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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许之地/（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Erich Maria Remarque）著；丁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08-14412-5

Ⅰ.①应…　Ⅱ.①埃……②丁…　Ⅲ.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IV.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0846号

书名：应许之地

作者：【德】雷马克

译者：丁娜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郝蕴馨

封扉设计：周伟伟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4412-5/I.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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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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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应许之地》手稿笔记摘要[122]

应许之地

1

三周来，我眼前的这座城市看上去仿佛就像在另一个星球上。它与我相距仅有几公里，中间那条隔开我们的海峡窄得我几乎可以游过去，尽管如此，它对我来说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犹如有成群的坦克拱卫着它。保护着它的是二十世纪最坚固的堡垒：由各种有关证件、签证的清规戒律和官僚主义那冷漠而非人道的法律条文构成的壁垒。我置身在埃利斯岛[1]，时值1944年夏，眼前的城市是纽约。

埃利斯岛是我经历过的最温和的拘留营，人们在这里既不挨打也不受刑，不会因做苦工被折磨死，也不会被用毒气杀害。这里的伙食甚至也不错，还免费，也有能让人睡觉的床铺。虽然到处设有岗哨，但站岗的人几乎都很友好。移民美国的人但凡身份证件可疑或是不合格，都要先被扣留在埃利斯岛。光有美国驻欧洲使领馆的入境签证还不够，入境前还要经过纽约移民局的再次验证和确认，此后才有资格入境。倘若经检查不合格，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就得坐下趟轮船被遣返。然而遣返已经早就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欧洲在打仗，美国也参战了，德国潜水艇在大西洋围追堵截，现在已鲜有客轮驶往欧洲港口了。对遭到拒绝的移民来说，这也可能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样一来这些数年来到处漂泊、居无定所的人就有希望能在埃利斯岛多逗留一段时间。但这种安慰却被许多其他传言削弱了，如传说中的载满了绝望的犹太人的幽灵船，数月来这些船在洋面上到处游弋，无论它们想在何处靠岸，都遭到了拒绝。有些移民在古巴和南美港口亲眼看见了那些绝望者的面孔，他们在破败的轮船栏杆旁挤作一团、在关闭的港口前喊叫着祈求怜悯，他们是一群无望的现代的“漂泊的荷兰人”[2]，他们希冀躲过的是潜水艇和人类的无情，他们是一群虽生犹死的人和受到诅咒的灵魂，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生成了人并且想活下去。

拘留营中，精神崩溃已是屡见不鲜。奇怪的是，在埃利斯岛上，这种情况要比法国拘留营面临德国部队和盖世太保大兵压境时严重得多。这大概与法国当时严峻的死亡威胁有关，这种威胁如此之大，以致它能阻止精神崩溃的发生。相反，当已经近在咫尺的获救突然又变成海市蜃楼时，人们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精神崩溃者的数量继而剧增。然而在这里不像在法国有那么多自杀的，因为尽管有绝望相伴，希望还是足够大的。但是，哪怕是一位和善的核审员的审问都可以导致精神崩溃——流亡年代养成的不信任和警觉只要在瞬间稍有松懈，就会立即引起审问者的怀疑，这时被审问者就会为自己的疏忽而恐慌。而发生精神崩溃的人当中，男性总是多于女性。

这座近在咫尺而又难以企及的城市变为一种酷刑，它折磨人、引诱人，许诺而又食言。有时它仅仅是个面目不清的怪物，四周云雾缭绕，到处喧嚣着轮船的噪音，轮船就像是一群钢铁的鱼龙目古兽。夜深时，它又变换成一片惨白的月光笼罩之地拒人于千里之外，那成百上千的塔楼令它成为一座如幽灵般的巴别塔。然而，当万家灯火在傍晚相继点燃时，它又变为一块悬挂在地平线上闪烁的地毯，与欧洲那一片漆黑的战夜相比，令人感到异样和错愕。这时，休息室中常有流亡者起身离床，他们是被睡眠者的抽噎、呼噜和叫喊吵醒的，后者在梦中仍被盖世太保、宪兵和党卫军的杀手们追捕着。醒来的人三五成群聚在窗口，他们或喃喃自语，或一言不发地凝视着美国这片应许之地[3]那光怪陆离的灯光全景。此刻，他们那灼热的目光中所流露出的兄弟情谊和共同感受只能源自痛苦，而绝不可能出于幸福。

我有一本德国护照，有效期还有四个月。护照上的名字是路德维希·佐默，护照几乎可以说是真的。它是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来的，两年前那位朋友死于波尔多。因为我们俩的身高、头发和眼睛的颜色都恰巧相符，从前的数学教授、现在在马赛[4]从事伪造护照工作的鲍尔劝我不要把护照上的名字改成我的。尽管流亡者中不乏出色的平版印刷工人，他们能为没有身份证的难民制作可用的证件，我还是听从了鲍尔的建议，放弃了自己本来的姓名。我的本名反正也快不能用了，它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废弃它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因此，我的护照几乎是真的，只是我本人和照片中的并非一人。这方面的专家鲍尔给我讲过这样做的好处：一本改动太大的护照，即使做得天衣无缝，也只能经得住粗略的检查。任何设备稍好的警方实验室都能查出这类护照的破绽，而一旦露出马脚，等待我的只有监狱、驱逐或是更可怕的事。相反，一本真护照，即使拥有者是冒名顶替的，要想弄清真相也要花费数倍的调查时间。首先得与出具护照的机构联系、查明事实，但开战以来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所有与德国的联系都中断了。自那时起，专家们普遍建议最好改变身份，在印章上做手脚要比在名字上容易得多。我护照中唯一较大的差别是宗教信仰，佐默是犹太人，而我不是。鲍尔认为这不碍事。

“要是被德国人抓住了，您就把护照扔了，”他解释说，“因为您没割过包皮，[5]也许找个借口就能蒙混过关，而不必被用毒气杀害。而反过来，犹太人的身份在逃亡的路上对您又会有益处。至于不懂相关习俗，您可以解释说您父亲和您一向就是无神论者。”

三个月后鲍尔被捕了。持有西班牙领事身份证件的罗伯特·希尔施曾试图营救他出狱，但他晚到了一步，头天晚上鲍尔已被押往德国了。

在埃利斯岛，我遇到两位流亡者，以前我们见过几次面，都是在“苦路”[6]上。这条苦路是流亡者逃避希特勒政权的路程，它经由荷兰、比利时、法国北部至巴黎，在那儿，苦路就分了岔，一条经里昂到地中海沿岸，另一条经波尔多、马赛、比利牛斯山前往西班牙、葡萄牙，最后到达里斯本的港口。苦路的名字是那些走过这条路的德国流亡者起的。他们不仅要躲避希特勒的盖世太保，还不能让所到国家的宪兵抓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无有效证件，也没签证。要是被宪兵抓住，等待他们的就是关押、监禁和驱逐。许多国家至少还足够人道，不把他们遣返回德国境内，在德国，他们肯定会死在集中营里。只有少数逃亡者持有效护照，剩下的许多人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疲于奔命。没有证件他们也无法正大光明地工作，大多数人都要忍受饥饿、痛苦和孤独，所以他们把这条逃亡之路叫苦路。他们驻足的地方往往是城里的邮局和公路旁的白墙，他们希望在邮局里得到亲友在那里留给他们的信件[7]，公路旁的墙壁和房舍成了他们的报纸，上面有彼此失散的人用粉笔和煤块写下的寻人启事，还有警告、提示以及身处这一冷漠而惨无人道的时代的无助呐喊。战争即将接踵而至，而在战争中盖世太保与宪兵常常狼狈为奸。

埃利斯岛上那两位流亡者中的一位，是我当年在瑞士边境结识的，那里的海关人员一夜之内四次把我们赶往法国境内，而法国的边境人员又把我们赶了回来。天气很冷，最后拉比诺维茨和我终于说服瑞士人把我们关进监狱。瑞士监狱中有暖气，那简直就是天堂，我们真希望整个冬天都能在狱中度过。但瑞士人却如现实一样的冷酷，不久之后他们就从提契诺州[8]把我们赶到了意大利，在那儿我们俩分了手。这两位流亡者在美国有亲戚，亲戚替他们出了经济担保，所以几天后他们就被释放，离开了埃利斯岛。告别时拉比诺维茨向我保证，会在纽约寻找苦路上认识的其他熟人替我想办法。对此我不抱任何希望，这不过是一种惯常的许诺，一旦他自由了就会把这种许诺忘得一干二净。

我并不感到不幸。几年前我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博物馆学会了打坐，可以毫不惊慌一连几小时静坐在那里。那时，我能够控制自己以进入无意识状态，这几乎与自我暗示类似。我以这种方式进入一种倦怠的忘我境界，这种境界令漫长而紧张的等待变得可以忍受了一些，因为在一种特别荒谬的幻想中，这种等待最终似乎确实与我不再相关了。这样，我才没有被漆黑斗室中的孤寂压垮，我在那里躲藏了数月。当盖世太保对布鲁塞尔进行地毯式排查来搜捕流亡者时，那家博物馆的馆长把我藏在了馆中。我只有早晚能见他片刻，他给我带来些许食物，晚上闭馆后他放我出来。白天那间斗室上着锁，只有馆长才有钥匙。每逢有人走过走廊时，我不能咳嗽、打喷嚏或是弄出别的响动。做到这些并不难，但一旦危险真的临近时，恐惧引起的精神焦虑从一开始就很容易令人惊慌失措。所以我防患于未然，练静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锻炼出足够的精神力量以抵抗震惊的冲击。有一段时间，我开始不再看手表，以致我有时辨不出白天黑夜，特别是星期天馆长不来博物馆的时候。但不久之后，我又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我这样太容易失去仅有的一点心理平衡而陷入自暴自弃的泥沼了。我反正一直离自暴自弃不远，没有走这一步，不是因为对生活尚存信心，而是期盼着复仇。

一周后，一位干瘦而羸弱的男子与我搭讪。他拎着一只绿色的鳄鱼皮公文包，看上去像个律师，那些穿梭于拘留营活动大厅的律师活像一群振翅飞翔的乌鸦。

“您是路德维希·佐默吗？”

我充满疑惑地望着他，他说的是德语。“问这干吗？”我反问道。

“您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路德维希·佐默吗？”那男子爆发出沙哑的笑声，满是褶子的灰脸上一嘴不同寻常的大白牙格外扎眼。

这时，我想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什么可保密的。“这我当然知道，”我回答说，“可您为什么要打听呢？”

那男子像猫头鹰似的眨了几下眼，终于说：“是罗伯特·希尔施委托我来的。”

我惊讶地抬头望着他，问道：“受希尔施委托，罗伯特·希尔施？”

那男子点了点头。“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罗伯特·希尔施死了。”我说。

那男子诧异地望着我。“罗伯特·希尔施在纽约，”他说，“两个小时以前我还与他说过话呢。”

我摇了摇头。“这不可能。那肯定是另一个人。罗伯特·希尔施在马赛被枪杀了。”

“胡扯！希尔施派我来这里，是为了帮您离开此地。”

我不相信他，我猜这大概是核审员们设下的圈套。“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问。

“有个叫拉比诺维茨的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您在这里。”说着，他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我是莱文，是莱文与沃森律师事务所的。这回您终于相信了吧？您戒心可真是不小。为什么？您有许多要隐瞒的事情吗？”

我长出了一口气，现在相信他了。“在整个马赛，人们都传说罗伯特·希尔施让盖世太保给枪杀了！”

“马赛！”莱文轻蔑地答道。“我们现在可是在美国！”

“我们是在美国吗？”我望了望流亡者们所在的大厅，大厅的窗户上装着铁栅栏。莱文再次爆发出沙哑的笑声。“没错，还没彻底踏上美国的土地。在我看来，您还没有丧失自己的幽默。希尔施先生已经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您的情况。你们二位在法国一座拘留营里待过，对吗？”

我点了点头，依旧很茫然。罗伯特·希尔施还活着！我捉摸着，而且他就在纽约！

“对不对呀？”莱文有些不耐烦地问。

我又点了点头。不过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希尔施在拘留营只待了一个小时。他是化装成党卫军军官来的，要求一位法国指挥官交出两名受盖世太保追捕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当时他认出了我，他事先不知道我在拘留营。他立刻不动声色地要求也引渡我。那位指挥官是个胆小的预备役少校，早就对这一切不耐烦了，他只要求给他出具一份正式的书面证明。希尔施给他开了，他身上总是带着一些有真有假的空白证明信。然后希尔施行了个纳粹式举手礼，把我们塞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那两位政治家一年后又被捕了，他们在波尔多落入了盖世太保的陷阱。

“是的，没错，”我说，“我可以看看希尔施给你们的书面资料吗？”

莱文犹豫了一下。“当然可以。有什么可看的呢？”

我没有回答。我想确证一下，罗伯特陈述的与我告诉核审人员的是否一致。我仔细阅读了那份资料，然后把它交还给莱文。

“对吗？”莱文又问了一遍。

“对。”我边说边向周围扫了一眼。我周围的一切好像突然间变了样子。我不再是孤独一人，罗伯特·希尔施还活着。一个声音在向我呼喊，我曾以为再也听不到这个声音了。一切都变了，什么也没有失去。

“您有多少钱？”律师问。

“大约一百五十美元。”我小心翼翼地答复。

莱文摇了摇他的秃脑袋。“稍微少了点儿，即使是办短期的旅游签证，为了继续前往墨西哥或加拿大也不够。但这还可以想办法。您明白吗？”

“不明白。我去墨西哥或加拿大干什么呢？”

莱文一张嘴又露出他的大马牙。“不干什么，先生。重要的是，您得先进入纽约，而最容易的就是申请短期的过境签证了。等您一旦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您可以生病，生了病就无法旅行了。然后就可以继续申请滞留签证了，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当务之急是把脚先伸进门！现在您明白了吧？”

“明白了。”

一个号啕大哭的女人从我们身边走过。莱文从包里拿出一副黑色的角边眼镜戴上，看着她走远。“待在这儿日子肯定不好过。”他说。

我耸了耸肩。“还可能更糟。”

“更糟？为什么？”

“更糟的情况多了，”我说，“可能出不去了，并患上胃癌。如果埃利斯岛在德国，那就会有人会把您父亲钉在地上，好从您嘴里逼出口供。”

莱文凝视着我。“您真是有一种令人觉得十分恐怖的想象力。”他说。

我摇了摇头。“不，”我说，“只是有十分恐怖的经历。”

律师掏出一块大花手帕，像吹号一样把鼻涕擤得震天响。然后他把手帕细心地重新折叠好，收了起来。“您多大年纪了？”

“三十二岁。”

“流亡多久了？”

“快五年了。”

这并不符合事实，我流亡的时间还要长，但根据我所拥有的路德维希·佐默的护照记载，流亡是从1939年才开始的。

“犹太人？”

我点了点头。

“您看上去可不怎么像犹太人。”莱文说。

“可能吧。难道您认为希特勒、戈培尔[9]、希姆莱[10]和赫斯[11]看上去就特别像雅利安人吗？”

莱文又沙哑地大笑起来。“不像，确实不像！这也无所谓。如果您不是犹太人，何必要说自己是呢？特别是在如今这种情况下！对吧？”

“可能对吧。”

“您在德国集中营待过吗？”

“待过，”我不情愿地说，“四个月。”

“您有相关证明吗？”莱文有些贪婪地问道。

“没有证明。我被释放，后来就逃亡了。”

“真可惜！我们现在其实挺需要这类证明材料的。”

我注视着他，我明白他的意思。但赤裸裸地用这种东西做交易令我反感。做交易那种经历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怕得我自己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让它们沉淀下去。不是忘却它们，而是在我用不着它们的时候，仅仅在自己的内心抹去它们的痕迹。我不是指现在在埃利斯岛，而是指在德国。

莱文打开公文包，掏出几张纸，说：“我这里还有一些资料，是希尔施先生给我的，是一些认识您的人提供的证明和说明。已经全部公证过了，为了方便，是我的合作伙伴沃森公证的。您不想也看看吗？”

我摇了摇头。这类声明我在巴黎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罗伯特·希尔施搞这些可谓行家里手。现在我不想看这些东西。我有些奇怪地感到，尽管这一天福星高照，似乎我还是应该给机遇留出足够的空间。流亡者大概马上就能明白我的意思。那些一直必须为百分之一的机遇而奋斗的人，也因此不在乎多等待幸运一会儿。想给莱文讲清楚这些，那是白费力气。

律师踌躇满志地把这些材料又放回包里。“现在我们还得为您找到什么人出具一份担保书，保证您在美国逗留期间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您在这儿有认识的人吗？”

“没有。”

“也许罗伯特·希尔施认识什么人？”

“这我不知道。”

“他肯定能找到的，”莱文信心十足地说，“在这种事上他很有办法。到纽约后您住什么地方？希尔施建议您住劳施旅馆，他以前也在那儿住过。”

我沉默了片刻。“莱文先生，”我说，“您是说，我确实能离开这里？”

“怎么不能呢？我不是就为这事来的嘛。”

“您确实相信我能出去？”

“当然。难道您不相信吗？”

我把眼睛闭上了一会儿。“是的，我也相信。”

“这不就得了。永远别放弃希望！还是流亡者都不是这样？”

我摇了摇头。

“您看这就对了！永不言弃——这是美国一个古老而有益的原则！您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我懒得向这个不谙世事、只会背法律条文的小子解释“希望”是多么具有破坏力。它可以吞噬一颗脆弱之心的抵抗力，就像一名濒临失败的拳击手，那些没有击中目标的出拳会耗尽他的最后气力。我见过的死于希望破灭的人，要远远多于像刺猬那样蜷缩着听天由命的人，后者的全部注意力都仅仅放在存活下去上，所以无暇他顾。

莱文合上公文包。“我现在把这些材料存放到核审员那儿。过几天我再来。振作起来！事情会办成的。”他四面嗅了嗅说：“这里的气味真难闻！就像在一家没有好好消毒的医院。”

“那是贫穷、官僚机构和绝望的气味。”我说。

莱文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绝望，”他嘲讽地问，“它也能散发气味吗？”

“您要是不知道这一点，那可真是个有福之人。”我回敬道。“哎哟，您对幸福这一概念的见解可够深刻的。”

我没接他的话茬。不深刻地讲是无法向他解释清楚幸福这一概念的，甚至活下去的秘密就在于此。莱文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大手与我告别。我本想问问他办这事一共得花多少钱，但我忍住没问。人很容易就会因为问题太多而乱了大谋。希尔施派他来了，这就够了。

我站起身来，目送律师离去。对他那句事情会办成的诺言，我还是不太相信。这方面我的负面经验太多，常常上当受骗。尽管如此，我仍感到内心一阵激动，而且越来越激动，激动得要失控。这不光是因为想到罗伯特·希尔施在纽约，他还活着——还有别的原因——这就是一种绝望的希望，几分钟之前我还抵抗过它，并用不幸的傲慢将它驱走。现在它突然悄声而至，在此刻跳了起来，一种迷茫的、无理的、野性的希望，一种几乎没有目标的匿名的希望，这不过是对一种模糊的自由的向往。但是这种自由的目的何在？它将把我引向何方？我要这自由又有何用？我不得而知。这是一种莫名的希望，在我内心中，我所诉求的这种希望并没有拔高我自己，在这种原始的求生本能中，这种希望已经几乎与我本人没有什么干系了。我的听天由命哪儿去了？我的不信任哪儿去了？我那可怜可叹地营造出的人为优越感哪儿去了？这一切我都不复知道。

我转过身看到刚才痛哭的那位妇女。她手上现在牵着一个红头发的孩子，孩子在吃一根香蕉。

“他们对您做了什么？”我问。

“他们不想让我的孩子入境。”她小声说。

“为什么？”

“他们说，孩子……”她犹豫着，“孩子脑子有些慢。”然后她忙解释说：“可这孩子肯定能康复！在我们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他不是傻子！他只是有点儿迟钝！他会恢复的！他们必须给他时间！他不是精神病！可里面那些人不相信啊！”

“有医生在场吗？”

“我不知道。”

“您必须要求医生到场，一位专科医生。他会帮助您的。”

“我怎么请得起专科医生？”这位妇女喃喃自语道。“我很穷。”

“您得申请，在这儿是可以申请此事的。”

小男孩吃完香蕉后把香蕉皮理顺，然后放进了裤兜里。

“他很注意整洁，”母亲小声说，“您看他办事多么井井有条啊！他怎么可能疯癫呢？”

我凝视着小男孩，他好像没有听母亲在说什么。他的下嘴唇向下耷拉着，他在搔自己那发亮的头发。阳光照射到他的眼睛上，眼睛看上去像玻璃假眼。“为什么他们不想让他入境？”母亲嘀咕着。“他就是比别人更可怜嘛。”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他们允许许多人入境，”我最后说，“几乎所有的人。每天早晨都有人被释放，您得有耐心。”

我说这话的时候十分蔑视自己。我感到自己这么做的时候，真想从这位母亲眼前逃走，她在困境中仰视着我，就好像我真能给她出什么主意似的。我没主意。我尴尬地从兜里掏出点儿钱，塞到那个看上去有些自闭的男孩手中。“拿着，去买点儿什么吧！”

这是流亡者的一种古老迷信，试图用一种愚蠢的姿态来贿赂命运。我立刻感到羞愧。我想，这是在用几个硬币的人道来换自己的自由。还有什么？难道希望那腐败的孪生姐妹——恐惧，也随之一道前来了？还有它那更加谄媚的女儿——怯懦？

这一夜我睡得很不踏实。我在窗前站立良久，边观看窗外北面的纽约城闪烁的灯火，边回忆自己那穷途潦倒的一生。拂晓时一位老先生昏倒了，激动的人影在他床边忙来忙去。有人在找硝酸甘油，老人把他的药盒弄丢了。“他可不能病啊，”家属们小声说，“那可就全完了！明早他必须得站起来！”他们没找到药盒，然而一个留着长胡子的忧郁的土耳其人帮助了他们。早晨，老人又能步履蹒跚地走进公共活动室了。

2

三天以后，那位律师又来了。“您看上去很糟糕，”他哑着嗓子说，“您怎么了？”

“全是因为希望，”我嘲讽地说，“它比不幸让人沉沦得更快。这您应该知道的，莱文先生。”

“您总是开这种流亡者玩笑！您没什么真正的理由苦恼。我给您带来了新消息。”

“什么新消息？”我小心地问。我始终怕自己的护照会露出什么破绽。

莱文笑着露出他的满嘴大马牙。他笑口常开，我想，对一个律师来说他笑得太频繁了。“我们为您找到了担保人！”他说。“这个人保证，您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一位保证人！您还有什么话说？”

“是希尔施吗？”我心存疑惑地问道。

莱文摇了摇他的光头。“希尔施早就没钱替别人担保了。您认识银行家坦嫩鲍姆吗？”

我默不作声，不知该如何应对。

“也许认识。”我说。

“也许？什么叫也许呀？您总是躲躲闪闪！您肯定认识他！他为您担保呢！”

突然有一群海鸥尖叫着，在窗前掠过动荡而波光粼粼的海面。我不认识什么银行家坦嫩鲍姆，我在纽约举目无亲，只认识罗伯特·希尔施一个人。此事肯定是他安排的，就像他在法国以西班牙领事身份安排这类事那样。

“我极有可能认识他，”我说，“在逃亡中会遇到很多很多人，所以不可能记住所有人的名字。”

莱文满腹狐疑地望着我。“连坦嫩鲍姆这样的名字也记不住？”[12]

我笑了。“坦嫩鲍姆也记不住。为什么不可以忘呢？正因为是坦嫩鲍姆才记不住。谁如今愿意记起德国的圣诞节呢？”

莱文擤了擤鼻涕，他的鼻梁很高。“您认不认识他无所谓。关键的是他替您担保！而他这样做了！”

他打开公文包，几张报纸掉了出来。他把报纸递给我。“都是晨报！看过了吗？”

“没有。”

“什么，还没读过？难道这里没有报纸吗？”

“有，但我今天还没读呢。”

“怪事！人们都以为恰恰是您该每天急着读报呢！难道这里的人不都是如此吗？”

“很有可能。”

“您不这样吗？”

“不，我不这样，我的英文程度也不行。”

莱文摇了摇头。“您真是个怪人！”

“也许吧，”我说。我懒得向这位希望得到直截了当回答的人解释，只要我被关在这儿，我就不会抢着看什么战事报道。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不因为毫无必要的情绪波动而耗费自己本已有限的精力。要是我告诉他，自己不读报，而是在夜间读一本从苦路上带过来的德国诗选，那他大概会认为我是精神病，并从而放弃为我辩护。“谢谢！”我边说边接过报纸。

莱文继续在他的包里翻找。“这是两百美元，是希尔施先生交给我替您办事的，”他解释道，“是给我的预付酬金。”他边说边取出四张纸币，像玩牌那样把它们排成扇形，马上又把它们装了回去。

看着那四张纸币消失后我问：“希尔施先生给您的钱全部是为了用来预付您的酬金吗？”

“这倒不见得，但我即使把钱给了您，您也会把它付给我的，对吧？”

莱文又笑了起来，这回不光露出大牙，带动了满脸的皱纹，而且连耳朵也被牵扯进来，它们动来动去就像大象的耳朵。“您不会想让我为您白干吧？”他温和地问道。

“这不会。不过您不是说过，我那不到一百五十美元办入境手续太少了吗？”

“有人担保就不一样了！坦嫩鲍姆改变了一切！”

莱文喜形于色。看他那高兴劲儿，好像现在就在打着我手中这一百五十美元的主意似的。我决心在重新拿到带入境签证的护照前一毛不拔。莱文好像猜到了我的心思。“我现在把担保材料交给核查官员，”他客观地解释说，“如果一切顺利，几天之内我的合作伙伴沃森就会来办理其余的手续。”

“沃森？”我问道。

“对，沃森。”他答道。

“为什么非得沃森办呢？”我怀疑地问。

令我惊奇的是莱文变得有点儿窘。“沃森家族几代都是美国人。最早来美国的。”他解释说。“他们家是乘‘五月花号’来美国的，在美国这就几乎等于是贵族了。这是一种无害的偏见，我们必须利用它。特别是在您这个案子上，您明白吗？”

“我明白。”我吃惊地说。大概沃森不是犹太人，原来这儿也讲这一套。

“他出马会让这一切更加无可挑剔，”莱文胸有成竹地说，“这对以后的申请也有好处。”他站起来向我伸出了瘦骨嶙峋的手。“祝您一切顺利！不久您就会置身纽约的！”

我没搭腔。他的所有言行都不招我喜欢。我像所有靠偶然生活的人一样迷信，觉得他预言未来的那种信誓旦旦不是什么好兆头。他第一天就这样做了，当时他问我将住在纽约什么地方。在流亡者中本不该这么问的，这会带来不幸。我不止一次经历过，最后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还有坦嫩鲍姆，这事难道不奇特和令人激动吗？我还不能完全相信此事。罗伯特·希尔施的钱不就让这位律师立即私吞了嘛！这笔钱希尔施肯定不是给他的！两百美元，这可是一大笔财产啊！我花了两年才攒下我那一百五十美元。也许下回莱文还要打我这笔钱的主意呢！我唯一能相信的是：这个贪婪的人——犹如一只长着太多獠牙的鬣狗——是罗伯特·希尔施派来的。

希尔施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真正的马加比[13]。法国实现停战后不久，有一天他突然以西班牙副领事的身份出现在普罗旺斯。不知从什么地方，他弄到了一本外交官护照，上面的名字是拉乌尔·特格纳，从此他就以这一身份抛头露面，叱咤风云。没人知道他那护照是真是假，人们猜测他是从法国抵抗运动组织手中弄到它的。对此，希尔施自己从未露过一点儿口风，但人们都知道，当他如彗星般突然发迹时，他也为法国地下组织工作。反正他拥有一辆西班牙牌照并贴有外交使团标签的车，他身着高雅的西服，在汽油像金子般珍贵的时候，总能搞到足够的汽油。这一切他只可能从地下抵抗组织那里得到。他也为这些人运送武器、传单和双页小册子。当时正是德国人不遵守局部军事占领条约，为追捕流亡者而向法国的自由地区进军的时期。希尔施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能营救的人。他的汽车、他的护照和他的胆识令他如虎添翼。一旦遇到检查，他就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称自己是与德国友好的另外一位独裁者的代表。他痛斥巡逻队，援引自己的外交豁免权，并立即搬出佛朗哥[14]与希特勒的关系来吓唬人。德国巡逻队往往会放过他，不愿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德国人天生的臣属感令他们尊敬头衔和护照，他们被训练出来的服从同时也意味着怕担责任，低级军官尤其如此。即使是党卫军成员，希尔施冲他们大声咆哮时，他们也会恐慌不安。他料到了任何一种独裁都会在自己内部制造畏惧，因为这种政体把权力变成主观的东西，如果其追随者对不断变化的规章条例不是了如指掌的话，那么权力对他们而言也就意味着危险。这么一来，他就利用怯懦来解救苦难，因为任何暴力统治的必然结果都不外乎与残酷并存的怯懦。

有几个月，他在流亡者中几乎成了传奇人物。有些人的生命是他用空白证件解救的，他不知从何处搞到这类证件，并填上了相应的姓名。尽管盖世太保已经在追捕这些人，他们还是用伪造的证件经比利牛斯山逃脱了。另一些人被藏在外省的修道院中，直到人们能将他们转移。有两个人被他从拘留地解救出来，成功地远走高飞了。他公然用自己的汽车运送成捆的地下读物。那时，他也把我和另外两名政治家从拘留营救了出去，那次他是穿着党卫军军官服干的。每个人都明白，他这么单枪匹马地与暴力抗争，最后只能死于非命。突然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传说他被盖世太保枪杀了。甚至一直有人说亲眼看到他被捕了。

我被从拘留营救出来之后常与他见面，有时我们的相聚通宵达旦。最让希尔施受不了的是：犹太人让德国人像逮家兔一样轻松地抓住，他们不做任何抵抗，大批大批地被塞进拥挤不堪的运牲口车送往死囚集中营。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几乎从来没有试图反叛或反抗，而是顺从地去赴死？既然知道反正是一死，为什么甚至没有部分人起来抗争，哪怕是抓几个凶手当垫背的呢？我们两个人都知道，这不是如恐惧、最终而绝望的希望或是怯懦那些表面化的概念能解释清楚的。还不如用相反的概念来解释，默默地接受死亡，看来要比最后模仿条顿人[15]的复仇去乱拼一气需要更大的勇气。尽管如此，自马加比以来，两千年间这场最大的听天由命还是令希尔施抓狂。因此他恨自己的民族，同时又怀着一种痛苦的爱理解它。他单枪匹马挑战强权暴力不仅仅出于人道的原因，他也是在反叛自己。

我拿上了莱文给我的报纸，我英语懂得不多，读起来很吃力。在船上，一位叙利亚人曾借给我一本法语的英文语法书，并教了我一段时间英语，他获准入境时就把这本书送给了我，我一直使用着。发音我是尽量跟着一台便携式留声机学的，那是一个波兰流亡家庭带到埃利斯岛上的。整个英语教程包含大约一打唱片，每天早晨，留声机被从卧室带到楼下的公共活动室。那家波兰人就一起蹲在某个角落里，跟着留声机练习英语，他们既虔敬又卖力地跟着朗读者那缓慢而丰富的嗓音诵读。朗读者在慢条斯理地讲述一个虚构的英国家庭——布朗一家的生活，他们有一所房子、一个花园以及儿子和女儿们。孩子们上学读书时，布朗先生就骑车去上班，布朗太太则浇花、做饭，她系着围裙，一头黑发。绝望的流亡者们就这样每天起劲地分享着这种安逸的生活，他们随着留声机中传出的朗读者的节奏张嘴闭嘴，就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画面。在他们四周还蹲着一些其他学习者，这些人也想从中受益。朦胧中，那情景看上去就好像有人坐在池塘边，池中游动着大鲤鱼，它们慢慢浮出水面，口张口闭，等待着饲料。

当然也有一些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些人的父亲可谓高瞻远瞩，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像在文科中学里那样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而是让他们在实科中学学了英语。这些人突然之间成为很抢手的教员了，他们有时和其他人一起练习。后者坐在报纸前练习拼读，还利用有关大屠杀的报道来学习数字：一万名死者、两万名伤者、五万名失踪者和十万名被捕者。瞬间世间的苦难竟然降格为一堂语言课，学生们在课上努力想把一千这个数字中的“th”[16]音发好。那些英语尖子不厌其烦地给其他人示范“th”这个难发的音该如何发，因为德语中没有这个音，所以这个音发不好马上就能让人听出是外国佬。“th”，thousand，举例说柏林有五万（fifty thousand）名死者，汉堡有五万名（fifty thousand）死者，直到有人突然面色发白，张口结舌，忘记了自己扮演的学生角色，惊恐地喃喃自语道：“汉堡？我妈还在汉堡啊！”

我不清楚自己在埃利斯岛学会了什么样的口音，但我开始憎恶在初级班教材中看到与战争相关的资料。我宁愿使用那种白痴语法教材，学习以下内容：卡尔戴一顶绿色帽子，他妹妹十二岁，喜欢吃点心，他的祖母还能滑冰。与报纸上的血腥报道相比，这种已经不常见的教书匠的“深度”至少还能营造出一小片平淡的田园风光。看到流亡者为自己的语言感到羞愧，而且不得不如此；看到他们争先恐后、笨嘴拙舌地学说英语，试着彼此间也用英语交际，不光为了学习一门语言，而且也是为了摆脱他们带过来的最后一件东西：大屠杀刽子手的语言，这反正是件让人极为伤心的事。我被释放的两天前，那本一直被我带在身边的德文诗集不翼而飞。我把它忘在了公共活动室中，后来在厕所里发现了它，被撕得粉碎，污迹斑斑。我认为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是活该，这本魔力非凡的诗集在此地不啻为一种可怕的嘲讽：同一个德国让这里的这些人遭受了怎样的痛苦。

几天以后，莱文的合作伙伴沃森真的露了面。他看上去阔绰，脸大肉多，留着修剪过的白胡须。他如我估计的一样并非犹太人，没有任何莱文式的好奇心，也没有他那种智慧。他既不说德语也不说法语，但他说话时手势颇夸张，他的微笑既能让人安心，又透着点儿傻。我们尽量彼此沟通。他什么也不问，而是用手势命令我等在那里，他则去了核审员办公室。

突然，女监中发生了一阵半克制性的骚动，看守们也赶了过去。女人们在一位妇女身旁围成了一个圆圈，那位妇女躺在地上呻吟。

“出了什么事？”我问一位跑过去看热闹又回来了的老汉，“是不是又有人精神崩溃了？”

那老汉摇了摇头。“好像那儿有个女人要生孩子了。”

“什么？生孩子？在这儿？”

“看样子是。我很好奇核审员们对此会说什么。”老汉皮笑肉不笑地说。

“早产！”一个穿红色丝绒上衣的女人说。“早产一个月。在这么动荡的环境下不足为奇！”

“孩子生下来了？”我问。

那女人带着嘲讽的优越感盯着我说：“当然还没有！这才是第一次阵痛，还得等好几个小时呢。”

“要是孩子生在这儿，那该是美国公民了吧？”老汉问。

“不是美国公民是什么？”穿红上衣的女人反问。

“我是说生在埃利斯岛。这儿仅仅是隔离和检疫的地方，并不是真正的美国。美国在对岸！”

“此地也已经是美国了！”那女人激动地解释说。“看守是美国人！核审员也是！”

“这当妈的有福了，”老汉说，“她马上就有一个美国亲戚了，那孩子！人们会宽松地放她入境，有美国亲戚的流亡者都可以入境。”老汉谨慎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尴尬地坏笑起来。

“要是这孩子成不了美国公民，那就该是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了。”我说。

“是第二个，”老汉回答说，“1937年我已经在一座位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桥上看见第一个了。德国流亡者被那两个国家的警察赶到了那座桥上，他们既无法前进，也不能后退，桥的两端都站着警察。他们就那么在边界桥上蹲了三天，当时有个妇女生了个孩子。”

“孩子怎么样了？”穿红上衣的女人感兴趣地问道。

“在两国有可能因此而开战前就死了。”老汉回答道。“那还是比较人道的时候，德国还没有吞并奥地利。”他又抱歉地补充说：“这事要是发生在后来，人们自然就会像杀死湿漉漉的猫一样把母子俩都干掉。”

我看见沃森从办公室走了出来。他身穿浅色格子西服套装，在出口处挤成一团的流亡者中间鹤立鸡群。我飞快地向他走去，心脏突然间怦怦直跳。沃森挥了挥我的护照，“您很走运，”他解释说，“有个女人似乎要生小孩，核审员们昏了头。这是您的签证。”

我接过了护照，双手直抖。“给了多长时间？”我问。

沃森笑了。“本来他们只想给您四个星期的过境签证，结果现在给了您两个月的旅游签证。您应该感谢那位正在经历阵痛的待产妇。我想，他们是想尽快摆脱她和我。已经为那个女人要了摩托艇，送她去医院。我们可以搭她的艇一起走。您瞧，还行吧？”沃森用力地拍了拍我的后背。

“我现在自由了？”

“那还用说！下两个月您是自由的。接下来我们得采取新的措施。”

“两个月！”我说。“那简直就是一种永恒！”

沃森摇了摇他那雄狮般的脑袋。“不是永恒！两个月！我们最好马上就开始考虑下一步的对策。”

“等我到了对岸再说，”我说，“不必现在！”

“好吧！但您不要拖太久。还有几笔我们为您垫付的费用您得缴，交通费、签证费和一些别的零星费用，一共是五十美元。我们最好立刻结清。您欠我们的律师费余额可以等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再付。”

“还差多少？”

“一百美元。很便宜，我们不宰人。”

我没有搭腔。突然间，我只想尽快走出这个大厅，离开埃利斯岛！我害怕通往核审员办公室的门最后一刻还会打开，他们还可能把我叫回去。我飞快地掏出自己那瘪瘪的钱包，拿出五十美元给了沃森。现在算确切数目我还有九十九美元，此外还欠了一百美元债。我匆匆地想，也许这些律师的债务我永远还不清了。然而这也无所谓了，一股令人战栗而焦躁不安的浪潮淹没了一切。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我问。

穿红色丝绒上衣的女人笑了。“等到孩子生下来，还要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啊！可里面那些人不知道这一点，那些核审员们！他们什么都知道，却偏偏不知道这事！我可不想给他们启蒙。每个在这儿出生的小畜生对别人来说都是一种希望。对吗？”

“对。”我说。我看见两个人架着那个要生孩子的女人走了过来。“我们可以一起走了吧？”我问沃森。

他点了点头。穿丝绒上衣的女人和我握了握手，那位老汉也走过来祝贺我。我们向外走去。在大门口，我必须出示护照，警察看过后立刻把护照还给了我。“祝你好运！”他边说边和我握手。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和我握手并祝我好运。这对我产生了神奇的效力——现在我才相信自己确实是自由了。

我们被塞进一艘看上去像小型救生艇的摩托艇。那位孕妇躺在摩托艇尾部，左右各有一名看守。沃森、我和其他几位被释放的人待在艇的前面。轰鸣的马达和周围船只的汽笛声盖过了那位孕妇的呻吟。风和阳光从四面八方投向摩托艇，带来不稳定的反射，以致令人觉得小艇似乎漂浮在水天之间。我无暇四顾，只是紧紧摸着兜里的护照。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巨人般直耸入云。整个行程只用了几分钟。

小艇靠岸时，一位被释放者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是一名男子，双腿细长，戴一顶老式绿色毡帽，胡须在颤抖，他跪了下去，莫名其妙地举起了双手。在正午的强烈阳光下，他看上去既感人又可笑。他的妻子是位矮小的老妇人，饱经沧桑，面色黄褐，她气恼地一把拉起了丈夫。“你把西服弄脏了！你只有一套西服！”

“我们到美国了！”他喃喃自语。

“是，我们到美国了，”她尖声回复道，“可约瑟夫在哪儿？萨慕埃尔呢？他们在哪儿？米尔雅姆又在哪儿？他们都在哪儿？我们到了美国，”她重复道，“可其他人都在哪儿啊？站起来，注意别把西服弄脏了！”她用那双死甲壳虫般毫无生气的眼睛依次扫视了所有人。“我们到了美国！可其他人在哪儿？孩子们在哪儿？”

“她说什么？”沃森问。

“她很高兴到了美国。”

“这我相信。这里是应许之地。您也高兴，对吗？”

“很高兴！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我望了望四周。马路上似乎正在进行汽车大战，我还从未同时看到过这么多辆汽车。欧洲开战以后马路上很少看得见汽车，因为那里几乎找不到汽油。“这儿怎么看不见士兵呢？”我问。

“士兵？为什么？”

“美国不是参战了嘛！”

沃森咧嘴微笑。“战争在欧洲和太平洋进行，”他慷慨地解释道，“不在这儿。美国本土没有战争，这里只有和平。”

一时间我竟然忘了，没错，敌人在世界的另一边。这儿没有国境线需要保卫，这儿没有枪战。这儿也没有废墟，没有炸弹，没有毁灭。“和平。”我说。

“与欧洲完全两样，是吧？”沃森骄傲地问。

我点了点头。“截然不同。”我说。

沃森指着一条侧街说：“那儿有一个出租车站。对面则是一个汽车站。您不想步行吧？”“想啊！我愿意走走。我被关的时间太长了。”

“噢，是这么回事！那就悉听尊便吧。此外，您在纽约也不会迷路。几乎所有的街道都是有编号的，很方便。”

由于我的英语知识有限，我走在纽约大街上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大约五岁的小男孩。我在令人亢奋的喧闹的生活之流中穿行，到处五光十色，扑面而来的是喧嚣、话语、车辆、欢笑和呼喊，这一切虽然还与我无关，但它们像风暴一样盲目地冲击着我的感官。我只知道这是喧嚣，却不明白它的意义，就像我只知道光，却不再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也不知道它的作用。我穿行一座城市，这里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一个不知名的普罗米修斯，他正在以一种陌生的方式做着熟悉的手势，而他使用的语言又是我根本不懂的。因为我不能掌握这种语言，所以这一切都可能有我不理解的多种含义。这与欧洲各国截然不同，那里只有唯一一种我明白的意思。我觉得自己犹如行走于一个巨大的圆形舞台上，周围的行人、侍者、司机和售货员彼此在上演一出费解的戏剧，我既置身于这部戏的中心，同时却又被排除在外，因为我不明其意。我领会到，这将是个绝不会再重复的一次性瞬间。明天我就会参与其中，其实今天就得参与。一旦我到了那家旅馆，就必须重新开始与各种现象展开战斗：屈服、造假、讲价以及一大堆半真半假的谎言，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可眼下，在这个瞬间，这座城市还没有接纳我，它展现给我的面孔是粗暴、喧闹、陌生与疏离，所以它也是清晰、客观和强大的，同时它像用金银丝编织的饰物那般透明，犹如一个发光的巨大圣体匣[17]。在此重大转折关头，我觉得似乎时间也停顿了一分钟，这时一切都有可能，什么抉择都可以做出，万事万物都失去了重力和方向，好像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无论他是否选择了沉沦。

我悠哉游哉地穿行于这座喧闹的城市，置身其中，却又似乎对它视而不见。长期以来，我满脑子都想着一个最原始的问题，即如何活下来，因此而导致对另一种生活的漠然，也成为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这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求生本能，就像一艘轮船在沉没之前因恐惧而产生的唯一愿望：不能丧命。可眼下，在这个奇怪的时刻，我感到生活可能会重新开始，它像扇面一样再次打开。生活将会重新拥有未来，尽管未来的期限还如此短暂，随着未来，过去也会重现，带着它那股血腥和坟茔的气息。我模糊地感到，我所经历的过去会轻易地置我于死地，但现在我不想咀嚼它了，起码不在此刻：眼下我看见的是店铺那反光的橱窗，呼吸的是自由那带着野性的气息。中午时分，街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陌生人潮，无名的喧嚣和贪婪，艳阳普照。此刻，我仿佛是一名非法的流浪者，正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这一瞬间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这情景类似于我置身于一部电影中，这部电影的声音与画面对不上号，它产生的远远不是一般那种令人惊讶的魔力，那种通过光、色、不解以及因为不解而生发的一种幼稚的安全错觉。我觉得似乎生活本身想要重新接纳我，此前它迫于无奈，曾很长时间把我隔离在坚果似的硬壳中。现在它呼唤我，向我提出问题，打开了我的眼界，它让我产生了洞察力，它让我越过回忆的泥沼看到了一线难以捕捉的希望。难道有这等事吗？我边思索边呆呆地望着一家正在开门营业的大店铺，里面到处是闪闪发光的镀铬游戏机，店里彩灯闪烁，游戏机叮当作响——这一切都是真的吗？难道一切不是都已经枯萎和死绝了吗？幸存还会转变成继续生存和生活吗？有从头开始这种事吗？从头，就像有待我去学习的语言那样，既陌生又充满一切可能性，等着我去领会？我可以重新开始而不用出卖他人，不用再次杀害那些无法被遗忘的死者吗？

我继续向前走着，不是按照街名而是根据街道编号。待我找到位于偏僻地段的劳施旅馆时，街道已经变得狭窄而肮脏了。门的周围镶嵌着假大理石，有一块还裂了缝。我走进门站住了，因为街上的光线太强烈，所以进门后我仅仅能辨认出一个柜台、几把丝绒沙发和一张摇椅。有个熊一样的黑影立刻从摇椅上站了起来。“您是路德维希·佐默？”那只“熊”用法语问道。

“是我，”我惊讶地回复，“您怎么知道是我？”

“罗伯特·希尔施告诉我们您这几天会来的。我叫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是这儿的经理、领班兼打杂。”

“幸亏您说法语！否则我就要像条死鱼似的张不开嘴了。”

莫伊科夫与我握了握手。“据说鱼在水中是交际能手，”他解释道，“它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沉默。这是最新的科学研究证明的。您也可以跟我说德语。”

“您是德国人？”

莫伊科夫的宽脸上涌现出许多褶子。“不是。我从许多场革命中侥幸活了下来，现在我是美国人。从前我曾经是捷克人、俄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全看我母亲出生的那个小地方被谁占领着。在被占领期间，我甚至曾经是德国人。您看上去很渴，来杯伏特加？”

我犹豫着，想到我那总数在减少的钱。“您这儿房价是多少？”我问。

“最便宜的两美元一宿，当然只是个蜗居了。”莫伊科夫朝挂钥匙的地方走去。“条件算不上奢华，但在同一层走廊里有浴室。”

“我要一间。按月租是不是便宜些？”

“五十美元，预付四十五美元。”

“行。”

莫伊科夫微笑时像只老狒狒。“签约后得喝杯伏特加庆祝一下，旅馆免费赠送的。这是我自己制作的，味道不错。”

“我们在瑞士造过这酒，用黑醋栗花蕾果酒和酒精掺兑，各百分之五十，再加些糖。”我回答说。“一位药剂师为我们提供酒精。这样我们的伏特加就比最便宜的烧酒还便宜。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1942年的冬天。”

“在狱中？”

“在贝林佐纳[18]的监狱里。可惜只待了一个星期，因为非法越境。”

“黑醋栗花蕾，”莫伊科夫感兴趣地念叨着，“好主意！可在纽约上哪儿去弄这玩意儿呢？”

“这种味道几乎喝不出来，”我回答道，“主意是一个白俄人想出来的。您这伏特加味道真好。”

“听您这么说我很高兴。您下棋吗？”

“下监狱棋，不下竞技棋。就是流亡者下的那种棋，为了转移注意力。”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还有一种语言棋，”他说，“这儿的人常下。下棋可以让人抽象地集中注意力，所以可以用来很好地复习英语语法。现在我带您去看看您的房间。”

斗室很小，光照不足，窗子朝向内院。我付了四十五美元，放下自己的箱子。屋里有铸铁的顶灯和一个绿色的小台灯。我试了试灯亮不亮，这里可以整夜开着灯，这让我安心。自从在布鲁塞尔那家博物馆待过以后，我就厌恶在漆黑的地方睡觉。然后我看了看自己剩下的那点儿钱，我不知道在纽约靠四十九美元可以过多久，但我并不为此担忧，过去我经常身边的钱还不到这个数目的几分之一。只要活着，就不会满盘皆输，这是死去的佐默去世前对我说的，我现在用的就是他的护照。真奇怪，这句话同时既可以是错误的，也可以是正确的。

“这儿有一封罗伯特·希尔施的信，”当我重新来到楼下时，莫伊科夫对我说，“他不知道您到底什么时候能到。您最好晚上去找他，白天他工作，这儿几乎人人都得工作。”

工作，我思索着。合法的工作，这多么幸福啊！要是能有工作该多好！我只熟悉那种偷偷摸摸打黑工的滋味，总是惧怕让警察抓住。

3

中午时分我就动身了，我不想等到晚上。我找到一家只有两扇橱窗的小店，里面陈列着收音机、电熨斗、吹风机、搅拌机和其他电动厨房用具，到处是镀铬的金属，锃光瓦亮，可门却锁着。我等了一会儿，然后想到罗伯特·希尔施大概去吃午饭了。我有些失望地转身离开，突然感觉到自己也饥肠辘辘了。我茫然四顾，想吃点儿东西，却不能花太多的钱。我在下一个街角看到一家店，看上去像个药房，橱窗里摆着盥洗器、瓶装花露水以及阿司匹林广告，门开着，我看到里面有人坐在类似吧台的地方吃东西，我走了进去。“来点儿什么？”一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小伙子不耐烦地问我。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这是我头一回在美国点吃的。我指了指邻座的盘子。“汉堡包？”小伙子大声问。

“汉堡包！”我出乎自己意料地答道。不曾想到，自己说出的第一个英文词居然是德文。[19]

汉堡包味道不错，我又吃了两个小面包。这时那小伙子又吼了句什么，我没听懂他那不连贯的句子，可我看到邻座的人正在吃冰激凌。我又指了指他的碟子，冰激凌我可是有年头没吃了。可那小伙子这回对我的回答不满意，他指了指自己身后的一块长牌子，喊得底气更足了。

我的邻座看了我一眼，他秃顶并蓄着海象胡子。“要哪种？”他问我，语速慢得像跟孩子讲话。

“普通的。”为了摆脱困境我答道。

那只“海象”微微笑了笑。“这儿一共有四十二种不同品种的冰激凌。”他解释说。

“什么？”

那男子指了指牌子：“您挑吧。”

我辨认出“开心果”一词。在巴黎，那些流动小商贩在咖啡桌旁兜售开心果，我不知道还有这种冰激凌。“开心果的，”我说，“再要一种椰子的。”

我付了账，慢慢往外走，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家药房[20]用餐。往外走的半路上，我看到了卖药品的柜台，这儿也能买到橡胶手套、书籍和金鱼。来到街上后我捉摸，这个国家有点儿意思：四十二种冰激凌，战争，可是看不见一兵一卒。

我走回劳施旅馆，老远就认出了它那破败的大理石外墙，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它对我似乎有一种临时故乡的意义。不见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的影子，也没有别的人在，整个旅馆像死绝了似的。我穿过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周围有几株栽在木桶里的棕榈无精打采的，这里也杳无人迹。我拿了钥匙，走进楼上自己的房间，和衣躺在床上小歇片刻。醒后，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我做梦了，是个噩梦。此刻房间里充满了飘忽不定的玫瑰色朦胧。我站起身向窗外望去，两个黑人在向外抬垃圾桶，其中一个桶的盖子掉落下来，在水泥地上发出咣当声。现在我能忆起自己梦见了什么，我本以为这些经历不会漂洋过海追随我到这里的。我走到旅馆大堂，莫伊科夫在了，他和一位非常娇小的老妇人坐在桌旁，挥手同我打了个招呼。我看了看表，时间不早，该去罗伯特·希尔施那儿了。我睡的时间比自己意料的要长。

一堆人挤在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铺前，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故或是警察来了，这总是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我很快从人群中挤了过去，这时我听到一个极大的嗓门在讲话。橱窗里正摆着三只扬声器，店门大敞着，那声音就是从扬声器中传出来的。店里黑暗一片，而且空空如也。

我突然看见了希尔施，他和听众一起站在店外。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那长着略呈红色的头发的瘦脑瓜，他没有变样。“罗伯特！”我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轻轻叫了一声，却被扬声器传出的三重强音盖过了。

他没听见。“罗伯特！”我大声喊了起来。“罗伯特！”

他猛转过身，一脸惊喜。“路德维希！是你吗？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早晨。我已经来找过你一趟，可是吃了闭门羹。”

我们握了手。“你来了真好，”他说，“太好了，路德维希！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

“我也以为你不在人世了呢，罗伯特。在马赛，人们到处都在议论此事，甚至有人说亲眼看到你被枪杀了。”

希尔施笑了。“流亡者的饶舌！再说一个人如果常常被人传说已经死去，那他就会活得更长。你来了真好，路德维希！”他指了指橱窗里那三个扬声器。“罗斯福！”他说。“你的救星正在演讲，咱们听听吧。”

我点点头。反正经扬声器被放大了的超强音已经遮盖了任何情绪，何况我们已经不习惯流露情绪了。人们在苦路上常常彼此走散，有的后来能再聚首，有的就成了永别。这似乎已成为家常便饭，人们不再为此激动，甚至对此保持缄默。有人死亡，有人被捕，也有其他人日后会重逢。只要活着，这就够了。在欧洲，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我想。在这儿则另当别论，想到这我激动起来。而总统的讲话我几乎一点儿也没听懂。

我看到希尔施也没有专心听，他在观察橱窗前的人们。大多数人毫不动情地站在那儿听，有几个边听边评论。有个把金色头发高高梳起的胖妇人鄙视地笑着，做了个鬼脸，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然后就一步三晃地扭着腰肢走了。“They should kill that bastard！”[21]我身旁一个穿方格运动衫的男子咬牙切齿地说。

“‘kill'是什么意思？”我问希尔施。

“杀死，”他微笑着解释说，“谋杀，这你应该知道的。”

此时，扬声器中传出的声音戛然而止。“就为这个，你就让所有的设备都运作起来？”我问。“作为一种强制教育手段，让人们学会宽容？”

他点了点头。“我的老毛病，路德维希。我仍旧欲罢不能。但毫无指望，到处都一样！”

聚集的人群很快散了。只有那个穿格子运动衫的男人没走。“你们在那儿到底说的什么语言？”他嘟囔着问。“德语？”

“法语，”希尔施不动声色地回答，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是德语，“您的盟国的语言！”

“天下难寻的盟国！我们替他们打仗。这都是罗斯福的馊主意！”

那男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老一套，”希尔施说，“仇外是愚昧最真切的标志。”然后他望着我说：“你瘦了，路德维希！也老了。我以为你死了！奇怪，只要是有些日子没有听到另一个人的消息，人总会马上这么想。其实我们并没老到这份儿上啊！”

我笑了。“这都是该死的生活给逼的，罗伯特。”

希尔施与我年纪相仿，三十二岁，可看上去比我年轻得多，也比我瘦小。“我也确信你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说。

“这种谣言是我自己散布出去的，为的是能更顺利地出逃，”他回答说，“当时已是箭在弦上！”

我们进了他的店铺，里面一台收音机中正传出为一块墓地做的短小广告，声嘶力竭。“干燥的沙地，”这我听懂了，“宜人的风景！”希尔施把收音机关掉了，然后他从一个小冰箱中取出酒杯、冰块和一瓶酒。“这是我最后一瓶苦艾酒，”他解释说，“今儿这个日子咱们得把它打开喝了。”

“苦艾酒？”我问。“是真货吗？”

“不，不是真货，冒牌的，一切都是伪造的。保乐酒[22]，但还是巴黎货呢。干，路德维希！因为我们还活着！”

“干，罗伯特！”我讨厌保乐酒，它一股甘草和八角茴香味儿。“你最后待在法国什么地方？”我问。

“我在普罗旺斯一家修道院里藏了三个月。神父们很可爱，他们想让我成为天主教徒，却也不坚持非如此不可。此外还有两名被击落的英国飞行员藏在那儿。为谨慎起见，我们三个人都穿上了僧袍。我利用那段时光提高自己的英语，我那淡淡的牛津口音就是那时候学来的，那两位飞行员都在牛津受过教育。莱文把你的钱全捞走了吧？”

“没有，他只拿走了你送给我的。”

“那就好！所以我才让他把钱带给你，”希尔施笑着说，“这儿还有一部分，是我没有托他带给你的，否则这钱也得进了他的腰包。”

他掏出两张五十美元的钞票，塞进了我的兜里。“我现在还不需要，”我说，“我自己还有足够的钱，比在欧洲时候的钱还多！先让我试试自食其力吧。”

“胡扯，路德维希！我完全了解你的财产状况。再说，一个美元在美国的价值只有在欧洲的一半，因此在这儿受穷要比在别处困难一倍。你还听到过约瑟夫·里希特的消息吗？我去西班牙时，他在马赛。”

我点点头。“他也是在那儿被捕的。在美国领事馆前，他来不及逃进领事馆。你知道那里当时的情况。”

“是的，”他说，“我知道。”

盖世太保和法国宪兵最喜欢在外国驻法国领事馆附近逮捕人。大多数流亡者都试图去那里申请出境签证，只要他们待在享有治外法权的领事馆内，他们的安全就有保障。但一旦他们从那里出来，就常常被抓获。

“还有维尔纳呢？”希尔施问。“他怎么样了？”

“被盖世太保打残后带走了。”

我不问罗伯特·希尔施他自己是如何逃离法国的。他同样也不问我。这还是我们的老习惯——不知道的事情，自然也就无从泄露——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挺得住现代化刑具的严刑拷打。

“这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啊！”希尔施突然感慨道。“如此丧心病狂地迫害自己流亡者的民族算个什么民族！我们竟然属于这个民族！”

他呆呆地在那儿出神，我们沉默了片刻。“罗伯特，”我问道，“坦嫩鲍姆是谁啊？”

他猛地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坦嫩鲍姆是个犹太银行家，”他答道，“他在这儿定居多年了，很富有。如果求他办事，他总是乐于助人。”

“噢，那是谁求他帮我的呢？是你吗，罗伯特？又是逼人向善？”

“不，路德维希。不是我，是世上流亡者最温柔敦厚的主心骨——杰西·施泰因。”

“杰西？她也在这儿？谁把她带到这边来的？”

希尔施笑了。“她自己，路德维希。而且完全单枪匹马，还极为舒适，甚至可以说是奢侈。她到美国来，就像当年福尔贝格去西班牙那样。你在这儿还会碰到更多的熟人，甚至就在劳施旅馆中。毕竟大家没有全死绝或被捕。”

两年前福尔贝格曾在法国与西班牙边境滞留数周，他既没有弄到法国的出境签证，也没有搞到西班牙的入境签证。当其他流亡者沿着比利牛斯山脉的秘密小道翻越国境时，不善攀岩的福尔贝格绝望之下只好租了一辆老掉牙的劳斯莱斯，那辆车的汽油大概还够行驶三十公里，他们沿公路主干道直接驶向西班牙。车主充当司机，他把自己一套最好的、挂满军功章的西服借给了福尔贝格，这位悠闲自得地坐在后座上，骄傲地炫耀着财富与军功。不出所料，没有一位海关人员向劳斯莱斯的“车主”索要签证。相反，他们一窝蜂地挤在发动机旁，听福尔贝格和蔼可亲地给他们讲解发动机的特点。

“难道杰西·施泰因也是开劳斯莱斯车来纽约的？”我问。

“不，路德维希。但她是战前乘最后一班‘玛丽王后’号轮船来的。她到达时，签证的有效期还有两天，后来延长了六个月，以后每六个月延长一次。”

我突然屏息凝神盯着希尔施。“真有这种事吗，罗伯特？”我问。“签证在这儿可以延期？旅游签证也可以吗？”

“只有旅游签证才可以，其他签证不需要延长，就是那些所谓真正的限额入境签证，持有这种签证有望在五年后获得国籍。而且一下就能先拿到今后十年或二十年的签证！有了限额入境签证甚至可以打工，旅游签证是不允许打工的。你的签证有效期是多长时间？”

“八周。你真相信可以延期吗？”

“为什么不可以？莱文和沃森相当能干。”

我在椅子上往后一靠，突然如释重负。这是多年以来头一回觉得轻松，希尔施看着我笑了。“今晚我们得庆祝你以流亡身份进入了市民生活阶段，”他说，“咱们出去吃一顿。苦路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路德维希。”

“只到明天，”我说，“明天起我得去找打工机会，这样马上就又违法了。纽约监狱的条件怎么样？”

“民主，有些还配备有收音机。要是碰上没有的，我给你送一台过去。”

“美国也有拘留营吗？”

“有，但不同之处在于那里关的主要是纳粹嫌疑犯。”

“这转折可够大的！”我站起身。“我们去哪儿吃饭呢？去一家美国药房？今天中午我就在一家药房吃的，很好。那儿供应避孕套和四十二种冰激凌。”

希尔施乐了。“那是家兼营快餐的杂货店。不去那儿，我们今天去别的地方。”

他锁上店铺的门。“这家店是你的吗？”我问。

他摇摇头。“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店员，”他突然苦涩地说，“一个从早忙到晚的无聊的售货员。谁曾想到会是这种下场！”

我没搭茬。我要是能当上售货员就知足了。我们走到街上，一抹淡淡的晚霞无助地挂在楼宇间，似乎它是冰冷的，而且不属于这里。晴朗的天空中有两架飞机嗡嗡飞过，没人为此分心，没人往门洞里躲，也没有人就地卧倒。双排的路灯亮了起来，楼房上的霓虹灯广告瞬息万变，就像五彩猴子在爬上爬下。欧洲这个钟点已经到处一片漆黑，如同在矿井深处。“此地真的无战事。”我说。

“没有，”希尔施回复道，“此地无战事。没有废墟，没有危险，没有轰炸，你指的是这些吧？”他笑了。“没有危险，取而代之的则是无所事事的等待导致的彻底绝望。”

我凝神望着他，他的脸又变得让人捉摸不透了。“我想，这我能忍受相当长的时间。”我说。

我们拐进一条马路，它被红黄绿三色的交通信号灯照得很亮。“我们去一家海鲜馆，”希尔施说，“你还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在法国一起吃过鱼吗？”

我笑了。“这我还记得一清二楚。是在马赛，我们在老港口附近的巴索餐厅吃的。我点的是海产什烩配番红花，你要的是虾仁沙拉。是你请的我，也是咱们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可惜没吃完，我们发现餐厅里有警察，就溜之大吉了。”

希尔施点了点头。“这回你可以放心吃完，路德维希。再也不会遇到生死攸关的事了。”

“谢天谢地！”

我们站在一家灯火通明的餐馆前。两个大橱窗里摆着各种鱼和别的海鲜，它们被放在一大堆细碎的冰块上。一大排翻着白眼的鱼银光闪闪；虾则呈粉红色，已经煮熟了；但大龙虾们还活着，它们看上去就像穿黑色盔甲的古代骑士。一开始我们没看见，后来才发现它们的触角和眼睛，眼睛像纽扣一样向外凸出并会转动。它们盯着人看，爬几下，再盯着人看，像大剪刀一样的巨螯缓慢地活动着。人们把木钉敲入它们的关节，这样它们就不能用巨螯截断同类的肢体了。

“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说。“被放到冰上，受束缚，无力反抗！就像没有护照的流亡者。”

“我给你要一只，来只最大的。”

我没同意。“今天不吃，罗伯特。我不想第一天在这儿就大开杀戒。让这些不幸的龙虾活着吧！即便是这种可怜的生存方式，对它们来说大概也是一种活法，它们会捍卫它的。我宁可要小虾，它们已经被煮熟了。你呢？”

“来只龙虾！我想解救它脱离痛苦！”

“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我说，“你的更实用，我的更虚伪。”

“这会马上发生变化的。”

我们走进餐馆，一股热气迎面扑来。餐馆里弥漫着一股醉人的鱼香，几乎座无虚席。跑堂们托着大盘大碗匆忙奔走，盘碗中露出的巨大蟹腿看上去如同食人族节日吃剩的骨头。一张桌旁坐着两名警察，他们胳膊肘支在桌上，手里攥着螃蟹腿在啃，就像在吹口琴。我本能地站住了脚，向出口望去。罗伯特·希尔施推着我继续往里走。“你不需要再逃跑了，路德维希，”他笑着说，“但合法也需要勇气！有时比逃跑需要更大的勇气。”

我坐在有丝绒沙发的小厅里学习英语语法，在劳施旅馆，这间小屋被称作沙龙。天已经不早了，但我仍不想睡觉。莫伊科夫在隔壁的小接待室忙乎。过了片刻，我听见有人走进来，听声音来者是个跛子。这跛行有点特别，其磕绊方式听上去如同切分音，这让我想起在欧洲认识的一个熟人。由于光线太暗，我看不清来者。

“拉赫曼！”我随便叫了一声。

那个人站住了。“拉赫曼！”我又重复了一遍，并打开顶灯。天花板上，新艺术主义[23]风格的三枝形吊灯洒下昏黄、柔弱而惨淡的灯光。

那男子冲我眨了眨眼。“天哪，路德维希！”然后他问：“你是什么时候住到这里的？”

“三天了。一听脚步声我马上知道是你。”

“是从我那该死的一脚轻一脚重的跛行上听出来的？”

“是从你那华尔兹舞步听出来的，库尔特。”

“你是怎么过来的？拿到罗斯福签证了？你是不是在欧洲宝贵知识分子名单上，属于必须得拯救的？”

我摇了摇头。“咱们当中没人在那个名单上。咱们那帮可怜虫还没那么出名。”

“我肯定不行。”拉赫曼说。

莫伊科夫走了进来。“你们认识？”

“是的，”我说，“我们早就认识。我们一块儿蹲过许多监狱。”

莫伊科夫把枝形吊灯又关上了，然后拿出一瓶酒。“这回可该喝点儿伏特加了，”他说，“该庆祝就得庆祝。这伏特加算在旅馆账上，我们这儿格外好客。”

“我不喝酒。”拉赫曼回复道。

“我把这茬儿给忘了！”说着莫伊科夫只给我一个人倒了一杯。“流亡的一个好处是，人们必须经常告别，然后就能庆祝重逢，”他解释说，“这令人产生一种人生漫漫的幻觉。”

拉赫曼和我都没搭腔。莫伊科夫属于另一代人，是1917年逃离俄国的。令我们仍旧怒火中烧的事，在他早就成了茶余饭后的传闻了。

“干杯，莫伊科夫！”我终于说道。“我们怎么没有生成瑜伽修行者，或是生在瑞士？”

拉赫曼干笑道：“我要是没有在德国以犹太人身份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知足了！”

“你们是世界公民的先驱，”莫伊科夫不动声色地说，“你们的举止起码得像先驱的样。有朝一日，人们会为你们竖立纪念碑的。”

他去柜台给房客拿钥匙。“玩笑大王，”拉赫曼在他身后说，“你也替他做事吗？”

“做什么事？”

“伏特加、海洛因、赌博一类的？”

“他搞这些？”

“有人这么说。”

“你也是为此而来的？”我问。

“不是。但我以前也在这儿住过，差不多和每个新来的人一样。”

拉赫曼用心怀叵测的眼神望着我，然后就坐到我身旁。“我对住在这儿的一个女人朝思暮想，”他小声说，“你想象一下：一个四十五岁的波多黎各女子，有只跛足，是车祸造成的。她与一个墨西哥籍的皮条客有染，这皮条客愿意以五美元的价格为我们提供方便。我还能出更高的价，但她不愿意。这女人很虔诚，真倒霉！她对他忠诚，他为此揍了她。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愿意。她相信，上帝在云端监视着下界，夜里也在瞧着。我对她说上帝近视眼，早就近视了。毫无用处！可她收了钱！也答应了！她把钱给了拉皮条的，不守信用，还笑。然后再答应。现在我让她折磨得快疯了！毫无希望！”

因为跛腿，拉赫曼有了心理障碍。据说以前他在柏林是个大色鬼。一名党卫军冲锋队队员听说后，把他拖到冲锋队聚会的酒馆，打算把他给阉了，结果被警察阻止——那还是1933年——没干成。拉赫曼只是被打掉了几颗牙，阴囊上留下疤痕，而且一条腿被打断了四处。他的腿恢复得不好，因为医院已经拒绝收治犹太人了。他此后就成了跛子，从而偏爱身体有轻微残疾的女子。只要有结实的丰臀，他都来者不拒。他声称在法国鲁昂[24]认识了一个有三个乳房的女人，那女人成了他的最爱。警察两次在那女人那儿抓到他，并把他驱逐到瑞士，但他坚定不移地第三次回到那女人身边，就像孔雀蛾飞翔数公里去寻找关在铁丝笼中的雌蛾一样。结果，人们把他在鲁昂的监狱里关了四周，然后又被驱逐。他没能再次回到那里，仅仅是因为此间德国人已经侵入法国。希特勒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救了犹太人拉赫曼一命。

“你没有变，库尔特。”我说。

“人从来不会变的，”拉赫曼神色阴郁地说，“人被打趴下的时候会千百次地赌咒发誓，要改变自己，可刚能喘过气来，就忘了自己的誓言。”拉赫曼自己喘了口气。“这到底是英雄行为还是傻瓜举止呢？”

“英雄行为，”我说，“到了我们这个份儿上，就该用最好的形容词和定语来美化自己。”

拉赫曼擦了擦脑门上的汗，他的脑袋长得像海豹。“你也没有变！”他叹了口气，掏出一个用棉纸裹着的小包。“念珠，”他解释道，“我做这种生意。圣人遗物和护身符，还有圣像、塑像和供奉用的蜡烛。我成功地被引荐进了天主教社交圈。”他高举起念珠。“真银和象牙的，教皇亲自祝福过的。你觉得这会打动她吗？”

“哪位教皇祝福过？”

他恼火地盯着我。“庇护！庇护十二世[25]，不是他还能是谁？”

“要是本笃十五世[26]会更好。首先，他已经去世，这会导致升值，就像邮票一样。另外，他不是法西斯分子。”

“你总是开这种愚蠢的玩笑！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最后一次，在巴黎……”

“打住，”我说，“不要回忆过去！”

“不回忆就不回忆。”拉赫曼犹豫了片刻，还是忍不住要倾诉。他边打开另一个棉纸裹着的小包边说：“耶路撒冷客西马尼园[27]的橄榄枝！绝对原件，有印章和书面证明！她看到这个，一定会动心的，是吧？”他用充满祈求的眼神凝视着我，等待我的回答。

我着迷地看着这些东西。“做这种买卖有赚头吗？”我问。

他突然起了疑心。“刚够糊口的，怎么？你想跟我竞争吗？”

“只是好奇而已，没别的意思，库尔特。”

他看了一眼表。“十一点钟我得去接她。祝我好运吧！”他站起来，整理了一下领带，一瘸一拐地向楼上走去，然后又转过身忧伤地说：“我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是天生的情种呢！真是苦不堪言，我早晚得为情而死。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人眷恋的呢？”

我合上语法书，向后靠坐在沙发上。从我坐的位置可以看到一段街景。旅馆门开着，天气很热，外面一盏弧光灯的光线一直照到入口处的柜台，然后消失在楼梯的昏暗中。对面的镜子中有一缕惨淡的灰色，它徒劳地想变成银色，我心不在焉地望着镜面。由于镜子的反光，红丝绒沙发椅几乎呈紫色，瞬间，上面的污迹看上去仿佛是干了的血迹。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痕迹？血，已经干了的血，是在一间斗室中，窗外残阳如血，将室内的一切都怪异地反衬得色彩全无，只剩下一片毫无质地的灰、黑以及这种黑暗的紫红。倒在地上的是扭曲的遍体鳞伤的躯体，窗前一张脸突然转过来，一半被夕阳斜照着，另一半仍旧笼罩在阴影中。一个带鼻音的高嗓门厌倦地说：“继续！带下一个进来！”

我迅速站起身，重新打开顶灯并环视四周。冠状吊灯的微弱灯光现在又像灰黄色的雨点一样照射到椅子和丝绒沙发上，勃艮第葡萄酒色的沙发像从前一样丑陋。没有血。我往镜子里望去，只看到接待柜台那幽暗与扭曲的画面，别无他物。

“不，”我大声说，“不！不是这里！”

我向门口走去。站在柜台后面的莫伊科夫抬头看见了我。“我们要不要下一盘棋？”

我摇了摇头。“待会儿。现在我想出去走走，看看纽约的商店和灯光。欧洲每逢这个时辰都一片漆黑，如同在煤窑里。”

莫伊科夫满腹狐疑地看着我，然后摇了摇他那大脑袋。“您可千万别跟女人搭讪，”他说，“她会叫警察的。纽约不是巴黎。欧洲人一般不知道这点。”

我站住了。“难道纽约没有妓女吗？”

莫伊科夫脸上的褶子变深了。“妓女不上街，警察看见她们会赶。”

“那么在妓院里呢？”

“那儿警察也赶她们。”

“那美国人如何繁殖自己呢？”

“通过世俗婚姻，这种婚姻还受到强大无比的妇女协会的保护。”

这是我没有料到的。看来人们在纽约迫害妓女就像在欧洲迫害流亡者一样。“我会小心的，”我说，“再说我的英语还没有好到能跟女人搭讪的程度。”

我来到街上，眼前的街道虽然被灯光照得如同白昼，却索然无味。这个钟点在法国正是妓女们穿着高跟鞋招摇过市的时候，或者是她们风情万种地站在防空式路灯那幽暗的蓝光中。她们是非常坚韧的一类人，连盖世太保都不怕。她们也是孤独流亡者的露水伴侣，如果这些流亡者忍受不住寂寞，身边又有一点儿钱的话，就可以很快买到一小时平淡的柔情。我望着那些堆满了火腿、香肠、菠萝和奶酪的精美食品店。别了，我想，你们这些巴黎的夜间性伴侣！我今后恐怕只能手淫、过僧侣般的禁欲生活了！

我站在一家商店前，店里挂着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热Pastrami [28]。这是家精品美食店，尽管已经是半夜，还开着门。纽约好像就没有法定的打烊时间。

“来一份热Pastrami。”我说。

“放黑麦面包片上？”售货员指了指一种黑麦面包。

我点了点头。“来条黄瓜。”我指了指一种芥末腌黄瓜。

售货员把盘子递给我，我坐上吧台高脚凳吃了起来。我不知道什么是Pastrami，原来是热的罐头牛肉，很可口。这些天我吃什么都香极了，我总是饿，总有好胃口。埃利斯岛上的伙食有种独特的味道，人们传说里面放了苏打，是为了抑制性欲。

除了我，吧台边还坐着一位美女。她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脸就像是大理石雕塑出来的。打了蜡的头发让她看上去仿佛埃及的斯芬克斯。她化了很浓的妆，要是在巴黎，人们会把她当成妓女，只有妓女才这么浓妆艳抹。

我想起希尔施，下午我去过他那儿。“你需要一个女人，”他说，“尽快！你一个人已经太长时间了。最好找个女流亡者，她能理解你。你也能跟她谈得到一块儿。可以说德语或法语，甚至英语也行。孤独是一种傲慢而可怕的病，我们已经尝够了它的苦头。”

“找个美国女人如何？”

“暂时先别找，几年以后也许可以找。别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你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

我又要了一份巧克力冰激凌。两个同性恋者牵着一条杏黄色的哈巴狗进来买香烟和莎莉雪藏蛋糕[29]。我想真滑稽，大家都以为我会猴急地冲向女人，而我则根本没有这种欲望。大街上不同寻常的灯光倒还令我更为兴奋。

我慢吞吞地走回旅馆。

“一无所获？”莫伊科夫问。

“我根本没有寻找什么。”

“那更好。那我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下盘棋了。还是您累了？”

我摇摇头。“自由了就不会轻易觉得累了。”

“或者正因为自由了，才会觉得累。”莫伊科夫反驳说。“一般流亡者来到这里后都会累瘫的，经常会睡几天几夜。我想是彻底安全后的精疲力竭。您不是这样吗？”

“不。至少我还没有感觉到累。”

“也许稍后会感到的，疲倦感肯定会来的。”

“好。”

莫伊科夫去取棋子。“拉赫曼走了吗？”我问。

“还没有。他仍旧在他心仪的女人那儿。”

“您认为他今天会如愿以偿吗？”

“怎么会呢？她会和他与那位墨西哥人一起去吃饭，让他付账。他一直是这样吗？”

“据他说不是，他说自己自从跛腿后就有了心理障碍。”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也许吧，”他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您难以想象，上了年纪，很多事情都无所谓了。”

“您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二十年了。”

我看见有个人影跨门而入。是个上身稍微有些前倾的年轻女子，瘦长脸。她面色苍白，有双明亮的灰眼睛，头发红褐色，看上去像染过似的。“玛丽亚！”莫伊科夫惊讶地脱口而出，站起身问道：“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我也站了起来。莫伊科夫吻了吻这位姑娘的两颊。她个子比我矮一些，穿着一身紧贴在身上的套装。她说话有些仓促，声音沙哑，铿锵有力。她没有注意到我。“来杯伏特加？”莫伊科夫问。“或是威士忌？”

“伏特加吧。不过只要一点点！我还得上路，去拍照。”

“这么晚了还拍照？”

“摄影师只有这么晚才有时间。给衣帽拍广告。小帽子，小得不能再小了。”

我看到她本人就戴着一顶帽子，更确切地说是一顶小便帽，黑色，斜压在头上，几乎看不出来。

莫伊科夫去拿酒。“您不是美国人吧？”这位姑娘问我。她与莫伊科夫刚才说的是法语。

“不是，我是德国人。”

“我恨德国人。”她说。

“我也恨。”我回复道。

她吃惊地盯着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迅速解释说。“不是恨具体什么人！”

“我也不恨具体什么人。”

“您得理解：现在正打仗。”

“是的，”我冷漠地回答，“我也知道，现在在打仗。”

我因自己的国籍受到辱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时在法国这曾是家常便饭。战争是进行简单归纳的大好时光。

莫伊科夫拿来一瓶酒和三个小酒杯。

“别给我倒。”我说。

“您生气了？”姑娘问道。

“没有，我只是什么都不想喝。我希望这不会也影响到你们的情绪。”

莫伊科夫会心一笑。“干，玛丽亚！”他边说边举起酒杯。

“酒是神仙给我们的馈赠！”姑娘说罢一仰脖就把自己那杯干了，活像一匹小马驹。

莫伊科夫举起酒瓶。“杯子很小，再来一杯？”

“谢了，弗拉基米尔。够了，我得走了。再见！”

她也伸手与我告别。“再见，先生。”

她握手用力之大超过了我的预料。“再见，女士。”

莫伊科夫把她送到门外，回来后问道：“她惹你生气了？”

“没有，是我自找的。我本可以说自己拿的是奥地利护照。”

“别想太多。她没别的意思，只是有口无心。一开始她几乎令每个人恼火。”

“真的吗？”我不快地问。“其实要想让每个人恼火她还不够漂亮吧。”

莫伊科夫眨了眨眼。“她今天情绪不好。认识她时间久了，就能发现她身上的优点。”

“她是意大利人吗？”

“我想是吧。她叫玛丽亚·菲奥拉。像这里的许多人那样是个混血儿，母亲是西班牙或是俄国犹太人。她是摄影模特儿，以前在这儿住过。”

“像拉赫曼一样。”我说。

“像拉赫曼，像希尔施，像勒文施泰因和许多其他人那样。”莫伊科夫回复道。“这里是一所便宜的国际荒漠商旅客栈，比流亡者初来乍到住的各国犹太人隔离区要高一个档次。”

“犹太人隔离区？这儿也有这种地方？”

“不过是人们这么叫罢了。许多流亡者更喜欢和同胞们住在一起。过一阵子他们的孩子们就向往搬出去了。”

“这儿也有德国犹太人隔离区？”

“当然，在约克镇。就是八十六街和兴登堡[30]咖啡馆周围的那个区。”

“什么？兴登堡？在战争时期还起这么个名？”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德国侨民往往比纳粹还坏。”

“流亡者呢？”

“有些也住在那里。”

有脚步声沿楼梯而下，我听出拉赫曼跛行的脚步声。接着我听到一个女人低沉的说话声，非常悦耳，这肯定是那个波多黎各女人。她走在拉赫曼前面，根本不管他是否跟得上。我没有看出来她一只脚有毛病，她只跟走在自己身边的那位墨西哥男子交谈。

“可怜的拉赫曼！”这群人消失后我说。

“可怜？”莫伊科夫反驳道。“为什么说他可怜？他不是有虽然还没得到、却想得到的东西吗？”

“能永远保持这样吗？”我问。

“真正可怜的是心死。您现在想喝杯刚才拒绝过的伏特加吗？”

我点了点头。莫伊科夫给我斟了一杯酒。我认为他赠送伏特加十分慷慨，他的饮酒方式也很特别。那小酒杯完全消失在他的大手之中，他不一口闷，而是慢慢地品。他喝酒时人们几乎看不到他的酒杯，喝完后他小心翼翼地把空酒杯放到桌上。人们看不见他是怎么喝的。过后他重新睁开眼睛，他的眼睛好像瞬间失去了眼睑，宛如一只很老的鹦鹉的眼睛。

“现在下盘棋如何？”他问。

“好的。”我回复道。

莫伊科夫摆上棋子。“下棋的妙处就在于它是完全中立的，”他解释说，“没有那些深藏不露的可恶的道德。”

4

第二周，我与纽约那双重的年龄关系就飞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我第一次逛街时的英语知识仅相当于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那么一周后已经上升到八岁小孩的水平了。每天早晨，我都捧着英语语法书坐在旅馆红丝绒沙发上研读几个小时，下午则利用一切机会结结巴巴地与别人交谈。我知道，在钱花完之前必须学会与他人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这样才能赚点儿钱用。这是在与有限的时间进行赛跑。我的英语曾先后带有法国、德国、波兰和犹太人的口音，现在，如果我能肯定遇到的女佣或收拾房间的女仆是真正的美国女人时，就会用带布鲁克林口音的英语与她们交谈。

“你应该找个女老师当女朋友。”莫伊科夫说，如今我们已经熟得不以敬称相称了。

“找个布鲁克林的？”

“找个波士顿的。据说那儿的人说的英语最标准。这个旅馆里方言满天飞，就像伤寒杆菌。可惜你的耳朵好像只对异乎寻常的东西很敏感，对正常的东西却缺乏感受力。或许感情因素在这方面能帮上点儿忙。”

“弗拉基米尔，”我说，“没有这些我也已经在飞速变化了。每过几天，那个讲英语的我就长大一岁。遗憾的是，我渐渐地也不再对那个自我所处的世界感到着迷。我懂得越多，秘密消失得也越多。杂货店中那些令人捉摸不透的外国人渐渐变成了平庸的卖香肠的。再过几个星期，我那两个自我就势均力敌了。那时候大概幻想就会破灭。纽约将不再是北京、巴格达、亚特兰蒂斯[31]和雅典，而就是纽约。要想领略南太平洋的风光，我得去哈莱姆区[32]或唐人街。因此请给我留出充足的时间！也别过早纠正我的口音。我不想过快失去自己的第二次童年！”

我很快便熟悉了第二和第三大道上的那些古玩店。我现在护照曾经的主人路德维希·佐默曾是古董商。我在他那里学过徒，他是个行家里手。

纽约的这个区有上百家古玩店。我最喜欢傍晚时分的古玩店，此时的夕阳从街的另一侧斜照过来，像棱镜一样透过玻璃窗把店内的尘埃照得色彩缤纷，好似一位能穿越玻璃如静水的魔术师。挂在墙上的古老镜子也像是接受了秘密指令般突然苏醒过来，转眼间开始用银色和空间来充实自己。刚才还污迹斑斑的镜面，现在就变成了进入无限的窗户，映照出对面绘画作品的彩色阴影。像变魔术一样，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那些布满尘埃的收藏品——一堆破烂和不值钱的玩意儿——获得了活力。时光在它们身上通常以一种辛酸的方式停滞了，在喧闹的大道上它们作为静物被剔除出去，从它们身旁呼啸而过的车水马龙与它们毫不相干。它们像已经熄灭的古老小火炉，不再发热，却令人产生一种对其以前热量的幻觉。它们以一种既不痛苦也不悲哀的方式死去，就像不再悲惨的残余物一样，剩下的仅仅是回忆，不再痛苦的回忆，也许从来就没痛苦过。在古玩店玻璃窗后，店主像奇特的望远镜鱼一般懒散地移动着，他们常常从中国官服和哥白林[33]挂毯中鲤鱼般探出戴着厚镜片的脑袋，或是蹲在上漆的西藏魔怪中间读侦探小说或报纸。

当傍晚夕阳的斜照魔幻般地将大道右侧浸染成蜂蜜色时，位于另一侧阴影中的橱窗则已经被夜晚的蛛网笼罩，这一切就要发生变化。在这一瞬间中，是柔和的光线赋予了各店虚假的表面活力，凭借这种借来的光线，苏醒的各店获得了一种镜像存在。就像某家光学仪器店上方画出的钟表一样，当画出的时间与现实中的时间一致时，每天的那一时刻，钟表才获得瞬间的生命。

我面前那家古玩店的门突然打开，一位瘦小的男子悄无声息走了出来，他长着鹰钩鼻子，穿一条细方格裤子。他肯定已经观察我一阵子了。“美好的傍晚，是吧？”他说。

我点了点头。他从旁打量着我问：“橱窗里有什么让您喜欢的东西吗？”我指了指一个中国青铜器瓶，它被置于一个假威尼斯风格的支架上。

“这是什么？”

