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纠结的大清、天国与列强

陶短房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56：纠结的大清、天国与列强/陶短房著.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5

ISBN 978-7-122-23383-7

Ⅰ.①1...　 Ⅱ.①陶... III.①中国历史 IV.①K25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65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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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邮政编码1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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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mm×1230mm 1/32 印张7¼ 字数100千字

2015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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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一

序二

前言

第一部——第一回长江，长江

- 黄金水道

- 割据长江

- 静观时变

第二回天京，镇江，瓜洲

- 强基固本

- 欲攻无力

- 暗度陈仓

第三回两个江西省

- 被遗忘的角落

- 共同关注

- 江西剧变

第四回“红军”

- 不速之客

- 天地会

- 一山二虎

第五回一招险棋

- 历史的迷雾

- 天国的真相

- 太平军新生代

第六回天京-镇江战役

- 顶天燕

- 以快打慢

- 以慢打快

- 一战乾坤

第二部——第七回奇怪的战争

- 向大人

- 看不懂的撤退

- 扑朔迷离

第八回天京事变

- 天京乱了

- 天国体制

- 权力的争夺

- 天京城里的真相

第九回血，还在流

- 神人一体

- 天父、天兄、天王

- 三师一主

- 血雨腥风

第十回乐观且急躁的咸丰

- 有情无报

- 君臣异心

第十一回神与人

- 辅政人臣

- 半神半人

第三部——第十二回忙碌的美国人

- 初为主角

- 节点之年

- 忙碌的伯驾

第十三回开始忙碌起来的英法

- 树欲静，风不止

- 亚罗号战争

第十四回一切还未结束

- 袁州哗变

- 互有攻守

- 天王的思考

- 水火未济

序一

1856，一个多事之秋

填下乌贼

公元1856年，在中国历史上，堪称是一个“多事之秋”。

在北京和大半个中国，这一年是大清咸丰六年；而在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许多府县，这一年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

但不管是咸丰六年也好，还是丙辰六年也罢，这一年给两个相互敌对的政权带来的负面影响都是深刻且惨痛的。6月，太平军首破清军江南大营，但几个月后的9月2日，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王杀东王的“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满门被诛，“执法者”北王韦昌辉也在两个月后迅速被处死，太平天国自此元气大伤。

10月8日，在广州发生了“亚罗号事件”，半个月后，英国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这一年，两个政权都遇到了大麻烦。1856年，可以扩展写出很多丰富多彩的文字。

作为太平天国研究者的陶短房，以其丰富的知识储备、生动的叙事文笔、犀利的观察视角、客观的盖棺评述，还原了这一年里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的点点滴滴。按照时间顺序：清洪之间的江南江北大营之争，天地会与太平天国的恩怨，英法美诸国对战事的关注，天京事变，亚罗号事件，马神甫事件，各方人物在这场持久战中粉墨登场，各有风姿。除了中国人中的汉人、满人两大团体互相争战外，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等“西洋诸夷”也没闲着，他们或亲“正朔”，或辅“教友”，或两者皆通，或同时为敌，也展开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大戏。

如同《万历十五年》一样，这本著作的时间节点是详述特定年份里的中国大事，但寻根溯源，1856年前后数十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也作为储备资料不可或缺。在写史类图书中，这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历史通略图书，还是较为少见的，而陶短房先生的这本书，通读下来，感觉其史料丰富、挖掘深刻。这本书并非堆砌史料、泛泛而谈的著作，陶先生以其负责的学术态度，为读者奉献了一道精彩大餐。其次，行文下笔流畅、提炼到位。和一般人喜欢凑字数、妄加评述不同，这本书文笔干净利落、节奏明快流畅，全书只有十万余字，找不出多少无病呻吟的废话、空话和套话，每一章节均直奔主题，都是当有则有，当无则无，做到了惜字如金、干货十足。还有，就是适当点评，主次分明。写史难免要带入自我感情，一本优秀的评史图书，作者评论虽然在所难免，但要做到客观公正、注重比例倒也颇为不易。陶先生以还原历史真相为纲，辅以少量的个人见解，就这点来说，是十分合适的。

总之，正如图书的书名——1856年，对于中国来说，是纠结的一年，对于那些西洋列强亦同样如是。太平天国政权开始由盛转衰，腐朽败落的清王朝也并未回光返照，“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底层的劳苦大众也并未得到命运的实质改变，唯独从中盘剥得利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国家。或许从这本书里，我们能得到更多的深思和想法。

2015.4.16

（作者为金庸研究专家，民盟北京市委常委）

序二

1856，好戏连台

冬初阳

有幸拜读过陶短房先生的太平天国史随笔集“这个天国不太平”系列，以及太平天国史中短篇小说集《小天堂》，对作者治学之严谨，文笔之凝练颇为佩服，得知陶先生又有新作，自然不会错过。看到《1856∶纠结的大清、天国与列强》这个书名，第一个条件反射是，1856年是中国近代史风云激荡的一年，仅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和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两件大事，就让诸多近代史爱好者难以忘却；第二个条件反射却是想起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于是便好奇陶先生用这样一个相近风格的标题，能做出怎样的文章来。

看“这个天国不太平”系列时，便有一个心愿，希望陶先生选择一个太平天国选题，写一部中长篇随笔，让读者好好领略另一番光景，而《1856∶纠结的大清、天国与列强》这本新成之作，不仅满足了我的这个心愿，更是带来连连惊喜。

虽然这不是一部小说，也不是一个剧本，然而陶先生却偏偏用纯历史文字创造出了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好戏连台”的情境。本书中涉及史事之多之广，已经超出了太平天国史的范围，较黄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涵盖的史事亦不遑多让，然全书篇幅不及黄作三分之二，陶先生却偏偏能在有限的篇幅当中将诸多事件娓娓道来，每一事必有出处，有依据，对事件的分析入情入理，评价人物自有褒贬，但不刻意粉饰，也不蓄意厚诬，相当客观。

全书涉及清代行政体制演化、兵制沿革，太平天国，天地会，当时的中西外交，英文报纸，传教士活动，两次鸦片战争，等等，信息量极大，读来却绝无拖沓繁冗的感觉，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读罢陶短房先生传来的全书文字，唯觉意犹未尽，仅希望此作早日上市，以飨读者。

2015.4.18

（作者为中国古代军事史和中西比较史专栏作家）

前言

1856，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对于中国而言，1856年真是纠结的一年。

自有确切历史记载起，“正朔”就成为帝王时代中国必须计较、必须认真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春秋》的第一句便是“元年春王正月”，身为蜀汉降官的陈寿，入晋后编纂《三国志》，凡写蜀汉、东吴纪年，必郑重加注曹魏纪年，以示“只承认曹魏正朔”；唐将刘仁轨出海远征，临行前特意去领了许多历书，表示此行的意义和目的，在于“颁正朔于海表”。年号之郑重，可见一斑。“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一个“天下”，照理只能有一个“存活”的年号，才能凸显国家之体统，君王之威仪。

然而在这一年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坐在北京紫禁城里的中国最高统治者、清朝文宗皇帝爱新觉罗·奕詝，摊开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制成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会很不愉快地在这片理应“莫非王土”的“天下”，寻得至少四个并行的年号：在北京和大半个中国，1856年是大清咸丰六年；在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许多府县，这一年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在广西浔州府，这一年是天地会大成国的洪德二年；而在遥远的滇西，这一年是杜文秀的丙辰年。

太平天国是被清廷称作“发逆”的“乱臣贼子”，他们不但改了年号，还顺带改掉了整个历法，不再用大清用惯了的阴阳历，而是用一种“均匀圆满”，一年12个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的“天历”。无巧不巧，这两套“势不两立”的历法如今非但无可奈何地“两立”着，而且它们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也就是时人之新正、今天我们所言之春节，也恰巧是同一天。“爆竹声中一岁除”，在这一天里，北京和南京（那时已被太平天国改叫天京了）倒是可以暂且放下厮杀，同时过一个好年了。公私记载都显示，这一天，“清妖”（太平天国对清朝官兵的蔑称）与对手间，保持了难得的休战状态。也难怪，1856年的新正，也是“咸丰”和“太平天国”两个“正朔”间，唯一一次从同一天开始新的一年。不过这两个“正朔”的重叠也仅限于此，因为到了二月它们之间就会相差一天，三月差两天，四月差三天……到十二月，就将整整相差十一天之多了。两朔并行，国有二主，是“天崩地裂”的不祥之兆，这一点，当年正月，连湖南安化农村一个叫李汝昭的落魄老文人都能感悟到，从小受过严格教育和训练的奕詝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当然，有一点他可聊以自慰：太平天国的历法编得实在粗糙，他们的中秋节，月亮不过是挂在天边的一把梳子。

“大成洪德”是大清的老对手了，这些裹着红头巾、举着大红旗帜的天地会众，前仆后继、“阴魂不散”地已和清廷缠斗了一两百年。时代在进步，“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也不例外，以往的“红兵”，除非姓朱或自称姓朱，通常是不会称王称帝的，可从广州被赶到浔州的这些起事者，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地称起王、改起国号年号来——当然，“正统皇帝”奕詝大可以嘲笑这些人居然有陈、李、梁三姓“并肩王”，简直比太平天国还不成体统。

至于远在滇西的杜文秀，此时不过一个蒙化县境一小队打着白旗抗命的头目，至于他占据大理府，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则还要等到这一年的八月十八。不过以清廷耳目之细密，帝王批阅奏折之勤勉，理事之事必躬亲、琐屑毕至，奕詝应该也早已知道了这个小小“僭伪”政权的存在。

如果说，已被驱离广州的“大成洪德”不过癣疥之患，山遥水远的杜文秀更不值一提，那么太平天国的洪天王便是心腹大害了。

尽管此前一年，北犯京畿的数万太平军已被僧格林沁的大军围剿殆尽，暂时无力向北京发动新的“扫北”，但镇江和瓜洲久攻不下，维系京城粮食、财赋生命线的运河航道也因此无法打通，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整个朝廷寝食难安。

在过去一年里，奕詝的“老班底”——围困天京的江南、江北两大营师劳而无功，巨大的军费开支，正日甚一日地考验着这位体虚皇帝的耐心；在过去一年里，一度给奕詝带来“新希望”的曾国藩、胡林翼的湘军，却在一连串“胜利”后惨败于湖口，强大的水陆劲旅被切作两支，武汉三镇也重新落到太平军手里。

不过，新春之际，对忙碌操劳的皇帝而言，也并非只有纠结，没有希望：长江上游，湘军的主力并无太大损失，江西的曾国藩正与石达开部苦战，湖北的胡林翼则一点点扳回优势；长江下游，江南、江北两大营缓慢但有效地缩小对南京、镇江的包围，据说曾经以“每天三顿饭”招徕新兵的天王洪秀全，已不得不下令全城男女老少一律喝粥了。

有个住在英国伦敦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人，根据辗转得来的报纸消息点评这场遥远而陌生的“革命”，这时他断言，北京城里的咸丰皇帝与南京城里的洪秀全，暂时都无法危及对方的安全。此时的奕詝当然早已知道了英国，却大概还不知道什么是德国（事实上这时也的确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当然更不会听到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句话，不过此时此刻，在他心里，对未来一年的所谓“剿逆”战局，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抱着份“谨慎乐观”的态度吧。

此时此刻他未必会相信，再过半年，自己会因战局的骤然恶化而惊慌失措，甚至开始担心自己与“江山社稷”的命运；此时此刻他更未必会相信，惊慌失措后再熬上几天，自己就会因情势的戏剧性逆转而欣喜若狂，以至于相信曾国藩所谓的洪杨所部，“不患今岁不平”的浪漫主义断语。

此时此刻，他应该会想到遥远的广州——西洋人口中的“广东府”、当地百姓眼里的“省城”吧？毕竟，运河生命线断绝后，广州海关的财赋收入，已成为国家预算尤其是军费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那里还聚集着很多英国人，这些早已知晓“船坚炮利”、很是厉害的洋人，在得到通商权、传教权后意犹未尽，此刻正纠缠着要入城呢。

奕詝一点也不喜欢洋人，不错，他履约，开埠，允许传教，甚至在上海、广州告急时对地方大员“借师助剿”网开一面，但这些对他而言都是不得已的，被迫的，只要有可能，他就要努力把这些舶来的人、事和思想，限制在尽可能狭小、安全的范围内，他当然不能允许这些洋人进入广东的省会，自己更不想和他们直接打什么交道，只是把和西洋人交涉的一应事务全部踢给自己最信赖的大臣之一两江总督叶名琛。此前他已谆谆告诫这位能吏，一不能启衅开战，二不能允许入城，三不能同意洋人和其他中国官员、部门交涉接触，其他的，“该大臣”就瞧着办吧。

好在，于此时此刻以及接下来的日子里，“令人放心”的叶名琛陆陆续续带给他许多安慰和信心：岭南民心稳固得很，广州城里城外的绅商团练、士子庶民，正众志成城地将英国人拒之广州门外；英国人也“恭顺”得很，正是他们的战船，帮着官兵击退了围困省城近两年的天地会，而他们所贪图的，不过是一些贸易上的蝇头小利，且对自己这位天子的得力干臣敬佩有加。“我办事，您放心”，广州也好，英国人也罢，都不会出什么乱子。

当然，按照“祖宗规矩”，一个皇帝是不能偏听偏信的，他必定会依靠肇始于康熙、大成于雍正的密折制度，从诸如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以及广东省、广州府有“专折奏事”权的大小文武官吏的“单线密报”，来核实叶名琛的“独家消息”是否靠谱。可想而知，他会因此看到多如牛毛、莫衷一是甚至自相矛盾的各种信息，从未去过广州、更未见过洋人的他，自然也很难建立起一个足以分辨真伪的思维体系，并从中获取真实信息。不过他或许能听到“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顺口溜，并因此更加增添一些信心——官怕洋人？朕却是不怕的。

此时此刻，相较于“海晏河清”的广东省和广州府，西邻广西恐怕更令他牵肠挂肚，这并不仅仅因为那个刚刚把浔州府改作“秀京”的“大成洪德”——越来越多情报显示，已有一些法兰西人跑到广西腹地传教，而根据道光廿六年（公元1846年）正月（公历1月25日）弛禁天主教诏书，西洋人原本只能在通商五口合法传教。这一年即便大多数欧美传教士，也还弄不明白太平天国和自己所信奉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上帝”，奕詝和清廷自然更弄不清楚，此刻他所想的，恐怕只能是“决不能让广西再闹教乱”。

此时的他当然不会想到，大半年后，“恭顺”的英国人会突然在广州翻脸，而此前没怎么打过交道的法国人会站在英国一边，闯祸的则正是广西发生的教案——事实上即便大半年后他也一样会糊里糊涂，因为叶名琛届时给他递上的，将是一纸“痛剿英夷”的捷报。

再过几个月，英国治下香港的首任总督、曾在鸦片战争中带兵北犯的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就要去世于任上，这标志着香港在英国治下，已悄然逾越了最初的过渡期。英国人以及后来的法国人、美国人，此刻已不满足于五口通商，更不满足于在几个通商口岸和叶名琛之类的老滑头打交道，他们野心勃勃，渴望彻底打开中国门户和市场，并与中国中央政府建立直接联系。

不过，至少在年初，他们仍在小心翼翼地观望：此前对太平天国的外交试探让他们颇感失望，而与腐朽不堪清廷的交往也因奕詝的鸵鸟政策和叶名琛的欺上瞒下，而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如今他们要等待的，是清廷和太平天国间的中国内战能产生一个明显的胜利者，或更方便打交道的一方。当然，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耐心已经越来越小了。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此时此刻，每一个中国人乃至每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去想：这一年，究竟将会发生些什么？

第一部——第一回长江，长江

黄金水道

清朝时，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尚不十分丰富，他们甚至还不知道长江的源头是金沙江，更不知道沱沱河-通天河与长江间有什么渊源。事实上，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大多数人还错误地以为，长江的正源是青海境内的那曲，而在1856年的时候，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大清朝”人或“天国”人，都普遍把岷江当作长江的正源，所谓“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在那个年代，是默认为一位四川人对一位江苏人的遥遥思念的。

尽管如此，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都不可能将这条中国第一大河流置之度外。

对于远在北京的清廷和咸丰皇帝而言，长江流域关乎国家财政的稳定，甚至国家的运数。

早在唐代，江南就已取代关中、河南，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和粮食来源，曾担任要职的著名文学家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即90%）”，语虽夸张，却凸显了江南对全国经济的重要意义。唐德宗李适贞元年间，由于藩镇割据，坐困关中的唐朝君臣无时无刻不惴惴不安，唯恐缺饷缺粮的禁军再度哗变，当大批江南漕米沿着运河-黄河水道运抵陕州的消息传出，一向沉稳的李适竟狂喜失态，抱住太子的头高呼“吾父子得生”。当时因为江南的米粮、财赋无法运进长安，皇宫里居然连酒都找不到（酿酒需用的米也来自江南）。有记载称，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间，全国每年租赋收入约为1200万缗，其中来自江南的竟占逾50%。

宋室南渡和北方连年战乱，令长江流域在全国财政方面的地位更加突出，到了清代康雍乾三世，已形成“天下哺给，仰赖东南半壁”的格局。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武状元、江苏吴县人于国柱在康熙廿二年（公元1683年）为《江南通志》作序，称“国家……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为重地……国之大计，以财用为根本，而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盐荚，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

由于清朝以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为恐汉人造反，不得不在京师屯驻大军，仅八旗京营总兵力就达133838人（魏源，《圣武记》），加上绿营巡捕五营一万人，京城常备兵总数近十五万，连同官员、差役、商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不仅如此，除东三省外，清朝驻防全国各地的八旗官兵，按定制都算“出差”性质，其家属则领取圈占的“旗地”，加上驻京八旗官兵、官员家属，人数已逾数百万口，这些人同样是清朝的“国家根本”，需要官方耗费钱粮豢养。

上述庞大开支，绝大多数仰赖长江沿线的供应，因此清朝对长江一直投入极大关注。八旗是清朝最倚重的“自己人”，采用集中驻防、居中驭外的布防形式，京师以外，仅扼守最重要的据点，而这些据点又以长江或连接长江与京师的运河沿线最为密集。据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钦定中枢政考》记载，当年除京畿、东北以外，全国驻防八旗总兵力为127443人，其中沿江布防的有成都（设将军，2376人）、荆州（设将军，6460人）、江宁（即南京，设将军，4546人）、京口（即镇江，设副都统，1644人），沿运河布防的有乍浦（设副都统，1650人）、青州（设副都统，1880人）、德州（设城守尉，550人），总数达19106人，占了近10%。考虑到长江、运河沿线几乎都是治安良好、社会稳定的内地，如此高的八旗兵部署密度，足见清廷对长江财赋的重视。

八旗以外的行政体系，对长江的重视程度更异乎寻常。沿江自西向东，有三总督（四川总督驻成都，湖广总督驻武昌，两江总督驻江宁。当时清朝统辖地方行政的总督总共只有八位）、三巡抚（湖北巡抚驻武昌，安徽巡抚驻安庆，江苏巡抚驻苏州。其中江苏巡抚还特辖江宁、苏州两位布政使，其余各省都只有一位）；而全部三位河道总督（南河总督驻江苏淮安清江浦、东河总督驻山东济宁，北河总督由直隶总督兼）和一位漕运总督（驻江苏淮安），也全部分布在运河一线，其主要职责，实际上就是维系长江-京师生命线的稳定与畅通。

割据长江

不过1856年年初，这条长江生命线连同运河这条脐带，对清廷而言却显得不那么通畅。

曾经被小刀会占据18个月的上海县城，此时已被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所收复，“长江尾”算是勉强被打通，但在上海县城之外，英法两国却趁火打劫，建立了两块租界地的雏形，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些原本的城外“烂泥浜”，将发展成整个远东最繁华的城市，而上海县城却会凋敝落魄，甚至县城的“上级单位”松江府以及当时长江流域最富庶的商业都市苏州府，也都会因之衰落下去。

沿江口上溯，很快就会进入太平军大炮的射程范围。1856年年初，太平天国在长江沿线所控制的要点并不多，由上游而下，主要为瓜洲-镇江、南京、东西梁山、安庆、九江-湖口和武昌，而这些要点间的大多数江段，则被清朝水师所控制，如武昌和九江之间的金口，有湖北巡抚胡林翼所率领的湘军水师主力，附近的新堤更设有水师船厂；安庆和南京间的芜湖和三山矶，有绿营水师吴全美部“红单船”[1]25艘驻泊；镇江和瓜洲之间的焦山岛附近，则巡弋着吴全美部另25艘红单船，他们还能得到更下游上海吴淞口苏松太道组建船队[2]支援。但太平军所控制的，恰是江淮漕运要冲，尤其镇江-瓜洲据点不偏不倚，直接卡住了长江、运河两条航道的交叉点，这不啻捏住了清廷的喉管。

好在1856年已不是1853年，当年太平军上万艘船只“行若浮云，止若叠雪”，自宜昌至镇江，“制江权”完全掌握在“天朝水营”手里。而此时，大清才是大部分江面的主人。

图1.1 清广东水师战船模型

1853年年底，在籍侍郎、奉旨帮办湖南团练事务的曾国藩设厂于衡阳，仿造广西、广东内河水师船型，并自广州购买西洋熟铁前膛炮（俗称“洋庄”），建立了湘军水师。1854年春，湘军水师（10营、5000人，战船240艘）出湘江，经湘潭、岳州、武汉、田家镇诸战，焚毁太平军大小船只数千艘，一度肃清了上游江面。1855年年初，湘军水师乘胜进逼九江、湖口，试图将太平军水师一举全歼于鄱阳湖内，太平军名将翼王石达开、冬官正丞相罗大纲等利用曾国藩急于求成的心理，以及湘军水师每营由大小船只组成[3]、一旦分拆则战斗力大减的破绽，在湖口会战中引诱湘军水师三板小船冲入鄱阳湖口，然后将湖口封锁，致使湖中小船失去大船依托，无法休息、补给，官兵疲惫不堪；而外江大船失去小船，几乎完全丧失自卫能力，结果被太平军各个击破，武汉三镇重新落入太平军手中。此刻的曾国藩正坐镇南昌，紧张应付着从湖北转战而来的太平军石达开部与从广东、湖南源源涌入的数万天地会“红军”，湘军内河水师遭到重创后，剩下的三板驻泊在南昌、樟树镇等地的内河，而只剩大船的湘军外江水师，则在胡林翼的统带下驻扎金口。新堤船厂里正热火朝天地制造崭新的三板小船，在这些得力内河战船造成前，湘军水师只能偃旗息鼓。

图1.2 在长江上战斗的太平军和湘军水师

下游的情形则有很大差异。

1854年7月，50艘红单船在吴全美的率领下抵达镇江焦山江面，接受江南大营主帅向荣调度。向荣分其中一半，在当年和次年两次溯江而上，一直攻到三山矶、芜湖一带。太平军当时的战船多为民船改造，大小不一，水军又缺乏水战经验，故连战连败，就连“水贼”出身的头号水师名将罗大纲，也在1855年年底反攻芜湖时身负重伤，因无法忍受剧痛而“吞金自毙”。不过红单船水师属于绿营体系，沾染了绿营所特有的习气，且其官兵多数为广东人，在外征战既久，人心浮动，战意渐懈，对天京、镇江、瓜洲等坚城构不成重大威胁；不过，红单船掌握下游“制江权”，便截断了天京、镇江、瓜洲三座要塞间的联系。

清廷也知道，仅凭水师是无法肃清长江的，因此一方面催促上游湘军尽快沿江东下，另一方面不断强化江南、江北两大营的实力，力图水陆配合，“犁庭扫穴”，夺取天京，消灭太平天国。然而上游湘军欲速则不达，九江、湖口一败之后，便被分割在湖北、江西两地，对天京暂时鞭长莫及，因此，下游的江南、江北大营，成了1856年年初清廷的希望所系。

江南大营是1853年3月31日（清咸丰三年二月廿二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正月廿日）由从广西一路追击太平军至天京城下的钦差大臣向荣所建。1856年大本营设在天京城东孝陵卫，并控制了秣陵关、七桥瓮等城外要塞，对天京城构成直接威胁。江南大营可调动的八旗、绿营总兵力共为32615人，其中天京附近27435人，直接部署在一线的为17800人。江北大营于1853年4月在扬州城北组建，当时的主帅为钦差大臣琦善。此时琦善已死，由江宁将军托明阿接任。这支负责浦口以下北岸江防的清军，可调动兵力24000人，直接部署在一线的兵力也是17800人，此时兵分两路，驻扎运河两岸的秦家桥、桂家庄。1853年12月，太平军已放弃了扬州，此刻江北大营的主要使命，一是守住运河口，防范太平军渡江北上，威胁中原和京畿；二是围攻夺取太平军在江北的最后一个据点——瓜洲，并配合江南大营进逼天京、镇江。

图1.3 “窝铺”，清军常见的屯兵设施，在江南大营等长期驻扎的地方随处可见，太平天国蔑称为“泥窟”。

这时的镇江、瓜洲是清军围攻的重点。1855年2月，小刀会在上海失败，原本围攻上海县城的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部近4000人得以抽调回顾上游。此刻的吉尔杭阿已挂上了帮办江南大营军务头衔，率领本部、围困镇江的原有清军（4000余人），以及从江南大营抽调的清军共约万余人围攻镇江。这些清军主力分别部署在镇江城西的九华山和镇江城东的京岘山。此外，湖南提督余万清、宜昌镇总兵虎嵩林分别屯兵镇江以西的下蜀、高资，兵力分别为2300人和1600人，这两路人马部署在天京、镇江之间，目的是阻击从天京经陆路来援的太平军。

此时的太平军则沿着长江，摆出了“一字长蛇阵”。

上游的武汉，由北王韦昌辉的亲弟弟、国宗提督军务韦俊任主帅，因为遭到上游荆州和下游金口方向清军的进逼，目前稍显不利；由金口而下，九江、湖口牢牢掌握在太平军守将林启荣、黄文金手里，而上游太平军最高军政负责人——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则正在江西腹地对曾国藩的湘军展开咄咄逼人的攻势；再往下游，皖南、皖北都是拉锯态势，皖南太平军丧失了沿江最大城市芜湖，却仍坚守着东西梁山的要塞，皖北重镇庐州得而复失，不过安徽省城安庆和众多郡县，却是太平军此际最巩固的根据地和最可靠的粮源。

天京附近，太平军占据江中八卦洲、九洑洲、七里洲等据点，控扼江南京郊众多要塞，令江南大营始终难以真正合围，但江北浦口为清军占据，江面上往来巡弋的红单船，也令太平军船队无力驶出夹江正面决战，更难突破水路封锁，增援、补给下游的镇江、瓜洲。

镇江、瓜洲此时已被围困了三年之久，自扬州、焦山失守后，这两座城镇的补给，主要靠天京从水路运来，但红单船抵达后，这种补给变得越来越困难，至1856年年初已近乎断绝。镇江守将原本是罗大纲，但此时已去世，此刻的主将是殿左五检点吴如孝，此人在太平军中资格很老，曾参加过天地会，还是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徒，他不仅以钦差大臣头衔负责镇江军政、民政，而且还要兼辖江北瓜洲防务。作为下游江北太平军唯一据点，瓜洲孤悬敌后，驻军很少但防御严密，此刻守将为指挥谢锦章，他的要塞周围，是西起仪征土桥江边，东至扬州新桥江边，绵亘40余里的土墙，以及沿墙密布的40多座江北大营营盘、炮台。

1856年年初，清廷已经发现，撬开天京坚城缝隙、打通长江这条命脉的关键点，是与天京成掎角之势的镇江、瓜洲，并正逐步将兵力、装备移向这里，缓慢、但有效地取得进展；而此时实际主持太平天国军政事务的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也同样意识到了这点，并正试图组建一支足以在镇江战场打开局面，甚至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机动部队。

静观时变

至于外国人方面，自1854年6月16日至7月7日，英国公使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之子小包令（Lowin Bowring）和翻译麦华陀爵士[4]所率使团访问天京。在与太平天国官方进行了很不愉快的正式交涉后，英、法、美似乎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尽管长江“黄金水道”的开埠、通商、通航，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但在目前中国内战双方战局胶着、未来赢家尚不明朗之际，长江对外国人及其商务而言，仍是“高危地域”。因此，暂且顺水推舟地回到华南珠江流域，跟清廷所指派的与洋人办交涉的唯一合法官方代表——两广总督叶名琛交涉，似乎更有利些。至于长江，也只能先满足于占据江尾一隅的上海租界和“五口通商”中的上海开港，这点已不再是“纸面上的开放”，而是千真万确成了现实。

[1]原为广东商船，因入广州港贸易需要领取海关“红单”而得名，这种船体积大、吃水深，船体坚固且能深入内河，可在船上安防火炮20至30门，“左、右、船头三面轮放，周流不息，船工运棹如飞，无论炮弹所中可以洞穿数船，即乘风击撞，亦复当之立碎”，是当时长江下游和沿海较得力的旧式战船。

[2]既有闽、粤大型商船改造的战船，也有苏北平底旧式“沙船”型战船，还有雇来或买来的葡萄牙式炮艇和少量西洋式帆船。

[3]湘军水师每营快蟹一艘、长龙十艘为大船，不便作战，用于水兵住宿、办公和仓储，三板十艘为小船用于战斗。

[4]麦华陀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后官至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其父是早期来华伦敦传道会传教士、著名汉学家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太平天国官方印书中，唯一由外国“凡人”撰写的《天理要论》，便是麦都思同名宗教理论著作的前八章。

第二回天京，镇江，瓜洲

强基固本

正如前文所言，1856年年初的中国，正处于“两国交兵、南北对峙”的局面。在遥坐在开埠已久的香港冷眼旁观，或就近站在刚“圈地”不久的上海租界隔岸观火的西洋人看来，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扑朔迷离，究竟谁将成为合法的统治者，尚且是件难以判断的事。

然而在这一年的年初，清廷对自己的命运显得特别乐观，特别有自信。

由于“北犯”的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部已分别在直隶连镇（今河北东光县连镇镇和河北景县连镇乡）和山东冯官屯（今山东聊城市茌平县冯官屯镇）被消灭，林、李两人均被清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俘送京师处死，清廷不再担心太平军会再度“直犯京畿”，并在咸丰五年五月初十日（公元1855年6月24日）裁撤了咸丰三年五月十八日（公元1853年6月24日）专为组织北京城防、以防太平军进攻京城的专门司令部——京城巡防处。内阁大学士祁寯藻的弟弟、前江宁布政使祁宿藻于咸丰三年在南京陷落之役中死于太平军之手，这位道光、咸丰两代皇帝的老师（以后他还将有幸成为同治皇帝的老师，从而完成“三代帝师”的“帽子戏法”）因此对太平天国恨之入骨，急欲“犁庭扫穴”，让“王师”收复南京，以报“国仇家恨”。他在自己的诗集中一而言“便从河北移江左，振旅攻成赞帝廷”（《喜闻官军功克连镇生擒逆首林凤祥》），再而言“仰惟宵旰忧，念此孤鸿哀。排云叫九阊，豁达青冥开。天弧正南指，风雨平三阶”（《闻大军功克冯官屯生擒逆首李开芳河北肃清悲喜交集纪事抒怀》）。很显然，他诗中表达的，是一种“速攻速胜”的意愿，具体战法则是让当时坐拥满蒙汉精兵近4万人、刚因剿灭太平天国扫北军而晋封博罗勒噶台亲王世袭罔替的僧格林沁率部南下，直接加入围攻天京的战事，并将主攻方向定在天京的北面。尽管祁寯藻并不主管军事，但作为皇帝信任、朝中影响力深厚的元老重臣，他的想法显然有一定代表性，而且这种对战事乐观的情绪，也不可能不影响到曾是他学生的咸丰皇帝奕詝。

很显然，奕詝此刻的心情和他的老师以及当时大多数满蒙汉王公大臣们是相近的，大有柳暗花明、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这从他在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末、六年（公元1856年）初的一系列上谕、朱批中便可一目了然。不过奕詝此时并不打算照祁寯藻等大多数清廷政要的打算行事，让僧格林沁的“得胜之师”南下进剿。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很多的。

