白厅，詹姆斯终于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他虽然不掌握军队，但他有皇家骑兵和一个团的龙骑士，这支队伍由他最信赖的丘吉尔勋爵指挥。此外，从已经被放弃的丹吉尔要塞，詹姆斯也补充到了两个正规步兵团，指挥官是柯克上校。新国王身边汇集了全部的统治势力，议会誓死效忠于他。他们判处蒙默思死刑，悬赏他的首级。议会还拨出了大笔的军费征召民兵，各地也纷纷响应。法国人路易·迪拉之前一直居住在苏格兰，他被任命为国王军队的统帅，封为费弗沙姆伯爵。丘吉尔率领的军队已经逐步靠近蒙默思。而此时的蒙默思率领着忠诚的六七千追随者，经过长途跋涉，穿过汤顿和布里奇沃特，奔赴布里斯托，但他在那里被拒之城外，只得从巴斯和弗罗姆返回，经过一个月的奔袭又回到了布里奇沃特。丘吉尔已经同柯克会师，他们每天对蒙默思穷追不舍，而费弗沙姆伯爵率领的另一支军队也逐渐靠近蒙默思。

尽管有民众的支持，蒙默思公爵已经深感自己大势已去。他得知了阿盖尔和朗博尔德在苏格兰战败被俘虏，马上就要被处以极刑的消息。不过，他也并非毫无指望，他还可以发动对王军的夜袭。蒙默思在塞奇穆尔的营寨偷袭了费弗沙姆的军队，但让公爵没有想到的是，一条叫作“巴塞克斯莱茵河”的沟壑横亘在两军之间，因此双方无法近身战斗。机警的丘吉尔此时指挥着军队，用六十门大炮攻击着西部地区的农民和矿工。蒙默思的军队背后和侧方都遭到了王军的进攻，可是他们亦如当年的铁甲军一样，顽强抵抗，不会轻易地投降直至战死沙场。最后在无情的追击和大规模的杀戮中，叛军以悲剧收场。蒙默思逃离战场，几日后被捕。他没有也不会得到饶恕。国王同大难临头、罪恶滔天的公爵进行了一次会面，因而至今仍受责备。蒙默思在刑场上宣布道：“我是作为英国国教的新教徒而牺牲的。”他身边的教士说：“如果你是英国国教信徒，那就必须承认并服从国王的王权。”圣公会的教徒们竟然粗浅地推导出这种结论。

在西部地区处理战俘事宜的是法官杰弗里斯。这位法官很能干但残忍嗜血，他因做出了“血腥的审判”而遗臭万年。他一共处决了二三百人，把八百多人流放到了巴巴多斯，这些人的后代现在仍旧居住在那里。同时，这位极端残忍的法官被詹姆斯选中，准备提拔为掌玺大臣。有人就休林家族两个年轻的浸礼会教徒的死刑判决，向已经深受瞩目的丘吉尔上诉。后者能否帮助他们的妹妹见到国王么？他虽尽力活动，但把手放在壁炉架上对她说：“我不敢说有什么希望，也不敢说心如磐石的国王会有同情心。”后来，这两个年轻人还是被处死了。

奥兰治亲王威廉此时已经显出他的政治远见。根据之前的一条约定，他应该派三个步兵团驰援国王詹姆斯。他遵守了约定，甚至希望自己可以亲自指挥战斗。可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尽全力阻止蒙默思跨洋去战斗。如果后者获得胜利，英格兰将会出现一位信奉新教的国王，那么他必然会加入反对路易十四的阵营，如果失败，威廉和他的妻子玛丽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最后一个障碍就被扫除了。在这两个可以选择的前景中，他最希望的那一个实现了。

詹姆斯终于攀上了权力的顶峰。他平息了叛乱和防止了内战的发生，因此全国各阶层都衷心拥护他。他着手利用有利条件，建议枢密院废除《宣誓条例》和《人身保护法》，这两条法案是他哥哥查理二世留下的可恶政治遗产，阻碍了他实现自己的计划。在他发动攻势的关键时刻，他提拔了许多信奉天主教的军官，并将他们编入已经人数激增两倍的皇家新军里。枢密院院长哈利法克斯指出，这些做法已经触犯了许多法律，掌玺大臣诺思也警告詹姆斯这么做是十分危险的。结果，哈利法克斯不仅失去了枢密院院长的官位，还一同失去了枢密院成员的资格。而诺思也在不久后去世。双手沾满献血的，实行了“血腥审判”的法官杰弗里斯接掌了诺思的职位，担任掌玺大臣。同年，森德兰德伯爵罗伯特·斯潘塞接任了哈利法克斯的枢密院院长的职务，同时还兼任海军大臣，因此成为了国王的首席大臣。森德兰德是一个令人无法琢磨的人，他曾经为查理二世服务，如今又为詹姆斯效劳，后来又转投威廉三世，他善于见风使舵。为了取悦国王，他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天主教徒。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英格兰的政治斗争以及几个大家族的态度，因此他可以成为国王身边最需要的人才。

11月9日，议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詹姆斯在会议上提出了当前目标，他口若悬河，指责民兵毫无用处，他们在蒙默思非正规的农民武装面前曾经两次临阵脱逃，必须建立一支常备军，以维护国内治安。他还直言不讳，不会将那些立下军功的天主教徒从军队里赶出去。这两个要求震惊了议会，尽管他们对国王态度友好，但他们厌恶、恐惧常备军，同时，他们最珍视的原则是英格兰的国教。下议院全体对于这些世俗和宗教的安排感到内心痛苦，心怀恐惧，同时也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刚刚过去的内战危机又一次激发了忠君之心，这也一直鼓舞托利党的贵族和乡绅、教会继续他们服从国王的原则。他们已经做好妥协，对信奉天主教的军官在平叛时期违反《宣誓条例》的行为予以宽恕。下议院还准备追加七十万的拨款，用来加强皇家卫队。他们言辞恳切地希望国王可以保证不破坏议会的法案，保护新教。然而，国王詹姆斯断然回绝。

在上议院，坚定的辉格党人德文希尔，著名的前大臣哈利法克斯、枢密院成员布里奇沃特和诺丁汉以及伦敦主教亨利·康普顿，康普顿的父亲曾经为查理一世的事业牺牲于纽伯里，这些人决定起来维护人民的权利。他们确定了进一步商讨的时间，还邀请法官对于国王的行为，给予是否合法的裁决。最高法庭的法官并非全部归顺詹姆斯。因此国王意识到，如果任由法官和上议院做出裁决，将妨碍他解救视为亲人的天主教徒。于是他也效仿查理二世在牛津解散1681年议会的方法。11月20日，他突然驾临上议院，下议院也被一并招至上议院，他宣布就此休会。在他执政期间，再也没有召集过议会。

詹姆斯用休会这个手段，消除了议会的反对。1686年，他开始着手解救他的天主教教友们。第一步，他要废除《宣誓条例》，这个条例规定，天主教徒充当军官的时候，必须发誓放弃天主教信仰。他依赖的法官们对他的做法持反对态度。但经过几轮撤换，最高法院人事大变，准备接受审理黑尔斯和戈登案件的考验。朴次茅斯总督黑尔斯是一名天主教徒，他的车夫戈登控告他违反《宣誓条例》，要求获得五百英镑的奖励。黑尔斯请求国王赦免，法庭给予批准。来自法庭的支持，使得詹姆斯批准帕特尼的副主教继续任职，后者已经成为了天主教徒。同时，信奉天主教的上议员们也被国王安插进入枢密院。更为激进的是，国王建立了一个教士委员会，该组织同被“长期议会”取消的宗教法庭功能相似。它的主要作用是阻止天主教徒被圣公会教士说教。主教康普顿早已被排除在枢密院外，此时他的伦敦主教之位也被剥夺了。

国王的一系列行动打破了国内平静的局势。詹姆斯采取了比专制统治还恐怖的手段，用以恢复天主教的地位。律师们发现法律和王权之间发生了明显的矛盾。他们要求国王不仅要服从法律，还要服从议会制定的法律，即成文法。所有普通法律师都赞成这个要求。

同年年底，国王过往那些忠实的朋友都已经被疏远，这又引起了众人的不满。哈利法克斯曾经保护詹姆斯免受《排他法案》的约束，此时他本人正在乡下考虑时局的对策。于1684年从伦敦塔被释放出来的丹比已经完全放弃了对教会和国王的期待。他已经看出，信奉天主教的国王治下，不可能有理想的教会和君主制。而蒙克将军的儿子阿尔比马尔也离开了国王的军队。国王再次召集曾经追随他，一同反对蒙默思和阿盖尔的议会，冲突在所难免。詹姆斯的目的明确，就是要重造英格兰的宗教信仰和宪法，对于这一点，大家都深信不疑。

詹姆斯使议会于1686、1687两年间处于休会状态，他利用自己手中的任免权，把重要的岗位都安插上天主教徒。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党派鸿沟要比过去小。詹姆斯的做法，迫使过去反对其兄长的政党，和支持其兄长的政党走到了一起。他开始采取一些大胆巧妙但又十分不理性的政治伎俩。之前，他的目标仅仅是拯救天主教徒。此时，他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要帮助同样受压迫的非国教信徒。如果辉格党和托利党联合进攻他，他就会将天主教和其他非国教教徒以及王军结合起来，形成与两党对抗的联盟。他的谋臣威廉·佩恩，是一名教友派信徒，是他得力而又有权威的代表。佩恩是大洋彼岸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开拓者，在他的统治时期以及上一代国王的统治时期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至此，詹姆斯将他的宝座原来的保护罩打破了，企图用力量不相符，又极端不可靠的新支柱把宝座再一次支撑起来。

1687年1月，海德兄弟相继倒台，年长的克拉伦登在爱尔兰被詹姆斯的忠实追随者，天主教徒泰康内尔伯爵所压制，他的弟弟罗彻斯特在宫廷里受到森德兰德的打压。罗彻斯特于1687年1月7日失去了财政大臣的职务，三天后，克拉伦登被泰康内尔取代。兄弟二人的朋友本来以国王的名义统治苏格兰，此时也被撤职，接任的是两名天主教徒。这些人事的变动预示了詹姆斯统治的第二个阶段的来临。1685年底，议会休会后，保皇派和圣公会教徒都对国王心怀不满。直至罗彻斯特下台，人们开始密谋发动革命。

国王詹姆斯在不断扩充他的军队。查理二世拥有一支七千人的军队，每年的军费支出为二十八万英镑，而詹姆斯此时已经拥有了两万多的人马，每年的军费支出为六十万英镑。截至1686年2月，除了皇家卫队外，他还坐拥三个骑兵旅（每个骑兵旅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十个骑兵团，两个步兵营和十五个营的前线部队。为此，詹姆斯在夏天的时候，会在亨斯洛建立一个兵营，在整个伦敦人面前耀武扬威。1686年8月，兵营里已经有了一万人，一年后，费弗沙姆集中了一万五千人马和二十八门火炮。为了博得军士们的好感，詹姆斯经常亲赴兵营。为了方便士兵们做弥撒，他将带有轮子的木头搭建的小教堂带到军营中，放在骑兵和步兵中间。他观摩军队的训练，并同费弗沙姆、丘吉尔和其他将军一同进餐。他吸纳信奉天主教的军官和士兵。牧师约翰逊在信奉新教的士兵中散发煽动性的小册子，詹姆斯命令给他戴上刑具，从纽盖特监狱一直鞭打到泰伯恩绞刑架。有了这支强大的军队作为后盾，詹姆斯感到十分欣慰，克伦威尔后，再没有如此强大的军队，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与之抗衡。国王不断把天主教徒提拔进入到重要岗位，贝里克公爵成为朴次茅斯总督的时候刚刚年满十八岁，赫尔和多佛两地的守备司令都是天主教徒，最后，就连英吉利海峡舰队的司令官也改以天主教徒接任了。

第二十六章　1688年革命

荷兰的奥兰治亲王密切关注着詹姆斯国王的一举一动。就在海德兄弟被解职不久，地位超群的荷兰人戴克维尔特被威廉任命为特使前往伦敦，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请求詹姆斯采取比较温和的措施，同时要窥探反对派领袖的意见。戴克维尔特看到所有的政治家都在反对宫廷，便明示他们，威廉和玛丽会提供帮助。几个月以来，詹姆斯和天主教势力一直打算要安妮公主继承王位，但条件是她必须要皈依天主教。安妮身边的人都是坚定的新教徒，康普顿主教是她的宗教导师，约翰·丘吉尔是她可靠的顾问，约翰的妻子莎拉是公主的密友。一听到詹姆斯要安妮皈依天主教的传闻，安妮的小圈子便团结起来，安妮对此又生气又害怕，产生了要为新教信仰献身的坚定信念，在后来的斗争中，这个紧密团结的小团体表现出的坚定、端正、合理的立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戴克维尔特离开英格兰之后，约翰·丘吉尔在1687年5月17日去信威廉，向后者保证：“我忠于自己的信仰，同宗教信仰相比，我个人的地位和国王的恩宠轻如鸿毛。我可以服从国王的意志，只是在宗教方面难以听从国王的命令，愿上帝为我作证，我深受国王的知遇之恩，甚至愿意为国王献出生命”。但他也写道：“虽然我不似圣人那样生活，但若有需要，我一定勇于为信仰牺牲。”

詹姆斯继续推行带有争议性的政策，他签发了第一部《免罪令》。而这项法令的内容正是议会早就反对的，他用王命取代了议会的法案。同时，詹姆斯不顾众人反对，委派一名天主教徒去担任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的院长，并且驱逐了反抗他的评议会的会员，这引起了更大的反弹。到了7月份，詹姆斯计划公开欢迎教皇的特使德阿达。萨默特公爵接到了主办欢迎仪式的王命，而他断然拒绝。他说，根据宗教改革运动宣布的原则，认可教皇的官员是违法的。詹姆斯说：“我不受法律的约束。”公爵回答：“陛下可以不受法律约束，但我不会。”因此，他也被解职了。

詹姆斯制定了他的政治纲领，第二步便是建立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政党，第三步是通过他的追随者组建一个有权废除《宣誓条例》的议会。当时拥有选举权的还是少数人。在乡村里，依靠各郡的总督和地方法官基本上就能左右选举，在城市里，选举则由市政机关控制，詹姆斯把全部精力都投注在这上面。不同意帮助他组建拥护国王的议会的那些总督，相继丢了官，这包括了许多地方的实力派，代替他们的是天主教徒和效忠国王的人。为保证天主教徒和非国教徒有充分的代表权或者优势地位，城市自治机关和地方法庭也都经受了大的人事变动。政府企图迫使地方当局许下支持国王一切政策的承诺。将天主教徒和非国教徒的地位置于圣公会教徒和保皇派之上，或者干脆取代后者的这种做法，打破并改变了王权复辟时期确定的英国社会结构。此举不仅激怒了傲慢富有的贵族，也刺伤了民众的感情，在反对国王的斗争，拥有权势的阶层获得了没有选举权的民众们的支持。

为了替国王詹姆斯辩护，有些人喜欢夸大英格兰天主教徒的数量，甚至有人说，经过几代的宗教迫害，仍有八分之一的英格兰人信奉天主教。除了一些深受国王宠信的人外，那些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们对于国王的冒进行为深感不安。教皇根据罗马教廷的政策，也指责詹姆斯的行为过于不理性，他特别要求詹姆斯不要过于冒进。但是，詹姆斯却更坚定了自己的决心，进一步加强了军队的实力。

谈判又进行了很长的时间，牧师们在布道时表示反对天主教，哈利法克斯发表极具影响力的《致不信奉国教者的信》，以对抗国王拉拢非国教教徒的计划。伯内特主教人在海牙，他给圣公会教徒去信，告诉他们不需要遵从王权，坚决同国王的政策进行斗争。奥兰治亲王威廉也毫不讳言。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法兰西的国王正在法国奉行天主教的“宽容”政策，每天有受宗教迫害的人来到英格兰，因而，英格兰上下对天主教更加的恐惧和仇视。各阶层和各党派都知晓，英法两国的宫廷互相扶持紧密合作。人们在此生和来生的一切指望都受到了威胁，经过深思熟虑，最后走上了叛乱的道路。

《内伊梅根条约》签订过后的十年，是路易十四统治的黄金年代。英格兰忙于国内斗争，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对欧洲的事务产生影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在奥斯曼入侵和匈牙利叛乱的双重打击下，同样分身乏术。路易十四认识到自身强大的实力，决心恢复并扩大昔日查理大帝的帝国版图，试图登上帝国的宝座。他正在筹谋一整套新的计划，以便把西班牙以及其在美洲的殖民地置于法国国王的统治之下。他不断入侵邻国，于1681年跨越了莱茵河，占领了斯特拉斯堡。1684年，他用火炮攻击了热那亚，进攻卢森堡，在西班牙边境屯兵，对德意志西北部提出了领土要求。各个邻国在路易十四残酷的进攻下，痛苦地怯战不出。路易十四打击胡格诺教，另一边也同教皇进行激烈残酷的斗争。法国的教士们都归顺于法王，仿佛军队听命那般，路易十四剥夺了教士们的一切权力和收入。他不仅要控制世俗社会，而且还要在各个方面控制教会。出于爱国思想，法国的天主教会屈服于国王的淫威之下。违抗王命的人，其下场就像胡格诺教派那样。

英诺森十一世在各代教皇中，可以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位。这位教皇出身军人，务实能干。几百年来，他的形象一直光芒耀眼。他的举止得体，性情温和，仁慈又志向高远，只是有些过于固执和大胆。他了解当时世界上那些政治家们，也对欧洲政治力量的对比了然于胸。对于法国迫害新教徒的情况十分不满。他反对用迫害的手段教化异教徒，因为基督并没有使用武力进行传教，“只能引导人们去教堂，而不是逼迫他们去。”他撤销了法国主教的一切宗教权力，下达了褫夺教权和开除教籍的手令，最后加入了正在欧洲形成的反对法国统治的联合力量。他一边安抚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另一边也同信奉加尔文教的奥兰治王子交朋友。无数的人们跨越了阶级、民族、教派和利益的鸿沟，产生了同一目标的认同感。虽然这种认同感形成比较缓慢，但是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在成千上万人的心中扎下了根。

仿佛1642年那般，1688年秋天的英格兰也隐约透露出内战的迹象，一触即发。不过，此时同查理一世在诺丁汉扛起战旗的时代相比，力量组合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国王有了大批装备优良的正规军，还有实力强大的炮兵。他坚信自己掌握着即使不是最多人数的但绝对是最强大的海军。詹姆斯在军事上获得了爱尔兰和法国的支持。港口和火药库在信奉天主教的忠诚总督们的控制之下。王室收入充裕。他还预计，出于对王权服从的原则，圣公会不会对他有任何反抗的举动。国王仍旧不召集议会，提防他们采取联合行动。在反对国王的阵营里，不仅包括了辉格党人，还几乎囊获了全部王室旧友。参加过复辟王权的人，在马斯顿荒野之战和内斯比战斗中为詹姆斯的父亲作战或贡献了生命的那些人的后代，为了“神圣的权利”受到长期迫害的圣公会的主教和牧师以及一众信徒，将金银餐具熔化掉以便为查理一世充盈国库并派年轻学子参加国王军队的大学，自身利益同君主制密切相关的贵族和地主们，所有这些人们表面默不作声，但内心已经怒不可遏，他们准备以武力反抗国王。1688年英格兰的贵族和圣公会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他们丝毫不会退缩犹豫。

在这个广泛的秘密联盟里，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以哈利法克斯和诺丁汉为首的温和派主张缜密计划，谨慎行动。他们指出，大臣内部正在分化。国王詹姆斯认为已经有许多人皈依了天主教，实际并非如此。他永远不会拥有一届支持他的议会。但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指向詹姆斯，指控他有叛国罪。温和派还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常备军在战争中的巨大的作用，必须要牢牢记住塞吉穆尔战斗的教训，“事在谋而不在急”。而另一边，是以丹比为首的强硬派。在这些知名人士中，丹比最早联系荷兰的威廉，想要把外国的军队引入英格兰。和丹比同一个阵营的还有施鲁斯伯里、德文希尔和其他辉格党的领袖们。1688年春的时候，他们就敦促威廉进军英格兰，威廉答复他们说，如果在合适的时机接到英格兰重要人物的正式请求，他就会出兵。他还说，他可以在9月份的时候做好一切准备。五月底的时候，强硬派策划完成了全国性的叛乱阴谋，有了详尽的计划。全国上下人心浮动，秘密串联活动不断。

军队态度显得十分的重要。如果他服从国王的命令，为国王而战，那么英格兰将毁于一场内战，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倘若它拒绝参加战斗，或者有人靠某种方式阻止，那么这些问题就会得到和平解决。虽然无法证明，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发动这场革命的策划者有一个力量夯实的军事核心，根据这些政治家的谋划，这个力量核心已经在军队中逐渐形成，或者至少已经在高级将领中形成了。政军两界所有密谋者的首要目标，是能够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迫使国王妥协。这是丘吉尔筹谋已久的计划。同他一起策划的还有从丹吉尔撤回的两个团的上校柯克和特里劳尼，还有统帅皇家卫队的克拉福顿公爵以及奥蒙德公爵和其他军官。战斗的帷幕已经拉开。

到了四月底，詹姆斯下达了第二个《免罪令》，并要求在所有的教堂里宣读命令。5月18日，在素有威望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的带领下，七位主教一同抗议詹姆斯滥用赦免权。普通教士服从上级教会的命令，没有宣读这个《免罪令》。对此抗命的态度，国王詹姆斯怒火冲天，他尽全力打击的教会竟然违背服从国王的原则，这让他十分愤慨。他下令要以煽动和诽谤的罪名起诉闹事的主教们。大臣森德对此感到震惊，极力劝说国王不要这样极端。甚至连掌玺大臣杰弗里斯也对克拉伦登说，国王的做法欠妥。可是国王不听众人的劝阻，下令审判。主教们都拒绝保释，宁可被关入伦敦塔。

人民一直期待，一旦国王詹姆斯去世，那些扰动国家安宁的矛盾就会随之烟消云散。只要玛丽或者安妮登上王位，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和信仰新教的臣民之间的斗争就会停止。因此，向往和平的老百姓们可以静待国王去世。不反抗王权并不代表失去了希望。正当审讯主教的案子尚悬而未决的时候，王后于6月10日生下一子。于是乎，英格兰人民以后还要忍受另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国王的统治，而且这种统治将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以前并不受爱戴的主教此时成为全国人民的偶像。当他们登船准备前往伦敦塔的时候，无数人向他们欢呼致敬，这种声势代表着尊重以及政治上的支持。主教制度也首次得到了伦敦人的拥护。主教们在6月15日被带回威斯敏斯特宫以及于6月29日在法庭接受审判的时候，都出现了令人动容的场面。主教们的审判一直持续到晚上，陪审团们整夜聚在一起讨论，第二天，当法庭宣布“无罪”决议的时候，人们欢呼雀跃。当主教们离开法庭的时候，一生都在反对主教制度的人们下跪请求主教赐福。此外，军队的态度更为重要，詹姆斯到亨斯洛军营去看望他们的时候，离开时听到雷鸣般的喊声。他问：“这是在喊什么？”“陛下，没有什么，士兵们在为主教无罪而开怀。”詹姆斯说道：“这怎么能是没有什么呢？”

当天晚上，伴随着庆祝的礼炮声和民众的欢呼声，作为强硬派代表的七名主教来到施鲁斯伯里公馆，在那边签署了致威廉的信件，这封信如贸易合同般行文质朴。信中说：“如果形势的发展使得您认为可以在今年内及时赶到，并给予我们帮助的话……我们将欢迎阁下的到来。”最终签名的是施鲁斯伯里、丹比、拉塞尔、康普顿、德文希尔、西德尼和拉姆利。舰队司令赫伯特乔装打扮成一个普通的水手，将信交给了海牙政府。签署这封信的几个人的名字被人们广泛传播，其目的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和征集更多的财物，对国王发动战争。施鲁斯伯里原来是个天主教徒，后来改信了新教，他抵押了自己的全部家产，筹集了四万英镑，跨越海峡去见威廉。丹比开始动员约克郡内的百姓们。康普顿到北方“去见他的姐妹们”。自1685年以来，德文希尔一直居住在查茨沃斯，他将佃户们编成一个骑兵团。斯图亚特王朝男性继承人的降生对威廉的野心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激动万分地喊叫：“如果现在不动手，就没有任何希望了！”于是，他开始准备登陆英格兰。

小王子的降生对于英格兰人民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表示不敢相信。当初王后怀孕的消息一出，人们就怀疑结婚多年才有孕这件事的真伪。当初，天主教徒们祈祷并信心满满地预言：王后将生下一个男孩子。许多人因此断言，这件事背后必有蹊跷。庆祝的篝火尚未从大街上清除，就有一个关于孩子是被装在长柄炭炉里偷偷带进宫的传闻流传出来。国王詹姆斯缺乏谋划，小王子降生的时候，在场的多半是浸礼会教徒、天主教徒的妻子和外国人。坎特伯雷大主教被关在伦敦塔里，而并不在场。海德兄弟也没有接到进入皇宫的通知，他俩是枢密院的成员，是王后的兄弟和两位公主的亲舅舅，婴儿降生时理应在场。被威廉授予特殊使命的荷兰大臣也没有接到邀请。更重要的是，安妮公主也不在场，她本人正与丘吉尔一家身处巴斯。为了国家的前途，这个婴儿必须被证明是一个假货。英格兰的新教徒坚持合法继承原则，要避免天主教徒继承王位，这是唯一的办法。

八月份的时候，丘吉尔给威廉写了一封亲笔信，重申了他在一年零三个月之前做出的保证。这封信被保留至今，如果这封信不能保密的话，他命悬于一线。他在信中写道：“西德尼先生将向您传达我的想法，这是应该向上帝和祖国尽的义务。我把自己的荣誉托付于阁下，如果您认为还需要在其他事上继续努力，请尽管吩咐，我定当完成，因我已下定决心献身于上帝给您意志和力量保护的宗教。”此时，这位尚未在政治舞台上一飞冲天的人物，还担任着军队内的职务，且计划在时机允许时，利用他对军队的影响，反对詹姆斯。他希望以此迫使国王让步，或者消灭属于国王的顽固势力。他本人态度坚决，且手段高超。他仿佛在指挥一场真的战斗。而且，诡计多端是一场阴谋活动所必需的。

在大洋的另一端，日益集结的法国大军的一举一动都在荷兰军队统帅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密切关注下。他的麾下有英格兰和苏格兰人组成的六个团，他们是组成这支远征军的主力。其他欧洲新教国家和英格兰将威廉看作反对路易十四侵略的领袖。可是他在远征英格兰之前，首先要获得荷兰议会的批准。在法国虎视眈眈，随时准备进攻的情况下，不安的荷兰人以及面临灾祸的德意志公侯们很难相信，只有把威廉的军队派往英格兰，他们才能获得最坚实的安全保障。最后，威廉说服勃兰登堡的弗雷德里克三世，从他那里获得了由朔姆贝格指挥的一支军队。其他德意志公侯对弗雷德里克的做法表示了默许。大多数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不反对推翻一个和他们有同样信仰的国王，因为西班牙人更多的是考虑政治问题，而不是宗教。教皇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消除了宗教方面的担忧。于是各种利益和信仰被统一起来，形成了远大的战略图景，而这种图景只有面对共同的深刻危机的时候，才能产生出来。

法国的行动左右着局势的发展。如果法军进攻荷兰，威廉和荷兰就必须全力以赴地对付法国，那么独留英格兰自己直面未来；如果路易十四的军队跨越莱茵河进攻勃兰登堡和德意志，那么威廉的军队就能登陆英格兰。但是，路易十四举棋不定。假如詹姆斯同意与法国结盟，那么法国的军队就会进攻荷兰。但是，詹姆斯本人既有宗教的狂热，又有爱国主义的情怀，一时无法抉择，致使荷兰人以为他与法国人结盟，而法国人则认为他与荷兰人结盟。因此，路易十四决定让英格兰先在内战中自戕。九月底，他率军跨越了莱茵河中段。这消除了威廉的顾虑，议会授权他远征英格兰，他可以任意驰骋了。国王詹姆斯的大限将至。

深秋时节，不列颠岛上的民意汹涌，局势也一日紧张过一日。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主要势力都参与其中的密谋活动正在进行。泰康内尔为国王在爱尔兰建立了天主教的军队，国王企图从中抽调几个团驰援英格兰，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因为它引起了强大的反响。有一首民谣用充满侮辱和嘲讽的语气表达了各个阶级对爱尔兰人和天主教徒的仇恨。人人传颂这首歌谣，同时也感受到了战争的紧迫感。这些民谣都出自沃顿勋爵的手笔，他熟悉百姓们的思想和语言。这首民谣没有明确提到威廉，也没有提及叛乱和入侵，但是众人传颂的美妙声音给军队留下深刻的印象，伯内特主教说，“没有见过此情此景的人是难以想象的”，人人都在观望局势，相机行事。此时各种谣言遍布全国，有人说爱尔兰人要来了，法国人要来了，天主教徒要对新教徒施行大屠杀，以及英格兰已经被国王出卖给了法国等等。总之各种传闻横行，一切都不作数了，没有人值得信任。法律、宪法、教会……总之一切都处于危险之中，幸好救星就要来了。只要东风起，救星就会率领大军跨越海峡，把英格兰从天主教的奴役中拯救出来。沃顿写了一首名义上针对泰康内尔的诗歌：

为何他久留在后面？

啊！原来有一股新教之风。

这股新教之风拂过人们的内心，起先只是一阵微风，随后变成风暴，不久将吹过波涛怒吼的北海！

威廉的着手备战和英格兰各地汹涌的民意，震慑了森德兰德和杰弗里斯。这二人劝说国王修正自己的政策，建议国王召集议会，停止一切极端的天主教措施，同圣公会讲和。10月3日，詹姆斯同意取消宗教法庭，关闭天主教神学院，恢复马格达伦学院那些信奉新教的评议会会员的职务。那些已经被撤换的总督又得以继续掌握各郡的政权，直辖市又获得了自治的特许状，詹姆斯还恳求主教们放下以前的不愉快，并邀请托利党的绅士重掌地方法官的职务，在国王詹姆斯执政的最后岁月里，他不得不放下给自己设定的高标准，放弃他此前的一切目标，试图平息人们的怒火，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10月19日，威廉率军出海。虽然他的军队人数并不是很多，却是欧洲各国新教徒的集合，其中有荷兰人、瑞典人、丹麦人、普鲁士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还有来自法国的，遭受各种不幸却依然坚毅的胡格诺教信徒。他们一共有一万四千人，分别乘坐大约五百艘船，六十艘战舰为他们护航。威廉的计划是在北部登陆，丹比和其他的贵族会在那里同他会师，但是风向的缘故，他被吹过了多佛海峡，一路上只见英法两国海岸人头攒动，围观者甚众。11月5日，他终于在德文郡的托贝登陆。当有人告诉他此日是“爆破阴谋”的周年日后，他反问伯内特：“你相信宿命论么？”

詹姆斯对威廉的登陆并未感到十分震惊，他打算围攻威廉于西部地区，从而切断他的海上通路。被派往约克郡的部队又被国王调到南方，奔赴指定的皇家军队集合处索尔兹伯里。詹姆斯竟也能在关键时刻，调动类似克伦威尔巅峰时期的军队。国王的正规军有近四万。大约四千英格兰士兵勉强到达卡莱尔，三千爱尔兰大军还未过切斯特。此外，至少需要七千人保卫伦敦。即使如此，国王还是在11月19日这一天到达皇家军队集合点索尔兹伯里，而此处已经集结了二万五千官兵，是威廉军队人数的两倍。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是英格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但是，倒霉的国王遭到了许多人的相继背叛。克拉伦登伯爵的长子康伯里勋爵作为一名皇家骑兵的军官，竟然也试图率领三千骑兵团倒戈威廉。由于许多人的警告，国王考虑逮捕丘吉尔。因为后者伙同克拉夫顿公爵试图带领军队投降。他们尚未来得及实现自己的计划，就不得不在11月23日的夜晚率领大约四百名军官和骑兵撤离皇家军队集结地。同时，安妮公主也在挚友萨拉的陪伴下，由主教康普顿带领，逃离了白厅。此时，全国被叛乱点燃了。丹比在约克郡揭竿而起，德文希尔在德比郡身先士卒，德拉米尔在柴郡扛起战旗。巴斯勋爵把普利茅斯让给威廉，事后成为海军司令的乔治·宾代表舰长们来到威廉的指挥中心，向他承诺，英格兰海军和朴次茅斯完全听命于威廉。不少的城市都发生了叛乱。这是一次自发的大动乱，英格兰人民彻底抛弃了詹姆斯。

此时的詹姆斯发现已经无力回天，便召集仍在伦敦的上议员议员和枢密院成员开会。根据这些人的建议，国王开始同奥兰治亲王威廉和谈，但是威廉的军队没有停下进军伦敦的脚步。詹姆斯只好将王后和王子送到国外，11月21日，詹姆斯趁夜也逃离了王宫，跨越泰晤士河。他所做的一切最终把英格兰推向了混乱的深渊，他把国玺扔进了河里，下令解散军队，然后奔赴达特茅斯，准备在那里找到一条船前往爱尔兰。谣言四起，爱尔兰人进行了大屠杀。伦敦市民洗劫了外国的大使馆，整个伦敦一片恐怖的气氛，那个夜晚被称为“爱尔兰之夜”。仍在行使权力、力挽狂澜的枢密院使伦敦避免陷入更加恐怖的动乱。它化解了无数困难，最终将风波平息下去，然后敦促国王尽快返回首都。此时，它仍旧承认国王詹姆斯的权威。

詹姆斯此时已经上了船，但是错过了潮涌，结果被渔民和达特茅斯的市民抓回了岸上，押往伦敦。消磨了一些时间后，他再一次得以逃脱，彻底离开了英格兰，再也没有回来。尽管在垮台和逃亡的时候，这位行动失策的国王失去了风度，然而历史最终还是为他恢复了尊严。他为宗教的牺牲使得他获得了天主教会长期的尊敬。在长达后半生的逃亡中，他时刻保持君主的高贵和荣誉。

1  托马斯·卡莱尔《克伦威尔书信和演讲集》第二卷，第59－62页。

2  写于1938-1939年。

3  G·M·扬《查理一世与克伦威尔》。

4  戴维·奥格《查理二世统治下的英格兰》，第609-610页。

5  戴维·奥格《查理二世统治下的英格兰》，第609-610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民族史.革命时代 / (英) 温斯顿·丘吉尔著；张庆熠，张颖，王国平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166-3036-5

Ⅰ. ①英… Ⅱ. ①温… ②张… ③张… ④王… Ⅲ. ①世界史

Ⅳ. ①K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3747号

目录

前 言

第七部 英国的崛起
第一章 奥兰治的威廉

第二章 大陆战争
第三章 西班牙王位继承之争
第四章 马尔博罗：布伦海姆与拉米伊之战
第五章 奥德纳德战役与莫拉克之战
第六章 乌特勒支条约

第八部 不列颠第一帝国
第七章 汉诺威王朝

第八章 罗伯特·沃波尔爵士
第九章 奥地利王位继承与“1745年叛乱”
第十章 美洲殖民地
第十一章 第一次世界性大战
第十二章 与美洲殖民地的冲突
第十三章 独立战争
第十四章 美利坚合众国
第十五章 印度帝国

第九部 拿破仑
第十六章 小皮特

第十七章 美国宪法
第十八章 法国革命
第十九章 冲突中的法国
第二十章 特拉法加战役
第二十一章 法国皇帝
第二十二章 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与拿破仑的垮台
第二十三章 华盛顿、亚当斯和杰弗逊
第二十四章 1812年的战争
第二十五章 厄尔巴岛与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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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本卷所描绘的1688年到1815年这段时期，三场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命运。这三场革命均发生在百年之内，并且它们都导致了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1688年的英国革命把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赶出了不列颠岛，最终导致英国同法王路易十四——法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国王发生了激烈的争斗。1775年的美利坚革命将英语民族一分为二，尽管英美两国各自具有鲜明的观念和行动，然而双方依旧在同一语言、共同的传统和普通法的纽带下联结在一起。1789年，凭借武力和暴力手段，法国向欧洲宣告了平等、自由和人的权利原则，其影响直至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前难有望其项背者。在发生上述政治革命的同时，科学和制造业领域也在发生变革，尽管这些变革在当时并不为人瞩目，但它们奠定了我们今天所处的工业化时代的基础。宗教改革的余波最终平息下来。自此以后，分裂英国的不再是宗教信条，而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的政治党争；自此以后，物质的霸权和民族的优越感主导了欧洲的纷争。人们旧有的观念趋向是宗教统一，当下欧洲的纷争因民族扩张而起，而宗教问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日渐减弱。

在本卷展开之时，英国革命大功告成。詹姆斯二世（King James II）流亡国外，来自荷兰的奥兰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登陆不列颠，不久接续英国王位，史称威廉三世。甫一登基，威廉三世就投身到英法的殊死争斗之中。法国人试图将欧洲纳入一个版图之内，这番霸业宏图甚至连查理大帝都望尘莫及，如若有先例，我们也要追溯到罗马时代。法国的勃勃野心体现在法王路易十四身上。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重创的德意志和走向没落的西班牙，引得路易十四蠢蠢欲动。

与此同时，荷兰共和国的崛起为欧洲平添了一个新教国家。虽然这个新教国家地少人寡，但它的人民勇敢、它的海上力量强大、它的贸易兴盛，这使它成为欧洲大陆的强权之一。英国与荷兰结盟构成了抵抗法国的核心。神圣罗马帝国给予的政治支持帮助英国和荷兰这两个北海强国能够对抗集足智多谋和骄傲虚荣于一身的法国统治者。威廉三世、马尔博罗（Marlborough）和欧根将军（Prince Eugene）三人联合起来粉碎了法王路易十四的霸业。从此以后，汉诺威王朝治下的英国接受了辉格党人（Whig）的理念。这些理念集中承载了英格兰自大宪章和远古时代沿袭下来的所有重要的遗产，并以现代的形式塑造了政教关系以及王权对议会的从属关系。

在这一时期，英国海外扩张的步伐并未停止。大不列颠诸岛归于一统，一方面，尽管人口有限，但英国对欧洲事务却起着显而易见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他们英国采取了与欧洲大陆有别的发展道路。老皮特时期，英国将美洲新大陆和印度大片土地收入囊中，第一大英帝国横空出世。

羽翼渐丰的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政府渐行渐远，进而导致北美殖民地与母国反目成仇。独立战争（美国人更愿意称之为革命战争），奠定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根基。法国和西欧联合起来抗衡英国，英国虽然海上霸权犹在，但第一不列颠帝国走向终结。

随着世界列强出现的上述变化，出现了自宗教改革以来又一轮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解放运动。宗教改革在广大的地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法国大革命则试图宣告人人平等，至少要撇弃地位和财富上的差别而确立人人机会均等的原则。在反对拿破仑的伟大战争中，英国几乎对抗整个欧洲，甚至与美利坚合众国作对。拿破仑未能创建一个欧洲合众国。滑铁卢大战的胜利、目光远大的《巴黎条约》和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令不列颠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雄踞文明世界之巅。

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

肯特郡 韦斯特勒姆 查特韦尔

1956年12月24日

第七部 英国的崛起

第一章　奥兰治的威廉

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从自己的岳父头上抢走英国王冠的伟大亲王威廉，打小就在严酷的环境中长大。他幼年丧父，无子无嗣。他的生活乏爱可陈。他的婚姻出于国家政治的需要。抚养他长大的外祖母性情暴躁，年少的他受到一个又一个荷兰委员会的约束。他的童年生活没什么快乐可言，他的身体孱弱，罹患肺结核和气喘，走路也有些跛脚。但在这个清癯并些许残疾的躯体内，却熊熊燃烧着由欧洲风暴激发起来的烈焰，他所身处的环境更加深他外表冷峻的性格。在不满二十一岁的时候，威廉便做出惊人之举，从那时起他就戎马倥偬，在荷兰和欧洲的政治风云中尽展其能。历时四年，他领导英国人密谋推翻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

威廉不近女色。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深爱他的忠贞妻子态度冷漠。然而，在统治后期，当他看到玛丽女王对他执掌英国王权帮助很大时，他才对她产生了由衷的感激之情，如同对待一位忠实的朋友抑或辅佐他治国理政的内阁成员那样。玛丽女王辞世后，威廉悲不自胜，不能自已。

从宗教信仰上来说，威廉当然是加尔文派教徒，但他似乎并没有从这个教派的严格教义中得到什么精神上的慰藉。作为一国之君和三军统帅，他毫无宗教褊狭之见。任何一个不可知论者都比不能像他那样客观、公正，一碗水端平。在他看来，基督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或异教徒都一个样。他畏惧并痛恨法国天主教，并非出于信仰的缘故，而是由于那是法国的教会。只要效忠于他，他照样毫不犹豫地起用信奉天主教的军官。在纵横捭阖的政治角力中，宗教问题只是手中的筹码。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敲响新教徒的战鼓时，威廉却对罗马教皇深具影响，威廉与教皇的这种君子之交堪称古往今来的典范。威廉看起来是为破除法国的霸业、对抗她“伟大的国王”而生的。

成长的经历和肩负的使命自然而然地导致威廉薄情寡义、冷酷无情。尽管他没有参与1672年密谋刺杀荷兰政治家德维特兄弟的活动，但他对此幸灾乐祸，并从中受益，还庇护和接济了凶手。他曾帮助詹姆斯二世对付信奉新教的蒙默斯公爵，但在蒙默斯公爵从荷兰逃往英格兰避难时，却未加阻止。在威廉的记忆中，此生最大的污点来自苏格兰。苏格兰高地的一个家族首领拒绝臣服于威廉，威廉于是派人予以痛彻打击。军队奉命开赴格伦科“剿除匪患”。这次血腥事件不禁令人毛骨悚然之处是军人们以怨报德，对这个款待他们的家族痛下杀手。有好几个星期，皇家士兵在山谷里与族人同吃同住，假惺惺地享受族人们盛情的款待。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军人调转枪口，成批成批地屠杀睡梦之中的族人，只有少数人幸免于难，逃出茅舍。威廉国王并未授意采取此种卑鄙手段，但给他带来了洗刷不清的耻辱。

威廉虽然冷酷，却不残酷。他无暇顾及小仇小怨，他要与路易十四一决雌雄。虽然威廉年纪轻轻执掌帅印，统帅三军，内心无惧无畏，但他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指挥官。他不具备预见战场局势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军事天才的标志。他只是一个凭理智行事、坚定果敢之人，凭着与生俱来的条件得以指挥军队作战。他的天分在外交领域。他的精明、耐心和谨慎，鲜有其匹。他结成联盟，克服困难，把握时机，洞察人性、利用人的弱点，他把握分寸和衡量轻重缓急的能力，这一切使都他享有极高的威望。

他最感兴趣的是业已爆发、席卷欧洲的大战，以及由他一手促成的大联盟。他把英格兰之旅视作一段插曲，是必需的但令人生厌的义务，入主英国是完成更大目标的跳板。威廉不喜欢英国，对其国内事务缺乏兴趣。他看到的都是英国的阴暗面。为了投身欧洲战争，威廉需要英国的财富和陆海军力量。为此，他躬身前往英国，调动这些财富和力量。他利用他的英国盟友为他达成他的目的服务，犒赏他们的服务，但就整个民族而言，无论品质还是忠诚，英国人都比不上他的荷兰同胞。

坐稳英国王位之后，他就不再掩饰上述感受。这种感受及其外在表现自然而然地引起了英国人深深的反感。对英国人而言，虽然需要服从他们认可的新权威，但他们同任何其他欧洲民族一样骄傲。没有人愿意成为厌恶和轻视的对象，特别是心血来潮、肆意妄为地侮辱和冒犯。发动1688年光荣革命的贵族和议员们尽管依旧目标坚定，但他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查理二世宫廷轻松愉快的氛围、富丽堂皇的场景。威廉性情孤僻，胡吃海喝，沉默寡言，粗暴无礼，不近女色，厌恶伦敦，这些都使得上流社会对他心存偏见。女眷们都称他为“一头矮矮的荷兰熊”。英国军队也大为苦恼。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对光荣革命的军事问题羞于启齿。他们对所有重要的指挥官都由荷兰人担任感到不快。看到荷兰步兵在白厅与圣詹姆斯宫之间不停地来回巡逻，他们感到酸溜溜的。他们还把自己身上破旧的蓝色军服与已经撤出伦敦的第一近卫军团和冷溪军团猩红色的军服加以比较。只要爱尔兰战争没有停止，只要法国的入侵威胁没有解除，英国军人们就抑制着心中的不满；否则，他们心底的怒火喷涌而出。在欧洲大陆用兵打仗变得不受欢迎，英国人一再施压，要求威廉撤换身边的荷兰侍卫和宠臣。1688年12月23日下午，一听到詹姆斯二世出逃，威廉成为无可争议的英格兰王位继承者的消息，在渡过英吉利海峡的船上，奥兰治亲王即开始着手实施他的计划。他限令法国大使24小时内离境，英国开始缔结广泛的反法联盟。这一举动开启了一场蹂躏欧洲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尽管战争中间有一段间歇期），这场战争注定要毁掉路易十四的霸业。

詹姆斯二世的出逃促成整个不列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但没有任何形式的合法政府。在发动光荣革命的政治家们的建议下，威廉召集国民议会开会。这届议会一经选举产生就在宪政规则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负责召唤威廉入主英格兰的全国无党派联盟在为国家创建一个稳定政府的压力下解体了。在达成最终宪制安排的复杂微妙的过程中，个人野心和党派信条贯穿其中。查理二世的旧臣丹比伯爵对这段动荡不安的时期寄予很大的期望。在粉碎了阴谋集团后，正是他在英国圣公会和国教教会中创立了托利党。查理二世与法国的秘密勾结，以及天主教阴谋案彻底断送了丹比伯爵的政治生涯。为了免遭政敌毒手，查理二世将他囚禁在伦敦塔中。在查理二世统治末期，他获释出狱。1688年光荣革命成为他东山再起的天赐良机。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作为北方的大土地所有者，丹比伯爵有登高一呼、众人响应并提供一支规模可观的武装力量以供调遣的能力。由于深具威望和政治资本，丹比伯爵抵达伦敦。忠诚的托利党人看到有机会扰乱斯图亚特王朝的君权神授权利，无不感到惊慌万分。丹比勋爵与玛丽公主取得了联系。托利党人乐于看到的局面是玛丽公主继承王位，如此行符合托利党的基本规则。上议院匆忙召集开会，丹比慷慨陈词，舌战群贵，力促该目标实现。但是，包括玛丽公主的舅舅克拉伦登伯爵在内的其他托利党人更倾向于保留詹姆斯二世的虚君之位，任命威廉为摄政王。托利党内部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之时，辉格党人乘机占了上风。

辉格党人秉持的政治理念是王权与人民之间是契约关系，1688年光荣革命即是明证。现在应由议会来决定由谁来继承王位。整个形势的走向由威廉来定夺。如果他的妻子玛丽公主继位，他愿意甘当女王的配偶这一有名无实的绿叶吗？倘若如此，托利党人将顺心遂意，而辉格党人在光荣革命中的作用将黯然褪色。在黑麦房阴谋中辉格党人丧失了他们自己的领袖，现在只用一位政治家孤军奋战，如若取得胜利，他们将坐享其成。

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这位当时最机智、最孤独的政治家，以“骑墙派”闻名于世，并因此感到自豪。在这场危机中，由于萨维尔深悉威廉的意图而颇具实力。在詹姆斯二世出逃之前，他曾派遣哈利法克斯前去与即将入主英国的威廉谈判。他意识到威廉此番入主英国并非权宜之计，因为荷兰人需要在英国取得巩固的君主之位，以便在欧洲大陆抵挡住法国遮天蔽日的扩张威胁。上议院以51票对49票的微弱多数否决了关于威廉应代表詹姆斯二世摄政的提议。经过旷日持久的辩论，国民议会接受了哈利法克斯的观点，决定威廉与玛丽两人联合继位。哈利法克斯取得了完胜，是他代表议会上下两院将王冠和《权利法案》呈递到威廉和玛丽两位君主手中。然而，他的政治观点与正在形成中的党派格格不入。在这场严重的危机中，他能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但党内支持他的人寥寥无几，权势熏天之时如昙花一现。不过，辉格党日后中兴少不了他的贡献。

复杂的问题一步一步得以解决。由于约翰·丘吉尔和他的妻子萨拉私人建议，玛丽女王的妹妹安妮公主承诺如果姐姐在威廉之前辞世，她会把王位继承权交给威廉。这样一来，威廉便可毫无争议地获得终身王位。他愉快地接受了议会做出的这一决定。在加冕礼上，为1688年光荣革命尽心尽力的革命领袖都获得了不少荣誉和犒赏。纵然不是威廉最贴心的心腹，丘吉尔却巩固了他的中将职位，并成为英军实际上的总司令，肩负起重建英军的使命。丘吉尔受封为马尔博罗勋爵。1689年5月正式对法宣战后，威廉因故滞留在英格兰，后又陷入爱尔兰困局，马尔博罗亲率八千英国士兵在佛兰德斯同法国人作战。

英国正面临极其严重的战争危机。出于政治考量和道德同情，路易十四收留了流亡国外的詹姆斯二世，给予他国王应得的礼遇。爱尔兰显然是抵抗的中心。三月份，詹姆斯二世登陆爱尔兰，在他身后是兵精粮足、训练有素的法国军队、大把的金钱和给养。他被爱尔兰人当成了救世主，广受欢迎。入主都柏林后不久，在爱尔兰议会的支持下，他很快召集起一支人数多达十万人的信奉天主教的军队。除了北方新教徒居住的地区外，自称支持詹姆斯二世继承英国王位的人控制了整个爱尔兰岛其他地区。威廉把目光投向了东边的佛兰德斯和莱茵河流域，而议会则要他将目标锁定在相反的方向。威廉提醒议会关注欧洲事务，而议员们极力要求威廉将注意力放到爱尔兰身上。威廉想东西兼顾，结果却顾此失彼。伦敦德里郡一度被围，后从海上驰援才得以解除包围，这是1689年战事一段壮丽的篇章。

新建立的全国政府迅速出现了裂痕。辉格党人认为1688年光荣革命的功劳属于他们。他们判断、指挥和原则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不应该赢家通吃、担任所有要职吗？但威廉知道，要不是构成托利党骨干的守旧派和高派教会的帮助，他绝无问鼎英国王冠的可能。进一步而言，此时此刻，从国王的立场出发，威廉更倾向于托利党，原因是托利党支持王位世袭。威廉思忖辉格党的原则将最终导致共和政体。作为尼德兰最高执政官，威廉几乎就是荷兰的国王，但他并不愿意在英国的头衔从国王降格为最高执政官。出于上述考虑，威廉决定解散整个曾经授予他王冠的国民议会，正如辉格党人所言：“它的使命尚未完成。”在1690年2月的大选中，托利党获胜。

新国王竟然启用森德兰德伯爵这等神秘莫测的人物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森德兰德伯爵曾经是詹姆斯二世的重要谋士。但是，詹姆斯二世与森德兰德伯爵之间出现了不可弥合的分歧，詹姆斯二世党人认为桑德伯爵应当对1688年光荣革命负主要责任。森德兰德勋爵由此和威廉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他对欧洲政治局势的洞察使威廉认定他是无价之宝。暂歇之后，森德兰德伯爵又活跃在英国政坛之上并发挥了令人惊奇的影响力。他不敢为自己谋取权位，但他翻手为云，可令人飞黄腾达；覆手为雨，可令人一落千丈。一些持中立立场的国务活动家们在实际运作着政府。他们是施鲁斯伯里公爵，西德尼·戈尔多芬，马尔博罗，还有一向游移不定、见风使舵的哈利法克斯。他们都曾经服侍过詹姆斯二世。在他们眼中，党派的概念就是在多个派系间合纵连横、纵横捭阖并超脱其上以博取国王和王室的宠信。上面提到的每个人无不精通此道。“施鲁斯伯里同沃顿常来常往，戈尔多芬同马尔博罗和拉塞尔上将分享机密。”在这些人当中，在此后二十年中，戈尔多芬成为马尔博罗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他具有高明的政治手腕，同时又小心翼翼，不显山露水，不着痕迹。他从不表达对权力的渴求，但他很少被排除在权势圈子之外。他曾为四个主子服务，与众多同僚共事，但从没有哪个主子或同僚怀疑过他的忠心。他懂得如何在最恰当的时机辞职，或威胁辞职，以此表达他的忠诚正直。尽管有些笨拙、腼腆、爱做白日梦，但他忠心耿耿、全心全意打理政务。如果威廉在1689年倾全力荡平爱尔兰，那么他在1690年就可以从那里脱身，全身心投身欧洲大陆的战争。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因此，在新的一年里，他不得不将主力部队部署在爱尔兰，到夏天来临的时候，已增兵至三万六千人。英格兰的全部力量离开了欧洲大陆主战场。瓦尔德克亲王——威廉在低地国家的指挥官不敌神机妙算的卢森堡元帅，弗勒鲁斯战场遭遇惨败。与此同时，在比奇海岬附近，法国舰队击败了英国荷兰联合舰队。在伦敦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荷兰人保全了颜面，法国人取得了优势，而英国人得到的只是耻辱。”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短暂地转移到了法国海军上将图维尔的手中，看来法国人能够海陆俱进，跨越海峡，入侵英格兰，这迫使威廉率军从爱尔兰回师英格兰。

玛丽女王的枢密院面临烽烟四起的严峻局势。它得到举国一致支持，全国人民纷纷拿起武器，保卫国家。六万正规军作为核心精锐，加上临时征召起来的民兵和义勇骑兵队，作为统帅，枢密院成员马尔博罗做好了应对法国入侵的准备。7月11日，威廉国王在伯恩河取得决定性胜利，将詹姆斯二世赶出爱尔兰，逐回了法国。遭逢新败的英格兰旧君詹姆斯二世请求路易十四发兵征讨英格兰。路易十四不予理睬，因为此时他正关注着德意志。七月和八月气氛空前紧张，但总算有惊无险，除了泰恩茅斯港被前来偷袭的法军烧毁外，英国没有遭受什么更重大的损失。等到冬季来临，随着法国舰队撤离，英荷联合舰队整饬一新，夺回了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于是，危险过去了。深冬来临之际，玛丽女王的枢密院和威廉国王委任马尔博罗出征爱尔兰，经过一次干净漂亮的战役，马尔博罗一举活捉了柯克和金赛尔，征服了爱尔兰南部各郡。1690年底，征服爱尔兰的战争进入尾声，英格兰重新获取了制海权。入主英格兰两年后，威廉此时才能腾出手来投身于欧洲大陆战争，统率大军主导战争联盟。他把马尔博罗带在身边，任命他为英军最高指挥官，然而又不授予他全权，尽管马尔博罗在联盟各国指挥官中间深孚众望，但他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和余地。尽管战役规模很大，但它并不能够决定胜负。

此时此刻，威廉和马尔博罗之间出现了嫌隙。在谋划来年军事部署的时候，威廉准备把马尔博罗带到佛兰德斯去，以中将的身份参赞枢机要务，为国王一人服务。马尔博罗不愿意领受这个权责不明的职务。他并不希望仅仅以国王参谋的身份前往佛兰德斯，理由是他的进言威廉并不一定听得进去，却要无故承担军事失利的责任。他要求要么像现在这样横刀跃马、纵横沙场，要么留在英格兰本土。然而，威廉已经将军队指挥权交给了一位荷兰将领金克尔男爵，他刚从爱尔兰奥格利姆和利墨里克归来。下议院发起了一项运动，讨论使用外国人的做法是否恰当。众所周知，马尔博罗向来反对使用外国人的做法，他在上议院也提出了类似的动议。人们广泛支持这项提案，甚至上下两院一度同时取得多数支持。此外，马尔博罗的活动并不仅限于议会，他是英国军队的领头雁，为数众多的各级军官衷心拥护他，对国王重用荷兰人表示愤愤不平。

此时此刻，几乎所有的英格兰政要都和流亡在外的詹姆斯恢复了联系，詹姆斯住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戈尔多芬对流亡在外的王后表达了崇高的敬意。施鲁斯伯里、哈利法克斯和马尔博罗等人都同詹姆斯建立了通信联系。尽管威廉察觉到了上述异常情况，但他并没有猜忌他们，仍然信任这些国之重臣，继续让他们担任要职。他意识到这些英格兰的权贵们首鼠两端、两边下注的做法是面对空前复杂局势不得已而为之的必要举措，他也明白，假如未来某一天自己的政权倒台或战死沙场，这些英格兰军政要人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做法看来就无可厚非了。他对这一切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容态度。威廉知晓，或者至少他怀疑，施鲁斯伯里是通过他的母亲与身在圣日耳曼的旧主暗通款曲，但他依旧让施鲁斯伯里身居高位。对拉塞尔海军元帅与詹姆斯私下和解之事，威廉心知肚明，却仍然让拉塞尔指挥海军舰队。威廉国王与马尔博罗之间的争执与其说是私人恩怨，毋宁说是政见相左。马尔博罗同他的侄子、詹姆斯国王的儿子比韦克公爵保持着家庭联系，马尔博罗的妻子萨拉同她的妹妹、支持詹姆斯国王复辟的康纳尔公爵夫人之间的关系，都不是他与马尔博罗之间冲突的根源。威廉国王也很可能了解到，马尔博罗说服安妮公主写信给他的父亲詹姆斯国王，言辞恳切、溢于言表，马尔博罗借此获得了詹姆斯国王的谅解。安妮将要取代玛丽和威廉的流言蜚语四处流传。与此同时，丘吉尔夫妇对安妮公主保有重要的影响力。安妮公主与她的姐姐——玛丽女王之间的任何嫌隙，都必定会加深威廉国王和马尔博罗之间业已存在的严重裂痕。王室成员之间的反感和敌意在迅速增长。威廉对待安妮公主的丈夫——丹麦王子乔治的态度，可谓厌恶至极。威廉剥夺了乔治王子沙场立功的机会，不带他去佛兰德斯，也不准他跟随海军出征。安妮公主深爱着她的丈夫，眼见丈夫被威廉国王如此冷落不禁怒火中烧。

上层人士之间的矛盾冲突，常常殃及下属，不出所料，安妮公主的一位随扈首先遭殃。玛丽女王要求安妮公主遣送萨拉·丘吉尔出宫，生性执拗的安妮公主严词拒绝了姐姐的这一要求。姐妹俩之间的谈话变成了吵架。朝臣们忧心忡忡地退出宫去。姐妹俩都在气头上，不快而别，此事导致姐妹俩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隔阂倍增。次日早晨九点，马尔博罗进宫觐见威廉国王，交出了宫廷内侍的职务，将宫廷内侍的服饰交还给国王。对马尔博罗的请辞之举，威廉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喜怒不形于色。两小时后，国务秘书诺丁汉伯爵向马尔博罗下达了一份手令，威廉国王要求他即刻辞去一切军政要职，威廉国王宣布从即日起马尔博罗被赶出军队和政府，并不得踏入宫廷半步。威廉国王为何做出上述决定，沉重打击马尔博罗，手令中没有做出任何正式解释。马尔博罗对自己的遭遇并不放在心上，而他的密友、国王身边的主要顾问们都对此愤愤不平。施鲁斯伯里公开表示反对，戈尔多芬威胁退出政府。海军总司令拉塞尔海军上将甚至当面指责威廉忘恩负义、卸磨杀驴，对“将王冠戴到他头上的人”如此冷酷。玛丽女王禁止萨拉入宫，安妮公主予以反击，自行搬离王宫，到萨默塞特公爵提供给她的塞恩居所居住。没有什么压力能让安妮公主疏远她的亲密朋友。近似迫害的种种灾祸接二连三到来，如同熊熊烈火锻造了一种新的纽带，这种纽带不久将决定英格兰的命运。

第二章　大陆战争

威廉一世刚启程去欧洲大陆征战，失去军队保护的英伦三岛即刻遭受外敌入侵的威胁。法王路易十四谋划对英格兰发起袭击，詹姆斯二世因此有了复辟的机会。詹姆斯二世位于圣日耳曼的流亡宫廷两年来不断游说法国陆军部反攻英格兰、复辟政权的时机成熟了。由一万孤注一掷的爱尔兰人组成的军队和一万法国正规军士兵在瑟堡附近集结，整个法国海军舰队，在为数众多的运输船和补给船的伴行下，驶往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各港口集中待命。

直到1692年4月中旬，英国政府才获悉法国人的入侵计划。英国人从海陆两个方向积极备战，就像西班牙无敌舰队步步逼近时，全英格兰人闻警而动。成败的关键取决于拉塞尔海军元帅。与马尔博罗一样，拉塞尔已经会晤了詹姆斯二世派出的密使：威廉国王和玛丽女王担心拉塞尔将背叛自己的国家和信仰，而詹姆斯二世强烈地坚信拉塞尔会认清形势，分清敌我，投靠自己。然而，詹姆士二世的追随者们不得不承认拉塞尔明白无误地告诉密使：尽管他爱戴詹姆斯，厌恶威廉国王领导下的政府，但是，如果有朝一日在海上遭遇法国海军舰队，他将竭尽所能摧毁之，哪怕是“詹姆斯二世本人在船上”。他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在开战之日，他激励手下的将士：“假如长官欺骗了你们，你们就把他们扔到海里去，有一个算一个，从我开始。”

1692年5月19日到5月20日，英国和荷兰组成的联合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拉奥格海角附近海面遭遇图尔维尔指挥的法国海军主力。英荷一方拉塞尔麾下的九十九艘军舰搭载了四万人和七千支火枪，而法国海军只有四十四艘军舰，英国和荷兰占据上风。双方展开殊死较量，法国海军受到重创。拉塞尔和他手下的海军将领们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穷追猛打，追歼败退的法国军舰，直至追进他们的港口，而这些海军将领们都是在詹姆斯二世追随者们看来忠于己方的盟友。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在岸炮火力的支援下，英国人运用灵活的小型舰队分割围歼了遭受重创的法国海军战舰。詹姆斯二世，这位前英格兰国王眼睁睁地看着打回英格兰、复辟旧王朝的全盘计划随着法国海军灰飞烟灭而化为泡影。

拉奥格海角之战及其随后的战斗，一雪比奇角海战之前耻，纵然威廉国王和安妮公主之间的争斗掩盖了这场重要海战胜利的光辉，但拉奥格海角之战彻底粉碎了法国争夺海上霸权的野心，它是十七世纪的特拉法加海战。

1692年的陆地战斗在西属尼德兰（即今天的比利时）展开。法军初战告捷，一举占领那慕尔。此后战局日渐恶化。8月份，威廉指挥全军夜袭卢森堡元帅。驻扎在斯泰因刻尔克附近的法国军队拂晓时分遭到突然攻击。尽管法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但猝不及防、溃不成军，混乱不堪的状况笼罩营地长达一个小时。危难关头卢森堡元帅镇定指挥，努力重整战斗队形。在此次进攻作战中，英军步兵打头阵，八个精锐步兵团在麦凯将军指挥下向瑞士人发起猛攻，战况之激烈在欧洲历史上可谓空前。趁英军进攻渐成强弩之末，卢森堡元帅命令法国近卫军向敌军发起反击，英军虽短兵相接、殊死顽抗，但实力不济、败下阵来。与此同时，法军从各个方向推进，援军陆续驰援战场。在遭遇法军强有力的反击后，麦凯将军损失惨重，他向威廉国王的亲戚、接替马尔博罗指挥英军的荷兰伯爵索尔姆斯乞求增援。索尔姆斯这个令部下无比厌恶的人物居然拒绝伸出援手，还冷嘲热讽道：“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斗牛犬们到底有多大本事儿！”英军损失了两员良将，士兵死伤过半，若不是荷兰部将奥弗科尔克出手相助，他们难逃全军覆灭的厄运。奥弗科尔克后来在马尔博罗指挥的战役中声名赫赫。威廉国王无力掌控战局，当看到战场上血肉横飞、英格兰人惨遭屠戮时，他不禁潸然泪下，并且惊呼道：“啊！可怜的英格兰人！”战至中午时分，反法联盟军队全线后撤。尽管交战双方伤亡高达七千到八千人，难分胜负，但法国却向欧洲各地宣称法国大捷。

上述事件激怒了英国议会。议会对索尔姆斯勋爵见死不救的行为展开激辩。上议院赞同一个发言，该发言认为英格兰将军不应受到荷兰人的节制，不管其军阶如何。政府发言人煞费苦心地说服下议院议员，使他们相信没有英格兰军官能够在远征大陆的战争中胜任将军职位。议会不顾强烈反对，批准国王继续在来年征战欧洲大陆，而来年又是指挥失当、多灾多难的一年。1693年7月，激烈的兰登大战开始了，在此后的两百多年中，除了马尔普拉凯战役和博罗季诺战役之外，没有什么战斗的死伤人数能比得上这次大战了。法国占据上风，具有明显优势。然而，威廉国王决心迟滞法军的进攻，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在兰登河河边靠近根特的区域构筑起坚固的堑壕和栅栏。联盟军队坚守阵地，英勇顽抗，在付出近两万人伤亡的代价后，被法军逐出阵地，而法军只损失了不到一万人。由于卢森堡元帅没有乘胜追击、穷追猛打，威廉国王才能收罗残兵败将，汇聚援军，重整旗鼓，图谋再战。1694年，威廉计划进攻布雷斯特。据詹姆斯二世的追随者们说，马尔博罗向敌人透露了这一作战计划。英国陆军司令托马什发起进攻之时，遭遇敌军预设阵地发射出的猛烈炮火还击，不得已只好退回船上。部下伤亡惨重，托马什本人也身受重伤，殒命疆场。指控马尔博罗泄密的那封信毫无疑问是伪造的。没有证据证明他向法国人透露了消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法国人从其他渠道获取了详细的情报。英格兰政府粗陋的财政制度难以负担一场欧洲战争的开销。在查理二世时代，英格兰应为经济拮据被迫在外交事务方面处于次要地位的、不甚光彩的地位。威廉三世在大陆的冒险举动迫使英格兰的政治家们重构国家信用和财政体系。

由经过重组后的辉格党组成的第一届战时政府中，查尔斯·蒙塔古是顶尖的财政专家，正是他负责应对主要的难题，从而让在欧洲大陆征战的英军及时领到军饷。然而，黄金储备迅速下降，英格兰的财政官员们为国家财政彻底崩溃而忧心忡忡。重建财政体系的实质性的第一步是创立全国性的信贷机构。多年以前，荷兰人就已有了国家银行，该银行同政府紧密合作。鉴于英荷两国的密切关系，荷兰人的经验自然引来辉格党人的关注。1694年，担任财政大臣的蒙塔古与苏格兰银行家威廉·帕特森联手合作，创设了英格兰银行这一私人机构。在坚持私人企业经营原则的同时，英格兰银行采取联合股份公司的方式，同政府合作，为打理政府财政事务提供必要的融资手段。

蒙塔古并没有止步于此。在哲学家约翰·洛克和财政部官员威廉·龙特的帮助下，蒙古塔计划彻底重新铸造货币。不出两年，重新铸造货币的计划付诸实行。重新构建后的财政系统稳健可靠，正式奠基于此，英格兰此后不仅能够支撑起威廉国王连年征战的开支负担，而且能够经受住西班牙王位继承之争带来的长期考验。这可说是辉格党人最卓越的政绩之一。

1694年年末，玛丽女王身染天花，于12月28日不幸去世。弥留之际，玛丽女王并没有同她的妹妹安妮公主和解。玛丽女王辞世，她的臣民深切哀悼她，她的丈夫威廉国王长久地怀念她。此前，人们普遍认为玛丽女王要比她的丈夫威廉国王长寿，原因是威廉国王体弱气虚、脾气暴躁，各种疾病、战争和阴谋诡计笼罩、侵蚀着他孱弱的身躯。倘若果真如此，一位信奉基督新教的英国女王将独揽朝政，本固邦宁。然而，世事难料，随着玛丽女王与世长辞，王冠现在落到威廉国王一人头上了，他死后，王位必然传给安妮公主。情势的突变提升了安妮公主的地位，她亲密的朋友兼忠实的支持者——可敬可畏的丘吉尔夫妇的地位也随之发生改变了。从玛丽女王咽气的那一刻起，马尔博罗与威廉国王的嫌隙便烟消云散了。他支持威廉国王击破法国霸权的决心，他完全赞同威廉国王的外交风格和策略，威廉国王和安妮女王实现了和解。马尔博罗又闲居了四年之久，不担任战地或国内的任何军政要职。然而，惊人的耐心和对局势发展的远见卓识令他此时出山鼎力支持威廉国王。

1695年，威廉国王仅取得了一次胜利。他从法军手中虎口拔牙般收复了那慕尔。这场胜利使长达七年的战争在1696年便不了了之。尽管素有海上强国之称的英荷两国与德意志一起成功地保卫了自己，但长期的战事令他们心生厌战情绪。西班牙纵然好战，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利奥波德眼睛紧盯着即将悬虚的西班牙王位，垂涎欲滴，他迫切希望继续保持反法联盟。“反法大联盟”开始瓦解，与此同时，法王路易十四也尝到了四面出击、顾此失彼的苦头，希望罢兵和谈。威廉国王无力阻止敌友双方的和平趋向，他认为纷争并没有平息，他希望继续作战，无奈独木难支，他无法孤军奋战。《利兹维克条约》的缔结标志这场世界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了。实际上该条约只是一纸停战协定，但它有可能带来持久的和平。英国的威廉国王和法国的路易十四国王相互表达了对彼此的崇高敬意。欧洲可以暂时团结起来抵御土耳其人的进犯。许多人乐观地期望《利兹维克条约》这一抑制法国势力独大的产物会使各方势力达成平衡，然而，托利党人及其盟友毁掉了这一前景。实现持久和平的关键在于英格兰必须保持强大和充分武装起来，必须具备对等的力量来对抗法王路易十四。然而，托利党人此时强烈反对介入欧洲事务，下议院议员们对税收不满，对各种限制也感到不耐烦，他们便发起了削减开支和裁减军队的运动。战争的压力一旦缓和，他们便要一心裁撤军备、解散军队。停战时，英格兰拥有正规军八万七千人。威廉国王认为保家卫国需要至少三万名士兵和大批军官，但他的大臣们只敢要求保留不超过一万人，而下议院只同意保留七千人。海军也被裁减了，只是裁减的程度小一些罢了。大批退伍官兵流落街头，或流窜到乡村胡作非为。英格兰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表现出非凡的力量和勇气，此时此刻，它却表现得软弱无力且缺乏远见，渐趋衰落。倘若英格兰稍加努力，哪怕不能问鼎霸主之位，至少足可自保。

威廉国王统治时期政治上明显的混乱状态，主要是他不愿依靠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大政党中任何一党的结果。他希望举国一致、同仇敌忾对抗法国，而且他也不愿意在宪制安排上受到任何一方的制约。然而，数月之后，他不得不意识到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对欧洲大陆战争各持己见，难以调和。人们熟悉的英国政治模式开始显现。辉格党人对法国在欧洲大陆侵略扩张造成的威胁高度紧张，他们懂得这场斗争的深层本质。他们对待威廉国王不够老练、缺乏恭敬，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却为建立一个更有影响力和更有效率的战时政府而做好准备。另一方面，托利党人反对英格兰卷入欧洲事务，坚持在人民中间由来已久的孤立主义观点。在威廉国王统治时期，两党轮流交替，主导政局。辉格党主持两三年的战争大局，托利党紧接着利用高涨的反战情绪卷土重来。通过缴纳土地税供给大额军费开支的地主乡绅们必然反对战时政府，战争胜利果实就此付诸东流。英格兰银行的建立招致地主乡绅阶层的强烈质疑。他们预感到随着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强大的信贷制度将使商业阶级成为争夺政治影响力的主要竞争者。英格兰银行是辉格党人运作的产物。它为政府提供贷款，从战争中攫取利润。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平台。1697年，辉格党施政重心从行政职务转移到英格兰银行方面。由于这一项目，罗伯特·哈利，这位托利党的政治新星，在下议院赢得了权力和地位。

罗伯特·哈利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出生在一个清教徒家庭，打小受到清教徒式的教育，他早年是辉格党人和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基督徒，时间不长他便成为一位深知议会策略和议事程序的大师。可以肯定的是，“延长”辩论、使问题“复杂难解”、制造和利用公众舆论的艺术。在反对宫廷的斗争中，他的政治立场逐渐从辉格党转到托利党，他的宗教信仰从不信奉英国国教转向高教派教徒,最终他成为托利党在教会和政府内的主要代表人物。1698年，他已经成为托利党人在下议院的实际领袖。正是他领导了后患无穷的裁撤军备运动，也正是他力图建立托利党人主导的土地银行，与辉格党人主导的英格兰银行展开竞争。他梦想有朝一日超越国内的议会争斗，步入广阔的国际军政舞台。哈德利得到爱德华·西摩爵士的支持，西摩是他那个时代的超级“伪君子”，势力强大的康沃尔郡和西部的托利党人听命于他。在上议院，哈利得到诺丁汉和罗彻斯特伯爵的襄助。上述四人利用托利党人时常出现的卑鄙情绪。他们将久经沙场的老兵和忠诚的胡格诺派军官一脚踢开，令他们穷困潦倒。他们强迫威廉国王遣散他的荷兰禁卫军。他们不遗余力地挖这个国家的墙脚。他们以和平、节俭和孤立的名义为点燃更可怕的战火埋下了祸根。他们的举动成为后世效法的先例。托利党人在1696年至1699年间的所言所行与他们在1932年至1937年间的所言所行何其相似，历史在重演。在前后两个时期内，迎合党派精神的短视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令政府难以达成目标，为重开战端埋下了致命的伏笔。在托利党的历史上，这些反复出现的卑劣行径抵消了它为不列颠做出的奉献，淹没了它的高尚情操。
[1] 一股孤立主义的政治浊浪汹涌而来，冲击着英格兰的统治阶级，威廉国王不堪其扰，他考虑退位，返回荷兰。威廉国王保全了英格兰人的宗教信仰和制度，并将他们带入欧洲民主之林的顶峰。然而，现在他要抛弃这个可憎且顽梗不化的民族了。英格兰人的排外情绪溢于言表，他要装看不见，这种情绪是难以克服的。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在执政初期他常常处事不周、行为失当、待人不公，回顾一下他偏爱荷兰人，嫌弃英格兰指挥官以及对英格兰臣民的厌恶和反感，我们便会感到将心比心，责任并不完全在某一方。威廉国王目前的苦楚是在偿还他昔日欠下的旧债。至于英格兰人，他们将为干下的蠢事尝到苦头，在血泊和苦难中痛改前非。此时谈因果报应还为时稍早。

身处困境中的威廉国王再次将目光转向马尔博罗，马尔博罗似乎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肩负未来的人。威廉国王的身体和力量都每况愈下，安妮公主继承王位指日可待，通过安妮公主，马尔博罗将成为实际的统治者。马尔博罗耐心静候，伺机而动。威廉国王渐渐消除了对马尔博罗的敌意。他们两人之间的敌意如此之深以至于威廉国王曾放言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他与马尔博罗只有通过决斗才能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两人化干戈为玉帛还有其他原因。威廉国王深深喜爱年轻的荷兰朝臣凯佩尔，数年之内将他从一个侍从提升为政府要人，不久前又册封他为阿尔比马尔伯爵。威廉国王与凯佩尔颇有相似之处：品行端正，聪敏过人。膝下无子、孑然一身的威廉国王十分厚爱凯佩尔，视他为养子。凯佩尔与马尔博罗交好。威廉国王与马尔博罗能够达成和解，凯佩尔功不可没。安妮公主唯一在世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年仅九岁，人们觉得应该给这位未来的储君找一位功勋累累、才能出众、地位显赫的监护人。1698年夏，威廉国王邀请马尔博罗担任小王子的监护人，他说：“先生，请你教导他，强将手下无弱兵，我的外甥是不会无所作为的。”与此同时，马尔博罗恢复了军职并重返枢密院。

封冻已久的坚冰已经打破，从马尔博罗平和、务实、善于变通的性格中，身处困境的威廉国王得到了慰藉。1698年7月，马尔博罗受命为上诉大法官（共九人），在威廉国王离开英格兰期间代行王权。从此，威廉国王似乎越来越倚重马尔博罗，而在以往关键的岁月里，正是他自己将马尔博罗的帮助拒之门外。在战争年代，威廉国王冷落了这位军人；在和平时期，威廉国王反而重用他。年轻时候的马尔博罗没有跃马横刀、征战沙场，而在威廉国王统治的晚年却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他在多方辅佐威廉国王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对托利党保持控制，因为他知道尽管托利党有劣迹斑斑，但托利党毕竟是英格兰最强大的一股势力，它代表着某些英格兰民族的根本特性。他还知道，如果没有托利党的首肯，任何外交政策都无法得到贯彻执行。他不愿只依靠国王的宠信。安妮公主也是顽固的托利党人和虔诚的教徒。在威廉国王统治的最后岁月，马尔博罗就这样一方面同威廉国王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同令国王感到厌恶的托利党人交往。最重要的是，他支持威廉为阻止不适当裁撤军备而做出的努力，并领导上议院为此进行斗争。1700年，年幼的格洛斯特公爵罹患致命的天花病毒，不幸夭折，这令马尔博罗失去了其监护人的职务。不过，他同西德尼·戈多尔芬保持密切联系，依旧活跃在政治中枢。

此时，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位失去了信奉新教的直系继承者，于是《王位继承法》应运而生，该法宣布威廉国王和安妮公主的继承者应出自汉诺威家族。汉诺威家族是詹姆斯一世活泼迷人的女儿、曾短暂在位的波西米亚王后的后代。《王位继承法》规定：以后英格兰国王必须是国教徒；未经议会批准，非英格兰出生的国王不得发动欧洲大陆战争；未经许可，国王不得出国；外国人不得进入议会和枢密院。英格兰人对威廉三世的不满以此种法律形式记录了下来。汉诺威家族受到来自议会更严苛的限制，这比此前对汉诺威大公本人的限制更甚。议会煞费苦心制订《王位继承法》就是为了保证英国王位能够在新教徒中间世代传承。

第三章　西班牙王位继承之争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之初，参战各方都不愿大动干戈，这真是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奇事。欧洲早已精疲力竭，幻想破灭。威廉和路易十四之间业已建立了新的联系，反映出海上强国
[2] 人民和法国人民的心声。但是，西班牙国王行将驾崩如乌云般沉沉低垂、久久不散，笼罩在他们和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头上，令人深感畏惧。威廉国王深知英格兰力量虚弱，无力再战，他也知道没有什么理由能将英格兰再度拉入战争。如果失去英格兰的帮助，荷兰早晚要臣服于他国。有鉴于此，他转而采取瓜分西班牙帝国的策略。此时的西班牙帝国包括尼德兰南部、意大利大部和新大陆的大片殖民地。有三方声称要继承西班牙王位。

第一方是法国，要么由法国皇太子继位，要么在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王位不能合并的情况下由皇太子的次子——安茹公爵继位。第二方，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极力争夺继承权，如若失败，愿退而求其次把他的继承声索权让渡给他第二个妻子所生的次子查理大公。第三方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孙子——巴伐利亚选帝侯。1698年9月24日，各方签订了新的《分割条约》，其核心是把西班牙帝国的主体部分交给力量最弱的继承者，即便是他不具有最充分的声索权利。路易十四和威廉国王共同保证承认巴伐利亚选帝侯为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继承者，同时给予法国皇太子以重大补偿。路易十四和威廉三世炮制出来的这个计划遭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强烈反对。当条约公之于世后，在西班牙国内激起强烈反响。西班牙人关心的主要是国家领土完整，至于哪个君主统治他们倒是次要的问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斗结束时，西班牙人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反转，这是后话。他们眼下聚焦的唯一目标是维系西班牙帝国的完整。然而，看来路易十四和威廉三世能够无视一切反对的声音，强制实施他们的解决方案。

这时候，一个惊人的事件发生了。1698年9月，位于荷兰洛堡威廉的宫殿里，各方签订了《分割条约》。1699年2月，巴伐利亚选帝侯，这位辽阔版图的继承者，在几大强国已决定将最丰厚的奖品放在他胖嘟嘟的小手上的时候，突然暴毙。他为何在此时死去？怎样死的？这两个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大怀疑。死亡的事实冷冰冰地摆在世人面前，复杂而危险的谈判又得从头开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威廉国王和路易十四于1699年6月11日签署了第二个《分割条约》，该条约确定查理大公为首要的王位继承者。查理大公可以继承西班牙本土、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和比利时，条件是上述地区永远不得同神圣罗马帝国合并。法国皇太子将得到那不勒斯、西西里、米兰和意大利的其他地区。

此时此刻，无儿无女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生命衰竭，油尽灯枯，寿数无多。他身染沉疴，忧思成疾，备受煎熬。老国王以为自己魔鬼附身，他唯一的慰藉是病态般憧憬着死后的解脱。各国都焦虑不安地关注着他日渐衰微的脉搏和日益加深的怪癖。他在死亡线上徘徊了三十多年，等候聆听他死讯的欧洲伟大的政治家们一个又一个消失在漫漫长夜中。查理的痛苦已到了尽头，但在病痛交加的残躯中，在浑浑噩噩的脑海中，抖动着必须保持帝国一统的永恒光辉。在弥留之际，他郑重宣布帝国辽阔的疆土必须完整无缺地传给下一位国王，且是只传给一位国王。相互敌对的各方势力争先恐后地接近他的病榻。最终，他被说服，签署了一份遗嘱，将王位传给安茹公爵，这是10月7日的事情。信使快马加鞭，将这个消息从埃斯克里亚尔传递到凡尔赛。11月1日，查理二世驾崩。

此时，路易十四站在法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上。是否决查理二世的遗嘱，维持《分割条约》，同英荷两国一起将条约付诸实施？但是这样一来，英国会搅局吗？还是应该撕毁《分割条约》，赞同查理二世的遗嘱，诉诸武力，击退敌手，保卫孙子的继承权？这样一来，英国会反对他吗？除了坚定的信念和墨迹未干的神圣条约之外，同许多重大抉择一样，这次选择利弊参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已拒绝接受第二个《分割条约》。这样一来，《分割条约》还能生效吗？路易十四踌躇不决，难以决断。11月8日，他在曼特农王后的宫中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撕毁《分割条约》，赞同遗嘱。11月16日，凡尔赛宫上演了著名的一幕。早朝时路易十四将西班牙大使引荐给安茹公爵，他说：“你可以尊他为国王。”西班牙大使轻蔑地说道：“比利牛斯山的事情不会重演。”
[3]

面对此种情形，威廉国王感到他不得不违心地承认安茹公爵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下议院的议员们仍旧严重脱离欧洲的现实。无论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他们都不相信他们会被迫参加同他们的决定相抵触的战争，更不相信他们的决定会发生改变。他们刚裁撤完英格兰的军备。路易十四保证说：“对现在的权力他已感到心满意足，他决不以损害孙子的利益为代价扩张自己的权力。”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即便波旁王朝的一位王子将成为西班牙的国王，西班牙也将完全独立于法国。下议院被上述轻易的承诺迷惑了，下议院认为查理二世的遗嘱比任何一个《分割条约》更可取。托利党人的怒气正集中在这些《分割条约》上。他们不仅指责条约本身考虑不周，背叛了盟友，他们还认为秘密谈判和签署条约是违宪之举。托利党甚至企图弹劾负责此事的相关大臣。此时，一连串不测事件从外部打击了洋洋自得的英国政界。从英国邮袋中发现了一封梅尔福特发出的一封信，梅尔福特是詹姆斯二世在圣日耳曼流亡政府的国务大臣。信中透露：为了詹姆斯二世的缘故，法国即将入侵英格兰。威廉国王急忙把这封信作为背信弃义的政府送交议会。大约与此同时，议会开始意识到法王路易十四关于法国和西班牙王位分立的措辞和表态至少是模棱两可的。看起来西班牙人已把向南美洲输出黑人奴隶事务交给一家法国公司独家占有。尽管这一举动几乎无法撼动英国船主的自尊心，但这多多少少影响到了他们。日渐明显的是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自由受到了威胁。法国和西班牙两国事实上已合二为一，他们在合法的幌子下采取的一项重大军事行动让全英格兰人明白了这一点。

菲利普五世在马德里加冕登基，西属尼德兰为此欢欣不已。比利时边境一线的要塞群，根据条约的规定由荷兰人驻守，这些要塞是抵御法国入侵的主要屏障。路易十四决心拔掉这些要塞。1701年2月，强大的法军开入比利时的各个城市。西班牙指挥官城门大开，迎接他们的到来。有人辩称，他们的到来只是为了保护笃信天主教的国王陛下的属地。慑于法军声威，荷兰守军不敢轻启战端，只得束手就擒。数周之内，安特卫普、蒙斯、那慕尔（威廉国王著名的征服地）、范洛以及十几个次要的据点相继落入路易十四的手中，法军不费一枪一弹，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些要塞和堡垒。其他地方，如列日、休伊，及其附近的城镇由于它们的统治者——列日主教追随法国而落入法王之手。战争期间构筑的堡垒在一月之内丧失殆尽，这可是在战争中丢失或夺取任何一个堡垒都会被吹嘘为经过苦战的胜利果实。1689年结成的“反法大联盟”在七年战争期间保卫的低地国家犹如复活节的残雪般融化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曾目睹英国人遭受同样可怕的损失，因为他们深受绥靖思想的影响，对欧洲事务漠不关心。1701年的变化突如其来。欧洲醒来了，英格兰最终也踉踉跄跄地动起来。战士们再次武装起来。不久前解散的军队，饱受轻视并被遣散回家的军官们又变得重要起来。当战鼓重鸣之时，洋洋自得的商人和诡计多端的政客们又开始依靠不久前备受他们辱骂和欺压的军人。初夏，辉格党人感到他们受到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的支持。肯特郡的自耕农们向下议院请愿，请求下议院拨款，使国王有能力及时援助盟国。下议院将这些绅士们逮捕入狱，这一举动表明议会有时像国王一样专横跋扈。但是，来自法国的威胁日渐明显，在他们打算栖身的海岛，隆隆的炮声撕扯着英格兰人的耳朵。6月，下议院授权国王寻找盟友，无论如何要向荷兰派遣一万士兵。威廉国王感到形势变得愈发有利。到了年中，他在英国和荷兰的反对派，即英国下议院占据多数席位的托利党和阿姆斯特丹势力强大的市民阶层，都一致乞求他采取“他认为维护欧洲和平所必需的”一切措施，换言之，就是要求他开战。

形势的发展要求威廉和马尔博罗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当威廉国王得知自己可以再次运用英格兰武力的时候，他哀叹自己已无力统率军队了。对威廉国王和马尔博罗而言，此时不是双方三心二意、重提旧怨的时候。此时必须有人担当大任。在威廉国王心目中唯有一人堪此重任。5月31日，威廉国王宣布马尔博罗为驻荷英军总司令。6月份，他又任命马尔博罗为驻荷兰联省共和国特使，并授权他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不请示国王和议会单独缔结条约。尽管因这两位军事政治家之间发生的争吵和误会白白葬送、错失了不少大好良机，但他们最终团结起来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缔造“反法大联盟”的活动开始了。在一触即发的沉闷气氛中，一道霹雳给不列颠带来了爆炸声。1701年9月16日，詹姆斯二世去世。路易十四来到圣日耳曼瞻仰了他的遗容，并向他的流亡宫廷宣布承认詹姆斯二世的儿子为英国国王，永远维护其权利。路易十四立即对这一行为所招致的后果感到震惊不已。英格兰举国上下反应激烈，他们认为这一行径侵犯了英格兰的独立。《王位继承法》已就王位继承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利兹维克条约》正式条文和君子协定规定路易十四有义务承认并不侵犯威廉三世的国王地位。法国暴君的无理行径践踏了英格兰的国内法律；由于法国暴君的背信弃义，根据《利兹维克条约》英格兰应享有的条约权利受到破坏。辉格党和托利党在议会争相谴责这种冒犯行为。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誓言一战。在摸清议会的态度后，马尔博罗草签的一些条约得到议会批准。议会还拨付给国王大笔军费。威廉国王有底气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另一方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早已对法开战。他麾下的名将萨伏伊的尤金在意大利北部投入战斗。

此时，威廉国王不听马尔博罗的劝告，错误地解散了议会。他情不自禁地试图将那些大敌当前不知所措的托利党人拉到选民面前，接受选民的“审判”。他希望在选举中辉格党能获得压倒多数。然而，事与愿违，尽管托利党错误连连，也失去了自信，但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尽管他们有不光彩的历史，但他们还是以四票的优势取得议会多数，将哈德利送回议长的宝座。他们可以忘记自己的过失，但他们却永远不能宽恕国王。国王曾对托利党施行诡计，而这一诡计业已失败。一方面，托利党人盼望着威廉国王早日驾崩，另一方面他们又和辉格党一道支持国王发动的战争。尽管议会选举后政局有所变化，但马尔博罗继续牢牢掌握着英国外交政策的走向，准备同法国一决雌雄的整军备战和外交攻势都取得了进展。

威廉国王发动的七年战争令一些人垂头丧气，在他们看来，此时组成第二次“反法大联盟”无疑是孤注一掷的冒险之举。曾经殊死搏斗夺取的堡垒和领土，法国人一枪未放，轻松夺取。世界上疆域最辽阔的帝国退出了联盟，站到了敌方的阵营。西班牙改变立场，不仅带动西印度群岛、南美洲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转投敌方阵营，还有欧洲的“机舱”——比利时和卢森堡。叛变的萨伏伊仍旧站在法国一方，尽管它最伟大的统治者是一位奥地利将军。科隆大主教现在也与法国结盟。上一场战争的忠实朋友——巴伐利亚也将在新的斗争中与法国并肩作战。英国和荷兰海上力量在国外几乎没有一个友好的港口，美洲新大陆（除了北美洲外）成了英荷两国海上力量的禁忌之地，地中海实际上变成了法国的内湖。普利茅斯以南的设防港口均不对英荷船只开放。英荷两国的海军舰队比地方强大，但他们中途没有基地，因此无法进入地中海。

在陆地上，荷兰边境的要塞群悉数沦于敌手。它们不再是保卫荷兰的屏障，反而成为法国人出击的跳板。在占领了科隆和克里夫斯后，路易十四成为默兹河和莱茵河下游的主人。他控制着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所有港口，在那慕尔经安特卫普至大海一线构筑了堑壕。路易十四的冬季部署暴露了他在来年春天入侵荷兰的意图，进攻路线与1762年的那次入侵如出一辙。法军占领的要塞枪炮林立、兵多粮足，这预示着一场进攻即将到来。荷兰人躲在泛滥的洪水后，藏身于残留的据点里。由于巴伐利亚转投法国一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门户洞开，法军可长驱直入。匈牙利人发动叛乱，反抗奥地利人的统治。土耳其人再次进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时，无论是在疆土、人口方面，还是在陆地和海上的军备方面，路易十四都比签订《利兹维克条约》时强大了一倍。甚至教皇都改变了立场。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放弃了英诺森十一世的政策，开始支持法王路易十四及其大军。看起来英格兰人内部的派系争斗和反复无常的态度招致了强敌压境的危险局面。

值此强敌压境的危险时刻，死神光临了威廉国王。“一个身着黑色天鹅绒的小绅士”——许多狂热的詹姆斯二世狂热的追随者们祝酒时多次提及的英雄——开始侵扰威廉国王。1702年2月20日，威廉国王骑着他心爱的骏马索尔奔驰在汉普顿皇宫四周的花园里，鼹鼠新打的地洞令索尔马失前蹄，威廉国王跌下马背，导致锁骨骨折。此次骨折本可痊愈，但威廉国王虚弱的身体经不起折腾。这次事故令威廉的病驱门户大开，伺机而动的敌人蜂拥而入，并发症出现了。两周后，威廉和所有亲眼见过他的人都相信死亡将至，为期不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处理政务。在死亡降临的时刻，即将拉开大幕的世界大戏引发的兴趣令他的头脑格外清醒。满腔热情为之奋斗的目标、组织起来的反法联盟，此时此刻，他要与之诀别，想来不胜悲怆。但是，他知道为之奋斗的事业后继有人，英格兰新国王和政府一定会继往开来。他也发现了一位能肩负重任的不二人选，不管是在战争指挥，还是在决策方面，不管是在错综复杂的欧洲外交斗争中，还是在英格兰派系纷争中，抑或在形势危殆的战场上，此人均不负所托，勇挑重担。威廉国王早已深思熟虑，他要将领导权传给一位能够维护基督新教徒信仰和欧洲自由的新捍卫者。在执政的最后几年里，他已经把马尔博罗同他整个机体和政策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弥留之际，马尔博罗作为主持枢密院和统帅军队的最佳人选，威廉国王把他推荐给了王位继承人安妮公主。威廉国王终年五十二岁，一生辛劳。同样是五十二岁的马尔博罗面对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勇往直前，杀出一条血路，开启了十年的辉煌征程。连连取胜的十年辉煌把不列颠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四章　马尔博罗：布伦海姆与拉米伊之战

人们认为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是英格兰国力空前强盛的时代，这一看法广为人知。马尔博罗不同凡响的军事才能和为女王献计献策时的深谋远虑，使得国力日渐强盛的英国有能力对欧洲施加全面影响。安妮女王身边的能臣干吏长期以来建立的亲密友谊，在英格兰有史以来最小却最有效率的统治集团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萨拉左右着安妮女王，马尔博罗指挥着战争，戈多尔芬控制着议会。在战果辉煌的五年时间里，安妮女王满怀喜悦和信任，全心倚靠身边的这些能臣干吏。如同在克伦威尔的时代，英格兰全力争夺世界的领导权，不过此时的英格兰已非昔日可比，比克伦威尔时代实力更强大、基础更雄厚。

在那个时代，精明强干是英国统治阶级非常宝贵的财富。在贵族和地主乡绅中，众多才华出众、精力旺盛的杰出人物层出不穷。精明干练、精力充沛、敢作敢为、抱负远大的人物数量是填补所有国家军政要职所需数量的两三倍。这也是英国文学的黄金时代，迪福、波普、斯蒂尔、斯威夫特等人的名字至今熠熠生辉，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的书籍、诗歌和小册子。艺术和科学也迎来了繁荣。查理二世时期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的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牛顿爵士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方面完成了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革命。雷恩在建筑学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范布勒则树立起不朽的丰碑。

各派的冲突一直都非常激烈，早些年间的宗教热情此刻已灌输到政治斗争的方方面面。党派争斗从没有如此激烈和不择手段。个人和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良机，为控制政府或分享政权展开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欲置对手于死地。然而，在安妮女王统治的初期，他们都枪口一致对外，抱着击败法国的共同目标。击败法国绝非易事。当时英格兰只有五百万人口，而“伟大国王”统治下的大块头的法国领有近两千万人口。更重要的是，威廉国王时期，在对外战争中英格兰得不偿失，而路易十四则是胜利者。对路易十四而言，无限的霸权似乎触手可及。不过，此刻路易十四即将遭受失败，蒙羞受辱。到安妮女王统治的末年，主要陷入对法王路易十四施加何种条件的争论之中。

然而，1702年3月，安妮女王继位之时，面对的是迥然不同的另外一番光景。当她身着朝服，佩戴皇家徽章出现在议会的时候，不禁令人想起伊丽莎白女王。她如是说：“我知道我的心完全属于英吉利。”在国务方面，安妮女王完全听从马尔博罗的意见。在执政初期，马尔博罗不仅是她主要的顾问，还可说是唯一的导师。辉格党和托利党都对马尔博罗的才能钦佩有加，这使他能超脱于党派斗争之上。军中普遍认为一旦马尔博罗手握大权，他将坚定不移地推行威廉三世国王的基督新教政策和好战政策。克伦威尔情结和新教徒情结深入民心，这强化了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安妮女王登基伊始就受到臣民的衷心拥戴，这是她长期隐忍耐心等候迎来的“艳阳天”。

马尔博罗被任命为总司令，节制国内外的皇家军队。受命之后，他立即行动起来。3月8日，安妮召见了枢密院成员，紧接着马尔博罗就召见神圣罗马帝国大使拉特斯劳，奉命告知他安妮女王同已故的威廉国王一样，将坚定不移地维护神圣罗马帝国的利益。当天晚些时候，他修书一封，致信荷兰总理安东·海恩西乌斯，以安妮女王的名义保证坚决作战到底，谨守英荷两国订立的条约。接着他抓紧时间乘船赶往荷兰海牙。

荷兰共和国此时正处于伟大的时期。这个由七省组成的联合体诞生于西班牙宗教迫害的烈焰之中，在同法国的陆上交锋和同英国的海上交锋中成长起来，如今已崛起成为欧洲一支重要的力量。威廉三世的驾崩撼动了整个荷兰统治集团。威廉三世没有为奥兰治家族留下直系后代，否则，所有联省都会拥戴威廉三世的后代担任荷兰的最高行政长官。此时由谁来统率军队抵御正在集结的敌人？由谁来维护海上强国的共同事业呢？伯内特主教记录了此时议会的情况：“一接到国王驾崩的噩耗，他们就立刻聚集起来，四目相顾，神情愕然。他们互相拥抱在一起，保证要团结一致，维护国家利益。”刚传来威廉三世的死讯，马尔博罗的信函也随后到了。

不久，马尔博罗赶到荷兰，厕身其间。他已经根据威廉国王的旨意，与荷兰人展开谈判以订立协定组建“反法大联盟”。他同荷兰方方面面的势力均有联系，很快便力促荷兰大小各省、常常冲突的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即便是威廉国王的威望也未必能促成此种局面。

安妮女王希望由她的丈夫乔治亲王担任海上强国联军总司令，而一些荷兰人考虑由本国人指挥本国军队，然而，一切大权都落入马尔博罗之手。荷兰最高行政长官和军队总司令这两个职位暂时空缺，马尔博罗被任命为荷兰军队副总司令。由此，马尔博罗成为两个西方强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不久前成为独立王国的普鲁士和莱茵河流域的诸邦国很快加入反法联盟体系，同英荷两国联合起来。尽管马尔博罗拥有最高头衔，作为英国将军广受爱戴，但他的权威却来自于每次遇事都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从不像拿破仑那样下达不容置疑的命令。采取任何行动前，他几乎都要征得目标不一或利益相互冲突的各方同意，要想取得优势，必须采用种种巧妙的手段。此外，他从来都不是英国政府的首脑。能力出众的财政大臣戈多尔芬担负起许多首相的职责，马尔博罗同他密切协作。然而，在制定计划时他们不得不考虑来自议会党派的压力以及国内权贵的强大影响。他们从未被授予绝对权力，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作为一名军人，马尔博罗享誉欧洲大陆，但他从来没有成为一支大军的统帅。在最近的几场战争中，他麾下的十几名荷兰和德意志将军积累了更为丰富的作战经验。神圣罗马帝国的欧根将军此时正在意大利成功地发起战役，他成为联盟各国军队的名将之花。1702年，法王路易十四决定派出最强悍的军队攻打荷兰。他知道威廉国王的死讯将导致荷兰共和国内部陷入动荡不安的分裂状态。他相信，维系英荷两国关系的纽带起码遭受重创。他盘算英荷两国现在正处于犹疑不定、中断联系的时期，如果此时法国乘虚而入，采取军事行动，就可能击破荷兰，吓退英国人。路易十四认为马尔博罗是受宫廷的宠臣，他无疑是能干的，但忙于策划阴谋诡计，他对安妮女王的影响力完全是因为女王喜爱他的妻子。有鉴于此，一到适合作战的季节，法国最高统帅部便毫不犹豫地将法军主力部队部署在默兹河与莱茵河之间的河谷，此地距离内伊梅根不足二十英里。

5月，马尔博罗向内伊梅根进发。他发现联盟军队普遍士气低落，将领之间猜忌争胜。经过一番整顿，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荷兰的战地副指挥官，他们有权否决本国军队的调遣活动。大战在即，他们同意迎击敌人。尽管被困在皮尔一带的荒野，马尔博罗丧失了利用优势兵力展开决战的良机，但法军很快转入了守势。新任联军总司令马尔博罗打了漂亮的一仗，一举收复了默兹河沿线的全部要塞，整个河道常畅通无阻。昔日威廉国王打仗劳而无功，今朝马尔博罗高歌猛进。曾经咄咄逼人的法军此时茫然失措，犹豫不定，仓皇撤退。旋风般的进攻结束后，在默兹河马尔博罗侥幸躲过敌人的伏击，返回海牙。

回到海牙的马尔博罗受到荷兰民众的热烈欢迎。回到英格兰后，安妮女王册封他为公爵。在战争的头一年，形势对联盟不利，整个“反法大联盟”似乎行将解体，但忠诚和胜利的希望又把联盟各国撮合在一起。

1702年，英格兰另外一次军事行动是海军远征西班牙加的斯。威廉三世早已意识到地中海及控制地中海入口的港口，对英格兰的重要性。由于法国人野心勃勃，英国同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的贸易受到严重威胁。法国人入主西班牙也危害到英格兰的商业利益。7月底，奥蒙德公爵和乔治·鲁克爵士指挥的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运载着陆军官兵，向加迪斯驶去。接近加迪斯港时，指挥官们不敢冒险发起突然袭击，而是采取了似乎容易些的打法。他们派遣部队登陆以夺取海岸要塞。毫无章法、费时费力的拉锯战开始了。登陆上岸的英军肆意抢劫，亵渎上帝，他们的斑斑劣迹在西班牙臭名远扬。与此同时，西班牙人的抵抗日渐增强。敌军在港口入口处设置了水栅，凿沉船只，堵塞航道。作战历时一个月，英军指挥官决定鸣金收兵，班师回国。

一笔意外的横财洗刷了此次作战失利的耻辱。正当鲁克和奥蒙德气急败坏、相互指责、闷闷不乐地返航之时，突然有消息传来：自西印度群岛起航，运载着大批宝藏的西班牙运宝船正躲在维戈湾。他们马上兴奋地召开军事会议，会后决定突袭维戈湾。黄金的引诱和加迪斯挫败的耻辱刺激着指挥官们，他们派出勇敢的部下投入疯狂的战斗。日落时分，他们控制了维戈湾。所有的敌舰被击沉、烧毁或俘获，没有一艘敌舰逃脱。战斗开始前，敌人已用牲口匆忙运走了船上的财宝，不过还是缴获了一百万英镑。胜利者得到的这笔财富足以充实国库，平息议会的不满。尽管如此，鲁克和奥蒙德在加迪斯战役中的表现还是受到彻底的调查。赞同此次远征的马尔博罗希望占领加的斯，把它作为进入地中海、控制米诺卡岛的踏脚石。此时，他出手干预保护这两位饱受指责的指挥官。在加迪斯哪怕他们表现出维戈湾战斗勇敢精神的一半，那么海上强国早就在1703年便会成为地中海的主人了。随着安妮女王登基执政，托利党迎来了它兴盛的时期。威廉国王任用的辉格党人全部下台。在戈尔多芬的政府中，安妮女王的叔叔罗彻斯特和威廉国王时代的托利党重臣诺丁汉发挥了实质性的重要作用。但是，从一开始，同戈尔多芬休戚与共的马尔博罗就与托利党同僚产生了严重分歧。传统的托利党观点认为英格兰不应在欧洲大陆的斗争中寻求主导地位。她的正确方针应是依靠海上力量出击，趁欧洲冲突之时，在新大陆夺取大片领地。托利党人十分反感派遣大量军队干预欧洲大陆事务，对在欧洲大陆取得的胜利，他们不屑一顾。对军费开支的重负，他们叫苦不迭，假装力不从心。他们断言，通过向政府发放贷款，主张积极介入欧洲大陆事务的利益集团从战争活动中牟取了暴利。他们声称乡绅们的财产被骗走了，而伦敦城的银行家和商人们却在大量地收购被抵押的地产。

另一方面，虽然辉格党人失势了，但他们仍积极主张在欧洲大陆用兵。他们支持马尔博罗的所有主张。他们嘲讽殖民扩张的错误策略，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在具有决定意义的主战场取胜，就无法保障不列颠的利益。双方都言之凿凿、振振有词，这种理念上的分歧左右着安妮女王统治的时代。在应该怎么打仗这一关键问题上，马尔博罗、戈尔多芬同托利党内的其他同僚始终存有分歧。倘若英格兰不能全心全意投身欧洲大陆战争，将会被路易十四击败。这是个根本问题。令马尔博罗感到遗憾的是，他有必要对安妮女王施加影响来对付托利党领袖。

此外，政治斗争中还掺杂着宗教信仰之争。安妮女王、马尔博罗和戈尔多芬都是根正苗红的托利党人，也是圣公会教徒。安妮女王曾经相信她父亲的儿子、流亡海外的威尔士亲王不是她的亲哥哥，现在她早已放弃了这一想法。威尔士亲王生活在法国人的庇护之下。在英国历史上他被称为“觊觎王位者”。在法国编年史中则把他赞誉为“勇敢的圣乔治”。在内心深处，安妮女王觉得自己是一位篡位者，同时，她为自己对死去父亲的恶劣态度而感到内疚。唯一能令她感到安慰、抚平她内心创痛的是她坚定不移地笃信英国国教。她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英国国教，这是她职责所在，这关乎她的王位是否稳固，国内是否安定。如果让她退位让贤，将王位让给信奉天主教的哥哥威尔士亲王，这不仅背叛了她个人的宗教信仰，而且会在这片她所统治、所热爱并在许多方面真正代表的土地上引发内战之忧。

在下议院，托利党人继续展开针对不信国教徒的斗争。《宣誓法案》依然有效，但战争时期的友好氛围和人民对新女王的忠诚等因素致使人们阳奉阴违，规避《宣誓法案》的规定，并得到普遍的默许。例如：希望担任一官半职的信奉清教徒的商人在某一天根据英国国教的仪式领食圣餐，然后又继续到他的清教派礼拜堂去做礼拜。1702年秋，托利党人提交了一份《禁止一时尊奉国教法案》，该法案的目标是严格落实《宣誓法案》的规定，依法惩治规避法案的种种行径，进而使政敌失去任职资格，官位不保。他们认为只是表面上尊奉国教，这种行为是虚伪的；为了谋取担任公职，暗中我行我素，这样的行为是亵渎神圣的。要严禁这种阳奉阴违、表里不一的行径。下议院多次通过该法案，但在上议院遭到了抵制。威廉国王时代创设的主教会议也不赞同该法案。安妮女王的丈夫乔治亲王是路德宗信徒，这个法案对他尤为不利。一方面，安妮女王忠诚于英国国教会；另一方面，她也认为因宗教信仰不同而迫害忠诚的臣民是错误的做法。这导致她左右为难。遭受法案打击的受害者，包括安妮女王的丈夫乔治亲王，大多是马尔博罗战争政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托利党人势力滔天，马尔博罗和戈尔多芬都不敢公开反对法案。他们表面上投票赞同法案，背地里却发挥影响力，成功地化解了法案带来的危害。1703年，马尔博罗把联盟国家的“强大联军”集结到马斯特里赫特周围，此地位于内伊梅根以南八十英里，是前一年战役打响的地方。他下定决心要占领奥斯坦德和安特卫普。拿下奥斯坦德可以建立与英格兰新的联系；拿下安特卫普，可控制斯克凯尔特河、莱斯河、运河的水道，这些河流和默兹河一起构成了通往法军要塞群的主要通道。马尔博罗听从荷兰人的建议，包围了莱茵河岸边的波恩。攻陷波恩后，他开始向安特卫普推进，部队艰苦行军，迅速展开作战行动。他所设想的“宏伟计划”未能实现，原因是荷兰人不愿投身非常艰苦的进攻作战。此次战役因攻占默兹河畔的休伊和林堡而著称。荷兰人很高兴，他们认为这是胜利的一年。他们制作了勋章，勋章上面的题词：“不流血的胜利”，相当贴切。然而，在多瑙河和莱茵河上游，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作战接连失利，他们在巴伐利亚也打了败仗，丢掉了坚固设防的奥格斯堡、雷根斯堡和最重要的朗道，结果法国人控制了德意志的南部和莱茵河上游地区。

托利党把战局的恶化归咎于辉格党人的欧洲大陆战争政策，在下台和问责的双重打击下，辉格党萎靡不振。1703年冬，“反法大联盟”各成员国内外交困，处于下风。值此困难之时，安妮女王高大的形象显明出来。她用身边至亲好友的私人称呼写信给萨拉：“我永不抛弃你亲爱的‘自由人先生’（指马尔博罗），也不会抛弃‘蒙哥马利先生’（指戈多尔芬），永远做你们忠实的仆人。只要死神的无情之手还没有击倒我们，我们四人就永不分离。”有了这样的支持，马尔博罗在数九寒冬里筹划宏伟的计划，以扭转整个战局。

奔赴欧洲大陆之前，马尔博罗必须重新组织托利党顽固派构成的政府。罗彻斯特早已被解职，诺丁汉行将去职。需要挑选新的人来填补空缺。哈德利，我们前面看到这个人积极鼓动裁撤军备，反对威廉国王的对外政策，他是下议院议长，同时也是托利党温和派的领袖，他还是下议院实际上的领袖。他受邀出任国务大臣，政府核心圈为了接纳他而有所扩大。除了原有的安妮女王和萨拉之外，政府核心圈还包括马尔博罗、戈尔多芬和哈德利。在哈德利的班底里，年轻的议员亨利·圣约翰出任陆军大臣，此人因发表支持《禁止一时遵奉国教法案》的精彩演说而名声大噪。他深受托利党人的拥戴。陆军大臣的职务让圣亨利同马尔博罗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终于促成温和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局面，一切安排妥当，马尔博罗公爵启程前往荷兰。

如前所述，巴伐利亚选帝侯背弃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转而与法国结盟。马桑元帅指挥的法军奉命前去支援巴伐利亚选帝侯。如此一来，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来年必然会受到严重威胁。通过巧妙的游说和略施小计，马尔博罗在海恩西乌斯一人的配合下，说服荷兰议会同意荷兰军队同英军及其雇佣军一起在摩泽尔河发动一次战役。马尔博罗告别驻防荷兰的主力部队，率领部队取道波恩，急行军抵达科伦布茨。此时此刻，敌我双方都判断马尔博罗要向右转进，向南挺进，沿摩泽尔河逆流而上，抵达特拉巴赫和特里夫斯，至此他的真实意图的第一部分暴露无遗。穿着红色制服的士兵组成长长的纵队，经过摩泽尔河与莱茵河汇流之处。通过一座浮桥渡过莱茵河后，他们日夜兼程，取道美因茨和海德堡，直插德意志的心脏。跨过内卡河后，马尔博罗率领的部队同普鲁士以及德意志其他邦国的军队会师。6月11日，他同指挥神圣罗马帝国莱茵军团的巴登总督路易侯爵以及欧根将军会合。巴登总督虽然没有实际的指挥权，但他代表着神圣罗马帝国最高军事指挥部。从此开始，马尔博罗公爵与欧根将军开始了长时间的精诚合作，彼此互不嫉妒，所向无敌。

不列颠军事史上最辉煌的篇章非马尔博罗带兵从多瑙河向北海挺进莫属。整个过程中，法军所有战役作战预案全部落空。马尔博罗一离开尼德兰，法军维勒鲁瓦元帅就在摩泽尔河率军迎击他。当马尔博罗到达海德堡后，法军将领预计会在莱茵河上游与马尔博罗发生交战。直到马尔博罗到达多瑙河，法军才恍然大悟：马尔博罗的目标是进攻巴伐利亚，解救维也纳。鉴于战局的变化，法国最高统帅部派出塔拉尔元帅指挥的第二路援军，增援巴伐利亚选帝侯和马桑元帅指挥的法军。马尔博罗和巴登总督率军抵达多纳河，经过浴血奋战，攻克了施伦贝格坚固的堑壕工事，他们将敌军赶入河中，强行突击进入巴伐利亚境内。巴伐利亚选帝侯拒绝投降，马尔博罗下令攻城，巴伐利亚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面对塔拉尔的优势兵力，欧根将军下令撤退，设法与马尔博罗的会师。法国与巴伐利亚的军队合兵一处，再次渡过多瑙河。塔拉尔相信他能压迫联盟军队，导致灾难性的溃逃。马尔博罗说服常常意见相左的巴登总督率兵围困因戈尔施塔特，而他则突然率军同欧根将军会师。马尔博罗和欧根将军这两位指挥官，人称“两副躯体共享一个灵魂”。8月13日清晨，在多瑙河畔的赫希施塔特，他们对法军和巴伐利亚军队发起攻击。法军人数稍占优势，他们的火炮威力强大，远胜联盟军队。他们还占据地利，有环绕贝尔河的沼泽地作为屏障。战斗打响后，双方拼出全力，欲置对方于死地。欧根将军指挥左翼，马尔博罗指挥中路和右翼。英军向布伦海姆村发起攻击，遭到敌方反击，敌我双方僵持了好几个小时，难分胜负。下午五点半左右，马尔博罗连施巧计，跨过贝尔河。由于不断抽调兵力支援两翼，法军中路部队兵力日渐不足。有鉴于此，马尔博罗集结起占压倒优势的骑兵部队，在步兵和炮兵的掩护下，向法军中路核心阵地发起冲击。马尔博罗率领80支骑兵中队冲锋陷阵，一举楔入法军核心阵地，击溃法军骑兵部队，将成千上万的法军士兵赶入了多瑙河。同时，联盟军队将残存的法军步兵分割包围。拥挤在布伦海姆村附近的大量法军士兵也陷入重围。当这个难忘的日子夜幕降临的时候，马尔博罗才腾出手来给妻子写信。在这封著名的信中，马尔博罗写道：“我无暇细述，请代我向安妮女王致敬，并请告知她我军大捷。我们俘获了塔拉尔先生和另外两名将军，此时此刻，我军正追歼残敌。”

布伦海姆大捷几乎打垮了多瑙河流域的法军和巴伐利亚军队。四万多敌军或死，或伤，或俘，或逃。剩余的残兵败将穿过黑森林向莱茵河上游狼狈撤退。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有三分之一的士兵长眠于战场。一万三千名俘虏，其中包括法军声明赫赫的战斗团，在英国步兵的看押下度过了8月13日的夜晚。乌尔姆城一触即降。此后，马尔博罗急速西进，直奔莱茵河湾，不久便在那里集结起近十万大军。马尔博罗会同欧根将军和巴登总督，三人一起率兵沿着莱茵河左岸，将法军赶往斯特拉斯堡，并包围朗道城，该城在11月投降。10月份，马尔博罗不知疲倦地从莱茵河奔袭摩泽尔河，攻占特拉巴赫和特里夫斯，为军事史上这一经典之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上述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面前，整个欧洲目瞪口呆。路易十四难以理解他的精锐部队为何不只是被击败，而是被彻底歼灭。从这一刻起，路易十四考虑的已不再是称霸欧洲，而是如何体面地结束这场由他挑起的战争。“反法大联盟”的力量得到恢复和巩固，整整威胁欧洲安全长达一代人的法军已被粉碎。马尔博罗甚至超过他的战友——欧根将军，成为他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伟大军事家。不仅如此，马尔博罗还掌控着整个反法联盟的外交事务，这位英国将领还一度成为反法联盟的实际首脑。英格兰随着马尔博罗升到了顶峰。自从四百年前的克莱西战役和阿让库尔战役以来，英国人还没有取得过如此伟大的胜利，他们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当马尔博罗横刀跃马杀入欧洲腹地时，托利党反对派愤怒不已，他们认为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他们袒露了自己的心机：如果马尔博罗失败了，“他们会像猎狗扑食野兔般对待他”。尽管言犹在耳，托利党反对派也不能完全抑制住爱国情感激发起来的对马尔博罗的钦佩。安妮女王摆脱了窘境，她为自己的荣耀醉心不已，她厚赐给马尔博罗大量财富和无上荣耀。新年这一天，满载战利品的车队庄严地通过伦敦街头，驶向威斯敏斯特宫。塔拉尔元帅和其他重要的法国俘虏被优厚地囚禁在乡间宅第里。一时间，党派纷争和个人嫉妒似乎都归于平静。

同一年，英国在海上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不久前，英国同葡萄牙结盟，根据盟约，英国海军有权使用里斯本港，进而使英国能够有效地干预地中海事务。1704年5月，在鲁克司令的指挥下，一支强大的英荷联合舰队驶入地中海，这是英国取得海上持久胜利的前奏。7月，同克劳莱斯利·夏维尔爵士指挥额增援部队会后，鲁克将注意力转向直布罗陀要塞。直布罗陀要塞当时还只是一个中途停靠点，但它作为扼守进出地中海门户这一战略要地的可能性已得到公认。8月4日，一阵炮击之后，黑森—达姆斯塔特乔治亲王指挥的联军海陆夹击，攻陷直布罗陀要塞。这场胜利与布伦海姆大捷发生在同一个月。因一个新的敌手闯入地中海，法国和西班牙两国政府为此焦虑不安。海军力量的平衡岌岌可危。法国海军舰队倾巢出动，伺机而战。他们在马拉加附近与英国海军发生激战，久攻不下，未能取得战略优势。有鉴于此，法国人下定决心要拿下直布罗陀。1704年冬到1705年初，在达姆斯塔特的指挥下，英荷守军顶住法西两国军队的多轮猛攻。进攻直布罗多作战失利，导致法国和西班牙在作战方针发生激烈争吵。直布罗陀仍在英国人手上，它成为争夺地中海制海权的关键。这场战争古怪的旋律至此显露无遗。当反法联盟各国处于下风时，他们一致服从马尔博罗，指望他找到一条安全的出路。但是，当他无可指责地打开胜利局面的时候，恐惧心理和形势需要所形成的纽带又松弛下来，马尔博罗再次受到阻挠和压制。1702年取得辉煌胜利，而接下来的1703年则令人沮丧；1704年局面大有改观，而1705年却在闹分裂。1705年，马尔博罗计划沿着摩泽尔河，进军巴黎。为此，他在1704年底就做好了准备。1705年4月，他抵达海牙，5月率军出征。他统帅六万英荷联军，以科布伦茨、特拉巴赫和特里夫斯为进攻出发地，经过艰苦而危险的行军，进抵萨尔路易斯。在那里，法军维勒元帅率领优势兵力，恭候多时。马尔博罗预计他会同巴登总督领导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以及莱茵河流域的其他德意志邦国的军队会合，并为此做了周密安排。然而，各支队伍都未能准时到达预定集合地点。巴登总督因马尔博罗把他排除在布伦海姆大捷之外而耿耿于怀，他故意同马尔博罗作对，只是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怨恨情绪稍减。孤立无援的马尔博罗不得不放弃调遣十万大军进行决战以及进军巴黎的原定作战计划。在那十天时间里，由于军需给养供应不足，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他写道：“我们在这个国家什么都找不到。如果粮草不济，我们哪怕一天都坚持不住。”6月17日，经过一夜长途行军，他们脱离了险境，回到特里夫斯。紧接着，他们穿过摩泽尔河与默兹河之间森林密布、人迹罕至的山区，抵达马斯特里赫特，解除了法军对列日的围困。

见到总司令回到自己的地盘，荷兰人无不兴高采烈。从那慕尔到安特卫普，法国人构筑起长达六十英里的著名的布拉班特防线，率军守卫这道防线的正是法军维勒鲁瓦元帅。马尔博罗知道，他无法说服荷兰将军从正面直接攻打布拉班特防线。出乎敌我双方的意料，马尔博罗虚晃一枪，佯攻那慕尔。紧接着，他率军夜间长途奔袭，在所有人不明就里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特里蒙特附近，对法军发起突袭，斩断了坚固的布拉班特防线，而己方毫发无损。接下来，他亲自率领骑兵打了漂亮的一仗，截击了增援战场的法军。经此一役，他在比利时境内法军占领的要塞群中站稳了脚跟。好戏还在后头。马尔博罗携带8天的给养从基地出发，迂回运动到维勒鲁瓦元帅的右翼。8月18日，在后来闻名于世的滑铁卢战场，马尔博罗以优势兵力同维勒鲁瓦展开交锋。

像百年之后的拿破仑一样，马尔博罗的目标是攻占布鲁塞尔；马尔博罗像拿破仑那样，为战胜当面之敌、取得决定性胜利做好了准备。敌我两军展开了奇特的阵形，各自面向自己祖国的方向。马尔博罗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但在马尔博罗的政敌桑德伯格将军的领导下，荷兰将领们拖延和阻挠这场战斗。由于粮草不济，马尔博罗只好返回进攻出发地。1705年的战事就这样在令人失望沮丧的情绪和盟国之间争吵不休中结束了。马尔博罗指责巴登总督贻误战机，未能在摩泽尔河给予他有力援助。此外，他还设法促使荷兰人解除了桑德伯格将军的职务。然而，英国国内怨声四起。在托利党人看来，荷兰军队贻误战机的做法正是欧洲大陆战争不得人心的明证。马尔博罗返回国内，遭遇困境。布伦海姆大捷似乎褪去了神采。“反法大联盟”开始再次走入下坡路，而法国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恢复了元气。

荷兰人和莱茵河流域各德意志诸侯难以驾驭，马尔博罗很厌恶这种情况。1705年冬，他在策划一场比1704年进军多瑙河行动更大胆的计划。他对普鲁士国王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成功地说服普鲁士出兵援助在意大利北部作战的欧根将军。此时，他计划率领两万五千英军和雇佣军，经科布伦茨、斯图加特和乌尔姆，爬过阿尔卑斯山口，穿越整个欧洲同欧根将军在意大利北部会师。在葡萄园和橄榄树丛中，两位伟大的指挥官将再次取得像布伦海姆大捷那样的胜利，从南方攻入法国。与1704年相比，荷兰议会信心更坚定，态度更坚决。他们的条件很简单：如果马尔博罗执意出征，荷兰军队恕不奉陪。安妮女王和英国内阁给予全力支持，马尔博罗遂将自己的作战计划付诸实施。英军甚至为每个营采购了六个手推磨，以在征战途中碾磨粮食。

1706年初的战事破坏了远征意大利的计划。法国先发制人，从莱茵河战场和意大利战场同时全线出击。在卡尔奇纳托，法军旺多姆元帅痛击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不过，战斗规模不大。在德意志，维勒元帅率领法军对巴登总督发起进攻，把他赶过了莱茵河。这威胁到位于朗道地区的重要堡垒。此时，马尔博罗的希望全部落空。因此，在发动最辉煌的战役之时，马尔博罗心情抑郁。在给神圣罗马帝国使者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渡海出发时，我心情郁闷。”在给戈多尔芬的信中，他写道：“丹麦国王和其他欧洲君主们对战局发展漠不关心，这令我感到很悲哀，我对胜利不抱什么信心。”马尔博罗忍痛割爱，毫不犹豫地抽调兵力全力增援欧根将军。如果他能把这些部队留下来，那么就能在尼德兰占据绝对优势，有机会“搞出点儿大动静来”。他决心更改计划，以劣势兵力在布拉班特防线要塞群周围“四处游击”，此时此刻，看起来一场个人的胜利对改善他在英国国内的处境显然是十分必要的。马尔博罗怀着悲愤的心情毅然决然地赶走了幸运女神，而幸运女神却又固执地带着珍贵的礼物回来，再次眷顾了他。

马尔博罗突破布拉班特防线，威胁布鲁塞尔后，路易十四感到，在强悍的对手面前，一味死守是行不通的。怀着积极的心态，路易十四命令维勒元帅在战役打响时就捕捉战机，先发制人。为此，他给维勒元帅调拨了军服崭新、阵列齐整、装备精良的法军部队。5月18日，马尔博罗收到情报：莱河左岸，从瓦弗到鲁汶，有法军重兵集结。次日，有消息显示：法军已渡过莱河，抵达距蒂尔勒蒙不足四英里的地方。敌我双方都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自古至今这里都是适合展开大规模交战的战场，这里是欧洲人最熟悉的地区之一。马尔博罗命令丹麦骑兵前去迎击法军，由于没有领到军饷，他们一直都没有上阵作战。

5月23日黎明，敌我双方抵达拉米伊村附近。部署妥当后，将近中午时分，马尔博罗指挥英军对法军右翼发起猛烈的佯攻。利用起伏的地形，他派出荷兰、英国和丹麦全部骑兵，共计两万五千人，向塔维尔村和拉米伊村之间的法军骑兵部队冲去。聚集在此都是法军骑兵部队的精华，包括精锐的皇家禁卫军。抛开虚虚实实的战法，马尔博罗直接高呼：“五比二，我方占据优势。”实际上，在战斗刚开始时，马尔博罗只占据四比三的优势，后来扩大到五比三。这点儿优势就足够了。在这场有四万骑兵参与的大混战中，马尔博罗率军突破了法军防线，击溃了法军右翼，削弱了中路。马尔博罗抛开总司令的身份，跃马横刀，杀入敌阵。在战斗中，他被打落马下，落在敌人的马腿中。当侍从武官宾菲尔德上校扶着他爬上另一匹战马时，一颗炮弹擦着马尔博罗的大腿呼啸而至，炸飞了宾菲尔德的脑袋。尽管九死一生，马尔博罗还是很快掌控了战局。英军步兵主力向拉米伊村发起进攻，初战告捷的骑兵绕到法军防线的背后，给予痛击。盟国军队全线出击，法军溃不成军，逃离战场。在这场经典战役中，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敌我双方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凭借军事才华，马尔博罗打垮了敌人，给予敌人重大杀伤，俘敌数千，而己方损失不足五千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敌人四散溃逃，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敌人逃走了，他们的大炮全部被遗弃在战场上。拉米伊村大捷的影响超过了布伦海姆大捷的影响。如果说布伦海姆大捷拯救了维也纳，拉米伊村大捷则征服了比利时。要想攻占那里的任何一个堡垒，都要发动一场战役，而现在它们都集体陷落了。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投降了。震惊不已的荷兰人看到威廉国王统治的最后一年相继失守的几乎整条抗法屏障又重新回到了他们怀抱。除了这些大捷之外，欧根将军在意大利北部也打了胜仗。欧根将军率军在意大利半岛长途行军，机动作战，以少胜多，解了都灵之围，将法国人彻底赶出了意大利北部。

与此同时，西班牙战线反法联盟也捷报频传，几乎大获全胜。反法联盟选定的西班牙王位继承者查理大公已在里斯本安顿下来。反法联盟计划的一部分是努力恢复他的权利。起初，只有大约五千英国和荷兰士兵支持查理大公，他们的指挥官是戈尔韦爵士。戈尔韦爵士是一位胡格诺教徒，在威廉国王发动的战争中声名显赫。戈尔韦爵士得到一支葡萄牙军队的协助，这支葡萄牙军队的人数比他们多两三倍。手上这点儿兵力只够他在葡西边境上做些虚张声势的动作。1705年，反法联盟决定在这条战线上采取更大的行动。彼得伯格爵士率领六千人的部队从英国本土来到葡萄牙，随行的还有一支颇有战斗力的海军舰队，这支舰队的指挥官是夏维尔海军司令。他们将在里斯本与援军会合后，带上查理大公，打入地中海。

应攻打哪里，指挥官们对此争论不休，最后他们将目标锁定在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是加泰罗尼亚省的省会，人口稠密，早就对马德里的统治心怀不满了。巴塞罗那对法国扶持的菲利普五世也敬而远之。8月，反法联盟军队在巴塞罗那北部登陆，准备包围这座城市。主要障碍是位于蒙特伊克山，海拔六百英尺的山丘矗立在巴塞罗那城以南的海面上，山顶上雄踞着一座要塞。彼得伯格这个人时而勇敢果断，时而优柔寡断，常常在这两者间游移不定。激烈争吵了一段时间后（这样的争吵不休影响到联盟军队在西班牙的全部后续行动），彼得伯格突然做出大胆的决定：夜袭蒙特伊克山，第二天联盟军队攻克蒙特伊克山。在战斗中，曾经保卫直布罗陀的达姆施塔特阵亡。巴塞罗那打开城门，向查理大公投降。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瓦伦西亚响应反法联盟的号召，宣誓效忠“查理三世国王”。西班牙东部各省宣布支持查理大公。伦敦洋溢着欢快的气氛。

1706年春天，马尔博罗向拉米伊村挺进的时候，巴塞罗那城的反法联军成功地打退了一支法国大军的进攻。加泰罗尼亚小股部队游击作战，切断了法军的通信联络。经过持久进攻，法国人终于夺回了蒙特伊克山，但他们打不进巴塞罗那城。当城中守军告急之时，一支英国海军舰队及时赶来增援。法国人只得放弃进攻，向撤往北部的比利牛斯山。法军出现的混乱正是盟国军队挺进马德里的良机。早已从葡萄牙动身出发的戈尔韦于6月份到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伦敦人口中的“胜利之年”在这次战斗之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第五章　奥德纳德战役与莫拉克之战

对荷兰人而言，战场上取得的胜利让他们裹足不前。回想1702年，那个时候他们可怜巴巴地蜷缩在内伊梅根城的城垛后，英国的新任指挥官手提宝剑邀请他们携手作战，而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默兹河直抵那慕尔城门前。整条莱茵河水道和沿岸的所有堡垒全部掌控在反法联盟手中。布鲁塞尔已被盟国军队攻克，战略价值头等重要的安特卫普也不战而降。布鲁日、根特、奥德纳德和奥斯坦德已被盟国控制，纽波特、伊普雷、梅内和阿特也指日可待。再向前走，就是堡垒林立的法军防线了。可是，保卫荷兰共和国真的需要攻克这些法军堡垒吗？荷兰人希望削弱法国的力量，而现在法国的力量确实受到了削弱。路易十四的使节不正通过多种渠道，提议在荷兰保留抗法屏障的基础上与之单独媾和吗？假如马尔博罗只是赢得了拉米伊村战役的胜利，拿下鲁汶，打入布鲁塞尔，照此情形，反法联盟在1706年行动的基础上把胜利之势延续到1707年。然而，此时荷兰人拉拽、撕扯着马尔博罗，他遭到一连串的抵制和阻挠。荷兰人的所作所为必然会令反法联盟再次陷入低谷。

英国国内也有类似反应。当马尔博罗和欧根将军驰骋疆场之时，英国国内彼此竞争的政党和个人准备改写胜利的局面。作为战争的主要推动者，辉格党人要求分享公职，安妮女王领导的政府要倚靠他们在议会的投票。他们选中了森德兰德伯爵，他那摇摆不定的父亲曾在詹姆斯二世时代担任大臣。他正统固执而又精明能干，辉格党人把他当作楔入政府核心圈的钉子。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哪一方握有议会上下两院的多数席位，哪一方就有权主导公共事务，而此时掌控议会上下两院多数席位的辉格党要行使这一权力。森德兰德勋爵迎娶了马尔博罗的女儿。辉格党的领袖据此推测：“他（马尔博罗）不会认为辉格党会把矛头指向他。”他们明确告知戈多尔芬，如果他不能说服女王接纳森德兰德，他们就会利用议会的权势对政府和他本人发起攻击。没有下议院的拨款，战争就无法进行下去，为了获得下议院拨款，马尔博罗和戈多尔芬只好游说女王接纳森德兰德，吸收他加入政府。女王起初死活不同意，后来拉米伊村大捷改变了她的态度。

不列颠的尚武精神和雄踞欧洲之首的意识开始产生持久的影响。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已接近尾声。安妮女王即位以来，英格兰与苏格兰就一直为合并事宜争论不休，有时吵得非常激烈。最终，英格兰以慷慨的财政援助换取苏格兰人同意接受汉诺威家族入主英伦三岛。作为处理有关事务的委员之一，马尔博罗认为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起来是英国强盛的必要之举。苏格兰和英格兰两国不仅要联合起来，两国议会也要走到一起。如果安妮女王死后，苏格兰人选择拥戴其他家族，那么两国在中世纪时期的种种夙愿便有可能死灰复燃。双方判定为了避免两个王国之间再度出现类似的分裂，做出某些牺牲是完全值得的。1707年，《合并法案》最终获得通过，尽管出现了一些摩擦不和，但人们基本上接受了它。同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自由贸易中，苏格兰人逐渐获益，而英格兰人对苏格兰人在政治和贸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渐渐习以为常。随着时间流逝，英格兰和苏格兰合二为一的局面日益巩固。18世纪后期，苏格兰的思想和文学繁荣起来，出现了哲学家大卫·休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不久，还相继涌现出罗伯特·伯恩斯和伟大的威廉·斯科特爵士。毫无疑问，英格兰和苏格兰合二为一创造的和平、繁荣和参与意识有助于思想和文学的勃兴。约莫这个时候，萨拉同安妮女王的关系步入危机阶段。萨拉不得不忍受女主人因接纳辉格党人加入内阁而产生的不快。安妮女王打心底里厌恶辉格党人，但她的大臣明白如果失去辉格党人的支持，只有一半的托利党人作后盾是无法继续进行战争的。萨拉力促安妮女王保持朝野和谐，这一职责消磨掉了她同女王的友谊。与此同时，萨拉和安妮女王之间出现了第三者。萨拉位高权重、百事缠身，权力远超内阁大臣。然而，随着年事渐长，她想着从多年来陪伴女王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安妮女王对女伴们比较严苛，要她们白天陪伴在身边，不离左右，晚上还要她们陪她打牌到深夜。萨拉逐渐设法减轻两人交往的负担。她发现艾比盖尔·希尔，她的这位穷亲戚，是个适合的替补。萨拉把艾比盖尔带到安妮女王的身边做了侍女。过了一段时间，安妮对艾比盖尔热络起来。萨拉如释重负，从此，她可以常到乡间消遣，也可以更多地享受天伦之乐。到1707年初，艾比盖尔已能独立影响女王，这将改写欧洲的历史进程。

艾比盖尔既是森德兰德的表妹，又是哈利的表妹。森德兰德入阁令哈利陷入了困境。哈利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用毒辣的眼光看出这不过是辉格党人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前奏。作为托利党温和派的领袖，他感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尴尬。

一天，哈利收到女王通过园丁转来的密信。在信中，女王向他求援。对十八世纪的政治家来说，没有比这更诱人的了。此外，哈利老谋深算，热衷阴谋诡计，他觉得这封信大有文章可做。他立即着手开始组建影子内阁，将安妮女王喜欢的人聚拢起来，影子内阁包括托利党人和辉格党温和派。为了借助马尔博罗的名望，哈利还希望得到马尔博罗的帮助。这个计划意味着戈多尔芬内阁要垮台。哈利设想这不会构成什么障碍。但是，当马尔博罗知晓这个计划后，他拒绝提供帮助，不愿意同他的忠实同僚和朋友分道扬镳。有鉴于此，哈利的阴谋不可避免地触犯到马尔博罗。此时，萨拉对安妮女王的影响已荡然无存。

1707年，马尔博罗诸事不顺。他计划将所有后备力量用于增援欧根将军，让欧根将军在普鲁士军团和英军的支援下从意大利突入法国，攻占土伦。马尔博罗的意图是利用土伦这个巩固的海军基地控制地中海，进而在来年大举入侵法国。马尔博罗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他竭尽全力推进这一影响深远的计划。在克服无数障碍、消除各种分歧后，一支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在欧根将军的统帅下沿着里维拉向法国土伦挺进。与此同时，在尼德兰的主战场上，马尔博罗与旺多姆元帅指挥的法军优势兵力对垒，并把他们牵制在此地。为了能使战友在南方给予敌人决定性打击，马尔博罗甘愿在北方维持战场态势，挡住敌人的进攻。他将大量兵力调遣到其他方向，以至于无力在战场上向当面之敌发起有力进攻。即便敌众我寡，马尔博罗仍旧想方设法捕捉战机，扭转战局。可惜，旺多姆机警万分，不给马尔博罗留下破绽，使其难以如愿。英法两军在战场上近距离对峙长达数周之久。随后，马尔博罗率军进行快速而危险的机动，可是旺多姆以静制动，除正面接触外引兵避战，而此时马尔博罗无力发起全面进攻。就这样，北方战局陷入了胶着状态。

西班牙战局出现逆转。法王路易十四派遣威名赫赫的贝里克元帅到伊比利亚半岛，重新点燃了菲利普国王的希望。法国的后备力量源源不断地赶来增援贝里克。1706年初秋，在西班牙腹地作战的戈尔韦爵士麾下仅有一万五千人，明显处于劣势。在马德里，戈尔韦爵士受到冷遇，他焦急地等待着巴塞罗那的查理大公和瓦伦西亚的彼得伯格能与他合兵一处。等了好几个星期他们才动身启程，且只带来微不足道的援兵。卡斯提尔和其他中北部省份都不欢迎来自奥地利的查理大公取代菲利普五世国王，原因是菲利普五世国王已经与他们朝夕相处了五年之久。反法联盟兵力有限，不能以武力强迫西班牙人改变冷漠的态度。戈尔韦、彼得伯格和查理大公不得不撤往地中海沿岸。1706年底，菲利普五世国王在马德里复辟，而反法联盟则牢牢控制着西班牙的东半部。1707年，反法联盟军队的将领们犯了分兵大忌。他们只带领一部分兵力进攻马德里。在阿尔曼萨，他们与贝里克公爵统帅的西法联军发生了遭遇战。法军指挥官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英国人，而英国指挥官是一位信奉新教的法国人。两人的宗教信仰使他们的行事方式如此奇特。反法联盟军队遭遇惨败，1706年近乎全胜的局面此时急转直下，完全反转。在莱茵河流域，巴登总督守卫的著名的斯托霍芬防线遭到法军维拉元帅的攻击，斯托霍芬防线——这条保卫德意志的屏障——一夜之间陷于敌手。随后德意志的大部分惨遭入侵和洗劫。

进攻土伦的行动计划被马尔博罗看得无比重要，也以失败告终。欧根将军指挥作战有失水准，这在他漫长的战争生涯中，似乎还是头一遭。名义上指挥反法联军的萨伏伊公爵更是畏敌怯战。欧根将军是个旱鸭子。他从不喜欢一个如此依赖海上力量的作战计划。一直强大的英国舰队与他在海岸边会合。舰队司令夏维尔深谙马尔博罗的战略精髓。他将舰队沿着海岸展开部署，为欧根将军的部队提供掩护和补给，他还使用舰炮轰击敌军侧翼阵地的结合部。到达土伦前，他派遣数千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携带数百门大炮登陆上岸。夏维尔一再向威名赫赫的欧根将军保证：如果海陆之间的联系被敌军切断，海军舰队有能力将运载他的军队前往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法国人调集了可观的力量来保卫土伦，并伺机解围。欧根将军数次进攻土伦，但伤亡惨重，没有达成合围土伦的作战意图，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只能向意大利撤退。英国舰队炮轰土伦，土伦港大部被毁，被困在港内的法国军舰也被击沉。随后，英国海军启航回国，或寻找避风港过冬。然而，英国海军舰队并没有脱离险境。克劳德斯利·夏维尔爵士率领舰队归国途中，遭遇风暴。在恶劣的天气中，军舰撞上了西西里岛附近锋利的礁石。两艘主力舰和一艘护卫舰被撞得粉碎，一千五百名水手命丧大海。最糟糕的是，英国海军最杰出的司令，马尔博罗可信赖的海军领导人——夏维尔将军客死异乡。遭受上述种种挫折、磨难后，马尔博罗回到了英国国内，一场政治风暴正等待着他。哈德利的计谋已渐露端倪，反法联盟军事上连连失利为他提供了力量。马尔博罗和戈尔多芬两人一道想办法要把哈利赶出内阁。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此时，哈利也暴露出弱点：他办公室的书记员格雷格将机密文件出卖给法国政府的时候被抓了现行。哈利在保管机密文件方面漫不经心、粗心大意，他当然要为此负责。由于被排挤出权力中枢而怒气冲冲的辉格党人们想方设法要坐实哈利叛国的罪名。然而，虽然格雷格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泰伯恩被处以绞刑，但他一口咬定他的上司哈利是清白无辜的，承揽了所有的罪责。据说如果格雷格把罪责引到哈利身上，他自己尚可保全性命。

有鉴于上述种种紧张情势，马尔博罗要求解除哈利国务大臣的职务。安妮女王此时已经与萨拉彻底决裂了。安妮女王与艾比盖尔走到了一起，她不屈不挠地力挺艾比盖尔中意的大臣哈利。马尔博罗拒绝同哈利在内阁共事，向安妮女王提交了辞呈。安妮女王回复马尔博罗：他这样做，倒不如拔出匕首当场刺死她。作为斯图亚特王朝真正的后裔和詹姆斯二世国王的女儿，安妮女王是不会撵哈利走的。于是，马尔博罗告老还乡，回到了故乡圣奥尔本斯。当内阁开会时，哈利站起来宣读一份文件，此时，一位内阁大臣唐突地向安妮女王问道：如果缺少了马尔博罗将军和财政大臣戈多尔芬，他们当如何行事？对于上述质问，哈利无动于衷，漠然处之，而安妮女王气得几近昏厥，当场离席。在一片混乱声中，大臣们各自离去。马尔博罗和戈多尔芬被解除职务的消息四散传播。议会上下两院决定如若马尔博罗和戈多尔芬两人不复职，议会将不处理任何事务。伦敦城人人惊愕不已。安妮女王的丈夫——乔治亲王亲耳所听的事实令他忧心忡忡，亲眼所见的民众情绪强化了他对政局的看法，他请求他的妻子向公众舆论低头。即便如此，安妮女王不肯屈就，反倒是哈利做出了让步。他建议安妮女王接受他的辞呈。在女王的痛哭声中，哈利离职下野。马尔博罗视为养子的亨利·圣约翰也随哈利去职。

通过这场斗争，马尔博罗获得了权力，但这是最后一次了。马尔博罗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安妮女王对他的支持，他也失去了来自托利党温和派的支持。此时此刻，他必须同辉格党逐步地深入合作，而他同辉格党人之间的关系每加深一层，同安妮女王的分歧就要加深一步。