“一个中国青铜器瓶，很便宜。您进来瞧瞧嘛。”

我跟着他走进店内。他把青铜器瓶从橱窗中取了出来。“什么年代的？”

“不是很古老，”他瞅了我一眼说，“这是根据古物仿制的。我估计是明朝的。”

“什么价？”我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外的大街。我反方向从店内辨认着玻璃上的店名：亚历山大·西尔弗公司。

“花五十美元就可以得到它，”亚历山大·西尔弗说，“还送您一个柚木的底座，手工雕刻的。”

我举起这件青铜器，手感很好。尽管轮廓清晰，看上去却不显得新，绿锈没有被抛光掉，所以不像大博物馆中的同类展品那么亮丽。我闭着眼，长久而缓慢地抚摸着这个青铜器瓶，它也没有孔雀石那层翠绿的壳。在布鲁塞尔，我常常在夜间抚摸青铜器，那家博物馆收藏着丰富的周代青铜器，其中也有一件和这件类似，起初人们也以为是唐代或是明代的仿制品。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中国人从汉代起——基督诞生前后——就开始伪造商周青铜器了，他们把赝品埋入地下，以便它们能快速长出真的老铜锈。这些知识是佐默传授给我的，剩下的是我在布鲁塞尔学到的。

西尔弗在观察我。“您完全肯定这是明代的仿制品吗？”我问。

“我不能肯定，”他回复道，“但这是桩诚实的买卖。我看得出您懂行。”他把一只脚放到一张荷兰矮凳上，我看到他配细方格裤子穿着漆皮鞋和淡紫色长袜。他的脚很小。“这玩意儿我是当作十八世纪的仿制品买下来的，”他说，“其实我想它可能不是那时候的产品，但也不会早于十六世纪。当然是纪元后了。”

我把这件青铜器放回那个假威尼斯风格的支架。这东西很便宜，我很想把它买下来，可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找到下家。我那少得可怜的钱只能进行短线投资，而且在买之前必须还要有十足的把握。

“我可以把这玩意儿带走一天吗？”我问。

“花五十美元，您可以一辈子带着它。”

“试买，就一天！”

“好先生，”亚历山大·西尔弗说，“我根本不认识您。上回我把两个非常漂亮的迈森[34]瓷人——十八世纪的——给了一位看上去特别值得信任的女士，也是试买。”

“结果呢？她再不露面了？”

“她又露面了，手捧着碎瓷来的。在人满为患的公共汽车上，一位背着工具箱的男人把她手中的瓷人碰掉了。她哭得就跟自己的孩子死了似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她没钱，想去桥牌俱乐部麻烦女友们，向她们举债。我们只好权当损坏的瓷人给丢了。”

“青铜器不这么易碎，尤其是仿制品。”

西尔弗目光犀利地盯着我。“我甚至愿意告诉您我在哪儿买的这件青铜器，那是一家州立博物馆淘汰掉的赝品。没有比我更诚实的人了吧？”

我不置可否。西尔弗摇了摇头。“好吧，”他说，“您很有韧劲儿，我喜欢。我再给您提个建议：您付五十美元，可以拿走这件青铜器。一周后您可以把它还给我，我把您的钱退给您，或是您留下它。这办法如何？”

我迅速盘算。我不知道能否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的判断，中国青铜器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我也不知道西尔弗的诺言是真是假。但我必须冒些风险，而这笔买卖是个从天而降的机会。我在美国不能试着从洗盘子干起，那需要劳动许可，而我没有。即便警察没有逮住我，工会的人也会告发我。

“可以。”我边说边掏出自己那瘪瘪的钱包。

我曾藏身的那家布鲁塞尔博物馆，青铜器藏品非常丰富。晚上闭馆后，馆长允许我夜间走出斗室。不许我开灯，也不能出现在窗前，但我可以去厕所或是摸黑在馆内转悠。早晨清洁女工到来之前，我又得把自己关回斗室。这种暗中进行的艺术教育是一种奇特而充满孤独和恐惧的过程。起初，我躲在窗帘后面凝视大街，就像我在埃利斯岛呆望纽约那样。当我在士兵和平民中发现了穿党卫军制服的人后，就再也不敢往街上看了。为了尽量忘掉自己的处境，我开始在夜间研究起身边的绘画与艺术藏品。战前，我在巴黎为路德维希·佐默打过杂，那段时间使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我本人在德国的大学里学过两个学期的艺术史，后来曾想做记者。流亡后当记者是没门了，我哪门语言都没有好到可以用它来写作。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我强迫自己在万籁俱寂、漆黑恐怖的夜间，在博物馆空旷而充满回声的走廊中尽量对艺术产生浓烈的兴趣。我知道继续呆望大街自己就毁了，我得有所作为。首先吸引我的，是中国青铜器，我试着在明亮的月夜研究它们。它们像玉石或浅绿、浅蓝的丝绸般散发着一种幽光，上面的铜锈也因光线不同而发生变化。在那几个月中，我学会了必须长时间审视这些物件，直到它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历史。我在绝望中学习和了解它们，只是为了战胜自己的恐惧。很长一段时间，我这样做都不外乎是一种人为的自我逃避，直到某天夜里——是夜，半月洒下青光，春季风暴强劲吹拂——我突然发现自己首次把逃亡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并且一时间竟与眼前的青铜器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再也没有什么能把我和它们分开了。在那短短的瞬间，一切其他东西都不复存在了，只有那不平静的夜、那静默的青铜器以及那赋予它们生命的月光，再就是它们面前的那个实体，他在呼吸并同样默不作声，他活着并倾听着，以致忘记了自我。从那时候起，我常常可以逃离自我，达到一种忘我境界。几个星期以后，馆长给了我一个手电筒，供我夜间在斗室中使用。他知道我可以信赖，我不会拿着手电去博物馆展厅，而是只会在我的斗室中用。我觉得是他使我重新获得了视觉与阅读能力。他允许我把图书馆的书籍拿进我的斗室夜间研读，他早晨再把书从我这儿拿走。当他发现我对青铜器感兴趣时，还不时允许我把某件展品带入斗室观赏，他第二天早晨给我送黄油面包时我再还给他。除了他之外，只有他女儿西比勒知道我藏在博物馆。有一次他病了，不能来博物馆，只好将此事告诉了女儿。后来，她到博物馆替他取邮件时，常给我带来裹在羊皮纸中的黄油面包，那是她藏在双乳间带进来的。有时，面包还带着她肌肤的余温，那包装纸也散发着丁香的淡淡清香。我很爱西比勒，但这几乎是一种超然的爱，她本人很少能感觉到这份爱。在她身上，我爱的是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的东西：自由、无忧、希冀以及甜蜜的青春骚动。我也无法想象，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生活在一起。她代表了我所丧失的一切，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象征，温暖、近在咫尺却又可望而不可即的象征。我的青春在父亲临死的呐喊中彻底崩溃，他叫喊了一整天，我知道是谁派人杀害了他。

“你懂这玩意儿吗？”莫伊科夫问。“五十美元可是一大笔钱。”

“懂得不多，略知皮毛。再说我也没有别的出路，我得干点儿什么。”

“你在哪儿学的？”

“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一家博物馆。”

“当雇员？”莫伊科夫惊讶地问。

“在那儿藏身。”

“躲德国人？”

“躲占领了布鲁塞尔的德国人。”

“你在那儿还干了些什么？”

“学法语，”我说，“我有本语法书，就跟在这儿啃英语一样。夏天闭馆后，天还没有完全黑。后来我就打着手电学。”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博物馆没人看守吗？”

“防谁？防德国人？反正他们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莫伊科夫笑了。“这样获得艺术修养倒是不同寻常。我逃往芬兰时身边恰巧带着一副袖珍象棋，为了分散注意力，我东躲西藏时不断下棋。就这样我成了优秀棋手，后来在德国靠教下棋混饭吃。这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你一直做艺术品生意吗？”

“情况与你这位棋手差不多。”

“我猜也是这么回事。”

我无法向他透露任何有关佐默以及我的假护照的事。然而护照中职业一栏注明的是古董商，在埃利斯岛一位核审员曾考过我相关知识，我也通过了考核，看来我在佐默那儿和布鲁塞尔学到了足够的东西。当时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我对中国青铜器的了解，奇怪的是那位核审员对此也略知一二。虔信的基督徒会把这当作神的怜悯与眷顾。

我听到外面响起了拉赫曼那典型的脚步声。莫伊科夫去接电话了。拉赫曼一瘸一拐地走进摆着丝绒沙发的沙龙。他一眼就看见了这件青铜器。“买的？”他问。

“既是又不是。”

“犯错了，”他解释说，“你是新手，应该从小买卖做起。人人需要的便宜东西：长筒袜、肥皂、领带什么的。”

“像你这个犹太人那样卖念珠和圣像？”我回敬道。

他摆了摆手。“那是另一回事！干那个需要天赋，而你没有。你现在是生活所迫！可我说这些有什么用？”他用飘忽不定的眼神望着我。“一切都是白费力，路德维希。她把东西都拿走了，还说晚上要用圣人遗物为我祷告！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呢！这主儿的屁股仪态万方像个女王似的！一切都是白费！现在她又想要约旦河的水了，约旦河里的水啊！上哪儿去弄？她疯了！你知道从哪儿能弄得到约旦河的水吗？”

“从自来水管子。”

“什么？”

“把水装进一个旧瓶子，再掺点儿尘土，用软木塞密封就行了。波尔多有个由一帮小无赖搞的公司就是这么贩卖卢尔德圣水的。[35]每瓶五法郎，就是这么整出来的，自来水。我当时是在报纸上读到的。这些人根本没有受到惩罚，人们一笑了之。”

拉赫曼陷入沉思。“这难道不算渎圣吗？”

“我认为不算，只是简单的欺骗而已。”

拉赫曼搔了搔脑瓜顶。“奇怪的是，自从我出售圣徒纪念章和念珠以来，我对上帝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感情。我现在差不多就像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犹太天主教徒。难道这不算是渎圣吗？不是亵渎神明吗？你说呢？”

我摇了摇头。“我认为上帝的幽默感是大大出乎我们预料的。而他的怜悯则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拉赫曼站了起来，他已经被我说服了。“我也没打算卖这种水，所以算不上是卑鄙的生意。我只是赠送而已，而这肯定是允许的。”苦笑中他突然露出了锈迹斑斑的牙齿。“这是为了爱呀。而上帝就是爱的化身！好！我最后再尝试一次！你觉得该用什么样的瓶子呢？”

“反正不能用莫伊科夫装伏特加的瓶子，那种瓶子她肯定能认出来。”

“当然不会用那种瓶子！得用一种简单的、没有标志的瓶子。就像那种海员们扔进大海传递消息用的瓶子。密封的！就用它！我会向莫伊科夫要些密封火漆，他常用那种东西密封他的伏特加。也许他还有古老的西里尔钱币，我可以用来对瓶盖进行密封。这么一来，瓶子看上去就会像是来自约旦河畔的某修道院。你认为这会打动她吗？”

“不会。我认为你应该几个星期不要理她，这或许会更有帮助。”

拉赫曼转过身，他的脸上突然充满绝望的神情。浅蓝色的眼睛犹如一条死黑线鳕的眼球那样向外突出。“等待！我怎么能等待！”他喊道。“我在与时间搏斗！我都五十多岁了！再过几年我就阳痿了！然后怎么办？那时候剩下的就仅仅是令人疯狂的欲望和遗憾，更谈不上满足了！活地狱！难道你不理解这点吗？我这辈子都得到过什么呀？恐惧、贫困与逃亡！唯一的一点儿乐趣也就剩这事了！”他拿出一块手绢。“这乐子也已经没了四分之三了！”他小声说。

“别哭！”我马上说。“哭无济于事，你大概应该多次领教过了嘛。”

“我没哭，”他恼火地回复，“我只想擤鼻涕！感情在我这里都往鼻子上走，不往眼睛上去。我要是会哭，大概在女人那儿能有更多成就。可谁愿意要一个动情时像把大号一样瓮声流鼻涕的罗密欧呢？一流鼻涕我就喘不过气来。”他接连擤了几下鼻涕，然后跛着脚向莫伊科夫的接待台走去。

我拿着那件青铜器回了自己房间。我把它放到窗台上，在越来越弱的光线下观赏它。现在的时辰与在布鲁塞尔博物馆夏天闭馆后，我可以离开自己斗室的时间差不多。

我慢慢转动青铜器，从不同角度审视它。我几乎阅读过这个领域不算丰富的所有文献资料，熟悉许多相关图片。我知道，可以从装饰花纹上的细小缺陷来发现赝品。如果在一件周朝风格的青铜器上出现了汉朝甚至是唐朝或明朝才有的装饰，那么该青铜器的制作年代就要大打折扣。可在这件青铜器上，我没有发现这类缺陷，看来它是出自周朝中期，大约在公元前五六百年。

我躺到床上，把青铜器放到旁边的桌子上。除了垃圾桶的碰撞声，院子里还传来厨房帮工铿锵有力的喊声以及倒垃圾黑人那柔和的男低音嗓音。

我不想睡觉，却依然进入了梦乡。醒来时已是深夜了，过了一会儿我才弄明白自己身处何方。我又看了一眼那件青铜器，瞬间我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博物馆那间斗室。我坐了起来，呼吸平稳。现在我知道自己做梦了，模模糊糊还能忆起梦见了什么，但我不愿回忆。我站起来，走到大敞着的窗户前。外面是院子，那里摆放着黑黢黢的垃圾桶。我自由了，我对着黑暗说，我小声并执着地重复了几遍，就像我在逃亡中经常做的那样。我感到自己平静了许多，就又端详起面前的青铜器，城市夜色里最后一缕微红色的光映照着它。我突然感到它是有生命的。那铜绿既不是死的，也不像是贴上去的，更不是人为用酸在粗糙的表面上促成的；它是经过千百年时光逐渐生成的。这件青铜器曾被浸在水中，铜绿是水作用的结果，还有融入泥土中的矿物质。从它底部那条清晰的蓝色带状纹路来看，大概还接触过磷化合物，后者可能来自它附近一具千年以上的尸体。这铜绿也像博物馆里那些没经过抛光的周朝青铜器上的铜绿一样有一层微光，这是由其渗透性造成的。这种渗透性不像人工处理过的器物那样吸光，而是令它更滑软，不是平滑，而是更像粗糙的生丝，摸上去也没有凉的感觉。

我把青铜器放到一边，重新坐到床上发愣。我知道自己捉摸所有这些事不外乎是为了避免回忆。我不愿想起在布鲁塞尔最后那个早晨的情景，当时西比勒打开我斗室的门冲了进来，她对我耳语道，她父亲被人抓去审问了，我必须马上逃走，因为不知她父亲会不会受酷刑，也不知他会不会彻底崩溃并供出我。她催着我出门，又把我叫回来，往我口袋里塞了一把钱。“走吧，装成参观者的样子，慢慢走，别跑！”她小声说。“上帝保佑你！”她丝毫没有责备我给她父亲，大概还有她自己带来了不幸，而是说：“走吧！上帝保佑你！”当我急着问谁出卖了她父亲时，她只是小声说：“这已经无关紧要了！趁他们还没有来搜查博物馆，现在马上走！”她匆匆与我吻别并将我推出门外，还在身后小声嘱咐我：“我来收拾房间！快逃！别写信，千万别写！他们会对一切进行监控的。上帝保佑你！”

我慢悠悠地走下楼梯，为的是不引起注意。展厅内没有几个人，根本没人理会我。我穿过马路，回头望了一眼。觉得看到了窗后一张苍白的脸。

我站起来再次走到窗户前，旅馆对面现在已笼罩在黑暗中。只有一扇窗内还亮着灯，窗帘没有拉上，一位男子穿短裤站在一面有镀金镜框的镜子前，他在往自己脸上扑粉。然后他脱掉短裤，赤身裸体地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他的胸部有文身，但没有胸毛。他穿上一条黑色丝绸花边裤，戴上一个黑色乳罩，然后开始充满爱意地往乳罩里塞卫生纸。我茫然地望着对面，并不清楚那里在发生什么事。我转过身打开顶灯，拉窗帘时我发现对面那间亮着灯的窗户也拉上了窗帘，窗帘是红绸的，而旅馆的窗帘则是棉布的，咖啡色。

我下楼去找莫伊科夫，却找不到，他大概出去了。我坐进那间有丝绒沙发的沙龙，在那儿等他。过了片刻，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哭，哭声不大，起初我没有注意到，但后来哭声还是刺激了我的神经。我走到沙龙后部，看到蜷缩在沙发上的玛丽亚·菲奥拉，沙发旁的花架上摆着一盆观叶植物。

我本想转身走开，因为现在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位咄咄逼人的主儿了。但她已经看到我了。她大睁着眼哭，尽管泪眼婆娑，却没什么能逃得过她的眼睛。“我能够帮助您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像一只想怒叫的母猫那样望着我。

“心情不好？”我问。

“是的，”她说，“心情不好。”

厌世，我想。这种情调属于另一个浪漫的世纪，不属于这个充满大屠杀、酷刑和全面战争的血腥时代。她大概失恋了。“您也许要找莫伊科夫吧？”我说。

她点点头。“他在哪儿？”

“不知道，我也在找他。他八成到各处去送他制作的伏特加了吧。”

“当然。人们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不在。”

“严重失职，”我说，“可惜这种事屡见不鲜。您想与他喝伏特加？”

“我想和他聊聊。他饱经世故！伏特加有什么用？这儿的伏特加在哪儿？”

“也许接待台那儿有一瓶。”

玛丽亚·菲奥拉摇了摇头。“那柜子锁着呢。我已经试过了。”

“他本不该锁柜子的，作为俄国人他应该知道绝望时刻是什么滋味。可那么一来，他那位助手爱尔兰人菲利克斯·奥布赖恩会早就烂醉如泥，会把所有的钥匙都搞混。”

这姑娘站起身，我吃惊地凝视着她。她头上包着一块松软的绸巾，里面的金属卷发夹像左轮手枪的枪筒般支棱着。

“怎么了？”她不解地问。“我看上去像个大怪物吗？”

“这倒不是，但看上去挺危险的，像头上插着武器。”

她一把扯下缠在头上的绸巾，她发间的卷发器是由金属和金属丝制成的，看着就像是小型德国手榴弹。“你是指这个吗？”她问。“我的发型？待会儿别人会给我拍照，所以做了头发。”

“您看上去好像要从所有的管子里向外开火似的。”我说。

她突然笑了。“我希望自己有这种本事。”

“我房间里还有一瓶伏特加，”我说，“我可以去取，杯子这里应有尽有。”

“这是个好主意！您刚才怎么没马上想到呢？”

我那瓶酒还剩了半瓶，是莫伊科夫以成本价卖给我的。我不是孤独的饮酒者，我知道，一个人喝闷酒会越喝越愁。我对那位头上插满“枪管”的姑娘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期望，但我知道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情况会更糟。我顺手把桌上的那件青铜器放进了柜子里。

我回来时，玛丽亚·菲奥拉已经判若两人。眼泪看不见了，脸擦了粉，收拾得清清爽爽。头发上的卷发夹也摘掉了，披下的头发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波浪起伏，而是直的，仅仅在颈后有一道波浪。并且头发也没像我起初想象得那样染过，如干草般枯竭，而是天然褐色，带着桃花心木的光泽。

“您怎么喝起伏特加的呢？”她问。“在您的祖国，人们一般不喝这种酒。”

“我知道。在德国，人们平常喝啤酒和烧酒。可我把祖国忘了，我既不喝啤酒，也不喝烧酒。我也不是嗜伏特加酒如命的主儿。可您为什么喝这种酒呢？在意大利，人们一般也不喝这玩意儿。”

“我母亲是俄国人。而且伏特加是唯一一种喝后身上不散发酒精味的饮料。”

“这也是个理由。”我说。

“这对女人来说很重要。您一般喝什么酒呢？”

这是何等愚蠢的聊天啊，我暗想。“有什么喝什么，”我说，“我在法国若有葡萄酒，就喝葡萄酒。”

“法国！”姑娘说。“德国人把法国糟蹋成什么样了！”

“我可没参与。那段时间我正被关在法国一所拘留营里。”

“当然！作为敌人！”

“作为逃避德国人的难民。”我笑道。“您好像忘了，意大利和德国是盟国，他们一起进攻法国。”

“那是墨索里尼干的！我恨他。”

“我也恨！”我说。

“我还恨希特勒！”

“我也恨。”我说，“这么说来我们几乎就是否定派同盟者了。”

姑娘心存疑窦地望着我。“这也不失为看问题的一种方法。”然后她说。

“有时是看问题的唯一方法。不久前莫伊科夫甚至也属于否定派同盟者。德国人占领了他出生的那个村子，把村民全部变成了条顿人。现在这又成了历史。俄国人把村子又夺回去了，他又成了俄国人。用您的话说就是变成了敌人。”

玛丽亚·菲奥拉乐了。“您看问题的方法挺怪的！那实际上我们到底是什么呢？”

“人，”我说，“但大多数人早把这一点忘了。是早晚得死的人，这一点大多数人也忘了。人们最不相信的就是自己的死亡了。再来一杯伏特加？”

“不啦，谢谢！”她站起身边与我握手边说：“我得走了。去干活。”

我目送她离开旅馆。人们听不到她的脚步声，她不是小步疾走，而更像是从丑陋的家具间滑过，丝毫没有碰到任何东西似的。我想，这大概是她当时装模特的职业习惯。现在她又把头巾缠在头上，突然间看上去显得婀娜多姿，但一点儿也不脆弱，可以说带有一种强硬、几乎是危险的优雅。

我放回酒瓶，走上了大街。替补门房菲利克斯·奥布赖恩站在外面，浑身酒气，就像一间下等酒吧散发出的味道。“过得怎么样，菲利克斯？”我问。

他耸了耸肩。“起床，吃饭，干活，睡觉。能有什么区别呢？千篇一律。有时真不知道人为什么要这么继续活着。”

“是的，”我说，“可人还是继续活着。”

5

“杰西，”我叫道，“亲爱的！我的大恩人！看到你真高兴！”

她那圆圆的脸、红红的腮、黑黑的眼睛以及蓬乱的头发一点儿都没变。杰西·施泰因站在她纽约小公寓的门口，与她当年站在自己柏林大宅的门口，以及后来逃亡途中站在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其他地方的房间门口一模一样，总是那么笑容可掬和乐于助人，就像她没有一点儿忧愁似的。她也确实没有自己的忧愁，她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他人。

“我的天哪，路德维希！”她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这是典型的流亡者才会提的问题。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当然是在战前了，杰西，”我说，“那时候还算幸运，身后追踪咱们的只有法国的警察。可是在哪儿呢？是在苦路上的什么地方。是里尔[36]吗？”

杰西摇了摇头。“是1939年在巴黎吧？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

“没错，杰西！是在国际饭店，现在我想起来了。你当时在拉维克[37]的房间为我们俩做了土豆饼。你甚至还带来了蔓越莓，那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吃这种小红莓，后来就再也没有这份口福了。”

“真正的悲剧，”罗伯特·希尔施说，“美国也没有这东西，只有一种替代品：罗甘莓。但不一样。希望你不会像演员埃贡·菲尔斯特那样，为此而回欧洲。”

“菲尔斯特是怎么回事？”

“他在纽约吃不到羊莴苣沙拉。他是移民来的，但这令他绝望。他就回德国去了，然后去了维也纳。”

“不是这么回事，罗伯特，”杰西反驳道，“他是思乡。而且他在这儿无法工作，他不会英语。这儿也没人认识他，他在德国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不是犹太人，”罗伯特说，“只有犹太人才思念德国。可怕的悖论，却千真万确。”

“他指的是我，”杰西笑着解释道，“他仍旧这么恶毒！可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不在意。你们进来吧！有苹果派和新煮的咖啡！跟在家乡一样，可不是那种煮过了头的美国咖啡。”

杰西是所有流亡者的保护神。1933年以前，她在柏林就已经是所有需要帮助的演员、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养母”了。一种天真的热情——从未因他人的说三道四而减弱——让她永远处于兴致很高的状态。这种热情不仅表现在她说服导演与制片人的沙龙中，她还帮助婚姻出现危机的人重修旧好。她是绝望者的知音，常以提供小额借贷的方式解救别人的燃眉之急。她为热恋者提供帮助，替作家寻找出版商。由于她的不屈不挠，她促成了许多事情，因为出版商、制片人和剧院总监虽然觉得她难缠，却往往被她的无私与善良感动。作为艺术家之母，她进入了数以百计的艺术家的生活，以致都不再拥有完全的个人生活。有一段时间，她身旁有位不引人注意的先生——托比亚斯·施泰因，他在柏林主要负责让客人们随时都有充足的食品和饮料，除此之外，他就谨慎地退居幕后。在逃亡的苦路上，他染上了肺炎，死在了某座城市，像活着时一样默默无闻。

杰西的流亡之旅更像是一路上受到别人的拖累。她对自己失去的房屋与财产竟无动于衷，她一如既往地照料途中遇到的自行出逃或是被驱逐的艺术家。她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能在自己周围营造出一种舒适的、向外辐射的小资氛围，她那一成不变的好心情也同样令人诧异。人们越是需要她，她越容光焕发。她能把一间脏兮兮、只有一对枕头和一个酒精炉的旅馆房间改造成走了点儿样的家园。她为逃亡路上那些漫无目的的艺术家做饭洗衣，这些人因缺乏实际生活能力往往相当无助。托比亚斯·施泰因先生去世后她才获悉，这位低调做人的死者生前已经做了相应安排，在纽约担保信托公司巴黎分号存入了一笔美元。这笔钱也被杰西拿来花在她的保护对象身上了，只留下一小部分以及用来买前往纽约的“玛丽王后”号船票的钱。由于平时关心政局不够，她不知道船票几个月前就卖光了。尽管如此她还是买到了一张，对此她也没有喜形于色。当她站在售票处窗口时，发生了一件很离谱的事：有人退票，票的主人心脏出了问题。因为下一个买票的正好轮到杰西，这张票就卖给她了，别人为能得到这张票是愿意出天价的。那时杰西并不愿意留在美国，她只想去那里取第二笔存款，然后返回，那笔钱是她那位防患于未然的丈夫在纽约担保信托公司为她存的。她在海上两天后战争就爆发了，这样杰西就滞留在了纽约。这些都是希尔施告诉我的。

杰西的起居室不大，可完全是按照她的风格布置的：许多把椅子，一张沙发躺椅，上面到处是靠垫，墙上挂满照片，几乎每张上都有热情洋溢的题词。其中一部分照片被镶嵌在黑框内。

“杰西的死者名册，”坐在他们中间的一位秀丽的女子说，“这是哈森克勒费尔！”她指了指一张带黑框的照片。

我忆起了哈森克勒费尔。他像所有1939年让法国人抓住的流亡者一样，被关进了拘留营。在德国军队逼近拘留营还有几公里的那天夜里，哈森克勒费尔自杀了。他不愿被抓住，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受折磨而死。可德国军队却出乎意料地未能到达，在最后一刻，他们接到命令从旁边绕过去了。拘留营没有受到盖世太保的搜查，可哈森克勒费尔已经死了。

我看到自己身旁的希尔施也在凝视着照片上的哈森克勒费尔。“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他说，“我想救他。但那时候到处一片混乱，想找到一个人并不容易，甚至比从拘留营救出此人还难。法国式的低效率，再加上该被诅咒的官僚主义！一切倒并非别有用心，但谁赶上，谁遭殃。”

我在离死者名册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发现一张埃贡·菲尔斯特的照片，上面有一条黑色饰带，却无黑框。“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那位秀丽的女子。“是否意味着他在德国被杀害了？”

她摇了摇头。“要是那样的话就会加黑框了。杰西只是为他悲痛，所以仅仅加了一条黑色饰带。因此他的照片也没有和死者的挂在一起，真正死去的人的照片都在那边和哈森克勒费尔的挂在一处。死去的人已经很多了。”

看来杰西的回忆都秩序井然，即使是死亡也能变得如此有小资情调，我边捉摸边望着照片下沙发躺椅上五颜六色的靠垫。照片上有些演员身着戏装，那是他们在德国或维也纳成功上演各种角色时穿的行头。这些照片肯定是杰西带过来的。演员们或身着褪了色的丝绒服饰，或披甲佩剑，或头戴王冠，他们英姿勃发地从黑框中发出幸福的微笑。

在房间的另一侧挂着杰西还活着的朋友们的照片。这些朋友们也多是歌唱家或演员，当中也有几位医生和作家，杰西偏爱名人。我不知道这两组收藏当中的哪组更恐怖一些，是那些死者的照片，还是那些不知死为何事，但却身穿戏装扮演过瓦格纳歌剧中那些头上长角的英雄、唐璜或是威廉·退尔[38]的人的照片。后者往昔的辉煌已成过眼烟云，他们仍在等待死亡，现在已经谦逊多了，而且现如今，他们也已经太老迈，无法扮演照片上的角色了。

“洪堡亲王[39]！”一个驼背的矮个男子在我身后说。“那是我当年扮演的！而现在呢？”

我转过身看了看他，再回头看那张照片。“那是您？”

“那是当年的我，”看上去老态龙钟的男子回复道，“十五年前！在慕尼黑！小剧场！报刊纷纷认为今后十年‘洪堡亲王’非我莫属，预言我前程似锦。前程！不错吧！前程！”他后退半步一鞠躬：“格雷戈尔·哈斯，退休的室内剧演员。”

我小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哈斯盯着那张与他毫无相似之处的照片。“洪堡亲王！人们还认得出我吗？当然认不出了！那时我脸上还没有皱纹，头上却有着浓密的头发。当时我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别发胖，因为我爱吃甜点，苹果派加掼奶油！可如今呢……”小老头解开他那过于宽大的西装上衣，露出干瘪的肚子。“要是杰西把这些照片烧掉就好了！但她对这些照片恋恋不舍，就好像我们都是她的儿子。这儿叫‘杰西俱乐部’！您知道吗？”

我点点头。还是在法国时，杰西的保护对象就这么自称了。“您也是俱乐部成员吗？”哈斯问。

“有时候是，谁又不是呢？”

“她在这儿替我找了份工作，给一家与瑞士有很多信函往来的公司当德语翻译。”哈斯小心地环顾一下四周说：“我不知道这差事还能干多久。瑞士各家公司会英语的文秘越来越多，过不了多久就用不着我了。”他仰视着我说：“摆脱了一种焦虑，会出现新的焦虑。您的情况也如此吗？”

“差不多吧。但人是可以习惯这种状态的。”

“甭管能不能习惯，”哈斯突然冒出一句，“某天夜里，人就上吊了。”

他颤抖着又鞠了个躬说：“再见！”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是用德语交谈的。我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说德语，我想起在法国时杰西对此就很重视。如果流亡者之间交谈不用德语，她认为那不光可笑，而且甚至几乎意味着背叛。她无疑属于流亡者中的那一派，即把纳粹视为来自火星的人，他们强占了毫无抵抗能力的祖国。这与另一派的观点完全不同，另一派声称每个德国人身上都隐藏着一些纳粹气质。此外还有第三派，此派也主张每个人身上都隐藏着一些纳粹气质，尽管这种状况常常被冠以其他名称。这一派又有两个分支：哲学的和好斗的。罗伯特·希尔施属于好斗一支。

“格雷戈尔·哈斯给你讲他的故事了吧？”他问。“讲了。杰西把他的照片挂在这儿，这令他感到不幸。他情愿忘掉这一切。”

希尔施乐了。“格雷戈尔在他那小房间的墙上挂满了照片，都是他那短暂得意时期的剧照。他宁愿死去，也不愿忘掉自己的不幸。他是个真正的演员，只不过他现在不再饰演‘洪堡亲王’，而是扮演离开了舞台到处打杂的角色。”

“那埃贡·菲尔斯特又是怎么回事呢？”我问。“他回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他学不会英语。而且他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里的人不知道他是谁。许多演员都有类似经历。菲尔斯特在德国很有名气。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这儿得一再向别人拼读自己的名字，从移民局就开始了。这儿的人不知道他是何许人，这几乎彻底摧毁了他。有些事对某人来讲不过是毫无危险的小事一桩，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一场悲剧。当一家电影公司后来又要求他像个新手那样试拍时，他就与这儿彻底决裂了。他只想回去。他大概还活着，否则杰西会知道的。他在德国又登台演出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杰西飘然而至。“咖啡煮好了！”她宣布。“苹果派也烤好了！就座吧，孩子们！”

我搂着她吻了一下。“你又一次救了我的命，杰西。你说动了坦嫩鲍姆为我担保。”

“絮叨！”她边反驳边从我的怀抱中挣脱开。“人不会那么快死掉。你绝对不会！”

“是你使我免遭厄运，不必作为水手乘坐一艘现代‘漂泊的荷兰人’号。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不得靠岸。”

“真有这样的船吗？”她问。

“有，”我答道，“坐满了流亡者，大部分是犹太人。还有很多孩子。”

杰西的圆脸阴沉下来。“他们为什么总跟我们过不去呢？”她喃喃自语道。“我们的人数很少嘛。”

“正因为如此，”希尔施说，“屠杀我们才不危险。不向我们伸出援手也不危险。我们是所有牺牲者中最有耐性的。”

杰西转过身。“罗伯特，”她说，“今天是我生日，我已是个老妇人了。让我们今天下午自得其乐地庆祝一下。我亲手做了苹果派，咖啡也是我亲手煮的。达尔姐妹也在，埃丽卡和贝阿特丽策！她们帮我打下手，现在她们正在端食物上桌。你行行好，别说晦气话。你这头政治倔骡要是能再恋爱一次就好了！”

我看到刚才坐在死者名册照片下的那位秀丽女子走了过来，手中端着咖啡壶。她身后跟着一位与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她们穿的衣服也相同。“双胞胎！”杰西骄傲地说，就好像她是缔造者似的。“真正的孪生姐妹！还俊俏无比！早晚她们会成为电影明星的！”

这对孪生姐妹步履轻盈地走来走去，她们的双腿修长，长着黑色眼睛，头发染过。“人们很难将她们区分开，”我身边一个人说，“据说其中一个像妓女般淫荡，另一个则像清教徒般清纯。”

“她们不是有不同的名字嘛。”我说。

“正因为如此，”我旁边的人解释说，“这俩小娘们儿总拿她们的名字闹着玩，互相冒充对方。这让她们很开心，可对爱上其中一个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种魔鬼游戏。”

我蛮有兴趣地抬头望了一眼。这倒是一种新奇的不同感受：爱上孪生姐妹。“您是爱上其中的一个了，还是两个都爱？”我问。

“我叫莱奥·巴赫。”那男子说。“坦白地说，我爱那个妓女型的，”他解释道，“只是常常搞不清楚哪个是。”

“这不难弄清。”

“我开始也这么想。尤其是今天，两姐妹手里都拿着咖啡壶和糕点。我偷偷捏了其中一个的屁股蛋，结果她往我的蓝色西服上泼了咖啡。然后我又捏了另一个的屁股蛋，她同样往我西服上泼了咖啡。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捏错了、两次捏了同一个人的屁股蛋还是怎么的。这对孪生姐妹动作敏捷，出入房间如同闪电。您怎么看这事？让我生疑的是，怎么两次的反应都一样，全是往我身上泼咖啡呢？这更说明两次碰上的都是同一个人，您也这么认为吗？”

“您不能再试一次吗？趁她们两人都在场的时候？”

莱奥·巴赫摇了摇头。“我的西服已经够湿了。而且我只有这一件西服。”

“我想，咖啡在蓝色西服上是不会留下污渍的。”

“倒不是因为污渍。我西服外衣的内兜里有钱，要是第三次不幸再被浇到那个地方，钱就会湿，也许就不能用了。这种损失我可承受不起。”

孪生姐妹中的一位端着咖啡壶和糕点过来了。莱奥·巴赫本能地往后躲了躲，接着他就贪婪地享用起来。孪生姐妹中的另一位给我端来一杯咖啡，她怀里还抱着咖啡壶。巴赫停住嘴，盯着她看，直到她走开。“这俩耍花招的！”他咬牙切齿地说。“这对无辜的羔羊！从嗓音上都无法区分她们俩！”

“够倒霉的，”我说，“但也许她们不愿让人捏屁股蛋，在某些圈子内，这种接近女人的方式被认为是粗野的。”

莱奥·巴赫否认这种观念。“您可别这么说！我们可不是什么某些圈子！我们是流亡者！不幸的人！”

我跟希尔施回到他的店里。外面夜色刚刚降临，到处是大城市的喧闹、灯光和人群。我们没有开灯，从外面有足够的灯光照射进来。看不见的玻璃窗使我们听不到外面的喧哗。我们宛如坐在洞穴中，外面的反光以双反射的方式映照在电视机那巨大无声的弧形屏幕上。没有一台电视机是开着的，但它们都摆在周围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我们似乎置身于未来机器人技术的寂静世界。在这一世界中，外面那些大汗淋漓、痛苦煎熬、咄咄逼人和焦虑不安进行着的事情都已经让位给一种冷漠和完美的解决办法了。

“奇怪啊，一切在美国这都发生了改变，”希尔施说，“你不觉得吗？”

我摇了摇头。他站起身，取来一瓶苦艾酒和两个杯子。然后他走到一台冰箱前，抽出盛着冰块的小托盘。瞬间，冰箱的内灯清晰地照亮了他那消瘦的面庞和脑顶金黄色的头发。他看上去依旧像个有些沧桑感的诗人，而丝毫不见复仇者马加比的影子了。

“逃难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他说，“在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时一星半点的平民生活都成了巨大的、几乎是不敢涉足的冒险了。一间有张床的房间、一只温暖的火炉、一个与朋友相聚的傍晚，或是杰西带来的一包土豆饼和一壶地道的咖啡，就像宣告福音的天使。这一切都是启示，在动荡不安的危险背景前，它们就像是给人安慰的指示灯。可现在呢？聚会变成了什么？不过是小市民无关痛痒的咖啡小聚，散发着陈腐味的安逸。你不这么认为吗？”

“不，”我反驳道，“不过就是危险程度降低了，这么一来其他东西就凸显出来了。我赞成咖啡小聚的安全性，人们至少知道第二天还能再见面。在欧洲时，这一点从来就是个未知数。”我笑了。“难道你还想让危险重新降临，好让小市民生活显得更浪漫？就像霍乱时期的大夫要比治流感时显得更加英勇吗？”

“当然不是！让我愤慨的是那种氛围。逆来顺受、无力的仇恨、一无所获和自生自灭的抗议、听天由命，充其量还有黑色幽默，全是这些东西的混合物。本该怒吼的地方，结果出现的却是无力的嘲讽和流亡者那类绝望的笑话！”

我专注地端详着罗伯特·希尔施。“他们还能怎样呢？”我最终说道。“他们在这里的表现或许没有满足你对他们的期望，但他们所有人都是违心的冒险者。他们在此获得了一丁点儿安全，但他们仍旧是二等公民。忍受着别人的容忍——在这儿被称作敌国侨民，即来自敌国的外国人。哪怕他们返回德国，这称谓也会终生保留。回到德国也一样。”

“你认为他们会回去吗？”

“并非所有人，但有些人会回去的，如果不是先一步就死在这里的话。无根地活着需要一颗强有力的心，而且经受苦难经常是一种英勇的行为。他们的生存现状是赊来的，无家可归，要用中产阶级的勇气来对付日常生活，他们的未来不过就是一种可怜的幻想，罗伯特。”我推开酒杯。“该死，我又开始说教了，都是苦艾酒闹的，要不就是黑暗的作用。你还有别的酒吗？”

“干邑白兰地，”他答复说，“拿破仑干邑[40]。”

“天赐之物啊！”

他站起来去拿酒。在窗户的亮光前我瞧着他的身影捉摸着，天哪，也许他现在又暗自渴望当年那种令人激动的绝望生活了？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他了，我知道这种情况会以什么速度出现。记忆是最大的骗子，所有苦难的经历，幸存下来后在回忆中都会变成冒险经历，否则就不会一再爆发新的战争了。罗伯特·希尔施的生活与所有其他流亡者的生活不同，他不是牺牲者，而是马加比、复仇者和拯救者。我想，死亡对他来说也许在日常的安全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样想的时候我颇为羡慕，因为死亡仍旧几乎夜夜盘踞在我那可诅咒的天幕上，所以我常常必须整夜开着灯，这样从噩梦中惊醒时才能不那么恐怖。

希尔施打开白兰地酒瓶，一股醇香立刻飘散开来。这是瓶陈年佳酿，产于上一次世界大战前。“你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第一次喝这种酒吗？”希尔施问。

我点了点头。“在拉昂[41]，逃难路上的一家养鸡场。那时我们正决定要编撰《拉昂摘要》，那天晚上月黑风高，到处是鸡叫声，陪伴我们的只有白兰地和恐惧。那瓶酒是你从一个葡萄酒商人手里没收的，他是个卖国贼。”

“偷的，”希尔施说，“我们那时只想说得好听些，就像纳粹那样。”

《拉昂摘要》是本指南性质的小册子，里面汇集了逃难路上实用的行为准则以及流亡者在苦路上互相转告的经验。每次逃亡者们碰头后都有新的妙计和防卫措施补充进来。希尔施和我终于决定编一本摘要，帮助逃亡路上的新手躲过警察的追捕。小册子中有很多地址，注明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帮助，还有一些地方是千万不能去的；边界线则标出哪里容易通过，哪里危险丛生；哪些关卡站态度好，哪些故意刁难；何处收发信件安全；哪些博物馆和教堂未受警方监控以及与宪兵周旋的方法。后来还补充了可靠的联络员姓名，以便依靠他们的帮助逃脱盖世太保的追捕。被追捕者的实用哲学以及支持人们简单地活下去的苦涩笑话也被记载下来。

有人敲窗户，是一个秃头往里窥视。他再次敲窗，而且声音更大。希尔施终于站起身打开了门，“我们不是强盗，”他解释道，“我们住在这儿。”“是吗？商店打烊这么长时间了，你们黑灯瞎火搞什么名堂？”

“我们也不是同性恋。我们在制订未来的计划。未来是黑暗的，所以我们坐在黑暗中订计划。”

“什么？”那男子不解地问。

“您要是不相信我，尽管叫警察。”罗伯特边说边冲着那秃头砰的一声撞上了门。

他回到桌旁。“美国是个讲求一致的国家，”他解释道，“每个人都得在同一时间和邻人同样的事。谁与众不同，谁就可疑。”他把苦艾酒拿开，取来一个喝烧酒的酒杯。“忘记我刚才说的话吧，路德维希。有时这种话会脱口而出。”他笑道：“《拉昂摘要》第十二条：情绪会降低判断力，忧愁亦然。一切都能够改变的。”

我点了点头。“你考虑过在这儿报名当兵吗？”我问。

希尔施喝了一口白兰地。“想过，”他说，“可他们不要我。‘谁曾经是德国人，他就永远是德国人。’他们这么对我说。也许是这么回事，他们不是凭空这么说。他们提供给我一个机会，在太平洋上与日本人作战。可我不愿意，我不是雇佣兵，把冲人开枪当职业。或许他们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如果军队接纳了你，你会对德国人开枪吗？”

“对有些人会的。”

“对你认识的人，”他回复道，“但对其他人呢？对所有人呢？”

我思索起来。“这是个该死的问题。”我说。

希尔施苦笑了起来。“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对吧？就像我们世界公民的许多问题都没有答案一样！我们两不靠！既不属于离开了的故国，也不属于新的国度！那些将军们不信任我们也情有可原。”

我没有搭腔，也无话可答。我们陷入这种境地是其他人定夺的结果。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成了定局，只有罗伯特·希尔施那颗叛逆的心还不认命。“外籍军团招收德国人，”我最终说，“他们甚至许愿，允许这些人战后入籍。”

“外籍军团，”罗伯特不屑地说，“他们会把应征入伍的人送到非洲去修路。”

我们又坐到桌旁，一言不发。希尔施点了一支烟。“怪事，”他说，“摸黑抽烟不香，尝不到烟味。要是在黑暗中也感觉不到痛苦该多好？”

“黑暗中痛苦感会加倍。为什么？是因为人在黑暗中会更害怕吗？”

“黑暗中人会觉得更孤独，只能任由幻想的魔鬼摆布。”

我不再注意听他说些什么。我突然看到外面的一张面孔，它撕裂了我的心。它来得太出乎意料，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直刺我心。我以为自己已经跳起来去追赶它了，但其实我坐着没动。我马上就知道自己弄错了，我肯定出现了幻视。这张在路灯照射下曾扭头微笑的脸已然不复存在了。它不再能笑了，我最后一次看到这张脸时，它已经冰冷而僵硬，眼睛上趴着苍蝇。

“你刚才说什么了？”我费力地问。

那不是真的，我思忖着。那是一种幻觉，我必须立即清醒过来。与外界隔离的黑暗空间，锃亮的三脚架上的相机镜头，突然令一切变得虚幻起来，让外面的一切以及我自己都显得不真实了。

“我可以开灯吗？”我问。

“当然可以。”

当日光灯的冷光照射到我们身上时，我俩相互眨了眨眼，就好像我们刚才有过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你刚才说什么了？”我又问。

希尔施有些吃惊地望着我。“我说你不用为坦嫩鲍姆的事费心思。他是个明理人，知道你需要时间熟悉这里的生活。你不必为了表示感谢专门去拜访他。他妻子有时会请饥肠辘辘的流亡者去吃晚餐。马上又快有这类聚会了，她会邀请你的。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你更愿意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他们家，对吗？”

“那敢情好！”

我站了起来。“工作找得怎么样了？”希尔施问。“有进展吗？”

“还没有。不过有希望了。我不会成为坦嫩鲍姆的负担的。”

“这点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一直住在我这儿，在我这儿吃饭。”

我摇了摇头。“我想自食其力，罗伯特。一切靠自己，一切！”我重复道。“《拉昂摘要》第七条：只有当你不需要帮助时，帮助才会出现。”

我没有回旅店，而是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几乎每晚如此。我盯着闪烁不停的霓虹灯，想起了死去的露特。我们俩萍水相逢，曾结为露水夫妻。那段时间我们两人都很绝望，我们不认识任何其他人，彼此相依为命。有一天我突然被捕，在监狱里关了十四天，然后遭到驱逐，离开法国前往瑞士。我费了好大劲才回到法国，当我终于赶到巴黎时，露特已经撒手人寰。我在她房间里找到她，肥大的绿头苍蝇成群地围着她的尸体飞，她已经这样躺了好几天了。从此，我就有了一种负罪感，觉得是我抛弃了她。她只有我相伴，而我却因自己的疏忽被抓了起来。露特是自杀的，她像许多流亡者那样身上带着毒药，以便在被盖世太保抓住时可以自尽。但她没有服毒，两管安眠药就令她那疲惫绝望的心停止了跳动。

我突然驻足呆望着一个报刊亭，所有悬挂出来的报纸上都用大号字赫然印着通栏大标题：希特勒遇刺！希特勒被炸弹炸死！

一群人拥挤在报刊亭周围，我钻进去买了一份报，上面的油墨还没有干。我感到自己的双手在颤抖，赶紧找了个门洞读起来。因为读的速度不够快，自己突然异常烦躁。我没有读懂所有内容，气得把报纸揉成一团，然后又把它抚平。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找罗伯特·希尔施。

我敲了半天门，他不在。门锁着，他也不在店里。也许他刚巧在我到达之前出门了。我去那家我们不久前一起吃过饭的“海王餐厅”找他，那里的死鱼闪着亮光，被捆住双螯的龙虾在冰层上爬动，被冻得发抖，跑堂们高擎着盛鱼汤的砂锅，保持着平衡在店里穿梭而过。餐厅里座无虚席，但希尔施不在。我继续慢慢溜达，不想回旅店，怕遇到拉赫曼；也不想去那间有丝绒沙发的沙龙，玛丽亚·菲奥拉可能会在那儿。莫伊科夫不在，这我知道。

我沿着第五大道往前走，其宽阔和明亮让我的心稍微平静一些。我觉得灯火通明的楼宇似乎发出微小的电击，这种电击令空气振荡，我的双手和脸都感觉到这振荡。在萨伏伊广场旅馆前，我又买了另一张号外，一个蓄着稀疏小胡子的侏儒在那里大声叫卖。号外里报道的和先前买的报纸上的消息差不多，有人在希特勒的司令部引爆炸弹谋杀他，是一名军官干的。希特勒是否死了还不确定，但反正受了重伤。是军官们造反，柏林有部分军队哗变，也有其他一些将军响应。这可能意味着终结。

我靠着灯光明亮的橱窗，好能看清号外上用小号字体印刷的文章。我感到周围似乎有股磁性风暴降下，可以听到动物园那边狮子的吼声。我茫然地望着眼前的橱窗，却什么也没有看见。过了片刻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站在梵克雅宝珠宝店前。死去王后们的两顶王冠静静地摆在铺着一块黑天鹅绒的凹形托架上，周围还陪衬着祖母绿、钻石和红宝石。它们冷酷而与世无争地构成一个封闭的水晶世界，在人类生活开始出现动荡之前很久就已经形成，它们是完美的，而且从生成起就一直保持着这种完美，它们那里没有谋杀，它们按照自身匪夷所思的规律默默生长。我感到报纸在我手中沙沙作响，我看了看粗体字的大标题，然后又顺着第五大道望去。目力所及，整条大街都金碧辉煌，琳琅满目的橱窗有整个楼层那么高，这条街的炫耀兼有混合型的轻浮和巴比伦式的自信。就在我自以为下了一场情感大暴雨时，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对这场战争所能感知到的全部就只剩下手中报纸的窸窣声了，它成了一场看不见破坏的影子战争，成了在这一不可侵犯的大陆另一侧进行的卡塔隆战役[42]的鬼魅式回声。此时此刻，这场看不见的战争所引起的回响不外乎就是夜间这些报亭中报纸的沙沙声了。

“晨报什么时候到？”我问。

“大概还要等两小时。《时代》杂志和《论坛报》。”

我又继续漫步，仍旧心绪不宁，沿着第五大道，经过中央公园、雪莉·尼德兰酒店，从那儿到大都会博物馆，再到皮埃尔酒店。这个夜晚难以描绘，月高、静谧、温暖，一派七月底的景色，花店中摆满了玫瑰、石竹和兰花；支路人行道上则摆着卖丁香花的摊子。中央公园上方是无限延伸的灿烂星空，公园里则到处可见椴树和木兰树，似乎是它们的树梢在支撑着广阔的苍穹。到处笼罩着一片祥和气氛，马车里坐着一对对夜不思归的恋人，狮子的吼叫听起来令人忧伤，公园旁的马路上轰鸣的车辆流水般驶过，它们投射出的灯光犹如古老的象形文字。

我进了公园走向一个小湖，湖水在看不见的月光下闪烁。我坐到一张长椅上，思绪不再清晰。我想保持清醒的头脑，但往昔不邀而至。一切都在旋转、摇晃，往昔逼近我，用死亡的眼睛凝视着我，接着又潜入周围树木的阴影中，窸窣作响，然后再次蹑手蹑脚地向我走来。它以耳语的方式提醒我，用的是灰烬和哀悼中那不复存在的声音。往昔穿过岁月的迷宫突然展现在我的面前，以致我差点儿相信这种幻觉，误以为看见了它，它由过失、责任、疏忽、晕厥、苦难和向往复仇的颤音呐喊构成，如幽灵般恐怖。在这个温暖的七月之夜，一切都再次突然爆裂，充满了成长与繁荣的气息，还有这个黑乎乎、波澜不起的小湖散发出的潮湿霉味。湖上偶尔有几只已经进入梦乡的鸭子干巴巴地发出梦呓般的嘎嘎叫声，伤痛、过错以及未能兑现的许诺在我的脑海中如阅兵式般展开。我站起来，无法忍受那种静坐，那么坐着我好像感到蝙蝠就在我脑门附近振翅飞翔，它们带来的墓穴中的冷气令我感到窒息。我沿着小路继续往公园里面走，回忆的片断伴我而行，犹如一件褴褛的大衣。我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最后我在一块沙土地上停住了脚步。紧靠着林中空地有一个小型旋转木马游戏场，散发出斑斓的阴影和反光。一块帆布罩着它，但盖得并不严实，所以能够看见套着金色马具的马匹和它们那飘逸着的鬃毛，还有狭长小船、小熊和大象。这些动物都被塑造得栩栩如生，定格的瞬间，骏马正在飞奔，现在它们静静地立在那里，就像在童话中被施了魔法。我注视了很久这些凝固了的生命，它们显出的凄惨神色让我感到很怪异，因为它们被塑造得如此快乐与无忧。这勾起了我的很多回忆。

接下来我听到脚步声，我身后的黑暗中出现了两名警察。我还没有想好是跑还是不跑，他们就到了我身旁。我站着没动。“您在这儿做什么呢？”那个个子高一些的平和地问。

“我在散步。”我回复道。

“在这儿？深更半夜的在公园？为什么？”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有证件吗？”第二个警察问。

我身上带着护照。他们打着手电认真查看我递过去的护照。“这么说不是美国人？”第二个警察问。

“不是。”

“您住什么地方？”

“在劳施旅馆。”

“您到纽约时间还不长吧？”高个子的问。

“不长。”

小个子的还在研究我的护照，我的胃里一阵痉挛。这十多年来，每逢遇到警察，我都有这种反应。我望着旋转木马游戏场中一匹漆成白色的马，它的一双前蹄腾空而起，正在对一只挡路的小船表示抗议。我又仰头望了望灿烂的星空，思忖着，要是我此时此地被当成德国间谍抓起来，那才不同凡响呢。小个子警察还在翻看我的护照。“完了吗？”高个子的问。

“我认为他不是那个偷袭抢劫者，吉姆。”

吉姆不置可否，另一位不耐烦了。“我们得去别处继续搜索，吉姆。”他转过身对我说：“您不知道夜里一个人在这儿乱跑是危险的吗？”

我摇了摇头，我认为危险的是其他事情。我又看了看旋转木马游戏场。“这里夜间有一伙人出没，”高个子警察解释说，“抢包的，小偷什么的。这里随时都有人作案。难道您愿意让人给打残废了吗？”

他笑了起来，我无话可说。我只是盯着自己的护照，它仍旧在那个矮个子警察手里。我现在一无所有，就剩这本护照了，要想回欧洲没它可不行。“请跟我们来。”吉姆终于说。他们并没有把护照还给我，我跟在他们身后向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走去。“请您上车！”吉姆说。我钻进了汽车后座，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会儿我们就驶出了公园，来到五十九大道。车停了，吉姆转身把护照递给了我。“好了，老兄，”他说，“您可以在这儿下车了。要是在公园里，没准儿什么人真能袭击您呢。”

两个警察一同笑了起来。“我们是博爱主义者，”高个子的解释说，“只要情况许可，老兄，我们是真正的博爱主义者。”

我感到自己的后脖梗子突然出了冷汗，我一边机械地点着头一边问：“晨报已经出来了吗？”

“出来了。那个杂种还活着。杂种们总交好运。”

我沿着大道往前走，经过圣莫利茨酒店，这家酒店是我在纽约见到的唯一一家前面带个小花园、里面摆着桌椅的酒店。纽约没有巴黎、维也纳或任何一座欧洲小城那种提供报纸的咖啡馆，大概因为这里没有人有时间泡在那里看报纸。

我来到一个报摊前，忽然觉得很疲惫。我匆匆扫了一眼第一版，希特勒没死。所有其他消息都自相矛盾，有的说是军事叛乱，有的说不是。柏林好像还掌握在哗变部队手里，但哗变的首领已经被捕，是被忠于希特勒的将军们逮捕的。希特勒还活着，他没有被捉住。他已经下令绞死叛乱者。

“下一批报纸什么时候到？”我问。

“凌晨，那就是日报了，这里这些已经是晨报了。”

我惶惑地望着卖报的。“收音机，”他说，“打开您的收音机，各家电台都通宵播送最新消息。”

“说得是。”

我没有收音机，可莫伊科夫有一台。也许他已经回来了，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回旅馆，因为突然疲惫得再也走不动了。此外，我也想快速回到旅馆，一方面我激动得浑身直打哆嗦，另一方面却又怪异地觉得事不关己，就好像听到的和感到的这一切都隔着一层棉花似的。

莫伊科夫在旅馆，他没有出去。“罗伯特·希尔施来过。”他说。

“什么时候？”

“两个小时以前。”

那正是我去他住处找他的时候。“他留下什么东西了吗？”我问。

莫伊科夫指了指一台收音机，上面的镀铬按钮闪闪发光。“他给你送来了这台收音机，是珍妮丝牌的，一款非常好的机器。他说你今天会用得上。”

我点了点头。“他还说什么了吗？”

“他在这儿一直等到半小时之前。他很激动，尽管如此却还是悲观。他说德国人革命就从来没有成功过，连反叛也注定得失败。德国人信奉的上帝是命令和服从，而不是良知。他管这次谋杀叫军事叛乱，这出血腥闹剧的动机不是出于正义，不是因为纳粹搞大屠杀，而是因为纳粹输掉了这场战争。直到半小时前，我们都一起听了新闻广播。当听到希特勒活着并叫嚣要复仇时，希尔施就走了。他把这台收音机留给了你。”

“此间又有什么新消息了吗？”

“希特勒要演讲，好让人民相信他的获救是天意。”

“他当然会这么解释。有前线部队的消息吗？”

莫伊科夫摇了摇头。“没有，路德维希，战争在继续。”

我点点头。莫伊科夫盯着我说：“你的脸都青了。我跟罗伯特·希尔施已经喝掉一瓶伏特加了。我愿意跟你再喝一瓶。今天这个夜晚，要想不精神崩溃就得喝伏特加。”

我谢绝了。“不，弗拉基米尔，我快累瘫了。这台收音机我想拿到我房间去，那儿有插头吗？”

“你用不着插头，这是台旅行用便携式收音机。”莫伊科夫仍旧盯着我。“别把自己搞疯了，”他说，“好歹也得喝一小口儿。看这儿——”说着他张开他那大巴掌，里面是三粒药。“帮你入睡的。明早醒后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弄清消息的真假。这是一位年事已高的流亡者的忠告，他曾经十次怀抱过类似的希望，却不得不十一次埋葬这些希望。”

“你是说这次希望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这我们明天就可以见分晓。希望经常给人带来怪异的同床伴侣。我有这方面的经验——凶手常常变换自己的颜色——这全看他是拥护还是反对你的事业。我早就放弃再做这种游戏了，我宁愿重新信奉摩西十诫。就连摩西十诫也还是有欠完美。”

一位妇人的影子闪了进来。她老得皮肤像揉皱了的灰色薄纸。莫伊科夫站了起来：“您需要什么吗，伯爵夫人？”

那影子匆匆点头。“我的补品，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我的补品没了，这种七月之夜，让人无法入睡！令人想起1915年圣彼得堡的夏夜，可怜的沙皇！”

莫伊科夫递给她一小瓶伏特加。“您的补品在这儿，伯爵夫人。晚安！祝您睡个好觉！”

“我会努力的。”

那影子又闪了出去。那影子穿一件老式的灰色镶花边连衣裙。“她还生活在过去，”莫伊科夫说，“对她而言，时间停留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那以后她就虽生犹死了，不过她没有意识到这点罢了。”他充满关注地望着我说：“最近这三十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路德维希。就这血腥的过去而言，没有什么正义，从来就没有过正义。要想得到正义，得把这世界上一半人斩尽杀绝。请相信我这个老者的话，我曾经也有过和你一样的想法。”

我拿起收音机回到自己房间，窗户开着。床头柜上放着那件中国青铜器，这物件的年代多么久远啊，我想。我把收音机放到它旁边，细心倾听着新闻消息，但新闻的播放毫无规律，中间插入了爵士乐和各类广告，推销威士忌、卫生纸、冷霜膏、汽油，还有夏季大拍卖和豪华墓地，墓地是干燥的沙土地，并且风景秀丽。我试着寻找海外广播电台，英国的或是非洲的，有时几乎马上就要成功了，只听到几句话，然后就是一片沙沙声，犹如大洋上刮起了风暴，地平线尽头突然雷雨交加，或是听上去有点儿像一场战役的回声。我起身来到窗边，外面是七月那繁星似锦的寂静夜空。我再次打开收音机，里面又传出那破锣般的声音，那是政治宣传与悲剧历史的大杂烩，二者已经没有区别。区别只是广告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急促，而新闻越来越差劲。刺杀失败了，军队已经开始逮捕带头闹事者。将军们与将军们对着干，由刽子手组成的党已经挖空心思在想新办法，如何折磨反叛者，缓慢绞死或砍下他们的首级。这一夜上帝经常被呼唤，但他似乎站到了希特勒一边。直到拂晓前我才睡着，心力交瘁。

中午时我听莫伊科夫说，夜里旅馆里有个人死了，是个流亡者，他总是胆怯地躲在自己房间里。他叫西格弗里德·扎尔，死于心肌梗死。尸体已经被运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你可以住他住过的房间，”莫伊科夫说，“比你的房间大点儿，条件好一些，离浴室更近，价钱一样。”

我拒绝了，莫伊科夫不理解我的举动，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你看上去很糟糕，”他说，“看来你不适合服用安眠药。”

“不是那么回事，一般来说我服安眠药没问题。”

他审视着我说：“我像你这把年纪的时候，也惦记着自己复仇的事，放不下个人正义。”他说。“可如今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在一场毁灭性地震后询问自己那丢失了的皮球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路德维希？”

“不明白，”我回复道，“但为了你不把我当疯子看，我愿意换到西格弗里德·扎尔住过的房间去住。”

我考虑着是不是该打电话给希尔施。但我突然不愿再谈论有关刺杀的事了。刺杀失败了，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6

我把那件青铜器给西尔弗送了回去。“这是真品。”我说。

“好。尽管如此您也不用多付钱，”他回复道，“买了就是买了！我们是讲诚信的。”

“可我还是要把它送回来。”

“为什么？”

“因为我想跟您做一桩买卖。”

西尔弗从兜里掏出一张十美元的钞票，亲了亲，又把它放进上衣另一侧的兜里。

“可以请您喝点儿什么吗？”他高兴地问。

“为什么要请呢？”

“我跟我弟弟打了个赌，看您是否会把青铜器送回来，我赢了。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吧？不是美国咖啡，是捷克的，怎么样？美国人把咖啡煮过了头，对面那家捷克糕点店不是这样，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地煮，而是煮沸即可，新鲜可口。”

我们穿过汽车轰鸣的马路，一辆清洁车正在往四周洒水。另一辆运送婴儿尿布的紫色货车差点儿撞上我们，西尔弗姿势异常优雅地一蹦才躲过一劫。今天他配漆皮鞋穿的是黄色长袜。“您想跟我做什么买卖？”当我们在糕点店落座后他问，店里充溢着点心、可可和咖啡的香味。

“我想把那件青铜器还给您，与您分享利润，四六开，我拿六成。”

“您管这叫分享？”

“在我看来这条件可以说很优惠。”

“如果您能肯定那青铜器是真货，干吗还要让我参与分成？”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无法卖它，因为我在这儿两眼一抹黑；第二，我想找个工作，一个特殊的工作，能让没有打工许可的人灵活操作的差事。一句话，流亡者能干的活。”

西尔弗看着我问：“您是犹太人？”

我点了点头。

“流亡者？”

“是的，可我有签证。”

西尔弗想了想问：“您想干什么呢？”

“听您的吩咐。整理货库，登录编目，随便什么黑工都行。只需要几个星期，到我找到别的工作为止。”

“我懂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建议。我们店下面有个大地下室，里面堆满了我们也不知是什么玩意儿的东西。您懂行，对吧？”

“懂点儿。我想整理货库和登录编目是没有问题的。”

“您在哪儿学的？”

我掏出护照，西尔弗看了一眼职业那栏。“古董商，”他说，“这我其实马上就猜到了！是位同行！”他把咖啡喝完后说：“我们回店里去吧！”

我们再次穿过马路，洒水车洒的水几乎都已经干了。艳阳高照，空气中散发着水蒸气和汽车废气的味道。

“青铜器是您专门研究的领域？”西尔弗问。

我点点头。“青铜器、地毯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您在哪儿学的？”

“在布鲁塞尔和巴黎。”

西尔弗递给我一支细而黑的巴西雪茄。我厌恶雪茄，却还是接了过来。

我把那件青铜器从棉纸中拿出来，在阳光下审视着。瞬间我又感觉到夜间在博物馆响着回声的走廊中所体会到的那份恐惧，然后我把青铜器放到窗边的一张桌子上。

西尔弗观察着我。“我告诉您我们可以怎么做，”他解释说，“我会把这件青铜器拿给卢氏公司的老板，我知道他会从旧金山回来。我本人不太懂行。同意吗？”

“同意。工作的事呢？整理与分类？”

“您觉得这件东西如何？”西尔弗边问边指了指桌上的另一件青铜制品。“好还是不好？”

“出自路易十五时代的中等货，乡气、古旧，但使用了新的饰片。”我边回答边暗中为死去的佐默祈福，他像一位艺术家那样热爱所有古旧之物。

“眼力不错，”西尔弗边说边替我点上雪茄，“您比我知道得还多。坦白地说，这家店是我们继承的。”然后他解释说：“我弟弟和我，我们原来是律师。当律师不适合我们，我们都是老实人，不会钻法律的空子。这家店我们才接手没几年，很多事情还远远没有弄懂。可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好像生活在一辆静止的吉普赛人的篷车上。坐在对面那家糕点店就能观察到有没有顾客上门。您懂我的意思吗？”

“绝对懂。”

“店静止不动，可街上却川流不息，”西尔弗说，“就像一部电影，总有什么事发生。我们情愿干这个，也不愿去为流氓和骗子辩护，或是替人办离婚案。现在的差事更公道合理，您说是吧？”

“绝对是。”我回复道，内心却对律师的这种看法感到十分惊奇，他竟然认为艺术品交易是比法规更诚实的事。

西尔弗点点头。“我是家中的乐天派，双子座；我弟弟是个悲观者，巨蟹座。这家店是我们两个人的，所以我还得问问他的意见。您同意吗？”

“我没有理由不同意，西尔弗先生。”

“那好，您过两三天再来。到那时候我们对那件青铜器也会知道得更多。您在这儿干活想挣多少钱呢？”

“够我的开销就行。”

“住里兹酒店[43]的开销？”西尔弗问。

“我住在劳施旅馆，那里要便宜一些。”

“十美元一天如何？”

“十二美元，”我说，“我抽烟挺厉害的。”

“可就几个星期啊，”西尔弗说，“再长了不行。卖货我们不需要帮手，我弟弟和我两个人还嫌多呢，所以一般只有一个人在店里。这也是我们开这家店的原因之一，我们想赚钱，可不想累死。我说得对吧？”

“当然！”

“奇怪啊，我们彼此还谈得挺投机，可我们几乎还不认识呢。”

我没有告诉西尔弗，只要一直顺着对方说，理解就不是问题。一位戴羽饰帽的女士走进店里，她身上窸窣作响，肯定穿了好几层丝绸衬裙，才到处都发出这种摩擦声。她浓妆艳抹，曲线毕露，脸却已经松弛，一看就是个上了年纪的风流女人。“您这儿有威尼斯风格的家具吗？”她问。

“我们这儿有最棒的！”西尔弗一边回答一边偷偷给我使了个眼色，让我离开。“再见，奥尔西尼伯爵！”他相当大声地对我说。“明天一早我们会派人把家具给您送去。”

“不要早于十一点，”我回复道，“十一点至十二点之间送到里兹酒店。再见，亲爱的。”

“再见！”西尔弗带着浓重的口音用法语说。“十一点半准时送到。”

“够了！”罗伯特·希尔施说。“够了！你不觉得吗？”

他关掉了电视机。刚才一位播音员充满自信地在报道德国发生的事件，他长着一张胖脸，洁白的牙齿闪闪发光。我们已经听过两个其他频道的相关报道了。那坚定自信的声音越来越小，那张脸令人惊奇地消失在黑影中，黑影从屏幕四周向中心聚拢。

“谢天谢地！”希尔施说。“电视机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把它关掉。”

“收音机更好，”我反驳道，“看不见播音员。”

“你还想听广播吗？”

我摇了摇头。“事情已经结束，罗伯特！失败了，没有任何积极结果，这不是革命。”

“是政变，由军队发起，又被军队镇压下去。”希尔施用他那明亮而绝望的双眸望着我。“这是军界专家们的造反，路德维希。他们知道这场战争输了，他们想挽救德国免遭毁灭。这不是人道主义的起义，而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起义。”

“这二者很难分开的。这不仅仅是军方的起义，也有老百姓参与。”

希尔施摇了摇头。“可以分开的。假如希特勒继续打胜仗的话，就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场起义不是针对由杀人犯组成的统治集团的，它是针对渎职者政权的。人们不是因为反对集中营和毒气杀人而示威游行，相反，是因为德国遭到了破坏而抗议。”

我同情他，他以一种与我不同的方式在折磨自己。他在法国的生活主要由愤怒、正义感、冒险和同情混合而成，而不包括道德与受到损害的世界观。要是光讲道德，他早就落入别人的圈套了。尽管事情看上去很怪，他对纳粹采取的对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他比纳粹还要技高一筹。纳粹尽管丧尽天良，他们却是卫道士，而且拥有沉重的世界观：黑色道德与令人冷汗直流的黑色世界观。他们的责任心经常不外乎奴隶式的盲从和唯命是从。与他们相比，希尔施甚至占有优势：他没有背负沉重的军用背囊，而是轻装上阵。他在遵循自己才智行事的同时，没有成为感情的奴隶。他没有白当一个德意志人，当追赶他们的人还像猴子一样蹲在树上的时候，德意志民族就已经崇尚科学与哲理了。当他忘记了自己民族的传统——那由两千五百多年受迫害、遭苦难以及听天由命形成的传统——他就具有反应更快的优势。要是他意识到这一传统，他就不会那么心安理得，他就会失败。

我端详着他，他现在的面部表情平静而专注。可当年约瑟夫·贝尔的表情也曾同样平静，那一夜我在巴黎困顿至极，没能与贝尔通宵达旦地讨论与豪饮。第二天，人们就发现他吊死在自己斗室的窗户旁。他的尸体在风中晃来晃去，风吹打着半扇窗开开合合，宛如敲起了缓慢的丧钟。没有根的人是脆弱的，对别人来说算不上是回事的偶然事件，就能要了这种人的命。智力如果用在与自己过不去上，那是危险的，就像磨盘不磨谷粒而是空转。我明白此理，所以在经历了那夜的激动之后，我几乎是强制自己忘记一切，进入听天由命的艰辛状态。学会了等待的人，更善于对付失望带来的破坏力。但希尔施从来不善于等待。

此外他还有一个奇特的视角，即雇佣兵队长的视角。刺杀和暴动失败不光激怒了他，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他认为二者的准备都太不专业。这就犹如职业行家在发现了重要错误时的愤慨。

一位面颊红润的家庭主妇走进了店里，她想买一个有自动断电功能的烤面包机。当希尔施向她演示锃亮的镀铬烤面包机时，我观察着他。他很耐心，甚至说服那位主妇又买了一个电熨斗。尽管如此，我依然无法想象，他当售货员能干出什么名堂。

我望了望街上。正是会计们午休的时间，他们这时一般去兼营快餐的杂货店吃午饭。在这不长的时间内，他们从有冷气的狭小办公室中解放出来，想象着自己拿的薪水比现在高两级。他们三五成群，高谈阔论，果敢自信地一路走来，暖风吹起他们西装上衣的下摆，他们充分享受着午间的生活，脑子里满是男人的幻想。如果这个世道上有公正的话，他们肯定早就当上老板了。

希尔施从我的肩头望过去。“这是会计们的阅兵式，大概两个小时以后就该轮到妻子们了。那时她们就全体出动，从一个橱窗走到另一个橱窗，出了这家店又进那家店。她们什么也不想买，却专门折腾售货员。她们传播最新的流言蜚语，英语叫Gossip，报纸上到处是这类新闻。她们散步时的等级是简单地根据金钱来划分的，最有钱的走在中间，两边各有一位钱少些的拱卫着她。如果是冬天，人们一眼就能从她们身上穿的皮大衣看出这种差别：穿貂皮的走在正中间，两侧是穿波斯黑羊羔皮的，全都既狂热又愚蠢。比她们更狂热的丈夫们现在因追逐美元都早早就患上了心肌梗死。美国是富孀之国，过不了多久这些女人就会再嫁人，嫁的是年轻的穷小子，贪婪的男人。生死轮回的轮子就这样不停地滚动，”希尔施笑着说，“这与跳蚤那充满冒险和危机的生存真是天壤之别，跳蚤们得从一颗行星跳到另一颗行星，从一个人身上跳到另一个人身上，从一条狗身上跳到另一条狗身上，与飞越各大洲的蝗虫的区别也大了去了，更不用说与那些有凡尔纳式漫游经历的蚊子的区别了，这些蚊子得从中央公园迂回到第五大道！”

有人敲窗户。“死人复活，”我说，“这是拉维克，或是他弟弟。”

“是他本人，”希尔施说，“他来这里很长时间了，你不知道吗？”

我摇摇头。拉维克在德国是个名医，流亡到法国后不得不为一个医术不如他的法国医生打黑工。我认识他时，他在巴黎最大的一家妓院替妓女们当兼职医生。他是一名极为出色的外科大夫。他做手术时，法国大夫留在手术室一直等到病人麻药起作用，然后拉维克再进来做手术。他根本不介意，高兴自己能有工作，能做手术。他是个动刀成瘾的外科大夫。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拉维克？”我问。“你怎么干？纽约不是没有公开的妓院吗？”

“我在一家医院里工作。”

“打黑工？”

“‘灰’工，类似一种比较好的男护工。我得再次通过国家考试，用英文。”

“跟在法国的处境一样？”

“好一些。在法国情况更糟，这里至少承认了中学毕业的学历。”

“为什么不能承认全部学历呢？”

拉维克笑了。“亲爱的路德维希，”他说，“难道你还一直不知道？人道的职业是世上最招人嫉妒的职业。神学家与医生，他们的专业组织用火与剑来维护平庸。如果我战后回到德国，在那儿还得再次参加国家考试，我都一点儿不会感到吃惊。”

“你想回去吗？”希尔施问。

拉维克耸了耸肩。“《拉昂摘要》第六条：走一步，看一步。此前还要经历负隅顽抗之年呢。让我们先挺过这一年再说！”

“为什么是负隅顽抗之年？”我问。“你不相信仗打输了？”

拉维克点点头。“相信！但正因为如此。刺杀希特勒失败了，战争打输了，可德国人还在继续战斗。他们到处被击退，可他们为每一寸土地而战，就像在保卫圣杯。这一年将会成为幻想破灭之年。人们无法再认为可怜的德国人被纳粹强暴了，纳粹是从火星上降落下来的。可怜的德国人本身就是纳粹，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卫纳粹。流亡者的很多幻想将会像瓷器一样被彻底粉碎。谁为他的所谓压迫者而战，谁就是热爱他的压迫者。”

“那刺杀行动呢？”我问。

“失败了，”拉维克说，“再也没有动静了，最后的机遇也被无可挽回地耽误了。其实也从来没有过什么机遇，忠于希特勒的将军们早就已经把它扼杀了。这是继德国司法惨败后军官们的又一次惨败。你们知道最可怕的会是什么吗？事过之后一切都将被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沉默了片刻。“拉维克，”希尔施接过话茬，“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吗？它已经是铅一般沉重了。”

拉维克脸色变了。“我来这儿是为了喝杯烧酒，罗伯特。上次你不是还剩了点儿法国苹果白兰地吗？”

“那个我自己已经喝光了。不过还有点儿法国白兰地和苦艾酒，还有一瓶莫伊科夫自制的美国野牛草伏特加。”

“给我伏特加吧。其实我更喜欢白兰地，可喝伏特加不会酒气熏天。今天下午我还得做第一次手术呢。”

“替别的医生做？”

“不，但有个主治医生在场，以便检查我做的是不是正确。这是一种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手术，头一次做是在十二年前，那时世界还太平呢。”拉维克笑了。“生活在险恶环境中的人甚至在进行嘲讽时也该小心翼翼才是！这是不是也是你们那个《拉昂摘要》里的座右铭？你们现在是把那都忘了，还是仍旧照此行事呢？”

“我们正在重新开始，”我说，“我们原以为这里安全了，那一套用不上了。”

“人从来都不会安全的，”拉维克解释道，“当你自以为绝对安全的时候，其实是最不安全的。‘伏特加不错，再给我来一杯！’‘你们还活着！’这种话是可靠的。别像被雨淋透的母鸡似的没精打采地站在那儿！你们还活着！那么多人尽管更愿意活着，却不得不死。常想想他们，别的事暂且不要想太多，等负隅顽抗之年过去再说。”

他看了一眼表。“我得走了。如果你们什么时候真的沮丧了，就到医院来找我。到癌症病房走一圈准好。”

“行！”希尔施说。“拿上这瓶野牛草伏特加吧。”

“为什么？”

“作为报酬，”希尔施回答说，“我们喜欢快速分析，尽管这种分析并不总对。用更深的抑郁来治疗抑郁毕竟是种独创嘛。”

拉维克笑了。“但不适合神经质患者和浪漫主义者。”他拿起那瓶酒，把它装进自己那几乎还空空如也的医疗箱中。“还有最后一项建议，免费提供，”他接着说，“别过分捉摸你们的命运——你们俩现在需要的是女人——但尽量别找女流亡者，被分担的痛苦是加倍的痛苦，你们真的没有必要自寻烦恼。”

傍晚，我在拐角那家杂货店吃了最便宜的晚餐，两根维也纳小香肠和两个小面包。饭后我盯着冰激凌广告看了半天，这家店中有四十二种不同的冰激凌。美国是冰激凌之国，人们甚至能够看到士兵在大街上懒散地舔着冰激凌。这与德国有很大区别，那里的士兵即使在睡觉时采取的也是立正姿势；他们要是放屁的话，那响声都是模仿机关枪。

我穿过五十二大道回旅馆，这条街上遍布着脱衣舞俱乐部。墙上贴满了全裸或近乎全裸的舞女招贴画，晚间，这些舞女就会站在舞台上当着屏住呼吸的观众的面慢慢脱衣。傍晚时分，各家俱乐部门口就会站着打扮得像土耳其将军的肥胖看门人和招揽生意的人，他们会向行人吹嘘在里面能看到些什么。大街上到处可见身穿各类所能想到的暴露服饰的女子，但却绝对见不到欧洲妓女那标志性的雨伞和大挎包。大街上没有妓女，脱衣舞俱乐部里的观众看上去都是些抑郁的手淫者。妓女在这儿叫“应召女郎”，是通过可靠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叫来的。而且这也是遭到禁止的，警察总是跟踪她们，就好像她们是无政府主义阴谋家似的。美国的道德受妇女联合会掌控。

我离开手淫者的林荫大道，来到以赤褐色砂石建筑为主的街道。这是些狭窄、廉价的多层楼房，外面有楼梯通往楼上，每级台阶都很高，有人默默坐在靠近楼梯扶手铁栏杆旁高高的台阶上。楼梯旁的大街上摆放着铝制垃圾桶，里面的垃圾塞得满满的。半大的孩子们在汽车之间乱窜，他们在试图打棒球。母亲们母鸡般蹲在阶梯上，或是趴在窗前。更小些的孩子偎依在她们怀里，就像狭小楼房前那些肮脏的白蝴蝶，怀着全然天真与自信的倦容面对着黄昏。

替补门房菲利克斯·奥布赖恩站在劳施旅馆前。“莫伊科夫不在吗？”我问。

“今天是星期六，”他回复道，“我当班。莫伊科夫出去了。”

“可不！”星期六，我把这茬儿给忘了。明天一个漫长而空虚的星期天在等着我。

“菲奥拉小姐刚才也打听过莫伊科夫先生。”菲利克斯顺便说了一句。

“她还在吗？还是又走了？”

“我想还没走吧。反正我没有看见她出来。”

玛丽亚·菲奥拉从那间光线昏暗、有丝绒沙发的小厅中冲我迎面走来，头上包着她那缠头巾，这回是块黑色的。

“您又要去拍照啊？”我问。

她点点头。“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六，弗拉基米尔得去送神仙酒。可我早有准备，从上次开始我就有了一瓶自己的伏特加，藏在莫伊科夫的冰箱里。连菲利克斯·奥布赖恩至今都没发现这个秘密，可这早晚得露馅儿。”

她走在我前面，从冰箱中取出酒瓶。我把两个杯子放到镜子旁的桌上。“您拿错了，”我说，“这是过氧化氢，有毒。”我指了指标签。

玛丽亚·菲奥拉笑了。“瓶子没拿错。这标签是我自己贴上去的，为了吓唬菲利克斯·奥布赖恩。过氧化氢和伏特加一样没有气味。菲利克斯的鼻子很灵，可他要是不尝的话，就发现不了到底是什么。所以贴了那个标签！剧毒！很简单的招法，对吗？”

“所有好主意都是简单的，”我赞赏地说，“所以它们所向无敌！”

“几天前我就有自己的伏特加了。为了吓住菲利克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把酒装进一个脏兮兮的醋瓶子里，还贴了个西里尔文的标签。可第二天那瓶酒就不翼而飞了。”

“拉赫曼？”我充满预感地问。

她惊异地点着头问：“您是怎么知道的？”

“一种天生的联想能力，”我说，“他承认此事了？”

“是的，他出于后悔带来了这瓶酒。这瓶要大得多，原来那瓶不到半升，这瓶超过四分之三升了。干杯！”

“干杯！”卢尔德圣水，我想。拉赫曼闻不出来，他是个禁酒主义者。谁知道他把这玩意儿送给那位波多黎各女子后果如何，也许他会说这是耶路撒冷橄榄山的李子烧酒呢。

“我喜欢坐在这儿，”玛丽亚·菲奥拉解释道，“这可以说是以前留下的一个习惯，我在这儿住过很长时间。我喜欢待在旅馆里，这种地方总有事情发生，人来人往，聚了又散，这是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事啊。”

“您这么认为吗？”

“难道您不同意？”

我想了想，自己这一生已经经历了足够的聚散，简直是太多了，其中大部分是离别。我觉得平静的生活更令人激动。“也许您说得对，”我回答道，“可就聚散而言，一个大旅馆不是更好吗？”

她摇了摇裹着缠头巾的脑袋，弄得头上的金属卷发器叮当作响。“大旅馆毫无色彩，这里不一样。人们在这儿不掩饰自己的感情，这一点您从我身上就看得出来。您见过拉乌尔了吗？”

“还没有。”

“伯爵夫人呢？”

“仓促见过一面。”

“您还会经历很多事情呢。再来一杯伏特加？杯子很小。”

“一向如此。”

我无法不想起拉赫曼，一想起他，这酒就平添了一股敬神时用的乳香味。我忆起了《拉昂摘要》里的一句话：不要沉湎于幻想，它会放大或缩小现实，甚至令它走样。

玛丽亚·菲奥拉伸手拿过她身边的一包东西。“我的假发，红的、金黄的、黑的、灰的，甚至还有白的。时装模特的生活是快节奏的，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所以化妆之前我最后都要来这里待一会儿。弗拉基米尔是个能让人安静下来的关键人物。我们今天要照彩色照片，您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呢？您有别的安排了？”

“没有，可您的摄影师肯定会把我撵出去。”

“尼基吗？想哪儿去了！反正现场至少还有一打人呢。您要是觉得无聊了，随时可以离开，又不是社交聚会。”

“好吧。”

倘若能够逃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的孤独，我是会抓住一切救命稻草的。流亡者扎尔就死在这个房间，我在柜子里找到几封被遗忘的信件，扎尔没有把它们寄出去。其中一封是写给维也纳附近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44]里名叫露特·扎尔的女子的。“亲爱的露特，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我希望你一切都好，身体健康……”我知道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关押的都是犹太人，他们接下来将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去焚化！露特·扎尔大概早就被烧死了，可我还是把那封信寄了出去，那是封充满绝望、悔恨、疑问和无能为力之爱的信。

“我们要不要叫辆出租车？”到了旅馆外面之后我问，其实我已经囊中羞涩了。

玛丽亚·菲奥拉摇了摇头。“住在劳施旅馆的人只有拉乌尔叫出租车，我住在这儿的时候就是这样。别人都安步当车，我也一样，甚至喜欢走路。难道您不是吗？”

“我能走很长时间，特别是在纽约，两三个小时都没有问题。”我没有透露，我只是在纽约才如此，因为我不必害怕警察了。我在这里有一种自由感，这种感觉一直没有减弱。

“路不远。”她说。

我想帮她拿那包假发，她拒绝了。“我自己拿吧。这些东西很娇气，既要拿得牢，又不能攥太紧，要不然它们就会滑落掉到马路上。女人就是事多。”她自嘲地笑了。“都是些无聊的东西！我这个人有点反常，就是喜欢无聊的东西。人要是一整天都被聪明机智、满嘴俏皮话的人围着，平淡无聊反倒能让人感到清新。”

“您是这种人吗？”

她点点头。“干这行离不开悖论、俏皮话和讽刺，为的是驱散围绕着服装业的那种淡淡的同性恋气息。”

我们逆着人流行走。玛丽亚·菲奥拉不迈小碎步，而是大步流星，她高昂着头像一座船头的破浪神，这使她的个子显得比实际上要高。“今天的日子不同寻常，”她说，“我们拍彩照，穿晚礼服和皮大衣。”

“皮大衣？在盛夏？”