京师巡防处最盛时，仅正规军就达149000人之众，加上团练人数更多，而前线僧格林沁等指挥的一线人马至少也有五六万，这无疑是道光、咸丰两朝罕见的一次大规模兵力集结。但如此规模的兵力集结是有其前提和代价的，即京城危在旦夕，不得不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自保，此时的动员力可谓达到、甚至突破极限，却是注定不能持久的。同样是那位“帝师”祁寯藻，在《祭弟文》（为祁宿藻撰写的纪念追悼文章）中坦言，自巡防处启动运作后，因为从各地大量集结调动兵力，加上后勤补给支援等，军饷“比年靡耗四千余万……筹饷一节，正耗钱粮、盐课、关税俱已搜剔无遗”，此外还发行了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四种大钱和“票钞”，靠人为制造通货膨胀来饮鸩止渴，但即便如此也仍然杯水车薪，不能满足需要，最终还是靠大开捐纳之例[1]勉强撑持。这样沉重的财政包袱在关乎清廷生死存亡的京城保卫战危急关头，自然是无可奈何、非背不可，一旦危机感不再那么强烈而迫切，一向吝惜钱财、在节俭方面大有乃父道光皇帝旻宁之风的奕詝，自然也不能不考虑到财政和后勤军需保障调度方面的巨大压力。解散京师巡防处，就意味着将集结于京畿和山东、直隶等省的各路人马解散，其中大多数从各地调集的人马各回原驻防地，从京城八旗各营抽调的兵力也散归各旗，而一部分临时招募或收降的兵力则分别遣散、编调。许多方志和时人笔记均显示，不少在1853~1855年间应募参加清军的山东人、安徽人，在1855~1856年间被遣散回原籍，而原属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部，后投降僧格林沁的悍将詹启纶、施肇恒等，前者不久后出现在江北大营李若珠部，后者则被遣返老家湖北。很显然，此时的咸丰帝并不打算为完成“犁庭扫穴”的大计，而让这支令其财政预算捉襟见肘的庞大军队常备化。

当然，他实际上还是保留了一支相当精干的常备军——僧格林沁部，这支整编后仍有两万之众的步骑混编部队，在太平军“扫北”进入山西、直隶前，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扫北”威胁解除后，这支军队虽然也被“瘦身”，但并未被完全拆散，其部分马队由西凌阿等率领，分赴湖北、河南“进剿发、捻”，而主力则一直屯扎在近畿。整个咸丰六年期间，这支军队的主帅、“威名素著”的僧格林沁，除了母亲去世给了100天事假外，一直以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武职最高官衔）和博罗勒噶台亲王的身份“留京师”。

图2.1 清朝八旗护军营盔甲

应该说，奕詝是颇有些“居安思危”的前瞻性思维的，这支在他看来既精锐（毕竟打败了曾一路从长江打到天津城外的数万太平军）又可靠（骨干是清廷倚为长城的满蒙八旗劲旅，其中还有不少从东三省调来的马队）的部队，是危急时刻可随时用于“堵漏抢险”的总预备队，即便再怎么劳师糜饷，也要硬着头皮维持下去。但也正因为这支军队是如此宝贵而重要，它就绝不可能被轻易用于远离京畿的战场——哪怕是攻打“伪都”也不行。

图2.2 1856年，清军与太平天国军队在天津郊外交战

就在1856年，僧格林沁的母亲[2]去世，照礼法应“丁忧”解职，回科尔沁原籍服丧三年，但奕詝却以军情需要为由，让僧格林沁在北京挂职“持服”100天。实际上，那支荟萃满蒙八旗精锐，在清廷看来最可倚赖的“总预备队”，一直被置于僧格林沁这位既能打仗又让他们很放心的蒙古王爷的指挥之下。

奕詝的小心是很有道理的：对他这个需要掌控“天下”全局、综理万机的皇帝而言，仅仅将对大清朝江山社稷的威胁锁定为太平天国，显然是过于短视了。往近了说，山东、河南等地都有规模大小不等的“起事”滋扰，且势头越来越猖獗；往远了说，尽管被他委以“夷务”全权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所汇报的语焉不详，与英、法两国交涉的情况如云山雾罩，让他有些摸不清头绪，但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距今不过数载，“英夷”倚仗着坚船利炮，在沿海各口纵横往来，毫无遮拦，并曾直接开到大沽口外找“先帝”道光“评理”，如今他就算再蒙昧于“国际问题”，至少也知道“夷情不稳”（虽然还不知道什么地方不稳、为什么不稳），甚至还知道“夷”也并非只有英吉利一家，还有法兰西、美利坚，等等等等，他们都随时可能“桀骜不驯”地闯到京师的海上东大门——大沽口或北塘口，来找自己这个“大皇帝”谈谈——事实上就在咸丰六年的“春王正月”，英国公使包令就和叶名琛就“英国人入广州城”和“英国公使进京”两件“老大难”问题，又例行公事地扯了一阵皮，结果照例是不了了之。

他为何回避和洋人对谈呢？准确地说，他回避的不是这个或那个谈话的主题，而根本就是回避和洋人面对面谈话。在他看来，洋人是半开化的野蛮人，和他们谈话无论谈什么都是降低了自己高贵的身份。如今打既然打不过，那就只能得过且过，一方面让远在广州的叶名琛继续敷衍交涉，另一方面让僧格林沁的这支可靠且精锐的子弟兵替自己看家护院。事后证明，他的这番良苦用心，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倘若这支人马南下或解散，次年英法联军真的直逼大沽口时，僧格林沁部也不会有机会以逸待劳，取得了清代第一次外战的战役性胜利——第二次大沽口会战大捷。

图2.3 清朝京城海上门户——北塘炮台，仍然是传统的三合土城垣，缺乏现代海防炮台所必需的多角度多层次火力和有遮蔽的交通壕。

图2.4 被攻破的要塞，可见外墙是三合土造的，很容易被新式炮火击穿，外面的壕沟挖得也不深。

图2.5 被攻占的北塘炮台内部，遗弃的炮、炮架和炮弹都是旧式的。

图2.6 北京的另一座海上门户——大沽炮台，1856年时美国公使伯驾曾打算从此处或北塘闯入北京。

欲攻无力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打算速战速决地剿灭太平天国，或对获胜缺乏信心：1856年1月8日（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江北大营统帅托明阿、陈金绶、雷以諴联名奏报江北军情，当奕詝听说“长围”工程告竣、清军步步紧逼瓜洲、江北军情有望肃清之时，兴奋地欢呼太平军的形势已“穷蹙”，谕令托明阿等“分别保奏”有功人员。他还对江北大营报销建造战船[3]及水战洋炮费用的请求慨然照准，因为照前线将领的汇报，强有力的水师是攻破太平军天京-镇江-瓜洲三角防御体系不可或缺的要素，而疲于奔命的50艘红单船是远远不够的。

与此同时，他还不厌其烦地频繁指示天京城外的江南大营，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扫清天京城外围太平军据点，为最后对天京的总攻扫清射界。对宁、镇两地的攻围部署，他显然是相当满意的：向荣久历戎行，吉尔杭阿则刚刚取得攻灭上海小刀会的经验；两支大军又呼应联络，互为犄角，加上长江江面的“制江权”已在清军手中，在年内攻破天京城、消灭太平天国，还是大有希望的。即便暂时做不到，至少也应该能拿下镇江、瓜洲两处要塞（或其中一处），缩小对天京城的包围圈。

但习惯于在紫禁城养心殿或圆明园里“遥控”遥远戎机的他并不清楚，这三处用兵重点，都存在着“中枢神经综合症”，并极大影响着清军前线的攻势和战斗力。

先说江北。

原本统筹一切的琦善固然年迈昏聩，但毕竟有一定的名望和地位，尚能将各地拼凑的近两万人马统筹调配。待琦善物故，托明阿继任，地位名望远不如琦善，颟顸却犹过之，江北军情势如散沙，对弹丸之地的瓜洲也久攻不下，只能借“长围久困”四个字敷衍塞责。

江南大营是三路大军中的主力，向荣是绿营健将，且长期与太平军作战，经验丰富，但此时他年事已高，脚上伤疾又发作，早已行动不便，加上“疏举不公”，偏袒信用亲信私人，对部队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副帅张国梁不得不疲于奔命，到处“救火”，势成强弩之末。那么，这样的一支“劲旅”，对天京城的威胁究竟如何？1853~1854年居住在天京城内、后逃出暂住清军控制的城郊的金陵人马寿龄，在《金陵城外新乐府》里形容清军的纪律是“主将摇手不能止，贼人窃从壁上观”，形容战斗场面是“长官安坐既无统，众士声哗又无律。彼此相距半里余，枪炮纵横互得失。验伤给养上中下，论功分品五六七”，形容战争前景是“贼首莫来我莫往，屡误依然需内应”。很显然，这位曾经参加过联络天京城内亲清方人士并策反部分太平军将领、以图策应江南大营清军进城的“张继庚内应事件”、事败后侥幸逃脱的当地文人，对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并不抱太大希望。他本人是绝对亲清方的，又熟悉并关注双方情况，这些近乎“新闻简报”的诗词中对江南大营的“负面描写”，自然较官样文章有更强的说服力和参考价值。

至于镇江一路，吉尔杭阿是三路大军中唯一以地方主官身份挂帅的主将，这在当时的清方将帅中绝对算是个异数（后面会详细提到何以如此）。由于有“地头蛇”接济，又有上海这个新开财源做后盾，这支清军的军需后勤问题较诸屡屡闹饷，甚至动辄发生“抢粮台”事件的江南、江北大营，自然要好得多。但镇江方面的清军实际上是由江苏地方军、募勇和江南大营分遣的援军组成，各路人马素质和战斗力参差不齐，且主帅吉尔杭阿跟副帅余万清之间互不买账、龃龉不断，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对于江西、湖北、安徽等战场，奕詝似乎分身乏术，仅希望它们起到牵制作用，在他看来，只要这些纵横千里的“次要战场”都能牵制住一部分太平军，待天京-镇江-瓜洲这个关键的“铁三角”僵局打破，就一切迎刃而解了。正因如此，不论稍占上风的安徽、湖北，还是捉襟见肘的江西，他都摆出一副“你们自己瞧着办”的姿态。

暗度陈仓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方面在这一年初却给人以战略指导思想不清不楚的感觉。

天京城防的直接指挥者原本是石达开，自丙辰五年（公元1855年，清咸丰五年）后换成韦昌辉，他布置了严密但略显保守的城防体系，以“守险不守陴”，即强调控制要害，而非在城防工事上平摊防守兵力的战法，和清军在天京城东、南各要点反复争夺，打起了消耗战。但湖北、安徽战局反复，1855年秋芜湖、庐州（今合肥）相继陷落后，天京城的军需粮食供应再度告急。这样的消耗战显然对疆土狭窄、始终处于包围圈中作战的太平天国极为不利。

镇江、瓜洲两座重镇是天京城下游屏障，但自“制江权”丧失后，三地间的联络变得断断续续。镇江、瓜洲两地只能依靠工事和将士们的顽强苦苦支撑，倘没有有力外援，陷落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这种被动局面许多人在当时就看到了，也正因如此，亲清方的人士才纷纷提出直捣天京的战略方针，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不仅是结束这场战争最直接的方法，也是最容易的方法。

然而就在1855年年底1856年年初，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握者——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已悄然做出了一个当时不易为人察觉、实际上却意义重大的决策，他将自己的心腹分遣到安徽、江西等地沿江各军、各要塞。

杨秀清是个孤儿，为壮大自己声势，起兵后认了许多同姓不同宗的将士为兄弟、子侄，称为“国宗”，同时将一大批有功亲信提拔为东殿承宣。原本杨姓国宗和韦姓、石姓不同，基本上留在天京，为杨秀清充当帮手、耳目，如今却和东殿承宣中的佼佼者一起成批外派，这实际上表明，杨秀清对战争全局和自己的处境，早已了然于胸。

与咸丰牢牢掌控僧格林沁部这支“总预备队”不放一样，杨秀清也正努力寻找着一支打破僵局的机动部队。

事实上，清廷的各路统帅，也同样在紧张地寻找着这支可能改变战局的太平军，而他们关注的焦点，则多半集中在江西这个几个月来战争最紧张的战区。正因如此，上至皇帝，下至各地督抚和曾国藩、胡林翼等各地统帅，都不断提醒江南大营，要看牢天京东南门户——溧水，谨防江西太平军偷袭。

江西，这个两江总督治下最不起眼的省份，此刻俨然成了最令清廷提心吊胆的地方，也成了太平天国版图内的“明星省”。

[1]就是卖官，清代原本对捐纳有诸如不得捐实缺之类限制，此刻非但一概放开，甚至向富户豪商强行摊派“红顶子”换取捐款。

[2]僧格林沁因早年过继给远房堂叔、额驸科尔沁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而得以袭封科尔沁郡王，其养母是嘉庆帝三女庄敬和硕公主，早于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去世，本年去世的是其生母，即蒙古科尔沁旗四等台吉毕启之妻朱兰格日乐。

[3]1艘西洋式帆船，4艘“大头猛”广艇，6艘快蟹广艇，2艘龙艄快艇，共13艘大船，又13艘小三板船。

第三回两个江西省

被遗忘的角落

江西自元代起始建行省，明、清两代均沿袭，至1856年时，全省辖4个道（粮储兼南抚建、饶广九南、袁瑞南临盐法、吉赣南宁），13个府（南昌、建昌、抚州、饶州、九江、广信、南康、袁州、临江、瑞州、吉安、赣州、南安），1个直隶州（宁都），共管1散州、4散厅、74个县，属两江总督节制。军事上，江西全省不设驻防八旗，绿营因不设提督，最高指挥官为江西巡抚（兼任提督），驻南昌府，管下有九江、南赣两镇总兵，袁州等四协副将，广德等各营参将，以及袁州等更小单位汛地防兵和抚州水师营，原来水陆两路绿营兵额定员数近3万人，但多次裁撤后只剩约2万，且布防分散，空额冗多。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曾国藩曾上奏朝廷，说绿营兵总额60多万，空额达六七万人，说的虽是全国情况，但同样能反映出江西防兵的空额问题，也就是说，这2万左右的省防常备兵员，恐怕至少缺编2000人。

长期以来，江西之于清廷，一直是个不太引人瞩目的行省。该省隶属明清两代财赋钱粮最集中的两江总督辖区，却既不像江苏那般富庶，又不像安徽那般扼南北漕运的要冲，加上“民风柔弱”（曾国藩的评价），不似皖北那样剽悍难制，也不若江南那般因知识分子多、和前明有千丝万缕联系，而总让清廷忐忑不安。除了清初追剿南明之际曾爆发过李成栋、金声桓起兵反清事件外，历次兵祸都和江西关系不大，因此一向被清廷视作无须多做布置的行省，长吏的选择多为因循守成之辈，防务布置也相当松懈，且历次大规模裁军几乎都免不了先拿“不需要多费工夫”的江西开刀：顺治年间，江西绿营裁军3000人；康熙初年，南赣巡抚被裁撤；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江西提督的专职被取消，改为巡抚兼任；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大裁军，史载“裁撤最多”的便是江西境内的南赣镇（原本中、前、后、右、左5个营5000人，裁掉左营，减少额兵千余人）和九江协（原本辖左右2个营2000人，裁为1个营，减少额兵900余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减轻财政负担——既然江西没有太多需要防守的目标，那么又何必设这么多冗员冗兵呢？

咸丰三年太平军“奄下东南”之初，江西同样是“风景这边独好”：周围各省的省城武昌、安庆、南京均被攻破；南京还成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武昌和安庆则是多次被攻破，而江西却仅有九江一府被兵，九江府下属的湖口、彭泽两县遭太平军“过路”而已，且太平军在上述三城停留的时间均不超过一天。

外国人似乎对江西也并不是那么在意。法国遣使会江西主教田嘉璧（L.G.Delaplace）是第一位系统谈及太平天国运动的法国人，早在1852年10月6日他就致信里昂、巴黎布道会理事，不厌其烦地介绍这个被他误以为“新教徒运动”的大事件。在这些信中他谈到太平军在湖南、湖北的军事行动，并预测他们将向“江南”发展，还叙说了许多道听途说的太平军、拜上帝会的传闻，却唯独几乎未曾提及他所居住的江西。很显然，他觉得太平军对这个省不会有什么兴趣。

太平军定都南京后为解决军需问题开始溯江西征，江西省会南昌也因此在癸好三年五月二十至八月二十日（1853年6月24~9月24日，清咸丰三年五月十八至八月廿二日）遭到太平军赖汉英、石祥祯部围攻，但因清方主将江忠源的死守而未能得手。此后太平军在江西全省的势力范围，就仅限于九江府、湖口县、瑞昌县等北部沿江少数府县，其目的显然是掩护长江通道，保障上游武昌和下游安庆、天京间太平天国辖区的联系。

尽管实际上只占据了两三座城池，但太平天国按照他们一贯的铺张风格，在他们控制的这一小片江西省土地上，建立了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江西省”，即“改九江府为江西省（意即江西省会），改湖口县为九江郡[1]”。此时太平天国尚没有省级行政机构和主官，在郡、县两级则分别设立郡总制、县监军，相当于清廷的知府、知县，而整个“江西省”的军政大权，则主要控制在九江守将殿右十二检点林启容手中，但他似乎并不能节制官阶与他相等但资格却比他老得多的湖口守将东殿左卅一承宣黄文金。

1854年湘军初起，气势强盛，从湖南杀到湖北，夺取武汉三镇，之后又从湖北沿江而下，一路势如破竹，不意却于1855年年初在九江、湖口碰了个硬钉子，湘军水师被截为外江（长江）、内河（赣江和鄱阳湖）两部，均暂时丧失战斗力。湘军统帅曾国藩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初进驻南昌，却因只有军权没有地方行政权而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北方那片把自己军队一分为二的洪氏江西省徒呼奈何。

尽管如此，不论清军还是太平军，在185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也仍然未曾把江西省本身当作重要的战略目标，而更多将之当作进取其他目标的跳板。正因如此，九江-湖口战役后，两军在长江中游的争夺焦点，很快便转移到西边的湖北省，尤其是武汉三镇附近，而“两个江西省”间的对峙则似乎被大家淡忘了。

然而江西省的战略地位，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发生着转变。

共同关注

对于清朝来说，江西一隅不稳，就意味着上游的湘军无法构成对天京的压力，意味着天京始终不能彻底合围。不仅如此，江西不靖，还令更南方的重要省份——“夷务”前线广东，失去回旋纵深。这个当时中国最开放、贡献军费（海关收入）和军需（洋炮及军火弹药）最多的省份，刚刚遭罹天地会“红兵”围城之祸，此时又被英国人、法国人以各种各样的口实和理由阴魂不散地纠缠着，许多清朝的大人物都相信，那里迟早会出事，会出大事（尽管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凭自己有限的“国际及地缘政治知识”，还难以研判这里到底会出什么事）。

对太平天国来说，就更是如此。

尽管九江-湖口战役的胜利避免了太平天国的大崩盘，上游的武汉三镇也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兵员的损耗和水师的衰落，让太平军难以在天京-镇江-瓜洲、安徽、湖北等任何一个战场上获得局部优势，甚至连均势都不易维持。此时太平天国的态势，是依托“天京铁三角”死守，而毗邻的以安徽省城安庆为中心的皖北占领区，则是“铁三角”得以持久支撑的补给源。但这个补给源因庐州的陷落已大为缩小，而清朝上下游水师力量的不断充实，又注定将切断连接补给源和被补给对象间的“血管”。如果延续这种打法，无异于慢性自杀。

定都天京后太平军传统的上游战略，是沿着长江布置据点并向四周辐射，除沿江据点外，内陆郡县只作为收集军需（特别是粮食）的目标定期扫荡，而不作长久占据的打算。这样做的优点，是可以节约本就捉襟见肘的兵力，缺点则是一旦水路出现问题，各据点就会变成一个个孤立的“钉子”，非但无法为天京“输血”，自己都将面临“失血”的问题。

原本在1855年年底，太平军的上游战略，依然是以武汉三镇为根本，沿江展开，并与湘军争夺湖北，为此调动了两支太平军主力：国宗提督军务韦俊、洪仁政（天王洪秀全族兄）驻守三镇，持守势；翼王石达开自安庆西上援鄂，持攻势，两路各号称2万人，按照太平军“二千五作一万”的习惯，实际上各不过五六千人。

清军在湖北有八旗、绿营和湘军等多支新、老军队，总数有万余人，主力为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部湘军，其中陆军6000人，大本营设在金口（今湖北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镇）；水军在先前的九江-湖口之役损失惨重，后又遭到风暴袭击，一时丧失战斗力，只得在新堤（今湖北洪湖市新堤街道办事处）设立船厂，修复破损船只，同时新建三板等小型战船[2]，此时已恢复元气，杨载福、彭玉麟则成为名噪一时的“水师名将”。此外，前面提到的从僧格林沁处分出的4500名清兵由西凌阿率领，进逼武汉三镇北面，其部署更多是防御性的，目的是堵住武汉太平军“北犯”畿辅之路。

胡林翼是湘军中第一个获得督抚身份的统帅，这让他获得了较其他将帅更大的后勤灵活性，可以就地动用地方财政解决军需问题，也可以直接节制省内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官员，使之更有效率地为自己的军队服务；而在此之前，湘军即便在自己老家湖南，也仍是一直仰赖财政拨款、需看地方脸色的“客军”。由于省内尚有官文（湖广总督）、西凌阿等多支旗、绿军和地方武装，湘军可以全部用于机动野战，加上战区范围有限、水路畅通，湘军尽管需两线作战，却可以逸待劳、从容应对。

在这种形势下，尽管石达开、韦俊在太平天国方面都是号称“能军”的第一流将帅，却迟迟打不开局面。武汉三镇自1856年1月初起被合围，石达开部在鄂东的进展也步履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杨秀清、石达开开始调整战略思路，将目光转向邻近的江西。

江西省防兵人数少、战斗力差，南昌防兵只剩2000人，全省募勇16000人，却分散各地，不相统属，早已腐朽不堪，省防主要靠湘军水陆师。水师因九江-湖口之败，在江西内河最初只有三板小船（后不得不将原本为恢复江西水师而造的长龙船30条调拨给湘军，又另添造快蟹船10艘），行营、住宿不便，官兵生活困苦，疲惫不堪，士气十分低落，当时主力驻泊于南康府青山（今九江市星子县青山镇）。陆军入赣者号称11000精锐，却被分成三股——罗泽南5000人、李元度3000人分别被牵制在九江、湖口城下动弹不得，周凤山部3000人远在赣东。坐镇南昌的曾国藩虽有钦差大臣关防，却只能管军，不能管民，湘军实际上仍然是江西省的一支“客军”，后勤与同地方配合、保障都障碍重重，曾国藩屡屡向朝廷请求兼任督抚，“以一事权”，然而清廷怕的原本就是这个“一事权”，以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故对曾国藩的建议或不置可否，或以“祖宗成法”搪塞。

很显然，相对于湖北，江西省的清军力量更加薄弱，一旦在江西得手，太平军各占领区间的联络，便可不再单纯依赖越来越靠不住的水路，更可对江南大营侧翼构成威胁，从而极大改善太平天国的战略态势。

江西剧变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十月十八日（公元1855年11月24日，清咸丰五年十月十五日），石达开率精兵万余人从湖北通城出发，神速进入江西省境。清江西省防军仓促应战于义宁州马坳（今江西九江市修水县马坳镇），结果战败，刚上任不久的南赣镇总兵刘开泰阵亡。十一月初三日（公元1855年12月9日，清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太平军占领新昌县城（今江西宜丰）。

在新昌，石达开兵分三路。

北路由殿左廿七检点赖裕新率领，经棠浦镇进攻瑞州府，在这里遭遇湘军平江营抵抗。双方激战一昼夜，平江营大败，营官李锟、刘希洛等阵亡，太平军于十一月十二日（公元1855年12月18日，清咸丰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夺取瑞州府城。1856年年初，赖裕新分兵略取奉新、靖安、安义等县，和原驻守九江、湖口的太平军林启容、黄文金等部辖区连为一片。

图3.1 清军与太平天国军队在瑞州交战

中路是石达开亲率的主力，随行大将还包括春官正丞相张遂谋、夏官又副丞相曾锦谦等。这支大军自上高出发，在赖裕新部攻下瑞州府城的同日攻下临江府城。石达开随后驻节于此，分兵攻打吉安、抚州两府各属县。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正月廿五日（公元1856年3月1日，咸丰六年正月廿五日），石达开亲自督战，太平军在大雪中用地雷爆破，攻破坚城吉安府，斩清江西按察使周玉衡等大小官员41名。二月十七日（公元1856年3月24日，清咸丰六年二月十八日），石达开在樟树镇大破湘军周凤山部，杀死千余人，其残部溃退南昌省城，造成“省城大震”的恐慌效果，许多人“夺门奔走”以至于自相践踏而死。二月廿一日（公元1856年3月28日，清咸丰六年二月廿二日），太平军又攻下抚州府城。

南路原由检点胡其相率领，后改由护天豫胡以晄、参天侯黄玉琨率领，自上高南下，经新喻水北进军，连克新喻、峡江、万载、分宜；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十二月初二日（1856年1月8日，清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攻克袁州府城。

对于江西局势的突变，不论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奕詝，或近在南昌的曾国藩，均有些措手不及。奕詝先后命令湖南巡抚骆秉章、两广总督叶名琛分别派兵数千增援江西，而曾国藩本人则连调湖口李元度部和不久前被派往湖北增援的罗泽南部回援。胡林翼、罗泽南一开始判断失误，贪攻武汉，未曾全力增援江西，等反应过来为时已晚；而湘军前期头号悍将罗泽南，也在此期间死于武昌城下。

截至1856年4月，石达开部连克江西7个府、47个县，其中巩固的有7府39县，加上原就占有的“江西省”（即九江）4个府县，江西13府1直隶州中有8个府（九江、瑞州、袁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南康），43个县（瑞昌、湖口、彭泽、安义、余干、乐平、浮梁、德兴、安仁、万年、丰城、进贤、奉新、武宁、新淦、峡江、新喻、上高、新昌、分宜、万载、泰和、吉水、永丰、安福、万安、永新、龙泉即今遂川、崇仁、金溪、宜黄、乐安、东乡、新城、南丰，外加九江府附郭县德化、南康府附郭县星子、临江府附郭县清江、瑞州府附郭县高安、袁州府附郭县宜春、吉安府附郭县庐陵、抚州府附郭县临川、建昌府附郭县南城），均被纳入“太平天国江西省”版图，占领区面积压倒了清朝的那个江西省。

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不仅令坐困南昌、连情报都很难送出去的曾国藩焦头烂额，就连江西境内许多绅士、士子也“靡然以为天覆地拆，不复作反正之想”，开始“甘心蓄发”相从，试图通过为“新朝”效力获取一官半职的晋升之阶，或“自肥”的生财之道了。

就连远在香港、上海甚至伦敦、巴黎的外国人，如今也开始关注江西所发生的剧变。一些商人抱怨传统的由江西运往广州的茶叶商路被战火切断，而传教士［如法国天主教江西、浙江教区主教当尼库尔（E.Danicourt）］们则纷纷向外界叙述他们本人或其信徒在战区的见闻。当时远东一些西文报刊上，已出现“江西将会发生什么”的讨论话题。

恐怕最富想象力的人士此刻也不会想到，一场更大、更惊人的风暴，即将从这里刮起，并波及整个中国。

[1]因为九江已升为省会，所以把其所属的湖口县升格为郡治（太平天国称“郡”不称“府”）。

[2]湘军水师小型战船在九江-湖口战役失败后被隔绝在江西内河，只剩大船的湘军外江水师失去战斗力。

第四回“红军”

不速之客

一般认为，太平天国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从湖北杀入江西时，手下有2万多人马，但这个数字可能是错的。

石达开在1855年年底进军湖北时，的确有2万多人马，但前面说过，石达开最初接受的任务，是和湖北太平军韦俊部夹击并歼灭湖北清军，尤其是湘军胡林翼部，最低限度，也要确保武汉三镇不失，因此他先后两次分兵增援韦俊，第一次人数不详，但多称“数千”，第二次则号称四千人，倘认定两次增援兵力相近，则仅此一项就已经分走七八千人。他进军江西时并非全队开拔，而是留下一部分人马在湖北佯动，这些人马少说也应有两三千人，如此算来，石达开初入江西时的兵力，充其量只有一万五六千人，如果按照太平军“二千五作一万”的习惯除以四，则更只有四五千战斗兵。

很显然，仅靠这一点点兵力，偷袭可以，但大规模攻城略地就会显得力不从心，不分兵无以扩张地盘，而一旦分兵，原本有限的兵力就更会处处单薄，很容易被曾国藩这样的危险对手抓住要害，各个击破。

正因如此，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即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十月十八日（公元1855年11月24日，清咸丰五年十月十五日），石达开自通城进入江西省境起，至十一月初三日（公元1855年12月9日，清咸丰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占领新昌止，石达开一直谨慎地将主力捏成一个拳头集中使用，而将牵制、佯动之类的任务，全部交给本就在江西境内的黄文金、李远继、胡鼎文等部。

但在新昌待了10天左右，石达开的用兵风格，忽然从小心翼翼变作大胆泼辣，他不但在1855年年底、1856年年初分兵三路，分头攻略赣北、赣中、赣南各府县，到了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新岁之后，更将原本的三路人马又分出许多路来，从而加快了攻城略地的进度。

原本这是十分危险的举措：曾国藩老谋深算，入赣湘军正调整部署，而清廷和曾国藩本人从邻省搜罗来的多路援兵，也已开始有所动作了，一旦这些“分散的小队”被逐渐集中的敌军所捕捉，江西战局就会发生戏剧性逆转。

然而这一幕却并没有出现，江西太平军非但坚强顶住了几乎每一路清军的反扑，且丝毫未曾放慢扩张的速度。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石达开部固然“分散”，但分散出的每一路都不是什么“小队”，而是数千人、上万人的“大队”。

他入赣时不是最多只有万余人马吗？怎么不到两个月时间，兵力就一下变得充裕至此？

这就要说说比石达开稍早一些，从南方闯入江西省的“不速之客”了。

天地会

这些人来自广东的天地会，当时的人们习惯叫他们“红军”。

天地会又称洪门、三合会、三点会，等等，是历史悠久的反清团体，何时起源，说法不一，但最迟也应在乾隆廿六年（公元1761年）就已成形。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因此会众自称“洪门兄弟”（“洪”指代朱元璋的年号“洪武”），自我介绍时常说“本姓某，改姓洪”，采用秘密“堂口”的方法组织、活动，一方面“天下洪门是一家”，只要通过复杂的暗号切口核实彼此身份，即便素不相识也可以得到洪门兄弟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各堂口之间并无密切关系，往往各行其是。

既然要反清复明，那么就免不了起兵造反，在这点上天地会也显得特色鲜明：因为要表明自己是“大明忠臣”，所以但凡天地会系统起兵，首领通常自称“大将军”“大元帅”，却绝少称帝称王——因为只有姓朱的人才有资格称帝王，这一“潜规则”直到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才被广东天地会陈开、李文茂等在广西浔州（今广西贵港市桂平）局部打破。陈开、李文茂等四位首领称王，建国号“大成”，年号“洪德”，但仍然不敢打破“称帝”这天地会的最后一条禁忌。

天地会的堂口遍布全国，连当时汉族人口很少的东北、新疆都有其活动，因此民间有“合字一条线，洪门一大片”的说法，意思是说，运河漕帮（青帮）分布很集中，基本上局限在运河一线，而天地会（红帮）则遍地开花。尽管如此，南中国的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湖南等省，仍然是天地会最为活跃的地区。

相较于台湾、福建，广东天地会算是“小兄弟”，起步稍晚，但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首先，在“五口通商”之前，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自然也成了吞吐量最大、码头工人和苦力最集中的地方，而这些相对无牵挂的壮年男子，恰是最容易被天地会“互助、讲义气”理念所吸附的对象；此外，由于是唯一的“大码头”，广州成了百物集散、万商辐辏之所，联络、传播任何东西都有更高效率。当时传播基督教的外国传教士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不约而同荟萃于广州。“洋和尚”能看透的道理，土生土长的“洪门”当然也不会看不透。

图4.1 1856年前后广州繁荣的街市场景

其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廷封疆大吏在广东大规模募勇备战，并号召沿海各府州县兴办团练，而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大量壮丁备战且又对此有浓厚兴趣的势力，就包括“洪门”。正因如此，道光末年广东天地会得到极大发展，许多地方的团练实际上被天地会控制。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大量裁撤战时招募的勇丁、杂役，加上战争对经济所造成的巨大冲击，这些“退伍老兵”既无法维持新生活，又难以回归旧生活，他们中不少人便投向唯一能带给他们希望和温暖的“洪门”等社团（有些人本来就是“道上兄弟”），令广东天地会势力更大。

当时广东“拜兄弟”的人数众多，中下社会阶层里几乎所有行当都被卷入，如东莞石龙天地会首领何六，原本是开米铺的；番禺县太和镇沙亭岗天地会首领周春，原本是种菜的；后来成为“大成国”四王之一的广州江村黄婆洞天地会首领李文茂，原本是粤剧演员；后来投入太平天国、在本书所叙述的整个时段都是镇江与瓜洲主将的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吴如孝，在广东参加天地会时，是广州城外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十三行”洋行司会计；另一个天地会出身的太平天国名人、当时已被杀的扫北军主帅之一广东揭阳人林凤祥，参加天地会时是个“无业游荡”的流民……洪秀全开始传教时，所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到处是“洪门弟兄”的“天下”，他本族的许多族人也是天地会会众，如他的堂兄、后来做到恤王的洪仁政就曾因为“拜兄弟”，被亲官府的团练烧了房子。

