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如何建构一个理想世界
Author: 鲁特格尔·布雷格曼
Date: 2018-10-31T16:00:00+00:00

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

——如何建构一个理想世界

[荷]鲁特格尔·布雷格曼 著

曾小楚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第一章 乌托邦的回归

第二章 为什么我们应该无条件地给每个人钱

第三章 终结贫穷

第四章 关于尼克松总统及其基本收入法案的离奇故事

第五章 新时代的新数据

第六章 每周15小时工作制

第七章 为什么做银行家划不来

第八章 和机器赛跑

第九章 丰饶之地的大门背后

第十章 思想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后记

致谢

第一章
乌托邦的回归

一幅没有乌托邦的地图是不值得一看的，因为它漏掉了那个人性永远存在的国度。人性一旦存在，它将会寻找并发现一个美好的国度，然后朝着它扬帆驶去。进步就是实现乌托邦。

——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1854—1900）

让我们以一小段历史作为开端吧——

过去，一切都很糟糕。

对于大约99%的世界史来说，99%的人类都是贫穷、饥饿、肮脏、恐惧、愚蠢、病态而丑陋的。直到距今不远的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还将人生形容为无边的苦海。“人真伟大，”他写道，“因为知道生命悲惨的本质。”同为哲学家的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也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人生总的来说“肮脏、粗俗而又短暂”。

然而，过去200年里，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相对于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的时间而言，200年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瞬间，但是几十亿人却突然变得富裕起来，他们营养充足、干净、安全、聪明、健康，有时甚至还很漂亮。1820年的时候，世界上84%的人口仍然生活于极度贫困之中，到了1981年，这个比例降到了44%，而现在，仅仅过了几十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10%以下。[1]

按照这种趋势，生命的永恒特征——极度贫困——不久将会被永远根除。即便是我们仍旧称之为穷人的那些人，他们也将过上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足生活。在我生活的国家荷兰，无家可归者现在每天从政府那里领取的救济金，比1950年普通荷兰人的工资还要高，是黄金时期荷兰人的5倍，那时辉煌的荷兰人仍旧统治着全世界。[2]

几个世纪以来，时间仿佛静止不动。历史书上显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是生活并没有变得好起来。如果你将一个1300年的意大利农民放进时光机，让他穿越到19世纪70年代的托斯卡纳，他会发现差别并不明显。

历史学家估计，1300年前后意大利人的年均收入大约为1 600美元。大约600年后——经过了哥伦布、伽利略、牛顿、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及发明了火药、印刷术和蒸汽机之后——这个数字……仍然停留在1 600美元。[3]经过了600年的文明，普通意大利人的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直到1880年前后，即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了电话，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申请了电灯专利，卡尔·本兹（Karl Benz）正在鼓捣他的第一辆汽车，约瑟芬·科克伦（Josephine Cochrane）则正在思考一个可能是迄今为止最聪明的点子——洗碗机，这时我们的意大利农民才被卷入进步的洪流。这一路又是怎样的狂颠乱颤啊。过去200年里，世界人口爆发式地增长，到处是一片繁荣景象。现在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850年的10倍。意大利人的平均收入是1880年的15倍。而全球经济呢？现在的全球经济总量是工业革命前的250倍——那时，几乎到处都是贫穷、饥饿、肮脏、恐惧、愚蠢、病态和丑陋的人。

图1 200年的惊人发展

这个图需要花点时间才能看明白。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国家。圆圈越大，说明这个国家的人口越多。下面部分显示的是1800年这些国家的情况；上面显示的是2012年这些国家的情况。1800年的时候，即使是最富裕的国家（例如荷兰、美国），人均寿命也比2012年卫生条件最差的国家（塞拉利昂）要低。换句话说：1800年的时候，所有的国家不仅贫穷，卫生状况也很糟糕，而今天，即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情况，也比1800年那些最富裕的国家要好［尽管实际上刚果（金）的收入过去200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确实，越来越多的国家正距离“丰饶之地”，即图的右上方越来越近，现在那里的平均收入高达20 000美元，人均寿命超过75岁。

资料来源：Gapminder.org

中世纪的乌托邦

过去的生活确实非常艰难，因此人们的梦想便是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这种想法合情合理。

其中最生动的，莫过于到处都是牛奶和蜜糖的“安乐乡”了。为了到那里，你必须一路先吃掉3英里[4]长的大米布丁。然而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因为到了“安乐乡”，你将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片乐土之上，河里流着美酒，头上飞着烧鹅，树上长着煎饼，天上掉下来热乎乎的馅饼和糕点。农民、手工艺人和牧师——所有人一律平等，一起在太阳底下休息。

丰饶之地“安乐乡”里的居民从不吵架。相反，他们聚会、跳舞、喝酒，随随便便跟人上床。

“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荷兰历史学家何尔曼·普莱（Herman Pleij）写道，“现代的西欧非常接近真正的‘安乐乡’。你有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供应的快餐、空调，你可以自由恋爱，有不必工作就能获得的收入，还有延长你青春的整容手术。”[5]目前，全世界受肥胖困扰的人要多于饿肚子的人。[6]西欧的犯罪率与中世纪相比，平均下降到了1/40，假如你拥有合法的护照，你将受到一个强大的社会安全网的保护。[7]

也许这也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现在，那个关于乌托邦的中世纪旧梦正在变得一文不值。没错，我们可以消费多一点，获得更多的保障——但是污染、肥胖和“老大哥”的负面影响正越来越大。对于中世纪的空想家来说，丰饶之地是幻想中的天堂——用何尔曼·普莱的话讲，是“逃避尘世苦难的方式”。但是假如让那个1300年的意大利农民形容一下我们的现代社会，他第一个想到的词无疑将是“安乐乡”。

事实上，《圣经》中的预言正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一应验。那些中世纪被视为奇迹的东西现在已经稀松平常：盲人看得见，瘸子能走路，人死而复生。例如阿格斯II型仿生眼，就是以将芯片植入大脑的方式，帮助原生性眼病患者恢复部分视力的。例如“里沃克”（Rewalk），则是以一套机器腿帮助截瘫病人再次行走。再比如1983年灭绝的胃育蛙，澳大利亚科学家利用原有的DNA，已经成功使其复活。塔斯曼尼亚虎是这个研究团队的下一个目标，他们的工作是整个更大的“拉撒路计划”（Lazarus Project，得名于《圣经·新约全书》中拉撒路死而复生的故事）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科幻故事正在变成现实。第一批无人驾驶的汽车已经上路。即使现在，3D打印机正大量打印出完整的胚胎细胞结构，而那些大脑植入芯片的人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指挥着机器手臂。另外一个事实是：1980年以来，1瓦特太阳能的价格已经下跌了99%——这并非印刷错误。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也许不用过多久，3D打印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就能使卡尔·马克思的理想（一切生产资料皆由民众掌控）变成现实，而无须发生流血革命。

很久以来，丰饶之地都是一小部分西方富裕精英的专属，但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自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已有7亿中国人脱离了极度贫困。[8]非洲同样正在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坏名声；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10个国家当中，非洲就占了6个。[9]截至2013年，全球70亿人口中，就有60亿人用上了手机。（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只有45亿人用上了抽水马桶。）[10]而从1994年到2014年，全世界的网民人数则从0.4%跃升到了40.4%。[11]

类似的情况还有健康——它也许是丰饶之地所做的最大承诺，现代文明的威力已经超出了我们祖先最狂野的想象。就在富裕国家不得不满足于每周增加2天的人均寿命时，非洲的人均寿命却以每周4天这样的速度在增加。[12]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从1990年的64岁，提升到了2012年的70岁[13]——是1900年的2倍还要多。

饥饿的人口也在减少。在我们的丰饶之地，天上也许不会掉下烧鹅，但是营养不良的人数却比1900年减少了不止1/3。每天摄入热量低于2 000卡路里的人数也从1965年的51%降到了2005年的3%。[14]从1990年到2012年，有超过21亿的人最终喝上了清洁的饮用水。与此同时，发育不良的儿童人数下降了1/3，儿童死亡率不可思议地下降了41%，产妇死亡率则降低了一半。

疾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可怕的天花曾是历史上的头号杀人凶手，如今已完全绝迹。小儿麻痹症也差不多消失了，2013年的患病人数据说比1988年下降了99%。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孩子接种了疫苗，不会再患以前那些普通的疾病。例如，全世界的麻疹疫苗接种率从1980年的16%，跃升至了今天的85%，而死亡率则在2000—2014年下降了超过3/4。自1990年以来，肺结核的死亡率几乎下降了一半。自2000年以来，疟疾的死亡人数下降了1/4，2005年以来艾滋病的死亡情况也是如此。

有些数据看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举个例子，50年前，有1/5的儿童无法活到自己的50岁生日。而今天呢？这个数字只有1/20。1836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内森·迈尔·罗斯柴尔德（Nathan Meyer Rothschild）死了，他的死因仅仅是因为抗生素尚未面世。最近几十年来，预防麻疹、破伤风、百日咳、白喉和小儿麻痹症的疫苗便宜得出奇，它们每年挽救的生命，比20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数还要多。[15]

显然，许多疾病仍在肆虐——癌症是其中之一，但我们即使在这方面也取得了进展。2013年，著名的《科学》（Science）杂志报道了一种利用免疫系统对抗肿瘤的方法，并称之为当年科学领域最大的突破。那一年，人体干细胞第一次复制成功，这标志着人类非常有希望攻克线粒体疾病，包括一种糖尿病的治疗方法。

有些科学家甚至认为，第一个活着庆祝自己1 000岁生日的人已经出生。[16]

图2 疫苗的胜利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自始至终，我们都在变得更加聪明。1962年，多达41%的儿童没有上学，而今天这个数字降到了10%以下。[17]在大多数国家，智商平均值每10年就上升3 ~ 5个百分点，这主要归功于营养和教育条件的改善。也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变得如此文明，因为过去10年是世界史上最和平的10年。位于奥斯陆的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的报告称，1946年以来，战争造成的伤亡人数已经降低了90%。谋杀、抢劫等犯罪率也在减少。

“富裕社会的犯罪率正在减少，”《经济学人》（Economist）不久前的报告称，“罪犯依然存在，但是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而且年纪也越来越大。”[18]

图3 战争在减少

资料来源：奥斯陆和平研究所

荒凉的天堂

换言之，欢迎来到丰饶之地。

生活是多么美好，几乎每个人都变得富裕、安全而且健康。但是我们却少了一样东西：每天早上起床的理由。因为，你终究无法使天堂有一分一毫的改善。早在1989年，美国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已经指出，我们已经抵达了一个生命业已退化为“积累金钱，没完没了地解决技术和环境问题，以及满足消费者各种复杂需求”这样一个时代。[19]

让我们的购买力再增加一个百分点，或者是将我们的碳排放量削减一些；也许是个什么新玩意儿——这就是我们的视野所及之处。我们生活于一个富裕而过剩的时代，但是却极为凄凉。我们“没有艺术，也没有哲学”，福山说，剩下的只有“无休止地照看人类历史这座博物馆”。

奥斯卡·王尔德说，一旦抵达丰饶之地，我们的目光将会再次凝视远方，并且再次扬帆起航。“进步是实现乌托邦的方式。”他这么写道。但是远处的地平线却是一片空白。丰饶之地被包裹于一片浓雾之中。我们不仅没能肩负起使富裕、安全而健康的生活变得有意义这一历史使命，反而亲手埋葬了乌托邦。没有一个新的梦想可以取代它，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世界。事实上，许多富裕国家的人民相信，孩子未来的生活将不如他们的父母。[20]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真正危机，并不在于我们没能过上好日子，甚至不在于我们以后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完全不是这样，真正的危机是我们无法想象出一种更好的生活。

蓝图

我不打算预测未来。

我试着开启未来。打开我们的心灵窗户。当然，乌托邦反映得更多的，往往是憧憬它的那个时代，而不是它真正可能的样子。美好的“丰饶之地”为我们描绘了中世纪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是悲惨至极。或者应该这么说，几乎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生活得异常悲惨。毕竟，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版本的乌托邦。[21]

简单的欲望孕育出简单的乌托邦。如果你饥肠辘辘，那么你的梦想将是赴一场丰盛的晚宴。如果你冷得发抖，那么你的梦想将是拥有一个熊熊的火炉。年老体衰时，你幻想着青春永驻。所有这些愿望都反映在以前的乌托邦之中，那时的生命依旧肮脏、粗俗而又短暂。“地球上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也没有疾病”，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诗人特拉西德斯（Telecides）这么幻想着，假如需要什么，那个东西自然就会出现。“每条小河都流淌着美酒……鱼儿会自动跑到你家里来，自己烤熟，然后平躺在餐桌上。”[22]

但是，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们先区分一下乌托邦思想的两种形式。[23]第一种是最为人所知的乌托邦计划。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伟大思想家，甚至席卷整个哲学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都在想方设法颠覆这种乌托邦。他们基本上成功了；他们给那片人间天堂下的判语至今被奉为圭臬。

没有抽象的理想，有的只是无法容忍任何异议的不变的规则。意大利诗人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写的《太阳城》（The City of the Sun，1602）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他的乌托邦，确切地说，应该是反乌托邦中，个人财产被严厉禁止，每个人都必须爱其他人，一旦发生斗殴，将会被判以死刑。私生活受政府控制，包括生育。例如，聪明的人只能跟愚蠢的人上床，胖子只能跟瘦子一起睡。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打造一个满意的中间值。而且，每个人都受到一个庞大的告密者网络的监督。一旦违反规定，罪犯将受到口头恐吓，直到他们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并且甘愿受罚，任由他人向其投掷石子。

事后看来，任何一个读康帕内拉小说的现代读者都将感到心寒，因为它令人联想到法西斯主义和种族屠杀。

正确地提问

但是，乌托邦思想还有另外一条几乎被遗忘了的道路。如果说前面那张蓝图是幅高分辨率的图像，那么这个乌托邦就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它没有为我们提供解决方法，而是给我们指出了大致的方向。它没有给我们套上紧身衣，而是鼓励我们做出改变。它知道，正如伏尔泰所说的，完美是优秀的敌人。正如一名美国哲学家所说的，“任何一位严肃的乌托邦思想家，在想到这幅蓝图的含义时，都会感到不安”。[24]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才写了一本关于乌托邦的书（并创造了乌托邦这个词）。莫尔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幅蓝图，让每个人都严格遵守，他的乌托邦主要是对不顾人民群众死活、一心追求穷奢极侈的贪婪贵族的控诉。

普遍认为，过于严肃地看待乌托邦是非常危险的。“你必须热情地相信它，同时又能看到自己信仰的可笑之处，并嘲笑它。”哲学家和研究乌托邦的权威专家莱曼·托尔·萨金特（Lyman Tower Sargent）如是说。乌托邦就像幽默和讽刺一样，突然打开了心灵的窗户。而这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人和社会的日益老化，他们变得越来越安于现状，自由成了牢笼，真理成了谎言。现代的信念——或者更糟糕，那种认为无物可信的现代信仰——使我们看不到那些每天仍然包围着我们的短视和不公。

举几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有，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工作却越来越辛苦？我们完全有能力彻底消除贫困，为什么仍有几百万人生活艰难？为什么你的收入60%以上取决于你所诞生的这个国家？[25]

乌托邦没有给我们现成的答案，更别说解决方法了，但它们却提出了真正的问题。

宏大叙事的消亡

可悲的是，今天我们甚至无法在醒来之前开始做梦。有句老话说，梦想常常会变成梦魇。乌托邦是滋生冲突、暴力，甚至大屠杀的地方。乌托邦最终变成了反乌托邦；事实上，乌托邦就是反乌托邦。“人类进步是个神话。”还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然而，我们却造出了中世纪的天堂。

没错，历史上充斥着许多恐怖的乌托邦形式，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就像每种宗教都会酝酿出几个狂热的教派一样。但是假如有一名宗教狂热分子煽动使用暴力，我们是否该取缔整个宗教？那么为什么要消灭乌托邦主义呢？是否我们应该干脆停止做梦，不再去幻想一个更好的国度？

不，当然不是。然而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变成了同义词，只在消费者信心上有所区别。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激进思想简直不可想象。对社会的期望急剧消逝，只给我们留下一个冷冰冰的事实，那就是没有乌托邦，一切只剩下技术统治。政治已经淡化为问题管理。选民们摇摆不定，并非因为政党之间的分歧太大，而是因为几乎无法将它们区分开来，现在右翼和左翼的区别只在于一两个百分点的所得税税率。[26]

我们从新闻媒体中知道，政治是一场游戏，赌的不是理想，而是事业。我们看到，在学术界，每个人都忙着写书和出书，而没有空阅读和辩论。事实上，21世纪的大学简直就是一座工厂，我们的医院、学校和电视网络也一样。最重要的是实现目标。无论是经济、收视率还是发行量的增长——质量确实正缓慢而稳步地被数量所取代。

有一股力量在推动这一切前进，它有时被称为“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几乎已被掏空的思想。现在最重要的是“做你自己”和“做你喜欢的事”。自由也许是我们的最高理想，然而我们的自由已经成了一种空洞的自由。由于害怕任何形式的说教，道德已经成为公开辩论中的一个禁忌。毕竟，公共舞台应该保持“中立”——但它的表现却从未如此专断。我们在每个街角，都会遇到使我们酗酒、狂欢、借钱、购物、辛苦、紧张和诈骗的诱惑。无论我们如何地高谈言论自由，我们的价值观却与那些付得起黄金时段广告费的企业所鼓吹的恰恰非常接近，这不禁令人生疑。[27]一个政党或者教派对我们和孩子的影响，哪怕只有广告的几分之一，我们也会起来反抗。可是因为那是市场经济，因此我们保持了“中立”。[28]

政府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排解纠纷。假如你不是一名温顺的公民，没有心甘情愿地按照那张蓝图指定的方向走，那么当局将非常乐于使你乖乖就范。它们的手段都有哪些？控制、监督和镇压。

与此同时，福利国家的注意力正逐渐从我们不满的原因转移到那些症状上。我们生病了会去看医生，情绪低落的时候会去找治疗师，超重了会去找营养师，犯罪了会去监狱，失业了会去找就业指导专家。所有这些服务均要价不菲，但是却没有什么效果。美国的医疗成本全球最高，然而许多地方的人均寿命实际上却在下降。

市场和商业利益一直以来均享有完全的自由。食品工业为我们提供了满是盐、糖和脂肪的便宜的垃圾食品，使我们很快就得去找医生和营养师。越来越多的工作被高速发展的科技所糟蹋，我们不得不又去面见就业指导专家。而广告则鼓励我们花口袋里没有的钱去买些我们并不需要的垃圾，目的只是为了让那些我们受不了的人眼前一亮。[29]然后我们可以去找营养师，伏在他的肩膀上痛哭。

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反乌托邦。

被宠坏的一代

这并不是说——我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它一点好处也没有。事实远非如此。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现在的孩子正在太多的宠溺之下苦苦挣扎。圣迭戈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珍·特文格（Jean Twenge）深入研究了现在和过去年轻人的态度，她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年轻人的自尊心有了显著的提升。年青一代认为自己比以前更聪明、更负责，也更有魅力。

特文格解释说：“这一代的每个小孩都被告知‘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你是独一无二的’。”[30]我们在自恋中长大，然而一旦进入这个充满了无数机会的庞大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却输得很惨。世界原来既冰冷又严酷，充满了竞争和失业者。世界不是迪士尼乐园，你无法对着星星许个愿，然后看到所有的梦想成真，这是个激烈竞争的社会，如果你不能达标，那么只能怨你自己。

自恋掩盖了变幻莫测的人世，这丝毫不足为奇。特文格还发现，几十年来，我们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小。她比较了1952年和1993年的269个案例后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生活于北美的普通小孩，比20世纪50年代初的精神病患者还要焦虑。[3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抑郁甚至已成为青少年最大的健康问题，到2030年将成为世界头号疾病。[32]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以前从未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去看精神病医生。以前从未有这么多人早早便对自己的职业感到倦怠。而我们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大口大口地吞下抗抑郁药。我们一再将失业、不满、抑郁等集体问题归咎于个人。假如成功是一种选择，那么这就是失败。失业了？你应该更加卖力地工作。生病了？你的生活方式肯定不太健康。不开心？吃点药吧。

20世纪50年代，只有12%的年轻人同意“我是独一无二的”这句话。现在这个数字是80%[33]，而事实上，我们正变得越来越相似。我们都在读同一本畅销书，看同一部大片，穿同一款运动鞋。我们的祖父母仍然在服从家族、教会和国家的规定，而我们却被媒体、营销和家长式的政府所包围。然而就在我们变得越来越相似时，我们却离大集体的时代越来越远。教徒和工会成员的人数正在暴减，而左右翼之间的传统界线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我们关心的只是“解决问题”，好像政治可以外包给管理顾问似的。

果然，有些人在试着重新燃起人们对发展的信心。我们时代的文化典范竟然是些书呆子，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他们发明的应用软件和小玩意代表了经济增长的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中，最聪明的都在琢磨如何才能使人们点击广告。”脸书（Facebook）的一名前数学天才最近抱怨说。[34]

为了避免出现任何误会，有必要在这里澄清一下：资本主义打开了通往丰饶之地的大门，但是光有资本主义并不足以支撑它。发展已经变成经济繁荣的同义词，但21世纪将要求我们想出其他的方法，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西方的年轻人大部分已经进入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技术统治时代，但是为了寻找新的乌托邦，我们将不得不再次回到政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为我们的不满感到振奋，因为不满远非冷漠。全世界的人都患上了思乡病，都在想念那个从未存在过的过去，这说明我们仍然怀有理想，即使我们亲手将其埋葬了。

进步始于一种与经济无关的东西：关于美好生活的智慧。我们不得不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00年前提倡的那样，认为“价值高于手段，喜欢好的，而不是有用的东西”。[35]我们必须考虑未来。必须让民意测验和充满坏消息的无情的新闻报道停止消费我们的不满。必须想出其他的办法，形成新的集体。必须超越这种束缚我们的时代精神，承认我们拥有相同的梦想。

也许到了那时，我们也可以超越自己，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我们将看到，以前那种不错的发展仍在欢快地向前迈进。我们将看到，我们生活于一个辉煌的年代，一个饥饿和战争正逐渐减少，人均寿命正急剧飙升，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年代。但是我们也将看到，我们——人口中最富有的10%，5%，或者1%——还有多少事情可做。

回归乌托邦

是时候重新思考乌托邦了。

我们需要一颗新的北极星，一幅新的世界地图，地图上重新有一块遥远的未知大陆——“乌托邦”。我指的并不是那种乌托邦狂热分子试图强行向我们灌输的神权政治或五年计划——他们只会使真正的人屈服于狂热的梦想。想想看：“乌托邦”这个词同时有“安乐之乡”和“乌有之乡”的意思。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激发我们想象力的另类视野。而我确实认为这样的视野不止一个；毕竟，存在互相冲突的乌托邦，正是民主的生命力所在。

跟往常一样，我们的乌托邦刚开始规模很小。梦想家们在很久以前，便按照自己的节奏为我们铺下了今天文明的基石。西班牙修道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84—1566）便主张拉丁美洲的殖民者与当地居民地位平等，并尝试建立一个人人都过上舒适生活的殖民地。工厂主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支持英国的工人解放，他付给工人合理的工资，并且严禁体罚，他的棉纺厂经营得非常成功。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甚至相信男女平等。（这也许跟他一半的作品都是由妻子写的有关。）

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没有这一代代天真的梦想家，我们将仍旧贫穷、饥饿、肮脏、恐惧、愚蠢、病态而丑陋。没有乌托邦，我们将失去方向。并不是说现在有多糟；事实正好相反。但是，假如我们没有任何变得更好的希望，我们的人生将一片荒芜。“人类需要的，不仅仅是为了自身幸福的各种享受，还包括希望、事业和变化。”[36]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经这么说过。他在其他地方继续写道：“我们应该期待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而是一个活跃着想象力和希望的世界。”[37]

[1] 极度贫困的意思是每天的生活费少于1.25美元，这个金额只能保证不被饿死。请参考：François Bourguignon and Christian Morrisson, “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 1820–199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002). http://piketty.pse .ens.fr/files/BourguignonMorrisson2002.pdf。

[2] 荷兰的无家可归者每年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取大约10 000美元的救济金。衡量了购买力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20世纪50年代荷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7 408美元（根据gapminder.org的数据）。1600—1800年，这个数字介于2 000和2 500美元之间。

[3] 请参考以下历史学家提供的数据：Angus Maddison, J. Bolt, and J. L. van Zanden, “The First Update of the Maddison Project; Re-Estimating Growth Before 1820,” Maddis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4 (2013). http://www.ggdc.net/maddison/ maddison-project/home.htm。

[4] 1英里约合1.609千米。——译者注

[5] Herman Pleij, Dromen van Cocagne. Middeleeuwse fantasieën over het volmaakte leven (1997), p. 11.

[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besity and overweight,” Fact sheet No. 311(March 2013).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 factsheets/fs311/en/.

[7] Manuel Eisner, “Long-Term Historical Trends in Violent Crim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 table 2. http://www.vrc .crim.cam.ac.uk/vrcresearch/paperdownload/manuel-eisner- historical-trends-in-violence.pdf.

[8] World Bank, “An update to the World Bank’s estimates of consumption pover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2012).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POVCALNET/ Resources/Global_Poverty_Update_2012_02-29-12.pdf.

[9] J.O.’s, “Development in Africa: Growth and other good things,” Economist (May 1, 2013).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baobab/2013/05/development-africa.

[10] UN News Centre, “Deputy UN chief calls for urgent action to tackle global sanitation crisis” (March 21, 2013).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44452.

[11] 根据互联网实时统计（Internet Live Stats）的数据。见：http://www.internetlivestats.com。

[1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00年出生的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预计为50岁。2012年出生的为58岁。http://www.who.int/gho/mortality_burden_disease/life_tables/situation_trends_text/en/。

[13]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http://apps.who.int/gho/data/view.main.700?lang=en。

[14] 每人每天摄取的热量从1990年的2 600卡路里增加到了2012年的2 840卡路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则从2 180卡路里增加到了2 380卡路里）。Miina Porka et al., “From Food Insufficiency towards Trade Dependency: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Global Food Availability,” Plos One (December 18,2013). http://www.ncbi .nlm.nih.gov/pubmed/24367545。

[15] Bjørn Lomborg, “Setting the Right Global Goals,” Project Syndicate (May 20,2014).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 .org/commentary/bj-rn-lomborg-identifiesthe-areas-in-which-increased-development-spending-can-do-the-most- good.

[16] 其中一位是剑桥大学的Audrey de Grey，她以此为主题，在TED大会上做了一次演讲：http://www.ted.com/talks/aubrey_ de_grey_says_we_can_avoid_aging。

[17] Peter F. Orazem, “Challenge Paper: Education,” Copenhagen Consensus Center(April 2014). http://copenhagenconsensus .com/publication/education.

[18] “Where have all the burglars gone?” Economist (July 18, 2013).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582041-rich-world- seeing-less-and-less-crimeeven-face-high-unemployment-and- economic.

[19]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http://ps321.community.uaf.edu/files/2012/10/Fukuyama-End-of-historyarticle.pdf.

[20] Andrew Cohut et al., Economies of Emerging Markets Better Rated During Diffcult Times. Global Downturn Takes Heavy Toll; Inequality Seen as Rising,Pew Research (May 23, 2013), p. 23. http://www.pewglobal.org/files/2013/05/Pew-Global-Attitudes-Economic-Report-FINAL-May-23-20131.pdf.

[21] Lyman Tower Sargent, Utopia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2010), p. 12.看看佛教对丰饶之地是怎么描写的吧：“每当他们饿了想吃东西时，只需把这种米放在一块大石头上，石头立刻就会冒出火焰，将他们的食物煮熟。”

[22] Ian C. Storey (trans.), Fragments of Old Comedy, Vol. III: Philonicus toXenophon. Adespota. Loeb Classical Library, 515 (2011), p. 291. https://www.loebclassics.com/view/telecides-testimonia_fragments/2011/pb_LCL515.291.xml.

[23] Russell Jacoby, Picture Imperfect. Utopian Thought for an Anti- Utopian Age (2005)。还可参考我最近写的一本书（荷兰语）De geschiedenis van de vooruitgang (2013) ，我在书中讨论了Jacoby对两种乌托邦思想的区分。

[24] George Kateb，引述见：Lyman Tower Sargent，Utopianism.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2010），p. 107。尽管如此，任何人看了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都会感到既惊讶又不适。托马斯·莫尔更多地将乌托邦描绘成一个完全的专制社会，居民即使犯一点小错，也会被卖为奴隶。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中世纪的农民来说，所有这一切就像是一缕清风，这一点非常重要。与当时盛行的刑法诸如绞刑、肢解和火刑比起来，服苦役已经是从宽处理了。但是同时应该注意的是，许多评论家感受不到莫尔文中的讽刺语气，因为他们读的不是他的拉丁语原作。举个例子，带我们游览莫尔的乌托邦的导游，名叫“希斯拉德”（Hythlodaeus），翻译过来就是“胡言乱语者”。

[25] 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equality: From Class to Location, from Proletarians to Migrant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eptember 2011). http://elibrary.worldbank. org/doi/book/10.1596/1813-94505820.

[26] 关于美国，请参考：Bryan Caplan, “How Dems and Reps Differ: Against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 (September 7, 2008).http://econlog.econlib.org/ archives/2008/09/how_dems_and_re.html。关于英国，请参考：James Adams, Jane Green, and Caitlin Milazzo, “Has the British Public Depolarized Along with Political Elites?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on British Public Opin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April 2012). http://cps.sagepub.com/content/45/4/507。

[27] 请参考：Alain de Botton, Religion for Atheists (2012), Chapter 3。

[28] 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再有研究表明，所有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关心的是物质、个人，以及粗俗的现代文化。美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社会“从贪婪和过度转向一种更加关注价值、社会和家庭的生活方式”。引述见：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The 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 (2010), p. 4。

[29] 根据电影《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可持续发展学教授Tim Jackson，以及几百种不同引述的解析。

[30] 引述见：Don Peck, “How a New Jobless Era Will Transform America,” Atlantic(March 2010). http://www.theatlantic.com/ magazine/archive/2010/03/how-anew-jobless-era-will-transform-america/307919/。

[31] Wilkinson and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p. 34.

[3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ealth for the World’s Adolescents. A second chance in the second decade’ (June 2014).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12750/1/WHO_ FWC_MCA_14.05_eng.pdf ?ua=1.

[33] Wilkinson and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p. 36。北美的年轻人尤其关心这一点，然而这种趋势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很明显。

[34] 引述见：Ashlee Vance, “This Tech Bubble Is Different,” BloombergBusinessweek (April 14, 2011). http://www.business- week.com/magazine/content/11_17/b4225060960537.htm。

[35] John Maynard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1930),Essays in Persuasion. http://www.econ .yale.edu/smith/econ116a/keynes1.pdf.

[36] Bertrand Russell,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1947), p. 14.

[37] Bertrand Russell, Political Ideals (1917), Chapter 1.

第二章
为什么我们应该无条件地给每个人钱

有钱好过没钱，如果仅仅从财务方面考虑。

——伍迪·艾伦
（Woody Allen，1935— ）

2009年5月，伦敦——一场实验正在进行。实验对象是13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常年待在街上，有些已经在欧洲金融中心伦敦城冰冷的人行道上睡了将近40年。这13个捣乱分子每年在警务、诉讼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已经高达400 000英镑（当时约合650 000美元）或者不止。[1]

这笔开支给市政服务和当地的慈善机构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它们难以为继。因此，总部设在伦敦的援助组织“百老汇”（Broadway）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从现在开始，这13个臭名昭著的流浪汉将受到贵宾式对待。他们告别了食品券、施粥场和收容所。他们得到了即时而且大幅度的紧急援助。

从现在开始，这些流浪汉要多少钱有多少钱。

准确地说，他们将有3 000英镑可以花，而且没什么条件。[2]这笔钱他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选择咨询顾问——不愿意的话也无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也没有各种刁难他们的问题。[3]

他们必须回答的唯一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自己需要什么？

园艺课

“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一名社会工作者后来回忆说。[4]但是结果证明，这些流浪汉的愿望极为朴素。一部电话、一本字典、一台助听器——每个人对自己需要的东西都有自己的想法。事实上，大部分人根本就不舍得花钱。一年后，他们平均只花了800英镑。

例如西蒙，已经沉迷海洛因20年了。这笔钱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变得整洁起来，并且开始去上园艺课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人生第一次变得顺利起来，”他后来说，“我开始打理自己，洗澡、刮胡子。现在我正考虑回家，我有两个小孩。”

实验开始后的一年半，13个流浪汉中有7个已经有了栖身之处，还有两个正准备搬进自己的公寓。13人全都朝超偿债能力和个人成长迈出了关键一步。他们上课、学习烹饪、接受康复治疗、造访家人，同时计划着自己的未来。

“它给了人们自主权，”一名社会工作者这么评价个性化预算，“使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我认为这很重要。”经过几十年毫无结果的推拉、拖拽、纵容、惩罚、起诉和保护之后，9名臭名昭著的流浪汉最终从街上回到了家里。成本是多少？一年大约50 000英镑，包括社会工作者的工资。换言之，这个计划不仅帮助了13个人，还大幅削减了开支。[5]就连《经济学人》也不得不说：“帮助无家可归者最有效的方法，可能就是把钱给他们。”[6]

有力的数据

穷人没有钱。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观点，而且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要知道，如果他们知道怎么管理金钱，他们又怎么会穷呢？我们认为他们肯定将钱用来买快餐食品和苏打水，而不是新鲜水果和书籍。于是，为了“帮助”他们，我们临时拼凑了无数别出心裁的援助方案，再加上大量的文书、登记制度和一大群视察员，全都围绕着《圣经》上的那句话——“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帖撒罗尼伽后书》 第3章，第10节）。近年来，政府援助变得越来越以就业为基础，接受者必须申请工作、参加重返工作计划，并做一些强制性的“自愿”工作。这种变化被标榜为“从福利向工作福利”的转变，其含义不言而喻：白给的钱会使人变懒。

只可惜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这位是伯纳德·奥曼迪（Bernard Omondi）。他在肯尼亚西部贫困地区的一个采石场干了很多年，每天的工资是2美元。然后，一天早上，他收到了一条奇怪的短信。“我一看到信息，就跳了起来。”伯纳德后来回忆说。他的银行账户刚刚收到了一笔500美元的存款。对伯纳德来说，这几乎是他一年的工资。

几个月后，《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来到了伯纳德的村子。全部的村民仿佛都中了彩票：村里到处都是钱，但是没有人把钱用来喝酒。相反，他们修补房子，并开始做点小生意。伯纳德用这笔钱从印度进口了一辆全新的百佳吉（Bajaj Boxer）摩托车，然后用它来拉客，每天可以赚6 ~ 9美元。他的收入增加了不止两倍。

“这种做法是把选择权交给穷人，”伯纳德那笔意外横财的来源——慈善组织“直接给”（Give Directly）的创立者迈克尔·费伊（Michael Faye）说，“事实上，我认为自己并不清楚穷人的需要。”[7]费伊既没有授人以鱼，也没有授人以渔。他直接给穷人现金，因为他相信，只有穷人自己才了解自己的真正需要。我问费伊为什么“直接给”的网站上很少看到生动的视频或者图片，他解释说自己不想过多地介入感情。“我们的数据非常有说服力。”

费伊说得没错：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研究表明，“直接给”的现金补助刺激了收入的持续增长（比资金流入前提高了38%），促进了住房拥有率和饲养牲畜的数量（提高了58%），同时使儿童饿肚子的天数减少了42%。另外，每笔捐款的93%都是直接送到接受者的手上。[8]谷歌在看了“直接给”的数据后，很快就向它移交了250万美元的捐款。[9]

但是伯纳德和村民们并非唯一的幸运者。2008年，乌干达政府决定，向大约12 000名16 ~ 30岁的人每人发放将近400美元。这笔钱几乎不带任何条件；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提交一份商业计划。5年后，出现了令人吃惊的效果。受益者将这笔钱用于自己的教育和开办企业，他们的收入提高了将近50%。而他们被录用的机会则增加了60%以上。[10]

乌干达政府的另一个计划，是向国土北部的1 800多名贫穷妇女每人投放150美元，这个计划同样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她们的收入几乎翻了一倍。那些从援助人员（成本：350美元）那里获得帮助的妇女，她们的收入增加得稍微多一些，但是研究者随后认为，将援助人员的工资与发放的现金补助并在一起，效果会更加好。[11]报告最后淡淡地说，这些结果意味着“非洲和全世界的扶贫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2]

南部革命

全世界的研究证明：给钱确实管用。

研究人员已将无条件的现金补助与犯罪率、儿童死亡率、营养不良率、少女怀孕率、逃课率的下降联系起来，还将其与学习成绩、经济增长、性别平等得到改善的现象联系起来。[13]“穷人受穷最大的原因在于他们手里没有足够的钱，”经济学家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说，“解决此问题的一个伟大方法，就是给他们钱，对此我们不应感到特别惊讶。”[14]

在《只需把钱给穷人》（Just Give Money to the Poor，2010）一书中，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学者们提供了无数案例，证明不带（或者只带少量）附加条件，直接发现金的做法确实有用。在纳米比亚，营养不良率直线下降（从42%降至10%），逃课率（从40%降至0）和犯罪率（减少了42%）也是一样。在马拉维，不管现金补助是否有附带条件，女孩和妇女的上学率都飙升了40%。受益最多的经常是儿童。他们不再经常饿肚子，也不再经常生病，他们的个子变高了，学习成绩也更好了，而且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不小心便沦为童工。[15]

从巴西到印度，从墨西哥到南非，现金补助计划在第三世界国家（the Global South）中风靡一时。2000年，联合国在制定其“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时，甚至没有将这些计划列入其中。可是到了2010年，他们已经向45个国家超过1.1亿个家庭提供了资助。

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总结了这些计划的优点：家人会好好地用这笔钱；贫困得以舒缓；将为收入、健康和税收带来各种不同的长期效益；这些计划的成本更低。[16]我们可以直接把白人的工资交给那些穷人，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用越野车把他们送去那里呢？尤其是这样还可避免行政人员的贪污行为。另外，可自由支配的现金给整个经济上了一道润滑剂：人们的购买力增强了，而这又促进了就业，提高了工资。

无数的援助组织和政府认为自己知道穷人需要什么，于是拼命地投资学校、太阳能电池板，或者是牲畜。他们认为，有牛总好过一头也没有。可是我们付出了多少成本呢？卢旺达的一项研究估计，捐赠一头怀孕的奶牛成本约为3 000美元（包括建一个挤奶作坊）。这相当于一个卢旺达人5年的工资。[17]就以那些向穷人讲授的七拼八凑的课程为例：经过反复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课程的成本不低，但是却收效甚微，不管他们的目的是学习捕鱼、阅读，还是经营一家企业。[18]“从根本上说，贫穷的意思就是没钱，而不是聪明与否，”经济学家约瑟夫·汉隆（Joseph Hanlon）强调，“如果没有钱，你根本无法自己振作起来。”[19]

金钱的伟大之处在于，人们可以用它来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专家认为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且，巧合的是，有一类商品穷人绝对不会碰，那就是酒精和烟草。事实上，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一项重大研究表明，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进行的全部研究案例中，有82%的酒精和烟草消费量实际上都下降了。[20]

甚至还有更奇怪的。研究人员在利比里亚进行了一项实验，给那些最狡诈的穷人每人发200美元，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酒鬼、瘾君子和惯偷都从贫民窟聚拢过来。三年后来看，他们把钱都花哪儿了？食物、衣服、药品，以及做点小生意。“如果这些人不乱花钱，”一名研究者惊诧不已，“那么什么人会乱花钱呢？”[21]

然而“又穷又懒”的论调总是一再出现。正是这种牢固的观念，促使科学家决定着手调查其真实性。就在几年前，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总结了他们的发现：实际上，穷人收到白给的钱之后，工作往往更加卖力。[22]在纳米比亚实验的最终报告中，一名主教用《圣经》做了一番简洁的解释。“请仔细地阅读《出埃及记》第16节，”他写道，“以色列人为了逃离埃及人的奴役而踏上了漫漫征途，途中他们得到了天赐的粮食吗哪（Manna）。但是，”他接着说道，“他们并没有因此变懒；相反，他们走得更快了……”[23]

乌托邦

不带任何条件的现金补助：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这种观点。1516年，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就梦想过这种情况。无数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同意这种观点。[24]其支持者跨越了所有领域，包括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25]而《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1948）的第25条也承诺，这一天将会到来。

每个人都拥有一份基本收入。

基本收入并非只维持几年，并非只在发展中国家才有，也并非只有穷人才有，而是像电视上所说的：每个人都能不带任何条件地拿到一笔钱。这笔钱不是施舍，而是他们的权利。我们暂且称之为“通向共产主义的市场化道路”。[26]什么也不用干，每个月就能拿到一笔津贴，足以应付生活所需。如上所述，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要“有活力”。[27]没有视察员监督你这笔钱花得是否明智，没有人问你这么花是否值得。不会有其他的特殊福利和援助计划；最多给长者、失业者和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发一份额外的津贴。

持基本收入这种观点的时代已经来临。

加拿大的“米康姆”

在加拿大温尼伯（Winnipeg）的一个仓库阁楼里，堆着将近2 000个积满灰尘的箱子。箱子里装满了各种资料——照片、表格、报告、访谈记录——这些都与战后一场非常吸引人的社会实验有关：“米康姆”（Mincome）。

2004年，曼尼托巴大学的教授伊芙琳·弗盖特（Evelyn Forget）第一次听说了这些记录。她花了漫长的5年时间寻找它们，直到2009年，终于在国家档案馆发现了这些箱子。“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正在考虑是否可以把这些箱子扔掉，因为它们太占地方，而且似乎没有人对它们感兴趣。”弗盖特后来回忆说。[28]

第一次走进这个阁楼时，弗盖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500年前托马斯·莫尔的梦想在现实世界实施的宝贵资料。

那些箱子中装的近1 000份谈话资料中，有一份是与休和多琳·亨德森（Hugh and Doreen Henderson）进行的访谈记录。35年前这个实验开始时，休是一所高中的看门人，而多琳则是家庭主妇，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亨德森一家的经济并不宽裕。多琳在花园里养鸡，以保证全家人的营养。他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恨不得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