在如此危险的政治基础上展开了1708年的军事行动。作战计划原则上是延续恢复反法联盟前一年兵分两路入侵法国的活动。这一次的主攻方向是北路，萨伏伊公爵从南方攻入法国的行动是次要方向，但不可或缺。马尔博罗本希望把欧根将军的莱茵军团调往尼德兰，这样反法联盟军队就能占有优势，在战场上一举击溃法军，摧垮敌军的要塞群。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些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莱茵河流域战局吃紧，这迫使欧根将军只得命令军队驻扎原地。比利时若干城市被荷兰人占据，荷兰人在这些地方施行的统治激发了当地居民的不满情绪。根特和布鲁日，这两座控制斯海尔德河和利兹河咽喉的城市，叛变投敌，拱手让给了法国人。旺多姆元帅指挥的野战军（除去城防部队）约有八万人，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勃艮第公爵、贝利公爵、“觊觎英格兰王位者”年轻的威尔士亲王。

在马尔博罗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国内和战场的重重压力压弯了腰。欧根将军只带着少数亲随来到布鲁塞尔附近同马尔博罗会面。欧根将军看到他意志极度消沉。他高烧不退，不得不接受放血治疗。听闻根特和布鲁日陷落的噩耗，看起来他好几个小时都缓不过神儿来，根特和布鲁日是拉米伊大捷的胜利果实，这两座城市控制的水道就像日后的铁路那样重要。值此困难时刻，欧根将军赶来鼓励他的战友。马尔博罗从病床上翻身而起，爬上马背，统帅大军投入战斗。经过长途急行，他们到达莱河附近的勒西纳。7月11日拂晓时分，他们开始向斯海尔德河畔的要塞和奥德纳德的桥头堡进军，法军旺多姆元帅曾试图攻占此地。法国人没有想到会与敌军发生遭遇，他们的主力部队正慢吞吞地从加瓦尔渡河。10点30分，卡多根将军带领先头部队进抵奥德纳德北面的高地。包括要塞的桥梁在内，他们共架设了九座桥梁。在卡多根将军背后，怒气冲冲、杀气腾腾的八万主力部队源源不断地涌来。荷兰军队副将格斯林格写道：“这不是一场行军，而是一次长跑。”由于求战心切，士兵们把军官的行李扔在道路两旁。在到达斯海尔德河桥头前，反法联盟军队十五小时内急行军五十英里。与此同时，卡多根率领前锋渡河击之，袭击了法军分遣队和侧翼部队。

起初，旺多姆元帅压根儿就不相信联盟军队已进入攻击阵位。他策当马前驱，抵近观察，想要亲自看个究竟。随着战事升级，他被卷入两军冲突之中。当联盟军队涌过斯海尔德河之后，法军转向敌军左侧，列阵迎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来，奥德纳德河战役都有现代战争的影子。它比十八世纪任何一场重大战役都更像1914年的坦能堡战役。马尔博罗将右翼部队交给欧根将军全权指挥，他自己则坐镇中央，对阵敌军优势兵力，而其他部队正在向左翼展开。左翼战线像臂膀一样越拉越长，它伸展到哪里，哪里就战火熊熊、杀声四起。十八世纪的军界认为，当敌我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我方一个军团接一个军团次第渡河的行动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战斗的速度和变化都让所有既定安排失效。法军作战十分勇猛，但缺乏协调指挥，其相当一部分兵力没有投入交战。傍晚时分，夜幕降临在密布篱笆、村庄、树林和水道的战场上。正当敌我两军胶着在一起、拼死厮杀之时，荷兰老将奥弗科尔克好不容易通过奥德纳德的桥梁，率军杀奔北侧高地。与此同时，欧根将军以惊人的勇气率军突破法军右翼防线。两个进攻方向上的联盟军队几乎靠拢在一起。此时，法军阵脚大乱，他们被断为两截，首尾难顾。四万法军陷入了联盟军队的包围，另外四万法军则站在临近战场的一道山脊上，茫然不知所措。当战斗停止的时候，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敌我两军犬牙交错，联盟军队指挥官下令停火，枕戈待旦。然而，那个时候的武器装备无法对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形成有效封锁，陷入重围的法军大部分趁着夜色，逃之夭夭。在盛怒之下、震惊之余，法军旺多姆元帅下令向根特全线撤退。他的军队有四分之一要么被消灭，要么四散溃逃。7月12日一大早，马尔博罗携手伟大的同伴策马进入奥德纳德漂亮而又古老的广场，与他们随行的是包括高级军官在内的七千法军俘虏以及无数军旗和战利品。

奥德纳德大捷扭转了整个战局。反法联盟重新掌握了主动权。马尔博罗希望向法国腹地进军，绕过坚固的里尔要塞，将它置于身后。他已在怀特岛上屯兵七千，准备夺取阿布维尔，在法军防线后方建立新的基地，作为直接进攻巴黎的跳板。然而，马尔博罗没有能够说服欧根将军。尽管欧根将军比马尔博罗年轻，但老成持重，人称“老王子”。欧根将军认为绕过里尔直取巴黎太过冒险，而且对依靠海上力量支援陆地行动抱有深深的疑虑。于是，他们决定攻打里尔这一法国设防最坚固的要塞。

就作战规模和复杂程度而言，里尔之战当属十八世纪之最。从许多方面来看，里尔之战在军事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布弗勒尔元帅率领一万五千人镇守里尔。欧根将军指挥围城战斗，而马尔博罗负责掩护攻城部队，打击援军，牵制从根特附近区域和法国本土赶来增援的大批增援部队，这些法军增援部队企图化解里尔之围，或者切断围城敌军的后勤补给线。一万六千匹马列队将马尔博罗攻城大炮从布鲁塞尔运到里尔外围阵地。为运输这些数量的重装备，需要出动全部掩护部队提供全力保护。这些重炮万炮齐鸣，轰击里尔城。攻城部队一周复一周频频向突破口发起血腥冲击。后来，法军切断了反法联军与荷兰的补给交通线。但是，马尔博罗又开辟了一条通向奥斯坦德的新线路，从海上获取后勤补给。法国人打开敦刻尔克的水闸，海岸边汪洋一片。一场水上战争就此打响，每运输一发炮弹、一包火药、一袋粮食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从大船转运到小艇，从小艇转运到高轮马车，再从这些高轮马车转运到普通车辆上，攻城部队的后勤保障始终稳定可靠。

旺多姆和法国王侯们引兵绕到里尔南面，与贝里克指挥的军队合兵一处。贝里克此时已从西班牙转战比利时。马尔博罗率军在内线步步紧随，对付他们。欧根将军尽力从攻城部队中抽调兵力支援马尔博罗。里尔城外的法国援军优势兵力呈战斗队形展开向前挺进，与此同时，里尔城内的布弗勒尔元帅对反法联盟军队薄弱的战线展开猛攻。马尔博罗深信恶战不可避免，他一连数日都避战不出，不去巩固自己的狙击防线。然而，他选择的防御阵地却易守难攻，法国人不敢尝试交锋，只能遥望摇摇欲坠的里尔城叹息不已。

一场漂亮的战斗像闪电般打破了秋日阴沉的天空。两万多法军迅猛前进，威胁着英军从里尔战场通往奥斯坦德漫长的交通线。正在向里尔挺进的反法联盟护卫部队身处险境。马尔博罗派遣詹姆斯二世的支持者、托利党人韦伯将军带领一支弱旅前去解危救困。韦伯将军在维南达尔城堡附近的树林设立阻击阵地，迎击来犯的法军。法军发动正面进攻，但在纪律严明的英军士兵面前损失惨重，铩羽而归。这次战斗决定了里尔的命运，10月，里尔城宣布投降。为了弥补里尔陷落的损失，旺多姆元帅和贝里克将军企图围魏救赵，趁着里尔要塞还在法军手中之时，前去进攻布鲁塞尔。但是，马尔博罗和欧根率军向东北方向运动，强行突破斯海尔德河防线，解了布鲁塞尔之围。里尔要塞是在12月被占领的，可是，根特和布鲁日这两座城市还在敌军手中，就此罢手，马尔博罗心有不甘。初冬降临、风雪交加之际，他下令将大炮拖运到根特和布鲁日，前去攻城。12月底，再次收复布鲁日，1月初，收复根特。艰苦卓绝的里尔战役到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感慨于里尔战役的艰难困苦，欧根将军说：“没有见过里尔之战就等于没有见过什么叫打仗。”

与此同时，反法联盟拿下了米诺卡岛。米诺卡岛上的深水良港马翁港为在地中海活动的英国海军提供了一个安全持久的基地。对反法联盟而言，1708年，年初连连失利，而到了年底实现反转，取得完胜。法王路易十四向荷兰人提出意义深远的媾和建议，马尔博罗为了同一目的也同他的外甥贝里克展开秘密谈判。反法联盟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法国的霸权遭受重创，“伟大的国王”也不得不低声下气。一场剧烈的严寒席卷饱受战争之苦的欧洲大地。地里的种子冻死了，田里的耕牛冻死了，洞里的兔子也冻死了。法国人民的痛苦到了忍无可忍的极限。人人寻求和平，但可遇而不可求。此时此刻，辉格党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辉格党人迫使马尔博罗和戈多尔芬完全依赖他们。辉格党人还制服了安妮女王。他们将内阁中残余的托利党人统统扫地出门，建立起完全由辉格党人构成的一党政府。不过，马尔博罗和戈多尔芬这两位超级大臣仍旧坐镇内阁。此前，尽管对战争的策略多有分歧，但进行战争是共同的目的。此时，战争却变成了一党之策。辉格党人是热衷于议会斗争的大师和能手。当国家最不需要辉格党人咄咄逼人和好斗精神的时候，辉格党人掌管了国家的权力。马尔博罗和戈多尔芬已同安妮女王疏远了，他们现在必须顺从辉格党人内阁做出的决策。身处逆境的托利党人心情烦闷、情绪激昂，他们复仇心切，盼望着昔日的领袖早日倒台。哈利，凭借他的才华和手段，凭借他的挫折和声誉，当仁不让成为托利党的新领袖。老一代政治家罗彻斯特和诺丁汉也加入他的阵营。安妮女王很喜欢哈利，又有艾比盖尔暗中襄助，哈利把手伸向了施鲁斯伯里。长期蛰伏的施鲁斯伯里重返英国政治舞台，他已准备好扮演野心勃勃、权势滔天的中间派。

马尔博罗掌权的时代结束了。从今以后，他只能唯命是从。只要战争进行下去，在欧洲和军队中的显赫地位就是马尔博罗最大的资本，辉格党和托利党都离不开他。马尔博罗先是为辉格党服务，后又在托利党服务。在辉格党内阁，他是全权大臣和将军；在托利党内阁，他只是一名将军而已。1702-1708年，马尔博罗个人的辉煌时代已然终结。还有三次艰苦的战役等待着他，这三次战役规模空前，然而，他已经丧失独自掌控政策的权力，而这种独自掌控政策的权力对于严峻军事斗争来说是必需的。

考虑到法王路易十四多年来的横行霸道令“强大联盟”下的各国君主担惊受怕、惨遭劫掠，那么当胜利来临之时，就可以充分理解他们不敢相信胜利已经到来的怀疑心理了。不管怎么说，现在法国主动做出让步满足了反法联盟各国的合理要求。荷兰边界的屏障被固定下来；萨伏伊公爵的要求也得到满足；德意志诸侯们在莱茵河流域的地位得到保证。只剩下西班牙问题悬而未决。毕竟，这场战争是由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而引发的，马尔博罗和欧根将军取得一系列胜利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在西班牙，相比反法同盟，法国只是比较走运，但西班牙的斗争已升级为西班牙人民自行决定自己命运的国内斗争。西班牙各阶层纷纷表态拥护安茹公爵继承王位。在激烈的斗争中，他们已放弃了保持西班牙王位世系连续性的希望。现在，他们只想随心所愿选择一位自己心仪的国王。如此一来，反法联盟和法王路易十四之间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可是，接下来西班牙会发生什么呢？菲利普五世宣布，他宁愿死也不能抛弃支持他的西班牙人民。他甚至做好准备违抗波旁王朝的首领伟大的国王路易十四本人的意志。

我们无从得知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路易十四和菲利普五世之间保持怎样的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但是，在反法联盟中有一种主张似乎很有道理：如果反法联盟继续在西班牙作战，他们就不能心慈手软同法国单独媾和，以免法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荷兰人甚至明确表示他们将不介入任何在西班牙发生的战事。荷兰人已经收复了抗法防线，并且他们得到了想得到的一切。与荷兰人的消极态度相反，英国辉格党人决心要把菲利普五世赶出西班牙，他们还提出了脱离实际的口号：“不包括西班牙的和平，免谈！”法国外交大臣，著名的科尔贝尔的儿子托尔西问道：反法联盟期望他的主人做些什么？路易十四愿意同菲利普五世断绝关系，从伊比利亚半岛撤走全部法国军队，甚至交出部分法国要塞作为保证。反法联盟的谈判代表以为只要路易十四一下令，菲利普五世就会退位。然而，事情远非看起来这么简单。路易十四最不愿做的事情就是使用法国军队将他的孙子菲利普五世赶下王位。正是这一关键问题令整个和平会议触礁搁浅。

备受辉格党人关注的马尔博罗看出了此中的潜在危险。他认为与法国媾和是上上策，接受法国的要塞作为履行和平协议的保证，而西班牙问题则另行解决。他草拟了征战西班牙的作战计划，由他领兵从里斯本攻入西班牙，而欧根将军从巴塞罗那发起进攻。从后来形势的发展看来，这么做是起效最快、副作用最少的方案。但是，当事各方互不相让。托尔西想要的是即刻和全面的和平，而后来他们得到是四年血腥的战争和最终悲惨的结局。反法联盟一方要求路易十四亲自负责把他的孙子赶出西班牙，否则就会从法国作为履责保证而交出的要塞和基地重燃战火，这一条款破坏了和谈。伟大的国王路易十四，此时年老力衰、心灰意冷。称霸欧洲的事业严重受挫、法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切本有可能令他屈服。但是，皇太子义愤填膺地说他的儿子不应被自己的祖父剥夺王位，丧失王国。谈判破裂后，托尔西造访了法军维拉尔元帅的司令部。这位勇武坚毅的元帅恳请他转告国王法军能捍卫国王的荣誉。路易十四受到了鼓舞和激发，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倘若必须战斗，我也应该是同敌人战斗，而不是同我的儿孙手足相残。”

马尔博罗实心实意为争取和平而努力，但他没有善用尚残留在他手中的个人权力。他为和谈的前景疑虑，但也抱着法国人会屈服的希望。当信使带来法国拒绝盟国最后通牒的答复时，他吃惊地问道：“没有什么反建议吗？”他和欧根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但和平的前景就此幻灭。反法联盟各国大失所望，他们又气又恼、黯然伤悲地说又被路易十四欺骗和耍弄了。反法联盟的军营里战鼓雷鸣，战争年代常见的大军集结出动的情景复现，1709年的战事和莫拉克战役就要打响了。从此以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发生了质的变化，正义之神突然停止支持交战一方，转而垂青另一方。起初，一些民族、议会和新教教会采取松散的、迟疑不决的行动来抵抗蛮横的侵略军，后来它们的行动逐步发生变化，现在作为获胜的联盟，它们公然进行入侵和镇压活动。从这一刻起，法国形成了反对外来入侵和强权统治的民族阵线，西班牙的情形也类似，只是程度稍弱。法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爆发出惊人的爱国热情。十八世纪早期，一股新的力量从不可测度的深处滚滚涌出，令虚弱的贵族、疲惫不堪的职业军队和岌岌可危的财政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局面为之一新。

此时，反法联盟军队已达到极盛。马尔博罗和欧根将军在根特以南集结军队，开始围攻图尔内。经过大规模惨烈交战，图尔内及其要塞于8月底陷落。马尔博罗接着把兵锋指向蒙斯。这段时期，外交谈判一直在幕后进行，双方仍旧认为他们之间可以随时解决分歧，达成和平。突然，狂躁的好战心理和怨恨的情绪喷薄而出，一下子控制了双方的政府、军队乃至普通士兵。他们不再深思熟虑，把小心谨慎抛到了一边。路易十四授予维拉尔元帅指挥作战的全权，马尔博罗和欧根将军也予以对等的回应。双方各阶层都激发起可怕的狂热情绪，他们渴望割断对方的喉咙，一击毙命，从而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马尔博罗和欧根将军迅速进抵蒙斯，在蒙斯以南林地的空隙与维拉尔列阵对峙。那里有一座村庄，名叫莫拉克村，位于今天的法国边界上。9月11日，十一万盟军向九万法军防守的阵地发起猛攻。战况极为激烈，几乎无人求饶，也无人手下留情。马尔博罗主要采用了布伦海姆大捷中的战术。首先，他指挥部队进攻法军两翼。左翼的荷兰军队进攻受挫，伤亡惨重。右翼部队在欧根将军的指挥下穿过密林，最终抵达开阔地带。两翼阵地压力很大，维拉尔和他的副手勇敢的布佛莱不得不从中央阵地抽调兵力支援两翼。马尔博罗等待的战机出现了，他命令奥克尼指挥的英军军团向受到削弱的法军防御工事发起猛攻，一击得手。占领这些防御工事后，马尔博罗下令士气高昂的三万多精锐骑兵上阵，这些骑兵部队已经原地待命长达一天。“灰衣”龙骑兵和苏格兰灰骑兵是盟军骑兵部队的先锋，他们在开阔地摆好了阵势，蓄势待发。尽管主帅维拉尔身负重伤，但法军骑兵部队以旺盛的斗志投入战斗，双方骑兵你来我往，展开了长时间的大混战。最终，法军骑兵部队败北，他们步兵部队已经撤退了。数小时后，马尔博罗在给萨拉的信中写道：“我很疲惫，我只能告诉你，今天我们血战到底，我们先是击败了他们的步兵部队，接着打垮了他们的骑兵部队。感谢上帝，我们现在握有媾和的主动权，我们可以为实现和平提出任何条件了。”

莫拉克战役造成的惨重伤亡令整个欧洲为之胆寒。反法联盟军队死伤两万人，法军死伤人数约为敌方的三分之二。这场战斗几乎没有俘虏。胜利的一方在战场上扎营，他们包围并攻克了引发这次大战的蒙斯城。然而，对所有人而言，这场战斗是对和谈失利的严厉惩罚。由于精锐之师丧失殆尽，荷兰共和国步履蹒跚。在英格兰，辉格党人仍然力主将最残酷的战争进行到底，他们在演讲和小册子中宣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托利党人指责他们，托利党人也指责马尔博罗，说他们葬送了千载难逢的促和良机，进行了一场欧洲人记忆中未曾有过的一场大屠杀，而这场大屠杀毫无意义。确实，作为十八世纪空前规模、空前惨烈的一次战斗，莫拉克战役只比百年后拿破仑在博罗季诺取得的虚假胜利略逊一筹。

第六章　乌特勒支条约

此时此刻，英格兰宫廷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全欧洲都知道马尔博罗对安妮女王的影响力荡然无存了。通过巧施手段，再加上艾比盖尔的襄助，哈利力图建立一个托利党人掌权的政府，结束旷日持久、不得人心的战争。

1710年，两支大军虎视眈眈，针锋相对。它们实际拥有的兵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马尔博罗和欧根将军没有能力或没有抓住机会将维拉尔拖入战斗。也许有人认为，马尔博罗为发生在莫拉克的血腥战斗而痛心，为在国内遭遇政敌围攻而灰心沮丧，因此，他从此以后像下象棋一样慎重对待战争。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马尔博罗和欧根将军所捕捉的是那种能够发挥己方优势、限制敌方发挥军事才能的战机。经过激战，杜埃易手，随后攻克艾尔和圣维纳特，打通了利兹河航道。对一次劳师动众、代价不菲的战役而言，取得上述战果是不够的。

当马尔博罗在前线苦战的时候，安妮女王时代的国内政治危机渐趋恶化，难以挽回。英格兰国教教会采取行动，托利党的教士在布道之时反对战争及其领导人，尤其反对戈多尔芬。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布道活动中，高教派的牧师萨谢弗雷尔激烈地抨击政府、辉格党人以及财政大臣戈多尔芬勋爵。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起诉萨切维瑞，弹劾他，政府的行为相当不明智。托利党人和伦敦市民都挺身而出，支持萨切维瑞，当时的情景不禁使人想起二十多年前审讯七位主教的场景。陪审团以微弱多数裁定萨切维瑞有罪，法庭处以微不足道的罚金，这使他成为轰动一时的英雄。

有哈利为安妮女王参赞枢机要务，安妮女王感到现在她已积蓄起足够的力量洗雪因辉格党人打入枢密院而令她蒙受的前耻。在一年的时间里，她采取一系列步骤更迭了政府成员。首先，森德兰德被解职。然后，8月份安妮女王敕令戈多尔芬遣散下属，立即辞职。女王还说：“但是，我将每年给你四千镑退休金。”戈多尔芬蔑而视之，拒不领受安妮女王发给他的这笔钱，过起了清贫的隐居生活。其他不怎么显赫的辉格党大臣也相继去职。哈利组织起托利党人主导的政府，追随哈利的亨利·圣约翰出任国务大臣。

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英国宫廷。欧洲人都知道马尔博罗对英国女王的影响已经消失。哈利借助巧妙的手段和艾比盖尔的帮助，致力于建立托利党政府，旨在结束人们早已厌倦的战争。

1710年，两支大军相互对峙。双方的实际兵力之强前所未有，但马尔博罗和欧根不能或未曾与维拉尔交战。有些人也许认为，马尔博罗因莫拉克战役造成的伤亡而痛心不已，并由于在国内遭到敌视而灰心沮丧，于是他从此只有发动战争，就像这是一场博弈一样。可以肯定的是，马尔博罗和欧根这两位将军只希望参加于他们有利的战役，即维拉尔无法发挥军事才能的战役。他们又发动了一轮猛烈的围攻，占领了杜埃，然后拿下埃尔和圣弗南，打开了利斯河的航道。这场战役范围如此之大，代价如此高昂，仅仅取得这些成就是远远不够的。

正当马尔博罗奋力抗战时，安妮女王统治下的国内政治危机达到了最高潮。英国国教会蠢蠢欲动，托利党的教士对战争及其领导者提出抗议，尤其是反对戈多尔芬。高教会派教士萨谢弗雷尔博士在伦敦发表了一次布道，猛烈抨击政府、辉格党和财政大臣戈多尔芬。政府非常不明智地下令以弹劾的形式对他提出了起诉。托利党人和伦敦的民众都团结一致表示支持萨谢弗雷尔，当时的场景让人不禁回想起二十几年前审讯七位主教的画面。最终法庭以微弱优势赢得多数票，在名义上给萨谢弗雷尔定了罪，他成为了当时的英雄。

安妮女王有哈利的辅佐，认为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她由于辉格党人闯入枢密院而感到蒙受羞辱，现在是时候一雪前耻了。她在一年内采取了一连串的步骤，对政府成员进行了大换血。首先是森德兰德被解雇，接着安妮女王在八月命令戈多尔芬解散他的部下并让他去职，还说：“但我每年会给你四千英镑的津贴。”戈多尔芬对此嗤之以鼻，他退出官场，过着清贫的隐居生活。无足轻重的辉格党大臣们也相继被罢免。哈利组建了以托利党为主的政府，支持他的亨利·圣约翰成为了国务大臣。新政府主要以施鲁斯伯里公爵为核心，得到了许多地位显赫、才能出众且野心勃勃的知名人士的支持。在适当时机举行的大选中，托利党在下议院获得了绝大多数席位。

马尔博罗结束了他的第九场战役，回国后发现英国处于他的政敌和个人对手的控制之下。女王要求他强迫萨拉放弃所有职务，他跪在女王面前苦苦央求，但根本无济于事。马尔博罗在当年得意之时曾帮助和重用过的圣约翰，如今却用傲慢无礼的态度与他讲话。哈利非常冷淡地朝马尔博罗鞠躬，他也有旧账要算。但即便如此，在敌视的政府和决意报复的女王心目中，马尔博罗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托利党人成为主要大臣之前，他们认为，只要表达出他们的和平意愿，就能以胜利者的姿态实现和平。如今他们意识到，马尔博罗的垮台就意味着路易十四的重新崛起。他们发现，现在所面对的法国与1709年地位卑下的法国已经截然不同了。参加“强大联盟”的各国都因错失良机而懊恼不已。深感失望和恐惧的它们都将希望寄托在了马尔博罗身上。荷兰人、普鲁士人和莱茵河地区的许多诸侯都宣布，他们的军队只听从马尔博罗的指挥。哈利和他迅速声名鹊起的助手圣约翰如今意识到，他们必须发动战争了。因此，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各国人士，甚至是最不交好的人，都纷纷力劝、乞求或恳求马尔博罗率兵出征。被击败的辉格党人，欣喜的托利党人，哈利和圣约翰，女王，荷兰议会，普鲁士国王，莱茵河地区的诸侯们，还有情绪最高涨的罗马帝国皇帝，他们都要求马尔博罗支持共同的事业。虽然他对政府的忠诚和好战的行为后来受到了人们的嘲笑，但服从命令是他的职责所在。为了保障前线部队的需要，托利党的大臣们与马尔博罗达成了协定，这位总司令连续第十年率兵出征。

哈利和圣约翰开始抓紧行动。他们派马尔博罗出征后，便协同一致，巧妙且积极地实行托利党的政策。圣约翰派遣了一支指挥不当又运气不佳的庞大远征军，意在从法国手中夺取魁北克。财政大臣哈利则致力于制定财政计划，他打算建立一个大型的“南海公司”，由它承担一部分国债，并通过向南美洲运送奴隶和货物来增加收入。这一计划后来导致了“南海泡沫”骗局的发生。但是，他的首要目标是与法国议和。他通过秘密渠道与托尔西建立了联系，盟国对此一无所知。哈利发现法国态度十分强硬，于是派圣约翰与他们谈判。此次谈判在1711年持续了整整一年，英国国会和所有盟国都被蒙在鼓里。哈利采取的方法是卑劣的，但其目标是正当的。

哈利和圣约翰虽然在共同秘密谋划着，但不久两人之间就出现了分歧。他们的冲突在三月份就已经十分明显了。一个背叛国家，被发现与敌人联系的法国难民在枢密院接受审讯时，用削笔刀刺伤了哈利。大臣们愤怒不已，拔剑刺向行凶者，这个难民由于伤势过重，一个星期后就死了。哈利受伤并不严重，他的声望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大大提高。女王授予他牛津伯爵和莫蒂默伯爵的光荣称号，并任命他为财政大臣，这一职位自戈多尔芬下台后就一直空缺着。哈利到达了从政生涯的巅峰。

马尔博罗希望在1711年的战役中，再次与欧根并肩作战，他还在杜埃附近召集了不少于十四万的兵力。但在4月底发生了一件事，对战争各方面的形势都造成了影响，那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约瑟夫患天花去世了。坚持在巴塞罗那顽强抗战的查理大公继承了奥地利王朝的世袭版图，并且一定会当选为皇帝。路易十四为了破坏在法兰克福进行的选举，便派遣维拉尔的一支大部队前往莱茵河地区。这迫使欧根的部队也采取相应的行动，于5月离开马尔博罗的军营。因此，马尔博罗只剩下九万兵力来应对维拉尔的军队，而后者仍然有十二万名士兵。

维拉尔在冬天修筑了一条由许多防御工事和洪水组成的防线，这条防线从海边经阿拉斯要塞和布香要塞一直延伸至桑布尔河畔的莫伯日，他称之为“铜墙铁壁”。维拉尔负责在他的机动部队前面诱敌进攻。整个6月似乎都无所事事的马尔博罗，准备攻破这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他利用狡猾的伎俩和策略使维拉尔确信，他要在阿拉斯以南发动与莫拉克战役同等规模的正面进攻。

两大军队相互对峙，战线已经划定，所有人都期望着一场猛烈的进攻。盟军的将领们情绪十分低落，他们以为，因在国内受到不公平待遇而恼羞成怒或精神错乱的马尔博罗会使他们遭到可怕的杀戮。8月4日，马尔博罗亲自对维拉尔部队前线的地形进行了勘察，随行的还有大量军官。他标记了将要放置大炮的地点，指出了将发动攻击的方位。军官们对此不敢提出异议，只因为他具有很高的威望，在场的许多人都因他公开袒露作战计划而心存不满。那天晚上，维拉尔充满了希望，他召集了所有能抽调的部队和大炮。马尔博罗手下的士兵们盲目相信他们的首领，因为他从未在战术上犯过错误。但高级指挥官却坐立不安、充满恐惧。卡多根将军在勘察地形时就偷偷溜走了，但他们对此毫无察觉。阵地上没有了火炮，这令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对马尔博罗在前线的后方所进行的行动毫不知情，对他在杜埃召集庞大军队的消息也一无所知。

军鼓敲响，夜幕降临了。上头命令士兵们拆掉帐篷，准备战斗。很快，参谋人员前来指挥四路纵队，不到半个小时，整支部队便向左进军。那晚月光皎洁，部队整夜都在向东行进。他们穿过了维米里奇和阿拉斯之间地势起伏的辽阔地区，两个世纪后，那里将遍染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的鲜血。在这次强行军的途中，他们只稍稍停留了片刻，但整支队伍情绪高涨，因为这终究不会是一场流血战争。马尔博罗这位“老伍长”在暗自策划着自己的战略。5日早上五点钟之前，队伍抵达了维特里附近的斯卡佩河，他们发现河面上早已架起了一座座浮桥。天色渐亮，他们看见一长列大炮与其一同前进。

黎明时分，率领五十支骑兵队走在部队前面的马尔博罗遇到了一个骑兵，他是从卡多根将军那儿一路飞驰过来的。他带来的消息称，卡多根和普鲁士将军霍姆佩施率领二十二个步兵营和二十支骑兵队，已经于凌晨三点钟穿过了阿尔勒地区的堤道，占领了敌人的阵地。马尔博罗迅速派出他的副官和参谋员，沿路向行军队伍的各团官兵解释他的计划和已发生的一切，并告诉他们，战争的成败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行军速度。“我们的公爵大人希望步兵马不停蹄地赶路。”随着天色越来越亮，部队可以看见在他们的右方，沼泽地和桑塞厄河对面的法军正与他们平行前进，双方的距离不到炮火射程的一半。然而他们还看见，法军骑兵的先头部队仅仅与联军的步兵并排而行。8月5日，大部分联军已经渡过了桑塞厄河，并在敌人的战线后方严阵以待。上千名精疲力竭的士兵倒在了路边，还有大量士兵在强行军的路途中就死了。

结果，马尔博罗穿过法军的防线，并建立了阵地，陆续到达的维拉尔部队无力对其发动攻击。当时有人就马尔博罗是否应该主动出击展开了争论，直到现在人们对这一问题仍然各执己见。当然，他在布伦海姆战役和奥德纳德战役中遇到的风险更大，但他此时并没有发动攻击，而是快速向左行进，渡过斯凯尔特河，包围了布香要塞。欧洲人对其冲破“铜墙铁壁”防线和围攻并占领布香的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称赞这是军事艺术的杰出成就。维拉尔的部队与马尔博罗的部队兵力相当，他竭尽全力试图阻止马尔博罗的行动。马尔博罗从佛兰德斯和布拉邦特强行征召了六千名工人，命他们在布香四周建造了一道道城墙，并修筑了两个防御工事以保护与斯凯尔特河之间的交通线。他亲自指导包围行动，并指挥负责掩护的部队。在包围布香的那段时间里，他日以继夜地在自己修筑的如迷宫般的工事中穿梭。8月21日，从图尔内运来的攻城装备到达阵地，30日正式开火。当马尔博罗连番轰炸布香时，维拉尔也对他发动了猛烈攻击。这是一场发生在包围圈中的围攻，围攻者随时有可能与敌人进行敌众我寡的战斗。马尔博罗的军事才能在此次战役中得到了最好的发挥。9月初，布香沦陷。一支与他的部队同样庞大的敌军眼看着兵力强大的卫戍部队走出布香，成为了战俘。马尔博罗仍然希望继续战斗，于是他又包围了凯斯努瓦。他的部队在体力方面尚不匮乏，但所有的将领都已丧失了斗志。因此，军队进入了冬季营地，马尔博罗则返回国内。他率领“强大联盟”的军队已经十年了，在此期间，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战争史上创下了无人超越的功绩。

英国政府已无法再隐瞒一直进行着的秘密和谈了，这一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昂的伦敦各界人士都为之震惊。哈利在下议院中控制着托利党的绝大多数席位，但上议院仍然被辉格党人所掌控。托利党的领导人确信，如果能得到马尔博罗的支持，他们就能实现和平。为了使马尔博罗遵从他们的意愿，他们在战争期间对军队的账目进行了调查，目的是要控告他侵吞公款。如果马尔博罗同意与他们携手共建和平并迫使盟国与之交好，或者单独同法军媾和，那么他将不会受到控告，而且还能继续享有“宫廷的保护”。但如果马尔博罗不同意，他们便足以使他声名狼藉。马尔博罗与汉诺威家族的英国王位继承人乔治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且还得到了普鲁士国王和“强大联盟”各位君主的支持，因此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单独媾和。

1711年冬天，英国国会在危难之际召开会议。两大政党在关于长期战争的所有问题上都僵持不下。辉格党人利用他们在上议院的多数席位，以十二票的优势通过了一项反对政府的决议。哈利在下议院中势力强盛，并充分利用女王的支持，坚决地反击了辉格党的进攻。他对马尔博罗侵吞公款的罪行提出了控告，还获得女王的批准，破例在上议院任命了十二位议员，以推翻辉格党的多数席位。他的这些行动都取得了成功，马尔博罗被免除了所有职务，并遭到下议院的谴责。他在担任英军总司令、荷兰军队代理总司令和许多其他职务时获得了巨额薪酬和补贴，由于他素来勤俭节约，理财有道，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他被控告的主要罪行是，在担任联军指挥官的十年期间，将各盟国所支付军费的百分之二点五移作己用。

马尔博罗的辩解很有说服力。他拿出了安妮女王1702年签署的委任状，上面授权他挪用这笔军费，这是自威廉国王时代以来，“强大联盟”一直存在的惯例。马尔博罗声称，这笔钱（大约二十五万英镑）全都花费在了军队的特务机关和情报机关。不可否认的是，他建立了当时最完善的情报系统。尽管如此，下议院的托利党人仍然以276票对165票的优势对他的行为进行了抨击。政府对这位已被罢免的将军提出了起诉，要求他偿还一大笔钱财。然而以汉诺威王位候选人和普鲁士国王为首的各盟国君主，在公文中郑重声明：“他们将军费的百分之二点五拨给了马尔博罗公爵，用于军队的情报工作，而且并未要求他提供资金的使用情况。”汉诺威家族的王位候选人还说：“我们确信马尔博罗公爵每年都将这笔资金投入到了情报工作当中，对此我们也感到十分满意……他的明智之举帮助我们赢得了多场战役的胜利，攻破了敌人的许多工事和防线。除了蒙受上帝的庇佑之外，我们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马尔博罗提供的关于敌军行动及状态的准确情报。”

英国在议和问题上分成了两派。英国如今必须单独媾和，因为所有盟国都认为英国政府无权解除与它们的联盟。在狂妄自大、情绪激动的伦敦社会和欧洲社会，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兵力较弱的法国军队因其劲敌的垮台而重新恢复了士气，正在积聚力量。路易十四在作最后一搏，他英勇的臣民们纷纷赶来提供帮助。哈利和圣约翰不可避免地进行了1712年的战役。他们任命在加的斯战败的贵人奥蒙德公爵担任指挥官，并向荷兰人保证了自己的绝对忠诚。罗马帝国皇帝将欧根派往低地国家。欧根曾在访问英国时，试图说服托利党政府对联盟采取忠诚态度，但并未取得成效。他还公开宣称自己与马尔博罗之间建立了不可动摇的深厚情谊。此时他率领着一支兵力强盛的军队，投身到了战斗之中。伦敦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激怒了欧根，令其发动了过于冒险的战斗。他对凯斯努瓦进行了围攻，并要求奥蒙德前来支援。然而当时英国政府即将与法国单独媾和，因此圣约翰向奥蒙德传达了秘密禁令，让他不要“参加任何可能引发战争的围攻行动”，就好像这一战术真的行得通似的。

在一个天气阴暗的日子里，一向英勇向前并受到所有盟国赞赏的英国军队离开了联军营地，他们倍感耻辱，并遭到昔日盟友的咒骂。只有一小支英国的雇佣军跟随他们一起离开。大多数人虽然失去了酬劳和拖欠的军饷，但他们宣布，将会为了“共同的事业”而继续战斗。马尔博罗部队的许多老兵恼羞成怒，气倒在地。义愤填膺的荷兰人关闭了城门，将英国逃兵拒之门外。维拉尔迅速前进，对欧根在德南的弹药库发动了袭击，欧根的军队遭受惨败，许多士兵都淹死在了斯凯尔特河里。维拉尔大获全胜，夺取了联军所有的前线基地，并占领了杜埃、凯斯努瓦和布香。他使联军在过去三年里取得的成就瞬间化为泡影，并最终成为了这场残酷战争的胜利者。奥蒙德率领的英国军队凭借与法国签署的军事协议，朝着暂时交由法国统治的敦刻尔克撤退。由于接连遭受失败，“强大联盟”的所有国家不得不尽可能以最优惠的条件与法国议和。

所谓的《乌特勒支条约》实际上是各盟国单独与法国和西班牙达成的一系列协议。罗马帝国则继续孤身奋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成为菲利普五世的安茹公爵掌控着西班牙和印度群岛，因此他一直对英国国会长期坚持的无理要求不屑一顾。英国政府也获得了特别有利的条件。法国宫廷承认新教徒有权在英国继位，并同意将觊觎王位者逐出法国，拆除敦刻尔克的防御工事，割让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部分领土，即赫德森湾、纽芬兰、由马萨诸塞的一支远征军所夺取的新斯科舍以及圣克里斯托弗岛。西班牙提出的条款是，将米诺卡和直布罗陀交由英国掌控，于是，继续保持着海上霸主地位的英国获得了地中海的控制权。英国在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获得的商业利益是，三十年内有权向新大陆运送非洲黑奴，这些利益终有一天将引发另一场战争。法国和西班牙都反对两国的王位合并。由于法国王室中许多成员离奇去世，反对王位合并这一决定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一个柔弱的小孩，即后来为世人所知的路易十五。受到盟国，尤其是英国号召而投身战争的加泰罗尼人紧紧追随着查理大公，他们称其为查理三世。如今，这些加泰罗尼人被以委婉的外交辞令移交给了西班牙胜利的一方，进而遭到了残忍的报复。

荷兰人获得了十分有限的屏障，但尽管如此，这道屏障的外围仍然包括弗内斯、诺克堡、伊普雷、梅嫩、图尔内、蒙斯、沙勒罗瓦和那慕尔。荷兰还得到了与外界联系所需要的根特城，以及守卫斯凯尔特河口的许多重要堡垒。普鲁士获得了荷兰要求得到的盖尔德兰。荷兰屏障以外的其他低地国家要塞都重归法国所有，尤其包括里尔在内。萨瓦公爵得到了西西里岛和阿尔卑斯山脉稳固的边境地区。为嘉奖葡萄牙所作的微薄贡献，它被授予了在亚马孙河上进行贸易的权利。莱茵河的边境地区以及巴伐利亚和米兰将面临何种命运，这要留给以后的战争来决定。以上就是1713年春天在乌特勒支达成的协议，查塔姆伯爵后来宣布这些协议是“这个时代无法抹去的污点”。

查理皇帝因西班牙投降而火冒三丈，1713年，他整年都在继续战斗。法国虽然已经精疲力竭，但仍然占领了兰道这一重要堡垒，并再次进军德意志。1714年3月，查理皇帝被迫签订了《拉施塔特和约》。这项条约规定，法国重获斯特拉斯堡和兰道，并割让出其在莱茵河右岸占领的所有地区，巴伐利亚的王位候选人重新掌权，米兰、那不勒斯和撒丁则归罗马帝国所有。在此基础上，欧洲局势稍有平息，形成了不稳定的和平局面。虽然这些条款比不上盟国在1706年、1709年或1710年获得的利益，但它们毕竟暂时结束了基督教世界长期遭受的磨难。

马尔博罗遭到托利党人的穷追猛打，又因所谓的侵吞公款而受到政府的起诉，这一切令他不堪其扰。于是，他于1712年末离开祖国，在荷兰和德意志开始了自我流放的生活，直到安妮时代结束。他与汉诺威王朝和英国的辉格党反对派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准备与卡多根将军和其他昔日的部下一起夺取驻扎在低地国家和敦刻尔克的英国军队的指挥权，然后率领他们回到英国支持新教徒继承王位。

托利党在执政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十分卑鄙。晋升为博林布鲁克子爵的圣约翰与牛津伯爵哈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圣约翰因私生活不检点和侵吞公款而遭到哈利无情的起诉，然而他通过贿赂获得了艾比盖尔的帮助，从而取代了哈利在女王面前的得宠地位。安妮女王此时因痛风和其他疾病而病倒了，几个月以来都命悬一线。她曾经是何等荣耀，如今却走向了屈辱的末日。多年来，她深受民众的爱戴与拥护，此时却发现自己沦为了声名狼藉的派系所利用的工具。在敌视和谴责的重压之下，这位可怜的女王带着无限的悲痛长眠于地下。但她的精神之光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才熄灭，她始终密切关注着内阁里的激烈斗争。没有人知道她是否希望由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继承王位。自英国内战以来一直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再次发生了冲突，虽然这次双方的面目和角斗场地有所不同，但其主要矛盾并未发生变化。辉格党人有《继位法》作为坚强后盾，又拥有全国新教徒的支持，公开准备以武力反对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复辟活动。汉诺威王朝的王位候选人在荷兰人的支持和马尔博罗的帮助下，集合部队，准备效仿奥兰治亲王威廉，对英国发动攻击。

1714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到处都充斥着对即将到来的内战的恐惧。博林布鲁克子爵虽然占据优势，但他不敢也无力参与这场殊死搏斗。“觊觎王位的威尔士亲王”宣称他永远不会抛弃罗马天主教信仰，这一行为导致他再也无法登上英国王位。他的谨慎态度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敬，尤其是在对国家利益非常有利的情况下。白金汉公爵在下台后感叹道：“上帝啊！这个可怜的国家受到的是怎样的统治啊！在查理二世执政期间，统治我们的是一群法国妓女；在詹姆斯二世执政期间，统治我们的是一群天主教教士；在威廉国王执政期间，统治我们的是一群荷兰步兵；而现在统治我们的是一个卑贱的侍女，一名威尔士律师和一个荒淫无度、臭名昭著、不讲信用的坏蛋。”

许多记载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在7月27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中，牛津伯爵和博林布鲁克子爵进行了双方长期冲突中的最后一次较量，这导致了安妮女王的死亡。女王当时虽然几乎无法站立或行走，但仍然密切关注着周围发生的激烈政治斗争。她用手势和只言片语通知牛津伯爵交出财政大臣的白色权杖。这个懒惰而又顽强且狡猾的政客曾经打倒了马尔博罗，改写了欧洲的历史，如今他向得意扬扬的敌人发起了最后的攻击。牛津伯爵和博林布鲁克子爵与女王的距离都不到六英尺，牛津伯爵隔着桌子用粗鲁的语气指责博林布鲁克是一个流氓和盗贼，并以含糊但颇具威慑力的口吻表明自己将在议会上告发他。安妮女王深受打击，手足无措。她独自承担着所有压力，如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他人的帮助下，女王逃离了这场激烈的纷争。两天后，长期折磨着她的病痛开始朝大脑转移。

博林布鲁克依然是当时的主宰者，但他的地位只维持了两天时间。7月30日，女王显然已经奄奄一息，枢密院在宫殿召开会议。当他们正准备商讨事务时，大门开了，萨默塞特公爵和阿盖尔公爵走了进来。他们两人都是枢密院的成员，但并没有收到会议通知。他们声称，由于女王生命垂危，他们有责任贡献一己之力。筹备这次会议的宫务大臣施鲁斯伯里对他们的爱国之情表达了谢意。博林布鲁克像牛津伯爵几年前一样，在挑战面前选择了退缩。大臣们来到女王的病床前，怂恿她将牛津伯爵交出的财政大臣白色权杖授予施鲁斯伯里。这样，施鲁斯伯里就将成为政府的真正首脑了。安妮女王在掌玺大臣的引导下，用最后一丝力气将权杖交给了施鲁斯伯里，然后便陷入了昏迷。

枢密院召开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为确保汉诺威家族的成员能够继承王位，会议提出了许多积极措施。他们向四面八方派出信使，通知全国各地的官员履行自己的职责。辉格党人伯克利伯爵率领的舰队也行动起来，奉命在英吉利海峡进行巡逻，并监视法国各个港口。政府从佛兰德斯召回了十个营的兵力，卫戍部队全副武装，民兵也做好了战斗准备。英国还提醒荷兰人不要忘了履行条约的义务。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以确保汉诺威家族的王位候选人能够顺利继位，成为乔治一世。下达这些命令的不仅有施鲁斯伯里、萨默塞特和阿盖尔，还有博林布鲁克和他的托利党同僚。他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传令官和禁卫军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以拥护乔治国王。8月1日上午七点半，安妮女王与世长辞。可以肯定的是，天主教不会复辟，王位继承不会发生争议，法国不会入侵英国，内战也不会爆发。

至此，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统治时期结束了。马尔博罗取得的胜利及其英明的指挥为这一时期增添了无限荣耀。不列颠岛实现了统一，势力强盛。法国人称霸欧洲的力量被粉碎了，只有拿破仑才能使它东山再起。安妮女王作为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极大地扩充了英国的国力。虽然她晚年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都不尽如人意，但她无愧于“贤明女王安妮”这一千古美名。

1  写于1939年初。

2  指英国。

3
古代比利牛斯山上有个西班牙纳瓦拉王国，后被法国吞并，西班牙大使借古讽今。

第八部 不列颠第一帝国

第七章　汉诺威王朝

1714年夏末，英国举国上下都翘首期盼着乔治一世的驾临。9月18日，他抵达格林威治。这位幸运的德意志王子说不来英语，也看不上属下的这个新王国。在他看来，担任联合王国的国王，是抬举了他的新臣民，行了英国政客的一个方便。但他又希望借英国的势力和财力保护他的汉诺威领地，助他在欧洲舞台大展宏图。行使王职需要他远离故土，到一个此前仅去过一次，他并没有多少好感的岛国。身为假定继承人，过去的这些年，他密切关注英国政界的派系斗争。他厌弃地看着党首们的各种花招和伎俩，却又看不懂他们飞黄腾达的门道以及关乎存亡的原则。如今站在泰晤士河畔，他满腹狐疑、谨慎又不无轻蔑地抬眼环顾前来迎驾的王公贵族和大臣。站在英国国土上的，是个其貌不扬，头脑愚钝、品位低下平淡无奇且固执刻板的德意志人。在之后的执政期间，他虽身为统帅，但在战争中不思进取、庸碌无能；虽为一名统治者，但却缺乏雷厉风行的能力又无宽宏大量的气度。然而，事后精明与日积月累的常识弥补了他脑筋刻板的缺憾。英国王冠并不那么好戴，何况他又是一位从国外来的王子。乔治国王勉为其难地接过了重任，却没尽到自己的本分。他登上王位全凭时运，但他一辈子也没放弃它。

许多前朝的旧臣对这位新国王寄予了厚望。但惶惶不可终日也大有人在。这当中，这时候最犯愁的要数博林布鲁克。他的地位一落千丈。安妮女王刚驾崩的时候，他还是国务大臣。不过，大家都认为，倘若女王再多活几个星期，他怕是已经为詹姆斯二世党人复辟铺平了道路。这位投机家精明圆滑且会见风使舵，如果真的有什么野心，那谁也无从知晓。他擅于明确地阐述当时的政策，尽管对此不甚关心，但不论什么问题，他都能一语切中要害。他一向大张旗鼓，但到了关键时刻却又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他不指望得到宽恕，其地位无疑也岌岌可危。国王陛下驾临前，他的名字也被剔除了代替执政的摄政团之列。没过多久，他又收到了汉诺威发来的一纸解职令。隐退乡下后，他茫无头绪，又是后悔，又是害怕。新国王的第一届议会提出弹劾他。他走投无路，硬着头皮去求教曾被他毫不留情地赶下台、刚刚结束流亡生涯归国的马尔博罗。两人会面期间，马尔博罗温文尔雅，但却煞费苦心、拐弯抹角地告诉博林布鲁克，他有性命之忧。他暗示，托利党党魁中，只有博林布鲁克一人将为他们的罪行偿还血债。当天晚上，博林布鲁克顾不得斯文，乔装成一名仆从，逃到了法国。一个月后，他横下一条心，出任僭君的国务大臣。他蓄谋已久的圣日耳曼王朝很快就打破了他的好梦。摆在他面前的是八年的流亡。不过，这个虚伪、堂皇的人物并没有从我们的故事中消失。同一时间，他的冤家对头牛津伯爵罗伯特·哈利身陷伦敦塔。他虽未得到应得的惩罚；但等他出了伦敦塔，已是一蹶不振。

安妮女王末年，十七世纪的政治热情已然消退。辉格党人同托利党人的明争暗斗险些将这个国家拖入了内战。争论的核心是由谁继承王位，是詹姆斯二世信奉天主教的儿子，还是信奉新教的选帝侯？如今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再无大的立嗣争议。乔治一世顺利登基。在辉格党人漫长的统治下，托利党一蹶不振，英国趋于安定，臣民虽有怨言，但也算太平。1714年之后的数十年间见证了这一风气的巨变。论战的愤慨和怨恨代之以漠不关心和宽容。大道义已退居幕后。政治利益取代了政见。臣民生活因物质享乐主义而腐化堕落，政治不过是辉格党各个派系争权夺势的工具罢了。

君主失去了昔日的风光。无人再提汉诺威历代国王君权神授。由于议会特准，他们才保住了王室这一地位。连王权的派头也今不如昔。王室不再是人人景仰、地位和潮流的中心。朝臣们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一个德意志小王侯的华丽衣装和氛围左右了宫廷生活。当时的传略中，基尔曼斯埃格和瓦尔莫登、普拉藤和舒伦贝格等德国妇女拗口的名字也赫然在目，她们一个个在英国名利双收。德意志“帮”在政治圈子里的权势时有耳闻，如乔治一世带来的顾问伯恩斯托尔夫和波斯默，以及信奉胡格诺派的私人秘书罗伯森。

安妮女王时代的辉格党要员很快下野。该党资深创始人沃顿于1715年去世。威廉王战争期间为重建英国财政立下汗马功劳的查尔斯·蒙塔古，如今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同一年紧随同僚而去，勤勉的思想家和忠贞不渝的辉格党人伯内特也撒手西归。前大法官萨默斯勋爵瘫痪在床，又苟延残喘了十二个月。他们当中最大的一个人物马尔博罗公爵约翰在布伦海姆和圣奥尔本兹的家中与世隔绝，长期瘫痪在床，直到1722年去世才得以解脱。冥冥之中，他的夫人萨拉又多活了二十余年，让人想起安妮女王统治下的文学鼎盛时期。只可惜她孤苦伶仃。

沃波尔、斯坦霍普、科特里特、汤曾德等新一代政治家要确保从安妮时代到乔治时代的平稳过渡。斯坦霍普逐渐成了这帮大臣中的领袖人物。战争期间，他出兵西班牙，一举夺取了米诺卡岛。如今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外交。他无心内政，政府这时候面对的都是棘手的事。臣民勉强接受了一个德国皇室的议会课以的税赋。不过，英国各地难忘斯图亚特王朝的旧情。在伦敦、牛津和英格兰西部诸郡，暴动和反对声不断。不信奉国教的家庭和集会场所再次遭到劫掠破坏，新辉格党政权难辞其咎。臣民在伦敦肉市场公开焚烧威廉国王的画像。老僭君得力的支持者，詹姆斯二世与马尔博罗姐姐的私生子马歇尔·贝里克估计，在1715年，六个英国人中就有五个是詹姆斯二世党人。他的话肯定是夸大其词；不过，尽管政府顺利举行了大选，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敢对臣民的意见掉以轻心。他们凭借出色的领导和组织大获成功，但对博得国人的普遍好感却不敢抱任何奢望。既要迎合一位德国国王，又要迁就一国牢骚满腹的国民，这个两头不讨好的苦差事考验着他们的耐心。他们首次卷入欧洲战事是代表汉诺威王朝的利益。英国舰队奉命开赴德国北部沿海，夺取汉诺威历代帝选侯觊觎已久的瑞典港口。国人对此颇有怨言，说德国人利用英国的资源为自己谋利。不过，辉格党大臣虽提心吊胆，但也做好了万全之策。英国驻巴黎大使第一时间向他们通报了詹姆斯二世党人在法国的一举一动。由于对联合法案的结果大失所望，以至坐卧难安，詹姆斯二世党人这时正酝酿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发动一场大起义。敌人来袭时，政府已然做好了准备。此外，路易十四9月1日驾崩，对詹姆斯二世党人也是致命的一击。这位大王一直在背后为他们提供支持和庇护。摄政王奥尔良如今以法国事务为重，对他们的计划反应冷淡。

9月6日，马尔伯爵在珀思举起了詹姆斯二世党的大旗。不出几个星期，数万苏格兰人就拿起武器，反抗汉诺威王朝的统治。可惜他们没有周密的方案，也没与流亡法国的人士建立密切的联系。伦敦内阁立即采取行动。为平息英国各个城镇的骚乱，议会通过了“取缔闹事法”。一队骑兵占领了牛津。他们将人身保护令暂搁一旁，把散发煽动性传单、传播煽动性言论者一一缉拿归案。内阁悬赏十万英镑捉拿僭君，不论死活。按保证英国新教徒继承王位的边界条约，英国要求荷兰出兵。荷兰派出一支正规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北上平叛。

在英格兰北部，以德文沃特勋爵为首的一小撮贵族起义拥护斯图亚特王朝。他们没有与马尔伯爵建立实质性的接触，不过，仗着四千苏格兰人撑腰，他们孤注一掷，仓促从南边的城镇和乡村寻求增援。军方向马尔博罗公爵求教。“你们将在那儿，”马尔博罗用手指敲了敲普雷斯顿说，“打败他们。”11月13日，叛军在普雷斯顿大败而归。

同一天，辉格党人阿盖尔公爵率领驻苏格兰的政府军在雪利弗缪尔迎战詹姆斯二世党人。这一战不分胜负，但詹姆斯二世党上下士气低落，纷纷开起了小差。由于胜利无望，僭君于十二月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登上苏格兰海岸。他既没带钱，也没带弹药。他召集了各路领袖，将他们送上一艘法国舰只，撤回了法国。继几宗叛国罪审判、约三十人被判处死刑后，这次起义树倒猢狲散。尽管起义被成功镇压，但内阁也看到了全国各地各自为政，却一致与新政权对立的力量所在。他们忧心忡忡，认为势必要加强对政权的控制。因此，新通过的“七年法案”将现有下议院的任期又延长了四年，规定议会任期自此改为七年。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胆，也是最坚决地维护议会权利的尝试。此后，王公大臣们采取了进一步行动。他们企图靠一纸法案阻止国王册封六个以上的新贵族，让辉格党长期垄断议会。此举过于明目张胆。下议院以沃波尔为首的议员纷纷提出抗议，他们反对的不是限制王室的权力，而是反对自己永远被剥夺贵族阶层，并且以绝对多数否决了这一法案。

此后，政府使出了感化这一手段：封官加爵；颁发勋章、闲职、津贴；灵活使用情报部门的经费；为穷亲戚在海关谋一个差事；为小儿子在军队或教会寻一份俸禄。就这样，辉格党人控制了议会机器。虽说他们之间也有嫌隙，但要推翻辉格党这个寡头政治集团，却难成气候。前两位乔治国王的心事全放在了欧洲事务上，不问入籍国的内政。自从博林布鲁克外逃后，托利党人在议会群龙无首。1715年的叛乱方便了内阁将一应托利党人列为詹姆斯二世党以及捣乱分子。除了少数几个宠臣，由于政治权力和权势受到排斥，人们将眼光转向其他事务和新的投机。

金融投机得到鼓励。近五千万的战争债务让内阁不堪重负，从世界商业繁荣中得益的想法颇具吸引力。1710年，一位托利党大臣为一家与南太平洋有业务往来的公司颁发了执照，并且谈妥，该公司认购部分国债。这一背景让南太平洋公司的财富陡增，1720年，一帮董事带着一纸方案去找内阁，旨在收购全部国债，当时国债总额约为三千万英镑。这个方案很快显露出腐败的痕迹，但政客们迫不及待，生怕丢了这块肥肉。这是二十年内还清全部债务的一个机会。据传仅贿赂大臣、议会议员和朝臣就花了一百二十五万英镑。辉格党财政大臣约翰·艾斯拉比向下议院推举方案前，就事先购买了南太平洋公司价值两万七千英镑的股票。英格兰银行担心这个日益强大的金融对手，也争夺起负责这笔大业务的特权。不过，南太平洋公司高价击败了这家银行，揽下了这笔业务。此举遭到了声望与日俱增的罗伯特·沃波尔严词和猛烈抨击：“该方案以一改国家重工商业的风气，纵容了股票买卖的恶习；它以得益这个虚假的前景，拿着毒饵引诱毫无戒备之心的人，最后致使他们倾家荡产，舍弃靠劳动积累财富，追求虚幻的财富。”结果，他指出，但这取决于南太平洋股价上涨。“这个方案真正的本质是一个最大的邪恶；它靠点燃全民的痴狂，许以分得不切实际的红利，人为地抬高股票的价值。”可惜议会议员们被一己私利冲昏了头脑。沃波尔还在发言，议员们就已昏昏欲睡。4月2日，该法案以一百七十二票赞成，五十五票反对获得通过，五天后，以同样绝对多数在上议院获得了通过，考珀勋爵将这比作特洛伊木马。

投机热一发不可收。股票在三个月内从一百二十八英镑飙升至三百英镑，几个月内，又蹿至五百英镑。在股票经纪人和投机者的推波助澜下，涌现出一大批真真假假的公司。截至1721年6月，南太平洋公司的股价站上了一千零五十英镑。罗伯特·沃波尔侥幸从暗中投资中掘到了一大桶金。在伦敦的每家咖啡馆，男男女女争着将自己的积蓄投给任何一家愿意接收他们钱财的企业。公众的轻信已经没了底线。一名发起人创办了一家公司，准备生产一种新发明的帕克尔机关枪，“这种枪能发射圆形和方形炮弹或子弹，将为战争艺术带来一场彻底的革命”，圆炮弹旨在镇压基督徒，方的针对土耳其人。另有发起人募集资金，用于海水淡化，建造永动轮，从西班牙进口大公驴改良英国骡子品种等。其中最大胆的要数“一家从事绝对优势担保的公司”，“到底是什么业务，无人愿意深究。”这个讨人喜欢的骗子为接收定金，在康希尔设立了一个办事处。迫不及待的投资者包围了他的办公室，他收了两千英镑现金后，卷款一走了之。

内阁慌了神，着手取缔这些小企业。南太平洋公司如坐针毡，急于消灭它的对手，孰料小泡沫破灭引发和加速了暴跌。人们纷纷抛售股票，截至10月份，南太平洋公司的股价跌至一百五十英镑。倾家荡产的人家成千上万。添置了马车和衣物首饰的杂工和使女们又沦落到了从前的境地。教士、主教、诗人和绅士们一生的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每天都有人寻短见。无脑臣民的贪婪天性使他们利欲熏心，现在他们喊着要报仇雪恨。邮政大臣服毒自杀。他的儿子，国务大臣恰好因天花暴毙，才免去了一场官司。首席大臣斯坦霍普紧张过度，一命呜呼。南太平洋公司的董事们被悉数缉拿归案，财产被没收，用于补贴为数众多的投资者。下议院秘密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些骇人听闻的交易的内幕。该公司的账目被篡改得面目全非，残缺不全。尽管如此，还是查出四百六十二名下院议员和一百二十二名上院议员与南太平洋公司有牵连。心急如焚的破产者成群结队地涌进议会大厅。当局当众宣读了《反闹事法》，臣民一致声讨德意志女人的贪婪。“这些婊子害得我们倾家荡产——不，说得难听点，是又老又丑的婊子，连老德鲁剧院最热情的观众都不会喜欢她们。”沃波尔出面力挽危局，他拿出了一套方案，将南太平洋一大部分资产兑换成英格兰银行的股票，重新发行国债。除了董事们的资产，还另有几笔钱款用于补偿大批的投资者。梦想着一夜暴富，吞下的却是一杯难以下咽的苦酒。这位英国第一任首相的当务之急是收拾一个烂摊子。

第八章　罗伯特·沃波尔爵士

南太平洋泡沫的丑闻燃起了托利党人的希望。作为一支政治力量，他们似乎即将东山再起。内阁名誉扫地，流亡国外的博林布鲁克兴冲冲地与国内的支持者接上了头。才华横溢但又尖酸刻薄的罗彻斯特大主教弗朗西斯·阿特伯里四处秘密联系流亡法国的詹姆斯二世党人。汉诺威政权被击中了软肋——政府的财政信用。

1721年的股市崩盘和恐慌，能保住辉格党寡头政治的唯有一个人，应该是罗伯特·沃波尔，如今他已位极人臣。不久后，他将被册封为嘉德勋章骑士，在下议院，获得这一荣誉的人屈指可数。在马尔博罗时代，这位一周狩猎五天的诺福克（Norfolk）乡绅就已出任陆军大臣，崭露头角。1710年，辉格党下野后，他被囚伦敦塔，获释后，他一直是辉格党在下议院的领袖。他担任了三年财政大臣，但1717年，他与女婿汤曾德双双递交辞呈，抗议某些辉格党人一味迁就国王的汉诺威外交政策。沃波尔见证了公众声讨萨谢弗雷尔为辉格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无意重蹈覆辙，迅速解决了政治危机，迅速、不声不响地粉碎了詹姆斯二世党人的阴谋。阿特伯里依法被判处叛国罪，还没来得及施展他的口才和文采，就灰溜溜地亡命国外。同一时间，沃波尔没有从中阻挠特赦博林布鲁克及其回国。据说阿特伯里在多佛碰到从法国回国的博林布鲁克，对他说，“大人，我换你来了。”

甫一出任内阁首领，沃波尔就立即着手重建金融。他是第一任财政大臣，因为此前撤销了第一财政大臣这一职务，将财政大权交给了一个委员会。南太平洋公司最后认购的一笔国债被分摊给了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1717年，沃波尔设立了偿债基金，每年从税收中拨出一笔款项，用于清偿国债。短短几个月，局势就出现了好转，英国在另一种辉格党的统治下，恢复了稳定的局面。

由于总理政务的是一名商人，国内的政治氛围格外倾向于实利主义。沃波尔意识到，他领导的内阁的寿命的长短，在于能否避开分裂国家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他明白英国的贵族和牧师家积蓄了太多的敌意，于是他决计不去惹它。

在任免大主教这一问题上，沃波尔慎之又慎。他党内的朋友，伦敦主教埃蒙德·吉布森也在巧妙地操办，在上议院安插了众多的党羽。他不能对不信国教者给予全面宽容，否则可能会在政界引起宗教斗争。虽说他不愿以原则为由乱立法律，但却每年颁布《特赦令》，暗中保护违反了《公职人员宣誓条例》、在地方政府任职的非国教徒，这些人是他的支持者。托利党人只要稍有抬头，沃波尔就会给他们安上詹姆斯二世党这一重罪。不过，他天性仁慈，虽说他掌握着对一些托利党对手的生杀大权，但却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草菅人命。

“相比在国王阶下长期任职的其他大臣，”伯克写道，“罗伯特·沃波尔沾不上一贯腐败这个嫌疑。”他对支持者的品德不抱任何幻想；但却清楚腐败之风不会一路畅通。与他打交道的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也要有所收敛，临到最后，他们表决是因为有所顾忌或一时之气，而不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只要是引发危机的事，他都避之如瘟疫。此外，他凭借为德国贵妇发放津贴，拨给王室丰厚的年俸这一手，取得了国王的信任。

沃波尔的目标是在三十年内稳定汉诺威政权，巩固辉格党的势力。当时的税赋不高；由于厉行节约，托利党乡绅放心不下的土地税降到了一先令。国债逐年减少，议会全面修订了税则，削减了许多过高的关税，用以鼓励和发展贸易。沃波尔与法国签订协约，严格奉行不干涉欧洲政治的政策，从而避免了另一场战争。在他的悉心呵护下，英国从安妮女王统治下的创伤中恢复了元气。不过，人们忘不了曾经的伟大时代，不屑乔治一世时代的无聊乏味的日子。稳妥、繁荣与和平政策提不起他们的兴趣，许多人动不动就抨击内政败坏，外政碌碌无为。

沃波尔执政的二十一年中，即使缺乏远见，也未成功，但始终有人反对他。不赞成他政策，或由于没有谋得一官半职而耿耿于怀的辉格党人与失势的托利党人互相勾结，沆瀣一气。这些失势的托利党人深得人心！沉浸在失去的事业，寄托在国家、历史和富足上的浪漫人士，同时也是博林布鲁克在诋毁马尔博罗那段日子吹捧的“英国绅士”，仍然是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他们保持着尊严和信心、观念守旧，因失败而痛苦，怀念旧时代，还有名正言顺的国王，或许在他们心中，国王的身影也在被逐年淡忘！

博林布鲁克提过结盟，但沃波尔不肯让他重返上议院。威廉·普尔特尼和约翰·科特里特等小一辈辉格党人聪明过头，没有在沃波尔的权力集团中获得一官半职。沃波尔把持着任免大权，谁也撼动不了他操控下院的权力。唯一的指望莫过于削弱他在国王跟前的地位。他们极尽巴结、继而是贿赂之能事，拉拢德国的贵妇。但在满足她们的贪欲方面，沃波尔总能先他的对手一步。议会反对派的核心人物是威尔士亲王。汉诺威王室的一个传统是父子不和，这位未来的乔治二世也不例外。内阁仰仗国王；反对派却指望他的儿子。人人都关心这个王朝。要不是威尔士王妃卡洛琳的鼎力支持，沃波尔兴许有性命之忧。诚然，乔治二世1727年继位时，他一时失宠。新登基的国王将其解职。但反对派却没能力另组内阁。乔治二世第一届议会开幕，临时政府的挂名首脑只得请沃波尔代为捉刀，替国王写开幕词。由于深得卡洛琳王后的信任，沃波尔官复原职，地位比从前更加巩固。

国王的心思不在英国，而是放在汉诺威的事务上，这可能会被那些心存不满、野心勃勃的内阁成员所利用。这是一向存在的危险因素。他们拥护国王热衷的问题，如国王世代生活的故国、欧洲大陆的政治、大同盟、马尔博罗的战争。欧洲政治对沃波尔身边的同僚产生了极大的诱惑，但他无意干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只想维护和平、保住职位、玩弄权术，混混日子了事。但其他人却赞成旗帜鲜明的主题。沃波尔只得与他们争斗。1729年末，他将妹夫查尔斯·汤曾德撤职。之后，他与纽卡斯尔公爵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密切合作，纽卡斯尔公爵头脑糊涂、喜欢小题大做，但他有大片的领地和财富，能左右选举。用沃波尔的话说，纽卡斯尔出任国务大臣，是因为他“对一位能人在这个职位上制造的麻烦有切身体会”。政敌讥讽沃波尔为“首相”，这个受人尊敬的头衔当初却是一个贬义词。看样子，反对派成功已遥遥无望。一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聚集在博林布鲁克和乔治一世尚且在世的情妇肯达尔女大公周围——肯达尔女大公同时也是博林布鲁克兴办的报纸《工匠》的资助人，这些人纵有过人的才智、犀利的文笔，仍然对死板、腐败但又稳定的政府无可奈何。

不过，1733年爆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沃波尔提议由税务局征收烟酒的消费税，以代替关税。这一举动旨在打击吞噬财源的猖獗走私。反对派不惜手段，大肆攻击。信件纷至沓来，议员们应接不暇。民谣和宣传册从门缝里传进了千家万户。全国各地组织了大规模的请愿活动和群众集会。税务员一改可怜兮兮的形象，露出了一副专横跋扈的嘴脸。家庭是英国人的堡垒，但税务局的官员却要不分昼夜地闯入这个城堡，检查是否他们缴纳了税款。传言大抵如此，继而越传越奇，在各级军队也不胫而走，说是他们要为烟草多掏钱，一位军官汇报说，他敢肯定自己的部下反对的是僭君，不是消费税。这场风波席卷了全国，惊动了下院绝大多数阁员。失去既得圈地的担忧压倒了贿赂的效力。沃波尔大势已去，支持者仿佛出了圈门的绵羊，弃他而去。沃波尔在英国历史上最不择手段的运动中一败涂地，只得收回成命，取消税法改革。下议院险些闹成分裂，但最终渡过难关。在此之后，他说了一句名言，“这场舞会办不下去了。”他顺利地摆脱了困境，但他并没有大肆报复，仅仅将几名帮过反对派的军官革职。抨击他的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对派并没有占到长久的上风。

博林布鲁克如今无望重掌政权，1735年，他再一次隐退法国。丢官罢职的辉格党人又去投靠新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他如今成了反对派的靠山。但这些反对派不过是为这个资质平庸的家伙平添了一份王室专款。他们的傲慢向沃波尔证明，臣民渐渐厌倦了他平庸的统治。批评得最凶的要数骑兵部队的青年掌旗官威廉·皮特。在一次进攻中，他因失职被撤了职。1737年，沃波尔坚定的盟友卡洛琳王后去世。全国上下和下议院对这位强硬、不通人情的诺福克乡绅长期独揽大权的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再加上他擅于精打细算，又妒贤嫉能，一手遮天，也偶尔谋取私利。

反对派终于看出了沃波尔的高明之处，即回避动摇国家根基的一切论战。反对消费税的运动迎合了不受沃波尔势力左右的臣民，也最终为他的倒台指明了一个方向。在下议院和朝廷这个小圈子，沃波尔位极人臣，但他的名字却触犯了众怒，不招人喜欢。国家死气沉沉。谁都不愿看到这种丑恶、波澜不惊的繁荣。商业财富迅速增长，贸易额大幅上升，但国人仍不满意。他们似乎还缺少什么东西；这些当然不是詹姆斯二世党人，而是比野心勃勃、丢官罢职辉格党人的不满更深一层次的心绪。这就是英国人受到这个卑劣、不思进取的内阁压制的刚毅和不畏艰险的个性。有时候，下议院整个会期一个问题没有表决就混了过去。

要打破沃波尔的统治机制，只有挑起民愤，继而让受过些贿、不声不响的议会议员群起反对这位大臣。西属美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了沃波尔的垮台。

1713年签署的《乌特勒支和约》准许英国人每年向新世界的西班牙种植园输送一船黑奴。西班牙政府效率低下，所以违反所谓的《许可合同》非法贩卖黑奴不是什么难事，在这段和平时期，这种非法贸易稳步增长。不过，西班牙政府最终开始整顿和加强了殖民地管理，派缉私队的拦截和搜查在西班牙海域从事非法贸易的英国船只。多年来，缉私队在西班牙殖民地沿海以落后的装备打击贩运奴隶，而不是奴役这一行径，结果收效甚微。所以，一旦在公海上拦截到英国船只，他们通常毫不手软。贩卖黑奴属于暴利，伦敦的黑奴贩子向沃波尔施压，要他质疑搜查权。接着，伦敦与马德里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

南太平洋公司的董事们早就看上了这些地区。打击英国私运黑奴的贩子并不损害他们的利益，但每年按照《许可合同》向西班牙国王缴纳的税款却令他们十分不满。濒于破产的董事们希望借伦敦的反西情绪逃避税款。他们声称在1719年至1727年这场短暂的战争期间，西班牙缉私队让他们蒙受了损失。此外还涉及其他争端。因扣押和干扰而损失惨重的船只多半来自英属西印度殖民地，它们长期在坎佩奇湾和洪都拉斯湾从事木材生意。沃波尔与纽卡斯尔希望和平解决这一争端。1739年1月，双方在马德里举行了谈判，初步达成了《普拉多协定》。经济同样濒于崩溃的西班牙生怕大动干戈，因此主动做出了妥协，沃波尔也大幅降低了英国商人的索赔。无奈反对派却不买这个账。南太平洋公司不在初步协定之列，只得单独与西班牙内阁理论。同年5月份，西班牙暂缓执行《许可合同》，却拒不支付《普拉多协定》项下的一分赔偿。

与此同时，议会中的反对派大肆抨击内阁与西班牙签订的协定。他们开口闭口英国的荣誉以及伊丽莎白与克伦威尔
[1] 时代的光荣传统，这下迎合了英国人的偏见与情绪。与西班牙殖民地做生意的船长詹金斯被带到下议院，他拿出一个装着他耳朵的瓶子，说是他的船遭搜查时，西班牙缉私队作的恶。“你作何打算？”议员们问道。“我将我的灵魂托付给上帝，将我的事业交付给祖国，”他按反对派事先教的口径答道。詹金斯的耳朵让臣民们浮想联翩，一时间引起了骚乱。这到底是西班牙人的罪行，还是在某个港口斗殴中的结果，犹未可知，但这个干巴巴的东西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以普尔特尼为首的一帮演说家大肆宣扬，一时被人们讥为“爱国者”。反对派连与西班牙达成的初步协定的条款都懒得看一眼，就在国内向他们发难。沃波尔的一位支持者写道，“这帮爱国人士连协定的内容都不清楚，就执意要毁了它，煽动臣民反对这一协定，在这一点上，他们如愿以偿。”此外，正如英国驻马德里公使本杰明·基恩一个月后对沃波尔所说的那样，“反对派挑起了这场战争。”

西班牙人可以不理会英国议会中的好战分子，但沃波尔和纽卡斯尔却不能置若罔闻。如果英国要向西班牙开战，大臣们宁愿随波逐流，也不会辞职。签署了《普拉多协定》后，西班牙立即解散了缉私队，以示诚意。英国命在地中海的船只返航，但威斯敏斯特发生骚乱后，又于三月份收回了成命。法国的敌意让沃波尔惶恐不安；但他总算还有路可退。1739年10月19日，英国对西班牙宣战。教堂的钟声响彻伦敦的上空，人群欢呼着涌上街头。低头望着兴高采烈的人群，这位首相皱起了眉头，“他们现在敲钟欢庆，不过很快就要扼腕叹息了。”这回展开了一场大战，起初仅与西班牙，但后来又因为西班牙与波旁君主的家族盟约，法国也卷入了战争。英国与近邻自此展开了较量，在将近一百年的战争中，见证了查塔姆的辉煌、诺斯勋爵
[2] 的荒唐、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以及拿破仑的起落。

不出沃波尔所料，接下来的混乱和处置失当让他丢了权。由于海军用人不当，海军作战连连失利。唯一的一次战绩，是反对派英雄弗农上将攻夺巴拿马地峡的波多贝罗。安森舰长率领一支分舰队，满载切尔西的退伍军人驶入茫茫太平洋。舰队没有给西班牙人造成什么损失。但在将近四年的时间中，安森绕地球航行了一周，他一边航行一边绘制航线。一路上，他训练出了新一代的海军军官。与此同时，国人情绪高涨，伦敦发生了多起骚乱。威尔士亲王到处视察，所到之处，内阁反对派欢呼雀跃。他嘴上不离一句新调子，用汤姆森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说，是“统治吧，不列颠尼亚”。
[3]

1741年2月，反对派议员塞缪尔·桑迪斯提请国王免去沃波尔的职务。老臣沃波尔最后一次智胜了他的对手。他向下议院的詹姆斯二世党人放出风去，让他们以为他支持詹姆斯二世复辟。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詹姆斯二世党人都投了他的票。用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话说，反对派“四分五裂”。不过，按《七年法案》大选在即。威尔士亲王不惜重金拉选票，他的竞选运动由威廉的弟弟托马斯·皮特一手操办，反倒让反对派赢得了康沃尔郡的二十七个议席。反对派指望依靠苏格兰的伯爵，凭借他们在选举中的影响击败沃波尔，议会召开期间，沃波尔内阁递交的选举呈请惨遭否决，他愤而辞职（当时有争议的议席纯粹由下院从党派立场裁决）。当时是1742年，罗伯特爵士已掌权英国达21年之久。下台前的最后那段日子，他常常一个人一坐几个小时，默默地回首在唐宁街的往事，暗自神伤。他是第一位入主唐宁街十号的首相，一生取得了许多功绩，和平确立了英国的新教继统。他连哄带劝地平息了沸腾的民怨，让国人接受了新政权。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机构，使其在内阁的庇护下发展壮大。他管理国家的日常事务，不让王室染指和阻挠。自从1714年以后，除有大事要事外，国王不再亲自主持内阁会议，这虽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的结果，但却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安妮女王身体安康时，一直在肯辛顿宫亲自主持星期天晚上的内阁会议。大臣们认为自己仅仅对女王负责，互相之间并无多少瓜葛。可惜乔治一世不会说英语，君臣之间的交流只好用法语或大臣们从伊顿公学学来的蹩脚的拉丁语。沃波尔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执行委员会中独揽大权，如今却连这个名义上的首脑都没保住。他意在号令群臣，确立由国王罢免违抗命令的同僚的惯例。可惜他没有确立内阁集体负责制。他倒台后，其中一项罪名就是图谋“唯我独尊”。

他保了英国近二十年的和平。下台后，他以牛津伯爵的身份进入上议院。他在下议院独揽大权的做派招致人们的一致反对，结果，他的政策授反对派以柄，让他们煽动起他苦心安抚的民愤。他是英国历史上首位下议院领袖，如果他在英-西战争前辞职，兴许称得上最成功的一位。

第九章　奥地利王位继承与“1745年叛乱”

沃波尔迫于反对派的压力发动了英-西战争，战火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欧洲。英国原打算在西班牙海域及其本土打一场海战或殖民地战争。可惜事与愿违地卷入了欧洲战争。挑起这场战争的由头是1740年两位国王驾崩。在易北河东岸，日渐崛起的普鲁士王国有了一位新统治者。腓特烈二世，即后来的腓特烈大帝继承了父王的王位，也继承了一支一度不知如何利用的庞大军队。他雄心勃勃，希望扩张零散的领土，缔造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他精通兵法，擅于用人，而且富有心机，冷酷无情。他的才能很快有了用武之地。当年10月，哈布斯堡王朝
[4] 的皇帝查理六世驾崩，除了帝位，他还将辽阔的版图传给了女儿玛利亚·特蕾莎。
[5] 这位皇帝请欧洲列强郑重保证，承认她对奥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亚与荷兰南部的继承权。可惜这些对腓特烈却是一句空话。他攻占了自己领土以南的奥地利省份西里西亚。法国一向嫉妒哈布斯堡王朝，怂恿和支持他发动战争。欧洲由此卷入了战火，这场战争史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身在英国的乔治二世为此食不甘味。相比大不列颠王国，他更在乎世袭的汉诺威帝选侯爵位。他看出了侄儿，普鲁士国王腓特烈的野心，担心普鲁士下一步是要吞并他在德国的领土。沃波尔倒台后，在伦敦一手操纵乔治国王内阁的是第一财政大臣亨利·佩勒姆及长期担任国务大臣的王弟纽卡斯尔公爵。他们手握大片的领地，在选举中呼风唤雨，让辉格党在下议院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工于党派斗争，但对外交和军事却一窍不通。纽卡斯尔熟悉欧洲，可惜他天性谨小慎微、成不了大器。相比出兵打仗，他更在乎在国内操纵大权。乔治二世只好去求教佩勒姆的对手科特里特勋爵，请他出个主意。沃波尔掌权期间，与其他聪明反被聪明害的人一样，科特里特被贬为爱尔兰总督。罗伯特爵士下台后，他重返议会，官复原职。他凭借维护国王在德国的利益，取代了佩勒姆一党，深得国王的宠幸。科特里特希望汉诺威和英国维护和促进欧洲的力量均衡，认为自己能解开欧洲大陆的危局。他会说德语，是国王的知己。他明白不断发展壮大的普鲁士是一大祸患，普-法联盟对英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1742年，他奉命出任国务大臣。为对付法国、西班牙和腓特烈大帝同盟，他与玛利亚·特蕾莎达成了一项协定，与荷兰重新签订了一些传统的协约。他答应给予奥地利财政援助，并且着手筹建一支军队支援匈牙利女王（玛利亚·特蕾莎引以为荣的称呼）。早在四十年前，英国就支持过她的父亲争夺西班牙王位，他当时还是查尔斯大公。如今，这个岛国再一次联合奥地利王朝对付法国，但这绝不是最后一次。

可惜科特里特既没有名分又没有政治上的追随者，无法有效地贯彻他的决定。他生性孤僻、不善于拉帮结派，仅仅凭着国王的宠幸。议会中很快就有人与他为敌，为首的是代表古老却又荒无人烟的旧塞勒姆自治市议员威廉·皮特。皮特的祖父曾出任马德拉斯
[6] 总督，是举世闻名的皮特钻石的主人。皮特从伊顿公学毕业后投身军营。他的上司科巴姆勋爵因煽动反对消费税被沃波尔罢免了团长一职，这位年轻的掌旗官的军旅生涯就此告终。他后来又追随自己的主子加入了反对派阵营。科巴姆是坦普尔家族的头面人物，他们家与格伦维尔和利特尔顿两家沾亲带故。皮特与这帮心怀不满的辉格党人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同盟，走上了仕途。在支持出兵西班牙这场运动中，他充当了急先锋，大肆抨击纽卡斯尔指挥不当。

纽卡斯尔的指挥的确差强人意，但皮特抨击的主要是英国将战火燃烧到了欧洲。反对派称，仰汉诺威权贵的鼻息是可耻和不负责任的。皮特在演说中含沙射影地反对用英国的财政补贴组建汉诺威王朝的军队，由此招致国王的长期冷落。在另一次演讲中，他称，如果说沃波尔“因为贪生怕死出卖了祖国的利益，那么，现任首相则以他的冲动将它葬送殆尽。”对科特里特的指责投合了佩勒姆和纽卡斯尔的心意，他们妒忌这位才华出众的同僚，都伺机将他赶下台。有朝一日，皮特的口才将名垂后世，他也因此得到回报。

马尔博罗的老部下斯泰尔伯爵率领三十万英国大军在欧洲大陆作战。1743年春，国王在小儿子坎伯兰公爵的陪同下走出英国，亲自上阵。联军主要部署在美因河
[7] 一线，希望斩断法军与其德国盟友的联系。巴伐利亚也趁乱对玛利亚·特蕾莎女王下了战书，巴伐利亚帝选侯仰仗法国撑腰，自立为神圣罗马皇帝。这是哈布斯堡王室三百年来首次丢失王位。但事后证明，这不过是个小插曲。诺瓦耶元帅手下的一支法国精兵就部署在附近，意在切断敌军在荷兰的后路，从正面将他们一举歼灭。两军在靠阿沙芬堡的德廷根村交上了火。迫不及待的法军骑兵冲向盟军的左翼。乔治二世的马一蹿，险些将他摔下了马，他手握长剑，率领汉诺威和英军步兵冲向法国龙骑兵。敌人溃不成军，落荒而逃，在过美因河时淹死的官兵无数。法军步兵也未能挽回败局，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盟军占领了阵地。盟军仅仅损失了两千人，而法军阵亡者却是对手两倍。王子坎伯兰公爵在这场激战中表现出英勇的气概。一位名叫詹姆斯·沃尔夫的青年军官目睹了这一幕。汉诺威王室虽说在战场上英武神勇，可惜缺乏将才。德廷根村大捷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绩。

战事已经平息。英国人和汉诺威人只顾斗嘴，却疏于采取行动。德廷根村一战在伦敦激起了短暂的热情，但臣民渐渐地又坚决反对在欧洲打一场大仗。英国又成了一个伟大联盟的领袖和冤大头。法国与西班牙重新签署了《波旁族约》，谍报人员汇报，詹姆斯二世党人在巴黎蠢蠢欲动。伦敦一时谣言四起，说法国即将大举入侵。内阁匆匆将驻扎在荷兰的军队调往希尔内斯。1744年末，当时的格伦维尔勋爵科特里特被赶下了台。纽卡斯尔再次主政内阁，但他却推脱不掉科特里特和乔治二世强加给他的义务，再说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责成国王任用皮特。他向弟弟诉苦，“我们切不可因为掌了权而忘了我们说过要赶走格伦维尔勋爵的话。”

1745年战役，国王任命坎伯兰公爵为驻欧洲陆军总司令。这个刻板的年轻人在德廷根一战的英勇表现让人觉得他颇具将才。用他的一位部下的话说，他身先士卒的作风是“非凡的大将风度”。但他必须与当时大名鼎鼎的军人萨克斯元帅一决高下。法军出动重兵攻打由荷兰人把守堡垒防线，这里是马尔博罗曾经率兵厮杀过的举世闻名的战场。部署好图尔内
[8] 的防务措施后，萨克斯以紧靠蒙斯公路的丰特努瓦村为中心摆开了一个坚固的阵地。坎伯兰下令手下的官兵摆开战斗队列，冒着炮火推进到距离法军五十步内。敌我的兵力将近二比一。皇家第一禁卫军（掷弹兵）总司令查尔斯·海勋爵走到队伍的前列，他掏出一个酒瓶，高高举起向法国王家军队致意：“我们是英国禁卫军，希望贵军别跑，等我们冲过去，别像上次在德廷根一战跳进美因河一样，跳进斯凯尔特河
[9] 游泳。”说完，两军阵中欢声雷动。英军继续前进，到了三十步的时候，法军开火。但猛烈的排枪也挡不住联军步兵，他们一举将敌人赶出了阵地。法军骑兵奋战了几个小时，妄图冲破联军的纵队。望着法军中的爱尔兰人投入战斗，坎伯兰公爵惊呼，“真该死，他们竟然与我们为敌。”较之有关他的记载，这句话显得相当大度。黄昏时分，他率领队列整齐的部队撤向布鲁塞尔。

德廷根与丰特努瓦的两次战役兴许起不了多少作用，但在英军参加的十九世纪中叶的战斗中无疑可圈可点。此后，英军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没有发挥更大作用。1745年10月，坎伯兰公爵班师回国，迎战出兵英国的王位觊觎者。当时，欧洲大陆的联军在各条前线连连失利，只有大西洋彼岸传来了好消息。英国殖民者在一支小海军的增援下攻占了新世界最坚固的法国堡垒，位于布雷顿角的路易斯堡素有“北美的敦刻尔克”之称，它扼守圣劳伦斯河口，是来往法国和加拿大的交通要冲，为了得到它，法国不惜花费了一百多万英镑。伦敦看出了这一战的重要意义。“我们新近占领的布雷顿角，”切斯特菲尔德写道，“是我国的珍宝，比昔日的直布罗陀还要贵上十倍。”

乔治二世口中的“鲁莽的傻子”纽卡斯尔慌了神。他拿不出战策，用当时臣民的话说，将科特里特赶下台后，他只好“硬着头皮上阵”。靠辉格党家族集团撑腰的佩勒姆政权是空中楼阁，但也并非一无是处。亨利·佩勒姆擅于治理国家，克勤克俭、能力出众，可惜面对一场欧洲大战，他还是不如沃波尔，显得力不从心。纽卡斯尔做事一向不着边际，他将内阁事务看作本阶级的职责，但说到履行职责，他又没了主意。之后出任首相的谢尔本勋爵评论这对难兄难弟：“他们有夺取内阁之才，除了正派、廉政和辉格党的原则，却无治理国家的本事……他们的长处是奸诈、巧于辞令、比较文明；他们知晓宫廷的种种机关；善于玩弄权术；长期掌握着一个党……比起他能说会道，假装糊涂的老弟，佩勒姆先生更胜一筹。

但战争重于一切。为维持一个稳定的内阁，佩勒姆兄弟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不懈、不遗余力。威廉国王的英魂始终萦绕在他们的心头。他们的外交政策似乎与二三十年前十分相似，只不过换了行头。奥地利与荷兰这两个欧洲强国早失去了昔日的雄风，伟大的联盟已不复存在。1740年代的内阁硬撑门面，误打误撞，跟不上欧洲的潮流，不顾英国在海外的远大前程，令国人生厌。但有一个人认为必须制定新政，他就是威廉·皮特。国王能否恩准他进枢密院还犹未可知。

自从1707年合并以来，苏格兰一直怨声载道。在山高路险、天高皇帝远的苏格兰高地，臣民一直对斯图亚特王朝与詹姆斯二世党人的事业忠心耿耿。他们世代像土人一样居住在山村，我行我素，部落中打家劫舍这个由来已久的欲望依然不减当年。合并没有让他们脱贫解困。“酋长常常绑架男孩或男人，将他们卖给美洲的种植园，以此增加他们微薄的收入。世代懒散和抢夺成性的生活造就了苏格兰高地人野蛮的恶习。一语不合，他们就能大打出手、以血相见。酋长与酋长、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你争我斗世代相传，每个苏格兰高地人倒下的地方堆起的石头让他们世代不忘双方的世仇。高地人打起仗来从不发慈悲，长期以来，他们野蛮、残暴成性，一直让他们的邻居不寒而栗。”

长老会的戒律牢牢地管束着苏格兰其他地区，但酋长们却控制着高地，他们既不联合，也不讲和，依然保持着些许的好斗和虚荣心。

1715年起义失败后，詹姆斯二世党人安分了一段时间，但英国刚一卷入欧洲大战，他们立刻蠢蠢欲动。老僭君当时业已赋闲，他的儿子查理·爱德华亲王成了巴黎和罗马穷困流亡者的首领。他堂堂的仪表、洒脱的举止为他的事业赢得了不少支持。1744年，他寻求法国内阁的帮助，在格拉沃利讷建立根据地。他指望这一年在法国的支持下出兵英国，虽然希望落空，但却并未灰心，1745年6月，他带领几名追随者从南特启程，在苏格兰西群岛登陆，由此做出了英国历史上最冒失和轻率的行动。他只能博得苏格兰高地人的支持，但那不过是苏格兰全体人口的一小部分。高地人一贯好斗，可惜他们向来不服指挥。查理缺少军火、军费不足，低地人仇视高地军队，商人们视他们为土匪，城里人早已接受了汉诺威王朝的统治。

乔治·默里勋爵率领一千二百人在格伦芬南举旗造反，支持詹姆斯二世党人。约翰·科普爵士率领三千余名政府军集结低地。叛军一路南下；查理王子入主荷里路德宫。科普在普雷斯顿潘斯与叛军交上了火，被打得落荒而逃。截至9月末，查理以父亲“詹姆斯八世”的名义统治了苏格兰大部；可惜他高兴得太早。忠于乔治国王的人死守爱丁堡，时不时地放一发闷炮。苏格兰大部分百姓对战事无动于衷，但伦敦人却惊慌失措，纷纷跑到银行提款，谁知却被几个六便士打发了事。大部队仍在佛兰德斯
[10] 。

小僭君率领五千人马越过边界。英国调集了三路大军予以迎击。韦德据守纽卡斯尔；坎伯兰公爵带兵赶往利奇菲尔德封锁通往伦敦的公路，如果叛军与威尔士山区的詹姆斯二世党人汇合，就西出予以痛击。第三路屯兵芬奇利
[11] ，扼守伦敦，霍格斯
[12] 的画生动地讽刺了当时的一幕。这幅画招致了国王的不满，他自以为是名武士，认为画家不该取笑军人。

高地人行动神速，他们一路南下，所到之处，打家劫舍，攻城略地，一路占领了卡莱尔、彭里斯、兰开斯特和普雷斯顿。但加入他们队伍的英国人寥寥无几。他们本指望在曼彻斯特招兵买马。他们进城的时候，由一名少年打着鼓和一名妓女在前面开路，以吸引人入伍，可惜使尽浑身解数，才招了区区二百人。南下途中，许多高地人开了小差，跑回了家。利物浦坚决拥护汉诺威王朝，他们自费武装了一个团。

酋长们提出撤回苏格兰。查理听说伦敦出现了恐慌局面，指望借机坐收渔利，无奈他指挥不动追随者。乔治·默里巧施调虎离山之计，将坎伯兰公爵引离了伦敦，通往首都的公路这下门户洞开。无奈正值十二月份，英国掌握着制海权，法国又远在对岸，远水救不了近火；再加上荷兰与黑森
[13] 派兵驰援英国。伦敦加紧招兵买马，凡是应征入伍的都发放六英镑的奖励。

查理王子在德比下令撤兵。两天后传来消息，詹姆斯二世党人准备在威尔士起事。查理率领人马冒着寒风撤往苏格兰北部的要塞。英军仿佛秃鹫，穷追不舍，紧紧咬住叛军的殿后部队和两翼。默里撤退途中指挥有方，在殿后战中，他手下的官兵从未失过利。他率领人马在福尔柯克
[14] 掉头反扑，重创追兵。无奈条顿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坎伯兰公爵集中兵力，准备决一死战，1746年4月，他在克罗登荒原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最后一线希望扫入历史的尘埃。斯图亚特王朝留下的不过是历代国王谦和善良的传说，传说虽站不住脚，但却富有感情色彩。战场不讲人情，坎伯兰从此得了“屠夫”这个抹不掉的头衔。查理·爱德华带着寥寥的几名亲信逃出了莽莽荒原。他乔装成一名妇女，由当时的传奇女英雄弗洛拉·麦克唐纳偷偷送往斯凯岛，从那里登船逃亡法国，在流亡中度过了余生。弗洛拉·麦克唐纳由于在此次事件中的英勇仗义，被关押伦敦塔，过了一段铁窗生活。

残酷的镇压反映了汉诺威内阁对政权的担忧。他们解除了高地人的武装，废除了残存的封建制度。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复辟从此退出了英国的政治舞台，韦德当时已升任陆军元帅，他率兵攻入高地腹地，并且派兵留守因弗内斯等地，等到七年战争爆发，皮特又巧用高地人的好斗为他的帝国梦效力。沃尔夫率领的高地旅在魁北克为苏格兰赢得了荣誉，从此成为英军的精锐部队。瓦尔特·司各脱爵士
[15] 的作品再现了高地传统以及詹姆斯二世党人的故事。苏格兰高地至今还有一个白玫瑰联盟。

佩勒姆这对难兄难弟在叛乱的危急关头得出了最终结论。他们要么将皮特纳入自己的麾下，要么双双辞职。1746年，皮特出任军需大臣，这可是战时的一个肥缺。按公认的惯例，军需大臣可将军费余额存入自己的私人账户，坐享其中的利息。此外，他还要从补贴外国盟军作战的经费中抽取成头。不过，除了薪水，皮特不肯多占一个便士。他的做法深得民心。他凭本能、而不是算计赢得了中产阶级、伦敦商业区、新兴贸易城镇和乡村地主的钦佩和信任。他是一名天生的演员，依靠这一姿态赢得了臣民的关注，并且将他们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这一点无人能及。皮特担负了九年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1748年，一纸《亚琛和约》结束了令人失望的战争，和约没有为英法两国解决任何问题。唯一的赢家是腓特烈大帝，他伺机参战、又见好就收，如今仍占领着西里西亚。

为调整外交政策，皮特这回与纽卡斯尔打了几个小时的嘴仗。他指出了轻视普鲁士的危害。他说，“如果没有持久、稳定的和平，那么英国和欧洲都难生存；如果普鲁士不介入，目前的这个联盟恐怕无力为之。”法国始终是他的心腹大患。出任军需大臣这个职务期间，他形成并厘清了这个观点。这位新近纳入的部下令佩勒姆欣喜若狂。“要我说，在我们之中，数他能力出众、是位栋梁之材；他清正廉洁、为人正直。”但皮特犯愁的是，身为内阁的一员，他左右不了也不能批评政府的政策。他靠频频尖锐的抨击跻身内阁，谁知却不讨国王的欢心，一时没了斗志。靠惯常的手段，他恐怕难以掌握大权，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必须投国人所好。可惜在1748年至1754年这段和平时期，由于情况过于复杂，要采取大动作，势必要痛下杀手。1751年，反对派名义上的领袖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去世。皮特等青年政客原以为这个无足轻重的人一旦继位，他们就能掌握大权。谁知弗雷德里克的去世却削弱了一个潜在内阁的团结。1754年，亨利·佩勒姆任期届满，岌岌可危的政府摇摇欲坠。皮特积极参与派系斗争。依仗政治盟友科伯姆和格伦维尔两个世家的支持，以及莱斯特堡威尔士亲王残余的亲信的拥护，皮特如今是要职的有力人选。可惜国王对皮特极其反感，同时，拥有政治势力的坎伯兰公爵成功将皮特的劲敌亨利·福克斯（Henry Fox）安插进了内阁。

威廉·皮特飞黄腾达的希望化作了泡影。威尔士王妃的笑脸也好，纽卡斯尔絮絮叨叨的许诺也好，他自己一派有限的支持也好，都给不了他什么。用他写给利特尔顿信中的话说，“总之，下议院的重要和意义只能出自一两个方面，即国王的庇护或在国内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却往往出自反对国家的政策。”无奈之下，皮特只能走后一条路。皮特退出了纽卡斯尔以沃波尔方式经营的狭隘的政治圈子，试图重新激发起马尔博罗战争中鼓舞英国人的民族情感。他撇开无足轻重的小派系，争取到了国人的支持，最终打破当权政客不堪一击的派系，为政界带来强劲的务实作风。可惜精通当下政治手腕的福克斯入主内阁，让皮特万念俱灰。他在下议院发表了一篇精辟的言论后，于1755年被免去了军需大臣一职。

两个月后，欧洲发生了一场四大强国一直寻求的外交革命。英国与普鲁士签订了一份协约，法国与奥地利紧跟着也签署一纸协定。两大联盟从而彻底被打乱。第三次英法战争，英国有了一个强大的新盟友，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只可惜英国内阁铸成了大错。战争最初几年指挥不当，再加上生性好战的坎伯兰公爵草率发动战争，给了皮特东山再起的机会。米诺卡岛）失守在全国引起了一片哗然。面对国耻，内阁一时六神无主。坎伯兰公爵的宠臣亨利·福克斯匆忙隐退。内阁转而将责任推到了宾元帅头上，怪他装备低劣的海军未能解米诺卡岛守军的围。英国内阁为推脱责任出了一个史上最卑劣的下策，给宾安了一个贪生怕死的罪名，将他枪毙在自己旗舰的后甲板。皮特代他向国王求情。“阁下，下议院希望从轻发落。”国王答道，“你让我学会了到下议院以外的地方寻求民意。”皮特即将东山再起。约翰逊博士说过，“沃波尔是国王强加给臣民的首相，皮特却是臣民向国王推举的人选。”不过，他切身体会到，如果不在纽卡斯尔公爵操纵的议会中站稳脚跟，“国人的支持”也远远不够。公爵被全国的抗议吓坏了，他明白，如果国人执意追究他的责任，他的关系和背景也保不了他。皮特与纽卡斯尔公爵结成了联盟。皮特打算将抛头露面的事交给公爵，公爵却准备依靠皮特的成就和杰出的口才退居幕后，过上平静的生活。

第十章　美洲殖民地

皮特上台以及他成功指挥的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将对北美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再看一看悄然、稳步发展了一百五十年的美洲殖民地。十七世纪上半叶，英国人蜂拥到美洲大陆。从法律上说，他们定居的殖民地是特许地区，隶属于国王，但国内几乎不管他们，所以他们很快学会了自治。由于连年内战，母国尚自顾不暇，更别说眷顾他们了。克伦威尔的共和政体虽然宣称议会是英语世界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政令一直形同一纸空文，继而又被复辟吹得烟消云散。但1660年以后，英国内阁拿出了一个明确的新计划。此后的五十年中，历届英国政府千方百计地在美洲殖民地推行王权，在海外领地巩固王权和任免权，借此名利双收。为处理美洲事务，议会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委员会，它们在卡罗来纳和宾夕法尼亚开辟了新殖民地，又从荷兰手中夺得了新尼德兰。委员会事先采取了措施，确保了新殖民地的王权，同时又废止或修改了老殖民地的特许权。此举必然导致各个委员会与殖民地议会冲突不断，殖民地议会不愿见到委员会将殖民地纳入英国的统治。这些议会中多半是自由民的代表机构，它们主张和行使与英国议会一样的权利、议事程序和特权。许多议员是在仇视英国国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的父辈宁可流落他乡，也不愿屈服国王的暴政，他们同样认为，自己在与当年英国议会与斯特拉福德和查理一世决裂的同一类问题进行斗争。他们一致抵制贸易和殖民委员会的干涉，认为此举直接侵犯了殖民地特许状当初保障的权利和特权，粗暴地干涉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长期以来，英国议会并没有插手这一纷争。斗争双方其实是殖民地和枢密院的大臣们。这些大臣执意要叫停美洲自治。1682年，殖民者请求枢密院颁发一纸特许状，允许他们在与西属殖民地佛罗里达接壤的空地定居。枢密院一口回绝了这一要求，称国王有令，“不得在美洲新辟殖民地，也不得授予可能导致有损殖民地皇权的权力。”詹姆斯二世在位期间，臣民愈发倾向于王室。1685年，纽约州成了皇家的一个行省。英国又效仿法国在加拿大的做法，借口联合抵制法国的扩张，将新英格兰的几个殖民地合并成“新英格兰自治领”，但这一步遭到了激烈的抵制，1688年的英国革命预示着“新英格兰自治领”土崩瓦解。

英国的动机并非全然出于一己私利。法兰西帝国主义隐隐地在其领地的边界露出了狰狞面目。路易十四的首相科尔贝尔推行的改革巩固了法国的实力和财力，英国政客与商贾在海上和国际市场面临着你死我活的竞争。他们看到，在中央政府集权的支持下，法国殖民地和商业企业稳步发展。但英国议会派系林立、殖民地议会不安分、委员会名目繁多，大英帝国又如何抵御这一威胁？

于是英国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殖民地贸易必须由伦敦统筹安排。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扶持英国商船队，为战时储备船只和船员。这一整套制度的基础是一系列法令和法规，即《航海法》。殖民地贸易货物只能由英国商船运输，船只只能使用英国船员，且来往英国港口。殖民地不得从事有碍英国航运发展的对外贸易。此外，当时的经济理论也遏制了殖民地的独立。当时普遍的贸易观出于自给自足的需要、经济国家主义，或者说商业本位。一国的财力取决于国家的贸易差额。贸易逆差意味着黄金外流、经济衰退。国家繁荣需要掌握丰富的自然资源。殖民地事关国家的大业，要生产重要的原材料，如海军需要的木材，为国内日益发展的制造业提供一个广阔的市场。大英帝国必须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殖民地的制造业应有所限制，以免引起内部竞争，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应严加管理。简而言之，这就是十七世纪立法活动中体现的经济理念。上述方案没有殖民地独立发展的余地。它们只能为英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材料和市场。

殖民地并没有不折不扣地执行这套制度。在十七世纪，没有哪一国的内阁能在远隔数千英里的领地推行这样一部法令。美洲殖民地议会满腹牢骚，各行其是，挖空心思地回避议会的制约。

1688年的英国革命一改全局。此前，殖民地一直将英国议会视为反对王室的盟友。但议会一旦在立宪斗争中战胜了王室，立即换了一副面孔，意欲统治美洲殖民地，只不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暂缓了这场冲突。由于在欧洲同法国连年征战，英国不得不避免与其他地区产生重大冲突。为了集中英语民族的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英国内阁放弃了在新世界树立权威的一切努力。贸易和殖民委员会不再剑拔弩张，殖民地多半由他们自己治理。

臣民期望的友好和睦化作了泡影，其原因不一而足。殖民地的观念和传统脱离了母国的羁绊，走上了稳步发展之路。殖民地出生的一代在美洲殖民地安居乐业，同时也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得到了磨炼，他们从海滨向西迅速推进，扩展领地，并决心捍卫自己的独立和权利。相比国内，英国革命和十七世纪辉格党的思想在新世界的影响更为深远。朝气蓬勃的美洲人发现，他们在开发自己资源的时候处处碰到法令这一纸障碍。这些问题让他们反感代表英国采取的一切措施。另一方面，尽管很快了解了自己的潜力和财富，但却迟迟未能组织起来。此外，他们仍本能地忠于自己的民族，意识到边界对面法国的威胁，但却与英国一样，尽量避免大的冲突。1717年，他们积极参与远征法属加拿大，可惜群龙无首，最后以失败告终。不过，他们不仅猜忌母国的内阁，而且互相猜忌，没过多久，他们就在不休的争执中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这种局面贯穿了沃波尔执政的始终，沃波尔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冲突。可惜在此期间，殖民者愈发得寸进尺，十八世纪中叶，殖民地议会肆意挑战大英帝国的权威，谋求自主权。为掌握几个殖民地的内政大权，摆脱伦敦的一切控制或干涉，殖民地立法机关与英国委派的总督之间发生了无数次冲突，双方都有道不尽的委屈。国王将海外的职务视为他对官吏的恩典，内阁则认为是对支持者的赏赐。因此，整个殖民地都沾染着英国公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腐败气息。殖民地总督、参事、法官等众多官员都由国王委任，难得有人是为了殖民地的利益选任的。用一位英国史学家的话说，“美洲是为大不列颠腐败的议员和失宠的朝臣开办的一座收容所。”不过，英国派来的官员并非个个都是这种人。尤其是在北美，总督往往出身殖民地名门望族，殖民地政府中才华出众的官员多半属于这一类。不过，殖民地之间也免不了互相倾轧。总督们在财政方面往往处于劣势。他们的薪水由议会定，议会却常常不予表态。久而久之，官员们与议会之间的怨越积越深。日常的行政管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688年英国革命后，王室权力在英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在新世界却依然权威不减。尽管殖民地议会执意照搬英国的模式，但还是处处碰壁。它们受到特许状或法规的制约，而且还有特设海关、各种机构和海军法庭在殖民地执法，虽说英国内阁竭力避免明中干涉，但情况却每况愈下。英国仍认为设立美洲殖民地是为了英国的经济利益。美洲大陆殖民地为海军提供补给和烟草，西印度群岛则向英国各个港口输送整船的糖。但随着美洲的势力越来越强，人口越来越多，各殖民地有意要自己发展制造业，不再为联合王国提供市场。早在1699年，议会就立法禁止在新世界发展工业。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美洲殖民地只能将产品卖给近邻、英国及其在西印度群岛的海外领地，再花大价钱从英国进口所需的商品。这种做法有违《航海法》的条款。来自英国的经济压力逐年加大，殖民地渐渐出现了贸易逆差，到十七世纪中叶，每年的贸易赤字高达三百万英镑。殖民地的商人只能通过不法手段筹集现金。在未来的第一次世界性大战期间，资金外流为英国的偿债能力助了一臂之力。伦敦商业界清楚；皮特也心中有数，在伦敦市政厅皮特的纪念碑上，至今记载着他执政期间，通过战争统一管理和振兴贸易的事迹。不过，新世界的贸易却因此遭到了重创。美洲殖民者没有造币厂，也没有统一的货币。滥发纸币、结果导致纸币迅速贬值，让事态雪上加霜，英国的商人纷纷抱怨殖民地信贷变化无常。

十八世纪初，十三个殖民地中的最后一个殖民地成立。慈善家詹姆斯·奥格尔索普看到，那些欠债不多又无力偿还的债务人在英国监狱中受尽磨难，对此感到十分痛心。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即允许这些人移居一个新殖民地。他向内阁提出建议，1732年，英国成立了一个理事委员会，负责南卡罗来纳以南广袤的领土的管理。第二年，第一个殖民点在萨凡纳
[16] 成立。人们在那里开辟了一个个种植园，并且宣布，除天主教外，人人享有宗教自由。第一批殖民者都是英国的罪人，不过，这让欧洲各地受压迫的人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大批大批的犹太人接踵而至，继而是萨尔茨堡
[17] 的新教徒，德国的摩拉维亚人和苏格兰斯凯的高地人。这个名叫佐治亚多民族地区很快吸引来虔诚的传教士，约翰·卫斯理
[18] 就是从这里走上传教事业的。

世俗的纷争很快玷污了一开始纯洁的道德氛围。这些定居者与其他殖民地的兄弟一样贪图朗姆酒和奴隶，委员会对此厌烦不已。长期以来，他们与萨凡纳的商人争吵不休，最后收回了特许权。1752年，佐治亚收归英国管理。这块殖民地是母国在未来的美国领土上最后一个落脚点。移居殖民地的英国人逐年减少，但其他各国的移民却纷纷而至。十七世纪末，由于英国议会的法案扼杀了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工商业，两地难民蜂拥而至。到了新家园，他们结成了强大的仇英势力。德国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向宾夕法尼亚，人数很快就超过了二十万人。吃苦耐劳的胡格诺派教徒
[19] 为逃避宗教迫害从法国逃到了这里。各个殖民地之间也常有人口流动。各个风景宜人的沃洲从此相通，人口不断翻番。西部一望无际的土地为第一代移民的子孙提供了栖息之地。有待开垦的大片土地吸引着更多家庭来此定居。开垦处女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赋予他们冒险精神。在周围环境的影响和熏陶下，一个自力更生的社会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和文化。以德裔和阿尔斯太爱尔兰裔为首的宾夕法尼亚人翻山越岭，拉开了西部寻找新土地的序幕。这些人形形色色，与印第安乡村接壤的西部农场多半是粗眉大眼的拓荒者和身强体壮的自耕农，在新英格兰，则多半是自信的商人、律师、乡绅以及商人的子女。卖身为奴、从英国城镇绑架来的劳工，以及南方一船船从非洲运来的大批奴隶组成了多元的北方社会。在此期间，欧洲发生了许多大事，虽说多半不为美洲人所知，但却悄然决定了十三个殖民地的命运。

第十一章　第一次世界性大战

1756年11月，皮特出任国务大臣，第一次进入内阁。用腓特烈大帝的话说，“英国多年怀胎，终于诞生了一位伟人。”

自从马尔博罗以后还没有出过这种局面。皮特在克利夫兰街的办公室运筹帷幄，指挥和赢得了一场范围东到印度、西至美洲的战争。他一个人肩负战争重任，并独揽财政、行政和军事大权，集各项权力于一身。他不愿与人平起平坐，其地位完全取决于战场上的胜利，因此政敌众多。他容不得别人插手自己的工作，连内阁同僚的忠言也听不进；他既不与人商量，也不争取别人的支持，还因为插手财政事务，开罪了纽卡斯尔和财政大臣。但在执行作战计划方面，皮特却能慧眼识英才，他撤下庸碌的海陆两军的将军，换上沃尔夫、阿默斯特、康韦、豪、凯珀尔和罗德尼等几位可以信赖的年轻人，并且一举成功。

不过，皮特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他曾反对议会将宾上将送上军事法庭。他与同僚意见不一，坎伯兰公爵凭借自己的权势与他作对。时至今日，伦敦商界仍看不懂与普鲁士的盟约。1757年，国王撤了皮特的职，但他早已深得民心。英国各个城镇和团体对他表达了深厚的感情和支持。接下来的三个月，虽然皮特还掌握大权，处理日常事务，但内阁却名存实亡。直到当年六月份，英国才组建了一个稳定的战时内阁，但在此后的四年中，皮特始终独揽大权。

皮特并不囿于某一个战场。英国在世界各地主动出击，不让法国集中兵力，打乱了他们的作战计划，消耗了他们的兵力。皮特激烈抨击过科特里特在欧洲的作战方案，但他此刻认识到，如果像他1740年代提倡的那样，单纯靠海战和殖民地战争，英国恐怕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如果不在欧洲、新世界以及东方打垮法国，它终有一日会东山再起。法国在北美和欧洲如日中天，是英国在海上的劲敌。在印度，如果一个欧洲大国立足莫卧儿的废墟，那么，它的旗帜上应是百合花
[20] ，而不是圣乔治的十字架。法英战争是历史上第一场世界性的大战。其战果不仅是重新划定疆界，以及重新划分要塞和产糖的岛屿。

皮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他发动的远征是否是全局的一环，都尚且存疑。一如往常，他的政策仿佛有一面大屏幕，将他敢作敢为、霸气的性格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尽管他不讨国王欢心、阁僚从中作梗，但他仍一步步地跻身议会的高位，如今他总算时来运转、有了底气，再加上国人的信任，给了他一个施展才华、暴露他缺点的舞台。振作英国低落和消沉的情绪；发动英国的财力和人力，打造一台威震多瑙河到密西西比的战争机器；挫一挫波旁王朝的锐气，让英国国旗飘荡在每一个大洋，为征服、号令世界，不计财力或人力损失，这就是皮特的气魄，他同时将这种气魄灌输给举国上下，上至各路将领、富商巨贾，下至弹药手和小商小贩；灌输给战场上最年轻的军官，皮特让他们感到，在自己亲自指挥的战争中，吃败仗情有可原，但临阵不前绝不轻饶；这种精神也同样灌输给曾在普雷斯顿潘斯冲锋陷阵的苏格兰高地人，他们如今正横渡太平洋，为在卡洛登对自己的兄弟们痛下毒手的国王打江山。奥地利、俄国和法国联手对付英国在欧洲大陆的盟友普鲁士大帝腓特烈。瑞典也要报旧仇，算旧恨。腓特烈迅速行动，横穿萨克森，直捣波西米亚，要打破敌人的包围圈。可惜在1757年被赶回了老巢；坎伯兰公爵奉命到欧洲保护汉诺威和布伦瑞克
[21] ，谁知却吃了法国的败仗，拱手交出了这两个地区。俄国也不甘落后；瑞典军队又一次踏入波美拉尼亚。
[22] 米诺卡岛早已失陷。蒙卡尔姆从加拿大挥师南下，直逼美洲的前沿要塞。这一战争开局不利，可谓绝无仅有。皮特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我知道，”他告诉德文郡公爵，“我能拯救这个国家，舍我其谁。”他遣散防御外敌入侵的雇佣军，不承认坎伯兰公爵交出这两个地区的决定。一潭死水般的英国政府又恢复了生机。到了当年年底，仿佛命运女神认出了主人，一改当初的不利局面。腓特烈得到了皮特年轻时声讨的特别津贴，分别在罗斯巴赫和洛伊滕一举击溃了法国和奥地利。

皮特与他的祖国迎来了一个令人欣喜的辉煌时代。法国人被赶出了汉诺威；指望在东方阴谋中浑水摸鱼的荷兰人被克莱夫当头棒喝，乖乖地在钦苏拉交船投降；英国夺回了布雷顿角，宾夕法尼亚匹兹堡地图也盖上了这位“伟大议员”
[23] 的大名。法国的两支主力舰队在地中海和英吉利海峡被各个击破。如果这两支舰队汇合，或许能掩护法国出兵英国。刚刚攻占了路易斯堡
[24] 的海军上将博斯科恩奉命盯着土伦舰队的动向。他在直布罗陀海峡截住并击沉了五艘舰只，将其余的舰只赶进并堵在加的斯湾，进退不能。三个月后，在一个风高浪急的十一月天，海军上将霍克在一片辨不清暗礁和浅滩密布海域一举歼灭了布雷斯特舰队。战争接下来的日子里，英国海军在基伯龙建立了基地，英国水兵在这片法国土地上修养生息，种植卷心菜。上述几次战争的同时，沃尔夫兵败魁北克，交由阿默斯特征讨加拿大，克莱夫与爱·库特消灭了法军在印度的残余势力。英国似乎还要完成更大的伟业。皮特提出征讨西属东、西印度群岛，截获西班牙每年一次的运宝船队。无奈在他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世界和平与安全尽在他的掌握之中的时候，内阁却拆他的台，他愤然辞职。

我们必须仔细研究一番最近的几次胜利和灾难。皮特在美洲要面对一个艰难和复杂的任务。英属殖民地的总督早就清楚边界对面的威胁。法国人沿水路绕过了阿勒格尼山脉
[25] 这道屏障，与北美印第安人结盟，意在连接南方路易斯安那的殖民地与北方的加拿大。倘若如此，英国的殖民地将囿于沿海地区，断了向西扩张的道路。两国于1754年爆发了战争。布拉多克将军奉命重树英国在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威信，可惜却在宾夕法尼亚被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打得落花流水。在这场战役中，弗吉尼亚一位名叫乔治·华盛顿的年轻军官初露锋芒。新英格兰殖民地东临哈德逊流域，等于为敌人敞开了大门。殖民地各自为政，希望靠各自的民兵赶走印第安人和法国殖民者，却一致不信任母国的内阁，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共同点。虽说英国在美洲的殖民者高达一百多万，人数远远超过了法国人，可惜他们争执不休、形同一盘散沙，让这一优势荡然无存。多亏了皮特从中斡旋，他们才相互协作，即便如此，殖民地的商人们仍不顾政府的禁令和共同利益，源源不断地供应法国人一切必需物资。

对美洲殖民地的英国人来说，1756年是个灾年，对各条前线尤其如此。英国人设在五大湖地区的唯一一个要塞奥斯威戈失守。1757年的战局也一样不利。1740年代，英国殖民地军队攻占了扼守圣劳伦斯湾的路易斯堡，但1748年一纸《亚琛和约》又将其还给了法国。英军这次又奉命去把它夺回。指挥这支军队的是无能、保守的劳顿勋爵。劳顿准备集中殖民地能抽调的一切兵力攻打哈利法克斯
[26] ，此举无异于向法国人敞开了哈德逊河谷的大门。河谷的入口是克朗波因特、爱德华、与威廉·亨利三座要塞。加拿大总督蒙卡尔姆手下的法国人和印第安盟友翻过树木茂密的崇山，越过边界，包围了威廉亨利要塞。这个小小的殖民地要塞坚守了五天，最后被迫缴械。蒙卡尔姆未能管住印第安盟友，俘虏们惨遭屠杀。这场惨剧让新英格兰人终生难忘。但怪只怪劳顿。英军保护不了他们，新英格兰任法国人宰割，本应保护他们的军队却在哈利法克斯浪费时间。到了七月底，劳顿认为路易斯堡易守难攻，放弃了进攻。

皮特如今专注于美洲殖民地的战争。整整一个冬季，他都在研究地图，向官员和总督们发号施令。他拟订了作战方案，准备于1758年分三路进攻，同时还召回了劳顿。接替劳顿的阿默斯特和沃尔夫准将在海军的支援下，从哈利法克斯沿圣劳伦斯河北上，直取魁北克。阿伯克龙比的另一支军队攻占哈德逊河口的乔治湖，在攻打魁北克前与阿默斯特和沃尔夫回合。第三路由福布斯准将指挥，从宾夕法尼亚沿俄亥俄河谷北上，占领沿俄亥俄与密西西比河的一座法国要塞杜魁斯。另外又部署了一支海军舰队，切断法国的增援。

英国人如今可以坐镇白厅，运筹帷幄、指挥战争，但在航海年代，要监管远在三千英里外的战场，实属鞭长莫及。阿默斯特与沃尔夫北上攻打加拿大边界。同年七月份占领路易斯堡。但从提康德罗加出发的阿伯克龙比却在茂密的森林中行动迟缓，手下的军队受到重创，只得停止了进攻。宾夕法尼亚这一路较为顺利，他们攻克了杜魁斯要塞，更名为匹兹堡；可惜兵力不足，组织混乱，仗没打完就被迫撤兵。在给皮特的急信中，福布斯愤慨地描述了这一情况：“在下窃以为从弗吉尼亚与宾夕法尼亚抽调的是精兵强将，谁知却遗憾地发现，除屈指可数的几位主要军官，其余人等都是一帮破产的客栈老板、赛马骑手和西印度群岛的商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手下的官兵与他们的长官如出一辙，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的垃圾中的垃圾……”这番话反映了英国军官与美洲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彼此严重缺乏了解。

各路人马进展甚微，但皮特并不气馁。他认为，局部攻打法属殖民地起不了作用，要联合各路人马，发动从新斯科舍到俄亥俄的全线进攻。1758年12月29日，阿默斯特又接到了一道意在阻止法国人扩张的新指示，指示中同时提到，“望各位尽量将安大略湖一线的行动推进到尼亚加拉，着手进攻该处要塞，如果能成功，将极大地有助于我们控制五大湖，同时有效地斩断加拿大与南方法属殖民地之间的联系。”

新指示还详细论述了争取北美印第安人的重要性，但阿默斯特却不以为然。几个月前他还致信皮特，称一大批印第安人愿意与他结好，“他们是一群懒骨头、酗酒成性、一无是处，只是在我们采取进攻的时候，或许还有些用处。法国人需要他们，更怕他们；人数越多越可怕，也许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令英国人庆幸的是，在英法殖民地之间的五大湖附近占据战略要地的六个易洛魁部落普遍比较友好；他们与美洲殖民者一样，担心法国打俄亥俄与密西西比的主意。

按新制定的作战计划，海军将在来年进攻法属西印度群岛，尽管有前车之鉴，他们仍出兵沿劳伦斯河北上，猛攻加拿大。自从1711年一仗以来，英军曾沿这条大河北上发动了数次进攻。沃尔夫汇报，海军都“不愿领”这趟苦差，这也的确是冒险。这次行动由另一支部队配合，沿哈德逊河北上攻打五大湖地区的法属尼亚加拉要塞，皮特在指示中点明了此举的意义。

这个方案一举成功。1759年，英国军队威震全球。同年五月份，海军占领了瓜德罗普岛，它是西印度群岛中的产糖大岛。同年七月，阿默斯特占领提康德罗加和尼亚加拉要塞，将美洲殖民地的边界推进到五大湖区。同年九月份，英军沿圣劳伦斯河北上，远征魁北克。沃尔夫趁着夜色亲自侦查了这条河的地形，并且背诵格雷的《挽歌》逗军官们开心：“荣耀的唯一归宿是坟墓。”在海陆两军的密切配合下，沃尔夫趁着夜幕的掩护率领官兵悄悄上岸，沿着偏僻的小路攀上亚伯拉罕高地陡峭的悬崖。沃尔夫身负重伤，一直撑到胜利在望才去世，临死还喃喃地念道，“感谢上帝，我能安心归天了。”

不过，要想为英语世界争取加拿大，还需要一年的战斗。1760年5月，英国魁北克驻军被困一个冬天后才突围。阿默斯特经过慎重、周密地筹划，集中兵力攻打蒙特利尔，并于同年9月攻下该城，法属加拿大辽阔的行省从此易手。英军这几年的确连年顺利。

法军海军无所作为是此战的一大重点。要是在英国海军舰只1759年集结哈利法克斯期间，法国海军封锁纽约，兴许能粉碎阿默斯特进攻蒙特利尔。如果在沃尔夫率英海军舰队开赴圣劳伦斯河期间突袭哈利法克斯，法国海军兴许能赢得魁北克一役。可惜一切都为时已晚。英国海军源源不断地增援新世界。1761年，阿默斯特率领人马远征马提尼克岛。占领了这个富饶的岛屿后，英国举国欢腾。霍勒斯·沃波尔在一封信中写道，“要我说，是（皮特）的辩才征服了马提尼克岛……罗马人用三百年才征服世界，我们却以三仗定全球，而且版图扩大了一倍。”

英语民族从此在北美安居乐业。皮特不仅夺得了加拿大、丰富的渔业资源、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而且断绝了法国人建立一个从蒙特利尔到西奥尔良的殖民帝国的美梦和威胁。可他没想到，排除了法国的威胁却最终导致英属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

皮特成功了，但也栽在成功上。恰如马尔博罗与戈多尔芬在马尔普拉凯一战后面临的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皮特如今也在自己掌握大权的内阁成了孤家寡人，自从1759年大捷后，他遇到了迅猛的反战热潮。但在大部分人的眼中，他仍是“伟大的议员”。这位孤僻、傲慢的人受到公众的追捧。他打破了贵族政治这个狭隘的圈子，他的魄力和口才赢得了公众的好感。他一反当时的传统，将下议院当作为国效力的平台。他颇具古风、措辞严谨的演说针对的不是纽卡斯尔公爵的支持者，而是广大的听众。皮特瞧不起党派和党派组织，他走上仕途是得到了一个人的青睐。他不辞辛苦、专心一志的工作作风令与他打过交道的人生厌。他年轻时身患严重痛风，只得强忍病痛解决战时内阁的烦恼。他从不花心思与阁僚走动，除了每周与纽卡斯尔公爵和财政大臣的例会，为他的作战方针筹措经费，为沃尔夫和克莱夫拨放军费和增派援兵，拨发腓特烈大帝津贴，他几乎足不出户，在办公室处理一切事务。可惜他的权势如过眼云烟。不仅内阁的阁僚与他为敌，连威尔士王妃及其莱斯特王朝等从前的政治盟友也看不惯他傲慢和遮遮掩掩的作风。小王储从小就受到母亲及其亲信比特伯爵反对意见的熏陶。他们如今认为皮特是个叛徒，指责他1746年出任首相是背叛。将来要担任要职的比特是皮特最危险的对手，他煽风点火，反对这位首相的战争政策。

皮特的位置岌岌可危。他铲除了法国在印度和北美的势力，夺得了法属西印度群岛。大不列颠似乎已经如愿以偿。如今只剩下投在普鲁士上的这笔不得人心的开销，比特认为要利用厌战情绪反对皮特易如反掌。连一些忠贞爱国的阁僚也怀疑是否要继续打下去，英国占领的领土超出了它的保护能力。此战恢复了英国自拉米伊大捷之后的国际地位。打仗势必要有开销。这一战早就出现了连最辉煌的战绩也免不了的后果，工人和农民担负着苛捐杂税，股票经纪人和承包商却大发横财。皮特费尽口舌，称一日不在欧洲打败法国，就没有长久或圆满的和平，结果也是枉然。拖垮法国之前与它讲条件，恐怕要重蹈托利党人在乌特勒支的覆辙，充其量是为下一次较量赢得了喘息的机会。认识到自己的处境，皮特不禁五味杂陈。他的帝国战争政策太过一帆风顺，余下工作是给普鲁士一笔人人反感、数目客可观的补贴，但他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消灭法国。

1760年，乔治二世驾崩，他向来不喜欢皮特，但器重他的能力。皮特直言不讳地说过，“侍君兴许是一种责任，但对有此荣幸的人来说，却是最辛苦的一项差事。”新君乔治三世的脾气与父亲截然相反。他清楚地明白自己想去哪里，要做什么。他想当一位国王，一位英国人臣服和敬重的国王。在辉格党政权的长期统治下，下议院俨然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机构。乔治三世年少气盛、品德高尚，从外表上看，无疑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英国君主，将英国的自由交付在这样一位国王手中，难道不比某派系依靠腐败不堪的下议院治理国家更加保险？他要终结派系操控的内阁，亲自任命阁员，给他们撑腰，一举肃清政治上的腐败。但在这样一个君主国家，能否容得下皮特这种人？他的成就既不靠腐败，又不靠国王，而是靠臣民的支持，以及他独揽下议院的大权。只要他仍然在任，就难免与恺撒分庭抗礼。他情非得已，虽然发自内心地尊重皮特和乔治三世，但谁都看得出，皮特才华出众，国王平庸无能。“幕后大臣”比特如今独揽枢密院的大权。纽卡斯尔早就不满同僚严厉、盛气凌人的作风，恨不得将他扳倒为快。当时有人主张议和。英法两国在海牙举行了谈判，但由于皮特不肯撇开普鲁士，双方不欢而散。法国国防大臣如五十年前的托尔西那样看准了机会，他知道，皮特大势已去。1761年，法国与西班牙结盟，同年九月，与英国的和谈破裂。有西班牙在美洲做后盾，法国或许能重振新世界的霸权。

皮特希望与西班牙一仗能像1739年一样重振国民的精神。借机夺取几个西班牙殖民地说不定能投伦敦金融界的所好。他向内阁提出向西班牙宣战，却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他向阁僚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我对我的行为负责，但对不曾插手的事概不负责。”这番话遭到被他毁了仕途的老冤家，已成为格伦维尔勋爵的科特里特的猛烈抨击。“这位先生说到对人民负责，却满口下议院的口气，他忘了身在这个内阁，他只对国王负责。”皮特别无选择，只能辞职。

1689年至1789年这一百年中，皮特是堪比马尔博罗的英国伟人。“在世界史上，”卡莱尔写道，“他当了四年英国事实上的国王。”他不是第一位放眼世界，将威廉三世的政治理念放之四海的英国政治家，但他却是第一位以实现大英帝国主义为己任的伟人。皮特还利用民意影响政治，削弱了一手遮天的几大辉格党派系。他的英雄时代已成过去。他命令各个派系说，“要团结一心”。五年后，他将受命危难，抱病重掌大权。那时，他以雄辩的口才将继任者驳得体无完肤。

仰仗不了皮特的威望，纽卡斯尔这下成了人家的砧上肉，大权轻易落入了比特勋爵之手。比特万贯家私，掌握着苏格兰的选票，但要说到称职，也是当年在王太后懿驾前做侍从官的时候。自从白金汉公爵遇刺以来，英国内阁第一次交给了一个没从过政的人，他与议会唯一的关系是二十年前代表苏格兰上院坐过几天议会的板凳。伦敦市民以一幅画着长筒靴和一条衬裙的画，表达他们对国王任命比特的不满。

皮特辞职不到三个月，内阁迫于无奈，对西班牙宣战。英军此后在西印度群岛等地连连告捷。英国海军舰队占领哈瓦那港，钳制了西班牙本土的贸易命脉，以及来往的运宝船队。在太平洋，一支舰队从马德拉南下菲律宾，占领了马尼拉。英国成了除欧洲以外海上和陆地的主人，只可惜这些战绩多半付诸东流。

继《乌特勒支和约》五十年后，英国又与法国签订了一纸和约。比特委派贝德福德公爵（Bedford）赴巴黎商谈具体条款。这位公爵担心英国占领的土地太多，欧洲盟国会对它虎视眈眈，心怀不满，伺机出手。他认为应采取绥靖政策，慷慨地交还占领的土地。但皮特的意见却截然相反，他认为，除非置法国和西班牙于死地，否则就难有长久的安定与和平。他无缘和谈，只能狠狠地斥责这纸和约破坏了国家的安全。

不过，按1763年《巴黎和约》的条款，英国也收获颇丰。它获得了加拿大、新斯科舍岛以及相邻的岛屿，还有对北美印第安人贸易有着重要意义的密西西比河通航权。此外还收获了西印度群岛的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多米尼加和多巴哥。从西班牙手中接管了佛罗里达，非洲的塞内加尔。在印度，东印度公司保住了英国征战来的广袤领土，尽管将贸易重镇归还了法国，但却彻底挫败了法国人在南亚次大陆的政治野心。在欧洲，米诺卡岛又纳入了英国的版图，并且拆毁了敦刻尔克的防御工事。

这个定鼎大英帝国的和约受到史学家们大肆吹捧，但他们却对其战略上的不利之处视而不见。和约充分体现了贝德福德公爵的观点。法国保住了海军，收回了位于圣劳伦斯湾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座岛屿的主权，以及纽芬兰沿海的捕鱼权。这几个地方是法国海军发家之地，法国在此部署了约一万四千名官兵，每年从此获得的商业利润近五十万英镑。法国或许还能在此建成海军基地，或建立一块向丢掉的加拿大殖民地走私法国货物的集散地。西印度群岛最大的战利品，盛产食糖的瓜德罗普岛，外加马提尼克岛、贝尔岛和圣卢西亚也被悉数奉还了法国人。瓜德罗普岛物产丰富，英国内阁甚至考虑留下此地，将加拿大归还法国人。上述诸岛也是法国人将来对付英国的理想的海军基地。

西班牙收复了扼守加勒比海的战略要冲哈瓦那港，此外还收回了对华贸易中心马尼拉。如果英国人不肯松这两个地方，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海军恐怕永远要看英国的脸色。在非洲，内阁不顾皮特的反对，将格雷岛奉还了法国，格雷岛是海盗的老巢，经常打劫来往东印度的商船。此外，和约丝毫不顾及腓特烈大帝的利益。这个联盟只剩下了他一个孤家寡人。这位普鲁士领袖认为这是背叛，此后一直耿耿于怀，一辈子也不肯原谅英国。

国人虽说普遍渴望和平，但这些条款却与他们的期望相去甚远，议会是否会批准，似乎还是一个疑问。要获得多数通过，内阁必须不惜一切手段，这些手段再熟悉不过了。他们在议会中耍尽了阴谋和诡计。明着与内阁作对的上下院议员都丢掉了各自有幸担任的职务。皮特严词声讨和约，称这是要将英国拖入战火，结果白费口舌。和约最终以三百一十九票对六十五票获得通过。绥靖与妥协占了上风。皮特眼睁睁地看着人家蓄意糟蹋自己的战果，但他消沉的结论却道出了一个真谛。他认为和约的条款中埋着战争的种子：“和平并不保险，因为它纵虎归山。和平存在欠缺，因为我们得不偿失。”

第十二章　与美洲殖民地的冲突

乔治三世继位为英国政治生活带来了重大变革。从理论和法律上来说，君主在制定国策、任免大臣和官员、国家开支等方面仍掌握着决定权。几百年来，国王在上述大事等方面的许多决策始终影响深远，得到臣民的普遍认同，但自从汉诺威王朝以来，代为行使王权的却是议会中的辉格党人。沃波尔和纽卡斯尔是大臣，更是摄政王。他们与支持者夺得和执掌大权达五十年之久，这有着诸多方面原因。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不懂英语，在观点、秉性、意见等方面都与英国人格格不入，他们任用的朝臣也多半是日耳曼人，其关注点只在汉诺威和欧洲大陆，另外他们能登上英国王位，也离不开辉格党人的支持。如今时过境迁，乔治三世至少自认为是一位地道的英国人，也努力做一名英国人。他在英国受到母亲和比特公爵的悉心教育，比特公爵是苏格兰人，在对手的眼中，他也是一个托利党。乔治三世有据可考的最早作品，是少年时期写作的一篇关于阿尔弗烈德大王
[27] 的文章。据说，他的母亲对他说过，“乔治，你要做一位国王”。乔治听从了母亲的教诲。在位期间，他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连连失策，但从长远来看，却让英国臣民有幸得到彻底的自由。在随后发生的灾难中诞生了如今的议会制，但这场灾难却令人生畏、撼天动地。乔治三世驾崩前，美洲殖民地已脱离了英国获得独立，当初的大英帝国解体，国王气得大发雷霆。

乔治登基之初，前途似乎一片光明，当时是收回皇权的一大契机。只要有人反对汉诺威王室继承王位，辉格党人就会给托利党人扣上一顶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帽子，将他们赶下台，不过，到了1760年，斯图亚特王朝僭君彻底死了心，继承权已无可非议，乔治三世在反对辉格党独揽大权的保皇和爱国主义高潮中登基为王。一大批支持托利党的“乡村党”终于归顺了君主，将国内痛恨辉格党贵族独揽大权的臣民团结在国王和他们周围。乔治三世从而得到了许多“国王自己人”的支持，他们忠心耿耿、贪图权力，一心要帮他“赶走老帮派”。他和比特着手安排此事。1761年，英国举行全国大选，纽卡斯尔再无权分封官爵，新国王将许多官职赏赐了拥护自己的亲信。同年3月份，比特奉命出任国务大臣，翌年春天，怨气冲天的纽卡斯尔被罢了官。继位不到两年，“国王自己人”就主宰了下议院。他们虽算不得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但只要是国王委任的政府，他们一概拥护。国王再一次主政，年少气盛的他让辉格党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过，直到1770年，他才牢牢地掌握政治机器，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苦苦物色可靠的大臣。

他在位的头十年，议会中的各个帮派钩心斗角，形同一团乱麻，有人顺应新形势，有人却消极抵制国王的新政。各个派系的领袖们争执不休，让乔治又气又恼，伤透了脑筋。皮特当时仍担任议会议员，“他既无朋友，也无人搭理”，心情低落。许多人赞成约翰逊博士对这个苏格兰人的评价，积怨甚多的比特于1963年初下台。继任的乔治·格伦维尔是一位执拗的律师，依仗的是贝德福德这座大靠山，一个化名“朱尼厄斯”的人在匿名信中写到，“他怕是收买和出卖了英国一半以上代表的正直。”格伦维尔虽不甘心充当“幕后大臣”，但却恋栈了两年，美洲殖民地独立，他想必逃脱不了责任。

其他纷争也接连不断。1763年4月23日，一份叫《北布立吞人》的报纸抨击大臣们是“专治和腐败的走狗和工具……他们将互相倾轧的风气传遍了全国，我敢说，他们一日不下台，这种风气一日不会根绝。”格伦维尔的内阁被斥为与不得人心的比特勋爵是一路货色。作者含沙射影地说，与法国的和谈不仅无耻而且下作，连国王也难辞其咎。乔治三世勃然大怒。一个星期后，国务大臣签发了一纸逮捕令，下令查出和逮捕《北布立吞人》第45期（均未署名）的作者、印刷者和出版人。当局大肆搜查，查封了报纸，近五十名嫌犯被抓获归案。议会议员约翰·威尔克斯一贯放浪形骸，他也是嫌犯之一。他被关进了伦敦塔，但却拒绝回答一切问题，并且提出抗辩，称逮捕令不合法，议会议员享有豁免权。国内一片哗然，纷纷质疑没有列明嫌犯名字的“空白”逮捕令是否违规，一时间成了涉及宪法的一个重要问题。威尔克斯的罪名是煽动性诽谤。再度竞选议员的时候，他的问题成了全国性的大事。思想激进的伦敦人难得见有人不买内阁的账，1768年3月，他当选米德尔塞克斯郡
[28] 议员。翌年2月，下议院取消了他的资格，进行补选。威尔克斯再度胜出，获得了一千一百四十三票，而内阁的对手仅得了二百九十六票。伦敦人点起篝火以示庆祝。议会宣布此次补选无效，威尔克斯再度被捕入狱，罪名是模仿教皇的“论男人”，出版了一本诲淫诲盗的“论女人”，这反而让他成了伦敦人的偶像。内阁最终宣布他的对手合法当选米德尔塞克斯郡议员。威尔克斯1770年4月获释那天，伦敦张灯结彩，夹道欢迎。经过漫长的斗争，他终于当选伦敦市长，继而又当选议会议员。

十八世纪国家机器的腐败暴露无遗。内阁不承认威尔克斯议员资格，等于否认选民选举代表自己的议员，明摆着议会是一个水泼不进的特权机构。这时候，威尔克斯的事业得到了一位英国人的强力支持。如今已是查塔姆勋爵的皮特激烈抨击空白逮捕令的合法性以及政治腐败，他认为增加各郡的议席将增加选区，减少小城镇更容易滋生的腐败。他的演说是十八世纪最早的议会改革诉求。不过，要在这方面取得进展，还有待时日。

不过，抗议空白逮捕令的呼声迫使法官们就人身自由、内阁权限与言论自由表明了态度。威尔克斯等受害人一纸诉状将执行逮捕令的官员告上了法庭。法官们判定逮捕令非法。官员们认为自己实属冤枉，因为他们不过是奉内阁的命令行事。首席法官卡姆登撰文驳斥了这一冠冕堂皇而又荒谬绝伦的借口，这段文字至今仍是有关法治的经典名言，“说到谈论国是，”卡姆登勋爵说，“与危害国家及其他罪行的区别，习惯法没有此依据，法典中也不曾提及。”如果一位大臣下达一条非法的命令，那么，他和执行的官吏都要担负与普通人一样的责任。闯入威尔克斯家、抢走文件的副国务大臣、与逮捕印刷商的钦差大臣是擅闯民宅，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陪审团判定他们非法拘禁，要支付巨额赔偿的时候，法官们都未予干涉。国务大臣自掏腰包，赔偿了威尔克斯四千英镑的损失。另一位原告仅仅被拘留了几个小时，而且有牛排吃，有酒喝，也拿得了三百英镑的赔偿。首席法官说，“陪审团认为，在法庭上，原告受到轻微伤害或他们卑微的地位，无关于自由受到侵害的重大法律问题。”

这的确是针对独断专行的大臣和唯唯诺诺的官吏的有力手段。人身保护令兴许也保护了臣民免遭非法拘禁之忧，至少保证了他们尽快获释出狱，不过，对非法拘禁提起民事诉讼却击中了当局的要害，陪审团自由裁量自认为合适的金额，震慑了企图打着“国策”的幌子强奸民意的家伙。这个惩戒影响深远。连后来的黑暗时代，英国与拿破仑连年交手，内阁不得不采取种种手段镇压真假卖国贼的日子，议会仍严控和监督侵犯臣民自由的执政权。直到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能凭大臣一句话，合法拘禁一名英国人。

出版和言论自由同样不为人关注，却又在稳步地发展。早在乔治一世登基前，议会就否决了修改《许可证法》。一度由星室法院
[29] 行使的出版审查制度从此不复存在，从此以后，英国人不必事先得到内阁或别人的许可，便可以享有以文字发表意见的普遍自由。议会做出这一决定，并非出于什么大原则，而在于无孔不入的许可证法招致了社会的不满。英国并不是有心确立出版自由。赋予出版自由出于许多无足轻重的缘故。不论怎么说，不必事先批准发表言论并不等于可以口无遮拦，如果一个人发表诽谤、煽动、亵渎、淫秽言论，或者侵犯他人的权利，事后都要为此负责，这就是延续至今的言论自由的限度。言论自由的限度是由众多刑罚和民法条款的定义确定的；这些定义经过不断扩充，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扩充后的定义又根据以前的原则加以甄别，以此严格限制言论自由。要纠正这种严格的法律，一般做法是靠法官灵活把握，不能死抠字眼。不过，如果遇到民愤，仅凭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比如十八世纪，批评内阁的人往往以煽动罪论处，后来陪审团的权力扩大，言论自由才有了保障。多年来，民众在众多审判中坚决主张，陪审团不仅应裁量被告是否发表了指控中提到的言论，而且应裁决该言论是否涉嫌诽谤，福克斯最终将这一民意写入了《诽谤法》（Libel Act）。从此，审理每一起案件，法律的含义由陪审团自行裁量，因此到了十八世纪末，“只要十二名乡亲认为一个人的话无可指责，他可以畅所欲言。”历史不会否认，这里面也有约翰·威尔克斯副市长一份功劳。