广东天地会活动能力强，相应的，广东各级地方官和亲官府势力对付天地会的能力也“首屈一指”。受到压迫的广东天地会，部分选择了向周边压力较小的地区扩张。他们中许多人是“混码头”的，因此这种扩散也往往沿着水路发展，其中一些会众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另一些则沿着北江扩展到湖南，更有相当一部分索性漂洋过海，成为“外国洪门”，本书所述时段开始前不久刚刚被镇压下去的、在上海和福建闹得轰轰烈烈的“小刀会”，就是这种洪门分支，而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致公堂、民治党，追根溯源，也都和当初的“洪门出海”一脉相承。广东天地会会众活动能力很大，当时清廷有人将广东、广西天地会分别称“广马”“土马”，认为前者战斗力远胜后者，如果一支“土马”队伍里混入几个、十几个“广马”，战斗力往往能得到立竿见影的提高。

两广天地会起兵原本在太平天国之前，因此当时主持金田团营的萧朝贵才假托天兄（耶稣）之口，说“八方煷起，起不复熄”。在金田团营前或同时，广西境内活跃着许多天地会武装，如陈亚贵、李元发、罗大纲、张家祥、任文柄、大头羊、苏三娘、大鲤鱼等，他们中有的在山区活动，有的则在水面活动，吸引了清廷的注意力和攻击力。[1]太平军能在广西从容发展壮大，和天地会的这种“掩护”甚有关系。在清军重压下，广西天地会堂口发生分化，有的继续就地活动，如后来名垂青史的刘永福最初的“盟主”，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广西天地会小堂主、广西南宁府迁隆寨旗头郑三；有的降清，如本书叙述时段中已是江南大营第一名将的张国梁，正是前面提到的张家祥，而后来因镇南关大捷名扬世界的冯子材，也是此时以会党小头目身份降清的；还有一些则投入了太平军中，如罗大纲、吴如孝、刘官芳、李能通、何明彪等，都是原先天地会的大小头目。他们的加入不仅为太平军增添了许多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百战之士，而且还在关键时刻给予太平天国决策层许多战略方向上的启迪，如太平天国之所以能攻下第一座城市——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和罗大纲在此前一年曾以天地会首领身份偷袭永安州得手有关，而攻打桂林不下后北上湖南，而非照原计划去广州、香港，则和湖南郴州天地会部分会众投奔后的建言不无关系。甚至，太平军最终将进取南京作为远征的目标，也或多或少受到天地会的影响——那正是“我大明”的都城。

当太平天国势力迅速膨胀，名声很快压倒天地会，成为清廷头号大敌后，又反过来开始影响广东天地会的行动。当时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谣言，说洪秀全本来不姓洪，而是因为拜了天地会杨大鹏、朱九涛为师，为便于号召才“改姓洪”的——这显然很符合“洪门”的传统惯例，而后太平军越走越远，广东天地会的“太平军印象”也就越来越一厢情愿，离题万里。据现今保留下的天地会方面文告、信函显示，在1853年太平天国攻下南京后，广东“洪门”听说太平军“光复大明都城”、在南京“虚立朱洪竹小主之位”、一切制度都仿效明朝，非但大受鼓舞，而且甚至有些感到惭愧——“金陵兄弟”能做的事，历史悠久的广东“洪门”为什么就不能做呢？

于是在1853年春夏之际，广州周围许多县镇，就被半公开的“红兵”所占据，他们中有的仍照“洪门”规矩自称“反清复明”，有的则假托太平军旗号，更多的则两样都做（反正他们自己也误以为太平军就是天地会）。这年6月下旬，由洪秀全从天京派遣、给自己美国籍宗教老师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送信的信使叶师帅，在两次送信遇阻后就曾直接去天地会堂口投诉，“洪门弟兄”不小心弄坏信封后，他们居然还合伙做了个盖有“太平天德王”印的假信封，装入真信，再度送上罗孝全的门，结果被罗孝全的邻居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鉴定为“真货”。

伯驾并非寻常医生，他参加过《中美望厦条约》谈判，1847年担任过美国驻华临时代办，1855年，也即鉴定这封信后两年，成为首任美国驻华公使，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但他当时对这个天地会伪造的印章毫无察觉，信以为真，这表明在当时外国人心目中，太平军和天地会本来就是“一家人”。至于“洪门兄弟”，敢在信封上使用“太平天德王”这个太平天国绝不认账的天地会口号作假，表明他们也依然认为洪秀全的“洪”和洪门的“洪”，都是一回事——事实上，当时清廷大多数官吏也同样是这么认为的。

这时广州附近的许多天地会都是以“灰色”面目出现的：一方面，他们是“洪门”，甚至偶尔冒充太平军以壮声势（尤其在洋人面前）；另一方面，他们是“团练”“社学”，打着当时很顺应民意的“反洋人入广州城”旗号，同官府虚与委蛇。到了1854年，这种“两头吃”的把戏终于演不下去了。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五六月间，广东天地会在东莞、佛山等地率先公开举起了反清旗号，“红军”迅速遍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当时陆军号称数十万，水军有大海船数千艘。他们围攻广州半年之久，在此期间，还曾多次表达自己和太平天国的“一体”，甚至有天地会中的“智者”，对广东天地会各堂口四分五裂、互不配合的局面痛心疾首，写信给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甘先，希望他们学习“金陵兄弟”，包括设立各级官职、凡事共同商议配合，以及“虚立朱洪竹小主牌位”等。这些做法有些是道听途说而来的，不过形似，有些倘被真太平军听见，怕是要斥为“妖言”，“斩首不留”的，但广东“洪门”却浑然不觉。他们固然不可能改掉山堂分立、互不相下的“光荣传统”，但模仿一下太平军的架构还是不妨的，于是某些“红军”也按照太平天国的体制，把首领的头衔改为“师帅”之类。

当天地会以“灰色”面目出现时，广东清吏的态度是暧昧的，既警惕“会党”扩张势力，又希望借助这些人的力量，去做一些官府不方便做的事——最重要的就是给洋人捣乱，阻止他们入城，而官方又可推卸责任。但如今天地会公开造反，那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当时天地会使用红旗，广州附近村镇圩寨，只要响应“洪门”就都会竖起红旗，广东清吏就规定战区内清方一律使用白旗，只要挂起白旗就意味着支持官府，和“会党”势不两立。这种“红白之战”，正如一位当时当地的文人所言，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

对近在香港、一心想入城甚至直接向北京派遣公使的英国而言，他们固然对与叶名琛等清方官吏打交道、捉迷藏极不耐烦，但更不愿广州陷入所谓“无政府状态”。在他们看来，“红军”控制广州城，很可能对他们极其重要的广州商务构成致命打击，而帮助广东当局打击“会党”，则或许有助于日后提出更多要求。

在这种背景下，原本互相羁绊的广东清吏和香港英人联起手来，对包围着广州城的“红军”发动围剿。到1855年初，“红军”大本营佛山陷落。由于英军控制了水面，各路“红军”中除一部分在李文茂、陈开等的率领下沿西江进入广西外，相当多的堂口沿陆路进入山区，并北上转入湖南郴州、桂阳、茶陵、兴宁、安仁等地，试图汇合当地天地会会众。但此时湖南湘军业已兴起，故“红军”立足不住，就在1855年秋先后从茶陵取道永新、安福、分宜、万载进入江西，比石达开早了一步。

一山二虎

这些进入江西的天地会会众，是广东“红军”的精华，主要首领有周春、葛耀明、陈荣、邓象、卢纬、翟火姑、谭星、谭富、李鸿藻、陈显良等，其中周春诨名豆皮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是天地会成员，“红军”起兵时的“大都督”；陈荣是“红军”起兵后最早攻破清方城市（连州和肇庆）的天地会首领；陈显良是“红军三魁首”（李文茂、陈开、何六）中何六的左膀右臂，何六在湖南战死后，余部都归他节制。这批人马不但人多势众，而且大多数为精壮战兵，他们久经战事，戎马千里，而他们的首领更有丰富的反清资历，如周春等人开始聚义时，洪秀全还在孜孜不倦地考清朝秀才呢！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九月十七日（公元1855年10月23日，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这支“红军”占领永新，这是“红军”在江西占领的第一个城镇。此后他们先后占领过安福、分宜、万载、永宁，并多次击败江西省防军，但所占地盘旋得旋失，无法在江西站稳脚跟。

这些“红军”号称十多万，实际上恐怕只有两三万人，如果没有巩固的地盘和稳定的补给，是难以长期维持的，而恰在此时，石达开的人马攻下了邻近的上高。

此时的“红军”，大抵已经知道太平天国跟“洪门”“天德”其实没多少关系，且自立国号，自封天王，和向来“非朱姓不称帝王”、坚持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格格不入，否则早在湖南他们就可北上投奔太平军，而无须再跑到江西来。[2]如今却和太平军无巧不巧撞在一路，一山不容二虎，“洪门”兄弟们该作何选择？

此时太平军打了几个胜仗，兵力大为扩充，也号称十多万，按照“二千五作一万”的传统和实际情况，估计有两三万人，和“红军”兵力相当，而战斗力则各有千秋；太平军组织性更强，且后勤保障更好些，“红军”则身经百战，战斗经验丰富。据《新昌县志》记载，“红军”原先并不情愿“入伙”太平军，甚至有火并之意，但权衡利害，最终在上高县土著严守和的撮合下，加入了太平天国。[3]

“红军”和江西太平军人数差不多，组织、风格又格格不入，太平军想效仿1851~1852年在广西、湖南期间消化、吸收小股天地会堂口的做法，将他们彻底太平军化，显然是不现实的，一旦弄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石达开在征得天京方面同意后，采取了灵活手段，将这些“红军”单独编组，成为太平军中独树一帜的一个分支。

这个独树的“帜”，是一种用多种颜色镶拼起来的旗帜，被当时的人俗称为“花旗”，这也成了加入太平军后这支“洪门”人马的专称。后来曾有人批判“石达开机会主义”，指责他“擅自允许花旗保留自己原来的旗帜”，这缺乏考证，因为“红军”原来使用的是红旗，偶尔用黄旗，和太平军的习惯相似（太平军主要用黄旗，偶尔用红旗），“花旗”只能是收编时颁发的新军旗，目的自然是和原本的太平军有所区别。

从目前的资料看，花旗的编制和当时的太平军不同。1855、1856年的太平军以“军”为最高单位，以下为师、旅、卒、两、伍5级，虽然军、师一级缺额很大，但基层单位两（25人）通常编制很充实；而花旗的编制却是队、先锋、旗三级，队的长官称“队将”，先锋的长官称“先锋”，如李鸿藻封殿左三中队将，谭星封右队后永忠先锋，周春封中队前精忠先锋，葛耀明封中队后永忠先锋，林彩信封中队中赤忠先锋等。根据残缺的资料可以判定，花旗系按殿左一、殿右二……的序列编制并分中、左、右队（目前看到最高番号为“殿右四中队”），每队下设中赤忠、前精忠、后永忠、右耿忠、左X忠（资料残缺）五先锋，先锋下设若干旗，每旗21人。这种编制既符合“红军”的旧习惯（在广东起兵时他们就以21人为一旗），又不动声色地压低了各级“花旗”将领的职衔。

这种囫囵吞枣式的收编显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花旗”自由度太大且自成体系，纪律不容易约束，更严重的是主要首领官职太低，如周春、陈荣都只封了指挥，这个职位在此时的太平天国实在算不得高官，不说其他地方，仅江西一地，太平军中就有王一人（石达开），豫爵一人（胡以晄），侯爵两人（参天侯黄玉琨，卫天侯曾锦谦），丞相两人（春官正丞相张遂谋，本年提升为冬官副丞相的林启容），检点级别官员十多人（正职检点赖裕新、胡其相等，和职同检点的黄文金、胡鼎文等）。在太平天国“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制度下，统率上万“花旗”的“洪门老大”，很可能不得不向只率领千余人偏师的太平天国三四流人物低头。这还不算，太平天国和“洪门”一样，官兵间都互称兄弟，但谁是兄谁是弟，却是由官爵高低而非岁数甚至辈分大小来决定的。当年石达开只有20多岁，而年逾60、此时已战死的曾天养和同样是老年人且是他岳父的黄玉琨，却都要称他为“兄”。“花旗”首脑中大多数岁数都不年轻了，而太平军同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将领，却有许多是20岁上下的毛头小伙子，其中之尴尬不言而喻。

不过此时大敌当前，“黄旗”（太平军）和“花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打败清军，夺取江西更多的府县，扩大自己的兵源、财源和生存空间。

正因如此，“黄旗”和“花旗”这两个看似不太般配的小伙伴，在江西闪电般携起手来，使得江西省境内的太平军总数一下膨胀到号称20多万，实数也恐在6万以上。这不仅让石达开敢于迅速调整战略，改稳扎稳打为分兵出击，也让天京方面在为迫在眉睫的决战调配兵力时，有了更充分的灵活性。

[1]如重新被启用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和前文多次提及的向荣，最初领到的任务都是镇压“会匪”——这通常指天地会的反清武装，而“拜上帝会”在当时多如牛毛的天地会堂口掩盖下并不受清方重视，甚至许多人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这支力量。

[2]何六就是因为发现太平天国和“洪门”宗旨不一，才突然改变原定路线，结果战死的，还有些天地会会众则掉头南下广西。

[3]这位土生土长的严守和，很可能也是“洪门兄弟”，否则很难想象其能在如此仓促的时间里，完成如此棘手的一件大事。

第五回一招险棋

历史的迷雾

如果说1854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是外国记载、报道中国的“大年”，那么1856年就是不折不扣的“小年”，不但太平军刚刚占领南京后两年间层出不穷、充满新鲜内容的“官方报道”，即来自各国使节及其随员、军人和官员的访问记、印象记突然付之阙如，就连“非官方报道”，比如曾经充斥外国人在远东所办媒体书肆的那些有关太平天国、源自直接或间接与之接触过的“洋兄弟”（传教士、商人、逃兵等）之叙述和评论，如今都已凤毛麟角。

1856年的世界，已经进入了资讯相对发达的时代，通往远东和中国的航道、邮路已经打通，各种各样专门办给各色在华外国人以及通晓外语的中国人阅读的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是它们出于职业本能的探究、挖掘，今天的我们，才能多少阅读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才能更容易地拨开迷雾，探寻当时的真相。1856年是决定中国境内“两个国家”命运的关键年份，此时此刻倘若这些“不同的声音”更多些，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一件事。

可偏偏正在这最要紧的时候，“不同的声音”忽然沉寂了：“官方报道”近乎绝迹，“非官方报道”或老生常谈，或真伪莫辨——即便这样的信息，数量也大为减少。在华或在欧美的外国传媒固然仍对“中国这一年发生的事”兴趣盎然，但信息来源的匮乏却让它们无米下炊，徒唤奈何。1856年9月2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廿七日，清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天京事变爆发，远东西文传媒高度重视，力图加大报道力度，其中当时最有影响的两家远东西媒——《中国之友》[1]和《北华捷报》[2]都不遗余力挖掘“猛料”，可效果却令人失望：《中国之友》花了近一年时间才由一位叫雷诺兹（E.Reynolds）的授权发表了一篇专题深度背景报道；《北华捷报》动作稍早，发表了一篇专题通讯[3]和一篇深度报道[4]。这三篇在当时堪称最翔实、最“一手”的第三方报道，却在对一些关键人物、事件、进程的记载上相互矛盾、云山雾罩——更要命的是，这三篇“最权威报道”的来源居然是同一个人——因喜欢吹牛而被同伴称为“大嘴巴”的爱尔兰水手肯能（Canny）。这位“目击者”信息的可靠度，甚至连上述三位撰稿人自己都觉得相当可疑。然而可疑也得用，因为资料虽可疑，总好过没有资料。

图5.1 英国媒体当时刊登的“中国内战图”，虚线部分为太平军占领区，阴影部分为拉锯区。由于信息的匮乏，这张图实际上是很粗糙的。

更让人遗憾的是，如果1856年以天京事变作为坐标点分为前后两期，那么后期至少还有一些如“肯能系列”那样虽未必靠谱但聊胜于无的第三方报道，前期却连这样的报道都几乎找不到，这使得惊心动魄的1856年天京-镇江战役，这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决战之一，仿佛突然发生并迅速结束了一般。

天国的真相

“外国眼睛”在1856年的突然缺位，是和1854年英国麦华陀-小包令使团访问天京败兴而归息息相关的。

在这次访问中，英国政府终于了解到自己所最关心的太平天国真相和立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究竟是否会同意英国扩大在华商业利益（包括鸦片销售），他们将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

对于第一点，使团在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了30个包括宗教、政治、军事战略在内的问题，太平天国“闭户三日”作答，并反问了50个问题，许多都涉及宗教。在这则历史性问答中，太平天国勾勒了一个有形的上帝——身材高大、长着红胡须、穿着黑龙袍，否定了三位一体，认为上帝是上帝，耶稣不是上帝的子格而是上帝的长子，上帝还有洪秀全等若干亲生子，上帝和耶稣还有各自的配偶“天妈天嫂”，“圣神风”（即圣灵）不是三位一体的一格，而是杨秀清，杨秀清和萧朝贵享有天父、天兄附体传言的特权，他们所说的那些“天父天兄圣旨”，在太平天国享有和《圣经》同等的神圣和权威……

南京人李滨后来根据口碑记载，做这些“问答题”的太平天国官员是石达开、黄玉琨，而在“问答题”上署名的则是杨秀清本人。史学家王庆成先生根据“问答题”的文笔风格和所流露出的宗教思想，认为其真正代表的毋宁说是洪秀全本人的宗教观，这些见解都颇有道理。无论如何，这是来自太平天国官方核心层的直接解读，是最真实的太平天国宗教信息。根据这些信息，任何一位稍有基督教常识的外国观察家，不论此前对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持何等观点、立场，都只能得出与美国驻华公使麦莲（Robert M.Mclane）《访问太平天国报告》中同样的结论：“他们（太平天国君臣）既不信仰也不了解基督教。”

对于第二点，通过“官样文章”和直接印象同样不难得出结论，即太平天国也许会开放口岸，扩大对外贸易，但绝不是现在。因为他们要和清廷打仗，在他们看来，此时通商被奸细利用的危险，要远大于“互通有无”的好处。至于鸦片，至少官方的立场是要严禁的。英国使团曾试探性地向太平天国借一小块江边地皮，以贮存轮船所需的煤炭，结果被对方疾言厉色地书面斥责了一番。

对于第三点，西方各国政府、使团可以说被震撼了——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不仅被称作上帝的亲生子、耶稣的亲弟弟，而且被明确为“万国万方”的君主，西方各国同样也要服从这位天王的管制，各国使节要备办贡品“朝见”。

其实这一套对于西方人（至少英国人）而言一点也不陌生，因为自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st Earl Macartney）使团访华起，他们就早已领教或者说领教够了清廷这套“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华夷理论。问题在于，他们本以为“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在这方面会和清廷有很大不同，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在一年多时间里不怕困难、不厌其烦地一再试探着敲打这个神秘“国家”的大门。

此后西方各国几乎中止了一切针对太平天国的官方接触，甚至开始约束各自的侨民，使之同样远离这个“危险的地方”。洪秀全的美国宗教老师罗孝全，就是因为本国驻华外交官援引“1848年中立法”阻挠他去天京，不得不一度回美国，直到1856年春才重返广州的。[5]

这种态度其实也不难理解：西方列强想和太平天国打交道，是苦于和手下败将清朝的外交扯皮旷日持久，始终不得要领，以为“换一家会容易点”。既然“两家都一样”，那么就不着急“二选一”——你们自己先打出个输赢来再说吧。

太平军新生代

第三方观察和报道的缺失，给我们复盘1856年天京-镇江战役原貌、探究清太双方（尤其太平天国一方）的战役指导，制造了许多障碍。因为如许多人所知，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双方，却心照不宣地遵循着之前历代中国官场和军事史上一个历史悠久的“光荣传统”——夸胜讳败、剪裁事实和虚报战功，而由于后来的“亡国”，太平天国一方甚至连这样“修剪”过的记录都所剩无几。

这就迫使我们从相对可靠的当时双方军队调动情况、主官人选、战场态势变化等，探究这场战役的胜利者、实际全权指挥整个战局的太平军军政最高领导人——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

自1853年定都南京以来，杨秀清这个太平军实际上的统帅，在军事指导上既有许多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的得意之笔，也犯过许多或难以避免或本可不犯的错误。其中最致命的错误，是贸然派出太平天国最精锐的2万人马“扫北”，结果导致这支劲旅几乎全军覆没；其次则是在西征方向“添油”式逐次增兵，战线拉得过长，战略目的混乱不清晰且不断变更，导致了1853~1856年年初内战各战场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到了1856年初，双方的战线已趋于稳定和胶着，而这种稳定、胶着局面的出现，关键在于清朝和太平天国双方都难以在任何一个战场集中足以彻底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兵力，从而不得不在每个战场不死不活地对耗。

相对于清方，基本处于内线作战状态的太平军显然更被动，因为后者显然更难聚拢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机动部队，投入到最关键的战场，从而打破力量平衡。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清咸丰四年），太平天国众侯相[6]主持编纂了一本官方印书《天情道理书》。这本书的主要意图，是假杨秀清之口阐述“天情道理”，也就是太平天国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的政策依据和行军打仗中的一些必备知识，是一本用于“军事教学”的“军政教科书”。这本书中充满了对杨秀清的个人崇拜性描写，将这位能“传天父上帝真神真圣旨”的统帅描述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这显然并不太符合事实，否则便无以解释“扫北”何以全军覆灭，“残妖”（太平天国对清军的蔑称）何以非但未曾覆灭，反倒围困着天京。

不过在1856年，杨秀清似乎远比他的对手们拥有更敏锐的战略眼光和更清晰的战略头脑，至少，他似乎找到了足以改变战略平衡的那支机动部队——或许，这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孤儿，比清廷决策者们更早更快地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这支部队便是在皖北地区活动的陈玉成、李秀成、涂振兴、陈仕章、周胜坤部。此5人都是自1853年定都后经历多次战役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战将，此时都已升至太平军“佐将”中较高的级别：六官丞相。

在他们之中，陈玉成为冬官又正丞相，已在第二次攻破武昌城之战中崭露头角。他虽然是最年轻的一位，却因勇猛善战受到清、太双方最多的重视。李秀成是地官副丞相，这位太平天国后期最著名的统帅靠勤勉好学从基层逐级升迁到这一级别并不容易，当时他的名字还叫“李寿成”，并不为很多人所熟知。周胜坤是夏官又正丞相，因为早在金田团营时就从军并任较高职位（左一军副典圣库，是职同监军的军中后勤仓库主管），因此被湘军情报部门编纂的《贼情汇纂》列入所谓的“剧贼传”名单，其知名度在1856年远高于李秀成。涂振兴原本是东殿左七承宣，本年刚升任春官正丞相，同样在“剧贼传”榜上有名，知名度此时也高于李秀成。他本是西王萧朝贵部下，后来被杨秀清提拔任用，是5人中唯一的杨秀清嫡系。陈仕章是其中知名度最低的，《贼情汇纂》在他还是殿左廿九指挥时为他立了一个“词条”，除去姓名、职位，“事迹”只有“踞巢县”寥寥3个字，他也是1856年初刚刚被提升为夏官副丞相的。

这支部队所面对的皖北战场压力不大，清军受到兵力、战斗力限制和捻军的干扰，无力向安庆等太平军核心占领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从而令太平军可抽调相当一部分兵力跨区作战。5人所率领的部队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和基层军官较多，在太平军中属于精锐，且刚刚收编了从清方哗变过来的原捻军李昭寿部。李昭寿是安徽固始人，扒窃出身，先起兵为捻，后投降驻扎安徽英山县的清宁池太广兵备道何桂珍，1855年因缺饷和风闻何桂珍要暗算自己，发动兵变投奔了李秀成。他的人马素以军纪废弛而著称，但战斗力却相当强悍。

那么，他要将这样一只决定性砝码投向哪里呢？

其实清军早已注意到这支人数超过2万、集中了众多太平天国新生代重量级人物的大军，并猜测这支大军可能的去向。他们觉得其最大可能是被用于收复不久前被已攻下的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其次，则可能被抽调去增援被湘军胡林翼部围困的武昌，因为此前太平军多次上援武昌，都是首先从皖北派兵。

清方的推测其实是很有道理的，至少很符合常规用兵的套路及杨秀清以往的思路。然而1856年的杨秀清正如李秀成后来所赞叹的，“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走出了异乎寻常的一步棋——让这支机动部队向东，去解救被吉尔杭阿、托明阿等部所围困的镇江和瓜洲。

用兵棋推演一下不难算出，倘这支生力军就近去攻打庐州，只能调动清方安徽、河南地方军和一部分江北大营的人马；与之相比，镇江和江北的瓜洲是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也是天京的东大门，对双方都关系重大。这座城原本由罗大纲驻守，但主力已被抽调反攻芜湖，他本人也受伤不治而亡，只剩下吴如孝所率领的少量人马死守，被从上海凯旋的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会同江南大营援兵围得水泄不通，如果不增援，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但正因此地至关重要，一旦太平军有大动作，江南、江北大营势必连动，届时就极可能出现有利于太平军的战机。

就在杨秀清动用皖北这枚关键棋子并缓缓启动天京-镇江战役车轮之际，石达开部在江西又获得意外的大发展，拥有了太平天国此前从未有过的大片连成一体的疆土和骤然膨胀数倍的大军。这样一来，清方的注意力更多被焦头烂额的江西和势如破竹的石达开部所吸引，以至于天京-镇江战役实际上已经开打，来自皖北的那支太平军精锐也已投入战场，清方的反应仍局限于“推挡式”，并未引起应有的、更高的关注和警惕。

不仅如此，后来的事实证明，石达开在江西的辉煌胜利，让杨秀清在天京-镇江战役中的调兵遣将拥有了更多余裕，也让他在此后的战役发展中，敢于使出更大的手笔，敢于走出更加大胆、更加有魄力的险棋。

[1]《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1842年3月17日由英国商人奥斯威尔德（Richard Oswald）创办于澳门，一周后迁址香港。1850年8月转由英国人台仁特（William Tarront）主持，是当时南中国最有影响的西媒之一。

[2]《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50年8月30日由英国侨民奚安门（Henry Shearman）在上海创刊，是中国内地最有影响、最权威的西媒。1864年其副刊《船务商业日报》（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News）更名为《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而《北华捷报》改为周副刊，在此后近90年历史中都是中国最有影响的英文传媒。

[3]《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作者为美国首位赴中国内地传教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内容较简略。

[4]《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作者为美国人麦高文（J.Macgowan），内容较详细。

[5]第三任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甚至以“敢去就枪毙”相威胁。

[6]指侯爵和丞相。至1856年天京事变前，这些都是太平天国仅次于王级的高级官爵。太平天国中枢各部门和各王办事机构主官及被称为“佐将”的驻外各路大军主要将领，大多数都属于这两个级别。

第六回天京-镇江战役

顶天燕

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涂振兴、周胜坤所率领的逾2万皖北太平军精锐大约在1856年1月下旬渡过长江，渡江点应该在芜湖以东、天京以西，因为这一带许多江岸由太平军所控制，容易隐蔽太平军的战略意图。此时杨秀清为这支拥有5位平级将领的大军，派出了一位地位更高的统帅：顶天燕秦日纲。

秦日纲是太平天国前期的重要人物，金田起义时的地位仅次于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五王。永安建制时，洪秀全封立东、西、南、北、翼五王，五王之下，官阶最高的就是天官正丞相秦日纲、春官正丞相胡以晄两人，而秦日纲的地位又高过胡以晄一筹。也就是说，除去洪秀全，秦日纲在太平天国政治人物中排名第六。而且与胡以晄排名不时“上下浮动”[1]不同，秦日纲这个“第六”的地位十分稳固，定都天京后，他先后获得顶天侯、燕王爵位，是太平天国的第一位侯爵和五王之外的第一个封王者。

因为在天京、湖北几次水陆作战中屡屡失利，他一度被召回天京，“锁押在牢”，并于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二月十三日（1855年3月20日，清咸丰五年二月初三日）被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下令“为奴三载”。但他实际上似乎并未丧失其地位甚至权力，而是以“奴”的头衔继续在朝中理事。在乙荣五年八月十七日（公元1855年9月23日，清咸丰五年八月十二日）的《天父圣旨》上，他已被冠以“顶天燕”的新爵位。

此前太平天国被清廷认为“姑从人间歪例”，先是于辛开元年十月廿五日（公元1851年12月17日，清咸丰元年十月廿五日。这一年太平天国虽改年号但并未改变历法）在永安建制，设立了王爵，定都天京后又在王爵之下设立侯爵。这两级爵位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而“燕”这个空前绝后、前所未闻的爵位，是从“顶天侯”“燕王”这两个秦日纲的旧“职称”演化而来，表明秦日纲复职后地位低于五王，但高于侯爵。由于没有先例，清朝将帅一度对这个“新生事物”瞠目结舌，许多人在叙述时都将这个爵位写错了。天京事变尤其石达开远征出走后，洪秀全为满足部下的官瘾，一口气在王爵和侯爵之间设立了5个爵位，连同侯爵称作“六等爵”，燕爵成为六等爵中的第四等。此后直到太平军被消灭，这六等爵封授了不计其数，这当然是后话了，然而在整个1856年里，享有燕爵的仅有秦日纲一人。

李秀成向来看不起秦日纲，说他“并无什么才情”，认为他只是靠“忠勇信义”，也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才爬上如此高位的，因此对于这位新派来的主帅不以为然，甚至在被俘后的供词里亦只字不提，其用意显然是认为这位主帅不过是名义上的领导人，实则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杨秀清临阵派帅，显然有自己的用意：五丞相地位相当，如不在他们之上委派一名地位更高的统帅，一旦大战之际将领间互不服气，就很可能影响战斗力。事实证明，秦日纲还是起到了一个“总协调人”的作用，这支大军在此后长达半年的艰苦转战中始终和衷共济，没有出现太平军历次战役中常犯的各主将间互相掣肘的现象。

以快打慢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十二月廿三日（公元1856年1月29日，清咸丰五年十二月廿二日），秦日纲部派出两路人马，自下关沿江东进，在栖霞山、石埠桥等地构筑工事，表面上是加强东路沿江防御，实则为进军镇江做准备。这个方向是清朝围城大军的“死角”，可以避开江南、江北两大营的耳目。为隐蔽战略意图，杨秀清又另外派出几路人马，分别向天京城南郊仙鹤门、殷巷等地江南大营清军佯攻。

向荣被这些“假动作”所迷惑，误以为太平军正部署直接攻击江南大营，或试图打通天京-镇江间的水上交通线，遂下令福建提督邓绍良部2600人自芜湖东援大营，又让芜湖红单船水师战船东驶大胜关江面，摆出一副于天京城外决战的架势。

此时清军在天京-镇江间布置了龙潭东阳镇、高资镇两道防线，其中东阳原由泰宁镇总兵德安部2000人，高资镇则由宜昌镇总兵虎嵩林、副将庆文等率兵2100人防堵。此刻由于奕詝连连催促，吉尔杭阿加强了对镇江的攻势，高资镇守军部分被抽调参与进攻，仅剩下1200人，由游击李若珠、张汝琳指挥。也就是说，当杨秀清悄悄增兵准备突击时，对面的清军反倒在减少布防兵力。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十二月廿六日（公元1856年2月1日，清咸丰五年十二月廿五日），秦日纲部大举进攻东阳、高资、龙潭等地。吉尔杭阿急令余万清部1200人增援东阳，虎嵩林700人增援高资。向荣闻警，也派副将秦如虎率兵前往东阳赴援。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十二月卅日（公元1856年2月5日，清咸丰五年十二月廿九日），清军在东阳溃败，退到下蜀街，会同江南大营所派第二路援军（2300人，由游击杨瑞乾指挥）死守。此后一个多月，两军在下蜀街、龙潭、高资一带拉锯，向荣、吉尔杭阿先后调集援兵3700人增援，并派陕西提督邓绍良节制镇江诸军。

与此同时，清军加紧围攻镇江、瓜洲。吴如孝为集中兵力，抽调瓜洲守将、指挥谢锦章南下，试图西出高资、黄泥洲，接应秦日纲部援军，但终因兵力过于单薄，始终无法在城外立足。

此时秦日纲部正在镇江以西的汤头、汤脚等处与清军相持，由于水陆两路都有清军封锁，无法与吴如孝部取得联系。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二月，陈玉成单舟突破清军水上防线进入镇江，和吴如孝顺利取得联系。二月十一日（公元1856年3月18日，清咸丰五年二月十二日），李秀成率先锋3000人偷袭夺取汤头清军旧营垒，涂振兴、陈仕章、周胜坤直逼汤水山边清军新营，陈玉成、吴如孝也率镇江守军夹击。鏖战一日，清军全线溃败，丢失营垒16座。镇江顺利解围。