直到有一天，两个衣着光鲜的人出现在他们的门口。“我们填好了表格，他们想知道我们的收入。”多琳回忆。[29]然后，他们的财务问题就这样成了过去。休和多琳参加了“米康姆”——加拿大首个大型社会实验，同时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基本收入实验。

1973年3月，曼尼托巴省的省长拨款8 300万美元，用于这个项目。[30]他选择了温尼伯西北一个人口只有13 000人的小镇多芬（Dauphin），作为实验的地点。多芬镇的每个人都收到了一笔基本收入，以保证没有人生活于贫困线以下。事实上，这意味着30%的镇上居民——一共1 000个家庭——每个月将收到一张支票。一个四口之家一年收到的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9 000美元，而且不会问你任何问题。

实验开始时，一大群研究人员来到了镇上。经济学家观察居民们的工作量是否减少了，社会学家观察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人类学家则安坐在社区中，近距离观察居民的反应。

这个计划实施了4年，一切进展顺利，然而选举问题却是个极大的阻碍。保守党赢得了选举，上台了。新的加拿大内阁对这项昂贵的实验不感兴趣，因为3/4的支出均由联邦政府买单。得知新政府甚至不愿资助实验的结果分析后，研究人员决定将所有的文件打包成2 000个箱子。

多芬的居民感到巨大的失落。1974年刚开始实施时，“米康姆”被认为是一个试点计划，很快将向全国推广。现在，它似乎注定将被遗忘。“反对米康姆的政府官员不想再花钱分析资料，然后得出一个他们已经知道的结论：这个方法没用，”一名研究人员说，“而那些赞成‘米康姆’的人则非常担心，因为一旦分析结果出来的数据不佳，意味着他们又花了100万美元在数据分析上，那样只会令他们更加尴尬。”[31]

弗盖特教授第一次听说“米康姆”时，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个实验证明了什么，如果有的话。然而巧合的是，大约在同一时间，1970年，加拿大引进了医疗保险计划。医疗保险的档案，为弗盖特比较多芬和附近小镇及对照组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三年来，她致力于将这些数据进行各种各样的统计分析。无论她如何尝试，每次的结果都一样。

“米康姆”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从实验到法律

“政治上有种顾虑，担心一旦年收入有保证，人们会不愿干活，而开始大量地生孩子。”弗盖特说。[32]

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年轻人推迟了结婚，生育率也降低了。他们的学习成绩明显提高了：“米康姆人”学习更加努力，学习效率也更高。结果，男人的总工时只下降了1%，已婚妇女的下降了3%，未婚妇女的下降了5%。那些身为家庭经济支柱的男人的工作量几乎没有减少，新妈妈则利用现金补助休了几个月产假，学生们在学校待的时间更长了。[33]

最令弗盖特感到惊奇的是住院率足足下降了8.5%。考虑到发达国家在公共医疗上的巨额投入，这个计划将在财政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几年实验下来，家庭暴力也减少了，同样减少的还有心理健康问题。“米康姆”使整个镇变得健康起来。弗盖特甚至可以从收入和健康两个方面，看到接受最低工资对下一代的影响。

多芬——这个没有贫穷的小镇——是北美5个收入保障实验中的一个。另外4个实验在美国进行。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美国差一点儿就实现了至少与大多数西欧国家一样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林登·约翰逊总统1964年宣布将“向贫穷开战”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支持进行基本的福利改革。

但是，首先，需要做一些实验。政府拨出数千万美元的预算，为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艾奥瓦州、北卡罗来纳州、印第安纳州、西雅图和丹佛的8 500多名美国人提供基本收入，这也是有史以来，为了区分实验组和对照组而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验。研究人员希望找到以下三个问题的答案：（1）收入有了保障之后，人们是否会大幅减少工作量？（2）这个计划是否过于昂贵？（3）政治上是否可行？

答案分别是否、否和是。

整体工作时间的减少非常有限。“我们的发现根本不支持‘懒惰’论，”丹佛实验的首席数据分析师说，“并没有出现悲观者所预言的工作量大幅减少的情况。”每个家庭的有偿工作平均减少了9%，而且每个州中工作量减少的主要都是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和带孩子的妇女。[34]

后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便9%这个数字可能也有所夸大。在最初的研究中，这个数字是在自报收入的基础上得出的，可是我们与官方的记录比较之后却发现，相当一部分收入没有上报。将这部分差距补上后，研究人员发现，人们的工作时间几乎没有减少。[35]“寻找更好的工作，或者是在家工作等其他的有益活动，无疑部分地弥补了有偿工时的减少。”西雅图实验的总结报告写道。例如，一名高中辍学的母亲减少工作，是为了获得心理学学位，从而得到一份研究员的工作。另外一名母亲正在学习表演；她的丈夫已经开始作曲。“我们现在是自给自足且有收入的艺术家了。”她对研究人员说。[36]对参加实验的年轻人而言，有偿工作以外的几乎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在新泽西州的实验对象中，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增加了30%。[37]

因此，1968年，就在世界各地的年轻示威者纷纷走向街头的这一年，5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哈罗德·沃茨（Harold Watts）、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罗伯特·兰普曼（Robert Lampman）——写了一封致国会的公开信。“只有每个国民都能获得一份不低于官方认定的贫困线的工资，国家的责任才算完成。”他们在一篇发表于《纽约时报》头版的文章上如是说。根据经济学家的说法，这么做的成本会“很高，但是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应付起来绰绰有余”。[38]

有1 200名经济学家在这封信上签名。

他们的呼吁并非没有引起注意。第二年8月，尼克松总统提交了一份基本收入法案，并称之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道社会法令”。根据尼克松的说法，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将会做两样他们的先辈不可能做的事情。除了把人送上月球（这已经实现了），他们这一代还将最终消灭贫困。

白宫的民调显示，有90%的报纸对这个计划反应热烈。[39]《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Times）称之为“巨大的飞跃”，《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称之为“大胆的新蓝图”。[40]美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工会，甚至连企业部门也都支持这个法案。[41]白宫收到的一份电报称：“两名将为此计划掏腰包的中上层共和党人大声叫好。”[42]专家们甚至四处引用维克多·雨果的话——“时代的思想已经来临，它将所向披靡。”

似乎基本收入的时代真的来了。

“福利计划通过……改革运动打赢了一仗”，这是1970年4月16日《纽约时报》上的标题。众议院以243票赞成、15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尼克松总统的“家庭援助计划”（FAP）。大多数专家预计参议院也将顺利通过这个法案，赞成的人数甚至比众议院的比例还要高。然而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却疑虑重重。“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处理过的最深入、最昂贵，也最广泛的一份福利法案。”一名共和党参议员如是说。[43]但是，反对最激烈的是民主党议员。他们认为“家庭援助计划”还不够深入，应该将基本收入再往上提。[44]经过参议院和白宫几个月来来回回的讨论，提案最终被抛弃。

第二年，尼克松将提案略做调整，重新提交给国会。众议院再次通过了这个法案，这次它是作为一揽子改革措施的一部分。这一次有288票赞成，133票反对。尼克松在1971年的国情咨文中称，这项“使每个有子女的美国家庭都拥有稳定收入”的计划，是他的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事项。[45]

然而，法案在参议院再次触礁。

尽管如此，直到1978年，西雅图实验的最终结果公布了这项计划的一个致命缺点之后，基本收入计划才被永远束之高阁。有一个发现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离婚率飙升了不止50%。对这个数据的兴趣迅速掩盖了所有的其他成果，例如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健康的改善。基本收入显然给了妇女太多自由。

10年后，对数据的重新分析显示，之前的统计出现了误差；事实上，离婚率根本没有任何变化。[46]

没用、危险和堕落

“我们完全能够做到！在1976年消除贫困。”196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自信地写道。当时，几乎有80%的美国人支持实施基本收入保障。[47]几年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冷笑将闻名于世：“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打了一场反贫困之战，最后贫困赢了。”

那些文明的伟大里程碑一开始总是有点乌托邦的味道。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观点，乌托邦最初受到攻击主要基于三个原因：没用（不可能实现）、危险（风险太大）和堕落（将退化为反乌托邦）。但是赫希曼同时指出，一旦乌托邦变成现实，往往会被认为极其平常。

不久之前，民主看起来仍然像一个美好的乌托邦。从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到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警告过，民主没用（普通民众过于愚蠢，无法处理民主）、危险（多数裁定原则无异于玩火）和堕落（“公众利益”很快就会受到一些狡猾的战略家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侵蚀）。我们且将这些与反对基本收入的观点比较一下。说它无益恐怕是因为我们负担不起，说它危险恐怕是因为人们不用去上班，而说它堕落恐怕是因为，最后为了养活大多数人，少数人不得不更努力地工作。

但是，等一等。

没用？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真正有足够的钱去支付一笔可观的基本收入。我们可以去除整套的繁文缛节，使受助者不必不惜代价地从事低生产率的工作，我们还可以抛弃令人晕头转向的抵税和扣税政策，建立一套新的简化制度。假如需要进一步筹集资金，可以通过征收资产税、垃圾税、原材料税和消费税来解决。

我们来看一下数字。只需花费1 750亿美元即可消除美国的贫困，这个数字不到GDP的1%。[48] 它大概占美国军费支出的1/4。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比起来，消灭贫困的战争简直太便宜了，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估计，前者令人难以置信地花了我们4万亿～6万亿美元。[49]其实，很多年以前，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就已经有能力消灭贫困了。[50]

但是，那种仅仅救助穷人的制度，只会加深他们与社会其他人之间的分歧。“只救助穷人的政策不是好政策。”研究英国福利的伟大理论家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如是说。有条件地发放每一笔预算、贷款和收入补贴，是左派政治家根深蒂固的本能反应。问题在于，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20世纪90年代末，两名瑞典社会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现在已经非常著名，文中称，那些政策最为普及的国家，在消除贫困方面做得最为成功。[51]总的说来，当一项政策对自己有益时，人们会更容易团结。我们、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从中获取的利益越多，我们就越愿意为这种福利制度付出。[52]因此，从逻辑上说，那种普遍且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制度，同时也将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毕竟，人人都将是制度的受益者。[53]

危险？当然，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少干点活，然而这正是它的妙处所在。少数几名艺术家和作家（“这些人在世时遭到全社会的唾弃，死后则备受称赞。”——伯特兰·罗素语）确实可能完全不做任何有偿的工作。铺天盖地的证据显示，不论是否需要，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想工作。[54]确实，没有工作使人极不开心。[55]

基本收入带来的一个好处是，将把穷人从福利陷阱中解放出来，并激励他们去寻找那种能真正获得进步和晋升机会的工作。由于基本收入是无条件的，不会因为他们找到了工作而被收回或者削减，因此他们的情况只会变得更好。

堕落？正好相反，是福利制度本身沦为了集控制和屈辱于一身的庞然怪物。官员们用脸书监督那些领取公共援助的人，看他们是否有乱花钱——那些未经批准的志愿者可就倒霉啦。需要一大群社会服务工作者的指导，人们才能通过合格、申请、批准，以及再获得等错综复杂的步骤。接着，一大批检查员将行动起来，对文书进行筛选。

本应培养人们的安全感和自豪感的福利，现在已经堕落为一种猜疑和羞耻的制度。它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个怪诞协定。“右派担心人们不愿干活，”弗盖特在加拿大抱怨道，“左派则不相信他们自己做的决定。”[56]基本收入制度将是一个很好的折中方案。在重新分配方面，它满足了左派对公平的要求；而在干预和羞辱方面，它又将给右派带来一个比以往更加受到限制的政府。

以不同的方式讨论和思考

这句话我们以前说过。

我们背负着来自旧时代的福利制度，那时养家糊口的人仍然以男性为主，而且人们一辈子只在一家企业工作。对于那些有稳定工作的幸运儿来说，养老金制度和就业保障条例依然非常关键，公共援助起源于一个错误的观念，即认为我们可以依靠经济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而福利津贴通常不是一张弹簧床，而是一个陷阱。

从未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么成熟，可以引入普遍而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政策。让我们环顾一下四周吧。工作场所的弹性更大了，这要求我们的保密措施做得更好。全球化正在侵蚀中产阶级的工资。拥有大学学历和没有大学学历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以至有必要对穷人扶一把。机器人则变得越来越聪明，甚至可能抢了他们的工作。

最近几十年，中产阶级通过借贷的方式保持了购买力，自己却在债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我们现在知道，这种模式并不可行。“不工作的人将没有饭吃”这句古老的谚语现在已经被滥用，成了不平等存在的许可证。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资本主义是神奇的繁荣发动机。“它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埃及金字塔、罗马大渡槽和哥特式大教堂。”正如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所说的。然而恰恰是因为我们比以前更加富有，因此现在我们有能力跨出人类发展史上的下一步：给每个人发一笔保障性的基本收入。这应该是资本主义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让我们将其视为进步的红利，是过去几代人用鲜血、汗水和眼泪换来的。最后，我们的繁荣只有一小部分是我们自己努力的成果。多亏了制度、知识以及先辈们为我们积累的社会资本。我们，丰饶之地的居民，才能够变得如此富裕。这笔财富属于我们所有人，而基本收入制度则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它。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无须事先筹划，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那样的话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乌托邦总是从小到大，用一个个实验慢慢地改变世界。就在几年前，伦敦街头的实验开始了，13名流浪汉没有任何原因每人拿到了3 000英镑。正如一名援助人员所说的：“我们很难一夜之间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这些引导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以不同的方式讨论、思考和描述这个问题……”

这就是一切进步的开始。

[1] 这只是非常保守的估计。英国政府的一项研究显示，一个流浪汉每年要花掉30 000英镑（社会服务、警力、诉讼费等）。参加这次实验的都是臭名昭著的流浪汉，因此花他们身上的费用要高得多。该项研究列举的流浪汉一年的花费高达400 000英镑。请参考：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Evidence Review of the Costs of Homelessness” (August 2012). https://www.gov.uk/ 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596/2200485.pdf。

[2] 根据“百老汇”的报告，通常不会告诉受助者他们“个人预算”的具体金额；但是报告接着说，其中一名无家可归者建议将援助金额从3 000英镑减到2 000英镑，可见他显然知道自己的“个人预算”是多少。

[3] 流浪汉并不是直接就可拿钱。他们的花销必须先征得“街道人口管理员”的同意，而后者每次都会“立刻”做出答复。这种审查非常有限，《经济学人》采访的一名社会工作者也正证实了这一点（请参考第二章的注释6）：“我们只是说，这是你的生活，你自己决定这笔钱怎么花，但是我们很愿意提供帮助，如果你需要的话。”报道还说：“整个采访期间，在谈到他们的住处和个人预算的使用时，许多人都用了‘我选择’或者‘我决定’这样的词，以强调自己有选择和掌控的能力。”

[4] 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公布了这次实验的详细报告，本节引用的所有例证都来源于这份报告。请参考：Juliette Hough and Becky Rice, Providing Personalised Support to Rough Sleepers.An Evaluation of the City of London Pilot (2010). http://www.jrf.org.uk/publications/support-rough-sleepers-london。关于其他人的评价，可参考：Liz Blackender and Jo Prestidge, “Pan London Personalised Budgets for Rough Sleepers,” Journal of Integrated Care (January 2014). http://www.emeraldinsight. com/journals.htm?articleid=17104939&。

[5] 2013年，该项目扩展到伦敦城的28名街头露宿者，其中20名已经有了稳定的住所。

[6] “Cutting out the middle men,” Economist (November 4, 2010).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7420321.

[7] 引述见：Jacob Goldstein, “Is It Nuts to Give to the Poor Without Strings Attached?” New York Times (August 13, 2013)。http://www.nytimes.com/2013/08/18/magazine/is-it-nuts-to-give-to-the-poor-without-stringsattached.html。

[8] Johannes Haushofery and Jeremy Shapiroz, “Policy Brief: Impacts of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https://www .princeton.edu/~joha/publications/Haushofer_Shapiro_Policy_ Brief_2013.pdf.

[9] 曾经给500多家慈善机构做过评估的著名慈善评估家GiveWell将“直接给”列在其慈善排行榜的第四位。

[10] Christopher Blattman, Nathan Fiala, and Sebastian Martinez, “Generating Skilled Self-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Ugand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ember 14, 2013).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268552.

[11] Christopher Blattman et al., Building Women’s Economic and Social Empowerment Through Enterprise. An Experimental Assessment of the Women’s Income Generating Support (WINGS) Program in Uganda (April 2013). https://openknowledge. 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17862/860590NW P0Box30ySeriesNo10Uganda0hr.pdf ?sequence=1&isAllowed=y。还可参考：Isobel Coleman, “Fighting Poverty with Unconditional Cash,” 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 (December 12, 2013). http:// blogs.cfr.org/developmentchannel/2013/12/12/fighting-poverty- with-unconditional-cash/。

[12] Christopher Blattman et al., “The Returns to Cash and Micro- enterprise Support Among the Ultra-Poor: A Field Experiment.” http://sites.bu.edu/neudc/files/2014/10/paper_15.pdf.

[13] 以下是对有条件和无条件“现金补助”效果的一些研究。南非：Jorge M.Agüero and Michael R. Carter, “The Impact of 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on Nutrition: The South African Child Support Grant,” University of Cape Town(August 2006). http://www .ipc-undp.org/pub/IPCWorkingPaper39.pdf。马拉维：W. K. Luseno et al.,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Malawi’s Social Cash Transfer Pilot Scheme on school- age children’s health,”Health Policy Plan (May 2013). http://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110449/。同样在马拉维：Sarah Baird et al., “The Short-Term Impacts of a Schooling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 on the Sexual Behavior of Young Women.” http://cega.berkeley.edu/assets/cega_research_projects/40/Short_Term_Impacts_of_a_Schooling_CCT_on_Sexual_Behavior.pdf。

[14] Charles Kenny, “For Fighting Poverty, Cash Is Surprisingly Effective,”Bloomberg Businessweek (June 3, 2013). http://www .bloomberg.com/bw/articles/2013-06-03/for- fighting-poverty- cash-is-surprisingly-effective.

[15] Joseph Hanlon et al., Just Give Money to the Poor (2010), p. 6.

[16] Armando Barrientos and David Hulme, “Just Give Money to the Poor. The Development Revolution from the Global South”，这是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做的报告。http://www.oecd.org/dev/pgd/ 46240619.pdf。

[17] Christopher Blattman and Paul Niehaus, “Show Them the Money. Why Giving Cash Helps Alleviate Povert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4).

[18] David McKenzie and Christopher Woodruff, “What Are We Learning from Business Train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Evaluations around the Developing World?”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ptember 2012). http://ftp.iza.org/dp6895.pdf.

[19] Hanlon et al., Just Give Money to the Poor, p. 4。当然，现金补助不是万灵丹——它不会架桥也不会带来和平。但它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金补助“是最能解决发展问题的一剂良药”。位于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Centre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主席Nancy Birdsall如是说。引述见：同上，p. 61。

[20] 应该注意到，这种下降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现金补助对烟草和酒精的消费水平没什么影响。请参考：David K.Evans and Anna Popova, “Cash Transfers and Temptation Goods. A Review of Global Eviden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May 2014).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 2014/05/19546774/cash-transferstemptation-goods-review- global-evidence。

[21] Blattman and Niehaus, “Show Them the Money.”

[22] 2009年，《柳叶刀》杂志称：“不断涌现出来的现金补助（不管是否带条件）数据，很大程度上驳斥了反方的观点，后者认为这些计划使年轻人不去找工作，或者是使他们产生了依赖心理，从而造成了贫困的代代延续。”请参考：The Lancet Editorial, “Cash Transfers for Children. Investing into the Future,” Lancet (June 27, 2009)。

[23] Claudia Haarmann et al., “Making the Difference! The BIG in Namibia,”Assessment Report (April 2009), p. VII. http://www .bignam.org/Publications/big_Assessment_report_08b.pdf.

[24] 包括Thomas Paine，John Stuart Mill，H. G. Wells，George Bernard Shaw，John Kenneth Galbraith，Jan Tinbergen，Martin Luther King和Bertrand Russell。

[25] 请参考，例如：Matt Zwolinski, “Why Did Hayek Support a Basic Income?”Libertarianism.org (December 23, 2013). http:// www.libertarianism.org/columns/why-did-hayek-support- basic-income。

[26] Robert van der Veen and Philippe van Parijs, “A Capitalist Road to Communism,” Theory & Society (1986). https://www.ssc .wisc.edu/~wright/ERU_ les/PVP-cap-road.pdf.

[27] 引用基本收入的保守派支持者查尔斯·默里所说的话，见：Annie Lowrey,“Switzerland’s Proposal to Pay People for Being Aliv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2, 2013). http:// www.nytimes.com/2013/11/17/magazine/switzerlands-proposal-to-pay-people-for-being-alive.html。

[28] 引述见：Zi-Ann Lum, ‘A Canadian City Once Eliminated Poverty and Nearly Everyone Forgot About It’, Huffington Post。http://www.huffingtonpost.ca/2014/12/23/mincome-in-dauphin-manitoba_n_6335682.html.

[29] 引述见：Lindor Reynolds, “Dauphin’s Great Experiment,” Winnipeg FreePress (March 12, 2009). http://www.winnipeg- freepress.com/local/dauphinsgreat-experiment.html。

[30] 此处及接下来的部分，币种均为美元。

[31] 引述见：Vivian Belik, “A Town Without Poverty?” Dominion(September 5, 2011). http://www.dominionpaper.ca/articles/ 4100。“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问题在于你的工作不能受到利益的驱使，”另外一名研究过“米康姆”的加拿大经济学家韦恩·辛普森（Wayne Simpson）说，“有证据显示，‘米康姆’远远没有文献所说的那么糟糕。”引述见：Lowrey,“Switzerland’s Proposal to Pay People for Being Alive”。

[32] 引自视频网站上的一次演讲：http://vimeo.com/56648023。

[33] Evelyn Forget, “The town with no poverty,” University of Manitoba (February 2011). http://public.econ.duke.edu/~erw/197/forget-cea %282%29.pdf.

[34] Allan Sheahen, Basic Income Guarantee. Your Right to Economic Security (2012), p. 108.

[35] Dylan Matthews, “A Guaranteed Income for Every American Would Eliminate Poverty – And It Wouldn’t Destroy the Economy,” Vox.com (July 23, 2014).http://www.vox.com/ 2014/7/23/5925041/guaranteed-income-basic-povertygobry-labor-supply.

[36] 引述见：Allan Sheahen, “Why Not Guarantee Everyone a Job? Why the Negative Income Tax Experiments of the 1970s Were Successful.” USBIG Discussion Paper (February 2002). http://www.usbig.net/papers/013-Sheahen.doc。研究人员认为，最终人们可能甚至会增加工作时间，假如政府增加工作岗位的话。“公共服务方面增加的就业机会，将远远抵消因现金补助而导致的工作量减少。”

[37] Matthews, “A Guaranteed Income for Every American Would Eliminate Poverty.”

[38] “Economists Urge Assured Income,” New York Times (May 28, 1968).

[39] Brian Steensland, 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America’s Struggle over Guaranteed Income Policy (2008), p. 123.

[40] 引述见：Sheahen, Basic Income Guarantee, p. 8。

[41] Steensland, 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p. 69.

[42] 引述见：Peter Passell and Leonard Ross, “Daniel Moynihan and President-Elect Nixon: How Charity Didn’t Begin at Hom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 1973).http://www .nytimes.com/books/98/10/04/specials/moynihan-income .html。

[43] 引述见：Leland G. Neuberg, “Emergence and Defeat of Nixon’s Family Assistance Plan,” USBIG Discussion Paper (January 2004). http://www.usbig.net/papers/066-Neuberg- FAP2.doc。

[44] Bruce Bartlett, “Rethinking the Idea of a Basic Income for All,” New YorkTimes Economix (December 10, 2013). http:// economix.blogs.nytimes.com/2013/12/10/rethinking-the-idea-of- a-basic-income-for-all.

[45] Steensland, 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p. 157.

[46] Glen G. Cain and Douglas Wissoker, “A Reanalysis of Marital Stability in the Seattle–Denver Income Maintenance Experiment,”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January 1988). http://www.irp.wisc.edu/publications/dps/pdfs/dp85788 .pdf.

[47] 根据1969年的哈里斯民意调查。Mike Alberti and Kevin C. Brown,“Guaranteed Income’s Moment in the Sun,” Remapping Debate。http://www.remappingdebate.org/ article/guaranteed-income ’s-moment-sun。

[48] Matt Bruenig,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Would Affect Poverty,” Demos(October 3, 2013). http://www.demos.org/ blog/10/3/13/how-universal-basicincome-would-affect- poverty.

[49] Linda J. Bilmes, “The Financial Legacy of Iraq and Afghanistan: How Wartime Spending Decisions Will Constrain Future National Security Budgets,”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March 2013). https://research.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getFile.aspx?Id=923.

[50] 试着做一个思考实验：如果给地球上的每个人每天发1.25美元的基本收入，那么一年的成本将是3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5%。向全球13亿最穷人口提供同样的现金援助，只需不到6 000亿美元，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0.7%，即可彻底消除极端贫困。

[51] Walter Korpi and Joakim Palme, “The Paradox of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egies of Equality: Welfare State Institutions,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October 1998).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 download?doi=10.1.1.111.2584&rep=rep1&type=pdf.

[52] Wim van Oorschot, “Globalization, th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and Protection of the Poor,” in: A. Suszycki and I. Karolewski (eds), 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inthe Welfare State (2013), pp. 37–50.

[53] 阿拉斯加就是最好的例子，它由石油收入提供资金，是全球唯一一个实现了普遍且无条件基本收入（一年只有1 000美元多一点）的政治实体。这项政策几乎获得了所有人的支持。阿拉斯加大学的教授斯科特·哥德史密斯（Scott Goldsmith）认为，任何一个政治家要是胆敢质疑这项政策，无异于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正是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这笔数目不大的基本收入，阿拉斯加才成为全美贫富差距最小的一个州。请参考：Scott Goldsmith, “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 Dividend: An Experiment in Wealth Distribution,”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BIEN (September 12, 2002). http://www.basicincome.org/ bien/pdf/2002Goldsmith.pdf。

[54] 对彩票中奖者的行为研究显示，即使是中了头奖，人们也很少辞职，而如果他们确实辞职了的话，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陪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找其他工作。请参考这篇著名的论文：Roy Kaplan, “Lottery Winners: The Myth and Reality,” Journal of Gambling Behavior (Fall 1987), pp. 168–78。

[55] 监狱里的犯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有吃又有住，他们本可以好好休息一番，你可能会这么想。然而在监狱里面，不让干活实际上是一种惩罚手段。如果犯人的行为不当，就会被禁止到车间或者厨房去。几乎人人都想争做贡献，尽管我们所说的“工作”和“失业”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我们对大量没有酬劳的工作关注得实在太少。

[56] 她是在加拿大电视台上讲这番话的。看看这个片段：https:// youtu.be/EPRTUZsiDYw?t=45m30s。

第三章
终结贫穷

于是，我们有了检查检查员的检查员，以及制造工具的人，这样检查员才可以检查检查员。人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在有人跑过来跟他们说，他们应该努力谋生之前，回到学校，思考无论什么问题。

——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
（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1895—1983）

1997年11月13日，北卡罗来纳州新开了一家赌场，大门正好位于大烟山（Great Smoky Mountains）的南部。尽管天气非常糟糕，赌场的门口还是排起了长龙，人们成群结队地蜂拥而至，赌场老板开始建议大家待在家里。

公众的热情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毕竟，那天开张的并不仅仅是某个狡诈的黑手党开的赌场。“哈拉的切罗基赌场”（Harrah’s Cherokee）一直以来都为东部的切罗基印第安人（the Eastern Band of Cherokee Indians）所有，而且由他们经营，赌场的开张意味着长达10年之久的激烈的政治斗争画上了句号。一名部落首领甚至预言：“赌博将成为切罗基人的劫难。”[1]而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每次都试图阻止赌场开张。

赌场开张后不久，显然，那面积达35 000平方英尺[2]的赌场大厅，以及那拥有超过1 000个房间和100间套房，无数商店、餐馆、游泳池和健身中心的三栋酒店大楼，给切罗基部落带来的不是劫难，而是救济。这里也没有成为有组织犯罪的渊薮。完全不是这样：赌场的利润——2004年为1.5亿美元，2010年增长至将近4亿美元[3]——使部落得以修建新的学校、医院和消防站。但是，这些收入大部分都进了东部切罗基印第安部落的8 000名男女和小孩的腰包。一开始每个家庭的收入为每年500美元，到了2001年，他们从赌场获得的收入迅速增至6 000美元，占一般家庭收入的1/4 ~ 1/3。[4]

不过巧合的是，从1993年起，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教授简·科斯特洛（Jane Costello）就在研究大烟山南部孩子的精神健康问题。参加研究的1 420名小孩每年都要接受精神检查。累积的结果显示，与其他孩子相比，那些贫困家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闻。1855年，学者爱德华·贾维斯（Edward Jarvis）在自己的著名论文《精神病报告》（“Report on Insanity”）中，就指出了贫穷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精神病的起因是什么，又有何影响？科斯特洛研究的这段时间，社会上越来越普遍地将精神问题归咎于个体的遗传因素。如果精神病是天生的，那么每年给精神病患者一大笔钱，就只是缓解他们的症状而已，不是治本。反过来说，精神问题并非人们贫穷的原因，而是结果，那么6 000美元也许可以创造出真正的奇迹。科斯特洛意识到，赌场的到来为这个正在发生的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和新的线索，因为她研究的小孩有1/4来自切罗基部落，其中一半以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赌场开张后不久，科斯特洛已经注意到自己的研究对象有了巨大的进步。那些已经脱贫的孩子的行为问题减少了40%，与那些从不知贫困为何物的同龄人持平。切罗基人的青少年犯罪率也下降了，同样减少的还有吸毒和酗酒，而他们的学习成绩则显著地提高了。[5]现在切罗基小孩的学习成绩，已经和那些参加研究的非部落小孩不相上下。

赌场开张的10年后，科斯特洛发现，儿童脱离贫困的时间越早，他们青春期的心理就越健康。科斯特洛注意到，年龄最小的那一组孩子的犯罪行为“急剧减少”了。事实上，她研究的这些切罗基小孩现在的表现，比对照组的还要好。

刚看到这些数据时，科斯特洛的第一个反应是不信。“我们原来期望的结果是，社会干预的作用相对较小，”她后来说，“但是这个实验显示，社会干预的作用相当大。”[6]科斯特洛教授得出结论，每年4 000美元的额外补助，使21岁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增加了一年，同时使16岁少年的犯罪机会减少了22%。[7]

但是，最大的改变，在于这笔钱如何帮助父母更好地养育子女。赌场开张前，父母们夏天辛苦地工作，冬天则经常失业，压力很大。这笔新的收入使切罗基家庭可以把钱攒起来，并提前付款。脱离了贫困的家长说，他们现在有更多的时间陪自己的孩子。

但是科斯特洛发现，他们并没有减少工作量。父母们的工作时间和赌场开张前一样。部落成员薇琪·布拉德利（Vickie Bradley）说，最重要的是，这笔钱减轻了家长的压力，现在他们不必再为钱焦虑，而可以将这部分精力用于照顾自己的孩子。这“有助于家长们更好地养育子女”，布拉德利解释道。[8]

那么，什么才是穷人精神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呢？是先天还是后天？科斯特洛的结论是，两者都是，因为贫困的压力使那些有遗传因素的人患病的风险增加了。[9]然而这项研究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基因无法撤销，贫困却可以。

为什么穷人总是做蠢事

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这可能是最古老的乌托邦了。但是任何一个认真对待这个梦想的人，肯定不可避免地要回答几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为什么穷人更有可能犯罪？为什么他们更容易变胖？为什么他们更容易酗酒和吸毒？简而言之，为什么穷人会做这么多愚蠢的事情？

这些问题过于尖刻？也许吧。但是请看一看统计资料：穷人经常借钱，没什么存款，经常吸烟，不太运动，喜欢喝酒，而且吃得不太健康。如果你给他们提供金钱管理方面的培训，那么穷人往往是最后一个报名的。如果看到招聘广告，简历写得最糟糕的往往是穷人，面试时着装最不专业的往往也是他们。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曾经说过，贫穷是一种“人格缺陷”。[10]虽然很少有政治家说出这么极端的话，但是这种认为解决方法在于个人的观点却并不罕见。从澳大利亚到英国，从瑞典到美国，都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认为贫穷是一个人们必须自己克服的问题。没错，政府可以鼓励他们——利用一些提高认识的政策、刑罚，以及最重要的——教育，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事实上，如果存在一个解决贫困的万全之策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就是高中文凭（或者是大学文凭，那就更好了）。

但是就只有这些吗？

如果穷人确实没有办法自己进步怎么办？如果所有的鼓励、所有的知识和教育都丝毫不起作用怎么办？如果所有那些善意的引导反而使情况更加糟糕怎么办？

环境的力量

这些问题都很尖锐，但是，提出这些问题的并不是一般的人；他就是埃尔德·沙菲尔（Eldar Shafir），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最近，他和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塞德希尔·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一起，发表了一个颇具革命性的关于贫穷的新理论。[11]这个理论的要点是什么？是环境。

沙菲尔的抱负可不小。他想建立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对稀缺的研究。但我们不是已经有了吗？是经济学吗？“那些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我与沙菲尔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旅馆见面时，他笑着说，“但我的兴趣在于稀缺的心理，这方面的研究出人意料地少得可怜。”

就经济学家而言，一切都围绕着稀缺这个词转——毕竟，即使最大的买家也买不了所有的东西。但是，稀缺的观念却并非无所不在。一份空空如也的日程表，给人的感觉跟一个排得满满的工作日就非常不一样。稀缺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当人们感觉到一样东西稀缺时，他的行为也会变得不同。

那样东西是什么并不重要；是缺时间也好，缺钱、缺朋友、缺食物也好——这些全部都和“稀缺心理”有关。而这也会带来好处。有过匮乏感的人非常善于处理自己的短期问题。穷人们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在短期内使收支平衡，同理，过度劳累的首席执行官们也能够开足马力，直到达成协议。

你一刻也无法摆脱贫困

尽管如此，“稀缺心理”的缺点还是大过优点。稀缺使你的注意力集中于眼前匮乏的东西，5分钟后即将开始的会议，或者是明天必须支付的账单。长远的观点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稀缺吞噬着你，”沙菲尔解释道，“你无法将注意力放在那些对你同样重要的其他事情上。”

可以将之比喻为一台同时运行10个复杂程序的新电脑。电脑将变得越来越慢，老是出错，最终完全死机——并不是这台电脑不好，而是因为它必须同时处理太多的任务。他们做蠢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愚蠢，而是因为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下，每个人都会做蠢事。

诸如“晚饭吃什么”和“这笔钱可以坚持到周末吗”是最令人大伤脑筋的问题。沙菲尔和穆来纳森称之为“心理带宽”（Mental bandwidth）。“如果你想理解穷人，请想象你自己正身在别处，”他们写道，“自我克制听起来像是个挑战。你很容易感到分心和烦躁不安，而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这就是稀缺——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会导致不理智决定的原因。

尽管忙碌的人和生活于贫困线以下的人之间存在着关键的区别，但是在一刻也无法摆脱贫困这一点上两者完全相同。

两个实验

那么具体说来，有多少愚蠢的人是贫困造成的呢？

“我们的结果相当于智商在13 ~ 14，”沙菲尔说，“这和一夜没睡或者醉酒的结果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本来可以在30年前就弄清楚这些问题的。沙菲尔和穆来纳森并没有依靠脑部扫描等复杂方法。“经济学家对贫穷研究了很多年，心理学家对认知局限研究了很多年，”沙菲尔解释说，“我们只是把两者并在了一起。”

这一切始于几年前在一个典型的美国商场做的一系列实验。购物者被拦下来，问如果他们不得不付修车费，他们会怎么做。一些人的修车费是150美元，其他人有的修车费高达1 500美元。他们会选择一次性付清、贷款、加班，还是延缓修车？就在购物者认真思考的当儿，实验者为他们做了一次认知测试。在修车费不太贵的情况下，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得分差不多。但是当修车费高达1 500美元时，穷人的分数就要低得多。一想到重大的财务挫折，他们的认知能力便大打折扣。

沙菲尔和同伴们纠正了商场调查中所有可能产生的变量，但是有一个因素他们却无法解决：回答问题的富人和穷人并不是同一批人。理论上，他们可以做完穷人的实验后，再做一遍富人的。

沙菲尔在8 000英里之外的印度乡村维拉普拉姆（Vilupuram）和特鲁瓦纳马来（Tiruvannamalai）找到了他的答案。这里的条件非常完美；碰巧这个地方的蔗农收割后一次性得到他们年收入的60%。这意味着他们一年中有一段日子过得非常富足，而余下的时间则非常贫穷。那么，他们在实验时是怎么做的呢？当他们相对较穷的时候，他们的认知测验分数非常低，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变笨了——别忘了，他们还是同样那批印度蔗农——而纯粹是因为他们的心理带宽变窄了。

国民心理总带宽

“消除贫困有着巨大的好处，我们至今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沙菲尔指出。事实上，他建议，除了计算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许也是时候开始考虑我们的国民心理总带宽了。心理带宽越大，意味着更好地抚育孩子、更加健康，以及生产力更高的雇员——凡是你想得到的，全部都有。“消除稀缺甚至能够降低成本。”沙菲尔说。

这正是大烟山南部发生的事情。洛杉矶大学的经济学家兰德尔·亚基（Randall Akee）预计，赌场发给切罗基小孩的资金最终削减了他们的开支。根据亚基的保守估计，消除贫困实际上赚的钱，比赌场花在减少犯罪、护理设施和复读生方面的开销加起来还要多。[12]现在，让我们把这些结果推向整个社会。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英国一年花在贫穷儿童身上的开销高达290亿英镑，当时约合440亿美元。[13]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消除贫困的政策“基本上能够收回成本”。[14]

有超过1/5的美国儿童在贫困中长大，无数研究已经表明，反贫困措施实际上是削减成本的工具。[15]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格雷格·邓肯（Greg Duncan）预计，使一个美国家庭脱离贫困平均一年需要大约4 500美元——少于切罗基赌场的支出。这笔花在每个小孩身上的投资，最后的回报将是：

* 工作时间增加12.5%

* 每年节约3 000美元的福利支出

* 终身所得增加50 000～100 000美元

* 国家的税收收入增加10 000～20 000美元

邓肯教授估计，消除贫困的措施“在穷孩子中年时可以收回成本”。[16]

但是，要解决这么大的问题，需要制订一个庞大的方案。一项2013年的研究估计，美国贫困儿童的花费一年高达5 000亿美元。跟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贫困家庭长大的孩子最后会少上两年学，每年少工作450个小时，身体全面患病的风险则增加两倍。研究人员说，教育上的投入并不能真正帮到这些孩子。[17]他们必须先走出贫困。

最近，有学者综合分析了201个针对理财教育有效性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此类似：这些教育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18]并不是说没有人学到东西——穷人从那里出来会变得更聪明，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么做并不够。“就像教会一个人游泳，然后把他扔进汹涌的大海。”沙菲尔教授哀叹道。

当然，教育并非完全毫无意义，但是也只能帮助他们管理自己的心理带宽，事实上，他们的心理带宽已经深陷福利制度的官僚泥潭而无法自拔。你也许会想，所有的文书和规定，都是为了剔除那些不是真正的穷人。然而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穷人——那些带宽已经负担过重，最急需帮助的人——却最不可能向山姆大叔开口求助。

结果，一整套计划几乎无人使用。“一些奖学金只有30%的合格者申请，”沙菲尔说，“虽然一个又一个的研究表明，这类高达数千美元的奖学金可以使一切都变得不同。”经济学家看到这些奖学金后会想：既然申请奖学金是合理的做法，那些穷学生肯定会去申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奖学金的果实落在了稀缺思维的狭隘视野之外。

白给的钱

那么应该怎么做？

沙菲尔和穆来纳森有了几个可能的解决方法，例如，向穷学生施以援手，帮助他们写申请财政援助的所有文书，或者是提供一种会亮灯的药盒，以提醒他们按时吃药。这种解决方法名为“推一把”。“推一把”受到我们这片现代丰饶之地的政治家的极大欢迎，主要原因是它们的成本几乎为零。

但是，老实说，“推一把”真的有用吗？“推一把”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那时政治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症状。“推一把”也许可以使贫困稍微得到缓解，但是当你把镜头拉远了看，你会发现它们完全没有解决问题。再回到那个计算机的比喻，我问沙菲尔：当你可以通过加内存的方式，很容易便解决问题时，为什么还要不停地摆弄软件呢？

沙菲尔的眼神有点茫然。“噢！你的意思是直接发更多的钱？没错，那么做很棒，”他笑道，“但是鉴于明显的局限性……美国根本就不存在你们阿姆斯特丹的左翼政治。”

然而，只有钱是不够的；还有分配的问题。“稀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沙菲尔说，“它可以建立在收入不足的基础上，但是同样可以建立在过度的期望之上。”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想要更多的钱、时间、朋友，或是食物，你就会感到稀缺。而你希望得到的东西，很大程度上由你周围的人所决定。正如沙菲尔所说的，“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是这方面的一个主要障碍”。如果许多人都在买最新的智能手机，那么你也想要一部。只要不平等继续加剧，国民心理总带宽将会继续萎缩。

不平等的诅咒

但金钱是幸福和健康生活的关键，不是吗？

没错。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只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年5 000美元左右时，人均寿命便会或多或少地自动增加。[19]然而一旦饭桌上有了充足的食物，屋顶不漏水，饮用水清洁，经济增长就不再是领取福利的保证了。从这时起，平等成了一个更准确的预报器。

以下面的图为例。纵轴显示的是社会问题指数，横轴显示的是每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结果证明这两个变量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全球最富有的超级大国（美国）竟然和国民生产总值不到自己一半的国家（葡萄牙）一起，双双位居社会问题高发国的榜首。

图4

社会问题指数（图中以纵坐标表示）包括人均寿命、文化水平、儿童死亡率、谋杀率、囚犯人数、少女怀孕率、抑郁率、社会信任度、肥胖率、吸毒和酗酒率，以及社会流动性与阶级固化的对比。