“这不算什么。我们总是比实际季节早一两季拍，夏天就得准备好秋天和冬天的时装。先把式样拍摄下来，然后还得生产和销售这些服装。这要持续几个月。这么一来，我们大伙儿的时间都有些错乱，我们总是同时拥有两个季节，真正的季节和我们拍摄的季节。有时我们也会把二者搞混，一切都带点儿吉普赛人的味道，一切都不完全真实。”

我们走进一条昏黑的侧街，在它的拐角处才看得见卖汉堡包的摊子和杂货店里的白炽灯。我突然想起，这是我在美国第一次和一个女人上街。

大概有十二三人聚在一个几乎空空如也的大房间里，里面摆着几把椅子，有个平台，几扇浅色可移动的屏风，整个房间被聚光灯照得很亮。摄影师尼基拥抱了玛丽亚·菲奥拉，各处响起嗡嗡的谈话声，因为听不清说的是什么，让人感觉如坠云雾。其间有人对我进行了简要介绍，威士忌酒被来回传递，我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与混乱的拍摄现场拉开一定距离，似乎被人遗忘了。

在我眼前展现了一幕令我感到新奇的景象：大纸箱被一一打开，送到一个帘子后面，又被一一拿了出来。接下来是一件件大衣和皮衣以及一场激烈的争论，到底应该先拍什么。除了玛丽亚·菲奥拉，还有其他两名时装模特：一位金发女郎，除了脚上的银色鞋子外，几乎一丝不挂；另一位则是黑发，皮肤为深褐色。

“先拍大衣。”一位精力旺盛的年长女士宣布。

尼基反对。他是个瘦男子，头发呈砂石色，手上戴着一根很沉的金手链。“先拍晚礼服！否则皮大衣会把它们压皱！”

“姑娘们用不着在皮大衣下面穿晚礼服！穿上别的，或什么都不穿。皮大衣必须首先还回去，今天晚上就得还！”

“那好，”尼基回复道，“皮毛商看来信不过咱们。先拍皮衣。貂皮披肩，配碧玺[45]。”

新一轮用英语和法语进行的辩论又开始了，人们讨论的是该如何对披肩进行拍照。我似听非听。这里的这种人为的激动对我来说本身就有一种舞台演出的效果，就好像正在排练《仲夏夜之梦》或《玫瑰骑士》[46]中的某场戏。我觉得长着角的奥伯朗[47]随时可能登场。

突然几个聚光灯都集中打到一扇屏风上，一个硕大的花瓶被拖到屏风旁，里面插着人造翠雀草。穿银色鞋子的金发时装模特披着一条米色的貂皮披肩走了出来。女设计师把皮毛理顺，两盏低于其他灯的聚光灯亮了起来。模特突然静止不动，就好像有警察用左轮手枪顶住了她似的。“开拍！”尼基喊道。

模特重新动了起来，女设计师也一样。“再来一次！”尼基要求道。“往右一点儿，从镜头旁边看过去，好！”

我向后靠到椅背上。自己的处境和眼前的画面反差太大，令我进入一种非真实氛围，它与迷惘、警觉和梦幻毫不相干。那更该说是一种几乎久违了的深度平静和柔和的愉悦。我突然想起自从流亡以来还从来没有进过剧院，更不用说听歌剧了。匆忙看场电影已经是最高享受了，而且往往还是出于躲避几小时的目的。

我追踪着对貂皮披肩和金发女郎各种姿势的拍摄，在拍摄过程中她变得越来越轻灵。我简直难以想象，她和常人一样也食人间烟火。这想必是过强的白炽灯引起的效果，它令一切都变了样，变得非物质化了。有人递给我一杯新的威士忌。我想，我来这里是个正确的决定。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放松了，平常那种或多或少总能意识到的压力不复存在了。

“玛丽亚！”尼基喊。“拍波斯羊羔皮大衣！”

随着喊声，玛丽亚·菲奥拉突然站到了台上，身上紧裹着一件闪着暗光的黑色皮大衣，头上歪戴着一顶同样质地的贝雷帽。

“好！”尼基喊道。“就保持现在这个姿势！不要再动了！”

他轰走了女设计师，因为她又开始这里抻抻，那里拽拽。“别弄了！别弄了！海蒂！待会儿再弄。我们还要拍很多遍呢，这张先拍得自然一些，不摆姿势！”

“可是这样就看不见……”

“待会儿，海蒂！开拍！”

玛丽亚没有像金发女郎那样突然静止不动，她就那么站在那儿，就好像她之前也没有动过。侧灯在她脸上滑过，然后照进她的双眼，眼睛瞬间变得很蓝。

“好！”尼基说。“现在把大衣解开！”

海蒂翩然而至。玛丽亚将大衣左右撑开，大衣呈蝴蝶翼状。刚才大衣看着窄小，其实很宽，衬里是白色丝绸，上面印着大灰菱形图案。“就这么撑着！”尼基说。“像只天蚕蛾！敞得再大一些！”

“天蚕蛾不是黑色的，它们是紫色的！”海蒂解释说。

“这儿的天蚕蛾就是黑色的。”尼基霸道地说。

看来海蒂对蝶类还略知一二，她断言尼基指的是一种蛱蝶。可尼基还是赢了，他说时装业根本没有丧服大衣。[48]

“您喜欢吗？”旁边有人问我。

一位面色苍白、一双樱桃眼格外明亮的胖子在我身边的折叠椅上落了座，椅子被压得直晃，还发出嘎嘎声。“太棒了！”我由衷地说。

“我们当然不再拥有巴伦西亚加[49]和法国名裁缝们制作的服装了，”那男子说，“这是战争造成的后果。其实让梅恩鲍克[50]挑战一下巴伦西亚加也没什么不好，您说是不是？”

“太应该了。”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唉，希望这场该诅咒的战争赶快结束，那我们就又能得到更多的上等衣料了。这些丝绸来自里昂……”

有人叫那位男子，他站起身。这也成为让战争见鬼去的一个原因，我并不觉得特别可笑。相反，当我猫在这儿看时装模特拍照时，我觉得这是最明智的原因之一。

晚礼服也拍完了。玛丽亚·菲奥拉突然站在了我身旁，她穿着紧身白色连衣裙，双肩袒露。“您觉得很无聊吗？”她问。

“一点儿也不。”我望着她。“我甚至觉得产生了美好的幻觉呢，”我说，“要不我不会觉得您戴的王冠是我今天下午在梵克雅宝珠宝店的橱窗里见过的。那里展示的王冠是欧仁妮皇后的，要不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

“您眼力真不错。那王冠真是梵克雅宝珠宝店的。”

玛丽亚笑了。

“您把它买下了？”我问。眼下我觉得什么事都有可能。也许这女孩是芝加哥某位经营肉罐头的百万富翁那离家出走的千金呢。这种事我在报纸的花边新闻栏常能读到。

“没有，也不是偷的。是我们为其拍照的那家杂志社借来的。那边那个男子今天夜里会把它带回去的，他是珠宝店的雇员，在这里专门守护王冠。您最喜欢哪件服装？”

“那件黑色的丝绒披肩，您披过的那件宽宽大大的，巴伦西亚加设计的那个。”

她转过身吃惊地望着我。“那是巴伦西亚加的设计，”她慢慢地说，“可您怎么知道的呢？您也是干这行的吗？要不您怎么会知道是巴伦西亚加设计的披肩呢？”

“五分钟前我还一无所知呢。我会把它当作汽车牌子的。”

“那您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是那边那个脸色苍白的男子告诉我这个名字的，其余的不过是联想。”

“那确实是巴伦西亚加设计的，”她说，“是用一架轰炸机运过来的。飞翔的碉堡，用来走私。”

“对轰炸机来说，这倒是个不错的用途。要是它们都被用来干这个，那黄金时代就开始了。”

她笑了。“这么说您兜里没有揣着微型照相机，您也不是替竞争对手偷拍我们冬季时装的秘密间谍？真挺可惜！看来得对您留点儿神。饮料够吗？”

“谢谢，足够。”

“玛丽亚！”摄影师喊着。“玛丽亚！开拍了！”

“等会儿大家还要开车去埃尔摩洛哥[51]玩一个小时，”姑娘说，“您肯定一起去吧？您还得送我回家呢。”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站到台上去了。我当然不能一起去，我的钱不够。但尚有时间解释这一点，眼下我还愿意尽情享受一下这种氛围。在此氛围中，“间谍”是想偷丝绒披肩式样的人，而不是经受严刑拷打并在清晨被枪毙的人。就连季节在这里也被改变了，外面还是酷暑时，我们这儿已经是严冬了：聚光灯下貂皮衣和滑雪服闪闪发光。尼基重复拍了一些，那位深褐色皮肤的模特戴着红色假发出场了；玛丽亚·菲奥拉先戴金黄色假发，然后戴白色的，几分钟之内她就老了几十岁。这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我们是老相识似的。模特们不愿再费力去帘子后面换衣服，在强光的直接照射下她们都疲惫而激动。几乎没有一个男人注意这些换衣服的女人，其中有几个汉子毫无疑问是同性恋者，剩下的大概对半裸女人也屡见不鲜了。

当箱子重新装好后我告诉玛丽亚·菲奥拉，我不能跟她去那个地方，据说埃尔摩洛哥是纽约最好的夜总会。

“为什么不去？”她问。

“我带的钱不够。”

“您可真够蠢的！我们大家都是应邀前往，杂志社买单。您是陪伴我的，您认为我会让您掏腰包吗？”

我不知道她这么说是不是在恭维我。我盯着这位浓妆艳抹的陌生女性，她头上戴着假发和镶有祖母绿和钻石的王冠，我们好像从未谋过面。瞬间我感到一阵温暖，似乎我们是同谋犯。“去前不必把首饰还回去吗？”我问。

“梵克雅宝珠宝店的人跟着一起去，他认为我们在那儿戴着这些首饰是在为他们做广告。”

我不再反对。当我们坐在埃尔摩洛哥时，我对里面的灯光、舞者和音乐已不再感到惊奇。长椅上有斑马图案，一个人造星空——星星们不断地升起和降落——照耀着这个非真实的世界。尽管美国在与德国和奥地利打仗，旁边屋子里仍有一个维也纳人在用德语演唱德国和维也纳歌曲。这在欧洲根本无法想象，歌手会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要不就立即私刑处死。这里的士兵和军官却兴高采烈地跟着唱，只要他们知道歌词。“宽容”一词在欧洲已经从十九世纪的一面旗帜蜕变成二十世纪一个粗野的骂人脏字了，对于不得不经历这种变迁的人来说，这场景就像在一片沙漠中某个根本没有料到的地方发现了绿洲。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另一块大陆无忧无虑、慷慨大度的过人之处，我也不想知道。我坐在舞者、歌者和突然成了朋友的陌生人当中，烛光摇曳，身旁坐着一个戴金黄色假发的陌生女人，她那借来的王冠上的宝石闪烁着光辉。喝着白送的香槟，尽情享受着白来的惬意，我变成了一个小寄生虫，就好像今宵也是借来的，明天也要一并还给梵克雅宝珠宝店。我兜里还有一封流亡者扎尔的信在窸窣作响，这封信我没有寄出：“亲爱的露特，我太晚才开始设法营救你们，对此我悔恨万分！但谁能想到他们对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呢？此外我也没有钱，爱莫能助。我由衷地希望你们即使不能写信，但还活着！我祈祷……”后面的话被泪水弄得无法辨认了。我没有寄出这封信，因为我想再思索一下，要是他妻子还活着，读到这封信会不会受到伤害。现在我知道，我不会寄出此信了。

7

亚历山大·西尔弗从店里向外面的我招手，他的脑袋从两件东西之间露出，一件是十九世纪的中国官服，另一件是挂在官服旁边的吉奥狄斯[52]地毯。他扒开那两样东西，使劲挥手。在他身子下方，一尊石质的高棉佛像凝视着大街。我走进店里。

“有什么新消息吗？”我边问边寻找那件青铜器。

他点点头。“我把那东西给卢氏公司的弗兰克·卡罗看了，是件赝品。”

“真的吗？”我惊讶地问。我不明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为什么还要离老远就冲我拼命招手。

“尽管如此，我当然还是会把它收回的。您不该在我们这儿吃亏。”

说着西尔弗去掏钱包，我觉得他拿钱的动作太快了。此外，他脸上的某种表情也与他宣告的消息不吻合。“不，”我说，冒着损失自己一半财产的风险，“我愿意留下那东西。”

“好，”西尔弗边回复边冷不防地笑了，“这证明您已经知道古董商人的第一条规矩了：不能让他人吓住自己。”

“这我早就学会了，不是当古董商时学的，是遭奴役的时候学的。这么说青铜器是真品了？”

“您怎么得出这一结论的？”

“根据三个不重要的原因分析出来的。咱们就别绕弯子了，那东西是真的？”

“卡罗认为是真的。他不明白怎么有人会说它是假的。他以为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博物馆的年轻工作人员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有时会过分热心，出现评判过严的现象。特别是刚刚受雇的，他们觉得必须表现出自己比前任懂得更多才行。”

“那件青铜器值多少钱？”

“它不是什么珍品，周朝中期的。据说在帕克-勃内[53]那儿拍卖大概值四五百美元，不会再多了。中国青铜器跌得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所有古董都贱卖了，打仗嘛。而且也没有多少人收藏中国青铜器。”

“也是因为打仗吗？”

西尔弗笑了，露出嘴里的许多金牙。“您自己那份想要多少钱呢？”

“我付过的钱，再加上利润的一半，不用四六开了，就五五开吧。”

“我们先得把青铜器卖掉。卡罗估的拍卖价也许只能卖到一半，或者更少。”

他说得对。青铜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能卖出的价钱之间有天壤之别。我考虑着是否该亲自出马与卡罗洽谈。

“我们去喝杯咖啡，”西尔弗说，“是喝咖啡的时候了。”

“为什么？”我问，时间才上午十点。

“什么时候都可以喝杯咖啡。”

我们穿过马路。西尔弗又穿着紫色长袜配他那双漆皮鞋，看上去像个穿小方格裤子的犹太主教。“我想告诉您，我打算怎么干，”他解释道，“我会给卖给我那件青铜器的博物馆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把它转手卖了，买主拿着它去了卢氏公司的卡罗那儿，结果那东西被鉴定为真品。然后我会对博物馆的人说，我会试着把它再买回来。”

“按原价？”

“价钱嘛，我们喝第二杯咖啡时再谈。今天的咖啡味道如何？”

“到目前为止还不错。可您为什么偏偏要再卖回给那家博物馆呢？这只会让那个说这件东西是赝品的人很没面子，甚至会惹怒他。”

“没错。他可以再次拒绝，可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世界上的艺术品生意就像是在村里做买卖，艺术品商人都爱吹牛。博物馆那主儿可能从下一个买主嘴里知道事情的原委，那我将永远失去博物馆这个客户。您明白吗？”

我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可要是我首先问他要不要，他只能感谢我，甚至必须如此。如果他拒绝了，那好，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行动了。这个领域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这就是其中之一。”

“您打算跟他开什么价呢？”我问。

“就是所谓您付的那个价钱。不是五十美元，而是二百五十美元。”

“您得多少呢？”

“七十五美元，”西尔弗边说边做了个漂亮手势，“不是一百美元，而是七十五。我们都是人啊，您觉得怎么样？”

“这招儿是挺高，但这桩买卖中毕竟我成了输家。卢氏公司不是说在帕克-勃内拍卖会上那件青铜器……”

西尔弗打断我的话。“亲爱的先生，做股票和艺术品生意可不能追求最大利润，否则会血本无归啊。您可别当赌徒啊！如果有利可图，就赶紧下手。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54]的座右铭，您该一辈子记住它！”

“好吧，”我答复说，“可对自己的第一笔买卖，我需要一种奖励，我是用自己的一半财产冒的险。”

“我们在争论还没有实现的东西。博物馆可能会拒绝，那我们就得费尽全力再找新的买主，在这种非常时期！”

“要是您知道这件青铜器是真品，您自己会出多少钱？”我问。

“一百美元，”西尔弗的回答像子弹出膛那么快，“一美分都不能多。”

“西尔弗先生！上午十点半您就说这种话。”

西尔弗冲咖啡店的捷克女服务员招了招手。“您尝尝捷克的奶油蜜糕，”他对我说，“这种点心配咖啡是一绝！”

“上午十点半就吃？”

“为什么不可以呢？生活中，人必须我行我素，否则就成了机器。”

“那好。我在您那儿工作的事有结果了吗？”

西尔弗往我的盘子上放了一块奶油蜜糕，这种点心扁平，有一层厚厚的杏仁和糖。“我跟我弟弟说过了，您明天就可以开始干。这与青铜器的买卖无关。”

我深深吸了口气。“每天十五美元？”

西尔弗用责备的目光盯着我。“十二块五，这是已经说好的价钱。我甚至觉得您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不会尝试这种愚蠢手法的。”

“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也许不会。可我是个不幸的自由思想者，得为生存而奋斗，西尔弗先生。”

“那就更糟了。您真的这么缺钱吗？”

“比缺还缺，甚至负了债。欠那位替我办入境手续的律师的钱。”

“律师们可以等，他们甚至习惯于此。我本人就曾是律师。”

“可我还需要这位律师的帮助，马上就该延长签证了。他肯定等着我偿还部分债务呢。”

“我们回店里去，”西尔弗说，“您的话让我心碎！”

我们又冲进车流中，就像犹太人跳进红海，并幸运地到达对岸。西尔弗看来有一颗叛逆的心，他胸有成竹，根本无视红绿灯，就好比滑冰的人明知摔断骨头得去医院，还乐此不疲一样。“要是喜欢泡咖啡馆，从那儿盯着店里的动静，一旦看见顾客上门，就得迅速跑回去，”他对我解释道，“所以我过十字路口时才这么奋不顾身。”

他抽出磨损了的钱包。“您需要预支款，”他说，“一百美元怎么样？”

“预支的工作报酬还是卖青铜器的钱？”

“加一块儿。”

“好，”我说，“但只算预支的卖青铜器的钱。工作报酬得另付，您最好每周周末付我钱。”

西尔弗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此外还有什么愿望？想要银币还是金条？”

“哪儿的话。我又不是贪婪的鲨鱼。但这笔钱是我在美国挣的第一笔钱。它让我怀抱希望，不必沿街乞讨或是饿死路旁。您懂吗？这使我变得有点儿幼稚。”

“这种变幼稚的方式倒不错。”

西尔弗拿出十张十美元的票子。“这是咱们合伙做生意的预付款，”说着他又掏出五张十美元的票子，“这是您为青铜器付过的钱，对吗？”

“够大方。我明天什么时候该开始干活？”

“不用八点来，九点吧。这也是干咱们这行的好处，早晨八点没人买古董。”

我把钱装进兜里，然后告辞。外面艳阳高照，街上一派熙熙攘攘。我享受自由的时间还不长，还没有忘掉金钱与生存二者之间的联系，二者对我来说一向是一回事。我摸着钞票就像把握着生活本身，这些钱够我过三周的。

时值午间，我们坐在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里，拉维克、罗伯特·希尔施和我。外面会计们午休的时间刚刚开始。

“人啊，”拉维克说，“人的价值是有天壤之别的。我们根本不想谈什么情感，这东西是无法衡量的，因人而异。某人对一个人来说价值高于整个世界，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狗屁不值。从化学角度来看，人也毫无特别之处：碳酸钙、蛋白质、纤维素、脂肪，很多水分和其他一些微量元素，合起来大约值七美元。只有想消灭一个人的时候，事情才变得有趣。在恺撒进行高卢战争时，杀死一名士兵的平均费用是七十美分。到拿破仑时代，有了枪炮、重炮什么的，杀死一名士兵的总费用已经接近两千美元，然而进行杀人培训的费用还很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为使用了巨量的大炮、碉堡、战舰和弹药，估计每杀死一名士兵的费用大约已涨到一万美元。眼下的这场世界大战，据专家们估计，杀死一名被迫穿上军装的普通会计的费用几乎将达到五万美元。”

“要是杀人这么昂贵，那战争将会慢慢绝迹，”希尔施说，“这是一种基本的道德。”

拉维克摇摇头。“可惜不是这样。军界寄很大希望于正在研制的原子弹。使用它可以抑制大屠杀中出现的价格飙升，据说甚至有望恢复至拿破仑时代的水平。”

“每具尸体两千美元？”

“是的，也可能更低。”

电视屏幕上跳跃着一条条午间新闻。播音员不遗余力地报道着战争中死亡者的人数。他们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这么做，好像给大家正餐前献上的开胃拼盘。

“将军们甚至期待着价格下跌，”拉维克说，“他们发明了全面战争，现在他们不用只在前线消灭昂贵的士兵了，而是实际上也在后方狂轰滥炸，轰炸机在此派上了大用场。现在妇女、儿童、老人和病人全都在劫难逃，人们对此也见怪不怪了。”他指着屏幕上的播音员说：“你们看他那副模样，装腔作势像个布道的！”

“这是更高层次上的公正，”希尔施解释说，“军界对此一向就很在意。为什么就该战士单独承担战争的风险呢？为什么不能风险均摊呢？这不过是一种逻辑上的谨慎而已。孩子会长大，女人会生出新的战士——为什么不趁他们成为危险之前就马上把他们杀死呢？军阀和政客的人道是无限的！聪明的医生也不会等着瘟疫失控再采取措施。对吧，拉维克？”

“没错。”拉维克说，瞬间他显得很疲倦。

罗伯特·希尔施望着他问：“要不要我把这个播音员的声音关掉？”

拉维克点点头。“关了吧，罗伯特。我们只能短时间忍受这挺机关枪兴高采烈的扫射。你们知道为什么战争一再爆发吗？”

“因为回忆是个浪漫的造假者，”我说，“它像一个筛子，筛掉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容，让战争变成了一场冒险经历。在回忆中，每个人都成了英雄。其实只有死者才有权评论战争，他们从头到尾经历了战争，可他们只能沉默。”

拉维克摇摇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痛苦是感觉不到的，”他说，“这才是症结所在。他也感觉不到他人的死，短时间后他所能知道的就仅仅是自己得以幸免。是我们那可恶的皮肤将我们和他人隔开，使我们成了自私的孤岛。你们在集中营都经历过，对死者的哀痛并不能阻止人们吞下尽其所能搞到的一块面包。”他举起酒杯。“那儿那个胖播音员滔滔不绝地播报死亡人数，就好像他们不是人，仅仅是猪排骨似的，咱们还喝得下这白兰地吗？”

“喝不下，”希尔施说，“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但我们能坦然地活着吗？”

窗前一个穿深蓝色上衣的女人在打一个小男孩耳光，孩子差不多四岁。孩子挣脱后往母亲的小腿上踢了一脚。然后他就跑得直到离母亲有一段距离，让她追不上，并做出各种鬼脸。最后两人消失在四处闲逛的会计们当中了。

“军界人道地发明了一个新概念，”希尔施说，“他们不喜欢说‘数百万死者’，不久他们在报道中就会用‘超级死亡人数’来粉饰。‘超级死亡人数’听上去比‘一千万死者’要好一些。那已经是陈年往事了，在古代中国，军人属于下九流，地位还不如刽子手，因为刽子手只杀罪犯，而将军们则滥杀无辜。今天他们却成了人上人，杀人越多，他们的荣誉越高。”

我回身看了看，拉维克靠在扶手椅上，闭着双眼。我知道他的特点，那是医生的典型特点：他可以随时入睡，也可以随时醒来。

“他睡了，”希尔施说，“大屠杀、超级死亡人数和偶然的狰狞面目，我们管这些叫历史，它们像无声的雨丝坠入他打的盹。这全靠他所诅咒的、把我们分隔开的皮肤的保佑。噢，能够置身度外是多么幸福啊！”

拉维克睁开双眼。“我没有睡，我在用英文复习子宫切除术的各种问题。你们这些理论上的浪漫派真是不可救药！你们忘了《拉昂摘要》中的条款了？在危机中哀悼不可避免的事是种自我削弱！”

他站起来向街上望去。会计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群叽叽喳喳的已婚妇女，她们穿着花连衣裙前往各处买东西。“已经这么晚了？我得去医院了！”

“你可以轻易数落我们，”希尔施说，“你起码有个体面的职业。”

拉维克笑了。“却是个毫无希望的职业，罗伯特。”

“你今天话不多，”罗伯特·希尔施对我说，“这种毫无意义的午间专题讨论会是不是已经让你感到无聊了？”

我摇摇头。“我今天成资本家了，当上了雇员。那件青铜器卖掉了，明天我开始在西尔弗那儿帮他们清理地下室的货物。这令人激动。”

希尔施笑道：“看我们从事的这些职业！”

“我对自己的职业并无反感，”我说，“人可以把职业看作是象征性的。清理货物和做古董生意！”我从口袋里掏出西尔弗给我的钱：“这钱你至少拿一半吧，罗伯特。就这样我欠你的还是太多呢。”

他拒绝了。“你最好还是先付给莱文和沃森一些吧，你马上又得需要他们的帮助。可别错过机会，不管是否打仗，主管当局都是主管当局。你的英语知识有进步吗？”

我笑了。“从今天早晨开始我突然听力长进许多，大概是步入市民生活的效果吧。从看什么都新鲜到自己赚到钱，从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到过上小日子。未来开始了。工作、赚钱、安全。”

罗伯特·希尔施审视地看着我。“你觉得我们还适合过这种生活吗？”

“为什么不适合呢？”

“路德维希，也许流亡的岁月已经毁了我们，使我们无法再过正常生活了？”

“这我不知道。这是我开始市民生活的第一天，还是靠打黑工。也就是说我还有可能落到警察手里。”

“有些士兵战后已经不适合再从事任何职业。”希尔施说。

“那咱们就等着瞧吧，”我回复道，“《拉昂摘要》中的第九条说：为明天担忧会削弱今天的判断力。”

“这儿发生什么事了？”我傍晚走进旅馆那间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时问莫伊科夫。

“一场灾难！拉乌尔！我们最有钱的房客！此人租用着豪华套间，带沙龙、餐室和大理石浴盆，床对面还有电视。他想自杀！”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下午。他失去了基基，那是他交了四年的朋友。”

有人撕心裂肺地大声号哭，就在观叶植物和盆栽棕榈下。“这家旅馆里有不少人掉眼泪，”我说，“而且总是在棕榈下！”

“哪家旅馆里都有不少人哭。”莫伊科夫解释说。

“里兹酒店里也这样吗？”

“在那儿股市下跌时有人哭，在我们这儿则是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望的孤独时会哭，尽管他不相信是这样。”

“这不也同样可以是高兴的理由嘛，能够庆祝自由了。”

“或者说庆祝残酷。”

“基基死了吗？”我问。

“比死还糟！他订婚了，跟一个女人！这才是拉乌尔的悲剧命运。如果他跟另一个同性恋者走了，那还可以算是内讧。可偏偏是个女人！那是永远敌对的阵营！背叛！违背圣灵的罪过！”

“可怜的魔鬼！他们必须在两条战线作战，同时与别的男人以及女人竞争。”

莫伊科夫微笑道：“刚才拉乌尔说了一大堆有趣的话，谈他眼中的女人。最简单的莫过于：女人是没皮的海豹。对在美国最受尊崇的女性饰物——丰乳，他也大放厥词。蜕化了的哺乳动物那摇摇晃晃的母牛奶子，这还算是最轻微的诅咒。每当他想象基基拜倒在女人的奶子下时，他就咆哮不止。你回来得太好了，你已经习惯灾难了。我们得把他弄回他的房间去，不能再让他留在下面了。帮帮我！这家伙的体重超过两百磅[55]。”

我们向摆放着盆栽棕榈的那个角落走去。“他会回来的，拉乌尔！”莫伊科夫赌咒说。“别激动！明天一切都会好的。基基会回来的。”

“不干净了！”拉乌尔咬牙切齿地说，他躺在沙发上像一匹受伤的河马。

我们想把他抬起来，但他死死抵住大理石桌子，号啕大哭。莫伊科夫继续劝他：“这是个小错误，可以原谅的，拉乌尔！但他会回来的，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基基会万分懊悔地回来！”

“不干净了，那母猪！那封信是他写的吧？那流氓不会回来了！我的金表他也拿走了！”

拉乌尔又号哭起来。我们拉他站起来的时候，他踩到了我的脚，两百多磅啊！我想都没想就骂了一句：“小心点儿，您这娘们儿！”

“什么？”

“哦，”我平和了些，“您的举止确实像个多愁善感、嚼舌根的娘们儿。”

“我是娘们儿？”拉乌尔突然有几分正常地问。

“佐默先生不是这个意思，”莫伊科夫安抚道，“他英语讲不好。这话如果用法语说意思完全不同！是大加恭维。”

拉乌尔揉了揉眼睛，我们预计他会再次爆发歇斯底里的喊叫。“我，娘们儿！”他没有喊叫，而是轻声地说：“偏偏这么评价我！”他感到受了彻底的侮辱。

“他是用的法语的意思，”莫伊科夫骗他，“在法语里那是一种荣耀！一个蛇蝎美人！”

“人就是这么被抛弃的！”拉乌尔边解释边自己站了起来，没要我们的帮助。“被所有人抛弃了！”

我们毫不困难地把他送到楼梯那儿。“睡几个小时！”莫伊科夫劝慰道。“吃两片或三片速可眠，待会儿再喝杯咖啡。然后事情看上去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拉乌尔没有搭腔。我们也属于弃他于不顾的人，全世界都弃他而去。莫伊科夫扶他上楼，“明天一切都会变得简单得多！基基没有死，只是年轻人一时误入歧途！”

“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死了。我的袖扣[56]他也给带走了！”

“那是您自己送给他的，过生日的时候。另外，他会把它们带回来的。”

莫伊科夫从楼上下来后我问他：“对那个病态的白痴胖子你干吗那么上心呢？”

“他是这儿最好的房客。你看见他的公寓套间了吗？要是没有他，我们就得涨房租，包括你的。”

“慈悲的上帝！”

“至于是不是病态，”莫伊科夫说，“每个人忍受痛苦的方式不一样，哀痛是没有等级之分的，更不是可笑的。这你本该知道的。”

“我知道，”我羞愧地回复道，“尽管如此还是有区别的。”

“区别只是相对的。我们这儿有过一个清洁女工，她跳了哈得孙河，仅仅因为她儿子偷了几个美元。她因感到耻辱而活不下去了，可笑吗？”

“可笑，也不可笑。咱们不要再争了。”

莫伊科夫注意听着楼上的动静。“但愿他别想不开，”他喃喃自语，“这些生活中的极端分子比正常人更容易出现‘短路’。”

“那位跳进哈得孙河的清洁女工也是极端分子吗？”

“她是个可怜的人。她在一切都自由的情况下不知道出路。我们下盘棋吧？”

“好吧。咱们再喝一杯或两杯伏特加，或干脆一醉方休。你卖给我一瓶吧，今天我想付钱。”

“为什么？”

“我找到工作了，可以干一到两个月。”

“那好！”莫伊科夫边说边留神门口的动静。

“拉赫曼！”我说。“那脚步一听就是他。”

莫伊科夫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是否与月亮有关，可今天就好像是极端分子之夜。”

与拉乌尔比，拉赫曼显得更沉静。“你坐，”我说，“什么也别说，喝杯伏特加，想想那句话：上帝在细节之中。”

“什么？”

我又重复了一遍。“纯粹胡扯！”拉赫曼说。

“好。因为我们不必死，所以我们应该勇敢。这是另一句话。这儿的一切情感都已经被拉乌尔浪费掉了。”

“我不喝伏特加，我什么酒都不喝，这你是知道的！从前在普瓦捷，你想用一瓶偷来的樱桃白兰地灌醉我。幸亏我的胃造了反，要不大概就被宪兵抓住了。”拉赫曼转身问莫伊科夫：“她回来了吗？”

“没有，还没有。只有佐默和拉乌尔在，两个人都神经兮兮的。我想因为今天是满月的缘故吧。”

“什么？”

“满月。它会令血压升高，让人想入非非，增加凶手犯罪的可能性。”

“弗拉基米尔！”拉赫曼痛苦地回答说。“天黑以后就别开损人的玩笑了。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烦心事！除了他们俩，别人没来过这里吗？”

“只有玛丽亚·菲奥拉来过，她待了一小时十二分钟，喝了一杯半伏特加。然后就告辞了，去了机场。几天以后回来，途中将参加时装秀并被拍照。对一个感情间谍来说这消息够详尽的了吧，拉赫曼先生？”

拉赫曼有些悔恨地点点头。“我是瘟疫，”他喃喃自语，“这我知道。但我对自己而言是更大的瘟疫。”

莫伊科夫听着楼梯那边的动静。“出于小心，我得去看看拉乌尔干吗呢。”

他站起身朝楼上走去，就他的年龄和体重而言，其步履轻捷程度可谓出人意料。

“我该怎么办呢？”拉赫曼说。“我夜里又做梦了，还是那个旧梦！我让人给阉了，是党卫军的人在他们定期聚会的酒馆干的，不是用刀子，是用剪子。我吼叫着醒了过来。这也是满月造成的吗？我指的是用剪刀那事。”

“忘了它吧，”我说，“党卫军没有得手，这大家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当然心知肚明！可我受的惊吓是一辈子的事。此外他们也不是一点儿没得手！我受伤了，留下一个不堪入目的疤痕。女人们都笑话我这个疤，生活中没有什么比女人看着你的裸体嘲笑你更可怕的了。这种事是永远忘不了的！所以我才追求那些本身也有缺陷的女人，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我熟悉他的事，他已经给我讲过十多遍了。我也不问他掺了酒精的卢尔德圣水之事的结局，他太神经质了。“你来这里干什么？”我只好问道。

“他们俩要来这里，喝点儿什么。为了甩开我，他们大概看电影去了。饭钱是我为他们付的。”

“我要是你就不会等他们。让他们等你吧。”

“你这么认为吗？是的，也许你的主意对。只是很难做到。人若不是这么孤独就好了！”

“你的职业对你毫无帮助吗？你那念珠和圣像生意，还有你所交往的那众多被授予圣职的人？你不能以任何一种方式让上帝来干预一下吗？”

“你疯了？那能有什么帮助呢？”

“能让听天由命变得容易些。上帝是发明出来的，目的是用来防止因人类的不平等而发生革命。”

“这你相信？”

“不，但可供地位脆弱的人选择的坚定原则不多。所以得抓住一切救命稻草。”

“你们大家全都牛得不行，”拉赫曼说，“艺术品！你的工作找得如何了？”

“明天开始上班，在一个古董商那儿帮忙整理和登记货物。”

“拿固定工资？”

我点点头。

“这是个错误！”拉赫曼立刻脸露喜色，因为他有机会给人出主意了。“你得改做生意，一厘米生意胜过一米的雇佣工作。”

“我会记住这一点的。”

“只有那些对生活有恐惧感的人才想要固定工资。”拉赫曼挖苦说。他从悲叹转入攻击的速度之快，实在令人惊讶。我想，他也是个极端分子。

“你说得对。我身上对生活的恐惧就像狗身上的虱子一样数不清，”我平和地说，“但我与它们和平共处。你那点儿性焦虑与此相比又算得了什么！知足吧！”

莫伊科夫从楼梯上走下来。“他睡了，”他宣布道，“那三粒速可眠起作用了。”

“速可眠？”拉赫曼问。“您还有吗？”

莫伊科夫点点头，拿出一个盒子。“您两粒就够了吧，是不是？”

“为什么？您给拉乌尔三粒，为什么不给我三粒？”

“拉乌尔失去了基基，甚至是双倍的损失，从两方面来看。您还有希望。”

拉赫曼还想抗议，他的痛苦不该被缩小。

“赶紧离开，”我说，“满月时药丸的效力加倍。”

拉赫曼一瘸一拐地走了。“我应该当药剂师。”莫伊科夫说。

我们俩重新开始下棋。“今晚玛丽亚·菲奥拉真的来过？”我问。

莫伊科夫点点头。“她想庆祝解放，从德国人的魔爪下。她在意大利出生的地方被美国人占领了，以前那地方一直在德国人的掌控中。也就是说，她不再是你那不情愿的同盟者了，而是成了新的敌人。她以这种身份让我替她向你问好。我相信，她不能亲口对你说这些是很遗憾的。”

“上帝保佑她！”我回复道。“只有当她戴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王冠宣战，我才接受。”

莫伊科夫笑了。“还有另外一个打击在等着你，路德维希。我出生的那个村子不久前也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了，是被俄国人解放的。我也从你被迫的盟友变成了被迫的敌人。这你承受得了吗？”

“难。你的国籍一共变过多少次了？”

“大概十次吧，非自愿的。捷克籍、波兰籍、奥地利籍、俄国籍，变过来，变过去。当然在美国这儿我对这种变更没什么切身感受，而且目前的情况也不是最后的定局。你被将死了，今天你的棋下得相当臭。”

“我的棋一直下得不好，弗拉基米尔。你比我多流亡十五年，而且多十一个祖国，包括美国在内。”

“伯爵夫人来了，”莫伊科夫站起身，“满月让他们全体出动了。”

女伯爵今天戴一条皮毛围脖，配她那身老式的、扣得严严实实的花边裙。她看上去像只褪了色的极乐鸟，像是用皱皱巴巴的棉纸叠成的，老态龙钟。她的脸庞窄小、苍白，上面布满了细小的皱纹。

“来杯甜酒，伯爵夫人？”莫伊科夫格外客气地问道。

“谢谢，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有速可眠吗？”

“您想要速可眠？”

“我睡不着觉，这您是知道的！”小个子女伯爵说。“偏头痛加哀伤，再遇上这满月！与皇村[57]上空的那轮明月一样，可怜的沙皇。”

“这位是佐默先生。”莫伊科夫说。

女伯爵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居高临下。她没有认出我。“也是流亡者吗？”她漠不关心地问道。

“也是。”莫伊科夫回复道。

她叹了口气。“我们先是为了不堪忍受的生活而流亡，然后是为了不堪忍受的死亡。”她突然热泪盈眶。“您给我一杯甜酒，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小小一杯，再来两粒速可眠。”她摇了摇鸟形小脑瓜。“谁能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当我还是圣彼得堡的年轻姑娘时，医生们都放弃了希望，不再救我，肺结核。无可救药，只能再活几天。现在呢？所有的人都死了，所有的医生、沙皇、那些强壮的军官！只有我还活着，活着，活着！”

她站了起来。莫伊科夫陪她走出去，又转回来。“她拿到速可眠了吗？”我问。

“拿了，还有一瓶伏特加。她已经喝醉了，你没发现，是吗？这就是老派人物的厉害，”莫伊科夫赞叹地说，“这个娇小的老妇人每天要喝一瓶酒，她已经九十多岁了。她只剩下对阴暗生活的模糊回忆了，她为这些回忆而恸哭。这些回忆仅仅还在她那老朽的脑袋里作祟。她最早住在里兹酒店，后来住在国宾大饭店，然后搬到一家俄国小客栈，现在住在咱们这儿了。她每年都卖一颗宝石：先是钻石，然后是红宝石、蓝宝石。每况愈下，卖的宝石也越来越小。现在所剩无几了。”

“你还有剩下的速可眠吗？”我问。

莫伊科夫审视着我问：“你也要？”

“以防万一，”我回复道，“因为今天是满月，其实只是有备无患。谁知道睡不睡得着，对司梦官是无法下命令的。明天我得早起去打工。”

莫伊科夫摇了摇头。“当人怀着优越感开始干某事时，那真是令人惊奇，你不觉得吗？你什么时候看到过哪个动物哭？”

8

我在西尔弗那里已经工作两周了。这家店有个巨大的地下室，一直延伸到街道下面。它还分成许多隔间，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有童车挂在天花板上。这一切都是西尔弗兄弟继承过来的，他们曾几次尝试对这些东西进行整理和登记，但都未见成效，很快也就放弃了。他们告别律师这一行当，并非为了到一个“地下墓穴”来当簿记员。要是地下室中有什么值钱的物件，那是越放越值钱的。抱着这种想法，他们有时间就心安理得地去喝咖啡了，他们对自己波希米亚人[58]的“职业”很当真。

我每天早晨消失在“地下墓穴”，一般中午再回到地面，就像一只鼹鼠。地下室只安装了几只不带灯罩的灯泡，光线昏暗，常令我忆起自己在布鲁塞尔度过的时光。我起初担忧这种工作环境也许会让我过多地回忆起过去，但我立即决定，要慢慢而有意识地适应这种环境，以便逐步化解自己内心的情结。在我的生活中，我常常不得不进行这类尝试，即通过习惯类似但并非绝对不可忍受的事情，来把不可忍受的变成凑合着还能忍受的。

西尔弗兄弟常常来地下室找我，他们从一个类似梯子的楼梯上走下来。在灯光下，首先能看到的是亚历山大·西尔弗的细方格裤、他的漆皮鞋和长袜；然后是弟弟阿诺德的漆皮鞋、丝质长袜和黑裤子。两人的好奇心都很强，喜欢交际，他们不是想监督我，而是为了与我闲聊。

我已经习惯了这“地下墓穴”和头顶上轿车及卡车呼啸而过的声音。慢慢地，我在地下室中居然收拾出一些空地来。有一部分东西毫无价值，根本不值得保留，例如几把厨房用的破椅子，还有几张非手工制作的烂沙发。西尔弗兄弟夜里把这些东西直接放到马路上去，好让城市清洁队早晨收垃圾时把它们拉走。

几天后我在一堆几乎毫无价值的旧机织地毯中发现了两块吉奥狄斯祈祷用跪毯，上面有祈祷壁龛的图案，其中一条图案是蓝色的，另一条则是绿色的。它们非现代仿制品，而是真品，大概有一百五十年历史，无缺损。我像只犬般骄傲地把它们当作猎物拖到楼上。

店里坐着一位戴着好几条金项链的阔太太。“这是我们的专家，夫人。”看到我上来，亚历山大·西尔弗不动声色地说。“佐默先生，来自巴黎卢浮宫。他主要讲法语。佐默先生，您觉得这张桌子怎么样？”

“路易十五时代的上品，线条很纯净。品相也好，稀世之宝。”我带着很重的法国腔回复道，为效果起见，我又用法语把全部内容重复了一遍。

“太贵了！”戴项链的太太说。

西尔弗听了一愣。“可我还根本没向您报价呢，对吧？”

“报没报价都一样，太贵了！”

“好，”西尔弗很快反应过来说，“那您开个价吧，夫人。”

这时轮到这位太太发愣了。她犹豫了一会儿，指了指那块绿色吉奥狄斯跪毯问：“这块地毯多少钱？”

“这块无价，”西尔弗回答说，“那是我母亲的遗物，不卖。”

那位太太笑了。

“只有那条绿色的是遗物，”我解释道，“那条蓝色的是我的，我带来给西尔弗先生看的。他如果买了，就可以凑成一对儿，价值就能升高两成。”

“在您这儿根本就甭想买到任何东西了？”这位太太嘲讽地问。

“这张桌子和所有其他您所看到的东西。”西尔弗说。

“也包括那条绿地毯？”

地毯的麻烦在于：西尔弗不知道它们的价值，而我也不了解它们的售价该是多少美元。那位太太坐在我们俩中间观察着我们，这样我们也无法沟通。

“那好，”西尔弗碰运气地说，“地毯也可以卖给您。”

那位太太笑道：“我想也该如此嘛，多少钱？”

“八百美元。”

“太贵了！”那位太太说。

“您好像挺喜欢这句口头禅。那您愿意付多少钱呢？”

“一个子儿也不付，”那位太太边说边站起身，“我就是想听听你们在搞什么名堂。全是破烂儿。”她快步走向店门的时候脖子上的项链发出叮当的响声，半路还撞倒了一盏荷兰挂灯，连扶都不扶。西尔弗扶起那盏灯，用甜美的声调问：“您结婚了吗，夫人？”

“这与您有什么相干？”

“不相干。我们，我的同事和我，只想在今晚做夜祷时为您那可悲的丈夫祷告，用英语和法语。”

“这女人不会再来了，”我说，“要么就会带着警察来。”

西尔弗不屑地摆了摆手。“我那律师可没有白当。这匹拉雪橇的牝马反正也不会买任何东西的。这种讨厌鬼成千上万，他们出于无聊到处跟售货员找碴儿。他们一般待在鞋店和服装店，在那儿一连几小时地试穿，最后什么也不买。”他看了一眼地毯问：“我母亲这件遗物情况如何？”

“吉奥狄斯，出产年代是十九世纪初，甚至可能是十八世纪末，产地小亚细亚。很漂亮的地毯，可以算是半古董，真正的古董得是十六或十七世纪的东西。可那时候的祈祷用跪毯比较少见，要是有也大多是波斯货。”

“您认为它们值多少钱呢？”

“战前在巴黎的地毯商那里差不多值五百美元。”

“两条值这么多？”

“一条。”

“天哪！您不认为我们该为此喝杯咖啡庆祝一下吗？”

我们起身去街对面，西尔弗过马路的方式像是要自杀，迫使一辆福特车紧急刹车，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司机对他破口大骂，蠢阉羊还算是其中最温和的字眼。西尔弗满面春风地挥手向男子致歉。“这么一来，”他解释说，“我的自信又恢复了，它先前被那拉雪橇的牝马给践踏了。”

我不解地望着他。“可惜我是个容易动怒的人，”他说，“是那种最暴躁的类型。那司机有理由骂我，但那拉雪橇的牝马没有。现在这两种责骂就扯平了，我的内心又恢复了平静。咖啡加黄油羊角小面包行吗？”

“行。”

对西尔弗的逻辑我无法全部认同，但我接受了黄油羊角小面包。在法国度过的战争年代以及流亡中的饥饿岁月使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无论什么钟点我都可以吃东西，而且也不在乎吃的是什么。在城里闲逛时，我也总是不由自主地驻足在食品店的橱窗前，欣赏里面摆放的大火腿、美味小吃和圆蛋糕。

西尔弗掏出钱包。“青铜器的事有结果了，”他得意洋洋地说，“那家博物馆来电报了，愿意收回那件青铜器，出的价钱比我们想象得还要高。那儿的馆长被撤换了，不是因为这件事，他还犯了一些别的错。这是您该得到的份额。”

西尔弗把两张一百美元的钞票放到我那盛着黄油羊角小面包的碟子旁。“满意吗？”

我点点头。“预付款怎么办呢？”我问。“我该从这笔钱里退还给您，还是您从我的工资里扣除？”

西尔弗笑了。“那笔钱已经扣了。您赚了三百美元。”

“两百五十美元，”我解释说，“我自己还付了五十美元呢。”

“对。如果我们把地毯卖出去，您照样会得到一笔佣金。我们是人，不是赚钱的机器，我们以前曾是赚钱的机器。同意吗？”

“同意，甚至非常同意。您是个有双重人格的人，西尔弗先生！”

“再来一个黄油羊角小面包？”

“行。这种面包很好吃，就是个儿太小了。”

“这里很棒，是吧？”西尔弗说。“我一直向往着，店铺附近能有一家好的咖啡馆。”他一直越过川流不息的车辆盯着对面的店铺，看有没有顾客上门。那样子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勤奋的麻雀，蹦蹦跳跳地冒着被马蹄踩扁的危险在觅食。他突然长叹一声说：“要是我弟弟没有那个疯狂的念头就好了！”

“什么念头？”

“他有个女朋友，是个Schickse [59]。您想想看，现在他居然想娶她！一个悲剧！这会毁了我们大家！”

“Schickse？什么意思？”

西尔弗吃惊地望着我。“您是犹太人，却连这都不知道？也是，您是不可知论者。Schickse就是女基督徒！这个女基督徒耳边的发绺是用过氧化氢染过的，她长着一双鲱鱼眼，那张有四十八颗大牙的大嘴想吞掉我们含辛茹苦节省下来的美元。她就是只染着金发、长着两条罗圈右腿的鬣狗！”

到我想象出他描绘的画面，还真过了好一阵。“我那可怜的母亲，”西尔弗继续说，“要不是八年前在火葬场被火化了，她在坟里也会恼火的。”

我来不及思索这些杂乱无章的事。“火葬场”这个词像警钟一样击中了我，我把装点心的碟子往后推了推。那股我所熟悉的甜丝丝的无聊气味突然浮现，令我直想吐。“火葬场？”我问。

“是的，火葬是这里最简单，也是最干净的方式。我母亲是虔诚的犹太人，出生在波兰，死在这里了。您知道……”

“我知道，”我匆忙说，“您弟弟呢？他为什么不该结婚呢？”

“可是不能娶非犹太人！西尔弗气愤地说，“在纽约，正派的犹太姑娘比在巴勒斯坦还多。纽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犹太人！难道他在这儿就找不到一个犹太女人？要是在这儿找不到，那就没地儿能找到了！可他偏要标新立异！这就跟在耶路撒冷非要娶布伦希尔德[60]为妻一样。”

我一言不发听着他抱怨，刻意不向西尔弗指出他言论中逆向反犹主义的悖论。这种事开不得玩笑，连讽刺性比喻都不行。

西尔弗恢复了平静。“我本来根本不想向您讲这一切的，”他说，“我不知道您是否理解了此事的悲剧性。”

“没有真正理解。悲剧对我而言几乎总是与死亡有关，与婚礼无关。我这个人本性非常简单。”

他点点头，继续严肃地解释道：“我们是虔诚的犹太人。我们不与其他教派的人通婚，这是我们的教规。”他看着我说：“您所受的犹太教育肯定已经不是笃信宗教的了，是吧？”

我摇了摇头。我总是忘记自己在他眼里是个犹太人。

“无神论者，”他说，“自由思想者！您真是这种人吗？”

我略加思索后说：“我是个相信上帝的无神论者。”又补充道：“在夜里。”

我现在冒名顶替的这位路德维希·佐默，他曾在巴黎打过黑工，为一位法国商人修复绘画作品。同时他还兼做古董生意，我为他跑过一阵业务，因为他心脏不好，行动受限。他最大的专长是买卖旧地毯，这方面他比绝大多数博物馆馆长还在行。他曾带我去过卖主那里，多是一些可疑的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他给我讲过这个领域造假的诡计以及如何识破它们。这和中国青铜器的情况如出一辙：必须完全了解编织手法、颜色以及装饰图案，并对它们进行比较。造假者最容易在这方面露出破绽，因为他们多是些没受过教育的织工，往往在仿制过程中把真正古老的地毯的不规则性当成错误给纠正了。而恰恰这种不规则性才是真品的标志，古地毯没有整块花纹是完全规则的。织工们相信不规则可以避邪，而且使地毯生动。相反，赝品则总是显得有些呆板和做作。佐默收藏了一些小块的地毯残片，他用这些残片给我讲解真品与赝品的区别。我们星期天去博物馆，为的是研究那里珍藏的杰作。那段时光几乎是田园式的，也是我在流亡途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仅维持了一个夏天而已。正是这段经历令我学会了一些本事，才能识别西尔弗那两块吉奥狄斯。

那年是佐默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清楚这一点，也没有任何幻想。他也知道自己在替一个骗子修复绘画作品，以后这些作品会被冠以别人的名字，但他连对此进行嘲讽的时间都没有了。他历尽艰辛，损失无数，同时却始终保持了理智，以致在最后几个月甚至都没有流露出丝毫愁苦的情绪。他是第一个教导我与命运抗争要适可而止的人，这样才能避免过早地被命运击毁。可我从来没有学会这一点，就像我也未能学会忘却复仇那样。

那是个特殊的夏季，一切都悬而未决。我们常常坐在佐默位于圣路易斯岛上的工作室中，他喜欢默默地坐在塞纳河畔，放眼望去是漂浮着大朵白云的蓝天，阳光照耀下的河水波光粼粼，还有桥梁和拖船。最后几周他不再开口说话，与他即将告别的一切相比，话语不再重要。而且他反正也不再想进行任何解释、表示什么遗憾或伤感。他的眼睛将不再能看到蓝天，他的呼吸将会停止，生命也将逝去，对此他只有一种对策：他那轻盈而几乎不带任何想法的喜悦心情，一种已经说不上是感谢的谢意，拭目以待日益逼近的死亡的那份镇定。他已然超越了死亡的门槛，在死神的利爪扼住他的咽喉之前，他就默默放弃了，没有痉挛和痛苦。

在对每况愈下进行比喻方面，佐默堪称是位大师。流亡者喜欢说的一个忧伤笑话是：一切都可能会更糟。人不光可能丧失他的财产，而且还可能在德国被关押起来；人不光可能会受到严刑拷打，而且还可能服劳役致死；人不光可能服劳役致死，而且还可能被交给党卫军医生用去做试验或活体解剖，慢刀致死。就算这么被折磨死了，也还有两种处理尸体的可能性：被焚烧或在万人坑中逐渐腐烂。

“我也可能会得肠癌，”佐默说，“外加喉癌。或是双目失明。”他微笑道：“可能性数不胜数！心脏，这种病死得最干净利索！蓝色！你看看这蓝色！这天空！一块老地毯的蓝色。”

我当时没明白他的意思，满脑子转的都是自己那些冤屈与复仇的念头。但他感动了我。只要是他体力允许，我们就坐在教堂和博物馆中。它们是流亡者常去的避难所，警察从不去那种地方。卢浮宫、装饰艺术博物馆、网球场博物馆[61]和巴黎圣母院变成了国际家园，它们既意味着安全和安慰，同时人们还能在那儿受到美育熏陶。教堂也一样，然而它们并不十分能体现上帝的公正，对此我们抱有很大怀疑，可艺术在那里却受到了维持。

那些在明亮的博物馆度过的夏日午后令人难忘，那里珍藏的印象派画作使人流连忘返！那感受就像是在非人道的风暴中觅到了一片宁静的绿洲。我们面对着寂静的画作，正在死去的佐默缄默地坐在我身旁，这些画作成为一扇扇窥探无穷的窗口。在人无恶不作的时代，这些画作就成了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最佳作品。“或者我会在灭绝营被活活烧死，在歌德和荷尔德林的故乡。”过了一会儿佐默幸福地慢慢说道。

“拿着我的护照，”他接着说，“用它活下去。”

“你可以把它卖了。”我回答说。据我所知，流亡者中有个人什么证件都没有，他愿意出一千二百瑞士法郎买一本护照。这可是个天价，用这笔钱可以送佐默去住院。但他不愿意，他想死在圣路易斯岛上的工作室中，周围是地毯残片，闻着熟悉的松节油味道。他的医生古根海姆以前是位教授，现在做长袜生意，比这更好的医生他几乎找不到了。“拿着护照，”他说，“这是一线生机。把这个也拿上，这是死亡通行证。”他塞给我一个带链子的小金属盒，盒内用棉花包着一粒氰化钾。像其他流亡者一样，佐默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以备一旦落入盖世太保魔爪时用。他认为自己忍受不了严刑拷打，情愿速死。

他是在睡梦中死去的。他给我留下了自己的衣物、几幅石版画和他收集的地毯残片。我把这些东西全卖了，为的是给他凑丧葬费。我留下了装有氰化钾的盒子与护照，下葬时用的是我的名字。我也留了一小块吉奥狄斯地毯的残片，是一块带浅蓝色祈祷神龛的边饰，蓝得就像巴黎八月的蓝天，和我在西尔弗那儿找到的那块地毯一样蓝。那粒毒药我一直带在身边，直到我们来到埃利斯岛，我才把它扔进水中，以免惹来不必要的询问。拿着佐默的护照开始几周有些异样，就像一个死者在休假，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罗伯特·希尔施再次拒绝接受我还给他的钱。“我现在钱有富余，”我抗议道，“何况我还有一份固定黑工，至少可以干六周。”

“先把你欠律师的钱付了，”他回复道，“莱文和沃森先生的钱，这是重要的，你还需要他们的帮助。最后再还朋友，他们可以等，《拉昂摘要》第四条B款就是这么说的。”

我笑了。“你记错了！《拉昂摘要》上的话正相反，先朋友，后他人。”

“这是修订版的纽约《拉昂摘要》。最重要的是逗留许可。或者你情愿进美国拘留营？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有不少这类拘留营，加利福尼亚的是关押日本人的，佛罗里达的是关押德国人的。你愿意与德国纳粹关押在一起吗？”

我摇了摇头。“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会，如果遭到怀疑。而遭到怀疑并不难，只要护照可疑就够了，路德维希。你难道把那句老话忘了？陷入法律的利爪易，想逃脱它却难。”

“没忘。”我不安地回复道。

“那你愿意在拘留营挨揍吗？挨人多势众的纳粹分子的揍？”

“拘留营难道没有警卫吗？”

希尔施充满同情地微笑道：“我说路德维希！你自己不是知道得清清楚楚嘛，在一个关押着几百号囚徒的拘留营里，夜间是没有保护措施的。那时‘圣灵’就会来揍人，而且不留任何痕迹。有时还可能出现更严重的事情。当美国人每天成千上万地死在欧洲时，谁又会对一桩所谓的自杀感兴趣呢？”

“那拘留营的指挥官不管吗？”

希尔施不屑地摆摆手。“这种拘留营的指挥官大多是退了役的老兵油子，对他们而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纳粹分子会笔挺地敬礼，站得笔直，举手投足都有军人风范，所以他们比起那些其他的可疑分子更容易招指挥官喜欢。而其他嫌疑犯只会抱怨别人骚扰他们。这你是知道的。”

“是的。”我答道。

“国家毕竟是国家，”希尔施说，“我们在此不遭追杀，受到容忍，这已经是种进步了！但切勿掉以轻心，而且永远不要忘记，在这里我们也是二等公民。”他掏出自己的粉色护照：“敌国侨民。二等公民。”

“那一旦战争结束情况会怎样呢？”

希尔施笑了。“即使加入了美国籍，你仍旧是二等公民。你永远没有当选总统的资格。护照到期时你得不断回美国来延长，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则没有这种麻烦。谁有这么多钱来回跑呢？”

他从某个角落拿出一瓶白兰地。“下班了！”他说。“苦役结束。今天我卖出四台收音机、两个吸尘器和一个烤面包机。业绩太差，我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那你适合做什么呢？”

“无论你相信与否，我想成为法学家。在德国！这个国家的最高原则是：凡是对国家有益的就是法。这个国家是用法律条文杀人者的乐园！法学家我是当不成了，还能干什么呢？人还能相信什么呢，路德维希？”

我耸了耸肩。“我不能预测太远的未来，罗伯特。”

他望着我说：“你是个幸福的人。”

“这怎么讲？”

他嘲讽地微笑道：“不捉摸不该知道的。”

“是啊，罗伯特，”我性急地回复道，“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生物。结果如何呢？”

“人创立了宗教。”

“没错，但也因此而变得不宽容。每个宗教都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

“因此而引发战争。最血腥的战争都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就连希特勒也要借用上帝的名义。”

我们有问有答，就像在教堂做连祷。希尔施突然笑了。“你还记得为了不绝望，我们在拉昂那个鸡棚里练习过这种连祷吗？我们边练还边喝生鸡蛋加白兰地？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干不成什么正事了，我们将继续这种吉普赛人的生存状况。有些悲伤，有些犬儒，相当绝望的吉普赛人。你不这么认为吗？”

“不，”我回答道，“我想不了这么长远。”

外面正值盛夏，店里开着一台冷风机，机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让人觉得好似置身在一条轮船上。我们沉默地坐了片刻，在人工冷却的空气中白兰地的味道喝起来不如平时好，就连闻上去都显得乏味。“你有时做梦吗？”希尔施最终问道。“梦见以前的事？”

我点点头。“比在那边时梦还要多？”他问。

我又点点头。“你可得提防这类回忆啊，”他说，“这类回忆在这里是危险的。在那边回忆远没有这么危险。”

“我知道，”我说，“可在做不做梦这件事上，谁又能给睡眠下命令呢？”

希尔施站了起来。“因为我们在这里相对安全，所以回忆就更加危险。在那边，我们的心思全用在抵抗上了，因而回忆不可能太深刻。在这儿，人会变得无忧无虑。”

“那巴黎的贝尔呢？露特呢？尼斯的古特曼呢？并不存在什么规律，”我说，“总之得小心。”

“我正是这个意思。”希尔施打开灯。“星期六你的资助者坦嫩鲍姆家有个小型庆祝会，他让我带你一起去。八点。”

“行，”我说，“他家也像你这儿有冷风机吧？”

希尔施笑了。“他什么都有。纽约比巴黎热，是吧？”

“热带气候！闷热得像个满负荷运转的洗衣房！”

“可这里的冬天冷得像阿拉斯加。我们这些倒霉的电器商可就指着这种气候赚钱呢。”

“我想象中的热带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希尔施望着我说：“以后我们回忆起这里的这段日子，会不会觉得它是我们悲惨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呢？”

我回到旅馆时，眼前呈现出一幅不同寻常的画面。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灯火通明，一派节日气氛。这间装饰着棕榈树和观叶植物的房间中央支起了一张大桌子，桌旁围坐着一圈有趣的男女。拉乌尔主持聚会，他身着米黄色西装坐在中间，就像一只冒着汗的巨龟。令我惊讶的是，桌上还铺了白桌布，一位我从未见过的酒吧服务员在给大家斟酒。坐在拉乌尔两侧的分别是莫伊科夫和拉赫曼，后者的身旁坐着那位波多黎各女子。那个墨西哥人也在，系着一条粉红色领带，板着脸，眼睛到处巡视。他身边坐着两个年龄难以判断的女郎，大概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她们长相妩媚，肤色偏黑，看上去像西班牙人。还有一位年轻小伙子，满头烫出的卷发，人们会猜他是个男高音，一张嘴却是男低音。女伯爵穿着灰色镶花边连衣裙也在场，莫伊科夫的另一侧则坐着玛丽亚·菲奥拉。

“佐默先生！”拉乌尔叫道。“您也屈尊来坐坐吧！”

“有什么缘由吗？”我问。“庆贺生日？庆祝入籍？还是有人中了大奖？”

“都不是！就是个简单的社交聚会。坐到我们这儿来吧，佐默先生！”拉乌尔舌头发硬地回复道。“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之一，”他向那位有着男低音嗓音的金发年轻人说，“你们握握手吧，这是约翰·博尔顿。”

握手时我觉得手里好像攥着一条死鳟鱼，听到他的男低音后，我本以为他的握手应该是强有力的。“您想喝点儿什么？”拉乌尔问。“您想喝什么这儿都有！苏格兰威士忌、波旁威士忌、黑麦威士忌、可口可乐，甚至还有香槟。前不久当我悲痛欲绝的时候，您说什么来着？逝者如斯！没有什么能够永恒，最漂亮的人也会衰败，爱情也不例外。真是至理名言！那您想喝点儿什么呢？”拉乌尔摆着谱招呼服务员：“阿方斯！”

我坐到玛丽亚·菲奥拉身旁。“您在喝什么？”

“伏特加。”她高兴地答道。

“那好，给我也来杯伏特加。”我对阿方斯说，这侍者长着一张鼠脸，双眼疲惫而浑浊。

“上双份的！”拉乌尔眼神迷离地说。“今天的酒都是双份的。”

我望着莫伊科夫问道：“他又动心了？”我问，“被爱俘虏了？”

莫伊科夫微笑着点点头。“是的！但你同样可以把这称作幻想，人在这种幻想中都会以为对方被自己俘获了。”

“这进展得可够神速的！”

“一见钟情，”玛丽亚·菲奥拉说，“当然总是单恋而已，对方永远都不会知道。”

“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望着她问道。置身在西班牙人中，她身上突然就有了那么点儿西班牙味儿。

“前天。”

“您又是准备去拍照吗？”

“今天例外。为什么？您想一起去吗？”

“是的。”

“在极具象征性的感伤氛围中这总算是个明白无误的答复。干杯！”

“干杯！”

“干杯！干杯！干杯！”拉乌尔边喊边同所有的人碰杯。“干杯，约翰！”

他试图站起来，却又跌坐回去，把屁股下面那把宝座压得嘎嘎直响。这间有丝绒沙发的小厅除了其他令人惊愕的东西外，还摆着新哥特式家具。

“今儿晚上，”拉赫曼对我耳语道，“我要把那墨西哥人灌醉。他以为在和我喝龙舌兰酒，可我买通了侍者阿方斯，他给我上的只是水。”

“那位女士呢？”

“她什么都不知道。灌醉那男的后，事情就好办了。”

“要是我，我就宁愿跟那女的喝。”我说。“你不是说过，是那女的不愿意，那男的并未反对吗？”

突然间他有些不自信。“没关系！”接着他解释道。“会成功的！不要事先把一切都策划得面面俱到，否则准砸锅。得给偶然性留点儿余地。”

我有些羡慕地审视着他。他凑到我耳边——呼吸既热又潮湿——小声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是连通管原理，是感情的缓慢电击，是宇宙的平衡。当然人得适当助助阵，因为大自然是超然和善变的。”

瞬间我竟然哑口无言。这种谬论也闪电般意外地击中了我。然后我庄严地鞠了个躬，对从绝望中汲取的希望，对这种黑白魔术营造出的无忧无虑的奇迹，理应表示尊重。“我向你心中的爱情梦致敬！”我说。“也就是那目标明确的，而不是盲目的一见钟情！”

“别开玩笑！”拉赫曼痛苦地答道。“我可一点儿没开玩笑。这事对我来说生死攸关，至少暂时如此。”

“好极了，”我说，“特别是最后的限定说得好。”

拉赫曼招手让侍者阿方斯再送一杯水来。“又是一见钟情！”玛丽亚·菲奥拉对我说。“我们坐在桌子这儿，似乎被他们这种人包围了，就像夏季雷雨一样躲都躲不开！您该不会也一见钟情了吧？”

“没有，可惜没有！您呢？”

“前段时间有过一次，”她笑着端起了盛着伏特加的杯子，“可悲的是，这种感情无法长久。”她解释道。

“这要看怎么看待这种事，生活毕竟会因此而绚丽多彩。”

“更可悲的是，这种事会重复，”她说，“它们不是一次性的。而每一次都变得更可笑，也更痛苦。这不是悖论，奇迹是不该重复的。”

“为什么不可以重复？”

“重复会削弱这种感情。”

“弱一些的奇迹毕竟还要胜过根本没有奇迹吧。谁强迫我们把削弱看作是丢脸的事呢？”

玛丽亚·菲奥拉从旁边端详着我并嘲讽地问：“哎呦，敢情您是生活艺术家啊？”

我摇摇头。“‘生活艺术家’这个词多可恶啊，”我说，“我觉得还是对活着能简单地持感恩态度更好。”

她突然盯着自己的杯子说：“有人往我的伏特加中掺水了。”

“那只能是侍者阿方斯干的。”我望着对面的拉赫曼问道：“你的饮料现在是不是有点儿什么特殊的味道？”

“是的，现在喝起来不像水了。我说不上是股什么味儿，但肯定不是水的味道。我从未喝过酒，挺辣的，到底是什么呀？”

“你完蛋了，你这个狡猾的骗子！”我告诉他。“是伏特加。阿方斯搞错了，把杯子弄混了。你马上就会感到酒劲儿的。”

“后果会如何呢？”拉赫曼脸色煞白地问。“我跟那墨西哥人碰杯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是一口干了的。天哪！我当时只是想让他也一口干了他那龙舌兰酒的。”

“这回你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也许你会因祸得福！”

“总是无辜的人倒霉！”拉赫曼咬牙切齿地小声嘟囔道。“你说我能得什么福？”

“也许你微醉的样子会更招那波多黎各女子的喜欢。不那么目标明确，而是更含糊不清，更诱惑迷人。”

拉乌尔费力地站起身说：“女士们、先生们，每当我想起，为了基基那个癞蛤蟆我前些日子差点儿自杀，我就恨不得抽自己嘴巴。当我们觉得自己最高贵的时候，恰恰就是最愚蠢的时候！”

他做了个大幅度的手势，结果碰翻了摆在一位西班牙女郎面前的一大杯绿色薄荷酒。黏糊糊的汁液顺着桌子流到那位女郎的连衣裙上。刹那间，人们仿佛置身于一片原始森林中，里面有几百只正在筑巢的鹦鹉妈妈受惊而起。那两位西班牙女郎冲着拉乌尔尖声喊叫，戴满假首饰的胳膊在空中乱舞。

“我赔件新的，”拉乌尔急忙喊道，“一件更漂亮的！明天就买！帮忙啊！伯爵夫人！”

喊声再起。冒着火星的眼睛和锋利的皓齿逼近了拉乌尔这尊胖佛陀，后者已是大汗淋漓。

“我从不掺和任何事，”女伯爵平静地解释道，“主要是负面经验太多。1917年，在圣彼得堡……”

当拉乌尔掏出钱包时，喊声突然终止了。他慢条斯理而充满尊严地边打开钱包边问：“菲奥拉小姐，您是干这行的。我愿意慷慨大方，可不愿意挨宰。这件连衣裙值多少钱？”

“连衣裙可以送到洗衣店去洗。”玛丽亚·菲奥拉解释说。

周围立刻重新陷入混乱。“留神！”我边喊边截住一只扔向玛丽亚的盘子，上面还带着掼奶油。西班牙女郎们不再纠缠拉乌尔，她们张牙舞爪冲玛丽亚奔来。我一把将她拉到桌子底下。“她们在扔盛着红葡萄酒的杯子呢！”我说，接着我指了指下垂的桌布上的大块酒渍。“据我所知，这种酒渍是洗不掉的。对吗？”

她试图挣脱。“您不是想去和这些鬣狗玩儿命吧？”我问。“最好待在桌底下别动！”

“我要用观叶植物的阔叶把她们捂死，放开我！”我紧紧抱住她。“您不是很爱自己的同性姐妹，对吧？”我问。

她再次试图挣脱，她比我想象的要强壮得多，而且也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瘦。“我根本什么都不爱，”她咬牙切齿地说，“这正是我不幸的根源。您放开我！”

一块装有干腊肠的盘子啪的一声扣到我们身边的地板上，接下来四周稍微安静了些。我紧紧拽着玛丽亚。“再等一分钟，”我说，“战局可能重开的。这一分钟您的举止应该像欧仁妮皇后那么优雅，您不是仪态万方地戴过她的钻石首饰吗？”

玛丽亚·菲奥拉笑了起来。“要是欧仁妮皇后，那一准会把这两个女人拉出去毙了！”她说。我把她从有一大片污渍的桌布下拉了出来。“小心！”我说。“加利福尼亚的勃艮第红葡萄酒。”

拉乌尔像个足智多谋的军事将领，漂亮地结束了这场战斗。他把几张钞票扔向房间最后面的角落，两位西班牙女郎犹如盛怒的火鸡急匆匆赶去捡钱。

“现在，我的女士们，”他说，“我们必须分手了，我为自己的笨拙衷心表示歉意，但我们现在必须分手了。”

他招呼侍者阿方斯，莫伊科夫也站起了身。期待着争端再起的人都失望了，咒骂声戛然而止，两位西班牙女郎裙裾摇摆地退了场。

“她们俩到底是哪儿来的？”拉乌尔问。

没人能够回答，每个人都以为她们是别人带来的熟人。“反正也无所谓，”拉乌尔大度地说，“生活中什么事不会发生？现在你们懂了吧，女人对我来说为什么是陌生的？不知为什么，跟她们在一起人总会变得可笑。”他转过身问玛丽亚：“菲奥拉小姐，没有伤着您吧？”

“只伤到了心灵。那只飞来的盘子被佐默先生截住了。”

“您呢，伯爵夫人？”

老妇人做了个不值一提的手势。“连枪都没开。”

“那好，阿方斯，最后再给大家上一圈酒，压压惊！”

那位波多黎各女子突然唱起了歌。她的嗓音深沉而洪亮，边唱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位墨西哥男子。这是一首充满激越和自然欲望的歌，几乎是悲恸的，它远离任何思维与文明，以致它同时兼有些许死亡的肃穆。那时人类还不知何谓最人性的善良、幽默和笑，这首歌直接、淫荡而无辜。墨西哥人纹丝不动，那女子除了嘴巴和眼睛，也一动不动。他们俩四目相视，眼都不眨，歌曲的旋律越来越强，犹如汹涌的波涛。他们虽无任何接触，却已融为一体，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大家沉默不语，当歌曲旋律渐缓时，我看到玛丽亚·菲奥拉已然热泪盈眶。我还看到其他人也都愣了神，拉乌尔、约翰、莫伊科夫，甚至拉赫曼与女伯爵，众人在瞬间都被这个女子勾走了魂。而这个女子的眼中则只有那个墨西哥人，在他身上，在他那张卑鄙的小白脸上她看到了生活，这种生活既不奇特，也不可笑。

9

我提早去接罗伯特·希尔施，好去参加在我的担保人坦嫩鲍姆家举办的庆祝活动。“今天可不是平常那种每月一次的聚会，给贫穷的流亡者一个大吃特吃的机会，”希尔施解释道，“意义深远，是一次庆典！告别、死亡、出生和新生活！坦嫩鲍姆一家明天就入籍了，今天庆祝此事。”

“他们在这儿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五年，确确实实。他们也是真正按照移民配额号来到美国的。”

“他们是怎么办成的？这种配额不是很多年都满额了嘛。”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在配额制以前就来过这里，也许他们在美国有具有影响力的亲戚，或者干脆就是运气好。”

“运气？”我问。

“运气或是偶然性。这有什么可问的？难道我们大家多年来不是靠运气活着？”

我点点头。“我希望人们能够别总是忘记这一点。要是能记住，那生活就容易多了。”

希尔施笑了。“恰恰是你最不应该抱怨。由于你的英语知识欠缺，你不是产生了一种第二春的幻觉吗？好好享受这种感觉，不要诉苦。”

“好吧。”

“今晚我们也要把坦嫩鲍姆这个名字送进坟墓，”希尔施说，“明天它就不存在了。在美国入籍时可以改名，坦嫩鲍姆当然会这么做的。”

“我不能为此责怪他。那他想给自己起个什么样的新名字呢？”

希尔施笑了。“他为此绞尽了脑汁。用坦嫩鲍姆这个名字时，他经历了太多磨难；作为一种平衡，他觉得只有最好的名字才可予以考虑。他想尽量贴近历史上伟人的名字，他平时是个低调的人，可在起名这件事上突然让一种终生的情结占了上风。他家里人建议用鲍姆、坦恩或奈鲍，全是原来名字的一种缩写。坦嫩鲍姆坚决不同意，他的反应就像有人想劝他去搞鸡奸似的。这你肯定无法理解。”

“我理解。可别说出那些已经话到嘴边的反犹言论！”

“用佐默这个名字生活要容易一些，”希尔施回复道，“你算幸运，你用他护照的那个犹太人叫这个名字。也有许多基督徒叫。希尔施这个名字就困难些了。相反，叫坦嫩鲍姆，那得从出生前就英勇奋斗，直至死亡。”

“那他最后到底选了个什么名字呢？”

“起初他只想改名，不改姓。他不巧名叫阿道夫，阿道夫·坦嫩鲍姆，跟希特勒同名。这么一来他就无法摆脱那些痛苦的回忆，那些他因为自己的名字在德国不得不遭受的嘲讽与打击。所以他也想起个典型的英语姓，但这一阶段也过去了。坦嫩鲍姆突然想尽可能隐姓埋名，他翻阅电话簿，想找在美国出现最频繁的名字。最后他选中了史密斯，叫这个名字的人成千上万：弗雷德·史密斯。这对他来说就等于隐姓埋名了。他对自己终于能够潜入史密斯的汪洋大海中感到很幸福，明天他就叫这个新名字了。”

坦嫩鲍姆出生在德国，也在那里生活过，但他对德国人和欧洲人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他经历了1918至1923年的德国通货膨胀，最后破了产。

他像德国威廉二世[62]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是个狂热的爱国者，当时反犹还被认为是粗鄙的，犹太人还能晋升上层社会。1914年他用自己的财产认购了战时公债，当1923年的通货膨胀最终让万亿马克只值四马克时，他不得不申报破产。这件事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他把赚的钱都投放到美国去了。他也一直小心翼翼地观察法国和奥地利的通货膨胀，所以没再受什么损失。纳粹上台前两年，即1931年，德国马克突然被禁止与外币相兑换，那时坦嫩鲍姆已经把他的大部分财产都转移到国外了，但他在德国仍有生意。马克一直没有再开放兑换，这对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来说意味着毁灭，因为他们不能再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所以他们必须留在德国。此事最大的讽刺就在于：那家摇摇欲坠、引发兑换禁令的银行恰恰是一家犹太人开的银行，而禁令又是由一届民主政府下达的。这么一来，德国的犹太人就无法外逃，后来便成了集中营的牺牲品。在纳粹上层，人们把这当作世界历史中的一则最佳笑话。

1933年，坦嫩鲍姆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被平白无故地指控犯了各种名目的诈骗罪。一名他连面都没见过的未成年女学徒工，由母亲出面代讼遭到他的强奸。出于对德国残存法律的信任，他同意对簿公堂并拒绝满足那位母亲高达五万马克的敲诈欲望。但他很快学会了如何应对此类局面，当第二次有人企图敲诈他时，他接受了对方的条件。那是一名刑警秘书，在党内高层有靠山，一天傍晚他找到坦嫩鲍姆，告诉他，如果他不理智行事的话，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这次被敲诈的数额比上次高得多，出了这笔钱后他和他全家将有机会经荷兰边境出逃。坦嫩鲍姆起初并不相信这种许诺，可他也别无选择。最终他在所有需要他签字的文件上签了字，接下来发生了他没有料到的事情，他的家人确实越过了边境。他的妻子和女儿先走的，两天后，当他收到她们寄自阿姆斯特丹的明信片时，坦嫩鲍姆把最后一批德国股票交给了敲诈者。三天后他自己也到了荷兰，他遇到了诚实的骗子。悲喜剧的第二幕在荷兰接着上演，在得到美国签证之前他的护照就过期了。他试着去德国大使馆延长护照，可他在荷兰身上没有太多的钱。他的钱财都存放在美国了，而且只有他本人才能支取。在阿姆斯特丹，坦嫩鲍姆突然成了囊中羞涩的百万富翁，他得借债，这对他来说不费吹灰之力。他成功地延长了护照，最后还搞到了美国签证。当他从纽约的银行私人保险箱中取出一捆股票时，他亲吻了最上面的一张，他决定成为美国人，更名改姓，忘掉德国。他并未完全忘掉德国，他帮助从那儿流落到此的流亡者。

他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沉静、谦虚，与我的想象完全两样。我感谢他为我提供了担保，他微笑着谢绝道：“可这担保并没给我增加任何开销啊。”

他领我们穿过客厅来到一间巨大的餐厅。我站在门口惊愕道：“天哪！”

三张大桌子搭成马蹄形，是为自助餐准备的。上面摆满碗、盘和碟，以致几乎看不见桌布了。左侧的桌子上是各色糕点，其中有两块巨大的圆蛋糕，一块深色的外面有一层巧克力，上面写着“坦嫩鲍姆”；另一块外面是一层粉色的杏仁泥，中间是一支杏仁泥玫瑰，上面耀眼地写着“史密斯”。“这是我们的厨娘罗莎的创意，”坦嫩鲍姆解释说，“她坚持要这么做。那块‘坦嫩鲍姆蛋糕’今天切开吃掉，‘史密斯蛋糕’明天办完入籍手续回来吃。我们的厨娘想出这个点子，是认为它具有象征意义。”

“您怎么想到史密斯这个名字的？”希尔施问。“迈耶这个名字不是也很常见嘛，而且更有犹太味。”

坦嫩鲍姆有些窘。“这与我们的犹太教无关，”他解释道，“我们既不想否认犹太教，也不想时时刻刻用‘圣诞树’这个可笑的名字来强调它。”

“在爪哇岛，人们一生要换好几个名字，”我说，“完全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很明智。”我着了魔似的盯着眼前的一只鸡，它被浸泡在波特酒勾兑的汁中。

坦嫩鲍姆仍有些怕刚才的话伤害了罗伯特的宗教情感。他知道一些罗伯特作为犹太教马加比在法国的事迹，对他十分尊重。“您想喝点儿什么？”他问。

希尔施笑了。“在这种场合当然得喝最好的香槟，唐·培里侬[63]。”

坦嫩鲍姆摇了摇头。“这种酒我们没有。今天没有，今天我们根本没有准备法国葡萄酒，因为我们不想回忆起任何与过去有关的事。本来我们是可以弄到一些荷兰金酒和德国摩泽尔白葡萄酒的，但我们没要。我们在那儿经历的苦难太多，是美国收留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只准备了美国葡萄酒和烈酒。对此您是可以理解的，是吧？”

希尔施对此似乎并不理解。“您在法国遇到了什么事？”他问。

“我在边境被遣返了。”

“所以现在您就进行单枪匹马式的封锁复仇？打一场饮料战！真够有主意的！”

“不是复仇，”坦嫩鲍姆解释说，“只是对接纳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单纯感恩。我们有加利福尼亚起泡酒、纽约和智利白葡萄酒以及波旁威士忌。我们想遗忘，希尔施先生！至少今天！要不怎么能继续活下去呢？我们想遗忘一切，包括我们那可恶的名字。我们想完全重新开始！”

我望着这个和蔼可亲的小个子男人，他的头发已经花白。遗忘，我想，这是一个多么伟大而天真的字眼啊！但每个人对它大概都有不同的理解。

“坦嫩鲍姆先生，这里摆出的食品看上去可真是赏心悦目啊！”我说。“这足够一个连的人吃的了！这些今晚都要被吃光吗？”

坦嫩鲍姆轻松地微笑道：“来我们这儿的客人都有好胃口。您倒是动手吃啊，这是自助餐，谁喜欢吃什么，就拿什么。”

我立即取了一条泡在波特酒汁中的鸡腿和些许肉冻。当我们慢慢在巨大的冷餐桌旁转悠、寻找可口食品时，我问希尔施：“你对坦嫩鲍姆到底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

“没有，”他回复道，“我仅仅对自己不满。”

“谁又不是这样呢？”

他望着我。“遗忘，”他激烈地说，“就好像这很容易做到似的！就那么忘了，好让舒适的生活不受干扰！只有那些没有什么可遗忘的人才能遗忘。”

“也许坦嫩鲍姆就属于这种情况吧，”我平静地边说边拿了一块鸡胸脯，“也许他有待忘记的只是钱财方面的损失，他们家没有亲属死亡。”

希尔施再次审视着我说：“每个犹太人都有死难亲属需要遗忘，每个！”

我环视一下四周。“罗伯特，”我说，“谁能把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吃光？真是太浪费了。”

“会吃光的，”希尔施回答说，他的语气平静了些，“甚至有两拨人来吃。今晚来的是第一拨，来的都是混出些名堂的流亡者，或者是还没混出名堂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医生和律师，还有英语还很差或者干脆学不会的演员、作家及科学家。一句话，都是些逃出来的硬领无产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经常食不果腹。”

“那明天呢？”我问。

“吃剩下的明天会送到一家援救组织，由他们分发给更贫穷的流亡者。这种援助方式虽然简单，但却有效。”

“这么做有什么不对的吗，罗伯特？”

“没有。”他说。

“我也这么认为！这里的所有食物都是家里自己做的吗？”

“无一例外，”希尔施回答道，“做得多棒啊！坦嫩鲍姆在德国时有个厨娘是匈牙利人，所以她可以待在犹太人家里。当他离开德国时，厨娘没有另谋差事，而是在两个月后神不知鬼不觉地也来到了荷兰，胃里还装着坦嫩鲍姆妻子的首饰。他妻子在离境前及时把那些未经镶嵌的美丽宝石交给了厨娘，过境前这位厨娘用两杯咖啡、一些奶油和几块柔软的点心把它们逐一吞了下去。事后证明她这么做几乎没有必要。她金发碧眼，体态丰满，拥有匈牙利有效护照，根本没有遭到盘查。现在她在这儿掌勺，连助手都不需要，谁都不知道这么多饭她是怎么做出来的。真是个宝！她堪称是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伟大美食传统的最后传人了。”

我盛了满满一勺焦黄色的鸡肝，是用洋葱炒的。希尔施闻了闻。“谁也经不住这种诱惑，”他说着也往自己的盘子上盛了一份，“上一次就是一份鸡肝救了我的命，我才没有自杀。”

“那份鸡肝里有没有蘑菇？”我问。

“没有，但有很多洋葱。你知道，《拉昂摘要》中说过，生活由不同的层面组成，这些层面分别有自己的重大事件发生。多数情况下它们不会一起坍塌，刚刚出了问题的层面则由其他层面支撑着。只有当所有层面一起坍塌时，才形成最大的危险。那就是人无缘无故自杀的时候，我也经历过那种时候。当时使我放弃轻生念头的正是洋葱炒鸡肝的味道。我决定在死之前还要吃一份洋葱炒鸡肝，这道菜还没有做好，我还需要等。我还要了一杯啤酒，但它不够凉，我等着它被冰镇到一定温度。期间我和别人聊天。我很饿，又等着第二份洋葱炒鸡肝。这么左等右等，我就恢复了正常，不想自杀了。这可不是趣闻轶事啊。”

“我相信你的话！”我拿起盛菜的大勺又添了一份洋葱炒鸡肝。“这是预防措施！”我解释说。“谨防自杀。”

