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化与胡化
Author: 高荣; 贾小军; 濮仲远
Date: 2018-03-14T16:00:00+00:00
Keywords: 民族史; 历史; 中国历史; 汉; 唐
Description: 河西在历史上就是众多民族生息繁衍之地。汉唐时期历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徙，使河西人口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形成了该地的多元民族格局。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仅游牧民族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汉化”趋势，而且汉族也曾有过“胡化”倾向。即使在战乱时期，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也未曾中断，甚至更加活跃，进而形成文化上的交融荟萃。因此，河西民族融合的核心在于文化上的取长补短。本书就是关于汉唐时期河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发展演变的研究。
Publisher: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化与胡化：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高荣，贾小军，濮仲远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203-1466-4

Ⅰ.①汉… Ⅱ.①高…②贾…③濮… Ⅲ.①民族融合—研究—甘肃—汉代、唐代 Ⅳ.①K28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0160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李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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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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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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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371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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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河西在历史上就是众多民族生息繁衍之地。汉唐时期历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徙，使河西人口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形成了该地的多元民族格局。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仅游牧民族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汉化”趋势，而且汉族也曾有过“胡化”倾向。即使在战乱时期，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也未曾中断，甚至更加活跃，进而形成文化上的交融荟萃。因此，河西民族融合的核心在于文化上的取长补短。本书就是关于汉唐时期河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发展演变的研究。

作者简介

高荣（1966- ），男，甘肃高台人，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史、简牍学、西北边疆史和河西地方史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各1项，独立完成多项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出版《河西通史》（主编）等著作2部，在《中国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现为河西学院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贾小军（1979- ），男，甘肃秦安人，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西北边疆史、河西史地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各1项，在《社会科学战线》《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等专著3部。现为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濮仲远（1977- ）男，甘肃张掖人，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敦煌学、近代甘肃经济史研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2项，参编专著2部，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现为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研究”（项目编号09YJA770013）、甘肃省教育厅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项目编号0909-06）和河西学院“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省级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目录

绪论
一 关于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问题

二 汉唐时期河西的多元民族结构
三 汉唐时期河西各民族的相互影响
四 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及其特点

第一编 河西建郡前的民族迁徙与社会生活
一 河西建郡前的民族构成

二 建郡前河西诸族的社会生活

三 汉、匈争夺河西

第二编 汉魏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一 汉代河西的人口流动与民族融合

二 汉化与羌化：汉魏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三 卢水胡的发展历程：汉魏以来河西民族融合的缩影

第三编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一 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融合诸层次

二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大势
三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地区的管理制度
四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各族民众的生存空间
五 魏晋十六国河西墓葬壁画所见民族融合
六 十六国时期河西“掳掠”经济与民族交流
七 后凉政权与“氐族本位政治”
八 北凉统一与河西民族融合趋势
九 北朝时期的河西民族融合

第四编 隋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一 隋代经营河陇的民族战略

二 唐前期的河西民族融合
三 吐蕃统治时期河西民族关系的新变化
四 甘州回鹘的建立与周边地方政权

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

河西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地区，当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众多民族和部落生息繁衍的理想场所。汉武帝以后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使河西成为沟通内地与西域的纽带，而且也是中国与广大的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地区进行政治联系和经贸文化交流的交通咽喉。两汉、隋唐时期，河西始终是中原王朝与北方、西北游牧民族激烈争夺之地，也是民族迁徙、交流最为广泛、活跃之区；至于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更是各民族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在长期的交往交流过程中，进入河西的各民族之间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相互影响，有的则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河西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交流史。历史上河西各民族的活动，不仅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而且对于保障西北边疆安全稳定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汉唐时期，曾出现过空前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也更为活跃。为便于说明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迁徙交流和发展演变的历史，有必要对学界关于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问题的讨论作简要回顾。

一 关于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术界关于“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的理解和表述都存在明显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有着本质的不同。民族融合是指消灭了一切民族差别，使全世界各民族都融合为一个既非甲民族又非乙民族的、从未有过的新民族，是一个拥有共同经济文化生活的整体。因此，不仅阶级社会不存在民族融合，即使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也不可能有民族融合；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共产主义后，才能实现民族融合。民族同化则是丧失本民族特性而变成另一民族，是指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使小的、生产力低的民族同化于自己，实际上就是落后民族加入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体系，也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同化基本上都是强制性的，自愿同化是例外。因此，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民族的消亡问题。但民族同化只是个别民族的消亡问题，只能消灭一部分民族之间的民族差别，即由这一个民族变成另一个民族；民族融合则是一般民族的消亡问题，即消灭一切民族间的差别，把全世界所有民族的人们都融合为没有民族差别的新人类。因此，历史上只有民族同化而不存在民族融合。
[1]

另一种意见认为，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客观存在的两种现象。前者是由经济文化交流而实现的自然渐进过程，是进步的现象；后者虽然是通过政治强制手段使一个民族融合于另一个民族，但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
[2] 这一观点被学界普遍接受并进一步完善，众多学者在讨论民族融合的同时，并不讳言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民族同化问题。他们认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由于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民族同化则是统治民族的统治阶级通过政治强制手段迫使其他民族改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改从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等，因而也可称为“强迫同化”；而民族融合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习惯上指所有民族结合方式的总称，包括两个以上的民族因错居杂处、相互通婚、相互影响、取长补短逐渐成为第三种民族，或一个小民族融入大民族的历史现象。因此，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大势所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华夏族就是由夏、商、周三族融合而成的。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又融合了大量杂居中原的戎、夷、蛮、狄而变得更加多元化，到秦汉时终于形成了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此后，又不断有其他民族融入汉族。也就是说，不论是血统还是文化，不同时期的汉族都是不同的。汉族如此，其他少数民族亦然。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的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是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各民族也不例外。
[3]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正是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生、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还有的学者结合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进一步指出，民族融合是指两个以上的民族或其一部分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中，互相吸收其特点，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现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满族、回族、东乡族、撒拉族、裕固族、保安族等，都是如此。民族同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其一部分，完全丧失其民族特性，被吸收于另一个民族之中，其中既有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及部分蒙古、满等族；也有大量被掳掠、或因避难而进入边疆地区或处于内地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汉族，由于政治强制手段而被同化的情况，如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很多汉族被同化，即属此类；至于少数民族之间的同化现象，则更为普遍。正是由于历史上各族间的相互同化，出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但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虽不乏因通婚或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而自然同化的现象，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历史上的民族同化主要还是强迫同化。
[4]

我们认为，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固然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客观存在的两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融合就一定形成新的民族，而民族同化也未必完全丧失本民族的特性。不论是民族融合还是民族同化，民族间的影响都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当然，由于各自政治实力强弱或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低不同，在相互影响中的地位有主次之分，其影响力大小也存在一定的差别。有的学者认为：“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区别：只在于融合更多保留了两个民族的特征，同化主要保留了一个民族的特征。”
[5] 但就总体而言，不论是强制同化还是自然融合，各民族在长期的交流交往中，总是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各自的差异性逐渐缩小，而共同性则不断增多，很多方面渐趋一致，进而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汉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其他各民族成分的同时，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入了新的血液。
[6] 因此，我们在讨论汉唐时期河西民族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更注重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而不再严格区别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

汉唐时期所以能够创造出繁荣发达的封建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能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宽广博大的胸怀，借鉴吸收国内外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因素，从而输入新鲜血液，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我。河西走廊位居丝绸之路交通咽喉，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融荟萃之地，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7] 在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不仅东来西往的使者、商人络绎不绝，而且各种“外来宗教如佛、如祆、如景、如摩尼，皆先后集其间”。
[8] 汉唐时期的河西，在我国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五凉文化，更是北朝及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对此，陈寅恪先生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

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

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
[9]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有利于域内各民族间的和谐相处和交流融合，也吸引了大量“内地儒英”和“胡商贩客”来河西讲学授业、互市贸易，极大地促进了河西的民族交流和文化发展，催生哺育了辉煌灿烂的“五凉文化”。而其所以能够“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正是得益于该时期各民族的交流融合而实现的。“河西文化输入于魏”，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民族融合。因此，民族融合的核心是文化上的取长补短。

二 汉唐时期河西的多元民族结构

河西在历史上就是多民族杂居共处之地。先秦以来，羌、氐、月氏、乌孙、匈奴、鲜卑、卢水胡、吐谷浑、吐蕃、回鹘、突厥、粟特、党项、蒙古等都曾在河西活动。各族在民族大迁徙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融合发展，使河西民族结构逐渐多元化。除汉族外，历史上还有很多民族如月氏、乌孙、匈奴、鲜卑、吐蕃、回鹘、党项等，都曾一度是河西的统治民族，其中氐、鲜卑、卢水胡、吐蕃、回鹘等族还在河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一）秦汉时期的月氏、乌孙、匈奴及氐、羌等族

月氏和乌孙都是河西地区土生土长的古老民族，他们曾共居于“敦煌、祁连间”。其中月氏的活动地区主要在今河西走廊中东部的张掖、武威一带，乌孙的游牧地则仅限于张掖以西、敦煌以东。
[10] 独具特色的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就是月氏和乌孙在河西活动的遗存。约在战国末期至秦初，月氏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强大的游牧民族，故有“东胡强而月氏盛”
[11] 之说。强大的月氏打败乌孙，并杀死其首领难兜靡，迫使乌孙退出河西，从而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但是，这样的局面为时不久。就在楚汉相争之时，匈奴在冒顿单于（前209—前174年）带领下迅速崛起，东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进而成为河西的新主人。

史载，匈奴先祖淳维为夏后氏之苗裔，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
[12] 在最高首领单于之下，分别设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二十四长。河西地区归右贤王管辖，其下又有浑邪王、休屠王、得王、折兰王、庐侯王等。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等两次进兵河西，大败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河西遂入汉朝版图。

据《汉书》卷28下《地理志》载，敦煌郡有“氐置水出南羌中”，张掖郡辖有氐池县。以“氐”名县、名水，足见当时张掖、敦煌郡一带已有为数不少的氐人活动。而武威郡又有鸾鸟县，如果对照《逸周书》卷7《王会》关于周成王时“氐羌以鸾鸟”来献的记载，则武威郡也有氐人。因《王会》成于战国时期，其所记族名、地名及物品名，应是当时人们有所耳闻的，由此判断：“可能从战国时起，今河西走廊就已经有氐人居住。”
[13] 然而，直到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文献中始有氐人迁徙河西的记载，
[14] 但其具体活动情况仍语焉不详。从三国时人鱼豢《魏略》在叙述汉代氐人分布区时，将福禄（酒泉郡禄福县，今酒泉市肃州区）与汧、陇并列
[15] 的情况来看，此次迁往河西的氐人应是相当可观的。以致前凉时期，氐羌之众已成为其军队的主力和政权的支柱了；
[16] 嘉峪关等地魏晋墓葬壁画中很多编发的氐人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河西氐人的大量存在。386年氐人吕光建立后凉政权，使氐族在河西的政治影响达到顶峰，但随着403年后凉政权的灭亡，河西氐人也逐渐汉化而不复存在了。

河西归汉前已有羌人活动。汉代河西的很多河流和地名就是以羌命名的，如张掖郡得县有羌谷水、泽羌谷，酒泉郡禄福县呼蚕水发源于南羌而流入羌谷，敦煌郡南籍端水和氐置水皆出于南羌等。虽然羌族并不像月氏、乌孙和匈奴那样，成为某一时期控制河西的主体民族，但其在河西的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有研究认为，“敦煌”之名就来自羌语译音。
[17] 根据敦煌文书的记载，位于敦煌县东五十里的破羌亭，就是由汉宣帝时破羌将军辛武贤击破羌戎而筑的，
[18] 可见敦煌一带羌族势力之盛。东汉魏晋时期，河西羌人数量剧增，按其居住地可分为武威种羌、张掖种羌、酒泉种羌和敦煌种羌。他们在“汉化”的同时，其自身势力和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不仅使周边的卢水胡和小月氏等游牧部落出现了“羌化”趋势，而且对河西汉族民众的生产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十六国时期，羌族姚兴后秦政权也将其势力伸入河西，据有西平的南凉秃发利鹿孤、以张掖为都的北凉沮渠蒙逊和远在敦煌的西凉李暠等河西割据势力，都纷纷遣使来降，足见羌人在河西势力之大。

（二）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鲜卑及卢水胡、吐谷浑

河西的人口流动，在秦及西汉时主要是月氏、乌孙、匈奴等举族迁出和汉族的大量移入；汉魏以来则不仅有氐、羌、鲜卑等族大量迁徙，还有很多来河西避难的内地人口。其中鲜卑是迁徙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民族之一。正如赵俪生先生所论：“在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八次较大的冲突融合中，鲜卑的融合是最充沛、并且多样的，值得当作民族关系史中的一个典型来观察。”
[19]

鲜卑族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东麓北部，后逐渐南迁。汉桓帝时，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尽据匈奴故地”，乃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其中“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
[20] 可见汉末敦煌及河西走廊以北地区已有鲜卑部落活动。中平二年（184年），应劭反驳朝臣议欲招募鲜卑以镇压边章、韩遂之乱时曾指出，鲜卑“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丑虏，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
[21] 不论是朝臣议欲招募鲜卑以平叛，还是以往武威太守率鲜卑兵征讨叛羌，都说明河西地区的鲜卑势力是相当强大的。及至魏晋时期，由于大批鲜卑人向西北迁徙，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和分布格局。曹魏正元三年（256年），有数万鲜卑南下雍、凉二州，与汉民杂处。因其主要居于金城黄河以西，故称“河西鲜卑”。在西晋统治者看来，这些内迁的游牧部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
[22] 故对内迁各部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进而引发了以鲜卑秃发氏为首，联合匈奴、羌等族长达30多年（270—304年）的反晋大起义，西晋称“凉州之乱”。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却显示了以秃发氏为核心的河西鲜卑的强大实力和影响。
[23] 秃发鲜卑后来建立了南凉政权，一度成为河西的统治民族。

卢水胡是汉魏十六国时期活动于河西地区的重要部族。不仅在《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和《宋书》等“正史”中屡有记载，而且在居延汉简中也有反映。综合各种材料来看，卢水胡的族源既不是匈奴，也不是羌人、西戎或义渠，而是源自张掖郡南部山区的小月氏，因其世居卢水，故称卢水胡。由于其“依诸羌居止”，曾出现了“羌化”倾向；但因长期受汉文化的熏染，其汉化程度很深。如北凉的建立者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梁熙、吕光皆奇而惮之”。
[24] 时人称赞“沮渠蒙逊，胡夷之杰，内修政事，外理英贤，攻战之际，身均士卒；百姓怀之，乐为之用”。
[25] 十六国后期，北凉政权曾一度控制整个河西和西域的高昌、楼兰等地，并不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水胡的兴衰，与汉魏十六国时期河西社会历史的演进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河西民族交流融合的发展轨迹。

吐谷浑（又称吐浑、退浑）是从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发展而来的。在首领涉归死后的太康四至十年（283—289年）间，其庶长子吐谷浑因牧地之争而率部西迁阴山一带；4世纪初又先后迁到枹罕（今临夏）至西平（今西宁）间的河湟地区，与当地的氐、羌等族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了吐谷浑。因此，吐谷浑实际上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族属的人们逐渐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具体而言，就是“原慕容鲜卑的一支与羌、氐、汉、匈奴、西域胡、高车等一些氏族、部落，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融合而成”的。
[26] 329年，叶延根据中原汉族帝王“以王父字为氏”“亦为国号”的传统，以祖父吐谷浑为姓氏、族名和国号。因其地在“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其首领被大夏、刘宋等封为河南王，故又称“河南国”。
[27] 在阿柴（豺）统治时期（417—426年），“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阿豺死后，其弟慕璝（426—436年在位）即立，乃“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
[28] 隋初，吐谷浑“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来降”，但可汗夸吕仍不时侵扰河西；开皇十一年（591年）夸吕子世伏继立后，“朝贡岁至”。
[29] 由于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之国”，阻隔丝路交通，为廓清丝路、“混一戎夏”，隋炀帝于大业五年（609年）经青海西巡张掖，大败吐谷浑，于其地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徙天下轻罪者居之，大兴屯田，吐谷浑遂日渐衰落。

唐初，吐谷浑乘李渊忙于扫灭群雄和防御突厥，无暇西顾之机，频繁寇边。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派兵征讨吐谷浑，其可汗伏允败亡；由于归附的吐谷浑首领慕容顺为“国人”所杀，唐朝乃立其子诺曷钵为可汗（635—688年），并将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为妻。吐谷浑于是奉唐正朔，遣子弟入侍，依附于唐朝。但随着吐蕃势力的北上，吐谷浑内部也分裂为两派：以丞相宣王为首的一派亲近吐蕃、反对唐朝，以诺曷钵为首的一派依附唐朝、反对吐蕃。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大臣素和贵逃奔吐蕃，吐蕃大军得以顺利进入吐谷浑境，诺曷钵无力抵御吐蕃，遂与弘化公主带领“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吐谷浑政权至此灭亡。
[30] 唐朝为牵制吐蕃，封诺曷钵为青海王，欲助吐谷浑重返故地。但咸亨元年（670年）唐军惨败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使吐谷浑依靠唐朝而复国的希望彻底破灭，唐朝遂将归附的吐谷浑部落安置在河西走廊凉、甘、肃、瓜、沙等州。武周圣历二年（699年），吐蕃发生内乱，大臣论钦陵兵败自杀，其子弓仁遂于是年四月“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七月，又有“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
[31] 在如何安置这些吐谷浑部众的问题上，朝廷大臣意见不一。宰相唐休璟、张锡等主张将其内迁安置于秦、陇或靠近丰、灵一带，以防其背叛；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则认为，这种处置办法并非长久之计。因为这些来降的吐谷浑部众，并非迫于压力，而是仰慕唐朝，并突破重围，“弃吐蕃而至者”。而“吐浑所降之处（凉、甘、肃、瓜、沙等州），皆是其旧居之地”，若将其分置于河西诸州，既可“顺其情”，又可“分其势而不扰于人”，实为一举多得之良策。
[32] 由此可见，在此以前的长时期内，河西诸州早已有大批吐谷浑人居住。由于长期与汉人杂处而逐渐汉化，其中有大批吐谷浑人已从事农耕，但也有一部分继续保持了以往善于骑射的习俗，他们就成为唐朝边兵的重要来源。如河西节度使设在瓜、沙二州的墨离（莫离）军和豆卢军，其所辖9300多军队都是由吐谷浑人组成的。
[33] 到唐玄宗开元年间，仍有吐谷浑部落摆脱吐蕃而附唐朝的记载：“先是，吐谷浑畏吐蕃之强，附之者数年，九月壬申，帅众诣沙州降，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
[34] 既已投附沙州，且由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可知这部分吐谷浑人是被安置在河西本地的。安史之乱后，这些入居河西的吐谷浑人又相继受吐蕃和归义军政权的管辖，五代以后逐渐与当地汉族和其他各族融合了；留在原地的吐谷浑人，大部与吐蕃融合，另一部分则与其他民族相互融合而形成了新的民族。今天青海地区的土族，就是以吐谷浑为主要族源，在先后融合了藏、蒙古、汉、羌等族的基础上形成的。
[35]

自曹魏以来，在河西走廊的敦煌、武威等地，就有大量来自西域的粟特商人。其中，武威自三国以至唐玄宗天宝末年，一直是入华粟特人的一个大本营，并成为很多粟特人的郡望所在。
[36] 敦煌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表明，早在4世纪初期，粟特人就已在丝绸之路沿线形成了其贸易网络，而姑臧则是其中转贸易的集散地和大本营。史书中屡有“其国商人多诣凉土贩货”的记载。
[37] 这些从事商贸活动的粟特人，在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形成了自己的聚落。在十六国北朝至隋唐时期，河西的粟特人势力已非常强大，并活跃于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个领域，在五凉时期曾与诸凉政权发生冲突，以谋求河西的本地化统治。
[38] 及至唐初，移居武威的粟特安氏已历四世近百年，在凉州李轨政权“职典枢密者数十人”。因其“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
[39] 李唐政权能迅速平定李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当地以安氏为首的粟特人势力的支持。不过，与汉族相比，这些粟特人毕竟数量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管理体制，进而与汉族融合了。唐代天宝年间敦煌县所辖的从化乡，就是在粟特聚落的基础上形成的。乡以“从化”为名，正是粟特人汉化的反映。

（三）北朝隋唐时期河西的突厥、回鹘和吐蕃

突厥原属铁勒的一支，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后南迁至高昌北山。5世纪中期柔然征服突厥后，将其众迁至阿尔泰山一带。552年，突厥在西魏支持下摆脱柔然控制，其首领阿史那土门自称伊利可汗，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木杆可汗（553—572年）时，先后攻掠吐谷浑、消灭柔然，成为雄踞大漠南北和广大西域的强大政权，但突厥本身也分裂为东、西两部。其中西突厥势力主要在今哈密以西、天山以北地区，东突厥则主要在漠北地区，当时的北齐、北周争相结好东突厥以为援，北周还将千金公主嫁给突厥他钵可汗为妻。582年，突厥以为北周报仇为名南下攻隋，纵兵大掠，使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地“六畜咸尽”。此后，隋朝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迫使东突厥沙钵略可汗称臣。但东突厥在始毕可汗（609—619年）即位后再度强大起来，以致中原割据势力如马邑刘武周、河北窦建德、朔方梁师都、金城薛举、武威李轨和太原李渊等，都曾向突厥称臣。贞观四年（630年）唐军大败东突厥，颉利可汗被俘，于是突厥势微，河西州县“始得耕获”。唐高宗以后，突厥不时进攻河西，并与吐蕃连谋，“频岁奄至（凉州）城下，百姓苦之”。
[40] 为切实“断隔吐蕃、突厥”，唐朝于景云元年（710年）在凉州设置河西节度使，领兵七万三千人，负责河西防务。开元九年（721年），突厥毗伽可汗遣使进贡，唐于是恢复了与突厥的互市贸易，“国家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缯帛，彼此丰给”，“由是国马益壮焉”。
[41]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毗伽可汗死后，突厥内乱频仍，势力衰落。天宝四年（745年），突厥白眉可汗为回纥所杀，毗伽可汗妻骨咄禄婆匐可敦率众降唐，突厥汗国遂不复存在。

回鹘（纥）是今维吾尔族和裕固族的祖先。《魏书》作“袁纥”，《隋书》作“韦纥”，《旧唐书》作“回纥”，《新唐书》认为袁纥亦曰乌护、乌纥，隋时称韦纥。
[42] 唐德宗元和四年（809年），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而改名回鹘。
[43] 其远祖是秦汉时活动于漠北至西域的丁零，南北朝时称敕勒（《隋书》作“铁勒”）、高车。隋唐之际，回纥游牧于突厥北之娑陵水（今蒙古国色楞格河）流域，形成了铁勒部落联盟。贞观二十年（646年），回纥首领吐迷度击灭薛延陀，入唐朝觐，并修建了通往长安的“参天可汗道”，被唐太宗封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从而揭开了唐与回纥等部友好往来的新篇章。武则天时，回纥与契苾、思结、浑部越过大漠，“徙甘、凉间”，而唐朝则“常取其壮骑佐赤水军”。
[44] 赤水军在凉州城内，有兵三万三千人，战马一万三千匹，占河西节度使所辖七万三千兵力的近一半，由敕勒族（亦称铁勒）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之人组成。其中，赤水军使由势力最强大的回纥部酋长担任，其下属诸将则分别由契苾、思结、浑三部酋长担任。
[45] 此后，唐朝北征突厥、平定安史之乱和反击吐蕃等，都得到回纥的积极配合和大力帮助，故唐朝“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
[46] 9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内乱不断，天灾连年，回鹘汗国日渐衰落。开成五年（840年）回鹘汗国灭亡，部众四散逃亡，其中“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
[47] 当时河西为吐蕃所据，故所谓“投吐蕃”实际就是西迁河西。但吐蕃控制回鹘的时间很短，大中二年（848年）沙州人张议潮率众推翻吐蕃统治，被唐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河西回鹘亦属张氏归义军所辖，但其各部仍保持相对独立性。约在乾符元年（874年），甘州回鹘开始割据一方，甚至阻隔了归义军政权与凉州间的联系；中和四年（884年）建立甘州回鹘政权，确立了在河西的霸权地位，直到五代时期，整个河西都是甘州回鹘的势力范围。
[48] 1028年，党项族人攻占甘州，甘州回鹘部众离散，其中经沙州南越当金山口至柴达木盆地西缘、祁连山区的一部分，与当地汉、吐蕃等族融合，形成了“黄头回纥”。元代又被称为“撒里畏兀儿”，因受蒙元西宁王管辖，遂与一些蒙古人融合。15世纪末，他们又迁到河西走廊中部，就是今天的裕固族。“今天裕固族中的杨姓，就是古代回纥汗族药逻葛氏的汉译姓。”
[49]

吐蕃即今藏族的祖先，7世纪初兴起于青藏高原，贞观八年（634年）曾遣使入唐。随着势力的发展，吐蕃不断向北扩张。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大败吐谷浑，控制了吐谷浑故地，进而将其势力伸入西域。此后，唐蕃关系日益恶化。咸亨元年（670年），吐蕃控制于阗、取龟兹拔换城，唐朝乃罢安西四镇，派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统军十多万进攻吐蕃，试图从青海直捣逻些（今拉萨），“并护吐谷浑还国”，以解除吐蕃对河西、陇右的威胁，但被吐蕃大败于大非川（今青海省共和县西南），全军覆没。此后数十年间，唐蕃双方在河陇等地激烈争夺，结果“胜负略相当”，
[50] 以致“甘、凉、河、鄯，不胜其弊”。
[51] 广德二年（764年）吐蕃陷凉州后，又相继占领了甘、肃、瓜州。贞元二年（786年）沙州陷落，河西各地遂被吐蕃控制，进而出现了明显的吐蕃化倾向。大中二三年间（848—849年），沙州人张议潮率众起义，先后占领了瓜、沙、肃、甘等州，并遣使向唐献河陇十一州地图，唐朝遂在沙州设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咸通二年（861年）张议潮夺取凉州后，吐蕃对河西近百年的统治始告结束。原居河西的吐蕃一部分南下河湟，建立了唃厮啰政权；另一部分则留居凉州，建立了六谷部政权。当时居住于河西的还有汉、吐谷浑（退浑）、回鹘、党项羌、嗢末、龙家等族。正如敦煌文书S2762《张淮深修功德记》所云：“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嗢末，雷威慴伏。”S5697《阎使君文书》也说：“河西诸州，蕃、浑、温（嗢）末、羌、龙驳杂，极难调服。”北宋建立后，随着党项族的崛起并不断侵入凉州等地，河西吐蕃与回鹘势力也联合起来，“起初以吐蕃六谷部为主，联合当地回鹘，继而以回鹘为主，联合吐蕃，共同抗击党项”。
[52] 西夏占领河西后，当地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

三 汉唐时期河西各民族的相互影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有安定统一时期，也有分裂割据局面。各民族之间既有友好往来、和平相处，也有兵戎相见、互相对抗。在长期的接触和交流中，各族间相互吸收、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内聚力，共同创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辉煌历史。虽然“胡化和汉化，二者是对立的，但又是相成的”。因此，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并不都是友好往来或纯以和平的方式促成的，而是一个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通过冲突，才渐近于融合”。
[53] 河西的历史，也是生活在当地的各族在相互冲突、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共同创造的。

（一）汉武帝以后河西民族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河西归汉是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自此以后，河西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以及社会习俗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河西归汉前，当地的居民主要是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游牧民族，其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54] 元狩二年（前121年），随着匈奴部众被悉数迁出，河西一时出现了“地空无人”的局面，汉朝遂向河西大量移民，并在其地设置郡县、驻军戍守，修建烽燧亭障和水利工程，进行大规模的屯垦经营，从而使河西正式纳入了汉朝封建统治体系，当地经济结构、民族构成和文化面貌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经济区变为以定居农耕为主的新兴农业区，人口构成由以游牧民族为主变为以定居农耕的汉族为主。当时迁入河西者，“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他们来自不同地区，故“习俗颇殊”。但在汉朝统一的封建统治体制下，因深受儒家思想的熏染和汉朝“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忠孝节义和尊老敬老的社会风尚，“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
[55] 从而为汉朝“隔绝羌胡”、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创造了有利条件，极大地促进了汉族与羌胡间的经贸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正如谷苞先生所论：

在历史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乃至战争虽然时有发生，但是由于游牧社会不能生产出自身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需要有农业社会供应各种手工业产品——金属工具和用具、丝绸、麻布、酒类以及粮食等；农业社会也需要游牧社会供应牲畜、皮张、畜毛等，因此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关系的主流始终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
[56]

游牧民族从农业区获得粮食和手工业产品，主要有战争掠夺与和平交易两种方式，而后者是经常的最主要的方式。即使在双方对立的战争状态下，相互间的往来和交流也没有完全中断。
[57] 如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之谋以后，汉匈关系破裂，虽然“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
[58] 汉人桑弘羊云：“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马，尽为我畜。”这里强调的主要是对汉朝有利的一面，即所谓“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
[59] 实际上，通过关市贸易，双方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满足了各自的需求，大大丰富和改善了各自的物质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对汉、匈双方都是有利的。

（二）汉族对游牧民族的影响

由于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故对其他各族的影响也更大一些。很多与汉族关系密切的游牧民族因此出现了汉化现象，进而采用单音汉姓。如魏晋十六国时期秦陇彭氏，虽为汉姓却均非汉人，而是包括卢水胡、羌、氐和鲜卑四个少数民族，且皆世为其所在部族酋豪。
[60] 他们皆以彭为姓，也是其汉化的标志之一。

1.对匈奴的影响

匈奴是北方草原最强大的游牧民族，曾与汉朝同时并立400余年，在很多方面都受到汉族影响。虽然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但其单于与汉朝皇帝的书信往来则不绝于书，这些往来信件显然是用汉字书写的。匈奴不仅学习汉字，还采用汉朝制度。如汉朝致单于书，用长一尺一寸的木牍，匈奴单于回信则用一尺二寸长的木牍。表面看似乎只是与汉朝斗气争胜，实际则是匈奴认同汉制、模仿效法汉朝，并以汉制为标准的反映。后来，就连单于名号也仿效汉朝。呼韩邪单于以前，匈奴均在单于前加其名，如头曼单于、冒顿单于、军臣单于等，但自呼韩邪单于降汉后，就仿效汉朝以“孝”为谥号的习惯，在“单于”之前加上“若鞮”（匈奴称孝为若鞮），如称呼韩邪单于之子复株累为复株累若鞮单于；从南单于比以后，又省去“若”字，直称“××鞮单于”。
[61] 此外，“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的匈奴，后来竟穿井筑城、治楼藏谷，也与汉族的影响不无关系。

2.对羌族的影响

史载，羌族“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射猎为事”。
[62] 但自汉景帝以后，很多羌人部落相继归附汉朝，称为“归义羌”。他们在与汉人的长期交往过程中，也受到汉族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并出现了明显的“汉化”倾向。嘉峪关6号魏晋壁画墓的9幅耕作图，有3幅为披发的羌人。这些表现农耕活动的画面出现在同一墓室，说明当地羌人从事农业生产已很普遍。敦煌悬泉汉简中有很多羌人改用单音汉姓和汉名的例子，如牛羌、赵羌、樊羌、王羌等。这种将胡名改为汉名，将复姓改为单姓的状况，正反映了当时这些少数民族逐步汉化的趋势。
[63] 这些以单音汉字为姓名的“义从羌”，显然已经“汉化”了。此外，根据羌戎习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护羌校尉邓）训卒，莫不吼号”。
[64] 由“耻悲泣”到“莫不吼号”，既是由“胡俗”向“汉俗”的转变，也是羌人汉化的表现。至于建立后秦的姚氏，本为烧当羌后裔，其汉化程度更高。

3.对鲜卑族的影响

鲜卑族自曹魏时迁入凉州后，主要游牧于今甘肃武威以东至宁夏固原、中卫一带及青海河湟地区。晋初秃发树机于能领导反晋起义期间，得到匈奴、羌等族的支持，足见他们习俗相近。及至南凉立国之时，鲜卑秃发部入居河西已历八世二百多年。此间，因与汉族杂处，秃发氏积极学习汉族文化，逐渐由游牧向农业定居生活转变，故秃发乌孤立国之初，就“务农桑，修邻好”；其后，南凉继续推行“劝课农桑”之策，大量吸收河西士人进入统治集团，而且还“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
[65] 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的汉化。

4.对吐谷浑的影响

吐谷浑是由迁入西北的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与氐、羌、汉、匈奴、西域胡、高车等融合而来的，因而在很多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各部族影响，在制度文化等方面则带有明显的汉文化因素。其开国首领叶延“颇视《书》《传》”，熟悉汉族的典章制度，因其祖父名吐谷浑，就根据中原汉族“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的惯例，以“吐谷浑”为姓氏、部落名和国名，以显示其“尊祖之义”；
[66] 在职官建制上，“建官多效中国”，或“慕诸华为之”。
[67] 自吐谷浑至视罴（390—400年在位），历代统治者“皆有才略，知古今，司马、博士皆用儒生”；后阿豺（417—426年在位）立，更“自称骠骑将军、沙州刺史”。
[68] 就中央官职而言，“其官初有长史、司马、将军；近代已来，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
[69] 这些职官名称，显然是仿效魏晋制度。至于对各地的管理，除了分封子弟或其他民族首领外，在一些地区也可能仿照内地实行州县制，史籍中就有益州刺史慕利延、宁州刺史拾虔和河西总管、定城王钟利房等记载。
[70] 由此可见，“吐谷浑从最初建立政权起，就大力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它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均直接受汉族的影响。……吐谷浑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是以内地封建政权为模式，来建设自己的政权”。
[71]

5.对卢水胡的影响

卢水胡由汉代以来世居卢水的小月氏发展而来，他们活动于张掖郡南部山区，“依诸羌居止”。
[72] 随着羌族起义和羌族部众的大量内迁，武威、湟中一带的卢水胡也开始向东、南迁徙。黄初二年（221年），凉州卢水胡起义被镇压后，其在河西就基本销声匿迹了。直到5世纪初，以沮渠蒙逊为代表的临松卢水胡人才再度崛起，建立了曾据有整个河西和西域一部的北凉政权。魏晋以来，卢水胡因长期受汉文化的熏染而日益汉化，而其原有的民族特征则日渐淡化乃至消失。当其政权灭亡后，卢水胡就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而不复存在了。

6.对吐蕃的影响

在吐蕃统治河西长达百年间，由于吐蕃人口的大量迁入和强制推行同化政策，河西出现了明显的吐蕃化倾向，但汉族和汉文化也对入居河西的吐蕃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代诗人王建《凉州行》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疋帛，那堪绕帐作锦旗”的诗句，正是吐蕃深受汉人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影响的写照。在敦煌发现的大量汉、藏文写本中，有很多汉藏文对照语汇（如S.2736、S.1000等），而且既有用藏文注写汉籍的“注音本”（如P.3419《千字文》注本），也有用藏语发音标注汉文佛经的“音写本”（如P.1288、P.1231等），还有用藏文书写的儒家典籍，如《尚书》（P.T986号）、《春秋后语》（P.T1291）、《孔子与相讬问答书》（P.T992、P.T1284）等，至于汉藏文佛经的互译本则更多。由此可见，河西的吐蕃人也学习汉语文，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73] 不仅如此，很多河西吐蕃文书的翻译已显示相当水准，如吐蕃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译文准确洗练，反映出译者对汉文理解深刻，并能用浅显易懂的吐蕃文字准确表达经意；而敦煌吐蕃文书《战国策·魏策》的藏文翻译，已经不再拘泥于原文字句，而是采用比较自由的意译，显得更为生动活泼，说明当时吐蕃知识界对汉语言文字的掌握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74]

7.对回纥（鹘）的影响

唐朝与回纥（鹘）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唐代共有7位公主出嫁回鹘，回鹘也有1位公主嫁给唐敦煌王李承寀，汉族的文化、技艺等也随双方的和亲而传入回鹘。近代出土的一些回鹘碑刻，形制都是汉式的。其中回鹘《铁尔痕碑》《牟羽可汗碑》和《九姓回鹘可汗碑》都用突厥文、粟特文和汉文三种文字写成，明显是出自汉族工匠之手。回鹘的很多职官，如宰相、都督、将军、刺史、司马等，显然也都受到唐朝影响。特别是长期住在长安等大城市的回鹘人，在日常生活中说汉话、穿汉服、改汉姓，与汉人通婚，其风俗习惯已逐渐汉化了。就连安史之乱后回鹘人所尊奉的摩尼教，也是由唐朝传入的。
[75] 从太宗贞观初年以来，河西地区就有回纥、契苾、思结和浑等游牧的回鹘四部活动，并长期与汉人杂居。开成五年（840年）以后，又有大量回鹘人进入河西，不仅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到10世纪前期还曾一度控制了整个河西地区。回鹘人一直注重学习汉文化，与汉族通婚，因而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某些习俗方面已与汉人相同（如取汉式的姓、名、字，死后‘邈题真影’等）”。
[76] 他们已普遍掌握并使用了汉文，而且“不管在民间，还是在官府，乃至皇室，均是如此”。
[77] 足见汉文化对回鹘影响之深。

当然，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以上各族，其他在河西活动的部族如氐族和赀虏等“杂胡”、铁勒诸部、西域胡、党项等族，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汉族的影响，就连统治河西百年之久并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的吐蕃，也无法完全排斥汉族制度和文化，由此足见汉族影响之大。

（三）游牧民族对汉族的影响

1.对河西经济的影响

自汉武帝以后，由于匈奴部众被迁出河西和大量内地移民的进入，河西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匈奴等游牧民族对河西畜牧业的发展仍具有重要影响。畜牧业并不是简单的“逐水草而居”，同样需要经验和技术，而且“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是很复杂的，是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世代相传的宝贵经验”。
[78] 正是得益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经验积累和技术传承，才使河西“水草宜畜牧”的自然优势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进而成就了汉代以来“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79] 的兴旺局面。汉朝在河西大兴屯田的同时，还因地制宜设置了众多官营牧苑，居延金关汉简和敦煌悬泉汉简中就有“骊靬苑”“望□苑”等牧苑，这对于补充战马和加强骑兵部队，提高汉军战斗力，都是颇有助益的；汉魏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中发现很多铜、木马俑以及牧马、骑射等画面，也不是偶然的，正是河西畜牧业兴盛的反映。尤其是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与酒泉丁家闸五号墓所绘天马图像极为相似，不仅集中了各种名马的优点，而且保留了凉州走马对侧步的特征。西晋时，洛阳歌谣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80] 之说。所有这些，都与河西畜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也是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结果。

2.对河西文化的影响

自先秦以来，先后活动于河西的月氏、乌孙、西羌、匈奴、鲜卑、卢水胡、吐谷浑、吐蕃、回鹘等游牧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交往中相互影响融合，其游牧文化与汉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碰撞，为河西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带有粗犷豪迈的尚武精神和浓厚的军旅色彩，以致当地官员“咸以兵马为务”，就连边塞骑士也就近选拔。如汉代河西的戍、田卒多来自内地，但骑士则由本郡人组成，故居延汉简中骑士名籍之前多冠以张掖郡所辖县名，如“
得骑士”（77.39
[81] ）、“昭武骑士”（564.3）、“氐池骑士”（564.4）、“日勒骑士”（491.4）、“番和骑士”（511.3）、“居延骑士”（88.5）“肩水骑士”（77.42）等，敦煌汉简又有“骑士屋兰大昌里夏侯凤”（D2112
[82] ）的记载。从本地选拔骑士，既反映了河西养马业繁盛和当地人精于骑术、勇猛善战的特点，也与独特的河西文化密切相关。西晋时期“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之说及前凉张氏多次派兵勤王的事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河西浓厚的尚武精神。

3.对日常生活习惯的影响

随着各族交往日益密切，相互间在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据晋干宝《搜神记》载：“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
[83] 《晋书》亦记当时习尚云：“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中，又以毡为头及络带裤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夫毡毳产于胡，而天下以为头、带身、裤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
[84] 《诗经·小雅·瓠叶》：“有兔之首，燔之炙之。”《毛诗正义》云：“炕火曰炙。”孔颖达引《正义》疏云：“炕，举也。谓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
[85] 而所谓“貊炙”，即“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
[86] 也就是把动物整体悬于火上烧烤，然后各自用刀切割以食。史载：“羌胡见客，炙肉未熟，人人长跪前割之，血流指间。”
[87] 可见，将整块肉烤炙后切割下来给客人吃，也是羌人的待客习惯。不过，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先把肉切割成小块，然后再将肉块串在特制的叉子上烧烤。在高台骆驼城、酒泉西沟、嘉峪关新城、敦煌祁家湾和佛爷庙湾等地的魏晋墓葬中，常见有铜、铁制的双齿或三齿的餐叉实物或用餐叉烤肉串及进食的图案；在随葬陶灶上又有双齿或三齿叉的形象，都是这种烤肉习惯的反映。从这些墓葬结构和随葬品来看，其主人未必是品官之家，但都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豪族地主。这说明，像貊炙一类的游牧民族饮食习惯，已被河西中上层人士广泛接受，并成为一时的风尚。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玉门市清泉乡白土良（梁）村骟马城遗址采集到一块绘有图案的残破棺板，画面左半为狩猎图，右半有两辆牛车，车上各搭建有穹庐式帐篷。根据碳14年代检测结果及棺板画的风格推测，其年代为魏晋时期。
[88] 虽不能判定画面人物属于哪个民族，但这种有明显游牧特征的画面出现于河西走廊腹地汉族聚居区的墓葬中，反映出当地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

此外，在河西各地的很多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中，还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壁画或画像砖，其中既有表现从耕耘播种到打碾扬场等农耕生产全过程的画面，也有表现采桑、养蚕、织帛等纺织生产的图案，还有饲养家畜家禽，放牧马、牛、骆驼和骑马、射猎等畜牧经济的画面。就人物的发式、服饰和面部特征来看，从事上述农耕、织作和畜牧生产的，既有汉族，也有高鼻深目，披发或编发、髡发的少数民族。这些画面屡屡出现在同一墓葬中，正是当时河西各民族和谐共处的生动体现。敦煌文书和壁画中有很多反映敦煌婚俗的资料，其中铺设青庐就是少数民族穹庐与汉族“百子”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女坐马鞍”则兼采游牧民族“尚乘鞍马”的习俗与汉族期盼祝愿平安之意，
[89] 充分反映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

（四）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

民族间的交流和影响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的、相互的。随着交往的扩大和相互联系的加强，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某一民族对所在地区的影响力往往与其人口多少、力量强弱等因素密切相关。在一定区域人口数量越多、实力越强的民族，对其他民族（或部族）的影响也越大；反之，就会更多地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羌人与河西不同地区小月氏部落之间，就是如此。自汉武帝以来，保据南山（祁连山）的小月氏因“与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受到羌人很深的影响，以致“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但不同地区小月氏所受人族影响大小还是有差别的。汉代河西的小月氏主要分布在阳关西南、张掖郡南部卢水流域和湟中、令居三个地区。“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
[90] 阳关西南地区小月氏人数不详，但从《水经注》所引《十三州志》关于“西平、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的记载来看，在张掖以西的小月氏数量不会很多，故其所受羌族和汉族影响非常明显。如2010年在今民乐县东南16公里永固乡八卦营村发掘的汉墓群，就被认为是小月氏人的遗存。该墓群已清理的98座墓葬（其中73座墓有随葬品），有71座属西汉中期到东汉早期，其中大部分为西汉中晚期。墓葬结构主要是竖穴土坑墓，既有单椁单棺墓，也有一椁双棺墓，还有无椁单棺墓和无棺椁的土坑墓；随葬品既有汉代器物，又有类似辛店或四坝文化类型的素面橙黄色陶器，有些墓中还随葬有较多的马、牛、羊、猪等兽骨；从一些保存较完整的墓主人头骨来看，其上鼻骨高翘，带有明显的“高鼻深目”特征，有的墓葬中还有人殉现象。发掘者认为，多种文化因素错杂的现象反映了这些汉代墓葬不是单纯的汉人之墓，而与生活在当地的小月氏人有关。他们在归顺汉朝后，接受了汉人的文化礼制，又延续了大量土著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保留了浓厚的民族特征。尤其是“含有辛店文化因素与四坝文化因素的陶虎、陶罐共出于民乐八卦营西汉墓中的现象，可能与‘小月氏’或‘羌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91]

游牧于阳关西南地区的“小月氏种”狼何部，到汉宣帝时已完全羌化，以致汉人已不再将其视为小月氏，而称其为狼何羌（敦煌悬泉汉简作“琅何羌”），其首领也被称为“羌侯狼何”；还有一些“月氏余种”则被称为“葱茈羌、白马、黄牛羌”等。
[92] 至于张掖一带的小月氏，虽与属国都尉、护羌校尉等汉朝官员关系密切，汉化程度相对较高，但毕竟与汉族有别，加之语言习惯等与羌人一致，故仍被汉人称为“羌虏”，如保据河西的窦融所率张掖属国小月氏骑，就被称为“羌虏小月氏”。
[93] 相比之下，湟中、令居一带的小月氏势力强大，“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故其独立性更强，羌族对其影响也很有限。尤其是居于汉塞以内的一支小月氏，有胜兵二三千骑，“皆勇健富强，每与羌战，常以少胜多”，因而继续保留了其部族名号，史籍中或称“属国湟中月氏诸胡”“湟中月氏胡”，或称“小月氏胡”“月氏胡”等。
[94] 这种称谓的不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受其他民族影响程度的大小。

魏晋时有很多被称为“杂胡”的部族，实际也是各民族相互影响的结果。当时的“杂胡”，大致可分为匈奴别部和从匈奴族中分解出来的部落两大类，此外还包括那些很早就融入匈奴并自称或被认为是匈奴人的西域胡。他们被称为杂胡，“一方面正因其杂而更表示其为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又表示其正在分解与新的融合的过程中”。
[95] 其间，同一部落可能会与不同部族相混，故其分解和新的融合过程是非常复杂曲折的。如“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
[96] 田余庆先生指出：“铁弗并不讳言胡父鲜卑母即屠各与拓跋混杂的种族来历，所以历来被史家称为杂胡。杂胡之称本没有严格界限，在各族迁徙运动十分活跃的年代，各族混杂现象极易产生，使成分有所变异，有时还形成不同的名号。”
[97] 魏晋时的众多“杂胡”正是如此。

“安史之乱”爆发后，河西地区长期处于吐蕃统治下。从广德二年（764年）吐蕃攻占凉州，到咸通二年（861年）张议潮控制凉州，吐蕃对河西的统治几近百年，河西地区也出现了明显的“吐蕃化”倾向，并成为唐末五代河西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之一。然而，该时期河西各民族间的影响依然是相互的而非单向的。杨铭先生曾以吐蕃统治时期推行军政合一的千户、万户制为例，说明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受汉代至隋唐时期西北诸族如匈奴、突厥、吐谷浑等的影响而形成的。其中，万户制就源于吐谷浑，或者说是从吐谷浑传入吐蕃的。此外，“西北诸族，尤其是吐谷浑的‘小王制’，也影响到了吐蕃。在军事战阵法方面，吐蕃也受西北民族的影响，譬如秦汉匈奴的骑马编队法，就经过历代西北民族的传承而影响到了吐蕃。据《贤者喜宴》载，松赞干布时学习邻族建政经验、设官及民政，‘自东方汉地及木雅获得工艺与历算之书。自南方天竺翻译了诸种佛经。自西方之胡部、泥婆罗，打开了享用食物财宝的库藏。自北方霍尔、回纥取得了法律及事业之楷模’。其中，‘木雅’即指党项，‘胡部’即指粟特，‘霍尔’应指突厥、回纥等。可见邻族的军政、法律制度都曾传到吐蕃。佛教传入吐蕃也有西北各族的贡献”。这是就被统治民族对吐蕃的影响而言的。另一方面，“吐蕃文化也给西北各民族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譬如现存于河西地区的7世纪至9世纪的藏文写本，其外部特征完全是吐蕃式的，但在写校者的总人数中，其他民族人士占五分之四甚至六分之五，吐蕃人只占五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其他民族人士包括汉人、吐谷浑人等。吐蕃统治结束之后，从南疆于阗一带到甘州，藏文还长期作为官方文字使用，这说明从语言文字的使用看，吐蕃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除此以外，吐蕃的其他文化形式也长期保存在河西一带。吐蕃统治结束后，还有很多吐蕃人留居河陇一带”。
[98]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历史上的河西各民族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正是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河西的多元民族结构。

四 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及其特点

汉唐时期，既是古代河西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重要阶段。不仅有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河西域外人口大量迁入，而且河西区域内也曾发生过频繁的人口迁徙。各民族语言不同，风俗各异，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为河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使汉唐间河西民族融合形式多样、精彩纷呈。

（一）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条件

汉唐时期河西历史的演进，既与该时期中原王朝政局变化和北方地区民族迁徙、融合的大势息息相关，又因本地特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农牧业条件和文化积淀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从而进一步便利和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

1.河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各民族间的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河西位于我国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塔里木盆地的连接地带，东连关陇，西通西域，南到河湟，北达居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河西南高北低的地势，使祁连山脉冰雪融水在走廊腹地汇集成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等几大内陆河，并在河流沿线形成了或大或小的绿洲。虽然河西海拔高度大多在1500米，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蒸发量大，但因得益于祁连山冰雪融水的灌溉滋润，使河西走廊成为宜农宜牧的丰饶之地，为各民族在此生息繁衍创造了条件。因此，历史上的河西，既是游牧民族的乐园，也是定居农耕的福地。匈奴“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歌谣和“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屯修于甘，四郡半给；屯修于甘、凉，四郡粗给；屯修于四郡，则内地称甦矣”之说，以及“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记载，
[99] 就是河西畜牧业发达、农桑兴旺的真实写照。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河西成为汉唐时期中原统一王朝和河陇地区割据政权重点经营之地，也是与西、北游牧民族激烈争夺的焦点之区。不论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还是对立冲突、兵戎相见，客观上都促进了河西的民族融合。

2.汉代以来河西各种形式的人口迁徙流动，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

汉唐时期，河西曾出现过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浪潮。河西的人口迁徙和流动，既与中原政局的变化息息相关，又有其区域特点；既有河西域内游牧部落的整体迁出，也有域外汉族和其他民族人口的大量迁入；既有被动的强制迁徙，也有主动的自愿流入；既有域内各政权统治者之间为削弱对方、壮大自己而进行的掠迁人口，也有从域外到河西避难的“内地儒英”和各族流民。历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流动，形成了各族间大错居、小聚居（所谓“杂居错处”）的局面，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而且“只有频繁的迁徙，才能形成杂居的局面，才能不断地打破那种小聚居、大杂居的局面；从而创造民族融合最佳的地理环境和条件，才能使各族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别尽快地消失，而与融合民族渐趋一致”。
[100]

（1）河西归汉前后大量游牧民族的迁出与汉族人口的迁入。河西归汉前，当地居民主要是月氏、乌孙和羌、匈奴等“同俗”的游牧民族，故月氏、乌孙的迁出及匈奴的进入，对河西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并不很大。河西归汉以后，汉朝一方面将构成河西人口主体的4万多匈奴人悉数迁出，另一方面又向河西大规模移民；不仅迁入了大量的内地人口，而且将部分反叛的氐人也迁入河西，从而彻底改变了河西人口的民族结构，加之郡县制的推行和屯田的不断扩大，使汉朝的政治制度、汉族的生产方式和传统文化迅速传入河西，这对于加强原居河西的匈奴、羌、小月氏等游牧民族与氐、汉族移民间的交往和联系，促进各族间的交流与融合，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两汉魏晋内地动荡时期大量流民的迁入。两汉之际和汉末三国及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前后，正是中原动荡而河西“独安”之时，不仅河西“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而且“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亦“归之不绝”；尤其是在“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的永嘉年间，河西就成为内地人口理想的避难之地，故自“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
[101] 从而使河西人口迅速增加，各族错居杂处局面进一步扩大。

（3）两汉魏晋时期西、北游牧民族进入河西。在东汉魏晋时期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大量内迁的同时，很多羌族和鲜卑部落也进入河西。他们“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
[102] 东汉时期连绵不断的羌族起义、魏晋时期武威三种胡和鲜卑秃发树机能起义等，都是因朝廷及地方官员措置失当，导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这些反抗斗争，使各族间的了解、联系和合作进一步加强，促进了相互间的交流融合。

（4）十六国割据政权的掠迁人口。随着西晋的崩溃，河西先后出现了“五凉”政权，各割据政权为了削弱对方、壮大自己，相互攻伐，掠夺人口，强制被俘掠者迁徙（主要迁往各自的都城）。如前凉就曾将陇西（今甘肃陇西县）、南安（今陇西县东南）和西平（今青海西宁市东）等地数千家人口强制迁到姑臧（今甘肃凉州）；后凉吕光徙西海郡（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人口于诸郡，随后又迁往西平、乐都一带；后凉灭亡后，后秦将姑臧万余户迁往长安；北凉先后以张掖和姑臧为都，故前期曾将番禾（今甘肃永昌县）、显美（今永昌县东）和姑臧人口迁往张掖，迁都以后，姑臧也随之成为人口迁徙中心；西凉东迁后，又将原来西迁敦煌的人口迁到酒泉等地；至于南凉与北凉间的互相攻伐，往往都伴随着掠迁人口。
[103] 这种因政治军事需要而强制迁徙人口的举措，使河西出现了空前频繁的人口流动，改变了原来的民族分布格局，客观上促进了各族风俗习惯的地区转移，也使各族间的交流融合更加频繁活跃。

（5）唐前期大量人口移入河西。除了驻军屯垦外，唐朝并没有像汉代那样向河西大规模移民，但很多降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如契苾、思结、吐谷浑等被安置于河西。为此，还在凉州设置了吐浑部落、兴昔部落、阁门府、皋兰府、卢山府、金水州、蹛林州和贺兰州八府州，共有5048户，17212口。但唐前期入居河西的少数民族人口则远不止此。仅见于《资治通鉴》记载的就有：贞观六年（632年）契苾何力六千余家被安置于甘、凉之间；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吐蕃弓仁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被封酒泉郡公；同年，又有一千四百帐吐谷浑内附；开元十一年（723年）部分吐谷浑部落诣沙州降等。
[104] 这些少数民族部落入居河西，使河西民族构成更加多元化，有利于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二）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不同类型

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由于各民族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人口数量和社会发展状况不同，民族融合的方式和类型也有别。赵俪生先生以鲜卑为例，将其与汉族冲突融合的方式概括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以慕容氏为代表，因其迁入汉族或汉化地区，自身也完全汉化了。第二种模式以拓跋氏为代表，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少数民族君主长期重用汉人谋臣，推行汉化政策；二是因统治者推行不同的政策，时而厉行“胡化”，时而奉行“汉化”，在二者的交互并用中实现民族融合。第三种模式是指陇上的鲜卑和“杂种胡”，他们与以前凉政权为核心的汉族之间“彼此冲突，又相互渗透”，在与前凉冲突的过程中又不断汲取营养。当北魏统一后，也就完成了各自的融合过程。第四种模式如吐谷浑，虽然频繁迁徙，但始终主要以畜牧和商业为生，与汉族之间并未发生太多直接的联系和冲突，更多的是与邻近的羌、吐蕃等游牧民族的融合。他同时还以敦煌文化为例，说明鲜卑等游牧民族和印度、中亚等异域文化对汉族和汉文化的影响。因此，敦煌文化“无论在社会经济方面（如均田），在军事政治方面（如与均田相联的府兵），在文学艺术方面（如变文和壁画），在在都大有鲜卑人在中世纪所打下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学，包括壁画和卷子，本身就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反映”。
[105] 谷苞先生则从另一个角度，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大量少数民族人口融合于汉族；二是为数众多的汉族人口融合于少数民族；三是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
[106] 汉唐时期河西地区的民族融合，大致亦可分为这三种类型。

1.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

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诸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都与汉族有一定差距，他们在与汉族的长期接触和交往中，逐渐被汉族所同化，最终与汉族融合了。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大量少数民族人口迁入汉族聚居区，经过长期错居杂处，完全融合于汉族之中。二是某些在地域上与汉族农业区毗邻、且自身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在文化上融合于汉族。虽然不排除在血统上的融合，但文化的融合更为重要。一方面少数民族接受了汉族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另一方面汉族也从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双方在经济文化上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相互间的共同性不断增加，以致日益接近，难分彼此了。三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汉族聚居区建立起区域性或全国性政权，从而使该少数民族最后或大部分融合于汉族，这是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的主要途径。
[107]

先说第一种途径，即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后融合于汉族。元狩二年（前121年）河西归汉，原来驻牧于河西的匈奴部众四万余人（号称十万）被整体迁出，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西河、五原等沿边五郡塞外。因位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故称“五属国”。
[108] 他们内迁后，与汉族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同汉族长期共处的过程中已逐渐汉化。如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受到汉武帝擢用，被封为秺侯，赐姓为金，遗诏令其与霍光共同辅佐昭帝。此后，其兄弟子侄皆被汉朝授予显官要职，班固称其“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
[109] 虽然金日及其兄弟子侄已经汉化，但还有很多匈奴部众在魏晋北朝时期仍以休屠、屠各或休屠各等名称频繁出现于史籍，其中平凉金氏为世袭酋豪，说明他们尚未融合于汉族。其姓氏多为刘、王、金、张、董、梁等单音汉姓，又显示其汉化程度已很深。及至西魏、北周以后，匈奴屠各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故史籍中就很少再有屠各之名了。
[110]

氐族的融合兼涉第二和第三两种途径。河西是氐人的分布地区之一。史书中最早关于氐族大量迁往河西的明确记录是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是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
[111] 东汉末至曹魏初期，氐人先后两次内迁。到魏晋时，氐人除原来居住的武都、阴平（今甘肃文县）二郡外，又形成了关中和陇右两个分布中心，前者主要在京兆、扶风和始平（今陕西兴平东南），后者主要在天水（汉阳）、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和广魏（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南）。由于氐族较早内迁，且与汉族交错杂居，故受汉文化影响很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他们“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俗能织布，善田种……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
[112] 就连其住宅建筑也一如汉族，“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
[113] 这与《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关于“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的情况完全一致。他们与汉族的融合，就属于上述第二种途径。

民族融合有血统融合和文化融合两个方面，血统融合的同时必然出现文化上的融合，但文化的融合却未必有血统融合相伴随。
[114] 氐人与汉族错居，在血统上是否与汉族融合或在多大程度与汉族融合，尚难以确定，但从建立前秦的苻氏和后凉吕氏假托先祖、附会身世及迷信谶纬、改姓氏等情况来看，氐族在文化上已融合于汉族却是显而易见的。如苻氏称其祖先为有扈氏苗裔，因其家池中生蒲，故以蒲为姓氏。永和六年（350年），“时有说洪称尊号者，洪亦以谶文有‘艸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至于苻健之母姜氏因梦见大熊而受孕生健、苻健“以谶言三羊五眼应符”而立苻生为太子、苻坚母夜梦与神交而怀孕十二月始生坚、苻坚始生而“有神光自天烛其庭。背有赤文，隐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阳’”等，
[115] 虽为附会之说，但明显是受汉代以来天人感应学说和谶纬思想影响的结果。吕光还假托其先祖吕文和为汉高后宗族，因汉文帝时诛杀诸吕，乃从沛县避居略阳；及至吕光据姑臧，乃修太庙，不仅追尊其高祖、曾祖、祖、父母，还依三代故事，尊齐太公吕望为始祖，永为不迁之庙。吕光本为氐人，却假托是汉族显贵之后，实际上是汉族正统思想和士族门阀观念影响之下民族自卑心理的反映。

不过，在汉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其他少数民族面前，氐族又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感。如当姚苌向被俘的苻坚索要传国玺时，坚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
[116] 此时的苻坚虽身为阶下囚，但对羌族姚苌则不屑一顾，称之为“小羌”，显示其对羌人的极度蔑视；然而，若与东晋相比，氐人又是“戎族”，并非“正朔”所归，故其“玺已送晋”之语，似乎也暗含晋朝为天命所归的意味。这种明显的自卑心理，在苻融谏阻苻坚南下伐晋时表现得更加清晰明显，他说：“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
，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
[117] 对羌人的蔑视与对汉族的自卑，看似矛盾的心理，正反映出氐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和向往。这种文化认同，进一步促进了包括氐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的汉化，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前秦和后凉都是氐人政权，其统治地区都是传统汉文化区。由于长期与汉族错居共处，氐人在文化上更接近汉族，但其人口数量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与其统治区的汉族有明显差距。故前秦继续沿用了魏晋以来汉族的各项制度，遵从汉族风俗习惯，大力倡导汉文化，苻坚还以华夏正统自居，欲“追踪唐虞”，怀远四方，“于是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尊崇儒学，恢复魏晋礼仪制度，存抚高年，选拔人才，厚德敦行，崇尚忠孝节义，严明法纪，抑挫豪右，
[118] 以汉族制度文化规范氐族贵族官员的思想行为，促进了氐族的进一步汉化。

氐族后凉政权的建立，属于上述第三种途径。吕光之父婆楼与王猛等并为苻坚“股肱羽翼”，
[119] 是前秦汉化政策的推进者和执行者，故后凉为政虽乏善可陈，但也能继承前秦某些制度，任用汉族士人，“崇宽简之政”。
[120]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区域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以沦替。”
[121] 403年后凉灭亡，吕氏宗族及僚属万余户被迁往长安。及至北朝，秦陇之地发生了氐、羌、汉等族连绵一个多世纪的反抗斗争，各族民众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文化习俗上更趋一致，民族间的界限日益淡化。隋唐以后，氐人除保留一部分特殊的汉式姓氏如苻氏、啖氏等之外，其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与汉人很少区别了。当然，民族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往往要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虽然氐族在隋唐时期已融合于汉族，但直到唐代以后，西北地区仍有聚居的氐族部落存在。
[122]

十六国时期，河西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有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凉和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虽然这些政权建立者汉化程度不同，但都能在其统治区内推行汉族典章制度。如北凉政权的建立者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汉化程度很深。蒙逊在即位之初，就内修政事，擢用贤才，“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针对“朝士多违宪制，不遵典章”的状况，他下令“肃振纲维，申修旧则”，终使“百僚振肃”。
[123] 所谓“宪制”“典章”“纲维”“旧则”等，实际上就是汉族的封建统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

鲜卑秃发氏的汉化程度远不及卢水胡人，故南凉建国之初，还带有较多部落习俗和抢劫掳掠的遗风，其统治体制也是汉制与鲜卑旧制共存，王与大单于号并用（南凉后期始放弃“大单于”之号）。但秃发氏深受汉人“以德怀远”思想的影响，故秃发利鹿孤继位之初，就下令“二千石长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关内侯”，既而“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这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促进鲜卑秃发氏的进一步汉化，扩大统治基础等都有着重要影响。故唐代史臣曰：“鹿孤从史暠之言，建学而延胄子。遂能开疆河右，抗衡强国。道由人弘，抑此之谓！”
[124] 南凉政权灭亡后，其原有的民族共同体随之瓦解，其部众大部为西秦统治（后又隶属夏和吐谷浑），另一部分则投归北凉，最终与北魏拓跋鲜卑一起汉化了。当然，民族共同体的瓦解，只是迅速走向融合的关键一步，并不意味着民族特征的完全消失和民族融合的彻底完成，只有在经济文化发展基本一致的前提下，作为民族特征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才会消失，不同的民族心理状态才会自然泯灭。
[125] 匈奴、鲜卑、羯、氐及一部分羌族部落，到唐以后才逐渐消失，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2.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

历史上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愿或被迫移居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顺应当地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与当地人通婚。这样经过几代或更长时间而逐渐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另一种是少数民族在汉族地区建立长期统治，使当地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如吐蕃占领河西期间出现的明显吐蕃化倾向，即属此类。

一般而言，少量汉族人口移居或分散迁徙到少数民族地区，就很快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生活。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以便尽快适应当地的生活，因而会很快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逃难流亡或被掳掠、贩卖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口，即属此类。至于那些集体迁往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移民，诸如被派往少数民族地区屯戍的士兵、因自然灾害或战争而大量逃亡的汉族难民等，尽管也会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影响，但因他们聚居一地，继续维持了原来或大或小的汉族社会圈，故能继续保持原来的生活和风俗习惯，甚至继续使用汉语。但就生活的大环境而言，毕竟身处少数民族地区，在人口数量上明显不占优势，为了生存的需要，就必须遵从当地的习俗，学习当地的语言，与当地民族通婚。经过一个对内讲汉语、对外讲少数民族语言的过渡阶段，最终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只是这个融合过程要缓慢和漫长得多。在吐蕃占领河西期间，强制推行蕃化政策，当地汉人被迫改从吐蕃服饰、讲吐蕃语言、与吐蕃通婚等，他们不仅蕃、汉血统和文化并存，而且吐蕃文化还占有优势，居于主导地位。
[126] 在已发现的书写于八九世纪吐蕃统治河西时期的317卷古藏文佛教经卷中，写、校者署名竟多达400人，其中有300多人并不是吐蕃人，但都起了吐蕃化的名字，他们在吐蕃人主导下写、校吐蕃文经卷来做“功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吐蕃统治河西时期的政治形势。
[127] 吐蕃统治下的汉人生活状况，在唐诗中也多有反映，如白居易《缚戎人》诗云：“白云乡贯在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载，遣着皮裘系毛带……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奴。”张籍《陇头行》：“陇头路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这些诗句，正是吐蕃统治下河西汉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被吐蕃同化，是政治强制手段使然，并非自然的民族融合。至于历代移居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是否接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并最终融入当地少数民族，其人口数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汉族移民融合于少数民族，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数，是人数多的融合了人数少的，而不是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融合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在民族融合问题上，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128]

3.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

汉唐时期河西地区的民族迁徙非常频繁，并出现过几次民族融合的高峰期，但当地多元民族结构则始终没有改变。除了汉族内部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相互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也非常密切。

汉初，月氏被匈奴所败后，其大部西迁伊犁河流域，还有少部分羸弱者退保南山（今祁连山），称为小月氏。由于小月氏人数不多，势单力薄，只得“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相互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在双方的交往中，小月氏更多地受到羌人的影响，接受了羌人的文化习俗，故其“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
[129] 魏晋时敦煌南山被称为葱茈羌、白马羌、黄牛羌的月氏余种和阳关西南的狼何部，显然已经被羌化了。

除了已经“羌化”的小月氏外，在汉张掖郡南部卢水一带的部分小月氏人，由于长期与匈奴、西羌和汉人接触交往，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部族——卢水胡。十六国时期的北凉政权就是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建立的。尽管沮渠蒙逊的汉化程度很深，但北凉政权仍然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这从北凉的军制可略见一斑。如北凉军队采用多民族混合编制，就是以民族融合为基础的；北凉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幢，则来源于北魏的幢将和柔然的幢帅，而更接近于柔然幢帅。至于其兵种有细射（弓箭手）和步矟（执矛的步兵）之分，亦源于北魏军队，可见北凉军制已明显受到北魏、柔然等影响。但是，“柔然又受北魏的影响，北魏又受汉晋以来传统的影响，说明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并不是单一的、直线的，而往往是交叉的、相互的、多方面的，而汉族在各民族相互影响中则居于主导地位”。
[130]

当然，历史上各少数民族间的融合远不止上述小月氏、匈奴、羌人和柔然、鲜卑等，而且往往是多个部族间相互影响。如吐谷浑就是原慕容鲜卑的一支与羌、氐、汉等众多民族、部落逐渐融合而成的。吐谷浑立国（329—663年）长达三百多年，统治地区广大，内部构成也非常复杂，就其语言系属而言，既有汉藏语系的汉、氐、羌等族，也有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鲜卑和突厥语族的高车、突厥，还有印欧语系伊兰语族的西域胡等，这些不同语言、不同族属的人们，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约在6世纪末7世纪初（北周至隋初），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其中一些民族较快地融合到吐谷浑内，另一些则处于“吐谷浑化”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则更多地保存了本民族特点，后来从吐谷浑中分离出来；唐末以后，吐谷浑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先后融合了藏、蒙古、汉、羌等族，到元末明初时最后形成了今天的土族。
[131] 北凉政权灭亡后，以小月氏为主体，融合羌、匈奴和部分汉人而形成的卢水胡的民族共同体也不复存在，进而与汉族融合了。至于魏晋十六国时期赀虏、费也头、铁弗、稽胡等诸“杂胡”，也都是相关部族间长期交流影响与融合的结果。在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各族共同生活，相互通婚，形成了各民族杂居共处、互相融合的局面，当吐蕃统治结束后，甘青地区的吐谷浑、党项、白兰等族就大量融合于吐蕃，成为后来藏族的一部分。
[132] 实际上，唐以后出现的裕固族、维吾尔族、回族等新民族，也都是在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三）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特点

研究表明，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民族融合的主流仍然是汉化，但在融合过程中的方式多种多样，道路也是漫长曲折的。大致可概括为四种形式：一是内徙诸族直接融入汉族，内徙的氐、羌等族就是如此；二是先融入他族，再与他族一起融入汉族，如柔然、高车等族就是先融入鲜卑，然后与鲜卑一起融入汉族；三是与内地其他各族融合，形成一种“杂类”或“杂胡”，然后再汉化，如卢水胡、赀虏等；四是在进入内地之前就融合了别的部族，尽管族名未变，但其族性已发生变化，鲜卑族中的拓跋、乞伏、宇文等部就是如此。
[133] 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也具备这四种形式，同时又呈现出其地域特点。

1.汉唐时期各族间的交往融合并未因河西局势的动荡而中断

作为中原统一王朝的一部分，河西的安危与中原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东汉中后期以来连绵不断的羌族起义，魏晋时期河西各地反叛及秃发树机能起义，十六国河西各割据政权之间及其与周边民族政权的战争，隋唐与突厥、吐谷浑、吐蕃的争夺等，都使河西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加之河西负有“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断隔吐蕃、突厥”的重任，不论是汉朝通西域，伐大宛、击匈奴，还是隋唐王朝征伐吐谷浑、突厥，经营丝绸之路，莫不以河西为基地。因此，河西既是中原王朝重点经营之地，又是饱受战争破坏之区；不仅受到河西域内战争的直接破坏，也受到整个西北战事的间接影响。东汉匈奴入寇，唐前期突厥、吐蕃侵扰，“河西郡县城门昼闭”，百姓苦之；连绵不断的羌族起义，使男子疲于战阵，妻女劳于转输，凉州为之“虚耗”。大规模的用兵，飞刍挽粟，“甘、凉、河、鄯，不胜其弊”，“兵连不解，日费千金，河西、陇右由兹困敝”。
[134] 凡此种种，都使河西各族人民遭受诸多灾难和痛苦，也使经济文化遭到很大破坏。但是，战争也是各地区各民族相互接触了解的重要形式之一，尤其是东汉羌族起义、曹魏武威三种胡反叛及西晋秃发树机能起义等，都是多民族的联合行动。在起义过程中，各族群众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战争期间，往往伴随着人口的移动和强制迁徙，形成交错杂居和互相通婚的局面，有的还形成了新的人口聚居区，“五凉”各政权的掠迁人口尤其如此；隋唐时期，各族人口大量进入或迁出河西，都与军事冲突密切相关。换言之，汉唐间河西的民族融合并未因局势动荡而中断，反而更加活跃。

2.因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地区分布不平衡，民族融合的主体也不尽相同

历史上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各民族的地区分布也不平衡。在某一时期，某个民族可能因发展速度较快、人口数量较多、分布地区较广、整体势力较强，与本地区及邻近地区其他民族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和更大的影响力；还有的虽然人数不占优势，但通过武力征服了其他民族，成为一定区域内居于主导地位的统治民族，因而也是该时期民族融合的核心和主体。如匈奴是河西归汉前的统治民族，也是当地民族融合的主体，居于河西的小月氏和西羌等大体均“与匈奴同俗”；东汉以后，随着羌族势力不断强大，他们在逐渐汉化的同时，也对其他民族产生影响，不仅小月氏狼何部被称为“琅何羌”，其首领被称为“羌侯”，就连鲜卑秃发树机能也被称为“羌虏”。因此，汉晋时期河西已出现明显的“羌化”趋势。此外，河西在一定时期还曾出现过“鲜卑化”倾向，如吐谷浑族就是以迁入枹罕、河湟一带的原辽东慕容鲜卑的一支为主体，融合了羌、氐、汉、匈奴、西域胡和高车等族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吐谷浑在彻底征服羌族后，在加强对羌族统治的同时，也使其经济“渐渐与吐谷浑的游牧经济融为一体。吐谷浑人从漠北高原带来的游牧生产的技术和习俗，必然促进了当地羌民游牧经济的发展，两者相互影响，最后形成了吐谷浑游牧经济的特点”。
[135] 安史之乱后，吐蕃逐步占领了河西全境，并在当地实行民族同化政策，河西在军政制度、土地和赋税制度、宗教管理制度及服饰、文字等方面也因此出现了明显的“吐蕃化”现象，进而成为唐末五代河西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之一。
[136]

3.民族融合的核心是文化上的取长补短

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渐进过程。陈寅恪先生指出：“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
[137] 他还进一步指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138] 非独北朝如此，其实历代皆然。各民族的融合固然不排除血统上的融合，但民族融合的关键和核心则是文化上的自然融合和相互间的取长补短。而且越是战乱时期，战争规模越大，人口的迁徙流动越频繁，民族融合的规模和程度也越大。
[139] 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各民族间错居杂处，相互通婚，其差异性逐渐缩小，而共同点和一致性则不断增加，进而达到文化的交融荟萃。历史上的各族，都是在同其他民族交往交流的过程中，不断从其他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不仅各少数民族从汉族获取文化上的帮助和提升，汉族也从其他民族文化中获取养分。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被融合诸族的民族属性完全消失，简单地变为汉族，而是被融合诸族的一些民族属性诸如体质、文化习俗、服饰甚至语言等也影响了汉族，为汉族增添了新的血液和活力”。
[140] 河西地区也是如此，正是广泛借鉴吸收了各地区、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因素，才使河西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更具地域特色。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河西的多元民族结构，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 参见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章鲁《谈谈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区别问题》，《新建设》1962年第6期。

[2] 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5页。

[3] 参见谷苞《民族都是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形成和发展的——兼论有关民族融合的一些问题》，原载《民族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收入谷苞《民族研究文选（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孙进己《论民族融合的不同类型及中华民族融合的不同状况》，《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

[4] 参见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导论卷》，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8页。

[5] 孙进己：《论民族融合的不同类型及中华民族融合的不同状况》，《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

[6]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3页。

[7] 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

[8]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吴泽主编，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8页。

[9]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41页。

[10] 参见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0—81页。

[11]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87页。

[12]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79页。

[13] 杨铭：《氐族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8页。

[14] 《汉书》卷6《武帝本纪》载，是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4页。

[15] 《三国志·魏书》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评曰”注引《魏略·西戎传》云：“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58页。

[16] 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106、143页。

[17] 李德贤：《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它》，《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关于敦煌之得名，学界还有不同解释，但基本都认为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参见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2年第3辑；王宗维：《“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余太山：《大月氏与大夏综考》，《中亚学刊》1990年第3辑；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林梅村：《祁连与昆仑》，《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王欣：《吐火罗在河西一带的活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18] 参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1页。

[19] 赵俪生：《弇兹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20]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38页。

[21] 《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子劭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09页。

[22] 《晋书》卷56《江统传》、卷47《傅玄传》，第1531—1532、1322页。

[23] 《晋书》卷86《张轨传》载，永宁元年（301年）张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永兴（304—306年）中，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震……于是大城姑臧”（第2221—2222页）。一次俘获十余万口，足见其人口众多、实力强大。

[24]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25] 《资治通鉴》卷118，晋恭帝元熙元年（419年）五月条，第3728页。

[26] 参见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27] 参见《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2539页；《梁书》卷54《河南传》，第810页。

[28] 《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80页。

[29] 参见《隋书》卷40《元谐传》，第1171页；《隋书》卷83《吐谷浑传》，第1843—1844页。《隋书》卷83《吐谷浑传》作“名王十三人”，可汗“夸吕”作“吕夸”“世伏”作“伏”。据该篇“校勘记”，当以“夸吕”为是。此外，《北史》卷96《吐谷浑传》亦作“世伏”。

[30] 《资治通鉴》卷201，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五月条，第6336页。《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上》，第6225页云：“吐谷浑自晋永嘉时有国，至龙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及此封嗣绝矣。”

[31] 参见《资治通鉴》卷206，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夏四月、秋七月条，第6540页。

[32] 《通典》卷190《边防六·西戎二·吐谷浑》，第5166—5167页。

[33] 参见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19页。

[34] 《资治通鉴》卷212，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九月条，第6757页。

[35] 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36]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3—26页。

[37] 参见《北史》卷97《西域传》，第3221页；《魏书》卷102《西域传》，第2270页。

[38] 参见冯培红《粟特人与五凉王国》，见冯培红《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367页。

[39] 《旧唐书》卷55《李轨传》，第2251页。

[40] 参见《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秋七月条，第6081页；《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长安元年（701年）十一月条，第6557页。

[41] 参见《资治通鉴》卷212，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秋二月条，第6744页；《资治通鉴》卷213，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九月条，第6779页。

[42] 参见《魏书》卷2《太祖纪》，第23页；《隋书》卷84《铁勒传》，第1879页；《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195页；《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第6111页。

[43] 关于回纥改名为回鹘的时间，史籍记载不同，学界观点各异。这里采用《旧唐书》的记载，参见刘美崧《回纥更名回鹘考》，《江西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44] 参见《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第6111页；《资治通鉴》卷213，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九月条，第6779页。

[45] 参见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

[46] 《新唐书》卷51《食货志》，第1348页。

[47]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13页。

[48] 参见朱悦梅、杨富学《甘州回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3—80页。

[49] 杨圣敏：《回纥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页。

[50] 《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第6080页。

[51] 《资治通鉴》卷213，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春正月条，第6776页。

[52] 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309页。

[53] 参见赵俪生《杨愔与北朝政治》，原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收入赵俪生《弇兹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141页。

[54]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79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43页。

[55]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45页。

[56] 谷苞：《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收入谷苞《民族研究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137页。

[57] 谷苞：《论充分重视和正确解决历史研究中的民族问题》，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创刊号，收入谷苞《民族研究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8页。

[58]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5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65页。

[59] 参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卷1《力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8页。

[60] 参见王素《北凉沮渠蒙逊夫人彭氏族属初探》，《文物》1994年第10期。

[61] 参见《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注，第2939页。

[62] 参见《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69、2875页。

[63] 参见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魏晋南北朝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第2页、正文第271—272页。

[64] 参见《后汉书》卷16《邓训列传》，第610—612页。

[65] 参见《晋书》卷126《秃发乌孤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1、3146页。

[66] 参见《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第2370页；《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2539页；《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79页。

[67] 参见《通典》卷189《西戎一·序略》，第5129页；《新唐书》卷221上《吐谷浑传》，第6221页。

[68] 参见《通典》卷190《西戎二·吐谷浑》，第5164页；《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4页。《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80页。

[69] 参见《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第5297页；《晋书》卷97《吐谷浑传》，第2537—2538页。《北史》卷96《吐谷浑传》载，夸吕时，其“官有王、公、仆射、尚书及郎中、将军之号”，第3186页。

[70] 参见《资治通鉴》卷122，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六月条，第3832页；《隋书》卷83《吐谷浑传》，第1843页；《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87页。

[71] 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72] 参见《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

[73] 参见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0—341页。

[74] 参见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第P.T1291号〈战国策〉藏文译文证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75] 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320页；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76] 参见李树辉《乌古斯和回鹘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页。

[77] 参见朱悦梅、杨富学《甘州回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页。

[78] 谷苞：《论正确阐明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原载《民族学研究》第8辑，收入谷苞《民族研究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122页。

[79]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45页。

[80]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3页。

[81]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以下凡引该书简文均只标简号，不另注。

[82] 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凡引该书简文，均在简号前加D表示，不另注。

[83] 王根林、黄益元、曹光甫校点：《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335页。

[84] 《晋书》卷27《五行志上》，第823页。论者在这里虽然带有明显的“华夷之别”和民族歧视的偏见，但少数民族对汉族日常生活和时尚风气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

[85]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99页。

[86] （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1页。

[87] （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10《窦固》，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22页。

[8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338—340页及图二一七。

[89] 参见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151页。

[90]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8—2899页。

[91] 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乐八卦营——汉代墓群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181—187页。

[92] 参见《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3页；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59页。

[93] 参见《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805页。

[94] 参见《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4、2899页；卷16《邓训传》，第609页。

[95]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429页。

[96]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第2054页。

[97] 田余庆：《拓跋史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1页。

[98] 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1—232页。

[99]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正义”引《西河故事》，第2908页；《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45页；《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甘肃镇》，第2973页；《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八月条，第6919页。

[100] 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页。

[101] 参见《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797页；《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5、2229页。

[102]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8页。

[103] 参见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人口迁徙（下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

[104] 参见《资治通鉴》卷194、卷206、卷212，第6099、6540、6757页。

[105] 赵俪生：《弇兹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0页。

[106] 谷苞先生对此问题多有论述。参见谷苞《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后收入谷苞《民族研究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民族都是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形成和发展的——兼论有关民族融合的一些问题》，原载《民族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收入谷苞《民族研究文选（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何星亮亦持此说，参见何星亮《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特点和类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陆庆夫先生将五凉时期河西各族的融合概括为四种途径：一是通过迁徙流动形成各族杂居共处的新格局；二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大量吸收汉族地主分子建立胡汉联合统治，逐步实现与汉族的融合；三是各族在共同的反抗斗争中相互增进了解，消除民族界限；四是通过推行儒学教育和文化交流，促进各族的封建化。见陆庆夫《略论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孙进己先生则分为五种状况：第一种是华夏诸族聚合为汉族的过程，属于相近种族、语言、文化民族的结合过程；第二种是大量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第三种是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第四种是起源相近，经济、语言、文化相近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契丹族等的结合过程；第五种是不同起源，不同经济、文化、语言的各少数民族的融合。说见孙进己《论民族融合的不同类型及中华民族融合的不同状况》，《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

[107] 参见谷苞《民族都是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形成和发展的——兼论有关民族融合的一些问题》，原载《民族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收入谷苞《民族研究文选（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108] 《汉书》卷55《霍去病传》，第2483页。这里的“五属国”之名，采用谭其骧先生的考证。参见谭其骧《西汉地理杂考·五属国》，收入《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101页。

[109] 《汉书》卷68《金日传》，第2967页。

[110] 参见唐长孺《魏晋杂胡考》，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432页；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202页。

[111] 《汉书》卷6《武帝纪》，第194页。

[112]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略》，第858页。

[113] 《南齐书》卷59《氐传》，第1027页。

[114] 参见谷苞《民族都是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形成和发展的——兼论有关民族融合的一些问题》，见谷苞《民族研究文选（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15] 参见《晋书》卷112《苻洪苻健苻生载记》，第2867—2868、2872页；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83页。

[116]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第2928页。

[117]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第2935页。

[118] 参见《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85页。

[119]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33《前秦录》引《太平御览》卷474。

[120]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8页。

[12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7页。

[122] 参见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5页。

[123] 参见《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3198页。

[124] 参见《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2、3144、3146、3158页。

[125] 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349页。

[126] 谷苞：《在我国历史上有为数众多的汉人融合于少数民族》，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收入谷苞《民族研究文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190页。

[127] 参见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

[128] 谷苞：《民族都是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形成和发展的——兼论有关民族融合的一些问题》，见谷苞《民族研究文选（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129]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

[130] 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320页。

[131] 参见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156、212页。

[132] 杨铭：《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2页。

[133] 周伟洲：《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134] 参见《资治通鉴》卷213，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正月条、开元十八年（730年）九月条，第6776、6791页。

[135] 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136] 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306—312页。

[137]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71页。

[138]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7页。

[139] 参见何星亮《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特点和类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40] 周伟洲：《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第一编 河西建郡前的民族迁徙与社会生活