资料来源：Wilkinson and Pickett

“对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增长已经尽其所能地改善了物质条件，”英国研究员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说，“随着你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每增加一件……对你的幸福的贡献都变得越来越小。”[20]但是，如果我们将横坐标的收入换为收入差距，这个图将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美国和葡萄牙将瞬间同时出现在图的右上角。

图5

收入差距（图中以横坐标表示）指的是国内最富和最穷的20%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资料来源：Wilkinson and Pickett

不管你研究的是抑郁、倦怠、吸毒、高辍学率、肥胖、儿童不快乐、过低的选举投票率，还是社会和政治不信任度，这些问题每次都指向同一个罪魁祸首：收入差距。[21]

但是请等一等。现在连那些最穷的人过得都比几百年前的国王要好，有几个很有钱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实在太大了。因为这和相对贫穷有关。不论一个国家多么富有，一提到收入差距，总是令人非常扫兴。现在的富国穷人和几百年前的穷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那时到处都是穷人。

就拿欺凌来说吧。那些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发生欺凌的现象也更多，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差异非常明显。或者，用威尔金森的话来说，“社会心理后果”导致了在收入差异较大的社会，人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担心别人的看法，从而降低了关系的质量（如表现为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和身份焦虑）。由此产生的压力，反过来成了疾病和慢性健康问题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

好吧——但是跟财富均等相比，我们不是更应该关心机会均等吗？

事实上，两者都很重要，而且这两种不平等的形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看一眼全球排名：贫富不均的情况一旦加剧，社会流动性必然会下降。坦白地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难实现美国梦了。任何一个白手起家，想成为百万富翁的人，都应该到瑞典碰碰运气，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即使生来贫穷，也有着光明的未来。[22]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贫富不均并非苦难的唯一根源。它是一个结构性因素，助长了许多社会问题演变，同时又与其他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联系在一起。而且，实际上，没有了一定程度的贫富不均，社会将无法运转。我们仍然需要一定的刺激才会去工作，去努力拼搏和出人头地，而钱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动力。没有人想生活在一个补鞋匠和医生赚一样多的社会。或者应该说，没有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冒着生病的危险。

然而现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贫富不均的程度都远远超出了合理的范围。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公布的一份报告称，贫富差距过大，甚至会抑制经济的增长。[23]也许最有趣的发现是，当贫富差距过大时，富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同样会变得更容易抑郁、多疑，以及遇到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交难题。[24]

“收入差距，”两名杰出的科学家在研究了24个发达国家之后说，“使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得不开心，即使我们已经进入小康社会。”[25]

假如贫穷依然是社会常态

这并非无法避免。

没错，2 000年前，拿撒勒的耶稣（Jesus of Nazareth）说常有穷人和我们同在。[26]但是那时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和农业有关。生产力低下，农业的产出不足，无法使每个人都过上舒适的日子。就这样，直到18世纪，贫穷都是现实生活的一个方面。“穷人如影随形：他们提供了必要的对比。”法国医生菲利普·埃凯（Philippe Hecquet，1661—1737）写道。按照英国作家亚瑟·扬（Arthur Young，1741—1820）的说法：“除了傻子，人人都知道，必须让下等人一直穷下去，否则他们就要偷懒。”[27]

历史学家将这种理念称为“商人本性”——那种认为有人失去就有人得到的观念。以前的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国家的繁荣，只能依靠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想方设法维持高出口率。拿破仑战争期间，这种思想导致了一些荒谬的事情发生。例如，英国非常乐意向法国出口食品，但是却严禁出口黄金，因为英国的政治家凭主观臆断认为，跟缺少食物相比，缺少金条的敌人将垮得更快。

如果你问一名商人有什么小窍门，他会跟你说压低工资——越低越好。廉价的劳动力增强了你的竞争力，从而促进了出口。用著名经济学家伯纳德·德·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1670—1733）的话说，就是“很明显，在一个不允许蓄奴的自由国度里，最可靠的财富来源于大量辛苦劳作的穷人”。[28]

没有比曼德维尔更离谱的了。现在我们知道钱能生钱，不管你说的是人还是国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知道这一点，因此才在1914年大幅提高了员工的工资，否则他们怎么买得起汽车？“贫穷是人类幸福的大敌；它必然毁灭自由，使一些美德变得不切实际，另外一些则极难实行。”1782年，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如是说。[29]与许多同龄人不同的是，约翰逊知道贫穷不是缺乏品格，而是缺乏金钱。

居者有其屋

劳埃德·彭德尔顿（Lloyd Pendleton）是犹他州无家可归者特别工作组（Utah’s Homeless Task Force）的负责人。21世纪初，他突然醒悟过来。犹他州境内的流浪汉数量近于失控，成千上万人睡在桥下、公园和城市的街道上。警察和社会福利部门都忙不过来，彭德尔顿对此感到厌倦。他还有一个计划。

2005年，犹他州发动了一场针对流浪汉的战争，他们不是像平时那样，使用电棍和胡椒水，而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是让全州的流浪汉都回家。他们的策略呢？则是免费公寓。彭德尔顿找了17名最凄惨的街头露宿者，先从他们开始。两年之后，他们全都有了住处，于是他开始逐步扩大范围。有犯罪记录，吸毒成瘾，债务缠身——这些全都没有关系。在犹他州，居者有其屋已经成为一项权利。

这个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毗邻的怀俄明州街头流浪汉的数量增加了213%，而犹他州的长期流浪人员却减少了74%。这一切都发生在政治极端保守的犹他州。茶党（Tea Party）多年来在犹他州都有大批的追随者，而劳埃德·彭德尔顿并不是真正的左翼。“我在农场长大，在那里学会了辛苦地劳动，”他回忆说，“我常常让这些流浪汉去找份工作，因为在我看来，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30]

当在会上听到完整的财务报告时，这名前负责人改变了态度。实际上，赠送免费住房一举给州预算带来了一笔意外之财。犹他州的经济学家预计，一名街头流浪汉一年要花费政府16 670美元（为其提供社会福利、警力、诉讼费等）。相比之下，一套公寓再加上专业咨询，只需花费11 000美元。[31]

这些数字非常清楚。现在，犹他州正在逐渐消灭长期流浪人员，它将成为美国成功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州，同时还将节省一大笔钱。

一项崇高的事业是如何走偏的

解决流浪人员问题，要好过仅仅管理他们，贫穷也一样。[32]这个名为“住房第一”的策略已经传遍全球。要是回到2005年，你不可能在阿姆斯特丹或者鹿特丹的闹市区走而看不到流浪汉。在火车站附近，流浪人员的问题尤为严重，同时也花费了巨额的公共开支。结果，当劳埃德·彭德尔顿在犹他州推出他的计划时，荷兰几大城市的社会工作者、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聚集在一起，探讨如何解决荷兰的这个问题。他们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

预算：2.17亿美元。

目标：让所有的流浪人员回家。

地点：先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The Hague）和乌得勒支（Utrecht）实施，再向全国推广。

策略：心理辅导，以及给每个人都提供免费住房。

时间：2006年2月——2014年2月。

这是一次完完全全的胜利。仅仅过了几年，大城市中的流浪汉问题就减少了65%。吸毒的人也减少了一半。受益者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都得到显著的改善，公园的长椅终于空了出来。截至2008年10月1日，这个计划已经使将近6 500名无家可归者回了家。[33]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财政收益是原来投资的两倍。[34]

接着出现了财政危机。不久，预算削减了，房子收回的现象也多了起来。2013年12月，就在行动计划结束之前的三个月，荷兰国家统计局（Statistics Netherlands）公布了一份令人沮丧的报告，无家可归者的人数正创历史新高。现在，荷兰大城市的街头露宿者比计划开始前还要多。[35]这个问题正在大把大把地消耗财政开支。

具体花了多少呢？2011年，荷兰卫生部委托研究机构对此进行调查。最终的报告计算了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援助的成本（包括免费住处、援助计划、免费的海洛因和预防服务），并得出结论，在无家可归者身上投资获得的回报最高。荷兰用于消灭流浪汉的每一欧元，都为社会福利、警力和诉讼费节约了2 ~ 3倍的费用。[36]

“救济是一种最好的方法，而且花费要低于露宿街头。”研究人员得出了这个结论。而且他们只计算了政府节约的开支，一旦无家可归者的问题解决了，城市的商业和居民也将受益。

简而言之，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援助，是一种多赢的政策。

宝贵的一课

政治家在许多问题上分歧严重，但无家可归不应该是其中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还能腾出资金。如果你很穷，那么你的主要问题就是没钱。如果你无家可归，那么你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房子。说到房子，欧洲空置房屋的数量是无家可归者的两倍。[37]在美国，空置房屋的数量则是流浪人员的5倍。[38]

令人悲哀的是，我们没有努力治病，而是继续选择消除症状，警察四处追赶流浪人员，医生的处理方式只会使无家可归者再次回到街上，社会工作者给溃烂的伤口贴上创口贴。一名犹他州的前负责人证明了另外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劳埃德·彭德尔顿已经在努力说服怀俄明州，希望他们也开始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房子。“这里有我的兄弟姐妹，”他在怀俄明州卡斯珀（Casper）的一次会议上说，“当他们感到痛苦时，我们也同样感到痛苦。因为我们的血脉紧紧连在一起。”[39]

如果这则信息还不足以触动你的道德感的话，想一想金钱吧。因为不论我们谈论的是荷兰的流浪、印度的蔗农，还是切罗基的小孩，消除贫困都不仅是一件对我们的良心有益的事，还是一件对我们的荷包有益的事。科斯特洛教授因此冷静地指出，“这是给社会上的宝贵一课”。[40]

[1] Jessica Sedgwick, “November 1997: Cherokee Casino Opens”（November 1, 2007). https://blogs.lib.unc.edu/ncm/index.php/2007/11/01/this_month_nov_1997/.

[2] 1平方英尺约合0.092 9平方米。——译者注

[3] James H. Johnson Jr., John D. Kasarda, and Stephen J. Appold, “Assessing the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Impacts of Harrah’s Cherokee Casino, North Carolina” (June 2011). https://www .kenan-flagler.unc.edu/~/media/Files/kenaninstitute/UNC_ Kenan Institute_Cherokee.pdf.

[4] 18岁以下小孩的收入由基金会保管，等他们成年后再发给他们。

[5] Jane Costello et 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verty and Psycho- pathology. A Natural Experi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October2003). http://jama.jamanetwork. com/article.aspx?articleid=197482.

[6] 引述见：Moises Velasquez-Mano , “What Happens When the Poor Receive a Stipend?”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2014).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4/01/18/ what-happens-when-the-poor-receive-a-stipend/。

[7] William Copeland and Elizabeth J. Costello, “Parents’ Incomes and Children’s Outcomes: A Quasi-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January 2010). http://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891175/.

[8] 引述见：Velasquez-Mano , “What Happens When the Poor Receive a Stipend?”科斯特洛认为，真正产生作用的是现金补助——而不是新的设施（学校、医院），因为切罗基人生活的改善明显始于收到钱的那一刻，此时新设施还远远没有建起来。

[9] Costello et 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verty and Psycho- pathology,” p.2029.

[10] Richard Dowden, “The Thatcher Philosophy,” Catholic Herald (December 22,1978). http://www.margaretthatcher.org/ document/103793.

[11] 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So Much (2013).

[12] Velasquez-Mano , “What Happens When the Poor Receive a Stipend?”

[13] Donald Hirsch, “An estimate of the cost of child poverty in 2013,” Centre for Research in Social Policy. http://www.cpag .org.uk/sites/default/files/Cost of child poverty research update (2013).pdf.

[14] Donald Hirsch, “Estimating the costs of child poverty,”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October 2008). http://www.jrf.org.uk/ sites/files/jrf/2313.pdf.

[15] 请看这个例子：Harry J. Holzer et al., “The Economic Costs of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ubsequent Effects of Children Growing Up Poor,”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January 2007).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poverty/ report/2007/01/24/2450/the-economic-costs-of-poverty。

[16] 这些数字都经过四舍五入，只取整数。请参考：Greg J. Duncan, “Economic Costs of Early Childhood Poverty,” Partnership for America’s Economic Success, Issue Brief #4 (February 2008). http:// ready-nation.s3.amazonaws.com/wp-content/uploads/ Economic-Costs-Of-Early-Childhood-Poverty-Brief.pdf。

[17] Valerie Strauss, “The cost of child poverty: $500 billion a year,” WashingtonPost (July 25, 2013). http://www.washingtonpost. com/blogs/answer-sheet/wp/2013/07/25/the-cost-of-child- poverty-500-billion-a-year/.

[18] Daniel Fernandes, John G. Lynch Jr., and Richard G. Netemeyer, “Financial Literacy, Financial Education and Downstream Financial Behaviors,”Management Science (January 2014).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333898.

[19] 意思是预期寿命。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富人和穷人的健康往往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这并不会减损经济增长很快将停止影响人均寿命这一事实。

[20] 引述见：Rutger Bregman, “99 problemen, 1 oorzaak,” De Correspondent.https://decorrespondent.nl/388/99-problemen-1oorzaak/14916660-5a5eee06。

[21] 也可参考：Brian Nolan et al., Changing Inequalities and Societal Impacts in Rich Countries: Thirty Countries’ Experiences (2014)。这份由200多名研究人员在整个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韩国所做的重大研究报告发现，贫富不均与幸福感下滑、社会流动性、选举投票率，以及对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有很大关系。犯罪与社会参与的相关性不是很明显；贫穷比不平等的负面影响更大。

[22] 讽刺的是，在德国和挪威这些贫富差距不大的国家里，人们是最不可能依靠个人贷款获得成功的。相反，在美国，人们不太可能［像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结果显示的那样］将自己的成功视为幸运或者环境的产物。

[23] Jonathan D. Ostry, Andrew Berg, and Charalambos G. Tsangarides,“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IMF (April 2014).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4/sdn1402.pdf.

[24] Wilkinson和Pickett的发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在The Spirit Level一书出版以前，已经有许多论文验证了他们的观点。2011年，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对他们的证据做了一次独立的分析，结果发现，关于贫富不均与社会问题之间的相关性，确实存在广泛的科学共识。而且，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数据证明这种因果关系。请参考：Karen Rowlingson, “Doesincome inequality cause health and social problems?” (September 2011). http://www.jrf.org.uk/sites/files/jrf/inequality-income-social- problems-full.pdf。相反，在那些福利制度实施更为广泛的国家，富人和穷人往往更加幸福，遇到的社会问题也更少。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请参考：Patrick Flavin, Alexander C. Pacek, and Benjamin Radcliff,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Size and Scope of Government on Human Well- Being,” Social Forces (June 2014). http://sf.oxfordjournals.org/ content/92/4/1241。

[25] Jan-Emmanuel De Neve and Nattavudh Powdthavee, “Income Inequality Makes Whole Countries Less Happ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uary 12, 2016).https://hbr.org/2016/01/ income-inequality-makes-whole-countries-less-happy.

[26] 请参考《圣经·马太福音》26:11、 《马可福音》 14:7和《约翰福音》12:8。

[27] 引述见：Emily Badger, “Hunger Makes People Work Harder, and Other Stupid Things We Used to Believe About Poverty,” Atlantic Cities (July 17,2013). http://www.theatlanticcities.com/ jobs-andeconomy/2013/07/hungermakes-people-work-harder- and-other-stupid-things-we-used-believe-aboutpoverty/6219/。

[28] Bernard de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1714).

[29] Samuel Johnson, Letter to James Boswell, 7th December 1782.

[30] 引述见：Kerry Drake, “Wyoming can give homeless a place to live, and save money,” Wyofile (December 3, 2013). http://www.wyofile.com/column/wyoming-homelessness-place-live-save-money/。

[31] 佛罗里达州的一项研究显示，住在街上的每个流浪汉一年要花费31 000美元，而如果给他们提供住处，再给配一名社会工作者，则州政府只需花费10 000美元。科罗拉多州的一项研究统计的数字分别为一年43 000美元和17 000美元。请参考：Kate Santich, “Cost of homelessness in Central Florida? $31K per person,” Orlando Sentinel (May 21, 2014). http://articles.orlandosentinel.com/2014-05-21/news/os-cost-of- homelessnessorlando-20140521_1_homeless-individuals-central- orida-commission-tulsa。以及Scott Keyes, “Colorado Proves Housing the Homeless Is Cheaper Than Leaving Them on the Streets,” Think Progress (September 5, 2013)。http://thinkprogress.org/economy/ 2013/09/05/2579451/coloradohomeless-shelter。

[32] Malcolm Gladwell为此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请参考：http://gladwell.com/million-dollar-murray。

[33] Birgit Kooijman, “Rotterdam haalt daklozen in huis,” Binnenlands Bestuur(August 28, 2009). http://www.binnenlandsbestuur.nl/ sociaal/achtergrond/achtergrond/rotterdam-haalt-daklozen-inhuis.127589.lynkx.

[34] Plan van aanpak Maatschappelijke Opvang Fase II, “Van de straat naar een thuis.” http://www.utrecht.nl/ leadmin/uploads/ documenten/5.sociaalmaatschappelijk/Zorg_voor_sociaal_ kwetsbaren/ocw_Plan_van_Aanpak_MO_fase2_ samenvatting_1_.pdf.

[35] 根据《行动计划》（Action Plan，2006），4个主要城市大约有10 000名流浪人员。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锐减到了6 500左右，但是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反弹到了12 400。请参考：Statistics Netherlands Statline, “Daklozen; persoonskenmerken.”http://statline.cbs.nl/StatWeb/publication/?VW=T&DM=SL NL&PA=80799NED&LA–L。

[36] Cebeon, “Kosten en baten van Maatschappelijke opvang. Bouwstenen voor effectieve inzet van publieke middelen” (2011). http://www.opvang.nl/site/item/kosten-en-baten-van-maat-schappe-lijke-opvang-bouwstenen-voor-effectieve.

[37] Ruper Neate, “Scandal of Europe ’s 11m empty homes,” Guardian (February 23,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 society/2014/feb/23/europe-11mempty-properties-enough- house-homeless-continent-twice.

[38] Richard Bronson, “Homeless and Empty Homes – An American Travesty,”Huffington Post (August 24, 2010). http://www .huffingtonpost.com/richardskip-bronson/post_733_b_692546 .html.

[39] 引述见：John Stoehr, “The Answer to Homelessness,” American Conservative(March 20, 2014). http://www .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theanswer-to- homelessness。

[40] 引述见：Velasquez-Mano , “What Happens When the Poor Receive a Stipend?”

第四章
关于尼克松总统及其基本收入法案的离奇故事

那些无法牢记过去的人，注定将重蹈覆辙。

——乔治·桑塔亚纳
（George Santayana，1863—1952）

历史并非一种随时可以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学科。没错，回顾过去可以帮助我们合理地看待我们的痛苦和磨难，从水龙头漏水到国债。毕竟，过去的一切几乎都更糟糕。但是我们身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距离过去似乎也越来越遥远。我们和陌生世界的鸿沟越来越大——这个我们无法理解的世界。“过去是个陌生的国度，”曾有小说家这样写道，“那里的人做的事情和我们完全不同。”[1]

即便如此，对于我们目前的苦恼，我依然认为历史学家可以提供的不只是眼界。那些我们称之为过去的异国，也使我们得以越过现在的地平线，看到自己以前的样子。既然可以追踪到20世纪70年代基本收入的兴衰史，我们为什么还要大谈特谈无条件的基本收入理论呢？

无论我们是在追逐新梦，还是在重拾旧梦，只有回顾过去我们才能前进。那是唯一一个抽象变为具体的地方，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到了丰饶之地，并在那里生活了。过去给我们上了简单而关键的一课：事情可以很不一样。我们的世界并不是某个公理演变的结果。我们的现状很可能只是一些琐碎但却关键的历史转折的结果。

历史学家不相信进步和经济学的定理；这个世界并非为抽象的力量所支配，而是由一些坚持自己想法的人所支配。因此，过去不仅使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它还刺激了我们的想象力。

斯宾汉姆兰的阴影

假如有一个故事可以证明事情可以很不一样，贫穷并非不可避免的罪恶，那么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英国的斯宾汉姆兰。

事情发生在1969年夏，那个给我们带来“爱情与和平运动”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摇滚和越战，马丁·路德·金和女权主义的60年代末。那是一个一切似乎皆有可能的年代，连保守的总统也想强化福利制度。

理查德·尼克松并非最有可能实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旧梦的候选人，然而有时候历史具有奇怪的幽默感。这个1974年因“水门事件”而被迫辞职的人，却在1969年差一点为每个贫困家庭无条件发放一笔收入。这将是“战胜贫困”计划（War on Poverty）向前迈出的一大步，每个家庭一年将收到4次每次1 600美元的援助，这笔钱大概相当于2016年的10 000美元。

有个人开始意识到这将导致什么结果——未来金钱将被认为是一项基本权利。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是总统的顾问，他竭力反对这个计划。安德森极为推崇作家安·兰德（Ayn Rand），后者认为乌托邦应该以自由市场为中心，而基本收入的概念则完全与安德森信奉的小政府和个人责任背道而驰。

因此他发动了攻势。

就在尼克松准备公布计划的同一天，安德森递给他一份简报。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6页关于150年前发生在英国的某件事的案例报告，起到了不可思议的作用：它完全改变了尼克松的想法，并且因此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家庭保障体系’的小故事”，内容几乎全部摘自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经典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ofrmation，1944）。在书中的第七章，波兰尼描绘了世界上最早的福利体系之一——英国在19世纪初实行的斯宾汉姆兰制度。这个制度和基本收入计划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波兰尼看来，这种制度具有极大的毁灭性。它不仅使穷人变得更加懒散，降低了他们的生产力和工资，还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它引发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丝毫不亚于‘生存权’，”波兰尼写道，“并有效阻止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直到1834年这种制度废除为止。”结果，斯宾汉姆兰制度导致了“大众的赤贫”，按照波兰尼的说法，这些人“几乎不成人形”。他认为，基本收入计划引入的不是最低而是最高工资标准。

在这份提交给尼克松的简报的最上方，引用了西裔美国作家乔治·桑塔亚纳说过的一句话：“那些无法牢记过去的人，注定将重蹈覆辙。”[2]

尼克松惊呆了。他召集了主要顾问，命令他们弄清150年前英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给他看了西雅图和丹佛试点计划的初步结果，那里的人显然并没有减少工作。此外，他们还指出，斯宾汉姆兰更像是尼克松接手的这个“烂摊子”，社会支出的混乱事实上使民众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

尼克松的两名主要顾问——社会学家和后来的参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Moynihan）以及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都提出，收入的权利业已存在，即便“这种法律权利一直遭到社会不遗余力的玷辱”。[3]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贫穷仅仅意味着你手头很紧。仅此而已。

然而1969年的夏天过去了很久，斯宾汉姆兰的阴影却一直盘踞在人们心头。尼克松总统改变策略，使用了一套全新的辞令。他原来的基本收入计划几乎没有规定人们必须工作，现在他开始强调有偿工作的重要性。约翰逊总统在任时已开始了关于基本收入的辩论，当时专家们纷纷表示失业将会成为一种流行病，现在尼克松则说，失业是一种“选择”。尼克松谴责大政府主义思想的抬头，尽管他计划给1 300多万美国人（其中90%为贫穷的工人）发放现金。

“尼克松打算为美国人民提供一种新的社会福利，”历史学家布莱恩·斯蒂恩斯兰德（Brian Steensland）写道，“但他没有为他们提供一种新的理念，以获得他们的理解。”[4]确实，尼克松将自己的进步思想包裹在保守的言辞之中。

我们也许会问，尼克松总统是怎么做的呢？

有个小小的插曲，可以解释这一切。这一年的8月7日，尼克松告诉莫伊尼汉，自己正在阅读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和政治家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温斯顿的父亲）的传记。“保守党和自由主义政策，”尼克松说，“改变了世界。”[5]尼克松总统希望创造历史。他认为自己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应该抛弃旧制度，使数百万贫困工人脱贫，并在反贫困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简而言之，尼克松将基本收入视为保守政治和进步政治的终极联姻。

他需要做的，就是说服参议院。为了使共和党同僚放心，同时减轻大家对斯宾汉姆兰事件的担心，尼克松决定给自己的提案加上一个附加条款。任何无业的基本收入受益者，必须向劳工部登记。白宫认为这条规定不会有什么效果。“我才不管那条该死的工作规定，”尼克松私下里说道，“但是为了获得1 600美元，必须这么做。”[6]

第二天，尼克松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公布了自己的提案。假如“福利”必须和“工作福利”捆绑在一起，基本收入法案才能获得国会的通过，那么就捆绑吧。尼克松意料不到的是，自己那番与穷人和失业者中的懒惰现象做斗争的讲话，最终使全国都起来反对他的基本收入法案和整个福利制度。[7]这名保守派总统梦想着以进步领导的形象载入史册，然而却失去了一个难得的推翻陈规陋习的机会，这个刻板的观念源于19世纪的英国，那便是对穷人懒惰的迷信。

为了驱除这种刻板的观念，我们必须问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斯宾汉姆兰究竟发生了什么？

历史的讽刺

让我们重新回到1795年。

法国大革命给欧洲大陆带来的震撼和冲击已经持续了6年。英国社会的不满也已达到沸点。两年前，一个名叫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年轻军官在法国南部的土伦（Toulon）战役中粉碎了英军的封锁。如果这还不算太糟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已经连续两年农作物歉收，并且没有任何希望能够从欧洲大陆进口粮食。粮食的价格不断上涨，革命的威胁像一团浓雾，越来越逼近英国海岸。

在英国南部一个地区，人们意识到镇压和宣传再也无法抑制公众的愤怒。1795年5月6日，斯宾汉姆兰的地方长官聚集在斯宾（Speen）的一个乡村酒馆开会，同意进行彻底的改革，为穷人提供援助。具体地说，就是为“所有勤劳穷苦的人和他们的家人”发工资，使他们达到最低生活水平，具体金额将视面包的价格而定，并向每个家庭成员发放。[8]家庭的人口越多，收入也越高。

这并不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公共援助方案，甚至不是英国的第一个公共援助方案。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1558—1603）的《济贫法》（Poor Law）引进了两种援助方式——一种给那些值得帮助的穷人（长者、儿童和残疾人），一种给那些必须强迫才能工作的人。第一类人被安置在救济院。第二类人被拍卖给地主，并由当地政府补助，使他们的工资达到约定的最低标准。斯宾汉姆兰制度泯灭了这种差别，就像150年后尼克松渴望做的那样。从那时起，穷人就是穷人，每个穷人都有权利得到救助。

这个制度很快就在英国南部流行开来。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甚至准备使其成为国家法。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饥饿和苦难消失了，更重要的是，将暴动扼杀在了萌芽状态。但是就在这一时期，一些人对帮助穷人的做法是否明智产生了疑问。大约10年前，1786年牧师约瑟夫·汤森（Joseph Townsend）在《济贫法论》（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s）一书中已经警告过，“只有饥饿才能激励和鞭策他们努力工作，但是我们的法律却说，他们不应该饿肚子”。另外一名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则引申了汤森的观点。1798年夏，就在工业革命的前夕，他描绘了进步之路上“在他看来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他的前提有两个：人类生存需要食物；男女之间的激情根深蒂固。

他的结论是什么？人口的增长将永远超过粮食的生产。虔诚的马尔萨斯认为，禁欲是阻止天启四骑士（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将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散向人间的唯一方式。实际上，马尔萨斯认为，英国正处在一场类似于黑死病那样的灾难边缘，1349—1353年，英国有一半的人口死于那次瘟疫。[9]

无论如何，对穷人进行援助，注定将带来恐怖的后果。斯宾汉姆兰制度只会鼓励人们结婚生子，越快越多越好。马尔萨斯的好友，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相信，基本收入同样将导致人们的工作量减少，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低，从而火上浇油，使英国大地掀起一股法国式的革命狂潮。[10]

1830年夏末，预料之中的起义终于爆发了。全国上下数以千计的农场劳动者一边高喊“不给面包就得流血”的口号，一边破坏地主的收割机，要求对方发放基本生活工资。当局进行了残忍的镇压，逮捕、监禁和驱逐了2 000名肇事者，剩余的则判处死刑。

伦敦的政府官员意识到应该做点什么。国家对农民的工作环境、农村的贫穷状况和斯宾汉姆兰制度本身进行了调查。1832年春，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政府调查开始了，调查人员进行了数百次采访，大量的数据最终被编成了一份13 000页的报告。最重要的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斯宾汉姆兰是个灾难。

这次皇家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的成员认为，基本收入导致人口爆炸、工资减少、不道德行为增加……事实上，是英国工人阶级彻底退化的根本原因。然而幸运的是，就在废除基本收入制度之后，他们马上写道：

1．穷人又变得勤劳起来。

2．他们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3．“要求工作”的人增多了。

4．他们的工资“总体而言得到了提升”。

5．他们中“草率而不幸的婚姻”减少了。

6．他们的“道德和社会状况全面得到提升”。[11]

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这份报告流传很广，并且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很长时间以来，它都被认为是新兴的社会学的权威资料来源，这是政府首次为了做出复杂的决策而系统地收集资料。

甚至30年后，卡尔·马克思写作他那部巨著《资本论》（Das Kapital，1867）时，也引用了这份报告的资料，作为谴责斯宾汉姆兰制度的依据。济贫，他说，是雇主想出来的一个策略，他们为了使工人的工资保持最低而将责任推到当地政府的头上。马克思跟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样，认为古老的济贫法是封建历史的遗留。将工人阶级从贫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需要一场革命，而不是基本收入。

那些评价斯宾汉姆兰的人都获得了极高的权威，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每个人都将其归结为历史的失败。直到20世纪，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著名的思想家还在谴责它。[12]斯宾汉姆兰成了政府好心办坏事的极佳例子。

150年后

然而完整的故事并不是这样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家再次研究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斯宾汉姆兰报告时发现，许多内容甚至在数据收集之前就已写成。发出的问卷调查，认真填好的只有10%。另外，这些问题具有主导性，答案的选择都是事先确定好的。而且受访人员几乎没一个是真正的受益者。就这样，证据主要来自当地的上层人物，尤其是牧师，这些人普遍认为穷人正在变坏，而且越来越懒。

这份大部分内容为编造的皇家调查报告，成了更加苛刻的新《济贫法》实施的基础。甚至有人说，调查委员会的总干事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调查开始前“脑子里就已经有了这个法案”，但他很精明，知道应该先获得证据。而且，查德威克还有一种“可敬的才能”，想说什么，就能让目击者说什么，就跟那“用一双鞋就能做出一锅美味炖肉的法国厨师”一样。[13]

调查人员对分析资料的事几乎毫不关心，虽然“为了使自己的‘发现’显得更有分量一些，他们确实加上了详尽的附录”，两名现代的研究人员说。[14]他们的方法跟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拿大和美国进行的那些严谨的实验（见第二章）相比，不可能有什么不同。那些实验既具有开创性，同时又非常缜密，但是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而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这份伪报告，却在150年后依然设法改变了尼克松总统的行动方针。

最近的研究表明，斯宾汉姆兰制度实际上取得了成功。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爆炸的说法是错的，他的理论主要以不断增加的童工需求为基础。当时的儿童就像行走的扑满，他们挣的钱成了父母的生活补贴。即便是现在，人们一旦脱离了贫困线，出生率马上就会下降，因为他们找到了投资未来的其他方式。[15]

李嘉图的分析同样有错。斯宾汉姆兰制度并不存在贫困陷阱，即使收入增加了，雇用劳动者仍然可以拥有津贴——至少是一部分。[16]因此，基本收入制度并不会造成贫困，然而却只有在那些问题已经异常尖锐的地区才会实施。[17]农村的骚动实际上是1819年决定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引发的，这个建议是大卫·李嘉图偶然提出来的。[18]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被误导了。为了吸引优秀的劳动力，地主们肯定会展开竞争，因此工资不可能降。除此之外，现代的历史研究发现，斯宾汉姆兰制度的作用比原先设想的要有限。那些没有实施这种制度的乡村，同样经历了金本位制、北方工业出现，以及打谷机发明所带来的艰辛。打谷机，这种确实帮助人们将小麦和糠皮分离开来的机器，一举砸烂了几千人的饭碗，导致了薪酬的降低和济贫成本的增加。

农业生产一直在稳步上升，从未下降过，1790—1830年农业产量提高了1/3。[19]食物比以前更加充足，然而总量减少了的英国人口却买得起。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变懒了，而是因为他们输给了机器。

可恶的制度

1834年，斯宾汉姆兰制度被永远废除了。要不是这个基本收入制度，1830年的起义很可能会提前爆发，起义宣告了首次现金补助实验的失败，穷人被认为是自己贫困的罪魁祸首。英国本来将2%的国民收入用于济贫，1834年之后，这个数字降到了只有1%。[20]新的《济贫法》引入的模式，也许称得上是有史以来最可恶的“公共救助”模式。皇家调查委员会相信，救济院是治疗懒散和堕落唯一有效的良药，于是强迫穷人做一些毫无意义的苦差事，从劈石头到踩踏车，而穷人自始至终都饿着肚子。在安德沃（Andover）镇的救济院里，那些人连骨头都啃，而这些骨头本来是准备让他们磨成肥料的。

一进救济院，夫妇就必须分开，子女也被带走，从此再也不能见面。为了防止怀孕，妇女常常挨饿。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便以描写当时穷人的困境而享誉文坛。“求您了，先生，我想再多一点。”小奥利弗·退斯特（Oliver Twist）在救济院每天可以领三次粥，一个星期发两个洋葱，星期天外加一片白面包。救济院对穷人不仅一点帮助也没有，它那恐怖的景象，反而可以使雇主给的薪酬一直低得可怜。

与此同时，斯宾汉姆兰神话对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理念的传播起了关键作用。根据两名当代历史学家的说法，它有助于“掩盖新政治经济学第一次重大的政策失误”。[21]直到大萧条时期，人们才明白李嘉图沉迷于金本位是多么短视的行为。最终，这个自我调节的完美市场化为了泡影。

相比之下，斯宾汉姆兰制度却是对付贫困的一种有效方式。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它使人感到安心。“它不仅没有抑制作用，反而可能对经济扩张有好处。”最近的一次研究表明。[22]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西蒙·苏泽雷特（Simon Szreter）甚至说，反贫困立法对英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非常有帮助。苏泽雷特认为，过去的《济贫法》和斯宾汉姆兰制度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保障和流动性，使英国的农业成了世界上最高效的产业。[23]

害人不浅的神话

政治家们时不时会受到指责，说他们对过去不感兴趣。然而，尼克松对过去的兴趣可能又过于浓厚了。虽然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但斯宾汉姆兰神话却依然充满活力。尼克松的提案在参议院搁浅之后，保守的思想家们开始不停地炮轰福利制度，他们使用的，正是与1834年一样的错误论点。

1981年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的超级畅销书《富裕和贫穷》（Wealth and Poverty）附和了这种观点，吉尔德因而成为里根引用最多的一位作家，书中将贫穷定义为一种源于懒惰和恶习的道德问题。几年之后，这种观点又出现在保守派社会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的《重挫》（Losing Ground）一书中，默里在书中又炒了一遍斯宾汉姆兰神话的冷饭。[24]“政府的资助，”他写道，“只会削弱两性的道德和穷人的职业道德。”

就像是把汤森和马尔萨斯的理论又说了一遍。但是正如一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你会发现，有穷人的地方，就有不穷的人，这些人口口声声地指责前者有文化自卑和功能障碍。”[25]这种观点不无正确。西雅图试点计划进行期间，一开始大家认为计划造成了离婚率的飙升（后来发现是计算错误），此时就连尼克松的前顾问丹尼尔·莫伊尼汉也不再相信基本收入制度了。[26]卡特总统也是一样，尽管他一度有过这种想法。

安·兰德的忠实追随者马丁·安德森则嗅出了胜利的味道。“激进的福利改革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他得意扬扬地对《纽约时报》说。[27]是时候削减旧的福利制度了，就像1834年英国削减以前的《济贫法》一样。1996年，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最终停止了“我们所熟悉的福利制度”。自从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通过以来，对穷人的援助再次被视为一种恩惠而非权利。“个人责任”成了新的时髦术语。社会的完善被代以个人的完善，集中体现为2.5亿美元的拨款，旨在为单身妈妈进行“贞操培训”。[28]马尔萨斯神父肯定会支持这种做法。

丹尼尔·莫伊尼汉是少数几名持不同意见者之一——并不是因为这个制度有多伟大，而是因为有总比没有好。[29]莫伊尼汉抛开之前的顾虑，大胆地预测道，假如继续掏空福利制度，儿童贫困的现象将会大幅度上升。“他们应该感到耻辱，”他在评论克林顿政府时说，“历史将会羞辱他们。”[30]在此期间，美国的儿童贫困率又攀升到了1964年的水平，当时“反贫困大战”和莫伊尼汉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

历史的教训

然而情况原本可能有所不同。

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布莱恩·斯蒂恩斯兰德认真追溯了美国基本收入制度的起起落落之后强调，假如当初尼克松的计划得以实施，成果将是惊人的。公共援助将不再被视为仅仅是迎合了懒惰的机会。穷人将不再会诸如有“值得”和“不值得”之类的区分。

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分别，起源于古老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现在这种分别已经成为社会消除贫困的主要障碍之一。给每个人都提供一份最低工资的基本收入制度可以改变这一切。[31]假如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选择了这条道路，其他国家将纷纷仿效，这是毫无疑义的。

然而历史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那些一度被用来支持基本收入制度的论据（旧制度效率低下、成本高昂，而且有损面子），却被用来针对整个福利制度。斯宾汉姆兰的阴影和尼克松的错误言论，奠定了里根和克林顿削减福利预算的基础。[32]

今天，在全美实现基本收入的思想，就像过去的“妇女选举权和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一样“难以想象”。[33]很难想象我们有朝一日可以摆脱“要钱就得去工作”这一信念。不久之前，保守派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经努力想实现基本收入制度，这件事似乎已经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蒸发了。

监视制度

20世纪最伟大的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你最先发现的是贫穷那种奇特的卑贱之处”。亲身体会过贫穷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明白这一点。他在回忆录《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中写道：“你以为这很简单，其实异常复杂。你以为这很恐怖，其实仅仅是邋遢和乏味。”

奥威尔回忆自己曾经整天躺在床上，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值得起来。贫穷的关键之处，他说，在于“它击垮了未来”。只剩下在此时此刻生存下去的问题。他还说，“一旦你的收入降到某个水平线以下，那些人便认为自己有权利向你说教，为你祈祷，那种理所当然的程度”令人吃惊。

他的话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近几十年来，我们的福利制度已经变得越来越像监视制度。大政府正在运用“老大哥”策略，迫使我们变成一个大社会。最近，发达国家正在加倍实施这种“激发性”政策，为失业者提供从应聘交流会到固定的捡垃圾工作，从谈话疗法到领英（LinkedIn）培训的全方位协助。无论每个职位是否有10个应征者，问题永远都不是出在需求方，而是供给方。也就是说，是失业者的问题，他们缺乏“就业技能”，或者仅仅是没有尽力而为。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家一直都在谴责这种失业政策。[34]有些重返工作计划甚至延长了失业时间[35]，而那些被派去帮助申请人找工作的社会工作者，他们的工资经常要高于失业救济金。从长远来看，监视制度的成本比这还要高。要知道，花一星期的工作时间参加那种毫无意义的交流会或者是完成一些愚蠢的任务，都会占用育儿、教育和真正找工作的时间。[36]

想象一下：有一个带着两名孩子的靠救济金生活的母亲，她因为没有充分培养自己的工作技能而被削减了福利。政府省下了几千块钱，然而结果孩子将在贫穷中长大，吃糟糕的食物，学习成绩不好，而且更有可能触犯法律，这些隐藏的成本将是原来的好几倍。

实际上，保守派对过去那种保姆式国家的批评正中要害。目前的官僚作风使人陷入贫困的境地，无法自拔。事实上它使人们产生了依赖心理。人人都希望看到雇员展示他们的强项，而福利机构却希望申请者展示自己的短处；他们一遍遍地证明自己的身体因生病而变得虚弱，有严重的抑郁症，以及找到工作的机会非常渺茫。否则你的福利就会被削减。填表、面谈、核对、申诉、评估、咨询，然后是填更多的表——每宗援助申请都有一套自贬身份而且花费不菲的程序。“它以一种福利系统以外的人无法想象的方式，践踏了隐私和自尊，”一名英国的社会服务工作者如是说，“它制造了有毒的疑雾。”[37]

这不是在消灭贫困；这是在消灭穷人。假如要把社会底层的人——包括奥威尔这样的天才——变成一大批懒惰、失意，甚至咄咄逼人的废物和寄生虫，没有比这更可靠的方法了。我们正在强迫福利申请者完成一些毫无意义任务，即使这么做会使我们破产。[38]

所有的问题都可归结为两种穷人之间毫无意义的区分，以及一个重大误解，我们40年前差一点成功将其驱除——这个谬论就是，脱贫是一种特权，而非人人都享有的一项权利，你必须努力工作才能脱贫。

[1] 英国作家L. P. Hartley（1895—1972）及其小说The Go-Between（1953）。

[2] Brian Steensland, 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America’s Struggle Over Guaranteed Income Policy (2008), p. 93.

[3] Brian Steensland, 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America’s Struggle Over Guaranteed Income Policy (2008)，p. 96。

[4] Brian Steensland, 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America’s Struggle Over Guaranteed Income Policy (2008)，p. 115。

[5] P eter P a s s ell and L e onard Ro s s, “D aniel M oynihan and President-elect Nixon: How charity didn’t begin at hom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4, 1973). http://www.nytimes.com/ books/98/10/04/specials/moynihan-income.html.

[6] P eter P a s s ell and L e onard Ro s s, “D aniel M oynihan and President-elect Nixon: How charity didn’t begin at hom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4, 1973). http://www.nytimes.com/ books/98/10/04/specials/moynihan-income.html.

[7]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30年来美国的福利制度越来越关注“富裕的穷人”——那些有工作，已经结婚，或者是年纪大的人被认为更“值得”帮助。结果，自1983年以来，那些最贫穷家庭（大部分没有父亲）的情况恶化了35%。2012年，有将近150万个家庭，其中包括280万个孩子，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之下，他们每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请参考：Gabriel Thompson, “Could You Survive on $2 a Day?”, Mother Jones (December 13, 2012). http://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2/12/extreme-poverty-unemployment-recessioneconomy-fresno。

[8]
Reading Mercury (May 11, 1795). http://www1.umassd.edu/ir/ resources/poorlaw/p1.doc.