“我还想给你讲另一个故事，每当听到许多流亡者说着蹩脚难懂的英语，我都会想起这个故事。那是一位流亡的老妇人，她贫病交加，无依无靠。她本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差点儿做成此事。可就在她拧开了煤气灶的开关时，她想起自己学英语的过程曾是多么艰难，最近几天她感到自己能听懂的好像多了一些。她突然认为就这么放弃太可惜了。那一星半点的英语知识就是她拥有的一切，她紧紧抓住它不放，不忍让它与自己同归于尽，她就这样挺了过来。此后，只要我听到流亡者们带着很重的德语腔、费力而起劲地说英语，我都会想起她。这种英语虽然令我厌恶，却也让我刻骨铭心地感动。滑稽能防范悲剧，悲剧却无法防范滑稽。你看看那边那堆受挫的人吧！他们站在盛着鲱鱼沙拉、意大利沙拉和烤牛肉的容器前，既感动又感恩，虽然已经微醺，却仍旧满怀着可怜的勇气！他们以为最糟糕的局面已经熬过去了！他们试着在此忍饥挨饿、艰难度日。其实最糟糕的事还在后头呢！”

“什么事？”我问。

“现在他们还有一线希望。可要是真回去的话反而更糟！他们梦想着回国，作为一种补偿，哪怕他们不敢承认。这种梦想支撑着他们，但这仅仅是一种幻想！他们并非真的相信能回国，只不过是希冀着而已。要是他们回去了，可没有人愿意跟他们打交道。就是那些所谓的德国好人也不愿意，一部分人将直接继续怀恨他们，另一部分人则间接怀恨，因为他们让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他们从前在故乡的日子要比在异乡这里还难过，他们能忍受这里的日子是因为他们相信有朝一日能作为受欢迎的受害者回归故里。”

希尔施看了一眼排队拿自助餐的客人。“他们真让我怜悯！”他小声说。“他们这么老实。他们的老实让我怜悯，令我疯狂。走，让我们离开这儿吧，每次我在这儿都受不了！”

我们没走成，因为我看见了几年来都没有见过的精美维也纳煎肉饼。“罗伯特，”我说，“你知道，《拉昂摘要》第一条告诫我们说：任何时候都不要让情绪败坏胃口。稍加锻炼，二者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这只是在表面上听起来有些犬儒主义，实际上是很明智的。让我尝尝这煎肉饼吧。”

“尝吧！但要快！”希尔施笑道。“我看见坦嫩鲍姆的夫人来了！”

她穿一身红，像一艘满帆的护卫舰向我们走来，裙裾发出窸窣声。她人高马大，体态丰腴，情绪高昂，光彩照人。“希尔施先生，”她一口气说道，“佐默先生！您二位快来啊！要切蛋糕了，那块巧克力的。来帮忙切吧！”

我看着手里那块令人垂涎欲滴的维也纳煎肉饼。希尔施明白我的心思。“《拉昂摘要》第十条，”他说，“任何时候都可以吃一切想吃的东西。维也纳煎肉饼和巧克力蛋糕也可以一块儿吃！”

巧克力蛋糕很快就被吃光了。我觉得此后坦嫩鲍姆看上去要显得更幸福一些。“您现在靠什么为生呢，佐默先生？”他谨慎地问。

我向他讲述了在西尔弗兄弟那儿打工的事。“那活儿是长期的吗？”他问。

“不是，大概还有两周时间就可以干完了。”

“您懂画作吗？”

“稍微懂点儿，但还不足以当推销。您为什么问这个？”

“我认识一个人，他正在找帮手。工作性质跟您现在的差不多，打黑工。这也正是您所需要的工作方式。此事不急，一旦您知道什么时候有空，就给我打电话。”

我惊喜地望着他。这几天我一直在寻思，要是西尔弗那儿的工作结束了，我该干点儿什么。我只能打黑工，而黑工又不好找，并且报酬很低。“我有空，”我赶忙说，“在西尔弗那儿的工作随时可以终止。”

坦嫩鲍姆阻止道：“不要这么急。您一周后来电话也不晚，我还得跟那位熟人沟通此事呢。”

“我只是不想坐失良机，坦嫩鲍姆先生。”

“我也一样，”他微笑着答道，“我为您担了保的。”他站起身。“佐默先生，您会跳舞吗？”

“非跳不可的时候才跳，我以为不会再有机会跳舞了。”

“我们请了一些年轻人。这年头要想举办欢乐的晚会已是奢望了，人们马上就会良心不安。可我希望家里人能真正高兴一回，特别是我的女儿露特。我不能一直等到人人都认为时机成熟了再办，对吧？”

“没错。况且今天的庆祝活动也有慈善性质。这类活动战时到处都有，纽约每隔几周就有一次。”

坦嫩鲍姆脸上担心的表情消失了。“您是这么认为的吗？也许吧，您说的肯定有理。那您就大快朵颐吧，我妻子会高兴的，还有我们的厨娘罗莎。十一点的时候还有晚餐，那时我们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就烧好了。下午就炖上了，有两种不同口味的，我建议您吃匈牙利塞格德[64]风味的！”

“他请你吃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了？”希尔施问。

我点了点头。“那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是在一口大锅里炖出来的，”他说，“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吃到。此外，这家人的朋友还可以带走满满一盒。这是美国最棒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他突然不言语了。“你看见那边那主儿了吗？那位正在吃加奶油的苹果派的，就跟饿死鬼似的。”

我向他指的方向望去。“那可不是什么‘主儿’，”我说，“明明是位绝代佳人嘛，你看那脸蛋儿多标致啊！”我又往那边瞟了一眼。“她怎么误入歧途来到这儿了？来参加这个悲伤的聚会？她有什么隐秘的缺陷吗？大象般的脚踝或是定音鼓似的骨盆？”

“丝毫没有！等她站起来你就能看到她有多完美！脚踝像羚羊，膝盖似狄安娜[65]，酥胸的线条犹如大理石雕刻出来的，双脚居然连一星半点鸡眼都没有。任何人们对美女惯用的溢美之词她都当之无愧！”

我吃惊地望着他，因为我很少听过他对什么人这么称颂有加。“意外吧！”他说。“我知道。为了让刚才提到的那些成堆老套的溢美之词更加全面，我还要告诉你，她叫卡门。”

“还有呢？”我好奇地问。“她还有什么奇闻异事？”

“她蠢！这个尤物蠢，不是一般的蠢，而是奇蠢无比！刚才吃苹果派那股劲儿对她来说就已经是了不起的脑力劳动了，此后她其实得休息了。”

“可惜了。”我说。

“正相反！”希尔施反驳道。“引人入胜！”

“为什么？”

“因为这出人意料。”

“一座雕像会更蠢。”

“一座雕像不说话，这主儿可说。”

“可罗伯特，你是在哪儿认识她的？”

“在法国，有一次我帮她摆脱了困境。当时情况已是十万火急了，我那挂着外交官牌照的车就停在门外，我想开车带她逃离。但她却要先洗澡，然后更衣，接下来还想收拾所有的衣服带走。她做这一切的时候，盖世太保已经上路来抓她了。如果她提出还想去做头发，我都不会感到惊奇，幸好当时已经找不到理发师了。可她还想吃早餐，她认为不吃早餐会倒霉。我真想把那些羊角面包都甩到她那漂亮脸蛋儿上。她吃了早餐，还想把剩下的羊角面包和果酱带着路上吃。我紧张得浑身直哆嗦。在盖世太保赶到前一刻钟，她终于不紧不慢地上了车。”

“这可不再是简单的愚蠢了，”我欣赏地说，“这是天生懒散之具有保护性的魔术外套！是种上帝的馈赠！”

希尔施点了点头。“后来我不时还能听到她的消息。她就像一艘漂亮的帆船，在斯库拉[66]和卡律布狄斯[67]间慵懒地驶过。她曾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境，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那难以描述的从容不迫甚至解除了凶手的武器，她都没被强奸过。她是坐最后一架飞机——要不怎么说她从容不迫呢——从里斯本飞到这里的。”

“她现在干什么呢？”

“凭着圣牛般的运气，她马上得到了一份工作，当时装模特。而且不是她自己找的，找工作多费劲啊，是别人主动提供给她的。”

“她怎么没去演电影啊？”

希尔施耸了耸肩。“她没兴趣，那活太累。她既无抱负，亦无情结，一个奇特的女人！”

我拿了一块奶酪卷。我能理解希尔施被卡门迷住了，他自己仗着勇敢大胆和视死如归才办到的事，她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这对他必定拥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我审视了他片刻。“我能理解，”我最终说，“可人对如此的愚蠢能忍耐多久呢？”

“很久，路德维希！愚蠢是所有冒险中最刺激的。智慧是乏味的。人们很快就会摸清智慧的路径，事先就能猜出其反应。可人们永远无法理解让人炫目的愚蠢，它永远新奇，毫无逻辑，因而充满神秘。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希冀的吗？”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他的话仅仅是在戏弄我，还是多少有些认真。突然，那对孪生姐妹出现在我们身边，随她们而来的还有几个杰西·施泰因的熟人。大家脸上的喜庆劲儿都有些做作，这令人心碎。那些没有工作的演员们也在场，他们白天去卖长袜，每天早晨都小心翼翼地查看脸上的皱纹是不是更明显了，他们还惦记着能再次出演年轻情人的角色，那是十多年前离开德国之前的事了。他们在谈论着他们的角色和观众，就好像他们昨天才登台演出过似的。他们在坦嫩鲍姆家枝形吊灯的灯光下一连数小时想入非非，憧憬着他日还乡时会受到热烈欢迎。那位编制喋血名单的人也在场，他叫科勒，复仇欲极强，没有工作，很会享受生活。他忧郁地站在拉维克身旁，目光盯着餐桌上的剩饭剩菜。

“您又增补您那喋血名单了吗？”希尔施嘲讽地问。

科勒用力地点了点头，神情仍旧抑郁。“增加了六个人，必须干掉他们，这是回到故乡后立即要做的事！”

“谁去射杀他们？”希尔施问。“您吗？”

“到时候自然有人做。法院会管这事的。”

“法院！”希尔施不屑地说。“您是指十年来一直在搞误判的德国法院吗？您还是把喋血名单搬上舞台吧，科勒先生，编一出喜剧！”

科勒气得脸色煞白。“按照您的意思，就该让这些凶手逍遥法外不成？”

“不，可您找不到他们。这场战争结束后，就不会有纳粹分子了，只有帮助过犹太人的正直的德国人。就算您能找到一个凶手，您也不会把他绞死，科勒先生！您无法用您这张愚蠢的喋血名单绞死他！相反，您会突然理解他，甚至原谅他。”

“像您一样，是吧？”

“不，不是像我，而是像我们之中的有些人。这正是犹太人该诅咒的痛苦！我们所能做的不外乎是理解与原谅，而不是复仇。所以我们永远都是牺牲品！”

希尔施环顾四周，如梦方醒。“我这是在扯什么淡啊，”他说，“真见鬼，我在胡说八道什么啊。请您原谅！”他对科勒说：“其实我指的并不是您，流亡者科勒！每个人有时都难免会冲动的。”

科勒傲慢地望着希尔施，我拉着他走开。“来，”我说，“坦嫩鲍姆已经在厨房准备好塞格德风味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了，等着我们去吃呢。”

他点了点头。“罗伯特，我可受不了听那头滑稽的牛来原谅你。”我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他嘟囔道，“让我抓狂的是所有那些关于忘记、不要忘记和重新开始的废话。路德维希，这些字眼都让人说烂了。”

达尔那对孪生姐妹出现了。一个手里端着一块杏仁蛋糕，另一个举着托盘，上面放着咖啡壶和咖啡杯。我不由自主地寻找莱奥·巴赫，他就在不远处，正贪婪地打量着步履轻盈的姐妹俩。

“您弄清她们之中哪个是圣女，哪个是梅萨利娜[68]了吗？”我问。

他摇摇头说：“还没有，但我得到了别的消息。这两姐妹刚到美国，就从码头直奔一家整容医院，用最后一笔钱做了隆鼻手术，以便开始全新的生活。您对此有何评论？”

“干得好！”我回复道。“看来新生活在这里就像春季的暴风雨，到处挥洒。坦嫩鲍姆-史密斯，达尔孪生姐妹！我赞成。第二现实中的冒险万岁！”

莱奥·巴赫不解地望着我。“上哪儿冒险去呀？”他抱怨说。

“您可以试着找到那家医院的地址嘛。”我说。

“我？”巴赫说。“为什么是我？我可哪儿都没缺陷。”

“这可是句大话，巴赫先生。我多希望也能这么标榜自己啊。”

那对孪生姐妹现在满面春风地站在我们面前，手中端着蛋糕和咖啡壶，她们的臀部令人想入非非。“大胆些！”我对巴赫说。

他瞪了我一眼，拿了一块蛋糕，并没有捏两姐妹中任何一位的屁股。“您早晚也会坠入情网的，您这个爱出风头的冷淡家伙！”他嘟囔道。

我寻找希尔施，他刚好在和坦嫩鲍姆的夫人说话，坦嫩鲍姆本人也凑了过来。“尤塔，先生们都不跳舞，”他对巨型护卫舰说，“他们都没学过，现在也不是跳舞的时候。这就像战争中的孩子们不知道巧克力是什么一样。”他拘谨地微笑着。“我们邀请了一些美国大兵过来跳舞，他们个个都会跳舞。”

坦嫩鲍姆夫人衣裙窸窣地走了。“全都是为了我女儿，”坦嫩鲍姆解释道，“她很少有机会跳舞。”我随着他的目光望去，看到他女儿在和喋血名单编制人科勒跳舞。科勒在跳舞时也显得倔强，他生硬地拽着坦嫩鲍姆那身材纤细的女儿在大厅里旋转。我觉得她的一条腿好像比另一条腿短一些。坦嫩鲍姆叹道：“感谢上帝，明天这时辰我们就是美国人了！”他对希尔施说：“到那时候我就终于摆脱三个讨厌名字的重负了。”

“三个？”希尔施问道。

坦嫩鲍姆点点头。“我有两个前名，阿道夫和威廉。我那爱国的祖父在给我起名威廉时还是用心良苦的，那还是帝国时期。可阿道夫！他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呢！”

“我认识一个德国大夫，名叫阿道夫·德意志，”我说，“还是个犹太人。”

“天哪！”坦嫩鲍姆大感兴趣地说。“这可比我的名字还要糟。他后来遭遇如何？”

“他被强迫改名，名和姓都得改。”[69]

“此外就没别的了？”

“没有。他的诊所被没收了，他逃到了瑞士。那还是1933年的事呢。”

“他现在叫什么名字？”

“乌有[70]，”我说，“乌有医生。”

坦嫩鲍姆愕然。我看到他在思索，捉摸自己是否犯了个错误。“乌有”对他好像蛮有吸引力，因为它比史密斯更为隐姓埋名。接着他听到了厨房的门响，厨娘罗莎在那儿挥舞着一柄大木勺。他的精神为之一爽。“匈牙利红烩牛肉汤炖好了，先生们！”这位曾经的阿道夫·威廉解释道。“我们最好就在厨房吃，这道菜在厨房吃最过瘾。”

他在前面带路，我正想追随他，希尔施拦住了我。“卡门在那边跳舞。”他说。

“掌握着我的未来的人往那边走了。”我回复道。

“未来可以稍等片刻，”希尔施紧紧抓住我不放，“美可是稍纵即逝。《拉昂摘要》纽约修订版第八十七条如是说。”

我向卡门望去。泰然自若，犹如所有被遗忘的梦的化身，她被一名美国中士搂在怀里，这位中士高个，红发，双下巴，双臂长得令人想起猿猴。她的表情看上去悲天悯人。“她大概正在捉摸一种土豆煎饼的食谱吧，”希尔施说，“或者连这都没想！我尊崇这头温柔的母牛。”

“别哀叹！”我说。“要行动！您为什么没有早下手呢？”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这个神奇的存在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可以不留痕迹地消失数年。”

我笑了。“这个特点可是连国王们都不具备的，女人们就更难做到了。忘掉你那痛苦的过去，马上行动。”

他疑惑地望着我。“此间我要去吃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了，”我说，“塞格德风味的！同时与阿道夫·威廉·史密斯为自己那渺茫的未来未雨绸缪一下。”

当我回到劳施旅馆时，已是午夜。令我惊奇的是，玛丽亚·菲奥拉和莫伊科夫还坐在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里下棋。

“您跟您的摄影师夜里很晚的时候还要开会吧？”我问。

她摇了摇头。“真爱打听事！”莫伊科夫替她回击道。“看来是个神经症患者！刚一出现就问这问那！真败兴！幸福就是安安静静不发问。”

“那只是母牛的幸福！”我反驳道。“这我今天晚上可是完全领教过了。绝对泰然自若的绝代佳人，一言不发。”

玛丽亚·菲奥拉抬起头问：“真的？”

我点点头。“独角兽公主。”

“那他需要来一杯伏特加，”莫伊科夫解释说，“作为普通人我们在此享受着自己悲愁的甜蜜。独角兽的崇拜者一般会吓得止步不前，害怕月亮上的阴影。”说着他把杯子放到桌上，往里面斟酒。

“真正俄国式无止无休的悲观厌世，”玛丽亚·菲奥拉说，“而非德国式的。”

“德国式的已经和希特勒同归于尽了。”我回复说。

办公室里响起了刺耳的铃声，莫伊科夫呻吟一声站起身。“是伯爵夫人，”他看了一眼房间号说，“大概又做有关皇村的噩梦了，我最好带瓶酒去。”

“您有什么可悲观厌世的呢？”我问。

“我今天可没有，是弗拉基米尔，因为他又成为俄国人了。共产主义者杀害了他的父母，几天前他们打败了德国人，重新占领了他的家乡。”

“我知道。可他不早就是美国人了吗？”

“难道人有朝一日真能变成美国佬？”

“为什么不能呢？这恐怕比变成什么别的人更容易吧？”

“也许吧。此外您还想知道什么，您这个爱打听事的主儿？我这个钟点还坐在这里干吗？坐在这个毫无安慰的小屋？您不想问这个问题吗？”

我摇摇头。“您为什么不可以在这儿呢？您有一次告诉过我，劳施旅馆正好位于您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尼基摄影室之间，这里就是您上阵之前和下阵之后歇脚喝一杯的最佳地点了。而且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的伏特加又是一流的，此外您以前还在这儿住过。那您干吗不可以待在这里呢？”

她点点头，专注地望着我。“您忘了，”她说，“要是一个人对一切都无所谓了，那待在哪儿都一样。是这样吧？”

“完全不是！其间的差别很大。我宁愿富有、健康、年轻和失望，也不愿贫穷、病痛、年老和无望。”

玛丽亚·菲奥拉突然笑了。我常常发现她可以突然从一种情绪毫无过渡地转换成完全相反的情绪。这每次都令我着迷，因为我自己做不到这一点。瞬间她又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漂亮姑娘。“告诉您真相吧，”她说，“我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因为以前在这儿的时候情况还要糟很多。这是一种自我安慰。此外这里也是一小块流动的虚拟家乡，我没有别的家乡了。”

莫伊科夫把酒瓶留在桌上，我给玛丽亚·菲奥拉和自己各斟了一杯酒。伏特加的味道犹如吃过厨娘罗莎的塞格德风味匈牙利红烩牛肉汤后的生活本身一样，令人回味无穷。与我共酌的姑娘喝起酒来像匹小马一样是一口闷的，她这个特点我早就发现了。“幸与不幸，”她说，“这都是十九世纪伟大而庄严的概念。我根本不知道可以用什么其他概念来代替它们！也许是寂寞和不寂寞的幻想？我不知道，此外还能是什么？”

我没有回答。我们对幸与不幸的观点各异：她的似乎是美学意义上的，我的则是实打实的。这也与个人的不同经历有关，而不是完全依赖于想象力。想象力会欺骗、改变和伪造。此外我也不完全相信玛丽亚·菲奥拉的话，她变幻莫测。

莫伊科夫回来了。“伯爵夫人又梦见攻打冬宫了，”他解释道，“我把那半瓶伏特加给她留下了。”

“我得走了。”玛丽亚·菲奥拉说，她望了一眼棋盘补充道：“我反正也已经陷入绝境了。”

“我们大家彼此彼此，”莫伊科夫回复说，“这不是放弃的理由。相反，这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由。”

玛丽亚·菲奥拉妩媚地笑了。她对莫伊科夫一向友善，就好像他是她的远房亲戚似的。“我这个年龄谈不上自由了，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她说，“我也许有些绝望，但我还相信鬼神。您愿意送我回家吗？不坐出租车，步行。您不也是个夜游者吗？”

“愿意。”

“再见，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她小心地吻了莫伊科夫那长满胡茬的脸。“再见，劳施旅馆！”

“我现在住在五十七街，”到外面后她说，“在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与我所有其他东西一样，房子是借的，跟出游的朋友借的。对您来说是不是太远了？”

“不远，我夜里常在大街上逛。”

她在一家鞋店前驻足而立。鞋店已经关门，里面空无一人，但仍旧灯火通明，强烈的灯光照射着金字塔般堆放的皮鞋和绸布鞋，构成了一幅死寂的静物画。玛丽亚仔细研究着那一双双鞋子，表情专注严肃，犹如准备偷袭猎物的猎手，头微微前倾，嘴唇微张，就像马上要张口说话一般。可她没有说话，只是呼吸更深，似乎要叹气，随后转身走开，脸上还挂着心不在焉的微笑。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

我们走过很多橱窗，它们全都莫名其妙地亮着灯。只有遇到鞋店时玛丽亚才会停下脚步，她会在每家鞋店前长久而专注地观看。这真是一次奇特而沉默的漫游，我陪着这位年轻的女士从街的一侧转到另一侧，往返于各家店铺那耀眼的橱窗间，而她似乎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恪守着静默的法则，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她终于站住不走了。“您漏看了一家鞋店，”我说，“街对面左手那家，那儿的灯光没有别处的亮！”

玛丽亚·菲奥拉笑了。“这简直成了一种强迫症。让您感到很无聊吧？”

我摇摇头。“很美，也很浪漫。”

“真的吗？鞋店有什么浪漫的呢？”

“鞋店间还有食品店呢，它们总能让我重新兴奋。这条街上有很多家食品店，比鞋店还多。您找到想买的鞋子了吗？”

她笑了。“事情没那么简单。我想我根本不想买鞋。”

“鞋子这种东西是为了穿着逃跑的。是不是跟这有些关系呢？”

她吃惊地望着我。“是的，也许吧。可要逃避的是什么呢？”

“逃避千番事，也包括自己。”

“不，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可自己又是谁呢？也只有在他人的参照下人才意识到自我。”

我们来到五十七街，第二大道上同性恋者正牵着他们的哈巴狗在散步。大约有半打贵妇犬正排成一排往排水沟里排便，它们看上去像是由黑色斯芬克斯组成的林荫道。狗的主人兴奋而骄傲地站在一旁。

“我暂时住在这儿，”玛丽亚·菲奥拉迟疑地站在门口说，“您现在不像别人那样提各种问题真好。您不好奇吗？”

“不，”我边答边把她搂在怀里，“我接受命运的馈赠。”

她没有反抗。“一言为定？”她问。“接受命运的馈赠？接受偶然的安排？没有更多的奢望？”

“没有更多的奢望！”我边说边吻她。“若有更多的奢望，谎言和痛苦也就开始了。谁又愿意如此呢？”

她瞪大双眼，街灯的光芒映入她的眸子。“好的，”她回复道，“如果能做到的话！好的！”她重复道：“成交！”

10

我坐在莱文律师的等候室中，虽然是大清早，但屋子里已几乎座无虚席。约有十五个人坐在毫不舒适的椅子上，椅子间摆放着仙人掌和不开花的观叶植物，就像人们在肉铺的橱窗里经常见到的，用来装饰嘴里叼着一个柠檬的死猪仔的那种。一张小沙发被一个胖女人占据，她头戴配着网眼面罩的帽子，脖子上挂着金项链，自负地盘踞在那儿犹如一只大癞蛤蟆，身边还站着一条马耳他猎犬，因而没人敢挨着她坐。人们马上就看出她不是流亡者，其余的人差不多都是流亡者，这从他们的坐姿上即可看出，他们总是试图尽量少占地方。

我决定听从罗伯特·希尔施的建议，向莱文支付一百美元的第一笔欠款，看看他还能帮我什么忙。

突然，我看到勃兰特医生坐在门后的角落里。他冲我招手，我坐到他身旁。他的坐处紧挨着一个小玻璃鱼缸，里面有闪闪发光的小霓虹灯鱼在游动。“您在这儿干什么？”我问。“您的签证也不牢靠吗？我以为您已经在一家医院工作了。”

“还不是作为妇科医生，”他回复道，“当助理医师，特批的，主要是代理其他医生。我当然还得通过考试。”

“也就是说现在还是黑工，”我说，“跟在巴黎的处境差不多，是吗？”

“差不多。也不完全是黑工，可以说是‘灰工’吧，跟拉维克一样。”

我知道，勃兰特曾是柏林最出色的妇科医生之一，但法国的法律不承认德国的医师资格考试，此外他也没有得到工作许可。因此他就在一位法国医生那儿打黑工，他与这位医生是朋友，就替他做手术。拉维克医生的情况类似，他们在美国都得一切从头开始。

勃兰特看上去神色疲惫。大概别人聘用他是不付工资的，这样他可能连饭都吃不饱。他看出我眼中的担忧，笑道：“我在医院吃饭，还能拿到点儿零花钱。不用担心。”

一只金丝雀突然鸣唱起来，我转身看了看，刚才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莱文看来是个动物爱好者，”我说，“那些鱼肯定也是用来装饰等候室的。”

那只黄色的鸟冲着半明半暗的房间引吭高歌，房间里潜伏着苦难和恐惧。它那无忧无虑歌喉婉转的样子几乎有些不知羞耻，与房间的气氛格格不入。沙发上那条马耳他猎犬变得躁动不安起来，最后索性发出了愤怒的吠声。

通往莱文接待室的门开了，一位瓷娃娃般的漂亮女秘书站在门口说：“狗是不允许叫的，即使是您的狗也不许叫，洛尔莫女士。”

“难道那只该死的鸟就可以叫？”坐在沙发上的那位女士尖刻地说。“我的马耳他猎犬原本是安安静静的！是那只鸟先叫的！您告诉它不许再叫了！”

“人没法向鸟解释什么，”那位女秘书耐心地说，“它就是得鸣唱。但您可以告诉狗它不该叫，它听从命令。或者它没受过训练？”

“金丝雀在这儿到底有什么用？您把它拿出去。”洛尔莫女士反驳道。

“那您的狗呢？”瓷娃娃生气地说。“我们这儿不是兽医诊所！”

等候室的气氛突然变了，坐在椅子上的不再是胆小的影子，而是陡然有了生气的人，他们的眼睛也变得炯炯有神了。虽然他们避免明确表态，却也默不作声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那条狗现在开始冲女秘书狂叫，后者也像个蠢女人似的与狗叫劲。这时莱文的头出现在门口。“为什么这么喧闹？”

他那大白牙令昏暗的房间为之一亮。他马上就洞察了事态，并想出了所罗门王式的解决办法。“您请，洛尔莫女士！”他边说边打开连通两间屋子的那扇门。那个戴着配有网眼面罩的薰衣草色帽子的胖女人牵着狗，裙裾窸窣地穿过一排排正在等候的流亡者向接待室走去。女秘书跟在她的身后。一股铃兰香水味突然扩散开来，是从洛尔莫女士坐过的沙发那里飘来的。金丝雀受了惊吓，已经不再鸣唱了。

“下回我也牵条狗来，”勃兰特说，“看来带着狗可以优先。我们医院有只牧羊犬。”

我笑了。“要是那样那只鸟肯定不叫了，它会害怕的。”

勃兰特点点头。“也许那狗会咬女秘书，莱文就会把我们轰出去。您说得对，流亡者的幸运应该听凭偶然安排，若是事先估算，幸运就会溜走。”

我把一百美元放到桌上。莱文一只骨感的大手在桌上只那么一划，都没有握拳去捏，桌上的那张钞票就不见了。“您打工吗？”他问。

我摇了摇头。“打工是被禁止的。”我小心地说。

“那您靠什么为生呢？”

“我在街上捡到钱，拿捡到的钱去买彩票，而且还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妇人供养我。”我平静地回答，尽管对他提的愚蠢问题感到惊讶。他应该知道我是不能告诉他实话的。

他怪笑起来，又毫无过渡地戛然而止。“您说得对！此事与我无关，正式来说与我无关。但私下里从人情角度来说我还是想知道。”

“我已经多次因提供私人和人情信息而锒铛入狱了，”我回复道，“这方面我有精神创伤和特殊情结。这些我在美国得慢慢克服。”

“随您的便。这样我们也可以想出对策。勃兰特医生刚才来过我这里，他为您担了保。”

我很吃惊。“勃兰特可是个穷光蛋！他根本就没有钱！”

“他是从道义上为您担保的，说他认识您，证明您受过迫害。”

“这管用吗？”我问。

“小畜也能造粪，”莱文回答说，“积少成多。您的朋友杰西·施泰因在操心此事，就是她让勃兰特来的。”

“他是为这事来找您的？”

“不光为这事。可要是不为您写份推荐，他大概不敢回去见杰西·施泰因。”

我笑了。“这可不像是勃兰特的风格。”

莱文抱怨说：“可却是杰西的风格！这女人就是一股台风！我们已经为她办过十多桩案子了。难道她就没有别的可操心的事，没有自我吗？”

“她的自我就是关心他人。她一向如此，温柔而坚定，在法国时就这样。”

一只布谷鸟突然在我身后响亮而有节奏地叫了起来。我吃惊地转过身，又是一只鸟！一只彩色的木质小鸟从一个开开合合的活门里钻进钻出，那是黑森林的木头挂钟在报时。“十一点了。”莱文叹息地跟着数数，然后说道。

“这简直成了动物园了，”当钟敲过十一下后我说，“金丝雀、马耳他猎犬、鱼，现在再加上这一德国的舒适象征！”

“您不喜欢吗？”

“它令我惊怕，”我回复道，“我有一次受审时正好碰上布谷鸟钟报时，每敲一下我脸上就挨一耳光。倒霉的是，当时正好是十二点。”

“在什么地方？”莱文问。

“在法国。我是在一个德国军事哨所受审的，审我的人是一个穿着军士长制服的教师。每次布谷鸟叫时，我都得跟着喊：布谷！布谷！”

莱文的脸变了颜色。“我不知道这件事。”他喃喃地说。然后他站起来，想去把钟摘掉。

我拦住他。“何必呢？”我说。“这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要是这么敏感的话，那日子还怎么过？再说这一切应该属于令我愉快的回忆，不久我就被释放了。那位教师临别还送给我一本德国抒情诗集呢，我把它一直带到埃利斯岛，在那儿把它弄丢了。”

我没有告诉莱文，一天后是装扮成西班牙领事的希尔施解救了我。他把那个军士长骂得狗血喷头，因为他关押了受佛朗哥保护的人，一切全是误会！那位高级教师担心因此而被降职，所以为了求我原谅而把那本诗集送给了我。希尔施马上开车把我带走了。

莱文盯着我问道：“发生这些事就因为您是犹太人吗？”

我摇摇头。“发生这些事是因为我无助。没有什么比完全无助地落入受过教育的德国野蛮人手里更糟糕的事了。懦弱、残忍和不负责任，这三件事是互相影响而加剧的。那位教师并无太大恶意，他不是党卫军成员。”

我没有透露，那位军士长在玩完布谷鸟游戏的当天晚上就心有不安了。他本想给兴冲冲的哨兵们讲解割过包皮的犹太人是什么样，为此我得脱掉裤子。当他发现我并未割过包皮时，他又惊讶又恐惧。所以希尔施第二天来救我时，他乐得我赶紧离开他。

莱文望了一眼钟，它滴答有声地走着。“家传的。”他嘟囔道。

“三刻钟后它会再敲响。”我说。

他站起身，绕过桌子向我走来。“您在美国感觉如何？”他问。

我知道，每个美国佬都期待着别人说感觉好极了。这种天真确实令人感动。“棒极了！”我回复道。

他的脸高兴得直放光。“这真让我高兴！签证的事您不用太着急。踏上了这里的土地，再被赶出去的很少见。不再受迫害，这对您来说一定是种不寻常的经历！这里没有盖世太保，没有宪兵！”

是没有，我思忖着。可是有梦！有关过去的梦境和幽灵，它们会突然苏醒！

中午时分我回到旅馆。“有人找你，”莫伊科夫说，“是个女的，红脸蛋，蓝眼睛。”

“是个一般女人，还是个贵妇？”

“一般女人，她还在，坐在棕榈园里等你呢。”

我走进装饰着观叶植物和弯弯曲曲的棕榈树的沙龙，“罗莎！”我吃惊地喊道。

坦嫩鲍姆家的厨娘从四季常青的植物后面站起身。“有人让我给您送点儿东西来，”她解释道，“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您昨晚走时忘了拿了。”

她打开一个大方格手提袋，里面发出轻微的叮当声。“这不打紧，”她说，“匈牙利红烩牛肉汤禁得住放，一两天后味道反而比原来更好。”

她从袋里取出一个带盖的瓷汤碗，把它放到桌上。“是塞格德风味的吗？”我问。

“是另一种，这种更不容易坏。这儿还有芥末腌黄瓜，一副餐具和盘子。”她打开餐巾纸，里面包着一把勺和一把叉子。“您有酒精炉吧？”

我点点头。“有个很小的。”

“那没关系。匈牙利红烩牛肉汤炖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汤碗是耐火的，您可以直接放到炉子上加热。餐具我一周后来取。”

“这简直像在天堂！”我说。“多谢，罗莎！也请向坦嫩鲍姆先生转达我的谢意！”

“史密斯，”罗莎回复道，“从今天早上开始，我们正式这么称呼他了。这儿还有一块庆祝入籍的蛋糕。”

“好大一块！是杏仁泥蛋糕吧？”

罗莎点点头。“昨天的是巧克力的。您是不是更愿意要一块巧克力的？还剩下了一些，我们放起来了。”

“不，不！我们面向未来，吃杏仁泥的吧。”

“这儿还有一封信，史密斯先生写给您的。那我祝您好胃口！”

我翻口袋想找一美元给罗莎做小费。她拒绝道：“绝对不行！我不能收流亡者任何东西，否则就会丢饭碗的。这是史密斯先生的严格命令。”

“只是不能收流亡者的吗？”

她点点头。“银行家的可以收，但这种人几乎一毛不拔。”

“流亡者呢？”

“他们哪怕还剩一美分，也会慷慨解囊。贫穷让人学会感恩，佐默先生。”

我惊喜地目送她远去。然后我端着汤碗向自己房间走去，路过莫伊科夫身边时我说：“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是一位匈牙利厨娘的手艺。你中午吃饭了吗？”

“可惜吃过了，在拐角那家杂货店买了个汉堡包，配着番茄酱吃的。饭后还吃了一块苹果派。全都是非常美式的东西。”

“我也一样，”我回复说，“一份煮得很烂的面条，也是配番茄酱。饭后吃的也是苹果派。”

莫伊科夫打开汤碗的盖子闻了闻。“这够一个连的人吃了。真香啊！跟它一比，玫瑰都黯然失味了。洋葱也是精心烹制的！”

“我请你一起吃，弗拉基米尔。”

“那就别往你的房间端了，把汤碗放到我放伏特加的冰箱里吧，你的房间太热了。”

“那好。”

我拿着信往楼上走去。我房间里的窗户敞开着，能听见院子里和对面窗户中传来吵人的收音机声。拉乌尔公寓房的窗帘是拉着的，里面传出一台留声机播放的《玫瑰骑士》中的华尔兹舞曲，声音调得很低。我打开了坦嫩鲍姆-史密斯的信，信很短。我应该给艺术品商人雷金纳德·布莱克打个电话，坦嫩鲍姆已经同他打过招呼。此人后天会等我的电话。祝我好运！

我把信慢慢折叠好，忽然觉得旅馆那扇脏兮兮的侧门似乎豁然洞开，变成了一条林荫大道。一种类似未来的东西翩然而至，一条通道，不再是紧锁的一扇门。此事既普通，又令人难以置信。我立刻下楼去打电话，我等不到后天了。接电话的正是艺术品商人雷金纳德·布莱克，他的嗓音低沉，听上去还有些犹疑不决。我跟他通话时，还听到了音乐声。我起初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少顷我才辨别出布莱克那儿也在放留声机，而且放的是拉乌尔房中传出的《玫瑰骑士》中的同一首华尔兹舞曲，我把这视为吉兆。布莱克让我三天后去面试，约在五点钟。我放下了听筒，但那音乐仍旧幽灵般地响在我的耳畔。我转过身向外望去，只见拉乌尔公寓房的窗户现在大敞着，他的留声机播放的乐曲欢快地回响在院子上空，盖过了所有爵士号的声音。所以即使在放着电话机的阴暗小屋中都能听到，这小屋紧挨着接待台。玫瑰骑士真是无处不在啊。

“怎么了？”莫伊科夫问。“看你的表情就跟撞见神明了似的。”

我点点头。“迄今最伟大的冒险之神：普通市民生活方式之神与未来之神。”

“你应该为这么说话感到羞耻。这么说是找到差事了？”

“也许，”我回复道，“当然是黑工。还是先不要谈论此事，否则这只青鸟会飞走的！”

“好吧。来杯充满希望的伏特加如何？默默地喝。”

“对酒我总是来者不拒，弗拉基米尔！”

他去拿酒瓶。我打量着自己，我这件西服已经穿了八年了，旧得不成样子；它是我从佐默那儿继承来的，此前佐默本人就已经穿过很长时间了。迄今我都没在意过此事，有段时间我有过第二件西服，可流亡途中被人偷走了。

莫伊科夫发现了我那不满的目光。他笑道：“你看上去就像是个忧心忡忡的老娘们儿。这是小市民的第一征兆！你怎么突然对自己的西服不满了？”

“它太破旧了！”

莫伊科夫摆了摆手。“等你得到这份工作再说吧。那时再看是否需要买。”

“一件新的多少钱？”

“在布朗宁·金那家店卖七十美元左右，或多或少。你有这笔钱吗？”

“作为小市民，没有；作为玩家，有。我卖那件中国青铜器还剩了点儿钱。”

“那就挥霍掉吧，”莫伊科夫说，“这能让你那新开始的市民生活少些寒酸气。”

我们干了杯。伏特加冰凉，还带着一股异香。“你喝出什么新味道了吗？”莫伊科夫问。“你当然喝不出。这是齐白露加酒，伏特加配一种草作香料。”

“你从哪儿弄到这种草的？俄国吗？”

“这是个秘密！”他用软木塞把瓶口重新塞紧。“现在你要奔向似锦的前程了，当个小会计或是售货员！就像希尔施那样。”

“像希尔施？为什么？”

“他是作为马加比的加勒哈德[71]来到这里的，现在他向学生兜售收音机。你们都可算是冒险家了！”

当我来到街上时，就忘记了莫伊科夫说过的话。我在街拐角一家小花店前停住了脚步，店主是位意大利人，也兼卖水果。他的花并不总是很新鲜，但却因此很便宜。

店主站在门口，他是三十年前从意大利坎诺比奥[72]移民来的，我则曾被从瑞士驱逐到坎诺比奥。这一点让我们彼此产生了亲近感，所以我在他那儿买水果还能便宜一成半。“您好吗，埃米利奥？”我问。

他耸耸肩。“这个季节坎诺比奥一定很美，可以在马焦雷湖游泳。要是该死的德国人不在那儿就好了！”

“他们在那儿不会太久了。”

埃米利奥脸上露出很担忧的神色，他捋了捋胡须说：“一旦他们必须撤离那里，那他们就会毁掉一切！罗马、佛罗伦萨和美丽的坎诺比奥！”

我无法安慰他，因为我也同样担心这样的结局。“好美的花！”我换了个话题。

“兰花，”他得意洋洋地说，“很新鲜，或者说相当新鲜，便宜！可住在这一带的人谁买兰花呢？”

“我买，”我说，“如果它们非常便宜的话。”

埃米利奥又理了理胡子，他上唇的小胡子与希特勒的类似，让他看上去就像个骗婚的。“一枝一美元，这是两枝，折扣已经算进去了。”

我怀疑埃米利奥跟某个殡仪馆有关系，常在那里买花。哀悼者把鲜花放到死去亲属的灵柩上，灵柩被送往焚烧炉，火化前殡仪馆的人把还可以出售的鲜花挑出来留着卖。花圈当然随尸体火化。埃米利奥经常出售白色的玫瑰和百合，我认为他卖得太频繁。可我不想捉摸此事了。

“您管送花吗？”

“往哪儿送？”

“五十七街。”

“没问题，”埃米利奥说，“甚至还可以用细棉纸包好。”

我写上玛丽亚·菲奥拉的地址，然后把信封封好。埃米利奥冲我挤挤眼说：“终于有心上人了！”他说，“也是时候了！”

“胡扯！”我辩解说。“那花是送给我姑妈的，她生病了。”

我去那家服装店。它虽然位于第五大道，但莫伊科夫告诉我那儿最便宜。当我穿行于两侧挂着西服的一排排通道时，扑面而来的坚实的市民生活气息极为浓郁。莫伊科夫可以尽其所能地诋毁这种生活，但对于久违了这种生活的我来说，这仍旧是一次令人喘不过气的冒险。它与流亡生活有天壤之别，流亡时只能携带最轻便的行李，现在展现在眼前的则是逗留、安闲、放松、安居、学习和书籍。一句话，是一种不断发展和渐进的此在、文化和未来。

“我建议您买一套轻便的夏装西服，”售货员说，“纽约会有两个月很热，而且闷！”

他向我展示了一套不带背心的浅灰色西服，我用手抚摸着它。“这料子不起皱褶的，”他说，“容易填装，在行李里不占地方。”

我饶有兴趣地端详了一会儿那料子，这东西倒蛮适合逃难的，我捉摸。但很快又摈弃了这种想法，我不愿再从一个浪迹天涯的流亡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要灰色的，”我说，“要一套蓝色的，深蓝。”

“夏天穿？”售货员不解地问。

“夏天穿，”我回复道，“夏装，但要深蓝色！”

我其实也更喜欢那套灰色的，可我接受过的老派教育的残余突然又冒了头。蓝色更庄重，更好派用场，我穿着它既可以去见雷金纳德·布莱克，也可以去见玛丽亚·菲奥拉。它同时可以充当晨装、日装和晚装。

我被领到一个挂着长镜子的试衣间去试西服。当我脱掉从佐默那儿同他名字一起继承过来的旧西服时，我若有所思地打量了一会儿镜子里的自己。我最后一次拥有一身蓝色西服还是十二岁那年的事，西服是父亲给我买的，三年后他就被谋害了。

我走出试衣间。售货员面露惊喜之色，围着我轻快地转来转去，这时我发现他后脖子上长着个几乎快痊愈了的疮，贴着膏药。“合身！”他说。“非常合适！就是量身定做效果也不会比这更好！”

我又往镜子里瞧了一眼，一个我不认识的严肃男子正向外望着，神色错愕而局促。“该不该替您把西服包起来？”售货员问。

我摇摇头。“我就穿它了，”我说，“您把旧的包起来吧，我拿走。”

这一刻我浮想联翩。试衣服以及换衣服的特殊方式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就好像随着我换掉死去的佐默的衣服，我也摆脱了一段过去。我不会忘记过去，但我也不再沉浸其中。隐隐约约一种貌似未来的东西开始发出微光。旧西装很沉，新的则很轻，以致让我几乎觉得自己是一丝不挂。

我缓缓地沿着一条又一条街道走去，直到来到西尔弗兄弟的铺子。亚历山大正站在橱窗里进行布置，手中拿着一个十八世纪的彩绘天使。他一看到我竟失手掉落了那个天使，我不由得吓得一哆嗦，幸好那易碎的木质天使跌落到了一块红色的热那亚天鹅绒上，毫发无损。西尔弗拾起它，吻了吻，挥手示意我进来。“您的日子过得好潇洒啊！”他说。“我还以为您去见律师了！”

“律师也见了！”我回复道。“还去了裁缝那儿！非去不可了！”

“您看上去像个伪君子，或是小偷。甚至像个骗婚的。”

“一语中的！不幸，这三种身份我都已经尝试过了。”

西尔弗边笑边从橱窗中走了出来。“您没发现什么变化吗？”

我望了望四周并摇摇头说：“没发现新的东西，西尔弗先生。”

“不是指新东西！但店里少了点什么！不是吗？”

他戏剧性地站到我面前。我再次打量了一圈，可店里的东西塞得太满了，很难发现缺了什么。

“一块祷告用地毯！”西尔弗骄傲地解释道。“就是您发现的那两块中的一块！现在明白了吧？”

我点点头。“哪块？是那块带蓝色还是带绿色祈祷壁龛的？”

“那块绿的！”

“也就是那块更珍稀的！这没关系！那块蓝色的品相更好些。”

西尔弗充满期待地望着我。“卖了多少钱？”我问。

“四百五十美元！现金支付！”

“刮目相看！价钱不错！”

西尔弗一声不响地掏出钱包，他好像高大了些，也胖了点儿，犹如一只开了屏的小孔雀。他慢慢地把五张十美元的钞票放到一个布道台上，那台子上镀的金是假的。“您的佣金！”他说。“这是您待在裁缝那里时挣的！您这套西装多少钱？”

“六十美元。”

“带背心吗？”

“带一个背心和两条裤子。”

“您看！现在等于白捡，祝贺您！”

我把钱装了起来。“去对面咖啡馆喝双份的捷克-维也纳摩卡咖啡，外加发面糕点[73]如何？”我问。

西尔弗点点头打开了门，傍晚街上的喧闹声立刻涌了进来。西尔弗像看到一条毒蛇一样被吓了回来。“公正的上帝！阿诺德从那边走过来了！还穿着黑礼服！一切都完了！”[74]

阿诺德是亚历山大的弟弟。他正穿过傍晚时分街上那蜂蜜色的浑浊灯光，伴随着他的是汽油味和蓝色的汽车尾气。他没有穿黑礼服，而是身着会客时穿的小西服。外面套着深色的马伦戈夹克，条纹裤，硬礼帽，鞋上还套着浅灰色的老式鞋套。

“阿诺德！”老大西尔弗喊道。“快进来！别走！再听我最后一句话！进来！想想你的母亲！你那可怜而虔诚的母亲！”

阿诺德平静地穿过马路。“我想过母亲，”他解释道，“你甭想左右我，你这个犹太法西斯分子！”

“阿诺德！不要说这种话！我不是一直盼望你好吗？尽一个兄长之所能，处处关心你。你病了的时候照顾你，而你又三天两头生病……”

“我们是孪生兄弟，”阿诺德说，“哥哥比我大了整整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就能形成不同的人生！由于这三小时的差别我的星座是双子，你则是软弱而想入非非的巨蟹，不解世事，别人得小心照看你！现在你对我却如同对待世敌。”

“就因为我想结婚？”

“因为你想娶那个女基督徒！基督徒！您瞧瞧他那副德性，佐默先生，一副可怜相，像个想去赛马场赌博的异教徒！阿诺德，阿诺德，你清醒清醒吧！不要匆忙行事！他想象个商务顾问似的摆谱求婚！别人给你灌了爱情迷魂汤，想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75]的故事以及他们那不幸的结局吧！仅仅因为你亲哥哥不想让你娶错人，你就管他叫法西斯分子。阿诺德，你还是娶个正派的犹太女人吧！”

“我不想要正派的犹太女人！我想娶我爱的女人！”

“爱，瞎掰！什么字眼儿啊！瞧瞧你现在的模样！他想向她求婚！佐默先生，您看看他的打扮：条纹裤、新西服！整个一个大骗子！”

“对此我无话可说，”我回复道，“我恰巧也穿着一身新西服，而且也是小偷和大骗子穿的那种西服，您还记得您刚才的话吗？”

“我那不过是开玩笑！”

“今天看来是西服日，”我说，“您这漂亮的鞋套是哪儿来的呀，阿诺德先生？”

“您喜欢吗？是去维也纳旅游时带回来的，还是战前的事呢。您别听我哥哥的，我是美国人，没有任何偏见。”

“偏见！”亚历山大·西尔弗气得把摆在一张桌子上的一个瓷牧羊人扔了起来，但最后一刻又把它接住了。

“天哪！”阿诺德不由自主地喊道。“是当年那个迈森瓷人吗？”

“不是，是罗森塔尔[76]制造的，当代的。”老大举起那瓷人说：“没摔坏。”

谈话的气氛突然平和了。阿诺德收回了“犹太法西斯分子”的咒语，代之以“拥护犹太复国运动者”，不久后甚至改为“家庭至上者”。接下来亚历山大在热烈讨论中犯了一个战术性错误，他问我是否也只愿娶犹太女子为妻。“也许吧，”我回复说，“我十六岁时，父亲就提过这一建议，说否则我将一事无成。”

“胡扯！”阿诺德说。

“这是血在发言！”亚历山大喊道。

我笑了。争辩的火焰再次高涨。老大渐渐占了上风，他的强烈态度击败了抒情诗人与梦幻者阿诺德。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阿诺德并未下最后的决心，否则他就不会身着会客时穿的小西服来店里，而是直接去找他那金发——根据老大的说法那头发颜色根本就是染出来的——女神了。他看来也有点儿愿意让别人劝他不要立即去求婚。“你不会有任何损失的，”亚历山大·西尔弗对他许愿道，“你就再考虑考虑吧。”

“要是另有别人介入怎么办？”

“谁？”

“她有许多追求者呢。”

“不会有别人介入的，阿诺德！难道你这三十多年的律师都白当了，此外也白在这店里混了？我们不是千百遍地对顾客说过，另一位顾客喜欢这件东西，早就想买了，而实际上一向都不过是个小计策而已？我的阿诺德！”

“人会越来越老，”阿诺德说，“不会越来越漂亮！而是越来越病病歪歪！”

“那是她！她会老得比你快得多！女人变老的速度要比男人快一倍。来，把你那身耍猴的衣服脱掉！”

“我不脱，”阿诺德出人意料地固执道，“我就穿着它出去。”

老大担心争端再起，就息事宁人地说：“好，我们出去。去哪儿呢？看电影？现在正在上演一部波莱特·戈达德[77]的片子！”

“电影院？”阿诺德看了看自己身上的马伦戈外衣，觉得受了轻慢。电影院里黑灯瞎火，谁能看得见他这身行头呢？

“好吧，阿诺德。我们去吃饭，好好吃一顿！吃最高级的！前餐吃碎鸡肝！饭后甜点吃蜜桃冰激凌。随便你想去哪家吃！”

“去沃伊津！”阿诺德不容商量地说。

亚历山大一愣。“豪华饭店！你该不会想跟……？”他下半句咽了下去。

“去沃伊津！”阿诺德重复道。

“好吧。”亚历山大回复道，他转过身以夸张的姿势对我说：“佐默先生，您也一起去吧！何况您已经衣冠楚楚了。您包里装的是什么呀？”

“我的旧西服。”

“把它放在这儿，哪天再来取。”

我对老大佩服得五体投地。阿诺德要去价格不菲的饭店，亚历山大猜也猜得到，他那抒情诗人的弟弟在那儿是不会吃碎鸡肝的，而是一准要吃鹅肝糜。对弟弟的这种找碴，他接招的艺术可谓炉火纯青，他丝毫没有被吓住，而是慷慨应允。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鹅肝，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这样做，否则就对不住阿诺德和这对双胞胎兄弟那棘手的种族纠纷。

十点钟我回到旅馆。“弗拉基米尔，”我说，“今天没法吃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了！我在一场反向的希特勒种族斗争中当了仲裁员，晚饭在沃伊津吃过了！”

“太棒了！所有的种族斗争都应该在那儿一决胜负！你喝了什么酒？”

“波尔多爱士图尔酒庄1934年的红葡萄酒。”

“服了！这种酒我只听说过。”

“我1939年就喝过。一位法国海关人员给过我半瓶，在他打发我越境去瑞士前。他把酒给了我是因为他太抑郁了，那是九月，‘怪战’[78]开始的第一天晚上。”

莫伊科夫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今天好像是送礼日。早晨刚有人送了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今儿晚上七点左右又有人给你送来一个包裹，是一位开劳斯莱斯的司机送来的。”

“什么？”

“那位开劳斯莱斯的司机还穿着军装，他一言不发，像座坟墓。你穿一身蓝色西服难道就变成了军火走私商不成？”

“我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包裹上有我的名字吗？”

莫伊科夫从接待台下拿出包裹，是个窄窄的纸盒，我打开后说：“是瓶酒。”

我在盒子里找是否有纸条，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天啊！”莫伊科夫在我身后满腹狐疑地惊呼：“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一瓶真正的俄国伏特加！不是我们在这儿伪造的那种。它是怎么千里迢迢来到美国的？”

“美国和俄国不是结盟了吗？”

“跟大炮结盟了，难道跟伏特加也结盟了？你不是间谍吧？”

“瓶子不是满的，”我说，“软木塞被打开过。”我想到了玛丽亚·菲奥拉和在埃米利奥那儿买的兰花。“瓶里少了大约两三杯酒。”

“也就是说这是私人馈赠！”莫伊科夫冲我挤了挤他那满是皱纹的鹦鹉眼。“看得出，是从嘴边省下来的！所以我们更得充满敬意地享用它！”

11

雷金纳德·布莱克既无店面也无画廊，他住在私宅里。我本以为会见到条两条腿的“鲨鱼”[79]，没想到他却是个文弱之人，秃顶，留着非常整洁的络腮胡子。他递给我一杯加了苏打水的威士忌，然后小心翼翼地提了几个谨慎的问题。接下来又从旁边一间屋子里拿出两幅画放到画架上，是德加[80]的作品。“您更喜欢哪幅？”他问。

我指了指右边那幅。“为什么？”布莱克问。

我犹豫了一下。“喜欢就必须马上说出理由吗？”我反问道。

“我对此感兴趣。您知道这是谁的画吗？”

“两幅都是德加的，这人人都看得出来。”

“并非人人，”布莱克带着一种古怪的腼腆微笑——这笑容令我想起了坦嫩鲍姆-史密斯——说道，“比如我的有些主顾就看不出来。”

“怪事，那这些人买画干什么？”

“为了在自己家挂一幅德加的画呗，”布莱克伤感地说，“画像您一样，也是流亡者，它们经常流落到怪异的地方。至于它们在那里是否感到舒服，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他把那两幅画从画架上拿下来，又从旁边屋子里拿出两幅水彩画。“您知道这是出自谁的手笔吗？”

“这是塞尚[81]的水彩画。”

布莱克点点头。“您能告诉我，您觉得哪幅更好些？”

“塞尚的每幅画都好，”我回复道，“最值钱的大概要数左边那幅。”

“为什么？因为它大吗？”

“不是因为大小。它是塞尚的晚期作品，已经几乎是立体派风格了。画面上呈现的是普罗旺斯的美丽风光，背景是圣维克多山。布鲁塞尔博物馆藏有一幅类似的。”

布莱克目光犀利地盯着我问：“您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

“我在那儿做过几个月义工。”我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他实话。

“以什么身份呢？作为艺术商？”

“不是，是以大学生身份。后来我不得不离开了那儿。”

布莱克看上去不那么紧张了。“艺术商我可不需要，”他说，“人不能自掘坟墓。”

“我根本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我赶紧宽慰他。

他递给我一根细细的雪茄烟，这看来是个好兆头，西尔弗雇用我的时候，也给过我一根雪茄，但西尔弗的是巴西货，这支可是地道的哈瓦那雪茄。这种以前我只听说过，还从未抽过。

“画像活物一样，”布莱克说，“好比女人，若想保持魅力和价值，就不能到处抛头露面。您懂吗？”

我点点头。其实我根本不懂，这不过是一种空话，而且不对。

“至少对商人来说是如此，”布莱克进一步解释道，“被过多展示的画，在行话里叫‘烧了’。相反，一直被私人收藏着、很少示人的画被称为‘处子’。行家认为后者的价值更高，倒不是因为它们比别的画更好，而是由于行家自己的发现乐趣在起作用。”

“为此他们也愿意付更多的钱吗？”

布莱克点点头。“这就是所谓的势力迎合。这是一种好的迎合，比这奇特的迎合还有很多。特别是在今天，也是战争使然。财产易主，有些旧的丢失了，有些新的又迅速出现了。老收藏家不得已必须变卖藏品，新收藏家虽然有钱，却不是行家。要想成为行家得有时间、耐心和爱好。”

我边听他讲边捉摸他会不会雇用我。对此我颇感怀疑，因为他不再考问我的相关知识，也不提议付我多少薪金，而是给我讲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实在有些跑题。他又往画架上放了一幅新画。“这幅告诉您些什么？”

“一幅莫奈的画。一个置身于罂粟田的女人。”

“您喜欢吗？”

“太奇妙了，多宁静啊！法国的阳光！”我边说边想到拘留营。

布莱克叹了口气说：“卖掉了！卖给一个军火商了，他喜欢宁静的画。”

“可惜！他为什么不反过来，喜欢战争题材的画，却生产美容化妆品呢？”

布莱克被我逗乐了，他匆匆瞥了我一眼，然后指了指这间屋子，它整个用灰色天鹅绒装饰着。除了画架，屋里只有一张沙发、一张矮桌和几把椅子。“早晨我常常一个人和几张画待在这里，”他说，“有时只有一幅画，有画就不孤独，人可以和画对话；或者更好的是，聆听它的倾诉。”

我点点头。我对能在他这儿得到一份工作越来越不抱希望了。布莱克跟我谈话的方式就像是在与一位顾客谈话，而且是在拐弯抹角地引诱他买画。可他何必如此呢？他明知我不是顾客。也许他把我当成坦嫩鲍姆-史密斯的掮客了；要不就是他说的是实话，他是个不太得意的有钱人，干这一行的感觉并不太好。可苍天在上，他实在没有必要跟我耍心眼儿。

“莫奈的一幅杰作！”我说。“几乎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东西可以同时并存，画、战争和集中营！”

“这是一个法国人的画，”布莱克反驳道，“不是德国人的。这也许能说明一定问题。”

我摇了摇头。“德国绘画中也有这类作品。很多，正是这一点让人不可思议。”

雷金纳德·布莱克拿出一个琥珀烟嘴，把他那支雪茄放了进去。“我们可以先试一试，”他温和地说，“您在这儿干不需要太大学问，更重要的是可靠和嘴严。八美元一天怎么样？”

他那非同一般的雪茄、寂静的房间、画作和轻声细语先前如同在对我进行催眠，现在我一下子惊醒过来。“一天是多长时间？”我问。“上午还是下午？”

“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六点，中午休息一小时。咱们这种活也没法把时间定得太精确。”

“布莱克先生，”我清醒地说，“这跟一个好点儿的听差赚的差不多一样了。”

我等待着布莱克先生明确告诉我，我的差事与一个听差的也并无区别。但他更机敏，他给我算了一笔账，精确地告诉我好点儿的听差挣多少钱。一句话，比他开的价更少。

“低于十二美元我不能干，”我回复道，“我还得还债呢。”

“已经欠债了？”

“是的，欠的是律师的，替我办居留许可的。”

布莱克不满地摇了摇他那秃脑袋，同时又捋了捋自己那发亮的黑络腮胡子；能把这两个不同的动作协调好，那也是一项很好的体操成绩了，他做到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鉴于我举了债，他要重新考虑到底能否雇用我。猛兽终于要露出狰狞本色了。

但我没有白白在路德维希·佐默那里学过徒，他在措辞方面比布莱克几乎还要技高一筹。而且我的新蓝西服也没有白买。布莱克腼腆地笑着向我指出，因为我是打黑工，所以不用纳税，此外我的英语也不够流利。我马上抓住他的后一个论据反驳道：可我会法语，我解释说这对做法国印象派绘画生意来说是个优势。布莱克用手势阻止我再说下去，可他到底同意每天给我十美元，而且答应如果干得好，报酬还可以再商量。“此外您还有许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他说，“我经常不在，也就没有什么生意可谈了。”

我们商定，我五天后开始工作。“早上九点钟，”布莱克解释道，“艺术品生意不像其他行当八点就开始。”他叹了口气。“它其实就不该是生意，而应是行家派头十足地达成的交换其财宝的共识。您说是不是？”

我根本就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种共识就是：每个人都想蒙骗别人。当然我没有直抒胸臆，而是说：“那是理想状态。”

布莱克点点头，站起身。告别时他随意问道：“您的朋友坦嫩鲍姆家里到底为什么不挂些绘画作品呢？”

我耸了耸肩。我回忆了一下，在坦嫩鲍姆-史密斯那儿确实只看到过一些漂亮的静物，它们摆在桌子上，都是可吃的东西。“现在他是美国人了，也该挂些画了，”布莱克说，“这可以提升人的地位，此外还是出色的投资方式。比股票强多了。嗨，也没法帮助每个人得到幸福。再见，佐默先生。”

因为我向亚历山大·西尔弗透露了布莱克的事，他迫不及待地等着我。“说说吧，在海盗那儿的情况如何？”他问。

“不是海盗，”我回复道，“更应该说是个自命不凡的亚述人。”

“什么？”

“秃顶，有教养，有点儿让人捉摸不透的男人，胡子像亚述人一样闪闪发光。很有礼貌，也迷人。”

“我认识他，”西尔弗说，“一个极端狡猾、专蒙乡下人的骗子，做派像个王侯。您大概也被他拿下了，得小心啊！”

我忍不住笑了。“小心什么？难道他会拖欠我的工钱不成？”

西尔弗瞬间有些困惑。“这当然不会！不过此外……”

“此外什么？”

我有些得意，因为他看上去是嫉妒了，这让我很受用。“他是个寄生虫！”西尔弗最后解释道。他靠在一张出产于佛罗伦萨的椅子上，椅子是萨伏那洛拉式[82]的，上半截是真品。“艺术品生意是个没良心的行当，”他说教道，“商人赚的钱本来是艺术家该得的。艺术家几乎饿死，商人却有钱买宫殿。我说得对吧？”

我没有反驳。佐默就没买过宫殿。“做古董和工艺美术品生意的还没有这么糟糕，”西尔弗继续解释，“有钱赚，有时赚头还不小，但也冒险，会上当。情况恶劣的是纯艺术品，您想想梵高吧！他本人一幅画也没能卖出去，所有那些上百万卖画的钱全让商人们——那些寄生虫赚走了。对吧？”

“梵高的情况是这样，别人就另当别论了。”

西尔弗做了个不同意的手势。“我知道！艺术商与画家们签约，每月付给他们一定数目的钱，可有了那钱虽不至于饿死，却也活不好。而且为此画家必须把作品交给他们，出一二百法郎就弄到了杰作。对吗？这就是奴隶贸易啊！”

“可是西尔弗先生！艺术家画那些画的时候，是没有人愿意买它们的。他到处兜售，却几乎无人问津。最终只有艺术商买，而且就连艺术商也不知道，这些画会不会砸在手里。”

我不是在为雷金纳德·布莱克辩护，而是为穷途潦倒而死的路德维希·佐默。可亚历山大·西尔弗误会了我的意思。“瞧瞧！”他小声说。“佐默先生，连您也开始为寄生虫说话了！几天后您将会戴着硬礼帽和手套到处奔波，为布莱克效劳，把那些不懂行的寡妇辛酸得来的遗产骗走。干这种事所需要的蓝色西服您已经有了！我曾经相信过您！受骗了！又一次上当了！”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怎么又一次呢？谁还骗过您？”

“阿诺德，”亚历山大低声说，“在沃伊津那顿带鹅肝糜和鱼子酱的晚餐白吃了。今天中午我毫不知情地去散步，您猜我突然看见谁了？阿诺德跟那个染过头发的女基督徒，挽着胳膊，阿诺德戴着硬礼帽，就像赛马场老板似的！”

“阿诺德并未向您保证再也不见那女基督徒啊。吃甜点的时候——甜点是橘子黄油薄荷饼，味道极美——他只说对结婚的事会再考虑考虑。所以他并没有欺骗您，西尔弗先生！或者他此间已经结婚了？”

西尔弗面色苍白地问：“他结了吗？您听谁说的？”

“没听任何人说过。我只是问问而已。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欺骗您！”

“是吗？”西尔弗又打起精神。“他跟那个女基督徒从饭店出来，让我撞个正着，不是欺骗，您管这叫什么？这个骗子现在居然领她去那儿！我带他去了那家饭店，他现在竟然拽着那女基督徒去那儿！这难道不是欺骗吗？我的孪生兄弟这么对我？”

“太可怕了！”我回复道。“可这就是爱情，它不会使人变得更好。它提升了感情，却毁害了性格。”

那把佛罗伦萨椅子突然咔嚓一声散了架，因为西尔弗一激动在上面靠得太用力。我们把碎片捡起来，我边捡边说：“这些可以再粘起来，并没有真正摔断。”

西尔弗喘气的声音很粗。“西尔弗先生，留神您的心脏，”我说，“没有人想欺骗您，阿诺德也不想。现在一切还未成定局，阿诺德还可能爱上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呢！”

“那个女基督徒不会放过他了！”亚历山大嘟囔道。“他若是天天带她去沃伊津饭店，她是不会放过他的。”

“他会考虑到这点的。”

“他如果继续这么干，我们就快破产了。”亚历山大·西尔弗解释说，接下来他突然面露喜色。“破产！这倒是个办法！如果我们破产了，那金发女人肯定会甩了他，就像跳蚤蹦离死人。”

我看到他心里在打什么算盘。“是不是该上对面咖啡店喝一杯了，再来一块带罂粟籽的新月形小酥饼？”我小心地问。“自从有了跟阿诺德在饭店的经历，我都不敢再向您提什么建议了。毕竟也是您领我去的这家咖啡馆，一天之内两次受骗，哪个心脏不好的人都受不了。尽管如此我愿意请您，也许吃块发面糕点，喝卡布奇诺咖啡？或者索性来盘金子？”

亚历山大·西尔弗似乎如梦方醒。“就这招儿了，”他嘟囔道，“万不得已就破产！”然后他转向我说：“这是两回事，佐默先生。我亲自劝过您去布莱克那儿，至于我认为他是个寄生虫，这与您去他那儿打工不相干。您说去吃带罂粟籽的新月形小酥饼？为什么不去呢？”

我们起身去过马路，可西尔弗魂不守舍。他虽然穿着细方格裤子和漆皮鞋，却心不在焉。他在一辆送牛奶的车子前稍微迟疑了一下，没有像往常那样抢行，结果被车后窜出来的一辆自行车撞倒了。我把他拽了起来，推向人行道。在那儿他再次跌倒，这回是摔到一个端着洗衣筐的女人脚下，这女人吓得直尖叫：“虫子！”

西尔弗爬起来，仍旧站立不稳。我帮他拍打身上的尘土。“幸好没受什么重伤，”我说，“您今天捉摸的事太复杂了，西尔弗先生，这让您分了心，动作就慢了。复仇、世界观、道德和假破产，这些让人失控。”

咖啡店的女服务员米齐从店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把刷子。“我的天啊，西尔弗先生！您差点儿丧命！”她也帮着亚历山大掸土，然后用刷子刷他的细方格裤子。“裤子上看不出什么脏！”她哀叹道。“进咖啡店来吧，亚历山大先生！这么一位温文尔雅的先生，居然被这么一个愚蠢而半疯的骑车人给撞倒了！就是撞也得被辆凯迪拉克车撞啊！”

“要是被凯迪拉克车撞了可就没命了，米齐。”我说。

西尔弗摸了摸自己的脚骨。“那女的喊‘虫子’是什么意思？”他问。

“那洗衣妇？她指的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生物，具有理想的社会共存形式[83]，”我回答说，“它们的存在远远早于人类。”

米齐端来了卡布奇诺和满满一盘新鲜的特色糕点，我们挑选了奶油蜜糕。“亚历山大先生，假如您现在已经死了，那奶油蜜糕对您也就毫无意义了，”米齐说，“这种事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发生。赶快吃吧，希望您现在觉得它格外好吃！”

“说得好！充满智慧，米齐。”我边说边拿起第二块点心，这次是块萨赫蛋糕。“可惜人们悟出这番道理时，往往已经为时过晚。我们总是缅怀过去和恐惧未来，很少活在当下。请再来一杯卡布奇诺！”

西尔弗盯着我，就像在看一只肥硕的树蛙。“警句，”他嘟囔道，“警句和胡扯！这正是平凡之事的恼人之处，它们以一种平淡无奇的方式比思想深邃的悖论来得更真实。”

“它们是昨日的悖论，经过检验并屡试不爽。”

西尔弗笑了。“警句只是满天飞！有危险的时候是不是总是这样？这您应该知道呀。”

“只有当人们战胜了危险的时候才是这样，再说那代价也往往太高了。”

“我说寄生虫其实不是那种意思，”西尔弗和解地说，“部分是蔑视，此外也有很大成分的嫉妒。我们这些有店铺的商人其实就是吉普赛人，我们西尔弗家族的人喜欢如此，只要阿诺德……”

我打断了他的话。“西尔弗先生，赛车手有个老传统，如果他们出了事故，在产生心理阴影之前要立即开车把这段路再跑一遍，这样可以防止震惊和心灵创伤。您准备好起跑了吗？或是我们再等等？”

西尔弗向外望了一眼，他有些犹豫。他又往对面的店望了一眼，有人站在橱窗前，接着又推开了店门。“一位顾客！”亚历山大小声说。“快走，佐默先生！”

我们横穿过车辆呼啸而过的马路，西尔弗又像往日一样敏捷了。来到人行道上我们放慢了脚步。有顾客时我们从不直接走到橱窗前，而是在离店二十来步的地方从侧面迂回过去。这样西尔弗就有足够的时间，悠闲而从容地走进店内。一般情况下，他先一个人进去，如有必要，我再随后出现，而且身份是偶然来到的博物馆专家。

一切进展得十分迅速。顾客是位五十来岁的男子，戴着金丝边眼镜。他询问那块带蓝色祈祷神龛的跪毯的价格。

“四百五十美元。”刚刚大难不死的西尔弗神气活现地说。

那位顾客微笑着答道：“不过是块半真的古董，品相中等的吉奥狄斯毯，要这么贵？一百美元。”

西尔弗摇摇头。“那我宁愿白送。”

“好，”那男子道，“一言为定！”

“可不是送给您。”西尔弗回复道。

“祈祷神龛是修补过的，”那男子解释道，“上面的滚边是后织上去的。甚至许多地方的颜色也是用苯胺喷雾剂处理过的。一块废毯！比抹布略强！”

透过窗户我看到西尔弗恼了，他示意我进去助阵。我走进店内，那位顾客宽阔的后背让我觉得好像有些眼熟。

“巴黎卢浮宫的佐默先生恰巧在纽约，”西尔弗说，“他正在鉴定我们的地毯呢，他肯定能给您一个内行的答复！”

那位顾客转过身，摘下他的金丝边眼镜。“西格弗里德！”我吃惊地叫道。“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你呢，路德维希？”

“原来两位先生认识？”西尔弗好奇地问。

“何止认识啊！我们还是同一位大师的弟子呢。”

西格弗里德·罗森塔尔偷偷把手指放到嘴上，我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我为辛辛那提的维达尔地毯商号工作，”他说，“替他们收购旧地毯。”

“半古董，祈祷神龛是修补过的，颜色新喷过的，总之，废物，对吧？”我补充道。

罗森塔尔微笑起来。“人讨价还价的时候，可不就仗着一张嘴嘛。这块地毯到底多少钱？”

“要是西尔弗先生同意的话，那就375美元卖给你。”

罗森塔尔听了吓得一哆嗦，就好像有只黄蜂钻进了他的后脖领。“四百美元。”西尔弗说。

“付现金。”我又补充道。

罗森塔尔的眼神就像一条正在死去的圣伯纳犬。“你可真够朋友！”

“我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我回复道，“可惜跟你在同一个行当。”

“作为巴黎卢浮宫的专家？”

“跟你一样是自由掮客。”

罗森塔尔花三百七十美元买走了那条吉奥狄斯毯。

“我们能找个地方喝一杯吗？”他问我。“我们得喝酒庆贺一下意外重逢啊！”

西尔弗冲我眨眨眼。“去吧！”他说。“友谊是种神圣的东西！甚至在竞争对手那儿也不例外。”

我们再次穿过喧闹的大街，罗森塔尔胳膊底下夹着那块卷起的地毯。“你现在叫什么名字？”我问。

“姓没变，只是西格弗里德这个名字不能用了[84]。若用这个名字如今就没法卖地毯了。我们去哪儿？”

“去一家捷克人开的咖啡店。那儿有李子烧酒和咖啡。”

我们走进咖啡店的时候，米齐并未感到惊奇。除了我们之外，店里没有别的顾客，罗森塔尔在地上打开那块吉奥狄斯毯。“这种蓝！”他说。“几天以来我都看见这块地毯挂在你们的橱窗里，这是路德维希·佐默喜欢的颜色。”

米齐端来了李子酒，是南斯拉夫产的，战前剩下的。我们默默地喝着，谁也不想打听对方过去的遭遇。最后罗森塔尔说：“问吧！你不是认识莉娜吗？”

我摇了摇头。“我只知道她进了拘留营。”

“你不认识她？我把所有的事都记混了。我把她从那儿弄出来了，她病了，医生挺明智，把她送进了医院。她得了癌症，六周后医院的医生没送她回拘留营，而是让她回家了。我们曾经租过一个小房间，在那儿存了一些东西。当我们向房东索要存在那儿的东西时，她感到既意外又尴尬。莉娜在一条衬裙里缝进了一些首饰，但衣物和首饰都不翼而飞了。房东声称东西被人偷走了。我们无计可施，只能为可以再得到这间阁楼房而高兴。‘您妻子反正也用不着那些衣服了。’房东安慰我说。莉娜的情况越来越糟。两周后我下班回来，你知道，我替一位地毯商兜售货物，我刚好看见莉娜被三个盖世太保的人推出房门。她已几乎无法行走，有人告发了她。她在街上看见了我，突然双目圆睁。我从未经历过这种事，她的眼睛在喊：快逃！她脑袋的动作别人几乎觉察不到，她无法张嘴与我说话。我站在那儿像冻僵了似的，一动也不能动。我束手无策，什么也不能做，否则我只能被打死或是一起押走。我无法抉择，一切都停滞了。我的脑袋木了，只看到莉娜的眼睛，这双眼睛在呐喊：快逃！盖世太保的人急匆匆地把莉娜往一辆车里拽，就在被推搡的瞬间，她还扭转头凝视着我。她的嘴动了动，她在微笑，那是一种没有牵动嘴唇的微笑。这就是我看到的她最后的模样，她的微笑。当我从僵硬状态复苏过来时，一切都结束了。对此我无法理解，至今仍不理解。”

他讲这些时，声音是微弱和单调的，突然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他刚擦掉它们，新的汗珠又出现了。“后来办移民所需要的证明材料来了，”他说，“一周以后来的，太晚了。我们在辛辛那提的亲戚，官僚主义，一切都太慢了，太晚了。证明材料在领事馆被耽搁了。这你能理解吗？我不能，至今无法理解。一切都太晚了！我们省吃俭用，一直憧憬着这趟旅行，寄希望于美国的医生。这世道我已经弄不大懂了。我想留下，想找莉娜。我想去自首投案，申请替换莉娜。我疯了，房东把我赶了出去。如果我继续住在那儿，她本人也得受牵连。许多事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有人帮助了我。我什么也不理解。你理解吗，路德维希？”

我摇摇头。“你现在叫佐默，”罗森塔尔说，“也就是说他死了？”

我点点头。“最初的几周最糟糕。”罗森塔尔说。“莉娜病成那样，那帮畜生还把她带走了。这我真无法理解，”他开始卷起地毯，“就像一堵让人看不透的墙。让我弄不明白的事接二连三。我想她遭的罪已经够多了，也许这次就不那么痛苦了；就好像遍体鳞伤的人对某一处伤口的疼痛不会再有特别的感受一样。两次被击伤的人的情况据说就是这样。疯了，对吧？最后我又想，也许她根本挺不过押送这一关，所以那些野兽也就没有机会折磨她了。一连几天，这种想法成了一种可怕的安慰，你能理解吗？”

“当人们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时，也许就把她送进医院了。”我说。

“你相信他们会这么做吗？”

“有这种可能，以前也有过这种事。你现在叫什么名字？我不能再叫你西格弗里德了。”

罗森塔尔惨淡地微笑道：“我们那些乐观的父母们的名字都不错，是吧？我现在叫欧文。”他把地毯放到身边的沙发上。“莉娜在辛辛那提有亲戚，我现在为他们工作。云游四方，收购地毯。”他注视我很长时间后说：“我无法单身生活，”他说，“我做不到。你明白吗？我做了傻事，半年前又结婚了，对方并不了解我的身世。这你能理解吗？我不能。有时我云游回来会问自己：这个陌生女人怎么会在这儿？不过这仅仅发生在我进门的瞬间，其实她人很和善，也文静。我无法独身生活，否则就像四壁坍塌了一样。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你现在的妻子感觉到这些了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她没感觉到什么。我常做梦，噩梦。梦中我看到莉娜的眼睛，是两个会呼喊的黑洞。它们现在在喊什么？喊我离开了她？她早就死了，这我知道。这些怪梦！它们意味着什么？你从不做梦吗？”

“哪儿啊，常做。”

“别人在梦中呼唤我们，这意味着什么？”

“不，呼唤你的仅仅是你自己。”

“你这么认为吗？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该再次结婚？是这样吗？”

“不，就是不结婚你也照样会做梦的，也许情况还会更糟。”

“有时我觉得自己又结了婚，就像是对莉娜的背叛。但我太疲惫了，而且情况也完全不同，和与莉娜在一起时两样，你懂吗？”

“可怜的女人。”我说。

“谁？莉娜？”

“不，你现在的妻子。”

“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她很文静。四十岁了，我想她也高兴不再独身。我不知道。”罗森塔尔凝视着我。“你认为这是背叛吗？有时夜里人想得太多。那双眼睛，那张脸！一张白脸，那眼睛在呼喊，并且在询问，或者它们没有询问，你怎么看？我跟谁都不能谈这件事。仅仅因为我遇到了你，所以才问你。你不用给我留面子，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回复道，“这件事肯定与那件事没关系。尽管如此你还是会做梦，事情搅在了一起。”

罗森塔尔把他的酒杯倒扣过来，然后又翻转回去，油汪汪的李子酒顺着桌布流淌开。我同时想到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你怎么看？”罗森塔尔继续刨根问底。

“我不知道，这件事帮不了那件事。你失去了莉娜，留神别再失去现在与你一起生活的这个女人。”

“怎么会呢？你什么意思？我为什么会失去她呢？我们从来没有拌过嘴，从来没有。”

我避开他那呆板的目光，不知道自己该说点儿什么。“人就是人，”我最后喃喃道，“哪怕我们不爱这个人。”我恨自己说的这句空话，可我也没有别的话可说。“一个女人只有在感到对方也幸福时，她也许才会幸福。”我边说边为这句俗透了的老生常谈而更加痛恨自己。

“什么叫幸福？谁在谈论幸福？”罗森塔尔不解地问。

我没有接这个话茬。“你有个伴已经不错了。”我说。

“你这么认为吗？”

“是的。”

“这不算背叛吗？”

“不算。”

“那好。”

罗森塔尔站起身，米齐走过来。“让我来付账，”他说，“一定让我付。”他付了账，把地毯夹到腋下问：“这儿有出租车吗？”

“下一个拐角处有。”

我们来到街上。“别了，路德维希！”罗森塔尔边说边戴上了他的金丝眼镜。“我说不好与你重逢是不是高兴，也许吧，也许高兴。但我不知道是否愿意再见到你。你懂吗？”

我点点头。“我也不相信自己什么时候会去辛辛那提。”

“莫伊科夫不在。”玛丽亚·菲奥拉说。

“他的冰箱没上锁吧？”我问。

她点点头。“但我还没偷过伏特加呢，今天还没偷过呢。”

“我得喝一杯，”我说，“甚至得喝一杯地道的俄国伏特加。是个不认识的女间谍送的。还有点儿，够咱们俩喝的。”

我打开莫伊科夫的冰箱。“那儿没有，”玛丽亚说，“我已经看过了。”

“在这儿呢。”我拿出一个瓶子，上面贴着一个大标签：小心——蓖麻油。“就是它！贴这个标签不过是个简单的办法，以防菲利克斯·奥布赖恩动它。”

我从冰箱中拿出两个杯子，在热空气中它们马上蒙上了一层雾气。“冰凉！”我说。“杯子就该是这样！”

“干！”玛丽亚·菲奥拉说。“干！太爽了，对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油的味道？蓖麻油？”

我吃惊地望着她，这是什么想象力啊！上帝怜悯我今后的生活吧！“没有，没有油味儿。”我说。

“好，只要我们俩之中总有一个人清楚，”她回复道，“就不会发生意外。下面那大碗里是什么？”

“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我说，“那碗上贴着苏格兰胶带，还是为防贪吃的菲利克斯·奥布赖恩。我想不出什么标签能挡住他，他什么都吃，哪怕上面写着鼠药。所以贴了胶带。”我撕开胶带，打开盖子。“是个匈牙利厨娘做的，是一位善解人意的赞助人送的。”

玛丽亚·菲奥拉笑了。“还真有不少人给您送礼啊，那厨娘漂亮吗？”

“她的姿色犹如酿酒厂拉车的马，体重两百磅。您吃饭了吗，玛丽亚？”

她眼睛一亮。“您想听什么，路德维希？时装模特靠喝柚子汁和咖啡活着，还有烤面包干。”

“好，”我回复道，“也就是说您总处于饥饿状态中。”

“干我们这行的总是饥肠辘辘，却从来不能吃自己喜爱的食物。但也可以有例外，比如今天，吃匈牙利红烩牛肉汤。”

“该死！”我说。“我没有热东西的电炉，不知道莫伊科夫有没有。”

“不可以凉着吃吗？”

“绝对不行！吃了凉的会得肺结核和脑萎缩。但我有个朋友，他管着一座电器仓库。我给他打个电话，他会借给我们一个电炉的。这儿还有莳萝腌黄瓜，喝第二杯时，可以当小菜。”

我拿出黄瓜，然后给希尔施打电话。“罗伯特，你能借给我个电炉热匈牙利红烩牛肉汤吗？我想把它热热再吃。”

“当然，要什么颜色的？”

“这跟颜色有什么关系？”

“你想与她分享匈牙利红烩牛肉汤的那位女士，她头发是什么颜色的？我想借给你一个颜色相配的电炉。”

“我跟莫伊科夫一起吃，”我回复道，“所以那电炉最好是‘秃’的。”

“莫伊科夫两分钟前还在我这儿，给我送伏特加来了。他说还要去布鲁克林。放心地过来取吧，你这个小骗子。”

“我们借到电炉了，”我放下电话后宣布说，“我马上去取。您想在此等一会儿吗？”

“同谁一起等，同菲利克斯·奥布赖恩吗？”

我笑了。“好，那咱们一起去吧！要不要叫出租车？”

“这么美的傍晚用不着乘车。我也不是很饿。”

这个傍晚呈蜂蜜色，夏季的炎热令人懒散，孩子们疲倦地坐在楼前的台阶上。垃圾桶散发出的臭味很容易让人想起劣质葡萄酒在桶里刚开始发酵时的气味。卖水果的埃米利奥肯定又从大批火葬者身上捞到了好处，他站在百合与香蕉之间激动地冲我招手，手里还拿着一束白色兰花。大概又是新搞到的便宜货。“看阳光反照在对面窗玻璃上多迷人啊，”我指着对面方向对玛丽亚说，“就像古老的黄金。”

她点点头，并未注意到埃米利奥。“沐浴着阳光人的体重好像减轻了一半，”她说，“犹如在水中畅游。”我们来到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铺。我走进去问：“电炉在哪儿？”

“你想让那位女士在外面等吗？”他问。“为什么不让她进来？她很美丽，你不放心她进来吧？”

我转身望去，玛丽亚站在街上的行人中。此时正是有孩子的母亲们回家的钟点，她们刚刚打完桥牌，或是跟邻里扯完八卦。玛丽亚站在那里宛如一名年轻的亚马孙女战士[85]，阴差阳错地沦落到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之中。把我们隔开的橱窗奇特地使她变得陌生起来，可望而不可即。我几乎认不出她了。但我突然明白希尔施的意思了。

“我只是想来取电炉的，罗伯特。”

“电炉我一时半会儿还不能给你。一个小时之前我自己刚刚用它热过史密斯-坦嫩鲍姆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我在等卡门来吃晚饭。这畜生晚了三刻钟。另外，今晚是拳击锦标赛的最后决赛。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吃的东西足够，一会儿卡门也来，但愿吧。”

我犹豫了片刻，然后想到了那间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死去的流亡者扎尔的房间以及菲利克斯·奥布赖恩。“好主意！”我说。

我出去找那位依然还站在远处的亚马孙女战士，在橱窗灯光的反射下她身上闪烁着银灰色的微光。当我站到她身旁时，觉得她比先前任何时候都熟悉和亲近。我诧异光影和反射居然能造成如此幻觉。

“有人请我们吃晚饭了，”我说，“还可以看拳击比赛。”

“那我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呢？”

“热好了，已经摆在桌子上了。”

亚马孙女战士吃惊地看着我。“在这儿？难道您在城里各处都分发了一碗碗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

“只在一些战略性据点。”

我看见卡门走过来了。她穿着一件浅色雨衣，没有戴帽子。她从容地走过街道，就好像她是唯一的行人似的。我弄不懂她为什么要穿雨衣，天气热，而且傍晚的天空万里无云，不过大概这些她也忘了。

“我来得有些晚了，”她解释道，“不过吃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晚点儿没关系，热过之后味道更好。你也带樱桃派来了，罗伯特？”

“有樱桃派、奶酪派和苹果派。是史密斯他们家厨房今天上午送过来的，那儿的储藏室可是取之不尽的宝库。”