汉代是河西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阶段。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河西归汉前，当地主要是月氏、乌孙、匈奴和氐、羌等游牧民族；河西归汉以后，由于匈奴部众被悉数迁出和内地移民的大规模迁入，河西人口的民族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汉族成为河西的主体民族。受西北局势变化和中原王朝边疆政策的影响，河西地区出现了频繁的人口流动，尤其是汉族和其他各族人口不断进入河西，使河西的民族构成更加多元，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一 河西建郡前的民族构成

（一）月氏、乌孙在河西的活动

战国、秦汉之际，河西的居民主要是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游牧民族。《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云：“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破，乃远去……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汉书》卷96《西域传》所记略同，只是将“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改为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汉书》卷61《张骞传》载：“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后汉书》卷87《西羌传》则称：“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如此，则月氏、乌孙的最初活动地区就在“敦煌、祁连间”。其中的“敦煌”“祁连”略同于今之敦煌与祁连山，二者都是当地土著居民所呼土名的汉音写名。“祁连”即匈奴所说的天山，敦煌最初是指疏勒河流域玉—敦煌平原，其范围比后来的敦煌郡为大。而后来敦煌郡的范围则限于今玉门、敦煌平原的西部，即瓜州、敦煌两县境疏勒河以南地区。
[1]

一般认为，河西地区就是月氏和乌孙的发祥地，二者都是河西的老住户。
[2] 也有学者认为月氏、乌孙的原居地并不在河西，而在河西以外的其他地区。但是，不论月氏、乌孙是否为河西的土著居民，他们在春秋战国时期曾在河西活动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分别游牧于河西走廊的东、西两端，西为乌孙，东为月氏，二者大致以今张掖之山丹县为界。
[3]

张骞出使西域了解的情况，也印证了在匈奴进入之前，月氏、乌孙在河西游牧的史实。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不是偶然的，而是汉武帝为实现其“图制匈奴”和“灭胡”战略采取的重要举措，
[4] 其目的就在于联合曾经居于河西并与匈奴有仇怨的大月氏、乌孙以夹击匈奴。但大月氏在迁出河西后，“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因此，张骞第一次出使，“不能得月氏要领”而归。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是在汉朝重创匈奴而“昆莫地空”的形势下，试图利用“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的心理，通过“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进而与乌孙联姻，与之结为昆弟，以实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因乌孙王称昆莫，故所谓“昆莫地空”，是指匈奴部众被迁往“五属国”后，乌孙在河西的原居地“空无匈奴”。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才有“厚赂乌孙”，使“东居故地”之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被匈奴羁押长达十多年之久。此间，他所了解的关于月氏、乌孙在河西的活动及其与匈奴的恩怨等情况，应是可信的（见图1-1）。

图1-1 战国时期河西民族分布
资料来源：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一册图31—32绘制。

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河西走廊陆续发现了很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中，沙井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东部的甘州、山丹、永昌、金昌、民勤、凉州、古浪等地，其延续时间主要在春秋早期至战国时期，个别可至西周时期。沙井文化墓葬中有大量殉牲的牛、马、羊头骨和驴蹄趾骨，以羊头骨最多，还有大量青铜牌饰、绿松石珠、骨珠和骨牌等，其陶器独具风格、自成体系，青铜器形制多与鄂尔多斯青铜器相似。沙井文化的分布地区、文化特征以及延续时间又与月氏在河西的驻牧区域、文化属性和活动时限相符。因此，沙井文化就是月氏人驻牧河西时期的遗存，其社会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农业、手工业不占主导地位。而发现于酒泉肃州、玉门、瓜州、敦煌和肃北一带的骟马文化，其陶鬲造型与明显带有北方草原文化气息的沙井文化同类器型比较接近，其分布范围也与乌孙活动地域相一致，应是乌孙在河西活动时的遗存。
[5]

约在战国末至秦初，乌孙因其王难兜靡战败被杀而离开了河西。对此，《史记》和《汉书》均有记载，但互有出入。《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记张骞言：

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

《汉书》卷61《张骞传》所记张骞之言更为详细：

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彊，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

前者认为匈奴打败了乌孙，杀了难兜靡，后者云“大月氏攻杀难兜靡”，但难兜靡之子昆莫却为匈奴单于抚养长大。从匈奴单于收养昆莫并使之统率其父难兜靡部众，进而帮助昆莫重振乌孙的情况来看，杀死难兜靡者不可能是匈奴单于。而且从当时月氏、乌孙和匈奴的分布情况来看，匈奴并不与乌孙接壤。故《汉书》所记，实为对《史记》的改正，
[6] 《汉书·张骞传》中“大月氏攻杀难兜靡”之说似更可信。此外，就当时“月氏盛”而乌孙为“小国”的形势来看，若乌孙昆莫为匈奴所杀，其投靠强邻月氏就是自然之事；然而，乌孙战败后，非但没有投奔月氏，反而“亡走匈奴”。由此可见，攻杀难兜靡者不是匈奴而是月氏。正因为月氏攻杀了乌孙难兜靡，迫使其众走依匈奴，月氏人才得以独占河西。但是，月氏独占河西的时间并不很长。不久，月氏就被匈奴打败而被迫退出河西，匈奴则成了河西的新主人。前述沙井文化的消亡，应与这一时期匈奴崛起后月氏被迫迁出河西有关。

（二）匈奴的崛起与月氏﹑乌孙的西迁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其先祖名淳维，相传为夏侯氏之苗裔。先秦时期，或称獯（荤）粥、或称猃狁，或称为胡。战国时，匈奴之名始见于载籍。据《史记》卷5《秦本纪》载，早在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年），韩、赵、魏、燕、齐五国就曾联合匈奴“共攻秦”，说明此时的匈奴已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匈奴以游牧射猎为生，“人习战攻”，经常南下骚扰抢掠，迫使与之毗邻的燕、赵、秦三国皆“筑长城以拒胡”。随后，匈奴乘各国忙于兼并战争无暇北顾之机，南下占领了河套地区，即所谓“河南地”。这对地处西北的秦国构成了极大威胁，以致秦统一后仍有“亡秦者，胡也”的传言。
[7] 秦始皇乃于三十二年（前215年）派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
[8] 此后数年间，蒙恬“威振匈奴”，“匈奴不敢饮马于河”。这在《史记》卷88《蒙恬列传》和《汉书》卷52《韩安国传》等篇中均有反映。

匈奴南下既受阻于秦，东、西两边又各有强敌，所谓“东胡强而月氏盛”，头曼单于只得放弃“河南地”，率众北徙。及至秦朝末年，“诸侯畔秦，中国扰乱”，驻守上郡的大将蒙恬被秦二世所杀，于是“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匈奴遂乘虚南下，“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古塞”。
[9]

匈奴的崛起始于冒顿单于（前209—前174年）。冒顿是头曼单于长子，曾被立为太子，统率万骑。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他乘当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之机，东“破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进而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隔）昆、薪（新）犁等部，成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南与中国为敌国”的强大政权。“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
[10] 从而形成了“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相抗之局”。
[11]

冒顿于“秦二世元年壬辰岁”（前209年）继位，而“西击走月氏”的军事行动则是“汉方与项羽相距”之时，如将刘、项以鸿沟为界作为双方“相距”的下限，则此役当不晚于前203年。
[12] 换言之，匈奴“西击走月氏”的时间当在前209—前203年。

但冒顿单于“西击走月氏”，并不等于月氏退出河西。据《史记》和《汉书》之《匈奴传》关于前元四年（前176年）冒顿单于致信汉文帝云：

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冒顿即位之初，因地位不稳，只得对东胡和月氏一再退让。后来冒顿击走月氏，但并未消灭月氏，只是使月氏分散为两部分：其主力部分经由天山北部到伊犁地区，另一部分（小月氏）则继续留居今甘青地区。
[13] 月氏最终被匈奴攻破并向西北迁徙，是在冒顿之子稽粥单于（老上单于）之时。
[14]

从当时形势来看，月氏退出河西之日亦即匈奴入主河西之时，这是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秦始皇时，月氏强盛而匈奴弱小，匈奴不得不送质子于月氏。虽然头曼单于曾派兵“急击月氏”，但其意并非同月氏交战，只是欲激起月氏不满，进而假月氏之手以杀冒顿，故对双方实力不会有太大影响。冒顿继位后，匈奴势力有了很大发展，但月氏新败乌孙，其势依然很盛；直到冒顿单于破灭东胡王后乘胜西进，“击走月氏”。尽管此时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月氏并未完全退出河西。
[15] 实际上，从匈奴打败月氏，到迫使月氏退出河西，经历了冒顿和老上两代单于始告完成。正如《汉书》卷96上《西域传》“大月氏”条所云：“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
[16]

关于月氏西迁的过程，张骞曾有叙述：

臣居匈奴中，闻……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
[17]

月氏败于匈奴后，被迫西迁。先由河西而西居塞王地，再西走而“徙大夏地”，确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每次都是不得已而西徙。但月氏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后，并未远去，而是继续居住在河西一带，直到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继位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始“逃遁而常怨仇匈奴”。此后，月氏才陆续迁到伊犁河、纳林河流域。
[18] 从匈奴三次进攻月氏的史实来看，月氏离开河西第一次西迁的时间，确在前174—前161年匈奴老上单于统治时期。
[19] 这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关于“老上单于杀月氏王”的记载相吻合，应是可信的。这些西迁的月氏人被称为大月氏，还有一小部分未西迁者，则保据南山（今祁连山），称为小月氏。

乌孙因月氏的打击而被迫退出河西，后来乌孙昆莫主动请缨西击大月氏，不仅是为父报仇，更重要的是要摆脱匈奴控制。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后，即“夺其地”，说明月氏已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故张守节《史记正义》有“凉、甘、肃、瓜、沙等州，本月氏国之地”之说。但乌孙退出河西后，转而依附于匈奴，新生的昆莫遂为匈奴冒顿单于所收养。“及（昆莫）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乌孙昆莫由新生而壮、健的几十年间，其部一直“长守于西城”，“服匈奴”。后来，“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被迫再次西迁，乌孙遂据有其地。适逢匈奴老上单于死，乌孙乃“不肯复朝事匈奴”。乌孙在打败月氏并据有其地后，“兵稍强”，匈奴遣“奇兵”击之而不胜，只得“羁属之，不大攻”。
[20] 因此，乌孙退出河西后再次西迁的时间，应在匈奴老上单于（前174—前161年在位）继位之后若干年，很可能在前161—前160年间。
[21]

（三）匈奴统治河西

匈奴在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前209—前174年），一方面积极向外扩张，另一方面又对其内部统治机构进行了调整。单于是匈奴的最高首领，取“广大之貌”。匈奴人称“天”为“撑犁”，称“子”为“孤涂”，遂仿照汉人称最高统治者为天子的习俗，将单于称为“撑犁孤涂单于”“言其像天”，意即至高无上、像天一样广大的首领。自单于以下，又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和左、右骨都侯等。匈奴尚左，故左贤王地位和权力均高于右贤王，通常以太子为左贤王。自单于和左、右贤王以下直至当户，皆各有统属，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均为世袭之官。其中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三姓为贵族，常与单于家族通婚。诸二十四长又各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他们既是行政官员，也是相应级别的军事首长，从而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统治网络。

匈奴领地分为中、左、右三部分。其中单于庭居中，总揽军政大权和对外事务，辖有汉朝代郡（今河北尉县）、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以北广大地区；左贤王庭居东方，辖有汉朝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一带）以北地区，东接秽貉、朝鲜；右贤王庭居西方，辖有汉朝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以北地区，西“接月氏、氐、羌”。匈奴占有河西后，其右贤王辖地也随之向西、向南延伸，故《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称“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新拓的河西走廊为右贤王辖区，其下又设有昆（浑）邪王和休屠王。《汉书》卷28下《地理志》称：“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颜师古在“武威郡”和“张掖郡”条下分别注云：“故匈奴休屠王地”和“故匈奴昆邪王地”。在此以前，这一带分别是月氏和乌孙的领地，他们迁出河西后，原乌孙和月氏的牧地就由匈奴昆邪王和休屠王分领，昆（浑）邪王和休屠王也因此而得名。
[22] 据《汉书》卷55《霍去病传》，匈奴浑邪王、休屠王之下还设有速濮王、折兰王、卢侯王、单桓王、酋涂王、稽且王等小王。至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军两次进兵河西，大败匈奴，迫使昆（浑）邪王杀休屠王而降汉，河西遂入汉朝版图。

二 建郡前河西诸族的社会生活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朝建郡以前，河西人口的族别曾有过较大变化。一方面是原居河西的月氏和乌孙人相继西迁，另一方面是匈奴人进入河西。然而，不论是已迁出河西的月氏、乌孙，还是继续留居河西南山的羌族，都是与匈奴“同俗”的游牧民族。因此，这种人口流动和族别变化对河西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并不很大。就经济生活而言，虽然建郡前的河西也有城郭和农业生产，但月氏、乌孙、匈奴等基本上都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即以游牧生活为主；至于收继婚制和“贵壮健、贱老弱”的习俗，更与习惯于定居农耕生活的中原汉族格格不入。但是，汉朝在河西建郡以后，随着内地人口的大量移入和相关政策的实施，河西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秦汉之际河西局势的变化与畜牧业发展

元狩二年（前121年）河西归汉前，当地居民主要是羌、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游牧民族。其中羌族散居于河西南部之南山中，“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
[23] “与匈奴同俗”的月氏和乌孙则分居于河西走廊东、西两端。战国末年以来，月氏日渐强大，出现了“东胡强而月氏盛”的局面。秦初，月氏打败乌孙，控制了整个河西。河西的祁连、焉支二山，水草茂美，冬温夏凉，非常适宜畜牧。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畜牧业，尤其擅长放牧马、牛、羊等。其“牛羊充肥，乳酪浓好，夏泻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解散。作酥特好，一斛酪得酥斗余”。
[24]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正义》引康泰《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通典》卷192《边防八》载，大月氏“国人乘四轮车，或四牛、六牛、八牛挽之，在车大小而已”。又引《玄中记》云：“玛瑙出大月氏。又有牛名为日及。今日取其肉，明日疮愈。”又引宋膺《异物志》云：“月氏国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寻生如故。”
[25] 清代武威学者张澍辑《凉州异物志》中也有月氏大尾羊、四轮车的记载：

有羊大尾，车推乃行，用累其身。

月氏国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寻生如故。

月氏有羊大尾，稍割以供宾客，亦稍自补复。

月氏俗乘四轮车，八牛，可容二十人。王称天子。

张澍引郭璞《山海经注》：“大月氏国有大羊，如驴而马尾，即此种也。”“月氏国有大尾羊，如驴，即羬羊也。”又引《玄中记》：“大月氏有牛名曰及，今日割其肉，明日疮愈。亦此类。”又引《金楼子》（当为《玄中记》）云：“大月氏及西胡有牛，名曰日及。今日割取其肉，明日其疮遂愈。亦稍割羊之类。”
[26] 这些记载说明，月氏人在河西期间，以马、牛、羊为主的畜牧业已非常发达，并可制作大车。河西的考古发掘材料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在永昌三角城等沙井文化遗址的众多墓葬中，几乎都有牛、马、羊头骨和驴蹄趾骨随葬，其中以羊头骨最多，这与上述文献记载的情况非常吻合。

秦汉之际，匈奴迅速崛起，东破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汉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迫使月氏退出河西，大部分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27] 匈奴遂成了河西的新主人。

根据匈奴的管理体制，单于之下的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新占领的河西为匈奴右贤王辖区，其下又有昆（浑）邪王和休屠王，分领乌孙、月氏旧地。由于汉弱而匈奴强的形势并未有根本变化，故从高祖以来，历文、景之世到武帝初年，汉朝一直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河西也始终处于匈奴控制之下，故汉代有“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之说。
[28]

匈奴统治河西时期，不仅以马、牛、羊为主的畜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还驯化畜养了很多“奇畜”。关于匈奴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习俗，史书有如下记载：

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产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
、
、
。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

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
[29]

橐驼，又作橐他、橐佗，即今之骆驼。司马贞《史记索隐》引韦昭曰：“背肉似橐，故云橐也。”颜师古则云：“橐佗，言能负橐囊而驮物也。”前者是从骆驼的形体而言，后者则就其擅长负重驮物的特点而论。

骡为公驴与母马交配所生，今称为骡。司马贞引《古今注》云：“驴牡马牝，生骡。”颜师古也认为：“骡，驴种而马生也。”因其兼具马的体力和驴的耐力，故被视为“奇畜”。

是对良马的称呼。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北狄骏马。”司马贞引《说文》云：“
，马父骡子也。”又引《发蒙记》：“刳其母腹而生”，又引《列女传》云：“生七日超其母”。然而，骡虽兼具马和驴的优点，但其并无生殖功能，故《说文》关于“马父骡子”之说并不可取，至于《发蒙记》之说则更为离奇。故颜师古不取此二说，而是兼采徐广和《列女传》之说云：“
，俊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这里的“俊马”当即“骏马”。

，《说文》云：北野之良马也。《尔雅》有“
马”，郭璞注引《山海经》云：“北海有兽，状如马，名
，色青。”邢昺引《山海经·海外北经》：“良马名
”；又引《字林》云：“北狄良马也。”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似马而青。”司马贞《史记索隐》基本采信郭璞说，但文字略有不同：“郭璞注《尔雅》云：‘
马，青色，音陶塗’。又《字林》云野马。《山海经》云：‘北海有兽，其状如马，其名
’也。”《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如淳注云：“
，野马也。”颜师古则称：“
出北海中，其状如马，非野马也。”可见，实即产于北方草原地区的良马，大概因其为青色，又出于较为偏远的北海（今贝加尔湖）一带，故又被视为野马。

，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音颠，巨虚之属。”司马贞《史记索隐》亦引徐广说，又引《说文》：“野马属”。“一云青骊白鳞，文如龟鱼。”段玉裁认为因其为“青黑色之马，起白片如鳞”，其纹“如龟鱼青黑而白斑”，故云“青骊白鳞，文如龟鱼”。
[30] 可知亦为良马，可能专指带有白色斑点的青黑色良马。

不过，当时河西确有野马活动，不仅时常见于汉简文书（如EPT8：14，
[31] EPT43：14，73EJT28：116
[32] 等），而且在《史记》《汉书》和敦煌文书中也有记载。如《史记》卷24《乐书》记汉武帝“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裴骃《史记集解》引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燉煌界。人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旁。利长先为土人持勒靽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汉书》卷6《武帝纪》系此事于元鼎四年（前113年）秋，颜师古注引李斐说与《集解》同，敦煌文书伯5034号《沙州地志》亦记此事。渥洼水又名“寿昌海”“寿昌泽”，在今敦煌市西南约70公里处。敦煌遗书《寿昌县地境》载：“寿昌海，源出县南十里。方圆一里，深浅不测，即渥洼池水也，长得天马之所。”
[33] 不论称“天马”还是“神马”，皆因其“奇异”“与凡马异”，实际上是人们不太常见的野马而已。上述
、
、
等匈奴“奇畜”，大体即属此类。

《汉书》卷49《晁错传》又云：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

这里的“胡人”实即匈奴。匈奴是以畜牧和狩猎为主的游牧民族，他们以皮革为衣，以畜肉乳品为食。其畜产除马、牛、羊外，还有橐驼（骆驼）、驴、骡等，故有“骡驴馲驼，北狄之常畜”之说。
[34] 马是泛指，但马的种类很多，或以其遗传习性论，或以其体型、毛色等外部特征划分。其中
、
，都是以马的毛色为特征而命名的良马。大概正因为如此，用同一毛色的马排列队伍，往往被视为身份和实力的象征。如平城之围时，“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
[35] 相比之下，汉朝为找同样毛色的四匹马都很不易。正如司马贞所言：“天子驾驷马，其色宜齐同。今言国家贫，天子不能具钧色之驷马。”
[36]

（二）建郡前的河西农业与手工业

月氏、乌孙、匈奴等以游牧为主，但并非完全“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月氏人在河西活动时期就已有了城郭，永昌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就是月氏人的遗存。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兵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后元元年（前88年），因数月雨雪，使匈奴“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颜师古云：“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穄。”
[37] 此外，在众多匈奴墓中发现的铁镰、铁铧等农业生产工具，也可为其从事“耕田之业”之佐证。汉昭帝时，匈奴曾两次“发骑田车师（今吐鲁番）”，甚至欲“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至“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警去”。
[38] 可见，匈奴人也从事一定的农业生产，而且也有城郭。除汉军所至的赵信城外，还有每年五月大会的茏城（单于庭）。
[39]

匈奴占据河西后，至少筑有休屠王城、盖臧城、得城和两座西城共五座城池，这在史书记载中均有反映。《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载，汉代武威北部都尉治休屠城。东晋喻归撰《西河记》载：“姑臧，匈奴故盖臧城也。城不方，有头尾两翅，名盖鸟城。”《西河旧事》云：“凉州城，昔匈奴故盖臧城。后人音讹，名姑臧也”；
得城“本匈奴得王所居，因以名县”；
[40] 《汉书》卷55《霍去病传》记汉武帝褒奖霍去病“攻祁连山，扬武乎得”。颜师古注云：“此得，匈奴中地名，而张掖县转取其名耳。”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记载了两处“西城”，一处是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军击败匈奴的地方：

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域］数万人，至祁连山。

另一处是张骞报告所称乌孙昆莫“长守”的西城：

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匈奴单于）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域］。

这两处“西城”，据刘光华先生考证，前者十分明确在弱水沿岸，处在河西走廊通往蒙古草原的古居延道上；后者应在瓜州西北，即汉代敦煌县及其以北方向。
[41] 李并成先生进一步考证指出：位于今武威城北（稍偏东）32公里的四坝乡三岔村古城即休屠王城，为休屠王之都；位于今武威城西北2公里的三摞城（俗名锁阳城）遗迹即匈奴盖臧城，亦即西汉姑臧县城；位于今张掖市西北约15公里的“黑水国”北古城即匈奴得王所居的得城，亦即汉张掖郡得县城；位于汉敦煌县以北方向的“西城”为乌孙昆莫所居，具体城址无考；另一座“西城”，即今张掖市东南80公里的民乐县永固乡八卦营古城，为匈奴所居。
[42]

匈奴的手工业主要有金属（金银铜铁等）与皮革加工、陶器与木器制作等。《汉书·匈奴传》云：“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饭匕也。挠，和也。契金着酒中，挠搅饮之。”
[43] 在内蒙古和宁夏等地发现的众多战国至秦汉时期匈奴墓中，出土了大量铁器、青铜器和金银器，如铁剑、铁矛、铁刀、铁斧、铁镰、铁铧、铁镞、铁鼎、铁釜，青铜制作的刀、锥、凿、斧、锛、镜、剑、镞、铃、饰牌和车马饰等物。如1972年在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两座匈奴墓中出土了218件金器，大都造型生动优美、做工精巧，显示出很高的工艺水平。
[44] 从已出土的数量巨大、种类繁多、造型各异、铸工精致的铁器来看，匈奴的冶铁和铸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尤其用铁铸造箭镞，说明铁在当时已经达到最普遍最便宜的地步；至于匈奴的陶器，也见载于文献。如苏武在北海持汉节牧羊，深得匈奴且鞮侯单于之弟于靬王敬重，不仅接济其衣食，还赠予他“马畜服匿穹庐”。孟康曰：“服匿如罂，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庐，旃帐也。”晋灼曰：“河东北界人呼小石罂受二斗所曰服匿。”
[45] 可见，服匿是一种用以盛酒和乳酪类饮品的小口大腹方底陶器。匈奴墓中出土的大量前3世纪以后陶器，“不仅种类和产量甚多，而且形制和花纹也甚复杂，质地和款式都很精致，在制作方法上正由手制提高到轮制，在制作技术上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因此可以认定，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后，匈奴的陶器制造业，有可能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
[46]

匈奴“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
[47] 《史记》《汉书》之《匈奴（列）传》称匈奴“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故皮革加工和毛纺织就成为其生活起居不可或缺的行业。据《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颜师古注云：“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实际上就是用毡毯制作的房舍。《太平御览》卷708引杜笃《边论》云：“匈奴请降，毾
、罽褥、帐幔、毡裘之类如丘山。”其中的毾
、罽、毡等均为毛织品。

此外，匈奴以“射猎禽兽为生业”，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势必需要大量箭竿、车辆和穹庐木架。因此，木器制作也是其手工业生产的重要方面。《盐铁论》卷9《论功》记文学曰：“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同书卷6《散不足》又载大夫曰：“胡车相随而鸣”。
[48] “胡车”当即“匈奴车”，则匈奴不仅造车，而且注重坚固耐用。在额济纳河下游汉代张掖郡北部，有一块“斗入汉地”的匈奴温偶王领地，“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
[49] 可见这里是匈奴生产生活所需木材的重要来源，也是车辆等木器制作的重要场所。

（三）建郡前的河西社会生活习俗

1.匈奴的生活习俗

匈奴的婚姻实行收继婚制。《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称：“其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之所以如此，根据中行说的解释，乃“恶种姓之失也”。匈奴的这种习俗被一直延续下来，以致连出嫁匈奴的汉朝公主也要“从其俗”，汉元帝时出嫁匈奴的王昭君就是典型例证。前33年，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被封为宁胡阏氏，但两年后（前31年）呼韩邪单于死去，其长子雕陶莫皋（复株累单于）遂依匈奴旧俗，以后母王昭君为妻，并生有二女。足见妻后母及妻兄弟之妻的习俗在匈奴社会是非常盛行的。这种婚俗对内可维持贵族血统的“纯洁”，对外则具有调和矛盾、维系氏族间团结的作用。
[50]

匈奴人还有敬奉和祭祀祖先和天地、鬼神的习俗。每年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尤其尊崇天地日月，故其“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匈奴“单于”名号，也是取其“广大之貌”，相当于汉人所说的“天子”。故其在写给汉朝皇帝的信中，一再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等等。霍去病进兵河西，曾缴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祭天金人究竟是佛像还是其他，尚可进一步讨论，但匈奴人有专门的祭天仪式当无可疑。匈奴笃信巫师，将其视为死去的祖先及天地、鬼神意志的代表。而投靠匈奴的权臣卫律正是利用人们对巫的迷信，假托先单于旨意而除掉了深得单于宠信的李广利。
[51] 此外，匈奴还常通过巫师的某种法术“祝诅”他人或军队。随着进入中原的匈奴人日益增加，这种习俗也逐渐在汉人中流行，有不少胡巫甚至卷入了汉朝宫廷斗争的旋涡之中。
[52] 汉武帝末年的“巫蛊之祸”就是例证。作为这一政治变局中的重要角色，胡巫通过介入上层权力斗争，对汉文化主体产生了显著影响，这是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胡巫的活动，“反映了当时各民族文化交汇的时代趋势。他们的宗教实践，曾经对国家的政治走向和民间的社会生活都发生过值得重视的影响。分析这一现象，不仅有助于了解西汉时期的民族关系，认识西汉帝国的民族政策，对于理解汉文化的多源的特质和复杂的构成，也有值得重视的意义”。
[53] 由此可见，汉匈之间的相互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2.河西羌族、月氏、乌孙的生活习俗

据《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载，敦煌郡冥安县（治今瓜州县桥子乡锁阳城）之南藉端水和龙勒县（治今敦煌市南湖乡寿昌古城）之氐置水，皆“出南羌中”。敦煌文书斯788号《沙州图经》及《寿昌县地境》载，汉龙勒县东65里处的破羌亭，即因“汉破羌将军辛武贤破羌戎，于此筑亭”而得名。
[54] 至于河西最东端的武威郡，到东汉时依然面临着“北当匈奴，南接种羌”的形势。这些羌族部众，“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而“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乌孙亦“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
[55]

由此可见，除了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方式和父没则妻后母的收继婚制外，羌族“以力为雄……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的社会心理，也与“上气力而下服役……战死，壮士所有也”的“匈奴之俗”
[56] 极为相近。后来“依诸羌居止”并与之“共婚姻”的小月氏人，“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
[57] 他们利用祁连山、焉支山等地水草茂美、冬温夏凉的自然条件，从事以马、牛、羊为主的畜牧业，并可制作四轮大车。《通典》卷192《边防八》“大月氏”条载，其“国人乘四轮车，或四牛、六牛、八牛挽之，在车大小而已”。清代武威学者张澍辑《凉州异物志》中也有关于月氏四轮车等的记载：

有羊大尾，车推乃行，用累其身。

月氏俗乘四轮车，八牛，可容二十人。
[58]

河西的考古发掘材料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在前述永昌三角城等沙井文化遗址的众多墓葬中，几乎都有牛、马、羊头骨和驴蹄趾骨随葬，其中以羊头骨最多，这与上述文献记载的情况非常吻合。研究认为，月氏人在河西也建有城，一为三角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另一处是位于今临泽县北略偏东约15公里处的昭武古城，其中后者见载于《魏书》卷102《西域传》。
[59]

乌孙为“行国”，也是“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汉武帝时，出嫁乌孙昆莫的细君公主，在其所作的《黄鹄歌》中，对乌孙的生活习俗有生动形象的描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60] 乌孙在婚姻习惯上也与月氏、匈奴一样，实行收继婚制。当时因昆莫年老，乃以细君为其孙岑陬之妻。细君死后，汉朝又将解忧公主嫁给岑陬；岑陬死，解忧公主又先后嫁给岑陬叔父之子翁归靡和岑陬胡妇之子泥靡为妻。这与“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人食畜肉，饮其汁”和“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匈奴之俗”也是一致的。然而，乌孙的收继婚制及妻其嫂的习俗较之匈奴更为复杂：不仅子可妻其后母，孙亦可妻其后祖母；即使祖父在世，孙亦可妻后祖母；叔父死，侄子可妻其叔母；兄弟死，可妻其嫂，从兄弟亦如此。
[61]

考古发掘为战国至秦汉间河西社会生活提供了很多佐证。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酒泉肃北县马鬃山区近4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岩石上，陆续发现了数十处战国秦汉时期的岩画。画面表现形式以剪影式为主，粗线条式次之；内容既有以马、羊、骆驼等为主的动物形象，也有骑者、猎人、牧人、舞者等人物及人面画，还有水井、车辆、房屋、盾牌和图案化符号等；画面题材包括狩猎、放牧、舞蹈、祭祀和生殖崇拜等诸多方面。
[62] 在河西走廊中部永昌县新城子镇赵定庄村南湾西南约1.5公里的牛娃山，也发现了200多幅面积约2平方公里的岩画。岩画内容非常丰富，其题材多为野生动物个体或群体，间或有群居觅食、与狼搏斗的情景；动物以野羊、绵羊、鹿、牦牛居多，占全部画面的60%以上；此外，也有少量的单峰骆驼、虎、鸟等；还有为数极少的狩猎和畜牧场面，以及富有时代特征的“井”字造型，以写实的手法反映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调查者认为，牛娃山岩画的创作年代应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它是由历史上曾在这里活动的西戎和月氏人首创，后来又经匈奴人和汉人增补而成的。
[63] 1985年，在张掖市甘州区龙渠乡木笼坝村南的平顶山石崖洞穴内，发现了战国至西汉时期的7件范铸青铜麋鹿和1件兔首形铜当卢；此外，在山丹县博物馆和肃南县民族博物馆分别藏有战国时期的2件鄂尔多斯式铜镰和青铜刀、青铜饰牌等；
[64] 在武威市民勤县出土了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镂空双驼铜饰牌。
[65] 其中青铜麋鹿造型栩栩如生，是不可多得的青铜艺术珍品；铜当卢的纹饰秉承游牧民族粗犷写意的传统，造型组合精巧，整体简洁而突出细部；铜镰略呈弧形，柄部饰有鸟首纹，刃部为锯齿状；青铜饰牌上宽下窄，其正面雕铸日轮、雄鹿、山羊和立人像，间饰网格纹；而镂空双驼铜饰牌则具有典型的鄂尔多斯文化的艺术风格。这些带有明显的游牧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应是月氏或匈奴人在河西活动时的遗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时期河西地区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和审美情趣。
[66]

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两次进兵河西，大败匈奴，汉武帝遂下令将匈奴浑邪王降众全部迁出河西，安置在西北边五郡塞外的“五属国”；同时汉朝又不断从内地移民，还派驻军队、修筑烽燧进行屯垦戍守，以充实河西。随着河西四郡的相继建立，汉朝的郡县统治体制、农耕生产技术和儒家思想文化等迅速在河西推广，当地的经济结构和文化面貌也因此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河西经济社会的变化，都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

三 汉、匈争夺河西

人口流动往往造成民族杂居，从而为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创造条件。匈奴作为河西归汉前的统治民族，对河西历史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影响；汉代河西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民族融合和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等，无不与匈奴的活动和汉匈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汉武帝进兵河西，正是汉匈关系发展变化的结果。

（一）汉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

西汉二百多年间，对匈奴的政策曾有过较大的调整。汉武帝以前，基本上以“和亲”为主。就汉匈双方力量对比来看，汉初与匈奴“和亲”，是在汉弱而匈奴强的形势下，被迫实行的一种妥协政策，但对汉匈双方都是有利的。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虽然匈奴在战国时就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但其迅速崛起则始于冒顿单于。史称：“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
[67] 冒顿利用“汉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的有利时机，重新占领了被蒙恬夺去的“河南地”，控制了大漠南北和河西、河湟及广大的西域。据《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载：

（匈奴冒顿单于）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而，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至冒顿而匈奴最彊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称：

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

匈奴的崛起，对刚刚建立的汉王朝构成了很大威胁。汉高祖六年（前201年）9月，匈奴大兵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匈奴，并联兵南下进攻晋阳（今太原）。次年，刘邦亲率大军击匈奴，反被匈奴包围于平城白登山达七日之久。当时汉军32万人，大多为步兵；匈奴40万精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
[68] 汉匈双方兵力之强弱，于此可见一斑。此后，时有汉将投降匈奴者，匈奴因之气势更盛，“常往来侵盗代地”。

就在匈奴不断南下，“数苦北边”的危急形势下，汉朝国内却因秦末以来连绵不断的战争破坏，社会经济萧条残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69] 百姓疮痍未复，哭泣之声未绝。尽快安定民生、恢复经济是汉初的当务之急。汉高祖根据陆贾等人的建议，对内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外则从娄敬之计，将汉家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试图通过“和亲”来缓和汉匈关系，进而消弭匈奴对汉朝边郡的掳掠。及至惠帝、高后时，匈奴冒顿单于更加骄横，在给高后的信中出言不逊，这使汉朝君臣上下群情激愤，但因双方力量悬殊，权衡利弊，高后最终采用季布之言，以非常低调谦卑的言辞委婉地拒绝了冒顿的要求。此后，历文、景之世，直到汉武帝初年，汉朝都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

汉朝与匈奴“和亲”，是当时匈奴强而汉弱的形势下无可奈何的选择，所谓“百姓新困于兵，又内多反侧者，固不得不如此”。
[70] 因而汉朝在“和亲”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威胁。双方虽有“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之约，但“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而且“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
[71] 不仅陇西、北地、上郡等地屡遭寇抄侵扰，甚至长安也受到匈奴威胁。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双方重申“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的旧约，“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
[72] 然而，匈奴并未停止对汉朝边郡的侵扰，因此，西汉朝野上下越来越对和亲政策提出质疑和批评，汉朝也积极采取措施，“坚边设候”，讲习战阵，
[73] 并“募民徙塞下”“令民入粟边”、推行“马复令”等，
[74] 从而大大增强了边塞防御能力。汉武帝即位后，虽然继续推行和亲政策，所谓“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75] 但是，在这种表面的和平背后，正孕育着更大规模的武力冲突。正如桑弘羊所云：“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先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故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
[76] 实际上，不论是“以武折”，还是“以德怀”，都是以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为基础的。
[77]

（二）汉武帝对匈奴政策的转变

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即位时，汉朝国力空前强盛，中央集权大为加强，汉初以来匈奴强而汉弱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汉朝君臣对匈奴的背约也极为不满，不愿继续卑辞厚币以事匈奴，更对高祖、吕后时所遭受的困辱耿耿于怀，急欲改变汉匈之间“足反居上，首顾居下”的“倒悬”之势。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对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数惊，朕甚闵之。”
[78] 他对匈奴“待命加嫚，侵盗无已”的“背约”行为极为不满，在其即位之初，已有“伐胡”之意。
[79] 在太初四年（前101年）伐宛胜利后的一封诏书中追述其事云：“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80] 由此足见当时汉武帝欲报仇雪耻的迫切心情。

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之谋”揭开了汉朝武力反击匈奴的序幕。此后，汉匈关系完全破裂。“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
[81] 汉武帝也多次派兵反击匈奴，其中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大败匈奴楼烦、白羊王，重新夺回了被匈奴控制的“河南地”，于其地置朔方、五原郡，募民10万以实之，还修复了秦时蒙恬所筑的长城故塞，“因河而为固”。匈奴右贤王不甘心失败，“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
[82] 汉匈争夺因此更加激烈。元朔六年（前123年），卫青10余万骑北出定襄（今呼和浩特）数百里，虽重创匈奴，但汉军损失也很大。而且匈奴“益北绝漠”，避免在近塞与汉军交锋。汉朝虽然兴师动众，长途跋涉，深入漠北，但很难在短期内重创匈奴主力。为此，汉朝在继续从正面出击匈奴的同时，又从侧翼出击，以期对匈奴形成左右夹击之势。所谓“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
[83] 也就是说，汉朝正面进攻旨在打击匈奴主力，远出东、西两翼则是为了“造成大包围形势，以绝其经济上之供给与援助”。
[84] 正如《汉书》卷96下《西域传》所云：“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

实际上，早在汉武帝即位之初，就确定了沟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于是始有张骞出使之举。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联络大月氏的目的，但他了解到从西南夷经身毒可通大夏、大月氏。汉武帝乃于元狩元年（前122年）遣使四道并出西南以通身毒，历岁余而道不通。由于当时汉朝正“专力事匈奴”，故对阻梗汉使的昆明置而毋论。

在西北、西南地区的外交努力失败后，汉武帝于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先后两次派霍去病进兵河西，突袭匈奴右部，夺取了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这是匈奴自失去“河南地”以来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不仅使匈奴失去了一块良好的牧场，而且从地理上隔断了其与羌人的联系，失去了与羌人联合进攻汉朝的战略优势。自此以后，“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
[85] 汉朝西北边防的压力大大减轻，史称：“汉既得浑邪王地，陇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诏减三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徭。”
[86] 汉朝夺取河西走廊，使河西在政治统治体系、经济结构、文化面貌和民族构成等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对丝绸之路畅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87]

（三）对河西各族的管理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先后两次出击河西，突袭匈奴右部，俘单桓、酋涂王、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以下数千人，还缴获了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秋，匈奴“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遂与休屠王密谋降汉。后因休屠王反悔，浑邪王乃杀死休屠王，并率其部众共四万余人（号称十万）降汉，浑邪王被封为漯阴侯，食邑万户。而其部众则被分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西河、五原西北五郡塞外，“因其故俗，为属国”，故称“五属国”。
[88]

浑邪王降汉后，河西走廊正式归入汉朝版图。由于原来驻牧河西的匈奴部众被悉数迁出，河西一时出现了地空无人的局面。因此，最初只在河西设置了酒泉一郡，又在移民较多的绿洲地区设置了若干县。此后十年间，匈奴不入边，汉亦不击匈奴，双方边境地区基本上维持了和平稳定的局面。到元鼎六年（前111年），河西局势已趋于稳定，人口也随着内地移民的进入而逐渐增加，在广袤的河西走廊仅设酒泉一郡已不能适应河西及西北地区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张掖、敦煌两地，不仅地接匈奴，而且位居匈、羌联系的孔道，时常处于匈、羌联合进攻和南北夹击的威胁之下。元鼎五年（前112年），河湟地区的先零羌、封养牢姐羌就与匈奴合兵10万，共攻汉朝令居、安故等地。汉武帝派公孙贺、赵破奴等部分别出九原、令居数千里击匈奴，均不见匈奴而还；又派李息、徐自为等部进击西羌，大获全胜，据有河湟之地，隔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使汉朝在河西的统治逐渐稳定。汉武帝遂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在酒泉郡东、西两边分别增设了张掖郡和敦煌郡。宣帝地节三年（前78年），又分张掖郡东部置武威郡。至此，河西四郡的行政建置基本完成（见图1-2）。

图1-2 西汉时期河西民族形势
资料来源：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二册图33—34绘制。

河西四郡的设立，从地理上隔断了羌胡联系，使汉朝在河西的统治更加稳固，并由此奠定了两汉乃至以后历代河西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自此以后，河西各郡的辖区和属县名称虽有变化，但四郡的建置已基本定型，因而东汉仍相沿不改。

汉代除在河西设郡置县外，还设立了属国，以招徕和管理归附汉朝的少数民族部众。汉武帝时，河西只有酒泉、张掖和敦煌三郡，其中张掖郡辖有包括居延在内的走廊中、东部地区，纵横绵延数百公里，辖区过于辽远；尤其是张掖郡南部黑河上游地区，是南下羌中、湟水谷地的重要通道，在交通和军事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当地水草丰美，冬暖夏凉，自古以来就是良好的牧场。河西归汉后，还有部分羌族和小月氏人继续留居于此。居延孤悬北部一隅，是匈奴南下河西的必经之地，也是汉军北击匈奴的前沿据点。为了确保河西的安全，也为了招徕和安置河西及其周边少数民族部落，不仅要加强军事防御，还需强化行政管理。但因河西地域辽阔、人口较少，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设郡，条件似觉不够；不设郡，事实上又需要县上一级的领导”。
[89] 于是汉武帝先后在张掖郡南、北两部分别设置了张掖属国和张掖居延属国。据《续汉书·百官志》载，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张掖属国即得名于张掖“本郡”；张掖居延属国置于张掖郡之“远县”居延，因已有“张掖属国”之名，故又在属国名称前加上所在地名，称“张掖居延属国”（见图1-3）。

图1-3 东汉时期河西民族形势
资料来源：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二册图57—58绘制。

此外，汉代在敦煌郡南部地区还设有酒泉属国。东汉安帝时，敦煌太守张珰曾建议“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
[90] 有证据表明，汉代在酒泉、敦煌二郡南部山区，确有大量羌人和已经羌化的其他部落。至于那些“月氏余种”，因长期“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而逐渐羌化。如汉宣帝时，羌侯狼何“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狼何部就是活动于阳关西南的小月氏种。
[91] 据三国时人鱼豢《魏略·西戎略》载，“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领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
[92] 在汉代敦煌郡效谷县境内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大量简牍中，有一枚“酒泉归义垒羌”简，是当地官府根据酒泉归义垒羌龙耶种男子榦芒的陈述而向其上级汇报的文书。由于汉代并无酒泉县建置，而敦煌郡则是从酒泉郡析分而设的，故简中的“酒泉”不可能是酒泉郡，而应是酒泉属国。根据前述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的设置原则，酒泉属国的设置应早于敦煌郡。在敦煌设郡之前，今瓜州、敦煌一带正属于酒泉郡之“远县”，在设置属国时用“本郡”之名，故称酒泉属国。其职责就在于招徕和管理当地“归义”的各少数民族（主要是羌族）部落。

汉代通过在河西设置郡县和属国，既将河西纳入了汉朝统一的郡县管理体制，又有很大的灵活性。这种管理体制，适应汉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也符合河西地区实际，对于维护河西政局的稳定，促进河西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93]

[1] 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2年第3辑。关于敦煌郡的西境，学术界有不同看法，马雍先生认为汉代敦煌郡的西境包括玉门关以西大片地方，一直到罗布泊东岸；但赵永复先生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敦煌郡西界在玉门关、阳关一线是确定无疑的；吴礽骧先生则认为西域都护与敦煌郡是以玉门关以西约180里的三陇沙为界的。参见马雍《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赵永复《汉代敦煌郡西境和玉门关考》，《历史地理》1982年第2辑；吴礽骧《汉代玉门关及其入西域路线之变迁》，《中亚学刊》1987年第2辑。

[2] 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48—49页。

[3] 参见王炳华、王明哲《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杨建新先生也认为《汉书》所说的祁连山是指张掖西南的那一段，故“祁连敦煌间”即张掖以西、敦煌以东之地，也就是难兜靡时乌孙的游牧地，而河西走廊东部的武威、张掖一带，则主要是月氏的游牧地区。说见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1页。

[4] 高荣：《论汉武帝“图制匈奴”战略与征伐大宛》，《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

[5] 参见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蒲朝绂《试论沙井文化》，《西北史地》1989年第4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戴春阳《月氏文化族属、族源刍议》，《西北史地》1991年第1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425页。对于沙井文化的族属，赵建龙先生持乌孙说，李水城先生则主西北地区羌戎说。参见赵建龙《关于月氏族文化的初探》，《西北史地》1992年第1期；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国学研究》1994年第2卷。

[6] 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7]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2页。

[8]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6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48页。

[9]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6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2887页；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6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49页。

[10]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0页；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3751页。

[11] 吕思勉：《秦汉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12] 刘光华：《关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2年第3辑。

[13] 参见［日］泽田勋《匈奴：古代游牧国家的兴亡》，王庆宪、丛晓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14] 参见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193页。

[15] 参见高荣主编《河西通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1页。

[16] 《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91页。《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1—3162页作：“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

[17] 《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1—2692页。

[18] 参见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陈世良《浑邪考》，《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袁祖亮也认为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将大部分月氏人从河西走廊地区赶到了伊犁河流域。约在前161年前，大月氏人从伊犁河流域西迁至阿姆河流域的大夏领土，则是迫于乌孙和匈奴势力的联合进攻。参见袁祖亮《略述秦汉时期大月氏人的迁徙》，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简牍学研究》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62页。

[19] 郝树声：《论月氏在河西的几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余贤杰推测月氏离开河西故地，举族西迁在前169年以后。详见余贤杰《月氏及其西迁》，《西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20] 参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8页；《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2页。

[21] 参见王炳华、王明哲《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的探讨》，《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0页；王明哲在《乌孙西迁年代综考》一文［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中，推定乌孙迁出河西的时间为前160年。

[22] 参见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钱伯泉《乌孙的种族及其迁徙》，《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

[23]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69页。

[24] 参见（清）张澍辑，王晶波校点，刘满审订《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西河旧事》文、第113页《凉州记》文。

[25]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240—5241页。

[26] 参见（清）张澍辑，王晶波校点，刘满审订《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132页。

[27] 参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2页；《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91页。

[28] 《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1644页。

[29]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79、2900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43、3760页。

[30]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上册，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影印版，第497页。

[3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以下凡征引该书简文均只标简号，不另注。

[32]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页。以下凡征引金关汉简均出《肩水金关汉简（壹至伍）》（中西书局2011—2016年版），只标简号，不注书名。

[33]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同书第65页斯367号《沙州伊州地志》所记略同。

[34]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卷7《崇礼》，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38页。

[35]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4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53页。

[36] 参见《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17页。

[37] 参见《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35页；《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第2484页、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81页。

[38] 参见《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5、3922页；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82页。

[39] 关于茏城的地望，学者观点各异。林幹先生认为今地不可考，可能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西乌珠穆沁旗附近；蔡家艺先生认为在阴山附近；陈序经先生则认为龙城与单于庭是一个地方。参见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1页；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87页。

[40] 参见（清）张澍辑，王晶波校点，刘满审订《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西河旧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154页。

[41] 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原载《敦煌学辑刊》1982年总第3期，收入刘光华《秦汉西北史地丛稿》，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1页。按：上引《大宛列传》所载的两处“西城”，在中华书局标点本中均作“西域”。

[42] 参见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0页。

[43]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801页。

[44] 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关于匈奴墓中金属器的发现很多，相关报道可参见：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1983年第1期；内蒙古博物馆等《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考古》1977年第2期；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等《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宁夏博物馆等《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汉代匈奴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期。

[45] 《汉书》卷54《苏武传》，第2463页。

[46] 参见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30页。

[47]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卷7《备胡》，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44页。

[48] 参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43、348页。

[49]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810页。

[50] 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51]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载：“贰师在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遂屠贰师以祠。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第3781页。

[52] 参见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页。

[53] 参见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页。

[54] 参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1页。

[55] 参见《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69页；《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90页；《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1页。

[56]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797页。

[57]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

[58] 参见（清）张澍辑，王晶波校点，刘满审订《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32页。

[59] 参见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6—58页。《魏书》卷102《西域传》记昭武城云：“康国者，康居之后也。……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

[60]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3页。

[61] 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62] 参见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马鬃山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

[63] 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县博物馆《甘肃永昌牛娃山岩画调查与研究》，《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

[64] 参见张掖市文物管理局编《张掖文物》，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81页；甘肃省博物馆编《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65] 参见甘肃省博物馆编《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66] 关于月氏、乌孙和匈奴的社会生活，参见高荣主编《河西通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58页。

[67]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0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第3751页。

[68]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4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53页。

[69] 《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17页。

[70] 吕思勉：《秦汉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71] 参见《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58页；卷52《韩安国传》，第2398页。《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7页；卷108《韩长孺列传》，第2861页。

[72]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2—2903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62—3764页。

[73] 参见《史记》卷25《律书》，第1242页；《汉书》卷49《晁错传》，第2278页。

[74] 参见《汉书》卷49《晁错传》，第2278—2286页；卷24上《食货志》，第1133—1134页。

[75]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4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第3764—3765页。

[76]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卷8《结和》，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79页。

[77] 参见高荣《先秦汉魏河西史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6页。

[78] 《汉书》卷52《韩安国传》，第2399页。

[79] 《汉书》卷93《韩嫣传》：“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习兵，以故益尊贵。” 第3724页。

[80] 《汉书》卷94上《匈奴传》，第3776页。

[81]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5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第3765页。

[82]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5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第2907页；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5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第3767页。

[83] 《汉书》卷73《韦玄成传》，第3126页。

[84] 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3页。

[85] 参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7页；《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1页。

[86] 《资治通鉴》卷19，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秋条，第636页。

[87] 关于汉武帝对匈奴政策的转变，参见高荣《先秦汉魏河西史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6—86页。

[88] 汉代“五属国”所在，历来看法不一。或云安定、上郡、天水、张掖、五原五郡，或曰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这里采用谭其骧先生的考证。参见谭其骧《西汉地理杂考·五属国》，收入《长水集》第二版（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101页。

[89]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页。

[90] 《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1页。

[91] 《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3页。

[92]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第859页。

[93] 高荣：《汉代对西北边疆的经营管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

第二编 汉魏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汉魏时期，随着郡县制在河西的确立和大量内地人口的迁入，河西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民族构成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出现了空前的民族融合。一方面，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其他各族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汉化”现象；另一方面，各游牧民族也对汉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出现了一定的“胡化”倾向。“汉化”与“胡化”并存，正是汉魏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显著特点。

一 汉代河西的人口流动与民族融合

人口流动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人口流动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同时又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具有重要影响。两汉时期，河西地区曾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进而引起了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住河西的匈奴人口的迁出，内地人口的大量迁入和汉文化的迅速传播；二是东汉以来大量西羌部落进入河西及由此出现的一定程度的“羌化”趋势。尽管“汉化”是河西社会发展的主流，“羌化”只是“汉化”基础上的局部变化，但却是长期以来河西地区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对于河西的社会习俗和文化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汉代河西的匈奴与汉族人口流动

1.匈奴等游牧民族的迁出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浑邪王归汉以前，河西的居民主要是匈奴和臣服于匈奴的氐羌部落及少量依附于南山羌的小月氏人。据《汉书》卷28《地理志》载，张掖郡得县有“羌谷水（今张掖河）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泽”；酒泉郡禄福县有呼蚕水（今北大河）、敦煌郡冥安县有南籍端水（今疏勒河）、龙勒县有氐置水（今党河），这三条水均“出南羌中”。同书卷69《赵充国传》载，在阳关西南有小月氏种狼何羌（敦煌悬泉汉简作“琅何羌”）；在酒泉以南八百里的“鲜水北句廉上”，则有
、开羌。北凉秘书考课郎中敦煌人阚骃（字玄阴）所撰《十三州志》载：“会水，众羌之水所会，故曰会水。”
[1] 刘宋新亭侯段国《沙州记》载：“羊鹘岭东北二百里有大山，遥望甚似东岳岱山，极高大险峻，颇有灵验。羌胡父老传云，是西王母摴蒱山。”张澍按：“山有盐池，在敦煌县西南。”
[2] 另据《后汉书》卷76《循吏传》载，武威郡“北当匈奴，南接种羌”。可见，自西汉以迄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在河西四郡南部始终都有羌人部落活动。羌人既从事“田畜”，又“以射猎为事”；而作为月氏余部的小月氏则完全“与匈奴同俗”。匈奴虽“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汉书》卷94上《匈奴传》载：

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字。

这种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下的种种“礼义”，显然与以定居和农业为生并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强调尊老敬老和忠孝节义的华夏之民大相径庭。所谓“不知礼义”，并不是说匈奴没有“礼义”，而是其社会习俗有悖于华夏之民的伦理道德和行为准则。因此，在汉族士大夫眼里，处在匈奴统治下的河西，自然是“无冠带之节、阙庭之礼”的“夷狄”之区。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先后两次进兵河西，大败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势力因此遭到沉重打击。从汉武帝对霍去病两次嘉奖令中的统计数字来看，被汉军俘获、斩杀的匈奴部众约有四五万人，加上与浑邪王一起归降汉朝的四万多人和此前因不愿降汉而被杀的浑邪王八千部众，当时在河西的匈奴人口约有十万。
[3] 浑邪王降汉后，以四万多人而号称十万，除了自张其势外，或许也含有他代表河西所有匈奴人（包括原休屠王部众）的意味。

浑邪王降汉后，汉武帝分别在陇西、北地、五原、上郡、西河等边五郡塞外设置属国，以安置其降众，称为“五属国”。自此以后，河西纳入了汉朝版图。由于匈奴部众几乎被全部迁出，“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一度出现了河西“地空无人”的局面。
[4] 为此，汉朝在设置酒泉郡后，又“稍发徙民充实之”，
[5] 并由此开始了对河西的大规模移民开发。

2.河西域外人口的大量迁入
[6]

为了巩固对河西的统治，进而“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汉朝在初置酒泉郡后，即“因山为塞……稍徙人以实之”。
[7] 据《汉书》卷6《武帝纪》载，元狩五年（前118年）即“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这次并未明确指出所“徙”之“边”为何处，但河西为新得之地，又是“隔绝羌胡”的战略要冲，故此次徙民于“边”或亦包括河西在内。同书还有两条徙民河西的记载：元鼎六年（前111年）新设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元封三年（前108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另据《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载，武都郡“土地险阻，有麻田，氐傁，多羌戎之民……有瞿堆百顷险势，氐傁常依之为叛。汉世数征讨之，分徙其羌远至酒泉、敦煌”。既然“数征讨之”，并“分徙其羌”至酒泉、敦煌，则河西移民除汉族外，至少还应包括氐、羌族。而且迁徙氐、羌之民到河西，并不仅限于元封三年一次，移民地区也不止酒泉一郡。
[8] 征和二年（前91年），丞相刘屈氂等随戾太子谋反被族诛，其下“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
[9]

汉代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10] 有研究表明，这次移民地区也包括河西在内。
[11] 此后，汉朝又陆续向河西移民。当时迁往河西者，“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汉代河西的编户，基本上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史载，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将作大匠解万年因“妄为巧诈……多赋敛徭役”，奏建昌陵未成而获罪；故关内侯陈汤既与谋其事，又妄言惑众，“于是汤与万年俱徙敦煌”。
[12] 这些获罪的官员，往往是举家甚至举族迁徙而来的。在此以前，由于他们大多身居高位，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从政经验，社会影响很大。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为当地颇有声望的家族势力。魏晋时期的很多敦煌大姓，就是由汉代因罪谪迁的官员后裔发展而来的。如敦煌大姓索氏就是如此。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太中大夫索抚因“直谏忤旨”而获罪徙边，“从巨鹿南和迁于敦煌”；至王莽天凤三年（16年），鸣开都尉索骏又被西徙敦煌。索氏西迁以前，索抚、索骏二系分别居于巨鹿北、南两边，故称北索、南索。敦煌另一大姓氾氏，也是从关东迁来的。汉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担任御史中丞的氾雄因“直道见弹”，其家乃“自济北卢县徙居敦煌。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
[13] 直到汉哀帝时，仍屡见有官吏“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14] 的记载。甚至到汉平帝时，敦煌龙勒县还有因谋反而徙边的霍氏后裔。
[15]

徙关东贫民于河西，不仅见诸文献，也见之于简牍。居延汉简就有“
言流民三月三日发得，至表
”（E.P.T59：623）的记录。本简上下均残缺，但从简文来看，应是甲渠侯官的上呈文书，大意是说某年三月三日有一批从得到表是的流民经过。在官方文书中明确提到流民出发的时间、地点和目的地，可见他们不是漫无目的四处漂泊的流民，而是政府有计划地招徕或强制迁往河西的。敦煌悬泉汉简中又有“河平元年八月戊辰朔，壬午，敦煌太守贤、丞信德谓过所县道：遣广至司空啬夫尹猛收流民东海、泰山，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八月庚寅过东”（X39
[16] ）的记载。秦汉时的县司空为掌管修桥治道等土木工程建设和管理刑徒之官，司空啬夫则是县司空之长。
[17] 本简中的广至（敦煌郡属县）司空啬夫尹猛当即此类，他奉命东行，去接收东海、泰山等郡的流民，故由敦煌太守府为尹猛及其随员开具了在沿途传舍享受住宿等服务的公文。史载，汉成帝建始四年（前29年）秋，黄河在馆陶及东郡金隄决口，兖、豫二州有四郡三十二县受灾严重。直到四年以后（河平四年，前25年），朝廷仍在派使对“濒河之郡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进行赈济，令其“避水它郡国，在所冗食之”。
[18] 故简中尹猛奉命到东海、泰山等郡接收流民，应与此次黄河水灾有关，这些流民亦属“关东下贫”者。

至于迁刑徒于河西，在汉简中更是屡见不鲜。如在居延汉简中有“
山
得二人送囚昭武
□四月旦见徒复作三百七十九人”（34.9+34.8），可见囚徒之多。敦煌马圈湾汉简有“送囚效谷”（D1118A）、“富昌队长宋恭，送囚龙勒”（D266）等。在尹湾6号汉墓所出木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YM6D5正）中，有西汉末某年七月七日平曲县丞胡毋钦“送徒民敦煌”的记录，其中的“徒”即指刑徒。在敦煌悬泉汉简中，又有张掖郡氐池长为奉诏“送徒民敦煌郡”的传舍佐开具的过所文书记录：

建始二年三月戊子朔乙巳，氐池长延寿移过所，遣传舍佐普就，为诏送徒民敦煌郡，乘轺车一乘，马一匹，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掾长，令史临，佐光。四月己亥过，西。（X37）

在该过所文书中，传舍佐普就“为诏送徒民敦煌郡”，按有关律令规定，沿途各传舍要为其提供食宿和交通便利。

上述文献和简牍材料表明，汉朝对河西的大规模移民，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以来，经昭、宣、元、成，以至哀、平之世，都从未停止。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河西四郡三十五县共有71270户，280211口。其中武威郡领十县，有17581户，76419口；张掖郡辖十县，有24352户，88731口；酒泉郡辖九县，有18137户，76726口；敦煌郡辖六县，有11200户，38335口。由于河西建郡前匈奴人口几乎被悉数迁出，一时出现了地空无人的局面，因此，《汉书·地理志》所统计的人口，基本上都是从内地迁来的。
[19] 其中既有一般的关东贫民，也有谪迁的官员和减罪的刑徒及其家属。正如《汉书》卷28下《地理志》所云：“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虽然他们来自不同郡国，“习俗颇殊”，但与此前在河西游牧的月氏、乌孙和匈奴人相比，毕竟都是习惯于定居和农耕生活的汉族人口。他们到河西后，也带来了内地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加之郡县统治体制的确立和朝廷屯垦政策的推行，不仅改变了河西的社会经济结构，使之由游牧经济区变成了新兴农业区；而汉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也随着内地移民的迁入和汉朝统治的确立而迅速传播。

居延汉简显示，河西的戍田卒、燧卒、驿卒等大多来自内郡。他们既有因贫穷而代替他人戍边者，也有戍边累年不归者，更有携带家小，一去不返者。
[20] 从卒家属廪名籍来看，这些士卒的确不是孤身一人到河西服役，而是携带家眷，除了其妻子儿女之外，有的还包括其父母和兄弟姊妹。因此，他们不大可能在服役期满后重新返回原籍，更多的可能会选择就地著籍。

如前所述，早在汉文帝时，就针对守塞吏卒“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的状况，对迁往边地的移民予以免刑赐爵等优惠政策。根据这种“徙民实边”的惯例，对于徙边的贫者和罪徒，一般是“妻子自随”“家属徙焉”。政府不仅赐予高爵、免其罪责、“复其家”，而且为他们提供“室屋”“田器”，并“予冬夏衣，廪食”。甚至对“亡夫若妻者”，也由“县官买予之”。从而使他们逐渐安于边地，成为久居边地的常住之民。从汉简中习见的亭燧吏卒“私归私舍”（E.P.T56：255）“私归坞壁田舍”（E.P.T51：74）和“吏卒家属廪给簿”（203.3、203.7）可知，直到西汉中后期，在河西边塞以“家室田作”者，依然享受上述“先为室屋，具田器”和“予冬夏衣，廪食”等优惠。因此，那些退役后就地占著的戍卒及其家属，就成为当地的“常居者”，自然也是河西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们而言，守塞戍边与保卫家园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因此，百姓“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
[21] 对于地方长吏来说，由于河西地处边塞，经常受到匈奴和羌人骚扰进攻的威胁，保境安民就显得格外重要，故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于是，保卫边塞就成为河西百姓和地方将吏义不容辞的共同使命，从而出现了“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
[22] 的局面。

3.河西学校的设立与汉文化的传播

伴随着大量内地人口的不断迁入和河西郡县的陆续设置，汉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汉文化也迅速传入河西。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还纷纷设立学校，教授儒家经典，对汉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代郡国学校的设立始于汉景帝末年的蜀郡太守文翁。《汉书》卷89《文翁传》载，文翁为蜀郡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汉书》卷88《儒林传序》记，汉元帝好儒，令“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武帝以前汉朝统治尚未及于河西，汉武帝时虽令郡国皆立学校，但因河西为新得之地，人口稀少，且多为内地移民，故郡国立学之诏在河西未必迅速付诸实施。然而，汉元帝时郡国置学官之制则已在河西推行。居延和敦煌汉简中有很多太守府和都尉府“卒史”的记载，其中不乏有明确纪年者，如“甘露二年（前52年）御史书”（73EJT1：1—3）和“元康五年（前61年）夏至宜更水火诏书”。
[23] 在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和玉门花海出土汉简中，都发现有用于练字而书写的《仓颉篇》残简；而汉代敦煌悬泉置遗址还出土了两枚《论语·子张》篇残简（V92DXT1812②：119，V92DXT1812②：215），足见儒家经典已在河西广为传播。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所出日忌杂简背面的墓主人记事中，又有“河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的记载。“文学弟子”不见于《汉书》和汉代碑刻。汉代所谓的“文学”，乃指经学而言。它同时又是一种资历和学官的称谓；至于弟子，则是相对于业师而言的。故“郡文学”可能指被“除”“补”“调”任的郡国学校秩百石的文学官，也可能指未出仕前的郡国文学士，只是一种学衔或功名。郡举文学及诏举郡国文学士之制，经汉文、景、武三朝，至昭、宣之世而兴盛，但此后即不再实行。据《汉书》卷8《宣帝纪》载，本始元年（前73年）四月，“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诏令特别注明“内郡”，可知边郡并未实行。本简所记“诸文学弟子”为汉成帝河平年间，此时郡举文学或郡文学士已不复盛行。郡国学校的教官称为“郡文学”，简中的“文学弟子”应是由郡选送赴京师受业的文学之士——郡文学官的弟子，亦即“学官弟子”“学官诸生”，该墓主人“当时很可能为专于一经的‘礼掾’之类的经师”。
[24] 武威磨嘴子汉简中的“文学弟子”实即学官弟子，“本简之墓主人深通礼经，应为西汉末年武威郡之文学官”。
[25] 是则河西各郡至迟在西汉元、成之世已有官学。

此外，居延汉简记某部尉史骏，“前为县校弟子，未尝为吏”（E.P.T59：58）。在敦煌汉简中还有“建明堂，立辟雍，设学、校、详［
］、序之官，兴礼、乐以风天下诸生，庶民翕然响应”（D481）的记载。据《汉书》卷12《平帝纪》载，元始三年（3年）安汉公王莽奏“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
，聚曰序。序、置《孝经》师一人”。本简所记当即汉平帝据王莽奏言所下的诏书。果如此，则至迟到西汉末年不仅在河西各郡，而且在郡以下的县、乡也都设有官学。但此后王莽当政，“北攻强胡，南扰劲越，西侵羌戎，东摘濊貊，使四境之外，并入为害”；“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
[26] 大量边民流入内地，河西官学恐亦名实难符。及莽败，窦融保据河西，“抚结雄杰，怀辑诸羌”，初步稳定了河西局势。于是“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27] 建武初年，新任武威太守任延“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诣校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28] 河西官学亦因此而恢复和发展起来。如有“通儒”之称的杜林，曾于河西“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
[29] 到魏明帝初年，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丧乱弥久”的河西也进一步“立学明训”，于是“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
[30] “至魏嘉平中，武威太守条茂起学舍，筑阙于此泉（按：指灵渊池）。太守填水，造起门楼，与学阙相望”。
[31]

史书中未见有汉代河西私人办学的记载，唯《水经注》卷40“都野泽”条注引王隐《晋书》云，汉末博士敦煌侯瑾“语弟子曰：‘凉州城西泉水当竭，有双阙起其上’”。
[32] 是则侯瑾亦有从学弟子。《后汉书》卷65《张奂列传》载，敦煌张奂曾为武威太守，为官期间常讲授不辍；即使在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亦能处变不惊，“与弟子讲诵自若”。后因“党锢”之祸而免官归乡里（此时张奂已徙属弘农），更“闭门不出，养徒千人”；安定临泾人李恂，“少习《韩诗》，教授诸生常数百人”，先后担任张掖、武威太守等职，“后坐事免，步归乡里，潜居山泽，结草为庐，独与诸生织席自给”。
[33] 吕思勉先生在论及汉代学术时指出：“汉儒居官者，多不废教授”及其“去官而必教授”。
[34] 由此观之，张奂、李恂在河西任职期间，亦必有教授弟子之举。换言之，汉代河西也有私学。
[35]

4.河西的民族融合与社会风俗的变革

汉代中后期河西的民族融合与社会风俗的变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大量内地人口的不断迁入和郡县统治体制的确立以及大规模屯垦政策的推行，改变了河西人口的民族构成和社会经济结构，进而使当地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倡导尊老养老并为70岁以上者授以鸠杖，是汉朝自“高皇帝以来”就一以贯之的政策，随着河西纳入汉朝版图，这一政策也推行于河西，这在武威所出“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令册”中都有明确反映。由于迁入河西的刑徒本身带有明显的“谪戍”、惩罚和改造、赎罪的色彩，除了少数官僚贵族以外，在迁居河西之初，都处于社会的底层；至于那些“关东下贫”者，则大多是迫于生计才背井离乡来到河西的，自然谈不上特殊地位。因此，他们对河西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是很有限的。相比之下，朝廷的政策导向和一系列强制性措施，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则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大量内地移民迁入河西后，郡县政府不仅为他们“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而且“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
[36] 居延、敦煌汉简中就有很多社和社祭的记载（参见E.P.T20：4、E.P.F22：153—160等简），反映出河西各地对社祠（祭）是非常重视的。“社之信仰为华夏民族之基本信仰”，大量的社祭活动记录表明：河西虽地处边陲，但“社之信仰则已随内地移民而至矣”。
[37]

1959年以来，在武威磨嘴子汉墓先后发现了《仪礼》简册残本、“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简册。
[38] 其中，《仪礼》简的抄写时间不晚于汉成帝河平年间（前28—前25年），是墓主人生前诵习和教授用的；“王杖诏书令”书写于汉成帝元延三年（前4年）或其稍后的成、哀之际，其内容是要求尊敬长老、抚恤鳏寡孤独废疾者和赐高年者王杖以及对殴辱王杖主者进行惩处的诏令。在武威汉墓中，还发现了3枚由朝廷赐给高年者的木鸠杖。据《续汉书·礼仪志中》载：“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武威五坝山所出木鸠杖杖首鸠鸟口中就衔有块状食物，呈张口吞咽状，与文献记载非常吻合。如果将这些简册文书和木鸠杖实物与文献记载相对照，就不难看出：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的宣传教化和相应的强制性措施，儒家文化和汉族伦理观念已在河西广泛传播，尊老敬老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这与以往在匈奴统治下“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的“侮老”习俗，迥然有别。正是在官府的大力提倡下，才使内地的社会风俗迅速在河西传播，并发扬光大。故“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
[39]

（二）汉代河西的羌族部落及其活动

羌族是我国西部地区的古老民族。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从羊、从人（或从女）的“羌”字，《说文》云：“羌，西戎牧羊人也。”其活动范围很广，以青海河湟地区为中心，北自塔里木盆地南缘，南到巴蜀，都有羌人活动。《后汉书》卷87《西羌传》称其地“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儌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河西地区则有婼（弱）羌、卬羌和番和羌等，其中婼羌即弱羌，原居祁连山北、合黎山南的弱水流域，约在秦末月氏统治河西时，西迁到阳关西南地区；“卬羌”见于居延汉简387.1，
[40] 这支羌人就是先从赐支河曲（今青海省贵德县西、共和县南之龙羊峡一带），再由此西北行数千里，经祁连山进入河西的一部分卬羌遗民。番和羌在《十三州志》中作卑禾羌，番、卑音近，和、禾音同，番和即卑禾，原居青海湖北的祁连山谷，后经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今山丹县霍城一带，汉得河西后在其地置番和县，汉末魏初复迁至青海湖北，称卑禾羌。
[41]

秦末汉初，随着匈奴的崛起，羌族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被迫依附于匈奴，就连阳关之西1800里的婼羌也不例外。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朝将驻牧河西的匈奴降众全部迁出，但原来游牧于河西的羌人则继续留居河西南山，还有一些已接受汉朝统治的羌族部落，则被称为“归义羌”；婼羌国王因归附汉朝而被封为“去胡来王”，其国虽然人口稀少，且“不当孔道”，但其“离胡归汉，匈奴之右臂遂断，婼羌实有举足轻重之势焉”。
[42] 后来赵充国击羌，就有婼羌兵参与。敦煌悬泉汉简有很多归义羌人的记载，反映了汉代河西归义羌人的活动情况。

1.河西归义羌人的部落组织

河西的“归义羌”人虽归附汉朝，但仍保持了原有的部落组织。见于悬泉汉简记载的羌人部落种号有：刘危种、藏耶茈种、龙耶种、渠归种、良种、甬种、卜茈种、卑为茈种和敦隗种等。简文如下：

简1.移护羌使者移刘危种南归责藏耶茈种零虞马一匹、黄金耳（珥）县青碧一，会月十五日，已言决。

Ⅱ0122①B：63 X二二八
[43]

简2.酒泉归义垒羌龙耶种男子榦芒自言，今年九月中□

Ⅱ0214②：195 X二四二
[44]

简3.归义垒渠归种羌男子奴葛
[45]

Ⅱ0114②：180 X二四〇

归义聊良种羌男子芒东

Ⅱ0114②：181 X二四〇

归义垒甬种羌男子潘朐

Ⅱ0114③：423 X二四〇

归义垒卜茈种羌男子狼颠（张释“仁茈种羌”）

Ⅱ0114③：459 X二四

归义聊藏耶茈种羌男子东怜（张释“臧耶茈种”）

Ⅱ0214①：1 X 二四〇

归义聊卑为茈种羌男子唐尧

Ⅱ0214①：2 X二四〇

归义聊卑为茈种羌男子蹏当（张释作“卑显茈种羌男子□当”）

Ⅱ0214①：3 X二四〇

归义垒卜茈种羌男子封芒

Ⅱ0214①：4 X 二四〇

归义良种羌男子落蹏

Ⅱ0214①：5 X二四〇

■右
良种五人。

Ⅱ0214①：6 X二四〇

简4.
良种同犁盗余芒马八匹同犁与□□□□

ⅡT0313S：61

简5.
归义聊羌王使者男子 初元五年七月

余输皆奉献诣 仁行长史事

乘传 当舍传舍

ⅤT1210④：3

简6.●归义敦隗种留良等辞曰以诏书冬十月入徼就草常居广至

ⅡT0114②：194

对以上各简所记羌人种号，学者多将“归义”与“垒”“聊”等断开而与其后的“某某种羌”连读，分别作“垒渠归种”“聊良种”“垒甬种”“垒卜茈种”“聊藏耶茈种”和“垒卑为茈种”等。
[46] 但是，这种断读似与文意不符。如果将各简对照来看，第3简（“归义羌人名籍”册）中的“垒”“聊”都应与其前面的“归义”连读为“归义垒某某种”“归义聊某某种”。这种断读与1、2、5三简中“藏耶茈种”“归义垒羌龙耶种”和“归义聊羌王”的句式正相吻合。肩水金关汉简中有很多聊姓人员的记载，如：“戍卒得成汉里公乘聊广德年卅六”（73EJT14：1）“
□期里女子聊斄年卅”（73EJT25：25）“茂陵精期里女子聊碧年廿七，轺车一乘马一匹，三月癸亥入”（73EJT37：1505）等，这些聊姓人员或即纳入郡县乡里管辖的归义羌人。《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羌人自无弋爰剑曾孙忍以后，“子孙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其中“忍生九子为九种，（其弟）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到忍之子研时最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自爰剑“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可见羌人种号是以“豪健”者命名的。每个种号可能是一个部落，也可能有若干个部落。如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烧当八种寇陇右”，被护羌校尉段所败。这里的烧当种羌，至少由八个部落组成，每个部落自成一个分支，故称“烧当八种”。同一种姓的各部落首领均可称为“大豪”。汉明帝永平初年，烧当羌诸部先后降汉，护羌校尉窦林在未明真相的情况下，先是奏称滇岸为烧当大豪，接着又奏滇岸之兄滇吾为第一豪。汉明帝怀疑“一种两豪”失实，在查明真相后，“怒而免林官”。黄烈先生据此认为，其最高首领“大豪”只有一个，其下又有若干家支首豪，故其部落民有相对的稳定性。
[47] 但有资料证明，同一种羌可有多个大豪。如《汉书》卷69《赵充国传》载，汉宣帝时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至神爵二年（前60年）秋，“羌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于是诸羌悉平。《后汉书》卷65《皇甫规传》载，延熹五年（162年）“沈氐大豪滇昌、饥恬等十余万口”向皇甫规投降。其中同时被杀的犹非、杨玉则均为“先零大豪”，归降汉朝的滇昌、饥恬也都是“沈氐大豪”，足见其大豪不止一人。同书卷87《西羌传》又载，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年）夏，“当煎种大豪饥［五］等，以（马）贤兵在张掖，乃乘虚寇金城……初，饥五同种大豪卢忽、忍良等千余户别留允街，而首施两端。建光元年（121年）春，马贤率兵召卢忽斩之……忍良等皆亡出塞”。据此，当煎种羌至少有三个“大豪”。在饥五进攻金城之际，驻在金城允街县的卢忽、忍良“首施两端”，可见他们虽属“同种”，相互间并无上下隶属关系。换言之，“大豪”未必是某种羌的最高首领，各部落的首领亦可称为“大豪”。如汉安帝永初二年（108年），西域副校尉梁慬“至姑臧，羌大豪三百余人诣慬降”。这些“大豪”显然是指部落首领而非某种羌酋豪。上列简文所谓“归义垒”“归义聊”等，应是指其较大的种号而言（简5中“归义聊羌王”的记载可为佐证），其下的“渠归种”“
良种”“甬种”“卜茈种”“藏耶茈种”“卑为茈种”等则为其分支。其中“归义”是指该部羌人已归附汉朝，“垒”“聊”则为其名号。有学者将其称为垒羌和聊羌，上引简2中的“垒羌龙耶种就是以垒羌作为大族、龙耶作为分支的羌族种属”，简3（《归义羌人名籍》册）中的渠归种、甬种和卜茈种，都是垒羌的三个支族；而良种、藏耶茈种和卑为茈种，都是聊羌的三个支族；至于简1中的刘危种，则是另一个新的种族。
[48]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如果对照简中“归义垒（聊）某某种羌”的称谓，与文献所记“先零沈氐羌”之类的说法也是一致的。而后者既可作“先零羌沈氐种”，也可省去种姓而称为“沈氐（种）羌”。因为其种号各异，即使省去种姓或归义名号，也不致出现混乱。故简3《归义羌人名籍》第二简中的“归义聊良种羌”，在第九简中省称为“归义良种羌”，最后一枚小计简则省去了归义名号而径称“
良种”；至于“归义聊藏耶茈种”，在简1中则省去了“归义聊”而作“藏耶茈种”。如此，简6中的“归义敦隗种”可有两种解释：一是像“归义垒（聊）某某种”一样，其名号为“敦”，种号为“隗”；二是仿“归义良种”之例，省去了归义名号，其种号为“敦隗”。由于羌人种姓、名号中既有像“先零”“烧当”“藏耶茈种”这样的复合词，也有诸如“研种”“
种”和“甬种”之类的单字名称，因此尚难以确定“归义敦隗种”的解释应以何者为是。
[49] 但是，河西一带的羌人在归附汉朝后仍继续保留其原来的部落组织，则是可以肯定的。

2.河西归义羌人的父子联名制

敦煌悬泉汉简不仅记载了羌人的归义名号和部落组织，而且还有很多羌人姓名，这对于了解其名姓制度提供了新的材料。现将见于敦煌悬泉简的羌人人名列表如下（见表2-1）。

表2-1 敦煌悬泉简的羌人姓名

续表

表2-1所列羌人人名共46个。其中除“奴葛”“索卢”“大目”“弥藏”“潘朐”“傅迷”“离吉”“同犁”和“妾男”外，其他人名间都有一定关联。如：

归——归何——南归——告归——忘归

嘉良——留良——良输——余输——余芒

余芒——幹芒——芒封——芒东——东怜

封唐——封芒——封调

唐尧——唐调——屈调

驴掌——掌乐——掌臧——掌子真

狼颠——狼阳——狼对——莫狼

蹏当——蹏戎——落蹏

零虞——虞临

据《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西羌“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如烧当羌自无弋爰剑十三世孙烧当“豪健”，遂以烧当为种号。烧当玄孙为滇良，滇良之子名滇吾、滇岸，滇吾之子名东吾、迷吾、号吾，东吾之子东号，迷吾之子迷唐，东号之子麻奴，麻奴之弟犀苦。其中，从滇良到迷唐共历四代，可表示如下（见图2-1）。

图2-1 烧当羌父子联名制

这种命名方式，黄烈先生称之为“父子联名制”。上列简牍记载的9组姓名与烧当羌的父子联名制非常吻合。但在其中可以确定为父子、兄弟关系的人名之间，却并未实行父子联名制。如驴掌之子芒封，其弟名嘉良，归何弟名封唐。从驴掌家族十余人抢夺归何马廿匹（张释作“卌匹”）、羊四百头的事件来看，他们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并非“酋豪”之类的头面人物。如果考虑到“父子联名制只在强大的种族中出现”
[50] 的特点，在驴掌等人父子兄弟姓名间缺乏关联，也在情理之中；但在羌王唐调与西罕侯封调、羌豪良输与男子余输以及同属于“归义垒羌”的“榦芒”与“封芒”和同属于“归义聊羌”的“蹏当”与“落蹏”之间，则很可能与这种父子联名制有关。而“掌乐”与“掌子真”同住于效谷县广大里，后者又与“掌臧”同在悬泉置当差，他们三人显然已编入了汉朝地方乡里组织体系中。“掌子真”简的纪年为“河平二年”（前27年），比简册所谓“驴掌谋反”的时间神爵元年
[51] （前61年）晚了30多年，他们很可能属于同一种羌。

关于简中出现的诸如“牛羌”“赵羌”“樊羌”“王羌”“马羌”等姓名，一种意见认为是已经汉化的羌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能把所有带“羌”字的都当作羌人。
[52] 但从敦煌悬泉简中“门下义从赵羌”的记载（91DXF13C②：22）来看，此“赵羌”当属归附汉朝的“归义羌”人无疑；至于“大穰里不更王羌”和奉命案事郡中的“助府佐樊羌”，当与前述掌乐、掌子真、聊广德（73EJT14：1）、聊斄（73EJT25：25）等一样，都是编入地方乡里组织的羌人。他们在归附汉朝后，不仅拥有了一般编户的身份和待遇，而且获得了爵位（不更、公乘分别为秦汉二十等爵的第四、第八级）和职务。另外，在临近敦煌的罗布泊北部地区发现的一件纸文书，是一封私人书信，年代为3—4世纪。正文以“羌女白”起首，末尾署名为“马羌”。
[53] 顾颉刚先生断定其“当是白马羌之一族”，
[54] 无疑也是羌人。后来，又有学者征引《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关于“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领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传闻黄牛羌各有种类，孕身六月生，南与白马羌邻”的记载，认为“牛羌”“马羌”等人名，都是由羌人本族种姓演化而来的。
[55] 这个解释是可取的。

简3中“奴葛”的身份是“归义垒渠归种羌男子”，则“奴葛”应是羌人无疑，而“奴”或为其姓氏。此外，在敦煌悬泉置所出的邮书课简中，还见有“奴万”“奴铁柱”“奴益有”“奴李通”“奴来臣”“奴便”等称谓。
[56] 由于这些邮书课简的内容详略各异，书写格式也不完全一致。有的除了记收付文书的年月日时，还详细记载了经办者所属部门及其身份、姓名等；有的则仅记文书收付者名，而省去了其身份和姓氏。如下简：

简7.出绿纬书一封，西域都护上诣行在所公车司马以闻……元始五年三月丁卯日入时，遮要马医王竟、奴铁柱付县泉佐马赏

Ⅱ0114②：206

简8.元始五年四月丁酉日蚤桑榆时，县泉佐赏受遮要奴李通，即时遣狗奴行

Ⅱ0214①：27

简9.建平三年四月癸卯定昏时，遮要驿吏并受甘井驿音

Ⅱ0214②：266

简10.出东合檄一，鲍掾印，诣东道平水史杜卿，元始五年四月庚戌晨时，县泉置佐忠受遮要铁柱□

Ⅱ0214①：13

对于7、8二简中出现的“奴”字，还不能确定到底是指其身份还是姓氏。从简8所记的“奴李通”来看，似乎是指其身份而非姓氏。另一枚悬泉简中又有“元始四年十月庚午夜半时，县泉置奴付鱼离置佐左骏”（Ⅱ0114③：444）的记载，这里的“奴”，似也是指其身份而言。当然，“奴”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很宽泛的鄙称而已，未必是指奴隶。
[57] 但7、8、10三简所记文书受付时间分别是元始五年（5年）三月三日、四月三日和四月十六日，前后相距不过一个半月，故简7中的“县泉佐马赏”和“奴铁柱”，就是简8中的“县泉佐赏”和简10的“铁柱”。其区别在于前者有姓有名，后者则省去了姓氏而只书其名。若果如此，这里的“奴”就应是姓氏而非身份。如此，则简7的王竟、奴铁柱二人的身份均为马医，不仅与本简后面接受文书的“县泉佐马赏”的书写格式（身份+姓名）正相吻合，而且可与简3的归义羌男子“奴葛”互证。在《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确有羌人以“奴”为名的例证，如“麻奴”“狐奴”等。至于多次出现的“狗奴”，则应是在悬泉置当差羌人的名字。

此外，简中出现的“离吉”“潘朐”“妾南”“索卢”“弥藏”“傅迷”“同犁”等人名，从字面上看不出相互间有何关联，但在文献中却有一些类似的例证。如带“离”字的有离留、离湳、那离，当煎羌大豪又有名卢忽者，等等。由此可见，在河西的归义羌人部落中，继续保留和实行了羌人传统的父子联名制。