[9] 请参考：Thomas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798).http://www.esp.org/books/malthus/population/malthus.pdf。

[10] 为了简单起见，我把大卫·李嘉图称为“经济学家”，实际上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他被认为是一名“政治经济学家”。正如讲述国民生产总值的那一章所说的，现代经济学家是20世纪的产物。

[11]
Report from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 for Inquiring into the Administration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Poor Laws (1834), pp. 257–61. http://www.victorianweb.org/history/poorlaw/endallow.html.

[12] 但是对于斯宾汉姆兰的失败，波兰尼有着与前人迥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斯宾汉姆兰制度通过破坏工人的集体行动从而压低了薪酬。

[13] Boyd Hilton, A Mad, Bad & Dangerous People? England 1783– 1846 (2006), p.594.

[14] Fred Block and Margaret Somers, “In the Shadow of Speenhamland: Social Policy and the Old Poor Law,” Politics & Society (June 2003), p. 287.

[15] 例如，1970年，孟加拉国的妇女平均每人仍然要生7个孩子，其中1/4活不过5岁。现在，孟加拉国的妇女只生两个孩子，而儿童死亡率则降到了4%。全世界各个地方都一样，一旦贫困得到改善，儿童死亡率将随之降低，人口增长也会变缓。

[16] Frances Coppola, “An Experiment With Basic Income,” Pieria (January 12,2014). http://www.pieria.co.uk/articles/an_ experiment_with_basic_income.Also see: Walter I. Trattner, 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 A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 (1999), pp. 48–9.

[17] Hilton, A Mad, Bad & Dangerous People?, p. 592.

[18] 金本位制是一种货币制度，以一定数量的黄金为基础决定货币的价值。1819年恢复战前英镑币值的政策引发了通货膨胀（英镑的价值上涨）。对于那些已经很有钱的人来说，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对于其他英国人来说，则是噩耗。小麦的价格持续走低，农民越来越难贷到款，而且失业率一路飙升。100年后，凯恩斯意识到，大萧条后西方政府继续维持金本位制的做法，是在重蹈李嘉图的覆辙。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当时欧洲坚持使用欧元，而对欧元区的南部各国来说，这就像是一种金本位制（由于货币无法贬值，导致了他们的竞争力下降，失业率飙升）。就像1834年一样，1930年和2010年有相当多的政治家将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后果（贫穷、失业等）归咎于所谓工人的偷懒和过于慷慨的福利政策。

[19] B. A. Holderness, “Prices,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England and Wales, vol. 6: 1750–1850, ed. G.E. Mingay (1989), p. 140.

[20] Joseph Hanlon et al., Just Give Money to the Poor (2010), pp. 17–18.

[21] Block and Somers, “In the Shadow of Speenhamland,” p. 312.

[22] Mark Blaug, “The Poor Law Report Reexamined,” Journal ofEconomic History (June 1964), pp. 229–45. http://journals. 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Abstract?fromPage=online& aid=7548748.

[23] Hanlon et al., Just Give Money to the Poor, pp. 16–17.

[24] 同年，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出版了TheIdea of Poverty 一书，她在书中又重复了一遍马尔萨斯、边沁和德·托克维尔对斯宾汉姆兰制度的批判。

[25] Matt Bruenig, “When pundits blamed white people for a ‘culture of poverty,’”The Week (April 1, 2014). http://theweek.com/article/index/259055/whenpundits-blamed-white-people-for-a-culture-of-poverty.

[26] “我非常震惊地看到这些结果，并承认我们这些科学家都错了。”莫伊尼汉对国会说。作为一名保守的共和党人，莫伊尼汉一直对基本收入制度深信不疑，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有利于婚姻制度的巩固。请参考：R. A. Levine, “ARetrospective on the Negative Income Tax Experiments: Looking Back at the Most Innovative Field Studies in Social Policy,” USBIG Discussion Paper (June 2004). http://www.usbig.net/papers/086-Levine-et-al-NIT-session .doc。

[27] 引述见：Steensland, 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p. 216。

[28] Barbara Ehrenreich, “Rediscovering Poverty: How We Cured‘The Culture of Poverty,’ Not Poverty Itself,” Economic Hardship Project(March 15, 2012). http://www.tomdispatch.com/ blog/175516/tomgram%3A_barbara_ehrenreich,_american_ poverty,_50_years_later/.

[29] Austin Stone, “Welfare: Moynihan’s Counsel of Despair,” First Things (March 1996). http://www. rstthings.com/article/1996/ 03/001-welfare-moynihanscounsel-of-despair.

[30]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Speech on Welfare Reform” (September 16, 1995).http://www.j-bradford-delong.net/ politics/danielpatrickmoynihansspee.html.

[31] 此外，尼克松的法案一旦实施，将很难撤销，因为它将很快获得广泛的支持。“新的政策催生出新的政治。”Steensland写道。The Failed WelfareRevolution, p. 220。

[32] 此外，尼克松的法案一旦实施，将很难撤销，因为它将很快获得广泛的支持。“新的政策催生出新的政治。”Steensland写道。The Failed WelfareRevolution，p. 226。

[33] 此外，尼克松的法案一旦实施，将很难撤销，因为它将很快获得广泛的支持。“新的政策催生出新的政治。”Steensland写道。The Failed WelfareRevolution，p. x。

[34] 对93个欧洲项目的大型综合分析中，至少一半没有发现负面影响。请参考：Frans den Butter and Emil Mihaylov, “Activerend arbeidsmarktbeleid is vaak niet e ectief,” ESB (April 2008). http://personal.vu.nl/ f.a.g.den.butter/activerend arbmarktbeleid2008.pdf。

[35] Stephen Kastoryano and Bas van der Klaauw, “Dynamic Evaluation of Job Search Assistance,” IZA Discussion Papers (June 15, 2011). http://www.roa.nl/seminars/pdf2012/ BasvanderKlaauw.pdf.

[36] 讽刺的是，申请者甚至不允许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因为那样将会使带薪的工作越来越少。

[37] Deborah Pad eld, “Through the eyes of a benefits adviser: a plea for a basic income,” Open Democracy (October 5, 2011). http://www.opendemocracy.net/ourkingdom/deborah-pad eld/ through-eyes-of-benefits-adviser-plea-for-basicincome.

[38] David Graeber, “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Strike! Magazine(August 17, 2013). http://www.strikemag.org/ bullshit-job.

第五章
新时代的新数据

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来衡量一切东西……除了人生价值。

——罗伯特·F. 肯尼迪
（Robert F. Kennedy，1925—1968）

地震发生在下午2点45分——从地表以下约6英里处传来颤动，这种强烈的震感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有过。60英里外的地震仪开始剧烈摆动，并在里氏震级表（Ritcher scale）上潦草地写下9的数字。不到半个小时，第一轮海浪已经抵达日本海岸，浪高达到20、40，甚至60英尺[1]。几个小时之内，150平方英里[2]的土地已经被泥浆、瓦砾和海水覆盖。

将近20 000人死于这次地震。

“日本经济开始直线下降。”灾难发生后不久，《卫报》（Guardian）宣布。[3]几个月后，世界银行计算出地震的损失为2 350亿美元，相当于希腊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仙台（Sendai）地震，是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灾难，并因此而被载入史册。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地震发生那天，美国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电视上露面并说，讽刺的是，这场悲剧将有助于提升日本的经济。没错，短期内生产会放缓，但是几个月后，重建工作将会促进需求、就业和消费。

拉里·萨默斯说得没错。

2011年稍微下降之后，第二年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了2%，2013年的数据甚至还要好。日本正在受到一条颠扑不破的经济学原理的影响，这个原理说的是，每个灾难都有闪光的一面——至少对国民生产总值而言。

大萧条的情况也是这样。美国刚刚开始走出经济危机，就一头扎进了20世纪最大的灾难——“二战”里面。或者以1953年我的祖国荷兰发生的一次洪水为例，那次洪灾死了将近2 000人。灾后重建极大地刺激了荷兰的经济。20世纪50年代初，国内的工业一片低迷，而那场席卷西南大部分地区的洪灾，却使那一年的经济增长率从2%提高到了8%。“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走了出来。”一名历史学家如此总结。[4]

你所看到的

那我们是否应该欢迎自然灾害？让它将整个社区夷为平地？将工厂连根拔起呢？它将是解决失业的良药，并且能创造经济奇迹。

但是就在我们变得过于激动以前，已经有人不同意这种思考方式了。1850年，哲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写了一篇文章，题为“Ce qu’on voit et ce qu’on ne voit pas”，大意是“你所看到的和你所没有看到的”。[5]他说，从某种角度来说，打烂一扇窗户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想象一下，修理窗户需要花费6法郎——我承认，这种推理没有任何问题。装玻璃的工人来了，把玻璃装上，然后愉快地把6法郎放进兜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但是，就跟巴斯夏意识到的一样，这个理论没有描绘我们没有看到的一切。再想象一下，总检察长办公室（Attorney General’s Office）提交的报告上说，街上的活动增加了15%。你很自然想知道是哪一类活动。是社区烧烤还是在公共场所裸露？是街头音乐家还是街头抢劫？是卖柠檬水的摊位还是打烂窗玻璃？活动的性质是什么？

这正是现代社会进步的神圣标杆——国内生产总值所没有衡量的。你所没有看到的。

你所没有看到的

国内生产总值。所以，它到底是指什么东西？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你会说：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生产的所有产品和劳务，经过季节波动、通货膨胀，可能还有购买力的调整之后，得出的总和。

巴斯夏听后会回应道：你忽略了画面的一大部分。社区服务、清洁的空气、免费续杯——这些都无法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一丁点儿。假如一名女企业家嫁给了自己的清洁工，当她的丈夫把自己的工作换成无偿的家务劳动时，国内生产总值就会下降一点。或者以维基百科为例。它主要依赖时间的投入而不是金钱，维基百科出现后，《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只能默默地在角落里吃灰尘——国内生产总值在这个过程中下降了几个百分点。

有些国家确实把自己的灰色经济也估计进去。举个例子，2006年，由于统计学家潜入希腊黑市，希腊政府才得以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前取出几笔巨额贷款，并使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飙升了25%。意大利从1987年开始将黑市纳入统计范围，从而使自己的经济一夜之间增长了20%。“自从经济学家首次将这个逃税和黑工泛滥的国家强大的地下经济纳入统计以来，”《纽约时报》报道说，“意大利人民便感受到了浓浓的幸福感。”[6]

更不用说那些没有酬劳的工作了，从自愿照顾孩子到做饭，这些甚至都不算黑市，然而却占我们全部工作的一半以上。当然，我们可以雇用清洁工或者保姆帮我们做一部分家务，这样一来它们就被记入国内生产总值，然而大部分家务还是我们自己做。如果加上全部的无报酬工作，经济将会增加37%（匈牙利）到74%（英国）。[7]但是，正如经济学家黛安娜·科伊尔（Diane Coyle）所说的：“一般来说，官方的统计机构从未为此事烦恼——也许因为这些工作主要由妇女完成。”[8]

关于这个问题，只有丹麦曾试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量化哺乳的价值。这个数字可不小：美国曾经估算母乳的潜在贡献为一年1 100亿美元，真是令人难以置信[9]——与中国军事预算的规模相当。[10]

国内生产总值在衡量科技进步方面做得也很差。我们的电脑、相机和手机全都越来越智能，速度越来越快，外观也比以前更漂亮，但是与此同时价格也更便宜，因此它们对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毫无影响。[11] 30年前，为了得到1 000兆的存储空间，我们需要花费30万美元，现在则需要花不到一毛钱。[12]这类科技的惊人进步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微乎其微。那些免费的产品甚至会造成经济紧缩（就像Skype——超清晰即时通信软件，已经使电信公司亏了一大笔钱）。现在，一个拥有手机的普通非洲人知道的信息，比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总统知道的还要多，但是信息部分占经济的份额，从25年前起就没有变过，那时我们还没有互联网。[13]

除了对大量的好的东西无动于衷以外，国内生产总值还从一切人类的苦难中得益。交通拥堵，药物滥用，婚外情？它们可是加油站、康复中心和离婚律师的财源啊。假如你是国内生产总值，你的理想居民将是一个嗜赌成性的癌症患者，且正在打一场旷日持久的离婚官司，他应对压力的方式就是大把大把地吃“百忧解”[14]，并在“黑色星期五”[15]这天大买特买。环境污染甚至负有双重责任：一个公司偷工减料赚了一大笔，再花钱让另一个公司来收拾残局。相比之下，一棵几百年的树压根儿就不重要，除非你把它砍了，当木头卖掉。[16]

精神疾病、肥胖、污染、犯罪——在国内生产总值看来，这些越多越好。这就是地球上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美国，社会问题也最多的原因。“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标准，”作家乔纳森·罗（Jonathan Rowe）说，“最糟糕的美国家庭恰恰是那些真正的家庭——他们在家做饭，饭后散步聊天，而不是将孩子寄养给商业文化。”[17]

国内生产总值对大多数发达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同样无动于衷，同样无动于衷的还有债务，这种颇具诱惑力的举债生活模式。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正当全球金融系统即将全面崩溃之际，英国银行业的发展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快。银行业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在金融危机最严重时占到英国经济的9%，几乎相当于全部制造业的总和。想象一下，在20世纪50年代，它们的贡献几乎为零。

20世纪70年代，统计学家认为，用银行业的风险行为来衡量其“生产力”是个不错的主意。风险越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越大。[18]于是不出所料，在相信金融业的重要性丝毫不比整个制造业差的政治家的怂恿下，银行不断地提高贷款额度。“假如将银行业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抽出来，而不是加上去，”《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最近报道说，“金融危机将不会发生的猜测似乎不无道理。”[19]

首席执行官为了获取数百万奖金而不顾一切地兜售抵押贷款和金融衍生品，目前它们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一间挤满了教师的学校或者一间挤满了汽车维修师的工厂要大。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通行规则是，你的工作越重要（清洁、看护、教书），你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越低。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1984年所说的：“我们正在逐渐抛弃自己的资源，包括让我们的年轻精英进入与商品生产和服务业毫不相干的金融机构，进入各种社会生产力与巨额的私人报酬毫不匹配的机构。”[20]

图6 银行业的增长

这个图显示了家庭和金融机构以外的组织的银行贷款。“欧洲”取的是丹麦、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的中间值。

资料来源：Schularick and Taylor（2012）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数字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医疗系统依然密切相关，且彼此之间关系融洽。有些地方仍然存在吃不饱和没地方住的情况。把其他目标放在增长的前面是富人的权利。但是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排在第一位的却是钱。“社会上只有一种人比富人更处心积虑地思考金钱，”奥斯卡·王尔德说，“那就是穷人。”[21]

但是，经过了漫长的旅途，我们终于抵达了历史的终点——丰饶之地。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有的地方甚至比以前更差。如果我们想要高质量的生活，我们将不得不开始寻找其他的方法和其他的度量指标。

那种认为国内生产总值依然可以用来准确地测量社会福利的观点，是我们时代流传最广的一个神话。连那些在其他事情上吵得不可开交的政治家也一致同意，国内生产总值必须增长。增长是好事，能够促进就业，提升购买力，对我们的政府也好，因为有更多的钱花。

没有了国内生产总值，现代的记者肯定会一头雾水，他们将国民经济增长的数据视为政府的成绩单。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说明经济衰退了。如果数字确实大幅减少，那说明经济已经陷入萧条。确实，国内生产总值为记者提供了所需的一切：准确的数据、定期发布，以及有机会引用专家的说法。最重要的是，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标准。政府是否尽职？我们国家的竞争力如何？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变得好一点？无须担心，我们有最新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些数据会把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对它非常着迷，但是仍然难以相信，80年前国内生产总值压根就不存在。

当然，我们衡量财富的渴望可谓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扑粉戴假发的时代。当时的经济学家被我们称为“重农主义者”，他们相信，所有的财富都来自土地。因此，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农作物的收成上。1665年，英国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第一个提出对他所说的“国民收入”进行估算。他的目的是计算出英国能够再收多少税，乃至于计算出英国在英荷战争中可以支持多久。配第和重农主义者不同，他相信真正的财富并非来自土地，而是来自工资。因此，他认为，应该加重对工资的抽税。（配第刚好是一名地主。）

英国政治家查尔斯·戴维南特（Charles Davenant）对“国民收入”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解释，他在1695年写的《关于战争供应的方式和方法》（Upon Ways and Means of Supplying the War）一文的题目中给出了游戏的规则。根据他的估算，英国在与法国的竞争中具有极大的优势。至于法国国王，则要等到18世纪末才能拿到自己国家的经济数据。1781年，已经濒临破产的路易十六（Louis XVI），收到了财政大臣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提交的一份《国王的财政报告》（Compe rendu au roi）。虽然这份文件使路易十六又借到了几笔贷款，但还是没能阻止1789年革命的爆发，一切都已太迟。

“国民收入”这个词的含义事实上从未确定下来，它一直在最新的学术潮流和当下的需求之间波动。每个时代对于如何定义一个国家的财富总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就拿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来说，他认为国家财富的基础不仅仅是农业，还包括制造业。相比之下，斯密认为整个服务业——一个从艺人到律师无所不包，并大约占现代经济2/3的行业——“毫无价值。”[22]

然而，随着现金流从农场转向工厂，而后又从生产线转向写字楼，这些财富对应的数字也相应地被制成表格。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第一个提出重要的不是商品的性质，而是价格。根据马歇尔的标准，帕里斯·希尔顿（Paris Hilton）拍的时长一个小时的电影《泽西海岸》（Jersey Shore）和百威青柠淡啤（Bud Light Lime）都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要它们卖得出去。

然而80年前，这看起来仍然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靠一堆杂七杂八的数据，从股票价格到钢铁价格再到道路运输量，便想击退大萧条。连他那条最重要的指标——“高炉指数”，也只不过是为了确定钢铁工业生产水平而设想的一个笨重概念。

如果你问胡佛“经济”怎么样，他会疑惑不解地看着你。不仅因为这并未包括在他的那堆数据里，而且还因为他不知道我们现代对“经济”这个词的理解。毕竟“经济”并不是一种具体的东西——它是一种概念，而那种概念当时尚未发明出来。

1931年，国会召集了全国主要的统计学家，结果发现他们竟连一些最基本的国情问题都回答不了。显然哪个地方犯了根本性错误，但他们最新的可靠数据是1929年的。流浪人口的数量正在显著上升，公司纷纷破产，但是说到问题的实际情况，则没有一个人知道。

几个月前，胡佛总统曾派了几名商务部的雇员到全国各地去做实地调查。他们带回来的许多传闻，与胡佛自己认为经济即将复苏的观点颇为吻合。但是国会仍不放心。1932年，国会下令才华横溢的俄裔青年教授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能够生产多少物资？

接下来几年时间里，库兹涅茨奠定了后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基础。他最初的计算结果引起了一阵骚动，他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也成了畅销书（这件事本身也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一本一度卖到20美分）。很快，你打开收音机就会听到“国民收入”，要不就是“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为过。一些历史学家说，即使原子弹跟它比也要相形见绌。结果它成了衡量战时国力的绝佳标尺。“只有那些亲自参加过‘一战’经济动员的人才会明白，对20年来具有几种分类方式的国民收入进行估算，从许多方面促成了‘二战’的成果。”战后不久，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U.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局长卫斯理·米切尔（Wesley Mitchell）这样写道。[23]

可靠的数据甚至打破了生死的平衡。凯恩斯在1940年写的《如何支付战争费用》（“How to Pay for the War”）一文中，解释了英国参差不齐的数据。希特勒同样缺乏数据，使德国经济重回高速发展的轨道。直到1944年，苏联人逼近东线，盟军在西线成功登陆之后，德国的经济才达到顶峰。[24]

但是那时，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最终使库兹涅茨获得诺贝尔奖的测量标准——已经取得了胜利。

基本标尺

从萧条和战争的毁灭中苏醒过来之后，国内生产总值一跃成为衡量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尺——它是国家的水晶球，是一个压倒其他一切的数字。此时它的作用并不是支撑战争，而是稳定消费社会。“就像空中的卫星能够监测整个大陆的气候一样，国内生产总值也能够总体把握经济的状况。”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他的畅销书《经济学》（Economics）中写道。“假如没有国内生产总值这类测量经济总量的标尺，政策制定者将会迷失于杂乱无章的数据海洋，”他接着写道，“国内生产总值和相关的数据就像灯塔，帮助政策制定者将经济导向重要的经济目标。”[25]

20世纪初，美国政府聘请了一名经济学家；更准确地说，是聘请了一名“经济鸟类学家”，因为他的工作是研究鸟类。30多年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聘请了大约5 000名经济学家，就我们所说的意义而言。这些人中包括西蒙·库兹涅茨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最终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位思想家。[26]综观全球，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在政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大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摇篮——美国接受教育，这里的经济学从业者奉行一套全新而系统的经济学，主要与模型、方程式和数字有关。他们要跟大量的数字打交道。

这些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学的经济学完全不一样。1900年左右的人说起“经济”时，他们通常只是指“社会”。但是20世纪50年代新一代的技术官僚上位，他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目标：让“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知道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在国内生产总值被发明以前，经济学家鲜少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但是“二战”以后，他们成了报纸上的常客。他们还会一种别人不会的把戏：驾驭现实并预测未来。经济逐渐地被视为一台机器，政治家可以扳动操纵杆从而使“增长”提速。1949年，发明家和经济学家比尔·菲利普斯（Bill Phillips）甚至用塑料盒和水管搭建了一台描绘经济的真正机器，水从水泵抽出来，流向四周，代表了联邦政府的资金流向。

正如一名历史学家说的：“如果你是一个新的国家，那么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一家国有航空公司，创建一支国家军队，并开始计算国内生产总值。”[27]然而最后这个问题却变得越来越复杂。1953年联合国公布首个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标准指南时，一共只用了不到50页纸。但是2008年发布的最新版本，则用了722页纸。虽然这个数字被媒体随意地引用，然而却极少有人真正知道国内生产总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就连许多专业的经济学家也不知道。[28]

图7 1930—2008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出现在英语书中的流行程度

最初，更常用的衡量标准是国民生产总值，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方式被国内生产总值所取代。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所有经济活动的总量（包括海外的经济活动），而国内生产总值则是指国内所有经济活动的总量（包括外国企业的经济活动）。大多数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缺口从未超过几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Google Ngram

为了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必须将无数的数据点联系起来，同时对哪些该计算，哪些该忽略，做出几百次完全主观的选择。虽然有系统的方法，可是国内生产总值却一点也不像自然科学，它的轻微波动可以关系到是再次当选还是政治生涯彻底完蛋。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精确却是一种错觉。国内生产总值并非一个等待被“衡量”的明确物体。衡量国内生产总值就是在衡量一种想法。

诚然，这是个伟大的想法。不可否认，国内生产总值在战时非常有用，那时敌人已经逼近城门，国家的生死存亡取决于产量，取决于能够快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坦克、飞机、炸弹和手榴弹。在战时，寅吃卯粮是天经地义。在战时，负债和污染环境变得合情合理。你甚至可以忽略家人，让孩子做童工，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同时忘记一切生活的乐趣。

确实，在战时，没有比国内生产总值更好用的标尺了。

其他方法

问题当然在于，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而时代不同，发展的标准也不同。我们的数据无法再捕捉到我们的经济形态。这个后果非常严重。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数据。18世纪时，它们与收成息息相关。19世纪时，它们与铁路网覆盖的范围、工厂的数量和煤矿的开采量有关。到了20世纪，则与国家范围内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有关。

但是今天我们的繁荣已经不再可能用简单的美元、英镑或者欧元表示。从医疗保健到教育，从新闻到金融，我们的目光依然停留在“效率”和“利润”上，仿佛社会是一条巨大的生产线。然而使简单的量化目标失效的正是服务性经济。“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来衡量一切东西……除了人生价值。”罗伯特·肯尼迪说。[29]

是时候建立一组新的数据了。

早在1972年，第四任不丹龙王（the Fourth Dragon King of Bhutan）便建议改为衡量“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因为国内生产总值忽略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和幸福感（首先，是对传统音乐和舞蹈的了解）。然而幸福感在衡量时的单向性和随意性似乎并不亚于国内生产总值；别忘了，当你喝得酩酊大醉时，你可以感到很幸福——这是你所没有看到的。挫折、悲哀和伤心不也在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吗？就像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经说的，“与其做快乐的傻子，不如做痛苦的苏格拉底”。[30]

不仅如此，我们需要一剂愤怒、失意和不快的良药来推动我们前进。假如丰饶之地是一个人人都感到快乐的地方，那它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冷漠的地方。假如妇女们从未提出抗议，那么她们将永远不会有选举权；假如美国黑人从未反抗，那么歧视黑人的法律可能仍然存在。假如我们沉迷于国民幸福总值，并选择以这种方式来减轻自己的不满，那将意味着我们的发展已经走到了终点。“不满，”奥斯卡·王尔德说，“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发展的第一步。”[31]

那么，还有其他的选择吗？有两个备选的答案，分别是“真实发展指标”（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和“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ISEW），两者的方程式同样包含了污染、犯罪、不平等和志愿者工作。在西欧，“真实发展指标”的增长，要比“国内生产总值”慢一大截，美国的情况则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真实发展指标”不进反退。或者你觉得“幸福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怎么样？这是一个将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s）纳入评价的排名，大多数发达国家位居中游，而美国则在底部徘徊。

然而这些计算方法同样令我怀疑。

不丹自己的指数则高得令人震惊，为了方便起见，龙王的独裁和对洛昌人[32]的“种族清洗”并没有计算在内。民主德国每年的“社会生产总值”均稳步上升。同理，尽管“真实发展指标”和“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确实弥补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些缺陷，但它们完全忽略了近几十年来飞跃发展的科技。这两个指数均证明这个社会出问题了——但这也正是设计它们的目的。

事实上，简单的排名掩盖的问题一贯要比它们揭露的多。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或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幸福指数”（Better Life Index）的评比中获得高分，也许是值得称赞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它们的测量方法，则不应该贸然欢呼。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国家变得越富，财富就越是难以衡量。荒谬的是，我们生活于信息时代，并且正将越来越多的钱用于那些我们不知是否靠谱的事情上。

政府扩张的秘密

一切必须追溯到莫扎特（Mozart）。

1782年，这位音乐天才创作出那首《G大调第14号弦乐四重奏》（K. 387）后，需要4个人来演奏它。25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不多不少4个人来演奏它。[33]如果你想提升小提琴的性能，你能做的最多就是使它可以拉快一点。换句话说：生活中有些东西，对一切提高效率的尝试都是抵抗的，例如音乐。我们可以将咖啡机造得更快更便宜，但小提琴手要是加快速度的话，将会毁了音乐。

在与机器的赛跑过程中，我们在容易制造的商品上的支出将继续减少，而在艺术、医疗保健、教育和安保等劳动密集型服务和乐趣上的支出将继续增多，这是必然的。那些高福利的国家，例如丹麦、瑞典和芬兰，均有庞大的公共支出，这并非偶然。它们的政府为那些无法提高生产率的地区发放补助。与制造冰箱和小轿车不同的是，我们无法简单地使历史课和医生的检查变得“更有效率”。[34]

自然而然的结果便是，政府正吞食掉越来越多的经济馅饼。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首次注意到这个现象，现在这个现象被称为“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它的基本原理是，医疗和教育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增长，要比那些可以广泛实现自动化的行业来得快。

但是请等一下。

我们不是应该称之为好事吗？为什么说它是种病呢？别忘了，我们的工厂和电脑效率越高，我们的医疗和教育的效率必然就越低；也就是说，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年老体弱者，并且在更加个人的层面上组织我们的教育。这很好，不是吗？鲍莫尔认为，阻止我们将资源用于这类崇高目标的主要障碍是“我们负担不起的错觉”。

跟其他错觉一样，这个错觉也颇为顽固。当你满脑子想着效率和生产率时，你便很难看到教育和看护的真正价值。这就是这么多政治家和纳税人一样，只看到成本的原因。他们不知道，国家越富，教育和医疗的支出就会越多。他们没有将这些增加的成本看成一件好事，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疾病。

但是，除非我们的学校和医院采用工厂的运作模式，可以肯定地说，在与机器赛跑的过程中，医疗和教育的成本只会升，不会降。同时，冰箱和汽车这类商品将会变得非常便宜。单看商品价格的话，会忽略大部分的成本。实际上，英国一个智囊团估计，广告经理们每挣1英镑，就会以压力、过度消费、污染和债务的形式消耗7英镑的财产；与此相反，每付给捡垃圾的人1英镑，他们就会在健康和可持续性方面创造相当于12英镑的价值。[35]

公共服务常常带来许多隐藏的好处，反之，私人支出部分则充满了隐藏的成本。“我们可以为我们需要的服务——主要是医疗保健和教育——支付更多的钱，”鲍莫尔写道，“我们可能负担不起的是，成本下降的后果。”

你可能会轻蔑地说，这类“外部因素”不能简单地量化，因为它们牵涉太多的主观假设，然而问题正在于此。“价值”和“生产率”无法用客观的数字来表示，即使我们假设可以反过来：“我们有很高的毕业率，因此我们的教育做得不错。”“我们的医生既专注又高效，因此我们的医疗工作做得不错。”“我们的论文刊载率很高，因此我们的大学办得不错。”“我们的收视率很高，因此我们的电视节目很不错。”“经济在持续发展，因此我们的国家很不错……”

这种绩效驱动型的社会目标非常荒谬。将我们的政治制度建立在生产数字之上，实际上是把美好的生活变成一张电子表格。正如作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所说的：“生产率是对机器人的要求。人类擅长的是浪费时间、试验、玩耍、创作和探索。”[36]对于那些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乌托邦理想的国家来说，数字化管理是它们最后的手段。

进步的仪表盘

“谎言分三种：谎言、糟糕透顶的谎言和统计数据。”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据说曾如此嘲笑。然而，我却坚定地相信那条古老的启蒙原则，即决策必须以可靠的信息和数据为基础。

国内生产总值发明于危机深重之时，它解答了20世纪30年代的巨大难题。我们目前正面临着失业、萧条和气候变化等危机，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数据。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仪表盘”，上面排列着一系列指标，使我们可以追踪那些有生命价值的东西——金钱和成长，这很好理解，但是还包括社区服务、工作、知识和社会凝聚力。当然，还包括最宝贵的——时间。

“但是这种仪表盘不可能很客观。”你可能会这么回答。没错。但是并不存在中立标尺这种东西。每一项统计数据的背后，都有一套固定的假设和预想。而且，那些数据和相应的假设主宰了我们的行为。国内生产总值是这样，人类发展指数和幸福星球指数同样也是这样。正是因为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我们才需要新的数据作为指引。

8年前西蒙·库兹涅茨就警告过我们。“难以从国民收入的多少……推断出一个国家的福利，”他向国会汇报说，“这种错觉及由此产生的滥用现象，影响了国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特别是因为它们针对的，是社会集团之间对立冲突的主要问题，这种情况下争论的效果往往流于片面。”[37]

国内生产总值的发明者曾警告不要把军费开支、广告和金融包括在内[38]，但是人们对他的建议充耳不闻。“二战”以后，库兹涅茨对自己创造的这个怪物越来越担心。“必须牢牢记住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区别，”他在1962年写道，“成本和回报之间的区别，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区别。更高的增长目标应该具体说明哪些方面，以及这么做的原因。”[39]

现在，我们该重新考虑这些老问题了。增长是什么？发展是什么？或者来个更基本的，生命的真正价值是什么？

[1] 1英尺=0.304 8米。——译者注*

[2] 1平方英里=2.589 988 11平方公里。——译者注

[3] Tim Webb, “Japan’s economy heads into freefall after earthquake and tsunami,” Guardian (March 13, 2011). http://www .theguardian.com/world/2011/mar/13/japan-economy- recession-earthquake-tsunami.

[4] Merijn Knibbe, “De bestedingsgevolgen van de watersnoodramp: een succesvolle ‘Keynesiaanse ’ schok,” Lux et Veritas (April 1, 2013). http://www.luxetveritas.nl/blog/?p=3006.

[5] Frédéric Bastiat, “Ce qu’on voit et ce qu’on ne voit pas” (1850). http://bastiat.org/en/twisatwins.html.

[6] 引述见：Diane Coyle, 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 (2014), p. 106。

[7] OECD (2011), “Cooking and Caring, Building and Repairing: Unpaid Work around the World,” Society at a Glance 2011, p. 25. http://www.oecd-ilibrary.org/social-issues-migration-health/ society-at-a-glance-2011/cooking-andcaring-building-and- repairing_soc_glance-2011-3-en. Also see: Coyle, GDP, p.109.

[8] Coyle, GDP, p. 108.

[9] J. P. Smith, “‘Lost milk?’: Counting the economic value of breast milk i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Journal of Human Lactation (November 2013).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 23855027.

[10] 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报告，2013年中国的军费支出为1 120亿美元。

[11] 统计学家确实尝试过分析产品升级的因素，但是发现极为困难。一些技术装备的改进，例如电灯和电脑，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很小。请参考：Diane Coyle, The Economics of Enough. How to Run the Economy as if the Future Matters (2012), p. 37。

[12] Robert Quigley, “The Cost of a Gigabyte Over the Years,” Geeko-system (March 8, 2011). http://www.geekosystem.com/gigabyte-cost-over-years.

[13] Erik Brynjolfsson and Andrew McAfee, The Second Machine Age(2014), p. 112.

[14] 百忧解（Prozac），一种抗抑郁的药物。——译者注

[15] “黑色星期五”，美国感恩节的第二天，圣诞大促销的开始。——译者注

[16] Clifford Cobb, Ted Halstead, and Jonathan Rowe, “If the GDP is Up, Why is America Down?” 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1995). http://www.theatlantic.com/past/politics/ecbig/gdp.htm.

[17] Jonathan Rowe,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estimony before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March 12, 2008). http://jonathanrowe.org/ the-gross-domestic-product.

[18] 如果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考虑这个因素，那么金融业所占的比例将降低1/5~1/2。请参考：Coyle, GDP, p. 103。

[19] David Pilling, “Has GDP outgrown its use?” Financial Times (July 4, 2014).http://www.ft.com/intl/cms/s/2/dd2ec158- 023d-11e4-ab5b-00144feab7de.html –axzz39szhgwni.

[20] 引述见：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 “Is Europe Overbanked?” (June 2014),p. 16。

[21] Oscar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1891).

[22] 引述见：Coyle, GDP, p. 10。

[23] 引述见：J. Steven Landefeld, “GDP: One of the Great Inventions of the 20th Century,”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http://www.bea.gov/scb/account_articles/general/0100od/ maintext.htm。

[24] Maarten van Rossem, Drie Oorlogen. Een kleine geschiedenis van de 20e eeuw(2008), p. 120.

[25] 引述见：Landefeld, “GDP: One of the Great Inventions of the 20th Century。”

[26] Timothy Shenk, “The Long Shadow of Mont Pèlerin,” Dissent (Fall 2013).http://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the-long- shadow-of-mont-pelerin.

[27] 引述见：Jacob Goldstein, “The Invention of ‘The Economy,’” Planet Money(February 28, 2014). http://www.npr.org/blogs/ money/2014/02/28/283477546/the-invention-of-the-economy。

[28] Coyle, GDP, p. 25.

[29] 此处可以听听肯尼迪的演讲：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5P6b9688K2g。

[30] John Stuart Mill, Utilitarianism (1863), Chapter 2.

[31] Oscar Wilde, A Woman of No Importance (1893), Act II.

[32] 洛昌人，指原来居住在不丹南部的尼泊尔移民，1989年不丹政府以“种族清洗”为由将他们驱逐出境。——译者注

[33] 请参考：William Baumol, The Cost Disease. Why Computers Get Cheaper and Health Care Doesn’t (2012)。

[34] 当然有过努力。例如在教育方面，使用了有多项选择题的标准化测试、线上授课和大班制。然而这些效率的提高是以质量为代价的。

[35] Susan Steed and Helen Kersley, “A Bit Rich: Calculating the Real Value to Society of Different Professions,”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December 14,2009). http://www.neweconomics. org/publications/entry/a-bit-rich.

[36] Kevin Kelly, “The Post-Productive Economy,” Technium (January 1, 2013).http://kk.org/thetechnium/2013/01/ the-post-produc.

[37] Simon Kuznets, “National Income, 1929–193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une 7, 1934). http://www.nber.org/ chapters/c2258.pdf.

[38] Coyle, GDP, p. 14.

[39] Simon Kuznets, “How to Judge Quality,” New Republic (October 20, 1962).