在此期间，与美洲的冲突也占据了英国的政治舞台。七年战争后，大片的领地沦为了王土。从加拿大边界到墨西哥湾，美洲殖民地整个腹地都纳入了英国的版图，这些新土地的分配加剧了英国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乔治·华盛顿等一大批人成立了公司，准备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边疆地区，但王室却一纸公告，禁止他们买卖和定居。华盛顿等人不理睬这道禁令，他致信地产经纪人，要他“买下（俄亥俄河畔）国王辖区内最肥沃的土地，”华盛顿说，“尽管眼下禁止买卖土地和殖民，但过了这阵风后，也许会予以承认；依我看，这纸公告不过是安抚印第安人的权宜之计（我们不过私下说说而已）”。英国内阁整顿殖民地的尝试引起了殖民者的不满，尤其是在中南部殖民地。

乔治三世也认为殖民地应负担大英帝国和新世界驻军的一部分开支。对此，他有充分的理由。在与法国人的战争中，英国出兵出钱，才保护了他们，或者说他们的生存之地；只可惜英国内阁采取的措施效率低下、轻率。英国决定对殖民地进口的货物征税，1764年，议会对《糖浆法案》进行了补充。这项法案于1733年出台，目的是保护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者。该法确立了西印度群岛垄断大英帝国的食糖贸易的地位，同时对殖民地的进口货物课以重税。殖民者规避这项法案由来已久，他们只能与法属和西属西印度群岛以货换取糖浆，才能赚到偿还英国债权人的硬通货。新规对他们是个沉重的打击。用一位商人的话说，“议会对我们加以的限制让我们只好利用船舶打主意，再说我们在本岛没有市场，在别处也换不来货物。”

大西洋两岸对这一结果都有怨言。英国内阁发现征收进口税收效甚微，早就关注美洲债务人窘境的英国商人也不愿殖民地的金融出现波动。鉴于间接征税收效甚微，格伦维尔和副手查尔斯·汤曾德征询司法官们的意见，准备对殖民地直接征税。司法官们表示赞成，格伦维尔于是提议殖民地的法律文件一概要贴花纳税。殖民地驻伦敦代表得知这一消息后，致信美洲殖民地议会商讨对策。虽说殖民者一向反对直接征税，但这一次，反对的人却寥寥无几，1765年，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

除了上述两点，印花税并没有增加过重的负担。法律文件贴花无论如何都带不来大的进项。印花税一年给英国带来三十万英镑的收入。在美洲执行印花税有望再增加五万英镑。但印花税也涵盖了报纸，许多报社记者是美洲极端党派中的极端分子。殖民地商人一筹莫展，因为印花税必须以黄金缴纳，而他们本来要用黄金弥补对英贸易逆差。这一争议激化了矛盾，更多的暴乱分子开始崭露头角，并借机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弗吉尼亚的亨利·帕特里克、马萨诸塞的塞缪尔·亚当斯、南卡罗来纳的克里斯多夫·加兹登等未来的革命领导人出面抨击内阁政策的合法性，同时指责大多数殖民地商人一贯逆来顺受。一小股井然有序的激进势力脱颖而出。尽管殖民地一片哗然，并且派代表召开了一场印花税法大会，可惜美洲殖民地内部却意见不一。发放印花的人被打，住宅和办公室遭到抢劫，但这不过是少数商人和青年律师所为，为的是挑起权利遭到侵犯的民众情绪。英国商人是最得力的反对势力，他们意识到印花税法影响他们收回商业贷款，斥责该法有违大英帝国的商业利益，危及殖民地的财力。

乔治三世的个性决定了事态的发展。他堪称英国史上最正直的一位君王。他嗜好不多，态度谦和，乍一看，仿佛一名典型的小地主。不过，他具有汉诺威王室的头脑，擅于处理琐碎的小事，然而却驾驭不了大事和原则性的问题。他坚持正义，又固执己见，他的固执又让内阁的态度更加强硬。美洲殖民地最终脱离英国，他要负主要责任。他理解不了大臣们居然担心高压政策的后果。以下是他说的一句直率言语，“我的臣民居然助长了美洲某些殖民地不幸存在的犯上倾向，着实令人震惊。我相信议会，或者说王政厅的才智，我将坚定不移地落实他们为维护大不列颠的立法权和王国商业利益提出的措施。”

格伦维尔及其党羽独揽大权，他早就心有嫌隙，但又担心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和乱象。到了这个时候，他终于认识到不该排斥辉格党阁员，于是他寻求和解。1765年7月，罗金厄姆侯爵这位腼腆、善良的辉格党人为乔治的诚意打动，奉命组建内阁，侯爵还带来了自己的私人秘书，埃德蒙·伯克。这位年轻的爱尔兰人在文学圈子早已小有名气，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和演说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作为一名外族人，他不偏不倚地旁观英国的政治斗争和英格兰人的性格，并对当时局势做出深刻分析，这令那些深陷其中且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人们望尘莫及。

1714年后，党派逐渐衰落瓦解。1760年以后，国王亲自主政，再加上相继出现了几个原则性的大问题，辉格党失去了靠山，分裂成几个互相倾轧的派系。国王略施小计，打垮了他们。罗金厄姆的追随者多半为人正派，只可惜人少势微，又缺乏主见。伯克想笼络他们，组建一个高效的政党。他可以为该党出谋划策，但他首先要让辉格党人相信，一个共同的原则可以组建和凝聚一个政党。此外，他还要消除一个普遍的偏见，那就是将政党本身视为一个声名狼藉的组织，这种偏见又因为皮特瞧不起党派和党派斗争愈发根深蒂固。下野的政客不必出席议会，而是退隐归乡，等待有朝一日再得到国王的恩宠，赏一个肥缺，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传统。谢尔本与亨利·福克斯等各个派系向来我行我素，坚决反对伯克将他们组成一个党。亨利·福克斯曾致信罗金厄姆，“你以为继续做个一事无成的反对派，也能为国效力。我却认为除了执政，其他道路都行不通。”

伯克认为，党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党纲，在野期间宣传，执政期间实施，目前的新形势显然需要一个这样的党纲。伯克在爱尔兰、美洲和印度等问题上态度明确。他和他的党主张同殖民地和解，放宽对爱尔兰贸易的管制，以治理英国的道德基础治理印度。至于内政，他建议议会摆脱国王的从属地位，废除众多的闲职，遏制腐败。用他自己的话说，可惜没有一个强大、组织严密的党为他提供“权力和门路”。多年来，伯克仿佛一个在旷野中呐喊的声音，频频发出愤怒的狂叫。他是一位堪比古人的雄辩家，一位杰出的政治理论家，只可惜他缺乏判断力，自制力差。他或许是爱尔兰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凭他的才能，再加上稍许英格兰人的懒散和尖刻，亨利·福克斯大名鼎鼎的儿子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正是深谙此道，伯克若能向他借鉴一二，兴许能成为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

罗金厄姆的内阁维持了十三个月，此间通过了三个法案，一举平息了格伦维尔挑起的大西洋两岸的仇恨。他们废止了印花税法，敦促下议院宣布空白逮捕令和查封私人信件属非法行为。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所谓的《公告法》，重申了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力。不过，乔治三世决意要废除这几个法案，病糊涂了的皮特经不住国王的好言相劝，再加上他对政党一向没有好感，居然答应挂名那个无政治原则的新内阁。他傲慢如故，但权力却非同往昔；“伟大的议员”这一名望也因为他突然受封查塔姆伯爵而黯然失色。实权悄然落入了查尔斯·汤曾德、克拉夫顿公爵（Grafton）和谢尔本勋爵的手中。1767年，汤曾德不顾谢尔本的反对，提出对美洲进口的纸张、玻璃、铅和茶叶征收进口税的提案，在美洲引起轩然大波。殖民地的货币储备日渐耗尽，新岁入即使有盈余，也不会如原来说的那样，用于维护英国驻军，而是给殖民地的英国官员发薪水。这样一来，官员们将不再依附殖民地议会，因为议会对付强硬的总督的一个撒手锏是停发他们的薪水。即便如此，各地仍没有起义的想法。

马萨诸塞总督哈钦森等有识之士认为，如果征税行不通，还不如不强征，他们说，事后再收回成命只会“助长企图独立的人的野心”。宾夕法尼亚总督约翰·迪金森在《农民来信》这本当时广为传颂的小册子上公开提出了异议。信中措辞谨慎，在这个阶段，希望脱离联邦的人的确寥寥无几。他们嘴上说不承认议会对殖民地的权力，但对国王和大英帝国忠心耿耿的却大有人在，反对者多半是有身份的商人，他们认为在商业层面有组织又有节制的抵制才能让英国内阁明白道理。

马萨诸塞议会会同其他殖民地机关提议联合请愿，抵制新税。殖民地有组织的抵制如今遍及北美大陆，各自逐渐放下了地方主义和互相妒忌这两道藩篱。各殖民地达成了不进口协议，有组织并且成功地抵制了英国货物。殖民地群情开始高涨。1678年5月，皇家海关官员在沿海拦截并搜查了波士顿头号富商约翰·汉考克的一艘小帆船“自由号”。殖民者强行将船救走。截至1769年，英国对美洲出口下降了一半。内阁虽不十分担心，但却也不能不以为意。英国答应降低关税，但茶叶例外。这项提案以一票反对获得多数通过。议会保留一磅茶叶征收三便士税的法案，以此宣示对殖民地的宗主权。

仿佛神来之手，萦绕查塔姆脑际的迷雾突然间烟消云散。1768年，他因身体欠佳辞职，克拉夫顿接了他的班。他清醒过来后看到的局势足以让人退避三舍。我们都知道，国王及其议会中的亲信鬼迷心窍，一心想把约翰·威尔克斯赶出下议院，此举实际是侵犯了全国选民的权利。不知是何人的“朱尼厄斯”不放过一个惹恼了他的大臣。美洲虽未发生流血冲突，但帝国瓦解的种种迹象却摆在了明眼人的眼前。经历了十二年的钩心斗角，乔治三世终于找到了一位言听计从的首相。1770年，诺斯勋爵出任第一财政大臣。诺斯仪表堂堂、能力出众、性情随和，但英国丧失美洲殖民地，恰恰是他在任期间。

起初看似风平浪静。美洲商人们见废除进口税，欣喜万分，截至1770年年中，除了波士顿，各地看似实现了全面和解。塞缪尔·亚当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抵抗组织者以及脱离英国的煽动者，他看出斗争到了关键阶段。迄今为止，这场纷争说到底是一场贸易纠纷，美洲商人也好，英国的大臣们也好，谁都不赞成他的观点。亚当斯担心，要是不激起更多的矛盾，殖民地的抵抗运动恐怕就此土崩瓦解，英国人将重新确立他们的权威，于是他和其他激进领袖开始着手制造事端。

取消进口税的消息刚刚传到美洲，就发生了第一起流血冲突。英国驻军多半在波士顿。颇不得当地民心，再加上亚当斯到处散布谣言，对他们恶意中伤，于是，一身大红军装的“龙虾”
[30] 所到之处，都会遭到民众的侮辱和奚落。1770年3月，波士顿几名顽童一再用雪球砸向海关门口的一名哨兵，从而引发了一场暴乱。几名士兵在混乱和喧嚣声中开了枪，造成了伤亡。“惨案”这种事正中亚当斯的下怀。但有产阶级中的温和派却惶惶不安，殖民地内部也意见不一。激进派怎肯善罢甘休。1772年6月，暴徒纵火焚烧了停泊在罗德岛对面的英国缉私船皇家海军“加斯比”号。

马萨诸塞各地成立了“联络委员会”，到该年年底，“联络委员会”遍及二十五个城镇。以年轻的帕特里克·亨利为首的弗吉尼亚煽动分子在议会设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负责联络其他殖民地，许多类似的机构很快应运而生。他们悄然且迅速地成立了起义组织。

不过，激进派仍属少数，反对草率与英国决裂的却大有人在。殖民地驻伦敦首席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晚在1773年还写道，“……我们当中一些极端人士似乎赞成立刻决裂；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谨慎从事，我们的力量将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诉求必将得到满足，如果仓促上阵，也许会被打垮，不得翻身……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政府的每一个错误，每一次侵权都不值得起义，……加之这是一个信仰新教的国家（尽管它冷酷无情，但毕竟是我们的母国）是值得维护的，它在欧洲的分量和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与她的统一。”尽管发生了波士顿“惨案”、公海暴力、贸易纷争、再加上亚当斯等人的煽风点火，但骚乱却逐渐平息，恰恰在这个时候，诺斯勋爵铸成了一个大错。

东印度公司濒临倒闭，无奈之下，内阁只得出手相救。内阁通过了一项没有引起议员注意的法案，授权该公司将大批积压的茶叶直接运往殖民地，无须缴纳进口税，通过其在美洲的代理商经销。该法案实际是授予了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大西洋彼岸顿时一片哗然。激进人士谴责此举侵犯了他们的自由，茶商们面临破产之忧。从英国海关进口茶叶的货主及其销售茶叶的中间商都要关门大吉。该法实现了亚当斯没有办到的事，统一了殖民地反对英国的声浪。

自称“爱国者”的激进派趁机制造事端。1773年12月，第一批货物抵达波士顿。激进分子化妆成印第安人，登船捣毁了茶箱。“昨晚，”塞缪尔的表兄，未来的第二任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写道，“有三船武夷山茶被倒入大海……这是独一无二的壮举。对爱国人士最后一搏的威严和崇高，我深表钦佩……销毁茶叶这一壮举大胆、果敢、坚决、无畏，必将影响深远，我不禁认为这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此次行动只是摧毁了物资，下次类似的民运兴许要牺牲人命。许多人希望漂浮在港内的不是茶箱，而是密密麻麻的尸体。其实，用不着牺牲那么多生命，就能消除我们一切困苦和不幸的根源。”

消息传到伦敦，内阁主张采取高压手段的强硬派占了大多数。伯克与查塔姆主张和解，但无人理睬。议会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条例”，勒令马萨诸塞解散议会，宣布这块殖民地收归国王直接管理，关闭波士顿港，规定这里的法官一概由国王任免。这些法案仅限于马萨诸塞；只有“驻军法案”适用于其他各殖民地，法案宣布，为维护秩序，各殖民地都要派遣驻军。英国指望靠这一手孤立抵抗势力，结果适得其反。

1774年9月，各殖民地在费城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激进派暂且不能放手行动，代表们讨论的还是贸易抵制。此次会议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决意断绝与英国的一切贸易往来，除非他们废除强制法案，各地的联络委员会负责执行这一方案。大会还宣读了《权利宣言》，要求废除英国议会自1773年以来颁布的十三个贸易法案。发往伦敦的这份文件措辞恭敬、委婉，但伦敦却顾不得谦谦风度，下议院中对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岛的竞争耿耿于怀的“食糖利益集团”；瞧不起殖民地军队的英国军官；财政吃紧、一味坚持殖民地存在是为了母国利益的内阁三者联合起来，打破了最后一线和平的希望。议会不屑地驳回了诉状。

情况这时候急转直下。马萨诸塞军政总督托马斯·盖奇将军打算实施戒严令，可惜力不从心。盖奇是一位出色的军人，无奈他手下只有四千人马，出了波士顿就没了立锥之地。爱国者的殖民地民兵却有近一万人。同年10月份，他们成立了“安全委员会”，多数殖民地都在加紧训练和武装，采购武器装备和弹药。他们从英国驻军那里夺来了大炮，又派人出国采购武器。法国和西班牙一口回绝了英国内阁禁止向美洲出售火药的要求，荷兰商人将火药装进贴着“白酒”的大玻璃瓶，运往美洲。

爱国者们在距离波士顿二十英里的康科德囤积战争物资。被英国议会宣布非法的马萨诸塞议会也在这里召开了会议。盖奇决定查封他们的军火，逮捕亚当斯及其同谋约翰·汉考克。不过，殖民者早有防备。他们每晚派人沿波士顿的大街小巷巡逻，监视英国军队的一举一动。盖奇召集人马的时候，康科德的议会就接到了消息。他们将军火分散转移到康科德以北各个偏僻的小镇，亚当斯与汉考克则转移到了列克星敦。
[31] 1775年4月18日，八百名英军出发，摸黑赶往康科德。不过，秘密很快传了开去。有人从诺斯教堂的尖塔用提灯通风报信。巡逻人员保罗·里维尔快马加鞭地赶往列克星敦，从床上喊起亚当斯与汉考克，催他们快跑。

上午五点，列克星敦七十余名民兵在村前的草坪集结。太阳冉冉升起，三名军官骑马率领的英军先头部队映入了眼帘。为首的军官挥着手中的军刀吼道，“闪开，你们这帮叛贼，快闪开！”民兵队长命令手下解散。殖民地委员会非常担心，生怕他们开第一枪，严令不得与英国正规军发生正面冲突。但混乱中不知谁开了火。英军还以一阵排枪。民兵官兵有死有伤，现场一片混乱。英军纵队撇下残存的民兵，开赴康科德。但乡村这时候已经武装起来，将大批的军火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英军好不容易才仓皇撤回波士顿，后面还有敌人穷追不舍。波士顿成了一座孤岛。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消息传遍了其他殖民地，各地的总督和英国官员相继遭到了驱逐。爱国军在“青山仔”队伍领袖，佛蒙特人伊顿·阿伦与康涅狄格商人贝内迪克特·阿诺德的率领下，占领了哈德逊河谷入口处的几个战略要地。加拿大不肯施援手，美洲从此打响了独立战争。

第十三章　独立战争

1775年5月，美洲殖民地代表齐聚宾夕法尼亚恬静的小镇费城，在卡彭特厅召开了一次大会。代表们多半是德高望重的律师、医生、商人、地主，他们生怕冲突愈演愈烈，似乎不是一个革命委员会的人选。第一枪已然打响，洒下了鲜血，但希望和解的却不乏其人，他们担心举兵造反可能会重蹈克伦威尔铁甲军的覆辙，反被其害。除了反对贸易政策，他们没有共同的民族传统，缺乏组织，没有工业、国库、外援，也没有军队。许多人仍希望与英国修好。但威廉·豪将军正率兵跨大西洋而来，殖民者面临着一场自相残杀的激烈武装冲突。

波士顿是抵抗的中心，角逐的战场，新英格兰的一万六千名商人和农民将盖奇和美洲大陆唯一一支英军围困在那里。在城内，不仅爱国者与军队之间，连爱国者与亲英分子之间也摩擦不断。军营外被人贴上嘲讽的标语，全城一片混乱。5月25日，豪将军在克林顿与伯戈因
[32] 两位将军的陪同下，率领援军抵达波士顿港，英军总兵力这下增至六千人。

有了援军的盖奇先发制人。与波士顿北面一水之隔的是一座小小的半岛，由一条狭长地带与大陆相连，岛上的布里德山与邦克山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殖民者只要占领并守住这个制高点，就能用炮将英国人轰出波士顿。6月16日夜，盖奇决定先下手为强，抢占这两个高地，可惜第二天一早，高地上露出了一排工事。爱国军接到波士顿城内的情报，连夜挖出了一条战壕。但他们的阵地并不保险，英国舰队可动用大炮，将他们轰出港口，或者派兵登陆狭长地带，斩断他们与后方的联系。但盖奇决定炫耀一下他的武力，这两手他都没用。他手下有英国最精锐的部队，在以前的战斗中，他和他的同胞极其轻视殖民军。他决定从正面向山头发动进攻，好叫挤在窗口、爬上屋顶的波士顿人亲眼瞧一瞧英军官兵列队大踏步地冲向叛军工事这一奇观。

6月17日下午，烈日当空，豪将军奉盖奇的命令，率领约三千名英军正规军登陆。他召集人马，对他们进行了训话。“你们必须将这些农夫赶出那座山，否则我们就无法在波士顿立足。但我希望你们冲锋时不要超过我一步。”英国官兵排成三列纵队，缓缓向布里德山头进军。四周鸦雀无声。波士顿全城都在观望。到了距离阵地一百码的地方，前方的战壕仍没有动静。但到了五十码的时候，古董猎枪发出一阵大大小小的弹雨，狠狠地打击来犯者。战场上喊叫声和骂声响成一片。阵地后的爱国者喊道，“北方佬难道都是胆小鬼吗？”白丝马裤上沾满血迹的豪将军重整队伍，但又被一阵齐射打得落荒而逃，灰溜溜地跑回了船上。豪将军虽威望顿失，但也看出山头上叛军的弹药即将打光。他率正规军呈一列纵队，向山顶发动了第三次冲锋，将农夫们赶出了阵地。此刻已是傍晚时分。半岛上波士顿一侧的查尔斯顿村陷入了一片火海。一千一名英国官兵倒在了山坡。把守高地的三千农夫，死伤达六分之一。大小马车忙了一夜，才将伤员拉进波士顿。

惨烈的行动在殖民地引起了轰动，其影响堪比八十六年后的布尔溪（Bull Run）
[33] 战役。叛贼如今成了英雄，他们打败了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一举歼灭了敌军三分之一的兵力，用鲜血洗清了北方佬是胆小鬼这个传言。英国人占领了山头，但美国人却赢得了荣誉。盖奇没再发动新的攻势，同年10月，他奉诏灰溜溜地返回了英国。豪将军接过了大权。大西洋两岸的人都感到，一场殊死搏斗即将来临。

爱国人士眼下必须组建一支军队。马萨诸塞已经向费城议会求援，请求派一名总司令抗击英国人。布里德山行动两天前，议会就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但提到人选，代表们却各执一词。他们对新英格兰人没有好感，但又嫉妒他们是这一战的主力军，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们觉得应任命一名南方人。亚当斯的眼光落向身穿深棕色服装的代表中的一名军人。他就是乔治·华盛顿上校，弗吉尼亚芒特弗农人。这位家道殷实的农场主参加过1750年代的战役，解救过出师不利的布拉多克残部。虽说只不过在边界打过几场小仗，但却是代表中唯一有过从军经历的人。华盛顿这次奉命指挥美洲殖民地的所有军队。伟大的号召靠的是意志，他的号召力却是天生。

殖民地总共有二十八万余名壮丁，但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的手下从未超过两万五千人。各殖民地之间互相妒忌，缺少装备、形同散沙，这对华盛顿来说是严峻考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整顿波士顿这帮乌合之众的纪律，提供弹药。为此他耗费了1775年一个秋冬的心血。不过，大陆会议决定发动进攻，派一支人马远征加拿大。后来遗臭万年的贝内迪克特·阿诺德以及沃尔夫的老部下理查德·蒙哥马利奉命率领这支队伍。他们走的是英军在1759年战役中的行军路线，两人手下只有一千一百名官兵。蒙哥马利不费一枪一弹就攻占了蒙特利尔。然后与吃尽千辛万苦、率领一帮狼狈不堪的队伍赶到魁北克的阿诺德会合。当时时值隆冬，大雪纷飞，两人率兵进攻盖伊·卡尔顿爵士与手下区区几百人把守的亚伯拉罕高地。蒙哥马利阵亡，阿诺德大腿骨折。尽管这次大败，残部仍顶着凛冽的寒风坚守河对岸的阵地。但春天说来就来，圣劳伦斯河面冰雪开始融化之际，敌人的第一批援兵从英国赶到。由于死伤过半，这些爱国者只得一路长途跋涉，退守缅因与提康德罗加堡。加拿大因此躲过了革命的浪潮。法裔加拿大人基本满意英国国王统治下的生活。不久后，许多效忠乔治三世的美国难民涌入了加拿大。

与此同时，豪将军仍被困波士顿，不敢贸然采取报复行动，战争头两年，他至少还抱着和解这线希望。他和手下的部将都是辉格党议会议员，与其他辉格党人一样，他们认为与殖民者这场战争胜算渺茫。他在战场上是一员出色的猛将，只可惜他一向悲观消极。他现在的任务是震慑美国人，但这要英国增派大批的援兵。由于援兵迟迟不到，而波士顿也缺乏战略意义，于是他于1776年春撤出该城，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唯一的英军基地，新斯科舍岛的哈利法克斯。同一时间，克林顿将军奉命率领一小支军队，南下增援查尔斯顿的亲英分子，指望收复中南部的殖民地。爱国者的抵抗日益顽强，尽管大陆会议中的温和派不同意正式发表独立宣言，但英军撤军波士顿却引发了更加强硬的抵抗运动。如果不取得交战国身份，爱国者便不能从国外采购军事物资，只能依靠偷运，而他们亟须军火。保守派渐渐向激进派让了步。最近抵达美洲的英国激进人士汤姆·佩恩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成功地阐明了发动革命的理由，这本小册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亚当斯等知识分子的著作。

不过，在解除英美宗主关系的道路上，英国内阁又迈出了一步。1776年初，内阁颁布《禁止条例》，禁止了与叛邦的一切往来，并且宣布封锁美洲海岸。与此同时，由于一时征不到足够的新兵，英国从德国招募了雇佣兵，派往大西洋对岸的美洲。此举在美洲殖民地引起一片哗然，反而为极端分子助了一臂之力。6月7日，弗吉尼亚人理查德·亨利·李在费城提出了如下决议案：“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应解除对于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理应断绝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但十三个殖民地，有六个仍不赞成立刻公布独立宣言。他们担心英国大举出兵，而殖民地却外无盟友，许多人认为，公然反抗怕是要毁了他们的事业，失去支持者。不过，大会终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托马斯·杰弗逊起草了一份文件，1776年，美洲殖民地大会一致通过了《独立宣言》。

这份彪炳史册的文件公告了起义的缘由，列数了大不列颠国王二十八条“屡屡巧取豪夺”的罪状。文件的开头部分脍炙人口，成了不朽的名言，“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造物主的意旨，接受独立与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他们不得不宣布独立的理由。”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由一部分人组建了政府，由被治理者赋予它们正当的权力。如果哪个政府与这些目标背道而驰，民众有权改组或推翻它，按上述原则组建一个新政府；并且运用它的权力，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的安全和为民众谋求幸福。”

总的来说，《独立宣言》重申了鼓舞辉格党人反对末代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以及引发1688年英国革命的原则，《独立宣言》成了爱国运动的象征和号召，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亲英分子大幅增加，他们被这种公然的挑衅吓破了胆。不过，宣言阐明了殖民地的宗旨，犹豫不决的人只得拿定一个主意。他们如今已无路可退。

这期间，英国人一直待在哈利法克斯等待英国增派援军，苦苦思索对策。军事上的胜利取决于控制哈德逊河流域。如果他们能夺取并掌握这条水路，扼守这条河的要塞，就能一举斩断新英格兰与中西部殖民地的联系，掌握它三分之二的人口以及大部分粮食和财富。但第一步是要占领位于哈德逊河口的纽约。豪可以从这里一路北上，攻克这几个要塞，再与从加拿大南下的一路军队会师。之后，在海军舰艇的支援下，制服多半沿河设立的南方殖民点。这套方案看似胜利在望，因为殖民者没有海军，大不列颠按说能封锁大西洋沿海。可惜这支舰队早已失去了查塔姆伯爵麾下将领们组建它时的雄风。它虽能运送援兵横渡大西洋，但新英格兰私掠船却在沿海的战斗中大显身手，劫下了他们的运输和补给船。1776年6月，豪带兵开赴纽约，出动重兵攻打该城，同年7月，他的弟弟，海军上将豪率领一支由五百多艘舰只组成的舰队与援兵从英国驰援。豪手下的官兵一下增至二万五千余人。新世界从未见过这么庞大的一支武装部队。不过，华盛顿早做好了准备，随时准备应战。他集中兵力，部署在纽约周围，这支部队由于开小差和天花，只剩下区区二万人。殖民者阵地部署在长岛山嘴和俯瞰东河
[34] 的布鲁克林高地，与英军阵地隔海湾相望。到了8月份，豪发动了进攻。邦克山一战曾让他吃了一堑，这次他放弃了正面进攻，首先佯攻长岛，接着调集主力部队绕到殖民军左翼，突袭其后背。此战告捷，华盛顿被迫退守纽约城。由于逆风阻挠了英国海军舰队的行动，他率领手下的官兵安然渡过了东河。

在这场灾难中，华盛顿请求大陆会议公断，据守纽约似乎无力为之，但弃城又恐挫了爱国者的士气。但大陆会议认为，他应不战而退，撤出纽约，在哈莱姆山打了几场小规模的战斗后，他率兵缓慢地向北撤退。在这个关键时刻，胜利唾手可得。豪控制了纽约及其以上的四十英里哈德逊河。如果他有八十八年后格兰特追赶李将军的本领和魄力，穷追华盛顿，兴许能一举全歼殖民军。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华盛顿平安无事。10月末，他在怀特普莱恩斯
[35] 的一场激战中再度失利；可惜英国人又无意乘胜追击，华盛顿急欲探明豪到底是朔哈德逊河而上，还是横穿新泽西直取费城。豪决定先取费城。他挥师南下，沿途攻城略地，拿下了纽约附近的几处要塞，费城的代表闻风而逃。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涌向英军阵地，宣誓向国王效忠。爱国军唯一的退路似乎只有效仿十九世纪的布尔人，率众翻越阿勒格尼山脉，进入一片新土地，逃避英国人的统治。连华盛顿也准备出此下策。“我们当时（如若失败）必须退守弗吉尼亚的奥古斯塔县。凭借人多势众才能保我们的平安，我们要打一场恶战。如果我们失败，只有‘阿勒格尼山脉’这一条退路。”与此同时，他横渡哈德逊河，挥师南下，去保护费城。

英军紧随其后，一举占领了新泽西。爱国者的大业眼看着就要前功尽弃。但华盛顿英勇无畏、时刻待命，命运好歹不负他的一片苦心。由于英军表现出的难以理解的轻率，很快受到了惩罚，英军前哨杂乱无章地分散在新泽西各镇。华盛顿决定赶在豪将军过特拉华河前攻打这几个孤立的堡垒。他相中了由一支德国雇佣军把守的特伦顿村。殖民军于圣诞夜杀入戒备松懈的该村，以两名军官和两名列兵的代价，打死打伤一百零六名黑森雇佣军。并且生擒了其他雇佣军士兵，带到费城游街示众。这次胜利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军事意义。这是此战最关键的时刻。豪的部下康沃利斯勋爵打算在普林斯顿报一箭之仇，结果大败而归。有关康沃利斯的故事，留待下文详述。华盛顿紧追不舍，要断了他的补给线。这一年以英军在新泽西过冬结束，鉴于这两次行动失利，他们只能退守特拉华河以东。英军军官混迹纽约的社交界，过了一个愉快的冬季。与此同时，美国第一批外交官本杰明·富兰克林与塞拉斯·迪恩横渡大西洋，去向法国求援。

我们别让后人误以为英国全民支持美洲殖民地的战争。伯克就不抱此错觉。他在邦克山一战后写道，“谁也不赞成我们奉行的策略，无人指望眼下的准备工作能带来什么好处，民众态度倦怠、冷漠，就好像他们发现事不关己……商人们辜负了我们，也背叛了他们自己……他们当中的头面人物拿到了各种合同、汇款和买卖，赚得盆满钵满，偏偏又千方百计地打压别人的声音……他们，或者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嗅到了有利可图的战争散发的腐臭。战争确实也从某种意义上代替了贸易。由于要承担庞大的运输业务，货运业空前地繁荣。粮食和各种物质的巨大需求……振作了商界的精神，他们认为美洲战争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一场在所难免的不幸中的一条财路。”英国的显要政客不仅指责海陆两军指挥不当，而且反对向殖民地动武。

对英国征战美洲殖民地的每一次挫折和不幸，都有人幸灾乐祸。“有人见到祖国失利便乐不可支，这种叛逆心态让我怒不可遏，”内阁的一名支持者写道。“他们毫不掩饰这种态度。一位同情殖民者的公爵几个星期前告诉我，一些舰只在北美沿海的一场风暴中倾覆，他眼中闪烁着喜悦的神色说道：“一千名英国水兵溺水身亡，无一生还……”在下议院中，说到外省人，有人常常称其为‘我们的军队’。”这种怪诞的行径只能使事情雪上加霜。诚然，要不是反对派歪曲事实掩盖了国人的真实看法，诺斯勋爵的政府或许很快土崩瓦解。独立战争期间，诺斯一直掌握着下议院的绝大多数议席。反对派并非人人愚不可及或那么极端，但在国王眼中，个个都是卖国贼。乔治三世变得愈发偏执，态度愈发坚决。他对顺耳的良言置若罔闻，与许多亲英分子一样，两党中有不少人预言和谴责他的政策或将招致灾难，担心母国和殖民地卷入内战，这些人统统被国王排斥在内阁之外。诺斯勋爵也对战争不甚积极，只不过他对国王忠心耿耿，外加像当时许多政客那样秉持传统观念，认为大臣的职责是执行国王个人的意志，他才没有请辞。尽管身兼第一财政大臣和财政大臣，他并不掌握实权，而是由国王和各部大臣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乔治三世不知疲倦地监督具体的战争组织工作，可惜他却协调不了大臣们的行动。大臣们才智平庸，海军大臣是威尔克斯那位放荡不羁的朋友桑威奇伯爵。他一向声名狼藉，但最近的调查表明，海军的情况要比陆军好了许多。

英国的政策从未这样漏洞百出。要么违反、要么无视军事准则和原则。“寻敌并一举歼灭之”是一条正确的原则。“集中兵力”是一个合理的手段。“咬定目标”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敌人是华盛顿手下的军队。兵力一是驻扎在纽约的豪将军的部队，二是伯戈因此刻集结在蒙特利尔的纵队。目标是一举歼灭华盛顿的部队，打死或生擒华盛顿。如果能将他押上战场，让他的人马倒戈，英国几乎胜券在握。可惜豪将军的帐内却各执己见、意见不一，反而掩盖了这些再明白不过的道理。豪仍执意要拿下革命会议的所在地和政治抵抗的源头费城。伯戈因却偏要从加拿大挥师南下，到哈德逊河的上游，与纽约的内应里应外合，占领扼守这条水路的要塞。一旦控制了哈德逊河，就能孤立新英格兰，将它一举击破。1776年秋，伯戈因告假回国，到伦敦向内阁呈报了自己的意见，乔治三世批准了他的方案，并亲笔予以批复。伯戈因要率部队从蒙特利尔穿过边界茂密的丛林，夺取紧邻哈德逊河源头的提康德罗加要塞。一支部队同时从纽约北上，攻占最近由法国工兵援助巩固的西点要塞，再到阿尔巴尼与他会师。

这是伦敦内阁的如意算盘，但协调这些行动的重任最后却落到了陆军大臣乔治·杰曼勋爵的肩上。杰曼的军旅生涯以蒙羞落幕，但他的从军经历兴许不能如实反映他的能力。二十年前，他在明登战役中拒不从命，率领骑兵冲进敌阵，结果被军事法庭判定不胜任军职。但他却深得少年国王的宠幸，因此跻身政界。内阁明明知道豪的打算与伯戈因背道而驰，即南下攻打费城，却无人劝阻。他们没有指示他到阿尔巴尼会师，也不给他派援兵。“这下出现了一个旷世奇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道，“一名部将跑到伦敦请国王批准一条作战方案；国王的一名大臣详细向一名将军下达了指令，却对另一位要予以配合作战的将军只字不提；这位将军只好自己制定作战计划……”不过，一返回加拿大，伯戈因就给豪写了不下三封信，告知在阿尔巴尼会师的计划，无奈豪没有接到英国的明确指示，认为没有理由放弃他攻打费城的计划，仍按自己的方案行事。他施计与华盛顿交手，但未能如愿，于是留下八千人马，交给亨利·克林顿爵士留守纽约，于1777年7月率领手下的大部启程开赴切萨皮克湾。英军非但不集中兵力，反而将部队分散在五百英里的区域，伯戈因在加拿大，豪在切萨皮克湾，而克林顿却在纽约。

华盛顿连忙率兵离开新泽西边界的冬季驻地莫里斯敦，南下保护费城。上次虚晃几枪就弃守纽约，这次在大陆会议的所在地，他再也不能故伎重演，无奈他手下的部队纪律涣散，人心浮动，成批成批地开了小差，如今只能指望拖延英军的步伐。豪9月初出征时手下只有区区一万四千名官兵。华盛顿将同等的兵力部署在布兰迪万河
[36] 北岸，封锁了通往费城的道路。豪看出眼前这支部队装备低劣，决定利用它官兵素质低下、补给不畅的劣势，像在长岛那样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9月11日早晨，他兵分两路，留下一路精兵从正面进攻，他自己则与康沃利斯率兵沿河而上，过河突袭华盛顿的右翼。他的战术有条不紊，一一实现。进攻进展顺利，敌军乱作一团，溃不成军，对岸的一路英军涉水渡河冲进了美军阵地。日落时分，华盛顿全线溃退。用一名年轻的法国志愿兵马尔奇·德·拉法耶特的话说，“逃命的殖民军、大炮和辎重乱哄哄地挤上了公路。”可惜豪在这里又重蹈长岛的覆辙，没有乘胜追击。他心满意足。9月26日，他手下的先头部队开进费城。两军在日耳曼敦
[37] 城北展开了一场混战，但英军步步紧逼，费城不久沦陷。

然而在北面战场，伦敦政府的作战计划却连连受挫。伯戈因手下有几百名印第安人与七千正规军，且一半是德国雇佣军，他率领官兵穿过加拿大茂密的森林，指望与从纽约北上的英军会师。他一路跋山涉水，进逼提康德罗加要塞。殖民军丢下大炮，闻风而逃。伯戈因急欲南下，乘胜追击。如果豪能乘胜北上攻打西点，他们想必能稳操胜券。然而豪这时身在何处？伯戈因向下一个敌军要塞进军的当天，豪却从纽约扬帆南下。大家都认为攻下费城后，豪会立即返回纽约，北上与加拿大的部队会师。可惜他却恰恰相反，让伯戈因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伯戈因进逼新英格兰的途中遭到了民兵的拼死抵抗。他是一位深得人心、气宇轩昂的指挥官，无奈身在异乡，又苦于敌军的骚扰。部下开始人心浮动，开起了小差。只要豪从纽约驰援，他尚且有获胜的希望。驻守纽约的官兵减少了一半，因为豪命克林顿赶去增援。克林顿北上占领了西点以南的两个要塞，谁知当时秋雨绵绵，伯戈因被困在萨拉托加
[38] 无法动弹，眼睁睁看着实力与日俱增的新英格兰人步步紧逼过来。他距离阿尔巴尼仅三十英里之遥，那里本应是他与从纽约赶来的纵队会师之地，可惜他却前进不得。继而，伯戈因又在林中进行连日苦战，物资渐渐耗尽，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殖民军在自己的土地上，按自己的方法作战。他们一个个藏身灌木丛、树梢，多半主动出击，重创了欧洲的精锐部队。伯戈因手下训练有素、阵法严密的部队都拿他们没办法。据一名殖民军逃兵交代，克林顿正挥师北上。可惜为时已晚。德国雇佣军罢战，1777年10月17日，伯戈因向殖民军指挥官霍雷肖·盖茨投降。大陆会议违反投降条件，将伯戈因手下的大部分官兵关押到停战。伯戈因返回英国，他指责内阁，也饱受内阁的指责。

这时候，旧世界开始介入这场战争，支援新世界。尽管萨拉托加一战在美洲殖民地无足轻重，但却立刻在法国引起了轰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法国虽与英国有一纸和约，但一直向爱国者提供武器，殖民军中也有法国志愿兵。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塞拉斯·迪恩在凡尔赛劝说法国人与他们公开结盟，但双方犹豫了一年，举棋不定。法国政府不愿支持国外的自由事业，同时又打压国内的自由，而许多美国人又担心法国向英国宣战后，对自己大开狮口。如今一切疑虑烟消云散。没有法国的物资，殖民者难以为继，法国人多半跃跃欲试，要雪七年战争之耻。法国海军已经强大，英国海军却日渐衰退，萨拉托加大捷的喜讯传到法国，路易十六决定正式结盟。伦敦惊慌失措，反对派辉格党人早就警告过内阁，不要苛刻对待殖民者，英国内阁开出了一个慷慨的和解方案。可惜为时已晚。1778年2月6日，不等议会权衡一下新条件，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迫不及待地签署了与法国的盟约。

又一次世界性的大战再次爆发，英国这次成了孤家寡人。一支军队如今成了殖民地的俘虏。德国再无雇佣军可雇。法国入侵这个由来已久的担心将恐慌传遍了全国。内阁名声扫地。除了国王，为此食不甘味的人都把目光投降了查塔姆。4月7日，查塔姆拄着拐杖在议会做了最后一次演讲，驳斥反对派所要求的召回驻美洲殖民地的军队。他一向赞成和解，但不赞成投降。裹着法兰绒绷带，他尸体一般的身影摇摇晃晃地站起身。议员们看出他不久于人世，顿时鸦雀无声。他一阵怒气上冲，低声表示“反对瓜分这个古老、高尚的君主国家”。他要英国提防法国插手，采用雇佣兵。他谴责国人惨无人道。“先生们，倘若我是一名美国人，一如我现在是一名英国人，外敌入侵祖国的时候，我绝不放下手中的武器——绝不，绝不，坚决不。”提到外敌入侵，他嗤之以鼻。回答了反对派领导人里奇蒙德公爵的提问后，他挣扎着想再说几句，孰料突发中风，栽倒在地，不省人事。5月11日，查塔姆伯爵听着儿子威廉朗读《荷马史诗》中赫克托
[39] 葬礼和特洛伊这悲壮的一幕辞世。乔治三世反对为查塔姆立碑，显得他心胸狭窄，说立碑“对我本人来说是个冒犯”，但伦敦金融界没有理睬他，伯克为纪念碑题了一句中肯的悼词：“上帝凭借塑造一个德高望重的伟人，让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然而在诺斯勋爵执政时期的英国，这样的人实属凤毛麟角。

第十四章　美利坚合众国

1777年，华盛顿在费城以北的福吉谷（Valley Forge）过冬。每场战斗结束，都有许多人开小差，如今他手下只剩下区区九千人，到了来年春天，另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见了踪影。他们缺衣少食，缺少帐篷，牢骚满腹地挨过了天寒地冻的几个月，而在二十英里外的费城，近两万装备精良的英军却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当时正值社交旺季，费城的亲英分子千方百计地要让豪将军与部下过得满意、开心。英国人没有对爱国军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华盛顿日日为第二天的粮草发愁的时候，豪却在费城轻歌曼舞、赌兴正浓。一如在长岛、怀特普莱恩斯、布兰迪万河等几次战斗中那样，他无意在战场上乘胜追击，一举歼灭他的敌人。也许是邦克山惨剧使他丧失了勇气，同时他仍旧抱有和解希望，所以才按兵不动。议会对他消极厌战的态度早有耳闻，总之，法国与叛军结盟的消息年初刚传到英国，议会立即批准了他的辞呈。

接替帅印的是驻纽约前指挥官亨利·克林顿爵士，他的对敌态度与豪截然相反。他看出两军对垒、围城、攻城的欧洲那套战术对一个分散行动的民间武装根本行不通。他认为只有占领并派兵驻守全美各地才是上策。他一改以前的策略，决定放弃北方的攻势，改为征服南方。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是从欧洲大陆进口物质的集散地。此外，这里亲英分子众多，应将他们组织起来，振作他们的士气。另外还要新建一个基地，因为纽约路途遥远，克林顿的眼光落在了查尔斯顿和萨凡纳。如果他有机会一试身手，兴许能留下许多故事，取得不菲的战绩，谁知这时候冒出了一支新军队，突然阻止并最终彻底毁了他的宏图大略。萨凡纳距离纽约八百英里，五十天的路程。英国迄今仍牢牢地掌握着制海权，经海上调兵，要比爱国者经陆路快了许多，可惜由于法国和法国海军插手，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制海权此后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克林顿很快幡然醒悟，英国的制海权如今面临挑战。

1778年春，十二艘法国军舰和护卫舰满载八百余门大炮和四千名官兵从土伦启航。舰队逼近的消息传来，克林顿的当务之急是不让他们夺取他设在纽约的大本营。如果法国人占领纽约港，哪怕封锁哈德逊河口，他在美洲大陆的处境就岌岌可危。6月18日，他弃守费城，率领一万名官兵匆匆穿过新泽西。华盛顿的部队经过春季征兵而人员大增，兵力已经与克林顿旗鼓相当，他率兵与他齐头并进。两军在蒙茅斯县府展开了一场混战。克林顿击退了美国人，但自己也伤亡惨重，到7月初才赶到纽约。他到的正是时候。他刚到不久，德斯坦率领的法国舰队就出现在纽约市的对面。迎战法国人的是前任英军司令的弟弟，海军上将豪率领的一支英国海军舰队，两支海军在港外周旋了十天。法军企图占领罗德岛，但以失败告终，豪在一系列的行动中挫败了敌人的一次次干涉，并且赢得了美国海军史学家的高度赞誉。同年秋天，德斯坦无心恋战，启航前往西印度群岛。克林顿这次又先法国人一步，派兵赶往圣卢西亚岛。德斯坦迟了一步，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岛沦为英国人的基地。

纵然取得了这些战果，但也掩盖不了克林顿为征服南方耽搁了一年之久，以及英国不再无可置疑地掌握制海权这两个重要事实。法国海军控制着英吉利海峡，不让英国向纽约增派援兵、运送物资，与此同时，新英格兰私掠船频繁骚扰英国商船，而且战果颇丰。美洲的军事行动渐渐陷入了僵局，虽说克林顿手下的三千名官兵于12月29日占领了佐治亚的萨凡纳，然而他在南方一个亲英分子的基地的平叛计划却因受阻而被迫取消。亲英分子和爱国者在这些地区爆发了激烈的内斗，但他却爱莫能助。1779年，双方僵持了一年，战争的主战场一度转移出了新世界。在美洲厮杀的两支军队都筋疲力尽，殖民者财政混乱，经济拮据，英国人则亟须增援。英国内阁担心外敌入侵本土，将准备派给克林顿的援兵留在了英伦诸岛。法国人认为，只要在公海与英国人打一仗，就能在美洲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相比支持共和国起义，这一手更能迎合凡尔赛独裁政府的口味。除了为数不多的志愿军，他们在这个阶段没有派一兵一舰支援大西洋对岸的盟友；不过，他们提供的军火和服装使爱国者的事业免遭覆灭。同年6月，这场世界性的大战进一步激化、扩大，另一个欧洲强国加入了争斗。法国的外交政策将西班牙拖入了这场战争。英国的实力每况愈下，海军在地中海的活动也受到了威胁，不出数月，西班牙封锁了直布罗陀海峡。在新世界，英国还要时刻提防西班牙出兵佛罗里达，以新奥尔良港为据点的殖民地私掠船频频骚扰来往加勒比海的英国商船。

在欧洲海域，一艘私掠船上演了一段精彩的插曲。苏格兰裔美国船长约翰·保罗·琼斯从法国人手中购得一艘东印度公司的旧商船，又在法国船厂将船改造成一艘军舰，并且给这艘船起名“好人查理号”，同年9月，琼斯舰长与操着不同语言的船员，率领三艘小船，驾驶这艘永载史册的船驶入北海。他在弗兰伯勒角截住了一队来自波罗的海来的商船，对英国护卫舰“塞拉皮斯号”、“斯卡伯勒号”展开了进攻。商船纷纷逃走，23日夜，“塞拉皮斯号”与“好人查理号”展开了较量。英国战舰的构造、装备和大炮都胜出一筹，但琼斯将船贴近敌舰，痛击对手。两舰战作一团，炮口几乎贴着炮口，双方动用舷炮、毛瑟枪和手榴弹杀了一个通宵。两舰同时燃起了大火，琼斯的三艘小艇围着火海打转，分不清敌我，向两艘舰开火。英美两位舰长顽强作战，拂晓时分，“塞拉皮斯号”弹药库一声轰天巨响，舰上的大炮被炸毁，主桅以后的官兵全部阵亡。英国人被迫投降，但“好人查理号”也受损严重，两天后葬身海底。这场遭遇战在法美两地掀起了一股热潮，琼斯被奉为英雄。

这期间，华盛顿一直无力参战，只能监视克林顿的动向。不过，单凭他保住手下的这支军队，也堪称为国家事业立了大功一件。殖民地领导人无出其右。12月份，克林顿决定一试身手，再次出击，平定南方的叛乱。他决心拿下查尔斯顿，12月26日，他率八千名官兵登船南下南卡罗来纳。海军上将罗德尼（Rodney）在西印度群岛大败法国海军的喜讯使其信心倍增，他一时春风得意。无奈恶劣的天气耽误了他的时间，直到3月末英军才大举展开围攻，1780年5月，查尔斯顿失陷，五千名殖民军投降，这是殖民者迄今为止遭受的最大损失。克林顿恰恰在这个时候转了霉运。他赢得了一个重要基地，面临的却是一场内战。他发现，战场上与他对垒的不是一支正规军，而是无数游击队，他们骚扰他的补给线，谋杀亲英分子。英军显然需要一支大部队占领、平息这个地区的叛乱。然而制海权再起波澜，传言法军再次横渡大西洋，克林顿匆匆移师纽约，留下他的副手康沃利斯在南方尽力而为。华盛顿命萨拉托加大捷的指挥官盖茨率领一支小部队出击。康沃利斯在卡姆登一战大败盖茨，长驱直入北卡罗来纳，他所到之处，游击队无不丢盔弃甲，但大军过后，这片乡村又举起了武器。一路之上都没有可以进攻的要地，他辛辛苦苦的唯一战果，恐怕要算摧毁了叛军与欧洲交换武器的大批作物。

到了北方的克林顿再次陷入险境。另一支从法国赶来的舰队已经抵达美洲，他这次慢了一步，未能抢先登陆。罗尚博伯爵率领五千余名法军于7月份登陆罗德岛新港。时刻保持警惕的华盛顿屯兵哈德逊河谷的怀特普莱恩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曾于1776年率领人马远征加拿大，在萨拉托加一战立下了赫赫的战功，他这次坐镇要塞西点，法军随时可以从沿海向纵深推进，与他会师。克林顿的纽约大本营眼看不保。但敌人反水暂时扭转了英国人的危局。阿诺德早就不满爱国者们的所作所为。他新近娶了一名亲英分子为妻，加之债台高筑，最近军事法庭又追责他侵吞政府资产。盖茨在卡姆登失利的消息让他愈发不满，心绪难平，他向克林顿开出两万英镑的价码卖出西点要塞。一旦丢掉西点要塞，华盛顿不仅会丧失哈德逊河流域的控制权，恐怕还要全军覆没。克林顿认为这次反水是他挽回北方局面的一个机会，于是派了一名青年少校安德烈，乔装去商谈投降事宜。

1780年9月21日，安德烈登上一艘多帆单桅小船朔河而上，当天深夜在离斯托尼波因特不远处的西岸与阿诺德接上了头。阿诺德将要塞的部署、装备、弹药、兵力情况图纸，万一交火时的口令，最近在西点举行的军事会议纪要授予了安德烈。回来的途中，在穿过两军阵地间的无人地带时，安德烈落入了巡逻的民兵之手，被就近交给了殖民军指挥官。殖民军从他的靴子里搜出了这些文件。指挥官不敢相信阿诺德变节，于是派人到西点要一个解释。阿诺德和妻子闻风而逃，投向敌营。他在乔治国王军中获得将军军衔，指挥一支英军。二十年后，他在贫困中了却了不光彩的一生。安德烈被以间谍罪论处。他写了一封措辞得体又不失面子的信，请求华盛顿改判绞刑为枪决，结果没有成功。他是一名英俊的小伙子，穿着一身大红的军装，站在绞刑台上，亲手将绞索套上了脖子，这一幕令人动容。赶到刑场围观执行死刑的人们见他视死如归，不禁软下了心肠，潸然泪下。尽管战争使人们怨气深重，尽管阿诺德的叛逃激怒了每一名爱国者，但谁也不肯亲自行刑，最后一个不知名、脸上抹了黑灰的人绞死了安德烈。四十年后，安德烈被重新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阿诺德的变节虽说被及时发现，即便是暂时，也对殖民军的情绪和团结产生了重大影响。险些让他们蒙受重大损失。许多美国人坚决反对这场战争，全国各地的亲英分子明中暗里地支持英国人。南方卷入了内讧，美洲人相互残杀，人人怀疑自己的邻居。这种骇人听闻的局面会席卷迄今坚守独立事业的北方么？如果西点司令是个叛徒，那还能信谁？爱国者在海上的失利又加深了这些焦虑和恐慌。罗德尼上将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赶到纽约，将新港内的法军一直封锁到战争结束。接着罗德尼又展开了进攻，这次是在西印度群岛，荷兰人卖给爱国者武器弹药，并借此发了一笔横财。他们的贸易中心在背风群岛
[40] 的圣尤斯泰希厄斯。同年秋天，荷兰加入反英联盟的消息传来，罗德尼奉命夺取该岛。他于1871年初发动进攻，发运给华盛顿将军的一大批弹药和货物落到了英国海军的手中。

克林顿与康沃利斯的战略分歧使英军和亲英分子蒙受了损失。康沃利斯早就不满克林顿命他驻守查尔斯顿，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克林顿认为守住南卡罗来纳是南方一战的主要目标，深入内地取决于海军是否控制了沿海。康沃利斯却急于出击。他认为，北卡罗来纳的游击队妨碍了英军占领南方，他们一日不除，英国人只能守在查尔斯顿城内。他认为弗吉尼亚是独立运动的心脏和中心，应该集中一切兵力征讨、占领这座城市。因此第一步是占领北卡罗来纳。他的判断显然有误。南方的军事要地是查尔斯顿，不是弗吉尼亚。那里有南方唯一的重要港口，他能获得补给，同时斩断叛军的补给线。他不仅能控制以南的佐治亚，而且还可以在北卡罗来纳和切萨皮克湾构筑几个小据点，用华盛顿当时的话说，“保持着控制了沿海四百英里这个面子，以及以这个借口向欧洲各国议会提出不利于美国的要求。”卡姆登一战后，康沃利斯在军中的威望与日俱增，还得到了英国内阁的支持，但成功与否，主要得倚靠南方的亲英分子。尽管他们在上一战中表现欠佳，尽管华盛顿任命手下的得力干将弥敦内尔·格连统领南方的爱国军，康沃利斯还是铁下心开战。他从此走上了灭亡之路。

1871年1月，他率兵推进到北卡罗来纳边界，1月17日上午，他手下的先头部队在考佩斯与美军交上了手。英军战术简单，伤亡惨重。康沃利斯领教过美洲边民的枪法，知道手下的火枪队不是他们的对手。因此他这次要拼马刀和刺刀。殖民军指挥官将这支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部署在布罗德河畔，准备背水一战，免得被敌人一冲而散。华盛顿一向不信这些部队的战斗力，他曾公开说过，民兵绝不会“具有对阵正规军的素”。但这次在殖民军的鼓舞下，他们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英国人。

康沃利斯步步紧逼，但他现在已远离大本营，格林仍率兵坚守阵地。他唯一的指望是引蛇出洞，将格林一举歼灭。3月15日，两军在吉尔福德政府大楼附近遭遇。美国民兵的确不堪一击，但格林手下训练有素的精兵坚守在栅栏后面，重创了英国正规军。英军在指挥官们的带领下一次次猛攻敌军阵地。一名英军中士在日记中记录了这场战役，“我们立即发起了冲锋，我们队形整齐，行动神速，边冲边开枪；等到了敌军阵地五十码内，才发现他们个个端着枪，架在美洲人家常见的栅栏上。他们的枪法奇准。”这支英勇无畏、纪律严明的部队最终将殖民军赶出了阵地，可惜没有重创他们。殖民军依然频频出击，英军远离基地，人马损失了近三分之一。康沃利斯被逼无奈，只能转战沿海，希望得到海军的增援。格林放了他一马。他与部下战果累累，仅仅八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在荒凉的沼泽地转战九百英里，以敌三我一的劣势收复了除萨凡纳以外的佐治亚全境，以及南卡罗来纳大部。他吃了败仗，却赢得了这场战役。格林弃守广袤的北卡罗来纳，火速转战南下，要发动全国抗击英军。

爱国者与亲英分子，即当地人口中的辉格党与托利党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内斗，再加上如今在爱尔兰司空见惯的半夜打劫、抢夺牲口、暗杀、伏击和暴行，内斗愈演愈烈。格林亲笔写道：“（南卡罗来纳）州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之间的仇恨让他们陷入了悲惨的境地。每天都有人成为这种暴虐的牺牲品。辉格党人也好，托利党人也好，似乎都执意要将对方赶尽杀绝。数千人因此丧生，暴虐之行前所未有。如果不制止这些惨剧，不出几个月，这里恐怕就成了荒无人烟之地，因为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都无法生存。”在格林铲除南卡罗来纳几个孤零零的英军据点这段时间，康沃利斯却赶往弗吉尼亚。他所到之处，乡民无不惨遭蹂躏，以拉法埃脱为首的一支势单力薄的殖民军对其进行着顽强、巧妙的骚扰。

克林顿这几个月一直待在纽约，眼看着康沃利斯越来越近。此时克林顿可以撤出北方大本营，集中英军全部兵力，保住在南方殖民地的势力。如果这一着得手，恐怕早粉碎了爱国者的大业，因为大陆会议已经土崩瓦解，华盛顿的军队已有分崩离析之势。但法国海军再次扭转了危局，这一次一劳永逸。

法国海军驻西印度群岛司令格拉斯（De Grasse）见殖民军深陷绝境，便于同年7月通知华盛顿，他要进攻弗吉尼亚沿海，请华盛顿将该地所有兵力集结起来。华盛顿此时正在怀特普莱恩斯，罗尚博已从新港赶来与他会师。华盛顿哪肯放过这个机会，事先采取了周密的防范措施，瞒过克林顿，撤出哈德逊河，与罗尚博会合后立即挥师南下。

与此同时，康沃利斯亟须补给，鉴于补给线越拉越长，无奈之下，他只好移师沿海，希望从海上与克林顿直接联系。同年8月份，他抵达濒临切萨皮克湾的约克镇（Yorktown），并在这里摆开阵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的指挥饱受非议。该镇陆路一侧缺少天然的屏障，他也不曾主动出击城外集结的敌军。殖民军和法军的作战方针讲究把握时机，各个点的兵力遥相配合。近九千名殖民军与八千名法军兵临约克镇城下，格拉斯同时率领三十艘舰只封锁了沿海。康沃利斯坐等了将近两个月，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9月末，联军出兵围攻约克镇，法军围城的炮火摧毁了康沃利斯的土筑工事，康沃利斯打算孤注一掷，杀出重围，战到最后，英军只剩下一门大炮。1781年10月19日，英军约七千余名官兵全部缴械投降。同一天，克林顿率领英军舰队从纽约启程，但一听说这一灾难，立刻掉转船头，望风而逃。

主要战役就此告终。制海权再次决定了胜负，要不是法军封锁，英军的消耗战或许已经大功告成。

同年11月，完成使命的格拉斯返回西印度群岛，留下华盛顿独自对付纽约的克林顿和虎视眈眈的加拿大。美洲殖民地两年后才实现和平，但这期间未发生重大的军事行动。

英军在约克镇投降立即轰动了英国，诺斯勋爵获悉这一消息后，一反温文尔雅的常态，他在房间内走来走去，愁眉苦脸地喊道，“哦，上帝，完了，一切都完了！”

下议院中反对派的势力渐涨。伦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一项抨击海军管理不力的议案提交议会后，内阁多数派立刻一哄而散。同年3月份，诺斯通知下议院，说他准备辞职。议会仅以一票多数否决了停止美洲殖民地战争的请愿。“这一天终究躲不过，”国王写道。诺斯总算将面子保到了最后。掌政十二年后，他灰溜溜地走出了下议院。1872年3月的一个黄昏，议员们正站在雨中等候各自的马车，只见诺斯走下台阶，径直上了事先接到通知、等候在此的马车。他礼节性地对周围落汤鸡似的政敌们鞠了一躬，说道：“先生们，这就是参与秘密的下场，”说完登车扬长而去。

乔治三世不甘失败，大发脾气。他说他要退位让贤，退隐汉诺威。国内群情激昂，断了他顺利举行大选的最后一线希望。出于无奈，他与反对派达成妥协。漫长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罗金厄姆与伯克一直耐心地等待诺斯内阁垮台。如今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罗金厄姆与国王谈妥条件：允许美洲殖民地独立，限制国王干预政治。无奈之下，乔治三世只好答应，罗金厄姆上台，与同僚接过了挽救风雨飘摇的大英帝国的重任。

第十五章　印度帝国

十八世纪见证了英国在印度地位的巨变。英国东印度公司当初不过是个贸易机构，如今却飞速发展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1700年左右，算上妇女、孩子与路过的水手在内，在印度的英国人也没超过一千五百人。他们各自住在屈指可数的几个代理点，或者商栈内，互不往来，也无心印度的政治。一百年后，在总督的统领下，成千上万的英国官兵控制了广袤无垠的海外殖民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令人瞩目的发展是英法两国斗争的结果，两国斗了一百多年，战场遍及全世界。法国在美洲如愿以偿，帮美国实现了独立。英国人在那片战场铩羽而归。但在印度却又另当别论，英法两国虽在印度时常交火，在欧洲却相安无事。不过，只要欧洲各国插手的时机尚未成熟，英法两国的纷争就绝不会蔓延到印度。庞大的莫卧儿帝国分崩离析。帖木耳大帝（Tamburlaine）的穆斯林后裔用了两个世纪的时间夺得并平定了相当于目前一半美国国土的疆域。他们以德里为中心，凭着才华出众的总督们的支持，以东方人的风格确保了一方的平安，维护了八千万南亚次大陆人井然有序的安定生活，这是以后的一百年见不到的。十八世纪初，一场王位继承纠纷削弱了这个强大的王朝。不久，北方的侵略者大举越过边界。波斯王洗劫了德里。莫卧儿的几位亲王起兵造反，向他提出帝国各省的主权。觊觎王位的藩王纷纷起兵向篡位者发难。印度中部骁勇好战的马拉塔部落结成松散的联盟，趁机烧杀抢掠。一时间全国一片混乱，战火纷飞。

英国人、法国人、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等欧洲商人在印度迄今一直互不相让，不过，有“莫卧儿大帝”在德里统领江山，他们的竞争还算相安无事。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发展成了一个实体，资产达一百二十五万英镑，年利润百分之九。查尔斯二世1668年以十英镑一年租给该公司的孟买，人口已翻了六番，达六万余人。英国于1639建立并驻军的马德拉斯
[41] 如今成了东部沿海地区的贸易重镇。东印度公司1686年在胡格利河口设立商栈前，加尔各答还荒无人烟，但它如今已发展成了一个繁华、祥和的商业中心。法国设在本地治里
[42] 的印度公司也生意兴隆，与英国对手不同的是，它实际是一个政府机构，不是一个私人商行。然而这两个机构都抱着同一个目标，促进贸易，牟取利润。英法两国都无意、也不打算占领土地，长期以来，英国的董事们对土地，或者说承担商栈以外的一切责任毫无兴趣。1740年前后，他们迫于无奈，只好改变了初衷。马拉塔人杀害了东南沿海绵延五百英里的卡纳蒂克省的太守（相当于总督）。他们要挟马德拉斯和孟买，袭击孟加拉的腹地。欧洲的商人们再也不可能袖手旁观。他们要么拿起武器，要么与印度投资者结盟，否则只能退出印度。大部分荷兰人撤到了富饶的东印度群岛；而葡萄牙人早就在这场竞争中一败涂地；英法两国执意要留下来。因此这个战场只剩下了两个欧洲大国。

纵观法国历史，每逢危急关头，都要出一位伟人，这次是1741年担任本地治里总督至今的约瑟夫·迪普莱，他早就预测英法之间必有一场大战。他看出印度需要一位新统治者。莫卧儿帝国气数已尽，马拉塔帝国看来也难以取而代之。法国何不夺下这个丰厚、诱人的宝贝？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在欧洲爆发之际，迪普莱就当机立断，果断出手。他请求卡纳蒂克藩王在他的领地上严禁一切敌对行动，因为法国的商栈多半在这一带。藩王答应了他的请求后，迪普莱立即出手进攻马德拉斯。马德拉斯的英国总督也要求新藩王对法国人采取类似的政策，可惜却忘了向他行贿。迪普莱答应，一旦占领这座城市，就交给卡纳蒂克藩王。藩王放了心，在一旁袖手旁观，经过五天的轰炸，马德拉斯于1746年9月10日投降。一部分英国守军逃到了附近的圣大卫要塞。二十一岁的青年职员罗伯特·克莱夫就是其中的一位。

迪普莱获胜后却不肯将马德拉斯交给卡纳蒂克省藩王，年底的几个月，他击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接着他又突袭了大卫要塞，但消息传来，说欧洲已经停战，“亚琛和约”规定法国将马德拉斯交还英国，以换取新斯科舍的路易斯堡。印度大战刚一拉开战幕，就偃旗息鼓。

克莱夫又惊又恼地观察着事态，但他迄今也没表现出扭转英国的乾坤、确立英国在印度统治地位的突出才干。他出生在一个小乡绅人家，少年时代经历曲折，不太争气。克莱夫上过不下四所学校，成绩都一塌糊涂。在家乡什罗郡，他纠结了一帮小混混，向小商小贩勒索几个小钱和苹果，谁敢不给，就砸人家的窗户。十八岁那年，他被派到国外，担任东印度公司的低级文员，年薪五英镑，外加四十英镑的津贴。他是一名不服管教、没有多少出息的小职员，讨厌会计室按部就班的工作和氛围。据说他两次自杀，手枪两度哑火。他最后在公司下属的武装部队谋到了一个军职，服役几年后，他才展露了英国统治印度史上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华。马德拉斯被围和守卫圣大卫要塞让他小试了一回牛刀。1748年，一场动乱给了他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

印度的王位觊觎者夺下了莫卧儿帝国的德干半岛，又连下卡纳蒂克。迪普莱率领为数不多的法军和两千名印度军队赶走了他们，将自己的傀儡扶上了王位。英国人扶植的穆罕默德·阿里被赶至特里奇诺波利
[43] ，深陷重围。法国一举称霸印度南部。下一个打击目标显然是英国人。和平经商或用当今的话说不干涉印度事务的希望化为泡影，明摆着，东印度公司要么奋起反击，要么坐以待毙。克莱夫临危受命，率兵赶往特里奇诺波利，他看出穆罕默德·阿里深陷绝境。如果能救他一把，将他扶上王位，一切都能解决。但又如何解救？印-法联军人多势众，重重包围特里奇诺波利。英军势单力薄，仓促上阵，军官奇缺，年仅二十五岁的克莱夫肩负起统率全军的重任。不能直接出手解围特里奇诺波利，克莱夫明白，他只有声东击西才能达到目的。卡纳蒂克首府阿尔乔特的兵力多半被调往特里奇诺波利围攻穆罕默德·阿里，实际成了一座空城。如果攻占阿尔乔特，他们必然撤兵自救。克莱夫率领二百名欧洲人、六百名印度人与八名军官踏上了征程。这八名军官有一半是与他一样的前公司职员。小城一攻就破，他率领手下为数不多的人马准备与前来报仇的敌人决一死战。结果不出克莱夫所料。印度藩王听说都城失守，大惊失色，连忙从特里奇诺波利调集大队人马，攻打据守阿尔乔特的克莱夫。

这一仗一打就是五十天。尽管敌人二十倍于己，即将弹尽粮绝，但克莱夫亲自操纵一门大炮，率领手下这支弱小的部队杀退了敌人借着夜幕的掩护发动的猛攻，一名钦佩他的马拉塔酋长扬言要出手支援英国人，才解了阿尔乔特的围。迪普莱的运气就此告终，局势急转直下。1752年，克莱夫与率领一支正规军赶来的斯特林格·劳伦斯联手，打败了法国人与法国人扶植的伪王，将穆罕默德·阿里扶上了王位。卡纳蒂克转危为安。第二年，新婚燕尔的克莱夫因身体欠佳启程回国。印度藩王感恩戴德，委婉地送了他一份“厚礼”，让他发了一笔横财。迪普莱继续征战，但于1754年奉召回国，九年后在贫困潦倒中去世。英国在印度的领导人权钱兼收，但法国人多半落得凄惨的下场，两者之间的命运天壤之别。

回到英国后，克莱夫动用一部分财力四下活动，希望代表康沃尔一个“腐败的自治市”入选议会，结果以失败告终。1755年，他重返印度。他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一场新的战争即将在印度东北部拉开战幕。在此之前，法国人、荷兰人与英国人一直相安无事，在富饶的孟加拉省经商，这里的民众温顺、聪明、勤劳，多半躲过了南方的杀戮和乱世。坐落在恒河河口的加尔各答有利可图。十四年前从西北过来的一名穆斯林夺取并执掌加尔各答的政权，维护了一方平安。可惜他于1756年去世，将王位传给了侄儿，年少气盛、品行恶劣、暴虐、贪婪成性的西拉吉·多拉
[44] 。他有理由担心，英法之间最近爆发的“七年战争”会波及到他的领土，他自己沦为德干藩王一样的傀儡，于是请求英法两国拆除各自的工事。在加尔各答河上游金德讷格尔的法国人的答复让他宽了心。英国人明白，与法国之间不免有一战，士兵将工事扩建到了加尔各答河畔，对他的要求置之不理。再加上别的矛盾火上浇油，西拉吉·多拉于当年5月发动了进攻。

他召集了一支配有大炮与欧洲炮手的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加尔各答。当代学者洗却了麦考莱安在总督与英国当局头上的贪生怕死和无能的罪名，无奈通往这个城市的陆路防守薄弱，加之指挥不当、惊慌失措，从水路撤退时个个争先恐后、乱作一团。势单力薄的驻军与大多数英国侨民英勇奋战，可惜不出三天就大势已去。他们过惯了和平生活。如今突然大难临头。敌军打着停战旗突破防线，一百六十名欧洲人缴械投降，当天晚上，他们被塞进了一间二十英尺见方的牢房。第二天上午，只有二十三人得以幸存。胜利者将东印度公司的财物抢劫一空，扬长而去。“他万万没想到，”埃尔顿（Elton）勋爵说，“西拉吉·多拉对待英国人的行径实际是成全了他们主宰印度。因为黑牢惨剧打破了他们留在印度继续经商的最后一线希望。他们要报仇，决心奉陪到底。”

消息8月份才传到马德拉斯。董事们还不知道欧洲爆发了英法战争，不过，从加尔各答传来消息说，法国人将从海上和德干两面发动进攻。他们将海军与大部分陆军交给克莱夫指挥。1757年1月，克莱夫率领九百名欧洲官兵与一千五百名印度官兵收复了加尔各答，击退了西拉吉·多拉的四万大军。迫于与法国交战的压力，他只好撤退，但赶回马德拉斯前，他还有时间攻打金德讷格尔，免得它落入法国人之手。同年3月份，金德讷格尔失守，奋勇抗敌的四十名守军撤退。这时候，克莱夫时来运转。西拉吉·多拉残忍无道，连自己的臣民也饱受其害。一帮大臣决心废黜西拉吉·多拉，另立新主米尔·贾法尔。克莱夫答应从中相助。6月23日，他手下的军队已发展壮大到三千人，其中英国人不到三分之一，他在普拉西遭遇西拉吉·多拉。敌人十七倍于己，身后是正值汛期的胡格利河，断了他的退路；前方的敌人在平原上呈半圆合围之势。克莱夫将兵力部署在一片杧果林的边缘，等待敌人的进攻。双方没有直接交锋。但这是一场决定印度命运的较量。炮击持续了四个小时，西拉吉·多拉发觉军中有人谋反，于是听从了密谋反叛他的一帮人劝告，下令撤军。克莱夫决定放他一马，以后再采取夜袭，谁知他手下的一名军官违命出击，全军势不可挡地追了上去。敌人惊慌失措，一哄而散，几天后，西拉吉·多拉死在米尔·贾法尔儿子的手下。克莱夫以三十六名官兵的代价，取得了普拉西的大捷，一举控制了孟加拉。

克莱夫依然任重道远。米尔·贾法尔没有参加这场所谓的战斗却被扶上了王位，穆斯林武士从北方蜂拥而入，各路藩王虎视眈眈。邻近的奥德邦（Oudh）不怀好意；法国人仍不肯罢休，连荷兰人也蠢蠢欲动。克莱夫将他们一一击破。英国人要是不愿亲自统治这个国家，势必要找一位亲英的当地君主。当时的做法是间接控制。否则只会造成大乱和杀戮。1760年2月，克莱夫再次启程回国时，英国是唯一留在印度的欧洲强国。在四年多的时间内，他为印度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人虽保留了贸易货栈，但势力却一扫而光，九年后，法国解散了印度公司。克莱夫当时聚敛了二十五万英镑财产，按当时的惯例，他受封成了一名爱尔兰贵族。不过，印度还有使命留待他完成。

当代人不应误解英国在印度扩张中扮演的角色。内阁从未直接参与印度的冲突，虽说皮特欣赏克莱夫的才干，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但他对这些事件却影响甚微。由于交通不便、路途遥远、局势复杂，皮特放手由克莱夫处理一应事务，自己仅仅提供建议和支持。东印度公司是一家商贸机构。董事们都是商人。商人看重的是利润，不想发动战争，对军队和霸占的土地上的开销斤斤计较。鉴于幅员辽阔的南亚次大陆动荡不定，他们只好违心地控制越来越多的领土，到了最后，几乎是无意之间，他们建立了一个比莫卧儿小，却肯定比莫卧儿太平的帝国。称这个过程是“英帝国主义扩张”纯属信口雌黄，如果按这种说法，英国是存心夺取政权。说到印度，有人说得好，建立大英帝国纯属无心之举。

克莱夫的战绩解决了许多问题，但也生出了不少事端，他回国后的几年中，不列颠在印度历史上了留下了不光彩的几页。东印度公司的目标是牟取利润。如何治理国家，他们不清楚，也不想管，只要局势稳定，生意兴隆就行。他们废黜了年老体衰的米尔·贾法尔，继任的傀儡刚一露出不满情绪，他们又发动了一场血腥战争，然后将孟加拉王位标价出售。员工收入微薄，常常向当地居民索取贿赂、礼物以及各种见不得人的外快，公司甚至还为这种风气推波助澜。腐败、非法敛取巨额钱财的丑闻不胫而走，传到了英国。公司董事们这才如梦方醒，他们不仅丢掉了利润，还丢了好名声。他们求助克莱夫，请他出任统治印度全境的总督，1764年6月，他最后一次启程前往印度。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采取高压手段，其意义比普拉西大捷更加深远。他的成功让莫卧儿皇帝动了心，请他将英国的保护领地拓展至德里和印度北方全境。克莱夫谢绝了他的请求。克莱夫早就怀疑东印度公司能否承担帝国的重任，早在五年前，他就致信皮特，提出将公司收归国有，由国王行使在印度的主权。可惜这个建议被忽视了将近一个世纪。与此同时，莫卧儿大帝得到了该公司提供的一笔财政援助，将管理财政的大权回报给了该公司。但司法权仍掌握在莫卧儿的手中。这种职责分工不会长久，很快就会出大问题，但至少是一个进步。英国人掌管了钱袋子，克莱夫写道，“权力如今暂寄在唯一一个安全之地。”1767年1月，他返回英国。英国公众孤陋寡闻，却又喜欢吹毛求疵。下议院质问克莱夫。他慷慨陈词，为自己做了辩解。他指出，靠他东奔西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才“取得了一个幅员辽阔、版图超过欧洲任何一个王国的帝国。他们一年有四百万英镑的收入，以及等额的贸易”。说到他名下的财产，他义正词严地说了如下一段名言，“鉴于普拉西大捷后的地位，我处处表现出的克制难道不配称颂？一位伟大的王公仰我鼻息；一座富庶的城市任我主宰；财大气粗的银行家争相博我欢心；我走过一座座只为我洞开的大门，两边堆满了金银珠宝。议长先生，此时此刻，连我都想不到自己如此克制。”下议院一致通过一项决议，“罗伯特·克莱夫勋爵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克莱夫难消心头的怨恨与苦楚，几年后，他亲手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克莱夫的继任者是一位功绩与他不相上下的伟人，但经历与出生却截然不同。沃伦·黑斯廷斯家道贫寒，但他祖上却是伍斯特郡的大户。奥利弗·克伦威尔战争期间，他的曾祖父卖掉了戴尔斯福特的宅子，黑斯廷斯从小就梦想有朝一日赎回祖产。他幼年丧母，一位叔父将他养大成人，送他去威斯敏斯特求学。他在古典文学上造诣颇深，老师希望他上大学。但叔父却坚决不肯，将他送到了印度。那一年，他十六岁。

克莱夫春风得意那段时间，他一直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小职员。克莱夫最终离开印度一年后，黑斯廷斯入选加尔各答参议会，成了一名议员。在这个责任有限但又职责明确的职位上，他目睹了无处不在的贫困和混乱。公司职工不惜牺牲雇主与当地居民的利益，继续大肆敛财。马拉塔人占领德里，又对奥德省虎视眈眈。马德拉斯，甚至连一向安定的孟买都有卷入内战之忧。1769年至1770年，孟加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饥荒。经受了这些苦难，沃伦·黑斯廷斯始终处处节俭，他求名、想权，希望攒够钱赎回戴尔斯福特的祖宅。他不眼红别人敛财，因为他不贪婪成性。1772年，他出任孟加拉总督，虽经历了天灾人祸，这里依然是一个富庶的省份。他决心做好两件大事：保住公司的利润，让英国人收税。这时候，险些让议会谴责克莱夫的传言已深入了英国人的人心。来自东方的富有冒险家为这个新帝国树了名声，也毁了它的威名。他们财大气粗、举止傲慢，不甘屈就他们出生的社会，又爆发得太快，融不进贵族阶层。用他们的话说，叫“Nabob”
[45] 们，意思虽一样，但与“Nawab”
[46] 一字之差，大不列颠的各个阶层对他们又妒又恨。但对他们取得阿尔乔特与普拉西大捷的勇气与磨炼，以及洗雪黑牢之辱，却视而不见。这种情况并非有失公允，由于许多大财主只顾埋头发财，谁也顾不上克莱夫。年迈的查塔姆说，“印度罪孽深重，天地不容。”嫉妒、愚昧、感情用事汇成一股热潮，强烈要求改革。怨言并非空穴来风。九年来，公司职员从孟加拉民众手中搜刮了近300万英镑，统统落入了个人的腰包。改革的急先锋偏巧又是诺斯勋爵。

诺斯尽力而为。他的口号是“约束大人物”，黑斯廷斯出任孟加拉总督的第二年，诺斯敦促议会通过了《诺斯法案》。这项法案并非一无是处。印度的英属殖民地并非统一管理。孟买与马德拉斯归属常驻加尔各答的“总督”管辖，沃伦·黑斯廷斯是第一任总督，年薪两万五千英镑。但为了避免专权，法律削弱了总督的权力。按规定，孟加拉太守、董事会、总督以及约束总督、对他行使否决权的参议会分掌权力。这些年来，黑斯廷斯一直要打碎身上的这套桎梏。他的主要对手是新同僚菲利普·弗朗西斯，也就是那位替威尔克斯讨还公道，猛烈抨击内阁的那篇《朱尼厄斯来信》的大名鼎鼎的作者。弗朗西斯一直暗中或公开与他作对。但黑斯廷斯心中有数，也决意要去完成。虽说他天性脾气暴躁，但他学会了隐忍和坚持。英国内阁一度想召他回国。后来，参议会两名愚不可及、与他作对的议员去世，没过多久，法国又受美国革命的鼓动，希望夺回在印度的大权，再次对英国宣战。黑斯廷斯终于能放手行动。他的自由来得正是时候。

1778年，一支法国舰队驶近印度南部沿海，迈索尔藩王海德·阿里
[47] 出兵卡纳蒂克。马德拉斯英国总督遭手下腐败的官员囚禁，孟买与马拉塔人交上了火。黑斯廷斯执政的六年中，各种忧患接踵而至。他手下的海军不敌法国人，虽说打了不下五仗，仍无力阻止法国人登陆马德拉斯沿海。马德拉斯政府经过整肃后，重新焕发了生机。参加过普拉西战役的爱·爵士英雄不减当年，他奉命带兵匆匆南下。1883年，他在波多诺伏大败海德·阿里，一年后又击败了他的儿子蒂普苏丹。英方与马拉塔人举行了和谈，截至1783年，只剩下法国人贼心不死，但一纸《凡尔赛和约》葬送了他们的一切希望。英国在美洲丢了一个帝国，却在印度建立了一个帝国。

这一系列行动劳民伤财。英国为美洲殖民地、欧洲战争以及海战疲于奔命，无论是财力，还是物资，都爱莫能助。黑斯廷斯只能就地取“财”。孟加拉的居民较为富裕，多亏了英国人的武装和领导，保了他们的平安，他们理应支付保护费，于是黑斯廷斯毫不客气地向他们索取。就这样，他筹集到了资金，拯救了孟买与卡纳蒂克，再一次免了孟加拉生灵涂炭之灾。看不惯他与东印度公司的人不失时机地指出，他筹集的二百万英镑，花在战争上的只有三分之一。其余的流向大家心知肚明。不过，黑斯廷斯本人不爱财，并没有趁机大捞一笔。他于1785年回国，当地居民多半惦记着他的恩德。与当时在印度的许多英国人不同的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当地语言。他喜欢与印度人交往，为此还受过克莱夫的斥责。虽说他出身名门、祖上显赫，但他向来没有种族、肤色和宗教歧视。

起初，黑斯廷斯在英国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礼遇。他的成就与战绩多少弥补了英国在美洲蒙受的耻辱和损失，另外东印度公司也多亏了他的贡献。他回国一年后，小他几岁的皮特推出了一个《印度法案》，规定管理委员会接受内阁的领导，并且接管了东印度公司的政权。黑斯廷斯不赞成这一决定。虽说总督因此摆脱了诺斯有欠考虑、经由加尔各答参议会强加给他的桎梏，但人事任免权却落入了皮特的亲信和幕僚亨利·邓达斯之手，由邓达斯主政管理委员会。其实，一大批胸怀大志、正直廉洁的苏格兰年轻人陆续填补和充实了印度的行政职务，由于克莱夫与黑斯廷斯的功劳，他们如今多半不必受贿或捞取外快就能维持生计。这都是好现象，但议会却对查塔姆斥责的“乌鸦一般黑”耿耿于怀。回到了英国，那些“财主们”依然张扬跋扈、庸俗本性难移。黑斯廷斯回国后不久，议会就着手对他调查。虽说找不出他贪污腐败的证据，但他与各党派处事时态度傲慢、疏于世故。以伯克、福克斯和谢里登为首的议会执意要置他于死地。菲利普·弗朗西斯在加尔各答一次决斗中被黑斯廷斯所伤，他居心叵测地在黑斯廷斯的政敌中煽风点火。议会又动用检举告发这个古老的手段对付黑斯廷斯。1788年2月13日，审判在威斯敏斯特宫进行。这一审就是七年多。议会彻查、谴责、曲解又认可、赞扬了黑斯廷斯执政印度期间的点点滴滴。最后他被无罪释放。虽说这个案子罗列的许多罪名有失公允，令人费解，但这套程序却向公众和世界宣告，英国民众拥护伯克的主张，治理印度应以“欧洲、非洲、亚洲乃至全世界现存的法律为准，即能明辨是非、人类牢记心中的平等与博爱”。

为了给自己辩护，黑斯廷斯几近破产。幸好东印度公司支付了他丰厚的薪水，让他赎回了祖业，多年以后，他到下议院就印度事务作证时，下议院全体议员脱帽向他致敬。他此后再没从政。但比起欧洲的老对手，他幸运了许多，有几个不是早已身首异处，就是倾家荡产。后人洗清了辉格党对他的毁谤，替他恢复了名誉。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展望一段英属印度史。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势力也随之大肆扩张。法国革命前夕，东印度公司的势力仅限于孟加拉省，以及马德拉斯港与孟买港周边的几个狭长地带。滑铁卢战争后，它的势力范围涵盖了除西北部以外的次大陆全境。

控告沃伦·黑斯廷斯可以说是英属印度史的一大转折点。身份低微、才华出众的公司职员再难掌握大权，自此以后，总督一职一直由靠自己出人头地，或出身英国显赫门厅的人担任，比如不服约克敦一仗的康沃利斯侯爵、韦尔斯利侯爵、明托勋爵、黑斯廷斯侯爵、阿默斯特勋爵，以及达尔豪西勋爵。其实，这些人是国王的全权代表，他们不想聚敛钱财，也不愿伦敦闭目塞听的内阁瞎指挥，只想着讨好英国的权贵，好为所欲为，又无后顾之忧。诚然，有许多事有待他们去处理。1785年，英国人不惜人力和财力，扶持一位印度藩王统辖邻近马德拉的卡纳蒂克。海德·阿里从莫卧儿手中夺得了绵延至西海岸的迈索尔邦，可惜在他觊觎印度南部全境的儿子蒂普苏丹的统治下，这个邦民不聊生。在南亚次大陆中南部，海得拉巴尼扎姆
[48] 软弱无能，维持不了德干的秩序，成了德里傀儡皇帝的一个附庸。此外是马拉塔人，他们是一个部族军事同盟，个个都是骁勇善战的印度教徒，他们轻装快马，来去无踪，行动神速，自古与伊斯兰教徒莫卧儿人为敌，渴望建立自己的印度教帝国。靠着奥德这个弱小的邦，唯独在英国人统治下的孟加拉免遭了动荡之苦，平安无事，但也不保险。

不久，康沃利斯不得不出手教训一下蒂普，18世纪最后十年，他连年征讨，占领了迈索尔邦大部，逼蒂普交出了另一半领土。路易十六上断头台那年，一个无名之辈接替了康斯沃斯，他想解决纷争，无奈印度统治者却不断聘请法国军官，按欧洲风格训练自己的军队。1798年，韦尔斯利侯爵奉命解决这个心头之患。埃及凯旋后，拿破仑企图建立一个东方帝国，主动提出支持蒂普，后者正着手筹建一支训练有素、法军风格的军队。法英之间的较量再次笼罩着印度。法国海军可能从地处印度洋的法属毛里求斯岛出击，韦尔斯利当机立断，立即给蒂普开出了一个“军援”，条件是蒂普遣散法国人，解散军队，缴纳东印度公司的保护费。

蒂普宁战不从，1799年，他被赶回首都塞林伽巴丹，被杀身亡。韦尔斯利随即吞并了迈索尔的外围地区，将被海德·阿里霸占的其余领土交还印度太守。可惜好景不长。法国建立东方帝国的野心受挫尼罗河一战后，韦尔斯利又盯上了卡纳蒂克。后者政府暴虐，不得人心，1801年，他拿一年的薪水打发走了太守，将卡纳蒂克纳入了马德拉斯管辖区。同一年，他又对奥德省如法炮制，但在这里却步履维艰。太守虽有英国人的保护，却管不住手下胡作非为的军队和欧洲贪得无厌的投机分子肆意掠夺和盘剥自己的子民。韦尔斯利对他强行采取了军援。作为回报，除了勒克瑙及周围的一小部分外，他将大部分领土割让给了英国人，除东印度公司同意的人外，其余为他效力的欧洲人一概遣散，同时保证按公司的意见治理国家。

他将马拉塔人留到了最后。几年前，他们占领了德里，俘虏了莫卧儿皇帝，挟后者要求孟加拉纳供。马拉塔人这时候却闹起了内讧。他们的首领逃出德里，向韦尔斯利求援。韦尔斯利帮他收复了首都浦那。其余的马拉塔人因此对英国人宣战，经过一场恶战，韦尔斯利的弟弟，后来的威灵顿公爵在阿萨依等地打败敌军。韦尔斯利也强行对他们采取了军事援助，奥里萨邦与德里省的大部分地区落入了英国人之手。“短短七年时间，”一位著名史学家写道，“他就一改印度的版图，发动他的同胞开拓领土，一直到半个世纪后，才止步阿富汗崇山峻岭前……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手段简单粗暴、野心勃勃。其实，他们采取的每一次行动，无不顾及事关民众的利益。十八世纪的印度类似于五世纪的欧洲。韦尔斯利明白，英国人的统治仅仅是为了避免杀戮、专制和无政府状态，并且果断地将他的信念付诸实施。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历经了数个世纪才趋于稳定，平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而英国当局在短短五十年内就在印度实现了这一目标。但东印度公司的看法却截然相反。董事们仍希望做生意，不想东征西讨，由于他们的反对和抨击，韦尔斯利于1805年辞职。”

接替他的明托勋爵接到明确指示，不得再扩张领土，明托“不辱使命”，暂缓了领土扩张，但这也并非长久之计。韦尔斯利开展的平叛大业要么完成，要么就此偃旗息鼓。他强令印度各地统治者解散军队，致使许多官兵无所事事、愤愤不平，结伙打家劫舍。再加上马拉塔人把英国的中立当作软弱可欺，为他们撑腰，这些土匪开始祸患印度中部地区。1814年，黑斯廷斯侯爵出任总督，不得不出动大部队剿匪。见取代莫卧儿帝国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马拉塔人仓促起兵反叛。黑斯廷斯平息了叛乱，废黜了他们的首领，将浦那纳入孟买管辖。如今，东印度公司违心、几乎是身不由己地主宰了印度四分之三的国土。

1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将军，政治家。。

2  二代吉尔福德伯爵腓特烈·诺斯，（Frederick North, 2nd Earl of Guilford，1732年4月13日-1792年8月5日），于1770年至1782年出任大不列颠王国首相，是美国独立革命的英方重要人物。

3  英国海军军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又称《不列颠万岁》），这是英国的著名军歌之一，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作词，英国作曲家托马斯·阿恩作曲。它与英国皇家海军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同时也被英国陆军使用，而且，它还是英国的第二国歌。

4  即15-20世纪的奥地利。

5  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1740-1780）。

6  印度港市。

7  德国河流，莱茵河支流。

8  比利时西部城市。

9  欧洲西部河流，发源于法国北部，流经德国、荷兰注入北海。

10  中世纪欧洲一伯爵领地，包括现比、法、荷等地区，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地。

11  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城市。

12  威廉·霍格斯，1697-1764，英国绘画家和雕刻家。

13  德国一个地区。

14  英国苏格兰中部城市。

15  1771-1832，苏格兰诗人及小说家。

16  美国佐治亚州东部港市。

17  奥地利北部的一个州。

18  1703-1791，英国传教士，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创始人。

19  十六、十七世纪法国的加尔文派教徒。

20  象征法国王室的百合花徽。

21  德国原中部州名。

22  亦称“波莫瑞”，旧地区，即今波兰西北部从奥得河下游起，东迄维斯亘河之间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现分属波兰和德国。

23  百姓对皮特的称呼。

24  加拿大东南部新斯科舍省布雷顿角岛东南部海港。

25  北美阿巴拉契亚山系西部的分支。

26  加拿大港市。

27  849-899年，英格兰韦塞克斯王国国王，在位时间为871-899年。

28  英国英格兰东南部旧郡。

29  以滥刑专断闻名于世，1614年被废除。

30  对英国兵的蔑称。

31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城镇，1775年4月19日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次战役在此打响。

32  1722-1792年，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军将军、剧作家。

33  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北部小溪，曾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重要战场。

34  美国纽约州东南部的海峡，位于曼哈顿岛与长岛之间。

35  美国纽约州城市。

36  美国特拉华州北部和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河流。

37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西北部，1777年英国人击败美国人的战场。

38  美纽约州东部一村落。

39  《伊利亚特》中一勇士名。

40  西印度群岛中小安的列斯群岛北部的群岛。

41  印度港市。

42  本地治里直属区的首府。

43  蒂鲁吉拉伯利的旧称。

44  即西拉吉-乌德-多拉，1728？-1757年，孟加拉统治者，1756-1757年在位。

45  在印度发了大财的英国人；富翁、大财主。

46  印度莫卧儿帝国时代的太守或藩王。

47  印度南部卡纳蒂克邦的旧称。

48  18世纪至1950年间海德拉巴的君主称号。

第九部 拿破仑

第十六章　小皮特

罗金厄姆侯爵一直等待着组建政府的时机，直到1782年3月，当机会终于来临时，他却只剩下四个月的寿命了。康沃利斯在弗吉尼亚州的约克镇宣告投降，此事对英国民众的舆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黑暗渐渐笼罩了这个野心勃勃的国家及其固执的国王。英国一个盟友都没有，孤立无援地置身于一场世界战争之中，并且不占有任何优势。一支法国舰队威胁着英国在印度洋的交通线；法国货币在印度次大陆上为马拉塔人的活动提供便利；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活动频繁，并且封锁了直布罗陀；米诺卡岛已经沦陷；华盛顿的军队在纽约城外蓄势待发，美国国会也已明确表示绝不会单独媾和。海军上将罗德尼在圣特斯大获全胜，夺回了西印度群岛海域的控制权，豪将军在九月份使被困三年之久的直布罗陀得以解围。然而，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势力和威望都十分薄弱。正是乔治三世的固执己见使得大英帝国落得如此下场。

罗金厄姆于七月与世长辞，谢尔本勋爵接手组建新政府。他根本无意遵循罗金厄姆和伯克构建已久的蓝图，即组建一个在当前的重大问题上团结一致，并能根据集体意见为国王制定政策的内阁。谢尔本将这个计划搁置一旁，致力于招募一些政见不一、派别不同的政治家组成政府。然而，由于乔治三世导致的接连失败，英国整个政治结构中的个人崇拜主义已然崩塌。如今，新首相招贤纳士的做法遭到所有人的质疑。虽然他能力超群、能言善辩且思想开明，但却像之前的卡特里特一样，受到各方的怀疑。国王发现他为人亲和，予以全力支持。三个主要政党之间彼此水火不容，任何一方都不足以单独维持一个政府。谢尔本得到了查塔姆手下们的支持，其中包括查塔姆的儿子——财政大臣小威廉皮特。然而诺斯仍然控制着一股重要的势力，他十二年来对君主忠心耿耿，换来的却是冷眼相待，这深深地刺痛了诺斯的心，于是他渴望重新上台。第三股势力的领导人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曾经猛烈抨击过诺斯政府，此人才华横溢、慷慨善良，只是有点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透。至于伯克，由于缺乏家族势力，又没有能力提出切实可行的政治主张，失去罗金厄姆这个靠山以后，他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

反对谢尔本的情绪不断增强并蔓延开来。然而，这位首相在谈判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最终以承认美洲独立为条件，结束了这场世界战争。当时法国政府已濒临垮台，他们唯有支持美洲殖民地的爱国者，希望能瓦解大英帝国。但除了极少数像拉斐特那样的理想主义者外，没有人希望在美洲协助建立一个共和国。法国的幕僚们早就警告过路易十六，说这种做法可能会动摇他的君主专制政体。西班牙明确反对美洲独立，它加入这场战争主要是因为法国答应帮助它夺回直布罗陀，条件是借用它的舰队来对抗英国。但是十三个殖民地的叛乱不断侵扰着西班牙的海外属地，且直布罗陀还未收复，因此西班牙要求在北美获得巨大补偿。虽然大陆会议已经答应以法国为主进行和平谈判，但美国驻欧委员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危险，于是在法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公然违背大陆会议的诺言，与英国秘密签署了和平初约。谢尔本和查塔姆一样，希望通过做出巨大让步，以保全大英帝国，可他又意识到承认美洲殖民地的自主权才是唯一可行的政策。不管怎样，福克斯早已在下议院发表公开声明，促使英国采取了这一做法。

位于阿勒格尼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西部地区将来会面临何种命运是最重要的问题。来自弗吉尼亚州和中部殖民地的投机者长期活跃于这些地区，他们在大陆会议上颇具影响力，得到了诸如富兰克林、帕特里克·亨利、李家族以及华盛顿本人这些大人物的支持。由塞缪尔和约翰·亚当斯领导的激进的新英格兰人对这些西部领土本身并无兴趣，但他们同意，倘若英国承认北方殖民地在纽芬兰的捕鱼权，他们就要求将这些地区全数割让。

关于美洲对西部地区的渴望，谢尔本绝无半点敌意，比较棘手的是加拿大的边界问题。富兰克林和其他人甚至要求得到加拿大的全部领土，但谢尔本知道，向他们妥协便意味着他的政府将会面临垮台。经过数月的协商，边界终于确定下来，即从缅因州的边界开始，延伸至圣劳伦斯河的上游，穿过五大湖区直到它们的源头。于是这条边界以南，密西西比河以东，佛罗里达州边界以北的地区都被划分为美国的领土，这是协约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谢尔本展示了其杰出的政治才能，英美两国的边界冲突由于他的让步而得以避免（但有一次例外）。唯一的受害者就是加拿大的皮毛公司，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魁北克省扩展到了俄亥俄河流域，但这只是一点微小的损失。承认新英格兰捕鱼权的做法使北部各州都感到心满意足。

英国政府试图解决两种纷争，即美洲商人在战争前拖欠的债务问题和数十万美洲拥护者的安全问题。谢尔本为此殚精竭虑，而美国人却丝毫不肯让步。他们深知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英国政府不敢为了这些小问题而终止谈判。所以条约中仅仅规定：“双方的债权人在收回债款的过程中不受法律的制约”，大陆会议应该“尽力劝告几个州归还美洲拥护者的财产”。只有南卡罗来纳州对拥护者的财产予以理解和承认，而大约四到五万名“联合帝国的拥护者”只能到加拿大重新安家落户。

法国也在尝试与英国建交，两国于1783年1月发表了停战宣言，同年在凡尔赛签署了最终的和约。和约规定，法国人保有其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属地，获得纽芬兰的捕鱼权，并收回了位于非洲海岸的塞内加尔奴隶贸易点。英国还将盛产棉花的多巴哥岛割让给了法国，但除此之外，法国并未获得其他物质利益。不管怎样，他们的主要目标还是达到了。十三个殖民地从联合王国独立出来，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似乎一落千丈。

西班牙被迫接受这个和平方案。它对美洲的野心已经消失殆尽，这次和谈中它唯一的收益就是获得了佛罗里达州东部的两个英国殖民地。但它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放弃主要目标，同意英国继续控制直布罗陀。战争期间，西班牙占领了位于地中海的英国海军基地米诺卡岛，在和谈中它保留了这一岛屿的所有权。荷兰也由于其盟国的背叛而被迫接受了这个和约。

至此，这场当时被许多人称为世界大战的战争告一段落。大西洋彼岸，一个新的国家开始崛起，并成为后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坚力量。第一大英帝国已经灭亡，英国虽然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依然无所畏惧。

英国能从这场危机中生存下来得益于谢尔本的努力。在短短一年之内，他为世界带来了和平，并协商制定了和平条约。但他的功劳并未受到肯定，这是不争的事实。1783年1月，谢尔本在任职八个月后提出辞职。后来他被封为兰斯多恩侯爵，从此，他的后代们沿用了这一封号，在英国政坛发挥着重要作用。谢尔本下台后，取而代之的是诺斯和福克斯刻板的联合政府。据说这个联合政府即使在那个世态炎凉，人心淡薄的时代都让人受不了。福克斯曾因猛烈抨击诺斯政府而为人熟知。仅仅五年之前，他就公开宣称过，与诺斯的任何联合都是十分荒谬的，片刻都不能容忍。然而现在，他们却联合了起来，这让民众大跌眼镜。谢尔本政府之前是依靠使命才得以维持的，福克斯和诺斯的联合政府却完全站不住脚，不到九个月就垮台了。导致这一政府垮台的直接原因是福克斯起草了一项法案，在其中他非常睿智地提出要重组印度政府。他的计划是，让统治着亚洲广阔领土的东印度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伦敦的一个政治委员会。可是他的反对者立刻指出，这样会将巨大的权力转移到政治委员会手中，而且贪污腐败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只有政府的亲密拥护者才有望从这一法案中获得利益。因此，除了福克斯个人的追随者外，所有的党派都反对这一提案。

国王抓住机会摧毁了这个荒谬的政府，重获民心。党派和个人纷争在战争灾害的滋扰下稍有平息。乔治三世意识到，若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那他的机会就来了。下议院中只有一个人没有参与过之前的纷争，即使他缺乏过去议会势力所依靠的传统要素，但至少与那些不受信任的活动毫无瓜葛。这个被国王选中的人便是查塔姆的儿子威廉·皮特。谢尔本执政期间，他担任过财政大臣一职，作风清廉，备受尊重。1783年12月，国王任命皮特组建政府，这无疑是他执政多年来所做的最出色的举措了。旧的议会机器被粉碎，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取而代之。这个新政府功勋卓著，未来二十年发生的种种事情就是最好的证明。

美洲殖民地的反抗活动打击了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自满情绪。人们开始研究导致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改革”一词也逐渐流传开来。英国政治体系存在的缺陷显然是造成美洲殖民地要求独立的重要根源，那些质疑宪法的英国人暗自思忖着美洲殖民者反抗英国的原因。有些人开始要求对议会代表作出调整，但这种要求还不算十分强烈，值得考虑。改革者们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拥有议员选举权的自治市的数量，从而减少政府贪污腐败的可能性。甚至还有人提到了普选权和其他新的民主选举原则。但改革的提倡者主要是像来自约克郡的克里斯多夫·瓦维尔那样的大地主或乡村牧师，或者是像埃德蒙·伯克那样的地位稳固、经验丰富的政客。他们一致赞同议会没有，也没必要代表每一位英国人。在他们看来，议会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利益”——地产利益，商业利益，甚至是劳工的利益。但其代表的利益还是偏重于土地，因为土地是国民生计赖以生存的坚实基础。政治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这些富裕的理论家开始紧张起来。这种腐败现象一部分由得到国王庇护的辉格党对政府加以操控造成，一部分由新兴的商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收买议席造成。正如我们所见，东印度公司的大富豪出现在了威斯敏斯特，政治中出现的金钱交易不仅扩大了腐败范围，而且还威胁到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垄断地位。因此，统治阶级的改革行动既不激进，涉及的范围又不广泛。对此，伯克在1782年发表的《经济改革法》中提出，凡是操纵过选举活动的政府官员，一律剥夺其推举权。这是一种比伯克原本想要采用的方案更温和的方式。公民权总体上并未进行改革，而且当人们谈及英国人的权利时，他们实际上指的是被吹嘘为国家中坚力量的广大自耕农阶级，希望增强他们在各郡的影响力。早期的改革方案中有许多都是建立在理论上的，旨在维持政治势力和协调乡村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十八世纪盛行于英国的个人主义并未呈现出教条主义的形式。强调基本原则在英国人的心目中一直都是可憎的。约翰·威尔克斯在法律权威面前，大胆且成功地维护了国民权利，但是争论的焦点转移到了一个狭隘而又实际的问题上，即逮捕令的合法性问题。托马斯·潘恩那具有煽动性的小册子在某些阶层中流传甚广，但在议会中却鲜少有人谈论人权问题。在英国，革命的潮流冲往地下，卷进了地方偏见的漩涡。

然而，在地主阶层建立一个协调稳定的政治体系的梦想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十八世纪的最后四十年中，英国的进出口总额翻了一番，人口总数增加了两百多万。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也在英国悄然进行，产生了比当时的政治动荡更为深远的影响。蒸汽机的改良为工厂和铸造厂的生产提供了新的动力资源，各类工厂如雨后春笋，迅速拔地而起。开凿的河道运输网络大大降低了煤炭运往新兴工业中心的成本。研发的新冶炼技术使铁的产量增加了十倍。路面坚硬、经久耐用的道路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使全国各地联结得更加紧密。一个日益扩大且信心十足的工业社会正在形成。城市工人阶级迅速壮大，小地主由于圈地运动和不断改进的耕作方式而逐渐消失，富足的中产阶级亟须在政治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切使改革者的要求看起来不够有力。英国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地主阶级在1688年获得的垄断地位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人们的情感和文化生活也经历了重大变革。美国独立战争迫使英国人自力更生，民众开始自我反省，发现了自身精神中暴露出的自满情绪和异常心理。约翰·韦斯利领导的宗教复兴运动打破了理性时代坚硬的外壳。卫理公会教派掀起的热潮，及其肩负的为下层贫苦大众抗争的使命，加速了十八世纪的社会变革。长期支持辉格党的不奉国教者增加了财富，扩大了影响力，再次向英国国教的宗教垄断地位发动攻击。虽然他们被议会拒之门外，也没有选举权，但他们拥有睿智敏捷的头脑，形成了一支聪慧无比、广受信任并心存不满的队伍。总之，以上就是威廉·皮特在二十四岁担任英国首相时所面临的动荡局势和棘手难题。

将皮特送上权力宝座的那场选举算得上是十八世纪里计划得最周密的一次。有人认为，是群众反对乔治三世个人政府的巨大浪潮把皮特推上了台。事实上，是乔治本人求助于皮特，整个选举机制也是由以财政部长、幕后人物约翰·罗宾逊为首的国王代理人制定，并交给这位年轻的政客支配。1783年12月，罗宾逊和皮特在一所位于莱斯特广场的房子里见面并商讨他们的计划，这所房子属于皮特的一个挚友亨利·邓达斯。罗宾逊针对选区的情况作了一个详尽的报告，并向皮特保证，他们一定能争取到下议院的多数席位。三天后，福克斯和诺斯被国王罢免，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威廉·皮特获得了多数席位，他将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下个世纪。事实证明，他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全国人民都接受了这个结果，认为这是国家得到的真正裁决。

皮特能获得多数席位有赖于几个因素——他个人的追随者；乔治三世交由他支配的“王室势力”；独立的乡绅组织；因福克斯企图控制政治势力而与之疏远的东印度公司利益集团；以及由邓达斯率领的苏格兰议员。这是一支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队伍，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普遍意愿。皮特不想成为第二个诺斯勋爵，托利党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他似乎在将国王从一个寡廉鲜耻的政府中解救出来。而辉格党人还在因为他拒绝进入诺斯政府，并且提倡改革议会制度而耿耿于怀。与他毫无关联的“老帮派”失败了，给国家抹了黑，财政也出现了危机。在他父亲名望光环的笼罩下，这个严肃老成、能言善辩、作风清廉、兢兢业业的年轻人，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即使皮特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却没有什么知心朋友。不过有两个人将在他的一生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亨利·邓达斯和威廉·威尔伯福斯。邓达斯是一位脾气温和、平易近人的实利主义者，在他身上体现着十八世纪政界的风气。当时盛行收买官员、谋权夺利、暗箱操作和怀疑一切。邓达斯是个不可或缺的盟友，因为他不仅操控着苏格兰的选举活动，还拥有东印度公司的政治支持，而且，是他将议会的多数派团结在一起。至于皮特，虽然他自身作风清廉，但还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十八世纪的政府机器以寻求支持。

威廉·威尔伯福斯是皮特在剑桥时结交的朋友，也是得到他完全信赖的唯一一人。威尔伯福斯笃信宗教，怀有崇高的理想主义，因此成为了年轻首相良知的守护者。他属于质疑十八世纪自满心理的新一代。聚集在他身边的人被称为“圣人”，当然这一称呼并无恶意。他们在下议院中成立了一个结构紧密的团体，其主要的政治意图是废除奴隶贸易。他们利用新福音派教会或“低派教会”运动所激起的宗教热情展开活动。协调这两股对立势力的人就是查塔姆的儿子——威廉·皮特。

当代最杰出的雄辩家福克斯和伯克是皮特的政敌，他们一谈起改革这个宏伟的主题就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然而，皮特在邓达斯的帮助下，默默地、认真地改进了国家切实可行的政策。但他的追随者派系混杂，这限制了他的工作范围。大量的利益集团使他初期的希望破灭了，他没能立法禁止奴隶贸易。威尔伯福斯和他的“圣人们”遭到了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商人的一贯反对。这些商人在政治上都是政府的拥护者，皮特也不愿与他们产生隔阂。皮特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这使得许多人开始质疑他改革的诚意：禁止奴隶贸易的任务只得推迟至福克斯再次上台。威尔伯福斯决不允许任何人质疑他的朋友，并始终相信皮特在议会做出的判断。

皮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他的支持者们固执己见，嫉妒心强，有时甚至难以控制。失去美洲殖民地后，改革爱尔兰政府势在必行，他们却对此百般阻挠。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辩后，皮特和邓达斯终于说服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印度法案》，要求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这个管理委员会与福克斯之前提议的大致相同，只是成效欠佳。这个机构一直维持至六十年后发生印度叛乱。由于邓达斯迅速掌握了这个机构的管理权，他的政治地位因此大大提升。1785年4月，国王和议员们使皮特的另一个希望也破灭了——否决了他提出的议会改革措施。

因此可以说，皮特从一开始就受到十八世纪政治机构的压制。他没能禁止奴隶贸易，没能解决爱尔兰问题，没能使议会更具国民代表性。在他上台后的这前几个月里，他唯一的成就是颁布了《印度法案》，但是这项法案增加了政治腐败的概率。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却总是向阻挠势力妥协。

皮特做的最杰出的事情就是解决了当时最实际且最紧迫的问题，即整顿和重建国家的财政制度。他还开创了财政部决策明智、作风清廉的管理传统，这一传统保持至今。皮特政府的理念与经济和商业观念的变革不谋而合，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经出版，便迅速在学者中引起了轰动。皮特深受这本著作的影响。第一大英帝国声名狼藉，几乎已经从世界版图上消失了。另一个大英帝国正在加拿大、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逐渐崛起，库克刚刚绘制出了鲜为人知的澳洲大陆的航海图。但是，由于殖民地在贸易方面必须服从宗主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受到全面限制，因此将帝国经济融合成一个紧密整体的构想被证明是极端有害的。如今，阐述自由贸易原则的时机已经成熟。亚当·斯密用笃定刻薄的文字抨击了重商主义理论，皮特对他的观点感到心悦诚服。皮特是第一个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政治家，追随他的托利党人有一个时期也接受了这种观点。陈旧而又复杂的关税壁垒体系首次得到了系统的改进。总共有六十八种关税，而且许多物品必须交多种单独的累积税。一磅肉豆蔻应交九种不同的关税。在1784年和1785年，皮特对这种混乱的税收现象做出了一定调整，这次对关税的大规模整顿所带来的第一个显著成效就是大大减少了走私活动。

进一步的改革使税收稳定下来。我们现代能有“预算”这一概念，都是皮特的功劳。在他身边得力助手的帮助下，他改革了政府的收支制度。除此之外，他还设立了审计署，取消了财政部的许多闲职。当时国家财政的状况令人担忧，1783年末，议会为战争募集的四千万英镑不知去向，政府和内阁的信誉度极低。国家债台高累，债务高达两亿五千万英镑，是沃波尔执政时期的两倍多。皮特决定利用税收的盈余来减轻沉重的债务负担。

1786年，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通过了一项法案。每年，他会挪出一百万英镑购买股票，得到的盈利将会用来偿还国债，这就是著名而又屡遭批判的偿债基金。只有当税收多余财政支出，年预算有结余时，这一方案才得以实施。当后来没有结余时，皮特不得不以高利息借钱来维持偿债基金。他之所以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这样做，有其心理上的原因。国家财政状况的稳定与否是由偿债基金的数目来衡量的，他这样做就能给伦敦金融区制造一个稳定的印象。后来，贸易振兴起来，国家变得繁荣昌盛，在当时看来数目相当庞大的一千万英镑债务也在十年内得以还清。

同年，政府将海关和税务局合并，并以现代模式改组了贸易部。然而皮特取得的最大成就可能是与法国签订了《伊登条约》，这是依据新经济原则签订的第一个自由贸易条约。威廉·伊登是皮特手下一名年轻有为的官员，他被派往巴黎与法国进行谈判，希望法国能降低对英国棉制品征收的关税，并承诺英方将以减少对法国葡萄酒和丝绸征收的关税为交换条件。这两种商品当然没有对任何英国商品造成威胁，但英国兰开夏郡棉制品的出口却损害了法国东北部纺织厂的利益，使深受其影响的法国实业家更加不满。

欧洲大陆上爆发的战争和革命使继续整顿改进的愿望破灭了。对于皮特来说，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他的天赋基本都表现在商业管理上，他最大的成就是对财政问题的论述。他精于数字，在过早的年纪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不断发展完善，但却像柯勒律治所说的那样，“没有大智若愚的迹象，不像是有多少出息的人”。他不擅长人际交往，自他上台后更是断绝了与其他人的联系。从1784年到1800年，他只在伦敦政界和他位于帕特尼的居所之间活动，生活圈子非常狭小。他对都市之外的民众生活一无所知，甚至对下议院的同僚和政治团体都敬而远之。

皮特充分意识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发生的经济变革，但却未察觉到国外政治动荡的迹象。他坚信不干涉主义，对法国专制政权的灭亡无动于衷，冷眼旁观他的两位主要政敌——福克斯和伯克在这个问题上的争吵。他关心的是其他事情。如果法国人选择揭竿而起，反抗他们的统治者，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他们想要效仿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那可能是件好事，但皮特对此也毫不关心。这位首相对辉格党反对派积极支持法国革命的运动置若罔闻，对伯克和其他人关于君主制和文明社会的原则受到法国革命威胁的警告不屑一顾。

1789年到1793年，在巴黎和法国各地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剧变，所有人都为之震惊。而英国政界却是一片平静，似乎处在真空之中，能目睹这一景象也算十分难得。发表预算演讲；大法官瑟洛因暗算皮特而被罢免，此事表明内阁议员们要相互忠诚，意见一致；抵制奴隶贸易运动——这些就是从伦敦传出的新闻。皮特决定避开即将发生的欧洲冲突。他确信，如果对法国革命置之不理，英国就不会卷入战争。他始终避免发表任何对民众的同情心具有煽动性或说服力的言论。反对派全副武装地讨伐落后的专制独裁统治，他对此却无动于衷。反对派担心奥地利和普鲁士君主会干涉并镇压法国革命。在福克斯的领导下，他们在战争中看到了摧毁皮特垄断政治势力的希望。但伯克的以下言论更接近于民众的普遍想法，他说：“对个人来说，自由的意义在于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在冒险表示祝贺前应该弄清楚怎样才能使人们开心。”王室对身处困境的法国君主表示同情，如果势必要进行干涉，王室自然会拥护路易十六。皮特保持中立态度，他固执己见，在三年多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始终坚持着这一立场。

第十七章　美国宪法

美国独立战争已拉下帷幕，十三个殖民地也得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在斗争中为了自己的原始政治组织付出了巨大代价。1777年，他们签署了《联邦条例》，建立起一个脆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享有的职权只相当于美国人承认的英国王室的权力。他们的国会既无能力，又无机会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在革命和战争留下的断壁残垣上构建一个有序的社会。

内陆边境地区的小农场主是美国最强劲的一分子。是他们为军队提供了兵源，也是他们在大部分州改革了几种民主宪法。如今他们控制着立法机关，维护着本州的权利。在敌对状态结束之际，由结构不合理的国会所代表的联邦可能在战后种种问题的压力下，突然夭折或逐渐灭亡。美国社会由于巨大的利益冲突变得四分五裂，农民欠下城市居民巨额债务。国会发行过多货币，引发了通货膨胀。1780年前，一枚金元值四十元纸币。每个州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只得征收重税以偿还利息。各地穷困潦倒的小农纷纷变卖家产，但也出现了很多大发战争横财的人。在美国社会，借贷双方以及农民与商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引发了社会的骚乱与动荡，各地人民呼吁延长债务期限。马萨诸塞州的农民和退伍士兵担心失去抵押品的赎回权，纷纷起义造反。1786年秋天，丹尼尔·谢司上校带领一众全副武装的农民，企图对地方法院发起猛烈攻击。人们非常担心这样的暴乱会愈演愈烈。华盛顿和克伦威尔一样拥有巨额资产，他写道：“每个州都像一堆干柴，一个小小的火星就可能引起一场大火。对于社会动荡不安的局势，我感触颇深，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不止国内的问题亟须解决，和约中许多棘手的问题也还悬而未决。拖欠英国商人的债务需要偿还，对效忠派要给予补偿，还需撤走英国在加拿大边界设的贸易站，所有问题都刻不容缓。英国明令禁止美国船只往来，西班牙再次进驻佛罗里达州，并对美国将势力范围扩张至西南部提出抗议。美国与法国正式结盟，法国即将发生巨大变革的迹象已经显露出来。高瞻远瞩的人预感到又一场世界冲突正在逼近。美国各州深受内乱之苦，国家又尚未统一，似乎很容易成为野心勃勃的外国势力的囊中之物。

城市居民纷纷要求修改《联邦条例》，谢司领导的叛乱促进了这一要求的实现。1787年5月，从十二个州选出的代表在费城举行会议商讨此事。绝大多数人赞成建立强大的国家政府。在可能成为农民（或现在他们所说的农业民主派）领袖的人选中，弗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拒绝参加会议，而其中最伟大的一个人物——托马斯·杰弗逊则因出使巴黎而缺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大会的主要人物之一，代表着纽约强大的商业利益集团。这个英俊睿智的男人是西印度群岛一个商人的私生子，战争期间他从华盛顿众多手下中脱颖而出。他已进入纽约的上层社会，婚姻幸福美满。他断定，其凭借自身实力进入的领导阶级应继续处于领导地位，如今，他成为了那些要求建立强大中央政府和限制各州势力的人所认可的领袖。由欧洲面临的危机和民主制度遭遇的威胁而引发的担忧促使这些人行动起来，大会上的争论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大多数代表都支持建立联邦政府，但提出的方法和细节却饱受质疑。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分歧。较小的州迫切要求在十三个州的联邦中保持平等的地位，并且强烈反对仅仅依据人口数量确定在联邦政府所占席位的制度。

代表们都来自建立已久的大西洋沿岸城市，但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力很快会受到人口不断增加的西部地区的威胁。在遥远的俄亥俄河和阿勒格尼山脉，那里地域广阔。大会已经规定，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地区的自由居民达到六万人，就允许将这片土地划入联邦的领土，与十三个州享有同等地位。那里的人口早就开始增加了，因此他们获得权利只是时间问题。那么，在著名的十三个州将会发生什么呢？是它们赶走了英国殖民者，它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比那些生活在偏远又不安定地区的人更了解联邦的政治和真正的利益所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古弗尼尔·莫里斯（他这个与众不同的基督教徒的名字取自他的母亲）说道：“培养政治才能的合适场所是人口密集的地方，而不是偏僻蛮荒之地。如果西部地区的人民掌握了势力，他们就会摧毁大西洋沿岸的利益集团。”这两个观点都是正确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拥有财富和经验，但那些新开辟的地区有充分的理由加入联邦，而且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信守承诺，没有阻止他们这样做。但是，总有一天这些地区之间会发生冲突，势力和前途都属于西部，出于对未来的担忧和恐惧，大会开始着手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这部宪法简明扼要地规定了新中央政府的权力，确立总统为最高行政长官。总统由各州立法机关推举的选民间接选举产生，任期四年，有否决国会法案的权利，但可能遭到弹劾。总统是军队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只对人民负责，完全不从属于立法机构。众议院以人口为基础每两年选举一次。这种对民主原则的让步由于参议院的设立而有所缓和。参议院由州议会每六年选举一次，旨在制止众议院任何具有煽动性的行为，维护有产阶级的利益不受依据人口原则选举的众议院的侵犯。它与总统共享任命权和立约权，以限制这个有力的机构。位于宪法这座大厦顶端的是最高法院，法官在得到参议院批准的前提下，由总统任命，终身任职。最高法院的任务是进行司法审查，即对国会法案和州议会法案执行强制监督，以确保颁布的法案与宪法保持一致。

以上就是1787年9月在费城策划的联邦统治机器。国家政权已经建立起来，在其职责范围内享有最高权力。但它的职责范围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很快又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宪法中没有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利全都下放到各州。这样就不会再出现国王乔治三世的大臣们在威斯敏斯特企图行使的那种中央“集权”了。这个经历种种磨难才得以建立的新国家从此依靠这一闻所未闻的东西——成文宪法，变得日益强大。乍一看，这部具有权威性的文件同英国不成文宪法的传统与先例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美国宪法实际上并未反映出任何新的理论。它并不是建立在法国哲学家所写的，并将在欧洲引起轰动的煽动性作品上，而是以古老的英国传统原则为基础，重新加以阐述，以满足美国的迫切需要。美国宪法重申了几百年来英语国家人民好不容易确立的原则，它将英国长期存在的正义与自由观念奉为真理，这些观念从此被当作是位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的象征。

成文宪法当然会带有刻板僵化的弊端。无论多么高瞻远瞩的人，都无法提前制订出能解决未来问题的条例。费城的代表们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做出了能修改宪法的规定，而且由他们起草的文件都十分灵活，容许宪法出现改动。但是修改宪法必须经过讨论商议，并为大众普遍接受，任何改动都需要遵循开国元勋们的指导思想。宪法的主要目标是保守的，它将确保各州的原则和统治机器不受到草率且反复无常的改动。美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基本原则建立了一个政治体制，这个体制将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护，就如同英国议会和王室在英国受到的尊敬和拥护一样。

现在需要将宪法公布于众。代表们预见到奉行民主和孤立主义的州议会可能会反对宪法的实施，对此他们提议召开地方代表大会，对政府的新制度进行投票。汉密尔顿和罗伯特·莫里斯领导的强大而结构完善的团体已经成为了联邦党，他们希望那些与国家利益休戚相关的，不愿意加入战争期间为管理各州而成立的革命性机构的人，能看到新宪法的价值和可行性，限制极端派造成的影响。

对于农业民主派、边远地区的居民和小农来说，这部宪法好像背叛了革命。他们好不容易摆脱了英国殖民者的统治，获得了地方自由，如今却必须服从另一个同样强大和强硬的统治机器。以前他们被告知，自己是为了人民的权利和平等而战。而现在，他们发现宪法的宗旨是保护财产，反对平等。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感受到了隐藏在契约和债务背后强大的利益集团对他们的压迫。但他们没有领导人，所以对此无计可施。即便如此，在弗吉尼亚、纽约和其他地方，人们强烈反对通过宪法。杰弗逊当时在巴黎进行外交活动，他对新政权的前途感到忧心忡忡。汉密尔顿和莫里斯领导的团体发表了一系列名为《联邦党人》的公开信，并依靠这一出色的宣传取得了优势。

《联邦党人》公开信被列入了美国文学的经典名著，其中所包含的实用智慧在当时富有争议的作品中占据着突出地位。这些公开信的作者没有对政治理论泛泛而谈，而是陈述了美国面临的真正危险，揭露了联邦存在的明显弊端，列举了新宪法条款中具有争议的长处。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是公开信的主要撰写者，前两个是纽约人，麦迪逊是弗吉尼亚人，都不是来自在国家生活中已经失去原有优势的新英格兰。他们的性格和观点都大相径庭，但却一致同意，在宪法中树立体现美国理想的集体信仰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十三个州的分歧，使之和谐共处。一百七十多年的时光证明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辉煌，影响力是多么长远。《联邦党人》公开信树立的信仰至今仍受到美国人民的拥护。

《联邦党人》中写道，自由可能演变为肆无忌惮。在美国遭受灾难之前，必须建立秩序，维护安全，成立高效的政府。在这部政治著作的一个章节中，一名联邦党人全面而有力地对这一永恒难题作了一番阐述。

“人们获得财产权的能力有所不同，这是……利益的一致性所无法跨越的障碍。保护这些能力是政府的首要目标。由于对人们获取财产的不同能力加以保护，迅速导致人们所占财产的数量和种类出现了差异。而且各个财产所有者的情绪和观点由此所产生的影响促使社会分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党派。”

形成这些派系的潜在原因在于人类的本性。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这些原因引起的不同程度的活动随处可见。对不同意见的渴望，将人类分成了不同党派，使他们互相憎恨，并让他们变得更易怒，彼此之间只会相互压制，而不会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协作。但形成这些派系的最普遍也是最持久的原因是财产的分配不均。那些持有财产和没有财产的人组成了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债权人和债务人也同样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地主利益集团、工业利益集团、商人利益集团、金融利益集团以及许多小利益集团在文明国家不可避免地壮大起来，并将这些国家分成受不同情感和观念所支配的不同阶级。对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加以管制是现代立法机构的主要任务，这种管制还会将派系之见牵涉到政府必要的日常活动之中。

他们的对手也用文字进行反击，但是无济于事。“因为我们有时会滥用民主，因此我认为开辟一条民主的支流并不是一件坏事，”弗吉尼亚州的理查德·亨利·李写道，“有识之士会发现，现在提出的改革是将权力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在党派之争和联邦党人与激进派的冲突中，宪法在一年内就得到了十一个州的批准。罗德岛和北卡罗来纳又观望了一段时间。新世界对社会革命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构成社会的两大团体之间的分歧还未消除。信仰人权的人还在等待时机。那些像汉密尔顿那样害怕政治出现动荡，意识到调解冲突、维护秩序和保护沿海各州有产阶级刻不容缓的人已经成功了。

1789年3月，新的联邦政府召开会议。参议院和众议院难以召集到法定数量的与会者，宪法的反对者窃喜不已。新政权似乎没有活力和热情。然而到了月末，足够数量的议员已经到达纽约，政府将在那里成立。第一步就是选举总统，领导革命的华盛顿将军显然是合适的人选。华盛顿公正无私，有勇有谋，目光远大，富有耐心，做事冷静而又直接，一旦决定了某事就不会轻易改变，他具备了当时形势需要的所有特质。但他不愿意上台。对他来说，在芒特弗农度过悠闲又不失活力的晚年时光，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务农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他开心的了。但是，和往常一样，他听从了责任的召唤。古弗尼尔·莫里斯在写给华盛顿的信中说得很对：“政府职能的运行要依靠个人，你冷静沉稳的性格对于建立稳定强大的新政府是必不可少的。”

在职位的头衔和高低问题上还存在许多困惑有待商讨，这遭到了反对派的嘲笑。但华盛顿的威望使新设立的总统一职保留了尊严。1789年4月30日，在纽约新建的联邦大厅里，华盛顿庄严就职，成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一个星期后，法国议会在凡尔赛举行会议。在这个风云突变的世界里，另一场巨大的革命一触即发。脆弱而未经检验的美国统一制度和秩序恰好在这时建立起来。

许多细节问题还有待解决，首先就是通过《人权法案》。宪法中缺乏这样的基本主张是反对派控诉的主要问题。联邦议会就人权问题通过了十项修正案。接着通过的1789年的《司法条例》使最高法院成为了联邦统治机器中最强大的一部分。史学家查尔斯和玛丽·彼尔德写道：

“法律详细规定，最高法院由一名首席法官和五个助手组成，在每个州设立一个联邦地方法院，各有自己的律师、法官和人数适当的助理。这就是为了在所有地区——从新罕布什尔到佐治亚州，从沿海到边境——推行政府决策而设立的权力代理机构……《司法条例》的撰写者们独创了一项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的制度，这样，每当当地政府的决策与宪法发生冲突时，这些决策就会被宣布无效……总之，类似于昔日大英帝国控制地方立法机构的制度，在美国重新建立起来，这种控制权掌握在间接选出并终身任命的最高法官手中。”

当时行政部门还未建立，但很快就成立了财政部、国务院和国防部。新的联邦政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担任这些重要职位的人：来自纽约的伟大的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巴黎回来的弗吉尼亚民主党派人士托马斯·杰弗逊，以及影响力略小的马萨诸塞州的诺克斯将军。

从1789年到六年后提出辞职的这段时间里，汉密尔顿凭借杰出的能力改进了宪法，将美国巨商的经济利益与新体系联系在一起。确立一个统治阶级势在必行，汉密尔顿提议向人们证明联邦政府要建立强大的国民经济。政府根据他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790年1月，他向众议院提交了《关于公债制度的第一个报告》。国会将承担各州的债务；公债制度的实施取决于过去的义务是否得到承认。各州的战债将由联邦政府承担，以吸引大批债权人关注国家利益。国家将募集资金偿还所有的债务；一切受投机活动影响的旧债券将被收回，然后发行新的债券。国家还将成立偿债基金，建立国家银行。

这个计划让金融利益集团欣喜若狂，但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强烈反对，反对者们意识到，新政府是在利用税收偿还如今由议会承担的各州债务的利息。资本家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再一次被激化。新英格兰的商人把大部分战时获得的利润用在购买债券上，如今债券大大增值了。曾经欠债最多的马萨诸塞州从中获得的收益最大。大多数公债集中到了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的少数人手中。他们购买债券时享受了很大的折扣，如今在全国交税，以债券的票面价格偿还他们。在弗吉尼亚州发生了激烈的抗议，反对汉密尔顿的计划。种植者不信任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想法。他们预见到了辉格党中最坏的一部分人将操控新政府。帕特里克·亨利写道：

“这个制度与1688年英国发生革命后建立的制度非常相似，它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使英国欠下了巨额的债务，而且将无限的权力悄悄交到了政府手中。这种权利在政府机构的各个分支中随处可见，打垮了所有的反对派，时刻威胁着一切与英国自由有关的事物。相同的原因会产生相同的作用。在我们这样的农业国家，建立、集中并维持一个庞大的金融利益集团的措施……必然会造成以下某种弊端：农业屈居商业之下，现有的联邦政府形式出现变革，这种变革对美国自由来说是致命的……你们的请愿者在宪法中找不到授权国会承担各州债务的任何条款。”

这种分歧在美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强大的政党已经开始形成，并很快有了领导人。汉密尔顿迅速成为聚集在北方的金融和商人利益集团的领袖，他的对手正是国务卿杰弗逊。在新政府刚成立的几个月里，他们曾一起共事。汉密尔顿正是由于得到了杰弗逊的支持，才赢得了足够的票数，使他提出的让国会承担各州债务的提案得以通过。他能得到杰弗逊的支持，是因为他同意国会和政府所在的城市应该坐落在波多马克河边，跨过弗吉尼亚州的边界。同时，费城将取代纽约，成为暂时的首都。但是，汉密尔顿的财政措施实施之后，一波投机活动便猖獗起来，引起了国务卿的反对。两位领导人彼此误解颇深。华盛顿亟须巩固新宪法，利用他强大的影响力防止公开决裂。但是到了1791年，杰弗逊和他的弗吉尼亚种植者们正在寻求机会与纽约和北方地区对汉密尔顿政党心存不满的人联盟。

在决裂发生之前，汉密尔顿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这份报告将成为未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论的基础。为了鼓励本国工业的发展，政府将实行保护性的关税和补贴政策。出现在新世界中的工业社会的繁荣景象呈现在美国人民眼前，正如在英国迅速发展的工业社会一样。

由于华盛顿再次当选为总统，联邦政府表面上的团结又维持了数月。然而杰弗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冲突已经不仅限于经济方面了。完全对立的政治观点使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对于人性，他们持有根本对立的看法。成功的金融家汉密尔顿坚信人是由感情和利益所引导的，人类的动机如果不严格加以控制，就是邪恶的。他曾说过：“人类！人类是大野兽！”他反对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和依据人数确定统治阶级的做法。他认为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和有实权的统治阶级，在实业统治阶级支持的联邦体系中，他看到了美国的未来和希望。正在蓬勃发展的英国社会是新世界的理想，汉密尔顿希望通过自己在财政部所做的努力，也能够在大西洋彼岸建立这样的社会。他代表了美国发展的一个方面，即代表了自力更生且大获成功的商界。商界不相信普通人的集体主义，不相信汉密尔顿所说的“集体的智慧”。但是在这种物质成就的信条中，根本找不到推动美国人民前进的政治理想主义的踪影。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带着明显的偏见对汉密尔顿作了一番评价：“他是一个伟人，但不是伟大的美国人。”

托马斯·杰弗逊是在完全不同的形势下脱颖而出的，提倡一种对立的政治观点。他来自边境地区弗吉尼亚州，那里有着严格的个人主义和对全人类的信仰，是反抗英国统治阶级实行中央集权的核心地区。杰弗逊是《独立宣言》的主要撰写者，也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农业民主派的领导人。他知识渊博，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还是一位极具天赋的业余建筑师。他那典雅的住宅“蒙蒂塞洛”就是依据他自己的设计而建的。他与英国和欧洲政治哲学界盛行的左翼分子有着联系，而且像被称为重农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一样，他主张建立自耕农社会。他畏惧工业无产阶级，正如他不喜欢贵族统治一样。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他感到不知所措。他鄙视和不信任银行、关税、控制信贷的一整套制度以及汉密尔顿巧妙引进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联邦政府的中央集权制度会对个人自由构成威胁。他不情愿地从巴黎回国，投身到新体系之中。时间的流逝和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压力使他对工业主义的看法有了改观，但他内心始终坚信，只有在自耕农中才有可能建立民主政府。他并不认为美国最终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民主国家。

杰弗逊说：“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一条原则，即每个国家都应该努力发展工业。我们要把这条原则像其他原则一样运用于美国……可是我们拥有广阔的国土，这吸引着人们发展畜牧业。那么是应该让所有的公民发展畜牧业，还是应该让一半的人放弃从事畜牧业，转而为另一半人生产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呢？……种植者道德的沦丧是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不曾出现过的。这是一部分人的标志，他们不像牧民那样尊天重地，依靠自己的土地和产业维生计，而是靠买主的损失和冲动谋生。这种依靠关系导致了阿谀奉承和唯利是图，遏制了良好美德的传承，并且为各种野心提供了工具……既然我们有土地耕作放牧，那就别希望我们的公民整天坐在工作台或摇动手工纺纱杆前……由于制造业的普遍发展，我们的工作坊可以继续留在欧洲。把食品和物质运给那边的工人胜过为他们带来消费食品和物质，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习惯和原则……大城市的暴民非常支持纯粹的政府，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像伤口对人体健康所带来的影响一样。是人们的习惯和精神使共和国得以保持活力，而习惯和精神倘若退化，就好比溃疡一样，会迅速吞噬国家法律和宪法的核心。”

杰弗逊始终坚持弗吉尼亚人的社会观，那是一种很简单的社会观，没有受到工业主义复杂性、危险性和挑战性的影响。在法国，他看见了或自以为看见了自己政治观念的实现：陈腐的贵族阶级被推翻了，农民通过革命维护了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汉密尔顿将小皮特统治下的英国看作是他美国梦想的体现。英法战争的爆发将使汉密尔顿和杰弗逊之间的根本对立和冲突变得更加尖锐，并预示着美国两大政党——联邦党和共和党的诞生。这两个政党都将分裂，遭遇失败并改换名称，如今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就是由它们演变而来的。

第十八章　法国革命

1789年震撼整个法国的巨大动荡与世界上发生过的革命完全不同。十七世纪，英国经历了一场王室与人民之间激烈的权力转移。但当时国家的基本制度毫发未损，即使受了些许影响也至少很快便恢复了。在普选权方面，英国的人民主权论的传播范围也没有扩大。英国民众的自由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并往往能得到承认。他不会要求平等。这也不会让人觉得是件非常不公的事情，因为将各个阶层混杂在一起，或使一个阶层转变为另一个阶层，即使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但至少是有可能并且经常会实现的。

美国在革命中宣布了更广泛的人权。大西洋彼岸，自由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并且最终将对世界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人们并未预见到美国的辉煌前途，就连它本国的政治家也没能预见到。在欧洲，追求自由、平等与民主的动力必须来源于其他地方，它来源于法国。英国革命完全是一场国内革命，美国革命大体上也是如此。但是法国革命将从巴黎蔓延至整个大陆。它引起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余音直到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年代里还在久久回响。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扭转局势之前，每一次民众运动和国家运动，都会利用1789年在凡尔赛提出的原则来解决。

人们经常说，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是最受压迫的国家。法国当时国力雄厚，许多人都非常富裕，那么为什么会爆发革命呢？关于这一问题人们已经作了许多论述，但有一个事实十分清楚。那就是法国的政治机器绝没有体现人民的意志。它与时代不符，也没有与时俱进。路易十六创建了这个政治机器的形式和结构，在他的控制下，它几乎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他的继承者们掌握了他所有的权力，但没有继承到他的才能。他们既不会操作这个机器，又不会改造它。同时，法国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开始寻求没有得到的那份势力。他们认为自己在统治形式的问题上应该有发言权。在这个政治情绪得不到宣泄的国度，一场动乱席卷了整个国家。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所有善于思考的人都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一位英国官员在巴黎报告称，法国人民已经“被灌输了一种对从未发生过的国事展开激烈讨论的思想”。有时，法国人普遍的失望情绪必然要寻求一种方式来宣泄。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点燃的火星，法国政府已经无可救药的财政制度就是这样一个火星。

法国政府早就已经破产了，在长达三十年的战争中，路易十六已经掏空了国库，1715年他去世的时候，法国的公债是年收入的十六倍多。法国无法摆脱如此沉重的财政压力。许多人曾试图使法国变得有偿付能力，但都没有成功。这个过程困难重重。有一大部分法国人基本上不交税，包括那些即使不是最有权势的，但也是最杰出的公民。其中贵族大约有四十万人。他们之所以能享有特权，可能是由于他们以前作为地主和军事将领，曾经为国家做出过贡献，但现在这些都不能得到承认了。英国的贵族阶级在十五世纪的内战中已经被自己灭亡。法国的历史更糟，法国君主长期受到强大、好战且野心勃勃的贵族阶级的攻击和反抗，这些都对他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历代的法国国王及其大臣被迫采取的政策后来都被证明是有害的。如果允许贵族在各自的土地上生活，他们会奋起反抗，但如果让他们生活在宫廷中，那就可以监视他们了。慵懒和奢侈是有效的麻醉剂。凡尔赛能提供这两样，大多以牺牲受害者的利益为条件，因此大部分贵族被迫或被说服到凡尔赛居住。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曾一度容纳了二十万人，他们在那里消磨时光，挥金如土，他们需要的最强大的武器不过是决斗用的剑。因此，外居地主阶级诞生了，他们无权干涉政治，远离自己的土地，不受佃农的爱戴，对土地和国家都毫无贡献，从不由他们管理的土地上获得大量的免税利润。

教士也享有相当大的特权。教会拥有法国约五分之一的土地，许多宝贵的建筑都坐落在它的领地上。从这些土地中，教会当局每年能获取大概四千五百万英镑的收入。加上什一税，他们的收入就更多了。然而三代以来，大约十四万教士、修士和修女从未交任何财产税。他们这种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权利和其占有的财富一样不公平。大多数民众都是虔诚的，无私的，正直的，而一些贪图政治权力，庸俗而又玩世不恭的高级教士，削弱并损害了基督教会的尊严和影响力。法国的天主教会对无政府主义和无神论毫无抵抗之力，这两种思潮在法国这个最具文明的欧洲国家风靡一时，掀起一股狂潮。

最沉重的财政负担压在了农民身上，我们不应该对他们的窘境夸大其词。从十八世纪初开始，他们一直在购地，到革命爆发前夕，他们拥有了法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可这场革命将破坏欧洲的稳定局面，使人民卷入殊死的斗争中。然而，他们的境遇非常不公。“农民”的土地所征收的税是“贵族”土地的近五倍。只有农民要交最可恶的人头税，每一百利弗尔的收入要上交五十三利弗尔，政府被迫实行的包税制对他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还有大量的间接税使农民苦不堪言。1788年的冬天，形势变得尤为严峻，许多人都饿死了。然而很多人说，革命不是由饥饿的人民发起的。农民的境遇有了改善，可能比一百年前还要稍稍好一点。他们绝大多数都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渴望从残酷的地主和已经过时的赋税中获取自由。革命的动力来源于其他地方。贵族已经失去了势力，丧失了自信，教士之间发生了分歧，军队失去了信任，国王和宫廷没有了统治的意愿和能力。只有资产阶级渴望获得权力，并有决心和自信能够得到它。

当时的资产阶级没有如今的资产阶级那么民主，他们出于某些原因不信任民众，但准备煽动和利用他们去对付“拥有特权的”贵族阶级，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还会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地位而反对君主制本身。卢梭在他著名的《社会契约论》和其他文章中曾宣扬过平等。每个人，无论他有多卑贱，生来就有权管理国家事务。这个原则长期受到所有民主派的承认，但卢梭是第一个用广泛而尖锐的语言阐述这一原则的人。伏尔泰和一批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作过贡献的学者、评论家一直对传统的宗教观念和社会观念持怀疑态度。这些《百科全书》编撰者的主要目的是坚持理性原则和单纯的求知欲。在旧政权狭窄的政治世界里，这些观点就好比强效的发酵剂。在路易十六的统治下，没有人知道这些观点能够引导中产阶级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走多远。

不幸的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要想获得或者发现权力的基础并不容易。国家由许多政府官员管理，有些人是政府支付工资，有些人靠自己的职位谋利，还有的人是私人聘请的。这个制度早已在腐朽低效的政府里濒临瓦解，到处都是成堆的文件，办事程序复杂。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后，叙述了教堂屋顶上的一块破瓦是如何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得以修补的。压制和激怒民众的不是独裁统治，而是混乱的局面。法国革命爆发前夕，一位大臣报告国王说，这个国家已经“无法统治了”。

为了改善这一代价巨大的混乱局势，政府作了许多努力，甚至筹集资金以应对这种局势。在路易十五长期的统治时代里，公债大大减少了。1774年路易十六登上王位，对国家的前途怀着美好的憧憬，他任命能力出众且诚实正直的杜尔哥为财政总监。杜尔哥的计划很简单，如果允许这些计划付诸实践的话，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他建议通过严格减少政府和宫廷的开支来应对国家的财政赤字。强制农民义务修路的制度将被废止，挂名的闲职和地方关税也将取消。对行会的压制和促进国内玉米自由贸易措施的实施，将促使企业迅速发展，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但是玉米的贸易自由化导致了投机活动，面包价格的激增和暴动。贵族因杜尔哥对其特权的抨击而心存怨怼。在女王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领导下，宫廷势力谴责杜尔哥是改革派，四年后他便被解雇了。他所有的改革措施几乎都荡然无存，这些措施显然是很有必要的，民众们也知道这些显然是他们的新国王没有能力去实施的。

