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译丛007 · 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
Author: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著)
Date: 2018-03-30T16:00:00+00:00
Publisher: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ights: Copyrights as per source stories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照片

1991年8月19日：鲍里斯·叶利钦，旁边站着他的保镖负责人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爬上一辆坦克反抗共产主义强硬派发动的政变，这是苏联终结和戈尔巴乔夫失去权力的开始。

1991年11月：叶利钦开始冷淡对侍戈尔巴乔夫强调他越来越凌驾于后者之上。

一张罕见的戈尔巴乔夫与背叛他的办公厅主任瓦列利·波尔金（右）的照片，摄于新奥加列沃，当时正在进行关于新联盟协议的讨论，讨论注定要失败。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站在中间。

1991年11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马德里参加中东会议，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国际活动，会议期间，他被美国代表看作“已经过气的人”。

1991年12月7日：随着鲍里斯·叶利钦、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图中右边三位）在白俄罗斯的一个国有狩猎屋会面，决定解体苏联，时钟开始朝着12月25日走动了。

我们应该怎样生存？戈尔巴乔夫与助手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右）和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讨论苏联黯淡无光的未来。

1991年12月21日：叶利钦在阿拉木图。从左往右依次是克拉夫丘克、纳扎尔巴耶夫、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他们正在庆祝创建独联体来取代苏联。

1991年12月23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一起出现在克里姆林宫，进行长达九个小时的关于权力转移的讨论，图中他们正在脱去外套。之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面。叶利钦的保镖负责人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站在戈尔巴乔夫后面。

俄罗斯白宫，叶利钦占领克里姆林宫前的权力基地

1991年12月25日：在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演说即将开始前，克莱尔·席普曼和斯蒂夫·赫斯特采访打扮得一丝不苟、一副胜利姿态的鲍里斯·叶利钦。

1991年12月25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ABC的泰德·科佩尔的陪伴下走向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

1991年12月25日：圣诞快乐，亲爱的乔治！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辞职几分钟前致电布什总统，满怀感情地说再见。

1991年12月25日：帕维尔·帕拉兹琴科在戈尔巴乔夫和布什总统通话时做翻译——布什总统不知道ABC的泰德·科佩尔正在旁听。

1991年12月25日：安德烈·格拉乔夫带着戈尔巴乔夫从真总统办公室走向为辞职演讲准备的模拟总统办公室。

1991年12月25日：格拉乔夫在专用苏联笔没水时将约翰逊的万宝龙笔（Mont Blanc ballpoint）递给戈尔巴乔夫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演讲前而不是演讲后签署辞职文件，让电视台工作人员措手不及。

1991年12月25日：“如果你不得不离开，你就得离开。时间到了。”除了结束他作为苏联总统的活动，戈尔巴乔夫什么也不用做了。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合上了他的演讲文件，也结束了他的总统任期：刘香成拍摄这幅著名的照片时还挨了克林姆林宫保安的揍，但这幅照片帮助美联社获得了现场新闻摄影的普利策奖。

1991年12月25日：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右）帮助戈尔巴乔夫准备进行辞职后的采访。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人在火车站的电视上观看戈尔巴乔夫辞职演说的播放。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官员最后一次从参议院大楼顶上降下红旗。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官员收起红旗。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将打包好的红旗拿到储物地下室。

戈尔巴乔夫用来结束苏联的笔被陈列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Newseum）。

戈尔巴乔夫在列宁山的公寓所在大楼，在辞职那天他被依法驱逐出公寓。

1991年12月26日：圣彼得堡的官员处理戈尔巴乔夫的官方肖像。

叶利钦在赢了戈尔巴乔夫之后不久与布什见面，他最终成为世界领导人集团中的一员。

现在的参议院大楼，在戈尔巴乔夫之前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上面，飘扬着新的俄罗斯国旗，这栋大楼现在是梅德韦杰夫总统的象征性住所。

导读
帝国末日的回忆

梁文道

历史上有些时刻总是被人夸大它的意义，乃至于染上了天启般的神秘色彩。例如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的那一天，几乎每一个美国的中年人都能说得出那一天自己干过些什么，刚刚听到新闻时第一反应是什么，以及这件事对自己的影响，似乎这天是他们记忆自己人生故事的重要节点，甚至还因此改变了自己命运的走向。相反的，有一种明明影响深远的历史时刻，发生的时候却丝毫无人在意，没有人能够记起那一刹那的详情，因此也就没有足以炫耀给子孙的个人故事。例如恺撒跨过卢比孔河的那一天，跟随他的士兵究竟知不知道这是一个共和湮灭的关键时刻呢？还有一些早就被预告过，也早就被期待的时刻，每个人都晓得这一天迟早要来，为它做足准备，甚至还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仪式典礼。但结果那一天和其他任何一个日子并没有太大分别，人人照吃照睡，心情平稳。事后回想，只是茫然而已。比方1997年7月1日，十多年后，我和朋友追忆当天情景，发现大家都还记得其中一些细节，只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因为它太空洞了，完全没有预想中的起伏波动，更加没有那种觉得自己正在见证历史的郑重和肃穆。

更怪异的例子是1991年12月25日的晚上七点三十分，克里姆林宫一座绿色圆顶建筑，有两个工人从屋顶活板门爬了出来，降下那面红色的锤子镰刀旗，然后像餐厅侍应生收拾桌布似的把它折起。红场上人群三三两两，不是出来散步的莫斯科市民，就是外地来的观光客，没有人在意那面旗子的事，更没有大批媒体记者带着镜头和闪光灯涌到现场。那面胡乱被人收起来的旗帜已经在此飘扬了七十四年，那一天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最后一天。二十世纪最强大也最令人害怕的国家，人类历史上最惊人也最大胆的乌托邦实验计划，就此告终。如此一个深具象征意义的时刻，怎能如此草率？

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苏联的崩溃都是一件头等大事。但为什么我们关于它正式被宣告死亡的那一天的记忆却是如此淡薄？就连许多俄罗斯人也都无法准确记得当时的情况；而他们那时候的心境便和我们在1997年7月1日的感受差不多，平淡而苍白，一点也不觉得那天有什么了不起。

这就好比老花，越近的事情越看不清楚；莫非身处历史关键时刻，可能也会有越近核心，感觉就越是模糊的情况？

然而，许多年后，由于人类记忆的游戏，也许过去已久的事情反而会变得丰富起来；甚至连原本寡淡无措的心境也开始被一种叙事上的浪漫需要所带动，变得浓稠有味。比方说那天早上的莫斯科，天气晴朗而干燥，可是一个克里姆林宫里的工作人员却记得那天下了大雪。是不是只有一场没完没了的冬雪，才足以折显出这命定一日的悲剧感呢？

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王朝的覆灭，事后回想，总是带着这种悲剧式的美感。那种悲凉和沧桑，足以叫人暂时抽离出那个时代的诸多不可爱，以及那个王朝的一切过愆，是种非常单纯的形象审美。好比崇祯皇帝自缢殉国的那一天，他最后一次上朝，太和殿中竟然空无一人，所有大臣都早已逃逸藏匿。如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前夕，从来拒绝承认对方的东正教宗主教与天主教枢机，终于最后一次穿上华丽的祭袍，在千盏烛光摇曳下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联合弥撒，祈求临终前的垂怜。“蜘蛛在恺撒的宫殿中织网，夜枭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低鸣”，无论它多么的可鄙，多么的罪有应得，一个帝国的殒落至少值得这么一首凄凉的哀歌吧。

爱尔兰记者康纳·奥克莱利（Conor O’Clery）在他的《苏联的最后一天》里，也记下了类似的场面：晚上九点，参议院大厦的外面只有司机和少数几个保安，戈尔巴乔夫办公室外的整个楼层都空无一人，只剩下戈尔巴乔夫和他最亲密的幕僚在厅里喝闷酒。“他感到很受伤，没有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那些与戈尔巴乔夫多年保持互称同志的关系的前共产主义者——打来电话对他表示感谢、祝贺或对他不能再为人民效劳表示同情。他结束了压抑，给了人们言论自由和旅行自由，引进了让这些领导人掌权的选举，但他们却保持缄默。戈尔巴乔夫痛苦地想，他们现在都处于狂喜中，忙于瓜分他们得到的遗产。”

更不堪的是第二天，由于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告别仪式，于是戈尔巴乔夫的下属就只好自己找了家酒店，请来三百多名国内外媒体代表，办一场向戈尔巴乔夫致敬以及宣告苏联政权终止的招待会。酒店的总管一开始非常害怕这件事会得罪当权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不敢接下这笔生意。没有人怪得了他，因为他的大脑早已习惯了共产党时代人民对于当权者的那种惯性恐惧。好在这家酒店有西方资本合营，这个总管的上司遂指示他放心接受预订。所以，戈尔巴乔夫的下属自嘲地总结，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私有化还是有点用处的”。

最早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让中国读者见识了以单独一年为主题的历史书写方式，后来我们陆续看到林林总总的类似著作，也就见怪不怪了。可最近几年，又有不少艺高胆大的作者和史家向更高难度挑战，干脆用整本书的篇幅来写一个日子，奥克莱利这部大作就是其中的表表者。它的难度在于重构那一天从早到晚发生的时间，必须仰仗大量第一手文档，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少一点材料，都没有办法用细节铺陈出一本书的分量。同时，那些文档和访谈得来的记录，还必须经过冷静的审视与对照，否则，囿于记忆的错误、有意无意的扭曲增删，真相就会蒙上一层迷雾，难以还原。而且，说是一天，但为了充分解释这天一切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突显这天的历史意义，你还得补上大量背景，就像黄仁宇动用了他对整部中国历史的理解来说明万历十五年一样，由宏观入局部，方得以小见大之效。奥克莱利以非凡的耐性和细心去克服上述困难，虽然难说完美，但也算得上是成果丰硕了。难怪此书一出，英语世界的评论普遍称善。

可是，无论你如何强调历史脉络和各种经济政治背景的重要，只要你把焦点放在一天，你就很难不遵循传统，放大当事主角的作用。如果用棋局比喻历史，这种写法就会很自然地把个别棋子的位置和功能当成重点，多于今日学界强调的棋盘上的形势。所以，读罢此书，我们会得到一个印象，觉得苏联之所以分解，之所以如此分解，分解后又变成当前这副模样，原来多半是两个人的问题；这两个人就是性格、形象南辕北辙，大部分时间都在缠斗不休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作者常常借着其他当事人的口，引导读者猜想，要是戈尔巴乔夫当年没有那么急进，又或者叶利钦没有做过某个决定，事情会不会不像今天这般局面。也就是说，这两个大人物的个性与抉择，很有可能是后来历史发展的主因。

习惯“长时段”思考问题的人，或者会反驳，指出就算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个人，苏联的实际情况也会为它自己生出另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不过，历史确实有太多的偶然。在大部分的苏联观察家看来，1991年8月发动的政变是合逻辑的，因为这种政权就是会有一股力量试图扑灭改革得过了头的火苗。假如苏联是垮在这场政变所诱发的内战或革命的话，那也完全合乎预期，因为没有人相信苏联还能以另一种方式——一种和平得乏味的方式，就像后来真实的结局那样——完蛋。偏偏还有一个大胆冲动的叶利钦，有他爬上坦克振臂一呼，就使得那次很合预期很合逻辑的政变无疾而终。这是不是必然中的偶然？是不是搅动“长时段”趋势的个体？

为什么直到1990年，连中情局那些理该很懂趋势的专家还都预估苏联还能够再活一段日子，一转眼，这个曾经支配半个地球的强权就突然消解得无声无息？奥克莱利大概就是想用这本书来回答大家，那是因为我们站得还不够近，看不见两个关键人物的表情，以及脸孔背后的脾性。

形象，往往要比我们想象的重要。从苏联国旗的沉降，新旧政权交接时的紊乱，到戈尔巴乔夫最后所面对的众叛亲离，隔着距离，我们可以像欣赏悲剧一样地来感慨这一系列帝国瓦解的败象。但对俄罗斯人而言，关于这一天，他们记住的却是越看越窝囊的戈尔巴乔夫在辞职演说中的虚弱形象。自此之后，这个毫无美感可言，丝毫不能使人悠悠喟叹的日子，就成了许多俄罗斯人创伤性的集体回忆。有些人忽然“记起”那天自己是多么的愤怒，而不是欢呼庆祝。自此之后，他们开始期待另一个形象，一个能替他们雪耻复仇的强人形象。

2014年9月6日

献给斯坦尼斯拉夫与玛丽埃特

序言

本书记录了一座城市的历史中的一天。这一天是1991年12月 25日，星期三。这座城市是莫斯科。在这一天，苏联结束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了下来。这一天见证了一幕具有深刻的个人和政治意味的戏剧，在最高级别上（和公众视野外）记录了喊叫、泪水、回忆和情景剧。这一天的高潮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终向鲍里斯·叶利钦低头，这两个非凡的人物相互鄙视，他们之间的互动塑造了现在的俄罗斯。

在重构这个冬日发生的事件时，我将我的采访和我自己对电视、报纸档案的研究，与自苏联陨落后用英语和俄语出版的一百多本回忆录、日记、传记和其他作品结合起来。我还利用了自己密切观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经历——在苏联统治的最后四年，我是一名常驻莫斯科的记者。在这段期间，我经常出入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白宫，也就是这对对手进行争斗的地方。我在议会会议和党的会议上徘徊，在两位领导人出现的时候抓住每一个机会问他们问题。我采访了政治局委员、编辑、经济学家、民族主义者、共产党激进分子和强硬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罢工的煤矿工人和无数努力维持生活的人。我出现在支持民主的集会人群中、红场的庆典上、波罗的海诸国的路障旁。我走过俄罗斯的很多地方，从车臣到雅库茨克，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爱沙尼亚、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观察席卷全苏联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1991年圣诞节的结局。从那时候起，我就经常因为工作和私人的关系回到俄罗斯。

我不仅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更因为婚姻作为一个俄罗斯–亚美尼亚家庭的一员，有幸经历了苏联的最后几天和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苏沃洛夫一家住在西伯利亚，在那里，他们经历了混乱的几年里的兴奋、艰苦和荒唐事，也带我在他们的别墅里领略了夏天的乐趣。我的妻子然娜是一位哲学家，也是地区苏维埃的一位代表，后来我们搬去华盛顿后，她的工作单位是国际金融公司，工作内容是俄罗斯1991年后的私有化工程。我的岳父斯坦尼斯拉夫·苏沃洛夫是一位鞋匠，现在已八十多岁了，还在克拉斯诺雅茨克剧院工作，在旧体制下受了不少苦。他被判入狱五年，只因为一个简单的投机行为——在卖汽车时赚了点钱。他后来因为给共产党高层官员提供手工皮鞋而发达。我的岳母玛丽埃塔是一名党员，她高兴地迎接伴随着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过渡而来的自由市场，她的评价是，“至少现在我不用为买点奶酪而出丑了”。不管怎样，我看到了经济和社会的混乱带给这个家庭的恶劣影响。我的小舅子亚拉拉特是一名警察，在克拉斯诺雅茨克被黑手党打死了。我的小姨子拉丽莎是一所音乐学校的主管，因为后共产主义的经济混乱几个月都没有拿到工资，有一天，收到了一纸盒男士短袜来代替工资。所有的一切，加上苏联结束后不久克格勃试图通过威胁然娜为他们工作而累及我，给了我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来观察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人物的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都是怎样尘埃落定的。

在整理1991年12月25日的事件时，我只用了我能够找到来源或能够证实的信息。所有人物的对话或情感都不是捏造的。当记忆出现混乱、证人们有时候相互矛盾时，我运用了自己最好的判断力来确定什么时候一个人的回忆是故意误导我来谋求私利的，或者干脆就是错误的。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人的记忆中，1991年12月 25日，莫斯科下着大雪，其他人记得没有下雪（经过气象记录确认，那天天气干燥而温和）。一些参与者的记忆很清晰，其他人的则很模糊：安德烈·格拉乔夫（Andrey Grachev）和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都能给我提供关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各自阵营里所发生事情的详细描述，而叶利钦的合作者根纳季·布尔布利斯（Gennadi Burbulis）告诉我，他不记得那么久前的一天的事情了。

关于名字和拼写的说明：俄罗斯名字包含一个名、一个源于父名的姓和一个姓，如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对一个人的尊称是名加上源于父名的姓，这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会引起误会——有一次我称呼电视上的戈尔巴乔夫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一个朋友恭维我跟苏联领导人关系好到可以直呼其名。在家人和朋友中间，常用名的缩写形式，例如亚历山大的缩写是萨沙，鲍里斯的缩写是鲍利亚，阿纳托利的缩写则是托利亚。至于俄罗斯名字和单词的拼写，我使用的是更易读的音译体系，用y而不是i、ii或iy,因此，尤里的拼写是“Yury”而不是“Yuri”。在参考文献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版本，那是因为我没有将出版商的拼写更改过来。为清楚起见，我列了一个主要人物表。

许多人分享了他们的时间和深刻见解，才让这本书有机会完成。我要特别感谢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埃德·本特利（Ed Bentley）、斯坦尼斯拉夫·布德尼茨基（Stanislav Budnitsky）、查尔斯·卡迪尔（Charles Caudill）、朱列托·基耶萨（Giulietto Chiesa）、亚拉·奇林加罗娃（Ara Chilingarova）、弗雷德·科尔曼（Fred Coleman）、尼古拉·菲利波夫（Nikolay Filippov）、奥尔佳·菲利波娃（Olga Filippova）、过世的叶戈尔·盖达尔、叶卡捷琳娜·吉涅娃（Ekaterina Genieva）、弗丽达·吉蒂斯、马丁·吉尔曼（Martin Gilman）、斯维特拉娜·高尔霍娃（Svetlana Gorkhova）、安德烈·格拉乔夫、斯蒂夫·赫斯特（Steve Hurst）、加布里埃尔·伊瓦克斯（Gabriella Ivacs）、汤姆·约翰逊（Tom Johnson）、伊森·乔丹（Eason Jordan）、里克·卡普兰（Rich Kaplan）、泰德·科佩尔、谢尔盖·库兹涅佐夫（Sergey Kuznetsov）、哈罗德·麦基弗·莱希（Harold Mciver Leich）、刘香成、罗恩·希尔（Ron Hill）、斯图亚特·H·卢里（Stuart H. Loory）、菲利普·麦当诺（Philip McDonagh）、拉腊·马洛（Lara Marlowe）、谢默思·马丁（Seamus Martin）、埃伦·密茨凯维兹（Ellen Mickiewicz）、安德烈·尼克尔亚佐夫（Andrey Nikeryasov）、迈克尔·奥克莱里（Michael O’Clery）、埃迪·俄普斯（Eddie Ops）、坦妮亚·帕列耶娃（Tanya Paleeva）、罗伯特·帕尔尼卡（Robert Parnica）、克莱尔·席普曼（Claire Shipman）、奥尔佳·希尼钦娜（Olga Sinitsyna）、马丁·席克史密斯（Martin Sixsmith）、莎拉·史密斯（Sarah Smyth）、尤里·索莫夫（Yury Somov）、康纳·斯维尼（Conor Sweeney），以及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俄罗斯外国文学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另外，要特别感谢格拉斯哥大学的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教授为我提供了一些绝版的俄文回忆录；都柏林三一学院的俄语讲师约翰·默里（John Murray）阅读了全稿，并进行了一些修改，让我免于尴尬；以及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 Affairs）的克莱夫·普里德尔（Clive Priddle）激发了我关于概念问题的灵感，并在概念的表达上提供了帮助。我对妻子然娜·奥克莱里的研究和编辑技巧的感谢无以言表，她几次陪着我来到莫斯科查找档案和信息来源，她参与到这本书的每个阶段，从创作到书籍的编辑，让这本书颇有几分合作事业的味道。

苏联/俄罗斯主要人物表

阿尔克斯尼斯，维克多：军队军官，进行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活动

阿法纳西耶夫，维克多：《真理报》编辑，1976—1989年

阿法纳西耶夫，尤里：历史学家，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代表

阿赫罗梅耶夫，谢尔盖：苏联军队元帅，八月政变参与者

阿卡耶夫，阿斯卡尔：1990年选举出来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安德罗波夫，尤里：1982—1984年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

巴卡金，瓦季姆：支持改革的部长，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

巴克拉诺夫，奥列格：苏联军事工业集团的负责人，八月政变参与者

鲍文，亚历山大：苏联/俄罗斯驻以色列大使

彼得卢申科，尼古拉：军队军官，进行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活动

彼得罗夫，尤里：叶利钦的助手

别利亚耶夫，伊戈尔：纪录片制作者，戈尔巴乔夫的朋友

别斯梅尔特内赫，亚历山大：苏联的外交部长，在八月政变后被开除

波波夫，加夫里尔：1990—1992年担任莫斯科市长

波尔金，瓦列利：戈尔巴乔夫的参谋长，八月政变参与者

波尔托拉宁，米哈伊尔：前编辑、叶利钦的新闻秘书

波纳，叶琳娜：安德烈·萨哈罗夫的遗孀

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1964—1982年先后担任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总书记

布尔布利斯，根纳季：叶利钦的亲密同伴

布尔拉茨基，费德罗：支持改革的《文学报》编辑

弗拉索夫，亚历山大：在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时被叶利钦打败的共产主义候选人

盖达尔，叶戈尔：叶利钦的副总理，负责休克疗法

戈尔巴乔夫，艾丽娜：戈尔巴乔夫和赖莎的女儿

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1985—1991年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1990—1991年担任苏联总统

格拉乔夫，安德烈：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

格拉乔夫，帕维尔：军队将军，在八月政变中站在叶利钦一边

格拉西莫夫，根纳季：苏联外交部发言人

格里申，维克多：1967—1985年担任莫斯科共产党领袖

哈斯布拉托夫，鲁斯兰：1991—1993年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赫鲁晓夫，尼基塔：1953—1964年担任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

加姆萨胡尔季阿，维亚德：1991年选举出来的格鲁吉亚总统

卡里莫夫，伊斯兰：1990年选举出来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卡卢金，奥列格：克格勃持不同政见者
科尔扎科夫，亚历山大：叶利钦的保镖负责人
科济列夫，安德烈：俄罗斯外交部长

科罗季奇，维塔利：支持改革的《星火》编辑，1986—1991年

科姆普列托夫，维克多：苏联/俄罗斯驻美大使

克拉夫琴科，列昂尼德：中央电视台负责人，八月政变后被开除

克拉夫丘克，列昂尼德：1991年选举出来的乌克兰总统

库兹涅佐夫，亚历山大：叶利钦的私人摄影师

雷德科博罗迪，弗拉基米尔：负责总统安全的克格勃军官

雷日科夫，尼古拉：1985—1990年担任苏联总理

利加乔夫，叶戈尔：政治局的保守委员

列别德，亚历山大：军队将军，在八月政变中站在叶利钦一边

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苏联的建立者

列文科，格里戈里：戈尔巴乔夫的助手

卢基扬诺夫，阿纳托利：1990—1991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八月政变参与者

鲁茨科伊，亚历山大：1991—1993年担任俄罗斯副总统

鲁日科夫，尤里：1992—2010年担任莫斯科市长

罗斯特罗波维奇，姆斯季斯拉夫：支持改革的大提琴演奏家

莫伊塞耶夫，米哈伊尔：军队将军，支持了八月政变

穆拉切夫，阿卡迪：自由主义的莫斯科警察负责人

纳扎尔巴耶夫，努尔苏丹：1990年选举出来的哈萨克斯坦总统

涅纳谢夫，米哈伊尔：国家电视台负责人，担任到1990年

帕夫洛夫，瓦连金：苏联总理，八月政变参与者
帕拉兹琴科，帕维尔：戈尔巴乔夫的翻译官
潘金，鲍里斯：八月政变后的苏联外交部长
普戈，鲍里斯：苏联内政部长，在八月政变后自杀

普京，弗拉基米尔：圣彼得堡市长的助手，后担任俄罗斯总统和总理

普里马科夫，叶夫根尼：八月政变后的外国情报安全部主管

普列汉诺夫，尤里：在八月政变中幽禁了戈尔巴乔夫的克格勃将军

奇普卡，亚历山大：戈尔巴乔夫的演讲稿撰写人

契尔年科，康斯坦丁：1984—1985年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

切尔尼亚耶夫，阿纳托利：戈尔巴乔夫的亲密同伴

丘拜斯，阿纳托利：叶利钦的副总理，负责私有化

日里诺夫斯基，弗拉基米尔：严重右倾的俄罗斯政治家

萨哈罗夫，安德烈：物理学家，人权运动发起者

沙波什尼科夫，叶夫根尼：空军将军，在八月政变后被指派为苏联国防部长

沙赫拉伊，谢尔盖：叶利钦的助手，别洛韦日协议的起草者

沙塔林，斯坦尼斯拉夫：激进的经济学家

舒什克维奇，斯丹尼斯拉夫：1991年选举出来的白俄罗斯议会主席

斯大林，约瑟夫：1922—1952年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

苏哈诺夫，列夫：叶利钦的助手

苏斯洛夫，米哈伊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理论家

索布恰克，阿纳托利：支持改革的圣彼得堡市长
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前政治犯，作家
塔拉申科，谢尔盖：谢瓦尔德纳泽的助手

特雷季亚科夫，维塔利：支持改革的《独立报》编辑

瓦连尼科夫，瓦连金：军队将军，八月政变参与者
沃龙佐夫，尤里：苏联/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
西拉耶夫，伊万：最后一任苏联总理
夏哈纳扎罗夫，格奥尔基：戈尔巴乔夫的顾问

谢宁，奥列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八月政变参与者

谢瓦尔德纳泽，爱德华：苏联外交部长，1992年被选举为格鲁吉亚领导人

雅科夫列夫，亚历山大：外交家，戈尔巴乔夫的亲密顾问，为经济改革提供灵感

雅科夫列夫，叶戈尔：支持改革的《莫斯科新闻报》的编辑，后来成为国家电视台的负责人

亚夫林斯基，格里戈里：激进经济学家
亚罗申科，维克多：叶利钦的助手
亚纳耶夫，根纳季：苏联副总统，八月政变参与者

亚佐夫，德米特里：苏联国防部长，八月政变参与者

叶利钦，鲍里斯：1985—1987年担任莫斯科共产党领袖，1990—1991年担任俄

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1999年担任俄罗斯总统

叶利钦，奈娜：鲍里斯·叶利钦的妻子

导论

在我任职期间，我遭受了来自俄国整个社会的口诛笔伐……革命派因为我从良心上强烈支持大多数决定性策略的施行而诅咒我……至于保守派攻击我，则是因为他们错误地将我们政治体系中所有的变化归咎于我。

俄国改革家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伯爵
见1906年辞去总理职位的辞呈

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领导者的六年零九个月里，无论去哪儿，旁边总有两位身穿便衣、面无表情、头发整齐的上校。他们低调到总统的访问者甚至总统的助手通常都注意不到他们。总统在办公室工作时，这两个沉默的军人就坐在办公室前厅。总统坐着吉尔牌高级轿车出入克里姆林宫时，他们就驾驶着一辆伏尔加牌小轿车紧随其后。总统坐飞机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就坐在飞机的两个后座上，不管总统是在郊外别墅还是城市公寓里过夜，他们都会出现在同样的地方。[1]

这两位神秘的上校负责保护的是一个小巧的黑色新秀丽公文包，上面有一把金锁，包重3.3磅，必须时时不离总统左右。这就是有名的chemodanchil，或称“小手提箱”。所有人，包括戈尔巴乔夫都把它叫做“核按钮”。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便携设备，将总统与莫斯科郊外一支地下指挥中心的“战略火箭部队”连接起来。设备里有准许引爆苏联远程核武器的通讯系统，而这些武器中，很多都指向美国。有三位上校被指派来保护手提箱，但其中一个通常不会出现，他们的职责是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就帮助总统将战略武力设置成警备状态，并授权攻击。

核提箱总共有三个。一个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保护，一个由国防部长保护，一个由总参谋长保护。三个设备都足以授权发射一枚导弹，但只有总统能够合法命令发动一场核攻击。只要戈尔巴乔夫还控制着核提箱，他就是苏联战略武力的合法指挥官，苏联也仍然是一个超级核大国。

所有的一切在1991年12月25日这一天被颠覆。下午七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面前宣布辞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庞大而僵化的共产主义磐石，正逐渐解体为各自独立的国家。戈尔巴乔夫再也发挥不了作用了。接着，鲍里斯·叶利钦作为新独立的俄罗斯的总统，打算前往戈尔巴乔夫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正式接管核提箱，届时，那两位上校将跟戈尔巴乔夫道别，随叶利钦离开。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就开始统治这个超级大国，这是支配着横跨十一个时区的土地和半个地球的超级大国解体的最终阶段。自此，俄罗斯作为十五个共和国中最大的国家将成为唯一的核大国。鲍里斯·叶利钦将获得能够数次摧毁美国的合法力量。这也是令人敬畏的责任。苏维埃军火库包括27 000件核武器，其中，11 000件被装载在能够发射到美国的导弹上。[2]其中任意一枚弹头都能摧毁一座城市。

这次交接就像是具有莎士比亚作品张力的戏剧的最后一幕。主要演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他们之间颇具威胁的相互影响已经打破了整个世界的力量平衡。这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争夺最高权力的终点，前者是被资本主义世界偶像化的共产主义者，从容而老练；后者是被西方各国的政要视为破坏者的民主派，冲动又酗酒。

在面对镜头时，被驱逐的总统和他的篡位者举止倒是都颇有政治家风范。但是，在世界历史上，鲜有如此重大的事件是由两个人之间强烈的相互厌恶来决定的。早些年，戈尔巴乔夫权力鼎盛时，曾公开羞辱叶利钦。这个魁梧的西伯利亚人从未忘记这份羞辱，1991年12月，二人的角色颠倒过来了。戈尔巴乔夫变成了受辱的一方，他与妻子赖莎被赶出总统住处时伤心得落了泪。就连为核通讯系统和代码的转移而精心设计的安排，也因为叶利钦的暴躁和戈尔巴乔夫的自傲在最后时刻陷入混乱状态。

然而，叶利钦的敌意和戈尔巴乔夫的虚荣也无法阻挡一个犹如政治奇迹的事件发生。在1991年12月25日，能够与1918年奥匈帝国覆灭或1923年土耳其帝国垮台相提并论的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却没有国外战争或流血革命作为催化剂。共产主义南斯拉夫在烈火中分崩离析，而苏联却在全世界难以置信的目光中几乎无波无澜地解体了。强大的苏维埃军队毫不抵抗就将一个由众多附属共和国组成的帝国拱手让出。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直到1991年初，都没有政治家或学者推测出即将在此年年末发生的历史剧变的规模和波及范围。

苏联诞生于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内战，当时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控制了旧沙俄帝国的绝大部分。随后，得益于工业化和约瑟夫·斯大林的铁腕政策，苏联在二战中击退了纳粹军队，并发展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随之而来的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形成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国际政治和假想。

但是，列宁伟大的社会主义尝试遭遇了困境。经济停滞不前，并最终崩溃。中央失去了控制权。1991年12月25日，曾击溃希特勒德国军队的国家不复存在。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我们眼前轰然崩塌”。

这是人类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是千年俄罗斯和苏维埃帝国的终结，也是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复兴的开端。这一天的到来让美国的保守派提前庆祝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预言：苏联的分裂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而西方自由民主制将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得到普及。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苏联共产主义的结束创造了条件，鲍里斯·叶利钦则发动了致命的一击。但是，在现代，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被尊为俄罗斯的民族英雄，他们进行权力交接的日子也没有在莫斯科被人纪念。当代领导人不鼓励对1991年12月25日进行任何形式的庆祝。就像弗拉基米尔·普京说的一样，那天所发生的一切被很多俄国人看成一场“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这一天是一个警醒，提醒他们曾经强大的超级大国的失势被美国当做冷战的胜利来庆祝，而不是当做人们和平推翻一个政权体系从而采纳民主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胜利来庆祝。前苏联总统参谋长亚历山大·里昂提耶夫在不久后这样描述：“美国人在苏联的葬礼上喝得太多了，以致现在还醒不过来。”

实际上，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在共产主义政权临终时聚拢起来围观葬礼的美国人的数量如此之多。俄国人和美国人的利益从未像此刻这样纠缠不清。冷战时期长时间形成的不信任和敌对状态，竟分解成两个相互竞争的核大国之间不同寻常的短暂接触。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美国人来到莫斯科，与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就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新方向进行协作。当叶利钦的部长们着手一项前所未有的任务时，美国人的引导援助始终伴随左右：共产主义模型的分解，并被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原始资本主义代替。

就在戈尔巴乔夫辞职前几天，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访问了俄罗斯，访问期间，让贝克感到震惊的是，在所有的会议上都有一个统一的主题：“想让美国感到满意的强烈愿望”。[3]在每个新共和国都试图与美国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的情况下，他认为“美国对它们行为的影响力”在此时达到了顶峰。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观察到这些新国家的行为“简直就是为了专门赢得美国对它们所作所为的支持而设计的”。[4]所有新出现的国家对美国言听计从，竟至于宣布它们会遵守布什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民主原则，来获得外交认可。

在苏联最后的日子里，美国外交家和俄罗斯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几乎每天都要相互商议。戈尔巴乔夫称美国大使为“同志”。詹姆斯·贝克和与其地位相当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去对方的家中用餐，漫谈国际事务。中情局和克格勃的高层特工进行友好接触，他们已经相互监视几十年了。美国的传教士出现在莫斯科，兴高采烈地传教。二十位基督教领袖在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最后几天访问了克里姆林宫，其中最狂热的一位传教士告诉戈尔巴乔夫：“你是美国教堂最求之不得的人，你是传达上帝旨意的人。”[5]在最后的24个小时里，克里姆林宫的走廊上回荡着带有美国口音的英语，美国的电视台工作人员都挤进总统办公室，记录这最后的时刻。唯一在电视上播放的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个竞争对手的采访，是在美国新闻频道播出的。

戈尔巴乔夫将自己视为布什总统的私交，布什最后试图帮助他维持一个改革过的苏联。鲍里斯·叶利钦讨好美国总统却是为了分解苏联。前者想要得到的是历史的认可，后者渴望的是国际上的尊重。二者都通过各自与美国的关系来衡量自己在世界上的立场。他们都热衷于向华府保证，核武器控制权的转移不会威胁到世界和平。美国人也同样急于维持一段能够提升他们的全球利益和经济政治哲学的友谊。

因此，1991年12月25日标志着莫斯科与西方世界尤其是与美国关系的一个顶峰。历史上，俄罗斯只有一次曾以同样的热情向西方寻求灵感。那是在三个世纪前，当时彼得大帝引进西方改革并将俄罗斯的首都从莫斯科迁往圣彼得堡——作为通往西方的窗口。他留下的传统一直沿袭到1917年，直到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

在这一天，莫斯科还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事情。绘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而革命前的白、蓝、红俄罗斯三色旗冉冉升起。国家议会将国名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俄罗斯联邦，或简称俄国。

苏联谢幕之际，保护手提箱的上校向戈尔巴乔夫辞行，并将它带给新的保管者。

就这样，正当许多西方人庆祝1991年圣诞节的时候，苏联不在了，俄罗斯走出了列宁七十四年前带领这个国家走进的死胡同，另一个伟大的国家诞生了，从此屹立于欧洲众国之间。

1. 帕拉兹琴科（Palazchenko）《我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那些年》（My Years with Gorbachev and Shevardnadze），第 361 页。

2. 伍尔芙（Woolf）《前苏联的核武器》（Nuclear Weapon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3. 贝克（Baker）和德弗兰克（DeFrank）《外交政治》（The Politics of Diplomacr），第583页。

4. 布什（Bush）和斯考克罗夫特（Scowcroft）《重组的世界》（A World Transformed），第555页。

5. 格拉乔夫（Grachev）《最后的日子》（Final Days），第87页。

第1章
12月25日：破晓之前

1991年12月25日凌晨，克里姆林宫内救世主塔（Savior Tower）上的大钟鸣响了夜半钟声。这是仪仗卫队每小时换班的信号，卫队守卫的是花岗岩筑成的巨大陵墓，里面沉睡着苏联的建立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那不朽的躯体。深夜在红场散步的人，有的是本国的，有的是外国的，他们好奇地围观身穿大衣的哨兵们像牵线木偶一样踢着正步，高举手肘，走向救世主门（Savior Gate）。接着，新的一班哨兵出现，接管官方所称的苏联第一哨。

在这个干燥、寂静的星期三早晨，许多旁观的看客都没有戴帽子。以莫斯科仲冬的标准来看，这天的天气应该算是温和的，气温大约零上一度。12月早些时候，温度最低达到华氏零度，而三天前的一场漫天大雪过后，这样的严寒也被带走了。[1]卵石铺就的偌大的广场上，积雪已经清扫一空，但在圣·巴兹尔大教堂通体透亮的洋葱形屋顶和克里姆林宫高大砖墙上的燕尾状垛口上，残雪仍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微光。[2]在克里姆林宫内，飘扬着苏联红旗的参议院大楼屋顶边缘还残留着积雪，站在红场上可以清晰地看见红旗上的金色锤子和镰刀标志。自1918年俄罗斯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回莫斯科后，红旗就一直飘扬在那里。

一小群人聚拢在红场的西北角，靠近圣·尼古拉斯塔的地方。其中许多人都举着烛光摇曳的蜡烛，紧靠在一群美国传教士周围，传教士们正在举行一个午夜仪式。身穿白袍的中年牧师手捧一本硕大的《圣经》，大声朗读。这些传教士特地在今年的圣诞夜来到俄罗斯，在官方仍是无神主义的苏联红场上庆祝耶稣的诞辰，这是他们过去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在克里姆林宫内靠近军火库塔（Arsenal Tower）的地方，树立着一棵高大的yolka，也就是一棵新年杉树。很多外国人将它误认为圣诞树。然而，在俄罗斯，正统的圣诞节是在1月7日，按照旧的儒略历来计算。

虽然如此，在离此十五分钟脚程的小卢比扬卡街（途中会经过令人恐惧的克格勃总部那黄色新文艺复兴风格的门面），俄语版的《齐来崇拜歌》（O, Come All Ye Faithful）旋律已经飘散在夜空中。在历经百年沧桑的圣·路易罗马天主教堂，一千多名礼拜者正在举行子夜弥撒，他们挤进放置在矮石柱间的十八排木制条凳之间，石柱挡住了圣坛。门边的一则通知上写着：“如果你正承受痛苦，如果你厌倦了生活，那么，至少你要知道，救世主还爱着你。”一位主持仪式的牧师对这一天的历史性质和“我们的政府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基督教的世界”表示出极大的热忱。

索菲亚·佩昂科娃是一个定期进行礼拜的人，她说教堂的会众在以前大多数是外国人，但是，她注意到在最近两年内，许多俄国人也开始来做礼拜了。[3]八十二岁的尤利娅·马萨丝哈亚告诉一个参观者，这是她自从八岁即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第一次来到一座莫斯科的天主教堂。她低声喃喃道：“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好过，就像是终于回家了。”[4]

仪式结束后，礼拜者们纷纷离开，莫斯科昏暗的街道又会沉寂几个小时。不过，早在破晓前，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这座城市阴森的公寓楼里涌出。他们身穿有衬里的大衣，系着领带，带着裘皮帽，一步一步踩着冰冷刺骨的雪泥去赶早班电车和地铁。为食物奔波的一天又开始了，这样的日子，莫斯科的市民们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是找到通宵发放食物的地方。夜色中，他们在脏乱的商店外焦躁不安地排着队，苦苦等到的可能是一片面包，一根瘦得皮包骨的鸡腿，或是一些蔫遢的蔬菜。

1991年12月的莫斯科，顾客们找的不是食物；他们找的是长长的队伍。他们听从俄罗斯电视节目Vesti的建议：“如果你无意中发现一个队伍，排在后面吧，算你走运。”

自二战后，莫斯科就未经历过这样的匮乏。政府对“能够获得肉类产品、黄油、蔬菜油、谷物、面食、糖、盐、火柴、烟草商品和家用、洗浴用以及其他用途的皂类的地方”强制实行了限量供应。[5]三天前，副市长尤里·鲁日科夫承认，莫斯科有三百五十家商店的肉类已经销售一空了。

莫斯科的所有人——工程师、演员、教授、鞋匠、店员、建筑工人、诗人——都抢购囤积他们能买到的所有东西。如果一批奶酪或意大利腊肠或哪怕是一批面包意外出现，人们马上排起长队，能搬多少就买多少。如果在冬天大雪飘落之前，公寓里没有存上从郊区收获的几桶土豆或几堆卷心菜，很多家庭将面临挨饿的残酷现实。

莫斯科为生活苦恼之际，一列盖着油布的小型卡车从报纸印刷厂出发，在莫斯科坑坑洼洼的路上艰难行驶。卡车路过街上每个报亭时都扔一包报纸在地上。报纸要比往常的轻。大多数日报都被缩减为四版，因为新闻纸和印刷油墨供应短缺。

百姓的担忧反映在关于物资短缺和即将来临的价格上涨的故事中。《共青团真理报》的一个标题直接就说，“肉已抵达敖德萨”，但至少这样的标题要比《真理报》头版的“克拉斯诺雅茨克面包售罄”更能给人希望。

容量严重缩减的报纸上，没什么内容显示今天将会是这个国家甚至世界政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是，在《真理报》上，有一条线索。在头版的一个独立段落里，这份共产党报纸指出，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在今天结束之前发表一个重要宣言，由国家电视台直播。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评论。

1. 天气信息来源：www.tutiempo.net。

2. 红场的描述来自同期报刊上的报道。

3. 我在12月25日这一天之前曾来到圣·路易罗马天主教堂（Roman Catholic Church of St. Louis）与索菲亚·佩昂科娃（Sofia Peonkova）进行交谈。

4. 诺伊弗（Neuffer），“基督教信仰在莫斯科激增”（In Moscow a Christmas Leap of Faith）。

5. 盖达尔（Gaidar）《胜负岁月》（Days of Defeat and Victory），第 111 页。

第2章
12月25日：黎明

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西边的乡间别墅几乎被云杉和冷杉遮挡住，树上厚厚的积雪因前夜转暖而稍稍融化。水滴沿着松针缓缓坠下，车道旁高高堆起的积雪融化后，形成一道道小细流流淌而出，使车道的柏油路面呈现出暗沉的光泽。

在别墅楼上的一个房间里，苏联总统和军队总指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正穿上一件浆硬的白色单袖片衬衫和带有柔和条纹的单排扣海军羊毛西装，这些衣服都是由他在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的裁缝亲手缝制的。他从一些真丝领带中挑选出一条特别的皮围巾，黑色打底，上面是花纹般的红色涡纹图案设计，这是他经常在重要场合佩戴的一条围巾。

戈尔巴乔夫身材不高，长着一双迷人的淡褐色眼睛和银色的头发，很早以前，他的发际线就后退了，露出额头上的紫色胎记。这天早晨，戈尔巴乔夫有些疲惫，因为宿醉感到有点难受。他头天晚上很晚才回家，现在有感染流感的先兆。他作为总统的工作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但是，前一天晚上，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逗留了很久，莫斯科的警察局局长阿卡迪·穆拉切夫突然打电话来祝他好运，于是两人约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追忆往事。在戈尔巴乔夫统治的最后时刻，很少有人会费心做这样的事了，于是，一时兴起之下，他邀请了自己以前的政敌穆拉切夫来陪他喝一两杯白兰地。苏联的最后一任总统将核提箱放在桌上离他一臂之遥的地方，竭力想给他的来访者留下一个印象，即他在对苏联进行改革的探索中没有犯任何错误。苏联的解体不是他的过错。[1]

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在克里姆林宫停留到深夜已是常事。经常要到晚上十点或十一点，他才能完成一天的工作。回到家睡觉前，他会习惯性地和妻子赖莎在夜色中散步。当他们沿着别墅周围的小道闲步时，他会告诉赖莎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他对赖莎毫无隐瞒。他曾公开承认与妻子讨论国事，一度引起俄罗斯人的流言飞语。戈尔巴乔夫将世界上重量级的政治家列为自己的朋友，但他真正亲密无间的盟友是他三十八年来的伴侣和知音。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他们“经常为对方的成功高兴，也常常为对方的失败感到痛苦，仿佛感同身受”。[2]

早上用完早餐后——冬天通常是谷类食物，由他们的佣人舒拉送到楼上的起居室，舒拉按照赖莎对所有女佣人的要求带着头巾，也没有化妆——总统穿过走廊来到藏书室，书室里一排排玻璃书架几乎触及天花板。在书架中间的空隙，放着一幅装裱过的赖莎的黑白照片，这是戈尔巴乔夫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当时赖莎还是莫斯科大学一名相当质朴的学生。还有他父亲谢尔盖的一张照片，身穿一件简洁的军用短上衣，佩戴有三枚奖章和两枚因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抵御纳粹德国而获得的红星勋章。另外一幅珍贵的圣像，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在3月份赠予戈尔巴乔夫的六十岁生日礼物。这些照片和圣像将在戈尔巴乔夫一家离开时被小心打包好。

藏书室外面有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小书房，里面有一张卡累利阿桦木做的桌子，桌上有几部白色电话和一部红色电话，红色电话上面盖着透明的罩子——这部电话是国家出现紧急情况时拨打的热线，别墅的清洁人员不得触碰。赖莎近来发现自己非常害怕这些电话的响声，“就像是打破平静夜晚的枪炮声”，它们带来的都是“绝望的大喊大叫、恳求、苦难，有时甚至是死亡”。[3]

五十九岁的赖莎娇小迷人，在她身上也可以看出这段时间的政治剧变对她产生的压力。用她的话说，就是考验了她的精神、心智和毅力，给她带来了难以治愈的头痛和无法入眠的夜晚。在8月份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未遂政变期间，她因为中风而急剧衰弱，从那以后，她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差。中风影响了她的言语能力和右臂的行动。从她曾经白皙的肌肤上出现的皱纹可以看出，眼睁睁看着自己丈夫的声望一天天下降带给她的折磨。

对于赖莎来说，戈尔巴乔夫是她的真命天子。确实，很多迷信的人将戈尔巴乔夫额头上与众不同的胎记解释成一种预示。但是，米哈伊尔和赖莎认为他们曾经接收到一个预兆，说明他是特殊的。他们二十几岁时，都梦到了同一个预兆。他们身处一个又深又暗的井中，试着爬出去，但一次又一次摔下来。最后，当他们成功逃离后，面前出现的是一条大道和一轮旭日。赖莎那时就唤着他的昵称告诉他：“米沙，你注定会成就伟业。”[4]

戈尔巴乔夫开始将自己视为天意的化身。他说他的使命是被选中来进行苏联的经济改革——这项任务的初衷是建设社会，而对他来说则意味着俄罗斯的历史复兴。他将自己的被迫退位视为一场宏大的善与恶、忠诚与背叛、希望与幻灭、宽容与仇恨之争的后果。他认为，他下台的这一天是历史上不光彩的一页。

在书房里时，苏联总统还有机会无数次地将目光投向他加满批注的辞职演说稿。这将是他一生事业中最重要的声明之一。这个声明会定义他本人和他留下的传统的主要特征，并标记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特征。当然，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他现在几乎已经无能为力了。他正被迫将权力转移到那些能力不足又不负责任的人手中，他坚定地认为，那些野心勃勃的冷酷政治冒险家正以牺牲苏联为代价，来满足他们接管克里姆林宫并将他驱逐的强烈欲望。不到两个星期前，戈尔巴乔夫还在电话里告诉乔治·布什他非常自信苏联能够挺过难关。那时，他还有理由相信，自己将会继续作为总统一直住在莫斯科河岸边拉兹多里小镇上的这栋国家别墅里。发生在四个月前的八月政变导致苏联开始崩溃，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宣布它们脱离联盟的意图，而这位列宁的后继者已经想尽办法让联盟维持下去。他的嗓子因为尝试说服共和国领导人、来访政治家、新闻工作者，以及任何愿意听信这个国家不应该解体、解体国家是荒谬的并将导致饥荒、内战和杀戮的人而变得嘶哑。

上个星期六，戈尔巴乔夫所继承的这个超级大国的消亡变得无可避免，所有的共和国甚至联合起来抵制一个削弱了的中央政权。直到两天前的星期一早上，他在无可奈何之下，才决定在今天晚上宣告辞职。而在星期一下午，他才与他憎恨的竞争者确定和平过渡的条款。确定条款的过程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痛苦的。他甚至没有被给予举办一个庄重的告别仪式的尊严。

至少，他不用像最近被免职的两位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东德的埃里希·昂纳克和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那样面对被流放或死亡的命运。但是，他知道，有不少人热切地想通过败坏他的名声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名。

根据过渡条约，戈尔巴乔夫夫妇有三天的时间来准备离开总统别墅，离开他们生活了六年的家，之后他们必须把钥匙交给俄罗斯的新统治者。他们要将许多款待世界领导人和夜谈如何重塑世界的回忆留在这里。现在，他们有很多相对平凡的事要做。他们要分类整理书籍、照片和文件，打包衣物和私人物品，然后搬到新家。他们在莫斯科列宁山上的城市公寓里也有类似的事情要做，这套公寓也是国有的。

戈尔巴乔夫一家搬到总统别墅时，他们以为会在那儿住一辈子。这栋别墅的官方名称是巴尔维哈四号，它象征了戈尔巴乔夫这位最顶层的苏联官员的最终成功。在他爬升到苏联权力顶峰的过程中，他们也住过政府提供的规模小一些的别墅。这些国有住宅显得特别没有人情味，赖莎也不喜欢他们“老是搬家，感觉像是房客”。但这是他们的最后一站了。这栋别墅与众不同，是他们亲手创造出来的。这幢黄色的三层大楼是在戈尔巴乔夫1985年成为共产党总书记之后，在他亲自监督之下，模仿第二帝国的建筑风格建造的。当时，这位党的领导人有着皇帝般的指挥权，这栋别墅是由苏联军队的一个特殊兵团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建成的，军团的将军们还因此获得了几枚劳动勋章。这是赖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她曾经说：“我的家不仅仅是我的城堡，它是我的世界，是我的宇宙。”

被保镖称为狼巢的总统别墅配有一些厨师、女仆、司机和保镖，这些人都在楼下或附属建筑里有自己的住处。别墅里有几间配有大壁炉的起居室，一个宽敞的餐厅，一个会议室，一个配有医疗人员的门诊部，一个家庭影院和一座游泳池，每层楼都有宽敞的浴室。到处都是大理石嵌板、镶木地板、乌兹别克斯坦织造的地毯，以及水晶枝形吊灯。别墅外面，偌大的花园和直升机降落场是砍伐了一百六十英亩的林木建成的。别墅周围的区域以清新的空气、树木成林的山峦和俯视宽阔而弯曲的莫斯科河的视野而著称。

半个多世纪以来，苏联的领导人都住在沿着莫斯科河西部流域分布的华美房子里。自从十七世纪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明令禁止在此建造任何生产设施起，这里就成了莫斯科精英们偏爱的静养地。斯大林曾居住在离城区更近的孔策沃高岸上的一栋两层宅邸里。这栋布利兹纳亚别墅隐藏在占地十二英亩的树林中，周围有双层防护网，还曾一度由八架经过伪装的三十毫米口径高射炮和一支三百人的内政部特种军队保护。而在戈尔巴乔夫的别墅，有一个军事指挥部，为核按钮和它的操作者们准备的设施和一个特殊的车库，车库里面有一辆底座强度可媲美军事坦克的逃生车。

戈尔巴乔夫之前的历任苏联领导人中，除了一位，其他人都是在花圈环绕中离开他们的别墅的。斯大林是执政期间在他的乡村宅邸逝世，他的后继者也都是在仍掌控这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的时候逝世的，有利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只有斯大林的下一任继承者尼基塔·赫鲁晓夫，一个像戈尔巴乔夫一样的改革者，是在1964年被剥夺了权力，导致其政治生涯戛然而止，《真理报》是这样描述原因的，“决策和行动脱离现实”。

现在，戈尔巴乔夫将要承受和赫鲁晓夫同样的命运。他离开总统别墅时仍是苏联总统。当他晚上回到别墅时，将变成戈尔巴乔夫先生，一个六十岁的领退休金的人——甚至比赫鲁晓夫被免职时还年轻十岁。

早上九点半左右，戈尔巴乔夫向扎哈卡告别（他喜欢深情地称呼赖莎这个名字，他曾见过十九世纪画家维涅齐昂诺夫的一幅名为《扎哈卡》的女性人物画像，觉得画中人物与赖莎肖似）。他走下木制楼梯，经过挂在楼梯间墙上的照片，其中有一幅出自孩童之手的彩色猫头鹰画，是赖莎的一名小小仰慕者寄给她的纪念品。楼梯底部直到最近都摆放着一间小玩具屋，旁边放着一副雪橇，提醒他与孙女们（十一岁的谢妮亚和四岁的纳斯特娅）庆祝新年的计划；只不过他们一家人现在要到别的地方庆祝了。他先到宽敞门厅右边的衣帽间换下拖鞋，穿上外出的鞋子，然后围上一条上等的褐色围巾，披上大衣，戴上毡帽，接着穿过双层玻璃门，手里拿着放在薄薄的软皮文件包里的辞职演说稿。

屋外，早晨明亮的阳光下，他的司机已经打开了他专用的加长版豪华轿车吉尔–41047的前排乘客车门。这辆车是为党和国家制造的专用车队中的一辆。戈尔巴乔夫在司机旁边的皮制座椅上坐下。他总是坐在前排。

那两个便衣上校从他们在一层的临时房间里出来，拿着片刻不离总统左右的手提箱。他们钻进一辆黑色的伏尔加小轿车，跟在总统的吉尔车后面去往莫斯科。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和装载着发动核袭击通讯设备的手提箱的保管人同行了。

随着轮胎摩擦路面的声音，这辆防弹的豪华车——实际上是一辆装甲车，结果做成了一辆豪华轿车——拐过弯道，通过绿色木栅栏上的一扇大门，门前的警卫在车经过时敬礼。然后，车开上了Rublyovo-Uspenskoye高速公路。这辆重型汽车行驶的前五英里路上方，都是披着积雪的杉树伸出树枝搭成的拱顶，车前车后都有闪着蓝色闪光灯的警车。它缓慢通过频繁出现的弯道，这些弯道的设置是为了防止刺客在苏联官员们往返克里姆林宫的路上瞄准目标的。近来，因政府部门缺乏资金，一些国有宅邸被卖给外国人，还有许多往日到处可见的警察岗也被撤销了。

护航车队在到达库图佐夫大街时开始加速。车队沿着为官员车队预留的中间车道疾行五英里，从斯大林时期建造的大片牢固住宅区旁急驰而过，在莫斯科的凯旋门（Triumphal Arch）下驰过，穿过莫斯科河到达俄罗斯首都的中心。这辆黑色轿车以平稳而舒适的速度沿着新阿尔巴特大街行驶，几乎没有减速，人们看不到坐在深色车窗后的沉思者。

这位苏联第七任也是最后一任领导人计划在今天晚上的电视上向观众们解释，他解散了这个苏联共产主义政体，带给他们自由、公开、政治多元主义和民主政治，并为冷战画上句号。而为此，他将得到全世界的赞颂和崇拜。

但是，在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因为无法改变公民的命运而受到严厉的批评。睡眼惺忪的顾客在食品商店外面被踩实了的脏雪上走来走去，他们几乎没有人会为了他的离去而落泪。他们对他的评价已被空荡荡的商店橱窗扭曲了。

对于这些，戈尔巴乔夫很清楚。他曾不止一次向国外政要讲述一则针对他的段子，讲的是一个关于排长队买伏特加最终空手而归的人，他见人就说他要去克里姆林宫毙了戈尔巴乔夫，结果回来的时候却抱怨道：“想杀死戈尔巴乔夫的人在克里姆林宫前排的队更长。”

然而，自我批评并不是戈尔巴乔夫心理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他犯过很多错误，但他只会不情不愿地承认他的错误，就像他在辞职演说中回顾为人们所做的事情时一样。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几乎总是在凌晨两点开始他的一天。[5]这位俄罗斯联邦总统被严重的失眠症所扰。他不喜欢吃安眠药，发现吃安眠药对他的睡眠也没有什么作用。在深夜就寝几个小时后，他习惯性地从床上起来。这位高大的前建筑工程师六十岁了，粗糙的农民面孔上别扭地长着一双小蓝眼睛，满头银发。每遇到这种情况，他就穿着日式酒店薄睡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以缓和头痛和胃疼，然后在大约一小时后，喝一点茶，再回到床上。如果碰上周期性的痛风发作，情况就更糟了，会让他的大脚趾产生剧烈的疼痛。

叶利钦后来在回顾他人生中的这个阶段时，回想起的都是“一阵又一阵让人衰弱的抑郁消沉，使人苦恼的深夜沉思，失眠和头痛，因莫斯科和其他城市脏乱而贫困的面貌产生的绝望……媒体的批评，俄罗斯议会里的争论不休，以及决策的重担”。他常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而这是令人讨厌的事情”。他的大脑一直保持着运转，相比白天在办公室而言，凌晨的他对自己更加坦率，“仿佛全身的开关都打开了”。他发现，在凌晨两点，“你会想起各种各样的事情，还会反复咀嚼那些并不愉快的事情”。[6]

在这个12月的冬日早晨，叶利钦有很多事情要思考，有些是令人愉快的，有些则不然。今天，在经历了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长期不和与积怨后，他将成为胜利者。他暗自承认，自己许多行为的动机都跟与苏联总统的尖锐冲突有关。直到不久前，他的助手瓦伦汀娜·兰瑟娃还恳求他停止与戈尔巴乔夫之间这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他反驳道：“别再教我该怎样生活！”他再也不用跟戈尔巴乔夫协商，忍受他的夸夸其谈，忍耐他的苛责，或承受他满是脏话的斥责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富有魅力和经验的世界政治家嘴里冒出来的脏话能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下流，而叶利钦这个来自边远落后地区的酗酒的西伯利亚人虽在很多国际圈子里被看做小丑一般的人物，但说话从来不带脏字，并且极其讨厌嘴巴不干净的人。

今天，他必须在全世界的电视上作为一个政治家自娱自乐，并告诉世界不要怕他——甚至应给予他敬重。在今天结束前，仍在戈尔巴乔夫手中的核提箱将会转移到他的手中，世界也将会知道核提箱在他手中是安全的。他会在被他扔到政治荒原的男人面前表现得有总统气派、威严而又慷慨。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还需要处理自己阵营里的一些危机，这些危机会威胁到他的政府的稳定性和他为新独立的俄罗斯制定的激进计划。

通常，叶利钦在起床前能够抓紧时间睡几个小时，起床后，他穿着T恤和短裤到厨房吃早饭，先喝一些燕麦片粥和茶水，然后是用黄油煎的鸡蛋、洋葱和西红柿。他的妻子奈娜和三十岁的女儿坦妮亚一起准备早餐。他们居住的这套国有公寓位于莫斯科中部靠北的特维尔–亚姆第二大街五十四号的一栋九层大楼的四层，从公寓可以看到位于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繁华区域里的因为救世主教堂改造而荒废的修道院。他们的公寓里没有仆从。公寓中央是一个宽敞的客厅，贴着银灰色条纹相间的壁纸，高至天花板的书架上摆放着一套套蓝色、棕色和绿色封皮的俄罗斯经典著作，其中叶利钦最喜欢的有：契诃夫、普希金和“乡村作家”谢尔盖·叶谢宁，他们的诗作在每个自尊自重的俄罗斯家庭都能找到。客厅里有一棵大橡树，还有乌拉尔山脉风景画和一幅颇受赞誉的野雏菊油画。房间里还有成堆的叶利钦最喜欢的歌手安娜·乔曼的录音磁带。他太喜欢这位波兰艺术家了，每次听她演唱她的一首流行歌曲《一年一度果树花开》时，他一向严肃的面庞会呈现出丰富的表情。

公寓里还有一个宽大的门厅，两间有单独浴室的大卧室，一间客房，一间相当大的带阳台的厨房和一间小办公室。办公室里堆满了叶利钦担任莫斯科共产党领导人以来的文件，剩余的空间只够放一把扶手椅和一张桌子，地板上堆放着他的自传《总统笔记》的几册复印本，这本自传去年被译成英语出版，标题为《格格不入》（Against the Grain）。

这套住所是在叶利钦六年前作为掌权派——直到最近都在管理国家的共产党高层官员的统称——崭露头角的一员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来到莫斯科时分配到的。叶利钦、奈娜和女儿坦妮亚、第二任女婿利昂尼德·吉契科以及十一岁的外孙鲍里斯住在一起，当有客人夜里留宿的时候，鲍里斯只能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叶利钦为小博卡[13]感到自豪，因为他是个真正的打架好手，也是同学中间的头头。

公寓里的家具都是牢固耐用型的，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在被称为叶卡捷琳堡，因为它在三个月之前恢复了革命前的名字——制作的。叶利钦自夸道，“它们要比莫斯科制作的垃圾质量好多了，也坚固耐用得多”。奈娜（叶利钦也叫她娜娅）通常会给客人一个垫子，以防从沙发里抻出来的弹簧挂坏衣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厨房里一把凳子也有一颗钉子冒出来了。他们有三部电话。用来接电话的那部现在又能用了——在八月政变的混乱中，叶利钦一家弄丢了电话账单，当时那部电话被掐掉了。