无论向荣、吉尔杭阿、托明阿，还是远在北京的奕詝，对镇江的解围都感到极为震惊和恐慌，并手忙脚乱地做了一系列部署，以图亡羊补牢：向荣用头号悍将江南提督张国梁替换邓绍良主持镇江军务；吉尔杭阿则紧急派人远赴芜湖等地招募兵勇；而奕詝则发布上谕，称将在内蒙古各盟旗挑选精锐骑兵，“一俟秋高气爽即当简派重臣统率南下”，几天后又令浙江巡抚何桂清、两江总督怡良调集援兵数千人分赴向荣、吉尔杭阿两处军营。

很显然，清朝君臣将帅对太平军下一步战略意图的判断是，要么扩大战果，继续扫荡镇江外围；要么凯旋天京，然后对江南大营发起攻势。故其部署都围绕这两处预定战场“修修补补”，且在他们看来，败仗固然令人恼火，但军情尚不算紧急，故奕詝带有明显鼓舞士气意图的明发上谕，也不会将“蒙古劲旅”赴援的时间定在差不多半年后的秋天。

然而太平军接下来又走出了一步出乎所有对手意料的棋：渡江北上。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二月廿六日（公元1856年4月2日，清咸丰六年二月廿七日），秦日纲、吴如孝两部主力和原守瓜洲的谢锦章部趁夜自金山北渡，在镇江城外只留下周胜坤率少数人马驻守仓头清军旧营。

传统论述多认为，秦日纲部北上瓜洲的主要目的是取粮，其次是为瓜洲解围，这恐怕未必准确：几万人敌前渡江绝非易事，但太平军却在一夜间完成，兵力调度、船只准备，显然事先经过周密安排；如果只为解围、取粮，太平军理应在达到目的后迅速南返，以免被清军从水路隔断退路，但战局的发展远非如此。

太平军渡江这天，恰逢江北大营副帅雷以諴生日，托明阿以下皆在雷以諴营中贺寿，吉尔杭阿虽紧急遣人告急，却并未引起应有重视。二月廿七日，站稳脚跟的太平军先破土桥清营，江北大营各部匆忙收缩至三汊河，瓜洲解围。廿八日，三汊河大营失守，托明阿、德兴阿分别溃退秦家桥、蒋王庙，雷以諴、陈金绶逃往仙女庙、沙头，瓜洲长围全溃，120多座清营被太平军一鼓扫平，江北大营土崩瓦解。廿九日，太平军乘胜第二次攻克扬州府，生擒清扬州知府世焜。

以慢打快

接下来的计划，杨秀清似乎并没有想好。他派出一支人马渡江占领江浦，而与此同时，秦日纲部太平军分出周胜坤守江南的仓头清军旧营，让吴如孝回镇江，主力则沿江东进，于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三月初八日（公元1856年4月16日，清咸丰六年三月十二日）占领浦口。

图6.1 太平军与清军在浦口交战图

许多军事史著作都认为，杨秀清是鉴于清朝水师封锁镇江-瓜洲间江面，原路回师过于危险，打算让秦日纲部从江浦、浦口渡江凯旋，但仔细推敲就可以发现并非如此。

占领江浦、浦口后，秦日纲部和天京援军已经会合。从三月初八日占浦口，到三月十四日日失守，中间长达6天时间，足够全军渡江至下关回京，但秦日纲部却安安稳稳地待在原地不动。说他们想从浦口回天京于理不合，说他们后来因渡江路线被切断而被迫东返，则更说不通。

让我们看看此时清方做了些什么。

奕詝此刻着急上火般连下上谕，首先是人事处分，托明阿、雷以諴、陈金绶等均被革职，江北大营残部转由德兴阿统领；其次，他从山东、河南、陕西、直隶等地调集八旗、绿营官兵数千人集结于江苏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当时为漕运总督衙门所在地），由漕运总督邵灿统一指挥；又令安徽巡抚福济、徐州镇总兵和春在临淮关布防；更饬令吉尔杭阿、向荣急速派兵过江助战[2]。

而向荣、吉尔杭阿的主力，则由张国梁、刘存厚等率领，忙于攻打镇江外围仓头等地的太平军周胜坤部。此战中，周胜坤因寡不敌众战死，余部由其哥哥周胜富率领退往镇江。吉尔杭阿下达命令，鼓励部下猛攻镇江。

很显然，北京城里的奕詝最担心扬州一带的太平军再来“扫北”，因为林凤祥、李开芳部，以及后来驰援林凤祥、李开芳部的曾立昌等部，当初都是从扬州出发，进逼北京的。于是不但催令北方各省层层防堵，更接连催促战斗力尚完整的向荣、吉尔杭阿部北上。而向荣、吉尔杭阿对北上并无太大兴趣，他们的计划是利用水师和江北友军将太平军主力牵制在江北，自己则集中优势兵力乘虚攻破镇江城。

清方的两个战略相比较，前线向荣、吉尔杭阿的方案显然更高明、更符合实际，但最终占上风的却是皇帝的主张。由于皇帝的一再催促，三月初八日，即太平军占领浦口当天，清方最善战的张国梁被从镇江前线紧急调往江北增援。而此时太平军石达开部在江西的处处得手，也迫使浙江等邻近省份督抚告急，从江南大营和镇江前线收回此前派出的兵力，致使清军在太平军主力留驻江北期间，竟始终未能合围镇江。

一开始，清军的势头似乎不错。

在江北，张国梁部先后收复了浦口、江浦；在江南，清军击败了太平军周胜坤部，再度进逼到镇江城下。

图6.2 清军与太平军在江浦作战图

然而他们恐怕正中了杨秀清的圈套。

杨秀清此前一系列看似反常的举措，把镇江解围后原本兵合一处、战斗力不弱的张国梁、吉尔杭阿两部拆散。吉尔杭阿部到处赴援，主力七零八落；张国梁则师老兵疲，锐气消磨殆尽。相反，原本奔波劳顿、疲劳不堪的秦日纲部，却赢得了宝贵的10天休整，成为以逸待劳、反客为主的优势一方。

不仅如此，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三月初二日（公元1856年4月8日，清咸丰六年三月初四日），石达开部太平军3万人自江西兵分三路取道皖南，进逼天京外围，江南大营总粮台所在地宁国府岌岌可危。这迫使向荣匆匆从江浦召回张国梁（公历4月27日，同日张国梁刚刚收复了江浦县城）。原本的悍将精兵，此刻早已疲惫不堪，且江南清兵的形势更加分散。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三月中旬，秦日纲部开始向东进军，在没有太多阻力的情况下却兜兜转转，直到丙辰六年四月廿日（公元1856年5月27日，清咸丰六年四月廿四日）才从瓜洲渡江，返回镇江城外的金山。而在此期间，石达开部连克太平府、宁国府，进军天京城南的重要据点秣陵关，迫使向荣不得不让张国梁带重兵抵御，疲于奔命，而镇江外围的吉尔杭阿部成了一支孤军。

四月廿四日（公元1856年5月31日，清咸丰六年四月廿八日），得知刘存厚部在镇江城外黄泥洲被围，吉尔杭阿自九华山大营亲领精兵赴援，被太平军伏兵半路包围在烟墩山。激战一昼夜之后，烟墩山、黄泥洲两路清军均溃败，吉尔杭阿自杀，刘存厚战死，残部由虎嵩林、余万清率领死守九华山，军心涣散，几乎不能立足。

尽管向荣、德兴阿等急派福兴、张国梁、秦如虎、陈升等统领人马来援，但已经晚了一步。宛如惊弓之鸟的九华山清军和疲惫不堪的援军于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四月廿七日（公元1856年6月3日，清咸丰六年五月初一日）全军溃散，九华山、破岗子一带清军营垒30多座被太平军踏平，清京口副都统绷阔、副将周兆熊自杀，残部分头退往孝陵卫、句容、丹阳等地。五月初七日（公元1856年6月13日，清咸丰六年五月十一日），太平军秦日纲部经高资、下蜀街、东阳镇、石埠桥凯旋至天京城外观音门。

秦日纲等人或许并不知道杨秀清全盘计划，他们认为救援镇江的任务已超额完成，转战4个多月的人马也早已疲惫不堪，理应回天京休整。没想到他们接到的却是杨秀清劈头盖脸的一道严令：攻破江南大营，否则不许回城。

一战乾坤

此时天京城外的重镇溧水已被石达开攻克，天京城里的太平军也已经出城扎营。原本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此刻反成为太平军反包围中的一步死棋，外围友军都已战败，据点也大部分丢失，主力张国梁部早已是强弩之末。在秦日纲等人看来，不许回城也许是不近情理，但对于杨秀清来说，恐怕早已是成竹在胸了。

此时太平军石达开部三路大军已分别进至大胜关内、秣陵关前和溧水城下，向荣不得不派头号大将张国梁率1600人增援溧水，另派记名总兵江长贵部千余人驰援溧阳。最后孝陵卫向荣大营只剩下“不满五千”的清军，除去疾病、守营者，能派遣出战的只有1000多人。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五月十一日（公元1856年6月17日，清咸丰六年五月十五日）夜，秦日纲部进逼仙鹤门，开始与江南大营王浚等部接战。次日，石达开部自天京城西南绕至尧化门、仙鹤观一带，并布防黄马群路口，将仙鹤门的王浚等部清军和孝陵卫向荣大营分割为两处。向荣急忙从溧水、丹阳等地调张国梁、虎坤元、张玉良等部回援，张国梁回到孝陵卫后和福兴连夜布防青马群。五月十四日，秦日纲、石达开和天京太平军分四路猛攻江南大营，仅一昼夜就将向荣全军击溃，杀死副将巴图、参将陈明志等，击伤张国梁。向荣、张国梁等先退淳化镇，继而退入丹阳县城坚守。就这样，从太平天国定都后不久就一直威胁天京安全的江南、江北两大营，都被太平天国击破了。

图6.3 当时上海坊间刊刻流传的、描写1856年清军江南大营向荣部“大破”太平军战功的绘画作品，实际上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是太平军，向荣因战败气愤而死。

这是一次震惊中外的大会战，太平军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清廷赖以消灭太平天国的三路大军在旬日间土崩瓦解，对国家财政、军需后勤至关重要的江浙财赋区暴露在太平军面前。皇帝奕詝除了匆忙对战败将帅进行人事处分外，一时也想不出多少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只能一面竭力在江北层层布防，防止太平军再度进窥京师，一面放手让张国梁等一线将领各自为战。

天京-镇江战役就这样结束了。这次战役，太平军在杨秀清的高瞻远瞩下，打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大胜仗，而且这场胜仗，是在太平军兵力并不占优势，至少不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的。

杨秀清先是以快打慢，抓住清军判断失误形成的时间差，先后在镇江、瓜洲两地得手；继而再以慢打快，利用清军急于搬回战场形势的心态，故意放慢回兵节奏，分散清方兵力，变“以劳打逸”为以逸战劳。于是，在后期的几次战斗中，兵力集中的太平军总是能形成战场上兵力的局部绝对优势，最终将清军各个击破。

史学家公认，这场战役的胜利，是太平天国军事成就的顶峰，当时一些性急的人更是预言，通过这一战，中国内战胜负已定，决定命运的时刻业已过去了。

但他们万没想到，决定此次中国内战命运的时刻并没有过去，而是即将到来。

[1]胡以晄任丞相时李开芳曾排名靠前，后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又先于他封侯爵，直到他获封豫王才从此巩固了自己“第七”的排名。

[2]吉尔杭阿在扬州失守当天已派游击黄朝恩等兵勇1100人过江，向荣则让邓绍良带1250人从龙潭渡江增援。

第二部——第七回奇怪的战争

向大人

确切地说，江南大营统帅、钦差大臣、湖北提督向荣，是咸丰六年五月十八日（公元1856年6月20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五月十四日）放弃驻扎三年多的孝陵卫大本营的。此后他的生命只维持了50天。

今天除非对太平天国史感兴趣，一般人已很少知道“向荣”这个名字了，但在1856年前后，“向大人”“向军门”可是中国俗文化圈里响当当的人物。这倒也不奇怪，一代有一代的“大事件”，如今鲜为人知的一些故事，像滑县李四木匠（李文成）造反[1]、张格尔叛乱（新疆大小和卓事件的余绪，张格尔之死让南疆安定了半个多世纪）等令当年中国官方、民间社会印象深刻的大事，向荣都曾参与其中，并立下许多功劳。太平天国起事后不久，他就率领当时绿营中最精锐的湖南镇筸镇（今凤凰）营兵投入广西清剿，并且从广西一路追到南京。可以说，“向大人”的名字在从辛亥（公元1851）至丙辰（公元1856）的6年里，几乎是“追攻太平军”的代名词。鲁迅曾经回忆起自己少年时，绍兴民间的绍剧舞台上经常上演清军激战太平军的大戏，而“向大人”是戏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尽管主角总是那个能翻跟头能开打的张国梁）。

虽然如此出名，但他的“档案资料”并不完整，即便在晚清，许多津津乐道于“向军门”故事者，也因为名字容易误会，会误以为他是个旗人，实则他是一个地道的汉人，原籍四川大宁，寄籍甘肃固原。他到底活了多少岁，就连《清史稿》里也查不出个究竟。1813年时他已“积功隶提标”，不会太年轻，就算他当时是个年仅20的“白袍小将”，到1856年时也有六十三四岁，虽比不得他的“老战友”、同样出自杨遇春门下的杨芳（鸦片战争时领兵和英军对抗，时年七十），但也算得“老将”。在追击太平军的6年戎马生涯之中，他被性情急躁的咸丰皇帝时而封赏升迁，时而训斥撤职，次数数都数不清，有时他刚因打了个胜仗被升迁，嘉勉诏书刚接到手，撤职查办的下一道诏书，已经在驿路上传递着了。当然，更多的时候他是处于“革职留任”状态，正如《清史稿》里所说，这些年来顶着钦差大臣头衔参与攻灭太平天国事宜的文武重臣“无一能军”，向荣虽没打过什么了不起的胜仗，但毕竟“屡保危城”，救过桂林、长沙的急，“缓急尚欲待之”，也就只好受一下背着处分打仗的委屈了。

言归正传，向荣是五月十八日逃到淳化镇，次日取道句容，退守丹阳的。在撤退过程中他仍作出了一系列部署：由黄岩镇总兵明安泰节制原江南大营西路秣陵关一带各部，退至溧阳防守；由德安节制原大营中、东各路，即从石埠桥、栖霞、仙鹤门等处突围溃败而出的余部，退守句容白兔镇；以镇江附近来援的已革总兵李志和、副将西林部数百人防守句容；奏调广东兵4000人来援。

向荣虽然新败且年老，但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上述部署的意图，首先是稳住阵脚，避免一溃而不可收拾；其次则是尽量阻击迟滞太平军可能发起的江南攻势，为江浙财赋区各府州县争取到从容布防的时间。

在得知孝陵卫兵败后，咸丰皇帝下令原本由河南增援江南大营的陕西兵1000人改往江北扬州，同时允诺了向荣从广东增调援兵的要求。很显然，咸丰此刻担心的是太平军渡江再次“扫北”，或乘胜扫荡苏南、浙北。因为前者会要他的命，后者则会要他的钱粮。他当然不会想到，自己不久后就将为从广州抽走这4000人马而懊悔不迭。

太平军发动追击的时间，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五月十六日（公元1856年6月22日，清咸丰六年五月廿日），比向荣退兵晚了两天左右，而出动的追兵，只有顶天燕秦日纲部。

五月廿一日，秦日纲部攻破句容，李志和退白兔镇。廿六日，太平军在白兔镇击败德安、李志和、虎嵩林等部，各路清军均溃往丹阳。就在这一天（公元1856年7月2日，清咸丰六年六月初一日），咸丰皇帝颁发了一份上谕，对向荣作出革职留任的处分——这也是向荣生前所受到的最后一个人事处分。

五月廿七日，秦日纲部进兵丹阳城外五里铺，此时向荣老病交加，卧床不起，张国梁愤而率副将王浚，参将张腾蛟，游击虎坤元及李鸿勋、都司冯子材、刘季三等三路（一说五路）出击，将太平军击退至全州铺。这场大战清军也损失不小，以至于向荣抱病再向北京求援。咸丰皇帝不得不改变自己半个月前的部署，将已发往扬州的1000陕西兵重新改发江南，并令临淮关徐州、福济等派2000骑兵、福建发3400步兵“速赴”丹阳等地增援。

在接下来的不到一个月时间里，两军在丹阳城外频繁接战，互有胜负，由于帮办江南大营军务、已革西安将军福兴与向荣、张国梁不合，向荣以“年老有病、兵单将寡”为由要求朝廷换将，于是，咸丰皇帝调走福兴，改以张国梁为帮办。

对前敌军事和个人前途，向荣显然已十分悲观。咸丰六年七月初九日（公元1856年8月9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初三日），向荣在丹阳去世，死因一说伤病复发，一说自缢，真相如何，只能存疑待考了。

人死一了百了，远在北京的皇帝不仅撤销生前一切处分，还以“忠勤”“虽未恢复坚城，数年保障苏常尽心竭力”为由追谥“忠武”，专祠祭祀，赠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这位老兵的仗打完了，但1856年并没有过去。

看不懂的撤退

丹阳城的危机也并未过去，主帅突然死去，刚从大败中缓过一口气的守军能否抵挡住太平军的持续进攻，清朝君臣都心中无数。张国梁是降将，功劳虽多但资历浅薄，是不便挂帅的，而资历足够的福兴即将被调走，又与张国梁等不睦，清廷只好让远在苏州的两江总督怡良暂署钦差大臣，并命刚被提拔为江南提督、远在安徽临淮关的和春兼程赴丹阳接任主帅。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咸丰六年七月十三日，也就是向荣死后第四天，城外的太平军忽然撤了个干干净净。

清军很快发现，太平军是去攻打金坛了，而此时的金坛城里除了团练，就只有不久前从丹阳派去的李鸿勋部700多人。于是，丹阳清军急忙从丹阳、溧阳等地调遣援军约7000人赶赴金坛。

七月十四日，金坛之战打响。太平军初战告捷，金坛城东、西、北三面都被围困，各路援军无法靠近。廿日，张国梁亲赴金坛督战，各路清军陆续增援。廿九日，太平军穴地攻城，轰塌金坛西门城墙三丈余，不料李鸿勋早有防备，在城内添筑“偃月垒”，太平军扑城无功而返。

就这样，金坛之战打了20多天，双方伤亡十分惨烈，城池摇摇欲坠。就在清方将帅人人捏把冷汗之际，太平军居然又解围撤退了！

咸丰六年八月初五日，金坛城外太平军忽然悄无声息地连夜拔营撤走，退到句容丁角村一带闭门不出。

清方将帅面面相觑，担心是“诡计”，同样不敢轻举妄动，小心翼翼地日夜布防，唯恐对方杀个回马枪。

然而太平军居然没有再来——之后他们再次兵临句容城下，已是1860年的事了。

这真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太平军并没有败，何以突然停止了攻势？

扑朔迷离

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清史稿》《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等权威性著作，都沿用李滨《中兴别记》中的记载，认为秦日纲系在咸丰六年七月廿二日在攻打金坛城时中流弹而死，且直至今日，还有许多研究者以李滨声称“金坛围解后搜获贼文卷”，认为这个记载可以采信。

当时李滨的《中兴别记》卷廿八中对此段记载如下：“丁丑，游击李鸿勋遣军出金坛南门筑垒，败还，伪燕王秦日纲毙于流弹，我军不知。先是，张国梁遣都司陶茂森率千人突贼围入城协守，鸿勋以城兵渐多，援师且近，募夫百余出南门为垒，遣卫兵三百版筑，甫半，秦酋率党觇于高阜，官兵遽前击之，贼驰下，张两翼夹击，兵少不能支，奔城，贼从之，鸿勋大骇，亟闭门，令曰‘敢入者斩’，兵不得入，返与贼持，贼亦不敢遽逼，鸿勋遣亲兵出援，贼退，我军死三十余，创百余，民夫生还者不及半，后围解，搜贼垒，获伪文卷，检之，得秦日纲创毙月日。”

李滨，上元（江宁附郭县，今属南京市）人，事迹不著而著述颇丰，除《中兴别记》外，尚有《古余事略》（由其子遂良于民国五年代撰），并曾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8年）仿宋绍兴年间建康府学刊本翻刻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十四卷》。其《中兴别记》系编年体史书，叙事考订，颇称翔实，素为治学者称道。但李滨于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才“年已十三”，按照时人用虚岁的传统，实则仅12岁，11年前的金坛之役发生时仅1岁，而他真正开始撰述时已“年三十余”，成篇时已是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6年）。显然，他这段关于秦日纲战死的记载并非第一手资料，而只能来自转述。

所幸的是，李滨所转述材料的原文也保留至今，这就是溧阳人强汝询所撰写的《金坛见闻记》。

在《金坛见闻记》上卷中有这样的记载：“李游击（李鸿勋）以城中兵渐多，援师且近，谋筑营南门外，为犄角势。哺后，遣役夫百五十人出城，以兵三百卫之，版筑甫半，贼渠秦日纲率众大至，立高阜观望未进，官兵素轻贼，遽前突之，贼乘高驰下，张两翼夹击，我兵少不能支，遂却，径趋城门欲入，贼踵至，李游击大骇，亟闭门令曰‘敢入者斩之’，兵不得入，复返击贼，贼亦不敢逼，李游击悉遣亲兵出战，至昏贼始退，李游击亦收军入城，军士死者三十余人，伤者百余人，役夫得脱归者三之一，城中大震，是日我军虽不利，然贼渠秦日纲亦战死，城中不知也，围解然后始知之……后因搜（贼）营，得往来文书，始知其详。”

与《中兴别记》对比，这两段文字中事迹、经过、伤亡数字完全吻合，甚至许多字句都相同。《金坛见闻记》成书于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很显然，《中兴别记》的记载直接取材于《金坛见闻记》。强汝询1856年金坛之战时就在城内，但这本书的创作本意，如作者本人所言，是“恐（赞助守城的清方官吏士绅事迹）湮灭无闻于后”，通俗地说，就是意在为本城“父母官”邀功，夸大战绩自然是题中之义。

从作者自序和正文中，并未流露出其亲身参与团练城守事务的痕迹，文中称洪秀全为“贼帅”而不知其为“伪天王”，误太平天国高级将领职称“检点”为“点检”，更夸张的是，为死事者立传，竟不能知城中清方主将李鸿勋的名字，且误其后来战死丹阳（实则战死于句容），可见作者于军务或未涉及，即使涉及，也绝非得参机密者。其所谓“得诸贼文报”，若非杜撰，便是误听误信了以虚饰邀功为能事的清军官兵的私下传说——之所以说“私下”，是因为不论是当时署理江苏巡抚的怡良，还是李鸿勋的顶头上司和春、张国梁，均未在章奏公文中片言只语提及这次有所谓“贼文报”作铁证的“诛杀”对手的丰功伟绩。要知道以他们的习惯，即使是“风闻”无实证，也是往往宁可信其有，而不厌其烦地向上邀功的，太平天国历史上翼王石达开、护天侯黄玉琨以及吉文元、周锡能等许多人物被多次“阵斩”，便是最好的佐证。

《金坛见闻记》其实是记载了两次金坛之战，上卷写1856年之战，下卷则写1860年之战。在叙述1860年破城事的下卷中，说侍王李世贤亲率大军围城数月，破城后住了三天才入浙江，并且以此向当时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邀功，表示如金坛不死守，则太平军早就“狼奔豕突”于浙江、江西，将会给清方和曾国藩带来更大威胁。但事实上李世贤本人跟随李秀成攻打苏州，并未亲身参与围城，围城者仅是其部将值天义盛明文和辅王杨辅清的部将遡天义黎立新所率偏师，且金坛城坚守4个月，当年公历9月1日方破，而侍王本人所率大军早在6月中旬就自江苏平望进入浙江，次日即攻克嘉兴府。可见金坛的固守并未如作者所言，牵制了李世贤入浙的脚步——那么上卷中“杀死秦日纲”的情节，是否可以采信？

在强汝询的笔下，秦日纲率军“大至”却又不敢进攻，仅有300又需保护民夫施工、此前并无突出战绩的清兵反倒“遽前突之”，此后“李游击”悉遣亲兵出战，更从“哺后”一直战到“至昏”。实际上李鸿勋部全军不过700人，而且此前守城颇有伤亡，就算“悉出”也不可能酣斗如此之久。正因为这些情节过于荒诞，见多识广的李滨在撰写《中兴别记》时颇多删减，但这反倒让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其实更多时人记载均表明，秦日纲至少活到了1856年11月上旬，“丹阳战死说”，是靠不住的一条“孤证”，懂得历史学常识的人都明白“孤证不立”的道理——何况这个“孤证”，文字、细节还如此荒诞不经。

亲身参与丹阳-金坛之战的李秀成，1864年7月被俘后，在供词中回忆称，攻破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下令，让李秀成等部搬运战利品入城，“歇兵数日”后才发动追击。结果在丹阳城外“战久未下”“少有战心”，故而转攻防御比较薄弱的金坛。不料清方反应迅速，援军大集。连日鏖战中，太平军攻打南门的勇将殿左十三检点周得贤又中炮战死，因此“各有畏意”“人人那时已有退缩之心”，所以才撤军的。

图7.1 《点石斋画报》上的清太战争图景。清军押送俘获太平军首领回城。

从李秀成的回忆中不难看出，杨秀清在天京-镇江战役获胜后未即刻发动追击，而是停留了两天才出兵，这让戎马一生、经验丰富的向荣获得了宝贵的布防空隙。随后的追击战又因主帅秦日纲中途“退场”、其余五丞相（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涂振兴、周胜富）心不在焉而虎头蛇尾。李秀成素来瞧不起“并无什么才情”的秦日纲，以至于从皖北出兵到转战镇江、瓜洲、扬州、天京，他居然只字不提这位顶头上司，此处自然也不会着墨，结果便让强汝询那段匪夷所思的“孤证”文字，混淆了许多人的视听。

不仅如此，记载显示，天京太平军一部由北王韦昌辉率领进军江西，丙辰六年五月廿七日（公元1856年7月3日，清咸丰六年六月初二日），也就是太平军进攻丹阳的第一天，这路人马已经抵达江西饶州府外陶溪渡。在天京-镇江战役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翼王石达开部则在六月初七日（公元1856年7月14日，清咸丰六年六月十三日）出现在江西湖口。后来的行动轨迹表明，这支生力军的战略方向是武汉三镇。很显然，接连在江西、天京得手后，杨秀清仍然坚持让石达开完成既定的湖北攻略。

这样一来，在苏南方向作战的，就只剩下已转战半年多、早已厌战的秦日纲部，从镇江回到天京城东时他们就不想攻打江南大营，但被杨秀清严令逼迫，不得已才奋勇一战，出现后来不了了之的战局，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的局面对太平天国而言，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如此巨大的胜利，居然未能换来大片疆土的拓展，甚至连天京、镇江两地的围困也不能说彻底打破[2]。煞费苦心、兴师动众的大战略、大调动，居然只有这样有限的战果，说“雷声大、雨点小”并不为过。

然而任何事都必然有其前因后果。从不动声色布下偌大棋局，到运筹帷幄，料敌机先，调动各路人马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将各路强大的清军逐一击破，直至攻破孝陵卫大营时都显得“英明神武”的杨秀清，何以随即便犯下如此一连串奇怪的错误？原本领衔追击江南大营溃兵的秦日纲，又何以莫名其妙从金坛城外消失？

1856年，紧接着江南、江北两大营的崩溃，丹阳、金坛城外所发生的这场“奇怪战争”，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1]李文成属白莲教分支天理教，他们本计划分别在滑县、北京两地起事，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北京一股在教首林清指使下竟攻入紫禁城，在皇宫隆宗门下和清朝侍卫激战，皇子绵宁亲自持枪上阵并击毙两人，总算化险为夷。这是清代民变唯一攻入皇宫的一次，即便洪秀全甚至辛亥革命都未能做到，在皇族、朝廷和民间引起强烈震撼，嘉庆皇帝写下《有感五首用唐杜甫韵》的诗，劈头第一首就是：“玩愒政无纪，疲庸俗敝凋。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肆逆宫墙近，岂同边徼遥？感祈昊慈溥，乱及春韶。”可见其打击之巨。这件事引发了一系列重大政治后果，包括使绵宁成了日后的道光皇帝。隆宗门牌匾上，至今留有当年射出的箭头。

[2]天京城外丹阳、金坛都未攻破；镇江城外，清军京岘山大营未被攻破，宛如钉子般扎在城边。

第八回天京事变

天京乱了

丹阳、金坛城外虎头蛇尾的“奇怪战争”，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令人费解的谜团，很快就有了答案：杨秀清死了，天京乱了。

许多人本以为，天京-镇江战役是1856年中国大地上的头等大事，这场决战的胜负结果，是持续多年中国内战的“胜负手”，然而更重大的事件居然不旋踵便在同一年发生了。

咸丰六年八月底九月初，接办江北大营军务的都统衔钦差大臣德兴阿、帮办翁同书向北京发出一份奏报，称据派驻天京观音门的总兵陈世忠禀称，八月廿五（公元1856年9月23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廿六等日，“见有长发尸骸不可数计，由观音门口内漂流出江，内有结连捆缚及身穿黄褂者”，并称已经探明，天京城内发生内乱，“自相戕害”，杨秀清已被杀死，“各营具所报俱符”。

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对杨秀清之死的公开报道。后来人们才知道，杨秀清死于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公元1856年9月2日，清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深夜。如今人们把这件1856年中国所发生的最重大事件，称为“天京事变”。

“奇怪战争”结束、太平军五丞相部从金坛城外忽然退兵，正是发生在杨秀清被杀翌日。而此前神秘消失的这支太平军的主帅顶天燕秦日纲也并没有死于金坛城下，而是在此之前悄悄离开军营，秘密潜回了天京——围攻东王府的“前敌总指挥”，正是这位一年前刚刚领衔编纂《行军总要》，将杨秀清描述得文韬武略、用兵如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太平天国重要人物。

但他并不是主谋，甚至连“主要同谋”都未必算得上。

真正的主谋是谁？天京事变的真相，又究竟是怎样的？

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中，保存着一本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1853年）修订版的《太平礼制》。从图书馆方面所作的标签看，当是1854年2月，英国特使小包令和麦华陀乘军舰访问天京时所获赠书，再由小包令或其父亲老包令（即约翰·包令，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捐赠给这家图书馆的。

有位通晓汉语的不知名读者，在1856年天京事变发生前夕，仔细阅读了这本书，并留下前后15条、多达数百字的眉批，其中一条眉批从“东王显与太平敌体”的现象中，得出“古时大都耦国犹能为乱，况大事未集之时乎？决然不能成事”的结论。这一海外旁观者的预言，不久后就为发生于1856年9月2日的天京事变所证实。100多年后到访该图书馆的史学家王庆成先生读到这里，不由惊叹：“这位读者得出这一印象是神奇的。”

其实在当时，作出这种神奇而准确预言的，绝非仅仅这位伦敦无名氏一人。

本身仅是“六品衔湖北即补府经历县丞”芝麻小官的张德坚，因在艰难纷繁、漫无头绪的环境里，梳理出一本翔实客观，堪称前期太平天国制度、人物、事迹最完整、准确记录的情报集《贼情汇纂》，从而“名垂史册”。在这部现编现用、供湘军作“敌情汇总”使用的工具书中，提前一年多预言“似不久有并吞之势”，并准确推测出矛盾将发生在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

这样的推测并非偶然。

这两位中外预言家互不相识，从未谋面，却不约而同从同一个细节切入，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体制。

天国体制

天京事变前的太平天国体制，是颇为奇特的。

表面上看，这个体制似乎颇为经典，甚至复古。

这个国家有君：天王洪秀全一人独尊，继承人则是他的长子、幼主洪天贵福。洪秀全以“上帝次子、耶稣胞弟”自居，声称受“天父上主皇上帝”委派“下凡诛妖”，为“天下万国之主”“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他和“代代幼主”对君权的垄断是纯粹的、绝对的，不容任何异姓染指。

这个国家有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行政建制架构。

在中央，四军师、五主将[1]总揽军政大权，并总成于杨秀清。天、地、春、夏、秋、冬六官24名丞相分任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司其职。检点、指挥、将军等各级职官或留京，或外派，担负军政方面之任。侍卫、左右史、学士等构成为天王宫廷服务的机构。无所不包的“诸匠衙”和各种“典官”，则担负起各行各业的管理工作。

在地方，建立了郡、县两级行政机构。郡总制-县监军构成地方主官层级，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和伍长则构成城乡基层管理体系。

在军中，全军编成106个军（陆军95个，水营9个，土营2个），并由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各级“军中官”层层统帅。

不论地方与军队，在地方官、军中官之上，都有被称为“佐将”或“钦差大臣”的高级官员负总责。

这个体系对于帝王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可谓再传统不过。“六官”和军帅以下军中官、乡官的编制、名称，都照搬《周礼》，军师以下各级职官，也大多古已有之。一些看似变通之处，也并非无稽可查，比如“天王”，是夏商周三代和前秦、北周等所使用，且理由和洪秀全如出一辙（只有上帝才能称帝），而以主将这种军衔秉政，春秋时的晋国（中军元帅、上下军主将和三军佐）和两汉（大将军）都采用过。即便洪秀全的自我神化，严格说也并未摆脱“天子”“君权神授”的窠臼。