杜尔哥于1778年离职，同年，法国与正深陷战争的美洲殖民地结盟。他的离职并未产生任何影响。法国需要更多的资金用于英法战争，国家赤字达到了五亿利弗尔，大约相当于两千五百万英镑。即使在那个年代，这也不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建立合理的税收体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在凡尔赛哪有合理可言呢？路易十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任命一位瑞士的新教徒内克尔为“财政总长”。内克尔吸取了杜尔哥的教训，意识到不能损害贵族阶级的特权。因此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改革监狱和医院上，废除了对嫌犯严刑逼供的制度。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建立地方议会执行当地政府的职权，增强当地政府的活力。但这些地方议会因不切实际的新观点和对中央政府的盲目憎恨而受到了阻碍。它们在喧嚣中渐渐消失，只有少数得以保留下来。遭遇了挫败和沮丧，内克尔于1781年5月辞职。

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激励了法国群众，使他们对自由有了新的追求。如果美国都能获得自由，为什么法国不能呢？由拉斐特率领的法国志愿军和罗尚博率领的王室军队在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什么旧政权要抹杀法国的自豪感和活力呢？然而，法国依旧是宫廷挥霍无度，政府混乱无序，国库空空如也。路易十六失去了杜尔哥和内克尔的帮助，又没有统治才能，终日只知道狩猎、造钟和享用美食，除了靠借债勉强维持之外，别无他法。到了1785年，政府已经一贫如洗。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名人会议”收到了对所有财产征税以及取消财政特权的要求。这些要求遭到了大会的拒绝。名人们拒绝交税，直到他们明白了这场灾难的根源才同意交税。教士对此也持反对态度。政府即将面临垮台，巴黎处在一片暴乱之中。女王和首相的雕像被烧毁。政府要想得到贷款，就必须答应召集议会。路易在这场暴乱面前屈服了。1788年，内克尔在拥护声中重返职位。他面临着亟待解决的财政困境，召开了议会。一位英国议员当时访问了法国，他预言道：“如此动荡激烈的局面是很难平息的……整个王国爆发革命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在法国历史上，每次遇到重大危机就会召集议会来引导国家和支持国王。可现在已经有一百七十五年没有召集议会了。议会职能的运行并没有惯例来进行指导，对于它可能取得的成就及其权力范围，人们都只能去推测。国王的大臣们没有制定出指导方针。聚集在凡尔赛的代表有许多决策机会，他们的决策可能是明智的，也可能是愚蠢的。他们会改革并振兴法国，也会通过派系的权力之争使国家陷入混战之中。因此，在三年内，议会及其继任者发动了一场浩浩荡荡的革命，并在欧洲挑起了大规模的冲突。但在1789年5月5日的那个春日，人们无法预知政治热情将促使人民走多快，走多远。法国古老的代表机构完全有可能与君主制达成一致，君主制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连一个疯子都不会想要去推翻的。人们希望，各个机构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相互扶持，法国能迅速在不断增加的立宪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当代表们5月4日到巴黎圣母院做礼拜时，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工作会导致近代欧洲第一个残暴的专制独裁制度的建立，这个制度将无可非议地成为了“恐怖”的代名词。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无能将为欧洲继恺撒之后又一位伟人的统治扫清道路。

享有最广泛选举权的五百万选民选出了一千五百名代表，如此广泛的选举权是欧洲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教士和贵族单独进行选举。第三阶层在议会中占有一般席位，包括地主、商人、律师、医生、政府官员和其他行业的成员。他们满怀怨言地来到凡尔赛，其情绪能够用英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加以概括：在给国王拨款之前，必须改善不公平的境遇。他们代表着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的财产，所受的教育和自身的天赋使他们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因此他们要求得到发言权。他们是启蒙运动的尊崇者，其中一些人读过伏尔泰、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作品。他们熟知自由平等的理论，如今在他们的活动范围内，他们决心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少数人从大西洋彼岸实行的民主制度中得到了启发。他们不仅想要获得发言权，还要在长期将他们拒之门外的政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三阶层的观点得到了许多较低级教士和少数开明贵族的认可。

法国议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投票。第三阶层立刻想到，如果三个议院一起投票，主张改革的议员就会占到多数。但宫廷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所引发的危险。通过迫使三个议院分开投票，挑拨两个享有特权的议院与第三议院发生分歧，这样宫廷就能保留实力了。路易十六在苛刻的王后的催促下采取了行动。他召集军队，封锁了国会的大门，禁止第三议院入内，并威胁要解散议会。这些行动使法国革命出现了第一次转折点。第三议院毫不畏惧，他们早已更换了名称，并自称为国民议会。由于被国会拒之门外，他们便撤退到了附近的一个网球场，6月20日，他们在那里立下了著名的誓言：决不停止活动，“只要条件允许就继续召开会议，直到制定并巩固国家宪法”。于是，国民代表大会便诞生了，并很快得到了贵族和教士的支持。自此，其他两个议院不复存在了。

在这场危机中，国王犹豫不决。他本想以武力镇压，但又不想发生流血事件。他的优柔寡断一方面是因为他生性慵懒，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善良的一面。他严厉地训诫了代表们，但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议长坚定地告诉他：“没有人能对国民议会下达命令。”路易作出了让步，而且这并不是最后一次。一位英国人对此事发表了评论，恰当地表达了全世界人民的观点。他就是奥瑟·扬，一个农民和研究农业的学者，当时正在法国旅游。它是这样评论议会的：“他们已经立刻变成了查理一世时代的长期议会。”这是一句预言。但是法国的历史将比十七世纪英国的历史发展得更快。路易国王只剩下三年的寿命了。

现在斗争的中心转移到了巴黎。这个居住着六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半个世纪以来都是国家的思想中心。这里不会有凡尔赛的那种繁文缛节，而是法国人希望、思想和抱负的聚集地。巴黎周围的王室军队使巴黎人民终日提心吊胆。人们自发地在六十个区域招募民兵，他们高呼着：“武装起来！”志愿参军的人很多，但是武器很少。很快人们就想出了解决办法。7月14日清晨，民众闯进了荣军院，抢走了大量火枪和大炮，然后分发给士兵。至于弹药的问题，巴黎主要的弹药库就在巴士底狱，那是一座阴森的中世纪堡垒，长期被用作王室的监狱。从早上一直到下午，民众和巴士底狱的长官德洛内一直在进行谈判，没人知道战争是如何开始的。德洛内不知道是变了节还是弄错了，朝外面拥挤的人群开了火，人群的带头人举着白旗。德洛内的行为遭到了人民的攻击。人们架起大炮，开始了猛烈的炮轰。民兵们英勇作战，经过两个小时的斗争，终于攻破了巴士底狱。它很快被抢夺一空，彻底摧毁。德洛内被杀，他那还滴着血的头颅被高高挂在柱子上，预示着暴动即将来临。

巴士底狱的攻破标志着国王权威的终结。巴士底狱里只有七个犯人，其中有一个是疯子。但他们的释放还是使法国举国上下欢呼声一片。路易十六是波旁王朝最仁慈的一位国王，但他签发的逮捕令不少于一万四千张，他常常以充分的理由将人们关进监狱，但通常不经过审讯。巴士底狱的攻破标志着这种专制政权的终结。这对自由事业和巴黎人民来说，是一场伟大的胜利。随着这次暴力事件的成功，法国革命在血泊中向前进了一步。

1789年夏天，对于外部世界和法国的外国人来说，法国革命似乎已经达到了它的目标。人们认为一切都结束了：特权已经被废除了；人民获得了权利；国王和国民议会将坐下来为国家的未来拟定一份新计划。英国驻巴黎的一位大使在报告中的言论代表了大众的观点，他说：“这场最伟大的革命只造成了非常小的人员伤亡，此刻我们可以说法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了。”而伯克更有远见。他在即将出版的《论法国革命》中认清了发展形势。他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法国革命不是一场有尊严、有秩序的改革，它不像1688年的英国革命那样对传统予以足够重视，而是与过去彻底决裂。君主制将再存活两年，在此期间，议会着手制定理想的宪法，以使两百五十万法国人民能够自由地生活。然而在合理的名义下，一些邪恶势力猖獗起来，很难镇压。法国注定要经历各种革命形式。后来这种模式也在其他国家出现过，但产生的结果大同小异。法国是一座熔炉，近代革命的所有要素都首先在那里接受检验。

国王在凡尔赛并没有因巴士底狱的攻破而过分慌乱。但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却十分清楚此事的重要性，他后来成为了查理十世国王，并将成为另一场革命的受害者。阿图瓦和一批反叛的贵族逃离了法国，接着反动派纷纷开始移民国外。据说有二十万贵族及其家属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申请了护照。这些移民到德意志和意大利寻求庇护，有的迁往了科布伦茨和都灵。他们在国外暗中谋划着破坏法国的新秩序。国王、王后和宫廷与他们私底下保持着联系。国民议会和巴黎人民始终担心他们新扶持的立宪制度下的国王会背叛他们，与移民们为伍，并在国外势力的帮助下重建旧制度。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路易十六和英国的查理一世一样，认为表里不一是王室的特权。从表面上看，他接受了许多讨厌的改革措施，但背地里却在王后的煽动下试图推翻它们。

巴黎人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市民领袖的带领下，他们于十月将国王从凡尔赛召回，并对国王和议会进行了监督。同时，民兵成为了国民警卫队，指挥官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拉斐特。他是一位有着崇高理想的军人，如今在法国革命中扮演着裁判员的角色。但法国革命并不是一个有规则可循的游戏。十月五日，一群巴黎妇女出发前往凡尔赛，抗议面包的价格太高了。国民警卫队中有许多士兵是她们的丈夫，便决定加入她们的行列。他们这样做有何不可呢？这就像一次家庭出行。拉斐特很不情愿地带领着他们。午夜时分，他们抵达了宫殿。那里一片混乱，国王和王后不得不出来面见他们，但依然保持着高贵的姿态。拉斐特个人做出担保说，如果路易来到巴黎，他一定会保证国王的安全。国王同意了，第二天就在首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巴黎又赢得了一场胜利，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凡尔赛宫头一次拉下了百叶窗。

议会跟随国王回到了巴黎。但在此之前，约三百名议员提出了辞职或请求休假。事情的发展速度之快使他们大为震惊，由于担心自身的安全在首都得不到保障，他们纷纷去往外省或逃往国外。议会已经宣告了封建制度的终结，并起草了《人权宣言》，宣布人人权利平等。它还废除了世袭的爵位，将之前属于教会所有的土地收为国有。这些土地现在被自由地售卖或划分给了人民。因此，一个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诞生了，他们所得到的一切都归功于法国革命。后来他们成为了革命军和拿破仑帝国军队的中坚力量。

议员们的热情并没有消退。他们改革了司法制度，将那些教士或接受改革的教士变成国家支付薪水的工作人员，他们还取消了洋洋自得的旧省，将国家分为八十六个行政区，这些行政区至今仍然存在。旧制度被彻底废除了，建立了新的秩序。参加1789年革命的人决不妥协，他们不允许做出任何让步。巴黎采取的轻率行动使欧洲惊讶不已，越来越觉得惶恐不安。革命的原则很快便会从法国传出去，强加给欧洲最古老的国家。法国革命的领袖开始梦想通过武力传播四海皆兄弟的福音。

有一个人，如果之前赋予了他权力，那他或许能控制事态的发展，这个人就是米拉博伯爵。他是一个长相丑陋、生活懒散的人，但却能洞悉发生的一切。麦考利对他作了一番准确的评价：“他的性格总体来说像威尔克斯，在品质才能方面又与查塔姆相似。”在能力、口才和判断力上，米拉博远远胜于他手下的议员，因此他受到了很多的人的嫉妒和怀疑。宫廷既不愿倾听他的想法，又不采取他反复提及的建议。1791年4月，还未来得及实现伟大的抱负，他就去世了。法国失去了一位与克伦威尔有着同样才能的人。

议会的领导权移交到了煽动家和极端主义者的手里：领导权首先由吉伦特派掌握，他们的名称取自波尔多周围的行政区，他们的领袖来自波尔多；后来领导权又落到了雅各宾派手中，其名称取自杜伊勒里宫附近的一座修道院，现在那座修道院被他们用来举行政治集会。

国王对这些积极活动分子的所有行动都表示十分赞同。他假装忍受自己被迫所处的境地，但实际上，虽然他当众说“是”，其实心里在说“不是”。站在国王身边的是哈布斯堡皇室的专横傲慢的王后，她曾相信自己能够而且一定会扭转历史的进程。很早以前就有人悄悄建议过国王离开巴黎，在一些省会集聚保守势力。当巴黎的局势对他们来说太紧张的时候，法国国王就曾这样做过，并且进行得很成功。路易决定不顾一切地冒一次险。他要挣脱牢笼，到东北方的边境去；他要成为移民们的领袖，在奥地利的军事帮助下恢复王权。6月20日的午夜时分，他伪装成男仆偷偷溜出了宫殿。和他一起逃出宫殿的还有装扮成家庭女教师的王后和他的孩子们。他们驾着一辆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连夜赶路，又顶着炎炎烈日奔驰了一整天。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了。那天夜晚，在距离巴黎已经一百四十英里，而距离边境只有三十英里的瓦雷内小镇，他们由于一些意外情况，错过了等候他们的护卫队。在换马的时候，路易将头探出马车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一名曾积极参加革命的驿站长通过他收到的纸币上的国王头像认出了路易。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被迫下了马车，受到看管，第二天就颜面全无地被押回了巴黎。逃跑行动失败了，这次失败也注定了君主制的灭亡。革命派认为国家元首已经违背了他的职责，没有什么能够拯救他了。路易将度过非常难熬的十八个月，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严密的监视。民众闯进了杜伊勒里宫，当面谴责他。很快他就锒铛入狱，被正式废黜了，作为“公民卡佩”接受审讯。1793年1月21日，他被约吉坦博士新发明的斩首机处以死刑。他直到最后一刻还保持着勇气和尊严，但随着他的头颅落地，共和国获得了胜利。

欧洲当时正处于战争之中。这场战争去年四月就爆发了，二十三年后在滑铁卢战场上才宣告结束。焦虑不安的吉伦特派内阁一直在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将要取代他们的狂热的雅各宾派，并已经对奥地利宣战。他们希望通过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来挽救其摇摇欲坠的政府。奥地利、普鲁士和移民军队聚集在莱茵河对岸，他们高声宣布要结束法国革命。平静的几个月过去了，在这几个月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君主瓜分了波兰，吞并了这个不幸的共和国的大片领土，他们甚至都无法很快“消化”如此广阔的领土。秋天，他们开始入侵法国。在全世界人民看来，仓促组建的法国民兵显然无力抵御普鲁士和奥地利正规军队的攻势。但法国全国上下迅速武装起来。当迪穆里埃将军在瓦米尔用大炮出人意料地击退了普鲁士军队，全国人民立即士气大增。迪穆里埃将军乘胜追击，接着占领了奥地利在尼德兰的行省。革命的共和国将路易十四争夺了四十年却一无所获的广大领土一举拿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集中国家所有的人力物力进行全面抗战，新人物不断涌现，领导和指挥法国的武装力量。其中有实力强大且精力充沛的丹东，铁面无私的专制者罗伯斯庇尔，说话恶毒的天才煽动家马拉，以及比他们都更长寿的卡尔诺，他是军政大臣，取得了多次战争的胜利。在迪穆里埃兹的军队中将涌现出一批满腔热血的年轻军官和士兵，如内伊、苏尔特、缪拉、拉纳、达乌、马尔蒙、马塞纳、维克托、朱诺和贝尔纳多特，他们都将成为传奇人物。对法国来说，它最辉煌的战争时代开始了，欧洲的其他国家面临着一场持久而严峻的考验。

第十九章　冲突中的法国

在英国，辉格党人，尤其是改革派和激进派，起先对法国革命持欢迎态度，但很快就对其猛烈的攻势产生了反感。十八世纪，伦敦发生了大规模的动乱，但在威尔克斯时代的动荡和乔治·戈登勋爵领导的骚乱中，法律始终凌驾于民众之上。如果改革派发动的社会势力摆脱一切束缚，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此时的法国给出了令人恐惧的答案。大多数英国人都知难而退了，只有福克斯在下议院非常乐观地宣扬法国革命。为此，他受到了昔日盟友伯克的猛烈抨击，在反对派中也失去了很多亲信。热爱自由的年轻人非常赞同1789年的法国革命。华兹华斯写道：“生活在那个黎明的时代是一大幸福。”在新浪漫主义运动中著述颇丰的其他诗人和作家也同意他的观点。然而几年后，他们大多数人的幻想都破灭了。一些思想进步的科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像如今的许多人一样，拥护外国的革命思想。在团体举行的会议上，他们为7月14日和法国宪法举杯庆祝。但他们只是保守的英国社会中的小发酵剂。激进的工人阶级更危险，他们如雨后春笋在许多城镇涌现出来，基本上都是由中产阶级领导。他们与巴黎的雅各宾派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派代表去往国民议会和后来的制宪议会。这些鼓动者在英国社会中虽只占少数，但影响力却很大，最终政府对其采取了激烈的镇压行动。

以上就是当时英国的状况，那时世界革命的观点在巴黎盛行。1792年，法国的政治犯无故遭到新统治者的残忍屠杀，这进一步动摇了英国许多想发动革命的人。1793年1月，对法国国王执行死刑是蔑视权威的最高形式的表现。丹东在一次著名演讲中总结了自己对法国革命的态度：“各国国王联合起来威胁我们，我们将国王的头砍下来扔到他们脚下，将其作为一个赌注。”马拉呼喊道：“我们必须建立自由的专制主义，来粉碎国王的专制独裁。”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不仅威胁到了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还威胁到了他们自己的政府。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时刻做好作战准备。一位吉伦特派的大臣坦诚地说：“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有三十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必须使他们能前进多远就前进多远，否则他们会返回来割断我们的喉咙。”

1792年，皮特在预算演说中宣布，他相信欧洲在未来十五年会处在和平时期。他采取的是不干涉政策。只有当发生比屠杀贵族或在制宪会议上发表演讲更重要，抑或比世界革命所带来的威胁更具体的事情发生时，他才会考虑参战。引爆战争的火星来自荷兰，这在英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十一月，法国政府命令，奥地利人撤退到哪个国家，法国军队就要追到哪个国家。这显然威胁到了荷兰的中立。接着法国政府又发布了第二项声明，宣布开通斯凯尔特河从安特卫普到海滨之间的河道，可以自由航行。一个星期后，法国军舰炮轰了安特卫普的堡垒，11月28日，这座城市落入法国手中。十八世纪国际政治局面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12月31日，英国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勋爵在写给法国大使的书信中，阐明了英国政府的立场。从此他的这番话就被公认为是英国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

英国决不允许法国随心所欲地，或以自称的正当权利为借口，废除通过庄严条约建立并经过各国一致同意的政治制度。英国政府秉持着一百多年来一直遵守的原则，对于法国将直接或间接统治低地国家，或者成为欧洲权利与自由的主宰者的行为，英国决不会坐视不管。如果法国诚心想要与英国保持友好与和平，它就必须宣布放弃侵略扩张的政策，固守本国领土，不欺凌别国政府，不扰乱他国安宁，不侵犯他们的权利。

1793年1月31日，受到丹东富有挑战性演说的煽动，法国制宪会议宣布将奥地利的荷兰地区划分给法兰西共和国。第二天，法国对英国和荷兰宣战，坚信英国即将爆发国内革命。皮特别无选择。法国占领了佛兰德海岸，尤其是斯凯尔特河的河口，这威胁到了英国的安全。与欧洲进行贸易将会是十分危险的，英吉利海峡也不再安全。要不是巴黎的故意挑衅，皮特暂时不会干涉这些事情。但现在，尼德兰南部已经落入了法国之手，世界革命一触即发，危险即将来临且难以避免。

三月，在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皮特怀着沉重的心情首次提议筹集作战资金，并总结了引发冲突的原因。

有许多动机促使我们参战。我听说过许多为了荣誉而战的战争，人们认为这样的战争作战严谨，战略正确。在如今的形势下，任何能增强人民斗志或鼓舞人民士气的动机都促使我们参加战争。法国蔑视我方严守的中立立场，他们违背自己的庄严誓言，企图干涉我国的内政，怂恿我国的国民反对政府，恶意中伤我们所感激、尊敬和爱戴的君主，他们还使王室脱离于人民群众，说它受众多动机的影响并代表其他利益集团。法国总是对我们进行如此放肆的挑衅，而且还日渐嚣张，难道我们不应该进行一场发扬民族精神，维护英国尊严的荣誉之战吗？我听说过许多为了维护整个欧洲的安全而进行的战争。在那些战争中，欧洲曾受到过法国军队和其侵略扩张野心的威胁吗？我听说过许多保卫新教的战争，我们的敌人是所有宗教的公敌，如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他们企图通过武力将他们公开承认的异教思想传播到每个地方。我听说过许多捍卫合法继承权的战争，但如今我们是为了捍卫世袭君主制而战。我们的敌人是那些企图破坏我国政体的人。当我想到这些事情，我的内心受到了鼓舞和慰藉，并支撑着我去完成背负在我肩上的艰巨使命。回顾战前我国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我们应该明白现今秩序的重要性。对于那些自己无法获得幸福，便让我们也得不到幸福的人所做的充满嫉妒的恶劣行径，我们要坚决抵制。我们应该牢记，在当前的危机中，繁荣的景象促使我们努力奋斗，并提供给我们应付这场危机所需要的手段。在如今我们所处的情况下，我相信我们会一直奋斗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因此，我将要提出一些建议，并且相信会得到你们的支持。

英国将进行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它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必须要作好主要的战争准备。可由于缺少装备、领导人和士兵，英国军队的战斗力可能比任何时候都要低下。陆军和海军的状况和指挥情况都不容乐观，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完成某件事情，那就太不可思议了。皮特本身对战斗或战略一窍不通，于是指挥军事行动的任务就主要落在了亨利·邓达斯的身上，他是一个地道的商人。根据十八世纪的传统观念，他提倡发动殖民地和贸易战争，它将受到商人阶层的欢迎，产生一些商业利益。多年来，英国将资源浪费在人员不足、计划不周的远征西印度群岛的活动上。为这些错误的活动招募人员是十分困难的。

如果英国拥有一支精锐的部队，哪怕规模很小，这场战争对它来说就不会那么困难，它就能与从莱茵河出发的盟军会合，从法国海滨一路打到巴黎，推翻引起冲突的政府。然而，皮特仅仅只能派出五千人的军队去援助盟友荷兰，保卫他们的边境不受侵犯。这支部队有损英国军队的声誉，他们在攻打敦刻尔克的时候不幸失败了。1795年，英国军队撤退到了位于德意志边境的埃姆斯河口，然后便回了国。伦敦对法国的保皇派寄予了很大希望，保皇派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即通过法国内战扼杀革命。1793年，他们占领了土伦，要不是邓达斯将全部军力派遣到了西印度群岛，这个重要的进攻基地就能够保住了。

在土伦还发生了一些事情。法军中一名来自科西嘉贵族家庭的年轻中尉，精通火炮和其他军事技术，碰巧请假到杜戈米埃将军的营地去了，杜戈米埃将军是雅各宾党军队攻打土伦的指挥官。这名中尉沿着炮群巡视了一番，指出它们的射程连目标距离的一半都达不到。这一误差得到了调整，内行的中尉在能力低下的司令部开始有了发言权。不久，从巴黎传来了命令，规定采用传统方式围攻城市，然而军队缺乏大量必需的物资。谁都不敢违抗可怕的救国委员会的命令，它当时主管着法国的大小事务。在一场露天军事会议上，那位内行的中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这些命令是愚蠢的，大家都明白这一点。其实有一种办法可以攻下土伦，他用手指着地图上位于海角，控制着海港入口的埃居莱特要塞，说道：“这里就是攻下土伦的突破口。”所有人都决定冒着生命危险服从他。他组织军队并带领他们进攻埃居莱特要塞。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战，他们拿下了这个要塞。由数千名保皇派镇守的广阔的土伦正面防线依然完好无损，围攻者的薄弱战线与其保持着安全距离。但是，在埃居莱特要塞失守的第二天早晨，英国的舰队开始离开海港。那位中尉不仅明白了占领要塞的军事意义，还知道了保皇派守卫土伦所依靠的精神和政治力量。英国舰队一离开，一切反抗势力就都消失了。人们惊慌失措地逃上了还未离开的船。土伦城投降了，上千名手无寸铁的俘虏遭到了残忍的报复，他们本可以成为反革命的先锋的。当巴黎的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兄弟以及救国委员会知道这一切后，他们都想要进一步了解那位能力超群且显然十分友好的中尉。他的名字叫拿破仑·波拿巴，是他攻下了土伦。

同时，法国的恐怖统治达到了高潮，在巴黎的政治风暴中，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送命。每天都会有四五十多个男人和女人被送上断头台。力求自保的政治家和民众联合起来反对罗伯斯庇尔。1794年7月27日，由于革命党人决定废除恺撒和格里戈里教皇制定的历法，采用新的历法，所以那天也是共和二年热月九日。那天，在激烈的动乱中，罗伯斯庇尔被拉下了台，并送上了他把其他人送上的断头台。因土伦一役而声名鹊起的中尉受到了牵连。他与罗伯斯庇尔兄弟有联系，曾是他们的“军师”。他差一点就落得了和他们一样的下场。但是，法国的极端恐怖统治已经随着罗伯斯庇尔的处死而消失了，不久以后上台的督政府需要他。1795年，建立深得民心的政府这一激烈运动导致了巴黎富裕阶级的武装暴乱。在这一危急关头，督政府的一名官员巴拉斯想到了攻下土伦城的那个中尉。波拿巴被任命为军事指挥官，他在议会周围安放大炮，驱散了声称要根据公共意志举行自由平等选举的群众。葡月十三日（公历十月四日）的这场炮轰对波拿马来说是向前跨越的第二步。次日，他宣称将带领法国军队与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北部交战。他的队伍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他就用荣誉和战利品来鼓舞士气。1796年，波拿巴率领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达了一片风景优美、土地肥沃且尚未遭到破坏的地区。虽然他的军队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取得了一系列危险的小规模战役的胜利，将奥地利军队攻打得溃不成军，占领了意大利半岛的大面积地区。这些胜利使他在战场上无人能敌，并成为了法国革命的一把利剑，但他决意要利用和它来摧毁法国革命。这是他的第三个阶段。如今他下一步的计划是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征服东方。他将入侵埃及作为计划的第一步，然后夺取君士坦丁堡，接着占领全亚洲。

英国政府被迫采取了几代人都不曾知道的镇压措施。宣扬共和制的演说者都被关进了监狱，《人身保护法》也停止实施。著名的作家因叛国罪受审，但陪审团不肯宣告其有罪。新的《惩治叛逆条例》规定，哪怕只是对政体稍加批评，也会招致危险。自1782年以来一直由独立于威斯敏斯特的新教议会所统治的爱尔兰即将发生叛乱，皮特认为，只有对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做出让步，这场叛乱才有可能避免。亨利·格拉顿是一位雄辩的爱尔兰领袖，他曾竭尽全力为爱尔兰争取了更大的自由，此时他要求天主教徒不仅应该拥有选举权，还应该有权参加议会和参与政府决策。天主教徒虽然得到了选举权，但仍未获得议会席位。

没有胜利来照亮这段黑暗的岁月。1794年，装备简陋、军官不足的法国英吉利海峡舰队被豪将军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三年后，在圣文森特角附近，杰维斯和纳尔逊重创了西班牙舰队，当时西班牙已经与法国结盟。但海军的船只情况受到了忽视，停泊在斯皮特黑德的军舰拒绝出海。这一行为蔓延到了诺尔河。实际上，伦敦已经被英国舰队封锁了几个星期，而一支法国舰队在公海向爱尔兰驶去，结果一无所获。士兵们都非常忠诚，在国王生日那天，他们发射的礼炮震耳欲聋，大炮的火力非常猛，希尔内斯的防御工事都被炸毁了。英国政府所做的一些微小的让步满足了反叛者的要求，他们在坎伯唐附近战胜了荷兰军队，重获了荣誉。荷兰当时是法国的卫星国。同时，英国银行暂停了现金支付的服务。

在欧洲大陆上，法国战无不胜。波拿巴占领意大利北部地区后，准备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山口攻打奥地利。1797年4月，他与奥地利签署了累欧本停战协定，几个月后签订《坎坡福米奥和约》。比利时附属于法国，威尼斯共和国拥有可追溯到黑暗时代的悠久历史，却成为了奥地利的一个省。米兰、皮埃蒙特和意大利北部的小公国合并成了新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法国主导着整个西欧，在地中海确立了稳固的地位，它与奥地利达成秘密协议，以防范德国的进攻，因此法国只需考虑下一步要征服哪个地区。头脑清醒的人可能会说从爱尔兰出发去征服英国。波拿巴却认为他的命运在于更大的战场。1798年春天，他率领舰队向埃及航行，纳尔逊紧跟其后。

八月一日下午，纳尔逊舰队的一艘侦察船报告称，一些法国军舰停靠在亚历山大东边的阿布基尔湾。在将近两英里长的岸边，十三艘法国军舰停靠在浅水区，船头朝西，旁边是危险的浅滩。法军司令布律埃斯坚信，没有一个英军司令会冒险将军舰驶到浅滩和法国军队之间。但纳尔逊了解他的船长们。当夜幕渐渐降临时，“歌利亚号”和“热情号”悄悄地朝法国军舰那边的海岸驶去，并在太阳落山的前几分钟采取了行动。五艘英国军舰相继驶到敌军所在的海岸边，纳尔逊则在“先锋号”上指挥其余的军舰驶到法国船队的右侧。

法军的许多水手都在岸上，他们的船板上堆满了工具。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清理朝向海岸那边的炮门。暮色迅速降临，法国船队陷入一片混乱。英国舰队将四盏风灯平行地悬挂在船头，无情地对敌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将法国军舰一艘一艘地击毁。晚上十点，布律埃斯的旗舰“东方号”爆炸了，在此之前已有五艘军舰宣告投降。其他军舰有的锚链被炮弹炸断，有的拼命地想要避开正熊熊燃烧的“东方号”，无助地在海面上漂荡着。次日清晨，其中的三艘船靠岸投降，另一艘被军官烧毁了。在护送拿破仑的军队去往埃及的庞大舰队中，只剩下两艘战列舰和两艘护卫舰了。

纳尔逊的胜利切断了拿破仑与法国的联系，使他征服广阔东方地区的希望破灭了。拿破仑在叙利亚进攻土耳其，却在阿克遭遇挫败，阿克是由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和一支英国水兵防守。1799年，拿破仑丢下军队逃回法国，英国舰队再一次成为了地中海的霸主。这是一个转折点。1800年，英军在对马耳他进行长期的围攻后，终于占领这一地区，确立了英国在地中海强大的海军基地，英国舰队再也不需要像战争初期那样回国过冬了。

但英国政府依然想不出合适的军事计划，来应对采用欧洲战略的地区。他们的资源十分匮乏，盟友也都不可靠。英国派遣军队远征欧洲大陆的周边地区，突袭了布列塔尼和西班牙，后来又袭击了意大利南部。这些突袭使敌人的地方指挥官十分困扰，但对战争的局势却影响甚微。与此同时，拿破仑重获了侵意法军的领导权。1800年6月，他在皮埃蒙特的马伦戈击败了奥地利军队，法国再次称霸欧洲。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所作的主要贡献，就是其舰队超强的警惕性和向盟国提供的财政资助，拿破仑取笑英国是“店小二之国”是有一定依据的。英军除了采用骚扰战略之外，还将取得辉煌的胜利，然而这一时机却还未到来。拉尔夫·阿伯克龙比将军失望地说：“英国的战争中隐藏着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曾遇到的风险。”但很快他就证明了这一论断不成立，因为他率军在埃及登陆，并迫使法国投降。1801年，他在亚历山大大获全胜，虽然身负重伤，却为英国带来了黎明的曙光。法国人被赶出了东方地区。

1800年，英国与爱尔兰签署的《合并法案》掌控了英国的政治局势。前几年发生的令人惊慌的事情使皮特下定决心，要彻底结束这个岛动荡不安的局面。处于危机之中的英国政府先前对爱尔兰做出了让步，这大大刺激了他们的野心。同时，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新教徒在北爱尔兰建立了奥兰治协会，以保卫他们的宗教。在爱尔兰南部，由沃尔夫·托恩领导的爱尔兰人联合会走投无路，只得投靠法国。叛乱、法国的入侵以及残酷的内战使爱尔兰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寄托在都柏林独立议会的希望逐渐破灭，即使以十八世纪的标准来评判，这个机构也是极其腐败的。皮特认为，两个王国的完全合并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既然英国与苏格兰已经成功合并了，那为什么不与爱尔兰也合并起来呢？但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将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从非法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对于君主如今近乎疯狂的信用观念，皮特表示困惑不解。肆无忌惮的幕后势力和内阁中虚伪狡诈的议员迫使乔治三世履行自己的加冕誓言。皮特致力于为天主教争取自由，但并没有得到国王的书面批准。1801年3月14日，当乔治三世否决皮特的提案时，他知道自己不得不辞职了。天主教的解放因此又推迟了近三十年。同时，由于爱尔兰议会的大力支持和对反对派的收买贿赂，《合并法案》最终得以通过。格拉顿发表了从政生涯中最精彩的演讲以反对合并，但还是无济于事。英国议会吸收了许多爱尔兰议员，这将在之后的十九世纪引起不少麻烦。

皮特感到心力交瘁，并因组织英军抗战这一违背他意愿的任务而不知所措。后来的历史学家谴责他无力指导大规模的战争，且不认可他的财政措施。在财政方面，比起增加赋税他更倾向于借贷，因此增加了后代的压力，这一措施已有前车之鉴。皮特选择大量借债，毫无计划地熬过一年又一年，直到战争结束，他勉强度日，期望着美好的未来。但如果说皮特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陆军大臣，他的继位者们也没比他强多少。

的确，威廉·皮特有许多缺点，但与同时代的人比起来还算是出类拔萃。因此，他当然会比其他人更有自信。他坚韧不拔，有勇有谋，且从不畏惧他人的批评。他以恰当的言辞和杰出的雄辩才能反驳自己的对手：

他（福克斯先生）认为我不能用一句话阐述战争的目的。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用一句话加以概述，但我能用一个词告诉他，战争的目的是“安全”，即通过对抗威胁着全世界的最大危险，以获得安全。这种安全意味着对抗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危险，对抗不管从程度还是范围上都不可比拟地危险，对抗威胁着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危险，对抗所有欧洲国家都曾抵制过的危险。但在抵制这些危险时，没有哪个国家比英国还要成功，因为它们都不如英国那样团结一致且饱含活力。

由国王的朋友和皮特自己党派中的叛徒组成的联盟接替了皮特的职位，他们冒充为全国联合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犯了一次又一次错误。他们的领导人是和蔼可亲的前下议院议长亨利·阿丁顿，人们都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位政客。托利党中备受信任且年轻有为的乔治·坎宁开玩笑地用打油诗对他加以评价：

伦敦大于帕丁顿，皮特胜过阿丁顿。

战时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反对派辉格党仅仅因为缺乏统治经验，而被认为是不合适的。1800年，战争由对抗世界革命转变为对抗世界霸权，辉格党因此沦落到了无能为力的境地。在波拿巴上台前，他们始终都在向革命者争取和平和获得谅解，现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来对付拿破仑的战略和军事行动。认为只有自己才有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想法显然对皮特的行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像坎宁和卡斯尔雷勋爵这样的年轻人，在皮特手下任职时曾受到过训练，并始终对他们的领导人忠心耿耿。坎宁写道：“我不知道皮特是否会拯救我们，但他确实是唯一可能拯救我们的人。”

1802年3月，阿丁顿政府与拿破仑达成协议，签订了《亚眠和约》，因此休战了一段时间。皮特不顾自己众多追随者的反对，大力支持政府议和。大量英国游客涌至法国，其中也包括福克斯，他们都渴望一睹革命的盛况，想亲自去看看可怕的第一执政官。但旅游季非常短暂，次年五月，战争再次爆发，并且英国又一次在战争中失策，政府完全没有利用喘息的时间来巩固国防。拿破仑将他的军队聚集在布伦，决心入侵英国。彼时皮特正隐居在肯特郡的沃尔默，之前多年来承受的压力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未老先衰。他过着孤独而又悠闲的生活，鲜少有朋友前来问候。他唯一与人打交道的时候就是下台后的这段短暂时期，当时他作为辛克港的总督，负责组织当地的民兵对抗法国的侵略。前任首相骑着骏马，带领一群穿着各色衣服的农民在南方海滨训练的场景在英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而在仅仅二十英里开外的英吉利海峡彼岸，拿破仑的大军早已伺机而动了。

第二十章　特拉法加战役

1804年，皮特重新掌权，全身心地投入到整顿英国军队的工作之中。自英法战争再次爆发以来，英国发现自己单枪匹马地对付着拿破仑，在英国历史上最危急的两年里，它始终孤军奋战，抗争到底。最终，由于皮特的不懈努力，英国与奥地利和俄国结成了联盟。但这还需要一段时间。目前，法国正威胁着欧洲各国，使它们被迫接受法国的统治。法国这时有机会集中所有的武装力量，以对抗顽固的英国人。他们为自己的作战行动制定了周密的计划，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聚集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的港口，准备入侵英国。一支平底船队满载着二十万名士兵，渡过英吉利海峡，驶向似乎必然会取得的胜利。拿破仑在他的巅峰时期，被教皇加冕为法国的国王。在他构想的蓝图中，只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制海权。在开始实施如此宏图伟业之前，取得英吉利海峡的海军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在英国历史上，皇家海军始终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它的使命是多方面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英国舰队一直封锁着法国海军在大西洋海岸上的布雷斯特基地和罗什福尔基地，以及地中海的土伦基地。英国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法国的主力舰队会合，确保英国国力所依靠的海上商业贸易能够自由化。对偶尔逃离港口的法国舰队必须穷追猛打，或将其赶回港口。必须加强英吉利海峡西边入口的防守，以防止法国的入侵。当英国面临被侵略的危险时，英吉利海峡的西边入口是相距甚远的英国舰队的聚集点，那里还驻扎着由康沃利斯将军领导的海军主力。美国历史学家马汉将军说过：“这些距离遥远且久经风暴的舰队是法国大军从未见过的，它们打消了法国统治世界的企图。

1803年5月，纳尔逊回到地中海，重掌了自己舰队的指挥权，因为地中海可能是决定英国命运的战略重地。纳尔逊的任务是牵制法国的土伦舰队，阻止其袭击西西里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或防止其驶入大西洋，否则就可能解除英国对罗什福尔和布雷斯特的封锁，使法国舰队得以强行渡过英吉利海峡，与上伦舰队联盟。纳尔逊充分意识到了当前形势的重要性，他作为领导人，凭借自己的杰出才能建成了一支一流的舰队。他改组了船员，并在危机四伏且困难重重的条件下改良了船只。他没有安全基地来监视发生在土伦的一举一动，直布罗陀和马耳他都太远了，而米诺卡岛已经根据《亚眠和约》归还给了西班牙。战争的供给只能从撒丁岛和西班牙的沿岸城镇运送过来，每次缺少饮水时，他只好解除封锁，率领整支舰队驶入撒丁岛的港口。甚至在数量上，他的舰队都比不上驻扎在土伦港口的法国主力舰队。在这样的条件下，英军根本不可能封锁法国舰队。纳尔逊迫切地希望能引出他们，然后与之交战，他的计划是要彻底将他们歼灭。他安排一支护卫舰时刻监视着土伦，自己则与其他战舰在撒丁岛养精蓄锐，随时准备出击。在那两年的时间里，法国舰队曾两次尝试突围，但都没有成功。在此期间，纳尔逊从未上岸，他一直在思考法国舰队究竟会从哪个方向突围，这个问题像梦魇一样困扰着他。是西西里岛和埃及呢，还是西班牙和大西洋呢？他必须封锁所有的逃跑路线。

对英国发动最后一击的周密计划像一张精心编织的网，拿破仑就处在这张网的中心。但他手里所掌握的重要工具不堪一击。法国海军在革命期间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随着财政的崩溃，仅存的船只破损失修，法国舰队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添置新船舰了。军官们几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法国海军纪律涣散，已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拿破仑的海军大臣不辞辛劳，努力重振法国舰队。新上任的指挥官对海上的商船发动袭击，并取得了胜利。1804年5月，法国国王将土伦舰队交由维尔纳夫将军指挥。维尔纳夫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海军，他意识到，自己的舰队若非占有天时地利的优势，那么就只能用于防守。拿破仑不会容忍任何障碍来阻挠他的计划，他想出了一套声东击西的方案，目的是欺骗涌入法国收集情报的英国特工。西班牙也被列入了拿破仑的方案之中，它的舰队是主要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805年初，拿破仑做出了最后的安排。他挑选了九万多名士兵组成突击队并加以训练，驻扎在布伦周围的营地里。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法国港口并非用于停靠战舰，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港口的法国舰队必须在其他地方会合，以获得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拿破仑将目光投向了西印度群岛。他的计划是，先突破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封锁，将英国舰队引到大西洋的西部海域，然后命令他的舰队在西印度群岛集合。接着，法西联合舰队将与布雷斯特舰队的海军上将冈多默会合，一同返回欧洲，沿着英吉利海峡逆流而上，并确保从布伦穿过海域。这个方案虽然在理论上非常高明，但却没有考虑到法国船舰的具体情况，而且忽视了英国的海军上将在对抗劲敌时通常采用的集中力量战略。

1805年4月，纳尔逊正伏击在撒丁岛的海岸线附近，突然有消息称，维尔纳夫已于3月30日趁着夜色偷偷溜出了土伦。他率领着十一艘战列舰和八艘护卫舰朝西方驶去，纳尔逊对此却一无所知。狐狸已经出洞，追击开始了。运气似乎在与纳尔逊作对，他的护卫舰把维尔纳夫跟丢了，因此他首先必须确保法国舰队没有驶向西西里岛和近东。确定了这一情况后，他便出发前往直布罗陀。猛烈的西风给航行带来了很大困难，直到5月4日他才抵达直布罗陀海峡，那时他才知道维尔纳夫早在三个星期前就经过这儿前往加的斯湾了。六艘西班牙战舰加入维尔纳夫的队伍，开始了横渡大西洋的远航。纳尔逊从护卫舰和海上商人那里得到了一些零零碎碎的信息，加以拼凑整理，便大致了解了法军的意图。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所有才能，从复杂而模糊，且相互矛盾的信息中识破了法军的计划。并没有证据显示维尔纳夫已经去了北方，也没有理由说明他会沿着西非海岸向南航行。因此，纳尔逊在5月11日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向西航行。他率领十艘战列舰紧跟敌军的十七艘战列舰之后。整个航行过程都相安无事，声势浩大的英国舰队以平均每小时五海里半的速度追击着猎物，双方在西印度群岛玩起了捉迷藏。5月14日，维尔纳夫和他的西班牙盟友抵达马提尼克。纳尔逊于6月4日在巴巴多斯登陆。然而错误的情报导致他在加勒比海错过了维尔纳夫的舰队。同时，纳尔逊抵达巴巴多斯的消息引起了法国海军上将的恐慌，他立即率领舰队于6月8日朝东返回到了大西洋。12日，纳尔逊在安提瓜岛稍作休息，维尔纳夫四天前都还在那里。纳尔逊必须再次做出一个重要的判断：认为法军正奔向欧洲的想法是否正确呢？正如他在一封急件中写道：“我也像教皇一样，不会永远都是正确的，我相信自己的想法很有可能是错的。因此，认为敌军的舰队已经驶向欧洲的判断也许是不对的。尽管有许多聪明睿智的人提出了各种意见，但我还是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在离开西印度群岛之前，纳尔逊派了一艘单桅快船将急件送回英国。6月19日，这艘快船经过维尔纳夫的舰队，记录下了它的航向和方位。快船的指挥官发现维尔纳夫正朝着东北方向的比斯开湾航行，便立即飞奔回国，于7月8日到达了普利茅斯。已七十八岁高龄的新任海军大臣巴勒姆勋爵拥有毕生的航海经验，他很快就洞悉了一切。纳尔逊的舰队正紧跟着维尔纳夫的舰队朝东疾驶，坚信能够在加的斯湾追上他们，阻止其进入英吉利海峡。然而，法国舰队正朝着更加偏北的菲尼斯特雷角方向平稳地航行。维尔纳夫想要解救出被困在费罗尔港的法西舰队，然后与从布雷斯特过来的冈多默舰队会合。但是，冈多默舰队虽然收到了拿破仑的强制命令，可还是未能冲破封锁。位于英吉利海峡西方入口的康沃利斯舰队将他困在了港口。同时，根据英国海军大臣巴勒姆的命令，海军上将考尔德在菲尼斯特雷角附近拦截了维尔纳夫的舰队。7月底，特拉法加战役就在这里展开了。考尔德的行动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法军躲进了费罗尔港。

与此同时，纳尔逊舰队于7月18日抵达了加的斯湾。他发现科林伍德守卫在那里，但没有敌军的踪迹。纳尔逊意识到维尔纳夫的舰队肯定已经北上，于是他在摩洛哥补充了给养，并于23日朝英国的海域驶去。当天，拿破仑抵达了布伦。危机一触即发，英国皇家海军的外围舰队自发在英吉利海峡的入口集合，以保卫不列颠岛。8月14日，考尔德在布雷斯特附近与康沃利斯会合。次日，纳尔逊也来到这里，他的舰队增加了十二艘船，英国主力舰队便总共拥有了四十多艘战列舰。因此，英国的海上屏障集中了起来，用于对抗法军。纳尔逊乘着他的旗舰“胜利号”继续向朴茨茅斯航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战役达到了高潮。8月13日，维尔纳夫再次从费罗尔港出发，想要与冈多默舰队会合，然后驶入英吉利海峡。因为拿破仑仍然坚信英国舰队已经分散开来，入侵英国的时机已经到来。8月21日，冈多默舰队准备驶离港口，但康沃利斯舰队全力将其包围，法军只好又返回了海港。同时，已经驶入大西洋的维尔纳夫改变了主意。他充分意识到自己舰队存在的不足：船员训练不足，给养极短缺，船上还有许多病号。于是，他在8月15日放弃了冒险计划，迅速朝南去往加的斯港。入侵英国的威胁解除了。

九月初，急件送达伦敦，信中称维尔纳夫的舰队已经南下。英国当局将纳尔逊从位于默顿的家中召来，立刻命令他重新掌权。纳尔逊写道：“虽然上帝知道我想要休息，但我时刻准备着出征。”他再次回到了停靠在朴茨茅斯的“胜利号”，并于9月15日起航。所有的英国人都意识到，他们国家的命运如今掌握在这个身体羸弱的人手上。两个星期后，纳尔逊在加的斯湾附近与舰队会合，那时他的舰队拥有了二十七艘战列舰。他在给科林伍德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伟大的目标，那就是彻底歼灭敌人。”他的计划是使集中在加的斯港的敌军断绝粮草，然后迫使他们驶出港口，与之在海上交战。这个计划需要对整个邻近海域进行侦察。于是他将自己的船只组成一支封锁舰队。他的激情和妙计大大鼓舞了船长们的士气。纳尔逊向他们概述了一个大胆的新战斗计划：他不打算听从海军部的“作战指示”。为了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决定摒弃与敌军舰队平行航行的传统战斗方式。当维尔纳夫舰队驶出港口时，纳尔逊将派两支主要的小分队呈直角大胆插入他的舰队。因此，敌军的先头舰队会被切断，并与指挥中心失去联系，后方舰队也将遭到毁坏。纳尔逊与船长们开完会后写道：“所有人都赞同这个计划，此项计划新颖、独到、简单，一定会取得成功。”纳尔逊舰队热情高涨，准备迎接前方的严酷考验。这时，维尔纳夫收到命令，要航行至那不勒斯支援拿破仑的新军事计划。他知道自己的职位将被他人取而代之，于是便决定在下一任指挥官到达之前服从这一命令。10月19日清晨，一艘护卫舰向纳尔逊的旗舰发出了消息信号：“敌军升起船帆。”过了一会儿又发信号称：“敌军的舰队正在驶离港口。”收到这些信息后，纳尔逊率领他的舰队朝东南方驶去，切断了敌军通往直布罗陀海峡的通道，迫使他们在海上与其交战。21日黎明时分，纳尔逊在“胜利号”的后甲板上看见了敌军的战阵：格拉维纳将军率领一支由十二艘西班牙船舰组成的先锋舰队，维尔纳夫则指挥着二十一艘法国战列舰。距离敌军逃出土伦已经七个月了，这是他自1803年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与敌人相遇。

英国舰队位于敌军西方约十海里处，占着上风。早晨六点钟，纳尔逊发信号命令他的舰队向正东以北二十二度的方向航行，按照他之前的计划分为两纵队发动袭击。敌军看到渐渐逼近的英国舰队，便立即转向北方行驶，纳尔逊率所有船舰穷追不舍。维尔纳夫深知法西舰队的水手航海技术低劣，逃脱追捕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下令停止前进，将舰队排成一条松散的长线，等待纳尔逊舰队的攻击。纳尔逊对他手下的一个军官说：“他们装作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我倒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他向乘坐“君权号”指挥南路纵队的科林伍德发信号称：“我计划插入敌军的先锋舰队，阻止他们进入加的斯港。”纳尔逊走进船舱虔诚地祈祷：“愿我尊崇的伟大上帝保佑我的国家取得辉煌的胜利，这也是全欧洲人民的福祉。至于我个人，我将生命奉献给创造我的上帝，愿他的庇佑能使我得以效忠祖国。”两支舰队离得越来越近。“胜利号”又发出了一个信号：“英国希望人人都能尽职。”科林伍德看到信号后生气地说：“我希望纳尔逊能停止发射信号，我们都非常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但是，当信息传达给他时，他的舰队顿时欢呼雀跃起来。随着敌军越靠越近，整支舰队陷入了一片死寂。每艘战舰上的船长都确定好了各自的进攻目标，在短短几分钟内，两支英军纵队便投入到了激战当中。舷炮的轰隆声，桅杆的断裂声和步枪近距离的射击声响彻云霄。“胜利号”冲到维尔纳夫的旗舰“比桑托勒号”和“无敌号”之间，三艘战舰用舷炮互相攻击，打得不可开交。下午一点一刻，纳尔逊在后甲板上踱着步，仿佛在接受检阅一般。突然，一枚子弹从“无敌号”的桅杆顶端射过来，击中了他的肩膀。他的脊柱被打断了，在“胜利号”的连番轰炸下，士兵将他抬下了甲板。战斗仍在继续。到了1805年10月21日下午，十八艘敌军战舰宣告投降，其余的战舰都已全数撤退。其中有十一艘躲进了加的斯港，在西班牙海岸附近，又有四艘被英国舰队捕获。在“胜利号”的航海日志中有这样一段话：“局部战斗一直持续到四点半钟，总司令纳尔逊子爵收到捷报后，便因伤势过重而牺牲了。”

英军大获全胜，英国舰队在最杰出的指挥官的率领下，和他一样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这时，拿破仑将目光投向了其他战场。那年夏天，维尔纳夫未能冲出英吉利海峡，拿破仑便立即改变了计划。他决定对欧洲联盟发动攻击，此联盟是皮特采用外交手段和资金资助建立起来的，旨在对抗法国。1805年8月，位于布伦的军营宣告解散，法军踏上了前往多瑙河的漫长征程。

随后爆发的战役打破了皮特的期望和计划。在进行特拉法加战役的那个月里，奥地利将军马克在乌尔姆投降。奥军和俄军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败北，拿破仑又一次取得了胜利，而对于英国来说，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这时，英国首相接见了一位从印度回国的年轻将军。这位将军坦率地写下了自己对皮特的看法：“他性格的缺陷是过于乐观……他每次构想出一个计划，就认为它已经完成了。”做出这番苛刻但十分准确的评价的人将与法国国王的军队多次交战，他的名字叫作阿瑟·韦尔利斯，即后来的威灵顿公爵。

个人的痛苦使皮特的生活变得黯淡无光。下议院得到了议长关键性的一票，决定弹劾皮特的亲密同事和终身伙伴亨利·邓达斯，即梅尔维尔勋爵，控告他在海军部管理不善，他的某个属下私自挪用公款。发表决定性演讲攻击邓达斯的不是别人，正是威尔伯福斯。下议院的此番景象实在令人心碎，皮特眼含泪水地听着自己的好朋友威尔伯福斯攻击他的另一位挚友。做出弹劾的决定后，反对派纷纷围过去，想看看皮特会如何处理。但皮特在其支持者的簇拥下走出了下议院。奥斯特里茨战役的失败都没有将皮特打垮，而这次他的挚友所蒙受的耻辱却使他的身心遭到了致命一击。1806年1月，皮特与世长辞。威尔伯福斯给这位朋友写了一篇悼词：

他去世的时间和环境都特别令人动容。我实在想不起来有哪件事能使我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我从未见过有谁像他一样能理清最复杂的问题，并提出明确而全面的观点；能始终秉持大公无私的优良作风，不断追求真理；能做到如此宽宏大量，只要是国家的利益所需，他就会立即改变自己的方案，尽管他知道自己会因此受到控告；愿意倾听与自己意见相悖的所有看法，听取那些见解稍逊于他的人的建议；拥有纯朴的个性，诚实的美德，公正无私的品格和对祖国深沉的爱。

在吉尔德厅，皮特的纪念碑上刻着这样一段话：“在思想毒化使文明社会受到解体威胁的时代，他召集一群忠诚、理智且正直的人，捍卫了神圣的英国君主制。”这段碑文写得十分贴切。

第二十一章　法国皇帝

威廉·皮特的继任者决意发动战争，但在作战方面却不如他擅长。从1806年1月皮特去世到1809年威灵顿上台的这三年时间里，英国麻烦不断。在徒劳无益的远征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行动中，英国浪费了大量军力。它只在那不勒斯王国的迈达取得了一个小胜利。在那里，法军的猛烈攻势首次被顽强的英国步兵团击溃。阿瑟·韦尔斯利爵士在英国收到了关于这场战役的报告，心中更加清楚应该如何在战场上对付法军。但迈达并不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英国野心勃勃地计划在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建立永久据点，于是暂时占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终导致失去了宝贵的武装力量。多亏了舰队所做的努力，全世界的海上航线才得以保持畅通，欧洲的重要岛屿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才不至于落入拿破仑之手。

在1806年和1807年，以格伦维尔勋爵为首的“能人政府”实行了短暂的统治。这些能人大多来自辉格党，自1783年首次执政一直持续到1830年。辉格党二十多年来没有掌握实权，这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卑劣影响。他们的组织和纲领都在领导人无休止的争吵中无疾而终。十八世纪末九十年代初，他们主张进行议会改革，然而，再次爆发的欧洲冲突打破了这一希望。拿破仑的即位令他们没有机会有效地反对战争。他们之前一直都对政府的战略计划持反对态度，但采取的反对方式却是零散且无用的。如今，迫于爱尔兰问题的压力，他们希望解除对罗马天主教徒的一些限制。但他们失败了。陆军大臣威廉·温德姆起草了一份出色的军队改革计划。他主张实行短期服役，并增加军饷。为了解散地方民兵组织，他通过了《训练条例》，使服兵役成为普遍的义务，每次都会征收二十万名男子入伍。这是一次杰出的立法活动，但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温德姆进行得并不顺利。威尔伯福斯评价道：“他特别不擅长处理事情，即使在他自己提出的方案中，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详细的步骤。”福克斯废除奴隶贸易的举动巩固了政府的地位，这项措施被认为是英国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也是皮特一直回避的问题。这是福克斯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四十年来，他善良的品格和雄辩的才能鼓舞了辉格党。在整个议会生涯中，福克斯几乎一直都站在反对派这边。他的劲敌皮特去世九个月后，这位国务大臣也与世长辞了。

1807年，辉格党倒台了，取而代之的是由托利党各派组成的混合政府，其名义上的领袖是波特兰公爵。这个混合政府的目标是要尽可能地获得民众的拥护。在这方面，它做得非常成功。托利党中涌现出许多后起之秀，皮特在日常的政治活动中加强了对他们的训练。乔治·坎宁、斯宾塞·珀西瓦尔和卡斯尔雷子爵都在尽力夺取权力。当时的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陆军部的指挥以及坎宁与卡斯尔雷之间的个人恩怨上。这种不安定的局面促使政府抛弃了威廉·皮特的策略。积极参加欧洲的海陆战争成为了当时最紧要的事。

加快速度至关重要，因为拿破仑正在登上他人生的巅峰。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他击败了俄军和奥军，已经成为了尼德兰、意大利和莱茵河附近各州的统治者。

一年后，拿破仑在耶拿打败普鲁士，占领了整个国家。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法国的边防部队守卫着柏林和普鲁士的重要地区。俄国沙皇还在奋战，然而1807年6月，普鲁士军队在埃洛河畔战败。接着，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再次联盟。尼曼河的两岸分别聚集着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军队，两位皇帝在一艘木筏上相见并互相拥抱。他们不仅带来了和平，并且结成了同盟。亚历山大由于从英国那里得到的支持少之又少，便渐渐与之疏远，转而与拿破仑联盟。这两位统治者根据共同的利益制定了欧洲计划。亚历山大有时也会提出抗议。当他站在拿破仑身边检阅法国军队，看到老警卫队从面前走过时，发现许多老兵的身上都有伤疤和伤口，于是问内伊：“将他们弄伤的那些士兵在哪里呢？”内伊回答：“先生，他们已经死了。”

7月7日在提尔西特结成的法俄联盟使拿破仑的权势达到了巅峰。他统治着整个欧洲，奥地利的皇帝成了曲意逢迎的追随者，普鲁士的国王和美丽的王后在他面前卑躬屈膝，差一点被他囚禁。拿破仑的兄弟们在海牙、那不勒斯和威斯特伐利亚称王，他的继子以他的名义统治着意大利北部地区。西班牙效仿拿破仑的制度，相信局势不会变得更糟。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立即臣服于他，就连历来奉行中立的俄国也偏向了他那边。只有英国没有与他联盟，未能被他征服，两国关系依然紧张。英国固守着自己的领土，控制着海洋，在骄傲而固执的贵族阶级的统治下，愤怒、坚决而又冷静地独自面对庞大的联盟。一些焦虑不安的商人和厂家对英国设置的壁垒怨声载道，因为它损害了他们的物质利益。他们煽动辉格党的政治家反对壁垒，但政府是建立在土地而非贸易之上的，因此它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然而，英国后来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它蓬勃发展的工业。工业界也知道这一点，他们为战后的社会埋下了诸多隐患，他们不断制造麻烦，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然而当时爱国主义平息了一切，或者说几乎平息了一切。这个固执的国家破坏并阻碍了欧洲的统一，威胁到了法国的和平，拿破仑集中一切力量与它进行对抗。除了袭击商船之外，法军若冒险与英军在海上交战，必然会被击沉或者捕获。英国设置的壁垒使法兰西帝国和拿破仑的帝国仿佛被包裹在一块湿冷的布里。他们无法通商，没有咖啡和糖，与东方或美国失去了联系！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化解这个僵局。拿破仑原以为只要将整个欧洲掌控在自己手中，英国就会被迫与他建交。但是，英国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它靠发展海上贸易而变得日益强盛，它的统治阶级对职业拳击和猎狐的关注似乎和对世界危机的关注同样多。

两位皇帝在尼曼河的木筏上相见的重大消息传到了伦敦。一位英国特务报告称，拿破仑将根据之前安排好的计划夺取丹麦的舰队，获得波罗的海入口的控制权。这是为了与俄国联合起来入侵英国所做的准备。英国内阁做出了英明的决策，命令海军上将甘比尔立即率领二十艘战列舰进入波罗的海，迫使丹麦舰队投降，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在哥本哈根港进行了一场激战后，丹麦舰队宣告投降。英国这次对中立国发动进攻的行径激起了辉格党和文人强烈的反政府情绪。但事实证明英国及时采取行动是正确的，使用武力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英国舰队驶出领海两天后，拿破仑便告知丹麦驻巴黎大使，如果英国在大战中拒绝俄国的调停，丹麦就会被迫选择自己的立场。倘若英国政府没有迅速采取行动，法国则会占用丹麦海军几个星期。

在陆军部，卡斯尔雷正忙于重组正规军。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议会立即颁布了一项重要法案，从重新建立起来的地方民兵组织中抽出三万人，组成正规军团。法案还规定，招募四万四千人加入民兵组织，用于保卫国土。

拿破仑确立了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地位后，将目光投向了伊比利亚半岛。他的海军力量比较薄弱，于是他意识到，要想击败英国这个强劲的对手，就必须使用壁垒这一武器。必须严守海关，对从俄罗斯边界一直延伸至北欧和法国西部海岸的港口要严加看守，并封锁地中海直到达达尼尔海峡的海岸线，阻止英国的商品进入欧洲市场。拿破仑在柏林宣告了这一政策，这是在陆地上对海上势力进行的封锁。在法国军队和海关官员设置的漫长封锁线上，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伊比利亚半岛。要想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不仅要控制西班牙，还要控制英国的传统盟友葡萄牙，因为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是英国舰队重要的秘密基地。

因此，伊比利亚半岛成为了战略要地。英国大臣们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这个即将爆发战争的舞台上。拿破仑决定在英国舰队南下之前，在里斯本向西班牙军队发动袭击。外交部长坎宁展现出了年轻人的风采。一支英国舰队驶入塔霍河，与葡萄牙舰队会合，并将葡萄牙的王室、政府和上层人士转移到安全的巴西。几天后，朱诺元帅进入葡萄牙首都，随后拿破仑再向这个刚刚占领的国家宣战。

法国和英国开始了殊死搏斗。拿破仑对英国实行大陆经济封锁政策，英国政府对此进行了反击。它发布了一项枢密令，宣告对法国及其盟国的所有港口实行海上封锁，换句话说，几乎对整个欧洲进行了封锁。拿破仑的法令和英国的枢密令损害了中立国商船队的利益。这场贸易战对双方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欧洲的商业市场瘫痪了，各国在法国的控制下蠢蠢欲动。英国对中立国船只的干涉引发了英美两国关于航海自由的分歧，这场争端非常严重，只能靠战争来解决。

拿破仑并不满足于自己已获得的权力，总是想击溃英国和它那无形的封锁，并且决意要统治西班牙。拿破仑在巴约纳诱使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及其儿子费迪南德陷入了他的圈套，接着以枪毙作为威胁，迫使他们签署了退位的文件。西班牙成为了法兰西帝国的附属国，拿破仑将自己的弟弟约瑟夫送上了西班牙国王的宝座。这次的暴力行动取得了成功，他为此欣喜若狂。他在给康巴塞雷斯的书信中写道：“西班牙人民的意见要服从于我的意志，如今各地又恢复了平静。”1807年5月16日，他在给外交大臣塔列朗的信中写道：“西班牙问题进展顺利，很快就能得到彻底解决。”但是，应该为人类自由感到庆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当西班牙人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知道自己的国家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法国的附庸时，立即自发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反抗风暴。从5月24日到30日，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各个村庄，人们纷纷拿起武器前往省会或当地的行政中心，其实那些地方早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暴动。这个人口众多的古老民族在同一个信念的驱动下发起的大规模起义是前所未有的。在比斯开湾海岸坐落着一个小省阿斯图里亚斯，连绵的山峰将它与西班牙其他地区隔绝开来，因此它对其他省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该省人民赶走了法国统治者，占领了军火库并缴获十万支步枪，建立了独立的政府，在拿破仑的极盛时期对他宣战，还派遣使者前往英国请求联盟和支援。6月6日晚，使者在法尔茅斯登陆，海军部带他们与坎宁见面。坎宁明白，从那时起，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就开始了。从法国革命解放出来的、拿破仑曾训练并率领过的武装力量头一次用来对抗那些受宗教和爱国主义鼓舞的人民大众，而非一些国王或统治阶级。圣女贞德曾在法国宣扬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但根本无济于事。如今，西班牙将为欧洲树立榜样。

战争逐渐愈演愈烈。在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掠夺不止，暴行不断，而军队却对此采取宽容态度，居民也只能袖手旁观。如今在西班牙，法国军队在行军途中发现了他们的掉队士兵和伤员的尸体，许多都遭到了残忍的肢解，有的还有严刑拷打的痕迹。他们感到不寒而栗，意识到自己正在与极其可怕的敌人搏斗，这些敌人虽无力在正规战斗中取胜，但绝不会手下留情，也不会寻求宽恕。而且，这样的敌人遍布各处。7月，约瑟夫国王在马德里写了封信给拿破仑，他说：“迄今为止没有人说出实情。事实上，除了跟随我来到西班牙的几个人外，根本没有一个西班牙人支持我，他们都被同胞们团结一致的精神所震撼。”他还要求得到“大量军队和金钱”。拿破仑没有立即对西班牙的反动力量予以重视。他已经在欧洲征战十五年了，认为自己非常清楚这种事情及其意义。他自诩为救星，在欧洲的许多地区他确实是救星。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民族宁愿忍受本国的暴政，也不愿接受他国的合理统治。7月末，威胁到拿破仑整个权力体系的重大消息传到了杜伊勒里宫。

从科尔多瓦向马德里撤退的杜邦将军被困在了安达卢西亚省的贝伦，与敌军陷入了僵持阶段。在炎炎夏日中，他必须为了夺取饮水而战，但并没有成功，于是带着两万两千名法国士兵向西班牙叛军投降。这是自法国革命以来，欧洲发生的一件新鲜事。拿破仑感觉自己的战略计划遭到了致命一击。杜邦将军在布伦的投降迫使法军从马德里撤离，他们带着国王约瑟夫撤退到了东北方的埃布罗河。在同样起义不断的葡萄牙，朱诺将军不仅得不到绵延数百里却满怀敌意的地区的支持，还被处于英国控制下的海域所孤立，它能从海上发动进攻。拿破仑强烈地感觉到，整个欧洲和他的王位在受到冲击。此时此刻，他有足够的力量撤离西班牙，他的势力依然会十分强大，但他害怕从错误且危险的境地撤退。他必须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拿破仑原本以为，凭借他个人的努力就能掌控西班牙无能的政府，再耍个诡计，设个陷阱，不用耗费一兵一卒，也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将西班牙并入自己帝国的版图之中。然而，这个国家突然变成了他主要的军事难题。他决意要征服西班牙，于是将自己的王牌军从德意志调到了南方。他准备提前征用1809年的新兵来填补这个空缺，然后命令十六万新兵经过他的兵站陆续前往德意志和奥地利。他早就对奥地利人的态度感到担忧。那些老兵则穿过法国向西班牙进军，一路上都非常顺利。他们在法国经过每个小镇时，都会受到民众的盛情款待。百姓的热情友善使他们士气高涨，帝国光荣军队的阵仗也给百姓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此时英国采取了一个巧妙的行动。坎宁和他的同僚决定派一支军队前往伊比利亚半岛支援西班牙叛军。但由于加利西亚省和安达卢西亚省的执政团不愿意接受外国军队的帮助，于是这支军队被派往了葡萄牙。1808年7月，他们在里斯本北边的蒙德戈河畔登陆。这支英国小军队由三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组成。首批登陆军队的领袖是阿瑟·韦尔斯利爵士，他在印度与马拉塔人的战斗中功勋卓著，还曾在阿萨耶战役中取胜。他是印度总督的弟弟，是议会和托利党的一员。实际上，他那时的职位是爱尔兰总督的秘书长。他没有再等剩余部队，而是立刻投入战斗。在罗丽卡战役中，朱诺被打得落花流水。在维迈罗战役中，他遭受了更惨重的失败。法军的进攻被“一条红线”的预备火力击溃了，这种战术开始引起人们的主意。朱诺撤退到了里斯本。

在战争胜利之时，阿瑟·韦尔斯利爵士的地位被刚刚到来的哈里·伯拉德爵士所取代，当天，这位爵士又将领导权交给了休·达尔林普尔爵士。韦尔斯利希望夺取托雷斯维德拉斯关口，以切断朱诺的撤退路线，但这一计划被他的长官否决了。朱诺派克勒曼到英国军营进行谈判，提出如果英国将他送回法国，他的军队就会撤出葡萄牙。双方签署了《辛特拉协定》，英国小心谨慎地予以实施。朱诺带领两万六千名法国士兵乘坐英国船只在罗什福尔登陆。韦尔斯利对他的手下愤怒地说：“现在我们可以去打红腿鸡了。”放走朱诺的行为不出意料地引起了英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伦敦的军事法庭免除了三位指挥官的罪责，但只有一位后来重新任职。

他是一位关键人物：

阿瑟爵士和哈里爵士，

哈里爵士和休爵士，

公鸡报晓“喔喔喔”。

阿瑟爵士是善斗的公鸡，

而另外两个人，

只能报晓“喔喔喔”。

拿破仑打算把朱诺交给军事法庭审判，但由于英国人正在审判本国的将军，他宣称自己很高兴不用审判一位老朋友。历史证实了拜伦的诗句：“辛特拉！你的名字就是不列颠的心头刺。”

拿破仑派遣一支二十五万人的精英部队到达西班牙。当这支大部队在埃布罗河畔集合时，他组织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他将所有附属国和盟国的首领都召集在埃尔富特，三十八名统治者应邀前来。俄国沙皇到达时，拿破仑试图用自己的计划说服他，怂恿沙皇派军与法军联合进攻君士坦丁堡，之后沿着历史之路抵达印度。沙皇亚历山大仍然对拿破仑赞赏有加，向往着能与他共同征服世界。但拿破仑驻扎在奥得河畔的庞大军队又令其恼怒不已。塔列朗背叛了拿破仑的利益，偷偷说服沙皇与法国联合起来，而不是与法国皇帝结盟。这次阅兵式盛况空前，声势浩大，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互相亲吻。然而埃尔富特的聚会只是提尔西特法俄联盟的重演而已。

拿破仑在埃布罗河指挥军队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对西班牙执政团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后者率领着九万名未受训练但热情高涨的志愿军，因重获自由而产生了短暂的错觉。拿破仑向马德里进军，法国骑兵展开了无情的报复，西班牙军队节节败退。拿破仑的狂暴令他身边的随从惊讶不已。他总是命先头部队冲锋陷阵，在索莫谢拉战役中，他甚至不顾后果地让自己的护卫队攻击敌人的炮兵连。12月，他攻入了马德里，将篡夺来的西班牙王位给了一直随行的约瑟夫。但西班牙人民英勇无畏，他们在取得胜利的侵略者的军营周围展开了可怕的游击战。

一位优秀的英国将军代替了曾参与《辛特拉协定》签订的指挥官。这位将军就是约翰·摩尔爵士，他从里斯本出发，穿过萨拉曼卡到达巴利亚多利德。他被西班牙允诺的大力支援所诱惑，于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试图将西班牙的愿望变成现实。他采取的大胆行动切断或威胁到了所有法军的运输线，并立即阻止了法军在西班牙南部的行动和对葡萄牙的进攻。但拿破仑在马德里观望着，将他看作了一个猎物。1808年的圣诞节，拿破仑、内伊和苏尔特率领五万名士兵及老近卫军，前去拦截和消灭约翰·摩尔的军队。拿破仑和士兵们徒步翻越白雪皑皑的瓜达拉马山脉，行军速度非常之快。摩尔及时收到警报，动用海陆两军，放弃了连接葡萄牙的运输线，命令运输船到西班牙西北角的拉科鲁尼亚与他会面。这是一场赛跑，但是当法国的骑兵越过里奥塞科河时，他们又被英国的后卫骑兵赶了回去，一名骑兵将军也被英军俘虏了。而摩尔已经过了阿斯托尔加，离他的避难所只剩下一半的路程。

在阿斯托尔加，拿破仑坐在一座桥的栏杆上，读着从首都送来的急件。过了一会儿，他起身站在原地，陷入了沉思。接着，他叫来自己的旅行马车，并将追击英军的任务交给苏尔特，然后没有对手下作出任何解释就出发前往巴利亚多利德和巴黎。几个月前他就知道奥地利在集合军队，他一定预料到了奥地利即将宣战。但他回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的弟弟吕西安和他的继子尤金·博阿尔内提醒他，塔列朗和警察部长富歇在密谋暗算他。除此之外，拿破仑知道此时根本不可能拦截英军了。追击已经变成了没有意义的追逐，苏尔特和内伊完全能够胜任。

撤退的英军在崎岖不平且被积雪覆盖的山地里艰难前行，法军在后面穷追不舍。只要是有酒馆的地方，就能看到烂醉如泥的士兵，抢劫时有发生，落伍士兵因饥寒交迫而命悬一线，军队的金银箱也被扔下悬崖以阻挡法军的追捕。这些景象使英军显得狼狈不堪。但在卢戈，当摩尔回过头与法军交战时，他的部队表现得非常勇猛。苏尔特虽然占有优势，也不得不等了援军两天。就在此时，英军决定趁着夜色悄悄潜入拉科鲁尼亚，于1809年1月14日到达那里。然而港口空无一人，英国舰队和运输船由于逆风航行而耽误了行程。一场战役在所难免。16日，苏尔特以两万士兵攻击摩尔一万四千人的军队。他连连败退，甚至遭到了反击。当夜幕降临时，追击者已经损失惨重。但是，约翰·摩尔爵士和副指挥官大卫·贝尔德爵士都战死沙场。许多著名的诗歌散文都对摩尔的牺牲和葬礼进行了歌颂。

曾参加过战斗的内皮尔写道：

许多士兵将摩尔将军从他倒下的地方运送进城。他血流如注，伤势加重，但意志仍然十分坚定。身边的士兵从他镇定的神情判断其伤势并不足以致命，纷纷表示希望他能尽快痊愈。摩尔将军听了，盯着自己的伤口看了一会儿，说：“不，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他好几次让随从们停下来，帮他转过身去，好看看战场上的情况。当他从战火中推断英军在不断前进时，才感到满意，让担架兵继续前行。将他送到住所后，医生检查了他的伤势，但已经没救了。他的疼痛逐渐加重，连说话都变得异常困难。他隔一段时间就会问法军是否已经战败，还对他的老朋友安德森上校说：“你知道的，我一直都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死去。”他再一次问起敌军是否已被击溃，当得到肯定回答后，他说：“我们打败了法军，我感到非常的满足。”他的神情依然十分坚定，思维也很清晰。只是在说起他的母亲时，他显得有些激动。他询问着朋友和手下官兵们的安危，甚至在这种时候还不忘举荐那些值得晋升的人。他的体力极速下降，已经命悬一线。他似乎预见到在他死后会有许多卑鄙的诽谤者，于是凭借毫未削弱的意志力大声说道：“我希望英国人能得到满足，我希望祖国能为我讨回公道。”战争还未结束，他的尸体就被手下们用斗篷裹着，埋葬在拉科鲁尼亚的城堡里。敌人的炮声为他的葬礼增添了一份荣耀。苏尔特被他的英勇所折服，深表敬佩，为他建造了一座纪念碑。

摩尔的同胞们肯定会为他讨回公道。他凭借勇敢、计谋和运气粉碎了拿破仑在冬天发动的进攻，并将拿破仑及其精英部队引到了西班牙最无足轻重的地区。因此为伊比利亚半岛其他地区的行动提供了保护，争取了时间。他逃脱了拿破仑的猛烈攻势，像沃尔夫和纳尔逊一样，在取得胜利的时刻牺牲了。他的军队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再次撤到船上。自查塔姆时代之后，英国在军事方面每况愈下，他领导的这场战役重树了英国的军事威望。他还为被派到关键战场指挥欧洲军队的新领袖铺平了道路。

拿破仑回到巴黎后，那些背叛他的部下又效忠于他。他现在必须与奥地利交战。因此，他需要征集法国青少年。但是连年的战争已经使青少年所剩无几了，他的谋臣们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他将1810年征募的新兵召集入伍，强令各大家族把十六岁以上的男丁送入军事学校。他还召回了驻扎在西班牙的军队。此时已有二十四万名士兵入伍或在后方接受训练，于是他在4月进军奥地利。权威人士认为，1809年多瑙河战役的开始阶段称得上是军事才能的最佳典范。拿破仑发现他的元帅们缺乏沟通且秩序涣散，因此他到达前线后便向各个军团发布了命令。在所谓的“五日战役”——在坦恩、阿本斯贝格、兰茨胡特、埃克米尔和雷根斯堡进行的战役中，他开展了一场基调统一的战争。在每一个阶段，他都对属下的人员配置进行调整，每天都会取得新的胜利。他们冲破了奥地利漫长前线的中心，奥军的残余部队纷纷撤退，损失惨重。拿破仑率领军队第二次进入维也纳。

但他还未彻底消灭奥地利的军队。当他在阿斯佩恩艾斯林准备渡过多瑙河时，河水突然急涨，冲毁了桥梁，他差一点就败在了奥地利最优秀的指挥官查理大公手里。他在树木繁茂的洛鲍岛蹲守了六个星期，在此期间，他将法国所有能想到的地区的增援部队都召集了过来。同时，拿破仑名义上的盟友——俄国沙皇，正战战兢兢地要对他宣战。7月4日，他从洛鲍岛出发，在瓦格拉姆大战中强渡多瑙河。约四十万士兵在这个战场上作战，最后有四万人阵亡。整个欧洲为之震惊。沙皇亚历山大急忙表示祝贺，而奥地利再次臣服于征服者的刀剑之下。

第二十二章　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与拿破仑的垮台

英军乘船驶离拉科鲁尼亚之后，在西班牙就没有正规军来阻挡拿破仑的元帅们了。西班牙军队屡战屡败，只有无法消灭的游击队还在继续作战。1809年的头几个月里，法军又能在伊比利亚半岛自由活动了。苏尔特进入了葡萄牙，在波尔图安营扎寨。英军远征葡萄牙的留守部队仍然占领着里斯本，加上陆续前来增援的部队，总数达到了三万人。他们与同样数量的葡萄牙军队合并，由一位英国将军贝雷斯福德率领。这支联军足以拖延苏尔特的军队几个月。苏尔特在这几月里谋划着如何成为葡萄牙的国王，因而分了心。英国政府就下一步的计划进行了商讨，大家都各执己见。他们是应该继续将主要兵力留在伊比利亚半岛战斗，还是应该对尼德兰发动进攻呢？他们决定分散兵力，同时在两个地区作战。一支远征军奉命夺取位于斯凯尔特河口的荷兰岛屿沃尔克伦，然后占领安特卫普。事实证明这次兵力分散付出了很大代价，但似乎是一个十分可行的计划。当时，观察员们都不相信在遥远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会取得卓有成效的成功。但阿瑟·韦尔斯利并不这样认为，他于4月再次受命担任里斯本的指挥官。他将在伊比利亚半岛度过接下来的五年时光，然后经过法国首都凯旋，回到伦敦。

韦尔斯利放弃了他在议会的席位，并辞去了首席秘书的职务，在4月末到达里斯本。他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在波尔图对苏尔特发动攻击，一种是再次进入西班牙，与军团遍布伊比利亚半岛的众多法国元帅中的一位交战。他决定先消灭葡萄牙的敌军。他率领军队迅速秘密进军，到达杜罗河，一个师的兵力趁着夜色乘坐小船和驳船过了河，将城内的苏尔特军队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以微小的损失迫使苏尔特撤退到了北方的山区，因为往南撤退会遭到贝雷斯福德率领的葡萄牙军的阻挠。苏尔特被迫抛弃了他所有的大炮、伤员和大部分辎重。六天后，他带着秩序混乱、疲惫不堪的部队到达西班牙加利西亚省的奥伦塞。自从进入葡萄牙以来，他已经损失了六千多名士兵。密渡杜罗河、突袭波尔图和击溃苏尔特都是这位英国新将军谱写的辉煌篇章，为他后来的行动铺平了道路。

韦尔斯利决定沿着塔古斯河谷进入西班牙的中心地带，与奎斯塔率领的西班牙军队会合，然后与维克托元帅交战。苏尔特重新整顿和装备了自己的军队，前去与维克托会合，因为维克托能提供给他绝对优势。韦尔斯利在距离马德里西南部一百英里的塔拉韦拉，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士兵们都在忍饥挨饿。维克托元帅认为不必等苏尔特军队的到来，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发动攻击。1809年7月27日下午，双方开战。法军拥有五万兵力，韦尔斯利拥有两万英军和两万四千名西班牙军。但西班牙军虽然勇敢，却无法在正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强项在于骚扰战。交战的主力军是一万六千名英军和三万名法军。维克托于28日开始的猛烈进攻渐渐变得力不从心，用刺刀进行一番激烈厮杀后便败下阵来，损失惨重。下午，战斗出现危机。英国近卫军因击败了法军而兴奋不已，他们离开了阵地乘胜追击。

英军阵地的中心出现了缺口，法军的反攻令其阵脚大乱。但韦尔斯利已经把队列整齐、纪律严明的第四十八团带到了阵地，他们赶超了撤退的士兵，从侧面对法军发动攻击，扭转了局势。由第二十三轻龙骑兵团率领的勇猛骑兵杀入敌人的侧翼，损失了一半兵力。黄昏时分，维克托元帅接受了战败的现实，朝马德里撤退。这场战争的残酷程度从英军所遭受的损失来看便可见一斑。韦尔斯利的两万军队损失了近六千人，非死即伤。法军损失了七千五百人和二十门大炮。据称，西班牙军队损失了一千二百人。

韦尔斯利无力继续追击法军。第二天清晨，罗伯特·克劳弗德将军率领他的轻装旅赶了过来，这个旅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轻装师。他们在二十六小时内行军六十二英里，创造了步行兵的最快行军纪录。但韦尔斯利不能再依赖与西班牙盟军的合作了，因为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与敌军作战，而不听从他的指挥。他像之前的约翰·摩尔将军一样，冒了极大的风险，却只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取胜。他沿着塔古斯河顺利地撤回了葡萄牙。韦尔斯利为自己树立了骁勇善战、行事果断的将军形象，赢得了威望，英军的作战能力也给法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人感到少有的满足。阿瑟·韦尔斯利爵士被晋升为威灵顿子爵，虽然辉格党极力反对，他还是连续三年获得了每年两千英镑的抚恤金。纳尔逊不在了，皮特也不在了，但终于有人能代替他们的位置了。

国内的政治发展与前线将军的胜败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这段历史的显著特征。每一次战败都会导致伦敦内阁大臣们的个人关系出现危机。《辛特拉协定》的耻辱加深了坎宁和卡斯尔雷对彼此的敌意和厌恶。前者一直希望罢免所有与该协定有关联的将军，后者则对韦尔斯利兄弟的政治和军事前途饶有兴趣。

幸运的是，卡斯尔雷获得了更多支持。如今这两位大臣在威胁到远征沃尔克伦行动的重大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外交大臣与陆军大臣的职能存在分工不明和重叠的弊端，这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挂名的政府首相波特兰公爵健康堪忧，两位年轻政客为争夺首相之位展开了更激烈的竞争。他们进行了一场决斗，坎宁因此而受伤。后来他们两人都辞去了职务，波特兰爵士也辞了职。财政大臣斯宾塞·珀西瓦尔接管了政府。他为人谦逊，但十分雄辩，领导作战又非常果敢。威灵顿在西班牙的活动得到了新政府的支持。珀西瓦尔任命韦尔斯利侯爵为外交大臣，因为他在内阁始终十分拥护珀西瓦尔的弟弟。新任陆军大臣利物浦勋爵也受到了重用。新政府尽力满足威灵顿的需要，但面对下议院的辉格党反对派和托利党反叛者，他们不断因为一些小问题而受到阻碍。1810年，国王的疯病再次发作，引发了一场新的危机。珀西瓦尔巧妙地避免了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威尔士亲王乔治成为摄政王，但他并没有像辉格党人所期望的那样，任用他们这些故友。摄政王决定信赖他父亲的大臣，这一做法给他带来了荣誉。珀西瓦尔勤俭执政，保证了军队的供给。他在位的三年时间里，政府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

这些年是对威灵顿的考验。他指挥着英国在欧洲仅存的一支军队，战败对英国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爱国者来说将是灾难性的打击，还会使大量法国军队得以增援拿破仑在其他地区的冒险活动。我们可以设想，要不是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不断消耗拿破仑的兵力，这位皇帝将会取得多少胜利，甚至还有可能在俄国取胜。这一切都引起了威灵顿的注意，但当时他必须小心谨慎。他冷冰冰地写道：“因为这是英国仅剩的一支军队，我们必须保护好它。”自法国革命以来，英军多次在欧洲大陆上安营扎寨，但都没能坚持很长时间。法军总是竭尽全力将英军赶到海上。1810年，他们集中兵力，准备发动新一轮进攻。威灵顿下定了决心，绝对不轻易撤退。前一年，他整个冬天都在完善里斯本附近托雷斯维德拉斯高地的一系列防线。这将成为他最后的堡垒，他逐渐向这些防线撤退。

拿破仑最优秀的元帅马塞纳率领着法军的葡萄牙兵团。他粉碎了西班牙的抵抗后，带着八万士兵越过边界。英军兵力达两万五千人，他们的葡萄牙盟军也不相上下。9月，双方在布萨克进行激战，六万法军对五万盟军，盟军中只有一半是英国人。但葡萄牙军队训练有素，法军损失惨重，而威灵顿还在继续撤退。突然，法军的先头部队停了下来，他们的前面就是坚不可摧的托雷斯维德拉斯防线，由战无不胜的英军守卫，周围是有意制造的无人区。马塞纳预见到接下来几个月将忍饥挨饿，前景黯淡，不可能成功发动进攻。这是整场战役的转折点。法军停止进军，建立冬季营地。威灵顿在他们的附近观望，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决定“让他们陷入困境，然后将其赶出葡萄牙”。他的话得到了验证。第二年春天，马塞纳放弃了，他撤退到西班牙，留下一万七千具尸体和八万俘虏。

葡萄牙解放了，威灵顿的胜利巩固了政府在国内的地位。然而，在伦敦和里斯本的欢呼声中夹杂着一些不耐烦。威灵顿遭到了严厉的指责，即使在他自己的军队里也备受批评，他们都不理解他循序渐进的战略。威灵顿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他，他保留着自己的想法。他决定在冒险深入西班牙之前，要在后方建立一个辽阔的根据地和可靠的运输线。他必须掌握巴达霍斯和罗德里戈城两个边界堡垒，因为它们守卫着通往马德里的道路。两支法军与他相遇了，马塞纳在莱昂省的北方前线作战，后来由马尔蒙指挥。苏尔特在安达卢西亚的南部作战。他们与西班牙其他地区的法军元帅们指挥着二十五万名士兵，其中与威灵顿交战的大约有十万人。连续的游击战使他们大大受阻，他们不能再依靠法军在欧洲各地一直实行的以战养战政策了。他们内部争吵不断，还不停地收到拿破仑从巴黎发来的充满怒气的命令，且这些命令都只是基于想象而非事实。拿破仑凭借自己的才能努力解决着大陆帝国面临的难题，因此无法指挥遥远且残酷的西班牙战争。

威灵顿估量了自己的任务之重。1811年，一场运动战在西班牙边界展开，阻止他前进的两支法军分别在富恩特多诺罗和阿尔布埃拉与他交战，都战败了。这两次战役都十分激烈。关于罗德里戈城西部的富恩特多诺罗战役，威灵顿承认：“如果波拿巴在那里的话，我们可能会战败。”然而拿破仑并不在那里，他正忙于外交活动和准备其他地区的战争。除此之外，他刚刚隆重地举行了第二次婚礼。这个科西嘉新娘是显赫的哈布斯堡皇室的女儿玛丽亚·路易莎公主，她为拿破仑生了一个他梦寐以求的儿子和继承人，却并未给他带来幸福。

由威灵顿的副指挥官贝雷斯福德指挥的富恩特多诺罗战役和阿尔布埃拉战役都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英军依然是战场上的主导。威灵顿在给利物浦勋爵的信中写道：“我们确实改变了西班牙的战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成了攻方。”这是一种典型的保守说法。事实上，威灵顿早就在计划把法军赶回到比利牛斯山脉，并将战火带到法国境内。1812年1月，他终于在冰天雪地中占领了罗德里戈城。四个月后，巴达霍斯在一场残忍的袭击中陷落。威灵顿的军队伤亡惨重，但打开了西班牙的缺口，使他们得以倾巢而入。威灵顿和马尔蒙相互对峙，都在等待对方出现错误。结果马尔蒙犯了错，威灵顿在萨拉曼卡取得了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进攻的第一次胜利。国王约瑟夫·波拿巴逃离了马德里，英军在钟声和欢呼声中占领了西班牙首都。然而还有苏尔特的军队没有消灭。这位从南方过来的法国元帅绕到了威灵顿的侧边。他的军队人数是英军的两倍，而且他十分小心谨慎，不给敌军任何进攻的机会。威灵顿再次撤退到了葡萄牙边界。在这一年的战斗中，他摧毁了一支法国军队，还使整个西班牙南部地区从法国手中解放了出来。但同时从东部地区过来的巨大阴影笼罩着拿破仑帝国，当时正是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那个冬天。

1812年，拿破仑整个春天都在召集兵力，其规模之大在欧洲前所未有。夏天来临时，他将自己领土上的所有军队都向东方转移，因为在过去的两年中，他与俄国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僵化了。俄国沙皇渐渐相信，只要法国皇帝主导着局势，欧洲就不可能得到安宁。在提尔西特度过的愉快时光已被淡忘，在尼曼河的木筏上称兄道弟的两位皇帝如今反目成仇。拿破仑决定先发制人，对其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虽然他手下的将军和大臣们都不太情愿且心怀不安，但法国的军人们却异常兴奋。他们都在计划发动一场比以往任何战役的规模都要大，比亚历山大大帝的行动更加大胆，可能会征服全亚洲的战争。拿破仑在维斯杜拉河对岸聚集了一支约五十万人的军队。他的继子尤金总督率领五万意大利军从意大利赶来，荷兰、丹麦和莱茵河畔各州都派来了自己的军队。奥地利和普鲁士作为拿破仑的忠实盟友，各派了三万士兵前往战场。饱受战争之苦的欧洲这些年虽然战争不断，但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的阵仗。这些向东进军的军队中，仅仅只有二十万法国人，他们在拿破仑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了进攻的先锋部队。因此，这场大战达到了高潮。

许多人都警告过拿破仑，在俄国作战困难重重，但他并没有理会他们的建议。他为这场战役配备的运输工具和给养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充足的，但事实证明还是不够。1812年6月，他渡过尼曼河，径直朝东向五百英里外的莫斯科进军。与他交战的是俄国的两支主力部队，总数为二十万人。他的计划是将他们各个击破，然后夺取古老的俄国首都。他自信满满，认为沙皇到时肯定会求和。欧洲处于同样境地的其他国家都很快投降了。但俄国是一个例外。在重要的6月份，俄国驻伦敦的大使作了一番极其准确的预言，它反映了沙皇和他的谋臣们的期望。这位大使写道：“我们可以通过顽强的抵抗和撤退取得胜利，如果敌军开始追击我军，那他们就输定了。因为他们离开给养根据地越远，进入没有运输工具和军粮的乡村，既要忍受饥饿，又被哥萨克军队包围，那他们的处境就会越危险。他们最终会被寒冷的冬天所打败，寒冬一直都是我们最忠实的盟友。”防守、撤退和寒冬——这些就是俄国最高指挥部所依赖的武器。拿破仑曾研究过伟大的瑞典国王与俄国进行的惊人战役，他读后认为自己从中受益良多。二十世纪，另一位更无情的独裁者也对拿破仑的错误进行了研究，他也认为自己从中学到了很多。但俄国使他们两个都幡然醒悟。

俄国军队避开拿破仑设的陷阱开始撤退，并毁掉了法军必经的村庄。在首都以西约六十英里的博罗季诺，俄军回头迎战。在这场十九世纪最血腥的战役中，库图佐夫将军给了拿破仑沉重的一击。交战双方各有十二万人，最后都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库图佐夫再次撤退，莫斯科落入法国手中。但俄国拒绝议和。随着冬天的临近，拿破仑意识到，在不知是意外还是有意烧毁的莫斯科，他饥肠辘辘的军队很难维持下去。除了在冰天雪地中撤退，他别无他法，这是历史上最著名也是最艰难的一次撤退。寒冬使拿破仑的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法军虽然进行了英勇无比的后卫战，但还是大大消耗了残余部队的力量。在进军俄国的大军中，只有零零散散的两万人回到了华沙。据说内伊将军是最后一个撤出俄国的法国人。

12月5日，拿破仑在俄国边界抛弃了他的残余部队，乘雪橇出发前往巴黎，留下他的元帅善后。他自己并不认输，仍然相信自己的运气。虽然他没能将自己帝国的疆土扩伸至东方，但在西方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他将竭尽全力组建新的军队，然后卷土重来。1813年春天，他再次投身战场。他的军队中有一半是未经训练的新兵，法国也不再支持他作战。他手下的部队都是勉强支持他的，甚至元帅们都开始动摇了。德意志在他势力渐微之时崛起了。法军散布的民族主义精神迅速传播开来，对这位欧洲之主造成了很大影响。在英国的财政支持下，许多联盟纷纷建立起来。拿破仑得到了实现和平的机会，但他认为，在战争中自己的天赋能改写命运，于是拒绝了。他那些摇摆不定的盟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由法国的贝纳多特元帅统治的瑞典以及普鲁士、奥地利，甚至他自己的附属国萨克森和巴伐利亚都弃他而去。沙皇决意要向莱茵河进军，长期臣服于法国的中欧也加入了俄军的队伍。双方在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展开了一系列激战。最后在10月份进行的为期三天的莱比锡战役中，拿破仑的所有敌人都朝他逼过来。双方兵力都接近五十万。在这场“万国会战”中，拿破仑遭受惨败，只能向西撤退到法国边界。自1793年以来，盟军首次聚集在敌人的边界。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帝国冒险活动即将落下帷幕。

威灵顿在南方前线取得的成就超出了人们的期望。1813年5月，他从边界的堡垒出发时，挥舞着自己的三角帽高声喊道：“永别了，葡萄牙！我不会再与你相见了。”他确实没有再去过葡萄牙了。他再次将国王约瑟夫·波拿巴赶出了马德里，消灭了西班牙整个北部地区的敌军，并把撤退的法军赶到了古老的纳瓦拉山国。6月21日，他在维多利亚战役中战胜了儒尔当元帅，将他的部队赶过了比利牛斯山脉。这个胜利的消息使沙皇和萨克森的欧洲盟军都大受鼓舞。相比聚集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的军队，参加维多利亚战役的兵力只比他们的十分之一多一点，然而战果却十分显著。除了加泰罗尼亚之外，西班牙已完全从法国手中解放了出来。人们用俄语唱着赞美颂来庆祝英军的胜利，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威灵顿坚持不懈地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正如他所说，他要削弱“扰乱欧洲的罪魁祸首的势力和影响”。到了1814年春天，他踏上了法国的国土，占领了波尔多。4月初，他在图卢兹击败了他的宿敌苏尔特。

拿破仑的末日已经到来。南方的前线已被粉碎，东边的普鲁士人、俄国人和奥地利人正在向法国的中心逼近。拿破仑从来没有像在1814年的短暂战役中有那么杰出的表现。2月，他在蒙米雷伊和蒙特罗击败了盟军。在敌对双方的前线之间流淌的河流从来就不是安全的屏障。在这场战役中，拿破仑却充分利用了与前进方向平行的河流进行防御。他的战术是军事艺术的一个模范，他渡过埃纳河和马恩河，迫使占有优势的敌军仓皇而逃。但欧洲的联合军队对他来说太过强大了。而且法国反对其统治的武装力量公然向他发动起义。密谋已久的富歇和塔列朗如今意识到，只有推翻皇帝的统治，法国才能得救。3月末，驻守巴黎的马尔蒙元帅投降，交出了首都。4月3日，拿破仑宣布退位，隐居厄尔巴岛。历时多年且残酷无情的战争浪潮终于退却。在维也纳会议上，各国为争取和平，为外交斗争做着准备。

卡斯尔雷代表英国参加维也纳会议。1812年，英国首相珀西瓦尔在下议院的大厅中被一个疯子击毙了。他的同僚利物浦勋爵接管政府，执政十五年。卡斯尔雷再次担任外交大臣，他一直坚守着这一职位直到去世。这些年的战时政府在辉格党的历史学家笔下显得十分不堪。然而珀西瓦尔、利物浦、坎宁和卡斯尔雷凭借勇气和才智承担着治理国家的重担。卡斯尔雷如今将在重建欧洲的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构建公正体面的和平局面中，他的意见最为重要。1814年3月，他已经与主要的盟国协商签订了《肖蒙条约》，这一条约为未来的和平安定奠定了基础。卡斯尔雷主张“力量均衡”，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很不得人心。从那以后我们才意识到，当大权集中在两三个国家手中时，就需要一种平衡。在卡斯尔雷时代，欧洲有五个强国，他的目标是协调他们的利益。让他们保持协调一致是不太可能的，但至少可以调解国际矛盾，不至于导致战争。

在维也纳，与卡斯尔雷共事的主要有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和法国的发言人塔列朗。梅特涅是十八世纪旧政权坚定的拥护者，他希望能将历史的时钟拨回到法国革命前的那段时期。当他后来失去权力时，他骄傲地宣称自己一直是“秩序的基石”。趋炎附势的塔列朗先是为法国革命效力，接着效忠于拿破仑，现在又为波旁王朝卖力。他的目标是竭尽全力将法国从帝国冒险活动的废墟中拯救出来。与他们相比，卡斯尔雷具有公正无私的优点。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法国政府的组建。拿破仑已经离开了，那谁能代替他呢？塔列朗说服各盟国恢复波旁王朝，把被处死的国王的弟弟路易十八推上了王位。历经革命的荣耀和拿破仑的胜利后，就连保皇党人夏多布里昂的笔锋都不能为黯然失色的君主制增添声誉和威望。然而，至少路易十八代表着一种传统，代表着法国政治信仰的一小部分，尤其是代表着和平。他是一个温和谦让的人，多年的流亡生活并未使他失去希望。人们默默接受了过去二十五年里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拿破仑建立的政府体系由他的继承者们继续执行，并增加了一些新东西，如部分出版自由和处于开始阶段的议会制。

战胜国对战败的敌人表现出了明智的温和态度：没有赔款，没有被盟军占领，甚至没有要求归还那些从欧洲美术馆抢走的艺术珍宝。法国交出了拿破仑占领的外国领土，但它依然保持着领土完整，并且路易十八统治时期的领土面积比路易十六时期还稍微大些。对法国采取温和态度的原因并不难理解。瓦解法国会使欧洲某个国家的势力大大增加，而且会点燃所有法国人心中复仇的火焰。

英国主要关心的是殖民地问题。许多被掠夺的领土已归还原主，然而，在维也纳会议上签署的《巴黎和约》标志着进入了建立新帝国的另一阶段，这个新帝国取代了失去的美洲殖民地。除了毛里求斯、多巴哥岛和圣卢西亚之外，被掠夺的法国殖民地都归还给了法国。荷兰重新获得了它在东印度群岛的属地。斯坦福德·拉弗尔斯爵士曾非常成功地统治着富饶的爪哇岛，如今却眼睁睁地看着这块英国的战利品物归原主。几年后，他建立了一个贸易站，也就是现在的新加坡城。英国以三百万英镑的价格从荷兰买下了圭亚那地区的一部分。然而，英国政府最关心的是那些能作为船只停靠港，具有战略价值的属地。因此，它坚守着马耳他岛和往印度的要冲好望角。因这块南非属地而引发的动荡局面即将展开。荷兰的殖民地锡兰仍被英国占领，丹麦的赫尔戈兰岛是打破大陆封锁体系以及向德意志走私货物的绝佳基地。这些属地都是分散零碎的，但将它们合在一起，就代表着帝国的强大力量。

在欧洲，各国的当务之急是在法国周围画一条防疫封锁线，防止中欧受到革命的影响和侵害。在北欧，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荷兰和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形成了一个岌岌可危、动荡不安的联盟——尼德兰王国，这个联盟只维持到1830年。在英国政府的提议下，莱茵兰被划分给了普鲁士。在南欧，撒丁岛的国王重获了皮埃蒙特和萨伏伊，还得到了古老的热那亚共和国。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奥地利的权威无可争辩。伦巴第、威尼西亚、的里雅斯特和达尔马提亚都直接由奥地利统治，奥地利大公统治着佛罗伦萨和摩德纳。帕尔马公国被划给了玛丽亚·路易莎皇后，这并不是因为她是拿破仑的妻子，而是因为她是哈布斯堡皇室的成员。按照规定，他的儿子不能继承她的王位。拥有波拿巴家族血脉的人都不能登上王位。在那不勒斯，缪拉元帅暂时占领着他抢来的王国，但并未维持很长时间。不久，波旁王朝复辟，奥地利对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关于西欧就介绍到这里。根本的问题在东欧。俄国觊觎波兰，普鲁士对萨克森虎视眈眈。如果将问题留给他们自己去解决，那么他们都会接受对方的要求，但法国和奥地利绝对不会同意。卡斯尔雷反对这样解决争端，因为他担心俄国扩张，就像梅特涅担心普鲁士扩张一样。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结成了联盟，旨在抵制俄国和普鲁士的不良企图，必要时甚至会发动战争。战争并未爆发。俄国满足于吞并波兰的大部分领土，沙皇声称会尊重波兰的权利和自由，但他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普鲁士得到了萨克森五分之二的地区和莱茵兰，但依旧心存不满。这一协议达成得很及时。当维也纳会议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欧洲的政客们正在重划疆域时，拿破仑在他刚撤退的厄尔巴岛上暗自谋划着。欧洲各国的争端还远未解决，拿破仑便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第二十三章　华盛顿、亚当斯和杰弗逊

欧洲政治中混乱不堪的复杂问题也出现在了美国，关于法国革命的辩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只要是支持杰弗逊主张的地方，就会涌现出许多以法国革命为榜样的相应组织，而联邦党人的报刊猛烈抨击新世界的雅各宾党人，并像伯克在英国那样，谴责他们是社会的破坏者。

美国人的商业利益一受到影响，争论就变得愈发变本加厉且脱离理论。当美国的商船和货物遭到法国和英国的袭击和掠夺时，美国人民怒不可遏。两大党派都要求开战——联邦党人要求对法国宣战，杰弗逊派要求对英国宣战。华盛顿总统决意维护这个尚在襁褓的共和国的和平。法国革命党人的使者热内的怪诞行为使华盛顿的任务进行得比较顺利，他发现美国政府不愿意维护1778年结成的法美联盟，于是干涉美国政治，试图集合军队，将他的政治盟友们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1793年8月，华盛顿要求法国召回热内。但他知道法国到处充斥着死亡威胁，于是非常明智地与一位有权继承遗产的美国女人结了婚，安安心心地在新大陆定居下来。

华盛顿深得民心，是他阐明了传统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1793年4月，他在著名的中立宣言中宣称“美国倾向于与各交战国建立中立友好的关系”。美国公民若违反这一原则，就会被联邦法院起诉。但由于美国和英国之间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汉密尔顿的联邦党致力于维持与英国友好的贸易关系。伦敦的银行家为新英格兰的海外贸易提供了大量资金帮助。英法两国的海外贸易给东部各州的船主带来了巨大收益，他们强烈反对与法国联合作战的建议。边境地区的农民和拓荒者却不这么认为。对他们来说，英国是敌人，因为它没有遵守1783年的条约撤出位于加拿大边界的堡垒，还将皮毛贸易发展到南方，煽动印第安人反对美国定居者，从侧翼威胁他们向西扩张的活动。而英国人则怨恨美国政府未偿还自法国革命之前拖欠的巨额债务。同时，英国声称美国的海运有利于法国，于是以此为借口对其进行干涉，这一行为在美国各地引发了公众舆论。

华盛顿认为必须改进和解决英美两国的关系，因此他于1794年任命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约翰·杰伊作为特使出使伦敦。英国政府对最近进行反叛活动的美国人表现得并不友好。他们知道美国的军事力量薄弱，华盛顿需要汉密尔顿政党的支持。而且，由于杰伊在谈判中表现欠佳，英国从中获利颇多。双方起草了一个条约，英国没有对美国做出多少让步。英国人撤出了边境堡垒，因此美国拓荒者可以很顺利地向西扩张，但英国并没有对未来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做出保证。英国赔偿了美国船只在公海受到的损失，但它拒绝解除封锁，也不放弃夺取开往法国和其盟国的船只和货物的权利。对于强行征召美国海员到皇家海军服役的行为，英国没有提出任何令人满意的补偿方案。更糟的是，杰伊被迫在拖欠英国债务的问题上妥协，美国必须赔偿英国债权人的大量损失。

此条约对联邦党造成的影响是最具破坏性的。西部各州因条约未对加拿大边境事务做出妥善安排而义愤填膺。南部地区的人民则因债务条款而遭受严重损失。这一条约揭示和暴露了英国外交的优越性和美国新政府的软弱性。不信任的情绪又开始在美国上下蔓延，英美两国之间也埋下了战争的种子。

华盛顿的第二次任期到1797年春天期满，他迫不及待地筹备着退居芒特弗农的生活。他任职的最后一段时间深受联邦党反对者集中攻击的困扰，也因准备下届总统大选的喧嚣而心烦意乱。华盛顿和他的同伴对不断激化的党派纷争感到十分惊讶和不安。他们坚持认为，只有权力均衡、包容一切的政府才能最好地反映全国人民的不同利益。应该始终由两大政党争权夺利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是陌生且不能接受的。只有早已辞职的杰弗逊对各党应发挥的作用有比较清晰的见解。他发现应该将派系之争引导到宽阔的洪流之中，在国内成立有组织的反对派，作为可能组建政府的力量，这样做对美国是有利的。但华盛顿在九月发表的告别演说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派系之争是最危险的。这个文件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件之一，它极具说服力地恳请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警告人们防止受到“党派之争的有害影响”。它还阐述了未来美国的孤立政策。“欧洲有许多与我们无关或关系甚微的根本利益，因此它肯定会卷入无休止的冲突之中，造成冲突的原因本质上与我们无关。人为地将我们自己置于欧洲通常的政局变幻，或者卷入与其盟友或敌人的冲突中是不明智的。我们占据着超然的地位，且与欧洲距离遥远，所以我们应该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避免与其他国家建立永久的联盟……通过组建适当的军队，时刻注意使自己保持受尊敬的防御姿态，我们就能安心地信任暂时的联盟能应对特殊的突发事件。”

乔治·华盛顿拥有历史上最荣耀的头衔，他被尊称为“美国之父”。几乎仅凭着他在独立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顽强坚毅，美国殖民地才形成了一致的目标。他在战争胜利后所做的贡献也同样伟大。在担任第一任总统期间，他坚定的态度和以身作则的品质限制了派系之间激烈的冲突，并使国家分裂推迟了六十年。他的品格和影响力防止了美国人民出现反对英国或法国的危险倾向。他使自己的职责具有无上的尊严，用才智鼓舞了手下的政府官员。他在位时，联邦政府得以顺利组织起来，还建立了国家信用机构，制定了外交政策，这一切都归功于他的努力。他拒绝第三次担任总统，为美国政界设立了一个传统，即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这一传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打破。

两年来，华盛顿在波多马克河畔的乡村邸宅过着宁静悠闲的生活，正如他期望已久的那样，经常骑着马在他的种植园周围溜达。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天，大雪纷飞，他卧病在床。1799年12月14日晚，他对身边的医生低声说道：“医生，我很难断气，但我并不怕死。”说完不久他便去世了。

约翰·亚当斯继任美国总统，他是由联邦党提名的。他担心发生动荡和骚乱，且对民主持不信任的态度，这浇灭了他的革命热情，使他成为了汉密尔顿的支持者。他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是一个思想家而非政治家，是一个学者而非领导者。虽然他为了组建强大的政府和保护财产而同意汉密尔顿的主张，但他反对使用联邦机器来获取某种经济利益，而且他绝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联邦党人。他的判断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他缺乏游说技巧。他不擅长于处理人员调配问题，因此声望受到了影响。然而他依旧是美国政客中最优秀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在外交事务中，一场新的危机即将到来。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削弱了美国人对其第一个盟友——法国的崇高敬意。他们越来越担心法国会从西班牙手中得到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和佛罗里达殖民地。那么，一个强盛且野心勃勃的欧洲国家就会取代一个弱国，成为横亘在企图对外扩张的美国和墨西哥湾之间的一道障碍。还有消息称，法国人在加拿大讲法语的居民中大肆开展宣传活动。这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联邦党人最后一次超越了他们的对手。全国掀起了战争狂潮，他们抓住机会推行立法，规定政府有极大的权利对付外国人。1789年颁布的《归化法》将外国人取得美国国籍的资格从居住五年延长到十四年，《客籍法》规定总统有权根据法令将外国人驱逐出美国。《惩治叛乱法》则更加尖锐，它实际上对报纸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并将矛头对准了反对派的报纸。这些法案引发了激烈的宪法冲突。汉密尔顿劝告他的同僚说：“我们不要施行暴政，强盛与暴力是有本质区别的。”但这番话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杰弗逊下定决心迎接挑战，他起草了决议，主张各州有权复审国会法案，取缔任何违反宪法的措施，此决议在肯塔基和弗吉尼亚都获得通过。这个重大的原则从此在美国历史上得到了重视，这些于1798年制定的决议成为了后来“各州权利”的依据。

联邦党人对个人自由的攻击是他们开始垮台的标志。几年前从财政部辞职的汉密尔顿认为，促使美国与法国交战，他就能重新掌权。他想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企图与英国联手瓜分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殖民地。他拟定了一个绝妙的战略方案，打算自己亲自率领美军向南进军，到达密西西比河的河口。但总统使他的这些希望破灭了。亚当斯不热爱人民群众，也憎恨财阀统治和军国主义。1799年以前，他从未表现出对联邦党人的反对情绪，但现在他意识到战争已经逼近了。作为总统，他在外交事务方面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他能够迅速采取行动。他突然宣布派遣使者前往法国。1800年10月1日，美国代表团在巴黎与法国签订了一项贸易条约。就在同一天，法国秘密地从西班牙手中买下了路易斯安那。

亚当斯的任期即将结束，进行总统大选的时候到了。由于双方内部都出现了分歧，此次大选的过程十分复杂。联邦党人还在因亚当斯阻止其与法国交战而耿耿于怀。然而他是联邦党候选人中唯一有希望当选的人，所以他还是获得了提名。可是党内实权依旧掌握在汉密尔顿手中，他心怀怨恨，因此想方设法地阻碍亚当斯。

共和党的候选人是杰弗逊，纽约的腐败政治家艾伦·伯尔则竞选副总统的职位。那个时候，美国宪法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得票最多的人当选为总统，票数第二的人成为副总统。后来这一规定很快得到了修改。因此，总统和副总统分属不同的政党是完全有可能的。杰弗逊和伯尔都打败了亚当斯，但他们获得了相同的票数。两人都丝毫不肯退让。当这个僵局交由众议院来决定时，伯尔试图打倒他的上司杰弗逊。此时汉密尔顿的介入打消了他的念头。在美国，地方政治通常能激起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怨恨之意，其造成的影响往往比联邦事务还要大。汉密尔顿和伯尔在纽约争权夺利，一想到伯尔当选总统，汉密尔顿就觉得难以忍受，因此他在众议院利用自己的权势支持杰弗逊。由于时来运转，汉密尔顿的这位宿敌成为了美国的第三任总统，势力的中心也再次从马萨诸塞州转移到了弗吉尼亚州。但绝不能夸大托马斯·杰弗逊执政的意义。以约翰·马歇尔为首的最高法院依然是联邦政府权利和权威的积极且公正的捍卫者和拥护者。杰弗逊本人虽然是真诚的农业民主派，但他既不会不切实际，也不会感情用事，国内发生的各种事情很快迫使他遵从前两任总统的原则和方法。

1801年3月4日，杰弗逊就任总统，此时，建立时间并不长的美国已经获得了迅速发展，而且仍在继续发展。自发表《独立宣言》以来的二十五年里，美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五百五十万。三个新的内陆州建立起来，加入到了美利坚合众国，它们分别是北方的弗蒙特州以及中南部的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封锁向西迁徙路线的印第安人联盟被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土地被分割成几个地区，这些地区成为了美国的几个州。这个国家正在试图冲出大西洋海岸，努力向外扩张。它的海上贸易是经过迅速发展的波士顿港和巴尔的摩港，尤其是经过纽约港，绕过合恩角，将货物运送到中国，或东渡海洋运送到欧洲各国。费城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但它作为合众国中心的地位正在渐渐消失。它已经不再是首都了。杰弗逊是在新建立的城市——华盛顿就职的第一位总统，这座城市的兴建计划已经拟定了。那时，国会的所在地国会大厦还只修建了一个侧厅，白宫也还未完工，只有一些便捷酒店和供参议员和国会议员落脚的房舍，此外就都是沼泽地和荒地了。面对这个尚未开发的首都，杰弗逊并没有知难而退。想到一个美好的城市有一天会建立起来，他就充满了希望。而且做一个开拓者也适合他勤俭朴素的习惯。

总统对世界冲突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杰弗逊代表的农民依靠欧洲市场赖以生存，西部各州和地区需要畅通无阻地将他们的产品沿着密西西比河运送到墨西哥湾。密西西比河河口有一个新奥尔良港，它当时仍然归西班牙所有。关于法国秘密购买路易斯安那的传闻慢慢传播开来，不久便得到了证实。拿破仑派遣一支远征队前往法国殖民地海地，镇压杜桑·卢维蒂尔领导的黑人起义。完成这一任务后，这支远征队将以法国政府的名义占领路易斯安那。当《亚眠和约》使欧洲处于不稳定的和平中时，训练有素的法国军队再次到达北美大陆附近，似乎很快就会登陆。这就像十八世纪法国给加拿大造成的威胁一样，促使英语国家团结起来。杰弗逊在写给驻法美国大使的信中写道：“当法国占领新奥尔良时……我们必须与英国舰队及其整个国家联合起来。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海军上来，使欧洲发射的第一发炮弹成为……让美洲的两块土地为联合的英美民族的共同目标服务的信号。这并不是我们追求或渴望的事情，而是如果法国采取这一措施（购买路易斯安那），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杰弗逊观念的一个惊人发展，他以前一直是法国的支持者和英国的反对者。但在国际政治的事实面前，理论上的观点必须做出让步。无论如何，如果他们能这样做是非常明智的，杰弗逊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就非常明智。

1802年夏天，法国迫使西班牙人禁止美国农产品进入新奥尔良港，整个西部地区都充斥着愤怒和惊慌的情绪。杰弗逊在给驻法大使的信中写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它的所有者自然地成为了我们的敌人。这个地方就是新奥尔良，我们八分之三的农产品都必须经过那里进入市场。”詹姆斯·门罗被派往巴黎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从法国手中买下路易斯安那，或至少要买下新奥尔良。当他还在去往法国的途中时，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使美国的计划突然实现了。法国远征海地的军队遭遇惨败，损失了三万人。法英两国在《亚眠和约》后的新一轮战争即将爆发。拿破仑很快就放弃了建立美洲帝国的希望，并打算将西班牙割让给法国的路易斯安那全部卖给美国，这完全出乎美国大使的意料。门罗及时抵达巴黎完成收购，美国以一千五百万英镑的价格得到了路易斯安那。

笔尖稍微一动，美国的领土立马就增加了一倍，它获得了一片辽阔的土地，后来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了十二个州。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划算的一笔交易。然而当这个消息传过大西洋后，引起了人们强烈的抗议。拿破仑有权将这些土地卖给其他国家吗？美国是否花了一大笔钱却只得到了一张不合法的地契呢？而且，宪法中并未明确规定联邦政府有权进行这种交易。但必须立即批准这一交易，以免拿破仑改变主意。参议院针对此事召开会议，杰弗逊声称，根据宪法中规定的总统具有缔约权，双方进行的协商是有法律效力的。联邦党人强烈谴责这块新获得的土地，认为它价格高昂且边界划分不明确。他们意识到，这次交易将引起联邦权力的重大转移，还会促进西部地区农业利益集团的快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们对政府施加的影响和压力根本无济于事。1803年12月，美国的国旗飘扬在了新奥尔良的政府大楼上空，美国得到了九十万平方英里的新土地。

得到路易斯安那后，美国政界又出现了骚动不安的现象和进一步扩张的愿望。墨西哥湾沿岸的佛罗里达仍属于西班牙，在新获得的土地之外，德克萨斯平原极具吸引力。西部各州和地区与联邦首都之间发生了矛盾。这段时期的邪恶天才是艾伦·伯尔。

我们都知道伯尔在1800年错失了成为美国总统的机会，他落选主要是因为汉密尔顿的介入。1804年，汉密尔顿的反对又使他竞选纽约州长失败。他向汉密尔顿发起决斗，汉密尔顿接受了他的挑战，打算开枪时偏离目标以满足伯尔的自尊心。然而伯尔却直击要害，结束了一位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初期功勋卓著的伟人的生命。伯尔失去了所有人的信任，他开始寻找在美洲创建自己的王国的方法，甚至企图从英国政府获得大量贿赂。他是否希望将西部各州从美利坚合众国分离出来，或者想要得到西班牙的一部分领土，这还不得而知，尚有争议。但他因叛国罪受审并遭到逮捕，从政生涯戛然而止。由于证据不足，他被无罪释放，自觉地开始了流亡生活。

1804年，杰弗逊成功连任总统，但他的第二次任期没有第一次那么顺利。在向西扩张的压力之下，他的东部集团分裂成了地方派系。新一轮的欧洲战争再次引发了禁运、封锁和强制征兵这些老难题。杰弗逊面临着英国舰队的挑衅，它们不断在美国领海边界，有时甚至是领海范围内扣押美国船只，逮捕船员。根据当时的惯例，英国有权强征在美国船上服役的英籍人士，但他们也强征了许多美国公民和国籍不明的船员。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拿破仑在柏林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为了予以反击，英国政府于1806年发布枢密令，严格限制中立国与法国及其盟国的贸易往来。英法两国的这种做法严重打击了美国贸易的发展。正如特拉法加战役所证明的那样，英国的皇家海军远比法国海军强大，英国对美国船只造成的损害最大。

面对这么多棘手的问题，杰弗逊仍能沉着应对，他决意维护国内和平。但社会舆论的矛头直指向他。在他的建议下，国会于1807年通过了《禁运法案》，禁止美国船只驶向国外海域，还明令禁止从海上和陆地上出口美国商品和进口某些英国制成品。杰弗逊希望，失去与美国的贸易联系能促进交战双方达成协议。但实际上，他的措施对美国贸易造成的损害远比对英国或法国造成的损失要多。新英格兰和大西洋沿岸的所有海港的经济都依赖于与英国的贸易往来。东部各州纷纷提出抗议，其中新英格兰反应尤为强烈。联邦党人很快积聚力量，加入到了抗议的队伍之中。杰弗逊自己的共和党也发生了分歧，开始反对他。《禁运法案》实行十四个月后，他被迫取消了这一法令。三天后，他的任期结束了，于是退居佛罗里达州的蒙蒂塞洛庄园。

托马斯·杰弗逊在执政的最后两年里出现的政策失误不应该磨灭他在美国历史上占据的重要地位。他是美国政客中的第一位政治理想主义者，也是美国民主传统的真正缔造者。在世界战争带来的危机中，由于偏激的政策所造成的风险使他原来简单的看法有所改变，但他对人民群众的信赖始终没有动摇。虽然他后来对工业主义的看法有了改观，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认为自耕农和民主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真正代表着边境西部地区的利益并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因此他在这些地区的势力非常强盛。

第二十四章　1812年的战争

1809年3月，美国新上任的总统是詹姆斯·麦迪逊。他在杰弗逊执政时担任国务卿，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而且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他生性固执，处理实际问题的方式和判断能力也比不上前任总统杰弗逊。麦迪逊上台时，美国民众都对英国心存不满，英美两国的关系也十分微妙。他最开始对解决这一问题抱有很大期望，并在华盛顿与英国大臣达成了一份对英国非常有利的临时协议。但英国的外交大臣坎宁拒绝接受这份文件，还召回了负责签订此项协议的大臣。他不太愿意处理与美国有关的事务。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英美关系逐渐恶化。拿破仑撤销了在柏林颁布的关于关闭所有被法国控制的欧洲港口的法令，麦迪逊被他的这一行为所欺骗，试图让英国也废除关于禁止与法国的港口通商的枢密令。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警告他，拿破仑的这一行为只是一个外交行动，“想要让我们与英国开战”，但麦迪逊对此却毫不理睬。

与美国开展的非正式贸易战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利益。英国失去了美国市场，又经历了1811年12月这个难熬的冬天，全国的失业率骤增，商业也出现了危机。人们向议会情愿，请求政府撤销枢密令。当时在外交部任职的卡斯尔雷犹豫再三后，在下议院宣布政府撤销枢密令。但为时已晚。横渡大西洋要花的时间太长，消息没有及时传到美国。1812年6月18日，就在卡斯尔雷发布公告的两天以后，美国国会对英宣战。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拿破仑对俄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

美国历史学家指出，英美冲突的根源并不在于对海洋法的对立理解，而在于美国西部边境地区的问题。沿海各州，尤其是新英格兰，都渴望和平。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美国的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额已经大幅减少了，与英国交战将彻底终止对外贸易。但是，美国的国内政治使对英国怀有敌意的西部和西南部代表获得了权力，是他们迫使美国与英国发生冲突，而非大西洋沿岸的商人。在边境地区，尤其是西北部，人们十分渴望得到土地，而土地只能从印第安人或大英帝国获取。

美国人与印第安人的矛盾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十九世纪初期，拓荒者都是以林业为生的人。他们早已占领了位于伊利诺斯和印第安纳的印第安人部落的林地，他们如今又对五大湖区附近的英属加拿大地区的林地垂涎三尺，因为那里有无人居住的王室领土和少数效忠派。由于美国西部地区已经挤满了拓荒者，因此他们必须继续向西北扩张。1811年，俄亥俄河畔的印第安人在他们最后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特库姆塞的带领下集合起来。在他的命令下，印第安部落面对酒和贸易的诱惑，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态度。边境地区陷入一阵恐慌。若印第安人重获势力，美国将无法继续扩张。印第安纳州的州长威廉·亨利·哈里森是最近的向西扩张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他率领军队出征。1811年11月，在蒂普卡努战役中，他们击败了印第安部落联盟。

加拿大支持并组织了印第安人的反抗活动，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这一传奇是主战派于1812年创造的。新一代美国人进入了政界，为首的是来自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和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约翰·卡尔霍恩。这些年轻人在众议院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团体，即后来为我们熟知的“鹰派”。他们对欧洲事务一无所知，也不关心拿破仑的计划，对俄国的命运更是置之不理。他们主要的目标是占领加拿大，在整个北美大陆建立美国主权。在克莱的影响下，总统被争取到了支持战争的一边。引发冲突的原因还是那几个传统因素：强制征兵，侵犯三海里领海权，实行封锁，颁布枢密令。美国人民对是否应该开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新英格兰以压倒性的票数反对宣战，而“鹰派”却发动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支持宣战。美国政界的边境势力也怀着报复心理加入到争辩之中。此外，边境地区的农民感到愤愤不平。他们提出的“自由贸易，维护水手权利”的口号是有一定依据的。英国限制美国船只的往来终止了他们的农产品出口贸易。他们认为，开拓者的一次短期远征就能解决问题，几个星期内就能使魁北克地区主动求和。美国国会甚至还没有投票表决为陆军或海军拨款的事项就休会了。

双方力量从数量上看很不均衡，当时美国人口达到了七百五十万，其中还包括一些奴隶，加拿大只有五十万人，且大多数都是法国人。可是加拿大拥有五千训练有素的英国军队，四千加拿大正规军和同样数量的民兵。印第安人还能提供三千到四千的辅助部队。

美国的正规军队人数不足七千，政府克服重重困难从各州召集了四十万民兵，但没有将他们派往加拿大。美国从未在任何一场战斗中投入超过七千的兵力，那些没有接受过训练的志愿军根本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此外，七年的战争表明，只有沿着圣劳伦斯河逆流而上发动攻击，才可能征服加拿大，可是美国没有充足的海军力量来实行这一方案。因此，他们只能在广阔的边境发动进攻，但有些边境地区根本无法通过，他们的军队还遭到了印第安人的突袭。美军的领袖想不出远大的战略计划。如果他们之前将军队集聚在安大略湖区，那还有可能获得胜利，但他们却三心二意、步调不一地在边界发动进攻。

美国的第一次远征以惨败告终。英国最优秀的指挥官艾萨克·布罗克将军在印第安部落联盟的支持下，击退了美军。8月，英军占领了底特律，几天之内，如今芝加哥的所在地迪尔本要塞也陷落了。美国的边界收缩到俄亥俄河至伊利湖一线。在那一年的剩余时间里，美国对尼亚加拉一线发动了进攻，但一无所获。这场战争最后草草结束了。当欧洲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英国被迫只能在加拿大保持防御状态。

海上战争更为精彩一些，对美国人来说也更鼓舞人心。他们拥有十六艘军舰，其中三艘的行驶速度无人能敌，它们都是配备有四十四门大炮的护卫舰，分别是“宪法号”、“美国号”和“总统号”。它们舷炮的口径比英国护卫舰舷炮的口径要大，制造船体的木材也较重，但是它们水下部分的造型很光滑，所以比其他船只的速度都要快。它们的船员都是志愿军，军官都受过严格的训练。一位伦敦的记者称它们是“一些用毛皮制造的护卫舰，由杂种和不法之徒操控”。美国人欣然接受这一评价，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种诽谤是不成立的，他们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停靠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舰队由九十七艘军舰组成，其中包括十一艘战列舰和三十四艘护卫舰。英国海军历史悠久且战功赫赫，曾在特拉法加战役和尼罗河战役中大获全胜，英国舰长们都很有自信能击沉任何美国军舰。但是，英国军舰相继发现，它们发射出去的大炮都被击成了碎片。于是，“用毛皮制造的护卫舰”从此名声大噪。由于美军在与加拿大交战中惨败而痛心疾首的美国人民在这些胜利中又看到了希望。他们的护卫舰在与英军交战的一年内获得的胜利比法国和西班牙在二十年的战争中获得的胜利还要多。但好景不长。1813年6月1日，由劳伦斯舰长指挥的护卫舰“切萨皮克号”带着未受训练、难以管理的船员驶离波士顿港，准备迎接“H.M.S香浓号”的布罗克舰长的挑战。经过十五分钟的战斗，“切萨皮克号”投降。美军接二连三遭受失败，制海权落到了英国手中。然而，在后来的战争期间，美国私掠船继续侵扰着英国船只。

这些海上小插曲并没有对战争的整体局势造成影响。如果英国政府放弃强制征兵，那么1813年的战争就不会发生。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美国也开始修正他们的战略。这场战争名义上是由强制征兵引起，因为美国从未宣布他们的战争目标是征服加拿大。然而，加拿大就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在陆战中，美军对上加拿大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该地区就是现在的安大略省。无数城镇和乡村被洗劫一空，燃烧殆尽，其中包括后来发展成多伦多市的小首府。战争越来越激烈。1812年到1813年之间的冬天，美国人在伊利湖畔的普雷斯克岛要塞建立了一个基地，他们还不辞辛劳地翻山越岭，为美军指挥官奥利弗·H·佩里提供给养，他当时正率领一支小舰队在淡水区域作战。秋天，佩里的小舰队朝着胜利驶去。1813年9月，双方开展了一场奇特的海陆两栖战争。黑人、边境侦察兵和民兵登上了用新鲜木材制造的木筏，在平静的湖面上顽强作战。美国军舰坚不可摧，英国舰队遭受惨败。佩里简洁地报告说：“我们与敌军交战，并打败了他们。”

在蒂普卡努战役中获胜的美国将领哈里森可以进驻安大略省了。10月，他在特姆兹河战役中击溃了之前曾打败过他的英国舰队及其印第安盟军。印第安部落联盟彻底瓦解，特库姆塞被击毙。从此，美国在五大湖区南岸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印第安人再也不能从侧翼攻击它的边境地区了。但美军对上加拿大地区的侵略失败了，加拿大在年末获得了尼亚加拉要塞。

英国人在加拿大一直没有制定出发动进攻的可行方法。英国的军队和船只都集聚在欧洲，与拿破仑进行着殊死搏斗。而且，英国政府不敢从北部威胁新英格兰各州，因为这样会激怒它们。他们甚至在1814年以前都没有将封锁线延伸至马萨诸塞州，并且英军的供给几乎都是从新英格兰港口运送过来的。但是到了1814年春天，欧洲战局已见分晓。拿破仑于4月宣布退位，英国终于能派遣足够的援军了。他们计划从尼亚加拉和蒙特利尔出发，经过香普兰湖，在南方对新奥尔良发动袭击，同时令海军突袭美国海岸。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威灵顿部队还未从伊比利亚半岛赶来，战争就打响了。从尼亚加拉出发的军队在瀑布附近的伦迪莱恩战役中被打败了。但8月末，从欧洲赶来的一万一千名援军在蒙特利尔附近集合，沿着当年伯戈因的进军路线顺赫德森河而下。9月，乔治·普雷沃斯特爵士率领他们向普拉茨堡进军，准备夺取香普兰湖的控制权。他们的对手是仅有一千五百人的美国正规军和几千民兵，胜负取决于英美两国护卫舰的较量。正如在伊利湖战役中一样，美军凭借坚固的内河舰艇，获得了胜利。这场战役重创了英军，在整场战争中占据着最为关键的地位。普雷沃斯特率军队撤回了加拿大。

在海上战争中，英军虽然在前些年屡屡受挫，但仍然占据着优势。更多军舰从欧洲海域赶来，美国海岸无人防守。8月，英国将军罗斯率领四千人在切萨皮克湾登陆。美国民兵虽有七千兵力，但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在英军的猛烈攻势下迅速撤退。24日，英军攻入联邦首都华盛顿，麦迪逊总统逃到了弗吉尼亚。美国人撤退得太仓促了，英国官兵甚至还在白宫享用了一顿为总统及其家人准备的饭菜。为了对美国民兵在加拿大的所作所为施以报复，英军烧毁了白宫和国会大厦。华盛顿在波多马克河畔的邸宅幸免于难，但受到了英军的严格看守。在战争接近尾声时，英军试图在巴尔的摩登陆，但那里早有民兵把守。罗斯将军阵亡，英军撤回到了船上。

12月，远征新奥尔良的英军到达了他们的基地，这是英国发动的最后一次，也是最草率的一次袭击。但在这个西南部的边境地区出现了一位优秀的军事领袖安德鲁·杰克逊。他是田纳西州的早期开拓者，在与印第安人的交战中赢得了较高威望。当英军企图支持和组织印第安人作战时，杰克逊将印第安人追击到了西班牙的西佛罗里达境内，并占领了它的首府彭萨克拉。

与此同时，爱德华·帕克南爵士率领八千英军在新奥尔良登陆，他曾在萨拉曼卡指挥过一个师。密西西比河的河口有许多沼泽和水湾，因此在那里进行水陆两栖战斗是极其危险的，所有士兵和给养必须用划艇从七十海里外的军舰上运送过来。杰克逊迅速从佛罗里达撤回，在密西西比河的左岸安营扎寨。他的部队虽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有许多技艺精湛的神枪手。1815年1月8日清晨，帕克南正面袭击美军工事，这是英国作战史上最愚蠢的一次行动。帕克南阵亡，两千名士兵死伤惨重。唯一幸存的将领率部队撤到船上。美军损失了七十人，其中有十三人阵亡。这场战斗正好持续了半个小时。

1814年的平安夜，英美两国签订了和约。新奥尔良战役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给未来总统杰克逊的从政生涯铺平了道路，它使人们相信美国人赢得了这场战争的完全胜利，它还使人们产生了误解，认为这场战争是为反抗英国暴政而进行的第二次独立战争。

美国的国内形势发展快速。以海运和贸易为生的新英格兰遭受严重损失，领导人也陷入了窘迫的境地。新英格兰各州之前是联邦党的支持者，但该党内部如今混乱不堪。它们因将它们推向战场的西部各州和地区占据着优势地位而心存怨恨，于是开始考虑脱离联邦。1814年夏天，马萨诸塞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英军侵占了缅因州，英国军舰封锁了各个港口。赋税的重担基本上都压在了新英格兰各州的头上，而联邦政府似乎连地方防务都无力提供。10月，来自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州的代表被召集起来举行会议，他们于12月份在哈特福德集合。他们想要与英国单独媾和，不再与快速发展的西部各州建立关系。他们相信远征新奥尔良的英军会取得胜利，而西部各州由于与海上失去了联系，可能会主动离开联邦。总统感到十分惊慌，主战派担心出现最坏的局面。幸运的是，新英格兰温和的政客在哈特福德会议上占了上风，大会只起草了一份严厉责难麦迪逊政府的意见书。脱离联邦的运动暂时平息了。他们宣称：“试图滥用权力以篡改宪法的行为将使革命带来的弊端永远无法消除。”

安德鲁·杰克逊在新奥尔良战役中获得的胜利和英美和谈取得的成功引起了人们对新英格兰不忠行为的强烈抗议，并使联邦党蒙受了永远无法洗刷的耻辱。但哈特福德大会的代表们所坚持的州权原则将在美国政界保持其活力。这场战争也大大促进了新英格兰经济的多样化发展。除了海运和贸易之外，新英格兰各州还大力发展了收益丰厚的制造业和其他工业。

英美两国在战争期间一直都在试图进行和谈，但直到1814年1月，英国才同意谈判。包括亨利·克莱在内的美国代表团于6月抵达根特。起先，英国拒绝商讨中立权和强制征兵的问题，他们仍然希望能在美国西北部建立印第安缓冲国。威灵顿的理智改变了谈判氛围。在前一年的11月，他受命前往美国指挥英军作战，但他看过普拉茨堡战役的报告后，意识到取得胜利依靠的是五大湖上的海军优势。他发现无法获得这一优势。他还认为在加拿大边界夺取美国领土对英国没有好处。因此，双方接受了漫长的北方边界的现状。其他问题仍然悬而未决。1817年，一个委员会控制了五大湖上的海军力量，后来，缅因州的边境争端也用同样的方法得到了解决。等到英国海军再次开战的时候，强制征兵的法令已经废除了。

一场毫无收获且完全没有必要的战争结束了。反美情绪在英国持续了几年，但美国从此获得了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应有的待遇。英国陆军和海军学会了尊重他们以前的殖民地居民。当实现和平的消息传到新大陆的英国军队时，一位士兵写道：“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些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士兵发现，在这种民兵战、海战、游击战和掠夺战中，既不能获得名望，又不能赢得其他军事荣誉。”

和平所带来的益处是经久不衰的。这场战争是加拿大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加拿大人为自己在保卫国家的战役中发挥的作用感到无比自豪，他们的爱国之情不断高涨。一些意见分歧将继续动摇英美两国的关系。三十年后，双方在俄勒冈的归属问题上发生冲突，对大片领土展开了争夺，战争一触即发。但是从那以后，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三千英里边界一直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海洋上，英国海军占据优势达一个世纪之久。在这一盾牌后面，美国可以在大陆上随心所欲地实现他们的目标了。

第二十五章　厄尔巴岛与滑铁卢

1815年，欧洲和美洲都相安无事。在巴黎，波旁王族的一个勇敢、随和而年迈的成员登上了法国的王位，其亲戚、对手和追随者所犯的错误都被一笔勾销了。他忠诚的支持者比他更为专横，这挑战着臣民们的耐心。依然向往着帝国荣耀的法国人民准备好了进行新的冒险。欧洲各国在维也纳解决了一个最棘手的难题，他们已经商讨出了如何在贪婪的胜利者——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瓜分萨克森和波兰民族的方案。可是关于欧洲版图的重新划分，他们在许多细节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经过了二十年的战争，他们觉得现在有足够的空余时间来讨价还价和欢庆宴饮了。如今需要一场剧烈的突然震动使他们回到一致的目标上来。这场震动来自于一个熟悉的地区。

拿破仑统治厄尔巴岛已经九个月了。这位昔日的欧洲主宰如今只拥有一个小小的海岛。他始终保持着帝王的尊严，尽心尽力地发展着自己小王国的炼铁业和金枪鱼捕捞业，其热情丝毫不亚于当年率领千军万马的气概。他拥有一支军队，包括四百名老近卫军士兵，几个无家可归的波兰士兵和一些地方民兵。他还有一支海军，并为它设计了一面厄尔巴岛军旗。他的舰队只有一艘双桅船和一些小快艇。他精心管理着这些力量薄弱的兵力和厄尔巴岛少得可怜的预算。他告诉厄尔巴岛的人民，从此以后他会为了他们的幸福而不断努力。他还为那些高官制作了精美的制服。在首都波托费拉约，他装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他与母亲在宫殿里打牌，还经常作弊，这是他人尽皆知的习惯。他与最喜爱的一个妹妹和忠诚的波兰情妇纵情娱乐，只有他的妻子玛丽亚·路易莎皇后和他的儿子不在那里。奥地利政府将他们二人留在了维也纳。皇后根本不想违背自己的誓言，她认为对哈布斯堡皇室的忠诚比她的丈夫更重要。

好奇的外国游客源源不断地前来拜访这位没落的皇帝，许多人都来自英国。其中有个人或许带着些许偏见报告称，拿破仑看起来更像一个狡猾的教士，而不像伟大的领导者。盟国驻厄尔巴岛的代表尼尔·坎贝尔爵士对他更为了解。几个月后，与拿破仑近距离接触的人确定他在等待时机。他密切关注着法国和意大利发生的事情，并通过间谍了解到了各方意见。他认为复辟的波旁王朝无法得到法国人的忠心。而且，他们没有按照和约里的规定向他支付年金。这件小事使他确信，他不用再遵守条约了。1815年2月，他看见，或者说他以为自己看见了维也纳会议的破裂。盟国之间争吵不休，心存不满的法国正在向他招手。狡猾的苏格兰监察员坎贝尔正在意大利。在如此有利的形势下，拿破仑迅速抓住了机遇。2月26日晚，他乘着一艘双桅船，带领一些更小的船只偷偷溜出了港口，率一千人朝法国驶去。3月1日，他在昂蒂布附近登陆。当地人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还奏起了类似英文歌《家，可爱的家》的法国歌曲。

“百日政变”拉开了帷幕，接着又进行了向巴黎的不流血进军。前来抵御入侵者的王军逐渐瓦解或宣布投降。被称为“勇者中的勇者”，曾效力于波旁王朝的内伊元帅吹嘘道，他将用铁笼把昔日的主子押回巴黎。但是他发现自己无法抗拒皇帝的要求，又回到了拿破仑的队伍中。其他背叛了拿破仑的元帅也再次变节。拿破仑在登陆后的十八天之内就进驻了首都巴黎，波旁王室仓皇而逃，纷纷到根特避难。与此同时，拿破仑表明了他的和平意愿，并立即开始建立自己的军队。为了得到拥护，他向法国人民承诺实行开明的制度。事实上，他希望，一旦拥有了能取得胜利的强大军队，他就立即恢复帝国的旧制度。但自从经历了鼎盛时期的奥斯特里茨战役、耶拿战役和瓦格拉姆战役，法国的气氛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虽然充满激情，但再也达不到最高昂的战斗情绪了，军队和领袖们也已今非昔比。在与俄国的交战和莱比锡战役中遭受的巨大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自1805年以来，有一百四十八位将军在战斗中牺牲，在那些幸存的将领中只有一半人仍效忠于拿破仑。马尔蒙、维克托等元帅已经逃到了比利时。维克托在布鲁塞尔的威灵顿旅馆落脚，这家旅馆的名字来源于在塔拉韦拉战役中打败他的威灵顿公爵。拿破仑得力的参谋长贝蒂埃元帅没有来与他会合，因此拿破仑只能依靠苏尔特，他后来气愤地称之为“那个傻瓜苏尔特”。拿破仑表现出了充沛的精力，自信满满。但他早年具备的敏锐的军事判断力已经消退了。多年的旧疾胃溃疡使他感到阵阵疼痛。

然而，拿破仑依然是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对欧洲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欧洲各国以异于常态的速度和一致性采取了行动。他们宣称拿破仑违反了法律，断言他是世界和平的破坏者，应该受到公诉。各国也都开始集合部队。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反对拿破仑的英国政府意识到，他们必须在接下来的激战中首当其冲，因为俄国和奥地利积聚力量还需要一段时间。普鲁士是主要的盟国，它已蓄势待发。备战已经刻不容缓。威灵顿建议立刻派兵前往尼德兰，建立进军巴黎的基地，准备在边境地区迎战。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不到一个月，威灵顿就在布鲁塞尔获得了军队的指挥权。

威灵顿公爵对英军的状态并不满意。从伊比利亚半岛过来的他的几支精英部队已经被派往了美洲，包括他的参谋长乔治·默里爵士。英国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召集了六个团的骑兵和二十五个营的步兵，其中有一部分是参加过伊比利亚半岛战役的老兵，还有一部分是未受训练的新兵。这支部队最大的缺陷是炮兵。根据1814年的《巴黎和约》，英国内阁下令大量削减炮手和瞄准手的人数，造成了如今炮兵极度短缺。但是，如同在所有的欧洲战争中一样，英国在大陆上有许多盟友和辅助部队。英国的国王依然是汉诺威国王。汉诺威的军队在穿过尼德兰回国的路上停了下来，加入了新的军队。威灵顿损失了大量兵力，试图说服葡萄牙人派出几个营。他曾经向他们传授过战争的艺术，还称他们是“善斗的公鸡”，为他们感到骄傲。但他所做的努力都是白费。尼德兰国王交给他指挥的荷兰军队和比利时军队似乎不太可靠。他们的国家被法国占领了二十年，但至少比利时人并不厌恶法国的统治。他们的士兵可能会站到拿破仑那一边。纳邵和德意志的其他地区也派出了分遣队。随着夏天的临近，威灵顿召集了一支有八万三千人的混合部队，其中三分之一是英国人。他像往常那样爱发牢骚，抱怨这支没有作战经验的军队战斗力太差，同时他竭尽所能地对这支部队进行训练和改造。他这场新冒险活动的主要支持者当属布吕歇尔元帅。普鲁士拥有十三万兵力，但几乎有一半都是未受训练的民兵。他们驻扎在比利时东部。威灵顿和他的参谋计划大规模进军法国。他打算采取攻势，不愿被动地等待拿破仑的攻击。他冷静而周全地制定出了所有的计划。他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基地，在莫伯日和博芒特之间设了一条阵线，普鲁士人在他的左翼占据着菲利普维尔和吉瓦特之间的地区。结果，拿破仑又像往常一样主动出击。