叶利钦强壮的保安主管和酒友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常常担心特维尔大街对于总统来说不够安全。“在街道入口处很容易瞄准射击，很容易堵住总统的车，如果窗帘没有拉起来，邻居们也能轻易透过窗户看到总统家里的一切。”坦妮亚曾经被一个男人袭击，他看着她键入大门的安全密码，尾随她进门，然后“一把抓住她”。[7]跟戈尔巴乔夫一样，俄罗斯领导人也有一栋别墅，位于莫斯科城外约二十英里处，莫斯科河岸边Rublyovo-Uspenskoye高速公路附近的阿尔汗金斯科二号楼。尽管空间有限，外面的街道又脏又吵，但他在工作日更愿意待在市区公寓里，他们一家人只在周末的时候去别墅度过。

叶利钦也在准备搬家。他和他的家人将在戈尔巴乔夫一家搬出去后接管总统别墅，并交出他们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小一些的乡村别墅。他认为苏联总统的宅邸应该成为俄罗斯总统未来的住所。叶利钦不擅社交，也就从来没被邀请去过戈尔巴乔夫在列宁山——挨着莫斯科大学的一个精选城郊住宅区——的市区公寓，因此，他不知道要不要也占用这套公寓，他要在视察后才能决定是要这套，还是他现在住着的那套。

叶利钦洗完澡后，奈娜会替他吹干并打理头发，帮他穿上一件昂贵的白衬衫，系上蓝纹领带，最后穿上定做的深色时髦西装。他会坐下来让奈娜给他系鞋带，因为对于身躯庞大的他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像往常一样，他的黑皮鞋被擦得像镜面一样反光。[8]

当叶利钦在6月被选举为苏联十五个共和国中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时，他的副总统、前空军上校亚历山大·鲁茨科伊认为，俄罗斯最高官员的着装应该更加高雅。鲁茨科伊用自己的军用优惠券买了一件昂贵的西装和几件上等衬衫送给叶利钦。叶利钦接受了鲁茨科伊的礼物，但坚持要支付费用。鲁茨科伊经常这样让他难堪。有一天，鲁茨科伊走进叶利钦的办公室，一脸惊悚地说：“你从哪儿弄来的那双鞋子？你不应该穿那样的鞋。你是总统。”第二天他再出现的时候，拎着六双意大利名牌皮鞋。[9]

在去玄关之前，这位像熊一样壮实的俄罗斯领导人温顺地让他的妻子和女儿对他进行最后的检查。每天早晨，奈娜都要保证她的鲍利亚领带是挺直的，肩膀上没有一粒灰尘，他那头盔一样的浓密头发一丝不乱。在整饰完叶利钦后，她通常会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放上十卢布钞票，这样他就可以自己买点心或午饭。

鲍里斯管理俄罗斯，奈娜则管理着他们的家。她是家庭主妇（Khazyaika），在家里有强大的控制权，就连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也要每月上交工资。自从他们三十五年前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结婚后，这就成了惯例，奈娜会从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作为他的零用。叶利钦承认：“如果没有她，我不会从这么多政治风暴中挺过来……比如1987年和1991年。”[10]但是，对于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鲍里斯做决定。奈娜曾经解释道：“他总是最后下定论的人，他像坚固的城墙一样保护着我们。”[11]

而在晚上，仪式是反过来的。家里的女人们排成一行欢迎他回家，替他脱掉衣服，只剩下贴身衣物，帮他换上在家穿的拖鞋。据科尔扎科夫观察，“叶利钦要做的就是抬抬胳膊和腿”。在叶利钦的助手列夫·苏哈诺夫看来，奈娜是这个国家最坚忍的妻子。“她经历着与她丈夫有关的一切，这是其他任何人没有经历过的。她感受得到丈夫与政党机器之间斗争的所有结果，我可以作证这些斗争是绝对残酷而卑劣的。”[12]

九点整，叶利钦离开玄关，在玄关放着的伞中间有一根高尔夫球杆，他在两年前开了莫斯科第一家高尔夫球场，这根球杆就是瑞典冰球运动员瑟文·图巴当时送给他的。叶利钦不打高尔夫，但对网球和排球很有热情，他乐此不疲地告诉外国来访者，他是俄罗斯联邦排球队的一员。这不是真的，但他自己显然深信不疑。

乘坐公寓大楼的电梯下来后，他走出电梯踏入一辆已经发动的黑色尼瓦牌汽车。叶利钦在七个月前争取选票时乘的是一辆普通的莫斯科人牌汽车——这对于他站在人民这边的形象有帮助——但自从他当上总统后，科尔扎科夫坚持使用这辆笨重的四轮驱动的尼瓦牌汽车以保证安全。叶利钦坐在后排靠右，科尔扎科夫坐在他前面的副驾驶座上，抱着一件自动武器。其他两名保镖也揣着小手枪。尼瓦车前后都有载着民兵警卫的车辆。整座城市充斥着流言，说会有军队支持苏联的顽固分子发动第二次政变，破釜沉舟以保留苏联。作为叶利钦私人保镖的头领，科尔扎科夫丝毫马虎不得。

尼瓦车驶过实行交通管制的特维尔街道，沿着大格鲁林街前进，穿过破败的城市动物园地界，到达科布什科夫大街。五分钟之后，车子到达了目的地，这是一幢位于莫斯科河堤岸的摩天大楼，由大理石和混凝土建成，被称为俄罗斯白宫。车子开入地下车库。目前，这栋建筑是叶利钦的权力基地。很快，他的权力基地就会变成克里姆林宫。

1. 默里（Murray）《专制者民主》（A Democracy of Despots），第 136 页。

2. 戈尔巴乔夫的别墅和他们夫妇生活方式的描述源自以下书籍：戈尔巴乔娃（Gorbacheva）的《我希望》（I Hope）；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Memoirs）；切尔尼亚耶夫（Chernyaev）的《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My Six years with Gorbachev）；科尔扎科夫（Korzhakov）的《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in）和波尔金（Boldin）的《震撼世界的十年》（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

3. 戈尔巴乔娃《我希望》，第174页。

4. 夏哈纳扎罗夫（Shakhnazarov）《杰娜·斯沃博德》（Tsena Svobody），第493页。

5. 叶利钦《为俄罗斯奋斗》（The Struggle for Russia），第3页。

6. 叶利钦的家庭生活细节描写来源于阿伦（Aron）的《鲍里斯·叶利钦》；科尔顿（Colton）的《叶利钦》（Yeltin）；科尔扎科夫的《鲍里斯·叶利钦》和波尔金的《震撼世界的十年》。

7. 科尔扎科夫《鲍里斯·叶利钦》，第170—171页。

8. 索洛维约夫（Solovyov）和克列皮科娃（Klepikova）《鲍里斯·叶利钦》，第91页。

9. 叶利钦《为俄罗斯奋斗》，第32页。

10. 科尔顿《叶利钦》，第296页。

11. 津科维奇（Zenkovich）《穿粉裤子的男孩》（Malchishki v Rozovykh Shtanishkakh），第388页。

12. 苏哈诺夫（Sukhanov）《和叶利钦在一起的三年》（Tri Goda s Yeltinym），第233页。

13. 鲍里斯的昵称。

第3章
雇佣摧枯拉朽的“推土机”

1991年12月25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标志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尖锐的权力争夺落下帷幕。这场争斗从他的前任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去世，1985年3月11日他被选为苏共总书记不久后就开始了。对于苏联来说，作为一党制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是管理整个国家的人。戈尔巴乔夫立刻开始组建自己的领导团队。他最先做的几件事情之一就是吸收鲍里斯·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继承的苏联已经停滞不前。表面上看来，社会似乎是稳定的。俄罗斯以外的共和国似乎都默认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苏联的工程师将人类第一次送上了太空。在军事方面，苏联的武器可以与西方比肩。苏联的运动员跻身于世界顶尖运动员之列。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受过教育的，高等教育对每个人来说都唾手可得。

但是，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在拘留营里日渐憔悴，这是斯大林时期的遗留问题。那时候，没有独立的媒体，没有集会的权利，不能自由移民，没有民主政治，宗教自由受限，并且完全不能容忍大众对高层官员的批判。腐败和酗酒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法院听命于党，警察和克勃格可以逮捕任何人而不需要承担法律赔偿。秘密警察杜绝一切未授权的活动，不论是艺术展还是学生讨论组。外国书籍、杂志和电影如带有未经批准的内容将会被取缔。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斯大林强制实行的指令性（中央管制）经济遭遇危机。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尚过得去，但大多数农村人口的境况非常悲惨。缺乏竞争和过于依赖世界石油销售遏制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国家陷入与西方的军备竞赛，这些竞赛耗资巨大，极其危险。苏联还在阿富汗卷入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苏联军队在1979年也入侵过阿富汗。

这是一个充斥着愤世嫉俗情绪的社会。很多人开玩笑说，他们假装在工作，然后，政府假装付给他们薪水，而农业面临的四个最严重的问题是春、夏、秋、冬。

社会需要一些改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个国家在自由度和生活水平方面被资本主义世界抛在了后面。新一代俄罗斯人变得对审查制度和旅游限制不满。这也是他们转向高层官员中最年轻也最有精力的同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原因。

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出生于俄罗斯南部肥沃草原上的一个小村庄。他从十几岁起就是一个热诚的共产主义者。在他性格形成的几年间，这个国家被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束缚着。十八岁时，他从学校毕业，因一篇题为“斯大林——我们的斗争荣耀；斯大林——我们年轻人的榜样”的文章获得一枚银质奖章。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法律期间，接触到各种新观念，意识到偏离官方路线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是大学里共青团（年轻人的共产主义团体）的活跃分子。在那里，他遇到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季塔连科，一个认真的哲学系学生，对马列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尽管她写的关于集体农场的毕业论文让她洞察到了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农民悲惨的生活。1953年，他们结婚，同年，斯大林去世。戈尔巴乔夫后来开玩笑说，她是“我们家庭党组织”的领导人。

善于调解、处事圆滑又健谈的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天生的政治领导人，引起了他的前辈们的注意。他二十一岁时加入共产党，并很快适应了党政官员（apparatchik，以管理为职业的高水平党员）的角色。作为一个野心家，他尤其以批判的眼光看事情。他很早就坚信“我们的国家出了问题”。1969年，当他跟随一个党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遭遇愤怒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粗鲁行为之后，这种想法就更加强烈了。访问捷克的前一年，苏联的坦克摧毁了带来布拉格之春和更加繁荣公正的社会前景的捷克共产主义改革运动。

1970年，他被任命为斯塔夫罗波尔地区（面积相当于西弗吉尼亚州一个肥沃的农业区）的党委第一书记——相当于统治者。在视察他的领地时，他发现到处都是“彻底的贫困和荒芜”。他碰到了在附近的黑海度假胜地度假的苏联重要人物，并成功地向他们施展了自己的魅力，他们后来在他的仕途升迁中给予了支持。八年后，他被调到莫斯科，并在不久后被委派到政治局（由十二个资深共产主义官员组成的团体，决定苏联的一切事务，大至战争与和平，小至伏特加和面包圈的价格）。他用他的年轻活力、坚韧和相信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辩论和想象来解决的乐观主义，从老一辈同志中脱颖而出。

尽管戈尔巴乔夫负责的是农业，他还是被送往国外接触国外的领导人。他的精明练达和敏捷才智倾倒了政要显贵，这些政要已经习惯了喜怒不行于色的苏联领导人像设定的程序一样说不。他关于国际关系的新思路——协商而非对抗——吸引了玛格丽特·撒切尔，使得这位铁娘子友好地评论道：“我喜欢戈尔巴乔夫先生。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国外的人发现他几乎是一个颠覆性的人物。当一个访问莫斯科的法国官员问他，延迟了他们会面的农业问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位未来的总书记笑着回答：“1917年。”

戈尔巴乔夫认为国家处于非常恶劣的状态，只能通过根本性的改革和结束冷战来挽救。他的忠实伙伴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跟他的观点一致。1984年12月，当他们一起在黑海的皮聪大（Pitsunda）旅游胜地度假时，这个格鲁吉亚人告诉戈尔巴乔夫，“一切都是腐败的。现状需要改变”。在当时，大声说出这样的话几乎是大逆不道的。现在被政治局赋予最高职位几个小时后，戈尔巴乔夫私下里附和了爱德华的话。1985年3月12日，当他下午四点从克里姆林宫回到家时，在让人瑟瑟发抖的华氏十五度的空气中，他跟赖莎在他们的莫斯科郊区花园散步时告诉她，“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即使是共产党总书记也不敢冒险在室内谈论这样的事情，以防克格勃窃听。

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呼声也促使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真理报》的编辑瓦列利·波尔金已担任他的私人助手五年，提醒他经济的崩溃可能随时引发社会动乱。

当戈尔巴乔夫为共产党阵营四处寻找新生力量时，他那满头银发的副手叶戈尔·利加乔夫向他推荐鲍里斯·叶利钦，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党组织领导人。利加乔夫兴奋地说：“这就是我们要的人——我们一定要选他。”

鲍里斯·叶利钦1931年2月1日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布特科西部一个贫困的西伯利亚村庄。他的一生是从扑通一声开始的。在洗礼的时候，喝醉的牧师把他掉进了圣洗池，最后他是被他妈妈捞起来的。青少年时，他身体健壮，固执任性，直言不讳，动辄与人争吵。他还爱出风头。在一次学校晨会上，他指责一个不受欢迎的老师虐待学生，引起了一阵骚动。这个老师最后被解聘了。尽管他成功将老师赶了出去，但学校记录上他的行为规范是“不合格”。他常常充当蛮勇胆大的小头目，在和伙伴们摆弄一个偷来的手榴弹时炸掉了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

叶利钦在大学里学的是工程学，毕业后成了一位模型建筑专家，后来被晋升为总工程师，然后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建筑集团的处长。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是一座高度工业化的城市，不对外国人开放。1956年，他与奈娜·伊奥希夫娜·吉丽娜结婚，当时奈娜还在继续深造，打算成为一名环境工程师。

叶利钦直到三十岁才申请加入共产党，当时主要是为了确保晋升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建设处处长。凭借他的人格力量和组织能力，他在党内节节高升，1976年，他被提升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的第一书记，这意味着他成为苏联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之一的领袖——这一地区的面积与华盛顿州差不多，人口有四百五十万。

叶利钦的作风强硬专断，他通常使用旧式共产主义“猛攻”惯例，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完成一项工作。他曾经承认他是众所周知的非常典型的俄罗斯人形象，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身体力量，还需要不断给自己充电来赶走疲惫。不经过通知就参观工厂、突然走进学校课堂、爬下矿井、步行穿过田野和挤在破旧的公交车上直接听人们谈论问题，已经成了他的惯例。他解雇不称职的腐败管理者，与市民举行电视会议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解决他们的控诉，这一切在当时都是相当大胆的行为。

尽管他有着平民主义的行事风格，却还是顺从盛行的正统理念，惯例性地谴责西方帝国主义。1977年9月，在莫斯科的授意下，他下令推倒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伊帕切夫别墅，以防它成为反苏联的圣地，沙皇一家就是在这栋两层宅邸被杀害的。

叶利钦来到莫斯科参加例行公事的最高苏维埃议会会议时，与戈尔巴乔夫碰面了。他们像同志一样友好地拥抱，但他们的个性却天差地别。他们做事情的方法也不同。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发言是信手拈来的事，而叶利钦的口舌则稍显笨拙。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男人有点自命不凡，说话滔滔不绝，有时也非常迷人，作为一个天生的内行，他精于玩政治游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男人是一个有着很强存在感的现场型领袖，坦率直言又爱出风头的运动员式人物，他相信亲力亲为的管理模式，并愿意就自己的政治本能进行豪赌。戈尔巴乔夫被看做一个处事圆滑、温文尔雅的莫斯科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喜欢引用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诗歌[1]和在党的会议上无休止地发表自负的演说，让他的同志们感到恼火不已；而叶利钦是来自极其贫困的乌拉尔地区的乡下人，他让同志们恼火的方法是用木勺敲打“卡林卡舞曲”，有时甚至顽皮地在助手的头上敲，导致助手们只要见到有勺子摆出来就小心翼翼地从他身边移开。[2]

起初，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很热情，将他看做一位令人耳目一新的领导人，开放、真诚而坦率。而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却对这个来自乌拉尔的猛攻者有所疑虑。他后来描述，叶利钦曾被扶着离开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在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同志笑着解释“这在我们的第一书记身上时有发生，有时他确实喝得多了点”时，他退出了叶利钦的视线。[3]

对于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叶利钦而言，他在参加莫斯科的党会时，发现那位新的总书记自视高人一等。他对戈尔巴乔夫偏爱熟稔的称呼方式感到不自在。戈尔巴乔夫随意使用ty而不是更正式的vy，这在叶利钦看来意味着对别人的不尊重。像大多数俄罗斯成年人一样，叶利钦只在称呼家人和最亲密的朋友时才会用ty。

在戈尔巴乔夫收到一份批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畜牧业的报告之后，他们的关系就变淡了。叶利钦申辩这个报告歪曲了事实，但戈尔巴乔夫不分青红皂白对他一顿痛斥。不过，在利加乔夫的建议下，戈尔巴乔夫还是邀请叶利钦来莫斯科领导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建筑部。这个职位意味着管理全国的建筑项目，但叶利钦觉得受到了侮辱，并以这个职位不够高为由拒绝了邀请。他之前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第一书记们在被召到莫斯科时得到的职位更高。1985年4月 4日，利加乔夫给叶利钦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事关乎党的纪律之后，他才答应接受。叶利钦同家人一起搬到了莫斯科。他是带着满腹的不满和过高的期望来到莫斯科的。他有点嫉妒戈尔巴乔夫，同样的年龄，戈尔巴乔夫没有管理过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样大或一样重要的区域，却提升得更快。

叶利钦去往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老广场中央委员会大楼五层的会议室，向戈尔巴乔夫表示问候。当时的惯例是苏联领导人的行政办公室要放在这栋靠近红场的格局凌乱的大楼里，而克里姆林宫只用来进行党员聚会或接待重要客人。总书记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后面跟叶利钦说话，他后面正上方墙上是一幅大型的列宁肖像，画中列宁警觉的目光时刻落在总书记的身上。只有高级别的官员才能坐在列宁肖像的正下方。对于低级别的官员，列宁的画像必须放到一侧。[4]

叶利钦省去礼仪性的东西，直接进入他作为党的建设部部长的工作状态。他到苏联各处视察重大的建筑项目。在乌兹别克斯坦，一个克勃格官员悄悄递给他几份文件，上面显示，当地的共产党领袖奥斯曼·霍加耶夫收受贿赂。他将这些文件带给戈尔巴乔夫，结果戈尔巴乔夫——用叶利钦的话说——暴怒，还指责他居然会被愚弄。戈尔巴乔夫说，利加乔夫亲自为霍加耶夫的诚信担保。然而，最终证明叶利钦的消息来源是正确的。两年后，乌兹别克斯坦的领袖被解雇，经过审判后被宣判有罪。

1985年12月，戈尔巴乔夫觉得叶利钦的顽固和具有侵略性的方法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莫斯科需要一场彻底的清洗。这座由自视甚高却非常无能的第一书记维克多·格里申治理的首都城市因玩忽职守和深陷腐败而日益衰败。食物供给在污秽的仓库腐烂。贪污和欺诈无处不在，黑市上什么都买得到，不管是洋白菜还是鱼子酱。问题不断地堆积，戈尔巴乔夫认为需要一辆大推土机才能将这些问题清除。叶利钦符合所有的要求。尽管有些迟钝和好斗，他显然是一名真诚的共产党员，与腐败的莫斯科官员没有任何关联。这个新职位意味着叶利钦将被提升为政治局的候补成员，因此也满足了他快速晋升的野心。

如果戈尔巴乔夫知道叶利钦私下里对一些共产党官员的看法，他也许会犹豫给不给他这个职位。在一次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途中，叶利钦表达了对操纵一切的“老蠢货们”的不屑，被吓坏了的同伴们认为这个词指的是政治局里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利加乔夫。但是，也正是利加乔夫对提升叶利钦保有极高的热情。他认为，这个西伯利亚同伴优秀而诚实，是党的支持者，拥有解决问题的人格力量，不管方式是威吓还是猛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纯粹主义者，利加乔夫将干部们的辛勤工作看做完善这个工农国家的理想途径。

但是，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一个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无趣的注重实际的管理者，警告戈尔巴乔夫说，尽管叶利钦在职业上是一个建造者，他在本质上却是一个毁灭者。他说：“你跟他会有麻烦的，我了解他，我不推荐他。”[5]

戈尔巴乔夫压住了他的疑虑。1985年12月23日，政治局任命叶利钦为这个国家的腐败首都的第一书记，授权他整肃风气，推动局势发展。

1. 波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279页。

2. 科尔扎科夫《鲍里斯·叶利钦》，第78—79页。

3.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35页。

4. 波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66页。

5.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35页。

第4章
12月25日：早晨

1991年12月25日，临近早上十点，戈尔巴乔夫的车比平时稍晚一点进入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是一座占地七十八英亩的城堡，有绵延1.5英里长的锯齿形砖墙，从1918年起就是共产主义政府的所在地。这位最后的苏联领导人看见在参议院大楼楼顶的桅杆上，绘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在微风中轻轻摆动。他预期红旗会一直飘扬到新年头一天夜里十二点，那时，苏联也将不复存在了。然后，独立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会取代它的位置，届时将有盛大的烟火表演。至少，他是这样被告知的。

在克里姆林宫墙内等待总统车驾的是美国广播公司的泰德·科佩尔、他的监制里克·卡普兰和一位摄影师。[1]他们正在跟踪报道戈尔巴乔夫任期的最后几天。这位著名的美国电视记者精致的银发往下梳，盖住额头，穿着粗呢大衣，大衣上是棒形的纽扣，他没有戴帽子，将头部暴露在莫斯科寒冷的空气中。

科佩尔和卡普兰正在笑着说刚刚跟一位友好的克里姆林宫官员交谈时的误会。这位官员走向他们时，祝他们圣诞快乐。犹太教徒卡普兰绷住笑脸，回答道：“你应该祝我光明节（Hanukkah）愉快。”这位官员疑惑地问：“我为什么要祝昂纳克（Honecker）快乐呢？”这两个美国人突然大笑起来，因为这位官员居然认为卡普兰指的是在两年前柏林墙倒后逃到莫斯科的埃里希·昂纳克。

出现这个误会是情有可原的。那位不怎么光彩的东德领导人今天早上又上新闻了。戈尔巴乔夫出于同情，为这位七十九岁的共产主义强硬派在莫斯科提供庇护，虽然私下里认为他是个“蠢货”，却又觉得自己应该保护一个老同志。昂纳克害怕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叶利钦会把他送回柏林，于是向智利大使馆申请政治庇难。就在科佩尔他们说笑的当口，俄罗斯司法部长正在城市另一端的记者招待会上声明俄罗斯将不再对昂纳克负责，他的命运现在是德国和智利之间的事情了。（六个月后，昂纳克被引渡回德国，但他当时病重不能接受审判，遂被允许移民到智利，1994年在智利逝世。）

穿过克里姆林宫的博罗维茨基门后，戈尔巴乔夫的吉尔车继续往前驶过大克里姆林宫和由玻璃和水泥建造的宏伟的国会大厦（由赫鲁晓夫建造来举行共产党重要会议的地方），一直到克里姆林宫中央广场。司机发现卡普兰和摄影师后，把车停了下来，按照之前的安排，苏联总统走下车，整理好衣冠同这几个美国人一起步行最后一段路去他的办公室。

在面对西方媒体时，戈尔巴乔夫始终表现得引人注目又谦恭有礼，他同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工作者们打招呼时脸上挂着友好的笑。卡普兰惊讶于他在如此情形下还能这般镇定。“他从始至终很少情绪外露，做事有条不紊，显得沉着冷静而又庄重。”卡普兰喜欢戈尔巴乔夫。“他让我想起我的父亲，一个生活在东半球的欧洲人。我的父亲要做公证时会穿上西装。我会告诉他，公证人就像是药店里某个脸上长着粉刺的青少年，但他会说：‘不，公证人是很重要的职业，他希望受到有尊严的待遇。’我父亲这点与戈尔巴乔夫类似。”

苏联领导人和科佩尔缓步走向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大楼，摄影师跟着记录他们的对话，一个高大的俄罗斯女翻译官紧跟在后面翻译，她的头发紧紧地扎成一个圆发髻。当科佩尔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时，他强调：“今天也勉强算得上是一个终点。我感到无比的镇定和自由。只是我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我既不会离开政治生活也不会离开公众视野。这（一个和平的过渡）也许是第一次在这里发生。就算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也成了一个先驱。也就是说，我们是在遵循一个民主的进程。我辞去总统的职位并不意味着我政治生涯的终结。”[2]

科佩尔问道，他能不能想起一则关于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的寓言或格言可以告诉孩子们？戈尔巴乔夫回答：“这里有我几年前听过的一个。一个年轻的统治者想要在他的王国里以一种更仁爱的方式治理国家。于是，他去咨询智者的意见。十年后，智者给他带来二十卷建议。他说：‘我哪有时间看这些呢？我还要治理国家。’于是，十年后，他们只带给他十卷建议。他说这些还是太多了。又过了五年，他只拿到了一卷建议。其中一个智者说道：‘这所有的建议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人出生，受苦，然后死去。’”戈尔巴乔夫讲述这则寓言想要表达的信息很明确：他这个改革者受尽了磨难，已经做了他所有能做的。

这个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男人喜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添加类似这样的格言或段子，尤其是在回答外国人的时候。他上次与乔治·布什总统会面是在八周前，当时，他通过讲述一个路人的故事，试图让布什相信他尝试创造一个新联盟的崇高之处，这个路人问建筑工人在干什么，一个建筑工人回答：“我们在辛勤工作。”但另一个建筑工人反问道：“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们是在这儿建一座寺庙吗？”

当卡普兰问苏联总统，像摩西一样被引领到约旦河又不得而过的情形会不会让他痛苦，戈尔巴乔夫回答道：“一个男人走在莫斯科河边，掉进了河里。他不会游泳。他大喊：‘救命！’没有人来救他。他想也许是过路的人不懂俄语。于是，他用德语大呼救命。同样没有效果。他接着用法语和西班牙语喊救命。就在他要沉下去时，有人扔给他一根救生索，对他说：‘如果你把时间多花点在游泳上面，也不会有这种麻烦了。’”

戈尔巴乔夫还喜欢将自己的政治轨迹和他所进行的改革的命运与苏联电影《机组人员》（The Crew）中英雄飞行员的际遇相比较，电影中的飞行员在地震中冒险起飞，他说：“飞行不安全，但是，我们不能待在这儿，所以，我们马上就要起飞。”[3]

一行人来到参议院大楼，一座四层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苏联权力要塞，由凯瑟琳大帝建造，呈三角形，从红场上就能看到它的屋顶。飘着红旗的穹顶上曾经立着一座正义女神像，在1812年被拿破仑的军队破坏了。现在，大楼顶部是一个围起来的环形平台，上面有一根二十英尺高的旗杆。大楼入口处是多级台阶，在台阶上可以从很好的角度观赏到圣·尼古拉斯塔楼。在斯大林时期，被“传唤到台阶”的意思就是去他的办公室，那是一件令人惊恐的事。戈尔巴乔夫在门前停了下来，引用温斯顿·丘吉尔关于政客与政治家区别的评论，“政客想的是下一次选举，而政治家想的是下一代”。他这话要传达的意思也很明确。他是一位政治家。他不像某人（暗指叶利钦）一样，只是个政客。

总统搭乘电梯到三层，他的办公室在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昏暗走廊边上。走廊中间铺着长长的红地毯，两边都是办公室。走廊上古老的气息和新鲜的油漆味混杂。[4]列宁住过的三个带厨房的大房间也在这个走廊上。他使用的书房作为博物馆保存下来，里面有一把柳条背的椅子，房间桌上的文件和记事簿都按照他工作最后一天的情形摆放着。苏联的建立者就是在这里发出命令，除去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伊帕切夫别墅里的沙皇一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也有自己的住所和办公场所，但他因赫鲁晓夫对其恐怖统治进行谴责而名誉扫地，所以，没有以他的名义设立博物馆。斯大林留下来的是五个一系列的巨大红星，由不锈钢和红宝石制成，安置在克里姆林宫塔群顶上，用来替代革命前放在上面的沙皇俄国的象征，铜制双头鹰。

在进办公室之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把电视组工作人员留下，自己悄声走进走廊边上的一个小房间，他年轻的女发型师在那里等着替他做日常打理。[5]这是他每天早上的老规矩，尤其是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时，以确保他看起来有总统的风范。发型师修剪了一下他的后颈和鬓角，再帮他梳理吹干头发。今天，他外貌的重要性更甚于平常，因为几个小时后，他将进行一个电视讲话，届时全世界会有数千万观众观看。

根据他与叶利钦在周一制定的过渡条约，他可以在辞职后继续使用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四天，直到星期天。这样，他就可以遵守之前安排的约会，接受最后一批采访，再整理他的办公桌。直到昨天，戈尔巴乔夫才召集他办公室隔壁的核桃厅的工作人员，第一次通知这些聚集起来的四五十个男男女女——顾问、助手和部长们——他将在二十四小时内宣布辞职，而他们所有人最迟都要在12月29日离开克里姆林宫。

然而，有证据显示，叶利钦的俄罗斯政府已经逐渐失去耐心，过渡时期也许不会那么平静。总统发言人安德烈·格拉乔夫感觉应当给予“亡者”的葬礼仪式被省去了，新的占用者已经迫不及待要搬进来，并且已经“在给亡者的亲人施压，让他们腾出房屋”。

叶利钦的警卫已经开始接手克里姆林宫的检查关卡，并胁迫性地杵在走廊上阴暗的凹室里。几天前，军官瓦勒里·佩斯托夫还是戈尔巴乔夫的保镖头目，而在12月16日，他得知自己要接受叶利钦的指挥。直到一个秘书告诉戈尔巴乔夫，他才发现这件事。新的保镖和迎宾员已经替代了常见的老面孔。即将上任的掌权者们命令戈尔巴乔夫的工作人员不得锁上他们办公室的门或抽屉，还要敞着走廊上巨大的紫红色文件陈列柜。他们已经开始拦下官员们检查他们的随身物品，查看带进带出的物品。

苏联总统畅通无阻地通过了各道关卡，但他的一些助手和初级官员经常被拖住找麻烦。当一个工作热情过头的警卫要求检查鲁斯兰·奥舍夫的公文包时，这位阿富汗事务委员会主席，苏联的英雄，以及后来的印古什共和国总统扇了他一巴掌。目瞪口呆的警卫让他过去了。维塔利·古先科夫，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助手，被阻拦了一会儿，直到他大声威胁要向总统直接抗议才被放行。

戈尔巴乔夫最资深的顾问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得以畅通无阻地拿着他的公文包经过这些新警卫；他认为是因为他们敬重他是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家。他就这样成功从克里姆林宫带走了一些敏感文件。但是，他对目前的事态了然于胸。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想要通过一点一滴的羞辱来折磨他的前任。叶利钦的这些行事风格形似匪类，“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坚持文明的权力转移”！[6]

克里姆林宫的接待人员按往常的时间上班，但基本上他们要做的事就是分类整理戈尔巴乔夫要带走的个人书籍，并扔掉一些旧文件。戈尔巴乔夫的衣帽间也没有服务人员了。电话也不再响个不停催人接了。叶利钦已经接管了整个政府通信系统，切断了大多数线路。戈尔巴乔夫书桌上的五部白色电话只有一部还在用，但它也几乎没怎么响过。

切尔尼亚耶夫发现他在走廊边上的办公室里的专用电话已经被分配给别人了。他仍然可以用这部电话拨号，“但是，如果是打进来的，就不是找他的了”。但有一个电话确实是找他的。叶利钦的副总理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打来电话，声音尖锐、清晰确切地通知他，他的工作必须逐渐收尾了。布尔布利斯似乎已经把切尔尼亚耶夫的办公室指定给自己了，迫不及待地想要搬进来。

上午十点三十分刚过，在发型师打理后，戈尔巴乔夫仿佛焕然一新，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香味。他经过秘书和保镖所在的狭长接待区，进入总统办公室，走过铺着地毯的镶木地板，来到桌子后面的专用高背皮椅上落座。这样一个偌大的昏暗的房间，长四十英尺，宽二十英尺，装着护墙板，天花板很高。白色的锦缎帘子挂在窗户上，一个高六英尺的书架占去了连接墙的一半。一边是一个工作台和配有舒适椅子的矮咖啡桌，那是他与来访者闲谈时坐的地方。戈尔巴乔夫的深色樱桃木桌子的桌面和基座都很牢固，桌子放在靠窗的角落里。桌后竖着一面高达天花板的苏联红旗。桌前是两把挨着的皮制扶手椅，高傲的到访者都不想坐这两把椅子，因为坐在它们上面就意味着要仰视桌后的总统。角落里是一个装着高级机密文件和一些私人物品的保险箱，其中有1982—1988年间任克勃格头目的维克多·切布里科夫送给他的礼物，一把有镶金图案的马卡洛夫手枪。

离接待室不远就是核桃厅，不久前戈尔巴乔夫和少数共产党领导人精英还在此做出重大决策，这样的场合通常没有书记员在场，决策做出后，将在毗连的政治局会议室等待批准。政治局会议室曾是斯大林的办公室。它通常被称为“鞋厅”，因为里面的桌子形状像鞋底。自从八月政变共产党被非法化以及政治局被解散后，这里就没有使用过了。桌上有一个控制台，可以打开一个特殊的墙板，展现出一系列地图，这些地图现在也没用了。许多城市和街道名，甚至是十五个苏联时期的共和国的名称都在过去的一年里恢复到革命前的形式，并且，从今天开始，共和国之间几乎不可见的虚线将会变成实实在在的国际边界线，设有海关和移民检查站。

两个保护核提箱的上校像往常一样跟随总统进入办公室的接待厅。他们将这个带锋利金属角的黑色物体放在一张桌子上，让它处于视线内。如果出现核警报，会出现一个闪光灯。自从1983年核提箱被发明到现在，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核提箱是在冷战最后阶段为苏联领导人提供的一个远程通讯系统，以尽可能缩短侦察指向苏联的导弹所需的时间。自1985年，这个设备就没有离开过戈尔巴乔夫左右。出现紧急情况时，高层领导人能够相互对话，也能与位于莫斯科郊外契诃夫小镇上的指挥中心的战略部队进行对话，这个小镇通过一个秘密的克格勃地铁通到克里姆林宫，被称作莫斯科地铁二号线。如果其中一个领导人因为核袭击失去行动能力，另外两人能够授权反击。

两位上校偶尔会向戈尔巴乔夫演示操作程序，在紧急事态下，总统怎样通过提箱内连接苏联指挥控制网Kazbek的屏幕来检测可疑导弹的轨迹，怎样通过卫星电话同国防部长和战略指挥中心对话。这个系统是针对美国的潘兴中程导弹设计的，这种导弹有七分钟的弹道。通过按下提箱内的一排按钮，总统可以授权不同类型的反击，从受限制的暴力报复到核武器大决战。

与大家所想的相反，不是三个核提箱都有解开核导弹的安全机制所必需的密码。只有总统才有权接触这些密码。如果提箱所有者都在某次袭击中身亡，总参谋部的官员们拥有主动发起反击的密码。

安德烈·格拉乔夫注意到，除了这两个上校，平时熙熙攘攘的接待室说不出的空荡。除了来自美国广播公司的美国人，没有任何其他的来访者。记事簿上也是一片空白。

戈尔巴乔夫的英语翻译帕维尔·帕拉兹琴科在到达克里姆林宫后，沿着走廊走向自己堆满字典的小单间办公室，他发现克里姆林宫的走道上“非常寂静，比平时还要寂静”。这位翻译的秃头和小胡须经常在国际场合上出现在戈尔巴乔夫的后面，他意识到现在克里姆林宫里发生的一切有着不可避免的意味，自从戈尔巴乔夫几个月前将他的全体参谋人员从老广场上的共产党总部搬到克里姆林宫后，他就再也没感到自在过。

帕拉兹琴科还感觉到，这栋大楼里有一种敌意。他觉得，就好像是“环境本身正在驱逐我们”。

1. 此处与本章其他处引用了2009年9月与科佩尔的访谈，以及2009年11月与卡普兰的访谈。

2. 1991年12月25日，ABC电视台未剪辑的镜头片段。

3. 戈尔巴乔夫和姆利纳尔（Mlynár）《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Conversations with Gorbachev），第 92 页。

4.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15日的一则日记。

5. 波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225页。

6.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20日的一则日记。

第5章
莫斯科的“暴风雨”

就任后不到一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召集全苏共产党领袖到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作为莫斯科的领袖，鲍里斯·叶利钦要确保首都的大街小巷都装饰着这次代表大会的红色标语。

1986年2月25日，大会召开的这一天天气明朗，但温度很低，在零度上下浮动。会议厅里，这位新总书记受到了五千名代表的热情欢迎。在持续二十年的停滞不前后，他们对这位精力充沛的新领导人抱有很高的期望。

在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启动了他野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来使苏联经济恢复元气。他将这个改革计划称为经济改革（perestroika）或结构调整。它的目标是通过更多的自主权来更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通过政治公开来解放社会。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皮聪大度假别墅花了几天时间准备这次代表大会的演讲稿，期间他亲密的合作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提供了不少帮助。这个六十好几的双下巴秃顶男人带着大大的塑料镶边眼镜，他的左膝因为在战争中受过伤行动不便。他为经济改革提供了大量的智力驱动。1983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时，见到了雅科夫列夫，他因为曾公开表示反对俄国沙文主义而被委派为苏联驻加拿大大使，相当于被半驱逐。

实际上，经济改革可以追溯到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利夫在安大略州阿默斯特堡的一个农场后院进行的一场漫长而坦率的谈话。[1]这位大使告诉戈尔巴乔夫加拿大体制是如何通过公开和民主来遏制腐败，因此比苏联体制优越。他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一个自由又忠诚的共产党理论家的深刻印象，于是，他被调回莫斯科，并被提拔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位前大使极力主张他的朋友考虑一些危险的想法，如将共产党一分为二，进行选举，并解除对新闻业的审查。

赖莎倾听并参与了那天在皮聪大的讨论，责备他们两人忽视了苏联社会中女性和家庭的困境。

戈尔巴乔夫站在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就与腐败和懒惰作斗争的必要性给代表们作演讲。他承诺，实行经济改革后，生活水平将会有所提升，生活消费品将更容易买到。他提到关于国际关系的“新思维”，即不干涉他国内政，他还说，莫斯科必须放弃与西方的军事对抗政策。他清楚表示，只要法律未禁止的事情都是允许的，推翻了以前不成文的规定：只要不是明确允许的都是被禁止的。

他还号召停止党内为总书记歌功颂德的传统，并在接下来的会议中打断了被他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对他的溢美之词，赢得了一阵欢快的掌声，而共产党的二流政客就只能在扩音器旁排队为新领导人的智慧欢呼。

当鲍里斯·叶利钦走上讲台时，每个人都期待着又一首经济改革的赞歌。然而，就像上学的孩子与老师较劲一样，他批评了一个“不能批评的领域”——党员暗地里享受的特权。在莫斯科的这几个月里，他意识到公众对这个奢侈的额外津贴体系有多么怨恨。他低沉地说：“让一位领导人去一座普通的商店，在那里排队，就像其他人一样。这样，也许所有人都厌倦了的排队会在不久后消失。”

代表们震惊了。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许多代表确保自己在党内的高位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不用像其他人一样去普通的商店排队。

共产党员的特殊权利是苏联社会长期以来的一项固定组成部分。根据被称为官阶表的严格体制，党根据领导人对“人民的服务”给予他们慷慨的补偿，这个官阶表模仿的是沙皇俄国关于职位和级别的一个正式列表。

政治局委员和高层共产党书记一共约二十五人，他们可随意使用一个特殊飞行中队中的伊尔62（Ilyushin-62）型远程喷气式飞机和图134（Tupolev-134）型双引擎客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们每个人都配置四个私人保镖，一辆装有无线电电话的大型吉尔豪华车，一栋配有厨师、女仆和园丁的国有乡间别墅，他们还能免费分时享用黑海度假胜地的豪华国有度假别墅。他们的妻子配有伏尔加小轿车，司机二十四小时待命，每辆车都有克里姆林宫的牌照，军人见到需要迅速立正敬礼。[2]

这一切的费用都是由克格勃第九局支付，第九局是为领导人及其家人服务的一支身穿统一制服的保镖队伍，多达四万人，还管理着一个单独的党政电话系统。领导人的配偶能够命令保镖去买礼物、接裁缝来试穿或购物。其他级别的党员会收到从不对外开放的“特殊”商店运送过来的精选食物包裹。成千上万的中低层官员能从秘密商店获得不同层次的供应，还能到专用医疗诊所进行治疗。

这套体系确保了忠诚。一切事物都是国有且只要临时通知就能收回，这样一个事实会阻碍干部表达异议。

叶利钦本人也从党的利益源泉中获益。当他成为政治局候选委员时，党分配给了他一栋宏伟的国有别墅，莫斯科河五号楼，位于莫斯科西北乌索沃村的河边。当时，别墅刚由戈尔巴乔夫腾出来，他已经搬去一栋按照他个人具体要求建造的更加奢华的乡村宅邸。叶利钦前往视察自己的新家时，接待他的是保镖的负责人，负责人把他引荐给一群厨师、女仆、警卫和园丁。这位前农村党领袖被镶着大理石嵌板、镶木地板和水晶灯的宫殿似的房间震惊了，巨大的玻璃顶游廊、家庭影院、台球室和“大到足够为一支军队提供食物的厨房”。高兴得笑容满面的负责人问叶利钦感觉怎么样。这位莫斯科党领袖后来说他当时只含糊不清地咕哝了一些话，但他的妻子和二十五岁的女儿坦妮亚、二十八岁的女儿叶莲娜因为刺激过大导致情绪低沉，无法做出回答。“大体上，我们是对这些无意义的东西感到惊讶。”尽管这样说，他还是马上搬了进来，甚至没等到把墙上戈尔巴乔夫悬挂画像的钉子取下来。

这位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领导人满怀热情地快速投入莫斯科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角色中。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了解他的性格，并且无疑确信他能够扫清过去遗留下来的残渣，与黑手党斗争，并且相信他坚韧不拔，足以执行大规模的人员清洗”。在经济改革的第一年，他和戈尔巴乔夫偶尔交谈。他们相互之间有一条专线。作为克格勃分派去保护莫斯科第一书记的官员之一，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觉得叶利钦“崇拜”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注意到，叶利钦会在专用电话响起时，跑着去拿起听筒。

叶利钦发现，在这套不合格的指挥体系下，振兴作为国家知识、文化、科学、商业和政治生活中心的莫斯科的任务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他还得出结论，他的前任维克多·格里申是一个败坏了莫斯科党组织的“空皮囊”。

这座城市所处的状态极其恶劣。叶利钦观察到，到处都是“灰尘、没完没了的排队、拥挤不堪的公共交通”。蔬菜仓库尤其不像话，满是腐烂的农产品、老鼠和蟑螂。分类和打包都是由被强拉来服役而满腹怨言的市民小队进行的。

一开始，叶利钦还能使用政治公开作为莫斯科改革的工具。他召集了一千名莫斯科党组织成员开会；会上，戈尔巴乔夫坐在一旁观看，叶利钦严厉批评了党员们的自鸣得意和夸夸其谈，一边做假账，一边浮夸风。在他的授意下，会议记录被公开，公众哗然。人们在书报摊前排队阅读叶利钦的大胆言论。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批评过“党内受贿、懒惰和狂妄自大的行为”，但叶利钦所做的是采取实际行动。他开除了犯有“谄媚、卑躬屈膝和拍马屁”错误的莫斯科官员。其中包括一个叫普罗梅斯洛夫的官员，莫斯科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理由是他花了太多时间去公费旅游，甚至有一则关于他的笑话传到叶利钦的耳朵里，说普罗梅斯洛夫在从华盛顿飞往纽约时在莫斯科中转。叶利钦还开除了一个党委书记，他家的豪华房子里，墙面上铺满了兽皮，叶利钦告诉他：“你只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人，不是一个王子。”他开始着手“清除”莫斯科许多冗余的科学研究机构，这些地方已经成为数万闲散官员的保护区，因为这件事情，这些苏联假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原谅他。他尝试阻止企业经营者通过廉价雇佣没有莫斯科居住许可的乡下人来压榨工人。

这个健壮的喷火龙似的西伯利亚人还不事先通知就闯进工厂、医院、建筑工地、学校、幼儿园、餐馆和商店，就像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做过的那样。他对记数字很有天赋。在去这些地方的路上，他先在车上研读文件，到了之后，就特意展示他不是无知的乡下人，他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他们的商业内幕。他还搭乘莫斯科拥挤的地铁和破破烂烂的公交车，特别是在高峰时段。他也去食品商店前面排队，想亲眼看看人们遭受的待遇。有一次在一个肉店前，他没被人认出来，他知道有一批牛肉刚到位，于是问店员买一块牛肉。结果，店员告诉他没有了，他冲向柜台后面，发现牛肉被从后面的窗口递出去。毫无悬念，他把肉店的经营者解雇了。

叶利钦喜欢给达到他高标准的官员送手表以资鼓励。他从手腕上脱下自己的手表送给能够取悦他的人，几分钟后，又从口袋里拿出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送给另一个人。有一次，他让他的助手把他的日本精工手表脱下来送给一名建筑工人。他的保镖科尔扎科夫已经学会总是在口袋里揣上备用的手表了。[3]

起初，叶利钦对官僚制度的撼动符合戈尔巴乔夫推动事态发展的目的。戈尔巴乔夫不带笑意地告诉他，他是党内“一阵新鲜的强风”。总书记自己也在进行视察，接触大众，只不过他用的仍是老一套，在去之前会事先通知。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第一次去往莫斯科医院时，医院外面路面上的沥青都没干，还有蒸汽冒上来，而且根据他的助手瓦列利·波尔金所言，他们被带去的那个病房的床上躺着的都是健康而营养充足的保镖，顶着细心剪短的头发，热心地推荐医务人员和医院的食物。[4]

更习惯专制而非对话的政治局委员们为叶利钦在莫斯科各处的平民主义式突袭感到苦恼。1986年年中，戈尔巴乔夫亲自命令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党报《真理报》的编辑，减少报道赚取公众关注的叶利钦。[5]也是在他的要求下，党中央宣传部叫来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莫斯科党报《莫斯科真理报》的编辑，训斥他过于关注叶利钦。[6]在那时候，党可以开除编辑。尽管戈尔巴乔夫有时公开表态支持叶利钦，承认他正在清除首都的“污秽与罪犯”，但是，他还是与这位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猛攻者”保持距离。叶利钦的指导者叶戈尔·利加乔夫跟戈尔巴乔夫一样，他不喜欢叶利钦摆布共产党官员的方式。在叶利钦关闭了莫斯科的几家特殊商店后，利加乔夫训斥他没能提高普通商店的效率。

同志们对叶利钦的怨恨在1987年1月19日的一次对抗中爆发了，那是在克里姆林宫举办的一次政治局星期四例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略述了他打算向党中央委员会作的关于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讲话。像往常一样，讲话的内容是提前私下想好了的。在他讲话的时候，他不希望任何人开口。但是，叶利钦坚持发表挑衅性的评论，针对讲话内容提出了约二十条意见。特别是，他质疑了戈尔巴乔夫认为目前的体制能够产生革新的主张。

叶利钦说道：“将保证一条条列出来，无非就是社会主义体系、苏联人民和共产党，它们已经存在了七十年了，所以，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保证我们不会回到过去。”他还催促戈尔巴乔夫公开指出造成国家停滞不前的是过去的苏联领导人，并且要求限定总书记的任期。

他后来声称，他当时已经变得不屑于戈尔巴乔夫的“自欺欺人”、他疑似对职位津贴的钟爱，以及他对官员在经济改革期间继续过着奢华生活的容忍。

戈尔巴乔夫勃然大怒。他先前准备的对苏联统治缺点的批评都已经只能勉强算在党员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暴怒中的他站起来，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在接下来长达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沉默地坐着，避开叶利钦的目光。

共产党总书记费了好大力气才让每个政治局委员都同意他讲话中关于改革的各项提议。他认为这种主动性对于小心缓慢地将国家这艘大船转向而不至触礁的任务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他甚至跟强硬派冒险放松了党的控制。他放松了对宗教的镇压，释放了几十名政治犯。就在一个月前，他解除了被流放到高尔基（现在的下诺夫哥罗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家和异见分子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国内流放。编辑们被允许暗示斯大林时期恐怖统治的真相，填满苏联历史的“空白页”。他逐步撤出在阿富汗的战争。他将要宣布对七十年的苏联共产主义最彻底的改革，即引进管理式民主的形式，可以直接选举出一个人民代表大会。他是在直面党内官员对经济改革的普遍抵触的情况下做这件事情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好差事受到了威胁。

现在倒好，这个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无礼之徒竟大言不惭指责他维护老一套的方法。

回到房间后，戈尔巴乔夫对着叶利钦一段狂轰滥炸，喋喋不休地劝说了半个多小时。他生气地大喊，叶利钦的责难是“激烈又无用的”。叶利钦什么也没做，只会提出破坏性的批评，莫斯科的许多人都在抱怨他的“粗鲁、缺乏客观性，甚至是残酷”。而在叶利钦看来，戈尔巴乔夫“大篇的批评性发言与他所提意见的实质内容没有半点联系，而是针对我个人的”，总书记“几乎像市场搬运工那样”咒骂他。

这个坚韧的建筑工程师和莫斯科共产党官员的灾星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暴怒反应感到消沉。在戈尔巴乔夫结束说教后，叶利钦有点违心地道歉：“我已经得到了教训，我认为还不算太晚。”

他后来回想道：“毫无疑问，在那个瞬间，戈尔巴乔夫简直恨透了我。”

1. 舒尔根（Shulgan）《苏联大使》（The Soviet Ambassador），第 265—267 页。

2. 多勃雷宁（Dobrynin）《信赖》（In Confidence），第 621—622 页。

3. 科尔扎科夫《鲍里斯·叶利钦》，第72—73页。

4. 波尔金《震撼进界的十年》，第68页。

5. 科尔顿《叶利钦》，第131页。

6. 马特洛克（Matlock）《苏联解体亲历记》（Autopsy on an Empire），第112页。

第6章
12月25日：上午

与克里姆林宫不同，俄罗斯白宫从这天一大早就是一幅热闹景象。这幢十年前建造的雄伟大楼镶着大理石和玻璃，形似一艘巨大的潜水艇，还有一个十四层的指挥塔。这是俄罗斯政府的总部。这幢楼自从八月政变失败后，就成了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全国性反抗的象征。当时，叶利钦站在大楼外面的坦克上，公然反抗强硬派强制实行戒严统治并保持苏联的完整。大楼里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还有去年自苏联成立以来在俄罗斯进行的第一次自由投票选举出来的议会。在这之前，白宫被愤世嫉俗的莫斯科人贬为中看不中用的累赘，里面住着虚假的政府和议会，它们的成员由共产党精心挑选，只会批准放在他们面前的任何东西。现在，这里是两周前投票选出的一个充满活力而急躁的代表大会的基地，投票是在叶利钦的推进下进行的，目的是让俄罗斯在年前摆脱奄奄一息的苏联。

参观者爬上梯田状的台阶后，就会看到一幅宏伟的象征帝国主义沙皇俄国的双头红舌鹰画像，而以前大厅的凹室里竖着的巨大的列宁雕像现在还在那里，只是用幕布遮起来了。曾经强制在接待室里悬挂的苏联建立者的大幅画像已经换成了白桦树和白雪风景画复制品。俄罗斯三色旗在屋顶上轻快地飘动，小号的仿制旗则装点着部长们的办公桌。在党的特权体系崩溃之前，楼里的自助餐厅存货相当丰富，现在也仍然能够给代表们和议会工作人员提供面包和腊肠。然而，即使是在白宫里，物资的短缺也很明显。五层贴着蓝色瓷砖的华丽浴室里经常没有厕纸；议会代表们被怀疑盗用了一大早就装上的厕纸带回家。[1]

鲍里斯·叶利钦从地下车库上来，搭乘专用电梯直达他在五层的宽敞办公室。办公室里，他的助手维克多·伊柳辛已经把12月 25日这一期的俄罗斯报纸都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了。伊柳辛是一个无趣的共产党官员，四十出头，他从叶利钦还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起就是他的助手了。这些年来，他已经学会耐心承受他的领导偶尔发发脾气。他经常第一个到达办公室准备好一天的安排，呈递给叶利钦最重要的文件。

大幅报纸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关于一系列由叶利钦签署的新出炉的总统政令，从已失效的苏联政府手中接管各个部门和所有财产。

苏联是在枪林弹雨中建立起来的，却是通过政令解散的。在前两个月，叶利钦纯粹是通过签署一道又一道政令来夺取苏联的资产。他首先通过扣留俄罗斯的税收来削弱已经士气低沉的苏联政府的基础，然后，夺取苏联政府的各个部门和货币铸造厂。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剩下的只有头衔、一小拨工作人员和核提箱。

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政治公开前，报纸是枯燥无味的，它们捏造事实，还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主要的信息机构共产党党报Prawda和政府报lzvestia只出版经过共产党允许的内容。Prawda和lzvestia被翻译成《真理报》和《消息报》，愤世嫉俗者嘲弄道，“在《真理报》里没有消息，而在《消息报》里没有真理”。现在，这两份报纸上满是随心所欲的报道。这个时期新闻业所享有的自由在俄罗斯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叶利钦的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看来，“1991年末俄罗斯的新闻业也许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不受官方控制。不需要经过审查。不受读者意见的影响。不接受报纸所有人的干涉。当然，这种情况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2]《独立报》（Nezavisimaya Gazeta）因为它的调查性报道成为最受欢迎的日报之一，这种报道形式对于俄罗斯的读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新闻创新。《生意人报》（Kommersant）自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首次复刊，报刊名字的拼写故意用革命前的风格，以显示它比共产主义时代存活得更久。《真理报》曾是共产党万无一失的代言人——它总是被放在报纸堆的最上面出售，而现在它正进行着生死存亡的挣扎，发行量从接近一千万直降到不足一百万。《真理报》的青年版《共青团真理报》（Komsomolskaya Pravda）之前是已失效的共青团的机关报，现在已经转型为一份趣味性的报纸。它肆无忌惮的对手《莫斯科共青团报》（Moskovsky Komsomolets）已经放肆到在一年前将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新闻放到第三版的程度，已经到了折叠线下面。叶利钦办公桌上的报纸还有稍微可靠一点的《消息报》，前苏联政府的机关报，现在是最值得信赖的高发行量的俄罗斯日报；《俄罗斯报》（Roisiyskaya Gazeta），俄罗斯议会的机关报；《苏维埃俄罗斯报》（Sovetskaya Roisiya），保守分子的使者；还有《劳动报》（Trud），苏联工会的报纸，发行量从去年创世界记录的两千一百万下跌到不足一百万份。

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俄罗斯议会在前一天通过了于1月2日放开价格控制的决议。《消息报》在一个标题中发出警告：“面包、牛奶、糖、伏特加、药品、燃料、电、房租、票价可能会上涨三到五倍。”这则报道称：“用一个关于民主政治的有名的说法来表达就是，自由价格是买家与卖家之间最糟糕的关系——如果不考虑其他的话。”

《俄罗斯报》今天列出的叶利钦的政令之一是解散克格勃，克格勃目前正在转变为联邦安全部门（Federalnaya Sluzhba Bezopasnosti或 FSB）的过程中，FSB的基地还将是在卢比扬卡。另一个政令则下令将共产主义时期苏联国有银行的财产转移到俄罗斯名下。《消息报》称国有银行的董事长已经递交了辞呈。“辞呈还没有通过，但也就是这几天或几个小时之内的事了。”苏联经济的基石在未来将支撑一个新的俄罗斯金融体系。

报纸还报道，叶利钦已经下令将莫斯科的一些标志性国有地产立刻从苏联名下转为俄罗斯所有。其中有波修瓦剧院（或称莫斯科大剧院）、马里剧院、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列宁图书馆、艺术学院、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州立大学、国家历史博物馆、艾米塔什博物馆、普希金艺术博物馆、特雷季亚科夫美术馆、鲁勃廖夫俄罗斯古老艺术与文化博物馆、人类学与人种学博物馆、苏联民族人种学国家博物馆、东方艺术国家博物馆和工艺技术博物馆。到目前为止，其他苏联共和国对这些机构享有与俄罗斯同等的所有权。他们对于俄罗斯攫取这些机构无能为力，只能对在自己领土内的苏联财产提出所有权要求。在这个列表的最前端是整个苏联最受人尊敬的地产，那就是“克里姆林宫和它所有的附属建筑，包括克里姆林宫全体建筑、莫斯科克里姆林国家历史和文化博物馆保护区，以及克里姆林国会大楼”。大半个世纪以来苏联权力的象征和核心现在已经属于俄罗斯了。苏联总统也只是得到宽容才能待在那儿。

在国外，苏联的人事和财产也被转移给俄罗斯。在纽约，尤里·沃龙佐夫今天早晨醒来时还是共产主义超级大国的驻美大使，晚上睡觉时就成了资本主义俄罗斯的驻美大使。只在莫斯科时间凌晨（纽约的前一天下午四点）从莫斯科俄罗斯总统办公室发一封编号为2338的传真给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德拉格拉，沃龙佐夫的身份就发生了转变。传真是通知秘书长，作为接替苏联的国家，俄罗斯将接管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成为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从今以后，俄罗斯联邦将取代苏联成为在联合国使用的国家名称”。传真要求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将所有到当天为止仍是苏联代表的外交官统统视为俄罗斯联邦的官方代理人。

就在三年前，戈尔巴乔夫让联合国大会惊叹于他关于二十一世纪新的国际秩序的笼统看法，他认为，世界将由两个超级大国来管理，苏联和美国，两国将会一起促进对话而非对抗，并将合作清除核武器。

叶利钦的团队早已夺取莫斯科的苏联外交部，没收了它的银行账户，依法驱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最后一任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并安插了叶利钦自己的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在这一天，世界不同时区的苏联大使馆将会收到一份来自科济列夫的公告，通知他们他将成为俄罗斯的驻外使节。非俄罗斯的苏联外交官将要建立属于自己共和国的独立大使馆。公告通知外交官们，在12月31日之前苏联红旗将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大使馆最后一次降落，然后升起俄罗斯三色旗。一些外交官迫不及待地向新制度表忠心。在新德里、德黑兰和喀布尔大使馆，红、白、蓝三色旗早早地就飘起来了。

在华盛顿特区，圣诞节的早上，绘有锤子和镰刀图案的红旗在第十六大道苏联大使馆一层的桅杆上轻柔地飘动。这一天风平浪静，气候温和，温度是十二摄氏度。大使馆内，三百个工作人员正忙着将自己分到不同的族群，在办公室门上挂上各自共和国的名字来占领临时的外交办公空间。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尤其是严重缺少现金。资深的外交家不得不舍弃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舒适房子，搬进大使馆内的房间，因为莫斯科不提供硬通货来支付他们的房租。大使维克多·科姆普列托夫在职还只有九个月，他知道，跟他在联合国的同行沃龙佐夫不同，他当大使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叶利钦不信任他，因为他没有谴责八月政变。在苏联解体的前三天，他热心地向美国媒体散布关于“暴动者”的新闻报道，向美国政府宣扬暴动者关于戈尔巴乔夫病重不能继续履行职责的谎言。这位五十一岁的大使决定使用苏联时期的预算剩下来的钱来举行大使馆有史以来第一次圣诞聚会，作为苏联“最后的欢呼”。

摆上鱼子酱、鲟肉、香槟和伏特加，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慢慢沉没。科姆普列托夫告诉到场的四百名客人：“尽情享受吧，我们就该这样庆祝重大的场合。”[3]聚会结束后，红旗降了下来，俄罗斯国旗升到原来的位置，标志着这里现在已经是俄罗斯大使馆了。科姆普列托夫在三个月内被召回。

像是故意作对似的，今天早上以色列新来了一个苏联驻外使团。就像莫斯科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三十四年来的第一任驻以色列大使向总统赫索格递交了国书，然后，锤子和镰刀红旗飘扬在耶路撒冷古老的俄罗斯建筑物上方。出现这种异常现象是因为两个月前戈尔巴乔夫给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的一个承诺，那时他还有一些实权，他承诺修复在1967年中东战争期间断开的苏以外交关系。外交官亚历山大·鲍文所递交的国书是苏联总统签署的最后一封。鲍文的命运就是担任一周的苏联驻以色列大使，然后成为俄罗斯在特拉维夫大使馆的大使，任期六年。

在加纳利群岛最大的港口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一艘苏联旅游船在这个圣诞节的早上靠岸。游客们上岸观光一天。当他们返回时，发现在轮船烟囱侧面的锤子和镰刀被俄罗斯船员撬开，他们上船时是苏联公民，再次起航时却成了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了。

接近上午十一点，叶利钦总统离开他的白宫办公室，搭乘电梯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拥挤的大厅。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议院的252名成员被召集到这个会议室来创造历史。他们在蛋壳青色的天花板和硕大的枝形圆吊灯下被擦得发亮的长木凳上就座，决定是否同意苏联的最后解体。

1. 索洛维约夫和克列皮科娃《鲍里斯·叶利钦》，第276页。

2. 2009年10月在莫斯科对叶戈尔·盖达尔的访谈。

3. 《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1991年12月27日。

第7章
一身脏水

尽管叶利钦费力地尝试，1986和1987整整两年间莫斯科的境况也没有明显好转。他所任命的高层职位的接替者往往同他解雇的那些人一样腐败又没效率。他在与莫斯科贸易官员的一次谈话中抱怨道：“我们一直在探究怎么摆脱这些道德败坏行为，但我们仍没有发现这个黑洞的尽头。”研究机构忽视了他的裁员要求。食物还是堆在铁路货场里腐烂。他从早上七点工作到半夜，对现状的不满一直在堆积。车子到家后，他经常在车上静坐几分钟，整个人筋疲力尽，“我连抬胳膊的力气都没有。[1]