但实际情况却与纸面制度大相径庭。

首先，军师、主将的地位并不平等，也非共同对天王负责，而是天王垂拱而治；副军师以下都对杨秀清一人负责。

其次，表面上看起来井井有条的六官、百僚分工，实际上全然被打乱。真正执掌六部职事的，是东王府属官——东殿六部，六官丞相成为标志干部级别的虚衔，具体工作要听从杨秀清安排；本应听命于天王的各军，也要“听东王将令”，没有杨秀清领衔颁发的将凭、官执照，各路“佐将”和各军主官连“专杀”的权力都没有。

还有一些制度，表面上遵循了常规程序，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如法规、制度、礼仪、冠服、历法，表面上是由杨秀清领衔制定，上呈洪秀全“旨准”，最终决断权在洪秀全手里。再如处决重要人犯，任免高级官员，同样要走“旨准”的手续，但实际上据各方记载，洪秀全对杨秀清的上奏一概“旨准”，且除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人外，其他官员“概不准奏事”。也就是说，真正管事的不是洪秀全，而是杨秀清。

图8.1 太平天国铜钱，请注意，“天”是上横长下横短，“国”字中间是“王”，不是“或”“玉”。

图8.2 太平天国云马圆戳，文件上加盖云马表示“加急件”。

图8.3 太平天国玉玺图样

图8.4 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

这种奇怪权力结构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洪秀全的“消失”：大本营就在南京城外孝陵卫、从广西一路追赶太平军到江南的清钦差大臣向荣，竟很长一段时间弄不清洪秀全究竟死了没有。

太平天国史学专家罗尔纲先生对于太平天国政体有个著名的论断，认为洪秀全实行的是“虚君”，是“军师负责制”，并认为这种“虚君”和“军师负责制”是“农民民主传统”的集大成者，而后期洪秀全“破坏军师负责制”则是犯了“封建化错误”。简单地说，就是洪秀全这个天王本来

图8.5 太平天国基层军人穿的制服，被称作“招衣”。

图8.6 太平天国服饰

图8.7 太平军使用过的战刀，他们也使用带有西洋特点的带护手的双柄刀。

就该是“虚”的，啥事都不负责是他的本分；而后期他开始管事、揽权，则是坏了国家规矩的“违章”行为。

照这一逻辑，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1853年，清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洪秀全垂拱而治、杨秀清独揽大权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前者就应该是“虚君”，而后者这个军师本来就该“负责”；丙辰六年（公元1856年，清咸丰六年）天京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则是“负责”的杨秀清不满足于仅仅负责而不是“君”，要连洪秀全的“虚君”名号也一并剥夺。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权力的争夺

记述洪秀全早期事迹的太平天国官书《太平天日》说，天酉年（公元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丁酉），洪秀全做了著名的“天酉异梦”后，对姐姐洪辛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朕乃太平天子”。如果说《太平天日》这本太平天国官方“政治宣传手册”形同神话故事，有替洪秀全脸上贴金之嫌，那么早在洪秀全传教之初就挂在嘴边的，对“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的憎恶，和“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愿景，虽也来自另一本“政治宣传手册”《王长次兄亲耳亲目共证福音书》，却可从保存下来的洪秀全早期传教文章中找到许多佐证。尽管仅从这两句话中甚至都嗅不到多少“造反意识”，但洪秀全心目中理想的“君”，显然绝不是什么“虚”的。

等到真的开始“谋国”“打江山”，洪秀全想做的，也绝非什么只有虚名、没有实权的“虚君”，他极力渲染并添油加醋的“上天诛妖”事迹中，天父赐给他的两件宝物，是一枚金玺和一柄“云中雪”（战刀）。前者表示授予权力，承认他是“天下万郭真命真圣主”，是尘世间至高无上的王，后者表示授予“斩邪留正”“生杀予夺”的大权。也就是说，他这个“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既有权综理国务，又有权决断杀伐，且这两项最“实”不过的君主权力，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亲自赋予的。

后来，太平天国建国后直至1856年天京事变，大权虽一直掌握在杨秀清及早期的萧朝贵手里，但杨、萧都是文盲、半文盲，虽然杨秀清精明强干，萧朝贵狡黠多思，却无力构建一个像样的政府构架，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只能任由洪秀全本人与冯云山、卢贤拔等围绕在洪秀全身边的“笔杆子”来设计。因此，早期太平天国的官职体系，若仅从名目上看，反映的其实是洪秀全本人而非实际掌权的杨秀清的意志，而名目上的前期官职体系，正如前文所述，恰是一个再传统不过的君主集权体系。

这一时期太平天国自己的口径也从来不说什么“虚君”。印刷数量巨大的儿童识字课本《幼学诗》中写得明明白白：“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一人首出正，万国定咸宁。王独操权柄，谗邪遁九渊。”对洪秀全君权的描述，和明清帝王并无多大分别。甚至由所谓“军事负责制”的一把手杨秀清授意编写的《天情道理书》，上面也清清楚楚写着“王（天王）独操权柄”，即洪秀全说了才算。

问题是，自1851年（甚至更早的金田团营时期）至1856年天京事变，洪秀全这个照纸面规定一点不“虚”的君，实际上却的确给人以“虚君”的感觉。

之所以如此，并非由洪秀全一手设计的太平天国官制，本着什么“农民民主思想传统”，设置了一个“虚君”和一群“负责的军师”，而是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位既有一定头脑又有一定实力的拜上帝会后起之秀，抓住冯云山打官司的良好时机，用假托天父天兄下凡的手段，以“洪秀全亲爸爸、亲哥哥”的名义，理直气壮地先把自己变成军师，再把军师变成“实际负责”。“生杀由天子”“王独操权柄”不假，但“天子”和“王”总得听天父天兄的吧？“诸官”当然“不得违”。杨秀清、萧朝贵没有“真神附体”时，也的确以臣子、弟弟的面目出现，对洪秀全这位“二兄”“天子”恭恭敬敬，但一旦他们觉得洪秀全的发号施令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不满意，便随时可以祭起“传天父天兄真神真圣旨”的绝招，让“天子”的亲爹、亲哥哥来教训这位并不“虚”的君。

洪秀全是否对这种大权旁落感到万分不自在？恐怕不见得。

从其前后表现和性格特点看，处理繁琐的政务并非其兴趣和能力所在，他更喜欢以教主和理论家自居，致力于在他看来更重要的“神学”，并借助神的力量驾驭和控制部众。这样更轻松，在某些时候的确也更有效。杨秀清等人的“实权”一半是连骗带抢拿走的，另一半（甚至一多半）则是洪秀全主动让出的，如封授官爵、核准死刑等，洪秀全是有权过问的，但实际上他却连新上任官员的谢恩本章都懒得多看。后期杨秀清等人或死或走，他的权力再不受任何制约，但他先是把行政权力分配给由外戚、武官组成的“掌率”团队，继而再移交给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公元1859年，清咸丰九年）才辗转赶来的新军师、族弟洪仁玕。

杨秀清的“专权”并非“擅权”，而是洪秀全认可的，事实上杨也的确比洪更善于处理军政事务。在杨秀清专权的背景下，原本应该作为中央六部主管对洪秀全负责的六官丞相，原本应该在“殿前”充当各种职责的检点、指挥、侍卫，也就必然“不务正业”，被杨秀清当作“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一块砖；而职责相对固定的东殿六部，则反倒承担了诸多实际的行政事务。但这并非意味着东殿六部才是中枢行政机构，事实上大多数关键政务，是由杨秀清临时指定地位比东殿六部尚书地位更高的“侯相”来负责。这种临时指定，自然不可能和六官丞相的本来系衔一一对应，如夏官丞相黄玉琨1853~1854年期间曾经负责刑事案件审理，而刑部本应由秋官丞相负责，可这期间的几位秋官正副丞相竟没有一个从事“本职工作”的，如朱锡锟参加扫北远征，卢贤拔实际负责的是制礼作乐等本应由春官丞相承担的工作，曾天养西征，钟廷元在扬州镇守。

说到这里就该明白，所谓“军事负责制”是并不存在的。杨秀清、萧朝贵能发号施令，并非因为他们是军师，而是因为他们能“天父天兄附体”，用洪秀全亲爹、亲哥哥名义说话；而另一些军师，如同时期的冯云山、韦昌辉，后期的洪仁玕、李秀成，因为没有这种特殊“技能”，即便挂上军师头衔，也负不了什么大责。

如前所述，不喜欢实际工作而更擅长说“天话”的洪秀全，对这样的分工并非不能接受。在天京事变后韦昌辉要大开杀戒，他就表示“尔我非东王不能至此”，主张对杨秀清部署家人宽大处理，这表明他对杨秀清的能力是认可的。杨的专权一方面是自己有意揽权，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洪秀全因“厌政”而主动交权所致。当然，洪秀全并不认为这是厌政，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所负责的“天事”，比“凡间”军政大事更重要。

问题恰恰在于，随着军事形势的好转，洪、杨两人都渐渐觉得，现有的“革命分工”变得不那么牢靠，或不那么合理了。

认为不那么牢靠的是洪秀全，他渐渐认为，杨秀清要攘夺的不仅仅是君主职权，还有君主地位本身。而这一点在杨拥有“天父下凡”这一“超能力”的背景下，的确是有可能做到的——更何况，这位“传天父上帝真神真圣旨”的通天人物，只要自己高兴，就随时可以从“人臣”变“天爹”，这是最看重“神权”的洪天王，所不能堪的。

早在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1853年，清咸丰三年）太平军进入天京城之初，杨秀清就因不满洪秀全否定中国历史人物、禁焚古书的政策，托天父下凡，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尚非妖言，未便一概全废。”逼迫洪秀全改“烧书”为“删书”，设立删书衙，宣称四书五经等经过删改就可以“旨准颁行”。当年天历十一月廿日，杨秀清为了惩罚洪秀全苛待女官，并想借机夺取天王府内著名美女朱九妹姊妹俩，在和韦昌辉、秦日纲等议事时突然“天父下凡”，连夜闯入天王府，以“迎接迟缓”为由，要杖责洪秀全四十。闻讯赶来的韦昌辉、秦日纲哭求代君受过，方才免杖。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六月初一日，他再托天父下凡，称“旧遗新遗诏书（即旧约和新约）多有记讹”“不用出先”，停止了洪秀全最为重视的《圣经》的出版。乙荣五年（公元1855年）八月廿六日，“天父下凡”至金龙殿，借批评洪秀全不让妻子长时间问候母亲，要求洪“凡事若想不到，宜与尔清弟商酌为可”……这些仅是在《天父下凡诏书》和《天父圣旨》中记载的，而实际发生的“天父下凡”自然更多。

且不说原本要作为臣子“立在陛下”的杨秀清，一旦“天父附体”就登时乾坤倒转，可以逼洪秀全下跪，打洪秀全的屁股，是件多么让人难堪的事，“天父”的许多“圣旨”，实际上也已侵犯到洪秀全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如果说，让杨秀清独揽大权，把自己架空，是洪秀全能忍甚至乐为的，那么和“高高在上”的“天父”共享“神权”，甚至屈居其下，则是洪秀全所不能接受的。

即便如此，倘杨秀清能把握“神”和“人”的分寸，在“下凡”方面适当把握尺度，对洪秀全的君权表现出足够尊重，这种难堪的关系，仍然可以维持较长时间。毕竟，洪秀全之所以能顺利当上天王，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证明他这个“上帝次子、耶稣胞弟”和“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货真价实，是极其关键甚至可说必不可少的一环。正因如此，天京事变杀死杨秀清后两年，洪秀全不得不捏着鼻子给杨秀清“彻底平反”，因为倘说“天父下凡”有问题，不啻说，他这个“天父次子”和“天父”亲封的“天王”，也是彻头彻尾的赝品。

应该说，最初杨秀清是很注意这个“度”的：打洪秀全屁股后两天，他就以“臣”的身份登朝谢罪，大谈了一番“君君臣臣”之道，缓和了与洪秀全的关系；该请“旨准”的事，他也礼数周全，不厌其烦地走这个繁文缛节的过场。但随着军事形势越来越好，自己权势越来越大，他对这个“度”，开始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藐视，这不免让本已对平空多出个“天爹”郁闷不已的洪秀全，开始担心自己若不先下手为强，恐怕连“虚君”也快做不成了。洪秀全熟读的《周礼》中说，天子的八项最重要权柄是爵、禄、废、置、生、杀、予、夺，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用人权、提拔权、赏赐权、赦免权，以及与之对应的废黜权、降职权、没收权、处死权。别的权都可以放，这八项是必须由决策者牢牢掌握、断然下放不得的大权，而如今，这八项大权，几乎都旁落东殿，洪秀全自然不会不感到芒刺在背。

太平天国毕竟不是只有洪、杨两个人，身为副军师、主将的韦昌辉、石达开，以及地位仅次于他们的几位——顶天燕（前燕王）秦日纲、护天豫（前豫王）胡以晄、佐天侯（前兴国侯）陈承镕等，也在权力格局中举足轻重，他们中任一人都不可能和洪、杨分庭抗礼，但他们的向背，却足以影响洪、杨之间博弈的结果。

韦昌辉地位仅次于杨，在朝中、军中势力深厚，且城府很深，凡事不动声色。杨秀清曾因为各种缘故责骂甚至杖责韦昌辉。如果说，甲寅四年二月，韦昌辉部下张子朋激变水营，险些闯下大祸，杨秀清处罚负有连带责任的韦昌辉尚属公道，那么丙辰六年三月初五日（公元1856年4月11日，清咸丰六年三月初七日），“天父”因为韦昌辉迎接“下凡”不敲锣，打了四十大板，就显得蛮不讲理——因为让韦昌辉“恩免鸣锣”的，正是“天父”本人。虽然老辣的韦昌辉表面上满不在乎，甚至对杨秀清“益恭”，心里却只能是既恐且恨。

相对而言，石达开和杨秀清的关系似乎要好得多。《贼情汇纂》里说，杨秀清“喜其诚悫”，经常委以重任，相对于地位更高的韦昌辉，石达开手握重兵、独当一面的机会更多，时间也更长，安徽、湖北、江西的军政大权，都曾交到他一人之手。但石达开对喜怒无常、动辄下凡的“天父”，自然巴不得敬而远之。时人记载，他每逢听说“天父下凡”，就吓得浑身冷汗。

至于秦日纲、陈承镕，两人都曾在“同庚叔事件”[2]中蒙冤受屈。后者作为朝官领袖屡受屈辱，前者更一度“革职为奴”。两人对杨秀清同样既有怨恨，也有恐惧。

以上三人是朝中地位仅次于杨的最高级别官员（天京事变前胡以晄病逝于江西临江），他们尚且如此畏惧，比他们地位更低者，则对杨秀清和“天父”的喜怒无常、刑赏莫测战战兢兢，唯恐一不小心触上霉头。

他们之所以如此恐惧，是因为“天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洞人隐私，无所不中”，这当然不是真的靠“神力”，而更多仰赖其发达的耳目系统。正因为这些耳目无孔不入，各级官员才对这位东王畏若神明，但也正因为此，他们很难对这位半人半神的“天父”发自肺腑地亲近。

同病相怜，加上君臣名分，这些人很容易在洪杨之争中倒向洪秀全，而这就注定了天京事变的结局。

天京城里的真相

那么，天京-镇江战役后，天京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于此，各方记载出入很大。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涤浮道人《金陵续记》等都说杨秀清飞扬跋扈，使得忍无可忍的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设法除掉杨秀清。这些记载和李秀成的供词都认为，杨秀清逼洪秀全封自己“万岁”，惹来杀身之祸，但和其他几位不同，当时在句容、金坛前线的李秀成坚持认为，洪秀全本人没参与密谋，是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三人“大齐一心”合计的结果。被一些人认为参与了杀杨密议但事发时远在湖北的石达开则称，杨秀清性情高傲，洪秀全为激怒韦昌辉等人动手，故意加封杨秀清万岁，结果韦昌辉等人果然发作，把杨秀清杀了。

各家记载都说有“封万岁”的事，只是有杨秀清逼封、洪秀全故意加封两个版本。而密议杀杨的版本则更多，有认为系洪秀全主使，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参与的，也有认为洪秀全或石达开未直接参与的。记载者既有当时人（如涤浮道人），也有被认为相当严谨的后来人（如李滨）；既有太平军方面的人，也有根据目击者口述写作的外国人（如根据爱尔兰雇佣兵肯能口述而成并流传至今的3篇报道），但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杨秀清“性情高傲”显然是毫无疑问的，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对洪秀全百般压制，也是无争议的事实，但他是否逼封过“万岁”，目前的说法，其实都来自一个信息源——洪秀全。

唯一记载“逼封”日期的是李滨《中兴别记》，称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十六日（公元1856年8月22日，清咸丰六年七月廿二日）逼封，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杨秀清生日当天正式加封。但李滨自己的记载称，他在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才13岁（其实应该是实岁12）。《中兴别记》出版于清朝灭亡前一年的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天京事变发生时，这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只有两岁或三岁，很显然，他的记载不能作为一手资料。而其他记载者都直接或间接来自杨秀清死后、洪秀全方面的说辞。只能说，杨秀清是否封万岁，是主动逼封还是洪秀全故意加封，仍然是个未解的谜团。

是否有密议，洪秀全是否参与密议，有不同意见的是李秀成和石达开。但从韦昌辉、秦日纲几乎同时秘密回京，朝臣领袖陈承镕亲自接应，以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杨秀清竟然毫无防备等事实可以断定，洪秀全正是杀死杨秀清的主谋，没有他的调度，这些人就算有杀杨的胆子，也不敢互相串联，同时动作，更不可能如此成功地瞒天过海，在杨秀清眼皮底下磨好屠刀。

李秀成当时并没随秦日纲回天京，事发整个过程都不在场，他的说法显然是洪秀全的官方版本，没有洪秀全这个主谋毫不足奇。石达开否认存在密议，则有两个可能，要么他事先被排除在密议之外，要么他为了撇清自己，索性连密议也矢口否认了。顺便提一句，《天父圣旨》这部“杨秀清语录”最后一条，记录于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初九日（公元1856年8月15日，清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即杨秀清被杀前18天，说“秦日纲帮妖，陈承镕帮妖，放煷（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被发现后曾为许多人认真解读，或以为可以借此判断事件责任人，或认为是杨秀清打击、迫害秦陈二人的证据。但必须看到，这部“语录”是事变发生多年后，已为杨秀清平反、急欲掩盖此事的洪秀全亲自主持出版，这句“天话”与其说是杨秀清说的，毋宁说是“洪秀全希望杨秀清说的”，意在撇清天王自己而已。

如此一梳理，天京事变的脉络就很清楚了：被攘夺了权力的洪秀全对动辄借“天父下凡”威胁自己地位的杨秀清忍无可忍，表面继续推崇，暗中却与韦昌辉、秦日纲、陈承镕（可能还有石达开）等朝中大员密议，趁太平天国刚获得空前大捷、杨秀清志得意满放松警惕之际，利用陈承镕掌握城门钥匙的便利，悄悄将韦昌辉、秦日纲等人及其心腹亲兵召回天京，用突袭的手段杀死了杨秀清全家和许多亲信。

据《金陵续记》称，是韦昌辉亲自指挥了突袭东王府的行动，当场被杀者包括东王父子、家丁二十七口、“伪王娘五十四口”以及“掳禁服侍被奸有孕”的其他侍女。随后的记载虽然众说纷纭，一些绘声绘色的描写，如“苦肉计”“鸿门宴”和东殿-北殿内战等，都未必属实。但太平天国骨干、重臣成批死于此役是确信无疑的。可以确认在事件中被杀的，包括补天侯李俊良、助天侯刘绍廷、翊天侯吉成子、扶天侯傅学贤、东殿吏部二尚书侯谦芳；可能死于此事件的，还有前镇国侯卢贤拔等多人。《金陵省难纪略》称整个天京事变为韦昌辉等杀死的太平天国骨干超过2万，可能夸大，比如当时因杨秀清过于托大，派到各地带兵的杨姓国宗，有记载被杀的，仅有安庆的一例（主使者是洪秀全的近亲张潮爵）；而《金陵续记》称，有大批东殿出征将官被调回处死。但从史料中可知，不但东殿承宣黄文金、胡鼎文等关系较疏远的东殿部属安然无恙，和杨秀清关系密切的李寿晖、李寿春兄弟，甚至“民愤很大”的林锡保，都同样幸免于难，然而在京的大批东殿属官、朝臣及其家属遇害。刚到达个人成功巅峰的杨秀清，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于非命。

许多记载都表明，直接指挥围攻东王府的是秦日纲，打头阵的则是已革冬官副丞相职、时任北殿右廿承宣的许宗扬（有传闻称是他突入东殿并杀死了杨秀清本人）。许宗扬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清咸丰四年）曾受命与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北援“扫北”的林凤祥、李开芳部。援军在山东临清州溃败后曾、陈先后战死，只有许率众逃回，被杨秀清革职关入东牢，后释放、降职。他在天京事变中如此积极的表现，恐带有公报私仇的因素。

而接踵而至的历史事件即将表明，杨秀清被杀的刹那间，不仅是1856年最重要的一刻，也是整个19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1]因萧朝贵、冯云山等早死，此时实际上只剩二军师、三主将，即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东王杨秀清、后护又副军师右军主将北王韦昌辉、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

[2]秦日纲府中牧马人见到杨秀清同庚叔父未起立致敬，被同庚叔抽了200鞭后送负责刑审的石达开岳父、卫国侯黄玉琨处惩办。黄认为抽200鞭本就过当，不肯追加处罚，同庚叔大闹公堂后向杨秀清告状。杨秀清袒护亲戚，勒令石达开严惩黄玉琨。黄玉琨同为之打抱不平的秦日纲、陈承镕都辞职抗议。杨秀清大怒，重责秦日纲一百、陈承镕二百，而黄玉琨投水自尽不成后被一度革职。

第九回血，还在流

神人一体

杨秀清的突然被杀，让太平天国原本微妙的政治平衡一下子被打破了。

太平天国政权是一个政教合一、“神人一体”的特殊政权。

在世俗层面，洪秀全假托“真天命”，自称天王，统治中国和“天下万国万方”，且这种统治将由他传递给早在金田起义时就被封立为“幼主”的长子洪天贵福，再由洪天贵福传承给“代代幼主”。在君权之下，则分别建立了王-侯两级（1856年天京事变之前燕爵、豫爵都只有一人，可视作王爵的特例）世袭的爵位体系，军师-（主将）-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总制以下军中官的非世袭“职称”体系，省-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以及军-师-旅-卒-两-伍六级军队编制暨基层城乡行政编制体系。

如前所述，这种世俗官僚行政体系虽然颇多标新立异之处（如多达24位的丞相等），但大体上都有章可循，如六级军队编制源自《周礼》（甚至连军师旅卒两伍的编制、主官名称都原封不动照搬），军师、丞相、指挥、总制、监军、侍卫、尚书等正、杂职官员的名称都是古已有之的，而检点、承宣等个别新创官名也多有出处（如检点作为最高级别的武官，应源出五代时武官最高职位殿前都点检）。至于职权和古制不同，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如西汉早期的尚书不过是少府治下的小官，中书令更是例由宦官出任的内廷秘书。而到了东汉、魏晋，尚书演变成“部”负责人，中书令更演变成了宰相。北宋元丰改制之前，官名和实际职任几乎完全无关，倘只看官称不看后面的“使任”，根本猜不出此人究竟是做什么的。太平天国的这套体制，从表面上看，在1856年的时候是没有太多“出格”之处的。

在宗教层面，洪秀全认为，仅仅像前代君主那样自称“天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按照拜上帝会教义，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天父上主皇上帝”的儿子，“天子”本身已毫无“贵重之气”。为凸显自身血脉的非同寻常，他通过“天酉异梦”和戊申年（公元1848年，清道光廿八年）冬“诏明”的“太平天日”学说，将自己塑造成“皇上帝”耶和华（拜上帝会称“爷火华”）嫡生的次子，与“天兄”耶稣同为圣母玛利亚所生，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救世”，作为人间万国君主，来拯救世人摆脱“阎罗妖”（清廷）的毒害。

理论上，这个“神人一体”政权的核心和枢纽，应该是洪秀全本人，因为从“神”的角度，他是“天父天兄”派到“凡间”最高贵的代表；从“人”的角度，他是“真命天子”，是至高无上的君王。

图9.1 西方绘制的太平军形象，着重点在头发的发型。

图9.2 英国人笔下的太平天国人物

图9.3 西人笔下的太平天国女眷

然而看似完美的体系，几乎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

天父、天兄、天王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创办于广东、兴旺于广西紫荆山一带，但洪秀全只是教主，却非实际传教组织——广西“拜上帝会”的真正创始人，他的同学、好友和亲戚冯云山才是。这样一来，洪秀全可以作为至高无上的“洪先生”，被用于吸引万千教众的崇敬，却不便亲自出马综理万机。更麻烦的是，冯云山本人是广西的“客人”，不得不依赖当地土生土长的大族和民间有声望的领袖，而后者更“接地气”，人力、财力和地利之便都占足，很快便不满足于其从属地位。冯云山1848年被捕入狱，洪秀全一筹莫展，拜上帝会内出现许多“神明附体”者，这些实际上就是代表不同家族、势力，试图争夺拜上帝会话语权的人物。

最终笑到最后的，是在紫荆山烧炭党人和江湖游民中有号召力的杨秀清，以及与他结盟、兼祧当地萧蒋两大姓且还是小有名气“僮子”（跳大神的）的萧朝贵。他们分别假托“天父”“天兄”下凡，战胜其他“神明附体”者，夺取了拜上帝会的“神权”。

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争取到第三位同盟者的加入——洪秀全本人。

和其他“神明附体”者不同，杨秀清、萧朝贵在“天父天兄”附体时，不厌其烦、连篇累牍地为洪秀全的“上帝次子、天兄胞弟”身份背书，并对核心教众“诏明”洪秀全的“太平王”地位，这些正是洪秀全梦寐以求却苦于找不到证据的，还有什么比“天父天兄”亲口证明自己是儿子、弟弟来得有说服力？而要获得这样的说服力，洪秀全就必须先认下这个“天父天兄”，也就是承认杨秀清、萧朝贵有代“天父天兄”传言的特权。

如此一来，“天王”和“天父天兄”就形成了连环套的证据链：“天父天兄”需要“天王”证明他们说的是“天父天兄”的话（儿子自然认得父亲和哥哥），而“天王”则需要“天父天兄”证明自己是“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由此，双方彼此都需要对方这个“关键证人”。

问题在于，“天父天兄”一旦获得“授权”，就不会仅仅满足于做洪秀全的“证人”，而是力图做他和太平天国的主人。从1848年年底至1856年，杨秀清、萧朝贵（公元1852年，即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死于长沙城外）不断通过“神权”攘夺本应属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军政主导权。这样一来，政教合一、“神人一体”的太平天国在1856年前真正的核心，不是“养在深宫人未识”的天王洪秀全，而是“清醒”时为人臣之首、“立在陛下”的左辅正军师东王，“入梦”时为天王“魂爷”，可以让洪秀全跪在自己面前的劝慰师、圣神风杨秀清。

三师一主

杨秀清生前最后的头衔，是让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切齿不已、并从太平天国同情者瞬间转为最激烈批评者的“禾乃师赎病主劝慰师圣神风”，外加早就拥有的左辅正军师，被一些研究者简称为“三师一主”。

在这“三师一主”中，左辅正军师是官职，“禾乃”不过是当时南中国社团文化中司空见惯的“拆字法”。洪秀全族弟洪仁玕1853年逃到香港后曾说，洪秀全等策动起义时编过“三八廿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的隐语。这四句话前三句分别是洪、秀、全三个字的分拆，放在一起就是暗示“洪秀全要当天王”。可见早期这个“禾乃”是洪秀全而非杨秀清的“专利”，但两人名字中都有一个“秀”字，后来洪秀全将“禾乃”转让给杨秀清，自己转称“禾王”。虽然天王的“神圣属性”并未因这次专称转让而降低，但杨秀清的身价无疑因此又提高了。“劝慰师圣神风”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一月廿日杨秀清借“天父下凡”杖责“儿子”洪秀全，两天后又以“贤臣贤弟”的身份登殿劝慰安抚，洪秀全“感动”之余，借《新约全书》典故赏赐给杨秀清的新称号。

这两个称号在宗教界和国际间引发了轩然大波，尤其当1854年麦华陀、小包令和太平天国高层进行了“三十问五十答”的书面交锋并公之于世后，更让一度普遍将太平天国当作“基督教运动”加以同情的西方传教士、媒体纷纷“粉转黑”，艾约瑟[2]、丁韪良等有影响的英美传教士更直斥杨秀清“僭越”“魔鬼附体”。杨秀清死讯传出后，丁韪良曾公开表示庆幸，认为尽管这将令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遭遇一时困难，却有助于他们在宗教上“回到正道”。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公元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艾约瑟第三次赴天京，并和洪秀全进行不见面宗教辩论不欢而散前，许多传教士仍一厢情愿地认为，上帝教的“离经叛道”主要是杨秀清个人出于野心的篡改，和“对教义认识不足”所致，其主要论据，恰是杨秀清得意洋洋地占用、炫耀“劝慰师圣神风”六个字。

原来在晚清基督教汉语语汇中，这六个字是神圣的。

“劝慰师”又称“保惠师”，在当时马礼逊[3]、郭士利[4]译本《圣经》中是专指耶稣的。《新约·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中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十五章二十六节则说“但我要……差劝慰师来……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而“圣神风”则是“圣灵”的译法，在当时最流行的马礼逊版《圣经》和许多中文传教读物中屡见不鲜。也就是说，“劝慰师”是专指基督，而“圣神风”则是基督教“核心价值观”——三一神的第三个位格，杨秀清自称“劝慰师圣神风”，而“赎病主”的“代天赎病”又很容易让基督教徒一下就联想到耶稣的“十字架救赎”，简直是僭越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然而从留下的《天父下凡诏书》《天父圣旨》等看，杨秀清对上帝教的理论既不精通，也不感兴趣，恐怕并不真正领会“三师一主”的微言大义。既然“无知”，也谈不上有意冒犯，成心“僭越”的毋宁说是洪秀全本人，因为他所接触的第一本基督教读物——梁发的《劝世良言》里，就把“圣神风”的含义解释得清清楚楚，而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公元1853年，清咸丰三年）起陆续出版的《新遗诏圣书》（《新约》），正是马礼逊本。

无论如何，杨秀清的死让一切都变得倾斜了。

首先，如前所述，太平天国的实际军政事务是掌握在杨秀清而非洪秀全手中的。在1856年之前，隶属于“朝内”即本应对洪秀全负责的朝官体系，实际上成为一种“职称体系”。本应担负各部职能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丞相，和本应执掌军权的36个检点、72名指挥，实际上都被杨秀清“抓差”，去从事五花八门的工作，他们原本的“部委行政职能”，却由东殿系统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行使，由直属杨秀清的“东殿体系”人员充实，且机构健全，功能完善，而隶属于天王的朝官体系却支离破碎，机构寥寥，责权不明。天京事变不仅杀死了杨秀清，也摧毁了整个东殿体系，这等于让太平天国自毁了心脏，出现巨大权力真空。

其次，“三师一主”和“天父下凡”固然让洪秀全感到难堪，但同时也是太平天国和洪秀全本人合法性、神圣性的最坚实基础，如果不承认杨秀清是“代天父传言”，不承认他说过的那些“天父传言”是真实的，则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地位就只能是虚假的（至少是可疑的）。相反，倘若杨秀清“代天父传言”仍然真实可靠，那么为什么要杀死他？他这个充满“天父”神性的煊赫人物，又如何会被这样轻易地杀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天父上主皇上帝”，此时此刻又在哪里？

死者已矣，仍然活着的天京事变主角们，此刻只能硬着头皮一步步走下去，因为他们实在也顾不得太多了。

血雨腥风

由于清方记载颇多猜测，所谓“中立”的三篇外国人报道又都出自肯能这同一个信口开河者的来源，因此天京事变发生后几天内，天京城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今已不得而知。有些记载称“天京城内巷战月余”，一方为杨秀清爱将傅学贤，另一方为北王韦昌辉部属。从德兴阿等人奏报看，这个记载似乎不能成立。因为当时已是火器时代，城内如此规模的混战，近在观音门的清军不可能充耳不闻枪炮声，且水上浮尸“结连捆缚”，显然是被处死的而非战死的。同样，洪秀全杖责韦昌辉招东殿余众“聚观”，韦昌辉趁机发动大屠杀的说法固然精彩，恐怕也未必能成立。因为洪秀全是不会轻易让这么多危险的“闲杂人等”，进入他视为禁脔的“金龙城”的。

不过有记载称，洪秀全主张少杀，称“上帝有好生之德”，还对韦昌辉说“尔我非东王不得至此”，这很可能是洪秀全的心里话——活着的杨秀清固然令他难堪，一旦死去，他却也会觉得怅然若失，甚至不知所措。先后隶属于韦昌辉、石达开，当时近在金坛、丹阳一带的李秀成，回忆说原本的密谋就只打算杀死杨秀清、杨辅清、杨元清三人，也可作为旁证。