拿破仑一天都不能耽误，他也确实没有耽误。他的两个主要敌人就驻守在法国的东北部边境，几天内就能攻入巴黎。他必须迅速对不断壮大的敌军发动攻击。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会使法军更具威望，而英国政府的声誉则会受到损害。他在伦敦的拥护者辉格党温和派可能取代托利党并提出进行和谈。路易十八将继续流亡在外，尼德兰的比利时地区也会再次由法国统治。完成这个计划后，他就能从容地应对奥地利和俄国的威胁了。当他用强烈的意愿鼓动法兰西民族时，这些就是他的期望。建立一支装备齐全的庞大军队使精疲力竭的法国不堪重负。他们在边界线上组织了五个军团，总数约十二万五千人。这些边界线上的堡垒守卫着法国，拿破仑可以在它们的保护下从容不迫地加强兵力，它们还为他在战争初期提供了动力。威灵顿被迫将军队布置在一条长四十英里的防线上，防止法军在英军和普鲁士军队的会合点发动袭击。6月初，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拿破仑会对威灵顿和布吕歇尔的军队采取各个击破、逐步消灭的战术，这是显而易见的，或至少是可以预见的。但他会在哪里发动第一次袭击呢？威灵顿在布鲁塞尔耐心地等待着能透露拿破仑意图的迹象。他和他强大的对手将首次兵戎相见。他们两人当时都是四十六岁。6月15日，拿破仑在沙勒罗瓦和马希埃纳悄悄渡过了桑布尔河，将前面的普鲁士先头部队赶到了离布鲁塞尔不足二十五英里的地方。他对盟军的会合点发动了袭击。夺取布鲁塞尔就意味着向前迈了一大步，占领都城对他来说一直很有诱惑力，也是补充力量的源泉。

英军与普鲁士军队之间的联络信号非常差，几小时后普鲁士军队战败的消息才传给威灵顿。盟军指挥官们似乎都没有制定出详细的合作计划，军事情报也像一般时期那样混乱不清、自相矛盾。在滑铁卢到沙勒罗瓦的道路上没有英国军队，只有由荷兰人和比利时人组成的一个师在那里防守。15日晚，当法军集中火力要彻底击溃普鲁士军队时，里士满公爵夫人正在布鲁塞尔举办舞会接待盟军军官。威灵顿也出席了舞会，他知道保持一副刚毅平静的面孔是十分重要的。他在跳舞时思考着迟迟传来的消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与普鲁士军队的联系，并阻止法军进军布鲁塞尔。威灵顿决定将军队集中在战略要地卡特勒布拉村。16日清晨，皮克顿旅从布鲁塞尔出发，去与防守在英军和普鲁士军之间的危险地区的荷兰军队会合。

对法军来说，只有击败普鲁士军队，才能将威灵顿的军队赶到西北部的海岸。拿破仑的脑海中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溃不成军的英国军队在佛兰德斯港口等待着回国的船只。以前在拉科鲁尼亚和沃尔克伦岛就出现过这样的场景。拿破仑将法军的左翼交给内伊指挥，自己率领六万三千名士兵，带着九十二门大炮去与集中在林尼的普鲁士主力部队交战。但威灵顿不慌不忙，胸有成竹的样子欺骗了他。拿破仑意识到目前只有一支小部队驻守在卡特勒布拉，于是命令内伊发动攻击，并于当天晚上与他在布鲁塞尔会合。16日下午两点，法军在两英里长的战线上采取了行动。威灵顿带着七千名士兵和十六门大炮赶来指挥战斗。这场战争的火力主要集中在皮克顿旅的阵地。这些曾参加过伊比利亚战争的老兵已经从布鲁塞尔长途跋涉了十二个小时，但他们依然顽强抗战。法国骑兵围着他们打转，但只是白费力气，而荷兰和比利时盟军的步兵已经败下阵来。那天下午，在通往布鲁塞尔的十字路口上进行的激烈的拉锯战中，没有使用计策的余地。这是一场正面交锋，虽然双方都有将领指挥，但他们的军事才能却毫无用武之地。威灵顿在最危急的关头始终保持着冷静。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英国步兵的火力占了上风。在夜幕降临前，参与战斗的三万盟军损失了四千六百人，法军的伤亡人数相对较少。但是内伊没有攻下他的目标，他没能占领布鲁塞尔。

法军的行动实在缺乏计划性。德尔隆在拿破仑的命令下漫无目的地率兵前进，一会儿朝林尼方向行军，一会儿又转向卡特勒布拉。拿破仑在战斗初期占据着优势，但他并不打算让他的两翼军队立刻行动。他似乎抛弃了原来的计划。然而他在林尼大获全胜。布吕歇尔元帅战略失误，队伍被截成了两段，受到强大法国炮兵的袭击，撤退到了瓦弗。盟军之间的联络信号再次中断，威灵顿无法立即了解到林尼战场上的战斗情况，也无法得知普鲁士军队接下来的行动。他在卡特勒布拉拦截了法军的左翼部队，但是法军在东部的胜利使得他们能够集中兵力到布鲁塞尔大道上与他交战。当威灵顿得知普鲁士军战败的消息时，他的主力部队已经集合在了卡特勒布拉村周围。17日凌晨，拿破仑决定派格鲁希元帅率领三万三千人追击普鲁士军，他则率主力部队攻击威灵顿。战争的决胜时刻即将到来。

毫无疑问，威灵顿在战争初期肯定十分惊慌。他当时坦言，拿破仑的行动使他“上了当”。几年后，当他读完法国人对卡特勒布拉战役的叙述后，便以一贯的坦率态度说：“该死的，我打败了他们。我受到了惊吓，使自己处在了一个愚蠢的阵地，但他们更蠢，不知道如何利用我的错误。”战争结束后不久，他那有条有理的头脑就立即对形势有了全面的了解。他计划撤退到早有准备的蒙·圣·尚高地，英国工兵早在前一年的战争开始之前，就对那里进行了考察。他将在那里迎战，只要求普鲁士人派一个军团支持他。

1814年秋天，威灵顿亲自考察了这个比利时乡村，并注意到了滑铁卢山脊的地理优势。伟大的马尔博罗公爵早在一个世纪前也注意到了这一优势，但他的荷兰盟军阻止他在那里与维勒鲁瓦元帅交战。他那场未能进行的战争如今即将展开。16日的整个晚上，英军都在小心翼翼地撤退，并于天亮之前占领了滑铁卢阵地，建立了一道防线，这种防线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早就检验过了。法军必须被迫发动正面攻击了。威灵顿知道时间正在与他的对手竞赛，如果拿破仑想要在法国重新建立自己的帝国，他就必须速战速决。一壁垒森严的农庄和连绵起伏的山坡构成了盟军的阵线，由六万三千名士兵和一百五十六门大炮守卫着。法军没有袭击撤退的军队，他们的战略再次出现了错误。拿破仑没有察觉到卡特勒布拉村发生的事情，普鲁士军将返回与威灵顿的军队会合，危险迫在眉睫。普鲁士军确实是这样打算的。布吕歇尔和普鲁士军队的军师格奈森诺参谋长正从林尼向西北撤退，朝布鲁塞尔方向进军。格鲁希或许是收到了错误的情报，或许是他自己判断错误，以为普鲁士军在向东北方向的列日撤退。他与拿破仑失去了联系，也没有发挥作用，他所犯的错误给法军带来了严重损失。同时，拿破仑听说威灵顿很巧妙地撤退后暴跳如雷，立刻乘坐马车带着他的先头部队在布鲁塞尔的大道上疾驰，想要不顾一切地赶上英军的后卫。一场暴雨耽误了他们的行程。英国骑兵在隆隆的雷声和倾盆大雨中飞驰，赶到了安全地带。拿破仑与内伊见面时大发雷霆，冲着他吼道：“你毁掉了整个法国！”当拿破仑抵达滑铁卢时，看见英军已经占领他们的阵地，他意识到英军是多么利落地完成了撤退。

6月18日上午，法军对盟军阵地的两侧发动了攻击，盟军阵地的关键点是右侧有重兵把守的乌古蒙城堡和中部的拉·黑·圣特农庄。拿破仑向他的参谋承诺，当晚就能在布鲁塞尔下榻。他对怀有异议的苏尔特说：“你认为威灵顿是一位优秀的将领是因为他打败过你，我告诉你，这场战争会像野餐一样轻松。”接着，他聚集了七万法军和两百二十四门大炮，准备发动决胜一击。盟军阵地遭到了猛烈袭击。他们在一片地势起伏的草原上展开了拉锯战，火力主要集中在拉·黑·圣特农庄，它最终落入了法军手中。英军在乌古蒙城堡驻守了一整天，那里的火力更猛。中午，威灵顿的步兵遭到了当时最可怕的猛烈攻击，这为内伊率领的一万五千骑兵的进攻做了准备。在法军的枪林弹雨中，威灵顿率骑兵撤退到了远处的滑铁卢高地上，暂时躲避袭击。见此情景，内伊命令骑兵发动了一系列攻击。英军当时只能依靠他们的步枪和刺刀了。威灵顿焦急地朝东方望去，希望看到普鲁士军的踪影。普鲁士军此时正在路上，因为布吕歇尔信守了承诺。可是法国的铁甲骑兵正在攻击威灵顿公爵，他们从未靠近盟军的步兵方阵。有一位目击者写道：“至于所谓的冲锋，我认为没有一次真正地厮杀起来。我好几次看到法军的铁甲骑兵勇猛地冲到离步兵方阵二三十码的地方，见到我军坚定的神情后又退了回去。他们有时会停下来盯着排成三排的刺刀阵，这时就会有两三个勇敢的将领用军刀高高挑起头盔挺身而出，企图发动攻击。但这都是徒劳，因为这些骑兵不敢靠近可怕的刺刀，面对死亡的危险。”

双方胜负未定。拿破仑用望远镜看着这场糟糕的战斗，愤怒地喊道：“这些英军永远不会撤退吗？”苏尔特答道：“恐怕要先将他们切成碎片。”威灵顿也十分焦虑。虽然普鲁士军正午的时候就出现在远处了，却迟迟没有出现对法军右侧发动进攻。晚上六点钟时，内伊袭击失败，普鲁士军无情地对法军侧翼进行了猛攻。法军从袭击威灵顿的队伍中撤出了一万四千人以应付普鲁士军。法军发动了最后一击，农庄周围又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内伊率领近卫军爬上山坡，但再次遭到了愤怒的英国步兵的拦截。英军等待良久的反攻时刻终于来临。威灵顿整天都守在最危险的前线，他骑着栗色的战马哥本哈根到处飞驰，向士兵们发号施令，粗暴地鼓舞着他们。此时，他骑着马奔驰在饱受炮火袭击的阵地上，发布着进军号令，他大喊：“出击！出击！他们顶不住了！”他的骑兵冲下山坡，挥着军刀将法军打得七零八落。怒不可遏的内伊拿着一把断掉的军刀跌跌撞撞地冲着士兵们喊叫，但根本无济于事，已经太晚了。威灵顿将追击法军的任务交给了普鲁士军。拿破仑悲痛欲绝地返回了巴黎。

当天深夜，布吕歇尔与威灵顿见面并互相拥抱。这位德意志陆军老元帅一句英语都不会讲，他先用德语说：“亲爱的战友。”接着又用仅会的几个法语单词说：“了不起啊！”这个简短的问候很符合威灵顿说话简明扼要的习惯。后来威灵顿成为辛克港的卫戍官后，他在沃尔默城堡总是很乐于回忆这段往事。威灵顿公爵回到了布鲁塞尔。这一天即使是对一个铁打的人来说也是非常艰辛的。责任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全靠他强大的实力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才将这支混杂的军队团结在了一起。这种压力实在难以忍受。正如他所说：“天哪！如果我不在场，是无法打赢这场战争的。”当他喝着茶，吃着烤面包时，听到部下读的伤亡名单便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里，给威灵顿公爵的祝贺信纷至沓来。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向他表达了敬佩之意，谨慎地称这场战斗是“辉煌的开端”。事实上，战争已经全部结束了。布吕歇尔率领普鲁士军队直奔巴黎，一路上相安无事。在战斗结束三天后，拿破仑到达了巴黎。他心中忽然又燃起了希望，想在法国发动一场像1814年那样的战役，但没有人赞同他的乐观态度。那些全靠拿破仑才获得了地位和财富的帝国高官们已经尝尽了苦头。6月22日，拿破仑宣布退位，退居马尔梅松。狡诈的富歇组建了临时政府，开始同盟国和路易十八谈判。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7月6日，布吕歇尔和威灵顿进入巴黎。威灵顿公爵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阻止普鲁士军队展开愤怒的报复。他们的军队曾在1806年被法军击溃，他们的国土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军事要镇也被占领，他们心中积聚的愤恨是威灵顿公爵所无法体会的。布吕歇尔提议炸毁塞纳河上的耶拿桥，因为那座桥是法国人为庆祝在耶拿击败普鲁士而命名的，威灵顿立即设置岗哨阻止他。盟军到达巴黎两天后，路易十八也回来了。他能第二次登上王位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威灵顿。大部分法国人和许多盟国都希望拿破仑的小儿子能在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辅佐下建立君主制或实行立宪共和制。威灵顿并不看好波旁王族，但他相信法国在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下将无力破坏欧洲的和平。路易十八不是伟大的君主，也绝不会渴望成为一个伟大的君主。威灵顿像许多优秀的士兵一样，取得绝对胜利后就向往一个和平安宁的时代。已经赢得了荣誉和桂冠，是时候维护和平了。

6月末，拿破仑离开了马尔梅松，前往比斯开湾岸边的罗什福尔，在途中惊险地躲过了布吕歇尔军队的抓捕。如果他们抓住他，一定会将他击毙。他想过乘船去美洲，还拿了一套关于美洲的游记。他可能会在墨西哥、秘鲁或巴西建立一个新的帝国。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任凭他最深恶痛绝的敌人发落。结果他选择了后者。英国军舰“别列洛风号”的舰长梅特兰奉命在罗什福尔附近巡逻，阻止所有法国船只驶出海域。拿破仑与他进行了协商，梅特兰邀请他到他的军舰上避难。他无法预知英国政府将如何处置这位重要的人质，也没有做出任何承诺。拿破仑希望自己能够被囚禁在某个英格兰的村舍里或苏格兰的某座城堡里。塔拉尔元帅和其他法国将领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曾被囚禁在英格兰。这位昔日的帝王给英国摄政王写了封奉承的信，称他为“我最强大，最顽强，最慷慨的对手”。摄政王读这封信时，一定觉得真正赢得战争胜利的人是他，而不是他的将领或大臣。他对此事深信不疑。“别列洛风号”在托贝抛锚，好奇的德文郡人注视着这个“科西嘉妖魔”，而利物浦勋爵和内阁都在伦敦思考着对策。报刊都要求对拿破仑进行公审。英国政府代表盟国决定将他流放到圣赫勒拿岛，那是一座与泽西岛差不多大小的岛屿，但山峦起伏，距离甚远，想逃出去是不可能的。7月26日，拿破仑乘船行驶在南大西洋，前往他将度过晚年的地方。他一直都不理解在滑铁卢发生的一切，战败是所有人的过错，只有他是正确的。他即将在那里度过六年的流亡生活。他的随从创造了拿破仑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个神话将对法国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

维也纳会议于6月正式结束，下一步将是各国使者在巴黎集合，制订与法国的新和约。完成这一任务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普鲁士对法国提了许多苛刻的条件，代表英国的卡斯尔雷认为温和的态度会将法国的怨恨降到最低，防止新一轮战争的爆发。他的意见得到了威灵顿的大力支持，此时威灵顿已经在欧洲获得了绝对权威。11月签订的第二个《巴黎和约》比1814年签订的和约要更苛刻。法国除了要割让少部分领土外，还要支付七亿法郎的赔款，并允许盟军占领国土三年。但是和约中并没有令人无法忍受的屈辱条款。从对法国问题宽容的解决方式来看，这一条约是非常成功的。威灵顿指挥着占领法国的军队。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本人的势力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欧洲强国。卡斯尔雷悲观地认为如果这个条约能维持七年的和平，就证明它是正确的。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功绩。后来各国之间的和平维持了四十年，维也纳会议和巴黎和约的基本原则直到二十世纪还在发挥着作用。

1815年起草的和约是欧洲在1919年以前签订的最后一个重要和约。自由党的历史学家和内阁大臣赫伯特·费希尔因此将它与1920年签订的和约进行了比较：“塔列朗提出的合法性原则可以概括为1815年和约的精神，合法性使波旁王朝得以复辟，把萨克森置于韦廷王族的统治之下，确立了撒丁王族的权力。但是没有提及国籍问题和有关居民的意愿。因此，在基本原则和目标上，在维也纳起草和约的政客们与现代欧洲的设计师是完全对立的。只有在那些由维也纳会议授权统治欧洲的君主制国家失败后，1920年的和约规定的民主制度才能建立起来。1920年和约创建了新的共和国，重新划分了疆界，结束了古老的奥地利帝国，根据法国革命党人所宣传的，而后来长期消失的自决原则重建了欧洲。在维也纳会议看来，威尔逊总统的主张简直就是谬论。大会在梅特涅、塔列朗和卡斯尔雷的指导下，认为欧洲的富强取决于绝对服从权威，而并非取决于顺应有关民族的愿望。”

卡斯尔雷可能会将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个独裁国家建立的神圣联盟作为“极度荒诞言论的产物”并加以否定。它的确是沙皇亚历山大在头脑不清醒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但是为了维护稳定的局势，卡斯尔雷期望看到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违背所有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民众运动，在中欧和东欧的广阔土地上重建他们的反动统治。这是欧洲，推翻拿破仑帝国而付出的代价。当合法性原则与任何一个强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个原则也被摒弃了。波兰在1792年依然是一个独立国家，而在1814年却不再具有合法地位了。萨克森王国的部分领土和莱茵河的主教区被划分给了普鲁士，威尼斯共和国和亚得里亚海滨地区则被奥地利收入囊中。合法性原则对领土的扩张并未起到任何阻碍作用。

经历了最持久的世界大战后，各国开始了长期的议和。由于拿破仑的才能，法国革命的影响传遍了整个欧洲。诞生于巴黎的自由和民族主义理想已经深植在所有欧洲人的心中。十九世纪，这些理想将与维也纳会议建立起来的有序世界发生冲突。虽然法国战败了，它的皇帝也下了台，但曾鼓舞过它的原则依然存在。它们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改变所有欧洲国家的政体，英国当然也不例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民族史.伟大的民主 / (英) 温斯顿·丘吉尔著；吴昊，张峿樇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166-3035-8

Ⅰ. ①英… Ⅱ. ①温… ②吴… ③张… Ⅲ. ①世界史

Ⅳ. ①K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3745号

目录

前 言

第十部 复苏与改革
第一章 胜利后的和平

第二章 坎宁与威灵顿公爵
第三章 改革与自由贸易
第四章 克里米亚战争
第五章 帕默斯顿
第六章 英语民族的迁移（一）
第七章 英语民族的迁徙（二）

第十一部 伟大的共和国
第八章 美国史诗

第九章 奴隶制与联邦分裂
第十章 合众国深陷危机
第十一章 里士满战役
第十二章 罗伯特·李和麦克莱伦
第十三章 钱瑟勒斯维尔与葛底斯堡
第十四章 联邦的胜利

第十二部 维多利亚时代
第十五章 德意志的兴起

第十六章 格拉德斯通与迪斯雷利
第十七章 美国的“重建”
第十八章 美国的强国之路
第十九章 爱尔兰自治
第二十章 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府
第二十一章 南非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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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815年拿破仑垮台之后，英国稳稳地坐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此际，法国乃至整个欧陆都已筋疲力尽，统一的德国尚未形成，俄国力量正从西欧收缩，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也忙于本国事务或争夺海外财产。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革命和内乱横扫了许多欧洲强国，一些新国家相继诞生。在经年的动荡和混乱局势中，唯有英国几乎毫发无伤。同时，由于人口增长和移民活动，英语民族空前壮大了。

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并未使英美两国彻底反目，跨越大西洋的交往与合作日益增长。当美国全神贯注地开拓北美西部大陆之时，英国已开始抢占并填补世界的权力空间。皇家海军统御着海洋，公正地维护海上秩序，极力防止欧陆势力对英美的干扰和侵害。

英国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殖民地，从衰落的荷兰手中获得了南非，创建了一个以海权为根基的广阔新帝国。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她的统治下，大英帝国走向了世界之巅，统治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这一时期，宗教伦理引发了激烈的道德争论。英国曾经通过奴隶贸易谋利，而今这种可耻行径已被皇家海军彻底铲除。美国爆发了残酷的内战，以近一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消灭了奴隶制度，更重要的是，合众国仍然岿然而立。

十九世纪是坚强、宽容、进步和文明的时代。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震撼了世界，蒸汽机和许多关键技术引发了工业革命，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世界不可避免地跨进了民主时代。公民权利在所有西欧国家稳步扩展，直至像美国那样普及全国。几世纪以来引领英国发展的贵族阶层，逐渐融入了民主发展的洪流之中。在美国，没有阶级差别的政党制度和金融力量，在美洲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维护了国家结构的稳定。

与此同时，新的大英帝国，或者说英联邦，是王权之下各个自治国家基于共同理念和自愿原则联合起来的。维多利亚女王逝世时，几个世纪的遗留问题正在稳步解决之中。这一时期，欧洲的德意志民族雄起了，在此之前，德意志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或在中世纪的夹缝中艰难求存，而今，它却若火山喷发一般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在接踵而至的斗争中，英美两国第一次为了共同的目标携手而战。

温斯顿·丘吉尔

1957年2月10日 于肯特

第十部 复苏与改革

第一章　胜利后的和平

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战乱，欧洲于1815年夏迎来了和平。这次和平来得相对持久，虽然受到内乱和局部战事的干扰，但在德意志崛起取代法国优势地位之前，欧洲总体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英国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民族大业，英国人团结一心，协力奋斗，而今，这项使命终于完成，他们从此可以致力开发工业资源，发挥商业技能。在过去五十年中，英国的工商业已经崭露头角，经过二十二年的战争磨砺，显得更加光彩照人。然而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繁荣的世界贸易和制造业，及各阶层民众的需求和愿望却使英国的政治家们力不从心，英国政治一度陷入停滞。英国的托利党——虽然此名并未得到公认，但我们权且这样称呼——牢牢掌握着国家大权，托利党人在同僚主导的战争内阁支持下打赢了拿破仑战争，他们代表着反对法国革命及拿破仑帝国的传统力量。托利党在全国拥有众多支持者，这些人大多较为现实且具有独立的思想，他们轻视党派但又倾向于托利党的主张。托利党人不但将自己视为不列颠的卫士，还自称是1688年光荣革命果实的捍卫者。在法国革命恐怖统治的冲击之下，英国统治阶层力图维护社会秩序，防止民众思想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长期的艰苦努力使英国精疲力竭，直到1830年它才终于恢复了元气。

国家政要包括利物浦勋爵和卡斯尔雷子爵，1818年后，又加上了威灵顿公爵。在政府官员中，卡斯尔雷子爵和威灵顿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欧洲人能在拿破仑倒台后享受普遍的和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威灵顿远见卓识和卡斯尔雷的公正无私。尽管遭遇了许多的挫折和失败，但这些人却最终引导英国走向了胜利。利物浦是查尔斯·詹金森的儿子，是乔治三世时期政府的组织者，也是小皮特的亲密同事。他脾气温和，容易相处。自对法战争开始以来，他一直身兼数职，忙于公务。利物浦于1812年出任国家首相，他安邦治国、张弛有道，十五年来，始终老练、耐心地处理国家事务。

卡斯尔雷步入政坛之后，先是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在与爱尔兰就合并问题进行谈判的艰苦岁月，卡斯尔雷目睹了十八世纪最严重的渎职和徇私舞弊，神圣的皇家任命权被滥用无忌。他曾任战时内阁的战争大臣，但因与同事坎宁发生激烈争执而被迫辞职，这场纷争致使政府瘫痪，甚至导致两人在帕特尼希斯进行决斗。1812年，卡斯尔雷重回政坛，被派往外交部任职。在此期间，卡斯尔雷缔造了反法联盟，为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也是合约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很少关注国内事务，由于不善辞令，他很难用流利的口才向人们阐述其在外交政策上的远见卓识。反法联盟正是卡斯尔雷一手缔造的。他高傲的性格加深了其冷酷、内敛的气质，在他看来，向公众坦陈政府的计划和措施是有失身份之举。然而无论如何，他是英国下议院的领袖，能获得这个职位的人，必定是才华横溢、能力出众的。

威灵顿是举世公认的杰出将领。正是他率军迎击并最终击败了拿破仑。他的政治理念十分简单，即团结各方力量，使之承担起维护当前秩序的各项职责。内阁其他阁僚都是态度坚定的托利党人，如上院大法官埃尔顿，前任首相现任内政部大臣西德茅斯子爵阿丁顿，殖民大臣巴瑟斯特伯爵，他曾被罗斯伯里勋爵形容为“政治圈中的怪才，位居最显要之职，却又最为默默无闻”。这些人都是在世界革命的威胁之下步入政坛，他们的唯一政治目标就是不屈不挠地捍卫其所熟知的国家体制。他们的思想僵化，很少能够把握和适应英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在政府捍卫地主利益，在爱尔兰维护新教地位，在本土则支持国教发展。卡斯尔雷是国际事务专家，威灵顿则能在军事方面尽其所长。其余人多是普通的托利党政客，他们较少干预事务，只是力所能及地工作。

英国拥有诸多优势，包括制海权、金融力量及击败拿破仑的顽强精神。1815年夏，卡斯尔雷代表着英国主宰着欧洲的命运。停战条约关乎欧洲的和平和后代的利益。它需要消除大国间的纠葛或矛盾，建立一个有序的国际体系，同时杜绝法国的威胁隐患。新建立的国际组织必须能在解决国家争斗、理论冲突和种族对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条约重建了欧洲秩序，英国也须承担起前所未有的重任。它参与重划法国边界，最终条约使复辟的波旁王朝丧失了萨尔区和萨伏伊的部分土地。法国恢复了1789年时的疆域，而普鲁士则成为了莱茵河地区的强大力量。

威灵顿公爵指挥下的反法联军占据着法国东北部土地，联军约有十五万人，其中包括三万名英国士兵。托利党人在胜利之后仍不愿承担欧陆义务，但卡斯尔雷却极力维护英国通过战争赢得的主导地位。他没有受到公众情绪和种族仇恨的干扰，也不想大肆践踏倒下的敌人。他预见到，法国将会成为平衡欧洲力量的重要砝码，像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那样影响英国的利益大局。他和威灵顿公爵站在法国和它的仇敌之间两方斡旋。他们认为，如果不对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加以限制，他们就会瓜分中间的德意志土地，对法国提出严苛的合约条款，在分割波兰的问题上打成一团。从这点上说，英国的调解奠定了欧洲和平的基础。

在十八世纪，欧洲强国间没有常设的协调机制，也缺乏利益认同的理念。在法国革命战争中，他们联合起来应对共同的威胁，现在仍然决定携手行动，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四国联盟已经建立起来，他们发誓要通过会议协商来解决欧洲问题。作为补充，俄国沙皇、奥地利君主和普鲁士国王又结成了神圣同盟，主要目的是防止欧洲任何地区燃起革命的火种，一旦出现革命或暴动，就立刻以合法的名义加以镇压。

卡斯尔雷对这些同盟无甚兴趣，他向来反对干涉主权国家事务，无论这个国家多么弱小，无论国家制度多么自由，都不应受到外来的压迫。虽然英国的漫画将卡斯尔雷塑造成一个反动的角色，但他仍坚持抵制欧陆强国的独裁专制。在他看来，四国同盟和维也纳会议仅仅是商讨欧洲问题的外交机器零件，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及其同僚却将此视为维护现存秩序的有效工具。两方分歧的部分原因应归结于英国议会制度，无论它多不完善，毕竟代表着民族利益，而卡斯尔雷的欧陆同行则是站在绝对君主制的大旗之下。英国是一个世界强国，海外贸易和掌控海权是其力量之源。它的商业贸易可以不受欧陆的桎梏而自由发展，更重要的是，它的统治阶级有公开辩论的传统，并不像欧陆那般盛行专制制度。

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维也纳会议在外交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1815年上半年，除最终条约外，各国间还单独达成了二十七项协议，同期，在其他会场也有二十多项条约签署。法国外交官塔列朗曾对法皇阳奉阴违，但在会场之上却以坚定的意志和灵活的手腕竭力维护法国的地位。然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维也纳会议的核心人物却是卡斯尔雷。他调和对立双方的矛盾，温和地期望欧洲至少能维持七年的和平。事实上，条约带来的和平时间甚至超过了卡斯尔雷预期的五倍。他对大陆事务采取中庸、均衡的策略，从正反两方面看待问题。卡斯尔雷的这种理念构成了近一个世纪的英国外交政策传统。会议导致的隔阂在所难免，但卡斯尔雷在欧洲力量分裂之前至少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合约签订不到三年，英国军队便撤离了法国领土，法国在支付战争赔款后重回欧洲社会，成为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威灵顿卸去了联军统帅之职，回国担任内阁军械署总管的职务，他是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

在国内，政府面临着重振经济的棘手任务。官员们能力不足，无法承担大任。对战后国家的混乱局面以及工业进步带来的种种问题，他们束手无策，疲于应对。英国比邻国更早地享受到了工业革命的成果，获得了力量和繁荣的新源泉，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群众在环境恶劣的城镇中常常陷入凄凉和痛苦境地，抱怨之声扑面而来，批评怨愤之声不绝于耳。英国科技上的领先成就得自于十八世纪发明家和商人的天分和努力，得自于它的煤铁资源优势、地理优越和交通便利，而海上霸权、殖民地资源及贸易带来的充裕资本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沛给养。蒸汽机逐渐利用整个产业领域。日益完善的精密工具促使工业产量猛增。纺纱实现了机械化，工业体系逐渐扩大。熟练劳动者的个体生产活动被社会大生产所取代，机械化、人口增长与就业领域的广泛变革都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拥有良好背景和出身的政府官员对亟须治理的社会弊病视而不见，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要保护个人财产。在社会迅速步入工业化的时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固执地捍卫地主阶级的利益。由于惧怕引发血腥的革命，他们甚至不敢进行适度的改革。

拿破仑在位时阻断了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贸易，而英国的反封锁制裁使国内的工业形势变得更糟。在北部和中部地区，工业人口的失业率飙升。1812年到1813年间，勒德分子发动了破坏机器的暴乱，这充分暴露了政府根本无力维护公共秩序。伦敦内政部的官员与那些“太平绅士”缺乏沟通协调，最后在军队的武力镇压之下，暴乱才得以真正平息。在十八世纪，低工资和失业通常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如果再遇上荒年的粮价高涨，物资紧缺，便很容易导致大范围的暴乱。此际，正是农业灾荒又遇上了萧条之年。总体而言，几次绞刑和流放很快能将十八世纪的骚乱彻底扑灭，那些叫苦不迭的国内民众，也多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天灾而非国家的经济或政治体制。但滑铁卢战争之后，公众情绪出现了极大转变。激进派领袖公然走上前台，持续不断地煽动民众的愤怒情绪。那些思想极端的组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曾被镇压下去，而今再度死灰复燃。尽管在下院没有代理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运动色彩。

在激进分子眼中，给英国人民带来不幸的，不是不可抗的天灾，而是不作为的政府。托利党内阁面对这样的指控竟无言以对。托利党人不喜欢用自由市场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既不相信好运降临，也不会愿对厄运漠然置之。当代的托利党人承认对统治阶级对整个国家的人民福祉负有重任，他们有时也因此倍感自豪。政府的职责正如伯克所定义的那样——维护“公共治安、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繁荣”。其中最后一点在当前时代尤为重要。麻烦的是，当今的情况前所未有，政府在保证公共繁荣方面不知所措。即使他们想出了一个计划，也没有经验丰富的公务人员将其贯彻执行。结果，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依靠私人慈善机构或《济贫法》缓解民众疾苦。

另一个不幸之处是议会反对党在这些年中萎靡不振。1783年以来，辉格党便再未掌握过国家权柄，二三十年的在野党窘境使它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此时，辉格党内部四分五裂，政治家们根本无法拿出优于托利党的战后重建计划。事实上，两党的根本利益殊途同归，与托利党相同，辉格党是地主阶级和金融家利益的代表。二者的政见分歧仅在于天主教解放和中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辉格党人极力推进议会改革，试图以此为大棒一举击败小皮特政府。但是，法国的激进势头令他们惊惧不已，党内领导开始对改革谨小慎微。正如黑兹利特所言：“两党的竞争，如同两辆奔驰的马车相互甩起泥浆，最后还是沿着相同的道路驶向了相同的地方。激进分子找到了进入议会的途径，但由于人数太少，无法形成有力的反对派。一位资历丰富的激进派领导人约翰·卡特赖特四十年间发表了许多小册子，呼吁一年制议会和普选制。他是一位开明的地主，受到许多议员的爱戴。但是，他却从未进入过议会下院。如果不对选举权加以改革，他就无法被任何选区所接受。激进派往往言辞粗暴，无论是托利党人还是辉格党人都对其惧怕不已，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中上层的地主和工业阶级对一切社会改革建议都坚决予以抵制。

议会集中体现了英国的政治传统，人们仍盼望议会能够消除时弊。如果议会无动于衷，那么其本身就需要进行改革。因此，对社会体制不满的人们转而要求改革议会。他们举行集会，抗议之声不绝。但是，激进派的策略与当初的法国革命者太过相似，因而难以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中产阶级虽然没有在议会中获得足够影响力，但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他们无奈之中还是站在了地主阶级的一方。内阁完全是一片混乱，人身保护法中止了，禁止煽动性集会的法案获得通过。全国爆发了新一轮示威活动，大量民众从曼彻斯特出发，步行至伦敦请愿，反对政府的限制措施，他们每个人都带着毯子准备夜宿之用。这些“裹毛毯者”深深激怒了英国当局。于是，示威领导人被捕，余下的人很快四散而逃。另一场运动在德比郡爆发，但被轻易地被镇压了下去。

社会的动荡反映出事态的严重性。不仅劳动人口极度贫困，工业阶级与农业阶级间还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国家经济极度失衡，战争债务高到了惊人的地步。公债持有人也因国家财政不稳而时刻惴惴不安。1797年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纸币严重贬值。1812年，一个议会委员会建议恢复金本位，但遭到英国央行的强烈抵制，因此没能实现。皮特为支持战争而收取所得税的做法不得人心，工业中产阶级对此尤为反感。但凡年收入一百五十英镑以上者，需缴纳百分之十的所得税，低收入者税率略低。1815年，税收总额达到了一千五百万英镑，在预算中占据很大比例。

在战争结束时，农业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不少人为追求高额利润，将巨额资本投在了土地之上。和平的到来使得农作物的价格暴跌，土地所有者呼吁限制从外国进口廉价玉米。1815年的《谷物法》正是地主利益的体现。法令禁止进口外国小麦，除非国内每夸脱小麦价格超过八十先令。面包的成本上升，工业资本家不得不提高工资来使他的工人免于饥饿。在工业资本家的要求下，国家废除了所得税，但是，此举又对国家预算带来了不利影响。财政大臣尼古拉斯·范希塔特对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和流通体系的混乱无计可施。在艰难经济形势的背后，民众的苦难日益加剧。

1819年的一个意外事件更是加剧了公众的不满和政府的担忧。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人们在曼彻斯特城外的圣彼得广场举行的抗议示威，参与者超过了五万人，其中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当地官员丧失了理智，在公开宣读《暴乱取缔法》后，便下令骑兵队冲向人群。结果导致十一人死亡，其中还包括两名妇女，四百多人受伤。人们将该事件与“滑铁卢战斗”相提并论，讽刺其为“彼铁卢大屠杀”。官员们的暴行引发了普遍的愤怒情绪，为防止事态扩大，政府随即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但这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政府出台了六项法案来限制公众聚会，允许治安官员查禁煽动性的印刷品，禁止军事性演练，对报刊征收重税以此限制激进派报纸的发行量，规范逮捕令签发及审判制度。不久之后，一个反对整个内阁的阴谋被揭发，一小群策划者在埃奇韦尔路拐弯处的卡托街被捕。他们密谋杀害来此参加晚宴的所有部长，继而夺占英格兰银行。

政府的行径违背了英国的自由传统，同时也唤起了辉格党人的良心。他们认为“彼铁卢”毫无疑问侵害了民众的权利，因此要求进行调查。自由制度面临威胁，对这场斗争的意义，他们心知肚明。在选举中，辉格党再次落败，面对遍及欧洲的社会动荡，他们与托利党人一样对当前的局势心存忧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平静地接受了失败的结果。与大多数欧陆国家相比，英国局面相对稳定。但是，国外的混乱也同样加剧了本国的困难。到1819年底，贸易和农业情况都有所改善。贵金属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皮尔是一位年轻的托利党政治家，二十四岁时曾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他建议英国恢复金本位制度。皮尔提交了一项法案，向议会阐述委员会报告中的具体精神，该法案获得了通过。在一位普通议员的努力之下，通货稳定也最终得以实现。尽管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受了一些损失，但却没有发出强烈的抱怨之声。英国似乎已闯过了难关。

英国王室再度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拿破仑战败标志着君权和君主政体的胜利。但法国大革命也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公众舆论打上了共和的烙印。无能和昏庸的君主很容易成为公众批评和泄愤的目标。在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长期受到间歇性精神病的折磨，这使政客们不得不着手应对王位时常空缺的问题。1788年国王首次发病，首相皮特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在是否由威尔士亲王代行王权的问题上，皮特与福克斯及辉格党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此事因乔治三世的突然复苏而不了了之。1810年，老国王的精神状况陷入了不可救药的境地，他终日徘徊在温莎城堡的走廊上，拖着长长的白胡子，穿着紫色的晨衣，十年之后才溘然长逝。由于国王病情恶化，威尔士王子成为摄政王，可以无限制地行使王权。他沿用了托利党顾问，一心一意对法作战，摄政王的所作所为令他的辉格党老友惊愕不已。无论乔治四世有何缺点，他在摄政时期曾坚定地支持威灵顿和卡斯尔雷子爵，同时勇敢地面对拿破仑的挑战。他因此赢得了荣誉和威望，在英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汉诺威皇室已经牢牢地扎根于英国的土壤之中。乔治三世在光辉的中年时代颇受欢迎，被人们称为“庄稼汉乔治”。一位名叫戈登的贵族，曾领导一群疯狂新教徒发动叛乱，当朝野内外一片惶恐之时，乔治国王是唯一镇定自若的人。他经历过美国独立战争的灾难。尽管深得民心，却难以得到民权领袖的尊重。他娶了德国公主夏洛特为妻，生养了许多子女。其中有七位长大成人，但却没有一人给皇室赢得光彩。

英国宫廷中，一切都散发着僵化、狭隘和陈腐的气息，其氛围与德意志公国相类似。日后成为乔治五世的年轻人在压抑的气氛下痛苦不堪，他很快开始反抗守礼的母亲和吝啬的父亲。王子喜欢与人交往，往往与可疑人物关系密切，这就使他与皇室家族进一步疏远了。年幼时，他的兄弟们都离开家园，被送往德意志接受日耳曼式的教育，而作为王位继承人的乔治则必须拥有英国式的背景。他与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理查德·谢里丹和博·布鲁梅尔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并很快具备了十八世纪的绅士做派——四处举债，穿着得体以及口齿伶俐。他的天赋和品位与众不同，自我表现的欲望常常使其行为乖张，放纵任性影响了他的判断能力，轻浮的思想令其显得举止不端。每当享乐之事与国王职责发生冲突时，享乐思想总能占得上风。无论是摄政还是为君，他总有一种孤独之感，这充分显示了他性格上的脆弱一面。

1784年，王子恋爱了。不幸的是，他所钟情的女子——玛利亚·菲茨赫伯特不仅来自一个无名无势的平民家庭，而且还是纯正的罗马天主教徒。菲茨赫伯特的品行无可挑剔，只有正式婚姻才能使她满意。英国是欧洲最坚定的新教国家，而它的王储竟然要迎娶一位两次丧偶的天主教寡妇，这令王子的辉格党朋友们十分惊慌。根据《皇室婚姻法》，这种婚姻是非法行为。乔治的做法既有损他的名誉，也不利于他的地位。两人的关系一开始秘密地发展，乔治性情反复无常，很快就将此事公之于众。菲茨赫伯特夫人性格拘谨安静，恐怕很难与他保持长久关系。二者的恋情公开后不久，又再度转入地下，最后还是无果而终。几年之后，乔治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姻缘，这是一段合法的、门当户对的王室联姻。

1796年王子遵父母之命与德意志布伦瑞克的凯若琳公主结婚。凯若琳公主个性喧闹轻浮，缺乏魅力。乔治在第一眼看到她时，就大失所望。在婚后，乔治借酒消愁，一连二十四小时都在醉生梦死中度过。新婚数日，乔治给妻子写信，解除她的婚姻义务。此后，他又与一位名叫杰茜的女子暗通款曲。乔治对凯若琳的厌恶与日俱增，他们生育了一个女儿夏洛特，但这位公主对父母双方皆心存不满。1814年，乔治将妻子赶出了宫廷。凯若琳大闹一场，愤愤地离开英格兰前往欧洲旅行。她诅咒发誓，等丈夫继位时再来闹个鸡犬不宁。

英国政府为乔治继位问题忧心忡忡。夏洛特公主嫁给了萨克森-科堡公国的利奥波德王子，他后来成为了比利时国王。凯若琳于1817年死于难产，她的婴儿也不幸夭折。乔治的弟弟们皆是性情怪僻之人，并不受人欢迎。正如威灵顿所言：“他们是坠在各届政府脖子上的千斤重担……使英格兰三分之二的绅士蒙受羞辱。”他们不仅缺乏魅力，也无合法子女。虽然在外拈花惹草，招蜂引蝶，但每个人却对自己的地位了然于胸——他们深知自己的王族婚事对英国政府的重要价值。无论如何，克拉伦斯公爵和肯特公爵还是在1818年履行了王室的婚姻义务，他们因此获得了一大笔金钱。肯特公爵迎娶了一位德国女子，之后便前往直布罗陀施展他的军事才华。他们所生的女儿就是未来的维多利亚女王。

威尔士亲王一直考虑与漂泊在外的妻子离婚，利物浦领导的政府对此深感不安。亲王奢侈放纵，曾经一掷千金，在布莱顿和温莎进行建筑实验。他的做法使政府陷入窘境，议会中也有许多人发表了火药味十足的演说。坚定的托利党掌玺大臣激烈地反对国王离婚，基督教界人士也同样不予支持。然而乔治却一意孤行，他专门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对凯若琳的行为进行调查。委员会成员特地奔赴意大利，从凯若琳令人讨厌的随从那里搜集证据。1819年7月，政府接到了关于王后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详尽罗列了对其不利的种种证据。乔治国王兴高采烈，而利物浦和内阁则叹息不已。自1714年以来，王室间的纷争每每成为党派争斗的导火线。在此事上，反对派也必然会拿王后的伤痛作为政治武器。

凯若琳公主的首席法律顾问是年轻的辉格党精英亨利·布鲁厄姆。这位诙谐幽默、聪明伶俐、野心勃勃的律师虽然并不相信公主无辜，但却看到了此事对辉格党的价值所在。布鲁厄姆秘密同政府建立了联系，希望通过双方的妥协使自己加官晋爵。1820年1月，精神错乱的老国王逝世，新任国王的配偶问题又被提上了日程。乔治四世此时身染重疾，但对凯若琳的愤恨却有增无减。国王在怒火之中迅速康复，随后又突发奇想，坚持要把凯若琳的名字从教堂的祷文中去掉。内阁诚惶诚恐地上书国王，坦陈此事实难照办。但是乔治现在已是君临天下了。他发出威胁要解散内阁，同时还扬言到汉诺威退隐。国王的坚决使辉格党人和保守人都惊讶不已，他们担心此事将对外界舆论造成不利影响。无论其结果如何，丑闻终会使这个君主制王朝声名扫地。

凯若琳亮出了她的底牌。1820年4月，伦敦的报纸上刊登了王后署名的公开信，对敌人反唇相讥。她很容易赢得了伦敦激进势力的同情之心，市议员伍德积极地与其保持联络，同时许诺将热情欢迎她的到来。在激进派看来，羞辱传统党派的时机已经成熟。政府做了最后的努力，派遣布鲁厄姆前去阻止王后返回英国。王后在圣奥梅尔匆匆接见了他，但却并没有回心转意，激进派先前的煽风点火取得了成效，现在已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位暴怒女人的脚步了。同年7月，她抵达英格兰。从多佛到伦敦的路上，王后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在绝大多数时间，她所乘坐的马车都是被热心的支持者们拖拽着前进。凯若琳的到来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热潮。

政府极不情愿地接手了这个难题，一个秘密委员会在上院成立。利物浦在接受委员会报告后同意，如果确有证据表明王后淫乱，就可引用处罚法案。公众对英国现状的不满之情此刻都转移到对王室的全面调查中来，每一位王室成员都受到无情的审查。城市中的极端派通过一场周密策划的社会运动对王后给予支持。布鲁厄姆无路可退，也只好站在王后一边。在伦敦，每天都有大量人群聚集在凯若琳住宅之外，向其欢呼致敬。当王后出现在公共场合时，周围人更是呼声雷动。不仅如此，反对王后的政客们频频在马车中遭到石块袭击。7月，威斯敏斯特宫召开听证会。在冗长的会议上，与政府沆瀣一气的总检察长提出了从凯若琳流浪宫廷中找到的一名不十分可靠的意大利证人。凯若琳的掌礼官伯加米在她身边安插了许多亲信，授予各种伪职。这班乌合之众已在地中海国家游历多年，曾饱受当地政府的嘲笑和羞辱。这些男仆和侍女的证词相互矛盾，漏洞百出，卑鄙肮脏，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观众面前上演了一场闹剧。而在场之人，也兴致勃勃地倾听了有关下流服饰和猥亵行为等内情故事。伦敦的报纸公开抨击那些操着意大利式英语的丑陋证人，认为他们的证言根本不能采信。利·亨特还专为此事写了一首讽刺诗：

“你发誓——你发誓——”

“是的，先生。”

“隔着两扇门——你看见她被邪念所困扰吗？”

“正是，先生——是的，先生。”

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十五天的会议，令所有民众变得猥亵可憎。”布鲁厄姆为凯若琳辩护，他以1796年乔治解除妻子婚姻义务的信件作为证据，收到了良好效果。可以相信，仅凭那些相互冲突的证据，法庭很难依照处罚法案判定离婚。布鲁厄姆大胆地抨击隐藏在幕后的主使者——乔治国王本人，同时还引用了《失乐园》
[1] 中的诗句恶意影射乔治的肥胖：

“另一影像似幻非幻，

若说人形却肢体不清，

虽似实体，影影绰绰，

形影相替，扑朔迷离。

头上一物若光圈环绕，

原来是戴着王冠模样的东西。”

上院议员们认为王后有罪，但对是否判定离婚迟疑不决。处罚法案仅以九票的多数在上议院获得通过。辉格党人看到已无可能和解，便投出反对票。辉格党领袖格雷伯爵宣称他坚信凯若琳无罪。内阁看到处罚案很难在下议院通过，于是主动将其撤回，而此事也就暂且搁置了。伦敦大批市民涌向街头庆祝胜利，全城一片灯火辉煌。上院议员的宅邸窗户被暴民砸得粉碎。西德茅斯勋爵小心谨慎，他曾禁止女儿们接触有关此案的报纸，到头来却成为第一个受害者。但是，民众的热情很快平息下去。凯若琳获得政府给予的五万英镑年金——她还尚未高傲到拒绝这笔巨款的程度。危机引发的第一个政治后果就是与王后关系融洽的坎宁辞职。但在1816年，这个皮特的得意门生重返内阁，担任印度政府的监管委员会主席。坎宁在各个方面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他的辞职无疑是内阁的严重损失。

接连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为这场闹剧画上了句号。1821年，乔治五世在威斯敏斯特宫的盛典上加冕为王，凯若琳试图闯入教堂，但却因没有入场券被拒之门外。一个月后，她含恨离世。官方试图将她的棺木悄悄送出国境，然而却未能得逞。于是，灵柩便在情绪激昂、喧嚣纷乱的人群护送下穿过了伦敦城。这是激进派从此事中收获的最后一个胜利。

王室纷争引发的怒火实质上是一种不满情绪的表达。它代表反法战争后的激进派运动达到了最高点。到1820年年末，工业和贸易开始复兴，公众骚乱也逐渐平息。国王的个人缺点并未对根深蒂固的英国传统造成影响，人们又本能地站在了国王一边。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君主制就一直未有中断。坎宁低估了国民的保守主义思想，贝德福德公爵也一度在危机中乱了阵脚，惊慌失措地宣布“王朝即将终结”。相比之下，埃尔顿的判断相对准确，他说：“站在王后一方的多是下层民众，除了那些放荡不羁、借机牟利之人，中、上层人士大都倒向了国王……下层社会显然出现了动荡倾向，但在当局的严密监视下并未酿成祸乱。”

事件的余波在坎宁辞职后仍未平息，顽固派老者居多的托利党被严重削弱了。它得不到公众的支持，且继续补充新的血液。辉格党人也同样意识到他们缺乏群众基础，部分少壮派认为“辉格党与民众间传统的天然联盟”正处于危险之中。议会改革不久就成为了社会的一大焦点问题，以此为契机，辉格党人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利益。

第二章　坎宁与威灵顿公爵

乔治四世统治的十年间，在政治风浪中成长起来的老牌政党很快趋于瓦解。在一百多年的时间，辉格党和托利党因政见不同在议会上吵得不可开交。同时，辉格党内部也斗争激烈。现代学者对亲缘关系和商业利益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宣称，在十八世纪英国根本不存在两党制。如果客观严谨是历史学的第一要义，那么只能说，此时当政者与在野之人争斗不休。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人数众多的中立绅士，他们不偏不倚，随时准备支持当政的任何一方。然而在议会激斗的伟大时代，此种结论还是略显不足。即便是朝野两派，也不妨有个称号。那么人们为其冠以“辉格党”和“托利党”之名又何尝不可呢？无论如何，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托利党已连续执政近三十年。

托利党政府成功地领导英国度过了漫长艰险的战争岁月，虽然名誉受损，但也经受住了五年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考验。工业革命为行政工作带来了诸多技术难题，无论是辉格党托利党，还是贵族派或重农团体，均对此茫然失措。新世纪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政党格局被新形成的政治原则和定义打乱，又在维多利亚时代重新组合起来。虽然这一过程耗时漫长，但小皮特组建的政党已经感到了混乱和压力。此刻，皮特成功地将日渐强大的商业集团拉到了自己的阵营，他的自由贸易政策和行政管理成效也赢得了一些工业界领袖，诸如罗伯特·皮尔及威廉·格莱斯顿父辈们的支持。遗憾的是，皮特的政策传统在战争年间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皮特的年轻信徒们也曾竭力捍卫他的主张，但继任者却缺乏皮特那样的威望和远见。如果缺乏有效的政策管理，地主阶级同新兴商人阶级结成的联盟很快将趋于瓦解。农场主和工业家没有共同利益可言，皮特在世时，他们就开始相互争斗。到皮尔执政时期，双方最终分道扬镳。战争的结束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双方围绕《谷物法》再次展开了激辩，二者矛盾也一度激化。凯若琳的离婚使政府威望扫地，各个政党也未能拿出一份宏大的全国战略计划。甚至对利物浦抱有同情的人士也感到，除了维持现存制度外，政府几乎毫无作为。

以乔治·坎宁为首的托利党少壮派得到了商业阶层代言人威廉·赫斯奇森的支持。商人们主张恢复皮特的自由贸易政策和英明的商贸法案，但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很快开始困扰托利党，致使其内部出现了分裂，甚至连同辈的党徒也相互争斗。在罗伯特·皮尔统治爱尔兰的六年间，政府成功抑制了不满的情绪和酝酿中的内乱。在皮尔看来，“眼下，一个可靠的专制政府对于爱尔兰最合适不过。”他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恢复了社会秩序，实现了爱尔兰的相对稳定。但是，他的手段和政绩皆未赢得当地民众的好感。回国之后，皮尔对天主教解放忧心忡忡，他认定宗教运动不仅会危害爱尔兰的新教，也会对整个政治体系产生负面影响。十九世纪尚未结束，皮尔的担忧就变成了现实。此时，皮尔为争夺托利党的领导权与坎宁打得不可开交，两人甚至相互诽谤或进行人身攻击。坎宁在策划和实施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方面功不可没，外交事务是他的主要关注点。然而，在他与卡斯尔雷进行辩论时，外交领域似乎又成为了他的一块禁区。坎宁在老辈托利党人中口碑不佳，他才华出众，机智诙谐，思维活跃，但却常常挖苦和讽刺别人，因而树敌众多。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坎宁不可信赖的谣言不胫而走，他的上司也将其视作阴谋家。1820年的王室离婚案之后，坎宁辞职。一位托利党贵族意味深长地声称：“现在我们终于甩掉了这个麻烦的包袱。”1822年8月，坎宁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顺从地接受了这次体面的流放。至此，坎宁的政治生涯似乎已告一段落。但是天意难测，当坎宁乘坐的船只正沿泰晤士河东行时，卡斯尔雷因不堪工作重负精神失常，在家中更衣室内割喉自杀。卡斯尔雷之死使坎宁在政府眼中身价倍增：他立即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坎宁在这个位置上主宰着英国政务，直至五年后去世。

政府部门进行了重组。皮尔负责掌管内政部，赫斯奇森主管贸易部。现在，政府中已经有了三位重量级的下院议员。而在1815年，四分之三的内阁成员都是来自上议院。在随后的几年中，托利党的统治更加开明。坎宁、皮尔和赫斯奇森大胆施政，他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比辉格党人的主张更为先进。皮尔改革了刑法，在伦敦组建起警察队伍。赫斯奇森详细审查了关税制度，同时推行皮特的经济政策，包括取消不合理税收，改革关税制度等。坎宁呼吁在国内谷物价格上涨时按比例下调其进口关税。但这一举措必将引发托利党内部的冲突。坎宁意识到了国内即将爆发的政治危机，他曾说道：“财产和人口的尖锐冲突将我们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只有通过开明和自由的立法才能力挽狂澜。”然而，在危机真正来临时，坎宁却知难而退，倒是皮尔挺身而出应对挑战。

一份关于天主教解放的年度推进计划提上了日程，这令支持政府的保守派人士倍感担忧。坎宁的态度十分坚决，他是现行公民权的坚定捍卫者，相信通过有远见的商业措施和受欢迎的对外政策，能够消除议会改革面临的多方问题。但是，坎宁已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现自己的错误了。

坎宁就任外交大臣后，他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应对西班牙的危机。在那里，曾经举兵反抗拿破仑的群众组织成了如今的革命派，将矛头指向了专制的波旁政府，同时还以1815年法国宪法为蓝本颁布了宪法。坎宁曾经对1808的西班牙起义给予支持，因此自然抱有同情之心。但梅特涅及神圣同盟则将其视为暴民作乱，他们认为，这场迅速蔓延至波旁那不勒斯王国的暴乱，将对君主制原则及整个欧洲体系造成冲击。1822年秋，列强在意大利维罗那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议协助西班牙波旁政府镇压内乱。威灵顿公爵代表英国出席，他遵从卡斯尔雷的建议，提出英国在此次冲突中保持中立。坎宁坚决支持中立立场，他通过舆论将此种论调广为传布，而英国的外交政策传统也是一向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但是，奥地利与俄罗斯主张出手干预，他们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那就是故敌法国革命政权死灰复燃。复辟的法国波旁政府惧怕革命，也同意派遣远征军开赴西班牙，恢复费迪南德国王的专制权力。

维罗那会议最终做出干涉西班牙的决定，坎宁对此不予理睬。伦敦一片兴奋，许多英国志愿者远涉重洋，协助“西班牙自由派”抵御“保守派”法军。“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说法由此进入了英国政界。但是，坎宁同样反对公开支持“西班牙自由事业”，他因此遭到了辉格党的攻击。英国国内的意见分歧没有对西班牙战事的结果构成影响，法国干涉军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西班牙自由派撤退到加的斯，而后便放弃了斗争。

在欧洲舞台之外，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浮出了水面。英国对西班牙的政体不甚关心，但两个世纪以来，却一直与西班牙争夺南美殖民地的贸易市场，因此这些殖民地的自由对其甚为重要。拿破仑战争时期，南美殖民地尝到自治的甜头，因此当波旁王朝在马德里复辟，殖民统治恢复以后，殖民地居民愤愤不平。在整个安第斯山脉沿线，争取南美解放的斗争此起彼伏。坎宁担任外交大臣期间，南美地图上的大多数共和国虽依然动荡不安，但已确立了独立地位。自1814年以来，英国在这些地区的贸易额增加了两倍，而一旦法国或神圣同盟干预新大陆事务，或是欧洲军队横跨大西洋镇压叛乱，那么这一切就将付诸东流，其损失不可估量。坎宁对此焦虑不安。在这紧要关头，英国商人阶层敏感地察觉到了危机的临近，他们雪中送炭，向坎宁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坎宁果断采取了行动，呼吁美国加入英国一方来反对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在美国踌躇不定之时，坎宁也同法国方面进行了接触。法国不愿与英国进行海外冲突，因此立刻否认会在南美动武或拥有殖民野心，而神圣同盟也就失去了出兵的理由。后来，坎宁以胜利者的姿态宣称：“新大陆的存在维护了旧大陆的均势。”

此时，新大陆一方也有自己的算盘。美国不愿欧洲的祸乱殃及大西洋彼岸。拉美多数共和国都已得到美方承认，它根本不想让欧洲王室的野心家们来民主大陆称王称霸。此外，美国也更不希望欧洲人重返美洲，进行殖民掠夺。坎宁的英美联合建议产生了吸引力，美国两任前总统——杰弗逊和麦迪逊都支持门罗总统的看法，认为坎宁的主张颇受欢迎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除欧洲的威胁外，他们还对俄国的太平洋计划极其关注。俄国人占领了阿拉斯加，沙皇的领土要求甚至包括了美洲西海岸到加利福尼亚的广大地区，在这些地方，沙皇的情报人员神出鬼没。门罗政府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固执谨慎，他对英方的设想心存疑虑。亚当斯不信任坎宁，认为其“诡计多端，不值得信赖”。他希望美国能够撇开英国，独自采取行动。或许在未来，古巴或加拿大会渴求加入这个伟大的合众国，那么英美关于美洲不可侵犯的联合声明是否会削弱这种可能性呢？美国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保持独立的态度。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与其像运输船般尾随英国战舰而行，倒不如名正言顺地向俄法阐明我国原则。”亚当斯的主张在1823年12月2日总统的国会年度咨文中得到了实现。咨文提出了纯粹的美国政策，即日后人们在谈及美洲事务时所经常提到的门罗主义。

门罗强调：“自由独立的美洲国家现状应该予以保持，其不应被视为任何欧洲强国的殖民场所……任何试图将自身(政治)制度扩展至美洲某地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美洲和平和安全的威胁。”这真是一个掷地有声的表态。门罗宣言之所以能被其他国家所接受，是因为英国的海上力量正友好地担负着警戒任务——虽然此事极少得到公开承认。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皇家海军始终是美洲自由的最坚强捍卫者。正因为有了英国壁垒的保护，美洲才得以从容地走上自己的发展之路。

著名的门罗宣言同样是给英国的一个警告。坎宁深知，美国人申明了其在美洲的主导地位，他也同样了解与美国发生矛盾争斗的危险。坎宁决定避免与美国冲突，因为这样可能会使英国陷入尴尬境地并损害它的利益。无论如何，对远不可及的危险进行争论毫无意义，于是，坎宁就此事发表了简短而中肯的声明：“美国发表言论，公然以美洲国家的领导人自居，并试图借美洲联盟反对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其主张违背了我们的利益，我们不会支持或默许。然而，抽象地驳斥该国言论无所助益，而我们也不应说出任何赞同的言语。”

不久之后，英国正式承认了美洲国家的独立地位。英王乔治四世对共和制国家抱有敌意，而坎宁在政府中的众多同僚也竭力反对他的做法。乔治甚至拒绝宣读承认南美独立的演说以示抗议——这篇演说最终还是由一位极不情愿的法官代行宣读了。坎宁的主张再次胜出。他当机立断解决南美问题可以说是外交政策上的一大胜利，当然，英国还有更多的事务等待着他的决断。

在拿破仑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不列颠的大批军队都被派去防御葡萄牙。而今，这个英国的最古老盟友再次请求援手。南美卷入欧洲事务后，葡萄牙的巴西殖民地宣布独立，同时还出人意料地将驻扎在此的葡萄牙亲王拥立为统治者。坎宁立刻承认了这个新政权，并力劝葡萄牙政府也如此作为。然而就在此时，形势突然出现了转变。葡萄牙老国王驾崩，一场王位争夺战随即展开。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是巴西皇帝年仅八岁的女儿，自由派和立宪派势力都对其表示拥护。女孩的叔叔同样要求继承王位，他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得到神圣同盟和西班牙的积极支持。英国秉持一贯的政策，那就是里斯本不能落入敌对势力手中，而此刻，葡萄牙几乎要被独裁主义干涉势力所压垮。依照古老的盟约，英国于1826年12月派军前往古斯塔河。坎宁在议会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他说，军队调动并不是“刻意将政体强加某人，而是为维护盟国的独立”。英国驻里斯本的大使描述了皇家海军舰队出现在古斯塔河的时候，人们欢欣鼓舞的景象：“现在，谁也不再害怕成为立宪主义者了……英格兰已经发话，皇家军队业已抵达。觉醒的雄狮气度不凡。”虽然如此，葡萄牙问题只是暂时得到解决，数年之后，坎宁的继任者们将再次面对这一棘手难题。

此时东地中海也爆发了一场危机。希腊已被土耳其占领了四百余年，如今也萌生了自由独立的思想。希腊人发动起义，于1822年宣布独立。英国人普遍同情希腊革命，尤其是了解古希腊塞莫皮莱和萨拉米斯荣光的英国知识分子，更是觉得热血沸腾。伦敦的开明人士渴望为革命者尽一份力，他们发起募捐活动，诗人拜伦和一些志愿者甚至直接奔赴了希腊战场。然而，拜伦在梅索朗吉昂牺牲之前，却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希腊获得的荣光几乎被内讧毁灭殆尽，在希腊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如果没有欧洲强国施以援手，希腊革命将被彻底扑灭。可怕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率领一支大军援助土耳其苏丹，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革命军队节节败退。更加不幸的是，欧洲列强对希腊革命态度不一。神圣同盟陷入分裂，奥地利和俄国站在了土耳其一边，坎宁遵循卡斯尔雷在世时的政策，试图调解双方矛盾。此外，坎宁害怕俄国出兵干预，在希腊建立起仆从国，并从土耳其那里捞得好处。如果俄国势力取代了土耳其，那么就将危及英国在中东和印度的利益。这就是所谓“东方问题”的起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对欧洲列强的烦扰有增无减，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暂告终结。经过一系列复杂的交涉，英法俄三国于1827年达成协议，向土耳其提出条件。英法联合舰队前往希腊水域向土方施压。这是坎宁在外交事务中的最后成就，他不久便与世长辞，未能亲眼看到希腊舞台上的下一出剧目。

英国政界对外交大臣坎宁的举措变得愈加挑剔起来。威灵顿十分不安，认为坎宁行事轻率。在利物浦首相的调解之下，各持己见的两派人士才没有决裂。1827年2月，利物浦突然中风，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接踵而至。赫斯奇森的内政和坎宁的外策使他们与那些老牌托利党徒日渐疏远。那么如今谁来领导政府呢？托利党的前景一片茫然。应该采取威灵顿的政策，还是听从坎宁的主张？首相人选仍然仰赖国王抉择，为此，乔治四世犹豫了一个月之久。辉格党人无力组阁，该党目前已是四分五裂，根本无法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因此，还是应由托利党的某一派出面来担当大任。

利物浦内阁中的许多成员，包括威灵顿和埃尔顿在内，都拒绝在坎宁的领导下任职。但另一方面，坎宁却有望获得一些辉格党领袖的支持。那么是否应建立托利党和辉格党的联合政府呢？这就打破了传统的政府组织惯例。是否由托利党单独执政呢？这不但会遭到下院反对，国内民众也不会认同。如果找来一些态度中立的名流建立温和的政府，化解党派之争呢？在温莎城堡内，一连几个星期，人们围坐在餐桌前争论不休。他们最终发现，没有坎宁和他的同僚，组阁之事便难以实现。但坎宁却要国王首先答应他的全部条件。他最终说服了国王：“陛下，先王曾打破辉格党的主导地位，我希望您不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托利党。”乔治四世答曰：“如果那样做，我必受天谴。”1927年4月，坎宁出任首相，但仅仅掌权数百日。

坎宁组阁标志着十八世纪的政治体系即将瓦解。他能够获得首相职位，有赖部分辉格党人的殷切支持。然而，坎宁失去了下院唯一的托利党能人罗伯特·皮尔。皮尔辞职部分是出于个人原因，同时他也深知坎宁钟情于天主教的解放。但托利党中的反对派与辉格党中的顽固派对新政府十分厌恶。如果坎宁能多活一段时间，他和下属们或许能够组建起一个新的政治联盟。不幸的是，在短暂的病痛之后，坎宁于8月8日离开了人世。他与卡斯尔雷一样死于过度劳累。

在新世纪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坎宁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的深谋远虑和当机立断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坎宁头脑灵敏、性情急躁，在同僚中口碑不佳。正如他的朋友沃尔特·斯科特所言：他缺乏审慎态度。坎宁继承了皮特政策的优势一面，并将其传递后世。他对英国社会生活的各类新兴潮流兴趣浓厚，同时也与新闻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运用舆论宣传为政府服务。与査塔姆相似，坎宁的政权主要得益于公众支持及受欢迎的外交政策。对天主教解放的支持体现了他胜于旁人的独到眼光，而其反对议会改革的态度也使接触过法国革命的英国政治家们怨声载道。后来他对议会改革的看法可能有所改变，至少可以说，在坎宁死后，面对濒临崩溃的托利党，他的追随者们最终改变了态度。迪斯雷利曾有幸与这个杰出人士见面：“我只见过坎宁一次，但当时情景历历在目，他因激动而扬起的眉毛，萦绕耳际的美妙话语，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坎宁在紧要关头撒手人寰，这对国内外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追随者和辉格党盟友拼凑了一个临时政府，勉强支撑着局面。政府领导人是性情忧郁的戈德里克爵士，他是前任的财政大臣。以皮尔和威灵顿为首的大多数托利党人对戈德里克政府持反对态度。辉格党与托利党间爆发了争吵，破坏了政府的团结，而在推行坎宁不干涉希腊的政策上，也出现了一场意外。塔列朗曾恶毒地讽刺英国的不干涉政策，他说：“这个抽象的政治字眼与‘干涉’似乎意义相同。”但该项政策对英国人而言却是很有意义的。科德林顿曾是纳尔逊的下属，参加过特拉法加海战
[2] ，此刻，他正统率英法联合舰队泊于希腊的海面。科德林顿擅做主张，在纳瓦里诺湾一举歼灭了整支土耳其舰队。英国国内对此颇为震惊，他们担心俄国人会借机渔利，但是海战之胜却是帮了希腊人的大忙。英王发表演说，将其称之为“不幸的事件”，胜利者科德林顿差点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由于辉格党人的阴谋，临时政府突然分崩离析，但辉格党也无法单独组织政府，它太过孱弱且缺乏有力的领导。威灵顿和皮尔受命组阁，威灵顿担任首相，皮尔成为内政大臣和下议院议长。这些老牌托利党人还将进行一场顽强的垫后战争。

新政府的政治观点仅仅是要维护现存制度和律法，认为它们是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只有在迫不得已之时，才能决定后退。皮尔是当今英国最富才干的能臣之一，可他只精于行政管理，只有舆论沸腾引发全国关注并成为无从回避的政治现实时，皮尔才对其给予重视。皮尔政府的第一个让步是应反对派要求废除了《宣誓条例》，该条例将非国教徒挡在了公职之外。这些人经过长期的斗争，而今终于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地位。天主教徒没有获得这项权利，他们的解放不仅关乎原则，也不只是迈向全面宗教平等的一个步骤，而且是与大英帝国的利益息息相关。爱尔兰问题是英国政府的最大败笔，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爱尔兰人的不满和抵制严重削弱了英国的战略地位。从克伦威尔时代起，爱尔兰的大政方针就掌握在少数新教徒手中，爱尔兰人受到压迫，社会愤怒情绪也在不断酝酿升腾。爱尔兰的革命威胁使英国政府终日惴惴不安。1815年天主教徒解放问题出现以后，英国政界重新分为了两个派别，坎宁与部分辉格党人站在了一起，同威灵顿和皮尔一派相互对立。英国的政治家们达成了“君子协定”，将爱尔兰问题年复一年地拖延下去。但爱尔兰人的忍耐已到了极限，他们在丹尼尔·奥康内尔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掀起了猛烈的反英浪潮。奥康内尔是个地主，同时也是一名律师，他希望爱尔兰在英王统治下实行自治。虽然他并不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但却是一位激情四射的演说家，他的讲演能够鼓动人们进行暴力抗争。

一个不起眼的政治事件掀起了波澜。政府中支持坎宁的托利党领袖威康·赫斯奇森和他的追随者们被迫辞职，一位爱尔兰新教地主维齐·菲茨杰拉德通过晋升弥补了职位的空缺。在当时，官员任命需要选民进行补缺选举，因此便在克莱尔郡举行了一场投票活动。奥康内尔是天主教协会成员，他之所以成为候选人，是因为得到背后天主教协会的大力支持。他当选为议会议员显然与现行法律相违背。尽管当地新教人士极力抵制，但他仍然胜利当选。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如果英国政府拒绝给予天主教徒选举权，爱尔兰很可能会爆发革命，继而在国内引发政治灾难。

皮尔是从爱尔兰起家的政治家，他始终坚持保守立场，反对向天主教徒做出任何让步，而他的政治威望也由此确立起来。他是牛津大学选区选出的议员，也是最坚定的国教捍卫者。但随着危机的日益严峻，他的态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威灵顿的处境要略好些，他的态度倾向中立，因而能够不偏不倚地酌情定策。爱尔兰的局势现在一目了然，当地人组成的爱尔兰独立协会妨害了政府的管理，留给英国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解放天主教徒，二是再次出兵征服爱尔兰。1828年8月，威灵顿就爱尔兰局势向国王进行汇报，他说：“政府官员已不再拥有影响力或掌握政权，他们的权力被罗马天主教协会的阴谋家们剥夺了。天主教协会利用神职人员来施加影响，以自认为恰当的方式统治者国家……爱尔兰正酝酿着一场暴乱……而我们又无法解散议会，大多数人的观点是……通过解放天主教徒加以补救。如果不能采取相应措施平复社会情绪，人们就将被迫陷入争斗之中。”

恐慌情绪在爱尔兰的新教徒中间蔓延开来。爱尔兰暴乱不能带给他们一丝好处，天主教徒政治平等对他们来说是难以下咽的苦果，但是如果寸步不让，他们的地产就将处于危险之中。政治权利或地产，二者只能选择其一。12月，爱尔兰事务大臣向皮尔明确指出了内乱的危险：“毫无疑问，在奥康内尔被赶出议会之时，南方的农民将乘机起事。在此期间，任何反对天主教徒的举动都可能迫其提前采取行动。”一名英格兰反对派的成员在信中阐述了爱尔兰新教徒的观点：“根据权威消息，绝大多数的奥兰治派新教徒对自己的处境深感忧虑，他们明确表达了不惜任何来代价化解双方冲突的急切愿望。”

威灵顿将军曾目睹了西班牙内战的过程，他深知，英国很难凭一己之力镇压一场全国性的暴动。威灵顿出生在一个爱尔兰家庭，对那个动荡不安的海岛十分了解。他用朴实的语言向上院议员直抒胸臆：“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战火中度过，历经的戎马岁月比大多数人更长。这些战争大部分是内战。我要申明的是，如果能使祖国避免哪怕是一个月的内战，我可以付出任何努力，就算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现在反对天主教徒解放的只有英国主教、保守派托利党人和国王。主教和托利党人可以通过投票将其否决，而国王却是难以对付的障碍。威灵顿和皮尔曾在温莎与国王进行过一次不愉快的会谈，而且他们也未能同全体内阁成员达成共识。皮尔越来越忐忑不安，而国王却依然固执己见。皮尔认为，这个政府将要采取的，正是其政治生涯中一直抵制的政策。如果不是形势需要，推行法案非他莫属，他没有理由留在政府之内。事实上，反对派可以迫使议会通过解放法案，但这却对皮尔无所助益。他们无法获得国王支持，缺乏法案通过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得不到皮尔的认同，威灵顿无法批准法案，如果国王不予支持，辉格党人也就无能为力。因此，皮尔只能勉为其难，继续承担重任。他辞去了牛津大学选区的托利党职务，转而成为韦斯特伯里的代表议员。他站在了威灵顿一边，最终说服了惧怕辉格党执政的乔治四世。皮尔亲自将解放议案提交下院，1829年，该议案以明显的优势获得议会通过。爱尔兰免除了革命的危险，但英国托利党的团结再次遭到了重创。在法案通过之时，托利党的“元老派”仍然十分强大，他们始终难以容忍皮尔和威灵顿对英国国教垄断的破坏。在托利党的追随者看来，该党的纲领和原则有许多前后不一甚至相互冲突的地方，但保持新教的至高无上却是托利党人始终遵循的政治原则。

威灵顿以军事眼光看待政治事务，他提出与批评者们决斗，以此来进行威慑。温奇尔西爵士无礼地在上议院指责首相，说威灵顿不够诚实，结果一纸正式的战书随之而来。决斗地点选在巴特西公园。陆军元帅威灵顿此时已过花甲之年，但举手投足间依然流露着淡定和从容。对他来说，决斗之事要比抚慰政客容易得多。他曾面对政客大发牢骚，要求“绅士们赶快冷静下来”。而现在，他转向自己的决斗助手，战争时的部下说道：“现在开始，哈丁，看仔细，离开战场。我可不想浪费时间。该死，不要离沟渠那么近，一旦我射中他，他就会跌进去的。”所幸，决斗双方均安然无恙，随后，温奇尔西写下了一份声明，收回对威灵顿的人身攻击。当日晚些时候，威灵顿觐见国王，他说：“另有一件私事禀告陛下，我上午刚刚进行了一场决斗。乔治和蔼地回答，他对此十分欣慰。他历来支持并赞赏绅士维护荣誉的做法。但是，政治矛盾的处理并不总是这么简单。

威灵顿公爵政府并没有推行开明政策的迹象，在坎宁派官员辞职后，内阁空出的两个职位由威灵顿的两个部下接手。这个军事化、副官化的政府越来越背离政治的轨道，反对派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是，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是波澜不惊。1830年6月，乔治四世国王溘然长逝，脖子上还挂着菲茨赫伯特夫人的小画像。人们并未对这位“欧洲第一绅士”念念不忘，丧君之痛很快就消失了。在国王弥留之际，他的情妇科宁厄姆夫人忙着清点她的额外津贴。这位曾经英俊潇洒的青年后来变得相貌粗俗、身材肥硕，甚至连国王自己也不愿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他穷奢极欲，由于长期的放荡不羁，其所具有的天赋才能也逐渐衰退。乔治不是天生的暴君，但却总爱以独裁者自居。当欧陆的专制统治摇摇欲坠之时，他才意识到应尽量回避独裁专制之类的主题。在维多利亚时代，国王的口碑颇为不佳，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上流人士相差无几。

继承乔治四世王位的是他的弟弟克拉伦斯公爵，在乔治三世的子嗣中，克拉伦斯最为古怪，但也最是招人喜爱。他在海军里成长起来，除1827年曾被坎宁任命为海军上将，度过了短暂的荒唐时光外，一直过着低调晦暗的生活。许多年来，克拉伦斯与一名女演员在布希公园同居。但最终还是被迫承担王室义务，与德意志萨克森-迈宁根公国的阿德莱德公主结婚。事实证明，阿德莱德公主热情慷慨、心地善良，是极好的王后人选，而威廉四世性情温和，头脑简单，倒与公主十分相配。但是，国王的饶舌毛病总是令臣属们极为难堪，国王在公共场合常常蠢话连篇，而大臣们对此束手无策。在一次招待内阁大臣和外国使节的盛会上，国王站起身来，带着海员般的粗俗，建议大家举杯痛饮，最后还甩出一句：“居心不良者可耻。”国王的言语让在场之人十分尴尬，待他坐下后，一位宾客转向法国大使塔列朗，悄然问道：“您感觉如何？”“很好！”塔列朗面无表情，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陪同国王的枢密院文书，传记作者查尔斯·格伦维尔对国王忧心忡忡，他很难保证国王能够在召集议会前一直保持理智。然而在民间，国王夫妇的确很受欢迎。王后并非相貌出众，但相比乔治五世的奢侈放荡，她的朴实和恬淡无疑为王室生活中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一次，国王从御辇的窗户中吐了一口痰，围观的人群一片骚动，其中有人高声责备道：“如果是乔治四世国王，他是绝不会这样做的。”虽然如此，国王的粗鲁直率却深受下层民众的喜爱，毕竟伦敦社会的生活和礼仪并不是以宫廷为样板的。

由于克拉伦斯公爵曾被威灵顿撤去海军上将职务，因此人们猜测，新国王可能会让辉格党组织政府。但是，克拉伦斯成为威廉四世国王后，却对威灵顿既往不咎，依然保留了他的职权。国王公正无私的名望颇具政治价值，这在威灵顿身上得到了极好证实。威灵顿曾言：“国王从登基到崩殂，对我始终恩宠有加，甚至古今内外无人享此殊荣。而我先前将他赶下海军上将之位，论手段已是严苛至极，以至古往今来无人能比。但是国王没有丝毫怨恨之意。”“水手威廉”需要在各个方面保持公正之心，前方的狂涛巨浪已经渐渐逼近。法国再度爆发革命，波旁王朝气数将尽。当消息跨过英吉利海峡传到英国人耳中的时候，英格兰人心动荡，波澜骤起。

第三章　改革与自由贸易

1830年，欧洲革命风云再起。7月，革命者在法国奥尔良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新国王路易·菲利普是革命派菲利普·厄加利代之子。厄加利代是法王路易十六的堂弟，曾投票赞成处死国王表兄，但后来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相比父亲，路易·菲利普要更加明智，也更得人心，因此不仅保住了性命，还战战兢兢地当了十八年的法国国王。受到巴黎革命鼓舞的比利时人开始反抗尼德兰王国，1815年的一纸条约曾迫使比利时与该国合并，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英国在该条约的签订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支持低地国家独立，防止任何一省落入列强之手是其一以贯之的政策，同时也是二十世纪多场战争所追求的目标。1815年，低地国家合并为统一的尼德兰王国，这似乎是一次建设性的尝试，伊丽莎白时代奥兰治亲王威廉姆的梦想也得以最终实现。但是，荷兰人与比利时人在语言、宗教和商业利益方面皆不相同，这便在双方之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比利时人呼吁自治，并进一步提出独立要求。在一系列紧张的外交斡旋后，终于达成了和平的解决方案。然而此时此刻，一股革命的洪流又在德意志到波兰的欧洲广阔腹地奔涌开来。梅特涅和神圣同盟的领域遭到严重冲击，但仍可勉强支撑。

欧洲大陆上涌动的革命乱流，大都指向了自由和民主的目标。英国人对此热情欢呼，并怀着激动的心情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然而，托利党政府和威灵顿公爵却似乎对此抱有怀疑和敌视的态度。部分原因是政府担心法议会吞并比利时，或扶植一个由法国王族统治的傀儡政权。甚至有传言说威灵顿意图通过武力恢复尼德兰王国。这个消息并不属实，因为威灵顿历来将维护欧洲和平视为政府的主要目标。反对派舆论乐于将莫须有的事件强加在他的身上，让这些谣传在社会掀起波澜。在英格兰东南部，乡村的贫穷引发了暴动，而在不断扩大的城镇中，对工业化不满的商人和工人们也开展了政治行动。骚动、暴乱甚至革命呼之欲出。但实际上，英国人迎来的却是一次大选。

辉格党人在此次大选中有所斩获，但并未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该党领袖是格雷伯爵，他是福克斯的朋友和门徒。在连续四十年选举失利的情况下，格雷倾尽一生之力改革现状，终于在晚年取得了一定成就。辉格党在大选中的优异成绩确应归功于格雷的努力。格雷在1806年短暂供职于福克斯内阁，自小皮特上台开始，他不仅经常性地卸任归田，甚至还期盼着远离官场。现在，他终于可以一展才华了。格雷是个地主，他将参与政治视为一种社会义务，与威斯敏斯特大厅相比，他更愿意待在乡间田园之内。不管怎样，他还是对大陆的混乱局势做了详细的分析，继而得出结论，认为其并不若威灵顿想象的那样可怕。格雷与辉格党同僚们认为，滑铁卢之战后的英国内部动荡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家境殷实，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他们在议会中没有特定代表，同时也深受法国革命思想影响。他们迫切希望通过合法手段来获得政治权利。另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具有革命倾向的劳动者。战争带来的经济混乱使他们饱受艰辛，他们乐于发表暴力言论，甚至准备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如果辉格党能与中产阶级结成同盟，并适当地给予其政治权利，那么就可以应付局面，至少能解决一时问题。为此，格雷还特意制定了计划。格雷的设想得到了贝德福德公爵的儿子约翰·拉塞尔的支持，拉塞尔性格火暴，但对理论上的自由事业赤胆忠心，无所顾忌。此外，格雷的阵营中还有候补官员亨利·布鲁厄姆，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因支持凯若琳王后而声名鹊起。布鲁厄姆思想前卫，与一些激进派领袖和报刊编辑私交甚密。

议会在11月召开。一些人希望托利党将先前的解放天主教徒事业继续下去，并对公民权利进行改革。不少托利党人相信，选举权的扩大会进一步加强新教徒的力量。还有人则联系了一些组织协会为改革助兴。但威灵顿并不支持改革。他在上议院发表演说：“从未见过或听说过任何措施……能够给我带来丝毫的满足，能够改进国家的现状……我完全相信，当今国家的立法机构能够满足所有正当立法工作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比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立法机构更具优越性……目前，它代表着包括有产者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利益，其中地主阶级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在这种形势下，我不准备采纳人们提出的任何改革举措。”当威灵顿坐下之后，他便转向外交部长阿伯丁伯爵：“我没有说得太多吧?”阿伯丁没有正面回答。但不久他就改革一事进行评论时，简单地对威灵顿的讲演作了表态。“我们要出局了”，他说。

威灵顿希望辉格党会因组织混乱而无力组阁，但他所在的托利党更是四分五裂。坎宁的追随者不愿与那些托利党“元老派”共赴危难，转而开始与辉格党人通力协作。两周后，托利党败局已定。威廉四世国王要求格雷组织政府。除一次短暂掌权之外，辉格党人已近五十年未能把持朝政。现在，他们一鼓作气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辉格党人面临着险恶的局势。由于法国威胁要干预比利时事务，因此英国必须增加军事预算。虽然不受欢迎，然也是迫不得已之举。但是，财政大臣却未能给出一个全面合理的预算计划。英国东南部地区社会动荡，法律和秩序再度遭到破坏。新任内政大臣墨尔本爵士果断地采取了行动，超过四百名农场工人被判刑流放。激进分子深感愤怒和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议会改革可以挽救政府，现在，辉格党人已开始着手推动革新大计。

一个秘密的内阁委员会受命起草计划方案。1831年3月，约翰·罗素勋爵向下院提交了第一个改革行动法案，并在一阵嘲骂声中向在场的人们进行宣读。根据法案，超过一百个“有名无实”和“家族操纵”的选区遭到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在大都市、北方工业区及中部地区设立的新选区。在托利党人看来，这种做法违背了他们的所有理念，侮辱了他们最深的政治信念，同时也严重侵害了人们的财产权。选区就像房屋或地产，能够进行买卖交易，过于均衡的政治权利则带有了一种呆板、危险的政治色彩，与法国的民主制度颇为类似。许多辉格党人本以为改革方案会温和适度，但听完罗素大刀阔斧的方案后一个个皆呆若木鸡。然而，在听闻国内民众的热情呼声之后，他们很快清醒过来，一致表示支持政府的立场。辉格党人坚信，通过改革可以避免爆发革命。而在另一方面，托利党人却认为改革将会引发一场政治灾难，他们对此忧惧万分。对托利党及许多辉格党人而言，英国政府代表地主阶级实施统治，为整个社会谋取利益。政治权利的扩大势必意味着以权势和地位为基础的旧统治秩序的衰落。如果这两大权力支柱分崩离析，国王的统治还能够维系下去吗？这个问题非同儿戏。1832年后，英国政府多次更迭，政局动荡不安。直到组织完备、纪律严明的规范政党接掌行政大权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转变。

激进派领袖感到失望，在他们看来，改革法案依然太过温和。但是，他们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示支持。激进派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共同之处。詹姆斯·穆勒和杰里米·边沁运用哲理来鼓吹民主和中产阶级教育；威廉·科贝特是一个精力充沛、行不苟合的记者；弗朗西斯·普莱斯是查令十字地区的裁缝；而托马斯·阿特伍德则是伯明翰的银行家，一个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但是，这些激进派一致认为，该法案不应被修正案和妥协方案删减或取代。支持改革法案的风潮蔓延到整个国家。人们普遍认为，选举权的扩大和与工业革命相适应的选区重划能够化解国家的所有弊病——在当时，经济危机尚未出现，没有什么能够转移公众注意或是动摇他们的信念。众多报刊和杂志纷纷刊载文章，支持改革法案。为了躲避1819年立法征收的严苛报刊税，每周一期的新闻快报都是通过邮局发送。

在下院，托利党人极力反对法案实施，他们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尽管支持格雷的天主教领袖奥康内尔控制着爱尔兰的部分选票，但政府仍不确定其能否获得大多数的投票支持。遗憾的是，法案最终未获通过，全国陷入了怨恨和失望之中。格雷要求国王解散议会，威廉四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拒绝可能意味着引发革命。解散议会的消息在上院引起轩然大波，议员们向国王请愿，要求国王收回成命。但是，正当这些议员在议会长椅上跳脚咒骂、拍案高呼时，突然传来了一声雷鸣般的炮响，原来是国王从圣詹姆斯起驾而来，亲自宣布解散。托利党人怒气冲天，他们中的一人一跃而起，冲着欢欣鼓舞的辉格党人高声呼喊：“下次炮响之时，炮膛里射出的将是你们被砍下的脑袋。”格伦维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在场人士告诉我说，当时的情景与《网球场宣誓》
[3] 中的描述十分相似。可以想象，整个场面如同一场革命的预演和前奏。”

英国国内展开了选举。英国民众第一次在改革问题上获得了选举权。他们的态度十分明确。托利党人在地方选举中纷纷落败，辉格党及其盟友则获得了下议院一百三十六个议席的多数。在下院选出之后，激烈的斗争继而转移到了上院。威灵顿一次又一次地发表声明，反对改革。他说：“民主从没有在世界任何地区真正实现。民主制度一旦建立，就会立刻侵犯私有财产，反对支付公共债务，破坏所有英国宪法保护之下的，事实上也是当今宪法根本宗旨的传统原则。富人及有产者将会成为全民公敌。”威灵顿的大部分政治经验是在西班牙时积累起来的，他对当时的军阀革命政府依然记忆犹新。威灵顿坚信，改革将打破“国王陛下维护海外秩序，慑服四方臣民的必要统治力量。我们将丧失海外的殖民地和财产，我国的威望与影响力也会随之受损”。1831年10月7日晚上，一场事关重大的激斗拉开了帷幕，议员分为了两派，唇枪舌剑，势如水火。上议院的二十一名主教议员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反对改革，因此托利党人获得胜利。法案遭到否决之后，一场关于宪法的新争论又随之展开——这些议员抗拒民意。”

第二天早上的报纸刊载了这一消息，新闻所在的版面还被特意地加上了黑色边框。一场骚乱随即在中部爆发，房屋和财产遭到焚烧，布里斯托尔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一个被称为政治联盟的改革派组织极力安抚公众情绪，平息人们的怒气，而与此同时，政府也在努力周旋。罗素于12月第三次提交了改革法案，在下议院以二比一的多数获得通过。但是次年5月又在上议院遭到四十四票反对而被再次否决。格雷无法再度解散议会，于是只好采取极端的补救措施。他驱车前往温莎，向国王提出通过增补议员数量来强制通过法案。国王拒绝了他的要求。格雷内阁因此宣布辞职。威廉四世要求威灵顿和皮尔组织政府，命他们拿出解放天主教徒时的魄力继续推进改革，同时也要争取上院的支持。但是皮尔却不愿奉命，他尚未做好准备去承担一项违背己愿的大任。国内的局势日渐险恶，政府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以应对普遍的罢工和抗税运动。伦敦街头出现了横幅和布告，上面写有“阻止公爵夺走黄金”的字样，英格兰的各个银行便随之出现了挤兑行为。激进派领袖宣称，他们决意使任何掌权的托利党政府陷入瘫痪。一个星期之后，威灵顿公爵无可奈何地宣布辞职。5月18日下午，格雷与布鲁厄姆觐见国王。国王授权他们列出支持辉格党的增补议员名单。同时，还委派私人秘书向托利党领导人传达了自己的决定，并建议其可以选择弃权来避免此种尴尬。在这种情况下，当1832年6月7日法案再度提交议会之时，反对席上几乎空无一人。因此法案最终以压倒性的多数获得通过，成为正式有效的法律文件。

新选民和激进分子并不满足于既得的政治权利。在未来五年里，年轻的政客们又强制推行了广泛的公共管理改革。辉格党人的胃口越来越大。格雷认为他所做的已经够多，遂于1834年告老还乡。墨尔本和约翰·罗素爵士接过了辉格党的领导大任。罗素是一名辉格党的元老，对任何侵犯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之事十分敏感。他主张在政府领域开展更加深入的改革，但对扩大民主途径不甚关心。墨尔本在青年时代思想激进，但却缺乏行动目标和动力，意志也不够坚定。他谨小慎微且生性多疑，因此他的党派也难有创建或灵感。对墨尔本而言，个人的友谊和愉快的社交要比政治问题更为重要。他极不情愿地接受了首相一职，并由衷地怀疑这种荣誉是否值得一顾。掌权之后，他与众不同的温和气质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但是在十九世纪的艰难时局中，他的政府仍披着一件十八世纪的外衣。

墨尔本政府中最有才干的人是帕默斯顿勋爵，他担任外交大臣近十一年。他曾在格雷勋爵的英明领导下出色地解决了比利时问题，其影响至今犹存。他成功地劝服荷兰和法国撤出比利时，比利时则撤回对荷兰领土的要求。他扶植萨克森——科堡公国的利奥波德王子在布鲁塞尔即位，比利时也因此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该国的中立也获得了国际条约的保证——这种保证让各国在1914年付出了血的代价。在墨尔本政府，帕默斯顿在外交事务方面拥有极大的自由。他所尊奉的信条有二：一、必须坚决维护英国利益。如果必要的话，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二、应该鼓励欧洲国家的自由运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其同情和援助。帕默斯顿对所做的一切洋洋得意，踌躇满志，但却常因得罪老牌欧洲国家而令同事们紧张不已。但是，他沉着冷静的心态也逐渐赢得了同胞们的赞赏。这些年来，帕默斯顿逐渐树立起自己的声望，这使他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成为了英国信念的化身。

辉格党的普通成员大都迷惘不定。他们拥护政治改革，但在激烈且事关重大的社会改革面前却常常踯躅不前。过去，他们与托利党人就限制皇室特权，英国国教地位及宗教宽容等宪法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现在，这些都已是尘埃落定。工业革命引发的问题和危机瓦解了老旧的党派联盟，改革法案的通过便是辉格党人的一大胜利。辉格党领导人既不喜欢也不了解中产阶级，但却将激进主义作为一种时尚的信条，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可加以利用，在大局定鼎之际便可弃如敝履。他们渐渐感到了惶恐和不安，觉得背后涌动的民众运动浪潮正将其推向一条陌生且危机四伏的道路。

此外，他们并非绝对掌控了国家政权。改革法案为英国新增了二十五万选民，目前其总人数已近七十万。这意味着，每六个成年男性就有一个拥有选举权。然而，这些选民却不一定是辉格党人的坚定支持者。英国选民有一个奇怪习惯，他们经常会对赋予其政治权利的政府投出反对票。辉格党也当然不能幸免。若不是握有爱尔兰选票的奥康内尔倾力协助，辉格党人几乎要败下阵来。现在，他们的唯一希望是与激进分子团结起来。激进派虽然在议会中人数不多，但却拥有中产阶级和新闻界的强大后台。因此可以说，它的实力不是真正反映在议席的数量上。然而，辉格党人却对此犹豫不决。绰号“激进杰克”的达拉谟伯爵约翰·兰布顿是支持联盟主张的少数派一员，此人是格雷的女婿，脾气颇为暴躁，因此同事们也往往对其敬而远之。他很快离开了政府，后来转而关注起殖民地政府事务来，在加拿大与帝国关系的问题上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达拉谟伯爵英年早逝，辉格党人与激进派合作的一切希望皆化为了泡影。

无论如何，这些年来的立法和委员会工作也并非徒劳无益。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终于在1833年获得解放，宗教团体有史以来首次获得政府拨付教育经费，《济贫法》顺理成章得到了修正，尽管许多既得利益者并不支持改动法律，但行政和知识界人士却将此视作一大创举。第一个《工厂法案》获得通过，虽然该法所规定的工作时长对今人来说简直不堪设想，同时也未能得到当时人道主义者们的一致认同，但它的确是富有实效的。整个地方行政体系得到改革，旧有的寡头政治被彻底废除。英国国教地位和维护爱尔兰秩序是当时政治的中心问题，但在这些方面，辉格党人却办事不力。再加上未能采取良策来平衡预算，辉格党最终还是暗淡退场。尽管如此，在议会之外仍有无数暗流涌动。数量庞大的人口依然没有获得选举权，议会对劳资双方关系漠不关心，早期公会的各类活动常被惊恐的政府用武力镇压。一个著名案例是1834年托尔普德尔村的“殉道者”事件。在多塞特郡的这个名字古怪的村庄里，六名劳工因组织公会成员“违法宣誓”而被判处流放。此事几乎引发了众怒。六人最终获得了赦免，但这时他们已在新南威尔士服刑了整整两年。出于多种原因，社会的动荡局面持续蔓延，君主制政体也显示出衰落的迹象。面对政治集团与国内民众之间的难填之壑，辉格党人一筹莫展。

另一方面，罗伯特·皮尔爵士也加紧对托利党进行改革，他着手重组党内机构，使其更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他在1833年时宣布：“我想，托利党的主要任务是抵制激进主义，防止民主政治的进一步侵蚀。”他明确表示，托利党将支持行政改革，提高管理效率，但反对任何削弱传统国体的举措。一个有纪律井然、目标明确、团结一心的在野反对党在他的领导下逐渐成形。次年选举中，皮尔向选民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竞选演说，这令托利党人军心大振。

托利党人阐明了立场，要开明地保护国家现存制度的最好方面，皮尔也明智地表达了希望改变国教地位的想法。由于在未来的几年中，宗教依然与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因此那些非国教徒的选民没有忘记皮尔的宣言。重大改革法案的相继颁布，难以避免地触及更多人的利益，国内的保守情绪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皮尔一边。在1834年的选举中，托利党赢得了一百个席位。皮尔主持的一个少数派政府维持了几个月的统治之后，辉格党人再次卷土重来，但与以往一样，政党内部矛盾重重，分歧严重，看起来他们可能会玩火自焚。辉格党人唤起了民众的希望，但没有任何政府会满足他们。中产阶级对该党的领导无方感到忧虑，他们愈加相信这种断断续续且不协调的改革是十分危险的。辉格党的马车正摇摇晃晃地行进在一条崎岖且未知的路上，许多支持者在中途就下了车。

1837年，国王威廉四世去世。这位国王滑稽笨拙，和蔼可亲，不受尊重，但却尚能在君主制日益衰微的情况下勉力支撑局面。的确，早先时候，乔治三世子嗣们的恶习和怪癖几乎使王室形象尽毁。在英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君主制度似乎马上就要招来致命的打击，而它的捍卫者却寥寥无几。新国君是一名十八岁的少女，她的母亲尽职尽责将其抚养成人。在女王幼年时，由于母后对皇叔们怪异的言谈举止深为不满，于是便将其送往肯辛顿宫，与朝野纷乱隔绝开来。她在一位德国女家庭教师的监管下接受教育，教会长老偶尔前来考察她的学业，而她的舅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也会通过书信教导她未来的职责。英国国民对她的性情或品质一无所知。帕默斯顿写道：“很少人能有机会对公主进行客观的评判。但按照我的观点，她具有天赋的坚强意志，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帕默斯顿没有说错。女王登基前夕，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既然置身此地是天意使然，那么我将竭尽所能，对我的国家履行职责。我尚年轻，或许在很多方面缺乏经验，但我坚信，我心怀的美好善意及追求真理正义的炽热情怀无人能比。”这是女王许下的慷慨承诺，她将以实际行动去兑现诺言。

维多利亚女王登上王位之时，辉格党已是强弩之末。皇室和政府不得人心，以致众叛亲离。中产阶级因害怕社会动荡转而投票支持托利党。同时，墨尔本勋爵对出台配套法律不甚了解，他举止优雅且和蔼可亲，但除此之外便无所作为。在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临近年底时，英国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的初步迹象。北方工业区迅速衰颓，再次回到了滑铁卢之后的经济乱局之中。1838年5月，一群工人领袖发表了《人民宪章》，“宪章运动”由此得名。此外，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宪章运动是贫困之人对机器时代的最后一次绝望控诉，它的兴起，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开端。宪章派就像1832年之前的改革鼓吹者，相信政治权利的扩大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疾苦。他们要求一年制议会、男性普选权、各选区地位平等、取消以财产数量判定议员资格、无记名投票、议员缴纳税款等等。

宪章派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像激进分子那样获得议会中的一派或进步的中产阶级支持。但是，他们有意拒绝了中产阶级伸出的援手。他们的领导人相互争吵，其具有威胁性和不负责任的演讲冒犯了许多达官政要。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像天主教协会在爱尔兰教区或工党在工会中建立的那种组织。有一段时间，英格兰虽然到处飞舞着请愿书和小册子，但各地的骚乱情况却都不尽相同，只要条件有所改善，人们的激情就会很快冷却下来，因此全国性的运动很少能发展为永久性的革命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一些工会很快陷于凋敝，生意兴隆的手工业者也对公会不冷不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骚乱仍时有发生，到1848年时，跌宕起伏的革命浪潮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然而，这些怀着良好意愿、闹得天翻地覆的激进运动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皮尔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比辉格党人更清楚地知道动荡的根源所在。尽管皮尔坚定地反对激进主义，但他仍然认为补救的方式在于提高行政效率以及制定开明的商业政策。托利党的少壮派们支持他，这些人与皮尔一样，都在国家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困窘不堪。一位年轻的犹太议员本杰明·迪斯雷利写过一本小说，其中描述了当时的贫富分化情况。一小群保守派人士已经开始寻求与工人结盟，以共同反对中产阶级。

1839年墨尔本提出辞职，但是在维多利亚的极力挽留下又继续执政两年。墨尔本魅力不凡，因此博得了女王的喜爱。他向女王传授待人接物的技巧，并尽量收起自己的猜忌之心。女王对其颇为倾心，于是拒绝与她心爱的首相分开。次年2月，一个新的角色开始登上英国的舞台。女王与她的表弟萨克森-科堡王子艾伯特结了婚。艾伯特王子正直无私，富有责任心，目光远大且胸怀崇高的理想。艾伯特与女王的幸福皇室家庭人人称羡，夫妻俩一起度过了二十一年的快乐时光，直到王子不幸早逝。乔治四世和他的兄弟们荒淫无度，留下的是一堆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君主的尊严和名誉扫地，亟须恢复。维多利亚和艾伯特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起初，艾伯特王子发现，英格兰的一些政界要人对他十分不满。他们不让艾伯特在上议院就座，削减了他的年度津贴，甚至在1857年前，王子都没能获得亲王的头衔。然而，艾伯特对科学、工业、艺术及各项公益事业的热心支持逐渐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是女王的终身顾问，帮其应对摆在面前的所有难题，一丝不苟且公正无私。他从先前的师长和他的叔叔利奥波德国王那里获得有益的劝诫，明晓了立宪制下君主的角色和职责。最终，英国的党魁们也开始时不时地重视艾伯特的建议，尤其是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忠告。维多利亚是一个坚毅的女人，在即位时就已是辉格党人的热烈拥护者。在艾伯特的影响下，她越来越深地认识到自己应该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至少在公开场合必须如此。她也逐渐明白了要对获得多数议员支持的首相给予信赖。但是，女王对王公重臣的爱憎之情并未因此而减退，她个人的情绪和喜好，在私人信件中充分流露出来。自从被体面地观察到，女王和王子一起设置一个新的君主的行为标准。女王和艾伯特亲王用实际行动为君主制国家树立了新的典范，使皇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声望。

皮尔与墨尔本不同，他给女王留下的印象是笨拙而冷漠，但是1841年的大选却将他推上了政治的宝座。没过多久，皮尔便用行动赢得了女王的尊重。他充分施展才能，掌握了内阁的绝对控制权。亲自制定重要的政府预算，并直接监督各个部门，包括威廉·格莱斯顿在贸易委员会的工作。关税政策再度改革，税率大幅降低，开始重新征收所得税。这些措施很快结出硕果。1843年，贸易开始复苏，经济重现繁荣，政治改革的呼声也平息下去。威斯敏斯特又一次恢复了宁静。然而，在爱尔兰地区，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眼下最受关注的是面包价格问题。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皮尔降低了除谷物外的所有物资进口关税。但是昂贵的面包价格意味着提高工资，否则低收入群体就要遭受饥饿之苦。皮尔逐渐意识到，廉价的进口食品对维持国家繁荣大有裨益，谷物的自由贸易似乎势在必行。但是，这无疑将遇到强大的政治障碍。托利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主阶级的选票支持，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些地主们曾将大量资金投入土地。到了和平时期，国外的廉价玉米涌入国内，保护国内市场的呼声一度高涨。1815年政府立法，除非国内粮价非常昂贵，否则禁止从外国进口谷物。废除或修改《谷物法》和现行政策已成当务之急，人们指责地主阶级把持议会，不惜以损害他人为代价来实现自己利益。除此，《谷物法》不仅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痛苦，也激怒了许多雇主。工业资本家对地主阶级的敌意使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化了。在这些大工厂主看来，保护政策不仅使他们无法开辟新的海外市场，也干扰了市场的公平竞争。

在1838至1842年的大萧条期间，人们对《谷物法》的敌意再度爆发。曼彻斯特成立了一个反谷物法联盟，为废除该法而展开斗争。联盟很快就在公众舆论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它的两位领袖和组织者脱颖而出，成为十九世纪英格兰自由贸易的先驱人物。其中一位名叫理查德·科布登，是一位棉布印染工人；另一位是约翰·布赖特，贵格会工厂主。运动得到了强烈支持，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大量捐款。罗兰·希尔爵士于1840年推出了黑便士邮票
[4] ，这样就能以极少邮资将小册子和通告送往全国各地。宣传攻势新颖有效：精挑细选的演说家能够将简单的观念灌输到听众的脑海之中。这种巧妙操控政治风潮的方式前所未有。条目繁多的请愿书被送到议会。科布登说服富裕市民郡选区四十先令的不动产，以此获得了双倍选票。随着反谷物法的选民人数激增，联盟除在外面向议会请愿外，还开始从议会内部施加影响。

科布登和布赖特反对地主阶级的演讲如雷贯耳，在全国引发了热烈反响：“让他们继续独行其是吧，不久他们便会发现，自己像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那般孤立无助，无能为力。无论是内在品质，理智之心还是道德力量，他们都逊色于当下的其他阶级。他们不仅死守封建弊端，事实上还试图把持和约束人们的食品供应。他们逆时代的大潮而动，将封建制度视为其扎根的土壤。但是为什么他们赖以为生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兰西覆灭，已在德意志消亡，在美利坚则从来没有存在过。”

与科布登和布赖特一样，皮尔出身于中产阶级。民众的呼声强烈而深刻地触动了他的内心。他深知，《谷物法》的废除关乎英国的贸易与繁荣。然而，法案的支持者中地主阶级占了半数以上，废除该法必然会破坏托利党的团结。但到1843年时，他还是决心采取行动。皮尔的处境十分艰难，他的部分追随者认为，其在天主教徒解放事务上就曾一意孤行，背叛了自己的托利党同伴。即使如此，皮尔依然十分自信。他或许认为，凭借个人威望，他能够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虽然他也需要时间来说服他的同伴，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1845年8月，爱尔兰的马铃薯歉收，饥荒迫在眉睫。皮尔已没有时间继续拖延，于是直接向内阁递交了提案。不出所料，提案立刻招来了一些托利党人的反对。同年12月，皮尔被迫辞职。然而，由于辉格党领导人罗素拒绝出面组织政府，皮尔得以重新回到首相之位，与托利党的保守主义者继续抗争。名不见经传的本杰明·迪斯雷利是保守派的发言人，他谴责皮尔说，与其说是要废除《谷物法》，不如说是要背叛伟大政党领袖的原则。他同时宣称，托利党的大部分成员都秉持传统立场反对此事，如果皮尔知晓利害，他就应该辞职。迪斯雷利还说，英国政治的正常运转取决于党派间的平衡，领袖故意破坏自己政党的做法是一种政治犯罪。如果领袖不能取信于人，就该归隐田园。面对迪斯雷利的激烈言语，皮尔坚持辩称，他对国家的责任高于他对党派的职责，废除《谷物法》是他的神圣使命。他在私人信件中写下了与保守派相争的辛酸痛苦：“名副其实的保护主义者!—对一切有利的商业尝试熟视无睹，四处寻找一些荒谬的借口。他们无视民意，将《谷物法》称为劳工问题，但多年来却对多塞特郡劳动者的悲惨境遇置若罔闻……他们宁愿面临两次歉收的巨大风险，宁愿看到1841年冬，佩斯利和斯托克波特的哀鸿遍野再度呈现。也不愿《谷物法》……在饥民的呼吁之下被不光彩地扫地出门……这就是保守主义者!感谢上帝，我终于摆脱了这样一个政党的束缚。”

1846年6月25日，在辉格党和爱尔兰人的帮助下，《谷物法》被正式废止。迪斯雷利立即采取了报复行动。爱尔兰爆发骚乱，摧毁了皮尔的政府。在当晚投票表决之后，本世纪最强力的政府之一，皮尔内阁寿终正寝了。自改革法案通过以来，皮尔一直是英国政界主导力量和关键人物。无论在朝在野，他都是备受瞩目。他不具有开阔的思维，但却比任何同时代人知晓国家的利益所在。他有十足的勇气去改变立场，以适应各种需要。的确，他最终与自己的政党分道扬镳，但却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国家利益。皮尔执政时期正是工业化狂飙突进的年代，也是一个铁路时代。到1848年，英国建成了约五千英里的铁路，加速运输和提高产量成为当时全国流行的口号。煤和铁的产量翻了一倍，机器制造业虽然有时踟蹰不定，但也取得了跨越式的突破。

所有这些成就并非来自英国政府，而是归功于全国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们，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英国成为了十九世纪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举世瞩目的工业大发展并未使皮尔丧失理性，他知道，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无法回避，自由贸易并非是包治百病的良药。然而此际，地主阶级的主导地位即将终结，自由贸易似已成为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只有工业化的英国才能走向霸权时代。对于英国的发展道路，皮尔首相洞若观火。皮尔政府的开创精神树立了良好典范，成为未来的托利党和自由党人争相学习的榜样。皮尔曾经谈及自己的执政方式，他说：“事实上，人们喜欢有些固执和武断的首相，他们批评首相专横傲慢，但却情愿屈从于他的统治。”此言虽然有些偏激，却也符合当时时局。

1850年初，皮尔沉着冷静地旁观了辉格党继任者步履蹒跚的执政状况。一日，他在格林公园骑马时不慎跌落马背，重伤致死。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伟大的政治塑造者就这样与世长辞。

第四章　克里米亚战争

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政治生活仍然沿袭着过去的传统，只是在《改革法案》出台后才稍有变化。辉格党在罗素·拉塞尔爵士的领导下掌握着政权，他的家族自亨利七世时就开始为国效劳，三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得到命运的眷顾。他们的朋友亲信曾经断言，拉塞尔家族懂得从英国的真正利益出发来治理国政。工业城市的劳动者只握有少量选票，但无论他们发起怎样的激进活动，辉格党领袖总会持之以恒地推行合理、适度且非民主化的政策。约翰爵士执政六年，期间遭遇过几次暴乱，也没有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欧陆革命硝烟四起、王权大厦倾覆之时，这个政府却引导英国安然度过了难关。

托利党人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皮尔及其自由贸易政策的忠诚追随者，包括阿伯丁和格莱斯顿两位未来首相在内，都乐于让辉格党人承担当今危局。这时，人们还没能料到自由党将会从辉格党、皮尔派及激进分子的联盟之中脱胎而出。反对皮尔派的老派托利党领袖是斯坦利爵士，也就是后来的德比勋爵。他的家族在王朝历史上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比拉塞尔家族更为悠久。迪斯雷利是德比勋爵在下院的有力助手，对勋爵的作用日显重要。虽然迪斯雷利声望日隆，但说服人心的本事却未有增长。这些年来，他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托利党人放弃谷物关税，重新制定一个基础广泛的保守政策。

在威斯敏斯特的党派之争轻起波澜之际，欧陆国家又陷入了痛苦的痉挛之中。1848年2月，法国君主制颓然崩塌。法王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为法兰西带来了繁荣，至少使中产阶级获益匪浅。即便如此，他却从未被波旁皇族的信众所接受。坚定的共和党人和波拿巴主义者同样对其嗤之以鼻，他们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昔日拿破仑帝国的荣光。数日的骚乱之后，路易·菲力浦跌下了王座。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穿着社会主义外衣的革命政府进行了短暂的统治。不久，革命政府倾覆，同年年底，一位波拿巴家族成员以绝对优势当选法兰西总统。此人便是拿破仑皇帝的侄子——路易·拿破仑。他在流亡和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人生的一半光阴，而今终于走上了权力之巅。他能获此殊荣，部分是得益于祖上荣光，部分是由于对手无能，同时也是因为法国人喜欢尝试不同政体。这个友善神秘的人物统治法国二十余年，在欧洲舞台上扮演了颇受瞩目且相对重要的角色。

意大利人也纷纷揭竿而起，反抗本国统治者以及奥地利在伦巴第和威尼西亚的占领军。人们热情期盼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家能从这场乱局之中浴火重生。教皇庇护九世是一位富有爱国思想的开明人士，同时也是意大利中部地区的世俗统治者。他的意大利同胞纷纷期待教皇能够给予指引和启示。但是，身居神职的庇护九世，却不愿领导人民向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发动一场纯粹的世俗战争。虽然之前也曾有教皇为地方冲突舞刀弄剑，但庇护九世却心如明镜。他深知，自己的职责并不是统一某个国家，而是领导全世界的教会。意大利革命的领导之职必须另择他人。意大利各省的热情革命者们很快发现，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打败训练有素的奥地利军队及其支持者，意大利唯一独立的撒丁王国吸引了奥军主力，但最终还是不出意料地败下阵来。意大利革命以失败告终，但却在英国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在接下来的统一运动中，意大利人得到了英国方面的大力支援。

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德意志、奥地利和波兰地区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奥地利总理梅特涅统治中欧四十年，由于维也纳革命被迫下台。这位曾被誉为欧洲专制主义梁柱的年迈政治家远跨海洋前往辉格党统治下的英国避难，住在一家不起眼的酒店里。奥地利皇帝退位，将哈布斯堡王位传与年幼的弗朗西斯·约瑟夫大公。约瑟夫命中注定要历经千难万险，他活到了一战爆发之时。捷克、波兰、匈牙利人都拿起了武器，但是，由于俄罗斯沙皇积极协助平乱，轰轰烈烈的起义最终都被镇压下去。德意志各个小邦诸侯在起义到来之际乱作一团，有的迫于压力逃往海外。在法兰克福召开的议会上，各邦代表经过漫长的辩论，最终决定将统一的德意志王冠授予普鲁士国王。这位君主和他的谋臣们对起义者施加压力，希望迫使其接受所谓的优惠条件，结果遭到无情的拒绝。1848年到1849年的德意志动乱造成的唯一结果是，德意志统一的思想蓬勃发展起来。人们愈加相信，只有依靠强大的普鲁士军队支持，才能最终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大业。

英国人心怀同情，密切地关注着欧洲的风起云涌，但却并未像欧陆那样掀起大规模的暴乱。由于受到法国共和制的鼓舞以及国内经济危机的刺激，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宪章运动又开始蠢蠢欲动。有些人提到发起革命，但又缺乏坚定的信心，最终还是决定向议会发起新的请愿，将先前的宪章派主张再次重申了一遍。1848年4月，宪章派在威斯敏斯特桥以南一英里处的肯宁顿公地召开会议，其领导人提议向议会大厦浩荡开进。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召来了军队和特种警察。然而，抗议者们并未做出极端举动，军队自然也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七十八岁高龄的军队司令威灵顿依然泰然自若，他说，英国人“非常和平温顺”。下雨时尤其如此。在一个阴雨蒙蒙的春日，肯宁顿聚集了大量宪章派人士和旁观者——相比之下，旁观者的数量要更多。当警察阻拦他们前进时，这些示威者便悄然散去。他们的请愿书由三辆马车带到下院，这就是1848年伦敦革命的全部内容。

同年，曾任内阁大臣及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出版了数卷本的《英国史》。虽然此书也存在一些偏见和失实之处，但这无疑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它为我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进取精神的历史背景，麦考莱意在说明，自1688年辉格党革命以来，英国前进的步伐始终未有中断。他在《英国史》的开篇写道：“一百六十年来，物质、精神、文化方面取得的光辉成就见证了我国历史的沧桑巨变。”这是激动人心的论断，当时的读者对此推崇有加，全国洋溢着一片乐观情绪。麦考莱暗示说，英国将拥有一个更加灿烂的未来。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不久之后，英国在万国博览会上的展出的工业成果首次验证了麦考莱的主张，同时也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赞誉。

艾伯特亲王是此次万国博览会的发起者。英国先前也曾举办过一些小型展览，引起了艾伯特亲王的兴趣。1849年利物浦的艾伯特码头开放后，英国工业不断飙升的活力及海上事业发展成就给亲王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因此萌生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念头，希望通过举办一个规模史无前例的博览会，来展示英国和其他国家在各个领域取得的突出进展。在另一方面，博览会也将跨越国界，向国际宣示国家间自由贸易的优越之处，进而揭示商品自由流通必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当时，很少有人预见到与俄罗斯的战争即将爆发。

两年来，艾伯特亲王顶着巨大压力，带领一个委员会一步步实践着他的想法。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在海德公园开幕。主展厅“水晶宫殿”占地十九英亩，由玻璃温室建筑家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这座玻璃和钢铁结构展厅能够容纳绝大部分的展品，甚至连树木也被围裹在内，堪称十九世纪中期的建筑奇迹。尽管许多人对展会并不看好，但它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六个月的展期内，平均每月都有超过一百万人前来参观。近一万四千件的工业技术和工艺展品中，有一半是英国人杰作。亲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验证。举办方收获了丰厚回报，所有这些收入都被用于文教事业。维多利亚女王将展会开幕日描述为“我们生命中最伟大、最光荣的一天。”她为艾伯特亲王感到由衷的兴奋，那些批评者们时不时指责艾伯特干涉国家内政，如今亲王终于用实际行动羞辱了政敌，一雪前恨。除此之外，女王多次前往水晶宫殿参观，她的驾临唤起了成千上万臣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王室的炽热之情。从来没有哪位国王能够受到如此的拥护和爱戴。虽然并非所有地区都能有此繁荣盛景，但是英国人却因此获得了信心，而这种自信似乎要比议会立法和社会改革来得更有价值。钢炉、矿山和工厂带来了川流不息的财富，使国民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这是举国公认的事实。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工业优势已经达到顶峰。二十年后，起步较晚的一些工业国家奋起直追，削弱了英国的世界领先地位。到1870年，英国的煤炭开采量超过了世界总产量的一半，生铁产量也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和。英国海外贸易额接近七亿英镑，而美国为三亿英镑，法国为三亿四千万英镑，德意志为三亿英镑。而然，这种比例正在迅速改变。德、美地域相对广大，煤铁资源分布分散，相隔遥远，铁路的大规模修建弥补了距离上的软肋，对工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农业发展同样面临着挑战，现在，美国大型农场出产小麦可以便利地通过铁路运往港口，继而横渡大洋远销欧洲市场。即使如此，英国工业依旧保持着快速发展的步伐。纺织品是英国出口贸易的支柱，在亚洲市场上供不应求。冶铁业和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仍可稳若泰山。在工业迅速扩展的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到处弥漫着工厂的黑烟和锻炉的粉尘。

批评家们对大生产时代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查尔斯·狄更斯在他的小说中揭露了贫困者的悲惨境遇，对这些饥寒交迫、家徒四壁之人抱以深切的同情。同时，也对残酷压迫他们的国家机构进行了尖刻的嘲讽。另一位是约翰·拉斯金，他在中年时放弃了本职的绘画和建筑事业，转而开始研究现代社会的问题。他缅怀中世纪的生活，想象着那个人才辈出、和谐友爱、工匠们携手创作、艺术品蓬勃涌现的美好时代。然而在维多利亚时期，这种场景却根本无从找寻。他满怀激愤，雄辩过人，对制造业中的不正之风及恶劣的劳资关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拉斯金呼吁在艺术领域发起新的运动，在政治领域实现社会主义。

外交事务和战争威胁为欧洲笼上了一层阴云。困扰欧洲政界多年的土耳其问题再度浮出水面。土耳其苏丹专注于宫廷中的内斗，无暇过问国家的政事与防务。奥斯曼土耳其三个世纪以来统治着从波斯湾到布达佩斯，从里海到阿尔及尔的广大东方地区，现在似乎已经处于混乱和崩溃的边缘。那么它庞大的领土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或者说谁来接管土耳其横跨欧亚的肥沃土地呢？有明显迹象显示，俄罗斯正对多瑙河地区、君士坦丁堡和黑海虎视眈眈，这就使土耳其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了。英格兰对俄国威胁坐视不理：俄罗斯现已成为了令人畏惧的亚洲强国，他的阴影似乎要笼罩印度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界出现了普遍焦虑和担忧，俄国沙皇是欧洲专制制度的主要支柱，而尼古拉一世更是被英国诗人坦尼森描述为“冷酷的莫斯科人”和“东方蛮夷”，英国政治家对其充满了厌恶之情。与帕默斯顿同时代的人将沙皇制视为“世界独裁政体的基石”，波兰人的压迫者，反动的奥地利人盟友，自由世界的致命障碍，严重压制着1848年自由革命的希望之火。

激进派英国观察家普遍认为，必须抵制俄罗斯的扩张野心，只有科布登之类的激进派分子强烈反对。英国外交家们试图寻找一条最佳途径解决问题，他们对此一筹莫展。同时，法兰西也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积极扩展他们的影响力，英国人同样需要提防法国方面的野心。坎宁曾计划阻止俄罗斯在东南欧的扩张，该方案并非是与俄国直接对抗，而是要在土耳其帝国的废墟上扶植一些独立的小国，如果需要，这些立场坚定的小议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通过这样的民族解放策略，他不仅期待能与法国联手，也希望与俄罗斯保持和平。希腊王国就是坎宁开创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重要成果。现在，二十年过去了，英国政客们早已忘记了拜伦的事迹——他为希腊的自由战死沙场。他们改变了坎宁的政策，开始在东南欧帮扶腐朽的奥斯曼帝国以抵制俄国势力，政府的扶助计划得到了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大力支持，此人是乔治·坎宁堂弟，四十年代时担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他在1808年就曾出访土耳其，对土耳其的了解胜过同时代的任何政客。其人傲慢自负，顽固执拗，脾气暴躁，但却是享有盛誉的土耳其问题专家。他对奥斯曼帝国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其正在“加速土崩瓦解之中”。然而，他依然试图劝导苏丹进行一些改革以“延缓灾难时刻的来临”。如果奥斯曼帝国能够苟延残喘，那么争夺该国领土全面战争也能相应推迟。多年以来，斯特拉特福德为怠惰、腐败、低效的土耳其政府呕心沥血，煞费心机。然其做法是否明智则尚存质疑。任何加强奥斯曼帝国中央权威的做法，可能也会同时加剧君士坦丁堡和各省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有相对宽松的统治氛围，才能使受压迫的依附民族暂安一时。但是，斯特拉特福德并不认同此说，在1852年离开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还在失望地表示“灾难时刻”不会离得太远了。

引燃俄土冲突导火索的是耶路撒冷问题。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对耶路撒冷某些圣地的管辖权存有争议。但是，这种本不严重的宗教之争，却成了沙皇支持希腊的借口。而此时的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现在也就是拿破仑三世，也急忙呼吁法国天主教徒支持拉丁人。如此这般，矛盾就变得日益激烈且复杂起来。长期的谈判无果而终，沙皇派特使缅希科夫前往君士坦丁堡，再次要求获得土耳其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如果俄国人实现了目的，就能主宰奥斯曼帝国数百万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命运。与在其他地区一样，英国政府一直极力维护近东的力量均势，但这些努力都会因俄国势力的膨胀而付之东流。

缅希科夫的狂妄要求激怒了土耳其人。最近发明的电报最远只能到达贝尔格莱德，因此斯特拉特福德只好再一次承担起英国公使之职。他临危受命，责任重大，同时也被授予了部分不受内阁控制之自主权利。他坚决主张支持土耳其人，抵制俄国威胁。英国国内，德比勋爵曾短暂执政，不久即被阿伯丁勋爵所取代。阿伯丁主持的是一个辉格党和托利党皮尔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各派官员各执一词，分歧严重。首相本人和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犹豫不定，主张采取温和的绥靖政策。但斯特拉特福德也有望得到内阁最受欢迎的帕默斯顿子爵支持，同时，英格兰人对俄罗斯的普遍敌意也是斯特拉特福德的有力武器。斯特拉特福德向土耳其人建议继续谈判，不要与俄国人弄僵，甚至差点因此落下了擅用职权的罪名。然而土耳其方面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知道英国公使对他们抱有同情，也明白在万不得已之时，英国舰队将会保护君士坦丁堡并使俄军止步海峡。因此，他们断然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1853年6月2日，俄国大兵压境，形势骤然变得十分险恶。内阁下令英国舰队开赴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贝斯卡湾。希望得到英国赞许和支持的法王拿破仑三世，也应邀派出了一支法国舰队。

英法舰队于6月13日到达贝斯卡湾。7月初，俄国军队越过普鲁特河进入土耳其的摩尔达维亚。英国内阁官员依然莫衷一是，既没对俄国做出警告，也未承诺帮助土耳其人。一个由多国使节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被称为“维也纳照会”的调解建议，遭到土耳其拒绝。斯特拉特福德同样不赞成这个建议，但也被迫依照政府指令建议土耳其人屈服。然而，由于君士坦丁堡民情激愤，做出让步已不大可能。苏丹别无选择，只能拒绝议和。

然而目前仍有回旋余地。土耳其人的反抗情绪高涨令沙皇惊愕不已，于是转而请求奥地利从中斡旋，以期寻找一个妥协方案。但同年9月，疑虑重重的阿伯丁和他的阁僚拒绝了俄国的建议。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10月4日，苏丹向俄国宣战，随后便开始攻击多瑙河对岸的俄国军队。然而不久，俄军就在黑海沿岸的锡普诺全歼了土耳其舰队，这使得阿伯丁和斯特拉特福德的和平努力最终化为了泡影。英国舆论震怒不已，谴责俄国的行动是一场大屠杀。由于某些国内问题，帕默斯顿派于12月递交了辞呈，但人们普遍认为他辞职是为抗议政府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阿伯丁也被批评为胆小怕事。就这样，英国也卷入了战争的漩涡。1854年2月，沙皇尼古拉从伦敦和巴黎召回大使。3月底，克里米亚战争正式爆发。英法两国帮助盟友土耳其对抗俄国。直到最后，阿伯丁依然摇摆不定，在2月底寄给克拉伦登的一封信中，他还徒劳无益地说道：“在我看来，战争仍是可以避免的，除非我们决心进行战斗。据我所知，事实可能正是如此。”

双方皆在仓促之中投入战场，从而计划不周、指挥失当。除在波罗的海和白海发生过两次小规模战斗外，主要战事都在俄罗斯南部进行。联军的主攻目标是黑海沿岸的塞瓦斯托波尔海军要塞。此次战役的必要性值得怀疑：土耳其人已将俄军赶出了多瑙河谷，君士坦丁堡不太可能受到攻击。俄罗斯地大物博，如果想通过攻占塞瓦斯托波尔一地来重创对手，显然也是不切实际。然而，英国远征军已在土耳其领土安营扎寨，必须使他们有所作为。伦敦方面不顾指挥官拉格伦勋爵的反对，要求远征军开往克里米亚作战。联军舰队抵近塞瓦斯托波尔港口，与俄方按照交战礼仪相互致意。远征部队在西北方一个名为叶夫帕托里亚的小镇登陆。俄方官员宣称，按照规定，登陆军队必须立刻隔离检疫。对此说法，英国人根本不予理睬。

如果英法大军立刻从北方发起攻势，或许可以一鼓作气攻入塞瓦斯托波尔。但是，当1854年4月9日联军在阿尔玛地区首战告捷之后，身体孱弱的法军指挥官兼政客圣阿诺便执意要求大军绕到南侧，正式展开一场围攻战。英军统帅拉格伦的想法没有得到认同，只好极不情愿地同意这个计划。联军的迟滞为俄国人提供了喘息之机，不仅增援部队源源赶来，要塞工事也在著名工程师托德列本的指导下得到了加固。由于需要腾出兵力对付俄国内地开来的援军，英法军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围攻战中。英国军队负责防守裸露的东侧战线，接连顶住了敌人的两次进攻。10月，巴拉克拉瓦战斗打响。英国骑兵大显身手，面对数量压倒性的敌军，接连发起了两次勇猛冲锋。在第二波的攻势中，卡迪根勋爵率领六百七十三名骑兵皆隶属于赫赫威名的英国“轻骑旅”。他们冒着密集的炮火冲上山坡，像演习一般从容镇定地突入俄军炮兵阵地。士兵们夺取了敌人的大炮，而在战后点名时，才发现已有三分之二的勇士战死沙场。卡迪根勋爵平静地回到他所居住的快艇，洗澡，用餐，痛饮一瓶香槟后，就上床睡觉了。他的骑兵旅勇敢无畏，功勋卓著。但这种功绩却是在错误的指令下误打误撞建立的。此类事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层出不穷。拉格伦勋爵的命令含混不清，令部下造成误解。“轻骑旅”攻击的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目标。

11月的一个黎明，因克尔曼之战在浓雾中打响。在这场殊死的陆上对决中，英国士兵再次显示了自己的勇气和耐力。俄军比联军多出一倍，但伤亡人数却是联军的五倍之多。但是，因克尔曼战斗并不是决定性的对局，想在1855年春季之前夺下塞瓦斯托波尔显然是不太现实的。英国军队暴露在狂风雨雪之中，没有帐篷、房舍、食物和暖和的衣服，连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都十分缺乏。霍乱、痢疾和疟疾使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拉格伦的部下既没有运输工具也没有救护车，数千人因寒冷和饥饿失去了生命。英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如果政府能从巴拉克拉瓦港铺设一条五英里的铁路直通营地，缓解给养运输的困难，就大可使他的士兵免受冻饿之灾。英国已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岁月，当初战胜拿破仑的荣光早已变得黯然失色。伟大的统帅威灵顿已于1852年去世，当时英格兰举国哀悼。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一战成名，之后便调任战争部就任陆军总司令之职。在其担任统帅的漫长日子里，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公爵的继任者也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位统帅的军队没有任何改革的必要。实际上，英国军队的糟糕条件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管理不善，物资缺乏，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指挥官。在1854年克里米亚的可怕冬季里，英法联军仅有的五万六千人中，就有三分之一被送进了医院，许多人因缺医少药而不治身亡。伤亡者大都是英国人，法国的后勤服务要更好些。俄国士兵早已对官方的管理不善司空见惯，因此，当部队穿越茫茫雪原向南方的克里米亚挺近时，无数士兵倒在了漫长的行军路上。塞瓦斯托波尔的消耗战为沙皇政府造成了沉重负担。如果沙皇能够更明智些，就应该将军队撤回内地。他的兄长在抵御拿破仑入侵时就是这样做的。总而言之，战争双方都缺乏宏大的战略眼光。

甚至连英国战争部也对军队的无能和悲惨处境感到了不安。《泰晤士报》的总编辑，声名卓著的德莱恩向克里米亚派出了史上第一位战地记者威廉·罗素，并利用记者的报道在全国掀起了反对政府的狂潮。阿伯丁因此四面受敌。次年1月议会召开时，一位下院议员提出派出一个委员会前往塞瓦斯托波尔考察驻军状况。这项决议获得了压倒性多数赞成。当结果宣布之后，议员们并未像往常那样欢呼喝彩，而是陷入了意外的沉默之中，片刻之后，便发出了一片嘲弄的笑声。当时的一篇文章写道，政府受到了谴责，“那是近代以来，内阁落得的最可耻下场。”阿伯丁辞职，继任者帕默斯顿同意派出调查委员会。初出茅庐的帕默斯顿并没有赢得普遍的信任。迪斯雷利就曾私下评论他说：“此人是个骗子，已经黔驴技穷了。他顶多算是姜汁啤酒，根本比不上香槟。这个虚伪的老坏蛋。”但是，迪斯雷利失算了。帕默斯顿很快证明了自己的才能，成为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战争部，西德尼·赫伯特大刀阔斧地对军事管理进行改革，重大失误得到了纠正，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1855年夏，联军获得增援，士气旺盛。6月，他们再次向塞瓦斯托波尔发起攻势，但以失败告终。拉格伦勋爵因不堪重负而挂印辞职，十天后便去世了。拉格伦没有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级军官也争吵不休，同时，此人意志不坚，很难坚持自己的正确判断。拉格伦是威灵顿的忠实追随者，勇敢且忠诚，曾在滑铁卢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臂，其实本应在军事史上享有更高的声望。拉格伦的不幸之处在于，他往往在别人做出错误决定之时得出正确的论断。

拉格伦唾手可得的胜利果实，却被他的继任者詹姆斯·辛普森爵士与法国元帅佩利西耶瓜分了。9月，塞瓦斯托波尔终被攻克。但是，原本失败的战略计划使这场胜利显得徒劳无益。联军不可能从克里米亚入侵俄罗斯。那么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呢？在此战中，法国投入的军队是英国的四倍，而现在，拿破仑三世威胁要退出战斗。巴黎的主和派开始施压，法国皇帝开始倾向对俄谈判，同时停止战争行动，只保留对敌港的消极封锁。拿破仑三世认为，如果要把战争继续下去，就应该动员其他大国参战，同时应唤起波兰人、瑞典人及沙皇其他宿敌的爱国热情，共同反对沙俄扩张。此项设计太过宏大，甚至连帕默斯顿也难以企及。帕默斯顿私下谴责法国和平党，称其是“操控股票般耍弄阴谋的政客”。但他同样意识到，对俄战争不能再进行下去。同时，俄国收到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重压之下也同意开展和谈。就这样，在1856年2月，巴黎和会召开了。

3月底，《巴黎条约》正式签署。虽然战争的直接诱因得到消除，但却并没有永久性地解决东方问题。俄罗斯归还了位于多瑙河入海口处的比萨拉比亚南部地区，对土耳其基督教徒的保护权也不再提起。达达尼尔海峡恢复战前定例，在和平时期禁止外国战舰通行。土耳其的独立地位得到各国保障，它也因此同意进行改革——事实证明，这种承诺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俄罗斯同意黑海非军事化，但在1870年普法战争搅动欧洲之时，它又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目前，俄国的扩张只是暂时得到遏制，但是它依然野心未泯，蠢蠢欲动。不到二十年，俄罗斯就再次把手伸向了近东地区，差点引发了欧洲战争。近东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只要土耳其依然疲弱不堪，对俄国人就是一个难以抵御的诱惑。近东问题也因此成为了西欧各国的心腹之患。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立下卓越功勋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小姐却是其中之一。她受战争大臣西德尼·赫伯特的派遣奔赴战场，在因克尔曼之战打响的前一天抵达斯库台湖，并在那里建起了一座近代战地医院。医院中只有极少的护士，设备也十分稀缺。但是，凭借着简陋的医疗资源，南丁格尔却将斯库台的伤员死亡率由百分之四十二降低到了千分之二十二。南丁格尔的表率作用影响重大、意义深远。1864年日内瓦公约发起的红十字会运动就是她努力的成果。此外，她还推动了民间医院的全面行政改革。在十九世纪这个纯粹的男权时代，南丁格尔赋予了女性新的地位。这种新地位使国家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妇女们甚至要求拥有投票权利。南丁格尔小姐认为“社会的种种弊害压制着女性，这比选举权问题更为严重”。缺乏教育便是弊端之一。她希望改进女子中学，设立女子大学，并为实现这一目的而不懈努力。在她的影响之下，女王的半数臣民都拥有了接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

第五章　帕默斯顿

帕默斯顿虽已到了古稀之年，但却仍然把持着英国大政。除了一次短暂下野，自1855年至1865年间一直担任政府首相。英国与俄罗斯签订和平协议后不久，帕默斯顿很快就将面对来自东方的另一个危机。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亚洲。印度属地一直处在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之下，伦敦方面只是给予一定程度的监督。这种做法虽然招致部分议员和舆论的批评，但英国政府依然我行我素。然而就在此地，一场反抗英国统治的暴动突然爆发了。

对英国而言，印度兵变造成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要比克里米亚战争更为持久。它为英帝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平叛之后，英国逐渐觉醒并走上了通向世界帝国的道路。这场变乱源于长久的矛盾积聚。十九世纪初，一批新任的英国文武官员到达印度，他们生活简朴，秉性直立，笃信宗教，怀着将基督信仰和欧洲文明传遍次大陆的信念，并一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迄今为止，英国就像先前的罗马帝国那样，对辖地采取中立的宗教政策，而在教育方面则毫无政策可言。当地人可以举行游行活动纪念印度神祇，印度教和穆斯林的节日同样得到公众认可。但是，在英国传教士的宗教热情鼓动之下，对异教的尊重逐渐被强制基督化所取代。在一段时期之内，印度教似乎也愿意将基督教信仰的元素容纳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殉葬、寡妇自焚、杀害商旅行者及女婴的狂热做法被抑制。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麦考莱的努力，当他还是印度总督的参议会成员时，就向印度总督提出建议，使更高层次和更富裕的印度人能够接受英国式教育。所有这些为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成为诱发暴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对现在发生的恐怖事件起到了一定作用。

更直接的原因是英国近来遭受了一连串的失败和挫折。俄罗斯对印度的威胁已开始成为英国人的梦魇。实际上，如果说俄国军队可以越过兴都库什山脉抵达印度河流域，那确实有些夸大其词，但这种威胁似乎真的存在。1839年时，英国人得知一小股俄军已经渗透至阿富汗边境，于是立刻采取对策，不但向喀布尔派遣了一支远征队，还将一名英国志愿者扶上了阿富汗的王位。此举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整个国家揭竿而起，与英国为敌。1841年12月，四千名英国士兵，在得到当地人可以安全通行的承诺后，便护送着三倍数量的妇孺和阿富汗随员冒着大雪穿过山道撤退。但是，当地人违背了的承诺，他们发起攻击，撤退者几乎全被杀害或俘虏。只有一名幸存者于1月13日逃至印度。第二年，英国远征军再次出动，向背信弃义者讨还了血债。但是，欧洲军队的名望因此深受损害，大屠杀的恐惧也为印度次大陆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久，英国在印度最北部的旁遮普省挫败了一场入侵。当时，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好战的锡克教教徒控制之下。锡克人隶属于印度教的一个改良教派，他们不吸烟，而且留着及腰的长发。在锡克教领袖兰季特·辛格的严格控制之下，锡克人一直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辛格去世使他们摆脱了控制，而英国人在阿富汗惨遭屠杀的消息也鼓舞了他们的士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尝试着将手伸向了东印度公司的领地。1845年，锡克教徒渡过了作为边界的苏特里杰河，在推进至德里以北二百英里处时被英军击溃。就在此处，英国人建立了摄政统治。三年后，锡克教徒再次作乱，试图推翻英国统治。在该省的奇利安瓦拉村，双方进行了激烈搏杀，三个英国军团全军覆灭。不久以后，英军又展开了大规模报复，锡克人军队被彻底摧毁。享有盛誉的约翰·劳伦斯和亨利·劳伦斯兄弟通力合作，恢复了旁遮普的秩序。兄弟二人足智多谋，在那里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甚至不遵从东印度公司的命令。他们迫使地主立下三条誓言：“不准烧死寡妇，不准杀死女孩，不准活埋麻风病人。”他们将价值连城的印度大钻石进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甚至使当地的旁遮普武士也对女王忠贞不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一个世纪。他们的部下，后来因德里解放者之名而享誉一时的约翰·尼科尔森，甚至被旁遮普省的部分民众奉若神明。然而，在印度其他一些地区，对英国怀有敌意和心存误解之人却在后来的叛乱中将“记住奇利安瓦拉战斗！”作为了战斗的誓言和血腥报复的口号。

在这一时期，英国信心十足地在印度进行扩张。通常情况下，驻印军是扩张行动的主力，但并非所有行动都能得到英国政府的认可。此后，英国又进行了另外两次大规模的吞并活动，将其在印度的疆域拓展到极致。英国人认为，如果夺取印度河下游的信德，就能够保障西北沿海地区的安全，而这一大任最终由查尔斯·内皮尔爵士完成。内皮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兵，曾参加过拉科鲁尼亚战斗和1812年的美国战争。英国杂志《冲锋》对这次征服冷嘲热讽，将内皮尔发电报汇报军情时只用了拉丁文的“伯卡维”一词(意为我犯了罪)。内皮尔对此毫不在意，他大权在握，在当地实行开明的统治。为破除当地烧死寡妇的恶习，内皮尔采取一种简易有效的方法。他在每个柴堆旁边都树立一个绞架，“谁敢焚烧妇女，我们就把他挂上绞架。”信德也像旁遮普那样维持了多年的安定局面。

孟加拉边界的奥德地区也被并入了英印版图。就在此地，一位印度国王曾长期欺压他的人民。三十五岁的达尔豪西侯爵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坚信英国的统治和技术能使印度颇多受益。在他在任的八年里，他运用“失位条款”将一些较小国家并入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根据这一条款，如果地方统治者绝嗣，那么在他死后领土将被没收。虽然印度传统允许国君收养养子继承权位，但这个习俗却遭到英国方面的蛮横禁止。达尔豪西在奥德省直截了当地宣称：“如果英国政府拒绝支持一个拯救千万黎民于苦海的政权，它就对上帝和人类犯下了罪孽。”1856年，他废黜了奥德的统治者，接管了他的领土。次年，一场反抗运动爆发，舆论将引发动乱的大部罪责都推到了达尔豪西的身上。

驻孟加拉的东印度公司军队早已声名狼藉。这里的士兵主要来自印度北方，其中很大部分出身于高贵种姓，因此很难驾驭。婆罗门的士兵不甘心服从低种姓的军官和军士。在军团，一个人的权力和影响更多取决于宗教地位而非军阶。英国籍的军官也大都素质低劣，这是因为军中的精英都转职到了更有前途的行政领域。依然留下的长官不仅脱离士兵，也不想改善部队状况。孟加拉部队需要与缅甸作战，但是，如果军队渡海出国，士兵们就失去了原先的社会地位。虽然如此，达尔豪西终于招募到了能够在世界各地作战的新兵。部队士兵对薪水和津贴颇多抱怨，一些本与军事骚乱无关的事情也加剧了紧张局势。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铁路、公路、驿馆、电报和学校开始进入农村社会，引起了广泛的躁动和不安。许多印度人认为，这些新兴技术将对印度的传统社会形态造成威胁，将破坏社会精神和结构赖以存在且不可撼动的种姓制度。有人认为，如果每个人都乘坐同样的火车，进入同样的学校，甚至走在相同的道路上，那么种姓制度如何存续?印度君主对这些新生事物尤为忧虑和不满。对寡妇殉节禁止更是引燃了当地人内心的仇恨。社会上谣言四起，说政府打算强制印度人皈依基督教。同时，英国人在阿富汗的灾难以及与锡克教徒作战时的惨重伤亡打破了英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因此许多印度士兵自认为能与欧洲军队匹敌甚至更胜一筹。达尔豪西给他的继任者坎宁勋爵留下了一系列棘手问题。坎宁任职仅仅一年，一种刚引入的新型子弹便引燃了大规模骚乱的导火索。