叶利钦与政治局的同志们越来越疏远。管理莫斯科快两年了，他对于自己还没有像他的前任一样被提拔为政治局的正式委员而满怀怨恨，对自己要向叶戈尔·利加乔夫做交代也感到不满，利加乔夫认为党的目标不是彻底变革，而应该是加强苏联的社会主义品牌。这位党的纯粹主义者现在将叶利钦视为一个危险的平民主义者。

在1987年1月一次失去控制的政治局会议后，戈尔巴乔夫开始明显地回避这位棘手的莫斯科共产党领导人。在每周四的政治局例会上，他极力回避同叶利钦握手或交谈。叶利钦对共产党特权的攻击触及了他的痛处。戈尔巴乔夫确实喜欢优渥的生活。除了下令建造了一栋宫殿似的房子，他还下令在黑海福罗斯建造一栋供他独享的避暑别墅，庞大而没有任何建筑品位。即使是他最忠诚的助手们都对他滥用国家基金感到不安。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担心这样做会授人以柄，让人们有理由批判他喜好奢华。当第一次见到这个庞大的建筑群和它用玻璃封闭起来的直达海滩的自动扶梯时，他的助手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也开始严重怀疑他“献身于伟大的历史使命所能获得的好处了”。[2]

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忠顺的团队格格不入。他开始发表与当时大多数人相左的意见。1987年5月，当黛安娜·索耶到莫斯科录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节目时间他，俄罗斯人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可行，他的回答是肯定的。索耶又问：“你真这么想吗？”他回答道：“当然！”[3]他那时对资本主义知之甚少，但他知道共产主义已经起不了作用了，他能感觉到大众焦躁不安的情绪。

因为工作过度，灰心丧气，又恼于没有晋升，叶利钦在1987年9月10日决定退出政治局。促使他做这个决定的最后一击是利加乔夫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对他的训诫，因为他允许莫斯科街上两个未经批准的小型示威活动。当天晚上，他告诉奈娜他不会再跟“这帮家伙”一起工作了。他坐下来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辞职信，当时后者还在黑海度假。

在信中，叶利钦抱怨政治局的同志们对他在莫斯科遇到的问题漠不关心，对他也无比的冷淡。他无法再忍受为利加乔夫工作了，因为利加乔夫的方法“都是完全不成体系的粗糙法子”。他控诉他的同志们对经济改革都是口惠而实不至。“这份工作适合他们，也适合您，请原谅我这么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他在信的末尾请求辞去莫斯科共产党领导人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戈尔巴乔夫第二天早上在黑海的别墅里收到了这封信，他在那儿跟助手们一块工作。这封信就像是晴天霹雳。苏联历史上还没有人自愿辞去政治局的职务。切尔尼亚耶夫发现戈尔巴乔夫很激动。这位共产党领导人说道：“拿着，读读这个！”“这是什么东西？”“你看看，你看看。”切利耶夫接过信，仔细读了读。戈尔巴乔夫问道：“我要拿这个东西怎么办？”切利耶夫只能建议他不要轻举妄动。[4]波尔金读过信后，觉得叶利钦有一点说对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耍手段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他确实是前进两步，走偏三步，倒退一步”。[5]

共产党总书记处境尴尬。他不喜欢这个在莫斯科表现得精力充沛的人“对权利的过度野心和欲望”。另一方面，政治局的公开分裂可能会毁了共产党。同时，如果保守派能看到像叶利钦这样没有耐心的同志制造的压力，也许戈尔巴乔夫对保守派的影响能够加强。两天后，他打电话给这位莫斯科下属，请求他：“冷静，鲍里斯，不要太激动了，我们会想到解决的办法。”[6]他让叶利钦推迟辞职时间，再继续工作两个月，直到十月革命（后来因为俄罗斯日历的变动，这一天变成了11月7日）的七十周年纪念日，届时莫斯科将会有庆祝活动，各国政要都会来参加。切利耶夫记得他的长官是这样说的：“我说服了他。我们达成了一致，他不会在庆典结束前再神经过敏，到处乱跑了。”

叶利钦记得的却是另外一个版本。他以为戈尔巴乔夫已经答应他在过几天度假回来后就会对他的辞职信做出回应。结果，几个星期过去了，辞职信却像石沉大海，他觉得戈尔巴乔夫是秘密策划在预定于1987年10月21日召开的党中央全体会议上给他难堪。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听总书记做关于苏联历史的开创性演讲，这是他准备了很久的纪念十月革命的演讲。

党中央的三百名成员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聚集在克里姆林宫，完全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爆炸性事件。他们钻出自己的吉尔车或海鸥牌汽车，赶往建于十七世纪的参议院大楼。同志们在圣凯瑟琳厅集合（当时被称为斯维尔德洛夫厅，以监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及其家人处刑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的名字命名）。大厅里高高的科林斯式圆柱和壁柱之间是十八位革命前诗人的浮雕，他们冷冰冰地注视着下面一排排装饰华丽的椅子，落座的党中央同志们在等着唯一一项会议进程：戈尔巴乔夫读他准备好的讲稿。十四位政治局委员在加高的讲台上的桌子后面一字排开，面对与会的同志。

叶利钦与其他六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不同岗位的共产党高级官员一起坐在第一排。这次会议不对媒体开放。按照惯例，大家会鼓掌欢迎总书记的先进性讲话，然后散场去享用美味的午餐。

利加乔夫主持会议。他请戈尔巴乔夫上台讲话。总书记进行简单陈述。三十分钟后，讲话完毕，利加乔夫问道：“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叶利钦迟疑地举起手，又放下去，仿佛内心在天人交战。戈尔巴乔夫将利加乔夫的注意力引向叶利钦，于是，利加乔夫问大家是否想要针对讲话开展辩论，大家大喊“不想”，而这位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大块头慢慢地站了起来，他想要坦言的本能战胜了顺从的压力。利加乔夫示意他坐下，但戈尔巴乔夫打断了他，他要让叶利钦自取其辱。他冷冰冰地说道：“我觉得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似乎想说点什么。”[7]

叶利钦看起来很紧张，毫无准备。他杂乱无章地说了七分钟，用的是他仓促之下记在表决卡上的只言片语。不过，他争论的要点很明确：经济改革的承诺正让人们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最终可能导致幻灭和痛苦。他对于“他眼中某些政治局正式委员对总书记谄媚势头的明显增长”深感忧虑：“我认为这是不允许的……这种溜须拍马的趋势绝对不能接受……对奉承的偏好可能会再次逐渐变成行为准则，最终演变成个人崇拜。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他说，利加乔夫同志对他的反对之甚让他必须离开政治局，至于莫斯科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当然是由莫斯科党中央全体会议来决定”。

这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别说从来没有人从政治局退出过，除了二十年代的列夫·托洛茨基，也从来没有哪个共产党员胆敢在党中央全体成员面前这样跟领导人说话。在利加乔夫看来，“这样放肆地攻击至神至圣——中央书记处、共产党第一人、总书记本人——是可耻的”。叶利钦后来这样解释：“这个腐化的体制需要进行改变。”总书记又变成了以前的沙皇似的人物，人们的天父，即使表达出对其行为的一丝质疑也是无法想象的亵渎。“人们只能表达对他的敬畏……或为能够如此幸运地在他身边工作感到欢欣。”

叶利钦落座后，大家因为过于惊讶而一片寂静，他的心脏怦怦跳个不停，“像是马上要从胸膛里面跳出来”。他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将会被有组织地、有条不紊地猛烈抨击，而且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几乎是带着快意和享受的。”然而，他有没有准备好就难说了。

波尔金看到戈尔巴乔夫的脸因为愤怒涨得发紫。叶利钦暗示总书记通过个人崇拜来追求伟大触到了他的痛处。

戈尔巴乔夫对利加乔夫说：“也许现在让我来主持比较好。”利加乔夫忙不迭道：“当然，请，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戈尔巴乔夫冷淡地总结了叶利钦的陈词，暗示这位同志想把莫斯科党组织整个从共产党分离出去。看到叶利钦想插话时，戈尔巴乔夫粗鲁地叫他坐下，然后号召议员席发表评论。

戈尔巴乔夫的话是一场持续攻击开始的信号。谄媚者和马屁精都一个接一个拿起麦克风痛斥叶利钦这个异数，其中有些人是叶利钦肃清莫斯科的受害者。当层出不穷的打击落在叶利钦身上时，戈尔巴乔夫冷眼旁观他的报应。他想起叶利钦本人是如何卑鄙地、煞费苦心地、不适当地镇压别人。现在，他在叶利钦的脸上看出“一种痛苦、迷茫、悔恨的奇怪混合，换句话说，是所有典型的不稳定特征的混合”。

叶利钦发现来自某些人的批判特别伤人。他以前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导师雅科夫·里亚博夫，当时的苏联驻法大使泼了他一桶脏水（叶利钦后来这样描述）。侮辱曾是一些西方议会混战的一部分，但对于1987年纪律严明的共产党党中央全体会议来说，这会导致身败名裂的。即使是最具进步性的政治局委员，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利夫也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反对叶利钦，这是让叶利钦觉得特别痛苦的一件事。一些人的谴责是可以预料的：维克多·切布里科夫，克格勃头目，痛斥叶利钦向外国记者泄露秘密；其他一些人驳斥他无能，是一个歪曲事实、妄想伟大、犯有政治虚无主义错误的人。一些发言的人不经意间证实了叶利钦关于戈尔巴乔夫个人崇拜的说法。地区书记利昂尼德·博罗金声称：“至于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赞美，从我的立场来看，不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位共产党的领导，我都全心全意地尊敬他。”他的语气中不带讽刺的痕迹，是真心这样认为的。

二十七个发言人花了整整四个小时痛斥他们的猎物之后，戈尔巴乔夫才宣告这场群体中伤的结束。叶利钦忍气吞声地让议员们再次发言。像以前发生过的一样，他被彻底压垮了。他所有故作的勇敢都消失了。他努力表现出愿意和解的意愿。他结结巴巴地说，他对经济改革没有任何疑问。他接受大家对他的大多数批评。他只在心里记住了两三个过分狂热地赞颂总书记的同志。

戈尔巴乔夫突然插进来。“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你就那么没有政治常识，需要我们在这里给你扫扫盲吗？”叶利钦回答：“不，没有必要。”戈尔巴乔夫继续往他的伤口上撒盐。他指责这个敢于挑战他的人“过于自负傲慢”，甚至将自己的个人骄傲置于党之上，并指责他幼稚地想看到整个国家围着他一个人转，而且是在这个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

戈尔巴乔夫说完后，叶利钦含混不清地说：“今天我犯了一个错误，不该在这里口出狂言，让党中央和莫斯科党组织失望。”

出乎意料的是，戈尔巴乔夫居然给了叶利钦将功补过的机会。他问：“你有足够的能力继续做你的工作吗？”叶利钦在一片嘘声中回答：“我要说的已经说过了。我还是请求卸职。”戈尔巴乔夫提议，叶利钦应该为自己政治上不正确的批评性发言受到谴责。这个提议全票通过，连叶利钦自己也投了赞成票。几天后，叶利钦写信给总书记，表达出自己想继续担任莫斯科共产党领导人的意愿。切利耶夫劝告戈尔巴乔夫：“这个赌注还是很高的。所谓的公众里支持经济改革的人都站在叶利钦一边。”但是，戈尔巴乔夫给叶利钦打电话，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行”！

政治局内部分裂的消息很快就走漏了。关于叶利钦在党中央委员会上的“秘密发言”的谣言遍布整个莫斯科城，编造的版本也开始出现，其中一个版本是叶利钦的编辑朋友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捏造的。在这个版本里，叶利钦抱怨他不得不听从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的指示，尽管他从来没说过这种话。波尔托拉宁分发了几百份，它们成为地下出版物的一部分，这些地下印刷品上的内容官方媒体是不会出版的。[8]

198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日，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的同伴在红场热情接待友好的世界领导人，他们前来参观阅兵式，阅兵式上有走正步的士兵，以及烧柴油的坦克，冒着黑烟。

叶利钦的同志们在列宁陵墓上方一字排开，而他被忽视了，但是，外交官、记者和外国参观者都无法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令人畏惧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小小反叛是世界级的新闻。菲德尔·卡斯特罗大大地拥抱了他三次，波兰的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拥抱了他，用流利的俄语说道：“坚持下去，鲍里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外交招待会上，美国大使杰克·马特洛克注意到他远远地站着，脸上挂着局促不安的笑，将站立的支点不停地在双脚间转换，“就像一个被老师责骂过的学校男孩”。莫斯科党领袖冲他笑了笑，但这位外交官还是留在原地。此时叶利钦最不需要的就是被人看见同美国大使交谈。

政治剧变成了难看的闹剧。戈尔巴乔夫召集莫斯科党支部于11月11日星期三开会，来确认叶利钦卸除莫斯科共产党领导人的职位。11月9日，会议召开前两天，叶利钦似乎尝试自杀，他在自己胸口上划出的伤口大量出血。他立刻被送往莫斯科郊外米丘林斯基大街上的克里姆林宫专用医院。据他自己描述：“我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感到剧烈的头痛，胸口也疼痛不已……我的身体已经崩溃了。”在公寓里，奈娜将刀具、猎枪和玻璃制品，甚至是处方药都收起来以防万一，为他回家做准备。

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是，这个西伯利亚反叛者在假装自杀以吸引注意力，并逃避最后的决战。据他推断，“叶利钦用办公室的剪刀假装尝试自杀”。“医生说他的伤根本不致命；剪刀轻轻滑过他的肋骨，留下的伤口看上去血腥吓人，但实际上并不深。”在拟定召开莫斯科会议的那天早上，他把电话打到叶利钦的病房，告诉他打理好来参加将决定他命运的莫斯科党委会全体会议。叶利钦抗议道：“我做不到。医生不会同意我从床上起来的。”戈尔巴乔夫回答：“这不是问题，医生会帮你解决的。”

遵照党的指示，四十一岁的克里姆林宫医生德米特里·涅恰耶夫给叶利钦注射了大剂量的镇痛剂和叫做安乃近的解痉剂。叶利钦回忆道：“他开始给我注射大量的镇静剂，我感觉脑袋在旋转，双腿无力，我几乎都说不了话，因为舌头不听使唤。”叶利钦决定不再反抗。他希望在会议上能有人替他说两句话。

奈娜向当时在医院的保镖负责人尤里·普列汉诺夫将军愤怒地抗议道，让一个病人离开医院等于是施虐。但普列汉诺夫需要向他的上级做交代。

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扶着他头晕眼花、浑身绷带、脸部浮肿的上司上车，沿着列宁大街行驶六英里后穿过城市中心到达老广场。这次不是在圣凯瑟琳的圆形大厅，而是在会议厅，党中央委员会大楼里一个刷得雪白的狭长大厅。叶利钦被带到毗邻的房间时都意识不清了，政治局委员们聚集在这个房间里等着粉墨登场。

全体与会者落座后，他们像法庭的法官一样严肃地走上讲台，叶利钦跟在他们后面。克格勃隔开了前面几排座位，让写下名字要发言的人入座。叶利钦观察到，他们大多数都是之前一年半时间里被解雇的莫斯科干部，像“等待着的猎犬，准备把我撕成碎片”。政治局委员在一条长桌后面的三排椅子上就座，面向整个大厅。

戈尔巴乔夫直奔主题。他们今天是来讨论是否解除莫斯科党领袖的职务的。他说：“叶利钦同志将自己的个人野心置于党的利益之上。他在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不负责任的、不道德的言论。”他只会惺惺作态地大呼口号，而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他又表现得“无能为力、吹毛求疵和惊慌失措”。

一个接一个，莫斯科党组织的成员们站起来接下戈尔巴乔夫的话头，控诉还处于麻醉状态晕头转向的叶利钦曾做过的所有事情，从他的野心过盛、散布谣言、缺乏伦理道德和炫耀卖弄，到他的侮慢不敬、违反党纪和假革命精神。二十三个发言人再一次轰炸了他四个小时。只有莫斯科党组织第二书记尤里·别利亚科夫称赞了叶利钦所鼓励的共同掌权、公开批评和交流意见。一个党员嘲笑道：“我们看到有人（指尤里·别利亚科夫）想把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奉为耶稣基督。”另一个人谴责叶利钦背叛了党的统一大业。还有人谴责他既不热爱莫斯科也不热爱莫斯科人。他们抨击的对象只在以前的同伴批判他时，才不时抬起头，满眼的不可置信，而当听到谴责他不热爱莫斯科的言论时，他只能不停地摇头。

戈尔巴乔夫对他所释放出的狂怒也感到不安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有些发言的动机显然是出于报复或恶意。这一切留下了令人不愉快的余波。然而，在全体会议上，叶利钦展示了他的自控能力，我不得不说，他表现得像个男人。”

在作秀审判会的传统中，被指责的人在所有的毒液喷完、自身士气被摧毁后，可以陈述痛悔之心。叶利钦跌跌撞撞地走向麦克风，戈尔巴乔夫撑着他的肘部，他的嘴唇因为审判仪式而泛乌。前排还有人大喊：“打倒他！”叶利钦说得断断续续，含糊不清，不时停下来喘气。他经常一句话刚起了个头就忘了自己想说什么。他努力想挽回一丝尊严，说他相信经济改革，但它的进程是时好时坏的。他痛骂自己居然让“自己最显著的个人特征之一——野心”显现出来。他尝试过努力抑制它，但是，很遗憾没有成功。他怯懦地总结道：“在莫斯科党组织面前，我感到很愧疚……当然，我也非常愧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他在我们的党组织、我们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享有如此高的声望。”

但在内心深处，叶利钦感受到的只有痛苦和愤怒。他永远不会原谅戈尔巴乔夫将他从病床上拽起来并将他不光彩地开除的“非人道的、不道德的”待遇。他多年后回想：“我被开除了，表面上是我自己的请求，但实际上，整个过程充满了大喊大叫和咆哮尖叫，仿佛直到今日我的舌尖都能尝到苦涩的滋味。”[9]

大家都拖着脚步走向出口，把他们受伤的猎物孤零零地留在房间里，浑身不适、筋疲力尽又心神错乱的他将头靠在主席台的桌子上。戈尔巴乔夫是最后一个离开房间的，在跨过门槛时回头看了一眼。他走了回来，用胳膊撑起叶利钦的胳膊，搀扶着他离开房间，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安德烈·格拉乔夫怀疑他这样做是出于突然的良心发现。尊贵的胜利者帮助落败者离场。科尔扎科夫扶着叶利钦上车，快速将病弱的他送回医院病床上。

莫斯科党领袖的职务给了列夫·扎伊科夫，掌管军事工业的政治局委员，他向波尔托拉宁夸口道：“叶利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0]

戈尔巴乔夫跟叶利钦还没完呢。他下令《真理报》发表一份关于这次莫斯科党组织秘密会议的会议记录。这篇政治公开的文章明显是为了显示共产党容不下有不同意见的人，跟党意见不合在以前完全足以毁掉一个人的政治生涯。但是，这次却适得其反。叶利钦得到了莫斯科公民的莫大同情，他们相信他是真的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几百名学生在莫斯科大学示威，地铁站出现简陋的布告，呼吁公开叶利钦在10月份的秘密发言。

叶利钦在病床上等着戈尔巴乔夫的电话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以为自己会被驱逐出莫斯科。但是，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也许是不愿效仿勃列日涅夫的行事方式，或者是因为叶利钦这个顽固的猛攻者还有可用之处，抑或是因为他觉得应该这样做，戈尔巴乔夫在一星期后给医院打了电话，提供给叶利钦另一个职位。科尔扎科夫把电话拿到床边，听到叶利钦“用完全挫败的声音”答话。戈尔巴乔夫建议他接受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位。这是一份没有任何政策投入的文职工作，但叶利钦仍是党中央的一员。叶利钦接受了这个职位。什么事都比成为一个五十六岁就领养老金的人要好。

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有一个警告给他的对手，他在撂电话前告诉叶利钦：“我绝不会再让你踏入政坛。”[11]

随着时间的流逝，戈尔巴乔夫的一些效忠者开始抱怨，认为将谴责他的人留在政府是他最大的错误。总书记则反驳道，他对叶利钦没有憎恶或报复心理，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权力之争，他从未将自己降格到像叶利钦一样“碎嘴吵闹”的档次。

（几年后，叶利钦成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总统，他意外碰见了德米特里·涅恰耶夫，就是当时给他注射镇痛剂让他被拖到党中央委员会的那个医生。令他惊讶的是，涅恰耶夫当时居然是他的总理维克多·切诺梅尔金的私人医生。科尔扎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叶利钦从未原谅过那个医生。“奈娜无法克制自己，跑去找总理讨说法。切诺梅尔金承认他不知道医生给叶利钦注射安乃近的事情，但也没有在这次不愉快的谈话后解雇他。”[12]

1996年4月7日，文传电讯社[Interfax]报道，凌晨两点，涅恰耶夫在米丘林斯基大街的克里姆林医院外被一名持枪歹徒枪杀。这是1996年莫斯科216起买凶杀人案中的一起。这起案件至今没有找到犯罪人。）

1. 科尔顿《叶利钦》，第125页。

2. 切尔尼亚耶夫《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第167页。

3. 阿伦《鲍里斯·叶利钦》，第191页。

4. 切尔尼亚耶夫《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第130页。

5. 波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234页。

6. 同上，第131页。

7. 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解雇以及其他遭遇的描述来源于：科尔顿《叶利钦》，第138—150页；叶利钦《格格不入》（Against the Grain），第144—155页；阿伦《鲍里斯·叶利钦》，第202—220页；以及波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235—236页。

8. 科尔顿《叶利钦》，第153页。

9. 叶利钦《格格不入》，第155页。

10. 科尔顿《叶利钦》，第150页。

11. 阿伦《叶利钦》，第221页。

12. 科尔扎科夫《鲍里斯·叶利钦》，第86页。

第8章
12月25日：临近午时

临近午时，鲍里斯·叶利钦走上白宫议会厅的讲台，通知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四天前协商的结果，即苏联将不复存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宣布辞去总统职位。[1]辞职后，戈尔巴乔夫会立刻签署一项政令，放弃他对苏联军队的控制权，俄罗斯将全权控制设置在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的27 000件核武器。

上个星期六，叶利钦和其他十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后商定在12月31日建立一个松散的联盟——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来取代苏联。仪式是在位于莫斯科东南方向约两千英里处的哈萨克斯坦古老的首都城市阿拉木图进行的。

叶利钦现在想通过对代表们的讲话告诉世界，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会带来任何核威胁。叶利钦说，四个核共和国分别签署了条约《有关核武器的联合措施》。苏联所有的战术核武器——装有限量弹头的移动便捷的短程导弹——将被转移到俄罗斯，并在六个月内储存起来。战略性弹头——海、陆、空三栖洲际弹道导弹——将花费长一点的时间运输到俄罗斯境内。同时，四个签约国已宣誓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也不会将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设备和技术移交给其他任何国家。

叶利钦宣布，“核按钮只有一个，其他总统将不会拥有核按钮”。并且，“按下核按钮”需要征得俄罗斯总统和拥有核武器的其他三国总统的同意。“当然，我们认为这个按钮永远不会被按下去。”

在叶利钦心中，继《阿拉木图宣言》得到正式批准和戈尔巴乔夫辞职之后，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戈尔巴乔夫自愿移交核通讯设备。当然，这只是让一个既成事实变得官方而已：俄罗斯联邦总统是莫斯科拥有终极权力的人。同样重要的是，这个举动将会削弱戈尔巴乔夫的同伴散布的传言，认为叶利钦分裂苏联的行为相当于发动对合法总统的政变。

尽管当时戈尔巴乔夫还是官方总统和苏联军队的首领，他却没有受到独联体组成国家的领导人邀请来发表意见——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苏联瓦解后其他四个前共和国——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格鲁吉亚——不想跟独联体有瓜葛，而是转向西方寻求未来的联盟）。这些总统也不理会戈尔巴乔夫送给他们的关于主动请求担任职务的信。他们现在没时间理会他们的前霸主或他的妄想和自负。

叶利钦对俄罗斯代表大会的发言赢得了掌声。在这些代表中有许多反对他的人，一些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些是激昂的批评家，如他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对生养他们的那个超级大国的终结感到深深的悔恨，但是，所有人都意识到，已经到了几乎每个共和国都认为依靠自己的力量会让情况好转的阶段了。

弗拉基米尔·伊萨科夫来自叶卡捷林堡，是少数公开支持失败的八月暴动的俄罗斯议员之一，也是少数反对《宣言》的人之一。他就时间顺序问题提出反对。伊萨科夫指出，叶利钦被选为俄罗斯总统时，是对着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宣誓的，而他现在严重地违反了宪法。叶利钦作为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阿拉木图的文件，但是，伊萨科夫抗议道，当时俄罗斯联邦在法律上还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因此，《宣言》是非法的。

伊萨科夫的言论引起了恐慌。叶利钦和同伴们在八月政变后停止使用苏联的名称，却无法正式更改名称。他们似乎完全混乱了，大家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直到议会发言人打破僵局。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建议，“与其让总统回答这个问题，不如我们现在就把名字改了怎么样”，哈斯布拉托夫是来自车臣的一位学者，因为在8月份的时候站在叶利钦一边勇敢地保卫白宫而一举成名。“代表大会将在之后确定《宣言》是否真的符合新宪法条文的规定。”

哈斯布拉托夫提出一个动议，建议将他们所在的代表大会的名称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更改为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措施以点名投票的方式实施。《消息报》的记者伊万·叶利斯特拉托夫坐在旁听席上观看，发现只有两张反对票。

1917年由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苏联中，面积最大也是最强大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面积为6 592 800平方英里，占地球表面陆地面积的九分之一强。现在，这个苏维埃共和国不再作为一个法律实体而存在，代表们为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苏联的其他共和国早已在它们的名称上做了类似的改动，俄罗斯联邦是最后一个从国家名称上抛弃共产主义的。稍后，一个兴奋的莫斯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员报道，将“苏维埃”和“社会主义”从国家名称中移除反映了苏联的正式终结。

叶利钦今天感到满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房间外面，有些代表听说一个来自议会委员会的专家调查过八月政变，正在召开一场“轰动”的记者招待会——据《苏维埃俄罗斯报》的一名记者描述，都奔向会议室。这位专家亚历山大·基齐欣证实了每个人心中所怀疑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小党派自由民主党的领袖，是克格勃的走狗。他经常在白宫的走廊上闲逛，咆哮关于俄罗斯的敌人的邪恶，从犹太人到中情局都逃不过，听他说话的人常被喷一脸口水。[2]他的空头党派没有分支，招募成员的唯一目的就是在6月举行的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中与鲍里斯·叶利钦对抗。让叶利钦感到满意的是，日里诺夫斯基只获得了百分之八的选票，尽管他有官方媒体的大力支持。

俄罗斯总统回到他在五层的办公室，狼吞虎咽地吃完午饭。午饭通常是从自助餐厅送来的肉饼和苹果。他从窗户可以看到宽阔的莫斯科河道转弯形成一个马蹄状的弯道，而后向西南方延伸，流经基辅火车站，绕过卢日尼基体育场，又绕回西北流向，途经高尔基公园，绕过两英里外的克里姆林防御墙。在克里姆林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在快速地吃午饭，一边准备标记着他从总统向平民转变的辞职演讲，一边与疲劳和流感的发作做斗争。

叶利钦将取代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高高的红色砖墙后的位置，标志着从四年前开始就一直在准备的东山再起成功了，四年前，他不管是心理还是身体上都支离破碎，被剥夺了莫斯科共产党领导人的职务，贬为国家建设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

1. 关于议会进程的描述来源于1991年12月26日的《俄罗斯报》（Rossiyskaya Gazeta）。

2. 亚历山大·基齐欣（Alexander Kichikhin）在1991年12月26日的《俄罗斯报》中引述。

第9章
东山再起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1月曾警告叶利钦不会再让他踏入政坛，这让这位前莫斯科共产党领导人感到绝望。他觉得“我的心就像烧尽了的煤渣”。

不过，戈尔巴乔夫给了他一份在莫斯科的稳定工作，国家建设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允许他留在中央委员会，而戈尔巴乔夫大可以将他驱逐到乡下，一劳永逸地摆脱他。

而叶利钦却尖酸地猜测，哪怕戈尔巴乔夫没有一个叶利钦，他也得发明一个。不论戈尔巴乔夫多不喜欢他，叶利钦对于总书记来说还是有用的，这样，他就可以扮演一个睿智的无所不能的英雄形象，与之形成对比的一是“唱黑脸的利加乔夫”，二是“横行霸道、轻率鲁莽的激进分子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还要维护他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名声。如果他用老一套方法对付自己的政敌，对他在国外逐渐树立起来的开明的改革论者形象有所损害。他不得不表现出，即使是对一个不负责任的破坏者，他也是宽宏大量的，但他有把握让这个破坏者无法翻身。

叶利钦在医院待了几个星期之后才出院。回家后，他在忍受剧烈头痛的同时又陷入深度抑郁之中。“我想挠墙，几乎忍不住要大声喊叫。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忍受地狱的折磨。”[1]他的睡眠很差，将愤怒的情绪宣泄在家人身上。

1988年1月8日，气候适宜，天空飘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叶利钦开始到普希金大街上的国家建设部上班，由四个克格勃保镖陪同，乘坐的是吉尔车，因为他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2月17日，星期四，中央委员会正式解除他这个职位，当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就只能乘坐一辆中型海鸥牌汽车，也没有保镖护航了。降级是必然的，但却让他无比痛苦。据他的助手列夫·苏哈诺夫所言，这件事让他陷入心理焦虑之中，而他性格的两面——共产党领袖和反叛者——之间的内部冲突也开始让他陷入混乱。

尽管叶利钦可以保留他在特维尔–亚姆第二大街54号的公寓，却要从乌索沃的莫斯科河5号楼搬到一个相对狭窄的乡间住所。克格勃第九局派给他的安全特工也被撤走了。保镖中的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自愿留下来担任私人保镖，最后被克格勃开除。不久后，他将获得的是他以前所拥有的十倍。科尔扎科夫被三个同情他的商人聘用为影子员工（领工资但实际不存在的员工），这三个商人运营的都是在经济改革下允许经营的合作企业。他需要做的只是每个月去领自己的“工资”。科尔扎科夫对叶利钦的忠诚标志着一段亲密友情的开始，他们一起打网球，一起喝酒到深夜。他们的关系亲密到两次歃血为盟，发誓永远对对方忠诚，视对方为“过命之交”。

叶利钦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辆牢固的莫斯科人牌汽车，车的颜色像铝锅。科尔扎科夫尝试教他开车，他声称教叶利钦开车把他的头发都愁白了，尤其是在叶利钦撞上并重伤了一名骑摩托车拖车的人之后。[2]

这个不安分的西伯利亚人在新职位上没什么事可做，时刻处于密切监视之下，以防他在政治上进行捣乱。每天早晨，一班又一班几乎不经伪装的克格勃特工在他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徘徊，观察进出他办公室的人。他的房间和电话都被监听。列夫·苏哈诺夫给彼尔姆的人打电话，抱怨他们的工作环境。一个克格勃的友好线报告诉他，这通打到彼尔姆的电话已经被注意到了，他可要小心了。

莫斯科的报纸仍受党的摆布，不允许发表任何关于前莫斯科领导人的正面新闻。叶利钦还去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但常常被忽视。2月，巴黎《世界报》发表了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关于叶利钦那次秘密发言的描述，绘声绘色，包括关于赖莎干涉戈尔巴乔夫工作的指控。戈尔巴乔夫命令外交部发言人根纳季·格拉西莫夫在一次媒体介绍会上申斥《世界报》发布假新闻。他对于叶利钦本人不否认对赖莎的指控感到愤怒。

慢慢地，叶利钦的痛苦平息了。他开始一个人在街道上散步。认出他的人都停下来冲他微笑，跟他握手。这些迹象初步显示，长期对政治无感的大众开始关注政治，而叶利钦因为让人们表达出不满，从而在党的机构外面获得了群众基础。

接下来的一个月，轮到叶戈尔·利加乔夫不自量力了。在戈尔巴乔夫出国期间，这个党内二把手让报纸发表了一篇列宁格勒的学校老师妮娜·安德里雅芙娜写的长信，内容是为斯大林主义价值观辩护，要求停止民主改革。利加乔夫派一个团队前往列宁格勒润色这封信，他想将它推为一个党的新方针的声明。尽管这封信显然是反经济改革的，报纸编辑们也不敢拒绝发表。整个国家都屏息等待事态的发展。

当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后，他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对此给出了一个冗长的回复，谴责这封信是在攻击他的改革，并命令《真理报》的编辑发表他的回复。改革政策又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激进分子又倾巢出动了。戈尔巴乔夫没有辞掉利加乔夫，只是这位死脑筋的狂热分子的影响力被削弱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报纸编辑变得更加大胆。挑战共产主义正统性的书籍和戏剧开始出现。寂静多年的教堂也被允许鸣钟了。在莫斯科中心普希金雕塑前的非正式聚会也批准了，这样不满的平民就可以宣泄被压抑的情绪了。在这些临时的聚会上，人们逐渐开始反复有节奏地大喊：“叶利钦！叶利钦！”前莫斯科领袖成了不满情绪的引雷针。

叶利钦不在的期间，如果说生活水平发生了任何变化的话，那也是变坏了。一个流行的段子描述一只狗赞扬经济改革，“我的锁链长了点，我的狗盆远了点，但我现在想冲谁叫就冲谁叫”。政治局发动了一次动机良好的禁酒运动，但结果是灾难性的，伏特加严重短缺，政府收入也急剧下降。糖的供应也满足不了需求，因为糖都被买去非法制造一种叫samogon的烈性酒了。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推进这次改革，宣布共产主义不应该建立在伏特加税的基础上。利加乔夫则是到了荒谬的程度，竟然下令清除克里米亚的百年陈酿。另一则段子讲的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俄国人在山顶上测试回声。美国人大喊“波旁威士忌”，然后听到几次“波旁威士忌”的回声。俄国人大喊“伏特加”，传回来的回声是“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叶利钦日益增长的亲民形象和重新勃发的自信激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好奇心。4月，《莫斯科新闻报》的编辑叶戈尔·雅科夫列夫鼓起勇气询问叶利钦关于他如何被注射镇静剂拖到莫斯科党员面前的经历。他们的采访是在克里姆林宫国会大厦里进行的。雅科夫列夫建议拍一张叶利钦坐在莫斯科人牌汽车里的照片，车现在就停在大厦外面。

抱着玩笑的心态，叶利钦靠在这辆四四方方的汽车的方向盘上，摆好姿势，科尔扎科夫坐在他旁边，苏哈诺夫坐在后面，然后，叶利钦一时兴起，打开了点火开关，并开始向出口处行驶。他的乘客们知道他车开得有多差，都吓坏了。科尔扎科夫回忆道：“他把踏板弄混了，车子开得像袋鼠在跳。”苏哈诺夫说：“我向上帝发誓我从没这么害怕过。我们开过了马涅日广场，经过展览馆。我们试着让他停下来。他说：‘害怕的人滚下去！’我们成了我们领导人古怪性情的人质。他一路开回了他的市区公寓。我们紧张极了，衬衫都湿透了。”[3]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犹豫要不要发表这次与克里姆林宫的禁言令相违背的采访。他最终只在《莫斯科新闻报》的德文版上发表了，但这依然在莫斯科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骚动。一个月后，叶利钦在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中要求将利加乔夫革职，但终于否认了他曾在他的“秘密发言”中批评赖莎。

1988年6月的一次特殊的共产党大会上，叶利钦再次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来了。这次大会是第九次召开，也是1941年来的第一次，戈尔巴乔夫召开会议是为了推进更多新的改革政策。与常规的党代会不同，这样的会议只偶尔召开来解决紧急的政策问题。在政治公开的精神下，会议上出现了电视摄像机。被半驱逐的叶利钦没有收到邀请，但是，卡累利阿的代表团偷偷给了他一张票，让他作为代表团的一员进去。卡累利阿地区位于与芬兰交界地带，那里的人钦佩叶利钦。在到达国会大厦后，他发现，在5000名代表中，他俨然成了一个聚集好奇目光的人物，让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动物园里的大象。他向讲台上递交了在会上发言的书面申请，但他被限制在楼座后面的座位上，坐在这里的人从没被叫上去发言。

到了大会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确信自己一直被忽视之后，叶利钦沿着大厅的台阶走向前排座位，说服克格勃的警卫让他通过，然后高举着他的红色与会代表证，毅然走向讲台。一位塔吉克斯坦代表的讲话被中断了，当叶利钦笨重地走向演讲台时，大厅里一片寂静，在这整个过程中，叶利钦都直视着戈尔巴乔夫的眼睛。到达主席台后，他要求发言。台上的政治局委员们低声商议，商议过后，戈尔巴乔夫让瓦列利·波尔金下去悄悄地叫叶利钦去接待厅——到时候会轮到他发言的。

叶利钦开始沿着过道往回走时，一些有同情心的代表和记者用能引起人注意的声音低声让他别走。他意识到也许不会被重新接纳，就停下了，又走回第一排，在一个空座上坐下。戈尔巴乔夫没有其他选择，只好把他叫到麦克风旁边。

在代表们的高度期待下，叶利钦开始讲话了。他先声称自己为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必须分析现在存在于整个社会的停滞问题的原因。不应该有禁止谈论的话题。领导人的工资和津贴应该公开。如果出现短缺，那就大家一同感受。最后一条评论获得了稀稀落落的掌声；大厅里还是有人跟他感受一样的。最后，他要求恢复他的官职。这句话引起了一片嘘声和叫喊声。戈尔巴乔夫出面压了下来。他说：“说吧，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他们想要你发言。我想我们不应该继续隐瞒叶利钦问题了。”叶利钦回答道，他唯一的政治错误是在错误的时间，即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前夕，发表引起争议的言论，但是，党应该像列宁一样允许反对者的存在。他离开了讲台一台下一半掌声，一半嘘声，他走出房间，被一群等在外面的你推我挤的记者和摄像人员包围起来。

房间里面，一些代表再次站起来嘲笑他们这位冲动的同志。叶戈尔·利加乔夫愤愤不平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将让他不得安宁：“鲍里斯，你错了！”几天后，莫斯科人民开始佩戴上面写着“叶戈尔，你错了！”的领扣。

大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他到目前为止意义最深远的民主改革。[4]在致闭幕词时，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纸上写着修改宪法的决议。这样一来，就允许产生一个新的包含2250个成员的人民代表大会，其中三分之二将直接从全苏联范围内选取，另外三分之一由经过党批准的公共机构来选取。这个代表大会将会替代形同虚设、一年只见面八天、从不听取不同声音的苏联议会。这是迈向民主的一大步。

许多衷心的代表已经在看表，准备去赶火车和飞机了，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就举起手中的卡来投票。

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耍手段达成的。他已经在苏联统治的七十年里进行的第一次多候选人选举中得到了执政党共产党的支持。他的计划是将民主和管理巧妙地结合。共产党将自动拥有一百个席位。这就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政治局同志们能够安全无虞地将他们自己包括在这“一百个红色席位中”，而不用冒着被人民抵制的危险。戈尔巴乔夫不敢寻求某个选区内群众的支持。叶利钦的声望越来越大，他可能与戈尔巴乔夫竞争并最终获胜。

当有关选举的法律拟出来后，戈尔巴乔夫加快步伐将苏联社会与过去分离。政治公开空前繁荣。禁止销售国外报纸的禁令被解除。安德烈·苏哈诺夫被允许出国旅游。报纸编辑们发表关于管理不当和物资短缺的尖刻报道。11月，戈尔巴乔夫宣称，“只有整个生活的民主化才能保证克服停滞”。这是政治公开的春天。前沿杂志《星火》的主编维塔利·科罗季奇兴奋地说，“再也没有第二个戈尔巴乔夫了”。这份杂志紧俏到在每周上市后几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官僚们还是那些‘大人物’，他们是没有理想也没有任何信仰的人。”[5]

戈尔巴乔夫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尊重。1989年2月，最后一批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美苏关于解除核武装的谈话带来了和平。他为东欧国家的独立创造了条件，这些国家从二战起就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他清楚表示，那些教条式的共产主义政体不能再指望苏联的坦克给予支援了。在一个外交部的介绍会上，格拉斯莫夫将这个原则称为弗兰克·辛纳屈原则——他们可以自行其是了。苏联的这项举措导致1989年间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东欧的共产主义政体被一个接一个地罢黜，从波兰开始，扩展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11月，柏林墙倒塌，一年后，德国再度统一。

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如果叶利钦在新的人民代表大会中获得一个通过竞选得来的席位，他将会获得民意基础（popular mandate），于是，他给他最尖锐的批评者设了一个陷阱。他规定，如果政府部长要参加选举，就必须先辞职。这样一来，如果他的眼中钉参加竞选，又竞选失败的话，就失业了。

当选举确定在1989年3月26日之后，叶利钦确实决定参加竞选。他将自己提名为莫斯科第一区的候选人，第一区是覆盖整个城市的选区。政治局通过一项新提议，召开一千名党员的“选择会议”来从三个可能的候选人中选出两人来代表首都。叶利钦认为，被允许参与的党员中有百分之八十都是顺从的、被洗脑的正式党员，他们被授意支持吉尔工厂的总经理尤里·布拉科夫。在这场持续到下午三点的会议结束后，叶利钦以超过半数的支持率被提名，布拉科夫排第二。看来这些正式党员也不怎么顺从。

叶利钦的活力回来了，他跑到莫斯科各处拥挤的选举集会，利用自己的弱势地位来赢取支持。他倡导停止党的特权，允许人民通过公投来决定事务。共产党命令编辑们忽视叶利钦的竞选活动，这在无意中增加了他的神秘性。一个更有效率的电报机构在为叶利钦工作：流言回路（rumor circuit），该机构几十年来都是莫斯科重要新闻的渠道。当焦虑的戈尔巴乔夫同意一个政治局委员谴责叶利钦的反共活动时，数万义愤填膺的选民涌进街道，这是自十月革命以来在莫斯科发生的最大的未经批准的集会，于是，认为叶利钦反共的想法很快也搁浅了。

既然已经启动了民主进程和政治公开，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同意让叶利钦和布拉科夫在国家电视台上进行辩论，分别代表共产党的左翼和右翼。辩论播出的当晚，数百万群众在电视机前观看。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摆在明面上的。声称给播放室打电话向候选人提问的“普通公民”都是安排好的。一个据称给叶利钦提最尖锐的问题的人第二天告诉记者，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被用到了。他说：“告诉叶利钦别担心，我无论如何都会投他一票的。”[6]

在选举当天，候选人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民心所向，拿到六百万张选票，也就是几乎十分之九的人都选了他。在新选出来的国会代表中，百分之八十五都是党员，但也不完全是党的胜利。有相当一群人都是像叶利钦一样不再对党抱有幻想的激进分子，不能指望他们像过去一样听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在分组表决中投票。戈尔巴乔夫承认，“从这次选举可以看出丧钟为谁而鸣”。[7]但是，令人感到无礼的是，直到选举后三天，他都没有祝贺叶利钦，他的对手的胜利也几乎没有在《真理报》中提到。

叶利钦得承认他的政治复生要谢谢戈尔巴乔夫。斯大林枪杀难以对付的党员；赫鲁晓夫则是给他们发养老金让他们退休；勃列日涅夫将他们派往偏远国家担任大使。叶利钦后来承认：“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开了一个先例。一个被解雇的政治家还有机会重返政坛。不可预测的、陌生的新时代已经快来临了，我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8]

四年来，戈尔巴乔夫一直负责苏联社会非凡的自由化进程。人们可以游行、示威、投票选举、批评共产党，新闻业也更加自由。然而，他的这些做法释放了一些力量，会危及他所领导的共产党。被选上的代表们自然会向着投票给他们的人民，而非越来越不受欢迎的共产党组织的成员。保守派想要阻止他，但除了回到过去的老方法，他们又没有其他的代替政策，而回到过去意味着压迫和停滞。

1989年5月25日，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的国会大厦召开。在戈尔巴乔夫的指示下，为期十天的辩论在电视上实况转播。他被倾泻而出的愤怒和尖刻的抨击震惊了。第一天，观众听到了对克格勃的攻击、对赖莎的批评和将列宁遗体红场陵寝移出的要求。西伯利亚作家瓦连金·拉斯普京建议俄罗斯在将来应该离开苏联，这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苏联人民哪怕只听到这样的批评都要冒着被逮捕的危险，现在，苏联十一个时区的人们无法将自己从收音机或电视前挪开。安德烈·萨哈罗夫之前因持不同政见而被驱逐，现在已摆脱流放状态三年的他被选为科学学会的一名代表，得以向全国观众广播呼吁他主张，用一个联邦体制来代替苏联，从而结束斯大林模式下人民所受的压迫。当萨哈罗夫正在呼吁废除苏联宪法的第六条时（这个条款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切断了麦克风，这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激愤。尽管萨哈罗夫在职期间没出什么意外，许多人却从未原谅过戈尔巴乔夫切断麦克风的审查行为，他仍然想消除已经被消声多年的公道之声。

不管怎样，在针对一个国民被禁言大半个世纪的国家的未来展开辩论这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放宽了限制，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苏联政治生活的所有反对分子和异类头一回都聚集到了一个地方，畅所欲言：强硬派共产党员、前政见不同者、军事官员、工人、科学家、学者和知识分子，更别提一小部分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法学家。

巨大的通风休息室里悬挂着蕨类植物，无比宽敞的自助餐厅里容纳了一百四十张摆满美味佳肴的桌子，还有两百八十名身穿统一白色西装和蝴蝶结领结的侍者、代表和记者们混杂在一起。茫然的政治局委员们发现他们一出现在人群中就被包围了。神秘的苏联领导班子突然出现在够得着的范围内，他们的神秘感也因为能够亲眼所见而降低了。

然而，代表大会还是从属于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数以百计的老派共产主义者装成民主主义者好让自己当选。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从代表大会的整体构成来看，将它看做“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模式。而叶利钦更愿意将它看做“戈尔巴乔夫式的，忠实反映了我们领导人的前后不一、畏首畏尾和热衷于半吊子措施和决策”。[9]

当轮到代表大会成员们选举一个最高苏维埃（一个规模精小的机构，定期开会来讨论立法）时，叶利钦随之被忽视了。人群自发涌向莫斯科街头进行抗议。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阿列克谢·卡扎尼克主动放弃他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来为叶利钦让路。最后，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否定一个拥有最大的单一选举授权的政治家会让代表大会显得可笑，于是，他最终同意通融一次，用叶利钦所称的“王车易位”的方法，让他获得在上议院的席位。

经过这段时间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的“狂飙运动”后，对于苏联公民来说，一切都不一样了。叶利钦观察到，“大会开始的那一天，他们是一种人。大会结束的那一天，他们变成了另外一群人。不管我们对最终结果的评价有多消极……最重要的事情已经达成了。几乎所有人都从昏睡状态中醒来了”。[10]

与在克里姆林宫休息室时聚集在他周围的激进改革者接触之后，叶利钦自己也变成了另一个人。安德烈·萨哈罗夫对他的印象尤为深刻。萨哈罗夫不喜欢叶利钦，但从他身上看到了作为逐渐露头的民主主义者的潜质，他所拥有的无产阶级的支持率是知识分子无法企及的。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叶利钦开始从共产主义“猛攻者”演变为反共产主义民主人士。

戈尔巴乔夫注意到政治局委员对整个情况有多不满。“没有其他办法，几乎每个人都很清楚，共产党专政的日子已经结束了！”[11]

古拉格集中营的编年史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从流放地佛蒙特看到了自己祖国的一线生机。他注意到，“俄罗斯处于千疮百孔、中毒已深的状态；它的人民处于前所未有的羞辱之中，已经到了身体崩溃甚至是生物毁灭的边缘”。然而，现在，“在共产主义的铁幕之下生活了七十个要命的年头之后，虽然已经半死不活，但我们正在爬出来”。[12]

在去黑海福罗斯避暑时，戈尔巴乔夫对着赖莎自言自语他的将来，不知道他是否应该退下来。他的意思是，既然人们现在已经享有这么大的自由了，就让别人去教他们怎么用吧。他说这话不是认真的，但赖莎是当真的，也许她是意识到了前路是什么。她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该过自己的生活了，退下来，写写回忆录。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了。”[13]

1. 叶利钦《格格不入》，第156—158页。

2. 苏哈诺夫《和叶利钦在一起的三年》，第302页。

3. 同上，第302—304页。

4. 布朗（Brown）《共产主义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第515页。

5. 1988年6月对维塔利·科罗季奇的访谈。

6. 叶利钦《格格不入》，第142页。

7.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65页。

8. 叶利钦《格格不入》，第162页。

9. 同上，第203页。

10. 同上，第190页。

11.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78页。

12. 索尔仁尼琴（Silzhenitsyn），“论对新奇事物的持续狂热以及它摧毁共产主义体系的方式”（The Relentless Cult of Novelty and How It Wrecked the System）。

13. 切尔尼亚耶夫《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第245页。

第10章
12月25日：正午

在克里姆林宫里，戈尔巴乔夫吃完了午饭、单片色拉米三明治和抹上酸奶的松软奶酪，他被疲惫和几个小时后要做的事情的严重性压倒了。[1]在他办公室后面，工作台的后面，有一扇门通往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床和洗漱设施。戈尔巴乔夫走进去，关上门，躺下来休息。

不一会儿，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和安德烈·格拉乔夫拿着一捆告别信进来让总统署名，结果发现办公室里没人。这些信都是由戈尔巴乔夫口述的，要寄给国外总统、总理和王室。收信人都是现任或前任最高级别的世界领导人，他们都是在戈尔巴乔夫任期内与他有过会面并成了朋友的人：乔治·布什、赫尔穆特·科尔、弗朗索瓦·密特朗、约翰·梅杰、朱利奥·安德莱奥蒂、布莱恩·马尔罗尼、胡安·卡洛斯国王、西班牙索菲亚女王、莱赫·瓦文萨、瓦克拉夫·哈维尔、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朝鲜、芬兰、埃及、叙利亚、以色列、伊朗和挪威的政府首脑。戈尔巴乔夫费尽心思让这些信的语气和内容表现得恰当。他与国外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对这位苏联总统最重要的东西。这是衡量他的国际地位的标准，是对他在苏联的改革的认可，是达成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停止核军备竞赛、推倒柏林墙让东欧国家享有自由的全球一致的保证。

切尔尼亚耶夫敲响了休息室的门。戈尔巴乔夫花了五分钟时间打理自己才走了出来。他看起来很有精神，但是，眼睛像是哭过的。格拉乔夫注意到他的眼睛有点红，要么是因为睡眠不足，也许是因为最近几天的紧张态势而掉了几滴眼泪。总统坐到他的高背皮椅上，一封一封地仔细阅读这些信后，再用毡尖笔署名。切尔尼亚耶夫拿着这些信出去寄往世界各地。

格拉乔夫抓紧机会给戈尔巴乔夫看《莫斯科共青团报》的头版。上面有一个标题，源自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在1836年的诗作《纪念碑》：“我不会真正死去”。戈尔巴乔夫的眼睛亮了。他欢喜地引述完整的版本：“在我神圣的抒情诗里，我的灵魂将比我的躯体存活得更久，永不会腐败。”[2]与其他俄罗斯人一样，戈尔巴乔夫能完整地吟诵普希金和其他一些民族诗人的诗歌。几天前，他给几位美国客人背诵了革命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科夫斯基的一首叙事诗，诗中的一个角色不喜欢美国，想将它封锁。戈尔巴乔夫的意思是苏联诸共和国无权声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不存在了。[3]晚饭后，当他心情愉快时，一个保留节目就是轻声朗诵马雅科夫斯基的诗行——尽管他很久没有这样做过了，之前是从诗人所作挽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中引用著名的说法，“列宁活在过去，活在现在，也活在永远的将来”。

像许多世界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亲自阅读报纸的习惯了，更愿意让下属提供给他需要知道的内容，因此避免看到负面的报道。在政治公开政策下，审查被解除，报纸变得更加放肆。现在，它们敢于发表随心所欲的新闻和评论，其中许多都是攻击这位即将卸任的总统的。

戈尔巴乔夫还没看到当天的报纸，切尔尼亚耶夫决定隐瞒这些报纸以羞辱性的细节揭露总统的隐私，以免总统心烦意乱。《俄罗斯报》披露，四天前，在阿拉木图，叶利钦和其他共和国的总统一起商讨戈尔巴乔夫卸任后的物质和财政津贴。

这篇报道的作者写道：“关于戈尔巴乔夫退休后的情况，叶利钦的宣布如下：他将拥有一份与现在工资相当的养老金，与通货膨胀挂钩；他将拥有一栋国有别墅，只是不是现在这栋；他将拥有两辆国有汽车和二十名职员，包括保镖、司机和服务人员。在享受完度假后，他将开始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活动。”

这份报纸中不断提到一条评论：“戈尔巴乔夫引起的混乱摧毁了这个注定消亡的帝国……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被收回总统的职位，还得不到政治家同行和苏联人民的怜悯或悲痛。”

叶利钦泄露并歪曲他与戈尔巴乔夫私下交易的细节让切尔尼亚耶夫感到愤怒。俄罗斯总统对着编辑们一通乱讲，好让全世界知道他对自己击败的对手有多么的慷慨周到，而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上一次会面是多么的“文明”——在星期一进行的一场持续九小时的会议，敲定戈尔巴乔夫离开政治生涯的条件。记者们报道，戈尔巴乔夫的要求太过了，叶利钦不得不将他要求的工作人员的数目降为“十分之一”，从两百到二十。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谎言，因为戈尔巴乔夫没有要求保留两百名工作人员。”“类似让人不愉快的事情”还有一些。[4]他觉得，更糟糕的是，戈尔巴乔夫养老金的数额在共和国领导人之间显然是公开的秘密，这些曾敬重戈尔巴乔夫的前盟友现在对他只有鄙夷。有些人甚至想什么都不给戈尔巴乔夫。

而戈尔巴乔夫也将星期一与叶利钦的谈话描述成“文明的”，这让切尔尼亚耶夫私下里惊诧不已。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实际上是叶利钦带着必胜的信念屈尊进行的一场仪式般的会议，戈尔巴乔夫将会面描述得似乎是正常进行，似乎是秉着同志情谊进行，“似乎没有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这是一种假象。“戈尔巴乔夫在遭遇有预谋的羞辱和对他的成就和名声不尊重的情况下，在纷至沓来、经过伪装的谎言和嘲弄之下，表现出的无比的勇气和自控力”让切尔尼亚耶夫钦佩。但同时，他也有点怨恨总统只顾着自己。他帮戈尔巴乔夫起草了引退条款。“那我呢？他甚至都不关心我的养老金。明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就要发表他的告别演说，我们也将失去工作。我应该上哪儿申请养老金呢，去哪个地区办公室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一直在说他的‘兰德式公司’（RAND corporation），告诉我们不用担心，每个人都会有相应的职位。他非常愉快和乐观。他说，届时资金流通不会是问题。我不信，我也不想要。我宁愿自在点，但我拿什么生活呢？我没有什么积蓄。”[5]

所谓的“兰德式公司”就是戈尔巴乔夫打算在退休后设立的基金会，实际上会为切尔尼亚耶夫和其他资深工作人员在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提供工作岗位。

克里姆林宫的工作人员知道戈尔巴乔夫现在已经是个富人。上个星期的一天，他向切尔尼亚耶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吐露，他已经收到一位德国出版商为他的自传《回忆录》支付的800 000美元预付款，两人对此震惊不已。戈尔巴乔夫曾说：“你知道吗？阿纳托利，我想自己留200 000美元，给你30 000到40 000美元。”切尔尼亚耶夫当时的回答是“您不必这样做，我用不着的”。雅科夫列夫建议戈尔巴乔夫存起来600 000美元，建立戈尔巴乔夫基金，来吸引其他捐赠者进行相当的捐赠。他和切尔尼亚耶夫“一致”建议他不要给各个医院任何东西，因为给了也是白费，而是要坚持保留一定的数目，认为“你以后也得在不向叶利钦伸手要钱的前提下过得体面有尊严”。[6]

戈尔巴乔夫非常了解自己的筹款能力。在4月去韩国的一次访问中，韩国总统卢泰愚奉上一个装着100 000美元的信封，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对于第一次会面而言，两人的行为都是不同寻常的。戈尔巴乔夫把钱给了他的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让他转到一家儿童医院。[7]他知道在他退休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收入理想的出场和讲座邀请会络绎不绝。

切尔尼亚耶夫是一名退伍老兵，胖胖的塌鼻子下长着密密的胡子，他感受到的被迫辞职带来的侮辱不比戈尔巴乔夫少。他认为自己也会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失业。作为一个最忠诚的心腹，他每天都能见到戈尔巴乔夫，向他提供关于人事和政策问题的备忘录，在他与国外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出席并记笔记，能自由发表意见并进行评判。他总是让人感到愉快、从不易被激怒，是唯一被极其注重隐私的戈尔巴乔夫一家惯例性地带往黑海福罗斯度假别墅的官员，在那里，他代写了戈尔巴乔夫推崇改革的书和文章的许多内容。总统的英语翻译帕维尔·帕拉兹琴科将切尔尼亚耶夫看做经济改革的无名英雄。切尔尼亚耶夫支持改革的观点形成于他在捷克工作的三年，1968年，他亲眼目睹了苏联坦克推翻了改革的浪潮。

对于七十岁的切尔尼亚耶夫来说，离开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岗位意味着他失去的远不止收人。他再也没有机会到城郊莫斯科大学附近维斯尼娜大街上的家中居家生活，也无法看望他为图方便养在克里姆林宫临近的马拉亚–格鲁林大街上的情妇柳德米拉·帕夫洛夫娜了。深夜，“在家里喝完牛奶，隐瞒自己要去的地方后”，切尔尼亚耶夫往往会急匆匆地赶去看他亲爱的柳达。他在日记中强调道，他想要的不过是好好生活。

俄罗斯政治自由的到来意味着他将失去与情人共度时光的个人自由，这让他觉得有点讽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得习惯这种‘自由’。但是，当你有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就无法自由……要是我有足够的力量不顾一切奔向我爱的女人就好了，但那个女人想要我在她面前一直是开心而自信的，她想让我有一份好工作，她不想看到我作为一个依赖她的人或是穷人去寻求慰藉。”他还得防着他情人的其他追求者。亚历山大·鲍文，刚被戈尔巴乔夫派去以色列的最后一任苏联大使，也追求过柳达，切尔尼亚耶夫满意地写道，但“不怎么成功”。

戈尔巴乔夫有多拘谨，切尔尼亚耶夫就有多放荡。1972年，在陪当时还是共产党地委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前往阿姆斯特丹时，他将戈尔巴乔夫拽进情趣商店，然后去成人影院看X级的电影。戈尔巴乔夫“对他所看到的感到尴尬不已，甚至是厌恶”。这位未来的共产党领导人不停地拽他助手的袖子，坚持讨论怎么解决斯塔夫罗波尔的问题。[8]

柳达是这个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的浪荡子的最后激情了，用他的话说，柳达是最后一个能宽厚地容许他一夜情的女人。在离开克里姆林宫几年后，这个年迈的高级官员睾丸素含量水平变高，他写了一本关于他对异性痴迷的专著，题为《不朽的女性》。书中，切尔尼亚耶夫着重的内容之一是若有所思地写到他的勃起问题。他琢磨着：“在77岁的年纪，人随时可能‘不行’啊。就这样了。我这老头已经完蛋了！柳达已经离开我了！爱情、幸福、生活的意义都消失了。就这样了！结束了！”这本出版物给他扣上了“克里姆林宫的花花公子”的帽子，这顶帽子是根纳季·格拉斯莫夫在《苏维埃白俄罗斯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里给他扣上的。[9]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没有关联）也来到参议院大楼协助监督戈尔巴乔夫辞职演说的媒体报道工作。这位《莫斯科新闻报》周报的前编辑、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苏联广播的现任领导人是一个臭脾气的人，但是，最后这天能出现在戈尔巴乔夫左右，哪怕是他长着拱眉、白发，戴着大号眼镜的脸也是令人宽慰的存在，

意识到记录戈尔巴乔夫作为总统的最后几小时的历史意义，雅科夫列夫把俄罗斯资深作家和电影制片人伊戈尔·别利亚耶夫带进克里姆林宫与ABC的小电视团队同时制作他自己的纪录片。

别利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时就认识了。这个纪录片制片人非常欣赏他的校友在带给共产主义国家自由化上所取得的成就。他与戈尔巴乔夫很相似，感觉“就像是盟友一样在帮他”。他想到他们都是迷失的一代，出生太晚赶不上成为退役军人，出生太早没法成为宇航员，对于别利亚耶夫来说，戈尔巴乔夫就是“首脑式的人物，是我们这一代人观点的最重要的代言人，也是我们本质的代表”。他告诉戈尔巴乔夫他还记得后者在大学里简直就是一个大唱反调的人，但是，总统认为这样说有点夸张了。他反驳道：“显然，我绝不是一个唱反调的人，尽管我当时已经感觉到对现实的批判正在迅速增加。”