3.对河西“归义羌”人的管理

由于“羌人逐水草移徙”的特点，河西的归义羌人一般居于“儌外”，只有到冬季才可“入徼就草”。简6所记归义敦槐种羌留良等自称“以诏书冬十月入徼就草”，就是明证。如果将简6与同出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第二发掘区的《案归何诬言驴掌谋反册》（X二四一）中的“使者条”对照来看，简6提及的诏书显然不是专门针对归义敦槐种羌，更不是专指留良等人，而应是适用于所有归义羌人部落的，很可能是专为赴河西处理归义羌人事务的某“使者”而颁行的，故称“使者条”。特别规定在“冬十月入徼就草”，应与归义羌人平时所处的“儌外”之地高寒气候有关。《案归何诬言驴掌谋反册》显示，羌人驴掌于某年八月迁居博望候官万年亭儌外的归菆谷，其东面与归何邻近。前一年九月，驴掌之子芒封与归何之弟封唐因斗殴冲突引发了财产纠纷。封唐用刀刺伤芒封，驴掌即与其弟嘉良等十多人夺走了归何的四十 匹马和四百只羊，归何遂将此事“自言官”。这里的“官”，应即博望候官。候官是隶属于都尉府的军事防御组织，但属国之下也设有候官。
[58] 据《后汉书》卷88《西域传》载，东汉有酒泉属国建制，虽然其始设时间不详，但当地羌人部落众多，汉宣帝时又屡“欲为酒泉、敦煌寇”。
[59] 为安置酒泉南山和敦煌南塞“儌外”的“归义”羌人，设立“主蛮夷降者”的酒泉属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简2“酒泉归义垒羌”的记载可为佐证。
[60] 故《案归何诬言驴掌谋反册》中处理羌人冲突和纠纷的博望候官或即隶属于酒泉属国。由于双方纠纷发生在边塞“儌外”，且在某赦令（很可能是对“归义”羌人的赦令）发布以前，根据“使者条”的有关规定，对其“归义”前发生的冲突可以赦免，不予追究。敦煌悬泉汉简中就有“赦前有罪，后发觉勿治”的令文（X一一），故博望候官只追回了四十匹马和五十九只羊，并将此案处理意见上呈属国都尉府。文书称：“疑归何怨恚，诬言驴掌等谋反”，就是候官对归何告发驴掌等谋反之事进行调查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初步判断。值得注意的是，驴掌与归何双方“相犯儌外”的时间是“去年九月中”；而简2中酒泉归义垒羌龙耶种男子榦芒“自言”之事，则是“今年九月中”发生的。他们特别强调事件发生在“九月中”，当与“十月入徼就草”的诏令精神有关。在“九月中”，他们尚在“儌外”，汉朝对他们的控制约束相对比较宽松，甚至可免予承担责任；但在“十月入徼就草”以后，就要接受当地郡县或属国的管理。因此，他们“自言”某事在“今（去）年九月中”，意在说明当时尚在“儌外”，以便充分利用诏令所留的“空间”，使自己在处理纠纷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进而逃避或减免责任。

不论是博望候官万年亭“儌外”羌人归何诬言驴掌等谋反，还是酒泉归义垒龙耶种羌男子榦芒“自言”有关情况，都说明这些羌族部众平时均受当地属国管辖，简3的“归义羌人名籍册”就是明证。正因为如此，当他们发生各种纠纷时，也求助于郡县或属国官吏解决。如悬泉汉简有云：

简11.定汉里女子王张子自言：河平二年八月中卖黄丸方领一直九百广大里掌子真所，数责不可得。子真为县泉厩佐

ⅡT0114③：439

简中某县（或为悬泉置所在的效谷县）定汉里女子王张子自称，家住广大里的县（悬）泉厩佐掌子真欠其900钱，多次索要未果，遂请求官府帮助解决。当然，也有的羌民往往将其财产或债务纠纷直接诉诸巡视该地的“护羌使者”（即护羌校尉，详下），但护羌使者并不直接处理这类案件，而是将其移交当地郡县或属国。简1反映的情况正是如此。简文显示，护羌使者将归义羌刘危种南归与藏耶茈种羌零虞的马匹纠纷案件转交某部门，该部门又责成其下属处理。鉴于该文书为层层转发、逐级下达，故接受护羌使者文书者应是敦煌郡或酒泉属国，而郡（或属国）又将其转发给案件当事人所在的县（或候官）。在案件处理完毕后，郡县属国要将结果登记上报。敦煌悬泉简中“护羌使者莫府移羌男子狼对责忘归马已毕·第廿
”（ⅠT0112②：39）和县廷逐捕因某事获罪的羌人莫狼、傅迷等（ⅣT0617③：21）的记载，可为佐证。

汉代“归义”羌人被广泛用于军事（主要是组成骑兵部队）、邮驿和其他各种劳作，居延汉简中有“属国胡骑兵马名籍”（512.35B）“斥候胡骑”（182.7）“酒泉羌骑”（73EJT37：721）和“居延都尉胡驿”（73EJT37：1369）等，至于以羌人为御者或从事其他劳作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参见X二四四、X二四五、X二五六等简）。他们均受所在郡县（或属国）管理，这些郡县也都设有专司羌族事务的机构和官吏。如下简：

简12.建昭二年二月甲子朔辛卯，敦煌太守彊、守部候修仁行丞事告督邮史众√欣、主羌史江曾、主水史众迁，谓县，闻往者府掾、史、书佐往来繇案事，公与宾客所知善饮酒传舍，请寄长、丞食或数……

X二三二

简13.七月十一日庚申，主羌史李卿过西，从吏一人，用米六升，肉一斤

X二三三

此二简中的“主羌史”一职不见于文献记载。从简文内容看，前者为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二月二十八日敦煌太守府给其属吏和属县的下行文书，故其中的“督邮史”“主羌史”“主水史”等均为敦煌郡属吏。在汉简中，对各级属吏往往称卿而不名，
[61] 简13中的“主羌史李卿”即属此类。根据汉代郡县属吏“分诸曹治事，掾为曹长，史之地位在掾之下，副掾理事”的惯例，
[62] 简中的“主羌史”即“主羌掾”之副贰，其职责应是协助“主羌掾”处理羌族事务。肩水金关汉简中就有以“主羌胡为务”（73EJT6：74）的官吏。

敦煌郡专设“主羌”掾、史，负责归义羌人的日常管理，说明敦煌一带羌族势力还是很大的。敦煌如此，河西其他各郡也不例外。如汉武帝时为安置“蛮夷降者”而在张掖郡南部黑河上游地区设立的张掖属国，其所辖人口中就有相当数量的羌人。因此，东汉建武初年司徒掾班彪所谓“凉州部皆有降羌”
[63] 之说，并非虚言。

汉朝管理羌族事务的官吏还有“护羌校尉”和“护羌使者”。学者多认为“护羌使者”在敦煌悬泉汉简中凡十见，且从宣帝时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因而不是临时性增设的官职；其秩比二千石，不是护羌校尉所派使者或其属官，而是“随事而设”并配合护羌校尉行动的独立官职。
[64] 但是，既然已有秩比二千石的护羌校尉专掌羌族事务，就没有必要再“随事而设”护羌使者。因为在同一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设置两名秩级相同、职责相仿、地位权力相当的官吏，不仅无助于加强统治，反而会因权力交叉、职责重叠而导致政出多门、号令不一，甚至出现内争和混乱，进而削弱统治。就其职责而言，护羌校尉“持节统领”诸羌，虽自有治所，但并不像郡守、县令长那样拥有辖地治民之权，而是以朝廷使者的身份巡行各地，笼络和安抚羌族部众，防止各部结盟或与匈奴交通以反叛汉朝。即《后汉书》卷87《西羌传》所谓“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备”。简牍和文献所见护羌使者的职责也大体如此。如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与诸羌种豪解仇交质盟诅，赵充国建议：“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可见，使者巡行，旨在监视诸羌动向，阻止诸羌结盟，“以发觉其谋”。这与护羌校尉的职责是一致的。自汉武帝设护羌校尉后，史籍中再未有护羌校尉的记载，直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始“诏举可护羌校尉者”；简牍所见的“护羌使者”出现于宣帝至西汉末年，但“护羌校尉”与“护羌使者”不见于同一简册。因此，二者并不是同时并立的两个职官，只是同一职官的不同称谓而已。因护羌校尉“持节”治事，故又称为“护羌使者”，而其全称应为“护羌使者校尉”。这与昭、宣之世设立使者校尉处理西域事务
[65] 是同样的道理。论其职掌、官阶称护羌校尉，论其朝廷所派、持节治事的身份则称护羌使者。

为了进一步笼络和招抚羌族各部，汉朝还对羌族部众实行“捬循和辑”的政策，将归附汉朝的各部落首领，按其原有地位和力量强弱分别封为王、侯、君、长等。如先零大豪杨玉就曾被封为“归义羌侯”，后因行视诸羌的义渠安国措置失当，致使杨玉等“恐怒，亡所信乡”而胁迫其他小种“背畔犯塞”。后来赵充国欲以威信招降诸羌，乃释放了此前被扣留作人质的
、开豪靡当儿之弟雕库，使之归告诸羌：“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从而争得了
、开等部的归附。神爵二年（前60年）秋平定西羌叛乱后，乃“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侯，儿库为君，阳雕为言兵侯，良儿为君，靡忘为献牛君”。
[66] 敦煌悬泉汉简中有“
归义聊羌王”（ⅤT1210④：3）“羌王唐调”（X235）“西罕侯封调”（X257）“琅何羌□君弥藏”（ⅣT0617③：21）和“羌王索卢”（X243）等，足见西汉“捬循和辑”的对羌民族政策，在河西的归义羌人中也得以贯彻执行。

汉朝对河西的归义羌人实行护羌校尉（护羌使者）与郡县属国并行的双轨制管理体制，并辅之以较为温和宽松的民族政策，既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又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相结合，对于维护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汉后期数十年间，“四夷宾服，边塞无事”局面的出现，与其推行“捬循和辑”的民族政策和因地制宜的双轨制管理体制，是密不可分的。

西汉河西的“归义羌”人在接受郡县属国管理的同时，还继续保持了原来的部落组织和父子联名制。他们平时在“儌外”游牧，所受约束相对宽松；但在冬十月“入徼就草”后，则要严格遵守有关律令。汉朝为“捬循和辑”羌族各部，实行了护羌校尉与郡县属国并行的双轨制管理体制。护羌使者（护羌校尉）的职责重在安抚西羌各部，防止各部结盟反叛；而郡县属国及所属主羌掾、史负责对“归义羌”人的日常管理，处理各种矛盾纠纷。这种双轨制管理体制，对于化解矛盾和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汉代河西的小月氏

汉初，“本居敦煌、祁连间”且“强轻匈奴”的月氏人，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后就日渐衰落。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继位后，又一次大败月氏，并杀死了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经过这次惨败，月氏被迫离开河西，大部分迁往伊犁河流域（后因乌孙的袭击，又西迁到阿姆河流域）。“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67] 有研究认为，这些留居河西的小月氏部落主要有四部，即：酋涂（酒泉）王部、瓡讘（呼蚕）王部、右苴王部和狼何部，其中前三部均在今酒泉一带，狼何部在今阳关西南地区。
[68] 由于这些小月氏部落力量羸弱，只得“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故其“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进兵河西，大败匈奴，不仅夺取了河西地区，而且还修筑令居塞，深入湟中，西逐诸羌，从而隔绝了羌胡交通，“使南北不得交关”。尤其是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之战以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
[69] 匈奴不甘心失败，又无力阻止汉军向西北推进，就时常煽动诸羌进攻汉朝。元鼎五年（前112年），匈奴策动先零羌等部10万人进攻汉朝令居、安故等地，匈奴则派兵“攻五原，杀太守”，与西羌呼应。汉武帝派将军李息和郎中令徐自为率军10万人，迅速平定了西羌叛乱，并设立了专门处理羌族事务的护羌校尉府，其长官护羌校尉秩比二千石，持节治事，全权负责西羌事务，通过巡视西羌各部，及时了解各部情况，安抚慰问，化解矛盾，即所谓：“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备。”随着汉朝在河西的节节胜利和军事防御的不断加强，河西的羌胡各部也纷纷归附汉朝。正是在此背景下，原来依附于诸羌的小月氏部落也归附汉朝，汉朝遂在张掖郡南部原小月氏居地设置了张掖属国，以就近安置这些小月氏部落。史称：“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但因小月氏势单力薄，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
[70] 这些已经羌化的小月氏人，因“其亦羌亦胡的种族特性，及经常‘首施两端’的政治态度，使他们与羌人之间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独立性，较少参加羌族叛乱”。
[71] 因此，护羌校尉和汉朝郡县官吏对羌胡各部是否措置得当，直接影响到羌胡各部的向背，尤其是张掖属国的设置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但是，由于文献记载语焉不详，学界对于张掖属国的辖区地望、始置年代及其民族构成等问题的认识，仍然观点各异。在认真梳理和借鉴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张掖属国诸问题进行重新探讨，对于进一步了解小月氏部落的活动及其与汉族和其他各族交流融合，都是很有裨益的。

1.张掖属国的地望

早在20世纪40年代，谭其骧先生就推测张掖属国置于汉武帝征和年间。他根据《汉书·匈奴传》关于汉武帝征和中，汉军进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的记载，判断汉朝“或即因以建属国于张掖矣”。
[72] 及至60年代，陈梦家先生结合居延汉简和传世文献记载，提出了至迟在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已设有居延属国，张掖属国设于汉武帝时但具体年份不详，其地“似在弱水上游”的观点。
[73] 此后，贾敬颜、肖化、吴礽骧和余尧及李并成诸先生大体均持张掖属国位处黑河上游之说，但又各自有所申发。
[74] 肖化指出，张掖属国是汉武帝为安置归降的匈奴人而设，其所辖以匈奴部众为主，同时还包括羌族和小月氏及融合了匈奴、羌、小月氏而形成的杂胡——卢水胡等；吴礽骧、余尧基本赞成肖化主张，但又认为，“卢水士民”是指世居卢水沿岸从事农耕的汉族骑士和农民，他们是郡县编户，不属张掖属国管辖。李并成先生赞成张掖属国管辖张掖郡南部黑河上游地区匈奴、秦胡和卢水胡等民众的观点，但认为其设置时间应在征和三年（前90年）以前，《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在张掖以北黑河中游东岸是缺乏依据的。

王宗维先生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张掖属国设于太初末至天汉年间，其组织和规模与其他属国不同，“从西起居延，东至武威，连绵千余里，凡是张掖郡的辖地，也就是张掖属国的地方，前者管理按郡、县、乡、里定居的编户、田卒，后者管理因其故俗、保留部落组织的游牧民族”。至于西汉有居延属国之说，乃是出于对汉简的误释，是不能成立的。
[75]

以上诸家立论，主要基于如下材料：

（1）居延汉简148.1+148.42：“出糜卌三石二斗，征和三年八月戊戌朔己未第二亭长舒付属国百长、千长
。”

（2）《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

（3）《续汉书·郡国志》“张掖属国”条：“武帝置属国都尉，以主蛮夷降者。”

（4）《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右贤王、犁汙王三路“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属国都尉郭忠封成安侯”。

（5）《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张掖属国都尉郭忠斩杀匈奴犁汗（汙）王，于元凤三年（前78年）二月癸丑被封为成安严侯的记载。

上引居延汉简（148.1+42）出于额济纳河下游瓦因托尼，据此可以断定：至迟在征和三年（前90年）八月以前居延地区已设有属国，但具体是哪个属国尚不明确。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后将军赵充国论及匈羌联谋时说：“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阬，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
[76]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回时，也曾“并南山，欲从羌中归”，但因当时“羌中”为匈奴控制而“复为匈奴所得”。
[77] 到汉宣帝时，酒泉太守辛武贤欲率一万轻骑分两路出张掖，进攻鲜水一带的
、开羌。赵充国等认为：“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发。”
[78] 可见，当时匈、羌之间的确是经由盐泽（今罗布泊）“并南山（今祁连山）”南下至柴达木盆地的这一通道进行联系的。史书明确记载，神爵二年（前60年）秋赵充国平定西羌后，“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79] 则此前匈奴“南抵”之“属国”不可能是金城属国，而应是张掖属国。故当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右贤王和犁汙王进攻张掖郡日勒（今张掖市山丹县东南）、屋兰（今张掖市甘州区东）、番和（今金昌市永昌县西）三县时，张掖属国都尉郭忠才可就近与张掖太守一起发兵迎击。由此可见，张掖属国确在张掖郡南部黑河上游一带。由于属国是为安置“蛮夷降者”而设，故其所辖区域应相对集中，不大可能漫无边际地散布于整个张掖郡（汉武帝时张掖郡管辖包括居延在内的河西中、东部地区），否则，就无法对“蛮夷”降众进行切实有效的管理。陈梦家先生关于瓦因托尼所出征和三年简中的“属国”为居延属国而非张掖属国的判定是完全正确的。

2.张掖属国为元封四年安置小月氏降众而设

张掖属国的始设年代并非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而是元封四年（前107年）。这既是边疆形势使然，也有佐证材料。就汉朝边疆战略而言，经营河西，无疑是汉武帝实施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战略的重要举措。河西郡县属国的设立，与当地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当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军大败匈奴夺取河西后，一方面将匈奴浑邪王及其降众四万余人迁出河西，安置在西北边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为属国”；另一方面又向河西移民，设立酒泉郡，对新开之地进行管理。此后，汉军深入漠北，大败匈奴。“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但因骠骑将军霍去病于元狩六年（前117年）去世，“于是汉久不北击胡”。
[80] 直到元鼎五年（前112年），先零等西羌部落与匈奴勾结，合兵十余万人，进攻汉朝令居、安故、枹罕等地，汉武帝于次年命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平定西羌；并以此为契机，设立了秩比二千石、专门处理西羌事务的护羌校尉一职，即《后汉书》卷87《西羌传》所谓“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

就在西羌反叛的同时，楼兰、姑师等西域当道小国，也自以道路遥远，汉兵不能到达而肆意劫掠汉朝使者；匈奴则时常派兵袭击和劫杀汉使。为保证丝路畅通和汉使安全，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秋派浮沮将军公孙贺、匈河将军赵破奴分别出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两千余里斥逐匈奴，匈奴闻讯远遁，两路汉军皆无功而还。汉于是在原酒泉郡基础上，增设了张掖和敦煌二郡。至此，汉朝先后设置了酒泉、张掖、敦煌三郡和护羌校尉一职。除此之外，并无设立属国或其他军政建置的举措。

属国的职责在于“主蛮夷降者”。根据“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
[81] 的属国设置原则，张掖属国应是在张掖郡“远县”之地、以“本郡”之名而设立。元鼎五年（前112年）发生的先零部反叛虽然很快就被平定了，但西羌各部并未归附汉朝，而是“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
[82] 此后数年间，河湟地区局势一直很不稳定，西羌各部“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
[83] 在这种形势下，汉朝不可能在设张掖郡和护羌校尉的同时，再设立一个张掖属国。而且此间也并无归附汉朝的“蛮夷降者”。因此，张掖属国的设立只能在元鼎六年（前111年）以后。

就在西羌反叛“五六年乃定”之后的元封四年（前107年），恰有“蛮夷降者”来归。但他们既不是匈奴，也不是西羌，而是小月氏部落。史载，元封四年（前107年），小月氏右苴王（《史记》作“若苴王”）稽谷姑和小月氏王杆者（《史记》作“扜者”）率部降汉，并均被封侯。其中，稽谷姑于元封四年（前107年）十一月丁未（《史记》作“丁卯”）被封兹侯，一千九百户；杆者（扜者）于元封四年正月乙酉被封瓡讘侯，七百六十户。
[84]

一向依附于诸羌的小月氏，短短一两个月时间
[85] 就有两位首领相继降汉，的确是非同寻常的重大事件。这对于长期致力于“隔绝羌胡”“隔绝南羌、月氏”
[86] 的汉王朝而言，无疑是非常有利的。尤其是在当时西羌动荡持续五六年之久的特殊背景下，小月氏二王降汉，对于汉、羌局部力量消长和河湟地区形势的稳定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汉朝非常重视对归降小月氏首领和部众的安置，不仅分别封小月氏二王为侯，而且使之拥有比同期受封的匈奴王、将更多的封户。如元狩年间受封的匈奴首领除浑邪王万户外，匈奴赵王援訾封潦悼侯，五百六十户；匈奴王謼毒尼封下摩侯，七百户；匈奴王应疕封煇渠慎侯，封户不详；匈奴右王乌黎封河綦康侯，六百户；匈奴大当户稠雕封常乐侯，五百七十户；匈奴归义因孰王复陆支封杜侯，千三百户；匈奴归义楼剸王伊即轩封众利侯，千一百户；匈奴符离王敞屠洛封湘成侯，千八百户；匈奴都尉董舍吾封散侯，千一百户；匈奴王雕延年封臧马康侯，八百七十户；匈奴归义王次公封膫侯，七百九十户等。这些匈奴王将虽均被封侯，但封户最多不过一千八百户，少者仅有五百六十户（其中杜侯复陆支和众利侯伊即轩最初均为归义侯，后因从骠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左王有功而加封），均不及小月氏兹侯一千九百户和瓡讘侯七百六十户。
[87]

但是，封侯仅限于极个别部落首领，所有归降的小月氏部众，都需要妥善安置。故在此时设置张掖属国以安置这些“蛮夷降者”，自然是水到渠成之事。而新设属国既是现实需要，也有旧例可循。汉朝就近在张掖郡南部设立属国以安置小月氏降众，使之“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继续保持原有的部落组织和风俗习惯，既显示了对小月氏部族的尊崇和褒奖，更重要的是通过属国组织进一步加强对小月氏部众的管理和控制，可谓恩威并济，一举两得。

小月氏部落降汉之事在《后汉书》中也有记载：“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
[88] 所谓“开湟中”，即指元鼎五六年（前112—前111年）李息、徐自为平定西羌事；而此后“月氏来降”，显然是元封四年（前107年）小月氏王稽谷姑、杆（扜）者及其部众降汉事；所谓“依附县官”，则指其接受张掖属国管理。他们由以往“依诸羌居止”转而“与汉人错居”，其身份和管理体制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正是设置张掖属国“以其故俗”管理归附的小月氏部众的结果。故张掖属国设于元封四年（前107年），其所“主蛮夷降者”，即为归降的小月氏部落。

3.张掖属国的民族构成主要是小月氏而非匈奴

张掖属国既因安置归降的小月氏部落而设，则其民族构成也应以小月氏人为主。然而，几乎所有的学者均主张张掖属国的民族构成以匈奴部众为主，还包括秦胡和卢水胡等。从当时河西特别是张掖郡南部人口分布及其主要活动，以及汉朝西北边疆战略来看，张掖属国所辖主要并不是匈奴部众，而是已经羌化了的小月氏、义从胡，可能还包括一部分羌族部落。

第一，留居河西的匈奴人数量极其有限，不足以构成属国的主体民族。元狩二年（前121年）浑邪王降汉后，原住河西的匈奴部众悉数迁出，被安置在陇西、北地等边五郡塞外的“五属国”。而且就在骠骑将军霍去病前去受降之时，浑邪王禆将仍“多欲不降者，颇遁去”。霍去病在率军镇压了拒降欲逃的八千匈奴人之后，“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
[89] 既然“尽将其众渡河”，说明当时匈奴部众已被全部迁出河西。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自“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的局面；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之战以后，张骞仍称“故浑邪地空无人”“昆莫地空”。
[90] 汉朝西北边防压力也因此大大减轻，“爰及河塞，庶几亡患”。于是“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徭”。
[91] 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河西仍有一些零星的匈奴部众留居，其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恐不足以构成张掖属国的主要部民。加之元鼎六年（前111年）以来，汉朝在军事上势如破竹，不仅诛羌、灭两越、破姑师、俘楼兰王，而且在同匈奴的斗争中也明显处于优势。汉武帝甚至亲巡朔方，勒兵18万以炫耀武力；而匈奴单于则远走漠北，一再遣使汉朝，“好辞甘言求请和亲”。
[92] 况且，匈奴部众既已迁出河西，并安置在其他边郡“五属国”，因而没有必要在河西另设属国安置匈奴降众。实际上，西汉凉州自汉武帝夺得河西走廊以后，已经很难见到匈奴的踪影了。甚至在整个两汉时期，凉州匈奴的数量也不是很多，故在汉代的历次西羌反抗斗争中，都很少见到匈奴的参与。
[93]

第二，将匈奴降众安置在河西中部地带，与汉朝“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的边疆战略相悖。汉朝经营河西，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隔断匈奴与西域各国及河湟地区羌人的联系，即所谓“断匈奴右臂”。正如班固所云：“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
[94] 《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史记》《汉书》中均有汉朝“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
[95] 之说。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论及汉朝开发西域云：“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
[96] 可见，人们对汉武帝“隔绝羌胡”战略的认识是一致的，文献记载也是明确的。由于汉朝担心匈奴“兼从西国，结党南羌”，汉武帝遂决定开河西之地，致力于“隔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
[97] 使羌胡“南北不得交关”，以阻止匈奴“南与群羌通”。张掖属国所在的张掖郡南部黑河上游地区，正是匈羌联系的交通要道所在。将大量的匈奴部众安置在与西羌交通极为便利的张掖属国，显然是与汉朝“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的边疆战略背道而驰的。

第三，为安置小月氏降众而设张掖属国，对于彻底“隔绝羌胡”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影响。小月氏是指继续留居河西的月氏余部。他们“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98] 。霍去病元狩二年（前121年）夏进兵河西时，就是先由居延“过小月氏”，然后才“攻祁连山”，
[99] 可知在张掖郡南部的祁连山麓确有小月氏部落。《水经注》引《十三州志》关于“西平、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
[100] 的记载，亦可佐证。因小月氏部众数量有限，势单力薄，在保据南山（祁连山）后，只得“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故其“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
[101] 尽管月氏与匈奴之间曾有仇怨，但他们均以游牧为主，在生活习俗等方面有较多的一致性；加之小月氏所依附的西羌臣服于匈奴，故其与西羌和匈奴间都有着频繁密切的联系，而且这种关系由来已久，“非一世也”。尤其是小月氏活动的南山地区正好处于西羌所据的河湟之地与匈奴控制的西域之间，从而使之在匈、羌联系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据汉宣帝时后将军赵充国言：“征和五年（按：汉武帝征和共四年，此处当为后元元年，即前88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匈奴煽动诸羌与其联合进攻汉朝，并非直接向诸羌游说，而是先“至小月氏”，继而“传告诸羌”。匈奴挑拨纵容西羌反叛，也往往“复结连他种”。如汉宣帝元康三四年间（前63—前62年）匈奴遣使至羌中，就是先“南抵属国”（因金城属国迟至神爵二年即前60年才设立，故此时之“属国”必为安置小月氏部众的张掖属国无疑）。其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此狼何部，正是阳关西南的“小月氏种”。
[102] 由此可见，小月氏在匈、羌关系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汉朝要切实“隔绝羌胡”，就需要争取小月氏。特设张掖属国以安置小月氏降众，实际也带有安抚笼络小月氏和分化瓦解羌胡联盟的意味。事实证明，小月氏部落在后来汉朝对匈奴和西羌的军事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张掖属国都尉郭忠等大败入侵的匈奴右贤王等部，“自是后，匈奴不敢入张掖”。
[103] 神爵元年（前61年），汉朝欲从酒泉、张掖两路进攻鲜水一带的
、开羌时，曾诏令“长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参与；后来，赵充国建议在临羌东至浩亹一带屯田，亦欲“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为田者游兵”。
[104] 这里的“属国胡骑”，应即张掖属国的小月氏骑兵。东汉时小月氏骑兵常被用于讨伐西羌，并能取得以少胜多的效果。史称：“小月氏胡分居塞内，胜兵者二三千骑，皆勇健富强，每与羌战，常以少制多。”虽然汉朝“时收其用”，但又常受到西羌的胁迫，故其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
[105] 如汉章帝时烧当羌等部反叛，欲进攻张掖太守、护羌校尉邓训，“时迷吾子迷唐，与武威种羌合兵万骑，来至塞下，未敢攻训，先欲胁月氏胡，训拥卫稽故，令不得战”。邓训一改以往使“羌胡相攻”“以夷伐夷”的策略，对小月氏等部待以恩信，最终使其心悦诚服，皆愿“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以为义从”。
[106]

第四，归降的小月氏部落人口规模足以成为张掖属国的主要部民。据前引《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载，被汉朝封侯的小月氏王稽谷姑（
兹侯）和杆（扞）者（瓡讘侯）的封户分别为1900户和760户。汉代属国采用“因其故俗”“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
[107] 的管理体制，也就是其原有的部落组织和风俗习惯继续保持不变，故受封的小月氏二王所领封户或可视为其归降时所率户数或其原有的部众户数。如此，则当时降汉的两部小月氏民众共有2660户。再加上原在张掖的数百户小月氏“义从胡”，总数约有3000户。以每户五口计，约有15000人。元狩二年（前121年）降汉的匈奴浑邪王部众号称十万人，实际只有四万余人，汉朝为此设置了五属国，每个属国平均约8000人；即使按虚数十万计，也不过两万人。如果对照《续汉书·郡国志五》所记，东汉张掖属国领有4656户，16952人；张掖居延属国则只有1560户，4733人。因此，仅就当时降汉小月氏的户口规模来看，也完全具备设置属国的条件。更何况小月氏“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
[108] 降汉的小月氏或即其中的两部，为进一步招徕小月氏余部，以削弱西羌，切实“隔绝羌胡”“以断匈奴右臂”，在张掖郡南部设立属国以安置小月氏降众，是非常必要的。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西征隗嚣，河西五郡大将军、张掖属国都尉窦融亲“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两，与大军会高平第一”。窦融身为河西五军大将军，故五郡太守均受其节制；而特别提到的“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显然是窦融直辖的张掖属国兵力。由此可见，张掖属国的主要部众的确是“羌虏小月氏”等。

综上所述，张掖属国的辖区确在张掖郡南部黑河上游一带，史书关于汉武帝时置张掖属国的记载是可信的。但其始设年代既不是太初末至天汉年间（前101—前97年），也未迟至征和三年（前90年），而是在此以前的元封四年（前107年）。以张掖属国安置匈奴部众，既与当时河西“空无匈奴”的实际不符，也与汉朝“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的边疆战略相悖。张掖属国实为安置归降的小月氏部众而设，其所辖“蛮夷降者”也以小月氏为主。张掖属国的设立，对于切实“隔绝羌胡”，实现“断匈奴右臂”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促进了小月氏部落与汉、羌、匈奴等族的进一步融合。卢水胡人就是张掖郡南部卢水一带的小月氏与汉、羌和匈奴等族逐渐融合而形成的，因其汉化程度较高，当其建立的北凉政权被北魏灭亡后，卢水胡人也就迅速融合于汉族而不复独立存在了。

二 汉化与羌化：汉魏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如前所述，河西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早在先秦时期就有羌人活动。汉代河西有很多以羌命名的河流和地名，如张掖郡得县有羌谷水、泽羌谷，酒泉郡禄福县呼蚕水发源于南羌而流入羌谷，敦煌郡南籍端水和氐置水皆出南羌中。河西的很多地名如张掖、敦煌等就来自当地土著居民的译音，其中敦煌则是羌语译音。
[109] 汉武帝以前，占据河西的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等控制了南山和河湟地区的羌人部落；东汉魏晋时期，河西羌人数量剧增，其活动已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在“汉化”的同时，也对汉族及其他部族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出现了“羌化”趋势。虽然海内外学者对此已有所关注，但对汉代以来河西羌族部落活动及其对河西社会的影响，依然少有论及。
[110] 就总体而言，汉魏时期河西的羌族人口，按其居住地可划分为武威种羌、张掖种羌、酒泉种羌和敦煌种羌。东汉中期以后，河西羌族人口大量增加，并被广泛用于军事征伐、农耕畜牧、驭马驾车和各种杂役，他们在“汉化”的同时，其自身势力和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不仅使其周边的卢水胡和小月氏等游牧部落出现了“羌化”趋势，而且对河西汉族民众的生产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河西的诸种羌

鉴于羌人“性坚刚勇猛”“以力为雄”“果于触突”的特点，汉朝往往将归附的羌族部落迁居塞内，使其保卫边塞，故称“守塞羌”或“保塞羌”。颜师古称之为“本来属汉而居边塞自保守”者
[111] 。西汉宣、元之世和东汉前期，羌族部落虽屡有叛乱，但大多在金城、陇西等郡，正如《后汉书》卷87《西羌传》云：“及莽败，众羌遂还据西海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河西地区因窦融为政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
[112] 以致建初元年（76年），为救援西域戊己校尉，汉章帝特派征西将军耿秉“案行凉州边境，劳赐保塞羌胡，进屯酒泉”。
[113] 但是，从东汉中期以后，却“发生了一场从沿西部边境所有地点进入中国本部的大规模羌族人口移动”，对于汉朝来说，“羌人的压力是变得太大以致于难于承受了”。
[114] 永初元年（107年）的羌族大起义，“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
[115] 河西四郡的羌族势力也因此而迅速发展起来。

1.武威种羌

东汉初年的武威郡，“北当匈奴，南接种羌”。其所“当”之匈奴和所“接”的种羌，显然都在武威郡辖境以外，但这并不等于其境内没有羌人部落。据《后汉书》卷31《孔奋列传》载，建武十二年（36年）光武帝平定陇、蜀后，原属窦融的河西郡县长吏被征调洛阳。他们离开河西时，皆“财货连毂，弥竟川泽”，唯有姑臧长孔奋两袖清风，“单车就路”。姑臧吏民与羌胡部众认为孔奋“清廉仁贤，举县蒙恩……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但孔奋“一无所受”。这些“举县蒙恩”者，自然包括自发为其送行的羌胡部众。由于小月氏、卢水胡等部落多“依诸羌居止”，故所谓“羌胡”实际上是以“羌”为主。他们在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价值千万以上的牛马物资，显然得到了其部落首领的支持。换言之，东汉初年的武威郡已辖有众多羌族部落。汉明帝永平初年，代领护羌校尉的郭襄行至陇西时，“闻凉州羌盛”，竟不敢前往赴任而“还诣阙”
[116] 。东汉陇西郡与汉阳（天水）、武都、金城、安定、北地及河西诸郡国等同属凉州刺史部，故这里所谓的“凉州”，实际是指凉州的治所武威。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兼领护羌校尉的武威太守傅育“上请发陇西、张掖、酒泉各五千人，诸郡太守将之，育自领汉阳、金城五千人，合二万兵，与诸郡剋期击之，令陇西兵据河南，张掖、酒泉兵遮其西”。
[117] 此次调发的二万兵力，涉及汉阳、陇西、金城、张掖、酒泉五郡，这五郡自东南向西北一字排开，唯独没有处于五郡中部的武威，应与其地“羌盛”有关。永元二年（90年），“大将军窦宪将兵镇武威，宪以（邓）训晓羌胡方略，上求俱行”。
[118] 窦宪出屯武威，特请熟悉“羌胡方略”的邓训与其同行，进一步印证了“凉州羌盛”的事实。这里的羌人被称为“武威种羌”。如章和二年（88年），烧当羌迷唐部“与武威种羌合兵万骑，来至塞下”，欲胁迫月氏胡进攻护羌校尉邓训；
[119] 永初二年（108年），西域副校尉梁慬所部在击破张掖日勒等地叛羌后东返，“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余人诣慬降，并慰譬遣还故地，河西四郡复安”；汉顺帝永和六年（141年）秋，西羌“诸种八九千骑寇武威，凉部震恐”。
[120] 羌族“大豪”一次归降者就有三百多人，后来进攻武威的“诸种”羌竟多达八九千骑，足见“武威种羌”势力之大。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当煎羌四千余人进攻武威，被护羌校尉段颎大败于鸾鸟（治所在今永昌县水源乡北地村北之沙城子古城
[121] ），“杀其渠帅，斩首三千余级，西羌于此弭定”。
[122] 从东汉初年“凉州羌盛”，中期竟致“凉部震恐”，直到桓帝末年最终在武威平定西羌，说明汉代“武威种羌”的势力一直是非常强大的。

2.张掖诸种羌

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朝廷以西域阻远，屡有反叛，遂放弃西域，并派骑都尉王弘征发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骑迎还西域都护段禧及副校尉梁慬等。羌族各部因不愿远戍西域，在行至酒泉时发生哗变，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羌族起义。次年春天，从西域撤回敦煌的西域副校尉梁慬，奉命配合朝廷大军进击叛羌。“慬至张掖日勒，羌诸种万余人攻亭候，杀略吏人。慬进兵击，大破之。”
[123] 被征戍西域的羌人仅数百千骑，而进攻日勒亭候者则有万余人，足见这些羌族部众就是生活在本地的“张掖种羌”，而不是从他处征发来的。

《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汉明帝初年，因迫于卢水胡的进攻，烧何羌在其首领比铜钳带领下投靠金城郡临羌县。卢水胡在张掖郡南部卢水一带，烧何羌居地则更在卢水胡以南。根据汉明帝关于羌人“欲归故地者，厚遣送之”的诏令，当有一部分烧何羌被遣返“故地”。因此，东汉张掖郡南部当仍有烧何羌部活动，故所谓张掖诸种羌也包括烧何羌在内。永宁元年（120年）夏，烧当、烧何羌趁护羌校尉马贤在金城郡进击当煎羌大豪饥五之机，率三千多人“复寇张掖，杀长吏”。这支烧何羌，应为张掖诸种羌之一。延熹三年（160年）春，“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攻没巨鹿坞，杀属国吏民，又招同种千余落，并兵晨奔颎军……（护羌校尉段颎）出塞二千余里，斩烧何大帅，首虏五千余人”。
[124] 足见烧何羌势力之盛。

居延汉简中不仅有西汉颁行的《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E.P.F22：222—235）和抚恤对羌作战中阵亡者家属的记载（267.19），而且还有居延甲渠候官根据上级指示在本辖区内进行检查后的汇报文书，其结果是甲渠候官“毋羌人入塞买兵铁器者”（E.P.T5：149）。由此看来，张掖郡南、北部地区均有羌人活动。

3.酒泉种羌

文献中并无“酒泉种羌”的记载，但在敦煌悬泉汉简中仍可找到相关信息。如下简：

简1.酒泉归义垒羌龙耶种男子榦芒自言，今年九月中□

Ⅱ0214②：195二四二
[125]

本简出自敦煌郡效谷县境内的悬泉置遗址，是当地官府根据酒泉归义垒羌龙耶种男子榦芒的陈述而向其上级汇报的文书。汉代并无酒泉县建置，而敦煌郡则是从酒泉郡析分而设的，故简中的“酒泉”不可能是酒泉郡，而应是酒泉属国。在边郡地区设立属国以安置“归义”的少数民族部众是汉朝惯例，其设置原则是：“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
[126] 从史书记载来看，当时酒泉郡南部地区确有大量羌人部落。如《汉书》卷69《赵充国传》载，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西羌“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边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酒泉太守辛武贤只得将“郡兵皆屯备南山”。羌人能组织精兵万人对酒泉郡“朝夕为寇”，足见其部落强盛，人数众多。另据《魏略·勇侠传》载，建安中，酒泉游侠杨丰（原名杨阿若）为被郡中豪强黄昂杀死的太守徐揖报仇，“遂单骑入南羌中，合众得千余骑，从乐涫南山中出，直趋郡城”，最终由“羌捕得昂”。
[127] 杨丰单骑入羌中，能迅速招集千余骑，也说明酒泉南山确有大量羌人。永初元年（107年）羌人起义从酒泉爆发及此前由酒泉太守周任护羌校尉一职等，均与当地羌人势力不无关系。甚至曹魏初年酒泉苏衡反叛时，也是联合“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
[128] 可见，汉魏时期酒泉一带的羌人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了。因此，汉朝在酒泉郡南部的“远县”之地设立与郡同名的酒泉属国，以安置酒泉南山和敦煌南塞“儌外”的“归义”羌人，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史书中虽没有西汉设酒泉属国的记载，但东汉确设有酒泉属国。如汉安帝元初七年（120年），北匈奴与车师后部王攻杀行长史索班、赶走车师前王，并连年“入寇河西”，朝廷议欲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敦煌太守张珰于延光二年（123年）上书，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他认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
[129] 昆仑塞在敦煌郡广至县（今瓜州县踏实乡西北之破城子）境内，张珰建议在昆仑塞集结酒泉属国吏士而不是敦煌郡兵，说明酒泉属国在地理上更接近昆仑塞。而上引简牍所出的悬泉置遗址西距敦煌64公里，东去瓜州60公里，汉广至县所在的破城子则位于悬泉置遗址以东约30公里处，恰与酒泉属国的位置相符。敦煌悬泉汉简中“归义敦隗种留良等辞曰：以诏书冬十月入徼就草，常居广至 ”（ⅡT0114②：194）的记载则进一步证明，汉广至县一带确有大量归义羌人。故简1中的“酒泉”应即酒泉属国，而“归义垒羌龙耶种”就是西汉酒泉属国所“主蛮夷降者”的一部分。那么，酒泉属国所辖诸种羌也可称为“酒泉种羌”。

4.敦煌种羌

敦煌种羌在悬泉汉简和传世文献中均有反映。《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载，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和龙勒县氐置水，皆“出南羌中”。前引敦煌悬泉汉简之“归义羌人名籍”残册（X二四〇），分别记载了“归义垒羌”和“归义聊羌”所属不同种号如“渠归种”“
良种”“甬种”“卜茈种”“藏耶茈种”“卑为茈种”等羌种男子的情况。此外，还有“博望雕秩候部见羌虏为盗”（X二三六）“益广言校候部见羌虏，将为渊泉南藉（籍）端□□”（X二三七）
[130] 和“羌男子狼阳责广汉士吏萧嘉牧”（X二四九）等记载。《魏略·西戎传》云：“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领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
[131] 可见，西汉时敦煌郡南部确有很多不同种号的羌人部落活动，若以其居地名之，可称为“敦煌种羌”。另据《后汉书》卷48《翟酺传》载，延光三年（124年），“叛羌千余骑从敦煌来钞郡界”，被新任酒泉太守翟酺斩杀几尽。这支从敦煌寇抄郡界的“叛羌”，当即敦煌种羌之一部。

《汉书》卷69《赵充国传》载，汉宣帝时羌侯狼何曾“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正如赵充国所言，狼何为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敦煌悬泉汉简中有“琅何羌”（X二三四），“琅何”即“狼何”。因其长期“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已经被完全“羌化”。在当时人看来，琅（狼）何已不再是小月氏而属羌人，故其首领也被称为“琅何羌”“羌侯狼何”等。因此，敦煌种羌还应包括琅何羌。

敦煌悬泉汉简中又有神爵二年十一月“敦煌太守快使守属充国送牢羌、斥候
[132] 羌侯人十二”的记载（X二三四）。“牢羌”又见于《后汉书》卷87《西羌传》：“（永初）七年夏，骑都尉马贤与（护羌校尉）侯霸掩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零昌是先零别部颠零之子，而牢羌又为零昌别部。先零是西羌最大的部落集团，西汉时主要活动于湟水流域，与祁连山南部的西羌各部有着密切的联系，先零与匈奴之间的联系主要就是通过敦煌一带的狼（琅）何羌实现的，故赵充国“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
[133] 关于这条路线，学界解释各异，但东汉初年以后，作为“别部”的其他部落随先零羌大量东迁则毋庸置疑，而牢羌就是其中之一。由于简文反映的神爵二年（前60年）比《西羌传》中的永初七年（113年）早170多年，故后者所记安定郡作为“零昌别部”的“牢羌”，很可能是从河西辗转迁去的。研究表明，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郡的羌人，大部分就是西汉时随匈奴一起从河西等地迁来的。
[134]

（二）河西羌人的“汉化”

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射猎为事”。
[135] 但自汉景帝以后，很多羌人部落相继归附汉朝，称为“归义羌”，其首领被封为“归义侯”“归义君长”“汉归义羌长”等。
[136] 如前所述，归义羌人受所在郡县属国管理，他们被广泛用于军事、邮驿和其他各种劳作。在敦煌悬泉汉简中，就有很多以羌人为御者或从事其他劳作的记载，还有专司羌族事务的郡县官吏。如下简：

简2.元延二年二月乙卯，鱼离置羌御离吉受县泉置啬夫敞

X二四四

简3.元始五年二月甲子旦，平旦受遮要奴铁柱，即时使御羌行

X二四五

简4.庚申，羌人六人作

X二五六

简5.建昭二年二月甲子朔辛卯，敦煌太守彊、守部候修仁行丞事告督邮史众欣、主羌史江曾、主水史众迁，谓县，闻往者府掾、史、书佐往来繇案事，公与宾客所知善饮酒，传舍请寄长、丞食或数……

X二三二

2、3、4三简反映羌人被用于驭车、传递公文和其他劳作，简中的“督邮史”“主羌史”“主水史”等均为敦煌郡属吏。根据“府掾史书佐”的吏员设置，掾为主官、史为副贰，但简5中被告知的三个部门均有“史”而无“掾”，而且“史”均为两人，或为分部而设、由“史”代理的缘故。但是，不论当时在诸“史”之上是否设有“掾”，“主羌史”的职责在于处理羌族事务，应是毋庸置疑的。悬泉汉简有《案归何诬言驴掌谋反册》，简文如下：

简6.……年八月中徙居博望万年亭儌外归菆谷，东与归何相近，去年九月中，驴掌子男芒封与归何弟封唐争言斗，封唐以股刀刺伤芒封二所，驴掌与弟嘉良等十余人共夺归何马廿匹、
[137] 羊四百头，归何自言官，官为收得马廿匹、羊五十九头，以其归何。余马羊以使者条相犯儌外，在赦前不治，疑归何怨恚，诬言驴掌等谋反。羌人逐水草移徙……

X二四一

本简册记载了羌民之间因斗殴冲突发展到抢夺马匹羊只，进而向官府诬告对方谋反，并最终在官府干预下追回部分马羊的事件。简册上下均残，不能确定其发文机构和吏员，但从简册内容来看，应是处理此案的官吏就归何诬言驴掌等谋反之事向其上级呈送的调查报告。敦煌悬泉汉简中屡见有“博望候”（X二三五）、“博望雕秩候部”（X二三六）等，且均与羌人有关，可知“博望”应是与羌族事务有关的候官名。另据《续汉书·郡国志》载，张掖属国下设有候官、左骑、千人、司马官和千人官等，足见不仅边郡都尉下设有候官，而且“主蛮夷降者”事务的属国也设有候官，简6的“博望”即属此类。果如此，则简6很可能就是酒泉属国的掾属写给属国都尉府的上呈文书。该文书显示，归义羌人驴掌于某年八月迁居博望候官万年亭塞外的归菆谷，其东面与归何邻近。前一年九月，驴掌之子芒封与归何之弟封唐发生冲突，封唐用刀刺伤芒封，驴掌即与其弟嘉良等十多人夺走归何40匹马和400只羊，归何遂将此事报告官府（或即博望候官）。由于双方纠纷发生在边塞儌外，且在某赦令发布以前，根据“使者条”的有关规定可免于追究，故官府只追回了20匹马和59只羊。大概正因为如此，归何才诬告驴掌谋反。博望候官通过对归何告发驴掌等谋反之事进行调查分析，“疑归何怨恚，诬言驴掌等谋反”，遂将此事书面报告酒泉属国都尉府。简1中的“酒泉归义垒羌龙耶种”，正是指归顺汉朝并由酒泉属国管理的羌族种落。不论是羌人“归何自言官”，诬告驴掌等谋反；还是龙耶种羌男子榦芒向官府“自言”有关情况，都说明这些羌族部众平时是受所在的酒泉属国及其下设候官等官府管辖的。

马长寿先生根据前秦《邓太尉祠碑》所记的19个西羌姓名，“推测十六国时的关中西羌已经分化为编户和部落两种。有民籍的如题名中的某城某氏是也，无民籍的就是部大所管理的部落之民。编户和部落之分主要表现在组织系统上，其次也表现在剥削关系上”
[138] 。部大即部落大人之省。就悬泉汉简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汉代河西的归义羌人虽未必与普通编户一样要承担各种租税徭役和兵役，但确有相当部分已纳入当地郡县（属国）的统治体系。悬泉汉简中的“归义羌人名籍册”就是明证，简文如下：

简7.归义垒渠归种羌男子奴葛。

归义聊良种羌男子芒东。

归义垒甬种羌男子潘朐。

归义垒卜茈种羌男子狼颠。

归义聊藏耶茈种羌男子东怜。

归义聊卑为茈种羌男子唐尧。

归义聊卑为茈种羌男子蹏当。

归义垒卜茈种羌男子封芒。

归义良种羌男子落蹏。

■右
良种五人。

X二四〇

该简册虽残缺不全，但官府对“归义羌人”有专门名籍则毋庸置疑，而且其“归义垒（聊）某种羌男子某某”的书写格式与居延汉简中“某县骑士某某里某某”的“骑士名籍”完全一致。悬泉汉简中“广大里掌乐”（ⅡT0114②：284）“广大里掌子真”（ⅡT0114③：439）“羌译板里男子妾男”（ⅤT1511⑤：2A）之类的记载，则说明这些归义羌人也与汉族百姓一样采用郡县乡里的编制，接受汉朝各级官府的统治和管理。他们除从事畜牧耕稼及各种劳役外，还常常被用于征伐西域、镇压“叛羌”或其他反叛势力的军事行动。如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征隗嚣时，保据河西的窦融就曾率河西“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至高平助战；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汉军四道并出击北匈奴，其中从酒泉塞和居延塞出发的两路大军均有“羌胡”兵参战；永平十八年汉明帝死后，西域焉耆、龟兹等国反叛，杀死都护陈睦，围困戊己校尉耿恭，新立的汉章帝乃拜耿秉为征西将军，“遣案行凉州边境，劳赐保塞羌胡，进屯酒泉，救戊己校尉”；和帝永元八年（96年）车师后部王涿鞮反叛，汉朝于次年“遣将兵长史王林，发凉州六郡兵及羌胡二万余人，以讨涿鞮，获首虏千余人”。
[139] 至于用羌胡兵镇压“叛羌”的事例，在《后汉书》卷87《西羌传》及马武、邓训、段颎等列传中更是屡见不鲜，不再赘引。

河西的归义羌人在为官府、豪强服兵役和各种杂役，接受郡县属国管理的过程中，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也日益密切，敦煌悬泉汉简“羌男子狼阳责广汉士吏萧嘉牧”（X二四九）的记载，就反映了羌人与当地吏员间的债务关系。正因为羌汉之间来往密切，从而出现了像“板里男子妾男”这样专门的“羌译”（ⅤT1511⑤：2A）。他们在长期与汉人的交往中，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都深受汉族影响，进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化”倾向，这在河西的魏晋画像砖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如在嘉峪关魏晋墓中就有很多采桑或农耕、打碾的画面，其中6号墓前室东壁和前室南壁分别有一幅披发农夫耙地和耱地的画像砖，该墓前室西壁还有一幅编发农人耙地的画面；5、6号墓中有多幅采桑图，其中5号墓前室东壁采桑图中的两人皆编发作辫，6号墓前室东壁和前室南壁的两幅采桑图均有剪发赤足的少数民族妇女形象。
[140] 据史载，羌人之俗“披发覆面”，他们“被发左祍而与汉人杂处”；氐人“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皆编发”。
[141] 这些画像砖中披发和编发的农人应是羌族和氐族。虽然这些墓室壁画大多是一幅画表现一个内容，但各画像砖之间并不是互不相干而是有机联系的，故其位置也并非随意安排而是按一定规律排列，往往是同一区域的若干画面共同表现一个主题，如生产活动、出行、宴饮、寝室起居等。因此，在同一墓室壁画中，同时出现汉族与氐、羌等少数民族从事耙地、耱地、打碾和采桑等农事活动的画面，实际上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状况的反映。换言之，当时河西地区包括羌族在内的众多少数民族从事农业生产已很普遍。他们在长期共同劳作和交往的过程中，也受到汉族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汉化”倾向。羌、氐等少数民族与汉人从事农耕活动的画面出现在同一墓室，就是这种“汉化”趋势的具体表现。

周边各族改用汉姓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重要表现。秦汉时期各族改汉姓虽不普遍，但在匈奴、氐、羌、乌桓和西域、西南夷等族中确已存在。而且“由胡名改为汉名，由复姓改为单姓，为当时逐步汉化之总趋势”。
[142] 汉代敦煌悬泉简中就有很多羌人改用单音汉姓和汉名的例子，如“牛羌”（一一六，ⅥF13C①：5）“赵羌”（91DXF13C②：22）“樊羌”（Ⅱ0214③：46）“王羌”（Ⅱ0113①：37），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中也屡有“王羌”（L1）“马羌”（L24）“袁羌”（L63、L290）等。其中赵羌的身份是“门下义从”。汉代“门下”为郡县属吏，除户、仓、金、尉等列曹之吏及郡督邮外，其余均可称门下。
[143] “义从”是指汉魏时期归附朝廷的少数民族。如汉代张掖郡的数百户小月氏人，“号曰义从胡”；邓训以张掖太守领护羌校尉，对羌胡待以“恩信”，得到了湟中诸胡的衷心拥戴，“咸欢喜叩头曰：‘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以为义从”。
[144] 如此，则赵羌必为归附汉朝并在敦煌郡县（属国）当差的“义从羌”无疑。其以赵为姓、以羌为名，显然是已经汉化的羌人。那么，其他以牛、樊、王、袁、马等为姓而以“羌”为名者，当亦如此。当然，这些姓名中带有“羌”字者未必都是羌人，如《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有陇西太守名孙羌者，但这种命名与羌族有关应是不容置疑的。

羌族的汉化还表现在某些生活习俗的变化。史载：“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刃自刺。”为改变这一陋习，邓训对有“困疾”的羌族病患实行强制措施，采用医药治疗，结果“愈者非一，大小莫不感悦”。由于邓训在羌胡各部中威望极高，以致在其死后，羌胡习俗也为之一变：

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训卒，莫不吼号……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遂家家为训立祠，每有疾病，辄此请祷求福。
[145]

由“耻悲泣”到“莫不吼号”，进而家家立祠供奉祭祀，实际上就是由“胡俗”向“汉俗”的转变。虽然发生在特定环境下，但羌胡部众受汉族文化习俗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东汉以来河西的“羌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汉安帝以后羌族起义一浪高过一浪，河西各地一再遭到西羌部落的寇掠和攻击。其间，有很多西羌部落迁入河西。据《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建光元年（121年）秋，烧当羌麻奴等在令居大败武威、张掖郡兵后，又胁迫“先零、沈氐诸种四千余户缘山西走，寇武威”；麻奴失败后，“种众散遁”。又如延熹五年（162年），“沈氐诸种复寇张掖、酒泉，皇甫规招之，皆降”。东汉中后期，上郡沈氐等种羌不断寇掠张掖、酒泉、武威等地，应与“散遁”、归降后留居河西的大量沈氐诸种羌部众有密切的关系。随着西羌部众大量进入河西，使羌族人口迅速增加，甚至在局部地区形成了数量优势，并对邻近地区的胡、汉民众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张掖郡南部有数百户月氏胡，本是退保南山的小月氏种，因“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故其“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
[146] 前引《魏略·西戎传》所载敦煌西域南山中之月氏余种，号为葱茈羌、白马、黄牛羌等。这些月氏胡或月氏余种，显然已经被羌化了。因此，“汉羌融合的进程，并非只是羌族一方的汉化”。羌人在接受汉族文化的同时，也对与之“杂处”的汉族及其他民族如小月氏等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致整个凉州地区的汉族居民，在东汉后期都普遍受到羌胡影响，进而出现了“羌胡化”倾向。
[147] 余英时先生更认为：随着羌族部众的大量内迁，边境地区的汉人逐渐羌化。到公元2世纪末，凉州在“社会上和文化上”都与汉朝东部地区有很大不同，甚至认为“自从公元2世纪以来，凉州和汉代中国的主要的知识和文化传统可能已没有联系”。
[148]

关于汉晋时期河西汉人的羌化程度，尚可进一步探讨，但羌人对汉族的影响的确不容忽视。他们虽然“习俗既异，言语不通”，并时常受到汉族奸猾吏民的奴役侵夺，但其长期与汉人杂处，并相互通婚而对汉族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汉羌通婚已非个别现象了。汉元帝时郎中侯应就曾指出：“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
[149] 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金城郡安夷县吏因抢掠卑湳羌妇为妻而被其夫所杀，进而引起卑湳与勒姐、吾良等部的反叛。
[150] 不仅县吏依仗权势抢掠羌人为妻，家贫者也以羌女为妻。如马腾之父平，因失官而在陇西“与羌杂居。家贫无妻，遂取羌女，生腾”。
[151] 而“少尝游羌中”“为羌胡所畏”的董卓，则被斥为“羌胡之种”，
[152] 其母很可能就是羌人。
[153] 汉顺帝建康元年（144年）春发生的护羌从事马玄带领羌族部众一同逃亡的事件
[154] 则进一步说明，不仅普通汉族百姓，就连汉朝官员也参与了羌人的反抗斗争，可见其对汉人影响之大。

羌人对河西汉族的影响，在饮食习惯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史载：“窦固为奉车都尉，与驸马都尉耿秉等北征匈奴……在边数年，羌胡亲爱之。羌胡见客，炙肉未熟，人人长跪前割之，血流指间，进之于（窦）固，固辄为啗，不秽贱之，是以爱之如父母。”
[155] 炙肉即烤肉，这里所谓羌胡用于待客的炙肉，则是把动物整体或某一部位置于火上烧烤。虽然外表已经焦黄而内里尚有血水，将这种肉切割下来给客人吃，应是羌人的待客习惯。由于窦固曾随其叔父窦融在河西生活，不仅“明习边事”，也了解羌人饮食习惯，所以他并未以这种食法为不洁、粗陋，因而赢得了羌人的信任和爱戴。

不过，在家庭餐饮或人数较少的聚餐时，因食量有限，一般不会将宰杀的动物整体或整块都用于烧烤，而是将肉切割成小块穿成长串烤食。河西魏晋墓中常见的双齿或三齿餐叉实物和图像，正是这种食肉习惯的反映。如在河西魏晋壁画墓中，发现有很多烤制肉块的铜、铁制双齿或三齿餐叉实物。在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和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中，还发现了很多与餐刀对应共出的铜、铁制双齿或三齿的餐叉。虽然其墓室结构和随葬品位置不尽相同，但随葬品摆放则以类相从，像金属餐刀、餐叉等物，一般与陶罐、樽、壶、盘、钵、碗、釜、甑等日常生活用具和炊厨用品一起，集中摆放在厨案及耳室地面。敦煌佛爷庙湾西晋墓M37北耳室有陶罐、樽、灯、釜、盆、甑和铁釜、铜餐刀和铜餐叉等物，其东北角还有以条砖搭成的灶台；在M133耳室东北角的条案和灶台上，放置有陶罐、釜、甑和餐用铜刀、铜叉，耳室北壁的橱阁上还分别放置了陶钵、耳杯、罐、樽等物和草编食篓；M37和M39墓室西壁的“进食图”和“母童嬉戏图”中，均有手持叉状物的人物形象。
[156] 敦煌祁家湾85DQM210保存完好，该墓出土的铜叉、铜刀与陶罐、陶壶、植物条编食篓（内有腐朽食物）等饮食器具均置于耳室南壁的长方形木案上，在耳室内或近耳室处还置有石臼、砖灶（上置陶碗）和陶釜等炊厨用物；85DQM304的随葬品大部分置于墓室中部和右龛内，其中铜刀、叉也与陶罐、陶樽、陶壶、陶耳杯、陶钵、陶碟等炊饮器具均置于方砖案和陶盘之上或其周围，龛内器物也是陶制饮食器具，在条砖垒砌的案上还有猪羊骨骼。
[157] 这些与炊厨用具和猪羊骨骼放置在一起的铜刀、叉，无疑就是切割和食用炙肉的餐具。在高台骆驼城魏晋墓中出土的一件陶灶（现藏高台县博物馆）上，还有模印的双齿和三齿餐叉图案。在酒泉西沟村魏晋墓群M5中室北壁第四层东侧的画像砖上绘有一男子手持三齿叉的图案，在M7中则出土了一件炊烤用的直柄双齿铜叉；
[158] 在嘉峪关魏晋墓中，虽没有发现餐叉实物，但在M1和M6的墓室画像砖中却有多幅手持烤肉（均为三齿叉）的图案，如M1：07，M6：100—101，M6：103—104，M6：077等；在M6中室北、东、西三面墙壁画像砖的进食和庖厨图中，都有悬挂着炙肉铁叉的图案，其中北壁东侧庖厨图显示一庖丁在俎案上切肉，壁上悬挂着四把炙肉铁叉，下面放一大盆，盆内装满冒着热气的食物。
[159] 从这些墓葬的墓室结构与随葬品来看，墓主人不一定是品官之家，但都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豪族地主。这些用于穿炙食物的双齿或三齿金属叉实物及画像砖图案，说明烤肉已成为魏晋时期河西官绅士人家中必不可少的佳肴。
[160] 换言之，羌人的饮食习惯已经影响到河西中上层人士的生活，并成为一时的风尚。《齐民要术》中“以竹串串之”的“炙法”，
[161] 当即这种烤炙食法在内地的演变和发展。

总之，“羌胡的汉化过程，从西汉已经开始，到东汉末年掌握汉语，熟悉中原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内徙部族已经不少。内迁部族和边疆民族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同时也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162] 汉晋时期河西各地的羌人，在接受所在郡县属国管理的同时，继续保持了原有的部落组织，按其居地可分别称之为武威种羌、张掖种羌、酒泉种羌和敦煌种羌等。他们在长期与汉族杂居共处的过程中，其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汉化”倾向，但同时也对其周边的小月氏、卢水胡及汉族民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汉化”与“羌化”，正是汉晋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显著特点。

三 卢水胡的发展历程：汉魏以来河西民族融合的缩影

卢水胡是汉魏十六国时期活动于河西地区的重要部族。不仅在《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等“正史”中屡有记载，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居延出土的汉代简牍中也有反映。卢水胡的族源既不是匈奴，也不是羌人、西戎或义渠，而是源自张掖郡南部山区的小月氏，因其世居卢水，故称卢水胡。由于其“依诸羌居止”，曾出现了“羌化”倾向；但因长期受汉文化的熏染，其汉化程度很深。正是在吸纳其他民族文化因素的过程中，其原有的民族特征日渐淡化乃至消失。故当其政权灭亡后，卢水胡也就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而不复独立存在了。卢水胡的向背，对于汉魏时期凉州统治的稳定与否，具有重要影响。卢水胡的兴衰，与汉魏十六国时期河西社会历史的演进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河西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发展轨迹。

（一）卢水胡的族源

关于卢水胡的族源问题，学术界意见纷纭，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一是源于匈奴，马长寿、林幹、黄烈、黄盛璋、赵向群等主此说；
[163] 二是源于小月氏，唐长孺、周一良、姚薇元、陆庆夫等主此说；
[164] 三是出自西戎，王宗维主此说；
[165] 四是杂胡说，持此说者有肖化、吴礽骧和余尧、周伟洲等；
[166] 五是义渠说，赵永复主此说；
[167] 六是李志敏先生提出的赀虏说。
[168]

持杂胡说者认为卢水胡以匈奴为主体，融合了小月氏和羌族等族，实际也可归入“匈奴说”。匈奴说的主要依据是《晋书》《魏书》《宋书》和《十六国春秋辑补》等史籍关于临松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先祖“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并“世居卢水为酋豪”的记载。他们认为，从汉文帝前五年（前175年）匈奴驱逐月氏王以后，河西的主要部族就是匈奴；“且渠”为匈奴高官显职，向来由匈奴贵族担任，史书中未见有他族成员任此官者。而且“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和“汉匈奴恶适姑夕且渠”两官印也证明且渠必属匈奴贵种，如果沮渠蒙逊先祖不是匈奴贵族，就不可能担任且渠这样的要职。

然而，在匈奴王庭任职者并不仅限于匈奴人，其他各族也有担任诸如相、大且渠等要职者。如匈奴以汉雁门尉史为天王、以翕侯赵信为自次王、以月氏人为相
[169] 等，都是非常显赫的职位。事实上，由其他各族上层担任匈奴高官者并非个别现象，如刘曜建立前赵政权，“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
[170] 就是明证。因此，唐长孺先生指出：“卢水胡的种族照《沮渠蒙逊载记》以及《魏书》《宋书》的《沮渠蒙逊传》并没有说是匈奴，只是沮渠氏的祖先曾为匈奴此官而已。”
[171]

此外，左、右（大）且渠也非匈奴一族所专有，其他游牧民族也有此官。《史记》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载了元鼎五年（前112年）渠复累“以属国大且渠击匈奴功”被封侯之事，说明属国所统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大且渠之职。
[172] 《宋书》卷98《氐胡传》载：“大且渠蒙逊，张掖临松卢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北史》卷93《北凉沮渠氏传》则云：“大且渠蒙逊，本张掖临松卢水人也。”《魏书》卷99《沮渠蒙逊列传》载：“胡沮渠蒙逊，本出临松卢水，其先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这说明卢水胡的原居地就在张掖临松卢水，而不是从他处迁徙而来；蒙逊先祖担任匈奴左沮渠，既以所任官职为氏，又按羌人习惯“以大冠之”，足见其受匈奴、羌族影响很大，但其自身并非匈奴人。因此，不能因沮渠蒙逊之先祖曾担任匈奴左大且渠之官，就断定其为匈奴人。

持月氏说者认为，在《晋书·沮渠蒙逊载记》和《魏书》《宋书》之“沮渠蒙逊传”中，都没有说沮渠氏就是匈奴，只是其祖先曾为匈奴此官而已。就小月氏的分布地域与沮渠氏的活动地区来看，沮渠蒙逊所处的临松卢水正是月氏旧居之地，这也反映出沮渠氏与月氏人的关系。因此，沮渠氏之先世本月氏族，因曾服属于匈奴为左沮渠官，遂以官为氏。后来从汉征战，号“义从胡”；以世居卢水，又号“卢水胡”。

西戎说者主要从文字音义和武威有卢水胡立说，认为鹿、奴、谷同音，卢水即谷水，卢水胡即谷水胡，是战国以来居于武威谷水流域的一个独立部落，以后又吸收了其他民族成分而逐渐壮大，虽曾受匈奴统治，但与匈奴有着明显的区别，可泛称为“西戎”。对此，已有学者指出“其历史根据较为薄弱……难于成立”
[173] ；至于卢水胡为卢方后裔说，也是以语音转化为据，仍难以令人信服。

卢水胡源出义渠说，是以卢水在安定和卢水胡由秦地西迁到河西立论的。他们认为，卢水胡的原居地既不是湟中的卢溪水，也不是张掖黑水，而是安定郡的卢水。卢水胡就是秦胡，即秦地之胡。汉文帝时晁错曾建议募民徙塞下，以抵御匈奴；而史书中又有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张掖“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汙王”的记载。
[174] 汉朝将秦地之义渠迁到河西以防御匈奴，后来就成为张掖属国所辖的卢水胡，至于湟中、武威的卢水胡，则是西汉末或新莽时因兵乱从张掖属国向南、向东迁移而来。也就是说，卢水胡不是从河西向东迁移，而是由秦地向西迁移的。然而，张掖属国有义渠骑士担任千长，只能说明其所辖部民或属国军队中有义渠人，并不意味着义渠部落就是张掖属国的主体。史书中明确记载沮渠蒙逊“本张掖临松卢水人”，“世居卢水为酋豪”，并未有辗转迁徙之说；汉朝虽向河西大规模移民，但“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并无迁徙义渠人至河西的任何记载；而且汉朝属国是为安置归降的少数民族部众而设，断无将地理上相隔遥远而习俗上近于匈奴的义渠人迁到河西，以防御匈奴之理。因此，卢水胡源于义渠说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志敏先生通过居延所出有关“属国秦胡卢水士民”简与鱼豢《魏略·西戎略》关于赀虏记载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赀虏是卢水胡追述指称的新认识。但是，仅从相关内容的简单比较，还不能证明赀虏与卢水胡之间是否存在前后延续或继承关系；加之在论证时又生硬地将文献中“始建武时”改为“始建国时”，
[175] 似有篡改文献以成己说之嫌，故难以凭信。

（二）汉代卢水胡源自小月氏

汉代卢水胡源自小月氏，符合汉初以来河西民族格局，也有坚实可信的文献材料为据。

1.卢水胡活动地区与月氏相合

关于卢水的地望，虽然众说纷纭，但从上引《魏书》《北史》关于沮渠蒙逊“本张掖临松卢水人”和《宋书》《晋书》等众多史籍“世居卢水为酋豪”的记载来看，卢水就在张掖郡临松一带，沮渠蒙逊祖先“世居卢水”而未曾迁徙。因此，卢水胡所居即张掖郡临松卢水应是毋庸置疑的。《后汉书》中有一些卢水胡及其活动的零星记载：一次是中元二年（57年），烧何羌比铜钳部“为卢水胡所击，比铜钳乃将其众来依郡县。种人颇有犯法者，临羌长收系比铜钳，而诛杀其种六七百人”。第二次是建初二年（77年），西羌迷吾等部反叛，大败金城太守郝崇，“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护羌校尉）吴棠不能制，坐征免。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移居临羌”。
[176] 烧何羌所居在张掖郡南部山区，因受到卢水胡攻击而南投临羌县（今青海湟源县南），可见卢水胡应在烧何羌北部；至于“属国卢水胡”，实即张掖属国的卢水胡。
[177] “张掖属国左卢水长”官印
[178] 和居延所出建武六年（30年）河西五郡大将军府禁止吏民役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畜牧田作”的汉简文书（E.P.F22：42+322+43）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永平十六年（73年），汉明帝命窦固、耿秉、祭彤、来苗四道并出击北匈奴，其他三路均无所获，只有窦固的西路军大败匈奴呼衍王。从窦固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和耿秉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
[179] 的情况来看，这两支队伍分别出自张掖郡以西和武威郡以东各郡（属）国，而窦固所率“卢水羌胡”显然来自张掖属国。另据《后汉书》卷16《邓训列传》载：“元和三年（86年），卢水胡反畔，以训为谒者，乘传到武威，拜张掖太守。”章和二年（88年），烧当与武威种羌胁迫月氏胡进攻汉朝，新任护羌校尉邓训“令开城及所居园门，悉驱群胡妻子内之，严兵守卫。羌掠无所得，又不敢逼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诸胡皆言‘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欢喜叩头曰：‘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以为义从”。谒者邓训因卢水胡反叛而在武威被任命为张掖太守，可知卢水胡就在张掖附近；他一改往日汉朝官吏使“羌胡相攻”“以夷伐夷”的错误做法，下令开城接纳并保护月氏等“群胡”妻子，得到湟中诸胡的爱戴和拥护，足见所谓“湟中诸胡”实即月氏胡，亦即属国卢水胡。这与史书中“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和“西平、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
[180] 的记载正相吻合。因此，“义从胡即小月氏胡”。
[181]

2.官印文字证明卢水胡即支（月氏）胡

传世有“汉卢水仟长”“汉卢水佰长”“张掖属国左卢水长”“晋卢水率善邑长”“晋卢水率善佰长”“晋支胡率善仟长”“晋支胡率善佰长”等官印，
[182] 均为汉晋中央政府所颁赐。佰长、仟长是根据原有部落习惯而使用的官名，邑长与左卢水长则是按汉制授予的职衔。其中“晋卢水率善×长”是以其所居地域命名，“晋支胡率善×长”则是按其部族命名。虽然文字略异，但都是汉晋中央政府颁赐给已归附朝廷的卢水胡部落首领的官方凭证。“张掖属国左卢水长”官印则进一步证实，他们均接受张掖属国都尉管辖。为数众多的汉晋官印表明，卢水胡人虽屡有迁徙，但张掖郡南部临松卢水一带始终是卢水胡部落活动的重要地区。因卢水胡源于保据南山的月氏部落，故又称为“支胡”，“晋支胡率善仟长”“晋支胡率善佰长”官印就是明证。

3.蒙逊祖先“翼奖窦融”的史事证明卢水胡源自月氏

沮渠蒙逊起兵前，哭谓众曰：“昔汉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奖窦融，保宁河右。”
[183] 而窦融在出任张掖属国都尉之初，即“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
[184] 时值“汉祚中微”的两汉之际，因此，“翼奖窦融，保宁河右”的，无疑就是当时河西的汉族豪杰和“震服亲附”的“保塞羌胡”。这些“保塞羌胡”是在“匈奴惩乂，稀复侵寇”的形势下，才“震服亲附”的，自然不可能是匈奴。而小月氏人“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出现了明显的羌化倾向，故有时也被称为羌胡或羌虏。阳关西南的小月氏狼何种被称为“狼（琅）何羌”，其首领狼何被称为“羌侯”，就是明证。
[185] 到建武八年（32年）刘秀西征隗嚣时，窦融以张掖属国都尉、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的身份“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与大军会于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这些与五郡兵并列的“羌虏小月氏”，显然都来自窦融所掌的张掖属国。如果考虑到小月氏的羌化倾向，这些“保塞羌胡”“羌虏小月氏”实际就是归附汉朝、受张掖属国管辖的小月氏人。

4.汉代河西地区形势决定了张掖属国的主要部民不可能是匈奴，而是小月氏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军打败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后，就将其降众全部迁出河西，另设“五属国”以处之，一度出现了河西“空无匈奴”“地空无人”的局面，因而不可能在张掖郡另设一个主要安置匈奴降众的属国。此外，汉朝经营河西的目的，在于“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将匈奴部众安置在张掖属国，是与“隔绝羌胡”战略背道而驰的。相反，小月氏与匈奴和西羌都有着特殊关系，将其安置在张掖属国，对于彻底隔绝羌胡意义重大；而且小月氏部落的人口规模，足以构成汉张掖属国的主要部民。后来的卢水胡，就是由这些小月氏部落发展而来的。

（三）汉魏以来河西卢水胡的发展

如前所述，自汉代以来，月氏胡就频繁活动于以张掖郡为中心的河西走廊南部地区，“依诸羌居止，……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
[186] 随着东汉羌族起义的发展和羌族部众的大量内迁，包括卢水胡在内的其他部族也出现了向东、向南迁徙的态势，武威、湟中和安定、北地一带的卢水胡人正是在此形势下逐步迁移的。魏晋时期，除了凉州卢水胡曾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反叛外，河西（尤其是张掖一带）和湟中地区的卢水胡已很少见诸史籍。黄初二年（221年），“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魏文帝以“谋略过人”的张既为凉州刺史，命其可“便宜从事，勿复先请”，全权处理平叛事宜。张既采用声东击西策略，出其不意，大败叛军，“斩首获生以万数”，迅速扭转了河西危局。魏文帝对此非常高兴，称赞“此勋非但破胡，乃永宁河右，使吾长无西顾之念矣”。
[187] 自此以后，河西卢水胡就基本销声匿迹了，而安定、北地卢水胡的活动则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直到公元5世纪初，以沮渠蒙逊为代表的临松卢水胡人才再度崛起，建立了曾据有整个河西和西域一部的北凉政权。

卢水胡（小月氏）从其保据南山（祁连山）之日起，因人数不多、力量羸弱，不能不受到邻近强大部族——羌族的影响，进而出现了“羌化”倾向。除了前述居于阳关西南的小月氏狼何种被称为“琅何羌”，其首领狼何被称为“羌侯”外，史书中还有很多关于小月氏（卢水胡）“羌化”的记载：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领。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
[188]

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领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
[189]

大且渠蒙逊，张掖临松卢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
[190]

上述材料显示，卢水胡（小月氏）不仅“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而且在部落种号和姓氏称谓等方面也受到羌族的影响。但是，卢水胡在“羌化”的同时，还日益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并呈现出明显的汉化趋势。如沮渠蒙逊家族，虽世代担任大沮渠一职，但汉化程度很深，“累世忠孝，为一方所归”；蒙逊更是“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
[191]

蒙逊及其子牧犍在位期间治理国政的种种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卢水胡的汉化水平。如蒙逊自称凉州牧之初，鉴于当时战事连绵、社会动荡，“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的状况，下令“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这种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实际上是历代汉族统治者重农思想的反映。蒙逊还注重察纳雅言，匡正过失，礼贤下士，重用儒学之士。不仅令“内外群僚，其各搜扬贤隽，广进刍荛，以匡孤不逮”，还对文人学士待以殊礼、委以重任。如“敦煌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
[192] 蒙逊平定酒泉后，在敦煌名士宋繇室中得书数千卷，他非常感慨地说：“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乃拜宋繇为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又以著名学者刘昞为秘书郎，“专管注记。筑陆沉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至于“声著河右”的儒学名士张湛、宗钦，也分别被蒙逊拜为黄门侍郎、兵部尚书和中书郎、世子洗马等职；
[193] 对“博通经传”的敦煌“宿读”阚骃，“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加奉车都尉。牧犍待之弥重，拜大行，迁尚书”。
[194] 蒙逊非常重视严肃朝纲、整顿吏治，他命人制定朝廷规制，选贤任能，黜陟有序，旨在使各级官员遵从典章，恪尽职守，敢言直谏，忧公忘私。结果，“行之旬日，百僚振肃”。
[195]

蒙逊为政期间，还屡有“罪己”和大赦天下之举，这些都体现出其尊奉汉人以德治天下的理念。其母病重，蒙逊登南景门散钱祈福，并下书云：“太后不豫，涉岁弥增，将刑狱枉滥，众有怨乎？赋役繁重，时不堪乎？群望不絜，神所谴乎？内省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他特别强调“宗庙之灵”和“乾坤之祐”，“上望扫清氛秽，下冀保宁家福”，明显是受汉文化长期熏染的结果。后因久旱不雨，又下书云：“顷自春炎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将刑政失中，下有冤狱乎？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书》不云乎：‘百姓有过，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
[196] 将其母病重、自然灾害与刑狱枉滥、刑政失中、赋敛繁重相联系，甚至认为是神灵、上天“所谴”，实际是儒家天人感应思想的反映。通过征引儒家典籍，自比“予一人”，既暗示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也极大地增强了文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为了说明自己欲效法“古先哲王”拨乱济时的正义性，而历数秃发傉檀罪状，特别指出其“毒加夷夏”“害深猃狁”，这种带有浓厚的夷夏之辨和华夷之别的言辞，显然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据的。尤其是在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形势下，蒙逊完全从汉族正统观念出发，不仅向东晋称臣，而且一再强调其先祖对“王室”的忠心与功业：“臣虽被发边徼，才非时隽，谬为河右遗黎推为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宠，虽历夷险，执义不回，倾首朝阳，乃心王室。”
[197] 不愧为“博涉群史”之“雄杰”。

沮渠蒙逊及其后继者不仅有着非常深厚的汉文化修养，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以致连西凉从事中郎张显也坦言：“沮渠蒙逊，胡夷之杰，内修政事，外理英贤，攻战之际，身均士卒；百姓怀之，乐为之用。”
[198] 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卢水胡的整体汉化水平。当沮渠蒙逊建立政权之时，“卢水胡已不存在完整的部落组织”，沮渠蒙逊也“已不是部落酋长而成为地方豪强”了，故其在继承汉族统治模式和政治制度的同时，还积极提倡汉族封建文化。当然，在军事制度方面，也有明显受北魏和柔然影响的痕迹（如“幢”的设置就是如此）。“而柔然又受北魏的影响，北魏又受汉晋以来传统的影响，说明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并不是单一的、直线的，而往往是交叉的、相互的、多方面的，而汉族在各民族相互影响中则居于主导地位。”
[199] 正由于卢水胡在受到汉族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同时，还吸收了鲜卑和柔然等族的文化因素，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则随之日渐淡化。当439年北凉亡国后，随着部分残余势力退守高昌和三万多户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被迁往平城，分散和削弱了河西卢水胡的势力，促进了其民族共同体的瓦解，继续留居河西的卢水胡人就逐渐与汉族和其他部族融合，作为一个独立部族的卢水胡遂不复存在了。

[1] （清）张澍辑，王晶波校点，刘满审订：《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十三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2] （清）张澍辑，王晶波校点，刘满审订：《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沙州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页。

[3] 高荣：《汉代河西人口蠡测》，《甘肃高师学报》2000年第1期。

[4] 参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7—3168页；《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1—2692页。

[5]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3页。

[6] 关于汉代的河西移民，参见高荣《先秦汉魏河西史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149页。

[7] 参见《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6—2877页。

[8] 参见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

[9] 《汉书》卷66《刘屈氂传》，第2882页。

[10] 《汉书》卷6《武帝纪》，第178页。

[11]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166、193—197页。

[12] 参见《汉书》卷10《成帝纪》，第322页；卷70《陈汤传》，第3026页。

[13] 参见敦煌文书伯2625号《敦煌名族志》和斯1889号《敦煌氾氏人物传》，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120页。

[14] 参见《汉书》卷75《李寻传》，第3193页。

[15] 据《汉书》卷8《宣帝纪》载，地节四年秋七月，大司马博陆侯霍禹等谋反被诛，“诸为霍氏所詿误未发觉在吏者，皆赦除之”。同书卷18《外戚恩泽侯表》博陆侯下云：“元始二年四月乙酉，侯阳以光从父昆弟之曾孙龙勒士伍绍封，三千户。”居延汉简中有“故大司马博陆侯”霍禹的记载（参见H10.35AB），而龙勒为敦煌郡属县，“是霍氏谋反家属未诛者盖徙敦煌，故霍光从父昆弟之曾孙，至平帝时犹为敦煌龙勒士伍也”。说详见劳榦《居延汉简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台北，1960年，第54页。

[16] 参见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以下凡征引该书简文均在序号前加X表示，不另注。

[17] 参见裘锡圭《啬夫初探》，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6—301页。

[18] 参见《汉书》卷10《成帝纪》，第310—311页。

[19] 当时河西人口除内地移入的汉族外，还应包括迁入的武都氐羌和一部分原住河西并已归附汉朝的羌胡、小月氏等少数民族部众。据武威所出“王杖诏令册”（参见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王杖诏令册》，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夫妻俱毋子男为独寡，田毋租，市毋赋，与归义同”的规定，这些“归义”的少数民族人口不纳租赋，自然也不编入户籍。因此，《汉书·地理志》所载河西四郡户口应是指从内地迁入并承担租赋徭役的汉族人口，并不包括当地已经“归义”的羌胡、小月氏等少数民族部众。

[20] 参见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8页。

[21] 参见《汉书》卷49《晁错传》，第2286—2288页。

[22] 参见《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1645页。

[23] 简册内容见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简册系联参见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394页。

[24] 参见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简在学术上的贡献》，《考古》1960年第8期；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6—290页。

[25] 陈直：《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283页。

[26] 参见《后汉书》卷13《隗嚣列传》，第517页；《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824页。

[27] 《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797页。

[28]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第2463页。

[29] 《后汉书》卷27《杜林列传》第937页称得之于“西州”，但《北堂书钞》卷101《艺文部七·采求遗逸》引《东观汉记》云：“杜林于河西得漆书《古文尚书》”，《太平御览》卷619所引同此，则这里的“西州”实即指河西。

[30] 《三国志》卷27《徐邈传》，第740页。

[31]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40《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52—953页。

[32]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40《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52页。

[33] 《后汉书》卷51《李恂列传》，第1684页。

[34] 吕思勉：《秦汉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30—731页。

[35] 本节内容参见高荣《先秦汉魏河西史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276页。

[36] 参见《汉书》卷49《晁错传》，第2286—2288页。

[37] 劳榦：《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版，第418页。

[38] 参见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掘》，《考古》1960年第9期；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王杖诏令册》，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61页。

[39] 《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1645页。

[40]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547页作“柳羌”，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3页。

[41] 参见王宗维《秦汉之际河西地区的民族及其分布》，《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收入王宗维《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论集》，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3页。