然而此时恐怖的车轮业已高速转动，洪秀全纵然想踩急刹车，这辆顺坡疾驰而下的失控之车，也是没办法一下子停下了。

长期受杨秀清欺凌、压制的韦昌辉一旦掀翻杨秀清这座大山，便突然激发出疯狂和野心，他不仅借“剿除东党”的口实大肆诛除异己，还竭尽全力地去填补因杨秀清消失而“留白”的政治权力真空，从而令洪秀全很快感到芒刺在背。

此时洪秀全只能指望另一个同盟者石达开的制衡作用。不论石达开是否参与过诛杀杨秀清的密谋，他对于洪秀全的处境都是同情的。诛杨期间，他一直在湖北、江西和安徽前线与清军作战，双手并没有沾自己人的血。在得知韦昌辉大开杀戒后，他于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廿日（公元1856年9月26日，清咸丰六年八月廿八日）只带了曾锦谦、张遂谋两人匆忙赶回天京劝阻，显然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事件回归到“只杀杨秀清兄弟三人”的可控轨道中。

很显然，洪秀全甚至秦日纲、陈承镕，都会赞成石达开的意见，但韦昌辉却不可能赞成：虽然真正的“主谋”是洪秀全，但跳到前台的是他韦昌辉，如果不能趁势独揽大权，自己就随时可能成为被抛出为事件后果负责的牺牲品，这个道理他是懂的；更何况，恐怕这时在他看来，也的确是成为“第二个杨秀清”的大好机会吧。

就这样，韦昌辉向“和事老”石达开悄无声息地伸出了屠刀。得到风声的石达开仓促间只能带着曾锦谦、张遂谋缒城逃走，但全家却都死于韦昌辉刀下。

此时据目击者称，太平天国以天王名义发布针对石达开的通缉令，上写有能抓捕者封丞相，赏金两千两，这恐怕是韦昌辉假借洪秀全名义所发。因为后者当然不希望韦昌辉一家独大，且在当时情况下，也不可能越过飞扬跋扈的韦昌辉去发布什么诏令。

韦昌辉让秦日纲带兵追赶石达开，所带的兵，似乎仍是原本在句容县境闭门“静坐”的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涂振兴、周胜富部。不过，秦日纲只追到安徽境内的西梁山就停下脚步，一面和石达开暗中通信，一面转而进攻清军控制的城池。

秦日纲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是贵县人，与石达开既是同乡且早有交情，与韦昌辉反倒没什么深交。他参与诛杨，一方面出于对杨秀清的恐惧、怨恨，另一方面也是忠诚于洪秀全、惟天王之命是从所致。在整个事件中他态度的变化，恰是洪秀全态度变化的晴雨表：杨秀清被杀时他一马当先，表明当时洪对诛杨是积极的；而在追击石达开时他却心猿意马，浅尝辄止，既不穷追到底也不回天京向韦昌辉复命，表明此时在洪秀全的心目中，对自己最大的威胁已不是被悬赏缉拿的石达开，而是天京城南中正街北王府内的韦昌辉。

当然，韦昌辉此时也因树敌过多、集谤于一身而自感芒刺在背，他不敢出天京城去追杀石达开，而是小心翼翼地提防着来自一切可能方向的暗算——当然，也包括洪秀全。

这时逃到安庆的石达开已打起“靖难”的旗号，把天京事变的责任全部推在韦昌辉、秦日纲、陈承镕三人身上，并喊出“为东王复仇”口号，成功地将流离失所、不知所从的东殿部众集中在自己麾下。不管他本人是否曾参与过诛杨密议，此刻的立场都显得无可挑剔，而回避指责洪秀全，又为下一步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心领神会的洪秀全很快就开始同石达开频繁秘密信使往来，并暗中疏通、联络其他在京官员，让他们站到自己而非韦昌辉一边。

这个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道理很简单，首先，“君臣名分”本就是洪秀全最得力的武器之一；其次，韦昌辉徒有昔日杨秀清的做派，却既无其积累的威望，也无其让人既敬且畏的能力，更不具备杨秀清的“神权”和庞大人事网，诛杨时的大小帮手，绝大多数意在“勤王”即效忠洪秀全，同时发泄对杨的不满，如今见“北虐”更甚于“东虐”，而天王态度又变，他们焉有不跟着变之理？

由于宁国府被围，率军东下“靖难”的石达开暂且转而对付围城的清军，放缓了讨伐韦昌辉的节奏。但或许这种“引而不发跃如也”的姿态，反倒令韦昌辉感到更加坐立不安，他更加疯狂地向一切威胁开战。而各种各样对他不利的谣言，却偏偏在天京城内外、在太平军中不胫而走，越传越多。

他不是傻子，当然会很快怀疑，这些谣言很可能恰是受天王府怂恿甚至就是天王府所炮制的，这不免让他既恼怒又恐惧。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九月廿七日（公元1856年11月4日，清咸丰六年十月七日），韦昌辉听到流言蜚语，说石达开已潜入天王府，和洪秀全密谋，便急忙带兵包围天王府“要人”，见对方不予理睬便下令攻城。守卫天王府的女官殊死抵抗，双方相持半日，天王府外墙“太阳城”上，忽然飘扬起石达开黄心蓝边的旗帜[5]，韦昌辉误以为石达开果然与洪秀全合谋，且已潜入天王府督战，大惊失色。其麾下兵将既怕天王治罪，又一向敬畏石达开的善战，在对方喊杀声中便一哄而散。

事实上，此时天王府内仍只有女官，充其量还有少数同情天王的朝官及其部众，而石达开要到4天后才南渡长江，取道池州、青阳、太平入泾县，再度发动“靖难”之役。这些翼王的旗帜显然是洪秀全偷偷准备用以出奇制胜的，当然，这也表明他和石达开间确实建立起某种默契。

韦昌辉兵败的消息不胫而走，洪秀全又下诏缉拿，天京城里原本敢怒不敢言的文武将官纷纷加入了搜捕行列，众叛亲离的韦昌辉更换装束，试图混出城去，却在街棚被巡逻兵抓获杀死。他的肢体被切成两寸见方的小块，挂在城内各处木棚示众，旁边竖起木牌——北奸肉，只许看，不许取。其头颅则被装入木匣，送往石达开军前。洪秀全下诏，招石达开入京辅政。

然而石达开得到韦昌辉已死的消息，却停在宁国，以“解围”为借口按兵不动，迟迟不肯入京辅政。

很显然，接二连三发生的变故，已让这位年轻的太平天国名将心生忌惮，由于杨秀清、韦昌辉的前车之鉴，他不敢贸然进京，而宁愿待在遍布翼殿部众、进退自如的安徽。

洪秀全很快意识到，自己必须表现出更多“不疑”的诚意，才能安抚失去大部分亲人且对自己已有防范之心的石达开。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廿二日（公元1856年11月28日，清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秦日纲、陈承镕被洪秀全处决，而在此之前，原由秦日纲指挥的陈玉成等部，已参加了石达开指挥的宁国之战。

洪秀全的这一招暂时打消了石达开的疑虑，就在此前后，他在满朝文武的欢呼声中进入天京，接受了“圣神电通军主将”的新职位，成为太平天国新的辅政首脑。

近8年后在囚笼中写供词的李秀成，在回忆到这件往事时用了“合朝欢悦”四个字。当时许多中立人士也认为，洪秀全和石达开是这场持续数月血腥变故的“赢家”，他们倘能和衷共济，太平天国未必不能因祸得福，整个中国内战的走势依然未见定数。

从1856年9月2日杨秀清被杀，至11月28日秦日纲、陈承镕被处死，天京城里的血汨汨流淌了两个月零二十六天，一度达到“江为之赤”的地步，而且，血还在流，一切并非真的结束了。

此时此刻最幸运的，或许是在天京事变前夕病故于祖籍江西临江、在太平天国首脑核心中忝列最后一位的护天豫胡以晄——戎马倥偬的乱世，居然能叶落归根，葬于祖先生息繁衍之地，本就是格外的幸事，且无巧不巧的逝世时间，又让他只听闻“天兵”扫荡“天京城外残妖”的捷报，而未目睹手足蹀血、骨肉相残的悲惨一幕。

胡以晄死得其所，死得其时，而此时此刻仍然活着的人，却仍要努力走完1856年剩下的路。

[1]丁韪良（W.A.P.Martin），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对中国晚清“西学”有深厚影响的名人。

[2]艾约瑟（Joseph Edkins），英国伦敦宣道会教士，第一部汉语官话《新旧约全书》主要译者之一。

[3]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苏格兰新教传教士，首本全译本《新旧约全书》译者。

[4]郭士利（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普鲁士传教士。

[5]洪秀全旗帜为纯黄色，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都为黄心镶边旗帜，分别镶绿、白、红、黑、蓝边。

第十回乐观且急躁的咸丰

有情无报

平心而论，在太平天国起事后，清方在情报工作方面是很不得力的。

金田起义之初，北京的皇帝、军机处也好，广州的两广总督、桂林的广西巡抚和提督也罢，都把所谓的“会匪滋扰”（主要是天地会各堂口的起事）和“来土争斗”[1]当成最危险的事，并从湖南、四川、贵州、云南调遣绿营兵赴广西助战，派林则徐、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有能力的文武官员主持此项事宜。但如此大的阵仗却屡屡与周密准备“打江山”数年之久的金田起事者擦肩而过，视若无睹。等到终于惊觉这才是最大威胁时，对方却已成燎原之势，再难扑灭。

要进行平抚，关键是捕捉住带头人；要捕捉这个人，首先要弄清他是谁，什么来历。可在这方面清廷君臣也是一塌糊涂：太平无国起事一年多，他们还弄不清“大头目”究竟是韦正（韦昌辉）、冯云山、洪秀全还是胡以晄，好不容易知道“大头目”姓洪名秀全，却始终弄不清他原本姓什么，有说姓朱的，有说姓郑的，还有说姓焦的，就是没几个说他其实原本就姓洪的。有些情报明明是准确的，但清朝官员也莫辨虚实，比如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十一月，清广东花县知县牟崇龄向两广总督徐广缙报告，说自己查明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祖坟就在花县。这个情报本来是对的，可接下来呢？这位县太爷率领县吏去刨洪秀全祖坟，抓捕洪氏族人，宣称捕获洪秀全亲父洪国游。而实际上洪国游是洪秀全的祖父而非父亲，且不论是其祖父洪国游还是其生父洪镜扬，此时他们都已去世（洪镜扬死于道光廿八年底，即公元1848年年底至1849年年初之间），牟崇龄又何从“捕获”？

向荣恐怕是1856年之前和太平天国打交道最久的一位清朝高级官员。可这位从广西一路追到天京的钦差大臣，直到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还信誓旦旦地上奏咸丰皇帝，说“实无其人”“或云已故”，是刻了个木偶充数；1854年夏，他又硬着头皮报告说“似有其人”。在当时颇有学问之名、曾追随钦差大臣赛尚阿幕府、以善于制造火炮火药名噪一时的山东人丁守存，则直到1856年还坚信洪秀全就是1852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在永安州外被清军抓获、后被送往北京处死的“洪大全”。[2]

后来成就“中兴大业”的曾国藩非常重视情报工作，不仅随时随地搜集太平天国信息，还专门成立了以六品衔湖北即补府经历县丞、甘泉（江宁府附郭县）人张德坚为首的情报汇总班底，“月支取银四十两”，编纂出一套前文提到的用于分析“敌情”的“情报总集”——《贼情汇纂》。这部情报总集对当时湘军和其他清军将帅而言，据说起到了“开卷了然”的积极作用，至少不会犯类似向荣把“两司马”当作重要首领，在长江里捞到一面“两司马黄旗”会兴奋地上奏皇帝报捷这样的笑话。但这部《贼情汇纂》充其量也就只能算作“扫盲级”的情报资料，普及太平天国的一般情况尚勉强胜任，但作为军事将帅的战争指导书，就显得错误百出、荒唐可笑了。别的不说，照该书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的说法，“伪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是个“铜臭小儿，毫无知识”，“奉洪杨韦三贼如神明”的既胆小、又无能的窝囊废，之所以被“屡委以军事”，是因为对杨秀清盲信盲从。这样的“情报”出炉后不到一年，张德坚的雇主曾国藩就被“毫无知识”的石达开打得两次跳河自杀，后来更被包围在南昌城里一筹莫展。这位尽心尽力的“情报局主管”后来一直没能获得升迁，其煞费苦心维持的编纂班子，在江西期间也被解散，此后再未恢复过。很显然，对湘军的情报工作，曾国藩是不满意的——尽管相较友军，他们已算做得不错的了。

天京事变时也一样，如前文所述，城内发生如此重大事件，城外却过了近一个月才知道个大概。德兴阿的那封最早奏报究竟发出于何日，目前已不得知，但奏报内容中提及的、开始知道“城里出事”的日期，是咸丰六年八月廿五（公元1856年9月23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九月初六日，浙江巡抚何桂清奏称“八月中旬后”开始探明，城中首领于咸丰六年七月廿二日（公元1856年8月22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十六日）开始“闭城自相戕害”，杨秀清及其属官被杀，“初闻之未敢深信，半月以来又接各营探报，皆称确有是事”。奕詝是咸丰六年九月十三日、十六日分别接到德兴阿、何桂清奏报的。九月十三日当天，他下达上谕给两江总督怡良，要求进一步“确探”，如果属实，“正可乘此机会设法进兵”。十六日，他进一步催问怡良侦探情况，并称“倘有机会可乘时不可失”。九月廿四日，怡良等汇报了天京事变的进一步情报，并对下一步行动方案提出了一些建议，十月初三日奕詝作出答复。此后，奕詝又相继向江南和春、江西曾国藩、湖北官文和胡林翼等发布指示，称虽探报情形不一，而其内乱当属可信，要求各路清军“乘其内乱，次第削平，兵饷可不加增，而成功庶几有望”。

君臣异心

很显然，清方情报工作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到了1856年秋，也基本弄清了天京事变的脉络。皇帝也好，前方封疆大吏和将帅也罢，都认为“机不可失”，相信此时此刻太平天国已陷入混乱和危机，正是逆转战局、一举成功的好机会。和日后表功著作里吹嘘的“算无遗策”不同，在1856年后半年起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乐观情绪是普遍的，咸丰、官文、何桂清等自不必说，就连向称稳重的曾国藩，也曾私下里流露出类似情绪。

但在谈论具体战法时，双方的反差就显得十分明显了。

皇帝此刻的想法，是趁热打铁，速战速决，尽快把恼人的太平天国消灭。为此他首先调整天京附近各战区的指挥体系，让曾长期担任向荣副手的和春南下，接掌丹阳一路清军主力（也就是原江南大营残部主力），让德兴阿接掌原江北大营指挥权，并同意怡良从上海租界设法购买外国火轮船入江助战的计划，首先出其不意，夺取太平军设在金山的炮台，截断江南镇江和江北瓜洲两地间联系，然后再设法各个击破，夺取瓜洲、镇江。接下来，德兴阿部应堵住江北，怡良驻军常州，防遏太平军向京畿或江浙财赋区“旁窜”，和春部则先设法攻下天京城外围成掎角之势的两座要塞——句容、溧水县城，再从容围攻天京。

至于其余战场，他希望各地督抚、将帅能“各扫门前雪”，自行了结本辖区内的太平军生存环境。当时除了天京及其周围句、溧、瓜、镇，牵扯原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及两江、闽浙两总督，江苏、浙江、安徽三巡抚的注意力，战区主要集中在湖北、江西、安徽三地。

对于湖北战区，他严词斥责官文、胡林翼谎报战果，却“于进攻机宜仍复漫无把握”，要求两人“身膺督师重任，须当统筹大局，谋勇兼施”，而不能以城坚敌悍为词，“坐拥水陆重病日久无功”。对于官、胡“断绝接济以困之”的方略，奕詝显得十分不耐烦，斥责为“不过借口耽延，掩其迁延之咎”，并质问既然这个方略如此巧妙，何以“为时已久尚未葳功”。他所希望的，是湖北诸军“设法进攻，迅将两城克复”，然后“分兵东下”参与对天京的围攻，认为唯有如此，“大局”才能有所转机，否则就可能师老力疲，别生变故。

对于江西战区，他要求曾国藩和江西巡抚文俊乘此敌心涣散之时，“赶紧克复数城，使该逆退无所归，自不难穷蹙就擒”，并对曾国藩在石达开大军东进后“江西失陷各郡尚无一处克复”甚为不满。他还“风闻”石达开可能“投诚”，指示曾国藩预先考虑“处置之法”。

对于安徽战区，他最关注的是太平军盘踞最久的巢湖、无为等地，这些地方盛产粮食，是天京军需后勤的主要来源。1856年秋、冬，他一再严谕安徽巡抚福济、帮办安徽军务提督衔寿春镇总兵郑魁士加紧进攻，“激励诸军直捣江宁、复省垣（安庆）”而擒敌首，并抽调两千援军增援进攻安庆、太湖、潜山等地的清福建提督秦定三部。

不难看出，咸丰帝的战略，仍然是围绕着天京周围打转，且将最大希望寄托在自己所信赖的将帅尤其是和春、德兴阿、怡良等旗籍大臣身上——不仅天京周边各路将帅、疆臣几乎清一色旗人，他甚至宁可从江北调旗人和春去丹阳接掌向荣留下的兵权，也不愿就近提拔更胜任的张国梁或资历更合适的余万清两位汉人将帅。

图10.1 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

对外围战区，他表现出“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矛盾态度，不停指责将帅们推诿、拖沓，将各种持久战、封锁战和围点打援、先外围后中间的战法一概指责为“借口耽延”，要求他们早日攻打核心城市，并最好能在完成本战区攻略后加入天京围攻战中。为此，在天京城外围他不断要求进攻句容、溧水、瓜洲、镇江，在湖北催促攻打武昌，在江西要曾国藩尽快攻下几座城池，在安徽则索性将原本就不厚实的兵力分成两股，由彼此不睦的郑魁士、秦定三分别率领，去攻打太平军占领已久的皖北腹地。

之所以如此急躁，正如他本人所一再强调的，清朝财政出现严重危机，“饷糈日缺，调拨维艰”，他当然希望在“兵饷可不加增”的前提下早日“成功庶几有望”了。

然而各路将帅督抚却不能不考虑现实情况。对皇帝接二连三的上谕，他们一方面用“算无遗策”“曷胜钦服”之类谀辞搪塞敷衍，一方面绞尽脑汁避重就轻，将自己的想法偷换“钦定”的“庙算堂谋”，好使肩上的压力稍稍轻一些。

先说江西，善写文章的曾国藩用大段文字渲染自己的部署、进兵，强调自己的确在遵照皇帝指示，“设法克复数城”，并具体强调吉安、袁州两路“大有振兴之机”，给皇帝先吃一颗定心丸。至于招抚石达开，和对方打了好几年交道的曾国藩自然不会像奕詝那样容易激动，他先是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石达开情况[3]，然后提出自己的分析，认为石达开和韦昌辉势必火拼，石达开只有火拼失败才有可能“投诚”，倘如此，则必须先交出安庆、九江、瑞州、临江、吉安、抚州六座要塞中“一二座”以示诚意，才能相信和接受，“不敢贪招抚之虚名，驰防剿之实务”。很显然，曾国藩态度务实、稳重，且说话留有余地（比如袁州实际上已经收复，但他只是一笔带过），既提出了自己认为最好的方略，又不扫皇帝的兴，还为可能的受挫留下了伏笔。对这样的“软钉子”咸丰虽然不满，却也只好吐出一句“好为之”后听之任之。

再说湖北，官文和曾国藩兄弟关系紧张，但和善于搞人际关系的胡林翼却相得益彰，两人不断以城坚敌悍、“港汊纷岐”等“客观困难”为由，搪塞推托皇帝“速战速决”、尽快对武汉三镇发起总攻的要求。老谋深算的胡林翼让母亲认官文之妾为义女，通过次要方面的“低姿态”换取本就惰于军政事务的官文对自己“放手让权”，坚持先断接济、围点打援的“笨办法”。不仅如此，他们还抓住皇帝怕花钱怕调兵增援的心理，不时要求增调“吉林、黑龙江索伦马队（鄂伦春骑兵）”——你不是要决战吗？兵总得给我补足了吧，否则还是照我说的办吧。

安徽的疆吏将帅也是如法炮制。接到奕詝要求分兵增援秦定三的上谕，福济、郑魁士视若无睹，一面上奏大谈困难，甚至声称就算攻克一两座太平军占领的城市也于事无补，一面提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方案”——“裕饷增兵”，也就是多给钱，以便安徽省增募更多兵勇投入前线，如果皇帝硬要速战速决，立竿见影，那么就请从外省增援吧。咸丰六年十月初一日（公元1856年10月29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九月廿三日），福济、郑魁士在上奏中狮子大张口，要求皇帝迅速调拨青州驻防八旗五百、绿营山东兖州镇营兵五百、直隶兵一千、察哈尔蒙古马队一千“星速来巢（巢湖）”，听候调遣；除此以外，驻扎芜湖一带、受和春节制的红单船水师吴全美部也要“准臣等随时调遣”。对这种“以攻为守”、反将一军式的要挟，奕詝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援兵不能不派，又舍不得多派（实话说也派不起），撒胡椒面般派去数百人敷衍，对方正好借口“要求未满足”而继续消极怠战。

平心而论，上游几大战区或太平军经营很久、根基深厚的巩固区，或是天京事变前太平军战果辉煌的地区，天京事变对这些地区的影响，相对天京战区要小得多。而奕詝的乐观情绪和速胜方案，是建立在“石达开和洪秀全闹翻”“因此两人会互不救应甚至互相拆台”的假定前提上的。但这个前提甚至在天京事变过程中也并非都成立，如石达开从天京逃出后起兵“靖难”，中途会转救宁国，原本由秦日纲节制的陈玉成、李秀成等部进入皖南后，却服从石达开调遣参加了宁国会战，其中一部分后来又分赴苏南、皖北增援等。既然整个1856年里，石达开都打着洪秀全的旗号，而洪秀全也乐于见到这样的局面，清方速胜的前景除了在个别要点（如武昌，守城的是韦昌辉亲弟弟、国宗提掌军务韦俊，韦昌辉死后自然心中不安，而这里又是离太平天国中心区域最远的据点）尚有希望外，在大多数郡县的确前景黯淡。曾国藩、胡林翼、官文、福济、郑魁士等分属不同派系，却不约而同主张持重，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甚至奕詝寄托最大希望、投入最多血本的天京战场，将帅们也同样在和皇帝打“太极拳”。怡良、和春、德兴阿甚至张国梁等抛出所谓“若径捣金陵，恐该逆急则复合”的借口，提出“佯为不知”的“方略”（说白了就是“说不打天京就不打天京”），转而“从长计议”，攻打句容、溧水、瓜洲、镇江四处，“先剪枝叶以杜内犯”（先扫除外围据点，这样太平军就不会北上攻打北京，或去江浙财赋区捣乱了，陛下不是最担心这个吗）。至于天京，则“选派精细间谍”设法混进去“离间、散其党伙”，慢慢搞“看不见的战线”吧——至于啥时候能有成果，那可说不好，“俟有的实信息再行随机办理”吧。

就算明知是糊弄敷衍，既拿不出更多钱也拿不出更多援兵的咸丰皇帝也只能咬牙忍着，硬着头皮称各路将帅“所见甚合机宜”，毕竟当前局面，也还得靠他们去支撑下去。当然，他仍忘不了不时发一道上谕，强调一下“朕”对“联络一气、迅奏肤功”的“不胜盼望”，要求和春等人“如有可乘之机即行驰奏”。

从旁观者、后来人的角度看，天京事变后咸丰帝的乐观、急躁显得有些莫名其妙：毕竟，在事变之前，整个战局是己方一败涂地、对方高歌猛进的被动态势；即便事变之后，对方攻势有所顿挫，己方实力却几乎没有明显加强，他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又凭什么自己相信己方“胜利在望”，且逼着面面相觑的各路疆吏、将帅们去为自己圆这个梦呢？

[1]广西土著称“土人”，从广东等地迁徙到广西的客家人称“来人”。他们在道光卅年至咸丰元年，即1850~1851年间曾爆发大规模械斗，战败后的来人大批投入当时已开始团营、主要领袖几乎都是“来人”的太平天国。

[2]实为湖南兴宁天地会招军堂首领焦亮。焦亮实有其人，丁守存认定焦亮身份并无问题，问题在于他为了向“老板”赛尚阿邀功，执拗地认为焦亮就是洪秀全，而一路打到天京的洪秀全是“真洪秀全”被抓后冒名顶替的傀儡。

[3]比奕詝精确但仍然有不少偏差，如奕詝以为石达开是“湖南拔贡”，而曾国藩说石是广西浔州府桂平县大梭村人，至少省、府无误。

第十一回神与人

辅政人臣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公元1856年，清咸丰六年）十月，天京事变的血终于流到了尽头——“天朝”可以清算的最后两名“罪魁祸首”顶天燕秦日纲、佐天侯兼朝纲领袖陈承镕，均被洪秀全下诏处死；翼王石达开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天京，被洪秀全委以辅政之任，“合朝欢悦”。

《中国之友》1857年1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转述了一位外国目击者所描绘的石达开辅政时的理事程序。

照这篇文章的说法，“此时”石达开的权柄仅次于洪秀全，太平天国内外文武百官的一应事务，都需向翼殿行文禀明，第二天翼殿会在翼王府（1856年时位于天京城内西南王府巷内，即原清代上江考棚一代）外墙上贴出批答。

这里所记述的，显然是1856年秋冬时的情形，“翼王府批答”是怎样的光景，并没有文字材料保存下来，不过类似的王爵处理政务“批答”今天还能看见几件。其中一件是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公元1862年10月27日，清同治元年九月初五日），忠王李秀成在苏州批复长洲抚天侯徐少蘧时所发的“忠王瑞批”；另一件则是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月初六日（公元1863年11月18日，清同治二年十月初八日），常州护王陈坤书批复其侄子、统领护殿前一队理天义陈士桂时所发的“护王宝批”。这两份王爵批答都作王爵本人的口气，如在“忠王瑞批”中，按照太平天国“谁官大谁是兄长”的规矩称呼实际上年长的徐少蘧为“弟”，并自称为“兄”；而“护王宝批”则更直呼在护殿属官中地位并不低的陈士桂为“侄”，要他“仍遵照前谕”。但实际上这两份批答的执笔者都非王爵本人，也不使用王爵的印信，如“忠王瑞批”上盖着“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开朝勋臣侣天安兼忠殿吏部左编修董敖侣”的官印；而“护王宝批”上的印文已不清晰，可辨认的文字表明，执笔、盖印者为某天安、护殿兵部尚书某某松。这表明对日常事务性质报告的王府批复，是王府六部属官以王爵本人口气代拟代答的，具体到1856年时的太平天国，则应该是由翼殿六部的尚书、左右编修等属官来承担这些任务，并以吏、户、礼、兵、刑、工的传统分工分门别类各自办理，照《太平礼制》，石达开的批答应被称作“翼王金批”。如果下属的禀报系重大、特殊事项，则会改由石达开本人单独发布“谆谕”作出指示。这种“谆谕”钤盖石达开本人官印，并代表其本人意志。

很显然，这种工作方式和行政体系，与杨秀清主持朝政时是相似的，即第一，大事小情无一不报，是否上奏洪秀全则由主政/辅政者自己定夺，而除非主政/辅政者上呈或自呈，洪秀全本人不批阅讨论具体政务的奏章；第二，一般性事务由王府六部及其属官承担，重大事务由主政/辅政王爵亲自批示，特别重大事务则请求洪秀全“旨准”。杨秀清目不识丁，所发出的“诰谕”都是自己口述、由被称作“先生”的书手笔录；石达开“家富读书、文武备足”（李秀成语），文化程度比较高，所发的“谆谕”很可能出自本人手笔。

然而和经常一天发出30多篇“诰谕”和无数“金批”的杨秀清相比，1856年秋冬在天京城里辅政的石达开，工作似乎要清闲得多。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甲寅四年（公元1853~1854年，清咸丰三~四年）期间，一些亲清廷的文人曾有机会在东王府内出任“先生”，所记述的杨秀清工作情况很多。照这些记录，东王府属官的编制是很充实的，六部尚书每部多达6人，尚书以下属官更不计其数。

除此之外，由于杨秀清实际上是1853~1856年天京事变前整个太平天国的军政中枢，理应对洪秀全负责的“侯相”，实际上也围绕着杨秀清服务，如天官正丞相照理应该是中央吏部最高首脑，但曾任这一职务的曾水源却在东王府当行政秘书；中央刑部本应由秋官丞相负责，夏官丞相应该负责管理中央兵部，但杨秀清却在甲寅四年指派夏官正丞相黄玉琨负责天朝的“刑名”，黄玉琨封侯爵后也继续负责刑事案件，直到因秉公断案被杨秀清处罚，愤而自杀未遂被革爵，才由另一位侯爵——佐天侯陈承镕接替；冬官丞相理应负责中央工部，主管营造等项事务，但担任过冬官正丞相的罗大纲、担任过冬官又正丞相的陈玉成却都是远征在外的一方将领，几乎一天都没从事过建筑业这项“本职工作”……在1856年天京事变前已知姓名、官衔的全部太平天国六官正、又正、副、又副丞相中，真正“做回本行”的，似乎只有自金田起义前就从事木匠工作、到天京后仍在做木匠的冬官正丞相宾福寿，但他之所以情况如此，似乎仅仅因为是太平天国木营的总负责人，和冬官头衔含义吻合，似乎反倒只是一种巧合。事实上，在杨秀清主政期间，太平天国中枢根本就没有正式设立六部，正因如此，张德坚才感慨本应负责官员任免、铨叙的天官丞相徒有虚名。

与之相比，石达开的翼殿六部似乎一直是每部各一名尚书，一共6人。这不仅远不如杨秀清生前24人的排场，也比不上在他之后封王、总理朝政的洪秀全族弟干王洪仁玕。按照当时住在他府中的罗孝全回忆，洪仁玕的六部“地位甚为卑下”，但吏部尚书却不止一人。不仅如此，也没有什么记载显示，1856年秋冬石达开辅政期间，他可以调动本属朝官系统的“侯、相”作为自己的幕僚班底。

然而就这样一个大大“缩水”了的中央行政班底，却似乎足以胜任以前杨秀清6倍（甚至更多）编制班底所担负的工作而有余。

这恐怕不能简单归功于石达开的能力高于杨秀清。对两人都抱有一定好感的李秀成，评价杨秀清是“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对他的态度是既敬且畏，而评价石达开是“文武备足”“谋略甚深”，宁可丢官也要恳求洪秀全“仍重用于翼王”。虽然对石达开的评价很高，但态度是仰慕、亲切，能力评价似乎反倒是杨秀清更高一筹。即便石达开能力更高，也断不会高出当时各方都认为能力过人的杨秀清6倍之多。

那么答案只能是一个：辅政的石达开并不像当年主政的杨秀清那样，需要为太多的事务操心忙碌。

这当然绝不会像太平天国官书《建天京于金陵论》中所言，是因为“天下无事”、工作清闲所致。当时天京事变疮痍未复，许多人事方面的善后需要处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几个月间或死于非命、或不知所从的文官武将及其家属需要“政治定性”；而一度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清廷，如今已开始组织反击，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不少郡县相继告急。这些事情无一不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应付。

1856年年底，天京城里的石达开之所以显得“不那么忙”，是因为他是“辅政”，太平天国的行政主角是洪秀全本人。

许多资料都表明，洪秀全是个对世俗行政事务意兴阑珊的君主，他更关心的是“天上的事情”，包括上帝和耶稣的关系，“三位一体”如何解释，自己和儿子洪天贵福和“天父天兄”是否具有直系血缘联系，太平天国中究竟有哪几个人既享受世俗的“人权”，又享受“天父天兄”小家庭的“神权”……在敦请石达开回天京辅政后，他的确将许多世俗行政权力交给了对方，包括中枢庶政的处理权[1]、地方郡县的政务管理和指导[2]以及各路军队的战略指挥[3]。

但和杨秀清相比，石达开的权力显然受制约得多。

比如刑事裁判权，杨秀清在位时“终审权”掌握在东殿，许多记载都表明，如果洪秀全说赦免而杨秀清说杀，结局必定是死刑，反之则多半会死里逃生。而在石达开辅政时，情形是怎样的呢？

洪秀全的堂兄、最早的拜上帝会教徒之一洪仁政，这一时期和韦俊一同镇守武汉三镇，武昌失守后韦俊北上鄂豫边境，借口招兵，不敢回朝，洪仁政独自回到天京。“伪天王（洪秀全）说小的（指洪仁政，这是1864年他被俘后在南昌府的供词笔录）不该退兵，把小的……收监有一月余，幸石达开奏以小的不过帮理，并非带兵，又无粮草，因此免罪释放。”很显然，在洪仁政案中，传召、收监、开释的决定权，都掌握在洪秀全手里，石达开的意见虽也受到尊重，但孰主孰次，孰轻孰重，却是很明显的。