戈尔巴乔夫告诉他的老朋友：“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不见血的前提下度过这一时刻，避免拥护和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之间发生冲突。社会正酝酿着一场爆炸。如果在人们正遭受痛苦的时候还出现政治疯狂和利益争夺（但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后果将不堪设想。”[10]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担心别利亚耶夫制作的纪录片没法在俄罗斯电视台播放，因为苏联广播内部支持叶利钦的管理者们都对关注戈尔巴乔夫可能带来的危害高度敏感。雅科夫列夫无助地向戈尔巴乔夫抱怨道：“电视已经不在我的控制之下了。我不再是那里的老板。现在是叶利钦的人当家。”[11]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正是建议在最后的日子将ABC带进克里姆林宫中心的人。他建议总统“从所有请求记录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时刻的国外广播中挑选一家”。他们最后选定了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中最受尊重也最有影响力的ABC《晚间报道》。ABC还有将苏联领导人与美国观众联系起来的经验，并且会讲俄语的泰德·科佩尔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助手相处得都很好。

而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他知道他在美国有多么受关注，他知道通过美国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向世界传达这个过渡是怎样进行的是多么有帮助。谁知道朝三暮四的叶利钦会不会食言。

从各自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都将美国视为苏联最后的日子里的同盟。戈尔巴乔夫得到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支持，因为比起一群混乱的、有些国内设有核武器的新国家，布什更愿意与他熟悉的家伙打交道——一个完整的、恳求姿态的苏联。叶利钦则急于向美国展现新俄罗斯负责人的一面，他需要美国协助他完成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两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争相影响美国和世界的看法。

对于获准进入克里姆林宫的中心，在这个记者很少能够接近的权力圣地随意四处走动和拍摄，没有人比科佩尔本人更惊讶了。ABC新闻的董事长鲁恩·阿利奇在12月中旬将科佩尔送到莫斯科，试图在戈尔巴乔夫辞职前抓住机会采访他，如果他最终避免不了辞职的话。结果现在，科佩尔获得了记录苏联总统在位最后几天的独家权利。

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的外间办公室碰到了ABC工作人员。他想：“这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啊，只有国外电视记者在我们身边跑前跑后来向全世界表现戈尔巴乔夫的重要性，西方群众公平地赋予他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在最后几天把ABC带进来，让他们几乎就住在走廊上见什么拍什么，那么，到戈尔巴乔夫发表辞职演说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前的信息将全部缺失。”[12]

格拉乔夫认为总统也意识到，待在克里姆林宫的最后几天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他接受将这几天作为历史记录下来的原因。格拉乔夫这位五十岁的共产党对外联络部的银发资深官员自从1985年就伴随在戈尔巴乔夫左右，起初是作为外交政策顾问，自从八月政变之后，就成了他的新闻秘书。他将科佩尔与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中记录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美国共产主义作家约翰·里德作比较。据格拉乔夫所言：“进行比较是为了说明科佩尔应该就是今天的约翰·里德。大约七十年前，里德从内部见证了苏俄的诞生，而科佩尔是来见证那场革命的最后时刻。”[13]

格拉乔夫发现，几天后，卡普兰和科佩尔是“完全融入克里姆林宫墙之内，就连警卫都不再注意他们了”。这两个美国人惊讶地发现，俄罗斯的记者对戈尔巴乔夫的离任都不怎么关注。卡普兰回忆道：“他们在戈尔巴乔夫周围的时候很紧张。他们知道苏联结束了。苏联官员正在离开克里姆林宫，而俄罗斯的官员正准备搬进来，他们想要对下一届政府展示他们的忠诚。”

他们也同样惊讶于在最后的几天，戈尔巴乔夫的公务之少。有一次，卡普兰和ABC的助理制片霍利·彼得森一起在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跟卡普兰说：“进来吧，见见我的内阁。”他们被带进一个大房间，发现里面坐着戈尔巴乔夫的部长们，在部长们在场的情况下，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达两小时的采访。这段采访的所有内容都没有在电视上播出。

这两个美国人一开始指望能回美国过圣诞节，但是，在获准无条件进入克里姆林宫之后，他们就受历史进程的驱使了。《晚间报道》的主持人科佩尔跟家人发誓他会在圣诞节之前回家，而当他委婉地把他们被莫斯科事务困住的消息告诉家人时，“我妻子一整天没跟我说话”。[14]卡普兰也发现自己上了家人的黑名单。有一次，他手里拎着一个盛满食物还没打开的小手提箱，边用卫星电话给家里打电话。“我妻子冲我大喊大叫，这是圣诞节啊，是假期，孩子们都放假在家呢。”戈尔巴乔夫在旁边听到了他妻子的大喊，主动要求接听电话，他用英语说道：“让我来说吧。”卡普兰回答道：“你不会想接的！”戈尔巴乔夫问：“她为什么生气呢？”卡普兰解释道：“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星期了，还要继续待下去。”戈尔巴乔夫笑着说：“如果是我的话，赖莎会杀了我的！”[15]

后来，戈尔巴乔夫借了卫星电话打给自己的妻子。卡普兰认为，戈尔巴乔夫用卫星电话打是因为对克里姆林宫里自己的电话不放心。苏联总统现在谁也不相信。

1. 格拉乔夫《最后的日子》，第186页。

2. 同上。

3. 贝施洛斯（Beschloss）和塔尔博特（Talbott）《最高级别》（At the Highest Levels）,第452页。

4.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27日的一则日记。

5. 同上，1991年12月27日的一则日记。

6. 同上，1991年12月18日的一则日记。

7. 波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283页。

8. 切尔尼亚耶夫《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第4页。

9. 《苏维埃白俄罗斯报》（Sovetskaya Belorussiya）, 2003年1月11日。

10. 戈尔巴乔夫《1991年9月》（*Dekabr-91*），第96页。

11.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1日的一则日记。

12. 同上，1991年12月27日的一则日记。

13. 2009年秋天对格拉乔夫的访谈。

14. 2009年9月对科佩尔的访谈。

15. 2009年11月对卡普兰的访谈。

第11章
“煤油过膝”

在鲍里斯·叶利钦被选入苏联代表大会后，他的名字占据了世界新闻的头条。1989年夏末，他觉得该去看看世界，观察其他的体制是怎么运行的。他接受了由神秘的加州非营利机构伊莎兰学院赞助的巡回演讲的邀请。该机构“致力于挖掘人类的潜能”，机构的领导人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

叶利钦的第一次美国之旅却成了改变他一生的经历，向他揭示了人类的潜能和另一种理念的活力。

纽约带给他震惊。作为一个建筑专家，他对宏伟的摩天大楼，对餐馆便宜、优质、快速的服务感到惊讶。他发现美国人“非常地开放、真诚友好、勤奋和聪明”。他被兰德尔商店（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一家超市）里品种丰富的食物吸引住了。他当时参观完詹逊太空中心正在赶去机场的路上，跟助手列夫·苏哈诺夫毫无准备地走进了商店。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商店，里面有30 000种商品，数不清种类的腊肠，不用排队，一个女人站在结账处拿着一个像吹风机一样的设备读取商品的价格。就是在那儿，他顿悟了。他得出结论，“铁幕”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苏联公民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这可能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叶利钦因自己的所见而感到深深的沮丧，他在飞往迈阿密的飞机上跟苏哈诺夫抱怨道：“看看我们都在我们的人民身上加了怎样的枷锁。我们知道的都是寓言童话！”苏哈诺夫观察到，“在离开休斯敦后，坐在一架由百万富翁提供的飞机上，叶利钦的布尔什维克信仰终于崩溃了。在那几分钟里，他决定要退党，开始争夺俄罗斯的最高权力”。[1]

叶利钦在美国的公共演讲效果都不错，只除了9月12日在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那一场。9月11日，这位俄罗斯人乘着由洛克菲勒提供的一架私人飞机姗姗来迟，整个人是醉醺醺的。吉姆·加里森，叶利钦的东道主，涉及苏美非政府外交的伊莎兰苏美交流项目的执行负责人，回忆道：“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惊悚的一幕。当时，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在那儿迎接叶利钦，还有一位女士捧着一束玫瑰。叶利钦从登机梯上下来后，就在飞机的后轮胎上撒尿了。”叶利钦被匆匆送往酒店，他在酒店里又喝了一夜的杰克丹尼威士忌酒。加里森说，他醉得太厉害，导致第二天早上站都站不稳。加里森是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他开始不喜欢戈尔巴乔夫这位“强大的、原始的、极度飘忽不定”的竞争对手，认为他“完全是被推翻苏联领导人的黑暗执念魇住了”。叶利钦强撑着做完了演讲，但“台下的学生都在笑他，而不是在听他演讲”。[2]

叶利钦强撑着在霍普金斯大学做演讲时，白宫打来电话，说俄罗斯总统要求与布什总统会面的请求被接受了，会面将于上午十一点半在白宫举行，与会者是国防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布什总统有可能会“顺便过来”。布什不想给戈尔巴乔夫最猛烈的批评者一个类似于在华盛顿的峰会而冒犯到戈尔巴乔夫，尤其是在他和苏联领导人正在共同致力于完成一些美国目标的关键时刻，比如从东欧撤回苏联军队等。叶利钦一行人快速赶往华盛顿，于午后十二点十五分到达。布什的特助康多莉扎·赖斯说：“吉姆，你迟到了。”加里森回答道：“康迪，你都想象不到是什么情况。”

叶利钦一开始拒绝进入白宫，除非布什保证会见他。他抗议道：“我在我的国家是一个重要人物。”但是，当他得知斯考克罗夫特不会等他时，还是跨过了白宫的门槛。这位国防部顾问见面就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您这趟华盛顿之行的意义是什么？”叶利钦反驳道：“你想知道人生的意义吗？”这位白宫官员和他的副手罗伯特·盖茨“享受”了一场来自这个粗鲁来访者的“极其单调的演说”，盖茨之后这样说道。斯考克罗夫特一度闭上了眼睛，就像睡着了。[3]当副总统奎尔过来时，叶利钦一直狠狠地瞪着他不说话，直到奎尔受不了离开。布什最后出现了。这个俄罗斯人瞬间变得清醒无比，走上前去热切地陈述苏联的近况。之后，白宫方面告诉记者，访问者是一个无足轻重、没有政治前途的人，他“疯狂地”预言苏联将要崩溃。

接到关于这个俄罗斯人行为的消息，《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叶利钦轰动的一天”的多姿多彩的文章。这篇报道被意大利记者维托里奥·祖科尼挖出来，经过润色之后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意大利小报《共和国报》9月14日这一期。祖科尼这样写道，对叶利钦而言，美国就是一个长5000公里的酒吧，他在美国喝了六瓶烈酒，一堆鸡尾酒，产生了巨大的购物花费。祖科尼的报道部分是编造的，其基础就是《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以及他自己对一个纯俄罗斯人在第一次访美的时候可能做出的行为的猜想。《共和国报》上的文章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注意，他鼓励《真理报》将文章再版。9月18日，党的机关报按时发表了这篇文章，包括其中每个耸人听闻的细节。

这次破坏人民英雄的尝试结果还是事与愿违。《真理报》被盛怒的莫斯科人在红场焚毁，他们将它视为损毁他们觉得唯一能够信任的政治家的又一次肮脏把戏。三天后，《真理报》的编辑人员亲自检查文章后，发现有一部分是捏造的，《真理报》不得不道歉——这是这面共产主义旗帜史无前例地撤回自己的报道。

但是，后来在叶利钦回到莫斯科后，苏联电视台得到了叶利钦在巴尔的摩演讲上含混讲话的视频片段。在戈尔巴乔夫助手的命令下，国家电视台的进步领导人，米哈伊尔·涅纳谢夫只好将这个电影片段在黄金时段向全国播放，但是他本人是反对这样做的，他还经过小心处理将叶利钦回国时携带了十万个一次性注射器作为给医院的礼物的镜头包括进去了。[4]叶利钦声称这个片段被克格勃故意放慢，使他看起来像是喝醉了酒，尽管连他在苏联电视台内部的支持者都怀疑它是真的。不论如何，这个插曲加深了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的憎恨以及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不屑。

在《真理报》事件后一星期，叶利钦发现自己又陷入另一件令人尴尬的争论中心。[5]9月28日晚上，天气又冷又干，晚上十点过后，浑身湿透的叶利钦出现在Uspenskoye政府公寓楼群警卫岗哨。他告诉那里的民兵，他让司机下班了，自己走最后约三百米的路程去看一个老朋友，手里拿着一束花，这时一个不明人士把他从桥上扔下莫斯科河。一个民兵报警后，叶利钦的女儿坦妮亚打电话给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科尔扎科夫抓了几件厚衣服，一瓶酒和几个苹果，开着他的尼瓦车赶到那个哨岗。这位叶利钦的保安负责人发现他的上司一动不动地躺在一个电炉旁，身体都已经开始泛蓝了，“就像被泼了墨水一样”，身上也只穿了湿内衣。他的西服挂在一颗钉子上，衣服上都是血迹和草屑。

叶利钦告诉科尔扎科夫，在他的专用车离开后，四个高大的男人把他推进一辆红色日古丽车的后座，在他头上系上袋子，把他从桥上扔下去。要不是他自己解开，早就淹死了。

警卫提交了一份报告，内政部长瓦季姆·巴卡金记录了叶利钦的陈述。两周后，巴卡金将事情向最高苏维埃复述，戈尔巴乔夫担任主席。这起事件引起报纸好一阵关注，他们的猜测千奇百怪，有人说叶利钦是去看望情妇——一位住在户主不在的别墅里的厨师，她泼了他一桶水（那位厨师否认了这段绯闻）；也有人说，这是克格勃的一个阴谋，想要除去叶利钦或是让他难堪；甚至有人说，他没被邀请就出现在尼古拉·雷日科夫的生日聚会上，而戈尔巴乔夫也在场，克格勃警卫接到指示要教训教训他。多年后回想起这件事情，科尔扎科夫对发生的事情仍是一头雾水。据他回忆，河水只有一米深。“想想他说自己可能会被淹死有点好笑，叶利钦却告诉我河水淹过了他的头。”[6]

在一次电视播放的最高苏维埃的交流中，戈尔巴乔夫嘲笑了叶利钦的这件回事。但是，莫斯科的大多数人倾向于再相信叶利钦一次。他也不过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俄罗斯人而已，是会酗酒、掉进河里、直言直语并最后自食其果的俄罗斯人之一。他越被共产主义的机构攻击，普通的莫斯科人就越坚信他是站在他们这边的。

1989年12月14日晚上，填补了叶利钦粗糙政治力量的安德烈·萨哈罗夫，俄罗斯改革的政治后盾，死于心脏病。这位前异见分子受到了一个感觉愧疚的国家的赞扬，它意识到它失去了自己的道德标杆。他的遗体被摆放在科学协会大楼里，成千上万的哀悼者在大雪中默默走过他的棺材。[7]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来到现场短暂地待了一会儿，对这位被他们一直流放国内的不同政见者表达尊重。鲍里斯·叶利钦在他的遗体旁静立了一段时间，似乎是在吸取萨哈罗夫的精神，又好像是在承认自己作为快速变化的俄罗斯的反对派毫无争议的领导人这个新角色。叶利钦现在是一个被称为跨区代表团最重要的成员，这个代表团是选举出来的激进分子的松散团体。自夏天在莫斯科一家宾馆的休息室形成后，这个团体已经举行了几次混乱而随意的会议，以期给政府施压，加速改革。

萨哈罗夫在沃斯特里亚科夫公墓入殓前，超过十万群众参加了在一个泥泞的停车场举行的葬礼集会，集会上最主要的呼声是要求结束苏联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驶过的一辆火车上，乘客打开窗户，一边喊叫一边挥手以资鼓励。群众的态度变得更加蔑视权威。对一个依靠控制麻木群众来掌握政权的政党来说，这样的表现是不利的。

戈尔巴乔夫坚持改革进程，他鼓励苏联十五个共和国进行各自的民主选举，选取对民众更加负责任的领导人。每个共和国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议会，但是，投票的结果往往是由共产党领导人安排好的，立法机关也没有多少立法权。

所有共和国的个人选举定在1990年3月4日。俄罗斯竞选活动的显著特征是支持民主的大规模集会，推举叶利钦为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候选人。革命前的俄罗斯旗帜和反共产主义标语第一次出现在游行示威者中。对克格勃和警察的恐惧很快就无影无踪了。事情的发展已经超过镇压政治观点的范畴了，尤其是选举是在党的允许下进行的。

超过8000位候选者竞争俄罗斯代表大会的1068个席位。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投下自己的选票时开玩笑说，他已经在家里设置了一个党委会来决定支持谁。他还警告记者选举进程也有限制，想要分裂苏联就会有导致伴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一样混乱的危险。

叶利钦的竞选号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区74号。他倡导选举总统、多党制、俄罗斯自己的中央银行和军队。至于其他的共和国，如立陶宛，正在迫切要求脱离，叶利钦表明，就如它所愿让它脱离苏联吧。这将会削弱中央，让俄罗斯人民更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也会削弱控制中央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发现，这个结果就算不比前一个结果更吸引人，也有跟它一样的吸引力。

叶利钦所到之处必会受到民众无比热情的欢迎，他获得了他的选区84%的选票，打败了其他十一个候选人。他利用了民众对共产主义不能让人民吃饱穿暖的深度不满情绪，也利用了一个观念，即俄罗斯被其他十四个共和国剥削，那里的人们都过着更好的生活。

戈尔巴乔夫的应对是下决心加强和确保自己的权力。他说服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秘密选票来选举一位任期五年的苏联总统——当然，就是他自己，然后在全国范围内直接选举以后的总统。1990年 3月15日，在克里姆林宫国会大楼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让自己当上了总统，但只有59%的支持率——主要是由于部分人的联合抵制。这次险胜让很多人都惊讶得倒吸一口冷气。维塔利·科罗季奇猜测在秘密选票中，有很多对经济改革空口应酬的共产党官员与激进分子合伙反对戈尔巴乔夫。前者将戈尔巴乔夫看做阿连德，后者将他看做皮诺切特。

在选举的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回到国会，在一张侧面竖着十英尺高的红旗的桌子旁，对着苏联宪法宣誓，旗帜上绘有金色的锤子和镰刀，在旗帜上方还有一颗绘着金边的红星，这是苏联的官方徽章。他获得了时间最短的站立鼓掌，然后回到楼上与赖莎和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一起安静地喝了一杯香槟。他现在已经是总统戈尔巴乔夫了，国家的首脑，一位仍是一党专政国家的唯一政党的领导人，军队的总指挥，以及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总执行官。他命令克格勃的安全部门确保将来红旗放置在一个特殊的落地托上，无论他在什么地方，红旗都要在他左右，就像美国总统的做法一样。他让人在总统的专机侧面喷上“Sovetsky Soyuz”（苏联）字样。他还设立了一个总统委员会，指派跟随他很长时间的助手为委员，包括被他提拔为参谋长的瓦列利·波尔金。[8]

而矛盾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权威不比从前。他的名声已经因为继续担任失信的共产党的领导人而被败坏，而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机构显示出对改革的厌恶，这就让他更不受欢迎了。他被孤立在越来越小的中间立场上。他甚至被他自己的秘密警察监视，这是科罗季奇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奇怪事件后得出的结论。戈尔巴乔夫将这位编辑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因《星火》对利加乔夫的“不公正”报道对他发脾气，“但是他在喊叫的时候，眼神是镇静而温和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坐在旁边，咧着嘴笑”。这一切都是作秀。科罗蒂奇说：“我敢肯定他被窃听了，而且他自己也知道。”[9]

4月9日之后，戈尔巴乔夫的受欢迎度再次受创，苏联的军队使用工兵的铁铲和瓦斯来攻击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和平民主主义示威游行，造成二十人死亡。戈尔巴乔夫声称动用武力是格鲁吉亚的领导人在未与他商榷的情况下擅自做出的决定，几年后，他又怪苏联的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给一个地方将军下命令。许多人不相信他，尤其是当月晚些时候，戈尔巴乔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坚定了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发誓他绝不会让波罗的海诸国脱离苏联。他还在同一个演讲中怒气冲冲地说叶利钦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但是，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在走下坡路。这位新苏联总统在1990年5月1日遭受了羞辱，因为支持改革的莫斯科选举人俱乐部加入了法定五一红场游行的尾巴。在老一套、心怀感激的工人高喊官方口号、经过训练的游行之后，成千上万喧闹的、愤怒的、无礼的莫斯科人举着标语出现，上面写着“戈尔巴乔夫，辞职”和“打倒列宁派”。拿着立陶宛和乌克兰国旗的示威者停在戈尔巴乔夫面前吹口哨、嘲弄。站在列宁陵墓上的政治局委员脸上仁慈的面部表情也变得冷酷无情了。

国家电视台一般会在领导人还在陵墓上的时候继续直播红场游行。现在，这些令人窘迫的画面正在向全苏联1.5亿观众播放。在一个电视主管跑进演播室尖叫着关闭的时候，播放才被切断。在经过了几分钟的混乱后，戈尔巴乔夫带着他的同志们离开了讲台，他的肩膀前倾，把浅顶软呢帽往下压，下令调查幕后的“政治无赖”。他对民主主义者的逗弄也结束了。

赖莎·戈尔巴乔夫不仅感受到了民主主义者的怒火，也感受到了共产党保守派的愤怒，后者认为她丈夫正在毁掉他们的事业。当她去地区党委交党费时，被地方共产党书记对她怀有的恶意震惊了。她向帕维尔·帕拉兹琴科透漏：“我真的感觉他恨我们。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10]

而在这个时候，叶利钦正乘着支持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浪头前进。1990年5月17日，在晚春潮湿多云的一天，自从革命前到现在，第一次自由选举出来的俄罗斯代表大会在大克里姆林宫会面。大克里姆林宫内部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鲍里斯·约干松大幅的、壮观的巨画《列宁在第三次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白、蓝、红三色旗被搬进了辩论厅，代表们起立鼓掌几分钟。这个三色旗最初是在十七世纪末模仿荷兰三色旗而来的海军和陆军旗，1896年首次被承认为俄罗斯国旗，十月革命之后被取消。它再次出现的最重要的意义，是标志着建立在马克思工人阶级国家理念基础上的长达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工程尝试结束了。要是在几年前，展示三色旗是会被逮捕的。

大多数代表都是党员，他们的观点有的是新斯大林主义，有的是激进的民主主义，但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一致的愿望：努力为俄罗斯在苏联内争取更多的独立自主。

叶利钦自告奋勇参加常务委员会主席的选举，也就是俄罗斯实际上的国家首脑。戈尔巴乔夫放出话，他属意的是亚历山大·弗拉索夫，一个没有指望的政府官员，作为一个政治竞争对手来说不具有威胁性。尽管戈尔巴乔夫不是被选上的代表，他还是来到俄罗斯辩论厅，当着叶利钦的面威胁代表们。他坚持把十英尺高的杆子上的总统联邦旗放在旁边，来彰显自己的新身份。旗帜能被安放的唯一位置是房间外面伸出去的高高的阳台，就像一个主席台。戈尔巴乔夫在会议间隙从阳台上走下来，劝导代表们给叶利钦投票的危险性。他在讲台上控诉叶利钦放弃共产主义原则是想毁灭苏联。

在代表中，有40%坚定支持叶利钦，有40%反对。剩下的 20%——被称为“沼泽”的一群人——因为痛恨戈尔巴乔夫的干预而倾向叶利钦。5月29日，这个西伯利亚人赢得了秘密选票中的535票，比绝对多数所要求的还要多4票。这是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无法让自己属意的候选人在苏联赢得领导职位。

戈尔巴乔夫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正倚在一架蓝白色苏联专机的皮椅上，飞机正飞越大西洋，去往渥太华，然后去华盛顿与布什总统参加一个峰会。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调解性的祝贺电报，承认“你证实了自己是一名真正的斗士”。戈尔巴乔夫否决了，说叶利钦不需要这样假惺惺的称赞。[11]尽管他承认他们现在不得不与叶利钦协商，但直到一星期后才祝贺。

在美国，布什总统在白宫接待了戈尔巴乔夫，他们一起乘坐直升机飞行五十英里到达戴维营。他们周围是两个便衣军官：一个是美国空军少校，拿着一个金属的Zero Halliburton手提箱，用皮套系在手腕上；另外一个是俄罗斯上校，前臂上也系着一个黑色小手提箱——分别是两个总统向对方发动核战争的世界末日设备。

在戴维营，戈尔巴乔夫开着高尔夫车载着布什到处转悠。他开车的技术跟叶利钦是半斤八两：他为了避开一棵树差点翻车了，跟在后面的两名军官也差点翻车。午饭间，喝了一碗红褐色的热汤后，布什向戈尔巴乔夫问起叶利钦在苏联政治中的新角色。苏联总统反驳道，叶利钦不是一个“重要的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毁灭者”。[12]

戈尔巴乔夫说这话的同时，这个毁灭者正在享用他的战利品。在被选为俄罗斯议会的主席后，叶利钦和他忠诚的助手列夫·苏哈诺夫搭电梯到达俄罗斯白宫的五层去占领他前任的办公室。他们惊讶地发现，办公室大得就像舞厅。叶利钦叙述道：“我一生见过很多办公室，但是，这间办公室柔和的现代光泽虽然刺痛了我的眼睛，但又让我感到愉快，一切是那么的光亮和舒适。”苏哈诺夫惊叹道：“看，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占了一间多棒的办公室啊！”叶利钦有一个颠覆性的想法，他自己都有点吓到了。“我们不止占领了一间办公室，我们是占领了整个俄罗斯！”尽管竞选时反对党员的额外津贴，但他很快接管了一座人员配备完整的庄园为己所用，庄园之前是用作俄罗斯部长委员会在阿尔汗金斯科的度假静养地。

工作慢慢上正轨之后，叶利钦解雇了配给办公室的克格勃警卫，并将他的前克格勃伙伴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安插为一个新保安组织的带头人。在最初的几天，他偌大的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安静得诡异。旧政府的员工都躲起来，希望叶利钦把他们也开除了，安排他自己的人。叶利钦将雇员们都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他会将他们留下来。大多数人留下来了。

随着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对抗的升级，空气中都是浓浓的火药味。叶利钦和他的人员要求获得武器来保护个人安全，这个要求得到了他们在国防部和内政部的支持者的帮助。他后来估计，在一年内，他的保安指挥部搜集了六十支突击步枪，一百支手枪，两件防弹背心和五部奥地利无线电话。

尽管是一个占地面积两倍于美国的国家的领导人，叶利钦的权力却很小：他不能收税；他没有军队；他不能责备国家电视台的人，因为那里现在仍受克里姆林宫的控制。政治公开还没发展到苏联领导人的政敌能够指挥电视播放的程度。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还是维持原样——完全是摆设，是苏联时期虚构的共和国自治谎言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不论是本国人民或是资源，他们都无法控制。

叶利钦和他的代表们决定改变这一切。他们希望从中央得到一些权力，确立足够的自主权来让俄罗斯摆脱经济危机。他提议俄罗斯法律应高于苏联法律，并且在俄罗斯境内应优先采用俄罗斯法律。这个举动甚至受到了俄罗斯保守代表们的欢迎。叶利钦这样描述道：“选择有很多个，但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赢！”

1990年6月12日，议会以907票通过、13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采纳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自主宣言》。投票结果受到了大家的鼓掌欢迎。这个日期将来会被作为俄罗斯国庆日庆祝。叶利钦在经过一段时间后这样表达：“只要独立自主这个词在空中回响，历史的钟就会再次走动，所有阻止它的尝试最终都会失败。苏联帝国最后时刻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苏联全境内，其他共和国在俄罗斯的暗示下，借着民族主义的浪潮宣告了自己的独立自主。在许多共和国，正在进行争取更大的独立性竞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得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也得到了共产主义要职人员中强硬派的支持，因为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感到不满，想要为自己争夺权力。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到目前为止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只有在一个新的联邦条约下或通过武装力量才能将苏联维持下去。

事情的规模之大让叶利钦“感到紧张不安”。他相信，这个体制再也无法公开镇压他了，但是，“它能够一点一点悄无声息地吞掉我们”。它可以暗中破坏他的行动，也能够妨碍他。戈尔巴乔夫仍然掌握着克格勃、内政部、外交部、中央银行、国家电视台和其他一些控制手段。他仍是军队的指挥，在权力的实际争斗中，他是最终的裁定者。

但是，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群众。到1990年仲夏，大多数俄罗斯人都不再关注他的讲话。生活状况没有改善。在等了五年永远不会来到的“关键的转折点”之后，人们不再理会他的演讲，将之称为mnogo slov（啰里啰唆，空话连篇）。在他背后，共产党书记们将他称为“水仙”，顾影自怜的自恋者（戈尔巴乔夫的书记们称叶利钦为“莽夫”或“木头”，也就是俄语中所说的“笨得像木头”）。[13]商店和售酒商店仍是空的。

1990年7月2日，当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国会大厦举行的第二十八届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一如既往地做着冗长的演讲时，几乎没人在听。他说，“有人说经济改革要为我们所有的失败负责，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说这话时，他的双眼透过镶着不锈钢边的眼镜，逡巡俯视着坐在代表间的一排排坐立不安的共产党官员和下颌线条硬朗的将军们。“我们那被废弃的农场……巨大的生态问题……民族和种族问题……都不是昨天才出现的，都有其历史根源……我们必须继续进行经济改革。”他的讲话只赢得了大约五秒钟稀稀落落的掌声。

现在，在叶戈尔·利加乔夫、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和克格勃头领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戈尔巴乔夫任命他是因为相信他是一个改革者）一个接一个谴责党内“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赢得雷鸣般的掌声之后，轮到戈尔巴乔夫面无表情地坐在那儿了。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他在不久前私下跟夏哈纳扎罗夫承认他“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14]而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没有比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更糟糕的了。

最“反社会主义的分子”，鲍里斯·叶利钦，本能地感知到权力正在从执政党那里流失。但他筹划了另一个戏剧性的行动方针。他走上讲台，宣布作为俄罗斯议会的主席，他更愿意“听从所有群众的意志”而不是听从党的指示。因此，他决定暂停他的党员身份。他炫耀般上交了自己红色的硬纸板党证，号码是03823301，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党委会于1961年3月17日颁发。在“不要脸”的喊声中，他大步走出了大厅。他坚信自己已经让戈尔巴乔夫承受了沉重的打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讲台上“华丽退场”。

几个激进分子跟在俄罗斯领导人后面走了出去，其中有即将成为列宁格勒市长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他的手下有俄罗斯未来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普京时任克格勃官员，一年半后才上交自己的党证。

戈尔巴乔夫对在退席抗议后留下来的党员的能力不抱什么幻想，也知道他们憎恨他。在一次与地方共产党书记的会面后，他私底下咒骂这些“自私自利的败类，心里想的就只有食槽和权力”。但是，他反对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提出的建议，即辞去总书记职务、跟随叶利钦退党，他担心这会分裂社会，引发内战。切尔尼亚耶夫后来这样说：“只有叶利钦在他动物般的直觉下，听到了远处历史车轮的轰隆声。”

戈尔巴乔夫跟切尔尼亚耶夫解释道：“你必须理解我。我不能松了这条讨厌的、狂暴的狗的狗链，否则，整个庞大的体系都会转而攻击我。”[15]他得让保守主义处于控制之下，否则经济改革将被推翻。另外的选择是要么与热衷权力的叶利钦合作，对经济执行休克疗法，包括给予共和国更多的自由，这可能引起帝国效忠者的政变；要么让保守主义者加入他的团队，像斯大林所做的一样，尝试逼迫苏联共和国屈服。不管他的选择是什么，很明显的一点是，苏联正面临巨大的危机。

苏联总统还痛苦地意识到另一个问题，他要管理的民族实在太多了。他曾向玛格丽特·撒切尔引用戴高乐的俏皮话，关于管理一个拥有超过一百二十种奶酪的国家之难。戈尔巴乔夫说，可以想象要管理一个超过一百二十个民族的国家有多难。他的一个助手随口说道：“是啊，有时还是在没有奶酪的情况下。”[16]

戈尔巴乔夫想要缓步前进，让强硬派跟他一起。他召集报纸编辑私下开了一个会，会上他猛烈攻击了国会的激进分子，特别点名叶利钦，并语带鄙视地谈到他们的“多党制、脱离苏联的权力、市场经济、新闻自由、每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计划。这些出现不到两年的概念对于普通党员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甚至是无法容忍的。戈尔巴乔夫警告编辑们：“我们现在正站在齐膝深的煤油中，一些人正在划火柴。”[17]

1. 苏哈诺夫《和叶利钦在一起的三年》，第143—150页。

2. 2010年7月对加里森（Garrison）的访谈。

3. 盖茨（Gates）《背后的真相》（From the Shadows），第479页。

4. 密茨机维兹（Mickiewicz）《切换频道》（Changing Channels），第93页。

5. 科尔扎科夫《鲍里斯·叶利钦》，第92—98页，以及索洛维约夫和克列皮科娃《鲍里斯·叶利钦》，第178—181页中包含这个事件的详细描述。

6. 科尔扎科夫《鲍里斯·叶利钦》，第98页。

7. 笔者参加了这次葬礼。

8. 波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251—252页。

9. 季莫费耶夫（Timofeyev）《俄罗斯的秘密统治者》（Russia’s Secret Rulers），第78页。

10. 帕拉兹琴科《我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那些年》，第289页。

11. 同上，第189页。

12. 贝施洛斯和塔尔博特《最高级别》，第224—226页。

13. 布尔拉茨基（Burlatsky）《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鲍里斯·叶利钦》，第41页。

14. 布朗（Brown）《戈尔巴乔夫因子》（The Gorbachev Factor），第102页。

15. 切尔尼亚耶夫《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第280页。

16. 贝施洛斯和塔尔博特《最高级别》，第108页。

17. 切尔尼亚耶夫《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第241页。

第12章
12月25日：正午过后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安德烈·格拉乔夫单独待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离发表辞职演说只有四个小时多一点了，他拿着一支笔，开始大声演练。[1]在这期间，他询问助手的意见，在对精确的拼写还有最后疑问的地方做标记。自从9月份被任命为总统代言人之后，格拉乔夫就成为戈尔巴乔夫周围核心小圈子中的一员。总统越来越欣赏他可靠的润色，以及对公共关系圆滑老道的处理。

戈尔巴乔夫无法让自己说出他要“辞职”的话。于是，他决定插入这样的话，“我特此停止我作为苏联共产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活动”。

在重写了几遍后，这个演讲成了为戈尔巴乔夫所追求的政策辩解和陈述历史的演绎如何让他气馁之间平衡的结果。它还是稍稍泄露出过去几周的政治游戏中被叶利钦和共和国总统打败所带来的苦楚。但是，他曾向叶利钦表示，他不会利用这个场合对叶氏及其所作所为进行直接攻击。不论如何，这么做都是有损尊严的。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是做了一个实质性改动来刺伤对手。在讲稿中，他指出保留过去几年的民主成果是至关重要的，“不论在什么情况或借口下，这些成果都不应该被抛弃”。这句话可以看做一个警告，叶利钦和他的继任者们可能寻求非民主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最后的版本还包括一小节从戈尔巴乔夫之前弃用的草稿中摘取的内容，后来他又决定放回来。这小节内容表明叶利钦及其共谋者所做的决定“应该建立在群众意愿的基础上”。这段内容也有可能触怒叶利钦。

这篇1200字的讲稿大部分内容是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呈给戈尔巴乔夫的最后版本，苏联总统在任期内发表的几乎每一个重要讲话都是他起草的。自从戈尔巴乔夫两周前让他开始起草演讲稿起，他就一直致力于这篇告别辞。这也是总统第一次承认苏联即将结束了。其他助手也提供了草稿，但大多被拒绝了。四天前，切尔尼亚耶夫觉得他完成了任务，但戈尔巴乔夫两次回到最初的文本，两次让他的顾问重写。即使到了现在，总统还在修修补补。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也提交了自己的草稿，其中的内容对叶利钦有安抚性，且坦率承认了一些错误。戈尔巴乔夫想要采取雅科夫列夫的辩护书的大部分内容，但切尔尼亚耶夫明确把它否定为有条件的投降以及诉怨，最终，总统也同意了他的说辞。

一周前，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被叫往克里姆林宫提意见，他也反对雅科夫列夫的版本。这个格鲁尼亚人到的时候脾气很不好，也没有心情做出任何掉价的举动或向叶利钦低头。他刚从苏莫伦–森纳亚大街外交部大楼的一名职员那儿突然得知，叶利钦清理了苏联外交部，提出外交部的人员和资产归俄罗斯所有。谢瓦尔德纳泽要马上搬出他在十七层的部长办公室，因为俄罗斯外长安德烈·科济列夫想要搬进来。

他用厚重的格鲁吉亚口音抱怨道，叶利钦的人都是冷嘲热讽，粗鲁无礼。“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那把交椅；他们互相望着对方，吹嘘自己在苏莫伦–森纳亚大街的办公室。”[2]他对科济列夫从无好感，这个难以形容但心怀野心的俄罗斯外长因为柔和的嗓音在背后被人称为“耳语者”。谢瓦尔德纳泽感到愤怒的是，不论叶利钦还是科济列夫，起码应该当面告诉他，他的外交部被从他的脚下迅速撤走了。他和最亲近的助手谢尔盖·塔拉申科既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也担心戈尔巴乔夫和克里姆林宫官员的人身安全。塔拉申科跟前伊莎兰学院执行官，现在的国际外交政策协会会长吉姆·加里森透露，“我们不知道谁会射杀谁”，国际外交政策协会是由前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共同赞助的一个组织，以动员对苏联儿童的援助，在谢瓦尔德纳泽从自己的办公室被赶出来的第二天，乔治·舒尔茨正好去拜访他。

谢瓦尔德纳泽向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闷闷不乐地预测道，叶利钦解散苏联的行动会带来新的暴动，引起暴力和压迫的骤增。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也附和了他的悲观想法。他预言：“dai Bog（上帝保佑），叶利钦不会撑过这个春天。”[3]

切尔尼亚耶夫注意到，告别辞的最后版本“与戈尔巴乔夫在这个折磨人的12月所受的痛苦有关”。没有用雅科夫列夫的“诉怨”，相反，戈尔巴乔夫确保讲稿包括了一定的挑衅和自我辩白，并谴责叶利钦曾暗示苏联的终结。这最后的草稿将戈尔巴乔夫描述成正在发生的政治剧中一个有原则的扮演者，尽管他现在已经无法控制急速发展的态势了。它宣称戈尔巴乔夫完成了将这个国家带向民主的任务。讲稿中还一笔带过戈尔巴乔夫对自己错误的承认，尽管承认的方式不是自我谴责，而是公式化地使用特定的代词“我们”，如“当然，我们本可以避免一些错误”。

最终的讲稿正在打印时，帕维尔·帕拉兹琴科进入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外间。他提醒切尔尼亚耶夫，乔治·布什还等着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最后一个电话。切尔尼亚耶夫告诉他：“好吧，我猜今天该打这个电话了。”

但是，在西方，今天是圣诞节，所有人都放假。当帕拉兹琴科拨打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的电话要求接通华盛顿时，没人接电话。大使馆是关闭的。电话应答机上的声音只提示了当值的海军陆战队员的电话号码，以防出现事关美国公民的紧急状况。帕拉兹琴科可以找莫斯科外交部帮忙，外交部有能力通过华盛顿的大使馆给美国总统拨打电话，但是，现在这些外交资产都握在叶利钦的人手中，而他们不可信。

帕拉兹琴科翻着记事本，找到了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吉姆·科林斯在莫斯科家中的电话号码，向他解释了自己遇到的困难。科林斯给了他华盛顿国务院控制台的一个号码，帕拉兹琴科通过莫斯科的操作员在外线上拨打这个号码。在国务院值班的官员告诉他布什总统正在戴维营过圣诞，他帮帕拉兹琴科接通了这个森林静养地的当值人员。美国总统还在睡觉，美国这时候还是凌晨，但国务院的官员说总统在起床后会接电话的。他们约好了打电话的时间：莫斯科时间下午五点，也就是华盛顿时间早上九点。[4]

戈尔巴乔夫已经完全从午饭后的萎靡不振中恢复过来，他邀请科佩尔和卡普兰到他的办公室继续拍摄ABC电视台的历史纪录片。他着重强调这次过渡的和平本质，强调这是俄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归根结底，这个过程是民主的。”

科佩尔问，考虑到他仍是苏联军队的指挥官，如果他想的话，他能不能保留权力。戈尔巴乔夫忸怩地回答道：“有些人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会改变自己的立场，但这对于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如果现在发生的一切对我不重要，如果我不择手段地想留在政府，这也不是那么难实现的。”[5]

这是徒劳的自负。戈尔巴乔夫能够做到这些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尽管他从不承认这一点。多年后，为了粉饰他被驱逐的事实，他声称，有时他手痒得想使用武力，但是他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内战，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的核冲突。

戈尔巴乔夫跟科佩尔强调，他想传达给美国人最重要的信息是不会出现核武器引发的混乱。他提到在他的演讲稿中，包含了他对世界的保证，即在过渡期，他已经做了他职权范围内所有能做的事情，以确保对核武器的安全控制。

这两位美国记者又一次被这位总统的镇定所打动。戈尔巴乔夫告诉他们，他比几天前更放松了，“因为直到做这个决定为止，心理压力都是巨大的”。卡普兰也对他骄傲的态度感到惊讶。他回忆道：“我唯一想到的词是‘高贵’。很明显他想要给人一种掌控者的印象，不是控制苏联或俄罗斯，而是控制自己。”[6]

1. 切尔尼亚耶夫《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第399页；以及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18日和12月20日的两则日记。

2.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18日的一则日记。

3. 同上，1991年12月22日。

4. 帕拉兹琴科《我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那些年》，第364—365页。

5. 1991年12月25日，ABC电视台未剪辑的镜头片段。

6. 2009年11月对卡普兰的访谈。

第13章
专政采取攻势

在1990年6月俄罗斯议会宣布独立自主之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可以选择摧毁对方或进行政治联盟。需要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苏联的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俄罗斯首都处于长期性的物资匮乏状态，现在连香烟都短缺了，几个城市爆发了小型的烟草骚动。那个夏天排得最长的队伍出现在照相馆门前，因为莫斯科人必须申请身份证去城市商店买东西，以防农村人把货架扫荡一空。衣服、鞋子和家电都发放了配给券。糖每个人每个月限买两公斤。黄油几乎见不到了。面粉和盐从商店消失了，面包每天销售一空。肉类只在高价市场上才能买到。消费者都在囤积食物，使得物资短缺的情况更加严重。

在群众中流传着关于糟糕情况的心酸趣闻。有一位健忘的老人站在超市外面，手里拎着一个空的购物袋，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购完物了。还有很多玩笑是针对共产党特权的。在国会，一个代表向主席团抱怨，“我想在社会主义下工作，在资本主义下生活”，他得到的答复是，“没问题！成为我们的一员吧”。一个俄罗斯人搬到拉脱维亚，希望他醒来时就身处国外了（这个希望很快就实现了）。另一则流传的段子是：“一个聪明的俄罗斯犹太人怎么跟一个愚蠢的俄罗斯犹太人说话？从纽约打电话。”

俄罗斯的每况愈下带给俄罗斯人的耻辱因为来自德国的食物包裹而加剧，尤其是这个国家在二战中还被苏联打败过。78岁的普拉斯科维亚·费奥多罗芙娜曾作为无线电操作员在战争中服役，在收到杜塞尔多夫的一个家庭送来的一个普通纸板箱时，她哭了。里面是一听可可，三窄条牛奶巧克力，两大片埃德尔杏仁糖，一包华夫饼干，一公斤钻石牌面粉，还有几袋糖和大米。她呜咽着说：“现在，他们在帮助战胜国。”[1]

1990年10月15日，戈尔巴乔夫因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和推进东欧自由化进程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莫斯科排队的人们表现得漠不关心，有的甚至很愤怒。他们关注的是，在他们的领导人忙着在喧闹的国际圈里满足自己的自负时，他们的境况在恶化。苏联外交部发言人根纳季·格拉斯莫夫告诉记者一个关于总统的尖刻评论，“我们要记住，这个和平奖肯定不是对我们经济的奖励”。[2]

一开始，这两个对手联合起来应对危机。苏联的指挥系统已经彻底无法发挥作用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同意合作采取紧急方案来弄出一个市场经济。草拟计划大纲的任务落在了一个联合工作组头上，组里有激进经济学家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他是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正在脱发，幽默感十足，常说自己是经济学上的迭戈·马拉多纳；还有叶利钦的副总理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终于能进行文明的会面了。8月末，克里姆林宫外连绵不断地下着雨，他们谈了整整五个小时，最终同意一起执行即将出炉的经济计划。俄罗斯领导人觉得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平等对待他。他安抚苏联总统，宣称俄罗斯完全单干将意味着苏联的毁灭，他已经抛掉了这个想法。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协调没有持续多久。当沙塔林和亚夫林斯基制定出一个与同年早些时候在波兰施行的休克治疗类似的五百天计划时，戈尔巴乔夫犹豫了。这个计划包括一步步放松价格和货币控制、撤销国家津贴和进行大规模私有化，从1990年10月 1日开始实施。苏联领导人在军队和工业部门施加的压力下撤退了，他们担心失去丰厚的补助金，另外还有来自共产党强硬分子的压力，他们觉得如果中央失去向共和国下达命令的权力，这个计划就等于是在分裂苏联。10月中旬，戈尔巴乔夫无法放弃老布尔什维克式的想法，即领导人是最重要的社会策划者，他是明智的设计者，于是，他将沙塔林的计划与先前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拟出的改革计划进行调和。雷日科夫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党组织官员，因经常情绪爆发被称为“哭泣的布尔什维克”，他提议将大部分的旧系统保持完整，保持克里姆林宫对指定给共和国的所有权利的控制。戈尔巴乔夫考虑了一下，然后决定不对自己的折中解决办法进行全民公投。[3]

激进改革者们愤怒了。叶利钦感觉被背叛了，他将戈尔巴乔夫的折中办法称为混乱计划，说：“你不能让刺猬和蛇杂交。”[4]在一次讲话中，他威胁道，俄罗斯会自己单独开展五百天计划。愤怒的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一个总统委员会紧急会议。叶利钦的威胁和其他共和国效仿他挑衅中央的可能性让这些人都快歇斯底里了。切尔尼亚耶夫觉得房间里充满了恐慌和憎恨的情绪。[5]雷日科夫大喊道，他们都有可能被枪杀或勒死，事情全失控了。戈尔巴乔夫一度离开房间去接见由迪克·切尼带领的一个美国使团，他马上转变成了一个迷人的东道主政治家角色，侃侃而谈，而等他们一走，他又开始继续在走廊里爆发他对叶利钦等人的不满，“他们都应该被兜头一顿胖揍”。

叶利钦现在还没有办法实施他要单干的威胁。他的各个部门都只有很少的或没有资源实施任何经济计划。他的工业部长维克多·基辛抱怨眼下部里只有一个人，就是部长本人，没有办公室，没有座椅，没有电话。当叶利钦的官员10月份找莫斯科的高尔基工厂订购两辆装甲豪华轿车时，他的无能为力被暴露无遗。这个订单被拒了，因为克里姆林宫下达的指示。

这两个对头又在克里姆林宫碰面了，但是，这次五个小时的讨论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在会面过程中，叶利钦问道：“你为什么右倾得如此严重？”戈尔巴乔夫回答道：“因为社会正在右倾。”叶利钦反驳道：“你这样说就表明你根本不了解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第二天，叶利钦用切尔尼亚耶夫所形容的一贯粗鲁无礼的风格将这次谈话报告给俄罗斯议会。戈尔巴乔夫跟他的助手们抱怨道，他可能会被迫同叶利钦开战。

但是，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社会脱节了，叶利钦才是人们支持的对象。11月7日，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志们在红场检阅完纪念十月革命的年度军事游行后，叶利钦带着一群反共产主义的人出现，这些人是由激进组织“民主俄罗斯”组织的。他们举着最后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画像，拿着带有黑色幽默的标语，如“1917年犯下的罪——1990年来受罚”。

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对社会的了解主要来自助手瓦列利·波尔金，他正在密谋推翻他的上司。波尔金是官员中最温和的，长着国字脸，带着角质架大框眼镜，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日记和日程的影响很大。任何想见总统的人都要通过这个独断的共产党官员，他是1981年戈尔巴乔夫从《真理报》的编辑团队里招募过来的。除了充当戈尔巴乔夫的守门人，他还是共产党总务处（General Department）处长，这个职位让他能够控制在党中央委员会流通的档案和文件。甚至戈尔巴乔夫的亲密助手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都到很晚才知道波尔金有一个秘密的情报部门，用切尔尼亚耶夫的话说，这个情报部门就是向戈尔巴乔夫提供“有偏见的假的”负面材料，对戈尔巴乔夫产生不利影响，让他针对支持改革的朋友们。[6]

波尔金后来承认他鄙视戈尔巴乔夫“傲慢的态度和对下属的轻视”。他从没有忘记六年前职位被确认时所受的屈辱，当时，他被传召到米哈伊尔和赖莎·戈尔巴乔夫面前，得知自己达到了他们的期望。作为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官员，波尔金觉得自己被像侍者一样对待。然而，他成功地把怨恨深深埋起，以致他觉得赖莎都上当了，觉得他是她忠诚的同盟。不久后她就会发现她错得有多离谱。波尔金在总统的工作人员中间不是很受欢迎，因为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巴结奉承。切尔尼亚耶夫从没有跟波尔金亲切地说过话，书记处资深成员奥尔佳·拉尼纳也忍受不了他。格拉乔夫认为他痴迷于自己所能运用的权力。波尔金的怪癖之一就是收集装有皮封面的精装书，这些都是揭露共济会复杂阴谋的书，右翼极端分子挺喜欢这些阴谋的。但是，波尔金实践了他的布尔什维克理念。他拒绝职位附加的额外津贴，如一辆海鸥牌汽车、去专门的诊所看病和一栋更大的别墅，因此他鄙视戈尔巴乔夫一家对职位所附加的丰厚福利的偏好。

波尔金向他的上司提供的危言耸听的情报来源于克格勃首领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一个六十七岁的斯大林崇拜者，一个冒牌的改革者。克留奇科夫个子不高、娃娃脸，被工作人员取了一个昵称，“小天使”，他是一个阴谋论者，喜欢皇家芝华士酒。在夹克下面穿着羊毛衫的他看起来更像一位大学教授，而不是苏联间谍组织的头脑。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大楼四层一个镶着橡木的宽敞办公室里工作，墙上挂着戈尔巴乔夫的肖像，就在那间办公室里，他制作出一系列声称西方情报机构急于破坏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的报告。克留奇科夫的特工们窃听了主要改革者们的电话，包括叶利钦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而对话记录通过波尔金到达它们最热切的读者戈尔巴乔夫手中。每天，苏联总统都会阅读几百页这种关于他最亲近同事的秘密汇编的报告。

1990年12月11日，克格勃首领出现在主要的晚间电视新闻上“应总统要求”发出警告，共和国内支持民主的运动是外国货币和情报的产物，“我们安全部门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们拥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仿佛又回到过去令人胆寒的黑暗时期。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震惊了，他觉得克留奇科夫的措辞带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味道。对帕拉兹琴科而言，似乎主战分子想要欢迎曾经行差踏错现在改邪归正的回头浪子戈尔巴乔夫回归。切尔尼亚耶夫很明白他的上司已经到达了改革能力的极限，在面对保守派的攻击时后退、迷茫。他发现戈尔巴乔夫的傲慢和表现得高人一等让人觉得悲哀。一天，他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一起在听戈尔巴乔夫给最高苏维埃做一个“灾难性的”演讲的广播。雅科夫列夫带些悲痛地自语：“他已经注定要完蛋了，现在我非常确定这一点。”而用俄罗斯记者利昂尼德·尼基京斯基的话说，戈尔巴乔夫因为回首望向党中央委员会而踌躇，于是，变成了一根盐柱，无法往前迈进了。

苏联领导人突然解散了他的总统委员会，也没有留住其中相对进步的委员。作为对老同志的一种姿态，他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留下来作为特别顾问，尽管不让他参与决策。克留奇科夫和波尔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让戈尔巴乔夫与雅科夫列夫反目了。他们一起来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警告这位多疑的总统，那位前加拿大大使实际上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务。

随着戈尔巴乔夫变得立场强硬，他解雇了国家电视台的进步台长米哈伊尔·涅纳谢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跟随者，然后安插了更加恭顺的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塔斯通讯社的总负责人利昂尼德·克拉夫琴科来接替。在经历了四年的政治公开后，电视已经变得大胆而尖锐，戈尔巴乔夫现在将这样的电视看作对体制的威胁，而不是改革的工具。

克拉夫琴科长着一张娃娃脸，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强硬派，他告诉国家电视台的编辑人员：“我是总统的人，我来是为了贯彻总统的意志。”戈尔巴乔夫此后每天打好几次电话指示他什么样的政治材料适合大众观看。他命令克拉夫琴科消除反对派的声音，尤其是叶利钦的声音。受欢迎的广播员弗拉基米尔·波茨纳不得不辞职，因为他在美国电视节目《琼·里弗斯的深夜脱口秀》上说叶利钦比戈尔巴乔夫受欢迎而遭到克拉夫琴科的反对。[7]

下一个走人的是五十二岁的瓦季姆·巴卡金，受尊重的警察局局长。巴卡金既是一位进步改革家，又是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他致力于让苏联内政部警察遵从法律而不是遵从共产党。他被一个自称为“联盟”的共产主义团体憎恨不已。这个团体的领袖是上校助理维克多·阿尔克斯尼斯，在大热天也穿着黑色的皮夹克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他要求解雇巴卡金，理由是后者对分裂分子的态度不够强硬。戈尔巴乔夫顺从地照办了，这让他已经逐渐减少的改革者团队震惊不已。12月2日，鲍里斯·普戈顶替巴卡金的位置，他是一个说话温和的拉脱维亚人，正在脱发，只剩下两侧竖着一小簇头发，看着像小丑一样。作为克格勃在里加的负责人，普戈无情地限制了拉脱维亚的独立运动。

12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始召开，戈尔巴乔夫被大多数保守代表围困。另一个联盟领导人尼古拉·彼得卢申科上校的长相肖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电视喜剧里的比尔科中士，他在休息室里夸口，下一步他们就要摆脱谢瓦尔德纳泽，因为是他让苏联失去了东欧。而实际上，对戈尔巴乔夫大失所望的谢瓦尔德纳泽已经决定辞职了。

这位白发外交部长在讲台上宣布辞去自己的职务，让代表们和戈尔巴乔夫感到震惊。他说：“民主主义战友们，你们太分散了。改革者们都躲起来了。专制正在采取攻势。”说完这些话，他走出了大厅。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提名最没有效率的政治局委员根纳季·亚纳耶夫担任副总统这个新职位，进一步试图拉拢保守派。顶着大眼袋和一头不真实的假发，亚纳耶夫站在演讲台上以一个特权官员所有的真诚声明，“我一直到灵魂深处都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即使是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保守派都不想要这个沉迷烟酒的人来当宣传者。在第一轮投票的时候他们拒绝选他。戈尔巴乔夫生气地确认了信任投票，在第二轮投票的时候让他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通过了。

三周后，戈尔巴乔夫任命另一个阴险之人为总理。瓦连金·帕夫洛夫是一个又矮又胖的经济学家，喜欢戴招摇的丝绸领带，总是咯咯笑，隐藏起自己对戈尔巴乔夫的憎恶，他将戈尔巴乔夫看做一个两面人。戈尔巴乔夫后来声称，他当时不知道这个被蔑称为“豪猪”的留着平头的仇外者是一个酒鬼和死硬派共产主义者。帕夫洛夫几乎立刻就触怒了全体人民，他在一夜之间将所有大面额钞票收回，毁掉了数百万人的积蓄。他引用克留奇科夫散播的一个古怪阴谋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即奥地利、瑞典和加拿大的私有银行打算向苏联市场抛售大量钞票，目的是制造政治混乱。

最后让戈尔巴乔夫周围的团队变得完整的是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陆军元帅亚佐夫是二战老兵，身材肥胖，说话泼辣，肤色红润，手指胖得像火腿，喜欢英国和俄罗斯诗歌，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过着普通的生活，相信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苏联不能繁荣的原因只是官员的能力不足和腐败。

这群龙蛇混杂、用心险恶的强硬派想要的东西已经万事俱备了——他们想要血腥镇压正在分裂苏联的独立运动。最坚定的独立运动是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它们是在半个世纪前被斯大林吞并进来的，它们渴望拥有战前的自由。戈尔巴乔夫永远理解不了波罗的海诸国的民族主义。他用手做出一个砍头的动作，表达对这些在苏联西侧制造麻烦的“分离论者和政治冒险家”的蔑视。

九个月前，在立陶宛的反莫斯科民族前线萨尤迪斯赢得州选后，这个与波兰接壤的国家成为第一个宣布独立的苏联共和国。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议会大楼上的苏联国徽被凿了下来，换上去的是一幅油画，上面画着一个执剑的骑士，这就是立陶宛独立后的国徽。新政府接管了公共建筑，停止将俄语作为一门官方语言。

莫斯科的保守分子震惊了。戈尔巴乔夫本人从来没想要让他的改革走到这一步。他警告立陶宛议会服从苏联统治，并对其实行经济封锁。军队在维尔纽斯进行挑衅游行，军用飞机在整个首都投放传单，催促俄罗斯和波兰的少数民族团结起来，支持苏联。这些威胁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1991年1月12日，一个神秘的支持苏联的“民族拯救委员会”在维尔纽斯宣布它正在取得政权。这个委员会“请求”苏联军队占领维尔纽斯的电视塔，当时那里正在播放支持独立的材料。手无寸铁的立陶宛人民聚集在电视塔外面，害怕它被支持莫斯科的势力夺取。1月13日早晨，经过反恐训练的克格勃阿尔法小组抵达这里，并用实弹扫射人群。十三个平民死亡，几百人受伤。一个克格勃官员被自己人意外射死。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声援了这个信息不详的“民族拯救委员会”。他没有否认克格勃对电视塔外面平民的袭击，但将一切事情都归咎到立陶宛宣布独立上，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发生在夜间的、宪法上所称的政变”。

在莫斯科，政治公开被暂停了，关于这次屠杀的新闻被禁止发表。中央电视台只播放了关于维尔纽斯事件的军方版本。生动的深夜节目《透视》（Vzglyad）被停播了，独立新闻机构文传电讯社也噤声了。塔斯通讯社将电视塔外面的民族主义捍卫者描述成“一群喝醉酒的青年……唱着支持法西斯的歌曲”。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仿佛回到了过去的社会。

叶利钦知道，如果波罗的海诸国的独立自主可以被镇压，俄罗斯的独立自主也可以被镇压，他快速采取行动。他飞到波罗的海三国最北部的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去见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那几个藐视中央的民选总统。在那里，议会被封锁起来，外面由拿着猎枪的爱沙尼亚青年保卫，叶利钦的威望坚定了这些民族主义者反抗的决心，这让戈尔巴乔夫大为光火。一个克格勃内线建议叶利钦不要乘飞机返回莫斯科，可能会有阴谋。于是，他先从塔林乘车经过217英里到达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再从那儿乘飞机返回莫斯科。

精力充沛的叶利钦告诉挤在白宫一间委员会室的代表们，波罗的海诸国进行的军事镇压只是“反对苏联民主政治的有力攻势的开始，早晚会轮到俄罗斯”。他受到了崇拜他的俄罗斯记者们的称赞。叶利钦表现得威严而有自信，撑着因疲惫而泛红的双眼，强烈要求俄罗斯士兵不要向没有武装的平民开火，说这样做在新的俄罗斯宪法下是违法的。他告诉他们，“你们是一场肮脏游戏里的爪牙”。随后，驻扎在白俄罗斯维帖布斯克的一支伞兵部队拒绝执行调集到拉脱维亚的命令。叶利钦还宣布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已经决定重新拟定一份新的条约来代替旧苏联。叶利钦狡猾地说：“我想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签订条约的地点——明斯克，但是还不能告诉你们时间。”

戈尔巴乔夫拿到一份关于叶利钦言论的报告，冲他的顾问们大喊：“这个狗娘养的！我要拿他怎么办？”他们沉默地听着，已经被事态的发展惊呆了。切尔尼亚耶夫之后痛苦地写了一封长达两千字的辞职信，说他因为发生在立陶宛的事件引起的强烈羞愧而倍感煎熬。他这样写道：“你多次告诉我和其他一些人，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放任对帝国的破坏。但现在，叶利钦正在肆无忌惮地做着你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是以俄罗斯的名义！而且，几乎没有俄罗斯人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抗议。结果，你将自己束缚在只有依靠武力才能继续的政策上。”[8]然而，他没有将辞职信递交上去，而是继续留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因为他没有看到他的上司有进行血洗的谋划。他跟外交官们透露，苏联的陆军指挥官瓦连金·瓦连尼科夫是斯大林的崇拜者，是他自主下令军队行动的。切尔尼亚耶夫还得出结论，戈尔巴乔夫是真的相信了克留奇科夫和普戈提供的误导性报告，报告称波罗的海诸国人民被一小撮分裂分子胁迫了。但是，私底下，这位忠诚的助手痛骂戈尔巴乔夫居然允许军队派坦克前往，他说：“这是你伟大事业的终结！”戈尔巴乔夫反驳道：“我不能简简单单地把自己跟军队撇开，士兵和官员们屡屡遭遇攻击，甚至他们的家人都叫他们占有者和沙文猪之后，我不能只是口头上反对。”在克里姆林宫外，俄罗斯首都城市里一片骚乱。莫斯科人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他们受够了。一些人举着标语牌攻击总统，上面写着“驼子戈尔巴乔夫”（Gorbaty, the Hunchback）。非国有媒体对维尔纽斯的杀人事件进行了形象生动的报道。