[42]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9页。

[43] 见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为查阅方便，以下凡征引该书简文均标注原简编号和该书序号，并在序号前加X表示。凡未有X序号的悬泉汉简，分别出自张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时称”问题的考察》［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二文，恕不一一注明。

[44] “酒泉”原释作“渊泉”，张德芳先生《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一文中已改释为“酒泉”，今从。

[45] 本简在张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和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载《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下称“张释”）中作：“归义垒渠蹏种羌”。其中“奴葛”二字张释作“□当”。“归”与“蹏”在汉简中字形相近，今从胡平生、张德芳先生释文。

[46] 参见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66—168页相关注释；初世宾《悬泉汉简羌人资料补述》，见《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张俊民先生虽未明确指出羌人种号，但基本认同初世宾等先生的观点，也认为简3中除小计简外，“共出现九个人名，分属七个羌种”。

[47] 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1—82页。

[48] 参见李健胜、武刚等著《早期羌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139页；汪桂海《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马智全《从出土汉简看汉代羌族部族》，《丝绸之路》2011年第6期；马智全《汉简所见汉代河西羌人的生活状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49] 李健胜径称其为“敦隗种”。参见李健胜、武刚等《早期羌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页。

[50]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

[51] 此为初世宾先生推定的时间。参见初世宾《悬泉汉简羌人资料补述》，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52] 参见初世宾《悬泉汉简羌人资料补述》，《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53] 参见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54]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3页。

[55] 参见李健胜、武刚等《早期羌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137页。

[56] 简文见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时称”问题的考察》，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57] 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页。

[58] 据《续汉书·郡国五》载，张掖属国辖有候官、左骑、千人、司马官和千人官。

[59] 《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9页。

[60] 本简出自敦煌郡效谷县境内的悬泉置遗址，故简中的“酒泉”不可能是酒泉郡，而应是酒泉属国。

[61] 参见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9页。

[62]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63]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8页。

[64] 参见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56—157页注；初世宾《悬泉汉简羌人资料补述》，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第184—185页。

[65] 参见薛宗正《西汉的使者校尉与屯田校尉》，《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66] 参见《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93页。

[67]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90—3891页。

[68] 参见王宗维《秦汉之际河西地区的民族及其分布》，《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收入王宗维《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论集》，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3页。

[69]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11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70页。

[70]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6、2899页。

[71] 初世宾：《悬泉汉简羌人资料补述》，见《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72] 谭其骧：《西汉地理杂考》，收入谭其骧《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101页。

[73] 参见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95、125—134页。

[74] 参见贾敬颜《汉属国与属国都尉考》，《史学集刊》1982年第4期；肖化《略谈卢水胡的族源》，《西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吴礽骧、余尧《居延新获建武秦胡册再析》，《西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李并成《汉张掖属国考》，《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

[75] 参见王宗维《汉代的属国》，《文史》第2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王先生后来又将张掖属国的始设年代修订为天汉至太始年间。并认为在武威设郡前，张掖郡辖境东起大河西至居延，张掖属国辖区还要略大于张掖郡。说见王宗维《汉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路》，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252页。

[76] 《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3页。

[77] 参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59页；《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89页。

[78] 《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8页。

[79] 《汉书》卷8《宣帝纪》（第262页）与卷69《赵充国传》（第2993页）所记略有不同。前者系于神爵二年夏五月，后者云：“其秋，……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资治通鉴》卷26（第856页）所记文字与《赵充国传》同，亦系于汉宣帝神爵二年秋条。

[80]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11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70—3771页。

[81] 《后汉书·百官志五》，第3619页。

[82]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6—2877页。

[83] 参见《后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2—2973页；《资治通鉴》卷25，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八月条，第837页。按：原文作：“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正如胡三省所云：“武帝元鼎五年，西羌反，攻故安枹罕，次年即平，至是五十一年。”“三”与“五”形近，故“三十”当为“五十”之讹。

[84] 参见《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660页；《史记》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1055—1056页。

[85] 汉初以来沿用秦正，以十月为岁首；太初元年（前104年）五月改历后，始以正月为岁首。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元封四年十一月丙午朔，丁未为十一月二日，丁卯为十一月二十二日；同年正月辛巳朔，乙酉为正月初五日。若以《史记》所记兹侯“十一月丁卯”受封计，则二王受封时间前后相距只有四十余日；若以《汉书》所记之“十一月丁未”计，二王受封时间也不过相差六十余日。

[86] 参见《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6页；《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28页。

[87] 参见《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647—653页；《汉书》卷55《霍去病传》，第2487页。

[88]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

[89] 参见《史记》卷111《骠骑列传》，第2933页；《汉书》卷55《霍去病传》，第2482页。

[90] 参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7—3168页；《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1—2692页。

[91] 参见《史记》卷111《骠骑列传》，第2933—2934页；《汉书》卷55《霍去病传》，第2482—2843页。

[92]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11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71页。

[93] 参见陈琳国《中古北方民族史探》，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6、102页。

[94]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28页。

[95]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13页；《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73页。

[96]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8《西域》，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99页。

[97] 《资治通鉴》卷25，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八月条，第836页。

[98] 参见《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90—3891页；《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1—3162页。

[99] 参见《汉书》卷55《霍去病传》，第2480页；《史记》卷111《骠骑列传》，第2931页。

[100]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河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8页。

[101]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

[102] 参见《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3页。

[103]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783页。

[104] 《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80页。

[105]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

[106] 《后汉书》卷16《邓训列传》，第609—610页。

[107] 参见《史记》卷111《骠骑列传》，第2934页；《汉书》卷55《霍去病传》，第2483页。

[108]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

[109] 参见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2年第3期；李德贤《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它》，《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110] 参见［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7—468页；赵向群《魏晋五凉时期河西民族融合中的羌化趋势》，《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陈勇《东汉凉州“羌胡化”述论》，见《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176页。其中赵向群先生指出，“羌化”是魏晋时期河西民族大融合的主流趋势，但并未“涉及与河西民俗有关的问题”；陈勇先生也认为东汉后期凉州的“羌胡化”是该地区民族融合的主流，但其所论“凉州”实际主要是金城、陇西、安定、北地和汉阳等郡，对河西各郡则较少论及。

[111] 参见《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注，第3756页。

[112] 《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797页。

[113] 《后汉书》卷19《耿秉列传》，第717页。

[114] ［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3—464页。

[115] （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5之《救边》，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7页。

[116]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1页。

[117]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2页。

[118] 《后汉书》卷16《邓训列传》，第611页。

[119] 《后汉书》卷16《邓训列传》，第609页。

[120] 《后汉书》卷47《梁慬列传》，第1593页。

[121] 参见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6页。

[122] 《后汉书》卷65《段颎列传》，第2148页。

[123] 《后汉书》卷47《梁慬列传》，第1592页。

[124] 《后汉书》卷65《段颎列传》，第2146页。

[125] 参见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简中“酒泉”二字，《敦煌悬泉汉简释粹》释作“渊泉”，后来，张德芳、张俊民先生在各自的论文中均已改正。参见张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126] 《后汉书·百官志五》，第3619页。

[127] 《三国志》卷18《魏书·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第552—553页。

[128] 《三国志》卷15《魏书·张既传》，第476页。

[129] 《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1页。

[130] 张俊民在《敦煌悬泉汉简所见的“亭”》一文（载《南都学坛》2010年第1期）中将此简释作：“·益广、广校候部见羌虏疑为渊泉南籍端□□
”。并指出：“广校、益广是敦煌郡南塞三候官中的两个，另一候官是屋兰，均在悬泉置以东”；但又认为：“博望候官属于敦煌郡南塞候官之一，具体位置不明……应在悬泉置西。”由于悬泉简尚未全部公布，我们难以判定敦煌郡南塞三候官的名称和具体位置，但西汉时敦煌郡南部有羌人部落活动则是毫无疑问的。

[131] 参见《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第859页。

[132] “斥候”二字在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中作“□□”。这里采用张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的释读，见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二○○一》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1页。

[133] 《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3页。

[134] 参见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94页。

[135] 参见《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69、2875页。

[136] 参见《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0、2898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历史文物》，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18—21页。

[137] “廿”字张俊民释作“卌”，今从。见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以少数民族人名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以下凡未标汉字序号的悬泉汉简均引自该文，不另注。

[138]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139] 参见《后汉书》卷23之《窦融列传》、《窦固列传》，第805、810页；卷19《耿秉列传》，第717页；卷88《西域传》，第2930页。

[140] 参见甘肃省文物队等编《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8—60页；彩版三、图版三一至三二、图版四一至四八。

[141] 参见《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5、2877页；《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58页。

[142] 参见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魏晋南北朝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前言”第2页、正文第271—272页。

[143]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144] 参见《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后汉书》卷16《邓寇列传》，第610页。

[145] 参见《后汉书》卷16《邓训列传》，第610—612页。

[146]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

[147] 陈勇：《东汉凉州“羌胡化”述论》，见《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

[148] ［英］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7—468页。

[149] 《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804页。

[150]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1页。

[151] 《后汉书》卷72《董卓列传》注引《献帝传》，第2335页。

[152] 参见《后汉书》卷72《董卓列传》，第2319页；《后汉书》卷84《列女传》，第2798页。

[153] 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54]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7页。

[155] （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10《窦固》，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22页。

[156] 参见戴春阳主编《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13、21、33、39、53—54、83—86页及图版五六：1和图版五八：1。

[157] 参见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33—34、40页。

[15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文物》1996年第7期。

[159] 参见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图版五八：1、图版六一：1—2、图版六三：1及第61—62、64—65页。

[160] 高启安：《甘肃古代饮食名品拾遗》，《敦煌研究》2008年第5期。

[161] 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下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93页。

[162] 王宗维：《中国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初探》，原载《民族研究通讯》1983年增刊，后收入王宗维《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论集》，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163] 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0页；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196页；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312页；黄盛璋《杂胡官印考》，《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赵向群、方高峰《卢水胡源起考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简牍学研究》（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188页。

[164] 参见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收入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页；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下）》，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133—135页；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第2版，第391—394页；齐陈骏、陆庆夫、郭锋《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120页。

[165] 参见王宗维《汉代卢水胡的族名与居地问题》，《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王宗维《卢水胡和小月氏》，《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王宗维《汉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路》，昆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202页。

[166] 参见肖化《略谈卢水胡的族源》，《西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吴礽骧、余尧《居延新获建武秦胡册再析》，《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周伟洲《试论魏晋时与匈奴有关的诸胡》，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71页。

[167] 赵永复：《关于卢水胡的族源及迁移》，《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王青赞成卢水胡源于安定卢水说，但认为卢水胡的族源并非义渠而是月氏。说见王青《也论卢水胡以及月氏胡的居处和族源》，《西北史地》1997年第2期。卢继旻也持卢水在安定说，但又认为卢水胡是《尚书·牧誓》所载与周武王一起推翻殷商的卢方后裔，其活动中心在今平凉崆峒山地区。说见卢继旻《卢水胡居地与族源再探》，《丝绸之路》2010年第6期。

[168] 李志敏：《赀虏史迹考述》，《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169] 《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载：“亲阳侯月氏，以匈奴相降侯，六百八十户，元朔二年十月癸巳封。”第642页。此亲阳侯即月氏人，应是降汉后以族名命名者。

[170]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第2698页。

[171]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页。

[172] 赵永复：《关于卢水胡的族源及迁移》，《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173] 赵永复：《关于卢水胡的族源及迁移》，《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174] 参见《汉书》卷94上《匈奴传》，第3783页；《资治通鉴》卷23，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春正月条作：“属国义渠王射杀犁汙王”，胡三省注云：“义渠王，属国义渠胡之君长。”第768页。

[175] 李志敏：《赀虏史迹考述》，《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176] 参见《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0、2881页。

[177]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0页。

[178] 此印著录于《金石索·金索》卷五，第95页，转引自黄盛璋《杂胡官印考》，《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179] 《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附窦固传》，第810页。

[180] 参见《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陈桥驿《水经注校释》卷2《河水注》引《十三州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181]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

[182] 印文见黄盛璋《杂胡官印考》，《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183]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184] 参见《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796—797、805—806页。

[185] 元康三年（前63年）羌侯狼何遣使向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但据后将军赵充国所云：“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参见《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3页。悬泉汉简有“琅何羌”，见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186] 参见《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后汉书》卷16《邓训列传》第609页作“虽首施两端，汉亦时收其用”。

[187] 参见《三国志》卷15《魏书·张既传》，第474—475页。

[188]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

[189] 《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59页。

[190] 参见《宋书》98《氐胡传》，第2412页；《北史》卷93《僭伪附庸列传》，第3082页。

[191]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192]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3、3195页。

[193] 参见《魏书》卷52《宋繇传》，第1153页；《刘昞传》，第1160页；《张湛传》、《宗钦传》，第1154页。

[194] 《魏书》卷52《阚骃传》，第1159页。

[195] 参见《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3、3198页。

[196] 参见《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6—3198页。

[197] 参见《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5、3197页。

[198] 《资治通鉴》卷118，晋恭帝元熙元年（419年）五月条，第3728页。

[199] 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2—320页。

第三编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东汉末年，由于社会矛盾尖锐，黄巾起义爆发，最终酿成国家分裂的乱局。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曹操、刘备、孙权三支力量逐渐实现了对北方、西南和江南地区的局部统一，进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从此，中国历史进入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直到隋朝统一全国。在此期间的历史发展中，河西地区扮演了重要角色。从东汉末年的“羌乱”开始，到北魏平定河西，刀光剑影、纷争不断。活跃在河西地域的汉、羌、氐、鲜卑等民族经过乱世中的交往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影响，逐步实现了各族间的融合。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河西民族融合，在两汉基础上又更进一步。既保持了两汉以来河西地区民族构成的基本格局，如汉族、羌族、鲜卑、氐族等依然是河西地区人数占优的民族，也有刚刚进入河西的粟特人等。而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格局的复杂性，使河西各族间的交流空前活跃，因此才有氐族、河西鲜卑、卢水胡在此建立政权。随着佛教在北方的广泛传播，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亦有佛陀的身影。控制河西的北朝政权由鲜卑人建立，他们管理河西，本身就带有民族融合的色彩，也基本继承了此前北凉等胡族政权时代以汉化为主的民族融合趋势。

一 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融合诸层次

民族融合是民族共同体流动、发展、变化的典型特征和客观必然。从纵向看，它是一种历史，具有前后相应的连续性；从横向看，民族融合又是一种结构，具有左右关联的系统性。
[1] 而要使这种流动能够连续，要使发展与变化最终形成合理的结构与系统，必须具备相应的主客观条件。这个过程，也就是各族经济文化相互影响并最终完成民族融合的过程。由于参与融合的诸民族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决定了民族融合不会一蹴而就。历史时期的民族融合，实际都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就必然会使民族融合呈现出层次性。

有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正确理解民族融合或民族同化的关键，它由物质性民族意识、社会性民族意识和精神性民族意识三个层次构成。
[2] 实际上，民族融合过程本身也与民族意识一样，可以相应地分为物质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个层次，因为民族意识就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可以说，民族融合是民族意识形成的载体。这三个层次的融合依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并与各民族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但又不完全一致。
[3]

（一）物质性融合

所谓物质性层次的融合，是指各族通过各种活动为民族融合提供时间与空间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应的物质性内容。它主要包括各民族迁徙及迁徙后形成的杂错相居状态，
[4] 以及由此引起的民族间经济模式的趋同。
[5] 这是民族融合的第一个也是存在最为广泛的层次，是民族融合得以发生的基础。任何民族融合都不能超越这一层次而取得突破式的进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也不例外。

从东汉中后期开始，周边各族或因被中原王朝所征服，或因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纷纷向中原迁徙，进行以汉化为主要形式的民族融合（当然，具体到一定地域，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状况，特别因各民族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民族融合发展的趋势也具有地域性特点
[6] ）。内徙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所谓“五胡”，其总数达到“八百五十余万口”。
[7] 由于汉族文化和生产方式对周边诸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一方面周边诸族选择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地区为其迁徙后的定居地，并很快与汉族杂错相居；另一方面又以汉族的生活方式为蓝本，仿效学习、努力进步。曹魏时期，将内迁的匈奴人“分其众为五部……太康中……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
[8] 匈奴人因此很快同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杂居共处，史载：“匈奴与晋人杂居，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莫不有焉。”
[9] 石季龙时期，“索头郁鞠率众三万降于季龙，署鞠等一十三人亲通赵王，散其部众于冀、青等六州”。
[10] 其他各族也大体如此。鲜卑世居北夷紫蒙之野（约当今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北的东蒙古高原），曹魏时期开始内迁至北匈奴故地，“东接辽水，西当西域”。
[11] 西晋初鲜卑族继续内迁，慕容氏、宇文氏、段氏向辽东地区发展，拓跋族的支族秃发氏留居河西走廊，陇西的乞伏氏更向陕西、甘肃扩展，慕容氏的另一支吐谷浑则进入青海高原。氐族也于曹魏初年被张既徙“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
[12] 此后氐人几经迁徙，足迹遍布陕甘。

大批少数民族人口入居中原并与汉族交错杂居，奠定了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地域基础。在此基础上，各族广泛学习中原汉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相互间的融合增添了实质性的内容。内迁后的北方各少数民族呈犬牙交错的杂居状态。同一地区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民族也可能居住在不同地区。少数民族大批内徙，给原来人口耗减的中原内地补充了新的血液，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使大量的少数民族很快成为中原先进生产内容的直接参与者，这对于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的转变具有深远的意义。鲜卑内徙后“拟则中国”，
[13] 史载拓跋珪曾于天兴元年（398年）二月“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
[14] 并称其“即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
[15] 结果使鲜卑族很快从以“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生活方式，转变到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上来。氐人则由于长期与汉人错居，受汉族影响较深，善于种田和织麻布，兼养羊马驴骡。
[16] 这样，各族内徙并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杂错相居，并使民族间经济模式逐渐趋同，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的第一个层次。

应当说，物质性层次的民族融合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也是容易发生的过程。又由于民族迁徙包括了时间和空间比较丰富的内容，各族迁徙的时间先后、人数多寡、地域广狭等因素并不一致，因此尽管这一层次的民族融合比较容易发生，却又可能贯穿在民族融合的全过程中。而内徙各族生产方式的转化也不会一蹴而就，与民族迁徙过程一样，也可能贯穿于民族融合过程的始终。但决定性因素并非仅仅如此。一旦这种层积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并引起质变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该层次的民族融合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因为所有的民族融合，不可能是其中一族或数族完全丧失自己本来的特征而融入另一族，应是几个民族各自丧失部分特征，获得部分新特征，从而形成新的民族。
[17] 魏晋南北朝时期参与北方民族融合的各族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这一层次，不过由于民族迁徙时空因素的不同，这一层次民族融合的结果可能大不相同：大多数民族进入或急或缓的汉化过程，但又有一些民族（当然也包括汉族）可能进入鲜卑化、匈奴化、羌化等过程。

在物质性层次的民族融合中，无论民族迁徙及迁徙后各族的杂错相居，还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间经济模式的转型与趋同，都离不开民族间的接触与交往，由此引起各族社会生活条件包括共同语言、政治上层建筑等内容的变化。所以一旦物质性层次的民族融合达到一定程度，便会迅速向民族融合的第二个层次即社会性层次转化。

（二）社会性融合

民族融合的社会性层次，是指各族在交往和联系的基础上形成的相互认同，以及在物质性层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语言形式和政治模式的趋同。简言之，这是各族逐步消除它们之间交往障碍的过程，是民族融合能够继续深入的关键性层次。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融合，都要经过这一层次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较之物质性层次的融合而言，社会性层次的融合没有那么广泛，但其影响却更为深远。民族间的互相认同，主要表现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较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文化的接受与模仿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徙各族对汉族文化的接受，表现得极为深切，特别是各族上层人物，更为自觉地吸取儒家思想。
[18] 所谓“晋载记诸僭伪诸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
[19] 至于“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20] 史载，北魏拓跋嗣“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
[21] 北魏孝文帝也曾力图“开导兆人，致之礼教”。
[22] 巴氐人李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
[23] 前秦苻坚“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
[24] 其族孙苻登“折节谨厚，颇览书传”。
[25] 慕容廆则干脆举办子弟学校，推广儒家文化，并于“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
[26] 。更有意思的是后赵石勒，他并不识字，但却“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美焉”
[27] 。内徙各族上层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接受，使他们逐渐缩小了与汉族文化的差距，并一度形成了“斯文郁然，比隆周汉”
[28] 的文化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接受与认同，还是各民族间一般性的交流与联系，都离不开语言的统一。应当说，语言形式的统一贯穿民族融合的全过程，但在物质性层次的民族融合中，语言更多地服从于民族迁徙以及经济活动本身，而在更高层次的民族融合中，语言问题又已基本得到解决，所以语言形式的统一也是社会性层次民族融合的主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中语言统一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拓跋鲜卑为代表的强制转换模式。
[29] 史称“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
[30] 但自从孝文帝时代“断诸北语，一从正音”
[31] 之后，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鲜卑语的主导地位最终被汉语取代。另一类则是经过各民族长时期的交流而自然统一。据载，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32] 说明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当时语言也比以往更加丰富。无论南北，都夹杂着许多少数民族的言辞，呈现了民族融合当中的双语或多语现象，甚至在某些时段某些地域少数民族语言还占到一定的优势。
[33] 不过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之间社会经济状况的不平衡性使然，语言汉化的总趋势仍然不可逆转。因为在民族交往或者多民族杂居的过程中，处于高级社会文化发展形态中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通常被其他民族所模仿和使用，从而成为共同交际语；迁居新地的移民如果在社会文化发展形态上处于劣势，那么他们便不得不去学习和使用新地的外族语言以满足他们在新地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
[34] 而一旦汉语成为各族政权法定的共同交际语，原有的少数民族语言便开始在其民族要素的意义上逐步瓦解。少数民族语的逐步废止和汉语的逐步推行造就了民族融合社会性层次的语言性条件，同时也丰富了社会性层次民族融合的内涵。

内徙各族对汉族政治模式的认同与接受，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社会性层次的典型表现。由于汉族高度发达的国家形态对于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有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力，而且少数民族统治者也深知，要使他们对汉人的统治天长地久，无法不选择汉人成熟的政治模式。
[35] 即所谓“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
[36] 拓跋鲜卑如此，其他内徙各族政权也大体如此。在这个意义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族的融合基本上都经历了这一阶段。这就为更高层次的民族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精神性融合

精神性层次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最高阶段，它是在物质性和社会性层次的民族融合基础上长期发展积淀的结果。具体表现为民族伦理观、价值观乃至民族主义情感的形成，
[37] 其内核是精神性民族意识的形成。无论原来以何种状态出现的民族，一旦在民族融合的道路上与其他各族一道形成共同的精神性民族意识，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一轮次民族融合的全过程。但事实上，由于这一层次的民族融合必须在民族融合过程的后期进行并完成，因而在民族融合的历史当中，精神性民族融合最难发生也最难区分。而且一旦两个（或更多）民族最终融合为一，新的民族又将进入更高层次的民族融合当中。
[38]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在精神性层次的融合上差别较大，有些民族通过自身改革和对其他民族的学习，从而丧失自己民族的本性，融入别的民族，如拓跋鲜卑。像鲜卑这样对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生活、政治制度等内容进行全面改革，最终改变落后面貌的民族，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完成了精神性层次的民族融合，不过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氐、羌诸族则不同，尽管他们与鲜卑族一样同各族进行了物质性层次和社会性层次的融合，但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使他们较多地保留了自己民族本身的精神性特征，与其他各族共同的精神性民族意识并未真正形成，因此在当时，他们的融合还不能算是达到了精神性层次的民族融合。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的部分地域民族的羌化等趋势，与此并不同属一个轮次，不过在以这种少数民族化为主要趋势的民族融合中，自有其物质、社会、精神诸层次。

由于参与民族融合的主体即各民族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民族意识指导之下进行的，而民族意识与民族融合的层次性，则决定了指导各个层次民族融合的民族意识有所不同。我们认为，指导民族融合各层次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各个层次相对应。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魏晋十六国时期以“五胡”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几乎同时进入中原，但其在民族融合中的表现却有极大差别。这种差别，与当时经济、军事形势以及各族在融合中所采取的政策息息相关。比如拓跋鲜卑，由于以孝文帝为代表的统治者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汉化政策，因此最终完全与中原民族融合；而氐族则不然，由于氐族统治者采取了较为鲜明的“氐族本位政治”，较多地保存了本民族特征，故在前秦、后凉之后的北方历史中，依然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

二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大势

河西走廊地理环境独特，是一条东西长一千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在走廊之内，大黄山、黑山、宽台山等把走廊分为三个平原灌溉区，即武威—永昌绿洲平原、张掖—酒泉绿洲平原和玉门—敦煌绿洲平原。从祁连山发源的河川自东向西汇成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河水系，分别流经上述三个平原，对当地农业生产的灌溉十分有利。走廊南边是高峻的祁连山，又称南山；走廊北边山势较为平缓，自东向西依次有龙首山、合黎山和马鬃山等，统称为北山山脉。汉代以前，月氏、乌孙和匈奴诸族先后生活于此，汉武帝以后相继设立河西四郡，汉族民众大规模进入河西，与月氏、乌孙、匈奴遗民及羌族民众共同生活在走廊之内。汉末魏晋以来，秃发鲜卑、乞伏鲜卑等鲜卑诸部进入河西走廊，加上此后陆续进入河西的粟特人，使该时期河西地区的民族成分更为复杂（见图3-1），民族融合内容也更加丰富。

图3-1 西晋凉州民族形势
资料来源：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三册图45—图46绘制。

（一）河西民族之地理分布

如前所述，河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夏代及其以前，在今山丹县东南部大黄山（又名焉支山）以西地区（包括敦煌在内）的居民为火烧沟人，而以东的武威—永昌平原地区则为齐家人。
[39] 秦汉之际，活动于河西地区的民族主要有月氏、乌孙、匈奴等，其中，月氏与乌孙为河西的原住民，而匈奴人则是在赶走月氏、乌孙之后才居于河西地区的。史称：“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
[40] 关于“祁连”与“敦煌”的地望，学界历来有不同看法。笔者同意郝树声先生的意见：“汉代之祁连即今之天山，敦煌及敦薨之山即今祁连山。”
[41] 至于月氏与乌孙在河西的分布情况，大致是：月氏故地在甘州附近，而乌孙在难兜靡时代，“应视为游牧于今肃州以西，即敦煌地方也”。
[42] “昆莫的居地在今敦煌至哈密一带。”
[43] 而“原来乌孙是敦煌地区的主人。”
[44] 匈奴击走月氏，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史称“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地”，
[45] 直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
[46] 继月氏、乌孙、匈奴之后进入河西的民族主要有汉、氐、羌、鲜卑等族。汉人最早进入河西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但若将西汉时代视为汉族的形成时期，则汉人大量进入河西走廊始于汉武帝时代应是毋庸置疑的。氐人在河西走廊的早期活动，在史籍中语焉不详，尽管“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一大片地区，乃是战国至秦汉氐人比较稳定的居住区”，
[47] 但汉代敦煌郡有氐置水、张掖郡有氐池县、武威郡有鸾鸟县，结合这些材料记载来看，至迟在汉代初年，河西地区就有氐族活动。有的学者更认为：“从战国时起，今河西走廊就已经有氐人居住。”
[48]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
[49] 河西走廊的氐族人口遂得以增加。关于早期羌人的活动地域，史家已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先秦时羌族的分布在河西走廊之南，洮、岷二州之西，他们分布的中心在青海东部古之所谓‘河曲’（黄河九曲）及其以西以北各地。”
[50] 秦汉以来羌族的居住地区，主要在“今青海东南部。但不至于此。……今甘肃甘南等地亦为羌族活动的地区”；汉代羌族则“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河湟地区，一是塔里木盆地以南至葱岭的西域诸国，一是陇南至四川西北一带”。
[51] 秦汉时期，居于河湟地区的西羌势力强大，并与北方的匈奴相交通，汉武帝经营河西，就是为了“隔绝羌胡”。因此，秦汉之际甚至更早的时期，河西走廊的羌人已经有相当实力了。正如马长寿先生所论：“羌、胡的关系渊源甚早，汉武帝以前，匈奴与羌人的交通已经十分频繁，许多羌人已经加入了匈奴部落。”
[52] 对此，还可通过西汉前期月氏西迁之时其余部得到羌人的帮扶反映出来。史载月氏西迁，余部“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
[53] 羌人能够吸纳月氏之“羸弱者”，正反映出其在河西南山（祁连山）具有较强势力。而到了两汉之际的窦融时期，河西的民族分布形势，则似乎完全成了羌人的天下，故有“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之说，
[54] 这种形势至东汉末年甚嚣尘上，以至东汉政府为防备羌人反抗而疲于奔命，这就是著名的羌人五次反抗斗争，
[55] 导致河西乃至西北动荡不安。至魏晋时期，这种混乱的局势在河西一直持续了下来。

（二）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融合态势

魏晋十六国时期，分布于河西走廊的民族除前述汉、羌、
[56] 氐族之外，又有河西鲜卑、卢水胡、西域胡、屠各胡等
[57] （见图3-1）。所谓“河西鲜卑”，是指魏晋时期活动于河西区域内的众多鲜卑部落，以秃发部为代表，此外还有乙弗、折掘、意云、车盖等部。
[58] 就时间而言，河西鲜卑秃发部内迁河西的具体时间是曹魏中后期。秃发部内迁后，分散在地跨河西及陇西的辽阔区域内从事游牧，“其地东至麦田（今甘肃靖远西北）、牵屯（今宁夏固原），西至湿罗（地望不详，有说在今青海湖东），北接大漠（腾格里沙漠）”。
[59] 作为“人人习战”的游牧部族，这样大范围、大幅度的活动，必然对当地造成袭扰。同时，由于上述活动区域又与赀虏、羌人及其他鲜卑种落的活动区域或相重合，或相邻接，这就必然产生民族间的接触，或受到原土著民族的接纳形成新的民族群体，沿着从聚合到融合的方向发展；或受到原土著民族的排斥，按照从抗拒到冲突的方向演化。特别是因为上述区域与汉族居住区犬牙交错，因鲜卑的游牧经济与汉族的农耕经济纵横穿插，又势必会带来新的“羌胡”问题，引起朝廷关注。所谓河西地区新的“羌胡问题”，一是因河西鲜卑的广泛分布，尤其是秃发部、乞伏部在河西局部地区的重要影响，因而在东汉以来河西民族融合呈现“羌化”的大背景下，又造成河西部分地域民族融合的“鲜卑化”趋势；二是当内徙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在整个北方大地激荡起反晋旋涡，一步步将西晋推向灭亡，并一步步建立起区域性政权，从而将历史导入十六国分裂割据局面时，河西成为率先割据的区域之一。
[60] 西晋惠帝永宁初年，张轨“以晋室多难，阴图保据河西”，
[61] 则是河西率先成为割据区域的开端。随后，氐族、鲜卑秃发氏、鲜卑乞伏氏和卢水胡也分别建立自己的政权，由于这些政权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各不相同，从而造成不同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不同特点。所以，魏晋间河西“羌胡”问题的一步步演化，也是十六国河西历史一步步形成的序幕。

三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地区的管理制度

魏晋十六国时期，汉、羌、氐、河西鲜卑、卢水胡、西域胡、屠各胡、粟特等族先后活跃于河西地区。较之两汉时期，这一时期河西民族众多，更因各民族发展程度和政治经济制度、生活习俗等的差异，于是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羌胡”问题。为更好地控御河西，保障中西交通的畅通，自曹魏开始，各政权适应不同时期形势和统治需要，在继承两汉民族地区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在河西推行了一套承上启下的管理制度。最具代表性的，是继续设置护羌校尉和创设护军制度。

（一）魏晋五凉护羌校尉之置废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初置护羌校尉。《后汉书》卷38《百官志》载：“护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
[62] 此后屡有兴废，直到汉章帝以后才逐渐稳定下来，并成为常设官职。自此开始，护羌校尉的设置一直是中央政府处理羌族事务的制度性保证。就其职掌而言，涉及政治抚绥、军事征伐、屯田和监视羌族动向、阻止各部结盟等，
[63] 护羌校尉制度“大致经历了西汉及东汉初期、东汉中后期、东汉末至南北朝这三个时期。制度的性质由开始的羁縻为主，经中期以剿抚为主，发展到后来的一种虚衔”。
[64] 以下将通过对魏晋五凉时期护羌校尉一职的相关统计，探讨这一时期河西地区民族格局以及相关问题。

总体看来，魏晋十六国时期护羌校尉依然为常设官吏。根据对《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辑补》等史籍关于这一时期担任护羌校尉者的初步统计来看，从曹魏初年到北凉时期100余年，共有22人担任过这一职务（其中1人为灭羌校尉），他们或为当时中央王朝任命，或自称，或由部下推举，持续不衰。具体情况如表3-1所示。

表3-1 魏晋十六国时期护羌校尉任职情况简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表3-1所列23人，计汉末曹魏时期5人，西晋4人（包括张轨、张寔），前凉6人，前秦2人（1人为灭羌校尉），后凉1人，西凉2人，北凉3人。其中多人以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这与《晋书·职官志》关于“元康中，护羌校尉为凉州刺史”
[65] 的记载相吻合。据表3-1，早在魏文帝初年，温恢就以凉州刺史身份“持节领护羌校尉”。表中统计曹魏时期的5人主要集中在曹魏前期，这与东汉末年以来的羌乱有必然联系；魏末晋初仅有李憙1人，晋武帝时期之胡喜事迹史籍记载不详，似为承平之职，因而其事未得广泛流传，这两人为护羌校尉，更像是承前启后，起过渡作用；张轨与张寔父子于河西“鲜卑反叛，寇盗纵横”
[66] 之时之官，既有弭平世乱之意，更重要的则是借机保据河西，此后前凉护羌校尉多由凉州士人推举并终获东晋政府任命，仅张茂、张祚未获东晋任命；前凉之后河西各政权所设护羌校尉之职，则有如下特点：一是汉族政权（如前凉、西凉）护羌校尉呈连续性，这既与汉族的正统观念有关，又反映出护羌校尉之职自始至终都具有羁縻边远民族地区、防止羌人反叛的作用；二是其他民族政权护羌校尉并不连续，如前秦、后凉、北凉，而南凉甚至未设此职，吕光曾在后凉建立之初自领护羌校尉，但不久去此职而设护匈奴中郎将，这一方面是由于河西羌族势力强大，另一方面也与十六国时期氐羌民族关系以及匈奴各部在河西的影响有关。
[67] 前秦苻登以苻硕原为前禁将军、灭羌校尉，与后秦姚苌背叛前秦有关。另外，如前所述，十六国时期活跃于河西的匈奴各部主要有卢水胡、屠各胡等，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
[68] 后来北凉卢水胡沮渠蒙逊能够统一河西走廊，则吕光时代匈奴部族在河西的强大势力已见端倪。相对来讲，“魏晋以后，河西羌的命运不景气。当关陇羌赫然建立起后秦时，它只能在河西割据政权的夹缝中以‘分散为附落’的状态生活”。
[69] 后凉吕光时期，一改传统汉族政权所奉行的“抑羌”政策而为“抑胡（匈奴）”；而卢水胡北凉正与后凉相反，在他们看来，羌族是当时河西最主要的民族，自然也是自己最强有力的对手，因此在夺取姑臧的当年便设护羌校尉于此。日本学者三崎良章认为，吕光在386年自称为护匈奴中郎将、凉州牧，从其职名看，护羌校尉已被取消。这种形式由后秦赐予南凉的秃发傉檀一职到宋封北凉的沮渠蒙逊一职被沿用下来。护羌校尉和凉州刺史官职的分离，深刻地反映了后凉吕光对后秦的意识。吕光采取这种做法的原因与后秦的动向不无关系。前秦苻坚淝水战败后，公元384年后秦开始崛起，386年姚苌占据长安称帝。后秦是五胡十六国中唯一的羌族政权，苻坚（应是苻登。——引者注）曾设置灭羌校尉与之对抗，最终败北。在这种背景下，吕光用对付后秦一事来命称官职的意志已不可能实现，在这里就出现了护羌校尉和凉州刺史的分离。这可以认为经过后凉之后，后秦还有南凉、北凉而被东晋、南朝所继承。也就是说对于后秦的崛起，后凉的反应引起了曹魏以来的护羌校尉的极大变动。传统性的异民族统御官的内涵，只能由异民族政权自身改变其性格与职掌。
[70] 此论甚是。这从《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关于南朝宋封吐谷浑首领护羌校尉的记载，可得到印证：

太祖加其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进爵陇西王。

十五年，除慕延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镇西大将军、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陇西王。

十九年，追赠阿豺本号安西、秦沙三州诸军事、沙州刺史、领护羌校尉、陇西王。

二十九年，以拾寅为使持节、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71]

另外，北凉设置护羌校尉，一是卢水胡沮渠氏以统一河西走廊为己任，隐然以河西正统王朝自居；二是北凉攻克姑臧之时，河西域内的民族融合已随着各民族间不断的杀伐、交流而趋深入，北凉统治者遂以正统统治民族自居，基于如上原因，沮渠蒙逊即效法汉族前凉政权而设护羌校尉之职。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魏晋十六国时期护羌校尉一职的设置与河西政局息息相关，而其职掌也因政局变化而变化；第二，护羌校尉一职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是一幅民族结构变化的晴雨表，其置废情况，都能够反映出当时各民族势力之消长；第三，五凉后期护羌校尉之职掌已逐渐由政治抚绥、军事征伐和监视羌族动向、阻止各部结盟等变为调节河西民族问题的砝码，各割据政权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决定护羌校尉之职的置废；第四，就护羌校尉一职本身而言，其所承担的责任与其初置之时相去越来越远，最后只变成一个虚衔，在南北朝处置吐谷浑等民族问题之时屡屡可见。
[72]

（二）五凉护军制度

护军制度，自魏晋时即已有之。但五凉所设地方护军，分布比较集中，前后也有一定的继承性，其中前凉护军制度更属十六国诸政权之首创，因此在管理民族地区事务中颇有建树。今据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
[73] 对十六国五凉时期河西地区的护军制度略述于下。

十六国地方护军制度产生于汉末魏初，至北魏孝文帝中叶最后消亡，存在近三个世纪。其渊源是魏晋中原王朝设于少数民族地区或从事军事征伐、镇抚的地方护军，其传承关系与十六国政权更替相符合。就分布范围而言，十六国“地方”护军遍布于西北、西南、河北、东北广大地区，尤以关中、河西、仇池地区最突出。可考知的有15个政权设置“地方”护军，它们是五凉、三秦、三燕、二赵、夏、仇池国等。十六国“地方”护军，统辖着广大北方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也包括统治民族。如后秦关中诸护军统辖羌人，仇池国二十部护军统辖氐人。护军组织系统来源于魏晋中央护军、诸杂号将军及地方护羌、戎、蛮、夷校尉和郡府之制，是其综合和变通。
[74] 五凉护军制度在其中颇具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的民族形势。

1.前凉护军

前凉先后曾设置11处护军，分别是宁羌护军、平虏护军、枹罕护军、武街护军、石门护军、侯和护军、漒川护军、甘松护军、玉门大护军、大夏护军、宣威护军，控御今甘、青、川、陕交界地带的民族地区。

宁羌护军，前凉置。《晋书·张茂传》：“呼延寔攻宁羌护军阴鉴于桑壁。”
[75] 宁羌护军职责是管理羌族地区事务，并担任镇守。“桑壁”为宁羌护军驻地。《水经·河水注》云：“洮水又东北还桑城东，又北会蓝川水。水源出求厥川西北溪，东北流还蓝川，历桑城北，东入洮水。”又《读史方舆纪要》卷60云：“桑城，在废安故县西南……亦谓之桑壁……太宁初刘曜自陇上西击凉州，遣其将呼延寔攻宁羌护军阴鉴于桑壁，即此也。”
[76] 故宁羌护军所辖区域当在今甘肃临洮南。

平虏护军，前凉置。《晋书·张茂传》：“张茂大悦，以（陈）珍为平虏护军。”
[77] 但平虏护军是统领中央军的军职名称，与前凉其余护军性质有所不同。

枹罕护军，建兴十二年（325年），“辛晏以枹罕降，骏复收河南之地”。
[78] 枹罕护军之设当始于此。《凉州记》云：“永嘉五年，枹罕令严羌妾产一龙一鹫。”
[79] 《晋书·张骏传》载，咸和二年（327年），“及曜攻枹罕，护军辛晏告急，骏使韩璞、辛岩率步骑二万击之，战于临洮……骏遂失河南之地”
[80] 。前凉枹罕护军存在仅二年，因战败失地而废。咸和五年（330年），前赵被石勒所灭，张骏收回河南之地，置五屯护军，与赵分境，却未见置枹罕护军。《晋书·石季龙载记下》：“麻秋又袭张重华将张瑁于河陕，败之，斩首三千余级。枹罕护军李逵率众七千降于季龙。自河已南，氐、羌皆降。”
[81] 张重华时，再设枹罕护军。据《读史方舆纪要》载：“晋惠帝永宁中，张轨奏置晋兴郡。《晋志》：枹罕县，张轨分属晋兴郡。《十六国春秋》：晋咸康元年，张轨分兴晋郡属河州，自是枹罕为兴晋，非晋兴也。”
[82] 晋咸康元年为公元335年，其时张骏在位，记为张轨分兴晋郡属河州，误。由此可知，张骏325—327年所设枹罕护军当与晋兴郡枹罕县同治，《十六国疆域志》按：“盖枹罕有令又有护军也，故两存之。”
[83] 护军职级等同于县。张重华时枹罕护军驻枹罕，与兴晋郡同治，则职级同于郡，主要管理该地区的驻军及戍军。枹罕护军驻今临夏市。

前凉大规模设置护军是在张骏时期。史载，咸和五年（330年），“骏因长安乱，复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街、石门、侯和、漒川、甘松五屯护军，与勒分境”。
[84] 关于五屯护军所在，《读史方舆纪要》载：“五屯护军，是越河、湟而南也。洮阳，今洮州卫治。武街，在今岷州卫境。侯和、漒川、甘松，俱在洮州卫境。”
[85] 有研究认为，五屯护军在五街县以西之陇西郡及阴平郡北部。
[86]

武街护军，前凉置。《晋书·石季龙载记》：永和二年，石季龙将“王擢克武街，执重华护军曹权、胡宣”。
[87] 《十六国疆域志》案：“武街本晋惠帝时分狄道所置县，骏盖因之立护军也。”《水经注·河水注》云，洮水有支流滥水，“水出鸟鼠山西北高城岭，西还陇坻……又西北历白石山下，《地理志》曰：狄道东南有白石山。滥水又西北迳武街城南，又西北迳狄道故城东”。滥水，今洮河支流东峪沟。严耕望指出：“杨氏《前凉图》绘于甘肃狄道县东南，是也。狄道县即今临洮县。”
[88] 据此，武街应在今临洮县东。

石门护军，前凉置。张骏五屯护军之一。前引《晋书》卷86《张骏传》云咸和五年（330年），“骏因长安乱，复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街、石门、侯和、漒川、甘松五屯护军，与勒分境”。然未见前凉某人担任石门护军的记载。严耕望认为“杨氏《前凉图》绘于甘肃河州西，河州在今临夏县”。

侯和护军，前凉置。与石门护军一样，侯和护军也是张骏五屯护军之一，亦未见前凉某人担任侯和护军的记载。《资治通鉴》卷78胡注：“侯和之地在塞内，沓中之地在羌中明矣。”
[89] 严耕望认为“杨氏《前凉图》绘于甘肃洮州。洮州在今临潭县”。

漒川护军，前凉置。张骏五屯护军之一。然未见前凉某人担任侯和护军的记载。严耕望认为“杨氏《前凉图》绘于甘肃阶州西北。按漒川即嘉陵江上源，杨图地望近是”。

甘松护军，前凉置。《晋书·苻坚载记下》：“坚以甘松护军仇腾为冯翊太守，加辅国将军。”
[90] 《元和郡县图志》卷39称：“（芳州）秦汉及魏晋皆诸羌所居。至后魏，吐谷浑侵据焉。周明帝武成中，西逐诸戎，始有其地，乃于三交口筑城，置甘松防。武帝建德中改为芳州。”
[91] 《资治通鉴》卷78胡注：“甘松，本生羌之地，张骏置甘松护军，乞伏国仁置甘松郡。后魏时，白水羌朝贡，置甘松县，太和六年，改置扶州。隋改甘松为嘉诚县，属同昌郡。武德初，置松州，取甘松岭为名，且其地产甘松也。杜佑曰：甘松岭，江水发源之地，甘松山在今交川郡境，今临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川郡之地。”
[92] 严耕望指出：“芳州在今四川松潘北三百里达拉沟下流。张骏、苻坚所置护军，可能即此甘松。杨氏《前凉图》绘于四川松潘西之甘松岭。疑太偏南。”和政郡治今岷县，合川郡治今迭部县，以地望推之，甘松护军当在今岷县南及宕昌以西之迭部县。

玉门大护军，前凉置。《十六国疆域志》云：前凉有玉门大护军，未言所据。
[93] 《晋书·地理志》：“（张骏以）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
[94] 严耕望指出：“既称玉门，当在敦煌西北之玉门关或敦煌以东之玉门县。据此条所举三郡三营之情势观之，似应在玉门关，杨氏《前凉图》置于关址，是也。”

大夏护军，前凉置。《晋书·张重华传》曰：“季龙又令麻秋进陷大夏，大夏护军梁式执太守宋晏，以城应秋。秋遣晏以书诱宛戍都尉宋矩。”
[95] 大夏护军与大夏郡同治大夏，主要管该郡的驻军及戍军。大夏，即今广河县。

宣威护军，前凉置。《资治通鉴》卷104：“天锡怒，贬皓为宣威护军。”
[96] 据《十六国疆域志》卷11，武威郡有宣威县，“案诸地志并言宣威县，至后魏始废，今故列入。”宣威护军当于县并治分权，统领戍兵，担任镇守。《水经注》卷40：“泽水二源，东北流为一水，迳姑臧县故城西，东北流，水侧有灵渊池……泽水又东北流迳马城东，城即休屠县之故城也，本匈奴休屠王都，谓之马城河。又东北与横水合，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凉州治……其水侧城北流，注马城河，河水又东北，清涧水入焉，俗亦谓之为五涧水也。水出姑臧城东，而西北流注马城河。河水又与长泉水合，水出姑臧东揟次县，王莽之播德也，西北历黄沙阜，而东北流注马城河。又东北迳宣威县故城南，又东北迳平泽、晏然二亭东，又东北迳武威县故城东。”
[97] 汉宣威县位于今民勤县大坝乡文一古城，可知宣威护军当驻军于此。

2.其他诸凉政权护军

后凉中田护军，沿前秦置。《晋书·沮渠蒙逊载记》：“蒙逊……遂斩光中田护军马邃。”
[98] 《十六国疆域志》：“胡三省云，盖吕光置。今考，沮渠法弘于苻坚时已为中田护军，则军盖前秦所立，胡注误也。”
[99] 《读史方舆纪要》卷63“甘肃镇”条：“临松城，在镇东南。《晋志》前凉张天锡别置临松郡。太元中，吕光置中田护军，镇临松。”
[100] 据此，则中田护军在今甘肃张掖肃南县。

后凉宁戎护军，后凉置。《晋书·吕光载记》：“蒙逊从兄男成……进攻福禄、建安。宁戎护军赵策击败之，男成退屯乐涫。”
[101] 福禄在今酒泉市肃州区，乐涫在今高台县骆驼城，宁戎护军当在今甘肃酒泉市肃州区与张掖市高台县之间。

后凉北部护军，后凉置。《晋书·吕隆载记》：“光末拜北部护军，稍历显位，有声称。”
[102] 有学者认为，北部护军或因汉北部都尉之名而置于今武威凉州区北。
[103]

西凉骍马护军，西凉置。《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玄盛以）赵开为骍马护军、大夏太守。”
[104] 按，大夏郡此时属西秦，非西凉实土，大夏或为广夏之误。骍马为酒泉郡属县，骍马护军与县同治，统领该地戍兵，职级等同郡守（见图3-2）。

图3-2 五凉护军示意图
资料来源：龚元建《五凉护军考述》，《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1期。

西凉敦煌护军，沿段业北凉置。《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建初二年，玄盛）征宋繇为右将军，领敦煌护军。”
[105] 同书同卷又载：段业时，“（沙州刺史孟）敏寻卒，敦煌护军冯翊郭谦、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玄盛温毅有惠政，推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
[106] 敦煌护军与郡同治，职与郡守等。敦煌为西凉前期都城，敦煌护军由右将军兼领，可知其地位之重要。

南凉湟川护军，南凉置。《晋书·沮渠蒙逊载记》云：“傉檀湟河太守文支据湟川，护军成宜侯率众降之。”
[107] 湟川居河湟要地，南凉在此置湟川护军，统领戍军，镇守河湟，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故湟川城，为湟川护军治，应在今青海湟中南黄河北岸。”
[108]

南凉邯川护军，南凉置。《晋书·秃发傉檀载记》：“傉檀又将伐蒙逊，邯川护军孟恺谏曰：‘蒙逊初并姑臧，凶势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动。’”“邯川护军孟恺表镇南、湟河太守文支荒酒愎谏，不恤政事。”
[109] 又《十六国疆域志》：“（南凉）凡统旧郡十二、增置郡一、护军一、县可考者五十。”所谓“护军一”即指邯川护军。《读史方舆纪要》卷64：“邯川城，在废廓州东南，秃发傉檀时所置邯川护军也。”
[110] 则邯川护军当设在今青海化隆境内。

北凉中田护军，沿后凉置。《晋书·沮渠蒙逊载记》：“蒙逊伯父中田护军亲信。”
[111] 已如前引，《读史方舆纪要》卷63“甘肃镇”条：“临松城，在镇东南。《晋志》前凉张天锡别置临松郡。太元中，吕光置中田护军，镇临松。”
[112] 据此，则中田护军在今甘肃张掖肃南县。中田护军的设置，主要用来管理居住在这里的卢水胡，统领戍军及担任镇守。

北凉敦煌护军，北凉置。据前引《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载，北凉段业时，沙州刺史孟敏卒，“敦煌护军冯翊郭谦、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玄盛温毅有惠政，推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
[113] 敦煌护军与郡同治，职与郡守等，主管该郡的驻军及戍军。敦煌护军，治今甘肃敦煌城关党河东岸。

四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各族民众的生存空间

魏晋十六国时期，位于西北边疆地区的河西走廊在经历了东汉末、三国初年的动荡以后，经过曹魏、西晋和前凉等政权的治理，
[114] 逐渐恢复平静。河西域内的汉、羌、氐、鲜卑、卢水胡等各族民众，在长期交流、冲突与融合的基础上，辛勤耕耘、劳作于此，创造了河西历史上一个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文化繁盛的全新时代。再现这一时代生存于斯的各族民众的生存空间，对深入了解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一）河湖与绿洲：魏晋十六国河西民众的基本生存空间

在东西长一千多公里的河西走廊，自东向西有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河水系。隋唐以前，在其尾闾分别形成了潴野泽（休屠泽）、居延海和冥泽三大终端湖。这些河流及其水面浩淼的终端湖，奠定了河西绿洲水草丰美、宜农宜牧的基础。另外，罗布泊汉时称“蒲昌海”，一名“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
[115] 魏晋十六国时期依然保持着浩淼的水面。曹魏、西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相继控制该区域，因此在这一时期该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中也具有重要地位。

魏晋十六国时期，属于疏勒河水系的党河流量是相当可观的。西凉末年，北凉围攻敦煌，太守李恂“闭门不战，蒙逊自率众二万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壮士一千，连板为桥，潜欲决堤，蒙逊勒兵逆战，屠其城”。
[116] 沮渠蒙逊引党河水灌敦煌城，可知此时党河水量之大。沮渠蒙逊在北凉段业时期率军攻后凉西郡，“蒙逊引水灌城，城溃，执太守吕纯以归”。
[117] 西郡治所日勒县，在今甘肃永昌县定羌庙东十里。
[118] 能够引水灌城并使“城溃”，该河流量亦应相当可观。河西走廊最大的黑河，在明清时期仍可行船。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弱水”条称其“自甘州删丹县西至合黎山，与张掖河合，其水力不胜芥，然可以皮船渡，环合黎山东北入居延泽”。
[119] 而石羊河流域的姑臧城周围，水草丰美，也为时人所重。《魏书》卷4下《世祖纪下》称：“初，世祖之伐河西也，李顺等咸言姑臧无水草，不可行师。恭宗有疑色。及车驾至姑臧，乃诏恭宗曰：‘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流入泽中，其间乃无燥地。泽草茂盛，可供大军数年。’”
[120] 除上述诸内流大河外，一些较小的河流迟至明清时期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流量。如水磨川，《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永昌卫”条：“水磨川，卫西南二十里，一名云川……水势汹激，能转水磨，因名。”
[121] 明清之时黑河尚“可以皮船渡”，水磨川“能转水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水流情况应更胜一筹。

此外，五凉时期新增设的河西郡县亦可反映这一时期河西水草丰美的自然环境。据《晋书·地理志》，五凉时期新增的河西郡县主要有晋昌郡、武兴郡、晋兴郡、广武郡及所属永登县等。
[122] 晋昌郡治为曹魏、西晋时期敦煌郡冥安县治。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瓜州晋昌县”条说：“冥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
[123] “大泽”即前述冥泽。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晋昌及所属会稽、新乡二县正位于大泽之南不远处，
[124] 可知唐人所云此地“丰水草，宜畜牧”并非虚言。另外，曹魏敦煌郡渊泉县即在大泽南缘，酒泉郡沙头县亦在大泽正南不远处。
[125] 至于武兴郡和晋兴郡，已有学者指出：“张轨将武兴郡置于姑臧城西北的谷水西岸，将晋兴郡置于西平郡和金城郡之间的黄河南岸，其中的用意很清楚，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因为这两郡地带是待开发区，又有水利之便。”
[126] 此外，尚有后凉所置凉宁郡。《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肃州卫”条：“凉宁城，在（肃州）卫东北，后凉所置郡也。晋隆安五年，沮渠蒙逊所部酒泉、凉宁二郡叛降于西凉。魏收志：凉宁郡领园池、贡泽二县，西魏废。”
[127] 据研究，凉宁所领二县皆以池或泽命名，表明该郡当位于池、泽近旁，这恰与位于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区明海乡驻地南5公里的明海子城周围地貌景观符合，有可能即后凉至西魏凉宁郡园池或贡泽县城。
[128]

（二）绿洲之上的河西城镇

魏晋十六国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争给人们的居住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但与中原地区相比，居于西北边地的河西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政治、经济环境要安定许多，世家大族、普通百姓都力图营建一个太平安乐的家园。以此为契机，河西城镇在汉代发展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进步。

汉魏以来，在河西农、牧、手工诸业发展的基础上，核心城镇进一步发展，并初步形成古代河西地区城市群。
[129] 魏晋十六国时期先后统治河西地区的曹魏、西晋、五凉以及前秦政权，管理河西的基本模式都是首先控制河西地方政治中心，进而控制整个河西地区。曹魏、西晋凉州地方政权及诸凉政权所在的姑臧、敦煌、酒泉、张掖、乐都、西平诸城，也因此成为该时期重点经营和优先发展的地方。

姑臧为河西诸城之翘楚。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姑臧城是在匈奴、两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汉魏之际因颜俊之乱
[130] 颇受荼毒，但经曹魏、西晋时期的治理，尤其是五凉时代前凉张氏的营建，逐渐成为河西走廊诸城中的代表性城池。史称：“（张轨）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故名卧龙城。”
[131] 这是五凉修筑姑臧城的开始。张茂、张骏又先后在张轨的基础上，对姑臧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修缮。史称张茂“复大城姑臧，修灵钧台”；
[132] 张骏“又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殿之四面各起一殿……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
[133] 张骏所筑，实际是一个以谦光殿为中心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到北凉灭国时，姑臧城“大城之中，小城有五”，结构已与唐代相近。这五个小城分别是北城、南城、东城（苑）、西城（苑）和内城（禁城、中城）。唐人所谓“凉州七城十万家”，其基础正是五凉所奠定。姑臧城中的建筑，除灵钧台、谦光殿及直省内官寺署外，还有闲豫堂、永训宫、万秋阁、龙翔殿、融明观等。其中，前凉姑臧城“街衢相通，二十二门”，其余“宫殿观阁”，多为前凉和以姑臧为都城的诸凉宫城建筑。在诸宫殿观阁和二十二门之间，皆有“街衢相通”。
[134] 据考，姑臧大城周长为21.4里，小于30里的西晋洛阳城，而与20里余的东晋建康城相当。
[135]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姑臧本为凉州政治文化中心，复经张氏增修，遂成河西模范标准之城邑，亦如中夏之有洛阳也。”
[136]

除了姑臧城之外，魏晋十六国时期河陇地区其他主要城池往往由内、外两城构成，如前凉枹罕城、后凉允吾城、南凉乐都城和西凉敦煌城等，莫不如此。《晋书·张重华传》称：“麻秋进攻枹罕，时晋阳太守郎坦以城大难守，宜弃外城。武城太守张悛曰：‘弃外城则大事去矣，不可以动众心。’宁戎校尉张琚从之，固守大城。”
[137] 《晋书·吕光载记》：“光寻擢尉祐为宁远将军、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袭据外城以叛。”
[138] 《晋书·秃发傉檀载记》记载，尉肃言于武台曰：“今（乐都）外城广大，难以固守，宜聚国人于内城，肃等率诸晋人距战于外，如或不捷，犹有万全。”
[139] 《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时有赤气起于玄盛后园，龙迹见于（敦煌）小城。”
[140] 北凉建康郡城骆驼城为段业所居，亦由南、北两城（一说为宫城和皇城
[141] ）组成，周围尚有烽燧、小城堡数处。
[142] 骆驼城位于今甘肃张掖市高台县城西略偏南21公里处的骆驼城乡、祁连山北麓，GPS测得位置39°21′1.1″N，99°33′57.1″E。城垣犹存，分作南北两半城。南城较大，南北494米，东西425米。北城较小，南北210米，东西亦425米。全城南北通长704米，总面积299200平方米。墙体夯土版筑，夯层厚10—15厘米。墙基残宽6米许，顶宽1.8米，残高5—8米。四角筑角墩，南北二城隔墙两端亦筑墩台，墩台顶部长宽各约6米，残高8米许。东南角墩顶部还存敌楼残迹。东西二垣又各筑马面3座。南城开东、西、南3门，皆筑护门瓮城。北城仅开南门，以与南城相通，亦筑瓮城。
[143] 骆驼城曾为北凉前期都城，其建筑规模应与后来作为北凉都城的张掖，西凉都城敦煌、酒泉，南凉都城乐都、西平等相当或者略小。以此推断，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曾经做过割据政权都城的诸城，应当都建有类似骆驼城的“宫城”“皇城”以及诸城门外的瓮城，而城外不远处都应有相应承担防御作用的“卫星城”及其烽火台等。据考察，骆驼城南城东垣外侧存烽燧遗址1座，残高8米许，并与其东西两面相距2.5公里的两座烽火台遥遥相望。城南1公里许散布若干夯土墩台，其中小墩23座，残高1.5—3米；大墩3座，残高8米许。墩间相距30—80米不等，排列似无一定规律。
[144] 由此形成以姑臧为中心，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作用于一身的城市体系。诸城罗列于河西走廊之上，成为当时河西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另据记载，该时期河西主要城池还建有学校等文化设施。以五凉为例，各政权都非常重视文教建设，重要的表现就是在都城多建有学校或者泮宫。
[145] 《晋书》卷86《张轨传》：“永宁初，（张轨）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从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阴充、氾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
[146] 据此，知张轨时期前凉还设有“崇文祭酒”。
[147] 另据《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利鹿孤谓其群下曰：‘吾无经济之才，忝承业统，自负乘在位，三载于兹。虽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风俗尚多凋弊；戎车屡驾，无辟境之功；务进贤彦，而下犹蓄滞。岂所任非才，将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吾将览焉。’祠部郎中史暠对曰：‘古之王者，行师以全军为上，破国次之，拯溺救焚，东征西怨。今不以绥宁为先，惟以徙户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所以斩将克城，土不加广。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善之，于是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148] 则南凉秃发利鹿孤时期设有“博士祭酒”，并在“邑里”设有“庠序”。北凉沮渠蒙逊甚至专门兴建了游林堂，“图列古圣贤之像”，常与群臣在此“谈论经卷”。
[149] 如此，文化设施也成为上述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城镇之外的河西村坞

河西城镇虽然在汉魏之际发展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在魏晋十六国乱世之中，以“坞壁”或“坞堡”为代表的居住形式，却成为这一时期河西城镇之外广泛存在的建筑物。

有关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的坞壁情况，考古资料和传统史籍都有较多的反映。既有称“坞”者，如嘉峪关新城1号墓035号画砖：“左为坞，坞外有马、牛、羊等，画上有朱书题榜‘坞’字。”
[150] 也有称“村坞”者，如《魏书》卷114《释老志》：“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151] 还有非常具体的赵羽坞、
[152] 侯坞、
[153] 若厚坞
[154] 等名称。

上述这三类“坞”各自代表了坞壁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生活环境。“坞”主要为防御工事，“村坞”是对居民生活世界的统称，侯坞、若厚坞、赵羽坞等，则是已在居民普遍认同的“村坞”世界中的若干小环境，经过较为长久的时段之后，成为某地的小地名，甚至与代表国家基层行政组织的“乡里”并称，如《西凉户籍残卷》就称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民众所居为“赵羽坞”。据此，则至西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坞”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了。

考古研究认为：“（魏晋时期河西）世家大族和官吏，居住在四周有高墙围绕的坞壁里……房前筑有场圃，屋后有果木园林。”
[155] 临泽县新出西晋《田产争讼爰书》
[156] 简文多次提到“坞”“坞田”“坞舍”以及“临藳坞”，正是这一判断的绝好补充。这也正反映出“坞”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若根据前引文献对河西地区的“坞”按时间先后排序，我们就会得到以下这个序列：

钜鹿坞（东汉）
[157] →坞（曹魏）→坞、坞田、坞舍、临藳坞（西晋）→村坞（前凉）→赵羽坞（西凉）、侯坞（北凉）、若厚坞（北凉）

东汉“钜鹿坞”主要用于防御，西凉“赵羽坞”已成为居民点名称。西晋《田产争讼爰书》提到的“坞田”“坞舍”，则是“坞”由防御设施向民众具体生活空间转变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此时“坞”的形态已与后世的“村”类似。正因如此，才有后来与代表国家基层行政组织“西宕乡高昌里”并称的“赵羽坞”出现。

而作为秦汉以来基层行政组织的“乡里”，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走廊也不绝如缕。如此，区域中心城市（镇）的兴建与城市（镇）之外的坞壁、乡里一起，构成了当时河西民众的生活世界。

河西地区的“乡里”组织在汉代已经出现。
[158] 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乡里，在该时期河西出土的镇墓文、墓券等文献中有较多反映。据笔者统计，镇墓文记载的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乡里可考者有东乡□□里、西乡、东乡□山里、东乡延寿里、西乡里、东乡昌利里、都乡里等；
[159] 另据吐鲁番阿斯塔纳一号墓出土文书《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韩渠妻随葬衣物疏》（63TAM1：11），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高昌郡还有“高县都乡孝敬里”；
[160] 据吐鲁番哈那和卓九六号墓出土文书《北凉真兴七年（425年）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北凉真兴七年（425年）高昌郡也有“延寿里”。
[161] 研究表明：“高昌郡自乡、里以至伍的基层组织与内地完全一致”，“这一套制度远承汉魏，近同晋宋。从乡里组织直到郡和军府机构完全和内地郡县相一致”。
[162] 此外，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地出土的十六国《高容男买地券》《高俟墓券》中有“凉州建康郡表是县都乡杨下里”、《孙阿惠墓券》中有“凉州建康表是县显平亭部”等记载。
[163]

将上述河西坞壁与乡里联系在一起的，是魏晋十六国时期空前的战乱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社会整合。坞壁最初仅指建筑物本身，并不具备政治组织的职能，只是由于战乱，中央政府无暇顾及基层政权建设，乡里大族为图自保，啸聚山林，修筑工事，据险自卫，将家族成员及其追随者由国家的编户齐民变成“坞民”，从而使“坞”逐渐具备了基层组织的性能。一旦社会趋于稳定，原来的乡里基层组织又开始发挥其职能，逐渐与坞壁结合，产生新的基层社会组织“村”。当然，“村”虽为新生事物，但它毕竟还要依附旧有的“乡里”存在并逐渐壮大，最终取而代之。而魏晋十六国河西考古资料中图文并茂的坞壁内容，正可说明魏晋十六国时代的河西基层社会组织与中原地域一样，也经历了从秦汉乡里向隋唐“村”转变的过程。
[164]

（四）城镇村坞中的河西各族民众居所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城镇、村坞中的民众居所，除去地上残存的断壁残垣与尘封地下的墓葬，已很难确知其具体形态。但据相关历史记载与考古资料，我们仍可窥其大略。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室壁画，大体为墓主生前生产、生活真实场景的再现。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些墓室模拟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倾向十分明显。“墓室的结构和这些朱书题榜，确实具体地反映了墓主人生前居宅的设置情况。”这些墓室都是模仿当时世家豪族宅第的构造而建。
[165] 因此，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大族庄园（或大庄园中的普通族人）生活场所的具体结构，当与壁画墓所反映的内容基本相类，既有各内（卧室）、中合（中门之门旁户），亦有厨里，更有会客、储藏之所，等等。

2007年8—11月发掘的高台地埂坡晋墓内的仿木建筑结构，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的建筑形式和墓葬结构有重要意义。据《甘肃高台地埂坡晋墓发掘简报》称：1号墓前室南北壁及顶部用原生黄土雕出仿木结构梁架及屋顶，形成面阔一间进深三架椽的类似卷棚顶结构。这是河西魏晋墓的一次新发现，不仅对于了解和认识魏晋时期建筑形式及墓葬结构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再次显示了中原传统文化对河西的深刻影响。
[166] 这种仿木建筑结构样式，在敦煌佛爷庙湾西晋37号、118号、133号画像砖墓的照墙上也可见到，
[167] 高台地埂坡M4前室北壁所绘阁亭，也是仿木结构。
[168] 这也正好印证了前述“各内”“臧内”“炊内”“车庑”“中合”等建筑，很可能与这种仿木建筑结构相似或相近。

上述“各内”“臧内”“中合”等，皆为世家大族居所内容。但因时代所限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当时河西走廊地区居住茅屋草舍的人应当仍占绝大多数，甚至一些士族和较为清廉的官员可能也是如此。茅屋草舍之外，也有部分人居于洞窟之中。据《晋书》卷94《郭瑀传》记载，前凉时河西著名的大儒郭瑀师事郭荷，郭荷死后，他“遂服斩衰，庐墓三年。礼毕，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
[169] 郭瑀先居“庐”而后居“石窟”，正说明当时河西地区民众既有居茅草屋者，亦有居石窟洞穴者。另外，穹庐也是当时河西部分民众的栖居之所。穹庐是游牧民族居住的圆顶帐篷，用毡子做成。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各民族活动频繁，因此穹庐也成为当时各族普通民众的居所之一。《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中所录图版七四之2.坞（M3：025）的坞壁旁边，画有两座低矮的穹庐，里面各有一人，似是少数民族成员；图版七六之1.穹庐（M3：043）画有两座穹庐，两穹庐之间有一株大树，左边穹庐里一人卧于其中，右边穹庐里一人以简单炊具煮食。这也说明穹庐与其他房屋一样，承担着部分民众生活起居乃至炊厨等使命，成为当时河西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

在酒泉西沟5号墓墓室砖壁画中，曾多次出现穹窿帐；在7号墓前室南壁也有两幅《穹庐图》
[170] 以及《穹庐、女子图》。
[171] 这些画面一再出现于当时人们的墓葬壁画中，说明少数民族的居住方式在河西地区有很大影响。
[172]

需要说明的是，居住穹庐并不一定意味着居住者就极为贫困。高台县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出土于骆驼城魏晋墓群的《帐居图》，
[173] 图中绘一穹庐帐内，坐着一位头着介帻、身穿袍服、手持团扇的男子，男子前面置一木几，右边有一人端盘相侍。此穹庐帐以红、黑两色表现，空间较宽敞，可见这位男子经济条件应当不差。《宋书》卷18《礼志五》云：“帻者，古贱人不冠者之服也……介帻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
[174] 据此可知，其身份可能为居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豪强，或汉化了的某少数民族首领，并为地方政府属佐。

（五）不同居所中的河西各族民众

上述城镇、坞壁、乡村、宅院、穹庐、草屋散布于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绿洲地带。汉、羌、氐、鲜卑、卢水胡等各族民众因其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民族成分的不同，居所也有所区别。

东汉末年以来，朝廷已逐渐失去对河西的控制能力，盘踞河西诸城的大族伺机而动，显示出此时河西大族举足轻重的影响。《三国志》卷15《张既传》称：“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麹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相互攻击。”“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
[175] 张既出任凉州刺史后，作为凉州地方州、郡官府所在地的河西诸城社会秩序才渐入正轨，
[176] 诸城的残破状况也日渐改观。十六国时期，曾经作为这一时期河西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姑臧、张掖、酒泉、敦煌诸城宫观寺署中，集中着各族贵胄的上层。氐族后凉以姑臧为都，其朝廷中就有沮渠罗仇、沮渠麴粥、姚皓、尹景等胡汉名士。
[177] 南凉先后以乐都、西平、姑臧为都城，其朝廷中“汇集了各民族各地区的头面人物，既包括河西著姓中的阴、郭、麹、杨等家族，也包括氐族中的杨姓、匈奴中的金姓等家族，更多则是侨居河西的中原冠带和士人，可谓人物荟萃，英才济济”。
[178] 由临松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政权在诸凉政权中享国时间较长，对姑臧城的建设自然更胜一筹。北魏太延五年（439年）沮渠牧犍降北魏，北魏“收其城中户口二十余万”，并“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
[179] 其中多为河西著姓人物。《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称：“沮渠牧犍尤喜文学，以敦煌阚骃为姑臧太守，张湛为兵部尚书，刘昞、索敞、阴兴为国师助教，金城宗钦世子洗马，赵柔为金部郎，广平程骏、程从弟弘为世子侍讲。”
[180] 沮渠氏本身更是河西地方豪强。对于这些供职于各个政权名流贵胄的居所，史书并未明言，但可以想见，应在距宫观寺署不远的城中某处。

当然，受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特殊的民族结构及政治格局变迁影响，某些河西城池在内外城的基础上，将内外城划分为不同的居住区，如前述前凉姑臧的汉人居住区和胡人居住区、南凉乐都内城的“国人”（鲜卑秃发氏）和外城的“晋人”（汉人），等等。

而姑臧、酒泉、张掖诸城之外广大的坞壁村里，更是胡汉民众生活的广阔舞台。如前所述，魏晋十六国时期因战乱频发，包括统治阶层在内的各族豪强往往筑坞自保。因此，在战乱之时，大多居坞壁；不过到了承平之时，各级政府机构仍分布于上述河西诸城，居坞壁者应多以庶族豪强及其部族为主。关于普通民众的居所，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部分民众仍可居坞。前引《西凉户籍残卷》中就有多人居“赵羽坞”，新出西晋《田产争讼爰书》中的孙香等人也拥有“坞田”和“坞舍”，前者或许与居住者的兵籍有关，后者应当拥有一定经济实力。而对绝大多数民众而言，其居所可能非常简陋。嘉峪关、酒泉、高台等地的魏晋十六国河西墓葬壁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生产生活状况。就画砖上的人物形象而言，汉人形象为画砖人物主体，另有多幅反映少数民族形象的画砖。据统计，反映少数民族形象的画砖共34例，包括37位少数民族民众个体形象，其中羌人形象161例，河西鲜卑5例，氐人5例，胡人11例。
[181] 这些人多从事耕作、放牧、炊厨或者击鼓等娱乐活动，他们的居住场所想必非常简陋。

羌人、河西鲜卑、胡人、汉人等，正是这一时期河西各种事务的主要承担者。他们通过迁徙流动、建立胡汉联合政权、共同参与反对统治者奴役与压迫的斗争、推行儒学教育开展文化交流等途径，逐步完成了各族间的融合。
[182]

综上所论，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诸河流域的大小绿洲依靠水草丰美、宜农宜牧的优越条件，成为汉族、匈奴、鲜卑、氐、羌等各民族生产生活的基本场所。各族民众在绿洲之上择善而处，或城或坞，或穹庐草屋。围绕居民点，是河西民众更为广阔的生活天地。良好的自然环境成为这一时期掌控河西的中原王朝或者割据政权赖以立足、民众赖以生存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曹魏、西晋以及五凉政权营造了发达的河西农牧业经济，而河西域内不同地区的统治者，也往往能够借此据地自守，甚至裂土分疆，进行短期的割据；各族民众则在长期的错居杂处与交往交流中，相互影响、逐渐融合，从而使其居所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各城、坞、穹庐的居住者已不再是某个单一的部族。换言之，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居住形式的不同而区分居者的身份，在姑臧、张掖等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内，其居民成分早已不限于汉族，还有大量的“诸胡”吏民；而在高大的穹庐内，也可能有各族酋豪或政府属佐。这种居民民族结构和居住形式的变化，正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河西民众生存空间中出现的新气象。

五 魏晋十六国河西墓葬壁画所见民族融合

魏晋十六国河西墓葬壁画中有较多反映少数民族内容的画面，为我们了解、研究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民族问题提供了直观的资料。对此，学术界已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183] 本节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其中所反映的民族信息。
[184]

（一）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中的河西各族

魏晋十六国时期是古代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周边民族的内迁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杂相错居是大融合发生的先决条件。河西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状况，以及河西各族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使民族融合发展的趋势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为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的民族融合情况，现据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将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中反映少数民族的内容列表3-2和图3-3至3-17。

表3-2 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中的少数民族资料统计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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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兵屯之犁地图（新城3号墓）
[185]

图3-4 牧马图（新城5号墓）
[186]

图3-5 采桑图（新城5号墓）
[187]

图3-6 采桑图（新城6号墓）
[188]

图3-7 耙地（新城6号墓）
[189]

图3-8 妇人童子图（新城12号墓）
[190]

图3-9 牧马图（新城13号墓）
[191]

图3-10 犁地图（丁家闸5号墓）

图3-11 炊厨图（丁家闸5号墓）

图3-12 宰猪图（丁家闸5号墓）

图3-13 耙地图（丁家闸5号墓）
[192]

图3-14 歌舞图

图3-15 鼓乐图

图3-16 胡人（高台县博物馆，贾小军摄）

图3-17 胡人
[193]

（二）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中的河西各族解析

根据表3-2，我们可以获知如下信息：

第一，上述涉及少数民族内容的壁画砖分布较广，在酒泉、嘉峪关、高台等地的多处壁画墓中都有发现，虽然其数量在所有墓葬壁画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内容丰富，特征明显，是我们了解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少数民族状况的直观资料。

第二，比较表中所引少数民族画砖，较之嘉峪关新城魏晋十六国墓、酒泉西沟魏晋墓的少数民族形象，高台地埂坡4号墓与酒泉丁家闸5号墓的少数民族形象更加具体，明显具有写实色彩，其中区别及其缘由尚需进一步探讨。

第三，判断少数民族的依据，主要是画砖人物的发式和鼻、眼特征，以及服饰特点。上引内容，涉及披发、髡发、辫发、剪发等多种发式，深目、高鼻、多须等面部特征，以及窄袖短袍等服饰。据史料记载，披发是羌胡、河西鲜卑、匈奴、突厥等民族的习俗。如《后汉书·西羌传》：“羌胡被（披）发左衽。”
[194] 《晋书·秃发利鹿孤载记》：“（河西鲜卑）被发左衽。”
[195] 《周书·异域下·突厥》：“其（突厥）俗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务……犹古之匈奴也。”
[196] 关于髡发，史书也有相关记载，一般指乌丸、鲜卑等族发式。如《后汉书·乌丸鲜卑传》：“（乌丸）父子男女相对踞蹲。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
[197] “鲜卑者……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
[198]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乌丸者……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髡头以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
[199] 鲜卑“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嫁女娶妇，髡头饮宴。”
[200] 至于髡发的具体式样，至今未有定论，甚至往往与编发、披发相混。《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国人“皆髡头而衣文绣”。
[201] 辫发，也作“编发”，一般指将发编成若干条辫垂于项背。《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称，氐人“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皆编发”。
[202] 前引发式还有剪发者。魏晋之时汉族妇女崇尚高髻，故墓葬壁画中出现的剪发者当为少数民族形象。《晋书·四夷传》称，龟兹 “人以田种畜牧为业，男女皆剪发垂项”，
[203] 焉耆人也是“其俗丈夫剪发，妇人衣襦，著大裤”。
[204] 《梁书·西北诸戎·高昌传》载：“（男子）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裤。女子头发辫而不垂，著锦缬缨珞环钏。”
[205] 龟兹、焉耆、高昌皆在今新疆境内，距河西不远，故前引剪发者似为西域人，亦即龟兹人、焉耆人或者高昌人。史书中也有西域胡人活动于河西地区的记载。南朝梁有名康绚者，“字长明，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河西，因留不去，其后遂氏焉。晋时陇右乱，迁于蓝田”。
[206] 可知汉晋时期河西地区即有康居人。《魏书·粟特国传》又载：“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
[207] 另有研究表明，西域胡人也有在诸凉政权中做官者。
[208]

第四，这些墓葬壁画中的少数民族成员主要从事农耕、采桑、牧畜、煮食、纺线等多种劳动，与前引史料所反映的情况一致。如氐人“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但总体来看，河西墓葬壁画中的少数民族，都以下层劳动者的形象出现，而不见于反映墓主人富足生活的宴饮、出行图中。相关壁画均出自地方豪族地主或曾在政府部门任职者的墓葬之中，这反映出在河西地方豪族日常生活中，有较多的少数民族民众为其从事农、牧、蚕桑等生产活动，他们与河西地方豪族之间明显存在阶级差别。尽管如此，当时居住在河西的氐、羌、河西鲜卑等族，从事农桑、畜牧等多种生产活动，其经济生活也是农牧业并举，正是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交流融合的反映。如在嘉峪关新城6号墓中，氐、羌以及龟兹人形象同时出现，正是魏晋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明显例证。另酒泉西沟7号墓67号画砖《惜别图》，绘一汉族骑士策马路过，遇一位长发披肩、长裙曳地、背水壶缓缓而行的年轻羌族女子，这也与民族融合有关。

第五，表3-2中统计的少数民族画砖内容共32例，共包括37例少数民族民众个体形象，其中羌人16例，河西鲜卑5例，氐人5例，胡人11例。

第六，上述少数民族成员多数以简陋的穹庐（毡帐）为其居所，如嘉峪关新城3号墓、酒泉西沟4、5、7号墓中相关画砖上的少数民族民众均居于穹庐。这与史籍记载氐、羌、匈奴、鲜卑等民族从事畜牧的传统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酒泉西沟5号墓18号画砖绘一棵大树下，一穹窿帐内一披肩长发的女子在一尊三足鼎前烧煮食物，一男子由帐外走来，
[209] 似乎反映出该少数民族民众家庭生活中男耕女织、男主外和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信息。

第七，高台地埂坡4号墓画砖中的少数民族形象，与上述嘉峪关新城魏晋墓、酒泉西沟墓葬画砖中的少数民族形象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前已论及，无论少数民族形象、服饰、面部表情，还是所从事的活动，地埂坡4号墓画砖都较新城魏晋墓、酒泉西沟墓葬画砖表现得更加具体，明显具有写实色彩。而从其发式、服饰等内容判断，上引图3—15中的少数民族形象所代表的民族与史书记载的西域大宛人形象接近。《汉书·西域传》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其人皆深目，多须髯。”
[210] 《晋书·四夷传》也说：大宛国人“皆深目多须”，康居国“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
[211] 郑怡楠认为，高台地埂坡M4墓葬壁画娱乐图中人物身份应是粟特人。
[212] 而从3世纪开始，西域的龟兹、焉耆、高昌、于阗等地已经出现了粟特人聚落。
[213] 4世纪末5世纪初，粟特人已进入吐鲁番盆地，到5世纪中叶，他们已在这里定居、经商，有些人还进入军政界。
[214] 河西地区的高台、嘉峪关等地去吐鲁番、高昌不远，因此，粟特人于十六国时期活跃于河西走廊完全有可能。这从相关考古资料也可得到证明，如1907年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编号T.XII.a）出土了八件粟特文信札，其中第二件最完整，并被完全解读。该件全63行，部分稍有残损，按内容可分9段，墨书。这件文书是西晋末年一个名字叫作纳奈凡达克的粟特商人头目写给远在撒马尔干的上层商主纳奈德巴尔的信，汇报在中国的经商情况。其中说到安玛塔萨其在酒泉、安萨其在姑臧、纳锡安去敦煌，又说到纳奈凡达克等人的商队从敦煌前往金城等事。
[215] 但高台地埂坡4号墓中的少数民族形象是否全部都是西域胡人，还需进一步考察。

前引图3-12、图3-13、图3-14、图3-15中，共8身被学界称为“胡人”的人物形象，其中图3-12、图3-13中的4身和图3-14、图3-15中的4身有明显不同。从发型、服饰判断，图3-12、图3-13中的4身都可算作髡发者，图3-14、图3-15中的4身皆有头衣，图3-14又与图3-15中胡人的衣饰有明显不同，我们推测，这三组（图3-12、图3-13，图3-14，图3-15分别为一组）当不属于同一“胡”族。在这方面，学界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冯培红指出：“甘肃省高台县罗城乡地埂坡4号墓前室北壁绘有头戴尖顶帽、须发浓密的胡人形象的壁画（如图3-15，引者），为粟特人生活在建康郡（治今高台县骆驼城）提供了证据。”
[216] 園田俊介在考察了河西地区画像砖墓中的胡人图像后认为，图像中的少数民族形象分别有披发的羌族、髡发的鲜卑、编发的氐族、戴尖顶帽和三角帽的西域胡人。
[217] 吴荭等认为：“地埂坡 M4 中髡发人物（前引图3-12、图3-13中的人物形象，引者）应非乌桓而是鲜卑人。”
[218] 显然，笼统地认为高台地埂坡4号墓中少数民族形象是“西域胡人”，或者说他们仅代表某一少数民族，都是不准确的。上述8身“胡人”形象至少代表了两个民族（鲜卑、西域胡人），甚至三个民族（鲜卑和分属两个民族的西域胡人）。如果单从图像史的角度看，上述推断应当是合理的。在同一个墓葬中出现如此丰富的少数民族信息，在河西壁画墓中并非孤例。如表3-1所示，酒泉丁家闸五号墓中就同时出现了编发的氐人、披发的羌、高鼻深目的胡人。但同一个墓葬中能否真的反映如此丰富的民族史信息，原因如何，仍然值得探讨。

粟特人入河西是魏晋以来河西民族融合中的新动向。有研究认为，五凉时期是中亚粟特人入华的重要阶段。河西走廊是粟特人东来入华的关键地段，这里驻留了许多前来从事贸易的粟特商人，甚至还形成了聚落移民。前凉时期，一些粟特人已经在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方面开始崛起。到五凉后期，仍然有粟特人的活动影踪，渗透到诸凉政权的各个方面。后凉政权中的粟特人势力不可小觑，如西平太守康宁自称匈奴王，起兵反抗吕光，拥有极大的军事力量。在南凉、北凉、西凉对峙时期，虽然相关的粟特资料比较少，但通过钩沉辨析，也能发现一些粟特人或参政、或经商的活动迹象，特别是北凉末姑臧城内大量粟特商人被俘，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219]