在普拉西战斗一百周年之际，谣言开始不胫而走。军中盛传新配备的恩菲尔德步枪子弹上涂有猪、牛的脂肪。食猪是穆斯林的禁忌，而印度教也将牛视为神圣之物。根据新型枪支的使用方法，士兵们必须用嘴咬一下子弹才能将其压入枪膛。印度士兵认为此举玷污了他们神圣的宗教。这种谣言也并非空穴来风，伦敦的伍尔维奇兵工厂确实在制造子弹时使用牛油，但印度的达姆达姆工厂却并非如此。而且士兵们的抱怨一出，这些带有油脂的子弹就立即停止发放了。即使如此，1857年春，谣言仍在军团盛极一时，引发了许多动荡。4月，密鲁特的一些骑兵因拒绝使用子弹而受到军事法庭审判，被处以监禁。5月9日又被公开褫夺军籍。一位印度官员向上司汇报说，叛兵计划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但他的警告并未得到重视。第二天晚上，三个兵团哗变。士兵们很快控制了监狱，杀死了他们的英国军官，并向德里大举进发。

叛兵势不可挡。旁遮普南部只驻有十一个满员步兵营和少量辅助部队。约四万名英国士兵被配置在广阔的半岛上，甚至没有进入战备状态。叛军数量是他们的五倍之多，甚至拥有炮兵部队。此际，天气变得越发炎热。由于战场距离遥远，加之运输力量不足，使得英印当局一时难以应对。此时，英国力量处于相对劣势，长期艰苦卓绝努力换来的和平环境正面临威胁，印度将再次陷入混乱和流血冲突之中。所幸的是，当地的大部分民众却保持着冷漠的和平态度，印度的地方统治者也没有加入起义。东印度公司掌握的三支军队中只有孟加拉军队受到了影响。尼泊尔籍的廓尔喀人帮助当局镇压叛乱，而旁遮普也依然忠心耿耿。在此地，锡克教徒和穆斯林仍对当局那些丢盔弃甲、狼狈不堪的军队保持着敬意。动荡的中心在恒河谷地。

起初局势迅速发展。德里地区的弹药库由两名英国军官和六个士兵把守。他们奋起抵抗，战斗到最后一刻，眼见胜利无望便最终将其炸毁。反叛者将所能找到的欧洲人尽皆杀戮，并抓住了早已退位，现依靠东印度公司年金安养晚年的德里老王国，宣布他为莫卧尔帝国皇帝。然而，反叛者的目的未能达到，因为几乎没有穆斯林起来响应。一连三个星期，事态都处于一种尴尬的僵局。而后，叛乱之火便又继续蔓延开来。英国军官不相信他的部下有谋反之心，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遭到杀害。在奥德边界的坎普尔，驻军离开城堡去守卫道路。他们对一位名叫那那·萨希布的当权者十分信赖，此人是一名印度统治者的养子，虽然被褫夺了继承权，但依然大权在握。英国人判断失误，一场噩梦很快降临。亨利·劳伦斯在首都勒克瑙秣马厉兵，准备进行一场光荣而持久的防御战争。同时，他正确判断出，德里正是镇压叛乱的关键所在。因此，英印军队在此地集中，占领了可以俯瞰全城的山脊。然而，这支军队人数不足，很难发起像样的攻势。在烈日炎炎的盛夏，以英国人为主力的英印军三千人，在五十英尺高的山脊处抵御着二三十倍敌人的进攻。8月初，尼科尔森带领援军从旁遮普赶到，三星期以来，他们日夜兼程，每日行军近三十英里。英国人因此大受鼓舞，他们于9月14日发起反攻，经过六天的激战，终于占领了这座城市，但尼科尔森却在巷战牺牲。可怜的德里国王被送往缅甸，他的两个儿子也深陷囹圄。后因敌方策划营救，英印军便直接枪决了两位王子。这一做法再次激起了印度人的仇恨。

坎普尔遭遇了一场残酷的大屠杀。在二十一天的浩劫中，九百名英国人及其忠诚的印度追随者被那那·萨希布率领的三千叛军包围和攻击，在这九百人中，有将近一半是妇女和儿童。6月26日，叛军宣布将幸存者放行。但当这些人坐船离开时，叛军却突然向他们开火，所有男性尽遭屠戮，剩下的妇女和儿童被投入监牢。在印度长期戎马，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亨利·哈夫洛克爵士率领一批英国援兵匆匆赶来，7月15日晚距离坎普尔只有二十英里。那那·萨希布下令杀死俘虏，但却遭到士兵们的拒绝。于是，五名刽子手被秘密派出，将俘虏用刀砍死后扔在深井里。两天后，哈夫洛克终于抵达。一位目击者在事后写道：“如果有哪位基督教主教能亲身访问屠杀现场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气急败坏地拔出剑来。”在坎普尔和其他地方的战场上，英国军队展开了可怕的报复行动。反叛者被火炮炸得四分五裂，有的人一时未死，在地上残喘挣命。有时，英军还将反叛者的躯体缝在牛皮和猪皮之中。

叛军转战勒克瑙，一场生死鏖战就此打响了。勒克瑙驻扎着一千七百名士兵，其中有将近一半是忠心耿耿的印度土兵，他们在亨利·劳伦斯的领导下牢牢守护着城市，与六万叛军展开激烈搏杀。奥德地区与别处不同，有众多民众加入了叛军队伍。守军中食物短缺，疫疾肆虐。9月25日，哈夫洛克和乌特勒姆打开血路冲入要塞，但叛军随后又封锁了退路。几天后，哈夫洛克由于过度疲劳死去。11月，科林·坎贝尔爵士受帕默斯顿勋爵之命接任英印军总司令职务，率军打通了勒克瑙通道。坎贝尔曾参加过拿破仑战争，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也做出了出色成绩。现在，坎普尔又面临着新的威胁，坎贝尔只好提兵救援，乌特勒姆得到一些援助，继续坚守勒克瑙。直到次年三月初，该城才得以彻底解围。那那·萨希布下落不明，他消失在了喜马拉雅山脉的丛林之中，从此再未现身。

在印度其他地区，暴乱之火被迅速扑灭。英印军收复德里之后，所谓的“全国性反叛的谣言便不攻自破了。但是，在中部省份，零星的小规模战斗仍然时有发生，有的时候还相当激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58年底。11月，被人们讥笑为“仁慈”的印度总督坎宁公开宣告，维多利亚女王是整个印度的最高统治者。第一任代表皇室管理印度的总督坎宁，就是那位著名的外交大臣、首相坎宁的儿子。德比与迪斯雷利领导下的一个短期托利党政府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促使议会通过决议，将英属印度的全部领土置于英国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东印度公司早已不再是贸易机构，它对印度的统治权被彻底剥夺。一个世纪之前克莱夫给皮特的建议如今真正被英国政府所采纳。从今以后再没有吞并活动，再没有附属条约，也再没有出现大规模内战。宗教宽容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策普及全国。维多利亚女王1858年的文告在印度人眼中如同大宪章一般重要，二三十年之后，这种观念依然坚定不移。

印度暴乱的规模不应被夸大。四分之三的印度士兵仍保持忠诚，受到波及的也仅是近三分之一的英印领土。在此之前印度也曾发生叛乱，但在几周之内就被镇压下去。这并非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也不像后来一些印度作家所宣称的那样，是追求自由的爱国斗争或独立战争，次大陆民众的独立理想和观念直到许多年后才逐渐形成。在这场战争中，对阵双方都曾犯下可怕的暴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由此开始形成。十八世纪的温和氛围一去不返，乔治时代及维多利亚早期的传教热情与改革精神消亡殆尽。英国人不再将印度视为“家园”，也不再将自己视作拯救黎民众生的十字军。英印统治机构开始变得独立、公正、高效，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巨大进展，物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边疆安全得以维护，和平环境得以保持，粮食短缺得到缓解，人口数目大量增加。与此同时，英印军队也得到了恢复和重组，并在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这场充斥着屠杀和报复的数月叛乱，却给两国的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

在印度暴乱如火如荼进行之时，英国国内的政治舞台依然混乱不堪，各种争论也丝毫未有止息。皮尔派转向自由贸易的做法已经摧毁了党派界线，在之后的二十年中，英国相继出现了派别混杂的多党政府。迪斯雷利和德比虽然击败了皮尔，但却很难将托利党的贸易保守派聚集起来，组成一个有效的政府。名望蒸蒸日上的格莱斯顿等人仍然坚持皮尔的立场，虽然迪斯雷利不止一次提出与格莱斯顿联合组阁，但其一直无动于衷。这就引发了一个有趣的猜测：先后担任首相的两位劲敌如果携手合作，那英国政坛将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在罗素和帕默斯顿等辉格党党魁看来，他们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帕默斯顿愿意改进政府工作，但却不想开展大规模的改革。

罗素希望进一步改良选举制度，然也未能提出更长远的政治主张。两人都将自己作为国家传统制度的保护人，他们的地位财富也正是得之于此。这两位领导人的态度，特别是帕默斯顿与维多利亚中期的普遍政治观念十分相似。这些年来，激进主义没能留住选民的目光。而今，英格兰的土地上一片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景象，激烈的政治风潮暂时平息，保持尊严和尊重他人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普遍价值观。彬彬有礼的绅士仍然得到社会的倾慕，白手起家的人们也颇受敬重。塞缪尔斯·迈尔斯提倡克勤克俭，白手起家，这种理念在中产阶级和手工业者中间广泛流行。人们吸取了宪章派失败的教训，同时也认识到向体力劳动者提供教育要比鼓动他们起来革命更为重要。这种观点也同样得到了许多工人的认同。所有的一切，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安定有序、稳步推进的良好印象。

各式各样的宗教舒缓了人们心灵，振奋了的人们的思想。超过总人口半数以上的百万民众定期前往教堂或其他礼拜场所，但其中赤贫者的数量相对较少。宗教争论十分激烈，有时甚至火药味十足。但是，这种争端仅仅停留在口头之上，为宗教问题大打出手甚至引发内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将宽容视为美德，但宽容也并不意味着冷漠。教堂和教派，以及各自的众多追随者常常相互批判，有时甚至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当罗马天主教会在英格兰重新建立起主教制度之时，伦敦出现了激烈的骚乱和抗议活动，但却远未达到暴乱程度。

在本世纪早些时候，牛津宗教复兴运动的崇高理想和福音派的热情将英格兰国教教会从沉睡中唤醒。在圣公会低教派和高教派的宗教聚会中，神职人员都竭力以娓娓动听的宣讲唤醒人们的灵魂。在英格兰，大约一半的信众都是圣公会的成员。但是非国教派别也蓬勃发展，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公理教会和一位论派都拥有广泛的信众。在天主教徒解放运动的推动下，罗马教会得以复兴，一些高教派教徒的加入增强了它的力量。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约翰·亨利·纽曼，他是一个渊博而敏锐的思想家，后来晋升为了红衣主教。

自克伦威尔时代起，人们对宗教关注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更加深刻。但是一些有识之士也同样被一种新的理论所吸引。这就是著名的进化理论，它是长期科学研究积累和沉淀的产物。查尔斯·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就是进化论的代表性著作。此书的问世使那些本就质疑《圣经》创世说的人们感到更加迷惑不解。然而，新的进化理论及其宣扬的适者生存观念有力地推高了维多利亚中期的社会乐观情绪，人们更加坚信，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前进步伐永不止息。

在英国人心目中，帕默斯顿似乎体现了他们的崇高意愿。他活力四射，英气未减当年。在外交事务上，他一如既往保持着强硬姿态，其爱国之情唤起了国内同胞的民族自信心。但是，女王和艾伯特亲王对帕默斯顿的做法并不满意，因为他常常自作主张地发出措辞严厉的信件。虽然帕默斯顿言辞强硬，有时还草率行动，但他却心怀欧洲和平良好夙愿。为此，外国的自由主义运动一方面能够激起他的同情之心，另一方面也往往使他感到焦虑和不安。

这些年来，对欧洲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件无疑当数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了。在1859年和1860年，意大利人长期梦寐以求的理想而今终于得到了实现，虽然获得统一的只是意大利部分地区，但也足以快慰人心。众所周知，意大利为获得拿破仑三世的军事援助而将尼斯和萨伏伊割让给法国，但是，在从奥地利人手中得到伦巴第以后，这位法国皇帝便背信弃义地抛弃了身处险境的意大利盟友。威尼斯仍然掌握在奥地利人手中，但更糟的是，法国军队正驻扎罗马，保护着在教皇国的残骸，将意大利人与其“天然的首都”分割开来，这已有整整十年时间了。然而，意大利人并未气馁，一个又一个的意大利小国奋起反抗，驱逐外来统治者，合并为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也同样激发了英国人的热情。加里波第和他的数千志愿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翻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腐朽波旁政府，其英雄事迹在伦敦广为传颂。意大利人的大胆举措受到帕默斯顿及其外交大臣罗素的欢迎，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对拿破仑三世的意图心存质疑，害怕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因此，英国政府便采取了口头支持但不干涉的政策。两位辉格党元老称赞意大利新政府践行了1688年的英国革命提出的原则——这是他们的典型做派。罗素在下议院更是将加里波第与威廉三世国王相提并论。关于意大利人对此事的反应，史册中未有记录。

在英国国内的政治环境里，政府骄傲自满的情绪达到了顶点。帕默斯顿不喜欢过多立法，这与他的前任墨尔本十分相似。帕默斯顿睿智幽默，眼光实际。正如小说家特罗洛普所说，他是“一位注重实务的政治家。从来不去考虑脱离现实，不着边际的事情”。一些更年轻、更有进取心的下院议员并不喜欢他的务实做派。作为反对派的迪斯雷利更是怒火中烧，对这位十八世纪的最后政治家，他的鄙视和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曾有一次，迪斯雷利在下院说道：“他在外交上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以求得国内安定、政治稳固，殊不知，此种做法造成了财政超支、税收加重及一切发展趋于停滞的恶劣局面。他施行的政策违背了所有的政治原则，在大选之时，他博取民众信任的唯一资本就是自己的名字。”皮尔的门徒和追随者们同样感到绝望和无可奈何。但只要领导权仍然握在帕默斯顿、罗素和辉格党贵族的手中，自由主义的梦想就没有可能实现。西德尼·赫伯特在暂时离任时讲道：“辉格党对贵族的迷信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在我看来，混乱不堪的反对派不可能形成一个高效的政党，更别提组织的政府了。他们群龙无首，你争我斗，互不相容。贵族化的辉格党似乎已经精疲力竭，没有新生力量补充元气，党内元老们又怨言纷纷。中年商人们虽然精明干练，但却无法获得任职的优先权，因此同样感到十分不满。”

托利党也没好到哪去。德比是托利党名义上的领袖，此人擅长雄辩，但却将政治责任视为强加于贵族阶级头上的不快之事。他真正的兴趣在于赛马，也曾出色地翻译了诗人荷马的作品。迪斯雷利已经成为下议院的托利政党的领导人，在权力和地位争夺中苦苦挣扎。一位犹太人竟然能够领导一批地方绅士，这在英国政治中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景象。《谷物法》废除之后，政策保障不复存在，如迪斯雷利所言，简直糟透了。为长远之计，他和德比决定放弃维护《谷物法》的党派原则。但要寻找一个新的目标是也是一个漫长、痛苦且令人烦恼的过程。与此同时，迪斯雷利还要充当德比的助理，他们在1852年和1858年短暂执政，但却庸庸碌碌，没有作为。迪斯雷利不止一次寻求与激进分子结盟，他向激进派承诺将反对军备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甚至宣称，殖民地是“挂在我们脖颈上的沉重磨盘”。然而，激进派的首席代言人约翰·布赖特对此并不领情，这位贵格派教徒老奸巨猾，不易轻信于人。他说：“迪斯雷利先生为他的党派卖弄玄虚，装神忽鬼，要是在印第安人部落当中，他会被人们称为巫医的。这样一来，结盟之事便不了了之。迪斯雷利碰壁之后，便转而开始攻击辉格党人。他坚信，打垮辉格党的唯一办法是进一步扩大选举权，将颇有名望的工匠吸收到选民队伍当中，通过此种方式与敌对的中产阶级抗衡。为此目的，他不厌其烦地劝说德比和同事。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希望能将贫民富人团结在一个屋檐之下，在他的小说《希比尔》中，这种理想得到了极好的展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托利党逐渐摸索出了一套比较实际的民主原则，但要使人们完全接受迪斯雷利的主张，还要花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除辉格党和德比的托利党之外，还有皮尔派的成员。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廉·格莱斯顿。此人曾是一名坚定的托利党员，1832年时开始进入议会，并一直对自由派阵营十分向往。皮尔的逝世摧毁了他对托利党的忠诚之心，因此他决定寻找一条新的道路。格莱斯顿是一位利物浦富商的儿子，在西印度群岛拥有大量奴隶。他与老上司皮尔出身于同一阶级，也同样秉持自由贸易的新主张。他能言善辩，精于行政事务，但当时之人却认为他缺乏洞察力和处事原则。事实上，他正像帕默斯顿所评价的那样，唤醒了整个英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潜力。帕默斯顿曾言：“他被称为民众中的一员，希望与民众保持一致。他富有宗教热情，并通过智慧将这种热情发扬光大，普及万民。”尽管他全神贯注于神学领域，但他却比党内同事更加了解新选民的思想，比皮尔更加知晓党派的运作。“表面上是牛津书册派，骨子里却是顽固的利物浦。”——正是对其恰如其分的评价。但是，与迪斯雷利相似的是，他的事业进展缓慢。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时，他担任英国政府的财政大臣，不久下野。格莱斯顿没有迅速到达权力的巅峰，这对他来说实属幸事。皮尔就是因为过早执政而饱受困扰，他的主张也难以付诸实施。漫长的等待使格莱斯顿变得更加自信。

1859年，年已半百的格莱斯顿加入辉格党，对自由派的探索已经告一段落。一个外交政策上的问题促使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转入辉格党后，他再次从事财政方面工作，在帕默斯顿政府担任财政大臣，开始了他的黄金时代。他在下院就预算问题发表精彩演说，细致周到地处理行政事务。此外，他与法国签订商贸条约，由此开启了一个自由贸易的新时代。但是，商贸条约同时要求缩减军费开支，在此问题上他与首相发生了冲突。格莱斯顿在财政事务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他提出的三个出色的预算案减轻了税收。国家贸易也迅速扩展。谁将成为下一任的领袖已是显而易见。1865年，八十一岁的帕默斯顿逝世，他临终时说道：“格莱斯顿很快就可以随心所欲、肆意妄为了，一旦他接替我的位置，我党将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来。这位辉格党元老一语成谶。十八世纪随着他的死亡真正成为了过去。后维多利亚时代呼唤一位新的领袖，而他终于到来了。格莱斯顿再一次出现在他的选举人面前，在演讲的开头，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的朋友，我终于来到了你们中间，我在你们中间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但辉格党人依然犹豫不决，格莱斯顿试图像迪斯雷利那样，将政治权利赋予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他急于获得选民的投票。他说服罗素政府提出改革法案，但却造成内阁的分裂，最终致使阁员全体辞职。德比和迪斯雷利随后组建了一个少数派政府，维持了大约两年半时间。

迪斯雷利现在抓住了机会。在1867年时，他提出了一项新的《改革法案》，巧妙地迎合了他所领导的下院需要。该法案对选区进行重新划分，给予大型工业城镇更多的权利。这样一来，选民数量增加了近一百万，相当于原先数量的一倍。托利党人紧张不安，因为新增数目已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在许多城镇，工人阶级已构成了选民的绝大多数。因此德比将法案称之为“冒险的行动”。新近爆发的美国内战似乎为民主制度提供了“反面榜样”，甚至连激进分子也忧心忡忡，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未受过教育的民众将如何作为。但这个问题很快变得清晰起来。帕默斯顿去世后不久，英国迅速通过了第二个《改革法案》，此事开启了英国政治的新时代，新的问题和新的方法也随之出现。银行家、经济学家沃尔特·白芝浩曾言：“一个党派政治国家有如美洲的一片森林，如果你砍倒老树，破土萌发的新树就会立刻取而代之。”德比于1868年2月辞去了托利党领导人之职，迪斯雷利终于如愿登上了首相的宝座，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到达了油腻竿子的最顶端。”他必须按照规定举行大选，但是新选民将压倒性的多数票投给了反对党。因此，已经成为自由党领袖的格莱斯顿组建了一个自皮尔时代以来最为强大和巩固的英国政府。

第六章　英语民族的迁移（一）

（一）加拿大和南非

拿破仑倒台之后，列强抢占世界殖民地的活动骤然加速了。与法国的长期斗争迟滞了英语民族扩张的脚步，足以建立另一个大英帝国的陆海军队尽数耗费在二十年的世界战争中。一代国民在工厂或农场辛勤劳作，很少有人对远赴海外谋生求财抱有期冀，即便有此念头，也少有机会。他们的精力和希望完全投入了谋取生存和追求胜利之中，移民的梦想太过遥远，也根本无暇顾及。而在滑铁卢战争之后，一切突然有了改变。自由的海洋再次向人们敞开了怀抱。欧陆方面的威胁已经消除，护航船只也不再需要。各大洲的海岸轮廓已经详细地绘入海图，新世界再次成为人们逃避困难和挫折的地方。战争结束了，开赴海外的船只数量众多，索费又十分低廉，因此促成了史上罕见的、蔚为壮观的移民热潮，以及英国工业、贸易的蓬勃发展。

这个过程的展开自然要花费一定的时日。第一波移民的人寥寥可数，但是，那些押赴澳大利亚的囚犯、北上加拿大的美国效忠派、商人、探险家、传教士和遍布温带地区的捕鲸者已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英国民间广泛传布着一个流言，说海外仍然存在着未被占领的肥田沃土和宜居之地，白人可以在那里和平自由地生活，也许会比现在过得更好。英国人口的不断增长是殖民扩张的另一个动因。1801年，英国拥有一千一百万人口，三十年后达到了一千六百万，1871年时，英国人又增加了一千多万，相比之下，在出生时或幼年时夭折的人数却急剧减少。一个权威机构声称，尽管发生了工业革命，但伦敦城要比波旁王朝治下的巴黎或普鲁士的乡村更适宜人类居住。移民的人数开始增长，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是二十五万，三十年代增长到五十万，到世纪中叶已达到了一百五十万。在滑铁卢之战结束后的六十五年内，离开不列颠群岛的移民人数已不下八百万。

此次移民运动的动机、方法和特征都与十七世纪的新教徒及斯图亚特时代的种植园开辟者们大不相同。饥荒迫使至少一百万爱尔兰人移居美洲或其他地方。在黄金的诱惑下，那些贪图财富的人们纷纷奔赴澳大利亚以及荒凉的加拿大内地，虽然不像伊丽莎白时代的探险者那样逐新趣异，收获丰厚，但在加拿大，淘金者们还是发现了一个更为实际的黄金矿山。对土地和羊毛贸易利润的渴求召唤着较为理性的富裕阶层。英国政府对此则漠不关心或嗤之以鼻。美国独立战争使英国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感到，殖民地并非是能够造福国家的事物。在1854年之前，英国政府中甚至没有一个负责管理殖民地的独立机构。政府的兴趣在于建立海外战略基地，但如果普通民众想在新土地上定居，那么就让他们自便好了。海外移民能够降低失业率，身无分文的贵族也可借此获得新的职位，而这些殖民地越早独立，英国纳税人就越能减轻负担。但不管怎样，比起新西兰，人们对希腊事务更感兴趣；比起肮脏的移民船只，奴隶贸易更能激起有识之士的兴趣。因此，大英第二帝国就像当初在印度那样，几乎是偶然建立起来的，政府机构和政治组织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对英国人而言，加拿大是最为便利且最为熟悉的海外领土。很早时候，它的沿海诸省就向英国供应木材，船主不愿船舶空载而归，就以低廉的运费载回一些英国移民。移民一旦登陆加拿大，就将面临诸多困难。沿海地区的人们主要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许多移民都选择前往下加拿大，即今天被称为魁北克省的地方。1791年，皮特曾试图将加拿大一分为二，以解决种族问题。在下加拿大，已扎根于此的法国人形成了联系紧密的外族社区，由牧师和庄园主担当领导职责。他们对欧洲革命和自由派的民主观念毫无兴趣，也很少接触，这些人像南非的布尔人那样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传统和语言。法国社区的西北部便是上加拿大，即现在的安大略省，这里定居着十八世纪末期离开美利坚的六万名英国人。出于对英王的忠诚，这些骄傲的民众放弃了在美国的大部分财产，并因此获得了“帝国忠良”这个无利可图的光荣称号。莫霍克部族同样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北迁加拿大。他们砍伐森林，开辟新的生存空间，湍急的圣劳伦斯河将他们与下加拿大分割开来，他们从此便在偏远之地过着孤独的生活，同时，还要时刻警惕美国的入侵。再往西就是一大片未经开拓的蛮荒之地，直到太平洋沿岸，才矗立着专门从事中国贸易的几处商埠。

这些移民群体在传统、性格和种族方面千差万别，但他们会在美国入侵的危难之时暂时携手合作，共同抗敌。这些法国人、英国人和印第安人曾共同反抗美国侵略，在1812年和1814年间接连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犯。但是不久，麻烦便产生了。住在下加拿大的法国人担心新移民的人数会超过他们，进而取得对他们的支配权。而上加拿大的“英国忠良”则欢迎新移民的到来，他们认为人口的增加能够提高土地价格，但却不愿对这些新人平等待之。与此同时，两地的矛盾也逐渐升温。上加拿大商人要进行出口贸易，必须途经下加拿大地区，还要缴纳税款，因此两地常会因分享收益的问题发生冲突。宗教上的分歧使得矛盾进一步扩大。大约从1820年起，下加拿大议会就开始像早期斯图亚特王室和美洲殖民地议会那样，拒绝向皇家法官和长期任职的官员拨付薪水。法国的政客激烈地发表演说，上加拿大的新移民也极力要求获得同等的政治权利。自由主义者想让行政机构直接对加拿大议会负责，并大肆扬言要脱离英国。1836年，由自由党把持多数议席的加拿大议会宣布解散。

第二年，两地发生了叛乱。下加拿大的叛乱持续了一个月，而上加拿大只维持了一个星期。暴民呼啸而起，军队开枪镇压。不久，当局和叛乱者达成了灵活的解决方案，很少有人因此被处以死刑。一切都被控制在较小范围之内，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然而，此事件也使英国政府深深意识到，应对加拿大的事务予以颇多重视。伦敦的辉格党领导人比乔治三世更为明智，他们察觉到这一小撮叛乱分子将给英国带来极大的麻烦。1838年，达勒姆勋爵在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陪同下前往加拿大调查。达勒姆的指示含蓄简单：“恢复原状”。同时，议会也通过法案，宣布中止加拿大宪法。达勒姆属于激进派，他才华出众、处事果断，但有些性情急躁。韦克菲尔德是一位活跃的帝国事务理论家，他同几位女继承人纠缠不清，并因此被判处监禁，最后只好退居幕后，秘密地参与国家政务。达勒姆在加拿大只待了数月，他以高压手段对待心怀不满的加拿大人，因此遭到来自威斯敏斯特的强烈批评。虽然他在墨尔本政府当中不得人心，但政府还是应该对其予以支持。然而政府方面并未如此作为，墨尔本感觉仿佛被政府抛弃了，于是愤而辞职，返回英国。他起草了一份著名的报告——至少是署名人之一。在报告中，他对叛乱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呼吁建立代议制政府，从议会中选出各部部长，实现加拿大的政治统一。此外，他还提出开拓无主土地的计划。1840年的《加拿大法案》将墨尔本的大部分建议付诸实施，这要归功于约翰·罗素勋爵的努力。

此后，加拿大在和平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1815年，它的人口总数约一百万左右，到1838年上升了四分之一。加拿大往返不列颠岛的定期轮船开始运营，跨越大西洋的廉价邮政体系也建立起来。但是，对于那些给予殖民地完全自由，允许他们组织议会并选举各部部长的主张，英国人仍保持一种犹豫和怀疑的态度。然而，在1874年，达勒姆的女婿埃尔金勋爵被任命为加拿大总督之后，此事便一锤定音。与达勒姆一样，埃尔金认为总督是国王权威的代表，不应直接插手政治事务。因此，他完全根据议会的意愿任命和解雇部长。人们对埃尔金的做法褒贬不一，甚至有人还向他投掷了鸡蛋和石头。但在七年后埃尔金离任时，民主政治观念已在加拿大人心中根深蒂固，他们相信：权力机构要想得到民众拥护，就必须要对民众负责，如果官员们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那么就拥有治理国家的权力，人们也须对其保持服从和尊重。但如果他们丧失民心，就应该辞去职务。现在，很少有人散布将加拿大分割开来，脱离英帝国或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言论了。与此相反，1846年，英美两国签署《俄勒冈州条约》，将横贯大陆的北纬四十九度线作为两国的边界，温哥华岛全部划归英国所有。至于条约签订的细节情况，本卷将会另行介绍。

在本世纪中叶，组建加拿大联邦的运动开始初露端倪，并很快获得了大量的支持。加拿大人从美国内战中获得了教训，认识到其美利坚邻居的政体并非完美无缺。同时，美国联邦军的胜利引发了加拿大人的忧虑，他们担心飞扬跋扈的合众国或许会进一步拓展疆域。加拿大已经将目光转向西部地区。在安大略省和落基山脉之间，是上千英里的未开拓领域。除马尼托巴湖地区有少量殖民者定居之外，其余便是印第安人、狩猎者的家园，以及野生动物的出没之地。一些人认为，这片蛮荒之所对垂涎于土地的美利坚来说极具诱惑力。曾经参加南北战争的爱尔兰士兵现已无事可做，因此便时常越境进行武装劫掠。美国国会宣称对此无可奈何。既然如此，美国人难道不会继续挺进，偷偷摸摸占领这片广袤的原野，甚至宣称对此拥有主权吗？许多人相信，这里土地肥沃，可供白人谋生。1867年时，美国以七百二十万美元的价格从俄国人手中买下了荒凉偏远、气候恶劣的阿拉斯加。而加拿大的土地刚好位于美国的家门口处，不但唾手可得，也貌似比阿拉斯加更有价值。统治这片土地的，只有组建于查理二世时期的哈德逊湾公司，该公司认为农业生产将危及他们的毛皮生意，因此一直对外来殖民者保持敌视态度，警惕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威。十一年前在弗雷泽河流域发现的金矿将大批淘金者吸引到了太平洋海岸，哈德逊湾公司的官员很快丧失了对局面的控制，当地一片混乱不堪。英国政府被迫接手此事，将这片遥远的海岸置于皇室的直接控制之下，于是英属哥伦比亚殖民地就此诞生。这个殖民地很快与温哥华岛合并，并顺利获得了自治权。但是，它与安大略省之间，还有一片无人区域，如果不想此地被美国夺走，那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那么，加拿大将如何抵御美国侵犯，保持自身独立？又如何自给自足地生存下去呢?

出于这些考虑，1867年时，英国出台了《英属北美法案》，创制了第一个海外自治领土。新的加拿大自治领包括安大略、魁北克、新布伦瑞克及新斯科舍等省份。它采用联邦制度，但又与美国的政体形式大相径庭。凡是未明确授予各省的权力都由中央政府掌控：总督是王室的代表，依靠从加拿大下院多数派中选出的部长实施统治，议会议员由民众选出，人数依其所代表的人口比例而定。这种制度为吸收新省份及拓展领土创造了条件。这样一来，在铁路时代及西部开发前夕，加拿大已拥有了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

新自治领第一次议会召开时，议员们主要忧虑的是西部土地问题。他们思虑长远，成果斐然：显而易见，加拿大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收购哈德逊湾公司。这一目标在两年之后得到了实现，政府为此付出了三十万英镑的代价。该公司一直保持其贸易权利——直至今日依然如此，但是却将领土主权交还王室。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马尼托巴湖地区，野蛮印第安混血人认为此举威胁到了他们的自由，因此发动暴乱。暴乱持续的时间十分短暂，该地区很快便恢复了秩序。马尼托巴于1870年成为自治领的下辖省份，次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并入了自治领。然而，单凭联邦制政体，很难将广袤的加拿大各地结为一体。自治领政府最富挑战性的任务就是在大批美国移民跨过北纬四十九度线之前，大力开拓其西部地区的无人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应对方式便是修筑一个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动脉。

在加拿大沿海各省加入联邦之前，它们曾经提出要政府修筑铁路将其与安大略省连接起来。经过九年的辛苦努力，铁路终于1876年完成。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也同样获得了承诺。但事实证明，这个诺言很难兑现。政府资金短缺，投资者畏首畏尾，政坛风云变幻，更何况，铁路穿越的大部分地区是未知的荒野。最终，一位名叫唐纳德·史密斯的苏格兰人，也就是阿斯特拉思科纳勋爵，接手了这项工程。他的公司申请了十年工期，但是在政府资金的扶持下，仅用了一半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于1885年正式投入使用，而其他线路也相继竣工。年产量迅速攀升至数百万蒲式的谷物，开始从草原涌入各个地区。加拿大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南非与美洲不同，此地很难留住早期殖民者和探险家的目光。往来印度的船舶通常将其作为一个落脚之处，但很少有人愿意留住下来。圣劳伦斯海湾为人们深入加拿大内地提供了便利，但是南非的海岸线上却缺少天然良港和通航河流。沿海一带峭壁林立，除此便是洋流和狂浪塑成的沙丘。再往远处便有群山起伏，与海岸平行延伸，阻塞了通往内地之路。向西而行，陆地一路抬高，然地势却相对平缓，此处荒凉贫瘠，缺乏水源。南部和东部层峦叠嶂，有些地方山势险峻，难以攀越。对于欧洲人而言，南非是一块最难进入的领域。长期以来，该地区一直被航海家们当作“海上的客栈”，是位于东西航路之间的一块驻泊之地。

在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时常往返于印度和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之间，他们是好望角的头号常客，塔布尔湾便是他们的歇脚之处。有人也曾谈论在此建立一个永久定居点，但直到1652年才付诸实施。在荷兰国力和文明处于顶峰的黄金时代，政府派遣一位名叫扬·范·里贝克的船医率领三艘舰船占领了塔布尔湾。他们并未打算殖民于此，只是想为公司的船舶建立一个停靠港湾。在此地，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他们得到公司命令，禁止向外扩张。二十年后，塔布尔湾顶多只有六十四名自由市民。

17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时，西门·范·斯特尔和他的儿子威廉·阿德里安担任南非总督。他们鼓励荷兰人移民到此，并向移民提供土地补助金。到1707年，塔布尔湾一带已有超过一千五百位自由市民。这些市民并不都是荷兰人，其中还有许多胡格诺教徒、德国人和瑞典人，他们受到国内的宗教迫害，被迫流亡到此，最后融入了荷兰人的群体之中。当地的黑人奴隶为市民们提供服务，维持着社区生活的正常运转。

在整个十八世纪，殖民地的发展欣欣向荣。1760年时，欧洲人第一次跨过了奥兰治河，到1778年，鱼河已成为了殖民地的东部边界。到本世纪末，移民人口已达到一万五千，建立了三块殖民点。开普敦城被移民称之为“小巴黎”，如今已经是一座拥有五千居民的海港城市，也是东印度公司的总部所在。开普半岛海岸附近的田地为农民们的生活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保障。生活虽然悠闲，但也十分原始。第三块殖民点位于有内陆高原，远离海岸地带，这里的拓荒者披荆斩棘，辛勤劳作。他们自力更生，眼光狭隘，与世隔绝。这些居民不喜欢文明社会的种种束缚，他们是南非的开拓者及十九世纪德兰士瓦布尔人的先驱。

后起之秀英国逐渐取代了荷兰人的海上地位。到十八世纪末期，拥有光明前景的已不再是荷兰，而是英国或法国。拿破仑的战争摧毁了荷兰的贸易，将荷兰船只赶出海洋，还推翻了荷兰的政权。178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支付了最后一次股息，十二年后，该公司债务达到了一千万英镑，最终宣布破产。此事造成了严重后果，现在，荷兰已经无力保护它的属地和财产了。在法国击败荷兰，建立起巴塔威亚共和国傀儡政权之时，英国就将开普殖民地视为敌国领地予以占领。在1814年的和平协议中，荷兰人最终答应放弃这块南非领地，以此换得了六百万英镑的补偿金。

起初，英国人并未遭到殖民地民众的敌视。荷兰公司的统治一直不得人心，而英国人也没有强制推行英国化的政策。英国人在东部边境一带采取了强力措施，这里的定居者与大部南迁的班图族移民发生了接触，双方冲突不断。其实在整个南非地区，殖民者与土著的矛盾重重，西边有赫雷罗人、达马拉人，而东部海岸居住着尼古恩人。在鱼河沿岸地区，经常发生抢掠牲畜财物的事件。荷兰人和当地土著之间的冲突于1779年爆发。这就是所谓的“卡菲尔人战争”，一直持续了一百年之久。荷兰人定居者的农场在一望无垠的南非大陆星罗棋布，很难保卫自身安全，因此他们呼吁开普敦提供帮助。荷兰当局距离遥远，无力满足这些移民的要求，现在，他们只能依靠英国人的帮助了。

英国人认为，保障鱼河沿线安全的唯一途径是让英国殖民者来此拓居戍边。于是，1820年至1821年期间，近五千人从英国移民至此。新移民的到来使英国的殖民政策发生变化。英国政府坚信，南非注定要永远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部分。因此，政府开始努力推进南非英国化，英语开始取代荷兰语成为官方语言，市面上流通的荷兰货币被英国货币所取代，英国人逐步接管了荷兰的教堂和学校。而在1828年，当地的司法系统也依照英国模式进行了改革。这些措施导致了一系列分歧——在此之前，英国加拿大殖民地也曾经历并克服了这些分歧。尽管英荷两民族具有相同的宗教，类似的语言，相近的血缘，相似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但英国人和荷兰布尔人仍然陷入了种族冲突之中。除了爱尔兰之外，英国各属地中以最激烈手段反抗宗主国统治的无疑当属布尔人了。

这种英国化的政策不仅考虑不周，也没有真正达到预想的目的。英国人发现，没有哪个种族能像荷兰人那样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和制度，这与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政策造成的唯一结果，就是加深了南非社会业已出现的鸿沟，特别是在土著民问题上分歧十分严重。此际，英国正涌动着慈行善举的热潮，许多英国传教士自本世纪初期开始就一直活跃在南非的土地上。传教士坚信并宣扬黑人和白人平等，而殖民者却将黑人土著认用作农场工人，想尽可能严格控制他们。在传教士的努力之下，1833年时奴隶制终被废除，但殖民者却对此愤怒不已，他们认为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力短缺，也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和威望，与此同时，大批班图人可能将沦为乞丐和流浪者。起初，英国殖民者与荷兰人意见相同。但受传教士的影响，特别是约翰·菲利普博士与伦敦传教协会来此宣道之后，英国政府和殖民部的想法出现了转变。这样一来，荷兰人只能独自对英国当局怒目切齿了。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834年。鱼河地区的殖民拓居并未给南非移民带来安全。成群结队的班图人涌入殖民地，摧毁了定居点和农场。总督本杰明·德班爵士将暴徒赶出了边界，为防止他们卷土重来，他下令兼并凯斯卡马河和凯河之间的地区，驱逐野蛮的土著民，将土地分给殖民者作为补偿。这样，以阿德莱德女王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新的省份便在此建立起来。传教士对此十分不满，他们说服殖民部长格莱内尔格勋爵，不仅否定了本杰明·德班的行动，还放弃了新获得的省份。殖民者失去了所有赔偿，同时又听说格莱内尔格认为卡菲尔人的袭击是正当的行动，因此深感受到了伤害和侮辱。这一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迁徙。

约五千名布尔人三五成群，拖家带口，赶着牲口，一步步前往未知的领域。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寻求上帝赐予的应许之地一样。不久，许多人也紧随其后，举家迁徙。有些人跋涉千余英里，到达了林波波河岸，还有许多人遭到马塔贝列人、祖鲁人袭击。所有迁移者都饱受饥渴折磨，然而，在加尔文派宗教精神的鼓舞下，他们不屈不挠，继续前进。大迁徙运动是十九世纪荷兰布尔人的非凡壮举之一，目的是永远摆脱英国统治。一位布尔人领袖皮特·雷迪夫写道：“我们放弃了这片殖民地，我们深深地相信，英国政府再无可能向我们提出更多要求，我们将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实行自治，把握自己的未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似乎穷途末路，前景渺茫。此时正值“姆菲卡尼”祖鲁内战时期。祖鲁军事帝国在沙卡王及继任者丁安的领导下摧毁了其他当地部落，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土著民。布尔人因此获得了充分的迁移空间，但同时也无疑面临着巨大危险。在许多荒僻之地，他们用牛车围成的临时营地都遭遇了祖鲁战士的猛烈袭击。直到1838年12月，他们在布拉德河畔的一场伟大的战役中粉碎了丁安军队的进攻，才最终得以控制局面。胜利之后，布尔人在彼得马里茨堡小镇周围建起了纳塔尔共和国，安德利斯·普里托里厄斯出任共和国第一位总统。

他们的自由十分短暂，英国拒绝承认纳塔尔共和国。经过1845年的一次短期斗争，英国人将其作为一个省份并入了开普殖民地。在纳塔尔西部的高原上，原本就驻有一些布尔人的先驱，现在，纳塔尔的许多难民又逃亡此地，加强了他们的力量。然而，即便这个偏远之地，也同样招致了英国人的干涉。1848年，曾在威灵顿麾下冲锋陷阵，勇敢顽强且精力充沛的哈里·史密斯爵士率兵来此，吞并了奥兰治河及瓦尔河之间的土地。同时，史密斯又在朋普拉次地区击败了普里托里厄斯，如此一来，布尔人的定居点已寥寥无几，只落落分布于瓦尔河彼岸的零星地区。

不久之后，奥兰治河对岸的部落，特别是巴苏陀人部落又带来了麻烦。在处理纳塔尔问题时，英国划定了土著保留地，重建了传统的部落体制，并将其置于英国政府的间接监管之下。但是，由于不愿承担额外责任，英国政府于1852年承认德兰士瓦定居者的独立地位。两年后，按照《布隆方丹协定》，英国推出奥兰治河以外地区，奥兰治自由邦成立。政治的分化更为显著：阿德莱德女王省和纳塔尔省都被划为单独的殖民地，由殖民办公室直接管理。到1857年，现代南非联邦是境内总共有五个独立的共和国和三块殖民地。由于羊毛生产获得了突飞猛进地增长，最早的开普敦殖民地出现了繁荣景象。1853年，英国枢密院在未获政府授权的情况下颁布命令，在殖民地建立代议制机构，在开普敦设立议会。在此之后，南非又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动荡时期。此事暂且搁置不谈。

第七章　英语民族的迁徙（二）

（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澳大利亚很早之前就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世界。早在希罗多德时代，就流传着有关神奇土地的传说。据说，这块土地位于遥远的地平线上，居住着怪异的巨兽，像《圣经》中所罗门的俄菲和他施那样财富盈野。在十六世纪的探索时代，人们对这样的故事兴趣盎然。绕过好望角，远航东方的人们故弄玄虚地谈论马可波罗笔下的马莱厄和洛卡奇地区，还有所罗门王治下的众多岛屿。我们很难想象，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王的船只是怎样抵达南太平洋地区的。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学家和航海家的设想主要是源于《圣经》的启发。《印度群岛宣言》的作者生活在亨利八世时代，此人曾经预言，如果航海士抵达新大陆之后继续西行进入太平洋，“就可能会发现一系列的新大陆和新王国……世界最富有的土地和岛屿，遍布着黄金、宝石、香草、香料以及在我们看来价值非凡的各类物品。”1526年，西班牙人派遣塞巴斯蒂安·卡伯特绕过麦哲伦海峡，寻找俄斐和他施这两块传说之地。卡伯特根本没有到达太平洋，但传说依然十分流行。十六世纪迪耶普制图者绘制有一幅巨大的南部大洲地图，所谓的“大爪哇岛”（Java la Grande）被标注在了太平洋之中。1568年，阿尔瓦罗·德门达纳及佩德罗·萨米恩塔·甘德博亚声称发现了所罗门群岛。从他们对岛屿的命名可以看出，人们对所罗门王的存在深信不疑。然而，在十六世纪结束之前，欧洲人尚未涉足澳大利亚的土地。最终发现它的，是精明实际、缺乏浪漫的荷兰商人。

最初，荷兰人航行至爪哇及苏门答腊一带，与澳大利亚的北部海岸十分接近。尽管塔斯曼于1642年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探险，但却对这片大陆敬而远之。荷兰人无意殖民于此，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邪恶的海岸，他们穿越印度洋的船只往往在此受到逆风的阻拦。人们对澳大利亚一直知之甚少，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詹姆斯·库克船长才对此地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索，他于1768年至1779年间三次航行到此，环航新西兰，驶入澳大利亚大堡礁，观测了雄伟的南极冰原，发现了汤加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和夏威夷，同时还绘制了澳大利亚东部海岸线地图。库克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测量员，曾受过系统的培训且经验丰富。他的报告正式、准确、详细，并及时地报送了伦敦。此前，英国一直将罪犯流放至美洲，但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这些犯人便无处可去。许多人在伦敦的囚船和监狱中饱受疾病折磨，最终奄奄一息。那么，为什么不将这些犯人送至澳大利亚呢?自北美独立之后，小皮特政府便缩减了殖民探险活动，但此际，掌权者皆认为此事可行且事不宜迟。1788年1月，七百一十七名囚犯在植物湾登陆，其中还包括一百九十七名女性。植物湾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命名的。他是一个杰出的科学爱好者，陪同库克航行到此。不管怎样，现在此地已没有太多植物了。这些罪犯很快就搬迁到几英里外的杰克逊港，该港位于宏伟宽阔的悉尼港内。饥荒困扰着这些囚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殖民地根本无法自给自足。他们之中有造假者、窃贼、偷猎者、爱尔兰叛军、歹徒及政治流亡者等，既无资本和劳动技能，也不愿辛苦工作，自食其力。一位澳大利亚总督将此地称为“新南威尔士罪犯行营”，他写道，“这使我想到了在西班牙的修道院，它们坐拥大量人口，一味地消费而无所产出。”库克船长认为该地海岸线与英国南威尔士海岸十分相似，故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但除此之外，以勤勉能干著称的威尔士人与澳大利亚囚徒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当然，起先也有一些自由民众到此定居。但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移民大潮才汹涌而来。早期移民到达的时候，该大陆的名字甚至还没有确定下来，官方及其他文件中多将此地称为“新荷兰”。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经济陷入萧条，新南威尔士腹地的肥沃牧场将众多移民吸引至此。英国移民渐渐流入这片空旷的次大陆，逐渐改变了其原有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模式。1828年时，此地约有一万五千名囚徒及二万一千名自由民，到了1841年，囚徒人数为两万七千名，而自由民数目则超过了十万。自由民很快要求建立自治政府，结果如愿以偿。1840年，将罪犯流放至新南威尔士的规定终被废除。两年后，该地成立立法会，其成员大多由民众选举产生。

羊毛产业为这块土地带来了繁荣。不久之后，澳大利亚的出口羊毛就将西班牙和德意志的产品挤出了世界市场。1797年，一位名叫约翰·麦克阿瑟的退休军官从好望角带来了一些美利奴羊，在次大陆进行繁殖实验，从而改变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形态。人们发现了位于蓝山背后的巴瑟斯特平原，这为羊毛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从巴瑟斯特到悉尼南部的广大地区，以及北方的达令草原之上，牧场连绵不绝，羊群涌动如云。这里芳草如茵，人迹罕至，只有少量牧人赶着成千上万的只绵羊悠然地向草原深处行进。羊群迅速繁殖起来，1850年澳大利亚已拥有超过百万只羊，是人口总数的十六倍多。同年，它的羊毛贸易额近乎达到了二百万英镑。

但是英国政府对牧羊业并不十分重视。伦敦方面不但声称英国治下的所有土地皆属王室财产，深受吉本·韦克菲尔德思想影响的殖民部还倾向于对殖民地实行集中管理。韦克菲尔德就认为，任何地区的殖民活动都应纳入政府的控制和规划之下，如果允许民众自由流入内地，不仅会妨碍政府管理，也会降低已设殖民点的价值。他的理论确有许多合理之处，但在澳大利亚却并不适用。当局出台了一系列的土地法案，通过收缴税款来阻止人们获得土地，但不久之后，法案被迫废除。牧场主需要数千英亩的土地放牧羊群，但却不愿或无力缴纳一镑甚至五先令的放牧税。他们涌入寥无人烟的内地，去获取梦寐以求的草场，同时还理直气壮地声称这些土地属于殖民地人民，他们当然有权占有和使用。殖民部迫于压力，只好妥协。牧场主继续留在草场上，他们很快成长为社会中的一个最重要阶层。做出让步的英国当局转而实行证照制度，通过颁发许可证的方式赋予法律地位。1847年，当局开始推行草场租赁制，在租赁期满后，牧场主拥有原价购买土地的优先权。

早在1850年前，一批居住于澳大利亚其他地区的殖民者就由杰克逊港出发前往塔斯马尼亚岛，当时该岛被称为“范迪门斯之地”。1804年，殖民者开拓了霍巴特，两年后，朗塞斯顿也建立起来。像在新南威尔士一样，塔斯马尼亚的殖民者起初遇到了许多困难。麦格理(Macquarie)港和阿瑟港的罪犯定居点臭名昭著，它们依靠劳工黑帮和暴力威慑维持秩序。许多罪犯逃入密林，在夜幕时分打家劫舍，或趁无人之时袭掠农场。澳大利亚的其他地区少有土著，他们分散居住在广阔的领域，过着十分原始的生活，几乎无力反抗白人入侵者。但是塔斯马尼亚的土著人人数众多且相对先进。然而，他们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结局是悲剧性的，1830年，以三千万英镑组建起来的殖民军队试图将土著限制在划定的保留地之内，但没有成功。当二十世纪曙光初露之时，塔斯马尼亚部落民就被赶尽杀绝了。

塔斯马尼亚的发展道路与新南威尔士十分相似。1825年时，它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殖民地。羊毛和捕鲸促进了地区的繁荣，人口也开始稳定、快速地增长。1820年塔斯马尼亚只有六千五百名移民，其中主要是囚犯。二十年后，该地人口达到了六万八千人，自由民反而占了绝大多数。1850年，民选的立法委员会在当地成立，三年后，随着流放制度的废除，塔斯马尼亚获得了与新南威尔士平等的地位，同时，也拥有了分享责任政府财政补贴的权利。

从1835年，塔斯马尼亚的居民在菲利普港建立了一个殖民点。起初，这一地区隶属新南威尔士州管辖，但新移民很快提出独立要求。1848年，他们选出殖民大臣格雷伯爵作为“墨尔本议员”，同时撤回所有参选立法会的其他候选人。此位格雷就是当初推进改革法案的格雷伯爵之子。此举大获成功，几个月后，殖民部同意菲利普港独立。因此，1851年新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建立起来，它拥有完整的议会机构，首府设在墨尔本。年轻的女王将这个英语民族的新支脉冠以自己的名字，而首府之名则来源于辉格党领袖墨尔本。墨尔本曾是女王最为赏识的顾问，现在，这样的贤臣已难以找寻了。

昆士兰是从新南威尔士分离的第三块殖民地。它以布里斯班城为中心逐渐成长壮大。但它的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直到1859年才成为一个独立的殖民地。那时，澳大利亚海岸的其他两个殖民点早已羽翼丰满且相继独立。1834年，一个被称为“南澳大利亚殖民委员会”的组织在伦敦成立，两年后，第一批殖民者在阿德莱德附近登陆。这个城市是以威廉四世的王后名字命名的。南澳大利亚没有一个苦役犯，这里的移民都是接受了吉本·韦克菲尔德思想，将其复杂的理论付诸了实践。总体而言，他们获得了成功。政府和殖民委员会的责任划分不明，它们的双重控制体系为殖民者带来了许多麻烦，但所幸的是，这个殖民委员在1842年遭到废除。不到七年时间，此地已拥有了五万两千名居民。由于发现了铜矿，该殖民地一夜暴富。不久之后，它便与那些东部的殖民地一道，获得了建立代表机构的权利。

西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历史与众不同。它始建于1829年，不久险些夭折。此处土地贫瘠，不像东部那般自然条件优良，鲜有人迹的茫茫大漠将它与东方诸州分离开来，连劳动力也十分缺乏。虽然其他殖民地将流放犯人的做法视为进步的障碍，但在西澳大利亚似乎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英国狱中囚犯枕藉，对往珀斯输送囚犯的请求，伦敦方面慨然允诺。1849年，一个罪犯殖民点建立起来，并获得了大量资金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西澳大利亚殖民地得以复苏，在未来十年内人口翻了两番。但是，在罪犯殖民地废除之后，西澳大利亚直到1870年才拥有了自己的代表机构，1890年才完全获得了自治。

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黄金。在跨越大洋前往加州一试运气的探矿者中，有一位名叫爱德华·哈格雷夫斯的人。经过数月的挖掘，哈格雷夫斯已有所斩获，他同时注意到，加州的含金矿石与新南威尔士附近巴瑟斯特的岩石十分相似。1851年，他回到澳大利亚，将他的猜想付诸实验。从挖出的第一盘泥土中，哈格雷夫斯确证了金矿的存在。消息传出，民心振奋。在几周之内，澳大利亚的淘金热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淘金热席卷殖民地东部地区，似乎整个澳大利亚都在向东涌动。大批兴奋、狂热的人群向巴瑟斯特、巴拉腊特或本迪戈进发，他们肩上扛着锄头和铁锹，腰上挂着铁锅和圆盆，一窝蜂似的涌入那些一夜之间如春笋般崛起的各个淘金城。城中的赌场、酒吧和妓院立刻变得拥挤不堪。维多利亚时代的采金区瞬时挤进了十万人口。其实，这些人并非都是“掘金派”，旅店老板、商店店主、妓女和其他服务业人员也混杂其中，而且所获颇丰。一个穷困潦倒的棒棒糖小贩在通往巴拉腊特的道路上开了一间酒吧，年获利达六千英镑。而当矿工们返回墨尔本或悉尼时，他们便开始穷奢极欲，将钱财耗费在纸醉金迷的炫富生活当中。据说，人们为马匹钉上纯金的马掌，用纸币点燃烟斗，甚至在参加别人婚礼时身穿亮丽的粉红天鹅绒袍。当发财变得易如反掌时，正当的职业也就瞬间失去了意义。牧场没有了牧羊人，商行找不到职员，船上水手也奔逃一空。1852时，整个墨尔本地区只剩下两名警察，原来的五十多名警员都跑去了采金区。工资翻了一番，两番，物价扶摇直上，地价瞬息万变。其他殖民地，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其他殖民地也有许多人前往淘金，一年之内，就有九万五千名移民涌进了维多利亚殖民地。塔斯马尼亚共有大约五万居民，五个月内就有四千人开赴维多利亚，其中还有许多的妇女和儿童。

对墨尔本地方政府来说，维持和平，处理争端，提供交通、住房，供应足够的食物避免饿荒，都是眼下较为棘手的新难题，更何况，政府的大多数雇员也抛弃工作加入了淘金者的行列。曾有一段时间，维多利亚政府手里只剩下了不到四十四名士兵，以至于1853年时不得不从伦敦调来了五十名警察以维护秩序。掘金派对淘金城内的混乱无序似乎并不在意，但对政府却满怀仇视之情。王室声称对采金区拥有所有权，让淘金者像牧场主那样支付执照费用。政府的做法引发了强烈不满，执照费很难征收起来。多次威胁无效之后，淘金者采取了暴力手段。

1854年10月6日，一名淘金者在巴拉腊特的尤里卡酒店附近斗殴身亡。酒店老板宾利、他的妻子和一个名叫法雷尔的人受到指控，尽管犯罪证据确凿，但仍被无罪释放。十天后，淘金者烧毁了酒店。不久，四个领头者遭到逮捕。淘金派群情激奋，他们组成了巴拉腊特改革联盟，并提出了政治要求。其中包括废除执照费，以及英国宪章派曾经提出过的四项主张。11月3日，当局搜捕无照淘金者，引起了一片骚乱。淘金者在彼得·莱勒的领导下进行操练并构筑了防护栅栏。当地的军事指挥官托马斯队长周密策划，迅速行动，在事态扩大之前发动了突击。他率领以士兵为主的三百名部下，持刺刀冲进栅栏，杀死了三十名叛党，俘虏一百二十多人。

即将爆发的严重叛乱就这样被当局扼杀。执照费不久便被废除，黄金出口税取而代之。淘金者被赋予特许权，局势又恢复了和平。在此后的几年内，独立的淘金者被拥有地下开采能力的矿业公司所取代。当时的其他殖民地中，只有新南威尔士州同样发现了黄金。在1851年和1861年间，该州开采的黄金总价达到一亿两千四百万英镑。此外，澳大利亚的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这时已经超过了一百万。这无疑是更为宝贵的财富。

起初，在黄金热潮的打击之下，羊毛和农业显得十分萧条。失去羊群的牧场主怨天尤人，对金矿诅咒不止。但是澳大利亚也最终由此受益。由于修筑了更加便捷的公路和铁路，羊毛产业也开始繁荣起来。人口的增长扩大了食物需求，一百万多英亩土地很快得到垦殖。以前澳大利亚经济曾过度依赖羊毛产业，现在终于实现了平衡。

对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随着人口、贸易和税收的增加，对1850年宪法的改革势在必行。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当地政府向英国殖民部提出了一揽子方案，并最终得到批准。在1855年至1859年期间，除西澳大利亚之外，次大陆的所有殖民地都设立了两院议会，议员由普选产生，部长对下议院负责。

一系列重大的变化逐渐展开。正如人们所知，现代澳大利亚诞生于1901年，是当时各个殖民地组成的一个联邦，首都设在堪培拉。澳大利亚联邦建立较晚，这是由于发展各异、形形色色的殖民地对自治传统颇为珍视。同时，北方的亚洲尚未构成威胁，因此与携手合作相比，它们更愿意自得其乐。可是这种日子很快过去，统一变得必要起来。甚至今日，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依然住在十九世纪的殖民点中。虽然国家中心的面积有一百多万平方英里，对淘金者和牧场主极具吸引力，但到目前为止，依然很少有人定居于此。这是个荒凉的所在，遍布着寂静的灌木和无边的沙丘，只有横贯大陆的快车、嗡嗡作响的飞机或呼啸而过的导弹才能打破此处沉闷的气息。

澳大利亚以东一千二百英里处是新西兰岛。早在欧洲人踏足此地之前，岛上就居住一个好战的波利尼西亚种族——毛利人。他们的祖先从东北方横渡太平洋来此定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他们拥有引人瞩目的艺术，建立了强大的军事体系。十八世纪末，库克船长乘船到此，他认为毛利民族拥有十万之众。这个数字也许估计过高，但这些土著无疑是欧洲殖民者遇到的第一个可怕障碍。他们在新西兰岛定居已久，拥有自己的文明、独立的精神和战争技巧。库克发现该岛后不久，一小股英国殖民者便在岛屿北部的群岛湾建立了落脚点。这些人大多是捕鲸者、猎人和落魄水手，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几名逃犯。他们的生活孤独寂寞、动荡不安甚至有些声名狼藉。毛利人酋长接受了他们提供的枪支武器，允许他们在此谋生。首批殖民者并未对毛利人的生活构成严重威胁。直到基督教传教士到来后，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才有所加强。1814年牧师塞缪尔·马斯登在海湾群岛设立了一个传教点，一些教士也加入其中。基督教很快便在毛利人中散播开来，皈依者众多。传教士努力击败了商人势力，并从毛利人的利益出发，反对英国政府所有的新西兰殖民计划。他们一度获得了成功，直到澳大利亚殖民地建立半个世纪之后，英国才第一次正式在此设立殖民地。虽然如此，伦敦方面早就计划在新西兰岛推进殖民进程。吉本·韦克菲尔德及其追随者极力鼓动此事，在此之前，此人的殖民观念就已深刻影响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未来。韦克菲尔德和他的朋友成立了一个新西兰协会，达勒姆勋爵就是其中一名成员。然而英国政府对协会持敌视态度。传教士们谴责殖民行动将为当地人带来灭顶之灾，殖民部也拒绝批准这项计划。

然而韦克菲尔德非要一意孤行。1838年，他的协会组建了一个殖民新西兰的私人股份公司，一年后又派出一支以他的弟弟为首的殖民考察队。超过一千名移民跟随他们前往新西兰。他们在北岛建立了威灵顿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收到消息：法国正在考虑吞并新西兰，此事逼迫英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伦敦并非是批准了韦克菲尔德的考察，而是派出了一艘由霍布森船长指挥的军舰，试图迫使毛利人承认英国主权。1840年2月，霍布森终于与毛利酋长缔结《怀坦吉条约》。根据条约，毛利人将一切主权和权利让与英国，以此换取“完全及单独享有该岛的土地和财产。”

直到那时，韦克菲尔德公司才得到官方的认可。如此一来，新西兰就拥有了两股统治力量。一是英国总督，其官邸设在北岛北部的奥克兰，此地曾被霍布森选为首都。二是位于威灵顿的殖民公司。它们各自利益不同，政策主张相左。公司希望获得土地，多多益善且越快越好。但殖民部却依据《怀坦吉条约》，主张这些土地属于毛利人。整个四十年代就在二者无休无止的吵骂声中度过。殖民公司对条约予以强烈谴责，1843年，公司主管约瑟夫·索姆斯写信给殖民大臣说：“我们对《怀坦吉条约》一直表示严重怀疑，他是由一位没有全权的外交官，在未经王室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与赤身裸体的野蛮人签订的。那么，除被律师当作耍弄和抚慰野蛮人的临时工具之外，它还能有何效用呢？”但是，“赤身裸体的野蛮人”是不容欺骗的。《怀坦吉条约》明确将英国人和毛利人的权利划分开来，毛利人交出了主权虚名，却将财产权牢牢掌控在手中。在毛利人看来，土地是他们的命脉，正如一句毛利谚语所说：“唯女人与土地不可弃。”年长的毛利酋长深知，如果失去了土地，他的部落将会趋于灭亡。毛利法律中的一些巧妙规定让殖民者们暴怒不已，懵懂的他们用现金购置了土地，却发现无法获得占有权，因为毛利部落对土地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且不因私人交易而受到影响。尽管如此，到1859年时，殖民者仍在北岛占据了七百万英亩的土地，在毛利人较少的南部则占据了三千二百多万英亩。

土地矛盾最终引发了战争。从1843年到1869年，双方发生一系列断断续续的局部冲突，战场也不断转移。到六十年代中期，投入战争的军队已达两万。豪豪主义信徒的狂热之情及游击队天才领袖·库蒂的战斗技巧使殖民者们精疲力竭，疲于应付。毛利人英勇不屈的精神赢得了英军指挥官们的敬佩，军队对殖民者的反感与日俱增。但到1869年，毛利人的反抗已是强弩之末，起义终被镇压下去。此后，本地事务部长唐纳德·麦克莱恩爵士在此推行了开明的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殖民者获得了安全保障，而毛利人也意识到英国的统治已成定局。六十年代中期英国颁布了一系列土著土地法案，保护他们免遭种族灭绝之灾。1867年，他们在新西兰议会拥有了本族的代表。1871年时，毛利土著的数量曾降至三万七千人，而195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其人口已近十万之众。

尽管这些年来纷争不断，但殖民地却仍在持续扩展。韦克菲尔德急于压制传教士的反对声浪，巧妙地说服苏格兰自由教会和英格兰国教与公司合作，共同新建两处殖民点。新殖民点位于南岛的奥塔哥半岛和坎特伯雷，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在此得到了极好的应用。1860年至1906年的毛利战争并未将居民众多的南岛卷入其中，因而它一直保持着相对繁荣和稳定的局面。到1868年，那里的英国移民约有二十五万，十二年后几乎翻了一番。

和平带来了繁荣。在南岛著名的坎特伯雷平原，牧场众多，羊群无数。同时，人们还繁育出了新品种的考力代羊。60年代时奥塔哥和坎特伯雷发现了金矿，为当地带来了暂时的繁荣。澳大利亚黄金的发现及悉尼、墨尔本的物价飞涨为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尽管80年代新西兰出现了短暂的萧条局面，但自此以后经济发展一直欣欣向荣。冰箱发明后，新西兰能够与一万三千英里以外的欧陆及英国生产者同台竞争。特别是乳品业的合作运动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产业，使资金有限的小农场主受益良多。新西兰经济迅速崛起，其人均外贸额很快跃居世界首位。

新西兰的政治发展同样令人瞩目。在《达勒姆报告》出台及加拿大开展自治实践之际，新西兰独立也提上了日程。1852年的《宪法法案》赋予其广泛的自治权。与那些老牌殖民地不同的是，新西兰政治的焦点问题并非是要求成立责任政府，而是集中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方面。岛上的交通十分不便，甚至十九世纪末，为数众多的、小而分散的殖民点仍然遍布整个岛屿，其所处环境及利益主张各不相同。宪法法案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批省级议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国家议会。

二十年来，省级议会和中央政府间的冲突一直是新西兰政治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些省份十分富裕，但其他则并非如此。奥塔哥和坎特伯雷因金矿的发现开采而繁荣一时，而受毛利战争殃及的北岛诸省则穷困潦倒。奥塔哥和坎特伯雷甚至一度动过脱离中央政府的念头。1875年，新西兰进行政治改革，修订了宪法，取消了省级区划。地方治权移交至县议会手中，中央政府的权力大大加强。从某种程度上说，早在三十年前，新西兰政府就极好地解决了澳大利亚联邦挥之不去的政治难题。事实上，它的政治生命力并不亚于经济活力。其旧有的传统和偏见不像老牌殖民地那样根深蒂固。1906年由自由党政府引入英国的，被人们视为“极端”的改革措施早已被新西兰政府接受并采纳。工业仲裁、养老金、工业立法、国家保险、医疗服务和住房法案都在1890年至1914年间成功推广。国家秉承英国政治传统，对合作生产予以扶持，即便在偏远和陌生的太平洋群岛，英国的政治精神也被发扬光大。

1  《失乐园》是弥尔顿撰写的一部神话史诗。

2  特拉法加海战是1805年英法两国海军在西班牙特拉法加角外的一次决战，英国海军大胜，其海上霸主的地位由此得以巩固。

3  法国大革命前夕，为迫使法王制定宪法，第三等级代表在凡尔赛宫的室内网球场集会，同时立下誓约，史称《网球场宣誓》。

4  英国“黑便士”开创了邮票发行的新纪元，邮票面值以便士计量，用黑色油墨印制，故称黑便士邮票。

第十一部 伟大的共和国

第八章　美国史诗

1815年是美国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在此之前，美国发展深受欧洲大陆影响，但在1812年战争结束后，美国重新审视了自己的道路，开始背向大西洋，将目光投向西部地区。紧随《根特和约》而来的，是向西推进的滚滚浪潮。在政治方面，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的激斗被一名记者笔下的“善意的时代”所取代。但是，在未来十年里，平静的表面之下，各个利益集团的纷争如火如荼，它们很快演变为长期的、有组织的各类政党。拿破仑之战后，财政一直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首要的问题。共和党政府承受着巨大的战争压力，迫不得已接受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贸易保护和信贷制度的主张。1816年的关税则正式建立了贸易保护制度，制造业开始代替航运业成为新英格兰的主导产业，为十九世纪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杰弗逊对联邦银行制度的长期怀疑此刻烟消云散，1816年，政府为新成立的联邦银行颁布新版经营执照，旧的许可状退出了历史舞台。

美国与欧洲的纽带逐渐破裂了。经过多次谈判，美英之间悬而未决的争议得到解决。加拿大的边界固定下来，两国同意在冲突焦点的五大湖地区裁减军备。1819年，由新奥尔良英雄安德鲁·杰克逊领导的美西塞米诺尔战争结束。美国以五百万美元的代价从西班牙手中购得了佛罗里达。西班牙从此永远退出了北美大陆。

在其后的几年中，动荡的欧洲政局会再次对美国构成了威胁，但这已是最后一次了。旧世界的君主国家戮力齐心，一致捍卫君主政体，他们联合起来，对任何企图反对他们的国家予以干涉。神圣同盟的政策已经招致了英国的反感，因此在1821年时，英国拒绝出手干预意大利内政。不久，西班牙爆发了新的危机，法国波旁王朝急于提高在欧洲的政治地位，于是派出一支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帮助西班牙恢复君主政体。俄罗斯更是野心膨胀，沙皇以实现全球战略目标为出发点，在圣谕中重申对北美西海岸的主权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华盛顿人心惶惶，有流言说欧洲反动势力在复辟西班牙的王权后，可能会拿新大陆开刀，派兵恢复波旁王室对美洲的主权。西班牙曾在南美地区拥有一些殖民地，如今，它们已经摆脱了宗主国的枷锁。

英国坎宁政府曾向美国伸出橄榄枝，希望与美方携手合作，阻止波旁王朝的复辟之火向新大陆蔓延。同时宣布承认南美的拉丁共和国的主权。然而，美国门罗总统却独自采取了行动，他向国会提交国情咨文，提出了后来被称作“门罗主义”的几项主张。正如人们所言，著名的门罗宣言是对任何试图插手新世界的欧洲列强发出的严肃警告，也是美国无意介入欧洲政治的严正声明。在这个告别信息发出之后，美国开始全身心地投入本国事务。创制宪法的老辈人已逐渐退出了政坛，新一代的政治家们正在成长。杰弗逊和麦迪逊光荣退休后回到弗吉尼亚家园，但对美国政界的影响犹存。

美国开始向西部进军。三十年之内，密西西比河流域新建了九个州，还有两个位于新英格兰。早在1769年，丹尼尔·布恩等拓殖者就推进到了肯塔基州一带，并与当地印第安人发生了冲突。但大规模的西进是从独立战争时期开始的。十八世纪的迁移方向主要有二：一是越过西边的俄亥俄河，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定居；二是在毛皮商人的根据地，伊利湖对岸的西北森林地区建立落脚点。对新英格兰和东部沿海的开拓主要是在大公司的主导下进行，它们得到英国王室或特权贵族的大力支持。但是，在广袤的西部土地上，任何人都能用斧头和步枪为自己开辟出一个新的家园。到1790年，田纳西州已拥有了三万五千移民，而肯塔基州的移民数量是前者的两倍数量。1800年，已有一百万美国人在阿利根尼山脉以西地区建立了定居点。在新开辟的土地上，一个强健有力、自力更生的群体占据了一席之地。美国的现代民主制度正是发源于密西西比河谷。美国独立之后，第一届国会高瞻远瞩地制定了一个恒久不变的原则：新领地的人口一旦达到特定指标，就能获得州的地位，与美国其他各州享有同等权利。1828年至1901年的美国十八任总统中，就有十一位出生或成长于密西西比流域，这是美国西部人卓越素质和能力的极好证明。丹尼尔·韦伯斯特大可在清教徒登陆美洲的纪念日上慷慨激昂地朗读这段著名的文字：“从俄亥俄河到伊利湖，从阿勒格尼斯（原文）越过迈阿密直至圣安东尼奥瀑布，在新英格兰的广袤大地上，到处点缀着农场、房屋、村庄和教堂。罗克河一带就是清教徒先辈的登陆之处，如今，他们的子孙正在二千英里外的西部辛勤耕作着农田，努力建设着城镇。我们胸怀美好的信念，这些清教徒的后代将在优越的制度、自由和宗教之下繁衍生息……不久之后，他们就会抵达太平洋的海岸。”

美国的人口激增，领土也在不断扩大。1790年至1820年间，美国人口由四百万上升至九百五十万，此后几乎每二十年就要增加一倍。这样的增殖速度甚为罕见，几乎与现代英格兰的人口增长率齐平。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的印第安部落已被驱离，为大规模的殖民拓殖提供了方便。印第安人曾在1812年战争中协助英国对美作战，现在，联邦政府开始将他们驱逐出去。新占的土地被划为小块，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来此定居的殖民者。“殖民者”一词现在颇具贬义色彩，但我们不妨以此称呼他们。这些西部殖民者其实是拓荒的先锋，他们筚路蓝缕，历尽艰辛。农民们从乱石嶙峋的新英格兰赶来，耕种着五大湖南部空旷肥沃的土地，而南方的阿拉巴马河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黑色沃土也为近代大规模的棉花种植业提供了充分的滋养。

无休止的西进浪潮改变了国家的重心，为民众的利益和情绪带来很大压力。美国东部各州发现，自己的政治权利遭到了西部拓荒者的挑战，工厂主也对劳动力的短缺忧心忡忡，而北部与南部也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但事实上，欧洲的新移民很快就填补了这些空缺。边境线不断向西延展，移民社区春笋般涌现，新殖民地很快便获得了州的地位，并将它们的困难和需要摆在兴奋不已但又略显尴尬的联邦政府面前。东部地区担心支持民主的西部会在政治上获得优势，而西部各州也对东部富人把持金融和经济领域愤恨不已。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只是由于联邦政府在各州核心权力问题上采取了弹性政策，才避免了与强硬的地方政权发生冲突。

1815年和1830年间的美国政局混乱不堪，它缺乏强力的政党领导，难以平息地区冲突或化解东西部的矛盾纷争。到1830年，局势开始变得明朗，未来的各大党派开始鼎足而峙。随着联邦立法的发展，关税、银行、土地政策的推行，经济结构变得日益完善。与之相应的是，各州之间的猜忌和利益冲突逐步增加，使联邦政府深感不安。西部各州实力日渐强大，政治力量的天平已逐渐向其偏移。东部、南部的旧势力激烈反对联邦政府内日益崛起的民主派，他们面临的不仅是西部地区的挑战，还有南方小种植园主和北部工业区工人的权利要求。随着普选制的推广，有许多人首次获得了选举权。越来越多的选民渴望发出自己的呼声。与此同时，美国采用了会议选举体制，总统及其他公职候选人不再采用封闭僵化的政党提名，而是由代表各地和各阶层利益的国民会议选举产生。此举迫使那些想要担任总统或其他官员的人更加贴近民意，关注民情。一些思想保守的政客，如亨利·克莱及约翰·卡尔霍恩等人对政界的特殊主义倾向及其对联邦的威胁颇为忧虑。他们提出了其所谓的“美国体系”论调，但这种政策不过是汉密尔顿思想的老调重弹。他们希望在联邦框架内协调各派经济利益。卡尔霍恩曾在1817年写道：“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美国发展突飞猛进，一日千里。这虽然是我们的骄傲，但其中也是暗藏危机；虽然体现了我们的力量，但也暴露了我们的弱点……让我们用四通八达的道路和运河将共和国贯连起来，贸易保护将会使各地更紧密地连在一起……它们将凝聚成为无比坚强的新整体。

公共工程开始启动，密西西比河上出现了蒸汽船。墨西哥湾贸易的日益繁荣引起了大西洋各州的警觉，由于担心失去有利可图的贸易市场，它们积极行动，与之展开了竞争。1817年，纽约的伊利运河开始动工，运河的修建将使纽约成为东部最繁华的海港。跨越俄亥俄直通伊利诺伊州的大坎伯兰高速在政府的资助下修筑完成，连通东西各州的道路网逐渐形成。但是在十九世纪，国家东西部间，以及大西洋沿岸的南北地区的矛盾依然不可忽视，尤其在本世纪早期，南北双方政客为争夺西部的选票而竞相叫价的局面成为美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南北关系很快因奴隶制争议趋于恶化。1819年国会搁置了将密苏里以州的形式并入联邦的法案。密苏里是美国路易斯安纳购地的产物，目前为止，联邦法律尚未对该地区的奴隶制问题做出裁定。密苏里州的人们提议，在该州宪法草案中保留奴隶制。但北方居民却将此看作咄咄逼人之举，认为这会增加南方的投票权。南北双方在朝野内外相互指责，矛盾激烈。但由于西部问题日益凸显，双方只得暂时罢休。本世纪中叶的一纸妥协方案法案使法案引发的冲突偃旗息鼓。密苏里蓄奴州的地位得到承认，但北纬三十六度三十分以北，未设州的美国领土上则禁行奴隶制。根据这个妥协方案，刚从马萨诸塞州分离的缅因州成为一个禁止蓄奴的自由州，这样一来，蓄奴州和自由州的数量达到相等，都为十二个。一些高瞻远瞩的有识之士预见到，这样的分裂将会引发悲剧。约翰·昆西·亚当斯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认为，这种局势的出现敲响了联邦的丧钟，我敢肯定，当前的问题仅仅是一个大悲剧的序篇。”

这位颇具眼光的新英格兰人正是第二任美国总统的儿子，他也于1825年接替门罗成为新一届总统。所谓的“善意的时代”即将结束，在亚当斯的四年任期里，党派政治十分活跃。西部地区发展迅速，东部各州被迫采取对策以保障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

西方诸州紧紧团结在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周围，此人曾为国开疆扩土，立下了赫赫功勋。杰克逊自称是杰弗逊式民主的真正代表，反对腐败堕落的东部资本家利益。那些反对多数原则，及对农民、边民队伍日渐壮大忧心忡忡的人则站在了亚当斯一边。1828年，杰克逊成为总统候选人，与寻求连任的亚当斯展开竞争，两个派系的争斗也随之展开。此次选举风起云涌，两个新政党从这片混乱之中应运而生，它们就是民主党和国民共和党（即后来的辉格党）。自1800年杰弗逊将老亚当斯赶下台以来，还未曾有过如此激烈的竞选。当结果公布之时，人们吃惊地发现，除新英格兰外，亚当斯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支持。安德鲁·杰克逊领导的西部势力成功地接掌了大权。杰克逊与旧世界及欧洲影响下的北美大西洋沿岸毫无瓜葛，他的身上体现了美国西部人的精神。对许多人来说，杰克逊最终入主白宫，似乎标志着民主主义取得了胜利。

在新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华盛顿陷入一片喧嚣之中。杰克逊也因此被对手亚当斯戏称为“来自田纳西的争吵者”。但西部人却将杰克逊视为统帅，认为他无畏地向富裕阶层的政治垄断发起挑战。高层政局纷繁复杂，初掌大权的杰克逊感到一筹莫展。这位出身西部的总统单纯直率，但对政敌疑心深重。这种性格使他很容易受到自己党羽或利己主义政治家的影响。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务卿马丁·范布伦，同时也常常对政治密友言听计从。这些密友构成了所谓的“厨房内阁”，因为这些人并不是国家官员。这些“幕后军师”说服杰克逊，他的首要任务是清洗前政权的“马厩”。因此，他解雇了大批政府雇员，将长期流行于地方州郡的政党分赃制度引入了中央政府。自此，这种制度就在联邦机构中深深地扎下根来。

两个紧密相连的重大政治问题引起了安德鲁·杰克逊的注意。一个是树立联邦权威；另一个是建立统一的国家经济体系。贸易保护有利于北方，但却是以牺牲南方利益为代价的。1832年，南卡罗来纳州决定向联邦政府的关税制权力发起挑战，它用最激烈的措辞阐明了州权主义，以此呼应1798年通过的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决议。在之后的政治斗争中，西部各州选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最为关注的是联邦政府出台的公共土地法案。如历史学家莫里森所言：“这是南、北方与西部间的均衡博弈，各方都试图以次要利益来换取至关重要的选票。南方纵容西部强占公共土地，但却要求以降低关税作为回报。北方则抛出“利益分配”的诱饵，建议将土地出售的获利用于西部公共事业，企图以此来维护贸易保护。地区博弈的结果取决于未来各派的站队，甚至内战本身。是北方与西部联合对抗南方，抑或南方与西方联手对付北方？

美国参议院就这些问题举行了辩论。辩论十分精彩且扣人心弦。在这次会议上，最出风头的当属来自马萨诸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此人是当时最出色的演说家。他热情洋溢的讲演享誉后世，被誉为为美国史上著名的演说之一。在演讲中，他言辞犀利，尖锐批驳南卡罗来纳州的观点，极力支持联邦政府的主张。他对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北方出现的日益浓厚的爱国热潮推崇备至，同时在演讲中阐明，新英格兰正从1812年盛行的狭隘地方主义情绪中摆脱出来，更为广泛的爱国热潮蓬勃兴起。韦伯斯特在参议院指出，正因为拥有强大的国家后盾，我们才能在国内安享太平，在国外博得荣誉和尊严。我们引以为傲的一切，都来自于联邦的赐予。我们历尽险阻，凭着严明的纪律构筑了合众国的基石。在立国之初，国内财政混乱，商业凋敝，金融瘫痪。但是，凭借百折不挠的努力，这些伟大的行业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如今，它们迅速发展，洋溢着勃勃生机。它历经的每一年，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无数令人惊叹的成就，这正是其效能和优越性的最好证明。我们的国土日渐扩展，我们的人口分布渐广，但国家对我们的保护和关注始终未变。对我们所有人而言，联邦是民族、社会和个人幸福的坚实基础。

他继续讲道：“先生们，我尚无法超越联邦的现实，来审视隐藏于混沌之中的未来；我尚未冷静地权衡得失，不知在团结的纽带断裂之后，是否还能继续保有自由。我尚不习惯将自己置于分裂的边缘，以短浅的目光衡量脚下深渊的深度，我尚不能容忍那些不愿致力国家统一，只想着联邦分裂，人民遭难的人，他们不配为政府事务出谋划策。殊不知，只要联邦存续，我们就能拥有光明喜悦的前景，子孙后代也能同样安享幸福。我不想刺破和谐统一的面纱，至少在上帝赐予我的有生之年不会如此，上帝保佑，希望我永远不要看到面纱之后的场景!”

“当我临终之际，将目光最后一次投向天空的太阳时，我衷心地希望，阳光沐浴下的辉煌联邦依旧巍然矗立，而非化为耻辱的碎片。没有地区分裂，手足相残，兄弟阋墙，土地上没有弥漫硝烟，也没有浸润同胞的鲜血!相反，但愿我微睁的双眼能够凝望合众国华丽的旗帜，它世所瞩目，备受尊崇。它的勇气和荣光丝毫未减，每一颗星星都流光溢彩，每一根条纹都光洁如新。它不会愚昧地质问‘这一切有何价值?’，也不会狂妄地叫嚣：‘自由第一，联邦第二。’无论是陆地、海洋还是天空，星条旗都像熊熊燃烧的烈焰般迎风招展，无所不在。它每一次高高扬起，都寄托着美国人民的共同情感，这是他们无比珍视的自由和合众国，两者相容相依，永不分离!”

印第安纳州边境的一位年轻人被这篇演讲深深打动。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林肯。

杰克逊总统本人也深受感动。他的政策历来强硬，此时正打算使用武力迫使南卡罗来纳州就范。但是，双方最终机智地达成了妥协方案。授权总统在必要之时动用军队征收关税的《武力法案》由南卡罗来纳宣告无效。这样一来，争议便被暂时搁置了。但是，南卡罗来纳州废除联邦法案的做法却为合众国埋下了隐患。朴实的杰克逊总统拥有边民的敏锐直觉，他预言：“引发下一个争端的将是黑人和奴隶制问题。”

出乎意料的是，引发下一个争端是联邦银行。由于联邦银行执照于1836年到期，克莱领导下的国民共和党，或称辉格党希望在1832年总统大选前办理执照展期。人们早就预料，杰克逊将会打击政治领域的金融势力。银行的处境显示了经济压力给美国政界带来了颇多困扰。查尔斯·彼尔德写道：“此次经济冲突的根源在于地方：西部农民向东部资本家借贷购买土地，改良技术，进行投机，因此必须向其支付利息。”经过如火如荼的大选竞争，杰克逊再一次成功当选。事实上，这体现了投票人对联邦银行的抵制情绪。

丹尼尔·韦伯斯特被聘为银行的法律顾问，但也于事无补。杰克逊通知银行行长：“我并非对你的银行存有偏见，但自从知道南海泡沫的历史后，我一直对银行心存疑虑。”他拒绝通过银行执照展期的法案，甚至没等到1836年执照失效，就提前提取了银行的政府存款，这笔巨款被送往遍布美国各地的地方银行。银行执照到期后无法展期，因此，在之后的近三十年的时间，美国一直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体系。西部和南方的政客携手合作，成功报复了北方，边疆地区的激进主义也终于在政治角斗场上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杰克逊当选最终打破了美英战争后“善意的时代”，他的经济政策致使杰弗逊的老共和党出现分裂。西方的激进主义做派在东部各州引发了普遍质疑，杰克逊的执政之路坎坷重重。

1836年大选尘埃落定，杰克逊的助手范布伦登上了总统宝座，这意味着杰克逊政策还将延续下去。杰克逊老将军衣锦还乡，退居田纳西州。西部人首次在高层政治中崭露头角，标志着当地民主力量的觉醒，但同时也暴露了其领导人经验不足的短板。

西进浪潮继续奔涌，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进运动达到一个高潮。这段时期，美国吞并了德克萨斯，发动与墨西哥的战争，征服了加利福尼亚，并与英国划定了俄勒冈州边界。自1820年以来，许多美国冒险家为寻求土地和财富陆续穿过美墨边界，进入当时隶属墨西哥的德克萨斯。墨西哥于1821年摆脱西班牙统治，成立了墨西哥共和国。在冒险家群体不断壮大的同时，太平洋沿岸的船长和水手们为同中国进行贸易，在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港建立了据点。这些拓荒先锋一路向内陆推进，四处寻找动物皮毛，1826年抵达该省中心的传教点。外族人的突然出现令墨西哥人吃惊不已，他们企图阻止这些陌生人的推进，但最终归于徒劳。墨西哥政权原本动荡不定，对遥远的省份几乎鞭长莫及。然而不久之后，一位新的军事独裁者桑塔·安纳夺取了墨西哥政权，他决心加强墨西哥当局的权威，于是，一次起义突然间爆发了。1835年11月，德克萨斯的美国人建立了自治州，升起了一面孤星旗。墨西哥军队闻讯赶来，在桑塔·安纳的领导下向北进犯。1836年3月，阿拉莫传教点的一小股德克萨斯人在与墨西哥人的战斗中全军覆没。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悲壮一幕，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这些英勇的人们奋起反抗，直到战至最后一人。消息传来，德克萨斯民情激愤。他们组建了一支军队，由来自田纳西州的萨姆·休斯顿将军负责领导。美墨军队在圣哈辛托河附近展开了激烈战斗，墨西哥军队被摧毁，桑塔·安纳被俘。据说在战斗中，德克萨斯人高喊着“记住阿拉莫”的口号，暴风雨般地冲向敌阵。桑塔·安纳被迫承认德克萨斯独立。虽然之后的墨西哥政府否定了桑塔·安纳的行为，但是他们已经筋疲力尽，无力再战。德克萨斯人自行组建了一个共和国，由萨姆·休斯顿担任总统。

在未来的十年里，美国政界对是否接纳德克萨斯加入联邦争论不休，而这也成为了联邦政府所面临的紧迫而棘手的难题。当每个新地区请求投入美国怀抱之时，关于奴隶制存废的呼声就会愈加猛烈。记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是一位伟大的废奴主义者，他积极呼吁，如果政府接纳了蓄奴的德克萨斯州，那么北方各州就应该集体退出联邦。南部地区的人们意识到，如果将德克萨斯的广大领土划分为数个州的话，那么他们在参议院就将获得多数席位，因此他们极力主张政府吞并德克萨斯。东部的资本家企图利用土地公司开发德州领地，除了他们所发行的一些可疑股票外，德克萨斯的纸币和债券也在美国大量涌现。这些投机活动将有助于压制北部各州的反对声浪。

更重要的是，许多北方人的转而相信美国的“天定命运”论。这意味着他们命中注定要统治整个北美大陆。民主党在1844年的大选中呼吁占领俄勒冈，同时兼并德克萨斯。对北方来说，如果取得俄勒冈州，他们就能吸收德克萨斯州南部重新达到力量上的平衡。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波尔克获得胜利，这等于间接承认了德克萨斯归并联邦。1845年2月，国会参众两院通过联合决议，此事一锤定音。

最后一个问题是要说服墨西哥政府承认现状，并与其商定德克萨斯的边界。波尔克总统希望将国境线尽可能向南推进，因此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美墨之战于1846年5月爆发。同时，北美大陆的另一端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西进运动仍在继续，美国开拓者们虽然饱受冻饿之苦，但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奔向太平洋的海岸。在中国的贸易利益诱惑和控制太平洋的野心驱使下，收购加利福尼亚州成了当务之急。在一些美国人眼中，加州甚至比德克萨斯更为重要。在华盛顿的煽动下，1846年6月，美国定居者在加州升起了一面狗熊旗发动起义，并仿照德克萨斯宣布该地独立。不久美国军队赶到，星条旗取代了狗熊旗。

美国扩张的势头方兴未艾。由扎卡里·泰勒领导的美军两次击败墨西哥的北部军队。扎卡里·泰勒在后来当选美国总统。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率部在韦拉克鲁斯登陆，向墨西哥城大举挺近。经过一个多月的巷战，1847年9月墨西哥城沦陷。在此次战斗中，一批优秀的年轻指挥官脱颖而出，其中包括罗伯特·李上尉，乔治·麦克莱伦上尉，尤利西斯·格兰特中尉和杰弗逊·戴维斯上校。

墨西哥被迫求和。在之后的合约中，墨西哥不仅承认德克萨斯被美国吞并的既成事实，也将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割让美国。格兰特中尉在他的回忆录中感慨道：“没有什么再比美国对墨西哥的侵略之战更加不义，更加邪恶的了。当时我就萌生了这个想法，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不敢为他国伸张正义，也没有足够的勇气辞职。”美国的膨胀力量是爆炸性的。“天定命运”的车轮滚滚向前，只是墨西哥不幸位于它的必经之路而已。美墨战争使“帝国神话”和“南北美大陆拓殖”的观点在美国境内甚嚣尘上，这为未来南美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笼上了一层阴影。

近期的收益是巨大的。当代表团成员与墨西哥就合约问题进行谈判时，一位美国工人在加州发现了第一块金矿石。于是，这个深受古老西班牙文化影响，萎靡不振的墨西哥省份瞬时振奋起来，淘金的狂潮如烈火般遍地蔓延。1850年时，加州的人口约为八万二千人，在短短两年内，这个数字已经上升至二十万七千人。太平洋海岸出现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淘金阶层。各行业各阶层的人纷纷从毗邻各州或东部赶来，一窝蜂涌入加利福尼亚。许多人死于谋杀和相争，许多人死于寒冷和饥饿，还有许多人在匆匆乘船赶来时被合恩角附近的海水所吞没。在加州黄金断送了无数人的性命，但也使一些人获得了难以置信的财富。

欧！加利福尼亚，

这是我所追寻的土地，

我向萨克拉门托奔去，

怀里抱着脸盆之类东西。

加州政府迫切需要解决淘金热所招致的无政府状态。于是华盛顿便再次出现了关于接纳新州的，无休无止的争吵。由于中央政府一时举棋未定，加州人便自己组织了地方会议，同时还起草了一份临时宪法。

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一片新的领域在更遥远的北部逐渐形成。许多人离开了人口稠密的东北各州，沿着“俄勒冈小道”（Oregon Trail）向西行进，在尚未划定的美加边境到太平洋西岸一带建起了新的家园和农场。当时，南方的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州前景未决，美国政府并不急于与英国就北部边境发生纠纷。南方人强烈反对接纳俄勒冈，因为那里的拓殖者反对奴隶制制度，一旦加入联邦，俄勒冈州又会成为一个禁奴的“自由州”。美国开始与英国进行谈判，尽管国内许多人叫嚣“要么以五十四度四十分划界，或要么开战”，但是1846年6月，美英仍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以北纬四十九度作为两国边界。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皮尔政府的外交大臣阿伯丁，他个性圆融，善于斡旋。美英纷争现在得到解决，1859年，俄勒冈正式成为了美国的一个州。

在北美大陆形形色色的殖民点中，最标新立异的当属盐湖城的摩门教的殖民地。1847年春，实行多配偶制的摩门教派成员在先知布里格姆·扬的领导下，从伊利诺伊州出发，向西寻找自由和平且不受纷扰的土地。入夏时分，他们到达了盐湖附近，两个小时后，便开始在此开垦土地，建设的家园。不到三年，这里已经发展为一片精心规划的繁荣社区，拥有一万一千名居民。此处的人们不仅富有宗教热情和家庭观念，同时还颇具经济头脑。1850年，摩尼殖民地获得联邦政府承认，被命名为犹他州。这块殖民地正好位于俄勒冈小道要冲，是俄勒冈州往来加州的必经之地。犹他居民向往来两地旅行者和冒险家的出售食物和必需品，以此积累了不少财富。不久，一些目无法律和没有信仰的各色人等也都聚集到了盐湖地区，虽然盐湖城已不再是宗教净土，但它还是逐渐发展为美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

随着这块奇特殖民地的诞生，各色殖民点相继涌现出来。此时，联邦政府正忙于规划由墨西哥战争与美英和谈取得的新领土。围绕着奴隶制的存废问题，南北双方的斗争再次达到了高点。

第九章　奴隶制与联邦分裂

1850年之后，美国的光明前景使欧洲国家羡慕不已。北美大陆已被征服，国家发展日新月异。十年之间，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贸易都翻了一番，国内贸易发展尤为瞩目。此际，美国商船的数量已超过了英国。1850年至1851年间，国家发行了价值约五千万英镑的金币。同时，美国人克服千难万险，铺设了超过三万英里的铁路，这更增加了统一国家的经济凝聚力。基于英国制度和习惯法的美国式民主，在大洋屏障及皇家海军的保护之下，在法国大革命的刺激和推动之下，此刻也终于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势头。农业巨大潜力得到发挥，同时也滋养了东部各州发达的工业，二者之间实现了平衡。在一切物质成就方面，美国已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点。

然而在几年之前，有识之士就已预见到动乱的来临。它不仅分裂美国的躯体，还将伤害它的灵魂。北美洲的三个种族中，白人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则遭到排斥和剥削，他们对挤占他们生存空间的白人殖民者十分厌恶，他们鄙视白人武装，尤其对他们的文明深恶痛绝。黑人的地位是一个社会问题，在道义、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两个有色人种都遭受地位优越的白人欺压、践踏和蹂躏，犹如牲畜被人驾驭、役使或消灭一样。骄傲的印第安人种族被“自由世界”的白人推上了灭亡之路，而四百万黑人几乎全都属于奴隶阶级。

美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各异，因此利益、观念和文化上的分歧也层出不穷。在北纬四十度线及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构成的三角洲以南地区，黑人奴隶制早已是根深蒂固。可以说，南部诸州的社会发展完全建立在黑人奴隶制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冷酷、残暴和落后的发展模式。大种植园主是社会上层阶级，他们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庄园，过着封建式养尊处优的生活。无数小种植园主经营棉花农场，他们利用奴隶劳作，将产出的棉花销往世界各地。居住在“蓄奴州”的六百万白人中，只有不到三十五万人拥有奴隶，只有四万人拥有需要二十个以上劳力的种植园。三四千个大奴隶主把持着南方的政务，就像中世纪的贵族统治英格兰。在他们之下，有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三个阶层：第一是几十万中小奴隶主，对他们而言，所谓的“独特黑奴制度”为家庭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第二是人数众多的自耕农阶层，他们同北方的农民十分相似；第三是下层社会的“白人穷鬼”，可以用来组织军队。

南方白人过着体面悠闲的生活，不像北方人那样终日繁碌。这种天壤之别的出现，当然不是南方白人的过错。二百多年来，西班牙、法国，特别是英国一直从事贩卖黑奴的三角贸易，他们源源不断将非洲黑人运往美洲地区。这些欧洲人在非洲西海岸捕获大量黑人，然后像运输牲口那样将他们运过大西洋。很快，黑人便成为了买主的财产，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大多数人适应了这种奴隶生活，虽然相比欧洲基督教国家而言，他们的生存条件恶劣不堪，但也不像在非洲茹毛饮血那般严酷。一般来说，黑人就像中世纪的奴隶那样，拥有劳动、繁殖能力和市场价值。这些价值与日益提升的社会道德标准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无缘无故的折磨和虐待。

南方种植园主与奴隶们一样，都是在荒烟蔓草的原野上长大，对其他的人际关系十分生疏。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整个社会的传统体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规模庞大、独具特色且逐渐成熟的社会，招致了发展迅猛、实力强大的基督教世界的敌意和怒火。长期以来，奴隶主们在土壤肥沃的火山坡上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现在，这座火山开始隆隆作响，剧烈颤抖，涌出黑烟，这无不预示着，一场可怕的灾祸即将降临。

今天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黑人奴隶制度是多么牢固地扎根于南方各州的社会生活，多么紧密地与经济、文化水乳交融。通过多种商业行为及政治渠道，奴隶制的触角已延伸到了北方自由州的广大地区。单凭一组数据就能表明，南方各州根本无法摆脱奴隶制这种可怕的弊病，它业已成为社会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据说，基督教教士及新教各派成员就拥有超过六十六万名奴隶。其中，五千名卫理公会牧师就占有了二十一万九千名奴隶，六千五百名浸礼会教众占有十二万五千名奴隶，一千四百名圣公会成员拥有奴隶八万八千，诸如此类。因此，支持奴隶制度的，不仅是自私自利的个人和团体，还有南方的各个教会。这些教士们宣称，奴隶制是上帝所规定的、福音书上所认可的制度。

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在反抗乔治三世的革命中，许多南方人也表达了最终废除奴隶制的愿望。但是，正如莫里森和康马杰所言，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特殊的制度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不再显得那么面目可憎了。”
[1] 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时，南方人已经致力捍卫奴隶制度，并将其作为绝对及永久的社会基础。这种剧烈的思想变化应归于以下几种原因：棉花种植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庞大的劳动人口，对南方人而言，只有处于奴隶地位的黑人才能满足这一需求。此外，在之前的奴隶暴动中，一些白人惨遭杀害，这使南方人普遍产生了恐慌心理，试问，如果黑奴得到解放，白人的生命安全是否能够得到保障?或者说得更中肯些，白人女性的尊严能否得到保全？

先前，慈善家们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将这些黑奴装船运回非洲，并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自力更生。利比里亚共和国就是由此而来的。但是，由于所费不菲，这项计划不久便被搁置一旁，况且，黑奴们也喜欢留在美洲。对南方人而言，释放黑奴会带来严重后果，眼下英属西印度群岛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西印度群岛与英帝国其他属地一样，根据1833年法案废除了奴隶制，这是辉格党格雷政府的一个伟大成就。与美国南部一样，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一直优越地生活，在失去奴隶后，他们获得了一些补偿，即便如此，他们的财产依然明显减少了许多。在临近群岛的北美大陆上，这所有的一切无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原本对黑奴命运漠不关心的北方转而开始反对奴隶制。二十年来，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主办的《解放者报》不断激烈抨击奴隶制度的黑暗。这家报纸的出版地在波士顿，影响力也十分有限，它的激烈的言辞引发了南方的怒火。与此同时，纽约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和其他人道主义团体也接连发出了激情洋溢的宣传单和刊物。它们雇用了大量宣讲家到全国各地巡回讲演，呼吁人们废除残忍的奴隶制。这样一来，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更显尖锐。同时，在1852年，哈里耶特·比彻·斯托出版了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更是火上浇油般地引爆了南北双方原本激烈的情绪。斯托夫人运用各种手法，在小说中直言不讳地宣扬废奴主义，小说的字里行间都充溢着对奴隶制的理论和宗教抗辩。她独树一帜，用写实的笔法向读者展现了一系列简单而辛酸的奴隶制现实：黑人家庭分崩离析，夫妻离散，嗷嗷待哺的婴儿被售卖。一旦奴隶主死亡，所有的奴隶便被悉数拍卖。善良的奴隶主无能为力，残暴的奴隶主无法无天。经销商的长途贩运使他们受尽苦楚，偏僻的种植园更令他们毛骨悚然。黑人侍女们稍有不慎，就会遭到主人的鞭笞，而那些拥有四分之一或一半白人血统的奴隶同样苦不堪言，几乎全是白人血统的姑娘被多次售卖供人玩乐，肤色近乎白人的孩子也被当作奴隶役使。在文明、进步、现代的基督教社会，在人类广阔丰饶的大地上，反而充溢着无数如此悲惨的场景。在小说中，作者将奴隶制的黑暗残暴展现得淋漓尽致。

斯托夫人的呼吁极具感染力，截至同年年底，其小说在美国的销量已达十万册。据说九月份时，仅是英国的一家书商，每日进货量就达万册。1852年底，该书已在英国售出了一百多万册。除《圣经》和《祈祷书》之外，《汤姆叔叔的小屋》的销量达到了一个极致，是史上任何作品的十倍之多。它被译为各种语言，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在每个国家引起了强烈共鸣，吸引了一大批忠实而热情的读者。这些都预示着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在道德洪流的推动下，首先是海军力量剿灭了海上的奴隶贸易，后来，尽管年轻的格莱斯顿表示反对，但大英帝国还是全面废除了奴隶制。英国的做法激励了美国大西洋沿岸新英格兰各州和人口剧增的中西部民众，而南、北方在情感和利益上的鸿沟也随之加深。围绕奴隶制的存废问题，南北双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交流、争论和会谈。在北方，无论宗教领袖还是政府官员都萌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们看来，这片神圣的北美大陆正处于一种危险境地，虽然不能扭转局势，但至少应该防止其进一步恶化。北方人的反奴情绪最初并非源自于商业竞争，毫无疑问，在相同的自然条件下，奴隶劳作与自由劳动的效率相差甚远。显而易见的是，俄亥俄河畔禁奴州的快速发展和对岸蓄奴州的萧瑟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几乎相当于十九世纪同十七世纪的差距。虽然如此，北方各州仍然面临着南方的经济竞争，他们同样需要棉花，但在棉花种植业中，只有使用奴隶劳动才能收效显著。南北矛盾并不仅仅是经济之争，同时也是道德、社会层面的冲突，南方的许多奴隶主贵族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认为自己比北方的商业、制造业和金融集团更高贵，而北方的清教徒后裔则以鄙夷和责难的眼光看待“高贵优雅”的南方贵族，就像克伦威尔的铁甲军看不起鲁伯特的骑士队。多重矛盾相互交织，为美国营造出了一种类似英国内战时的紧张气氛。

然而，最为显著的是政治和体制上的冲突。北方坚定地维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联邦共和主义理论，而南方则秉持杰弗逊的州权至上观念。南部的许多将领，如约瑟夫·约翰斯顿、安布罗斯·希尔和菲茨休·李等从未拥有过奴隶。一位德克萨斯服役的弗吉尼亚籍陆军上校罗伯特·李写道，蓄奴“在任何国家的道德和政治上都是一种罪恶行径”。在十九世纪这个开明的时代，这是人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但是，一旦上升到体制问题，所有这些高风亮节且德才兼备的人士都会将自己与南方的利益捆绑起来，决心誓死捍卫南方各州的前途和独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南方人说，北方的富足是牺牲南方利益所换来的，北方佬的庸俗商业主义未见成效，因此对南方的制度深感嫉妒。此外，联邦宪法是由伟大的弗吉尼亚人华盛顿和麦迪逊制定的，北方人无权利用宪法，将鼎鼎有名的南部各州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们不理解南方人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诽谤和侮辱更高等的礼仪风尚。南方社会即便不比北方富足，至少也比其更加文明。北方佬试图将他们的专横理念，强加给那些为共同目标自愿加入联邦的南方诸州。殊不知，在实现目标之后，它们是完全有权退出联邦的。

根据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北纬三十六度三十分是蓄奴州和自由州的分界线。但这个旧的方案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墨西哥战争使美国获得了广大的领土，而这些新土地又该适用怎样的原则呢？1812年涌现的英雄人物约翰·卡尔霍恩仍左右着南方人的思想，在他们看来，领土属于联邦各州，而不属于联邦本身，奴隶是习惯法规定的财产，国会无权禁止奴隶制。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的申请促成了此次危机。许多温和派人士提出将妥协案的分界线延长，使其横贯北美大陆直至太平洋东岸。但这种设想对加州却并不适用，因为分界线正好穿过该州的中央。此外，加州宪法禁止奴隶制。如果蓄奴合法，它将为墨西哥战争后的美国新设各州开启一个先例。1850年1月，美国参议院风起云涌，人们就奴隶制与联邦分裂问题进行了最后一次唇枪舌剑的较量，卡尔霍恩、克莱与韦伯斯特皆参与其中，他们针锋相对，巧舌如簧，互不相让。为避免南北分裂，亨利·克莱在决议中提出了最后的折中方案：加州应该立即以“自由州”身份加入联邦；新墨西哥和犹他州在建立的地方政府时应回避奴隶制问题；严格执行《追捕逃亡奴隶法》以安抚南方情绪；由联邦政府承担德克萨斯公债。克莱希望用这种相互让步的法案化解双方矛盾，以此维护国家统一。他抓住最后的时机，在参议院发表了将近两天的演说。其间，卡尔霍恩宛若垂死之人，坐在那里沉默不语。他的一位同事代他发言：“诸位参议员，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奴隶制掀起的风浪将会把联邦打得粉碎……连接各州的绳索将会断裂开来。”奴隶制争论无休无止，深深的恐惧和不安情绪在南方各州四处蔓延，他们害怕北方会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其施加压力，同时也担心失去其在西部的盟友。

会议召开的第四天，丹尼尔·韦伯斯特起身发话：“我今天的主题是维护联邦统一。请各位倾听我的意见。”韦伯斯特和克莱的建议占了上风，折中案获得通过。所谓的“人民主权原则”暂时平复了人们的激情。这意味着，当新领土并入联邦时，由当地民众自己决定是否保留奴隶制。卡尔霍恩撒手人寰，不到两年，克莱与韦伯斯特也相继离世。他们留下的是一个暗流涌动的平静局面。与此同时，国家发展势头依然不减。到1850年，约九千英里的铁路已经铺设完成，1861年，铁路里程已超过三万英里。来自德意志、爱尔兰等地的欧洲移民纷纷涌入西部的新土地。农业机械使拓荒者的面貌焕然一新。生活在密林中的边民成为了平原上的耕作者，对中西部平原和河谷的垦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在建设横贯大陆的铁路问题上，南北双方冲突又起，为各自利益争执不休。在这场政治争端中，北方和西部走到了一起。在铁路规划设计上，以南部线路最为便捷，它途经新奥尔良与德克萨斯，再经吉拉山谷到达圣地亚哥，最后直指太平洋海岸。而北部线路则是沿着连通加利福尼亚、俄勒冈与五大湖周边地区的俄勒冈小道西进。在南北之间还有第三路线，它穿越的是尚未建州的地区，但北方曾在那里大量投资。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迫切希望推进西方开拓，并积极推崇中央线路，成为了北方利益的代言人。为了将这个中央地带纳入管理，他于1854年1月提交了在中部设立内布拉斯加州的议案。作为吸引南方投票的诱饵，他抛出了体现“人民主权”的条款。这样一来，新的问题出现了，南北争端再次加剧。北方人原本以为，1850年的折中案只适用于从墨西哥夺占的领土。现在，竟然有人建议将其扩大到密苏里妥协案业已划定的地区。由于议案涉及的整个大平原地处北纬三十六度三十分以北，因此新议案等于否定了原本的密苏里妥协案。南方人明确希望废除这个法案，道格拉斯表示同意。但此种做法可能会使奴隶制蔓延到北部地区。

北方反对奴隶制的民众早已对道格拉斯愤恨不已，他们决心抵制奴隶制进入新的地区。5月，参议院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大平原地区被划分为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州，同时肯定了“人民主权”原则。参议院的行为成为了北方自由州骚乱和暴动的信号。根据《追捕逃亡奴隶法》，官员们应该逮捕逃往自由州的奴隶，并将其送还主人，在此情况下，民众的反抗事件时有发生。但是，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获得通过之后，北方人终于忍无可忍。法案生效的第二天，一群波士顿人试图拯救一个名叫安东尼·伯恩斯的逃亡奴隶，此人已被当局拘留，正准备驱逐出境。为将他带到波士顿码头的遣返船上，地方长官动用了一个营的炮兵，四个排的海军陆战队，一个民防团和二十二个自卫连队沿街保护。“为将一个奴隶返还给他的主人，美国耗费了大约十万美元。真正的账单还在后面，它要以鲜血作为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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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堪萨斯领土上，蓄奴派和废奴派的暴力冲突和暗杀事件层出不穷。蓄奴派甚至对禁奴的劳伦斯镇进行了大肆洗劫。三天后，约翰·布朗发起复仇行动，此人来自俄亥俄州，是一个清教徒式的神秘主义者，同时更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带着四个儿子，将五名蓄奴派成员从床上拖下来杀死。在随后的恶性冲突中，有超过二百人丧生，但约翰·布朗却成功地逃脱了。在各地各处，各行各业，双方的对抗、争斗无处不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参议员遭到南卡罗来纳议员殴打，头部受伤失去了知觉。《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之后，北方和西部所有反奴隶制的人士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的共和党。在1856年总统选举时，人们的情绪异常激动。民主党一方提名“秉持南方立场的北方人”——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布坎南为总统候选人。人们所不知的是，这是南方最后一次对华盛顿施加政治影响了。

新总统就职两天后，联邦最高法院对著名的斯科特诉桑福德案做出了裁决。德·斯科特是一名奴隶，随同主人桑福德从蓄奴的密苏里州到达禁奴的伊利诺伊州，之后又前往准自由的威斯康星地区。斯科特以自己曾在两个自由州居住为理由，要求获得自由人身份。摆在法院面前的有两个难题：第一，起诉者必须拥有公民权，那么身为奴隶的斯科特是否是密苏里州公民?第二，在其他地区的居住史能否改变其原本的地位?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法院都给出了否定答案。首席大法官坦尼的判决意见是当时宪法精神的体现，但却使北方舆论一片哗然。坦尼指出：“根据宪法，黑人没有公民权。宪法只是‘为白人制定的’。”因此，黑人无权在美国任何法院提起诉讼。黑人“种族低劣，无权获得白人的尊重”。奴隶是主人的财产，国家政府无权剥夺公民财产，也无权在未设州的领土禁止奴隶制。而且，斯科特依据密苏里妥协案提起诉讼也是错误的。这就是联邦法院的最终裁决。但是公平而论，坦尼也在判决中加上了“至于前辈对待黑人的方式是否合理，法院无权决断”的言语。实际上，斯科特一走出法院后，就立刻获得了自由。其实，他的案件是被人们故意拿来测试法律和煽动社会情绪的，这一做法也确实收到了显著成效。共和党致力于抵制奴隶制，使其不至向其他地区蔓延，但是其整个纲领和规划都被视为有违宪法。共和党领袖威廉·苏华德为此大声疾呼：“美国人民坚决不会，也永远不会接受这些可恶的法则。”

蓄奴派和废奴派在边地大平原展开的恶斗将一位新秀推上了政治舞台，此人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他原是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镇的一名律师。《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唤起了他的满腔热血。他之前曾经担任过议会议员，现在正在竞选参议员。他崇尚道德的力量，并以此来反对奴隶制原则。他说：“兄弟阋墙的家庭必然无法长久，我相信联邦政府不能永远忍受半蓄奴半自由的窘境。我不希望联邦解散，不希望家庭破裂，但希望它能够停止内讧。要么实现统一，要么分崩离析。要么坚决反对蓄奴，防止奴隶制蔓延，并使公众深刻认识到其灭绝的必然性；要么放任蓄奴者进一步推广奴隶制，直至其在新旧南北各州成为合法制度。”在1858年夏秋两季，林肯与道格拉斯在伊利诺斯平原城镇展开了一系列的公共辩论和演讲，虽然没能成功当选议员，但他已成为了全国闻名的人物。他将奴隶问题视为道德而非法律上的争议，同时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想法，那就是新设州可以抵制最高法院的决定，在本地区禁行奴隶制。他本能地意识到，之前对南方做出的让步不会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随着废奴风潮的日益强大，南方人会为保护自己独特的奴隶社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布坎南总统和白宫的民主派开始策划征服古巴和尼加拉瓜，试图以此增强蓄奴州的力量。南方商人敦促重启奴隶贸易，因为奴隶的价格已十分高昂。与此同时，北方也发生了破坏《追捕逃亡奴隶法》的一系列事件。

现在，迸出的一丝火花就能引发一场剧烈爆炸。1859年10月，狂热的约翰·布朗带着他的儿子和数名追随者夺取了蓄奴州边境哈珀斯费里镇的联邦军火库，释放了一些困惑不解的奴隶，并宣布向美国开战。联邦海军陆战队上校罗伯特·李率部赶来镇压，暴动者一方损失了一些人员，约翰·布朗被俘，伤势严重。之后，他和四名追随者受审，并被处以绞刑。南方宣称此次暴动是共和党幕后策划的，成功地激起了一片愤慨之声。而在北方，数百万人将约翰·布朗视为烈士。他的生命虽然逝去，但精神却永世长存。

第十章　合众国深陷危机

1860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总统大选临近了。2月，南方参议员杰弗逊·戴维斯要求北方各州废除《人身自由法》，停止干扰1850年的《追捕逃亡奴隶法》实施，同时，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的裁决必须予以遵守，联邦政府不能在美国领土禁止奴隶制，相反，联邦政府应该保护奴隶制的存在。为驳斥戴维斯的主张，亚伯拉罕·林肯在纽约等地发表了精彩的演说，用沉稳、恢宏、高贵的言辞阐述了反对奴隶制的原因。在这场危机中，民主党出现了分裂。在查尔斯顿召开的民主党大会上，当总统候选人道格拉斯试图推动一系列妥协方案时，亚拉巴马州的代表团立刻起身离开了会议大厅，其他七个产棉州代表也随之退席。林肯本来就有当选的可能，但在民主党分裂的形势下，他几乎已可以稳操胜券。产棉州推举的候选人是来自肯塔基州的约翰·布莱金瑞奇，此人在当时担任副总统。他完全站在南部民主党人的立场上。第四名候选人的出现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了，他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约翰·贝尔，是一位守旧的辉格党人，自称拥护宪法统一。虽然所有人都预感到，一旦林肯当选总统，联邦就会分裂，但现在焦点问题并不是分裂，而是奴隶制存废。林肯和共和党人想要改变法院对斯科特案的裁定，禁止奴隶制在新领土扩张，并力图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道格拉斯和执政的民主党人主张对新领土采取不干涉的“人民主权”原则。布莱金瑞奇和他的支持者则主张立法保护蓄奴地区。贝尔试图淡化这些地区纷争，希望人们能够忘记墨西哥战争之后的每一次不快之事。1860年11月6日，林肯当选总统，他只获得了百分之四十的选票，道格拉斯排在第二位。布莱金瑞奇虽然许下了忠于联邦的承诺，但仍然被人们视为“分离主义”候选人，因此名列第三。即使在蓄奴州，他也未能赢得大多数的选票。

尽管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分裂联邦，但在南卡罗来纳州，卡尔霍恩的学说仍被奉为真理。12月20日，该州在查尔斯顿举行投票，并以全票通过了著名的《分离法令》，宣布南卡罗来纳与其他南北地区于1788年所结成的联邦现在解体。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命运的法令激发了当地人的狂热情绪。大炮鸣响，钟声回荡，每间房子上都有州旗猎猎飞扬。街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紧随南卡罗来纳脚步的是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现在，它们都宣称自己拥有主权地位。2月，分离各州派出了代表团，在亚拉巴马州召开会议并组成了一个新的邦联。由杰弗逊·戴维斯担任总统。邦联制定了新宪法，它与原来的联邦宪法大同小异，只是明确宣布奴隶制是立国之基。邦联采用由圣安德鲁十字架和白星组成的旗帜，并授权戴维斯总统组织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与此同时，三个代表团也被派往欧洲寻求认可和友谊。邦联的所有决策者们皆抱有幻想，认为北方不会强迫他们回联邦。即便北方真的如此作为，那么也必定不是他们的对手。如果北方对南方实施封锁，那么支持邦联的欧洲列强也会出面干预。南方人坚信，北美“棉花王国”对英法等国无比重要，它们绝不会坐视自己的棉花供应断绝。

布坎南仍是美国总统，新当选的林肯要到3月才能正式就职。在整整四个月时间里，联邦政府竟对土崩瓦解的领土无所作为。战争部长弗洛伊德是一位热心的南方人，没有特别的警惕之心或远见卓识。他温和地允许南方运回了之前送至北部军火库的滑膛枪，正规军军官也可以不受限制地奔赴南方，加入邦联组建的新军队。布坎南巴不得早日离任，他拼命推卸责任，并试图选择一条“中间路线”。一方面，他没能采取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他拒绝承认南方分裂的合法性。实际上，在南方境内，几乎所有据点的联邦驻军都已不战而降，南方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大量战利品。但是查尔斯顿港的要塞是一个例外，在英勇不屈的安德森少校指挥下，此处的联邦军继续坚守阵地，港口上空依然飘扬着星条旗。邦联军要求安德森少校投降，但他撤到一个小岛上的萨姆特堡内继续顽抗。守军食物匮乏，一艘北方补给船为其运来给养，但陆地上邦联军的猛烈炮火却令其无法靠岸。与此同时，紧张的协调工作正在进行。许多北方人都希望和平，他们准备在奴隶制问题上向南方让步。但林肯却不为所动。他拒绝放弃竞选时的主张，也不能允许奴隶制扩展到美国其他领土。这正是妥协之路的关键障碍。在紧张的局势和巨大的压力之下，1861年3月4日，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宣誓就职。此刻，他接手的联邦政府已是破败不堪，每一天都有官员和警察放弃职守回到南部的家乡。这些老同事最后一次友好地握手道别。

北方人虽然痛恨奴隶制度，但也绝不愿与南方内战。在南北的极端主义者之间，还存在一个强大的温和派势力。他们的利益关系通过亲缘和习俗相互交织，其观念也显得错综复杂。到目前为止，只有产棉州，即最南部的地区脱离了联邦，而密苏里州、阿肯色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北卡罗来纳州、马里兰州、特拉华州仍迟疑不决。尊贵和古老的弗吉尼亚州也在观望之中，该州是老自治领，华盛顿的出生地，也是美国传统和精神的源泉。林肯呼吁各州保持克制，并极力从中周旋。同时，他还声称决心保卫美国的领土和财产。林肯否认联邦有入侵南方的企图，宣布不会干涉南方各州的奴隶制。他追忆了南北方的共同历史，说它有如“神秘的纽带，从这辽阔国土的每一个战场，每一个殉国者的坟墓延伸到每一个美国人的心中”。他慷慨激昂地呼吁：“怨愤缠身的同胞们，发动内战的重大决定权其实掌握在你们手中。政府不会攻击你们，你们也不要挑动争端。你们没有立下摧毁联邦政府的誓言，而我也要郑重起誓，将尽最大努力义无反顾地捍卫国家主权。”

4月8日，林肯通知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联邦将为萨姆特堡的安德森少校和他的八十三名勇士运送补给。于是，戴维斯总统命令在查尔斯顿指挥七千部队的博勒加德将军，立即设法要求萨姆特堡投降。安德森承认，几天之内他的部队就将弹尽粮绝，但却依然毫不动摇。双方举行了谈判，也没有收到任何结果。4月12日黎明时分，南方军的五十门重炮开火了，萨姆特堡蒙受了整整两日的炮火洗礼。安德森和他的部下躲在堡垒洞穴内，直到14日才从残破不堪、硝烟弥漫堡垒中走了出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职责，维护了荣誉和尊严。之后，安德森少校一行被允许离开此地前往北方。这次事件虽未造成伤亡，但无疑是叛军的严重罪行。

萨姆特堡的炮声震撼了整个世界。它唤醒了北方民众，使他们坚定地团结起来。所有的自由州同心协力，党内的分歧烟消云散。林肯昔日的竞选对手，有一百五十万民主党人为后盾的道格拉斯匆忙赶往白宫，与林肯握手言和。前总统布坎南也发表声明：“北方将为维持联邦战至最后一人。”在团结浪潮与强烈信念之下，林肯发表了一份宣言，呼吁：“征召七万五千名民兵组成联邦军”，以镇压所谓的“七州邦联”，这个邦联“现已拥有了普通法律手段所无法制衡的庞大力量”。

在林肯下令以武力镇压分离各州之时，弗吉尼亚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它不愿为奴隶制问题浴血沙场，但也坚持联邦各州享有主权的宪法主张。坚守立场的弗吉尼亚人拒绝了联邦政府的备战要求。在里士满召开的州议会上，弗吉尼亚以88票对55票的多数票通过决议，禁止当地武装响应林肯号召。弗吉尼亚州随后脱离联邦，将该州的整个军事力量纳入邦联的管理之下。在这种形势之下，一位杰出的美国人，在军事史上享有盛誉的指挥官脱颖而出。

罗伯特·李在美国社会声名卓著。他的父亲是一名上校军官，曾参加过独立战争。罗伯特·李与乔治·华盛顿夫人的后代——卡斯蒂斯小姐喜结连理，这使他拥有了能够鸟瞰首都的阿林顿宅邸。这座宅邸是被称为“芒特弗农之子”的华盛顿的养子乔治·卡斯蒂斯为自己建造的，距离华盛顿私宅只有几英里之遥。罗伯特·李毕业于西点军校，曾在美墨战争中担任斯科特将军的工程参谋。他在美国军队中服役超过二十五年，立下了赫赫功勋。他举止得体，风度翩翩，笃信宗教，守正不阿。在联邦局势风雨飘摇之际，他正率领一个骑兵团驻扎在德克萨斯边境附近，在此期间，他反复考量了自己的职责、名誉及处境。他是奴隶制度的反对者，认为“分裂将一无所成”。但是，从小接受的教育却要求他首先应对弗吉尼亚州保持忠诚。1861年3月，他奉命抵达华盛顿，并向他的挚友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如果弗吉尼亚站在联邦一边，我当然会鼎力支持，如果弗吉尼亚退出联邦——虽然我不认为它的分离符合宪法，也不认为革命的理由足够充分，我也仍会追随左右，为它驰骋疆场，战至最后一息。”

罗伯特·李在黑云压城的三月到达华盛顿。为争取他留在联邦，老上司斯科特将军与其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诚挚面谈。林肯政府任命他为新近组织的联邦军最高统帅，被他当即谢绝。一天后，弗吉尼亚州脱离联邦的消息传来，他辞去所有职务，永远告别了位于阿林顿的家宅，满怀忧伤地登上了开往里士满的列车。到达南方之后，他立即被任命为弗吉尼亚陆海军全权统帅。他于周六辞去了联邦的职务，紧随而来的周一就接受了新的任命。一连数周，这位将军心乱如麻。他的眼睛经常充满了泪水，甚至重大战役的胜利或失败都未曾使他如此愁肠百结。一些熟识的人记录下了他内心的挣扎，其实，他的痛苦并非来自于犹豫不定，他坚定地选择了弗吉尼亚州，他是对这种选择而哀痛不已，对可预见的后果黯然神伤。但他从未质疑自己的做法，也未曾感到后悔或自责。

一些人认为，杰出人物推动了历史，造就了人类的命运。那么，这里就必须提及罗伯特·李的著名战友——“石壁”将军杰克逊。分裂危机爆发时，罗伯特·李时年五十四岁，而杰克逊只有三十七岁。杰克逊与李将军一样，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在美墨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勋。他致力于军事理论研究，此时正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担任教授。杰克逊祖籍是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现居住在弗吉尼亚。他不苟言笑，缄默少语，有一种令人生畏之感。他厉行简朴，克己自律，作风类似加尔文教徒。他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也许正是因为他麾下的军队如同克伦威尔铁甲军一般所向披靡。与李将军不同的是，此人对北方的压制早已怀恨在心。他胡须浓密，脸色苍白，薄唇紧绷，鼻如鹰钩，眼神犀利。他是一位教授式军人，总是穿着一身经久褪色的军服，无没精打采地站在那里。即便如此，他依然博得了亲密同事们的敬爱。杰克逊拥有一种奇特的魅力，他严厉训导下的千万士兵却皆对他怀有无比忠诚之心。

此二人都习惯性地声称讨厌战争，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十分享受战斗的艺术，并将其视作可以为之献身的一种职业。在语录和书信中，他们总是流露出忧伤的情绪，认为自己是迫不得已执行上司的命令。但是曾有一次，在为黎明参战而进行的一次长途夜行军中，杰克逊对他的同伴小声耳语道：“真是令人兴奋!”罗伯特·李也曾望着尸横枕藉的战场若有所思，他说：“这就是可怕的战争，我们会渐渐喜欢上它。”一年以来，李和他的卓越下属杰克逊在严酷的形势之下携手合作，令人回忆起马尔巴勒和欧根的密切配合。此时，联邦的大批军队正汹汹袭来。

南北双方都开始着手组织军队。它们都缺乏训练有素的官兵，武器和弹药也少得可怜。美国人享受了长时间的和平生活，疏于战备多年。他们热衷的只是开拓荒野，向土地索要财富。战争双方皆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磨难和考验。南方人斗志昂扬，热情高涨，与北方的商人阶层相比，这里的贵族和边民更善骑射。邦联是为捍卫自身独立，抵御北方入侵和压迫而战，因此他的民众倍感自豪，热情也十分高涨。男人们纷纷加入新组建的兵团，并坚信他们会战无不胜，至少相信己方不会是失败者。

突如其来的战争使北方人一度感到惊骇不已。他们很难想象，政党政治的长期冲突与总统竞选的热情激昂现在必须让位于有组织的相互杀戮。然而，在仔细思考己方的资源优势之后，他们感到自己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于是，北方人决心战斗，要不惜任何代价维护联邦。在事关国体的重大问题上，反奴隶制的正义之火正在熊熊燃烧。

对外国观察者而言，南北之间的力量差距显而易见。北方拥有二十三个州，两千二百万人口，而南方只有十一个州，九百万人口，其中还包括近四百万的奴隶。南方只要求独立，因此其战略主要趋于守势；而北方否认南方诸州的权利，并决心将它们拖回联邦，故而不得不采取攻势。对于北方进攻者来说，任务十分艰巨。

如果要获全胜，必须征服整个南方地区，这个目标不是通过两到三次战役就能实现，而是需要寸土必争的持久战斗。邦联地区地域广大，南北相距八百英里，东西为一千七百英里。这里交通不便，铁路稀少，路况恶劣，大部分地区人迹罕至。这样一来，入侵者很大程度上就得依靠自供给养。在进入南方领土时，北方军还必须保护自己漫长的交通线不受袭击。按理，众多的奴隶本会令南方颇为掣肘，但事实证明，他们反为白人提供了可靠帮助。奴隶们在主人不在之时照顾种植园，种植作物供应军队，同时，他们还担负了修桥铺路、建筑防御工事之职，从而使大量白人腾出手来，全心全意地投入战争中去。

战争也许最终将演变为一场拉锯战。在北方，许多民主党人依然反对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但南方的战争决心更加坚定。对于消耗战而言，北方的优势在于制造业发达，此外，如果海军能够封锁南方三千五百英里的海岸线，那么就必将对南方农业造成重大打击。但是，海军封锁将会导致欧洲棉花短缺，这可能会迫使英国和法国出面干预，为南方撑腰。

南方七州在林肯当选后脱离联邦，并于1861年2月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建立了独立的政府。萨姆特堡之战后，林肯下令召集军队，然而不久，又有中南部的四个州分裂出去。它们组成邦联，将政府迁至里士满，而边境一带的肯塔基州、密苏里州、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依然迟疑未决。在这四州中，肯塔基的地理位置甚为重要，一旦该州独立，密苏里州也可能会铤而走险。从某种程度上讲，战争走向似乎取决于肯塔基州的立场。林肯与杰弗逊·戴维斯一样，是在肯塔基州出生的，他说：“我希望上帝站在我这一边，而我必须拥有肯塔基州。”但肯塔基州仍然坚持“伟大的调和者”亨利·克莱的主张，试图保持中立。参战双方都无法长期容忍这种态度，然而也都避免做出任何过激然举动以免将其推向敌对一方阵营。事实证明，林肯的外交手腕技高一筹，9月时，他已成功地使肯塔基州投入了己方阵营。这是联邦取得的一场真正的胜利。

密苏里同肯塔基州一样，当地民众大多赞成中立，但双方的极端派把持了政权，最终将该州推向了内战。密苏里州州长是一个狂热的分离主义者，他得到州议会的支持，极力要将该州拉入邦联。联邦派领袖来自势力强大的布莱尔家族，他的兄弟是内阁成员。他得到了圣路易斯城的联邦军队指挥官里昂的援助，成功挫败了州长的分裂图谋。州长本人被赶出了首府杰弗逊市，只得前往该州的西南边陲落脚。但是，在这次事件中，由于联邦军队介入了州内纠纷，致使许多原本态度中立民众加入了分离派的行列。虽然议会废黜了州长，在圣路易斯建立临时政府，但直到数月之后，联邦才完全控制了密苏里州。

在马里兰州，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巴尔的摩市的分裂派力量强大，他们暂时控制了这座城市。他们摧毁了两条通往北方的铁路桥，使华盛顿一连数日处于孤立境地。从马萨诸塞州赶来的援军在行进途中遭到攻击，一场血腥战斗由此展开。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弗吉尼亚的帮助，马里兰分裂分子无法凭一己之力进犯首都，忠于联邦的州长因此赢得了时间。5月13日，巴特勒将军率领下一小股联邦部队突然出现，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巴尔的摩。马里兰的分裂活动就此终结。第四个蓄奴的特拉华州最终也留在了联邦，该州议会倾向南方，但地理条件因素促使其站在了北方一边。

林肯不仅争取到了四个蓄奴州，还成功地从邦联的弗吉尼亚分离出了一块重要地区。西弗吉尼亚在地理和经济属于俄亥俄流域，阿利根尼山脉将其与其他地区分隔开来。长期以来，西弗吉尼亚一直受到位于里士满的州政府压制，州政府无视它的利益，对其沿海一带无度攫取。现在，西弗吉尼亚终于找到了脱离的机会。5月，民众投票批准了该州的《分离法案》，在强邻俄亥俄州的帮助下，以卡诺瓦州的身份实现了独立，两年后，它正式加入联邦，定名为西弗吉尼亚州。

在备战方面，南方总统比他的对手更具优势。此人是西点毕业生，在正规军中服役多年，也曾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后来，他在皮尔斯总统的政府担任战争部长，不久就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军官队伍了如指掌，并能唯才是举，知人善任。他不仅在人才选拔方面独具慧眼，还能常常引领部下扭转危局。邦联的高级将领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战争中，只要没有不幸阵亡，他们就能够自始至终坚守岗位，牢牢掌握部队的指挥权。

相比之下，联邦总统的林肯没有军事经验，他原本从事法律职业，没有大量接触过部队军官。因此，他的军事任命常常基于纯粹的政治理由。他过于遵从舆论，如果公众要求撤换打了败仗的军官，林肯就会立即遵从。联邦指挥官一旦失败，就很难获得机会重掌兵权。波托马克军团的每次作战失利，都将引发指挥层的重大调整。从没有一位联邦高级将领能够从头到尾指挥战争，留在岗位上的新秀虽说也是出类拔萃之人，但却在激烈的战事中损耗严重。前线军官对身后总统的恐惧甚至超过眼前的敌人，这种恐惧常常使他们在指挥作战时畏首畏尾，指挥才能自然也无法获得充分发挥。陆军部也同样无法做到任人唯贤，正规军中的许多下级军官都被派驻在偏远的西部地区，而没有被用来培训和领导志愿军。战事一开，北方就像邦联那样努力召集军队，联邦政府集大权于一身，迅速掌握了各州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南方的“主权国家”甚至在战争压力之下也一直坚守他们所谓的“分权原则”。一些州长虽然忠于邦联，但却不愿服从中央的指挥。邦联议会于1862年做出征兵决定，但许多地区予以抵制。它们无顾大局，我行我素，各行其道。

那么，南进的征伐大军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线呢？阿利根尼山脉将密西西比河流域与连接大西洋的广阔平原分隔开来。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俄亥俄河、坎伯兰河及田纳西河为联邦大军直插南方腹地，将其拦腰截断提供了便利。北方的工业和物资资源优势使其能够轻松控制这些水道，而南方则缺乏对付联邦内河舰队的能力。从查尔斯顿至莫非斯的铁路干线是连接邦联各州的交通要道，它穿越田纳西州的交通枢纽——四条铁路的交汇之地査特怒加市，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在联邦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这条铁路已是岌岌可危。南方的骑兵不能切断水道，此刻，北方军队正在顺流而下，如果没有足够的船只，就很难阻挡他们运输人员和物资。年迈的温菲尔德·斯科特是联邦军司令，他将西部视作战略进攻的合适路线。但是，由于当时肯塔基州正严守中立，因此联邦军的进军路线只得进行调整。当9月底肯塔基州加入北方阵营时，联邦军主力已经绕道而行，开赴了战场。

弗吉尼亚州加入邦联之后，杰弗逊·戴维斯很快将首都迁到了弗吉尼亚首府里士满。该城距华盛顿一百英里，扼守詹姆斯河和约克河的入海口及其支流要地，同时，还能控制重要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在里士满和北方诸州之间，横卧着波托马克河的宽阔河口，还有拉帕汉诺克河及其支流拉皮丹河为屏障。邦联要将这里，而不是内地，作为与北方一决高下的战场。因此，对阵双方就像国际象棋相邻方格中的黑白皇后棋子，它们在其他棋子的配合掩护之下，用了四年时间才完成了这场残酷的对弈。

邦联军最初希望死守作为弗吉尼亚北方边界的波托马克河。他们攻占了联邦设在哈珀斯费里镇的兵工厂和仓库，而该镇正是位于谢南多厄河与波托马克河的交汇之处。几个月后，联邦纠集力量发动反攻，杰克逊上校与后来接任的约瑟夫·约翰斯顿将军率几千人名部下在此坚持抗敌数月之久。作为铁路枢纽的马纳萨斯距离华盛顿只有三十英里，由博勒加德将军率领邦联主力坚守，博勒加德曾因炮击萨姆特堡而名震一时。当1861年夏天到来之时，华盛顿充满了北方政客及其追随者们的喧嚣：“联邦对这种傲慢的挑战究竟还要忍耐多久呢？！”林肯在4月底时征召了一批服役期为三个月的志愿者，必须在期满之前将其投入战场。斯科特将军对此并不赞同，他一直希望组织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队，然后再与南方兵戈相见。但是，正规军不是向来鄙视民兵和志愿者吗？重重压力之下，斯科特向林肯及其内阁做出了让步。哈珀斯费里这时已经光复，约瑟夫·约翰斯顿率一万一千人向谢南多厄河上游撤退。因此，斯科特派出一万五千人的部队前往河谷迎击。与此同时，能征善战的欧文·麦克道尔率领三万五千大军前去进攻统帅二万二千人的博勒加德。这个计划的核心在于以优势兵力拖住约翰斯顿的军队，避免他在麦克道尔发动攻势之前与博勒加德会师。一些人认为，斯科特虽然年老体衰，但头脑依然灵活，如果他能像丰特努瓦之战中的萨克斯元帅那样被担架或救护车运至战场，那么联邦军队可能会免遭劫难。对拥有丰富知识和实战经验的指挥官来说，他的头脑要比身体更为重要。

联邦军原定于7月9日开拔，但实际上，直到一周之后它才正式启程。两位南军将军都认定自己将遭到优势敌军的攻击，因此同时要求上级予以支援。但是，负责围堵约翰斯顿的联邦军将领帕特森掉以轻心，让约翰斯顿偷偷溜出了包围圈。在战斗打响的前一日，约翰斯顿率领麾下的两个旅与博勒加德方面成功会合。麦克道尔和博勒加德将军的作战计划十分相似，都准备对敌方的左翼发动进攻。麦克道尔一击得手，但南军右翼传错了命令，因而进攻受挫。防守方实力不弱，或许可以守住阵地，但是，麦克道尔一方随即发起突袭，他拥有压倒性的兵力优势，试图在敌人援军到来之前攻克防守薄弱的左翼阵地。杰克逊在这场危机中岿然不动，“像一面石壁般”挡在了亨利山上，阻止了联邦军前进的势头。他们一直坚守阵地，直到约翰斯顿的援军乘火车前来，战局得以扭转之时才撤出战斗。

战事虽然激烈，但也混乱不堪。双方部队都乱成一团。天气酷暑难耐，士兵不习战阵，将领缺乏经验。北军开始撤退，而南方却因部队混乱而无力追赶。对北军而言，部队的撤退行动却最终演变为兵败山倒。联邦的内阁成员、参议员、众议员甚至女士们都从华盛顿赶来目睹这一撤退“盛景”。他们看到，成千上万的男人扔掉了武器，甚至脱掉了外衣，疯狂地奔逃而去，直到跳进华盛顿城周围的战壕之中才肯罢休。这种恐怖的场景使围观的人们惊恐万状。在这场战争中，双方的伤亡人数都不超过五千人，但“公牛跑战役”
[3] 的名字却名扬四海。欧洲人惊讶不已，南方军喜出望外，而联邦方面只能硬着头皮迎接一波又一波的愤怒浪潮。与这次战斗的强烈反响相比，萨姆特堡战斗后的舆情激愤只能说是“轻起涟漪”而已。

至今有些人依然认为，南军应该马不停蹄，趁势进攻华盛顿。但当时在约翰斯顿看来，获胜的邦联军队比失败的联邦军更加混乱无序。他没有看到敌方溃败的场景。杰克逊和其他一些南军将军则急切希望向华盛顿推进。究竟采纳谁的主张？

在此次可耻的事件发生后，一个新的指挥官接替了麦克道尔的职位。此人名叫乔治·麦克莱伦，墨西哥战争时期曾与罗伯特·李同在斯科特麾下任职。他是一名正规军军官，拥有许多优秀品质。接到当局任命时，他正活跃在西弗吉尼亚的战场上。议会批准招募五十万名志愿者，并拨出军费二亿五千万美元。麦克莱伦上任一周后，就向总统提出了一项宏大计划，要求组建一支二十七万三千人的军队，在强大海军和运输舰队的配合下横扫大西洋沿岸，夺取从里士满到新奥尔良沿线的所有海港，然后向内陆挺进，彻底剿灭叛乱势力。然而在现实的战争中，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朝野内外呼声震天，要求一场立竿见影的胜利。时间就像一把双刃镰刀，对联邦而言利弊参半。随着时间推移，南方政权将会日益巩固，而外国承认邦联甚至拔刀相助的可能性也会持续增大。10月底，斯科特将军退役，麦克莱伦成为了合众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他积极热情地投入工作，以欧洲最佳军制为蓝本，着手建立了旅、师、军团，同时还组建起炮兵、工程兵及补给列车队。

1861年就这样结束了，南部邦联依然屹立，而且几乎毫发无伤。在漫长的边界与边境争议地区，双方总共发生了一百五十次多的冲突或小规模战斗行动，但没有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虽然南军将领意识到，不久之后，麦克莱伦便会大军压境，他的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且人数占优。但南军方面只有四万人，虽然士兵们斗志昂扬，但也不敢轻易对巴尔的摩和马里兰发动进攻，甚至连收复西弗吉尼亚都未敢奢望。罗伯特·李被派往前线组织防务，但当地指挥官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却令他感到无所适从。他仍然保留着弗吉尼亚的军职，但在邦联内的地位却在约瑟夫·约翰斯顿和阿尔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之下。博勒加德将军虽然排在罗伯特·李后面，但却已经立下了赫赫战功。李从西弗吉尼亚返回时声誉受损，因此在他接手卡罗来纳州海岸防御的重任时，戴维斯总统不得不向当地州长做出解释，为其大大地美言一番。

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美国内战似乎就是暴民与政客之间的一场乌烟瘴气的争斗。法王拿破仑三世同情南方，如果英国政府赞同的话，他一定会出手相助。维多利亚女王希望严格恪守中立立场，但英格兰舆论却意见不一。上层阶级、保守派和自由派等普遍对南方抱有同情，格莱斯顿也持同样立场。托利党领袖迪斯雷利的态度不偏不倚。激进分子和没有选举权工人阶级则坚决反对奴隶制，科布登和布赖特便是他们的代言人。但是，北方对南部海岸的封锁使英国商业阶级受到沉重打击，始终反对奴隶制的兰开夏郡已经出现了“棉荒”之兆。而联邦巡逻舰拦截英轮“特伦特”号，强行带走南方代表梅森和斯莱德尔的事件，更是在英国掀起了一场风暴。

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为此起草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帕默斯顿遵循女王丈夫的意见，对其进行了一些修改。照会中插入的一个条款给联邦政府留下了余地，美国人可以体面地声称巡逻舰的行动“未经官方授权”。同时，林肯总统接受了一些人的劝说，最终明智地将此定性为，“偶然的一次对抗”。他释放了南方代表，使火爆的事态归于平静。南方走私船队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些船只偷偷躲过北方海军封锁，将棉花运往海外，满载军火而回。但是，邦联派出的特使却没有得到任何欧洲国家政府的正式接见。在欧洲人没能预料到1862年南北双方的激烈战况，无法了解敌对双方的难以平息的愤怒之情，也难以理解亚伯拉罕·林肯的坚持和联邦的强大力量。在邦联之外，人们对罗伯特·李或杰克逊知之甚少。