编辑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服从的是《莫斯科新闻报》中的戈尔巴乔夫方针，在与叶利钦的权力之争中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他感到深深的失望。这本期刊的三十位主管是自由派的俄罗斯知识界名人，他们表示痛失对总统的信任，宣布他们决定退党。他们所有人在一篇惊人的社论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篇社论是控诉“这个垂死挣扎在犯罪边缘的政治制度”。“在维尔纽斯血腥的星期天之后，我们的总统最喜爱的‘人性社会主义’话题还剩下什么呢，‘新思维’和‘我们的欧洲家庭’吗？——全都是扯淡！”

这个来自他曾经鼓励和支持过的知识分子的指控在多年后还能激起他的愤慨。盛怒之下，他命令最高苏维埃延缓实施新近通过的关于新闻自由的法律——这个法律是他推进的，向每个媒体机构派遣一名审查官。即使是保守的代表们，在面对众怒的情形下也觉得这样太过火了。

1月20日，星期天，叶利钦给十万人的抗议集会作演讲。他警告道，专制的威胁已经成为一个事实。国际领导人们也心怀类似的恐慌。七天后，苏联的黑色贝雷帽军队在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射杀两名民兵、一位电视台摄影师和两个平民之后，布什总统推迟了原定在2月中旬与戈尔巴乔夫一起举行的首脑会议。美国、加拿大和欧洲议会都推迟了援助项目的实施。

在国内外的压力下，也因为自己对血腥的本质反感，戈尔巴乔夫让步了。他对波罗的海诸国采取了一种更具调解性的语调。1月 22日，他在电视上说道，他被流血事件深深触动了，宣称使用武力是不可接受的，并否认军事活动是直接支配的前奏。再迟些时候，戈尔巴乔夫声称强硬派的计划是“跟我建立血债联系，要我屈从于一个类似于帮派性质的相互保护的社会”。[9]

但是，错已铸成。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因为维尔纽斯的流血事件受到惩罚。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的首席检察官，尼古拉·特鲁宾，宣布苏联军队无罪，荒诞地裁决所有的伤亡都是立陶宛民族主义者自己造成的。

克里姆林宫内，戈尔巴乔夫还在因为叶利钦“没有逻辑的”的行为而大动肝火，认为他“痴迷于独立自主”。他打电话给他在电视台的手下利昂尼德·克拉夫琴科，指示他关闭俄罗斯电台，也就是叶利钦议会的喉舌，它在12月份的时候获准频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它播出了来自立陶宛的真实报告，据叶利钦的电台管理者奥列格·波普佐夫所言，这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个人感到愤怒。克拉夫琴科抗议道，关闭电台会引起流言飞语。戈尔巴乔夫坚持至少应该大量限制电台播放的频率，让它被“搁置在无人问津的地方”。

在维尔纽斯之后的几个星期，克拉夫琴科多次拒绝了叶利钦占用国家电视台播放时间的请求。他回忆道，叶利钦的每次亮相都让戈尔巴乔夫疯狂。“这看起来很幼稚，就像争夺控制权的小男孩，当然，这都建立在一种本能的害怕上，害怕叶利钦正在群众中建立会威胁到戈尔巴乔夫的存在的民意。”

戈尔巴乔夫最终屈服于巨大的群众压力，同意在2月19日直播一次与叶利钦的访谈。戈尔巴乔夫坚持采访者之一必须是谢尔盖·洛马金，他是赖莎最喜欢的记者，年轻英俊。戈尔巴乔夫让洛马金问一系列充满敌意的问题，结果洛马金问出的问题更加尖锐。但是，叶利钦成功地在全苏联调到这个台的数百万观众中引起轰动。他要求戈尔巴乔夫立刻辞职，说他“跟群众撒谎，身上背负着种族纷争的血债”，并要求将所有权力移交给十五个共和国的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回忆起叶利钦的行为时充满了反感。他抱怨道：“他的演讲充满了针对我的粗鲁的攻击性言论。他的双手在颤抖。他明显控制不住自己，而且是在费力读已经准备好的稿子。”在华盛顿，布什看了关于俄罗斯领导人表现的新闻报告，他跟总统办公室的助手们说：“这个叶利钦真是个粗野的家伙，不是吗！”[10]

不论如何，布什总统和其他西方领导人都希望苏联在当前领导人的领导下保持完整。比起变化莫测的叶利钦，他们更愿意与圆滑而容易控制的戈尔巴乔夫打交道。罗伯特·盖茨，国家安全部代理顾问，也是未来的中情局负责人，以前因为戈尔巴乔夫行事脱离常规而不把他当回事，现在发现他正“一件一件做着我们想要其发生的重要事情”。[11]为了辩解，叶利钦抱怨道，美国人无法理解。他们只能看到莫斯科的一个人，而这个人周边围绕着太多对外表现出的欢欣，导致他们都无法看到事实。

这年春天，叶利钦第二次去往美国，因为这次他作为俄罗斯共和国领导人的声望变高了，于是要求白宫出具官方邀请。布什犹豫了，他跟布伦特谈论道，这样的举措会“把戈尔巴乔夫逼疯的”。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猜测，也许这正是叶利钦想要这样做的原因。布什回答道：“那么，这也正是我不想这样做的原因。”他们同意跟叶利钦见面，但是，是国会而不是白宫官方邀请叶利钦来华盛顿。[12]

叶利钦呼吁苏联总统辞职的要求让戈尔巴乔夫3月2日的生日宴会气氛低迷。他在克里姆林宫同亚佐夫、普戈和克留奇科夫等人一起庆祝生日。亚佐夫送他一把有嵌套的军刀，普戈送他有雕刻花纹的马卡洛夫手枪，而克留奇科夫和其他人是直接将贵重的礼物送到他的别墅。克拉夫琴科则安排苏联电视台播放一部吹捧戈尔巴乔夫的纪录片，叫做《我们的第一位总统》。

戈尔巴乔夫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来自叶利钦议会里六名支持他的共产主义代表。他们确保了足够的票数来要求在3月28日召开一次俄罗斯代表大会的特殊会议，弹劾叶利钦在电视上的行为。戈尔巴乔夫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他告诉切尔尼亚耶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完蛋了，他要开始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了，他害怕为他对俄罗斯做过的和没做过的事情负责任”。

叶利钦加大了赌注，他在3月9日一个大型户外集会上宣称要争夺克里姆林宫的领导权，一周后，他收回这个过激的言论。

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强硬派决定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威胁不安分的平民。当俄罗斯代表大会在3月28日召开会议决定叶利钦的未来时，示威游行被禁止，装甲车、坦克和几百辆载满应征入伍的士兵的运兵车被部署在克里姆林宫外的街道上，首尾相连。克留奇科夫和普戈向戈尔巴乔夫提供荒谬的警告，称激进民主主义者准备用绳索和钩锚来攻击克里姆林宫这座古老的城堡。这些部署只会让外面街道上亲叶利钦的集会变成反戈尔巴乔夫的示威。在克里姆林宫内部，代表们拒绝在被包围的状态下进行辩论，经过投票决定休会。当大雪飘飘扬扬落下来将每个人都裹白的时候，数以万计的示威者正在街上的军事路障旁横冲直撞。这次对抗将这个国家带往内战的边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要戈尔巴乔夫想想，只要有一个示威者被杀，整个莫斯科都会出席葬礼，戈尔巴乔夫惊呆了。当叶利钦的合作者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在一次气氛紧张的克里姆林宫会议上说服戈尔巴乔夫后，这种紧张局势才有所缓和，他说人们会攀爬克里姆林宫墙的想法简直是不着边际。（助手们还相互开玩笑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商店里没有绳子出售。）总统下令亚佐夫把军队撤出莫斯科。

哈斯布拉托夫后来将国家权力出现故障的这一天看做保守派力量开始落败的日子。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告诉一位前来访问的美国参议员大卫·博伦，调动武力来对付群众是戈尔巴乔夫犯的最大的错误。

之后三天，俄罗斯代表大会陷入了是否谴责叶利钦的僵局。最终，未被公开称为“沼泽”的代表们拒绝谴责叶利钦，没有跟不得民心的戈尔巴乔夫同流。支持叶利钦的煤矿工人的罢工声势越来越浩大，他们也被惊吓到了，这次罢工是因为在一个矿井换班的矿工发现没有肥皂洗澡引起的。即使是伊万·波洛兹科夫，共产主义派系的领导人，也在演讲台上发言说，摧毁叶利钦的时机还没到，因为现在这样做会引起极度激烈的反应。

戈尔巴乔夫担心这种集会的势头会发展成分裂苏联，他在苏联全境组织了一次全民公投，来恢复民众对社会稳定的支持和一个新的联盟条约。投票针对以下问题来回答“是”或“不是”：你认为有必要将苏联作为一个全新的平等自主的共和国联邦保留下来吗，在这个联邦里，任何国籍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能得到充分的保证？（强调的部分同原文）这次公投在3月16日举行。十五个共和国中有六个已经变得独立思考到抵制投票的程度，但在剩下的九个共和国中，76%的投票者回答了“是”。戈尔巴乔夫将这个大多数看做一个协商新的联盟条约的授权，这个条约将会给予共和国一定程度上的独立自主，但要保持苏联的完整，而且他要担任总统。

叶利钦聪明地将这次全民公投导向了对他有利的方向。他在俄罗斯分发的投票单上添加了一个问题：你是否支持直接选举俄罗斯总统？投票人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俄罗斯代表大会同意在1991年 6月12日举行俄罗斯第一次自由总统选举。

尽管叶利钦在国内的声势如日中天，让他郁闷的是，他发现自己在莫斯科的高调表现并没有给世界上的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前来俄罗斯调查实情的政要们心中的叶利钦都是一个反复无常、好喝伏特加的暴徒形象。另一方面，从个人来讲，他们更喜欢戈尔巴乔夫，因此感觉对他有一种保护欲。当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3月中旬前来拜访苏联总统并调查实情时，叶利钦邀请他前往拜访，贝克将此行为看作想把“戈尔巴乔夫气得跳墙”。贝克在与戈尔巴乔夫商议后拒绝了这个邀请，毫无悬念，戈尔巴乔夫又大声喧闹了一番，愤怒地抱怨叶利钦有多反复无常，以及他怎样利用平民主义说词变成一个独裁者。戈尔巴乔夫再次展示出幼稚的举动，他禁止自己的随从出席贝克在大使馆主办的晚宴，以抗议叶利钦的出席。

缺乏活力的英国外交部长道格拉斯·赫德在莫斯科与叶利钦见面时，讨厌这个呆板的、直来直去的叛逆者。他在会议结束后暗示大使布雷斯韦特，这个俄罗斯人是一个几乎不受控制的危险人物。但布雷斯韦特仍然认为叶利钦的分析是正确的，戈尔巴乔夫到目前为止“几乎都生活在脱离现实的幻境中”。[13]理查德·尼克松在作为一个非正式白宫使节访问莫斯科时，咒骂媒体留给他关于叶利钦的形象是一个“没有能力又缺乏忠心的笨蛋”。他在回到美国时这样跟布什报告：“叶利钦也许没有戈尔巴乔夫的魅力和他象牙塔式的优雅，尽管如此，他却能鼓舞民心。”

叶利钦去了法国，他相信在那里他至少能受到欧洲民主的国会议员的尊重。事实却不尽如人意。《世界报》教训他，在欧洲，“人们只认识一个俄罗斯人——那就是戈尔巴乔夫”。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受到了冷遇，让-皮埃尔·科特，这群社会主义者的主席，公开责备叶利钦，认为他反对戈尔巴乔夫就是蛊惑民心、不负责任的政客行为，科特觉得戈尔巴乔夫让他们更有安全感。这些评论点燃了普通俄罗斯民众的怒火——甚至《真理报》都觉得这些评论构成了侮辱，只会适得其反地让叶利钦更得民心。

这个俄罗斯平民主义者回国后，因为西方的反应带来的“严重打击”而有所节制。但是，有一个惊喜在等着他。戈尔巴乔夫邀请他参加，在所有苏联共和国的首脑会议，在苏联领导人在那里对他说的话“超出了叶利钦的预期”。

1. 笔者在1990年月14日的笔记。

2. 奥克莱里（O’Clery），“诺贝尔没有消除戈尔巴乔夫的怒火”（Nobel Doesn’t Dispel Anger with Gorbachev）。

3. 1990年5月30日在渥太华对戈尔巴乔夫的访谈。

4. 阿伦《鲍里斯·叶利钦》，第404页。

5. 切尔尼亚耶夫《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第299—300页。

6. 同上，第339页。

7. 密茨凯维兹《切换频道》，第50页；波茨纳（Pozner）《见证人》（Eyewitness），第67页。

8. 切尔尼亚耶夫《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第323—324页。

9. 戈尔巴乔夫和姆利纳尔《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第132页。

10. 贝施洛斯和塔尔博特《最高级别》，第349页。

11. 盖茨《背后的真相》，第528页。

12. 贝施洛斯和塔尔博特《最高级别》，第350页。

13. 布雷斯韦特（Braithwaite）《莫斯科河对岸》（Across tfie Moscow River），第180页。

第14章
12月25日：晌午

到了1991年12月25日下午三点，戈尔巴乔夫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一切都尘埃落定。关于他的告别演说也没什么好准备的了。泰德·科佩尔和里克·卡普兰被带进办公室为他们的ABC纪录片拍摄更多总统的想法。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和安德烈·格拉乔夫也在那里。

桌上的白色电话响了，戈尔巴乔夫拿起话筒，是他的妻子从总统别墅给他打的电话。这不是什么稀奇事。赖莎一直就有打电话给她的丈夫或她丈夫的官员来参与事件的习惯。但是，这次另有原因。她现在正痛苦不堪。

总统给这两位美国人一个暗示，示意这是私事。里克·卡普兰这样回忆道：“他接到赖莎的电话，然后我们奉命离开房间。”

赖莎正在哭。她无比痛苦地告诉丈夫，叶利钦的一些保安人员已经到了他们的别墅，给他们送了一份通知。他们还命令戈尔巴乔夫一家在两个小时内腾出他们在列宁山柯西金大街上的总统公寓。这些人说他们的行动是由一道将公寓私有化的政令授权的，政令由俄罗斯总统在当天早上签署。他们奉命“来将她的个人物品清除出‘政府代表的房屋’”——对总统官方住所的官方说法。这些不速之客已经开始将戈尔巴乔夫家的一些物品从房子里扔出去了。[1]

戈尔巴乔夫因为叶利钦的保安人员对他妻子的放肆无礼气得脸色发青。他今晚卸去总统职务是两天前才决定的事，根本没有时间准备搬家事宜。更何况，叶利钦已经明确表示在他辞职后再给他宽限三天来腾出乡村别墅和总统公寓。他甚至都不知道能不能让克格勃第九局派人来帮忙打包和运送。这个机构已经改名了，现在受叶利钦控制。

之前他还可以依靠弗拉基米尔·雷德科博罗迪上校来保护家人免受打扰，但是，这位上个星期还对两位总统的安全负责的前克格勃情报官现在只需要对叶利钦负责了。

这种针对赖莎的“怀有极度恶意的行为”让切尔尼亚耶夫觉得，这是叶利钦想让戈尔巴乔夫夫妇在这最后一天不好过的粗笨办法。格拉乔夫也感到很愤怒。“你能想象吗？他现在仍然是总统啊！”[2]

戈尔巴乔夫先试图让赖莎冷静下来，跟她保证马上就会把事情解决。随着戈尔巴乔夫怒火的堆积，他的脸上开始出现一块块红斑。他开始打电话发飙，一边要求跟负责的保安官员说话，一边破口大骂。最终，雷德科博罗迪上校接电话了。戈尔巴乔夫冲着电话大喊，满口脏话：“你做得实在太过分了，你最好马上给我清理干净。你现在讨论的是别人的家。要我把这些都告诉报社吗？瞧瞧你们都在干些什么？赶紧给我住手。”

雷德科博罗迪气势汹汹地说他保证跟保安人员谈谈。他一边责骂下面的人做得太过火，一边又提到这是上面的命令。叶利钦的保镖总负责人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后来透露这个命令是他的上司直接下达的，让他每天找戈尔巴乔夫别墅人员的茬，这样叶利钦就可以马上搬进去了。科尔扎科夫于是将这项任务视为让戈尔巴乔夫一家不好过，但发现他们并不急着搬走。

戈尔巴乔夫的发飙有一定的效果。在他与雷德科博罗迪激烈的讨论后，获得了更多时间来腾出别墅。但是，叶利钦的保安人员也到了戈尔巴乔夫一家在列宁山的国有公寓，现在正在翻箱倒柜，乱扔他们的私人财物。戈尔巴乔夫在第二天发现那里一团乱糟，抱怨道：“什么都是匆匆忙忙的。我们被迫在24小时内搬到别的住处。我在第二天早上看到那一番凌乱的场景——一堆一堆的衣服、书、盘子、文件夹、报纸、信件，天知道地上还散着什么东西。”

叶利钦既不在乎赖莎的感受，也不在乎戈尔巴乔夫的感受。他认为，赖莎打从一开始就对他不友善，而这也影响了她丈夫对他的态度。叶利钦是最早批评赖莎作为戈尔巴乔夫妻子的高调姿态的一批人之一，他抱怨的是，“很遗憾，她没有意识到数百万苏联人民是怎样尖锐而忌妒地看待她在媒体上露面的”。当叶利钦开始将注意力引向戈尔巴乔夫作为共产党领导人享有的特权时，他将戈尔巴乔夫对奢侈的偏好怪到赖莎的头上。他指出，“他喜欢优渥的生活，舒适而奢靡。在这方面，他受到了妻子的影响”。叶利钦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面针对赖莎的“干涉”与戈尔巴乔夫对抗。[3]这次莽撞的举动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不和。

身材娇小的赖莎总是穿着精致优雅。作为能向世界展示一副高雅而富有人性化的面貌的苏联领导人妻子，赖莎既受到俄罗斯知识界人士和许多普通俄罗斯人的称赞，也遭到他们的嫉妒。[4]她颠覆了政治局委员妻子的刻板印象——结结巴巴，不善言辞，据说唯一的素质体现在体重超过她们的丈夫。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妻子柳德米拉认为在她像一个学校老师一样给人们长篇大论的时候，赖莎是“第一个敢于打破妻子必须一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亚洲传统的女人”。[5]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她使戈尔巴乔夫一家看上去像是西方的“普通人”。戈尔巴乔夫多年后这样说，在行程中带上他受过教育、精力充沛的妻子是经济改革之外的另一场变革。

在以前，领导人的配偶不是苏联生活中的公众人物，除了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她本身就是一位革命家，也是政治局成员。叶利钦在助手中间大力鼓吹，赖莎无权同戈尔巴乔夫一起出国访问，也不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呈现出一副高姿态。当美国大使杰克·马特洛克问起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是否会携带奈娜去美国访问时，他否认道：“不，绝对不可能！我不会让她表现得像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样！”也许这在一个富有、繁荣、人人心满意足的社会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我们的国家不行，至少现在不行”。多年前，戈尔巴乔夫告诉国家广播电视台的汤姆·布罗考，他跟赖莎会谈论一切事务，甚至包括最高级别的国事，这在当时引起一片哗然。叶利钦关注的是，赖莎的影响给戈尔巴乔夫对人民的态度、对人员的任命和对政治整体上造成了负面效果，而且她“待人冷漠，又爱摆架子”。

赖莎对国家事务感兴趣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批评都是在私下里传播的，但是，在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位来自哈尔科夫的代表曾在讲台上告诉盛怒的戈尔巴乔夫他无法摆脱妻子的“报复心和影响”。有一次，她自己负责向《文学报》的编辑费德罗·布尔拉茨基解释，她认为人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市场。戈尔巴乔夫的妻子在苏联的最后几个月还涉足政治事务。国会发言人伊万·拉布季耶夫向罗德里克·布雷斯韦特抱怨道，他接到赖莎的电话，她一直说了四十五分钟才挂电话，让这位英国大使觉得戈尔巴乔夫在家里根本说不上话。[6]

在那些被传统束缚的克里姆林宫官员的妻子们看来，赖莎是相当冷漠的，而在赖莎看来，她们“都傲慢、多疑、谄媚而笨拙”。科尔扎科夫在他和盘托出的回忆录中声称，赖莎曾在普列汉诺夫将军的下属面前命令这位克格勃保安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后来八月政变参与者之一，给她搬一根很沉的青铜灯杆。“当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背叛戈尔巴乔夫的原因。”

而形成对比的是，叶利钦夸口他从不与家人谈论工作。如果妻子和女儿们在他工作回家后狂轰滥炸地问他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他会让她们噤声，说“我在家里不需要政治”。奈娜在一次给国际新闻通讯社的评论中也回应了叶利钦的说法：“他不喜欢有人在家里谈论政治或经济话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忍住不给他提建议的原因，虽然我们也确实很关心这个国家的局势，也希望事情能快速好转。”如果她说了他不喜欢的观点，叶利钦就会取笑他作为合格的环境卫生工程师的妻子说：“你只要管好你的抽水马桶什么的就行了！”她则会反驳道：“没有抽水马桶，你要去哪儿解决？”[7]

跟赖莎相关的新奇新闻给苏联媒体制造了一个麻烦。1989年至 1990年担任苏联电视台负责人的自由派米哈伊尔·涅纳谢夫说，她在参加一个节目的时候会破坏所有人的心情。他觉得她有病态的野心，对不得不播出她的演讲心怀不满，她的演讲跟大多数领导人配偶的演讲一样空陈乏味。如果他把演讲缩短了，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就会让他不好过。赖莎最喜欢的记者谢尔盖·洛马金认为她做了很多好事，比如将她在国外遇到的音乐家和医生招募到俄罗斯。但是，从一开始，叶戈尔·利加乔夫就提醒戈尔巴乔夫，她在电视上的过分曝光可能带来负面效果；甚至连唯命是从、接任涅纳谢夫的克拉夫琴科都告诉戈尔巴乔夫，她在电视上出现得越少越好。当戈尔巴乔夫痛苦地抗议道，别的世界领导人都带着妻子随行，克留奇科夫的回答是，他们的妻子可不会在电视上发表声明。[8]

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清楚，一些人看到赖莎出现在他身边时有一些不好的评价，例如，“她以为她是谁，政治局委员吗？”但不论如何，他既将她作为一个亲密伴侣来珍惜，也将她珍视为国际访问中相当大的一笔政治财富。在他最初的几次出国访问中，有一次是给巴黎的法国立法委员们作演讲，他的视线时不时掠过待在观众中间的赖莎，《巴黎竞赛》将之描述成“一眼温柔”。1984年，赖莎在伦敦出尽风头，她穿着一条时髦的白色绸缎礼裙和一双带链带的金色薄片凉鞋出席一次晚宴，并跟英国部长们滔滔不绝地谈论英国文学。在华盛顿，她与华盛顿社会名流聚集的帕米拉·哈里森的杰出女性们讨论世界大事。英国的《妇女界》杂志将她评选为1987年的“年度女性之星”。

大众难免对她的知名度感到愤怒。忍受着艰苦生活、无法得到高级女装的俄罗斯女性和在《治家格言》（Domostroi）的国内传统下培养出来的俄罗斯男性都不喜欢她，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伊凡四世（Ivan the Terrible）统治时期，规定男人占支配地位，而女人处于服从地位。她的优雅提醒人们特殊商店的存在，那里的时髦衣服都是普通公民无法得到的。她成了层出不穷的流言飞语的主角。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抱怨道，在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美国运通卡（American Expresscard）的时候，有人传言赖莎拿着一张美国运通卡购物；她的衣服全都是由莫斯科的女裁缝塔玛拉·玛吉娃制作的，但传言她在时尚上花费大量的金钱来跟南希·里根攀比。尤其让他愤怒的是叶利钦到处传播的“谎言”，说他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他和赖莎可以享用一张金卡。“读这些胡言乱语都觉得丢脸。”[9]

上面提到的关于赖莎用美国运通卡的故事起源于西方媒体。1988年6月6日，《时代》杂志报道，在四年前去伦敦时，赖莎称赞过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钻石耳环，于是，她“走进新邦德街上的一家卡地亚店，给自己也买了一副（1780美元），付账用的是美国运通卡”。《时代》杂志还声称她有四件皮毛大衣，在华盛顿一天就换了三件；杂志还做了一个不太可能的陈述，说戈尔巴乔夫曾被人听见在抱怨，“那个女人不仅花了我一堆钱，还给我带来一堆麻烦”。

赖莎对俄罗斯和国外关于她的许多文章深有反感，在文章中，“根本没有准确性可言，编造、虚构甚至是诽谤中伤成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如果不是我的名字在文章中出现，我绝不会相信他们是在写我”。戈尔巴乔夫责备这些所谓的西方“心理福利中心”想要动摇他的地位，并指责俄罗斯的这帮“政治乌合之众”想要通过开展对赖莎的含沙射影来动摇他的改革。

赖莎和里根总统的妻子南希·里根之间的冷战也是美国媒体炒作的热点。南希这位前女演员发现赖莎这位马列主义女士难以相处。“她停不住嘴，动辄长篇大论，为的是更加准确无误。”当赖莎“打个响指招来她的克格勃警卫”给她搬一把特殊的椅子时，南希惊呆了。“我不敢相信。我见过很多第一夫人、公主和女王，但我从没见过像她这么夸张的。”[10]

赖莎跟芭芭拉·布什的关系要缓和得多，虽然布什难以欣赏她那一板一眼的幽默。在华盛顿苏联大使馆的一次晚宴上，他们在观看一个超重又不漂亮的俄罗斯歌剧演唱家表演时，布什总统跟赖莎开玩笑说：“我觉得我爱上她了。”赖莎责备他：“你最好不要。不要忘了盖里·哈特！”布什推测她知道关于前任参议员兼总统候选人的丑闻，并且她说这话不是在开玩笑。[11]从苏联大使馆方面得知赖莎想要跟演艺界的明星见面，布什邀请了简·方达、范·克莱本、小道格拉斯·费尔班克、迪兹·吉莱斯皮等名人到白宫参加午宴。

赖莎成为第一个参与慈善事业的苏联领导人的妻子，这又是一个突破。特别是，她在1990年从丈夫的版税里拿出十万美元来改善俄罗斯儿童白血病的治疗，她还是莫斯科一家儿童医院的积极赞助人。但是，对她的私人生活，她总是闭口不谈，对负面新闻报道也庄重地保持沉默。她告诉自己的家庭好友格奥尔吉·普里亚欣：“为什么我要谈我自己呢？”格奥尔吉参与录制了一系列与赖莎的对话，来完成一本叫做《我希望》的短篇情感书籍。“我不是电影明星、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或时尚设计师。我也不是一个政治家……我只是苏联国家元首的妻子，尽我所能支持我的丈夫，帮助他，就像我们自年轻时将彼此的人生紧密联系到一起之后就一直所做的一样。”[12]

这本书刚出版不久，也毫无疑问引起了俄罗斯总统的注意，这就从某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赖莎的丈夫即将辞职的时候叶利钦会对她采取恶劣的行动。在书中，赖莎虽然没有说出叶利钦的名字，但她挑出叶利钦和他的随从们，特别表示对他们不屑一顾。这群三十年来诠释了“军营式共产主义”价值、负责建设社会的党员宣布，“他们将会愉快地毁掉整个社会，并且马上就要开始行动”。她是在痛斥一些同志太过轻易就改变自己的立场，“昨天精力旺盛宣扬无神论的人今天就对着基督教教义宣誓了”。[13]

瓦列利·波尔金后来将赖莎描述成一个坚强、严厉、习惯支配别人、难以取悦的专横女人，会对为她工作的人话中带刺，进行羞辱性的训诫。据波尔金看来，赖莎无权通过电话来给总书记的助手们或一些政府官员下命令。然而，波尔金有时又似乎很享受赖莎的陪伴，他讲述道，在禁酒活动的高潮阶段，他们在一趟国际航班上分享偷偷摸摸品尝红酒的乐趣。但他又写道，在同一趟航班上，在赖莎试图命令戈尔巴乔夫的本该对党忠诚的助手向她们夫妇宣誓效忠时，他退避开了。

在帮助赖莎编辑英文版《我希望》的总统翻译官帕维尔·帕拉兹琴科看来，她绝不是她经常在电视上所展示出的冷淡、说教型的女性，她是一个可靠的人。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更经常地听取赖莎的意见，会获益更多；他觉得赖莎体面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为将来的俄罗斯领导人配偶树立了先例。

在戈尔巴乔夫和赖莎作为苏联第一夫妇的最后一天，叶利钦对待赖莎的方式让戈尔巴乔夫感到悲痛，而这份悲痛在知道一个他们向外界隐瞒的事实——赖莎已经到崩溃边缘了——之后更加深切了。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戏剧性情节“根本不是她能够承受的”。他最后承认她是一个容易受伤的人。“她很坚强，但她不得不承受许多。”[14]直到二十年后，戈尔巴乔夫才透露当时赖莎病得有多厉害。他告诉《新报》，在八月政变后，“她发生大面积痉挛，更确切地说是微中风。然后，她的双眼大出血，视力急剧下降。但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力仍持续着”。[15]

戈尔巴乔夫给赖莎拨回去，向她保证今天没人会再闯进他们的别墅了。在放下话筒后，他的脸还在因为愤怒而涨红着，他跟同事悲叹道：“多丢人啊！你能想象吗，这是一个家庭住了七年的生活空间啊。我们的书哪怕没有几千本也有几百本。我们得花时间来整理啊。”他对叶利钦周围的人除了鄙视没什么其他看法了，他对那些谴责共产主义者特权体系而现在自己又“像在猪槽争食的猪”一样推推搡搡的人也尽是鄙夷。

在他下台之前就下达的房屋收回命令让戈尔巴乔夫看清了，他也不能指望叶利钦会履行他们两天前协商的过渡条款里的承诺。在今天结束前，他还得准备好迎接更多的羞辱。

从“那些混蛋”的行为引起的愤怒中平静下来，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他在三个半小时后的告别演说上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平静下来后，戈尔巴乔夫转向格拉乔夫说道：“安德烈，你知道吗，他们这样行事让我确定自己是正确的。”[16]

1. 格拉乔夫《最后的日子》，第186—187页。

2. 2009年秋天对格拉乔夫的访谈。

3. 叶利钦《格格不入》，第134页。

4. 费尔什曼（Felshman）《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苏联帝国最后的时光》（Gorbachev, Yeltin and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第 189—206 页中分析了赖莎所扮演的角色。

5. 津科维奇《鲍里斯·叶利钦》，第294页。

6. 布雷斯韦特《莫斯科河对岸》，第254页。

7. 津科维奇《鲍里斯·叶利钦》，第58页。

8. 密茨凯维兹《切换频道》，第44页。

9.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08页。

10. 凯利（Kelly）《南希·里根》（Nancy Reagan），第400—403、443—446页。

11.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第6页。

12. 戈尔巴乔娃《我希望》，第7页9

13. 同上，第180页。

14. 道格利（Dougary），“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5. 穆拉托夫（Muratov），“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6. 格拉乔夫《最后的日子》，第187页。

第15章
“劫持”芭芭拉·布什

在1991年1月波罗的海诸国的混乱之后，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如果他还想有任何拯救苏联的可能性的话，就不得不跟共和国妥协。武力是起不了作用的。它只会让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也违背他的本性，并威胁到他作为一个民主改革家的传统——更不用说这会将他正尝试获取用来重建经济的几十亿美元国际贷款拒之门外。

因此，他邀请叶利钦和其他十四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于4月23日与他在新奥加列沃别墅碰面，新奥加列沃是一座建在莫斯科河岸高地上松树林里的庄园，包括好几栋精致的建筑。会面的目的是讨论成立一个将更多权力移交给共和国的未来联盟。九个共和国领导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其中包括叶利钦。

这个“九加一”组合——九个共和国领导人加上戈尔巴乔夫——聚集在一栋具有十九世纪建筑风格的会宾楼的一个二层房间里。戈尔巴乔夫坐在长桌的一端，前面放着四个细长的麦克风来扩音。在戈尔巴乔夫后面是悬挂在十二英尺高的平台上的苏联国旗，他背后墙上齐肩高的地方挂着的画像中，满面胡须的卡尔·马克思观察着会议的进程。苏联总统是带着调解的心态来开会的。他说他已经准备好签署一份给予共和国真正独立自主的联邦协议草案，然后，在新的苏联宪法被采纳后，他将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并针对苏联总统的职位进行直接选举。

现在处于做出让步而不是请求让步的位置，叶利钦以同样的方法做出回应，放弃了他坚持俄罗斯完全独立自主的想法——不管怎样，这个想法目前也是无法实现的。在经过一天的讨论后，戈尔巴乔夫口述了一份声明，在座的九位共和国总统注意到他们都准备好一起合作达成一份新的联邦协议，便签署了这份声明。他们散会后一起共进晚餐，为一个新的开始干杯。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出现了一线希望”。在这次漫长的会议之后，叶利钦感觉“既热情又兴奋”。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重新出现的客气并没有延伸到新奥加列沃别墅的休息室和草坪之外。叶利钦的政治野心猛增。不出所料，叶利钦宣布他将参加俄罗斯共和国具有突破性的总统竞选，在戈尔巴乔夫发动的全民公投之后，他马上就获得了总统选举的授权。戈尔巴乔夫宣称保持中立，但又采取措施破坏他成功的机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奥列格·谢宁声称，经常认为叶利钦“精神失常”的戈尔巴乔夫多次给他一项任务，要他查找关于叶利钦健康状况的文件。在竞选期间，克格勃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叶利钦与他的保安负责人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在莫斯科一家网球俱乐部的谈话记录。俱乐部里可爱的女服务员坚持请他们到自己的办公室享用赛后点心，确保他们逗留在那里安装的克格勃窃听器范围之内。

叶利钦意识到如果无法接触到电视的话，相对于拥有戈尔巴乔夫的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一位候选人，他就处于劣势。在所有的共和国中，俄罗斯是唯一拥有自己的电视频道的共和国。在那个年代，苏联电视有两个台，1台播放新闻和重大事件，2台播放运动、文化和教育节目。两个台都是在苏联全境播出的。竞选开始后，俄罗斯议会给克留奇科夫施加压力，让他将2台的控制权移交给俄罗斯。这位电视台负责人第一次在没有与戈尔巴乔夫协商的情况下让步了。苏联总统暴怒，冲克留奇科夫大发了一顿脾气：“你怎么敢这样帮我的对手！”[1]

戈尔巴乔夫正确地认识到，一个俄罗斯频道不仅会帮到叶利钦，还会成为反对他自己的宣传工具。1991年5月13日，俄罗斯频道在新主人手下开始播放快节奏的新闻和讽刺幽默短剧，其中有一个老女人唱的歌词里有“戈尔巴乔夫先禁了伏特加。现在，他正在禁食物”。[2]

在6月选举之前，叶利钦选择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作为竞选搭档，他是一个前战斗机飞行员，也是阿富汗战争中的英雄，在叶利钦眼中，他是一个真正的虎狼之徒，他的大男子气概能让中年主妇神魂颠倒。叶利钦对这位副手唯一不满意的地方是他无时无刻不在说脏话，这点让他感到很厌恶。这位爱喝纯酒的粗鄙之人受不了别人的坏习惯。叶利钦还嫌恶抽烟，他会将烟从坐在他旁边抽烟的人手上抽走掐灭——有一次他掐的是德国总理科尔的妻子汉内洛蕾·科尔的烟。[3]

他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尼古拉·雷日科夫，但这位毫无幽默感的官僚主义者只有一堆失败的经济改革记录。叶利钦竞选活动的沸腾气氛体现在一则关于一个军用飞机飞行员的段子中，飞行员说：“请上飞机，未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回答：“谢谢，未来的将军！”

凭借关于在一个更加独立自主的俄罗斯进行彻底的经济变革和私有化的立场，叶利钦毫不费力地赢得了选举。他获得了4600万张选票，而雷日科夫只获得了1300万张，另外还有一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获得了600万选票。而戈尔巴乔夫属意的竞选者瓦季姆·巴卡金只获得了不到300万的选票。叶利钦认为，他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其他候选人代表的都是失败的旧秩序，而他体现的是一个还未诞生但每个人迫不及待想见到的国家。他还表明，支持其他共和国拥有更大自由的同时，也成为一个俄罗斯爱国主义者，是有可能的。他们共同的敌人是代表着苏联帝国主义的中央。而在这个中央的中心，就是戈尔巴乔夫。

千年俄罗斯的第一任自由选举上任的领导人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总统的就职典礼于1991年7月10日在克里姆林宫国会大厦一个巨大的双头鹰复制品下面举行。这个盛大的仪式是为了引起人们对革命前俄罗斯的特色和壮观的回忆，也是为了增加人们对叶利钦的信任和他的政治正统性。当绘有锤子、镰刀和蓝色条纹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红色国旗飘扬在大楼上面蔚蓝的天空时，戈尔巴乔夫总统正在现场。叶利钦一现身，嘹亮的喇叭声响起，斯巴斯克塔的钟声奏响的是国歌。叶利钦原来想要一个二十四管枪的鸣枪致敬，以及一块在红场上的巨大屏幕来向大众直播现场情况，但仍是克里姆林宫主人的戈尔巴乔夫反驳说这是不得当的。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的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穿戴缀着珠宝的华丽披风和头冠在叶利钦身上画了一个十字符，这是自从沙皇俄国以来第一个东正教教堂为俄罗斯领导人祈祷的场合。全体合唱队演奏格林卡《为沙皇献身》（A Life for the Tsar）中的“荣耀”副歌部分。

叶利钦发表宣言：“伟大的俄罗斯正在站起来。我们应该确实将她改变成一个繁荣、法治、民主、和平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在电视台的镜头前，戈尔巴乔夫伸出手与叶利钦握手。这位新俄罗斯总统故意往回退，逼得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走向他。

在仪式之后，戈尔巴乔夫为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指定了一个象征性的办公室，位于14号楼。这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是斯大林在1930年代建立的，原址是一座女修道院和一座小宫殿。这里离高级得多的拥有两百年历史的一号楼参议院大楼，也就是戈尔巴乔夫自己的总统办公室套房所在地，只有投掷一颗卵石的距离，中间穿过一个窄院就到了。戈尔巴乔夫开玩笑说，有两头熊住在一个洞穴里。[4]他说这话的时候以为他们的协议会持续下去。

十天后，叶利钦利用当选总统的权力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剥夺了所有政党——其实也只有一个——在俄罗斯领土内的农场、工厂、大学、军事单位和国家机构中的基层组织内的权利。莫斯科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慌慌忙忙地冲进戈尔巴乔夫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要求他发布一道政令撤销叶利钦的命令。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出现冲突，破坏关于新联盟协议的谈判结果。叶利钦的这一手笔让支配了俄罗斯工作场所大半个世纪的共产党不再发挥作用。随后，莫斯科选举出一个激进的国会代表加夫里尔·波波夫作为市长，像叶利钦以前那样由一个共产党官员管理一座城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注意到所发生的事情，戈尔巴乔夫的教条主义助手瓦列利·波尔金总结道，戈尔巴乔夫让叶利钦得手的行为就是像懦夫一样放弃和背叛他仍担任总书记的苏联共产党。事实上，由列宁创建的这个单一而庞大的体系是一股正在急剧衰落的政治力量。前一年因为辞职造成的党员流失有四分之一，政治局委员几周才见一次面，自从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总统并选择从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通过总统令来管理国家起，政治局就不再是一个统治机构了。

出现一个削弱苏联的新联盟协议，这种可能性让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复仇者们陷入了恐慌。他们正在失去权力的边缘。有人担心戈尔巴乔夫会在1991年秋天计划召开共产党代表大会，创造一个新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6月17日，戈尔巴乔夫在新奥加列沃别墅，叶利钦因为身在华盛顿而缺席，一小群不忠于戈尔巴乔夫的部长开始采取行动扭转趋势。总理瓦连金·帕夫洛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一项决议，将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据说是为了应对危急的经济状况。他要求获得强行限制罢工、节约食物和停止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权限。

议会震惊于他的胆大妄为，召开了一次简短的秘密会议。在紧闭的门后，克格勃首领克留奇科夫警告代表们，安插在克里姆林宫内部并得到哈佛经济学家帮助的西方情报特工们正在密谋破坏苏联的稳定。于是，在这样的忧虑中，代表们继续在接下来四天的公开会议中进行辩论，气氛越来越危急。戈尔巴乔夫始终没露面，也没有指派任何人来抵制这个对他权威的威胁。

在6月20日，也就是第三天辩论的中午，波波夫市长出现在美国大使馆，要求与大使杰克·马特洛克进行紧急会谈。在大使馆图书馆内，这位留着一头有特色的乱蓬蓬的白发和粗硬胡须的前经济学教授把手指竖在嘴唇前，用俄语在马特洛克的螺旋笔记本上乱涂了一句话：“有人正在组织政变免除戈尔巴乔夫的职务。我们必须将这个消息传达给在华盛顿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马特洛克将笔记本拿过来，也用俄语潦草地写道：“谁是幕后主使？”波波夫写道：“帕甫洛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是最高苏维埃狡猾的发言人，也是戈尔巴乔夫从大学到现在的朋友。[5]

马特洛克将波波夫的消息传递给华盛顿，用的是一个叫做STU-3的安全电话系统。布什总统下达指示，让他私下警告戈尔巴乔夫，但不要提到信息来源。晚上八点，这位大使来到克里姆林宫。他发现戈尔巴乔夫单独和切尔尼亚耶夫在一起，心情不错。他们坐在他办公室的长桌边上。当马特洛克给戈尔巴乔夫预警时，他轻笑出声。他说：“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们明天就见分晓了。”马特洛克离开后，戈尔巴乔夫甚至还取笑这位容易上当受骗的美国人，但听到切尔尼亚耶夫貌似随意地提到他得到传言说莫斯科外面的军队有异动时，戈尔巴乔夫笑不出来了。

波波夫的消息送达时，在美国访问的叶利钦作为当选的俄罗斯总统正在玫瑰园接受款待，尽管有些美国人仍然对他嗤之以鼻。布什在致欢迎词时，赞赏地提到戈尔巴乔夫的次数比提到他的客人的次数还要多。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布什告诉叶利钦关于波波夫的预警。他欣然接受叶利钦提出的想法，应该致电戈尔巴乔夫以加强事件紧急性。中情局局长罗伯特·盖茨被这样一幅场景惊到了：“美国和俄罗斯的总统从美国白宫致电苏联总统，提醒他可能有一场政变发生”。[6]

布什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时，一不小心就说出了波波夫是信息来源——更糟糕的是，他打电话用的是一条已经知道被克格勃监控的线路。马特洛克在听到布什的话后暴怒。他将这种粗心的亲近看做衡量布什对戈尔巴乔夫着迷程度的标尺。[7]

离开白宫后，叶利钦刻薄地评论布什多么热切地想要跟戈尔巴乔夫通电话，就像他中了名为戈尔巴乔夫的咒，就像是受欢迎的俄罗斯信仰疗法治疗师阿纳托利·卡什皮罗夫斯基的一个拥护者。

戈尔巴乔夫没有感谢波波夫提供信息，也没有问他来源和情报的可靠性，这位苏联领导人在与莫斯科市长接下来的会面中，愤怒地用手指着他问：“你为什么要跟美国人搬弄是非？”

戈尔巴乔夫在第二天以一场持久而猛烈的抨击再次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最高苏维埃，要求结束他称之为总理帕甫洛夫不负责任的行为引起的“重大丑闻”。戈尔巴乔夫慷慨激昂地鼓动畏畏缩缩的代表们之后，帕甫洛夫的决议被搁置了。苏联总统咧着嘴告诉记者：“暴动结束了！”令人惊讶的是，戈尔巴乔夫没有解雇这位喜歌剧般的总理，正如在手染鲜血的克格勃首领和内政部、国防部部长们欺骗他关于维尔纽斯事件后，他没有将他们解雇一样，尽管他在私下里将他们痛斥为“恶棍和混蛋”。

在之后的一次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强硬派共产主义者因为戈尔巴乔夫不能充分处理共产党权力危机对其大发脾气。戈尔巴乔夫说：“那好，我退出。”他说完走了出去。三百名成员中有七十二位，其中包括安德烈·格拉乔夫，签署了一份声明，宣称他们也会离开党的行列。这是戈尔巴乔夫的一个策略，并且起作用了。强硬派挑衅者们撤销了控诉。戈尔巴乔夫回来了。切尔尼亚耶夫高兴地发现，希望回到共产主义的、最犀利地批评戈尔巴乔夫的人中，那些没胆的小白兔“吓得尿了裤子”，求戈尔巴乔夫留下来继续担任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主义者受到了限制。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他们就失去了对总统的任何控制，而作为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可以要求国家机构的忠诚。然而，想要紧密牵制敌人的戈尔巴乔夫错过了一次机会，将自己从一个彻底失信的思想体系中回转。这让他更加不受改革者们的欢迎。[8]

今年夏天，在一次对波修瓦剧院的视察中，安德烈·萨哈罗夫的遗孀叶琳娜·波纳站在舞台上批评戈尔巴乔夫在镇压波罗的海诸国中所扮演的角色。过后，总统愤怒地对切尔尼亚耶夫说道：“他们庆祝萨哈罗夫留下的传统，但他们又对我表现出厌恶、愤怒和报复。谁能跟这些人打交道？他们已经忘了是谁释放了萨哈罗夫。”[9]

同时，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与共和国领导人就一个新的联盟协议在新奥加列沃庄园开了几次会进行协商。叶利钦通常都会最后一个出现，彰显自己的重要性，他的保镖特工兼司机会确保豪华车停在入口处一排车的排头——有一次，为了停在那个位置还从草坪上轧了过去，把园丁惹急了。一般是戈尔巴乔夫在每次会议开始时致开场白，邀请发言，然后，共和国领导人像小学生一样将视线移开，等着看叶利钦怎么反应。戈尔巴乔夫恳切得令人尴尬，而叶利钦则越来越蛮横。有一次，这位俄罗斯总统毫不客气地告诉戈尔巴乔夫可以继续讲话了。波尔金是这样描述的，戈尔巴乔夫“用他那双大大的湿漉漉的棕色眼睛满含歉意地望着这个反抗者”。另外一次，戈尔巴乔夫说，如果中央的征税权不能得到保持，“我还是回家好了”。叶利钦的回答是，“别逼我们在撇开你的情况下做决定”。[10]在漫长的沉默之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中场休息，这件事情就被搁置了。

一个新的苏联体系产生了。中央将保留外交政策、国防和大多数财政权力，各共和国则自行管理，控制自己的资源和国家安全。共和国的名称里也不再有“苏维埃”或“社会主义”。但是，戈尔巴乔夫坚持联邦税收。没有了这个，也就谈不上什么国家了。

在经过一次长达12个小时，持续到7月29日凌晨两点的会议后，意见最终达成一致。在8月20日签署的新联盟协议即将取代 1922年创建了苏联的协议。在新协议下，共和国在将来能够独立控制自己的政治体系，并有权经过谈判脱离联邦。

但在新协议的核心有一个可能摧毁苏联的病毒。戈尔巴乔夫在税收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他同意为中央机构提供资金的税收的水准“将通过与共和国协商”来确定。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对联邦税收有否决权。西方领导人警告过戈尔巴乔夫不要在税收上妥协。欧洲经济共同体主席雅克·戴洛对他直言，他只有坚持联邦税收来支撑一支单一武装力量才有可能赢得斗争。[11]

在经济学家叶戈尔·盖达尔看来，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的妥协就预示着苏联开始分裂。“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分解帝国的决定，虽然初衷是将苏联转变成一个松散联盟……它结束了苏联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历史。”[12]

凌晨三点三十分，其他共和国总统离开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苏联第二大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一起留下来，哈萨克斯坦总统对联盟的延续表示强烈支持。三人开始讨论在新协议开始生效后，他们会做些什么。叶利钦突然停下不说话了。戈尔巴乔夫问：“怎么了，鲍里斯？”叶利钦给了个手势，示意他们应该退到阳台上去。他有种被克格勃监听的感觉。

坐在藤条椅上，他们在冷得异常的空气中继续讨论。叶利钦说他将提名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个由独立国家构成的新联盟的选举总统。但是，戈尔巴乔夫必须在共和国签署成立新中央前摆脱他在内阁中“令人讨厌的随从”——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政部长普戈和其他臭名昭著的强硬派。戈尔巴乔夫的答复是，“我们将剔除克留奇科夫和普戈”。他会放弃不受欢迎的首相帕甫洛夫，纳扎尔巴耶夫可以顶替他的位置。他还会摆脱平庸的副总统亚纳耶夫。

直到很久后，他们才从波尔金保险箱里的克格勃电话记录中发现，戈尔巴乔夫的克格勃保安负责人梅德韦杰夫将军安放在阳台上的窃听器将谈话的每个字都记录了下来。克留奇科夫——尽管他后来否认——将戈尔巴乔夫本人都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关于苏联总统最私人的对话记录复本被保存在编号为110的克格勃卷宗里。赖莎也是被监控的，她的卷宗编号是111。甚至连赖莎经常去的美发沙龙都装了一个窃听器。[13]

尽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协商相当文明，但他们仍然相互较量，在世界面前抢对方的风头。当乔治·布什7月30日到达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进行高层会议时，叶利钦要求与布什进行单独会面。[14]美国总统答应给他十分钟的时间，但明确要求会面后不会一起参加记者招待会。

不管如何，现在是叶利钦的主场。他迫使美国人给他的注意越多，他在俄罗斯人眼中就越有威信。他让布什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外面等了七分钟，将他们在他的办公室里留了四十分钟，期间他一直强调俄罗斯的援助问题，并允许记者聚集在办公室门外，方便他们突袭美国总统。布什在离开的时候跟斯考克罗夫特抱怨道：“叶利钦还真能哗众取宠，不是吗？”随后，在戈尔巴乔夫主持的一次由布什和苏联共和国领导人参与的单独会议中，叶利钦拒绝出席，原因是不想被看做他的竞争对手的“随从”之一。

后来，在为乔治·布什和芭芭拉·布什准备的苏联国宴之前，叶利钦致电戈尔巴乔夫，要求与他一起陪同布什夫妇走到座位上，以彰显俄罗斯总统和苏联总统之间新的权力平衡。戈尔巴乔夫气愤地拒绝了，说这是他作为主人应该做的事。叶利钦于是另辟蹊径。当戈尔巴乔夫和赖莎陪着布什夫妇站在克里姆林宫钻石馆（Chamber of Facets）的餐厅入口处时，他们吃惊地看到叶利钦的妻子奈娜挽着加夫里尔·波波夫的胳膊现身。在最后时刻，叶利钦一个人单独现身，像主人一样彬彬有礼地提出陪同芭芭拉·布什走向餐桌。芭芭拉冷着脸问：“这样真的可以吗？”这位美国第一夫人让赖莎走在她和那位笨重的俄罗斯人中间。戈尔巴乔夫嘲讽地问叶利钦，为什么将自己的妻子托付给莫斯科市长，叶利钦则欢快地回答：“哦，他已经构不成威胁了！”

乔治·布什后来因为叶利钦“劫持”芭芭拉将他形容成一个讨厌鬼，马特洛克认为叶利钦的行为既粗鲁又幼稚。戈尔巴乔夫解释道：“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震惊了。我太了解鲍里斯了。”

第二天，由美国人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的晚宴上，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发现他们的座位离主桌有点远。他们直接站起来，走向布什，拽着他不停地聊。没有人敢告诉他们这样的举止是不当的。戈尔巴乔夫被恶心到了，他评论道：“我们的英雄们丝毫不觉得尴尬。当然，这样的行为超过了任何礼仪的界限。”[15]

所有人都看出晚宴座位的安排反映了布什对他的朋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偏爱和他对戈尔巴乔夫尝试保持苏联完整的一如既往的支持。但这样的作秀正中叶利钦的下怀。因为它向美国人暴露出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他们的英雄戈尔巴乔夫正逐渐失去对以前顺从的共和国的控制，尤其是俄罗斯。

7月31日，戈尔巴乔夫夫妇在莫斯科西郊一栋国有别墅里款待布什夫妇和詹姆斯·贝克，他们悠闲地躺在洒满阳光的游廊上的柳条椅上，戈尔巴乔夫穿着灰色的衬衣、毛衣和宽松的裤子，布什穿着polo衫。这是处于悠闲自在状态，与国际朋友一起打开世界新局面的戈尔巴乔夫。但他们被粗鲁地打扰到了。

一个美国官员约翰·苏努努闯进来给了贝克一张便条：美联社正在报道有武装分子袭击了立陶宛的一个边哨。七名海关官员被以处决的方式杀害。布什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得知便条的内容时，脸色刷地就白了。戈尔巴乔夫对于最先被美国同志通知这种事情倍感尴尬，他派切尔尼亚耶夫打电话给克留奇科夫。这位克格勃负责人认为这次事件不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或者是“立陶宛内务”。后来经过查证，这是苏联特警部队联邦警察突击队（OMON）的一次秘密行动，想给分裂分子一点教训，更有可能的是，让戈尔巴乔夫在高级会议期间做出妥协。

在他们的谈话中，布什告诉戈尔巴乔夫，他不认为苏联的崩塌对美国有利。他认为他自己的共和党中想让苏联分裂的人都是极端分子，对他们的意见不予理会，尽管其中最显著的是他的国防秘书迪克·切尼。他承诺会在第二天访问乌克兰的时候表示反对分裂主义倾向。

8月1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布什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发出警告，美国人不会帮助那些“助长建立在种族仇恨之上的自杀式民族主义”的人。布什的这次演讲被美国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戏称为“基辅鸡”演讲，戈尔巴乔夫听之欣喜，正在快速脱离莫斯科的乌克兰人则闻之愤怒。这个演讲也被广泛视为布什同玛格丽特·撒切尔一样，完全不了解苏联最新情况的证据，撒切尔在一年以前曾说她既不能在旧金山也不能在基辅开设大使馆。

在美国人回国后，戈尔巴乔夫准备前往黑海福罗斯角的总统别墅度假。他叫着切尔尼亚耶夫的昵称告诉他：“托利亚，我都快累死了。你目所能及的地方都是一片糟糕的景象……一切都变得那么小题大做、庸俗、粗鄙。你看着这一切，然后你想，都去死吧！但是我又能把这堆事扔给谁呢？我实在是太累了。”[16]

他现在把一切都堵在新联盟协议上了。度假前，苏联总统亲自监督了8月20日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圣乔治厅的盛大签约仪式的准备工作，他将在仪式前一天从福罗斯回到俄罗斯。他花了几个小时与工作人员讨论旗帜的摆放，共和国总统和外交官座位的安排，摆在他们各自身后的国旗、食物和香槟，甚至是协议文件所用的字体。

在8月4日出发飞行三个小时去往克里米亚之前，对戈尔巴乔夫感到失望的老朋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前来拜访他，通知他将不再担任他的顾问。他警告戈尔巴乔夫如果他不摆脱身边的“卑鄙之流”，他们早晚会篡权的。戈尔巴乔夫不以为然地回答：“你太夸张了。”

几天后，一个克格勃内线暗示雅科夫列夫，强硬派正在阴谋夺权，并警告他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都在死亡名单上。[17]雅科夫列夫找到一个激进的前克格勃官员奥列格·卡卢金寻求意见。他们约在一条繁华的街道见面来防止窃听。他问，保安部门是真的要杀他们吗？卡卢金回答道：“克留奇科夫是个疯子，他可能会不择手段。”克格勃档案文件后来揭露，他们在马路上的这次谈话被不下于十二个特工监视。

8月16日，雅科夫列夫退出共产党，并在《消息报》上解释了他的行为。显然，他对波波夫得到的情报也有所耳闻。他在文章中发出警告，“一个有影响力的斯大林主义团伙正在策划一场即将来临的政变”。

1. 密茨凯维兹《切换频道》，第96—97页。

2. 向恩（Shane）《解散的乌托邦》（Dismantling Utopia），第180页。

3. 科尔顿《叶利钦》，第298页。

4. 格拉乔夫《最后的日子》，第6页。

5.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540—544页。

6. 盖茨《背后的真相》，第504页。

7.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545页。

8. 切尔尼亚耶夫《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第346页。

9. 同上，第365—366页。

10. 波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55页。

11. 帕拉兹琴科《我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那些年》，第298页。

12. 盖达尔《帝国的崩溃》（Collapse of an Empire），第219页。

13. 安德鲁（Andrew）和米特罗欣（Mitrokhin）《米特罗欣档案》（The Mitrokhin Archive），第513页。

14. 布什访问莫斯科的细节来源于：切尔尼亚耶夫《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第360页；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563—564页；帕拉兹琴科《我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那些年》，第299—306页；贝施洛斯和塔尔博特《最高级别》，第411—413页；以及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第510—513页。

15.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806—807页。

16. 切尔尼亚耶夫《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第369页。

17. 卡卢金（Kalugin）与蒙田（Montaigne）《第一届政治委员会》（The First Directorate），第347—348页。

第16章
12月25日：临近黄昏

戈尔巴乔夫大声说道：“Dorogoi（亲爱的）布什，祝你和芭芭拉圣诞快乐！”[1]这时，在克里姆林宫是临近傍晚的时候，而在戴维营是一大早。戈尔巴乔夫的翻译官帕维尔·帕拉兹琴科终于成功接通了这两位总统。戈尔巴乔夫是在办公桌旁接电话的，帕拉兹琴科在另一个电话听筒上接听。泰德·科佩尔和他的ABC工作人员坐在戈尔巴乔夫前面，他们灵敏的麦克风能够捕捉到电话两端的声音。总统的新闻秘书安德烈·格拉乔夫将他们带进办公室来见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

戈尔巴乔夫说着俄语，用ty——称呼家人或亲密朋友的后缀——称呼美国总统：“乔治，让我告诉你一些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的桌子上，有一道我以苏联总统身份签署的我辞职的政令。我还会卸去总指挥的职务，将使用核武器的权力转交给俄罗斯联邦的总统。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处理这些事情，直到完成宪法规定的过程。我可以跟你保证所有事情都在控制之中。一旦我宣布去职，这些政令都会生效。中间不会出现断层。你能安安静静地享受一个圣诞夜。”

帕拉兹琴科痛苦地意识到，他正在翻译的是两位总统之间最后的正式磋商，这样的事他已做过很多次。他忍不住想他们心里现在正在想什么。“戈尔巴乔夫有没有可能在想，布什其实可以为他做更多？布什会不会尝试解释他的一些决定？”美国总统是不是得出结论他已经“尽其所能”而俄罗斯的事情是他“力不能及”的呢？[2]

戈尔巴乔夫以一副还能影响事态的语气告诉美国总统：“关于我们的（新）联邦（协议）的讨论、关于将要产生的国家类型的辩论，与我认为正确的思路方向有所偏离。但是，我敢说我会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和地位确保这个新的联邦产生预期的效果。”

戈尔巴乔夫补充道，重要的是要提升合作而非分裂或毁灭。“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想强调这一点。”

他知道布什关注苏联的核军火库的安全问题，他向布什承诺，他会在今晚离职后马上将核提箱安全移交给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统。

“我很高兴独联体的领导人在阿拉木图就想出了重要的战略协议……我觉得这个方面在有效的控制之下是非常重要的。我已经签署了一道关于这个问题的政令，将在我发表完最后的声明之后立刻生效。你可以放心地去庆祝圣诞节了，今晚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戈尔巴乔夫无法开口提到叶利钦的名字，只表示会支持莫斯科的新政府。他说，“看着吧，俄罗斯会走弯路的。前面不会是一片坦途”。而关于他自己，“我没打算避世。我还会活跃在政治生活中的。我的主要意图是在这里所有由经济改革和世界事务的新思路肇端的进程中发挥作用”。

瞄到ABC工作人员后，戈尔巴乔夫补充道：“你们的媒体一直问我关于我们之间的私交。我想要你知道，在这个历史时刻，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合作、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友谊。我们的角色可能发生改变，但我想要你了解的是，我们一起培养起来的感情是不会改变的。赖莎和我祝你和芭芭拉好。”

布什跟戈尔巴乔夫保证他们的友谊仍固若金汤，“关于这点是没有疑问的”。他毫不吝于称赞这位克里姆林宫跟他处于相同职位的人。“你所做的会被记录在历史中，将来的历史学家将完全认可你的功绩。”

布什很高兴听到他的朋友不打算“退避隐世”，而会参与到政治和公共生活中。“我完全相信这会对新联邦有好处。”

美国总统想起戈尔巴乔夫去年去戴维营的经历，在布什玩最喜欢的游戏之一“钉马掌”（horseshoe）的场地，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尝试玩套环游戏，所有人都感到很惊讶。布什送给戈尔巴乔夫一个马掌作为纪念品，戈尔巴乔夫回赠的是克格勃绘制的美国军事基地地图。

他说：“现在我们又来戴维营了。我、芭芭拉和三个孩子的家人都在这儿……你扔套环的那个钉马掌场地还保存得很好……我希望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这里一直欢迎你。在你有时间将事情都处理好之后，我真的很想和你谈谈。也许我们可以在戴维营聊。”

出于对戈尔巴乔夫的尊重，布什也避免提到俄罗斯总统的名字。他表示，白宫与叶利钦的关系将会是谨慎有余，亲密不足。“当然，我会怀着尊重直率地、有效地以有望进步的方式与俄罗斯共和国领导人和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交流……但是这些都不会阻挠我想要跟你保持联络的愿望，不论你的新职务是什么，我都想听取你的建议，而且，我想将芭芭拉和我都非常珍视的这份友谊保持完整。”

“因此，在今天的这个特殊时刻和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我向你致敬，感谢你一直以来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谢谢。”

戈尔巴乔夫淡褐色的眼睛有些湿润，他回答道：“谢谢你，乔治。我今天非常高兴听到你说这些话。我得说再见了，向你致敬。”