第八，前引墓葬壁画中较多的少数民族形象，似为墓葬设计者基于逝者死后仍能过上富足生活的愿望而刻意为之。若如此，则这些作为依附农或者私属甚至奴隶的少数民族劳动者与墓葬设计者之间具有较强的依附关系，少数民族劳动者数量的多少，成为他们悼念逝者、安慰生者的一种凭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阶级矛盾依然较为尖锐，在河西地方豪族地主较富足的生活背后，更有大量生活水平低下的少数民族劳动者在艰辛劳作。

综合上述几点，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即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中大量的少数民族形象，反映出这一时期河西地区民族融合的规模和影响力。就参与该时期民族融合的各族而言，涉及汉、氐、羌、鲜卑、匈奴卢水胡，甚至龟兹、焉耆、高昌或者粟特等西域民族，尤其是西域民族参与到河西民族融合中来，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就融合的内容而言，上述诸族已能在一个较为广大的地域内互补共存，在生产、生活各方面都有联系，虽则壁画墓主要显示的是汉族豪族地主的生产生活状况，但氐、羌、鲜卑等族从事农桑、畜牧各业的情景无疑表明他们正与汉族一道，共同开发河西；就少数民族民众的日常生活而言，相关墓葬壁画似乎已能反映出少数民族民众家庭生活中男耕女织、男主外和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信息。各族民众在既有矛盾又有合作的相互关系中，逐渐完成了这一时期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民族融合。

（三）魏晋十六国河西主要民族及民族融合趋势

据上所论，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中的少数民族形象，包括氐、羌、河西鲜卑、西域胡（或高昌，或焉耆，或粟特）等民族，这与汉代以来河西地区的少数民族构成状况一致。

前已述及，古代河西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月氏、乌孙、匈奴、汉、氐、羌、鲜卑等族先后活跃于此。魏晋十六国时期活跃于河西的民族主要有汉、氐、羌、鲜卑、卢水胡、西域胡、屠各胡、赀虏等，这些民族的形象如氐、羌、鲜卑、龟兹等都在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中出现。就这些民族的人口规模，以及对当时河西地区的开发和此后历史发展的影响而言，汉、羌、鲜卑、匈奴无疑是当时河西地区的主要民族。这与前面羌人16例、河西鲜卑5例、氐人5例、胡人11例的统计情况相符。羌族、河西鲜卑、胡人以及汉族也正是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民族融合的主要参与者。这些民族在河西民族融合中的作用，适如赵向群先生所言：“作为十六国时期生活于河西地域中的羌、匈、汉等主要民族，尽管他们彼此地位不同，民族活动的方式不同，但都在对历史发生作用。羌族推动了民族的融合，匈奴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统一，汉族在改良社会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20] 由此显示出这一时期河西地区民族融合的某种趋势。

基于上述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主要民族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在该时期河西地域的民族融合中，出现了典型的“羌化”等趋势。
[221] “所谓‘羌化’趋势，是指一些原本弱小、落后于羌族的民族或部族在河西特定的地域条件影响下，受羌族影响，在社会心理方面逐渐趋近于羌族，在社会行为方面靠拢于羌族，从而它们之间也相依共存，形成‘类聚’的特征。”
[222] 前引河西墓葬壁画中较多的羌人形象（16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明这一点。魏晋时期河西民族融合中羌化趋势的结果，“是河西地域民族关系所显现的多元共同体现象。这个共同体内部由共同的羌化心理造成的‘类聚’关系，将河西域内、域外民族截然区分开来。这是‘河西斗绝’这一封闭的地域环境造成的必然现象。当这种封闭局面被打开后，这个共同体又必然与更广阔地域内同样的共同体结合起来，从而又出现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
[223] 酒泉丁家闸5号墓墓室壁画中有一较突出的现象，即从事劳动的人物服饰和面相，都像是少数民族的模样，或许是反映着北凉时期民族关系方面的变化。
[224] 所有这些，或可视为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融合趋势的考古学证据。

至于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民族融合的具体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迁徙流动，打破原来的民族地域，形成各族杂居错处的新格局；二是吸收汉族地主分子，建立胡汉联合政权，以新的阶级代替旧有的民族结合；三是各族人民在反对统治者的奴役与压迫的共同斗争中，不断增进彼此了解，消除民族界限；四是通过推行儒学教育，开展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的封建化。
[225]

河西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结构，往往使河西政局的变幻、历史的发展与民族问题深刻相连。尤其是魏晋十六国时期，匈奴、羌族、鲜卑、卢水胡、氐族等民族和部落都曾在河西活动，有的还曾经在河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如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卢水胡人建立的北凉、氐族人建立的后凉政权等。而羌族、卢水胡、赀虏等民族和部落，也对这一时期的河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当然，魏晋十六国时期，汉族一直是河西地区的主要民族，除去统一的西晋外，汉族还先后建立了张氏前凉、李氏西凉等地方性政权。由于民族构成复杂，各族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合作。在不同时期内，统治河西地区的民族及其政权始终把解决民族问题视为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由于这些民族或同时活动于河西地区，或前后相沿统治河西，加上相同的地理环境以及较为接近的生产生活方式，使这些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成为可能，河西民族融合因此也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十六国河西壁画墓中出现的少数民族内容，正可与上述现象相印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六 十六国时期河西“掳掠”经济与民族交流

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方政权，基本上都奉行着“保据河西”的战略，它们的一切经济、政治以及军事活动，都统一于此，因此其经济活动也显示出强烈的“保据”色彩。第一，这是由于割据河西的地方政权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采取的主要经济措施必须首先服务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许多经济措施都是为备战而设。第二，前凉之后的河西诸凉政权实力较为弱小，短期的开发又不能很快显出效果，所以较广泛地采取了“掳掠”的方式。第三，河西地区自古即为游牧民族的乐园，它们尚武好斗，“掳掠”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特点的反映。这一方面是游牧经济特征使然，另一方面要归因于当时动荡的河西局势，即在诸凉纷争的形势下，任何一个政权都无暇安心进行开发，而“掳掠”往往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在实现这种非正常的经济活动过程中，河西各民族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客观上成为民族交流的一种途径。

（一）后凉、南凉与北凉的“掳掠”经济

通过“掳掠”获取别国财物，在五凉政权实施“保据”战略的过程中显得非常重要，对氐族、河西鲜卑、卢水胡所建的后凉、南凉、北凉更是如此。氐族人吕光能在河西建立后凉政权，就同他从西域返回时带来的数以万计的财宝有直接关系。据《晋书》卷122《吕光载记》载：

（吕光平西域，）众咸请还，光从之，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
[226]

氐族从事农业已颇有时日，但文献记载当中，仍然不乏氐族“掳掠”的实例。据《晋书》卷112《苻健载记》载，前秦苻坚时，“（苻）雄遣（苻）菁掠上洛郡，于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事，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
[227] 可见在前秦时期，“掳掠”仍然被视作与“国用”有关的敛财方式。就吕光这支氐族势力而言，自然深受前秦影响，他们从关陇出发，经过长途行军与征战，到达西域后又回师至河西，与长期从事游牧、随水草而徙的游牧民族并无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建立后凉的这支氐族势力，其经济的稳定性还不如游牧民族政权，所以自西域“掳掠”来的财宝，就成了他们赖以立国的基础。而立国之后，吕光穷兵黩武，无暇顾及农牧各业，只能坐吃山空，所依赖的依然是“掳掠”而来的战利品。客观上，这种经济“掳掠”保证了后凉初年河西政局的稳定，可算是非正常的经济交流所带来的意外收获。

吕光以后，诸吕相残，导致国贫民穷。史载吕隆时期，“姑臧谷价踊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十余万口。城门昼闭，樵采路绝，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
[228] 以致当沮渠蒙逊攻伐吕隆之时，“隆击败之，蒙逊请和结盟，留谷万余斛以赈饥人”。
[229] 虽然这“万余斛”谷并非吕氏“掳掠”而来，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战利品，但也确非后凉自产，因而性质与掳掠并无两样。

值得一提的是，后凉的这种“掳掠”方式往往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出现，而且终后凉不止。吕纂时期，“即序胡安据盗发张骏墓，见骏貌如生，得真珠篦。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玛瑙钟，水陆奇珍不可胜记。纂诛安据党五十余家，遣使吊祭骏，并缮修其墓”。
[230] 虽然吕纂“吊祭骏，并缮修其墓”，但很难将这些出土的宝物重新放回张骏墓。可以推想，这批财富最后的所有者当是后凉王室。此事亦可从后来北魏灭北凉，处理北凉府库财宝的手段上得到印证。《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附牧犍传》载：

初，官军未入之间，牧犍使人斫开府库，取金银珠宝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闭。小民因之入盗，巨细荡尽。有司求贼不得。真君八年，其所亲人及守藏者告之，上乃穷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
[231]

既然经济实力强大的北魏都能够如此秋后算账，将北凉财物最终据为己有，那么吕纂以贫弱之国，收拾张骏墓财宝，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吕纂攻伐段业之时，秃发利鹿孤救之，“纂惧，烧氐池、张掖谷麦而还”，
[232] 也说明吕纂时代的“掳掠”经济特点。因此可以说，以掳掠手段获得财富，在整个后凉政权统治时期都是存在的。

汉代以来，虽然定居农耕已在河西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畜牧业仍是当地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史书中就有“（河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233] 之说。魏晋时期河西经济环境较之两汉时期并无太大改变，畜牧依然为割据政权经济中的重要力量。活跃于十六国河西历史舞台的南凉、北凉自不例外。特别是在南凉、西凉、北凉三分河西的形势下，割据者忙于政治、军事上的争夺，无暇顾及生产事业。其中南凉、北凉的“掳掠经济”尤为突出。

南凉政权的建立者为河西鲜卑秃发氏，他们以牧立国，更能显示出这一特征。《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称：

吕隆为沮渠蒙逊所伐，遣使乞师，利鹿孤引群下议之……遂遣傉檀率骑一万救之。至昌松而蒙逊已退，傉檀掠凉泽、段冢五百余家而归。
[234]

到了秃发傉檀时代，这样的经济活动更是变本加厉。先是“傉檀伪游浇河，袭徙西平、湟河诸羌三万余户于武兴、番禾、武威、昌松四郡”。
[235] 继而“遣其左将军枯木、驸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逊，掠临松人千余户而还”。
[236] 同时，南凉部民也会遭到北凉等政权的“掳掠”，如沮渠蒙逊进围姑臧后，“徙其众八千余户而归”；此后傉檀伐蒙逊，“五道俱进，至番禾、苕苖，掠五千余户”；蒙逊则又在不久之后“侵西平，徙户掠牛马而还”。
[237]

傉檀晚期的政治军事活动，几乎是在同北凉沮渠氏等各种力量你来我往的“掳掠”中度过的。史称其“唯以徙户为务”，而这种活动又深刻地显示出南凉的“掳掠”经济特征。北凉攻克姑臧之后，秃发傉檀仍然“率骑七千袭乙弗，大破之，获牛马羊四十余万”。
[238] 正因南凉国内经济空虚，才尽其所能地实行“掳掠”战术，而傉檀一味依靠“掳掠”充实自己，将这种被动的经济形式推向极致，最终导致南凉政权走向灭亡。

北凉的建立者沮渠蒙逊为临松（在今甘肃张掖市南）卢水胡人，他除了与南凉秃发傉檀进行拉锯式的掳掠外，也进行了许多类似的经济军事活动。《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称：

蒙逊西如苕藋，遣冠军将军伏恩率骑一万袭卑和、乌啼二虏，大破之，俘二千余落而还。
[239]

北魏攻灭北凉后，亦“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
[240] 这从另外说明“掳掠”在游牧民族政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就上述“掳掠”活动发生的时间而言，大多出现在战争期间；就掳掠和被掳掠的双方而言，既有氐族人吕光掳掠西域，也有河西鲜卑秃发氏与卢水胡沮渠蒙逊之间拉锯式的争夺，更有南凉、北凉对乙弗、折掘、意云、车盖等河西鲜卑诸部或卑和、乌啼部族的掠夺。从本质上讲，掳掠这种野蛮的经济掠夺方式，不值得提倡，但客观上，这些活动却反映出上述民族、部族间互通有无的需要。

（二）前凉与西凉的“掳掠”经济

在汉族人建立的前凉、西凉政权中，“掳掠”也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敛财手段。只是由于前凉与西凉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其表现也有较大差异。前凉自张重华以后相继与立足关陇的后赵、前秦进行政治、军事上的对抗，而前凉又在这种对抗当中远处下风，前凉政权因此由盛转衰。因为政治、军事的对抗要以经济为基础，而前凉不可能以河西之地，长时间同雄踞关陇、经略中原的强大政治军事集团相对抗。据《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骏传》，张骏时期，“外有饥羸，内资虚耗”。到张重华时期，前凉政权面对的仍是一个内忧外患之局。《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重华传》载，张重华统治时期，后赵将领麻秋、王擢等进攻姑臧，前凉“以（谢）艾为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行卫将军，（索）遐为军正将军，率步骑二万距之……军次神鸟，王擢与前锋战，败，遁还河南。还讨叛虏斯骨真万余落，破之，斩首前余级，俘擒二千八百，获牛羊十余万头”。
[241] 一次战争能获得如此之多的人口与牛羊，对张重华进行内政外交活动无疑有巨大的支持作用。

有关西凉李暠父子进行“掳掠”的记载较少，但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掳掠”在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仍然不容忽视。《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载：

沮渠蒙逊来侵，至于建康，掠三千余户而归。玄盛大怒，率骑追之，及于弥安，大败之，尽收所掠之户。
[242]

这是李暠一次成功的“反掳掠”行动。李暠“大怒”，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蒙逊掠民之举使他颜面扫地，但更重要的是这“三千余户”在西凉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然。以一户五口人计，三千余户就是一万五千余人，这对西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才有李暠“尽收所掠之户”之举。

总之，以“掳掠”为重要的敛财手段，并不是河西少数民族割据政权所独有，汉族所建前凉、西凉时亦有之。这正说明“掳掠”这一敛财方式在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在这种经济手段支撑下的割据政权，注定了其统治的短暂和必然失败的命运。

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掳掠”性的经济手段，仅仅是五凉时期解决军粮或民用不足的手段之一，并非河西经济的全部。十六国时期河西经济环境正因诸凉政权掳掠不已而很难安定。长期以来，史籍关于河西经济及其环境的记载，往往是西晋末年“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及汉兵覆关中，氐、羌掠关右，雍、秦之民，死者十八九，独凉州安全”
[243] 以及唐中叶“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244] 的景象。实际上，河西地区虽在汉末魏晋时代一度成为中原士大夫向往的“遗种地”，但这样的好景仅存在于张轨出任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前后的五六十年，大约从西晋惠帝永熙元年（291年）至前凉张重华死的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之所以对“凉土独安”的时间进行如此估计，是因为在此前后的河西并非一片乐土，而是同当时的中原地区一样，战乱不止。西晋泰始六年（270年）爆发“凉州之乱”，晋惠帝时期爆发“八王之乱”。值此乱局，“（张）轨以时方多难，阴有保据河西之志”
[245] 之说。而河西自张重华以后，内忧外患不止，先是前凉衰落并为前秦所灭，继而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相继逐鹿河西。因此河西地域大的乱局较之中原地域来得迟些，但最终还是来了，对河西地区的破坏也非常严重，否则就不会出现诸凉政权“人相食”，
[246] 动辄以掳掠为务的情形。

1985年发掘的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表明，在晋末十六国以来全国乱局的大背景下，地处僻远的河西“也不能不受到客观局势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况十六国时期，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诸割据政权先后控及敦煌地区。动荡多变的社会条件不能不强烈影响到当时敦煌地区的墓葬。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纷纭复杂的墓葬资料及其所反映的文化面貌，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247] 上述墓葬可分为两期五个阶段，一期为西晋时期，又可分为二段，西晋前期至西晋中期为第一段，西晋晚期至前凉初期为第二段；二期为十六国时期，又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为前凉中期，第二段为前凉晚期，第三段为北凉和西凉时期。
[248] 其中一期第二段从西晋晚期到前凉早期，当时中原战乱未及敦煌，“这一时期墓葬不仅数量多，而且墓葬形制大，随葬品也稳定丰富，这些都反映了敦煌地区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
[249] 二期第一段从前凉中期约建兴九年和十八年之间到4世纪中叶，这一期“尽管随葬品组合无大变化，但器形上骤然变小，制作亦显粗糙草率。……这些现象与史料记载的张骏之世‘刑清国富’之誉大相径庭，当与张骏遣杨宣西征有关。用兵西域，敦煌势必成为前线的后勤基地，对敦煌地区的居民生活定会产生影响”。
[250] 二期第二段前凉末及前秦、后凉控制时期，“兵连祸结的动荡局势对敦煌产生了深刻影响”。
[251] 而到了反映北凉和西凉时期的二期第三段，由于这一时期“敦煌地区基本保持了安宁的局势”，因此，“这一段墓葬的随葬品种类、数量呈明显的回升趋势。主要随葬器物的演化又较规整有序，脉络清晰。这些现象当然是比较稳定的社会局势的反映”。
[252] 而魏晋时期对河西进行的有效开发措施，也大体集中在前凉张重华及其以前的统治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掳掠”这种敛财方式在五凉历史中得到广泛重视，乃当时河西的政治经济环境使然。

总体看来，“掳掠”仅可视为一种在特殊政治经济环境中出现的战时经济方略和非正常的民族交流途径，客观上虽有一定短期效应，却不值得提倡。

七 后凉政权与“氐族本位政治”

河西走廊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就是氐、羌、月氏、匈奴等众多民族杂居共处之地。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以来，汉军两次进兵河西，大败匈奴，迫使驻牧河西的匈奴浑邪王降汉。汉朝遂将其部众迁出河西，分别安置在西北边五郡塞外的“五属国”。他们可继续保持其原有的部落组织和风俗习惯不变，但须接受汉朝属国都尉管理，即所谓“存其国号而属汉朝”，“以其故俗治”。由于归降的匈奴浑邪王部众被全部迁出，一时出现了河西“地空”无人的局面；汉朝遂将大量内地人口迁往河西，即“稍发徙民充实之”，开始了对河西的大规模移民和屯垦经营。虽然这些被强制迁往河西的人口基本都是内地汉人，
[253] 但也不乏非汉族人口，氐族就是其中之一。到十六国时期，河西的氐人已有相当实力了。

（一）汉代以来河西的氐族

氐族与羌族一样，都是我国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因二者居地相邻，故常氐羌连称，泛指氐族和羌族。《诗经·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郑玄笺曰：“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孔颖达疏云：“氐羌之种，汉世仍存其居，在秦陇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
[254] 因氐羌地处西方，又被称为西戎。但氐人自称为“盍稚”，氐是汉人对他们的称谓，不过后来氐人也认可和接受了这一称谓。由于氐族所居的天水陇坻一带与羌人相邻，故被称为氐地之羌；但毕竟氐人“与羌有别，乃称之为氐羌，或单称氐，氐乃由地名转为族名”。
[255] 鱼豢《魏略·西戎传》云：“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
[256] 鱼豢将蚺氐视为虫之类，显然是基于先秦以来“华夷之辨”的歧视性称谓，不足凭信。但蚺氐既与青氐、白氐并列，也应是“即其服色而名之”，大概因其“服色”类似蚺蛇的鳞片和花纹而得名。
[257] 后来又有“故氐”，应是源自汉代所设的故道，属于以地命名。

在氐人接受中原王朝“封拜”以后，因与汉族交错杂居，故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不仅“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而且“多知中国语”。与此同时，汉人对氐族的习俗服饰等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为了区别不同的氐族，汉人就根据自身命名习惯，分别以氐人的服饰颜色和居住地为标志，将其命名为青氐、白氐、蚺氐和白马氐、武都氐等。因此，北齐人魏收和唐人李延寿在各自的著作中基本上沿用了鱼豢的观点，均认为：“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氏，或谓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国封拜。”
[258]

史书中关于氐族迁往河西的最早记录是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是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
[259] 《后汉书》卷86《西南夷列传》云：“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汉代酒泉郡治禄福县，故上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中的“福禄”实为“禄福”之讹。

事实上，在汉代以前，河西已有氐人居住了。据《汉书》卷28《地理志下》载，汉代敦煌郡有“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张掖郡则辖有氐池县。以“氐”名县、名水，足见在汉张掖、敦煌郡一带已有为数不少的氐人活动。而武威郡又有鸾鸟县，如果对照《逸周书》卷7《王会解》中关于周成王时，“氐羌以鸾鸟”来献的记载，则武威郡也有氐人活动。史书中又有如下的记载：

初，秦人既克凉州，议讨西障氐、羌。秦王坚曰：“彼种落杂居，不相统壹，不能为中国大患。宜先抚谕，征其租税。若不从命，然后讨之。”乃使殿中将军张旬前行宣慰，庭中将军魏曷飞帅骑二万七千随之。曷飞忿其恃险不服，纵兵击之，大掠而归。坚怒其违命，鞭之二百，斩前锋督护储安以谢氐、羌。氐、羌大悦，降附贡献者八万三千余落。
[260]

对此，胡三省注云：“西障，西边也。”由于氐人原居地与羌族相邻，而汉人对二者的认识较为模糊，故常氐羌连称。前秦在攻克前凉之后，议欲乘胜讨伐的“西障氐羌”，并非单指氐人或羌人，而是泛指姑臧以西的氐人和羌人。苻坚本欲“追踪唐虞，怀远以德”，“且跨威河右”；
[261] 而且他认为这些氐羌“种落杂居”，互不统属，力量分散，不足以对前秦构成威胁，遂决定采取怀柔策略招抚氐羌部众；如果招抚失败，再进行武力征伐。然而，随宣慰官一同前往凉州的将领魏曷飞却违背命令纵兵大掠，这使苻坚极为愤怒，乃严惩肇事者，不仅对魏曷飞鞭笞两百，而且处斩了前锋督护储安“以谢氐羌”，从而争得了八万三千余落“西障氐羌”的归附。这里所谓的“落”实即“家”，以每落五人计，
[262] 有41.5万人之多，足见河西氐羌人口之众。虽然张茂参军陈珍认为前赵刘曜所部“多是氐羌乌合之众”，难以在陇上持久作战，但前凉最终还是“募发氐羌之众”，才迫使刘曜退兵；后来，当双方在秦州对峙时，前凉将领武兴太守辛岩声称：“我握众数万，藉氐羌之锐，宜速战以灭之。”
[263] 由此可见，河西氐羌不仅人口数量众多，堪称前凉军队的主力，甚至已成为前凉政权的支柱。
[264] 考虑到河西羌族人口相对较多，即使按氐羌人口1∶3的比例计算，前凉时河西的氐人也不下10万人。另据《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载，晋太元四年（苻坚建元十五年，379年）苻坚平定苻洛叛乱后，“徙洛于凉州”。苻洛为苻坚侄子，为“帝室至亲”，故其被迁往凉州，应有大量氐人故旧随从。

（二）氐族后凉政权的建立

376年八月前秦攻灭前凉，当年十月又发动灭代之役，至十二月灭代，完成了统一中国北方的事业。从378年开始，苻坚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经略江南，并积极准备发动攻灭东晋的统一战争。在383年十一月伐晋战争开始之前，苻坚先后用兵襄阳、淮南，并于383年正月派吕光率兵西征西域。后凉政权即因吕光的这次西征发展而来。

吕光西征是苻坚统一全国事业的一部分。383年正月吕光率兵西征，并于次年八月“抚宁西域”，“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
[265] 但同年十一月苻坚淝水之战战败，中国北方局势大乱，次年正月，慕容垂建立后燕；四月，慕容泓建立西燕，姚苌建立后秦；385年七月，苻坚被后秦姚苌俘杀，八月，其子苻丕继位，但失去关中腹地的前秦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对吕光的西征军而言，失去了重返中原的归宿。形势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吕光率领的前秦偏师自谋出路，而回师东返、据有河西无疑是上上之选。但吕光对此却毫不知情。至385年春，吕光率师东返。返师途中始知苻坚淝水战败的消息，这使他当机立断，率兵攻打前秦所置凉州刺史梁熙，并于当年九月进入姑臧。“光至是始闻苻坚为姚苌所害”，
[266] 于是他“大赦境内”，奉苻丕太安年号，“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
[267] 吕光自封这一大堆名号表明，他已割据河西。
[268] 至389年，“是时鳞见金泽县，百兽从之，光以为己瑞……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以下，赦其境内，年号鳞嘉”，
[269] 正式建立了后凉政权。394年十月，西秦乞伏乾归击杀前秦末代皇帝苻崇，前秦亡。396年，吕光“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年龙飞”，
[270] 建国号为大凉，“确立起封建王权政治”。
[271]

前已述及，河西自汉代以来，就有月氏、乌孙、匈奴、氐、羌、河西鲜卑诸族先后活动于此，但尚没有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在此建立自己的政权，以此来看，吕光所建后凉政权就成为第一个在河西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这在河西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吕光以虎狼之师甫临河西而据之，多少都有突兀之感。不过吕光之所以能够在河西建立氐族政权，在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外，其实有许多支持他的主客观条件。第一，后凉与前秦同出一脉，皆为氐族政权，吕光、梁熙皆为前秦苻坚重臣，因此吕光、梁熙之间的军事斗争实际可视为前秦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河西控制权的斗争，由谁掌控河西，短期内在大政方针上不会有较大改变，因此不会招致河西民众的强烈反对。第二，即便河西地方势力支持此前前秦凉州刺史梁熙，吕光仍可以依靠自己的虎狼之师“责熙无赴难之诚，数其遏归师之罪”
[272] 取而代之。但是，吕光建立后凉以后，变本加厉地推行前秦后期即已实行的“氐族本位政治”，
[273] 导致河西域内各种矛盾交织，秃发乌孤、段业、李暠、沮渠蒙逊等各种势力纷纷自立，后凉政权国势日蹙，最终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覆亡。

吕光在位十年而亡，其子吕绍、吕纂、侄吕隆相继在位，但终后凉历史，内忧外患一直不曾停息。吕光时期，后凉统治就遭到河西各种势力的反抗，而吕光子侄在位之时，南凉、西凉、北凉相继建国，加上此前已经割据金城、河湟一带的西秦和称雄关陇的后秦，河西这块不大的土地竟有七个割据政权相继染指，再加上河西走廊内部的大小部族势力，使河西政治形势纷乱异常。不思进取的吕光子侄，根本无力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争得优势。正如明人顾祖禹所云：“（后凉）吕光初据姑臧，前凉旧壤宛然如昨也，乃未几而纷纭割裂，迨凉灭亡，姑臧而外，惟余仓松、番禾二郡而已。”
[274] 到403年，后凉王吕隆为形势所逼向后秦主姚兴投降，后凉亡。

后凉政权本由前秦派生，但因吕光只是一个“不乐读书，唯好鹰马”
[275] 的武夫，并没有真正治国理政之才能，因此他所建立的后凉并没有继承前秦政治中的优点，而是将前秦落后的“氐族本位政治”原封不动地照搬于后凉的政权建设当中，并将这一政治模式的落后性进一步发挥，造成深刻、尖锐的民族矛盾，因此吕氏后凉政权在河西的统治并未延续多长时间。若从吕光于385年九月进入姑臧称凉州刺史起计，到吕隆于403年投降后秦，后凉共历四主（吕光、吕绍、吕纂、吕隆），18年，而若从389年吕光“僭即三河王位”开始计算，后凉仅历14年，在五凉政权中立国时间最短。

（三）“氐族本位政治”在河西的推行

后凉政权本于前秦，吕光出身于氐族贵族家庭，其父吕婆楼为前秦司隶校尉，而吕光本人也是前秦苻坚时的一员大将。这就必然使后凉的各项政策都深深地打上了前秦政治的某些烙印，其中尤以“氐族本位政治”表现得最为突出。

1.“氐族本位政策”与后凉政权中的氐族官员

后凉是一个以氐族为主体的、民族性非常强烈的政权。作为统治阶级的氐族一直在寻求强化其统治地位，加强对域内其他民族的控制。在后凉统治的河西地区，氐族在人数上不占优势，所以在设官命职时更加注重任用氐族亲贵。

后凉立国时间既短，史籍记载亦颇简略，故有关后凉职官制度已难详知。但《晋书·吕光载记》、各家《十六国春秋》《魏书·略阳氐吕光传》《资治通鉴》、缪荃孙《后凉百官表》、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等及今人相关著述，为探究后凉职官信息提供了重要依据。现将见于记载的后凉时期县令、县长（含）以上文职官员和见诸史籍的武官统计如下（见表3-3）。

表3-3 后凉职官设置简表
[276]

续表

续表

续表

表3-3共统计后凉官员101人次，仅从人数上看，氐族成员不占主导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吕氏成员虽只有19人次，但均担任军政要职，而吕光子侄几乎垄断了后凉军事要职，这反映出后凉政权的军事割据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氐族贵族在后凉中央政权中占有绝对优势。吕光即三河王位后，“置百官自丞郎已下”。据表3-3，在吕光为三河王时期任职的官员，史籍明确记载的有王详、杨颖、段业、宗燮、吕覆、吕他、吕宝、吕纂、窦苟、杨轨、杨范、沮渠罗仇、梁恭、王宝、吕方、孙峙、傅曜、尹兴18人，其中吕光子弟5人，卢水胡沮渠氏1人，其余12人当为汉族官员。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年）三河王吕光僭即天王位，改元龙飞，立世子绍为太子，其他宗亲中吕延为天水公，“以子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诸子弟为公侯者二十人”。
[277] 吕光临终，“立其太子绍为天王，以吕纂为太尉，吕弘为司徒”，
[278] 更加显示出后凉政权的军事割据性质。当然，天王吕光时期后凉政权也有汉族和其他民族官员，不过这些官员更像点缀。如以“中书令王详为尚书仆射，段业等五人为尚书”。
[279] 吕纂时仍然如此：“以弘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司马、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改封番禾郡公。”
[280] 另外，吕开为武贲中郎将，吕超为骁骑将军，吕隆为吕光弟吕宝之子，吕光也拜其为北部护军，还有诸如巴西公吕他、陇西公吕纬等皆掌控边防要塞。即使在吕纂和吕隆时任用的如齐从、焦辨、王回、王儒、杜尚等汉族人物，也不在后凉政权的统治中枢。至于其他民族的人物不是被排除在外，就是因为怀疑而不被重用，杜进就是因位高权重而被吕光去职杀害。

在后凉地方政权当中，虽然氐族宗亲官员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仍控制了军政要职。后凉初期吕光“置百官，自丞郎已下犹摄州县事”。
[281] 鉴于高昌“地居形胜，外接胡虏，易生翻覆”，于是“麟嘉六年，光以子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
[282] 还有诸如辽东太守吕宪、天水公吕延、西安石元良、西郡太守吕纯、北部护军吕隆等。神鼎元年，吕隆“以弟超有佐命之功，拜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封安定公”。
[283] 有研究认为，后凉吕氏政权当中的一些杨姓官员如杨统、姜姓官员如姜飞等人也为氐族。
[284] 因此，即使氐族贵族在地方政权当中不占数量上的优势，但他们个个都是地方要员，镇抚一方，拥有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根据相关资料统计，自吕光即天王位到吕隆时期被后秦所灭，后凉政权中拥有使持节、持节、都督、大都督或者大将军、将军头衔坐镇地方的，计有：吕光、吕超、吕纂、吕他、吕宝、吕方、吕覆、吕开、吕弘、吕邈、吕宪、吕隆、石聪、石可、石元良、杨轨、杨范、姜显、梁恭、齐从、焦辨、王集、荀安国、杜进、尉祐、金石生、沮渠罗仇、窦苟、王宝、徐炅、赵陵、魏益多三十二人，其中有如吕隆、杨轨、梁恭、吕超、吕弘等人均是多次任将军等职，若按一人一次计算，氐族亲贵占57%，其他的则只占43%。这个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后凉地方军政大权控制在氐族人手中的事实。

前秦、后凉政权的民族性是学界公认的。据《后凉百官表》，后凉初建时的任官名单计有：杜进、康宁、强禧、彭晃、段业、徐炅、郭文、宗燮、宋歆、吕他、吕覆、吕纂、吕宝、杨范、杨轨、杨颖
[285] 等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汉族人。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否定后凉的民族本位政策。判断一个政权是否本位，关键要看用人及权力在谁的手上。
[286]

2.后凉“氐族本位政策”的具体体现

（1）倚重亲军。吕光在建元十九年（383年）奉苻坚之命以讨西域时，“率将军彭晃、姜飞、杜进、康盛等总兵七万，铁骑五千，以图西域”。
[287] 所带军队约为7.5万人，但其中的氐族士卒只有数千人。
[288] 吕光建立后凉政权之后，一直把所领军队中的氐族健卒作为自己军队的中坚力量，用以镇压其他民族的反抗。例如在麟嘉四年（394年）征伐南羌彭奚念部，“武贲吕纂、强弩窦苟率铁骑五千讨彭奚念部，战于盤夷，大败而归”；
[289] 龙飞二年（396年）征西秦、龙飞三年征郭黁等，每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基本都靠氐族亲贵统领的这支亲军。龙飞四年（399年）吕光临终时，仍念念不忘这支军队，他叮嘱吕绍：“吾终之后，使纂统六军，弘管朝政，汝恭已无为，委重二兄，庶可以济。”
[290] 足见这支由吕光亲手培植起来的“亲军”对后凉政权的重要性。

（2）强制徙民。吕光主政河西以后，为了便于统治，盲目照搬前秦的徙民经验，将一些边远地带的居民向内迁移。最典型的是在迁徙西海郡（治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人时，民不乐迁，怨恨至极，作歌谣说：“朔马心何悲，念旧中心劳。燕雀何徘徊，意欲还故巢。”被迁徙者“遂相煽动”，发动反抗。但最终“复徙之于西河、乐都”。
[291] 虽然吕氏氐族政权强制徙民的案例在史书当中记载甚少，但是他作为前秦制度的延续，被迁徙者应当包括被征服民族贵族、富豪和一般平民。就民族成分而言，既有少数民族，也有当地的汉族居民。其目的正如赵向群先生所言：“迁徙被征服区其他民族豪望到京畿地区，以便进行有效控制。”
[292]

（3）军事殖民。吕光自建立政权起，便迅速集结家族势力，使他们分头担任军国重任，“光妻石氏，子绍，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城东”。
[293] 吕光一直将氐族贵族中的吕、石二姓作为后凉政权的中坚。他们既支撑着后凉政权，也为争夺政权而互相残杀。诸吕子弟中的吕纂、吕他、吕绍、吕方、吕宝、吕延、吕弘、吕超、吕纬、吕隆等，以及外戚当中的石聪、石元良等均位居将军，郡守之职。
[294] 在后凉统治者眼里，高昌等战略要地必须控制在氐族亲贵手里，故吕光时即派“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
[295] 此种做法与前秦如出一辙。前秦苻坚时，邺城和洛阳为战略要地，因此，分别由苻丕和苻晖驻守，并授予都督关东诸军事和都督豫、洛、荆、南充、东豫、阳六州诸军事的重权，关东诸亲均受苻丕节制。通过这种权力的再分配，满足宗亲的权力欲，增强苻氏统治集团的向心力，但事实表明，苻坚此举目的非但没有达到，反而成为后来前秦灭亡的祸根。
[296] 与历史上所有政权一样，如果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各种进步措施，不可能长久存在。恰恰在这一点上，吕光及其继任者，只相信军事的力量，结果很快葬送了后凉政权。

此外，胡汉分制也是“氐族本位政治”的具体反映。在十六国前期，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都在实行胡汉分治，“大单于”的设置体现出这一点，用来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如匈奴汉国政权建立后，刘渊身领大单于一职镇抚百蛮。刘渊临死前又拜“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
[297]

后凉也不例外。虽然前秦时废止分治，但仿照曹魏的名称设置护军统辖单于台所属六夷，这样大单于、单于台、单于左右辅之类的名称就不见了，但是其原有的特征却在汉魏的名称中保留了下来。
[298] 因此，在后凉承袭前秦的制度时，这一落后的分治政策也被保留了下来。在民族地区设置护军是其具体表现。根据《二十五史补编 ·后凉百官表》，在后凉短短18内就有北部护军吕隆、中田护军马遂、宁戎护军赵策等，这些护军前冠以地名，有的是原郡名，有的则是县名，地位相当于郡县。因此，后凉所设护军，其军政合一的地方建制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其“氐族本位政治”。

3.后凉“氐族本位政治”的影响

后凉推行“氐族本位政治”，对后凉政权乃至此后的河西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维持了后凉初年吕氏在河西的统治。前已论及，吕光以虎狼之师甫临河西并建立后凉政权，并以前秦继承者的身份统治河西，在短期内也获得了河西民众的认同，吕光也曾吸收部分河西胡汉俊杰之士进入后凉政权任职。但由于氐族本位政治本身的落后性，很快便遭到河西各种势力的反对。

二是激化了河西民族矛盾。由于吕光“是以关陇氐族酋豪的身份割据河西的，这决定了他不会受到河西著姓社会的承认和拥戴。后凉政权是吕光靠氐族的军事力量，通过对河西的占领建立起来的，这必然会遭到汉族及河西其他民族的反抗”。
[299] 反抗后凉吕氏统治的代表性事件，后凉前期是河西士民支持张大豫起兵复国、郭黁之变、康宁起兵西平诸事，后期则是南凉、西凉、北凉立国。可以说，后凉“氐族本位政治”的推行，全面激化了河西民族矛盾，故有学者称为“氐族本位暴政”。
[300]

三是导致4世纪末、5世纪初河西地区诸凉并立、兵无宁岁局面的出现。前秦梁熙主政河西时期，河西政局较为稳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史称：“梁熙清俭爱民，河右安之。”
[301] 但吕光建立后凉并以“氐族本位政治”统治河西，激化了与河西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以致反叛层出不穷，最终导致后凉末年与南凉、西凉、北凉政权并立局面的出现。直到北凉玄始九年（420年）沮渠蒙逊统一河西走廊，河西兵无宁岁，极大地破坏了河西地区的社会生产。后凉吕隆统治时期，“连兵积岁，资储内尽。强寇外逼，百姓嗷然无糊口之寄。假使张、陈、韩、白，亦无如之何”。
[302] 姑臧“谷价踊贵，斗值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十余万口。城门紧闭，樵采路绝，百姓请出城为乞为夷奴婢者日有数百。隆惧沮动人情，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
[303] 诸凉政权之间更是“掳掠”不断，直接影响了各项生产事业的正常进行。

八 北凉统一与河西民族融合趋势

后凉末年朝政混乱，吕光子侄为争权夺利纷纷刀戈相向，这给河西域内各种反对势力以可乘之机。吕光龙飞二年（397年），河西鲜卑人秃发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赦其境内，年号太初”。
[304] 在连续击败后凉军队之后，“乌孤更称武威王。后二岁，徙于乐都”，
[305] 并授官任能，正式建立南凉政权。400年，北凉晋昌太守唐瑶叛北凉而推举汉族人陇西李暠（字玄盛）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内，建年为庚子”，
[306] 建立了西凉政权。401年，临松卢水胡人沮渠蒙逊杀掉段业夺取北凉政权，在梁中庸、房晷、田昂等人拥戴下，称“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赦其境内，改元永安”，
[307] 建立北凉。412年，沮渠蒙逊迁都姑臧，“僭即河西王位，大赦境内，改元玄始”，
[308] 并建官命职，开始了北凉的封建王权时代。
[309] 河西域内一时形成四凉并立的局面。但后凉在南凉、西凉、北凉立国之初，受各种势力攻击，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到403年，后凉为后秦灭亡，河西政局遂变成南凉、西凉、北凉三凉并立之势。史称：“及吕隆降于姚兴，其地三分。武昭王为西凉，建号于敦煌。秃发乌孤为南凉，建号于乐都。沮渠蒙逊为北凉，建号于张掖。而分居河西五郡。”
[310]

（一）三凉并立与北凉统一河西

后凉灭亡之后，南凉、西凉和北凉政权瓜分了河西和河湟之地。大致而言，南凉占据武威以东的河西走廊东部及河湟地区。其中“南凉盛时，东自金城，西至西海，南有河湟，北据广武”。西凉虽尽有酒泉以西之地，辖有敦煌、酒泉、晋兴、建康、凉兴、会稽、广夏和新城诸郡，但在诸凉政权当中势力最弱；北凉处于南凉、西凉之间，最初辖地较小，至其盛时，“西控西域，东尽河湟……前凉旧壤，几奄有之矣”。
[311] 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与当年魏、蜀、吴鼎立形势不同，南凉、北凉、西凉在河西地区自东向西一字排开，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为用或者时合时离的可能性几乎都不存在，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决定了河西走廊的三凉并立局面不可能持续长久。

首先，诸凉政权为争夺姑臧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由于前凉时期的精心经营，姑臧（今甘肃武威凉州区）成为十六国时期河西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使诸凉政权都欲先据姑臧而后快，相互间冲突不断、战事连绵。尽管西凉距姑臧较远，中间又隔着北凉，一直没有参与对姑臧的争夺，但根据李暠的“东伐战略”
[312] 以及李歆不断率兵东进之事来看，西凉一直把恢复“张王之业”
[313] 作为立国的长远目标。史载：“（李）玄盛以纬世之量，当吕氏之末，为群雄所奉，遂启霸图，兵无血刃，坐定千里，谓张氏之业指期而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
[314] 因而，先后以敦煌、酒泉为都，不过是西凉国力不济的无奈选择，其长远目标仍然是夺取姑臧。直接争夺姑臧的是南凉和北凉。但403年后凉灭亡后，姑臧为强大的后秦所控制。姑臧的归属成为诸凉政权彰显河西统治权正统地位的重要象征，因此其得失成为当时河西政局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南凉和北凉为此都极力讨好后秦，最终南凉主、秃发乌孤幼弟秃发傉檀捷足先登，于406年从后秦手中取得姑臧。但北凉沮渠蒙逊一直不曾放弃对姑臧的争夺。至410年，沮渠蒙逊大军兵临姑臧城下，“夷夏降者万数千户。傉檀惧，请和。（蒙逊）许之而归”。
[315] 经此一役，南凉一蹶不振，秃发傉檀率众撤往乐都。不久姑臧为魏安人焦朗所据，“蒙逊率步骑三万攻（焦）朗，克而宥之”。
[316] 至此，姑臧争夺战终以北凉沮渠蒙逊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图3-18 三凉并立时期河西形势
资料来源：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图15—图16（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绘制。

应当指出的是，河西三国争夺姑臧，与它们力图赢得在河西统治的正统地位息息相关。在封建割据时代，名义上的正统地位对割据者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对河西三国而言，所能争取的并不是秦汉魏晋之正统，而是强调继承前凉张氏的统治。在《晋书》有关南凉、西凉以及北凉历史的内容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兹不列举。而要获得继承前凉统治的名分，一是据有前凉都城姑臧，二是统一河西。就南凉和北凉统治者而言，夺取姑臧无疑是其扩张势力和扩大影响的第一步，相比统一河西，不仅更为迫切，也更为现实。

第二，南凉取姑臧、西凉取酒泉之后，夹在走廊中间的北凉不甘安于现状、坐以待毙。沮渠蒙逊为了打破南凉、西凉东西夹击的窘境，采取了东征西进的扩张策略，将酒泉、敦煌、姑臧等地作为其进取的目标。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北凉地处河西走廊中部，拥有河西地区最大的黑河绿洲，自然条件较好，又有以往的农牧业基础；加之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
[317] 的个人才能，使他的事业与“河西王”的名号真正相符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决定了三足鼎立时期的河西局势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北凉沮渠蒙逊的手中。沮渠蒙逊在诸凉帝王当中享国时间最长，达33年之久（401—433年），这保证了他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措施得以稳定、有序地执行。蒙逊死后，子茂虔立，历六年而为北魏所灭。与沮渠蒙逊相比，西凉主李暠尽管也在位18年（400—417年），但毕竟 “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其子李歆即位四年而西凉亡国。西凉、北凉都是历二主而亡，且立国之主都雄才大略，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西凉在宋繇、尹太后等人的哀叹声中亡国，国土为北凉所有，给李氏子孙和河西著姓留下无尽的遗憾；北凉虽然最终为北魏所灭，但却完成了统一河西走廊的事业。南凉政权共历18年（397—414年），其中秃发傉檀虽在位13年（402—414年），穷兵黩武以至于亡。

第三，三足鼎立时代的河西地区人才济济，著姓势力在诸凉政治中更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河西三凉政权的人才基础，成为它们能够并立的重要原因，而著姓大族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又说明，虽然典型的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已经过去，但由于河西特殊的政治形势，河西域内的门阀政治却在经历了前秦、后凉时期的挫折之后，重新焕发生机。适如唐长孺先生所论：“凉州区域从前凉灭亡之后，陷于分崩离析，各族酋豪纷纷割据，可是凉州大姓却依然保存其特权。”
[318] 南凉立国之初，其朝廷“汇集了各民族各地区的头面人物，既包括河西著姓中的阴、郭、麴、杨等家族，也包括氐族中的杨姓、匈奴中的金姓等家族，更多的则是侨居河西的中原冠带和士人，可谓人物荟萃，英才济济”。
[319] 399年秃发乌孤徙治乐都后，“署弟利鹿孤为骠骑大将军、西平公，镇安夷，傉檀为车骑大将军、广武公，镇西平。以杨轨为宾客。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隽；阴训、郭倖，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麹丞明、郭黄、郭奋、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
[320] 到了秃发傉檀时代，南凉朝廷依然人才济济：“段懿、孟祎，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陇之冠冕；斐敏、马辅，中州之令族；张昶，凉国之旧胤；张穆、边宪，文齐杨、班，梁崧、赵昌，武同飞、羽。”
[321]

西凉为汉族人陇西李暠所建，“李暠选用清一色的河陇著姓担任要职，敦煌大族和名门之后居其大半”，从而使西凉政治体现出鲜明的“著姓政治”色彩。
[322] 史载：“（李暠）以唐瑶为征东将军，郭谦为军咨祭酒，索仙为左长史，张邈为右长史，尹建兴为左司马，张体顺为右司马，张条为牧府左长史，令狐溢为右长史，张林为太府主簿，宋繇、张谡为从事中郎，繇加折冲将军，谡加扬武将军，索承明为牧府右司马，令狐迁为武卫将军、晋兴太守，氾德瑜为宁远将军、西郡太守，张靖为折冲将军、河湟太守，索训为威远将军、西平太守，赵开为骍马护军、大夏太守，索慈为广武太守，阴亮为西安太守，令狐赫为武威太守，索术为武兴太守，以招怀东夏。”
[323] 其中索氏、宋氏、张氏、令狐氏、氾氏、阴氏、尹氏皆为河陇著姓，这些被李暠罗织到西凉政府中的著姓豪门成员，大都是前凉名士和贵胄后裔，试图“借此以招怀东夏”。
[324]

此外，据《吐鲁番出土文书》之《西凉建初四年（408年）秀才对策文》，我们可以获知，参加408年这次考试的秀才共3人，他们按期对策的先后顺序分别是□咨、凉州秀才马骘、护羌校尉秀才张弘。这三人应该都与河西著姓有密切关联。
[325] 陆庆夫先生研究认为：张弘是敦煌极有势力的人物，而“在西凉统治集团中，敦煌张氏更是位尊权大，举足轻重。据《晋书·李玄盛传》载，李暠以张邈为右长史，张体顺为右司马，张条为牧府左长史，张林为太守府主簿，张谡为从事中郎，张靖为折冲将军，几乎全是西凉政治里的核心人物，敦煌张氏名望如此大，权势如此高，则其子弟被举秀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如“凉州秀才马骘，似也出自河西望族马氏。……由于史籍过于简略，有关西凉的记载没有提到马氏。但在吐鲁番出土的西凉《秀才对策文》中，将马骘列为凉州举荐的秀才，也足以说明马骘出身应属于凉州大姓马氏”。此外，“《秀才对策文》排在第一位的秀才□咨，因为姓氏缺漏，不能臆猜。但是有一点可以判断，即这个叫咨的秀才也应当出身于大姓”。“总之，通过对《秀才对策文》中三个秀才身份的判断，我们认为，这件关于西凉选举的文书，体现了河西大族的利益，反映了李暠政权的政治倾向，是魏晋社会门阀政治的产物。”
[326]

相比较而言，由临松卢水胡人沮渠蒙逊所建立的北凉，在政权建设上做得最为成功。北凉政权中虽然不乏河西著姓人物，沮渠氏本身也是河西地方豪强，
[327] 但就其政治结构的总体状况来看，已经从河西门阀政治时代转向皇权政治了。有关此点，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的记载比比皆是。现略述如下：

沮渠牧犍尤喜文学，以敦煌阚骃为姑臧太守，张湛为兵部尚书，刘昞、索敞、阴兴为国师助教，金城宗钦世子洗马，赵柔为金部郎，广平程骏、程从弟弘为世子侍讲。
[328]

阚骃，字玄阴，敦煌世族，“博通经传，聪敏过人……（沮渠）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
[329]

张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逊，黄门侍郎、兵部尚书。”
[330]

宗钦，字景若，金城人。“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
[331]

刘昞，字延明，敦煌人。“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昞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李暠私署，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蒙逊平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
[332]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为刘昞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昞之业。”
[333]

赵柔，字元顺，金城人，“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时，为金部郎”。
[334]

程骏，“字驹，本广平曲安人也……祖父肇，吕光民部尚书。骏少孤贫，居丧以孝称。师事刘昞，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
[335]

阴兴，敦煌人，为刘昞助教。
[336]

以上诸人皆为河西著姓成员，在沮渠蒙逊、沮渠牧犍时代出仕北凉，他们所任官职涉及政治、文化两个方面，并且对北凉产生了重要影响。比之南凉对著姓的录而不用和西凉的用而不重，北凉显然更胜一筹。另外，北凉将河西著姓人士纳入自己麾下，还有实行汉化的目的在里面，这较之南凉的穷兵黩武，西凉虽为汉族所建却无暇展开政权建设，又胜一筹。又据北魏太和年间宋绍祖墓志铭称：

大代太和元年岁次丁/巳幽州刺史敦煌公敦/煌郡宋绍祖之墓

关于宋绍祖敦煌公爵位的来历，有两种可能性，“其一，这一爵位来自河西时代，是宋氏得自沮渠政权的，宋繇的后人出于虚荣而在刻铭时援引了往日的爵号。其二，宋绍祖本人由于奇异的机缘而与某位权势人物牵连，被短暂地封了本郡爵位。第二种可能如果存在，那么就应当与文成帝昭太后有关。昭太后常氏的母亲姓宋，据《魏书》卷83上《常英传》，昭太后的妹夫王睹‘奉宋甚至’，得封辽东公，昭太后说‘本周郡公，亦足报耳’。没有资料显示宋氏籍贯，如果她出于敦煌宋氏，那么以本家某个亲近的子弟为‘本周郡公’，也有可能”。
[337] 无论哪种可能，上引墓志铭都能说明宋氏在北凉沮渠氏政权中受到当年河西大姓一样的待遇。此外，出土于吐鲁番哈拉和卓九六号墓的相关文书反映，宋氏在北凉时期的确拥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该墓所有出土的有纪年文书起自北凉玄始十二年（423年），止于北凉义和二年（432年）。其中有《北凉真兴七年（425年）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文书编号75TKM96：17）和《龙兴某年宋泮妻翟氏随葬衣物疏》（文书编号75TKM96：15），从宋泮娶有两妻隗仪容、翟氏及衣物疏内容来看，宋氏应为当地高门大族，最低也应属于当地有一定势力的豪族地主。
[338] 黄烈先生指出：

北凉政权从一开始到逐步发展完备都是一个民族混合政权，其中卢水胡和汉族是主体，也包括一些其他少数族人。蒙逊从段业手里夺取政权时，就得到段业手下的一批汉族官僚的拥戴，他们成为北凉政权的汉族支柱；至于统领军队的护军，镇守地方的郡守则大部分为沮渠氏。也有一些其他族人担任军镇要职，如张掖太守句呼勒，广武太守文支（秃发族），冠军将军伏恩，辅国将军臧莫孩等。各种文职官吏则多由汉人充任。这从北凉小朝廷到地方郡县都是如此，连远在西陲的高昌郡也不例外，吐鲁番所出北凉文书
[339] 署名官吏多为汉人就是证明。

北凉政权是仿照汉族政权的模式，继承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构成的，但它经历了一个由简陋到正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340]

因此，对于北凉以致南凉、西凉的“门阀政治”，既不能否认其存在，也不宜过分夸大，其间既有巨大区别，也有河西门阀政治形式发展不完备的共性。虽如此，西凉、南凉、北凉显然既借鉴了前凉政治中的成功经验，也吸取了后凉政治中失败的教训，在控御河西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取得了成功。此外，根据代表4世纪末至5世纪中叶河西社会特点的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壁画反映，河西世族大姓墓葬形制堪比王侯。而“世族门阀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政权的社会阶级基础。这在壁画中由广建坞壁，强迫部曲从事生产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貌而得到充分的证明”。
[341] 这也说明，在河西地方政治、经济事务中，河西著姓的参与是何等的重要。

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转化，正是北凉最终能够完成统一河西大业的制度原因。它从反面说明，无论门阀政治在河西曾经起过何种作用，都毕竟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
[342] 而非常态，在封建时代并不利于国家政治的正常运作。沮渠蒙逊克服了这一点，也就具有了南凉、西凉并不具备的优势，因而才能在三足鼎立的河西政局中站稳脚跟，并完成了统一河西的事业。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有必要把南凉和西凉门阀政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交代。

首先，南凉所谓的门阀政治，徒具虚名而无实际内容，前引史料实际已经说明，秃发乌孤、秃发傉檀载记所列著姓豪门之才俊，只有杨轨一人为“宾客”，其余诸人仅列其名而无实际任职，这与其他政权初建之时的情况大为不同。所谓的“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证明。根据《晋书》卷126的记载，南凉官员任职情况大体如下：将军金树、薛翘、鍮勿仑、文支（后为镇南将军、湟河太守），镇北将军俱延（后为太尉），左司马杨桓，祠部郎中史暠（后为西曹从事），博士祭酒田玄冲、赵诞，左司马孟祎，尚书左丞婆衍仑，参军关尚，军咨祭酒梁裒、辅国司马边宪（此二人后谋反被诛），左长史赵晁、右长史郭倖（此二人后为左右仆射），左将军枯木，驸马都尉胡康，太史令景保，大司农成公绪，安北（将军）段苟，左将军云连，邯川护军孟恺，抚军从事中郎尉肃共24人。而前引史料所涉及的豪望共33人，其中仅有7人重复出现，即史暠、赵晁、金树、薛翘、郭倖、孟祎、边宪，所占比例仅为五分之一强，而这七人皆非河西著姓人物；其余诸人，多为河西鲜卑成员。显而易见，南凉只是把著姓豪门才俊当作装饰门面的幌子，而实际奉行较为落后的部落军事建制，南凉秃发氏拥有“王”和“大单于”的双重称号，
[343] 直接表明其所奉行的是并非单一方式的统治，而是部落军事建制与传统汉族统治相结合的双重统治模式。南凉秃发傉檀时期的穷兵黩武，与此有深刻关联。

其次，西凉因其“著姓政治”或者说是门阀政治而备受称道，但终西凉历史，真正在西凉政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著姓人物却少之又少。这一方面说明门阀政治的衰落，另一方面说明西凉皇权政治已经比较强大。但在西凉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之时，没有了门阀著姓的限制，就容易导致君王专断误国的局面出现，李歆时期的西凉正是如此。据《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可知，李暠初立，所封官员21人，多为河西著姓索氏、张氏、阴氏、令狐氏以及宋氏成员。但翻检李暠、李歆父子本传，在西凉历史上起过实际作用的仅宋繇、张体顺、张显、氾称等寥寥数人。而李暠所封的21人仅有宋繇、张体顺2人，其中宋繇为李暠同母异父兄弟，也是李暠临终时的托孤之臣，但他于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也不能阻止李歆的鲁莽行事，并没有真正实践李暠“吾终之后，世子犹卿子也，善相辅导，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专骄自任。军国之宜，委之于卿，无使筹略乖衷，失成败之要”
[344] 的临终嘱托。张体顺为李暠所封右司马，曾“切谏”李歆不要东伐。张显、氾称则为李歆时期的谏臣，所上中肯的建议也未被采纳。由上可知，西凉虽然也用著姓豪门才俊装饰门面，但并没有真正在政权建设上下功夫，从而形成一种既似门阀政治又非门阀政治，既依赖河西著姓又不能限制皇权的政治形态。因此，不合理的政治形态，成为西凉短命而亡的制度基础。

414年，秃发傉檀投降西秦乞伏炽磐，南凉灭亡，河西局势由此变成西部的西凉和东部的北凉之间的对峙。六年之后的420年，北凉军队击杀西凉后主李歆，西凉亦亡。至此，河西走廊重归统一，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正是雄才大略的北凉主沮渠蒙逊。433年，沮渠蒙逊故去，其子沮渠茂虔（又称沮渠牧犍）立。到439年，沮渠茂虔为北魏所擒，北凉亡国。这“标志着自前秦崩溃后历时半世纪之久的北方分裂局面正式结束。从此，北魏成为黄河流域的唯一政权”。
[345]

（二）北凉时期的河西民族融合趋势

上述北凉统一河西乃至最终统一于北魏的历史过程，也即后凉分裂以来由汉族、氐族、河西鲜卑、卢水胡等河西各族民众参与的民族融合过程。如前所述，后凉国祚短暂，又因落后的“氐族本位政治”而导致各种势力的反抗，并先后由河西鲜卑、汉族、卢水胡建立起南凉、西凉和北凉政权。由于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由氐族后凉、秃发南凉、汉族西凉、卢水胡北凉分而治之，各政权、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异常复杂，其间夹杂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碰撞与交流。与此前的魏晋和此后的北朝隋唐时期相比较，前述物质性、社会性、精神性诸层次的民族融合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频繁的人员迁徙与物品掳掠，承担了物质性民族融合的使命；南凉、西凉和北凉政权在政治上不约而同地推行门阀政治，在军事上不同程度地实行“掳掠”方式补充战略物资，政治与经济模式的趋同，则是他们对社会性民族融合的实践。由于诸凉政权并立时日较短，也缺乏形成共同的民族伦理观、价值观乃至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因而尚不能简单断言他们将民族融合推进到精神性层次，但就统一河西走廊之后的北凉政权而言，其较强的汉化特征也使域内对其统治的正当性有较高的认同。已如前引，赵俪生先生把拓跋氏鲜卑与汉族融合的方式称为“扭股糖”式与“绞肉机”式的交互并用，
[346] 我们认为，以这种“交互并用”来形容这一时期河西地区的民族融合，庶几恰当。

这一时期河西民族融合与此前、此后的河西民族融合过程的明显区别，还在于参与交流、融合的各民族皆没有压倒性优势，民族融合的主体并不明显，因而也就没有出现与此前河西民族融合中的“羌化”或此后的“吐蕃化”“回鹘化”等相类的“氐化”或“胡化”趋势。后凉政权虽曾推行“氐族本位政治”，但适得其反，反映出民族融合更多地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完成，强力推行某种政治、经济或文化模式往往会事倍功半。在此情形下，当年前凉统一河西的号召力和魏晋旧制的吸引力就成了各族共同的向往。因此，就北凉统一河西之后的形势而论，汉化最终成为这一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大方向。仅就政治模式而言，南凉政权采取的是部落军事建制与传统汉族统治相结合的双重统治模式，因而虽具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外表，却更多地显示了其落后性。由于南凉只占河西东部一隅，并且很快被沮渠蒙逊逐出河西走廊而退保乐都，故南凉域内的民族融合并不能代表这一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主流。西凉由汉族士人李暠所建，北凉主沮渠蒙逊亦具有较高的儒学修为，又推行魏晋旧制治理河西，因此发生在西凉、北凉境内的各民族交流与融合最终成为这一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主流。

北凉统一河西走廊之后政令一统，全面推行魏晋旧制，使向慕先进的汉化成为河西民族融合的主要趋势。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使河西民族融合成为当时统一的中国北方民族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自十六国后期后凉政权分裂以来，由汉族、氐族、河西鲜卑、卢水胡等各族民众参与的以汉化为基本趋势的河西民族融合过程，最终融入了以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为背景的更大的历史潮流之中。同时也保证了河西地区在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之时能与北方其他地区一道，参与这次史无前例的汉化大潮，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此前河西民族融合的成果。

九 北朝时期的河西民族融合

439年，北魏灭北凉，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这是十六国时期北方大分裂以来河西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河西统一于北魏，不仅使河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经历了重要变化，河西地区的民族融合也因此带有了全局意义。无论北魏灭北凉后迁凉州士民于平城，在河西等地怀柔杂胡，或者在河西推行均田制改善民生，还是佛教在河西的传播，都有利于北方民族融合的继续进行。因此，“拓跋氏所建的北魏政权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汉化的过程中，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为多民族政权的重新统一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347]

（一）北魏徙凉州士民于平城

北魏太延五年（439年）魏军破姑臧，北凉主沮渠牧犍降，北凉亡。若论北魏灭凉对此后河西历史影响最大的事件，当数北魏迁大批北凉士民于平城。史载：“九月丙戌，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来降。是日，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帝解其缚，待以藩臣之礼。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胜计……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
[348] 这被北魏迁于平城的“凉州民三万余家”即所谓北魏平凉户。以一户五口计，此次徙出凉州者则不下15万人。另据《太平御览》卷124《偏霸部八》引《十六国春秋·北凉录》：“九月，茂虔面缚出降，魏释其缚。徙虔及宗室、士民十万户于平城。”若如此，则此次徙出凉州者不下50万人。但比较《魏书》卷4《世祖纪上》所载“收其城（按，指姑臧城）内户口二十余万”，若指户数是“二十余万”，则凉州尚有可徙之人，若口“二十余万”，显然远远不及50万之数。有学者研究指出，五凉时期河西人口在100万人左右，
[349] 北魏所强徙于平城之民，多为姑臧人，也即武威郡人，一城一郡之人，很难占到当时河西人口的一半，因此徙民“十万户于平城”之说恐不足信。但即便以《魏书》卷4《世祖纪上》所载“三万余家”之数为准，则此次强徙也是十六国时期河西规模最大的一次向外徙民活动。又因在北魏强徙河西士民的这支队伍中，既有北凉沮渠氏宗室，也有河西普通百姓，更包括敦煌宋繇、索敞、张湛，武威阴仲达、段承根，金城赵柔、宗钦等河西名士和著姓大族成员，
[350] 以及流寓河西的中原冠带之后广平陈骏、
[351] 河内常爽、
[352] 陈留江疆
[353] 等人，同时还有大量佛教僧众。
[354] 无论对河西还是此后整个中国北方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备受关注。

前已述及，五凉时期河西人口在100万人左右，北魏徙凉州士民于平城者不下15万人，约占河西总人口的20%。河西素来地广人稀，经此次徙民，凉州都会姑臧城更是为之一空。
[355] 同时，北魏还将北凉“不可胜计”的“仓库珍宝”悉数收归国有，加上此前北魏永昌王拓跋健掳掠的“河西畜产二十余万”
[356] 和源贺部下所带来的“杂畜十余万头”，
[357] 河西地区生产人口及已有财富皆遭北魏洗劫。此外，北魏徙宋繇、索敞、张湛、阴仲达等大批河西名士与大量佛教僧众出凉。这对河西经济、文化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

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在此次徙民事件中，河西以自己的损失，换来了此后整个北方历史的进步。这既是对此前河西民族交流、融合成果的继续和扩大，也可视作北方民族融合的一大成果。大批河西士人、佛教僧众进入平城，对此后北魏乃至隋唐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

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
[358]

通过此次徙民，北魏政府用强制手段把五凉时期民族融合的成果即五凉文化系统全面地输入北魏，影响及于隋、唐诸代。

五凉文化对北魏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笼统地讲，是五凉文化强化了北魏文化的多元格局；具体地讲，是五凉文化带来了北魏文教和政治的新局面。以对北魏政治的影响而言，主要表现在制作礼仪和规立典章两个方面。
[359] 孝文帝改革时，依靠李暠之孙李宝的后裔李冲、李韶、李延等，对来自河西的礼乐资料进行排列修改，建立了北魏的乐仪制度。孝文帝制定律令，依靠的也是李冲和源贺等河西名族的后裔。在这些律令、朝仪、官制的制作过程中之所以都有河西士人后裔参与，乃是北魏政府充分考虑到李冲等人的家学功底，也考虑到河西是保存魏晋旧制最多的地方。由河西籍士人参与完成的典制，必然融会了五凉时期的文化成果，是蕴其滥觞、集其大成的历史杰作。

（二）北魏因俗治凉与怀柔杂胡

北魏虽然灭了北凉，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但因迁徙凉州士民入平城，并将北凉大量仓库珍宝及畜产收入囊中，对河西经济文化带来巨大冲击。又由于居住在河西的广大汉族和少数民族百姓对北魏统治的陌生，因此如何有效控御河西并使之成为北魏政权的粮仓和战马等军需品供应基地，这就需要北魏政府充分考虑河西民风民俗及历史状况。
[360] 鉴于此，在灭北凉后不久，北魏政府在河西推行了因俗治凉的统治方略。北魏统治者认为，西北地区民众“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河西诸郡，其风颇同”，
[361] 要使卢水胡、羌、鲜卑等民族怀有“向化之心”，便不能只凭借武力，而要示以恩信，这样才能稳定民心，以免重新招致兵乱。
[362] 因此，北魏政府提出了“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
[363] 的原则，因俗治凉，着手逐步恢复河西经济秩序，其突出表现便是河西官营牧场的设置。故有学者认为：“畜牧业资源潜力得到较好发挥，是北魏在河西开发中决策最恰当之事。”
[364] 《魏书·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
[365]

在恢复河西畜牧业生产的同时，北魏政府也重视怀柔河西“杂胡”，稳定民心。在灭凉过程中，北魏太武帝便利用原南凉宗室、秃发傉檀之子秃发保周、源贺等在河西鲜卑和羌人中的影响，怀柔诸族。《魏书·源贺传》记其事云：“世祖征凉州，以贺为乡导。诏问攻战之计。贺对曰：‘姑臧城外有四部鲜卑，各为之援。然皆是臣祖父旧民，臣愿军前宣国威信，示其福祸，必相率归降。外援既服，然后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世祖曰：‘善。’于是遣贺率精骑历诸部招慰，下三万余落，获杂畜十余万头。”
[366] 攻取姑臧以后，又“使张掖王秃发保周、龙骧将军穆罴、安远将军源贺分徇诸郡，杂胡降者又数十万”。
[367] 而“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则是在尊重河西诸族习俗的基础上做出的正确决策，这有利于恢复河西政治、经济秩序，也利于河西诸族在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较为稳定的环境中从事各种交流活动，从而促进了河西地区的民族融合。

（三）北朝时期进入河西的西域人

由于地理位置唇齿相依以及经济内容的互补性，河西与西域的经济联系古已有之，尤其自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以来，河西借助地利之便，与西域的联系更胜于前。长时期的交往交流，使交往双方在潜移默化中相互影响，这为更深层次的民族交流与融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来河西的西域人多为商人。他们经过河西走廊频繁往来于中原与西域间。1907年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编号T.XII.a）出土的粟特文信札，其中的第二件是一个名叫纳奈凡达克的粟特商人头目写给远在撒马尔干的上层商主纳奈德巴尔的信，汇报在中国的经商情况。信中说到安玛塔萨其在酒泉、安萨其在姑臧、纳锡安去敦煌，又说到纳奈凡达克等人的商队从敦煌前往金城等事。
[368] 说明西晋末年粟特人大量进入河西各地经商的事实。《魏书·粟特国传》：“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
[369] 也证明了这一点。

西域商人携带大宗商品进入河西进行商贸交流，往往受到河西地方官的关注。《魏书》卷19上《京兆王子推传附元暹传》：“普泰元年，除凉州刺史，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物，诈一台符，诳诸豪等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生口，悉没自入。”
[370] 被元暹屠戮的胡商富人中，当有西域商人。《北史》卷92《安吐根传》：“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
[371] 《周书》卷37《韩褒传》：“（大统）十二年，除都督、西凉州刺史。羌胡之俗，轻贫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渔小民，同于仆隶。故贫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贫人，以充兵士，优复其家，蠲免徭赋。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每西域商货至，又先尽贫者市之。于是贫富渐均，户口殷实。”
[372] 《周书》卷39《韦瑱传》：“（魏恭帝）三年，除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来，前后刺史，多受赂遗……瑱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夷赠遗，一无所受。”
[373]

也有因政治因素入居河西，或者担任河西地方官者。据《南史·康绚传》，康绚祖上为侍子待诏河西，因居河西。又《康敬本墓志》：“君讳敬本，字延宗，康居人也。元封内迁家张掖郡……曾祖默，周甘州大中正。”
[374] 《安怀墓志》：“君讳怀，字道，河西张掖人也。祖隋朝因宦洛阳，遂即家焉。曾祖朝，前周任甘州司马。”
[375] 值得注意的是，安怀当为安姓胡人，确切地讲，应是粟特安氏成员。墓志称其“河西张掖人”，反映出安怀后人对自己“河西人”的身份认同，显然，这已是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成果了。

还有进入河西的西域僧人，或者与佛教有关的西域人。著名者如竺法护、鸠摩罗什、昙无谶、龟兹世子帛延等，而在他们周围，必然有较多的来自西域的其他僧人。

西域人进入河西为商、为官、为僧，反映出其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在不同的舞台发挥着自己的才智，既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也与传统的“河西人”一道，完成了深层次的交流与融合。

（四）佛教传播与北朝河西民族融合

两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河西甚嚣尘上。佛教所宣扬的众生平等、往生极乐等思想，适应了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各民族、各阶层的心理需求，这为佛教在包括河西在内的北方大地传播提供了土壤，也为胡汉民众加深了解和交流提供了便利。如此看来，佛教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河西地区的民族融合。

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魏敦煌太守仓慈写〈佛说五王经〉题记》云：“景初二年戊午九月十六日，敦煌太守仓慈，为众生供养，熏沐写已。”
[376] 如题记所载，仓慈在曹魏时期曾任敦煌太守，颇有治绩，深受胡汉民众拥戴。
[377] 仓慈写《佛说五王经》，可知其亦崇信佛教。仓慈“作为政府官员而参与寺院的活动，说明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的佛教传播与发展远远要比洛阳更为普遍和成熟”。
[378] 上行下效，深受胡汉民众拥戴的仓慈既然信仰佛教，当会影响大批佛教信众。

五凉政权的统治者既有汉人张轨、李暠，也有氐人吕光、河西鲜卑秃发乌孤以及临松卢水胡人沮渠蒙逊，他们及其继承者大多信奉佛教。而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区的河西，
[379] 也因此逐渐具备了统一的文化区的特点。这既为佛教在河西的传播提供了便利，也为河西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便利。《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
[380] 在出土于敦煌的众多镇墓文中，也提供了前凉时期河西普通民众崇佛的信息。《建兴卅年（342年）□佛女镇墓文》云：“……地上生人□青鸟子诏令，死者佛女自受其殃……不加罪福……远去他乡，不得复来，急急如律令。”
[381] 该镇墓文“死者佛女”云云，当与佛教有关。五凉统治者中，张天锡曾请龟兹世子帛延到姑臧翻译佛经。《出三藏记集》卷7《首楞严经记》：“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于时有月氏优婆塞施仓，手执胡本。支博综众经，于方等、三昧特善。其志业大乘学也。出《首楞严》《须赖》《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时在凉州内正厅堂湛露轩下集。时译者龟兹王世子帛延善晋胡音，延博解群籍，内外兼综。受者常侍西海赵潚、会水令马亦，内侍来恭政，此三人皆是俊德，有心道德。时在坐沙门释慧常、释进行。凉州自属辞，辞旨如本，不加文饰，饰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耳。”
[382] 后凉吕光曾将西域著名僧人鸠摩罗什带到姑臧，前后居住姑臧长达18年（384―401年）之久。在此期间，尽管罗什颇遭吕光羞辱，但仍将他“密而异之”。
[383] 罗什也在姑臧逐渐精通汉语，加之他早对梵文佛经了然于胸，为此后在后秦长安的译经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沮渠蒙逊则最崇仰佛教。《魏书·释老志》称：“先是，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有罽宾沙门昙摩谶，习诸经论。于姑臧，与沙门智嵩等，译《涅槃》诸经十余部。又晓术数、禁咒，历言他国安危，多所中验。蒙逊每以国事咨之。”
[384] 前已述及，北魏灭凉以后，河西“沙门佛事皆俱东”，将河西佛教僧众迁于平城，又影响了此后北魏佛教的传播。

北魏末年，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与河西毗邻的关陇地区爆发了一系列人民起义。起义历时七年之久，波及凉、瓜、鄯善等州镇。北魏政府费尽周折镇压了起义，但其统治也很快土崩瓦解。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两个政权，不久，东、西魏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取代。河西地区则先后经西魏、北周政权管辖，其间亦经历了吏治败坏、民众起义等因社会矛盾激化而产生的重大事件。社会矛盾的尖锐更为佛教传播提供了土壤。而包括汉、羌、氐、匈奴、鲜卑等在内的河西各族人民在起义中又联合作战，更是加强了彼此间的了解，从而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

北朝时期是河西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以敦煌莫高窟洞窟的营建为例，足可说明这一点。莫高窟现存的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有39窟，而北凉三座石窟坐落在中心位置。这又说明莫高窟是以北凉三窟为基础逐步扩大规模的。也就是说，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莫高窟是以北凉三窟为中心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形成的庞大佛教石窟群。它的布局是：接北凉268窟向南，直至246窟，其中只有256窟有后代扩建的行迹。接北凉275窟向北，石窟群分为上下两层，都是北朝时期的石窟。
[385]

北朝河西统治者亦多崇佛。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北魏东阳王元荣和西魏敦煌太守邓彦的妻子昌乐公主元法英。敦煌藏经洞发现有多件记载元荣、元法英崇佛的写经题记，足可反映此点。如《北魏东阳王元荣造〈仁王般若经〉卷上题记》云：“大代永［安］三年岁次庚戌……佛弟子……瓜州刺史、东阳王元荣，生在末劫，无常难保，百年之期，一报极果。窃闻诸菩萨天人，将护圣智……救护弟子，延年寿命……”
[386] 《北魏元荣造〈仁王般若经〉题记》：“大代建明二年……佛弟子元荣，既居末劫，生死是累……佛弟子家眷、奴婢、六畜，滋益长命，乃至菩提……”
[387] 身为瓜州刺史、东阳王的元荣因“生在末劫，无常难保”“既居末劫，生死是累”而求“诸菩萨天人”庇佑，更不用说同样生在乱世却无权势的普通民众了，这一点也可反映出佛教对河西各族民众的吸引力。《西魏瓜州刺史邓彦妻昌乐公主元写〈摩诃衍经〉（大智度论）卷八题记》云：“大魏大代大统八年……佛弟子瓜州刺史邓彦妻昌乐公主元，敬写《摩诃衍经》一百卷。上愿皇帝陛下国祚再隆，八方顺轨。又愿弟子现在夫妻男女家眷，四大康健，殃灾永减灭。将来之世，普及含生，同成正觉。”
[388] 元荣、元法英一为北魏宗室，另一为西魏公主，作为统治阶层的鲜卑人，他们以自己的崇佛行动影响着河西各族民众。同样出自藏经洞的佛教写经题记还涉及政府小吏或普通民众。如供养《大般涅槃经》的北魏夏生为水曹参军，写《护身命经》的张阿宜则当为敦煌普通百姓，
[389] 而一般僧众之写经则更加普遍，即为显证。

[1] 钱国旗：《民族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论南迁拓拔鲜卑与汉族的融合》，《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

[2] 参见王万盈《论民族意识的内涵和本质》，见甘肃省历史学会等编《史学论丛》2000年第九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王万盈《试论民族意识》，《西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3] 黄烈先生指出：“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的阶段性和先后次序并不与各族的原有状态完全一致。”参见黄烈《略谈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关系》，《文史知识》1986年第8期。

[4] 赵向群：《魏晋五凉时期河西民族融合中的羌化趋势》，《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5] 钱国旗：《民族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论南迁拓拔鲜卑与汉族的融合》，《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

[6] 赵向群：《魏晋五凉时期河西民族融合中的羌化趋势》，《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7] 《晋书》卷2《文帝纪》，第40页。

[8]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第2645页。

[9] 《资治通鉴》卷83，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胡三省注，第2627页。

[10]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第2764页。

[11]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38页。

[12] 《三国志》卷15《张既传》，第472—473页。

[13]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38页。

[14] 《魏书》卷2《太祖纪》，第32页。

[15] 《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49—2850页。

[16] 罗宏曾：《魏晋时期北方各族的迁徙与融合》，《历史教学》1981年第12期。

[17] 孙进己：《论民族融合的不同类型及中华民族融合的不同状况》，《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

[18] 杨茂盛、刘柏冬：《“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其自身的需要》，《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

[19]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8《僭伪诸君有文学》，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99页。

[20]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7页。

[21] 《魏书》卷3《太宗纪》，第64页。《北史·魏本纪第一》记载略同。

[22] 《魏书》卷21上《广陵王传》，第550页。

[23] 《晋书》卷120《李特载记》，第3027页。

[24]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84页。

[25] 《晋书》卷115《苻登载记》，第2947页。

[26]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6页。

[27]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第2741页。

[28] 《魏书》卷84《儒林传》，第1842页。

[29] 钱国旗：《民族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论南迁拓拔鲜卑与汉族的融合》，《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

[30] 《隋书》卷32《经籍志一》，第947页。

[31] 《魏书》卷21上《咸阳王传》，第536页。

[32] 颜之推：《颜氏家训》卷7《音辞篇》，第474页。

[33] 《颜氏家训》载：“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诸子集成》第八册《颜氏家训》，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书迹未堪以留爱玩，卜筮射六得三，医药治十差五，音乐在数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画绘、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熟。”（《诸子集成》第八册《颜氏家训》，第25页。）都能反映出鲜卑语在当时受到汉族士大夫的青睐。

[34] 钱国旗：《民族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论南迁拓拔鲜卑与汉族的融合》，《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

[35] 孔毅：《北魏前期北方士族“以夏变夷”的过程》，《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36] 《元史》卷158《许衡传》，第3718页。

[37] 王万盈：《论民族意识的内内涵和本质》，《史学论丛》2000年第9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38] 民族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赵俪生先生论道：“民族融合这件事，在历史上往往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我把它叫做‘扭股糖’式，即一个少数民族君主和一个汉人重臣长期合作，融合就在这种方式下贯彻下去……其二，我把它叫做‘绞肉机’式……所谓‘绞肉机’式，是指时而厉行‘胡化’，时而厉行‘汉化’。汉化时往往大反胡化；胡化时往往大反汉化……民族融合就在这样左一绞右一绞的过程中得到体现。拓跋氏鲜卑与汉族融合的方式，可以说是‘扭股糖’式与‘绞肉机’式交互并用。”（赵俪生：《从宏观角度看鲜卑族在中世纪史上的作用》，见《赵俪生文集》（第二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9—476页。）

[39] 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原载《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3期，收入刘光华《秦汉西北史地丛稿》，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1页。

[40] 《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1—2692页。

[41] 参见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42] ［日］藤田丰八著，杨錬译：《西域研究·月氏乌孙的故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8页。

[43] 参见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44] 参见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3期。

[45]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44页。

[46]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7页。

[47]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48] 杨铭：《氐族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8页。

[49]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59页。

[50] 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51] 参见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05页。

[52] 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53]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

[54] 《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第797页。

[55] 有关这五次反抗斗争的具体情况，可参见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28页；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7—638页。

[56] 有关魏晋十六国时期凉州羌族的历史情况，可参见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159页。

[57] 参见陆庆夫《略述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58] 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59]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1页。

[60] 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61] 《魏书》卷99《私署凉州牧张寔传》，第2193页。

[62] 《后汉书·百官志五》，第3626页。

[63] 参见高荣《汉代护羌校尉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

[64] 荣宁：《试论护羌校尉制度性质的变化》，《青海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

[65] 《晋书》卷24《职官志》，第747页。

[66]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7《前凉录一》，第481页。

[67] 参见赵向群《论十六国时期河西主要民族的地位与作用》，《文史哲》1993年第3期；收入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355页。

[68] 《三国志》卷15《张既传》，第474页。

[69] 赵向群：《论十六国时期河西主要民族的地位与作用》，《文史哲》1993年第3期。

[70] ［日］ 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与护羌校尉》，《文史哲》1993年第3期。

[71] 《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第2372—2373页。

[72] 参见《魏书》卷113《官氏志》，第2980、2995页；《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第2372、2373页；《南齐书》卷16《百官志》，第329页；《南齐书》卷59《河南传》，第1026、1027页；《梁书》卷54《河南传》，第810、811页。

[73] 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17—835页；高敏《十六国前秦、后秦时期的“护军”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张金龙《十六国“地方”护军制度补正》，《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冯君实《魏晋官制中的护军》，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齐鲁书社1991年版；龚元建《五凉护军考述》，《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1期。

[74] 参见张金龙《十六国“地方”护军制度补正》，《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

[75] 《晋书》卷86《张茂传》，第2231页。

[76] 《读史方舆纪要》卷60《陕西九》，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65—2866页。

[77] 《晋书》卷86《张茂传》，第2232页。

[78] 《资治通鉴》卷93，明帝太宁三年二月条，第2932页。

[79] （清）张澍辑，王晶波校点：《二酉堂丛书史地六种》，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

[80]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8页。

[81] 《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第2783页。

[82] 《读史方舆纪要》卷60《陕西九》，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79页。

[83] 《二十五史补编·十六国疆域志》，第4173页。

[84]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8页。

[85] 《读史方舆纪要》卷3《历代州舆形势三·晋 十六国》，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6页。

[86] ［日］前田正名：《前凉国の境域について》，见《驹沢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39》，1981年。

[87] 《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第2781页。

[88]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27—828页。以下所引严耕望先生相关论述，均据此，不另注。

[89] 《资治通鉴》卷78，元帝景元三年（262年）八月条胡注，第2462页。

[90] 《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第2927页。

[91] 《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上》，第999—1000页。

[92] 《资治通鉴》卷78，元帝景元四年（263年）正月条胡注，第2466页。

[93] 《二十五史补编·十六国疆域志》，第4172页。

[94] 《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34页。

[95]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1页。

[96] 《资治通鉴》卷104，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八月条，第3275页。

[97]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52—953页。

[98]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99] 《二十五史补编·十六国疆域志》，第4183页。

[100] 《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第2975页。

[101]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1页。

[102]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9页。

[103] 龚元建：《五凉护军考述》，《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1期。

[104]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9页。

[105]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1页。

[106]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7页。

[107]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5页。

[108] 龚元建：《五凉护军考述》，《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1期。

[109]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4页。

[110] 《读史方舆纪要》卷64《陕西十三》，第3012页。

[111]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3页。

[112] 《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第2975页。

[113]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7—2258页。

[114] 参见田澍、何玉红、马啸主编《西北边疆管理模式演变与社会控制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7—158页。

[115] 《汉书》卷96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1页。

[116]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71页。

[117]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0页。

[118] 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5页。

[119] 《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717页。

[120] 《魏书》卷4下《世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8页。

[121] 《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第2727页。

[122] 《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34—435页。

[123] 《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8页。

[124]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图45—图46；《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图7—图8。

[125]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图17—图18。

[126] 赵向群：《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127] 《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肃州卫”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983页。

[128]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129] 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182页。

[130] 《三国志》卷15《张既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4页。

[131]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2页。

[132] 《晋书》卷86《张茂传》，第2232页。

[133] 《晋书》卷86《张骏传》，第2237—2238页。

[134]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40《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引王隐《晋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53页。

[135] 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116页。

[136]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0页。

[137]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2页。

[138]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6页。

[139]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6页。

[140]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8页。

[141]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甘肃古迹名胜词典》，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页。

[142]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9页。

[143] 李并成：《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遗址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辑。

[144] 李并成：《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遗址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辑。

[145]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9页。

[146] 《晋书》卷86《张轨传》，第2222页。

[147]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70《前凉录四》记为“国子祭酒”，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2页。