第六章
每周15小时工作制

能够聪明地利用闲暇时间是文明最后的产物。

——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1872—1970）

假如你问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21世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将不得不考虑再三。

闲暇。

1930年夏天，大萧条正在酝酿之中，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马德里做了一次奇特的演讲。他已经听过他的几名剑桥学生对一些新奇观点的意见，现在他决定做一次题为“我们孙辈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浅谈，将这些观点公之于众。[1]

换言之，也就是我们的经济前景。

他访问期间，马德里一片混乱。失业率持续上升，已近失控，法西斯主义正在抬头，苏联则在积极地招募支持者。几年后，一场毁灭性的内战将会爆发。话说回来，闲暇怎么可能是最大的挑战呢？那年夏天的凯恩斯看起来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我们现在正受到经济悲观情绪的沉重打击，”他写道，“经常可以听到人们说，19世纪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么说并非没有原因。贫穷到处泛滥，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人类需要“二战”这架杀人机器来使世界工业重新恢复生机。

这座城市的灾难一触即发，而这名英国经济学家却冒险做了一个违反直觉的预测。凯恩斯说，2030年人类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空闲时间太多了，怎么办？除非政治家犯下“灾难性错误”（例如在经济危机期间实行紧缩政策），否则他预测，一个世纪内西方的生活水平将至少提升至1930年的4倍。

他的结论是什么呢？2030年，我们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

未来充满了闲暇

凯恩斯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预知未来会有大把的闲暇时光的人。一个半世纪前，美国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已经预测，有朝一日人类每天工作4小时就已足够。除此之外，生活将充满“闲暇和快乐”的时光。卡尔·马克思也表达过类似的期待，希望有朝一日每个人都有时间“早上打猎，下午捕鱼，傍晚养牛，晚饭后品头论足……而不必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是批评家”。

大概在同一时期，古典自由主义之父、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认为，财富增加最大的好处是空余时间多了。密尔反对对手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巧合的是，他也是奴隶制的大力支持者）提出的“工作主义”（gospel of work），而提出自己的“闲暇主义”（gospel of leisure）与之相对。密尔认为，科技应该用来尽量地缩减每周的工作时间。“各种智力培育、道德和社会进步的机会将和以前一样多，”他写道，“生活艺术的改善空间也非常大。”[2]

但是，曾推动19世纪经济爆炸式增长的工业革命却给我们带来了闲暇的反面。1300年，英国农夫为了维持生计，每年需要工作大约1 500个小时，而密尔时代的工厂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付出双倍的时间。在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每周工作70个小时——没有假期，没有周末——是正常现象，即便儿童也是这样。“穷人要假期何用？”19世纪末一名英国的公爵夫人感到大惑不解，“他们应该干活！”[3]太多的空闲时间只会使人走上邪路。

然而，大概从1850年开始，一些工业革命创造的繁荣开始向下层阶级渗透。而有钱则意味着有闲。1855年，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石匠最先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制。到了19世纪末，一些国家的每周工作时间已经降到了60小时以下。190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预测，照这样下去，到2000年，工人一天只需工作两个小时。

雇主们自然反对这么做。1926年，32位杰出的美国企业家被问到对缩减工时的看法时，只有两人表示这个想法不错。另外30人认为，增加空余时间只会导致犯罪率上升、欠债和堕落。[4]然而正是亨利·福特——这位工业巨子，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和T型车的发明者——在这一年首次引入了5天工作制。

人们都说他疯了，后来则纷纷仿效他。

亨利·福特是一名彻头彻尾的资本家，同时又是一位躲在生产线后面的决策者，他发现，缩短工时其实反而增加了工人的产量。他说，空闲时间是个“冷酷的商业事实”。[5]工人休息好了，工作自然更加有效率。而且，工人们从早到晚都在厂里干活，根本没有时间去旅行或者兜风，自然就不会买他的车。就像福特对记者说的，“是时候摒弃那种旧观念了，要知道给工人空闲时间既不是种‘损失’，也不是我们的阶级特权”。[6]

不到10年，那些原先怀疑他的人都被他说服了。20年前还在警告缩短工时会毁了经济的美国全国制造业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现在则骄傲地宣布，美国是世界上工时最短的国家。那些刚刚获得空闲时间的工人，不久将驾着他们的福特小轿车经过全国制造业协会的广告牌，牌子上写着“美国人的方式无与伦比”。[7]

“机器操作员”

一切证据似乎表明，那些伟大的人，从马克思到密尔到凯恩斯到福特，最后都被证明是对的。

1933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每周30小时工作制的立法议案。虽然在工业界的压力下，这个提案在众议院触礁了，但是缩短工时却一直是工会争取的头号目标。1938年，保护每周5天工作制的立法终于获得通过。第二年，民谣歌曲《巨石糖果山》（Big Rock Candy Mountain）爬升至各排行榜的榜首。这是一首描绘乌托邦的歌曲，歌中唱道：“母鸡都下荷包蛋”，香烟长在树上，而“那个发明工作的浑蛋”，则被吊死在高高的树上。

“二战”以后，人们的空闲时间持续稳定地增长。1956年，时任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向美国人民保证，“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周将只需工作4天。他认为，美国已经到达“平稳的繁荣期”，必然将缩短工时。[8]不久之后，所有的工作将由机器完成。这样将可以腾出“大量的娱乐空间”，一名英国教授热情地说，“人们可以超越日常生活的藩篱，沉浸在白日梦、艺术、戏剧、舞蹈，以及一百种其他的消遣方式之中。”[9]

凯恩斯的大胆预测已经成为老生常谈。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计划，到2000年，将每周的工作时间降至仅仅14小时，一年至少有7个星期的假期。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是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智库，他们预测，未来只要2%的人就可以制造出社会所需的一切。[10]工作不久将变成精英人士的专利。

1964年夏，《纽约时报》要求伟大的科幻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sac Asimov）对未来做一番猜测。[11]50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阿西莫夫在某些方面非常谨慎：2014年，机器人“既不普及也不是太好”。但是在其他方面，他的期望却很高。汽车将在空中游弋，以及整个城市将建在水下。

说到底，只有一件事令他担心：四处蔓延的无聊。他写道，人类将“基本上”变成“机器操作员”，这将“在心理、情绪和社会上产生严重的后果”。2014年，精神病学将成为最大的医学专业，因为数以百万的人将发现自己在“强制休闲”的大海上漂浮。“工作，”他说，“将成为词典中最光荣的一个词。”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对此表示担心。普利策奖获得者科学家塞巴斯蒂安·德·葛拉齐亚（Sebastian de Grazia）告诉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我们有理由担心……闲暇时间，强制性的闲暇时间，将会带来烦躁、无聊、懒散、堕落，同时增加个人暴行。”1974年，美国内政部（U.S.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发出警告说：“被许多人视为天堂缩影的休闲很可能成为未来最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12]

尽管顾虑重重，但是大家对历史最终将采取的进程，却没有什么疑义。1970年前后，社会学家信誓旦旦地说着即将“结束的工作”。人类将迎来一场真正的休闲革命。

乔治和简

他们是乔治和简·杰特逊（George and Jane Jetson）夫妇。他们正派诚实，和两个孩子一起住在奥比市（Orbit City）的一套大公寓里。乔治在一家大公司做“数字指标操作员”；简是一个传统的美国家庭主妇。乔治老是做一些与工作有关的噩梦，并为此苦恼不已。谁能埋怨他呢？他的任务就是不时地按一下按钮，而他的老板斯贝斯利先生（Mr. Spacely）——生得矮矮胖胖，还留着让人印象深刻的大胡子——却是个脾气暴躁的家伙。

“昨天，我干了整整两个小时！”乔治在第无数次噩梦醒来之后抱怨地说。妻子简感到非常震惊。“哼，斯贝斯利以为他开的是什么工厂？是一家血汗工厂 ?!”[13]

奥比市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每周9个小时。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只存在于电视上，存在于“20世纪未来主义最重要的一件作品”——《摩登家族》（The Jetsons）一剧中。[14]这部1962年面世的电视剧将时间设在了2062年；从本质上说，这部剧是《摩登原始人》（The Flintstones）的未来版。由于不停地重播，《摩登家族》已经伴随了好几代人的成长。

事实证明，50年后，创作者们对2062年做的许多预测都已经变成现实。家务机器人？有了。晒黑床？有了。触摸屏？有了。视频通话？那还用说。但是在其他方面，我们依然距离奥比城很远。那些会飞的汽车何时能够腾空而起？城市的自动人行道也不见踪影。

但是最令人失望的是什么呢？闲暇时间的增长并没有如期而至。

被遗忘了的梦

20世纪80年代，减少工作时间的行动慢慢地停止了。经济增长换来的不是更多的休闲时光，而是更多的物质。在澳大利亚、奥地利、挪威、西班牙和英国这类国家，工作时间完全停止了减少。[15]事实上美国的工作时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就在这个国家立法通过40小时工作制的70年后，仍有3/4的劳动力每周工作超过40个小时。[16]

但这并不是全部。即使在那些个人工作时间下降的国家，留给家庭的时间却变得越来越少。为什么？这一切都与过去几十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关：女性革命。

未来主义者从未预见到它的到来。别忘了，2062年的简·杰特逊依然是一名顺从的家庭主妇。1967年，《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预测，机器人的应用将使21世纪的男人可以和妻子在家里的沙发上共度几个小时。[17]没有人会猜到，2010年1月，自从男人参加“二战”以来，女性首次成了美国劳动力的主体。

1970年她们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只有2%～6%，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高达40%。[18]

革命发生的步伐快得令人头晕目眩。如果加上无报酬的工作，那么欧洲和北美妇女干的活比男人还要多。[19]“我奶奶没有选举权，我妈妈没有，我也从来没有过。”一名荷兰喜剧女演员做了有力的总结。[20]

随着妇女涌现劳动力市场，男人的工作应该开始减少（而将更多时间花在烹饪、清洁和照顾家人上）。

图8 工作场合中的妇女，1970—2012

资料来源：OECD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真正发生。20世纪50年代，一对夫妇一周的工作时间加起来为5~6天，现在则接近7天或者8天。与此同时，养育孩子耗费的时间却越来越多。调查显示，无论哪个国家，父母在自己子女身上花的时间都越来越多。[21]事实上，现在美国的职业妇女在自己孩子身上花的时间，要比20世纪70年代的家庭妇女多。[22]即使荷兰公民——这个世界上工作时间最短的国家的公民——也感觉到，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作、加班、看护和教育的压力在不断增加。1985年，这些工作每周占用的时间为43.6小时；到了2005年，则增加到48.6小时。[23]3/4的荷兰劳动者感到时间上压力过大，1/4的人经常加班，8个人中便有1个患上职业倦怠症。[24]

图9 我们的工作时间持续减少（截至1980年）

自从19世纪以来，人均年工作时间一直呈直线下降的趋势。但是1970年之后，由于参加工作的妇女人数增加，这些数字变得具有误导性。结果便是，留给家庭的时间越来越少，尽管，一些国家工人的劳动时间仍在减少。

资料来源：国际劳动组织

另外，工作和休闲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分开。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一项研究表明，拜现代科技所赐，欧洲、亚洲和北美的经理和专业人士现在每周“工作，或者‘监控’工作和保持待机模式”的时间长达80～90小时。[25]韩国的一项研究则表明，智能手机使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间平均增加了11个小时。[26]

可以肯定地说，伟人们的预测并没有完全实现。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完全实现。阿西莫夫说2014年“工作”将成为我们词典中最光荣的一个词，他可能说得没错，但是个中原因却完全相反。我们并没有无聊到死；我们是干活干到累死。大批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与之搏斗的，不是不断进展的倦怠感，而是像流行病一样不断蔓延的压力。

我们早已过了凯恩斯预言实现的时间。2000年前后，法国、荷兰和美国这类国家的财富已经是1930年的5倍。[27]然而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并不是闲暇和无聊，而是压力和不安。

玉米片资本主义

那是一个“以美好生活代替了金钱”的地方，一名中世纪诗人在描绘传说中的丰饶之地——“安乐乡”时热情地写道：“睡得最多的人，挣的也最多。”[28]“安乐乡”节日一个连着一个，无休无止：复活节、五旬节、圣约翰节和圣诞节各休四天。那些想工作的人会被锁在地窖里。连“工作”这个词都不能说出口，说了便是严重的犯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世纪的人可能比我们今天更接近丰饶之地的理想——知足、懒惰。1300年前后的日历上依然充斥着各种假期和节日。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朱丽叶·斯格尔（Juliet Schor）估计他们一年的节日不会少于1/3。西班牙的节假日达5个月之多，实在令人震惊，而法国的节假日则接近6个月。大部分农民只要挣到自己的生活所需，就不再工作了。“生活的节奏非常慢，”斯格尔写道，“我们的祖先可能并不富裕，但是却有大把的空闲时间。”[29]

那么时间都去哪儿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真的。时间就是金钱。经济增长的结果，不是产生更多的空闲时间，就是产生更多的消费。1850—1980年，我们两方面都获得了增长，但是从那以后，便主要是消费的增长。即使是在实际收入不变，贫富差距异常严重的地区，消费热潮也在持续增长，虽然是赊账消费。

而这正是有人提出反对缩短工时的主要原因：我们负担不起。更多空闲时间是个美好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太昂贵了。如果我们全都减少工作，我们的生活标准将会崩溃，福利制度也将不复存在。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20世纪初，亨利·福特做了一系列实验，结果表明工人每周工作40个小时，产量达到最高。如果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增加20个小时，那么前4个星期将会产生盈利，但是4个星期之后，产量将会下降。

其他人将他的实验更进一步。1930年12月1日，正当大萧条肆虐之际，玉米片巨头W. K. 凯洛格（W. K. Kellogg）决定在自己位于密歇根州巴特克里克（Battle Creek）的工厂引入6小时工作制。这个做法取得了绝对的成功：凯洛格可以增加300名雇员，同时大幅减少41%的事故发生率；而且，员工的生产率得到了显著提升。“这对我们来说并非只是一个理论，”凯洛格骄傲地对当地报纸说，“单位生产成本降低了，我们可以支付和原来8小时工作制一样的报酬。”[30]对于凯洛格和福特而言，缩短工时确实能够带来好处。[31]但是对于巴特克里克的居民而言，却不仅仅是带来好处这么简单。当地的报纸说，巴特克里克的居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闲暇时光”。[32]父母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阅读、修整花园和参加体育运动。教堂和社区中心突然挤满了人，因为巴特克里克的居民现在有时间过市民生活了。[33]

近半个世纪之后，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也发现了玉米片资本主义的好处，虽然是不经意间。当时正值1973年年底，他束手无策之时。物价屡创新高，政府开支急速攀升，而工会却坚决不肯做任何妥协。好像嫌事情还不够多似的，矿工们决定举行罢工。结果造成能源极度短缺，英国人只好关闭了取暖器，穿上了最厚的毛衣。12月来了，就连特拉法加广场的圣诞树也没有点亮。

希思决定采取激进的方式。1974年1月1日，他实行了每周三天工作制。除非电力供应恢复正常，否则工人一周只能用三天的电。钢铁巨头们预测，工业产量将下降一半。政府部长们担心会引发大灾难。1974年3月，重新恢复5天工作制之后，政府官员们开始着手统计损失的总额。他们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损失总计6%。[34]

福特、凯洛格和希思都发现，产量和长时间的工作并非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苹果公司的员工穿的T恤上写着“热爱每周90小时的工作”。后来，生产力研究专家发现，如果他们的工作时间减少一半，人们也许可以早一年用上开创性的麦金托什电脑（Macintosh computer）。[35]

种种迹象表明，在现代知识经济中，连一周工作40个小时都太多了。研究显示，那些经常需要用到创新能力的人，平均一天的工作效率不超过6小时。[36]世界上那些拥有大量创意人才和高素质人口的富裕国家，已经削减了大部分的工作时间，这并非巧合。

几乎为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法

最近有个朋友问我：降低工作量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想反过来问他：有什么问题不能通过降低工作量来解决呢？

压力？已经有无数的研究表明，那些工作量减少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更为满意。[37]最近，德国的研究人员在职业妇女中做了一次调查，要求把“完美的一天”定量化。结果她们把大部分时间（106分钟）都花在了“亲密关系”上。“社交”（82分钟）、“休息”（78分钟）和“吃东西”（75分钟），花的时间也不少。垫底的是“育儿”（46分钟）、“工作”（36分钟）和“通勤”（33分钟）。研究人员冷静地说：“为了使幸福的生活最大化，工作和消费（可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跟现在比可能会变小。”[38]

气候变化？全世界都减少工作时间的话，21世纪将可降低一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39]工作时间越短的国家，其生态足迹也越少。[40]减少消费始于减少工作——或者应该说，以闲暇的方式消费我们的繁荣。

意外事故？加班是很要命的。[41]工作时间越长，犯的错误越多：疲劳的外科医生容易出现纰漏，睡得太少的士兵也很难瞄准目标。从切尔诺贝利（Chernobyl）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实证明，管理者过度劳累时，通常都会犯下致命的错误，从而导致灾难的发生。过去10年引发了最大灾难的金融业，一直陷于加班的困境中，这绝非偶然。

失业？你显然无法把一份工作简单地分成若干小份。劳动市场不是抢座位游戏，人人都可以坐在任何一张椅子上，我们只需把座位派发出去。但是，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人员发现，工作分担——由两名兼职员工共同分担原来一名全职员工的工作量——对解决最后的危机大有好处。[42]尤其是在失业率飙升，供大于求的经济衰退期，工作分担能有效减轻打击的力度。[43]

妇女解放？那些工作时间较短的国家，始终位居性别平等的前列。主要问题在于更加合理地分配工作。只有当男人也做家务，包括做饭和清洁卫生时，妇女才有全面参加更广阔经济活动的自由。换句话说，妇女解放是男人的问题。这些变化，并非仅仅依靠单个男人的选择，立法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没有一个国家男女之间的差别像瑞典这么小，瑞典有一套真正完善的育儿和陪产假制度。

而陪产假尤为重要：那些孩子出生后在家待几个星期的男人，将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妻子、孩子，以及家里的炉灶上。而且，这种效果将会持续——你听好了——他们一生。挪威的研究显示，那些休过陪产假的男人，帮妻子洗衣服的可能性增加了一半。[44]加拿大的研究结果显示，男人们将会在家务和孩子身上花更多的时间。[45]陪产假就像一具特洛伊木马，能够真正扭转争取两性平等斗争的局面。[46]

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希望在退休后继续工作。当30多岁的年轻人正忙于工作、家庭责任和抵押贷款之时，老年人却在努力地争取被雇用，虽然工作对他们的健康有好处。这么说来，除了在两性之间更平等地分配工作之外，我们还必须在几代人之间分配工作。那些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很可能会一直干到80多岁。作为交换，他们可以不必每周工作40小时，而是30小时，或者20个小时。“我们在20世纪重新分配了财富，”一位著名的人口统计学家曾说，“我认为21世纪伟大的再分配将发生在工作时间上。”[47]

不平等？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恰恰是那些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一边是穷人为了糊口，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一边是富人发现休假“贵”，因为他们的时薪涨了。

19世纪的富人总是拒绝干活。认为干活是农民的事。活干得越多就越穷。从那时开始，社会风气就变坏了。如今，过度的劳累和压力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抱怨要做的事情太多，通常只是为了使自己显得既重要又有趣而已。在那些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国家，自由时间肯定很快就会等同于失业和懒惰。

增长的烦恼

将近100年前，我们的老朋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又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预测。凯恩斯知道，1929年股市的暴跌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经济的终结。生产商依然能够制造出跟去年一样多的商品；只是对许多产品的需求已经枯竭。“我们的痛苦并非源于老年性的风湿病，”凯恩斯写道，“而是增长过快带来的烦恼。”

80多年来，我们面临的都是这同一个问题。问题不是我们太穷，而是有报酬的工作太少了。实际上，这是个好消息。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为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做准备：如何消磨掉大把的休闲时光。15小时工作制显然仍是个遥远的梦。凯恩斯预测，到2030年，经济学家的作用将变得很小，“和牙医同个级别”。但是现在我们距离这个梦想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远。经济学家主宰了媒体和政治领域。而缩短工时的梦想则遭到了践踏。几乎没有一个政客愿意支持它，即便压力和失业率飙升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然而凯恩斯并没有疯。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工作时间一直在缩短，他只是推算了一下这种始于1850年左右的趋势的未来而已。“当然，这一切将会逐渐地发生，”他说，“而不是像灾难一样瞬间发生。”想象一下，休闲革命在21世纪再次掀起狂潮。即使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到2050年，我们这些丰饶之地的居民依然可以做到每周工作少于15个小时，挣的却与2000年一样多。[48]

假如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现在就该开始准备了。

国家战略

首先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这是我们想要的吗？

碰巧民意调查人员已经问过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是的，我们非常想要。我们甚至愿意用宝贵的购买力去换取多一点的自由时间。[49]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近来工作和休闲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起来。工作现在经常被视为一种爱好，甚至是我们身份的关键。社会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rostein Veblen）在他那本著名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一书中，仍然将有闲形容为精英阶层的标志。但是过去那些被定义为闲暇的东西（艺术、体育、科学、看护、慈善），现在则被归入工作的范畴。

显然，我们的现代丰饶之地依然存在着大量工资很低的劣质工作，而那些报酬不错的工作却常常被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然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不工作做辩护。恰恰相反。是时候让妇女、穷人和老年人有机会做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好工作了。每一个美好的人生，稳定而有意义的工作都起着关键的作用。[50]同样道理，强制休息——被炒鱿鱼——则意味着人生的灾难。心理学家已经证明，长期失业对生活的影响，要大于离婚或者是失去另一半。[51]时间能治愈一切，除了失业。因为你靠边站的时间越长，就陷得越深。

然而不管工作对我们的生活如何重要，世界上的人，从日本到美国，全都在渴望减少工作时间。[52]美国科学家曾在雇员中做过调查，想看看他们是愿意多拿两个星期的薪水，还是愿意多放两个星期的假，结果发现有两倍多的人选择了空余时间。英国的研究人员也曾做过类似的调查，他们问雇员是希望中彩票，还是希望工作可以少一点，结果又是有两倍多的人选择了减少工作。[53]

所有的证据显示，我们不能一日没有相当数量的空闲时间。减少工作可以为我们提供其他方面的带宽，例如家庭生活、社区参与和娱乐，这些对我们同样非常重要。那些工作时间最短的国家，志愿者和社会资本也最多，这并不是巧合。

现在我们知道自己希望减少工作，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能单纯地走过去转动按钮，将工作时间调整为每周20小时或是30小时。减少工时首先应该重新成为政治理想。然后，我们才能一步一步地减少工作量，用金钱换取时间，同时将更多的金钱投资在教育上，形成一套更有弹性的退休制度，以及陪产假和育儿假的制度。

一切应该从逆向激励开始。目前，雇主付给一名员工加班费，要比雇用两名兼职员工便宜。[54]这是因为许多劳动成本，例如医疗保险福利，是按人头而不是按工作时间交的。[55]这也是我们作为个人无法单方面决定开始减少工作的原因。这么做的话我们可能会失去身份地位，错过工作机会，而且最后可能连工作也一并丢掉。员工之间则互相监视：谁的工作时间最长？谁的考勤最优？工作日下班时，几乎每个办公室都可看到一脸疲倦的员工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漫无目的地浏览陌生人的脸书主页，等待第一个同事下班离开。

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需要集体行动——公司层面的，或者更好是国家层面的。

美好的生活

要是我在写这本书时跟人家说，我讨论的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他们立刻就会兴趣盎然地问，我写的是恐怖主义吗？是气候变化吗？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当我开始谈起休闲的话题时，他们的失望显而易见。“那岂不是整天都在看电视？”

我想起了19世纪那些严厉的牧师和推销员，他们认为给平民百姓选票或者体面的工资没用，甚至连给他们空闲的时间都没用，他们支持每周70小时工作制，认为这是对抗酒精的有效手段。然而讽刺的是，正是在经常加班的工业城市，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杯中物。

现在我们生活于一个不同的时代，但是故事却没变：在那些加班成性的国家，例如日本、土耳其，当然还有美国，人们喜欢看电视简直到了荒谬的程度。美国人一天要花5个小时在电视上，加起来一辈子要看9年电视。美国儿童看电视的时间也占到他们上学时间的一半。[56]

然而真正的休闲既非奢侈也非罪恶。它对我们的大脑非常重要，就像我们的身体不能缺少维生素C一样。世上没有一个人在临死之前会想，“要是我在办公室多干几个小时就好了，或者是，要是我再多看一会电视就好了”。没错，想拥有大量的空闲时光并非易事。21世纪的教育不仅应该培养人们成为合格的劳动力，还应该（这点更加重要）教会人们如何生活。“人们在空闲时不会感到无聊，”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32年写道，“因此他们不会只想要那种被动而乏味的娱乐活动。”[57]

我们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只是需要时间。

[1] John Maynard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1930),Essays in Persuasion. http://www.econ. yale.edu/smith/econ116a/keynes1.pdf.

[2]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1848), Book IV, Chapter VI. http://www.econlib.org/library/Mill/mlP61.html.

[3] 引自伯特兰·罗素的文章，“In Praise of Idleness” (1932). http://www.zpub.com/notes/idle.html。

[4] Benjamin Kline Hunnicutt, “The End of Shorter Hours,” Labor History (Summer 1984), pp. 373–404.

[5] 同Benjamin Kline Hunnicutt, “The End of Shorter Hours,” Labor History (Summer 1984), pp. 373–404.

[6] Samuel Crowther, “Henry Ford: Why I Favor Five Days’ Work With Six Days’Pay,” World’s Work.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HENRY_FORD:Why_I_Favor_Five_Days’_Work_With_Six_Days’_Pay.

[7] Andrew Simms and Molly Conisbee, “National Gardening Leave,” in: Anna Coote and Jane Franklin (eds), Time on Our Side. Why We AllNeed a Shorter Workweek (2013), p. 155.

[8] “Nixon Defends 4-Day Week Claim,” Milwaukee Sentinel (September 25,1956).

[9] Jared Cohen, Human Robots in Myth and Science (1966).

[10] Hillel Ruskin (ed.), Leisure. Toward a Theory and Policy (1984), p. 152.

[11] Isaac Asimov, “Visit to the World’s Fair of 2014,” New York Times (August 16,1964). http://www.nytimes.com/books/97/03/23/lifetimes/asi-v-fair.html.

[12] 引述见：Daniel Akst, “What Can We Learn from Past Anxiety Over Automation?” Wilson Quarterly (Summer 2013). http:// wilsonquarterly.com/quarterly/summer-2014-where-have-all- the-jobs-gone/theres-much-learn-frompast-anxiety-over- automation/。

[13] 这一幕见《摩登家族》第一季，第19集。

[14] 引述自：Matt Novak, ‘50 Years of the Jetsons: Why the Show Still Matters,’Smithsonian (September 19, 2012). http://www .smithsonianmag.com/history/50-years-of-the-jetsons-why- the-show-still-matters-43459669/ 。

[15] Sangheon Lee, Deirdre McCann, and Jon C. Messenger, Working Time Aroundthe World. Trends in Working Hours, Laws and Policies in a Glob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2007). http://www .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 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04895.pdf.

[16] Rasmussen Reports, “Just 31% Work a 40-Hour Week” (December 13, 2013).http://www.rasmussenreports.com/ public_content/lifestyle/general_lifestyle/december_2013/ just_31_work_a_40_hour_week.

[17] Wall Street Journal Staff, Here Comes Tomorrow! Living and Working in the Year 2000 (1967).

[18] Hanna Rosin, “The End of Men,” Atlantic (July/August 2010).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0/07/ the-end-of-men/308135/2/.

[19]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1 Hours. Why a Shorter Working Week Can Help Us All to Flourish in the 21st Century, p. 10.

[20] 引述见：Mirjam Schöttelndreier, “Nederlanders leven vooral om te werken,”De Volkskrant (January 29, 2001)。

[21] D’Vera Cohn, “Do Parents Spend Enough Time With Their Children?”,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January 2007). http://www.prb.org/Publications/Articles/2007/ DoParentsSpendEnoughTimeWithTheirChildren.aspx.

[22] Rebecca Rosen, “America’s Workers: Stressed Out, Overwhelmed, Totally Exhausted,” Atlantic (March 2014). 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4/03/ americas-workers-stressed-out-overwhelmed-totallyexhausted/284615/.

[23]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Nederland in een dag. Tijdsbestedingin Nederland vergeleken met die in vijftien andere Europese landen (2011).

[24] Dutch National Working Conditions Survey (Nationale EnquêteArbeidsomstandigheden) 2012. http://www.monitorarbeid.tno.nl/ dynamics/modules/SFIL0100/view.php? l_Id=53.

[25] Derek Thompson, “Are We Truly Overworked? An Investigation – In 6 Charts,”Atlantic (June 2013). http://www .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3/06/are-we-truly- overworked/309321/.

[26] Yoon Ja-young, “Smartphones leading to 11 hours’ extra work a week,” KoreaTimes.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 biz/2016/06/488_207632.html.

[27] 根据网站http://www.gapminder. org得出的结论。

[28] 引述见：Herman Pleij, Dromen van Cocagne. Middeleeuwse fantasieën over het volmaakte leven (1997), p. 49。

[29] Juliet Schor,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1992), p. 47。值得注意的是，猎人和采集者的工作时间可能更少。考古学家估计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不会超过20个小时。

[30] Benjamin Kline Hunnicutt, Kellogg’s Six-Hour Day (1996), p. 35.

[31] 亚当·斯密在他的经典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写道：“那些工作适度从而能够长期工作的人，不仅最长寿，每年的工作量也最大。”

[32] Kline Hunnicutt, Kellogg’s Six-Hour Day (1996), p. 62.

[33] “二战”期间，凯洛格暂时恢复了8小时工作制，但是战争结束后，大部分员工投票要求恢复6小时工作制；直到凯洛格玉米片工厂的经理有权自己制定工作时间之后，他们才一个接一个地将工作时间调回到8个小时。但是在艾奥瓦大学的Benjamin Kline Hunnicutt教授看来，是工作和消费必须向邻人看齐的外部压力，最终破坏了6小时工作制。不管怎么说，直到1985年，最后530名玉米片工厂才放弃了他们的6小时轮班制。

[34]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1 Hours, p. 11.

[35] 最近一项对20世纪早期以来独立工作实验的分析表明，自主和约束比我们的工作时间重要得多。那些能够自主安排时间的人积极性更高，表现也更加出色。请参考：M. Travis Maynard, Lucy L. Gilson, and John E. Mathieu,“Empowerment – Fad or Fab? A Multilevel Review of the Past Two Decades of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July 2012). http://jom.sagepub.com/content/38/4/1231。

[36] Sara Robinson, “Bring back the 40-Hour work week,” Salon (March 14, 2012).http://www.salon.com/2012/03/14/bring_ back_the_40_hour_work_week.

[37] 对此问题的概述，请参考：Nicholas Ashford and Giorgos Kallis, “A Fourday Workweek: A Policy for Improving Employment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Europe,” European Financial Review (April 2013). http://www.europeanfinancialreview .com/?p=902。

[38] Christian Kroll and Sebastian Pokutta, “Just a Perfect Day? Developing a Happiness Optimised Day Schedule,”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February 2013). http://www.sciencedirect .com/science/article/pii/S0167487012001158.

[39] David Rosnick, Reduced Work Hours as a Means of Slowing Climate Change(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http://www.cepr.net/documents/publications/climate-change- workshare-2013-02.pdf.

[40] Kyle Knight, Eugene A. Rosa, and Juliet B. Schor, “Reducing Growth to Achiev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Role of Work Hours.” http://www.peri.umass.edu/ leadmin/pdf/ working_papers/working_papers_301-350/4.2KnightRosaSchor.pdf.

[41] 有研究显示，一旦工作时间过长，实习医生诊断的出错率将是平时的5倍。Christopher P. Landrigan et al., “E ect of Reducing Interns’ Work Hours on Serious Medical Errors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New England Journal ofMedicine (October 2004). http://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041406。还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过度劳累对身体不好。请参考以下的综合分析：Kate Sparks et al., “The Effects of Hours of Work on Health: A Meta-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ugust2011).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 j.2044-8325.1997.tb00656.x/abstract。

[42] Jon C. Messenger and Naj Ghosheh, “Work Sharing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http://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 ---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187627.pdf.

[43] 已经走出危机的德国显得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加强大。在德国，这种方法挽救了几十万个工作岗位。还可参考：Nicholas Ashford and Giorgos Kallis, “A Four-day Workweek.” http://www.european nancialreview. com/?p=902。

[44] Andreas Kotsadam and Henning Finseraas, “The State Intervenes in the Battle of the Sexes: Causal E ects of Paternity Leav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ovember 2011).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9089X11001153.

[45] Ankita Patnaik, ‘Merging Spheres: The Role of Policy in Promoting DualEarner Dual-Carer Households,’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2014 Annual Meeting. https://www .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5698124_Merging_Separate_ Spheres_The_Role_of_Policy_in_Promoting_‘DualEarner_ Dual-Carer’_Households.

[46] Rutger Bregman, ‘Zo krijg je mannen achter het aanrecht,’ De Correspondent.https://decorrespondent.nl/685/Zo-krijg-je- mannen-achter-hetaanrecht/26334825-a492b4c6.

[47] Niels Ebdrup, “We Should Only Work 25 Hours a Week, Argues Professor,”Science Nordic (February 3, 2013). http:// sciencenordic.com/we-should-onlywork-25-hours-week- argues-professor.

[48] Erik Rauch, “Productivity and the Workweek.” http://groups.csail.mit.edu/mac/users/rauch/worktime.

[49] 如想了解各个国家对此问题的态度，请参考：Robert Skidelsky and Edward Skidelsky, How Much Is Enough? The Love of Money and the Case for the Good Life (2012), pp. 29–30。

[50] 对此问题的概述，请参考：Jonathan Gershuny and Kimberly Fisher,“Post-Industrious Society: Why Work Time Will Not Disappear for Our Grandchildren,” Sociology Working Papers (April 2014). http://www.sociology.ox.ac.uk/working-papers/post- industrious-society-why-work-time-will-notdisappear-for-our- grandchildren.html。

[51] Richard Layard, Happiness (2005), p. 64. 还可参考：Don Peck, “How a New Jobless Era Will Transform America,” Atlantic (March 2010).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 archive/2010/03/how-a-new-jobless-era-willtransform- america/307919/。

[52] Juliet Schor, “The Triple Dividend,” in: Anna Coote and Jane Franklin (eds),Time on Our Side. Why We All Need a Shorter Workweek (2013), p. 14.

[53] Carl Honoré, In Praise of Slow (2004), Chapter 8.

[54] Schor,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p. 66.

[55] 请把培训费、退休计划、失业保险和医疗保健的成本计算在内（在美国尤其要考虑最后一项）。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时间成本”都提高了。请参考：Schor, “The Triple Dividend,” p.9。

[56] Nielsen Company, “Americans Watching More TV Than Ever.” http://www.nielsen.com/us/en/insights/news/2009/ americans-watching-more-tv-than-ever.html. See also: http: //www.statisticbrain.com/television-watching-statistics.

[57] Bertrand Russell, In Praise of Idleness (1935, 2004), p. 14.

第七章
为什么做银行家划不来

工作是某些人的避风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奥斯卡·王尔德

1968年2月2日凌晨，浓雾将市政厅公园（City Hall Park）包裹得严严实实。[1]7 000名情绪激动的纽约环卫工人挤在一起。工会发言人约翰·德勒里（John DeLury）从卡车的车顶向人群讲话。当他宣布市长已经拒绝再让步时，愤怒的人群就像炸开了锅一般。第一个臭鸡蛋从头顶飞了过去，德勒里意识到妥协已经结束。是时候采取非法的途径了，正是因为环卫工人的工作太重要了，所以才禁止他们走这条路。

是时候举行罢工了。

第二天，纽约市的垃圾无人清理。几乎全城的清洁工都待在家里。“我们从未有过声望，这个问题以前从未困扰过我，”一名清洁工对当地的报纸说，“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那些人将我们看得一文不值。”

两天后市长出来视察情况，发现城里的垃圾已经有膝盖那么高，并以每天1万吨的速度不断地增加。城市的街道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臭味，即使是最繁华的地区也可看到老鼠在窜来窜去。仅仅过了几天，这座全世界最具标志性的城市就开始呈现出贫民窟的迹象。纽约市政府随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上一次进入紧急状态还是1931年脊髓灰质炎流行那一次。

然而市长依然拒绝让步。他背后有当地媒体的支持，当地报纸将罢工者形容为贪婪的自恋者。一个星期后，现实才开始起作用：清洁工确实正在逐步取得胜利。“纽约在他们面前显得非常无助，”《纽约时报》的编辑绝望地声称，“这座最大的城市必须投降，否则将眼睁睁看着自己在秽物中沉沦。”罢工进行到第九天，当垃圾堆积到10万吨时，环卫工人终于获得了胜利。“纽约处理混乱的最新做法给我们的启示，”《纽约时报》后来写道，“罢工是值得的。”[2]

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致富

也许吧，但是并非每个行业都能如此。

例如，想象一下，华盛顿的10万名说客明天全部罢工。[3]或者曼哈顿的每个税务会计都决定待在家里。市长似乎不太可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事实上，这两种情况不太可能造成多大的损失。就拿社交媒体顾问、电话推销员和高频交易人来说吧，他们的罢工，可能新闻连提都不提。

但是环卫工人却不一样。不管你怎么看，他们做的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工作。一个严酷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做那种没有他们我们也可过得很好的工作。假如他们突然停止工作，世界不会因此变得更穷，更丑，或者更糟。想象一下那些圆滑的华尔街交易员，他们又以一笔退休金赚了大钱。想象一下那些狡猾的律师，他们能将一桩官司诉讼案拖到最后一天。或者想象一下那位才华横溢的广告文案工作者，他写出了年度最佳广告语，并将竞争对手挤出局。

这些工作并没有创造财富，大多数只是在转移财富。

当然，创造财富和转移财富之间并没有清楚的界线。许多职位两者兼而有之。不可否认，金融业可以增加我们的财富，并在此过程中使其他行业运转得更加顺利。银行有助于分散风险，并为人们想出一些聪明的点子。然而现在银行已经变得非常庞大，它们的大部分业务只是把财富倒来倒去，有时甚至将其摧毁。银行业的爆发式扩张并没有使馅饼变得更大，反而增加了其本身的份额。[4]

或者来看一看律师界的情况。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法律，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现在美国的人均律师数目是日本的17倍，那么是否意味着美国的法治程度就是日本的17倍呢？[5]或者美国人的受保护程度就是日本人的17倍呢？远非如此。一些律师事务所甚至经常购买产品专利，而自己并不打算生产，这么做纯粹是为了可以起诉他人侵犯了专利权。

奇怪的是，正是这些把钱倒来倒去的工作——几乎没有创造任何有形价值——却拿到了最高的薪水。这种情况真是迷人而反常。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所有那些繁荣的创造者——教师、警察、护士——领着很低的薪水，而那些毫不重要、多余甚至是有害的倒卖者却过得这么好？

假如无所事事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

也许历史可以帮我们解开这个难题。

直到几个世纪前，几乎所有人还都在田间地头劳作。他们使富裕的上流社会得以自由地四处游荡，依靠自己的私有财产生活，并发动战争——所有这些爱好都不会创造财富，最多只是转移财富，有时甚至是摧毁财富。任何一个出身名门的贵族都对这种生活方式引以为傲，世袭的权利使少数人得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腰包鼓鼓地过着舒适的日子。干活？那是农民的事。

在工业革命前的那段时间，农民如果罢工，整个经济将会瘫痪。今天所有的图表、图解和饼形图都表明一切已经发生了改变。农业作为经济的一部分，似乎已经被边缘化了。事实上，美国的金融业规模已是农业的7倍。

那么，是不是说，现在的农民如果罢工，对我们造成的麻烦将会小于银行家的集体抵制？（不，正好相反。）另外，近几十年不是农业产量激增吗？（没错。）那么，农民的收入是不是比以前增加了呢？（遗憾的是，并没有。）

你知道，在市场经济中，情况正好相反。供给越多，价格越低。问题难就难在这里。过去几十年间，食物的供给量急剧上升。2010年，美国奶牛的产奶量比1970年增加了一倍。[6]同样在这段时间，小麦的产量也增加了一倍，番茄的产量则增加了两倍。农业越是高产，我们就越不愿意为它掏钱。今天，我们餐桌上的食品已经变得非常便宜了。

这就是经济发展的全部。我们的农场和工厂越来越高效，然而它们在经济中占的份额却越来越小。而随着农业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其雇用的人也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却越来越多。不过，我们在咨询师、会计师、程序员、顾问、经纪人和律师这些新行业中找到工作之前，必须首先获得合适的证书。

这种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财富。

然而讽刺的是，一种人们不必向社会贡献任何有形价值便可挣到钱的制度也由此宣告产生。权且称它为发展的矛盾吧：在这片丰饶之地上，我们变得越来越富有和聪明，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一旦银行家罢工

“银行关门了。”

1970年5月4日，这条消息出现在了《爱尔兰独立报》（Irish Independent）上。经过旷日持久但却毫无结果的谈判之后，银行的工资依然无法跟上通胀的脚步，于是爱尔兰的银行雇员决定举行罢工。

一夜之间，这个国家85%的准备金被冻结了。种种迹象表明，罢工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于是爱尔兰全国的企业开始囤积现金。罢工进行到两周，《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的记者报道说，全国7 000名银行家已经有一半订了飞往伦敦的机票，准备去那里找其他的工作。

一开始，权威人士预测，爱尔兰的生活将陷于停顿。首先，现金的供应将枯竭，其次，贸易将停滞不前，最后，失业率将会大爆发。“想象一下，你身体里面的所有血管突然一下子都收缩断裂，”有位经济学家这么形容普遍的恐惧心理，“你可能开始明白经济学家眼中银行倒闭的情形。”[7]随着夏天的到来，爱尔兰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接着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或者更准确地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7月，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报道说，“现有的数据和趋势显示，罢工迄今为止并未对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几个月后，爱尔兰中央银行统计了最后的结余，并总结说：“在主要结算银行停止营业之后，爱尔兰经济继续运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仅如此，爱尔兰的经济一直在持续增长。

最后，罢工持续了整整6个月——为纽约环卫工人罢工时间的20倍。然而大洋彼岸的纽约仅仅过了6天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爱尔兰经历了6个月没有银行家的日子却依然非常强大。“那次银行罢工未能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的主要原因，”2013年一名爱尔兰记者回忆道，“是因为它没有给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8]

但是没有银行，他们怎么处理钱的事情？

有些事情非常简单：爱尔兰人开始发行自己的现金。银行关门后，他们和平时一样，继续向对方开具支票，唯一的区别就是无法再到银行兑现。相反，流动资产交易的另一方——爱尔兰酒馆——填补了这个空白。当时爱尔兰人依然一个星期至少3次到当地的酒馆喝酒，每个人——尤其是酒馆的服务员——心里都很清楚谁可以相信，谁不能相信。“这些零售点和酒馆的经理都很了解自己的客户，”经济学家安东尼·墨菲（Antoin Murphy）解释说，“毕竟，你卖酒卖了好多年，不可能对顾客的流动资产一点头绪也没有。”[9]

很快，人们便打造出一种极度分散的货币制度，制度的关键节点为这个国家的11 000家酒馆，潜在机制为基本信任。等到11月银行最终重新开业时，爱尔兰人已经不可思议地印了50亿英镑的自制货币。一些支票是企业开出的，其他的则胡乱地写在烟盒背面，甚至是写在草纸上。历史学家说，爱尔兰人没有银行还能这么有条不紊地生活，完全是拜社会凝聚力所赐。

那么，是否一点问题也没有呢？

不，当然有问题。举个例子，有个人赊账购买了一匹赛马，然后这匹马参加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就用赛马赢来的钱付清了欠款——本质上，这和借钱赌博没啥区别。[10]听起来跟现在银行的做法非常相似，只不过规模小一些。罢工期间，爱尔兰的企业很难筹措到资金，进行大笔的投资。事实上，人们开始自行办起了银行业务这件事显然说明，他们不能完全没有金融业。

然而他们即使没有也无妨的却是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一切的风险投机，那些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以及从纳税人口袋里掏出来的高额奖金。“也许，只是也许，”作家和经济学家乌麦尔·哈克（Umair Haque）推测，“人们对银行的需求，要小于银行对人的需求。”[11]

另一种形式的税收

这场罢工和两年前3 000英里外的另一场罢工真是天壤之别。纽约市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城市变成一个垃圾堆，而爱尔兰人却成了自己的银行家。仅仅过了6天纽约已经乱了阵脚，而爱尔兰过了6个月依然一切进展顺利。

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件事。未创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便能挣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天赋、野心和智慧。而金融界是聪明人汇聚的地方。“那些天才的大投机商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或者是比别人早一步看到，”经济学家罗杰·布特尔（Roger Bootle）解释说，“这是一种本领。有些人能够踮着脚尖，单腿站立，头上顶着一壶茶而不往外洒，这同样也是一种本领。”[12]

换句话说，那些很难做到的事，并不一定意味着很有价值。

近几十年，那些聪明人炮制了各种复杂的金融产品，不仅没能创造财富，反而还摧毁了财富。这些产品本质上是在向其他人收税。你认为那些定制的西服、宽敞的宅邸和豪华的游艇都是谁付的钱？假如银行家们自己没有产生潜在的价值，那么这些钱肯定来自别的地方——或者是来自其他人。进行重新分配财富之事的并非只有政府。金融界也在做这种事，只不过没有经过民主授权。

问题的关键在于财富可以集中在某个地方，但却并不意味着那里就是财富的诞生地。这对以前的封建领主来说是这样，对现在高盛（Goldman Sachs）的首席执行官来说也是这样。唯一的区别在于银行家偶尔会一时疏忽，把自己想象成一切财富的创造者。那些如寄生虫般生活并以此为荣的领主则没有这种幻想。

狗屁工作

难以想象，差别居然可以如此之大。

还记得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预测吗？他说到2030年我们所有人一周将只工作15个小时。[13]我们的繁荣将直达云霄，我们将用相当大一部分财富换取自己的闲暇时间。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比以前繁荣得多，但是并没有获得大量的自由时间。刚好相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卖力地工作。上一章我讲述了我们是如何用自己的自由时间为消费主义献祭的。凯恩斯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这幅拼图还有一块拼得不对。大多数人并没有参与五颜六色的苹果手机壳、含有植物萃取液的进口洗发香波，或者是“摩卡饼干屑星冰乐”的生产。我们对消费的依赖主要靠自动设备和第三世界的“工资奴隶”来实现。虽然过去几十年农业和制造业的产能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这些行业的就业率却在降低。那么，我们过度劳累的生活方式是否真的可以归结为失控的消费主义呢？

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人类学家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认为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几年前，他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认为罪魁祸首不是我们所买的东西，而是我们所做的工作。这篇文章的题目被巧妙地命名为“关于狗屁工作的现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14]

格雷伯分析，无数人毕生的工作时间都耗费在那些他们认为毫无意义的工作上，例如电话推销员、人事经理、媒体公关策略顾问、公关顾问，以及医院、大学和政府部门中的一大堆行政职位。格雷伯称这些为“狗屁工作”。连那些正在做的人也承认，本质上，这些工作毫无必要。

当我首次就此现象写了一篇文章时，引起了一小片的忏悔之声。“我本人希望能做些真正有用的事情，”一名股票交易员说，“但是我无法应付减薪。”他还说到他有个“同学，天赋极高，顶着物理学博士的光环”，研究方向是癌症检测技术，“挣得比我少多了，实在让人郁闷不已”。但是当然了，假如你的工作碰巧符合公众的重大利益，同时又需要大量的才智和毅力，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在挣大钱。

反之亦然。高薪工作的泛滥刚好与高等教育和教育产业的极大繁荣同时发生。这是巧合吗？请记住，未创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便能挣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新手，你必须记住一些冠冕堂皇而又毫无意义的行业术语。（为了在网络社会中集思广益，共同创造附加价值而参加跨部门对等战略会议时，这一点尤为重要。）收垃圾的工作几乎人人会做，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够胜任银行家这个职业。