布什对这段谈话和两人之间亲密友谊的表达深有触动。他察觉到戈尔巴乔夫的精力都流失了，对他所热爱的这个国家的未来感到迷茫。他在第二天看到ABC播出的关于前一天的新闻时感到震惊，这才知道自己和戈尔巴乔夫的对话被摄制人员录下来了。一般来说，他们之间的对话都是保密的，只有翻译官和速记员能够旁听。科佩尔回忆道：“我能清楚地听见布什的声音。那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时刻。布什不知道我也在听并在录音。”

美国总统在戴维营挂断电话，结束与莫斯科的通话后，打开一个小的磁带录音机。有时在与世界领导人沟通之后，他会把一些自己的个人想法吐露出来。他对着录音机低声道，戈尔巴乔夫的声音“是一个真朋友的声音。这个男人的声音将被历史铭记。这通电话有些地方非常感人……我不想弄得太伤感或多愁善感，但我确实感觉到这样一通电话把我卷入了真正的历史之中。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某个重大的转折点”。在关掉录音机前，他补充道：“上帝啊，生在我们这个国家真是太幸运了！我们太幸福了！”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觉得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强强联合的结束是世界的一大损失，俄罗斯忽视戈尔巴乔夫所做的贡献实在是“可笑、可鄙又可恶的”。在这通电话之后，他想知道其他共和国是不是也会像俄罗斯人一样，无法了解戈尔巴乔夫对文明进步做出的贡献。“在国外，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受到坚定而真正的尊重以及感激。这就是简单的历史事实而已，他统治的时期算得上几个世纪以来最成就斐然的时代之一。”

安德烈·格拉乔夫也是百感交集。他认为乔治·布什和詹姆斯·贝克在1988年上任以后到跟戈尔巴乔夫相交密切之前的珍贵时间都给浪费了，而且他坚信他们应该为所发生的事情承担一定的责任。“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个历史时刻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气球正在散气，快要降到地面上了。虽然苏联的政治剧像一幕莎士比亚剧般高潮迭起，贝克的应对却是有条不紊，处处为美国的利益算计。”

戈尔巴乔夫接到了另一个来自德国外交部长兼副总理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的国际电话——也是他作为总统的最后一个国际电话。根舍打电话来问好，这个举动取悦了戈尔巴乔夫，虽然他们的关系因为戈尔巴乔夫认为根舍在秋天来访莫斯科时不公正地对待他而变得冷淡。

当科佩尔开始为他的纪录片进行另一次与戈尔巴乔夫的录音采访时，叶戈尔·雅科夫列夫轻声问帕拉兹琴科，既然戈尔巴乔夫马上就要辞职，他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帕拉兹琴科告诉雅科夫列夫自己还没有任何想法。他之前接到了俄罗斯外交部的雇用邀请，但当切尔尼亚耶夫问他有没有接受时，他愤愤不平地回答：“你不会认为我为了不离开政府什么都干得出来吧。”他跟雅科夫列夫咕哝道：“我知道我只是不能像克里姆林宫自助餐厅的员工一样转而替新上司工作。”

俄罗斯电视台负责人叶戈尔承认，“这也是我的问题”，在帕拉兹琴科看来，他都快哭了。[3]

这时，戈尔巴乔夫看过来了，注意到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有多消沉。在对着ABC镜头做完评论后，他走过来安慰他的老朋友，就像一个失去希望的人通过安慰为他悲伤的人找到了力量一样。这位马上要成为前总统的男人说道：“好了，叶戈尔，抬起头来。一切还只是个开头呢。”

微弱的冬日阳光逐渐暗淡，城市中心另一端的俄罗斯白宫的灯光开始亮起，鲍里斯·叶利钦决定现在应该是他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辞职演说之前与全世界对话的时候了，向世界展示他的责任和政治家风度。他让他的信息部长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通知CNN，时间到了。

CNN的工作人员匆匆忙忙从他们在库图佐夫大街7/4大楼的办公室赶来，与白宫中间隔着新阿尔巴茨基桥（Novo-Arbatsky Bridge）相望。[4]他们在入口处马上通过了安检，获准进入一个装饰华丽的大理石墙面的宴会厅。

叶利钦选择这个有巨大枝形吊灯和描述田园风光的大幅挂毯的华丽礼堂，作为一个重大场合的宏伟背景。工作人员布置好摄影机、灯光和椅子。他们得知叶利钦已经在来的路上，他们还有两分钟。

对于CNN来说，这是一次显而易见的胜利，在苏联的最后一天能够获得俄罗斯总统的独家报道。苏联权力的转移是从十个月前的海湾战争至今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在海湾战争时，CNN因为报道了巴格达的轰炸而获得巨大成功。这个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新闻组织，不仅在鲍里斯·叶利钦的胜利之日获得了他的独家电视采访，还获得了此后在克里姆林宫向全球独家播放戈尔巴乔夫辞职演说的授权。ABC的泰德·科佩尔和里克·卡普兰已经在克里姆林宫了，但他们没有这样一个重大的电视活动所需的人力和物力。

CNN于1980年由泰德·特纳在亚特兰大成立，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提供全天候电视新闻的公司，在公司发展的前十年，大量资金被用在苏联上。它将第一批国外办公室的其中一个定在俄罗斯首都。美国1980年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拒绝参加奥运会之后，特纳于1986年将友好运动会（Goodwill Games）引入莫斯科，鼓励苏美运动员之间的竞争。这位CNN创始人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前期来到莫斯科时，对这位新共产党总书记印象深刻，以至于他向一位不知所措的苏联官员建议他应该成为共产党的一名荣誉党员。这位官员礼貌地拒绝了，提议让他加入苏联记者协会，特纳婉拒了，说他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工会。

1989年，CNN成为第一个获准在莫斯科播送自己的新闻节目的非苏联广播公司。起初，CNN新闻只在沙威酒店播放，仅供外国客人观看，但业余俄罗斯工程师发现，他们可以装配一根天线在自己家里的电视机屏幕上接收CNN的信号。在没有网络和手机的时代，这样的情况对俄罗斯人如何看待自己国家发生的事件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并使得新闻审查几乎不可能实现。

CNN几乎错过了苏联最后一天这个戏剧性事件。直到CNN的管理人员得到风声，ABC的泰德·科佩尔已经获得了独家授权，进入克里姆林宫拍摄戈尔巴乔夫在任最后几天的纪录片他们才采取行动。在亚特兰大，CNN总裁汤姆·约翰逊决定将电视台的所有资源都投入与对手的竞争中。约翰逊之前是《洛杉矶时报》的一个出版商，他在去年接手CNN总裁的职位，获得了竞争狂的名声。 12月18日，他出发前往莫斯科，随行的是会说俄语的斯图尔特（斯图）·卢里，CNN莫斯科办公室的一位前负责人，让他通过游说获得叶利钦成为俄国新领导人后的第一次采访，以及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的最后一次采访，尽管当时他们都无法确定权力的转移是不是真的会发生。

约翰逊致电俄罗斯信息部长，强调他对叶利钦采访的重要性。他给波尔托拉宁引用了他们对巴格达的独家报道，并向他展示最近的彩色全球卫星分布图，强调全世界没有第二家新闻机构能够向同样多的国家播放。波尔托拉宁恶声恶气地说：“我知道这些！”约翰逊被吓到了，但他马上提议他们可以将这次采访连接到俄罗斯电视台，确保全国的观众能够收看。他回忆道：“之后的谈话气氛就变得格外友好了。”约翰逊被带去见叶利钦，叶利钦同意让他在事发当天进行独家采访，但叶利钦不能告诉他具体的时间。他给了俄罗斯总统一本《震撼世界的七天》，CNN出版的一本关于失败的八月政变的书。

莫斯科办公室负责人斯蒂夫·赫斯特认为，CNN在莫斯科的高知名度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待在重量级人物的办公室里。”

CNN公司开始从世界各地召集人员来到莫斯科。CNN负责现场报道的资深制片人查理·考迪尔从亚特兰大飞往莫斯科，去带领有史以来为了一个单独的国外电视活动所召集的最大的团队。这个75人的团队包括管理人员、制片人、导演、采访者、摄影机操作员、音效操作员、干事和翻译。部门经理弗丽达·吉蒂斯到了莫斯科发现，办公室的员工已经花了几个星期“恳求采访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并战略性地往他们的助手们手中塞了一堆巧克力和威士忌。她回忆道：“赢得这场竞争的压力很大，科佩尔的名字被频繁地提及。”

然后，庞大的CNN团队等待戈尔巴乔夫卸任的那一天。卢里说道：“我们很紧张，担心戈尔巴乔夫会提前辞职，担心其他的广播网会把我们挤掉。”在12月24日下午还拉了一个假警报。每个人都迅速行动。考迪尔回忆道：“我们开始前往克里姆林宫，带着五六车摄像机和设备。克里姆林宫的灯都是熄的。汤姆将他的名片给门口的警卫检查。警卫完全莫名其妙。”事实上，什么事也没发生，CNN的车队和34名工作人员只好掉头原路返回。考虑到每个人都远离家乡，约翰逊决定在酒店举办一个圣诞前夜聚会。他让弗丽达·吉蒂斯给他找一顶圣诞老人的帽子。一个俄罗斯助手在商店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即使是波修瓦剧院和莫斯科马戏团的女裁缝也帮不了忙。吉蒂斯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一张挪威圣诞老人给俄罗斯孤儿院的孩子们分发礼物的照片。她说：“最后我们从这个挪威圣诞老人先生的手上买下了帽子。尽管有约翰逊可爱的帽子和配套的白胡须，聚会还是泡汤了。聚会刚开始进行，我们就了解到所有的事情就在第二天，于是每个人都忙着准备这两个采访了。”

既然现在已经确定对叶利钦的采访马上要开始了，查理·考迪尔正在跟俄罗斯官员确认白宫里的安排已经就位，同声传译能够顺畅工作。他问叶利钦的助手叶利钦更喜欢哪只耳朵戴耳机。助手回答道：“他有一只耳朵听不见”。“哪只？”“我不知道”。“问他！”“不，我才不会问俄罗斯总统哪只耳朵是聋的！”考迪尔只好让能讲俄语的CNN技术人员帮忙，“叶利钦坐下时，在他耳边轻声说，‘很高兴见到你’，如果他笑了，这只耳朵就是能听见的”。

重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在约翰逊的陪伴下，叶利钦庄重出场，从铺着地毯的宽阔楼梯上缓步而下，穿着一尘不染的西装和擦得闪闪发光的皮鞋，他浓密的长头发一丝不乱，完全看不出他在上电视之前紧张得“流了几桶汗”。[5]他沿着擦亮的镶木地板上铺的长条红地毯往前走，一直到放着三把带金色花纹软垫的休息室椅子旁，斯蒂夫·赫斯特和克莱尔·席普曼被安排在这里进行采访。叶利钦坐下时，那个技术人员轻声跟他打招呼，将耳机放在他左耳旁。叶利钦笑了。他们猜对了。俄罗斯总统因为年轻时的内耳炎不治而丧失了右耳的听力。

约翰逊曾经为美国总统林顿·贝恩斯·约翰逊工作过，他惊讶地发现，叶利钦在很多方面跟他的前上司很像，例如他们都很“坚强、强大、有效，都是真正的卓越人物”。席普曼发现俄罗斯总统精力充沛：“他的状态很好，处于全盛时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无比自信，但又不是明显的自鸣得意。他的眼睛中散发着光芒，脸上带着恶作剧般的表情。我觉得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攫取最后的胜利果实了。”赫斯特回忆中的叶利钦“非常兴奋，紧张不安，完全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叶利钦利用这次采访再次向国外的观众保证，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核武器落入了黑手。他力劝世界不用为此担忧。他说，戈尔巴乔夫发表辞职宣言后，核密码一秒也不会出问题。“我们将竭尽所能避免用到核按钮——任何时候。”

他对被自己击败的竞争对手表示同情。在有人问到戈尔巴乔夫犯过什么错误时，他宽厚地说道：“今天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来说不容易。因为我个人对他抱有很大的尊重，我们一直尝试文明地沟通，一直尝试将苏联变成像今天这样的文明国家，我不想纠缠于那些错误。”

他真正责骂的是国际社会在俄罗斯危难之时不能提供更多的援助。他说，“空话倒是一大堆，却不见具体的行动”。也许这是因为想要帮忙的国家不知道将人道主义援助寄到哪个地址。“现在好了，他们知道地址了。”他发出警告，生活水平至少在接下来的一年会继续下降，世界必须帮助俄罗斯摆脱“梦魇般的传统”。

叶利钦指责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一次调查实情的访问结束离开莫斯科后，表达出对即将取代苏联的独联体存活几率的悲观态度，尽管每个人，包括俄罗斯总统自己，都知道独联体不过是解体的一块遮羞布。

“贝克先生和我在莫斯科进行的四个半小时的会晤中，他没有表现出那种悲观，那些怀疑独联体能否成功的人也要注意不要悲观。这里的人们已经对悲观厌烦了，悲观的分量已经是人们不能承受之重了。现在他们需要一些信念，在这最后的时刻。”

在采访结束时，他笑容满面地祝所有人“圣诞快乐”。

整个过程由一个方脸短发的男人一边扛着笨重的摄像机一边小心地保持着距离拍摄。叶利钦的私人摄影师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的任务是记录俄罗斯总统的日常活动。他将自己的任务解读成提供比叶利钦本人好看的镜头，这样“奈娜就会满意了，他的女儿也不会在电视前面扮鬼脸了”。他背地里是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在接到叶利钦提供的更有诱惑力的工作前，一直在与安德烈·格拉乔夫商量为苏联总统工作的事。他在被雇用时没有提这些，因为“叶利钦受不了戈尔巴乔夫”。

他反映，这份工作记录多姿多彩的俄罗斯总统的生活和时代，将他放在“这个时代的政治战场前线，欣赏着顶尖演员在第二个羊禧年末期的演出”。然而，在库兹涅佐夫看来，“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会用金色字体写在历史中——叶利钦的最多也就是大写字母”。[6]

1.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第559—561页。

2. 帕拉兹琴科《我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那些年》，第364—366页。

3. 同上，第358页。

4. 2009年秋天与查理·考迪尔（Charlie Caudill）、弗丽达·吉蒂斯（Frida Ghitis）、斯蒂夫·赫斯特（Steve Hurst）、汤姆·约翰逊（Tom Johnson）、斯图尔特·卢里（Stuart Loory）和克莱尔·席普曼（Claire Shipman）的访谈。

5. 叶利钦《为俄罗斯奋斗》，第21页。

6. 库兹涅佐夫（Kuznetsov）《总统的房间》（Kamera dlya Prezidenta），第12页。

第17章
不忠、不法、行为不端之徒

1991年8月17日，星期六，克格勃负责人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邀请了几个身处高位的党员跟他一起，在位于莫斯科列宁大街街尾的一个克格勃秘密客房洗蒸气浴。他们有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总理瓦连金·帕夫洛夫、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办公厅主任（chief of staff）瓦列利·波尔金，还有另外两个老资历的共产党官员奥列格·巴克拉诺夫和奥列格·谢宁。[1]

他们裹着毛巾在一起闲聊。克留奇科夫告诉他们一份情报报告，显示戈尔巴乔夫疑似向美国卑躬屈膝。直到他们穿好衣服，到花园里的一个搁板桌旁喝起伏特加和苏格兰威士忌，克留奇科夫才告诉他们被邀请到一起的原因。

他说，这个国家正面临着一片混乱。戈尔巴乔夫的表现不够合格。他得到情报，称戈尔巴乔夫打算在下个星期二新联盟协议的签署仪式后开除总理和其他一些政府成员，包括他自己。这个协议意味着苏联的终结，而这是不能忍受的。如果戈尔巴乔夫不领导他们，如果他们不能控制他，那么，他就不得不被强迫离开舞台了。

他接着说道，现在是时候行动了。戈尔巴乔夫星期一就要从黑海度完假回来了。他们会在明天也就是星期天，派一个代表到福罗斯要求总统跟他们一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如果他拒绝，他们就会请他辞职。他们会成立一个应急委员会，亲自做应该做的事情。

所有人都同意了这个计划。亚佐夫主动提供一架军用飞机飞往福罗斯。同时，他会带军队进入莫斯科，向平民宣示权力掌握在谁手中。这位国防部长冲着波尔金假笑。他开玩笑说，如果戈尔巴乔夫看到他的办公厅主任也参与进来了，他会说，“你也有份，布鲁图？”（Et tu Brute？）但波尔金没心情跟他开玩笑。他因为肝疼导致身体不舒服，在医院做了一周的静脉输液，但他还是出院了，因为国家在分崩离析，而“我只不过是需要将自己的个人考虑先放到一边”。

克留奇科夫告诉这些密谋者，内政部长鲍里斯·普戈是这个计划的发起者，而且他相信只要通知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他也会合作的。他还确信他们能够处理来自大众的任何反抗。普斯科夫州的一家工厂奉命生产二十五万副手铐，雷夫托夫监狱也做好了接收大批被拘留者的准备。

第二天，8月18日，星期天，政变开始了，戈尔巴乔夫被软禁。由亚佐夫提供的一架军用飞机从莫斯科飞行两个小时，于下午五点到达福罗斯附近的别利别克军事基地。飞机上是巴克拉诺夫、谢宁、波尔金和另一个狂热的反叛者瓦连金·瓦连尼科夫将军。这四个人代表了苏联反对改革的保守当权派的支柱。巴克拉诺夫长着方方的脸，总是神情严肃，眉头紧锁，他是苏联军工集团的负责人。谢宁头发早谢，额头又大又突出，是负责共产党组织的政治局委员。波尔金除了是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还是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资深成员。瓦连尼科夫带着大大的无框眼镜，留着一小撇胡须，稀疏的头发梳成希特勒的发型，他是苏联陆军的指挥官。

克格勃官员开着两辆吉尔豪华车将这个代表团送往有着大理石墙壁和橙色瓦片屋顶的国有别墅，戈尔巴乔夫一家正在度过他们为期两周假期的最后一天。建筑物内部的尤里·普列汉诺夫将军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位不苟言笑的克格勃第九局头目代表的是苏联权力的第五大支柱——安全机构。普列汉诺夫在别墅周围部署了新的警卫，下令戈尔巴乔夫的防卫人员回到莫斯科，然后将持有自动武器的人员布置在车库外面，这样一来，戈尔巴乔夫一行就无法靠近车，也没法使用车里的无线电话。

总统穿着短裤和套头衫，坐在二楼的办公室读关于启动一个新联邦的演讲文稿，他两天后将在莫斯科发表。在演讲稿中，他写下了一个警告：“如果我们现在后退，我们的孩子将永远不会原谅我们的无知和不负责任。”

在别墅综合大楼的一个会客厅，负责核提箱的两个便衣军官之一弗拉基米尔·基里洛夫上校正在看电视，这时电视屏幕突然一片空白。核提箱上的应急灯开始闪烁。来了——核警报！他拿起跟政府通讯系统直接相连的无线电话。他得到的答复是出了点意外，不用担心。下午四点三十二分，他和他在莫斯科的上司，克格勃的维克多·博尔德列夫将军失去联络。瓦连尼科夫将军出现在门边，问：“你联络得怎么样了？”上校回答：“联络不上。”瓦连尼科夫说：“这就对了。”他向上校保证二十四小时内联络会恢复。[2]

下午四点五十分，戈尔巴乔夫的保镖首领打断总统，告诉他有一群人来了，想跟他谈谈。戈尔巴乔夫没约任何人。他有些警觉，拿起话筒打电话给莫斯科的克留奇科夫。线路不能用了。他桌上的四台电话和内线都没用了。在外面的一间办公室里，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也突然意识到他的政府线路、卫星连接和内线都瘫痪了。

他马上就猜到发生了什么。

戈尔巴乔夫走到游廊，赖莎在那里读报纸，他们34岁的女儿艾丽娜和女婿外科医生阿纳托利·维尔干斯基陪在一旁。他警告他们道，他们可能被逮捕了。他向赖莎保证，“他不会屈服于任何形式的胁迫”。

他回去后发现，巴克拉诺夫、谢宁、波尔金、瓦连尼科夫和普列汉诺夫粗鲁地占领了他的办公室。巴克拉诺夫说明情况。他说，这个国家正面临着灾难。一个应急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叶利钦被逮捕了或至少马上就会被逮捕。总统必须马上签署宣布进入应急状态的政令，否则就马上辞职，将权力转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然后，他将在“他们行动的时候”留在福罗斯。

戈尔巴乔夫要求知道委员会的成员，在听到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是委员会领导人时震惊了。他尝试跟这些不速之客理论。他说，他们可以在法律框架下讨论和解决问题，但戒严令和使用武力则万万不可。本着用计和妥协的本能，他建议密谋者们走另外一条路：“既然我们之间出现意见冲突，那我们马上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让他们去做决定。如果他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那就照你们说的做，但对我来说，我不同意，也不会支持。”

密谋者们说他们不允许任何耽搁。巴克拉诺夫建议：“你先休息一段时间，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们会把苦活累活全干了，然后你再回到莫斯科。”听到这些，戈尔巴乔夫爆发了。他把他们称为罪犯。他大喊：“去死吧，你们这群混蛋！”戴着眼镜的瓦连尼科夫比戈尔巴乔夫高一头，他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鄙夷。他冲总统粗鲁地厉声说道：“交出你的辞呈！”波尔金插话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不了解情况……”戈尔巴乔夫打断他：“你这个混蛋。你给我闭嘴！”

苏联总统拒绝批准宣布戒严令。冷静下来后，他在代表团离开时和他们握了手。

戈尔巴乔夫一家，包括两个孙女谢妮亚和纳斯特娅发现，他们被别墅周围不认识的克格勃警卫隔离起来了。戈尔巴乔夫跟切尔尼亚耶夫透露：“这事可能不会善了，但你知道，在这件事上，我对叶利钦有信心，他不会向他们屈服的。”切尔尼亚耶夫忍不住脱口而出：“他们是你的人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一手培养、提拔、给予了信任的人啊。”戈尔巴乔夫咒骂自己居然在一年前给了谢宁共产党组织者这个高级职位。他以为他是一个改革者。

赖莎在他们被软禁的第一天无法入睡。她被“这些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肩工作的人的背叛所带来的苦涩所折磨”。波尔金的背叛对她伤害最大。“我们成为能够交心的朋友已经十五年了。他就像我们一个家里人，我们什么事都跟他说——包括我们最私密的秘密。”她害怕他们被下毒，坚持让一家人只吃在政变之前送来的食物。[3]

茫然失措的密谋者们回到莫斯科。他们去之前希望能威胁摇摆不定的戈尔巴乔夫签署政令，好让他们的政变名正言顺，要么在他们对付他棘手的对手鲍里斯·叶利钦的时候暂时退位。波尔金现在意识到他们失算了。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允许，他们就没有授权。他后来回忆道，“所有的事情从一开始就乱套了”。

星期天晚上，他们聚集在帕甫洛夫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亚纳耶夫也被叫来与他们见面。他到的时候已经醉得七倒八歪了。但他也不是好说话的。他抽着烟，颤着手大口喝下伏特加，必须被说服签署一份文件，宣布在戈尔巴乔夫总统“生病期间”暂代苏联总统一职。克里姆林宫救世主塔上的钟敲响十一点的钟声时，他才签字。克留奇科夫和其他密谋者签署了一道政令，确定为期六个月的戒严令。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与戈尔巴乔夫的亲密骗得人民相信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也到了帕甫洛夫的办公室。他不需要费力说服就同意以国会发言人的身份给予政变一个合法的虚伪假象。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在莫斯科西南数百英里的地方度假，也被召集回来，后半夜才到。他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上，于是把它划掉了。他回到家，直到事情都完结了才再次露面。但是，他没有阻止苏联各大使馆接受委员会的命令，扩大它的宣传。波尔金回到了医院，被注射了大量镇静剂。

同时，亚佐夫发布加密电报8825，下令上层军事领导人往莫斯科调动军队。克留奇科夫则分派一个特殊的克格勃部门来监督鲍里斯·叶利钦，为逮捕他做准备。

这个星期天晚上，叶利钦在阿拉木图会见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离莫斯科大约两千英里。他推迟了返回的时间，参加一个奢华晚宴，有哈萨克民乐表演和衣着鲜艳的姑娘在身边旋转舞蹈，在晚宴上，他调皮地用木勺在一个助手尤里·日加诺夫的头上敲打表演，逗乐了所有人。尽兴后，叶利钦于当地时间晚上八点启程，搭长途飞机回莫斯科。当他到达莫斯科时，车直接将他送到了他在阿尔汗金斯科的别墅。没有人拦他。

第二天早上六点刚过，他被女儿坦妮亚摇醒，她跑进房间大叫：“爸爸！快起床！发生政变了！”

俄罗斯的数百万人永远也不会忘记，在1991年8月19日那个周一听到广播和电视上的晨间公告时，他们正在做什么，这个公告突然又让他们的生活处于恐慌之中。叶利钦穿着内衣坐在那儿看国家电视台的明星播音员尤里·彼得罗夫播报一则应急委员会的声明：戈尔巴乔夫病重，副总统亚纳耶夫暂代总统职务，苏联实行戒严令。播音员说，政治运动行为将被中止，非法持有的武器要上缴，集会和示威被禁止，大众媒体要受到应急控制。公告播完后，一直重复播放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大多数俄罗斯领导人与叶利钦住得很近，他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地跑到他的别墅。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发言人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从隔壁的别墅跑过来时，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也出现了。他们发现叶利钦跌坐在扶手椅上，一副宿醉未醒惊呆了的模样。他的高层助手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伊万·西拉耶夫、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和维克多·亚罗申科都跑进来围在他身边。颇受人们欢迎的莫斯科副市长尤里·鲁日科夫也现身了，承诺组织反抗之后就离开了。列宁格勒（两个月前名称恢复为圣彼得堡）的前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那天碰巧在莫斯科，也到了叶利钦的别墅，发誓要在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召集抵抗。然后，他也离开了，走的时候说道：“愿上帝保佑我们！”

叶利钦打电话给伞兵部队的指挥官帕维尔·格拉乔夫，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近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友好。这位四十三岁的将军正奉命调动部队，但他许诺派一个班去别墅确保叶利钦的安全。也许密谋者们也没有获得军队的完全忠诚。

上午九点，叶利钦已经恢复了足够的体力来口述一份诉请，呼吁俄罗斯人民抵抗这次“愤世嫉俗的右倾政变尝试”。别墅里的传真机还能用，一个小时内，这份诉请以传单的形式传播到了莫斯科的每一个角落，还通过无线电台的广播传达给全世界。被隔离在福罗斯的戈尔巴乔夫在一台袖珍索尼收音机上听到了这个初期抵抗的消息，他经常在刮胡子的时候听这台收音机。

俄罗斯总统决定赶到俄罗斯白宫。奈娜不同意：“听着，外面有坦克。你去那儿有什么用？”他回答道：“他们不会拦我的。”像往常一样，家里的女人确保叶利钦在出门的时候着装整齐。坦妮亚抻平他的夹克，让他的防弹背心不那么显眼。奈娜哭喊道：“你的脑袋还露在外面呢，它才是最重要的。”

叶利钦和科尔扎科夫决定直接去白宫，他们由一个官方车辆组成的车队护送，俄罗斯总统坐的是黑色海鸥牌汽车，引擎盖上飘着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他们离开时被指挥官卡尔普欣下面的克格勃监控小组看到了，这些监控的人早就接到命令在周围的树林里就位。卡尔普欣后来证实，他接到了逮捕叶利钦的命令，但他让叶利钦的车开走了。但克留奇科夫推迟了下达命令的时间，对名单上挑选出来的八十位民主主义者进行拘留，其中就有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因为他倾向于先试着恐吓反抗者而不是直接就用粗暴的手法。这是导致政变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许多失误判断之一。

叶利钦挤在后座上的保镖中间，海鸥汽车没有受到阻拦，高速驶过把库图佐夫大街搅得天翻地覆的坦克，然后驶过新阿尔巴茨基桥，进入白宫的地下车库，到达时间是十点左右。在他的办公室，他发现所有的电话线路都被切断了，只有一台还能用：这台电话是在政变前一天安装的，还没来得及登记，叶利钦才得以打电话给莫斯科和苏联的盟友。

在白宫外面，来自塔曼斯卡亚摩托化步兵师的装甲车已经就位，但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因为对叶利钦可能被逮捕而感到愤怒，年轻人和中年妇女开始在白宫外面乱哄哄地吵嚷，步兵师参谋长叶夫多基莫夫少校说他没有任何伤害他们的意思。

中午刚过，叶利钦出来了，左右两边站着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保镖，爬上了一辆T-72坦克。他向大约两百名支持者大声朗读他的声明，朗读的时候不得不提高音量，以盖过驶过的重型军事车辆的轰隆声。他号召进行全面罢工，反抗这次“右倾、保守的违反宪法的政变”。

在他匆匆返回白宫后，外面的人群开始堆起水泥板和金属杆进行防御。到大半下午，人数已经激增到几千人。

政变已经开始停步不前了。在整个城市，开坦克的人与行人关系友好。帕甫洛夫的勇气在衰减，他开始灌大量的威士忌。亚佐夫在克里姆林宫里看到他时，他已经成了“一摊烂泥”，被人抬上车送回家。下午五点在外交部新闻中心召开的应急委员会的电视直播记者招待会，他也无法参加了。

这个星期一的晚上，电视机前的观众第一次见到了委员会的成员——穿着灰蓝色西装坐在台上桌子后面的六个男人，脸色苍白的亚纳耶夫坐在中间。亚纳耶夫那被尼古丁熏黄的手指在颤抖，他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依据是正常的生活已经不可能了。他撒谎说戈尔巴乔夫正在生病，“接受治疗”。当一个意大利记者问他们是不是咨询了皮诺切特将军如何发动政变时，大家都发出嘲讽的笑声。在场的俄罗斯和国外记者们通过询问关于叶利钦的罢工诉请和白宫外建立的防御工事的问题，来告诉数百万观众国家电视台所隐瞒的事实。

当天晚上，俄罗斯总统睡在白宫三层医生的手术室里，那里的窗户是朝向内院的。为了保证安全，他的家人坐着一辆没有标志的挂着帘子的车，迅速而隐秘地去往他的一个保镖在孔策沃郊区的一套两居公寓。

8月20日星期二早上，乔治·布什一开始差点就谴责了政变委员会，但在斯考克罗夫特的建议下，将他们的行为称为不符合宪法规定，而不是非法的，这样避免与政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他这时候对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设法接通了叶利钦。美国总统大声说：“鲍里斯，我的朋友。”叶利钦被感动了，他大喊着回答：“能够接到你的电话我无法形容自己的喜悦之情。我们等的是一场袭击，但等来你的电话对我们有帮助。”布什说：“我们在为你祈祷。”[4]

站在白宫的一个阳台上，在科尔扎科夫和另一个保镖举着铅盾的保护之下，叶利钦宣读了他的第二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号召士兵和警察不要听从亚佐夫和普戈的命令，但也不要进行对抗。

在圣彼得堡，索布恰克市长与军队指挥官面对面谈话，劝阻他们不要进入市里。跟他一起并肩反对政变的是他的特别助理，克格勃官员弗拉基米尔·普京。普京多年后回忆道：“索布恰克和我几乎住进了市政厅。我们开车前往基洛夫等工厂对工人们讲话。但我们的神经高度紧张。我们甚至分发了手枪，不过我把我的专用左轮留在了保险箱里。我们所到之处获得了所有人的支持。”[5]

普京担心，如果密谋者们成功了，他作为一名克格勃官员的所作所为会被视为职务犯罪。他跟他的上司表达了这种担忧，于是，索布恰克代表他给克留奇科夫打了电话。令人惊奇的是，这位市长居然可以让这次政变的主要组织者接起电话，来讨论一件相对于所有事件的规模来说无足轻重的事情——那就是普京即刻从克格勃辞职。

到现在，克留奇科夫似乎意识到他在没有落实逮捕叶利钦上犯的错误。俄罗斯总统身边的公众防御正逐步加固。应急委员会也名存实亡。帕甫洛夫和别斯梅尔特内赫消失了。亚纳耶夫将自己灌得不省人事。现在，白宫的保卫者包括一些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有政治局元老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大提琴演奏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和萨哈罗夫的遗孀叶琳娜·波纳。谢瓦尔德纳泽也在那里，大声质问戈尔巴乔夫本人是不是也牵涉在这次政变中。早上五点的时候，叶利钦记起今天是他女儿莉娜的生日，于是打电话祝她生日快乐。后来，他送给她一个用过的弹药筒作为生日礼物。

当天下午，部队里最年轻的将领之一、四十一岁的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来到白宫，偷偷告诉叶利钦的保卫者们，第二天凌晨两点会有一次袭击。叶利钦在今年夏天去图拉的第106空降师总部访问时，给列别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到他与军人们交朋友，摘下自己的手表送给一个中尉，然后又从口袋里拿出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送给一个中士。

所有女人都被通知离开白宫，保卫者们准备好应对攻击，已经做好准备将叶利钦偷运到附近的美国大使馆避难。

而与此同时，亚佐夫发现自己居然找不到一个军队指挥官来指挥对白宫的袭击。四十九岁的空军总指挥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悄悄地劝亚佐夫退出政变委员会。当亚佐夫反而要他准备直升机将克格勃阿尔法小组空降到白宫屋顶时，他威胁要派两架飞机轰炸在克里姆林宫的军用车辆。在斯大林时期，沙波什尼科夫说这样的话早就被枪毙了。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不和的军方俨然成了一个辩论社。

阿尔法部队在接到袭击白宫的指示时违命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后来推测，“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想为了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这样的蠢货让自己双手沾染鲜血”。

危险过去了。星期三早上凌晨，亚佐夫命令所有的部队从莫斯科撤离。这场像小歌剧一样的政变失败了。克留奇科夫在凌晨三点的时候给白宫里的布尔布利斯打电话，告诉他们可以安心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这位克格勃头目征用了一架飞机，他和其他政变成员乘飞机飞往福罗斯跟戈尔巴乔夫进行商妥。

戈尔巴乔夫不可思议地在电视上观看了密谋者们的新闻发布会。赖莎在日记中写道：“多么不忠、不法、行为不端之徒啊！不用说，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她被吓到了，关于她丈夫病重的谎言说明他们曾想着除掉他。[6]

戈尔巴乔夫最终总算从叶利钦顽固的个性中看到了一点长处。他告诉切尔尼亚耶夫他坚信叶利钦展示出了自己真正的本性，没有任何事可以摧毁他。

政变第二天，核提箱和两个保护它的上校被护送到机场，一架飞机正等在那里将他们带回莫斯科。夜幕降临之前，三个提箱都会落到国防部长亚佐夫和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塞耶夫的手上。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后来证实，保护戈尔巴乔夫核提箱的上校破坏了与战略指挥部通讯的密码，但苏联庞大的核军火库确实一度全部掌握在强硬派手中。[7]

政变逐步垮台的时候，赖莎遭受了一次轻微中风。戈尔巴乔夫的妻子回忆道：“我感到手臂一阵麻木和疲软，接着就说不了话了。”政变开始的时候正好跟他们在一起的家庭医生伊戈尔·鲍里索夫把她放到床上。赖莎的话语能力很快就恢复了，但她永远也不能痊愈了。

星期三下午三点左右，他们从BBC新闻上听到克留奇科夫带着一个代表团坐着总统专机前来福罗斯。这在别墅里引起了一阵恐慌。戈尔巴乔夫担心在政变濒临失败的这个时候，他们会来加害于他。他命令仍忠于他私人保镖小分队的五名成员堵住车道，并在楼梯上部署机关枪。赖莎想：“一定是这样，他们是来让亚纳耶夫的公告（戈尔巴乔夫身体不适）名副其实的。”

五点刚过，从机场接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诺夫、卢基扬诺夫和另外两个人的两辆吉尔车就到了，这些人想请求戈尔巴乔夫保证他们的安全，商量一条出路。用克留奇科夫的话说，他们是希望劝服戈尔巴乔夫压制俄罗斯政府，阻止他们获得完全的独立自主，以保持苏联的完整。但是，被软禁的总统拒绝见克留奇科夫这个克格勃头目或是亚佐夫。

六点半刚过，戈尔巴乔夫的电话线路全部恢复使用，但是只能往外拨电话。他马上给叶利钦打电话，叶利钦用迄今为止最有感情的话回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我亲爱的朋友，你还活着吧？”三十分钟后，他给乔治·布什打了一个电话。布什在电话那头说道：“我的上帝呀，听见你的声音我太高兴了。”戈尔巴乔夫大声说道：“亲爱的乔治，我也很高兴再次听见你的声音。他们想让我辞职，但是我拒绝了。”布什回答道：“听起来还是原来那个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充满活力和自信！”美国总统接着致电最近被他称为“野蛮人”的叶利钦，告诉他：“我的朋友，现在你的威望在这里都高上天了。”[8]

不久，第二架飞机在福罗斯降落，上面乘坐的是俄罗斯政府的武装军人，由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和伊万·西拉耶夫带领，来护送戈尔巴乔夫一家安全返回莫斯科。当部长们到达别墅时，赖莎看见他们拿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她大喊：“什么，你们是来逮捕我们的吗？”得知真相后，她不禁流下了眼泪。

大家都抱在一起哭，过往的争吵都被抛到一边。戈尔巴乔夫因为激动几乎语无伦次，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我没有跟他们做任何交易”。鲁茨科伊觉得，摇摇晃晃着去亲吻每一个到访者的赖莎看起来就像快死于“心力衰竭”了。

俄罗斯副总统担心会有人捣乱，在空中炸毁总统飞机，于是使用了声东击西的办法将戈尔巴乔夫一家送往莫斯科，作为诱饵的飞机后座上坐着痛苦的克留奇科夫，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被逮捕的命运。

8月22日星期四凌晨两点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身穿一件防风夹克和一件脏兮兮的套头衫，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赖莎由十岁的孙女谢妮亚扶着，走在戈尔巴乔夫后面，谢妮亚的全身用一块毯子包裹着。戈尔巴乔夫说：“我从福罗斯回到了另一个国家，我自己现在也变成另一个人了。”在回总统别墅的车上，他们的女儿艾丽娜失控地轻声啜泣。赖莎的情况很不好：她在返程途中都躺在飞机的地板上。[9]戈尔巴乔夫多年后解释，他们一家人糟糕的状况，使他没有马不停蹄赶去俄罗斯白宫，去感谢现在还大量聚集在那里的拥护者。尽管如此，这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人群中爆发的对以前不受欢迎的戈尔巴乔夫的情感开始迅速地衰退。

因为这次事件，戈尔巴乔夫的权势被削弱了，而叶利钦的声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政变期间，叶利钦不仅在苏联内部集结起进步的力量击退了政变者，还让他的对手戈尔巴乔夫总统恢复职务，继续和平的改革进程。这次失败的政变表明，来自乌拉尔地区的这位身材高大、笨拙而嗜酒的农民是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也最有可能为俄罗斯人民提供注定失败的共产主义试验之外的选择。

许多国际观察家都没有发现，在过去的一年里，相信民主理念的、受过教育的、有野心的年轻男女坚定地偏向了叶利钦的阵营。这些人在大城市里的群众基础很狭窄，他们受到叶利钦吸引是因为他很受人民（narod）的欢迎，他对军方有影响力，并且能将他们带往自己的目标。

尽管如此，政变发生几天后，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仍将叶利钦描述成一个煽动民心、好卖弄爱出风头的机会主义者。当斯考克罗夫特的想法被泄露给《华盛顿邮报》后，新的美国大使罗伯特·施特劳斯给华盛顿递了一个消息，声称这样抨击叶利钦是愚蠢的，这又给了叶利钦一个借口来讨厌深受西方喜爱的戈尔巴乔夫。[10]

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其他政变领导人都被逮捕了。克格勃首领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说他感到很抱歉，总而言之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羞愧”。有人看见在被拘留前，流着泪的亚佐夫一边吸烟一边咕哝，“我是一个该死的老蠢蛋”。他将坦克调进莫斯科的决定现在看来是一个战略性错误。这样就迫使军方做出选择，而他们更倾向受欢迎的俄罗斯民选总统叶利钦，而不是酗酒过度的、非选举出来的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他请求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原谅。帕甫洛夫也恳求总统能原谅他。

普戈和妻子举枪自杀了。赶来莫斯科参加政变但没起到作用的陆军元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被发现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上吊自尽，就是戈尔巴乔夫内阁的楼下。这位六十八岁的战争老兵给总统留了一封信，是在两次试图自杀之间写的，信中说道：“我的祖国正在死亡，而我不能苟活。”

共产党的财政总主管尼古拉·克鲁奇纳负责管理号称有价值九十亿美元的党的资产，他从自己家七层楼高的公寓直接坠下。这也被看做是自杀。他的继任者格奥尔基·帕甫洛夫六周后死于同样的方式。他们将许多关于党的巨大财富去向的秘密一起带走了。

在戈尔巴乔夫总统回来的第一天，他又出差错了。星期四早上，白宫外面有一个浩大的示威活动，庆祝政变失利，戈尔巴乔夫受到了邀请，但他最终决定不露面。谢瓦尔德纳泽因为这又一个错误而感到绝望。切尔尼亚耶夫几次提醒戈尔巴乔夫，白宫外面的人民在等他，但这位被释放的人质“轻蔑地拒绝参加这个欢乐的、受欢迎的庆祝活动”。结果当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在示威活动上被提到的时候，出现一大片喝倒彩声和大喊“下台”的呼声。

相反，戈尔巴乔夫决定在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到场的八百名国内外记者以及官员站起来长时间鼓掌。这样的形式更合他的心意。令人惊讶的是，他认为苏联共产党还有复兴的能力，尽管已经出现了党的高层干部在未遂政变中的合谋现象。对切尔尼亚耶夫来说，这又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这个错误冲走了你在普通人中间、在街道上、在政变的前几天看到的一波波同情和人道关怀”。为戈尔巴乔夫做翻译的帕维尔·帕拉兹琴科心想，“这下戈尔巴乔夫要损失惨重了”。他对一个说英语的同事说道：“苏联共产党完了。”之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直接告诉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已经完了。你为什么看不清事实呢？谈它的什么复兴没有任何意义。就像是在对着一具尸体急救。”[11]

8月23日，星期五，戈尔巴乔夫试图就没有感谢白宫代表们在保卫民主方面所起的作用作出补偿。上午十一点，他给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发言人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打电话，说他想给俄罗斯议会讲话。他会在十二点到达。

大会堂和阳台马上就挤满了人。戈尔巴乔夫走上讲台的时候受到了鼓掌欢迎，但当他试图为支持政变小团体的政府成员辩护时，底下出现愤怒的吼声。[12]比戈尔巴乔夫足足高出六英寸的叶利钦以威胁的姿态突然出现在他身边，夸张地拿出一份政变第一天由总理帕甫洛夫主持、六十名资历有深有浅的部长参加的戈尔巴乔夫内阁会议的会议记录。

戈尔巴乔夫抗议道，他还没有看过这份记录。叶利钦俯视着涨红脸的苏联总统，命令道：“现在读。”戈尔巴乔夫没有反驳。报告显示，几乎整个内阁都背叛了他，要么出于信念，要么出于懦弱。他们一个接一个表示对应急委员会的支持。叶利钦出示了第79号政令，暂停俄罗斯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他故意在整个代表大会面前签署了这份政令。当戈尔巴乔夫结结巴巴地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不知道你在这儿签什么……”叶利钦直接打断他：“我已经签完了。”

叶利钦这副蛮横表现被播放到全世界，说明戈尔巴乔夫已经不再是他回到的“另一个国家”的主人了。当乔治·布什在电视上看到叶利钦“让戈尔巴乔夫碰了一鼻子灰时”，他评价道，“我想他已经过时了”。

苏联总统受到了兴奋的代表们一个多小时的盘问，他觉得叶利钦在一旁带着“虐待狂似的快感”幸灾乐祸地注视着。一个代表冲到话筒前歇斯底里地宣告，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必须从这个国家扫地出门。戈尔巴乔夫反驳道：“哪怕是斯大林变态的大脑也不会生出这样的念头！”他在他们眼里看不到任何怜悯，只有浓浓的憎恨。

下午一点半，哈斯布拉托夫跟叶利钦轻声道：“该结束了。”

俄罗斯总统问道：“为什么？”毫无疑问，他是想起了自己在共产党会议上受到的由戈尔巴乔夫策划的羞辱。

哈斯布拉托夫回答道：“我忍不住替他感到难过。”

叶利钦笑了笑，站起来宣布会议结束。他邀请戈尔巴乔夫到他的办公室去，跟他和哈斯布拉托夫一起共进午餐。尽管戈尔巴乔夫怒火腾腾，他还是不得不向他的对手表示感激，因为他击败了政变并让他安全返回莫斯科。他带着一点点激动向他们讲述，他在BBC上听见哈斯布拉托夫称密谋者们为“罪犯”，他告诉赖莎如果俄罗斯站起来反抗，他们肯定会重获自由。

哈斯布拉托夫马上问道：“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怎么回答的呢？”戈尔巴乔夫说：“她说她从没想过自己会被叶利钦和他的同伴所救。”

在戈尔巴乔夫离开时，他的车被成百上千个叶利钦的支持者堵在路上半个小时，他们发出嘘声和嘲笑声。这群人后来包围了共产党在老广场的总部，在那里，共产党官员们正在疯狂地抢纸、电视、传真机、复印机和电话听筒。人群又移动到卢比扬卡，在波波夫市长提供的吊车的帮助下，将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雕像从基座处推倒。

叶利钦接受了一个广播采访，采访中，他批评了戈尔巴乔夫在政变的酝酿阶段让自己身边围着一群强硬派分子。他说：“你不能廓清他在这个阴谋中的所有责任。谁挑的这些官员？他挑的。谁给的他们信任？他给的。他被自己最亲近的人背叛。”通过指示戈尔巴乔夫应该用谁来填补那些被逮捕的同志，他坚称自己凌驾于戈尔巴乔夫之上。长着浓眉、黑发和花白胡须的空军元帅沙波什尼科夫，曾威胁要轰炸密谋者，又好交际，取代了亚佐夫的位置。前内政部长瓦季姆·巴卡金搬进了克留奇科夫在克格勃总部的办公室，他给了美国人一份设计图，是克格勃安装在莫斯科新美国大使馆内的窃听设备，这使高层人物感到惊惧不已。

戈尔巴乔夫后来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解释道，如果政变在一年前发生，可能就成功了，但他一直在误导强硬派来掩饰自己做出的让步，直到木已成舟。然而，这样一来，苏联总统发现更难摆脱另一项指控，指责他在1月份的行为纵容了密谋者，当时，他声称对维尔纽斯的军事流血事件一无所知，又未尝试惩罚相关责任人。应急委员会于是有理由相信戈尔巴乔夫会在他们干完脏活把他接回莫斯科之后，同样对他们网开一面。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最终正视“共产党完了”这个事实，辞去苏联共产党（由列宁创建，由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带领的至高无上的组织）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总书记职务。虽然他还是苏联的总统，但他承认，将他提携到现在位置上的党已经无法改良了。他将党的巨大财产签字移交给苏联最高苏维埃，后者通过投票决定禁止党的一切活动。在整个苏联，共产主义官员们疯狂地焚烧和撕毁可能对他们不利的文件。

政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所发生的事情的情报传播速度太快。政变领导人在星期一凌晨召集电视台负责人列奥尼德·克拉夫琴科准备广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对新闻实行严密控制。但在国家电视台和广播公司，苏联广播，总部的每个编辑和高层官员都可以在他们的办公室收看CNN。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从美国广播公司和他们自己在白宫外街道上采访愈演愈烈的抵抗的记者那里了解了事态。

国内竖起了天线的群众也知道了政变正在遭遇反抗。外国文学图书馆的负责人叶卡捷琳娜·吉涅娃利用她在塔甘广场附近楼房里的设备，出版了一份反政变的小报，她承认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从西方媒体那里得知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时的CNN国际编辑伊森·乔丹说：“这对于CNN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和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CNN是确保苏联政变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CNN的办公室几乎就在俄罗斯白宫的街对面，当叶利钦做出站在坦克上的戏剧性举动时，相关照片通过卫星发送到亚特兰大，又传送回奥斯坦金诺苏联电视台，然后通过微波发送给克里姆林宫、外交部和几个酒店里的广播用户。莫斯科市中心附近的电视都可以接受到微波转播。

政变当天早上，媒体分析师莉迪亚·波尔斯卡娅按下按钮转到四台，她通常听这个台的CNN新闻，结果惊讶地发现，美国人居然像往常一样在播放新闻。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阿拉木图的办公室二十四小时收看CNN新闻，得以迅速判断出政变团体不值得他支持。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承认，美国白宫把CNN看做能将对叶利钦的支持最快传达到莫斯科的有效消息途径。政变失败后，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新闻周刊》（Newsweek）上写道：“感谢信息科技！感谢CNN！拥有抛物线面天线的所有人都可以接收到这个广播公司的播送，也因此得知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全貌。”[13]政变密谋者面对的是来自奥斯坦金诺内部的反抗。新闻主任埃琳娜·波兹尼亚克拒绝按照命令将亚纳耶夫颤抖的手指和记者们嘲弄的笑声从新闻发布会的播放中消除。[14]

戈尔巴乔夫解除了克拉夫琴科作为国家电视台负责人的职务，无视他的借口：在克格勃的枪口下，奥斯坦金诺除了听从应急委员会的命令别无他法。总统要求他曾经的朋友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来代替克拉夫琴科，他们已经将近一年没有说过话了。这位进步的前《莫斯科新闻报》编辑在接受之前，先敏锐地获得叶利钦的准许。雅科夫列夫恢复了被禁止的节目，重新雇用曾因拒绝接受审查制度而被解雇的记者，并开始摆脱在俄罗斯和全世界广播机构里假装成记者的克格勃特务。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戈尔巴乔夫上国际新闻广播，显示他仍然作为苏联领导人在工作。他在CNN和ABC找到乐意合作的盟友，他们两家公司正在竞争政变后接触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机会。两位总统都同意接受ABC的请求，二人出席由彼得·詹宁斯主持的莫斯科“市政厅”会议，于9月2日星期一进行联合电视直播，面向俄罗斯和美国播出。

在ABC新闻总裁鲁恩·阿利奇公开夸耀“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直播将为美国各地的人们提供一个平台，在这关键的历史时期向两位领导人提问”，之后他们的竞争对手CNN总裁汤姆·约翰逊和伊森·乔丹马上乘坐8月29日从亚特兰大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来“阻碍采访”。让他们感到高兴的是，叶戈尔·雅科夫列夫让戈尔巴乔夫在原定录制ABC节目的前一天接受他们长达半个小时的独家采访，采访由斯蒂夫·赫斯特主持，也在苏联电视台播放。

这次采访是戈尔巴乔夫夸耀他恢复政治运气的一次机会。当天，他召集十五个原苏联共和国中十国的总统开会，其中包括叶利钦，他们同意组成一个国家委员会，由戈尔巴乔夫担任领导，再度启动关于一个新联盟协议的谈判。

他坚持认为自己再次掌握了控制权。他告诉CNN的赫斯特，他与叶利钦的新结盟是“坚不可摧的”。

1. 笔者综合了多方叙述来描述1991年的八月政变，主要来源于：阿伦的《鲍里斯·叶利钦》；波尔金的《震撼世界的十年》；切尔尼亚耶夫的《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科尔顿的《叶利钦》；多布斯（Dobbs）的《打倒“老大哥”》（Down with Big Brother）；邓洛普（Dunlop）的《俄罗斯的崛起与苏联的落幕》（The Rise of Russia and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雷姆尼克（Remnick）的《列宁陵墓》（Lenin’s Tomb）；斯蒂尔（Steele）的《不朽的俄罗斯》（Eternal Russia）；叶利钦的《为俄罗斯奋斗》；科尔扎科夫的《鲍里斯·叶利钦》与沙波什尼科夫的《选择》（Vybor）。

2. 多布斯《打倒“老大哥”》，第374—375页。

3. 切尔尼亚耶夫《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第408页。

4. 贝施洛斯和塔尔博特《最高级别》，第434页。

5. 普京（Putin）、格沃尔基扬（Gevorkyan）、季马科娃（Timakova）和科列斯尼科夫（Kolesnikov）《第一人称》（First Person），第93页。

6.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817—824页，其中包含了赖莎在日记中对政变的记述。

7. 多布斯《打倒“老大哥”》，第391页。

8.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第532页。

9. 穆拉托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0. 贝施洛斯和塔尔博特《最高级别》，第444—445页。

11. 雷姆尼克《列宁陵墓》，第495页。

12. 哈斯布拉托夫（Khasbulatov）《为俄罗斯奋斗》（The Struggle for Russia），第170—184页。

13. 谢瓦尔德纳泽，“戈尔巴乔夫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orbachev）。

14. 密茨凯维兹《切换频道》，第105页。

第18章
12月25日：黄昏

在离辞职演讲开始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终于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准备好了，他的演讲稿用大号字体打印出来，供他在播放时朗读。他很满意自己找到了适当的语调来庄严地表达他的失望和被叶利钦背叛的感觉。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他允许泰德·科佩尔再多问几个问题。然后，ABC的团队走到克里姆林宫的走廊上时，他示意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和安德烈·格拉乔夫留下来，说：“我们喝杯咖啡吧。”

他们三人坐在那个椭圆桌子旁，戈尔巴乔夫喜欢与来访者在那里聊天。侍者叶妮亚端来一个托盘，上面有咖啡、糕点和单片小三明治。

格拉乔夫觉得，戈尔巴乔夫是不想自己一个人留下来和“他的混杂思绪、没发表的演讲和马上要放手的核提箱待在一起”。[1]

他们讨论戈尔巴乔夫应在电视直播演讲之前还是之后签署辞去总统职务的政令。雅科夫列夫的建议是演讲后。他认为，如果看电视的人都能看到他签字的一幕会更好，这会添加一种戏剧效果和终结感。这个事件的形式主义越多，就越会被视为一次有尊严的退场。

即将上任的政府没有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和平的权力转移安排仪式，他们都为此感到非常沮丧。

他们喝着咖啡，谈话自然就转到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担忧上了。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命运他们还记得。两年前的这一天，罗马尼亚共产主义领导人和他的妻子埃琳娜在一次反抗极权统治的暴动之后被行刑队执行枪决。戈尔巴乔夫轻蔑地将齐奥塞斯库看做“罗马尼亚独裁者”，但他们二人保持着高调的关系。在行刑前二十天，戈尔巴乔夫还告诉当时正在访问莫斯科的齐奥塞斯库，没有理由担心共产主义的崩溃或终结，他们还同意在1月9日开一次总理会议。戈尔巴乔夫在齐奥塞斯库走时还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1月 9日的时候你应该还活着”[2]。但实际上齐奥塞斯库没活到那天。

格拉乔夫提出一个更加现实的担忧，叶利钦的人会采取行动，让戈尔巴乔夫成为过去错误的替死鬼，就像德国人对埃里希·昂纳克做过的那样。这个担忧在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的脑子里盘桓了整整一个星期。他在最后一刻临近时在日记中写到，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毕竟他们是俄罗斯人，不是德国人，况且人们已经在为戈尔巴乔夫感到难过了。但这里也不是法国。戈尔巴乔夫永远不可能像戴高乐那样被允许重返政坛。到目前为止，一切事情都遵循着文明的标准，但他们谁也不能保证将来的某个时刻叶利钦不会败坏他们所有人的名声，来为自己摧毁苏联找正当理由。格拉乔夫问戈尔巴乔夫，是否会担心有人通过翻他的旧账来想着报复他。

戈尔巴乔夫回答道，“我不担心”，尽管他知道，以前有人曾试图从他1970—1978年在斯塔夫罗波尔担任共产党第一书记时的生活方式上来找茬。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1984年曾告诉他，契尔年科去世前，在政治局的权力争夺中，戈尔巴乔夫的一个竞争对手曾指示内政部官员从他的斯塔夫罗波尔经历中挖出一些让他难堪的材料。[3]

两年前，当安德烈·萨哈罗夫把戈尔巴乔夫叫到一边，警告他有人阴谋抹黑他的时候，他感到很震惊。在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他们挤在昏暗的舞台角落里的椅子上坐着，这位前异见分子向戈尔巴乔夫透露，他有证据表明掌权派（苏联高级官员）想找他的茬。这位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的消息非常确切。“你很容易被控制信息渠道的人施压和胁迫。他们会威胁发布某些信息，除非你照他们的话去做……即使是现在，他们还一直说你在斯塔夫罗波尔的时候收受贿赂；其中提到了160 000卢布的贿赂。”[4]戈尔巴乔夫怀疑叶利钦是这些谣言的幕后黑手，但萨哈罗夫指的可能是强硬派在阴谋抹黑总统来夺权。

尽然这件事情现在又被格拉乔夫重提，戈尔巴乔夫还是坚持自己没什么好担心的。“我的良心是干净的。你真的认为在斯塔夫罗波尔能有什么不得了的特权吗？那里没有特殊公寓，连一个特殊商店都没有。我们在地区党委会的餐厅买食物。直到最近，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还保存着我们的所有收据。”

格拉乔夫问道：“那么，克拉斯诺达尔呢？克拉斯诺达尔跟你们挨着，那里的梅杜诺夫的管辖区里发生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毗邻斯塔夫罗波尔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曾有一件臭名昭著的腐败案件，涉及第一书记谢尔盖·梅杜诺夫，勃列日涅夫最青睐的人之一。戈尔巴乔夫大声说道：“梅杜诺夫，那是另一回事了。我自己也看过一些反对他的抱怨，尤其是来自当地犹太居民的，是关于贿赂、敲诈和在官方别墅里的狂欢聚会！他什么都不怕，而他肆无忌惮是有后台的。他能够直接接触勃列日涅夫。”

作为1964—1982年的共产党总书记，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喜欢昂贵礼物，并且不去调查那些针对他最慷慨的孝敬者的指控，因而臭名远扬。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当时担任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在解雇梅杜诺夫和腐败的苏联内政部长尼古拉·谢洛科夫上发挥了作用。戈尔巴乔夫跟在座的同伴回忆道，谢洛科夫曾下令毁掉他来达到报复的目的，但最终自己被摧毁了。谢洛科夫在失去职位后不久被发现死亡，死因显然是自己造成的枪伤。

但据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所言，戈尔巴乔夫夫妇也是给勃列日涅夫送礼之流。两年前，她告诉莫斯科电视节目“透视”，赖莎·戈尔巴乔夫送给勃列日涅夫一家贵重礼品来为她的丈夫赢得好感，其中包括一条项链。[5]这集包含加林娜指控的节目被克里姆林宫官员禁播，因为“审美方面的原因”。加林娜是一个将在精神病院里结束一生的酗酒者，她是一个有嫌疑的证人，并且也有抹黑戈尔巴乔夫一家的政治动机。她的丈夫尤里·丘尔巴诺夫因为受贿被捕，被判六年徒刑，这次审判被普遍解释为戈尔巴乔夫在暗示绝不能纵容政治腐败。

作为党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会收到礼物，像几年前时任哈萨克第一书记的金姆哈梅塔·库纳耶夫强塞给他的天鹅绒晨衣和紫貂皮帽，库纳耶夫是勃列日涅夫的忠实拥护者，后来被戈尔巴乔夫指控腐败。有些最奢华的礼物会存放在老广场三层的一个仓库里，那里被戏称为阿拉丁的洞穴，高层党员都被要求将贵重礼物存放在此，虽然按照瓦列利·波尔金的说法，很少有人真正照做。这位背叛戈尔巴乔夫的人后来在回忆录中做出无法证实的断言，说戈尔巴乔夫将贵重的金、银和白金礼品留给自己。[6]

尽管格拉乔夫知道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但叶利钦经常针对他的平民主义控诉可能会引起尴尬，即指责他作为一个据称是平等社会的首脑却喜好奢华。即使是对戈尔巴乔夫忠贞不渝的夏哈纳扎罗夫也觉得，戈尔巴乔夫下令用国家资金在福罗斯建造供他独享的豪华别墅是非常令人不快的。

与戈尔巴乔夫下台、叶利钦接管权力进行直接对比的话，他们怀疑这件事情的敏感度会逐渐降低。这样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更担心的是，即将落入新政府手中的文件和档案中会不会找出什么来。在最后的几天，他们雇了切尔尼亚耶夫日记中记载的三个人，韦伯、叶尔蒙斯基和库瓦尔金，将一袋袋的文件搬到他们在拉津大街上租的房间里，在里面细细查找任何可能的定时炸弹。戈尔巴乔夫担心他们随时可能进不了克里姆林宫，便将一箱箱的政治局文件转移到总参谋部的总部，切尔尼亚耶夫也为了安全起见把一些敏感的文件带回家，尽管格拉乔夫警告他，“如果他们向戈尔巴乔夫提起诉讼，你无法排除你家被搜查的可能性”。切尔尼亚耶夫不相信事情会到那个地步，但还是担心如果叶利钦诸事不顺，他就得找别人的茬了。他在日记中强调：“我将会是证人的第一人选，但我的档案中没有任何违法或妥协的事情。不过，要找到一些不利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东西还是有可能的，尤其是他在私人谈话中那么坦率。”[7]

在政变失败后，共产党官员被赶出党中央委员会大楼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一个心急如焚的高级共产党官员瓦连金·法林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问他是否同意强加在共产党身上的禁令。当他说他同意时，法林指出，在党中央的保险箱里存放着极其微妙的文件，会影响他。戈尔巴乔夫回答道，他的处境也很尴尬，什么也做不了。