第十一章　里士满战役

新年伊始，形势对邦联十分不利。一种悲伤和失望的情绪在南方领土蔓延开来。在位于里士满的邦联内阁和指挥部，战事不利的消息和数据雪片般飞来，邦联似乎已经处于严重困境之中。北方舰队封锁了南部海岸，在大西洋沿岸和密西西比流域，北军的人数皆是南军的两至三倍以上，其战斗力和规模还在不断提升。北方资源丰富，军工业发达，其强大的军事潜力为戴维斯总统及其同僚带来不小的压力。南方各州皆没有军工厂，钢铁资源稀少，只有几家生产靴子、服装及其他装备的小型工厂。弹药库几乎是空空如也，甚至连燧发枪也是一种稀缺之物。南军滑膛炮的射程与北方新装备的线膛炮相差甚远。更重要的是，南方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解决与北方的差距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之下，一系列军事灾难发生了。

灾难最先起于密西西比河流域。阿尔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是该地区的南军统帅。总统戴维斯认为他是无可替代的人选。约翰斯顿大公无私，谙熟韬略，颇有胆识。1861年秋，他率军抵达博林格林地区，博林格林位于俄亥俄河支流格林河南岸，是一个极具战略价值的铁路枢纽。他明目张胆地驻扎于此，对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施以威慑。在约翰斯顿大军西边，和平时期担任路易斯安那州主教的列奥尼达斯波尔克正率领小股部队，在哥伦布城一带对密西西比河实施封锁。此时，联邦军队正兵分两路，乘坐着装甲炮艇，分别从圣路易城和路易斯维尔城出发，沿密西西比河与俄亥俄河顺流而下，北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是南军人数的四倍之多。不过，几个月来，南军始终得以坚守阵地，没有遭到北军的骚扰。他们控制着广阔的密西西比中游腹地，这里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可服务于战略之需。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联邦军开始了大规模行动。大批身穿蓝军装的士兵出现在从密西西比河至阿巴拉契亚山约三百英里的战线上，各式各样的铁制小船载着大炮或迫击炮悄无声息地沿河而下。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法很快收到了成效。波尔克放弃了哥伦布，约翰斯顿也撤离了博林格林。战线因此南移至坎伯兰河及田纳西河一线，这里有一座被称为“十号岛”的南军要塞，坐落于密西西河畔。

亨利·哈勒克是联邦军的西线指挥官，向来以小心谨慎著称。幸运的是，在他的部下中有一位原本退役的正规军军官尤利塞斯·格兰特。格兰特在墨西哥战争之后一直默默无闻，跟随他父亲在伊利诺伊州的皮革商店工作。邦联军试图凭借十号岛要塞封锁密西西比河，并以亨利要塞封锁田纳西河，以多纳尔森要塞封锁坎伯兰河，他们的先遣部队驻防于此，各个要塞戒备森严。相对而言，多纳尔森要塞是一个高垒深沟的营盘，驻有数量可观的军队，而亨利要塞的防卫则相对薄弱。格兰特因此提出了一个冬季战略计划，命令部队跨过田纳西河，直接攻击亨利要塞。计划得到了哈勒克的批准。

格兰特军开始进攻，而正是这次进攻成就了格兰特在军事史上的地位。阿尔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准确地预见到，联邦军必会趁着冬季河流水涨之时发动攻势。他向戴维斯总统及西部各州州长请求增援，但戴维斯无能为力，州长们无动于衷。1862年2月，格兰特攻陷了亨利要塞。亨利要塞与多纳尔森要塞之间，只有一块两河相夹的狭长地带，二者相距不过十英里。格兰特自作主张，冒着严寒向多纳尔森要塞发起进攻。防守该要塞的是一万七千名南军士兵，指挥官是前任美国陆军部长弗洛伊德。他曾趁着林肯当选与就职的时间间隙，将枪支武器转运到南方。经过四天的激战，多纳尔森要塞投降。联邦军俘获了一万四千名南方官兵，缴获枪支六十余支。弗洛伊德为躲避叛国罪的指控，在要塞陷落的前一天晚上逃之夭夭。他的临阵脱逃也许是一种明智之选。

多纳尔森堡在2月16日沦陷，对邦联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是巨大军事灾难。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西线的灾难很快便会接踵而来。阿尔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终于拥有了一支初具规模的军队，他将科林斯前线的残部聚集起来，撤到了田纳西河对岸。波克尔由密西西比撤至莫非斯河流域。

此刻，坐镇华盛顿的总司令麦克莱伦正在紧锣密鼓地操练军队。他想方设法抵挡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对舆论“进军里士满”的呼吁虚与委蛇。他夸大敌人的力量，将从私人侦探机构得来的情报接二连三地上呈林肯总统，以此证明里士满地区，以及距离约瑟夫·约翰斯顿防线三十英里的森特维尔驻有大量敌军。他再三承诺发动进攻，以此换取时间训练士兵。时间一天天过去，声势浩大的波托马克军团始终没有出征迹象。人们在麦克莱伦新官上任时的热情已经逐渐消退。激进的共和党人开始攻击这位民主党将军，先前，他们对麦克莱伦一直表示支持，甚至不惜放弃本党的司令候选人约翰·弗里蒙特。众所周知的是，麦克莱伦反对激进派提出的全面解放奴隶的政策。早在12月，他就告知林肯总统，他不希望对约瑟夫·约翰斯顿发动正面攻击，也不赞成穿过弗雷德里克斯堡直接进攻里士满。他早就设计了一个两栖登陆的方案，让部队乘坐运输船沿切萨皮克湾南下，在叛军首都附近的弗吉尼亚海岸登陆。12月初，他将这一设计简明扼要地告诉了林肯，中旬，他因偶染伤寒卧床休养，因此不得不离职数周。此前，在共和党的推动之下，联邦组建了一个指导战争的联席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三位参议员和四名众议员，由麦克莱伦的激进派政敌所把持。在麦克莱伦抱病期间，林肯与内阁召集委员会将军开会，请他们提出建设性意见。但是，麦克莱伦的突然出现打断了会议进程。几天后，麦克莱伦向总统详细阐述了他的计划，主张凭借制海权优势，运输十五万军队南下切萨皮克湾，在拉帕汉诺克河下游的乌尔班纳地区登陆。此地据西点镇只有一天路程，继续行军两日即可到达里士满。麦克莱伦打算切断马格鲁德将军的约克敦半岛守军退路，并在约翰斯顿未及回防之前占领里士满城。

没有人能反驳这一计划。它着眼于调动联邦政府的所有力量，从侧翼包抄华盛顿与里士满之间所有南方据点，直击南方要害。行动具体细节在审查之时又做了大幅度修改。位于半岛顶端的，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之间的门罗要塞最终成为北军登陆的首选地点。林肯总统不赞成侧翼登陆，他同样有一个无可置疑的理由：华盛顿的兵力一旦调空，约瑟夫·约翰斯顿的人马会立刻扑向毫无防备的首都。林肯也许对麦克莱伦虚夸的南军数量信以为真，更不用说“石壁”将军杰克逊的情况了。如此一来，争议的焦点便转移到应该留下多少军队来拱卫首都及在哈珀斯费里注入波托马克河的谢南多厄河河口。最后，守军兵力被定为四万，2月27日，林肯勉强批准了这项计划。现在，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与此同时，林肯做出决定，要亲自掌握军队最高指挥权，为此，他解除麦克莱伦北军司令官的职务，只命令他统帅波托马克军团。此种做法也是出于一些军事考虑。此外，他认为自己需要一个军事顾问，因此下令将哈勒克从西线召回。麦克莱伦在总统信使抵达之前就从报纸上得知他被解除了统帅职务。总统的做法似乎十分无礼，所以麦克莱伦自然而然地猜疑，这是“幕后黑手”联席委员会暗中策划的。

林肯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是没有任命一个新的北军司令官。部队的所有指挥官都从陆军部长那里直接接受命令。两个月来，陆军部长一职由埃德温·斯坦顿担任，他的前任是腐败无能的卡梅隆。同麦克莱伦一样，斯坦顿也是民主党人，在布坎南政府倒台前担任司法部长。林肯或许认为，此人是麦克莱伦能够认可的上司。毫无疑问，他打算在里士满战役成功后重新任命麦克莱伦为司令官。同时，他也没能想到的什么合适的人选来填补这个空缺。他希望这种群龙无首只是暂时性的。起初，斯坦顿表示将全力支持麦克莱伦，但很快，麦克莱伦便疑心骤起，怀疑他故意设计，阻止自己单独接近总统。不久，斯坦顿开始显露出与联席委员会串通一气的迹象。这位前司法部长公然宣称：“联席委员会的命令就是总统的命令。”与此同时，陆军部办公室也开始传出一系列严重阻碍麦克莱伦行动计划的指令。当局在拉帕哈诺克河与谢南多厄河设立了两个军区，分别由曾指挥布尔朗河战斗的麦克道尔，及纳撒尼尔·班克斯将军负责。如此一来，麦克莱伦的权力便被削弱了。一个完整的军团从他的部队中抽走，据他所说，其所余下的军队不过七万三千人。其中，隶属谢南多厄河军区班克斯指挥的只有三万五千人。麦克莱伦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支部队足以保护首都，但他没有将这个安排向林肯解释清楚，总统的质疑导致了不良后果，并因此下达了错误的指令，让麦克道尔指挥的第一军团留守在华盛顿南面。这样一来，在大规模行动之前，麦克莱伦的部队整整减少了四万人。

邦联未能把握1861年秋冬时分的良好战机，最佳的决胜机会转瞬而逝。他们在“公牛跑”之战的胜利同样有害。包括总统在内的南方人对外国的干预深信不疑。他们傲慢地相信，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轻易将北军打得一败涂地。南军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甚至放松了备战努力。第一次战斗结束之后，南军志愿者们卸下了武器，当局不再征募兵员，参加战斗的士兵开始解甲归田，通过补助金与休假制度募兵的做法也被放弃。1862年初，形势变得十分危急。邦联军队中将近三分之二的兵士都是服役期为一年的志愿者。早先组建的一百四十八个军团也将于5月服役期满。这些军团是南军的骨干力量。对南方而言，入侵迫在眉睫，而征兵则违背了各州独立和自主的原则。在此危急关头，邦联议会果断决策，于4月16日以超过2比1的票数通过了征兵法案，规定十八岁至三十五岁间的每一个身体强壮的白人皆有服役义务。即使这样，南方兵源仍然以志愿兵为主，许多将服役视为耻辱的人，以充当志愿者的方式逃避征兵。事实上，征兵法案不受欢迎，也难以执行下去。许多心怀不满的人充分利用它的豁免条款抵制服役。

在这一时期，杰弗逊·戴维斯总统严格遵循消极防御战略。他没有利用“公牛跑”和威尔逊河之胜顺势出击。他同样努力将军事指挥权掌控在自己手里，但却只关注了东部战场，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西线地区。西线军队的部署管理混乱不堪，直到9月阿尔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被任命为最高司令，这种形势才有所改观。约翰斯顿十分顽固，他拒绝抽调戍卫大西洋海岸线的“老兵”。因此一小股联邦军队在海军的配合下轻易攻占了哈特勒斯角，为进攻北卡罗来纳，以及南卡罗来纳的罗亚尔港和波弗特港开辟了道路，并直接对查尔斯顿和萨凡纳构成威胁。罗伯特·李从西弗吉尼亚返回后，被派往海岸组织防御。当联邦军在安布罗斯·伯恩赛德指挥下向北卡罗来纳的内陆水域大规模开进时，南方军准备不足，无力抵抗，洛亚诺克岛和新伯尔尼相继落入北军之手。戴维斯总统无比坚定，决心不惜代价坚守前沿各州。他调回了防卫南北卡罗来纳沿海的罗伯特·李，令他担任职权不甚明晰的总部首席军事顾问。

3月中旬，独自指挥西线战事的哈勒克向已经攻占纳什维尔的唐·卡洛斯·比尔下达指令，要其率领麾下大部人马向距科林斯三十英里外的田纳西萨凡纳一带开进。在夏伊洛附近的河岸西侧同格兰特和威廉·谢尔曼会师，而后共同向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发起攻击。但是，在比尔部队渡河之前，约翰斯顿抢先发动了进攻。在4月6日凌晨，约翰斯顿对夏伊洛的北军大营发起突然袭击，南北战争中规模最大且最为血腥的战斗就这样拉开了序幕。一开始，约翰斯顿大军势如破竹，当姗姗来迟的格兰特于夜幕时分抵达战场时，才发现自己已是身处险境。然而这时，约翰斯顿鲁莽地率领步兵发起冲锋，在此过程中，他的一条大动脉不幸受伤，流血不止，几分钟内这位将军就因失血过多而与世长辞。这样一来，他以伟大的气魄和不屈的意志所赢得的战果在次日将化为泡影。接替其指挥的博勒加德将军不顾下属布拉克斯顿·布拉格的反对，将军队强行撤离了战场。在这次激烈的搏杀中，南北双方各损失了一万人马，邦联军原本人员较少，因此阵亡比例远远高于北方。谨慎的哈勒克将军带来了北军援兵，但却下令禁止追击逃敌。4月8日，“十号岛”被约翰·波普将军攻克，七千名南军被俘。现在看来，联邦可以轻易地发起陆海军联合攻势，挥师直指南方腹地，夺取密西西比的维克斯堡要塞。但哈勒克却为迎合总统意图，准备在田纳西州东部发起进攻。他慢慢向科林斯推进，花了一个月时间来包围博勒加德将军。但是，博勒加德反应迅速，很快率军逃之夭夭。夏季来临，北军将长达三百英里的西部战线向南推进了二百英里。

现在，里士满-约克敦半岛已成为了两军交兵的主要战场。4月初，麦克莱伦军队开始在联邦控制的门罗要塞大举登陆，并将这里作为了一个桥头堡。北军的大规模行动暴露了战略意图，约瑟夫·约翰斯顿随即退出了森特维尔，放弃了马纳萨斯。他率军从拉帕汉诺克河上游渡过，在其支流拉皮丹河南岸的大平原处组织防御。联邦军对约翰斯顿的举动颇感意外，但也十分欣喜。邦联方面有两位名叫约翰斯顿的将领，但在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在夏伊洛战死后，只剩下约瑟夫·约翰斯顿一人。他驻守在拉皮丹河后方，与里士满保持着密切联系。麦克莱伦的策略虽然在原则上无懈可击，但在投入实践时却遭遇了挫折。在4月中旬，接到额外指令的约翰斯顿，离开了主力部队，赶往八十英里以西约克城指挥半岛驻军。如此一来，他便可在内线指挥作战，集中所有力量防御里士满。联邦海军在与敌激烈交火之后，发现自己很难压制麦克莱伦右翼约克河岸峭壁上敌军炮火。坚固的南军要塞沿整个半岛延伸开来，马格鲁德指挥的南军戍卫部队驻扎于此。麦克莱伦认为，海岸敌军的数量已经超越了我军进攻部队。如果当初戴维斯同意将大西洋沿岸城镇的守军调拨给约翰斯顿使用，他早就已经锁定胜局了。

在这种沮丧的情形之下，麦克莱伦只能谨慎行事。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围攻约克敦，同时不断恳请林肯调拨麦克道尔的军团增援。然而，林肯只是敦促他积极采取行动。在4月9日，林肯写给麦克莱伦的信中冷冷地说道：“我始终坚持的观点是，不在马纳萨斯及其周边浴血奋战，而是另行寻找战场的做法不是克服困难，只是转移困难而已。在别的战场我们同样会遇到的敌人，同样要面对敌军的防御工事。”一个月后，他再次写道：“越是拖延，敌军就会越强。他们既可以修筑防御工事，又可以得到增援，而你只能够得到增援而已。”最终，约克敦开城投降，为麦克莱伦的海军打开了纽约河的通道。麦克莱伦随即向邦联军防线发起进攻。马格鲁德只拥有一万一千人马，没有进行像样的抵抗。虽然他的后卫部队在5月5日的威廉斯堡之战中遭遇重创，但主力部队却成功摆脱了联邦大军的追击。到5月中旬，麦克莱伦已经沿着约克河向前推进了六十英里，到达怀特豪斯一带。此地位于里士满至西点的铁路线上，距离叛军首都约二十五英里。他在西点建立了一个新的基地，不再依赖于门罗要塞。此刻，如果他能从弗雷德里克斯堡调来麦克道尔的那个军团，那么里士满的叛军就已是穷途末路了。

然而在4月份时，罗伯特·李就说服戴维斯总统加强“石壁”杰克逊的力量，让其在谢南多厄河谷积极出击，牵制敌人力量。杰克逊军只有一万六千人，而四个联邦将军，班克斯希尔兹、弗里蒙特和米尔罗伊所部超过四万人。杰克逊与他们进行了一场短暂而辉煌的战斗，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名望。他对优势敌军的左、右两翼发动袭击，每天都面临被敌军咬住的危险。他或是分兵行动，或是发动一连串突击，取得了累累战果。杰克逊的行动使林肯总统和他的顾问们焦虑不安。林肯终于答应将麦克道尔的军团拨付麦克莱伦。但六天之后，麦克莱伦军的一半人马渡过泥泞的奇卡霍米尼河段时，传来的一纸电报称麦克道尔军团将“暂缓行动”。麦克莱伦的军队也随即停止前进。不料，一场暴雨使奇卡霍米尼河河水猛涨，联邦军队被河水分割开来。南岸只有孤零零的两个军团。对约翰斯顿而言，这无疑是一次绝佳战机。他立即调集全部力量，打算一举吃掉两个孤立的军团。戴维斯总统也在罗伯特·李的陪同下乘马而来，观看了这场“七松林之战”（或称“白橡林之战”）。

约翰斯顿没有请示他们，而是直接向将军们下达了口头命令。然而，南军的攻击受挫。战斗十分激烈，双方各损失六千余人，但没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麦克莱伦的行动受阻，在瓢泼暴雨之中更是举步维艰。他的警戒部队据里士满只有五英里之遥，并牢牢地守在那里。林肯听闻杰克逊现在已撤向河谷，便再次承诺派来麦克道尔部队。但是，当杰克逊转身杀回，于6月8日和9日连续在克洛斯基和共和港击败追兵之后，林肯便又改变了主意，希望留下麦克道尔加强防御。当然，必须采取一切努力防止首都沦于敌手，即便是暂时沦陷也令人无法接受，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招致灾难性后果，但会使人心震撼、士气跌落。但是，林肯的优柔寡断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充分表明了文官掣肘前线将领是十分危险的。

更重要的是，约瑟夫·约翰斯顿将军在七松林之战中身负重伤。戴维斯总统任命罗伯特·李为北弗吉尼亚军团司令。这个军团已经一战成名，其辉煌战绩将永载史册。

新官上任的李将军开始集结兵力展开攻势，很快就能够得心应手地掌控战局。他获得戴维斯的允许，成功调来了约翰斯顿未能获得的大西洋海岸驻军。他向谢南多厄河谷中的杰克逊军派去了七千名援兵，大大加剧了华盛顿的恐慌情绪。如此一来，麦克道尔便愈加寸步难行。杰克逊骑马到他的军营中协调计划，得到的指令是将“老弱残部”留在原地，秘密率领主力部队前往里士满以北十五英里处，位于里士满-弗雷德里克斯堡沿线上的亚什兰。在这里，他可以绕到敌军侧翼和后方发动袭击，并切断联邦军与西点的联系。他应该在6月26日前完成战前准备工作。在此期间，年轻的南方骑兵军官斯图尔特率领一千二百人马对麦克莱伦的右翼进行了出色的侦察。事实上，他穿过了北军的运输线，由于无法原路折返，便从敌军营地右侧绕了半圈，带着数百名俘虏平安回到了里士满营地。

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斯图尔特的冒险行动或许能对敌军形成震慑。但麦克莱伦没有改变部署，他的大军仍顽固地守在奇卡霍米尼河两岸，据里士满咫尺之遥。罗伯特·李手下，包括杰克逊军在内共有七万五千人，麦克莱伦则拥有八万七千人，但其中只有菲茨姜·波特的二万五千人驻扎在奇卡霍米尼河北岸。李将军决定派遣主力渡河同杰克逊军会合，以便集中五万六千人的部队，摧毁联邦军的右翼，断绝麦克莱伦与西点的交通。之后从敌军背后跨过河去，将麦克莱伦大军一举击溃。此际，留守里士满的只有马格鲁德率领的一万六千人，如果麦克莱伦技高一筹，便可立刻调派六万人马直扑里士满防线，以四比一的人数优势击垮敌军。李将军对麦克莱伦十分了解，他坚信麦克莱伦是不会这样做的。他对戴维斯说道：“无论如何，我应当紧紧跟在他的背后。”李的意思是，如果北军进攻里士满，他将从后面给予其重重一击。这句话说明了李将军战术巧妙、思虑周全。对这些伟大的指挥官而言，调兵遣将就犹如闲庭信步一般轻松自如。

在6月25日晚，两个邦联军团越过奇卡霍米尼河，在敌军右翼集结并向梅卡尼克斯维尔的波特军发动进攻。波特吃了一惊，但立刻调集部队顽强抵抗。装备先进线膛炮的北军炮兵对进攻者造成了严重的杀伤。杰克逊没有亲临战场。他在行军时受阻，一天之后才抵达前线。南军在梅卡尼克斯维尔战场的损失已超过二千人，但防卫者却可以从下游四公里处的盖斯恩米尔补充兵员。南军于6月27日对盖斯恩米尔发动规模罕见的猛攻，这是罗伯特·李亲自指挥的首次战斗。北军的大炮再一次大显身手，南军的各个方面进攻均被击退。波特军的右翼布满了森林和沼泽，因此当杰克逊在同日晚些时候到达时，发现根本无法绕道右侧展开进攻。然而李将军并没有灰心丧气。他鼓舞部队士气，并派出霍德领导的精锐德克萨斯军团从敌阵中央展开突击。在日落时分，他下达了全线进攻的命令。德克萨斯军团不负众望，突入了防守严密的中心阵地，北军被赶出了战场。在夜幕降临时，南军已缴获了二十门大炮，俘虏北军数千人。那么波特残军退往何处了呢？在两日的激战中，麦克莱伦在马格鲁德对面按兵不动，他又将做出怎样的决断呢？北军的交通线已被掐断，右翼全军溃散。李将军的左翼现在完全挡在了联邦军的右侧和背后，而前沿的杰克逊军就好似一只强有力的铁拳。这场战斗真的能扭转局势吗？

但麦克莱伦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在盖斯恩米尔之战当晚，他在指挥部会见的北军将领，并告诉他们已经决定放弃到西点和约克河的陆上交通线，并打算将约克河基地由海路转移至詹姆斯河。整个军队将向南进发，直奔哈里森河渡口，并在那里获得充分的给养。显然，为防止事态变化，他预先做了一些准备。但这也是万不得已的决策，将会面临巨大风险。在奇卡霍米尼河的湍流和泥沼上方，已经架起了一座桥梁，因它的形状而被命名为“葡萄藤桥”，波特军正是从这座扭曲脆弱的桥梁上成功逃脱了追击。与此同时，整个联邦军队都要进行一场艰难而危险的长途行军，从白橡沼泽侧面迂回行进，最后抵达半岛南侧。现在，该轮到马格鲁德出手，对脆弱的北军予以重重一击了。他于28日在萨维奇车站对北军发动袭击，占领了他们的野战医院，缴获了大型物资。但罗伯特·李尚不确定麦克莱伦究竟是奔向詹姆斯河，还是沿威廉斯堡公路撤退到门罗要塞，因此一天之后他才下令部队渡过奇卡霍米尼河进行追击。30日时，他的部队终于追上了麦克莱伦，双方在格兰岱尔（或称弗雷泽农场）展开激战，这是整个战局的关键转折点。

出人意料的是，麦克莱伦花了一整天时间与海军方面协商，并安排在詹姆斯河畔建立新的基地。他把部队抛在一边，让其自顾自作战。南方这边也有很多失误之处。地图出现了错误，没有把握好时机，进攻力量过于分散。此外，被南军寄予厚望的杰克逊也因健康状况原因退出了战局。罗伯特·李用于决战的七万五千人马中，实际投入战场的不到两万人。这支部队最终攻破了北军的中心阵地，自己也伤亡惨重。但到了晚上，北军在夜幕掩护下继续撤退至莫尔文山，高地后面的詹姆斯河挡住了北军的退路。但是，北军此时依然实力雄厚，他们凭借山地险要地势，又有战舰和炮艇保护侧翼，便再次鼓起了战斗的勇气。这是本周的最后一次战斗。罗伯特·李再次下令发动进攻。南军将士们爆发出惊人的勇气，勇猛冲向敌人阵地。北军的炮声惊天动地，南军的喊杀声震耳欲聋，在战争岁月，这种誓死战斗的怒吼时常可以听见。虽然南军一再努力，但麦克莱伦依然逃脱了。他遭遇挫败，精疲力竭，被迫撤退。他的整个计划毁于一旦，还损失了大量的物资、弹药，六十门大炮及三万六千支步枪，敌都里士满毫发无伤。然而，他和那些勇敢的战士以五千人的代价挡住了追兵，为“七日之战”画上了句号。

“七日之战”以罗伯特·李的胜利而告终。联邦的计划彻底失败，在全世界面前丢了脸面。华盛顿舆论也是一片哗然。麦克莱伦毫不气馁，再次提出让军队渡过詹姆斯河前往彼得斯堡，就像1865年格兰特所做的那样，从里士满的“后门”发起进攻。他的提议未被采纳。对李将军来说，这次战役同样令他失望不已。由于他的部下缺乏经验，南军再三错过有限的良机，因而未能“毕其功于一役”。兵员充裕的北方损失了一万七千名士兵，而南军的伤亡却超过了两万人。

现在，林肯和他的顾问们试图回到先前的计划，在华盛顿与里士满一线集结压倒性的力量，由陆路直接攻向里士满。但是，联邦军队却被驻守里士满的罗伯特·李分隔开来。于是总统命令麦克莱伦撤出半岛，将他的部队沿波托马克河带至华盛顿附近。西部战区的哈勒克未遵总统之令，自作主张指挥作战，但却获得了累累战绩，因而声名鹊起，被任命为总司令。在密西西比河地区立下战功的波普将军，这时也被林肯调来指挥“弗吉尼亚军团”。波普将军为人尖刻，虚荣心强。由于在西部交了好运而显得不可一世，言谈间经常用尖刻的词语贬损东部军队及他们的战果。麦克莱伦被勒令交出军队，前往守卫华盛顿防线。官兵在离开这位统帅时不禁黯然伤感。波普现在是联邦的英雄人物，他在上任之始，便以前所未有的严苛方式对待西弗吉尼亚州的人民。他规定，在其军团所辖范围之内，所有男性居民必须宣誓效忠联邦，否则就要被赶出住所，如果胆敢返回，就要被残忍处死。当杰克逊听闻其所热爱的家乡竟遭此劫难时，好不容易才抑制住激愤的情绪。

战略形势现在有利于罗伯特·李和杰克逊。他们打算在麦克莱伦军队从约克敦半岛撤回之际解决波普的军团。此战具体情形将在下章详述。

一场划时代的海战也在此时拉开了帷幕。1861年春，联邦政府轻率放弃了设在诺福克的海军造船厂，将它留给了反叛的弗吉尼亚州，许多物资和船舶也被焚毁。护卫舰“梅里马克”号便是其中一艘，它被邦联军修复，并创造性地进行了改造。它被装上了蒸汽机，甲板之上安装了柚木的低矮船楼，船体覆盖着两层由铁路用铁打制成的、两英寸厚的铁板，这些铁板层层叠压，用铆钉连在一起，形成一面四英寸厚的防护罩。船艏安装了撞角，武器是十门七英寸口径的大炮，通过舷窗进行射击。许多设计之前仅停留在人们的脑海之中，现在终于变为了现实。

这艘样式奇特的船舶直到1862年3月7日才最终整修完毕。之前，它从未开过一炮，发动机也未曾转动。而到3月8日时，它便匆忙出征，与来自门罗要塞的，封锁纽约河及詹姆斯河入海口处的强大联邦海军对决。它的引擎十分糟糕，仅能保持五节的船速，很像一艘浸满水的破船。即使这样，它依然毫不犹豫地冲向了离它最近的两艘联邦封锁船“坎伯兰”号和“国会”号。封锁船舰炮齐射，如果是对手是普通护卫舰，恐怕早已中弹沉没。除此之外，射程内的其他美国舰船与苏埃尔据点的海岸炮也向南军舰船密集射击。“梅里马克”号而今已被重新命名为“弗吉尼亚”号，它全然不顾雨点般袭来的炮弹，径直向“坎伯兰”号驶去，几乎笔直地撞上了“坎伯兰”号的船身，而“梅里马克”号的船员似乎并未感到剧烈震动。它的撞角脱落了。“坎伯兰”号开始倾斜，但仍在坚持射击。它很快载着大部分船员沉入了水底。“梅里马克”号随后转向“国会”号，在二百码的距离内将它打得支离破碎，火光冲天。一小时后，“国会”号升起白旗，其他的北军小艇急忙前去抢救它的船员。“梅里马克”号吃水二十二英尺，低落的潮水阻止了其靠近岸边，这使联邦海军搁浅的“明尼苏达”号幸运地逃过一劫。尽管“梅里马克”号遭到了一百门以上火炮的长时间轰击，但装甲几乎完好无损。铁甲外的任何东西荡然无存，烟囱与两门火炮的炮口被炸飞。二十一名船员被穿过舷窗的弹片杀死或打伤，而获胜的其他船员则躺倒在大炮旁边，期待着次日清晨再度激战。

但是到天明时分，“梅里马克”号的船员们望见一艘模样怪异的船舶吐着蒸汽从远处驶来，貌似护卫着“明尼苏达”号。“梅里马克”号上的一位船员写道：“与所护卫的那艘高大战舰相比，它只是个小东西。”这艘船就是埃利克森指挥的“莫尼特”号铁甲舰。它曾引起颇多争论，如今终于亮相海上。“梅里马克”号所做的改进，已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但“莫尼特”号又比它更胜一筹。“莫尼特”号仅装备有两门大炮，但每门口径就达十一英寸，安装在旋转的铁制炮塔上。炮塔上覆盖着九英寸厚的装甲。它拥有龟背形状的甲板，有厚厚的装甲保护，几乎与水线齐平。该船的水线只有十二英尺，因此能够灵活快速行进。

这两个的怪物接近彼此，美国舰队的其他船只茫然不知所措。当两艘怪船距离很近时，失去撞角的“梅里马克”号便向“莫尼特”号开火。无数炮弹落下之后，覆有装甲的“莫尼特”号毫发无伤。但是，当两发十一英寸口径的炮弹击中“梅里马克”号舯部时，整个船舷凹进了几英尺，所有炮手的鼻子都被震出了血。两个钢铁怪兽相互厮斗了六个小时，但都没能给对方造成任何严重伤害或损失，它们在日暮时收兵回营，从此再没有见面。“梅里马克”号的水线以下没有装甲，它的船员认为平安而返实属幸运。它又回到了造船厂，弥补了这项缺陷并进行了一些修理。“莫尼特”号的适航性极差，在驶向战场时差点沉没，因此也需要改进。当海战消息传到欧洲后，人们意识到传统的木质战舰已经过时了。英国海军进行了紧张的努力，几年内重建了皇家海军以应对新的挑战。但即使今天，仍有一些国家愚蠢地建造没有任何装甲保护的船舶。
[4] 自四百年前火炮装上战舰以来，“梅里马克”号与“莫尼特”号的战斗引发了海战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当邦联军队撤出诺福克港的时候，试图让“梅里马克”号沿詹姆斯河而上保卫里士满。虽然卸下了所有武器，尽量减轻了负载，但它依然因吃水太深而无法驶入内河。无奈之余，船长只能下令将它焚毁。它的卓越功勋曾一度令南方人欢喜鼓舞，但现在，人们转而为它的沉没忧愤不已，但南方军事法庭支持船长的做法，宣布在当时情况下放弃、焚毁船只是“唯一的选择”，被告下达的命令是慎重且明智的。

第十二章　罗伯特·李和麦克莱伦

波普将军在1862年8月1日到达前线。这位新指挥官的任务清楚明了，就是在麦克莱伦军队从詹姆斯河赶来加入之前，以小规模行动尽可能多地扩大战果。首都不远处的阿奎亚港被定为麦克莱伦军的登陆点。不久之后，大批军队就从华盛顿开拔，穿过亚历山德里亚沿铁路线向南进发。波普现在已经拥有四万人，六周之内，他的军队将扩充至十五万人。他信心十足，跃跃欲试，甚至希望在主力部队到达之前就攻下戈登斯维尔和夏洛茨维尔城，然后一举解决里士满。

罗伯特·李看到麦克莱伦没有攻击意图，便在7月中旬派杰克逊率领两个军团（约一万一千人）前往戈登斯维尔。在月底时，杰克逊手上的军队已增至两万四千人。这对他来说已是绰绰有余，因为邦联军的人数现在比面前的波普军队多出一倍。杰克逊发现，波普军队正得意扬扬地沿三条路线行进，在库尔佩珀集结起来。8月9日，他在距库尔佩珀七英里处的锡达山一带，向作为北军先头部队的班克斯军发起攻击，杰克逊以二万之众打垮了北军的九千人马，班克斯军的伤亡达到了四分之一，剩余之人此后再没参战，只是留在后方看守辎重而已。但是，在库尔佩珀北部，杰克逊遭遇了波普的其他两支军队。他与罗伯特·李达成一致，率军退回了戈登斯维尔。

8月13日，李得知麦克莱伦的军队在门罗要塞登船。这是他等待已久的信号。不出一个月，这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就会与弗吉尼亚的波普军队会合，敌军的实力就会骤然膨胀。因此在这之前，他必须发起并赢得一场大战。他马上命令詹姆斯·朗斯特里特率领里士满的十二旅——这是驻守里士满的主力，前往戈登斯维尔增援杰克逊。17日时，他已在克拉克山南面的树林中集结了五万五千兵力，大军蓄势待发。此地不远处，就是波普军驻守的库尔佩珀。波普尚未察觉到危险将至，他的军队很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但是，在罗伯特·李等待骑兵到来期间，北军俘获了一名南军军官。波普看到所缴获的文件时，方才大梦初醒，他立刻拔营而起，趁着暮色撤到了拉帕汉诺克河对岸。罗伯特·李挥出的右拳就这样落空了。现在，他只能依靠左臂挽救。杰克逊军试图从萨尔弗斯普林斯一带渡过拉帕汉诺克河，但是在第一波人马过河之后，河水便开始上涨。于是，波普再次逃过一劫。

罗伯特·李知道他拥有的优势将转瞬即逝。他急切希望能在一周或十天之内集中起压倒性的兵力击溃敌军。他知道，麦克莱伦的主力已经在阿奎亚港上岸。一旦敌军合兵一处，就将达到十五万人，北弗吉尼亚军队应该如何抵挡大敌？在这紧要关头，他与杰克逊提出了一个大胆计划，准备进行一场周密而精彩的行动。面对实力快速增长的联邦军队，罗伯特·李将自己的人马一分为二。8月25日黎明之前，杰克逊率部出发，开始了又一次著名的行军。杰克逊与他的二万士兵，在二十六英里的长途跋涉之后达到萨勒姆地区，远远地绕开了波普的右翼。第二天，杰克逊军又穿越了萨勒费山峡，沿崎岖山路行进二十五英里，在马纳萨斯车站以南的几英里处切断了亚历山德里亚到奥林奇段的铁路线，这是波普军的主要供给线。27日，他攻占了马纳萨斯车站。

在车站内，波普军的军需物资堆积如山。食品、装备及各种备用物资令南军士兵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他命人将酒看管起来，然后放手让士兵各取所需。不久，绝大部分士兵都将自己整装一新。但是这些战利品很可能带来致命危险。在车站周围的各个方向，都驻有强大的联邦军队，而且他们可能随时会在此出现。切断交通线只是一个顺手牵羊之举，并非邦联军的主要战略目标，只有打赢一场大战，才能够真正掌控局面。因此，杰克逊下令将车站和军需物资付之一炬。波普遥望北方，看到了被火光映得通红的夜空。杰克逊的任务是扰乱波普的阵脚，等待罗伯特·李与朗斯特里特的主力军队与他汇合。

波普军对里士满的威胁现已消除，他遭遇挫败，必须撤退。但当大部队从各路赶来后，他还是占据很大优势。他甚至他能够封锁萨费勒山峡，阻止罗伯特·李及其他邦联军队通过。这对南军而言无疑是一个可怕的威胁。杰克逊退出马纳萨斯车站，向北钻进了萨尔弗斯普林斯的森林。波普天真地认为杰克逊被困在了车站，于是四面调军围拢过来。然而，当他匆匆到达车站时，发现这里只有满眼的烟尘灰烬，杰克逊早已逃得无影无踪。28日，双方指挥官都对对方的动向不甚明了，只有杰克逊知道朗斯特里特正同李将军率领南军主力通过山峡。波普命令分散各处的联邦军队消灭杰克逊，现在他活动在萨尔弗斯普林斯的南部，为此目的，波普投入了七万大军。他只盯住了杰克逊，似乎已经忘记了朗斯特里特和李的军队正在杰克逊右翼集结起来。

8月30日，第二次布伦河战役（或称马纳萨斯战役）打响了。五万三千名联邦军鼓起勇气，向拥有两万人的杰克逊军接连发起了五次进攻。双方相持不下，互有伤亡。朗斯特里特已经赶到前线，但仍未被对方察觉。朗斯特里特喜欢三思而后行，因此迟迟不肯投入战斗。“三思而后行”的说法当然正确，但是却并不符合当前形势。他是一匹出色的战马，李不会强迫他做出行动。于是，在马纳萨斯战斗的第一天，杰克逊只好独立支撑起整个局面。到了晚上，他将最后的预备队投入战场，发动反击。一位跟随杰克逊的随军牧师看到了南军左翼兵力空虚，于是向统帅善意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石壁”将军正全神贯注地关注着战局，他向战场望了一眼，说道：“他的行动简直是糟糕透顶。”

31日黎明时分，战斗再次展开。两个北军军团已从阿奎亚港赶来，加入了波普的阵列。但对朗斯特里特军的存在，他依然茫然无知。波普命令运气不佳的波特将军包抄杰克逊的右翼，波特立即忠实地执行了命令。然而，朗斯特里特一旦出击，将庞大的主力投入战场，波普的军队就必然会土崩瓦解。波普意想不到的是，大批邦联主力军突然从四英里长的森林中潮水般地涌出，北军左右两翼立刻遭到了包抄，很快寡不敌众，一溃千里。波特不幸陷入重围，招架不住，随之溃散。波特后来被送上军事法庭，受到惩罚。当晚，波普身边还留有七万名忠实官兵，但他自己已乱了阵脚，只想躲到华盛顿堑壕中，因此连忙带着部下及赶来增援的一万名士兵撤退。罗伯特·李缴获了三十门炮，两万支珍贵的步枪，俘虏北军七千人，打死打伤一万三千五百人，而己方也损失了一万名士兵。就这样，李将军凭借不到五万五千的部队完败联邦七万五千人的大军。自戴维斯总统授予他指挥权以来，仅仅过去了四个月。那时，麦克莱伦的军队距离里士满仅有五英里，现在，李的先头部队距华盛顿已不到二十英里之遥。形势已完全逆转过来。

华盛顿政客和内阁的做法对麦克莱伦将军很不公平，谨小慎微的哈勒克则被当作他们的工具。在这个问题上，林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希望派出一位拼劲十足的将军开赴前线，果断地找到李的军队并将其彻底击溃。麦克莱伦素有指挥才能，但却缺乏必要的战斗热情。林肯慧眼识人，当然对此也心知肚明。但林肯同样深知，麦克莱伦或许是联邦军中最富才干的指挥官。虽然他本能地站在麦克莱伦一边，但最终却屈从于舆论压力。他在中途换马，但不想新马的表现更差。麦克莱伦的各个军团刚在阿奎亚登陆，就被匆忙调去支援波普，甚至连麦克莱伦的私人卫队都未能留下。但是，他依然握有弗吉尼亚军团的指挥权（该军团已被重新命名为波托马克军团）。他虽然提出了正当合理的申辩，但却从未引起关注。但在9月2日，波普的残兵败将眼看要在华盛顿城下土崩瓦解，林肯总统手足无措，对麦克莱伦的看法也随之转变。当日，麦克莱伦正在吃早餐时，林肯和哈勒克总司令登门拜访。哈勒克告诉麦克莱伦，华盛顿已岌岌可危，希望这位老将能够重新挂帅，统领全军。于是，这位受到冷遇的指挥官临危受命，再次挑起救国重担。他从未被正式解职，也无须重新任命。他被剥夺了军队，现在得以重掌兵权。麦克莱伦并没有超越凡人的智慧和勇气，但当他骑马而出，迎接丢盔弃甲的败兵时，却受到了他们近乎疯狂的欢迎。许多勇敢的士兵因波普的错误指挥蒙受了羞辱，他们兴高采烈地跑出队列，几乎把这位官复原职的长官拖下马来。更多士兵们一拥而上，拥抱并亲吻麦克莱伦战马的大腿。北军士气得以回归，麦克莱伦重整军队秩序，调头南下迎敌。

在第二次马纳萨斯大捷之后，罗伯特·李并未向先前那样立刻行动。他先攻入马里兰州，试探它是否有转变立场之意。但他也深知，如果想拯救邦联，必须寻找决战机会，赢下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他经利斯堡北上，越过波托马克河，抵达弗雷德里克斯附近。李将军明白，他绝无可能攻陷华盛顿城，但却有望在野战中大展身手。三支联邦军队据守在谢南多厄河谷处的马丁斯堡、温彻斯特和哈珀斯费里，共计约有一万五千人。哈珀斯费里还设有北军的大型供应站。哈勒克没有及时撤回三支部队，因此它们很快成为了罗伯特·李攻击的重要目标。李军计划夺取哈珀斯费里，因为其他两股实力较弱的北军已经撤到了那里。于是，他率军从弗雷德里克斯出发，穿过南部山区向西挺进，与往常一样，杰克逊军接受命令绕过马丁斯堡进行包抄。到9月13日，邦联军已将哈珀斯费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华盛顿的政客们乱成一团，麦克莱伦成为了他们唯一的救命稻草。起初，麦克莱伦只是受命承担华盛顿周围的防御，但后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脖子上套着绞索的情况下”，指挥着旧部，“离开了华盛顿的战壕”，前往迎战李军，此时，他的人马仍比李将军多出一倍。麦克莱伦的说法在当时引起了普遍争议，事实上，林肯与他讨论过进军马里兰的问题，也在口头上授予其指挥野战军的权力。但麦克莱伦可能依然怀有政治上的偏见。他有理由感到愤愤不平。无数高高在上的评论家从未停止对他的刁难。他们在这危急关头以如此无理的态度对待军队最高指挥官，实在是联邦当局的一大耻辱。

麦克莱伦希望解救哈珀斯费里，于是便指挥近九万人的大军向罗伯特·李追去。在麦克莱伦的部队中，还包括两个完好无损的军团，未曾遭受过任何打击。这一次，北军撞上了好运，一名士兵捡到了用一张纸包裹的三支雪茄，纸上写着罗伯特·李的一道秘密指令。麦克莱伦因此得知，13日时李已将他的军队分割开来，其主力已经直奔哈珀斯费里而去。麦克莱伦觉得胸有成竹，于是挥军前去迎敌。此刻，时间已成为了决定战局的关键，麦克莱伦在南部山区击败罗伯特·李之前，杰克逊、沃尔纳和麦克罗斯等人是否能够攻下哈珀斯费里呢？

麦克莱伦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一想到这点，支持他的政府官员就觉得六神无主、焦虑不安。他的政敌正在暗处窥视，准备伺机而动找他的麻烦，因此，麦克莱伦倍加谨慎也是理所当然。14日，麦克莱伦凭借优势兵力在南山口处将罗伯特·李的军队击退。李将军现在不得不做出重要决策。起初，他打算尽可能多地扩大战果，之后再带着战利品和荣誉光环越过波托马克河返回弗吉尼亚。但不久他又改变了主意，认为必须通过一场胜利来振奋军威。他决定在安蒂特姆河和波托马克河之间与联邦军展开一场对决，他相信杰克逊很快会攻下哈珀斯费里，及时前来与他会师。

15日清晨，哈珀斯费里投降。杰克逊缴获了七十三门火炮，一万三千支步枪，俘敌一万二千五百人。当日下午，他就拔寨而起，连夜驰援李军。此时，罗伯特·李正率领两万军士抵挡着来势汹汹的联邦大军。这位可敬的麦克莱伦将军此时依然对华盛顿的政治恶斗难以释怀。如果他能像罗伯特·李那样无所顾忌，勇往直前，那么他可能就会孤注一掷，锁定胜局。无奈那些懦弱阴暗的政治势力总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为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他延误了一天时间，于是与胜利失之交臂。

直到17日，麦克莱伦才决定发起攻击。此时杰克逊已经抵达战场，被布置在李军的左翼。一些邦联军的小股部队在清扫完哈珀斯费里之后，也迅速向这里赶来。李军的背后就是波托马克河，唯一一座桥梁位于夏普斯堡附近，如果不幸失败，大军很难逃过河去。在这场可怕的战斗中，联邦军的处置不当可谓是登峰造极。麦克莱伦骑马巡视了战场，下令依照“总司令的安排”进行作战。这意味着在他做出部署之后，就可任由战斗自然发展。但是南军方面，杰克逊就站在战场的最前沿，而罗伯特·李也像曾经的马尔伯勒、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那样乘马亲临指挥，掌控着战局。杰克逊指挥的南军左翼几乎已被摧垮，但在这之前，这些勇敢的士兵已经歼灭了整整两个联邦军团，相当于他们人数的两倍。杰克逊依然在苦苦支撑，直到罗伯特·李从中部和右翼调兵增援，才打破了这个僵局。联邦军向阵地中心发起进攻，但他们的先锋部队很快被打成了碎片，一半兵士横尸疆场。指挥联邦军左翼的伯恩赛德奉命横渡安蒂特姆河，打算切断李军的退路。如果不是南军的希尔将军正好率领最后一个军团从哈珀斯费里赶来，联邦军的计划可能就已经得逞。希尔突然出现使袭击者猝不及防，他从伯恩赛德右侧发动袭击，为邦联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当夜幕降临时，战斗仍在进行。联邦方面已经损失了一万三千名士兵，占参战部队总数的四分之一，占北军野战部队总人数的六分之一。邦联军损失九千余人，占参战人数的四分之一。

入夜时分，李将军召集军官开会。将领们一致建议立即撤过波托马克河，就连战无不胜的杰克逊将军也不例外。李仍然期盼获得一场无可争辩的，决定性的胜利，因此力排众议，宣布明日再战。于是，极度疲惫的南方士兵只好坚守阵地，等待黎明的晨光和即将淹没他们的北军洪流。但麦克莱伦已经吃够了苦头，他的军队一动不动，躲在阵地的背后。在责备他的无能之前，联邦陆军部也必须要受到指责。18日就在一派平静之中过去。杰克逊与炮兵指挥官进行了一番考察，向李报告部队已无法继续作战。李将军接受了这种明智的建议，于是第一次马里兰之战就这样结束了。

1862年的马里兰之战是道德和物质力量进行的一场激烈搏杀，双方在决定性的地点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较量。交战的次数与激烈、残酷程度都远远超越了拿破仑战争中的任何一场战斗。从6月1日李将军获得指挥权以来，北弗吉尼亚军团在短短七个月内已历经过七次惨烈搏杀：七日之战、锡达山之战、第二次马纳萨斯南之战、哈珀斯费里之战、安蒂特姆河之战以及后来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战斗。罗伯特·李的兵力往往不及对手的四分之三，通常只占敌军的一半左右。北方人虽然勇敢，但总是苦于糟糕的政治引导。另一方面，邦联军缺乏武器、弹药、食物、设备、衣服和靴子。甚至有人说，从地上血迹斑斑的足印就可以追踪南军的队伍。然而，北弗吉尼亚的士兵顽强不屈，他们“用刺刀守护着邦联”，在战争史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林肯也希望能有一场拿得出手的胜利。麦克莱伦在安蒂特姆河的表现虽然可圈可点，但却远算不上全局性的胜利。总统从未因一时挫败而对联邦丧失信心，但却常常心神不宁，焦虑不安。他向指挥官们反复盘问，好像他仍是一位检察官似的。将军们对此十分不满。然而，林肯在军中却很有威望，颇受士兵的信任。士兵们不了解林肯在华盛顿承受的政治压力，但却知道他行事果断、慷慨无私。在白宫的工作中，他不得不将这些品质发扬光大。政客、报刊编辑及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人士纷纷涌入他的办公室，绝大多数都是来提出要求，让联邦速战速决。他们根本不知战争的艰巨。许多人拿出了不切实际的战争计划，信心十足地敦促这位领导人接受，还有些人私下崇拜某个将领，于是也跑来游说推荐。林肯耐心而坚定地接待每一个到访者。他朴素幽默的语言给人留下了良好印象，诙谐的气氛减轻了他的负担，紧张时刻开玩笑缓解他的压力，同时，他也愈加相信天意的指引。当战事受挫或阵亡的人数急剧上升时，他总是以最虔诚的祈祷来恳请上帝赐予力量。他的确得到了力量。处于权力的顶峰，他有时必须忍受奸佞的各种阴谋诡计，在众人惊慌失措之时独自保持冷静头脑，并独立面对社会舆论的强烈呼声。所有的一切，林肯都做到了。家庭问题同样令他烦恼不已。他深爱的一个儿子在白宫里去世。林肯夫人虽能专心事夫，但却因喜好奢侈和插手政事而遭到人们非议。随着战事的发展，林肯变得越来越憔悴，他脸颊和额头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但坚毅的面容却丝毫没有改变。

李将军在安蒂特姆河之战后撤离到了弗吉尼亚，这为总统采取重大行动提供了良机。他宣布所有叛乱各州的奴隶获得解放。在一系列战斗中，李将军的英勇无畏和坚定果敢给英法两国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种形势下，华盛顿愈加担忧欧洲可能会出面予以调解，而且一旦调解失败，它们或许会撇开联邦，单方面承认南部邦联。战事屡次受挫，将领指挥无方，这使北方士兵普遍产生了厌倦情绪。人们开始抵制征兵，士兵开小差的情况时有发生，呼吁和平的声浪也日益高涨。还有部分人则质问政府，如果奴隶制最终还是保留下来，那么北军的牺牲和付出岂不是付之东流？林肯提出解放黑奴，无疑是孤注一掷之举，他将战争提升至道义层面，希望以此博取英国舆论的支持，并激发本国同胞的热情。

这是他酝酿已久的策略。甚至在战争爆发之时，激进分子就已经要求废除奴隶制。但林肯担忧，此种做法会对边界蓄奴州的忠诚造成负面影响。他向来坚信，战争的唯一目的是维护联邦。在他写给纽约出版商贺拉斯·格里利的一封信中强调：“我的根本着眼点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黑奴或摧毁奴隶制……我极力维护奴隶和有色种族，都是因为这种做法有利于联邦利益；我所反对的一切，也是由于它们对联邦造成了威胁。同时，他不断思考发布解放宣言的合适时机，也对宪法中的种种阻碍条款思索再三。他依然认为，他无权力干涉边境各州实施的奴隶制度。林肯觉得，只有以陆海军总司令的身份发布宣言，并仅将它视作一种军事措施，宣言才具有法律效力。目的旨在剥夺邦联力量的源泉。1863年1月1日起生效的宣言明确规定只适用于反叛各州，而其他地区的奴隶制在1865年12月宪法第13修正案通过后才最终废除。在南方，只联邦军队到达之处，法令才正式生效，而且并没有达到林肯所预期的效果。在英国，人们对林肯没有彻底废除奴隶制感到十分不解，也有许多人怀疑这是一个政治阴谋。在美国，战争已达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地步，除征服南方之外别无他法。北方的民主党人坚决反对解放法令，它在联邦军队中也同样不受欢迎。可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麦克莱伦将军两个月前已向林肯发出了严正警告，申明此举的危险之处。1862年秋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丧失了多数议席。许多北方人认为总统已经走得太远，而另一些人又说他做得远远不够。这个伟大、睿智且思虑周密的行动起初并没有得到公众的理解。

华盛顿政府与将领之间的关系依然恶劣。平心而论，麦克莱伦在马纳萨斯之战后为联邦政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重整军队，带领他们奔赴战场，清除了马里兰州的南军。但政府只看到了他打退了华盛顿城下的敌人。事实上，他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英国的帕默斯顿勋爵已经决定在夏天出面调停，但安蒂特姆河之战的消息又使他犹豫起来。对北方来说，这暂时避免了南方邦联获得欧洲承认的危险，但也绝不意味着能够高枕无忧。秋天时，帕默斯顿政府的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纽卡斯尔发表的一番讲话激怒了北方民众。他说：“我们十分清楚，北方人民仍未饮下这杯苦酒，他们试图将它从嘴边推开。但是，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他们早晚得将它一饮而尽。对奴隶制问题，我们可能会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支持或反对南方，但毫无疑问的是，杰弗逊·戴维斯及其他南方领导创建了一支陆军，他们似乎正在创建一支海军，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创建起了一个国家。”格莱斯顿并不知道，帕默斯顿已经改变了主意。

与此同时，政客们和波托马克河的指挥官麦克莱伦彼此仇视，相互争斗。激烈的党派矛盾加剧了军事的分歧。总统希望战事取得一个重大进展，而麦克莱伦则像往常那样，夸大敌军实力并隐瞒他们的严重损失。麦克莱伦知道，他的反对派随时准备落井下石，暗中捅刀，因此绝不情愿为政府承担军事风险。直到战役结束五个星期后，他才慢吞吞地渡过波托马克河，由哈珀斯费里向沃伦顿开去。

罗伯特·李从容不迫，他沿着谢南多厄河谷一路退去。他曾在10月中旬再次派出“杰布”·斯图尔特对麦克莱伦军队进行侦察，侵扰北军运输线，并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如今，在麦克莱伦大军进逼之际，他毫不犹豫地把他军队一分为二，命杰克逊留在河谷对华盛顿施以威胁，他则和朗斯特里特屯兵于库尔佩珀的法院附近。一旦形势紧迫，他就打算退守戈登斯维尔，等待杰克逊的军队赶来会合。现在，麦克莱伦终于打算出手了，他准备趁杰克逊返回之前以压倒性的力量击败李军。但是这时，林肯总统却在背后给了他重重一击。1862年11月7日晚，总统命令麦克莱伦将军队指挥权移交给伯恩赛德将军，而他最能干的下属波特则遭到逮捕。政府在绝望之际对他们委以重任，但现在已经足够强大时，便将他们一脚踢开。麦克莱伦反对废除奴隶制，这一观点也永远不会改变。在共和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激进派恨不得将他除之而后快，他们相信，麦克莱伦绝不会为联邦带来一场彻底的胜利。共和党人怀疑这位将军同情南方并想伺机与敌和谈，而且同样担心他会成为强有力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林肯听信了共和党人的谗言，认为麦克莱伦现已成为政府的一块绊脚石。一直以来，他总是站在麦克莱伦一边，为他抵挡住政客的攻击和非议，但现在，他觉得是时候做出让步了。林肯本人对麦克莱伦并无敌意，他绝不是包藏祸心之人。

麦克莱伦被解职的消息传来，北军士兵差点一哄而反。麦克莱伦做事得体，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帮助他的继任者树立权威，但从此再未被政府起用。罗伯特·李在战后告诉他的小儿子说，麦克莱伦是他迄今为止遇上的最好对手，但这样的将才却最终被联邦所抛弃。麦克莱伦的缺点不可忽视，但他在与罗伯特·李和杰克逊的交锋中不断汲取了经验教训。他的解职在联邦军队中造成了不利影响，除他之外，官兵们从未爱戴过任何将领。等待麦克莱伦的还有一系列激烈的政治斗争，而在这种以人数定胜负的较量中，他并不占据优势。波特将军虽然在马里兰战斗中功勋卓著，但却因在第二次马纳萨斯中表现不佳而受到军法审判，最终被驱逐出联邦军队。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在多年之后才得到纠正——法庭对波特的案件重新审理，重新恢复了他的荣誉。

我们看到，在这场胜负难分的战斗中，林肯总统曾多次敦促发动正面进攻。“向里士满进军”正是他内心深处的迫切呼声。现在，他终于找到了敢于承担大任的伯恩赛德。伯恩赛德极富人格魅力，但却远远算不上是优秀的指挥官。他打心眼里不愿接受军队的指挥权。在上任之后，他仅执行了一个简单的计划，就是在地图上选择了一条连接里士满的最短道路，并将部队集结于道路沿线的，位于拉帕汉诺克河岸的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

为做好这一计划，他整整花费了两个星期。在此期间，李将军已得到了杰克逊及其他部队的增援。迄今为止，李一直是在空旷的田野上运动作战，即使在安蒂特姆河面对优势数量的敌军时，他也没有构筑阵地。但而今，他却利用了两周时间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高地上来巩固己方的防御。南军筑起胸墙，在顶部铺上原木，用石头搭建堡垒，在外面覆上一层坚土。约一百五十门大炮安置就绪，众多的射击掩体也堆砌起来。同时，南军还在防线后面的灌木丛辟出了条条道路。12月11日，伯恩赛德占领弗雷德里克斯堡，之后，北军大部渡过拉帕汉诺克河，准备发动攻势。伯恩赛德拥有十一万八千人，而李军只有八万人。13日，北军开始发动进攻，伯恩赛德首先指挥部队分批攻击南方的左右两翼，继而又攻向敌军中心阵地。北方士兵显示了顽强无畏的精神。他们一队接着一队，一批接着一批，迎着猛烈的炮火冲上山坡。随着落日西沉，联邦军收兵而回，损失近一万三千人。南军以杰克逊部伤亡最重，总共伤亡六千余人。伯恩赛德只想着身先士卒，拼死决战，于是下令第二天继续进攻。但是，前线官兵和华盛顿方面的普遍意见阻止了他的行动。很快，伯恩赛德便被约瑟夫·胡克所取代。

李本不想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与联邦军交手。此地与联邦阿奎亚港的海军基地十分接近，南军绝无可能对其发动反攻。他向戴维斯总统申请，让他在三十英里外的北安娜河对岸与伯恩赛德对决，那里有充裕的作战空间，他可派遣杰克逊和斯图尔特对敌军交通线进行猛烈袭击，一举将北军击退。尽管戴维斯与邦联将军关系融洽，但依然全盘否定了他的计划，因此李只得采取消极防御的做法抵御人多势众的北军。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战果也很快丧失殆尽。如果两位总统放手让麦克莱伦和罗伯特·李自由作战，即便结果不会改变，局面也不至如此混乱不堪，而战斗时间和伤亡人数也必然会减少许多。

1862年底之前，西部地区一直没有发生决定性的战事。约瑟夫·约翰斯顿将军在七松林之战中负伤，痊愈之后，于1862年11月被任命为邦联军西部地区的最高司令官，但是，却未能完全掌控各类部队的指挥权。在田纳西州，南军布拉格将军率领四万四千人在莫非斯堡附近与联邦统帅威廉·罗斯克兰斯的四万七千士兵对峙。彭伯顿将军控制着密西西比河区域，麾下除维克斯堡和哈德逊港的卫戍部队之外，还有大约三万名野战军。此外，在更靠西的阿肯色州，霍尔姆斯将军从当地征集的五万军队正驻扎在小石城附近，这里没有哪支联邦军队能与其相匹敌。格兰特进攻密西西比及维克斯堡的迹象日益明显，于是约翰斯顿敦促阿肯色的军队渡过密西西比河与彭伯顿将军会合，如此一来，邦联军就将获得人数上的优势。但是，杰弗逊·戴维斯否定了这个明智且势在必行的方案，他知道，如果阿肯色的军队开进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很可能会激发西部各州的不满情绪。此举必定阻碍重重，但若非如此，则前景堪忧。于是，总统严令布拉格将军从查特怒加调来一万军队加强彭伯顿在维克斯堡的防御力量。这一命令很快得到了执行。

12月初，格兰特再次尝试进攻维克斯堡。来自莫非斯的谢尔曼将军奉命率领三万人马，与波特海军上将的舰队一起进入亚祖河，占领维克斯堡北部高地。12月29日，谢尔曼攻打契卡索断崖上的南军工事，不到一个小时就丢掉了近两千人马，狼狈而回，南军只损失了一百五十名士兵。作为报复，谢尔曼溯阿肯色河而上，在邦联军的阿肯色大营俘虏了五千名南军士兵。12月31日，遭到削弱的布拉格军在田纳西州与联邦军队展开血战，战事主要集中在莫非斯堡一带，双方士兵均展现了极大的勇气。罗斯克兰斯指挥的联邦军伤亡九千余人，有近四千人及二十八门大炮被南军俘获，而布拉格也付出了一万多人的代价。联邦军队牢牢控制着田纳西及其首府政府纳什维尔，布拉格见无机可乘，只得带着失落不已的军队前往査特怒加过冬。

南北双方在各州依然势均力敌。尽管联邦海军宣称，在必要之时它有能力突破南方的军事封锁，但密西西比河道却仍然对联邦军关闭。莫非斯堡激战胜负难分，使人印象深刻，而契卡索断崖之战无疑以南军的胜利而告终。但现在，这种平衡的局面即将发生重大变化。

第十三章　钱瑟勒斯维尔与葛底斯堡

1863年春天，波托马克军团与北弗吉尼亚的军团依然在拉帕汉诺克河两岸遥相对峙。素有“勇士乔”之称的胡克将军在安蒂特姆河战斗中脱颖而出，他曾因顶撞上司而遭到贬谪，而今终于得到林肯的提拔而成为部队的统帅。林肯对他十分信赖，认为他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也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官。显而易见，再次起用麦克莱伦已不可行，因为这样会削弱总统的权威。在1月底胡克走马上任之时，他就发现联邦军队正处于一个尴尬境地。由于先前的不满情绪持续发酵，三千余名军官和八万多名士兵擅离职守或逃之夭夭。如果再发生一场像弗雷德里克斯堡那样的大战，部队无疑将遭受灭顶之灾。部队的重组和整顿工作直到4月才最终完成，增援部队已经到达，在回家过完圣诞的离队者们也纷纷归来。胡克现在已经拥有了一支十三万人的大军，士兵们精力充沛、斗志昂扬，整装待发。胡克将他们编为六个师，同时还组建了一支一万人的骑兵部队。胡克对自己的成果十分满意，宣称自己统领着“地球上最优秀的军队”。

北军很快就要大举进攻，对这一点，罗伯特·李心知肚明。在备战行动中，戴维斯总统的消极防御及分兵防守的政策严重束缚了李的行动。虽然只有通过封锁线的船只可以进入南卡罗来纳州的威明顿港和查尔斯顿港，但持续的战争的压力已使这两处港口的防御变得至关重要。在戴维斯总统看来，1862年3月在北卡罗来纳新伯尔尼登陆的联邦军队，与詹姆斯河口处的，距离里士满只有七十五英里的北军其他部队都对两处港口及其连通里士满的铁路构成了威胁。鉴于海岸沿线的地理条件，这些敌人原本被交由当地部队解决。罗伯特·李虽然对拉帕汉诺克河附近的给养困难耿耿于怀，但此刻却接连派出了以朗斯特里特为首的三支部队前去与敌周旋。此举不得不说是一个错误。朗斯特里特一直谋求独立的指挥权，此时，他开始自作主张，毫无意义地围困萨福克郡。如此一来，李下属的九个师就缩减为了六个。他的四个骑兵旅中，有两个在詹姆斯河南岸征收粮草。他的步兵人数不及敌军一半，而骑兵数量也仅为敌人的四分之一。他因此放弃了经由谢南多厄河谷进军的宾夕法尼亚的设想。这个计划虽说酝酿已久，但现在也只能等待时机。

联邦军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因此胡克决定兵分两路采取行动。他的计划是，提前两周派出骑兵部队由上游浅滩渡过拉帕汉诺克河，绕到李军左侧，之后再调集三个师威胁李军左翼，而约翰·塞奇威克则率领另外两师由敌军右方渡河。即便如此，胡克手上还有一个师留作预备队。胡克希望，罗伯特·李会在巨大压力之下放弃防线，全军撤退。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紧随其后直逼里士满。4月中旬，他的计划开始执行。二流指挥官乔治·斯通曼指挥的联邦骑兵队因河流水涨而耽搁了时间，只好同右翼主力一起渡过拉帕汉诺克河。

起初，胡克军一切进展顺利。他的三个师约七万人的部队顺利横渡拉帕汉诺克河，并于4月30日早些时候渡过了上游支流拉皮丹河。他们向东一路挺进，直插李军侧翼和后方防线。驻守拉帕汉诺克河渡口处的邦联军被迫撤退，留作预备队的联邦部队畅通无阻地过了河。30日夜晚，一支九万人的联邦军队已在钱瑟勒斯维尔防御工事的后方集结起来。联邦骑兵虽然人数不多，但实力却不可小觑，此时，他们已开始向南军后方四十五英里处的弗吉尼亚的铁路中枢快速挺近。这条铁路是罗伯特·李的主要供给线，骑兵的任务就是要切断并捣毁李军的供应命脉。同时，塞奇威克将军也指挥着弗雷德里克斯堡背面的两个师越过河去，准备对杰克逊的三支部队发起进攻，这三支南军由朱巴尔·厄尔利将军指挥，此刻正守在前次战斗的壕堑里。

李将军现在受到两路敌军的钳形夹攻，其中任何一路都是他所难以应对的。同时，他后方的交通线也遭到袭击，给养被切断。如果这两路难缠的大军同时发动进攻，那邦联军必然会全军溃散。30日晚上，南军的形势已是岌岌可危。而正是罗伯特·李在紧急关头的一系列行动，为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位伟大指挥官与他的得力副将被压缩在这个巨大的包围圈中央，但依然满怀信心。两路敌军分别位于李军两翼，它们一时无法联系。而对于李军而言，如果不弃守重要阵地，就无法撤退。在这种形势下，罗伯特·李自然要采取各个击破之策。那么，要先迎战哪一路敌军呢？杰克逊主张首先攻打塞奇威克，把他赶入河去。然而李将军深知，只有打败北军的主力部队，才能够最终力挽狂澜。而今，胡克正亲率北军主力杀将而来，李将军一得此讯，便立刻做出部署，他只留下一个师牵制塞奇威克，率领其余大部人马前往击敌。与此同时，“杰布”·斯图尔特施谋设计，在漫长的战线上与四倍于己的斯通曼骑兵相周旋，为李军主力减轻压力。在此次大战中，斯通曼率领的北军骑兵受到牵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钱瑟勒斯维尔位于一片林莽的边缘。此处灌木丛生，藤枝缠绕，道路不通，人车难行。胡克将部队聚拢之后，于5月1日下令沿特思派克及普兰克公路向东挺进。强大的联邦骑兵队在南侧三十英里处的路易莎郡法院大楼附近截断了弗吉尼亚的中枢铁路。胡克拥有三个通信气球和为数众多的信号站，甚至还能通过战地电报与塞奇威克联络。然而，在清晨时分，拉帕汉诺克河谷晨雾缭绕，气球和信号站上看不见任何东西，而发报机也出了故障。当胡克行进到荒野中时，他迎面撞上了大批敌军，并随即遭到了攻击。这些南军正是杰克逊的部下，与他的将领一样英勇善战。“勇士乔”在担任副将时曾名噪一时，但现在作为统帅却感到力不能支。他原本以为，他的谋划天衣无缝，能顺利逼退罗伯特·李的大军，但此时他却懊恼地发现，自己正面临南军的全力打击。他立刻调转马头，令部队撤退至钱瑟勒斯维尔城下预先备好的防御工事中。5月1日黄昏时分，茂密的树丛中涌出了密密麻麻的敌军，一窝蜂地拥到了北军坚固阵地的前面。在此期间，驻守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塞奇威克没有从电报机里接到任何命令，因此，当厄尔利军勇敢地攻向浸满北军鲜血的高地时，他依然感到迷惑不已。虽然外面炮声隆隆，但他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何以认为朗斯特里特尚未抵达战场呢？其实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时，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

李将军与杰克逊商讨了一番，知道己方只剩下一天时间。如果在5月2日这天南军仍无法以二比一的优势击败胡克，那么他们就可能被人多势众的北军前后夹击。正面攻击是行不通的。他们唯一的获胜机会就是将为数不多的军队再次分割开来，前往包抄胡克的右翼。为实现这一目的，南军派出了一个小队前去探路。深夜时分，杰克逊的一个参谋报告说，发现了一条用于向铁厂拖运木材和铁矿石的私家小路。杰克逊马上提出率军出击，李将军迟疑片刻后表示赞成。这意味着，杰克逊将带领二万六千人绕到胡克右侧展开攻击，而罗伯特·李将指挥一万七千人的部队与近八万人的联邦大军一决高下。

清晨4点，杰克逊领兵出发。他的行动应该极为隐秘，防止被敌军察觉。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大约8点钟，榛树林中的一些联邦士兵突然发现，有大队的南军正在向他们漫长阵线的右侧移动。但是，这种暴露反而帮了杰克逊的忙。丹尼尔·西克尔斯将军下属的两支北军在踌躇片刻之后，便急忙发动攻击，并试图弄清这些“不速之客”的意图。北军部队与杰克逊的后卫交上了火，一番激烈战斗之后，袭击者们消失在茫茫的森林之中。此时，西克尔斯也亲率领两支部队赶来，他们断定南军正在撤退，于是满怀希望地追去。西克尔斯认为，他已经把南军部队拦腰斩断，而事实也的确如他所言。此际，罗伯特·李与杰克逊所部已经一分二，只有获得胜利，才能重新会师。如果胡克开动大军向李进玫，就必能迫使其退到离杰克逊更远的塞奇威克一边。塞奇威克目前已经攻上了弗雷德里克斯堡的高地，而八英里以外的三万北军也成功将厄尔利驱赶到了李将军的后方。但是，胡克自信地以为，躲在坚固壁垒的后面就能确保万无一失，而自己的战略计划也定能实现，因而眼睁睁地错失良机。傍晚六点，杰克逊军才终于到达目的地。此时他的位置不仅是在胡克右方，还正好位于右翼部队的背后，与在四英里外的北军左侧的李部正好遥遥相对。他展开部署，继而发动攻击。杰克逊的袭击来势迅猛，此时，第十一军团的士兵们正躲在工事后方吃饭或打牌，不想身后的树丛中冒出了南军的阵列。在南军突如其来的打击下，不到一个小时，人数超过敌军一倍的十一军团全军溃退。

眼看黑夜将至，但杰克逊依然发现了大好的战机。距此地半英里处，便是北军的重要渡口，这也是胡克大军的唯一退路。同时，在这半英里的道路上，没有部署任何像样的防御力量。杰克逊将渡口选作了目标，他必须趁夜间占领此地，并全力坚守直至黎明。一旦此举大获成功，便足以使敌军主力全军尽没，如果胡克军在第二天仍未战胜杰克逊，那么只能在荒野林莽和隆隆炮声中忍饥挨饿。对这一点，杰克逊心知肚明。他在下属军官的陪同下骑马出营，沿着普兰克公路前往前沿阵地进行观测。他时常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线，但这次却没那么幸运。当杰克逊一行准备折返大营时，对他忠心耿耿的卡罗来纳士兵在黑暗中将其误认作敌军骑兵，于是向他们开了枪。杰克逊的左臂和肩膀中了三弹，摔下马来。他痛苦不堪，当被送至野战医院后，已经由于流血过多而近乎昏迷。本应率领希尔师进攻渡口的参谋长也在这一事故中丧生。刚刚移交指挥权的希尔看到上司中弹，急忙冲上前去，结果也被击中。立刻中弹。骑兵指挥官斯图尔特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这里，也无人知晓陷入昏迷的杰克逊下一步将如何行动，小事就是这样扭转整个局面的。

斯图尔特整整一夜都在战斗，取得了辉煌战果。5月3日，暴怒的南军士兵高喊着“记住杰克逊”的口号，疯狂地攻向联邦军的阵地。敌军很快退却了。南军占领了榛树林，与李将军合兵一处。但是，昨晚的良机已一去不返，胡克已派大队人马守住了退路，他现在一心只想撤退，甚至没想在前线牵制李军。他在5月2日的战斗中已丧失了斗志，3日时，一颗炮弹又打在了其住所的房梁上，令他惊惧不已。他能逃脱此劫也许算是上帝保佑了。

罗伯特·李转向塞奇威克，后者现在正位于河流南岸。塞奇威克在3日苦战了整整一天，次日却发现自己仅剩下了两万军士，而且处在背水而战的境地。两万五千南军向其发动进攻，但是，这些南军士兵也已被数日的激战搅得精疲力竭。塞奇威克虽遭失败，损失惨重，却利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浮桥成功逃离战场，很快同胡克将军及其他部队会师。九天之前，这支声势浩大队伍还对自己的胜利信心十足，如今却狼狈不堪地回到原地。联邦十三万人的大军损失了一万七千余人，而六万南军损失了一万两千五百人。联邦军的规模依然是南军的两倍。

钱瑟勒斯维尔战斗是罗伯特·李和杰克逊共同指挥的经典之战。他们的配合堪称完美。正如李将军所言：“杰克逊是无与伦比的优秀将领，他像指南针一样，精准无误地指向我的作战目标。”而杰克逊也曾说过：“我将毫不动摇地跟随李将军的脚步。”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李将战功归于了他的亲密战友杰克逊，他写道：“如果我能掌控命运的话，我宁愿为国家利益而代替杰克逊受难。”杰克逊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他的手臂被截肢，肺部又出现感染。到了10日，有人告诉他准备后事，他虽然有些惊讶，但很快坚强地表示应允：“很好，很好，没有问题。”在临终之际，他喃喃地说道：“让我们越过河去，在林荫下好好休息。”杰克逊的死对李将军和南方邦联而言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然而无论如何，数月的战局似乎对联邦十分不利。北方普遍产生了气馁的情绪。联邦士兵情绪低落，脱逃情况时有发生。在许多州，人们以暴力抵制征兵，当局被迫从前线调回许多部队维持秩序。在纽约的反征兵骚乱中就有数百人丧生。素有“铜斑蛇”（一种毒性很强的蛇）之称的和平党领袖克莱门特·法兰迪加姆在国会扬言：“你们没有征服南方，也永远不可能征服。你们耗费了无数金钱，战场上血流成河……失败、死亡、税收、坟墓，这些才是你们唯一的奖杯。”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的立法机构更是威胁要承认南部邦联。《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林肯总统的好友梅迪尔写道：“每个人都觉得，战争将会导致灾难性的结局，使联邦颜面扫地。”遭到挫败的民主主义者及厌战思归的战士们也无法继续得到金钱补偿。这确实是最黑暗的时刻，但林肯却依然没有丧失信心。

海上与大洋彼岸的战事也使北方头痛不已。邦联的小型海军在墨西哥湾和大西洋海岸积极出击，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在公海上，南方委托英国建造的商业袭掠船使北方航运业蒙受了沉重的损失。最著名的要属南军的“阿拉巴马”号，它于1862年6月由英格兰墨西河溜入公海，并凭借假名在海上大肆劫掠。尽管美国大使在伦敦提出抗议，但依然无济于事。“阿拉巴马”号在海上肆无忌惮将近一年之久，次年6月，在英吉利海峡被联邦巡洋舰拦截，双方在瑟堡附近的海面上展开激战。一些法国的艺术家见证了这个惊心动魄的场景，其中一位名叫马奈的画家留下了一幅关于此战的传世名作。“阿拉巴马”号败北，很快沉没海中。联邦政府敦促英国对南军袭掠船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双方为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六年之后，英美两国才最终达成协议，格莱斯顿政府同意向美方支付一千五百万美元赔款。

1863年的上半年，华盛顿当局一直焦虑不安，英国为亚拉巴马州建造了两艘新式铁甲舰即将下水，它们配备了九英寸口径的线膛炮击及强劲的水下撞角，集“梅里马克”号及“莫尼特”号的优点于一身。这两艘船以造船厂的名字命名，被称为“莱尔德撞角舰”。对此，美国外交部三番五次向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提出严正抗议，要求英方采取措施，禁止将莱尔德撞角舰交付亚拉巴马州。罗素最终意识到，作为中立国的英国为南军建造船舶，无疑将开启一个坏的先例，可能会在未来战争中对己方造成不利影响。于是英国政府在9月份时下令没收船舶。南北战争期间英美两国的最后一次外交危机就这样收场了。

现在，轮到罗伯特·李在采取攻势了，他决定将酝酿已久的入侵宾夕法尼亚计划付诸实施。但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维克斯堡眼下正陷入重围，除非约瑟夫·约翰斯顿够能得到大力援助，否则该城将会很快沦陷。有人提议，在弗吉尼亚采取守势，让罗伯特·李和朗斯特里特率领两个师前往密西西比，同时，将其他部队派到田纳西州中部，打败纳什维尔以南的罗斯克兰斯部队，威胁商业重镇路易斯维尔和辛辛那提。这样一来，格兰特可能会迫于压力放弃对维克斯堡的围攻。李将军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该案，他明确向军事委员会指出：“丢失密西西比和弗吉尼亚的风险不可避免。”他的主张占了上风。5月26日，即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三周之后，进攻宾夕法尼亚的计划得到批准。北弗吉尼亚军队被编为三个军团，每个军团下设三个师。军团长分别由朗斯特里特、理查德·尤厄尔和希尔担任。此役，李的战略目标与一年前大同小异，他要将波托马克军团逼入绝境，一举歼灭。在他看来，这是南方获得独立的唯一希望。

6月3日，南军开始行动。朗斯特里特的部队在库尔佩珀集中，另外两个军团则穿越此地进入谢南多厄河谷，径直向波多马克河进发。朗斯特里特军的正面和侧翼由斯图尔特的骑兵掩护，同时沿蓝岭东脊而上，穿越北部隘口，尾随前面的两个军团进入河谷。起初，一切进展顺利。9日，双方骑兵在布朗迪车站遭遇，发生了小规模交火。阿尔弗雷德是联邦骑兵的新任指挥官，在他的领导之下，士兵们斗争昂扬。

战事起先对南军十分有利。10日，尤厄尔率军由库尔佩珀前往河谷。尤厄尔颇有“石壁”将军杰克逊的风格，他的大军一路攻城略地，进展神速，接连扫清了温彻斯特和马丁斯联邦驻军，俘敌四千人，缴获28门大炮。15日，尤厄尔军越过波多马克河。他命令部队在黑哥斯顿驻留一个星期，等待后续部队渡河。同时派遣骑兵旅推进到宾夕法尼亚州的钱伯斯堡征收粮秣。22日，罗伯特·李命他开进宾夕法尼亚州，“如果可能”，攻克华盛顿以北一百英里的哈里斯堡。

27日，尤厄尔抵达卡莱尔，次日，他的前哨距离哈里斯堡以不足四英里。另外两个军团已经抵达了钱伯斯堡。罗伯特·李领军沿坎伯兰山谷挺进，他的右翼是南部山脉，正好作为大军屏障。但直到现在，他对胡克的动向一无所知。他接受了斯图尔特的建议，急行军穿过的山脉，在宾夕法尼亚州与尤厄尔会合。斯图尔特于25日启程，他相信胡克军仍驻扎在山脉东侧。他计划快速穿越这一危险区域，从利兹堡附近越过波多马克河。但斯图尔特所不知的是，胡克已在同一天清晨拔营而起，正在向波多马克河进发。在这种形势下，斯图尔特不得不第三次绕到联邦军北后，在距华盛顿不到二十英里的地方渡河。斯图尔特未能碰上尤厄尔的右军，直到7月2日下午，才带着精疲力竭的军队与李将军会师。因此，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李将军的一只“眼睛”未能发挥作用，而在此期间，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李军开始向北挺近时，胡克就迫不及待地建议进军里士满。林肯对此做法并不赞成，他明智地指出，联邦军的目标不是里士满，而应该是罗伯特·李的军队。林肯的想法正中李的下怀。胡克在渡过波多马克河后，在弗雷德里克附近设立了指挥部。这样，一来可以掩护华盛顿，二来可以对李军的交通线构成威胁。在钱瑟勒斯维尔之役后，哈勒克和斯坦顿已达成一致，坚决不允许胡克指挥下一场战斗。胡克无法调动哈珀斯费里的驻军，一怒之下递交了辞呈，当局随即准许。6月28日上午，第五军团的指挥官乔治·米德将军被任命为最高统帅，他决定亲率全军北上，阻止李军越过萨斯奎哈纳河，同时掩护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米德是一个可靠、坚毅的指挥官，不愿参与政治事务。可以相信，他不会犯下什么愚蠢的错误，但也同样不会做出什么伟大壮举。他预计李军将从南边的摩萨斯奎哈纳而来，对巴尔的摩发起进攻，于是，他打算在威斯敏斯特十英里外的派普溪一线迎敌。

罗伯特·李没有得到斯图尔特的消息，因此感到十分困惑。但是，出于对他的信任，李推断胡克军必定还在波多马克河南部。28日，当他在得知实情之后，便下令部队向南部山脉以东的卡什敦集结。他从容不迫，“在行军时，尽可能不让部队过度疲劳”。在战斗爆发之初，他与朗斯特里特一致同意采取战略进攻与战术防守相结合的策略。只有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他才会将部队投入战斗。然而，事情总是那么不遂人愿。

6月3日，希尔的一个旅从卡什敦向八英里外的葛底斯堡进军。一方面是为了搜集军鞋，另一方面是为进行侦查，看看尤厄尔军是否在次日经过此地。南军发现，葛底斯堡已被刚刚进入此地的联邦骑兵占领。于是，南方旅在未查明敌人虚实的情况下调头而退。这支联邦骑兵的指挥官是布福德，教名为拿破仑，他似乎是北军中第一位认识到葛底斯堡战略重要性的人。他看到，此地是数十条道路的交汇点，因此便将部队调至城西，在河流后面筑起了一个坚固的阵地。同时，他向第一军的指挥官发出火速增援的请求。在第一军出发后，第十一军也随后赶来。

7月1日，联邦军与南军先头部队发生激烈交火。这时，尤厄尔也从东北方赶来，率军直逼北军侧翼，将第十一军团赶到了葛底斯堡以南三英里处的“公墓岭”高地上。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双方总共投入了五万人。四个南军师重创了北军的两个军团。不久，战争演变为了罗伯特·李与米德之间的速度竞赛，看谁能最先集中优势的兵力。无论李或米德都没有想在此地展开决战，但此时，他们都被迫卷入了内战中前所未有的、最为惨烈和宏大的战斗。如果不打败米德，李将军的部队和辎重就将陷在此地无法自拔，同样，如果不获全胜，米德的联邦军也会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李清楚地看到了联邦军的要害所在，于是计划在第二天派尤厄尔军对公墓岭的希尔军展开攻势。但是，这一方案遭到了反对者的阻挠。匆匆赶到的朗斯特里特建议，将邦联军队调到米德军左侧，摆在华盛顿与米德之间的位置上。在斯图亚特部队未能到达的情况下，朗斯特里特的计划无疑是十分轻率的，如果这样做，军队的后勤补给将会面临严重困难。最终，李正式下令朗斯特里特在黎明时分进攻联邦军队。朗斯特里特对这一任务十分反感，于是拒不从命。直到下午四时，另一个旅前来增援时，才勉强将部队投入战斗。但是在此期间，联邦军的两个军团也赶到此处协助防守。李本以为联邦的左翼正位于埃米尔堡公路附近，预计朗斯特里特的军队会沿路而行，逼迫敌军撤向中央。但意料之外的是，联邦军指挥官西克尔斯已自行决定将军队位置前延，因此他的侧面并未与联邦军防线相接。朗斯特里特察觉到了这一点，虽然他知道，李并不了解当前实情，但在上司的严令之下只能发动进攻。数小时的激战之后，他取得的唯一战果就是迫使西克尔斯退回了米德的主战线。在这一天，希尔的大部分军队没有参加战斗。尤厄尔本应一听到炮响就攻向公墓岭北脊，但直到下午六时才开始行动。7月2日全天，南军进攻部队之间没有任何像样的配合。李将军的计划未能实现，而邦联军各部也在各自为战。即使这样，他们仍给联邦军造成了重创，在2日晚间的军事会议上，若不是众将极力劝阻，米德早就下达了全军撤退的命令。

战斗第三天，罗伯特·李依然不屈不挠，争取胜利。他投入了一万五千名士兵，他们将在一百二十五门大炮的掩护之下直插米德军左翼的中心。一天前，希尔的一个旅就是从这里打开了缺口。尤厄尔的军团同时从北面出击。如果乔治·皮科特将军突破了联邦阵线，那么南军大队就将一拥而上。进攻的时间再次被定在了黎明时分。然而，次日拂晓，联邦军队率先发起了攻势，他们夺回了昨晚撤出的一些阵地，并在半日的苦战之后，将南军全部赶下了卡尔普山。尤厄尔经此一战，已是疲惫不堪，因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朗斯特里特依然极力主张绕个大圈，去包围米德左翼。但是，由于他的军团在7月2日的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这个计划变得更加不切实际了。

整个上午在一派宁静之中过去。下午一点，南军炮兵对北军阵地展开空前猛烈的轰击。朗斯特里特认为这一行动将招致灾难，因此不愿亲自指挥，只委托炮兵指挥官亚历山大给皮克特发去信号。两点半时，从里士满拉来的弹药即将告罄。亚历山大催促皮克特说：“上吧，否则我就没有足够的弹药掩护你了。”皮克特看到朗斯特里特满脸阴郁，默不作声地站在一旁，于是上前请示：“将军，我可以发起冲锋了吗？”朗斯特里特勉强点头同意，皮克特向他行了个军礼，随后便率领四十二个团攻向北军阵地。这片血肉搏杀的战场而今已得到了南北双方的妥善保护，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块寸草不生的平缓高地，这里的许多大炮至今还保持着射击姿态，南军步兵就是由此涌上了北军阵地。南军士兵以排山倒海之势奋勇冲杀，战旗在风中猎猎飘扬。这是孤注一掷的进攻，就如滑铁卢之役当晚的老兵们那样以血肉之躯抵挡着压倒性的敌军和炮火。待敌人冲到七百码的距离之内，北军的大炮才开始轰鸣起来。一阵狂轰滥炸之后，南军的冲锋队伍中出现了一条条血路。但是，士兵们毫不动摇，依然义无反顾的攻上前去。可怕的炮声再次响起，罗伯特·李在后来描述说，那声音“有如撕纸一般”。

皮克特的士兵仍在前进，他们在阵地的战壕、石墙或栅栏等处与人多势众的北军展开搏杀。这些北军士兵虽然不像对手那样气势逼人，但也情愿为他们的事业疆场浴血。皮克特师中的三名将领要么战死，要么身负重伤。阿米斯特德将军亲率百余将士攻入了北军阵地中央，牺牲时，一手还扶着缴获的敌军大炮。将军的战死之地，至今仍得到美国民众的尊崇。

但是，大战役所需的后备兵员在哪？突破防线所需的协同力量在哪？储备来完成这个出色的工作在哪里?在哪里同时攻击和岩石的控制整个前面?李将军在葛底斯堡如同拿破仑在滑铁卢那样优势全无。先前无往不胜的进攻者们有的被杀，有的被俘，其余的人则避开冷酷无情的炮火，越过尸横遍野的战场奔逃回家。战役结束之后，南军进攻部队仅剩下了不到三分之一的士兵。李将军骑着他的战马“旅行者”巡视了部队，他说：“都是我的错。”对此，将士们却并不接受。朗斯特里特后来在回忆录中做出了这样的辩解：“我策马返回炮兵阵地，期待着反攻开始。这时，炮弹的碎片如雨点般落在我的周围。我不由自主地涌起一个念头，希望能有一发炮弹准确命中，让我从这种可怕的责任中解脱出来。”

北军没有发动反攻。葛底斯堡战役就这样结束了。二万三千名北军及二万多名南军士兵死于枪林弹雨之中。就像在安蒂特姆河战斗那样，李决意天明时再度开战。但是，他也深深地意识到了，此战胜负已分。他将部队集中起来，不愿落下任何一名士兵，一望无际的马车队伍载着伤员，摇摇晃晃地行驶在十六英里长的，凹凸不平的道路上。“将我带回弗吉尼亚吧。”“看在上帝的分上杀了我。”4日晚，李军开始撤退。米德没有追击，他的军队已在数日的战争中耗尽了精力。波托马克河洪水泛滥，李军架设的部分浮桥已被来自弗雷德里克城的袭击者摧毁。整整一周，南军被迫在河岸边的战壕当中苦苦等候。朗斯特里特提出在此等候敌军进攻，但李深思熟虑之后，并没有同意这样做。直到12日时，米德才终于率军出现，他计划14日发起攻击。然而，李在13日晚已经紧急行动，连夜带着伤员和俘虏渡河并安全上岸。他只丢失了两门大炮，但却输掉了整场战争。

华盛顿政府对米德的行动迟缓十分不满，这是不无道理的。倘若拿破仑处在李的位置上，他可能会发起最后一击；倘若他站在米德的角度，也肯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敌军溜之大吉。林肯只将米德提升为少将，以表彰其在葛底斯堡的良好战绩。李军沿着谢南多厄河谷撤退，返回了其在拉帕汉诺克河和拉皮丹河以南的基地。经此一役，南军元气大伤。

从某种程度上讲，李将军在葛底斯堡战役中的表现令人钦佩，他的部分战略目标得到了实现。但是战败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他的功绩。李所投入的七万五千人中，有二万八千人战死沙场，不但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也使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化为泡影。自此，南军不再奢求在北方领土上以一役之功来谋取独立。李一直认为自己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尤其是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后，他几乎是以一种轻蔑的眼光来看待波托马克军团。他无法区分无能军队和无能将领率领的优良军队。北军在拉帕汉诺克河之败应归咎于指挥无方而非军队本身。如果此战是胡克指挥军队，罗伯特·李很可能再次将他击败。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伴其左右的幸运之神，这时却站到了敌人一边。由于斯图尔特长期没有归队，罗伯特·李在战役紧要关头对敌军动向一无所知。正是在这一时期，李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将部队调往了山的东脊。李的军事才能没有得到发挥，他因斯图尔特的失踪而忐忑不安，“进退失据”。就连他的下属也察觉到了将军的焦虑情绪。最重要的是，李身边已没有了杰克逊那样的优秀将领，朗斯特里特的抗命不遵使他丧失了所有取胜的机会。南军在葛底斯堡的溃败，朗斯特里特难辞其咎。

1863年，东部战场再没发生战斗。冬天，南北军队在拉皮丹河两岸遥相对峙。

在西部战场上，同样是一番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场景。如果罗伯特·李获得决定性胜利，他就能毫无顾虑地挥师挺进，迫使纽约或大西洋海岸的各大城市投降或缴纳金钱。虽然西部战场土地辽阔，但却并不比东部重要。然而，最终征服南方的战斗，却是从西部开始的。1862年至1863年间，格兰特被提升为联邦军统帅，西部地区的重要性自此凸显出来。此时，北军的目标已经指向了密西西比河流域。1862年，一位忠于联邦的南方人，海军上将法拉格因战功卓著而崭露头角。4月，他率领包括装甲战船和木质军舰在内的各色船只，突破了扼守新奥尔良水路的军事要塞。新奥尔良是邦联的商业中心，也是其控制下的最大城市。第二天，该城就被北军攻陷。法拉格继续沿河而上，于5月18日到达维克斯堡。他发现，这里很难得到联邦陆军的支援。于是，在6月25日，他再次穿越海岸要塞，前往莫非斯与联邦舰队会合。因此到1862年底，南方海岸炮兵无法阻止联邦船只的消息已经人尽皆知。至于人们经常谈论的新兴武器——“鱼雷”，也未能阻挡联邦海军的脚步。用法拉格的话说：“让鱼雷见鬼去吧!”此言确实不虚。此后，联邦舰队可以在密西西比河上任意航行，付出的代价却微乎其微。这对于河流沿岸作战的北方士兵而言，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仿佛是另一个独立的战场。邦联的西部各州要求戴维斯总统和里士满政府给予高度自治权，同时又呼吁其提供帮助。华盛顿当局对西方战场的看法，与一战时同盟国和协约国对东线的看法极为相似，他们认为，那里是次要战场，但也必不可少。它不是胜利的必由之路，但如果弃之不顾，胜利便姗姗来迟。

1862年12月，在渡河征伐失败之后，格兰特便将他的军队重新集结在密西西比河的右岸。他仍将维克斯堡视为首要目标，但亚祖河季节性的洪水阻碍了大军行动，除了渡河之外别无良策。格兰特制造了许多假象，成功蒙蔽了率军驻守维克斯堡的邦联将军彭伯顿，一鼓作气将他的四万五千人大军送过密西西比河，在维克斯堡三十六英里的大湾炮台一带登陆。格兰特发动突袭，击溃了彭伯顿的军队，5月3日就已在大湾的高地上建立了坚固的落脚点。他的左边有宽阔的布莱克河作为屏障，同时可以和联邦舰队保持联系。四天之后，谢尔曼指挥的第三军团也加入了他的队伍。现在，格兰特开始向维克斯堡及其与杰克逊城相连的铁路一带谨慎推进。约瑟夫·约翰斯顿将军得到戴维斯总统派来的增援时已经太晚，他不顾病体沉重，率军匆匆奔赴战场。他唯一的念头是将彭伯顿的军队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他命令彭伯顿向他靠拢，以免陷入格兰特三个军团的围攻。然而，彭伯顿拒绝从命，按照的他设想，只要派兵截断格兰特军与大湾之间的交通线，就能轻而易举地迫使联邦军撤退。他不仅抗命不遵，还严重误判了战局。格兰特像1862年在里士满的麦克莱伦那样掌控着水道，并不依赖于任何一个固定的基地。他很快放弃了大湾的交通线，用右翼打退了约翰斯顿的援兵，并开始以优势兵力围攻彭伯顿。两军在冠军山大战一场，彭伯顿损失六千余人，狼狈退回维克斯堡。在海军的支援下，联邦军在城北设立了新的基地，并接连发起了两次猛烈进攻。在其中一次攻势中联邦军失利，折损四千人，于是便转入了常规的围城战。不久，大批增援部队到来，联邦军队的规模骤然增至七万人。约翰斯顿只有二万四千人马，对陷于重围的彭伯顿爱莫能助。维克斯堡弹尽粮绝，于7月4日被迫投降，超过三万驻军和野战部队成为联邦军的俘虏。这与李在葛底斯堡的溃败几乎是同一时间。五天后，路易斯安那州哈德逊港的七千守军迫于饥饿，向联邦军的班克斯将军投降。自此，整个密西西比流域全部落入联邦的控制之下。“万河之父可以再次安然入海了”，林肯说。征服密西西比再次对邦联造成了重大打击。

目前，战争的焦点开始转移到西部地区。在维克斯堡大局落定之前，富有才干的联邦将领罗斯克兰斯组织了六万人的坎伯兰方面军，在取得莫非斯堡大捷的地方监视布拉格的动向，布拉格军现在驻扎在他与查特怒加市之间的铁路沿线。查特怒加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北方有宽阔且深的田纳西河为屏，南面是高耸连绵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不仅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战略要冲，也是通往繁荣发达，至今未受战火殃的佐治亚州的必经之地。在这期间，邦联骑兵绕到北军背后偷袭他们的交通线，作为报复，联邦则攻击了田纳西南部重要的钢铁和弹药工厂。在相互角力的过程中，南方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在6月底，罗斯克兰斯开始沿铁路线向查特怒加推进，而伯恩赛德也率领另一支四万人的军队进攻查特怒加以东一百英里的诺克斯维尔，战场的形势出现了明显逆转。诺克斯维尔很快陷落，邦联的一条重要铁路干线也被伯恩赛德切断。罗斯克兰斯调虎离山，将布拉格诱出了纳什维尔-查特怒加沿线的防御阵地，于9月4日兵不血刃地轻取查特怒加。

罗斯克兰斯展示出了高超的战略技能，但也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推断。他自信地认为，面前的敌军不过是些胆小如鼠之辈。布拉格将军战绩不佳，总是做出错误的决断，其下属军官也对其颇有怨言，但他也不失为一个强硬的对手。查特怒加南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脊宛若伸开的五指，布拉格的军队安静地驻守在拉斐特附近，他已得到了增援，兵力增加至六万人。9月12日，罗斯克兰斯意识到一个严峻的事实，他的三支军队现在正分散在六十英里的战线上，三倍人数的布拉格军正虎踞其中。布拉格傲慢不逊，指挥不力，因而错失良机。如果换做是罗伯特·李或杰克逊，定会在西部战场赢得一场重大胜利。罗斯克兰斯急忙收缩部队，令军队向查特怒加方向集结，但是已经太迟了。他不得不在极为不利的环境下与布拉格军展开战斗。

9月18日，布拉格跨过佐治亚州边界，在奇克莫加河一带向联邦军发起进攻。朗斯特里特从弗吉尼亚带来了两个师和一支炮兵部队，其他各路援军也相继赶来，加入进攻者的行列。现在，邦联军在人数方面拥有绝对优势，布拉格也因此显得信心十足。七万南军向拥有五万五千人的联邦军队展开攻势，战斗持续了整整两天，双方士兵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布拉格一直试图包抄联邦军左翼，切断罗斯克兰斯与查特怒加的联系。但联邦军左翼部队的将领乔治·托马斯却从中军和右翼调来了增援部队。朗斯特里特率领二万弗吉尼亚老兵的攻打联邦阵线的薄弱环节，将包括主将和军团长在内的三分之二罗军官兵打得落荒而逃，只剩下托马斯部仍然坚守战场。朗斯特里特请求布拉格将左翼的所有剩余部队投入追击，但是总司令却不改初衷，继续挥军攻击托马斯的部队。这时，托马斯部队已经连夜筑起了防御工事，用原木和铁轨在森林中搭建了胸墙。夜幕降临，战场尸横枕藉，其惨烈程度不亚于葛底斯堡的战场。托马斯因此赢得了“奇克莫加河岩石的美誉”，他的部队成功摆脱了敌人的纠缠，前往查特怒加与联邦军其他部队会师。

双方在战役中的伤亡都十分惨重，一万六千名北军及超过二万名南军士兵死伤或失踪。南军缴获了四十门大炮，获得了战场的主动权，暂时粉碎了敌人的企图。此战本可以和拉米伊、滑铁卢甚至坦能堡之战相媲美，但却只取得了马尔普拉凯之战那样的结果。

现在，布拉格几乎已对罗斯克兰斯在査特怒加的坎伯兰军团形成了封锁和包围态势。他控制着卢考特山及传教士山脉上的两个制高点，并在一段时间内阻断了田纳西河上的所有北军供给通道。十月初，饥饿难耐的坎伯兰军团似乎将要开城投降，同时，驻扎在诺克斯维尔的伯恩赛德军队也在朗斯特里特的威胁之下岌岌可危。

华盛顿政府对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的依赖日益严重。虽然此人的缺点和弱点显而易见，但优势也十分突出。在联邦人困惑、动摇、失望、疲于作战或流血牺牲之时，格兰特高大坚毅的形象闪耀在血雨腥风之中。从多纳尔逊要塞到维克斯堡，胜利一直与格兰特形影相随。他俘获了众多敌虏，收复了大片领土。居功至伟者，舍他其谁?10月16日，联邦授予格兰特指挥俄亥俄州、坎伯兰州和田纳西河流域军队的权力，他的副手谢尔曼中尉升任田纳西州军队指挥官。

由于战场失利，罗斯克兰斯被解除了职务。华盛顿政府容不下败军之将，罗斯克兰斯自然也不例外。然而，他在西部战场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军事生涯也没有污点。早在奇克莫加河战役之前，罗斯克兰斯就失去了哈勒克将军的宠幸。当时，可怜的哈勒克正好站在残酷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他试图向军队转达政客们的要求，又得向政客表明军方的意愿。1863年2月，他同时写信给格兰特和罗斯克兰斯说，谁能第一个立下大功，就将谁提升为总司令。格兰特没有做出回应。格兰特对他的信没有回答，而罗斯克兰斯则回信严厉地责备道：“对爱国者和有尊严的人无须利益诱惑，他们自会恪尽职守。”因此当他摔倒时，一下子狠狠地跌在了地面上。

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格兰特收复了田纳西河流域，向传教士山脉和卢考特山发起猛攻，将布拉格军队完全驱出了查特怒加。同时，他也为诺克斯维尔的伯恩赛德军队解除了封锁。邦联的边界再次大大向南收缩。维克斯堡陷落之后，邦联领土被密西西比河分为了东西两个部分。查特怒加的失守再次将邦联东部沿阿利根尼山脉分割开来。1863年12月，南方力量收缩至佐治亚州，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都被置于了联邦的控制之下。如果戴维斯总统能在钱瑟勒斯维尔战争后，甚至早在1862年时就任命罗伯特·李为邦联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如果他能利用他的权威和影响，使那些忠勇顽强、崇尚独立的南方诸州全力支持李将军的行动，那么战争局势很可能完全改写。到1863年底，南方人的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他们知道自己输掉了战争，邦联会被征服，家园会被夷为平地。然而，他们依然不屈不挠，继续抵抗，这是美国人传统精神的体现。对北方而言，成功已是近在咫尺，这证明了他们完全有能力解决分裂问题。即将失败的一方虽然失去希望，但仍然在誓死抗争。他们宁可使一代人毁于战火，让每一寸土地化为焦土，每一个农场灰飞烟灭，每一座城市尽成炮灰，每一名士兵血洒疆场，也不愿在历史上留下屈辱的投降记录。任何人都可能被更强大的力量所征服，死亡不管以何种形式到来，终归一死而已，无人能逃脱死亡的命运。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1863年战争结果已是板上钉钉的情况下，战火又继续燃烧到了1864年，甚至1865年。“如果有本事就杀了我们，毁掉我们的一切吧！”南方人叫道，而北方人则坚定地回答说：“如您所愿。”

第十四章　联邦的胜利

南方战败已成定局，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北方的任务就是镇压和征服。经过钱瑟勒斯维尔和葛底斯堡之战、维克斯堡之战和查特怒加之战，南北双方在同年冬季再次偃旗息鼓。北方趁机积聚力量，准备执行最后的使命。南方人则对戴维斯总统的战争指导权提出质疑。他不仅亲自控制着统一邦联的各项事务，管理经济、政治各项生活，还高高在上地指挥邦联的军事行动。他顽固地推行消极防御的政策和战略，大大降低了军队的获胜概率，直接将邦联引向了失败。现在，邦联当局要求罗伯特·李和朗斯特里特为1864年制定总体军事规划。

他们建议坐拥两万人马的博勒加德将军撤出南卡罗来纳的堡垒，加入朗斯特里特在东田纳西州的队伍，两军协力攻入肯塔基州，进攻路易斯维尔的铁路线——这条铁路是联邦军主力唯一的供给通道。据悉，联邦军队可能会由查特怒加向南推进，对约瑟夫·约翰斯顿的军队发动攻击。因此，约翰斯顿应和所有西部的邦联军队合兵一处，向北部的俄亥俄河挺进，只有在必要时，才与联邦军队展开战斗。据李与朗斯特里特所言，此种做法能将联邦在西部的力量分割开来。至于东方战场，李和北弗吉尼亚军团挑起重担。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这项宏大的战略计划被提交给戴维斯总统，但布拉格极力推崇另一个替代方案，结果没有任何一个计划被正式确定下来。西部的约翰斯顿必须尽其所能守住局面，而李将军也只能继续守在里士满。

3月9日，林肯总统将尤利西斯·格兰特提升为中将，同时任命他为联邦军最高统帅。北方的指挥权终于统一起来，而且有了可堪大任的统帅。格兰特的战略残酷而简单，总而言之就是一种“消耗战”。也就是说在激烈的战斗中依靠人数优势与敌相拼，最终夺取胜利。米德在名义上保留了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权，他得到的命令是：“罗伯特·李的军队走到哪，你就跟到哪。”西部战场的谢尔曼是格兰特的战友及亲密友人，这次随他一同升迁，他收到了同样的命令，不过还有另一点补充：“迎击约翰斯顿的军队，将其一举歼灭，然后竭尽所能插入南方腹地，毫不留情地破坏它的战争资源”。打破它，和进入内陆国家，造成的所有伤害可以反对他们使用战争资源。如果拥有内线作战优势的约翰斯顿或罗伯特·李显示出合兵一处迹象，那么必须采取措施，不能让其得逞。

格兰特还制定了三个辅助计划：一、在海军的协助下进攻墨西哥湾的莫尔比；二、从门罗要塞向里士满推进；三、占领作为南方粮产区的谢南多厄河谷，断绝南军进攻华盛顿和马里兰的惯用路线。在实际行动中，前两个计划遭遇失败，谢南多厄计划直到1864年末，北军派出了菲利普·谢里丹的两个军团和三个骑兵师后，才最终获得了成功。

随着春天的临近，格兰特调集全部力量，准备在拉帕汉诺克河和拉皮丹河的旧战场与李一决高下。此处，钱瑟勒斯维尔战役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石壁”杰克逊也未曾被人忘却。从5月份起，格兰特指挥十二万大军与李将军的六万人对抗。他从“勇士乔”一年前使用过渡口越过拉皮丹河，在旷野之上与南军浴血搏杀。经过5日和6日的两天激战，格兰特军被击溃，伤亡一万八千人，李军损失一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在一次激烈的反击战中阵亡的。随后，格兰特军向左侧运动，试图切断敌军到里士满的退路，从8日到19日，南北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混战。在这场被称为“斯波特瑟尔韦尼亚镇之战”中，联邦军队再次损失了一万八千多人，是对手的伤亡人数为其两倍之多。惨重的损失并未使格兰特有所动摇，他命令部队继续向左侧运动，在南安娜河及帕门基河畔的广阔荒野之上，两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厮杀。联邦士兵虽然英勇顽强，但却一直无法击溃李军右翼，而李将军的忠勇之士也无法胜过两倍于己的敌兵，他们只能徒增伤亡人数而已。根据格兰特的战略思想，这场战争虽然代价昂贵，但只有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才能收获预期的战果。”他在写给华盛顿哈勒克的一封信中强调：“我提议奋战到底，即使搭上整个夏天也在所不惜。”但是，其他一些因素动摇了军队的士气。

科尔德港是1862年“七日之战”的战场，联邦军司令驱军穿过枯枝交错的大片树林，攻向憔悴不堪、饥饿难耐但却士气高昂的邦联军队。在战争期间，李将军与骑马前来观战的邦联邮政部长进行了交谈，部长问道：“如果他们打破你的防线，你有多少后备力量呢？”“一个团也没有”，李将军答道，“自开战以来一直如此，如果为了保留兵员而收缩防线，敌军就会包抄我的侧翼；如果为此目的而削弱防御力量，敌军就会令我们一败涂地。”但是，就在当天晚上，格兰特停止了他的人海战术，在短短一小时之内，七千名勇敢的联邦将士血洒疆场，其他士兵再不肯发起进攻，去做无谓的牺牲了。最高统帅身兼重任，不应该武断地将士兵们推去送死。无数联邦士兵倒在前沿阵地上，死者在烈日之下很快腐烂发臭，伤者喊叫着要水喝。但是，格兰特并未腾出空闲来掩埋尸体，救死扶伤。直到三日之后，罗伯特·李写信给他，说如果北军愿意暂时休战，他将欣然接受。格兰特借此机会提出正式停火要求，双方停战了几个小时。然而，在我们所经历的世界大战中，这种人道之举却未有发生，令南北战争相形见绌的众多伤员无助地躺在冰冷的战场之上，经历漫长的煎熬和挣扎后慢慢死去。然而，对于那个相对文明、崇高时代的美国人而言，科尔德港口之战的惨状也是令人发指且难以忍受的。

北弗吉尼亚军团重创了联邦军队。格兰特一个月内损失的人马几乎相当于整个北弗吉尼亚军团。现在，格兰特被迫转变策略，开始采取运动战术。他照搬了麦克莱伦两年之前在同一战场使用的策略，熟练且大胆地向前推进。李军势单力薄，难以阻止，眼睁睁地看着格兰特大军穿过半岛，乘船渡过詹姆斯河，在南岸建立起一个新的基地。格兰特像先前麦克莱伦所计划的那样，想从后方踢开里士满的大门。他在彼得斯堡受挫，在得到增援后，便随即调集十四万大军围困该城，并进攻里士满的东侧防线。他移动至詹姆斯河南部，打算包抄李军右翼，但再度失败。到6月底，无计可施的格兰特只得转而利用铁锹、地雷、大炮与敌展开堑壕战。双方在阵地中相互对峙，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65年4月。格兰特的这种战法虽然最后达到了目的，但终归是一种无能的表现。即便如此，堑壕战依然是一种颇具威胁的战术形式。

在西部，拥有两倍人数优势的谢尔曼5月份挥师南下，沿着査特怒加到亚特兰大的铁路深入佐治亚州。他的对手是约瑟夫·约翰斯顿，指挥着三个强大的南方军团。两位将领棋逢对手，在战场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谢尔曼避开正面进攻，向敌军侧翼迂回运动，接连攻克了南军坚固据点。前沿的激战持续不断，约翰斯顿麾下的一位军团长列奥尼达斯·波尔克将军在一次小规模冲突中被敌军大炮击中，当场殒命。约翰斯顿只对凯内缩山脉发动了一次正面进攻，以两千五百人的代价击退了南军。与此同时，北军的猛进势头和南军的畏缩不前使约翰斯顿丧失了戴维斯总统的信任，当这位南军名将正准备固守桃树溪之时，戴维斯派约翰·霍德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邦联军队已无法忍受长期的撤退，要求当局设法改变局面。但是南方军界普遍认为，撤换约翰斯顿是戴维斯总统在任期内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约翰·霍德感到自己肩负重任，必须发起攻势。于是便在桃树溪、迪凯特和东点发动全面进攻。他的做法使邦联政府和麾下的军队备受鼓舞。邦联一方为保卫国土主动向北方入侵者发起进攻，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仅在迪凯特，就有一万名士兵战死沙场，而敌人的损失还不到三分之一。随后在东点，又有五千南方将士殒命。这时，西部邦联军队和里士满政府开始相信，约翰斯顿的战略可能是正确的。霍德接到命令，重新转向防御。在受困几个星期之后，被赶出了亚特兰大。四个月的战斗之后，谢尔曼把战线向邦联境内推进了一百五十英里，以三万二千人的代价歼灭南军三万五千人。可以说，谢尔曼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此基础上，另一场胜利也随之而来。事实上，1864年最重要的冲突是选举博弈。令人惊讶的是，在残酷内战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大选仍然按部就班地进行。林肯总统的第一届任期已到，必须将自己交由所辖诸州的公众选票进行评判。没有迹象显示他所捍卫的体制比这段不和谐的插曲更为重要。曾经受到冷遇的麦克莱伦将军现在是民主党的候选人。8月，他在芝加哥发布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四年以来，凭借战争重塑联邦的努力已经失败……必须立即作出努力与南方停战……在和平的基础上统一联邦。”他的和平建议又称“和平纲领”，被共和党人毫不留情地斥为卖国宣言。事实上，它只代表了部分民主党人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荒谬可笑的。南方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会同意恢复联邦，这个事实人尽皆知。林肯内阁的财政部长萨蒙·蔡斯是个才能出众的人，他获得了共和党提名，成为林肯的重要竞争对手。

这是共和党内一些心怀不满之人为扳倒总统而采取的步骤之一，他们计划以更加精明强干的蔡斯取代林肯之位。林肯的政敌对其虎视眈眈，对他的活力和精神视而不见。对那些情愿血战到底的联邦人来说，这无疑是十分艰难的时刻。格兰特指挥下的波托马克军团遭遇沉重损失，里士满外围的战斗又陷入了僵局，这一切都给北方民众的心中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但是，联邦军攻占亚特兰大及法拉格特海军上将攻陷最后一个南军港口莫尔比港的消息又再次鼓动了人心，而政客们也对如何利用公众情绪了然于心。1864年11月，四百万公民进行了投票，林肯仅获得了四十万的多数票。

林肯的优势十分微弱，这表明，支持他以强硬对抗南方各州的政策已不像从前那样深入人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民主党人都希望不惜代价地换取和平。麦克莱伦已经明确表示，如他当选，南方返回联邦是停战谈判的前提条件。但是，以男性普选权为基础的美国宪法设定了间接的总统选举制度，除新泽西、特拉华、肯塔基之外的联邦各州都是林肯的坚定支持者，他得到了二百一十二名代表的投票，而麦克莱伦只得到了二十一票。

为了安抚或迷惑那些和平主义者，林肯支持与邦联举行非正式的和平谈判。《纽约论坛报》的霍勒斯·格里利是总统的代表，他与南方特使在尼亚加拉瀑布城进行会谈。格里利很快发现，他没有被赋予签订合约的权力。此外，由于林肯提出了废除奴隶制及南方重归联邦等条件，谈判无论如何都将归于失败。于是，现在彼此敬重的南北两方，及早已相互钦佩的两支军队便在残酷的精神和物质斗争中迎来了第四个冬天。

虽然亚特兰大已被联邦军攻陷，但胡德领导下的四万四千名大军仍在这一地区积极活动，破坏谢尔曼的交通线。同时，胡德还有一万人的骑兵部队，其指挥官南森·佛利斯特是邦联日薄西山时熠熠闪耀的新秀人物。佛利斯特几乎目不识丁，但却拥有令人钦佩的高级军事指挥才能。在他看来，战争的艺术包括“以优势力量先发制人”，此话十分经典。这些力量都在谢尔曼周围和背后大范围运动。

11月12日，谢尔曼将军说服焦虑不安的华盛顿内阁放弃交通线，开始穿过佐治亚州向亚特兰大海岸大规模进军。在北方封锁了南方海岸，关闭了南方棉花的出口大门之后，邦联的妇女带着顺从恭敬的奴隶在地里种植了谷物，这些食物足以令佐治亚州度过黑暗的寒冬。谢尔曼将大军从正面展开，一路向前推进，他们就地取给，毁坏了沿途所有农场、村舍、城镇、铁路和公共设施，大军所到之处，一切尽成废墟。胡德此举为自己留下了恶名，当地人对他的愤恨至今未平。用谢尔曼自己的话说：“战争是地狱。”他的做法正是此语的最好验证。但是，人们也不应认为，谢尔曼军的行为能与20世纪的世界大战及中世纪的野蛮战争的暴行相提并论，调查研究表明，他的部队几乎没有肆意杀人或强奸妇女的残暴之举。但是，该军的所作所为仍在美国这一地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霾。

与此同时，指挥西部邦联军队的胡德不仅切断了谢尔曼的交通线，使其与联邦当局失联达一个月之久，还率领近六万人的军队直接侵入了北方占领区。他闯进了田纳西州，受谢尔曼之命监视他的将领托马斯被迫退兵。南军将士对家乡的遭难深感愤怒，他们以近七千人的代价将联邦军赶出了富兰克林，大有再次突入俄亥俄州的势头。但是，在12月15日的纳什维尔之战中，胡德军被托马斯将军打得溃不成军，丢盔弃甲撤回了南方。谢尔曼几经摸爬滚打，终于率军抵达了大西洋岸边的萨凡纳城下，他将胜利的捷报当作“圣诞礼物”，于第一时间送到了再次当选的林肯手中。

现在胜利已近在眼前。谢尔曼计划在1865年对南卡罗来纳州实施比佐治亚州更为严厉的惩罚。这个州在这些年来傲慢嚣张，使美国人民蒙受了灾难。也正是这里的暴民在萨姆特堡开火轰击联邦星条旗。林肯的内阁部长愤怒地要求将查尔斯顿从地球上抹去，将其变为一片盐碱地。谢尔曼军气势汹汹地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守卫里士满外围的罗伯特·李也已是强弩之末。格兰特军现已推进到了詹姆斯河南岸，但李仍然派出厄尔利将军率领一支生力军前往谢南多厄河谷。1864年7月，厄尔利的作战风格颇似杰克逊，他很快击败了北军指挥官，华盛顿仿佛再次听见了敌人进逼的隆隆炮声。但是，不久之后，谢南多厄河谷的南军便被谢尔曼以压倒性的力量扫荡一空。里士满前方的彼得斯堡防线曾长期抵挡了联邦军的进犯，现在，一颗巨大的地雷在彼得斯堡壁垒底部爆炸，在豁口处引起了一阵厮杀，南军四千人倒在了血泊之中。但是对于李将军来说，这种损失已是其无法承受的了。

从1865年2月开始，南方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戴维斯总统重新任命罗伯特·李为总司令。同月，南北方尝试进行了新一轮谈判。邦联副总统斯蒂芬斯在詹姆斯河口汉普敦水道的一条汽船上与美国总统谈判。一个前所未有的怪异场景在此上演，对立两方的最高领袖竟在激战期间举行谈判。此外，这位南方的代表还是林肯多年前的老友。但是，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双方都不肯丝毫退让。杰弗逊·戴维斯指示说，要缔结一个“使两国能够和平相处的条约”。林肯提供了慷慨条件，但前提是美国再次归于一统。结果如他所料，南方不可能自愿返回联盟，北方也不会甘愿做出让步。

同时，李将军立即恢复了约瑟夫·约翰斯顿的西部军队统帅职位。在战争中，各州和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授予没有定则可循，一切都取决于具体形势及个人状况。但是，如果确有出类拔萃的将领涌现，政府当局就应该明智地授予其全方位的军队指挥权。第二次马纳萨斯战役后，或者说最近的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之后，罗伯特·李显然成为了南军最负盛名的统帅。但那已是1862年春天的事了，现在是1865年春。邦联军的每一次反攻都被击溃。北军对大势已去的邦联大肆蹂躏，格兰特大军最终打到了坚固设防的里士满城下。

4月2日，礼拜天，菲弗福克斯战役结束，彼得斯堡防线也被联邦军突破。戴维斯总统正坐在里士满教堂的长椅上，一名信使从过道上走来：“李将军请求立即疏散。”这意味着邦联政府必须向南转移，成为流亡政府。它的辖地仍有数百英里，依然可以行使权力，没有崩溃，也没人逃跑。但一切都将归于终结，军队会节节溃败，国土将片片沦丧。李还有一个计划，他计划将军队迅速从里士满撤出，前往南方与约翰斯顿会合，打垮谢尔曼，然后在转身迎战格兰特并击溃波托马克军团。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尊严。所幸的是，最后的痛苦得以避免。罗伯特·李率队从里士满出发，随即受到三倍于己的敌军追击。谢里丹率领骑兵部队截断了他的后路，并破坏了其后方的铁路线。

李军的粮秣很快出现短缺，士兵们配给的食物已不到原先的二分之一，同时还遭到敌人的三面围攻。格兰特大胆地发动攻势，希望迫使李将军认识到，邦联此时已是无力回天。在弹尽粮绝的窘境之下，李将军终于屈服。他骑着“旅行者”战马前往阿波马托克斯郡府了解和谈条件。格兰特简明扼要地写下了几句话：“北弗吉尼亚军团的军官和士兵的必须在交出武器后，方可假释回家，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可不受侵扰地生活。李的军官们可以保留他们的佩剑，士兵们可以从联邦的马车上获得食物。”格兰特同时补充道，“你的部下应该留下他们的马匹和骡子，他们在春耕时用得着这些牲畜。”这是格兰特将军职业生涯中最为光彩的一天，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长久以来以“刺刀守卫邦联”的北弗吉尼亚军团两万七千名官兵投降。尽管戴维斯总统强烈反对，两周之后，约翰斯顿也接受了谢尔曼的类似条件，宣布投降。戴维斯本人被一个骑兵中队俘获。南方各州的武装抵抗从此完全被镇压下去。

林肯在格兰特的陪同下进入了里士满，当他回到华盛顿时，获知了罗伯特·李投降的消息。身为征服者和主人，林肯高高在上，无比尊荣，四年的稳定辉煌的权力之路似乎就摆在他的眼前。他经历万般磨难，克服千难万险，拯救联邦的高昂热情和钢铁意志依然未有动摇。现在，他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医治联邦的创伤。他拥有无人企及的雄心和智慧，同时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那些叫嚷着绞死杰弗逊·戴维斯的人，林肯说：“局外之人不应评判审判。”4月11日，他声明要以宽宏的态度和宽广的胸怀对待被征服者，敦促以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14日时，他又在内阁以仁慈的口吻论及李和其他南部邦联领导人，并指出要以宽恕和友善为本。但是当天晚上，他坐在福特剧院的包厢中看戏时，一位谋杀团伙的狂热演员偷偷从后面溜了进去，向他的头部开枪射击。这个恶棍跳下舞台，大声喊道：“这就是暴君的下场！”这位暴徒的马靴被星条旗绊住，摔伤了脚踝，但他还是设法从现场脱身，逃到了弗吉尼亚州。他在弗吉尼亚被捕，被枪毙在一个谷仓之中。国务卿苏华德也在家中遇刺，同样成为了暗杀行动的受害者，但所幸伤势轻微，没有致命危险。

林肯一直没有恢复意识，在遇刺的第二天，他溘然长逝。南方被征服者就这样失去了他们唯一的保护人。一些人也试图效仿他的宽宏大量，但终究没有一人能够压制北方人强烈的政治仇恨。对北方民众而言，刺客的子弹要比南方炮轰更为罪恶。然而，即便是满怀愤怒，北方人也未对南方仇敌施以报复。杰弗逊·戴维斯和其他几个南方领导人确实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来都被释放，得以安然地度过余生。但是，林肯的死亡使联邦丧失了一位伟大的旗手，一个可以领导重建工作的唯一领袖，一名能够指引得胜之师继续前进，赢得人民永远敬仰的英明统帅。

仅凭武力，是无法完全征服敌人的。

轰轰烈烈的南北战争就这样落下了帷幕。它华丽宏大，无法避免，可以说在整个战争史上都甚为罕见。七十五万人血洒疆场，北方欠下了累累债务，南方在战火中毁于一旦，美国的社会发展也陷入了衰退。战争削弱了美国人的天赋秉性，生活和历史上的许多传统也荡然无存。但是，正如约翰布·莱特所言：“战火硝烟褪尽之后，弥漫在整个大陆的可怕阴影也终被一扫而空，一去永不复返。”

1  引自《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第一卷，第246页。

2  引自《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第一卷，第662页。

3  又名布尔溪战役。

4  写于1939年。

第十二部 维多利亚时代

第十五章　德意志的兴起

当美利坚合众国正要陷入南北战争的磨难，而焦躁的拿破仑三世正在法国巩固他的统治之时，一个历史性的时代正在莱茵地区悄然开始。1861年，普鲁士威廉一世继承腓特烈大帝的衣钵，登基成为普鲁士国王。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他的三项公开任命，对欧洲史和整个现代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任命冯·毛奇伯爵为总参谋长，冯·罗恩伯爵为国防部长，更重要的是，他把奥托·冯·俾斯麦从巴黎使馆召回，任命为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后任北德意志联邦首相，直至德意志帝国首相，他以非凡的天才与冷血的信念推进着德意志的统一和普鲁士化，消灭了普鲁士身边的敌人，最终在1871年把威廉推上了德国皇帝的宝座。他将辅佐或说是控制威廉一世及其两个继任者，直到他同年轻的威廉二世皇帝发生冲突，不得不在1890年退出政坛。俾斯麦在体魄上、性格上和经验上都为他即将担负的重任做好了准备。他担任过普鲁士政府官员和波美拉尼亚地方议会的议员，然后受命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的代表。他游历很广，并在管理波美拉尼亚的巨大家产时积累了实践经验。他在成为首相以前担任的最后两个职务，是驻彼得堡大使和驻巴黎大使。他在仕途早期便对事业的目标和手段有了根深蒂固的信念，而他也并不讳言，甚至有时坦率得有些残酷。他的理想和目标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对自由主义和议会制则是深恶痛绝。普鲁士必须摆脱软弱和自由的倾向，才能完成领导和控制德语民族的使命，这也意味着与奥地利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以密集、高明而不择手段的外交活动为依托，俾斯麦经过精心准备，祭出了锻造德意志的铁锤。第一锤是在1864年发动了丹麦战争，使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成为普鲁士的附属国。第二锤是1866年的七周战争，打败了奥地利，它在德意志的盟友也受到蹂躏。最后一锤就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

俾斯麦一直认为保证普鲁士东部边界的安全至关重要，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其他方向上自由行动。他在法兰克福说过：“普鲁士必须永远保持同俄国的友谊，而且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与俄国结盟是成本最低的。”普鲁士没有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很快它又有了进一步向俄国沙皇示好的机会。1863年，波兰人英勇但是冲动地发动了毫无胜利希望的反抗俄国的斗争——这个悲情的民族在历史上经常做出这样的事情。俾斯麦支持并鼓励俄国人，甚至允许俄国军队到普鲁士领土上追击波兰起义者。他所反对和恐惧的波兰独立运动再次被扑灭，而俄国人接收到了普鲁士的诚意和进一步合作的暗示。

同年，俾斯麦抓住机会向普鲁士西北方向扩张，控制了基尔港和丹麦半岛的颈部地区。没有直系继承人的丹麦国王去世后，关于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继承权的历史性争议又爆发出来。丹麦国王统治着这两个公国几个世纪，因为他们是神圣罗马帝国授予的封地。如今神圣罗马帝国已经瓦解，而这两个公国，虽仍是维也纳会议界定的松散德意志联邦的一部分，地位却不甚明确。丹麦人占石勒苏益格人口的半数，所以希望把它并入丹麦的版图，荷尔斯泰因的人口则都是德意志人，而王位继承问题激化了民族矛盾。来自于其他家族血统的新丹麦国王有权继承这两个公国吗？当时也有另一位竞争者在争夺公国的继承权，而德意志人爱国主义情绪高涨，誓要让这两个公国留在德意志祖国之内。

俾斯麦深谙浑水摸鱼之道。当时德意志联邦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同丹麦人发生冲突，当丹麦的新国王获得这两个公国主权时，汉诺威人和萨克森人组成联邦军队，占领了荷尔斯泰因，俾斯麦借机拉着奥地利介入了这场纠纷。奥地利仍是德意志联邦的成员，而且考虑到自己还占有意大利属地，他也对偏远省份民族主义的胜利心怀敌意。一八六四年一月，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军向哥本哈根发出最后通牒。到了七月，丹麦战败，石勒苏益格被占领。强大的普鲁士新军在这场战争中没有派上太多用场，所以它未来的受害者们尚未领教它的威力。

英国在这场纠纷中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帕默斯顿主张干预，他曾参与一八五二年关于《柏林条约》的谈判，英国在条约中承诺维护丹麦的完整。在普奥出兵之前，他在下议院说：“我们确信，至少我个人确信，如果有人以武力侵犯丹麦的权利，破坏她的独立，那么他们需要面对的将不仅是丹麦一国。”但当时的英国内阁顾虑重重，意见不一，没有准备好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一模糊的承诺。维多利亚女王坚持已故丈夫的观点，支持普鲁士崛起。另外，帕默斯顿自己是在英国对拿破仑一世的战争期间开始内阁生涯的，他对法国怀有戒心。他担心，如果爆发全面战争，拿破仑三世会借机占领莱茵兰，并在欧洲大肆扩张。实际上，法国拒绝了英国要采取联合行动的试探性提议。法国知道，英国只能向大陆派出两万军队，如果同普鲁士和奥地利作战，英国的贡献很可能仅限于用海军封锁波罗的海这个简单而非决定性的任务。拿破仑三世希望不借助战争，就能向普鲁士索取补偿，但是他的双重外交计策最终落空了。再说到俄国，它本来就欠着俾斯麦一份人情，对事态发展又采取观望态度，所以拒绝介入。在这种情况下，帕默斯顿预感到，他所能做的只是呼吁会谈和调解。英国这种光说不做的行为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帕默斯顿的话使丹麦人产生了错误的安全感，于是在争议中坚持一些虽然有一定正当性，但法理上并不占上风的要求。由于英法袖手旁观，德意志人为他们客气地称作“现实政治”的政策开创了危险的先例——“现实政治”是说只要有实利可图，便可不顾国际事务中的道义标准。在这次纠纷中，受害的小国丹麦没有被消灭，和平条件并不算太苛刻。在当时和后来，俾斯麦都深知稍稍宽待战败国的价值。

丹麦战争的结果很快便为下一步更为重要的步骤提供了借口，那就是迫使奥地利脱离德意志联邦，由普鲁士取而代之，领导德意志。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成为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共管领土。俾斯麦充分利用这种尴尬的安排，把抗议频繁的局面留给义愤而且长期饱受其害的奥地利人。同时他也在寻求其他势力的支持。一八六五年，他到比亚里茨会见了拿破仑三世。关于这次会见，没有准确的记录保存下来。估计俾斯麦重申了他一段时间以来对法国驻普鲁士使馆的暗示：如果法国允许普鲁士对奥地利采取任何行动，那么法国向“任何讲法语的地方”的扩张都可望得到普鲁士的同情。这里显然指的是比利时。而且，法国可以在普鲁士行动的最后阶段出面调停，甚至可能在德意志南部得到一些土地作为回馈。拿破仑三世没有做任何承诺，也没有回绝。俾斯麦对此心满意足，他的许诺也没有写在纸上。

意大利的友谊也同样重要，因为它也在走向统一。加富尔和加里波第几乎把整个半岛统一在萨瓦王朝统治下。但是威尼斯、里雅斯特和蒂罗尔南部仍在奥地利人手中，意大利人渴望收复这些地区。一八六六年四月，维克托·埃曼努尔国王同普鲁士签署了一项秘密条约，约定如果普法战争在三个月之内爆发，意大利将进攻奥地利。

一切已经安排就绪。法国同意中立，俄国会提供便利，意大利成为盟友。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无足轻重，但它一向支持意大利的解放运动，而且多年来同奥地利的关系一直不好。向奥地利及其在德意志联邦内的盟友进行挑衅以挑起战争的部署准确地开始执行了。

在战争爆发后的十天里，汉诺威、黑森和萨克森均被普军占领。乔治三世的孙子汉诺威国王逃到英国，他的国家被并入普鲁士。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一七一四年为英国提供一个新教王朝的汉诺威王国就这样消失了。普鲁士后来把汉诺威王国的资金谨慎地用在其他德意志地区的统治阶级身上，以缓和他们对普鲁士的不满。普军主力接着南下进入波希米亚，同时，俾斯麦的特务在奥地利的后方煽动匈牙利人的敌对情绪。普军巧妙地利用铁路进行部队的战略集结，经过一个星期的调兵遣将，决战在萨多瓦开始了。双方都投入了二十多万军队。普鲁士人使用一种新式的后膛装填步枪，凭发射速度快占据绝对优势。奥地利人企图以近战弥补武器的劣势，跟很多其他民族一样，他们自以为在拼刺刀的肉搏战上拥有过人的勇猛，事实并非如此。毛奇及其将军们多年努力的成果显现出来，奥地利军队被打垮了。

三个星期后，普鲁士军队已推进到维也纳城下。在俾斯麦执意坚持下，维也纳免受被占领的耻辱，这一次议和的条款又是比较仁慈的。俾斯麦已经考虑到下一步战略，他认为未来同奥地利的友谊至关重要。他说：“胜利时适可而止，这不仅是慷慨，也是极其明智的政策。当然，享受这种宽容的一方也要提供物有所值的补偿，让胜利者能从中获益。”奥地利失去的唯一领土是威尼斯，它被割让给意大利。奥地利终于被排挤出德意志，而它未来的野心不可避免地转向东南方向的斯拉夫人。七周战争结束了。普鲁士在德意志获得了五百万人口和二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法国将经历悲剧性的震颤。

拿破仑三世试图向普鲁士索要一些好处作为他保持中立的回报，结果无功而返，这一行为还被鄙薄为“要小费”政策。对法国对德意志南部提出领土要求，俾斯麦断然予以拒绝，并发表了他和拿破仑三世的谈话记录。这引起人们对法国的戒心，也加强了他在德意志非普鲁士控制区的地位。法国人终于意识到他们的危险处境。依照俾斯麦制定的有条不紊的计划，普法战争将一触即发。法国陆军大臣尼埃尔元帅急忙开始改组法军，拿破仑三世也四处网罗盟友。一切都是徒劳的。此外，由于拿破仑三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决策权被削弱，加上国会和报界的任性和傲慢，法国人心烦意乱，朝着他们的命运之礁径直碰去。

随后的四年里，普法两国间形势日益紧张，双方不断扩军备战，擦枪走火的事件时有发生。英国政治家对这个局势洞若观火，竭力调解，但是由于英国对普法两国都不做明确承诺，这种努力必然失败。不论从鲜明的国家利益，还是从对某一方的好感来说，英国都没有动力明确选择立场。拿破仑摇摆不定的野心让伦敦感到难以信任，而对于俾斯麦，用英国驻柏林大使的话来说，他似乎已决意选择“强权政治”的道路。

俾斯麦又一次孤立了他的敌人。尽管法国极力示好，奥地利仍然漠然置之。意大利自一八六六年便与普鲁士结成盟友，此时更无意反戈。法军仍然为教皇镇守着罗马，如果法国战败，这些部队将不得不撤回国内。俄国在俾斯麦的怂恿下，趁机撕毁了限制它进出黑海的协定。俾斯麦也不担心英国的反应，他曾说：“英国对我来说是什么呢？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取决于它能投入战场的兵力。”尽管如此，他在1870年给《泰晤士报》寄去了一份明显是法国在四年前提出的条约草案，其中，法国试图以支持普鲁士为条件换取比利时。英国作为比利时的保护人，看到这份草案自然更无意偏向法国了。

1870年夏，俾斯麦动手了。西班牙的一场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使西班牙王位空缺了将近两年。西班牙临时政府在欧洲各国的王族中寻找合适的国王人选，最后选中了普鲁士国王威廉家族的古老一支、霍亨佐伦-西格马林根公爵领地的利奥波德王子。王子起初选择了拒绝，但西班牙人在俾斯麦的建议下再次发出邀请，这一次，王子接受了。法国人反应强烈，议员在国会里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法国驻普大使奉命要求普方撤销利奥波德王子的允诺。法国外交大臣称这种安排“损害了法国的地位，破坏了欧洲的势力均衡，并危及了法国的利益和荣誉”——若在今日，他毫无疑问会把这称为“包围”。威廉国王足够耐心地处理了法国的抗议，私下建议利奥波德王子改变决定，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利奥波德表示同意。法国报界为此欢呼，可是，法国又犯了得寸进尺的致命错误，法国大使受命要求普鲁士保证不再提出利奥波德作为西班牙国王的人选。即使对于威廉国王来说，这个要求也未免过分，他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法国大使。当他正式得知利奥波德已经发表了弃权声明时，便写信给法国大使说，他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俾斯麦对威廉国王的外交政策感到失望。他认为自己努力的成果将付之东流，他的国家将蒙受羞辱。他在失望中同毛奇和罗恩在柏林进餐时，收到国王从埃姆斯发来的知会事态进展的电报，国王还在电报中给予了俾斯麦如若需要可以自行决定公布这些情况的权力。俾斯麦抓住这个机会——他没有篡改事实，而是巧妙地缩减了电文，给人留下法国人的要求遭到无礼驳回，他们的大使受到断然拒绝的印象。聚餐者都知道这份公报将不可避免地挑起战争，因而感到心满意足，俾斯麦还把它比作“刺激高卢牛的红布
[1] ”，而罗恩兴奋地说：“神仍站在我们这边，不会让我们在屈辱中灭亡。”一星期之内，法国对普宣战。整个事件颇为戏剧化，但后来披露的事实表明，法国内阁早就决定，如果威廉国王不彻底妥协，法国必将开战。法国差劲的军事情报工作使一些法国领导人以为他们的战备工作胜过普鲁士，而接下来四十天里，这个错误的自信将被残酷地粉碎。

普鲁士在战场上投入了五十万军队，还有五十万后备部队。巴伐利亚在之前二百年的欧洲事务中一直支持法国，现在投入十五万军队同法军作战。这场战争短暂而激烈，法国人倾力投入战争，表现出本民族的英勇无畏，他们的步兵武器与普军比起来也毫不逊色，但是，他们在运用新式的军事辩证法、运输和军需供应系统方面，尤其在参谋和训练上，已远远落后于对手。

法国出师不利。皇帝亲自修改了动员计划，但计划的执行缓慢而混乱。军官到处寻找并不存在的部队，阿尔萨斯的预备役人员受命到比利牛斯山的军营中进行装备，以便编入仅仅几英里以外的正规军团，可是许多人几个星期以后才赶到团里，那时这些团已被击溃或正在撤退。

德意志人兵分三路，其中两路共有三十五万人，从不同路线向法国的梅斯要塞会合，普鲁士王储率领二十二万军队奔向斯特拉斯堡。三路大军之外，有一支骑兵先行推进以迷惑法军，并为自己的参谋部搜集准确的情报。大多数野外战斗是迅猛推进的普军先锋部队随机进行的，而主力部队严密的组织性也使他们得以充分发挥。八月四日，普鲁士王储在维桑堡打败了麦克马洪元帅指挥的阿尔萨斯兵团的一部分，两天以后，两军在韦尔特激战，法军主力被迫退向南边的夏龙。同时，拿破仑三世指挥的莱茵河兵团被迫退到梅斯，在梅斯把指挥权交给巴赞元帅，然后到夏龙去找麦克马洪。

八月中旬，两只德意志部队出乎意料地成功插入梅斯和巴黎之间。巴赞进行了三次血战，战事在八月十八日的格拉夫洛特到达高潮。在这次激战中，德意志人的骑兵以巨大的代价打破僵局，巴赞随后撤进梅斯要塞，那里还有十八万法军精锐，却可耻地坐视毛奇的作战计划迅速得逞。麦克马洪和皇帝率军援救梅斯，而普鲁士王储绕过斯特拉斯堡，在色当附近拦截法军，迫使他们撤进比利时边界的这个古老的军事要地。德意志军队的炮火优势明显，此时更巧妙的战术是将法军阵地围在当中，从四面开火。色当完全不适于在现代战争中进行防御，德意志人占领高地以后，法军根本无法抵挡。经过绝望的挣扎，拿破仑三世被迫带领十三万军队投降。开战仅六个星期，他就向普鲁士国王缴械了。当时俾斯麦也在场，他们上一次见面是五年前在比亚里茨，那时他们的身份都是外交家。

三个星期以后，德意志人包围了巴黎。又过了几天，巴赞出于愚蠢和厌战，甚至更糟的原因导致很多法国人认为他是不必要地交出了梅斯要塞。一八七六年，法国法庭认为他放弃梅斯完全是由于怯战或叛国，判处他死刑，不过，这个判决后来没有执行。

战争似乎结束了。法国皇帝成为俘虏，皇后逃到英国，巴黎陷入重围。“国防政府”仍在守卫巴黎，然而，尽管出现了冈贝塔乘着气球逃出城，到外省组织反抗这样的英勇事迹，卢瓦尔河畔和瑞士边界上残余的法国军队一直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一八七一年一月，巴黎陷落了。

停战谈判在凡尔赛进行。这一次，俾斯麦颇为斤斤计较，每做出一点让步，都要法国付出巨大代价。和平条款在当时看来相当苛刻，普鲁士人要求法国赔偿五十亿法郎的黄金，以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制约法国经济。这笔钱三年才还清。战胜国的军队在巴黎街头招摇行进，阿尔萨斯和东洛林被割让给德意志，仇恨的种子由此在法国人心中生了根。

条约的最终版本过了几个月才签字。在此期间，法国遭受了军事惨败的一颗可怕的苦果。根据停战协定，巴黎的卫戍部队被大幅削减，于是，革命党人在三月控制了巴黎。这场“公社”式的运动最初的动机是爱国主义，他们号召被普鲁士军队的耀武扬威深深刺痛的巴黎人民团结起来，继续战斗。法国临时政府平息叛乱时三心二意，以失败告终，随即撤到凡尔赛，任凭红旗在巴黎飘扬。俾斯麦释放法国战俘，让他们帮助镇压巴黎的起义，巴黎陷入全面军事行动。

当麦克马洪率领政府军开往巴黎时，公社运动的性质起了变化。他们的支持者对抗击普鲁士入侵者失去了兴趣，而逐渐变成了凶残嗜血的社会革命者。包括巴黎大主教和许多教士在内的人质被枪杀，宏伟的国家建筑被焚为废墟。麦克马洪的部队被迫陷入巷战，逐个争夺街垒，经历内战一切可能的残酷才接近了巴黎市中心，而他们也对公社成员进行了无情的报复。到秩序得到恢复时，战斗已持续了六个多星期，这期间有成千上万的人丧生，仅被处决的估计就有二万五千人。这场运动丝毫没有波及法国的其他城市，但它受到国外共产党人的称颂。住在英国的卡尔·马克思把这场运动视为他宣传了半生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明证。作为一七八九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翻版，公社运动给法兰西政治体系留下的伤痕至今可见。

在实现停战的那个月，德意志的统一大业终于完成了。从秋天开始，德意志外交官们便在凡尔赛忙碌着，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镜厅接受了各盟邦君主推举，成为德国皇帝。这个称号的具体字眼引起了一些争执。俾斯麦向来不介意为实质利益牺牲一些形式，他选择这个称号很可能是为了照顾小国的感情。威廉对此感到不快，因为他本希望被尊为“德意志皇帝”，在离开镜厅时，他有意忽视了他的宏伟帝国的构筑者。

早在普奥之间的萨多瓦之战那一天，英国的迪斯雷利就对他的选民阐述了超脱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好处。事实证明，他确有洞见。五年以后普法战争中，英国仍可以当一个善意的、苦恼的同时又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皇家海军装备了强大的蒸汽动力铁甲舰，上面配有发射炮弹而不是子弹的线膛炮。用木船和帆船统治海洋的时代终于结束了。海军从美国南北战争的海战中吸取了经验，但英国常备陆军按照欧洲大陆的标准还是不值一提。十九世纪的战争持续的时间都很短，工业化国家军事力量之强大尚没有机会充分展现。