[148]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3146页。

[149]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6《北凉录二》，第666页。

[150] 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另据《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第74页，新城1号墓为曹魏甘露二年的墓葬。

[151]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2页。

[152] 参见敦煌文书《建初十二年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7页；又见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189页。

[153] 《晋书》卷11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1页。

[154] 《晋书》卷11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5页。

[155] 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

[156] 据杨国誉《“田产争讼爰书”所展示的汉晋经济研究新视角——甘肃临泽县新出西晋简册释读与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贾小军《临泽出土〈田产争讼爰书〉释读及相关问题》，《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157] 《后汉书》卷65《段颎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46页。按，此处所谓“钜鹿坞”，今地不详，但据上下文判断，应是位于今张掖附近某处的防御性建筑。

[158] 据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157页。

[159] ［日］关尾史郎：《中国西北地域出土镇墓文集成（稿）》，新高速印刷株式会社2005年版。

[160] 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161] 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162] 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73页。

[163] 赵雪野、赵万钧：《甘肃高台魏晋墓墓券及所涉及的神祇和卜宅图》，《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1期；刘卫鹏：《甘肃高台十六国墓券的再释读》，《敦煌研究》2009年第1期；寇克红：《高台骆驼城前秦墓出土墓券考释》，《敦煌研究》2009年第4期。

[164] 参见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226页。

[165] 参见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7页。

[166] 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台县博物馆《甘肃高台地埂坡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9期。

[16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图版四、一〇、一四、一五。

[168] 张国荣、冯丽娟：《甘肃高台魏晋墓壁画与壁画砖的艺术特色》图3，《美术》2009年第8期。

[169] 《晋书》卷94《郭瑀传》，第2454页。

[17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图八三，《文物》1996年第7期。

[17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文物》1996年第7期。

[172] 岳邦湖等：《岩画及墓葬壁画》，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173] 贺西林、郑岩主编：《中国墓室壁画全集·汉魏晋南北朝》，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图版一一一，图版说明第41页。

[174] 《宋书》卷18《礼志五》，第504页。

[175] 《三国志》卷15《张既传》，第474、476页。

[176] 赵向群：《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52页。

[177]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3—3064页。

[178] 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

[179] 《魏书》卷4《世祖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0页。

[180]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877页。

[181] 参见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305页。

[182] 参见陆庆夫《略述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183] 参见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岳邦湖等《岩画及墓葬壁画》，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林少雄《古冢丹青：河西走廊魏晋墓葬画》，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文物》1996年第7期；陆庆夫《略述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赵斌《鲜卑“髡发”习俗考述》，《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郭永利《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画像砖上的披发民族》，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郑怡楠《河西高台县墓葬壁画娱乐图研究——河西高台县地埂坡M4墓葬壁画研究之二》，《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2期；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第4期等。

[184] 本节是在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十一章“魏晋十六国河西壁画墓中的少数民族内容浅探”的基础上，参考学界研究新成果补充修改而成的。

[185] 引自胡之主编《甘肃嘉峪关魏晋三号墓彩绘砖》，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186] 引自胡之主编《甘肃嘉峪关魏晋五号墓彩绘砖》，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187] 引自胡之主编《甘肃嘉峪关魏晋五号墓彩绘砖》，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88] 引自胡之主编《甘肃嘉峪关魏晋六号墓彩绘砖》，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189] 引自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彩版三之2，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90] 引自胡之主编《甘肃嘉峪关魏晋十二、十三号墓彩绘砖》，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91] 引自胡之主编《甘肃嘉峪关魏晋十二、十三号墓彩绘砖》，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92] 图3-10、3-11、3-12、3-13均引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国墓壁画》之图版，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93] 图3-14、3-15、3-17均引自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最近更新日期2016年2月29日。

[194]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8页。

[195]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5页。

[196] 《周书》卷50《异域下·突厥》，第909页。

[197] 《后汉书》卷90《乌丸鲜卑传》，第2979页。

[198] 《后汉书》卷90《乌丸鲜卑传》，第2985页。

[199]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32页。

[200]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36页。

[201] 《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9页。

[202]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58页。

[203] 《晋书》卷97《四夷·龟兹国》，第2543页。

[204] 《晋书》卷97《四夷·龟兹国》，第2542页。

[205] 《梁书》卷54《西北诸戎·高昌传》，第811页。

[206] 《南史》卷55《康绚传》，第1373页。

[207] 《魏书》卷102《粟特国传》，第2270页。

[208] 陆庆夫：《略述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20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文物》1996年第7期。亦见于岳邦湖等《岩画及墓葬壁画》，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210] 《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96页。

[211] 《晋书》卷97《四夷传》，第2543—2544页。

[212] 郑怡楠：《河西高台县墓葬壁画娱乐图研究——河西高台县地埂坡M4墓葬壁画研究之二》，《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2期。

[213] 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

[214] 侯世新：《西域粟特胡人的社会生活与文化风尚》，《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

[215] 参见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72—74页。

[216] 冯培红：《粟特人与五凉王国》，见冯培红《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367页。

[217] ［日］ 園田俊介：《河西画像砖墓にみえゐ胡人図像——魏晋期の酒泉を中心として》，《西北出土文献研究》2007年第5号。

[218]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4期。

[219] 参见冯培红《粟特人与五凉王国》，见冯培红《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367页；冯培红《五凉后期粟特人踪迹考索》，《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220] 赵向群：《论十六国时期河西主要民族的地位与作用》，《文史哲》1993年第3期。

[221] 赵向群：《魏晋五凉时期河西民族融合中的羌化趋势》，《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222] 赵向群：《魏晋五凉时期河西民族融合中的羌化趋势》，《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223] 赵向群：《魏晋五凉时期河西民族融合中的羌化趋势》，《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2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25页。

[225] 陆庆夫：《略述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226]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6页。

[227]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第2870页。

[228]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1页。

[229]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1页。

[230] 《晋书》卷122《吕纂载记》，第3067页。

[231] 《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附牧犍传》，第2208页。

[232]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3页。

[233]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45页。

[234]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7页。

[235]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0页。

[236]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2页。

[237]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4页。

[238]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55页。

[239]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6页。

[240] 《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附牧犍传》，第2208页。

[241] 《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3页。

[242]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3页。

[243] 《资治通鉴》卷90，元帝建武元年（317年）正月条，第2842页。

[244] 《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年）八月条，第6919页。

[245] 《资治通鉴》卷84，惠帝永宁元年（301年）正月条，第2650页。

[246]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7、3071页。

[247] 戴春阳、张珑编：《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248] 戴春阳、张珑编：《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158页。

[249] 戴春阳、张珑编：《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250] 戴春阳、张珑编：《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251] 戴春阳、张珑编：《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252] 戴春阳、张珑编：《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253] 《汉书》卷28《地理志下》载河西走廊人口云：“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第1644—1645页。

[254]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7页。

[255] 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256] 《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58页。

[257] 黄烈先生认为“蚺”的原字应是“冉”，“冉”则是“丹”的误文，即赤色。故氐人以服色别之，则有青、白、红三色。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页。

[258] 参见《魏书》卷101《氐传》，第2227页；《北史》卷96《氐传》，第3171页。

[259] 《汉书》卷6《武帝纪》，第194页。

[260] 《资治通鉴》卷104，晋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十二月条，第3280—3281页。

[261]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85、2894页。

[262] 关于落及其人口规模，学界众说纷纭。相关讨论可参见莫任南《匈奴、乌桓的“落”究竟指什么？》，《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杨军《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辨误》，《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

[263] 参见《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茂张骏传》，第2232、2234页。

[264] 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106、143页。

[265]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5页。

[266]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7页。

[267]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7页。

[268] 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

[269]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9页。

[270]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0页。

[271] 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

[272]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6页。

[273] 有关前秦“氐族本位政治”，详参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114页。

[274] 《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历代州域形势三·晋十六国》，第151页。

[275]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3页。

[276] 参见贾小军《五凉职官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5年）《附录》之附表2。后凉官员统计表。

[277]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0页。

[278]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3页。

[279]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0页。

[280]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3页。

[281]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2《后凉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71页。

[282]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2《后凉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72页。

[283]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2《后凉录》，第583页。

[284] 蒋福亚：《前秦政权的民族性》，《北朝研究》1990年第1期。

[285] 《二十五史补编·后凉百官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65页。

[286] 蒋福亚：《前秦政权的民族性》，《北朝研究》1990年第1期。

[287]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45页。

[288] 赵向群：《甘肃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

[289]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59页。

[290]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3页。

[291]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0页。

[292] 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293]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82《后凉录》，第571页。

[294] 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295]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第3065页。

[296] 侯文昌：《试论前秦氐族本位政策》，《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297] 《晋书》卷101《刘和载记》，第2652页。

[298] 蒋福亚：《前秦政权的民族性》，《北朝研究》1990年第1期。

[299] 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

[300] 冯培红：《敦煌大族与前秦、后凉》，《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301] 《资治通鉴》卷104，孝武帝太元元年九月条，第3276页。

[302]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0页。

[303] 《晋书》卷122《吕隆载记》，第3071页。

[304]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2页。

[305]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2页。

[306]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9页。

[307]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2页。

[308]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5页。

[309] 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页。

[310] 《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34—435页。

[311] 参见《读史方舆纪要》卷3《历代州域形势三·晋十六国》，第152、155、154页。

[312] 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159页。

[313]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载宋繇言于李暠曰：“大兄英姿挺杰，有雄霸之风。张王之业不足继也。”第2258页。按，宋繇所谓“张王之业”，是指前凉张轨及其子孙保据河西之事。

[314]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5页。

[315]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5页。

[316]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95页。

[317] 《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第3189页。

[318] 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84页。

[319] 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

[320]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2—3143页。

[321]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第3149页。

[322] 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152页。

[323]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9页。

[324] 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325]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七辑《西北考古文献》第七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第85—94页。

[326] 参见陆庆夫《吐鲁番出土西凉〈秀才对策文〉考略——兼论汉晋隋唐时期策试制度的传承》，见郑炳林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119页。

[327] 黄烈先生指出：“沮渠氏成为在河西的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正由于他已不是部落酋长而成为地方豪强，这样就可能打破民族界限，取得卢水胡以外各族，包括汉族在内的拥护。”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页。

[328]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十二月条，第3877页。

[329] 《魏书》卷52《阚骃传》，第1159页。

[330] 《魏书》卷52《张湛传》，第1153—1154页。

[331] 《魏书》卷52《宗钦传》，第1154页。

[332] 《魏书》卷52《刘昞传》，第1160页。

[333] 《魏书》卷52《索敞传》，第1162页。

[334] 《魏书》卷52《赵柔传》，第1162页。

[335] 《魏书》卷60《程骏传》，第1345页。

[336] 据《魏书》卷52《刘昞传》，第1160—1161页。

[337] 参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0—51页。

[338]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0页。

[339] 原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340]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320页。

[341] 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酒泉十六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7页。

[342] 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9—284页。

[343]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第3142页）称：“隆安元年，（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赦其境内，年号太初。”

[344]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67页。

[345] 参见赵向群《五凉史探》，第192页。

[346] 赵俪生：《从宏观角度看鲜卑族在中世纪史上的作用》，见赵俪生《赵俪生文集》（第二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9—476页。

[347] 齐陈骏主编：《西北通史》（第二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348] 《魏书》卷4《世祖纪上》，第90页。

[349] 赵向群：《五凉史探》，第233页。

[350] 《魏书》卷52《宋繇、张湛、宗钦、段承根、赵柔、索敞、阴仲达传》，第1152—1164页。

[351] 《魏书》卷60《陈骏传》，第1345页。

[352] 《魏书》卷84《常爽传》，第1848页。

[353] 《魏书》卷91《江式传》，第1960页。

[354] 《魏书》卷114《释老志》：“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寻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以下者。”（第3032页）

[355] 北魏灭凉后将凉州治所移置张掖，恐亦与北魏迁凉州士民、姑臧城空有关。

[356]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八月条，第3873页。

[357] 《魏书》卷41《源贺传》，第919页。

[358]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2、41页。

[359] 赵向群：《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

[360] 吴廷桢、郭厚安主编：《河西开发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361] 《隋书》卷29《地理志上》，第817页。

[362] 吴廷桢、郭厚安主编：《河西开发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363] 《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50页。

[364] 吴廷桢、郭厚安主编：《河西开发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365] 《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57页。

[366] 《魏书》卷41《源贺传》，第919页。

[367] 《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九月条，第3874页。

[368] 参见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72—74页。

[369] 《魏书》卷102《粟特国传》，第2270页。

[370] 《魏书》卷19上《京兆王子推传附元暹传》，第445页。

[371] 《北史》卷92《安吐根传》，第3047页。

[372] 《周书》卷37《韩褒传》，第661页。

[373] 《周书》卷39《韦瑱传》，第694页。

[374]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30页。

[375]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45—846页。

[376] 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53页。

[377] 《三国志》卷16《仓慈传》，第512—515页。

[378] 尚永琪：《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379] 参见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自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380]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2页。

[381] ［日］关尾史郎编：《中国西北地域出土镇墓文集成（稿）》，新高速印刷株式会社2005年版，第44页。

[382] （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7《首楞严经后记》，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71页。

[383] 《高僧传》卷2《译经中·鸠摩罗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0页。

[384]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2页。

[385] 参见赵向群《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甘肃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9页。

[386] 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92—193页。

[387] 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93—194页。

[388] 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17页。

[389] 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99—200、185页。

第四编 隋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自魏晋以来，随着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广大北方地区出现了汉族与其他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尤其是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魏后，推行了包括迁都在内的一系列汉化政策，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习俗等方面都采用汉族的制度和文化，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到了北周时期，这些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等各方面几与汉族无异。正是在此基础上，隋文帝杨坚完成了统一大业。

一 隋代经营河陇的民族战略

隋朝立国之初，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部形势。史称：“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的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
[1] 尤其是雄踞北方的突厥和西北的吐谷浑，对隋朝统治构成很大威胁。隋朝在经营河陇的过程中，分别对突厥、吐谷浑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一）隋文帝对突厥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策略

突厥是历史上活跃于北方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民族集团的统称，其族源说法众多。5世纪中突厥归附于柔然，为其煅奴。6世纪中叶，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率领部众及铁勒各部五万余落，开始发展壮大。木杆可汗（553—572年）在位时期，突厥消灭柔然，“西破囐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
[2] 西魏恭帝三年九月（556年），木杆可汗借道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并与凉州刺史史宁分兵进攻吐谷浑，皆破之。此后的北齐、北周鉴于突厥强大，争相以厚礼重币与之联姻。周武帝保定三至五年（563—565年），北周先后十多次派遣使节，向突厥“纳币”求婚。保定五年（565年）二月，北周使者在俟斤牙帐迎娶木杆可汗阿史那俟斤之女之时，北齐使者亦至突厥，亦“甘言重币”欲与突厥结姻亲之好。572年，木杆可汗之弟佗钵可汗继位后，北周仍与其和亲。史称：“朝廷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他（佗）钵弥复骄傲，至乃率其徒属曰：‘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子孝顺，何忧无物邪？’”
[3] 两儿即指北周、北齐，可见佗钵之骄横。大象二年（580年）夏六月，北周将千金公主嫁给突厥佗钵可汗。次年，佗钵可汗死，其侄摄图继位，号沙钵略可汗。

千金公主不甘心北周被隋朝取代，一再鼓动沙钵略可汗南下攻隋。开皇二年（582年）五月，沙钵略可汗与阿波可汗等各领兵40万突入长城，分路攻掠北方要地。十二月，“（突厥）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
[4] 在周槃（弘化界内）之战中，由于隋军顽强抗击沙钵略主力，突厥达头可汗不愿继续南进，引兵自去。沙钵略恐其后方生变，遂撤兵北返。

面对突厥的一再南侵，隋文帝改变了北周、北齐“厚敛兆庶，多惠豺狼”的做法。他认为周、齐皇帝争事突厥有违王道，并在开皇三年（583年）的“清边制胜”诏中表明了对突厥的立场：

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恶积祸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万方，愍臣下之劳，除既往之弊。以为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节之以礼，不为虚费，省徭薄赋，国用有余。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清边制胜，成策在心。
[5]

为“清边制胜”，隋文帝命卫王杨爽等为行军元帅，率隋军主力分道反击突厥。其中，隋将窦荣定率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治今甘肃武威）道，在高越原（今甘肃民勤西北）与突厥阿波可汗发生激战，多次击败阿波可汗军。
[6]

为进一步反击突厥，隋文帝采纳了大臣长孙晟“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长孙晟认为突厥内部矛盾重重，尤其摄图、玷厥、阿波、突利等各统强兵，皆称可汗。他们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难以力征，易可离间”。于是向隋文帝上书，详细陈述了对突厥的策略。他说：

诸夏虽安，戎场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相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
[7]

隋文帝看到奏书后非常高兴，遂根据长孙晟的建议，分别结好东、西两面的处罗侯（沙钵略之弟）和达头可汗（玷厥），争取阿波可汗归隋，以孤立、分化削弱沙钵略（摄图）势力，并派遣太仆卿元晖出使伊吾道，赐达头可汗狼头纛。在接见突厥使者时，文帝又特意将达头可汗使臣位居沙钵略使节之上，“反间既行，果相猜贰”。
[8] 沙钵略与阿波等相互攻战不止。后来，达头可汗联合阿波、贪汗地勤察等部，公开反对沙钵略可汗，并宣布成立西突厥。开皇四年（584年）春，达头可汗降服于隋。同年秋，沙钵略因屡为隋军所败，又不断遭到阿波攻击，被迫向隋求和：“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
[9] 于是，隋文帝积极支持沙钵略，使他轻易消灭了阿波，并承认隋朝统治。沙钵略乃上表云：“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
[10] 隋文帝在诏书中也明确指出：“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情深义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岂朕德薄所能致此。”
[11]

但是，隋文帝的离间之策并未因东、西突厥的臣属而终止。
[12] 开皇七年（587年）沙钵略死，继位的处罗侯（叶护可汗）不久也在与阿波可汗的争夺中战死。各部遂拥戴沙钵略可汗之子雍虞闾为都蓝可汗。为削弱都蓝可汗的势力和影响，隋朝转而扶持统治东突厥北部的突利可汗。开皇十九年（599年）都蓝与达头可汗结盟，进攻突利可汗。突利大败，逃入隋朝。文帝派高颎、杨素击退追兵，封突利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在隋朝的支持下，启明可汗打败了西突厥达头可汗，平定了东突厥的内乱。此后，东突厥完全臣服于隋朝，减轻了隋朝北部边境的压力。西突厥联盟也在仁寿三年（603年）分化瓦解，达头所属各部族纷纷投奔启民，达头无法控制局势，逃入吐谷浑。

“远交近攻”是隋朝为应对突厥进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隋朝准确把握当时的主要矛盾，并在具体实行过程中逐步完善，因而成为有隋一代处理东、西突厥及西域关系的指导方针，并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甚至影响到唐朝初期对西突厥的关系。
[13]

（二）隋炀帝“混一戎夏”的大业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他在即位之初，继承了文帝时制定的若干国策方针，即所谓“幸遵先绪，弗敢失坠”
[14] 。但是，隋炀帝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隋军于589年南下平陈，实现了南北统一和内部安定，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另一方面，北方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后，东突厥逐渐衰落，已无力对隋朝构成威胁。于是炀帝在其父统一事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西部的经营，志在扫灭突厥、吐谷浑，完成“混一戎夏”的空前大业。

隋文帝“远交近攻”策略的成功，大大减轻了东、西突厥对隋朝西北的威胁，为隋炀帝向西发展创造了条件。隋炀帝经略西部，首先必须解除横亘在内地与西域间的吐谷浑政权的威胁。吐谷浑本是辽东鲜卑慕容氏首领慕容涉归之庶长子之名，因与慕容涉归嫡子慕容廆不和，吐谷浑遂率所部西迁，先后经阴山、河套、陇山而至枹罕（今临夏），进而继续向西南和西方扩展。329年，吐谷浑之孙叶延建国，为纪念其祖父而定国名为吐谷浑。此后，吐谷浑势力不断发展，到阿柴（417—426年）统治时期，吐谷浑已“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称强国”。
[15] 在伏连筹在位（490—540年）时，吐谷浑国达到鼎盛。“伏连筹死，子夸吕立，始自号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
[16] 当时正值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及梁、陈相继交替的纷乱时期，夸吕与之或和或战，周旋于诸朝之间（见图4-1）。
[17]

图4-1 隋朝河西民族形势
资料来源：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五册图9—图10绘制。

隋初，吐谷浑不断骚扰隋西北边境。开皇元年（581年），吐谷浑攻凉州，隋文帝以元谐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郭竣、元浩等步骑数万进击吐谷浑。行前，杨坚告诫元谐：“公受朝寄，总兵西下，本欲自宁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师，意在仁义。浑贼若至界首者，公宜晓示以德，临之以教，谁敢不服也！”足见此次行动意在通过对吐谷浑部众“晓示以德，临之以教”，进而达到“自宁疆境”的目的。故隋军在大败吐谷浑后，施行怀柔招抚的“仁义”之举，“于是移书谕以祸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来降”。
[18] 对于归降的吐谷浑部众，并未将他们迁入内地，而是就近安置，以高宁王移兹裒为河南王，使统降众。为保证河陇地区的安全稳定，隋文帝又命贺娄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贺娄子干认为：“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疎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人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但使镇戍连接，烽堠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
[19] 隋文帝也根据河西农牧兼营、胡汉杂居的特点，积极调整政策，发展畜牧业。

开皇四年（584年），吐谷浑发生内讧，夸吕太子嵬王诃及其部属降隋。隋文帝不愿为此“远遣兵马”，卷入吐谷浑内争。他说：

朕受命于天，抚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义相向。况父子天性，何得不相亲爱也！ 吐谷浑主既是嵬王之父，嵬王是吐谷浑主太子，父有不是，子须陈谏。若谏而不从，当令近臣亲戚内外讽谕。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当感悟。不可潜谋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为善事，即称联心。嵬王既有好意，欲来投朕，朕唯教嵬王为臣子之法，不可远遣兵马，助为恶事。
[20]

因文帝不同意出兵接应，嵬王乃止。开皇八年（588年），吐谷浑名王拓跋木弥请以千余家归附隋朝，隋文帝认为维持现状比接受归附更为有利，他说：“普天之下，皆曰朕臣，虽复荒遐，未识风教，朕之抚育，俱以仁孝为本。”最后“宣抚慰，任其自拔，不须出兵马应接之”。
[21] 隋文帝将吐谷浑与中原汉族人民均视为臣民加以“抚育”，这对当时双方的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双方保持了一定时期的友好关系。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即位。当时西域诸国纷纷前往张掖，同中原往来通商。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任命吏部侍郎裴矩赴张掖，负责隋朝与西域诸国商业贸易事宜。“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
[22] 裴矩充分利用掌管张掖互市与胡商接近的便利条件，从中了解西域“国俗山川险易”，撰写了《西域图记》三卷。此书描述西域44国自然地理、风俗，还记赴西域有北、中、南三道，“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书中序言陈述了经略西域的具体方略：

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泛濛汜而扬旌，越昆仑而跃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圣情含养，泽及普天，服而抚之，务存安辑。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即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
[23]

裴矩还认为：“皇上膺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华。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隋炀帝对裴矩大加赞赏。他对大臣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
[24] 可见，裴矩在张掖的活动很好地贯彻了隋炀帝意图。当他回到都城后，“帝每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方之事”。裴矩认为“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隋炀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
[25]

为了平定吐谷浑，沟通西域，隋炀帝继续推行“远交近攻”的策略，联络铁勒和突厥，准备共同从东西两面打击吐谷浑。
[26] 大业四年（608年）二月，鉴于西突厥处罗可汗多次为铁勒所败，隋炀帝派使者崔君肃前往慰谕，以联合西突厥夹击吐谷浑。同年七月，裴矩奉命前往敦煌，安抚欲降隋的铁勒莫何可汗，并“讽令击吐谷浑以自效”。由于处罗可汗与吐谷浑有联姻关系，故并未对吐谷浑采取军事行动，但他遣使入隋，实际上对吐谷浑形成了孤立之势。铁勒莫何可汗则勒兵击吐谷浑西境，伏允兵败率部遁入西平。在此形势下，隋炀帝派宇文述、扬雄分别率兵出西平、浇河，东西夹击吐谷浑。其中宇文述攻拔曼头、赤水二城，斩伏允部三千余人，俘其“王公、尚书、将军二百人”。
[27] 伏允最后南逃雪山，其部或散或降。

隋军撤退后，伏允重回故地，收拾残部，很快又占据了湟水流域。大业五年（609年），为彻底攻灭吐谷浑，隋炀帝“西巡河右”，亲率大军出长安，经扶风，出临津关（今甘肃积石山），渡黄河向西进至西平，“陈兵讲武”。随后，隋军出长宁谷（今西宁北川河谷），渡浩亹川，迫使伏允率众保覆袁川（今青海祁连县一带）。隋炀帝命兵部尚书段文振率部北屯于雪山（今青海门源冷龙岭），内史令元寿南屯于金山（今青海大通县娘娘山），太仆卿杨义臣东屯于琵琶峡（今青海门源），将军张寿西屯于泥岭（今大通山），对吐谷浑形成四面合围之势。伏允寡不敌众，最后“帅数千骑客死于党项”。
[28] 通过这次战役，隋朝彻底击败了吐谷浑主力，以致“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
[29] 隋于是在吐谷浑故地设置了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西海（今青海湖西）、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四郡，正式将西域东南部地区纳入隋朝版图之内。

（三）隋炀帝的河西战略

大业五年（609年）六月，炀帝经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扁都口）到张掖，《资治通鉴》曰：“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皆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大悦。”
[30] 二十一日，炀帝又于张掖所置观风行殿，大宴西域高昌、伊吾诸国王及使者，席间奏清乐、龟兹、西凉、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昌、礼毕九部乐，并以鱼龙戏作为余兴。可以看出，隋炀帝西巡河右，并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而是一次有计划地拓边、固防的重大军事活动。虽然其庞大的出行活动，也造成了极大的铺张浪费，但在客观上加强了河西与中原及广大的西域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密切了各族人民的交往与交流，对稳定隋朝西、北部边疆，促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与社会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隋炀帝经略西域，打通丝路，主要是围绕河西在做文章。作为这一战略的主要参与者，裴矩曾多次到河西。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两次派裴矩到张掖。第一次是监管互市，第二次是“引至诸胡”。在隋炀帝西巡之前，“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
[31] 同年，“铁勒寇边，帝遣将军冯孝慈出敦煌击之，不利。铁勒寻遣使谢罪，请降；帝使裴矩慰抚之”。
[32] 大业五年（609年），隋联合射匮攻击处罗可汗，处罗大败，隋炀帝派裴矩到玉门关晋昌城，争取处罗内附。

隋炀帝为经略西域的几次军事行动均从河西出发。如大业四年（608年），薛世雄与突厥启民可汗约定联合集兵进攻伊吾国，就是在玉门。隋炀帝西巡张掖，并在张掖大会西域诸国王国、使者，举行声势浩大的商贸交流大会，足见河西以及张掖是隋炀帝经略西域的大本营，是实现其“混一戎夏”的大舞台。“是隋代对河西地区战略地位认识的一次飞跃。”
[33] 隋炀帝通过这次西巡，基本上达到了平定吐谷浑、沟通西域的战略目的。

1.平定吐谷浑和震慑诸蕃

在隋炀帝西巡之前，吐谷浑在隋和突厥、铁勒的一再打击下，力量大为削弱。故隋炀帝亲征时，能迅速平定吐谷浑。继而经大斗抜谷入张掖，并在燕支山大会西域诸国使者，又置西海、河源、且末、鄯善四郡，将吐谷浑故地纳入隋朝郡县管理体制。显然，这一系列活动都经过了精心设计，环环相扣，有条不紊。显示了隋朝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达到了震慑诸蕃的目的。自此以后，隋朝“拓地数千里，并遣兵戍之。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蕃慑惧，朝贡相继”
[34] 。

由于当时西突厥势力强大，“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
[35] 故隋炀帝西巡，在震慑诸蕃的同时，也欲招抚西突厥。史称：“初，帝西巡，遣侍御史韦节召西突厥处罗可汗，令与车驾会大斗拔谷，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他故。帝大怒，无如之何。”
[36] 虽然这次西突厥处罗可汗借故未到，但高昌王、伊吾吐屯设等西域二十七国使者均至燕支山赴会。在当时西域诸国大多依附于西突厥的形势下，这场有西域27国参加的焉支山盛会，实际上进一步孤立了处罗可汗，也向西突厥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此后，隋朝支持西突厥射匮可汗打败处罗，迫使处罗在大业七年（611年）率领余部投降隋朝。

2.畅通丝绸之路，经营西域

自西汉武帝以来，内地与西域的交往日趋频繁。然而，自北魏分裂之后，随着突厥、吐谷浑势力的迅速膨胀，中原与西域往来也常被隔断。隋炀帝即位后，针对当时“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
[37] 的局面，灵活运用经济手段，设立互市，开放贸易，“啖以厚利，导使入朝”。
[38] 从而使隋朝与西域诸国民间往来达到一个新的阶段。《隋书·西域传》云：“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
[39] 大业四年（608年），炀帝亲祀恒岳，“西域十余国皆来助祭”。
[40] 大业五年（609年）炀帝西巡，“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隋书·音乐志》云：“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
[41] 这些胡商和使者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长安、洛阳后，积极安排他们与当地百姓进行贸易。《隋书·裴矩传》载：“其冬，帝至东都，（裴）矩以蛮夷朝贡者多……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
[42] 《资治通鉴》记载：“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不取其直。”
[43] 虽然带有明显的粉饰和炫耀意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原与西域联系的加强和丝路贸易的繁盛。

与此同时，隋炀帝还积极打通丝绸之路北道。大业四年（608年），隋将薛世雄与突厥启民可汗约定联合进攻伊吾。虽然启民可汗失约未至，但薛世雄军仍然穿越沙漠直捣伊吾，迫使伊吾降隋。当时，裴矩随薛世雄军一起到达伊吾，并兴建了“新伊吾城”，成为隋朝控制东西交通的重要军事据点。关于营建伊吾城，裴矩宣示西域诸国云：“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于是西域诸国“咸以为然，不复来竞”。
[44] 当时虽已开通与西域诸国的丝路贸易，但互市地点远在张掖，商旅往来，多有不便，在伊吾互市，对西域诸国显然是有利的。
[45] 尽管隋炀帝“遣裴矩应接西蕃诸国，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
[46] 但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隋朝与西域各国的互相交流也日渐频繁。大业年间，西域诸国多次向隋朝贡；隋朝也遣使出使西域诸国，其中以韦节、杜行满最为著名。
[47] 当然，畅通丝路、经略西域是隋炀帝西巡战略的有机整体，其核心都是以彻底解决吐谷浑势力为前提的。

（四）隋炀帝西巡路线

对于隋炀帝西巡，学界多有研究，其中西巡路线问题，观点不一。其争议源自传世文献的不同记载。

《隋书·炀帝纪》记载路线：京城—河湟谷地—大斗拔谷—张掖—京城；

《资治通鉴》记载路线：京城—河湟谷地—大斗拔谷—张掖—大斗拔谷—河湟谷地—京城。

以上两种史籍对于西行的叙述是相同的。至于东返路线，《隋书》没有详细记载，司马光等认为是原路返回。另外，关于隋炀帝通过大斗拔谷这段记载，传世文献记载也不尽相同。《隋书·炀帝纪》记载：

（六月）癸卯，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丙午，次张掖。
[48]

《资治通鉴》卷181记载：

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九月，乙未，车驾入西京。
[49]

以上两条材料记载详略有别，但对于隋炀帝西巡队伍在通过大斗拔谷时，因气候等原因导致人畜大量死亡，酿成了大斗抜谷惨剧的记载是一致的。只不过《隋书·炀帝纪》记载这场灾难发生在去路；而《资治通鉴》认定灾难发生在秋七月丁卯（初三）后自张掖返程途中。司马光给出的解释是：“帝纪在六月癸卯（初八日）。按：西边地虽寒，不容六月大雪，冻死人畜，今从《略记》。”
[50]

由于文献记载不同，学者的解释也观点各异。胡戟先生认为《资治通鉴》把大斗拔谷事件安排在返程虽然合乎情理，但缺乏相应的资料支撑。
[51] 周伟洲先生赞同“帝纪”的记载，认为大斗拔谷事件发生在去路
[52] 。至于对隋炀帝沿什么路线返回，没有回答。于赓哲和闫廷亮先生也认为大斗拔谷事件发生在去路，并进一步推断隋炀帝不是原路返回，而是通过河西走廊回京。
[53] 严耕望先生认为隋炀帝往还皆经大斗拔谷，且大斗抜谷事件发生在回程中。
[54] 我们认为，严耕望等先生的观点是可以信从的。

1.隋炀帝返程路线辨析

关于隋炀帝是否原路返回，胡戟、周伟洲先生均未论及。于赓哲先生则利用《隋书·樊子盖传》的材料，来论证炀帝返回时是从张掖向东沿河西走廊经武威到京城。但是，从这段材料记载的内容来看，虽然炀帝在西巡途中确实接见过樊子盖，但具体时间和地点都较为含混不清。
[55] 因此，炀帝经武威东返还只是一种推测。此外，在《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中，记载隋炀帝到番和（今永昌县）瞻仰御山瑞像寺之事，其中有“驾还幸之，改为感通寺”之语。
[56] 尽管文中确有一“还”字，但仍不足以证明炀帝经武威东返的结论。首先，《因缘记》中所记之事缺乏其他材料的佐证，属于孤证。其次，这条材料来自孙修身等先生的录文，经核查比对，原碑文中并无“还”字，而是孙先生等释读时根据《续高僧传》的记载补入的，但《续高僧传》也只是记载隋炀帝“躬往礼敬厚施”，
[57] 其中并无“还”字，也不能断定是否发生在返程中。故孙先生补录的“还”字是否可取仍有待商榷。最后，从《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和《续高僧传》的记载来看，隋炀帝似乎到过今永昌县附近，但也不能证明隋炀帝就此经武威，渡河返京。综上，隋炀帝是否沿河西走廊经武威回京，目前并无确凿可信的材料支持。

那么，隋炀帝是否由原路经湟水谷地返回呢？众所周知，汉唐以来，从关中到河西走廊，主要走的是自汉以来南北两条丝绸之路。北道大致的走向为沿着泾河上溯，通过泾川、平凉，翻越六盘山，由靖远过黄河到武威，再入张掖。南道则沿渭河向西而走，过宝鸡至天水，经陇西、渭源，到临洮又分两道，或北上兰州，过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或西北行，经青海之乐都、西宁，过扁都口穿越祁连山到张掖。

《元和郡县图志》载：“炀帝躬率将士出西平道讨吐谷浑，还此谷，会大霖雨。”
[58] 又《隋书·杨玄感传》云：“及从征吐谷浑，还至大斗拔谷，时从官狼狈，玄感欲袭击行宫。”
[59] 这两条材料明确记载返程时经过了大斗拔谷。大斗拔谷即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甘、青两省交界处的扁都口隘路，将河西走廊与青海高原直接连接起来。既云“还此谷”“还至大斗拔谷”，说明隋炀帝确是由原路返回。虽然于赓哲先生认为《元和郡县图志》是唐后期作品，可能是受到《杨玄感传》影响，但是此结论仅为推测。在缺乏相关证据材料的情况下，似不能贸然否定其记载的真实性；再者，对于大斗拔谷事件，《炀帝纪》远比《杨玄感传》记载更详细，为什么《元和郡县图志》只受到《杨玄感传》寥寥数语的影响，而没有照录《炀帝纪》呢？因此，以上这两条史料也很可能来自不同的史源。

既然隋炀帝是原路返回，也意味着大斗拔谷事件发生在返途中。这不仅从上述史料中得到证明，而且从事件前后逻辑关系也可得到印证。如果“大斗抜谷”事件的遭遇发生在隋炀帝大军西巡的去路，碍于“士卒冻死者大半”的惨状，隋炀帝一行恐不大可能继续选择从原路返回，再次经历鬼门关吧？那只有一种可能，灾难发生在回程途中。另外，《资治通鉴》把帝纪所记载的六月癸卯发生大斗抜谷事件安排到七月丁卯的回程中，显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有所依本，即参考了唐代赵毅《大业略记》的记载。虽然《隋书》卷24《食货志》大斗抜谷事件发生在去的路线，但正如闫廷亮先生所言，《隋书·食货志》在史料的编排上往往以类相从，或突出各自的重点情节，不讲究时间上的先后，故而《食货志》的记载难以信从。

综上所述，隋炀帝从河西走廊经武威回京，迄今尚未有确凿的史料依据。相反，隋炀帝原路返回说，既有史料可以互证，也是合乎情理的。换言之，大斗拔谷事件是在隋炀帝返回途中发生的。

2.求“龙种”之说

隋炀帝从青海到张掖东的途中，灭吐谷浑，置西海等四郡，发天下罪徒移此屯田，接见高昌、伊吾等西域27国王及使者。从这些活动来看，征服吐谷浑、震慑西域的目的已达到。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经湟水谷地返京，而不是选择更便捷的路线即张掖—武威—兰州—陇西—长安？要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回到史料本身。史载：

秋七月丁卯，置马牧于青海渚中以求龙种，无效而止。九月癸未，车驾入长安。
[60]

秋七月，置马牧于青海，纵牝马二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无效而止。
[61]

前者记载“求龙种”是在秋七月丁卯，即在六月二十一日设观风行殿举行盛宴招待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等后；后者记载“求龙种”的时间很宽泛，是秋七月，并把大斗拔谷事件列在“求龙种”之后。可见“求龙种”是隋炀帝西巡活动中的最后一项重要事情，发生在炀帝返程途中。

在青海求龙种，并不是隋炀帝别出心裁，而是来自传说。此说见于《魏书》《梁书》《周书》《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和《通典》等史籍，而且其记载也大同小异。其中《魏书》载：“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是也。”
[62] 中唐诗人吕温《蕃中答退浑词二首》其中云：“明堂天子朝万国，神岛龙驹将与谁？”关于青海“龙种”之说，正史屡有记载。可见此说影响之久，流布之广。隋炀帝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以炀帝之性格，再度以当时周边形势，隋炀帝完全有可能为求“龙种”，亲自再赴青海。

隋炀帝即位之初，“求海内嘉木异草，珍奇异兽，以实园苑”，
[63] 可见炀帝对于“珍奇异兽”颇感兴趣。派往河西的裴矩也曾用“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之语向隋炀帝进言，
[64] 其中所谓的“胡中宝物”应包含有“龙种”。

大业四年（608年）二月，炀帝派遣崔君肃前往西突厥。处罗可汗在会见崔君肃时非常傲慢，接受诏书时也不肯起身。及至崔君肃晓以利害，处罗始跪接诏书，并遣使与崔君肃一道向隋朝贡汗血马。
[65] 可见处罗知道隋炀帝喜汗血宝马，借献马之机，希望得到隋朝的支持。《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隋炀帝，他“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
[66] 隋炀帝可以说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的政治美学家，他不仅要拥有吐谷浑的良马“龙种”，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于其“混壹戎夏”的宏伟计划，提升隋王朝的军事实力。

当时，隋王朝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东有契丹、室韦，南有蛮夷，北有突厥，西临吐谷浑。隋文帝后期，随着高丽的日益强盛，越来越不安于其藩属地位，开始破坏藩臣之礼，进而严重威胁隋朝东北边疆的稳定。隋文帝曾欲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实现，故隋炀帝继位之后，就着手准备，集中力量解决高丽问题。在结束西巡之后，隋炀帝迅速开始了他的征服辽东计划。远赴辽东作战，除了要大量兵力之外，还需数量巨大的军马。虽然隋王朝的统治地区物产丰富，经济繁荣，但隋朝大部分地区为农耕区，中原的自然环境不宜于培养和繁殖优良马种。处于祁连山以南和黄河上游谷地，则是适宜养马的天然牧场。居住于此的吐谷浑人就以养马著称，史称吐谷浑“出良马”。
[67] 其中青海骢就是吐谷浑人培育的良马。杜甫曾用“腕促蹄高如踣铁”“走过掣电倾城知”等诗句称赞青海骢。
[68] 唐太宗时，楚元运上言：“吐谷浑良马悉牧青海，轻兵掩之，可致大利。”“去青海三十里，志玄与左骁卫将军梁洛仁不欲战，顿军迟留不进，吐谷浑遂驱青海牧马而遁。”
[69] 可见唐太宗也曾挥师吐谷浑，想拥有其良马。但吐谷浑不愿将良马轻易让出。正是吐谷浑人对优良马种的垄断，反而增加了其神秘性，正史中所记载的“龙种”是其最好的注解。

隋炀帝不仅喜良马，而且通过贡赐往来获取大量战马。大业三年（607年）七月，隋炀帝宴请启民可汗，“诸胡骇悦，争献牛马羊驼数千万头”。
[70]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亲统大军，随带文武官员，进兵西平（今西宁），陈兵讲武，进击吐谷浑，“伏允遁逃，部落来降者十万余口，六畜三十余万”。
[71] 隋炀帝也曾亲自参与祭祀马神，希冀战事的顺利。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句丽。“宜社于南桑乾水上，类上帝于临朔宫南，祭马祖于蓟城北。”
[72]

求“龙种”即培育优良马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魏书》记载从“每冬冰合后”，到来年春天，“马皆有孕”。为什么周期较长的“求龙种”活动，很快“无效而止”、仓促结束呢？我们推测，既然求“龙种”和隋炀帝返程是同时发生，因而返程途经大斗拔谷时“士卒冻死者大半”，损失“马驴十八九”的灾难事件，导致求“龙种”活动“无效而止”。古人常用五行的观念记录和解释“灾异”现象，以此来说明天人之间的关系。《隋书》曾记载：

大业四年，太原厩马死者太半，帝怒，遣使案问。主者曰：“每夜厩中马无故自惊，因而致死。”帝令巫者视之。巫者知帝将有辽东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杨素、史万岁取之，将鬼兵以伐辽东也。”帝大悦，因释主者。《洪范五行传》曰：“逆天气，故马多死。”是时，帝每岁巡幸，北事长城，西通且末，国内虚耗，天戒若曰，除厩马，无事巡幸。帝不悟，遂至乱。
[73]

隋炀帝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随”。
[74] 由于大斗抜谷事件的发生，与隋炀帝随行的巫觋或神职人员可能会随时提醒他这是上天的警告，因而很快就停止了求“龙种”的重要活动。

隋炀帝西巡是他若干重要巡狩活动中的一次。这次西巡返程路线，史籍记载是原路返回。返回路线的设定与青海湖求“龙种”有着密切的联系。隋炀帝对于“龙种”的渴求，除了满足私欲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强隋王朝的军事力量，实现他开疆拓土、征服四夷的大业。

二 唐前期的河西民族融合

唐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其他各族的交往联系进一步加强，不仅各地区之间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而且各个民族也能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所有这些，都与唐初以来开明开放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这种开明开放的民族政策，既是汉代以来民族政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唐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唐朝周边，民族众多、政权林立。东北有契丹、奚和室韦等族，北方有薛延陀和东突厥，西北有西突厥、吐谷浑和高昌等，西南则有吐蕃和南诏。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大多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但也不乏激烈的对抗和频繁的冲突。尤其是李唐建国之初，中原地区战乱未息，强大的突厥和吐谷浑更是虎视眈眈。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唐初统治者必须妥善处理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一）唐初“怀柔远人”“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

由于李唐王室与杨隋一样，长期生活在鲜卑文化圈中，是鲜卑化了的汉族。李唐王室的母系有数代是鲜卑人，如唐太宗的祖母独孤氏、母亲窦氏和他的皇后长孙氏等，都是鲜卑人。这样的家族背景，使唐初统治者较少民族偏见，因而推行了相对宽舒和缓的民族“怀柔”政策。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下诏云：

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渠搜即叙，表夏后之成功；越裳重译，美周邦之长算。有隋季世黩武耀兵，万乘疲于河源；三年伐于辽外，构怨连祸，力屈货殚。朕祗应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与和亲。其吐谷浑已修职贡，高句丽远送诚款，契丹、靺鞨咸求内附，因而镇抚，允合机宜，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静乱息民，于是乎在。布告天下，明知朕意。
[75]

这篇诏令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唐高祖“怀柔远人”的民族政策。这一“抚临四极，悦近来远”的战略，显示了唐初统治者处理边疆问题的远见卓识，也奠定了有唐一代民族政策的总体基调。

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与其父李渊置酒汉未央宫。席间，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太上皇龙颜大悦，遂有“胡、越一家，自古未有”
[76] 之叹！虽然难免有夸饰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唐初以来“怀柔远人”政策的巨大成效。在此基础上，唐太宗进一步展示了“四海一家”的恢宏气度，早在武德九年（626年）九月，李世民就对大臣们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
[77] 贞观十八年（644年），突厥俟利苾可汗部众南下归唐，诏令安置于胜、夏之间，群臣皆以为：在唐军即将远征辽东之际，将突厥降众置于距京师不远的河南地区，恐有后患。唐太宗则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在突厥贫弱之时收留其降众，断不会反叛！况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
[78] 后来，他总结招抚各少数民族之道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79] 在唐太宗看来，“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就是奉行“贵中华，贱夷狄”错误政策的缘故，唯有他对少数民族“爱之如一”，因而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成效。

在治边策略上，“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取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
[80] 唐太宗“爱之如一”的思想，也反映在唐初开拓西北边疆及对河西走廊的经营方面。

贞观四年（630年），唐军击败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降附者达十万口。唐太宗不计前嫌，采纳了文彦博“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建议，
[81] 对颉利宽大为怀，将东突厥部落安置于河南朔方之地。由于部分突厥部众向西奔走，散布于伊吾之地，太宗以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于碛口贮粮，来者赈给，使者招慰，相望于道”。
[82] 李大亮认为，河西州县萧条，又要承受赈给突厥余众的负担，民将不堪，因而上疏反对。他说：“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臣远考秦、汉，近观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见劳费，未见其益。况河西州县萧条，突厥微弱以来，始得耕获。今又供亿此役，民将不堪，不若且罢招慰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碛，其人或自立君长，求称臣内属者，羁縻受之，使居塞外，为中国藩蔽，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
[83] 但是，唐太宗从整个西北边疆的大局出发，视胡汉为一家，最终没有采纳李大亮的意见，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远见卓识（见图4-2）。
[84]

图4-2 唐前期河西民族形势
资料来源：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五册图61—62绘制。

早在贞观四年（630年），漠北铁勒各部就协同唐朝一举击灭了东突厥政权。同年，伊吾等七城脱离西突厥内属，唐太宗设西伊州以统之。贞观六年（603年），契苾何力与其母率部千余家到沙州“奉表内附”，
[85] 唐太宗下诏将他们安置在甘、凉二州之间，并任命契苾何力为左领军将军、其弟契苾沙门为贺兰州都督，并封其母为姑臧夫人。契苾何力率部内附，是对西突厥的一次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唐统一西域的战略部署。贞观九年（635年），阿史那社尔亦效法契苾何力，率众东迁内地，臣属于唐。接着，高昌王麹文泰、焉耆王龙突骑支、龟兹王白苏伐叠、疏勒王裴阿靡支、于阗王尉迟居密，以及康国王、安国王、石国王等，亦先后派使或亲自到唐朝，表示归属。这一局面的出现，固然与何力的首义之功密切相关，更重要的则是唐太宗推行“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的结果。

贞观十六年（642年），契苾何力赴凉州省亲，并抚巡部落。由于薛延陀势力强盛，契苾部众多欲归附，遂将契苾何力兄弟及其母亲都挟持到薛延陀。当时朝廷大臣大多认为，契苾何力本是胡人，又身陷薛延陀，迫于形势，一定会背叛大唐。但唐太宗不以为然，认为“契苾何力心如铁石，必不背我”。果然，何力在薛延陀夷男可汗面前，拔佩刀东向大呼：“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甚至“割左耳以明志”。
[86] 这种君臣之间的相互信任，早已超越民族界限，也是唐太宗践行“爱之如一”民族政策的最好体现。

（二）唐前期对河西少数民族的管理——羁縻府州的设立

武德二年（619年），薛举、李轨割据政权次第平定后，河西遂入唐朝版图。但河西西北仍为突厥势力范围，以南则是吐谷浑活动区域，故自武德末至贞观初年，唐朝关闭西北关津，所谓“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
[87] 贞观四至九年（630—635年），唐朝先后击败东突厥和吐谷浑，基本解除了河西走廊的外部威胁，逐渐稳定了西北局势。于是，吐谷浑、铁勒诸部和西突厥等纷纷内属，唐太宗也被四夷君长尊为“天可汗”。在此形势下，唐朝对迁入河西的各少数民族部落，通过设立羁縻府州进行管理，从而使河西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序云：

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今录招降开置之目，以见其盛。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不能详见。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三。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
[88]

唐代的羁縻府州隶属于边州的都督府、都护府，实际共有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四级。羁縻州的设置不始于太宗时，只是至太宗贞观时，由于大量设置了这种州县，才定制称为“羁縻州”，用以区别于普通州县；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就是该部落原来的首领，羁縻府州的辖境就是原来部落的领域，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仍然是原来的部落首领，保持他原有的称号与权力，而“都督”“刺史”等则是唐朝授予的称号；由于部落首领通常是世袭，故其都督、刺史等兼衔也是世袭的；羁縻府州的版籍并不向唐朝呈报，也并不承担一定的贡赋。
[89] 可见，这些羁縻州与正州有着明显区别。

据《旧唐书·地理志》“凉州中都督府”条载：“吐浑部落、兴昔部落、阁门府、皋兰府、卢山府、金水州、蹛林州、贺兰州。以上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苾、思结等部，寄在凉州界内。共有户五千四十八，口一万七千二百一十二。”
[90] 这八个羁縻府州是相继设立，其废止时间也前后不一，因而并非同时存在。学界对凉州境内羁縻州的设置及族属等问题已有较多研究，
[91] 但因相关史料较为分散，尤其是《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记载比较混乱，故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仍有分歧，有些问题并未解决。以下根据近年出土的墓志材料，对羁縻府州的设置与存废等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1.
门州和吐浑部落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凉州境内的羁縻府州有门州和吐浑部落，《新唐书·地理志》中却只有门州的记载，并无吐浑部落，而且标明门州是为吐谷浑所设
[92] 。吐浑即吐谷浑，《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云：“吐浑，本号吐谷浑，或曰乞伏乾归之苗裔。”
[93] 故此，唐朝在凉州境内设置了两个吐谷浑的羁縻州。

关于门州，《汉书·地理志下》“金城郡”条云：“浩亹，浩亹水出西塞外，东至允吾入湟水。”孟康注曰：“浩亹音合门”；颜师古注：“浩音诰。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峡山，岸深若门也。……今俗呼此水为门河，盖疾言之，浩为耳。”
[94] 唐代把浩亹水称为门河，门河即今大通河。据此，门州应在今武威以南的大通河附近。

有学者认为，诺曷钵部曾迁至浩亹水之南，门州可能是唐廷为诺曷钵部所设
[95] 。咸亨三年（672年），唐朝曾将居于凉州南山的诺曷钵部迁至鄯州浩亹河之南，但因其地狭小又邻近吐蕃，遂在灵州（治今宁夏灵武南）另设安乐羁縻州以安置诺曷钵部众，以“诺曷钵为刺史，欲其安而且乐也”。
[96] 可见，诺曷钵部最终并未到浩亹河以南地区，因而门州与诺曷钵部无关。《新唐书·地理志》浑州条云：“仪凤中自凉州内附者，处于金明西境置。”
[97] 延州注下云：“又仪凤中，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内附，置二府于金明西境，曰羌部落，曰门。”
[98] 又《武经总要》记载：

延州延安郡，古白翟地，唐置州，升为总管府。徙吐谷浑部落，立浑州、宽州、浩（音诰）亹（音门）府，寄治州界（凉州有浩亹河，六谷吐谷浑所居。唐初迁部族在州界，乔立浑州、宽州，即浑州、宽州川也）。迄今番汉杂处。
[99]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延州有浑州、门、羌部落三个吐谷浑羁縻府州：《武经总要》记载延州也有三个，即浑州、浩亹府和宽州，它们都是从凉州而来。这说明，仪凤年以前，凉州除了诺曷钵部外，至少还有三个吐谷浑部落投唐。显而易见，延州的门府即来自凉州的门州
[100] 。有研究表明，延州的门府是为吐谷浑李如暹部所设。
[101] 1993年延安发现的《李良僅墓志》云：“考如暹，习披艰之义训，熟便蕃之善图，阴率酋豪，密构杂虏。奉珍枝附，臣服来王。振臂一呼，而同归我朝者万余蹄，屈膝请事者千余帐。始居沙檄之地，坐为磐石之臣。代宗多之，特以所附之众，而开阁门府焉。”
[102] 可能是仪凤年间李如暹部从凉州迁至延州，代宗时，升州为府。还有研究认为浑州就是羌部落和阁门二军府所依傍之州，
[103] 在代宗时期，李如暹所率的这支部落已迁到延州的浑州。
[104] 唐代将内徙蕃族置于军镇城旁，保持其部落组织，轻税之，战时发其自备鞍马从行。
[105] 此即城傍制度。因此，城傍是相对于唐代军镇或者正州、正县而言。两《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浑州是在延州所设的羁縻州，羌部落、门府、浑州三个羁縻府州之间并无依傍关系，但浑州可视为延州的城傍。既如此，李如暹部与门州有关，而与浑州无涉。

另外，我们推测延州的羌部落可能来自凉州的吐谷浑部落。因为从历史看，吐谷浑统治的地区一直是羌族集聚的地方，羌族与吐谷浑不断融合，成为吐谷浑一个组成部分。把吐谷浑部落称为羌部落也无不可。延州的羌部落可能之后又改名为浑州，与延州境内的浑州川水有关。《太平寰宇记》卷36“金明县”条云：“浑州川水，在县西二十里。自门府来，至县西，前合濯筋水。”
[106] 这样，关于浑州是来自凉州的内附者，也就有了合理解释。至于宽州，还未有相关材料解释，留疑待考。总之，吐谷浑灭国后，其他吐谷浑部众尾随诺曷钵部至凉州，唐朝便在凉州设门州和吐谷浑部落予以安置。后因受吐蕃威胁，仪凤间又迁至延州。
门的名称没有发生改变，吐谷浑部落改名为浑州（羌部落）。

2.皋兰州

关于皋兰州设置，史书有如下记载：

（贞观）二十一年，契苾、回纥等十余部落以薛延陀亡散殆尽，乃相继归国。太宗各因其地土，择其部落，置为州府：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多览葛为燕然都督府，拔野古部为幽陵都督府，同罗部为龟林都督府，思结部为卢山都督府，浑部为皋兰州，斛薛部为高阙州，奚结部为鸡鹿州，阿跌部为鸡田州，契苾部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白霫部为寘颜州，凡一十三州。拜其酋长为都督、刺史，给玄金鱼以为符信，又置燕然都护以统之。是岁，太宗以铁勒诸部并皆内属，诏赐京城百姓大酺三日。
[107]

明年（647年）复入朝。乃以回纥部为瀚海，多览葛部为燕然，仆骨部为金微，拔野古部为幽陵，同罗部为龟林，思结部为卢山，皆号都督府；以浑为皋兰州。
[108]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九日，以铁勒回纥等十三部内附，置六都督府（回纥部置瀚海都督府、多滥葛部置燕然都督府、仆骨部置金微都督府、拔野古部置幽陵都督府、同罗部置龟林都督府、思结部置卢山都督府）七州（浑部置皋兰州、斛萨部置高阙州、奚结部置鸡鹿州、阿跌部置鸡田州、契苾部置榆溪州、思结别部置蹛林州、白霫部置寘颜州）。
[109]

根据上述记载，贞观二十年（646年）唐灭漠北地区的薛延陀汗国，铁勒诸部纷纷内属。次年，唐朝择其部落，因其土地，置为州府，设燕然都护府统领这些羁縻府州。可见皋兰州最初是因铁勒浑部内附而设置。

然而，史书关于皋兰州的设置还有不同记载。《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条：

皋兰州，贞观二十二年以阿史德特健部置，初隶燕然都护，后来属。
[110]

《唐会要》卷73“灵州都督府”条：

贞观二十三年二月四日，西番沙钵罗叶护率众归附。以阿史德特建俟斤部落置皋兰、祁连二州，隶灵州都督府，至永徽元年废。
[111]

根据这两条记载，皋兰州是为突厥阿史德特健部而设。这与前引史料记载矛盾抵牾。对此，岑仲勉先生考证认为，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以浑部置皋兰州，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又以薛延陀阿史德特健部置皋兰州，两州同名，故有东、西之分别。即浑部为东皋兰州，阿史德特部为西皋兰州。东皋兰于永徽元年（650年）改都督府，西皋兰于同年废。隶灵州者乃薛延陀之皋兰。
[112] 刘统先生也认为，阿史德部祁连州迁至凉州，更以皋兰州名之，应作西皋兰州。
[113] 岑仲勉先生大致厘清了皋兰州在史书记载上的混乱，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以铁勒浑部置皋兰州（此为东皋兰州），隶燕然都护府。据两《唐书》及《唐会要》所云，浑部在漠北诸部最南边，大概在永徽元年（650年）或三年（652年）罢皋兰州。

永徽元年，废皋兰等三州。
[114]

（东皋兰州）以浑部置，初为都督府，并以延陀余众置祁连州，后罢都督，又分东、西州，永徽三年皆废。后复置东皋兰州，侨治鸣沙。
[115]

虽然皋兰州的州名被废，但是漠北的浑部依然存在。武周年间，后突厥汗国兴起，大批铁勒部落从漠北往南迁徙，其中有部分迁入了河西的甘、凉二州。《旧唐书·回纥传》云：“至则天时，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
[116] 作为管辖以上诸部的安北都护府（原燕然都护府），也随之南迁并侨置于“同城以纳降者”（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南），
[117] 后又南迁至“甘州删丹县西南九十九里西安城”（今甘肃山丹县境内）。
[118] 于是，浑部也迁至甘、凉境内。这也正是《旧唐书·地理志》中原属漠北浑部等羁縻州“寄在凉州界内”的原因所在。

《旧唐书》记载：“开元初废（六胡州），复置东皋兰、燕然、燕山、鸡田、鸡鹿、烛龙六州，并寄灵州界，属灵州都督府。”
[119] 开元初，灵州界内复置东皋兰，意味着河西浑部至少在开元初之前已迁往灵州，但是迁往灵州的浑部仅是河西浑部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九月条：“初，突厥默啜之强也，迫夺铁勒之地，故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度碛，徙居甘、凉之间以避之。”后因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王君诬言四部反叛，“于是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流瀼州，浑大德流吉州，贺兰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卢山都督思结归国流琼州；以回纥伏帝难为瀚海大都督”。
[120] 可见，至迟在开元十五年（727年），河西仍有浑部活动。据上述浑大德被流放的史事可知，虽然开元初年灵州复置东皋兰，但开元十五年河西依然有浑大德等浑部在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同在甘、凉的铁勒回纥、契苾、思结诸部首领均有羁縻都督的头衔，但唯独浑部的首领浑大德没有，似乎不是史籍疏忽所致。

《旧唐书·浑瑊传》云：“浑瑊，皋兰州人也，本铁勒九姓部落之浑部也。高祖大俟利发浑阿贪支，贞观中为皋兰州刺史。曾祖元庆、祖大寿、父释之，皆代为皋兰都督。”
[121]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又载：“自迥贵至瑊，世袭皋兰州都督。”
[122] 从浑阿贪支到浑瑊世代为皋兰州都督。又据《新唐书》卷75《宰相世系表》，浑大德为浑元庆长子，浑大寿为浑大德之弟。
[123] 但是从《旧唐书·浑瑊传》得知，大德弟大寿继其父元庆任皋兰都督。
[124] 可见浑大德虽为长子，但并未继任皋兰州都督，足见《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可信的。

综合以上史事，武周年间，漠北铁勒浑部迁入甘、凉；开元之前，同为阿浑贪支系的河西铁勒浑部已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远走灵州，唐朝置东皋兰州以安置之，由浑大寿任皋兰州都督；另一部分可能被浑大德所统，仍居于河西。浑大寿之子浑释之从小就在灵州活动，“少有武艺，从朔方军，积战功于边上，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宁朔郡王”。
[125] 浑释之之子浑瑊，皋兰州人，“年十余岁即善骑射，随父战伐，破贺鲁部，下石保城，收龙驹岛，勇冠诸军”。
[126] 可能浑瑊在贞元十五年（799年）死后，灵州皋兰府也就此废止。另外，天宝十三年（754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其部将论功行赏，“皋兰府都督浑惟明并加云麾将军”。
[127]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的浑阿贪支家族没有浑惟明此人。高适入哥舒翰幕府之时，曾作《送浑将军出塞》诗云：“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子孙相继在朝野，至今部曲燕支下。”
[128] 浑将军即哥舒翰麾下之浑惟明，燕支即今张掖山丹县境内的焉支山。从“至今部曲燕支下”的诗句可知，浑惟明应出自河西浑部，至于和浑大德的关系如何，目前并不清楚。从浑阿贪支开始，皋兰都督世系很清楚，前面史料记载浑惟明为皋兰府都督应误。

3.贺兰州

贺兰州是唐太宗为安置内附的铁勒契苾部落而设置。史载，贞观六年（632年），契苾何力“随其母率众千余家诣沙州，奉表内附，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领军将军。十四年，为葱山道副大总管，讨平高昌。时何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贺兰州都督沙门并在凉府。十六年，诏许何力觐省其母，兼抚巡部落”。
[129] 但《大唐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契苾氏墓志铭》又载：“曾祖挌，隋右武卫大将军、贺兰州都督。祖何力，唐辅国大将军、右金吾卫将军、驸马都尉、贺兰州都督、申国公”。
[130] 唐贞观年间才设贺兰州，但是墓志却记载隋时契苾挌任贺兰州都督；契苾部被安置于甘、凉后，契苾何力就被征召到长安任职，部众由其弟契苾沙门统领，但该墓志却给契苾何力加上了贺兰州都督的头衔。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后代追美祖先的附会之辞罢了，不足凭信。史书又载，契苾何力“有三子：明、光、贞。明，左鹰扬卫大将军，兼贺兰都督，袭爵凉国公。”
[131] 故在契苾沙门之后，继任贺兰州都督的可能就是契苾何力长子契苾明。契苾明死后，其长子契苾嵸任贺兰都督，据契苾明墓志记：“（契苾明）以证圣元年腊月廿三日遘疾，薨于凉州姑臧县里第，春秋卌有六。……长子左豹韬卫大将军兼贺兰州都督上柱国凉国公嵸。”
[132] 对此，契苾嵩墓志也有记载：

授公兄□（契苾嵸）为都督。狼星角怒，群羊虜云。不夕即朝，时无可识。匈奴大下，公兄频胜，短兵接战，为虏所擒。荒外身亡，骸留不返。主上矜念，褒赠荣官。部落有余，授公为都督，检校征战。累功迁至右领军卫大将军、赤水军副持节。吐蕃频扰，领兵不千，轻入青海，破军斩将。叙录功绩，授公为特进，表请入朝侍奉，留子检校部落。
[133]

从以上可知，契苾嵸在和突厥战争中身亡，因“部落有余”，唐廷授契苾嵸弟契苾嵩为贺兰州都督。后契苾嵩入朝侍奉，留子检校部落。岑仲勉先生认为契苾嵩入朝后，留契苾承明（开元十五年曾被流放藤州）检校部落。
[134] 但在开元四年（716年）《命薛讷等与九姓共伐默啜制》中，又有右武卫将军兼贺兰都督契苾承祖之说，董春林认为当时留驻河西检校部落的应是契苾承祖，契苾承祖和契苾承明当为兄弟关系。
[135] 换言之，契苾承祖和契苾承明先后为贺兰州都督。

贞观十六年（642年），凉州的契苾部曾有契苾沙门等人远走漠北，叛逃于薛延陀汗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在漠北以铁勒诸部置羁縻府州，曾以契苾部置为榆溪州，这支契苾部就是原凉州契苾部远走漠北的那一支。
[136] 武周年间，因突厥叛乱，漠北铁勒诸部追随安北都护府南迁，“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
[137] 此次前来的契苾部众被编入了设在河西的贺兰州契苾部落。
[138] 因为这两支契苾部本属同源，榆溪州的契苾部迁入凉州后，取消榆溪州，两部自然合二为一，合乎情理。而且《新唐书·地理志》也有如下记载：

回纥州三，府一。蹛林州（以思结别部置）、金水州、贺兰州、卢山都督府（以思结部置）。右初隶燕然都护府，总章元年隶凉州都督府。
[139]

蹛林州、卢山都督府本设于漠北，故初隶燕然都护府，南迁甘、凉后，就转隶于凉州都督府。上引文中未见与蹛林州、卢山都督府同时设置、同时南迁的榆溪州，却多出了一个贺兰州。贺兰州初设之时就在凉地，为何又隶属于远在漠北的燕然都护府呢？原因在于上文中的贺兰州是原凉州贺兰州和漠北南迁的榆溪州重新组合。既然榆溪州曾隶属于燕然都护府，那合并后的贺兰州可以被认为隶属于燕然都护府。《新唐书·地理志》称以上三州一府在总章元年（668年）由燕然府改隶凉州，实际上龙朔三年（663年）已改燕然为瀚海。铁勒诸部始迁河西时，应隶属安北府，圣历元年（698年）安北府东迁时才得改隶凉州府，故《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年代有误。
[140]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反，哥舒翰“领河陇诸蕃部奴刺、颉跌、朱邪、契苾、浑、蹛林”等十三部落镇于潼关。
[141] 潼关失守后，“河西诸胡部落闻其都护皆从哥舒翰没于潼关，故争自立，相攻击”。
[142] 契苾部大概没有回到河西，“大和中，其种帐附于振武云”。
[143] 又据《契苾通墓志》记载，契苾何力四世孙契苾漪曾任振武所辖的胜州刺史兼本州押蕃落义勇军使。契苾漪之子契苾通“始效职于单于府，即居上介、仍检校秘书监兼监察御史，都督贺兰府事”。
[144] 在振武军胜州一带活动的这支契苾部落，其契苾漪兼领胜州押蕃落使，契苾通又都督贺兰府事，父子二人作为部落首领都曾负责本部落事务。至于上文中提到的贺兰府，随着部落迁徙，也迁至胜州。

4.兴昔都督府

兴昔都督府是为凉州境内突厥人所置的羁縻府州。兴昔的名号与兴昔亡可汗有关，西突厥汗国亡后，唐朝于其地设昆陵、濛池两个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统辖咄陆五部。“及讨平贺鲁，乃册立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分押贺鲁下五咄陆部落；步真授继往绝可汗兼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仍分押五弩矢毕部落，因令与卢承庆等准其部落大小，职位高下，节级授刺史以下官”。
[145] 兴昔亡可汗的称号应该是西突厥灭亡后，显庆三年（658年）才授予阿史那弥射。垂拱初，阿史那元庆袭兴昔亡可汗。长安三年（703年），元庆子阿史那献又袭兴昔亡可汗，后卒于长安。兴昔亡可汗的称号世袭遂停。

据此判断，兴昔都督府的设置应不早于显庆三年（658年），而且进入凉州的这支突厥部落原属西突厥咄陆五部。我们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在显庆三年后西突厥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内迁。凉州境内兴昔都督府的设置可能跟上述两次内迁有关。《资治通鉴》卷204载：“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
[146] 另一次大的内徙发生于玄宗开元二年（714年）九月至次年四月，突厥十姓前后降者万余帐。这次内徙，是因统治西突厥旧部的突骑施可汗娑葛为后突厥可汗默啜擒杀，致十姓及别部某些首领率众内附以求庇护。关于以上史事，在《资治通鉴考异》所引用《实录》中，记载较为翔实：

二年九月壬子，葛逻禄、车鼻施失钵罗俟斤等十二人诣凉州内属。乙卯，胡禄屋阙及首领等一千三十一人来降。十月庚辰，胡禄屋二万帐诣北庭内属。明年正月，突厥葛逻禄下首领裴罗达干来降。二月，突厥十姓部落左厢五咄陆啜、右厢五弩失毕俟斤等相继内属，前后二千余帐。三月，突厥支副忌等来朝，诏曰“胡禄屋大首领之匐忌”。四月，三姓葛逻禄率众归国。五月诏葛逻禄、胡屋、鼠尼施等。又云：“宜令北庭都护汤嘉惠与葛逻禄、胡屋等相应。”……《唐历》，九月云“胡禄屋阙啜”，十月云“胡禄屋二万帐”。《新传》前云“胡禄屋”，后云“胡屋”。按十姓有胡禄屋阙啜、鼠尼施处半啜。诸书名号虽各参差，要之葛逻、胡禄屋、鼠尼施为三姓必矣。……时默啜既破突骑施，不能抚安。西突厥十姓故来降。
[147]

对于以上各部，“制皆以河南地处之”。在上述两次西突厥的东迁过程中，斛瑟罗收服的西突厥十姓部众或五咄陆，可能自阿拉善沙漠南下进入了河西走廊。兴昔都督府的设置或与此有关。

5.卢山府、金水州和蹛林州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薛延陀破亡后，原属薛延陀统治的铁勒各部附唐，唐于其地置6府7州，各以其部首领为都督﹑刺史。以回纥为瀚海府、思结为卢山府、仆骨为金微府、阿布思（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等。武周年间，后突厥汗国兴起，大批铁勒部落从漠北开始往南迁徙。其中有部分迁入了河西的甘、凉二州。史称：“至则天时，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
[148] 管辖以上诸部的安北都护府（原燕然都护府）同时南迁至同城镇（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南），后进一步南迁至删丹县的西安城（今甘肃山丹县境内）。《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天德军条：

（瀚海都护）总章二年（669年）又改名安北都护。寻移于甘州东北一千一十八里隋故大同城镇。垂拱元年（686年）置大同城镇，其都护权移理删丹县西南九十九里西安城。景龙二年（708年），又移理西受降城。
[149]

又据《资治通鉴》卷203“垂拱元年六月”条记：“同罗、仆固等诸部叛，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出居延海以讨之，同罗、仆固等皆败散。敕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纳降者。”
[150] 研究表明，安北府置于同城应是垂拱三年或四年，《资治通鉴》误系于元年。
[151] 同城所置的安北府，一方面是接纳同罗、仆固等部降众，另一方面也是迫于突厥威胁，无法继续留在漠北的无奈之举。因此，安北府侨置同城，是和铁勒诸部的南来同步进行的。
[152]

思结本部之卢山府和思结别部之蹛林州本在漠北设置。垂拱年间，铁勒诸部的思结和思结别部进入甘、凉后，卢山府和蹛林州也随之迁入凉州。关于金水州，或认为，史籍中漠北各羁縻州中并无金水之名，但却有金微州，故仆骨部所置“金水”就是“金微”之讹略，存疑待考。
[153] 但是，“金水”一名在垂拱年间就已出现在漠北，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中就有“今者九姓叛亡，北蕃丧乱，君长无主，莫知所归，回纥金水，又被残破，碛北诸姓，已非国家所有”
[154] 的说法。后东突厥汗国建立后，阿史那骨咄禄还向漠北发动策反攻势，九姓仆固、同罗反叛，时任金山都护田扬名率附唐西突厥诸部平定了仆固、同罗的叛乱。但一向亲唐的回纥部也遭到了洗劫。故上文云：“回纥金水，又被残破。”回纥与金水连用，金水似乎不应是羁縻州名，更像是部落名称，很可能是回纥或者回纥别部的名称。而隶属于凉州都督府的金水州应该为南迁的回纥或回纥别部所建。

天宝十四年（755年），河西的思结部众也被唐征召镇守潼关。据敦煌文献P.2942《唐河西节度使判集》中《思结首领远来请粮事》载，潼关失守后，思结曾一度远奔漠北，后再度来归时，已“妻孥悉无，羊马俱尽”，
[155] 可能已无多少部众。

6.瀚海都督府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居于漠北的契苾、回纥等部，因薛延陀灭亡，无所依附，相继归附唐朝。于是，唐在漠北设置13个羁縻府州。其中以回纥部置瀚海都督府，隶燕然都护府（治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西南）。龙朔三年（663年）移治碛北（漠北）回纥部落，改名瀚海都护府。总章二年（669年）瀚海都护府再度更名为安北都护府。安北府仍旧以回纥部的瀚海都督府为治所。后突厥兴起于漠南，垂拱初漠北皆为其所并。垂拱二年（686年）或三年（687年），瀚海都督府的回纥部众随安北都护府自碛北回纥部先迁至同城镇，尔后继续向南迁至西安城，进入甘、凉二州地界。《唐会要》记载：“龙朔三年（663年）二月，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部落，仍改名瀚海都护府。其瀚海都护府移云中古城，改名云中都护府，仍以碛为界。碛以北诸州为蕃州，悉隶瀚海。碛南并隶云中。婆闰卒，子比来栗代立。比来栗卒，子独解支立。其都督亲属及部落征战有功者，并自碛北移居甘州界。故天宝末，取骁壮以充赤水军骑士。在碛北者，自则天后，并为默啜所役属，仍别立都督以统之。独解支卒，子伏帝匐立，为河西经略副使，兼赤水军使。”
[156] 又《旧唐书·回纥传》记载：“永隆中独解支，嗣圣中伏帝匐。开元中承宗、伏帝难，并继为酋长，皆受都督号以统蕃州。”
[157]

以上可知，回纥部族首领在独解支率回纥部族上层酋首及作战有功者移居甘州界，部族广大下层百姓仍住在碛北，伏帝匐的子孙“皆继为酋长，皆受都督号以统蕃州”。换言之，武后时，回纥迁入甘州境内；契苾、思结、浑部则迁入了凉州境内。但两《唐书》“地理志”均无在甘、凉境内设瀚海都督府的记载，可能是瀚海都督府侨置于甘州，但仍隶属于安北都护府的缘故。开元十五年（727年），河西节度使王君被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宗子瀚海司马护输袭杀于甘州巩笔驿，可见，开元年间以回纥为主的瀚海都督府仍在甘州。承宗被流放后，伏帝难继为酋长。承宗和伏帝难之间是什么关系？传世文献记载不明，西安出土的《回纥琼墓志》似乎给出了线索，释文如下：

夫希代之宝，积于荆山；来仪之凤，出于丹穴。故叶盛衣冠，门承翰海之俊；地雄虏塞，家有可汗之贵。居崇高而匪傲，席宠荣而若惊者，则公焉。姓回纥，字琼，阴山人也。曾卑栗，右卫大将军，祖支左卫大将军，父右金吾将军。公初拜执戟，后迁郎将，旋拜将军。性与道合，智若有神，献天子上策，断土蕃之右臂，故得赏延于世，宠冠诸蕃，公侯子孙。河岳降灵，俊心豁尔。卅从军，习百战之胜，廿志学，寻师知六艺之工。顷戎羯乱常，堂弟可汗兵雄勇壮。收两都之捷，功成未受，旋至上京。未见阙庭，俄尔瘿疾。以乾元三年三月廿九日终于群贤里之私第，春秋五十有五。以四月十九日迁厝于龙首乡，礼也。却临渭水，夏生草木之声；直视终南，晓接烟云之气。慈父悲叫，爱母泣血，五内崩摧，肝心如裂。嗣子頠，攀号擗标，痛深切骨，追述遗训，以托金石。
[158]

志文云：“姓回纥，字琼，阴山人也。曾卑栗，右卫大将军，祖支左卫大将军，父右金吾将军。”“卑栗”即“比栗毒”，“支”亦即为“独解支”。可见回纥琼和承宗的祖父同为独解支。志文云“慈父悲叫，爱母泣血”，760年回纥琼去世时，其父母还健在，而伏帝匐早在开元七年（719年）就已故去。可见，独解支至少有两个儿子，回纥琼父亲和伏帝匐应为兄弟关系，承宗和回纥琼的关系即为叔伯兄弟。根据回纥琼生活在705—760年，曾任瀚海都督等情况分析，回纥琼即为伏帝难。
[159]

志文最后部分也给我们展示了伏帝难的结局。志文云：“顷戎羯乱常，堂弟可汗兵雄勇壮。收两都之捷，功成未受，旋至上京。未见阙庭，俄尔瘿疾。”这段文字考之于史，无非记载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占领长安、洛阳，757年唐借回纥英武可汗磨延啜之兵收复两京的史事。但是这段记载有两个疑点，第一即堂弟可汗。堂弟可汗即骨力裴罗之子磨延啜，这一点并无疑问。但是何为“堂弟”？在传世文献和鄂尔浑突厥文碑铭中，磨延啜的各种音译尊号均没有与“堂弟”发音类似的相关词语，说明“堂弟”并非外来语词语的音译，而是一个汉语词语。纵观全篇志文，其人物关系均依志主而定，磨延啜为回纥琼的堂弟，二者同辈；而护输应为承宗的祖父辈，但这与《新唐书·回纥传》和《资治通鉴》关于护输为承宗族子的记载并不一致：

子承宗立，凉州都督王君诬暴其罪，留死瀼州。当此时，回纥稍不循，族子瀚海府司马护输乘众怨，共杀君
，梗绝安西诸国朝贡道。
[160]

回纥承宗族子瀚海司马护输，纠合党众为承宗报仇。
[161]

另外，《新唐书·王君
》和《册府元龟》记载护输只是承宗之党，并未说明二者的辈分关系。综合志文和传世文献，护输为承宗祖父辈的可能性较大。吐迷度虽被任命为瀚海都督，“然私自号可汗，署官吏，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内宰相三，又有都督、将军、司马之号”。
[162] 承宗被流放后，护输只是瀚海府司马，地位不高。但因辈分较大，便纠合党众为承宗报仇。另外，承宗流放后，承袭瀚海都督的是回纥琼（伏地难）而非护输，说明护输的家族地位较回纥琼等低。

另一个疑点是“功成未受”。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在回纥帮助下，于757年收复两京，肃宗对回纥部众大肆犒赏，故有“回纥遣其太子叶护领其将帝德等兵马四千余众，助国讨逆，肃宗赐宴甚厚”之说。“及肃宗还西京，十一月癸酉，叶护自东京至。敕百官于长乐驿迎，上御宣政殿宴劳之。叶护升殿，其余酋长列于阶下，赐锦绣缯彩金银器皿。”
[163]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上至凤翔旬日，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会。”
[164] 回纥琼作为瀚海都督、河西经略军使，有责任和义务领兵靖难。因此，应该参与了收复两京的战事。但是，既然顺利收复两京，回纥琼却为何“功成未受”？而且当他来到京城后也“未见阙庭”？根据上文知道，757年肃宗已到长安，对叶护部众大行封赏；但直到760年回纥琼因“瘿疾”病死长安，都未蒙召见。隋代《诸病源候论校释》谓：“瘿者，由忧恚气结所生。”
[165] 志文所要表达的是因“未见阙庭”而“俄尔瘿疾”，那么，回纥琼为何会受到肃宗的冷落呢？从护输到骨力裴罗和磨延啜，磨延啜支系已逐渐成为回纥药罗葛氏中的实力派，不仅垄断可汗地位，统帅漠北回纥，而且在收复两京的过程中出力最多，故在唐与回纥的关系中有决定性政治影响。回纥琼虽名为瀚海都督，但其非护输支系；又因部众常充赤水军和护输离散河西回纥，数量日渐减少，其政治影响已变得无足轻重，自然被朝廷冷落。回纥琼抑郁而终，可能即源自此。回纥琼（伏帝难）死后，嗣子回纥頠也无官衔，看来侨置于甘州的瀚海都督府也就此终结。

唐代少数民族羁縻州寄治地址与隶属关系比较复杂，主要原因是游牧民族流动性大，且归唐与叛唐现象时有发生。唐前期凉州的羁縻府州主要是为吐谷浑、铁勒和西突厥诸部所设，而这些民族原本并不居住于此，主要是迫于周边形势先后迁徙而来的。为了便于管理，唐王朝或新置羁縻府州，或将原有的羁縻府州侨治于凉州或甘州。他们在凉州时，基本还是以部落为单位，以部落首领充任羁縻府州长官。如《旧唐书·地理志》直接称吐浑部落而非吐浑州，而契苾、浑、回纥等部落的都督基本都是父子相承。后来，这些部众又陆续迁出。仪凤年间，迫于吐蕃威胁，门州和吐浑部落迁至延州；开元初，又将河西浑部主体迁至灵州，在灵州重置皋兰州；开元十五年（727年），护输杀河西节度使王君后，河西回纥部落离散；天宝十四年（755年），河西契苾、思结、回纥等部随哥舒翰赴潼关，潼关失守后，部落迁徙他处，再未回到河西。只有凉州的西突厥部落，不知所终。因此，唐前期迁入凉州的少数民族部众，最后都因各种原因而陆续迁出，继续留在河西的一小部分则与当地民族融合了。

（三）河西的吐谷浑部落

吐谷浑原为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晋末，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到枹罕（今甘肃临夏）一带，后来逐步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今甘肃、青海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咸亨三年至天宝十四年的近80年（672—755年），唐与吐蕃为争夺青海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其间，吐谷浑为吐蕃所灭，包括其可汗在内的部分吐谷浑部众，因不堪吐蕃压迫而陆续归附唐朝，其中有些被唐王朝安置在河西走廊。

1.诺曷钵部

唐贞观年间，吐谷浑王诺曷钵年幼嗣位，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太宗派兵增援诺曷钵，并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不久，又以弘化公主妻之。自此之后，唐、浑关系甚为密切。高宗初期，吐谷浑与吐蕃交恶，互相攻伐。《新唐书·吐谷浑传》云：“既而与吐蕃相攻，上书相曲直，并来请师，天子两不许。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奔吐蕃，言其情，吐蕃出兵捣虚，破其众黄河上。诺曷钵不支，与公主引数千帐走凉州。帝遣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平两国怨。吐蕃遂有其地。”
[166] 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蕃攻占青海，吐谷浑可汗诺曷钵携公主及数千帐走投凉州。为助诺曷钵复国，高宗咸亨元年（670年），薛仁贵等率师五万讨吐蕃，送诺曷钵还青海故地。《新唐书·吐谷浑传》记载：“咸亨元年，乃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总兵五万讨吐蕃，且纳诺曷钵于故廷。王师败于大非川，举吐谷浑地皆陷，诺曷钵与亲近数千帐才免。”
[167] 薛仁贵等被吐蕃大败于大非川，复国计划失败，诺曷钵失去倚仗。唐王朝先将他们“徙浩亹水（今大通河）南。诺曷钵以吐蕃盛，势不抗，而鄯州（今青海乐都县）地狭，又徙灵州，帝为置安乐州，即拜刺史，欲其安且乐云”。
[168] 《通典》卷190《边防·吐谷浑》记其事云：“诺曷钵以余众复来降，于灵州之境置安乐州。”其脚注又云：“中间叛去。”
[169] 对此，王素先生认为，“中间叛去”者不是诺曷钵，而是其孙子宣超。“宣超未经唐王朝允许自袭”青海王爵号，就是因为当时他已经“叛去”。
[170] 但是，“青海王”是唐廷给慕容宣超封号，这在新出土的唐吐谷浑王族慕容环墓志中可得到证明，墓志云：“祖宣超，字上仙，唐使卫尉卿唐休璟持节册嗣可汗、青海国王。”
[171] 故上文“中间叛去”者应与慕容宣超无涉。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谷浑国内以丞相宣王为首的亲吐蕃势力，曾阴谋劫持诺曷钵投吐蕃，诺曷钵和弘化公主逃至唐鄯州城。最后，唐朝派兵协助平定了吐谷浑内亲吐蕃势力发动的叛乱。“中间叛去”之事是否指吐谷浑宣王欲挟持诺曷钵投吐蕃之事？存疑待考。