“甚至有伏特加和莳萝腌黄瓜，”玛丽亚·菲奥拉出人意料地说，“伏特加来自莫伊科夫的地下室，真是到处都有魔术啊！”

电视屏幕变亮，出现空白，接着广告开始了，拳击比赛已经结束。希尔施看上去有些疲倦，卡门睡着了，放松而安详。拳击比赛对她来说是过于无聊了。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希尔施半恼火半惋惜地对我说。

“您让她睡吧，”玛丽亚·菲奥拉小声说，“现在我得走了。多谢款待！我平生第一次吃了一回饱饭，饱极了。晚安！”

我们来到街上。“他肯定想和他女朋友单独在一起。”她说。

“这我可说不准。这事对他来说并非那么简单。”

“她很漂亮。我喜欢漂亮的人。但有时这种人又令我伤感。”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能永远漂亮，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不能这么说，”我反驳道，“人性之恶就不变。但是如果一切都一成不变，那不是很可怕吗？单调乏味！缺少变化，同时也就没有了希望。”

“还有死亡，”玛丽亚·菲奥拉说，“这是人无法理解的，您不怕死吗？”

我望着她。多天真的问题啊，天真得令人感动！“我不知道，”我说，“也许并不怕死亡本身，而是怕其过程。这算不算怕，我也根本不清楚。但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阻止死亡。”

“这我捉摸过，”她说，“我非常害怕死。怕死，怕变老，怕孤独。您不怕吗？”

我摇了摇头。这聊的都是什么呀！我想。人不该谈论死亡，这是十九世纪的一个话题，那时死亡是疾病的后果，而不是炸弹、大炮、政治以及大屠杀伦理造成的。“您的连衣裙真漂亮！”我说。

“这是夏季套装裙，曼波彻牌的。今晚借来试穿的，明天就得还。”玛丽亚笑了。“借的，跟我身上的所有其他东西一样。”

“这更诱人。谁愿意自己永远是那副老样子呢？世界为借者敞开。”

她飞快地扫了我一眼。“也为偷者敞开吗？”

“偷者的余地就要小一些了。他已经想占有，这就限制了他。”

“我们不想占有，对吗？”

“不想，”我说，“我们两人都不想这样。”

我们来到第二大道。同性恋者的林荫大道现在正热闹：各种颜色的哈巴狗蹲在排水沟旁，狗主人们手腕上的金手链闪闪发光。“一个人如果对一切都无所谓了，他的恐惧是不是就少了？”玛丽亚边问边躲避着两条正在吠叫的达克斯猎狗。

“反而更多，”我回复道，“那时剩下的就是恐惧了。”

“没有希望了，对吧？”

“不是，希望还有。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心怀希望，希望的幻灭要比人自身的死亡还困难。”

我们来到她的住处。她纤细且虚弱地站在门下，看上去让我觉得无懈可击。汽车的灯光掠过她的脸庞。“你不害怕，是吗？”她问。

“眼下不怕。”我说着一把将她揽入怀中。

回到旅馆我在冰箱前看到菲利克斯·奥布赖恩。我进来时轻手轻脚，他没有发现我。他面前放着盛有匈牙利红烩牛肉汤的大盖碗，手里拿着一把长柄勺正在十分投入地吃着，吃得满嘴流油，旁边还放着一瓶百威啤酒。

“祝您胃口好，菲利克斯！”我说。

他吓得扔掉了长柄勺。“遭天杀的！”他说。“真倒霉！”

他想开始解释。“人是软弱的，佐默先生，特别是夜深人静和倍感孤独的时候……”

我看到他没有动那瓶俄国伏特加，看来那警示的标签起了作用。“您接着吃吧，菲利克斯，”我说，“那儿还有点心。莳萝腌黄瓜也都消灭掉了吗？”

他点点头。“那好，那您就把所有剩下的东西全吃光吧。”我说。

菲利克斯那双潮乎乎的眼睛扫了开着门的冰箱一眼。“我可吃不下了。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以把剩下的给我们家人带回去。剩下的东西还不少呢。”

“我不反对。可那大盖碗得拿回来，那不是我的。得完好无损地拿回来，不许碰坏。”

“当然完好无损！您真是个基督徒，佐默先生，尽管您是个犹太人。”

我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恐惧，我想，恐惧有许多类型。我想到罗森塔尔和他那颠倒了的忠诚概念。夜里这概念就不会如此颠倒，而且它对我来说也不陌生。夜间一切两样，那时通行的法则与白昼不同。

我把从佐默那儿继承来的旧西服挂进衣柜里，把兜里的东西掏出来。这时我找到了流亡者扎尔的那封信，这封信我没有寄出：“人们怎会料到，他们会把妇女和儿童关进集中营呢！我应该留在你们身边，我为自己没有这么做感到由衷懊悔。最亲爱的露特，我经常梦见你，你总在哭泣……”

我小心翼翼地把信收了起来。楼下那个收垃圾的黑人开始唱歌。

12

受雇于西尔弗时，我是在街面下那地下墓穴般的地下室干活；到了雷金纳德·布莱克这儿，我被安排到了顶楼上。我坐在这幢房子的阁楼里，对布莱克迄今买卖的所有画作逐一进行登记，在画作的照片上标明其产地，并研究其来源。这种活是轻松的，我置身的这间宽敞明亮的阁楼有个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鸟瞰纽约市。周围堆满各种画作的照片，让我常恍惚觉得自己忘却了尘世的一切，正坐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奥古斯丁大码头。

雷金纳德·布莱克有时会上来看我，身上带着一股克尼策淡香水和哈瓦那雪茄的味道。“您的工作一定无法完整，”他边说边轻柔地捋着自己那亚述人式的胡须，“当然缺了很多巴黎画商从画家手上购买画作时照的照片。但这种状况很快就会改变的。您听说了吗，盟军已经突破诺曼底防线了？”

“没有，我今天没听广播。”

布莱克点点头。“法国防线已被攻破，现在正向巴黎进军。”我吓了一跳，一时还搞不清怕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自布吕歇尔起，经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直至希特勒的百多年间，进军一直是条顿人的战争呐喊。但这次的方向却是相反的——向被盖世太保和德国将军们占领的巴黎进军。

“慈悲的上帝啊！”我说。“德国人撤离这座城市前还不知会把它糟蹋成什么样呢？”

“像罗马一样，”布莱克说，“他们会放弃它的。”

我摇了摇头。“他们放弃了罗马，而没有毁坏它，是因为教皇生活在那儿。他们与教皇签过一个协定，教皇签这种协定真该受到诅咒。他是德国人间接的盟友，为了保护德国的天主教徒，他居然允许德国人在梵蒂冈的城墙下逮捕犹太人。尽管他比任何其他人——比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更了解纳粹的罪行，却从未提出过强烈抗议。德国人放弃了罗马，而没有毁坏它，否则他们就会受到德国天主教徒的反对。这些因素在巴黎都不存在，法国与德国是死敌。”

雷金纳德·布莱克吃惊地望着我。“您认为巴黎会遭到轰炸？”

“这我不知道。德国人也许没有那么多飞机用于轰炸；或者在轰炸之前这些飞机就被美国人打下来了。”

“那您的意思是说，他们会冒险轰炸卢浮宫？”布莱克惶惶不安地问。

“如果他们轰炸巴黎，那卢浮宫当然就在劫难逃了。”

“卢浮宫？轰炸那些失而不可复得的艺术瑰宝？那全世界都会抗议的！”

“伦敦被轰炸时，全世界并未抗议，布莱克先生。”

“可卢浮宫不一样！还有珍藏着印象派大师们杰作的国家网球场美术馆！不可能！”布莱克激动地寻找着论据，最后他轻声说：“上帝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的。”

我默不作声。上帝允许了其他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些事雷金纳德·布莱克大概只从报纸上读到过，但亲眼见到这些事又不一样。从报纸上很容易读到两万人被杀的消息，但那种震惊毕竟几乎总是停留在纸上的，不够力度。但如果你亲眼看着一个人在你面前被折磨致死，而你又不能帮助他，那就是另一种感受了。不是两万人，而是唯一一个你爱的人。

“要是这种事可能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脸活着？”布莱克说。

“如果有可能的话，为的是下一次阻止这种事发生。但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

“不相信？那您相信什么呢？”

“我相信不可能，布莱克先生。”为了安慰他我如是说。我不想被他当作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他突然微笑道：“您说得没错。现在您先放下手里的活！我上来是要给您看一样东西，请您跟我来。”

我们来到楼下布莱克的工作室，这是他展示画作的地方。我有些茫然，巴黎可能成为战区的消息令我心神不宁。我爱法兰西，尽管在那儿有很多不愉快的经历，但我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将其视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法国的遭遇并不比在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更为糟糕，相反，我对那儿积累了一些完全不同且更加生动的回忆，这些回忆很快为过去添加了一层美好。法国与别处相比更加色彩斑斓，更为哀伤，更让人荡气回肠；在别处，流亡者只能感受到陌生与逃亡的单调。战争虽然令这一切发生了变化，但即使是危险也没能改变我对法国的依恋。

“您看啊！”雷金纳德·布莱克指着画架上的一幅画说。

这是一幅莫奈的作品：一片盛开着罂粟花的草地，画面中一位身着白色连衣裙、打着阳伞的女士沿着一条小路款款而行。阳光、绿地、蓝天、白云、盛夏，近处是闪耀的罂粟花，远处是一位朦胧的女子。

“出神入化！”我说。“一派宁静！”

我们默默地端详了一会儿这幅画。布莱克掏出雪茄烟盒，打开看了一眼就放下了。他走向一个漆成黑色的雪茄匣子，这个匣子是人工冷却的，并包有一层湿海绵保鲜。他取出两支雪茄庄重地说：“看这幅画，必须抽罗密欧与朱丽叶牌雪茄才够档次！”

我们点燃了哈瓦那雪茄，我已对此烟慢慢习惯。布莱克又斟满两杯干邑白兰地。“宁静，”他说，“再加一点儿舒适。二者是可以兼得的，这并非是亵渎神明。”

我点点头。白兰地妙不可言，这不是给顾客准备的普通白兰地，而是布莱克自己喝的极品。看来此刻他的心情肯定很激动。

“这种风景不久就会变得炮火连天了。”我指着那幅画说。

“这可是上帝所希望的人世情景啊，”布莱克感伤地说，“您相信上帝吗？”

“我还没来得及相信呢，”我回复道，“我是说生活中不信，可在艺术中信。比如此刻，我一面祈祷，欲哭无泪，一面通过这杯白兰地享受着法兰西的阳光。一切都是同步的。如果像我这样生活，就要能同时做许多事，不去考虑它们是相互矛盾的。”

布莱克歪着脑袋听我讲述。“这我能理解，”他说，“艺术品商人必须有这种能力。热爱艺术，同时出卖它。每个艺术品商人都拥有善恶双重人格。”

“可这幅画您不会卖吧？”我问。

他叹了口气。“已经卖掉了，昨天晚上卖的。”

“太可惜了！您能不能变卦不卖呢？”我一冲动脱口而出。

布莱克带着嘲讽的微笑看着我，继而问道：“这卦怎么变？”

“是啊，怎么变？肯定没法变了。”

“还要更糟，”布莱克说，“这画卖给一个军火制造商了，卖给一个为了打败纳粹而生产武器的人了。此人因此自视为人类的慈善家，至于他生产的武器也会用于摧毁法国，他也感到惋惜，却认为是件难以避免的事。总之，这是个很讲道德的人，是社会的栋梁、教会的支柱。”

“太可怕了。这幅画在他那儿肯定得冷得打哆嗦，大喊救命了！”

布莱克又斟了第二杯白兰地。“这几年喊救命的多了，然而人们充耳不闻。可要是我知道巴黎濒临危险，昨晚我就不会把这幅画卖出去了。”

我疑惑不解地望着这位具有善恶双重人格的人。“我会把这幅画再多保存几个星期，”他继而向我承认道，“至少要等到巴黎解放后再卖。”

“佩服！”我说。“讲人性也得适度。”

布莱克笑了。“对许多事来说都有补偿，”他若有所思地说，“甚至在艺术中也不例外。昨天我若能预知今日事，我会向这位大炮王多要五千美元。那才公平。”

我一时不明白这与公平有什么关系，我猜测这是布莱克与世界之间一种复杂的宇宙平衡。对此我没什么可反对的。

“我指的是在博物馆中所能得到的补偿，”布莱克继续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很多莫奈、马奈、塞尚、德加和洛特雷克[86]的杰作。这您是知道的吧？”

“我还没去过那儿呢。”我回复道。

“为什么不去？”布莱克吃惊地问。

“一种成见，我对博物馆有点儿反感。一进博物馆就会有幽闭恐惧症。”

“真够怪的！在那些宽敞的展厅里？人在那儿可以呼吸到纽约唯一最好的空气，纯净、清新、凉爽，是为了保护画作采取的措施！”

布莱克站起身从隔壁房间取来两幅花卉作品。“现在我要给您看点儿起安慰作用的。”

这是两幅马奈的小型作品，插在玻璃花瓶中的牡丹和玫瑰。“还没有卖掉呢。”布莱克边说边从画架上拿开了那幅莫奈的画，把它翻转着放到一边。现在灰色房间中只剩下那两幅花卉画，它们似乎突然被放大了十倍。人们甚至觉得闻到了花香，也嗅出花瓶中水的清凉。一种罕见的宁静从花中扑面而来，只有创造性的能量才能如此沉静，就好像这些花是画家刚刚画出来的，似乎它们此前从未在世界上存在过。

“一个纯洁的世界，是吧？”片刻后布莱克虔诚地说。“只要还能逃入其中，就似乎并未失去一切。这是一个没有危机和失望的世界。置身在艺术之中，人就能相信永恒。”

我点点头。画作真是奇迹。布莱克对画的评论句句在理。“尽管如此，您还是打算卖掉它们？”我问。

他又叹了口气。“我不卖不行。我也得生存。”他摆弄一盏小灯，让强烈的灯光照到马奈的画上。“但这次不会卖给一个军火制造商，”他说，“这种人不喜欢小幅画作。如果可能，就卖给一位女士，一位美国最富有的寡妇，纽约这类遗孀多得是。男人拼命干活最后累死，女人活过他们并继承他们的遗产。”他转过身冲我诡秘地微笑道：“巴黎一旦解放，就又有机会弄到那里的珍宝了。那儿有许多私人收藏，与它们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是拙劣品。人们需要钱，商人也不例外。”布莱克轻轻地揉搓着他那白皙的双手。“我知道巴黎还有两幅马奈的作品，与这两幅类似。它们已经易主有望了。”

“易主有望？为什么？”

“画主需要钱啊。如果巴黎解放了……”布莱克开始想入非非。

我想这就是区别所在了。对他而言，这座城市将获得解放，对我来说它将遭受围困。布莱克关掉那盏小灯。“这就是艺术的美妙之处，”他说，“它没有终结。人总是能够重新在艺术中受到鼓舞和启发！”

而且能不断出售，我不动声色地想。我理解他，他实话实说，没有隐念。他已经克服了孩子和野蛮人那种原始的占有欲。他是商人，从事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他买进卖出，同时还可以奢侈地相信，这次他不会这样做。他是个幸运的人，我毫无妒忌地想。

“您去博物馆转转，”他说，“那里挂着所有您所能梦想到的作品，甚至超过您的梦想。只要您不想把它们搬回家，它们就属于您。这是真正的民主、自由。那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人都可以欣赏。”

我笑了。“对喜爱的东西，人是想占有的。”

布莱克摇了摇头。“只有当人不想去占有时，才能完全占有。里尔克有句名言：因为从不抓住你，你总在我手心。这是艺术品商人的座右铭。”他又笑道：“或者是为自己那双面神杰那斯[87]似的脑袋而道歉。”

杰西·施泰因又在接待流亡者。那对孪生姐妹忙着给大家倒咖啡和上糕点，留声机里播放着陶贝尔[88]演唱的歌曲。杰西着深灰色服装，她在哀悼诺曼底被严重破坏，同时又为纳粹被击溃而窃喜。“矛盾心理，”她说，“心被撕成两半了。以前我还真不知道，人可以同时又哭又笑。”

罗伯特·希尔施抱住她说：“你知道！”他反驳道。“杰西，这一点你一向就知道。只是你那颗坚如磐石的心总是遗忘这一点罢了。”

她靠在他身上问道：“你不认为这样做是轻率的吗？”

“不，杰西，一点儿也不。发生悲剧时我们最好向光明的地方看，否则我们那颗饱受摧残的心会受不了的。”

在悬挂着带黑框的照片的那个角落里，整理喋血名单的科勒正在与喜剧作家施勒茨热烈交谈。他们往喋血名单中补充了两位将军的名字，一旦战争结束，这两个叛徒必须立即枪毙。此外，他们俩现在正拟定第二份名单：新的德国流亡政府的名单。他们忙得焦头烂额，每隔几天就任命或罢免一位新部长。眼下他们正在争吵，对罗森伯格和赫斯[89]是该判死刑还是终身监禁达不成一致意见。科勒赞成执行死刑。

“谁处决他们呢？”走过来的希尔施问。

科勒不情愿地抬头看了一眼说：“希尔施先生，请不要用您那套悲观论来打扰我们。”

“我愿意为你们处决所有的家伙，”希尔施说，“条件是：您得枪决第一个。”

“谁说枪决了？”科勒厉声反驳道。“让他们像士兵一样死去？这不是抬举他们嘛！连断头台都不能让他们上！德国纳粹内政部长弗里克曾规定，对所谓叛国者要用手斧来处死。十年来，在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这已经成了规则。现在对纳粹也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还是您想赦免他们呢？”

杰西飞奔过来，如同一只看到危险的母鸡。“别吵了，罗伯特！博瑟医生来了，他正想跟你打招呼呢！”

希尔施笑着让杰西带走了。“可惜，”科勒说，“我正想给他……”

我还站在原地。“您正想干吗？”我边问边向他逼近一步。“您有什么想对我的朋友希尔施说的话，也可以对我说。您对我说风险还要小一些。”

“这与您有什么相干？少管闲事！”

我又向前迈了一步，轻轻朝科勒胸前搡了一把。他正站在一把扶手椅前，一屁股就跌坐进去。这一把搡得很轻，科勒跌坐下去是因为椅子就在他身后。他索性不站起来了，坐在椅子上咬牙痛骂：“关您屁事儿！您这个沉不住气的异教徒！您这个雅利安人！”他大放这些厥词就像是在对我进行严重的侮辱。

我吃惊地望着他，等待着下文。“还有吗？”我问。我等着他骂出“纳粹”这个字眼。我遇到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科勒默不作声了。我居高临下地盯着他。“难道您想打一个坐着的人吗？”

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局面的滑稽性。“不，”我回复道，“我会先把您扶起来再动手的。”

孪生姐妹中的一位递给我一块蛋糕。喝过布莱克的白兰地后我正觉得有些饿，所以马上接过了蛋糕。另一位孪生姐妹又给我送来一杯咖啡。“您看，”我对科勒说，“我现在反正也腾不出手来了。再说我也从来不跟演员动手，跟他们动手就像往镜子上打一样。”科勒看来又把这当成了对他的侮辱。

我转过身，看到莱奥·巴赫站在我身旁。“我搞清楚了，”他向我耳语道，“这对孪生姐妹都是清教徒，没有一个是妓女。我是牺牲了一件西服才弄清楚的，我把西服送到洗衣房去了。这对害人精是端着咖啡壶的恶魔。要是有人捏她们一把，她们就把盛着满满牛奶的杯子向你扔过来。这俩虐待狂！”

“您身上穿的就是清洗过的西服吗？”

“不是。这件是黑的。另一件是灰色的，更容易脏。”

“您应该把它捐献给博物馆去进行科学研究。”我说。

博瑟医生是个消瘦的男人，蓄着稀疏的小黑胡子。他坐在辛德勒和洛茨中间，前者曾是科学家，现在卖长袜；后者曾是音乐家，现在卖洗衣机。杰西拼命让他吃糕点喝咖啡，就好像他刚刚结束饥饿疗法似的。他离开德国的时间比别人都晚，是在战争爆发前不久。

“我应该学语言，”他说，“不是拉丁文或希腊文，而是英文。那我现在的处境会好得多。”

“胡扯！”杰西大声反驳。“英语你是得学。但你现在混得不好，是因为流亡者中有个瘪三欺骗了你。实话实说吧！”

“唉，杰西，比你说的还要恶劣得多。”

“连骗带偷！”杰西激动地解释道，以致她衣服上的滚边都直颤抖。“博瑟收集过许多珍贵的邮票，他把其中最好的交给了柏林一位获准移民的朋友，托他带到国外代为保管，直到他自己能出来。现在这家伙声称从来就没有拿到过他的邮票。”

“是不是过境时邮票被没收了？”希尔施问。“一般人们会找这种借口。”

“这个流氓更狡猾。他要是那么说，就等于承认拿到过这些邮票。这么一来博瑟就有那么一点点权力，要求对方归还。”

“不对，杰西，”希尔施说，“他没这种权力。您没有字据，对吧？”他问博瑟。

“当然没有。不能有！会被人发现的。”

“而邮票在那个人手中。”希尔施说。

“是的，邮票在那个人手中。”

“要是字据被发现，你们俩都得丧命，对吧？他或者您，所以您没有字据。”

博瑟狼狈地点点头。“所以我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您也没什么行动可采取。”

“罗伯特！”杰西气得直嚷。“难道你还要替这家伙辩解不成？”

“那些邮票值多少钱？大概数字？”希尔施问。

“那是我珍贵的邮票。一位邮票商肯定愿意出四五千美元购买的。”

“一大笔财富啊！”杰西激愤地说。“可博瑟现在连学费都付不起！”

“您说得对，”博瑟抱歉地对希尔施说，“但这样总要比落到纳粹手中强些。”

杰西愤慨地盯着他说：“除了‘总要比什么什么还强’就没什么新的言语了嘛！你为什么不发自肺腑地诅咒这个家伙？”

“骂也没有用，杰西。此外，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把邮票带出来的。”

“我真是怒火中烧！总是理解别人！你们认为一名纳粹分子遇到这种事会怎么办？他会揍死这个无赖！”

“我们不是纳粹。”

“那我们是什么？永远的牺牲品？”

穿着那身带滚边的灰色衣服，杰西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气得炸了毛的鹦鹉。希尔施被逗乐了，轻柔地拍着她的肩膀说：“杰西，你是咱们马加比家族的最后一位女杰！”

“别笑！我有时候痛心得都能憋死！”

她重新往博瑟的碟子上添加点心。“既然你无法复仇，那至少得多吃点儿。”然后她站起身，抖了抖衣服。

“去科勒那儿，”希尔施说，“他要是回了国，会把所有坏人都斩尽杀绝的。对你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复仇者，杰西。他把账一笔笔都记下来了，恐怕根据他那个单子，连我也得被罚坐几年牢呢。”

“嗨，那个白痴！他要做的事不外乎就是跑到最近一家剧院去谋个角色。”

博瑟摇了摇头。“您就让他安心演戏吧。最后一个终将破灭的幻想就是：大洋彼岸的人日后会欢天喜地地迎接我们重归故里，并为我们所遭的罪向我们道歉。他们其实根本不想重新接纳我们。”

“现在不想，但纳粹倒台后会的！”卖长袜的辛德勒教授说。

博瑟盯着他。“我亲眼看到了发生的事，”他反驳说，“纳粹不是从火星上下来，然后把德国强奸了的。只有那些已经离开德国很久了的人才相信这种话。一连六年，我耳畔响彻的都是狂热的咆哮。我在电影里看到，纳粹召开党代会时，几十万人张开血盆大口跟着号叫。我听着几十家电台播出的杀气腾腾的欢呼，我也读了各种报纸。”他转过身对眼下做长袜生意的辛德勒教授说：“我也关注过德国知识界对现政权可以说是过度热情的追捧，包括司法、工业和学术各界，教授先生，整整六年，没有一天间断。”

“那些七月二十日起来反叛的人呢？”辛德勒说。

“他们是少数，毫无希望的少数。他们已经被自己本阶层的人送上了绞刑架。正派的德国人肯定是有的，但他们从来都是少数。三千名教授中1914年就有两千九百人是主战派，只有六十人反战。这种情况一直未变。宽容一向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人道也不例外。就让那个正在老去的哑剧演员接着做他的幼稚梦吧，梦醒之后他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没有人愿意接纳他。”博瑟伤感地看了看周围说：“没人愿意让我们回去。我们意味着令人不快的谴责，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没人搭腔。

我回了旅馆。在杰西·施泰因那儿度过的这个下午令我变得感伤起来。我想到试图重建新生活的博瑟。1938年，他把自己的妻子留在了德国，她不是犹太人。她坚持了五年没有向盖世太保的压力屈服，没有与他离婚。这五年中她从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被折磨成了一个神经质的病女人。每隔几周，博瑟就受到一次传讯，每天早晨四点到七点他和妻子都吓得发抖，因为他一般都是这个时辰被带走。审讯有时在第二天，有时在几天以后才进行，此间博瑟被关在牢房里等待审讯，牢房里还关着其他犹太人。他们蹲挤在一处，由于恐惧直冒冷汗。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他们结下了一种特殊的兄弟情谊。他们彼此耳语，却依旧什么也没听见。他们一心留神着的仅仅是外面的动静——听外面什么方向传来皮靴踏地的声音。他们的兄弟情谊是这样的：说是要用少得可怜的办法互相帮助，实际上彼此几乎处于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中，就好像大家可以用作借口的可能性数量有限，每个人都在减少他人的机会。德国民族的“精英”有时会把他们之中的某个人拖出去，一顿拳打脚踢，外加侮辱谩骂。这些二十来岁的“英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向前赶。这时牢房里鸦雀无声，他们都在等待。大家几乎屏住呼吸，彼此也不再相视。通常几小时之后，一堆鲜血淋漓、抽搐不已的肉被扔进牢房，这时大家马上沉默地开始救治。博瑟经常参加援救，所以每当被传唤时，他都示意哭泣的妻子在自己的西服口袋里放几块特别的手绢，他可以用它们来包扎。他不敢带绷带，否则人们会指控他相信不实的“暴行传闻”，并立刻将他收监。即使在牢房里包扎，这种行动也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已经发生过敢这样做的人被打死的事，罪名是“妨碍公务”。博瑟还能回忆起那些被拖回来的受害者，他们经常被打得几乎不能动弹了。其中有些人仍旧用因受刑时叫喊而变得嘶哑的嗓音说：“还算走运，没有被他们留在那儿！”他们的眼神此时是迷离的，眼睛成了他们进行表达的最后可能，血肉模糊的脸上唯有眼睛炽热，还能放出光亮。留下意味着在地下室中被踩死，或是送到集中营去做牛做马，最后遭电流击毙。

博瑟总能被放回家。他的诊所早就不得不转让给另一位医生了。接手人答应给他三万马克，结果只付了一千——那诊所其实值三十万。有一天，那位接手人的一位亲戚来了，他是冲锋队的头目，他让博瑟自己挑，是愿意因非法行医被送进集中营，还是愿意收一千马克，开张三万马克的收据。博瑟知道该怎么做，他开了收据。在这几年中，他妻子已经病得该进精神病医院了，可她就是不愿离婚。她相信，只有她才能保护博瑟不被送进集中营，因为她不是犹太人。只有在博瑟能够离开德国的情况下，她才同意离婚。她想让他脱离危险。突然博瑟有了点儿运气。那个冲锋队的头目又升了官，有一天晚上来找他。他是穿便服来的，犹豫一阵后终于说明来意：他想让博瑟替他的女友堕胎。他是有妇之夫，他妻子并不认可纳粹的理念：必须尽量多生孩子，哪怕孩子血缘不同，只要遗传基因好就行。他妻子认为有她自己的血脉就够了。博瑟拒绝了，他怕这是个陷阱。小心起见，他劝这位冲锋队指挥官去找接手他诊所的那位医生，他们甚至还是亲戚呢，而且——博瑟小心翼翼地暗示——那位医生还欠着指挥官的人情呢。指挥官回复道：“那无赖不干，我试探过他。那个猪猡居然给我做了一通纳粹演讲，大谈什么基因型、遗传等一堆废话。这您就看出来什么叫感恩了！要不是我，那家伙还拿不到那诊所呢！”博瑟在这位膀大腰圆的冲锋队指挥官眼中没有看到丝毫的讽刺。“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说，“在您这里，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我小舅子，那畜生，他很可能走漏风声，或是敲诈我一辈子。”

“您也可以反过来敲诈他嘛，因为他做被禁止的手术。”

“我就是一介武夫，”指挥官说，“这些事我不懂。您是大夫，做这种手术易如反掌。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您不许工作，我也不能请您工作，所以对我们双方都没有风险。那姑娘夜里来您这儿，第二天一早回家，行吗？”

“不行！”博瑟夫人在门口喊道。她充满恐惧地在偷听，听见了他们说的一切。她扶着门框，站在门下就像是个幽灵。博瑟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让我说！”他妻子道。“我全都听见了。你什么都不要做！没得到出国许可前什么也不做。这是代价，您去弄出国许可吧。”她对指挥官说，后者试图向她解释，这不是他负责的领域。但她毫不让步，威胁说要去他上司那里告发他。他嘲笑地问：谁会相信她呢？各执一词罢了，他的证词对她——一个犹太人的老婆——的证词。她反驳道，她跟他一样，也是雅利安人。这是她当着他的面第一次使用这个可笑的字眼儿。此外，这也不是一个证词对一个证词的事，而是一个对两个。那女孩怀孕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词。博瑟呆望着自己的妻子，他还从未见过她这种样子。她虚弱得直打晃，但她挺住了，甚至成功地说服了指挥官。他想向她空口许愿，她可没那么傻。不见到出国许可证，就不做堕胎手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居然办成了。指挥官有足够的关系可以利用，此外，博瑟妻子也保证离婚。两件事都起了作用。在恐怖的官僚主义混乱中，间或也能出现这种隐藏的沙漠绿洲。那姑娘来了，大概是在两周后的一天夜间。事后指挥官告诉博瑟，他找他做这个手术还有第三个理由，他对一位犹太医生比对他那废物小舅子有更多的信任。博瑟直到最后都在等着他的圈套，指挥官给他两百马克作酬金。博瑟拒收，指挥官硬塞进他兜里。“大夫，这钱您以后肯定有用得着的地方！”他是真爱那个姑娘的。博瑟变得如此多疑和古怪，以致他都没有同妻子告别。他希望这样可以买通命运，他认为，如果去向妻子告别，就有可能被抓回去。他出逃成功，先到了法国，后去了里斯本。现在，他在费城的一家医院，后悔没有吻别妻子。他是个天生敏感的人，对此无法释怀。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却再也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也很难再有消息了，他逃出不久战争就爆发了。

劳施旅馆前停着一辆配有司机的劳斯莱斯车，就像一根金条躺在灰堆里那么扎眼。“适合陪同您的人正巧来了，”我听见莫伊科夫在有丝绒沙发的小厅里对某人说，“可惜我没时间。”

玛丽亚·菲奥拉从摆着棕榈树的角落走出来，她穿一身浅色的紧身骑马套装，看上去非常年轻。“外面那辆劳斯莱斯车是您的吗？”我问。

她笑了。“借的！我们用它拍体育片来着的。像我的所有东西一样是借的：我穿着拍照的服装、我戴的首饰，甚至这套骑装！我根本不会骑马，我身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王后冠是真的，而且那辆劳斯莱斯好像也是真的。”

“就算是，它们也不属于我。那我就是个有真货的女骗子，这样说比较贴切吧？”

“那就更危险了。”我边说边凝视着她。

“她在找陪同，”莫伊科夫解释说，“那劳斯莱斯车她只能今天用一个晚上，明天就得还。你不愿意扮演一晚上大骗子，闯荡闯荡世界吗？”

“几年来我不是一直在这么做吗？只不过没有这么时髦，这对我来说将是新经历。”

“一言为定！”

我在脑子里把自己身上带的钱数了一遍，钱够，甚至以乘劳斯莱斯车的人的身份摆谱都够。我身上还有西尔弗付给我的佣金，是卖那块蓝色跪毯得到的。“我们去哪里吃饭？”我问。“去沃伊津？”

沃伊津是我认识的唯一一家高档饭店，亚历山大·西尔弗请他弟弟阿诺德和我在那儿美餐过一顿，我至今都忘不了那鹅肝糜的味道。

“我穿这身耍猴的衣裳，人家晚上是不会让我进饭店的，”玛丽亚·菲奥拉回答说，“而且我已经吃过饭了，司机也吃过了，那家体育公司给我们准备了自助餐。您呢？也许城里什么地方还有新设的、取之不尽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供应点吧？”

“这儿就剩下一些巧克力蛋糕，几根莳萝腌黄瓜和一片全麦黑面包了。少得可怜。”

“莳萝腌黄瓜我们可以带走，面包也拿着。车里有一瓶伏特加。”

莫伊科夫感兴趣地问：“俄国货？”

玛丽亚·菲奥拉说：“我想是的，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您跟我们到车那儿去，带个大杯子，您可以亲自鉴定一下。”

我们跟着她向车走去。确实是俄国伏特加，玛丽亚·菲奥拉给莫伊科夫倒了满满一杯，那酒是冰凉的，劳斯莱斯车中配有一个很小的冰箱。莫伊科夫虔诚地喝了一口，然后像只鸽子喝水时那样抬眼望着天空道：“跟这酒一比，我就是个造假货的！”

“这是真正的艺术家面对真品时的绝望！”我说。“继续学习，弗拉基米尔，别泄气！你的齐白露加酒跟这个一样好！”

“甚至更好！”玛丽亚·菲奥拉解释说。“它的秘密是：可以安慰苦恼者。干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

我们沿第五大道向中央公园方向开去。天气很热，可以听到动物园传来的狮子的吼叫声，湖水波澜不起，就像是一块铅。“这身衣服束缚我。”玛丽亚·菲奥拉边说边放下将我们与司机隔开的那扇玻璃板上的卷帘，两侧的车窗也有卷帘，她把车子变成了一间别人看不见的屋子。她打开手提袋。“我得穿点儿透气的，幸好我把自己的旧连衣裙带来了。”

她脱掉外衣和褐色软皮短马靴，接着她开始往下拽身上的马裤。尽管车子很宽，座位很舒服，但她还是没有太多空间。我也没什么办法帮助她。我静静地坐着，车子缓缓从公园绿荫旁驶过，黄昏中可以听到虫鸣蛙叫。在她脱衣服的过程中，我闻到一股香水味在车内飘逸开来。她脱得很自然，大概因为她想，反正我在她拍广告时已经见过她几乎全裸的身子了。没错，可那时我们周围有很多人，还有灯光，而现在我们是单独在一起，天色半暗，气候炎热。

“您身上晒得黝黑啊。”我说。

她点点头。“我不会完全苍白的，我总躺在什么地方晒太阳，在加州、墨西哥或佛罗里达。总有什么地方的温度可以晒太阳，而且我们总是被送到这类地方去拍照或走秀。”

她的嗓音比平时低沉些。我发现女人裸体的时候说话总是和穿着衣服时不一样。玛丽亚·菲奥拉伸直两条长腿，把马裤叠好放进手提袋，又从袋里拿出一件白色连衣裙。她很美，身材苗条，但身上却没有任何地方的骨头显得扎眼。在法国，人们称这类女人为“假瘦”[90]。我非常渴望能得到她，但我一动没动。我不喜欢在车里施行毫无意义的强暴，再说前面还有司机呢。

玛丽亚打开了她那一侧的车窗，却没有收起卷帘。风从湖那边吹了进来，与她身上的香水味混在一起。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再等一会儿，”她说，“我马上就穿上连衣裙。伏特加在小冰箱里，那儿也有酒杯。”

“这天气喝伏特加太热了，”我说，“哪怕是俄国货。”

她睁开眼睛。“我记得还有小瓶的香槟呢。这辆车中储备丰富。车主与搞外交政策沾点边儿，所以会有伏特加。华盛顿有俄国大使馆，俄国人现在是我们的同盟。能给我一根腌黄瓜吗？”

我打开羊皮纸，把吃的递给她。她没有戴胸罩，我看到她的胸根本无需胸罩的衬托。她只穿一条丝绸裤，而且也没怎么出汗，似乎显得既冷静又自若。“真惬意！”她说着拿了一根黄瓜。“现在再来一小口伏特加，一厘米，不能再多。”

我找到杯子，是很薄的水晶杯，这车主很有品位。“您不想也喝一口吗？”玛丽亚问。

我不能想象，这辆劳斯莱斯车的主人会愿意让我喝他的酒。“那会让我成为寄生虫的，”我解释道，“我不愿这样。”

她笑了，她的笑声也比白天穿着衣服时低沉。“为什么您不愿意这样呢？那会顿时乐在其中的。”

“也对，”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干杯！”

“干杯，路德维希！”

玛丽亚·菲奥拉套上她那件连衣裙，又穿上一双白色凉鞋，然后拉起车窗上的卷帘。黄昏的余光照进车内，太阳正在下山。我们离大都市博物馆很近，晚霞的红色光芒出人意料地涌入车内，吓了我一跳。博物馆、壮观的夕阳西下，这些我在哪儿见过呢？我不想承认，却马上知道了答案。窗前那黑色的人影，强烈的灯光，地上躺着的昏迷过去的人，那带着萨克森口音的冷漠声音：“继续，下一个。”

我听到玛丽亚·菲奥拉说了点儿什么，但我没明白她的话。回忆洪流般冲进脑海，引起的轰鸣声犹如一把电锯。一下子往事又历历在目，我机械地拿起杯子喝了一口。玛丽亚·菲奥拉又说了些什么，我点点头凝视着她，我仍旧没有听懂她的话。我心烦意乱，目光呆滞，她离我似乎十分遥远。稍后她握着酒杯做了个动作，我举起酒瓶想给她斟酒，她摇摇头笑了。突然我又能听懂她在说什么了。“我们要不要下去走走？”她问。“这是您的地盘儿，叫约克维尔[91]。”

“好的。”我答道。

我很高兴能下车。玛丽亚和司机说了几句话。我环顾四周，做了几下深呼吸。宽阔的街道、房屋、天空与空气。“我们这是在哪儿啊？”我问。

“八十六大道，在德国。”

“在德国？”

“在约克维尔，德国人聚居的街区，您没来过？”

“没有。”

“要不要继续开车往前走？”

我摇摇头。她从侧面观察着我。我不太清楚她为什么带我来这里，但我也不想问。肯定不是什么宽大为怀的举动。

尽管街道很宽阔，它还是马上让我想起了德国那丑陋的中等城市。沿街遍布着糕点甜食店、啤酒馆和香肠店。“这儿是小提琴手咖啡馆，”玛丽亚说，“因其糕点而闻名。德国人酷爱糕点，对吧？”

“对，”我回复道，“爱吃糕点和香肠，就像意大利人爱吃通心粉一样。这不过是些随意概括出来的特点。”我友好地补充道。我可不愿意卷入这种幼稚的争论中去，起码现在不愿意。

我们缄默地走过此街区，气氛有些压抑。以一种怪癖的方式，我似乎把周围的一切都看成了双重的。我听到身旁的人说德语，一再地感到害怕；我几乎等待着会在商店门后看到盖世太保在窥探。这种双重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致我忽而感到安全，忽而感到仇恨和恐惧，就像一个缺乏训练的走钢丝演员在钢丝上挣扎向前，钢丝系在写有德文的房屋之间，下面没有任何保护网。这些德文像杀威棒一样击中了我，尽管它们本身是无害的，但它们对我来说却意味着危险。它们以及那些与我擦肩而过、貌似平凡的人都有一种双重且阴森的意义。我认识它们或他们的另一副面孔。

“兴登堡咖啡馆。”玛丽亚·菲奥拉说。

她走在我身旁，迈着时装模特那撩人的步伐，令人向往，犹如仙女下凡般可望而不可即。几乎让我窒息的那股小城的霉腐味道，她好像根本没有闻到。这种气味是由愚钝、令人窒息的舒适和无判断力的服从混合而成的，而这一混合物随时都可以转化为其反面。

“这儿多祥和啊。”玛丽亚说。

我了解这种祥和。集中营里死刑犯棚屋前盛开着天竺葵，每逢星期天，集中营的小乐队都要演奏乐曲；而囚徒们却逃不过受鞭挞或慢慢吊死的命运。人们也不会白白知道希姆莱对他的安哥拉兔情意绵绵，从不杀害一只，却成千上万地屠杀犹太儿童。

我感觉到血管中一阵轻微的震颤。突然间我无法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会回到德国去。我知道自己一心想回国，但目的不同。我回去是想找杀害我父亲的凶手，而不是为了重新去那里生活。可此时此刻我觉察到，就是想要为父报仇我也回不去了。总是存在着这种双重幻影——无害的小市民的影像和听话的凶手的影像。我感到自己再也无法将二者分开了，这种现象经常发生，我也就听之任之了。有一堵我无法穿越的陡峭黑墙，那就是撕碎了我的生活的谋杀。只要我一想起谋杀，就一连数日心情骚动。此债不偿，什么事也无法继续下去。偿债，而不是和解，血债要用血来偿，得索凶手的命。

我几乎把玛丽亚·菲奥拉忘了，现在我又看见她了。她站在一家鞋店前，正猫着腰挑剔地审视着橱窗里摆着的鞋，犹如一位猎人在狩猎。她看得那么聚精会神，以致我觉得她似乎也忘了我。我心头一热，正是因为我们如此不同，彼此才不了解对方。这使她不会受到伤害并显得弥足珍贵，而且给了她一种隐秘的快乐，这种快乐永远不会变为模糊不清的暧昧关系。这让我们二人都安心，因为我们的生活可以像铁轨一样并行，而不会发生交叉。这甚至为一种有些像水晶似的幸福留下了空间——不会出现背叛，也不会触动过去。

“您找到什么了吗？”我问。

她抬眼看看我。“一切都太沉重了，”她说，“对我来说太坚固了。您呢？”

“一无所获，”我回复道，“一无所获！根本一无所获！”

她凝视着我。“人不该回去，是吧？”

“不能回去。”我说。

她笑了。“这给人一定程度的自由，是吧？就像传说中的鸟，只有翅膀，没有脚。”

我点点头。“您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偶然，”她轻松地说，“您不是也想下车走走吗？”

我想也许是偶然吧，但我不相信这类偶然发生的事。显然是为了把这座纳粹堡垒的平静与佛罗伦萨遭到的毁坏做一个对比。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埋藏着记下的仇，它们只是等待着时机浮出。但我没有回答，只要她不提及此事，回答就成了一种没有必要的挑衅，而且还达不到目的。

我们走过一家糕点甜食店，里面人满为患，传出响亮的音乐声，是德国民歌。我往里瞧了瞧，心想，这些目光炯炯、往嘴里塞着法兰克福环状蛋糕和掼奶油的人，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变成狼人，去执行杀人命令。他们生活在美国的事实几乎没有削弱这种可能性，相反，这通常使他们成为更加义愤填膺的“爱国者”。

“美国人很大度，”我说，“他们不关押任何人。”

“不，日本人被关押在加利福尼亚，”玛丽亚说，“那儿的德国流亡者晚上八点必须待在家里，而且外出距离不许超过八公里。我在那儿待过。”她笑了。“这种措施总是限制了不该受到限制的人。”

“多是如此。”

从一家大酒馆中传出铜管乐的声音，是德国进行曲。橱窗里挂着血肠。我捉摸着随时可能会听到《霍斯特·威塞尔之歌》[92]。

“我在这儿转悠够了。”我说。

“我也是，”玛丽亚说，“这里的鞋看起来是用来行军的，不是用来跳舞的。”

“我们走回去吧？”

“我们开车回美国。”玛丽亚说。

我们坐在中央公园的一家餐厅里。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坪，从湖面吹过一阵凉风，能听到远处有船桨击水的声音。天黑了，夜幕的蓝色阴影悬挂在树丛间，万籁俱寂。

“你晒得黝黑啊。”我对玛丽亚说。

“这话你在车上就对我说过了。”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此间我去过德国，又从那儿逃了出来。你晒得黝黑啊！你的秀发在天光下闪闪发亮。这是意大利的天光，是菲耶索莱[93]夜晚的天光。”

“你去过那儿？”

“只是在那附近待过，在佛罗伦萨坐过监狱。但见过那一带的天光。”

“你为什么坐牢呢？”

“我没有证件，但很快就被释放了，必须立即离境。此外这种光我还在意大利绘画上见过，它很神秘，是一种由彩色暗影发出的光。就像你现在的头发和脸庞。”

“我不幸福的时候，我的头发就是蓬乱无光的，”玛丽亚说，“我独处时，皮肤也会变坏。我不能长久独自生活。我一个人时，就什么都不是了，只是各种恶劣特性的集合体。”

服务员给我们拿来一瓶智利白葡萄酒。我感到似乎是从一次大难中死里逃生了。被扰起的恐惧、仇恨和绝望一下子又离我远去了，去了我想放逐它们的远方，只不过它们还能毁灭我。在约克维尔，它们用回忆的血盆大口触及了我，但我觉得自己侥幸逃脱了。现在我的内心极为平静，这种状态已经久违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眼前看到的更重要了：在桌上蹦来蹦去啄食面包屑的小鸟，浅黄色的葡萄酒以及黄昏中我面前这张闪着微光的面庞。我长出了一口气道：“我逃脱了。”

“干杯！”玛丽亚·菲奥拉说。“我也是。”

我没有问她逃脱的是什么，但肯定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在巴黎大木偶剧场我看过一出独幕剧，”我说，“两个人坐在一个氢气球上，其中一人拿着望远镜向下望。突然一声巨响，拿着望远镜的男子跌坐下来问他身旁的女伴，‘刚才它爆炸了，’他进一步解释道，‘地球爆炸了，怎么办呢？’”

“开头不错，”玛丽亚说，“怎么结的尾呢？”

“大木偶剧场的戏总是以灾难收场。其实也不必如此。”

玛丽亚笑了。“两个人坐在氢气球上，没有地球，没有家园。如果人仇恨孤独，把幸福当作一面镜子，那还会发生什么呢？一面深不见底的镜子，反映出的始终是它自己。干杯，路德维希！自由是美好的，如果不是孑然一身的话。这是不是矛盾的呀？”

“不，只是一种谨慎的幸福。”

“这听上去不好听，对吧？”

“不，”我说，“它永远也不会发生。”

她看着我问：“如果一切都过去了，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随便去了，你愿意生活在哪儿呢？”

我思索了半天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3

“您上哪儿去了？”雷金纳德·布莱克问。

我指了指表，九点十分。“律师们也九点才上班，”我说，“我得还债。”

“还债可以用支票，那样更方便。”

“我还没有账号呢，”我回答道，“只有债务。”

布莱克的样子令我吃惊。他不再是往日那个练达随意的老油条，虽然刻意掩饰，还是显得紧张和神经质。就连他的面部也起了变化：往日微胖的柔和面孔不见了，甚至连胡子看上去都显得更硬了，不再是亚述人式的胡须，而是地中海东部地区人的胡须。他犹如沙龙中一头准备去捕食的老虎。

“我们时间不多了，”他说，“得把画挂好。您跟我来！”

我们走进放着那两个画架的房间，那房间是用钢门锁住的。布莱克从侧室拿出两幅画，把它们放到画架上。“别考虑，告诉我您会买哪幅。快！”

是德加的两幅画，画得都是舞女，两幅都没加画框。“哪幅？”布莱克问。“二选一，哪幅？”

我指了指左面那幅。“这幅我最喜欢。”

“这我不想知道。如果您是百万富翁的话，您会买哪幅？”

“还是左面这幅。”

“您认为哪幅价值更高？”

“大概是另一幅。那幅画得更详尽，而不是速写般粗犷。布莱克先生，这您不是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吗？”

“这回不见得。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对画懂得不多的人做出的率真而本能的判断。就像这位顾客。”当他看到我的眼神后，又补充道：“您别生气！这两幅画值多少钱我自己知道，可顾客永远是个未知数。现在您明白了吧？”

“这属于我的工作范围吗？”我问。

布莱克笑了，突然他又变回从前那个有些危险又无法让人相信的奉承者了。“您为什么不把两幅画都给顾客看呢？”我问。

布莱克开心地看着我。“那将是灾难性的，”他解释道，“他永远都无法做出抉择，后果自然是一幅也不买。顶多可以给他看三四幅画，但不能是同一位大师的作品，得是不同大师的。如果他不能做出选择，就让他先回家，不能怕他不买而把自己手里的所有画都拿给他看。要等他再来，能够等待才真正是当艺术品商人的料。一旦顾客又上门了，就告诉他，给他看过的画中有两幅已经卖出去了，哪怕没卖出去也要这样说，或是说送去参展了。然后从上次给他看过的画中拿两三幅给他看，再添两三幅，最多四幅新的。也可以说某幅画送到某位顾客那里供他鉴赏去了，这同样能吊起胃口。能比别人抢先一步买下某件艺术品，没有比这更有诱惑力的了。这一切就叫做：引诱顾客上钩。”雷金纳德·布莱克喷出一股烟雾。“您看到了吧，我并非要伤害您，而是想把您培养成出色的艺术品商人。现在我们给画加框。第二条规则是：千万不能给顾客看没有配框的画！”

我们走进那间挂着各种尺寸画框的房间。“甚至都不能给一位博物馆馆长看未加框的画！”布莱克解释说。“最多可以给另一位艺术品商人看没框的画。画作需要框，就像女人靠衣裳。甚至梵高都梦想着能有珍贵的画框，可他连画都卖不出去，哪买得起框啊。您认为哪个框配德加的画合适呢？”

“也许这个。”

布莱克赞同地看着我。“眼光不错。但我们还是选另一种。”他把舞女画装入一个巴洛克式的宽边画框，这个框装饰繁复。“怎么样？”他问。

“对一幅未完成的作品来说，显得有些过分奢侈了。”两幅画上都盖着德加工作室的红印章，这印章不是他本人加盖的，这是他的遗作。

“正因为如此！”布莱克反驳道。“正因为画有些素描味道，所以画框怎么奢侈都不过分。”

“我明白，画框可以掩瑕。”

“它起提升作用。它是非常完美的，从而使得画也变得更完美了。”

布莱克言之有理。这个昂贵的画框让画变了样。它突然熠熠生辉，虽然有点炫耀之嫌，但这正是用它的目的。它光彩夺目，视角不再无限延伸，而是被画框局限在四角之内，从而使画获得了某种意义。刚才它摆在房间里还显得飘忽不定，突然间就内敛起来。偶然之物变成了必然之物，甚至连空白的地方现在也成为整体那有机的组成部分了。

“有的艺术品商人老想在画框上省钱，那都是小商小贩的作派。他们用镀金的石膏模压出的破画框糊弄顾客，以为顾客会看不出来。他也许不会直接注意到这一点，但那幅画看上去就会差劲许多。画作都是贵族。”布莱克说。

他又为第二幅德加的画挑画框。“难道您想违反自己的原则，把同一位大师的两幅画都拿给顾客看吗？”我问。

布莱克笑了。“不，但第二幅画我也想准备好。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情况，原则也得有弹性。您觉得这个画框如何？它合适。路易十五时代的，很漂亮，是吧？装进这个画框，画马上升值五千美元。”

“路易十五时代的画框多少钱一个？”

“如今？五百至七百美元。是这场该死的战争让它变得这么贵，因为货源断了。”我看着布莱克，原来这也是诅咒这场战争的一个理由，我想。甚至是个很明智的理由。

两幅画均被装入画框。“您把第一幅画送到侧室去，”布莱克说，“第二幅画送到我妻子的卧室。”

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您没听错，”他重复道，“挂进我妻子的卧室。来，我陪您一起去。”

布莱克夫人有个很漂亮的卧室，布置得很女性化。家具间挂着几张素描和水粉画。布莱克用一位将军的目光审视了一下说：“您把那边那张雷诺阿[94]的素描摘下来，把这张德加的挂上去。雷诺阿那张挂到旁边的梳妆台上方，贝尔特·莫里索[95]的素描拿掉。右边的窗帘拉上一半，再多拉一点儿，行了，现在这样光线正好。”

他没说错。半拉上的窗帘放进的金色阳光给画增添了一缕可爱与温暖。“策略，”布莱克说，“卖东西一半靠策略。顾客不会平白无故地一清早就来看画，这时辰画看上去显得不那么值钱。我们得有相应对策。”

他继续教给我一些艺术品商人的生意经。我应该把他想给顾客看的画连同画架依次送进房间。等看到第四幅或第五幅画时，他会让我把第二幅德加的画拿来。这时我要提醒他，这幅画挂在布莱克夫人的卧室里。“您可以尽量多说法语，”他解释道，“当我问到那幅画时，您则必须说英语，好让顾客也能听懂。”

我听到门铃响。“他来了，”布莱克兴奋地说，“您在上面等着，等我摇铃叫您。”

我走进侧室，这里装好了画框的画已经放在了画架上，我坐到一把椅子上。为了迎接客人，布莱克快步如飞地向楼下赶去。这间侧室装着一扇镶有磨砂玻璃的小窗，上面还加了铁栏。我觉得像是坐在一间牢房里，为了不无聊，里面存放着一些价值几十万美金的画作。乳白色的灯光让我忆起在瑞士蹲过的一间班房，我因非法居留在那儿被关了十四天，过失是流亡者最常犯的罪过——没有有效证件。那班房也跟这里一样又干净又整齐，我当时真想在里面多住些日子，伙食也好，还有暖气。可两周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我被押往法国边境的小镇安纳马斯。押我的人给了我一支烟，又在我背上轻轻拍了一巴掌：“向前走，去法国！再也别让人在瑞士看见你！”

我肯定打了个盹。突然我听到铃声，我走进布莱克所在的房间，里面坐着一个小眼睛的胖男人，一对大耳朵红红的。“佐默先生，”布莱克轻声细语地说，“请您把西斯莱[96]那幅亮丽的风景画拿来。”

我拿来那幅风景画，把它放到画架上。很长时间布莱克一言不发，而是观察着窗外的云。“您喜欢这幅画吗？”然后他有些百无聊赖地问。“一幅西斯莱创造巅峰的作品，描绘的是洪水泛滥的场面，这是人人都梦寐以求的画作。”

“破烂儿。”顾客说得比布莱克还要百无聊赖。布莱克微笑，挖苦地说道：“这也不失为一种评论。”“佐默先生，”他转过身用法语对我说，“您把西斯莱这幅非凡的画拿走吧。”

我等了片刻，等他吩咐我该拿哪幅画进来。但他没有这样做，我就拿起西斯莱的画向外走去，这时我听到他说：“库珀先生，您今天心绪不佳。我们再约个别的时间看画吧。”

够狡猾的，我在乳白色灯光中想，现在库珀得想对策了。过了一阵我又被叫去，看到他们二位正在抽布莱克给顾客预备的雪茄。当我把画一幅幅拿进屋里时，我发现他们抽的是帕塔加斯牌雪茄。后来就轮到我说那句关键的话了：“那幅德加的画不在这儿，布莱克先生。”

“画当然在这儿，又没人偷它。”

我走近他，弯腰对他耳语道：“那幅画在上面，在布莱克夫人房间里。”

“在哪儿？”

我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那画挂在布莱克夫人卧室里。

布莱克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噢，对了，我把这茬儿给忘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那这画可就不能卖了。”

我真佩服他的厚颜无耻，他又把球重新踢给库珀了。他既不说我还是应该把那幅画拿来，也不说那幅画属于他妻子。他干脆回避了这个话题，等着对方的反应。

我也回到自己那个小屋，同样等待起来。我觉得布莱克的鱼竿上这回钓住了一条鲨鱼，只是我还说不好，这条鲨鱼会不会把布莱克一口吞掉。然而布莱克所处的位置明显更有利些，鲨鱼顶多能咬断鱼钩而游走，可布莱克是绝不可能贱卖画作的。然而鲨鱼正在进行有趣的尝试。因为门是半开着的，所以我听到他们已经转而谈论经济状况和战争了。鲨鱼预言最糟糕的状况：交易所倒闭、债务、新的支出、新的战役、危机，甚至还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一切都将贬值，唯一能保值的只有现金。他特别提到193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危机。那时手里有现金的主儿就是国王，能以半价买到一切——他是这么说的——能以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价钱买到。也包括画作，特别是画作。鲨鱼又引人深思地补充道：“奢侈品像家具、地毯和画作什么的，甚至只值从前的五十分之一。”

布莱克无动于衷地给鲨鱼送上一杯上等法国白兰地。“后来东西又都升了值，”他说，“钱却贬了值。您自己知道，如今的钱贬值了一半还要多。钱没升值，画却涨了四倍。”他温和而虚伪地笑道：“是的，通货膨胀！它始于两千年前，从此没有停止过。物品升值，货币贬值，情况就是如此！”

“照这么说，您应该一向什么都不卖才对。”鲨鱼欢快地高喊着回击道。

“要是真能那样敢情好，”布莱克镇定自若地说，“我已经是能不卖就不卖了。可是得交税呀，此外也需要运营资本啊。您问问我的顾客，对他们而言，我都成了慈善家了。五年前我卖出的一幅德加的舞女画，不久前又以双倍的价格买回来了。”

“从谁那儿？”鲨鱼问。

“这我自然不能告诉您。难道您愿意我像大喇叭一样到处广播，透露您以什么价格从我这里买了画，或是以后又以什么价格卖了吗？”

“有什么不可以？”鲨鱼对这种虚张声势并不买账。

“其他人根本不喜欢这样，我得照顾他们的情绪。”布莱克做了个想起身的动作。“可惜您没找到想买的画，库珀先生，那您改天再来吧。价格我可不能一直保持不变，这您能理解吧？”

鲨鱼也站了起来。“您不是还有一幅德加的画想给我看吗？”他随便问道。

“噢，您是说挂在我妻子房间里的那幅？”布莱克犹豫了一下，然后我听到铃声。“我妻子在房间里吗？”

“半个小时以前她出去了。”

“那您就把挂在镜子旁的那幅德加的画拿过来吧。”

“得等一会儿，布莱克先生，”我说，“因为墙壁不够结实，挂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木制壁塞，画被固定在上面了。我只需要几分钟。”

“算了，”布莱克回复道，“我们还是上楼去看吧。您觉得如何，库珀先生？”

“我不反对。”

我又像法夫纳一样蛰伏到莱茵黄金宝物之中了。[97]过了一阵，他们俩又回来了，打发我上楼去卸画并把它拿下来。因为没有什么可卸的，所以我就多等了几分钟。透过朝向后院的窗户，我看见站在对面厨房窗户前的布莱克夫人。她做了个询问的手势，我使劲摇头，现在还有危险，布莱克夫人还得继续待在厨房里。

我把那幅画送进饰有灰色天鹅绒的房间，画架摆在那里，然后就退了出来。布莱克把中间那扇门关了起来，所以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了。我挺想能亲耳听到他微妙地向顾客暗示，这幅画是他结婚十周年那天送给妻子的礼物，他妻子当然愿意保留此画的。但我可以肯定，他这么做也是为了避免那条鲨鱼起疑心。

又过了差不多半小时，布莱克一个人进来，把我从豪华牢房中解救出来。“那幅德加不用挂回去了，”他说，“明天您得把它送到库珀先生家去。”

“恭喜啊！”

他做了个鬼脸。“为了卖画，什么招都得使！两年以后那画价格涨得会让他偷着乐。”

我重复了库珀的问题。“既然这样，您为什么非要卖呢？”

“因为我欲罢不能，做买卖刺激我。我有赌徒的秉性，可如今已经找不到对手了，我其实是自己跟自己赌。对了，那个说画被壁塞固定住的点子想得不错，您大有进步！”

晚上我去杰西·施泰因那儿，发现她两眼哭得红肿，情绪非常低落。有几个她的熟人正在安慰她。“如果今天打扰你们，我就明天再来，”我说，“我只是来致谢的。”

“谢什么？”

杰西一头雾水地看着我。“谢谢您替我在律师那里说好话，”我说，“还让勃兰特去为我担保，现在我的逗留许可又延期了两个月。”

她忍不住又哭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我问演员拉比诺维茨，他正搂着杰西劝她。

“您不知道吗？”利普许茨小声道。“特勒死了，前天。”

拉比诺维茨示意我不要多问。他送杰西坐到一张沙发上，然后转回来。他在一些小影片中饰演过残忍的纳粹分子，实际上他是个很温柔的人。“特勒上吊了，”他说，“是利普许茨发现的。死了至少有一两天了，他死在自己房间里，是吊死在枝形吊灯上的。所有的灯都开着，枝形吊灯上的灯也都开着，大概他不愿一个人在黑暗中死去。他肯定是夜间上吊的。”

我想走。“您留下吧！”拉比诺维茨说。“杰西这儿的人越多，对她越好。她不能独处。”

房间里的空气不新鲜，显得闷热。杰西不愿开窗户，一种谜一样的古老偏见让她相信，如果哀悼溜到外面空气中，会对死者不利。很多年以前我曾听说过，要是死者躺在屋里，只有打开窗户，迷失在屋内的灵魂才能获得解脱；但从未听说过死者已经躺在某殡仪馆了，却要关窗留住哀悼的。

“我是头蠢母牛！”杰西边说边用力擤了擤鼻涕。“我得振作起来，”她站起身道，“我给你们煮咖啡。还是你们想要点儿别的？”

“什么也不要，杰西，真的什么也不需要。”

“不行，我要去煮咖啡。”

她穿着那件压皱了的、簌簌作响的连衣裙走进厨房。

“有人知道他的死因吗？”我问拉比诺维茨。

“死还需要原因吗？”

我想起罗伯特·希尔施的理论，他认为人生有双重和三重转折，而且没有根的人聚在一起特别有害。“不需要。”我说。

“他不是赤贫，这大概不是他死的原因。他也没有生病，大约两周前利普许茨还见过他。”

“他可以工作吗？”

“他一直在写作，但什么也不能发表。十年来什么都未能发表，”利普许茨说，“但很多人都是这种处境，仅仅如此也不至于轻生啊。”

“他留下什么了吗？一封遗书？”

“没有。他吊死在枝形吊灯上，脸色铁青，舌头伸出老长，苍蝇在他睁着的眼睛上爬。他那模样看上去已经很吓人了，天气这么热，尸体腐烂得很快。那眼睛……”利普许茨说着打了个冷颤。“最要命的是，杰西还想最后再看他一眼。”

“遗体停放在哪儿了？”

“放在一家殡仪馆了，英文叫funeral home，直译就是丧葬之家。听听这名起的！尸体在那儿会被整容。您去过这种场所吗？千万别去！美国人还是个很年轻的民族，他们不认可死亡。死者都被化了妆，就好像仅仅在安睡，许多死者还受到了防腐处理。”

“要是他化了妆，那杰西不是就可以……”我说。“我们也曾这么想过，但特勒的情况是几乎无法再遮盖了。也没有这么多化妆品，有也用不起。死亡在美国可是件非常昂贵的事。”

“不光在美国。”利普许茨说。

“在德国，死很廉价。”我说。

“在美国非常贵。我们找的已经是很一般的殡仪馆了，一切从简，尽管如此，还花了好几百美元。”

“特勒要是有这笔钱，也许还死不了呢。”利普许茨说。

“兴许吧。”

我看到杰西房间里照片的排列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勒的照片不再挂在活着的人的照片中，但也还没有像另一侧的死者照片那样镶着黑框；它仍旧装在原来的金框里，杰西仅仅在上面加了一条黑色饰带，是用一块黑色薄纱做的。照片上的特勒微笑着注视着前方，看上去要年轻十五岁。那是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它对特勒的死以及对饰带都一无所知。尽管如此，这张照片和真正的悲痛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杰西端着托盘和咖啡杯走了过来，她用一把有花卉图案的咖啡壶给大家倒咖啡。“这儿还有糖和奶油。”她说。

大家都在喝咖啡，我也在喝。“葬礼明天举行。”她问我：“您来吗？”

“只要我能来，一定来。”

“他的所有熟人都必须来！”杰西立即激动地大声说。“明天十二点半。专门安排在这个时间，以便大家都能来。”

“我来，杰西。当然来，在什么地方？”利普许茨告诉了我殡仪馆的名字：“亚设殡仪馆，在第十四街。”

“他将埋葬在什么地方？”利普许茨问。

“他不土葬，火葬。火葬便宜。”

“什么？”我不解地问。

“他将被火化。”

“火化？”我重复着，同时思绪万千。

“是的，殡仪馆负责打理此事。”

杰西来到前面。“现在他一个人躺在那儿，置身于陌生人之间，”她抱怨道，“要是下葬前至少灵柩能停放在我们这儿，在朋友们这儿就好了。”她转过身对我说：“您还想知道什么？谁再次替您预付了款项？是坦嫩鲍姆。”

“坦嫩鲍姆-史密斯？”

“是啊，不是他还能是谁？他是我们的资本家，特勒的葬礼也是他出的钱。您明天一定来吧？”

“一定。”我说。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拉比诺维茨把我送到门口。“我们必须阻止杰西，”他急速小声说，“不能让她看到特勒。总之，不能让她见到他的遗容，因为是自杀，所以尸体做过解剖，这些杰西都不知情。您知道的，她一向说一不二。幸好她端来了咖啡，利普许茨往她的咖啡杯里放了一片安眠药。她没发现，所以大伙儿都喝了咖啡，还异口同声地称赞好喝。我们曾经试图让她服些镇静剂，但她拒绝了，她认为如果服了，那就是对特勒的欺骗。就跟她坚持不让开窗一样犟。也许我们今天还能偷着往她的饭食中放一片安眠药。明天一早要想拦住她最费劲。您真的来吗？”

“是的，去殡仪馆。怎么把特勒送到火葬场去呢？火葬场就在殡仪馆内吗？”

“我想不是。但殡仪馆会操办此事的。问这个干吗？”

“你们在那儿说个没完没了，说什么呢？”杰西在房间里问道。

“她起疑心了，”拉比诺维茨耳语道，“晚安！”

“晚安！”

他穿过半暗的走廊——墙上悬挂着柏林罗马风咖啡馆[98]的照片——走回沉闷的房间；我走向大街，扑面而来的是车水马龙的喧嚣，这种自成一体的热闹对我多少是种安慰。火葬场，我默想着，原来美国也有！人无论走到哪儿，也避不开火葬场。

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我没有马上意识到自己做梦了，为了驱赶梦魇，我打开灯。这不是我常做的那种流亡者之梦：因轻率而越过边界，遭到党卫军跟踪，杀手穷追不舍。做这种梦时虽然也会尖叫着从梦中惊醒，但这些属于一般的绝望之梦，怕由于自己的愚蠢再次中了圈套。从这种梦境醒来之后，在床上伸展一下肢体，看看窗外都市那微红的夜色，人就知道自己得救了。

我刚做的这个梦则不同，它更加不确定，由许多片段汇合而成，坚韧、黑暗、呈沥青状，无始无终。西比勒出现在梦中，她无声地呼喊着救命。我想到她身边去，但膝盖一直支撑不住，我陷入一片坚韧的泥沼之中，它由焦油、沼泽和陈血组成。我看到她恐惧地望着我，无声地呼喊：逃！快逃！然后又喊：救命！救命！我看到像黑洞一样张开着的一张大嘴，那种黏稠的物质正从那里涌出。西比勒突然不见了，取代她出现的是西格弗里德·罗森塔尔的妻子。一个带有难听的萨克森口音的人在尖声命令着什么，一个黑影面对满天晚霞站在窗前。一股惨淡的血腥味，烟囱中闪出火光，人肉被焚烧发出的难闻的甜腻味道。一只在地面缓慢移动的手，有人用脚践踏这只手，随即爆发出一声惨叫。这叫声好像来自四面八方，而且久久回荡。

在欧洲时我不常做梦。那时，因为危险就盘踞在后脖梗子上，所以一心想的就是怎样活下来。置身在危险之中时根本顾不上反思，梦也就减弱了。原始的求生本能不允许它们出现，而且排斥它们。后来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我以为经过大海绵延数天的咆哮，我的回忆也被挡在了彼岸，就像那艘遮蔽了亮光的轮船，犹如影子幽灵般地逃过了潜水艇那样。我以前做过最普通的逃亡之梦，那是每个流亡者都会梦到的。但现在我知道了，尽管我在能够复仇之前尽量不想让回忆毁掉自己，但我还是没有、根本没有逃脱回忆的折磨。我又一次明白了，无论怎么努力，我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回忆，它们渗漏到睡眠和梦境中，进入那个幽灵般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每天夜里都有模糊不清的法则和基础建立起来，白天它们又消失殆尽。记忆却不会消逝。

我凝视窗外。月亮已经高高悬挂在空中，什么地方有一只猫在叫。院子里的垃圾桶中发出沙沙声。对面一扇窗户的灯亮了，随即又熄灭了。我害怕再次睡着。我不想给罗伯特·希尔施打电话，一来时间已经太晚，二来他也帮不了我。这种事我只能自己对付。

我起身穿上衣服，想去城里遛遛，直到筋疲力尽为止。但即使这样，也不过是一种逃避而已。我经常这么做，想无意中找到一种支撑和依靠，借以忘记过去。或是通过对城市过度的浪漫想象而制造一种幻觉，似乎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不是建立在阴暗的地基之上，而构成这种地基的则是贪婪、罪恶、剥削和自私。又好像那些贫民区并不属于这座城市似的。我对城市构建起来的这种苍白的幻想，是用来抗衡过去在欧洲度过的那些血腥岁月的，我想以此驱逐对这些岁月的记忆。我知道不该如此，这里——在这座帕齐瓦尔[99]城堡中——罪恶与别处一样没有绝迹。

我走下楼梯。莫伊科夫肯定在，我想跟他要几片安眠药。尽管我想独自解决自己的问题，但遇上急性发作时，拒绝服用当代的化学药剂，还是显得有些可笑。

摆放着丝绒沙发的小厅还亮着微弱的灯光。“伏特加还是安眠药？”莫伊科夫问，他与女伯爵坐在盆栽棕榈后。“或者跟我们一起坐下聊聊？撼动一下生存的支柱？质疑一下生灵的恐惧？”

女伯爵围着好几条围巾，看上去穷困潦倒。“要是知道这些敢情好，”她说，“我想，人首先需要社交，然后是伏特加，再然后是安眠药。接下来人什么都想要，最终就像一只无头乱扑腾的母鸡，根本不知道想要什么了。”

莫伊科夫睁开他那对鹦鹉眼说：“然后就又从头开始了。一切都周而复始，伯爵夫人。”

“您相信吗？钱也会回来？”

这时接待室的铃响了。“准是拉乌尔，”莫伊科夫叹了口气，“今儿晚上又不安宁了。”

他起身向前走去。女伯爵扬起她那张鸟一样的脸望着我，脸上那双眼睛像摆放在发皱的丝绸上的蓝宝石那样闪烁着光芒。“钱不会回来的，”她小声说，“钱像赛跑一样地离开了。希望钱全部用光之前我能死掉，我可不想在为穷人设立的养老院里咽气。”她淡淡一笑。“我已经在尽一切努力早日归西。”从一条围巾下露出一个伏特加酒瓶，在我还没有看清楚握着它的手时，那瓶子旋即又消失了。“您不会哭吧？”她接下来问。“如果会的话，哭可以使人平静。它能让人筋疲力尽，然后就会出现一种苍凉的平和。但人并非总能哭，哭的时代马上就要结束了。不能哭后，人才知道哭的好处。接踵而来的就是恐惧、呆滞和绝望了。唯一能让人活下去的就是回忆。”

我抬头看了看她那张蜡一样苍白的脸，这张脸似乎是由脆弱的丝绸构成的。她在那儿说些什么？真相正相反，至少在我这儿是如此。“您的话什么意思？”我问。

女伯爵的面部表情略显活跃。“回忆，”她重复道，“它们还活着。它们温暖而灿烂，充满了青春与活力。”

“对死人的回忆也是如此吗？”

“是的，”这位纤细的小妇人停顿片刻后说，“如果他们还活着，那他们就不是回忆了。”

我没有再继续问。“回忆给了人活下去的勇气，”她小声说，“人活多久，他的记忆就活多久，对吧？夜间，这些回忆会站在阴暗处祈求说：别走！不要杀害我们！我们只有你了！人绝望而疲惫，不想再活下去了。可回忆更加疲惫和绝望，它们不断祈求：别杀害我们！再召唤我们吧，我们又重新出现了——八音钟乐声再起，又能听到爽朗的笑声，看到频频的鞠躬致意，翩翩的舞步，我们喜爱的人的面庞，他们复活了，脸上略显苍白，他们在那里祈求：别杀害我们，我们只有通过你才能存活。这时谁还能说‘不’呢？可长此以往，谁又受得了呢？唉，”女伯爵突然抱怨道，“我可不愿进穷人养老院，跟那么多人挤在一起。那都是些还能动弹的人渣……”

莫伊科夫又回来了。“昔日各位豪杰，”他说，“如今都在何处？风不认识他们，草在生长。”他举起伏特加酒杯。“你不来点儿？”他问我。

“不。”

“他的悲伤还如鲠在喉，”莫伊科夫对女伯爵说，“我们的已经化作泥土，聚集在我们的双脚旁，从那里向上，直到埋葬了我们的心脏。没有心脏，人也照样能活。对吧，伯爵夫人？”

“至理名言，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您喜欢话语，您是个诗人。也许人能这样活着，可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女伯爵站起身。“弗拉基米尔，为了对付今宵给我两片安眠药行吗？晚安，佐默先生。多好听的名字啊[100]，我们小时候也学过一点儿德语。祝你们做好梦！”

莫伊科夫陪这位娇柔的女士向楼梯走去。我瞧了瞧那个小瓶，他从那里拿出两片药给了女伯爵，是安眠药。“也给我两片。”他回来后我说。“她为什么总是两片两片地向你要呢？她不能在床头柜中存上一整瓶吗？”我问。

“她不敢，她怕哪天夜里会把那些药片全吞下去。”

“尽管有那些回忆，还会这么干？”

“不是因为回忆，她害怕的是贫困。她能活多久就愿意活多久，但她怕突然想不开，所以格外小心。我向她保证过，她若是求我，我就给她弄一大瓶。可她还有些时日好活呢。”

“你会这么做吗？”

他用那双看不见眼睑的眼睛盯着我：“你不会吗？”然后他慢慢张开一只大手，手心里有一枚老式的小戒指，上面镶着红宝石。“她得卖掉它。宝石虽然不大，可你仔细瞧瞧。”

“我不懂行。”

“这是闪星宝石，很罕见。”

我又看了那戒指一眼，它那宝石的红很清澈，如果对着灯光转动，就能看到一个六角形闪光小星星。“我希望自己能买下它。”我突然说。

莫伊科夫笑了。“买它干什么？”

“不干什么，”我回复道，“因为它不是人造的，它纯洁，不受贿赂。不像你想的那样，我是为玛丽亚·菲奥拉买。再说她也不缺首饰，祖母绿宝石、王后王冠上的指甲盖大的钻石。各位王后如今都在何处？”我引用道。“这是你说过的吧？伯爵夫人管你叫诗人。你当过诗人吗？”

莫伊科夫摇了摇头。“各行各业，如今安在？最初二十年，俄国人总是吹嘘他们往日的辉煌，很多都是吹大牛皮，而且一年比一年凶。后来牛皮吹得越来越小，最后干脆忘了吹了。你这个流亡者资历还太浅，身上还满是干这行的疮疖；你还高喊着要复仇，把这看作是正义，而不是自私和无边际的自负。我们的复仇呐喊！我还能忆起它们，可如今它们在何处？风依旧在吹拂，却不知我们的呐喊。只有青草在不断生长。”

“你们没有机会复仇。”我说。

“机会还是有过一些的，你这个颤抖的学生还处在世界公民的最初阶段呢。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你不会无缘无故从楼上跑下来吧？”

“跟伯爵夫人一样，也要两片安眠药。”

“不要一瓶？”

“不，”我说，“暂不需要，在美国不需要。”

14

雷金纳德·布莱克打发我去库珀那儿，就是那位买了德加画作的，去帮他把画挂上。“您肯定有兴趣去见识他的豪宅，”布莱克说，“别的东西也会令您兴趣盎然的。叫辆出租车，那幅舞女画的画框是真货，容易碰坏。”

库珀住在公园大道旁一幢房子的第九层，是复式住宅，上面一层是个屋顶花园。我预料会是位仆人来开门，没想到库珀本人穿着衬衫在门口迎接了我。“请进，”他平易近人地说，“我们得花点儿时间，给这位墨绿色的女士找个合适的位置。您想来杯威士忌？还是更愿来杯咖啡？”

“谢谢，我喜欢来杯咖啡。”

“我喝威士忌，这么热的天气喝威士忌是最明智的选择。”

我没有反驳。住宅中很凉爽，装有空调的房间散发出一缕墓地般的阴凉，窗户都关着。

库珀小心地打开德加画作的包装纸。我环视四周，房间里的摆设是法国路易十五风格的，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小巧玲珑、纤细典雅，很多物件上都有金饰。里面混有两把意大利扶手椅，还有一个威尼斯黄色小五斗橱，富丽堂皇。墙上挂着印象派的画作。我感到惊讶，没想到库珀的审美趣味如此高雅。

他把德加的画放到一把椅子上。我等待着他的进攻，他不会毫无缘故请我喝咖啡的，这我知道。“您真的在卢浮宫做助理？”他问。

我点点头。我不想拆布莱克的台。“以前呢？”他接着问。

“以前在布鲁塞尔博物馆。您问这个干什么？”

库珀笑了。“艺术品商人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说德加这幅画是布莱克夫人的，这不纯粹是骗局吗？”

“为什么？这幅画又不会因此变得更好或更坏。”

库珀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当然不会。所以尽管他骗人我还是买了。布莱克开的什么价，您是知道的吧？”

“不知道。”我说。

“那您猜呢？”

“我确实不知道。”

“三万美元！”

库珀打量着我。我马上明白了，他在诈我，想从我这儿打探出更多信息。“一大笔钱，是吧？”他问。

“这要看怎么看了。对我来说这是很大一笔钱了。”

“要是您买，您肯出多少钱呢？”他赶紧问。

“我没钱买画。”

“要是您有呢？”

我感觉，为了这杯咖啡我已经被他盘问得够多了，于是回复道：“我会花上所有的钱。如今对艺术的热情可是桩好买卖，价格周周见涨。”

库珀爆发出一阵火鸡打鸣般的笑声。“您不会是想让我相信，布莱克告诉我的是真的，他以双倍价格买回了一幅他所卖出的画吧？”

“不。”我说。

“那事情不就一清二楚了吗！”库珀狞笑道。

“我用不着让您相信，因为那是事实。”我解释道。

“什么？”

“是这么回事。我是在账本中看到的，这您很容易让人去查的。一年或两年后您把画再卖回给他就是了。”

“这是老花招了。”库珀不屑一顾地说，但他看上去像是放心了。紧接着他被叫去接电话了。“您四处看看吧，”他冲我喊道，“也许您能找到挂德加画的地方。”

叫他去接电话的姑娘领着我各处转。库珀肯定有一批出色的顾问，尽管他这儿的每一件东西都值得博物馆收藏，但他的住宅看上去却不像博物馆。我无法理解，库珀看起来并不像这类行家。但这样的行家确实存在，这我以前在巴黎就见识过。

“这儿是库珀先生的卧室，”那姑娘说，“也许里面还有地方挂画。”

我站在门口。一张奇丑无比的新艺术风格大床上方挂着一幅风景画，金色画框看上去颇厚重，画面展现的是森林中一只处于发情期的鹿正在鸣叫，它身边有几只雌鹿，前景中一股泉水汩汩流过。我默默地端详着这幅画。“库珀先生是猎手？”我问。

那姑娘摇了摇头。“是他自己画的吗？”

“您想哪儿去了！他要是会画那敢情好了！这是他最喜欢的画。奇妙，是吧？这么逼真，都能看到鹿嘴中喷出的热气。”

“确实看得见。”我边说边继续四处张望。

在对面墙上，我发现了一张威尼斯风景画，是费利克斯·齐耶姆[101]的手笔。由于揭开了库珀的秘密，特别是当我看到五斗橱上还有几只大酒杯时，我感动得两眼几乎都有些湿润了。这儿，在他的卧室中，库珀是一个人呢，他还可以这样。而在住宅的其他地方则不外乎是装门面、投资和虚荣，至多流露出些许的喜爱。但这只发情鸣叫的鹿，那是激情；感伤的威尼斯风景画则是浪漫。

“很美，对吧？”漂亮姑娘说。

“太棒了！但这儿的氛围不能破坏，这幅画挂这儿不合适。”

那姑娘领我走上一段狭小的楼梯，可以听到库珀工作室中传出他粗暴地向电话中发布命令的吼叫声。在通往阳台的门边我停住了脚步。楼下的纽约宛如一座拥有摩天大楼的白色非洲城市，没有树木，有的只是钢筋水泥。它不是一座经数百年发展而形成的有机城市，而是被不受传统束缚的人们坚决、快速和性急地建造起来的。建造者遵循的最高准则不是安全，而是实用。但恰恰因为这一点，这座城市获得了一种新的现代美感，它大胆，反浪漫，反古典。我着迷地向下望去。我想，人们没有必要在下面伸着脖子观赏纽约，在高处看摩天大楼则另有一番风味，就好像长颈鹿立在一群石质的斑马、羚羊、犀牛和巨龟中。

我听见库珀喘着粗气爬上了楼梯，喜形于色，大概是刚才打电话卖掉了几万枚炸弹或手榴弹。他满脸通红，看上去像个番茄。死亡带给他欢乐，再说道义也在他这一边呢。“您找到位置了吗？”他问。

“这儿，”我说，“阳台上。纽约上空的舞女！可阳光会很快破坏画的色彩。”

“挂这儿太不靠谱了，”库珀说，“三万美元啊！”

“更糟糕的是，”我回复道，“一件艺术品就毁了。但我们可以把它挂到旁边的会客室去，挂在阳光照不到的那一侧，也就是那两尊蓝色汉代青铜器的上方。”

“对那些中国小摆设您懂行吗？”库珀问。“它们值多少钱？”

“您想卖吗？”

“当然不是。那是我两年前买的，一共花了五百美元。太贵了吧？”

“等于白送。”我挖苦道。

库珀笑了。“那边的人物陶俑呢？它们值多少钱？”

“唐代舞女？也许三百美元一个吧。”我不情愿地答道。

“我花一百美元买下的。”库珀的脸上立刻容光焕发。他属于那种人，生意一赚钱就变得性感。

“我们把德加的画挂哪儿啊？”我问。我没有兴趣继续迎合一个军火商的自我了，可库珀还不知足。“这块地毯值多少钱啊？”他贪婪地问。

这是一块十七世纪亚美尼亚的龙图案地毯，要是我继承了其名字的佐默见到一定会被迷住。“地毯的价格下跌了，”我说，“自从住宅的地面可以铺别的材料以来，就没人再愿意要地毯了。”

“什么？为这块地毯我可花了一万两千美元呀！它现在值不了这么多了？”

“我觉得是值不了了。”我报复性地回答道。

“那它现在值多少钱呢？不是一切都在涨价吗？”

“画作涨价了，地毯没有。这是战争造成的。另一种买主阶层浮现了，许多老收藏家不得不出卖他们的藏品，新买主想用文化显示自己的品位。挂在墙上的雷诺阿画作比铺在地上踩旧了的老地毯能帮他们更好地做到这一点，更何况每个来访者还会继续在上面践踏。库珀先生，像您这样有品位的老收藏家，还知道欣赏好地毯的，”我紧盯着他说，“已经屈指可数了。”

“那它到底还值多少钱呢？”

“也许是原价的一半吧。如今顶多还有人买小块跪毯，可这么大块的杰作是无人问津了。”

“该死！”库珀愠怒地站起身。“那好，您把德加就挂到您刚才说过的地方吧。可别把墙壁搞坏。”

“墙上几乎连洞都不会留下。我们有专用挂钩。”

库珀消失了，去心疼他的损失去了。我很快挂好了德加的画。墨绿色的舞女起舞于那两尊几乎呈蓝色的汉代青铜器上方，三件珍品彼此投放着丝绒般柔和的铜绿之光。

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两件中国青铜器，立刻感受到铜绿那柔和而凉爽的温度。“你们这些可怜而陌生的‘流亡者’，”我说，“不幸沦落到一位军火商和对文化一窍不通者的豪华安乐窝中。我欢迎你们！你们给了我一种奇异的感觉——没有故乡却有家园。在此家园中，完美代替了地理，艺术代替了爱国，幸福的瞬间代替了战争。在这种瞬间里，人们意识到，人类历史不外乎由一群在世界各地疲于奔命的流浪者组成，他们既短命又杀人，有时他们也能成功地做到在幻想中感悟永恒，这种永恒以结晶的方式体现在纯粹的美中，这可以是青铜器、大理石、彩色画作或是话语，哪怕是在一位与死神打交道的军火商家里与它们不期而遇。还有你，娇弱的舞女，你也不该抱怨自己的流亡！你的境况还可能更糟，你现在的主人本可以在你四周摆上一圈手榴弹，或是把你放到机关枪和火焰喷射器之间！他要是这么做了，那倒更贴近他的真实风格。使你免遭此厄运的是他的占有欲。那么你就在两个唐代舞女陶俑间去做你的异域梦吧。这两个唐代舞女是一百年前盗墓贼从北京一位高官的坟墓中挖出来的，她们也像我们大家一样沦落到这种陌生的生存环境中来了。”

“这么半天您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那姑娘站在我身后，我忘了她的存在。库珀打发她回来是为了监视我，以防我偷东西或是打碎什么。“咒语，”我回答说，“全是咒语。”