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当奶牛的产奶量越来越高，自动设备生产的商品越来越多，人们便有更多的时间花在朋友、家人、社区工作、科学、艺术、体育等使人生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但是做乱七八糟事情的时间也多了起来。只要我们继续沉迷于工作、工作、再工作（即使有用活动被进一步自动化或者外包），多余工作的数量只会不断增加。就像过去30年发达国家的经理数量一直在增加，而我们却没有变得更富有一样。实际上正好相反，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经理越多，其生产力和创新能力则越低。[15]《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访问了12 000名专业人士，有一半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还有同样多的人无法理解自己企业的使命。[16]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高达37%的英国职场人士认为自己干的是狗屁工作。[17]

并非一切新兴的服务行业均毫无意义——远非如此。看看医疗保健、教育、消防和警察这些行业，你会发现很多人虽然薪水微薄，然而他们每天回家都在想，这个世界正在自己的努力下变得更好。“仿佛有人跟他们说，”格雷伯写道，“你们必须有份实际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只有这样你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获得中产阶级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是吗？”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尤为令人震惊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一种以效率和生产力等资本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制度之下。虽然政客们不停地强调必须缩小政府的规模，但是大部分人都对此保持沉默，而狗屁工作的数量则节节攀升。结果便是，一方面政府大力削减医疗保健、教育和基础建设等有用的工作岗位，导致失业；另一方面又向培训和监督等失业性行业投入数百万美元。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备受诟病。[18]

现代市场对实用性、质量和创新丝毫不感兴趣。真正起作用的是利润。有时杰出的贡献会由此产生，有时则不会。从电话推销员到税务咨询师，狗屁工作一个接一个出现的理论基础坚若磐石：你不必创造出什么东西就可以赚到大钱。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贫富不均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财富越是集中在上层，对公司律师、说客和高频交易员的需求就越大。毕竟需求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它是不断谈判的产物，由一个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所决定，当然，也由那些控制财政大权的人所决定。

也许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使我们明白为什么过去30年——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一个时期——创新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我们想要会飞的汽车，结果却得到了140个字节。”自称为硅谷脑力劳动者的彼得·蒂尔（Peter Thiel）嘲笑说。[19]如果说战后给我们带来了洗衣机、冰箱、航天飞机、避孕药等惊人的发明，那么近来只有我们前几年买的手机功能稍微得到提升而已。

事实上，不创新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想一想，由于成千上万的聪明人将时间浪费在那些结果只会带来灾祸的复杂的金融产品上，我们错过了多少发展的机会。他们将自己最好的年华用于不断地复制已有的药物，目的是制造出一种差别极小的新药，以保证可以在最聪明的律师的帮助下获得新的专利，从而使表现出色的公关部可以为一种并不那么新的药开展一场全新的营销活动。

想象一下，所有这些聪明才智不是用于转移财富，而是用于创造财富。谁知道呢，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喷气背包，建成了海底城市，或者已经攻克了癌症。

很久以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描绘过“虚假意识”对他那个时代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误导。恩格斯认为，19世纪的工人没有起来反抗地主和精英阶层，因为他们的世界观被宗教和民族自豪感所蒙蔽。也许今天的社会陷入了类似的困境，这一次只有位于金字塔顶端的人才能幸免。也许有些人已经被自己工资单上的那一串0、丰厚的奖金和轻松的退休计划给蒙蔽了。也许鼓鼓的钱包触发了类似的“虚假意识”：使你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有价值，因为挣这么多。

无论如何，事实并非必须如此。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税收，我们的大学全都可以进行改造，使真正的创新和创意获得回报。“我们不必耐心地等待文化变革缓慢地发生。”20多年前，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便如此说。[20]我们不必等到借钱赌博不再有利可图；不必等到环卫工人、警察和护士都领到体面的薪水；不必等到数学天才再一次梦想在火星上建立殖民地，而非成立自己的对冲基金。

我们可以向另一个世界迈出一小步，我们可以从税收开始，就像这类步骤经常做的那样。即使乌托邦也需要税收条款。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征收交易税来控制金融业。1970年，美国股票的平均持有期尚有5年；40年后，只剩下5天。[21]如果我们征收交易税——意味着你每次买卖股票都要交税——那些对社会几乎毫无贡献的高频交易员将无法再从金融资产的频繁倒卖中获利。事实上，我们将节省无谓的开支，避免为金融业推波助澜。以伦敦和纽约之间的光纤电缆为例，这条电缆铺设于2012年，目的是为了提高传输速度。电缆的造价为3亿美元。节省的时间为5.2毫秒整。

更重要的是，这些税可以使我们所有人变得更加富有。不仅每个人可以更加平等地分得一块蛋糕，整个蛋糕还会变得更大。然后那些匆忙到华尔街去的天才少年就可以回来，成为教师、发明家和工程师。

然而近几十年发生的事却正好与此相反。哈佛的一项研究表明，里根时代的减税政策引发了大规模的职业转变，这个国家的聪明人，从老师和工程师到银行家和会计师，纷纷转换职业。1970年时，仍有2倍的哈佛男性毕业生选择以研究金融业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20年后这个平衡被打破，有1.5倍的毕业生成了金融从业人员。

结果是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更穷。因为银行每挣1美元，经济链的其他地方就有大约60美分的东西被摧毁。相反，研究人员每挣1美元，就有至少5美元的价值——通常更多——回馈到经济中。[22]用哈佛的科学术语来讲，向高收入者征收更高的税将有助于“将那些从事负外部性职业的人才重新分配到产生正外部性的行业中去”。

用简单明了的话说就是：高税收将使更多的人从事有益的工作。

潮流观察家

如果对更好社会的探索应该始于某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教室。

虽然教育可能增加了狗屁工作，但同时也是实实在在的新繁荣产生的动力。如果你准备起草一份最有影响力的职业名单，教师很可能会排在最前面。这并非因为教师获得的各种报酬，例如金钱、权力和地位，而是因为教育塑造了某种更大的东西——人类历史的进程。

这可能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是请以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为例。连续40年担任全部25名孩子的首领，这名老师就影响了1 000个孩子的人生。而且，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正好发生在他们最具可塑性的时候。别忘了他们还是孩子。老师不仅赋予了他们面对未来的能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直接参与了那个未来的塑造。

如果有一个地方，我们的介入会给未来的社会带来红利，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教室。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所有关于教育的大讨论都是关于课时安排，关于讲课，关于教学法。一直以来教育都表现为适应环境的方法——帮你顺利地度过一生的润滑剂。在教育联盟的会议上，总是不断地有潮流观察家对未来和21世纪的基本技能做出预测，他们的时髦词语是“创意”“适应”“灵活”。

他们的焦点全都放在能力上，而不是价值上；放在教学法，而不是理想上；放在“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哪些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一切都围绕着一个问题转：今天的学生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在明天的就业市场上找到工作——2030年的就业市场？

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2030年，对良心平静的精明会计师的需求可能会很大。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卢森堡、荷兰和瑞士这些国家将成为更大的避税天堂，跨国公司能够更加有效地避税，而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将变得更加不利。假如教育的目的是随着这类潮流翻滚，而不是上去掀翻它们，那么利己主义肯定将成为21世纪的典型技能。并非因为法律、市场或者科技需要如此，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显然更喜欢挣钱。

相反，我们应该提出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2030年拥有怎样的知识和技能？然后，我们将重点放在引导和创造，而不是预测和适应。我们可以思考自己想如何谋生，而不是不知如何做才能靠这种或那种狗屁工作混口饭吃。没有一个潮流观察家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怎么可能回答？他们只会跟风，而不会制造潮流。潮流是什么，应该由我们来决定。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检查一下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个人理想。我们想要什么？举个例子，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给朋友，还是家人？志愿者工作？艺术？体育运动？未来的教育必须使我们做好进入就业市场的准备，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还要使我们做好生活的准备。我们想控制金融业吗？那么我们也许应该给初露头角的经济学家一些哲学和道德方面的引导。我们想在种族、性别和社会经济群体方面更加团结一致吗？那么从社会研究的课程开始吧。

如果按照我们的新理想重新调整教育的话，就业市场将会快乐地跟上。想象一下我们将在学校的课程中安排更多的艺术、历史和哲学课。可以肯定艺术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需求将会增加。就像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梦想的2030年一样。繁荣的不断增长——和工作自动化程度的不断增加——终将使我们“认为目的高于手段，并且偏爱好的东西，而不是有用的东西”。缩短工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可以整天无所事事，而是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那些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最后，决定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并不是市场和科技，而是社会。如果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世纪变得更加富有，那么就必须摆脱一切工作皆有意义的教条思想。而且，我们这么做时，还应该摒弃那种认为高工资是社会价值反映的错误观念。

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意识到，就创造价值而言，做银行家实在很不划算。

50年后的纽约市

罢工过去半个世纪，纽约市似乎吸取了教训。“每个纽约市民都想成为环卫工人。”最近一份报纸的大标题这么写道。如今，城市的清洁工有着令人眼红的薪水。连续干个5年，他们就可以把70 000美元薪水，还有加班费和津贴带回家。“他们使这个城市得以正常运转，”环卫局的发言人在文中解释说，“如果他们停止工作，无论时间多短，整个纽约市都将陷于停顿。”[23]

报纸还访问了一名纽约市的环卫工人。2006年，当时20岁的约瑟夫·勒曼（Joseph Lerman）接到了市政府的一个电话，说他可以到环卫局报到，成为一名环卫工人。“我感觉像中了头彩一样。”他说。现在，勒曼每天早上4点起床，拖运垃圾。他的工作是轮班制，每天上班长达12个小时。对纽约市民来说，他的工资高是可以理解的。“说实话，”这名城市发言人笑着说，“这些男人和女人头上的‘纽约英雄’的称号可不是无缘无故得来的。”

[1] 本文根据《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还原了这次罢工。

[2] ‘Fragrant Days in Fun City’, Time (2/16/1968).

[3] 尽管官方的资料显示，2014年华盛顿注册的说客只有12 281人，但是这很容易造成误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说客是在秘密活动。Lee Fang, “Where Have All the Lobbyists Gone?” Nation (February 19, 2014).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 shadow-lobbying-complex/。

[4] Jean-Louis Arcand, Enrico Berkes, and Ugo Panizza, “Too Much Finance?”IMF Working Paper (June 2012).

[5] Scott L. Cummings (ed.), The Paradox of Professionalism. Lawyer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Justice (2011), p. 71.

[6] Aalt Dijkhuizen, “Hoogproductieve en e ciënte landbouw: een duurzame greep!?” (March 2013). https://www.wageningenur .nl/upload_mm/a/3/9/351079e2-0a56-41 -8f9c- ece427a42d97_NVTL maart 2013.pdf.

[7] Umair Haque, “The Irish Banking Crisis: A Parabl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November 29, 2010).

[8] Ann Crotty, “How Irish pubs filled the banks’ role in 1970,” Business Report(September 18, 2013).

[9] Antoin Murphy, “Money in an Economy Without Banks ——The Case of Ireland,”Manchester School (March 1978), pp. 44–5.

[10] Donal Buckley, “How six-month bank strike rocked the nation,” Independent(December 29, 1999).

[11] Haque, “The Irish Banking Crisis: A Parable.”

[12] Roger Bootle, “Why the economy needs to stress creation over distribution,”Telegraph (October 17, 2009).

[13] John Maynard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1930),Essays in Persuasion. http://www.econ.yale.edu/smith/econ116a/keynes1.pdf.

[14] David Graeber, “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Strike! Magazine(August 17, 2013). http://www.strikemag.org/ bullshit-job.

[15] Alfred Kleinknecht, Ro Naastepad, and Servaas Storm, “Overdaad schaadt:meer management, minder productiviteitsgroei,” ESB (September 8, 2006).

[16] 请参考：Tony Schwartz and Christine Poratz, “Why You Hate Work,” New YorkTimes (May 30, 2014). http://www.nytimes .com/2014/06/01/opinion/sunday/why-you-hate-work.html? _r=1。

[17] Will Dahlgreen, “37% of British workers think their jobs are meaningless,”You Gov (August 12, 2015). https://yougov .co.uk/news/2015/08/12/british-jobsmeaningless.

[18] 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知道，对93个欧洲“就业市场活化”项目进行过大型的综合分析，至少一半没有发现负面影响。请参考：Fransden Butter and Emil Mihaylov, “Activerend arbeidsmarktbeleid is vaak niet effectief,” ESB (April 2008). http://personal.vu.nl/f.a.g.den .butter/activerendarbmarktbeleid2008.pdf。

[19] Peter Thiel, “What happened to the future?” Founders Fund. http://www.foundersfund.com/the-future.

[20] William Baumol,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pp. 893–920.

[21] Sam Ro, “Stock Market Investors Have Become Absurdly Impatient,” Business Insider (August 7, 2012). http://www .businessinsider.com/stock-investorholding-period-2012-8.

[22] Benjamin Lockwood, Charles Nathanson, and E. Glen Weyl, “Tax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http://papers.ssrn .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324424.

[23] Stijn Hustinx, “Iedereen in New York wil vuilnisman worden,” AlgemeenDagblad (November 12, 2014).

第八章
和机器赛跑

将来的目标是完全不用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玩了。

——亚瑟·C. 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1917—2008）

这并不是第一次。20世纪初，机器已经使历史悠久的职业变得过时。1901年英国仍有100多万这种职业，但是仅仅过了几十年，这些职业已经几乎消失殆尽。[1]机动车的出现一点点地蚕食着他们的收入，直到他们连糊口也成问题。

我说的，自然是马车。

随着自动驾驶机器人、阅读机器人、聊天机器人、写作机器人以及——最重要的是——计算机器人的飞速发展，丰饶之地的居民同样有理由为自己的工作担心。“作为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人类的作用注定将被削弱，”诺贝尔奖获得者瓦西里·列昂季耶夫（Wassily Leontief）1983年写道，“正如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最初被削弱，后来又被拖拉机所淘汰一样。”[2]

机器人已经成了拥护缩短工时和发放普遍基本工资的人手中最强有力的证据。事实上，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只有一种选择：结构性失业和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机器……是盗贼，它抢走了成千上万人的饭碗，”1830年，英国工匠威廉·利德比特（William Leadbeater）在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的一个会议上痛斥，“我们最后会发现，机器毁了这个国家。”[3]

毁灭从我们的工资开始。1969—2009年，美国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的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14%。[4]在德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大多数行业的工资也是多年停滞不前，虽然生产力一直在提高。其中的重要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劳动力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稀缺。科技的发展使丰饶之地的居民面临着与全球的亿万劳动者直接竞争的局面，他们同时也面临着与机器一较高下的局面。

显然，人不是马。你教会马做的事情非常有限。而人，却可以不断地学习和成长。因此，我们才会把更多的钱投入教育，并为知识经济鼓掌欢呼。

只是还有一个问题。即使那些获得过证书的人也无法不担心。威廉·利德比特是一名熟练的工人，直到1830年他的工作被一台机械织布机所取代。问题不在于他是个文盲，而在于突然之间他的技能变得多余。越来越多的人将会有这种经历。“最后，我想冒昧地说一句，机器将导致宇宙的毁灭。”威廉警告说。

欢迎和机器赛跑。

芯片和集装箱

1965年春，未来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技术人员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接到了来自《电子杂志》（Electronics Magazine）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他为杂志的35周年庆典写一篇关于未来电脑芯片的文章。当时，即使最好的样机也只有30条晶体管。晶体管是每台电脑的基本构件，当时的晶体管体积庞大，电脑的运行速度也非常慢。

于是摩尔开始收集数据，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1959年以来，每个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年都要翻一番。这自然引起了他的深思：照这样下去，结果将会怎么样？他意识到，到1975年，一块芯片上将有60 000条晶体管，这个巨大的数字令他感到坐立不安。不用过多久，电脑做起算术题来，也许将比大学里最聪明的数学家加起来还要厉害！[5]摩尔的论文题目基本表达了他的意思——“把更多的组件塞进集成电路”。这些塞满了的芯片将给我们带来“一系列奇迹，例如家用电脑”，以及“移动的通信设备”，甚至包括“汽车的自动控制装置”。

摩尔知道，自己是在瞎猜。但是40年后，任何人只要能找出那一期的《电子杂志》，就可获得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10 000美元的奖励。摩尔的瞎猜成了名垂青史的一条定律——准确地说，叫“摩尔定律”。

“有好几次，我以为我们已经走到底了，”2005年，与之同名的一本书中转述他的话说，“这个数字将会逐渐减少。”[6]然而事实上它并没有减少。到现在也没有。2013年，新推出的Xbox One游戏机依靠的是一块装有50亿根晶体管的芯片。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摩尔定律依然遥遥领先。[7]

让我们进到盒子里面看一下。

与20世纪50年代末晶体管成为信息的标准单位相类似的是，海运集装箱很早以前是运输的标准单位。[8]现在，一个长方形的铁盒子可能听起来不像芯片和电脑那么别出心裁，但是请想一下：在海运集装箱之前，需要将货物一件一件地装上轮船、火车或者卡车。所有这些装载、卸载和重新装载使旅途的每一程都可以增加好几天。

相比之下，你只需装卸集装箱一次。1956年4月，第一艘集装箱船从纽约启程，驶往休斯敦。58个集装箱卸到岸上只花了几个小时，一天后，这艘船又装满了货物往回跑。集装箱发明之前，轮船可能要在港口停留4～6天，占了整整一半的时间。几年后，这个数字降到只占10%。

图10 摩尔定律

1970—2008年计算机处理器中晶体管的数量

资料来源：Wikimedia Commons

芯片和集装箱的出现，使世界变小了，因为货物、服务和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绕着地球运行。[9]科技和全球化携手并进，而且速度越来越快。随后便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情。

劳动与资本

而根据教科书的说法，这种事情是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的。

早在1957年，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便概括了经济增长的6个著名“事实”。第一个是：“劳动和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率长时间保持不变。”这个常数就是，2/3的国民收入为劳动者的工资，1/3为资本所有者的工资——也就是说，那些拥有股票和机器的人。一代代年轻的经济学家被反复地灌输“资本与劳动之间比率恒定”的观点。

然而这个观点并不正确。

30年前情况已经慢慢开始起了变化，现在工业国家的财富只有58%成了人们的工资。听起来似乎差异很小，但是事实上却像地震的震级一样。这件事牵涉许多因素，其中包括工会的衰落、金融业的增长、资本税的降低，以及亚洲巨人的崛起。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科技的进步。[10]

就拿苹果手机来说吧。没有芯片和集装箱，这个技术奇迹肯定无法想象。苹果手机的零件来自美国、意大利、中国台湾和日本，在中国大陆组装而成，随后发往世界各地。或者拿一瓶普通的能多益（Nutella）巧克力酱为例。这个意大利品牌的工厂位于巴西、阿根廷、欧洲、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巧克力来自尼日利亚，棕榈油来自马来西亚，香草香精来自中国，蔗糖则来自巴西。

我们也许正生活于一个个人至上的时代，但是我们的社会却从未像现在这么互相依赖。

有个大问题：谁是其中的受益者？硅谷的创新引发了其他地方的大规模裁员。就拿亚马逊的网店来说吧。网上卖家的出现导致零售业丧失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早在19世纪末便注意到了这股力量：世界越小，获奖者就越少。马歇尔当时观察到，少数生产商垄断三角钢琴的情况正在减少。每铺设一条新路，每挖掘一条新运河，运输成本都会降低一分，这使得钢琴制造商出口货物变得越来越容易。在市场影响力和规模经济的双重作用下，那些大的生产商很快便超过了当地的小供应商。随着世界的进一步收缩，小联盟球员被彻底赶出了球场。

图11 能多益来自何方

资料来源：OECD

上述程序已经改变了体育、音乐和出版界的面貌，这些行业现在都有着类似的由少数重量级人物统治的情况。在芯片、集装箱和互联零售的时代，稍微比其他人好那么一点点，已经意味着你不仅打赢了一场战斗，你还赢得了整个战争。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赢者通吃的社会”。[11]从受到税务软件冲击的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到努力想击败大型网上商场的街角书店——一个又一个的行业巨头成长起来，虽然世界已经变得很小。

现在，几乎每个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都在迅速扩大。美国贫富之间的差距已经比古罗马还要严重——那是一种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经济。[12]在欧洲，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也变得越来也大。[13]即使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s Forum），这个由企业家、政治家和明星组成的团体，也认为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

的确，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1964年，美国最大的4家企业平均仍有43万名员工，而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只有原来的1/4，虽然企业的产值翻了一倍。[14]或者以命运悲惨的柯达为例，这家公司是数码相机的发明者，20世纪80年代末有14.5万名员工。2012年，柯达申请破产，而Instagram——一款当时可由13人在线共享照片的免费社交软件——则以1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脸书。

现实情况是成功的企业需要的人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当一家企业取得成功时，受益的人也越来越少。

知识工作的自动化

艾萨克·阿西莫夫早在1964年已经预测，“人类将……很大程度上成为机器操作员”。但是这么说有点过于乐观。现在，就连操作员的工作也受到了机器人的威胁。[15]经济学家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未来的工厂只有两名员工——一个人和一条狗。人的工作是喂狗，而狗的工作则是看着这个人，让他别碰那些机器。”[16]

现在，并非只有硅谷的潮流观察家和技术先知们对此忧心忡忡。牛津大学的学者估计，全美至少有47%，全欧洲至少有54%的工作面临着被机器取代的巨大危险。[17]这并不是100年后的事，而是未来20年即将发生的事情。“热心者和怀疑论者之间唯一真正的区别是时间，”纽约大学的一名教授说，“但是100年后，将没有人会关心时间的长短，而只关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18]

我承认，这些话我们以前都听过。200年来，雇员们一直在担心越来越猛烈的自动化浪潮，而雇主们也安慰了他们200年，告诉他们，新的工作自然会出现，取代他们的老岗位。毕竟，如果你看一眼1800年的美国，你会发现大约74%的人是农民，而到了1900年，这个数字降到了31%，到了2000年，更是降到了只剩3%。[19]然而这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失业潮。看一看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所写的关于“科技失业”的“新疾病”不久将出现在报纸头条的文章；1946年他去世时，一切都还很正常。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汽车工业经历了一系列的自动化浪潮，但是工资和工作机会都在稳步增长。196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过去10年新科技摧毁了1 30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同时也创造了2 000万个新工作。“比起害怕自动化，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是。”一名研究人员说。[20]

但那是1963年。

20世纪，生产力的增长和工作的增长可以说是齐头并进。人类和机器肩并肩地向前迈进。现在，就在我们进入新世纪的当儿，机器人突然加快了脚步。事情始于2000年前后，麻省理工学院的两名经济学家称之为“大分离”。“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悖论，”其中一名经济学家说，“生产力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发明创新的速度也从未这么快过，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中等收入却在降低，工作岗位也比以前少了。”[21]

图12 1947—2011年，美国的生产力和工作岗位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美国劳工统计局

今天的新工作大部分集中在金字塔的底部——超市、快餐连锁店，以及养老院。这些工作依然很安全。暂时如此。

当人类依然重要

100年前，计算者还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我没有开玩笑：当时“计算者”这个词只是一种工作的名称。计算者就是工人——多数为妇女，她们整天做些简单的算术题。不久她们的工作便被计算器代替了，这是第一个被自动计算机吞噬的工作，后面还有一长串。

1990年，技术先知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预测，到1998年，计算机甚至能够打败国际象棋大师。当然，他说错了。“深蓝”（Deep Blue）打败国际象棋的传奇人物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是在1997年。当时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是美国军方研制的红色ASCI，运算速度达到每秒1万亿次浮点运算。它的体积有一个网球场那么大，造价高达5 500万美元。16年后的2013年，市场上出现了一种轻易便可达到2万亿次浮点运算的超级计算机，而且造价非常便宜：它就是Play Station 4。

到了2011年，计算机甚至作为参赛者出现在了电视游戏节目上。那一年，两名问答游戏的高手肯·詹宁斯（Ken Jennings）和布拉德·鲁特（Brad Rutter）参加了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和超级计算机“华生”（Watson）一比高下。詹宁斯和鲁特已经累积了300万美元奖金，但是却败在了对手超级计算机的手下。“华生”全身上下填满了200万页信息，包括一部完整的维基百科，因此它给出的答案，比詹宁斯和鲁特加起来还要准确。“‘参加智力竞赛’可能是第一个因‘华生’的出现而变得多余的工作，”詹宁斯说，“但我相信它不会是最后一个。”[22]

新一代的机器人不仅帮我们做体力活，还代替我们思考。各位朋友，欢迎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他们已经这么称呼这个由芯片和算法组成的美丽新世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苏格兰发明家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65年瓦特在散步时，突然想出了一个提高蒸汽机效率的方法。那天是星期天，虔诚的瓦特必须再等一天才能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但是到1776年，他已经造出了一台机器，只需60分钟便可将60英尺的水抽出矿井。[23]

在那个几乎到处都是贫穷、饥饿、肮脏、恐惧、愚蠢、病态且丑陋的年代，技术发展开始沿着曲线向前推进。更确切地说，是以接近90度的角度急速上升。1800年，水力为英国提供的能源，依然是蒸汽动力的3倍，然而70年后，英国蒸汽机产生的动力，已经和4 000万个成年人产生的人力差不多。[24]机器动力开始大规模取代人力。

两个世纪过去了，现在轮到我们的脑子了，而且也是时候了。“计算机时代的影响无处不在，除了生产力统计数据。”1987年，经济学家鲍勃·索洛（Bob Solow）说。计算机已经可以把一些活干得非常漂亮，但是它们对经济的影响却微乎其微。计算机和蒸汽机一样，也需要时间收集蒸汽。或者我们将它和电力做比较：所有重要的技术革新均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但是直到1920年前后，大多数工厂才真正改用电力。[25]

现在，芯片正在做着十年前仍被认为不可能的事。2004年，两位杰出的科学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非常耐人寻味——“为什么人类依然重要”。[26]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开车这种事是不可能由机器代劳的。6年后，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已经行驶了100万英里。

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相信，到2029年，计算机将和人一样聪明。到2045年，它们可能比所有的人脑加起来还要聪明10亿倍。在技术先知看来，机器计算能力的指数式增长根本就没有限制。当然，库兹韦尔既是天才，又是疯子。必须铭记的是，计算能力和智力并不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依然不顾自身的危险，忽视了他的预测。毕竟，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低估指数式增长的力量。

这一次情况有变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未来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新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想做这些新工作吗？

当然，谷歌这类企业的员工会被照顾得很好，他们吃美食，每天接收最新的消息，还拿着丰厚的薪水。但是要在硅谷找到工作，你需要有过人的才能、伟大的抱负，还有运气。这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或者说，是差距越来越大的“差劲工作”和“高尚工作”的其中一个方面。尽管高技术性工作和非技术性工作的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但是一般技术性工作的数量正在减少。[27]虽然缓慢但是毫无疑问，现代民主的基石——中产阶级，正在走向崩溃。美国走在这一进程的最前面，其他的发达国家也没有落后多少。[28]

一些现代丰饶之地的居民发现自己甚至完全退出了赛场，不管他们的身子骨还有多硬朗，还多么热切地想撸起袖子使劲干。他们和20世纪之交的英国驮马一样，工资再低也没有雇主愿意雇用他们。亚洲人、非洲人，或者机器的价格总是比他们更便宜。虽然将工作廉价地外包给亚洲和非洲依然能带来不少效益，[29]但是此时那些国家的工资和技术也开始迎头赶上，有朝一日连那里也会被机器人占据。到头来，外包只是个开始而已。最后，连越南和孟加拉国的血汗工厂也将实现自动化。[30]

机器不会生病，不用休息，也从来不会抱怨，但是如果因为它们，许多人最终不得不接受低工资且没有前途的工作时，那么我们就是在自讨苦吃。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预测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非常危险的“不稳定阶级”——一个人数不断增加，收入低下，靠打零工为生，没有政治话语权的群体。他们的故事听起来和威廉·里德比特当年的挫折诡异地相似。这名曾经担心机器会毁了自己国家——或者说宇宙的英国工匠，正是这个危险阶级的一分子，也是一场奠定资本主义基础的运动的参与者。

认识一下卢德分子（Luddites）吧。

劳福德工厂之战

1812年4月11日——在英国曼彻斯特和利兹之间，哈德斯菲尔德附近一块黑暗的土地上，聚集着一两百个蒙面之徒。他们聚集在一根名为“沉默尖塔”的石柱子周围，手里拿着锤子、斧头和手枪，武装到了牙齿。

他们的领导是一名很有魅力的年轻佃农，名为乔治·梅勒（George Mellor）。他将那把从俄国弄来的长枪举得高高的，以便所有人都看见。他们的目标是劳福德工厂，这家工厂的主人是名叫威廉·卡特莱特（William Cartwright）人。卡特莱特是一名富有的商人，他刚刚引进了一台新型的水力织布机，可以取代4名熟练织工。从那时起，失业潮便在约克郡这些自称“卢德分子”的人当中爆发了。

但是卡特莱特暗中听到了风声。他叫来了军队，埋伏好，等着梅勒他们。双方交火20分钟，梅勒打了140发子弹，后来又死了两个人，梅勒一方被迫撤退。从方圆4英里内留下的血迹来看，有几十个人中了枪。

过了两个星期，因劳福德工厂遇袭而暴跳如雷的工厂主威廉·霍斯福尔（William Horsfall）正骑马准备从哈德菲尔德到附近一个叫马斯登（Masden）的村庄去，他一边骑一边发誓，自己不久将“在卢德分子的血泊中跨上马鞍”。他不知道包括梅勒在内的4名卢德分子正在等着他。霍斯福尔不到中午就死了，一管俄制手枪射出的子弹击中了他。

接下来几个月，整个约克郡都沸腾起来。由精力充沛的地方法官约瑟夫·拉德克利夫（Joseph Radcliff）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受命调查劳福德工厂之战和威廉·霍斯福尔的死因。不久，负责引诱霍斯福尔落入圈套的本杰明·沃克（Benjamin Walker）便向拉德克利夫投案自首，希望能减轻自己的罪行，并获得政府所承诺的2 000英镑赏金。沃克供出了同伙威廉·索普（William Thorpe）、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和他们的领导乔治·梅勒。

没过多久，这三个人就都上了绞刑架。

站在正义一方的卢德分子

“没有一个罪犯流泪。”第二天，《利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报道。梅勒祈祷上帝原谅自己的罪行，但是并没有提到自己作为一名卢德分子的所作所为。叛徒沃克被免于绞刑，但是没有拿到赏金。据说他最后穷困潦倒地死在伦敦街头。

200年后，劳福德工厂早就不在了，但是附近仍有一家制绳厂，厂里的工人们喜欢讲述卢德分子的鬼魂夜里在田野游荡的故事。[31]他们说得没错；时至今日，卢德主义的幽灵依然萦绕在我们心头。那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中部和北部的纺织工人举行起义，他们以行动的神秘领导人内德·卢德（Ned Ludd）的名字为自己命名，据说卢德1779年一怒之下曾砸毁了两台织布机。由于工会被取缔，卢德分子选择了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的“暴力式谈判”。激进分子从一个工厂转战另一个工厂，所过之处只留下一片废墟。

当然，工匠威廉·里德比特说机器将会“毁灭宇宙”时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卢德分子并非杞人忧天。他们的工资直线下降，他们的工作不见了，就像尘土被风吹走了一样。“那些失业的人靠什么养家？”18世纪末利兹的织布工感到大惑不解，“有人说，去学点其他的手艺。假设我们照做了，那么在我们完成这个艰辛的任务期间，谁来赡养我们的家人？而学成之后，我们又怎么知道自己的痛苦会有所好转呢？因为……可能会有另一台机器出现，这台机器可能会连这种工作也夺走。”[32]

1811年，卢德分子的起义达到高潮，但是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100多人被绞死。他们曾向机器宣战，然而获胜的却是机器。结果，这个插曲被普遍认为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小问题。毕竟，机器最终创造了这么多的新工作，甚至在20世纪人口大爆炸之后，依然有足够的工作。激进的自由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说：“对于我们所属的大家庭而言，每一台节约劳力的机器都是上天的恩赐。”[33]

它们确实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事实上，“机器人”（robot）这个词来源于捷克语robota，意思是“辛苦的工作”。人类创造机器人，正是为了让它们做那些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机器必须在煤矿里为我们干活。”1890年，奥斯卡·王尔德热情地说，机器应该“为蒸汽机加煤，清扫街道，在雨天送信，做一切单调或令人苦恼的事情”。王尔德认为，古希腊人已经知道一个不幸的真理：奴隶制是文明的先决条件。“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机器奴隶制，或者说取决于对机器的奴役。”[34]

然而，还有一样东西对世界的未来同样重要，那就是再分配机制。我们必须想出一个制度，以保证每个人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受益者，失败者和优胜者一样能够得到补偿。200年来，这个制度就是劳动力市场，它不断地制造出新工作，并以此来分配进步的果实。但这种做法还要持续多久？如果卢德分子的担忧虽不成熟，结果却被他们不幸言中怎么办？如果归根到底，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注定将在这场与机器的竞争中败北，那该怎么办？

我们能够做什么？

补救的方法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们能做得并不多。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贫富差距将继续扩大，那些没有掌握一门机器无法学会的技能的人，都将被淘汰出局。“让高收入者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过得更舒服，是未来就业增加的主要来源。”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or Cowen）写道。[35]虽然下层阶级也许有机会获得像便宜的太阳能和免费的无线局域网（Wi-Fi）等便利设施，但是他们和超级富豪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除此之外，那些富有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将继续抱成一团，尽管周边的乡镇日渐凋敝。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在欧洲发生了，西班牙的技术人才在阿姆斯特丹比在马德里更容易找到工作，而希腊的工程师正举家迁往斯图加特和慕尼黑这些城市。那些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正在搬迁，从而与其他同样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住得更近。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根据拥有四年制大学本科文凭的居民比例）只比最低的城市高出16个百分点。而现在，这个差距已经翻了一倍。[36]如果说过去的人看人喜欢看门第和家世，那么现在就是看挂在墙上的那些证书了。只要机器上不了大学，文凭带来的报酬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因此，我们的一般反应都是呼吁更多的资金用于教育，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并没有跑赢机器，而是在尽力追赶它的步伐。别忘了，正是因为对学校和大学的大量投入，我们才能够适应19和20世纪的技术海啸。但是话说回来，要提高一国农民的收入并不太难——只需教会他们读写和算术这些基本的技能。但是，让我们自己的孩子准备好迎接新世纪则要困难得多，更遑论高昂的成本了。所有那些低垂的果实都已经被摘走了。

或许，我们可以向荷兰的国际象棋大师扬·海恩·唐纳（Jan Hein Donner）学习。当被问到有朝一日和机器人比赛他会怎么做时，唐纳不假思索地说，“我会带上一把锤子”。这么做是在仿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II，1768—1835）等人，这名皇帝曾经拒绝建造工厂和铁路。“不，不，这些东西与我无关，”他说，“以免革命乘机进入我国。”[37]他的抵制意味着，直到19世纪过了很久，奥地利境内跑的还是马拉火车。

那些想继续采摘进步果实的人必须想出一个更加彻底的解决方法。就像我们通过一场教育革命和福利适应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第二次工业革命也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类似于缩短工时和实现普遍基本收入这样的措施。

资本主义的未来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想象未来社会我们存在的第一要义不是有偿劳动，依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无法想象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只是证明了我们的想象力多么贫乏而已，并不能作为不会改变的证据。20世纪50年代，我们无法想象冰箱、真空吸尘器，尤其是洗衣机的出现，会使无数的妇女踏上工作岗位，但是它们做到了。

然而，决定历史进程的并不是科技本身。最终决定如何塑造自己命运的是我们人类。美国正在形成的极端不平等并不是我们的唯一选择。我们的另一个选择，是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摒弃那种你必须为了生计而工作的教条。我们的社会越是富有，劳动力市场分配成功果实的效率就越低。如果我们想守住科技的成果，最终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重新分配，大规模重新分配。

重新分配金钱（基本收入）、时间（缩短工时）、税收（对资本而不是劳动力），当然还有机器人。早在19世纪，奥斯卡·王尔德就盼着有一天每个人都能从“全民财产”——智能机器上受益。[38]科技的进步可以使一个社会总体上更加繁荣，但是却没有一条经济法规定人人都会因此得益。

不久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观点便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皮凯蒂认为，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目前的路子走下去，不久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回到了镀金时代[39]的食利社会。那些拥有资产（股票、房子、机器）的人将比单靠双手劳作的人过上更高水平的生活。几百年来资本的回报率为4%~5%，而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则在2%以下，远远落后于资本的回报率。除非再次出现强劲而具有包容性增长（相当不可能），调高对资本的征税（同样不太可能），或者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希望这不会发生），否则贫富差距可能再次发展到可怕的地步。

所有的标准选择——接收更多的教育，制定更多的法规，节衣缩食——都将是杯水车薪。最终，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对全世界的财富征收累进税，皮凯蒂教授说，虽然他承认这只是一个“有效的乌托邦”。可是，未来并非一成不变的。综观人类历史，平等的进程总是充满了政治的意味。如果共同进步的规律无法自动实现，那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我们将其定为法律。事实上，这类法律的缺失极有可能危及自由市场本身。“我们必须将资本主义从资本家手里解救出来。”皮凯蒂总结道。[40]

20世纪60年代的一则逸事巧妙地概括了这个悖论。亨利·福特的孙子陪同工会主席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参观公司的自动化新工厂时，开玩笑地问对方：“沃尔特，你打算用什么方法让那些机器人付给你工会会费？”鲁瑟不假思索地回答：“亨利，你打算用什么方法让他们买你的汽车呢？”

[1] 马的种类报告见：Agricultural Census, A Vision of Britain through Time. http://www.visionofbritain.org.uk/unit/10001043/cube/AGCEN_HORSES_1900。

[2] 引述见：Erik Brynjolfsson and Andrew McAfee, The Second Machine Age(2014), p. 175。

[3] 引述见：Leeds Mercury (March 13, 1830)。

[4] Michael Greenstone and Adam Looney, “Trends,” Milken Institute Review (Fall 2011). http://www.milkeninstitute.org/publications/review/2011_7/08-16MR51.pdf.

[5] Gordon Moore, “Cramming more components onto integrated circuits,”Electronics Magazine (April 19, 1965). http://web.eng.u.edu/npala/eee6397ex/Gordon_Moore_1965_Article.pdf.

[6] Intel, “Excerpts from a Conversation with Gordon Moore: Moore ’s Law”(2005). http://large.stanford.edu/courses/2012/ ph250/lee1/docs/Excepts_A_Conversation_with_Gordon_ Moore.pdf.

[7] 1965年，摩尔仍然认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会每12个月增加一倍。1970年他将这个时间调整为24个月。现在，大家公认的数字是18个月。

[8] Arthur Donovan and Joseph Bonner, The Box That Changed the World: FiftyYears of Container Shipping (2006).

[9] 《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使我想到芯片和集装箱几乎同时问世。当然，全球化和科技的进步密不可分，全球化正是在科技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请参考：Charles Davi, “The Mystery of 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American Worker,” Atlantic (February 11, 2013). http://www .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3/02/the-mystery-of-the- incredible-shrinking-americanworker/273033/。

[1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80%的原因在于科技（主要是信息和通信技术）进步。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这种趋势同样非常明显，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力的比重同样在下降。还可参考：Loukas Karabarbounis and Brent Neiman,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February 2014). http://qje.oxfordjournals.org/content/129/1/61.abstract。

[11] Robert H. Frank and Philip J. Cook,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Why the Fewat the Top Get So Much More Than the Rest of Us (1996).

[12] Walter Scheidel and Steven J. Friesen, “The Size of the Econom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the Roman Empir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November 2009). http://journals.cambridge. org/action/displayAbstract?fromPa ge=online&aid=7246320& leId=S0075435800000071.

[13] Kaja Bonesmo Fredriksen,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OECD Working Papers (April 16, 2012). http:// search.oecd.org/o cialdocuments/displaydocument- pdf/?cote=eco/wkp(2012)29&docLanguage=En.

[14] Derek Thompson, “This Is What the Post-Employee Economy Looks Like,”Atlantic (April 20, 2011). http://www.theatlantic. com/business/archive/2011/04/this-is-what-the-post-employee- economy-looks-like/237589/.

[15] 以放射性专家为例：经过十多年的训练，他们成了周围收入最高的一群医务工作者——但是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几年呢？他们可能很快就得面对高科技扫描仪，后者能更加出色地完成任务，而且成本只有原来的1%。那些原来必须由身价不菲的法学家翻阅成堆的法律文件才能做的研究，现在可以轻松地由电脑完成，完全没有头疼或者视力疲劳的干扰。一家大型的化学公司最近公开了自己公司的法律人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使用的软件，发现准确率只有60%。“想想看我们花了多少冤枉钱，效果却没有比抛硬币好多少。”一名前律师回忆说。请参考：John Marko , “Armies of Expensive Lawyers, Replaced by Cheaper Software,” New York Times (March 4,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3/05/ science/05legal.html。

[16] Warren G. Bennis首先提出了这一观点。引文见: Mark Fisher, The Millionaire’sBook of Quotations (1991), p. 15。

[17] Carl Benedikt Frey and Michael A. Osborne,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Oxford Martin School (September 17, 2013). http://www .oxfordmartin.ox.ac.uk/downloads/academic/The_Future_of_ Employment.pdf. For the calculation for Europe, see: http:// www.bruegel.org/nc/blog/detail/article/1399-chart-of-the- week-54-percent-of-eu-jobs-atriskof-computerisation.

[18] Gary Marcus, “Why We Should Think About the Threa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Yorker (October 24, 2013). http:// www.newyorker.com/online/blogs/elements/2013/10/why- we-should-think-about-the-threat-of-arti cial-intelligence.html.

[19] Susan B. Carter, “Labor Force for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Millennial Edition” (September 2003). http:// economics.ucr.edu/papers/papers04/04-03.pdf.

[20] Yale Brozen, “Automation: The Retreating Catastrophe,” Left & Right(September 1966). https://mises.org/library/automation- retreating-catastrophe.

[21] David Rotman, “How Technology Is Destroying Jobs,” MIT Technology Review(June 12, 2013). http://www.technology review.com/featuredstory/515926/howtechnology-is- destroying-jobs.