2.吐蕃噶尔·赞婆及论弓仁率吐谷浑部

永徽元年（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其孙芒松芒赞即位，由大相禄东赞辅政。吐蕃继续推行松赞干布的对外扩张政策。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彻底灭亡吐谷浑，此后，禄东赞一直居住在吐谷浑故地。东赞死后，其子论钦陵任大论，“论钦陵兄弟用事……钦陵居中秉政，诸弟握兵分据方面，赞婆常居东边，为中国患者三十余年”，
[172] 可见吐谷浑青海故地一直由吐蕃噶尔家族统治。吐蕃赞普赤都松赞成年后，为削弱相权，对世任吐蕃大论的噶尔家族率军讨伐。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钦陵自杀后，其弟赞婆和钦陵子论弓仁分别率所部吐谷浑归朝，《资治通鉴》记其事云：

夏四月，赞婆帅所部千余人来降，太后命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将骑迎之，以赞婆为特进、归德王。钦陵子弓仁，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拜左玉铃卫将军、酒泉郡公。
[173]

（秋七月）丙辰，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
[174]

夏四月归唐的七千帐吐谷浑部众由论弓仁统率，秋七月内附的一千四百帐应为论弓仁招降而来。关于此次吐蕃噶尔家族率吐谷浑归朝事，在《拨川郡王神道碑》中也有记述：

圣历二年，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归于我。是岁吐蕃大下，公勒兵境上，纵谋诏之，其吐浑以论家世恩，又曰：“仁人东矣。”从之者七千人，朝嘉大勋，授左玉铃卫将军，封酒泉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175]

由于归降有功，论弓仁被封酒泉郡开国公。又《资治通鉴》圣历二年十月条云：

丁亥，论赞婆至都，太后宠待赏赐甚厚，以为右卫大将军，使将其众守洪源谷。胡三省注云：洪源谷在凉州昌松县界。
[176]

根据论弓仁被封酒泉郡开国公和其部众被安置在洪源谷可知，唐把这两次归投的吐谷浑部落安置在河西。

3.吐鲁番文书所反映的吐谷浑部落归投河西

1972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225号墓中发现了一批来自敦煌的文书，其中有一部分是豆卢军军府文书。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挖掘的墓葬文书中，也有一批内容与阿斯塔那225号墓所出相类似的文书。有研究认为，这批文书很可能也是来自阿斯塔那225号墓，
[177] 反映了武周年间吐谷浑归朝事迹。由于文书内容过长，录文从略，大意是一位落蕃的瓜州百姓贺弘德，从吐谷浑可汗处来，向瓜州陈都督报告了可汗及十万众欲归唐的情况。为此，豆卢军发文令郭知运差兵马前往接应。

圣历三年（700年）前后，确有大批吐谷浑归投唐朝，这在传世文献中也有记载。如《新唐书·吐谷浑传》云：“宣超立，圣历三年，拜左豹韬卫员外大将军，袭故可汗号，余部诣凉、甘、肃、瓜、沙等州降。”
[178] 《通典》卷190《边防·吐谷浑》所载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浑状》记载最为详细，全文如下：

臣昨见唐休璟、张锡等，众议商量，其吐谷浑部落，或拟移就秦、陇，或欲移近丰、灵，贵令渐去边隅，使居内地，用为防闲之要，冀免背叛之虞。臣以为并是偏见之一端，未为久长之深册。若近秦、陇，则与监牧杂居；如在丰、灵，复与默啜甫迩，必以虑其翻覆，须有迁移。纵至中土，安可易变其本性？至如耽尔乙句贵，往年王孝杰奏请自河源军徙居灵州，用为惬便，及其逃叛之日，穿监牧掠马群，所在伤夷，大损州县，是则迁居中土无益之明验矣。往者素和贵虽背圣化，只从当所居地叛走，其于中国无所损伤，但失少许吐谷浑耳，岂与句贵之为害同日而语哉！今吐谷浑之降者，非驱略而来，皆是渴慕圣化，冲锋突刃弃吐蕃而至者也。臣谓宜当循其情以为制，勿惊扰之，使其情地稍安，则其系恋心亦日厚。当凉州降者，则宜于凉州左侧安置之；当甘州、肃州降者，则宜于甘、肃左侧安置之；当瓜州、沙州降者，则宜于瓜、沙左侧安置之。但吐浑所降之处皆是其旧居之地，斯辈既投此地，实有恋本之情。若因其所投之地而便居之，其情易安；因数州而磔裂之，则其势自分。顺其情、分其势，而不扰于人，可谓善夺戎狄之权矣。何要纂聚一处如一国，使情通意和如一家？脱有异志，则一时尽去，伤害州县，为患滋深。何如分置诸州，使每州皆得吐浑使役，欲有他怀，必不能远相连结总去，臣愚辄以为胜册。如允臣此见，其所置之处，仍请简取当处强明官人，于当处镇遏之，则小小为非，亦可杜绝。兼每使达蕃情、识利害者，共宣超兄弟一人，岁往巡按以抚护之，无使侵削，其生业日就，乐恋自亦深矣。如此，臣实以为羁縻戎狄之良册。设使后有去就，不过边州失少许吐浑，终无伤于中国。今此辈心悠扬而无主，未知所安，不必在早定安置之计，无令惊扰，速生边患。
[179]

这段材料记述了如何处置降浑问题的一场讨论。宰相张锡与右武卫大将军唐休璟提议将吐谷浑安置于秦、陇、丰、灵间，但武后最终采纳了凉州都督郭元振迁至河西的意见。

一般认为，《新唐书·吐谷浑传》和《通典》的记载正反映了吐鲁番文书中吐谷浑大规模投唐事件。但是，关于文书中的归朝史事具体何指？一种意见认为反映的是钦陵子论弓仁率吐谷浑部落七千帐投朝等事，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钦陵子论弓仁率吐谷浑部落降唐之外的又一次吐谷浑部落降唐事件。
[180]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原因如下：

其一，两次归投的策划者不同：吐鲁番文书中所记载归投的主要策划者是某位吐谷浑可汗。在吐谷浑灭国后，青海国王诺曷钵远走灵州，圣历年间为吐谷浑国王的诺曷钵之孙慕容宣超，亦在灵州。此次归唐者为留于青海故地的吐谷浑部落，文书中的“可汗”，应是吐蕃所扶植的某位新可汗。关于吐蕃新扶植吐谷浑可汗的史事，已被敦煌藏经洞所出的古藏文文献P.T.1288《大事纪年》和（Vol.69，Fol.84）《吐谷浑纪年》所证实，
[181] 虽然还不能确指文书中投唐的究竟是哪位可汗，但论弓仁等率部归投的主要策划者无疑即其本人和噶尔·赞婆。

其二，两次归投的人数不一致。吐鲁番文书中记载归投人数为十万之众。论弓仁等部众两次内附共8400余帐，赞婆所部千余人。按一帐5人记，共4万多人。二者数字相差较大。吐鲁番文书事关当时军政机要，人员数字当不会夸大。

吐鲁番文书中反映的归唐事件和论弓仁归唐时间接近，其原因应与吐蕃内乱有关。圣历二年（699年）四月吐蕃发生内乱，统管吐谷浑的吐蕃噶尔家族带领部分吐谷浑部众归唐，严重削弱了吐蕃对吐谷浑的控制，很多吐谷浑部落相继归唐，这位被吐蕃扶持的新可汗，就属于“渴慕圣化，冲锋突刃弃吐蕃而至者”。因此，论弓仁归唐大致可视为圣历三年（700年）前后吐谷浑可汗及十万部众归唐的前奏。

此次归附者被集中安置在河西走廊的凉、甘、肃、瓜、沙等州。祁连山处于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地带，在横穿祁连山脉、沟通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的通道中，有大斗拔谷道、玉门军道、洪源谷道和当金山口道等。通过这些道路可从青海分别进入张掖、酒泉、武威和敦煌。上文所言“吐浑所降之处，皆是其旧居之地”，可见早在此次归投之前，分布于东起乌鞘岭，西到当金山口祁连山以南河湟谷地、柴达木盆地的一些吐谷浑部落，就已经进入了河西走廊。

4.开元十一年吐谷浑诣沙州内属

史载：“先是，吐谷浑畏吐蕃之强，附之者数年。九月壬申，帅众诣沙州降，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
[182] 此事在《册府元龟》卷977《外臣部》有更详细的记载：“（开元）十一年九月吐谷浑率其众诣沙州内属，诏张敬忠安存之，降书吐浑曰：‘卿北被吐蕃收留，阻我声教，自弃沙塞，于今数年。彼蕃每肆侵凌百姓，闻甚辛苦，今远申诚款，朕甚嘉焉。’”
[183] 从“阻我声教，自弃沙塞”及“诣沙州降”等句来判断，这批吐谷浑人的原居住地应在沙州西境鄯善、且末一带，唐初为吐谷浑旧地。

（四）唐朝与吐谷浑的关系——以西北出土的墓志为中心

唐初，吐谷浑累为边患。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派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任侯君集、李道宗为副帅进军吐谷浑。次年，吐谷浑王伏允兵败而亡。伏允之子慕容顺被拥立为主，后率部归唐，唐太宗以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故吕乌甘豆可汗。吐谷浑成为唐朝属国后，通过和亲与“遣子入侍”，双方关系非常密切。

1.和亲

关于唐与吐谷浑的和亲，已有众多学者进行过研究。
[184] 现据相关研究，将吐谷浑王室成员与唐朝宗世女婚配关系列于表4-1中。

表4-1 吐谷浑王室成员与唐朝宗世女婚配关系

但是，学者们似乎都未注意到宋敏求《长安志》中“次南延福坊”条的记载：“西北隅，琼山县主宅。县主开元中适慕容氏，即吐谷浑之苗裔，富于财产，宅内有山池院，溪磴自然，林木葱郁，京城称之。”
[185] 查唐代韦述《两京新记》“延福坊”条，未见有相关记载。考之琼山县主，杜佑《通典》卷三十一云：“皇姑为大长公主，姊为长公主，女为公主，皆封国，视正一品；太子女为郡主，封郡，视从一品；亲王女为县主，视正二品。”
[186] 琼山县主当为唐宗室女，所封琼山当指县名。《旧唐书·地理志》载：“琼州本隋珠崖郡之琼山县。贞观五年置琼州，领琼山、万安二县。其年，又割崖州临机来属。十三年，废琼州，以属崖州。寻复置琼州，领琼山、容琼、曾口、乐会、颜罗五县。天宝元年，改为琼山郡。乾元元年，复为琼州。”
[187] 有研究表明，“县主之封似限于当时之县名”，“公主及郡县主所封之地，不一定与其和亲国有关系”。
[188] 琼山县主封号中之琼山远在海南岛，其封号显然与和亲的吐谷浑没有关系。

琼山县主是否就是表4-1所列吐谷浑王室成员配偶中的一位呢？根据“开元中适慕容氏”的记载，大体可排除弘化公主、金城县主、金明县主、李深、姑臧县主这六位。其余两位“武氏”分别是慕容曦光和慕容神威之妻，她们是“武周魏王承嗣之孙”“延寿之女”。
[189] 武延寿是武承嗣第四子，为“卫尉少卿、燕公”，
[190] 非王爵，故其女不可能为琼山县主。因此，琼山县主可能为唐代某位亲王或郡王之女，具体身世不详。但是，根据上引《长安志》的记载，琼山县主之夫应为吐谷浑王族慕容氏，且在长安有大型宅第，他与琼山县主婚配的时间在开元年间。这样，县主丈夫可基本排除表4-1中诸吐谷浑王室成员的可能。

根据新出土的墓志，我们得知慕容曦光还有一弟，即慕容曦皓，其墓志载：“公讳曦皓，字曦皓，京兆长安人。”“以宝应元年九月十二日遘疾终于任，春秋五十五。以大历四年岁次己酉二月十日自太原启殡，卜于长安县高原阳，礼也。嗣子崇、信、岗、述、近、迥、遨、遂等。”
[191] 据慕容曦皓称京兆长安人，死后葬于长安等史事判断，说明他已在长安成家立业。又根据卒年和寿龄，其生卒年为708—762年。研究表明，唐代结婚的高峰期，女子集中在13—22岁，男子则为17—30岁。
[192] 如果慕容曦皓在17—30岁这个年龄段成亲，大体也在“开元中”。据此，似乎慕容曦光可能就是琼山县主之夫。但是，在“慕容曦皓墓志”中，其六个儿子的名字赫然在列，却缺少其妻室的记载。我们认为，琼山县主作为宗室女，地位较高，如果她是慕容曦皓之妻，为了夸耀，墓志中必有所反映；但墓志中只字不提，说明慕容曦皓妻子地位较低。换言之，慕容曦皓之妻也不可能是琼山县主。

综合各方面材料，琼山县主之夫很可能是慕容曦光之子慕容兆。《旧唐书》曰：“慕容曦皓（光）卒，子兆嗣。”
[193] 又《大唐故武氏墓志之铭》记载：“嗣子右金吾卫沁州安乐府果毅都尉兆。”
[194] 慕容兆是吐谷浑王室成员，这一点毫无疑问。慕容兆作为曦光嫡子，继承其父在长安延福里的家业也是顺理成章。再者，其母生卒年为703—735年，如果慕容兆母在13—18岁出嫁，按正常婚育时间，慕容兆与琼山县主在开元年（713—741年）完婚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我们认为，《长安志》“次南延福坊”条关于琼山县主在开元中所适之吐谷浑苗裔慕容氏，就是吐谷浑王室成员慕容曦光之子慕容兆。如此说不误，则可为研究唐与吐谷浑关系提供新的佐证。

2.入侍

“质子”又有“侍子”之称，充当质子又称为入质、入侍。入唐的质子通常是以“宿卫”的方式来服侍皇帝。因此宿卫朝廷的质子，多被授为禁卫军郎将、将军和大将军。唐代第一个入侍的吐谷浑子弟就是慕容顺。《旧唐书·西戎传》记载：“（慕容顺）初为侍子于隋，拜金紫光禄大夫，久不得归。”
[195] 隋亡后，慕容顺又入侍唐朝。唐贞观九年（635年），吐谷浑王伏允兵败而亡，子慕容顺被拥立为主，由于国人不附，其被部下所杀，慕容顺子诺曷钵继位。636年，唐太宗以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诺曷钵是否入侍唐朝，史传无载。或认为，诺曷钵是吐谷浑入侍唐朝的第二个质子，
[196] 但未提供相关依据。以下提供两条佐证资料。其一，《弘化公主墓志》记载，“（弘化公主）以贞观十七年出降于青海国王勤（史传为勒）豆可汗慕容诺贺钵。其人也，帝文命之灵苗，斟寻氏之洪胤，同日磾之入侍卫，献款归诚；类去病之辞家，怀忠奋节。”
[197] 此句将弘化公主丈夫诺曷钵比之“献款归诚”的匈奴金日和“怀忠奋节”的霍去病，可证诺曷钵入侍朝廷。其二，《旧唐书》卷198《西戎传》记：“太宗崩，刻石图诺曷钵之形，列于昭陵之下。”
[198] 因诺曷钵身历太宗、高宗和武后三朝，高宗和武后合葬的乾陵也有诺曷钵石像，其石像背后职衔为：“吐浑青□□驸马都尉慕容诺曷钵。”根据学界对唐乾陵石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来看，“乾陵仿效太宗昭陵，其陵前朱雀门外两侧的石人群，当为高宗、武后朝侍卫过轩禁的‘蕃臣’形象”。
[199] 此为诺曷钵入质唐朝的又一例证。

诺曷钵成为吐谷浑王后，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三月“始请颁历及子弟入侍”。
[200] 那么，这位入侍唐朝的吐谷浑子弟是否就是诺曷钵长子慕容忠呢？根据墓志推断，慕容忠生于648年，故不可能在其出生12年前的636年入侍唐朝。又据乾陵石像右一碑第十人衔名：“吐浑乐□徒耶钵。”据考证，这位徒耶钵为诺曷钵兄弟。
[201] 诺曷钵嗣立时，年龄尚小，未有婚育，因而诺曷钵于636年派其弟徒耶钵入侍唐朝的可能性较大。

慕容忠是否入侍唐朝，史传无载。《慕容忠墓志》谓：“年十八授左威卫将军，戚承银榜，弱岁求郎；宠溢金貂，童年入侍，后加镇大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袭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
[202] 夏鼐先生认为：“慕容忠十八岁入侍，授左威卫将军，其晋级为左领军卫大将军则在咸亨、光宅之间。至于行左豹韬卫大将军，则当在光宅元年之后。”
[203] 另《慕容忠墓志》铭文曰：“自家形国，资孝为忠，爰辞柳塞，入卫兰宫。”“兰宫”原为“桂殿兰宫”，为华美宫殿之意。整句反映慕容忠为表忠心，离开故土，入侍宫禁。

慕容忠有三子，即宣赵、宣昌、宣彻。慕容宣赵袭可汗位，《旧唐书》卷198载：“垂拱四年，诺曷钵卒，子忠嗣。忠卒，子宣赵嗣。圣历三年，授宣赵左豹韬卫员外大将军，仍袭父乌地也拔勒豆可汗。”
[204] 上文中虽慕容宣赵被授左豹韬卫员外大将军，但由于史传过于简略，我们无从判断宣赵是否入侍唐朝。慕容宣昌为慕容忠第二子，史传无载。在甘肃武威发现的吐谷浑墓志中，也未有慕容宣昌是否入侍的记载。但《慕容宣彻墓志》云：“左领军大将军慕容讳宣彻，擢秀清流，风尘不杂，光五侯之封，传万石之荣。夙奉忠贞，承芳帝戚，朝参鸾驾，夕卫丹墀。”
[205] 宣彻被授左领军大将军之事，在其子慕容神威墓志中也有记载：“父宣彻，封辅国王，圣历初拜左领军卫大将军。”
[206] 据《旧唐书·职官三》记左右领军卫设“大将军各一员，正三品；将军各二员，从三品。其职掌，大朝会则被青甲铠，弓箭刀盾旗等，分为左右厢仪仗，次立威卫之下”。
[207] 左领军卫是唐代十六卫之一，掌管宫禁宿卫。墓志中又有“朝参鸾驾，夕卫丹墀”之语，鸾驾为天子的车驾；丹墀指宫殿的赤色台阶或地面，唐李嘉祐《送王端赴朝》诗中就有“君承明主意，日日上丹墀”之说，以此可确定慕容宣彻入侍唐朝。

慕容宣赵有两子：慕容曦光和慕容曦皓。
[208] 《慕容曦光墓志》载：“（曦光）年十四，去。长安四年（704年）十月廿九日授游击将军，守左豹韬卫翊府左郎将。至唐神龙二年（706年）七月廿六日，转明威将军、行左屯卫翊府左郎将。至景云元年（710年）九月廿五日，转忠武将军、行右卫翊二府左郎将。”
[209] 根据《旧唐书·职官志》，游击将军、明威将军及忠武将军，皆系武散阶。诸卫左郎将皆为实职，职责是宿卫宫禁。换言之，曦光14岁入侍，后不断转阶升迁。质子授职与官位的升迁皆由其“蕃望大小”“比类流例”和“功效”高低决定。曦光14岁能如此受宠，是其蕃望使然。志文又记载曦光于开元九年、十年（721—722年）两次带兵平六州胡康侍宾、康愿子叛乱后，被“授左威卫将军”“寻加冠军大将军，行右金吾卫将军”，此次升迁则是参考其“功效”。1978年9月，在武威发现的慕容曦光妻武氏墓志载：“以开元廿三年（735年）十月二日薨于京兆长安延福里第，春秋卅有三。”
[210] 可见，不仅曦光与唐室女联姻，而且被唐廷赐宅长安延福里。

慕容曦皓为慕容曦光之弟，西安出土的《慕容曦皓墓志》载：“公讳曦皓，字曦皓，京兆长安人。”“少以强萌补千牛备身，授尚舍直长”，后迁转任左武卫大将军、大同军使。
[211] 《通典》卷二八《职官十》“左右千牛卫”条注云：“左右千牛备身掌执御刀宿卫侍从。皆以高荫子弟年少姿容美丽者补之，花钿绣服，衣绿执象，为贵胄起家之良选。”
[212] 千牛备身和左武卫大将军，都为宿卫宫禁之职。然而开元年间，府兵日益废弛，以十六卫为主的南衙禁卫军已名不副实，故千牛备身和左武卫大将军仅为虚衔。志文又载：“以宝应元年九月十二日遘疾终于任，春秋五十五。以大历四年岁次己酉二月十日自太原启殡，卜于长安县高原阳，礼也。”据此判断，慕容曦皓少小离家，入侍唐朝，已在长安成家立业，故而死后，自太原迁葬至长安。

宣彻子慕容神威，宁夏发现的《慕容神威墓志》载：“（慕容神威）文可以纬俗，武足以经邦，以朴略闻天，特承恩奖，解褐拜左武卫郎将。□高制胜，气逸清边，举必合权，智无□荣，迁左领军卫大将军，仍充长乐州游弈副使。”
[213] 据上文，慕容神威初授卫府左武卫郎将，后升迁为左领军卫大将军，均为宿卫宫禁之职。志文又曰：“君子以多德贤继繄，君克似其先矢，方将侍丹禁，趋紫宸，出□琐，乘朱轮，是同萧、曹之位，岂居绛、灌之列。……凛凛冠军，英英幕府，轩墀入卫，戎夏宣抚。”根据“侍丹禁，趋紫宸”“轩墀入卫”等语，可知神威曾入侍唐朝。

《大唐故代乐王上柱国慕容明墓志铭》云：

王讳明，字坦，昌黎鲜卑人也。粤以唐永隆元年（680年）岁次庚辰七月廿七日，生于灵州之南/衙，年五岁以本蕃号代乐王。至唐祚再兴，神龙二年（706年）四月五日制曰：沙朔雄姿，穹庐贵种/远暨声教，式被恩荣，可左屯卫翊府左朗将员外置同正员。至景云二年（711年）三月卅日，敕摄左/屯卫将军，借紫金鱼袋，仍充押浑副使。至开元元年（713年）十二月廿一日，制云：凤柱驰声，兽贲/标袟，赤墀近侍，紫极分晖，即覃邦惠，宜峻戎章，可上柱国。至开元十年（722年）正月十一日/制云：夙申诚款，久职戎旃，勤效既深，授兹荣宠，可右监门卫中郎将员外置同正员，余如故。
[214]

此志主为慕容明。张维认为“传中不叙及慕容明，其人当以仅为庶族，未之详列”；夏鼐推测慕容曦光字晟，慕容明字坦，似为同辈。杜林渊和李鸿宾又根据其生卒年月，进一步判定慕容明是慕容曦光的族兄。
[215] 慕容明年五岁封代乐王，而其他吐谷浑王室成员慕容宣昌“顾年未一纪，封为政乐王”；慕容曦光“年甫三岁，以本蕃嫡孙，号观乐王”。可见慕容明并非庶族，应是慕容王室成员，至于是否慕容曦光的族兄，还有待考证。慕容明初授“左屯卫翊府左郎将，员外置同正员”。景云二年（712年）摄左屯卫将军。开元十年（722年）授右监门卫中郎将。《旧唐书·职官三》记载左、右屯卫“龙朔改为威卫，光宅改为左、右豹韬卫，神龙复为威卫也”。屯卫将军“其职掌，大朝会则被黑甲铠，弓箭刀盾旗等”，监门卫中郎将“掌监诸门，检校出入”。
[216] 屯卫将军和监门卫中郎将均为卫侍宫禁之职。志文中又有“赤墀近侍”之语，可证慕容明是在神龙二年（706年）授左屯卫翊府左郎将，大概同时入侍唐朝。

在吐谷浑入侍的人物中，还有一位比较特殊，即《弘化公主墓志》中提到的弘化公主第五子慕容万。关于此人，传世文献没有记载，墓志中也仅是一笔带过。但我们在另外一篇墓志即《左武卫司戈广平宋君故夫人慕容氏墓志》中，还是找到了一些相关的内容。这篇墓志志主是一位女性，其身世和吐谷浑王室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对于进一步厘清吐谷浑王室世系和入侍唐朝有重要价值。现节录墓志内容如下：

夫人，慕容氏之季女也。本源之兴，载前汉史。支派之盛，载后魏史。暨我唐膺历，化洽率宾，大封侍子，仍世嗣爵，彼宗实竞，殊礼见优。祖讳万石，右膺扬卫大将军。考讳庆，右骁卫中郎将。紫委身明圣之朝，继掌环列之尹，循伊袟之善计，放秺侯之忠节。嗣子克诚，右骁卫郎将，今犹是心也。
[217]

志文称“夫人，慕容氏之季女也。本源之兴，载前汉史。支派之盛，载后魏史”，结合后文可知，这位慕容氏夫人为慕容庆小女。志文又称“暨我唐膺历，化洽率宾，大封侍子，仍世嗣爵，彼宗实竞，殊礼见优”，“率宾”等同于“率滨”，语出《诗经》“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句，可理解为归顺之意。侍子入质和嗣爵为唐王朝羁縻周边少数民族的通常做法。这段志文符合吐谷浑王慕容顺率部归唐等事实。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派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李道宗为副帅进军吐谷浑。次年，吐谷浑王伏允兵败而亡。子慕容顺被拥立为主，投降唐朝，唐太宗以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故吕乌甘豆可汗。由于国人不附，慕容顺被部下所杀，其子诺曷钵继位，被唐封为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
[218] 垂拱四年（688年），诺曷钵卒，子慕容忠袭爵。
[219] 慕容忠卒后，圣历三年（700年），唐以青海国王慕容宣赵为左豹韬卫员外大将军，袭父乌地也拔勒豆可汗。
[220] 宣赵卒后，子慕容曦光立，其爵衔为“大唐故朔方军节度副使兼知部落使、金紫光禄大夫、行光禄卿员外置同正员、五原郡开国公、燕王、上柱国”。
[221] 直到贞元十四年（798年），唐朝仍封慕容复“朔方节度副使、左金武卫大将军慕容复为长乐都督、青海国王，袭可汗号”。
[222] 慕容复之后，封嗣才断绝。凡封嗣的吐谷浑子弟，按唐朝惯例，以“侍子”身份入朝宿卫。如上所述，吐谷浑王室子弟充当侍子的有慕容顺、慕容忠、诺曷钵、徒耶钵、慕容宣彻、慕容曦光、慕容曦皓、慕容神威、慕容明等。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以上事实，旨在说明以上所引志文内容与慕容顺归唐之事吻合；从诺曷钵部不断派遣王族子弟入侍唐朝，其子弟袭封唐朝各种官衔和爵位等事实推断，志文中的慕容氏夫人属于吐谷浑慕容顺、诺曷钵一部。

志文紧接叙述了慕容氏夫人祖父慕容万石、父慕容庆、兄慕容克诚分别被授予“右膺扬卫大将军”“右骁卫中郎将”“右骁卫郎将”之职。后“循伊秩之善计，放秺侯之忠节”一句，尤为值得注意。所谓“伊秩之善计”，是指呼韩邪单于称臣并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汉朝史事；而“秺侯之忠节”，则是指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降汉并忠心辅佐汉武帝事。这两个典故均是围绕“归顺”和“入侍”的主题展开，志文突出“循伊秩之善计，放秺侯之忠节”，一方面与慕容顺率部归唐后，其子孙诺曷钵、慕容曦光等入侍唐朝史事相呼应；另一方面揭示出官至唐朝十六卫将军或郎将的慕容万石、慕容庆、慕容克诚等，皆是吐谷浑王室成员，也曾入侍唐朝。

关于他们的王室身份，有墓志铭文为证。墓志铭文曰：“大邦有子，桃夭其实。” 前一句出自《诗·大雅·大明》：“大邦有子，天之妹。”反映的是商周联姻，商王帝乙决定将胞妹嫁给西伯昌之事。
[223] 墓志将慕容氏比拟商王帝乙胞妹，可见其父亲、祖父确实为吐谷浑王室。

慕容万石等在吐谷浑王室家族成员中的身份如何呢？《弘化公主墓志》记载：“嗣第五子右鹰扬卫大将军、宣王万等，痛深栾棘，愿宅址而斯安，情切蓼莪，惭陟屺而无逮。”
[224] 弘化公主乃诺曷钵之妻，故宣王慕容万即为诺曷钵第五子，任右鹰扬卫大将军。诺曷钵之子慕容万和墓志中慕容氏祖父慕容万石同为吐谷浑王室成员，又都曾任右鹰扬卫大将军，而且名讳相近，二者是否就是一人呢？《唐六典》“左、右武卫”条记载：“左、右武卫，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其下小字注云：“光宅元年改为左、右鹰扬卫，神龙元年复故。”
[225] 即684—705年的21年里，左、右武卫被称为左、右鹰扬卫。两位吐谷浑慕容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都曾出任右鹰扬卫大将军，可见生活年代接近，原本可能就是同一人。“万”跟“万石”相差一字，有一种可能是“万石”为表字，“万”为名。《弘化公主墓志》中称“名”为万，是因为慕容万相对于弘化公主是晚辈的缘故；《左武卫司戈广平宋君故夫人慕容氏墓志》称“字”为万石，是他作为祖父长辈之故。这种表字和名都取相同一字的情况，其他吐谷浑王室成员的名和字里也有类似例子，如慕容神威“君讳威，字神威”，
[226] 慕容曦皓“讳曦皓，字曦皓”等。
[227]

总之，从他们的王室身份、任职、生活年代、名讳等方面考订，我们认定慕容万石即慕容万，是弘化公主第五子。其子和孙应为慕容庆和慕容克诚，都曾入侍唐朝。据此可基本确定入侍的吐谷浑王室成员如图4-3所示：（入侍者用黑体标明）

图4-3 入侍唐朝的吐谷浑王室成员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吐谷浑王室成员，或授或袭卫府诸职，可能入质唐朝，如表4-2所示。

表4-2 任职唐朝的吐谷浑王室成员

在唐朝和吐谷浑的交往关系中，除了联姻之外，纳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对唐而言，质子入侍既有牵制吐谷浑的作用，也表明二者间的宗藩关系。另外，质子归国后，对于加速吐谷浑民族的分化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也具有重要影响。如上文所述，从高祖到武周时期，吐谷浑一直遣质子入朝。此间，随着唐与吐谷浑关系的微妙变化，质子在双方关系中的作用也会有所不同。在高祖和太宗时期，吐谷浑实力尚存，屡次侵犯唐朝的西部边境。对唐而言，这一时期质子的作用尤为重要。一方面可牵制吐谷浑，另一方面也可培养亲唐力量。618年，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慕容顺自江都来归。因慕容顺在长安，其父伏允与高祖联合夹击河西的李轨。唐高祖作为回报，将慕容顺送归吐谷浑。634—635年，唐击吐谷浑之战，伏允败走被杀。慕容顺因“长自中土，早慕华风”，
[228] 投降唐朝。慕容顺被杀后，留质长安的诺曷钵顺理成章被唐王朝册封为新一代可汗。

从高宗开始后，双方关系开始发生变化。龙朔三年（663年），向北扩张的吐蕃进入河源地区，灭吐谷浑，吐谷浑可汗诺曷钵被迫与弘化公主率数千帐迁入凉州。后唐徙其部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安乐州刺史。这一时期，吐谷浑和唐王朝实力此消彼长，吐谷浑已无力与唐对抗，其王族的抗蕃作用也随之下降，故在吐谷浑被吐蕃所灭后，不仅唐朝出适质子的宗女、外戚女地位大为下降，而且授予吐谷浑质子的官职品位也在下降；
[229] 对吐谷浑诺曷钵部而言，由于返回青海故地无望，只有依附于唐朝才能自保，故吐谷浑王室成员争相以入侍为荣。我们看到，唐高宗以后，虽然质子地位在下降，但入侍质子的数量反而在增加。比如同辈兄弟的慕容曦皓、慕容曦光、慕容神威、慕容明似乎在同一时期都入侍唐朝。他们需要入侍唐朝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故在一些墓志中出现了诸如“赤墀近侍”“轩墀入卫”之类以入侍唐朝为荣耀的词语。大约在玄宗以后，由于府兵制式微，十六卫实际已经没有军队，逐渐被北衙禁军所取代，诸卫大将军成为虚衔。与此同时，吐谷浑质子除担任十六卫禁军将领等荣誉虚衔外，还兼有其他实际军职。如慕容曦皓除任左武卫大将军外，还兼任大同军使。他“成为唐廷直接统属的一员将领，他的出仕与调动，是唐廷军事作战与防御布局形势下的安排，如同其他军将一般”。
[230] 又如慕容曦光和慕容复都先后任朔方节度副使，成为唐王朝杀敌疆场的普通军将。可见，玄宗之后，唐廷一般会安排吐谷浑质子在京师之外担任军职，其质子身份逐渐淡化，而成为一般的蕃将了。

（五）著藉之民——关于唐前期凉州粟特后裔家庭的考察

粟特位于泽拉夫善河流域，粟特人是一个以经商著称的民族。中国史籍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等。4世纪初，粟特开始控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并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沿线。粟特人外出经商，往往结伙而行，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并有自卫的武装。他们从塔里木盆地南、北道沿途绿州经河西走廊地区到长安、洛阳等地，都建有自己的聚落，其首领称“萨宝”。关于河西最早的粟特人，我们首先会想到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火台遗址中发现的一组粟特文信札。这8封书信时代早且内容丰富，对丝绸之路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故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一般认为，该“粟特文古信札”的书写年代在4世纪初年（312—313年）。粟特文信札的出现，充分说明早在4世纪初就有大量粟特人在敦煌、武威进行商业活动。由于河西很早就是粟特人的聚点，以至于到了8世纪中叶，敦煌出现了粟特人聚落——从化乡
[231] 。唐初，凉州出现了如安兴贵、安修仁这样的入华粟特人大家族，曾一度影响到河西的政治格局。
[232] 1997年，甘肃武威出土了一方在华粟特后裔墓志。墓志主人及墓志人物既非显宦，也非名人，而是普通的粟特人家庭。通过这块墓志，可以进一步了解唐前期在河西或中原的普通粟特人生活图景。

1998年，《武威大唐上柱国翟公墓清理简报》首次公布了墓志全文，并对其中一些内容作了简单介绍。
[233] 后来，该志文又被收入《武威金石录》
[234] 。但二者对墓志文字的释录稍有不同，现根据以上录文和影印拓片，重新释录如下：

大唐上柱国翟公墓志铭并序

公讳舍集，姑臧人也。代禀粹气，人包灵精，西平膏壤，右地名族。曾祖呼末，周历内散都督/隋赠甘州刺史；祖文殊，父沙，并上柱国。公生蕴奇志，长负大才。国家命金方之师，征铁关之右。/公躬擐甲胄，率先艰苦，授上柱国。于是乐道知命，居常侍终，而竄疾弥留，游魂莫返，久视年五/月八日卒于私第，年六十四。夫人安氏，凉国公之孙也，出自名家，宜于贵室。夫也先卒，心乎靡他，/义切恭姜，训成诸子。三从一德，良不愧于金。夫子贵母尊，竟登荣于石窌。湟川叛逆，青海纷拏，/元子勇冠三军，功加五品，因授姑臧县太君。开元十四年八月廿八日卒，年七十六。其岁景寅子月十/一日合葬凉东南七里志公乡原茔，礼也。长子游击将军，安善府果毅元节，删丹之役死于王事。次子/征士元哲、柱国元开、翊卫元璲，并早卒。季子翊卫元礼，嫡孙琼环等。家宝国珍，闻诗习礼。茹荼/兴慕，至性崇于二连；剪棘开茔，遗烈旌于九壤。托铭于仆，掌拙为词云：金方望胄，兑野淳精。爰/曾爰孝，令德令名。育才奉国，奉勇遄征。进有荣秩，居而退耕。父殁妻志，母因子贵。庆绪蕃滋，/佥阶禄位。彼苍如何，吞恨逾多。藏舟遂荡，巢驷仍过。幽隧寂寂，高坟峨峨。埋铭地户，托体山河。

1.翟氏与安氏

志文云：“公讳舍集，姑臧人也。代禀粹气，人包灵精，西平膏壤，右地名族。”可知该墓志志主翟舍集，为凉州人。志文称其“右地名族”，显然翟舍集郡望非出自常见的汝南翟氏和南阳翟氏。但唐代翟氏和粟特胡人关系较为特殊，二者结姻者不乏其例；
[235] 而翟氏是常与粟特人通婚的胡姓。
[236] 大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证明：与粟特人关系密切的翟氏就是源于康居的粟特人。
[237] 根据墓志记载可知，翟舍集夫人是凉州粟特胡人安兴贵之孙，故凉州翟氏也是入华的粟特胡人。安史之乱之前，入华粟特人或直接说自己是某国人，或者用古国名或典故表示，还有用“昆山”“蒲海”“玉关之右”“朔北”等词语来表示其远源在西方。
[238] 志文用“西平膏壤，右地名族”这样的词语，也在表明翟舍集的胡人身份。

翟舍集“曾祖翟呼末，周历内散都督，隋赠甘州刺史”。从发音而言，“呼末”似乎还保留了早期入华粟特人胡名的痕迹。关于翟呼末官任“散都督”的说法，史籍中北齐有散都督这样的职衔，北周却无，可见翟舍集对四代以上先祖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但至少说明其家族在北周已入华，到翟舍集时，至少已经历四世。其祖父翟文殊、父翟沙因功勋授“上柱国”。志文云：“国家命金方之师，征铁关之右。公躬擐甲胄，率先艰苦，授上柱国。”“金方”在五行中指西方；“铁关”大概指宫禁的城门，唐代崔液《上元夜》云：“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
[239] 可见，翟舍集大概参与了唐朝在西北的一场战事，因作战勇敢，授上柱国。虽然志文中反映的翟舍集非显宦，但既然能和安氏这样的大家族联姻，翟氏在凉州的势力应该不可小觑，这可从墓葬形制和出土的随葬品中得到印证。翟舍集墓为单室砖砌墓，墓道斜坡式，墓室为正方形，边长3.4米，符合唐代一般贵族墓葬形制的特点。此墓早年被盗，但还是发掘出60多件陪葬品，主要包括三彩人物俑、骆驼俑、马俑、镇墓兽、壶、盘等，这在以前唐代河西墓葬的陪葬品出土中是少有的。
[240]

志文又云：“夫人安氏，凉国公之孙也，出自名家，宜于贵室。”黎大祥利用安元寿墓志考出翟舍集夫人安氏是安兴贵之孙，
[241] 其墓志云：“父兴贵，皇朝右骁卫将军、左武卫将军、冠军将军、上柱国、凉公。”
[242] 实际上，还有一条材料可作为互证，《安忠敬碑》云：“祖兴贵，右武侯大将军，凉州刺史，袭封荣、凉、归三国公。”
[243] 这样，安氏为安兴贵之孙的结论应该无疑。安兴贵家族从后魏时安难陀开始世居凉州，在唐初为灭李轨政权立下大功，一直为武威豪望。对于安氏“出自名家，宜于贵室”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安修仁、安兴贵兄弟在凉州能够打败李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凉州众多粟特胡人的支持。换言之，安氏应该是凉州群胡之首。其笼络群胡的方式除了祆教等宗教因素外，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胡人间的通婚。研究表明，在安史之乱前，入华粟特人的婚姻结构是在粟特人内部通婚。
[244] 如安兴贵孙女嫁与翟舍集，即是其例；又如安兴贵之子安元寿娶翟六娘，诸贤均认为翟六娘应为粟特胡人。
[245] 因而安氏通过胡族内部通婚，在凉州聚集了一定的政治力量。凉州安氏与翟氏密切的关系，我们还可从两家归葬茔地得到印证。据安兴贵曾孙安忠敬墓志载，开元十四年（726年），安忠敬卒于鄯州都督任上，次年归葬于“乌城之南志公乡，附先茔也”。
[246] 同一年，翟舍集夫妇“合葬凉（州）东南七里志公乡原茔”。因翟舍集夫妇墓在武威高坝镇高坝村发现，大概志文中的志公乡即是其地。凉州志公乡同为安、翟两家的祖茔之地，可见两家关系非同一般。既然翟氏为凉州名族，且与安氏关系如此紧密，翟舍集父亲翟沙或者祖父翟文殊很可能参与了唐初凉州诸胡反对李轨的斗争。《旧唐书·李轨传》云：“轨令修仁夜率诸胡入内苑城，建旗大呼，轨于郭下聚众应之，执缚隋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
[247] 其书又云：“兴贵知轨不可动，乃与修仁等潜谋，引诸胡众起兵图轨，将围其城，轨率步骑千余出城拒战。”
[248] 从以上可知，无论安氏对李轨的扶植还是背离，都有凉州诸胡的参与。

2.志文所反映的两场战事

志文云：“夫子贵母尊，竟登荣于石窌。湟川叛逆，青海纷拏，元子勇冠三军，功加五品，因授姑臧县太君。”翟舍集早卒于夫人安氏，安氏被封“姑臧县太君”，与长子翟元节立军功有关。根据“大唐外命妇之制：诸王母妻及妃、文武官一品及国公母妻为国夫人，三品以上母妻为郡夫人，四品母妻为郡君，五品母妻为县君。散官同职事”。
[249] 志文中翟元节为“游击将军，安善府果毅”，据《新唐书·地理志》原州条载：“县二，有府二，曰彭阳、安善。”
[250] 可知元节为原州安善折冲府的果毅都尉，职事官上府果毅都尉和武散官游击将军的官品为从五品下。
[251] 可能在那次战争中，翟元节由一般府兵卫士擢升为五品官。正是由于翟元节“功加五品”，其母安氏才享有“县君”的殊荣。县君前加的“邑号”，一般为受封者籍贯，故安氏被封“姑臧县太君”。翟元节立功的那场战事在志文中为“湟川叛逆，青海纷拏”，可知地点在青海。志文中没有给出翟元节的生卒年份，但是翟元节早于其母安氏而亡。安氏“开元十四年（726年）八月廿八日卒，年七十六”，其生卒年份大概是从650—726年，翟元节参加的那场战事应远小于这个范围。现据《资治通鉴》所载，将发生在青海的战事梳理如下：

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八月，（郭待封军大败于吐蕃）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将兵四十余万就击之，唐兵大败，死伤略尽。仁贵、待封与阿史那道真并脱身免，与钦陵约和而还。

高宗仪凤三年（678年）九月，李敬玄将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海之上，兵败，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彭城僖公刘审礼为吐蕃所虏。

高宗永隆元年（680年）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击却之。擢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

高宗开耀元年（681年）五月己丑，河源道经略大使黑齿常之将兵击吐蕃论赞婆于良非川，破之，收其粮畜而还。

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二月，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勃论赞刃、突厥可汗俀子等于冷泉及大岭，各三万余人。

根据文献记载，在650—726年，唐朝在青海的战事基本如上所列。据前引张国刚先生的研究，唐代女子结婚高峰期集中在13—22岁，
[252] 如果安氏13岁结婚，一年后育子，到685年约为35岁，作为长子翟舍集的年龄大概在21岁；据《通典》卷二九“折冲府”条云：唐代军府卫士“成丁而入，六十出役”。
[253] 唐代男丁一般在21—60岁。因而，翟舍集不可能在685年（21岁）前入军府，故可排除685年之前的青海战事，剩下的只有694年王孝杰在冷泉大破吐蕃。冷泉在今青海境内，《甘肃通志》“热水山”条云：“在县西南五百里，山南出暖水流入青海北，出冷泉，即古西宁河源也。”
[254] 据此，翟舍集可能参与了王孝杰在冷泉破吐蕃的战事，由于这次战争的胜利，翟元节得以擢升为果毅都尉。

墓志又云：“长子游击将军，安善府果毅元节，删丹之役死于王事。”《元和郡县图志》云：“删丹县，本汉旧县，属张掖郡。按焉支山，一名删丹山，故以名县。”
[255] 究竟翟元节死于删丹的哪一场战事呢？《旧唐书》载：“暾欲谷回兵，因而出赤亭以掠凉州羊马。时杨敬述为凉州都督，遣副将卢公利、判官元澄，出兵邀击之。暾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与连和；若出兵相当，即须决战。我今乘胜，必有功矣！’公利等兵至删丹，遇贼，元澄令兵士揎臂持满，仍急结其袖，会风雪冻烈，尽坠弓矢。由是官军大败，元澄脱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检校凉州事。”
[256] 此事发生在720年，突厥贵族暾欲谷领兵在北庭打败拔悉密后，出吐鲁番，劫掠甘、凉，凉州都督杨敬述派兵击之。双方在删丹发生了一场遭遇战，结果唐军大败。这次战事晚于694年的青海之战，早于726年其母安氏去世的时间。因此，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考虑，翟元节可能死于720年的删丹之战。

3.卫士与著藉

墓志最后叙述了翟舍集其他子孙，“次子征士元哲、柱国元开、翊卫元璲，并早卒。季子翊卫元礼，嫡孙勋卫琼环等”。元哲为征士，征士可能为征人，狭义仅指兵募，和府兵卫士不同。《唐律疏议》对此有明确说明：“征人谓非卫士（府兵），临时募行者。”
[257] 即临时招募出征的士兵。元璲、元礼和嫡孙琼环分别为翊卫和勋卫。翊卫、勋卫属于三卫卫士，《唐六典》云：

凡左、右卫亲卫、勋卫、翊卫，及左、右率府亲、勋、翊卫，及诸卫之翊卫，通谓之三卫。择其资荫高者为亲卫，（取三品已上子、二品已上孙为之。）其次者为勋卫及率府之亲卫，（四品子、三品孙、二品已上之曾孙为之。）又次者为翊卫及率府之勋卫，（四品孙、职事五品子、孙。三品曾孙、若勋官三品有封者及国公之子为之。）又次者为诸卫及率府之翊卫，（五品已上并柱国若有封爵兼带职事官子孙为之。）
[258]

以上可知，内府三卫的卫士，均为品官子弟。与内府相对应的是外府，外府即折冲府，关于外府卫士的拣点，《旧唐书·职官志》云：“皆取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点充。”
[259] 三卫品秩虽低，身份很高，且可由此升迁，为时人所重。折冲府卫士被时人所轻。可见，翟舍集虽被授勋位上柱国，但并无职事和散官之衔，故其子还不具备充当三卫卫士的资格，如长子元节只是外府折冲府卫士，二子元哲为临时招募的征人。但从第四子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其子孙开始被充为内府三卫，如四子元璲、五子元礼充翊卫，嫡孙琼环充勋卫，和《唐六典》所规定的情况不符，其实反映了府兵制由兴盛而逐渐衰落的情况。武德、贞观年间，只有品高而权势大的家族子弟才能充当三卫卫士，甚至“非权势子弟辄退蕃，柱国子有白首不得进者”。武周以后，“三卫益贱，人罕趋之”。
[260] 换言之，由于三卫的地位日趋下降，卫士缺额严重，政府才不得不大量拣选中小地主子弟充为内府卫士。翟舍集的六个儿孙的身份颇能说明以上情况的变化。

翟舍集五子一孙中，不是兵募就是卫士，其中二子翟元开未明其身份，然根据其勋位柱国，肯定也与战争有关。由此可见，翟氏子孙不断征发为府兵卫士，说明翟氏一家已入籍授田，成为唐政府下编户。翟舍集夫妇是大部分普通入华粟特胡人的一个缩影，虽然他们不可能像安修仁、安禄山等极少数粟特胡人那样，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但他们入华后放弃擅长的兴贩之业，或从军求得功名，或务农进行生产，过着所谓“进有荣秩，居而退耕”的平稳生活，实际上已参与到大唐的生活秩序中，发挥着他们应有的一分力量。

三 吐蕃统治时期河西民族关系的新变化

公元7世纪初，吐蕃兴起于今西藏高原。唐贞观年间，松赞干布统一邻近的苏毗、羊同等，定都逻些（今拉萨），建立军事、行政和法律制度，吐蕃日益强盛起来，迅速向北、向东发展。7世纪70年代前后，吐蕃征服了驻牧于今青海、甘肃、四川西北一带的吐谷浑、党项、白兰等族，占据了今青海省境内黄河以南、青海湖以西等地区。与此同时，吐蕃又进军西域，联合西突厥贵族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并开始染指今南疆的鄯善。之后，唐蕃双方在西域、河陇一线长期对峙。“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从河、陇各地抽调大批驻军平叛，致使河陇防务空虚，吐蕃军队乘虚而入，从此，河陇地区及西域东南部相继为吐蕃所统治。

吐蕃大规模进入河西是在安史之乱之后，但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吐蕃部众陆续进入了河西。

（一）吐蕃入迁河西

吐蕃人最初是以“武力”的形式进入河西的。高宗咸亨三年（672年），吐蕃曾进攻凉州，《新唐书·吐蕃传》载：“帝曰：‘吐谷浑与吐蕃本甥舅国，素和贵叛其主，吐蕃任之，夺其土地，薛仁贵等往定慕容氏，又伏击之，而寇我凉州，何邪？’”
[261] 仪凤二年（677年），又攻凉州。近年新出的《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志》记载：

载初元年，授公沙州刺史兼豆庐军经略使。昔颍川太守讵参五伐之谋，细柳将军岂总六条之务。公才兼文武，任光内外。仁明之政，共春露同沾；金鼓之威，与秋霜比肃。匈奴遁迹，魏尚之在云中；先零殄丧，段之征陇外。长寿二年，加太中大夫，又进爵长城县开国公，并赏懋功也。虽频剪逆徒，而余氛尚梗，狡虏数万，来犯城池。公操烈松筠，志凌铁石，奋不顾命，甘赴国忧。虽则斩将搴旗，雄心克振，然通中刮骨，其伤遂深。绥复之祸忽臻，马革之悲俄及。以延载元年八月七日终于官舍，时年五十八。
[262]

以上墓志表明长寿二年（693年）左右吐蕃军队曾袭扰敦煌，随后又在延载元年（694年）连续进攻沙州、石城，沙州刺史李无亏率豆卢军将士和瓜沙居民竭尽全力进行抵抗，虽然李无亏战死，但敦煌并未就此陷蕃，该地仍为唐朝所有。
[263]

《通典》卷190“吐蕃”条：“至万岁通天初，又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钦陵兄弟皆有才略，钦陵多居中，诸弟分领方面，诸蕃惮之。二年，吐蕃大论钦陵遣使请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县尉郭元振往，至野狐河，与陵遇，陵曰：‘大国久不许陵和，陵久不遣蕃使，以久无报命，故去秋有甘、凉之抄，斯实陵罪，今欲和好，能无惧乎！’”
[264] 尽管论钦陵称“去秋有甘、凉之抄”，但司马光认为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进攻凉州的并非吐蕃而是突厥。
[265] 至久视元年（700年），吐蕃军再次袭击凉州。《资治通鉴》云：

丁酉，吐蕃将莽布支寇凉州，围昌松，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与战于洪源谷。麴莽布支兵甲鲜华，休璟谓诸将曰：“诸论既死，莽布支新为将，不习军事，诸贵臣子弟皆从之，望之虽如精锐，实易与耳，请为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陈，六战皆捷，吐蕃大奔，斩首二千五百级，获二裨将而还。
[266]

这场战事唐王朝大获全胜。吐蕃在芒松芒赞普与墀都松赞普在位时，政权由大相禄东赞家族主持。随着墀都松赞的日益长大，论氏家族开始遭受猜忌。当时禄东赞之孙禄赞萨逻审时度势，断然与吐蕃王室决裂，率先投唐。后为唐征战，凯旋归来，在张掖染重疾，于垂拱四年（688年）病逝。
[267] 此时，吐蕃王室与论氏家族斗争日趋激烈。史载，圣历元年（698年），墀都松赞发动政变，消灭论钦陵。噶尔·东赞第三子赞婆与论钦陵之子噶尔·莽布支（论弓仁），率部众投降唐朝。《新唐书·吐蕃传》云：

赞婆以所部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遣羽林飞骑迎劳，擢赞婆特进、辅国大将军、归德郡王，莽布支左羽林大将军、安国公，皆赐铁券，礼尉良厚。赞婆即领部兵戍河源，死，赠安西大都护。
[268]

《资治通鉴》圣历二年（699年）四月条云：

夏四月，赞婆帅所部千余人来降，太后命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将骑迎之，以赞婆为特进、归德王。钦陵子弓仁，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拜左玉铃卫将军、酒泉郡公。

同年七月“丙辰，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十月）丁亥，论赞婆至都，太后宠待赏赐甚厚，以为右卫大将军，使将其众守洪源谷。胡三省注云：洪源谷在凉州昌松县界”。
[269] 当时一起归唐的不仅有吐蕃人，还有八千多帐吐谷浑人，其中赞婆和论弓仁部众被安置在凉州昌松县。

自武则天收复四镇至安史之乱的半个世纪，唐朝在西域地区一直保持优势，只在大小勃律（今克什米尔一带）与吐蕃发生过战争。开元中期，唐蕃之间在河西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开元十四年（726年），“吐蕃大将悉诺逻寇大斗谷，进攻甘州，焚掠而去”。
[270] 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两次攻打瓜州城，《资治通鉴》记其事云：

九月，丙子，吐蕃大将悉诺逻恭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河西节度使王君之父，进攻玉门军；纵所虏僧使归凉州，谓君曰：“将军常以忠勇许国，何不一战！”君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

莽布支别攻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帅众拒守。及瓜州陷，悉诺逻悉兵会攻之。旬余日，吐蕃力尽，不能克，使人说降之；不从。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敛城中财相赠，吾当退。”师顺请脱士卒衣；悉诺逻知无财，乃引去，毁瓜州城。师顺遽开门，收器械，修守备；虏果复遣精骑还，视城中，知有备，乃去。

（河西节度副大使萧）嵩又奏以建康军使河北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帅余众筑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顾失色，莫有斗志。守珪曰：“彼众我寡，又疮痍之余，不可以矢刃相持，当以奇计取胜。”乃于城上置酒作乐。虏疑其有备，不敢攻而退。守珪纵兵击之，虏败走。守珪乃修复城市，收合流散，皆复旧业。朝廷嘉其功，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都督。
[271]

关于吐蕃两次进攻瓜州城，在敦煌文献P.2555《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中也有记载：

去开元十五有载，西诺罗不恭王，暴政干戈，横行大漠，陷瓜州黎庶，聚土积薪，灌玉门军城，决山喷浪，自以为军戎大牡（壮），扰攘边陲，已六七年矣。
[272]

文中的西诺罗不恭王即悉诺逻恭。“扰攘边陲，已六七年矣”，大概指自开元十五年之后的六七年间吐蕃不断发动军事进攻的史事。

开元十六年（728年），吐蕃再次进攻瓜州和甘州，《资治通鉴》开元十六年七月条云：

秋，七月，吐蕃大将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张守珪击走之。……（八月）辛卯，左金吾将军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时吐蕃复入寇，萧蒿遣宾客将强弩四千击之。战自辰至暮，吐蕃大溃，获其大将一人；虏散走投山，哭声四合。
[273]

开元十八年（730年）吐蕃遣使致书求和。次年，赤祖德赞和金城公主还遣使向唐朝请求《毛诗》《礼记》《春秋》等典籍，并要求定界互市。赤祖德赞在表文中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
[274] 开元二十二年（733年），唐蕃双方在赤岭（青海日月山）立碑定界，于赤岭、甘松岭互市。
[275] 双方暂时维持了和平关系。

开元二十五年后，双方再开战事。《旧唐书·吐蕃传》载：

时吐蕃与汉树栅为界，置守捉使。希逸谓吐蕃将乞力徐曰：“两国和好，何须守捉，妨人耕种。请皆罢之，以成一家岂不善也？”乞力徐报曰：“常侍忠厚，必是诚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万一有人交抅，掩吾不备，后悔无益也。”希逸固请之，遂发使与乞力徐杀白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被野。
[276]

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和吐蕃将乞力徐杀白狗为盟，各去守备，凉州附近的树栅被撤去，吐蕃的畜群出现在天梯山山麓。
[277]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崔希逸侍官孙诲入朝奏事，妄言趁吐蕃不备掩杀之。唐玄宗为报复吐蕃攻灭勃律，听信了孙诲的话，派太监赵惠琮和他一同回凉州。两人矫旨令崔希逸发兵掩袭吐蕃。身不由己的崔希逸只好听命，在青海（今青海湖）大败吐蕃，杀伤无数，乞力徐逃归本国。唐吐关系从此恶化，战乱不断。
[278] 《资治通鉴》记崔希逸击吐蕃事云：“吐蕃寇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击破之。鄯州都督、知陇右留后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为威戎军，置兵一千戌之。”
[279] 前田正名认为，吐蕃自7世纪迄8世纪初期居住在河西，以后在开元天宝年间逐渐潜入河西南侧的山谷中。
[280] 这些山谷正是河西走廊连接吐谷浑和吐蕃的通道，
[281] 无论是唐蕃在河西的军事拉锯战中，还是在日常吐蕃部众的迁徙中，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吐蕃部众大量进入河西是在“安史之乱”之后。由于唐朝“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
[282] 西域、河陇军力空虚，吐蕃乘机卷土重来，兵锋首指河西陇右地区。据吐蕃《大事记年》载：“758年论墀桑、思结卜藏、西诺囊等引劲旅至凉州城。”
[283] 另外，敦煌文献P.2555《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还记载了一次史书不载的战事，其文云：

三年之前，七月十五日，劳赞摩大军远辱弊邑，泻金河单酌，论两国甲兵，倾东门淡杯，叙舅生义好，一言道感，便沐回军，期不再来，果副明信，则知赞摩量广而器深，节高而志大，怀其愧也，何尝忘之。
[284]

上文记载了乾元二年（759年）尚赞摩亲自率军前来，经过一番“论两国甲兵”，尚赞摩答应“期不再来”。在当时肃州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似乎不会“一言道感，便沐回军”。很可能是肃州方面答应和满足了吐蕃的某些条件，吐蕃才退兵的。
[285] 虽然758年和759年吐蕃的进攻没能占领凉州和肃州，但其兵锋已抵河西。

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攻克长安后，又挥军西向，以陇右为基地，开始了对河西的大举进攻。764年，吐蕃攻占河西重镇凉州，唐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西奔甘州，至永泰元年（765年）为沙陀所杀，杨休明继任节度使。随后，吐蕃以凉州为据点，一路西进，于永泰二年（766年）连克甘、肃二州，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只得移镇沙州。大历十一年（776年），吐蕃占瓜州后，又继续西进，包围了沙州。《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载：

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鼎请救回鹘，逾年不至，议焚城郭，引众东奔，皆以为不可，鼎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晨入谒辞行，与鼎亲吏周沙奴共射，彀弓揖让，射沙奴即死，执鼎而缢杀之，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它境，请以城降。”绮心儿许诺，于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
[286]

吐蕃包围沙州城，赞普移帐南山指挥作战。这里的南山，应即沙州西南紫亭山，山有紫亭镇。地处南北交通之咽喉，可南通吐谷浑、吐蕃之境，北顺党河而下直达敦煌。赞普亲移南山，应有大量吐蕃部众随其进入瓜沙地区，当无可疑。守城将领周鼎准备弃城逃走，被都知兵马使阎朝缢杀，阎朝自领州事。沙州军民在抵抗了十余年之后，因“粮械皆竭”，遂开城出降。
[287]

关于吐蕃攻打敦煌，还见于《颜鲁公宋广平碑》记载：

第八子衡，因谪居沙州，参佐戎幕，河陇失守，介于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节度行军司马，与节度周鼎保守敦煌，仅十余岁，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达，而吐蕃围城，兵尽矢穷，为贼所陷。吐蕃素闻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贤相也。落魄如此，岂可留乎？”遂赠以驼马，送还于朝。大历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骑尽室护归。
[288]

文中记载唐名相宋璟第八子宋衡与周鼎保守敦煌，于大历十二年（777年）十一月带领家眷回到长安的史事，可见当时战争气氛不是很紧张。这从大历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所建《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可得到印证：

时节度观察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御史大夫蔡国公周公，道治生知，才膺命世，清明内照，英华外敷，气迈风云，心悬日月，文物居执宪之重，武威当杖钺之雄，括囊九流，住持十信。爰因蒐练之暇，以申礼敬之诚。揭竿操矛，荷戟以从，……隐隐轸轸，荡谷摇川。而至于斯窟也。
[289]

公元776年，周鼎能仪仗隆盛地到莫高窟去庆贺李大宾功德窟的建成，说明此时沙州尚无战事。但自大历十一年（776年）吐蕃包围沙州，至贞元二年（786年）和平占领沙州的十年间，吐蕃为什么对沙州围而不攻呢？一些学者认为，是沙州作为善国神乡的宗教地位和吐蕃的兴佛政策挽救了沙州，使其免遭生灵涂炭之灾。
[290] 但是，凉州是唐代前期河西节度使治所，也是河西地区的军政中心；甘州有着较好的农业自然条件，是重要的产粮基地，“今瓜、肃镇防御仰食甘州”，
[291] 两州政治、经济地位均比沙州重要，人口也多于沙州。即使从河西佛教地位而言，五凉以来凉州和甘州的佛教发展也不亚于沙州。因此吐蕃对沙州围而不攻，主要原因当不是佛教，而与当时的局势密切相关。唐代宗大历年间，唐蕃之间的战争在河陇进行，河西诸州相继失陷。建中元年（780年）德宗即位后，派太常少卿韦伦护送500俘虏归蕃。于是双方转敌对为友好，建中年间还曾三次会盟。在此形势下，吐蕃对沙州城的进攻也随之停止。后来，唐蕃关系再度恶化，吐蕃于贞元二年（786年）八月大举进攻，沙州沦陷。
[292] 阎朝被吐蕃授予“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使”，不久又令其到吐蕃首都逻些（拉萨）觐见赞普。因怀疑阎朝重兵在手，图谋叛变，遂将其毒死。

吐蕃占领河西后，为巩固其统治，将大量吐蕃民众迁移到河西地区。根据敦煌文献资料记载，当时迁移到敦煌的吐蕃移民约有如下几种：一是蕃僧，二是高级官吏及其随员，三是驻军及其随行家属。此外，也有普通百姓移居河西的情况，这在敦煌文书中亦有所反映。如S.5824号《经坊供菜关系牒》载：

1.应经坊合请菜蕃汉判官等。

2.先子年已前蕃僧五人，长对写经二十五人。

3.僧五人，一年合准方印得菜一十七驮，行人部落供。

4.写经二十五人，一年准方印得菜八十五驮，丝绵部落供。

5.昨奉处分，当头供者，具名如后：

6.行人大卿 小卿 乞结夕 遁论磨 判罗悉鸡 张荣奴 张□子。

7.索广奕 索文奴 阴兴定 宋六六 尹齐兴 蔡殿殿 康进建。

8.冯宰荣 宋再集 安国子 田用用 王専，已上人，每日得三十二束。

9.丝绵苏南 触腊 翟荣胡 常弁 常闰 杨谦让 赵什德。

10.王郎子 薛卿子 娑志力 勃浪君君 王□□ 屈罗悉鸡 陈奴子。

11.摩悉猎 尚热磨 苏儿 安和子 张再再，已上人每日得三十三束。

12.右件人准官汤料合请得菜请处分。

13.牒件状如前，谨牒。

（后缺）
[293]

上件牒文记载行人部落与丝绵部落一起为经坊僧人和写经生供菜。无论是经坊的僧人，还是供菜的行人部落与丝绵部落中，都有不少吐蕃人。这两个汉人部落中的乞结夕、判罗悉鸡、娑志力、尚热磨、勃浪君君、屈罗悉鸡、摩悉猎、尚热磨等，大概都是吐蕃人。

还有一些敦煌文献提到的人名，如S.2729《吐蕃辰年（788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中的“论悉诺罗按谟”，P.5579中的“论纥颊”“尚乞心儿”“论勃颊”，S.2703的“勃论啜”，S.2770的“尚论”，S.3287的“论悉夕”等，这些显然系吐蕃人名。可见，在入迁河西地区的吐蕃人中，既有高级官吏，也有普通百姓。

大中四年（850年）九月，吐蕃大将尚婢婢为论恐热所败，因粮食缺乏，遂留拓跋怀光守鄯州，尚婢婢本人则“率部落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西”。
[294]

关于吐蕃驻军情况，根据P.3774《丑年（821）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记载，敦煌陷落事“大蕃兵马下”。可见，在吐蕃占领时期，敦煌有很多军队驻守。

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四》所附《高居诲使于阗记》载，五代时期瓜州以东、玉门以西出现了一个吐蕃居住区。其形成原因就是吐蕃把统治河西的政治中心置于瓜州，先后有尚乞心儿、论悉诺罗、论莽罗、论悉夕等吐蕃官员出任瓜州节度使之职。在这70年时间里，有大量吐蕃官吏及其家属被带到瓜州，形成数量众多的吐蕃移民群落。S.3074《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某寺白面破历》记载到蕃寺卿，同时记载到十月“廿一日出白面壹硕壹斗贰胜，付吐蕃，充持羊皮价。……廿三日，出白面三斗，付惠林，缝皮裘吐蕃食”。
[295] 贩卖羊皮和缝制皮裘的应是吐蕃百姓，说明在吐蕃军队官吏进驻敦煌的同时，很多普通吐蕃百姓也随之进驻敦煌。

（二）8世纪中期以后河西的吐蕃化

吐蕃自7世纪末，就开始陆续迁入河西，约在攻占河陇之时，形成了一个移民小高潮。在吐蕃统治河西的80年间，对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吐蕃语成为晚唐北宋时期河陇西域地区各部族和政权之间的通行语言，从而使这些地区出现了“吐蕃化”现象，而五代、宋初汉族的“吐蕃化”，已成为当时河西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之一。
[296] 实际上，不仅是河陇汉族，唐代整个西北民族都有一个“吐蕃化”的趋势。
[297] 有学者从吐蕃统治西北诸族的制度及特点入手，分析西北诸族“吐蕃化”的进程，揭示其对唐代吐蕃族源多样性及藏族形成的影响。
[298]

“吐蕃化”是唐宋河陇地区民族融合的主要形式之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军政制度的吐蕃化

吐蕃统治者按照自己固有的制度和习惯来改造新占领区。吐蕃统治河陇地区的“节度使”制，实际上就是本土“茹—东岱制”的变体。从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吐蕃在进攻和统治河陇地区的过程中，为了统一指挥来自不同茹的千户的行动，对被征服民族进行分类管理，先后设置了五大节度使。
[299] 其中河西设置了凉州节度使和瓜州节度使，而以9世纪初期吐蕃凉州节度使最为典型：

茹本、万户长、大守备长、节儿（黄铜告身）、大营田官、大城塞长、上下部牧地大管理长、茹都护亲任官等、中守备长、副茹本、小守备长、大收税官、机密大书吏、事务总长、大司法吏、吐蕃和苏毗千户长、通颊与吐谷浑千户长、节儿（红铜告身）、机密使者、机密中书吏、机密小书吏、吐蕃和苏毗小千户长、汉—突厥语通译、龙家将军、红铜字位官吏、事务都护、通颊与吐谷浑小千户长、大虎皮肩饰章者、机密收集与传递官、牧地管理都护、畜户大管理官、小虎皮肩饰章者、副牧地管理长、机密书吏小官、南山部落将校、畜产小管理官、法（佛教）之事务官。
[300]

由以上可知，吐蕃凉州节度使系统的最高官吏是茹本，这就是节度使本人的实际官位。吐蕃一茹设茹本两人，共领10个千户，但由于其中的禁卫军千户、小千户经常被王廷直接征调，所以1个茹本通常只领有4个千户。吐蕃凉州节度使统领的千户也是4个：吐蕃、苏毗、吐谷浑、通颊各一，这说明吐蕃河陇诸节度基本上是仿照本土的“茹—东岱”建制，又根据河陇地区的具体情况有所变化而来的。

吐蕃统治者还改变了河西地区的基层组织形式，即将唐王朝的乡里制度改为吐蕃王朝的部落、将制。821年以前，设置了僧尼、行人、丝绵、上、下、撩笼、中元部落；821年以后，吐蕃在敦煌又相继创编了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三个汉人军部落和一个通颊军部落。后面的四个军事部落可能取代了早期的几个非军事部落。
[301] 部落有部落使，其下设将，将有将头。值得注意的是归义军使府中也有“将头”的称呼。如S.5448《唐故归义军节度押衙兼右二将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浑子盈邈真赞》和P.3239《甲戌年（914）十月十八日曹仁贵授邓弘嗣左厢第五将将头牒》。另外，S.1898《归义军兵将领器械历》有“十将刘达子”“十将安佑成”“十将王骨儿”等。“将”应是古藏文Chan的音译，S.5448称浑子盈“兼百人将务”，表明一将率百人，这与吐蕃官制中Chan所辖百人正好相符。
[302]

大虫皮制度是吐蕃社会的一种制度、一种文化习俗。
[303] 吐蕃占领瓜、沙后自然会将该制度带到敦煌一带，敦煌莫高窟231窟“吐蕃赞普出行图”中，赞普身后站立一位身着虎皮上衣的侍卫。在吐蕃统治退出瓜沙后，河陇民众依然使用“大虫”一词来表达对作战英勇将士的奖励（或代称）。至五代时期，西北一些吐蕃部族还以“大虫”为族号，如“康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击走之；至青刚峡，遇吐蕃野利、大虫二族数千帐，皆不觉唐兵至，福遣卫审峹掩击，大破之，杀获殆尽”。
[304]

归义军时期的文书制度如画押等，也受到吐蕃制度的影响。在一批归义军时期的官私文书上，往往可以看到一种鸟形的画押，这或许和吐蕃时期官府文书上常常见到的飞鸟展翅的藏文红印有着继承关系。
[305] 因此可以说，归义军政权在遵循唐朝政治制度的同时，也部分接受了吐蕃官制。

2.语言和服饰

据史载，吐蕃陷河陇后，“（沙）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
[306] 张籍《陇头行》诗云：“陇头路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兵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入汉家。”白居易《缚戎人》诗的描述则更为具体生动：“自云乡贯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司空图《河湟有感》诗云：“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王建《凉州行》诗云：“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诗中的“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一半生男为汉语”等，是吐蕃推行同化政策的具体反映。

另外，敦煌文献P.3415《张淮深变文》云：“天使睹往年御座，俨若生前，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像。其于（余）四郡、悉莫能存，又见甘、凉、瓜、肃。雉堞彫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
[307] P.4638《阴处士修功德记》中也有“熊罴（黑）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之语。
[308] 由此可见，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地区强迫汉人说蕃语、左衽而服、辫发、文身等，无非想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消灭民族差别，希望汉人从一出生就把自己当成吐蕃人。河西居民改汉服“著皮裘系毛带”，大概是吐蕃统治者强制性的一种行为。

如果说上述例子是吐蕃强制推行使用吐蕃语的结果，那么到了吐蕃政治军事势力退出敦煌后的归义军时期，吐蕃语仍被部分汉人使用。从一份10世纪关于“五姓”算命法的藏语写本来看，其中姓按五音度归类。这一以“五姓”为基础的占卜表对非汉族或没有一定汉化程度的人是没有用的，它是被那些受过藏语很大影响的汉人使用的。
[309]

1981年匈牙利乌瑞教授发表《吐蕃统治结束后敦煌和甘州使用藏语的情况》，列出9世纪中期至10世纪前期的18件古藏文文件。具体来说，在这些藏文官文书中，S.731v14是张议潮攻克凉州后发给沙州和瓜州刺史的命令；P.T.1081、P.T.1124和P.T.1189等是处理归义军内部事务的文件，应成书于归义军政权前期。乌瑞列举的与于阗来往文书信如P.T.984、P.T.1106、P.T.1120、P.T.1284、P.T.1256、P.T.2111等，均为曹氏归义军前期的文献，从中反映出吐蕃文字及其文化对唐末、五代及宋初河陇各族的影响是长久的。
[310]

敦煌吐蕃文献的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位居第二，现分藏于中国、法国、英国等国，尚未全部公布。其中以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1370件）和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3375件）所藏最为集中。国内所藏主要集中于甘肃省，有编号者为6656件，其中以敦煌市博物馆所藏居多，达6050件。国内其他地区也有敦煌吐蕃文写本，数量不多，有300多件。世界各地的敦煌吐蕃文写卷总数应在12000件左右。如此众多的藏文写本，说明吐蕃文在敦煌是很流行的。现存河西的这些吐蕃写本外部特征完全是吐蕃式的，而其写本校录人名中，吐蕃人最多，占到总人数的20%；其余为汉人、吐谷浑或其他民族。
[311] 有学者指出：“藏语在吐蕃统治区不同民族间盛行不衰，以至于在吐蕃统治末期，当地居民都成为使用双语或多种语言的人，而且开始取用藏名或藏化名字。”
[312] 如P. 4640v《己未至辛酉年（899 —901）归义军衙内布纸破用历》“王钵罗、刘悉”、S. 1285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杨忽律哺卖宅舍地基契》“杨忽律哺”、P. 2484 《戊辰年（968年）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现行籍》“杨欻律丹”等。

除了语言文字外，服饰也受到吐蕃文化的影响。第159窟东壁南侧有一幅引人注目的吐蕃赞普听法图。图中赞普与中原皇帝对面而立，在西域各国王子的簇拥下，他着左衽长袖缺骻衫，头戴红毡帽，手执熏香，足踏长垫，作礼佛状。赞普身后，还有身着左袄长袍、头束双童髻的奴婢，这应是一种蕃汉混合装。吐蕃赞普在敦煌壁画中的装束与文献记载一致，《册府元龟·外臣部》“盟誓”记载唐蕃长庆会盟，刘元鼎在逻些见赞普“年可十七八，号可黎可足戔，衣白褐，以朝霞缠头，坐佩金剑”。
[313] 这种红色头巾和白色长袍的赞普形象，后来到了归义军曹氏前期的敦煌壁画中，演变成了红巾红袍——赞普的衣服从头到脚全部成了红色。红巾白袍、红巾红袍这两种服饰，在吐蕃时期的供养人像中都出现过，如莫高窟第359窟的男供养人画像，这些人可能是吐蕃或汉族的贵族。
[314] 虽然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不能与吐蕃赞普同日而语，但由此可以看出，吐蕃服饰文化对敦煌贵族的长久影响。吐蕃占领河西走廊时期，蕃、汉人民在“义同一家”的长期生活过程中，服饰、习俗互相影响，自然出现新的特征。属于晚唐的第156窟画有一幅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图中舞伎分列两行，其中就有吐蕃装，
[315] 李正宇先生认为：“《张议潮出行图》音声仪仗中有舞者8人，身着吐蕃装，抛甩长袖，踏足而舞，一看即知为吐蕃舞。”
[316] 可见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吐蕃的文化艺术也流传到汉族人中间，为他们喜闻乐见。

当时的吐蕃有以瑟瑟为饰物或章饰的风俗。吐蕃“其俗重汉缯，而贵瑟瑟，男女用为首饰”。
[317] 《新五代史》记：“经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马。”
[318] 《册府元龟》云：“唐太宗贞观后吞并诸蕃，地方千里，每十节度置一上相统之，自号吐蕃为宝髻，爵位则以宝珠、大瑟瑟、小瑟瑟、大银、小银、大鍮石、小鍮石、大铜、小铜等为告身，以别高下。”
[319] 关于吐蕃以珠宝、金银等珍品来区别爵位高下，在敦煌文书中也有反映，P.2765号文书《甲寅年历日》卷端有藏文数行，背录有“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圣光寺功德颂”。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相继占领了整个陇右、河西地区，其时间长达百年。而吐蕃“贵瑟瑟”之风俗也已浸染河西，再加上河西地域更加接近西域，故而吐蕃对来自丝路瑟瑟的需求量也颇可观。近人章鸿钊认为“六朝之际，瑟瑟之出西域者，当于今称蓝宝石者为最近”，“蓝宝石色蓝，瑟瑟色碧，蓝与碧为近”。
[320]

瑟瑟这类宝物也常见于敦煌文书中，沙州寺院或归义军使衙的账目中有：

珊瑚两果金并□子捌，银珠子贰，琥珀贰，花珠子贰，瑟瑟壹。（P.2706《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捡历》）

白玛瑙珠贰，无孔。瑟瑟壹，珍珠壹伯陆课（颗）。（《唐咸通十四年（873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

真珠廿壹线，玛瑙珠子八十四枚，琥珀二，瑟瑟五。（P.2567背《癸酉年（793年）二月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历状》）

阿郭为来俄老施瑟瑟花入行像。（P.3047《来俄斯难芝施入疏》）

敦煌写本《敦煌古迹二十咏》，是唐代流寓敦煌的一位诗人创作的托物言志的组诗。其中一首表达了作者对瑟瑟的赞叹。如《瑟瑟监咏》云：“瑟瑟焦山下，悠悠采几年。为悬宝盖发，作璞间金钿。色入青霄里，光浮黑碛边。世人偏重此，谁念楚材贤。”
[321]

白居易创作的乐府诗《缚戎人》反映了吐蕃占领地区汉人生活“吐蕃化”的情况：

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破驱入秦。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黄衣小使录姓名，领出长安乘递行。身被金创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驿。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忽逢江水忆交河，垂手齐声呜咽歌。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问，欲说喉中气愤愤。自云乡管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暗思幸有残筋力，更恐年衰归不得。蕃候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奔逃归。昼伏宵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惊藏青冢寒草疏，偷渡黄河夜冰薄。忽闻汉军鼙鼓声，路傍走出再拜迎。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

该诗刻画了一名在吐蕃占领的河陇地区的汉族百姓冒死逃回唐朝却被当作“番虏”的情景。由于他身“著皮裘系毛带”，加上他陷于吐蕃达40年之久，带有吐蕃口音的汉语已使唐朝游骑难以听懂了。因此，尽管他是“汉心汉语”，但仍被当作蕃虏而发配，可见吐蕃文化对其占领地区人民影响之深。

3.佛教石窟

吐蕃对河西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同时期敦煌佛教的兴盛和洞窟的开凿上。吐蕃占领敦煌后，在当地大兴佛事，广度僧尼，任命佛教官吏等，使佛事活动空前发展。在781—847年吐蕃占领的66年中，莫高窟开凿的洞窟有40余个，比在此以前80余年中所建的洞窟还要多，而且不乏杰出的作品。此期洞窟的特点是刻画细腻、流畅，在设计方面也有所创新。如在画面布局上，由此前的一壁仅画一幅经变像改为一壁画多幅。在经变像之下，还画有屏风画。

在莫高窟的石窟型制与结构中，有一种模式为窟塔组合，如莫高窟156窟与其下的第161窟和二窟顶上的土塔；第237窟与其上的第234窟以及第234窟顶沙坡上的土塔等。莫高窟这种塔、窟垂直组合的新形式，应是受吐蕃本土的影响，其建筑含义来源于密教中的“宝楼阁”，建筑形式最初可能来源于印度，并带有吐蕃桑耶寺的“三样式”特征，或可定名为宝楼阁式石窟建筑。
[322] 吐蕃这种窟塔组合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后弘期的西藏西部地区。莫高窟第156窟是归义军节度使在位期间修建的一座功德窟，为覆斗顶方形主室殿堂窟，西壁开盝顶帐形龛，这种洞窟形制是吐蕃期洞窟的典型窟形，吐蕃人的功德窟莫高窟第93窟就属于这种形制，说明吐蕃艺术因素存在并延续到了归义军时期。
[323]

在经变壁画上，出现了更多密宗题材的观音变相，这都是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出现的。在莫高窟第117、129、200、234窟中，主室东壁窟门两侧流行布置如意轮观音和不空索观音组像；第370、258、144、361窟还出现了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钵观音、双十一面观音等，观音的形象越来越繁多。
[324] 这些新出现的现象，都与吐蕃王朝流行的密教观音信仰有关。

另外，在这一时期的敦煌石窟中，装饰图案也开始有所变化。因吐蕃人喜爱联珠纹织物早有传统，于是这一时期在敦煌石窟中由茶花组成的团花联接而成的联珠圈纹非常盛行。
[325] 如在吐蕃统治后期营建的第7、358、359、361窟中，井心是以金刚杵为中心的尖类瓣莲花，四角再饰以莲花。这些现象都明显带有吐蕃化的倾向。

（三）吐蕃统治下的河西各族

贞元六年至七年（790—791年），吐蕃先后占领了北庭和西州，整个西北遂为吐蕃所有。那么，吐蕃究竟是如何统治河西各族的呢？以前大都认为吐蕃占领河陇后，“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故其人苦之”。
[326] 但据《新唐书·吐蕃传》载，长庆年间刘元鼎去拉藏，“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毁，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
[327] 可见，河西陇右地区农业生产并没有遭受多大破坏，汉人成为吐蕃奴婢的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汉、胡民众仍然拥有自己的土地、田园或其他生产资料，以户为单位进行农牧生产。吐蕃对不同民族采取分而治之，区别对待的方针。

1.汉族

吐蕃占领河西后，逐渐完善了其行政体制和机构。在河西设置了凉州节度衙、瓜州节度衙。每一个节度衙管辖的地区相当于唐朝的几个州。如敦煌从军镇体制上属于瓜州军镇，在吐蕃时仍称作沙州，但只是一个城，其首脑叫“节儿”。吐蕃占领敦煌后，于790年按照其本身的制度，把沙州百姓按职业编成若干部落。821年以前，设置了僧尼、行人、丝绵、上、下、撩笼、中元部落。821年以后，吐蕃又相继在敦煌创编了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三个汉人军部落和一个通颊军部落。汉人军事部落的创建，表明汉人政治地位的提高。
[328] 部落有部落使，其意为千户长。敦煌的汉人部落（也包括粟特人居民）实行以吐蕃人为部落使、汉人为部落副使的双轨制统治。他们共同负责管理部落民众，征收赋税。部落下设将，将有将头。将头是敦煌汉人部落中基层单位将的负责人，吐蕃文称为五十岗，一个部落设有9—10个将。
[329] Ch.3.xv.5号文书记载在吐蕃统治敦煌后期，阿骨萨、悉董萨和悉宁宗三个部落抄经：“为了落实责任，将这些纸张分配给各百户长（五十岗）及属吏，他们分属于若干部落与将。”
[330]

敦煌文献S.5812《丑年令狐大娘诉状》记，吐蕃占领敦煌初期，汉人因房屋、田产发生纠纷，吐蕃当局以“见住为主”，“处分百姓田园舍宅，亦不许侵夺论理”。P.3613《申年正月令狐子余牒》称，令狐子余在唐时，有口分地六亩，被人所换；吐蕃占领敦煌后，换地又被丝绵部落所占，令狐子余向官府申请，“却还本地”，经有关机构审核后，“准状”归还。这说明，吐蕃统治者承认河西农户在唐时占有的土地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改变了唐代前期的均田制，实行计口授田。大体上每人一突，即十亩。土地税被称为“突田”，交纳“突田”，被称为“纳突”。交纳的物品有小麦、青麦、布、油等，按户交纳。突田制下的百姓除了纳突之外，还有差科，即服官府的徭役，包括运输、驿传、修造、畜牧守囚、抄经等。
[331]

对于河西的世家大族，吐蕃统治者则采取拉拢扶持的措施，如充任中下级官员和僧官，免其赋税等。如阴伯伦为“唐朝游击将军，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先成镇守之功，竟保敦煌之业”。吐蕃占领敦煌后，任“沙州道门亲军表部落大使”。
[332] 还有的虽非敦煌土著大姓，但为旧朝官吏。如吴绪芝“授建康军使，廿十余载，属大漠风烟，杨（阳）关路阻，元戎率武，远守敦煌，警候安危，连年匪解，随军久滞，因为敦煌县人也”，其子洪□吐蕃占领时期先为“释门都法律兼摄副教授”，后“又承诏命，迁知释门都教授”。
[333] 又《陇右李氏再修功德碑》记，敦煌大族李氏“虽云流陷，居戎而不坠弓裘；暂冠蕃朝，犹自（次）将军之列”；
[334] P.4010、P.4615《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载：当时作为都教授的索崇恩，“蕃落信知，众情恢附。虎徒抵顺，口驾先迎；劝以八关，布行十善。瓜凉河陇，节相尊重。门师悲同药王，施分医术。故使道应神知，得垂加被”，
[335] 在担任僧官管理僧众的同时，还悬壶济世。因医术高超，受吐蕃统治者的尊重，将其比作“药王”。据P.3551《药师琉璃光如来赞并序》记载，有一吐蕃敦煌郡大都督张氏，夫人为安氏，据考证此人系为张议潮之父张谦逸。
[336] P.2807《愿文》中出现的都督索允，出身敦煌当地大族索氏，为吐蕃在敦煌任命的第一任汉人都督。P.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记载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索氏家成员担任城防使的情况。