然而，苏联倾覆的唯一积极后果，是再也没有任何苏联机构来指控戈尔巴乔夫违反苏联宪法了。

戈尔巴乔夫的其他工作人员有着不同的担忧，他们担心准备夺取克里姆林宫的一伙人会有所报复。帕维尔·帕拉兹琴科担心他曾在镜头前给泰德·科佩尔说过的一个评论。他告诉这位ABC采访者，尽管他可能不会将叶利钦今天的夺权称为一场政变，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经过民主选举的人做出的不那么民主或公平的事”。当这个评论在ABC电视节目上播出时，一个朋友“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也许帕拉兹琴科应该向美国人寻求某种保护，让他不受叶利钦的报复。

在最后一任苏联总统回忆过往的时候，警车护送着六辆从Intercar租车公司租来的厢式货车，鸣着笛亮着闪光灯疾驶向克里姆林宫。

CNN工作人员在白宫结束与鲍里斯·叶利钦的电视直播采访后，需要穿过城市，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准备好设备，播出戈尔巴乔夫作为正在瓦解的超级大国总统的最后一项公共行为，来完成他们对两位领导人的独家报道的第二棒。

CNN资深制片人查理·考迪尔记起在叶利钦采访结束后一片混乱的景象。“我们在三十分钟内将所有设备拆开，抬到六辆货车上。时间太紧了。我们不得不‘孝敬’警察，让他们一路闪着红色警灯护航，从莫斯科街道呼啸而过。汤姆和我坐在头车里。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8]

采访者斯蒂夫·赫斯特和克莱尔·席普曼发现他们被推进车队尾部的一辆警车里，警车的灯在黑暗的街道上一路闪着。席普曼说道，“我一辈子也没想过像我这样的美国人会坐在那样的车队中”，因为她经常看见政府车辆在高速路中间的“吉尔车专用车道”上减速，“任何拦在路上的人都可能被撞死”。

CNN的车队在克里姆林宫的博诺维特斯基门前停下。叶利钦的新警卫对他们接到的指示还不清楚，几次三番与上头打电话确认，CNN工作人员在一旁不耐烦地等待放行。最终，一辆官员用车出现了，带领货车队伍进入克里姆林宫，经过军械库和大克里姆林宫，穿过克里姆林宫广场到达参议院大楼。

到了下午五点三十五分，技术人员才到达三层的走廊。他们被带往四号会议室，戈尔巴乔夫将在那里发表讲话。这是一个模拟的总统办公室，装修得像走廊上离这个房间六英尺远的真总统办公室，只用来进行电视采访。它有时被称为“绿厅”，因为在有毛边的枫木嵌板墙面上盖着一层微绿的牡蛎色绸缎。

CNN与苏联广播达成一致，他们将联合直播辞职演讲。这个独特的安排是几天前汤姆·约翰逊、斯图·卢里与戈尔巴乔夫商谈的结果，他们当时呈给戈尔巴乔夫的书，就是那本送给叶利钦的

CNN出版的关于政变的书。他们向总统提议，他们会向全世界直播他的辞职演讲，并在结束后马上进行采访。戈尔巴乔夫礼貌地听完，询问约翰逊CNN的全球覆盖率。他开玩笑地问，这个广告公司的“帝国是否运转良好——它不会被解散的，是不是？”约翰逊回答道：“目前看来它不会的，总统先生。”戈尔巴乔夫笑道：“好吧，这意味着你将自己的帝国构建得很好，但一定要给你的共和国足够的权力！”他们知道他们的竞争对手ABC已经抢先一步，便请求道，虽然ABC的美国观众数目要多得多，但在重大新闻事件上，他们的观众数目也会剧增。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后来打电话给CNN的主管们，说戈尔巴乔夫已经同意让他们直播他的最后演讲，并在演讲结束后进行采访。

考迪尔惊恐地发现，俄罗斯电视技术人员搬进来三架“像是五十年代的”巨大摄影机，用来将画面转播给俄罗斯和全世界的观众。他需要更高清的图片。他说，“我们绝不会用这些设备的”。他的技术人员准备好一架最先进的摄像机来向他们的卡车传输图片，再从卡车传送到俄罗斯电视台，然后由CNN来播放，这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操作”。考迪尔还有紧跟在他后面的公司总裁给的额外压力。约翰逊在他们疯狂工作的时候对他说：“考迪尔，你知道你要是搞砸了就死定了！”

七点差十分的时候，房间被改装成一个灯光明亮的电视节目工作室。里面有三架中央电视摄像机，一架CNN摄像机，和提供同声翻译的音响设备。没有ABC的人出没。来自亚特兰大的CNN工作人员没有意识到，科佩尔和卡普兰正在走廊下边的真总统办公室与戈尔巴乔夫待在一起，为他们关于苏联最后几天的纪录片录制材料。

帕维尔·帕拉兹琴科发现这个场景有点不真实。当总统准备辞职，并将核武器的控制权移交给鲍里斯·叶利钦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内的美国人要比俄罗斯人多——西装革履的电视台主管、刷着厚厚的粉的采访者、制片人、导演、编辑、革履、摄影师、摄像人员、举话筒的人、拿着带夹写字板的助手、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所有人都在忙前忙后，到处指挥，检查电线和麦克风。这位戈尔巴乔夫的翻译官听着其中混杂的美国口音时在想：“谁会在哪怕一年前认为这幅场景——这所有的一切——可能出现呢？”[9]

几百码外的红场上，几十个莫斯科人聚集在一起，但是他们对见证历史的创造兴趣索然。他们是顾客，挤向克里姆林宫对面的浩大广场边上的大古姆百货商店，想在商店关门前买他们能买到的所有东西。有消息称一些稀缺商品上架了。他们排着推推搡搡的队，抢购他们认为有用的所有商品。

他们忽视了货架上大多数华而不实的商品，尤其是一堆塑料的护照封面。上面盖着“苏联”的章。这些也只有以后的旅游者才会购买了。

1. 格拉乔夫《最后的日子》，第188页。

2. 《开创1989年的历史》（Making the History of 1989）第692条。

3. 季莫费耶夫《俄罗斯的秘密统治者》，第37页。

4. 萨哈罗夫（Sakharov）《莫斯科与莫斯科之外》（Moscow and Beyond），第133页。

5. 雷姆尼克《列宁陵墓》，第495页，引自苏联法律作家阿卡迪·瓦克斯贝格（Arkady Vaksberg）。

6. 波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129页。

7.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18日的一则日记。

8. 2009年秋天对卡迪尔、赫斯特、约翰逊和席普曼的访谈。

9. 帕拉兹琴科《我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那些年》，第365页。

第19章
分崩离析

1991年8月那令人恐慌的几天虽然短暂，共产主义却似乎有回到苏联的架势，当时，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宣布他们要建立独立国家的意图。8月24日，星期六，甚至连乌克兰都宣布将寻求独立。

叶利钦震惊了。一个新联邦下的独立自主是一回事。但是，即使是他也发现难以预料，几个世纪以来与俄罗斯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五千两百万乌克兰人，要与苏联彻底背离。

不论如何，这位俄罗斯总统正式承认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共和国的独立，这些国家似乎一直都处于与苏联半脱离的状态。其他国家也跟风，不再害怕违背戈尔巴乔夫。但不管是叶利钦还是戈尔巴乔夫，都面对一个窘境：如果其他苏联共和国都脱离的话，用什么来代替苏联呢？

8月末的时候，解决这个危机的第一个机会来了。叶利钦的国务卿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致电克里姆林宫，跟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建议，他们应该在白宫见面，一起商讨关于苏联这片土地的未来的新想法。[1]

夏哈纳扎罗夫是一位政治科学家，秃头，眉毛浓黑，他还用格奥尔基·夏哈的名字写诗和科幻小说。但他现存的许多手稿都是他写给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备忘录，总是催促他进行更加大胆的民主改革。

布尔布利斯是一个令人厌烦的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有着被转变者的狂热，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演化成一个无情的反共产主义者。他的演变太过剧烈，以至于在一个电视台的智力竞赛节目中，参赛者听到一段他激动发狂地宣布对列宁主义思想效忠的录音时，以为自己听到的是旧斯大林时期的护教论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布尔布利斯长着一张瘦削的脸，说话声调高，被称为叶利钦的“灰衣主教”，尽管他的品位无疑是世俗的。他是政变后第一个订购吉尔车的俄罗斯政府官员，叶利钦注意到，布尔布利斯在护航车跑到他闪灯鸣笛的新吉尔车前面时有多激动。

夏哈纳扎罗夫和布尔布利斯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想要维持苏联，后者想要摧毁它。

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同意去白宫，“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作为苏联总统助手级别更高，他应该来我的办公室”。但他意识到，这种小细节上的让步象征着权力的转移。

他到达白宫的时候还有一个同伴，戈尔巴乔夫的法律顾问尤里·巴图林，他们被安排在一间接待室里等了半个小时。接下来在布尔布利斯宽敞的办公室里进行了长达一天的协商，过程中伴随着更多的细小羞辱。期间，叶利钦的国务卿几次离席去与他的助手聊天，有两次他跑到旁边单独的桌子上处理与别的来访者的事务。夏哈纳扎罗夫推测，布尔布利斯是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不是第一位的了。

争论的焦点是，到底应该像戈尔巴乔夫想要的那样成立一个单独的联邦国家，各国有一些被下放的独立自主权，还是应该像俄罗斯所坚持的那样，成立一个中央集权被削弱的联邦国家。如果后者占上风的话，苏联就的确完了。布尔布利斯说得很清楚，他想到的是俄罗斯在世界上单干。但当夏哈纳扎罗夫问他是否准备让一个独立的乌克兰留下克里米亚时，这位叶利钦的顾问回答道：“当然不行！”这个俄罗斯人居住的半岛位于黑海，1954年被赫鲁晓夫从俄罗斯让给乌克兰，当时想的是苏联被看做一个永久的统一体，这样做没什么关系。现在可就有关系了。

两方都休息了一会，各自向自己的上司报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各自在电话上与自己的下属商议。叶利钦没有坚持布尔布利斯的强硬立场，他说会同意一个统一的军队和外交部。戈尔巴乔夫多少受到了鼓舞。他也许可以挽回一个联邦和一个类似于甚至强于欧盟的共同市场。

叶利钦很快不得不在克里米亚问题上让步。俄罗斯总统在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告诉纳扎尔巴耶夫，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可能不得不与其他共和国重划边界，指的便是克里米亚和北哈萨克斯坦讲俄语的地区。纳扎尔巴耶夫说道：“好吧，那就只有开战了。”叶利钦的经济顾问叶戈尔·盖达尔也强调其中的危险。他说：“那是内战。如果你开始讨论关于边界的问题，那你就会引起内战。”叶利钦很快关上了这个潘多拉之盒。他以前每天都能在电视上看到边界纠纷在前南斯拉夫导致的流血事件。

俄罗斯和苏联总统最终能再次以同一张面孔面对世界了。叶利钦在一次电话采访中牛气地说：“在政变之后，俄罗斯发生了改变，苏联总统也发生了变化。他发现自己有勇气改变自己的观点了。比起三个星期前，也就是政变之前的总统，我更相信现在的戈尔巴乔夫。”这两个竞争对手公开在苏联的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相互请教。他们唯一一次争吵是在叶利钦批评戈尔巴乔夫为政变营造了氛围的时候，苏联总统反驳道：“不要往我身上泼脏水！”

9月5日，戈尔巴乔夫说服代表大会基本上同意将一个新的联邦称为独立国家联盟，相关的细节将会由共和国领导人自愿组成的新国务院来协商。但是，这也是他有名的口才最后一次对一个议会会议起作用。

有一则轶闻口耳相传。“独立国家联盟”的意思是“拯救戈尔巴乔夫的联盟”。（这两个短语的首字母缩写在俄语中是一样的。）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9月6日的ABC晨间新闻上一起出镜。这个颇具先驱性的节目因为这两位参与者繁忙的日程而被两度推迟。他们二人挨着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圣乔治厅里，告诉电视观众他们相处得很好。

叶利钦说：“戈尔巴乔夫总统一度认为我是一具‘政治僵尸’，而我认为他不应该当总统。现在我们致力于共同合作，来渡过难关。”戈尔巴乔夫表示赞同：“我们现在不得不合作了。”

之后叶利钦就躲起来了。较量的紧张和兴奋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身体的疲惫和悲伤。他在波罗的海海岸的尤尔马拉海滩待了接近两个星期；然后在9月18日，他宣称有一次轻微的心脏病发作，又到黑海的索契休养。他大多数时候都处于半麻痹状态，或是为他的回忆录第二卷口述笔记。

每个人似乎都在忙着出书。10月4日，戈尔巴乔夫以50万美元的价钱将一篇题为《八月政变》的小书出售给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主要内容是他与微笑的乔治·布什在一起的七张彩色照片。书写得太匆忙了，以至于提到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在戈尔巴乔夫被困福罗斯期间并未致电问候，这让人产生误解，几乎引起了与巴黎外交关系的破裂。[2]

在索契时，叶利钦迎来了布尔布利斯，与他讨论战略。他们坐在湿暖海边的折叠躺椅上，叶利钦的银发灰衣主教呈给他一份“绝密”回忆录，“过渡时期俄罗斯的战略”。这是一份关于完全独立的俄罗斯的蓝图。通过同意新联邦谈判直到谈判破裂以维持合法的表象，来达到这个目的。叶利钦之后应该做好与其他共和国的安排，把苏联当做历史。

叶利钦面临的是一个将产生巨大影响的决定。他可能获得对俄罗斯的完全掌控，但代价是很高的。俄罗斯将失去南西伯利亚的草原和哈尔科夫和敖德萨那种“俄罗斯”城市，还将失去自叶卡捷琳娜二世起就作为俄罗斯舰队基地的克里米亚半岛和塞瓦斯托波尔。

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也尝试把福罗斯的紧张情绪放松放松。他带着妻子去看了一场桑顿·怀尔德的戏剧《总统杀局》，他和赖莎发现这部戏剧关于背叛的主题太应时应景了，表示“非常喜欢”。政治显要一个接一个前来探求他对目前形势的评价。他向他们保证脱离中央的趋势已经被逆转了。他向其中一位来访者发出警告：“如果我们不能维持一个单一的国家，我们将会面临另一个南斯拉夫问题。我以生命担保。”然后，不像努力保持在南斯拉夫省份霸权的塞尔维亚人，生活在各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在苏联土崩瓦解的时候是漠然的。如果中央继续占上风，他们很多人看到的只有更多的痛苦，以及向一个新的共产主义时期的回归，而且他们受到了这个时代最可靠的俄罗斯人鲍里斯·叶利钦的鼓励，去支持苏联的分解进程。

叶利钦最终于10月10日，星期三，回到莫斯科，他发现俄罗斯的政治一片混乱，他的议会变成了政治阴谋的巢穴。不论是他还是代表们，都做好了长期对抗的准备，他们不是很确定要怎样使用现在手中的权力工具。俄罗斯部长们争论不休，鲁茨科伊就是政治混乱的前车之鉴。整座城市充斥着谣言，防止苏联分解的第二次政变即将发生。[3]

同时，戈尔巴乔夫正忙于通过联合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一项新联邦条约的事业，来尝试夺回主动权。他在叶利钦现身后的第二天召开了一次国务院会议。俄罗斯总统出席很晚，全程保持沉默。不管怎样，共和国的领导人同意组成一个新的经济联盟，关于政治联盟的讨论将在稍后进行。10月18日，下个星期四，将在圣乔治厅象征性地签署一个胡乱拼凑出来的经济条约。戈尔巴乔夫对座位的安排、是否应该将香槟土司电视直播（最后直播了）诸多挑剔，他还要确保红旗比其他共和国的国旗大。他个人决定了最适合签约后在圣叶卡捷琳娜厅的正式晚宴要坐的椅子。他自己坚信拥有共同国防和外交政策的一个单一联邦国家的契机再次出现。他将这个想法表达给来访的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后者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德国会支持苏联的继续存在，但又因访问与莫斯科没有联系的独立共和国而引起戈尔巴乔夫的不满。在根舍离开后，戈尔巴乔夫将他称为一头“大象”，抱怨他的行为不够得体。[4]

叶利钦看似支持经济联盟，却已经在计算着他的下一个重大举措了。10月28日，星期天，他做出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他坐在大克里姆林宫给俄罗斯立法机构作了一次激情演讲，他宣告让这个国家摆脱危机的唯一方法是采用极端而猛烈的行动。因此，他打算放松物价，结束补贴，加速俄罗斯境内的私有化进程。

他声称，“是时候毫不犹豫地采取决断而严厉的措施了”。前路也许会遇到艰难，但如果不这样做，就只有毁灭。“缓慢行动的时期已经结束了。我们需要一个重大的经济突破……如果我们不抓住打破不利事件进程的真正机会，将会让自己陷入赤贫的困境，我们存活了数个世纪的国家也会遭遇灾难。”议会被叶利钦强有力的言辞影响，授予他通过政令实施他那“大爆炸”式经济改革的权力。即使是戈尔巴乔夫忠诚的助手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也深受震动，将叶利钦的推动视为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的突破性进展。

戈尔巴乔夫得知关于这个大胆举动的最早消息，是在办公室瞄到电视上叶利钦在演讲。俄罗斯总统的动作没有惊动戈尔巴乔夫，哪怕他们在前一天晚上还通过电话。戈尔巴乔夫要来了演讲稿，在第二天去马德里的总统飞机上读了好几遍，他是去马德里与乔治·布什总统共同主持一场中东会议的。他认为，现在的经济体制没什么问题。但这归根结底是一次俄罗斯的举措。中央没有权利干涉。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当时也在飞机上，他警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明显是打算毁了苏联。

在马德里，戈尔巴乔夫发现他的国际同僚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担心他是否有能力幸存下来。他夸口道，叶利钦“太容易受随从的影响”，不用太把他当回事。但是，他自己的行为举止却露了底。詹姆斯·贝克发现戈尔巴乔夫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就像一个寻找救生圈的溺水者。西班牙总理菲利佩·冈萨雷斯力劝戈尔巴乔夫坚持下来，因为欧洲需要两个保障支柱，西边的欧共体和东边的苏联。

在一个苏联和美国总统联合出场的场合，翻译帕拉兹琴科发现，曾经将戈尔巴乔夫看做一位顶级世界领导人的美国人脸上带着怀疑、冷淡和漠然的表情，他们现在已经将他视为“过去式”了。在会议结束后，布什跟戈尔巴乔夫说再见的时候，傲慢地拍了拍他的背说道：“你还是主宰者！”[5]

与戈尔巴乔夫同行的新苏联外交部长鲍里斯·潘金认为美国的影响力不言而喻，他悄悄地请求詹姆斯·贝克鼓动美国总统劝叶利钦保留苏联外交部。[6]

在飞回莫斯科的飞机上，戈尔巴乔夫告诉切尔尼亚耶夫、帕拉兹琴科和格拉乔夫，他非常确定能够成功打造一个新联邦。帕拉兹琴科发现飞机上最消极的人是赖莎，她对未来有着“沉重的忧虑”。

她完全有理由替她的丈夫担忧。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叶利钦演讲后，成立了一个新的俄罗斯政府，他自己担任总理，另外两个极端激进的改革者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和叶戈尔·盖达尔担任副总理。这个新政府采取了胆大到令人窒息的行为，开始接管中央机构，并将苏联的工业部门转变成隶属于俄罗斯的股份公司，而堕落的苏联政府无力阻止这个过程。

乌克兰将这个宪法危机推到了关键时刻。乌克兰领导人组织了一次关于独立的全民表决，将在1991年12月1日举行。戈尔巴乔夫向还愿意听他说话的每个人保证，俄罗斯和乌克兰不会也不能分离出去，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同一棵树上的枝干。但是，如果乌克兰想要独立，而且看起来似乎乌克兰很有可能这么做，那么，它要么得到莫斯科的同意获得自由，要么被劝服加入一个重新设计的联邦。否则的话就只有开战了。

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受到了重视，尤其是在基辅，媒体上也出现了危言耸听的谣言。乌克兰副总理康斯坦丁·马西克告诉《独立报》，“叶利钦与军事领导人讨论了对乌克兰采取核攻击的可能性”，以防止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核威胁。俄罗斯情报部向报纸强烈抗议，认为这是煽动战争的言论，但编辑维塔利·特雷季亚科夫指出，马西克或他的上司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都没有否认对叶利钦的指控。俄罗斯政府派法律顾问谢尔盖·斯坦科维奇去告诉特雷季亚科夫，这个指控是疯狂的、荒谬的。叶利钦的军事顾问康斯坦丁·科别茨将军也斥责这个说法胡说八道。[7]

叶戈尔·盖达尔回忆道，领导人没有讨论倘若出现领土纠纷时使用核手段的实际计划，但他承认想和做一样会产生重要影响。

尽管八月政变失败了，还是有传言认为军方参与了一个新联邦的形成。这样一种极端手段的可能性和可取性正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在11月中旬与沙波什尼科夫的谈话中提出的。[8]根据这位元帅的描述，他是在大半夜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的。戈尔巴乔夫透露，他担心不论他多么努力，苏联都快要分崩离析了，“需要做点什么”。苏联总统列出可能的选项，其中一个就是，“你，军方，将权力拿在手里，把能为你行方便的政府落实到位，稳定局势，然后功成身退”。

元帅反驳道：“然后就直接哼着歌进巴特罗斯卡亚–蒂什纳监狱了。”他指的是莫斯科的一所监狱，其名字意为“水手的沉默”，一些阴谋政变者就被关在那里。“我们已经在8月份做过类似的事情了。”

戈尔巴乔夫语无伦次地说：“你在说什么呢，叶妮亚。我什么也没暗示，我只是在捋这些可能的做法，自言自语罢了。[14]”

这段对话就这样戛然而止了。沙波什尼科夫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干预的想法可能导致悲剧的后果。“叶利钦的权威是不可挑战的，面对军方干预这样一个决定，他一定会组织激烈反抗。到时候内战不是不可能的。只要想象我的同胞堆成的尸山血海，而我在其中扮演的是刽子手的角色，我自然不会支持戈尔巴乔夫所暗示的想法。”

在多年后被问到这次碰面时，安德烈·格拉乔夫表明，“也不能排除戈尔巴乔夫是在试探沙波什尼科夫这个可能性。他同时在考虑几种想法。观察他所能用到的工具是他的责任。拯救苏联是宪法赋予他的职责”。但社会已经分裂了，苏联总统清楚地知道，任何处于他位置上的领导人都会尝试采取这些措施，人们却会认为他是在试图挽救自己。格拉乔夫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野心之一是引进权力分割的概念；否则的话，他的所作所为就像是一个典型的苏联领导人，比如勃列日涅夫或斯大林，这样就是对他六年来所做的一切的否定。”他补充道，戈尔巴乔夫曾经反对任何暴力的想法，说：“我应该怎么办——向我建立的议会开火吗？”[9]

戈尔巴乔夫决定不要军方参与，他后来把部分原因归结于他阅读了玛格丽特·米歇尔的小说《飘》，小说中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牺牲。[10]

11月，在苏联总统召开的由共和国领导人参与的另外三次会议期间，保持苏联完整的可能性再次降低。

11月4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希望。他召开会议的方式是，在持续四十分钟的电视直播中，观众看到的是他警告十个共和国的代表，如果他们分裂出去，就会“掉进恶魔的深渊”。摄像机开着的时候，代表们毕恭毕敬地听着，但之后就一片沉默，每个人都看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格拉乔夫认为这就像《丛林之书》（The Jungle Book）中的场景，狼群等着最强壮的两头狼对峙，看谁会成为领导者。而这场会议的结果是，叶利钦抱着和解的心态。他同意保持统一的联邦外交政策和武装力量。戈尔巴乔夫欣喜若狂。这在本质上是一次胜利。

然而，11月14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证实了戈尔巴乔夫的怀疑，由布尔布利斯掌舵的叶利钦团伙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地、一步一步地颠覆和摧毁保持苏联统一的进程。这次会议只有七个共和国参加。乌克兰不在参加者之列。

叶利钦到得很晚。这是俄罗斯总统经常采取的一个策略，好让戈尔巴乔夫感到不安。叶利钦原来是非常注重准时的人，他总是能不用手表就令人惊讶地说出精确到分钟的时间。

他走向二楼的会议厅，假装因为戈尔巴乔夫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因车臣——已经宣布独立的一个叛逆省份——发生的事件批评了俄罗斯而生气。叶利钦怒喝道：“既然你批评俄罗斯，那现在轮到我做出回应了。我们的新关系维持了整整三个月。现在我们的关系结束了。”

戈尔巴乔夫目瞪口呆。其他领导人也都找借口去洗手间。叶利钦慢慢冷静下来，会议开始了。他们一整天都在辩论，讨论像瑞士和加拿大那样的联邦模式。戈尔巴乔夫仍想要一个联邦，而叶利钦想要的是邦联。这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区别：前者保留了苏联，而后者则意味着将苏联分成多个独立的实体。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俄罗斯领导人只是在拖时间，控制整个会议进程。

在政变之前，共和国的领导人都相当敬佩戈尔巴乔夫。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科尔扎科夫注意到“戈尔巴乔夫知道他的权力在衰退，变得非常顺从”。协议草案大打折扣，直到它规定在这个新联邦里，每个共和国有权进行外交行为，并建立军事单位。

戈尔巴乔夫一边围着桌子走动，一边做手势强调自己的观点时，不小心碰倒了装着核密码的新秀丽箱子。它被放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似乎在提醒这群人他仍是苏联军队的总指挥。

他们最终决定在11月25日签署一份“联邦制联盟国家”的协议初稿。当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出现在楼下的大厅会见媒体时，他们相互打趣。叶利钦看着他的对手说道：“我们并不是总能理解你。”戈尔巴乔夫回答道：“没关系，你到最后能理解就行。”[11]

第三次会议于11月25日在新奥加列沃举行，在这深秋的一天，天气非常温和，完全没有下冬天第一场雪的预兆。一张圆桌被搬到别墅，共和国的国旗也各就各位，等待着一个严肃的签字仪式的开始。这次还是只有七个共和国出席，乌克兰再次缺席。但叶利钦看起来，似乎还是同意一个联邦的存在，只是中央要被削弱。他事先就告诉苏联电视台，这个联邦可以有自己的国防、原子能和公路。会议上，有两个熟悉的身影站在戈尔巴乔夫的两侧。苏联总统找回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担任他的总统顾问，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担任外交部长。他们的出现是为了表明老一辈领导集体又回来工作了。

在媒体进来前，叶利钦扔下了一枚炸弹。他宣布他不会签署这份协议，因为俄罗斯议会可能无法接受上面的措辞。他再次要求“联邦”的方案由“邦联”代替。白俄罗斯——在9月份进行独立表决前被称为Byelorussia——的国家元首斯丹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说他也需要两周的时间来考虑。

戈尔巴乔夫被这种“背信弃义的举动”惹火了，他愤怒地作出反应。他气冲冲地说：“你们的小把戏不只是一种拖延；你们是在拒绝履行之前我们达成一致的东西。”叶利钦反驳道，无论如何，他们都应该等到乌克兰六天后的全民公投之后。如果乌克兰的表决结果支持独立，将改变一切。

戈尔巴乔夫徒劳地逆向而行：他主张他们必须现在就签署协议，让乌克兰没有选择，只有加人。他用粗俗的语言喋喋不休地劝说他们。他大声说道：“我们已经焦头烂额了。如果你们拒绝接受联邦的概念，你们就自己干吧，不关我的事了。”说完这话，他收起自己的文件，带着随从们阔步走出房间，在离开时说：“会议暂停！”戈尔巴乔夫在楼下的壁炉厅尽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总是灵机应变的戈尔巴乔夫在倍感绝望之下想出了一个主意：总统们应该集体向各国议会请求通过协议初稿。他写下了一个新版本的协议，派人送到楼上的会议厅。没过一会，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下来了。在他们走进房间的时候，叶利钦哼着鼻子说：“好了，我们来了。我们作为代表来给沙皇陛下、伟大的汗磕头了。”戈尔巴乔夫息事宁人地回答道：“是是是，沙皇鲍里斯。”[12]

尽管如此，格拉乔夫注意到，很明显，协议的签署就像不断后退的地平线一样，再次变得遥遥无期。他们最终达成一致的文件更像是苏联的墓志铭，而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宣言。叶利钦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角色将变得“像英国女王一样”的预言要成真了。

总统们在深夜离开新奥加列沃，含糊地答应在12月20日签署协议。他们再也没回来过。

戈尔巴乔夫不知道的是，在会议暂停期间，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悄悄地讨论了这个僵局，同意在乌克兰的全民公投之后在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见面，讨论共同的经济问题。他们将邀请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参加，在一个偏僻的静养地度过周末，并可能探讨出一个不同的联合形式。

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后来都宣称，他们曾真心实意地与戈尔巴乔夫协商过，但这位苏联总统坚持一些条件，而他们知道乌克兰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因此，他们不得不想对策。

戈尔巴乔夫知道的是另一回事。有人向他泄露了一份布尔布利斯关于俄罗斯战略的秘密备忘录的复印件。他确信叶利钦是在设一个陷阱，拖延时间，直到乌克兰进行关于独立的全民表决，然后利用投票结果来催化苏联的消亡。

在11月30日的莫斯科电视上，叶利钦说他不能想象没有乌克兰的联邦，如果乌克兰不签字的话，俄罗斯也不会签署联邦协议。事情已成定局，无法回头了。

苏联总统无法让自己相信乌克兰竟然会投票争取独立。大多数俄罗斯人感觉他们和乌克兰人在政治和文化上属于同一个分支——都是源自曾经统一的罗斯族（Rus people）的斯拉夫人。安东·契诃夫和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等经典俄罗斯作家写作的故事背景就是乌克兰。果戈理和舍甫琴科出生在乌克兰。勃列日涅夫也出生在乌克兰。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都有乌克兰血统。他们认为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来说就是德国的巴伐利亚。俄罗斯和波兰之间自三个世纪以前出现“永久和平”以来，乌克兰就一直是大俄罗斯的一部分，当时，第聂伯河东边的基辅和哥萨克处在俄罗斯统治之下。

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呼吁乌克兰“正常、明智”的人们听他一言，不仅仅是用脑袋听，而是要用心听，不要去听那些“狡诈政客”的言辞。他说，为什么就在几天前，他的乌克兰人司机从一个葬礼上回来，告诉他在自己的家乡卢甘斯克，人们无意脱离苏联。这个例子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位于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有大量的俄罗斯人口。

当得知90%的乌克兰人都在12月1日这天投票支持独立时，苏联总统真的被震惊到了。即使是占了乌克兰五分之一人口的俄罗斯人中，大多数人都因为害怕在莫斯科会出现另一场政变和厌倦了无休止的物资短缺，而投票支持与“祖国”分开。在他司机的家乡卢甘斯克，有84%的人支持独立。

俄罗斯政府马上承认乌克兰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美国政府也不甘落后，正式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惹得戈尔巴乔夫悲叹：“布什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12月2日，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叶利钦讨论出路。俄罗斯总统接起电话的时候正在车上，像往常一样靠坐在后面靠右的座位上，他的保镖首领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坐在前面司机旁边的副驾驶座上。叶利钦之前醉得很严重。

叶利钦对着无线电话幸灾乐祸地说：“现在苏联已经没有出路了——乌克兰已经独立了。”

戈尔巴乔夫问道：“那你呢，俄罗斯呢？”

“那又怎么样！我就是俄罗斯！我们没有乌克兰也可以继续存活。也许我们会回归四国联盟的想法：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戈尔巴乔夫反驳道：“那我的位置在哪儿呢？如果这样的话，我辞职。我不会像无根浮萍一样飘着。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但你们应该了解，没有苏联，你们都无处可去……你们会毁了所有的改革。你必须做出决定。所有事情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我们二人。”

叶利钦嘲讽地说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没有你我们怎么能行呢？”

戈尔巴乔夫问道：“那么，如果没有苏联，我何去何从呢？”

叶利钦说：“不要担心，你可以留下来。”[13]

切尔尼亚耶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站在他们暴怒的总统身后，互相使了个眼色。他们二人都很清楚，叶利钦不打算让戈尔巴乔夫在现在的位置上待很久了。

1. 夏哈纳扎罗夫《杰娜·斯沃博德》，第284页。

2. 格拉乔夫《最后的日子》，第80—82页。

3. 索洛维约夫和克列皮科娃《鲍里斯·叶利钦》，第273—274页。

4. 格拉乔夫《最后的日子》，第51—55页。

5. 帕拉兹琴科《我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那些年》，第339页；贝施洛斯和塔尔博特《最高级别》，第447页。

6. 潘金（Pankin）《最后的一百天》（The Last Hundred Days）,第236页。

7. 普莱（Pry）《战争恐慌》（War Scare），第110页。

8. 沙波什尼科夫《选择》, 1991年12月24日的一则日记。

9. 2009年秋天对格拉乔夫的访谈。

10. 戈尔巴乔夫和姆利纳尔《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第129页。

11. 格拉乔夫《最后的日子》，第112页。

12. 同上，第122—123页。

13.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3日的一则日记。

14. 译按：根据上下文，戈尔巴乔夫这句话是对沙波什尼科夫说的，不是侍者叶妮亚。

第20章
12月25日：日暮

最后一天的傍晚来临了，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无可争议的统治者，接管所有权力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必须去克里姆林宫，在戈尔巴乔夫辞职后立刻从他手中正式接过核提箱。但是他现在还不能离开白宫。他面前已经摆着新时代的第一个难题。叶利钦跟CNN的员工道别后，在他五层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来自莫斯科苏维埃的摆着冷脸的代表团。他们的带头人是莫斯科五十五岁的副市长尤里·鲁日科夫，一个头发粗短的固执男人，穿着一件带毛领的短黑外套。

鲁日科夫是来请求叶利钦劝阻莫斯科的民主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辞职的。波波夫曾是俄罗斯总统的盟友。这位头发蓬乱的市长有着希腊血统，在政变之前是叶利钦阵营中的熟面孔，在8月份的时候，他帮忙守卫白宫。后来，他希望在叶利钦的政府中谋得一职——他想要的是外交部，但被忽视了。于是，他就加入了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委员会，他和叶利钦几乎不说话了。

波波夫与莫斯科苏维埃的关系也不和，苏维埃里都是些保守分子，阻碍他进行经济过渡的应急计划。他担心在叶利钦下周将休克疗法引进俄罗斯经济后，如果一切都分崩离析的话，他要承担过失。

莫斯科正站在刀口上。叶利钦签署的一道政令在今天所有的报纸上都有报道，从1月2日起，放松全国的物价。这将结束长达七十年的针对食物和基本物资的补贴，在这七十年间，政治局决定人们应该为一片面包支付多少。这也将不可避免地抬升物价。在一个醒目的标题“我们怎么活？”下，《真理报》发出警告，从1月2日开始，“面包、牛奶和肉类的价格将会三倍于现在的价格，盐和火柴的价格翻四倍，燃气和水的价格将会是现在的六倍”。《消息报》的一幅漫画也表达出了这种绝望感。漫画画的是一个婴儿举枪对着他的妈妈，抢劫他的婴儿车，说道：“带我去瑞典，赶快。”

波波夫曾经向詹姆斯·贝克求助。他在美国国务卿最近来访的时候告诉他，莫斯科面临着饥荒和混乱。它撑不过这个冬天，马上需要15 000吨鸡蛋、200 000吨牛奶和10 000吨土豆泥配料。

波波夫温和地责备这位美国来访者：“这些物资中，有一些被你们的军队囤积三年后就扔掉了。但是，三年的保存期对我们来说完全没问题。”[1]

一些美国的补给现在已经到达莫斯科了。三天前，两架美国军用飞机在谢列梅捷沃机场着陆，装载着价值200 000美元的军队配给，是海湾战争剩下的，已经存放一年了，还有有限的糖、面粉和大米被配送到莫斯科的孤儿院和养老院。

莫斯科人永远都不会忘记1991年12月令人烦躁不安的氛围和物资短缺。大学生奥尔佳·佩罗娃回忆起自己早上六点就要去排队为新生的妹妹买牛奶。“到处都是空空的柜台，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一切事物的情况都很糟糕。”安娜·普鲁日娜是地铁建造公司Metrostroi的专家，五十二岁，每天早晨奶制品店开门的时候她都排在队伍的第一个，“人群拥挤得厉害，我费尽力气才避免被踩踏在地”。三十二岁的蒂娜·卡塔耶娃在一个艺术展览中心工作，她买不到“橡皮奶头、儿童食品、纸尿布或任何类似的东西”，她的丈夫当演员，从国外演出回来时，被多疑的德国海关官员盘问为什么会带这么多罐婴儿食品。五十五岁的叶夫根尼娅·卡塔耶娃是一位翻译，住在动物园街上，她在莫斯科郊外开车时，看见一个沿着街道走的中年男人脖子上挂着一捆厕纸，像项链一样。她停下车向他跑去，问他从哪里弄到的厕纸。“当然，我就开车到他说的那个地方，能买多少就买多少。每次你遇到这样的事，就是了不得的事了。你会感觉很伟大，在电话上跟朋友们和家人讨论。”[2]

事情坏到就连叶利钦的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这样的政治精英都要去抢购食物的程度。他的妻子马夏和他们十岁的儿子在尼基特街的一个商店前排队买面包，他讲述道，当他的儿子买到最后一块面包时，“一个女人想从他的手里抢走这块面包”。他记忆中的是一个接近恐慌的城市。“令人讨厌的买食物的队伍甚至都不像往常一样推搡吵嚷。一尘不染的空商店。女人到处奔走寻找一些食物，任何在出售的食物。在空寂无人的蒂申斯基市场，东西都是美元价。空气中弥漫的都是认为这样的日子没有尽头的绝望……日日夜夜，最大的焦虑就是面包。”[3]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跟一个来访的美国人透露，他的妻子纳努莉囤积任何她能在几乎抢空了的超市里找到的食物。叶利钦最亲近的助手列夫·苏哈诺夫的妻子也要排两天队才能买到糖。整个城市陷入彻底的萧条。不礼貌的行为普遍到让维克多·洛沙克在《莫斯科新闻报》上这样写道：“柜台就像是一个屏障，两边是对垒的敌人。”

因为国家的钱用完了，贸易官员无法再支付运输费用往俄罗斯的港口运送食物。往常给俄罗斯首都运送供给的载货飞机也停飞了，因为燃料不足。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和乌努科沃机场就像难民营一样，地板睡着滞留的乘客。苏联全境的九十个机场都因为缺少燃料被关闭了。高速路旁的加油站也没油了，甚至美国大使馆都要费心替大使的公车找燃料。随着苏联的支离破碎，莫斯科无法再从临近的共和国征集供给了，在那些国家饥饿也同样是现实。

这个国家因为不得不接受国际施舍而感受羞辱。《俄罗斯报》报道，位于莫斯科东北的沃洛戈茨基省的居民正收到由瑞典最富裕的商人的妻子们搜集起来的援助物资。盖达尔回忆道：“美国人帮一点点，法国人帮一点点，加拿大人帮一点点。但是，所有的援助比起实际需求来都只是杯水车薪。”几乎没人买得起莫斯科农货市场的食物，它们大多数是受黑手党控制的。一只鸡可能就要花掉一个月的薪水。让这场彻底的经济风暴雪上加霜的是，油价——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世界市场上骤降，而且维持苏联经济的石油资金的流动也变成了涓涓细流。外币银行停止了所有支出，除从加拿大进口谷物、从英国进口动物饲料和进口其他外国食物和药物的运输费用。

然而，为外币持有者准备的几个商店，没有短缺一说。这些商店里塞满了能在西方超市里找到的任何东西，但几乎都是由濒临灭亡的苏联的真正精英——侨民——赞助。有一些外交官、商人和记者住在专门的公寓楼，他们的孩子在这个圣诞节的早晨醒来后在袜子里找到了糖果和玩具。他们从隐藏在红场上古姆国营百货商店内一个封闭区域的商店里，如“芬兰牧人店”，买来火鸡、梅子布丁和其他美食准备圣诞晚餐。九百万莫斯科人被有效地阻拦在这些硬通货商店之外，因为卢布不可以自由兑换。这些商店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的货物——葡萄、香蕉、各种面粉、意大利面、法国酒——隐藏在刷了油漆的玻璃窗后，以免引起人们对这片消费者止步区域的注意，也避免激怒拿着空空的网线袋匆匆而过的莫斯科人。

市长在一个星期前要求叶利钦给他特殊权利来支配莫斯科苏维埃，这样他就能采取管理行动，防止瘫痪状态。否则他就辞职。俄罗斯总统不愿意割让他通过政令进行统治的任何权力，所以拒绝了。波波夫却没有辞职，而是让鲁日科夫去打破僵局。作为副市长和城市管理者，鲁日科夫是莫斯科真正的行政长官。这位矮壮的前工程师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为第一批私有企业，也就是合作社，在莫斯科的开办提供了方便，8月的时候，他也帮助集结普通民众来抵抗政变。他试图说服叶利钦，市长办公室必须有自己采取行动的自由才能预防混乱出现。莫斯科需要对燃料供给、电力和燃气网进行控制，也需要对食物库存进行独立管理。

在持续了一个小时的时而激烈的协商后，叶利钦签署了一系列十道政令，赋予波波夫更多权力。鲁日科夫带着他的人回到市政厅。波波夫决定继续担任市长。市长注意到总统给出了一个保证，莫斯科将得到“全面援助”来实施过渡。更重要的是，波波夫巩固了市长的统治。《真理报》以“辞职闹剧落幕”的标题宣布这个消息，指责波波夫充当想破坏民选代表大会的民主主义者和企业家的工具。

叶利钦如今用在弊病百出的俄罗斯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在一年多以前已经提出来辩论过，当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还在摆弄后来无疾而终的五百天计划，想将陷入困境的指令体系（command system）转变成市场经济。休克疗法的原创者之一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是在哈佛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和罗伯特·布莱克威尔的帮助下制作这个改革计划的。他们还向哈佛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征求意见，他曾帮助波兰政府实施休克疗法。[4]据切尔尼亚耶夫所言，萨克斯的态度是“如果你不变得和我们一样，你们就拿不到钱”。戈尔巴乔夫否决了休克疗法，因此也就没有钱流进来了。

叶利钦说服了俄罗斯议会给他特权，他已经准备好跳跃到资本主义。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由盖达尔领导的一小群激进的年轻经济学家，盖达尔是货币主义经济学芝加哥派的信徒。

三十五岁的盖达尔身材矮小，长得又圆又胖，很有智力天赋，因为他说话时嘴唇开合的方式得了一个昵称“香肠嘴”（Guboshlyop）。1991年12月25日晚上，他出现在长长的、刷白的会议厅里，四年前，消沉的叶利钦被注射了镇静剂，从病床上带到这个会议厅，因为他胆敢挑战戈尔巴乔夫的领导能力和特权，从而被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羞辱。盖达尔出现在这里是要跟琼·弗科利佐谈事情，琼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刚到莫斯科。

盖达尔回忆道：“我有很多事情要做。经济的状况糟糕透了。”从其他共和国进口的糖、茶叶、谷物和肥皂已经下降了四分之三。机器制造业和建造业已经停止。苏联政府已经有几个月没有收税了。苏联的外汇储备已经枯竭，还欠了三百亿的债务。盖达尔说，“也就是说，苏联破产了”。他面临的问题是，旧系统崩溃的时候，还没有能够取代它的东西。[5]

盖达尔为《真理报》担任了一段时间经济学方面的撰稿人之后，很快接受了自由民主的理念。作为《真理报》著名军事记者的儿子和著名儿童作家阿卡迪·盖达尔的孙子，他强烈支持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分离，这样他就可以试验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倡导的“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原则。弗里德曼在另一块大陆上有过策划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经验，因此在俄罗斯很知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位经济学的权威在芝加哥大学培训了一群智利经济学家——他们被称为“芝加哥男孩”（the Chicago Boys）——来帮助皮诺切特总统废除萨尔瓦多·阿连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俄罗斯版的“芝加哥男孩”现在已经从鲍里斯·叶利钦周围的年轻激进经济学家中浮现出来了。

叶利钦给盖达尔的委任是废除中央集权的经济，盖达尔相信现在拥有完美的条件来进行他所提到的无需麻醉剂的经济大手术。国家相对平静，军队意志消沉，强硬共产主义者被拔去了尖牙。但速度很重要。他需要破坏旧的体系来使得改革不可逆转。然后，改革者认为，当物价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决定，货物很快就会出现在货架上。他的同僚副总理阿纳托利·丘拜斯接到了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任务，在这个国家，几乎一切都是国有资产，从面包商店到汽车工厂都归政府所有。丘拜斯向盖达尔预测，不管最后结果怎样，他都会被当做廉价卖掉俄罗斯的人来憎恶。盖达尔知道他自己也得咽那口苦水。就像布尔布利斯警告过的，他们属于一个敢死队般的政府，政府成员在强制推行必要但不受欢迎的措施后将会被公众厌弃。

俄罗斯改革者们忧心的是当货物重新出现在普通商店时，将会有严重的通货膨胀。但美国的顾问们还是很乐观的。在12月25日下午的一个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托马斯·沃尔夫跟俄罗斯经济部长安德烈·涅恰耶夫保证，最重要的消费品的价格在放松物价的第一个月只会上涨70%。[6]（涅恰耶夫对此持怀疑态度，他的怀疑是有理由的，因为1月份物价就飞涨了245%，并持续上涨到 250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一份工作底稿承认，“人们仍然对外国顾问存有怀疑，同时前超级大国自然不愿意承认他们还有得学”。

对这个由美国启发的疗法反应冷淡的人里面，就有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即使是在叶利钦努力与鲁日科夫达成交易留下波波夫继续担任原职的时候，他的副总统还在不远的一间办公室里跟记者们谈论“我们现在是如何用混乱代替了民主”。鲁茨科伊支持的是联邦内部的俄罗斯的“独立自主”，他反对与苏联分离，他在办公桌后面挂了一幅苏联地图来强调这一点。俄罗斯总统和副总统的关系变得糟糕，部分是因为叶利钦拒绝让他担任总理，除了俄罗斯总统职位之外，叶利钦也打算把这种职位留给自己。

据科尔扎科夫透露，鲁茨科伊曾告诉叶利钦：“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永远不会让你失望。我将会是你的皇冠的看门狗。”而对于叶利钦来说，他的副总统已经变成了一个“夸夸其谈的大兵”。鲁茨科伊尤其厌恶盖达尔和他的团队，他将他们描述成一群“穿着粉色短裤、红色衬衫和黄色长筒靴的决定经营俄罗斯的男孩”。他抱怨道，现在不是进行他们对国家所做的巨大试验的正确时机。他告诉记者，只有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国家才能引进自由市场，但“今天，俄罗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民主”。

副总统强调他不想和叶利钦对抗——“要问为什么的话，那就是这样做是不符合逻辑的！”——但事情必须先整理好，私有化不能以抢劫和欺骗的方式进行。对于盖达尔来说，他对鲁茨科伊只有鄙视，他评论道，这个士兵潇洒的大胡子外表下是优柔寡断的、不稳定的个性，试图避免为不受欢迎的决策承担责任。

俄罗斯议会的发言人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与很多保守代表们一样回到旧苏联思维模式。他感觉“也许是时候提议让总统解散他几乎不起作用的政府了”。

先前，叶利钦的掌权已经在逐步变得脆弱，俄罗斯议会内部的分裂加深，这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引起一场血腥的决战。

此外，还有大众酝酿着第一波对物价上涨的反抗。游行已经开始了。星期天，约五千到一万人搬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聚集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排成一条“饥饿线”后，用茶勺敲打空的锅碗瓢盆，扮演在施舍处前的队伍。泰德·科佩尔穿过游行的人群，发现他们已经在怀念死板的共产主义的严格控制了，他们既鄙视戈尔巴乔夫也鄙视叶利钦。科佩尔告诉他的ABC观众，“茶勺敲击空罐也许已经成为这个不稳定的新联邦最有力的象征”。

示威者的领头人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也是具有新法西斯主义性质的自由民主党的领袖，他告诉他的追随者，美国人来俄罗斯提供援助的唯一原因是来查看俄罗斯的版图，然后他们就知道该往哪儿扔炸弹了。他威胁道，他一旦掌权，将会在外太空堆满指向美国的武器，让阿富汗成为俄罗斯的省份，将西乌克兰廉价转出，最后引爆立陶宛沿境的放射性垃圾来杀死那些患有辐射病的人群。

在苏联走到尽头的这一天，还有其他危险人物在讨论怎样利用国家的混乱状态。就在莫斯科外多山的维登索沃地区的一栋别墅里，一些担心国家未来金融结构的人开完了为期三天的秘密会议。从12月22日到25日，来自不同国家的约三十个人（其中大多数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车臣人）一直在讨论应该怎样将前苏联划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他们都是窃贼领域（Vorovskoy Mir）的成员，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高等窃贼，被这个国家监狱中的罪犯选定为罪魁，他们之间通过一部窃贼法典维系忠诚。他们来自正在解体的苏联的各个角落，来此讨论即将出现的新机会，控制一个巨大的商品黑市，从鱼子酱和黄金到汽车和零部件，应有尽有。指令性经济崩溃留下了一片空白，他们已经能够按照初步的资本主义供求形式来运转。他们的触角伸得如此之广，俄罗斯15%的流动商品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现在，他们正打算从将在新年被贱卖掉的国家资产中获取巨额利益。[7]

在奄奄一息的苏联，有组织犯罪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随着国有资产被放出来私有化，这个现象即将成为革命后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现象。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最后几个月，已经有很多财富是通过非法或不完全合法的途径获得的。不受控制的私有化正在快速进行。前共产主义负责人都在互相出租主要的工业资产，准备在法律允许时中饱私囊。大多数被叶利钦收归国有的共产党的资产，现已经被私有化了。

石油工业猖獗的腐败导致了出口许可证的批量发行，允许企业家们用卢布购买石油，然后对外出售换取硬通货。盖达尔后来说道，这些盖了章的纸（许可证）“就像是一种哲人石（魔法石），几乎能即刻将越来越贬值的卢布变成美元”。石油商人和他们贿赂的腐败的掌权派成员正在尽快将金钱转移到国外。当俄罗斯总统获得克里姆林宫的指挥权时，评论家伊利娅·米尔施泰因在《新时代》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对他发出警告。他写道，叶利钦正在接管的这个国家“已经腐朽到头了，是一个从头烂到脚的国家，一个满是动作快的窃贼和收受贿赂的官员的超级大国”。[8]

叶利钦不用媒体告诉他这些。12月末，两个前克格勃官员给他写信，宣称高层共产党官员正在挪用巨额金钱和黄金，将它们存放到国外的银行账户上。盖达尔设法从国家基金中弄到900 000美元来雇用国际安全和侦探机构克罗尔公司来调查这个指控。调查遇到了新俄罗斯安全部内部的不合作带来的阻碍。一个月后，调查停止。

1. 贝克和德弗兰克《外交政治》，第530页。

2. 2012年2月对莫斯科人的访谈。

3. 2009年10月在莫斯科对盖达的访谈；以及盖达尔《胜负岁月》，第129页。

4. 威德尔（Wedel）《冲突与共谋》（Collision and Collusion），第 127—128 页。

5. 2009年10月在莫斯科对盖达的访谈。

6. 科茨（Kotz）和威尔（Weir）《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第169页。

7. 汉德尔曼（Handelman）《罪犯同志》（Comrade Criminal），第13页。

8. 阿伦《俄罗斯的革命》（Russia’s Revolution）,第191页。

第21章
中央无以为继

叶利钦喝醉了酒给出的承诺——在将来对苏联的安排中，戈尔巴乔夫会在某种意义上“留下来”——很快就打破了。

12月6日，俄罗斯总统来到戈尔巴乔夫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告诉他自己明天要去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他承诺，在那里，他会和白俄罗斯总统斯丹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一起，尝试说服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留在一个新联邦里。

叶利钦从会议中摆脱出来时告诉记者：“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说服乌克兰人签署联邦协议，”他补充道，“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其他选择。”他没有说其他选择是什么。

戈尔巴乔夫知道俄罗斯领导人已经完全厌烦了中央的存在，他感觉到背叛已经在进行中。他告诉切尔尼亚耶夫，他怀疑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双方都决定摧毁苏联。

切尔尼亚耶夫已经从内心里认输了。他只是走走过场，向戈尔巴乔夫提供各种文件去签署，比如说苏联和其他国家在达喀尔召开的伊斯兰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但这些都是“垃圾”。他在日记中写道：“意识到只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而不是国家需要我，真让人心情沉重”，想到他的妻子和情人，他想知道，“她们会对此作何反应呢？”

帕维尔·帕拉兹琴科预测，白俄罗斯的这场会议结果将由一个事实决定，那就是他们三个人都因为自己的原因讨厌戈尔巴乔夫。

1991年12月7日下午三点刚过，鲍里斯·叶利钦乘坐的俄罗斯政府飞机降落在位于莫斯科西南四百英里处的明斯克。陪同叶利钦的有副总理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和叶戈尔·盖达尔、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和法律顾问谢尔盖·沙赫拉伊。他们的护卫是由叶利钦的保镖首领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委派的二十名身强体壮、配有突击步枪的俄罗斯安全部成员。

飞机再次起飞后，往西南方向飞行，三十分钟后降落在布雷斯特郊外的一个军用机场。之后，一个小车队载着这些俄罗斯人深入欧洲最后的原始森林之一，别洛韦日森林。在鹅毛大雪中，车队驶过普鲁然尼镇（Pruzhany），并一直开到了波兰边境。车队在域斯格里（Viskuli）停下来，这是一个为满足勃列日涅夫的打猎爱好在七十年代建造的庄园，以方柱为门，旁边有澡堂、村舍、看守小屋和服务区。

一切都是在高度保密中进行的，以保证代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三位领导人的会面不受到记者或其他更危险的势力打扰。白俄罗斯的克格勃首领爱德华·辛德洛夫斯基一大早就调来了重装备的巡逻队在森林里巡逻，并封锁了附近的公路。他跟舒什克维奇保证“一切正常；我们与俄罗斯特殊安全部门保持着紧密联系，不会有任何问题”。他们害怕的敌人是苏联军方的保守分子，那些人可能会受到怂恿，来阻止他们将要做的事情。

舒什克维奇、克拉夫丘克和他们的高级官员已经到了，他们是在大半上午的时候从明斯克一起飞来的。乌克兰总统和他的总理弗拉基米尔·福金一到就去打猎了。五十七岁满头白发的克拉夫丘克不想被人看见自己闲待着等俄罗斯领导人。这位因政治上诡计多端被称为狡狐的前共产党意识形态拥护者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曾开玩笑说，我从不带伞，因为我能在雨滴和雨滴之间行走。8月份的时候，他一开始是与政变者合作，后来退出共产党，然后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科济列夫注意到克拉夫丘克有多紧张。他意识到乌克兰领导人担心叶利钦会威胁他，并主张成立一个新联邦，这样将会导致谈判破裂，最后诉诸“南斯拉夫式的剧本”。叶利钦也记得克拉夫丘克非常紧张，甚至有点狂躁不安。盖达尔回忆道，整个气氛都带着深深的焦虑，其中舒什克维奇是最躁动、最情绪化的。在两个足智多谋而强大的斯拉夫随从的陪伴下，白俄罗斯领导人都有些应付不了。他是一个方脸秃头的杰出核科学家，但没多少政治方面的经验。他在位还只有十周的时间，当时白俄罗斯拒绝旧秩序，在八月政变之后将权力交给了改革者们。他在外的名声是曾经指导过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位后来刺杀肯尼迪的刺客曾在明斯克电子工厂当过工程师。舒什克维奇怀疑他的两个邻居是否真的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他已经准备好跟随。他相信苏联“已经很难进行统治了……是一个核怪物”。而且，他不喜欢戈尔巴乔夫，这个他以前奉为“神”但后来觉得没法一起工作的人，“因为他从来听不进别人说的话”。

克拉夫丘克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在离开基辅前，这位乌克兰总统曾告诉美国外交官托马斯·奈尔斯，他要去别洛韦日森林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签署一个国家之间的协议，其中将没有中央的位置。[1]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声称，在这之前，他已经与俄罗斯总统和白俄罗斯总统密谈了几个月，才达成了他们即将做的交易——这就解释了叶利钦在1月份的神秘言论，说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已经决定起草一份协议来替代苏联，还补充道：“我想我现在能告诉你们地点——明斯克。”

但是，在那个森林里的雪夜，当这三位领导人坐下来吃着野味和猪肉时，一切还是不确定的。

叶利钦用一个夸张的动作亮出戈尔巴乔夫那份联邦协议草案，放在桌子上。克拉夫丘克记得他说：“你们会同意这个吗？你们会签字吗？你们会讨论哪些条款要剔除吗？你们的答案将决定俄罗斯的立场。如果你们签了，我就签。”克拉夫丘克对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

从那一刻起，俄罗斯领导人不再需要为建立一个包含乌克兰的联邦事业空费口舌了。他实现了对戈尔巴乔夫的承诺，他确实又问了克拉夫丘克一次是不是要签他的联邦协议。克拉夫丘克拒绝了。终于到了破釜沉舟的时刻。在这片松树林里，他的思绪回到了苏联对第比利斯和维尔纽斯的军事行动，于是再次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他们不会再“像温顺的兔子一样收着爪子”，冷静地等着一个新悲剧的出现。

他们一致认为在他们的级别开展协商有点冒险。所以，他们的智囊团应该连夜找出一个符合他们期望的解决方案。

紧张感慢慢消弭了。克拉夫丘克回忆道：“我们一边喝着酒一边聊天，开开玩笑，一片笑声。别洛韦日伏特加（白俄罗斯的草药伏特加）摆上了桌。我也喝了点。”乌克兰总统不无得意地透露，即使是拥有大量俄罗斯人口的乌克兰地区都在12月1日的投票中支持独立。叶利钦大声道：“什么？连顿巴斯也投了赞成票？”

十点到十一点之间，这三个人到了大澡堂，还有布尔布利斯、科尔扎科夫、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总理，他们在蒸雾中放松，一直待到半夜过后。舒什克维奇否认了后来说他们喝醉酒的指控，但是桑拿中的酒精含量很高。他还声称叶利钦都没喝晕呢，而舒什克维奇本人连酒都没碰，因为“我认为在签署这样一份改变命运的文件前夜喝酒就是在犯罪”。

这段时间，叶利钦团队里的盖达尔、科济列夫和沙赫拉伊邀请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专家在俄罗斯人住的小木屋里一起工作。然而，白俄罗斯人离开了，乌克兰的代表们在外面漆黑的雪夜里待着，时不时派一个特使进到科济列夫称为“我们的创意实验室”的小木屋。

在寻找终结苏联的确切方案方面，沙赫拉伊被证明是最有想象力的。他是一位哥萨克律师，有着一双忧郁的眼睛和满脸络腮胡子，他替叶利钦起草了很多总统令，包括禁止苏联共产党的命令。他建议，因为苏联是建立在1922年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有外高加索联邦，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所签协议的基础上的，所以，现在这三个依然存在的国家能够合法解散它。

科济列夫和盖达尔在描述这次会议时，都强调他们对这个想法之简单感到惊讶，并很快通过了。半夜过后，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从寒冷的户外进来了。他们读完协议后都点了头。他们有一个拿给上司的方案了。协议是这样写的：“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在1922年的联邦协议的基础上，作为苏联的三个发起国，根据国际法和地缘政治的事实，确认解散苏联。”

用盖达尔的话说，这就是一把能够让他们“快速斩断法律模糊性这团乱麻的刀，然后开始在事实上已经独立的国家开始国家建设的进程”。

这些起草人提议了一个接替苏联的联邦，独联体，其他苏联共和国都会被邀请加入。盖达尔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强调，“这是我们提出来的，不是总统们”。布尔布利斯也强调道，“最后的提议是由第二级别的官员商讨的。我们到明斯克的时候，没有任何蓝本，没有任何经过仔细权衡的建立新联邦的想法。这都是在那里产生的”。

看守小屋里没有复印机，官员们只有让文件通过两台传真机进行复印。盖达尔手写了包含十四个条款的文件。凌晨四点，科济列夫吃力地穿过雪堆将文件拿去打字员的房间。看守小屋有一名速记员，叶夫根尼娅·佩特丘克，这个吓坏了的年轻女性是这片森林主管的手下，她被白俄罗斯的克格勃官员临时接来，据她回忆，她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梳头。[2]科济列夫不想把她吵醒，就把文件放在锁着的办公室门下。当早上打字员说她什么文件也没找到时，大家都惊慌失措了。过了一会他们才意识到有一个清洁工将文件扔到垃圾桶里了。最终科尔扎科夫将文件从一袋垃圾中扯出来时，佩特丘克发现盖达尔的很多字迹她都辨认不了，只得让他把大多数的字句再念一遍。

当这边的事在进行时，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一起吃早饭，有煎蛋、黑面包、火腿和奶酪。俄罗斯总统的状态很好。克拉夫丘克发现叶利钦非常冷静。“我一点也不夸张！他的状态非常好，精力充沛，想法丰富。”三位领导人在半上午的时候收到了盖达尔手写文件的复写件，这是佩特丘克女士用她带来的东德制造的Optima电子商务打字机快速打印出来的。他们同意采用成立联邦的想法作为与苏联分离的遮羞布。现在一切都不可避免了。他们对草稿的段落进行了一些细小的修改，每完成一个条款就小酌一口白兰地，然后把改完的稿子送去重新打印。文件又通过两台传真机进行复印，最后的版本被夹在三个红色的硬壳文件夹里。

同时，工人们将一张长形的大理石桌面的桌子搬进域斯格里看守小屋的前厅。官员们将文件夹放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国旗模型前。五个记者在临近的村庄又冷又饿地等了一夜，连在等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被带进来报道这个仪式。