“您不舒服吗？”

“不，”我说，“正相反，特别好。此外您与这位迷人的舞女有点儿像。”我指着德加的画说。

“像那个又肥又蠢的？”她不满地问。“那我可得立刻节食几个月了！只吃脱脂凝乳和沙拉！”

亚设殡仪馆前有两棵月桂树，其树冠被剪成球形。我记错了时间，早到了近半个小时。一张唱片在播放管风琴乐曲，人工调节过的空气中充斥着蜡烛和消毒水的味道。室内半暗，从两扇彩色玻璃窗中只透过稀少的光线。因为我从强烈的阳光下走进屋里，一开始什么也看不见。我只听见一个不熟悉的声音在讲话，还奇怪怎么不是利普许茨。一般情况下，为死去的流亡者致悼词的总是利普许茨。他在法国时就开始致悼词了，不过为了不引起警察的注意，总是匆忙和偷偷进行的。在美国这儿，他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展示自己的口才了，没有人会在墓地出口或是停尸房门边候着，让他出示护照了。希尔施告诉我，从此他就把在流亡者的棺材旁致悼词看成是自己的神圣义务。他以前当过律师，不能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让他很失落，所以他就把劲儿全用在致悼词上了。

当我的眼睛慢慢适应室内的光线后，我才发现自己参加的这个追悼会不对头。那棺材太昂贵，而且周围的人也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我小心地溜了出来，在外面遇见坦嫩鲍姆-史密斯。杰西由于太激动，告诉他的时间也是错的。“特勒有亲戚吗？”他问。

“我想没有。您不认识他吗？”

坦嫩鲍姆摇了摇头。我们站在骄阳下。刚才我误入的那场追悼会结束了，吊唁者走了出来。他们眯起眼看看高照的艳阳，就迅速各奔东西了。“灵柩停放在哪儿了？”我问。

“放在后面一间屋子里，待会儿才推出来。那儿有空调。”

最后从屋里出来的是一位年轻女子，身边有位上了年纪的男士陪同。那男子站住脚点了一根烟。那女子四处环视，在热得空气似乎都在颤抖的酷暑中她显得茫然若失。那男子扔掉火柴，匆匆跟随她走了。

忽然我看见利普许茨来了，他穿着夏季浅色西服，系着黑色领带，完全一副参加追悼会的打扮。“时间搞错了，”他说，“我们没来得及通知所有人。改时间是因为杰西，她非要再见特勒一面不可。所以我们告诉了她一个错误的时间，等她来时，棺材已经封了。”

“那追悼会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

利普许茨看了看表。“半小时以后。”坦嫩鲍姆-史密斯看着我问：“我们去喝点儿什么好吗？拐角有个杂货店。”

“我不去，”利普许茨说，“我得在这儿等候，其他人马上就到了。”

他已经自视为追悼会主持人了。“我还得操心音乐的事，”他解释说，“以免发生混乱。特勒是个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天主教徒。但自从希特勒上台后，他从感情上更认同自己是犹太人。现在我是这么处理的，昨天我请天主教神父为他做了祈祷。说动这位神父可费了不少劲，因为特勒是自杀的。本来他也不可能在墓地安葬，幸好这事也解决了，因为特勒将被火化。可那个神父，我的天啊，我嘴皮子都磨破了，他才画了十字！最后他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一桩很复杂的不幸事件，才变得通情达理多了。这也可以理解，为了保护天主教徒，教皇毕竟与纳粹签署了协定。因此一位天主教犹太人就是个特例，更何况他还是自杀死的。”

利普许茨直出汗。“那音乐呢？”我问。“这您是怎么安排的？”

“先放一首天主教颂歌《耶稣，我的信念》，然后是布鲁赫[102]的《晚祷》。殡仪馆有两台留声机，所以不会因换唱片而出现停顿，会连续播放。其实那犹太拉比[103]倒是无所谓，他比教会宽容。”

“我们走吧？”史密斯问。“这儿太闷热了。”

“好的。”

利普许茨坚守岗位，情绪已相当悲戚，而且庄严肃穆。他从兜里掏出悼词背诵起来，史密斯和我则向那家杂货店走去，从店里扑面飘来一股冰冷的冷气，让人精神为之一爽。“柠檬冰激凌，双份的，”史密斯边说边问我，“您呢？我一参加这类活动就渴得要命，毫无办法。”

我也要了双份柠檬冰激凌。史密斯介绍我去布莱克那里工作，我还没有表示过感谢。我要双份冰激凌，想向他表示我跟他意见一致。我不知道，现在是否适合谈论我的未来。没想到史密斯主动开口问道：“在布莱克那儿情况怎么样？”

“很好，非常感谢！确实很好。”

史密斯笑了。“那是个有很多面孔的人，对吧？”

我点点头。“一个艺术品商人，不能不这样。他卖掉的是他喜欢的东西。”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别人都在赔本，他至少还能赚。”

利普许茨致悼词。我被棺材上的花发出的浓烈气味熏得晕晕乎乎的，那是些夜来香。特勒的棺材颇为简陋，不像刚才那场追悼会上的棺材有那么多镀铬饰物，闪闪发光犹如轿车。棺材是冷杉木的，简陋是为了火葬时好燃烧。利普许茨告诉过我，这类殡仪馆没有自己的火葬场，这方面它们的设施远不如德国集中营的豪华。决定火葬的棺材要送到火葬场集中焚烧。这对我来说是种解放，我是无法等待火化过程结束的。这种事我了解得太多，总是竭力摆脱这类回忆。尽管如此，相关的念头还是像黄蜂一样盘旋在我的脑海中。

出席追悼会的人有二三十个。罗伯特·希尔施陪杰西来的，她拽着他的胳膊，一阵阵哭泣。卡门坐在她后面，看上去像睡着了似的。也有几位作家在场，希特勒上台前特勒在德国相当知名。追悼会的一切就像任何一场追悼会那样充满矛盾，某种永远无法想象的事毫无声息闯了来，人们试图用祈祷、管风琴声和语言将它变得可以想象。为了战胜它，人们慈悲地将它篡改成小市民可以接受的东西。

两位身着黑衣、戴黑手套的男子突然出现在棺材旁的灵台上，他们熟练地——其熟练程度令人想起刽子手的帮手——抓住棺杠，灵敏、快捷地举起棺材，迅速无声地把棺材抬了出去。没等人们回过神来，事情就结束了。我觉得似乎闻到了一股腐尸味儿，竟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双眼潮湿了。

大家走出追悼大厅。令人惊奇的是，流亡中经常会出现彼此不知道下落的情况。特勒的事也不例外，否则他也不会如此孤独地死去。然而当他死去之后，就好像好多人都逝去了似的。人们对此不理解，感到内疚。突然间人们感到自己是局外人，属于一个离乡背井的小族群，松散，偶然，没有自己的意志。

杰西被达尔双胞胎姐妹搀扶到坦嫩鲍姆-史密斯的轿车旁，她们想把她塞进车里。她并未反抗，午间的炽热把空气烤得发颤，蓝天映衬下她那哭得红肿的脸显得怪异。最后她笨拙地爬进克莱斯勒车中。漆成黑色的车身瞬间让我觉得，它好像就是上一场追悼会的棺材，现在它把杰西也带走了。

“她又恢复了内心的平静，”希尔施说，“她还得为丧宴自助餐做一些最后的工作，今天一早她就和双胞胎姐妹开始准备了，这一忙活倒是帮她渡过了最大难关。现在她要尽一切努力把丧宴办好，她觉得这是她欠特勒的。一种扭曲的逻辑，但却是真诚和可以理解的。”

“她跟特勒很熟吗？”坦嫩鲍姆-史密斯问。

“并不比与其他人更熟，甚至还要差一些。正因为这样，她才觉得自己现在有义务为他做些还力所能及的事。她认为自己对特勒就像对我们大家一样负有责任，永恒的犹太母性。我们必须去她那儿，这对她是一种安慰。她终究是我们大家可以信赖的人。如果有一天我们也死在这儿了，没有人为我们哭泣，我们还可以指望杰西，要是她还活着的话。”

最后走出殡仪馆大门的是利普许茨。“史密斯先生，这儿是收据，”他对坦嫩鲍姆说，“那帮无赖又额外多要了十五美元。我毫无办法，特勒的棺材还停在院里的艳阳下，我也是没有退路。”

“您做得对，”史密斯边说边叠好收据，“您肯定会替我向杰西表示歉意的。”他又对希尔施说：“我不喜欢这种习俗，用喝酒的方式向死者做最后的告别。再说我也不认识特勒，很遗憾。”

“杰西专门为您做了鲱鱼沙拉。”罗伯特·希尔施说。

史密斯耸耸肩道：“我相信您，希尔施先生。您一定会找到合适的托词的。”

他把手举到巴拿马草帽边敬了个礼，然后就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街走了。“要是没有他，我们真不知会是什么样，”利普许茨说，“我们甚至不能入葬，所有的账都是他付的。可是特勒为什么要寻短见呢？偏偏现在？美国人和俄国人正在取得节节胜利……”

“是的，”希尔施尖刻地说，“可德国人也在节节抵抗，就好像他们在保卫圣杯。难道您不相信，有人会因此而绝望吗？”

“您去过大都会博物馆了吗？”雷金纳德·布莱克问。

我摇了摇头。

他吃惊地望着我。“还没有？这我可没想到。我以为，您对那儿已经了如指掌了呢！这在您成为艺术品商人的培训过程中可是一大缺陷。您现在马上就去吧，那儿还开着门呢。看完您就不用回来了，这儿今天就算收工了。您多花点儿时间看展览。”

我没有去博物馆，我不敢去。我觉得自己如履薄冰，幸好还没有掉进冰窟窿里去。前些日子我做的那个梦对我的影响超出了我的意料，我心神不宁，再次产生不安全的感觉，长期以来我一直得与这种感觉作斗争。一切都没有结束，这我现在知道得一清二楚。特勒的死给我的震撼也出乎意料。我们是得救了，但自我还在折磨我们。

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西尔弗的古董店前了。该店的二老板阿诺德坐在两把边角包金的沙发椅之间，那姿势就像罗丹的思想者。他是这个家族中的另类，正出神地盯着大街。我敲窗玻璃时，他吓了一跳，然后来给我开门。

“在这儿见到您真是难得的幸会，阿诺德先生。”我说。

阿诺德脸上露出柔和的光芒。“亚历山大不在，他正在贝格餐厅吃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食物呢。我没去，我吃美式大餐！”

“希望是在沃伊津，”我回复道，“那儿的鹅肝糜名不虚传！”

尽管西尔弗兄弟是同卵双胞胎，而且出生时间仅差三小时，但他们的反差很大。他们令人忆起那对更加倒霉的连体双胞胎，其中一个是酒鬼，另一个滴酒不沾。后者很不幸，他必须忍受前者所有的沉醉和随之而来的难受，他从中所获不外乎是厌恶和头痛。他是我听说过的唯一一位清醒的醉鬼。阿诺德和亚历山大的情形类似，他们反差大，但他们幸好不是连体双胞胎。

“我找到一件青铜器，”我说，“在五十九街西班牙人拍卖行，后天拍卖地毯时一起拍卖。”

小西尔弗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我现在没心思做生意。您去告诉我那个法西斯哥哥吧，我现在得考虑生存的事。您明白吗？”

“当然明白！您是什么星座？您什么时候出生的？”

“什么？6月22日凌晨，为什么？”

“也就是说您是巨蟹座，”我说，“亚历山大呢？”

“6月21日深夜，问这个干吗？”

“也就是说还是双子。”

“双子？当然是双胞胎！毫无疑问是双胞胎！尽说蠢话！”

“我是说，他出生在双子星座的最后一天。这说明很多问题。”

“说明什么？”

“性格差异，您二位反差很大！”

阿诺德盯着我。“您相信这些？相信这类蠢事？”

“阿诺德先生，我相信的事还有比这更愚蠢的呢。”

“巨蟹座的性格是什么呢？光听这字眼儿就够让人厌恶的！”[104]

“它与那种病毫不相干。只与过去被当作美味佳肴的那种动物有关，比龙虾更美味。”

“在性格方面呢？”未婚夫阿诺德问。

“深沉！性情中人！高度敏感，有艺术家气质，热爱家庭。”

阿诺德变得活跃起来。“在爱情方面呢？”

“浪漫，理想主义！爱了就紧紧抓住不放弃，除非别人除掉您的双螯。”

“这画面可够恶心的。”

“这仅仅是象征。翻译成心理分析的术语就是：要想让您放弃，除非摘除您身上的全部性器官。”

阿诺德脸色吓得煞白。“那我哥哥呢？他是什么样的人？”

“作为双子座的人，他的生活要轻松得多。双面神杰那斯，双重人格，他可以轻松转换面具，迅速、敏捷、活泼和耀眼。”

阿诺德点了点头。

就在此时，双面的双子座哥哥走进店内，因为刚吃了不少洁净食物而红光满面，嘴里还叼着一根不属于洁净食物的雪茄。

阿诺德默不作声地瞥了我一眼。亚历山大边大方地同我打招呼边拿出皮夹说：“最近卖出的那块跪毯，我们还没付您佣金呢。一百五十美元。”

“不是一百美元吗？或者不过就欠八十美元？”感情深沉的巨蟹阿诺德插嘴说。

我无言地望着他，一个如此阴险的叛徒！他大概想用这差价带他的秘密未婚妻去沃伊津，甚至去凉亭饭店[105]再搓一顿。

“一百五十美元，”亚历山大斩钉截铁地说，“是他通过与他的朋友罗森塔尔讨价还价诚实挣到的！”他递给我两张票子。“这回您打算怎么花呀？买第二身西服？”

“我将，”我看了根据星座必定是吝啬鬼的阿诺德一眼，“带一位极为优雅的女士去沃伊津吃饭。剩下的再付律师一部分欠款。”

“也在沃伊津付？”亚历山大问。

“去他办公室。然后我去市中心广场的拍卖行竞购一件小青铜器，那是一件阿诺德先生看不上眼的东西。”我又补充道，为的是气气那只巨蟹。

“眼下阿诺德脑子不太清楚，”亚历山大解释道，“如果您买下来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优先购买权吗？”

“当然！你们两位是我的老东家嘛！”

“在布莱克那个大寄生虫那儿情况如何？”

“很好。他竭尽全力要把我培养成具有哲理性的艺术品商人，在佛教意义上也就是这么一种人：热爱艺术，同时也热爱出卖艺术。为了真正占有而不占有。”

“胡扯！”亚历山大说。

“为了尊崇艺术，博物馆里应有尽有，雷金纳德·布莱克是如此解释的。在那儿，人们可以尽情欣赏画作，而不必担心画作在家里会被烧或被盗。此外，博物馆的藏品都是最好的，私人收藏家在市场上已经找不到这类作品了。”

“双倍的胡扯！要是人人都相信他的鬼话，布莱克靠什么为生呢？”

“靠他对人类贪婪的坚信不疑！”

西尔弗不情愿地笑了。

“亚历山大先生，上帝是不懂同情的，”我说，“只要人还知道这一点，世界观就不会陷入过分的无序。而正义并非人的基本特性，它不过是颓废的一种发明，当然是最美丽的发明。只要人还知道这一点，就不会奢望过多，就不会死于存在或是生活的凄苦。”

“您忘了爱。”背叛者阿诺德说。

“我没有忘，阿诺德先生，”我回复道，“但它只是一种点缀，而不是生存的本质。否则我们就变成吃软饭的了。”

我用这种方式报了他想克扣我五十美元佣金的仇，但我这样做也没有觉得很舒服。“当然不包括罗密欧式的浪漫主义者，”我毫无生气地补充道，“自然还有艺术家。”

在广场旅馆前，我突然看到玛丽亚·菲奥拉斜穿过广场向中央公园走去。我感到很惊讶，同时想起我还从未在白天见过她，过去见她时不是晚上就是夜里。我跟随她，想给她一个惊喜。我也能感到口袋里西尔弗兄弟给的钱的分量。我已经一连数日没有见过她了，在傍晚蜂蜜色的光线下，我觉得她就像生活本身一样绚丽多彩。她身穿一件亚麻布连衣裙，我像被电击了一般，突然意识到她是那么漂亮。以前我只看到她身上比如面庞和双肩这样的局部，在摆放着金丝绒沙发的小厅那昏暗的灯光下看到过她的秀发和动作，要不就是在摄影室或是夜总会那刺眼的灯光下看过她的步态，但却从未把这些局部画面汇总过。过去我太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中，确实没有意识到她的美貌。我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或是心不在焉地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看到玛丽亚·菲奥拉正大步流星地穿过马路，向雪莉·尼德兰旅馆走去，她的上身微微前倾，探寻着，在巨大的钢铁汽车间稍一迟疑，然后就以舞蹈般轻盈的步伐抵达了街的另一侧。

我在能继续跟上她之前必须等待片刻，但此后我就站住不动了。从来往车辆的缝隙间我看到，一个男子从旅馆入口处向她走来，并亲吻了她的面庞。他身材修长，一看就不像只有两身西服的人，而是像个住高级宾馆的。

我在马路的另一侧跟随他们二人走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的一条侧街上，我看到等在那里的劳斯莱斯车。我还看见玛丽亚·菲奥拉上了车，那名陌生男子还帮她开关车门。猛然间我觉得我们形同陌路了。关于她我知道些什么呢？什么也不知道，除了那些可以随风而逝的东西。关于她的生活我知道些什么？可关于我的生活她又知道些什么？过去了！我一边想一边觉得自己十分可笑。什么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啊！我感到的损失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唯其如此，我对它的感受就更加强烈。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位与我相交不深的人，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场面，我看到的不过如此。什么也没有打碎，因为什么也不曾存在过。

我从夏日傍晚蜂蜜色的光线中走回广场旅馆。广场中心的喷泉已经干枯，我那恍然若失的感觉仍在继续。我走过梵克雅宝珠宝店，死去的王后们的两顶王冠在橱窗中的黑天鹅绒上闪烁着光芒，至于断头台是否切下了王后们愚蠢的脑袋，王冠是不会理会的。钻石活了下来，因为它们是没有生命的。抑或它们其实还是有生命的？它们不是以一种缄默而坚硬的亢奋状态存在吗？我盯着闪光的首饰，突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特勒，就像受到一阵黑色旋风的袭击。利普许茨告诉过我，在那个炎热的夏夜特勒是怎么吊死在枝形吊灯上的，他穿着自己最好的西服，最干净的衬衫，没有打领带。利普许茨认为，他没有戴领带大概是怕那玩意儿碍事，会增加死时的痛苦。看来他在最后时刻也曾踢打双腿，企图够到附近的一张桌子，因为一尊法老阿蒙诺菲斯四世的石膏头像被碰到地上打碎了。利普许茨还提到不知特勒是今天就能火化，还是还要等。他希望能尽早进行，因为尸体在这么热的天气是会很快腐烂的。我不由得看了一眼表，已经五点多了。我不知道美国的火葬场有没有下班这回事，德国的火葬场就没有。为了尽快处理被毒气毒死的犹太人，那里的焚尸炉昼夜不停地工作，火光冲天。

我转过身，瞬间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开始晃动，变得完全无法理解。我看了看街上的人，觉得似乎有一层厚厚的玻璃把我和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隔开了。他们遵循的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法则与我的完全两样，他们在与我相隔甚远的地方可怕地活着，拥有简单的感情和理智的不幸。幸福不是一成不变的雕塑，而是像水中的波浪一样稍纵即逝，对此他们天真得手足无措。他们多幸福啊，值得羡慕的还有他们的成就，他们的俏皮话，他们在沙龙里表现出来的犬儒主义，还有他们那不值一提的不幸，后者充其量不过是损失了钱、失去了爱或自然死亡而已。他们知道什么是必须复仇的俄瑞斯忒斯[106]阴影吗？他们知道什么是暧昧的无辜、被迫卷进刽子手的罪行以及蒙昧正义那血腥的法则吗？他们知道那三位复仇女神吗？她们守护着回忆，等待着实施报复的那天。我用受到强光刺激的眼睛看到她们就在我的面前，但像另一个世纪的观赏鸟一样不可企及。我感到自己被一股嫉妒尖锐地撕咬着，同时为永远不可能像她们那样去复仇而深深地绝望。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一切，我却不得不屈从于野蛮人和刽子手之国的法律。这束缚了我，只要我不屈服或自杀，我都逃不脱这种境况。

15

“你跟我一起去搞个偷袭？”罗伯特·希尔施问。

“什么时候？”

希尔施笑了。“你还没变，”他说，“你问什么时候，不问为什么。鲁昂、拉昂、马赛和巴黎的规则还算数，谢天谢地！”

“我能猜到出去干什么，”我回复道，“一次十字军东征，为了受欺骗的博瑟。”

希尔施点点头。“博瑟认倒霉了。他曾两次去找那个骗子，第二次那个骗子不耐烦了，他对博瑟礼貌地下了逐客令，并威胁说，要是他再来，就控告他敲诈。此后博瑟就犯了流亡者的老毛病，十分害怕被驱逐出境，因此就放弃追索自己的邮票了。这都是杰西告诉我的，从她那儿我也打听到了那骗子的姓名和住址。你两点钟有空吗？”

“有，”我答道，“办这种事我随叫随到。此外雷金纳德·布莱克旅行去了，两天不在。他不在，就关门，不许我卖画。很舒服，工资照发。”

“那好。我们先去吃饭，去海王餐厅。”

“罗伯特，跟我去另一家吧。昨天我挣了点儿外快，想花的钱又没花出去。我知道另外一家海鲜餐厅。让我们去那儿挥霍一下昨天省下的钱吧。”

希尔施飞快地瞥了我一眼问道：“你跟玛丽亚·菲奥拉吵架了？”

“根本没有。我们还没发展到可以吵架的地步呢。”

“没有吗？”

“没有，罗伯特。”

他摇了摇头。“可别等太长时间了。有这么漂亮的腿和脸蛋儿的主儿可不会总耍单的！我们去哪儿吃？”

“去航海者餐厅，那儿物美价廉。那里的蟹比别处的汉堡包还便宜。我们吃完饭要去找的那个吸血鬼叫什么名字？”

“布卢门塔尔，阿道夫·布卢门塔尔。真奇怪，居然有这么多犹太人叫阿道夫。不过这家伙叫这个名倒是般配。”

“他知道你要去吗？”

希尔施点点头。“我给他打过电话。”

“博瑟知道你去他那儿吗？”

希尔施笑了。“当然不知道。否则他出于恐惧会说出不利于我们的证词。”

“你有什么能让布卢门塔尔就范的东西吗？”

“一点儿没有，路德维希。那家伙十分滑头。”

“也就是说根据《拉昂摘要》第一条行事？”

“完全正确！虚张声势，路德维希。”

我们沿着第一大道往前走。在一家鱼缸店的橱窗中，两条五彩缤纷、金光闪闪的泰国斗鱼在做徒劳的搏斗，因为它们之间隔着一层玻璃。一家糕点店的橱窗中摆着各式维也纳糕点：空心奶油圆蛋糕、果酱夹心糕饼和萨赫蛋糕。一位戴眼镜的女售货员跟希尔施打招呼。他与我并肩而行，我偷偷地从侧面观察他。他走路的姿势同从前不一样了，脸也绷得紧紧的。他看上去突然又像是当年在法国的那位领事劳尔·特格纳，而不再是卖收音机和电熨斗的零售商了。

“所有犹太人都是牺牲者，”他说，“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所有人都是天使。”

这是一座位于五十四街的楼房，铺着红地毯，墙上挂着钢板雕刻。有位穿着怪异制服的男子负责开电梯，电梯内装有护板，还镶着一面镜子。一看就是中产阶级住的地方。“去第十五层，”希尔施说，“找布卢门塔尔经理。”

我们被电梯很快送到。“我不相信他请来了律师，”希尔施解释道，“我用材料威胁过他。因为他是个骗子，所以他一定想先看看我有什么材料。此外他现在还不是美国人，因此内心深处仍旧有那么一缕怕遭驱逐的恐惧，所以他宁愿先搞清楚缘由，再决定是否该告诉他的律师。”

他按了门铃，一位姑娘开了门。她领我们走进一间屋子，里面摆着仿路易十六风格的家具，有几件是金色的。“布卢门塔尔先生马上就来。”

布卢门塔尔五十来岁，中等身材，是个胖墩。随他来到这金碧辉煌的屋子的还有一只狼狗。一见到这只兽，希尔施就微笑起来。“布卢门塔尔先生，这个品种的狗我最后一次见到是在盖世太保那儿，”他说，“在那儿人们用这种狗追捕犹太人。”

“安静，哈罗！”布卢门塔尔轻轻拍了拍那条狗。“您要见我，可没有提是两个人一起来呀。我的时间很少。”

“这是佐默先生，他听到过很多有关您的事情。布卢门塔尔先生，我不想占用您很多时间。我们是为博瑟医生来的，他病了，没有钱，不得不放弃学业。您认识他，对吧？”

布卢门塔尔没回答，继续抚摸那条狗，狗则发出低沉的咆哮声。

“这么说您认识他，”希尔施说，“甚至还很熟。可我不知道您是否认识我。有很多人叫希尔施，就像有很多人叫布卢门塔尔一样。但我是那个跟盖世太保对着干的希尔施，您可能听说过我。在法国，有一段时间我曾跟盖世太保开斗，那可并不总是文质彬彬地斗智，对双方来说都不是这样，布卢门塔尔先生。从我那方面来说也是经常要斗勇的，我只是想说，那时用狼狗做保镖的主意只会令我发笑。今天依旧如此。在您的畜生能动我一根毫毛之前，布卢门塔尔先生，它就一命呜呼了，您大概也是同样下场。可我并不想要你们的命，我们来这儿是为博瑟医生募捐的。我设想您是愿意帮助他的。您愿意为他捐多少美元呢？”

布卢门塔尔盯着希尔施问：“我为什么应该这么做呢？”

“这么做可以有很多理由，其中一个叫怜悯。”

布卢门塔尔似乎捉摸了一会儿，他不断地观察着希尔施，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棕色的鳄鱼皮钱包，黏湿的手指从里面捻出两张票子。“这儿是四十美元，我只能给这么多。有太多人在类似情况下来找我。如果所有流亡者都能捐跟我差不多的数额，那您不久就能为博瑟医生凑够他念书所需的钱了。”

我以为希尔施会愤怒地把钱扔回桌上，但他把钱收了起来。“好的，布卢门塔尔先生，”他平静地说，“我们还应得到1 140美元。博瑟医生为参加国家考试还需要这么多，就这样他还得省吃俭用，不抽烟，不喝酒呢。”

“您开玩笑吧？我可没工夫……”

“不，您有工夫，布卢门塔尔先生。您现在可别对我说，您的律师就在隔壁房间坐着。他不在那儿。相反，我倒要告诉您点儿您感兴趣的事。您现在还不是美国人，并希望明年能入籍。您可不希望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不利于您的传言，美利坚合众国彻查这种事可是一丝不苟。我朋友是记者，他和我都愿意保护您不受中伤。”

布卢门塔尔看上去决定破釜沉舟。“说得可太友好了！”他说。“要是我现在向警察局报警，二位该不会反对吧？”

“一点儿也不。我们正好把材料直接交给警察。”

“材料！”布卢门塔尔的脸都气歪了。“敲诈在美国可是要受相当重的惩罚的，但愿您二位知道这一点。趁着还来得及赶紧离开此地！”

希尔施坐到一把金色椅子上。“您以为，布卢门塔尔先生，”他换了一种声调说道，“自己很狡猾，其实不然。您应该把欠博瑟的钱还给他。我兜里装着一封请愿书，上百名流亡者在上面签了名，是写给移民局的，请求拒绝授予您美国公民权。这儿还有一封请愿书，要求拒绝批准您加入美国籍，因为您在德国与盖世太保一起进行过颠覆活动。这封请愿书有六个人签名，还详述了您为什么能比别人从德国带出更多的钱，也提到了那位替您把钱带到瑞士的纳粹的名字。此外，我这儿还有一份里昂报纸的剪报，报道的是一位名叫布卢门塔尔的犹太人是如何在盖世太保审讯时供出两名流亡者的栖身之地的，他们俩不久后就遭到了杀害。您别抗议，布卢门塔尔。有可能那不是您，但我会声称那就是您。”

“什么？”

“我会作证，那就是您。这儿的人知道我在法国做过什么，他们信任我会胜过信任您。”

布卢门塔尔呆望着希尔施问道：“难道您要作伪证不成？”

“从简单的法学观点出发是伪证，但若根据《旧约》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来看就不是，布卢门塔尔。实际上是您毁了博瑟，为此我们现在来毁您。在此过程中，何为真，何为假，根本无所谓。我已经告诉过您，我在当年与纳粹打交道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

“您是犹太人吗？”布卢门塔尔小声问。

“和您一样，很遗憾！”

“那您也下得去手迫害一个犹太人？”

希尔施诧异了片刻。“是的，”然后他回答道，“我告诉过您了，我跟盖世太保学了不少招儿。此外我还向美国强盗学过一些技巧。而且，如果您愿意的话，布卢门塔尔，我还会运用犹太人的智慧。”

“美国警察……”

“美国警察那儿我也拜过师了，”希尔施打断他说，“该学的我一样没落下！可这些我根本用不上，要整垮您，我兜里的请愿书就足够了。我也根本不想把您送进监狱，只要您被送进关押纳粹嫌疑犯的拘留营就行了。”

布卢门塔尔举起一只手说：“希尔施先生，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您一个人说了不算。除了您的虚假指控，还需要别的证据。”

“您这样认为吗？”希尔施笑了。“在战时？为了一个在德国出生的所谓流亡者？再说在拘留营里您也不会受虐待嘛，那里的关押条件很人道。因此关进去也不需要很多理由。就算您最终没被关进去，您入籍的事又将如何呢？怀疑和流言对此是会起决定性影响的。”

布卢门塔尔那只抓着狗链子的手直抽搐。“那您呢？”他小声说。“如果此事泄露您会如何呢？敲诈、作伪证……”

“后果我当然清楚，”希尔施回复道，“但我无所谓，布卢门塔尔！我不在乎！我对一切都不在乎！所有对您这个怀着未来梦想的邮票骗子来说重要的东西，对我都一钱不值。但您无法理解这一点，您这个彻头彻尾的市侩！当年在法国我就全豁出去了！否则您以为我会做那些事的吗？我可不是那种充满理想的博爱主义者！无论出什么事，我都不怕！您要是跟我对着干，我不去找法官，布卢门塔尔！我亲手干掉您，这可不是我头一次杀人。难道您至今都没明白，如今杀人有多容易吗？”希尔施做了个抛弃的手势。“我们何必费这么大事呢？事情又不关乎您的命，您只需还一部分您欠博瑟的钱就行了，仅此而已。”

布卢门塔尔看上去又像是在默默地动心思。“我家里没钱。”他最终说。

“您可以给我一张支票。”

布卢门塔尔突然松开了那条狗。“不许叫，哈罗！”他打开一扇门，那狗溜了出去。布卢门塔尔把门又关了起来。

“终于。”希尔施说。

“我不会给您支票的，”布卢门塔尔回复道，他看上去突然显得很疲惫，“这您能够理解吧？”

我惊讶地盯着他，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妥协了。也许希尔施说得对，流亡者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与实实在在的负疚感混合在一起，让布卢门塔尔心绪不宁了。如果他不是现在还想搞假动作蒙人的话，那他看来是在敏捷地思索和同样迅速地行动了。

“我明天再来。”希尔施说。

“那证明文件怎么处理？”

“明天我当着您的面销毁。”

“我只有拿到那些证明文件后才会给钱。”

希尔施摇摇头。“您想通过这些文件得知，都有哪些人准备指控您？休想！”

“那谁又能告诉我那些文件是真的呢？”

“我，”希尔施平静地回答，“这对您来说就足够了。我们不是敲诈犯，我们不过是助人伸张正义而已。这您自己最清楚。”

布卢门塔尔再次无言地思索了一会儿。“好吧。”最后他小声答应。

希尔施从那把金色椅子上站了起来。“明天，同一时间。”

布卢门塔尔点点头，他突然间汗流浃背。“我儿子病了，”他小声说，“我唯一的儿子！可您呢，您却来……您应该感到羞耻！”他突然大声说。“人家在绝望……可您……！”

“博瑟也在绝望，”希尔施平静地答道，“此外他肯定会告诉您，哪位医生对治您儿子的病来说是最好的医生。您问问他。”

布卢门塔尔无言以对，他不断捉摸此事，脸上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真正的仇恨与真正的痛苦同时并存。我知道，失去钱财的痛苦确实可以表现得如同个人病痛一般真切，但我觉得此时起作用的还有别的因素。就好像布卢门塔尔——以一种迷信的方式——突然意识到，他儿子的病痛与他对博瑟医生的欺骗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所以他才如此迅速地让了步。可这种软弱无能却更加深了他的仇恨。

“你相信他儿子真的病了吗？”当我们重新置身豪华电梯中时，我问希尔施。

“为什么不该信？他并没有以此为借口来少给钱。”

“也许他根本没有儿子。”

“我相信儿子还是有的。一个犹太人是不会用家里人开这种残忍玩笑的。”

在电梯中镜子的反光照射下，我们飞快地来到地面。“你到底为什么带我一起来呢？”我问。“我一句话也没说上。”

希尔施微笑道：“出于老交情。因为拉昂规则。也为了让你受到更全面的教育。”

“已经有很多人致力于我的教育了，”我回复道，“从莫伊科夫、西尔弗直到雷金纳德·布莱克。此外我也已经知道了，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天使。”

希尔施笑了。“但你还不知道，一个人是很难真正改变的。你还相信，不幸会让人变好或变坏，这是致命的误解。带你来，是因为你长得像纳粹，用你来吓唬布卢门塔尔。”

我们来到像洗衣房一样闷热的大街上。“在美国还能用这个吓唬人呀？”我问。

希尔施站住了。“我亲爱的路德维希，”他说，“难道你仍旧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惧的时代？真实和想象出来的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而且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流亡者永远都无法摆脱恐惧？你从来不做梦吗？”

“哪能啊，有时也做。谁不做梦啊？美国人也做梦。”

“他们做梦也跟我们不一样。在我们身上，那可诅咒的生存恐惧已经刻骨铭心。白天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可夜晚呢？意志在哪儿？控制在哪儿？”希尔施笑了。“布卢门塔尔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这么快就妥协了。他妥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他仍然占着便宜呢。那些被他侵吞的邮票价值翻番。可如果我让他吐出全部数额，尽管他儿子病着，他也会负隅顽抗的。就连犯罪也有其法则。”

希尔施步伐轻快地走在午后那热腾腾的空气中，他令我又想起了在法国的时光。他的脸比平时绷得更紧，更消瘦，充满活力。我觉得他在美国第一次如鱼得水了。

“你相信布卢门塔尔明天中午会付钱吗？”我问。

他点点头。“一定会的。他不敢冒被告发的风险。”

“你有什么可以告发他的吗？”

“一点儿没有。只有他的恐惧，而这就足够了。他为什么该为一千多美元冒不能入籍的风险呢？《拉昂摘要》中的老办法，虚声恫吓，路德维希，不过恐吓的方式总在花样翻新。这回不是太雅，还有那么点儿脏。可不脏又难以伸张正义。”

我们在希尔施住的那家卖收音机的店铺前停下脚步。“美丽的玛丽亚·菲奥拉在做什么？”他问。

“你认为她美丽吗？”

“卡门是美丽的。但你的女友为生活而战栗。”

“什么？”

希尔施笑了。“不是为喧嚣的表面生活，而是为强烈的内心绝望。难道你没发现这一点吗？”

“没有。”我说。瞬间我感到一阵尖锐的刺痛。失去了，我想。

“绝望的纯粹要义就是，”罗伯特·希尔施说，“没有愤恨。”

我用心地凝视着他。“而且没有懊悔，”他说，“这是另一面，它是没有未来的，只有当下。不再被希望所玷污。纯粹绝望的轻松平静，无欲无求的快乐。否则如何能忍受此岸的一切呢？”他敲了敲橱窗，橱窗后收音机和吸尘器闪闪发光。然后他笑了。“参与到贸易和买卖的平庸中去吧！但不要忘记，我们脚下的大地仍在震动。只有我们跟着一起震动，我们才能拯救自己。危险最大的时候莫过于自以为已经得救之时。起来战斗吧！”

他打开门。空调机的冷气扑面而来，犹如走进了墓穴。

“忧郁了？”莫伊科夫问。

“中度的，”我回答说，“还不至于喝伏特加。不过是为生存而烦恼。”

“不是为了生活？”

“也为了生活，弗拉基米尔。但更是在积极意义上。人应该活得更精彩，更有意识性，更深刻，更震撼。这是罗伯特·希尔施的建议。”

莫伊科夫笑了。他没有穿制服，而是身着一件宽大的西服，西服在他身上晃来晃去，让他看上去像是一只大蝙蝠。他头上还戴着一顶大软帽。“讨论生活总是一件有趣的事，”他解释道，“但人们往往忘记去生活，这是一种便利的替代。可惜我今天无法这样做，我得捍卫这家旅馆。我们收入的支柱拉乌尔想搬走，他想租一处寓所住。要是这样这旅馆就得倒闭了，他住的是这里最大的豪华套间。赶紧祷告你的上帝，让他留下来吧。否则我们必须提高其他人的房租。”

我听见楼梯上有说话声。“他来了！”莫伊科夫说。“保险起见，我给你在这儿留一瓶伏特加。暮色会加深人生的郁闷。”

“你们去哪儿啊？”我问。

“去图茨·肖尔饭店，那儿有空调和出色的牛排，是个劝人回心转意的好地方。”

莫伊科夫和拉乌尔一起走了，后者身穿白色西服，配红色皮鞋。我坐到悲伤的盆栽棕榈下想温习英语。我想起希尔施说的震动：来自地下的地震，还有生活和心灵的震动。人不能因为自己得救了，就忘却这些，更不该在小市民舒适生活的沼泽中沉沦！获救的战栗者，舞蹈者，泪眼迷离地重新发现一切，手中的食勺、呼吸、光，能够允许迈出的每一步。一再重新闪烁的意识：没死、侥幸逃脱、没有在集中营里翘辫子或者像特勒那样因彻底绝望而自尽。

身穿深色镶花边连衣裙的女伯爵从楼梯上飘然而下，宛如幽灵。我想她是来找莫伊科夫的，就高举起酒瓶对她说：“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出去了。但他给忧郁者留下了慰藉。”

这瘦小的人儿摇了摇头。“今天不用，我要出去，纪念亚历山大大王子的宴会。他是个出色的男人，我们当年几乎订婚了。他被布尔什维克杀死了，为什么呢？”

我不知如何回答，所以问道：“宴会在什么地方举行？”

“在俄国人茶室，朋友聚会，都是俄国人，人人穷得叮当响，可却个个挥霍成性。办一次这种宴会，他们就得啃好几天干面包，可他们毕竟庆祝了。”

门外有汽车按喇叭声。“这是沃尔科夫斯基亲王，”女伯爵说，“他是出租车司机，来接我了。”

她急匆匆走了出去，身上的连衣裙一看就是用旧料子改的，看上去像个吓鸟的纤细稻草人。即使是她今晚都有地方可去，我不禁感慨，然后试着继续学习英语单词。

玛丽亚·菲奥拉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进来时一点儿声音都没有，现在正端详着我。她穿一件黄色连衣裙，裙子下面好像什么都没穿，也没穿长筒袜，脚上只有一双黄色的凉鞋。

她来得完全出乎意料，以致我坐在那儿傻傻地望着她。她指了指伏特加酒瓶说：“喝这个天气太热了！”

我点点头，站了起来。“是莫伊科夫留在这儿的。可即使女伯爵都拒绝喝它，我也一样。”

“弗拉基米尔呢？”

“跟拉乌尔一起去图茨·肖尔饭店吃饭了，牛排。女伯爵去了‘俄国人茶室’，有波兰小酥饼、蘑菇和酸奶过油肉。我们吃什么？”

我屏住呼吸等她的反应。“去杂货店吃柠檬冰激凌吧。”玛丽亚说。

“然后呢？”我问。“您今天没约会吗？街角有没有劳斯莱斯车在等您啊？”

她笑了。“没有，今天没有。”

她这句回答稍微有些刺痛我。“那好，”我说，“那我们一起去吃饭！但不是去杂货店。今天我受到的有关生活的教诲太多了。我们去一家法国小餐馆，有空调和上乘的葡萄酒。”

玛丽亚·菲奥拉疑惑地望着我。“我们去那儿钱够吗？”

“有富余。上次我们分手以后我做了笔大买卖。”

一切突然变得很轻松。这就是生活的另一面吧，我想。生活的这一面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由谋杀与复仇构成的阴暗怪圈。她站在我面前，神采奕奕，充满神秘，难以企及并形成挑战。“我在等你。”我说。

玛丽亚·菲奥拉的双眼一亮。“你以前怎么没跟我说过这种话？”

“是啊，为什么没有呢？”

我们向外走时我抚摸了她，她真的几乎什么也没穿。我想起自己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碰过女人了。菲利克斯·奥布赖恩靠墙站在外面，他看上去很渴的样子。我走回去把伏特加锁进莫伊科夫的冰箱。然后我看见站在街上大门前的玛丽亚·菲奥拉的脸庞，门框下的她就像镜框中的一幅肖像。瞬间我几乎感到幸福了。“有雷雨。”菲利克斯·奥布赖恩说。

“为什么不可以有呢，菲利克斯？”我回复道。

我们从餐馆出来时已是电闪雷鸣，阵风卷起的尘土和废纸在空中飘扬。“菲利克斯·奥布赖恩说对了，”我说，“我们得想法子叫到一辆出租车！”

“我们还是走路吧，”玛丽亚回复道，“出租车里都是汗味和鞋臭。”

“马上要下雨了。你既没雨衣也没雨伞，肯定是场倾盆大雨。”

“那更好。我今天晚上反正也要洗头。”

“你会被浇得浑身湿透的，玛丽亚！”

她笑了。“我的连衣裙是尼龙的，连熨都不用熨。我们还是走吧！要是下得实在太大了，我们还可以找个门洞避雨。而且现在反正也没有出租车了。好大的风！刮得真猛！它让人兴奋！”她像只小马驹一样嗅着，迎着风暴走去。

我们紧贴着楼房走。一家家古董店的橱窗里本来亮着黄色灯光，霹雳而下的闪电把它们变成刺眼的惨白色，里面的家具和中国寺庙看守人陶俑几乎像喝醉了酒一样都摇晃起来，犹如被一根白色的光鞭击离了原来的位置，现在要麻木地回到原处去似的。忽然四面八方都亮起了闪电，甚至摩天大厦也从上到下被电光包裹，就好像闪电是从柏油路下密集的管道和电缆网中窜出，噼噼啪啪宛如一堵白墙似的飞向屋顶和大街。接下来的阵阵雷鸣压过了交通噪音。此后，瓢泼大雨就从天而降了，还没有感到肌肤上的雨滴，地面就湿成一片了。

玛丽亚·菲奥拉将脸冲着雨，她的嘴半张着，双眼紧闭。“扶住我。”她说。

暴风雨越来越猛，人行道上突然杳无人迹。人们挤在各处的门洞里避雨，偶尔有几个人影猫着腰、贴着楼房飞快地掠过。在哗哗的落雨中，大楼突然湿漉漉地在一片银光中闪烁，大雨把柏油路变成了深色的浅湖，雨水像一束束透明的长矛和短箭在水面激起一层泡沫。

“天啊！”玛丽亚突然叫道。“你还穿着新西服呢！”

“太晚了！”我回复道。“没什么大不了的，它又不是纸糊的或荨麻替代品做的。”

“我只想到自己了！我什么也没穿。”她把裙子撩至腰际，下身一丝不挂。雨水从她的凉鞋四周冲出，就好像从天上落下的弹雨。“可你呢！”她说。“你的蓝西服还没付款呢！”

“太晚了！”我回复道。“另外西服也可以烘干和熨烫。而且西装钱已经付了。我们可以继续向自然元素欢呼！让蓝西服见鬼去吧！让我们到广场旅馆前的喷泉里洗澡去。”

她笑着把我拉进一个门洞。“这样我们可以挽救西服衬里和马鬃衬垫！这两样东西不好熨。毕竟暴雨比西服多得多。”

我吻着她那被雨淋湿了的脸。我们站在两家店铺的橱窗前，一家的橱窗里展示的是为体态臃肿的中老年妇女预备的紧身衣，闪电正在上面闪过；另一家是宠物店，兼卖养鱼缸。整面墙的隔板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养鱼缸，里面色彩斑斓的鱼在柔和的绿色灯光照耀下畅游其间。我年轻时自己养过鱼，所以认出来其中的几种：能够胎生的小鲤齿目、像宝石一样闪光的孔雀鱼，丽鱼之王、半月形带银色或黑色条纹的天使鱼，后者就像游弋在水鳖科植物中充满异国情调的高大帆船。这是一种特殊的感觉：意外地看到一段童年时光在眼前升起，静谧如同来自天外，这是我曾经相识的时光，它悄然升腾，被闪电包围着，闪电却奈何它不得，它一如往昔，一股柔和的魔力使它没有老化，没有被血玷污，没有遭到破坏。我挽着玛丽亚的手臂，感受着她的体温；同时部分的我在遥远的地方躬身在一个早就不再喷水的、被遗忘的喷泉旁，在倾听往昔，这往昔对我而言已经陌生，但正因为如此却更令我魂牵梦绕。在小溪边、森林中和池塘畔度过的日子，池塘上点水而飞的蜻蜓颤动着。还有花园中度过的傍晚，蝙蝠挂在花园的墙上。这一切就像一部默片飞快地在我眼前掠过，此时我正端详着许多分隔开的小鱼缸，缸中的透明灯光呈现着金色或绿色。这对我意味着宁静之至，尽管鱼缸中同样存在着杀戮和被吞食，就像我熟悉的那个世界里一样。

“如果我也长着这种臀部，你会说什么？”玛丽亚·菲奥拉问。我转过身，她正在看另一家店的紧身衣橱窗。那里一件适合女武神穿的玫瑰色“铠甲”套在一个黑色的人体模型上，就是女裁缝通常使用的那种。

“那会可笑的，”我答道，“但你绝不会需要紧身衣的。上帝赐福给你！你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拥有最迷人身材的假瘦者！你身上的肉增一分就多了，减一分就少了！”

“这么说我不用为你而节食了？”

“绝对用不着。”

“我一直希望能如此。再也不用吃饥肠辘辘的模特必须得吃的沙拉了！”

雨停了，只还有些稀稀拉拉的雨点儿从树梢上落下。我最后望了那些养鱼缸一眼。“看，猴子！”玛丽亚边说边指了指店的后面。一个大笼子里有两只激动不安的长尾巴猴子，它们正围着一截树干上蹿下跳。

“这才是真正的流亡者呢，”玛丽亚说，“被关在笼子里！你们还没有沦落到这种地步呢。”

“没有吗？”我反问道。

她惊讶地望着我。“对你我还一无所知，”她说，“我也根本不想知道。你对我也根本不了解。就维持这种状况吧。我们的生活史与我们又有什么相干！”

“不相干！”我回复道。“丝毫不相干，玛丽亚！”

她再次望了一眼那件布伦希尔德式的紧身衣。“日月如梭！你相信有朝一日我会穿上这种铠甲或是参加妇女俱乐部吗？”

“不信。”

“那我们就没有秩序井然的未来？”

“一点儿都没有。”

“我们根本没有未来吗？”

“我不知道。”

“这难道不令人伤心吗？”

“不。思虑未来的人不会享受现在。”

“好吧。”她紧紧地偎依着我，以致我从腿到肩都能感受到她的身子，就像怀抱着水中仙女。她那湿透了的连衣裙现在看上去就像一件泳装，她的头发也打了绺儿，耷拉下来。她脸上苍白，但双眼放光，显得既筋疲力尽又昂奋和狂野。她身上发出雨水、葡萄酒和大蒜的味道。

我们沿着第二大道向前走。天凉了，云层间已经升起了几颗星星。柏油路在车灯的反照下闪闪发光，就好像汽车行驶在一层光滑的冰上。摩天大楼的剪影在撕裂的苍穹映衬下如同用铁皮剪裁的一般。“我换住处了，”玛丽亚说，“我现在住在五十七街。不再是一间房，而是一套真正的小公寓。”

“你搬家了？”

“没有。房子是朋友的，他们夏天在加拿大。我替他们看房子，免得被盗。”

“这房是那个劳斯莱斯车主的吗？”我充满不祥预感地问。

“不是，他住在华盛顿，”她笑了，“我是不会把你变成吃软饭的小白脸的，顶多是两情相悦而已。”

我没有回答。我感到一条神秘的界限突然被跨过了，许多迄今为止我认为可以控制的东西突然像脱缰的野马般狂奔起来。我不知道这将导致何种结局，这种来自黑暗中的东西潮水般淹没了我，它们是令人兴奋和不忠实的，并且与欺骗有关。但它们最终降伏了我，我没有反抗。它们并未抹去一切，而是在其上投下了一层新的、抽搐着的闪光。它们既让我感到窒息，同时又让我获得宁静，它们像一股我感觉不到的波浪一样推动着我，冲击着我，然后又在我身上散开来。我感到浑身轻松，如同在随波逐流。

我站在那幢房子前。“你是一个人住这儿吗？”我问。

“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问题啊？”玛丽亚·菲奥拉反问道。

16

清晨，我很早就离开了那幢房子。玛丽亚·菲奥拉仍在梦乡，只能看见她的脑袋，她的身子裹在杏黄色的被子里。卧室很凉，空调机一直嗡嗡地响着，但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窗帘关着，到处是被窗帘挡住的金色阳光。

我走进起居室，我的衣服放在那里。现在它们已经干了，而且还不算太皱。我边穿衣服边向窗外呆望，我面前是纽约市，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这座城市不是逐渐成长起来的，而是被人迅速建成的，一座由砖、水泥和混凝土组成的城市。放眼望去可以一直看到华尔街，却看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自动交通信号灯和一串串的汽车。这是一座未来派的城市。

我关上身后的门，等着电梯。一个睡眼惺忪的侏儒把我送到楼下。外面很凉爽，暴风雨把海风带了过来，驱散了闷热。我在报亭买了一份《纽约时报》，拿着它走进了对面的杂货店。我要了咖啡和荷包蛋，然后开始慢慢吃早餐。除了我与女售货员在店里，还没有别的顾客。我觉得一切还在沉睡，包括我自己，我周围的一切都既慢且静，令我感到如同置身于一部用慢镜头拍摄的影片中。每个动作都被拉长，同时悄无声息，时间似乎在缓慢流逝，毫不匆忙，我呼吸得也比往常慢很多。我周围的事物也在平静地呼吸，它们比以前变得重要了，我与它们有了关联。它们慢慢走过我的身旁，呼吸的节奏与我相同，它们像是早已被我遗忘的朋友，我属于它们，它们不再陌生和充满敌意，而是围着我跳起了一种特殊和隆重的轮舞，我自己也随着它们跳起来，尽管实际上我一动没动。

这种平静我已经很长时间没享有过了，我在血管和脑门后感受到它。以往，每天早晨我都得从那里铲除掉的由恐惧形成的铅块突然不翼而飞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美好的画面：阳光普照的林间空地，远处传来杜鹃的婉转啼鸣，树林闪烁着光泽。我知道这幻景不可能持久，但我不想破坏它，所以我一边细嚼慢咽，一边尽量一动不动。对我来说，这顿早餐犹如一场仪式，它也属于这幅画面，所以它不会干扰那柔和的节奏。这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以致我无法理解它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在生活还未落入人们的不安之手前，它就是那样的，我想。我好像是第一次感受到这一切，我似乎把其他一切都遗忘了，我现在重新体验它们，如同大病初愈的人刚刚苏醒，再次像孩童一般体验这个世界，新奇、强烈、不慌不忙，感受几乎无法言说，贫乏无力的语言还不足以描述它，虽说不出，仍处于宇宙空间，却已熟悉，它以一种陌生、野性和静谧的方式光束般穿心而过，没有引起丝毫疼痛。

几个卡车司机踉踉跄跄闯进店里，他们大声吆喝着要咖啡和甜面包圈。我付了账，漫步穿过城市向中央公园走去。我考虑了片刻，是否该回旅馆换换衣服，但我不愿失去这种懒洋洋的如鱼得水的感觉，所以我就穿过正在苏醒的城市，来到公园，在这儿找了把长椅坐下来。湖面上鸭子在奋力戏水，时不时将脖子潜入水中觅食。我不经意地看了一眼报纸，读到以下标题：巴黎投降了。我不禁惊呆。德国人输了，巴黎自由了！

我默默地坐了很长时间，几乎连气都不敢喘。我觉得地平线向后拓展了，悄无声息，天也变得更亮了。我环顾四周，这世界好像变得敞亮了，我想。巴黎不再被野蛮人掌控着了，而且它没有遭到破坏。最后我小心翼翼地拿起报纸，十分仔细地阅读了相关报道，然后又读了一遍。希特勒摧毁巴黎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那位本该从命的将军却并未服从命令。人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服从命令，也许时间已经不允许他有所行动了，也许他不愿毫无意义地毁掉一座城市和牺牲几百万平民的性命。总之没有发生屠城之事，理智在关键时刻取得了胜利。另外几百个将军都会毫无顾忌地执行命令，这位将军偏偏没有。大屠杀和毁城都得以避免了，这真是一件例外和幸运的事。也许原因仅仅在于德国占领军的战斗力已经太薄弱了，只能弃城而逃了。但这些都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巴黎安然无恙，它被解放了。被解放的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其意义深远。

我在想，是否该给希尔施打个电话，却又感到一种奇怪的阻力。还是先别打，我想。就连给玛丽亚·菲奥拉我都不想打电话，给雷金纳德·布莱克就肯定更不想打了，也不想打给杰西、拉维克或是博瑟，甚至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都不行。我觉得以后还有时间打电话给他们，现在我只想独处。

我懒散地走过公园里大大小小的湖泊，第一批来到公园的孩子们已经把他们的玩具帆船放在一个人工湖上游弋了。我坐到一把长椅上看着他们玩儿。我想起卢森堡公园[107]中的湖，瞬间巴黎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我几乎有些痛楚地想到它的城墙、街道、房屋、店铺、公园、码头，沙沙作响的菩提树和繁花盛开的栗子树，还有我熟悉的广场、卢浮宫、塞纳河、后院、不施拷打的警察署，我的师傅佐默的工作场所，还有我埋葬了他的那处墓地。我的过去升起在地平线处，梦幻而无痛苦；我在法国度过的岁月充满忧伤，却是自由的。在这个银灰色的早晨，法国摆脱了野蛮人的践踏以及他们那规定了奴隶与仆役制、二等公民和在火葬场与饥饿集中营灭绝他人的非人道律法。

我站起身。我就在大都会博物馆附近，透过树林它那黄色建筑隐约可见。现在我知道我想去哪儿了。迄今我一直怕去那个地方，我不想毫无必要地勾起对布鲁塞尔的回忆，这些回忆在梦境中叨扰我已经够我招架的了。但现在我不想逃避它们了。

时间尚早，除了我之外只有很少几个参观者。我穿过博物馆高大、凉爽的大厅，小心翼翼，蹑手蹑脚，不时四处张望，就像一个被人跟踪的贼。我知道这很荒唐，但我也是身不由己，我感觉好像有影子跟在我的身后，一转身影子就消失了。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得强迫自己走宽阔的楼梯，而不是贴着墙边往里溜。我没想到冲击会如此强烈。

我在一楼停住脚，这里两个大厅挂满古老的地毯，有几块我在死去的佐默留下的书中见过。我缓缓地走过展厅，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双重身份的感觉，我似乎就是那个死去的佐默，在这一小时里又复活了；同时我还是那个下落不明的大学生，他曾经有过一个别的名字，后来弃置不用了。我用佐默的眼睛欣赏着他教过我的东西，并通过这些东西感受到我青春时代的渴望，这种渴望已经在杀戮和烈火中熄灭了。我聆听着他们二人的声音，就像倾听风从遥不可及的地方吹来不连贯的声响，它们已模糊难辨，却仍旧充满往昔的魔力。过去的岁月只有作为不连贯的单独场景才可忍受，它们插翅飞来，出现在这座类似真空的艺术殿堂，短时间内仿佛脱离了无情的现实洪流，没有痛苦，就好像这里的空气中充满了鸦片，它麻醉了回忆，令人可以审视伤痕，却不感到伤痛。

以前我对这一切曾多么恐惧啊！现在这些好像变成了一本画册，我在翻看它，它是属于我的，奇怪的是我对这些没有感觉了，就如同置身在麻醉手术中。我观看自己的手指，这是我的手指，这是路德维希·佐默的手指，这也是某个第三者的手指，后者似乎被一种简单的魔法与此地阻隔起来。我如同在梦境中缓慢走动，这个梦是馈赠给我的，我已经多年没有做过这种梦了，没有恐惧，没有憎恨，也没有那种压抑感——错过了什么永远无法弥补的事情。我曾等待着往昔的洪流袭来，充满罪恶、懊悔、无能和对失败的深切悲痛；但此刻在这个明亮的殿堂——它展示了除谋杀、抢劫和血腥的自私自利外人类还有什么能力——往昔的洪流并未袭来，取而代之的是四周墙壁上默默燃烧的艺术的火炬，它们是无声的见证，只有通过它们的简单存在，才证明了并非一切都会丧失。

我来到中国青铜器展出的地方，博物馆有个青铜器展台，所有青铜器都摆放在上面。这间陈列室很宽敞，青铜器呈青绿色，棱角分明，出土前它们已经在地下沉睡一千多年了，现在经四周灯光的照射，它们看上去像是航行在白浪滔天海面上的中国平底帆船或是原始山脉中的绿色和蓝色岩石。其本来的金属色泽已经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整整一层铜绿。它们变成了历史文物，从中构建出另外一种全新的令人陶醉的自我。现在人们喜爱的，是它们往昔没有的风貌。我边想边快速继续前行，就好像它们身上有一种隐秘的力量会迸发出来，都是些我不想唤醒的幽灵。

驻足在印象派画作前，我又看到了巴黎和法兰西的风光。奇怪的是，在法国时我也得四处逃亡并受到警察与官僚主义的迫害，也被关进了拘留营，直到罗伯特·希尔施用奇袭的方式把我解救出来。尽管如此，我其实把遭受的一切更看作是法国政府的疏忽或懒散，虽说法国宪兵也经常逮捕我，我却从未觉得这就是一种恶毒。他们真正变得危险起来时，是在他们与德国党卫军负责追捕的人联手行动以后。并非所有的宪兵都这么坏，但热衷于为虎作伥的也大有人在。尽管如此，我对这个国家却拥有一种温情的爱慕，可正如各处有宪兵插手的地方一样，这种爱慕也并非没有污迹，那污迹就是一些血腥和冷酷的插曲。当然那段时光中也不乏一些几乎是田园式的间奏，这些美好的回忆慢慢地就覆盖了其他的回忆。

面对这些画作，一切异议都烟消云散了。这些风景画画的就是风景，人在其中不过是陪衬物罢了。它们亮丽而静默，它们不呐喊，也没有吼叫着的民族性。它们是夏季、秋季、冬季和永恒，创作它们时的痛苦已然烟消云散，画家画它们时的那份难耐的孤独已转化成一种重要和幸福的当下，它们是克服了往昔的现在，就像中国的青铜器。我感到自己的心在剧烈跳动！那无法描述的纯艺术品王国像水晶一样环绕着生活，我感到它远远高于人类，后者嗜杀成性、躁动不安、谎话连篇并已濒于死亡。艺术作品耗尽了创作者以及凶手的精力，只有创作出的作品长存。我突然记起在布鲁塞尔博物馆的一幕，当我第一次看到一件中国青铜器时，竟在短时间内把自己的恐惧忘得一干二净。这一纯粹观赏的瞬间被我铭刻在心，其强度几乎不输于从前所经历的恐怖画面，此后虽历尽磨难，但那个瞬间对我构成了一种不可改变的安慰与庇护，它也将继续扮演这一角色。此时它又重现了，而且比过去更强烈，我忽然领悟到，自己在法国滞留的那段时光其实是一种费解、奇特而短暂的馈赠，是出现在杀戮与杀戮之间的插曲，是两次风暴间的宁静，对此我迄今一直未能正确理解，而仅仅是错误地加以利用。这种远离一切的寂静之角，这种馈赠而来的寂静，被我用急躁填充，而不是随遇而安，将其视为不可长久的插曲、两次暴风雨之间的蓝天和一段白捡的时光。

我离开博物馆，外面已是车水马龙，日头已然又变得很毒了，一股热浪向门口涌来。但一切都变了，好像打开了一扇门，巴黎事件就是这扇门。它通向外界，幻想中的囚禁突然让步与赦免，那恐怖、危险与不可避免的结局突然出现在云端，那是一种双重结局，既是那些野蛮人的结局，也是我的祖国的结局，二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一把双刃剑，它刺中了二者，而我个人的命运则位于二者之间。我的命运像一堵黑墙立在我的面前，对我而言它充满了复仇与沉沦。

我沿着台阶向下走去，一股暖风拂面而来，吹起我的衣衫。馈赠而来的时光，我想，一段短暂、珍贵的时光，白送的。

“那就像是一扇门被撞开了，”雷金纳德·布莱克捋着胡须说，“一扇进入自由世界之门！在这样一个日子，我一定得卖一幅画给那个乡巴佬库珀，甚至应该是一幅德加的画！他一小时之内就到！”

“您给他打电话，让他别来了！”

布莱克向我露出一副美妙的亚述人的微笑。“我不能那样做，”他回复道，“那有违我那不幸的双重人格本性。我得咬着牙卖画。每当我看到那些画落入什么人手中，我的心都在滴血。可我不得不卖，我这么做是在当人类的慈善家。艺术比股票更可靠，画作的价钱一直在不停地涨！”

“那您为什么不留着这些画呢？”

“这您已经问过我一次了。这是我的本性，我得不断地重新证明自己行。”

我端详着他，对听到的回答虽感诧异，却也相信他。“我是个赌徒，”他说，“赌徒加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气质，我违心地成了百万富翁的慈善家。我卖给他们的画，价值在一年内可以翻番，这些家伙却为一百美元跟我讨价还价。这真是一种可怕的命运。您认为我跟骗子差不多，可我这么做却是在帮着他们发财。”

我笑了。“您笑得倒轻松，”布莱克解释说，“确实是这么回事。从去年起，画作的价格上涨了两三成。什么股票能有这么好的行情？令我生气的是，只有富人才能从中获利，其他人根本买不起画。更让我气愤的是，如今几乎没有懂画和爱画的收藏家了。如今买画是作为投资手段，或是为了显摆自己是一幅雷诺阿或梵高画作的拥有者。这些可怜的画！”

我从来不知道，他说这些话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可他说得没错。“库珀来了以后我们该怎么做呢？”我问。“事先是否要更换挂画的位置？”

“今天不用！这么一个日子不用！”布莱克抿了一口白兰地。“我那么做纯粹是为了给自己找乐儿。从前不一样，从前必须那么做。可如今？跟这些百万富翁做生意，他们买画就像买一袋袋的土豆，还有必要吗？您认为呢？”

“这要视情况而定。”

布莱克做了个不屑一顾的手势。“今天不用。库珀大概又赚到大钱了。尽管如此，巴黎没有遭到轰炸他还是会不满意的。要是轰炸了，他这个靠杀人武器发财的商人就能赚得更多了。每打过一场大仗后，他都会买一幅小画。就如同用二十万死者购买一幅中等大小的德加画，作为对他捍卫民主的奖励。甚至世界的良心也站在他这边。您不这么认为吗？”

我点点头。

“您本人的感觉肯定也是怪怪的，”布莱克继续说，“同时感到既幸福又沮丧。幸福的是巴黎又自由了，沮丧的是您的国家必须投降。”

我摇了摇头。“二者都不是。”我说。布莱克审视着我：“好了，我们不谈这个话题。我们喝一杯白兰地。”

他从柜子的一个抽屉里取出一瓶白兰地。我看了看商标：“这不是为库珀那类重要顾客预备的白兰地吗？”

“不再是了，”布莱克解释说，“巴黎自由以后就不再是了，现在我们自己喝。如今招待库珀有人头马了，四十年的陈酿我们自己喝。”

他斟上酒。“不久我们又可以从法国搞到地道的白兰地了，”他说，“如果德国人之前没有把它们全没收的话。您认为法国人藏起了足够多的酒吗？”

“会的，”我说，“德国人不太懂白兰地。”

“那他们到底懂什么呢？”

“战争、工作和服从。”

“所以他们才吹嘘自己那统治民族的优越性？”

“是的，”我说，“因为他们不是统治民族。光有暴政瘾还成不了统治民族，专制和权威是两回事。”

白兰地像天鹅绒一样柔，满室飘香。“为了庆祝今天这个日子，我得多要库珀五千美元，”布莱克说，“卑躬屈膝的日子结束了，巴黎也自由了。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重新在那儿采购了，我知道那儿还有几幅莫奈的画，还有塞尚……”

他两眼放光。“而且那些画不会贵，”他解释说，“欧洲的价格要比这里低很多，但必须先下手为强。最好是带着装满美元的小手提箱去，现金要比任何支票更直观，更容易打动人，特别是法国人。再来一杯白兰地？”

“好，”我说，“然而真正能入境法国恐怕还要等一段时间吧？”

“这可从来都是说不准的事。全面崩溃有时会突然发生。”

雷金纳德·布莱克卖第二幅德加的画没有像卖第一幅时那样搞很多花样，他也没有为巴黎的解放而加价五千美元。库珀告诉他，自己已经通过朋友直接和法国艺术品商人取得了联系，这无疑给了布莱克当头一棒。这大概是库珀在虚张声势，但雷金纳德·布莱克把画卖给他并非是上了圈套，而是他希望不久能从巴黎得到补给。他相信，新货源也许会导致价格出现一定回落。

当我傍晚路过亚历山大·西尔弗的铺子时，他说：“上帝依然活着，人们也可以相信他了。巴黎自由了，野蛮人不会占领全世界。今天我们早关门两小时，去沃伊津吃饭以示庆祝。佐默先生，您也一起去吧。您感觉如何？作为德国人有点儿惨吧？可作为犹太人就觉得被解放了，是不是？”

“作为世界公民被解放的感觉更彻底。”我回复道，我忘了自己拿的护照中种族一栏填的是犹太人。

“那您就一道去吃饭吧。我弟弟也来，还带了那女基督徒。”

“什么？”

“他向我保证不娶她了，用自己的名誉担保的！这么一来，情况自然就起了变化。虽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但起码老谋深算了点儿。”

“您相信这个？”

亚历山大突然愣了一下。“您认为在感情方面一切都是不可信的？也许是这样。但知道危险何在总要好一些，这样就容易控制局面了。对吧？”

“没错。”我回答说。

“那您就一起去吧？我们餐前小吃会点鹅肝糜的。”

“您别勾我的馋虫，今天我去不了。”

西尔弗吃惊地望着我。“您是不是像阿诺德一样堕入情网了？”

我摇摇头。“我已经有约在先了。”

“跟雷金纳德·布莱克先生？”

我笑了。“不是，亚历山大先生。”

“那就好。在这两极之间您总是安全的：生意与爱情。”

我感觉到，整个下午自己那有些压抑的心态又逐渐严重了。我尽量避免去想玛丽亚·菲奥拉，发觉这样会好过一些，就好像我无意识地想排除压抑心态似的。在回旅馆的路上，那位来自坎诺比奥的蔬菜商拼命向我挥手。“佐默先生！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举起一把百合。“白色百合！几乎白送！您瞧瞧！”

我摇摇头。“这是祭奠死者用的，埃米利奥。”

“夏天不是！只有十一月万灵节时才是。春季它们是复活节之花，夏季它们是纯洁之花。非常便宜。”

埃米利奥肯定从哪家殡仪馆刚弄到一大批花。他这儿还有白菊花和白兰花。他举起一穗非常漂亮的兰花说：“作为骑士和唐璜，送这种花您会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如今谁还送兰花啊？您看看！就像是一排正在做梦的白蝴蝶！”

我惊讶地抬头看了一眼。“这种白只有黄昏时的栀子花才有。”埃米利奥继续絮叨。

“够了，”我说，“否则我就该动心了，埃米利奥。”

埃米利奥今天心情格外好。“人并非能经常随心所欲地动心的，”他边说边拿起另一穗兰花与第一穗放到一起，“收到这种花的女士感觉会非常好。送给那位经常与您一起出去的美丽女士，多好啊！美女配兰花！”

“她不在纽约。”

“真可惜！别人呢？您就没有替补人选？您得庆祝，巴黎不是失守了嘛！”

用祭奠死者的花庆祝，我想，这主意可真邪门！“您给自己买一束吧，”埃米利奥央求道，“兰花可以一直开三四个星期！在此期间整个法国就都失守了！”

“您这么认为？”

“当然！罗马自由了，现在巴黎也自由了。接下去就势如破竹了，快得很！”

快得很，我边想边出乎意料地感到一阵刺痛，几乎令我喘不过气来。“是的，没错，”我嘀咕道，“现在也许势如破竹般神速了。”

我以一种奇怪的困惑心态继续向前走去。我感到好像有一种根本不曾占有过的东西被人抢走了——一面旗帜，或是一片艳阳高照、飘着白云的天空，我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抓，它就稍纵即逝了。

旅馆门口，助理门房菲利克斯·奥布赖恩懒散地倚门而立。“有人在等您。”他说。

我感到一阵心动，快速向里面奔去。我希望能看到玛丽亚·菲奥拉，结果却是拉赫曼，他容光焕发地同我打招呼。“我跟那波多黎各女人一刀两断了，”他一口气说道，“我找到另外一个女人。金红色头发，来自密西西比。是那种日耳曼类型的女人，丰满、高大，浑身是肉！”

“是个日耳曼女人？”我问。

他略显窘态地笑了笑。“在爱情方面民族并不重要，路德维希。她当然是美国人，也许是德裔。这有什么关系？魔鬼急了连苍蝇都吃。”

“要是在德国，你这么干就得被毒气熏死。”

“可我们现在生活在自由的美国！这对我来说是种拯救！没有爱的滋润我会枯死的。那波多黎各女人只是让我永无休止地等待。再说她和她那拉皮条的对我来说也太贵了。我在纽约卖不出那么多的念珠和圣像来满足那个与她姘居的墨西哥人的欲望。我几乎破产了。”

“巴黎失守了。”

“什么？”他心不在焉地说。“噢，巴黎，没错！当然了！但等到德国人从整个法国撤出，恐怕还得有好几年。接着他们会在德国继续战斗。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这我知道。我们是不能等着这一天了，路德维希！我越来越老，金发的女武神也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但至少还有希望……”

“库尔特，”我说，“醒醒吧！如果她那么棒，那她为什么偏偏要稀罕你呢？”

“一个肩膀有些低，”拉赫曼解释说，“这意味着她有点儿驼背。几乎看不出来，但她自己知道，这让她有些拘谨。其实她的胸像大理石雕刻的那么完美，还有那臀部，太诱人了。她是四十四街一家电影院的售票员，如果你想看电影，可以免票。”

“谢谢！”我说。“我很少进电影院。这么说你现在幸福了？”

拉赫曼的表情变了样，他的双眼潮湿地放着光。“幸福？”他回答道。“这词怎么能用在流亡者身上嘛！一个流亡者从来不会幸福。我们命中注定会动荡不安，我们是陌生人。我们有乡不能还，在这里的处境只是被容忍。如果再加上受性欲这个恶魔的折磨，那真是太可怕了。”

“这不能一概而论。你至少还有你那个恶魔，库尔特。其他人还有一无所有的呢。”

“别笑！”拉赫曼叹了口气道。“爱情上的成功也不是容易事，就像不幸会令人筋疲力尽一样。可你这个感情上的木头人怎么能懂这个呢？”

“这足以证明，幸福会比不幸令人更加富有攻击性，你这个出售宗教小摆设的乖小贩……”

我突然戛然而止。我想起来自己没记住玛丽亚·菲奥拉新住处的门牌号码，同样也没记住她的新电话号码。“该死！”我说。

“典型的非犹太人，”拉赫曼说，“你们想不起来什么事的时候就诅咒！要不就射击！”

傍晚时分，第二大道就是同性恋者亮相的地方。他们手挽手来回散步，单独出现的年轻同性恋者等着别人来搭讪，年岁大一些的则谨慎地用色迷迷的眼光打量年轻的。那是一种狂欢节的气氛，一架升了温、慢慢转动的旋转木马，驱动它的是一台充满异国情调的马达，受到禁止，却被容忍，因此同性恋既有败坏色彩，也有刺激性，好像空气都在颤抖。

“这些下流坯子！”我买晚报的那个报亭的主人骂道。

“为什么？难道他们不是您的主顾吗？”我问。

“我指的不是同性恋者，”他回答说，“我指的是他们的狗！狗本该牵着，可这些男同性恋却让他们的狗自己到处乱跑。他们非常溺爱自己的畜生。先是时兴达克斯狗，后来是犬，现在又变成哈巴狗了。您瞧瞧！一大群！”

我四处望了望，确实如此。满大街都是在遛哈巴狗的男人。

“这无赖又来了！”卖报的边喊边试图冲出他那圆形的报亭。但他未能马上冲出去，因为一捆杂志掉落到他脚下。“您踹那畜生一脚！”他对我喊道。

一条香槟色的小哈巴狗跑了过来，它冲报亭外售报台下挂着的报纸抬起了一条腿。我轰它走，它向我吠叫了几声就消失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了。“这是菲菲。”卖报的一边解释一边来到报亭外，看着那份被狗尿浇湿了的《机密》杂志，既伤心又恼火。“这回它又得逞了！这畜生总是专门挑我的报亭当撒尿的地方。我告诉您，它的尿泡大小能比得上大象的！可恶的是，我总是逮不住它。”

“它看来挺有眼光，”我说，“撒尿都找有档次的地方。”

卖报的又钻进了报亭。“我从这儿看不见它，”他说，“这菲菲知道，这个滑头。它悄悄从后面绕过来就撒尿。等它尿完跑开时我才看得见它，有时我根本看不见它，因为它尿完又从原路溜走了。它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狗那样往树上撒尿呢？每天它都要毁掉我好几本杂志！”

“够倒霉的，”我说，“难道您不能往下面那排杂志上撒点儿胡椒粉吗？”

卖报的看了看我说：“要是您一边读色情杂志一边不断打喷嚏、流眼泪，您还愿意读吗？我真想把这些哈巴狗都药死！我也养了狗，但不是这个品种的！”

我拿起报纸翻阅起来。我为什么犹豫呢？我想。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但恐惧什么呢？是什么东西在阻碍我？我说不清楚。这是多种情感的混合：轻松，稍纵即逝的激动，急躁，微小而不牢靠的快乐，以及远远隐现的无以名状的负罪感，它们奇特地汇合在一起。我收起报纸，走进那幢我又辨认出来的楼房。

在电梯里我遇到了菲菲，那条香槟色的小哈巴狗和它的主人。这位立刻跟我搭起讪来。“我想，我们是去同一楼层的，”他说，“您昨天是跟菲奥拉小姐一起来的吧？”

我感到意外，但点了点头。“我看见她进来的，”他说，“我叫何塞·克鲁斯。”

“我已经见过您的小狗菲菲了，它是那个报刊亭的宠儿。”

克鲁斯笑了。他戴着一根粗大的金手链，一笑露出了满嘴大牙。“我们住的那层，据说以前是家高级妓院，”他说，“可笑，但挺合适，对吗？”

他要不说这些，我还真不知道玛丽亚住在哪一层。克鲁斯用手挡住电梯门让我先走，然后凑近我说：“我们到了。”他盯着我又说：“您那边，我这边。也许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一起喝一杯鸡尾酒？从这里眺望出去，景色绝佳。”

“好吧，也许。”我高兴这么容易就重新找到了玛丽亚·菲奥拉的公寓。何塞·克鲁斯目送着我并冲我挥手。

玛丽亚·菲奥拉把门打开一条缝，瞄一眼是谁。我只看到她的一只眼睛和一缕头发。“你好，流亡者！”她笑着说。“你真的是个货真价实的逃亡者。第一天就弃我而逃，连告别都没有！”

我轻松地吁了口气。“你好！一只眼睛、一个肩头、一缕头发，好漂亮的剪影！”我说。“我可以进去吗？我带来了哈巴狗菲菲和你的邻居何塞·克鲁斯的问候。要是没有他们，我几乎难以找到你的住处了。”

她把门开大了，除了脚上的一双鞋，一丝不挂，脑袋上斜裹着一块毛巾。她非常漂亮，身后纽约的摩天大厦在蜂蜜般的暮色下闪闪发光。在夕阳的反光下，窗户也泛着微光。

“我正在穿衣服，”她说，“我得去拍照。你为什么没打个电话？”

“我不知道你这儿的号码。”

“今天一早你为什么溜了？”

“出于谨慎的考虑。我不愿叫醒你，也不愿意等大家都出来遛狗时再走，那样对你不利。这幢房子看上去格外热闹，有不少人养宠物。”

她用审视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要是你就不会有这么多顾虑，”她说，“据说这里过去是……”

“妓院。但是高级妓院，每次消费要一百美元或更多。何塞告诉我的。”

“他也请你喝鸡尾酒了吧？”

“是的，”我惊奇地回复道，“你怎么会知道？”

“他一贯这样。你别去，他很有诱惑力，而且很好斗。这儿楼上住的都是男同性恋者。他们占优势，我们得小心。”

“你也是仙女[108]！”

“我也是。这里仙女云集。”

我走到窗边，下面是纽约，白色、多石，像一座阿尔及利亚城市。“同性恋者总是寻找城市最美的地段居住，”玛丽亚说，“他们在这方面很有天分。”

“你这套房子是不是也属于哪个同性恋的？”

玛丽亚笑着点了点头。“这回你安心了，还是觉得受到侮辱了？”

“都不是，”我回答说，“我只不过是想起，我们这是头一次在一套房子里，而不是在酒馆、旅馆或艺术家工作室。”我把她拥入怀中。“你晒得真黑！”

“我很容易晒黑，”她挣脱开说，“我得走了，只去一小时。去试戴明年春季的新款帽子，很快就完。你留在这里，不要走。你要是饿了，冰箱里塞满了各种食物。但不要走。”

她穿衣服。我喜欢她那份无拘无束，无论是裸体还是穿衣她都漫不经心。

“要是有人来呢？”我问。

“别开门。再说也没人来。”

“肯定没人来？”

她笑了。“我认识的男人来之前都会打电话的。”

“那就好，”我吻她，“好，我留在这儿，作为你的俘虏。”

她凝视着我。“你不是俘虏，你是个流亡者，永远是陌生人，漂泊者。我不把你锁在屋里，我把钥匙留在这儿，你得让我进屋。”

她挥挥手。我把她送到走廊，看着她走进电梯。光线昏黄的电梯载着她飞快向下，将她送入城市。然后我听到下面有狗吠，我小心地关上房门，走回陌生的房间中。

我想，她让我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今天一天对我来说纠集成一团的矛盾情感疙瘩现在解开了，我又变得自由和开朗起来。我在寓所里到处转悠，在卧室里看到她的衣服随便扔在床上，这突然比所有其他一切都更令我感动。一双高跟鞋摆在镜子前，其中一只倒翻在地。这是一幅可爱的凌乱无序的无声画面。一个角落的绿色皮镜框中挂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年岁较大的男子，一看就是个一辈子衣食无忧的人。我相信在哪儿见过他，几天前我曾看到玛丽亚与他在一起。我走进厨房，把一瓶我带来的莫伊科夫自制的酒放进了冰箱。玛丽亚没说错，冰箱里塞满了食物。我甚至发现了一瓶真正的俄国伏特加，与玛丽亚派人送到旅馆的那瓶一模一样，而且与劳斯莱斯车中的伏特加也一模一样。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把自己带来的跟它放在了一起，自然是用一瓶绿色的查特酒把它们隔开了。

我坐到窗前向外看。外面黄昏的伟大魅力正在展现：暮色从玫瑰红变成宝蓝，摩天大楼从实用建筑变成了现代化的精神大教堂。一排排窗户亮起了灯光，我知道，清洁女工现在开始在无人办公的房间里打扫卫生了。片刻之后，整个塔楼就灯火通明了，犹如一个巨大的蜂巢。这令我想起了在埃利斯岛度过的时光，那时候夜里被噩梦惊醒后我常常站在大寝室窗前，呆呆地遥望这座难以企及的城市。

隔壁响起了钢琴声，隔墙传来的声音有些轻。也许是何塞·克鲁斯在弹，我想，可我听到的曲子又与何塞·克鲁斯和菲菲不般配。因为正在弹奏的是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轻松曲子。我回想起自己练习这些曲子的时光，那时野蛮人还没有占领德国。那已经是好几百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父亲还活着，我母亲得了伤寒，躺在医院里，她担心我是否能通过大学毕业考试。我突然感到一阵刺痛，似乎正在用快镜头放映我一生电影的片段，速度太快，根本无法停住，痛苦却并未因此而有丝毫减弱。面孔与画面出现又消失，叫喊着的人们，西比勒那惊恐和勇敢的面容，布鲁塞尔博物馆的走廊，死在巴黎、眼睛上爬满绿豆蝇的露特。死者、死者，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太多的死者，以及作为复仇意志的黑色无望的拯救。

我站了起来。空调机在嗡嗡地响，屋内几乎很凉了，但我却似乎在淌汗。我打开窗子向外望去，然后拿起报纸，阅读有关军队的报道。盟军已经从巴黎继续挺进，他们四面出击，德国军队似乎正在溃逃，已无力多做抵抗。我不厌其烦地研究那张小小的简图，我对法国这一带非常熟悉，我知道那里的小咖啡馆、乡间公路和各种地方，那是流亡者逃难的苦路。现在那些曾经的胜利者、士兵、党卫军、施刑者、追捕者和杀人犯也在这条路上逃命，他们逃回德国去。我也曾和这些胜利者属于同一民族，他们追捕过我。我让报纸掉在地上，不禁发起愣来。

我听见门外有动静和玛丽亚的声音：“没有人吗？”

屋里已然一片漆黑。“有，”我边回答边站了起来，“我没有开灯。”

她走进屋。“我以为你又走了呢。”

“我是不会走的。”我说着把她揽进怀里。她突然成为世间活生生的一切的体现。

“别，”她嘟囔道，“千万别走。我不能独自生活，一个人的时候，我毫无价值。”

“你就是世间生活本身，”我说，“也是其温暖所在，玛丽亚。我尊崇你，你的出现带来了光明和所有色彩。”

“你为什么坐在黑屋子里？”

我指了指灯光闪烁的摩天大楼。“外面的世界灯火通明，所以我就忘了开灯。现在有你在，我就不需要别的灯光了。”

“可我需要，”她笑了，“在黑屋子里我会悲伤得无可救药。此外，我也需要灯光，好往外拿东西。我带晚餐回来了，全是瓶瓶罐罐的，在美国一切都可以买现成的。”

“我带伏特加来了，”我说，“那儿还有一瓶呢。我看见了，甚至还是地道的俄国货呢。”

她靠在我身上说：“我知道。可我更喜欢你带来的莫伊科夫自制的。”

“我不是这样，我没有偏见。”

“可我有！你把那瓶俄国的拿走吧，”她说，“我不想要了，送给莫伊科夫，他会高兴的。”

“好的。”我答道。她吻我，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和她那年轻、鲜活的皮肤散发出的体香。

“你得格外小心地对待我，”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了任何痛苦了。我很容易受伤害，你若是伤害我，我不知会有什么结局。”

“我不会令你遭受痛苦的，”我说，“起码不会故意这样做，玛丽亚。无意的很难预料。”

“抱紧我。你必须紧紧抱着我。”

“我会这么做的，玛丽亚。”

她满意地呻吟了一声，像个孩子。她站在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背景前，非常苗条纤细。这些大楼中成千上万的清洁女工正在打扫白天办公留下的肮脏，她们以这种方式为天空增添了魔力。她用意大利语说了点儿什么，我没听懂，就用德语回答：“你，可爱的生活，失而复得，不可摧毁……”

她摇了摇头。“如果我们真想对话，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可真是一种奇特的爱，一种翻译过来的爱。”

我吻她。“我认为爱是不需要翻译的，玛丽亚。如果需要，我也不怕。”

我们躺在床上。“你今晚还要出去吗？”我问。

玛丽亚摇摇头。“明晚之前不用。”

“好，那我们就可以待在这里了。我们可以再吃一顿，五香熏牛肉和奶酪配黑面包，还有啤酒，然后吃剩余的蛋糕就咖啡。真是了不起的奇遇！”

她笑了。“这种奇遇也太平常了吧。”

“这是我经历的最了不起的奇遇了！我已经不知道上一次经历这些是什么时候的事了。逃亡的路上，我已经习惯了住最简陋的旅馆房间，能找到这种房间也算走运了。晚上我常常在肮脏的窗台上匆忙地吃纸包着的食品，能有东西果腹就挺高兴了。可今天……”

“今天你吃的也是纸包着的食品。”玛丽亚说。

“可今天是和你一起吃的，在你的寓所。”

“这不是我的寓所，”她略带睡意地说，“是我借的，我的一切都是借来的，我的衣服、我的首饰、王冠，甚至四季。今天我们照相时已经身处明年春天了。”