再比如人事权，杨秀清生前，任免升陟均由他本人定夺，奏请洪秀全“旨准”不过例行公事，洪孝全从无不准的例子。将领在外公干，所领代表官方授权的“将凭”，钤盖的是东王全印信和北王韦昌辉骑缝印，而没有天王印信。石达开辅政期间虽然存留记载很不完整，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方面的权力很大程度上被收归天王。

让我们把时间向后推一年，即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四月廿五日（公元1857年6月2日，清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石达开离开天京“远征”，从此一去不返。他的这支远征军一直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官爵制度则别出一格，其中职位有许多为独创，而爵位则基本保持太平天国体系，不过只有王（石达开本人）、燕、豫、侯四级，而没有太平天国后期所特有的义、安、福三级，以至于1860~1861年期间脱离石达开回归天京的童容海、朱衣点、吉庆元等人，最高爵位几乎清一色豫爵，野心勃勃的童容海想争夺主帅地位，也不过“自遂燕爵”。侯爵是天京事变前就有的，燕爵、豫爵是燕王、豫王所演变，早期分别只封了秦日纲、胡以晄各一人，石达开打着“尊重天京”的旗号出京，又沿用太平天国特有的这两级爵位，首先表明在他离开时还没有义、安、福三种爵位，其次表明燕爵和豫爵在他出走之前就已经成为普遍授予的爵位等级，而这种变动只可能来自天王。

不仅如此，这一阶段在地方上出现“将帅”这个崭新的官衔，并逐步演变为省级行政主官，而在天京事变之前，太平天国有“省”的称呼，却并没有省一级的实际行政建制。而这样重大的行政调整，也同样只能来自天王。

从表面上看，石达开这个“辅政”者之所以权力较杨秀清逊色得多，是因为他没有军师职衔。

“军师”是太平天国君主以下的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实权，早在金田起义之初甚至更早就已设置。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公元1851年，清咸丰元年）十月永安建制，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四人先后被封为左辅正军师、右弼又正军师、前导副军师、后护又副军师，其中杨、萧二人主持军政事务。冯云山、萧朝贵先后在全州蓑衣渡和长沙城外战死，定都天京后大权由杨秀清以“本军师”名义掌握。杨、韦先后死于天京事变后，军师一职出现空缺，照理说，幸存官员中职位、声望最高，又被委任“辅政”的石达开，应该被授予军师称号，填补这一空白。但洪秀全仅仅将石达开名义上的官衔“左军主将”（5个总司令之一）提升为“通军主将”（全军总司令），却并未给予军师头衔。罗尔纲先生认为，太平天国是“虚君”，天王并没有实权，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军师手中，这就是所谓“军师负责制”。洪秀全拒绝授予石达开军师头衔，却“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身兼二职，石达开的“辅政”就名不正言不顺，无法像杨秀清生前那样如臂使指，充分调动太平天国各方面的资源。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半神半人

洪秀全做“兼职”的时期，恰是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这几个前期政治强人死的死走的走，他本人在太平天国版图内的地位和权威再无人挑战的“高度专权时期”，正所谓生杀予夺，在予一人。他完全有条件以天王名义直接下诏管理，实在不行更可“升天”，把“天父天兄”请下来帮忙，又何苦给自己找个不伦不类的军师“兼职”？

不仅如此，太平天国本身的资料也从来没说洪秀全自己是什么“虚君”，相反，突出君权的文字则俯拾皆是。早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公元1852年，清咸丰二年，那时太平军还没打到南京）就出版的《幼学诗》里写得明明白白：“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一人首出正，万国定咸宁。王独操权柄，谗邪遁九渊。”这分明是“实君”，哪里“虚”了？

所以，真实原因并不在石达开是否是“军师”，而在于他是否是“半神”。

原本杨秀清、萧朝贵之所以拥有足以钳制洪秀全的权力，并非因为他们是军师，而是因为他们有权代“天父天兄”传言。这两尊神一个是天王的“父亲”，另一个是天王的“长兄”，他们可以训斥洪秀全，洪秀全却不能反唇相讥，否则便是“不孝不恭”——他更不能否认“天父天兄”的真实性，否则自己这个“真命天子”的合法性就受到根本动摇。

简言之，太平天国根本不存在“军师负责制”，却存在着“皇上帝负责制”。这个“皇上帝”在天京事变前就是杨秀清，天京事变后则变成了洪秀全自己——因为“神人”只剩下他和他未成年的长子、幼主洪天贵福。

原本按照上帝教的教义，“神的世界”里有“天父上主皇上帝”（即耶和华），“救世天兄”（即耶稣），上帝亲子、耶稣同父同母胞弟、奉旨下凡“做天下万国之主”的洪秀全，以及同样是上帝儿子、耶稣弟弟的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和上帝女婿、耶稣妹夫萧朝贵等。但除了“天父天兄”和洪秀全，其他几位“兄弟”的“神属性”很模糊。杨秀清似乎对此兴趣不大，在可轻松“代天父传言”、做天王之父的前提下，也懒得再替“凡间”的自己争一个地位在洪秀全之下的“天弟”属性。那时萧朝贵、冯云山已死，而韦昌辉、石达开似乎根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言的权力。

一些专家特别在意杨秀清“三师一主”的煊赫头衔，并以“劝慰师”“圣神风”“赎病主”在基督教体系里分别是上帝、耶稣和“三一神”的权柄，认定杨秀清的权威来自上述称号。这种见解比“军师负责制”深刻，因为看到了太平天国“神权”的实质，但仍然是不确切的——新证据表明，石达开辅政时的另一个头衔“圣神电”并非天京事变后授予，而是天京事变前夕就有了，和“圣神风”“圣神电”同时，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原本的雨师、云师、雷师，也被升格为“圣神雨”“圣神云”和“圣神雷”，但除了当时仍然活着且能上演“天父下凡”攘夺“上帝权”的“圣神风”杨秀清，其余的“圣”仍然只是人，不是“神”。

简单说，由于杨秀清、萧朝贵“半神半人”“做神时是君，做人时是臣”的特殊身份，他们才可以在“皇上帝负责制”的太平天国随心所欲地凌驾于“人间君王”洪秀全之上。而倘若没有这个特殊身份，无论拥有怎样崇高的头衔，都不可能获得同样的地位和特权。

曾经拥有军师头衔的冯云山、韦昌辉，自始至终都没能像杨秀清、萧朝贵两人那样呼风唤雨——他们可以是军师，甚至也可以是“天弟”，但在“天上”、人间，其地位都远低于“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他们无法钳制洪秀全，相反，洪秀全却可以用神（二兄）、人（君）两重属性来钳制他们。正因如此，一手创建拜上帝会、“前做事皆南王”的冯云山，只能平静地接受自己被洪秀全当做牺牲品换取杨、萧合作的既成事实；也正因如此，杀死杨秀清后一度显得不可一世的韦昌辉，在洪-韦联盟破裂后不久，便“泡沫破裂”、众叛亲离，被轻而易举地置于死地。

同样，顶着“圣神电通军主将”头衔在天京辅政的石达开，也只能屈居洪秀全之下，接受这位“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的压制和指令。因为不论在“天上”或人间，他的位次还在冯云山、韦昌辉之下。

当然，洪秀全吝于给他军师头衔，的确带有压抑他的念头。正如李秀成后来所言，这位天王已经被频繁下凡、动辄对他颐指气使的“神人”们“弄怕”了，因此开始不再相信这些和自己只有“天上血缘”却并没有什么世俗血缘关系的异姓重臣，而宁愿相信自己、自己的亲戚宠臣，以及已不可能“下凡”教训自己却可以被自己“引下凡”教训别人的“天父天兄”。

事实上，在1856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仅就世俗层面上，洪秀全对石达开还是“充分放权”的。一如前文所言，他并未过多干涉石达开的行政权，并对其人事、司法建议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不喜欢亲自处理政务有关），石达开所获得的权力，还是符合一个中国传统君主制政体里辅政大臣、首相身份的。而此前杨秀清、萧朝贵所获得的特权，反倒是畸形的、僭越的、不正常的，是倚仗“天父天兄代言权”争夺来的。许多迹象都表明，在石达开远征前，洪秀全甚至并未组建直属于中央的行政办事机构，直到石达开远走不归，他才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了天朝六部（从吏部正天官直到工部又副冬官，共24名主官），以及六部之上的正副掌率（最初叫“督率”，后因避讳“基督”而改名）。这同样表明，在世俗层面，洪秀全的忍耐度和弹性，是相对比较高的。

问题是，洪秀全必须解决杨秀清“神性”消失对自己、对太平天国地位神圣性、正当性的伤害。在整个1856年，对这个无比重大的问题，他似乎尚未考虑成熟，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说他可以接受又一个“人间”的杨秀清，一个身份为“良臣贤弟”的左辅正军师东王的话，他绝不容忍再出现一个能“代天父天兄传言”、动辄让自己俯伏在地的“天上尊长”——哪怕任何一点点萌芽“神人”的出现，也是决不能容忍的。

[1]这期间太平天国的土地、财政、税收政策，基本延续前期套路，而前期这方面的政策，最初本就是由石达开首先倡导的。

[2]江西、安徽和苏南都发现这一时期翼殿负责这方面事务的佐证。

[3]除了由韦昌辉亲弟弟韦俊负责的武昌似乎有些例外，安徽的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等，江西的黄玉琨、林启容、赖裕新等都听命于翼殿，江苏句容、溧水、瓜洲、镇江四地原先翼殿人马不多（瓜洲和镇江原本没有翼殿人马），这一阶段也开始增加。

第三部——第十二回忙碌的美国人

初为主角

现在要谈谈那些洋人了。

在19世纪中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英国，其次是法国。对于刚刚被鸦片战争的炮火强行推开一条门缝的清朝君臣、百姓而言，也同样如此认为——英国人打败过朝廷，船坚炮利，自然家喻户晓；法国人来得比英国人早，《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更加活跃，知道这个“佛兰西国”（法国的旧译名）的中国人也不算少。除此之外，明末清初就因为火器的引入而名声大噪的“红毛国”（本译“红夷国”，因为清廷忌讳“夷”字改，就是荷兰，因明末“红衣大炮”和清郑台湾之争而为人熟知）、佛郎机国（即葡萄牙，因租借澳门和普遍装备清水师的“佛郎机炮”而著名），以及唯一能派人在京城里合法活动的俄国，都有一定知名度。至于美国（当时许多人称之为“花旗国”），知道的人就少得多了——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曾留心搜集“敌情”，还专门找人搜集澳门报纸，可当他因患疝气召请美国籍医生传教士伯驾诊治时，竟然问“美国和英国难道不是同一个国家吗”，令伯驾大为惊愕。伯驾的熟人、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是洪秀全的宗教老师，虽然两人的师徒关系因洪秀全受洗未成[1]而告一段落，但洪秀全对他长期抱有好感，以至于韦昌辉等太平天国高层在会见外国人时曾多次提及罗孝全，并打听他的下落。然而他们同样误把“罗先生”当成英国人，以至于听到“罗先生”故事的英国外交官、翻译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误以为对方说的是英国医生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可见，“英美不分”是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误区，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美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尤其在中国的“国际声望”，还远不能和英、法相比。

但1856年（清咸丰六年，太平天国丙辰六年）10月之前，英、法这两个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相对沉寂，最忙碌、俨然成为“在华外交主角”的，却变成了此前“存在感”一直不那么强的美国，而“主角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曾经给林则徐看过病、做过洪秀全“书信鉴定师”的伯驾。[2]

前面也提到过，伯驾可不是个简单的传教士、医生或医生传教士，而是个经常摇摆于宗教-外交两界的活跃人物。他是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来华的，之后获得当地富翁伍秉鉴的资助，在广州新豆栏开办“新豆栏医局”，以眼科大夫的身份兼作传教。1844年，美国派遣众议员顾盛（Caleb Cushing）领衔的代表团来华，和清廷谈判签署《中美望厦条约》事宜。顾盛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请了许多美籍传教士出任代表团翻译等职，伯驾便借此契机进入外交圈，1845年被正式任命为驻华特别代表处（实际上就是公使馆）译员兼秘书。他也是1905年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出任驻华公使前，美国唯一同时兼具中文听说读写能力的正式在编外交官。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外交官尽管地位非常重要（每次驻华特别代表交接空隙，都由他出任临时代办），但长期保留其医生传教士的身份。清廷此时并不公开承认各国设在中国内地的外交机构，却又不得不和外国人打交道，因此对伯驾这种“跨界兼职”行为只能睁一眼闭一眼。

1855年（清咸丰五年，太平天国乙荣五年）6月，美国驻华特别代表麦莲（Robert Milligan McLane）辞职，伯驾于同年8月15日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特别代表，这是美国历史上首位由驻在国使馆普通雇员就地升职成的公使了。

既然成了美国在华最高级别的外交官，继续身兼医生传教士显然不伦不类，于是1855年年底，伯驾将新豆栏医局[3]转交给美国美北长老会医生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从此成为一名专职的外交官和政治家。

节点之年

美国政府之所以要打破惯例，就地提拔一个兼职雇员做公使，为的正是即将到来的1856年。因为在美国看来，1856年是其对华关系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年”。

原来，不论《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还是《中美望厦条约》，在签署时都留下了所谓“十二年变通之约”[4]。

当时这项“十二年变通”的条款，是为数不多得到签约各方发自肺腑一致认同的条款，不过认同的理由却大相径庭：清廷之所以认为这个条款不错，是希望通过12年的软磨硬抗，届时可以把自己所憎恶的条款，如五口通商、合法传教，等等一并扫除；英、法、美三国觉得可以接受“十二年之约”，是觉得当时清国朝野对洋人、对开放的抵触还比较大，比较激烈，此时此刻勉强签署“永约”，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有限，12年后再谈，就可以争取更好的续约条件了。

《中英南京条约》是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8月29日签署的，《中法黄埔条约》则是1844年（清道光廿四年）10月24日所签，按照“十二年变通”之约，理应分别在1854年（清咸丰四年）和1856年（清咸丰六年）到期。不过英国人性子比较急，早在1845年（清道光廿五年），也就是签约后第三年，便由其驻华公使德庇时爵士[5]向时任两广总督、实际负责清方外交事务的耆英交涉续约事宜，被耆英搪塞过去。1854年（清咸丰四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英国外相乔治·威利耶克（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4th Earl of Clarendon）责令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以当年德庇时和耆英“已有成约”为由，向清廷提出修改条约交涉。包令对此持保留态度，认为当初并没有这样一项约定，耆英“固定不变的意图在于尽可能避免承认修约的权利，怀疑其存在，并尽力贬低这一条款的价值和重要性”。尽管如此，英、法两国仍然认为，可以趁当时清朝正被太平天国弄得焦头烂额之际，用强硬手段逼迫清方就范。

自鸦片战争结束以来，道光、咸丰两位皇帝的洋务总思路就是“回避”：不承认有外交问题，不承认存在外国使节，不承认有需要谈判修改的中外协定。在他们看来，既然暂时无力把洋人赶出去，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略示羁縻”，将外交接触停留在非官方、非正式、只限广州一地的局面，至于通商则维持在《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的“五口”范围内。

而英、法、美的要求虽然存在一些差异和前后出入，但大体上是一致的，包括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更多地方居住（尤其是允许进入广州城居住，因为这条即便不修约也是被旧约所允许的），承认各国外交使团成员、使节的外交官地位，允许外国使团进驻北京甚至觐见皇帝。

先是耆英后是徐广缙、叶名琛，先后充当了清朝“办洋务”的唯一负责官员，其中犹以叶名琛因长期操纵“反入城运动”，让外国人始终无法入城居住，而深受奕詝倚重信赖。不过这位两江总督实行的实际上是“鸵鸟政策”，即一方面糊弄远在北京的皇帝，让奕詝相信洋人很“驯顺”，即便偶尔淘气，自己也能轻松搞定；另一方面敷衍洋人，让他们相信在中国和官方打交道只能找他本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图12.1 两广总督叶名琛

然而英、法、美三国政府却渐渐不耐烦起来，他们看到，尽管自己在“红兵围城”中帮了叶名琛的大忙，但这位总督大人却并不那么领情，非但不答应三国修约条款，甚至连谈判地点也要斤斤计较：三国公使一直要求和叶名琛在两广总督署会面，这样一来可以彰显自己的外交官身份，二来总督署在城内，可以顺势打破“广州不能入城”的死结，而叶名琛却只肯在虎门或省河的船上会晤，显然仍像鸦片战争前的“十三行时代”那样，把各国公使视作只能负责商务、不能负责其他外交事宜的“大班”。

1854年9月，英国公使包令、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和美国驻华特别代表麦莲一同来到上海，向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施压。

身为江苏省封疆大吏之一的吉尔杭阿，当时正被天京、镇江、瓜洲等地太平军以及上海小刀会弄得焦头烂额，他早就艳羡洋人的坚船利炮，更听说广州英军的助战十分得力，希望借助外力，实现梦寐以求的“破巢擒渠”愿望。因此当三国公使以“一旦修约就助战”暗示相引诱时，他便兴冲冲上书皇帝，劝奕詝“将计就计，钦派资深望重之大臣前来议定妥协章程，允其所请”，结果遭到奕詝驳斥。

图12.2 当时守卫上海一带的清军和协防的法国军队

三国见总也等不到清朝的“资深望重之大臣”前来谈判，便不愿再纠缠下去，10月，包令、麦莲和法国代表、公使馆秘书哥士耆（Klecz Kowski）一同乘船北上。1854年10月15日（清咸丰四年八月廿四日，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九月初十日），三国代表乘坐军舰抵达天津白河口，试图寻找和清廷直接沟通的捷径。

白河口是清廷京师的门户之一，三国军舰抵达白河口的举措，在本就不愿开放、不愿摆脱传统“华夷之辨”框架，和外国人进行正常交流的奕詝心目中，实同“逼宫”无异。他所能想到的应对，就是一方面坚决不派遣“符合身份”的大员如直隶总督桂良和洋人交涉，而只派前长芦盐政崇纶、现任盐政文谦、天津镇总兵双锐等较低级别官员敷衍；另一方面又指示这些官员必须保持良好的态度。也就是说，皇帝希望这些外国人赶紧回广州，去和叶名琛继续交涉，离自己越远越好，为此可以安抚敷衍，但千万不能答应什么。

此次白河之行，英国提出十八项修约要求，美国十一项，法国则只一项，但核心要求仍是前文所述增开口岸、使节驻京等项。美、法两国之所以不动声色，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根据旧约签署时所规定的“最惠国章程”，任何一国和清廷达成某项协议，其他各国也可利益均沾。

然而清廷一口咬定“十二年变通之约”中“稍有变通之处”的文字，表示新约的修改只能是“稍有”，什么叫“稍”？按照奕詝发给叶名琛等人上谕所透露的，就是在商务条款上做细枝末节让步，但绝不允诺任何增开“窗口”，把“窗”变“门”，或“有失体统”的“非分之请”。最终，文谦、双锐等所提出“可以修约”的仅三项：“民夷相争公平审断”，减免上海欠税，酌减广东茶税。

三国使节碰了个软钉子，只得悻悻而归，英、法两国外交部和公使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操之过急。1856年2月，英国外相克拉兰敦（Lord Clarendon）致信包令，告诫他不能因英国人从事条约所不允许的三项商务[6]，和清廷发生争论。英、法两国暂时“退居二线”，让新上任的美国驻华特别代表伯驾冲上前台——反正有“最惠国章程”。

忙碌的伯驾

伯驾在接任驻华特别代表时正好在美国国内休假，美国政府认为，鉴于“最惠国章程”，美英法在对华修订条约问题上立场应力求协调一致，因此安排伯驾绕道英、法回中国上任。1855年10月26日，伯驾抵达英国，会晤英国外相克拉兰敦，此后又抵达巴黎，会见了法国外长瓦尔夫斯基伯爵（Comte Alexandre Walewski）。

行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要求伯驾和英、法两国交换对华修约意见，了解对方意图，以免重蹈1854年覆辙，并向伯驾交代了美国在修约问题上的三个基本目标，即公使驻北京、对华贸易不受任何障碍限制、废除所有中国政府加诸美国在华侨民的人身自由限制。很明显，这三个基本目标和英、法利益一致但更为激进，事实上等于要求清政府全面开放所有领土、口岸，对境内外国侨民实行完全的行动自由[7]，这是直到民国三年（公元1915年）的“二十一条”，列强都未能在华获得的利益，因此只能视作“奋斗目标”，而未必是美国当时必欲达到的“基本目标”。

但急于事功的伯驾却将自己的咨询、交换意见之旅，变成了和英、法协调立场，结成对华修约三国同盟的穿梭外交访问。

在会晤英国外相时，他表示美国政府希望“标志英美法三大强国在中国步调一致的政策和行动得以发扬光大”，对此克拉兰敦表示将在国会对此展开讨论。在法国，他以“美国方案”的名义提出了自己的“修约四要素”：三国使节驻京，中国向三国首都派遣公使；三国贸易无限制扩展到中国全境；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司法进行改革。很显然，伯驾的“四要素”甚至比美国政府的“三个基本目标”走得更远。他以为经过此次穿梭访问，自己的这些修约主张，已可代表美英法三国政府的共同立场。

1855年12月，抵达香港后的伯驾立即向叶名琛发出照会，要求在两广总督署进行会晤，并由自己向代表清朝政府的叶名琛递交国书。在照会中伯驾用强硬口气表示，“十二年变通之约”即将到期，他本人将于1856年“6月初旬”（这里不清楚是公历还是阴历）赴天津，谋求和清廷直接交涉，要求叶名琛“代为呈奏”。

如前所述，叶名琛是咸丰所委派的“守窗人”，总揽所有和外国官方打交道的事务，这与其说是皇帝相信叶名琛，毋宁说是他不想见这些“夷人”，又害怕再来一次鸦片战争，只好委派一个靠得住的亲信出面为自己搪塞敷衍而已。叶名琛办理“洋务”最重要的使命，并非为清廷争取到怎样的外交权益，而是力争“不修约”“不开放”，其中的“标志性成果”自然就是不让外国使节北上，给皇帝和朝廷找麻烦。因此叶名琛不论出于任何动机、理由，都绝不会配合伯驾的“莽撞举措”。

于是叶名琛驾轻就熟地玩起了“不接触政策”：拒绝会晤，不收国书。这等于不承认伯驾的美国驻华首席外交官身份。

对此，伯驾十分恼火。1856年年初，他相继会晤英国公使包令和法国驻华临时代办顾思（Jean de Courcy，布尔布隆公使因个人原因暂时离任），希望各国循“三国同盟”立场，在1856年夏派遣三国联合舰队北上，逼迫清廷签署新约。

但他并不知道，英国外相和法国外长都对他此前的穿梭访问印象恶劣，且鉴于1856年中国的复杂政治形势，不愿轻易下判断、作大动作，因此他们此前已悄悄指示各自驻华公使“根据各自判断决定与伯驾医生的合作程度”。

英国公使包令本就主张慎重，在他看来，1854年的强硬举措适得其反，这表明三国必须找到另一种阻力较小的行动方式，且在华扩张利益应循序渐进，一蹴而就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一方面从外交辞令上对伯驾表示“充分支持”，另一方面婉拒了组织三国联合舰队北上的要求。

法国公使馆因人事交接等问题[8]，同样不愿冒险，对伯驾的要求作出了和英国同行相似的反应。

伯驾得不到英法呼应，便决定自己“单干”。

1856年2月3日（清咸丰五年十二月廿七日，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十二月廿八日），美国驻上海代理副领事飞余（M.W.Fish）向苏松太道蓝蔚雯递交了伯驾给吉尔杭阿的照会，表示“待本国火轮兵船到来，即可赴上海将条约重行酌议”。同时英国人、上海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也向苏松太道提出照会，称如不照三国意见修约“恐致生事”，并表示各国已不耐烦与叶名琛周旋。

对此，两江总督怡良和吉尔杭阿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咸丰六年二月十八日（1856年3月24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二月十七日），他们联名上奏，称“其词虽似恭顺，其意则存挟制，情殊叵测”。他们表示，当前江苏军情紧张，朝廷还是应设法让叶名琛继续“设法羁縻”，以免外国兵轮“骤然北来”“多所掣肘”。

对此，皇帝奕詝的反应自然是老一套，他在答复怡良的上谕中称，旧约日久弊生，“不妨小有变通”，但不允许作大变更，1854年三国要求的条款“均属万不能行”“上至天津更属不成事体”。他要求江苏地方官不要插手“洋务”，而应转告伯驾“五口通商事宜希归广东查办”，让他们回广东继续和叶名琛交涉，同时要求叶名琛既要对各国“大变更”要求“即行正言拒绝”，又不能坚决拒绝会晤，以免对方“有所借口”。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即“恩威并用，绝其北驶执念”，同时仍然一厢情愿地将“洋务”等同于“涉外商务”。

1856年7月1日（清咸丰六年五月廿九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五月廿五日），伯驾无法说服英、法两国同步行动，只得独自乘坐美国轮船“东方”号（Levant）赴上海。此时吉尔杭阿业已战死，江南、江北两大营都已被太平天国击溃，清方江苏官员更无心和伯驾敷衍，他只好在7月12日南下福州，将修约要求和国书托闽浙总督王懿德转呈咸丰。

此前叶名琛为推卸自己不肯会晤三国使节的责任，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污指伯驾和洪秀全等密相往来，并煽惑英法两国北上，甚至在外国商人中散布太平军必定胜利的流言。对伯驾的单独北上，他的解释是官兵将各起事者一律荡平，让伯驾颜面无光“自行回国”（指1855年休假），却因为麦莲患病而又被派回任，因此“心怀愤愤必欲别出心裁掩人耳耻笑”，要求清廷不论伯驾在哪里交涉，都要责令其回到广东，和自己打交道。

叶名琛的这些言论，其目的在于掩饰自己的失职，避免伯驾和其他清方政要途径接触，从而戳穿自己的谎言，但却正中了皇帝的下怀——他本就一心想着让叶名琛包揽所有麻烦的“洋务”，让“夷人”离自己和京城越远越好。

不过叶名琛的奏报有一处是“歪打正着”的，即英法都不太赞成伯驾的北上。

包令在伯驾北上前一天接到其来信，要求英国在8月20至9月1日间派遣舰队协同美国舰队北上渤海湾，从而迫使中国同意修改条约。对此包令复信表示“外交上的支持”，但对舰队北上可能适得其反的前景表示忧虑。

法国公使噶罗直到7月17日才得到法国外交部“便宜行事”的指令，而此时伯驾早已北上，因此采取了和英国协调一致的立场。

1856年8月1日（清咸丰六年七月初一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六月廿五日），伯驾重返上海，但原定来沪配合他行动的美国巡洋舰“圣·查辛托”号（San Jacinto）发生故障需要修理，他不得不于12日再度致函包令要求配合，认为此时清朝内外交困，如果“亲临北京”并且表示将帮助清廷，就可以在修约问题上获得突破。这一次，包令明确地以“本国外交部要求英国官方在中国内战中保持绝对中立”为由加以拒绝。

8月25日，前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十三行买办出身，善于洋务，因曾被小刀会扣押而遭革职）和蓝蔚雯奉怡良之命拜访伯驾，伯驾声称一旦舰艇修复就要北上，并坚决拒绝和叶名琛会谈，表示一定要去觐见皇帝，否则就请怡良奏请允许在浙江和“特命钦差”会谈。

咸丰最不愿意的就是会晤“夷人”，听到这一奏报自然勃然大怒。咸丰六年九月十三日（公元1856年10月11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九月初五日），他字谕怡良和暂署江苏巡抚赵德辙，重申“只有置之不理”的鸵鸟式对策。他还从自己“洋务就是对外商务”的思维定势出发，要求山东巡抚崇恩等查禁沿海走私，认为如此则伯驾“无利可图”，只能南下和叶名琛纠缠。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他甚至在上谕中要求怡良等不可以透露自己的意见，甚至不能告诉对方皇帝已经知情，“皆作为该督等自出己意，是为至要”。

尽管清廷的分析、判断荒腔走板，但只有自家舰队[9]配合的伯驾终究不敢造次。此时美国恰进入总统大选周期，国内忙于选战，对遥远的中国事务迅速失去兴趣。就这样，踌躇满志的伯驾，几乎同时失去了英、法、美三国的支持。随着天气进入晚秋，渤海湾内白河口行将封冻，伯驾只能在1856年11月折返。

清廷在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且内部互相推诿、欺上瞒下的混乱状态下，莫名其妙地度过了这次“伯驾危机”，但此时的他们连弹冠相庆的时间都没有了，因为内外形势都已悄然发生了剧变。

[1]1847年春，洪秀全要求受洗并希望留在教堂工作，但他在受洗典礼上提出工资要求，让本来就手头拮据且憎恶谈钱的罗孝全怀疑其诚意故而推迟洗礼。

[2]他将洪秀全寄给罗孝全的书信鉴定为真品。但有趣的是，伯驾的结论应该是对的，但得出结论的依据——信封格式符合——却是错的，因为信固然是原件，信封却因原物毁损，而由送信人的天地会朋友做了个并不高明的赝品。这也表明当年中外文化隔阂之深，到了连伯驾这种在华20多年的老“中国通”也会“自摆乌龙”的地步。

[3]这所机构后改名博济医院并创办博济医学堂，是公认的中国最早正规西医院，孙中山曾就读于这里。如今这座医院依然存在，即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大附属二医院）。

[4]《中法黄埔条约》第三十五款，《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款均规定“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也就是说条约现有条款的“冻结期”只有12年，期满后要重新谈判并签署修改后的新约。

[5]德庇时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著名汉学家，第二任香港总督。

[6]即沿海土特产贩运，洋货从通商五口上岸后转运其他口岸而拒绝纳税，中国货从通商五口装船后在其他口岸卸货再装船而拒绝纳税。

[7]这是“最惠国章程”所决定的，即只要一国能在华获得的权利，拥有最惠国待遇的各国都可利益均沾。

[8]同年噶罗（Jean Baptiste Louis Gros）上任，后布尔布隆又回任。

[9]9月16日，美国东印度舰队提督奄师大郎（James Amstrong）率舰抵达上海。

第十三回开始忙碌起来的英法

树欲静，风不止

这世界上的事就是如此地耐人寻味——当1856年春夏，美国驻华特别代表伯驾不厌其烦地游说甚至恳求英、法两国与美国保持对华“修约外交”步调一致，三国舰队应一起开赴渤海湾内白河口，用武力逼迫清廷接受三国修约条件时，英、法两国仅给予外交辞令上的“充分支持”，却始终不肯派出一兵一舰，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诫美国人“此时此刻，派遣一支不恰当兵力进入北直隶湾（渤海湾）将丝毫不会促进问题解决”“我们不会和你们共同北上，去完成一个可预期毫无结果的使命”；当伯驾在这年11月徒劳无功，悻悻然从上海折返香港，并从此在“武力逼迫换约”问题上转趋消沉之际，原本高唱“我们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英国和法国，却开始认真讨论起舰队北上、武力逼迫换约等问题，而且很快就向世人尤其是将两广总督叶名琛当作与“夷人”交往唯一“传感器”的咸丰皇帝奕詝证明，他们可绝不会仅限于讨论。

这一切都是因1个月前停泊在广州黄浦的一艘小帆船引发的。

这艘船名叫“亚罗”号（The Arrow），是1854年（清咸丰四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在中国内地建造的“鸭屁股船”。“鸭屁股船”又称“绿壳”“老闸船”（lorcha），起源于公元16世纪中叶的澳门，排水量约100吨，船身使用欧式帆船的线体，帆装却沿用中国“广船”的传统硬帆，其特点是比中国传统帆船速度快、航海性能好，又比欧式小型帆船需要水手少，操纵简便，价格也更便宜，特别适合短途江海联运，因此在珠三角一带颇为风行。

图13.1 中西合璧的“亚罗”号商船

“亚罗”是一个外国人的名字。1854年8月7日（清咸丰四年七月十四日，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七月初二日），居住在香港的中国籍公民苏亚成出资建成这条船，并从波碌行［丹麦驻香港总领事波碌（F.H.Block）注册的公司］购得一张香港执照，价值1000港币。之所以命名为“亚罗”，是因为当时香港华人习惯雇用外国船长并以其名义申报执照，当时亚罗正是苏亚成雇用的水手，月薪为30港币。这条船建成后主要用于香港-上海沿海散货运输。

翌年，这艘船被海盗劫走，后又在省河中被清政府团练截获，作为战利品被转卖。几经辗转，1855年（清咸丰五年，太平天国乙荣五年）6月被香港波碌行买办、中国籍公民方亚明购得。他以自己的名义申请了一纸香港执照，批准日期为1855年9月27日，有效期1年，注册船长为爱尔兰人托马斯·肯尼迪（Thomas Kennedy）。