[22] 引述见：Brynjolfsson and McAfee, The Second Machine Age, p. 27。

[23] Ian Morris,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2010), p. 495.

[24] Ian Morris,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2010)，p. 497。

[25] Diane Coyle, 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 (2014), p. 79.

[26] Frank Levy and Richard Murnane, The New Division of Labor (2004).

[27] 有迹象显示，自从2000年以来，即使高技术性工作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此那些高技能人才常常跟一般的技术性人才抢饭碗。员工资历过高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请参考：Paul Beaudry, David A. Green, and Ben Sand,“The Great Reversal in the Demand for Skill and Cognitive Task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2013). http://www.economics.ubc.ca/files/2013/05/pdf_paper_paul- beaudry-great-reversal.pdf。

[28] Bas ter Weel, “Banen in het midden onder druk,” CPB 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Policy Brief (June 2012). http://www.cpb.nl/sites/default/ les/publicaties/ download/cpb-policy-brief-2012-06-loonongelijkheidnederland-stijgt.pdf.

[29] 全球化甚至可能阻碍了技术进步。毕竟，目前我们的衣服并不是由机械臂或者智能机器人所制造，而是由越南和中国儿童柔弱的手指缝制而成。这也是我们依然在期待20世纪的许多科技梦想能够实现的原因。请参考：David Graeber, “Of Flying Cars and the Declining Rate of Profit,” The Baffle(2012)。

[30] Andrew McAfee, “Even Sweatshops Are Getting Automated. So What’s Left?”(May 22, 2014). http://andrewmcafee. org/2014/05/mcafee-nike-automationlabor-technology- globalization/.

[31] Steven E. Jones, Against Technology. From the Luddites to Neo-Luddism (2006),Chapter 2.

[32] “Leeds Woollen Workers Petition, 1786,” Modern History Sourcebook.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mod/1786 machines.asp.

[33] 引述见：Robert Skidelsky, “Death to Machines?” Project Syndicate (February 21, 2014). http://www.project-syndicate. org/commentary/robert-skidelskyrevisits-the-luddites-- claim-that-automation-depresses-real-wages。

[34] Oscar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1891).

[35] Tyler Cowen, Average Is Over. Powering America Beyond the Age of the Great Stagnation (2013), p. 23.

[36] Tyler Cowen, Average Is Over. Powering America Beyond the Age of the Great Stagnation (2013)，p. 172。

[37] 引述见：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2012), p. 226。

[38] Oscar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1891).

[39] 镀金时代（Gilded Age），时间大概在1877—1893年，是美国经济突飞猛进、财富迅速积累的一个时期。——译者注

[40] Thomas Piketty, “Save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by taxing wealth,” Financial Times (March 28, 2014). http://www.ft.com/ intl/cms/s/0/decdd76e-b50e-11e3-a746-00144feabdc0.html- axzz44qTtjlZN.

第九章
丰饶之地的大门背后

未来已经在此——

只是分配尚不平均。

——威廉·吉布森
（William Gibson，1948— ）

然后是那种挥之不去的内疚感。

我们在丰饶之地上讨论着陈腐的乌托邦，讨论着白给的钱和15小时工作制时，有几亿人仍然每天只能靠1美元生存。难道我们不该着手解决这个我们时代最大的难题——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享受到丰饶之地的快乐吗？

其实，我们已经试了。西方世界每年要花1 348亿美元用于援助外国的发展上面，平均下来一个月要花112亿美元，一秒钟要花4 274美元。[1]过去50年，这个数字已经累计将近5万亿美元。[2]听起来很多是不是？事实上，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花的钱差不多也是这个数。[3]而且不要忘了，发达国家在援助外国的同时，每年要花两倍的钱用于国内的农业补贴。[4]但是，这笔钱确实不少。坦白地说，5万亿美元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做有用吗？

这就是问题的微妙之处。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只有一个：没有人知道。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根本不知道。相对来说，20世纪70年代是人道主义援助的鼎盛时期。话说回来，那时非洲的情况已经到了非常恐怖的地步。现在我们减少了援助，情况慢慢好转起来。这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系吗？谁知道呢？没有“拯救生命”义演活动[5]和波诺[6]，情况也许比现在还要糟糕100倍，也许不会。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西方国家的所有援助有85%被挪作他用。[7]

那么这么做是否一点用处也没有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自然是经济模型告诉我们的，在纯粹理性这一假设下人类的行为。回顾性调查告诉我们，一座学校、一个乡村或者一个国家得了一大笔钱之后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案例分析向我们讲述了援助是否有效果的感人或者揪心的故事。我们还有直觉。许许多多的直觉。

说着很重法国口音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埃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则将一切有关援助发展的研究比拟为中世纪的放血疗法。[8]这种一度非常流行的治疗方法需要将水蛭放在病人的血管上，从而达到平衡病人体液的目的。如果病人恢复了健康，医生便会沾沾自喜。如果病人死了，则显然是上帝的旨意。虽然当时的医生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放血疗法夺去了数百万人的性命。即使到了亚历山德罗·伏特（Alessandro Volta）发明电池的1799年，为了治疗咽喉炎，乔治·华盛顿总统还是被放了几品脱[9]的血。两天后他就死了。

换句话说，放血是一种比疾病本身还要危险的治疗方法。问题是，这个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援助？杜芙若教授认为，这两种疗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基本的科学证据。

2003年，杜芙若帮助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贫困行动实验室”（Poverty Action Lab）。现在这个实验室一共有150名研究人员，已经在56个国家开展了500多个研究项目。他们的工作完全颠覆了发展援助领域原有的观点。

以前有过一个控制组

我们的故事始于公元前7世纪的以色列，当时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刚刚征服了耶路撒冷，他下令太监头儿将几名以色列贵族押送到宫里来。其中就有以爱国著称的但以理（Daniel）。即将抵达宫殿时，但以理要求太监头儿同意他不吃“国王赏赐的食物”，不喝“国王赏赐的酒”，因为他和同伴有自己的宗教饮食。太监很吃惊地反对了。“我很怕我的主人国王，”他说，“他已经决定了你应该吃什么和喝什么。如果国王发现你的气色比其他的同龄人差，他会杀了我的。”

于是但以理想出了一个计谋。“请在你的仆人身上试验10天：只给我们提供蔬菜和水。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那些吃国王御赐食物的年轻人相比有什么区别，根据我们的面貌再来做决定吧。”巴比伦人同意了。10天后，但以理和同伴们看起来比其他的侍从“更健康，气色也更好”，从那时起，再也没有人强迫他们吃王室的珍馐了，而是只给他们吃蔬菜。证明完毕。

这是第一次有记录的比较实验，实验检验了一个假设是否成立，并使用了一个控制组。几百年后，这些事件将被写进史上最畅销的一本书《圣经》并变得不朽（请参考《圣经·但以理书》1:1—16）。但是还要再过几百年，这种比较研究才会成为科学的黄金准则。今天，我们称之为随机对照试验，或者是RCT。如果你是一名医学研究人员，你的做法会是这样：用摇号的方式将有同样健康问题的一群人分成两组。一组吃你想试验的那种药物，另一组只吃安慰剂。[10]

说到放血疗法，1836年法国医生皮埃尔·路易（Pierre Louis）公布了第一个比较实验，他为一些肺炎患者放了几品脱血，而其他的肺炎患者则一连几天不给他们放水蛭。第一组有44%的人死亡；第二组有25%的人死亡。[11]本质上，路易医生做的是有史以来第一例临床试验，看起来放血疗法的风险相当大。

奇怪的是，直到1998年才进行了第一个对外发展援助的随机对照试验。直到路易医生将放血疗法扫进历史的垃圾桶150多年后，才有一个名叫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的年轻美国教授领悟到，应该在肯尼亚小学生身上检验免费教科书的效果。人们认为免费的教科书有助于减少逃课和提高考试分数——至少理论上如此。大量的学术文献已经说了很多，而就在几年前（1991年），世界银行也积极地建议进行免费教科书的发放计划。[12]

有个小问题。那些早期的研究都没有检查过其他变量。

克雷默投身于这个课题的研究。他与一个人道组织联合，挑选了50所学校，其中25所得到了免费的教科书，另外25所则什么也没有拿到。在一个通信基础设施落后，道路非常糟糕，饥饿每天都在发生的国家进行随机对照试验，困难可想而知，但是4年后，数据出来了。

免费教科书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考分也没有提高。[13]

克雷默的实验是里程碑式的。从那以后，一种真正的随机化产业便在对外援助的周围发展起来，在这些有着巧妙昵称的“随机试验者”（randomistas）的引导下。这些研究人员受够了直觉、第六感以及象牙塔里的学者思想上对非洲等地苦难人民的争论。随机试验者要的是数字——无可辩驳的数据，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些援助有用，哪些没用。

随机试验者的领导是谁？她是一名教授，身材娇小玲珑，并且说话带有浓重的法国口音。

一大笔钱和一个好的计划

不久前我还是一名学习发展援助的大学生。我们的指定阅读材料包括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的书，两人都是这一领域的主要思想家。2005年，萨克斯出版了一本名为《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流行歌星波诺为其作序）的书，这名美国教授在书中提出，可以在2025年之前消除极端贫困。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大笔钱和一个好的计划。请注意，这是他的计划。

伊斯特利在回应中抨击了萨克斯的观点，他指责萨克斯的想法不切实际，且具有浓浓的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救世主情结，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由内而外地发生改变——也就是说，通过地方民主以及，更重要的是，市场来实现。伊斯特利认为，“最好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

我在检查以前的课堂笔记时，没有看到埃丝特·杜芙若的名字。我对此并不感到特别意外，因为她很好地避开了萨克斯和伊斯特利那种极度夸张的学者姿态。她的心愿，简而言之，就是“剔除做决策时的臆测因素”。[14]

就拿疟疾来说吧。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这种疾病，而通过制造、运输、分发并教会人们使用10美元一顶的蚊帐，便可以很好地预防这种疾病。2007年，萨克斯在一篇题为“10美元的解决方案”（“The $10 Solution”）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应该派大批的红十字会志愿者到遍布非洲的几万个村庄去，一边分发蚊帐，一边教他们使用。”

在伊斯特利看来，这一切的结果非常明显。萨克斯和他的好友波诺将会组织一场慈善音乐会，筹集几百万美元的资金，然后将几千顶蚊帐送到非洲去。当地卖纱网的零售商立刻就会歇业，多余的蚊帐很快会被充分利用，做成渔具或者婚纱。“救世主萨克斯”（Sachs the Redeemer）的活动结束几年后，赠送的蚊帐开始变得破烂不堪，而死于疟疾的儿童人数将比以前还要高。

听起有几分道理，是吗？那当然。

但是埃丝特·杜芙若对贩卖理论和听起来颇有道理的东西不感兴趣。如果你想知道分发蚊帐和贩卖蚊帐哪种方法更好，你可以坐在扶手椅上推理，直到筋疲力尽……也可以到外面去做研究。剑桥大学的两名学者就决定这么做。他们在肯尼亚做了一个随机对照试验，其中一组拿到了免费的蚊帐，另一组只拿到一张折扣券。一旦人们必须自己掏钱买蚊帐，销量就降下来了；每顶3美元的蚊帐，只有不到20%的人购买。相反，第一组的几乎所有人都领了免费的蚊帐。更重要的是，无论蚊帐是否免费，90%的时间里蚊帐并没有被挪作他用。[15]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一年后，参加实验的人可以花2美元再买一顶蚊帐。任何读过伊斯特利著作的人都会认为，曾得到过“免费”蚊帐的那一组现在会不想掏钱，因为他们已经被宠坏了。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虽然不幸的是，还缺乏某种关键的东西：证据。事实证明，那些得到过免费蚊帐的人购买新蚊帐的可能性，是第一轮中花3美元买蚊帐的人的两倍。

“人们并不习惯接受施舍，”杜芙若简洁地指出，“他们习惯了使用蚊帐。”

这是一个神奇的方法吗？

对经济学来说，这不啻一个全新的方法。随机试验者不考虑模型。他们不相信人类是理性的行为人。相反，他们认为我们是一种喜欢想入非非的生物，有时愚蠢，有时精明；偶尔会害怕，无私或以自我为中心。而且这种方法似乎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那么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弄清楚这个问题？

怎么说呢，有几个原因。在贫困国家开展随机对照试验非常困难，既昂贵又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当地的组织通常不太愿意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担心结果将证明他们的工作无效。就拿小额贷款来说吧。发展援助的潮流变来变去，从“善政”到“教育”到21世纪初命运多舛的“小额贷款”。对小额贷款的评估是以我们的老朋友埃丝特·杜芙若的形式进行的，她在印度的海德拉巴（Hyderabad）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随机控制试验，试验的结果显示，虽然有许多感人的故事，但是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小额贷款在对抗贫困和疾病方面起到什么作用。[16]直接给钱的效果会更好。巧合的是，现金发放可能是研究最广泛的一种对抗贫困的方法。全世界范围内的随机控制试验显示，不论期限长短，也不论规模大小，现金资助都是一种极为成功和有效的手段。[17]

可是，随机控制试验不是万能药。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测量，而且也不是每次都能归纳出试验的结果。谁又说得清在肯尼亚西部和在孟加拉国北部分发免费教科书的效果是不是一样呢？而且还要同时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例如在一次自然灾害发生后，你的研究人员向一半灾民提供援助，却对属于控制组的另一半灾民视而不见。从道义上说，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值得商榷。然而在谈到发展援助的结构性问题时，这种反对意见却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从来就没有足够的资金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做任何看起来有用的事情。就跟新药一样：未经试验你永远也不会让它上市。

或者就拿学校的出勤率来说吧。对于如何提高出勤率每个人似乎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应该支付买校服的钱。为学生们先垫付学费。提供免费的午餐。安装抽水马桶。提高公众对教育价值的认知。请更多的老师。等等。这些建议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是，多亏了随机控制试验，我们才知道100美元的免费午餐可以使孩子的教育程度增加2年零8个月——这个数字是免费校服的3倍。说起一些已被证明有效的方法，给患有肠道疾病的孩子做驱虫治疗，已经表明可以使这些孩子的教育程度增加2年零9个月，而治疗费则少得不可思议，只需区区10美元。那些坐在扶手椅上的哲学家是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的，可是自从这个结果公布后，数以千万计的儿童接受了驱虫治疗。

实际上，许多直觉都在随机控制试验的证据面前败下阵来。传统的经济学家会说，穷人自己会去治疗寄生虫病，因为好处非常明显——再加上人类与生俱来的理性。然而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杜芙若几年前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她在文中讲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笑话，是说一个经济学家在街上看到了一张百元美钞，但他非常理性，没有把钞票捡起来，因为谁知道会不会是张假钞呢？

对杜芙若这样的随机试验者而言，人行道上简直都是百元美钞。

三个“I”

是时候结束杜芙若所说的发展援助中的三个I：空想（Ideology)、无知（Ignorance）和惰性（Inertia）了。“我一开始并没有很多见解和主张，”几年后她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我认为——应该对事情进行评估——我强烈地认为应该这么做。我对结果从来没有感到不满。我还没有遇到过自己不喜欢的结果。”[18]许多不切实际的准慈善家可以从这种态度中学到很多。杜芙若是一个榜样，她使我们知道，应该如何将宏大的理想与强烈的求知欲结合起来，从而避免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可是。

可是，无论发展援助的效果多么好，依然只是杯水车薪。一些大的问题，例如如何建设民主，或者什么是国家繁荣的要素，这些问题都不是随机控制试验回答得了的，更不要说扔点钱就想解决问题了。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所有这些聪明的研究上时，我们已经忘了，对抗贫困最有效的方法不在这里，而是在经济食物链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贫困国家在偷税漏税上的损失，是他们所接受的外国援助的3倍。[19]那些针对避税天堂的措施，举个例子，可能就比单纯出于一片好心的援助方案更管用。

我们甚至可以扩大想象的空间。想想看，有一个措施可以消除所有的贫困，将每个非洲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到西方国家的贫困线之上，同时还为我们多挣几个月的工资。想想看。我们会采取那个措施吗？

不会。当然不会。毕竟，这项措施已经存在多年。这个最好的计划从未实施过。

我说的是开放边界。

自由流通的不仅仅是香蕉、衍生品和苹果手机，而是所有东西——技术工人、难民，和那些追求更好生活的普通人。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一个痛苦的道理，那就是经济学家并不是预言家（经济学家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调侃道，经济预测的唯一目的是为星象学描绘一幅更清晰的图），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显示出惊人的一致。4个不同的研究已经表明，根据全球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大小，“全球生产总值”预计将增长67%～147%。[20]开放边界将有效地使全世界的财富增加一倍。

一名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因此而得出结论，认为我们正将“万亿面额的美钞撒在路旁”。[21]威斯康星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家认为，开放边界将使普通安哥拉人的年收入大约增加10 000美元，而尼日利亚人的年收入则将增加22 000美元。[22]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为发展援助的那点小事——杜芙若的那些100元美钞——争论不休呢？我们只需把丰饶之地的各个门打开，事情就会迎刃而解。

65 000 000 000 000美元

这听起来就跟其他的计划一样，有些骇人听闻。可是话说回来，就在一百年前，世界各国的边界还是开放的。“护照这东西只会增加老实人的烦恼。”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1874）里的侦探对苏黎世的英国领事说。“你知道签证没用，不需要护照，对吧？”当主人公斐利亚·福克（Phileas Fogg）要求盖章时，领事说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边界大部分只存在于纸上。护照非常罕见，而且那些签发护照的国家（像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都被认为是野蛮之国。另外，19世纪的科技奇迹、火车，也为永远消除边界做好了准备。

接着爆发了战争。为了阻止奸细，而且每个人都需要为战争做准备，于是突然之间边界便被封锁了。在1920年的一次巴黎会议上，国际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达成了使用护照的协议。现在，任何人想重走一遍斐利亚·福克走过的路，都需要申请几十份签证，经过数百个安全检查站，并接受无数次的搜身。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只有3%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出生地以外的国家。

奇怪的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流通，除了人。商品、服务和股票在地球上纵横交叉。信息自由流通，维基百科可以使用300种语言，而且越来越多，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则可以轻易地查到得克萨斯州的约翰正在自己的手机上玩什么游戏。

没错，我们仍然存在一些贸易壁垒。例如，在欧洲我们对口香糖设置了关税壁垒（每公斤1.2欧元），美国对进口的活山羊征税（每头0.68美元），[23]但是假如我们取消了这些壁垒，全球经济也只会增长几个百分点。[2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假如取消现有的资金限制，将可释放高达650亿美元的资金。[25]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看来，这些只是小钱。他认为开放边界，让劳动力自由流动，将会大大地增加财富，具体地说，是增加1 000倍。

用数字表达就是：65 000 000 000 000美元。用文字表达就是：65万亿美元。

边界歧视

当然，经济增长并不是万灵丹，但是在丰饶之地的门背后，经济增长仍然是进步的主要动力。在那些经济落后的地区，依然有无数张嘴需要喂养，无数的孩子需要教育，以及有无数的房子需要建造。

从伦理道德方面来讲，也应该开放边界。假设得克萨斯州的约翰快要饿死了，他向我要吃的东西，但是被我拒绝了。如果约翰死了，我是不是有错？可以说，我只是听任他死去，这当然不是什么善举，却也称不上谋杀。

现在设想一下，约翰并没有向我要吃的，而是跑到市场上去，那里有很多愿意以商品换劳务的人，他可以为人家干活，以此换取食物。这一次，我雇了几个膀大腰圆的坏蛋拦住他的去路。几天后，约翰活活地饿死了。

我还能声称自己是清白的吗？

约翰的故事就是我们打着“劳动力除外”招牌的全球化故事。[26]由于边界的原因，几十亿人被迫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在丰饶之地他们的价格要高得多。边界是世界史上产生歧视的最大原因。国内的贫富差距与界限森严的全球公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今天，8%最富的人口拿着全世界一半的工资，[27]而其中最富的1%则拥有超过一半的全世界财富。[28]最穷的10亿人口只占总消费额的1%；最富的那10亿人则占到了72%。[29]

从国际角度看，丰饶之地的居民不仅富有，而且是非常富有。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美国人已经属于全世界最富有的14%人口；而那些拿中等工资的，则属于全世界最富有的4%人口。[30]越往上去，比例越不对称。2009年，在信贷紧缩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给员工发放的奖金，仍然相当于全球2.24亿贫困人口收入的总和。[31]仅仅8个人——全球最富有的那8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就相当于全球半数最贫困人口的资产总和。[32]

没错，8个人的财富比35亿人的加起来还要多。

图13 哪些国家最富有？

这张图显示了那些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国土的面积越大，说明其富裕程度越高。

资料来源：Sasi Group，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2005）

我们的位置红利

那么，几百万人跑去敲丰饶之地的大门，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发达国家，雇员必须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如果你想得到一份工作，你就不得不听钱的话。可是当大批适应力超强的劳动力从发展中国家向我们涌来时，我们一时间会认为他们是经济上的寄生虫。那些寻求庇护的人，只有证明自己在家乡受到宗教或者出身迫害后，才被允许居留。

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件事真是荒唐透顶。

以一名蹒跚学步的索马里幼童为例。她有20%的可能性在5岁之前死去。现在来做个比较：美国前线士兵的死亡率，在南北战争期间是6.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1.8%，在越南战争期间是0.5%。[33]但是，假如我们发现幼童的母亲并不是“真正的”难民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将那名索马里幼童遣送回去，让她回到儿童死亡率极高的索马里前线。

19世纪时，贫富差距依然是一个阶级问题；现在，则是一个位置问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以前的战斗口号，是在全世界的穷人都差不多同样悲惨的情况下提出的。但是现在，正如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指出的：“‘无产阶级团结’这个词已经死了，因为已经不再存在‘全世界无产者’了。”[34]丰饶之地的贫困线要比安乐乡的榛莽之地高出17倍。[35]要是和世界上最穷的人相比，就连那些靠救济过活的美国人，也生活得跟王公贵族一样。

然而，我们的愤怒大部分还是针对自己国内的不平等现象。我们为男女同工不同酬感到气愤，我们为美国的白人挣得比黑人多感到气愤。可即便是20世纪30年代高达150%的种族收入差距，与我们的边界所造成的不平等相比，也显得黯然失色。一个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墨西哥人所挣的钱，是他那些仍生活在墨西哥的同胞的两倍多。

图14 儿童死亡率最高的地方是哪里？

这张图显示了儿童死亡率（5岁以下）最高的一些地区。国土的面积越大，说明儿童的死亡率越高。

资料来源：Sasi Group（谢菲尔德大学）和Mark Newman（密歇根大学），2012

同样的工作，即使技术水平、年龄和性别相同，美国人也要比玻利维亚人挣几乎多两倍的工资。要是跟一个条件相仿的尼日利亚人相比，这个差距则是8.5倍——这个数字还是根据两国的购买力调整过的。[36]

“美国边界对内在生产力相同的劳动者的影响，比任何一种测量过的工资歧视（性别、种族，或者族群）都更严重。”三名经济学家如是说。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种族隔离。21世纪的真正精英，是那些出生在正确国家而不是那些出生在正确家庭或者正确阶级的人。[37]可是这些现代精英对自己的幸运却几乎一无所知。

篡改谬论

跟增加移民机会比起来，埃丝特·杜芙若的驱虫治疗简直就是儿戏。开放边界，哪怕只是开一条小缝，也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对抗贫困最有力的武器。然而可悲的是，这个观点一再受到一些陈旧谬论的反驳。

（1）他们都是恐怖主义者。

如果你平时看新闻，那么你这么想也不能怪你。因为新闻报道的是今天发生的事（最新消息：巴黎发生恐怖袭击），而不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最新消息：全球气温上升了0.000 05℃），许多人认为恐怖袭击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可是从1975年到2015年，美国人每年被外国人或者移民杀害的概率只有1/3 609 709。在这41年中，整整30年没有一个美国人死于这类袭击事件，除了死于“9·11”事件的2 983人之外，另有41人被出生于外国的恐怖分子杀死，平均每年一个人。[38]

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一项对145个国家人口流动情况的最新调查显示，移民其实有助于减少恐怖事件的发生。“移民从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时，同时也带去了新的技能、知识和视角，”首席研究员写道，“如果我们相信经济发展与极端主义的减少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就应该寄希望于增加移民，从而产生积极的效果。”[39]

（2）他们都是罪犯。

这么说并没有事实依据。巧合的是，那些在美国开始新生活的人与本地居民相比，犯罪率更低，也更少进监狱。即便1990—2013年非法移民的人数增加了2倍，达到了1 100多万，犯罪率却急剧减少。[40]英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几年前，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研究人员发现，在那些有大量东欧移民的地区，犯罪率有明显的下降。[41]

那么移民的孩子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与那些根在美国的人相比，他们在美国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性更低。欧洲的情况则另当别论。以我的祖国荷兰为例，摩洛哥移民的孩子更经常触犯法律。当然了，我们会问，这到底是为什么？长期以来，由于政治正确的规定，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被列入禁忌。但是2004年，鹿特丹第一次开始了深入调查种族与年轻人犯罪之间联系的扩展性研究。10年后，结果出来了。种族背景与犯罪之间的相关性恰恰为零。没有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报告说，年轻人犯罪的根源，在于孩子成长的社区环境。在那些贫穷的社区，荷兰儿童参加犯罪活动的可能性，一点也不比少数族群的孩子低。[42]

接下来进行的一个个研究一再验证了这个结果。事实上，如果你调整了性别、年龄和收入，你会发现种族和犯罪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且，”荷兰研究人员在一篇最近发表的文章中写道，“相对于本地人口而言，庇护移民实际上存在代表人数过低的问题。”[43]

没有人关心这些发现。新的政治正确认为，犯罪和种族是息息相关的。

（3）他们会破坏社会凝聚力。

2000年，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做了一个研究，研究的结果显示，族群的多样性会破坏社区凝聚力，这似乎是个非常不利的事实。具体地说，是他发现人们变得不太相信对方，也不太愿意结交朋友和参加义务劳动。普特南从令人震惊的30 000次访谈中得出一个结论：总的来说，族群的多样性使人们“像乌龟一样把头缩了进去”。[44]

这个结果令普特南震惊不已，他推迟了好几年才将结果公之于世。2007年，当普特南的研究结果最终公布时，其作用——果然不出所料——就像扔了颗炸弹一样。普特南的研究被誉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研究之一，并无数次地被报纸杂志所引用，直到今天，普特南还是那些质疑多元化社会好处的政治家必然会提到的名字。

只有一个问题。普特南的发现几年前被推翻了。

近来对90项研究的回顾性分析显示，族群多样化和社会凝聚力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45]不仅如此，普林斯顿大学的玛丽亚·阿瓦斯卡尔（Maria Abascal）和纽约大学的迪莉娅·巴尔达萨里（Delia Baldassarri）还发现，普特南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没有将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人不管生活在什么地方，信任度都较低的事实考虑进去。[46]要是考虑了这一因素，普特南的惊人发现将瞬间化为乌有。

如果族群多样化不是造成现代社会缺乏凝聚力的罪魁祸首，那么罪魁祸首又是什么呢？答案非常简单：贫穷、失业和歧视。“破坏信任度的不是多样化的社群，”阿瓦斯卡尔和巴尔达萨里得出结论，“而是不同社群的人们所面临的窘境。”

（4）他们会抢走我们的工作。

我们以前就听过这种言论。20世纪70年代，当大量的妇女突然涌入劳动力市场时，报纸上便出现了铺天盖地的预测，说廉价的劳动妇女将取代男性，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认为就业市场就跟抢座位游戏一样。其实不是这样。职业妇女、资历比较老的职场人士或者移民是不会抢走男性、年轻人或者工作努力者的饭碗的。事实上，他们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动人口越多，意味着消费也越多，需求也越多，工作也越多。如果我们坚持要把就业市场比作抢座位游戏，那也是那种随着椅子增多，新的派对迷也不断出现的版本。[47]

（5）廉价的移民劳工会降低我们的工资。

为了反驳这一谬论，我们来看看移民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一个反对移民的智库的一项研究成果——他们发现移民实际上对工资毫无影响。[48]另一个研究表明，新移民的到来甚至使当地劳动力的工资有所回升。[49]勤奋努力的移民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从而使每个人的薪水都增加了。

这并不是全部。世界银行对1990—2000年做的一项分析显示，移居外国的居民对欧洲的工资有消极的影响。[50]吃亏最大的是那些技术水平不高的工人。同一时期到欧洲定居的移民的生产力和受教育程度均高于一般水平，甚至促使那些技能不高的当地居民奋起直追。此外，还有一种常见的雇用移民的方式，就是将工作外包给其他国家。讽刺的是，这么做确实会拉低薪酬。[51]

（6）他们太懒了，根本就不工作。

没错，为了使人们在丰饶之地得到休息，我们付出的代价可能比他们来之前的薪水要高，但是没有证据显示移民比当地居民更喜欢申请援助。那些社会保障体系完备的国家，移民所占的比例也不高。事实上，如果将收入和职位考虑进去，你会发现移民其实很少利用公共援助。[52]总的说来，移民的净值几乎完全是正数。在匈牙利、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这些国家，移民所交的家庭税甚至比当地居民还要高。[53]

仍不放心吗？国家还可以决定不给移民申请政府援助的权利，或者是过若干年后再给，又或者是等他们交了例如50 000美元的税之后再给。假如担心他们政治上构成威胁，或者是不肯融入社会，你也可以设立类似的限制因素。你可以对他们进行语言和文化测试。也可以不给他们选举权。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你可以遣返他们。

不公平是吗？也许吧。可是完全不让他们进来不是更加不公平吗？

（7）他们不会回去的。

一个有趣的悖论：开放边界加速了移民的回归。[54]以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边界为例。20世纪60年代，数百万的墨西哥人越过边界，来到美国，但是最后有85%的人返回了家乡。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9·11”以后，美国一侧的边界已经高度军事化，2 000英里长的边境墙上布满了摄像头、感应器和无人机，另外还有20 000名边境巡逻员。现在，只有7%的墨西哥非法移民被返回墨西哥。

“我们每年要花数十亿美元纳税人的钱，用于加强有害无益的边界执法——这么做适得其反，”一名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说，“移民们相当理性，一旦成本和风险增加，他们就会减少过境的次数。”[55] 2007年，滞留美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达到了700万人——为1980年的7倍，也就不足为奇了。

赶快行动起来，脱贫致富

即使没有边境巡逻队，许多人也会留在原来的地方生活。毕竟，大多数人对祖国、家乡和家人都有强烈的感情。而且，旅行是很贵的，在那些贫穷的国家，只有极少数人付得起移民的费用。抛开经费不谈，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如果有机会，有7亿人希望搬到其他的国家居住。[56]

当然，开放边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也不应如此。毫无限制的移民肯定会损害丰饶之地的社会凝聚力。但是我们的确需要记住一件事：在这个贫富差距已经失控的世界，移民是对抗贫穷最有力的工具。你问我们是怎么知道的？经验。在19世纪50年代的爱尔兰和19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滑，大多数穷苦的农民被迫离开了家园；1830—1880年，10万名荷兰人也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他们的目光全都投向了大洋彼岸那块似乎有无穷机会的土地。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正是在移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世界上数以百万的人正生活在名副其实的露天监狱里。全球四3/4的边界墙和围栏都是2000年后才设的。印度和孟加拉国边境是绵延几千英里的铁丝网。沙特阿拉伯把整个国家都用栅栏围起来。尽管欧盟（European Union）正陆续开放成员国之间的边界，但是与此同时却拨款数百万欧元，用以拦截地中海上那些脆弱的小船。这个政策根本阻挡不了潮水般涌来的移民，但却使人贩子的生意异常红火，数以千计的人因此而失去了性命。今天，柏林墙已经倒塌了20多年，可是从乌兹别克斯坦到泰国，从以色列到博茨瓦纳，全世界的隔离栏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57]

人类如果总待在一个地方的话，是不会进步的。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酷爱旅行的因子。往上回溯几代人，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的家谱中都有移民。看看现在的中国，20年前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潮，导致了几亿中国人从农村涌向城市。不管移民的破坏性有多大，历史已经一再证明，迁徙是发展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

打开大门

让我们回到前文，西方国家一年要花1 348亿美元用于对外援助，平均下来一个月要花112亿美元，一秒钟要花4 274美元。这个数字听起来似乎很庞大，其实不然。全世界用于发展援助的资金，加起来只有欧洲一个小国（例如荷兰）医疗保健上的支出那么多。美国人普遍认为，联邦政府将国家预算的1/4用在了对外援助上，然而真实的数字还不到1%。[58]与此同时，丰饶之地的大门一直紧闭着，禁止通行。几亿人挤在围城外面，就跟以前的穷人一样，猛敲着大门。《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13条规定，人人都有权离开自己的国家，但却没有保证人人都有迁移到丰饶之地的权利。而那些申请庇护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这个程序充满了繁文缛节，令人发疯，看不到希望，其难度比申请公共援助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你如果想到安乐乡去，你要做的不是吃掉几英里长的米饭布丁，而是填写如山的表格。

也许再过100年左右，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边界线时，会像我们现在看待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一样。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就绕不过移民的话题。即使只打开一条小缝也会有很大帮助。世界银行的科学家说，只要发达国家多接受3%的移民，全世界的穷人就会增加3 050亿美元的收入。[59]这个数字是所有发展援助总和的3倍。

约瑟夫·卡伦斯（Joseph Carens）是开放边界的主要倡导者，他在1987年写道：“自由迁徙可能无法立刻实现，但是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60]

[1] OECD, “Ai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rebounds in 2013 to reach an all-time high” (April 8, 2014). http://www.oecd.org/ newsroom/aid-todeveloping-countries-rebounds-in-2013-to- reach-an-all-time-high.htm.

[2] Owen Barder, “Is Aid a Waste of Money?” Centerfor Global Development (May 12, 2013). http://www.cgdev.org/blog/ aid-waste-money.

[3] Linda J. Bilmes, “The Financial Legacy of Iraq and Afghanistan: How Wartime Spending Decisions Will Constrain Future National Security Budgets,”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March 2013). https://research.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getFile. aspx?Id=923（也可参看第二章）。

[4] 这是2009年的统计数字。请参考：OECD,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2009). http://www.oecd.org/tad/ agricultural-policies/43239979.pdf。

[5] “拯救生命”义演活动（Band Aid），1985年，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同时举行的一场义演，旨在筹集资金，援助发生大饥荒的埃塞俄比亚。发起者为著名摇滚歌星鲍勃·吉尔道夫（Bob Geldof）。——译者注

[6] 波诺（Bono），爱尔兰乐队U2的主唱，同时也是一名环保主义者和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人，曾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7] Dambisa Moyo, Dead Aid (2009), p. 39.

[8] 杜芙若在TED大会上的演讲请参看此处：http://www.ted.com/talks/esther_-duflo_social_experiments_to_fight_poverty。

[9] 1品脱（英）大约相当于568毫升。——译者注

[10] 我们并没有在《但以理书》中看到这种随机性。现代的研究通常也是“双盲实验”，意思是医生和病人都不知道谁在吃哪种药。

[11] Alfredo Morabia, “Pierre-Charles-Alexandre Louis and the evaluation of bloodletting,”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March 2006). http://www.ncbi.nlm.nih.gov/pmc/ articles/pmc1383766/pdf/0158.pdf.

[12] Jessica Benko, “The Hyper-Efficient, Highly Scientific Scheme to Help the World’s Poor,” Wired (December 11, 2013). http:// www.wired.com/2013/11/jpal-randomized-trials/.

[13] Paul Glewwe, Michael Kremer, and Sylvie Moulin, “Textbooks and Test Scores:Evidence from a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Kenya” (December 1, 1998). http://www.econ.yale. edu/~egcenter/infoconf/kremer_paper.pdf.

[14] 引述见：Ian Parker, “The Poverty Lab,” New Yorker (May 17, 2010).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10/05/17/ 100517fa_fact_parker。

[15] Jessica Cohen and Pascaline Dupas, “Free Distribution or Cost-Sharing?Evidence from a Malaria Prevention Experiment,”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October 2008). http://www.nber .org/papers/w14406.pdf.

[16] 请参考：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 o, Rachel Glennerster, and Cynthia Kinnan, “The miracle of micro nanc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May 30, 2009). http://economics.mit .edu/files/4162。杰弗里·萨克斯也从杜芙若那里受了打击。几年前他曾请杜芙若为自己的“千禧村”计划做评估，这个计划使撒哈拉南部的13个非洲地区成了大师思想的试验场。杜芙若说现在做一次彻底的随机控制试验已经太晚了，从此以后便再也没有收到萨克斯的来信。随后一个名叫妮娜·蒙克（Nina Monk）的记者花了数年时间研究“千禧村”计划，并于2013年发表了一本广受好评的书。她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个计划花费不菲，但是收效甚微。

[17] Christopher Blattman and Paul Niehaus, “Show Them the Money: Why Giving Cash Helps Alleviate Povert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4). https://www.foreigna airs.com/articles/show-them-money.

[18] 引述见：Parker, “The Poverty Lab”。

[19] Angel Gurría, “The global dodgers,” Guardian (November 27, 2008).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08/nov/27/comment-aid-developmenttax-havens.

[20] Michael Clemens, “Economics and Emigration: Trillion-Dollar Bills on the Sidewalk?”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p. 85. http://www.cgdev.org/sites/default/ les/1425376_ le_ Clemens_Economics_and_Emigration_FINAL.pdf.

[21] Michael Clemens, “Economics and Emigration: Trillion-Dollar Bills on the Sidewalk?”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p. 85. http://www.cgdev.org/sites/default/ les/1425376_ le_ Clemens_Economics_and_Emigration_FINAL.pdf.

[22] John Kennan, “Open Border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www.nber.org/papers/w18307.pdf.

[23]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Tariff Download Facility.” http://tariffdata.wto.org/Default.aspx?culture=en-us.

[24] Kym Anderson and Will Martin, “Agricultural Trade Reform and the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World Bank (May 2005). http://elibrary.worldbank.org/doi/abs/10.1596/ 1813-9450-3607.

[25] Francesco Caselli and James Feyrer,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 IMF.http://personal.lse.ac.uk/casellif/papers/MPK. pdf. Also see: Lant Pritchett, “The Cliff at the Border,” in: Ravi Kanbur and Michael Spence, Equity and Growthin a Globalizing World (2010), p. 263. http://www.hks.harvard.edu/fs/lpritch/Labor Mobility – docs/cliff at the borders_submitted.pdf.

[26] 约翰的故事原型，请参考：Michael Huemer, “Citizenism and open borders.”http://openborders.info/blog/ citizenism-and-open-borders。

[27] 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by the Numbers: in History and Now,”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http://heymancenter.org/files/events/milanovic.pdf.

[28] Richard Kersley, “Global Wealth Reaches New All-Time High,” Credit Suisse.https://publications.credit-suisse.com/tasks/render/file/?fileID=F2425415DCA7-80B8-EAD989AF9341D47E.

[29]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nowledge Platform, “A New Global Partnership: Eradicate Poverty and Transform Economies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3), p. 4. http:// www.un.org/sg/management/pdf/HLP_P2015_Report.pdf.

[30] 我是用www .givingwhatwecan.org网站上提供的方法计算出来的，用这种方法你可以将自己的财产和全世界的人口做比较。

[31] Branko Milanovic,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the past two centur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next century” (Autumn, 2011). http://www.cnpds.it/documenti/milanovic.pdf.

[32] “Just 8 men own same wealth as half world,” Oxfam (January 16, 2017). https://www.oxfam.org.uk/en/pressroom/ pressreleases/2017-01-16/just-8-men-ownsame-wealth-half- world.

[33] Nicholas Hobbes, Essential Militaria. Facts, Legends, and Curiosities About Warfare Through the Ages (2004).

[34] Milanovic,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by the Numbers.”

[35] 2015年，美国单人家庭的贫困门槛大约是980美元一个月，而世界银行设立的贫困线则只比57美元一个月高出一点点儿，美国的贫困门槛几乎要比极端贫困高出17倍。

[36] Michael A. Clemens, Claudio E. Montenegro, and Lant Pritchett, “The Place Premium: Wage Differences for Identical Workers Across the US Border,”Harvard Kennedy School (January 2009). https://dash.harvard.edu/bitstream/handle/1/4412631/ Clemens Place Premium. pdf?sequence=1.

[37] 贫穷国家的绝大多数“富”人实际上并不住在自己的祖国。每天挣超过10美元，并被包括在海地统计数据之内的海地人，实际上有4/5住在美国。搬家是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即使那些留在原处的人也因此而获益：2012年，移民一共汇了4 000亿美元回自己的祖国——几乎是对外援助总额的4倍。

[38] Alex Nowrasteh, “Terrorism and Immigration: A Risk Analysis,” Policy AnalysisCato Institute. https://www.cato.org/ publications/policy-analysis/terrorismimmigration-risk- analysis.

[39] Nicola Jones, “Study indicates immigration not to blame for terrorism.”http://www2.warwick.ac.uk/newsandevents/ pressreleases/study_indicates_immigration/.

[40] Walter Ewing, Daniel E. Martínez and Rubén G. Rumbaut, “The Crimin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 SpecialReport (July 2015). https://www .americanimmigrationcouncil.org/research/criminalization- immigration-united-states.

[41] Brian Bell, Stephen Machin, and Francesco Fasani, “Crime and Immigration:Evidence from Large Immigrant Waves,” CEP Discussion Paper No 984. http://eprints.lse.ac.uk/28732/1/dp0984.pdf.

[42] F.M.H.M. Driessen, F. Duursma and J. Broekhuizen, “De ontwikkeling van de criminaliteit van Rotterdamse autochtone en allochtone jongeren van 12 tot 18 jaar,” Politie & Wetenschap (2014). https://www.piresearch.nl/ les/1683/driessen+e.a.+ (2014)+de+ontwikkeling+van+de+criminaliteit+van.pdf.

[43] Godfried Engbersen, Jaco Dagevos, Roel Jennissen, Linda Bakker and Arjen Leerkes, “Geen tijd verliezen: van opvang naar integratie van asielmigranten,”WRR Policy Brief (December 2015). http://www.wrr.nl/publicaties/publicatie/article/geen-tijd- verliezen-van-opvang-naar-integratie-van-asielmigranten-4/.

[44] Michael Jonas, “The downside of diversity,” The Boston Globe (August 15,2007). http://archive.boston.com/news/globe/ ideas/articles/2007/08/05/the_downside_of_diversity/.