俾斯麦的毕生事业在凡尔赛达到了顶点。普鲁士在国内克服了重重困难，对外蓄意挑起了三次战争，终于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使德意志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同时，代价也是惨重的。法国人下决心复仇雪耻，迫切地寻求盟友和支持。在维也纳确立的“欧洲协调”原则彻底破裂。之后的很多年里，人们曾多次努力试图恢复这一原则，也曾取得一些短暂的成绩。但是，欧洲强国渐渐形成两大阵营，英国则不安地袖手旁观。这两大阵营的分歧逐渐变得彻底不可调和，最终在二十世纪爆发出来。英国对形势变迁的认识有些迟缓。迪斯雷利虽有些夸大其词，但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他说，普鲁士军队的胜利意味着一场德意志革命，这将是“比上一个世纪的法国革命更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武力保卫和平的时代到来了。在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主政英国的时代，英国忙于国内事务以及爱尔兰自治和帝国统治的问题。然而，欧洲本土和殖民地事务明显互不相干的时代即将彻底结束。只要俾斯麦领导德国，他就会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怒英国。同时，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冲突使英法关系日趋紧张。直到德皇威廉二世免去俾斯麦的首相职务并大力奉行敌对政策时，英国才完全警觉到日耳曼人的威胁。

第十六章　格拉德斯通与迪斯雷利

现在让我们开始讲述英国历史上一个漫长、连贯、不断发展的时代，即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担任首相的时代。这两位伟大的议会活动家在1868-1885年之间交替掌权，在这近二十年里，他们的领导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有效挑战。在迪斯雷利于1881年去世之前，他和格拉德斯通的交锋一直是英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二人都站在各自党派权力的顶峰，他们富于技巧的雄辩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议会程序上，较量的每一个回合都引起全国性的讨论。其实他们的政治分歧并未超过一般的两党分歧。他们之间尖锐的冲突和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如此根深蒂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迥然不同的脾气秉性。迪斯雷利私下写道：“后人将对格拉德斯通这个无耻的疯子做出公正的判断。他是个异乎寻常的嫉妒、记仇、虚伪和迷信的混合体；他无论是在说教和祈祷，喋喋不休或舞文弄墨上，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从不是一个绅士！”格拉德斯通对迪斯雷利的评价也同样尖刻。他说，迪斯雷利的理论是“虚伪的，但是，他的为人比他的理论更虚伪……为保持自己的影响力，他不惜腐化公众的意见，在谈判中贪得无厌，煽动人们的激情、偏见和自私的欲望……他通过支持皇室不符合宪法的倾向来削弱王权，同时又毫无底线地迎合民主思潮，以削弱宪法”。就这样，他们在下议院针锋相对——格拉德斯通音色铿锵，目光如炬，陈词感人肺腑，迪斯雷利则气质浪漫，措辞精妙灵活，传神达意。

格拉德斯通在1868年出任首相时，人们仅仅认为他是谨慎而又节俭的执政官，也已经成长为坚定的自由党改革家。其实这只是他的才能的一个方面。逐渐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具争议的人物的原因，是他经常同时能激起自己和选民的义愤填膺的道德感。在讨伐巴尔干国家和爱尔兰的两次运动中，他的口号便是良知与道德标注高于政治决策——致力于宣扬这样的信条使他不可避免地被斥为伪君子，因为这些口号对应的政策往往明显地有利于自由党。其实，这些指责是错误的，格拉德斯通的讲话常常充满传道士精神，他宁可分裂自由党，也不愿放弃道德是非。在他转念支持爱尔兰自治之后不久，他就对助手威廉·哈考特爵士说：“我即使众叛亲离，也要坚持到底。”这种精神不利于团结，导致了自由党分裂，但它为格拉德斯通在他追随者心中赢得了史无前例的地位。

为了对付格拉德斯通，迪斯雷利需要动用自己的全部勇气和得天独厚的超群智慧。许多托利党人不喜欢也不信赖他的改革观点，但他摆布同僚的手段十分高超，就统治政党的艺术而言，无出其右。他对所有事情的态度，都有愤世嫉俗的成分，他的性格中，丝毫不见对道义的热情。劳动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为了现实利益而依附于教会、王室、帝国和贵族，迪斯雷利认为这些趋利避害的行为都可以为党派所用。他一生都没有被典型的英国生活方式完全同化，至死保持距离，这使他年轻时就可以对英国社会做出独立的分析，这很可能是他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评价当时政治情况的原因。他长期被自己的党派掣肘，却最终领导它在大选中获胜，登上他所一直渴望的权力高峰。

两人最深的矛盾莫过于格拉德斯通认为，迪斯雷利为了保守党的利益掌控女王，而且他滥用个人魅力，危害宪法。格拉德斯通就任首相时，维多利亚女王过着半退休的生活，还没有走出1861年阿尔贝特亲王逝世造成的悲痛。格拉德斯通试图让君主重回公众视线，于是善意地建议让女王的长子担任爱尔兰总督，但这都招致了女王强烈的反感。他始终对女王十分尊重，却无法与女王建立亲切温情的关系。女王有一次曾评价说，他对她讲话，好像是在公开会议上一样。迪斯雷利没有犯这样的错误，他宣称：“英国宪法的原则并没有否定君主的个人影响，如果真的有，则人性本身也要阻碍这种理论的实现。”他经常给女王写信，帮助她摆脱在丈夫死后所陷入的孤独和避世，迎合她参与政策制定的愿望。在一八七七年五月东方危机的高潮中，他在汇报内阁各种看法的报告结尾写道：“政策应由陛下来定，首相将坚决执行。”女王感到这样的态度无比受用，她抱怨说，格拉德斯通执政时什么都不告诉她。如果他在1880年以后多向女王汇报，女王的不满可能会转移到在野的保守党身上。但是从那时起，她开始对自由党政府不甚友善，她不喜欢格拉德斯通，对其党内日益强烈的激进主义倾向十分反感。不过这种情况倒也并没有导致什么恶果，格拉德斯通小心地避免女王个人成为政治议论的对象，不让公众知道他和女王的不和。他曾发牢骚说：“女王足以毁掉任何人。”不过尽管难以体谅，他还是耐心地为女王效劳。无论如何，基于公众选举组成政府的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削弱国王的个人权力。尽管维多利亚偶尔表现出参与政治的倾向，她仍是立宪制下的君主。

格拉德斯通经常说，他在1868年至1874年之间领导的内阁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执政工具之一”。在他的积极推动下，这届内阁进行了一系列拖延已久的改革。这是个黄金时代，自由主义力量仍在激进而且不受束缚，个人主义原则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在搜寻并摧毁着十八世纪统治制度的残余。行政系统、军队、大学和司法界纷纷受到攻击，旧地主势力的开始崩溃。随着公共事务逐渐不断地转移到有才华且勤奋的人，詹姆斯·米尔所说的“邪恶利益”的权力逐渐缩小。自由主义是原则，放任政策是方法，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毫无必要，而中产阶级终于得到了同他们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格拉德斯通的上台适逢其时，大选的决定性胜利和一个准备好迎接改革的国家为他提供了机会。一向派系力量均衡的自由党空前地团结在他周围。他的政策在执行中遭遇了一系列明显的滥用，但它的规模和范围把激进派、温和自由派甚至辉格党人都团结在了一起。他从爱尔兰问题开始改革。他在哈瓦登的家中接到女王的诏书时说：“我的使命是平定爱尔兰。”尽管遇到强烈阻力，甚至违背了自己早先保卫私产和国教信仰的原则，他坚决在1869年取消了爱尔兰新教教会的国教地位，次年又颁布了《土地法》，试图制止无理驱逐佃户的现象。然而，平定爱尔兰绝非易事。

在英格兰，政府面临的工作也一点不少。担任财政大臣罗伯特·洛在1867年的选举改革之后说过：“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主人。”选民至少应该能够读写，政府也为他们提供了获得更多知识的途径。由于选举权的扩大以及自由主义者对教育重要性的共识，全国小学体系被建立起来——这是通过1870年W．E．福斯特的《教育法案》得以实现的。当然，像以后几十年里的所有教育措施一样，这个法案的实施也因教派激情和纷争而打了折扣。同时，政府机构终结了裙带关系的泛滥，新的行政系统通过考试竞争吸收人才，非常重视考生的智力成就，晋升靠的是能力，而不是财产和家庭关系。次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取消了所有的宗教限制，接纳天主教徒、犹太人、持异议者和不信教的年轻人。古代错综复杂的司法制度对诉讼当事人来说是个噩梦，也是律师的饭碗，现在这套制度通过法院合并实现了机构简化和现代化。《司法条例》标志着这个漫长而必要的改革的完成。几个世纪以来，起诉人往往必须就同一个问题在两个法院同时起诉，如今建立了唯一的最高法院，有合理的分支机构，程序和方法也统一起来。爱德华一世时代遗留下来的官职在彻底的改革中被一扫而空，这一切都伴随着稳健的行政管理，而最符合格拉德斯通心意的是紧缩开支和低税的政策。

克里米亚战争带来的磨难和耻辱证明了伟大的威灵顿公爵的战术在低水平的人手中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普鲁士对法国的胜利震动了军事和行政人士。陆军部亟待改革，这个任务由最出色的军队改革家，格拉德斯通的国务大臣爱德华·卡德韦尔执行。总司令剑桥公爵反对任何改革，女王最终万般无奈地在上院签署命令，让他服从国务大臣，改革这才迈出了第一步。鞭笞制度被废除，《兵役法》引入了短期服役，以便建立有效的预备役。1871年，卡德韦尔进一步推进改革，经过同军方的激烈斗争，禁止了购买军阶的做法。步兵重新配备了马蒂尼-亨利式来福枪，部队建制以郡为基础进行了完全改编，虽然总参谋部尚未建立，陆军部进行了彻底的调整。

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英明而忙碌的六年中取得的，那之后，趋势变得摇摆不定。这在英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重大的改革总是会触犯巨大的既得利益。国教徒的利益受到几条议案的损害，非国教徒没有从《教育法案》中受益，军队和法院痛恨卡德韦尔的激进改革。劳动阶级只收获了《投票法案》，该法案让他们能秘密而不受威胁地行使刚获得的投票权。以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代价就“阿拉巴马号”争端与美国达成和解虽系明智之举，但对于在帕默斯顿政权下节衣缩食的人民来说却难以接受，他们开始怀疑格拉德斯通没有尽力保护英国的利益。自由党戒酒派推行的《售酒特许条例》未获通过，却激怒了酿酒的利益集团，使他们和保守党结成了联盟。格拉德斯通不久便抱怨说，他被“杜松子酒和啤酒的急流”冲倒了。迪斯雷利的雄辩之才此时已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高峰，他如此描绘了格拉德斯通内阁：“女王陛下的这些新大臣像一些瘾君子磕了药似的，还没解决爱尔兰的劫掠和混乱，就开始攻击每一个机构，利益集团和阶级，并动员全国……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不难看出，政府是在打了鸡血似的胡来。最后这种非常态的刺激消逝了，癫狂也衰竭了，他们萎靡下来。有些人陷入忧郁，他们杰出的领袖则时而威胁，时而叹气。当我坐在内阁成员席对面时，大臣们使我联想到南美海岸的一段并非十分独特的景色，在那里可以看到一些已经喷发的火山，暗淡的山峰上没有一丝火焰，但那里仍然很危险，偶尔会地震，大海也时时发出低吼。”

尽管如此，格拉德斯通领导的第一届政府在英国历史上还是地位甚高。不过当国会在1874年解散时，自由党在理念上已乏善可陈。格拉德斯通新的竞选纲领是废除所得税制度（当时的所得税是每镑三便士），后来他为没能实现这个目标而抱憾终身。可是全国都反对他，使他竞选失败。之后他开始半退休状态，也认为自由主义的伟大改革已经完成。他的大多数辉格党朋友同意这种看法，激进派却不这样认为。但他们的看法都错了，这位“长老”不久将在风暴中重返政界，而这场风暴将以前所未见的剧烈性撕裂英国公众生活的忠诚与传统。

当强大的对手格拉德斯通在哈瓦登伐树和写文章研究荷马悠闲度日时，迪斯雷利抓住了机会。迪斯雷利早就盼望登上权力的顶峰。他当了二十五年下议院保守党领袖，如今已年过七十。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稳定，晚年时，妻子去世让他倍感孤独，还忍受着痛风和其他小病。他说：“权力，它对我眷顾得太晚了。……有些日子我早上醒来感到自己能够改朝换代，可是这些抱负都已过去了。”他面临的问题总是很困难，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六年执政的皮尔政府是个插曲，导致了本党的灾难，可除了这段插曲，托利党已经近五十年没有掌权了。它被贴上“反应”党的标签，它的成员被讥为埃尔登、西德默思和其他托利党老顽固的继承人，如今它必须应付民主选民。虽然迪斯雷利倡导扩大选举权，但不能改变这对托利党来说仍是“轻举妄动”。不过，迪斯雷利毫不迟疑，他仍保持自己二十多年前发起的“年轻英格兰”运动的精神，从不相信英国的劳动者是激进分子或是现有秩序的摧毁者。他清楚地看到，虽然许多新选民被传统、政策连续性和改良型社会进步这样的概念吸引，但是在下院普通议员死板的保守主义影响下，这种感情并不会发酵为选举的优势。他不仅需要争取选民，还必须改革自己的政党。

格拉德斯通下台以前很久，迪斯雷利就开始为竞选做准备。他致力于社会改革和新的帝国观念问题，这两者都如尖刀般都刺中了格拉德斯通的要害。格拉德斯通对帝国事务从来缺乏兴趣，他热衷于保卫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对他们的物质要求却毫不关心。迪斯雷利则宣布：“大臣们关心的首要问题应该是人民的健康。”自由党人嘲笑这是“污水政策”。迪斯雷利在执政后的第一次国会会议期间，着手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很幸运地拥有出色的同僚，其中内政大臣理查德·克罗斯尤其能力卓越。会议通过了《工会法案》，给予工会几乎有了百分之百的行动自由，《工匠住宅法》是解决住房问题的首次尝试，通过《食物和药品销售法》和《公共卫生条例》，英国终于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卫生法规。迪斯雷利成功地使大多数保守党人相信，选民的真正需要在于改善卫生条件和住房条件，以及在工业化的社会里自由组织，而且，保守党完全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矿工领袖亚历山大·麦克唐纳说：“保守党在五年里为工人阶级争取到的福利超过自由党执政的五十年。”格拉德斯通为福利改革的实现奠定了行政基础，但是迪斯雷利真正开启了促进社会福利的日程。

保守党新纲领的第二部分，即帝国主义，也是在迪斯雷利上台之前就开始部署了。格拉德斯通致力于从各方面裁减军费开支，对欧洲事务过于谨慎，对帝国事务不甚关心，这一切都让空前关心帝国荣光的公众十分反感。迪斯雷利的观点跟新的潮流很合拍。他在谈到殖民地问题时说：“我认为，如果允许殖民地自治，那么这应作为巩固帝国的伟大政策的一部分。在允许自治的同时，应实行帝国的关税制度，保证英国人民有权使用属于君主管辖的无主土地，还应制定细致的军事法规，明确英国保护殖民地，以及必要时要求殖民地给予支援的方法和责任。另外，还应该在伦敦建立代表委员会作为殖民地同宗主国政府之间稳定的纽带。可是，这一切政策主张都被忽略了，因为提供政策建议的人，在我看来的确真诚地认为殖民地，甚至我们同印度的关系，都是英国的负担。他们用经济收益衡量一切，完全忽视了道义和政治考量对一个伟大国家的意义所在，也忽略了这些正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然而，自由派执政时，试图通过这样的政策瓦解大英帝国，结果如何呢？完全失败。为什么呢？是因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感情。它们决定任何人都不应毁灭大英帝国。我以为，任何大臣，如果错过了尽可能振兴殖民帝国的机会，忽视了可能成为英国这片土地力量与圆满之源泉的各殖民地的善意，那他就是玩忽职守。”

起初，迪斯雷利的政策执行得一帆风顺。苏伊士运河已开放了六年，改变了英国的战略地位，好望角不再是通往印度和远东的必经之路。而对于这条水路明显的重要性，外交部令人好奇地反应迟钝，不止一次地错过了控制它的机会。1875年，迪斯雷利代表英国政府以四百万英镑买下了土耳其驻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的运河股票。这位总督已经破产，也愿意卖出股票，他的持股接近发行总数的一半。于是，通往印度之路得到了保护，对英国海军优势的潜在威胁被消除，另一个深远影响是英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埃及的政治事务。次年，维多利亚女王欣喜地被拥戴为印度女皇。无论是格拉德斯通，还是下一代的帝国主义者，都决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迪斯雷利以东方式的，几乎是神秘主义的态度看待帝国，强调帝国的象征意义，重视帝国的外在形象，这一切使他的政策充满想象力的光彩，后人再没能做到。他的目标，是让那些曾经被他称为“挂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的殖民地像钻石一样闪烁光彩。但是，欧洲出现的新风暴打断了对这个闪光前景的关注。

1876年，东方问题再次爆发出来。英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作战不力，外交官在和谈中也表现不佳。大部分巴尔干国家仍然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所有改善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省份的统治的努力，都因苏丹的固执和这个任务的艰巨而失败。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因憎恶土耳其人而团结起来，起义不能给实现永久和平带来什么希望，他们曾长期把希望寄托在沙皇身上。英国政府非常矛盾，尽管有坎宁支持希腊小王国独立的先例，英国政府并未认真考虑过建立独立的巴尔干国家的可能。支持土耳其势力，或者让俄国势力进入巴尔干并通过君士坦丁堡进入地中海地区，二者之间似乎可以选出一条上策。威胁已然长期存在，而如今的起义，使迪斯雷利面临着英国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所遇到的最困难而危险的局面。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了叛乱。四十年以后，一个刺客的子弹在这里开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结成三皇同盟，它们提出应强迫土耳其作出重大改革。迪斯雷利和他的外交大臣德比勋爵反对这些计划，他们说：“其结果必然是土耳其的瓦解。”为了强调英国对土耳其的支持，一支舰队被派往达达尼尔海峡。但是这些外交努力很快被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犯下暴行的消息葬送了。迪斯雷利被崇拜土耳其人的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错误报告所误导，误判了暴行对公众舆论的震动。七月，迪斯雷利在接受议会质询时，竟怀疑：“暴行是否真的大规模实施了。我相信，（土耳其）是一个很少诉诸酷刑的东方民族，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用更迅速而有效的方式处决罪犯。”这种揶揄的口吻把一向酝酿在格拉德斯通思想之中的强烈道德观念变成了激烈而愤怒的行动。

在著名的《保加利亚暴行与东方问题》小册子里，格拉德斯通猛烈抨击了土耳其人和迪斯雷利政府。“让土耳其人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带走他们的祸害吧，即让他们离开吧。我希望，他们的警官、村长、指挥官、副总督、总督，总之所有人统统从他们践踏和亵渎的省份彻底离开吧。只有这样彻底的被祝福的解脱，才能告慰无数的亡灵，以及被蹂躏的妇女、少女与儿童的贞洁。……连欧洲监狱里的罪犯，或者南海诸岛的食人族，听到这些暴行都不可能不暴怒难耐。这长久的罪恶刚刚才被了解审视，尚未受到正义的惩处，施暴者的邪恶与凶狠的激情依旧盘旋着，在被鲜血浸透，弥漫着血腥味的土地上，在被罪恶与残忍玷污的空气里，随时可能重演更凶恶的惨剧。没有哪个政府曾经更罪孽深重，更不可救药，无意悔改。”这篇檄文发表之后，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的关系愈发紧张，迪斯雷利甚至公开形容格莱斯顿的所作所为比保加利亚暴行还要可憎。

年底，各大国在君士坦丁堡开会。英国代表索尔兹伯里勋爵在这次会议上初露外交才能。他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伟大仆人威廉·塞西尔和詹姆斯一世的大臣罗伯特·塞西尔的直系后代，名字也叫罗伯特·塞西尔。二十多年来，他在上、下两院一直批评自己的党领袖，后来，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反省，他加入了迪斯雷利政府。在执政期间，二人渐渐合拍，索尔兹伯里的尖锐而广博的知识补充了迪斯雷利敏锐的洞见。作为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以及后来的外交大臣，他确立了自己作为保守党领袖接班人的地位。君士坦丁堡会议上，与会国为土耳其起草了一份改革纲领，但土耳其人拒绝接受，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索尔兹伯里的改革热情并没有完全反映英国首相和政府的观点。代表们各自回国，欧洲等待着俄国同土耳其之间战争的爆发。到1877年夏天战事爆发时，英国舆论的态度已迅速转变。格拉德斯通对土耳其人的批判早在纠纷发生前就发表了，现在他却被斥为亲俄分子。尽管土耳其人英勇抵抗，在保加利亚的普莱夫纳尤其前仆后继，但每个月大批俄军仍得以向达达尼尔海峡缓慢推进，英国的舆论情绪则随之高涨。到1878年1月，俄军终于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英国舆论也达到了沸点。当时杂耍剧场里最流行的歌曲是：

我们不想打仗。

啊！若须上阵，

我们有军舰、士兵，还有金钱！

我们曾同俄国熊较量，

我们是真正的英国人，

决不让俄国人占领君士坦丁堡。

多番搪塞之后，英国派遣一支铁甲舰队驶入金角湾。这支舰队在马尔马拉海同俄军对峙了半年，并无战事，俾斯麦描述当时的形势，为如同鲸鱼同大象对视。

三月，土耳其与俄国签订了《圣斯特芬诺条约》。奥地利外交大臣安德烈愤怒地称该条约为“正统的斯拉夫布道”。它使俄国实际上控制了巴尔干国家，这显然是其他列强不能接受的。战争的阴霾再次降临，反对备战的德比勋爵因此辞职。索尔兹伯里勋爵继任外交大臣，他立即开始召集列强代表们于六、七两月在柏林开会。安德烈、比肯斯菲尔德、俾斯麦和俄国大臣戈恰科夫这个难以匹敌的外交家四人组主导了会议，结果是俄国放弃了它在《圣斯特芬诺条约》中暂时获得的大部分利益。俄国保留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把领土扩大到多瑙河口。可是，它打算控制的大保加利亚地区被分成了三部分，其中只有一部分获得真正的独立，另外两个地区被还给了土耳其苏丹。现在必须称之为哈布斯堡帝国的奥匈帝国获得的补偿是占领并统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权利。英土两国还单独达成协议，英国从中得到塞浦路斯，但需保证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完整，相应的，土耳其苏丹再次承诺进行适当的改革。比肯斯菲尔德从柏林回国，宣称他实现了“体面的和平”——他确实暂时避免了战争，俄国在巴尔干受阻之后，把目光从欧洲转到远东。许多人指责柏林会议的安排为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隐患。事实上当时摆在各国面前的东方问题根本无法彻底解决，任何妥协都是暂时的，而客观地说，柏林会议为欧洲带来了三十六年的和平。

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比肯斯菲尔德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但很快，命运女神对他收敛了笑容。1879年，他在南非和阿富汗的激进政策导致英军一个营在伊桑德尔瓦纳被祖鲁人消灭，英国驻喀布尔公使馆的人员遭到屠杀。虽然英国政府及时采取了报复行动，这些小规模灾难还是导致了格拉德斯通对政府的新一轮猛烈抨击，这轮抨击在1879年秋随着“中洛锡安攻势”达到高潮。他谴责“现在激烈的外交政策，实际上狭隘、狂躁、咄咄逼人和一意孤行……迎合人们的自恋和自负”。他主张英国摆脱自私自利的污点，追求一条崇尚道德和正义的道路。英国的目标应该是使受压迫人民实现自治，支持真正的“欧洲协调”精神。他的一贯主张，就是国家政策必须与道义标准相符合。他在达尔凯思说：“请记住，在全能的上帝眼中，在冬雪飞扬的阿富汗山村中的神圣生命，跟你们自己的生命一样不可侵犯。”这种道德诉求激怒了保守党人，他们立论的基础是要不遗余力地保卫和促进英国的国家利益和责任，他们也坚持认为比肯斯菲尔德的政策把国家的力量和威望推上了新的高度。

但是，格拉德斯通的雄辩让精疲力竭的比肯斯菲尔德政府疲于招架。更糟糕的是这个政府在执政的最后几年遭遇了经济危机，工业处境艰难，农业更是受到毁灭性打击。到1880年三月，比肯斯菲尔德辞职时，选举结果已经十分明朗。尽管女王曾在写给她的私人秘书亨利·庞森比爵士的信中形容格拉德斯通说，“那个半疯的狂热分子很快就会毁掉一切。”她还是被迫接受他第二次出任首相。

当迪斯雷利和格拉德斯通的角力占据着政治舞台的中心时，另一场意义深远的运动在议会政治的水面下酝酿成型。1867年的《改革法案》赋予各自治市的每个成年男性居民选举权，为1832年改良后持续至今的十八世纪政治体制画下句点。大批新选民的出现，呼吁着新的政治形式。在大城市里，选民的规模使旧的竞选策略变得无效，两个新的需求迫在眉睫，一是政党要制定能够说服选民去投票的政策，二是要建立有效的组织机构来确保赢得选票。格拉德斯通对这个新时代的复杂性认识迟缓，这位出众的鼓动家对日常党务感到厌烦。迪斯雷利则不然，他既制定了政策，也建立了组织。十二年前，他就任命约翰·戈斯特管理党务。在戈斯特的指导下，保守党进行了彻底的改革，统一在全国联盟下的中央总部和地方组织网络得以建立。保守党的转型非常顺利，虽然在八十年代初将经历一些波折，迪斯雷利建立的保守党体系大部分保留至今。

自由党阵营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由于格拉德斯通漠不关心，而辉格党人心怀反感，自由党中央机构一直未能建立起来，改革的动力来自地方而非中央。1873年，约瑟夫·张伯伦成为伯明翰市长，他在能力卓越的政治顾问施纳德霍斯特的协助下建立了党组织。虽然这个政党机制是以广泛参与为基础的，不久却被敌人指责为“党内统治机构”。“市政社会主义”政策使伯明翰市获益甚大，这主要体现在建设公共设施、拆除贫民窟和发展其他市政设施。这个运动扩大到其他城镇，一个自由党全国联盟成立了。其推动者的目标是使这个联盟成为自由党运动的“议会”，由它制定出激进主义纲领，最终以它自己阵营中产生的新领袖代替辉格党人。这是一种新现象。与宪章运动和反谷物法联盟不同，改革运动不再需要在党派边缘运作了，激进主义者现在有足够的力量来争夺控制权。当时各党派形成了对立的社会阵营，这种情况为上述变革提供了巨大助力，整个过程早在1880年以前就开始了，而格拉德斯通直到竞选时才意识到这些变化。他宣称：“我很遗憾地说，我们不能指望贵族，不能依靠所谓的地主阶级，不能依靠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国教教士……也不能寄希望于国家的财富或者地位。……这些力量基本都在我们的对立面……我们必须把它们当成死敌。”

在竞选时，张伯伦及其追随者提出了让辉格党，尤其是让格拉德斯通，难以接受的改革纲领。他们的获胜揭示并宣布了新的普选权为政党体系的结构带来的巨大变化。

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为弥合贵族统治和民主政治间的差距贡献良多。他们都认为政府应该积极主动，所以1868年至1876年之间的法令全书写满了各种改革措施。大选逐渐成为审查本届政府的成绩，评判两党未来承诺的活动。到1880年，竞选手段已同今日基本相同。格拉德斯通的“中洛锡安攻势”是首相候选人争取民众广泛支持的首次努力，它也凸显了竞选活动的变化。维多利亚女王看到他竟然从火车车厢的窗口发表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说，感到十分震惊，但她的抗议只是一去不复返的旧时代的回音，格拉德斯通的做法才是成为“人民的威廉”的途径。

迪斯雷利在一年后去世。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伟大使命，带领保守党走出1846年后的绝望，说服它正视民主制度的必然性，为它制定适应新形势的政策。他的成功证明了他在处理所有党派事务上的高超技巧。他使保守党成为民主政治中的强大力量，“像钟摆一样交替掌权”的两党制是从他执政时开始的。以成千上万劳动者投票支持保守党为特征的托利式民主成为了支配性的力量。选举权的扩大曾经是吞噬其赖以萌芽之过往的威胁，如今已自信前行。辉格党从历史中衰亡，而托利党却获得了新生和力量，前途光明，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马上意识到这一点。这便是迪斯雷利的功绩，他将因此而名垂史册。

第十七章　美国的“重建”

在大西洋彼岸，北军的胜利维护了美国的统一，但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在战败的南方恢复秩序和繁荣。谢尔曼军队所经之处和弗吉尼亚山谷等南方大片地区受到摧残，亚特兰大、哥伦比亚、查尔斯顿、里士满和其他城市饱受战火涂炭。南方的生活陷入停顿。尽管南方妇女和忠实的奴隶为继续耕种做出了英勇的努力，但是由于北方的市场封锁，整个南方的农业生产陷入停滞。北方的封锁还造成了严重的日用品短缺，运输的瘫痪开始引起大规模饥荒。南方的信贷系统彻底崩溃，邦联的纸币和证券一文不值。整个南方沦入赤贫之中。在阿波马托克斯缴械投降之后，身心疲惫、饥肠辘辘的南军士兵开始返乡，一路上满目疮痍、遍地废墟。

重建南方是当务之急，而主要的困难是黑人的前途问题。虽然林肯于1863年在名义上解放了叛乱诸州的奴隶，数百万奴隶在后来的战争中仍然忠实地为昔日的主人劳动。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以为，获得解放意味着他们不必再劳动了。他们纷纷前往附近的城镇或军营，使种植园失去了劳动力，也为联邦当局造成严重的问题。黑人问题亟须解决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某些地区，他们在法律上仍是奴隶。林肯发表的《解放奴隶宣言》只是废除了邦联控制地区的奴隶制，这一宣言并不适用于已被北方占领的邦联地区和四个并未参与叛乱的蓄奴州。这些州里面，只有马里兰和密苏里废除了境内的奴隶制。这种状况必须尽快得到澄清，尤其因为许多地区表达了对林肯的宣言和1862年废除西部准州地区奴隶制的国会法案是否符合宪法的怀疑。因此，《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提出，禁止在美国统治的任何地区实行奴隶制。

但这里还有个麻烦。美国宪法规定，修正案必须经过四分之三的州批准方能生效。美国这时有三十六州，所以第十三条修正案至少要在南方十一州中的某些州被通过才能有效。而且，曾经脱离联邦的各州的地位必须明确，既然它们脱离了联邦，它们是否应该以同征服者平等的地位返回联邦呢？如果应该，有哪些条件呢？

战争未结束时，林肯把关于叛乱诸州法律地位的讨论斥为“恶毒的抽象”。他只关心恢复这些州“同联邦的应有的实际关系”。1863年十二月，他制定了关于这些州重入联邦的计划。除个别情况外，所有南部邦联追随者只要发誓效忠联邦，便可得到赦免。赞成废除奴隶制的州如有百分之十的选民发誓忠于联邦，便可建立州政府，然后重新加入联邦。林肯的“百分之十计划”从来没有得到执行。北军占领的三个邦联州在一八六四年重建了政府，但是国会拒不接纳它们派到华盛顿的参议员和众议员。

国会认为，重建的工作是它的职责，而不是总统的。控制国会的共和党激进派不想让南方轻而易举地回归联邦，他们想采取严厉的报复性政策，尤其希望立刻给予黑人选举权。激进派的报复态度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值得肯定的是对黑人利益的人道主义考虑，不过抱有此种同情心的只是少数。扎卡赖亚·钱德勒和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等激进派领袖的动机就比较卑鄙了，对于他们来说，对奴隶主的恨要比对黑人的爱强烈得多，他们一向憎恨骄傲的南方贵族，处心积虑地想要羞辱他们，并把内战的责任全部推给后者。另外，一个更贴近的动因是激进派看出，如果黑人得到选举权，他们就能粉碎南方农场主的力量，并使北方商业集团保持在一八六一年赢得的对联邦政府的控制。激进派认为，让南方各州与北方民主党人结盟，恢复他们在国家事务中的发言权，是荒唐且不合时宜的，必将危及北方资本家在战争期间促成的关于关税、银行业和公共土地的法案。为了保护这些法案，激进派决定利用支持黑人选举权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确保本党继续掌权。

即便林肯活着完成他的第二任期，他也会在党内遭到强烈的反对。1865年4月，林肯在白宫的那次经典演说中勾勒了宽大的政策，几天后，一切都被杀死他的那颗子弹所葬送了。来自田纳西的新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重建问题上同林肯意见一致，但他的政治天分差得很远。然而，在林肯遇难到年底这段时间，国会休会，约翰逊得以执行了同林肯的设想非常相似的重建计划。南方各州，只要通过由忠于联邦的选民选举出的议会来废除《脱离联邦法令》，拒付邦联欠下的战争债务，并废除奴隶制，便有资格重新加入联邦。如格兰特将军所说，南方迫切想要“尽快恢复在联邦内的自治地位，因而迅速做出了响应”。于是，南方着手选举立法机构和官员，选择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批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此修正案在1865年十二月生效。

国会于同月复会，拒绝接受南方选出的众议员，忽略约翰逊已经开展的工作，开始实施自己的政策。它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建立重建事务联合委员会，负责搜集南方的情况。次年初，这个激进派控制的委员会报告说，以极端措施保护被解放的黑人是必需的。国会立刻采取了行动。它首先颁布了《被解放黑奴事务办公署法案》，延长了以前建立的帮助黑人过渡到自由人的机构的存在期限，并大大扩展了其职权。国会接着通过了《公民权法案》，授予黑人公民权，承认他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约翰逊以这两个法案侵犯了各州的权利，构成违宪为理由予以否决，而国会再次通过了《公民权法案》，使之成为法律，激进派同时还在努力把相关条款写入《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以达到双重保险。

这时，约翰逊和激进派的矛盾已经公开激化了。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激进派远比约翰逊更善于说服选民，他们把新奥尔良的一场严重的种族骚乱当作南方虐待黑人的例子，还把不久前颁布的《黑人法规》说成是企图重新奴役黑人的证据。激进派领袖在北方选民中比约翰逊更有说服力，约翰逊在一次竞选旅行中几次有失体统的情绪失控，使他失去了很多支持者。结果是激进派获得压倒性胜利，在参众两院都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这样，激进派执行自己重建计划的道路上的障碍就被扫清了，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推翻总统的否决。他们在1867年颁布了一系列严厉而且具有报复性的法案。南方被划分为五个军区，每个军区由一名北军少将管辖。前邦联统治区将实行类似当年克伦威尔对英国实行的军事管制。想要重新加入联邦，南方各州必须批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在制定州的宪法时要明确黑人的选举权。事实上，当时北方也只有极个别州给予了黑人选举权。

激进派领袖们仍未满足，他们接下来试图弹劾总统，使之下台。如若成功，这个策略能很好地服务于激进派的目标，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如果约翰逊下台，参议院议长将继任总统，而当时的议长本人就是著名激进派。根据宪法，总统如有叛国、受贿或其他严重罪行，即可被解职。可是约翰逊对激进政策的反对从未违反宪法，因此激进派也很难给他罗织罪名。在搜寻叛国和腐败罪证的努力落空之后，他们决定拿约翰逊在1867年8月试图将陆军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撤职一事当作弹劾的借口。斯坦顿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早该被撤职。他经常把内阁的秘密泄露给激进派领袖，同时又声称坚决忠于总统。当约翰逊要求他辞职时，他表示拒绝。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继续主持陆军部的工作，最后干脆躲在部里。斯坦顿引用《任期法案》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此法案是不久前国会推翻总统否决后，坚决通过的，为的是削弱总统权力。它规定未经参议院认可，不得解除内阁成员的职务，否则便是应该惩罚的严重罪行。

1868年3月，激进派领袖说服众议院通过了要在参议院弹劾安德鲁·约翰逊的十一条罪状，其中唯一比较具体的罪名是所谓的违犯《任期法案》。这个法案本身是否符合宪法尚且存疑，而指责约翰逊违犯此法案更是激进派欲加之罪。虽然证据薄弱，弹劾却险些成功，激进派仅差一票就赢得了给约翰逊定罪所需的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共和党的七名参议员顶住了长期巨大的压力，拒绝把弹劾手段降格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投票认为约翰逊无罪。

就这样，美国宪法中三权分立的核心原则极为侥幸地得以保存。假如弹劾成功，美国宪法的整个发展过程就会发生变化，权力会集中于立法机构一方之手，而总统的地位在国会中反对党占多数时就无法得到保证。不过此时，激进派已经拥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在约翰逊余下的任期中对他不屑一顾了。在1868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取得了进一步胜利，尤利塞斯·S·格兰特将军入主白宫。激进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由于这位凯旋的北军指挥官不擅长政务，从而成了他们的工具。

南方的政治重建工作严格地按照1867年通过的严厉法案进行。在联邦军事指挥官的监督下，第一次有黑人参加的选举开始了。近一百万黑人登记成为选民，同时，超过十万的南方白人因参与叛乱被剥夺了选举权。黑人选民在五个州里占到了多数，然而他们仅仅是某些卑鄙的白人领袖所欺骗的对象。这些白人中的一部分是北方来的，被称为“旅行袋”投机者的冒险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自己发财，并在黑人中为共和党拉选票，还有一部分是南方“无赖”
[2] ，纯粹为了谋取官职而甘心同大多数南方白人所憎恨的政权合作。1868年到1871年间，在黑人选票和联邦刺刀的支持下，“旅行袋投机者”和南方“无赖”领导的政府在南部所有州都建立了起来。当激进派认为这些州达到他们的要求时，便允许它们重新加入联邦。

激进派的统治把欺骗、言过其实、羞辱性的种族政策强加给南方，而这些政策只能靠联邦权力的极端运用才能维持。为了巩固“旅行袋”政府，国会提出了《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规定不许以“种族、肤色和以前的奴隶地位”为理由剥夺任何公民的选举权。国会接着又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将议会选举置于联邦控制之下，并授权以军事手段镇压南方诸州的骚乱。这些措施是由南方白人的激烈反弹导致的，南部白人既使用合法途径，也通过用三K党之类的秘密组织威胁黑人选民的方式，来试图推翻“旅行袋”政府，恢复白人的统治地位。镇压措施曾一度奏效，但白人选民还是逐渐在各州夺回了优势，他们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自己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北方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到七十年代初，普通北方人完全意识到了黑人的政治缺陷，并对各州“旅行袋”政府的腐败行为感到愤慨。北方商人希望结束这种不利于贸易的动荡局面。更主要的是，北方人对于以武力支撑腐败的少数派政府感到厌烦，他们开始抛弃激进派的纲领。

到1875年，激进派共和党人已经丧失了大部分控制地区，只有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三州还控制在“旅行袋投机者”的手里。次年，这三个州重获自治的机会也到来了。1876年总统选举以后，这三个州在选举结果是否有效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尚无归属的十九张选票将决定总统竞选的结果。民主党候选人塞缪尔·J·蒂尔登获得一百八十四张选票，距多数只差一票，所以，共和党候选人拉瑟福德·B·海斯必须获得全部十九张有争议的选票方能获胜。这个争议被提交到了众议院，占据多数的共和党很明显会通过有利于海斯的决议。于是，为了安抚民主党人，尤其是南方人的情绪，海斯的支持者许诺说，只要海斯一上任，联邦军队就撤出南方。得到这一让步的抚慰，南方人放弃了反对海斯的立场。1877年四月，即海斯就任总统一个月以后，也是罗伯特·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十二年之后，最后一批联邦驻军撤离了南方。余下的“旅行袋”政府随即瓦解，白人在所有南部州都重获了控制权，激进派重建时期结束了。

这段时期并非一无是处，“旅行袋”立法机构推动了一些拖延已久的改革，在修桥铺路方面有所建树。但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可耻的阶段。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评论道：“黑人和‘旅行袋投机者’所组成的政府是有史以来所有的英语国家里最糟糕的。”这段重建时期在南方留下的痛苦与仇恨远远超过了四年内战。南方白人把共和党视为支持黑人政权的党派，因而在随后的五十年里几乎全数投民主党的票。黑人其实没能从重建中获得长期的好处，他们当时地位的改善只是那些自私冷漠的人用以谋利的工具，如今他们的境况大幅倒退，而且将久久不能恢复。

从重建时期结束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的政治了无生气。人们，尤其是南方人，对内战记忆犹新，战争引发的怒火仍然可能苏醒。事实上，这种怒火确实时常爆发，尤其是在共和党的刺激下——他们在竞选时“挥动血衬衫”进行恐吓，指责民主党人是暴民和叛徒。但战争问题本身已经结束，不会反复。这段时间没有出现关键的政党分歧，没有新政策被提出，也几乎没有新的值得史学家注意的法案被添加到法令全书里。当时的政治人物也不比他们参与的事件更有魅力。一些可敬但平庸的人物先后成为总统，而他们执政的主要优点是在任期中没有出现倒霉的格兰特将军两次任期中发生的那些腐败现象。除了个别例外，国会里充满了一位史学家所描述的“一本正经的可怜虫”。

既然当时的政治乏善可陈，经济发展便是头等大事了。在南北战争后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经济前进的步伐加快了，现代美国的轮廓呈现出来。在1860年至1900年之间，美国的人口从三千一百万猛增到七千六百万，这一定程度上是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的结果，因为欧洲移民在四十年里达到一千五百万。城市在迅速发展。人们勘探到并开发富饶的矿藏，以此支持庞大的新兴工业。人们说：“在美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均未发生过如此迅速而彻底的变化，使林肯和李将军时代的乡村共和国转变成了麦金利和罗斯福时代的都市工业化帝国。”

经济变化不仅改变了那些成为工业中心的地区，而且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甚至南方也经历了革命。由于战争和奴隶制的废除，南方的农业已荒废，而变化不可避免。在战争的摧残和重建时期的苛捐杂税的打击下，几乎所有南方大种植园主都被迫将种植园以低至荒唐的价格分割出售。成千上万的小农户因此得以扩大地产，更多的南方白人也变成了土地所有者。旧时的大面积种植园消失了，无数的小农场取而代之，种植的作物基本上同战前一样，而且黑人仍是种植棉花的主要劳动力。由于缺乏资本，很少有黑人有能力购置或租赁土地，于是，“实物地租”的新式租赁形式出现了。黑人，以及无地的白人，使用农场主的工具为他们耕种土地，最后留下收成的三分之一作为报酬。南方农业通过这些方式慢慢得以复苏，不过以前的邦联各州花了将近二十年时间才把棉花产量恢复到1860年的水平。此后，生产开始迅速扩张，到1900年，产量已比战前翻了一倍有余。

南方的大规模工业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的。南方纺织业在1860年以前规模很小，现在得以及时复苏并扩张。到十九世纪末，南方的纱锭数量已达到了二百万个，凭借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国内市场上已经敢于向新英格兰的地位挑战。同时，北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烟草工业繁荣起来，田纳西和亚拉巴马州发现的煤矿和铁矿推动了南方的钢铁工业的兴起。不过南方的经济仍是以农业为主导了，其工业的增长同北方相比不足为道。

南北战争有力地促进了北方的生产。联邦军队在战时需要大量的武器装备和衣服鞋袜等军需用品，于是北方制造商拿到了大量政府订单，开始了大规模生产。另外，在南方议员缺席期间，国会通过了北方工业家和金融家所要求的保护主义法令，然而，这种扶持加速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到来。美国的矿藏一直极其丰富，煤炭储量占已探明世界储量的三分之二，有大量的优质铁矿石和丰富的石油，西部地下还蕴藏着大量的金、银、铜。美国人既有创造力，又天生善于改进他人发明，牢牢掌握着将本国原料转换为商品的力量，他们还建立了庞大的铁路网和运河网，来运输原料和产品。而且，美国从欧洲获得的，不仅是劳动力，还有资本。美国大量工业资本来自英国、荷兰和德国的投资者，同时，来自欧洲的伟大移民为美国的腾飞不仅提供了体力，还有智慧。

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下，美国工业突飞猛进。每隔十年，工业产量都会创出新高，从匹兹堡地区的钢铁厂，到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的炼油厂，从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的面粉厂，到芝加哥和辛辛那提的肉类罐头厂、从新英格兰的服装厂和鞋厂，到密尔沃基和圣路易斯的酿酒厂，这还只是列举的美国最大的企业。在每个领域都出现了工业巨头，以实力最雄厚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钢铁大王卡内基为代表。这些人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手腕，以及对竞争者的冷酷无情，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帝国，从而掌握了巨大的财富，和对社会生活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连同金融界的摩根，铁路界的范德比尔特和哈里曼，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们与政治舞台上那些乏味的演员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商业手段是否道德有待商榷，但这些人在乱局中，建立了工业的秩序，把大规模生产的福利带到了最平凡的家庭。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到1900年时，美国工业集中到了一系列大财团手里，每个财团都成为所在行业的垄断组织，而这种局面不久便将受到联邦政府的挑战。但同时，美国从此摆脱了对欧洲工业制成品的依赖，甚至反过来打入了欧洲市场。就这样，至少在欧洲人眼中，美国经历了一个似乎是以百万富翁为典型代表的镀金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伴随着成长的剧痛。大城市里充斥着贫民，尤以新移民为甚。猛烈而突然的金融恐慌时有发生，造成经济损失和破产；罢工此起彼伏，有时会演变成暴力行动；工人开始组织工会，与工业家进行顽强的对抗。这些新的社会现象，将导致二十世纪初的示威和改革。大规模工业化带来了巨大而持久的利益，而伴随而来的弊端却花费了漫长时日才会得到扭转。这一切，造就了生机勃勃、高歌猛进、矛盾重重的未来。

第十八章　美国的强国之路

在美国成长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的过程中，美国人民在马不停蹄地把北美大陆的拓殖推向完成。经过了二百五十年的西进运动，到南北战争开始时，定居区的前沿已经从大西洋海岸推进到了约西经九十七度附近，而这条经线穿过了如今的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这条前沿线与太平洋沿岸的城镇之间是一片千里荒野，这里有辽阔达百万平方英里的大平原，很多印第安部落在这里生活，除此之外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成群野牛。大平原上雨量稀少、林木匮乏，看起来并不适合农耕和定居，然而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白人已经渐渐消灭了自然的边界，在这里的大片区域扎下根来。1860年，密西西比河以西大约只有五百万人口，而在之后的三十年里，人口增长到了将近一千八百万，联邦中州的数目从三十三增加到了四十四。到1890年，西部只有犹他州、俄克拉荷马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这四个州尚未成立。这四个州都是美国的政治版图趋于完善之后，在1912年加入联邦的。

白人在大平原的拓荒运动早期是在贵金属矿藏被发现的刺激下开始的。1859年，人们在落基山东坡的派克斯峰发现了金矿，于是淘金者开始蜂拥而至科罗拉多州。随着新的金银铜矿在这一地区逐渐被发现，移民开始涌入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爱达荷州、蒙大拿州，最后到达了南达科达州的黑山。这样的繁荣往往也是短暂的，所以那些闻风而至前来追求财富的移民并不总能建立永久定居地。当金银矿逐渐枯竭的时候，矿区的人口往往会外迁，留下一座座空空荡的“鬼城”作为他们曾经足迹的标志。然而金银矿的发现加速了西部政治组织的形成和铁路系统的建设，从而大大推动了大平原地区的开发。

在开拓大平原的过程中，铁路发挥了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是美国铁路建设的伟大时代。南北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铁轨约有三万五千英里，这个数字在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翻了一倍，到1890年，又翻了一番，而其中最了不起的成就是几条横贯大陆的线路。第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完工于1869年5月，在犹他州连接了太平洋联合公司从爱荷华州向西的线路和中太平洋公司从加州向东的线路。这项工程，是由国会通过两家拥有百万英亩公共土地的公司提供资金而得以实现的——这种融资方式在别的项目中也得到应用。到十九世纪末，另有三条横贯东西的线路和若干其他重要线路建成了。很多铁路公司直接参与了向西部移民的事业，因为它们意识到只有人们在铁路沿线定居，公司的投资才能得到回报，因此，他们针对美国东岸和欧洲的人民进行了大规模宣传。同时，由于向西部移民的交通费用很低，土地可以通过信用抵押获得，大量人口被诱惑，涌向大平原去追求他们新的家园。

到西部的移民还可以以低廉的价格向州政府购买土地，各州政府都从联邦政府手中得到了大片的无主土地，他们甚至可以根据《宅地法案》无偿地得到土地——这个法案规定，在西部定居的所有白人成年男子可以得到四分之一平方英里（一百六十英亩）的公共土地。虽然这个法案的漏洞使土地投机者从中渔利，但它毕竟使大批拓居者无偿地得到了土地，据一八九〇年的估计，有一百多万人获得了免费土地，而这些免费的田庄绝大部分在密西西比河以西。

只有扫除印第安人这个障碍，西进运动才能顺利进行。在南北战争时，印第安人已经在白人挺进的压力下退到大陆西半部。如今，随着他们被赶出最后的避难所，他们的历史又增添了悲惨的一页。所谓文明世界的扩张严重威胁着大平原上游牧部落的狩猎场，进而威胁着印第安人的整个生存，迫使他们以坚决而凶狠的行动抵御入侵者。

从北部的苏族人和克劳人，到南面的科曼契人和阿帕契人，他们都是出色的骑手和勇敢的战士。他们的弓箭比联邦军队起初装备的前装枪（muzzle-loading rifles）更有威力。可是，印第安人的最终失败不可避免。白人在组织、数量和战略上早就占着优势，温切斯特连发枪（Winchester repeating rifle）和科尔特左轮手枪（the Colt revolver）的应用又带给他们火力上的优势。压垮印第安人的最致命打击是大批野牛的猎杀——猎杀者主要是东部皮革加工商雇用的职业猎人。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为止，每年有二三百万头野牛被猎杀取皮，十年以后，一个博物馆的考察队去采集标本，他们在整个西部地区只发现了二百头野牛。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靠野牛过活，他们不仅食用野牛，而且还以它们充当衣服和燃料等多种生活必需品，在野牛濒于灭绝之时，游牧生活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印第安人只好依从政府的计划，被赶到印第安人居留地。

在半干旱的西部地区，尚未找到使农业有利可图的手段。淘金者离开之后，首先来到的继承者不是农民，而是牧场主。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的二十年里，他们经常把畜群从德克萨斯赶到中西部，把大平原作为这个漫长行程中的牧场。当他们经过印第安人居住区时，畜群经常受到袭击。然而，他们每年能把牛群从西南部的牧场赶到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养牛中心。这些牛在那里长膘到可以上市时，便被用船运到堪萨斯城或芝加哥的围场和罐头厂。农民仍然不肯来到大平原，在这广袤的草原上，几乎不见树木，没有木材可供修建房屋、谷仓和围栏之用。更严重的问题是，西经九十八度线到落基山脉之间的年降雨量往往低于二十英寸，而这是农作物所需要的最低限制。

此时，科学开始发挥作用。人们终于摸索出旱地耕作技术。实行深耕后，松软了的土壤可使水分上升到地表，经常耙地可以防止水分蒸发。人们从俄国引进了新的小麦品种，这些新品种有抗旱能力，也能抵抗大平原上常见的小麦锈病。但是，农业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发展起来，主要是依靠发达的工业。收割机、脱粒机和改进的铧犁，许多农业机械，使西部农民能够耕种大面积的土地，以弥补单位面积的低产。而且，人们发明了带刺的铁丝网。从此，长途赶运畜群的活动结束了，围栏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许多农民迁到大平原。到了1890年，“边区”已经消失了。按照官方的说法，“边区”指的是每平方英里只有二至六人的地区。负责人口普查的总监说，在以前无人居住的地区“出现了许多互不联系的拓殖团体，因此已无边界可言”。大约三百年前在弗吉尼亚的詹坶斯镇开始的拓殖活动如今终于结束了。迄今为止，边界一直是美国的安全阀，从这里排出了强烈的野心和大胆而狂躁不安的情绪。如今这个安全阀已经关上，所以美国迅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立刻变得极为严重。

经过重建时期后的蛰伏，美国政治忽然被平民主义（Populism）这个闹钟叫醒了。平民主义运动源于农民的强烈不满情绪，这一运动蓬勃发展，在1896年达到高湖，当时，已经与民主党合并的平民主义者积极投入了竞选。在美国历史上，这一年的总统竞选最为激烈，也最为惊心动魄。争论的焦点只是一个问题——是否同时发行金银两种货币的问题，亦即实行单本位制还是金银复本位制的问题，所以这场斗争也称为“本位制之战”。自南北战争以来，北方的金融家和实业家集团便控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并从中获利，现在农业利益集团狂热地希望夺取控制权。

南北战争以来，农业像美国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经历了极大的发展。不到四十年间，农场的数目和耕地面积大约增加了两倍，小麦、玉米、棉花和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也增加了类似的比例。然而，农民的生活却变得更加艰难——虽然农业产量增加，农产品价格却持续下降，同时，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大批农民举步维艰，许多人沦为佃农，求助于抵押贷款的情况成倍增加。

这一衰败现象的出现有很多原因。在一些地区，特别是深南地区和中西部，竭泽而渔的耕作方法造成土壤肥力枯竭；在其他一些地区，如大平原地区，农民面临特殊的自然灾害。然而这些都是农业生产中农民需要克服的正常困难，真正能解释农民此时所处之困境的另有其原因。首先，尽管人口增加和城市发展导致对粮食的巨大需求，但农产品产量总是过剩的。这一时期，加拿大、南美洲和澳大利亚都出现了类似的农业繁荣，他们同美国农民在世界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可是，美国国内的农业设备和生活必需品市场是实行保护主义的。联邦政府的关税政策，和垄断集团与托拉斯组织的强大力量，人为地把农民必须要从国内市场购买的工业制成品价格维持在高位，形成制造业对农民的盘剥。除此之外，农民还受到铁路公司的压榨。西部农民向市场运送农产品往往严重依赖定居地附近唯一的铁路线，因此不得不忍受铁路公司把运送工业品产生的损失转嫁到他们身上。有一段时间，农产品运费高到离谱的程度，以至于把粮食当燃料烧掉反而比卖掉更合算。铁路公司这样的剥削策略，加上其他一些类似的做法引起了农民强烈的不满。另外，最终压垮农民的最沉重的负担是借贷的高昂成本。农民阶层中举债者的比例极高，而这一时期偿还同一笔贷款所需要的农产品越来越多。西部的银行业并不发达，农民往往不得不向东部金融家借债，利息在百分之八到二十之间。与此同时，联邦政府采取的紧缩通货的财政政策，让农民更为愤懑。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空前扩张的时代，联邦政府竟然依据商业集团提出的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的要求，决定紧缩通货，停止铸造银币，并收回南北战争期间发行的部分纸币。

联邦政府对农民及其依附者利益一贯的忽视是令人吃惊的，因为他们毕竟仍占全国人口的将近半数，但是农民自己在政治上也并不团结。南北战争以来积蓄的偏见，使西部人和南方人之间形成了一道很深的鸿沟，南方人坚决支持民主党，而西部人则一般是共和党。如果不把农业问题同其他的政治问题切割开来，农民几乎不可能使联邦政府关注他们的任何需求，他们只有像“大财团”和工人那样组织起来，才可能把自己从更强大的经济集团的压榨中解救出来。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全国性的农业组织开始形成。它们之中的先行者，一个名为“农业保护者协会”的组织于1867年建立了，更流行的名字是“格兰其”，或者协进会。在起初的几年里，格兰其的成员并不多，但在1873年的经济萧条之后，这一运动迅速壮大了。两年后，几乎每个州都建立了格兰其组织，有两万个分会和八十万会员。此时，格兰其已不再是单纯的社交组织，许多州的格兰其通过合作式企业模式推销农产品和采购工业品，它们还希望通过合作式经营乳制品厂、谷物粮库、仓库、信贷机构甚至工厂，以摆脱中间商的剥削。在许多州，格兰其发展出了政治团体，名称各异的农民党在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涌现。这一切看起来与上层政界相去甚远，但美国通过其国内事务，第一次让人们看到，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必须取决于枝节的局部因素之间的交织和协调。这些格兰其政治组织控制了一些州议会后，通过了一些法案以规范铁路公司的不法行为，但是这些所谓的格兰其法案成效不大。事实上要想制定出严密的对铁路公司有强制力的法案是不可能的，由于司法界对铁路公司的支持，法案的执行极为困难，而最高法院在八十年代还做出一系列判决以严格限制各州的立法权。

到了七十年代末，农业的处境有所好转，格兰其迅速衰落了，标志着农民联合起来的初次尝试失败了。没过多久，形势再次恶化，称作“农民联盟”的新的农业组织在西北和南方开始出现。这些联盟很大程度上模仿了格兰其，进行了类似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与之不同的是，它们几乎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政治诉求，包括削减关税，放松通货，以及对铁路公司更严格的规范。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些要求日渐清晰和强烈，最终形成了平民主义的政治主张。

平民党人运动爆发于1887年开始的严重的农业萧条，并日趋激烈。当年严重的干旱导致农业普遍减产，进而导致大规模的抵押贷款违约，大批农民因此破产。此时农民终于清楚地看到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对此坐视不管，农民联盟运动因此迅速扩展，转变成了平民主义。

平民党的建立源于农民对现状的不满，它的主要支持者也是农民，但它也包括许多其他人群，其中有奄奄一息的贸易工会组织“劳工骑士团”，有美钞党和联邦劳工党等短命政治组织的幸存者，以及一群从主张妇女参政到提倡单一税的形形色色的政治极端分子。这些团体给平民党运动输送了一些政治怪胎，但农民集团本身也贡献了一大批五花八门、奇特荒诞的人物，其中有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绰号“干草叉”的本·蒂尔曼，来自堪萨斯州，为“不穿袜子的苏格拉底”这样的昵称沾沾自喜的杰瑞·辛普森，以及大平原上的农民“少种玉米多闹事”的复兴主义者玛丽·埃伦·丽斯等等。这些平民党反抗运动的领袖对于美国政坛来说也算是前所未见。

1890年，平民党在州级选举中获得大胜，便开始对两年后的总统选举寄予厚望。他们的竞选人是已解散的美钞党的前领袖，詹姆斯·韦弗。然而，许多农民虽然处境艰难，却还是不愿意放弃他们传统的党派忠诚。虽然韦弗拉到了一百万选票，民主党候选人格罗弗·克利夫兰依然小胜共和党对手本杰明·哈里森，连任成功，当选了总统。

克利夫兰第二届任期就任没多久（他在1885-1889年已任一届总统），经济灾难便开始了。金融恐慌使导致了无数企业倒闭，以及大城市里的大规模失业，暴力的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农产品价格进一步崩溃。克利夫兰无力制止经济萧条，对他的不满在支持者中迅速蔓延。许多人不赞成他的关税政策，也不赞成他1894年在芝加哥利用联邦军队镇压普尔曼铁路公司工人大罢工的做法——那次罢工使全国的一半铁路陷入瘫痪状态，但是，他拒绝实行通货膨胀才是把绝望的民主党人赶入平民党阵营的关键原因。通胀政策的支持者认为，他的过错是利用职权强行废除了1890年通过的《白银购买法案》。该法案规定将用于铸币的白银增加一倍，目的在于增加通货，提高农产品价格。可惜这两个目标都没有达到，金银复本位主义者认为，这是由于法案还不够激进，而唯一的补教措施是不加任何限制地完全放开银币铸造。克利夫兰则认为，这个法案引起了1893年的大恐慌，因此必须实行金本位制度。

此前，完全放开银币铸造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多年，《白银购买法案》的废除使它又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从1793年到1896年，这个问题成了亟待解决的首要大事。农民早就主张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他们认为通胀能有效提高农产品价格。为此，早年就有些农民向美钞党暗送秋波，因为美钞党承诺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发行更多的纸币。现在，农业利益集团希望通过全面开放白银，甚至把所有矿产的贵金属来造币，来恢复繁荣，而对于商业界来说，这样做必将导致破产——他们指出，使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请神容易送神难，金本位制才是稳定经济的不二法门。由于这样的对立，是否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就成了接下来一届总统竞选的关键议题。

起初人们并不确定平民党是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还是同民主党联合推举候选人。1896年7月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作了决定——由于掌权者支持放宽通货，大会确定了无限量铸造银币的基调，并指定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作为候选人。布赖恩在会上慷慨陈词，攻击了金本位制的支持者，这篇题为“金十字架”的演讲至今仍是美国辩论演说的经典之作。面对这样的候选人和竞选纲领，平民党人表示满意并决定为布莱恩背书。虽然并没有完全放弃独立参选的计划，平民党人决定同民主党人并肩作战，对抗共和党候选人，金本位支持者威廉·麦金莱。可是布赖恩作为总统候选人有难以克服的短板——民主党内严重分裂，报界、企业界和金融界很多人也都反对他。他在竞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演说才能和感染力，进行了顽强而积极的努力，然而这都是徒劳的。麦金莱几乎足不出户就赢得了竞选，比他多出了五十多万张选票。

布莱恩的失败对孤注一掷支持他的平民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虽然平民党在这之后又勉力支撑多年才正式解散，但这次选举之后它已经一蹶不振了。事实上，平民党支持者的大部分诉求后来在二十世纪新的改革运动中又被重新提出，并几乎全部成为法律。无限量铸造银币的要求始终没有实现，但是农民通过另一途径达到了目标。随着克朗代克和南非发现新的金矿，世界黄金供应量在十九世纪末急剧增加，货币流通量随之增加，到1900年，美国国会通过《货币法案》，实行金本位制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关于开放白银的争论也完全被人遗忘了。

到四年后，布赖恩再次在总统竞选中对阵麦金莱并败北时，人们的热情已经烟消云散了。萧条已经结束，经济强力复苏，美国人开始忽略国内事务，而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因为在这四年中，美国开始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与它的实力相匹配的角色。

自拿破仑垮台以来，美国人民一直专注于开发美洲大陆和发掘其自然资源，他们对外交事务并不关心。如今，定居西部的事业已经完成，经济发展稳定良好，美国人开始在新的领域中积极进取。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所有的工业化强国都开始为建立帝国的理想着迷，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在积极寻求新的殖民地和市场。欧洲的榜样力量影响了美国，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美国人开始表现出强烈的进取心，其初次亮相，便是1895年与英国由于委内瑞拉的边界问题发生的纷争。

南北战争之后，英美关系一直非常冷淡。尽管格拉德斯通政府在亚拉巴马号索赔案中选择了和解，英国在南北战争中对南方的同情所造成的两国之间的隔阂仍然无法消除。此外，在白令海峡捕猎海豹，关于美国渔民在加拿大海域捕鱼权，以及对1950年签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中提出的关于巴拿马运河议题的解释这些问题上，两国仍然龃龉不断。然而比起委内瑞拉的边界问题，这些争执都显得不值一提了。由于委内瑞拉这个南美共和国同英属圭亚那的边界多年都没有确定，美国多次试图调解，而英国则每每拒绝这样的提议。1895年夏，美国国务院再次严肃提出动议，指责英国违背门罗主义精神，并要求英国明确答复是否愿意接受调停，克利夫兰总统称之为“二十英寸大炮式的照会”。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对此进行了冷处理，拖到十二月才作出答复，表示拒绝斡旋，并指出美国政府对门罗主义理解错误。于是，克利夫兰总统通知美国国会说，美国将独自确定这条边界，并强制各方接受他的决定。

有几天时间，对英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美国人很快从最初的爱国主义冲动中冷静了下来，英国舆论的反应也颇为平静。在危机高潮之时，德国皇帝电贺南非总统克鲁格击退詹姆森的突袭的消息传到英国，复杂的帝国角力（后文详述）分散了伦敦的注意力，使英国人的怒气转向了德国。由于欧洲和南非事务的掣肘，英国政府无暇同美国在南美纠缠，便同意由美国进行调停。特别法庭基本上满足了英国对圭亚那边界的要求。这之后美英关系开始逐步好转，主要原因是英国对自身陷于孤立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德国海军的扩张产生了警觉，进而试图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而美国也乐见这样的改变。

然而，美国人表达对自身制度强烈自豪感的欲望是很难克制的，很快便在古巴反抗西班牙斗争中施展了出来。当古巴起义者在1895年奋起反抗时，美国主流舆论很快就对他们争取独立斗争表达了同情，西班牙人在古巴的残暴行径更是犯了众怒，受到愤慨的职责，比如韦勒将军把平民赶到集中营，致使数以千计的人死于疾病，纽约两家互相竞争的报纸对这些暴行大加渲染，影响了普通民众要求美国进行干涉。1898年，主张对西班牙宣战的民意达到沸点，在2月，在古巴执行保护美国人生命财产的美国军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被鱼雷炸毁，舰上绝大部分将士殉难。事后，西班牙政府急忙向美国作出让步，希望平息事端，而美国的麦金莱总统本也打算接受，但鉴于公众群情激奋，民意难违，4月11日美西战争爆发了。

这场战争只持续了十个星期，美军接连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古巴的美国远征军虽然对陆军部混乱的统筹和战场上指挥官的无能抱怨连连，却不断取得速战速决式的胜利，迫使岛上的西班牙军队全部投降。海战方面，海军准将杜威于5月1日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湾海战中打垮了西班牙舰队主力，而西班牙的加勒比海舰队也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港外被歼灭。8月，西班牙请求议和，12月，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确立古巴独立，而美国获得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

对于美国来说，这场战争对于治愈南北战争的创伤贡献良多，一时间爱国主义浪潮席卷全国，北方人和南方人都为他们共同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倍感自豪，两边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参加远征军，在圣胡安山战役中并肩战斗。著名的原南军骑兵指挥官乔·惠勒曾说，为联邦共同的旗帜战斗一场的意义胜于多活十五年。这次战争还表明美国人民已充分意识到了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力量。在1898年至1900年之间，美国在世界殖民版图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除了从西班牙手里夺取的领土，他们还得到了夏威夷、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和太平洋上无人居住的威克岛。美国虽然尚未放弃孤立主义，但确实从此不再仅仅埋首于国内事务，而是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美西战争也促进了美国同英国关系的新发展，因为英国是在这次战争中支持美国的唯一一个欧洲国家，美国人民对此心怀感激。在十九世纪行将结束之时，英美两国在世界事务中相互靠拢到建立并肩协作关系的基础由此奠定。至此，本书关于美国及其炫目前景的讨论将告一段落，让我们穿越大西洋回到威斯敏斯特，看一看英国的光怪陆离。

第十九章　爱尔兰自治

当格拉德斯通在1880年再次担任首相时，他的处境可远不如12年前在任时那么顺心。在他的第一任期中，他带领着坚定的内阁和团结的自由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法案。这一次人们也一样对他满怀期待——他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多数，超过保守党对手137个席位。可是几乎议院刚刚开会时，议长便说，格拉德斯通面临着一个很难驾驭的团队，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个判断。可以说，没有几届政府像格拉德斯通第二任期开始时一样被寄予那么高的期望，也没有哪届政府在任期结束时那么的令人失望。

问题的症结主要来自自由党的内部构成。自由党长久以来一直为其成员的多样化带来的力量感到自豪，但很快它就发现，辉格党人与激进派，右派与左派之间的分歧根本无法调和。在格拉德斯通的第一届任期中，不和谐的因素很少发声，但是到了第二届，老派辉格党人认为改革进行得差不多了，而格拉德斯通自己一定程度上也同意他们的观点，而对激进派的政策十分反感，对他们所主张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政策也十分轻蔑。他写道，“他们（激进派）最喜欢的观点就是他们所谓的‘建构’，其实就是把个人的事务交给国家处理。”另外，他还认为辉格党人比约瑟夫·张伯伦这类激进派新秀好相处得多，像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等人原本就是格拉德斯通的多年好友和同事，更何况格拉德斯通始终认为，自由派的领导者天然就应该是为那些数不多有闲暇有教养的贵族。

可是到了组阁的时候，格拉德斯通却不得不安抚这些辉格党人。例如在格拉德斯通下野期间担任下议院自由党领袖的哈廷顿侯爵，从来就不赞成他猛烈攻击迪斯雷利的东方政策，而对于首相下一步的关注点和精力要投向那个方向，哈廷顿和他的朋友们都感到忧心忡忡。结果，激进派当中只有张伯伦一人进入内阁，出任贸易大臣这个当时不太显要的职务——这是格拉德斯通犯下的第一个大错。当时自由党内部日益激进化，一个辉格党人内阁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不仅如此，内阁领导者还在重要的政治，帝国以及外交事务上陷入了与同僚的直接冲突，其中的重中之重便是爱尔兰问题。一个内部分歧如此严重的内阁必然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格拉德斯通的传记作者约翰·莫利就曾写道，“这个内阁可不止是个联盟那么简单，还是个让人头疼的联盟，因为内部成员不单是有时意见不合，而且对纷争几乎保持着与对和谐同样的热衷。掌控这样一个政府的“长老”就是格拉德斯通——他在71岁时就得到了这个称号，他的能量与决心丝毫没有消退，激情与热情甚至逐年强烈。他在内阁中地位崇高，以至于一位同僚写道，没有他在内阁的时候，“我们简直像没有猫看着的一群老鼠”。

不过并不是只有自由党人，更确切地说是辉格党人，才被麻烦和焦虑困扰。民主运动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既得利益的威胁，让托利党领袖也感到措手不及、惶恐不安，以至于他们开始忘却迪斯雷利长期以来费尽心思希望传授给他们的经验教训。托利党的下议院领袖，斯塔福徳·诺斯科特爵士曾是格拉德斯通的私人秘书，一直对这位伟人心怀敬畏，而他的前座议员同僚们出于对普选权前景的恐惧，都绝望地把他们早年的信仰、实践包括胆怯当成救命稻草。在这样的乱局中，一批人数不多，但能力超群的人，凭借着鲜有匹敌的高超的游击战术加入了议会斗争。这群人就是“第四党”，其中包括伦道夫·丘吉尔勋爵、A·J·贝尔福、亨利·徳拉蒙德·沃尔夫爵士以及约翰·戈斯特。他们在议会中无情且毫不尊重地取笑格拉德斯通，但同时，迅速上位为团体核心的伦道夫勋爵把最猛烈的批评留给了自己一方的领袖。在致《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他指责他们“优柔寡断，错失一系列良机，鲁莽好斗，却无的放矢，害怕负责，却压制和打击兢兢业业的追随者，与政府勾结，同时贪婪、嫉妒，陈词滥调，毫无洞见”。伦道夫勋爵的谴责之声并不局限于议会内部，而且以“信任人民”的格言和“托利式民主”的口号，超越阶层，直达他们名义上的主宰者——普通民众。他的成功如此戏剧化，使他很快掌握了几乎与索尔兹伯里相媲美的权力。

这段时间的党派斗争是有些诡异的。激进主义和托利式民主这些新崛起的力量使传统的议会制度陷入了大混乱。各方争执的问题错综复杂，打破了党派的界限，这些激烈的冲突常常导致内讧和两败俱伤。张伯伦和伦道夫勋爵，虽然分属两党，有时分歧严重，但他们的共同点却远远多于同自己党内领袖的共识。这样的纷争直到后来格拉德斯通举起爱尔兰自治这把利斧才告一段落，首相迫使政界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泾渭分明地选择立场，从而划清界限，结束了混乱的局面。

自由党人经常抱怨每次他们接替保守党掌权时，总会同时继承一堆复杂的帝国事务，而被迫陷于与他们自己反对帝国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境地。1880年组阁后的情形也不例外，他们碰到的麻烦之一来自南非。南非的布尔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早就陷于困境了，其内部处于崩溃与失序的边缘，东部边界受到祖鲁军事王国的压制。

为了使这个共和国支撑下去，迪斯雷利政府吞并了它，而这个决策最初没有受到多少阻力。迪斯雷利希望把南非的白人社会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加拿大式的自治联邦，但是时机尚未成熟。德兰士瓦的布尔人恢复独立的强烈愿望开始发酵，他们在寻找机会一举推翻英国的统治。1879年，英军终于平息了祖鲁人的威胁，布尔人立刻感到时机成熟了，他们希望在自由党当政的时候获取独立也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格拉德斯通个人曾经谴责过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决策，但是自由党内有许多人更偏向非洲土著而非布尔人，格拉德斯通被说服了，也认为联邦制是解决南非困境的唯一办法，于是拒绝短期内对政策做出任何改变。1880年底，布尔人发动叛乱，在马朱巴山击败了一小股英军。当时在南非的英国军队规模足以粉碎布尔人的武装，但格拉德斯通并没有屈从要求报复的呼声，而选择把冲突开始以前就已经在进行了的谈判继续下去。最终，双方于1881年达成了《比勒陀利亚协定》，并于1884年进行了修改，使徳兰士瓦获得了实质的独立。这次自由党原则的实践奠定了布尔人在南非的势力，如果没有两个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一过程可能进行得更加顺利。一个因素是兰德河附近发现了储量极为丰富的金矿，导致大规模的繁荣的采掘城市在原本以农业为主的布尔人共和国里忽然生根发芽。同时，在开普敦，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南非自治领的塞西尔·罗兹进入了政界，这是个与生俱来具有梦想变为现实能量的人物。这两件事的长远影响当时还没有显现出来。

正如格拉德斯通所预见的，迪斯雷利购买苏伊士运河股份的举动虽然在当时是英明之举，但很快就招来了在埃及的各种麻烦。格拉德斯通上任时，埃及名义上由总督统治，实际上处于英法的控制之下。埃及总督通过卖出运河股票只是暂时摆脱了破产的危机，不久，英法两国任命了债务委员会专门处理总督的财务以及其他问题。英国派出的委员会专员伊夫林·巴林，即后来的克罗默勋爵，成为了帝国最杰出的殖民地总督之一。除了很短一段时间的间断，他主宰埃及命运长达三十年。在1881年底，英法两国对埃及的控制被阿拉比·帕夏团长领导的民族起义终结了。这次起义得到军队的支持，并迅速蔓延到全国。格拉德斯通试图应用“欧洲协调”原则平息混乱的局面，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同时法国国内政局突变，对埃及事务有心无力，其他欧洲国家也作壁上观。1882年6月11日，五十名欧洲人在亚历山大的骚乱中惨死，阿拉比开始在城中调整布防以威胁港内的英国船只。于是，一个月以后，在事先发出过警告的情况下，英军轰炸城市的堡垒，摧毁了阿拉比的火力。几天之后，英国内阁决定向埃及派遣一只由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带领的部队，这支军队到达埃及后接连获胜，于9月13日在特勒凯比尔彻底打垮了阿拉比的军队。这次胜利让格拉德斯通感到既欣慰又内疚。从自由党的精神来讲，英国现在应该撤退，但他们也不能让埃及陷于权力真空。趁势吞并埃及虽然是合乎逻辑，且在欧洲其他列强意料之中的选择，但自由党的纲领让他们自己觉得此举有愧良心，在这样的矛盾使格拉德斯通最后选择了一个更糟糕的解决方案，即英国仍然承担占领埃及的负担，而债务委员会继续掌握绝大部分管理权，这种安排导致欧洲列强都可以干涉埃及事务。1883年，巴林就任埃及总督，成为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并开启了一系列人们翘首以待的改革，埃及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插手埃及事务使英国卷入了更为复杂的苏丹纠纷。苏丹领土辽阔，从埃及边界沿着酷热的尼罗河岸，向南几乎延伸到赤道，绵延一千多英里，属于埃及总督的管辖范围。尽管英国顾问努力劝阻，开罗派去的官员在这片土地上的治理还是十分糟糕。在埃及人起义反抗英法那一年，苏丹人也起来反抗埃及人。苏丹人的领袖是马赫迪，一个穆斯林激进主义者，他很快击溃了一支埃及军队，并且不久便控制了苏丹的大部分地区。格拉德斯通称苏丹人是“正当地为自由而战的一个民族”，其实这对于马赫迪的武装力量来说是过誉了，这些人不如说是嗜血的恐怖主义者。面对这样的形势，英国政府只有两个选择，或是重新占领苏丹，或是完全撤出，他们选择了后者，埃及人对此也无能为力。英军作为埃及军队的指导者负责苏丹南部，1883年底，英国决定撤回他们在那里的驻军，这个决定下起来容易，执行起来却很难。1884年1月14日，英国内阁委任在对中国战争中成名的查尔斯·戈登将军到苏丹去负责撤退事宜。

戈登将军曾在苏丹服役，在打击奴隶贸易的尝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个有良知的人，而这导致他日后付出生命的代价。1884年2月，他到了喀土穆后发觉把苏丹留给马赫迪这样的极端分子将造成灾难，于是，他转而要求增派部队，并计划反攻。虽然因为戈登从来不是个轻易撤退的人，英国政府最初对戈登的反应可能有一定心理准备，但他们还是被前线的这一反转震惊了。戈登下定决心坚守喀土穆，意志坚定而任性地抵制格拉德斯通不进行新的殖民活动的决定，直到完成他自己提出的目标。伦道夫·丘吉尔勋爵首先在下议院提出了对戈登个人安全的担忧，他在三月坦率地质问道，“政府曾把他视为能让我们摆脱困境的唯一人选，现在难道要对这个人的命运置之不理，任其挣扎，袖手旁观吗？”议会给出的回答含糊其词，尽管戈登在苏丹多次告急求援，在开罗的巴林，以及当时最出色的军事家沃尔斯利勋爵，也都建议尽快支援，但政府始终无视其请求。5月，戈登被困喀土穆，英国政府仍然无动于衷地坚持着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说的“逃避政策”。

从春到夏，在英国要求救援戈登的公众舆论越来越强烈，人们还就此召开大规模会议进行请愿。戈登坚定的宗教信仰，对圣经的理解，对奴隶制的斗争，对救助贫苦人家儿童的贡献，以及他的军事才能，都使他如崇高的亚瑟王的骑士团一样，得到民众的爱戴。但此时格拉德斯通的心思并不这个问题上，他首先关心的是选举权改革，其次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查尔斯·布雷德劳夫的事。查尔斯·布雷德劳夫曾当选为议员，却拒绝上任，此事使下议院和首相愧疚了六年多，5月，伦道夫勋爵在下议院评论道，“我比较了他（格拉德斯通）对戈登将军和布雷德劳夫先生相关事宜所作出努力，如果他用在那位煽动人心的渎神者身上的那些高贵的道德观念，能有百分之一用来支持一位信仰基督的英雄，戈登的使命应该早就胜利完成了。”

最终，在陆军大臣哈廷顿勋爵的坚持下，政府勉强屈从了救援戈登的主张，因为哈廷顿勋爵把这件事上升到了民众对内阁的信心的高度。9月，沃尔斯利赶赴开罗，在一个月内集结了一万人的部队。他知道闪电突袭对于马赫迪大规模的长矛兵是不起作用的，速度虽然关键，却有陷入灾难的风险，即使有巩固的工事作为阵地，扭转局面至少也需要半年。10月，他从埃及边界出发，向喀土穆开始了八百英里的长途跋涉，路途的大部分是未曾测绘的尼罗河河段，伴随着急流险滩和酷热的天气。在苏丹北部，尼罗河急转向东。沃尔斯利知道时间非常紧迫，英国民众焦虑的目光正注视着他和戈登，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遥远距离。他的主力部队必须兼程向上游行进，克服无数激流的阻碍，直到突袭喀土穆。同时，他命令赫伯特·斯图尔特爵士率领骆驼队穿过一百五十英里沙漠到尼罗河畔，到达戈登驻地的北面。斯图尔特12月30日出发，行动迅速，在1月17日，他在喀土穆以北一百二十英里的阿布克里受到穆斯林军队的攻击。他的队伍不到两千人，而敌人至少有他的五倍，英军阵地在马赫迪的狂热士兵的猛烈进攻下被击溃，但英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两天以后，斯图尔特的先头部队在敌人的不断骚扰下抵达尼罗河，但他本人受了重伤，不得不由他人接任指挥官，形势非常严峻。1月21日，戈登从喀土穆派出的汽艇赶到了斯图尔特的部队，由于需要进行侦察和伤员处理，行进不可避免地被延误，导致了悲惨的后果。24日，26个英国人和240个苏丹人组成的一支队伍乘两艘汽艇向南开进，被穆斯林武装从岸上用滑膛枪扫射。28日，他们到达喀土穆，一切为时已晚，戈登的旗帜已经不在驻地飘扬，他牺牲了。喀土穆的保卫者奋力拼杀，但城市于两天前陷落了，戈登只身战死，没有等到同胞的支持和救援。全国大概有一半人认为是格拉德斯通谋杀了戈登，维多利亚女王在给格拉德斯通的电报中明白地表达了悲痛万分的心情。戈登成为了国家的烈士。虽然他违抗了命令，他在日记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不可否认，派他出征的政府最后抛弃了他。几乎取得成功的英国援军退回埃及。格拉德斯通后来承认，政府向喀土穆派出了一位“英雄中的英雄”，他同时具有这样人物的缺陷和美德，而政府为此付出了代价。

自由党在国内活动同样动摇了它的地位。当全国都在关注戈登的时候，政府却在推进它的最重要立法议程，即旨在扩大选举权，完成民主运动进程的《改革议案》。这个议案会赋予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选举权。另一个法案取消了剩余的小自治镇，把全国分成各出一名议员的选区，只有个别地区例外。这些都是1856年法案的自然延伸，但也使当时已经非常困难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单一代表的选区制打破了每个选区各出一名辉格党议员和激进派议员的惯例。自由党人和激进派很自然地从中获利，张伯伦一次又一次地猛烈攻击他所谓的“既不种田，也不织布”的阶级，带着他所谓的“非权威性纲领”及其“三亩地一头牛”的著名许诺，他把主要攻势从城镇转向农村。辉格党人无法忽视这一挑战，可他们同激进派之间分歧的裂痕已经深到伤及根本，根本不可能再继续合作了。1885年秋天，上院托利党领袖、在任首相索尔兹伯里说，格拉德斯通“对团结的敦促实际是逼着人们虚伪”。

对英国政治未来走向的进一步猜测，被格拉德斯通宣布支持爱尔兰自治政策意外打断了。要理解这一公告的重要性和影响，我们得要回顾一下爱尔兰令人悲伤的历史。自从1840年的大饥荒以来，爱尔兰一直处于苦难之中。爱尔兰农民几乎一贫如洗，以西部地区尤甚。戈登将军曾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中描写过他们的悲惨境遇，“根据各种材料和我亲历的情形，我必须承认，那些同胞的境况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惨，更不用说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了。‘他们’生活在比我们的牛住得都差得多的地方，每日挣扎着与饥饿做斗争”。爱尔兰自古以来便是个贫穷的地方，经过大饥荒和人口外迁，它的人口密度仍然过大，而英国政府的政策更让爱尔兰人的境况雪上加霜。当时的土地制度压垮了爱尔兰农民，农民对这个制度深恶痛绝，因为它绝对地偏向地主，而且支持没收农民认为属于他们的土地。这导致了农民强烈而深刻的仇恨，因为他们感到自己世代相传赖以生存的根基被剥夺了，而不是单纯由于贫困，也不是单纯的吃土豆、住草棚的生活问题。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格兰人对这种仇恨情绪不以为然，对仇恨衍生出暴力反抗采取简单的武力镇压。在1870年前的40年里，英国政府颁布了四十二项强制法案，却没有一项法案保护爱尔兰农民免受退租的烕胁和高额租金的盘剥。英国政府其实是有意为之，目的是迫使爱尔兰农民失去土地而成为像英格兰农民那样的短工。然而，爱尔兰并不是英格兰，爱尔兰农民固守家园，利用各种手段打击外籍地主。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不列颠对爱尔兰局势看得黑白分明。在爱尔兰的地主大部分是在爱尔兰经营已久英格兰的殖民者，他们在许多方面把自己视为来自母国的文明势力，他们常常要通过斗争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天主教会对迷信的爱尔兰农民的严密控制逐渐渗透到政治和宗教领域，演变成对英格兰的敌意。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开始，爱尔兰曾不止一次险些成为欧洲大陆进攻英格兰的跳板。烧毁草垛、刺杀地主和其他恐怖行动使英格兰人普遍接受爱尔兰地主的说法，他们很难理解，只有根本上的政策改革才有可能打破由无法平息的怒火、高压的镇压、更多叛乱结成的这个循环往复的僵局。

格拉德斯通第一次就任首相时，就对爱尔兰问题特别关注，到后来，这成为占据他全部注意力的重中之重。不过，他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尝试受到了极大的阻力。虽然英国政界上层很多领袖人物是爱尔兰贵族，但他们对爱尔兰人的问题并不感到同情。格拉德斯通在第一个任期里通过解散爱尔兰的新教教会，成功地缓解了爱尔兰人对外来教会的反感。1870年，他的第二个措施是通过《土地法案》来防止无偿侵占农民土地的行为，但这个法案被证明失败了。又过了十年，他才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对爱尔兰农民土地永久拥有权的真正保障才可能解决问题。

1873年，艾萨克·巴特建立了爱尔兰自治联盟。联盟的目标是通过和平修改宪法的手段实现自治，它的领导人巴特是一位有能力、有教养，又受人爱戴的下院议员。他相信议会辩论的说服力。可惜英格兰对他的主张不买账，爱尔兰对他的方法也没有信心，很快，这一运动的实际领导权就交到了査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手里。帕内尔是地主，也是新教徒，在议会中资历尚浅。他的母亲是一位在同英国的战争中建立功勋的美国海军上将的女儿，从母亲身上，帕内尔继承了对英式运作方式和制度的厌恶和轻蔑。作为爱尔兰党派中的贵族，他是天生的领袖人物，具备纪律性的力量和很快把爱尔兰自治问题从辩论话题变为当前最重大问题的斗争手腕。他在推行自己的主张时意志坚定，藐视下院传统，迅速上升到让人无法忽视的地位，以至于一名英格兰政客说“同他打交道简直像对付另一个强国似的”。

帕内尔的成功根植于爱尔兰自治的宗旨与农民动乱的爆发两者的结合。七十年代末，世界农产品的价格暴跌，加上连年歉收，使大批贫困农民因交不起地租而被驱逐的情况更加恶化。因叛国罪坐了七年牢的迈克尔·达维特1877年刑满获释时，这一驱逐进程才刚刚开始。达维特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热爱爱尔兰，他富有人道主义同情心，同帕内尔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坚信自治问题和土地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尽管面对着爱尔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他仍在1879年成功地创建了土地联盟。这个联盟的目标是降低高额租金，推广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达维特曾得到美国爱尔兰人的物质支持，当帕内尔宣布支持土地联盟时，农民对土地的迫切渴望、实现自治的政治要求和美国移民对压迫者无法忘怀的仇恨最终汇聚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同盟。

格拉德斯通当时都没能很快地认清楚这种局势，他当时满脑子都是再次就任首相后面临的那些重大的外交和殖民地问题。对于爱尔兰问题，他的政府第一个应对措施是提出了一个临时性的《补偿骚动损失法案》，当1880年7月上议院否决了这个法案时，爱尔兰迅速以恐怖行动进行报复，在当年最后一个季度里，发生了两千多起暴动。帕内尔向他的追随者们推荐了一个新式的武器，就是像过去隔离麻风病人一样孤立那些违反农民法律和传统的人，让他们痛不欲生。这种武器的最初受害者中有一位土地经纪人博伊科特上尉，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英语中的一个典故。这段时期，土地联盟成就斐然，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资金源源不断，而且由于土地联盟在爱尔兰有效控制的地区比都柏林堡的政府当局还要大，驱逐欠租农民的现象几乎消失了。

接下来，政府决定同时打击恐怖活动和改革土地法。1881年3月，政府颁布影响广泛的《强制法》，用莫利的话说，它授予爱尔兰总督“随意逮捕和无限期关押任何人”的权力。在《强制法》作为议案提交议会讨论时，帕内尔竭力采取抵制的策略。他在下议院的目标是要利用议会程序以习惯而非规则为依据的情况来使政府的工作陷于停滞。从1月31日到2月2日，下议院连续开会长达四十一小时，后来议长不得不通过“休会”来强制性地停止讨论。随后，会议通过了停止辩论的决议，从而初次打破了议会的传统程序。

在《强制法》之后，政府立即颁布了《土地法》，几乎同意了爱尔兰人的全部要求。《土地法》基于三条核心内容，首先，由一个仲裁机构决定土地的合理租金；其次，按时交租者拥有永久使用权；再次，佃户可以自由出售土地。这些条款之慷慨已经远远超出了爱尔兰人的期待，但是帕内尔在美国爱尔兰裔极端主义者的鼓动以及他自己能够逼迫格拉德斯通做出更大让步的信念下，决定阻挠新的土地法庭的工作。政府别无他法，只好在10月依据《强制法》逮捕了帕内尔。当被问到谁会接替他时，帕内尔回答说，“月光上尉”（一个著名爱尔兰裔劫匪的绰号）。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他被捕后，谋杀和其他犯罪激增，到1882年春天，格拉德斯通认为强制政策已经失败了。

同时，帕内尔急切希望早日获释。由于爱尔兰极端主义者行动颇见成效，帕内尔必须再次树立自己作为领导者的权威。于是，他和政府在四月达成了所谓的“基尔曼哈姆协定”，约定他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终止暴力和恐怖，以换取政府实行《欠款法》来帮助那些由于欠租而不能受益于《土地法》的佃农。拥护强制政策的爱尔兰事务大臣W·E·福斯特和爱尔兰总督考珀勋爵辞职，由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和斯宾塞勋爵接替。5月2日，帕内尔和他的两名亲信被释放，和平的曙光似乎出现了，可是光明的前景被一个可怕的事件毁掉了。5月6日，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到达都柏林，几个小时后，他和他的助理大臣伯克在凤凰公园双双被刺身亡。谋杀者是一个叫“无敌者”的组织，他们的目标本来是伯克，而且并不认识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后者是因保护同伴而被杀的。英格兰被震惊了，支持强制政策的派别渔翁得利，短时间平息乱局达成和解的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格拉德斯通竭尽全力想从他失败的政策中收拾残局，他现在相信帕内尔是爱尔兰的一股节制力量，与他合作是维持任何改革成果的唯一希望。首相的这一观点在内阁中仅有一两位支持者，帕内尔一方愿意等待时机，于是爱尔兰开始了三年相对安定和平的时期。

现在让我们回到1885年。6月8日，政府的一个预算修正案被驳回，格拉德斯通立即辞职了。这其中有自由党内部不和和分裂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爱尔兰议员投票支持保守党反对派。伦道夫·丘吉尔勋爵让帕内尔感到一个保守党政府会停止强制政策，而这一默契足以获得爱尔兰议员的支持。经过了一些犹豫和困难后，索尔玆伯里侯爵组阁建立了在下议院占少数的保守党政府。伦道夫勋爵就任印度事务大臣，他的宿敌诺思科特进入上议院，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就任财政大臣和下议院领袖。最重要的任命是卡纳文伯爵接任爱尔兰总督。众所周知，卡纳文伯爵支持爱尔兰自治。8月1日，他在格罗斯维纳广场的一栋房子里会见帕内尔，给帕内尔留下政府打算实施一项自治政策。选举在即，帕内尔必须做出抉择。他通过自己的情人奥谢夫人向格拉德斯通传话，告知了保守党的许诺，格拉德斯通回答说，“应该这么说吧，要我们去跟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政治许诺竞价，我第一个反对。”真实情况是格拉德斯通此时已经转而赞同自治政策，但他不准备同帕内尔讨价还价，而是想把下一步棋留给索尔兹伯里。

到11月选举时，帕内尔没能从格拉德斯通那里得到明确的许诺，于是下令不列颠的爱尔兰人投票支持保守党。其实爱尔兰问题在这次选举中并不太重要，竞选斗争主要集中在对上届政府政绩的不满，张伯伦的“未经批准激进纲领”成为唯一的一个主要分歧。选举结果差的不能再差了。自由党在自治市里丧失了很多席位，在郡级由于刚刚获得普选权的工人们的支持而有一些斩获。在新的下议院里，自甶党多数超过保守党八十六席。帕内尔实现了他的愿望，他的追随者队伍由于《改革法案》在爱尔兰各郡的实施而扩大，恰好也达到了八十六席。正如索尔兹伯里所形容的那样，“形势处于低潮，即保守党加帕内尔派等于自由党。”

在这种情况下，格拉德斯通仍然希望，帕内尔派同保守党的联盟能倾力合作，使爱尔兰自治法案能获得共识，得以通过，而不会受到上议院的过分阻挠——他还记得解放天主教徒、废除《谷物法》和第二个《改革法案》等先例。帕内尔通过奥谢夫人传达的一切请求，格拉德斯通都回答说，自由党不便于在政府宣布其政策之前采取任何行动。12月，他见到了索尔兹伯里的侄子，A·J·鲍尔弗，并于20日写信给他说：“我确信这个问题只能由政府解决，而且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我尤其希望现任政府能处理这一问题。”保守党人对这封信不以为然。几天前，政治局势已经有所改变，因为格拉德斯通对爱尔兰自治问题的立场已经被他的儿子赫伯特公开透露出去。这只所谓的“哈瓦登·风筝”放出后，隐藏在政治漩涡里挣扎着的各股力量立刻浮上了水面。格拉德斯通竭力试图避免的自由党分裂成为了现实。早已因为激进派势力增长而不满，进而疏离的辉格党人坚决反对爱尔兰自治。保守党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因为他们感觉到格拉德斯通立场的突变将使他们获益，他们同辉格党人可能结成同盟的流言已经传播开来。对帕内尔来说，这种结果是一场灾难，保守党人由于他的支持而获得的那三十个席位，现在看来成了给敌人的赠礼。

格拉德斯通的立场和期待是否有实质性的意义是很难说的。卡纳文伯爵只代表他自己，并不代表保守党或内阁。他与帕内尔接触只是试探性的，政府也并没有做出承诺。索尔玆伯里拿到爱尔兰人的选票从而赢得了这次关键的选举，自然心满意足。然而，由于他的新教信仰，对联合王国的信念，对地主阶层和支持保守党的爱尔兰少数派的忠诚，他很可能从来都没有严肃考虑过爱尔兰自治问题。他作为一个领导者，完全不像皮尔或格拉德斯通那么喜怒无常，导致党派分裂的那些狂热根本与索尔玆伯里的性情格格不入。

到1885年圣诞节，局势终于明朗了。卡纳文在元旦辞职，索尔玆伯里政府在1月26日宣布提出一个最严厉的《强制议案》。格拉德斯通甚至几乎没有与同僚商量，毫不犹豫地在“女王演说”修正案中挫败了政府的议案。新政府将毫无疑问地支持爱尔兰自治，哈廷顿和其他辉格党领袖拒绝参与其中。这一切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格拉德斯通对张伯伦的处理方式使任何残余的成功的可能性灰飞烟灭。在国人眼中，张伯伦现在在自由党占据着仅次于其领袖格拉德斯通的地位，而后者过分地低估了他的重要性，拒绝给予他殖民大臣的职位，而让他担任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张伯伦对爱尔兰的看法在前一年有了迅速变化。他对帕内尔的信任被爱尔兰人转而支持保守党的背叛行为粉碎了，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也被他们的中间人奥谢上尉，即帕内尔的情人的丈夫所破坏。张伯伦反对关于自治的任何大规模计划，要争取到他的再次支持，格拉德斯通可能需要动用自己所有的策略和说服力。格拉德斯通也没有尝试去这样做，他起草《自治议案》时没有咨询张伯伦的意见，张伯伦的地方政府改革计划也被搁置了。3月26日，张伯伦辞职了，从此成为格拉德斯通最难对付的敌人。

1886年4月8日，格拉德斯通通过一次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说把《自治议案》提交到下议院。他说《自治议案》将给予爱尔兰正义，并为她的人民带去自由。这一演说即使放在格拉德斯通辉煌的议会生涯中来看，也是极为出色、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次，然而他对自由党的自由原则和自治原则的呼吁，面对的却是深深的反感情绪。他立场的突然转变，他为继续掌权而对爱尔兰选票的依赖，以及人们对爱尔兰暴行的苦痛记忆，都加深了他的反对者的恐惧和偏见。种族、宗教、阶级和经济利益带来的各种复杂情绪都阻碍了人们接受格拉德斯通所持的自由主义立论，分歧愈演愈烈，格拉德斯通强烈的道德感引起了反对者的反感。反对派认为他是伪君子，甚至更糟，他毫无预兆地发起了一场破坏性的运动，而伦道夫·丘吉尔勋爵质问道，“为什么呢？唯一的原因只是为了急不可待地满足一个老年人的野心。”

《自治议案》在提交国会两个月后的第二次审阅中被否决。93名自由党人投票反对政府。格拉德斯通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辞职或解散国会。他选择了后者，然后集中在爱尔兰自治这一个问题上重新举行议会选举。他的狂热、激情和精力都没能使他战胜强大的反对力量，新的下议院里，316名保守党与78名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自由统一党，对抗着占据了291席的格拉德斯通派与其同盟，控制了85席的帕内尔派。格拉德斯通随即辞职，索尔兹伯里再次上台。

从此，保守党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执政时期，中间只有很短的一段中断。1830年开始的长时间的自由党执政时期结束了，其原因既有辉格党人对社会改革的厌恶，也有格拉德斯通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立场的突变。自由党前途暗淡。它坚持英格兰选民所不欢迎的政策，以至于损害了自己的右翼成员，之后，它又失去了具有改革精神的年轻一代领导者中至今最出色的一位。幸运之轮转到了保守党这一边，在1880年，保守党看起来前景渺茫，如今，当年他们所恐惧的，视为无法阻挡的民主制斗士的对手，已自毁长城，败于眼前。

第二十章　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府

爱尔兰自治问题导致的分歧对英国政党政治的忠诚性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1886年夏天还并没有立刻显现出来。索尔兹伯里政府依靠自由统一党的支持上台，自由统一党由哈廷顿领导，而它在议会和全国最有影响的人物是约瑟夫·张伯伦。他们声称他们仍是自由党人，而且在之后的十年里，他们在下议院里仍然坐在自由党一边。这让格拉德斯通的追随者极为愤慨，许多人愤恨地公开把张伯伦比作犹大。1887年初，双方的领导人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沟通的失败使双方心照不宣地接受了双方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的现实。这次决定性的分裂导致了议会阵营的尴尬组合，索尔兹伯里被迫同他几个月以前谴责为暴民领袖和“杰克·凯德”的人共事，也不得不接受张伯伦的部分纲领以换取他的支持。张伯伦自己已经上了保守派的战车，于是也不得不放弃很多之前的政策和意见。在自由党一方，格拉德斯通失去了辉格党的支持，被迫向党内与他自己观点相去甚远的激进派做出让步。

索尔兹伯里政府同前一年并无太大不同，只是希克斯·比奇爵士坚决辞去了下议院领袖的职务，他说“（这个职务）应该名副其实，由党派的实际领袖担任”。于是，37岁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担任了下议院议长和财政大臣，登上了他仕途的顶峰。在六年里，他的辩论技巧和政治手腕使他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纵然很多人不相信他的策略，或者不赞成他的政策主张，他在下议院的地位在党内无人能挑战。这届内阁步调并不协调，伦道夫勋爵关于保守派民主的想法与索尔兹伯里的传统保守主义立场无法产生共鸣。作为首相的索尔兹伯里不相信立法能改善现状，他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现存秩序，保守党人应首先服务于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依靠他们保护自己利益的阶级。伦道夫在1886年11月给首相的信中写道，“有些人先入为主认为保守党不善于立法，觉得保守党人能够治理国家，发动战争，大量增加税收和支出等等，却无力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制定法律。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幼稚而且愚蠢的。”索尔兹伯里回答说，“我们执政必须比反对派平缓和低调一些，我们提出的议案也必须是试探性的和谨慎的，不应该激进或和绝对化。”两人的矛盾由于伦道夫涉足外交事务而激化。10月，伦道夫公开指责亲土耳其的政策，表示支持巴尔干民族独立。他同索尔兹伯里的分歧在性格和政策方面都是根本性的，导致冲突爆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件无关痛痒的小事——伦道夫要求削减陆海军预算。1886年圣诞节前夕，伦道夫辞职了，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事件走出这一步，也并未试图争取支持。他的政治生涯就此谢幕，此后他又活了9年，大部分时间饱受疾病折磨。

伦道夫戏剧化的下台终结了一年的政治动荡，其对保守党的影响相当于辉格党背叛格拉德斯通之于自由党。索尔兹伯里任命一个秉持纯粹辉格党观点的自由统一党人，乔治·戈申，为财政大臣。这说明保守派民主制已经被视为累赘了。此后索尔兹伯里政府的立法活动少到了极致。它的主要立法进展是1888年通过的《地方政府法案》，旨在成立郡议会，这为民主制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三年后，小学取消了学费，另外，《工厂法案》的颁布在解决雇佣妇女和儿童弊端上做出了一些尝试。这些并不是什么引人注目的成绩，甚至这些仅有的进展都是因为要向张伯伦做出让步而取得的，而张伯伦在政府外面经常说，积极改革的政策才能最好地服务于统一派的宗旨。

索尔兹伯里和相当大一部分公众的兴趣都在海外事务上。当时帝国主义者的海外开拓、探险和殖民活动都达到了高潮，利文斯顿、斯坦利、斯皮克和其他旅行家进入了最落后的非洲内地，他们的丰功伟绩为欧洲列强征服殖民地铺平了道路。和平瓜分非洲是那一时期最重要的成就，而这主要归功于索尔兹伯里。他在1887年出任首相时兼任外交大臣，自始至终认为对非洲殖民版图的规划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法国人是第一个进入非洲的，希望慰藉自己1870年败于普鲁士之耻，德国于八十年代初期紧随其后。如果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愿意的话，他们手中的海军力量和经济实力完全可以支持他们占领英国人所测绘和探索的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不过他们二人对在热带非洲探险都并不热心。在海外拓展英国利益的任务主要由塞西尔·罗兹、威廉·麦金农爵士和乔治·戈尔迪爵士等人完成，尽管国内政府对此漠不关心，这些人还是开拓了一个伟大的新帝国。

索尔兹伯里上台之时，他自己并没有关于帝国扩张的宏大计划，不过已经准备好了支持那些有志于此的人。根据伊丽莎白时代的模式，他把巩固统治和进行政治控制的工作交给三家持有特许状的公司——皇家尼日尔公司控制着尼日利亚，不列颠东非公司控制着现在的肯尼亚和乌干达地区，不列颠南非公司统治着罗得西亚（相当于今天的津巴布韦地区）。这些安排都是在1886到1889年之间完成的。罗得西亚的首都是索尔兹伯里，以首相的名字命名，它是英联邦中唯一由创建人名字命名的自治领，而这个人也预料到了它的未来。英国同其他殖民国家之间出现过很多边界冲突，而索尔兹伯里始终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在这一政策下，英国在1890年分别同德国、法国和葡萄牙签订了协定。其中，英德协定最为重要，它确定了两国在中非和南非的属地边界，作为妥协的一部分，另外，德国承认英国为桑给巴尔的保护国，英国把赫尔戈兰割让给德国作为补偿，德国以一个产香料的岛屿换取了未来的一个海军基地。到1892年，索尔兹伯里的大部分目标都已实现，维护英国对尼罗河谷的控制和确定西非殖民地边界是仅剩的两个问题了。

索尔兹伯里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殖民事务左右的。他原则上支持“欧洲协调”的想法，因此不可避免地与俾斯麦的德奥意三国同盟走得更近。于是，英国总是或多或少地与法国在西非，以及与俄国在近东和远东发生持续不断的冲突。索尔兹伯里成功的关键在于他能够以高超的技巧处理在一个民族对抗激烈的时代，各强国间出现的无数复杂问题。他曾经说过，“英国的政策是懒懒地顺流而下，偶尔伸出船篙以避免冲突。”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英国外交大臣能像他那么娴熟地运用这只“外交船篙”。

如何处理一个郁愤难消的爱尔兰这个持续的问题为国内政治蒙上了一层阴影。索尔玆伯里在竞选时说：“爱尔兰所需要就是一个不退缩不动摇的政府的治理。”1887年，他找到了实践他所谓的通过“二十年的坚定治理”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政策之合适人选，就是他的侄子，成为爱尔兰事务大臣的A·J·鲍尔弗。鲍尔弗面临的局面十分棘手。当时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但是政府拒绝了帕内尔认为防止佃户土地被剥夺的唯一办法是重新计算租金的主张。爱尔兰农民在威廉·奥布赖恩和约翰·狄龙的组织下，开始通过“运动计划”自助。这个计划的基本内容就是佃户应该团结起来要求减租，如果地主拒绝，佃户就把租金留下来作为“运动计划”的基金。爱尔兰人以恐怖主义的方式推进这个运动——这已经成为爱尔兰土地纠纷中无法避免的手段。政府的回应是作出了一些妥协，同时颁布了《犯罪法案》以赋予行政当局极为宽泛的权力进行镇压。鲍尔弗把这一法案提供给他权威用到了极致，他的行动之坚决完全不逊于爱尔兰反对派之残忍。后来他在下议院为自己的举措辩护时也展现了高超的技巧和智谋，并因此迅速跻身举足轻重的议员之列。

帕内尔对这些混乱选择了置身事外。他当时已经认识到，要实现爱尔兰自治，他必须获得英格兰的充分支持。但是他对谨慎而合法的斗争方式的坚持受到了1887年4月18日《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封据称有他署名的信件摹本的打击，信中说他被迫批准了菲尼克斯公园的谋杀。帕内尔虽然声明这封信是伪造的，但他拒绝在英格兰的法庭起诉。他这种容忍态度，加上公众，甚至包括索尔兹伯里这样声名显赫的人都认为这封信和其他一些信件是真的，导致大部分英格兰人认定他是有罪的。但是次年，政府成立了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来广泛调查爱尔兰发生的犯罪行为，六个月后，在1889年2月，委员会终于开始调查此案。法官们发现这些信是一名名叫理查德·皮戈特的爱尔兰老记者伪造的。皮戈特因一处致命的拼写错误露出了马脚，并在査尔斯·拉塞尔爵士出色的审问下崩溃了，他在证人席上垮掉，随后承认了罪行。几周后，他在马德里的一家旅馆里饮弹自尽。这件事对公众造成了戏剧化的影响，几个月中，帕内尔沉浮在舆论浪潮之中，而此时被推上了顶峰，对他长时间的咒骂变成了从天而降，陌生的，一时的爱戴。此时，大选的脚步迫近，执政党政府不得人心，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格拉德斯通和爱尔兰自治派取得胜利了。

可这时，形势又扭转了。1890年11月13日，离婚法庭开始审理奥谢上尉诉奥谢夫人和帕内尔一案，法庭裁定奥谢上尉胜诉，而帕内尔作为此案中的共同被告并没有提出辩护。他已经同奥谢夫人同居了十年——这在后世人们眼中并不算特别可耻，但在当时，帕内尔受到了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自由党内势力强大的非英国国教的是非观占了上风，而当时全副心思扑在自治问题上的格拉德斯通拒绝蹚这场道德谴责的浑水。不过格拉德斯通也意识到，防止保守党人从这场风流韵事中继续渔翁得利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帕内尔这位爱尔兰领袖辞职暂避风头，他不断对那些建议让帕内尔留任的人说，“这是行不通的”。帕内尔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塞西尔·罗兹曾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辞职—结婚—回归”，这其实是个明智的建议，但帕内尔并未听从。他那长期压抑在冷静表象下的激情已经被点燃，他的自尊心开始反抗，他拒绝向英格兰人的伪善低头，无论他的国家和事业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最终无奈之下，格拉德斯通写信对帕内尔说，如果帕内尔不辞职，他将不再领导自由党。然而在这封信发出之前，爱尔兰党已再次肯定了帕内尔的领袖地位。格拉德斯通绝望之中把信发给了媒体，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举措，因为这意味着公开的最后通牒。格拉德斯通第二天早上写道：“可以说我们五年来每天都在艰苦地向山上推着西西弗斯之石，而帕内尔先生的决定……意味着，这块石头将再次失控，滚到山脚下，我简直不忍回首。”余下的故事有些索然无味，在帕内尔对格拉德斯通进行了猛烈攻击之后，天主教会宣布反对他，而他党内的大部分人也抛弃了他。为了恢复地位，他徒劳地进行了一系列出格而绝望的努力，之后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自由党在1889年时的光明前景现在被蒙上了一片阴云。1891年自由党采取的全面性的“纽卡斯尔纲领”并未带来多少改善，这个纲领试图求全责备地满足所有派系的要求，结果却愈发激化了各方的反对。到第二年夏天选举时，靠着爱尔兰议员，支持爱尔兰自治的势力也仅仅超过对手四十席。在下议院里，自由党占据了275席，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有82席，而另一方，保守党获得了269席，自由统一党得到了46席。格拉德斯通的多数优势过于微弱使他难以达到目标，但他这一届内阁却颇为得力，其中有哈考特、罗斯伯里、莫利和坎贝尔-伯纳曼这些出色人才，其中最耀眼的明星是H·H·阿斯奎那，他是十九世纪最能干的内政大臣。

格拉徳斯通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立刻着手起草第二个《自治议案》，并在1893年2月亲自提交了这个议案。为使议案通过，他以84岁高龄，先后在85次会议上同张伯伦和鲍尔弗那样难对付的辩论家带领的反对派舌战。这在整个议会史上都是几乎首屈一指的非凡成就。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议案在下院以微弱多数通过，在上议院第二次宣读时被以419对41票否决。至此，建立一个统一、自治、忠于英国王室的爱尔兰的全部希望都破灭了。大约一代人以后，爱尔兰将面临的是内战、分裂以及南方与世界主流事件的隔离。英格兰当时的反应是冷漠的，上议院被胜利所鼓舞，开始不断与政府作对。政府唯一一个重要建树是通过了一个新的《地方政府法案》，以推动城市、乡村选区和教区议会的建立。《自治议案》被否决后，格拉德斯通愈发与同僚们缺乏共鸣，他们拒绝支持他解散国会和攻击上议院的议程，而他也反对同僚们增加税收和开支的修正案。他批评一个草案时说，“这个计划简直疯了，给出这个提案的是些什么人？我进入政界多年时，这些人还没出生呢。”1894年3月3日，在他宣誓就任枢密院顾问52年半后，他宣布辞职。他与他的内阁大臣们的分别很感人，哈考特挥泪发表了极为动情的告别演说，格拉德斯通对此保持平静，他后来提到那次会议时称之为“那个号啕大哭的内阁”。他于1898年去世，他的事业是19世纪最值得关注的，在历史上留下无数浓墨重彩的篇章。在他所处的时代，他是最伟大的民众领袖，在重大道德议题上对公众的影响力无人可匹敌。他也是下议院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理念几乎都值得关注，而他的成就，和他的失败一样，都气势恢宏。

1893年1月，独立工党在布雷德福的一次大会上成立，苏格兰矿工领袖J·基尔·哈迪当选为主席。正如其名，独立工党的目标是传播社会主义理念，以及在议会选举中推选出独立的工人阶级候选人。虽未在政界引起广泛关注，独立工党的成立标志着新生的政治力量在英国工业区崭露头角。几年前，宪章运动失败后的沉寂已经被突然爆发的社会主义政治宣传和工会运动的浪潮打破了，最早的表现形式是1881年的民主联盟，富有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原则倡导者H·M·海因德曼投入了大量金钱和精力，把这一组织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组织。不过工人阶级觉得即便是由一个富人来阐述，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什么吸引力，这一运动成果寥寥。

同时期在英格兰兴起的费边社则要重要很多，它的领导人是一群颇为卑微但能力超群的年轻人，其中包括西德尼·韦伯和肖伯纳。他们摒弃各种革命理论，开始推广一种实际的社会主义原则，他们对组织新政党不感兴趣，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可以通过向现有政党“渗透”的方式来实现。在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的领导下，费边社取得了一些成绩，一系列出版物传播开来，特别是1889年的《费边社论文集》，对塑造工人政治的发展方式贡献甚大。这些文章的观点大体上是现实的，应用性的，鲜有教条主义理论，跟马克思主义也不沾边。它们着重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天然就是缓慢而错综复杂，即“不可避免的渐进性”。

大多数工人对这些高深的理论探讨知之甚少，他们在为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奔忙。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工会组织的成员一般只限于熟练工人和相对富有的工人。但是1889年，工资极为微薄的伦敦码头工人进行了要求每小时六便士工资的罢工。罢工的组织者之一，约翰·伯恩斯，向工人们提起了勒克瑙解围事件，“弟兄们，这次罢工是工人的勒克瑙，当我向地平线望去，我看到一缕银光，那不是沾着兄弟鲜血的刺刀，而是码头工人的六便士的圆边在闪光。” 这次罢工的确称得上是工人的勒克瑙。在强大的舆论同情和支持下，罢工取得了胜利，并带来了工会组织在低技术工人中迅速扩张。

社会主义者在全国范围组织了很多小团体，但他们在政治上还是力量薄弱，在选举中唯一取得的成就是1892年基尔·哈迪的回归——他当选了代表西哈姆区的国会议员。当年哈迪第一次去下议院时，曾因为带了个管乐队并戴了顶布便帽而引起了轰动。这些社会主义团体最大的困难是他们热烈的信念在工人群体和工会领袖中都没有引起反响，这些人仍然支持自由党和激进派。基尔·哈迪耐心地尝试着吸引工会脱离与自由党的联系。在码头工人罢工后扩张起来并支持政治活动的新公会中，他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主要得益于自由党基本上不愿意支持工人阶级议会候选人，除了几个大多为矿工背景的“解放运动实验者”。

这一系列努力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团体和一些工会于1900年2月27日在伦敦法林登街的纪念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工人代表委员会，由拉姆齐·麦克唐纳担任书记。这个委员会的目标是建立“国会内独立的工会力量，有自己的议会领袖和政策协作”。工党就此成立了。麦克唐纳后来成为二十世纪第一位工党首相，他将在一次全国性的危机中分裂工党，在社会主义者的谩骂中死去，其实那些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资本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贡献。

继格拉德斯通之后担任首相的是罗斯伯里勋爵。他在十六个月的任期里走运赢得了两次德比赛马会，其他方面的运气就乏善可陈了。他眼光长远，能够超越政治生涯中的不可避免的立场变换和妥协。作为外交大臣，他风格极为从容地考虑审视世界大事，周密地思考英国的对策。他是维多利亚女王亲自挑选的首相，但他的帝国主义观点使他在党内不受欢迎，上议院也继续阻挠首相的工作。此时，财政大臣威廉·哈考特爵士在预算议案中提出了大量征收遗产税的计划，招致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这届内阁充斥着成员间个性不合造成的冲突，以及帝国主义者和“小英格兰者”之间的争吵。罗斯伯里后来说，“我从未掌握实权。”他所继承的局面困难重重，朝不保夕，让人举步维艰。1895年6月在议会突然举行的一次表决中，政府的提案遭到否决，内阁立刻辞职。没有了内阁保密，自由党领袖间的分歧变得人尽皆知，在后来的大选中，保守党和自由统一党组成的联盟大获全胜，比包括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内的反对派多出152个席位。

选举胜利后索尔玆伯里组织了一个有力的政府，他再次担任首相并兼任外交大臣，他在党内和全国的地位也不可动摇。到此时，他已不再用正统的方式处理政务了。他鲜少出席社交场合，而且据说在这些场合他还经常认不出他的内阁成员。他喜欢隐居在哈特菲尔德的塞西尔祖居里，通过大量亲笔信来履行他的职责，休闲就是在私人实验室里进行科学实验，或者开着一辆壮观的三轮摩托车在自己园林里兜风。他的权威和声望一定程度上来自他在公开场合言行中自然流露的贵族式自信气度，他的风格充分地展现了贵族政治的传统。他对于公众舆论不太关心，而这种冷漠的态度在一个民主时代居然得到了接受甚至赞赏。他的代表和最亲近的顾问是他的侄子，后来的第一财政大臣阿瑟·鲍尔弗。但是在公众眼中，主导政府的是自由统一党的领袖约瑟夫·张伯伦，他此时已达到自己权势的顶峰，急欲获得由于1886年事件而长期未能获得的公职。他选择了殖民大臣一职——他的直觉是准确的，当时人们对国内事务已经毫无兴趣了，索尔玆伯里执政五年期间，政府只通过了一项重大改革，就是1897年的《工人补偿法案》。政治的兴奋点聚焦在各大帝国殖民力量在亚非两个大陆的较量，张伯伦决定这才是他想留名青史的地方。

张伯伦踌躇满志，以自己在激进派时代的改革热情打算大展拳脚。他从伯明翰时期的一个主张地方自治的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摇身变成了一个帝国的设计师。他宣称，“仅仅去占领这个世界上的广袤土地是不够的，除非你能充分地获益和开发，我们是这大片土地的地主，而开发地产是地主的职责”。虽说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西非，总的来说张伯伦的这番宏愿未能实现。从就职开始，他着重开发的改革计划就被帝国扩张政策引发的无穷无尽的麻烦所拖延。其中一个小麻烦是阿散蒂人不断在黄金海岸劫掠奴隶，造成恐慌。英国政府派沃尔斯利率领一支远征军前往讨伐，在1896年1月摧毁了阿散蒂王国。尼日利亚的形势更为棘手，因为牵扯到了另一大国。当时法国人已经从陆上推进到撒哈拉以南非洲，试图凭借军事优势把英军压制在沿海地区。正如索尔兹伯里曾经评价的，张伯伦为人痛恨任何让步，他派亨利·卢加德爵士组织了西非边防军与法国对抗。他的策略非常成功，高超的外交也有力支持了坚决的军事行动，英法两国于1898年6月签订了关于西非边界的协定，英国人的要求完全得到了满足。

几个月以后，英法两国为争夺尼罗河上游的控制权而发生了更加严重的争端。戈登死后，穆斯林完全控制了苏丹，他们的先知马赫迪已经去世，但是被称为哈里发的继承者仍然控制着这个松散的帝国，还挑衅埃及和阿比西尼亚以扩大自己的版图。但是埃及军队经过英国人的重建和改革，成功地抵御了穆斯林的侵犯，保卫了尼罗河下游和红海沿岸。1896年，埃及英军反击南部狂热的穆斯林军队的时机来到了。当时法国人已经开始向尼罗河源头地区推进，必须先发制人予以遏制；意大利人在红海的拓殖需要支持；穆斯林恢复起来的奴隶贸易急需制止；而在国内，索尔兹伯里政府也不反对殖民扩张。三月，埃及军队总司令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发动了为戈登复仇并重新征服苏丹的战役。非洲这片辽阔的大地再也不应是野蛮人统治的牺牲品，或是吸引欧洲强权竞争的磁铁了。

面对沙漠和严酷的热带气候形成的严重挑战，基钦纳进行了严密的筹划。他在战略部署方面的非凡能力这时展现了出来。发生在尼罗河岸地区的战役都经过了缜密的部署、高效的指挥和艰苦的执行。任何一次失利都可能引起国内的强烈批评，任何冒险行动都必须经过反复斟酌衡量。军需供应是主要问题，为了满足基钦纳远征军在纵深极长的非洲内地的需要，英国在未经勘察的干旱地区修筑了五百多英里长的铁路。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发生在工程兵之间，中间穿插了许多短暂、激烈而英勇的战斗。战争开始时，基钦纳的军队有一万五千人，战争结束时达到二万五千人，其中有八千英国人。哈里发的军队至少三倍于英军，他们忠诚勇猛，精于沙漠战术，但两年半后的1898年9月2日，穆斯林军队在喀土穆城外的恩图曼战斗中被彻底打垮。参加过这次战斗的一名轻骑兵说，这是“科学的军队战胜野蛮人的最典型的战斗”。哈里发和他的将领后来均被俘虏，苏丹从此进入建设性的统治时期。

思图曼战斗的五天之后，有消息传到喀土穆说，在白尼罗河上游的法肖达哨所发现了欧洲人，是法军少校马尔尚和他的军官带着一个排的西非士兵，从大西洋沿岸出发用两年的时间穿越了两千五百英里丛林，希望在刚果河和阿比西尼亚之间的尼罗河源头地区开辟法国的势力范围。基钦纳亲自乘船到上游会见了马尔尚，两位军人以礼相待，但是双方实力对比太过鲜明。在双方分别向伦敦和巴黎报告期间，两个首都的人们都对战争议论纷纷，同时法国国旗同英国和埃及的国旗同时在法肖达要塞的上空飘扬。在英国尼罗河畔战役胜利的压力下，法国对苏丹南部省份的领土要求自然是不会被满足，他们只好作了让步。根据1899年3月签订的协定，刚果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被定为英法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这次争端实际上是为几十年来危害英法两国关系的殖民冲突画下了句点。从此，在德国逐渐增强的威胁下，英法两国的关系逐渐和谐起来。

索尔玆伯里政府需要处理的外交事务还不限于此。1895年底，美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宣布美国有权就英属圭亚那同委内瑞拉的边界纠纷做出裁决，导致英美关系遭遇危机。另外多年来德国一直努力向小亚细亚渗透，关于在柏林与巴格达之间铁路的修建也有大量讨论。索尔兹伯里对此并未表示反对，他宁愿在土耳其活跃的是德国人而不是俄国人。俄国修筑了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在远东对中国构成威胁，这一直让英国外交部门感到很大压力。满洲地区和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即将被俄国收入囊中，当时还没有多少人预见到日本军队即将给沙皇造成沉重打击。在外交决策上举足轻重的张伯伦轻率地试图同德国结盟，索尔兹伯里则认为插足欧陆大国联盟比奉行孤立政策要危险，因此他保持中立态度，并努力制止他热切的同僚。他对于英国“洁身自好”能力的信心即将受到检验，因为对于英国来说，南非战争的爆发使得这些世界舞台上的大事件以及与之伴随的外交活动显得黯淡无光了。

第二十一章　南非战争

不列颠是在战争中进入二十世纪的。它在战场上投入了近五十万军队，这是它有史以来向海外派出的最大一支军队。南非冲突起初只是小规模的殖民地战役，但很快牵涉了大规模全国性的力量投入，并引起了英国国民强烈的关注和情绪。使每个成年男子对国家大事都有发言权。《选举权法案》刚刚颁布了一代人左右的时间，教育的普及使普罗大众逐渐能够追踪形势的发展并交流见解，流行期刊开始在大众中广泛传播，迅速把各种好的、坏的，甚至误导性的消息送到千家万户。然而，知识和权利的迅速增长并没有如有些人预料的那样导致社会动乱和革命潮流。相反的，在南非布尔战争期间，大部分英国人表现出了爱国主义情绪的兴起和对帝国事业的广泛热情。

当然也有人对布尔战争表示激烈的批评和反对，这些人被讥讽为亲布尔派，其中包括一些有影响力的自由党领袖，其中的一位新星是威尔士年轻律师劳埃德·乔洁，他正是由于猛烈批评南非战争和英国政府而崭露头角。然而民意普遍是坚决支持帝国主义，大众为世界地图上用猩红色标注出来的庞大的大英帝国倍感自豪，并对皇家海军对七大洋的控制信心满满。欧陆国家感到嫉妒，大多数国家表示同情布尔人，并暗示可能结成同盟阻止英国。他们原本不会让英国轻易从这场殖民地战争中脱身，但英国的制海权让他们三思。战争开始时，英国皇家海军在朴次茅斯港组织了一只机动海军中队，有效地对欧洲各国造成了威慑。德国皇帝对这一教训记忆深刻，不列颠海军无可匹敌的威慑力量刺激他为建设强大的德国海军加倍努力，而德皇的发愤后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南非战争有着深刻的根源，两个内陆的布尔共和国同英国只有不太紧密的从属关系，它们除了同葡属莫桑比克有一段较短的边界之外，四周均是英国的殖民地、保护国和领土。起初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开普殖民地的大批荷兰人屈服于英国人的统治，支持塞西尔·罗兹作为他们的总理。奥兰治自由邦对英国表示友好，甚至在最顽强的拓荒农民的家乡德兰士瓦，也有相当一批布尔人主张同英国合作。总之，英国人同布尔人在南非建立联盟的希望从未破灭，可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五年里，这一切突然发生了变化。

约瑟夫·张伯伦在1895年出任殖民大臣的时候，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势。对威特沃特斯兰河畔极为富饶的金矿的开发，使德兰士瓦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以英国为主的大批外国资本和劳力涌入矿区进行开发，短短几年就把约翰内斯堡变成了一个大城市。这里外国人同当地布尔人数量基本相等，而且贡献了全国绝大部分的税收，但徳兰士瓦政府拒绝给予他们政治权利。年过七十的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保罗·克鲁格参加过布尔人的大迁徙，他决心保持自己国家的特色和独立。他领导着不愿意跟英国人合作的桀骜的荷兰人，反对工业发展，却准备好对利润坐享其成。他早已清楚地意识到国际化的矿区经济对当地封闭虔诚的农民社区构成了威胁，但刺激他恐惧神经的是罗兹的不列颠南非公司的包围行动——当时罗兹已经控制了北部的现在罗得西亚所在的地区，并试图向西蚕食，吞并贝专纳（现在的博茨瓦纳）。罗兹在兰德河流域有很大的金融利益，他梦想建立统一的南非，并修建一条从开普到开罗，贯穿英国所有领土的铁路。

外国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不满情绪的爆发此时已势不可挡，张伯伦也在1895年底准备好了应对，可是这时罗兹背着他筹划发动约翰内斯堡的英国人举行起义，以公司的一支武装力量入侵德兰士瓦作为外援。这支部队由罗得西亚总督利安徳·斯塔尔·詹姆森博士指挥。在最后关头，起义胎死腹中，詹姆森却没有从罗兹那里接到取消进攻的指示，在12月29日带领五百人入侵了德兰士瓦。用张伯伦的话说，这次行动是“自作主张对外作战的可耻行动”，它以失败告终也是罪有应得。1月2日，詹姆森和他的部队在多恩科普向布尔人投降。这次袭击是南非的历史进程从此大大偏离和平轨道的转折点，整个国家的气氛开始受到民族和种族偏见的毒化。开普殖民地的荷兰人自然而然地同情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开始抨击英国人。罗兹被迫辞去总理职务，他在英国的崇高声望使布尔人更加怀疑有人预谋戕害他们的生命和国家。奥兰治自由邦跟克鲁格共同进退，在德兰士瓦，他的目标得到支持，强硬反击派占了上风，他们大规模购买军火以应付迫近的冲突。

这之后双方进行了三年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张伯伦意志坚定，而克鲁格的顽强和老谋深算有过之而无不及。1897年3月，出色的公务员艾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成为南非高级专员，他在行政上才干不凡，但在外交上缺乏天分。赴任仅几个月，他就对眼前的形势下了定论，他写信给张伯伦说，“除了在德兰士瓦实行改革，或者发动战争，没有什么办法能使英国摆脱在南非的政治麻烦。而现在在德兰士瓦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张伯伦急欲避免战争，甚至即便要武力解决，也希望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布尔人身上。同罗兹一样，他认为克鲁格会在压力下屈服——他们都低估了南非草原的先驱者。

1899年4月，一份由两万多名南非“外国人”签字的请愿书被送到唐宁街，情势之紧急达到了高潮。随后，在5月，米尔纳发来急件说，“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在这里被永久性地困于农奴的地位……这实在是在不断损害大不列颠的影响力和声誉，也削弱了英国政府在女王领土内的威望。”于是新一轮的谈判又开始了，英国政府要求所有在德兰士瓦居住满五年的公民都有投票权，并且重申了对宗主权的诉求。6月，克鲁格与米尔纳在布隆方丹举行会谈，双方均一无所获。米尔纳确信武装到牙齿的布尔人是想要建立荷属南非合众国，克鲁格则同样确定地认为英国人企图剥夺布尔人的自由和独立。他声泪俱下地说，“你们想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张伯伦继续为和谈作了几次尝试，同时双方也都在加紧备战。10月9日，布尔人趁英国在南非的军事力量仍然薄弱发出了最后通牒，三天后，布尔人的部队越过了边界。

战争爆发时，布尔人投入了三万五千兵力，是战场上英军的两倍，并且拥有优势明显的德国制大炮。布尔人从几个方向越过前线，几乎全部是骑兵，装备着曼利彻枪和毛瑟枪，枪法精湛。几个星期内，他们便包围了东边的莱迪史密斯以及西边的马弗京和金伯利。在莱迪·史密斯的纳塔尔边界附近，英军的两个营在尼克尔森内克被困被迫缴械投降，随后乔治·怀特爵士率领的一万英军被围攻。在马弗京，巴登·鲍威尔上校指挥的小股部队被佩特·克龙耶率领的数倍于己的敌军包围。在金伯利，塞西尔·罗兹本人和大批平民陷入重围。夏末，布尔人曾有意放火烧荒，使得到雨季结束后的草原上牧草鲜嫩繁茂，乡下的形势有利于布尔人，而世界舆论一致反对英国。这时，由雷德弗斯·布勒爵士指挥的，三个师组成的增援军团从英国赶往南非，各自治领的志愿军小分队也组建起来甚至在赶赴战场。当时陆军部对前线缺乏了解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个典型例子是在官方联络中出现的“步兵优先”这样的说法。英国派出的部队是出色的，但当局对敌军的武器和状况理解完全错误。

克鲁格一直希望能独立控制一个咸水港。位于纳塔尔地区山脉隘口之外的德班港是一个选择，只要他能到达那里。德班与德兰士瓦之间有铁路相连，这条铁路比通往开普敦的铁路短，便于控制，而且近在咫尺。如果能控制德班港，则关于关税、运费以及其他很多问题的争执将迎刃而解，所以在战争初期，双方力量都集中在这个地区。

到达南非后，布勒指挥增援部队分散兵力，四面出击。一个师被派去保卫纳塔尔，一个师去解金伯利之围，第三个师前往开普殖民地的东北部地区。在十二月的一个星期里，这三个师都顶着布尔人的猛烈火力推进，均遭惨重失败，士兵和武器损失不计其数。在布勒亲自指挥的纳塔尔的科伦索战役，在通往金伯利路上的莫德河战役，在开普殖民地东部的斯托姆堡，布尔人都守住了阵地，并且拓展了地盘。英军在每个战场的损失都不到一千人，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是不高的，但在当时却使英国，甚至整个帝国的公众大为震惊，对当地部队更是沉重打击。但是，维多利亚女王用一段如今广为流传的话鼓舞了全国，她在鲍尔弗试图讨论被称为“黑色一周”的失利时，回应说：“你要知道，这里无人灰心丧气，我们对战败的可能性不感兴趣，因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在阿富汗战争中立下威名的坎大哈的罗伯茨勋爵被任命为新的总司令，喀土穆的基钦纳勋爵担任他的参谋长。之后几个月中，这两位赫赫有名的将军，带领着不断获得增援的英军扭转了战局，同时，布勒也在纳塔尔坚持战斗。

新的英军指挥官清楚地认识到部队必须集中兵力，大规模协同作战。希尔人的两个首府，布隆方丹和比勒陀利亚先后成为英军的明确目标。在马弗京的克龙耶被蒙骗，误以为主要战斗将发生在金伯利，因此他把大部分部队调到这个钻石产地以南几英里的马格斯方丹，在那里构筑工事，等待英军进攻。金伯利的确是罗伯茨的目标之一，但他是通过派弗伦奇将军远途包抄而夺取这一地方的。2月15日，弗伦奇的骑兵解了金伯利之围。克龙耶迫于后方威胁，放弃工事，向东北方向撤退。十二天以后，在遭遇了基钦纳的正面猛攻之后，克龙耶带着四千人投降。这之后战局突飞猛进。第二天，布勒解了莱迪史密斯之围；3月13日，罗伯茨到达布隆方丹，5月31日进入约翰内斯堡，6月5日攻克了比勒陀利亚。长达217天的马弗京之围终于被解，引发了伦敦狂热的庆祝活动。克鲁格逃跑了，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被英国吞并，罗伯茨于1900年秋回到英国。经过几乎整整一年的激战，叛乱者的两个首府均被占领，在英国人民看来，布尔战争以英国的胜利告终。索尔兹伯里勋爵听从张伯论的建议，借此时机举行大选，以明显多数赢得了又一任期。

1901年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驾崩了。她安息在怀特岛上的奥斯本乡间别墅，那是她和阿尔伯特亲王在五十五年前共同设计和布置的。在女王漫长的寡居岁月，房子里的布置原封未动。她决心保持与丈夫生前一样的生活方式，从未动摇。然而同一时期，君主政体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君主已经成为大英帝国的象征。在1887年和1897年的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庆典上，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均有代表郑重出席纪念仪式。英王成为日渐庞大的帝国中各民族和种族之间的纽带，而前首相罗斯伯里勋爵颇有远见地称这个大家庭为联邦。迪斯雷利的远见和张伯伦的激情都为帝国的壮大做出了贡献。女王本人也积极地利用这一重要角色，她派遣儿孙巡视日益扩大的领地，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她在英格兰接受殖民地精英的觐见，她在宫中任用印度官员，向他们学习印度斯坦语。她这样尝试力所能及的各种方式使治下各民族通过对王室的忠诚而联结在一起，这些努力与那个时代的帝国精神和谐一致。她最后的公开活动之一是巡视爱尔兰，那时她已年过八十。她从不赞成爱尔兰自治，认为那将对帝国统一构成危害。为了表彰爱尔兰士兵在南非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她在1900年4月来到都柏林，帽子和衣服上佩戴着三叶草。她的爱尔兰子民热烈欢迎她的到来，其中甚至不乏民族主义者。在爱尔兰，对英国王室的爱戴一直存在着，可惜英国政府从未能善加利用。

在女王从公众视线中淡出了的那些年里，英格兰一度出现了反对皇室的情绪，自诩的共和主义者们也蠢蠢欲动，但是到了世纪之末，一切暗流都消失了。维多利亚女王勤于职守，品行高尚，她诚挚的性情，她那敏锐，有时让人些许不安的直率和真诚，都深深留在臣民的记忆中。普罗大众无法得知她在政治事务中的精明机敏，以及她在多年与群臣共处，应对无数危机中积累出来的智慧，但是他们正确地感觉到她是一位伟大的领袖。甚至那些私下里经常觉得她的观点冲动而且爱偏袒的大臣，也敬佩她时刻保持的责任感与行动力。她代表着英国传统中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她的敬爱与年俱增。到逝世时，她已统治英国近六十四年，她的子民中很少有人记得女王不是英国君主的年代，但所有明智的人都感激以她命名的维多利亚时代中英国国力的强盛与不列颠民族的进步。1901年，维多利亚时代结束了，但是激励这个时代的自信与为目标奋进的精神将流传下去，帮助英国人应对未来的磨难。

南非战争还在继续。过去，布尔人从未在政治威权面前甘当顺民，即使对他们自己的领袖也不例外，如今英国人对他们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的占领似乎不足以成为他们放弃斗争的理由。南非草原广袤，散落着无数农庄，布尔人可以从这里得到情报、粮食、住处、草料、战马，甚至弹药。罗伯茨和布勒刚离开南非的海岸，南非战争便发展成神出鬼没、出手狠辣的游击战。博塔、克里钦格、赫佐格、戴韦特和戴拉雷伊——这里列举的只是五名比较出名的游击将领——不久便开始了同基钦纳之间的无数次地方性战斗，并一直坚持了17个月。最终英国用卓绝的努力征服了布尔人。1901年2月，博塔进攻纳塔尔，被弗伦奇将军击退，战役使大片乡村惨遭涂炭。其他游击队领袖侵入开普殖民地，希望争取荷兰居民的支持，其中应者寥寥，但也足以使迅速实现和平的希望破灭。基钦纳打退进攻者以后，在月底同博塔举行谈判，两人都愿意赦免开普殖民地的叛乱者，而高级专员米尔纳不同意，内阁也支持他的观点。基钦纳感到非常挫败，被迫采取了极度违背自己判断和个人意愿的，现在所谓的“焦土”政策。英军在铁路沿线建立碉堡，筑起纵横乡村的围栏，再然后沿着围栏建造更多的碉堡。在这样圈起的地区，即使最勇敢的游击队员也难以施展。然后英军把每个地区所有的男女老幼都赶进集中营，这种政策唯一可接受的理由是大部分游击队员穿着便装战斗，只有大规模监禁，把他们和救援他们的家庭成员都关起来，才可能制服他们。然而，这些集中营条件之恶劣罪无可赦，军事当局对于监禁大批平民这一令人憎恶的新任务经验有限，能力不足，但这也丝毫不能成为辩解的理由。到1902年2月，集中营里已有两万多人死亡，将近总人数的六分之一，多半死于疾病。起初，当局否认有任何过失，或称任何改善都绝无可能，后来，英国的埃米莉·霍布豪斯小姐揭露了骇人听闻的真相。当时在野、不久将成为首相的坎贝尔·班纳曼斥责集中营为“野蛮人的手段”。张伯伦使这些集中营脱离军方控制，那里的条件迅速得以改善，最后，在1902年3月23日，布尔人求和了。

三天后，塞西尔·罗兹死于心脏病。在去世前不久的一次讲演中，他对开普敦的英国政府的支持者说：“你们以为你们战胜了荷兰人，其实不然，被打败的不是荷兰人，而是克鲁格主义，是那个腐败而邪恶的政府，本质上跟荷兰人或是英国人无关。注意！这个居住的荷兰人仍同以往一样英勇不屈，不可战胜。这个国家既是你们的，也是他们的，你们今后必须像过去一样，同他们一起生活和工作。”5月31日在费雷尼欣签订的和约显然希望贯彻这种精神，它的条款可以说是非常宽松的。残存的三十二支游击队各派两名代表会见英国使者，经过反复协商，游击队同意放下武器。除了违反战争惯例的某些情况，没有人会受到惩罚。布尔人应尽快实现自治，英方将出三百万英镑作为补偿。这几条就是和约的核心条款，最后一条可以说是很慷慨的，而且在现代战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和平实现后，索尔兹伯里便辞职了。他是最后一位参加上议院的首相，带领大英帝国进行了无可匹敌的扩张。他于次年去世，他那种现在被认为过于传统的、超脱无为的精神在英国政治中也随之而去了。和约的所有条款都得到执行，米尔纳为南非的重建贡献良多。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和各自治领共投入了近五十万军队，伤亡人数占十分之一，据估计，战争耗资高达两亿两千多万英镑。

至此，本书已经叙述到十九世纪末，当年的摩登世界可能理所当然地期待着长期和平与繁荣的到来。前途似乎是光明的，没人能想到我们随后便进入了一个冲突的时代，动因便是一国追求独霸世界的强权地位。两次分别持续了五年的残酷战争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鼎盛时期经济发展之惊人水平。德国崛起为世界强国，过程中伴随着民族信心的增长和军备的不断扩张。当年无人能估量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特点与后果，战斗到底直至胜利是唯一目标，而牵涉其中的各国都将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以普遍征兵制和工业发展提供的丰富资源为基础，几乎全员动员的国家军队体系被建立起来，站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看，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水到渠成的。秩序与组织化是现代生活的突出特点，当德国开始全力备战之时，其步伐清晰可见，甚至势不可挡。不仅如此，有人可能要争辩，甚至证明说，欧陆各国或多或少采取的明智而正常的现代发展方式不过是军备建设原则的高级形式，而人类的活力如此旺盛，以至于一切一发而不可收。

当时欧洲各强国都要求每个成年男子均应接受军训，并要服两年甚至三年的兵役。英国是个例外，因为它地处海岛并拥有制海权，所以并没有实行普遍兵役制。然而，这种超脱的地位并不能阻止危险趋势的发展。相反，英国在南非毫无疑问是无意识地成为引起危机的主要因素。征服布尔人的战争持续了三年，期间英国展现了强大的优势、帝国强盛的事实，连带其他很多问题，使得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思虑万千，各国都开始以新的视角审视海军的重要性。德国看出，如果没有最强大的海军，它将无法实现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法国和其他国家也逐渐得出相同的结论。这的确是发挥民族自豪感和精力的新途径，地球另一边的日本也迫切地加入了这一竞赛，庞大的军事机器上又增添了海军队伍，显示了他们所有行动的逻辑和重要性。对制空权的争夺也将要开始。而其实对于英国来说，如果能避免这一切，有节制地单独统治世界该有多好啊。

近一百年的和平和发展把英国推上了世界领袖的地位。它多次不计代价地为维护和平而斗争，各个阶级也都分享了持续的进步和繁荣。选举权的普及已经被推行至极致，但过程是平静而有秩序的。保守派力量表现了驾驭风暴的能力，事实上国内党派之争也并未出现大的危机。普罗大众照常生活，把政治留给那些热衷于此又无所畏惧的党徒。英国这匹骏马让人感到，它无须被拉紧的缰绳指引到某一个方向，也能够稳稳前行。没有人感到自己被摒于宪法之外，固执己见反而可能有害于社会。对于那些生活在无与伦比的大英帝国疆域内，或者想来这里寻求庇护的人来说，二十世纪的黎明毫无疑问显得光明而平静。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至于哪个党执政，那并不重要，因为它们有充分的权力互相监督。过去的克制并不会阻碍未来的征途，如果犯了错，那么前人可能也犯过类似的错，而且英国人有改良修正，并避免严重后果的能力。我们应保持生机勃勃的政治氛围，更应稳健同时大胆地前行。

除了海军问题之外，美国对外界的种种变化仍保持漠不关心。它的注意力集中于国内，自然资源如此丰富，却基本处于未勘察状态，更不用说开发利用了。美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仍主要源于大批欧洲移民，这些移民在他们的欧陆故乡历经苦难，心怀怨愤，自然不希望他们新的家园再卷入旧世界的纷争。美国的巨大潜力对世界将产生无限深远的影响，而当时除了富于想象力的人，这一征兆还未被意识到。然而在那个由于通信日益便捷而联系愈发紧密的世界上，要保持独善其身很快变得不可能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与它必须承担的责任密不可分，一战的狂风巨浪最终把美国与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

至此，我们已展现出英语民族的历史长卷。二十世纪，它们将在可怕但必胜的战争中结成同盟，而战争的胜利也并非终点，我们面前还有新的征程，同盟将再次受到考验，它艰巨而崇高的使命也许就是维护和平与自由。未来尚不可知，但过去应使我们心怀希望，至于最终大同世界的具体面貌和实现条件，我们现在无须苛求。

1  高卢即法国的别称。

2  指南北战争后加入共和党的南方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