我看着她。她那棕褐色的胴体一丝不挂地横陈在床，美得醉人。明年春天，我想，那时我会在哪儿呢？还在美国？还是战争已经结束，我已经试图回欧洲了？我不得而知，但内心却因紧缩而感到疼痛。“你们今天都试戴什么了？”我问。

“首饰，”她说，“各种颜色的大假首饰，便宜货。不是真的，就像我自己一样。”

“为什么要这么说？”

“这是我的感受。我觉得自己没有自我，没有那种一成不变的、一向清晰的自我。我就像起舞于两面镜子之间的什么东西，它存在，但你想伸手抓住它时，它就消失了。相当令人绝望，是吧？”

“不，”我回答道，“危险。不是对你，而是对别人来说。”她笑着站起来。“我想让你看看，我们还拍摄了什么。非常小巧玲珑的帽子，丝绒和锦缎小帽，还有贝雷帽。我带回来两顶，借的，明天还。”

她穿过房间向走廊走去。我喜欢她把裸体认为是最自然的事，她因职业关系习惯了裸体，而且在这种状态时心无邪念。窗前空调机发出的嗡嗡声几乎小得听不见。这套小公寓所处的楼层很高，所以也几乎听不到街上的噪音。突然，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室内的暮色深沉、斑驳，没有人工灯光，仅有的亮光来自外面摩天大楼闪烁的玻璃幕墙。我们好似乘坐着无声的氢气球飞翔，暂时脱离了时间、战争、不安和郁积的焦虑，进入一种和平状态。后者对我来说如此陌生，宁静得令我心跳。

玛丽亚回到室内。她戴着一顶贝雷帽，脖子上挂着粗大的金首饰，脚蹬高跟拖鞋，此外一丝不挂。“这是1945年之春，”她说，“这看上去像金首饰，其实是黑人的黄铜首饰，宝石是涂了颜料的玻璃。”

1945年之春！似乎她说的是：永不或明天。看上去几乎应该是明天，我想。房间里人为制造出的凉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明年春天越来越近了。我站起来抱住玛丽亚。“你想走？”她问。

我摇摇头。“我只想去报亭买份晚报，马上回来。”

“你会把战争带回房间的，”她答道，“你就不能等一宿吗？”

我惊奇地望着她。“我不把战争带回房间，”我说，“我下去，看看新闻，然后就回来。慢慢回到这个房间，我知道你在这里，而且在等我，这是一种久违了的幸福。有人在等我，与你在一个屋顶下共度良宵。这是我能想象的人生最大奇遇：没有恐惧的市民生活。虽然这种生活只有拥有这一鄙俗称号的人才能享用，我们流亡者——永世流浪的犹太人[109]的现代子孙是无福消受的。”

她吻我。“谁长篇大论，就是想掩盖真相。如果一个男人因为一份报纸都会离开我，我跟他又能怎么样呢？”

“你也是个吉普赛人，”我说，“比我更甚。但我不去买报了，就让时间静止一天吧。”

玛丽亚笑了，我把她揽入怀中。我不想告诉她，为什么我突然想看报纸。那不是因为新闻，而是我想看看这种闯入我生存状态的宁静生活还能持续多久。可爱的、陌生的生活！我暗想，请留在我这里吧！在我必须离开你之前，不要离开我！我知道这有多么虚假，甚至带有背叛和欺骗的弦外之音。可我无法继续思索下去了，玛丽亚就在身旁，其他的还远在云端。此间还会发生很多事，谁又能知道，谁先离开什么吗？我吻着玛丽亚的双唇，与她肌肤相亲，顷刻间就忘记了其他的一切。深夜我还醒过来一次，隔墙仍旧听到了钢琴声，有人在犹疑地弹奏着克列门蒂的一支奏鸣曲，这曲子我在没有过流亡生活前也弹过。玛丽亚躺在我身旁，筋疲力尽，呼吸均匀。我想起自己那被遗忘的青春年华，透过大窗户呆望着外面灯火通明的夜色。然后我又倾听起玛丽亚的呼吸。我再次感觉到，我们好像乘坐着气球，正位于龙卷风风眼的静谧地带。感谢你，今夜这份狂热的祥和，我默想。

17

“杰西·施泰因过几天要动手术。”罗伯特·希尔施说。

“危险吗？她得什么病了？”

“还不是很清楚，是个瘤子。博瑟和拉维克给她做了检查，可他们什么也没说，医生得保密。手术大概能弄清瘤子是不是良性的。”

“癌症？”我问。

“我恨这个词，”希尔施答道，“在我认识的字眼里，除了盖世太保，就数这个字眼最可恶了。”

我点点头。“杰西预感到什么了吗？”

“人们告诉她这将是一次毫无危险的小手术。可她像只狐狸一样多疑。”

“谁给她做手术？”

“博瑟和拉维克，外加一位美国医生。”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跟在法国一样，”我说，“那时候拉维克与一位法国医生一起动手术。他是打黑工的外科大夫。”

“拉维克说这里情况不完全一样了。在这儿他打的是灰工，要是他做手术的话，起码不会被关起来。”

“那笔给博瑟的钱你拿到了吗？”我问。“就是那笔我们‘远征’去讨的罚款。”

希尔施点点头。“这很简单，但博瑟不愿意要。我差点儿要揍他，他才收下这笔钱。他觉得这钱是敲诈来的，他自己的钱！有些流亡者对诚实的理解真是不可思议！令人绝望！”他笑了。“去杰西那儿看看吧，路德维希。我已经去过了，不能再去了，否则她会起疑心的。她有些担心，我不太会安慰人。别人的担心会让我不快、伤感和烦躁。去看看她，今天是德国人在她那儿聚会的日子。她认为，一旦生病，人就不用结结巴巴地说英语了。她需要帮助，需要身边有人。”

“我今晚过去，等雷金纳德·布莱克那边完事以后。卡门在做什么，罗伯特？”

“她可爱迷人、神秘莫测，正如只有真正天真的人才能做到的那样。”

“有真正天真的女人吗？也许有愚蠢的，可有天真的吗？”

“天真这个词不过是个字眼，就像愚蠢或懒惰一样。它对我而言意味着不可思议的反逻辑王国，非常珍贵。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管它叫庸俗，反正它远离了价值与事实，是纯粹的幻想、偶然、感情，没有抱负、没有边际的懒惰。是一种令我着迷的东西，因为它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我疑惑地看着希尔施。“你相信这一切吗，罗伯特？”

他笑了。“当然不信，所以它令我着迷。”

“你跟卡门提起过这些吗？”

“当然没有。说了她也不懂。”

“你刚才用了一大堆词，”我说，“你真的认为事情那么简单吗？”

希尔施抬起头问道：“难道你觉得我不懂女人吗？”

我摇了摇头。“我不是这个意思。尽管对英雄来说不懂女人很自然。胜利者往往不谙此道，倒是失败者比较理解女人。”

“为什么那些人尽管不懂女人还是胜利者呢？”

“因为懂得一点儿女人还未得胜，特别是在女人那儿还没有。这是生活的一种荒谬。但胜利者也不能永远是胜利者，罗伯特。简单的事无需弄复杂了，生活本身已经够复杂的了。”

罗伯特·希尔施朝杂货店柜台后面穿白制服的人招了招手，我们两个在这儿吃过汉堡包。“不知怎么回事，”他说，“这儿的售货员总让我看着像医生，这杂货店让我觉得像药房。就连汉堡包吃起来都有一股三氯甲烷的味儿。你不觉得吗？”

“没有啊。”我说。

他笑了。“今天我们可是滔滔不绝地说了不少空话，你也一样。”他望着我问道：“你幸福吗？”

“幸福？”我说。“什么是幸福？我认为这是十九世纪的一种措辞。”

“是的，”他回复道，“什么是幸福？我不知道。我也不向往它。我想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幸福。”

我们走到大街上，我突然为希尔施担忧起来。他让我觉得与这里格格不入，最不适合的就是在收音机店卖货。他曾扮演过一种征服者的角色；可如果征兵委员会认为他不可靠而拒绝了他，那一个犹太征服者在纽约还能有何作为吗？

杰西躺在床上，身穿一件鲑鱼色中国披风，布鲁克林的生产者可能是把它当作中国官服设计的。

“你来得正好，路德维希，”她说，“明天我就得上屠宰台了。”

她满脸通红，眼神激动，一派强颜欢笑。圆圆的脸上满是她企图遮掩的焦虑，就连她的头发似乎都受到了焦虑的传染，它们竖立在脑袋四周，就像一位黑人妇女上耸的发型。

“我说杰西，”拉维克插嘴道，“你又耸人听闻了。我们明天不过是做个小小的常规性检查，以防万一。”

“防什么万一？”杰西迅速问道。

“多了，大大小小的。”

“大的会是什么呢？”

“杰西，这我也不知道。我不是透视眼，所以我们得开刀。但我会对你说实话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杰西。”

她的呼吸平稳了一些。她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她大概已经问过他十多遍了。“那好。”她最后说道，然后转向我问道：“巴黎的事你有什么高见？”

“它自由了，杰西。”我不知道还该说些什么。

“我居然活着看到了这一天。”她嘟囔道。

我点点头。“杰西，你还会看到柏林自由那一天的。”

她沉默了片刻。“去吃点儿东西吧，路德维希。在巴黎时你总是饥肠辘辘，隔壁房间里双胞胎姐妹准备了咖啡和点心。我们不想悲哀，一切降临得如此神速，巴黎，然后是我的事。一桩接一桩，就好像是昨日发生的，不去想它了！你知道，尽管有过种种磨难，如果跟这个滋味比，那仍旧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她指了指病榻。“留神一定要尝尝咖啡，路德维希，是新煮的。拉维克也去隔壁了。”她像个同谋者一般凑近我小声耳语道：“我不相信他！一句都不信！”

“也不相信我？”

“你同样不可信，路德维希。去吃点儿东西吧！”

那儿差不多有十来个人，博瑟也在场，他坐在窗户旁向外呆望。外面灰蒙蒙的，闷热，好像要下雨，天空的颜色像烟灰。窗户关着，胡桃木小柜子上一台电扇像只疲倦的大苍蝇似的发出嗡嗡声。达尔姐妹端来咖啡和李子点心，她们步履轻盈，就像小马驹。第一眼我都没有认出她们，她们的头发染成了金色，穿着紧身的短裙和横条的短袖针织套衫。

“非常撩人，是吧？”有人在我身后问。

我转过身一看，原来是巴赫，就是那个弄不明白孪生姐妹中哪一个会允许别人捏她的屁股的主儿。“非常，”我说，为能想点儿别的事而感到高兴，“想要跟双胞胎中的一个拥有私密关系，一定是个令人很困惑的念头吧，如果她们彼此像得让人分不清的话？”

“那就双保险了！”巴赫一边切一块苹果派一边用力点头。“如果一个死了，就可以娶另一个。不会有烦恼！这种美事上哪儿去找啊？”

“这可是个相当玩世不恭的想法。上次您还只是捉摸着，如何能摸到双胞胎姐妹的美臀，而不被泼一身咖啡。现在您就想到结婚了，你可真是个谨慎的理想主义者。”

巴赫摇晃着四周还飘着些许黑发的秃头，那脑袋看上去就像是狒狒的屁股。他疑心重重地沉默着。“我就没想到可以先后娶她们俩为妻，”我说，“也没马上想到死亡。”

“当然想不到，您这个没有思想的非犹太人。可如果某人恋爱了，他还能想些什么呢？一个人会死在另一个人前头，剩下的那个就得孤单度日了！只是一种古老的，也许是有所变更的原始恐惧。原始的简单恐惧是自己难逃一死，爱情把它变成为别人的死担心。”巴赫舔舔手指上粘着的砂糖。“一种折磨。孪生姐妹则是最好的出路，特别是这一对。”

达尔姐妹正好飘然而至。杰西让人把她从柏林带来的铜版画送到她床边。“您会无选择地娶她们之中的一个吗？”我问。“反正分不清，也许在性格方面也难分辨。会有这种事的。还是您会扔色子来决定此事？”

巴赫从夹鼻眼镜的上方望着我，浓密眉毛下的那双眼睛忧心忡忡。“您就继续拿我开涮吧，一个秃顶、贫穷和背井离乡的犹太人，”他说，“这俩姑娘我可没福消受，她们是进好莱坞的料！”

“那您呢？您不也是演员吗？”

“我演的都是小角色。纳粹，除了纳粹分子就没演过别的，真让我郁闷。当然头发颜色要染，戴假发。奇怪的是，在好莱坞他们几乎只让犹太人演纳粹分子。您能想象那是种什么感受吗，人格彻底分裂。幸好所演的纳粹分子有时会被处死，否则就没法忍受了。”

“难道作为犹太人饰演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不是更糟糕吗？”

巴赫默不作声地盯着我。“这我倒没有想过，”他说，“您总是别出心裁！不，犹太人多由大牌明星扮演，非犹太人。什么世道啊！”

我环顾四周，幸亏那位编制喋血名单的人不在。我遇到了作家弗兰克。纳粹上台后，他随犹太妻子流亡海外，他本人不是犹太人。他们到达美国后，他妻子离开了他。他在好莱坞生活过半年，那里的制片厂雇用过几位知名作家，以便他们能适应美国的生活，当然也希望他们为制片厂写点儿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胜任那里的工作，写书和写电影脚本之间的差别太大。再加上这些作家的年龄都太大了，没法再改行学新本事，所以他们都没有受到延聘。结果他们就成了慈善机构的包袱，得不时去那里乞食，或是靠私人资助。

“我学不会这儿的语言，”弗兰克绝望地说，“死活学不会。再说学会了又能怎么样？说和写之间还有天壤之别呢。”

“您不用德语写吗？”我问。“为以后着想？”

“什么？”他问。“写我在这儿遭的罪？写它干吗？我离开德国时都六十岁了，现在都七十多了。老头子了。我的书在那边遭焚被禁。您以为人们还会知道我是谁吗？”

“会的。”我说。

弗兰克摇了摇头。“十年在德国中的毒是不会从人的脑袋里轻易解除的。您看过那边开党代会的新闻纪录片，那些成千上万欢呼呐喊的面孔？没人逼着他们那样做。我累了。”他又补充道：“您知道我靠什么为生？我给两个美国军官上德语课，以便他们占领德国时用。是我妻子介绍给我的，她说俄语、法语和英语都很流利。我什么外语都不会。相反，我那个跟她一起生活的儿子却不会说德语。”他苦笑道：“世界公民，对吧？”

我去向杰西告别。这不是一件易事，她既不相信医生，也不相信我或任何其他人。她茫然地躺在床上，只有眼睛闪闪发光，不安地左顾右盼。“什么也别说，”她小声说，“你来了就很好。现在走吧，路德维希。别忘了，只要健康，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这是我这几天新悟出的道理。”

我从博瑟身边走过。他依旧坐在窗户旁向外呆视着。外面下起了雨，柏油路被淋湿了，闪着亮光。向博瑟打听杰西的事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他和拉维克一样会对我守口如瓶的。“巴黎自由了。”我说起了别的事。

他抬眼答道：“是的。可柏林在遭轰炸，我妻子在柏林。”

我把酒瓶放到莫伊科夫面前的桌子上。“天哪！”他说。“真正诸神的长生不老饮料啊！原装俄国货。已经是第二瓶了！你从哪儿搞到的，从俄国大使馆？”

“从玛丽亚那儿。这是她送给你八十大寿的礼物。”

“今天是我生日吗？”莫伊科夫看了一眼报纸。“也许吧，七十岁以后我就不再想着自己的生日了。再说俄历与西历也不一样。”

“这些玛丽亚全知道，”我说，“最稀奇古怪的事她都知道，可别的平平常常的事她又浑然不知。”

莫伊科夫探究地望着我，微笑慢慢地爬上了他那张阔脸。“像个俄国女人，可其实她并不是。愿上帝赐福给她。”

“她说她祖母是俄国人。”

“女人没有义务说实话，路德维希。她们要是说实话就无聊了。其实她们也没有撒谎，但她们是伪装大师。眼下许多人都声称有俄国祖母。战争结束后人们就不会这么说了，那时候俄国人就不是盟友，而仅仅还是共产主义者了。”莫伊科夫看了看瓶子。“这是我唯一的乡愁了，”他说，“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国家，而仅仅是它的饮料。你们犹太人到底为什么偏要大声宣扬你们对德国的思乡之情呢？他们不是应该习惯了没有故乡吗？他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流亡者——从两千多年前古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时就开始了。”

“还要早，从巴比伦时就开始了。可正因为如此，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是不可改变的爱国者。因为他们没有故乡，所以他们不停地寻觅新的故乡。”

“他们不会最终变聪明吗？”

“怎么变？他们总得有栖息之地吧。”

莫伊科夫小心翼翼地打开酒瓶，瓶子的软木塞非常小，而且质地低劣。“犹太人曾是德国最出色的爱国者，”我说，“这一点甚至当时的皇帝都知道。”

莫伊科夫闻了闻软木塞。“难道他们还想再扮演这一角色不成？”他问。

“那儿的犹太人不多了，”我答道，“在德国所剩无几了。这样问题就暂时解决了。”

“人们把他们杀害了？”

我点点头。“我们谈点儿别的吧，弗拉基米尔。八十岁是种什么感觉？”

“你真想知道？”

“不，这不过是发窘时想出的转移注意力的问题。”

“谢天谢地！你要真想知道会令我很失望的。人不该不识相地强迫别人回答令人发窘的问题。我们尝尝这伏特加吧！”

我突然听见门口处传来拉赫曼典型的脚步声。“他来这儿想干吗？”我问。“他不是找到一个令他崇拜的电影院女售票员了吗？”

莫伊科夫的大宽脸上慢慢堆起微笑，这一微笑有很多层次，它始自眼睛，也终止在眼睛中。“生活并非如此简单，也存在一种类似逆向的报复欲，而嫉妒也不能像水龙头那样随意关掉。”

拉赫曼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一位金发女郎，她看上去像个强壮的驯兽员，兜齿，眉毛又黑又粗。“我未婚妻，”他介绍道，“麦克克雷格小姐。”

那驯兽员点了点头。拉赫曼打开一个包着柔软红纸的小包。“祝贺八十大寿，弗拉基米尔！”他解释道。“在你所信的宗教中找到这个可不容易。”

这是一尊金底的俄国小圣像。莫伊科夫错愕地望着它。“我说拉赫曼，”然后他迟疑地说，“可我是个无神论者啊！”

“胡说！”拉赫曼回复道。“每个人都信点儿什么！要不我哪儿来的收入啊！再说这也不是基督或圣母像，而是圣弗拉基米尔。你总该相信你自己吧，还是你连自己也不信？”

“我最不相信自己。”

“扯淡！”拉赫曼看了我一眼后说：“这种说法是这个路德维希·佐默自相矛盾的废话，忘记它吧！”

我吃惊地看着拉赫曼。我不习惯一向眼泪汪汪哭诉的库尔特这种果断的语调，爱情看来在他这儿创造了奇迹，他就像是被注射了什么让他强硬的针似的。

“二位想喝点儿什么？”莫伊科夫边问边焦虑地瞟着伏特加。

“来杯可口可乐吧。”拉赫曼不假思索地说，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您呢，女士？”

“您有查特酒吗？”那方墩儿女人令我们意外地用假嗓子尖声问道。

“要黄色的还是绿色的？”莫伊科夫不动声色地问。

“还有黄颜色的？”

“这儿有。”那是拉乌尔最喜欢的饮料。

“那就黄颜色的吧，我不知道还有这种颜色的。我可以来双份的吗？电影院里烟气腾腾，呛嗓子。”

“您可以喝一瓶。”莫伊科夫潇洒地回答并开始斟酒。他给他自己和我倒的是伏特加。拉赫曼与麦克克雷格小姐手拉手地坐在那里，微笑着，盯着我们，满怀希望地沉默着。我想，没有什么比完美的幸福更愚蠢的了，特别是当人们想用巧妙灵感来维持这种幸福时。幸好拉乌尔和约翰这时走下了楼梯，交谈马上活跃起来。他们俩都充满厌恶地盯着麦克克雷格小姐，就好像在看一只剥了皮的海豹，由于他们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态度，所以他们加倍殷勤，大显骑士风度。一分钟后，女伯爵也迈着小碎步走下了楼梯。她以老鹰般锐利的目光马上就发现了俄国伏特加并立即热泪盈眶。“俄国！”她喃喃道。“伟大而非凡的帝国！心灵的故乡。可爱的母亲。”

“这回我的生日伏特加可剩不下了。”莫伊科夫边小声嘀咕边斟酒。

“你换一瓶，你自制的也不错，她发现不了的。”

莫伊科夫微微一笑道：“女伯爵，她会发现不了？她能回忆起四十年前的每一次宴会，而且包括当时喝的伏特加。”

“可她不是也喝你制作的伏特加吗？”

“要是没有别的可喝，她是连科隆香水也喝的。但她绝不会失去自己的品尝力的。今儿晚上咱们甭想从她那鹰爪中得到这瓶酒了。要不我们自己就得赶快喝，要不要这么做？”

“不。”我说。

“我想你也不会那么做的。我们把这瓶酒留给伯爵夫人吧。”

“我反正也没想喝它。给我倒你自制的吧，我更喜欢那味道。”

莫伊科夫用他那单眼皮的小鹦鹉眼斜了我一眼。我看出他此时想到了许多事。“好吧，”他说道，“你在许多方面都有骑士风度，路德维希。上帝赐福给你，并保佑你。”他又补充了一句。

“保佑我什么？”

女伯爵还没发现，他就把满满一杯酒灌进了肚里。他用大手背抹了抹嘴，然后小心地把空杯子放到桌上。“永远保佑你不自我伤害，”他说，“否则还能保佑什么人不伤害你呢？”

“您再待一会儿吧，佐默先生，”拉乌尔说，“为了给弗拉基米尔即兴庆祝生日！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庆祝生日了，”他对我耳语道，“有几个人能活过八十岁呢？”

“那些八十一岁的。”

“这已经达到《圣经》中说的高龄水平了。您愿意活这么大岁数吗？老得不能随心所欲，不能享用美酒佳肴和性？这么活着多可怕！成熟得都该自杀了！”

我对此和拉乌尔的见解不同，但我不想向他解释。我想离开这里，玛丽亚·菲奥拉正在她借来的住处等着我。

“留下吧！”拉乌尔接着央求。“您从来都不扫人兴的，而且这是最后一次庆祝生日，您不也是他的朋友吗？”

“我必须离开，”我说，“可我过后还会回来。”

“一定吗？”

“一定的，拉乌尔。”

我感到自己突然落入一种境况，几乎类似于对朋友的小小出卖。这令我一时颇为困惑，可捉摸此事又是愚蠢的，我天天见到莫伊科夫，我也知道他不在乎过生日。尽管如此，我还是说：“我走了，弗拉基米尔。也许这儿的庆祝结束前我就回来了。”

“我不希望这样，路德维希，别犯傻。”他用自己的大巴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同时冲我挤了挤眼。

“你那最后一点儿真伏特加没了，”我说，“它正在流入伯爵夫人的细嫩嗓子眼儿。她正与拉乌尔的朋友分享余酒呢，咱们没留神。”

“没关系。我还有另外两瓶呢。”

“真货？”

莫伊科夫点点头。“玛丽亚·菲奥拉今天下午送过来的，我藏起来了。”

他发现了我的诧异神情。“你不知道此事？”他问。

“我为什么应该知道呢，弗拉基米尔？”

“也是。天晓得她是从哪儿弄到这种神仙饮品的，据我知道在美国是什么地方都买不到的。”

“从某个俄国人那儿搞到的，这是最简单的答案。你总忘记美国与俄国是盟友。”

“或者是从哪个美国外交官那儿弄到的，此人在俄国有货源。也不排除是从俄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搞到的。”

“也许，”我答道，“重要的是酒搞到了，而且被你藏好了。对已拥有的东西，人无需再瞎捉摸。”

莫伊科夫笑了。“睿智之言。智慧得都不像你这个年龄能说得出来的。”

“这都是我那该诅咒的生活教给我的，我经历得太多，因而也就格外早熟。”

我拐进五十七街。第二大道上同性恋者出没的林荫大道熙熙攘攘，正是热闹的时候。互相问候声随处可闻，他们挥手致意时非常优雅与夸张，一切都带着一股欢快的表现癖。在一般的林荫道上散步的普通情侣总希望躲入他人看不见的隐秘处，这里的情况正相反，人们看到的是毫无顾忌的炫耀。何塞·克鲁斯像老朋友似的同我打招呼，挎着我的胳膊问道：“去喝一杯鸡尾酒怎么样，还能认识许多朋友，亲爱的？”

我小心地挣脱了他。我看出自己已经被视为新的征服对象了。“下回吧，”我解释道，“现在我得去教堂。我一个姑妈正要在那儿受到祝福呢。”

何塞笑得前仰后合。“不赖！一位姑妈！您真爱开玩笑！也许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姑妈。”

“姑妈就是姑妈嘛。她年迈，爱争吵，总穿一身黑。”

何塞笑得更厉害了。“姑妈就是老年同性恋者的别名，我亲爱的朋友！希望祝福仪式一切顺利！”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就在这一刹那，我看见那条香槟色的哈巴狗菲菲，它又抬起后腿冲着报刊亭外面挂着的杂志撒起尿来。卖报的库诺夫斯基在报刊亭里面是看不见菲菲的，但他一定有第六感觉。他突然一跃而起，冲出门外——仓皇中撞倒一摞《生活》杂志——号叫着围着报刊亭乱转，想狠狠踢菲菲一脚。但他出来得太晚了，菲菲已经站在离报刊亭十米以外的地方摇着尾巴，显得十分无辜。

“这是您那条该死的狗干的！”库诺夫斯基向何塞·克鲁斯吼道。“这畜生把一份《绅士》杂志弄脏了，您得赔！”

何塞·克鲁斯扬起眉毛问：“我的哈巴狗？我根本没有狗呀，它在哪儿？”

“在那边什么地方。这滑头溜了。您当然有条狗！我上百次见您牵过它。”

“上百次？但今天没有！我的狗病了，躺在家里。它生病是您几天前踹的。我还应该告发您呢，这条哈巴狗值好几百美金呢。”

一些其他的同性恋这时过来围观。“应该通知动物保护组织，”有人插嘴，“再说您怎么能一口咬定那条狗就是这位先生的呢？它在哪儿？它要是这位先生的狗，就该在这儿，在他身边。”

菲菲早已逃之夭夭。“是一条米黄色的哈巴狗，”库诺夫斯基有些不那么肯定地说，“这位先生就有一条这种颜色的狗，其他狗全是灰色的、黑色的、白色的或是褐色的！”

“什么？”先前发问的那位不知姓名的人转过身指着五十七街说：“那您就沿着这条大街好好瞧瞧吧！”

这时一定是人们出来遛狗，让它们拉屎撒尿的时辰。排水沟两侧蹲着两排狗，看上去像是由斯芬克斯组成的林荫道，它们如同一群正在排泄的拜月者，全部摆出那种典型而又幽怨的愚蠢姿势。“看那边！”那位不知姓名者说。“右边第二条，香槟色，对面一条也是，还有那条大白狗前面的两条狗，紧挨着，您还有什么好说的？那边580号，大门里又冲出两条来！”

库诺夫斯基已经咒骂着避让开。“这帮人抱团。”他一边抱怨一边用搭在水桶边上的一块抹布擦那本《绅士》杂志，以便可以当作被雨淋湿的降价出售。

何塞·克鲁斯跟着我一直走到玛丽亚住的那幢楼，菲菲正在门后等他。“这狗是个天才，”克鲁斯说，“它干了这种事之后，就知道我们不能让人看出彼此有干系。它就会绕道回到这里，库诺夫斯基会在外面白等半天。要是他叫警察来的话，菲菲早就躲到阁楼上去了，那儿的门总开着，我们没有任何秘密。”

他再次笑得浑身乱颤，又一次拍拍我的肩膀，然后才与我分手。

我乘电梯去玛丽亚的住处。邂逅克鲁斯明显让我觉得别扭。我不反对同性恋，但也不赞赏。我知道许多大人物也都搞过同性恋，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会像何塞·克鲁斯这般对人纠缠不休。他几乎败坏了我见玛丽亚的兴致，瞬间我觉得，他似乎用他的油滑和浅薄玷污了她。当我在门上看到借给玛丽亚·菲奥拉房子的房主之名时，我的心情都没有好起来，我从她那儿得知，这位房主也是这路人。此外我还知道，时装模特喜欢同性恋者，因为这些人不会像别的男人那样试图粗野地接近她们。

她们是这样吗？我按铃时想。我也听到过别的说法，是知情者透露的。等着门开的时候我摇了摇头，就好像要甩掉满脑袋的胡思乱想。我想干扰了我的不光是克鲁斯，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大概我已经不习惯按门铃了，我想，因为门后有种类似市民幸福的东西在等待着。

玛丽亚·菲奥拉小心地把门打开一道缝。“你又在洗澡吧？”我问。

“是的，这几乎成了我职业的一部分。今天下午我们曾在一家工厂的厂房里拍摄。那些倒霉的摄影师尽出馊主意！甚至要有真正的灰尘。进来！我马上就洗完了。伏特加在冰箱里。”

她回到浴室，让浴室门敞着。“有没有给弗拉基米尔庆祝生日？”

“庆典刚开始，”我说，“伯爵夫人发现了你的伏特加，这引发了她的乡愁。我离开时她正用颤抖的嗓音唱俄国歌曲呢。”

玛丽亚放掉浴缸中的水，水咕咕响，她笑了起来。“你是不是更想留在那里呀？”她问。

“不，玛丽亚。”我回复道，却感到有点儿言不由衷。在同一时刻我突然知道正是这件事干扰了我。意识到这一点后，这念头一下子就被驱逐出脑海，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她一丝不挂、湿漉漉地来到起居室。“我们现在还可以去，”她望着我说，“我可不希望你因为我而不去做你本来想做的事。”

我笑了。“这话可有点儿做作啊，玛丽亚！而且我希望这话是在骗人。”

“不全是，”她回答道，“但和你想的不一样。”

“莫伊科夫对你送的伏特加喜出望外，”我说，“一瓶让伯爵夫人截住了，其他的他藏起来了。拉赫曼的新女友是电影院的女售票员，她喝查特酒。”

玛丽亚仍旧盯着我。“我想你到底还是想去那儿。”

“为了去看拉赫曼情场得意吗？别看他在进行犹太式悲叹时挺有想象力的，可幸福时他无聊至极。”

“我们大家不都是如此吗？”

我没有回答。“这妨碍谁了？”我最终说道。“顶多妨碍了别人。或是某人，对他来说其影响要超过其他一切。”

玛丽亚笑了。“也就是说时装模特。”

我抬起头。“你不是时装模特。”我说。

“不是？那是什么呢？”

“多蠢的问题啊！我要是知道……”

我沉默了。她又笑道：“那爱情就结束了，是吗？”

“这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如果每个人身上都有的那种陌生的东西一旦变得熟悉了，不陌生了，兴趣也就随之而逝了？”

“这一点医学上不能完全得到证明，但也差不多。”

“这我也不清楚。也许此后就会出现被人们称作幸福的东西。”

玛丽亚·菲奥拉慢慢在房间里走动。“我们还适合幸福吗？”她问。

“为什么不适合？你不适合吗？”

“我不知道，我不相信。那是一种我们失落的东西。也许我们的父母有过幸福，但我的父母没有过幸福。它就像是另一个世纪的东西，那时候人们还相信上帝。”

我站起来搂住她。刹那间我觉得她似乎在哆嗦，然后我感到她皮肤的温暖。“我认为，如果说这种胡言乱语，那幸福就唾手可得了。”我对着她的秀发喃喃道。

“你真这么认为吗？”

“是的，玛丽亚。我们过早地被抛入种种孤寂，所以知道除痛苦外什么都留不下，也怀疑任何幸福。但我们也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东西称作幸福，比如活下来，或是不受酷刑与迫害，就因为我们存在着。你不认为这么一来可以产生一种与从前相比要容易得多的稍纵即逝的幸福吗？以前人们只想让迟缓的幸福长存，这很少能实现，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市民的幻想之上的。难道我们不能说事情就是这样吗？见鬼，我们怎么会谈起这种愚蠢的问题的？”

玛丽亚笑了，并把我推开。“我也不知道。你想喝伏特加吗？”

“还有莫伊科夫酿造的吗？”

她望着我。“就剩他酿造的了，其他的我已经送给他当生日礼物了。”

“伯爵夫人和他对你的礼物都喜出望外。”

“你呢？”

“我也一样，玛丽亚。为什么不高兴呢？”

“我不想把这酒送回去，”她说，“太麻烦了。可能还会收到更多的酒呢。你不想喝，对吗？”

我笑了。“很奇怪，不想喝。几天前对这个酒还没什么反感，有什么东西起了变化。你相信我嫉妒了吗？”

“我并不反对你嫉妒。”玛丽亚说。

她睡得不踏实。外面摩天大楼间闪电频频，无声的电光像幽灵一样掠过房间。“可怜的弗拉基米尔，”她嘟囔道，“高龄的人就离死亡不远了。他一向就知道这一点吗？多令人绝望啊！要是知道将不久于人世了，那人怎么还能笑得起来、高兴得起来呢？”

“人知道这一点，却又不知道这一点，”我说，“我见过一些被判死刑的人，三天后执行，他们庆幸自己不属于今天就得赴死的人，而是还能多活两天。我相信，求生的本能要比人本身更难消灭。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死的前一天下棋时头一次赢了对手，以前他总是输给对方，对此他喜不自禁。我还认识一些人，他们被带往刑场，又被带了回来，因为行刑者伤风感冒无法瞄准。其中有些人哭泣，为的是还得死第二回；另一些人则为能多活一天而感恩。这些稀奇古怪的事，玛丽亚，要不是亲身经历过，是没人会知道的。”

“莫伊科夫也经历过这种事吗？”

“我不知道。我相信他经历过，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事。”

“你也经历过？”

“没有，”我说，“没有完全经历过，但我在场。这些还远远算不上最糟糕的，几乎可以说是最文明的了。”

玛丽亚打起寒战，好似一股风吹拂过她的肌肤，就像风吹过平静的水面，突然掀起阵阵涟漪。“可怜的路德维希，”她半睡半醒地喃喃道，“人什么时候能忘掉这些吗？”

“有各式各样的遗忘，”我回复道，此时无声的闪电鬼魅般掠过玛丽亚的青春躯体，虽然飞快地触及了它，却未留下任何伤害。“就像有各式各样的幸福一样。人只是不可将它们混淆。”

她伸了个懒腰，接着就进一步沉入到神秘的梦乡中，在梦乡中她会很快将我忘记，独自与梦中那些神秘的画面相伴。

“你不想教育我就好。”她闭着眼睛窃窃私语。在闪电的白光中我看到她那又长又柔的眼睫毛，它们像黑色的蝴蝶在她的眼旁忽闪。“所有的人都想教育我，”她睡眼惺忪地说，“你就不……”

“不，”我说，“我不，玛丽亚。”

她点点头，随后将脸埋入枕头。她的呼吸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平静，更深沉。我想她脱离了我，不再意识到我的存在，我对她来说仅仅是一缕温暖和熟悉的可以偎依的身体罢了，这些在几分钟之内也会消失。此后，她那些意识和幻想将会仅仅沿着无意识的渠道随波逐流，被梦中奇异的和窗外惨白的闪电惊吓与吸引，变成另一个人，与白天判若两人。此人会沉迷于另一极的北极光以及秘密强权制造的种种偶然，会坦诚接受所有影响，放弃因教育所树立的道德束缚和个人关系中的种种心理障碍。她离刚才那个时刻已经相当遥远，当时我们相信沸腾的热血，在既令人幸福又让人悲伤的肌肤相亲状态下我们误以为已然合二为一。在孩提时那遥远的天空下，人们曾以为幸福会像雕塑一样长存，而不是如空中的浮云那样不断变换，时常破灭。屏住呼吸的小声呻吟，相握似乎永不分开的双手，被称作爱的情欲，在情欲背后远远闷燃着杀人的无意识的利己主义，最后瞬间的呆滞，那一刻所有的思想都爆裂开，人只作为意志存在着，并接受着；人们几乎不再了解或是能辨认出对方，因而陷入一种幻觉：合二为一，把自己彻底融入对方，其实没有比在此刻彼此更陌生的了，就连自己对自己此刻也是空前绝后的陌生。接下来是筋疲力尽，在温柔的快乐中，人们以为在对方身上重新找到了自我，短暂的幻想的魅力，繁星满天，繁星逐渐暗淡下来，充满思绪的白昼与黑夜又重新降临。

我想，梦乡中的灵魂是不会想到我的，美丽的断片，每次微睡，我的名字都已经褪色和消失。你怎么会害怕太过了解、太亲密，从而会为分手提供契机呢？你不是每夜都脱离我进入自己的梦乡吗？我不知道你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是什么感动了你。你视我为永无宁日的吉普赛人，其实我不过是个脱离了正常轨道的小市民，有过一些可怕的经历，生活在俄瑞斯忒斯式的复仇阴影里；你才是寻找你的影子和自我的吉普赛人。你这个可爱的无家可归的断片，你因不会做饭而感到羞愧！你根本不必学做饭，这个世界上的厨娘已经够多了，甚至比杀手还多，即使在德国也是如此。

我听到楼上传来狗的低沉的尖叫声，一定是菲菲，大概是何塞·克鲁斯带着共度良宵的伴儿回家了。我在玛丽亚身旁伸展了一下四肢，没有碰到她，她还是有所感觉，没有醒来，却迷迷糊糊地嘟囔了一声“约翰”。

18

“我们艺术品商人以人最简单和原始的特性为生，”雷金纳德·布莱克津津乐道地解释说，“也就是人的占有欲。鉴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必有一死，而且死时什么也带不走，这一点就更加令人惊奇了。但加倍令人惊奇的是，人人都知道博物馆中挂满了漂亮的绘画作品，其质量都不错。您去过大都会博物馆了吗？”

我点点头。“都去过两次了。”

“您每个星期都应该去那儿瞧瞧，而不是待在您那钟点房旅馆里与那位造假伏特加的俄国人下棋。您看到那幅建造巴别塔的画了吗？还有格列柯[110]的《托莱多风景》？它们挂在那里免费供人参观。”雷金纳德·布莱克呷了一口干邑白兰地——这酒本是用来款待购买额超过两万美元的主顾的——并神往道：“都是些无价之宝。要是能出售它们，那赚的钱就海了……”

“这是不是也属于人性中奇特的占有欲呢？”我问。

“不，”他惩罚性地回复道，并缩回了那只本想给我斟第二杯白兰地的手，“这是我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经商乐趣，它经常同我对艺术的热爱进行拼搏，可惜最后获胜的总是经商的乐趣。可为什么人们不常去博物馆，在那儿无忧无虑地欣赏最漂亮的画作，而是重金购买德加一些未完成的作品，把它们挂在自己家里，并立即开始担忧它们被盗、被打扫卫生的女佣拿扫帚把碰坏，或是客人们会把烟蒂在画作上按灭？再说所有博物馆收藏的画作都比几乎所有所谓收藏家的藏品要好得多。”

我笑了。“您是个非传统的艺术品商人。要是人们遵从您的意见，不久就没有人再买画了。您是这个行当中的堂吉诃德。”

布莱克平和地微笑着去拿干邑白兰地酒瓶。“人们一再谈论社会主义，”他说，“在这种社会中，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每个人都可免费享用：博物馆、各类图书馆，还有音乐，收音机中播放着无与伦比的音乐会——每周巡回演出的托斯卡尼尼[111]音乐会以及贝多芬交响乐。要说什么时候有过可以过舒适隐士生活的时代，那就是现在。您瞧瞧我收藏的艺术画册吧！如果此外还有众多的博物馆，那人们何苦还要收藏和占有那些画作呢？有时我真想放弃自己的职业，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

“那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边问边伸手去拿他刚刚为我斟满的酒杯。

他叹了口气。“还不是因为我那矛盾的天性！”

我反感地望着这位人类慈善家。他有一种滑稽搞笑的特性，他相信自己眼下所说的一切。但尽管如此，他并非真信那一套，这就使他得以避免成为自吹自擂的傻瓜，而是置身于一层耀眼的光芒下。他本人并不知道，或是不承认，他是自己生活这出戏的演员。

“前天小杜兰那老东西让人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有差不多两千万美元，想从我这儿买一幅雷诺阿的小型作品。他患了癌症，已是晚期，这他知道，医生们认为他剩下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我带着画去了他府上，尽管用了多种防腐剂，老头儿的房间里还是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死亡是一种最具渗透力的香水，它可以散发到各处。老人躺在那儿像一具骷髅，双眼深陷，羊皮纸一样干枯的皮肤上呈现出大块大块的褐斑。他对画还略懂一二，这很罕见；但他更懂钱，这就很常见了。我开价两万美元，他还价到一万二。在严重地又咳又喘的情况下他勉强同意提价到一万五。我看得出他真想买这幅画，所以不再让价。他也同样顽固。您想象一下，一个百万富翁，没有几天活头儿了，为了最后一个乐子他却像个捡破烂的一样斤斤计较。而且他恨自己的继承人，并不想给他们留下更多遗产。”

“百万富翁常常会意外恢复健康，”我说，“这方面经常出现奇迹。买卖做成了吗？”

“我把那幅画又拿回来了。放在那边了，您去看看。”

这是一幅年轻的昂里奥夫人的小型半身画像，非常可爱。她纤细的脖子上戴着一条黑丝绒饰带，像是侧身的，整个画面充盈着青春的气息和对未来生活的静静期待。肉身正在腐烂的小杜兰那老东西想买这幅画毫不奇怪，这就像大卫王当年要娶拔示巴[112]一样。

雷金纳德·布莱克看了一眼表。“现在该是梦醒的时候了。一刻钟后军火商库珀就会到，美国部队现在全线挺进，死亡名单也在延伸。现在是库珀收获的季节，他不断提供军火。为了悼念死者，真该把他的画披上黑纱才对，在每两幅画之间再摆放上一挺机关枪或是火焰喷射器。”

“库珀上次买德加的画时，您已经给我讲过这些了。您为什么还是把画卖给了他呢？”

“这我也已经告诉过您了，”雷金纳德·布莱克气愤地说，“因为我那不幸的、恶魔般的双重人格呗。但库珀必须为他造的孽买单！我会加价，比卖给做肥料或丝绸生意的人大致多要一万美元！”布莱克留神着门口的动静，我也听见了门铃声。“早到了十分钟，”雷金纳德咬牙切齿地说，“这也是他的伎俩之一，或早来，或迟到。要是早来了，他就说正好打这儿路过，只有几分钟时间，接下来还要赶往华盛顿或是夏威夷；若是迟到，就是存心折磨我，让我崩溃。我得多要一万一千美元，我要是少要一美分，您就剁下我一只手。现在赶快行动！把我们自己喝的白兰地拿走，摆上给顾客喝的中档白兰地。这条战场上的鬣狗只配喝混合型白兰地，可惜他对白兰地比对画懂得多。现在您赶紧回到您楼上那可以观景的地方去，需要您时，我会按铃。”

我在可以观景的楼上打开了报纸，布莱克没说错，美军在全线挺进。为了火速制造杀人武器，库珀的工厂已经采取计件的生产方式。可这条鬣狗是不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有权同样自诩为人类慈善家，就像雷金纳德·布莱克自称为百万富翁的慈善家那样？难道欧洲和世界不正是历经杀戮才从一个更大的凶手——这个凶手想奴役整个欧洲并灭绝其他国家——手中解放出来吗？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如果有，那就只有一个别无选择的血腥答案。

我放下报纸，呆望着窗外。杀戮可以多么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名称啊！同样快速改变内涵的还有那些宏大的概念，如荣誉、自由和人性。每个国家都使用这些概念，独裁越野蛮，掩护它杀戮的名称越人道。杀戮！何谓杀戮？复仇不也是杀戮吗？混乱与法规分别始于何处？难道法的概念不是被执法者一并诛杀了吗？被那些在德国坐在写字台后面的杀手以及那些腐败的法官——他们对罪犯国家的罪行大开绿灯——诛杀了吗？除了复仇哪还有什么公正啊？

突然铃声大作，我向楼下走去。扑面而来的是哈瓦那雪茄的烟雾。“佐默先生，”雷金纳德·布莱克透过烟雾问道，“是您告诉库珀先生，这幅画比他不久前买的那幅要差一些？”

我吃惊地望了库珀一眼。这条鬣狗在撒谎，他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我进退两难，因为我不能戳穿他的谎言，否则定会招来一顿臭骂。“对德加这类大师的作品，我不会妄加评论其优劣，”我说，“这是我在卢浮宫学到的第一条原则。区别仅可能在于：一幅画与另一幅画相比画法不同，这也是素描、习作和署名画的区别。这两幅德加画都没有署名，根据迈耶-格拉夫教授的说法，这种未完成作品的最大意义就是给想象力留下了余地。”

雷金纳德·布莱克惊愕地看着我，没想到我还会如此侃侃而谈。这句引言我也是五分钟前在我那可以观景的小屋读到的，那里有个小小的图书室。“看看，我就说嘛。”他对库珀说。

“扯淡！”长着满脸横肉的库珀不屑地说。“卢浮宫，谁信啊！他说过这幅画品相差，我听力好着呢。”

我知道他找碴是为了压价，尽管如此我不认为自己就该低声下气地任凭他数落。“布莱克先生，”我说，“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刚才小杜兰先生让人打电话来，说他想买这幅画，让我们把画给他送过去。”

库珀像只火鸡似的一阵爆笑。“别虚张声势了！我碰巧知道小杜兰快咽气了。他不需要画作了，他需要棺材！”

他得意洋洋地看着雷金纳德·布莱克，后者冷冷地回视道：“这我知道。”他又干巴巴地说：“昨天我去过他府上。”

库珀不屑地摆摆手。“难道他要用印象派画家的作品裱糊棺材不成？”他挖苦地问。

“作为热情高涨和知识渊博的收藏家，小杜兰是绝不会这么做的。但他为自己最后的时光是会想方设法寻找快乐的。在这种情况下，钱已经不重要了，库珀先生。在死亡的门槛边，人就不会再讨价还价了。您刚才听到了，小杜兰要买这幅德加的画。”

“那好，您就给他送去吧。”

布莱克眼都不眨就说：“把画包起来，佐默先生，给小杜兰先生送去。”他边说边把画架上的德加画拿下来交给了我。然后他站起身说道：“库珀先生，我很高兴此事有了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结局。为了让一个濒死的人获得最后的快乐，您忍痛割爱，真够大度。处在交易中的德加作品还有好几幅，也许今后五年或十年我们能找到他另一幅同样高质量的作品。可惜今天我不能再为您提供别的作品了，这是我最好的画了。”

我向门口走去。我不是磨磨蹭蹭地走，而是大步流星，就好像我急着赶往小杜兰的病榻似的。走慢了，库珀就会把这当成诡计。我期待着库珀在我走到门口时喊等等，可他没有这样做。我失望地向楼上走去，感觉自己把布莱克的买卖给搅黄了。

但我对布莱克了解得还是不够。五分钟以后他从楼下喊着问：“画已经送走了吗？”布莱克的嗓音格外柔和。

“佐默先生拿着画已经下楼梯了。”我尖着嗓子回答道。

“追上他，让他把画拿回来！”

我急忙把画临时包裹起来，拿下楼，好再把它打开。“别打开了，就让它包着吧，”库珀阴沉着脸说，“您下午可以把它送到我家里去。然后您可以告诉我，您还有第三幅德加的画，一幅更好的，您这个骗子。”

“确实还有一幅同一级别的、类似的德加画，”我不动声色地说，“您说对了，库珀先生。”

库珀昂起头，像一匹受惊时要嘶鸣的战马。雷金纳德·布莱克也好奇地望着我。“那幅画二十年来一直挂在巴黎卢浮宫里，”我说，“那是非卖品。”

库珀长出了一口气。“您别跟我开这种玩笑。”他一边抱怨一边大踏步地走了。

雷金纳德·布莱克推开招待顾客用的白兰地，拿出自己饮用的那瓶。“我为您感到骄傲，”他说，“小杜兰真让人打过电话？”

我点点头。“他想再看看那幅雷诺阿的画，年轻的昂里奥夫人那幅，这电话来得正好是时候。”布莱克从他那红色小山羊皮的钱包中拿出一百美元：“作为您英勇对敌的奖励。”

我把钱装了起来。“您拿到库珀的酬金了吗？”

“一分不少，”布莱克说，“没有什么比真假参半的东西更真实了。我不得已用自己孩子的性命赌咒，说我昨天去过小杜兰那儿。”

“这个咒可够毒的。”

“我确实去过，拿着雷诺阿的画去的。库珀也没让我发誓说是去卖德加的画的。”

“幸亏没有，”我说，“这个畜生！”

布莱克天使般地微笑道：“我没有孩子。”

“杰西，”我吃惊地说，“你看上去气色很好！”

她躺在医院病床上，突然变得矮小、脸色灰白，整个人都脱了形，只有眼睛显得比平时还大，而且露出不安的神色。

她试图微笑。“大家都这么说。但我有面镜子，只有它告诉我真相。”

那对孪生姐妹轻手轻脚地在旁边忙活。她们拿来了苹果派和装在保温壶中的咖啡。“这里的咖啡淡得没法喝，”杰西说，“我不能让你们喝这儿的咖啡，孪生姐妹为你们带来了地道的咖啡。”她转身对罗伯特·希尔施说：“喝一杯吧，罗伯特，好让我看着高兴。”

希尔施与我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当然，杰西！”他说。“你的咖啡一向是最好的，无论在巴黎，在马赛，还是在纽约。你的咖啡曾帮我们驱散了不少抑郁。1941年圣诞节在巴黎卢泰西亚旅馆的地下室——那简直就是地下墓穴，上面传来行进着的德国士兵皮靴的咚咚声，下面上了岁数的商务顾问布施想自杀，作为犹太人他不想度过基督教这一充满爱意的节日。当时我们大家几乎都在饿肚子，这时你像圣诞节的天使一样提着一大壶咖啡出现了，还有两块苹果派。为了弄到这些吃的你给了旅馆老板一枚红宝石胸针，并向他许愿，如果他让我们在那儿躲一个星期，不告发我们，就再送他一枚红宝石戒指。当时大家惊慌失措，开始出现巨大的恐惧。你却笑容依旧，甚至连患有糖尿病的老布施都在你的感染下露出了微笑。”

她微笑着倾听着他的讲述，就像一个濒临渴死的人畅饮甘泉那么不知满足。他坐在扶手椅上则像个东方讲神话故事的说书人。“可布施一年以后死了。”她说。

“他不是死在德国集中营里，而是死在法国拘留营中，杰西。这之前是你带他离开了德占区，杰西，你让他穿上你的一身套装，那是你第二好的一身，漂亮的苏格兰毛料，外面配一件赤褐色的女式大衣，再戴上假发。为了应付他被截住必须说话的局面，你在他脸上缠了一层绷带，让他看上去只能发出呜呜声，而不能说话。你真是个天才，杰西……”

她听着他讲述，就好像真的在听神话。其实这些都是残酷和无助的现实，只有在这间充满医院气味的房间里，它们听起来才显得不真实。这里有令人想到死亡的淡淡的血与脓的味道，还有消毒液和孪生姐妹到处喷洒的茉莉香水味。这些对杰西来说犹如催眠曲，她眯着眼只留一条小缝儿地倾听着。

“是你开车把我们送过去的，罗伯特，”然后她说，“用的是你那辆挂着外交官牌照令人生畏的西班牙副领事专车。”她突然笑了起来。“后来你还干了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可那时我已经在美国了。”

“幸亏有你在这里，”希尔施继续用同一种几乎有些单调的声调说，“否则我们这些人会是什么下场？为了在这儿搞到移民担保书和筹款，你把鞋子都跑烂了，就是为了我们能早日获救……”

“可没给你帮过什么忙，罗伯特，”杰西一脸坏笑，“你总能自救。”

天黑了。孪生姐妹坐在椅子上犹如小号猫头鹰。甚至利普许茨这只“报丧鸟”也一言不发。那位编制喋血名单的人则暗自想着心思。护士进来查看绷带和量体温时，他第一个告辞了。他心地柔弱，除了在想象中，不能见血。希尔施站起来说：“我想，我们要被赶出去了，杰西。我过几天再来。可你也许很快就会回到我们身边。”

“行了，罗伯特！你从哪儿知道的？”

“从你的医生拉维克和博瑟那儿。”

“你不是在撒谎吧，罗伯特？”

“没有，杰西。难道他们没有亲自告诉你吗？”

“所有的医生都撒谎，罗伯特，出于怜悯。”

希尔施笑了。“你不需要怜悯，杰西。你是一名勇敢的随军商贩。”

“你相信我还能从这里活着出去吗？”她恐惧地盯着他问。

“你自己不相信这一点吗，杰西？”

“白天我试着相信，夜间却仍旧无法相信。”

护士将测出的体温填入挂在床尾的卡片上。“多少度啊，路德维希？”杰西问。“我不懂华氏度数。”

“我想差不多三十八度吧，”我解释说，“这在手术后是正常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摄氏温度该如何换算成华氏温度，但我知道快速回答病人的问题总是上策。

“你们知道柏林遭到轰炸了吗？”杰西小声问。希尔施点点头。“就像伦敦一样，杰西。”

“可巴黎就没有遭到轰炸。”她说。“是没有，没有遭到美国人的轰炸，”希尔施耐心答道，“德国人用不着轰炸它，从1940年夏天开始巴黎就被他们占领了，杰西。”

她知错地点了点头，听出了罗伯特回答中略微含着的指正之意。“英国人在柏林也击中了巴伐利亚广场，”她说，“我们在那儿住过。”

“你对此没有任何责任，杰西。”希尔施异常温和地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罗伯特。”

“我明白你的意思，杰西，”希尔施说，“可是想想《拉昂摘要》第二条吧：任何时候只做一件事，否则你会分心，盖世太保就会逮住你。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恢复健康，尽快。我们大家都需要你，杰西。”

“在这儿还需要我干吗，煮咖啡？这儿已经没有人需要我了。”

“那些认为他人根本不需要自己的人，他们往往是人们最需要的。比如我就需要你。”

“你嘛，罗伯特，”杰西突然几乎有些打情骂俏地回复道，“你是不需要任何人的。”

“我比所有其他人都更需要你，杰西。你可得对我忠诚！”

这番对话很特别，几乎像是催眠师与其介质间的对话，却也有些像一位魔术大师温柔而抽象的爱情告白，告白对象是永远心甘情愿地追随着他的一位老媪，后者听了告白后感到既安慰又疲倦。

“你们现在必须离开这里了。”护士说。

两位留下未走的孪生姐妹立刻站了起来，在屋顶冷峻的灯光映照下，她们俩也显得面色苍白，如同影子。两人都穿着蓝色紧身工作裤，她们仍旧耐心地等待着能被影视界发现。我们沿着空旷的走廊往前走，那对孪生姐妹步履轻盈地走在前面。我暗想，这要是让那位钦慕美臀的巴赫看到，他非得抓狂不可。“奇怪，”我说，“她们到现在还没有钓到什么追求者。”

“她们不想要，”希尔施回答道，“她们住在杰西那儿，等待时机在什么地方以双胞胎身份一起登台演出，所以她们顽强地形影不离。人们从未单独见过她们两姐妹中的一个，若是分开了，她们每个都会若有所失。”

我们来到街上，融入傍晚那暖洋洋、熙熙攘攘的生活洪流中，满街步履匆匆的人们对死亡都没有意识。“杰西的情况怎么样，罗伯特？”我问。“她真的不久就能回来吗？”

希尔施摇摇头。“他们给她开了刀，可马上又缝上了，路德维希，已经没有救了。我问了拉维克，癌细胞已经扩散得到处都是了。在美国，若是癌症晚期，一般就不再动无用的手术让病人活受罪了。人们会让病人平静地死去，如果还能称作平静的话，因为麻醉剂不再管用时，患者就会疼得整天大喊大叫。拉维克希望她还能撑几个月。”希尔施停住脚步，既无助又愤怒地看着我说：“一年前她的病还有救。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这儿疼那儿疼，她以为这是上了岁数使然，而且其他事总是更重要。她身边总围绕着不幸的人，她得为他们操心。这该死的舍己为人的英雄主义！现在她倒下了，已经病入膏肓。”

“她预感到什么了吗？”

“那当然。她像所有流亡者一样不相信会有好的结局。所以我刚才在她面前才演了那场戏。唉，路德维希！上我那儿喝一杯去吧，这事对我的触动要比我想象的大得多。”

我们默不作声地走过傍晚明亮的大街，九月的暮光与街上成千上万橱窗里的灯光交相辉映。罗伯特·希尔施与杰西对话时我曾观察过他，谈话时不光杰西，就连罗伯特的面部表情都变了样。在我看来，回忆不仅仅给了杰西安慰，就连马加比希尔施也不例外。突然一阵恐惧向我袭来，我知道只要人们还想利用回忆，就必须像毒品一样把它牢牢锁好，否则它会置人于死地。我偷偷看了一眼希尔施，他的脸上又重现了从前那种急切和内敛的表情。

“要是杰西受不了那份罪了怎么办？”我问。

“我想拉维克不会让她太受折磨的，就像在上帝的集中营中被钉上十字架那样，”希尔施阴沉着脸说，“然而他会等她自愿放弃。她自然无需对他明说，他会感觉到的，在琼·马杜[113]那儿他也感觉到了。可我觉得杰西不会想安乐死的，她会为剩下的每一小时而拼搏。”

罗伯特·希尔施打开店铺的门，空调机制造的冷气扑面而来。“像是拉撒路[114]坟墓中的阴风，”他边说边关闭了空调机，“我想现在不需要它了，”他补充道，“这种人造冷气真恶心！一百年之后我们大家都得生活在地下，出于对我们同类的恐惧。这场战争绝非最后一次，路德维希。”他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你如今在布莱克先生那儿一定能喝到更好的，”他咧着嘴微笑道，“艺术品商人总是有上等白兰地，理由不言自明。”

“我那死去的前辈佐默则不然，”我回复道，“我宁可跟你一块儿喝白水，也不愿跟布莱克共饮拿破仑白兰地。卡门最近怎么样，罗伯特？”

“我想，我令她感到无聊了。”

“胡扯！我倒是可以理解为：她让你觉得乏味了。”

他摇摇头。“这不可能。我已经给你解释过，我从来都无法理解她，所以她也无法理解我。她完全别样的天真带有一股魔力，再加上她那倾国倾城之貌，对我来说那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犯傻，而是一种经历了。相反，我对她来说不过是个卖收音机的，而且连个好售货员都算不上，有些不着调，从根本上来说让她感到无聊。”

我望着他，他苦笑道：“过去的事都过去了，被遗忘了，往事的作用仅仅在于用来对病人进行短暂的安慰。我们得救了，路德维希，但即使是对得救的感恩也已经褪了色。光感恩还不足以让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你看看咱们那些熟人吧，他们从一艘正在沉没的轮船上被抛到沙滩上，在这儿他们的处境仅仅是幸免于难，而不是真正地生活，他们苟延残喘、听天由命。其中一些人也许摆脱了困境，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可我没有，你大概也没有。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伟大获救经历已经结束，平凡的日常生活早就重新开始了，一种不知向何处去的日常生活。”

“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罗伯特，还不是这样，其实对你来说也不是这样。”他摇摇头：“对我要比对任何其他人来说都更是这样。”我明白他的意思。对他来说，在法国的那段时光曾是一种狩猎。他是唯一一个并非毫无抵抗能力的牺牲者，他自己就曾是猎手，他靠计谋和才智抵抗德国党卫军那帮食人肉者的执拗和野蛮，并且获得了胜利。对他来说，几乎也仅仅对他来说，法国被占领首先事关荣誉，而不仅仅是对无辜受害者的血腥抓捕。可怕的事情就这样慢慢出现了：任何闯过的危急关头，在记忆中慢慢都会平添一缕带有血腥味的浪漫，当然，前提是能够毫发无损地闯过来，而不是缺胳膊断腿。罗伯特·希尔施就毫发无损，至少身体上是如此。

我试着转移他的注意力。“博瑟拿到他的钱了吗？”我问。

他点点头。“这并非难事，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意做这种事。我不是对付犹太骗子的复仇之神，我不相信心灵会产生重大变化，不幸不会导致这类变化，幸运就更不会了。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变成了天使。”他站起身。“你今天晚上干什么？我们一起去海王餐厅吃饭吧？”

我看出他需要我。我说：“我与玛丽亚有个约会，我得去摄影师那儿接她。你跟我一起去吧。”说到这儿我觉得自己像个背叛朋友的人。

他摇了摇头。“你尽管去，抓牢你拥有的。我不过是一时兴起随便一问。”

我知道他会拒绝，他想与我独处，饮酒，聊天。“一起去吧！”我再次邀请。

“不了，路德维希，下次吧。今天我情绪不佳，会扫你们的兴的。鬼知道怎么回事，自从来到美国，我对死亡的忍受能力大打折扣。特别是如果死亡像在杰西身上这样以蚕食的方式逼近。我应该像拉维克那样当个医生，那我就能试着同死神展开搏斗了。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也许我们大家见过的死亡场面太多了。”

当我来到摄影师的工作室时，天已经黑了。楼上的强烈聚光灯透过窗户平缓地照到街上。工作室的白色窗帘拉着，可以看到上面人影晃动。街上灯光照着的地方停着一辆劳斯莱斯车，正是玛丽亚带我去八十六街兴登堡咖啡馆时乘坐的那辆。

我犹豫了片刻，考虑是否该回希尔施那死气沉沉的店里去。这时我想起自己这辈子由于太过匆忙行事已经犯了很多错误，因此就沿着楼梯向上走去。

我一眼就看到了玛丽亚，她身着有金色花朵的白连衣裙站在一个平台上，周围是假的白色丁香树丛。我发现她也看见我了，尽管她不能动，因为正在给她拍照。她昂首挺胸站在那里，像船头的塑像，令我想起卢浮宫中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勇往直前迈步的姿势。她很漂亮，瞬间我几乎难以相信她是属于我的，因为她站在那里的样子太桀骜不驯和孤单寂寞了。这时我感到有人拽我的袖子。

是那位来自里昂的丝绸厂主，他的光头上满是汗珠子。见到这一情景我有些惊讶，我一直以为秃头几乎用不着出汗。“太棒了，是吧？”他小声耳语道。“绝大多数产品来自里昂，是用轰炸机运过来的。现在巴黎自由了，我们还会弄来更多的丝绸。春天时几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谢天谢地，是吧？”

“是的，谢天谢地！您的意思是说，到那时战争就结束了？”

“对法国来说，战争结束得还要早。仅仅再过几个月，一切就都过去了。”

“肯定吗？”

“毫无疑问。我刚刚还跟国务院的马丁聊过这个话题呢。”

几个月，我思忖着。那站在平台上、被聚光灯照耀着的年轻丽人——无限陌生、值得渴慕、唾手可得，我与她的时光就剩几个月了。玛丽亚突然改变了姿势，急匆匆地从平台上走了下来，她边奔向我边叫道：“路德维希……”

“我知道，”我说，“那辆黄色的劳斯莱斯车。”

“我不知道，”她小声说，“它来得突然。我给你打了电话，你不在旅馆。我不想……”

“我再离开就是了，玛丽亚。我本来就想留在罗伯特·希尔施那儿的。”

她盯着我说：“这不是我想说的……”

我闻到她皮肤的温馨味儿，还有粉底与化妆品的香味。“玛丽亚，玛丽亚！”摄影师尼基喊道。“开拍了，开拍了！别让我们等！”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路德维希，”她耳语道，“留在这儿！我想……”

“哈罗，玛丽亚！”有人在我背后说。“刚才拍得可真棒。你不想替我介绍一下吗？”

一位身材高大、五十来岁的男子来到我身边。“这位是路德维希·佐默先生，这位是罗伊·马丁先生，”玛丽亚忽然十分镇定地介绍道，“我必须请求原谅，我得回到‘断头台’上去，马上就完。”

马丁站在我身边没动。“您不是美国人，对吗？”他问。

“这从我的口音上很容易听出来，”我不乐意地回复道。

“那您是哪里人？法国人？”

“被削去国籍的德国人。”

马丁微笑道：“噢，敌侨，真有趣。”

“对我来说可不是这样。”我友好地说。

“这我可以想象，您是流亡者？”

“我是个被命运捉弄到美国来的人。”我答道。

马丁笑了。“也就是难民。您眼下拿的什么护照？”

我看见玛丽亚登上了平台，她身着一件夏季连衣裙，上面有五颜六色的大朵花卉图案。“是审讯吗？”我镇静地问。

马丁又笑了。“仅仅是好奇。为什么？您怕审讯吗？”

“不怕，但我作为难民——如您所说——受够了审讯。”

马丁叹了口气。“这是环境使然，始作俑者是德国。”

我能感到，他想让我变得恐惧与不安。我也明白他那小心翼翼的威胁：不要干扰他的社交圈子。“您是犹太人吗？”他问。

“您期待一个回答吗？”

“为什么不呢？我对这个不幸与遭受虐待的民族怀有极大同情。”

“在美国，这是头一遭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不可能，”马丁反驳道，“移民局也没问过？”

“移民局当然问过，那些官员在履行职责。此外没有人问过。”

“奇怪，”马丁微笑道，“犹太人在被问到是不是犹太人时往往太敏感。”

“这并不奇怪，”我边回答边感到玛丽亚·菲奥拉的眼睛盯在我身上，“最近十年他们太频繁地被问及这一问题，盖世太保、杀手、用刑者和宪兵都问这个问题。”

马丁眯起眼看了我片刻，然后又微笑道：“您看上去并不像犹太人，所以您在美国也用不着害怕。”

“我知道，”我说，“这里的排犹主义仅限于势利的旅馆和俱乐部，那儿犹太人不得入内。”

“您挺了解情况，”马丁回答道，然后直言不讳地说，“我和玛丽亚·菲奥拉小姐一会儿想去埃尔摩洛哥吃饭。您想跟我们一起去吗？”

一时间我对这个阴险的陷阱颇感意外，我毫无兴趣当着玛丽亚的面被某位夜总会的工作人员像实验室的兔子那样戏弄。由于自己并非无懈可击的处境，我害怕自己不能理直气壮地回答他的询问。“真可惜，”我回复说，“我已经有约在先了。布鲁克林的犹太教总经师努斯鲍姆请我去参加安息日活动。下次吧，多谢邀请。”

“好吧，既然您这么虔诚。”马丁带着稍加掩饰的得意走开了。我看到平台上已空无一人，模特们都去屏风后面换衣服，也赶紧走了。这样挺好，省得再受侮辱。我兜里装着雷金纳德·布莱克给我的一百美元，本来是想带玛丽亚去沃伊津饭店吃饭的。我不知道她是否与马丁有约，大概没有。但她为什么从尼基那里给我打电话呢？我不清楚，也不想知道。

我走得飞快，为的是还能碰到罗伯特·希尔施。路上我谴责自己重色轻友，他是绝不会这么做的。现在我遭了报应，害羞、苦闷，觉得受了侮辱。看来罗伯特·希尔施说得对：我们永远是被容忍者，二等公民，没有从属感，因为我们不是出生在此地——允许我们生活的地方，即使在美国，我们也是敌侨。哪怕我们能够回到德国，在那儿我们仍旧是这般处境。我想，没有人会用高兴的呼喊来欢迎我们。在德国我们也会被当作难民和逃兵来对待，因为我们逃出了集中营，躲过了焚尸炉。

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铺里黑着灯，他住的房间亦然。我想起他说过想去海王餐厅吃饭，就马上赶往那里。我突然觉着似乎有什么灾难将要降临，几乎是一路飞跑。我多次经历过，能否防止什么不幸，往往就取决于几分钟。

餐厅宽大的橱窗中闪烁着刺眼的灯光。我在外面稍停片刻，为的是不气喘吁吁地走进去。倒霉的龙虾举着它们那被束缚的螯缓慢地在冰层上爬动，它们不习惯这样，想必痛苦万分，就像在德国集中营中被幽默的党卫军战士泼了一身凉水的囚犯，他们在刺骨的寒风中赤裸裸地冻成了冰柱。

我一眼就看见了罗伯特·希尔施，他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面前摆着一只龙虾。“我回来了，罗伯特。”我说。

瞬间他的脸上露出了光彩，但马上又充满疑惑地问：“出了什么事？”

“没事，罗伯特。真怪了，我们仍旧认为，只要我们改变计划，就一定是出了什么糟糕的事。这种日子过去了，罗伯特，在美国不会轻易出什么事的。”

“不会吗？”

“我想不会。”

“在美国也会有警察来，还有移民局的人。”

瞬间我感到震惊，但多年来这种短暂的惊恐对我来说已是屡见不鲜了，我想大概这辈子也摆脱不了啦。当马丁问我持何种护照时，我感到的就是一种类似的恐惧。

“坐下，路德维希，”希尔施说，“你还是反对吃龙虾吗？”

“是的，”我说，“我仍旧反对杀生，无论以何种方式。人至少还有一种了不起的特权：生活一旦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时，人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

“人有这种特权，但不是随时随地。比如在德国集中营里就没有这种权利。”

“在那儿也有，罗伯特。我认识一个人，每天晚上都有人扔给他一根绳子，供他上吊用。第三天夜里他这么做了，当然他必须请同屋一位犯人帮忙，跪着求。在此之前，他险些被打死，所以他根本没有力气自己给绳子系套儿。他最后死的时候是半跪半躺的姿势。”

“餐桌上谈这些真够恶心的，”希尔施说，“谈起这些都是因为我拯救了橱窗里一只不幸的龙虾，使它不必继续受罪。你想吃什么？”

“蟹腿。尽管它们看上去像烤过的骨头，可它们毕竟已经死去好几天了。”

“可真是有天壤之别啊！”希尔施专注地盯着我说。“你今天的想象力可够恐怖的。这种想象力一般是在爱情受挫时才会有的，路德维希。”

“倒也没有受什么挫，不过是没有能一切尽遂人愿罢了。我很高兴坐在这儿，罗伯特。《拉昂摘要》中怎么说的来着：及时逃跑也是一种艺术，总比慢慢被烤熟强。”

希尔施笑了。“是的，路德维希。还有一条类似的：逃回来之后就不要说丧气话。应该忘掉所发生的事，否则就不要逃回来。你今天有多少时间？”

“没有时间限制。”

“那我们去电影院，然后去我那儿喝白兰地。看来今晚可以一醉方休了。”

我很晚才回到旅馆。菲利克斯·奥布赖恩在等着我。“一位女士打过两次电话，每次都请您回电话。”

我看了一眼表，夜里两点。我走路直打晃，脑子也不清醒了。“知道了，菲利克斯，”我说，“要是有人再来电话，您就说我睡了，我明早会打电话的。”

“您可真让人羡慕，”菲利克斯回复道，“女人们追在您屁股后面就像蛆追着变臭了的肥肉。我们这号人……”

“这个比喻真形象，菲利克斯，”我解释道，“您也会等到这一天的。到时候您才会发现，以前一个人自由自在有多美。”

“自由，扯淡，”菲利克斯说，“您身上一股白兰地味儿，怎么样，质地不错吧？”

“我记不起来了，菲利克斯。”

因为有人站在门口，我醒来了。“谁呀？”我边问边伸手去开灯。

“是我。”玛丽亚说。

“玛丽亚！你从哪儿来？”

她站在走廊昏暗的黄色灯光下，身影瘦小而模糊。尽管我整夜开着窗框上的一盏小灯，还是辨认不清她。“谁放你进来的？”我问，然后将信将疑地打开床头灯。

“菲利克斯·奥布赖恩，他是唯一理解情况异常的人。莫伊科夫还在路上，他去送伏特加了，你呢……”玛丽亚挤出一丝微笑道：“我想看看你在同什么人一起欺骗我。”

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白兰地的后劲还在我脑袋里。“这可是……”我刚一开口就及时想起了《拉昂摘要》以及罗伯特·希尔施的那段类似的语录。“打住！”我说。“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王冠哪儿去了？”

“在梵克雅宝珠宝店的保险柜里。我必须向你解释……”

“有什么可解释的，玛丽亚。我也得向你说清楚，最好我们俩都别解释了！你在哪儿吃的饭？”

“五十七街的冰箱：鞑靼牛肉饼，就伏特加和啤酒。可悲惨了，就像在路上的朝圣者。”

“我兜里装着雷金纳德·布莱克给我的一百美元奖金，本想请你吃饭的！我们真是活该，我为什么那么幼稚呢？”

有人敲门。“该死，”我说，“难道是警察？他们来得可真够麻利的！”

玛丽亚打开门，站在门外的是手端咖啡壶的菲利克斯·奥布赖恩。“我想，二位可能想喝点儿咖啡。”他说。

“那是当然，您真是个金不换的侍者！没有莫伊科夫，您是从哪儿变戏法一样变出这壶咖啡的？”

菲利克斯·奥布赖恩略带羞怯地坏乐着，同时充满崇拜地望着玛丽亚。“拉乌尔先生若是出去，我们每晚都为他准备一壶热咖啡，他到现在都没回来。还有阿司匹林，他总预备着一盒一百粒的，要是佐默先生拿几粒，他根本发现不了。我想有三粒足够了。”他转过身问我：“还是再多些？”

“一粒也不用，菲利克斯。有咖啡足够了，您可救了我们的命了。”

“咖啡壶就留在这儿吧，”菲利克斯说，“我还有个备用的给拉乌尔先生。”

“这可真算得上是家豪华旅馆了！”玛丽亚说。

菲利克斯敬了个礼。“现在我得回去为拉乌尔先生煮咖啡了，很难料到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关上了门。我看着玛丽亚，发现她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我留在这儿。”最后她说。

“好的，”我回复说，“这比所有解释都好。可我没有多余的牙刷，而且喝得有点儿高。”

“我也醉了。”她解释道。

“你可不像喝醉的。”

“我要是没醉就不会在这儿了。”她说，仍旧站在门边没动窝。

“你喝什么酒了？”我想起埃尔摩洛哥和马丁。

“伏特加，莫伊科夫的伏特加。”

“我爱慕你。”我说。

她向我冲过来。“小心！”我说。“菲利克斯的咖啡！”

已经晚了，咖啡壶打翻在地，玛丽亚迅速后退，她的鞋子被咖啡弄湿了。她笑问：“我们需要喝吗？”

我摇摇头。她向上脱连衣裙，当脑袋还被裙褶挡着时她问：“你不能把屋顶的灯关掉吗？”

“除非我是傻瓜才会关掉它。”

她筋疲力尽，紧紧搂着我睡着了。夜已经不像八月那么闷热了，空气中满是海洋与正在来临的清晨的宁静气味。床边的钟滴答作响，早晨四点了。地上黑色的咖啡污渍像干了的血迹。我蹑手蹑脚地起来，用一张报纸把那块污渍盖住，然后回到床上。玛丽亚动了动身子，喃喃地问：“你去哪儿了？”

“在你身边啊。”我回答说，我不十分明白她的意思。

“马丁跟你谈什么来着？”

“没什么特别的。他教名叫什么？”

“罗伊。干吗问这个？”

“我以为他叫约翰呢。”

“不，叫罗伊。约翰死了，阵亡了，一年前……为什么问这个？”

“不为什么，玛丽亚。睡吧……”

“你不会走吧？”

“不走，玛丽亚。”

她伸了个懒腰，又进入了梦乡。

19

“今天拉斯基夫妇要来，”雷金纳德·布莱克说，“他们是买大师素描和水粉画的老主顾，对画的质量并不太看重，关键看是谁画的。他们是典型的摆阔型顾客，我不知道他们今天是否准备买画，这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如果拉斯基夫人戴着翡翠首饰，那他们就只想看看我们有什么货，而不打算买。要是她没戴宝石首饰，那就是要动真格的了。拉斯基夫人认为这一招很聪明，全纽约的每个艺术品商人都知道她的习惯并对此忍俊不禁。”

“那拉斯基先生呢？”

“他崇拜自己的老婆，甘愿让她横行霸道。转过头他再去折磨第二大道裤子批发店的员工。”

“什么是摆阔型顾客？”我问。

“就是那些在社会上雄心勃勃，但还缺乏自信的人。他们是新富，他们的钱不是继承来的，是自己赚的。我们以中间人身份出现，告诉那些百万富翁暴发户，如果他们收藏，他们就跻身社会精英之列了。以后若是他收藏的画参展，目录中就会收录这些画，并注上他作为收藏家的大名。这样，他的名字就可以和梅隆、洛克菲勒以及其他大收藏家一起出现了。这手段虽然简单，却总能奏效。”雷金纳德·布莱克接着会心地抿嘴微笑道：“奇怪的是，这些大鲨鱼居然全部上钩。大概是因为这种诱饵里面包含真理，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身后的女人起了作用。”

“我们给他们上哪种白兰地呢？”

“哪种也不上。拉斯基不喝酒，特别是出来逛商店时。他夫人只在晚饭前喝马蒂尼，可我们这儿没有鸡尾酒，我们不想如此掉价。给她来点儿利口甜酒就行了，但不能上鸡尾酒，毕竟我们这儿不是也能买画的酒吧。这整个生意都令我厌恶。战前那些高品位的收藏家都哪去了？”雷金纳德·布莱克做了个不屑的手势。“每场战争都会导致财产的重新分配。老的财产流失了，新的财产形成了。新的暴发户想尽快成为老资格的富豪。”布莱克突然打住话头问：“这我是不是已经对您讲过了？”

“今天还没有。”我回复这位人类——特别是百万富翁的——慈善家。

“我脑子不好使了。”雷金纳德边说边用手摸了摸脑门。

“这您用不着害怕，”我说，“您顶多会像我们的大政治家那样。他们不断重复自己的话，直到自己相信自己的话为止。据说丘吉尔在浴室就开始演讲，然后在吃早饭时再次重复给老婆听。他日复一日地这么做，直到一切都试讲过。久而久之，听众对他讲的那一套自然也熟得能够背诵了。世界上最无聊的事莫过于与政治家联姻了。”

“最无聊的莫过于无聊。”雷金纳德说。

“您可真的不无聊，布莱克先生。幸好您在关键时刻实际上很自信。”

布莱克笑了。“我想给您看一样东西，它永远都不会无聊。昨天晚上到的，从自由巴黎空运过来的。堪称大洪水过后挪亚方舟放出的第一只口衔橄榄枝的鸽子。”

他从卧室中取出一幅小画，是马奈的作品，画的是插在一只带水花瓶中的牡丹，仅此而已。他把画放到画架上。“怎么样？”他问。

“一桩奇迹，”我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和平鸽。上帝还活着！画作收藏家戈林[115]在占领法国时没找到这件稀世珍宝。”

“没有，可它却被我找到了。您把它拿到可以观景的小屋去欣赏欣赏吧。您可以对着它祈祷，可以在它面前改变自己的人生。重新相信上帝吧！”

“您不想把它拿给拉斯基夫妇看？”

“绝不！”雷金纳德·布莱克大叫道。“这幅画收入我的私人收藏，它不会被出售的，永不！”

我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我了解他的私人收藏，那些画也并非像他说的那样绝对不卖。那些在他卧室挂得越久的画，被卖出去的可能性越大。雷金纳德有一颗艺术家的心，他从不长久相信自己的成就，而是必须通过新卖出的画来不断重新证明自己的成功。他的私人藏品分三类：他们家的、他夫人的，最后是他自己的。三类都很有弹性，甚至包括他自己的。

“永不出售！”雷金纳德重复道。“我向您发誓！用生命……”

“用您那尚未出世的孩子的生命。”我说。

雷金纳德愣愣地望着我说：“我连这个都说过了？”

我点点头。“是的，布莱克先生。但是在一个正确的时刻对一位顾客说出的，那真是个绝妙的主意。”

“我真是老了。”他解释说，然后他突然转向我夸张地问：“您为什么不把它买下来？我会以进货价转让给您！”

“布莱克先生，”我说，“您不会老的，否则您就不会开这种残酷的玩笑了。我没钱，我挣多少钱您是知道的。”

“如果您有能力买，您会买它吗？”

我一时间觉得喘不过气来。“马上就买。”然后我说。

“为了收藏它？”

我摇摇头。“为了出售它。”

布莱克失望地看着我。“我没想到您会这么做，佐默先生。”

“我也没想到，”我说，“不幸的是，我的生活中还有许多比收藏画重要得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呢。”

布莱克点点头。“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问了这个，”过了一会儿他说，“这种事是不应该做的。这种问题只会令人不安，而且于事无补。对吗？”

“是的，”我说，“完全正确。”

“尽管如此，您还是把这幅画拿到您的阁楼上去。它所蕴含的有关巴黎的信息要远远超过一打带摄影图片的书籍。”

当我把那幅小画放到房间窗边——从那里我能眺望到纽约的众多桥梁——的一把椅子上时，我心想，是的，你令我不安了。雷金纳德·布莱克无意间说出的话突然让我震动起来，犹如榔头击中变了调的钢琴，只要一转还乡的念头我就失去了平静。一个月前，一切还清清楚楚：我的目标，我的权利，我的复仇，还有那暧昧的无辜，俄瑞斯忒斯情结和监视着我的回忆的三位复仇女神。但几乎是不经意间，有什么额外的东西掺了进来，已无法摆脱，它与巴黎、和平和希望有关，它不同于我迄今为止设想的黑色而血腥的和平，它是另一种和平。布莱克告诉过我，人必须热爱什么，否则我们就失落了。但我们还有这种能力吗？不是绝望地，而是单纯而充满奉献精神地去爱？心中有爱的人永远不会完全失落，哪怕他失去了所爱之物，剩下的仍旧有影像和镜像，它们是爱的负片，即使恨令它们变得污浊。但我们还有这种能力吗？

我望着那幅小花卉画，心里捉摸着雷金纳德·布莱克的建议。他教诲我要热爱什么，否则就是行尸走肉。沉浸在艺术之中的人是最安全的：艺术不变，不令人失望，不弃人而去。当然，人也可以仅仅爱自己，他瞄了我一眼又补充道，谁最终不爱自己呢？但仅仅自爱是有些寂寞的，若有艺术做自己的孪生兄弟则好多了。任何形式的艺术，绘画、音乐或文学。

我起身向窗外望去，看到的是九月那温暖的金黄色阳光。某人只是无意中的一句话竟让我如此浮想联翩！我感到照在自己脸上的和煦阳光如同一种爱抚。《拉昂摘要》第八条怎么说的来着？只考虑现在与现在的问题，未来自会关照它自己。

我打开西斯莱目录。雷金纳德·布莱克想给拉斯基夫妇看的画当然在总目录中，但当我编写画作系谱时，在一本巴黎出的拍卖目录里也发现了它，甚至还印在封面上。

一刻钟后我听到铃声。我没有拿上介绍材料，那会让人觉得迫不及待，是种很糟糕的生意风格。我走下去，得到雷金纳德·布莱克的指示，又上楼去，等了五分钟，才拿着目录下楼。

拉斯基夫人是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士，她戴着翡翠首饰，看来卖出画的希望渺茫了。我向他们一一展示所有带照片的目录，当布莱克看到那本封面照时，他的眼睛一亮。他骄傲地把那本目录给拉斯基夫人看，后者微微打了个哈欠。“一本拍卖目录。”拉斯基鄙夷地说。

我马上就知道我们面临着什么。拉斯基夫妇是那种爱抱怨的顾客，他们百般挑剔，为的是把价钱压下来。“您把目录拿回去吧，”雷金纳德·布莱克说，“把西斯莱目录也拿走。给小杜兰打个电话。”

拉斯基嘲笑道：“为了给他送西斯莱的画去？布莱克先生，您这一套也太老掉牙了！”

“不是为了给他送西斯莱的画去，拉斯基先生，”布莱克冷冷地说，“我们这儿做的不是土豆生意。小杜兰让我们把雷诺阿的画送过去，他想买。”

拉斯基夫人玩弄着她的翡翠首饰，那宝石是深绿色的，非常美丽。“我们看过这幅雷诺阿的画吗？”拉斯基很随便地问道。

“没有，”布莱克回复道，“我马上就把它送到小杜兰那儿去。他已经买下了，这幅画就属于他了。我们原则上不展示已经卖给他人的画或是别人已经订购的画。西斯莱这幅画当然另当别论，因为您不想买，所以它还没有主。”

我很欣赏雷金纳德的不动声色。他丝毫不急着推销西斯莱的画，也不把我介绍为来自卢浮宫的专家，早在巴黎时就熟悉这幅画。他开始谈起战争与法国政治，并打发我离开。

十分钟以后他又按铃叫我。拉斯基夫妇走了。“卖了？”我下来后问。我认为雷金纳德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摇摇头。“这路人就像酸菜，”他说，“必须得煮两回。其实那幅西斯莱的画是真不错。这路人得别人强迫他们幸福，真无聊！”

我把那幅马奈的小油画放到画架上。布莱克的两眼放出了光芒。“您在这幅画前祷告了吗？”

“我思索过，无论是行善还是作恶，人的能力的极致何在？”

“人就是这样。恶要远远超过善，特别是如今。可善更长久。恶随恶行者而亡，善却百代生辉。”

听到这话我一惊。恶并未随着作恶者的死而消亡，我想。相反，经常是作恶者还没有受到惩罚就死了，甚至几乎一向如此。为血亲复仇并非无缘无故被质朴的正义感规定为一种义务。

“刚才提到给小杜兰送画的事是真的吗？”我不情愿地问。

“真的。这老东西愚弄医生，也许他甚至还能活过他们呢。他一向阴险狡猾。”