这些被吐蕃任命的汉族官员除了协助吐蕃当局进行统治外，有时会通过一定渠道争取汉族民众的利益，吐蕃统治者也不得不给予足够重视。如吐蕃当局明令禁止抄掠汉人为奴婢，P.T.1083《禁上抄掠汉户沙州女子牒》载：“往昔，吐蕃孙波与尚论牙牙长官衙署等，每以配婚为藉口，前来抄掠汉地沙州女子。其实，乃拥之为奴。为此，故向上峰陈报，不准如此抢劫已属赞普之臣民，并请按例准许，可如通颊之女子，可以不配予别部，而在部落内部寻择配偶，勿再令无耻之辈持手令前来择配，并允其自择配偶。”
[337] P.T.1085《亨迦宫用印颁发之告牒》载，沙州唐人二部落民庶向吐蕃王廷要求禁止当地节儿等长官掠夺、侵占民庶果园，也得到吐蕃王廷支持，明确规定今后不得掠夺、侵占沙州汉户果园。
[338] 又如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载，830年吐蕃沙州以都督为首的汉人官员同以乞立本为首的吐蕃人官员之间对职官品位意见不一。两方面向德伦会议申请裁决。德伦会议对吐蕃沙州官员的位次排列进行了最终定夺。

给节儿论与观察使去函。尚赞桑、论杰扎、观察使论强热，论喻札决断后，论列热其玛多与论鲁热俄赞于下盖印章。沙州节儿与官员品位今后依上述各册副本缮写。沙州官员品位已作决定，今后依此而行：“节儿论和万户长武库令，万户悉编、大都督、委任吐蕃人为千户长、副节儿、小都督、唐人之观察使、唐人被委派作助理者、吐蕃人被委任为小千户长、小节儿和岸武库令、吐蕃人被委任为沙州总防御使、委任唐人为小千户助理、唐人被委任为防御使，唐人地区总大税务官、万户长书吏。”向尚鲁札和论达桑、论玉热、论莽支请示，拉龙士听录。
[339]

由此可见，吐蕃对河西的统治，基本上沿袭了唐前期以来的制度，大部分汉人仍是封建制下的农民。但是，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吐蕃统治者对河西地区的汉人仍实行民族歧视和同化政策。汉人的社会地位不仅低于吐蕃人，甚至低于吐谷浑人，这在官吏的任用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汉人除了政治地位低下，经济上还受到严重剥削。在吐蕃统治河西初期，就曾受到敦煌人民的反抗。沙州的玉关驿户起义，便是一例。这次起义在敦煌文书S.1438《书仪》中有所反映：

沙州状。逆贼玉关驿户氾国忠等六人，衣甲器械全。又件贼，今月十一日四更，蓦突大城，入子城，煞却监使判咄数人。其夜有百姓贺走报，为夜黑不知多少。复百姓收刈之时，尽在城外。……于时天明，某遂出召集得百姓十余人，并无尺铁寸兵，可拒其贼。某誓众前行，拟救节儿蕃使。及至子城南门下，其节儿等已纵火烧舍，伏剑自裁，投身火中，化为灰烬。
[340]

从该文书可以看出，起义军夺取战马、铠甲、杀死蕃官，三夜之间，就越过了从酒泉到敦煌千里之间的重重关城烽塞，攻入沙州，“蕃官慢防，不虞祸至，人力散乱，难与力争”，
[341] 吐蕃节儿投火自焚，整个沙州陷于混乱，沉重地打击了吐蕃的统治。这些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遏制了当地的吐蕃奴隶制，使沙州地区的汉文化得以保存下来，促进了吐蕃社会的进步。

2.粟特人

关于唐前期河西的粟特人，池田温认为，敦煌粟特人聚落从化乡出现于7世纪前半期，通过与汉人的通婚及定居而实行了汉化。唐的内乱，吐蕃对河西的占领，导致了聚落居民的离散。
[342] 吴玉贵通过对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的研究指出，著名的凉州安氏家族始见于北魏，衰于五代初，历经数百年而不坠。
[343] 荣新江根据文献、文书、石刻等各种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由西向东，依次描绘出兴胡泊、敦煌、常乐、酒泉、张掖、武威等河西地区入华粟特人的迁徙和建立殖民聚落的情况。
[344] 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从魏晋到唐前期，河西已形成了很多粟特人聚落。那么。安史之乱后，尤其是吐蕃统治河西时期，聚集在河西的粟特人处境又是怎样呢？

研究表明，在吐蕃统治前后，离敦煌不远的粟特人另一聚集地石城镇被吐蕃陷落，大量胡人流入敦煌，和敦煌本地原有胡人一道，扩大了敦煌的胡人群体，其中除有部分沦为寺院寺户等下层社会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仍活跃在敦煌的中上阶层，以至僧俗统治者中。
[345] 吐蕃统治下的曷骨萨、悉董萨、悉宁宗、丝绵、擘三、行人、上下等部落中普遍有粟特人居住；而且他们在当时的佛教教团中也有很大势力，如P.2729《吐蕃辰年（788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就是吐蕃占领敦煌后于788年3月5日对敦煌诸寺僧尼进行清查的名单，敦煌诸寺僧尼共310人，其中粟特胡姓人有49人，占总数约六分之一，而安、史、米、曹、康、石等粟特胡姓，共29人，占近十分之一。
[346] 此外，沦为寺户的粟特人也不在少数，S.542v《戌年（818年）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是反映吐蕃寺户制度最为详细的文书，记载了818—823年敦煌诸寺寺户及车牛在沙州都司上役的情况。在184笔上役记录中，属于康、安、石、曹等9姓的寺户51笔，占全部供役户的三分之一弱。其中记载“安保德煮酒一日。迴造粟一驮半”，“何伏颠守囚五日酒户”。这些粟特裔居民，已成为诸寺的寺户，为寺庙酿酒。

同时，粟特人控制了佛教教团的领导权，很多人出任僧官。如S.2729—1《辰年三月五日算使论悉诺罗接谟勘牌子历》中有都统石惠捷、都统康智诠，P.T.1261《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斋历》有史阇梨、史判官、曹上座、康法阇梨、康法律、康阇梨、石发海等，其中史判官即史慈灯为都司判官，后升任都头，主管都司仓收支。石发海是一名主持讲坛以讲经为主的高僧。
[347] 北图鳞字2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三》有安阇梨，S.4192《丑年悲济花等唱卖得入支给历》有安教授，P.5000《沙州诸寺僧尼籍》有史阇梨、米阇梨。

粟特人和汉族一样，只能担任吐蕃政权中的中下级官员，如都督、副千户长、部落水官、部落使、曹仓参军、判官等各级官吏。P.2162《寅年沙州右三将纳突历》有安都督；《康再荣建宅文》则记载847年纥（阿）骨萨部落使为康再荣；
[348] 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记载安兴子为部落营田官，曹昌季为部落水官；P.3258《祈愿文》记两位康姓和安姓的粟特人判官。敦煌莫高窟第144窟供养人题记有“蕃任瓜州都□（督）□仓□曹参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
[349] 康公在瓜州节度衙担任仓曹参军。敦煌粟特人在吐蕃政权中任职，说明敦煌存在着众多的粟特人，使吐蕃不得不通过其上层来统治这些粟特人。
[350]

吐蕃统治敦煌时实行的易服辫发、黥面文身等政策，受到了沙州汉族百姓的强烈反抗；就连那些唐前期“从化乡”的居民以及从石城镇流入的粟特人为主体的九姓胡人，也同敦煌汉人一道，胡汉不分，同心反蕃。这在莫高窟壁画中就有反映。如莫高窟第359 窟是吐蕃时期粟特九姓胡人石姓家窟，该窟窟主父母（或祖父母）、窟主及大量女性供养像都是完整的唐装，显然违背了吐蕃政策的要求，进一步说明敦煌九姓胡人完全汉化的历史事实。另外，该窟中大量吐蕃装供养人画像，反映出他们为求得生存和发展空间，不得不在表面上服从吐蕃。
[351]

3.龙家

唐五代时期，西域、河西地区曾经存在着龙家部族，敦煌文献S.367《唐光启元年（885年）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其人轻锐，健战斗，皆禀皇化”。
[352] 说明这一部族原居西域焉耆。《晋书·四夷传》“焉耆”条载：“武帝太康中（280—290年），其王龙安遣世子入侍。”
[353] 可见焉耆地区从西晋开始就由龙姓国王统治。此后焉耆龙姓国王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友好关系，历南北朝以迄隋唐，不断遣使入朝。在788年前后，唐朝僧人悟空由天竺经西域回国，曾在焉耆停留三月，此时焉耆统治者为龙如林。《悟空入竺记》记载：

次至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右散骑常侍、安西副大都护兼御史大夫郭昕，龟兹国王白环……于此城住一年有余。次至乌耆国。王龙如林，镇守使杨日祐延留三月。
[354]

从3世纪末叶的龙安，到8世纪末叶的龙如林，整500年，焉耆一直由龙姓王族掌握政权，可称焉耆为龙姓王朝。除焉耆王族外，焉耆民众大多以“龙”为姓。因此本为焉耆人的龙家用“龙”作为部落称号。

在788年之后二三年，焉耆在内的天山东部爆发了回鹘与吐蕃对北庭等城镇的争夺战。据《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从大约794年开始，焉耆进入回鹘的势力范围。经过8世纪末9世纪初的这场战争，焉耆的龙姓王朝仍然存在，但已成为回鹘汗国的属国，在吐鲁番出土的写于回鹘保义或昭礼可汗时期的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集中，列举了回鹘可汗以下各级回鹘官僚及别失八里（北庭）、中国城（高昌、西州）、焉耆和龟兹等地高官显贵的官职或姓名，在“焉耆王”下属官吏中，有两位冠以“回鹘”以表示高贵出身。这一方面说明焉耆的龙姓王统还未断绝；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回鹘人已在焉耆王国中占有重要地位。回鹘汗国破灭后，庞特勤率部西迁，在851年以前最先占据了焉耆。焉耆主要是以唆里迷的名字成为西州回鹘王国的重要城镇之一。面对回鹘大军的压力，汉唐以来焉耆的龙姓王朝统治至此终结。由龙国王带领，东入伊州、河西走廊，形成一个个龙家部落。
[355]

也有学者认为，在吐蕃与回鹘的北庭争夺战中，吐蕃曾占领焉耆，对当地的龙族进行过短暂统治，一部分龙族归附吐蕃，在北庭争夺战中支持吐蕃，在吐蕃失利后，被吐蕃迁至姑臧（凉州）节度使所辖的“甘、凉”一带，时间在794年以后。而另一部分依附回鹘的龙族人则在北庭之战结束后，继续留在焉耆，成为回鹘的附庸，而且回鹘人还对之进行渗透，已经在其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356]

P.T.1089《审定沙州蕃汉各族官吏位阶状》是反映蕃汉各族之间彼此官阶高低与大小强弱关系的一件极其重要的官文书，记载830年敦煌汉蕃官员因官位排序问题发生纠纷，向德伦会议申诉，要求重新排序。其中之一就是第40行的Lung dor。对此，诸家解释各异。一种意见认为，Lung即龙部落，dor为汉称“家”的对应词，dmag po即表示“龙王”。
[357] 也有的认为，dor 有“舍弃、抛出”之意，可引申为迁移，那么lung dor dmag pon 当可译为“迁出（本土）的龙族之将军”。但从P.T.1089 号《吐蕃官吏申请状》所列当时吐蕃姑臧（凉州）节度使衙署的官员排位情况看，这些官员很可能都是吐蕃人，所以此职（lung dor dmag pon）也可能是由吐蕃人担任，专门管理迁移至吐蕃统治下河西走廊地区的龙族。
[358] 但无论哪种说法，在830年之前焉耆王率领焉耆龙家已进入河西，在吐蕃凉州节度使辖境内凉州一带定居，与吐蕃、吐谷浑、汉、羌（党项）等一起成为当时河西地区的民族。

P.3328号文书载有一首武涉所作《上焉祇王诗》，该诗由陆庆夫先生首先加以完整释录，后来徐俊先生又做了进一步校录，该诗云：

天生殊异焉祇王，壮志年过四十强。威名已振三边外，忠孝双全四海扬。威灵磊落谁不羡，意气峰传未曾见。神凝□雪寒远风，心对江胡（湖）净如练。堂堂美兒（貌）备三端，盈路行人注目看。家中日夕笙歌满，沥上怨耶巡出兰。神圣赞普见相次，宝辈（贝）金帛每年赐。福禄诤（争）高北斗齐，前贤后哲难相似。有时出腊（猎）
（骋）荒郊，骢马金安（鞍）西转豪。教土豺狼箭下运，苍鹰比下不曾抛。芬芳桃李纵横种，能令将相情怀重。理事和平惬异乡，吐言成玉人皆诵。延（筵）开绿钗对红炉，烂漫欢娱伴酒徒。东不扃常待客，黄金用尽为□（樗）蒲。谁怜没落离家子，怨苦愁容今若此。傥谁方便出沉沉，他时赐节门兰事。
[359]

此“焉祇王”就是龙家首领龙王，“谁怜没落离家子，怨苦愁容今若此”。诗中描写他当时已经率众离开焉耆，可能迁徙到了河西走廊地区。“神圣赞普见相次，宝辈（贝）金帛每年赐”，表明他曾前往逻些，朝见吐蕃赞普。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也有一些龙姓人，如S.542 背《敦煌诸寺丁壮车牛役簿》中有龙勃论，被置于普光寺充作洒扫户。在同一编号的《敦煌诸寺丁壮眷属名簿》载有龙真英，其妻被配在乾元寺，也属于寺户之类。在S.1475《马其邻便麦契》中，则有被编入部落的龙齐荣。可见，在吐蕃统治河西时期，就有以龙王为首的龙部落，其龙姓部落成员或者被编入部落，或者充为寺户，从事各类杂役。

4.吐谷浑

在河西的诸民族中，吐蕃对吐谷浑的征服和统治是较早的。从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率羊同共击吐谷浑”，至龙朔三年（663年）“遂有其地”。
[360] 麟德元年（664年）至天宝十四载（755年），吐蕃在吐谷浑故地重建了附蕃的“吐谷浑国”。天宝十五载以后，吐蕃攻占河陇、西域等地，原居于河西的吐谷浑，又受其统治。

由于吐谷浑王国被吐蕃不断蚕食，一部分吐谷浑族被迫向河西迁徙。甚至在吐谷浑国被灭之后，仍有吐谷浑部落陆续迁入河西。那么，吐蕃是如何处理与吐谷浑的关系呢？

如前所述，663年吐蕃大破吐谷浑，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与妻唐弘化公主引残部数千帐弃国奔走凉州，依附唐朝，唐高宗封诺曷钵为青海王。多数吐谷浑百姓仍留居原地，成为吐蕃的臣民。吐蕃十分重视对吐谷浑的经营，660—666年，由大相禄东赞坐镇吐谷浑，并扶持了一位吐谷浑王子为可汗，授其“莫贺”之号，统辖吐谷浑各部。根据敦煌西域的藏文文书记载，吐蕃统治河西时期，在沙州和凉州都有吐谷浑部众活动。敦煌附近有吐谷浑（阿柴）路（va zha steg）、吐谷浑“千户”（stong sde）；吐蕃凉州节度使属下，紧接吐蕃、孙波千户长之后，有通颊与阿柴千户长（mthong khyab dong ra shavi stong pon）。说明吐蕃对河西的吐谷浑采用了原有的部落形式。

由于吐谷浑是较早被吐蕃征服的民族，而且两族在血缘、宗教、文化、习俗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相似之处，吐谷浑故地又是吐蕃进军唐朝重要的军事后勤基地，这就使吐谷浑贵族在河西各族中拥有较高的地位。这从吐蕃凉州节度使属下的吐谷浑千户长仅次于吐蕃千户长等情况，可得到证明。吐谷浑官吏的地位虽高于汉族等民族的官吏，但其一般部众仍被吐蕃奴役驱使。吐蕃统治者经常向河西的吐谷浑部落征收粮食。其中西域出土的一件藏文文书记载：

尊贵的论·祖热和论·勒蔡：卓赞大人赐函。他向你们致意。你们在给他的信中，曾向他表示问候，并表示乐于转达有关的命令。论·丹热已经以函件发出命令，将阿柴路农夫拖欠的三十驮粮食，加上论·勒蔡大人从某驻地供献的那一部分粮食，分别交到沙州。沙州粮官事先已免除殷卡镇和曹成镇的欠粮。阿柴路的农夫也已送去这批粮食，签收粮食的账单已经送来。也可能已经收到这批粮食，并已开出收据。请向粮官和论·丹热致以问候，我们一定如数交纳粮食，不短缺。

两枚印记：

藏论（财政大臣）

拉卓赞官邸
[361]

卓赞无疑是阿柴路、殷卡镇和曹成镇的首领，他收到了吐蕃大臣论·丹热的信，命敦煌附近阿柴路农夫将拖欠的三十驮粮食交到沙州吐蕃官员那里。可见一般民户负担还是很重的。

吐蕃占据河陇之地后，对所属的吐谷浑和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吐谷浑人被迫交纳“贡赋”、服兵役、四处打仗。贞元二十年（804年），随唐侍御史张荐出使吐蕃的吕温，曾写一首《蕃中答退浑词》，序文云：“退浑部落尽在，而为吐蕃所鞭挞者，译者诉情于予，因而答之。”词曰：“退浑儿，退浑儿，朔风长在气何衰，万群铁马从奴虏，强弱由人莫叹时。退浑儿，退浑儿，冰销青海草如丝，明堂天子朝万国，神岛龙驹将与谁？”反映了吐蕃统治者经常征调吐谷浑打仗的情况。此外，还封一些吐谷浑慕容氏的后裔到各地镇守。如《旧唐书·李晟传》记，代宗大历四年（769年），“吐蕃围灵州……（李晟）将兵千人疾出大震关，至临洮，屠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钟而还，吐蕃因解灵州之围而去”。此处的慕容谷钟，当属吐谷浑慕容后裔，他所镇守的临洮，正处于河陇之地。

P.3774《丑年（821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载：“齐周出自牧子，放经十年。后群牧成，始雇吐浑牧放。至丑年羊满三百，小牛驴共卅头。”
[362] 又S.6233《年代不明（9世纪前期）诸色斛斗破历》云：“出麦壹硕肆斗，还吐浑放羊价。”
[363] 可见，吐谷浑人以善于畜牧而闻名，不仅像齐周这样的家庭雇其牧放，寺院畜牧业也多以吐谷浑人牧放。敦煌文献中所见到的卜师，大多由吐谷浑人充任。他们在吐蕃统治时期多称阿师。S.3074《吐蕃占领时期某寺白面破历》记云：“出白面壹硕伍斗，付张履玖，充窟设吐浑阿师。”
[364]

5.沙陀

沙陀为西突厥别部，以朱邪为姓。散居于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东南、天山山脉东部巴里坤一带。后因吐蕃所逼，部众徙于北庭。789年，沙陀七千帐附吐蕃，攻陷北庭。“沙陀劲勇冠诸胡，吐蕃置之甘州，每战，以为前锋。”
[365] 《册府元龟·外臣》记：“沙陀突厥在甘州，习俗左老右壮，混杂男女，略与吐蕃同，其悍捷弓马胜之。”
[366] 吐蕃将降服的沙陀部众迁至甘州后，并利用其骁勇、善骑、善战的特点，在战争中以他们为先锋。吐蕃又封其首领尽忠为“军大论”，
[367] 笼络其部众。808年，朱邪尽忠和长子朱邪执宜率部众三万落投归唐朝。归唐的原因有两种说法：《资治通鉴》卷237记载：

回鹘攻吐蕃，取凉州；吐蕃疑沙陀贰于回鹘，欲迁之河外。沙陀惧，酋长朱耶尽忠与其子执宜谋复归于唐，遂帅部落三万，循乌德鞬山而东。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转战至石门，凡数百合；尽忠死，士众死者大半。执宜帅其余众犹近万人，骑三千，诣灵州降。灵盐节度使范希朝闻之，自帅众迎于塞上，置之盐州，为市牛羊，广其畜牧，善抚之。诏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兵马使。未几，尽忠弟葛勒阿波又率众七百诣希朝降；诏以为阴山府都督。
[368]

《旧唐书·范希朝传》记：

突厥别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劲，希朝诱致之，自甘州举族来归，众且万人。
[369]

这两处记载反映的事件可能都是真实的，只是时间略有不同而已，大概是沙陀贰于回鹘在先，范希朝接应在后。沙陀归唐，主要原因是不堪吐蕃役使。
[370]

总之，吐蕃王朝的不断兼并、征服与扩张，使汉、粟特、吐谷浑、回鹘、沙陀等民族受到吐蕃的统治和奴役。其民族统治政策具有压迫性、歧视性和不平等性。但是，吐蕃占领河西后，河西众多民族的百姓，并未全部沦为奴隶，而是被有组织地编入部落，组织生产。可以说，吐蕃占领时期的河西经济仍然在缓慢地向前发展。在强制与暴力之下，吐蕃民族不仅在逐渐走向强大，也加速了和西北诸民族相互在融合，吐蕃不仅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同时河西出现了吐蕃化的趋势。即使9世纪中后期，吐蕃对河陇地区的统治全部瓦解，后来在河西建立归义军、甘州回鹘、西夏等政权或多或少承袭了吐蕃王朝政治、军事、经济、宗教、艺术等因子。

四 甘州回鹘的建立与周边地方政权

回鹘亦称回纥，《魏书·高车传》记为袁纥，《隋书·铁勒传》记作乌护，《新唐书》又作乌纥。在《阙特勤碑》的突厥文碑文中称为“九姓乌古斯”。回纥为铁勒各部中的一支。在隋代，回纥的先民韦纥和其他铁勒诸部均在突厥的统治之下，大业元年（605年），韦纥联合铁勒仆固、同罗、拔野古反抗突厥的奴役，自号俟斤，称回纥。
[371] 此后，回纥开始逐渐走向强大。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回纥首领吐密度协助唐军灭薛延陀，并自称可汗。回纥成为大漠南北最强大的部族之一，回纥之名遂逐渐代替铁勒而为铁勒诸部的总称。
[372] 从此，回纥不再是一个部落，而是一个部落联盟。回纥联盟由内九族和外九部组成。
[373] 内九族是指回纥内部以药葛氏为首的胡啜葛、啜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嗢素、药勿葛、奚耶勿九个氏族；外九部是指回纥、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拔悉密、葛逻禄，这九姓乃铁勒族的九个部落，其中以回纥部居首。杨圣敏先生认为回纥联盟（汗国）主要是由十回纥和九姓集团组成。
[374] 无论哪种说法，回纥是回纥诸部及与其结盟诸部的组合体。

回纥汗国与唐朝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其新可汗继立，均由唐朝册封，并成为定制。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曾两次派兵助唐平叛。作为酬谢，唐朝与回纥进行了大规模的绢马贸易。通过这种带有酬谢性质的绢马贸易，回纥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成为雄踞漠北的强大政权。

唐建中元年（780年）牟羽可汗想趁唐德宗初登大位之际南下攻唐，被宰相顿莫贺杀死，顿莫贺自立为骨咄禄呲迦可汗，唐朝册封其为武义成功可汗。唐贞元四年（788年），顿莫贺上书请求将回纥改为“回鹘”，取汉文“捷鸷犹鹘然”之意。
[375] 唐元和八年（813年）十月，保义可汗收复北庭、龟兹，并且击败了吐蕃、葛逻禄和黠戛斯联盟，控制了整个准噶尔盆地及葱岭西的楚河流域。唐开成四年（839年），回鹘内乱，可汗、宰相相继被杀，又遭遇百年不遇的天灾，羊马死伤无数。840年，回鹘将军句禄末贺引黠斯大军十万袭击回鹘汗国，回鹘汗国灭亡。很多回鹘人在部落首领的带领下，开始逐步撤离漠北，分别向南、向西迁徙（见图4-4）。

图4-4 甘州回鹘与周边形势
资料来源：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图82—图83（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绘制。

（一）回鹘向河西的迁徙

一般认为，回纥人最早在河西活动始自唐初。《旧唐书·契苾何力传》载：

至贞观六年，随其母率众千余家诣沙州，奉表内附，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领军将军。……十四年，为葱山道副大总管，讨平高昌。时何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贺兰州都督沙门并在凉府。十六年，诏许何力观省其母，兼抚巡部落。时薛延陀强盛，契苾部落皆愿从之。何力至，闻而大惊曰：“主上于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而图叛逆！”诸首领皆曰：“可敦及都督已去，何故不行？”何力曰：“我弟沙门孝而能养，我以身许国，终不能去也。”于是众共执何力至延陀所，置于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夺也。可汗怒，欲杀之，为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闻何力之延陀，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乐其土，何力今入延陀，犹鱼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铁石，必不背我。”会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状，太守泣谓群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遽遣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入延陀，许降公主，求何力。由是还。
[376]

早在贞观六年（632年），就有铁勒契苾部六千余家迁入了河西。贞观十六年（642年），契苾部众曾劫持何力到漠北的薛延陀汗国内，后契苾何力很快被太宗求归，但河西是否还有契苾部众呢？根据契苾明等人的墓志等史料，直到开元年间，契苾部众依然活跃在凉州。

《旧唐书·铁勒传》云：“至则天时，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
[377] 武则天时，东突厥东山再起，铁勒的回纥、契苾、思结、浑迁入甘凉地区。关于契苾、思结、浑的迁入，前已论及，以下主要论述武则天时回纥迁入的情况。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以漠北铁勒各部故地置六府七州以羁縻之，其中以回纥部置瀚海都督府。而安北都护府侨置同城，是和铁勒诸部的南来同步进行的。武后时，回纥、契苾、思结、浑部迁入甘凉之地，其中契苾部并入了原来设在河西的贺兰州，浑部之皋兰州和思结之卢山府和蹛林州本为漠北设置，因部落南迁，为其设置的羁縻州也一同迁到河西。但南迁的回纥部在河西却未见有羁縻州的安置。《唐会要》记载：“龙朔三年二月，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部落，仍改名瀚海都护府。其瀚海都护府移云中古城，改名云中都护府，仍以碛为界。碛以北诸州为蕃州，悉隶瀚海；碛南并隶云中。婆闰卒，子比来栗代立。比来栗卒，子独解支立。其都督亲属及部落征战有功者，并自碛北移居甘州界。故天宝末取骁壮以充赤水军骑士。在碛北者，自则天后并为默啜所役属，仍别立都督以统之。独解支卒，子伏帝匐立，为河西经略副使，兼赤水军使。”
[378] 《旧唐书·回纥传》记载：“永隆中独解支，嗣圣中伏帝匐，开元中承宗、伏帝难，并继为酋长，皆受都督号以统蕃州。”
[379]

由上可知，自独解支成为回纥首领后，回纥从碛北移居甘州，瀚海都督府的建置随之移到甘州，伏帝訇的子孙“皆继为酋长，皆受都督号以统蕃州”。换言之，武后时回纥迁入了甘州境内，契苾、思结、浑部则迁入了凉州境内。但是两《唐书·地理志》均未记载在凉州、甘州境内有瀚海都督府羁縻州的设置，可能是瀚海都督府侨置于甘州，但仍隶属于安北都护府的缘故。开元十五年，河西节度使王君竟被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宗子瀚海司马护输袭杀于甘州的巩笔驿，说明开元年间以回纥为主的瀚海都督府仍在甘州。

武则天时期，漠北除了有回纥、契苾、思结、浑等迁入河西外，还有同罗、仆固等铁勒部族。据《资治通鉴》卷203垂拱元年六月条：“同罗、仆固等诸部叛，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出居延海以讨之，同罗、仆固等皆败散。敕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纳降者。”
[380] 另外，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第二条称：

臣伏见今年五月敕，以同城权置安北府。此地逼碛南口，是制匈奴要冲，国家守边，实得上策。臣在府日，窃见碛北归降突厥，已有五千余帐，后之来者，道路相望。又甘州先有降户四千余帐，奉敕亦令同城安置。
[381]

又陈子昂《为乔补阙论突厥表》称：

臣比在同城，接居延海西，逼近河南口，其碛北突厥来入者，莫不一一臣所委察。比者归化，首尾相仍，携幼扶老，已过数万，然而疮痍羸惫，皆无人色，饥饿道死，颇亦相继。先九姓中遭大旱，经今三年矣，野皆赤地，少有生草，以此羊马死耗，十至七八。今所来者，皆亦稍能胜致，始得度碛，碛路既长，又无好水草，羊马因此重以死尽。莫不掘野鼠食草根，或自相食，以活喉命，臣具委细问其碛北事，皆异口同辞。又耆老云：“自有九姓来，未曾见此饥饿之甚。”今者同罗仆固都督早已伏诛，为乱之元，其自丧灭，其余外小丑徒。侵暴自贼耳，本无远图，多猎葛，复自相仇，人被涂炭，逆顺相半，莫知所安。
[382]

以上两文中的突厥实际指九姓铁勒，在唐朝派兵破同罗、仆固叛乱之前，已有大批铁勒部众来到甘州同城一带，前文记两批共有九千帐，后文则言数万人。
[383] 从太宗到武周时期，陆续迁入河西的回纥人数目已相当可观。到开元年间，河西的回纥部落已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势力，以致河西节度使王君也认为“四部难制”，安史之乱以后，河西落蕃前夕，仍有思结部落归投。敦煌文书P.2942《河西巡抚使判集》中有一道判牒，其文如下（原文书第117—120行）：

1.思结首领远来请粮事。

2.思结首领，久沐薰风。比在河西，屡申忠赤。顷驰漠北，频被破。

3.伤，妻孥悉无，羊马俱尽。尚能慕义，不远归投，既乏粮储。

4.略宜支给。
[384]

这支思结部众，前后两次来到河西，第一次在武则天时期，第二次在永泰元年到大历元年。
[385] 从太宗到玄宗时期，陆续迁入河西的回纥人数目已相当可观。这就为回鹘汗国崩溃后，部分回鹘部族寻求立足之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政权因内乱外患而瓦解，回纥部众四散。回纥除了南迁和西迁以外，开成五年（840年）还有少数部众自漠北草原向南，进入河西走廊。“回鹘相馺职者，拥外甥庞特勒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
[386] 投吐蕃的回鹘人，到达了当时被吐蕃占领的河西地区，先依附吐蕃，后依附于唐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会昌二年（842年）以后当仍有迁徙者。《旧唐书·回鹘传》记载：“（会昌二年）三部首领皆赐姓李氏，及名思忠、思贞、思惠、思恩，充归义使。有特勤叶被沽兄李二部南奔吐蕃，有特勤可质力二部东北奔大室韦，有特勤荷勿啜东讨契丹，战死。”
[387]

如果从特勤叶被沽兄李二部“南奔吐蕃”来推测其逃奔方向的话，估计他们是从回鹘居住的幽州南行，然后到达河西的吐蕃居住地，假如他们是逃亡天山方面，那么史料中就不会写作“南奔”了。
[388]

当时，还有一些回鹘零散余部也来到河西。史称：“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
[389] 由于回鹘部众不断增多，其居住范围也由原来的甘、凉地区扩散到整个河西地区，故有“散处甘、凉、瓜、沙间，各立君长，分领族帐”
[390] 之说。

从贞观初年到会昌年间，回纥迁入河西的移民运动大约持续了两百年之久，最终河西成为回纥的聚居区。在这个基础上，在9世纪的后半叶到10世纪初，
[391] 建立了一个以甘州为中心的河西回鹘政权。甘州回鹘对河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9世纪中期以后河西的“回鹘化”趋势

8—11世纪，因大批操突厥语的民族部落南下，以及回鹘的西迁，进而与塔里木盆地缘边地区的原住居民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族，使新疆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一般将这一民族融合的过程称为回鹘化。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回鹘的南迁，河西也成为回鹘聚集区，他们以甘州的药罗葛氏为统帅，建立甘州回鹘政权。后梁开平五年（911年），甘州回鹘击败了在敦煌建立的“西汉金山国”，曾一度控制了河西走廊。加之河西走廊西部毗邻西州回鹘。两支回鹘政权的存在，回鹘文化对河西文化、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1.回鹘文字的广泛使用

文字是人类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也是思想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更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当回鹘人不断进入河西走廊后，区域文化开始互相融合，其中语言的融合与扩散都大面积地展开。回鹘文在甘州回鹘王国境内是否也曾流行？以往由于缺乏直接的回鹘文文献证据，学界多略而不论。现已有学者确认，回鹘文字在甘州回鹘中确曾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使用。
[392] 《西夏书事》卷12载：

元昊既制蕃书，遵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
[393]

西夏初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负责对外文书交流。在西夏蕃字院所掌管的文字中，既有藏文（西蕃），也有回鹘文，与二者并列还出现有“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张掖是甘州回鹘的国都，交河指的则是高昌回鹘的国都。回鹘文是高昌回鹘最流行的文字，所以西夏蕃院所管的“交河”文字，其实主要也是指回鹘文。推而论之，“张掖”文字主要指的也应是回鹘文。另外，在敦煌出土的汉文写本敦研001 + 敦研369 + P. 2629《归义军衙府酒破历》中有“案司修甘州文字”（第46行）、“供修甘州文字孔目官”（第85行）等字样，同时又可看到“孔目官修西州文字”（第23行）、“案司修西川（州）文字”（第92行）等文字。这里的案司，又称“孔目司”，为归义军节度使下属机构，掌文案，其主事者称都孔目官。沙州案司内孔目官所修“甘州文字”“西州文字”，无疑均指回鹘文。日本京都有邻馆藏一件回鹘文佛经印本，现存四行，文曰：“愿成就圆满。至正二十一牛年（1361年）三月一日于甘州印制。善哉，善哉。”说明元朝时甘州仍有回鹘文佛经印制，体现了回鹘文字在这一地区的流行及回鹘文化的发达。
[394]

除以上史料外，敦煌还留存了一部分回鹘文实物材料，这些回鹘文材料为我们展示了敦煌一带回鹘语的流行情况。回鹘文是回鹘人在西迁后开始使用的以粟特文字母草体拼写的一种新文字。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材料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其一是敦煌莫高窟所出的回鹘纸本文献，主要为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其余则出自莫高窟第464、465等元代洞窟中。藏经洞出土的回鹘文献有50余件，时代较早，属9—11世纪的遗物。其中有19件为世俗文书，主要是往来书信与商品账目之类。另有一定数量的摩尼教文献和少量未能确定性质的宗教典籍，其余为佛教文献。比较重要的有《善恶两王子的故事》《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阿烂弥王本生故事》等。尽管文献数量不多，但以其时代早且保存比较完好而深受学术界重视。出自莫高窟第464、465等元代洞窟的回鹘文文献数量较多，主要是蒙元时代的文献，除了少数世俗文献外，大多与佛教有关。此外，敦煌研究院自1988年至1995年对敦煌莫高窟北区248个石窟先后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莫高窟北区38个洞窟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多达128件，回鹘文文书碎片1241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马洛夫于酒泉文殊沟（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藏族乡政府所在地）发现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有题跋曰：“我从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八辛鼠日开始写，至八月十五日满月时写竟。让其流布后世吧！ 善哉！ 善哉！”其二是古代回鹘人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等石窟壁面上还留有长短不一的回鹘文题记，这些也是宝贵的回鹘文资料。现已发现各种题记300余条，其中以瓜州榆林窟最多，内容也最丰富。在现存的41个洞窟中，有回鹘文题记的20多个，计有190条，590余行。
[395] 另外，酒泉文殊山万佛洞发现的回鹘文题名，有纪年者13 则，除二则使用生肖纪年外，余则均记以年号，时代最早者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最晚者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这些题记，加上文殊沟发现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说明至少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止，河西西部酒泉至敦煌一带仍然存在着回鹘佛教集团，继续行用回鹘文。
[396] 其三是回鹘文木活字。1908年，伯希和于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81窟发现了一桶回鹘文木活字，计有960枚之多。其后，俄国奥登堡又于莫高窟北区发现回鹘文木活字130枚。1944—1949年，敦煌艺术所收集到回鹘文木活字6枚；1988—1995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莫高窟北区陆续发现了48枚回鹘文木活字。目前共计1118枚。
[397]

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得出在河西大部分地区回鹘文字使用较为流行的结论。回鹘文不仅流行于僧俗两界，而且其强大的生命力，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

2.服饰装束的变化

在世俗文化方面，回鹘的服饰与装束也影响了当时的河西。高髻为回鹘妇女的发式。《新五代史·回鹘传》载：

（甘州回鹘）可汗常楼居，妻号天公主，其国相号媚禄都督。见可汗，则去帽被发而入以为礼。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
[398]

1977年，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葬出土了29幅彩绘木版画，在编号为4的五侍女中有四人梳高髻，颇类回鹘发式。编号13、14 的武士，都头戴毡盔，盔顶结绶，但他们的面貌为汉人，
[399] 显然是吸收了回鹘与吐蕃的装束。此外，《宋史·夏国传》中所载西夏武官起云冠、束带、垂蹀躞、佩解结椎，与莫高窟回鹘供养人的装束如出一辙。

西夏贵族妇女和侍女头戴与敦煌回鹘供养人相同的桃形冠，是回鹘服饰对西夏服饰影响的结果；至于西夏贵族妇女所戴莲蕾金珠冠，可能是在回鹘贵族妇女桃形金冠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400]

3.回鹘佛教艺术的影响

河西回鹘的佛教艺术深刻影响了该地区，在敦煌莫高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酒泉文殊山等众多散布于河西走廊的诸多石窟、壁画、雕塑中都可看到回鹘佛教艺术的影子。西夏人开凿的洞窟基本上是一洞一种底色，多绘以石青、石绿，绘画基调呈冷色，但有时又以大红为底色，基调明显呈暖色；图案规矩而少变化，给人以千篇一律的感觉，这些都是受回鹘壁画艺术风格的影响所致。回鹘人在绘制佛像时喜欢采用的编织纹、火焰纹、古钱纹及双重八瓣莲花纹、波状三瓣花卷草纹等，在西夏晚期的洞窟中都不时可以看到。西夏绘画之花纹边饰特别丰富，制作考究，既有荷花、牡丹、石榴、团球及忍冬等植物纹，也有龟背纹、连环纹、古钱纹、万字纹等形式不一的规矩纹，还有团龙、翔凤、卷云等有活动感的祥瑞纹，更有风格独特的波状卷草式云纹。这些纹饰简单朴素，色泽鲜艳，以大红大绿者居多。从纹样结构、编排方法到敷色、勾线、填绘等手法的运用，我们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的壁画以及木头沟、吉木萨尔回鹘佛寺遗址等地出土的佛教艺术品中都可以看到。考虑到二者风格的接近、回鹘、西夏文化联系的密切，我们不难推想，西夏画风当受到回鹘佛教艺术的强烈影响。
[401]

4.回鹘对政治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归义军晚期政权也存在回鹘化问题，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表现为甘州回鹘对归义军的控制和渗透；后一阶段表现为沙州地区回鹘势力的崛起；归义军亡后出现的沙州回鹘政权是归义军晚期回鹘化的继续和结果。尽管学界对是否存在一个沙州回鹘政权有不同看法，但瓜沙一带确有一个强大的回鹘集团存在，并对沙州地区进行统治。
[402] 从这一点而言，归义军晚期回鹘化是合理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曹贤顺本为汉人，归义军政权也是汉人政权，却被辽朝封作“沙州回鹘郡王”。这种称呼的出现，正是对当时辽与沙州历史关系的如实反映。至11世纪初期，敦煌及其周围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已回鹘化了，而归义军政权由于内忧外患，某些场合自称回鹘，一方面是博取回鹘的认同，另一方面是通过回鹘这一纽带，以寻求辽朝统治者的支持。
[403]

沙州回鹘对瓜沙地区的控制和影响，以至于给外界造成该地区居民皆奉摩尼教这样一种笼统印象。成书于10世纪下半叶的波斯文著作《世界境域志》记载：

瓜州（Khaju）为一个大城，商人居停之地。其政府为中国所派，其居民信奉摩尼教。沙州（Saju）属中国，位于山脉与戈壁间（的半路上）。是一个繁荣的地方，胜地很多，流水奔腾。（其居民）不作恶害人，信摩尼教。
[404]

摩尼教为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于6—7世纪传入我国新疆地区，辗转传入漠北之回纥，而盛行于该地，当回鹘人南下时，摩尼教也应同时流播河西。以上记载应来源于中亚或波斯人途经瓜沙的见闻。我们认为，当沙州回鹘足够强大时，摩尼教才可能成为瓜沙地区的主流宗教，或许才给以外界留下“其居民信奉摩尼教”的印象。这也是10世纪末11世纪初瓜沙回鹘化的一个旁证。

（三）9世纪中期以后河西诸民族与丝路交通

吐蕃在河西的统治崩溃之后，河西走廊即出现了沙州归义军、肃州龙家、甘州回鹘、凉州蕃汉联合政权、凉州嗢末集团等多种民族政治实体，民族聚居的特点更加突出，S.5697《申报河西政情状》记载当时“蕃、浑、嗢末，羌龙狡杂，极难调伏”。尽管如此，沟通东西的大动脉——丝绸之路并为因此而彻底中断，而且在某些时期和某些路段还保持着相当的繁荣昌盛局面。其中甘州回鹘所处的位置却正在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频繁的丝路贸易，成为回鹘经济发展的命脉，故而他们义不容辞地承载起保护丝绸之路畅通的重任。甘州回鹘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尤其是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而且加强了河西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

大约在10世纪前半期，沙州归义军、凉州吐蕃经常和甘州回鹘的贡使，一同朝贡中原王朝。
[405] 可见甘州回鹘与归义军和凉州吐蕃的关系总体上还是友好的，在河西走廊内部以及东通中原的道路是畅通的。当时甘州回鹘在整个河西地区诸势力中已成为一个强势政权。加之其又控制了甘州这个丝路咽喉，因而甘州回鹘对河西道路的畅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甘州回鹘与归义军关系对丝路的影响

9世纪70年代，甘州回鹘势力已渗透甘州一带，其在河西的扩张，势必会引起归义军政权的反对和抵抗。不久，双方便爆发了冲突。
[406] 甘州回鹘经常劫掠过往行人，S.2589《张胜君状》称：

游奕使白永吉、押衙阴清儿等，十月十八日平善已达嘉麟，缘凉州闹乱，郑尚书共□□诤（争）位之次，不敢东行。其甘州共回鹘和断未定，二百回鹘常在甘州左右捉道劫掠，甘州自胡进达去后，更无人来往。
[407]

但此后，双方的关系有所缓和，S.389《肃州防戍都状》称：

肃州防戍都状上：右当都两军军将及百姓，并平善，堤备一切仍旧。自十月卅日崔大夫到城家，军将索仁安等便将本州印与崔大夫。其大夫称授防御使讫，全不授其副使。索仁安今月六日往向东，随从将廿人，称于回鹘王边充使，将赤辕父马一匹，白鹰一联，上与回鹘王。二乃有妹一人，先嫁与凉州田特啰禄，其妹夫身死，取前件妹兼取肃州旧人户十家五家。其肃州印，崔大夫称不将与凉州防御使，去不得，其索仁安临发之时，且称将去，发后，其印避崔大夫衷私在氾建立边留下。
[408]

上文所指中和四年（884年）十二月六日，肃州防戍都副使索仁安率随从二十人往东，出使回鹘，并向回鹘王进贡。除了索仁安出使回鹘外，光启元年（885年）十二月，又有灵州安慰史顺利通过甘州到达沙州。光启二年（886年），张淮深所遣高再盛、张文彻等求节使臣也顺利通过甘州到达中原。光启三年（887年），沙州也迎来了甘州回鹘使臣。以上东西往来人员均取灵州道，即沙州—瓜州—肃州—甘州—凉州—灵州一线。
[409] 从甘州回鹘和归义军互通使节，以及归义军和中原王朝通过甘州互相来往说明，甘州回鹘和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是比较友好的，灵州道是畅通的。

自张淮深死后，归义军内部纷争不断，直到乾宁三年（896年）张承奉真正掌握政权之后，其局势才稳定下来。在张承奉执政的最初几年，归义军和甘州回鹘保持着正常的交往。写于乾宁六年（899年）的P.4044《归义军节度使帖》称：

使帖甘州使头某甲、兵马使某曹、更某人数。右奉处分，汝甘州充使，亦要结耗（好）和同，所过砦堡州城，各须存其礼法，但取使头言教，不得乱话是非。沿路比此回还，仍须收自本分，如有拗东捩西，兼浪言狂语者，使头记名将来，到州重当形法者。某年月日帖。
[410]

沙州遣使甘州，对象自是回鹘，出使目的要“结耗（好）和同”。此外，911年的（P.3633）《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云：

天可汗居住张掖，事同一家，更无贰心。东路开通，天使不绝，此则可汗威力所置，百姓□甚感荷，不是不知。
[411]

说明张承奉执政的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友好关系，正是因为“事同一家”，才能“东路开通，天使不绝”。之后双方爆发战争，张承奉建立的西汉金山国以失败告终。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张承奉去世，沙州大族曹议金（名仁贵）取而代之。曹议金掌握瓜沙政权后，努力改变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向甘州回鹘表示承认张承奉时期形成的“父子之国”的依附关系，娶甘州回鹘可汗女为妻。双方有着正常的交往。P.2948《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状》有8件，其中最后一件是后梁贞明四年（918年）写给灵州令公和凉州仆射的书信抄本，文称：

今者使臣回辙，当军兼差使人，路次经过大蕃，岂敢辄无状达。前载得可汗旨教，始差朝贡专人。不蒙仆射恩泽，中路被温（嗢）末剽劫。今乃共使臣同往，望仆射以作周旋，得达前程，往回平善，此之恩得（德），何憨（敢）忘焉。
[412]

后梁贞明二年（916年），曹议金两次派朝贡使前往中原，也是由灵州道而入。第一次因使人在凉州遭劫而中途返回，第二次在后梁凉州镇将的帮助下，使团抵达梁廷。这两次入朝，都得到甘州回鹘的准许。同光二年（924年）末或三年（925年）初，曹议金利用甘州回鹘发生内乱之机，亲自率军征讨甘州回鹘，一直打到甘州城，迫使回鹘投降，又嫁女给新甘州回鹘可汗，双方确认新的关系：归义军节度使为父，甘州回鹘可汗为子。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不再受制于甘州回鹘，经肃、甘二州前往中原的河西旧道完全开通。如清泰元年（934年），回鹘遣使朝贡后唐王朝，沙瓜二州各遣牙将随行，在后唐邠州节度使康福护送下至灵武。
[413] 同时，朔方节度使张希崇致书甘州回鹘，并遣都头白行丰、居密六等人持状前往甘州送信，要求可汗仁美斟酌差兵迎取，保护灵州西通甘州道路的畅通。
[414] 敦煌保存的P.2539《灵武节度使书状集》、P.3931《灵武节度使表状集》、S.529《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P.2945 《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状稿》等写本，是沙州归义军人士从内地抄写后携回敦煌的。说明在曹议金、曹元忠时期，由沙州—瓜州—肃州—甘州—凉州—灵州—西京（长安）—洛阳—开封的路线，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畅通的。高居诲和其他许多西行及沙州、甘州等东来的使者走的都是这条路。
[415]

2.凉州嗢末和凉州六谷部

嗢末是吐蕃统治河西时期对其所征服民族或部落的古藏语称呼。《新唐书》卷216《吐蕃传》载：“浑末，亦曰嗢末，吐蕃奴部也。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及恐热乱，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嗢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迭、宕间。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马尤良云。”
[416] 《资治通鉴》卷250称：“是岁（862年），嗢末始入贡。嗢末者，吐蕃之奴号也。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是吐蕃之众多。及论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迭、宕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417] “嗢末”一词为汉语音译，较之吐蕃语的音义，学者有不同的解释。
[418] 吐蕃之嗢末并非一般的家内奴隶或从事农牧生产的奴隶，主要指那些被征服国家或部落在吐蕃军队中充当仆役的人。早期的嗢末可能民族成分比较复杂，因为最先被吐蕃征服的民族有羊同、苏毗、白兰、吐谷浑、党项等，吐蕃将这些民族的部落民众充当军中仆役。到吐蕃占领河西、陇右之后，汉族成了吐蕃贵族主要的奴役对象，羊同、苏毗等族则由原来被征服民族上升为统治民族，而在吐蕃军队中充当仆役的应主要是汉人，故后期嗢末的民族成分应主要是陷蕃汉人。到嗢末势力大发展时，又吸收了一部分“吐蕃微弱者”。
[419] 可见，不同时期嗢末的民族构成并不一样。后来，论恐热与尚婢婢在河陇相互攻伐，吐蕃式微。吐蕃统治下的河西各部族因此脱离吐蕃而自立。张议潮在沙州起兵之时，散居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迭、宕间的嗢末也乘机啸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这一阶段的嗢末主要以吐蕃化的汉人为主体。这在敦煌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如S.6342+Дx.05474《张议朝处置凉州进表并批答》云：

张议潮奏：咸通二年收凉州，今不知却废，又杂蕃浑。近传嗢末隔勒往来，累询北人，皆云不谬。伏以凉州是国家边界，嗢末百姓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将，国家弃掷不收，变成部落，昨方解辨（辫），只得抚柔。岂可摈狐兔稻梁使为豺狼荆棘，若国家以边陲路远，馈运不充，比于赘疣，置度外，彼或国家冲其弃掷与犷俗连耕，相率状尧，犯关为寇。国家又须诛剪，不可任彼来侵。若征举兵戈，还挠州县。今若废凉州一境，则自灵武西去，□（并）为毳幕所居。比年使州县辛勤，却是为羯胡修造，言之可为痛惜！
[420]

可见，嗢末原本是河陇地区的汉人。但因长期受吐蕃统治，并在强行“蕃化”政策的影响下，只得辫发左衽，变成部落，已深深地“吐蕃化”了。“近传嗢末隔勒往来”，说明咸通年间嗢末已在凉州形成一股势力，阻隔交通。对此，还有若干敦煌文献可以证明。S.389《肃州防戍都状》也有记载：

其龙王衷私发遣僧一人，于凉州嗢末首令（领）边充使。将文书称：我龙家共回鹘和定已后，恐被回鹘侵凌，甘州事须发嗢末三百家已来，同住甘州，似将牢古（固）。如若不来，我甘州便共回鹘为一家，讨你嗢末，莫道不报。
[421]

肃州龙家一次便向凉州嗢末借兵“三百家”，可证嗢末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又P.3569《光启三年四月押衙阴季丰奉判令算会官酒户马三娘龙粪堆酒本牒》记有西州回鹘使、璨微使、凉州嗢末使、凉州使曹万成、肃州使等。文中把凉州嗢末使和凉州使曹万成并称，说明凉州不只有嗢末一股势力。

自咸通二年（861年）至唐亡，凉州在唐王朝、归义军和嗢末三种势力之间，有过几次控制权的转换。咸通二年张议潮击败吐蕃，收复凉州，除了加强军事控制外，还恢复了凉州地区的行政管理。而唐王朝为了取得凉州并限制归义军势力的扩张，于咸通三年至四年（862—863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对凉州地区的控制。咸通八年至十一年（867—870年），唐政府驱逐了归义军的势力，控制了凉州。但在咸通十一年至十二年（870—871年）九月，嗢末从唐手中夺取了凉州的控制权。在唐廷拒绝张议潮重新收复、经营凉州的请求后，张淮深于咸通十一年九月至乾符六年（879年），发动了对嗢末的战争，重新收复了凉州。但随着归义军势力的不断削弱，其对凉州的控制力也在逐渐萎缩。中和（881—885年）初年，归义军对凉州的控制已开始动摇，到中和末年，凉州再度被嗢末所控制。光启年（885—888年）间，凉州嗢末开始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与归义军交往，直至五代，凉州嗢末与归义军之间还有官方往来。
[422]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内乱而分崩离析，陷于“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的混乱局面，
[423] 大批吐蕃部落分散在河陇地区。《使于阗记》载：“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
[424] 分布在走廊西部的吐蕃部落开始沿着祁连山南麓东进，并来到凉州城外定居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至宋朝初年，便形成了六谷蕃部。此后，六谷蕃部依托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后与嗢末势力联合，建立凉州六谷蕃部政权，并取得领导大权，将联盟推向鼎盛。

凉州吐蕃和甘州回鹘与宋朝的贸易往来起初都经过灵州路，但随着党项人在西北的不断崛起，灵州路中断。包括甘州回鹘和归义军政权在内的西域商胡通行中原的道路被迫由原来的灵州路改行秦州路。即由甘州南下，穿越祁连山扁都口，进入青海东部的宗哥城（青海乐都县西）或邈川城（青海乐都县），然后经兰、熙、秦，顺渭河河岸东行。而自天圣六年（1082年）西夏人攻陷甘州后，则从沙州经柴达木盆地东行，直至秦州。
[425] 由吐蕃人在宗哥（今青海省西宁）建立起的唃厮啰政权，是这条路线的维护者。

3.肃州龙家

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率众收复沙、瓜二州后，“次屠张掖、酒泉，攻城野战，不逾星岁，克获两州”，
[426] 可知肃州的收复在大中三年（849年）。归义军收复肃州之后，采取多项措施以巩固统治。如恢复州县制，设置了防御使、防戍都、营田使、走马使等。
[427] 咸通八年（867年）张议潮束身归阙，因内部各派斗争不止，导致归义军的实力大受影响，其周边少数民族纷纷脱离归义军政权的控制。中和四年（884年），甘州的龙家等族进入肃州，S.389《肃州防戍都状》云：

又今月七日，甘州人杨略奴等五人充使到肃州称：其甘州吐蕃三百，细小相兼伍佰余众，及退浑王拔乞狸等十一月一日并往归入本国。其退浑王拔乞狸妻则牵驮夫则遮驱眷属细小等廿已来随往，极甚苦切。余者百余奴客并不听去。先送崔大夫、回鹘九人，内七人便随后寻吐蕃踪迹往向南；二人牵栊嘉麟报去甘州共回鹘和断事由。其回鹘王称：“须得龙王弟及十五家只（质），便和为定。”其龙王弟不听充只（质）：“若发遣我回鹘内入只（质），奈何自死！ ”缘弟不听，龙王更发使一件：其弟推患风疾，不堪充只（质）。更有迤次弟一人及儿二人，内堪者，发遣一人及十五家只（质）。得不得，取可汗处分。其使今即未回。其龙王衷私发遣僧一人，于凉州嗢末首领充边使。将文书称：“我龙家共回鹘和定已后，恐被回鹘侵凌，甘州事须发遣嗢末三百家以来同住，甘州似将牢古（固）。如若不来，我甘州便共回鹘为一家，讨你嗢末，莫道不报。”其吐蕃入国去后，龙家三日众衙商量，城内绝无粮用者。拣得龙家丁壮及细小壹佰玖拾人，退浑达票拱榆昔、达票阿吴等细小共柒拾贰人，旧通颊肆拾人，羌大小叁拾柒人，共计贰佰伍拾柒人，今月九日并入肃州，且令逐粮（后缺）。
[428]

张氏归义军时期，其治下的甘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之地，有吐蕃、吐谷浑、龙家、通颊、羌等。中和四年，龙家与甘州城外的回鹘人争战。由于城内粮尽，无法据守，龙王只得率领龙家及退浑等族退出甘州，撤入肃州。这样，龙家与吐谷浑等一起，共同组成了“肃州家”。

对于这些进入肃州的龙家部众，归义军采取了欢迎的态度，P.2187《敦煌诸寺奉使衙帖处分常住文书》云：“因兹管内清泰，远人来暮（慕）于戟门。善能抑强，龙家披带而生降，达讷似不呼而自至。昔者为狼心敌国，今作百姓驱驰。”
[429] 可能归义军受到回鹘的威胁，便主动接纳龙家，来对抗回鹘。在中和四年（884年）龙家主要部众进入肃州以后，甘州为回鹘所占。但是根据光启元年（88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写的《沙州伊州地志》，甘州仍有龙部落存在。甚至到五代时，甘州回鹘境内仍“有别族号龙家，其俗与回纥小异”。
[430]

根据S.7384v《光启三年（887年）作坊使康文通牒并淮深判》，P.3569v《唐光启三年四月为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及算会牒》等敦煌文献，此时归义军政权将肃州使同西州、摖微、凉州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使节同等看待，明确表明此时肃州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肃州已不为归义军所控制。
[431]

龙家及其部众撤出甘州后，当地的回鹘人遂逐渐控制甘州并建立政权，史称甘州回鹘。此后，甘州回鹘极力向外扩张，在打败“西汉金山国”后，俨然成为河西一霸。

（四）晚唐五代时期河西走廊民族融合的特点

隋唐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尤其是唐朝实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各民族之间包容发展，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流，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格局。此时在河西出现了突厥、回鹘、吐蕃、粟特、吐谷浑、龙家、沙陀、达怛、党项等族。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地区，并实行吐蕃文化的民族同化政策，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又经历了一个“吐蕃化”的过程。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率众驱逐吐蕃，收复瓜州、沙州等。其建立的归义军政权势力虽一度西达伊吾、东抵灵武，但其后面临的状况极为复杂，P.3720《张淮深造窟记》称：“河西异族狡杂，羌、龙、嗢末、退浑，数十万众。”S.5697《申报河西政情状》谓：“河西诸州，蕃、浑、嗢末、羌、龙狡杂，极难调伏。”840年，漠北回鹘汗国政权因内乱外患而瓦解，少数部众自漠北草原向南，进入河西走廊。对于这些部族，相关的敦煌文献如钢和泰藏卷《使河西记》和P.2741、Ch.00296、P.2790等几件《使臣奏稿》都有记载，根据以上文献可知河西境内所谓以回鹘为主的部族多达20个，计有约罗葛、仆固、貊歌息迄、俱罗勃、契苾、多罗斯、三银州、思结、同罗、奚邪勿、药勿葛、鞑靼、龙家、沙陀、唆里迷、突厥拔野古等。
[432] 这些新加入的部族，使河西走廊的民族构成更为复杂。

唐代西北民族融合存在着汉化、吐蕃化和回鹘化三大趋势，其中汉化系主流，吐蕃化次之，回鹘化仅发其端。这三大民族融合趋势，对此后西北民族关系影响甚巨，意义十分深远，奠定了现今中国西北民族分布大的格局。
[433] 陈寅恪先生指出：“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
[434] 其要义在于“种族（民族）与文化”是研究中国历史（中古史）与文化的关键，而判别“种族（民族）”的标准是“文化”，而不是“血统”。唐代西北民族的汉化、吐蕃化与回鹘化倾向，无疑是从文化角度出发的。实际上，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都是相互进行的。吐蕃和回鹘在汉化的同时，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也在吐蕃化和回鹘化。只不过在以往的研究中，汉化研究向被人所重视，而吐蕃化和回鹘化研究还做得不够。

周伟洲先生关于三大民族融合趋势的认识，是对西北民族融合分阶段的精彩概括。如果把这段历史做一个切片，民族融合的特点将呈现另一番景象。每一个阶段民族融合的状态都是上一阶段不断沉淀积累的结果。经过隋唐时期河西各民族的相互交流融合，到中晚唐时期，河西走廊各个民族、各种势力此消彼长，并以武威、张掖、敦煌绿洲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瓜沙归义军政权、以甘州为中心的甘州回鹘政权、以龙家为主的肃州政权、嗢末和吐蕃余部联合建立的凉州政权等。除归义军外，甘、凉、肃等地政权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部族势力存在。其中甘州集聚着回鹘部族、凉州集聚着嗢末和吐蕃部族、肃州有龙家、吐蕃等部族，这些部族均是依城聚居，展示了晚唐五代时期河西走廊新的民族布局。

荣新江先生认为，应将早期的龙姓焉耆人与晚期的龙家区别开来。在龙部落形成以前，就有不少焉耆人由于种种原因移居他乡，他们往往是散居个体，而未形成部落或聚落。敦煌就有不少这样的焉耆人，如P.3730《吐蕃未年（839年）四月四日敦煌纥骨萨部落百姓龙华子便谷凭据》、S.466《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十月廿二日敦煌莫高乡百姓龙章祐兄弟出典地契》和P.3649《丁巳年（957年）四月七日莫高乡百姓贺保定雇赤心乡百姓龙员定契》中的龙华子、龙章祐、龙员定，这三位已经是敦煌地区的乡里百姓，有自己的田产，与生活在龙部落中的龙家人有所不同。既然如此，晚唐五代时期的河西走廊，有回鹘、吐蕃、嗢末、吐谷浑、党项等部族聚落，也应有以上各族的散居者。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可以得到证明。
[435] 其中郑炳林先生研究认为晚唐五代时期的沙州居民有汉、吐蕃、吐谷浑、粟特、龙家、达坦、鄯善、于阗以及西域波斯、印度移民，瓜州有汉、吐蕃、吐谷浑、粟特、龙家，肃州有汉、吐蕃、吐谷浑、龙家、达怛、回鹘、嗢末，甘州有汉、回鹘、吐谷浑、羌人，凉州有汉、吐蕃、嗢末、粟特、龙家、吐谷浑。
[436] 他们既可能来自某个部族，也有可能是散居的个体。这就是晚唐五代河西走廊民族分布的大致状况。如以现代民族地域构成来区分，可称为大聚居、小杂居。所谓大聚居，是指晚唐时期河西走廊的大部分部族是依群而居，只有依靠群落，才能建立比较强大的政治组织，才可能在斗争激烈的河西走廊生存下去。当然汉人也有自己的乡里组织，成片在农耕区劳作而生，也是处于聚居的状态；小杂居，是指以上多个民族中的一些个体分散混合居住。可能混合于农耕区，也可能混合于游牧区。当然，晚唐五代河西走廊多民族大聚居、小杂居的局面也是暂时的。因为它是下一次民族大融合的起点，到党项人和蒙古人陆续进入河西后，多民族分布格局又将进行重塑。

[1] 《隋书》卷84《突厥传》，第1866页。

[2] 《周书》卷50《突厥传》，第909页。

[3] 《周书》卷50《突厥传》，第911页。

[4] 《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四年（582年）十二月条，第5458页。

[5] 《隋书》卷84《突厥传》，第1866页。

[6] 《资治通鉴》卷175，长城公至德元年（583年）五月条，第5464页。

[7] 《隋书》卷51《长孙晟传》，第1330页。

[8] 《隋书》卷51《长孙晟传》，第1331页。

[9] 《隋书》卷84《突厥传》，第1868页。

[10] 《隋书》卷84《突厥传》，第1869页。

[11] 《隋书》卷84《突厥传》，第1870页。

[12] 尹伟先、杨富学、魏明孔：《甘肃通史·隋唐五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13]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14] 《隋书》卷3《炀帝本纪》，第62页。

[15]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5页。

[16]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40页。

[17]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

[18] 《隋书》卷40《元谐传》，1171页。

[19] 《隋书》卷53《贺娄子干传》，第1352页。

[20] 《隋书》卷83《吐谷浑传》，第1843页。

[21] 《隋书》卷83《吐谷浑传》，第1844页。

[22] 《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78页。

[23] 《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80页。

[24] 《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81页。

[25] 《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80页。

[26]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27] 《隋书》卷61《宇文述传》，第1465页。

[28] 《资治通鉴》卷181，炀帝大业五年（609年）三月至六月条，第5643—5645页。

[29] 《隋书》卷83《吐谷浑传》，第1845页。

[30] 《资治通鉴》卷181，炀帝大业五年（609年）三月条，第5644—5645页。

[31] 《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80页。

[32] 《资治通鉴》卷180，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十月条，第5635页。

[33] 尹伟先、杨富学、魏明孔：《甘肃通史· 隋唐五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34] 《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80页。

[35] 《隋书》卷84《突厥传》，第1876页。

[36] 《资治通鉴》卷181，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十月条，第5654—5655页。

[37] 《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80页。

[38] 《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80页。

[39] 《隋书》卷83《西域传》，第1841页。

[40] 《资治通鉴》卷181，炀帝大业四年（608年）八月条，第5642页。

[41] 《隋书》卷15《音乐志》，第381页。

[42] 《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81页。

[43] 《资治通鉴》卷181，炀帝大业六年（610年）正月条，第5649页。

[44] 《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81页。

[45]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页。

[46] 杜佑：《通典》卷193《边防》“天竺”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262页。

[47] 余太山：《隋与西域诸国关系述考》，《文史》2004年第4期。

[48] 《隋书》卷3《炀帝纪》，第73页。

[49] 《资治通鉴》卷181，炀帝大业五年（609年）七月条，第5646页。

[50] 《资治通鉴》卷181，炀帝大业五年（609年）七月条，第5646页。

[51] 胡戟：《炀帝西巡》，见《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页。

[52] 周伟洲：《吐谷浑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53] 参见于庚哲《中国古代对高原（山）反映的认识及相关史事研究》，《西藏研究》2005年第1期；闫廷亮《大斗拔谷事件及其相关问题探析》，《历史教学》2007年第6期。

[54]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河陇碛西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18页。

[55] 闫廷亮：《大斗拔谷事件及其相关问题探析》，《历史教学》2007年第6期。

[56] 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号），第103页。

[57] 释道宣：《续高僧传》，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第900页。

[58]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0，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2页。

[59] 《隋书》卷70《杨玄感传》，第1615页。

[60] 《隋书》卷3《炀帝纪》，第74页。

[61] 《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七月条，第5646页。

[62]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40页。

[63] 《资治通鉴》卷180，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三月条，第5618页。

[64] 《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80页。

[65] 《资治通鉴》卷181，炀帝大业四年（608年）二月条，第5636—5637页。

[66] ［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108页。

[67] 《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第5297页。

[68] 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255页。

[69] 《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第5298页。

[70] 《资治通鉴》卷180，炀帝大业三年（607年）七月条，第5632页。

[71] 《隋书》卷83《吐谷浑传》，第1844页。

[72] 《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正月条，第 5660页。

[73] 《隋书》卷23《五行志》，第669页。

[74] 《资治通鉴》卷181，炀帝大业六年（610年）正月条，第 5649—5650页。

[75] 《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50页。

[76] 《资治通鉴》卷194，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条，第6104页。

[77] 《资治通鉴》卷192，武德九年（626年）九月条，第6022页。

[78] 《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二月条，第6216页。

[79] 《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条，第6247页。

[80]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33页。

[81] 《唐会要》卷73“安北都护府”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13页。

[82] 《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629年）七月条，第6081页。

[83] 《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629年）七月条，第6081页。

[84] 程喜霖：《略论唐朝治理西域的战略思想与民族政策》，《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

[85] 《旧唐书》卷109《契苾何力传》，第3291页。

[86] 《旧唐书》卷109《契苾何力传》，第3292页。

[87]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页。

[88] 《新唐书》卷43《地理志》，第1119页。

[89] 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见《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138页。

[90] 《旧唐书》卷40《地理志》，第1641页。

[91] ［日］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3页；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78页；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0页；荣新江：《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见费孝通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304页。

[92] 《新唐书》卷43《地理志》，第1131页。

[93] 《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第910页。

[94] 《汉书》卷28《地理志》，第1611页。

[95]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96] 《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第5300页。

[97] 《新唐书》卷43《地理志》，第1124页。

[98] 《新唐书》卷37《地理志》，第971页。

[99] 曾公亮：《武经总要》卷18，《中国兵书集成》第三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版，第876页。

[100]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张国刚：《唐代的蕃部与蕃兵》，见《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

[101] 韩香：《唐代吐谷浑的迁徙及其在陕北地区的活动——延安市出〈李良僅墓志〉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1期。

[102]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8页。

[103] 张国刚：《唐代的蕃部与蕃兵》，见《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

[104] 韩香：《唐代吐谷浑的迁徙及其在陕北地区的活动——延安市出〈李良僅墓志〉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1期。

[105] 李锦绣：《“城傍”与大唐帝国》，见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235页。

[106]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36，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58页。

[107] 《旧唐书》卷199《铁勒传》，第5349页。

[108] 《新唐书》卷217《回鹘传》，第6112页。

[109] 《唐会要》卷73“安北都护府”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14页。

[110] 《新唐书》卷43《地理志》，第1130页。

[111] 《唐会要》卷73“灵州都督府”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16页。

[112] 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0页。

[113]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114] 《旧唐书》卷38《地理志》，第1415页。

[115] 《新唐书》卷43《地理志》，第1121页。

[116] 《旧唐书》卷199《铁勒传》，第5349页。

[117] 《资治通鉴》卷240，垂拱元年（685年）六月条，第6435页。

[118] 《元和郡县图志》卷4“天德军”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

[119] 《旧唐书》卷38《地理志》，第1415页。

[120] 《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727年）九月条，第6779页。

[121] 《旧唐书》卷134《浑瑊传》，第3703页。

[122] 《新唐书》卷75《宰相世系表》，第3379页。

[123] 《新唐书》卷75《宰相世系表》，第3380页。

[124] 《旧唐书》卷134《浑瑊传》，第3703页。

[125] 《旧唐书》卷134《浑瑊传》，第3703页。

[126] 《旧唐书》卷134《浑瑊传》，第3703页。

[127] 《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十三载（754年）三月条，第6926页。

[128] 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219页。

[129] 《旧唐书》卷109《契苾何力传》，第3291页。

[130]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七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131] 《旧唐书》卷109《契苾何力传》，第3294页。

[132] 董诰：《全唐文》卷187，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00页。

[133]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六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3页。

[134] 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4页。

[135] 董春林：《唐代契苾氏家族考论》，《石河子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36] 马驰：《铁勒契苾部的盛衰与迁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期。

[137] 《旧唐书》卷199《铁勒传》，第5349页。

[138] ［日］ 小野川秀美：《铁勒考》，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资料组编《民族史译文集》第6辑，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3页。

[139] 《新唐书》卷43《地理志》，第1131页。

[140] 谭其骧：《唐北陲二都护府建置沿革与治所迁移》，见《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141]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7页。

[142] 《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载（756年）五月条，第6979页。

[143] 《新唐书》卷217《回鹘传》，第6142页。

[144]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页。

[145] 《通典》卷199《边防典》“突厥”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60页。

[146] 《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元年（690年）十月条，第6469页。

[147] 《资治通鉴》卷211，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二月条，第6709—6710页；《册府元龟》卷977《外臣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81页。

[148] 《旧唐书》卷199《铁勒传》，第5349页。

[149] 《元和郡县图志》卷4“天德军”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

[150] 《资治通鉴》卷203，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六月条，第6435页。

[151] 谭其骧：《唐北陲二都护府建置沿革与治所迁移》，见《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

[152] 荣新江：《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

[153] 荣新江：《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154] 徐鸣点校：《陈子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

[155]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626页。

[156] 《唐会要》卷98“回纥”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43页。

[157]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198页。

[158]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81页。

[159] 濮仲远：《瀚海都督伏帝难考论——回纥琼墓志再探》，《阴山学刊》2015年第5期。

[160] 《新唐书》卷217《回鹘传》，第6114页。

[161] 《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727年）闰九月条，第6780页。

[162] 《新唐书》卷217《回鹘传》，第6113页。

[163]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199页。

[164] 《资治通鉴》卷219，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二月条，第7018页。

[165] 南京中医学院：《诸病源候论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年版，第839页。

[166] 《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第6227页。

[167] 《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第6227页。

[168] 《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第6227页。

[169] 杜佑：《通典》卷190《边防六》“吐谷浑”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67页。

[170] 王素：《吐鲁番所出武周时期吐谷浑归朝文书史实考证》，见《文史》总第29辑，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6—169页。

[171] 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页。

[172] 《资治通鉴》卷206，圣历二年（699年）二月条，第6539页。

[173] 《资治通鉴》卷206，圣历二年（699年）四月条，第6539—6540页。

[174] 《资治通鉴》卷206，圣历二年（699年）七月条，第6540页。

[175] 《全唐文》卷227，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97页。

[176] 《资治通鉴》卷227，圣历二年（699年）十月条，第6542页。

[177] 陈国灿：《武周瓜、沙地区的吐谷浑归朝事迹——对吐鲁番墓葬新出敦煌军事文书的探讨》，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178] 《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第6224页。

[179] 《通典》卷190《边防六》“吐谷浑”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66—5167页。

[180] 参见陈国灿《武周瓜、沙地区的吐谷浑归朝事迹——对吐鲁番墓葬新出敦煌军事文书的探讨》，见 《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齐东方《吐鲁番阿斯塔那二二五号墓出土的部分文书的研究——兼论吐谷浑余部》，见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10页。

[181]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周伟洲、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豺）纪年残卷的研究》，见《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4页。

[182] 《资治通鉴》卷212，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九月条，第6757页。

[183] 《册府元龟》卷977《外臣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81页。

[184] 李延恺：《弘化公主和亲及唐浑关系考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靳翠萍：《唐与吐谷浑和亲关系始末考》，《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杜林渊：《从出土墓志谈唐与吐谷浑的和亲关系》，《考古》2002年第8期；李鸿宾：《慕容曦光夫妇墓志铭反映的若干问题》，《唐史论丛》第14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85] 宋敏求：《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6页。

[186] 杜佑：《通典》卷31《职官》“历代王侯封爵”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69页。

[187] 《旧唐书》卷21《地理志》，第1763页。

[188] 夏鼐：《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见《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189] 钟侃：《唐代慕容威墓志浅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190] 《新唐书》卷74《宰相世系》，第3144页。

[191]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192] 张国刚、蒋爱花：《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93] 《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第5301页。

[194]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页。

[195] 《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第5299页。

[196] 陈金生：《唐与吐谷浑关系中的质子影响》，《社科纵横》2008年第12期。

[197]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44页。

[198] 《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第5300页。

[199] 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见林幹编《突厥与回鹘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7页。

[200] 《新唐书》卷221《西域传》，第6223页。

[201] 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见林幹编《突厥与回鹘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402页。

[202]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45页。

[203] 夏鼐：《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见《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204] 《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第5300页。

[205]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五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

[206]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四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207] 《旧唐书》卷44《职官志》，第1901页。

[208] 夏鼐《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靳翠萍《唐与吐谷浑和亲关系始末考》（《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杜林渊《从出土墓志谈唐与吐谷浑的和亲关系》（《考古》2002年第8期）、孙瑜《唐慕容曦皓墓志考释》（《山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5期）、李鸿宾《慕容曦光夫妇墓志铭所反映的若干问题》（《唐史论丛》第14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均认为曦光和曦皓是兄弟关系；周伟洲《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补考》、黎大祥《武威青嘴喇嘛湾唐代吐谷浑王族墓志》认为曦光即曦皓；日本学者村井恭子《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唐朝北边政策研究》仍然认同文献记载中慕容曦皓的王位，只不过他并不是第一继承人，而是在他兄长慕容曦光去世后继任的，他死后，王位又传给了曦光的儿子慕容兆。此论可备一说。

[209]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四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2页。

[210]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1页。

[211]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212] 杜佑：《通典》卷28《职官十》“左右千牛卫”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90页。

[213]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四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214]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五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

[215] 张维：《陇右金石录》，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1943年版，第22页；夏鼐：《 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见《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01页；杜林渊：《从出土墓志谈唐与吐谷浑的和亲关系》，《考古》2002年第8期；孙瑜：《唐慕容曦皓墓志考释》，《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李鸿宾：《慕容曦光夫妇墓志铭所反映的若干问题》，见《唐史论丛》（第十四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216] 《旧唐书》卷44《职官志》，第1900页。

[217] 吴钢：《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

[218] 《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第5300页。

[219]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45页。

[220] 《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第5300页。

[221]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四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2页。

[222] 《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第5301页。

[223]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1928年第6期，第979页。

[224]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225] 李林甫：《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20页。

[226]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四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227]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228]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9页。

[229] 杜林渊：《从出土墓志谈唐与吐谷浑的和亲关系》，《考古》2002年第8期。

[230] 李鸿宾：《慕容曦光夫妇墓志铭所反映的若干问题》，见《唐史论丛》（第十四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231] ［日］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0—203页。

[232] 吴玉贵：《河西凉州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1997年第3期。

[233] 黎大祥：《武威大唐上柱国翟公墓清理简报》，《陇右文博》1998年第1期。

[234] 王其英：《武威金石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235] 吴玉贵：《河西凉州安氏家族研究》，见《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

[236]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版，第267页。

[237] 陈菊霞：《西域、敦煌粟特翟氏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238] 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2003年，第108页。

[239] 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69页。

[240] 黎大祥：《武威大唐上柱国翟公墓清理简报》，《陇右文博》1998年第1期。

[241] 黎大祥：《武威大唐上柱国翟公墓清理简报》，《陇右文博》1998年第1期。

[242] 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243] 董诰：《全唐文》卷230，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31页。

[244] 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的十字路口民族——唐代入华粟特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82页。

[245] 吴玉贵：《河西凉州安氏家族研究》，见《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版，第267页。

[246] 董诰：《全唐文》卷230，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33页。

[247] 《旧唐书》卷55《李轨传》，第2249页。

[248] 《旧唐书》卷55《李轨传》，第2251页。

[249] 杜佑：《通典》卷34《职官》“后妃”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49页。

[250] 《新唐书》卷37《地理志》，第968页。

[251] 《旧唐书》卷42《职官志》，第1795页。

[252] 张国刚、蒋爱花：《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53] 杜佑：《通典》卷29《职官》“折冲府”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10页。

[254] 许容：《甘肃通志》卷6，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页。

[255]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2页。

[256] 《旧唐书》卷194《突厥传》，第5175页。

[257]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2页。

[258] 李林甫：《唐六典》，中华书局 1992年版，第154—155页。

[259] 《旧唐书》卷43《职官志》，第1834页。

[260] 《新唐书》卷49《百官志》，第1282页。

[261]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第6073页。

[262] 王团战：《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及征集到的三方唐代墓志》，《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

[263] 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264] 杜佑：《通典》卷190《边防》“吐蕃”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73页。

[265] 《资治通鉴》卷205，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九月条，第6507页。

[266] 《资治通鉴》卷207，久视元年（700年）七月条，第6549页。

[267] 李宗俊：《唐禄赞萨逻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268]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第6080页。

[269] 《资治通鉴》卷206，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四月至十月条，第6539—6542页。

[270] 《资治通鉴》卷213，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正月条，第6776页。

[271] 《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727年）九月条，第6778—6781页。

[272] 邓小南：《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番书校释》，见《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97页。

[273] 《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六年（728年）七月条，第6782页。

[274]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第5231页。

[275]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第6082页。

[276]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第5233页。

[277] ［日］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278] 《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二月条，第6827页。

[279] 《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三月条，第6832页。

[280] ［日］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281] 王宗维：《汉代祁连山路考述》，《西北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李宗俊：《唐代河西走廊南通吐蕃道考》，《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

[282]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第5236页。

[283]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284] 邓小南：《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番书校释》，见《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97页。

[285] 李宗俊：《敦煌文书〈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所见吐蕃进攻河西的两次唐蕃战争》，《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

[286]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第6101页。

[287] 关于吐蕃何时攻占敦煌，学界莫衷一是。主要有大历十二年（777年）说（马德《沙州陷蕃年代再探》，《敦煌研究》1985年第5期）、建中二年（781年）说（向达《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贞元元年（785年）说（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丙寅稿》，上虞罗氏排印，1926年；苏莹辉《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1961年第11期）、贞元二年（786年）说（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贞元三年（787年）说（饶宗颐《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东方文化》1971年第1期）和贞元四年（788年）说（安忠义《吐蕃攻陷沙州城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2年第1—2期合刊）等，笔者赞成786年说。

[288] 王昶：《金石萃编》卷97（第三册），中国书店1985年版。

[289]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290] 张延清：《吐蕃和平占领沙州城的宗教因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291] 徐鹏点校：《陈子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

[292] 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

[293]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412页。

[294] 《资治通鉴》卷249，大中四年（850年）九月条，第8043页。

[295]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170页。

[296] 汤开建、马明达：《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敦煌学辑刊》1983年创刊号。

[297] 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5 —417 页。

[298] 杨铭：《试论唐代西北诸族的“吐蕃化”及其历史影响》，《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299] 杨铭：《吐蕃时期河陇军政机构设置考》，见《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116页。

[300] 杨铭：《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301] 杨铭：《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302] 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303] 陆离：《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敦煌研究》2004年第1期。

[304] 《资治通鉴》卷276，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年）十一月条，第9035页。

[305] 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兼论敦煌行人部落》，见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0—171页。

[306]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第6101页。

[307]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上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页。

[308]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309] ［日］高田时雄：《敦煌·民族·语言》，钟翀等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页。

[310] 杨铭：《试论唐代西北诸族的吐蕃化及其历史影响》，《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311] 黄文焕：《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后记》，《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

[312] ［日］ 武内绍人：《中亚古藏文契约文书研究》，东京大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 页。

[313] 《册府元龟》卷981《外臣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532页。

[314] 马德：《从敦煌史料看唐代陇右地区的后吐蕃时代》，见《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352页。

[315] 段文杰：《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见《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316] 李正宇：《归义军乐营的结构与配置》，《敦煌研究》2000年第5期。

[317] 杜佑：《通典》卷190《边防六》“吐蕃”条，第5171页。

[318] 《新五代史》卷74《四夷传》，第918页。

[319] 《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309页。

[320] 章鸿钊：《石雅》，见《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321]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322] 赵晓星：《莫高窟吐蕃时期塔、窟垂直组合形式探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之五》，《中国藏学》2012年第3期。

[323] 沙武田：《吐蕃对敦煌石窟影响再探——吐蕃因素影响下的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功德窟》，《藏学学刊》2013年第1期。

[324] 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上）》，《文物》1989年第9期。

[325] 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326]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780年）三月条，第7280页。

[327]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第6102页。

[328] 杨铭：《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329] 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页。

[330] ［英］托马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刘忠译，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331] 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经济社会研究》，见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91—392页。

[332]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333]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4页。

[334]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335]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86页。

[336] 昞麟：《张谦逸在吐蕃时期的任职》，《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1期。

[337] 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338] 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99页。

[339] 王尧、陈践：《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

[340]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5辑，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20页。

[341]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5辑，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20页。

[342] ［日］ 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0—203页。

[343] 吴玉贵：《河西凉州安氏家族研究》，见《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325页。

[344]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111页。

[345]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郑炳林、王尚达：《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的汉化》，《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346] 参见杨铭《唐代吐蕃与粟特关系考述 》，《西藏研究》2008年第2期。

[347] 马雅伦、邢艳红：《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两位粟特僧官——史慈灯、石法海考》，《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

[348] 原卷已经无法看到，内容收在罗福苌《沙州文录补》中。

[349] 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350] 郑炳林、王尚达：《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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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173页。

[364]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170页。

[365] 《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三年（808年）六月条，第7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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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冯家昇、程溯洛《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5年版，第3页）认为贞元四年（788年）回纥改名回鹘；刘美崧《回纥更名回鹘考》（《江西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指出在元和四年（809年）回纥更名回鹘；刘义棠《突回研究》（台湾经世书局1990年版，第815—816页）认为是贞元五年（789年）。新发现《唐回鹘葛啜王子墓志》可补正贞元四年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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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们三人合作完成的。2009年，由我主持申报的《汉唐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研究》课题先后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和甘肃省教育厅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经过5年多的努力，于2014年下半年通过结题验收，本书就是在此结项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项目申报时，就根据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分工，最后由高荣统稿完成。在书稿撰写过程中，我们提倡尽可能详细占有材料，遵守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进行新的探索与争鸣。故在统稿过程中，虽然也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或补充完善，但对作者的基本观点未作改变。书稿撰写内容如下：

高荣：绪论及第一、二编

贾小军：第三编

濮仲远：第四编

本书各时期民族分布图，是河西学院孙国军博士根据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相关内容修改而成的，河西学院贾小军、蔺国伟先生也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本书由河西学院“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省级重点学科和甘肃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资助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孔继萍编审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努力。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高荣

2017年7月1日于张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