1856年10月8日（清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九月初二日）上午8点，中国商人黄林纳（音译）在广州黄埔水面偶遇“亚罗”号，发现这艘船曾经于同年9月6日在兴宁县上川岛水面试图抢劫自己的商船，并认出船上水手梁明大（化名李明太）正是当日指挥海盗行劫的头目。于是他立即报告了广东巡河水师。随后，水师千总梁定国（一作梁定国）随即率水兵40余人登船搜索，扣押了船上全部12名水手。

这12名水手都是中国籍，其中3人随后被不止一名中国和外国商人、水手指认，曾从事海盗行为，“亚罗”号也曾向澳门运送过抢劫来的物资。事发时，年仅21岁的肯尼迪船长并不在船上[1]。闻讯后肯尼迪急忙赶回，和梁定国交涉，梁因人证物证俱在未予理睬。肯尼迪随即以“这是条英国船”“中国水兵侮辱了英国国旗”为由，通报了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

图13.2 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

巴夏礼很快赶到“亚罗”号上，以“亚罗”号是英国船为由警告梁定国，称“如果不是弄错了，这就是对英国的侮辱和对英国权利的侵犯”。他要求带走全部12名被扣水手，由自己在领事馆内审问，如果其中确有证据确凿者再引渡回中方。

梁定国对此表示不能同意，他指出“亚罗”号的香港执照过期12天且并未续期，因此船和船员都是中国籍，应由中方自行处理，英方无权干涉。

接下来，肯尼迪宣称中国水兵曾扯下“亚罗”号上的英国国旗；而巴夏礼则在事后宣称，自己试图带走被扣水手时遭到梁定国推搡和“一下殴打”。

回到领事馆的巴夏礼连夜写信给驻香港英国海军总指挥、海军准将阿里咢（Commodore Elliot），希望他立即以武力“增强我的地位”，并要求包令“放权”。但对于巴夏礼和肯尼迪的说法，包令和阿里咢都感到有些勉强，因此倾向于先进行外交交涉。

巴夏礼随即递交叶名琛照会，将“亚罗号事件”称为“极其严重性质的侮辱”，要求中方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由梁定国当着巴夏礼的面，将被扣水手送还原船。

图13.3 在“亚罗”号上，清军与船方发生争执。

10月10日，叶名琛复函同意释放9名水手，但坚持认为“亚罗”号是中国船，拒绝道歉，且不同意释放李明太、梁建富两名海盗和另一名人证。

10月12日，巴夏礼得到包令确切指示，支持其照会中要求，且须责令叶名琛书面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后者48小时内不能满足条件，则英国海军将“对中国船只采取必要行动”。这等于说，英国驻华公使授权对中国采取可能引发战争的行为。

叶名琛对此复照表示不能接受。

10月14日凌晨一点，英国海军采取行动，抢走了广东水师最大的一条平底战船。巴夏礼、包令先后威胁叶名琛，如果再拖延满足要求，“后果将很严重”。巴夏礼甚至直接表示：“英国海军战舰已经在黄埔、腊德炮台和你的广州城前面了，这是对你的提醒。”

如前所述，叶名琛是一个谙熟中国官场之道、懂得固身容宠的老资格官僚，他一方面和洋人“打太极拳”，试图用拖延敷衍之法得过且过，另一方面则竭力向皇帝隐瞒实情，并利用皇帝不愿“夷情”扩大尤其不愿自己直接面对“夷务”的心态，试图向皇帝表明“自己能包办洋务”而无须皇帝操心，并千方百计排斥其他官员插手，以免戏法被戳穿。

“亚罗号事件”发生之初，他所遵循的也仍然是“一拖二瞒”的一套，对于送还被扣水手之类认为无关痛痒，但道歉、赔偿、公开露面、书面具结等却是他绝不愿做的——这并非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是丧失主权尊严，而是因为这些一旦传到皇帝耳中，自己以前精心架构的一整套谎言，就将不攻自破，这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几乎是灭顶之灾。

应该说，他的顾虑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在这方面，他的“老前辈”耆英，后来就在奉命办“洋务”时，被此前和他“情投意合”的洋人将从广州总督署搜到的“两面派”证据扔到面前百般羞辱，弄得死去活来。问题是，这位当时清朝法定的、唯一有权和外国政府、军队合法进行外交交涉的高级官员，根本就还没弄明白，把军舰开到自己门口的洋人到底想要得到什么。

16日，他照复包令，声称被英国海军劫走的并非战船，而是商船，表示对威胁置之不理，且并未向皇帝奏报正在加剧的危机（或许他根本没有觉得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危机）。

21日，巴夏礼再度发来最后通牒，限24小时接受全部条件，否则后果自负。

如果说叶名琛直到此刻尚不知英国人的战略目的，但他至少已经知道，如果不答应，英国人就可能进攻广州城。于是他立即复照，表示将尊重英国国旗和条约义务，送还10名被扣水手，但回避道歉。次日，他不见对方答复，便下令将12名水手全部释放，但为时已晚——英国人如今要的是冲进他的广州城。

亚罗号战争

就在叶名琛释放全部12名水手的这一天，即1856年10月22日（清咸丰六年九月廿四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九月十六日），包令、巴夏礼将“亚罗号事件”转交给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縻各厘爵士（Sir Michael Seymour）。所谓“亚罗号战争”就此爆发了。

23日，英国舰队越过虎门，夺取了4座清方炮台，毁炮150门，抵达广州。巴夏礼借机再次通牒，威胁叶名琛“必须答应我们每一项要求”，否则将继续进行武力攻击。

此时正是广州武举乡试，正在主持乡试的叶名琛闻讯后以为英国人仍会像以往那样“日暮自走”，于是要求水师战船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激怒对方，对最后通牒置之不理，仍按计划“出堂看箭”（当时武举考试仍然考射箭）。

次日中午，英军“炮声大震”，进攻省河南岸凤凰岗炮台。炮台旋即被炸毁。此时叶名琛仍好整以暇，主持武举乡试，“声色不动”，随即以“风大”、不便射箭为由宣布考试暂停，召开了军事会议。

叶名琛的对策和道光廿九年（公元1849年）反入城时如出一辙，即扬言“整齐团练”（号称要动员2万人），并授意城内外各社学组织“同仇敌忾”，对“外人”进行“剿杀”。很显然，他仍旧将事件的性质当作一次纠纷或骚乱，因此因袭“以民制夷”，自己躲到后面，胜则邀功、败则诿过的故技。殊不知英方此番的目的，已变成了凭借武力扩大在华利益，发动的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叶名琛的对策所能纠合的不过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是英国正规军的对手，而“剿杀外人”的含糊口号，却令这些被英军行径激怒、被官府号召唤起的民间武装转而迁怒于同样是“外人”却更容易“剿杀”的商馆和普通外侨，从而让英方获得更多扩大战争的口实。

咸丰六年九月廿八日（公元1856年10月26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九月廿日），叶名琛下令关闭粤海关。次日，西马縻各厘在包令授意下再提“外国人入城”问题，叶名琛照惯例置之不理，他以为这一次还会和以前一样，雷声大雨点小。

当天下午1点，停泊在省河江面上的英国军舰猛烈开炮，轰击两广总督署，每隔5~10分钟就齐射一次。门役兵丁逃跑一空，叶名琛却穿戴整齐坐在二堂，发布了“安民告示”：

“照得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实为罪大恶极，合行晓瑜，公同剿捕，为此示、仰阖省军民铺户人等知悉：尔等务即戮力同心，公同剿捕，帮同兵勇，但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银三十大元（银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给领，决不食言。各宜凛遵，毋稍观望。”

在政府军全无战斗部署的情况下，这样的告示能产生怎样效力，显然是不问可知的。

就在他发布告示的第二天，即1856年10月28日，英国军舰开炮，在城墙上轰开一个缺口，英军并纵火焚烧靖海门外民房，火势蔓延至与总督署只隔一道城墙之处。

此刻叶名琛感到害怕，当晚让家属转移到距离战火较远的广州内城及广东巡抚衙门。次日，他本人也借口要照例去内城文庙进香，撤离了总督署。

10月29日下午2点，英国军队登陆，开进了他们一直梦寐以求想进入的广州城，并遭到零星抵抗，死3人，伤11人。当天，英军闯入总督署，但不敢久留，傍晚全部退出广州城。此后数日，英国军舰每天都会炮轰城垣，并在11月12至13日攻占了省河上清军最后的要塞——虎门横档、亚娘鞋炮台。

图13.4 1856年前后的清军勇营小队，典型的冷热兵器混装，火枪是旧式的，藤牌用于抵挡枪炮，但对新式洋枪几乎无效。

图13.5 装备西式滑膛枪的清军勇营

图13.6 清朝最精良的国产武器——御用双筒火枪，可惜这种枪只用于皇家狩猎，1856年时前线将士别说用，都不一定知道大清朝还有这么好的武器。

图13.7 当时的清军，背鸟枪，使用旧式火炮，拿藤牌当作野战防御工具。

图13.8 1856年时的中国战场要塞，在西方坚船利炮下毫无抵抗之力。

直到1856年底，“亚罗号战争”都以十分诡异的面目出现：英国官方不断加重威胁语气，向中国政府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却再也没有进入过广州城；叶名琛明明丢失了所有城外的炮台、要塞，让英军得其所愿地进入广州城，甚至一度丢掉了自己的衙署，却在惊魂甫定后开始向广东军民甚至远在北京的皇帝宣称——我们胜利了。

英国方面此时此刻一心扩大战果，当然并非要“克制”或手下留情，而是兵力不敷。

当时在广州城外的英军，仅有海军2000人，陆战队500人，陆军1484人；能够在短时间内赶来增援的，还有驻香港、新加坡的印度兵（分别为400人、500人）。这样的兵力足以毁坏广州城，但不足以长久占领。此时英国在印度也陷入民族战争之中，一时很难腾出更多兵力增援遥远的中国。

不仅如此，正如后来出任英国赴中国特别使团首席特使的额尔金（James Bruce，8th Earl of Elgin and 12th Earl of Kincardine）所质疑的，英国人此时已经发现，在广州不论做怎样大的动作，“给北京朝廷的印象总是很小甚至全无的”，皇帝可以坐观成败，而不对叶名琛的行为作出任何反应。因此，英国人也在思考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才能让“亚罗号战争”达到其最终目的——迫使清廷接受此前不愿接受的条件。

当然，英国人也希望拉到更多盟友。在10月29日入城时，美国驻广州领事裨理（Oliver H. Perry）、驻香港领事凯南（James Keenan）都随同进入。裨理闯入总督署，和西马縻各厘“分享了一些纪念品”；凯南更把一面美国旗插在城墙缺口上，并向中国守军开火。

不过经历伯驾事件后，美国对华政策回归到以往的“不当主角”轨迹，即不追求直接控制，而希望借“最惠国待遇”分享列强所获利益，并极力推动中国更多的门户开放，以充分发挥自己在商业领域的优势。因此，国务卿马西（William Learned Marcy）很快致函伯驾，对上述行为表示“不能认同”“毫无理由”。美国此时对英国在华行为的态度，一如上半年英国之对伯驾——外交台面上是支持的，但缺乏实际表示。

法国的情况则不同。

1856年2月25日，广西西林县县令张鸣凤接到报告，称法国人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在县属尧山村“为非作歹”，便下令拘捕。马赖被处以“站笼”之刑，因体弱多病，不久死去，后被斩首示众。这就是所谓“西林教案”或“马神甫事件”。

图13.9 法国的《世界报》对“马神甫事件”的报道

马赖是法国天主教巴黎外方教会传教士，1852年来华，1854年年底进入西林尧山村，当年就被西林县衙缉拿关押过16天，此后一度转入贵州，1855年年底才重返广西。按照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第22~23条的规定，外国传教士传教合法，但范围仅限于通商的五口，五口以外则为违法，“听凭中国官查拿”。不过，根据领事裁判权，被捕的违法传教外国人应交送“近口法兰西领事馆”处理，中方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以伤两国和好”。

由此可见，在西林教案中，马赖越界传教，被中国官府“查拿”，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未送就近（越南）法国领事馆而任由其在狱中“瘐毙”，则是所谓的中方“违约”。当然，《中法黄埔条约》是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当然不符合现代国与国交往的原则，但仅就这个不平等条约本身而言，只能作上述解读。

“站笼”等刑罚虽然不符合近代文明和司法准则，但当时的中国仍视刑讯逼供为合法、正当司法程序，将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视作有效证据。在这种背景下也很难超越时代，要求当时的中国内地地方官“文明执法”。还有，那些列强在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时，哪里想到了“文明”二字。

不仅如此，广西是太平天国发源地，而当时清朝从官府到民间，普遍以为太平天国信奉的是“西洋耶稣教”，因此对在广西传教、对广西教团的地下活动十分紧张、警惕，反应当然会更激烈一些。值得一提的是，向衙门举报并令马赖遭遇牢狱之灾和死亡之祸的，是当地信奉基督教新教的秘密教徒。

正因为“西林教案”的影响，法国政府对英国的呼吁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这为此后他们直接派兵参战这一可耻行径打下了伏笔。

现在必须回到一个关键问题上来：“亚罗号事件”本身的是非。

“亚罗”号问题其实是两个：中国水兵有没有撕毁英国国旗，“亚罗”号到底是不是英国船。

是否撕毁英国国旗，关乎英国“报复侮辱”的通牒、战争理由是否成立。这件事的证人包括船长肯尼迪（自称“自始至终目睹撕毁国旗过程”）和某些被释放的“亚罗”号水手（其中一名水手称，中国水兵曾高呼“让我们把英国国旗扯下来，这不是一条外国船”）。但许多目击证人都表示，当时“亚罗”号上并没有英国旗，而只有一面很像沙俄旗帜的船首旗。当时和后世许多专家也指出，按照当时的惯例，船只在停泊时是不会悬挂国旗的，而只悬挂船首旗。即便在当时，许多英国议员在听取事件叙述后，也认为“撕毁国旗”是不太可能成立的。

那么“亚罗”号是否是英国船呢？

包令、巴夏礼根据《中英虎门条约》第九款：“倘有不法华民……潜住英国官船、货船避匿者……倘华官探闻在先或查出形迹可疑，而英官尚未查出，则华官当为照会英官，以便访查严拿”，为自己向中方提出“交出全部水手”辩护。如果这条船真的是英国船，这种辩护的确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但“亚罗”号的香港注册早在1856年9月27日到期，尽管香港第四号法令第十条规定，倘船只在航行中可以顺延注册。不过在9月27日至“亚罗号事件”爆发后的日子里这条船一直在珠三角各口打转，不存在顺延理由，且该船9月1日最后一次离开香港，却并未申请注册。在这种情况下，“亚罗”号的船籍只能根据其船主方亚明的国籍，确定为中国。

事实上，除了巴夏礼自始至终一口咬定“这是英国船”，包括包令在内的大多数英国政要对“亚罗”号的归属，是自知勉强的。

问题在于，包令也好，巴夏礼也罢，都可耻地迫切渴望“亚罗号事件”能够触发一系列他们所希望的变化——入广州城、修约、公使进京、更多口岸开放和外国人在华旅行自由，等等。

在伯驾北上事件中，包令似乎给人一种“鸽派”、不愿搞“炮舰外交”的印象，而他本人“和平协会”会员和诗人的身份更容易让人加深这一印象。但实际上，包令同样是“炮舰外交”的支持者。就在1856年7月1日，他致信克拉兰敦，称“派遣舰队（威胁）对于努力扩大和改善英国对华关系是绝对必要的”；同年8月21日，他再次致信外相称“不行动是最危险的政策，且这种危险性正与日俱增”，表示如果没有“足够的武力作后盾”，想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任何重要让步都是毫无希望的。他对伯驾建议的冷淡，一是自感准备不足，担心一旦受挫后果适得其反，二是不想沦为美国的配角。当“亚罗号战争”爆发后，他自感机会成熟，便立即从“鸽”变“鹰”，成为“炮舰外交”的公开推手。1856年12月6日，法国驻华代办顾随（Jean de Courcy）致函外长华留斯基（Count Walewski），称包令比西马縻各厘更好战，攻打虎门炮台及要求发出入城通牒，都是包令而非西马縻各厘的主意。至于巴夏礼，本来就是一个自始至终的“炮舰派”，而他们的这种强盗主张，又恰合乎一心想扩大在华利益的首相巴麦尊子爵（Henry John Temple，3rd Viscount Palmerston）心意，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瑕疵”，在彼时处于全盛、崇尚霸权的英国人那里，自然也就可“忽略不计”了。

那么叶名琛呢？他何以如此气定神闲，甚至上报胜利？

事实上，叶名琛也着意搜集英国人的情报，且确实有不少收获。但他的思维体系仍是旧的，新的“信息碎片”在旧体系中，就只能被他自作聪明的“合理解释”弄得面目全非，比如，他已知道印度爆发革命，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只要自己这么不战不和地拖下去，英国人就会耗不起并知难而退；而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争议和分歧，则被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是美国人“尚知驯顺”，可以分化争取——他似乎忘记是谁把伯驾形容为“太平天国伙伴”和“危险分子”的了。

大约是1856年年底或1857年年初，他在给皇帝的奏报中吹嘘自己“两获胜仗，夷匪伤亡四百余”，自称“防堵英夷水陆获胜，夷情穷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不合逻辑的事，却十分合乎当时叶名琛的逻辑——既然“英夷”很快就会自动撤走，那么谎报一些胜仗不但可邀功，还能敷衍广州城被攻破的丑闻[2]；既然后果没什么大不了，那么就不能不好好“办办奏折”，设法让皇帝继续信任自己的“洋务能力”，避免其他官员插手，从而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前途。

图13.10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通州八里桥之战，这场战斗实际上是从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肇源的。

至少在这一年里他成功了。直到1856年年底，连办公室都被人洗劫一空的叶名琛仍然是清方唯一的官方外交代表。被弄得云山雾罩、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咸丰在1857年年初颁发给叶名琛并转发江苏、直隶、闽浙总督的一份谕旨中，一面继续强调“不为遥制”（其实就是“别来烦我”的遁词），一面用狐疑的口气表示“控制外夷非内地可比……其务操纵得宜，勿贻后悔”。

被叶名琛也被清朝官僚体系和自己思维定势蒙蔽的咸丰皇帝当然不会想到，自己所信赖的叶名琛是怎样“操纵”的，更不会想到随着1856年的结束，他就算后悔也为时晚矣。

[1]有资料称他只是挂名船长，很少登船，本人承认“连船主是谁都搞不清”，也有资料称他那天本来在船上，只是凑巧下船吃饭。

[2]始终不让英国人进城，一直是他邀功请赏、坚持自己“洋务唯一窗口”地位的主要“政绩依据”。

第十四回一切还未结束

袁州哗变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廿二日（1856年11月28日，清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一日），似乎可被视作天京事变结束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直接参与攻打东王府、杀死杨秀清的顶天燕秦日纲与佐天侯陈承镕被洪秀全下令处决。

然而在天京城接二连三的大场面大阵仗后，很少有人关注到，在遥远的江西腹地，一天之后，发生了一件看似不起眼却意义非凡的事——袁州哗变。

袁州郡，当时被湖南巡抚骆秉章所派遣的入赣援军刘长佑、萧启江部所围困。咸丰六年十月廿七日（公元1856年11月24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十八日），清军围攻城垣时，城中太平军两位主将之一、春分副侍卫李能通（一作李严通）突然冲出西门，高呼“李能通愿弃械投诚”，带领十多人“徒手来奔，俯地叩头，上其伪印”。

李能通是湖南郴州人，原本是湖南天地会刘代伟的部下，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刘代伟起事失败，李能通突围投奔当时在永安州的太平军，并作为向导引导太平军入湘，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由于这一阶段投入太平军的天地会会众人数虽多，但比较分散，且没有著名领袖，因此很快被太平军同化，李能通也被视作太平军嫡系。1856年石达开部入赣，收编广东天地会部为“花旗”，而原本的嫡系太平军因为喜欢使用黄色旗帜而被称作“黄旗”。石达开率兵参加天京-镇江战役后，留守江西各郡县的太平军，通常都由黄旗、花旗混编而成。

袁州郡即是如此：城中官阶最高的，是“花旗”将领、殿右四十二检点黄毓生，李能通的春分副侍卫职同指挥，比黄毓生低一级。但李是黄旗，黄是花旗，实际上在太平军中的地位，反倒是李能通更高一些。当太平军在江西所向披靡、大部分省境被纳入“天朝”版图时，两人及其背后的“黄、花矛盾”尚能弥合，待天京事变爆发，袁州等边远郡县被忙于内变的天国大员们忽视，清军趁机反攻时，这种矛盾就日益突出了。

根据骆秉章、刘长佑等人的记载，由于天京事变的消息传出，各郡县太平军开始出现信心动摇、相互猜疑、互相提防等问题。当时袁州郡被清军围困，物资供应出现困难，一些仗也打得不好，黄旗、花旗处境均每况愈下，就更是互不买账，直至势同水火。据清方资料显示，当时在江西许多郡县，都出现黄旗排挤花旗，怀疑、指责后者“不忠诚”“有二心”的现象，在袁州城内同样如此。

然而袁州守军的比例，却是花旗稍多，黄旗较少，李能通成了内斗的失败者，并最终选择了阵前哗变。这次哗变导致留在城里的黄旗和花旗自相残杀，最终黄旗以白巾为号，在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二日放清军入城。就这样，袁州郡不明不白地落入清军一支偏师手中。

李能通并非太平天国第一个投降的将领，甚至在当时也非投降将领中级别最高者（此前已有冬官副丞相万象汾、范潮兰等先后叛降），但他却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第一个献城投降的将领，在此之前，从没有任何一座太平天国守卫的城镇、要塞，是因为守将投降而陷落的。袁州不是一座大城，李能通也算不上高级军官，但这次发生在天京事变结束翌日的哗变，却残酷无情地揭示出，“天父杀天兄”后太平天国的确是“人心冷淡”。原本鼓舞大家为“顶起天父天兄纲常”而奋斗的神学理论，如今因为“代天父传言”的杨秀清被杀，和杨“情同手足”的“上帝之子”韦昌辉突然变成了一个杀戮主角，而变得一下子毫无说服力；原本让许多功名之士为之热血沸腾不已、为之奋斗不懈的“打江山”宏图，也随着天京城内的血流成河，显得越来越没有“打通”的可能。李能通先例一开，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即便洪秀全后来重建神学体系，并依靠加官进爵“加恩惠下”，也再未能重现昔日“万众一心”的盛况。后期太平天国陷落的几乎每一座城池，都或多或少有叛降、哗变的因素在内。

更麻烦的是，袁州城哗变的，是原本一直摆出一副大义凛然姿态，动辄怀疑、训斥别人“不忠”的黄旗，而奋战到底殉国的，却是长期被歧视、排挤和奚落的“外来户”花旗。此后江西、安徽各地花旗就动辄用袁州郡的例子，对黄旗反唇相讥，而清朝将帅也敏锐地观察到这个可以利用的缝隙，大行挑拨、策反、离间等计策，让原本动摇的太平军阵营雪上加霜。

互有攻守

其实，就在天京-镇江战役激战之际，清军已开始从周边省份调集援军增援江西。自1856年2月至5月，先后有湖南刘长佑部（约4000人），湖北曾国华、普承尧部（4100人），福建张从龙部（2600人）入援，坐困长沙的曾国藩则让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回湖南，会同从樟树镇败回原籍的周凤山，在道州、湘乡等地募勇4000人入赣，这支新募的湘军，就是后来成为湘军主力中的主力——“吉字营”。这样一来，江西清军总兵力已增加到4万人以上。

当面的太平军，按照曾国藩的汇报，有黄旗、花旗约4万，江西新兵3万，但按照“二千五作一万”的太平军惯例计算，则战斗兵不足2万，且其中的江西新兵不谙战斗，黄旗、花旗又矛盾重重，因此渐趋不利。但尽管如此，在除了李能通献出的袁州外，太平军在江西占领的其余七郡，清军在整个1856年里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太平军中则涌现出瑞州赖裕新等以善守闻名的后起之秀，与老资格守城名将、后来被日本人宫崎滔天比作唐代坚守睢阳之张巡的九江林启容交相辉映。

在安徽，清福建提督秦定三趁陈玉成、李秀成等五丞相部东援镇江，在咸丰六年正月十四日（公元1856年2月19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正月十四日）夺占舒城，进逼皖北重镇三河。

三河镇位于庐州府合肥县南90里，古名鹊岸，明代起因丰乐、杭埠、小南三河汇流得名三河镇，地当庐州、巢湖、舒城诸城之中，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并非县治，原本没有城垣，太平军入据后筑起砖城一座，由绰号“蓝矮子”的名将蓝成春（原为殿左十五指挥，此时应已封为亮天侯）镇守。

秦定三率军猛攻三河屡屡被击退，直到八月十八日（公元1856年9月16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十日），太平军才在庐州和春部的夹攻下弃守。此后至九月廿九日，庐江、无为州、和州、巢县相继被清军攻占。此时天京事变刚刚告一段落，以李秀成为首的援军已自苏南句容县丁角村渡江而来，但已迟到一步。倘非天京变起，皖北局面应该是另一番光景。

由于和春被调往江南大营出任钦差大臣，清廷在八月初调整皖北指挥体系，由巡抚福济、寿春镇总兵郑魁士主持军务。郑魁士和秦定三不合，行动迟缓，秦定三只得独自率军攻打桐城，在这里他遭遇李秀成部的顽强阻击。自此清方在皖北的攻势，也终于“见顶”。

就在此年底，李秀成约请当时还在参加宁国之战的陈玉成至枞阳镇秘密会议。会上李秀成画出“进攻图式”，制订了皖北分路反击的计划。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公元1857年1月11日，清咸丰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陈玉成自枞阳镇东下收复无为州、汤头镇、运漕镇，随即汇合另一位“老战友”——从天京来援的陈仕章收复巢县，并于巢县东关大破清湖南绥阳镇总兵扎隆武。廿五日收复庐江，随即迂回包围桐城外及舒城的清军秦定三、郑魁士部主力。皖北局面，为之一新。

皖北是天京事变后太平军第一处转守为攻的战场，原本转战天京外围、皖南的太平军各部陆续返回，让一度被动的战局得到明显改观。

在皖南和天京外围，重镇宁国郡在长期坚守后于咸丰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公元1856年12月28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一月廿二日）被清浙江提督邓绍良部攻陷。此前天京外围东坝、高淳县等也已失守，但句容、溧水、瓜洲、镇江四个要点仍在太平军牢牢掌握中，东山再起的江南大营对此束手无策。

唯一全盘皆输的战区在湖北。原本受命援鄂的石达开部走到离武昌近在咫尺的鲁家巷，却得到天京事变、杨秀清被杀的消息，匆匆撤军东返。此后天京事变愈演愈烈，以致韦昌辉被杀，洪秀全和韦家反目成仇，对金田起义作出卓越贡献的韦元玠也死于非命；而湖北太平军主将、国宗提掌军务韦俊是韦昌辉胞弟、韦元玠亲子，对此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作为太平天国的重量级人物，他不敢降清，却又深知不可能再指望仇深似海的洪秀全、石达开大举增援（洪秀全杀了他父兄全家，他哥哥又杀了石达开全家），因此产生了“避逼林泉”的消极心态。清军胡林翼部水陆湘军趁机加紧攻势，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856年12月19日，清咸丰六年十一月廿二日），韦俊、洪仁政及秋官副丞相钟廷生等放弃武昌。此后至十一月廿九日（公元1857年1月4日，清咸丰六年十二月九日），武昌县、黄州郡、大冶、蕲州、广济、黄梅等郡县相继失陷，钟廷生被俘死，韦俊、洪仁政退入安徽，清军浙江布政使李续宾部进逼九江城下，都兴阿部进逼小池口，湖北全境丧失。

图14.1 清军与太平天国军队在武昌交战

不接图的情况下空一行

不难看出，直到1856年底，太平军和清军在战场上仍然是相持之局——清军在湖北趁天京事变所造成的混乱占据上风，但太平军则利用清军换帅的空隙在皖北搬回一城，其余各处则互有攻守。清军战略意图过于松散，加上南方“夷情”又趋紧张，一时无力大举，而太平军也开始慢慢度过天京之变后带来的慌乱、消沉，再度证明只要集中一定优势兵力，就足以在局部战场上有所作为。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尚未有定局。

天王的思考

在天京城内，躲在“天朝宫殿”里不出的洪秀全，似乎一直在思考应如何填补天京事变后神权、人权两方面的空白，并修复太平天国的宗教、世俗体系，重新唤起失落的人心。

他似乎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是如后来李秀成所建议的“依古制而惠四方”，淡化宗教色彩，走中国人尤其江南人喜闻乐见的“明君政治”，实行轻徭薄赋和笼络人心的政治复古主义，先渡过眼前难关，然后徐图进取。当然，这样做，他就要放弃“天父天兄”体系中那些最神秘、最能呼风唤雨的部分，而只留下比较容易被世俗接受的部分躯壳（如“真命天子”一类古已有之的自我神圣）。

二是设法重建一套新的“天父天兄”神学体系，用自己信得过的“神人”替代曾让自己心惊肉跳、如芒刺在背的杨秀清、萧朝贵。当然，被杨秀清“弄怕”的他不会选择石达开或其他异姓功臣（石达开恐怕也没什么兴趣），而同族、近臣中也缺乏合适或放心人选。倘走这条路，能否在“人心冷淡”后收获和昔日相仿的“振作”效果且不失控，他恐怕同样没有把握。

在整个1856年里他都没有作出最后选择，这从一个现象便可见一斑：自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公元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辛酉十一年（公元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每年都要印一些新书，用于宣传其官方的政策、思想和制度，唯独1856年是个空白。很显然，洪秀全是抱定了“想不好怎么说，就等想好了再说”的打算。

他和石达开的关系也就因为这个“引而不发”，而不冷不热地维持着。石达开得到了“辅政”而非“主政”的权力，是洪秀全以下太平天国官阶、爵衔最高的臣子，却既不是军师，也没能在“神权”上获得更多承认。君臣二人和大多数观察家、他们的敌人一样清楚，“天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两人能否和睦相处下去，平心而论他们也努力想做到这点——前提是首先不损害自己的基本利益。直至1856年年底，一切似乎也还尚未可知。

水火未济

就在这一年底，一度炮声震天、火光遍地的广东省城、省河，局势似乎也有所缓和。英国兵再未入城，叶名琛也回到了自己的衙署，清军虽丢失了城外沿江所有炮台，但广州城垣仍由本方布防；雷声大、雨点小甚至仅出现在叶名琛奏报上的“反攻”“追剿”，虽于英军构不成很大威胁，毕竟也算有所作为，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英军就要从广州城下后撤了。叶名琛等人已开始窃窃私语，弹冠相庆，准备好好向咸丰皇帝邀邀功了。

叶名琛的判断有一点是对的：英军的确将于来年春天后撤。但这种后撤只是暂时的，从世界各地抽调来的五千援军即将动身前来，法国也将加入这场事后证明远较第一次鸦片战争惨烈残酷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以叶名琛的客死异国，以及咸丰皇帝奕詝的仓惶离京而达到高潮。熊熊的战火将从广东省河，一直烧到皇帝的圆明园。此时此刻，奕詝、叶名琛君臣也好，政见不同、性格各异的内外文武重臣们也罢，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会发生如此剧变——甚至未必有几个人想到中国会发生什么剧变。

不接图的情况下空一行

图14.2 叶名琛也许不会想到，1857年，英法联军会再次攻陷广州并将自己活捉，然后被押解至印度加尔各答，最后客死他乡。

图14.3 1856~1860年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燃烧时的场景。

图14.4 1856年的许多时间，咸丰将圆明园当做指挥战争的大本营，但1860年时这里将变成一片火海。这张图描绘了圆明园的“最后一刻”。

图14.5 咸丰皇帝的清漪园。1856年的他还不知道，这些美丽的建筑即将因这场开始于本年度的战争而被付之一炬。

公元1856年，清咸丰六年，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度过，又看似平静地走到终点。在北京，《清实录》照例翻过新的一页，写着“春王正月”一类套话；在天京，惊魂甫定的人们开始迎接这个特殊“国家”的第七个纪年，这一年是否颁行了新历？看来是颁行了，因为有署有丁巳七年之年、月、日的文书存世，但这份本应具有相当史学价值的历法，如今却并未保存下来。照惯例，每年新历前都会有各王爵署名的《献历奏》，这一年的《献历奏》上究竟有几个人列名，都署了怎样的头衔，本可以揭开许多至今存疑待考的谜团，可惜，岁月和战火，以及1856年外国人阴差阳错地和太平天国拉开“安全距离”，让后世的研究者至今也未能获得这样的机会。

人或“神”都不是算无遗策的预言家，在1856年行将结束之际，他们不可能准确计算出来年将发生的变化——一如这一年开始时，他们也不可能预料到会出现如此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大场面一般。倘此时此刻，有一位智者被问及“新年运势”，即便他再怎么能掐会算，恐怕也只能说“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吧！

的确，1856年的结局，只是个“并非结局的结局”而已。在1857年开始的时候，中国这座大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似乎都有抢到“角儿”的机会，前提是他们不犯错，或对手犯错。

这，或许就是所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