“您不想亲自给他送去吗？”

布莱克微笑道：“对我来说，较量已经结束。我要是去，那老东西又该重新开始讨价还价了。您去吧。别让步，就咬定我说过的价钱。您就说您无权让价。如果他愿意，就把画留在那儿，过几天我再去把画拿回来。画是最杰出的代理人，它们能潜入顾客的铁石心肠。它们的说服力胜过最精明的商人。顾客很快就习惯拥有这些画，而不再愿意交还它们，最后就出全价买去了。”

我把画包起来，乘出租车来到小杜兰家。他住在公园林荫道旁一幢房子的最上面两层，楼下是一家卖中国工艺品的店铺。橱窗里摆放着几个可爱的唐代舞女，是陶土的，十分优雅，她们在一千多年前是死人的殉葬品。我想，她们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与楼上即将上演的那场戏很般配，就好像她们已经等待了好久似的，她们和我腋下夹着的这幅妙不可言的年轻的昂里奥夫人画像。

奇怪的是小杜兰的住宅显得荒凉，不像库珀的家中布置得像个博物馆那么富丽堂皇，所以让我觉得格外孤寂。博物馆中即使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也难逃落寞感。可这儿给人的感觉是，主人已经谢世，他只活在他所住的那两间屋子里，对其余的空间来说他已经死了。

我必须等待片刻。大厅里挂着几幅布丹[116]和塞尚的画，家具是路易十五时代的，中档品。地毯是新的，相当丑陋。

女管家来了，想拿走我手中的雷诺阿画。“我必须亲自交给他，”我解释道，“布莱克先生这么吩咐我的。”

“那您还得再等一会儿。医生正在小杜兰先生那儿。”

我点点头，然后打开了昂里奥夫人那幅画像，她的微笑给死寂的房间带来了生气。女管家又回来了，她瞥了一眼雷诺阿的画说：“这姑娘斜眼。”

我惊讶地望了望画说：“她微微斜视，这在法国是一种美的特殊标志。”

“是吗？所以杜兰先生把医生赶走了！就为了瞧她的斜眼？真滑稽！右边的脸蛋儿也变了形，那条愚蠢的丝绒饰带同样是歪的。”

“若是在照片上就不会出现这些现象了。”我温和地说。我毫无兴趣与一位厨娘对这幅画评头论足。

“我就说嘛！都是些破烂儿！杜兰先生的侄子们也这么说。”

啊哈，我暗想，继承人！我来到一间带有巨大窗户的极为宽敞的房间，不禁呆住了。一具骷髅躺在床上，到处都是消毒水的味道。在九月和煦阳光的照耀下，四周墙上到处挂着油画，德加的舞女，雷诺阿的肖像画，这些画展示的都是生活与生活的乐趣。但画太多，即使在宽阔的房间里也还是显得太多。它们一组组地挂在从床上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那场面看上去就像是床上的一个幽灵，在彻底失去知觉之前想用他那瘦骨嶙峋的胳膊把一切美好和无忧的东西都揽在自己四周。

一个沙哑的乌鸦嗓断断续续、却异常有力地说：“您把画放到床边的椅子上吧。”

我按吩咐这么做了，然后静候他的反应。那死人头颅般的脑袋审视着昂里奥夫人的画像，其眼神充满贪婪，几近淫荡。过分大的眼睛紧盯着画像犹如蚂蟥，它们好像要把这幅画生吞下去。此间我看着周围墙上那一组组油画，它们像五彩缤纷的生活之蝶停在墙上。我猜，小杜兰肯定是把它们从其他房间逐渐集中到这里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早晚得与它们永别。现在这些最生气勃勃的画都集中在他身边，它们大概是他最喜爱的，他对它们恋恋不舍，就像舍不得即将离他而去的生命本身。

“多少钱？”过了一会儿这半死的人问。

“两万。”我答道。

“到底多少钱？”他哑着嗓子问。

“两万。”我重复道。

我看到死人头颅般的脑袋上大块的褐斑，还有他嘴里的大牙，非常白，像石灰，无瑕疵，一看就是假的。这些牙令我想起埃利斯岛上长着大马牙的那位律师。“这个流氓，”小杜兰咬牙切齿地说，“一万二。”

“我不能跟您讨价还价，”我说，“我没这个权力，杜兰先生。”

“这个双倍的流氓。”

杜兰又盯着画看。“我看不清楚，这里光线太暗了。”

实际上屋里很亮堂，阳光照在一面墙上，那儿挂着三幅德加的粉彩画。我把椅子往有阳光的地方挪了挪。“现在离得又太远了，”杜兰哑着嗓子说，“您用聚光灯！”

我在窗边发现一盏半高的聚光灯，打开了它。一股强光现在集中照射在年轻妇人那甜甜的脸上，杜兰贪婪地盯着看。“杜兰先生，”我说，“阳光照在墙上的德加粉彩画上了，直接光照会损坏画的。”

杜兰专心看画，并不理会我的话。过了一阵他才转向我，像看一只昆虫那么审视着我。“年轻人，”他的声音相当镇静，“这我知道，但我无所谓。它们不会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出现损坏。至于这些画在我的那些可恶的继承人手里是否贬值，这关我屁事。我听见他们已经在楼下的各个房间中到处蹑手蹑脚地转悠，开始清点遗产了。这帮强盗！死是件很艰难的事。您知道吗，年轻人？”

“是的，”我回答道，“这我知道。”

“是吗？”

他又转过脸去看昂里奥夫人的画像。“您为什么不买呢？”我终于问。

“一万二，”杜兰相当快地回复道，“多一分钱都不要！”

他用那双猫头鹰般闪着光的眼睛看着我，我耸了耸肩。虽然我愿意为雷金纳德·布莱克做成这单生意，但我不能告诉他我在想什么。“这有损我的声誉！”小杜兰突然出人意料地补充道。

我没有搭腔，否则就扯得太远了。“您把画留下吧，”小杜兰声音嘶哑地说，“你们等我的消息吧。”

“好的，杜兰先生。”

瞬间我感到很怪异，对所有消毒水和花露水都已经遮不住其身躯腐烂臭味的人还要称先生。现在还在与死亡搏斗的不外乎是其腐败躯体的细胞和逐渐衰败的大脑罢了。

我离开病人的房间，女管家拦住我。“杜兰先生让我给您上一杯法国白兰地。他很少这样做，您肯定招他喜欢了。请稍候。”

我没兴趣再留在这儿了，可我又想知道小杜兰喝哪种白兰地。女管家端着托盘走来。“杜兰先生买了吗？”她问。

我惊奇地望着她，我暗想，此事与她有何相干？“没买。”我最终说。

“谢天谢地！他还需要所有这些破烂干吗？他侄女，杜兰小姐也总是这么说！”

我完全可以想象这位侄女的样子：干瘦，像多芽孢毛状菌一样贪婪地等着继承遗产，大概与这位女管家一样，主子每次买画，都觉得自己能得到的遗赠在减少。我拿起白兰地喝了一口，马上就放下了。这是我喝过的白兰地中质量最差的。“这是杜兰先生自己喝的白兰地吗？”我问。

“杜兰先生不喝酒，医生不让喝。您为什么问这个？”

可怜的杜兰，我暗想。身边一群泼妇，她们甚至往他的酒里掺水。“说实话，医生也不许我喝酒。”我说。

“这酒是杜兰先生一年前自己订购的。”

那就更糟了，我心想。“杜兰先生为什么不住进医院呢？”我问。

女管家叹了口气。“他不愿意住！他不肯离开这堆破烂呗。医生就住在楼下。要是在医院里一切就容易多了。”

我边起身边问：“医生也喝这种‘奇妙’的白兰地吗？”

“不，他喝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

“语言是障碍。”格奥尔格·坎普说。他身穿一件污渍斑斑的白大褂，坐在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里。下班了，坎普露出满意的神色。“我的书在德国被焚至今已有十多年了，”他说，“我无法用英语写作。有些人已经学会了这种本事，比如亚瑟·库斯勒[117]和维基·鲍姆[118]。其他人去搞电影剧本，那对风格的要求不是很严。我始终做不来。”

坎普在德国是位知名作家，现在已经五十五岁了。“我是从粉刷工干起的，后来又成了房屋装饰粉刷匠，今天我庆祝自己当上了工头，这有些类似于建筑工地的工头。我请你们喝咖啡吃点心。罗伯特允许我使用他的店铺，十分钟后吃的东西就会送到，诸位都在受邀之列。”

坎普环顾四周，得意而满足。“你不写作了？”我问。“下班后晚上也不写了？”

“我试过，晚上太疲倦了。头两年这么干过，要是坚持写作就得饿死，而且因为心理压抑也坚持不下去。当粉刷匠挣的钱比写作多十倍。”

“你前程远大，”希尔施说，“希特勒也曾是画匠。”

坎普不屑地摆了摆手。“他是个失败的画家。我加入了工会，是正式会员。”

“你愿意一直做粉刷匠吗？”我问。

“这我还不知道，如果有朝一日需要抉择时，我会好好捉摸的。眼下的状况是，对自己取得的这一点点生活基本保障，不要再胡思乱想地质疑它。以后想不起别的事情可写，也许就写写在纽约当房屋装饰粉刷匠的经历。”

希尔施笑了。“上帝保佑你，”他说，“你得救了，坎普。”

“为什么不呢？”坎普惊奇地问。“你们认为我还应该穿上那身褐色西服吗？”他凝视着陈列橱窗，卡门突然站在了橱窗前。“我可以……”他打住说了半截的话，呆呆地望着卡门。

“太迟了，”罗伯特·希尔施说，“咖啡已经煮好了，格奥尔格。为此我贡献了自己最好的咖啡机。”

卡门走进屋。她身后跟着一个拿着个大纸箱的女人，长得像只黄雀。她是卡塔琳娜·耶利奈克，一位教授的妻子，那位教授留在了奥地利。卡塔琳娜是犹太人，她丈夫耶利奈克不是。他打发她上了路，并与她离了婚。她在维也纳已经被传讯过两次，他给了她足够的盘缠漂洋过海来美国，这样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她是战前经瑞士和法国来到纽约的，她身材矮小，衣衫褴褛，几乎身无分文，但意志格外坚定。她从女佣做起，后来有人发现了她做糕点的天分，就在某个后院为她弄了一处可以烘烤糕点的蜗居。为此她得跟那个为她提供了这一条件的男人睡觉，后来还得和其他进一步帮助她的人睡觉。她不抱怨，她有生活经验，知道没有什么是可以白来的。在维也纳时，她也曾必须与那位给她弄护照的冲锋队队员睡觉。她这么做了，她想在睡觉时心里想着自己的丈夫。她相信如果这么做，就不会出什么问题。可她后来什么也没想。当那位浑身是汗的冲锋队员碰她的时候，她好像变成了一部自动装置，不再是她自己。她身上的什么地方冻结了，她与身体的那部分脱了钩。她不动声色地向一个明确的目标努力：护照。她不再是耶利奈克教授夫人，二十八岁，漂亮而多愁善感；她仅仅是个必须拿到一本护照的什么人。为此不存在罪孽、厌恶或是道德，这些都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世界的特征。她需要一本护照，这本护照用别的方法搞不到，够了！她像一位夜游者那样趟了这个世界的浑水，但却出污泥而不染。当她的小店铺生意兴隆，后来有人想娶她时，她根本不理解这个人。她离群索居，自我封闭，拼命攒钱，却又不知道攒了钱干什么，总之她自闭在自己的世界中。其实她是个温柔可亲的人，像小鸟一样无家可归。她做的各式糕点是这个城市最棒的：罂粟籽羊角饼、奶酪派、樱桃派、苹果派和凝乳派。与她的手艺相比，杰西家的糕点就显得不够专业了。

“卡塔琳娜·耶利奈克，”格奥尔格·坎普说，“请进，把您的精制糕点打开让我们解解馋！”

希尔施把店里的百叶窗放了下来。“防范措施，”他解释说，“否则十分钟内警察就会来。”

耶利奈克夫人沉默而有礼貌地拿出了糕点。“我爱吃糕点，”坎普对卡门说，“特别爱吃凝乳派！”

卡门摆脱了那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我也是，”她说，“加很多掼奶油！”

“跟我的习惯一样，”坎普容光焕发地回答说，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美丽迷人的卡门，“配加奶油的咖啡。”

卡门确实显得勾人魂魄。“卡门，这位是作家格奥尔格·坎普，”我介绍道，“我认识的唯一一位快乐的流亡者。以前他写异常悲伤和忧郁的小说，现在他涂抹热情欢快的颜料。”

卡门拿起一块樱桃派。“多棒啊！”她说。“一位快活开朗的流亡者！”她谨慎地打量着坎普，继而伸出玉手拿了一块罂粟籽羊角饼。

耶利奈克夫人又拿出杯子、盘子和勺子。“这些餐具我明天再来取。”她说。

“您别走啊，”坎普喊道，“您得跟我们一起庆祝精神解放。”

“不行，我必须回去。”

“可是，耶利奈克夫人！您还有什么事要做呢？现在已经是下班后的业余时间了，对您来说也是这样。”

坎普抓住她的手，想把她拽回来。她突然开始颤抖。“请放开我！我必须走，立刻！请原谅！我不得不走。”

坎普吃惊地望着她。“这是怎么了？我们又不是麻风病人……”

“您让我走吧！”说着这位女士脸上变得苍白，而且颤抖得更厉害了。

“坎普先生，您就放她走吧。”卡门平静地低声说。

他马上松开了手。耶利奈克夫人还试着痛苦地与大家道别，然后就迅速离去了。坎普望着她的背影说：“大概是流亡者的臭脾气，我们大家不时都会发发疯。”

卡门摇了摇她那具有悲剧气质的脑袋。“她今天收到一封电报，伯尔尼来的。她丈夫死了，死在维也纳。”

“耶利奈克那老东西？”坎普问。“那位把她轰出来的主儿？”卡门点点头：“她一直在为他攒钱。她想回去。”

“回去？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这儿发生的事，还有与他发生的事？”

“她想回去。她认为回去了，这些事就一笔勾销了，他们还可以重新开始。”

“太糊涂！”

希尔施看着粉刷匠说：“别这么说，格奥尔格。你不是也想有朝一日能重新开始吗？”

“谁知道呢？我先这么混着吧。”

“流亡者仁慈的幻想就是：忘记过去，重新开始。”

“耶利奈克咽了气，这个女人应该高兴才对。这对她来说是好事，她不用把这个当初把她像只猫一样丢弃的家伙接到她那热烘烘的面包房，并像女奴那样伺候他了。”

“不该总为好事悲伤。”希尔施说。

坎普无助地四下看了看。“该死，”他说，“我们今天本来是想高兴一番的。”

拉维克进来了。“杰西怎么样了？”我问。

“她今天一早又回到家里了，疑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伤口愈合得越好，她的疑心越大。”

“越好？”我问。“真的比过去好了？”

拉维克显得十分疲倦。“什么叫见好？”他说。“我们能做的不过就是尽量延迟死亡的到来罢了。可恶的是，如果读报的话，就会知道这么做毫无意义。战场上成千上万健康的年轻生命受到宰割，我们却在这里设法延长一些患病老人的生命。你们这儿有法国白兰地吗？”

“有朗姆酒，”我说，“就像当年在巴黎。”

“这位是谁呀？”拉维克指着格奥尔格·坎普问。

“最后一位快乐的流亡者。不过他现在也快乐不起来了。”

拉维克边喝朗姆酒边眺望窗外。“黄昏时光，”他说，“黄昏，阴暗的时光，人寂寞独处，茕茕孑立。病人常在这个时刻死亡。”

“你悲伤了，拉维克，为什么？”

“我不悲伤，而是绝望。有人死在我手中，对此我本不该再沮丧，但我却仍旧沮丧。去看看杰西，她需要帮助。与她一起欢笑一下。你在这帮狂吃糕点的人这儿干吗？”

“那你呢？”

“我是来接罗伯特·希尔施的。我们想去一家小酒馆吃饭，就像在巴黎那样。那是作家格奥尔格·坎普吧？”

我点点头。“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勇敢率真的人。”

“勇敢！”拉维克说。“我希望自己能沉睡多年，不用再听到这个字眼儿。它是世界上被滥用最多的词。你勇敢些，去杰西那儿吧。骗她，让她开心，这就是勇敢。”

“必须得骗她吗？”我问。

拉维克点点头。

“我们出去走走吧，”我对玛丽亚说，“去哪儿都行，最好是简单、热闹和无关紧要的地方。我身上沾满悲伤与死亡的味道，就像一棵老树长满苔藓。我这儿还有雷金纳德·布莱克给的奖金，要不我们用这钱去沃伊津吃饭吧。”

她看着我。“今夜我得动身，”她说，“去贝弗利山拍照，并在加利福尼亚走秀。”

“什么时候？”

“午夜，去几天。你又郁闷了？”

我摇摇头。她把我拉进屋。“进来吧，”她说，“你干吗站在门口？还是你想马上就走？我对你了解得太少了！”

我跟随她走进黑咕隆咚的屋子，在外面摩天大楼亮窗的映照下，屋子显得像一幅立体派的绘画。十分惨白的半月挂在毫无生气的苍穹中。“尽管你今夜就走，我们是不是仍旧可以去沃伊津呢？”我问。“要不换个地方行么？”

她非常关注地望着我。“发生了什么事吗？”她问。

“没有。我只是突然觉得很无助。在这种毫无色彩的阴暗时刻，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开了灯就会好的。”

玛丽亚旋即打开了灯。“灯亮了！”她说，嗓音中既有挑战也有恐惧。她站在两只箱子中间，箱子上摆着几顶帽子，其中的一只箱子还没有关上。玛丽亚一丝不挂，足蹬一双高跟鞋。“我很快就好了，”她说，“要是去沃伊津吃饭，当然还得打扮打扮。”

“为什么？”

“那还用问！看得出来，你对时装模特一无所知。”她坐到镜子前。“伏特加在冰箱里，”她说，“莫伊科夫酿的。”

我没有答话。我看到她如何在瞬间就几乎将我遗忘。当她的手去拿化妆画笔就像外科医生去拿作为武器的手术刀时，镜子里那张在强光照射下的面庞陌生得如同一副活面具。她小心翼翼地在勾线，就好像真的在做细致的外科手术似的。她检查脸上的粉扑得是否均匀，眼影的明暗是否适度，做这些时她一言不发，就像一位女猎手在准备战斗。

我经常看到化过妆的女人，但她们从不愿意让别人观察自己如何化妆。玛丽亚则相反，她在这方面毫无拘束，正像她总是心无邪念、一丝不挂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样。我想，这不光是她的职业习惯，更是因为她对自己的美貌很有信心，这让她变得无所顾忌。她太习惯于不断更衣，所以裸体几乎成了她私下的生存方式了。

我感到镜子前面这位年轻女子的形象逐渐俘获了我。她深深沉浸在化妆镜前那个狭小的世界中，这令她的脸，她的自我，突然不再是一种个性的自我，而是展现出那生命的载体——谜一样的女性的容颜。生命的载体不是指母亲，而仅仅是看护者，无意中被看守着的是过去那面黑暗镜子里向外张望的东西，这些东西得传承下去。她心无旁骛，几乎略有敌意，瞬间她退入了一种马上又会被遗忘的东西，也就是远离意识的那种原始混沌状态。

她慢慢转过身，放下画笔和毛刷，似乎从一种自我的私人孤寂中走了出来，又认出了我。“我准备好了，”她说，“你呢？”

我点点头。“我也好了，玛丽亚。”

她笑着向我走来。“你还是想去挥霍钱吗？”

“现在比刚才更想，但理由不同了。”

我感受到她的肌肤和体温，她身上散发出一股香柏的味道，让人觉得既安慰又陌生。“这世上有多少无益之事啊，”她说，“你身上就有不少。为什么？”

“这我也不知道。”

“你为何不能忘掉它们呢？人本可以没有记忆的诅咒而简单地生活。”

我笑了。“人会忘记的，但几乎总是忘记了不该忘记的。”

“现在也是如此吗？”

“不，现在不是，玛丽亚。”

“那我们还是别出去吃饭了。我也郁闷，但我的郁闷是理智的。我悲伤，因为我必须出发。我们何苦再去饭店呢？”

“你说得对，玛丽亚，请原谅。”

“冰箱里有鞑靼牛肉饼，甲鱼汤，沙拉和水果。也有啤酒和伏特加。够吃吗？”

“足够了，玛丽亚。”

“你也不用送我去飞机场，要不离别的味道就太重了。我就从这儿一走了事，就像不久就会回来的人那样。你可以留在这里住。”

“我不会留在这儿的。你走后我会回劳施旅馆去。”

她沉默了片刻。“随你便，”她随后说，“我更愿意你留在这里。你一走，就让我觉得咫尺天涯。”

我把她搂入怀中，一切突然间都变得那么简单和顺理成章。

“把灯关了吧。”我说。

“你不想吃饭了？”

我关掉灯。“不想。”我边说边将她抱到床上。

当我们又意识到时间的存在时，我们默默地并排躺了很长时间。玛丽亚半睡半醒地挪动了一下身子。“你从未说过你爱我。”她嘟囔着，就好像是在对另一个人说。

“我爱慕你，”为了不打断她那梦幻式的深呼吸，我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我爱慕你，玛丽亚。”

她把头枕到我的肩上，“这不算，”她耳语道，“完全不算数，亲爱的。”

我没有回答。我的眼睛盯着床头柜上一个圆形夜光表上的指针。我可以轻松地在同一时间想到很多事情。“你得走了，玛丽亚，”我说，“到时间了。”

我突然发现她在无声地流泪。“我恨离别，”她说，“我觉得我们必须经历的离别已经太多，而且太早，你也这么认为吗？”

“我的一生除了告别就没有什么更多的事可做。但这次不是离别，你很快就会回来。”

“一切都是离别。”她说。

我把她送到第二大道的拐角处。同性恋者的深夜亮相正处于高潮阶段。何塞在招手，菲菲则狂吠。“那儿有辆出租车。”玛丽亚说。

我将她的箱子装入车中，她与我吻别后上了车。她坐在宽阔的大车里看上去十分失落。我目送她离去，直到出租车看不见影子。奇怪啊，我想，离别不过仅仅数日而已。可从欧洲带过来的恐惧习惯仍在，就怕这一别会成为永诀，从此失去彼此。

20

雷金纳德·布莱克举起一张报纸说：“他死了！逃脱了！”

“谁呀？”

“小杜兰，还能是谁呢？”

我轻松地出了一口气，我恨讣告，我经历得太多了。“噢，他呀！”我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一位上了岁数的癌症患者。”

“意料之中？此话怎讲？一位上了岁数的癌症患者，可那张雷诺阿的画他还没付钱呢！”

“这倒是。”我吃惊地说。

“前天我还给他打过电话。他告诉我，他大概会买这幅画。现在却死了！他把我们给坑了！”

“坑了？”

“当然！甚至在双重意义上！他没付钱，现在这幅画成了遗产，在继承权没有确定之前这幅画就被国家查抄冻结了。遗产继承的事有时候要拖好几年，这期间这幅画对我们来说就等于遗失了。”

“它的价值只会涨。”我回答道。这一论据布莱克这个人类慈善家大概每次卖画时都会使用。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佐默先生。我们必须行动，要快！您得跟我一起去。您不知道继承人有多刁钻。人一死，他们就变成了花斑鬣狗。我需要您当证人，那些继承人完全会说此画已经付过钱了。”

“小杜兰已经下葬了吗？”

“这我不知道，应该还没有吧。这消息是今天早上才见报的，但也许尸体已经送往殡仪馆了。这件事在这儿的处理速度犹如快递的包裹。您为什么问这个？”

“要是尸体还停放在家中，出于礼仪，我们大概需要一条黑领带。您这儿有黑领带吗？”

“为了一幅没付款的画？还是……”

“我们最好能显得尊重死者并同情他的家人，这样事情才好办，”我打断他的话，“一条领带花不了几个钱，却能缓和气氛。”

“那就听你的。”布莱克边嘟囔边走进他的卧室。

从卧室出来后他递给我一条带花纹的黑领带，是织锦缎的。“真奢侈！”我说。

“还是巴黎货呢。”布莱克上下打量自己。“脖子上戴着这块悼念死者的布条，我觉得自己像个戴面具的猴子。跟西服一点儿不般配！”他盯着镜子里的形象不满地说：“难看透顶！”

“要是黑色西服就般配了。”

“您这么认为吗？也许是！为了把自己的财产从死者和其继承人的手中夺回来，可真是什么招都得使啊。”

雷金纳德·布莱克再次消失，当他重新出现时身着一套朴素的黑西服，上面带有细白条。“我没能选择全黑的西服，”他故弄玄虚地解释道，“人毕竟有自己的尊严。我真的不是为了去悼念小杜兰。我是想去救自己的画。”

小杜兰已经入殓，他不再躺在他的卧室，遗体摆放在楼下的豪华大厅里。一位仆人拦住我们。“二位有请柬吗？”

“什么？”雷金纳德吃惊而傲然地问。

“追悼会请柬。”

“追悼会什么时候开？”我问。

“两小时后。”

“好吧。女管家在吗？”

“在楼上。”

这时走来一位公牛般健壮的男子，他身穿丧服。“二位想见死者？”他问。

雷金纳德·布莱克想回绝，我碰了他一下，然后问：“还有时间吗？”

“当然，时间足够。”

这男子身上一股高档威士忌的味道。“您带他们去吧。”他对仆人说。

“他是谁呀？”布莱克问仆人。

“拉斯穆森先生，小杜兰的一位亲戚。”

“我猜也是。”

在一个几乎空着的大厅前，仆人离开了我们。厅前摆着两棵月桂树，厅内放着几十个花圈，四周的花瓶中插着各色玫瑰，以白色为多。我不由得想起了劳施旅馆对面那个做鲜花与蔬菜生意的人，要是他与那家负责送小杜兰去火葬场的殡仪馆有联系，那他那里今晚的玫瑰就会很便宜。

“我凭什么该去看一具想要欺骗我的死尸呢？”雷金纳德·布莱克嘟囔道。“我想要回属于我的那幅雷诺阿的画，而不是祷告。”

“您不用祷告，只需遵循外交礼仪低下头，届时您可以想想那幅昂里奥夫人像我们是要不回来了，这么一想您甚至能哭出来。”

在场的大约有二十来个人，几乎都是上了岁数的，只有几个孩子。一位妇人头戴绢网帽，外罩黑纱。她充满怀疑地打量着我们，就像是替死者检查追悼会请柬的。她令我想起了拉赫曼的新欢，那位喝查特酒的电影院女售票员。

在这群百无聊赖的人中间，小杜兰像个蜡质洋娃娃躺在那里，闭着双眼，彻底与世无争了。他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显得要小很多，看上去几乎像个疲惫的老小孩。根据奇特的死亡习俗，有人往这位死去的交易所大鳄的短手指间塞了一个十字架。鲜花的香气袭人，让人觉得它们至少要比实际摆放的多一倍。雷金纳德·布莱克十分专注地打量着小杜兰。空调机开着，令人感到这里犹如陈尸所。布莱克和我都马上发现，小杜兰收藏的画这里一幅也没挂。

“开始战斗，”雷金纳德嘀咕道，“去找拉斯穆森。”

“还是先找女管家吧。”

“好。”

没有人再拦着我们。从什么地方传来碰杯声，附近肯定有个酒吧。我们刚准备沿着楼梯去楼上，现在已经认识我们的那位仆人说：“那边有电梯。”

我们乘电梯来到我已经熟悉的楼层。没有料到的是，女管家接待我就像见到一位老朋友。“他死了，”她哭着说，“二位来得太晚了！您二位肯定是想跟他谈画的事吧？”

“是的，我们是想谈此事。我把画拿来给他看，可画是属于雷金纳德·布莱克先生的。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拿走了，画在哪儿？”

“在他卧房里，那儿还没有收拾。”

我没有再问，就朝卧房走去，我还知道怎么走。布莱克急匆匆地跟着我往前闯，女管家哭泣着尾随在后。

“昂里奥夫人像就挂在床边。”我在门口说。

布莱克往前紧赶两大步，昂里奥夫人冲着他可爱地微笑着。我看了看这间被遗弃的房间，里面的画现在奇怪地有了自己的独立生活，它们远离死神，充满阳光与生机。

女管家一直跟在布莱克身后，现在她站到雷诺阿画前。“等等，”她抽噎着说，“画拿走前我们得先问问拉斯穆森先生。”

“可这画是我的呀，这您自己也知道。”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问拉斯穆森先生。”

雷金纳德·布莱克气得胡子直抖。瞬间，他看上去好像想一把推开女管家，强行把画带走。后来他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好吧，”他温和地说，“那就把拉斯穆森先生请来吧。”

双方较量从虚伪的感伤开始。拉斯穆森身上的威士忌酒味比刚才还冲，他扮演着哀伤的死者家属角色，拒绝在他爱戴的死者还停尸家中、尸骨未寒时就谈生意。支持他的还有一位泼妇，她目露凶光，满嘴硕大的假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莱文律师，其发顶飘荡着一块黑纱，就像风暴中的一面旗帜。布莱克毫不退缩。他并不在乎别人谴责他硬心肠和是个无神论的奸商，而是坚持自己的权利。他一眼就看出来，女管家并不向着那些虚伪的悼念者。她大概是唯一一个真正同情那位死去的交易所大鳄杜兰的，也许她也知道，自己在这家的服务做到了头。所以当拉斯穆森声称，这幅画是遗产的组成部分，已经买到手，而且大概早就付过钱了时，仍在哭泣的女管家突然成了布莱克的同盟。拉斯穆森拒绝承认她有资格作证，因为她的立场不够中立。此话激怒了女管家。当他让她闭嘴时，她告诉他，他根本没有资格命令她，她是小杜兰雇用的。那位来吊唁的女继承人也尖声干预，结果在她和女管家间又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布莱克让我作为第二证人参战，女管家毫无畏惧地当着来吊唁的女继承人的面支持我。她一口咬定，这幅雷诺阿的画在此最多没有超过两个星期，小杜兰交代过，他死后此画必须退还回去。拉斯穆森一时哑口无言。最后他只好说，宣读遗嘱时一切自有分晓。布莱克寸步不让。拉斯穆森掏出表看了一眼说，在经过这番有失尊严的辩论后，他现在得准备去开追悼会了。

“那好，”布莱克答道，“那您记着，这幅画我们出的价是五万美元，您得对这笔款项负责。”

四周先是一片死寂，然后就起了轩然大波。“什么？”那位女继承人喊道。“您以为我们都是白痴啊！这破玩意儿连一千美元都不值！”

雷金纳德·布莱克指了指我。“卢浮宫的专家，佐默先生，是他向小杜兰开出这个价格的。”

我点点头。

“这可是无耻行径！”女继承人尖叫道。“一块破亚麻布，两个巴掌大！边角处还没有颜色。”

“这是收藏家属意的画，”我说，“不是用来进行日常交易的。对收藏家来说此为无价之宝。”

“只有想卖它的主儿才觉得是无价之宝吧？”

雷金纳德·布莱克捻了捻他的亚述人式的胡须。“这是另一回事，”他威严地说，“您没有权力卖它，它是属于我的。我只是告诉您，如果您不交出此画，这就是我的索赔数额。”

拉斯穆森突然让步了。“一切都荒谬透顶！您跟我到办公室来。我们交出此画也得有凭据。”

他领路向一间小办公室走去。我和女管家留了下来。“人越有钱越贪婪，”她愤愤地说，“他们首先就想把我辞掉，尽管杜兰先生规定我应该干到年底。嗨，他们要是知道了杜兰先生在遗嘱中遗赠给我些什么，他们一定会惊讶的。我是他唯一信任的人，其他人他都不喜欢。他们甚至骂他喝的白兰地。您还想来一杯吗？您是唯一喜欢这酒的人，这我没有忘。”

“愿意，”我答道，“那可是精品白兰地。”

她给我斟了一杯那鬼玩意儿。我像灌药般一口吞下，然后做出称赞的表情道：“好喝！”

“您看！所以我也帮了您。这儿的其他人都恨我，唉，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无所谓。”

雷金纳德·布莱克手里拿着几张单据回到卧室，拉斯穆森一言不发地跟在他身后。他把甜美微笑着的昂里奥夫人像交到布莱克手中，就像那是一只癞蛤蟆，接着就锁上了卧室门。“您把它包起来吧。”他不高兴地对女管家说，然后连招呼也没打就走掉了。

女管家去取包装纸。“您也想来杯白兰地吗？”她问。“瓶子里还有不少。反正现在也不会再有人来了……”

我冲布莱克挤挤眼。“愿意。”他说。

“顶尖品牌。”我小心补充道。

布莱克喝了一口，但他自我控制得极好。“佐默先生向我提到过这个酒，”他断断续续地说，“我想您要是有富余的，他愿意再喝一杯。医生规定我每周只许喝一小杯。可佐默先生……”

我咬牙切齿地看着女管家又给我满上了一杯。“他能喝双份的。”雷金纳德解释说。

老妇人那充满忧愁的脸上浮现了迟疑的微笑。“没问题，”她说，“您喜欢喝，我很开心。您愿意把这瓶带走吗？”

我差点儿呛着，赶忙拒绝。“在生活中我学到了，没料到有人会来的时候，还是会有不速之客降临的。”

我们腋下夹着昂里奥夫人像离开了这所正在办丧事的房子，就像把一位柔软的女奴从阿拉伯人贩子手中拯救出来了。“我得喝点儿什么，”雷金纳德边向自己的胡子里吹气边说，“那简直就是稀释了的硫酸！是用来清除污垢的，可不是用来喝的。”他在寻找什么地方有酒吧。幸好来了一辆出租车。“好吧，我们坐车回家，最好用我们的极品白兰地把这股刺鼻的酒气压下去。这帮强盗！死亡，贪得无厌！”

“您那五万美元的主意真是绝了！”我说。“干咱们这行脑子要转得快，还得毫无顾忌。我们要点蜡烛和开私藏的拿破仑白兰地，来庆祝成功拯救昂里奥夫人像。”雷金纳德·布莱克笑了。“您理解这些人吗？”

“您是指拉斯穆森？还有那帮来悼念的鬣狗？”

“不是指他们，他们就像打开的书一样没有秘密可言。可为什么小杜兰没有买雷诺阿的画，如果他知道他的继承人都是些什么货色的话？他本可以把这幅画送给那位女管家的。我敢肯定，三十多年前他就跟她睡过觉。因为这么做更便宜。”

在西尔弗公司的橱窗里挂着一块大牌子：清仓甩卖！丝毫不留！最低价格！我走进店里，迎接我的亚历山大·西尔弗穿着灰色长袜、方格裤子，却配着黑色领带。“出了什么事？”我问。

“该出的事都出了！”亚历山大忧郁地答道。“最可怕的事！”

我看见他的黑领带，不由想起自己也戴着一条呢。我忘了换上我本人那条了。“有人去世了吗？”我问。

亚历山大摇摇头。“这倒没有，可跟死了也差不多了，佐默先生。可您这是怎么回事？您那边有人去世了？您也戴着黑领带。”

“也没有，亚历山大先生。是出于商业需要的吊唁。您呢？今天看来是黑领带之日。”

“我弟弟！这个说话不算话的纳粹分子。他结婚了，偷着结的，一周前。”

“娶了谁？”

“当然是那个女基督徒了。那金发蓬头的鬣狗。”

“看来今天也是鬣狗之日，下午我已经遇到过一只了。所以您才在橱窗里挂起了那块牌子？清仓甩卖？”

亚历山大点点头。“那牌子挂在橱窗里，可是没人上门。一切都是白费劲！如今谁还对古董感兴趣？只有我弟弟，那不是人的东西！他竟然娶了她。”

我靠在一把荷兰椅子上，那椅子除了四条腿都是真货。“您想卖了这家店？真可惜。”

“想，想！我是想卖，可没人想要！就连清仓甩卖都招不来顾客。”

“您这店想卖多少钱？”我问。

西尔弗目光犀利地盯着我。“这我还没想好，”他小心地回答道，“您想买它？”

“当然不是，租赁都没想。我没这笔钱。”

“那您干吗要问？”

“就是出于关心。去对面捷克糕点店喝杯咖啡怎么样？这回我请客行吗？”

西尔弗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我没那份心情，亲爱的朋友。那都是往日美好时光的消遣了，一切都过去了！您知道我弟弟怎么威胁我来着吗？要是我继续这么固执，他就重操旧业去当律师。其实我不过就是让他别忘了我母亲的教诲！要是我母亲知道此事，那她得气得在坟墓里打滚！”

“这可说不定。也许她还喜欢这个儿媳妇呢。”

“什么？我母亲那个虔信的犹太人会喜欢一个女基督徒？”

我向门口走去。“来吧，亚历山大先生。喝杯咖啡，聊聊，这对您有好处。您给我个面子。”

西尔弗看上去突然显得很孤独。信仰之战留下了它的痕迹，他不再是往日那个波希米亚人。就连他的步伐也失去了敏捷，我们过马路时他险些被一个骑自行车的撞上。这对一个往日在跑车和公共汽车之间穿梭自如的人来说堪称耻辱。

“奶油圆蛋糕很新鲜，”女服务员说，“非常值得推荐，西尔弗先生。”

亚历山大毫无兴致地打量了一下陈列的糕点。“来块包巧克力的圆蛋糕吧。”他终于做出决定，大概他觉得巧克力的深色调与他现在一团漆黑的情绪最般配。

女服务员端来咖啡，滚烫的咖啡烫到了亚历山大的嘴唇。“什么倒霉的事都让我碰上了，”他嘟囔道，“我郁闷得都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我开始谈起世事无常，希望能引起他的感伤，从而对弟弟生出慈悲之心。我举了小杜兰的例子，可亚历山大几乎充耳不闻。突然，我看见他像条蛇一样一跃而起，死盯着对面的店看。“他们在那儿！”他小声道。“他们俩！阿诺德和那女基督徒！在橱窗前！无耻之极！您看见他们了吗？那个戴假发的金发蓬头畜生，满嘴大牙？”

我看见阿诺德穿一身日常会客西服，灰外衣，条纹裤，旁边是一位瘦瘦的女孩，看上去挺和善。“她在看能捞些什么，”亚历山大咬牙切齿地说，“您看见她那贪婪的目光了吧？”

“没有，”我说，“您也没看到，亚历山大先生。您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您想怎么办？再吃一块包巧克力的圆蛋糕吧，这是最容易的事。”

“不行！我必须过去。要不那女基督徒就会破门而入，把店洗劫一空的。您也来！来帮我！”亚历山大·西尔弗冲过马路，几乎又像以前那样风风火火了。看来是仇恨刺激了他。为了躲避一辆运送儿童内衣的货车，他做了个很优美舒缓的半空翻动作，接着就消失在一辆公共汽车后面了。

我站起身付钱。“他像变了一个人，”女服务员说，“阿诺德先生结婚一事伤了他的心。就好像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尽管现在战火连天。”说罢，她摇了摇头。

我慢慢向古董店走去，为的是给亚历山大·西尔弗机会，让他在家庭内部控制住自己的激动。而且他也一向自诩为骑士，对一位骑士来说，女基督徒毕竟也是女人，她也有权要求别人顾及这一点。

阿诺德把我介绍给他妻子，为了不过分惹恼亚历山大，我表示了适度的祝贺。然后我就听着他们两兄弟的对话。阿诺德想把橱窗里那块清仓甩卖的牌子摘掉，他温和地指出，没有他的同意，不能搞清仓甩卖。“你为什么要清仓甩卖呢，亚历山大？”

“我想重开律师事务所，”亚历山大回答说，“当离婚律师。”他又补充了一句。

那位叫卡罗琳的女基督徒笑了。“多么有趣！又是多么悲哀啊。”

“这事我们以后再谈，”看上去变得很自信的阿诺德说，“今天卡罗琳想看看我们的店。”

亚历山大意味深长地扫了我一眼。“你不会反对吧，亚历山大？”卡罗琳娇滴滴地说。我看到西尔弗老大听到这种亲昵的称呼时浑身一颤，就像被马蜂蜇了似的。“我就知道你不会反对的，”卡罗琳微笑着继续说道，“像你这样有骑士风度的人！”

她推门而入，阿诺德坏笑着紧随其后。亚历山大就像威廉皇帝时代的一位普鲁士将军，被人出其不意地击中了生殖器。“您来，”他用几乎窒息的嗓音小声对我说，“您也进来吧。”

卡罗琳并未发现他那阴沉沉的脸，继续在他身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她觉得一切都很有意思，管他叫“亲爱的大伯子”，继续亲昵地与他以“你”相称，并提出要去看看那让人兴奋的地下墓穴。阿诺德面带得意的微笑，领她走下去地下室的楼梯。

“您有什么可说的？”当新婚夫妇已经到达地下室后，亚历山大叹了口气问。“她装作一切正常！有什么招可以对付她呢？”他抱怨道。

“没招，”我说，“生米做成熟饭了，我要是您就会优雅地接受现实。否则您有得心肌梗死的危险。”亚历山大张开大嘴呼吸：“这就是您给我出的主意？我可一直把您当朋友看！”

“我来自一个国家，在那儿犹太男人只要碰了一个女基督徒都得被杀，亚历山大先生，更何况想娶她了。对此我没有客观的立场。”

“正因为如此！”西尔弗解释说。“所以我们更要团结！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虔诚而笃信，而且也教育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如果她不是早就去世了的话，异教徒阿诺德的行为一定会把她气死。算她幸运！可您怎么可能理解我的痛苦呢，您自己就是个无神论者！”

“仅仅是白天而已。”

“哎呦，您就别开玩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这娘们儿虽然对我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却装得一团和气，还真让我无从下手！”

“您自己也结婚。”

“什么？跟谁？”

“找个您母亲会喜欢的。”

“出卖我的自由？仅仅因为阿诺德……”

“您要是结了婚，就又能恢复家庭平衡了。”我说。

“对您来说就没有什么是神圣的，”西尔弗说，“遗憾！”

“不是这么回事，”我回答道，“我也觉得遗憾。”

“那善于钻营遗产的来了，”亚历山大小声说，“小心！她耳朵像个贼一样尖！”

地板活门开了，阿诺德爬了上来，因为结婚和女基督徒的厨艺他已经有点儿发胖。卡罗琳高兴地笑着随后也爬了上来。“看看我找到什么了，亚历山大！”她甜言蜜语道。“一个象牙的耶稣雕像！这个我可以拿走吧，对吗？你们反正要它也没用，不是吗？是你们让人处死他的！奇怪的是，你们还能拿他做生意。阿诺德并不反对我拿走他，你也没意见吧，对吗？”

亚历山大几乎又被气得背过气去。他模模糊糊地嘟囔了几句什么艺术与自由，最后还得忍受来自卡罗琳的一个吻。

“今晚过来吃饭吧！”她说。“我们甚至有——那个叫什么来着的？—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食物。餐前小吃是洋葱煸鸡肝末。”

她得意洋洋地笑着，露出了满嘴大牙。亚历山大那样子就跟中了风似的。“我已经跟佐默先生有约在先了。”最后他终于说道。

“你们不能改个时间吗？”卡罗琳一边冲我挤眼一边卖弄风情地说。

“不容易，”看到亚历山大求救的目光，我回答说，“我们在哈莱姆区与人约好了，是个大收藏家。”

“在哈莱姆区？黑人住宅区？真有趣！是在萨伏伊舞厅[119]吗？”

“不是。这位先生是传教士，有四个孩子。很无聊，但很有钱。是哈莱姆南区的牧师。”

“他收藏什么呢？”卡罗琳刨根问底道。“黑人雕像？”

“刚好相反，他收藏威尼斯镜子。”

卡罗琳爆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太滑稽了！真是无奇不有！走吧宝贝儿！”她挽起阿诺德，又向亚历山大飞了个吻。“你们真滑稽！”她小鸟般啾啾道。“如此一本正经！但却可爱而滑稽。”

我目送着她。滑稽这个词和她的笑声出乎意料地击中了我，令我突然想起了集中营里的一位医生，他被人称作“笑面虎”。他认为所有病人都是滑稽的，他治疗他们的方法是：一边脆声大笑，一边用马鞭鞭挞病人，直到他们宣称自己已经没病了。这就是他的检查与治疗。

“您怎么了？”亚历山大·西尔弗问道。“您脸色煞白，是不是这个不屈不挠的畜生也让您觉得恶心啊？可怎么对付她呢？无论你做什么，她都回敬你亲吻、拥抱与笑声。阿诺德这回是没救了，您觉得呢？”

“他看上去倒挺受用的。”

“人也可以朗声大笑地走向地狱。”

“您再等等吧，西尔弗先生。美国的离婚方式很简单，不是什么大灾难。所有能发生的不过就是阿诺德又长了一次见识。”

西尔弗盯着我说：“您心肠够硬的。”

我没搭茬，否则太可笑。“您真想重操旧业当律师？”我问。

亚历山大匆忙地打了个手势。“您把那块牌子摘下来吧，”我说，“反正也没人光顾。您为什么要赔本贱卖呢？”

“赔本？我可没想赔本贱卖，”西尔弗回复道，突然间他又变得活跃起来，“甩卖并不等于非得赔本。甩卖就是甩卖，当然卖的时候还想有赚。”

“行，那您就把那块牌子留在橱窗里。这么想就对了！那您就泰然静候着阿诺德离婚吧，你们俩反正都是律师。”

“离婚要花很多钱的！冤枉钱！”

“每种经验都不是白来的。只要是花钱能摆平的，就都不算什么。”

“心灵还受刺激呢！”

我望着这位绝望的犹太假纳粹的脸，他那和善的脸上满是忧愁。这令我不由想起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在集中营接受笑面虎的检查时曾遭毒打。这位囚犯有严重的心脏病，笑面虎一边鞭挞他，一边说集中营的伙食正好适合心脏病患者，既没油水又没肉，还能老在户外的新鲜空气里干活。这位老汉在挨了特别沉重的一鞭后沉默地倒下，从此再也没能爬起来。“西尔弗先生，您大概不会相信我的话，”我说，“您尽管有这么多烦心事，可仍旧是个非常幸福的人。”

我去找罗伯特·希尔施，他正准备关店门下班。“跟我一起去吃饭吧，”他说，“在纽约虽然找不到可以坐在户外进餐的地方，可却有许多一流的海鲜店。”

“有可以坐在户外的地方，”我说，“圣莫里茨旅馆有个狭长的露台。”

希尔施做了个不屑一顾的手势。“吃晚饭不行，那儿为思乡的流亡者准备的只有咖啡和点心。还有烧酒，喝醉了就不会再思念巴黎那些带露台的小饭馆了。”

“也不用去想盖世太保和那儿的警察了。”

“那儿没有盖世太保了，那座城市已经摆脱了那种瘟疫。乡愁却没有消失。这事也怪了，在巴黎时，流亡者思念德国，到了纽约，他们又思念巴黎，思念也跟竹笋似的一层一层的。不知下回该轮到思念哪儿了？”

“可也有些流亡者哪儿都不思念。”

“那些上等美国人和一心想当世界公民的主儿。他们也有乡愁，不过被压抑了，变为神经症，匿名存在。”希尔施笑了。“世界又开放了，巴黎自由了，整个法国几乎都自由了，比利时也一样。苦路又畅通无阻了，布鲁塞尔解放了，荷兰也自由了，人又可以重新思念欧洲了。”

“布鲁塞尔？”我问道。

“这你本该知道的呀，”罗伯特·希尔施吃惊地回答说，“昨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报道布鲁塞尔是如何被解放的。我把那篇文章替你留起来了，在这儿呢。”

他走回黑灯瞎火的店里为我取来那张报纸。“待会儿再读吧，”他说，“现在我们先去吃饭，去海王餐厅。”

“去吃那些螯被束缚的龙虾？”罗伯特点点头：“去吃那些被捆绑着、在橱窗里的冰上等着被沸水煮死的龙虾。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那儿吃饭的情景吗？”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街道对我来说就像是金子与希望铺成的。”

“那现在呢？”

“不一样，也一样。我什么都没忘。”

希尔施端详着我。“这很少见。记忆是最大的叛徒。你是一个幸福的人，路德维希。”

“此话我今天对另外一个人说过，他听后差点儿把我打死。也许人从来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沿着第三大道向前走。我西服口袋里那张报道布鲁塞尔解放过程的文章像一团火，在我心头燃烧。“卡门好吗？”我问。

希尔施不回答。暖风犹如猎犬，在房屋周围嗅来嗅去。纽约夏季的桑拿天已经过去了，风带来了海洋的咸腥味儿。“卡门好吗？”我再次问道。

“老样子，”希尔施说，“她是一个并无奥秘的谜。有人想带她去好莱坞发展，我劝她去。”

“什么？”

“这是我能留住她的唯一可能，你不知道吗？玛丽亚·菲奥拉好吗？”

“她在好莱坞，”我说，“作为时装模特，她还回来。她常去那儿。”

海王餐厅的橱窗灯火通明。被捆绑着的龙虾沉默地在冰上受罪，等待着被抛进沸水中煮死。“它们被扔进锅里的时候会叫吗？”我问。“我知道螃蟹被扔进热水中时会叫。它们不会马上毙命，身上那层平时保护它们的甲壳在死亡过程中就成了它们的厄运，使死亡变得更缓慢，也更痛苦。”

“到这儿吃饭，你是最合适的搭档，”希尔施说，“今天我情愿跟你一样吃蟹腿，它们至少已经死了。你胜利了。”

我呆望着那群身上带黑纹的硬壳龙虾。“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无声的呐喊，它们向往的是宽阔的海洋。”我说。

“打住，路德维希，要不然我们就得吃素了。思乡？只要是自愿离开的，不过就是多愁善感罢了，无害，无益，多余。如果是被迫逃离的，要不然就得死、受刑或是进集中营，那就另当别论了。奇怪的是，获救一段时间以后，倘若不是特别小心、特别勇敢或是特别幸福，得救本身就会变成蚕食五脏六腑的癌症。”

“恐怕也是当局者迷吧。”我说。那篇有关布鲁塞尔的报道在我口袋中仍像一团火在燃烧。

我早早回到旅馆，时间好像突然变多了。不是那种可以找些事做就能打发的时间，而是像黑洞一样的时间。这种空虚你越想填满它，它越空虚。玛丽亚·菲奥拉走后，我就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我也没指望会有消息。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没有信件和电话的状态下度过的，因为我几乎从未有过固定地址。对此我已习惯，此外我还学会了知足常乐。尽管如此，我仍旧感到空虚。这不是怕玛丽亚不再回来的那种恐慌，即使我知道她早晚得搬出五十七街的那套公寓。这种空虚就像心中缺少了什么。我并非不幸，只有某人死亡了，人才会感到不幸；这个人如果离开了，哪怕是离开时间不长或是永不能再相见，人都不会感到不幸。这也是我在生活中学到的。

不知不觉间已然是秋季，闷热的桑拿天突然消失，夜间更是秋高气爽。我仍旧过着冒名顶替的日子，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的战争仍在进行，在世界的另一侧像回声般涌动，在欧洲，在南太平洋，在埃及。这场鬼怪战争肆虐各处，唯独没有发生在这块使这场战争还能进行下去的大陆，没有发生在这个我在其中像不安的影子一样生活着的国家。在此我受到容忍，甚至还得到了小小的私人幸福。我实在不配得到这种幸福，它让我几乎产生一种负罪感。每当我想起那堵影子般的黑墙，它就在我面前徐徐打开，让我更加接近这么多年在流亡中支撑我活下来的信念，现在，我面前日益清晰的是这一信念的血腥誓言，我都不想要这种幸福。

我在一盏街灯下站住，打开了那张刊载着有关布鲁塞尔的报道的报纸。我本想回到旅馆房间里再读，但我几乎害怕一个人在房间里读它。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回过神来。报纸上有一张照片，还提到许多我所熟悉的街名和广场名，我的耳畔曾响起过那座城市街道的喧闹声，似乎有人在我心中喊出它们的名字，那喊声犹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一个灰色幽灵出没的地方。这地方突然间亮起了白色和绿色的墓地灯，就像一个大厅在黄昏时点起了炽光灯，里面的声音是听不见的，那份悲哀几乎是无法忍受的。若非亲身经历，我是绝不会相信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在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下，人会毫无知觉地站在那里，像被冻僵了似的，低唤下落不明或是已经死去了的人的名字，这些平淡无奇的名字所隐含的痛苦是令人彻底绝望的，念叨着它们，人就如芒在背。出现在这些名字后面的面孔苍白，抱怨，却不控诉；脸上的眼睛充满询问，但它们在询问什么，询问什么呢？询问他们的生活？询问帮助？什么帮助？询问回忆？什么回忆？询问复仇？我不知道答案。

我站在一家皮货店前，里面的旅行箱一层层堆放着，艺术得像一座座金字塔。我盯着这些箱子，它们被人如此小心翼翼地堆放在那里，好像这就是它们存在的目的似的。那些堆放了它们的人曾生活在何处并有过怎样的生活？我在哪些市民宁静与舒适的小屋中可以找到他们？我这个活在自己自责与回忆风暴中的“麻风病人”，能否在他们那不知情的微火上温暖自己的双手？

我张望一下四周。有人撞了我一下并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明白。我仍旧望着眼前的箱子，它们是无忧无虑旅行的象征，我已不知这是什么感受。我的旅程一向是逃亡，逃亡是用不着皮箱的。就是在这里，我也依然处于逃亡状态，尽管我已不能也不想再继续逃亡了。现在，在这个秋天的傍晚我意识到，我在逃避自己，逃避的是生活在我内心深处的那个破碎与迷惘的人。他喊叫着一心要摧毁那毁灭了我的东西，否则他不认为自己是个完整的人。我一直在躲避他，也将继续躲避他，因为我知道，时机成熟了我才能行动，过早动手，毁掉的将仅仅是我自己。这血腥而禁锢的世界重新开放的程度越大，我自己的内心冲突越激烈，并在阴暗中徘徊于软弱与行动之间。我只知道必须行动，至于行动的结果是否会毁灭自己，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有人在等你，”莫伊科夫说，“已经等了一个钟头了。”

我往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瞧了瞧，并没有走进去。“警察？”我问。

“我想不是。他说他早就认识你。”

“你认识他吗？”

莫伊科夫摇了摇头。“他以前从没在这儿露过面。”

我又等了一会儿。我恨自己又被吓着了，但我知道今生恐怕都难克服这种流亡者情结了。它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可谓根深蒂固。我走进了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

盆栽棕榈下有人站起身喊道：“路德维希！”

“天哪！西格弗里德！你还活着？你现在叫什么名字？”

“名字还是老名字。你现在叫佐默，对吗？”

问题都是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仿佛彼此在墓地重逢，惊奇地发现俩人居然都还活着。我是在德国集中营认识西格弗里德·伦茨的。他是个画家，也会弹钢琴。这两样技能使他免遭枪杀。他教那些指挥官的孩子弹钢琴，这样指挥官便省下了请钢琴教师的钱，伦茨也可以继续活着。伦茨教钢琴的速度就像是电影中的慢镜头，为的是拖延时间，好能多活些日子，当然，这速度也不能慢得让指挥官丧失了耐心。他也在党卫军和冲锋队员聚会的晚上演奏，当然不是演奏纳粹党的歌曲，否则就真成了种族耻辱了，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演奏的是进行曲、舞曲和轻歌剧。集中营警卫在殴打和刑讯犹太人后往往能领到免费的烧酒，他们就听着音乐喝个烂醉。

集中营换了指挥官，新来的没孩子。可伦茨运气仍旧不错，新来的指挥官听说他不光会弹琴，还会画画，就命令伦茨给他画肖像。为了能多活些日子，他同样以慢镜头的速度作画。当他终于画完时，指挥官晋升了。他得到了新军服，伦茨又得重新画他。他给一位位看守画像，他画指挥官的老婆，他画其他军官们的老婆，他为生存而作画。他画那位想给他一针、送他上西天的医生，直到他被转押到其他集中营，后来我就没有再听到任何他的消息了。我以为他在用画笔抵御死亡的殊死搏斗中失败了，已经进了焚烧炉，以致几乎把他忘了。现在他又出现在我面前，变了样，胖了，留着胡子，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

“你干吗要留胡子啊？”我没话找话地问。

“胡子可以剃掉，”伦茨回答说，他对我这个如此愚蠢的问题显然感到吃惊，“留胡子能让人马上变得几乎认不出来。要是必须得逃亡，这可是一大优势。有备无患总没错，对吧？”

我点点头。“你是怎么出来的？从集中营？”

“他们让我溜了，是一个指挥官成全了我。那人让我给他全家画像，包括祖父母和朋友们。我画了，最后一张没画完我就溜了。否则画完后他们又会把我关押回去。我一路逃下去，一直到了法国。”

“在法国呢？”

“我继续画，”伦茨说，“在德国时有人让我藏了一晚上，为了表示感谢，我也给他们画了像。可一晚上的时间太短了，最多只能画一幅水彩画。在法国边界我给海关的人画像，会点儿二把刀的艺术的用处确实令人惊奇。我不是什么好画家，我只是个涂鸦者，画出来的跟相片区别不大。梵高和塞尚那种画法就别想过边境了，他们还送了我一瓶博若莱葡萄酒并给我指了路。我跟那些海关税官一起过了一个感人的圣诞夜。他们得到了画像作为送给妻子的礼物，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千恩万谢。”

莫伊科夫来到桌旁，一言不发地放下一瓶伏特加和两个酒杯。

“如果有博若莱葡萄酒的话，我宁愿喝博若莱葡萄酒，”伦茨解释道，“一种伤感的老习惯。另外我也喝不了烧酒。”

“我们有那种酒吗？”我问弗拉基米尔。

“拉乌尔先生有，我可以打电话跟他换点儿。有这个必要吗？”

“有，”我说，“这回有必要。甚至来瓶香槟都不过分。这次重逢让人相信奇迹不光中世纪才有，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

“战争期间你在法国被抓到过吗？”

伦茨点点头。“为了弄到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签证，当时我正在昂蒂布[120]作画。我得到了签证，却被关进了集中营。几个月后我被放了出来。我用蛋彩画法[121]给集中营的指挥官画了像，释放我并不难，因为我已经拿到了签证。”

莫伊科夫回来了。“拉乌尔先生让我问候你们。我们大家都是这个血腥行星上的朝圣者。”他开了一瓶香槟。

“拉乌尔先生也是流亡者吗？”伦茨问。

“他是个有异国情调的流亡者。你是怎么来到美国的，西格弗里德。”

“是从葡萄牙搭货轮来的，我……”

我示意他不必再说下去。“你画了船长画大副，画了大副画二副……”

“后来又画了厨师，”伦茨补充道，“那厨师我甚至画了两次，他是黑白混血，会做非常好吃的爱尔兰炖肉。”

“您也给签发签证的美国领事画像了吗？”莫伊科夫问。

“没给他画，”伦茨回复道，“他给我签证是因为我能够出示集中营的释放证明。我出于感激想至少给他画张素描。他拒绝了，他收藏立体派的作品。”

莫伊科夫斟满酒杯。“您仍旧画肖像吗？”他问。

“如有需要，偶尔也画。令人惊奇的是，公务员、海关税官、警卫、暴君和凶手全都酷爱艺术，民主派人士也不例外。”

“你还弹钢琴吗？”我问。

伦茨望着我说：“弹得不多了，路德维希。所以我也不常作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想出人头地，我有抱负。这一切都在集中营烟消云散了。我无法将我那点儿雄心和那些可怕的回忆区分开来，有太多的有关死亡的回忆。你的情况不是这样吗？”

我点点头。“我们大家的遭遇都一样，西格弗里德。”

“没错。反正对流亡者来说，搞音乐与绘画要比写小说和诗歌强。写小说和诗歌能写出什么名堂呢？即使你是个出色的记者又能如何？在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就已经有语言障碍了。人变成了哑巴。你也是如此吧？”

“我也是。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伦茨微笑道：“古老的苦路依旧存在，这里也不例外。秘密电报。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把你的地址给了我。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名字。是在一家俄国夜总会。”

“她叫什么名字？”

我一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玛丽亚·菲奥拉，”伦茨说，“我当时谈起了你。她认定说的是你，就告诉了我你在这里的地址。反正我也碰巧要到纽约来，所以就来这儿找你了。”

“你在这儿待多长时间？”

“只待几天。我住在加利福尼亚的韦斯特伍德，尽量远离欧洲。住在一座人造城中，来往的都是些搞电影的，他们认为拍电影才是生活。那种生活比现实生活好忍受些，现实生活我是过够了。你不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还没考虑过。如果我们了解的就是现实的话，你说得没错。”

“什么是现实你也不知道？”

“今天不知道，西格弗里德。每天的情况都不同。”

莫伊科夫又走了进来。“满月。”他说。

伦茨不解地看着他。“秋季的满月，”弗拉基米尔解释道，“这令流亡者不安，比平时更加不安。”

“为什么？”

“我也说不好。大概跟关在笼子里的候鸟差不多，它们也开始振翅扑腾。”

伦茨边打哈欠边看了看四周，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显得相当无聊。“我累了，”他说，“因为时差。今晚我可以睡在这里吗？”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三楼，八号房间空着。”

“我明天得回去，”伦茨说，“我只是想见见你，路德维希。”他微笑道：“奇怪，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重逢后却没什么可说的，对不对？也许是不幸的单调使然。”

我陪他向楼上走去。“是不幸吗？现在？”我问。

“不，可这说得上是幸福吗？人们在等待，等什么？”

“你愿意回去吗？”

“不，我想是不愿意。我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们在集中营时曾说过，只要活着，就没输？我们那时候多傻啊，于事无补的错误的英雄主义。要是说只要活着，就会受刑，或是只要活着，就得忍受痛苦，这更正确。晚安，路德维希。明早我还能见到你吗？”

“那当然，西格弗里德。”

伦茨又微笑起来。那是一种绝望、犬儒与悲哀的微笑。“这话我们在集中营有时也问过。但答案并不这么肯定。你知道吗，我们也许是集中营仅剩的还活着的人？”

“大概吧。”

“这也不容易呢，是吧？”

“这是我们最大的成功。”我说。

我又回到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女伯爵正巧飘然而至，她身穿灰色带滚边的连衣裙，脸色有些苍白，面前摆着一大杯伏特加，坐在那儿显得颇纠结。“我想尽办法，要在不得不进济贫院前体面地死去，”她小声说，“我信仰的宗教禁止自杀。但我为什么有这么一颗铁一般结实的心脏呢？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还是我这颗心是橡胶的？”

“它是由所有材料中最珍贵的材料制成的，”莫伊科夫小心翼翼地答道，“由回忆与眼泪。”

她点点头，喝了一大口酒。“难道这两样不是一回事吗？”她迟疑地问。

莫伊科夫点点头。“我想是一回事，伯爵夫人。哪怕在幸运儿那儿也是一样，在幸运儿那儿更是如此。”他冲我转过身并张开他的大手，里面有几粒安眠药。“需要多少？”他问。

“两粒，”我说，“要不三粒吧。你是个神机妙算的人。”

“满月。小心起见还是拿三粒吧。我得留两粒给伯爵夫人。”

我睡着了，可几个钟头后又喊叫着惊醒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平静下来。我梦见了沉默的西比勒那张苍白的脸，还有巴黎另一个人的脸，那张脸僵硬，周围苍蝇嗡嗡乱飞。也梦到了其他死者，其间还梦见了玛丽亚·菲奥拉。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个骗子，既骗了生者，也骗了死者。我愣了一会儿神，穿上衣服，想在夜色中去外面到处转转。稍后我又脱掉了衣服，向院子里望去，看了看外面的建筑，又回忆起自己的一生。接着我把剩下的安眠药都吃了，我想起西格弗里德·伦茨，还有欲死不能的女伯爵和不想死的杰西，以及许多其他人。最后我把自己留着的其他安眠药也吞了下去，终于再次缓慢地滑入黑色的虚无梦境中，我害怕发出汩汩声的影子梦境，因为在它面前我束手无策，只剩下那撕裂的自我，它既令我痛苦，亦遭我蔑视。

21

我要离开旅馆时遇到了西格弗里德·伦茨。“一小时之后我就走了，”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吃早餐吗？”

我点点头。“拐角这儿有家杂货店。你睡得怎么样？”

“非常糟，路德维希，你现在是叫这个名字吧？”

“路德维希·佐默。”

“好吧。要是对回忆也能像对名字那样迅速更改就好了，是吧？人自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可刚刚重遇一个以前的同伴，一切又都历历在目了。战争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将很多事都遗忘了，或是说这些事慢慢长了一层令人可以忍受的铜锈。可集中营呢？这完全是另一码事。战争是愚蠢的，几乎是无目标的杀戮，没准谁倒霉就挨了枪子儿。可集中营——这是彻头彻尾的残酷，绝对的恶毒，是大屠杀，而且是出于对酷刑和杀人的嗜好。即使活到一百岁，对这种事也不可能淡忘。”伦茨略带微笑说道。“因此也不可能有定期聚餐的士兵协会，因为回忆无法淡化与篡改。你不这么认为吗？”

“不，”我说，“这种协会在德国会有的，不是受害者的协会，而是凶手的协会。你知道，我们那可爱的祖国是良知的故乡。德国凶手和施刑者的所作所为全是出于理想主义，他们问心无愧。这是他们最令人恶心的地方，他们做什么都自有其道理。你还记得那些在绞刑架下进行的人道演讲吗？”

伦茨推开烤面包片接着问：“你认为战争过后，他们会为自己辩护吗？”

“他们根本无需这样做。到时候纳粹会突然不存在了。如果他们被抓住的话，所有人都能证明，他们当时那么做是不得已。而且他们对此还会深信不疑。”

“一种美妙的前景，”伦茨说，“但愿不被你说中。”

“我也这么希望。可你看看他们如何负隅顽抗！他们保卫每一座粪土之城如同保卫圣杯，为此不惜献身。难道这就是那些对十多年来发生在他们国家的事感到震惊的人吗？成吉思汗的时代与此相比堪称疗养院。只有德国人才会为此牺牲生命。”

伦茨推开自己面前的盘子。“咱们别再谈论这个话题了，”他说，“我们谈它干吗？我们活着，全仗着我们不谈论往事，也尽量不去回忆往事，对吧？”

“也许。”

“不是也许！就是这么回事。可在这该诅咒的东海岸，在纽约，人们动辄就谈起这些，大概是因为我们在这儿离欧洲太近。你为什么不跟我到西部去？去好莱坞，到太平洋沿岸去，那里与日本隔洋相望。”

“日本和太平洋那儿也在打仗。”伦茨微笑道，“那儿的战争与我们不大相关。”

“真的吗？有这种事？”我说。“有与某人不相干的战争？难道这不是永远会爆发新战争的可怕原因吗？”

伦茨喝干了杯中的咖啡。“路德维希，”他答道，“十五分钟后我就走了，不想和你争论世界观的问题，也不想争论什么自私自利、愚蠢、怯懦和杀戮的本能。我只想给你提个建议：在这儿你会沉沦的，到好莱坞来，那是一个人为的艺术世界，永远快快乐乐。在那儿等待比较容易。我们已经身心疲惫，能量不多了，要悠着点儿。你还在等待，对不对？”

我没有回答，无从奉告。有各种各样的等待，我不想谈论自己的等待方式。“我会考虑的。”

“考虑吧，”伦茨在他的餐巾纸上写下地址，“这是电话，打这个号码你可以找到我。”他提起箱子。“你相信有朝一日我们会忘记所经历的事吗？”

“你想忘记吗？”

“有时候想，比如当我躺在太平洋海岸进行日光浴时。你认为人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们不行，”我说，“凶手和施刑者可以，甚至很容易。”

“这听起来可不怎么令人振奋，路德维希。”

“我不想让你沮丧。我们活着，西格弗里德。也许这是个巨大的安慰，也许不是。毕竟我们还存在。有多少次我们都险些在万人坑中腐烂或是被焚尸炉的烟囱送上天了。”

伦茨点点头。“去好莱坞的事你好好想一想。我们不属于这里，不能在这儿软弱无能地混日子直到终老。为了熬过严冬，我们更适合去那边的梦幻工厂，去过那种狂欢节般疯狂世界的日子。”

附录：《应许之地》手稿笔记摘要[122]

这会是令人绝望的一年，也是死亡与崩溃的一年。对另一个德国的憧憬成了泡影。如果人们这样为自己进行辩护，那就等于在为杀人犯的政权辩护。

佐默（或是希尔施）重新申请德国护照时杀了盖世太保的人，被捕并被判了七年刑（法官说：我们必须重新建立秩序[当时正是去纳粹化运动发放清白证的时期]）。佐默上吊了。

有人病了，是住在旅馆里的流亡者；在与死神搏斗（其全部亲属均已被害），等待着德国完蛋。

拉维克在医院，去看望这位病人。你们都是命运的宠儿！你们活下来了。你们根本不该说话，一切都是瞎扯，毫无意义。只有死人应该讲话，可他们讲不了。所以永远不会有什么变化！你们呼吸，为自己的幸运而庆幸并沉默。

倘若生活令某人垂泪，我们不必失去刚刚得救时的战栗（欢舞）：得救了！一切都是新鲜的，强度十足。我手中的勺子，新的，重新送的，赢得的。呼吸、光亮、步伐，没有死，不是铅一般的沉重，没有在集中营被烧死，没有，而是自由的，活着！分分秒秒！

相反，铅一般沉重的回忆，等等。

二者的搏斗，复仇、正义、缄默，也许会死。话语，我那利己主义的话语，因为对死去的人来说何谓正义？正义仅仅是对活着的人的自我的一种确认。

但这却被禁锢在法律条款和利己主义中，置那种战栗和生命的闪光于不顾。一息尚存的生命几乎常常失去，但它还在，就像手指间捏着的蜡烛！

清算是复仇，是以利己主义形式出现的正义，它是逆反于存在的欣欣向荣的生命而动的。

对道德进行清算！为了有利于一种新生活的利己主义，这难道不是也否定了我们制定的（人类）法律吗？

是的，但经历了太多苦难的人也许有这种权利。

如果我不是想报杀父之仇，那我在法国杀过一个人——他想逮捕我——的事实，就奇怪地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杀人凶手了。

结局

他遇到那个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想开枪杀死他，就像他曾开枪杀害了他父亲那样。这个人的妻子跑了过来，拼命喊叫。令人作呕吧？他走开了，捉摸了一阵，然后向他腹部开了一枪。

逃跑：没有人追捕他。一年以后，他听说那凶手又挺过来了，不过瘸了一条腿。（他写信通知他：我会再来的。）或是：他听说那凶手吓破了胆。

他在考虑，是否重回纽约。也许会。

结局：他死了，因厌恶而自杀。（可能插入的故事：当他找到凶手时，凶手吓得呕吐，他妻子替孩子们求他手下留情，后来他得知，他们要告发他。）

他杀人了，他以一种极其复杂的方式知道了，他现在也……

或是：他想杀人，却没有杀。

另一个人：我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每过七年，每个人都会变成另一个人，这曾经是我，现在我不再是那个人了。

他慢慢领会到，由于在法国杀了那个士兵，他已经用尽了自己生命的真髓。他还可以回到德国去报杀父之仇。但做完这件事后，他无法继续活着去开创新生活。这些是在他回到德国后逐渐认识到的，他看到许多事都与他想的不一样。

他杀了那凶手，自己被关进了监狱。法官试图替他开脱，他谢绝了。逃跑，然后上吊。

死亡潜入。它不是在我们体内生长的，它更为机灵。如果它在我们体内生长，那事情就容易得多，因为可以同它决斗，做出生死抉择。它是悄无声息地从外部潜入的。周围死去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经常地收到带黑框的信。日益频繁。

[1]Ellis Island，位于纽约上湾。1892年至1954年间，岛上设有联邦移民入境检查站。——译注，下同

[2]传说中一艘永远无法返乡的幽灵船，注定在海上漂泊航行。

[3]原指《圣经·旧约》中上帝耶和华赐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乐土，后泛指任何拥有幸福快乐与和平的地方。

[4]Marseille，法国南部城市，位于地中海沿岸。

[5]割礼是犹太人盛行的传统宗教仪式，通常在男婴出生后第八天举行。

[6]拉丁语：Via Dolorosa，即“受苦难的道路”，是耶路撒冷旧城的街道，耶稣背着十字架前往其被钉上十字架的地点时所走过的路。

[7]西方国家的邮局普遍提供一项服务，人们可以凭身份证在邮局领取他人因不知收信人地址而寄往当地邮局待领的信件。

[8]Ticino，位于瑞士南部，是瑞士意大利语区。

[9]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

[10]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1900～1945），曾担任纳粹党卫军首领、内政部部长等职务。

[11]Rudolf Heβ（1894～1987），曾任纳粹党的副元首。

[12]Tannenbaum在德文中本意为杉树，常用来做圣诞树。

[13]马加比家族是公元前一世纪统治犹太王国的犹太祭司家族，曾领导犹太人对抗塞琉古帝国。

[14]Francisco Franco（1892～1975），西班牙内战期间曾任国民军领导人，1936年成为西班牙国家元首，直至1975年去世，其间实行独裁统治。

[15]条顿人是古代日耳曼人中的一个部落，曾数次击败罗马帝国的军队。后泛指日耳曼人及其后裔。若是直接以此称呼德国人，常带有贬义。

[16]英语的“千”为thousand。

[17]也称圣体光座或圣体光，是天主教、旧天主教等宗教派别在一些宗教仪式上使用的一种祭具，通常为镀金银制品，正中开有一个透明小窗，用于嵌入圣体，四周呈放射性线条，以表现“圣体发光”的主题。

[18]Bellinzona，瑞士东南部城市，提契诺州首府。

[19]英语中，“汉堡包”（hamburger）一词与德语中“汉堡（德国一城市）人”（Hamburger）拼写相同，发音相近。

[20]在北美，“药房”（drugstore）除了销售药品，也兼营日常杂货、食品和餐饭服务。

[21]英语，意为：他们该杀死那个杂种！

[22]Pernod，法国绿茴香酒的一个商标。

[23]Art Nouveau，兴盛于1890～1910年间的一场风靡欧洲的艺术风潮，强调悠扬旋展的曲线和自然界中花草藤蔓的样式。

[24]Rouen，法国北部城市，滨海塞纳省省会。

[25]原名Eugenio Maria Giuseppe Giovanni Pacelli（1876～1958），1939年至1958年期间任罗马教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积极参与帮助战俘和难民的人道主义工作，但因没有公然抨击大屠杀而备受批评。

[26]原名Giacomo Paolo Giovanni Battista della Chiesa（1854～1922），1914年至1922年期间任罗马教皇，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支持教廷严守中立政策，并谴责交战国发动毒气战。

[27]Gethsemane，耶路撒冷橄榄山附近的一个花园，根据《圣经·新约》记载，耶稣在被钉死的前夜曾和他的门徒前往此处祷告，并于此被捕蒙难，故此处也称“蒙难地”。

[28]语源为土耳其语，意为五香熏牛肉。

[29]Sara Lee cake，一款冰镇甜点。

[30]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陆军元帅和政治家，魏玛共和国时期第二任总统。

[31]Atlantis，又译大西岛，传说是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大西洋中已经沉没的一个岛或大陆。

[32]Harlem，纽约市曼哈顿岛东北部的黑人居住区。

[33]Gobelin，也叫高比林，是在立体织机上由经线和纬线平面交织产生出通经断纬的双面壁毯。

[34]Meißen，位于德国萨克森州易北河畔的一个小城，以制造瓷器闻名，是欧洲白瓷的发源地。

[35]卢尔德的圣女贝尔纳黛特（Saint Bernadette of Lourdes），原名Marie-Bernarde Soubirous（1844～1879），是法国卢尔德一位磨坊主的女儿。1858年，她屡次声称在卢尔德的一个山洞中看见了圣母玛丽亚显身。1933年，她被罗马天主教廷封为圣徒。卢尔德的山洞因此成为一个朝圣地，相传洞中之水可以治病。

[36]Lille，法国北部城市，靠近比利时。

[37]Ravic，雷马克另一部代表作《凯旋门》（Arc de Triomphe）的主人公，这个角色也在雷马克最后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天堂里的影子》（Schatten in Paradies）里出现过。

[38]Wilhelm Tell，瑞士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的剧本《威廉·退尔》（1804）和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1792～1868）的同名歌剧（1829）使他闻名世界。

[39]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德国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于1809～1810年期间创作的戏剧，但直到1821年才在维也纳首演。

[40]Courvoisier，一款法国干邑白兰地，据称是拿破仑最喜欢的白兰地。

[41]Laon，法国北部城市，坎纳省省会。

[42]也称沙隆战役，发生在公元451年。当时的匈奴人君主阿提拉（Attila，？～453）入侵西罗马帝国，罗马将军埃提乌斯（Flavius Aetius，396～454）联合西哥特王国将其击退。

[43]Ritz Hotel，一家著名五星级酒店，在全世界各地设有分店。

[44]作者此处叙述有误，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 Ghetto）与维也纳相距甚远，其靠近的是捷克首都布拉格。

[45]即电气石，又译托玛琳。

[46]Der Rosenkavalier，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1864～1949）的第五部歌剧。

[47]Oberon，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的仙王，仙后泰坦尼亚的丈夫。

[48]此种昆虫德文名为trauermantel，而丧服大衣为trauermäntel，两词间仅有细微差别，系文字游戏。

[49]Cristóbal Balenciaga（1895～1972），法国著名西班牙裔时装设计师，以自己的姓氏创立了时装品牌“巴黎世家”。

[50]Mainbocher，本名Main Rousseau Bocher（1891～1976），美国著名服装设计师，以自己的名字创立了时装品牌“曼波彻”。

[51]El Morocco，纽约曼哈顿一家创建于1931年的夜总会，是纽约富豪名流时常光顾之所。

[52]Ghiordes，一种地毯织扣方法，是现在仍在使用的结扣方法中最为古老的一种。

[53]Parke-Bernet，1937年在纽约成立，1964年被英国苏富比（Sotheby’s）拍卖行收购前是美国最大的拍卖行。

[54]Rothschild，著名的犹太财阀家族，十八世纪末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建了整个欧洲的现代金融和银行制度。

[55]相当于90.7千克。

[56]用于袖口两翼皆有纽扣孔但是没有扣子的衬衫上，同时也是一种男士装饰品。

[57]沙俄皇室的居住地及周围区域，距离圣彼得堡市中心约24公里远。

[58]Bohemian，原指以前波希米亚王国（位于今捷克境内）的居民，后多指具有艺术或艺术思维倾向的人，其生活和行动都不受传统行为准则的影响。

[59]源自意第绪语，原指非犹太妇女，有贬损之意。后指具有吸引力的金发非犹太女子，她们对犹太男性构成一种诱惑。

[60]Brunhilde，北欧神话中的一名持盾女战士，同时也是一名女武神。这一人物也出现在了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

[61]全称为国家网球场美术馆（Galerie nationale du Jeu de Paume），兴建于1861年，最初为室内网球场地，德国纳粹占领法国期间，被用来存放纳粹在法国掠夺的犹太人收藏的艺术品。“二战”结束后，这里成为一座现代美术馆。

[62]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1859～1941），普鲁士国王，德意志帝国皇帝（1888～1918），推行侵略政策，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希特勒的偶像。

[63]Dom Pérignon，一种名贵的法国香槟酒。

[64]Szeged，匈牙利东南部中心城市。

[65]Diana，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

[66]Scylla，希腊神话中吞吃水手的女海妖，长着六头十二手。

[67]Charybdis，希腊神话中吞没船只的海怪。

[68]Valeria Messalina，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Claudius）的第三任妻子，以淫荡、阴险、狠毒而闻名。

[69]阿道夫（Adolf），是希特勒的教名。

[70]原文为德语Niemand，意为“没有人”。

[71]Galahad，《亚瑟王传奇》中的圆桌骑士之一，兰斯洛特和伊莱恩之子，因其圣洁与高贵而寻获圣杯。

[72]Cannobio，意大利北部城市，靠近瑞士边境。

[73]也叫咖啡糕点，是一款德国糕点，上面撒有一层黄油、糖和面粉做成的碎屑。

[74]黑礼服为欧洲男子正规的社交服装，此处意味着阿诺德可能是要去登记结婚。

[75]凯尔特传说中的一对恋人，因误饮爱情迷魂汤而相恋，获知真相后先后死去。

[76]Rosenthal，德国一家创建于1879年的企业，以生产瓷器和其他家庭日用品闻名。

[77]Paulette Goddard（1910～1990），美国电影演员，查理·卓别林的第三任妻子。1958年，她与雷马克结为夫妻，直至雷马克1970年去世。

[78]Drôle de guerre，又称静坐战（Sitzkrieg）或假战（Phony War），指1939年9月开始到1940年4月之间，英法虽然因为德国对波兰的入侵而宣战，可是两方没有实际上的军事冲突。

[79]“鲨鱼”在德语中还有“奸商”的意思。

[80]Edgar Degas（1834～1917），法国画家，早年为古典派，后转向印象派。

[81]Paul Cézanne（1839～1906），法国印象派到立体主义画派之间的重要画家，被西方现代画家称为“现代艺术之父”或“现代绘画之父”。

[82]即中世纪意大利的一种“X”形折叠椅。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narola，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多明我会修士，领导佛罗伦萨人民起义，建立该城民主政权，被教皇阴谋推翻后判火刑处死。

[83]“虫子”（insekt）在德语中还有“吸血鬼、寄生虫”之意。

[84]这是一个备受德国法西斯赞赏的名字，原为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之名。

[85]希腊神话中居住在黑海附近的一个刚强骁勇的女族。

[86]Henri de Toulouse-Lautrec（1864～1901），法国贵族、后印象派画家，近代海报设计与石版画艺术先驱。

[87]Janus，罗马神话里的双面神，是司守门户和万物始末之神，他有两张面孔，兼顾前与后、过去与未来。

[88]Richard Tauber（1891～1948），奥地利男高音歌唱家。

[89]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纳粹党重要成员，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以战犯身份被判处绞刑。赫斯（Rudolf Heβ，1894～1987），曾任纳粹党的副元首。

[90]原文为法语：fausse maigre。

[91]Yorkville，纽约曼哈顿的一个街区，主要居民为德国、奥地利等中东欧国家的移民及其后裔。

[92]又名《旗帜高扬》（Die Fahne hoch），歌词由纳粹活动家霍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1907～1930）创作。这首歌是纳粹党的党歌，在1933～1945年间也是德国的第二国歌。

[93]Fiesole，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佛罗伦萨省的一个市镇。

[94]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以人物画见长。

[95]Berthe Morisot（1841～1895），法国印象派女画家。

[96]Alfred Sisley（1839～1899），法国印象派画家，主要的作品为风景画。

[97]法夫纳（Fafnir或Fafner）是北欧神话中的一只居住在地下的巨龙，保护着尼伯龙根财宝。此处的宝物指的是画作。

[98]Romanisches Café，德国柏林一家开业于1916年的咖啡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经常在那里聚会。

[99]Parzival，亚瑟王传奇中寻找圣杯的英雄人物。

[100]姓氏“佐默”的德语“Sommer”还有“夏天”的意思。

[101]Félix Ziem（1821～1911），法国画家，其画作主要以法国乡村风景为主。

[102]Max Bruch（1838～1920），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和指挥家。

[103]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

[104]巨蟹座的英文为“Cancer”，其还有“癌症”的意思。

[105]Le Pavillon，1941～1966年间纽约的一家法国餐厅，颇受上层名流的青睐。

[106]Orestes，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Agamemnon）之子，杀死母亲及其情夫替父报仇。

[107]巴黎市内最大的公园，位于巴黎六区，于1615年建造。大革命期间曾作为监狱，今天是参议院所在地。

[108]英文中，fairy一词除了指称男同性恋者外，同时还有“仙女”的意思。

[109]中世纪基督教神话中的人物，据说因为他嘲弄了受难的耶稣，被罚在基督再临前永世流浪。

[110]El Greco（1541～1614），原籍希腊的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画家、雕塑家与建筑师。

[111]Arturo Toscanini（1867～1957），意大利著名指挥家。

[112]根据《圣经》故事，大卫王（King David）在屋顶上看到拔示巴（Bathsheba）沐浴，遂谋杀其夫而娶了她。

[113]Joan Madou，雷马克另一部代表作《凯旋门》中的人物。

[114]Lazarus，《圣经·新约》中耶稣的好友，死后第四天被耶稣从坟墓中唤醒复活。

[115]Hermann Wilhelm Göring（1893～1946），德国纳粹党的二号人物，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

[116]Eugène Boudin（1824～1898），法国风景画的先驱之一。

[117]Arthur Koestler（1905～1983），英籍匈牙利裔作家。

[118]Viki Baum（1888～1960），奥地利犹太女作家。

[119]Savoy Bellroom，位于纽约哈莱姆区的一间舞厅，其拥有者是一名犹太黑帮头子。此处卡罗琳语带嘲讽之意。

[120]Antibes，法国东南部市镇，位于地中海沿岸。

[121]盛行于文艺复兴初期的一种将鸡蛋混入颜料当中来绘画的方法。

[122]写作《应许之地》时，雷马克已病重，最终未能完成结尾。本书收录的手稿笔记均来自Kiepenheuer＆Witsch出版社2010年的德文版，为几种可能的结局摘要。——编者注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German as DAS GELOBTE LAND

by Erich Maria Remarque

Copyright©1998，2010，Verlag Kiepenheuer＆Witsch GmbH＆Co. KG，

Cologne/Germany

©1998 by the Estate of late Paulette Remar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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