[45] Tom van der Meer and Jochem Tolsma, “Ethnic Diversity and Its Effects on Social Cohes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July, 2014). http://www.annualreviews.org/doi/abs/10.1146/annurev- soc-071913-043309.

[46] Maria Abascal and Delia Baldassarri, “Don’t Blame Diversity for Distrust,”New York Times (May 20, 2016). http://www.nytimes. com/2016/05/22/opinion/sunday/dont-blame-diversity- for-distrust.html?_r=1.

[47] 通常移民做的都是那种本国居民认为有失身份的工作。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丰饶之地的居民很快就会发现，有无数的工作根本找不到人做。那么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些作用很大的企业家、工程师、科学家和学者去做看护工、清洁工和收番茄呢？这些工作完全可以由外来劳工来做。即使有人因此需要转业，也只是暂时出现的局部现象。另外，大多数移民承担的，都是以前其他移民所做的工作。

[48] George Borjas, “Immigration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A Review of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April 2013). http://cis.org/sites/cis.org/files/borjas- economics.pdf.

[49] Heidi Shierholz, “Immigration and Wages: Methodological advancements con rm modest gains for native worker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February 4,2010). http://epi.3cdn. net/7de74ee0cd834d87d4_a3m6ba9j0.pdf。还可参考: Gianmarco I. P. Ottaviano and Giovanni Peri, “Rethinking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Wages.” http://www.nber.org/papers/w12497。

[50] Frederic Docquiera, Caglar Ozden, and Giovanni Peri, “The Wag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 OECD (December 20, 2010). http://www.oecd.org/els/47326474.pdf.

[51] Tyler Cowen, Average Is Over. Powering America Beyond the Age of the Great Stagnation (2013), p. 169.

[52] Corrado Giulietti, Martin Guzi, Martin Kahanec, and Klaus F. Zimmermann,“Unemployment Benefits and Immig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EU,”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October 2011). http://ftp.iza.org/dp6075.pdf.关于美国的情况，请参考：Leighton Ku and Brian Bruen, “The Use of Public Assistance Bene ts by Citizens and Non-Citize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to Institute (February 19, 2013). http://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 workingpaper-13_1.pdf。

[53] OEC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p. 147. http:// www.globalmigrationgroup.org/sites/default/ les/Liebig_and_ Mo_2013.pdf.

[54] Mathias Czaika and Hein de Haas, “The Effect of Visa Polici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ynamics,” DEMIG project paper (April 2014). http://www.imi.ox.ac.uk/publications/wp-89-14.

[55] Doug Massey, “Understanding America’s Immigration ‘Crisis,’” Proceedings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September 2007). https://www.amphilsoc.org/sites/default/files/ proceedings/1510304.pdf.

[56] Gallup, “700 Million Worldwide Desire to Migrate Permanently.” http://www.gallup.com/poll/124028/700-million-worldwide-desiremigrate-permanently.aspx.

[57] Dick Wittenberg, “De terugkeer van de Muur,” De Correspondent. https://decorrespondent.nl/40/de-terugkeer-van-de-muur/1537800098648e4.

[58] Dylan Matthews, “Americans already think a third of the budget goes to foreign aid. What if it did?”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8, 2013).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 2013/11/08/americansalready-think-a-third-of-the-budget-goes- to-foreign-aid-what-if-it-did/.

[59] Terrie L. Walmsley, L. Alan Winters, S. Amer Ahmed, and Christopher R.Parsons,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he Movement of Labour Using a Model of Bilateral Migration Flows,” World Bank. https://www.gtap.agecon.purdue.edu/resources/ download/2398.pdf.

[60] Joseph Carens, “Aliens and Citizens: 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 Review ofPolitics (Spring 1987). http://philosophyfaculty.ucsd .edu/faculty/rarneson/phil267fa12/aliens and citizens.pdf.

第十章
思想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困难不在于提出新的思想，而在于摈弃旧的思想。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883—1946）

1954年的夏末，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在看报时，突然发现了报纸背面有一串奇怪的标题：

号角号行星向城市

发出预言：洪水要来了，快逃。

外太空警告郊区居民，

12月21日洪水将淹没我们。

这个名为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的心理学家的好奇心立刻被点燃了，他接着读下去。“12月21日凌晨前，莱克城（Lake City）将毁于大西洋的洪水。”消息来自芝加哥郊区的一名家庭主妇，她说，她从其他星球上的高级生物那接收到了这个信息：“这些生物来过地球，她说，就是我们所说的飞碟。”

这正是费斯汀格一直在等待的。这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可以调查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他的一个简单却又棘手的问题：人们在经历严重的信仰危机时会怎么做？如果没有飞碟来营救她，这名家庭主妇会怎么做？如果洪水没有发生，情况又将如何？经过一番挖掘之后费斯汀格发现，那个名为多萝西·马丁（Dorothy Martin）的妇女，并非唯一一个相信1954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的人。约有十几个追随她的人——他们全都是聪明正直的美国人——已经辞职，变卖了自己的财产，或者是在信仰的作用下，离开了自己的配偶。

费斯汀格决定渗透到这帮芝加哥人当中。他立刻注意到，这些成员并没有努力说服其他人相信末日即将来临。拯救只属于他们，少数几个被选中的人。1954年12月20日上午，马丁太太发布了一条新的消息：“午夜时分，你们将会被装进一辆辆停好的汽车里，然后被送到一个地方，并从那里登上门廊（飞碟）。”

这群激动不已的人开始躺下，静静地等待升天。

1954年12月20日夜晚

晚上11:15 马丁太太收到一条信息，要求大家穿上大衣，并做好准备。

晚上12:00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晚上12:05 一名信徒发现房间里的另一只钟显示晚上11:55。于是大家认为午夜还没到。

晚上12:10 外星人发来信息：飞碟晚点了。

晚上12:15 电话铃响了几次：记者们纷纷打电话来确认世界末日是否已经来临。

凌晨2:00 有个本以为自己现在已经在几光年之外的年轻信徒，突然想起来如果他凌晨2点前没有到家，他妈妈就会打电话报警。其他人安慰他说，牺牲自己拯救他人是非常高尚的行为，于是他起身离开了。

凌晨4:00 一名信徒说：“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已经抛弃了这个世界。我不能怀疑。我必须相信。”

凌晨4:45 马丁太太又收到一条信息：上帝决定放过地球。由于一小群信徒今晚齐心协力地散播了这么多“光亮”，因此地球得救了。

凌晨04:50 从上面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外星人希望“立刻向报纸发布”这个好消息。信徒们肩负着新的使命，破晓之前便将这个消息通知了当地的所有报纸和电台。

当预言不灵时

“你很难改变一个人的信仰。”利昂·费斯汀格以此开始了在《当预言不灵时》（When Prophecy Fails）一书中对这类事件的描写，1956年初次出版的这本书，直到今天都是社会心理学的开山之作。“你要是跟他说你不信，他马上掉头就走，”费斯汀格接着写道，“你要是摆出事实或者数据，他会质疑你的资料来源。你要是跟他讲道理，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很容易嘲笑马丁太太及其信徒的故事，但是费斯汀格所描绘的现象却没有人能够避免。他称之为“认知失调”。当现实与我们内心深处的信仰产生冲突时，我们通常会重新校正现实，而不是修正自己的世界观。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变得比以前更加固执地相信自己的信仰。[1]

请注意，当涉及实际问题时，我们往往相当灵活。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愿意就如何去除油渍或是切黄瓜听取别人的意见。不，只有当我们的政治、思想或者宗教观念遇到危险时，我们才变得最固执。当有人就刑事处罚、婚前性行为或者全球变暖等问题质疑我们的观点时，我们往往会固执己见。人们往往抓住这些思想不放，而且很难让他们松手。这么做将影响会我们的认同感以及我们在社会群体——教堂、家人和朋友圈中的地位。

有一个因素确实与此无关，那就是愚蠢。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比任何人都更坚持己见。[2]毕竟，教育给你了捍卫自己观点的武器。聪明的人总是善于寻找各种论据、专家和结论，来支持自己原有的观点，互联网则使我们比以前更容易成为自己观点的消费者，因为只需轻轻一点鼠标，马上就可获得又一条证据。

美国记者埃兹拉·克雷恩（Ezra Klein）总结道，聪明人没有将聪明用在获取正确的答案上，而是用在了获取他们想要的答案上。[3]

当我的时钟敲响了午夜十二点

我有件事要向大家坦白。在写作这本书的第六章（“每周小时工作制”）时，我偶然看到了一篇题为《缩短工时可能不会增加幸福感》（“Shorter Workweek May Not Increase Well-Being”）的文章。[4]这篇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讲到，韩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工时缩短了10%之后，员工并没有因此感到更快乐。我又用谷歌搜索了一番，找到了伦敦《电信报》（Telegraph）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说，减少工作量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非常不利。[5]

突然间我变成了多萝西·马丁，而且时钟已经敲响了午夜十二点。我立刻启动了自己的保护装置。起初我质疑了消息的来源：《电信报》是一家保守的报纸，因此我该如何看待那篇文章？该拿它当真吗？另外，《纽约时报》的标题上有“可能”两个字。那项研究的结果是否真的确凿无疑？甚至连我的一些刻板观念也出来作祟：那些韩国人都是工作狂——他们可能一直在加班呢，即使报道说减少了工时。再说了，幸福感？你们是如何精确衡量那东西的？

我长舒了一口气，把这项研究推开。我已经使自己相信，它的意义不大。[6]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第二章中列举了几个赞成普遍基本收入的理由。过去几年，我为这个观点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写的关于这个论题的第一篇文章获得了将近100万的点击量，并被《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选中。我四处开设讲座，讲述普遍基本收入，为了宣传，还上了荷兰电视台。热情的邮件不断向我涌来。不久前，我甚至听说有人称我为“基本收入先生”。我的观点开始慢慢地变成了我的个人和职业身份。我确实相信，实现普遍基本工资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个方向。但是，坦白地说，我有时会好奇，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允许自己注意到证据正指着另一个方向。我是否足够敏锐——或者足够勇敢——以至于因此改变自己的态度？

思想的力量

“继续造你的空中楼阁吧。”不久前，一个朋友看了我给他发的几篇关于缩短工时和普遍基本收入的文章后，俏皮地回应道。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毕竟，政治家们连预算也平衡不了，这些荒唐的新想法又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我开始问自己，新思想是否可以真正地改变世界。

此时，你的（完全合情合理）直觉反应可能会是：改变不了——人们会固执地相信他们熟悉的旧想法。问题是，我们知道思想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昨日的先锋就是今日的常识。西蒙·库兹涅茨使国内生产总值的想法变成了现实。通过迫使它证明自己的有效性，随机试验者破坏了对外援助的计划。问题不在于新思想是否能够打败旧思想，而在于怎么打败。

研究结果显示，突如其来的震惊可以创造奇迹。伊利诺伊大学的政治学者詹姆斯·库克林斯基（James Kuklinski）发现，如果人们尽可能直接地面对令人不快的新证据，他们很可能会改变原来的观点。[7]以大获成功的右翼政治家为例，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就已经警告过“伊斯兰的威胁”，但是没有多少人关注他们，直到2001年9月11日双子塔被炸的恐怖事件发生。那些一度次要的观点突然之间变成了困扰所有人的梦魇。

如果思想不是逐渐地改变事物，而是间歇性地——通过令人一惊一乍的打击事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民主——新闻和教育的基本前提将是完全错误的。它意味着，从本质上说，人们改变观念的启蒙模式——通过搜集信息和理性的思考，其实是在维持现状。它意味着，那些推崇理性、细节和妥协的人，并不知道思想是如何统治世界的。世界观不是乐高玩具，不是在这里加一块，那里减一块积木就可以的。它是一座堡垒，需要尽全力保护和加固，直到因压力过大而墙体塌方。

就在利昂·费斯汀格渗入马丁太太的教派期间，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证实，团体压力甚至可能会使我们忽略那些平时一目了然的东西。在一个现在仍非常著名的实验中，阿施给测试对象看一张卡片上的三条线，并问他们哪条线最长。当房间里的其他人（都是阿施的同事，测试对象并不认识）给出了一样的答案时，测试对象也给出了一样的答案——即使这个答案明显是错误的。[8]

政治也是一样。政治学者已经证实，人们如何投票，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社会观念，而不是对自己生活的看法。我们并不是特别关心政府能够对我们个人做些什么；我们想知道的是政府能够对我们大家做些什么。当我们把票投出去时，我们并不仅仅是在为我们自己投票，我们是在为我们所属的那个群体投票。

但是所罗门·阿施发现了另一个问题。一个反对的声音可能会使结果完全不同。当群体中只有一人坚持真理时，测试对象更有可能相信自己的判断。希望那些觉得自己是在旷野里独自呼喊的人能因此而受到鼓舞：继续造那些空中楼阁吧。属于你的时刻终将到来。

长夜漫漫

2008年，我们遭遇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认知失调，似乎那个时刻终于来到了。9月15日，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申请破产。突然之间，全球的金融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随时可能倒下。接下来几个月，自由市场的原则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

一度被称为“圣人”和“大师”的美国联邦储备局（Federal Reserve Chair）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完全蒙了。“不仅私人金融机构不容易受到潜在风险因素的冲击，”2004年他曾经自信满满地说，“而且整个金融系统也变得更有弹性。”[9] 2006年格林斯潘退休时，人人都认为他将入主金融名人堂，永垂青史。

在两年后的一次众议院听证会上，这名沮丧的银行家承认自己“感到震惊且难以置信”。格林斯潘的资本主义信仰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我发现了一个漏洞。我不知道它是否严重，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但我为此感到非常痛心。”[10]当一名国会议员问他是否受到自己思想的误导时，格林斯潘回答：“这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因为我已经从业40年左右，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

1954年12月21日的教训是，一切的注意力均集中在那个危急时刻。当时钟敲响午夜十二点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危机可以为我们开启新思想的大门，同时也可以使我们的旧观念变得更加牢固。

那么，2008年9月15日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占领运动短暂地激励了人们，但是很快就消退了。与此同时，左翼政党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选举中失利。为了讨好债权人，希腊和意大利几乎同时抛弃了民主，推出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同时削减政府开支，增加就业市场的灵活性。北欧各国也宣布进入新的紧缩时代。

那么艾伦·格林斯潘怎么看呢？几年后，当记者问他是否认为自己的理念有错时，他的回答非常坚定：“不，我的理念一点也没错。我认为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11]

快进到今天：金融业至今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革。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见证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奖金。[12]银行的缓冲资本和以前一样微不足道。《卫报》的一名记者约里斯·卢因迪克（Joris Luyendijk）花了两年时间调查伦敦金融业的内幕，2013年，他把自己的经历概括为：“就像站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上，看着他们重启了反应堆，但用的还是那套旧的管理方法。”[13]

你肯定会感到好奇：2008年的认知失调是否足够强？还是太强了？我们是否在自己的旧理念上投入了太多？还是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

最后这个可能性是最令人担心的。

“危机”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语，它的本意是“分离”或者“筛选”。因此，危机应该是真理凸显的时刻，是做出重大选择的那个关键时刻。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们2008年似乎无法做出那样的选择。当我们突然发现整个金融业在崩溃时，我们其实并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那条路上继续艰难地跋涉。

也许“危机”这个词并不能真正地反映我们目前的情况。我们更像是进入了昏迷状态。这也是一个古希腊词语。它的意思是“无梦的深度睡眠”。

资本主义斗士

这确实非常讽刺，如果你仔细想想。

曾经有两个人将毕生的精力用于建造空中楼阁，坚信总有一天会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这两个人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创立者。我是他们两人的崇拜者：狡猾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公共知识分子米尔顿·弗里德曼。

今天，“新自由主义”是个贬义词，用来指那些与左派意见相左的人。但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却是骄傲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重塑“自由主义”这个词。[14]“我们必须使自由社会的建设再次成为思想上的冒险，”哈耶克写道，“我们缺乏的是一个开明的乌托邦。”[15]

即使你认为他们是一手将贪婪变成时尚的罪魁祸首，是使数百万人穷困潦倒的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即使这样，你也可以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身上学到很多。

他们中一人出生于维也纳，一人出生于纽约。两人都坚信思想的巨大力量。许多年来，他们都属于一个只有极少数人的群体，这个群体几乎独立于主流思想之外。他们一起抽丝剥茧，以一种独裁者和亿万富翁只能梦想的方式颠覆了世界。他们开始动手，把竞争对手——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毕生的事业撕得粉碎。看来，他们与凯恩斯唯一的共同点，在于相信与商界领袖和政治家的既得利益相比，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观点更加强大。

这个特别的故事始于1947年4月1日，凯恩斯死后还不到一年，当时有40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聚集在瑞士朝圣山（Mont Pèlerin）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些人走了几个星期，跨越了几大洋才到达那里。后来，他们将被称为“朝圣山学社”（Mont Pèlerin Society）。

来到这个瑞士山村的40名思想家全都被鼓励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们共同成立了一个对抗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团体。“如今，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确实很少了。”活动的发起人哈耶克曾如此感叹。在当时新政[16]的指导下，连美国也在向社会主义靠拢，捍卫自由市场仍被视为彻底的革命行为，哈耶克觉得自己“与时代格格不入，因而非常绝望”。[17]

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参加了这场伟人的聚会。“当时的我，是一个年轻而天真的美国乡下人，”弗里德曼后来回忆道，“我在那里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致力于研究自由主义原则；他们全都在自己国家遭到围攻，可是在这些学者当中，有些已经是国际知名人物，其余的也注定将成为著名人物。”[18]实际上，“朝圣山学社”将至少有8名成员获得诺贝尔奖。

但是在1947年，没有人能够预见如此璀璨的未来。战后，欧洲的大片地区被夷为废墟。重建工作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全民就业、抑制自由市场和金融监管。战时状态转成了福利状态。然而，由于“朝圣山学社”的努力，新自由主义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越来越受欢迎，而“朝圣山学社”也将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智库之一。“他们一起促成了全球政策的转变，其影响将持续数十年。”历史学家安格斯·伯金（Angus Burgin）说。[19]

20世纪70年代，哈耶克将学社主席的位置让给了弗里德曼。这名戴眼镜的小个子美国人无论精力还是热情都超过了他的奥地利前任。在弗里德曼领导下，学社变得激进起来。基本上，弗里德曼没有一个问题不是向政府开炮，而每一次的解决方案都是自由市场。失业怎么办？取消最低工资。自然灾害怎么办？让企业成立救援小组。学校经费不够怎么办？教育私有化。医疗保健的支出太高怎么办？同样实行私有化，然后抛弃公共监管。药物滥用怎么办？使毒品合法化，让市场发挥魔力。

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弗里德曼用尽了一切方法，包括开设讲座、专栏，接受电台采访，上电视节目，出书，甚至还拍了一部纪录片。他在自己的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的序言中写道，思想家有责任提出各种可能的选择。那些今天看来“政治上不可能”的思想，可能有朝一日会变成“政治上的必然选择”。

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这个关键时刻的到来。“只有在危急关头——不管是实际发生的还是人们想象的——才会产生真正的变化，”弗里德曼解释说，“危机发生时，采取的措施取决于那些平时看起来无用的想法。”[20]1973年10月，危机发生了，当时“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rab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提高了70%的原油价格，并对美国和荷兰实施石油禁运。物价飞涨，西方经济迅速衰退。这种现象被称为“滞涨”（stagflation），凯恩斯的理论中不可能有这个词。然而弗里德曼却已经预见到了。

弗里德曼的余生一直在强调，没有1947年以来奠定的基础，他不可能取得成功。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就像是一场接力赛，智库将接力棒交给了记者，记者再将它交给政治家。跑最后一棒的是西方世界最强大的两名领导人——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当被问到什么是自己最辉煌的战果时，撒切尔的回答是“新工党”（New Labour）：在新自由主义者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领导下，工党内部连那些反对她的社会民主党人也转而接受了她的观点。

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一个一度微不足道的激进想法逐渐统治了世界。

新自由主义的教训

有些人争辩说，现在你不管把票投给谁都无关紧要了。虽然左派和右派依然存在，但他们似乎对未来都没有什么清晰的计划。仿佛命运的讽刺，本是虔诚地相信思想力量的两个人，现在他们发明的“新自由主义”却为新思想的发展画上了句号。看起来我们已经到了“历史的终点”，自由民主制是我们的最后一站，“自由消费者”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物种。[21]

1970年弗里德曼出任“朝圣山学社”的主席时，大多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离开了，讨论变得过于偏向技术和经济。[22]事后看来，弗里德曼的到来标志着经济学家成为西方世界主要思想家时代的到来。今天我们依然处于这个时代。[23]

我们生活于一个充斥着经理和技术官僚的世界。“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问题上，”他们说，“让我们只专注于收支平衡。”政治决策不断地作为紧急的问题出现——作为中立而客观的事件出现，仿佛没有其他选择似的。凯恩斯在世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趋势的出现。“那些认为自己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实干家，”他写道，“通常沦为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24]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并引发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时，我们手头并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没有人为我们奠定基础。多年来，学者、记者和政治家们都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们已经抵达了“宏大叙事”（big narratives）时代的尽头，是时候将意识形态换成实用主义了。

当然，我们仍然应该为前几代人为之奋斗并最终赢来的自由感到骄傲。但是问题是，当我们不再有值得言说的事情之后，言论自由的价值何在？当我们不再有任何归属感时，结社自由的意义何在？当我们不再有任何信仰时，宗教自由的意义何在？

然而，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富有、安全和健康。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抵达安乐乡。这真是巨大的胜利。另一方面，该是我们丰饶之地的居民提出新的乌托邦的时候了。让我们重新把帆扯起来。“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许多年前奥斯卡·王尔德这么写道。[25]每周15小时工作制、普遍的基本收入和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这些都是疯狂的梦想——可是这些梦我们还要做多久？

现在人们会怀疑“人类的思想和信仰是历史的主要推动者”这句话，当新自由主义还在摇篮之中时，哈耶克如此反驳那些怀疑他的人：“我们都认为难以想象，然而我们的信仰可能与事实有出入。”[26]他宣布，也许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新的思想才会流行起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求思想家不仅要有耐心，还要有“成为‘空想家’的勇气”。

就让这成为朝圣山的教训吧。就让这成为每个梦想美好世界的人的颂歌吧，这样我们就不会再次听到午夜的钟声响起时，发现自己正闲坐着，两手空空，在等待永远也不会来的外星人救世主。

那些令人震惊的想法已经改变了世界，这种事情还将再次发生。“事实上，”凯恩斯说，“统治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27]

[1] Joe Keohane, “How facts backfire,” Boston Globe (July 11, 2010). http://archive.boston.com/bostonglobe/ideas/articles/ 2010/07/11/how_facts_backfire/.还可参考：Leon Festinger, Henry Riecken, and Stanley Schachter, WhenProphecy Fails: A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tudy of a Modern Group That Predict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1956)。

[2] 这个研究小组的网址是：http://www.culturalcognition. Net。

[3] Ezra Klein, “How politics makes us stupid,” Vox (April 6, 2014). http://www.vox.com/2014/4/6/5556462/brain-dead-how- politics-makes-us-stupid.

[4] Nicholas Bakalar, “Shorter Workweek May Not Increase Well- Being,” NewYork Times (August 28, 2013). http://well.blogs .nytimes.com/2013/08/28/shorter-workweek-may-not- increase-well-being/.

[5] Katie Grant, “Working Shorter Hours May Be ‘Bad For Health,’ ” Telegraph(August 22, 2013).

[6] 当然，从那时起我一直有关注这项研究。摘要引述如下：“随着对工作时间越来越满意，工时的减少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另外，主观幸福感可能会被增加的工作强度所抵消。”也就是说，韩国人的工作时间减少了，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的工作强度也相应增加了。

[7] James H. Kuklinski et al., “Misinformation and the Currency of Democratic Citizenship,” Journal of Politics (August 2010), p. 810. http://richarddagan.com/framing/kuklinski2000.pdf。突如其来的震惊可以创造奇迹，1954年12月的那个夜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发现并没有飞碟来之后，一名成员认为他已经受够了。自从午夜的这次重大“失验”之后，他已经不再相信这类传言了，菲斯汀格写道。（毫不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这个信仰上的投资也最少，为了那天晚上在现场，他只需取消一次到亚利桑那州的圣诞旅行。）

[8] Solomon Asch, “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 Scientific America (November 1955). http://kosmicki.com/102/Asch1955.pdf.

[9] Alan Greenspan, “Speech at the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New York” (October 5, 2004). http://www .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4/20041005/ default.htm.

[10] 引述见：Edmund L. Andrews, “Greenspan Concedes Error on Regulation,”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2008). http://www .nytimes.com/2008/10/24/business/economy/24panel.html。

[11] 他是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ABC News）上说这番话的：http://abcnews.go.com/ThisWeek/ video/ interview-alan-greenspan-10281612。

[12] Edward Krudy, “Wall Street cash bonuses highest since 2008 crash: report,”Reuters (March 12, 2014). http://www.reuters. com/article/us-usa-bonusesidUSBREA2B0WA20140312.

[13] Jurgen Tiekstra, “Joris Luyendijk: ‘Dit gaat helemaal fout,’” Volzin (September 2013). http://www.duurzaamnieuws.nl/ joris-luyendijk-dit-gaat-helemaal-fout/.

[14] 请参考以下例子：Milton Friedman, “Neo-Liberalism and its Prospects,”Farmand (February 17, 1951)。http://0055d26 .netsolhost.com/friedman/pdfs/other_commentary/Farmand.02.17.1951.pdf。

[15] F. A. Hayek, “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Review (Spring 1949). https://mises.org/etexts/hayekintellectuals.pdf.

[16] 新政（New Deal）指罗斯福新政。——译者注

[17] 引述见：Angus Burgin, 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 (2012), p. 13。

[18] 引述见：Angus Burgin, 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 (2012), p. 169。

[19] 引述见：Angus Burgin, 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 (2012),，p. 11。

[20] 引述见：Angus Burgin, 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 (2012),，p. 221。

[2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

[22] 弗里德曼在临终之前说，他唯一真正深入研究过的哲学家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波普尔说好的科学都是围绕着“证伪”展开的，必须不断地寻找那些不符合你理论的东西，而不是只追求实证。但是，我们知道，大多数人研究理论的方法正好与此相反。这似乎也正是“新自由主义”——和弗里德曼自己——出错的地方。

[23] Stephanie Mudge, “The Social Bases of Austerity. European Tunnel Vision &the Curious Case of the Missing Left,” SPERI Paper No. 9 (February 2014).http://speri.dept.shef.ac.uk/wp-content/uploads/2013/01/SPERI-Paper-No.9The-Social-Bases-of-Austerity-PDF-579KB.pdf.

[24]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936), last paragraph.

[25] Oscar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1891).

[26] 引述见：Burgin, The Great Persuasion, p. 217。

[27] Keynes, General Theory, last paragraph.

后记

乌托邦就在地平线上。我朝它走了两步；它往前移了两步。我又走了十步，它又往前移了十步。

无论我怎么走，都走不到。那么，乌托邦有什么意义呢？它的意义就是：一直走下去。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Eduardo Galeano，1940—2015）

那么，最后再问一次：怎么才能使乌托邦变为现实？怎么才能接受这些想法并付诸实施？

理想通往现实的道路，一直令我非常着迷。正如普鲁士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说的那句名言：“政治是一门‘可能’的艺术。”如果你跟踪华盛顿和威斯敏斯特等地的新闻，这种观点似乎确实没错。但是还存在另一种形式的，更加重要的政治。我说的是大写的政治，不是关于统治，而是关于颠覆。不是关于“可能”的艺术，而是关于变不可能为必然的艺术。

这个政治舞台可以容纳更多的政治家，从垃圾工到银行家，从科学家到鞋匠，从作家到正在读这本书的你。这种政治与那种小写的政治截然相反。当小写的政治一再地重申维持现状时，大写的政治就会随时冲破藩篱，强行逃脱。

奥弗顿之窗

20世纪90年代，美国律师约瑟夫·奥弗顿（Joseph Overton）第一次解释了大写的政治的作用过程。他以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点子没有受到重视？

奥弗顿意识到，政治家只要想连任，就不会允许自己的观点看起来过于极端。为了掌权，他们必须将自己的想法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这扇可接受之窗布满了各项经专家批准，经统计部门总结，并有很大机会写进法律的政策。

任何人的思想一旦伸出“奥弗顿之窗”的外面，就注定了坎坷的命运。他们很快会被媒体这个胆小的守窗人贴上“不切实际”或者“荒唐”的标签。比方说，电视就很少播放那些截然不同的观点。脱口秀反而成了一档娱乐节目，让我们没完没了地看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

尽管如此，社会却可以在几十年间发生彻底的改变。因为奥弗顿之窗是可以移动的。实现这一目标的经典策略是，发表一个令人震惊的颠覆性看法，从而使那些不是很极端的观点顿时听起来很明智。换句话说，为了使极端的观点听起来不无道理，你只需再极端一点。

图15 奥弗顿之窗

资料来源：由CC BY-SA 2.0授权的《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作者为Hydrargyrum

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英国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以及患有“伊斯兰恐惧症”的荷兰的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都非常完美地掌握了这门艺术。要不是经常不被当真，他们肯定已将“奥弗顿之窗”拉到了自己的营地。事实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这个窗口近几十年来一直在向右偏移。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消灭了经济上的争论，右翼已同时控制了宗教和移民方面的话语权。

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一场发生中的剧变。从历史角度来说，大写的政治向来是左派的专属领地。“直面现实，变不可能为可能！”1968年巴黎示威者喊的口号还回响在我们耳边。结束奴隶制、妇女解放、增加福利——这些进步思想一开始均以疯狂和“荒谬”的面目出现，但是最终都成为大家接受的基本常识。

可是，左派现在似乎已经忘了政治这门艺术。更糟糕的是，许多左翼思想家和政治家试图压制自己队伍中的极端主义思潮，他们一个个都害怕失去选票。这种态度就是我近几年来开始思考的“弱势社会主义”现象。

这是一种国际现象，你可以从全球无数的左翼思想家和他们的思想倾向中，从商会到政党，从专栏作家到大学教授中观察到这一现象。弱势社会主义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掌握了理智、判断和统计的游戏，留给左派的只剩下情绪了。他们心地善良。弱势社会主义者有太多的同情心，认为现行的政策极为不公。看到福利制度正在崩塌，他们飞跑着冲进来，尽自己所能地施以援手。但是当事态变得严重时，弱势社会主义者却往往倒向对立的一派，接受他们的辩论前提。

“国债已经失控，”他们承认，“但是我们可以制定更多依赖收入的政策。”

“消除贫困需要高昂的费用，”弱势社会主义者理论说，“但这是文明社会的一部分。”

“税收是很高，”他们哀叹，“但每个人都按自己的能力纳税。”

弱势社会主义者忘了，真正的问题不是国债，而是过度扩张的家族和企业。他忘了，消除贫困是一项回报极为丰厚的投资。他还忘了，自始至终银行家和律师都在以垃圾清理工和护士的利益为代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

严加管束，同时压制反对的声音，这就是弱势社会主义者唯一的使命。反对私有化，反对体制，反对紧缩。鉴于他们什么都反对，我们不免感到疑惑，弱势社会主义者真正拥护的是什么？

他们经常与社会上不幸的人站在一起：穷人、辍学者、寻求庇护者、残障人士，以及受歧视者。他们公开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同性恋恐惧症，以及种族歧视。他们着迷于蓝领与白领、贫与富、普通人与极少数人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并徒劳地尝试与早已抛弃他们的选民“再次建立联系”。

但是弱势社会主义者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们错了。他们的最大问题是沉闷，像木头一样沉闷。他们没有故事可讲，甚至连讲故事的语言也没有。

而且，左派那些人看起来真的很喜欢输。好像所有的失败、厄运和暴行是为了证明他们一直都是对的。“有一种行动主义，”丽贝卡·苏尼（Rebecca Solnit）在她那本《黑暗中的希望》（Hope in the Dark）中说，“自我标榜的成分多过努力做事的成分。”唐纳德·特朗普很清楚一件事，那就是大部分人喜欢站在获胜的一方。（“我们将会赢很多很多，多到你觉得厌倦。”）大部分人都讨厌同情和好心人的家长式作风。

不幸的是，弱势社会主义者已经忘了，左派讲述的应该是一个关于希望和进步的故事。我说的不是那种只能引起少数时髦人士兴趣的故事，这些人读过一些冗长的大部头之后，便兴致勃勃地探讨起“后资本主义”或者“交叉性理论”来。学术左派最大的罪过在于他们已经完全贵族化了，只会用些奇怪的术语，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异常复杂。如果你无法向一名相当聪明的12岁孩子解释你的理想，那可能是你自己的错。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讲给数百万普通人听的故事。

一切始于重新掌握进步的语言。

改革？是的，没错。让我们给金融业来一场彻底的革命。强制银行提高缓冲资本的额度，这样一旦危机再次发生，它们将不会垮台。需要的话，把它们拆分开，这样下次纳税人就不必为“不可能倒闭”的大银行话埋单了。曝光并摧毁所有的避税天堂，让富人把他们该付的钱都掏出来，他们的会计师也可以做些有意义的事。

任人唯贤？努力实现。让每个人最终按照各自的真正贡献获得酬劳。垃圾清理工、护士和教师的工资将大幅提升，而不少说客、律师和银行家的工资将变为负值。如果你想做损害公众利益的事，那么请便，但是你必须为这种特权支付高额的税。

创新？是的，必须进行全面的创新。即使现在，仍有大量的人才在浪费。如果说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的毕业生以前曾从事科学、公共服务和教育方面的工作，现在他们则更倾向于选择银行、律师事务所，或者谷歌、脸书这类广告推广企业。让我们停下来思考片刻，数十亿美元纳税人的钱被砸在了社会上最聪明的人才身上，目的是让他们学会如何更有效地剥削他人，这么一想你将大吃一惊。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最优秀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加倍投入到时代的最大挑战上，情况将会多么不同。例如，气候变化、人口老化和贫富差距……那将会是真正的创新。[1]

效率？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想一想：在无家可归者身上每投入一美元，都将在医疗保健、治安和诉讼费上收获3倍以上的回报。我们只需想想消除儿童贫困可能产生的效果就好。解决这类问题，比“对付”它们的效果要好得多，而且从长远来看，后者的费用要高很多。

削减保姆式服务？完全正确。让我们取消那些无聊和过分的再就业课程吧（他们实际上是延长失业），让我们停止羞辱和训练那些拿失业救济金的人吧。让我们给每个人发一份基本工资——作为大家的投入资本——从而使我们有能力规划自己的生活。

自由？歌唱吧，姐姐。正如我们所说的，超过1/3的劳动力被他们认为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给困住了。不久前，我就无聊的工作越来越多这个问题，给几百名咨询师做了一个报告。令我惊讶的是，观众没有发出嘘声。不仅如此，在后来的酒会上，不止一人向我透露，一些高薪但是无足轻重的任务实际上给了他们财务自由，使他们可以做一些利润不高但却更有价值的事情。

这些故事令我想起了那些自由撰稿人，为了有资金做关键的调查工作，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所鄙视的公司（恰好和他们调查的公司是同一类）做些公关工作。这个世界是不是乱套了？显然，在现代资本主义，我们资助的东西，其实全是……狗屎。

是时候重新定义我们对“工作”的概念了。我呼吁缩短工时，而不是要求那种漫长而无所事事的周末。我在呼吁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那些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几年前，澳大利亚作家布洛妮·韦尔（Bronnie Ware）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临终前最后悔的5件事》（The Top Five Regrets of the Dying），书中描写了她做护士时曾经照顾过的那些病人。[2]你猜答案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说他或她希望更关注同事的演示文稿，或者继续讨论共同创造对网络社会造成的破坏。最后悔的一件事是：“我希望有勇气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那种其他人希望我过的生活。”排在第二位的是：“我希望自己没有这么辛苦地工作过。”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我们听到的都是需要更多的工作和就业机会。对大部分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来说，就业的的确确是个中性词：越多越好。我认为是时候进行一场新的工人运动了。这场运动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更重要的是，为了争取有内在价值的工作。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一旦我们在乏味的营销、愚蠢的管理，以及害人的谎话上多花时间，失业率就会上升，而一旦我们在那些实现自我价值的事情上多花时间，失业率就会下降。

最后两条建议

弱势社会主义者必须停止在道德优越感和过时的观念中放纵自己。每个自认为进步的人应该不仅仅是能量的灯塔，还应该是思想的灯塔，不仅仅是愤怒的灯塔，还应该是希望的灯塔，并同等地看待道德标准和强行推销。说到底，弱势社会主义者缺乏的是政治变革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坚信有更好的方法。坚信乌托邦实际上触手可及。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学会大写的政治是件易事。正好相反。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障碍在于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这是过去三年我为普遍基本收入、缩短工时和消除贫困辩护时的亲身经历。不断地有人告诉我这些观点不现实，我们负担不起，或者愚蠢至极。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我的所谓不够务实其实和我推理中的真正缺陷没有任何关系。把我的观点称为“不现实”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说法，真正的意思是它们不符合现实。让他们住口的最好方法是使他们觉得自己很蠢。这种方法甚至好过审查制度，因为几乎可以保证他们都闭口不言。

我刚开始写文章介绍基本收入的时候，大部分人从未听说过这个词。但是现在，仅仅过了几年，这个观点已经非常普及。芬兰和加拿大都已宣布进行大量的实验。硅谷也在大踏步跟上。“直接给”（我们在第二章提到的一个公益组织）正在肯尼亚大范围开展关于基本收入的研究。而在我的祖国荷兰，至少20个城市已经将基本收入计划付诸行动。

引发这股突如其来的兴趣的，是2016年6月5日瑞士举行的全民公投。5年前也许只有几百个瑞士人知道什么是基本收入，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当然，这个提议遭到了大比分否决，但是我们别忘了，1959年，瑞士人同样以大比分否决了另一项奇怪的乌托邦式提议：妇女的选举权。等到1971年进行第二次公投时，大部分瑞士人都改投了赞成票。

我的观点是：瑞士的公投并不是讨论的结束，而是开始。自从本书在荷兰初版以来，我已经在巴黎、蒙特利尔、纽约、都柏林和伦敦讨论过这件事。每到一处我都遇到了对基本收入非常狂热的人，他们热情的原因完全相同。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英国退出欧盟，以及特朗普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排外和不平等的问题能够得到真正彻底的解决。他们渴望一幅崭新的世界地图。渴望获得新的希望。简而言之，渴望一个新的乌托邦。

因此，最后，我想向每一个准备将本书的观点付诸实施的人提最后两条建议。第一条，要知道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我遇到过无数的读者，他们告诉我，虽然他们绝对相信本书的观点，但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腐朽而贪婪，简直糟糕透了。我回答他们：关掉电视，看看周围，并组织起来。大部分人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真的。

我的第二条建议是，脸皮要厚。不要让任何人对你指手画脚。如果我们想改变世界，就需要不切实际，不讲理，和不可理喻。记住：那些呼吁废除奴隶制、争取妇女选举权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人，也曾经一度被视为疯子。只有历史才能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1] 既然说到了这个问题，谁给我们的资助都比不上历史上最大的风险资本家：政府。毕竟，几乎每一个突破性创新都由纳税人提供资金。例如，你的苹果手机里面的每一项基本技术——电容传感器、固态存储器、全球定位系统、互联网、蜂窝通信、智能语音控制功能（Siri）、微芯片和触摸屏——都是由拿政府工资的研究人员发明的。请参考：Mariana Mazzucato,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2013)。

[2] Bronnie Ware, The Top Five Regrets of the Dying. A Life Transformed by the Dearly Departing (2012).

致谢

没有一本书是单独写就的，但是我以前从未得到过如此多的支持。我首先要感谢网络媒体The Correspondent的成员，The Correspondent是我的写作之家，他们为我提供资金，提出关于文章和书籍方面的建议，同时还指出了我的许多错误。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们，特别是阅读了全部或者部分手稿的Jess Frederik、Andreas Jonkers、Erica Moor、Travis Mushett和Rob Wijnberg——我欠他们一个大大的感谢。

我得大大地感谢Momkai的设计团队——Martijn va Dam、Harald Dunnink、Shannon Lea、Cynthia Mergel、Leon Postma和Frazer Sparham，他们为本书绘制了精致的信息图（而且他们总是无比耐心地对待我的每次细小的改动）。

我很荣幸地邀请到威尔·汉森（Wil Hansen）担任本书荷兰语原版的编辑，他再次纠正了我的逻辑错误和尴尬措辞。我同样非常感谢本书英文版的译者伊丽莎白·曼顿（Elizabeth Manton），她的语感非常棒，同时也给我提了许多宝贵的观点。有人问我英文版翻译得怎么样，我很快就得承认，英文版可能要比原版出色许多。

如果没有我那杰出的荷兰籍出版人米露·克莱恩·兰克霍斯特（Milou Klein Lankhorst），这本书永远不可能如此成功。他还介绍我与未来的经纪人丽贝卡·卡特（Rebecca Carter）认识，丽贝卡对于这本书的潜力深信不疑，并很快介绍我和利特尔&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的编辑本·乔治（Ben George），以及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的编辑亚历克西斯·基施鲍姆（Alexis Kirschbaum）认识，两位编辑深刻的洞察进一步提升了本书的质量。

最后（同样非常重要），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家人、朋友，特别是玛嘉（Maartje）的支持。她的批评有时非常刺耳，让人难以接受，然而我却不能失去她，因为道理非常简单，她的话往往是对的。

对于书中存在的任何逻辑错误、尴尬用语和无法实现的幻想，我将承担全部责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 : 如何建构一个理想世界 / （荷）鲁特格尔·布雷格曼著 ; 曾小楚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8.11

书名原文：Utopia for Realists: How We Can Build the Ideal World

ISBN 978-7-5086-9214-2

I. ① 现… II. ① 鲁… ② 曾… Ⅲ . 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研究 Ⅳ . ①D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3576号

Utopia for Realists: How We Can Build the Ideal World

Copyright © 2016 by Rutger Bregman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Utopia for Realists originated on The Correspondent, your antidote to the daily news
grind www. Correspondent.com”

Infographics by Momka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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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如何建构一个理想世界

著者：[ 荷] 鲁特格尔·布雷格曼

译者：曾小楚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93千字

版次：2018年1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358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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