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和叶利钦进来后在桌子旁各就各位，他们的高层助手站在他们后面。舒什克维奇作为东道主坐在中间，叶利钦在左，克拉夫丘克在右。他们打开题为“关于建立独联体的协议”的文件夹。协议的内容详细说明了新的现实。在七十年后，苏联名存实亡，它的两亿九千三百万国民注定要被分隔在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中。这个新成立的实体的总部将设在明斯克。它将没有国旗、外交部、议会、公民身份、征税权或总统。然而，大家都致力于对核武器进行单一的军事控制。其他共和国会受邀加入。

这时，突然出现一个声音咒骂了一句：“笔上哪儿去了？”居然没有提供书写工具来签署苏联的死刑执行令。站着的人都开始从口袋里掏出圆珠笔、毡尖笔和钢笔。瓦勒里·德罗兹多夫，白俄罗斯《民意报》的副编辑也给坐着的三个人递了笔。[3]

在一片寂静中，三位领导人签署了红色文件夹里的文件。只有德罗兹多夫看了看手表，留意了签协议的精确时间，讽刺的是他的表盘上是苏联的象征，锤头和镰刀。时间是1991年12月8日，星期天，下午两点十七分。[4]

侍者们端着香槟忙碌起来，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的前厅回荡着碰杯的声音。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摆好姿势让摄像机拍照，乌克兰总统笑得像一只偷了腥的猫。

叶利钦在描述这一刻的时候这样写道：“我记得很清楚，一种自由和如释重负的感觉席卷了我。通过签署这个协议，俄罗斯……抛掉了半个世界的统治者、与西方文明兵戎相见和解决种族纠纷的警察等传统形象”。

其他人的反应不一。沙赫拉伊觉得他们像是在埋葬一个亲属。盖达尔回忆道：“我们所有人心头都有一个重负。”

德罗兹多夫没能拿回他的笔。他回忆道：“他们三个中有一个出于习惯将笔放进口袋。我觉得是叶利钦。”

打字员叶夫根尼娅·佩特丘克跟她的上司，森林官员谢尔盖·巴柳科一起走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已经快黄昏了，开始下起了小雪。她说：“看看，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我们都做了什么！”数年后，她抗议道：“他们给我什么，我就打印什么，过了一两天才回过神来。”在她的村庄，离此12英里远的卡门尤基村（Kamenyuki），她作为摧毁苏联的女人而变成了名人。

叶利钦没有邀请哈萨克斯坦的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来参加这次在森林里的斯拉夫领导人会议。这位强大的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是戈尔巴乔夫的同盟，还没有宣布独立。如果能够让他来别洛韦日森林加入他们，他们就可以给他展示一个既成事实，然后确保获得尊重他的其他亚洲共和国的支持。但事情没那么简单。纳扎尔巴耶夫当时正在从阿拉木图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科尔扎科夫致电莫斯科乌努科沃第二机场的负责人，自称“俄罗斯总统的保安负责人”，要求与纳扎尔巴耶夫的飞机通话。机场指挥官粗鲁地拒绝了，他说，“我的上司另有其人”。科尔扎科夫心想，这就是权力二元化会出现的情况。戈尔巴乔夫不被看重，但叶利钦没有运用权力的技巧。[5]纳扎尔巴耶夫在莫斯科着陆后接了电话。三个领导人都跟他通话了。叶利钦给他读了文件的内容，但哈萨克领导人对于自己被排除在外觉得受到了严重的冒犯。他在自己的别墅给戈尔巴乔夫打了电话，告诉他正在发生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对于事态的发展愤怒不已，他说服纳扎尔巴耶夫第二天早上跟他一起在莫斯科对抗这些阴谋者。

看守小屋的三个人担心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引起军方的行动。盖达尔承认有点担心戈尔巴乔夫真会这样做，“尽管我多多少少确定他几乎做不到，因为他找不到一支听命于他的军队”。虽然沙赫拉伊认为白俄罗斯的克格勃一直在告诉戈尔巴乔夫这个森林里的所有事情，他却不怎么害怕，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已经没有军队了”。[6]数年后，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吹嘘道，如果戈尔巴乔夫给白俄罗斯克格勃下令逮捕这三人，这个命令将在“几分钟内”实现。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安德烈·格拉乔夫声称阴谋者们有一架直升机待命，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逃亡波兰，但是盖达尔不记得有什么直升机。[7]

苏联军队的负责人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态度很关键。整个星期天早晨，戈尔巴乔夫一直狂躁地给他打电话，每次都是问同样的问题：“你从明斯克得到了什么消息？”每次沙波什尼科夫的回答都是：“还没有。”

叶利钦在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的旁边给元帅打了电话。他直奔主题：“今天我们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签署了一份三国联盟的协议。你的意见呢？”沙波什尼科夫问其他共和国是否会加入。叶利钦说：“是的。”“还有一个问题，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协议里提到军队了吗？”叶利钦说：“是的，当然提到了。”俄罗斯总统朗读了条款，确认独联体将会保留一个共同的军事战略空间，包括对核武器的单一控制。他告诉沙波什尼科夫，三位总统已经同意由他担任指挥官。

沙波什尼科夫问道：“纳扎尔巴耶夫同意了吗？”叶利钦回答道：“是的，他给出了肯定的反应。”元帅感觉到纳扎尔巴耶夫实际上可能对这个计划很冷淡，但他没有出言反驳。他意识到这样的事情迟早都是要发生的，尽管他认为比起摧毁苏联，他们更急于摆脱戈尔巴乔夫。他接受了提供的职位。[8]

他一放下话筒，电话就响了。戈尔巴乔夫厉声说道：“那么，发生了什么事？白俄罗斯怎么样了？”沙波什尼科夫简单说了一下与叶利钦的谈话，给人的印象是俄罗斯总统打电话来是询问意见的。戈尔巴乔夫打断了他：“不要多管闲事。我警告你！”说完就摔了电话。戈尔巴乔夫意识到沙波什尼科夫已经受雇于叶利钦的团伙了，他将一直记得，沙波什尼科夫在撒谎时是如何“像一条蛇一样在油锅上耍滑蠕动的”。[9]

叶利钦同时还在尝试接通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他把华盛顿白宫的电话给了看守小屋操作员。操作员回电话慌乱地说白宫转接机不知道打电话的人的身份。科济列夫接过电话，用流利的英语解释了鲍里斯·叶利钦是谁，以及接通总统的重要性。

布什接了电话。叶利钦给他读了协议的内容，告诉美国总统这是解决撼动苏联的危急的唯一出路。他称呼布什为“亲爱的乔治”，告诉他苏联协议已经走到了绝路，他们决定建立一个独联体。他说：“我必须悄悄地告诉你。戈尔巴乔夫总统还不知道这些结果。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我十分钟都等不了就想打电话告诉你。”

美国总统犹豫地说：“我明白了。”他有种叶利钦在照本宣科的感觉。他突然意识到俄罗斯总统已经决定分解苏联了。

叶利钦跟他保证这份协议遵守了美国承认要独立的国家所要求的五个原则：和平自治、尊重现有边界、尊重民主和法治、尊重人权和尊重国际法。

第二天，布什在他的个人迷你录音机上录下了一段话：“我发现自己在这个星期一的晚上感到好奇，军队去哪儿了？他们太沉默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场面会不会变得失控呢？”[10]

叶利钦利用自由世界的领导人（布什）达成自己的优势。告诉布什的做法进一步减弱了戈尔巴乔夫的权势，叶利钦与美国总统的协商意味着他们已经扫除了白宫的障碍。

跟戈尔巴乔夫说这个消息的任务落到他们三个人中排在第三的舒什克维奇身上。电话花了一段时间才接通。舒什克维奇在告诉苏联总统他们做了什么的时候，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在一边旁听。

戈尔巴乔夫想知道，“自己怎么办？你知道国际社会将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吗？”白俄罗斯领导人回答道：“我当然知道；我们已经告诉布什了，他很平和地接受了。”

戈尔巴乔夫因为这个恶劣的无礼行为爆发了。“你们居然在自己国家的总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先告诉美国的总统。这太丢脸了！”他要求跟叶利钦通话。

当俄罗斯总统接过电话，戈尔巴乔夫强忍着暴怒严厉地对他说：“你们在美国总统的首肯下，在我背后干的勾当，是无比羞耻和丢人的事。”他要求三位斯拉夫领导人第二天都来克里姆林宫向他解释清楚。他现在完全看清了他的竞争对手表里不一。[11]

乌克兰总统听到戈尔巴乔夫要求他们解释的想法不禁发笑。克拉夫丘克太不喜戈尔巴乔夫了——反之亦然——以至于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福罗斯的别墅现在已经划分给乌克兰，而他要送给任何保证不允许戈尔巴乔夫人内的人。他还想马上就回基辅。现在是非常时期，他“害怕乌克兰会受到暴力手段对待”。

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都回到了自己的首都，而不是应戈尔巴乔夫的传召去莫斯科。他们跟他无话可说，也不想冒着被逮捕的危险。他们二人后来都这样解释，他们总是觉得无法与戈尔巴乔夫共事，因为他一点都不直率坦诚，而他们发现叶利钦身上就有这样的品质。在戈尔巴乔夫任期内，他们再也没见过他。

当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在与情人柳达度过星期天后听到别洛韦日协议的消息时，他不用任何劝说，就开始准备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忠实仆人提出反对。他在当天晚上写道：“我不相信苏联能够幸存下去，哪怕是在政变前都不相信。我却继续为苏联说话做事……但要问为什么？你只能一笑带过。”切尔尼亚耶夫口中“卑劣的科济列夫”，也就是俄罗斯外交部长，对媒体宣布，摆在戈尔巴乔夫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自动辞职，要么兵戎相见，这时“在戈尔巴乔夫阵营里的我们都吓死了”。不管怎样，除了把自己交给俄罗斯，他看不到其他办法，因为苏联已经死了。[12]

叶利钦仍在担心会出现一个“反政变”。他在深夜回到俄罗斯首都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后来声称叶利钦醉得要被人抬下飞机，有传言称，当时受两位总统管辖的前克格勃阿尔法小组成员正在准备逮捕协议的三个签约人，水泥路障也已经运往克里姆林宫来加强防御。俄罗斯广播还报道，情报部门和军队将军们非法聚集在一起，讨论推翻共和国领导人的可能。

第二天早上，俄罗斯白宫的守备也加强了，抱着自动武器值班的警卫增加了，寒冷的空气中回荡着他们踏步的声音。这是这个冬天最冷的一天，温度降到了冰点以下。

叶利钦打电话告诉戈尔巴乔夫，他不会去克里姆林宫的，因为他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戈尔巴乔夫反驳道：“你疯了吗？”叶利钦回答道：“我没疯，但某人就不好说了。”

叶利钦没有想到的是，疯了的那个人是他这边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在当天早上听到别洛韦日协议之后，马上跑到克里姆林宫，恳求戈尔巴乔夫以讨好美国的国事罪（state crime）逮捕“喝昏了头的三人帮”。戈尔巴乔夫告诉他：“不要这么激动，还没有这么严重。”善变的鲁茨科伊现在痛苦地反对国家的分裂，因为他曾以这个国家之名在阿富汗出生入死。他准备了一份新闻发言稿来攻击自己的总统，他的朋友们劝他不要这样做。在发现没多少人支持他之后，他又打了退堂鼓，几天后又重新虚与委蛇地宣誓效忠叶利钦。[13]

据格拉乔夫所言，戈尔巴乔夫从来就没想过要逮捕叶利钦，尽管他有权以严重叛国罪的名义逮捕他。“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躲在森林里的原因。”像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一样，跟随戈尔巴乔夫的某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派一个伞兵师前往森林逮捕“那三个充满野心的野蛮人”的唯一原因是他讨厌血腥。戈尔巴乔夫的前发言稿撰写人亚历山大·奇普卡后来痛斥那些将军和上校们“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已经成为叶利钦支持者的戈尔巴乔夫前顾问阿卡迪·沃利斯基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宣布了戒严令的话，军方有可能会支持他。[14]

无论戈尔巴乔夫想不想采取暴力措施，他最终都没有尝试。他还没准备好触发一场内战。下令逮捕就意味着走上了通往血腥的道路。“我们不能挑起战争。我们不能。考虑到我们的人民现在的生活环境，这样做是在犯罪。”

然而，克里姆林宫的效忠者们无疑都感到很痛苦。在星期天晚上的一个美国大使馆招待会上，帕拉兹琴科谴责别洛韦日协议是第二个政变，一个公然的违法行为，把这个国家像某种继承的遗产一样瓜分，来达到摆脱国家总统的目的。

叶利钦压住了自己的疑虑，在星期一十二点的时候到达克里姆林宫，科尔扎科夫怀抱武器坐在尼瓦车的前座上。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几车武装保镖，被布置在这座红砖城堡的周围。叶利钦的个人保镖们坚持陪他走到戈尔巴乔夫在参议院大楼三层的办公室门口，叶利钦进去后，他们就站在门口跟戈尔巴乔夫的保镖干瞪眼。

纳扎尔巴耶夫已经到了。他觉得叶利钦看起来因为宿醉糟透了。他马上抱怨别洛韦日协议伤了亚洲共和国的尊严。

戈尔巴乔夫摆好与他的天敌干架的架势，指控他“进行某种政变……在森林里开会，试图让苏联倒闭”。他想知道，独立的国家是否会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叶利钦回答道：“是的，但是没有战略型武装。”戈尔巴乔夫大喊道：“那不就是说乌克兰将拥有470 000人的军队，比统一后的德国还要多100 000人！你是第一个承认波罗的海诸国的，也签署了有关人权的协议，但结果呢？现在，有了歧视俄罗斯人的公民身份的法律。这就是民主主义者的作为！他们让‘俄罗斯人滚出去’。”

叶利钦变得愤愤不平，打断他说：“你为什么质问我？这条死路必须寻找一条出路，我们找到了！”

他们的争吵没得出任何结论。叶利钦在一个半小时后离开了。戈尔巴乔夫口述了一份声明，声称结束苏联的法律是“不合法的、危险的”。[15]这与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3月份的全民公投上想要保留苏联的意志是相违背的。这将会使生活在俄罗斯境外的数百万俄罗斯人陷入困境。他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被他驳斥为三位领导人的“倡议”的协议进行判决。

在安德烈·格拉乔夫看来，人们太过关注自己的日常问题，不会为苏联采取行动。他们已经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工程失去了信心，只是保持沉默。当天晚上，这位总统发言人去观看了斯维亚托斯拉夫·里希特——一个乌克兰人——表演的钢琴独奏，之后又在大晚上跟意大利和荷兰的大使一起吃晚餐。他们一行人都没有提到在白俄罗斯签署的协议，他猜大家主要是不想“哪壶不开提哪壶”。[16]

戈尔巴乔夫在两天后失去了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戈尔巴乔夫希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苏联军队都要坚持下去，在苏联全境维系成一股紧密结合的力量，于是，他要求沙波什尼科夫为他在12月 10日安排一次针对全苏联高级指挥官的讲话。他们对此的反应是冰冷的沉默。大多数将军不信任戈尔巴乔夫，也知道他不再是掌权者了。第二天，叶利钦同样给这些人开了一个两小时的会议，这些人对叶利钦直爽的风格和他允诺90%的加薪反应更加积极。

在詹姆斯·贝克看来，这些举动简直就是地缘政治噩梦：“两个克里姆林宫的重量级人物用尽手段牟取权力，号召军队跟随他们，增加了潜在的内战带来的恐慌——再加上还有核武器的存在。”[17]

沙波什尼科夫后来告诉贝克情况有多严重。他说，一些急性子的将军想给总统下最后通牒，要求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挑战。这将会是八月政变的重演。关于军事冒险的传言仍然在莫斯科流传。谢瓦尔德纳泽接到8月份曾组织白宫防御的康斯坦丁·科别茨将军的警告，军方的保守分子仍然很强大，并在秘密进行组织。12月11日，《独立报》的维塔利·特雷季亚科夫前来告诉戈尔巴乔夫，莫斯科到处流传新政变的流言。戈尔巴乔夫告诉他，这些都是编的。

到12月12日，三个斯拉夫国家的议会都表示支持别洛韦日协议。在俄罗斯议会，188票支持、6票反对、69票弃权的投票结果迎来了掌声。在沙赫拉伊看来，代表们意识到了协议使国家免于内战。即使是一些强硬分子也跟叶利钦目标一致，想要送别克里姆林宫不受欢迎的占有者。共产主义代表谢瓦斯特亚诺夫催促他的同志们投赞成票，“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戈尔巴乔夫了”。

戈尔巴乔夫在听到这条评论的时候雷霆大怒：“这些小人。戈尔巴乔夫的时代才刚刚开始！”[18]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挥着布尔布利斯在索契给叶利钦的秘密备忘录，说它的主要内容是在“狡猾的戈尔巴乔夫”把叶利钦骗进新联邦之前一定要阻止他。布尔布利斯否认俄罗斯领导人结束苏联是为了摆脱它的总统。他说，苏联已经死了。在白俄罗斯森林里的宣言是一个“医疗诊断”。[19]

叶利钦同伙们的语气变得越来越难听了。情报负责人波尔托拉宁故作和蔼地说，苏联总统不需要担心，他不会遭受和埃里希·昂纳克一样的命运。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告诉德国报纸《图片报》：“戈尔巴乔夫又没有麻风病。我们会找到很多事情给他做的。”格拉乔夫在这之后碰到了科济列夫，告诉他别得意忘形了。

不论如何，戈尔巴乔夫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纳扎尔巴耶夫没有选择，不得不接受在森林里做成的交易。哈萨克斯坦、三个斯拉夫共和国和其他还在苏联名下的七个共和国同意见面，讨论怎么抛弃苏联并加入独联体。他们定好了时间和地点：12月21日，阿拉木图。

戈尔巴乔夫发现还是很难接受苏联即将结束的事实，尽管他已经有所防备，用军用卡车将一箱箱政治局档案文件从克里姆林宫运到总参在阿尔巴特地区兹纳门卡街的军事总部。他仍然几乎每天都接受记者、大使和国外政治家的来访，介绍基本情况，一筐一筐地往外倒话，好像通过谈论宪法合适性和限制机会主义者就可以像变魔法一样变出一个折中办法。当英国大使罗德里克·布雷斯韦特和来访的英国政府官员雷恩·阿普尔亚德来核桃厅拜访戈尔巴乔夫时，戈尔巴乔夫咧着嘴伸出手道：“现在什么情况——你们是来了解你们现在是在哪个国家，我现在又是谁吗？”据布雷斯韦特观察，总统精神饱满，他那晒成棕褐色的皮肤，散发着冗烦的、狂热的魅力。戈尔巴乔夫花了半个小时吹嘘一个联邦国家的好处，同时贬低现在当家的“强盗”、“危险人物”和“没有经验的平民主义者”。正当戈尔巴乔夫构建他的“空中楼阁”的时候，大使注意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投过来的目光越来越悲观，而切尔尼亚耶夫“面无表情”地记着笔记。[20]

12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一通电话里告诉乔治·布什，三个总统之间的协议只是一个草案、一个梗概、一个即兴创作，而声称苏联已亡的宣言是肤浅的、蛮横的。

布什放下听筒后说道：“哎，戈尔巴乔夫现在真是可怜又可悲啊。”[21]

“强盗”头头（叶利钦）夸口说戈尔巴乔夫很快就要消失了。叶利钦告诉他在白宫的团队，他已经给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一个最后斯限——12月末或最晚1月份，到时候他们就可以结束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

戈尔巴乔夫向他的助手提出了两个选择。他可以辞职或者继续作为总指挥和核提箱持有者为各个共和国服务。切尔尼亚耶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茫然地看着他们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厉声问：“你们怎么光知道干坐着，记下来，你们要将这个写成稿的。”切尔尼亚耶夫私下里认为，“到今天，没人会给他任何职位的。也就是说第二个选择根本就是幻想”。[22]已经成了国家银行的苏联中央银行告诉戈尔巴乔夫，它将终止支付苏联军队成员和公务员的薪酬。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日记中抱怨道，俄罗斯政府停止一切苏联给“军队、官员和我们这些罪人的支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没工资了”。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认为，到这时总统的权力仅在克里姆林宫墙内有效了。

到了这时候美国人才得到消息，称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助手们极度担心叶利钦的支持者为了转移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批评而贬毁他们。就连这个消息都是几经周折才得知的。[23]

帕维尔·帕拉兹琴科邀请《时代》杂志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和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贝施洛斯于12月14日星期六前往他在莫斯科的公寓共进午餐。在让妻子避开后，这位克里姆林宫翻译官告诉客人一条消息，让他们写下来传达给布什政府——不让说是他透露的。这条信息要求美国领导人集团跟叶利钦强调，戈尔巴乔夫应该受到有尊严的对待。它警告道：“有些人正在给戈尔巴乔夫罗织罪名。重要的是叶利钦跟这件事毫无关联。”

在他的回忆录中，帕拉兹琴科声称他的消息来自一位（不具名的）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这个人在克里姆林宫的走廊上靠近他，小声告诉他有人正在给戈尔巴乔夫编织罪名。据这位线人声称，有一个秘密团队正在疯狂地搜集令人难堪的材料，来表明戈尔巴乔夫背地里是八月政变的一份子，他坚持要帕拉兹琴科将这个消息递给美国人，然后美国人可以靠自己对叶利钦的影响力来阻止这件事情。

帕拉兹琴科坚持说自己不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催促下去确保让美国提供保护的。“这样做是完全不可能的，完全不符合戈尔巴乔夫的个性。”然而，美国人对此抱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帕拉兹琴科的行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以保留苏联总统的否认权。不管如何，塔尔博特同意传递这条消息。

这个请求在时间上恰到好处。詹姆斯·贝克和国务院官员丹尼斯·罗斯在第二天到达莫斯科与俄罗斯领导人集体进行商谈。塔尔博特到奥林匹克大道的五角酒店去见他们。他将消息给了罗斯，由罗斯转交给贝克。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6日，美国国务卿在克里姆林宫的圣凯瑟琳厅与叶利钦会面。这个豪华房间历来用来接待重要客人，这是叶利钦第一次征用。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坐在他的旁边，明确显示军队效忠的对象。叶利钦在耗时四个小时的谈话开始前大声宣布：“欢迎来到俄罗斯领土上的这栋俄罗斯建筑。”

贝克故意提到关于针对戈尔巴乔夫的犯罪行动的谣言。他告诉俄罗斯领导人，这样的行动是错误的，是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的。“很多人都会关注戈尔巴乔夫身上即将发生的事情”。美国希望权力的转移“像西方一样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进行。

叶利钦回答的时候仿佛已经预料到美国的这种态度。他说：“戈尔巴乔夫为这个国家做过很多。他需要得到尊重，也应该得到尊重。是时候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领导人可以光荣退休的国家了。”

贝克单独见了戈尔巴乔夫，也是在这座豪华的大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也在场。戈尔巴乔夫的脸涨得通红，说不出话来，就像高血压发作一样。在他们嚼着国务卿递过去的薄荷糖的时候，贝克觉得，这是三个在政治上走投无路的人。跟英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将别洛韦日协议称为“某种政变”，由像路上劫犯一样的人执行。这场谈话逐渐冷了下来，毫无头绪。谢瓦尔德纳泽没有什么积极的事可说：他知道游戏已经结束了。他在和一个美国熟人吉姆·加里森打电话时透露：“苏联正在土崩瓦解。我的工作是担任这个过程的主持。”

戈尔巴乔夫当晚冒着暴风雪去观看马勒第五交响曲的演出，就当从俄罗斯最黑暗的时刻带来的消沉中逃离。交响乐悲哀的小号独奏就像是他事业的安魂曲。

次日，叶利钦致电布什总统，向他保证权力的转移会以友好的方式进行。布什提醒他，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因为他们对和平作出的贡献而备受尊重。叶利钦承诺道：“总统先生，我保证，并且以个人的名义向你承诺，我们会以最大的尊重来对待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一切都会以冷静而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不会有激进的动作。”[24]

白宫新闻秘书马林·菲茨沃特后来声称，美国总统不仅让叶利钦相信和平过渡的必要性，还告诉他要对戈尔巴乔夫好点，给他一辆车、一栋房子，总之就是好好对待他。他讲述道，后来布什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说：“你得表扬表扬叶利钦，或者至少别总是公开批评他了。不要总想着把他大卸八块，主动挑起争端。”

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还是担心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在等着他们，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向切尔尼亚耶夫透露，他认为叶利钦害怕受到他和谢瓦尔德纳泽这些人的反对，会想方设法除掉他们。他们当时单独待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戈尔巴乔夫走出去给赖莎打例行电话去了，雅科夫列夫把声音放得很低，以防有窃听设备。他跟切尔尼亚耶夫嘀咕道：“我想让戈尔巴乔夫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去当大使，也许可以去芬兰。叶利钦也不会反对的，我在这里对他而言太危险了。”切尔尼亚耶夫也警惕有窃听设备，只回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笑。

但这些担忧都在12月18日星期三的时候被放到一边了，戈尔巴乔夫最终向叶利钦承认一切都结束了，同意在年末也就是12月 31日结束苏联及其统治体系。至于他何时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他给自己写了一个便条：“也许是在21日之后，也许是在新年后。”

克里姆林宫墙外第一个得知戈尔巴乔夫将在年前离去的人是一个美国人，也是谢瓦尔德纳泽的熟人吉姆·加里森。当天，他正作为国际外交政策协会的主席访问莫斯科，这也是他动员援助苏联儿童的任务的一部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把他带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聊天。加里森将是戈尔巴乔夫担任总统期间的最后一个国外访客，他回忆道：“戈尔巴乔夫精力充沛、心情愉快、满脸笑容。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很惊讶他还有时间留给我这样的人。”[25]加里森告诉戈尔巴乔夫，他已经在两天前组织往俄罗斯运送了大量的食物，用的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安东诺夫运输飞机；他还说，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飞机的副驾驶员含着眼泪说：“我这辈子都在练习怎么飞往苏联，但我以为我会载着弹头飞到这儿。”

加里森从桌子旁站起来的时候，雅科夫列夫用一只胳膊搭住他说：“你应该知道我们在一周内就要辞职了。不要告诉其他人。”加里森震惊了，他问：“你是说真的吗？”雅科夫列夫回答道：“已经没有选择了。”这个美国人又问道：“那我能做些什么吗？”雅科夫列夫回答道：“是的。你能再派一架安东诺夫送食物过来吗？你能弄些肉来吗？莫斯科现在已经没有肉了。”在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加里森给前百事公司的董事长唐纳德·肯德尔打了个电话，肯德尔当时在经营必胜客，加里森安排他用C-5运兵机往俄罗斯运送一飞机罐装牛肉。

另外，戈尔巴乔夫对他下台的日期故意含糊了几天。12月20日，在跟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通话中，他坚持说自己不会很快下台，因为权力的过渡必须以符合宪法的方式进行。但房屋收回通知已经成堆了。当天下午，按照叶利钦的命令，国家银行将总统账户冻结了，使得戈尔巴乔夫无法授权他自己或是他的个人工作人员的支出。另一道叶利钦的政令将克格勃阿尔法小组精英置于俄罗斯总统的单独控制之下。

12月21日，星期六，阿拉木图，叶利钦和十五个创始国中其他十个共和国的国家元首签署成立了独联体。他们忽视了戈尔巴乔夫写来的一封长信，戈尔巴乔夫在信中主动提出扮演一个联合的角色。这十一位总统签署了文件，宣称独联体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准国家实体。《莫斯科新闻报》记者维克多·基亚尼沙报道，戈尔巴乔夫的画像笼罩在会议进程中，就像是无声的谴责。他们在意的另一个人是“一直在苏联飞来飞去寻找核按钮的”詹姆斯·贝克，贝克通过坚持他提出的国际认可五原则，实际上“打通了独联体，不论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叶利钦第二天回到莫斯科，告诉记者，他们已经讨论好戈尔巴乔夫的未来。他说，在过去，领导人都是被从政治和社会中清除，接着被遗忘，然后要么是死后被改葬，要么被中伤。但他们不会这么卑劣。他们会允许戈尔巴乔夫继续活跃在社会上，还会给他财政保障。

戈尔巴乔夫在得知这些共和国领导人举止如此傲慢的时候勃然大怒。他怒气冲冲地说：“对我来说，他们的存在污染了空气，他们羞辱了我。”[26]这位曾经对共和国来说拥有像沙皇一样滔天权力的前共产党总书记宣称，自己“被这些人的背叛行径震惊到了，他们将国家切割得支离破碎，就是为了报复，然后将自己捧为沙皇”。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同他一样鄙视这些共和国领导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愤愤不平地抱怨道，他们的智商低到“只要你跟他们讲话，你也会变成傻子”。[27]

叶利钦又给布什总统打了一次电话，告诉他独联体已经成立了，“所以中央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布什马上又给戈尔巴乔夫打了电话。

他发现苏联总统处于暴躁的情绪中，对叶利钦以及什么事自己都被撇到一边的方式感到愤怒。他痛苦地说道，叶利钦背着他做了一个交易，将苏联解散了。“在政治上，真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跟这些政客打交道。”美国总统让他冷静下来。布什跟他保证：“我是从非常专业和私人的角度来看待你的。”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不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苏联的总统都被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震撼到了……他的权威正在流失”。

戈尔巴乔夫紧抓着克里姆林宫不放，让切尔尼亚耶夫恼怒不已，叶利钦对待戈尔巴乔夫的方式也让他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尼古拉斯二世至少还受到来自杜马的代表团要求他辞职的待遇，他有勇气放弃延续了三百年的王朝的皇冠，而戈尔巴乔夫简直就是被粗暴地推翻的。”[28]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感到惊讶，戈尔巴乔夫居然能够这么长时间都抱着他能拯救苏联的可悲希望。“火车已经往前开了，戈尔巴乔夫在后面追赶，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历史正朝着反方向前进。”雅科夫列夫自己很清楚共和国有多高兴能够与中央分离。一位总统曾粗鲁地告诉他，“宁为鸡首，不为凤尾”。但戈尔巴乔夫无法想象他们竟是这样想的。雅科夫列夫自问，是戈尔巴乔夫太吹毛求疵了吗？不是。他们二人都因为自己许多不切实际的希冀感到深深的痛苦。

他总结道：“只有承认戈尔巴乔夫走在俄罗斯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的前沿，批评才有可能是公正的。”[29]

1. 引自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和沙利文（Sullivan）合编的《俄罗斯与独联体》（Russia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第 43 页。

2. “自由生活广播”（Liberty Life Radio），白俄罗斯公共服务系统（Belarusian Service），2006年12月8日。

3. 洛吉诺夫（Loginov），第462—463页。

4. 《苏维埃白俄罗斯报》（Sovetskaya Byelorussia），“桌上的四十五个人”（45 People at the Table），柳德米拉·马斯柳科娃（Lyudmila Maslyukova）撰，2001年12月8日。

5. 科尔扎科夫《鲍里斯·叶利钦》，第160—164页。

6. 沙赫拉伊（Shakhrai）的评论来源于www.vesti.ru，2001年12月12日。

7. 2009年秋天对格拉乔夫的访谈。

8. 沙波什尼科夫《选择》，1991年12月8日的一则日记。

9.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848—849页。

10.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第554—555页。

11.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849页。

12. 切尔尼亚耶夫《1991》，12月10日的一则日记。

13. 梅德韦杰夫（Medvedev）《苏联》（Sovetsky Soyuz），第 567—568 页。

14. 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国际基金会《自由的突破》（Breakthrough to Freedom），第169，273页；哈夫（Hough）《苏联的民主化与革命》（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he USSR），第482页。

15. 戈尔巴乔夫《1991年9月》，第67页。

16. 格拉乔夫《最后的日子》，第146页。

17. 贝克和德弗兰克《外交政治》，第563页。

18.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12日的一则日记。

19. 斯蒂尔《不朽的俄罗斯》，第232页。

20. 布雷斯韦特《莫斯科河对岸》，第268页。

21. 贝施洛斯和塔尔博特，《最高级别》，第455页。

22.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14日的一则日记。

23. 贝施洛斯和塔尔博特《最高级别》，第455—456页；帕拉兹琴科《我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那些年》，第353—354页.

24.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第557页。

25. 2010年7月对加里森的访谈。

26. 雷姆尼克《列宁陵墓》，第499页。

27.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18曰的一则日记。

28. 同上，1991年12月22日的一则日记。

29. 雅科夫列夫（Yakovlev）《雾霭》（Sumerki）, 1991年12月22日的一则日记。

第22章
12月25日：傍晚

离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给他六年多前继承来的、现已几乎消亡的帝国作演讲还剩下十分钟的时候，他的发型师兼化妆师来到他的办公室，替他准备上镜。她手法专业地上粉遮住他的胎记，戈尔巴乔夫秃脑门上的这个血管畸形通常因为呈现出的紫色而被称为葡萄酒色痣。戈尔巴乔夫早期发布的肖像画上，胎记都被用画笔修掉了。这是在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引进政治公开之前的事了。

苏联总统好奇CNN和俄罗斯电视台的摄影机都去哪儿了。他以为他会在总统工作桌上进行离别演说。他问道：“他们要去哪儿拍摄呢？”作为这次电视报道负责人，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告诉他，在四号会议室已经布置好了一个模拟办公室。戈尔巴乔夫问道：“为什么不在我的办公室呢？”雅科夫列夫解释道，参加的技术人员、摄影师和记者太多了，更别提那些设备器材了，在真办公室准备播放的话，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CNN已经在楼下设置好了他们的播放操作。戈尔巴乔夫他们也只能去那儿了。[1]

雅科夫列夫评论道，“CNN向153个国家播放”，强调辞职演讲通过这个网络达到的全球覆盖率的重要性。

戈尔巴乔夫指出：“这其中也包括了独联体的十一个国家。那么，就不要冒险换地点了。”

他突然站起来，将告别演说和辞职的政令放进他的软皮文件夹里，最后一次作为苏联的总统离开办公室。

当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助手们进来时，模拟办公室已经被弧光灯照得灯火通明了。摄像机、电缆和通讯设备刚完成设置和连接。临时改变地点将会让电视工作人员惊慌失措。

CNN的27名工作人员加上俄罗斯技术人员，以及一些官方的摄影师，要么在房间里忙来忙去，要么零零落落站在走廊上。电影制片人伊戈尔·别利亚耶夫正在指导俄罗斯的摄像机来制作自己的纪录片。

这个房间被布置得尽可能像真的办公室。地板上覆盖着和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类似的绿色花地毯。桌子旁边是一堆电话，但这四部电话从没接通过。在椅子后面，从镜头望去的左边，一幅镶着金边的克里姆林宫画像前，苏联国旗垂在一根十英尺高的杆上。后边的墙上则挂着扎成扇形的窗帘。头顶上悬挂着跟总统办公室里一模一样的大枝形吊灯。然而，真办公室里放高背皮椅的地方放的是丝绒的盾形背椅，这样能在牡蛎青的锦缎背景下，让摄像机清晰地捕捉到戈尔巴乔夫的轮廓。

莫斯科美联社办事处的成员刘香成混在站着调整角度的摄影师中间。[2]刘香成生于香港，当汤姆·约翰逊打到他的移动电话上让他尽快赶到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他正开车在莫斯科到处转，寻找拍摄图片的机会。约翰逊除了是CNN的总裁，还是美联社的董事。没有国外新闻机构能够进入克里姆林宫见证这一值得载入史册的事件，而约翰逊把刘香成和美联社记者艾伦·库珀曼的名字加到他的员工名单里，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偷偷送进去。

一开始，刘香成不太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我一走进这个装饰华丽的悬挂着枝形吊灯的房间，就知道有大事要发生了。不过，我在现场没有看到任何俄罗斯记者或塔斯通讯社的摄影师。也没有任何西方记者。汤姆跟我打招呼，说让我留下来，因为在电视直播讲话结束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会接受CNN的采访。我这才意识到戈尔巴乔夫马上要进行辞职演说了。”

刘香成蹲在支撑着一台巨大的一代苏联电视摄像机的三角架前，准备拍下戈尔巴乔夫卸下权力的决定性照片。

戈尔巴乔夫好不容易穿过混乱的人群，与汤姆·约翰逊握手后，在核桃木桌后面就座。房间很快就清空了，只剩下几个CNN和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切尔尼亚耶夫、格拉乔夫、帕拉兹琴科和两个雅科夫列夫，即亚历山大和叶戈尔，都站在拍摄范围之外。

戈尔巴乔夫打开了绿色文件夹，里面装着他的演讲稿和两道政令，一道是关于他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另一道是关于把军队指挥权和控制权移交给叶利钦的。一个助手进来把一个杯子和杯垫放在他右手边的桌面上，里面是牛奶咖啡。戈尔巴乔夫抻了抻他的稿子，他低着头，仿佛在自言自语，用平静的声音说：“如果你不得不离开，你就得离开。时间到了。”

在还剩下两分钟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跟切尔尼亚耶夫和格拉乔夫低声协商。他又问了问应该在辞职之前还是之后签署政令。他们决定之后会好些。

一个穿着红色衬衫和及膝紫色开襟毛衣、身材结实的俄罗斯助手指着镜头问戈尔巴乔夫：“您觉得那个行吗，有没有觉得不舒服？”戈尔巴乔夫回答道：“没问题。”

在现场报道临近开始的时候，一个穿着灰西装、蓝衬衫、系着蓝色领带的保安弯下腰命令刘香成离开。刘香成拒绝了，保安愤怒地瞪着他。保安对他低声呵斥，不允许他在演讲的电视直播期间拍照。刘香成回答：“好的！”但是，他肯定不会照做。

一个技术人员将麦克风夹在总统的领带上，戈尔巴乔夫从西服外套内侧口袋里拿出一支毡尖笔。他在绿色文件夹上试了一下。笔不好用。他的发言人俯身过来，他回头看了一眼说道：“安德烈，笔太硬了。你难道没有软一点的笔吗？给我一支好用点的笔签字。”

站在几步开外的约翰逊看见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把手伸向口袋，拿出他的妻子埃德温娜送给他的二十五周年结婚纪念日礼物，一支万宝龙圆珠笔。这一突然举动引起了房间里保安人员的警惕。卡斯尔笑着说：“他们就差拔出他们的AK-47了。戈尔巴乔夫对他们说：‘Nyet Nyet!’（没事，没事！）”[3]

约翰逊回忆道：“我们马上就要向俄罗斯电视台和全世界直播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解体和向鲍里斯·叶利钦转移权力了。在直播开始前四十五秒到一分钟的时候，我正站在离戈尔巴乔夫一人远的地方。他拿出一支苏联制造的绿色笔来试用……笔似乎不太好用……然后我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跟他说道：‘总统先生，您可以用我的笔。’”[4]

戈尔巴乔夫接过这支泛着黑色树脂光泽、有着金色笔尖的德国笔时，笑着说：“是美国笔吗？”

约翰逊说道：“不是的，先生，应该是在法国或是德国制造的。”

“这样的话，那我就用它了。”

媒体人员再次为苏联的结束提供了工具。

戈尔巴乔夫在绿色文件夹上试了试笔，觉得挺满意，便结束了与助手们的讨论。他将刚刚助手们的建议抛在一边，拿起关于辞去苏联总统职位的五页政令和关于放弃苏联军队总指挥职位的政令就签。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历史时刻也没有进行直播，因为摄像机都还没开。他将笔放在咖啡杯外面的桌沿上，然后将签好的政令放在文件夹左边。

全世界各个城市的观众都在收看CNN直播的一个苏联领导人所作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辞职演说。

在华盛顿郊区，对神秘而封闭的苏联研究多年的苏联问题专家、记者、学者和经济学家，都暂停为圣诞午餐做准备，观看来自莫斯科的新闻。他们很多人还处于迷惑不解的状态——因为就在几周前，苏联似乎还能以某种方式持续下去。

正在戈尔巴乔夫准备进行广播的时候，另一个一路鸣笛的车队到达了克里姆林宫。这是俄罗斯总统，刚在白宫结束与莫斯科副市长尤里·雷日科夫的危机会议。他的车在七点前几分钟停在14号楼前面。叶利钦在根纳季·布尔布利斯陪同下，乘坐电梯到达他在四层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一个助手打开了电视。

叶利钦的办公室比在毗邻大楼里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办公室更有人情味。墙上装饰着一幅叶利钦在政变中站在坦克上的照片、一幅装饰华丽的宗教偶像画和一幅他八十三岁老母亲克拉夫季娅·瓦辛叶夫娜·叶利钦的装裱油画，这幅油画是从一个有名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传播者——画家伊利娅·格拉祖诺夫——的一张照片仿造来的。办公室里还有一幅地图，上面满是彩色的大头针，标记出种族和民族主义危机的热点区域。

这群人围在电视机前面，观察戈尔巴乔夫按照叶利钦在十个月前发表的著名电视演说中公开对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去做。但是，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挑起了全世界的愤怒和惊愕。

现在，过渡的最后一个行动也全部就绪了。只等到戈尔巴乔夫结束讲话，俄罗斯总统就会穿过那座窄院到达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在那里，在沙波什尼科夫和电视摄像机的见证下，他将正式接管核提箱，并将成为苏联最后一任总统合法的俄罗斯继任者。

世界将看着这两个对手在核提箱易主时握手微笑，长达七十四年的苏联统治将落下帷幕。至少计划中应该是这样的。

1. 2009年10月对格拉乔夫的访谈；格拉乔夫《最后的梯子》，第188—189页。

2. 2010年1月对刘的访谈。

3. 2009年9月对卡迪尔的访谈。

4. 2009年9月对约翰逊的访谈。

第23章
核桃厅的交易

关于权力转移的细节，是在苏联总统1991年12月25日晚上辞职演讲的两天前，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磋商了九个小时后制定的。[1]

在结束他政治生涯的别洛韦日森林密谋之后，戈尔巴乔夫经历了悲痛的前两个阶段——否认和愤怒。在阿拉木图之后，他过渡到第三个阶段——讨价还价。他现在不得不协商他的退休福利了。他已经让助手们起草关于他的养老金和生活条件的政令，准备辞职演说的演讲稿了。但他始终无法强迫自己推动事情走到最后一步。

叶利钦推进事情的方式有他典型的风格。12月23日，星期一的半上午，俄罗斯总统递过话来，说他正在去参议院大楼的路上，想跟戈尔巴乔夫谈谈退出政治生涯的条件。在六年前的今天，戈尔巴乔夫将叶利钦提拔为莫斯科共产党的领袖。

总统的助手们对于这种临时通知感到很愤怒。格拉乔夫认为叶利钦一如既往地表现得反复无常、争强好斗。[2]但就像戈尔巴乔夫的前代理发言人谢尔盖·格里戈里耶夫所言，“叶利钦现在已经握着戈尔巴乔夫的命门了”。既然共和国已经签署即将于1月1日生效的独联体，就没有苏联总统的位置了。

叶利钦的突然到场让戈尔巴乔夫的人倍感尴尬。他们已经提醒泰德·科佩尔和他的电视工作人员，进克里姆林宫拍摄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科佩尔说：“当我们在星期一的早晨拿起设备时，得知戈尔巴乔夫将花上几分钟在办公室录制他的辞职演讲。我们还得知，他正在修剪头发，为录制做准备。跟我们一起等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化妆师。期间，有个总统的私人保镖过来告诉我们，戈尔巴乔夫马上就到了。总统办公桌后面放着两面苏联国旗，光亮可鉴。来自苏联国家电视台的两台大型摄影机的录制信号灯已经在闪了。

“但是，他始终没有出现。当时是十一点刚过，鲍里斯·叶利钦要来克里姆林宫开会。”[3]

叶利钦已经在来的路上，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取消预录演讲的计划，并快速决定他到底什么时候宣布辞职。他告诉格拉乔夫，他最有可能在明天现场直播自己的辞职演讲。他叹气道：“拖延没有什么意义。”

格拉乔夫建议道：“等到星期三是不是比较好？明天是12月24日，圣诞前夜。在许多国家，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让他们平静地庆祝吧。”戈尔巴乔夫显然像他的新闻秘书一样没意识到圣诞节才是“最大的节日”，说道：“好吧，不过最晚就在星期三了。”

格拉乔夫问戈尔巴乔夫是否接受让美国和俄罗斯的电视工作人员录制两位领导人互相致意的画面。这将是一次塑造俄罗斯命运的两个人物之间的重要会面，应该载入史册。戈尔巴乔夫跟他挥挥手表示同意。

格拉乔夫知道叶利钦有多麻烦，也担心他可能会怀疑有什么埋伏，于是他也去寻求叶利钦的允许。当叶利钦从电梯里出来时，侧边站着他警惕的保镖科尔扎科夫，面无表情，格拉乔夫问他，摄像人员能否录制他到达时的画面。叶利钦不耐烦地哼声说：“不可能，否则我就取消这次会面。”格拉乔夫给电视工作人员打信号让他们离开。要看谁的脸色大家都心知肚明，哪怕是在戈尔巴乔夫自己办公室的附近。

科佩尔记得俄罗斯领导人在走向办公室的时候怒视着他。他觉得叶利钦在生他的气。“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他觉得我应该把他挖出来。他才是新的弄潮儿。这是他的时刻；他正在吞并所有的权力。一分一秒从戈尔巴乔夫的手中夺来的权力。”

在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叶利钦毫不客气地告诉科佩尔他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不喜欢他。”

叶利钦一直等到记者们都离开了，才跨进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门口。

克里姆林宫侍者叶妮亚端来一个托盘，上面有咖啡、咖啡杯、烈酒杯，还有两瓶酒，一瓶是给叶利钦的伏特加，一瓶是给戈尔巴乔夫的五十年的白兰地。切尔尼亚耶夫干巴巴地评论道：“这些酒是给他们就咖啡喝的。”在寒暄了几句后，他们脱掉外套，穿着衬衫、系着领带走到旁边的核桃厅。1985年3月11日，苏联领导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去世后的第二天，就是在这个房间，共产党政治局同意让戈尔巴乔夫担任党的总书记和苏联毫无争议的领导人。

这两个对手坐在放着十五把椅子的柚木长桌的尽头，在白色的枝形吊灯下，讨论着在阿拉木图达成的协议的后果。戈尔巴乔夫又生气，心情又沉重，但还是放弃了。用格拉乔夫的话说，“已经覆水难收了”。

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妥协道，为了和平和秩序，他将公开接受独联体作为苏联的合法继承者。叶利钦认真倾听戈尔巴乔夫关于巴尔干化可能带来危险的警告。而相应地，他要求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戈尔巴乔夫在他把休克疗法应用到俄罗斯时给予支持，或至少不要批评他。

这次会面的气氛不可避免地变得紧张。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注意到，卑微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脾性，宽宏大量也不是叶利钦的风格。两人同意邀请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来担任会议的“公断人”。

这位六十八岁的政治公开之父一瘸一拐地走进房间。他是出于好奇才进去的。这意味着他“不仅是见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高尚事业开始的人，也是见证其结束的人”。像他的导师一样，这位前加拿大大使和经济改革强有力的支持者不想看到苏联的分裂，他反对叶利钦的所作所为。然而，俄罗斯总统却因为他在八月政变中的勇敢表现和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行动而对他怀有尊重。10月的时候，叶利钦指派雅科夫列夫担任一个洗刷政治压迫受害者罪名的委员会的主席。

两位总统就过渡的进度达成了一致。戈尔巴乔夫将在两天后，也就是12月25日，引退。他将在25日晚上七点向全国播放辞职演说。结束演讲后，戈尔巴乔夫会签署辞去总统职务的政令和放弃苏联军队总指挥职务的政令。在那之后，叶利钦会在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的陪同下，立刻前往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接管核提箱。戈尔巴乔夫和他手下的人可以在他辞职后继续使用他们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四天，一直到12月29日，来处理未竟事物，并收拾他们的办公桌，然后，叶利钦将作为俄罗斯总统，与工作人员一起入驻克里姆林宫。红旗将在12月31日从克里姆林宫降下。[4]夏哈纳扎罗夫在会议中间被叫进去了一会，他要在第二天告诉戈尔巴乔夫的全体助手、官员、翻译官、接待员、打字员和研究员，他们要在12月29日离开克里姆林宫，总统机构将在1月2日停止运转。[5]

而作为报答，戈尔巴乔夫将优雅地下台，不挑战叶利钦继任的权力，并远离政治，让俄罗斯总统在实施经济改革的时候能够随意使用权力。

基本事项敲定后，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处长格里戈里·列文科和叶利钦的秘书处长尤里·彼得罗夫被带进来，记录关于戈尔巴乔夫未来福利的具体内容。

叶利钦后来声称：“戈尔巴乔夫交上来一大堆要求——他的薪酬包——有好几页长。几乎所有的事项都是纯物质要求。他想要一份与通货膨胀相挂钩的相当于总统薪水的养老金；一套总统公寓和一栋总统别墅；为他和妻子准备一辆车。但最不可思议的是，他想成立一个基金会，想要莫斯科市中心的一栋大楼，即前社会科学学会大楼，还要安排好基金会的用车、办公室设备和保镖。他的心理逻辑很简单：你不是那么想摆脱我吗，那我只好掏空你的口袋了。

叶利钦同意让戈尔巴乔夫一家退休后住进一栋小点的国有别墅和一套小点的公寓，配给他们两辆公车和二十名工作人员，其中有保镖、司机、厨师和服务人员。他拒绝批给前总统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和职员，也减少了所要求的养老金数额和保镖的数目。他签署了一道政令，付给戈尔巴乔夫一份相当于其工资的养老金，也就是4 000卢布一个月——十倍于苏联平均工资水平，但按外汇率来算的话，只有40美元。这个安排不会让戈尔巴乔夫陷入贫困。他已经收到他的回忆录的预付版税了。

他们接下来敲定有关戈尔巴乔夫核心团体的条款。他们同意成立一个双边委员会，由列文科和彼得罗夫带领，为戈尔巴乔夫被撤职的员工找工作。苏联总统请求叶利钦让他的同伴伊万·西拉耶夫和夏哈纳扎罗夫以合理的价格买下他们所住的国家别墅。西拉耶夫是苏联最后一任总理，这个职位在政变之后就失效了，而夏哈纳扎罗夫在苏联混乱的最后几年一直陪在戈尔巴乔夫身边。俄罗斯总统同意了。他转向雅科夫列夫，提出了同样的条件。雅科夫列夫拒绝了。不过几年后他后悔了当时的决定，因为莫斯科的房价飞涨。

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谈妥的条款符合苏联最高苏维埃一年前通过的立法。这项立法规定了离职总统享有养老金、一栋国有别墅，配有必要的员工、保镖和运输工具。这些条款与唯一被罢黜的另一位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4年获得的条件有惊人的相似。赫鲁晓夫，另一个自封的改革者，被政治局以所谓的政策失误和错误行为免职。他获得了一份养老金，被允许在离职后继续在他的总书记别墅和城市公寓待一年，之后搬进了一栋小一点的别墅。但赫鲁晓夫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他直接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他的名字直到七年后他去世时才再次出现在莫斯科的报纸上。这个前例让戈尔巴乔夫消沉不已。他痛苦地流了好几天眼泪。有一次问到赫鲁晓夫退休后都在干什么时，他的孙子回答道：“他在哭。”戈尔巴乔夫不会变成一个无名人物，但他也在最后一天来临之前流了眼泪。

雅科夫列夫回忆道，这两个对手到了这个关头还能设法进行一次非常公事公办、互相尊重的会议。“他们时不时会吵两句，但不带任何怨恨。我很遗憾他们以前没有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开始合作。”他认为两边的人吹的耳边风促使他们之间的氛围越变越差。

下午一点的时候，叶妮亚给这三个人送来午餐。他们各自吃着沙拉和色拉米、土豆和卷心菜派，喝着起泡的矿泉水。当这位侍者端着空托盘出来时，两位总统的助手追问他关于会面的进展。他告诉他们，会议看起来已经以文明的方式开始了。

在关于过渡的物质条款达成一致后，列文科和彼得罗夫离开房间。只有雅科夫列夫留下来见证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戈尔巴乔夫给叶利钦出了一份证明，让他有权阅读总书记档案的控制权。档案里包含了从列宁建国开始由历代苏联领导人传递下来的秘密文件，总数有一两千份。他们被苏联高级官员称为斯大林档案。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公开政策之下，过去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的许多罪行已经首次得到承认，但最高级别的秘密文件仍然掌握着苏联最高当权者的犯罪行为的证据，这些犯罪行为大多数都没有公开承认。这些文件牵涉到最近的苏联领导人的掩盖手段和对斯大林错误的否认，还有许多证实了以下指控的血腥篇章：在过去，苏联共产党就是一个巨大的犯罪阴谋，还牵涉进国际恐怖主义。

每任总书记在就任时都会接管这些档案。他们都知道，或者可以找出，这些档案所掩藏的秘密。

戈尔巴乔夫交付的一份文件详细叙述了一项计划，给左翼官方爱尔兰共和军派一艘装满武器的船，当时这个非法组织正在北爱尔兰进行轰炸和杀戮。这个叫做“飞溅行动”的计划得到了政治局成员、克格勃负责人尤里·安德罗波夫的首肯，回应了爱尔兰共产党领导人迈克尔·奥里约旦的请求，迈克尔声称他与官方爱尔兰共和军取得了秘密联系。安德罗波夫在1972年8月21日签署了一项内部通知，授权将一批从德国缴获的武器沉入北爱尔兰海岸的爱尔兰海域，其中包括两挺机关枪、七十支自动来福枪、十支瓦尔特手枪和41 600发子弹，后来让一艘渔船上的“爱尔兰朋友”拖起来。安德罗波夫表明，一艘侦察船Reduktor号已经选好了地点，利用回声测好了水的深度。后来，叶利钦不能确切地说“飞溅行动”是否成功了，但他推测很有可能，“我们的‘朋友’又一次因他们标志性的爆炸和杀戮出名了，让整个世界都颤动了”。[6]

然后，戈尔巴乔夫把椅子往后推，走向他办公室里的保险柜，从中抽出两个用绳子捆起来的大信封，信封上的蜡封已经被拆开了。戈尔巴乔夫回到座位上，说道，有一份文件他们应该先看。他先给在场的两位同伴阅读文件上的内容。这是由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首领）拉夫连季·贝利亚于1940年3月 5日发的内部通知，建议将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里的25 700名波兰犯人处死。上面是斯大林用蓝色铅笔写的字，“政治局决议”，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的签名。戈尔巴乔夫还给他们大声读了来自前克格勃负责人亚历山大·谢列平的证词。1959年，谢列平给出了在1940年被枪杀的波兰受害者的总数—— 21 857，并向赫鲁晓夫建议毁掉一切相关文件。[7]

这份文档是政治局曾下令屠杀波兰官员的确凿证据。在戈尔巴乔夫上任五年后，苏联的惯例还是继续战后编造的谎言，指责德国人在1941年入侵苏联后进行大屠杀。直到1990年4月，挖掘出的大量尸体和详细的证据迫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承认事实，但也只是部分事实。他授权苏联新闻机构塔斯通讯社因斯大林“极其可耻的罪行”向波兰表示深深的忏悔，仿佛这是斯大林的个人行为。

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承认过有证据表明政治局完全批准了欧洲历史上最糟糕的罪行之一。现在，最终拿出来的不仅有斯大林和臭名昭著的贝利亚共同犯罪，还有苏联共产党犯罪的绝对证据。

雅科夫列夫越听越愤怒。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一直在到处寻找这些文件。他马上得出结论，戈尔巴乔夫一直都知道这些文件的存在，只是瞒着他。

他后来写道：“戈尔巴乔夫当着我的面把装着所有卡廷惨案相关文件的包装袋给了叶利钦，信封被打开后，我发现里面居然是关于射杀波兰军人和平民的记录。戈尔巴乔夫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就好像他们从没讨论过这件事一样。我一次次地问他，在中央委员会总务处的政治局档案中，有哪些文件是与这件事相关的，每一次都得到相同的回答——没有。”发现戈尔巴乔夫多年来一直瞒着这些材料的存在让他感到很困惑。“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公开这些，他将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受益良多；他不能很好地判断他的人民，在自我判断上则更加糟糕。”

戈尔巴乔夫后来声称，他是在前一天晚上才从列文科那里拿到这些罪证的，列文科通过这些档案的主管来引起戈尔巴乔夫对这些档案的注意，并坚持让总统查看。据戈尔巴乔夫所说，看到“这些一口气宣布成千上万人的死亡的要命文件”，他都快喘不过气了。[8]

戈尔巴乔夫的前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在两年前有一次去波兰访问前，将前文中提到的文件展示给戈尔巴乔夫看，而他的上司告诉他不要将这些文件给任何其他人看，还说：“这是件要命的事。”[9]档案的注释显示，波尔金确实在1989年的时候打开过含有政治局下令射杀波兰人的文件，还显示出从斯大林往后的每一任苏联领导人，包括戈尔巴乔夫，都阅读过这份秘密文件，自然也知道事实真相。根据戈尔巴乔夫所言，波尔金向他展示的两份文件只讲述了斯大林时期有一个委员会将大屠杀的罪名扣到纳粹头上。

切尔尼亚耶夫后来发表了一个仁慈的观点，也许波尔金是想败坏戈尔巴乔夫的名声，他怀疑戈尔巴乔夫是不是真的见过那个处刑命令。

这三个人都赞成这份“确凿证据”文件应该交给波兰人。戈尔巴乔夫把文件递给叶利钦，说道：“我担心这会引起国际纠纷。但现在这是你的任务了，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在次年10月份将这些文件向俄罗斯媒体公开。[10]

其他的秘密文件都塞在箱子里。戈尔巴乔夫说：“拿去吧——都是你的了。”雅科夫列夫后来才“目瞪口呆地”发现，这些文件包括一些连研究布尔什维克暴行的他都无法想象的秘密。其中有一道由列宁签署的命令，在1918年到1921年的内战中处死2500名位俄罗斯东正教牧师，不过这道命令有没有执行就不得而知了。所有俄罗斯人都知道斯大林满手血腥，但很多人都将列宁当成国父来尊敬，无法将他和大屠杀联系在一起。

这位管理了苏联六年的男人询问自己能否免于被控告。叶利钦说道：“如果你还在担心什么事情的话，趁着现在还是总统，就赶紧承认了吧。”[11]戈尔巴乔夫没有采纳这个提议。

接下来，戈尔巴乔夫提到他将在莫斯科成立的基金会的问题，这样可以在他辞职后给他一个为公众提供服务的角色。他已经告诉他的助手们，这个基金会将是“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中心，将开启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的进程，如果必要的话，这个中心将担起强烈反对那些半吊子和平庸之辈的角色”。

现在，在核桃厅，戈尔巴乔夫用不那么刺激的语言解释，这个基金会将是一个从事经济和政治研究的非政府组织。他需要为他所称的“社会与政治调查基金会”找到一栋合适的大楼。叶利钦反对“政治调查”这个短语。他不想有一个充满敌意的基金会到处探听俄罗斯的政府事务。戈尔巴乔夫坚持说，这个组织不会变成一个“反对者的摇篮”。他们的交谈慢慢变得激烈，直到雅科夫列夫提出一个折中办法。他建议道：“那我们就把它叫做‘社会与政治研究基金会’吧。”最终，他们将名称定为：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国际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12]

叶利钦仍旧怀疑戈尔巴乔夫的意图。他问：“你不会以这个基金会为基地创立一个反对党吧？”戈尔巴乔夫回答道，不会，并且“只要俄罗斯的领导人进行民主改革，我还会支持和维护他”。得到满意答复的叶利钦在契约上签字，将莫斯科西北部列宁格勒大街上的一栋大理石门面的三层大楼移交给戈尔巴乔夫。这栋大楼曾经容纳了一个为国外地下工作人员进行学术训练的学院——列宁学院。

六点的时候，苏联总统出去了一会。他之前安排了与约翰·梅杰的一个告别电话。

英国首相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是了不起的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相信共产主义可以被改良的共产主义者，叶利钦则是一个认为它应该被摧毁的反共产主义者。去年7月，在伦敦的一次私人晚宴上，梅杰发现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有着自嘲式机智的魅力人物”，他用许多段子逗他发笑，其中就有排队买伏特加的男人跑去枪杀克里姆林宫总书记的故事。但是，梅杰认为戈尔巴乔夫完全抓不住自由市场的基本要素和竞争的价值所在，他对私有化几乎一无所知。不论怎样，这位首相还是对戈尔巴乔夫离开政治舞台感到伤心，于是打电话来问候。

戈尔巴乔夫的翻译官从自己的办公室被召集过来翻译这段电话对话。帕拉兹琴科发现。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附近走廊上，保镖岗位上的人特别多，其中包括了叶利钦的保镖。他们中有个人还看了他的身份证明才让他通过。这样的事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翻译官很快就发现，白兰地在戈尔巴乔夫身上起了作用。他的呼吸间都带着一股酒味，帕拉兹琴科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在说话的时候小心措辞，“也许是因为他不想因为喝酒而引起任何口误”。格拉乔夫也认为他的上司脸看上去有点红，在拿起话筒的时候还有点晕，好不容易才找着他与国际领导人谈话时使用的熟稔腔调，不过一两分钟后就又恢复了。切尔尼亚耶夫观察到，他的上司后来去跟梅杰打了个电话，他觉得这次谈话中的真诚可能让英国首相大吃一惊。

戈尔巴乔夫开口道：“亲爱的约翰，今天，我正在试着完成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防止现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导致损害。你知道我仍然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一个联邦国家，但是，还要考虑到共和国的立场。”他再次向梅杰保证，苏联的解体不会导致另一个南斯拉夫的出现。“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想，对于你来说也是。”他说，叶利钦和他已经谈了六个小时了，关于他们“对国家和世界的责任”，已经达成了共识。他又补充了一句外交辞令，“我希望你能多多关照独联体和俄罗斯”。他回头看了一眼格拉乔夫，似乎在确认之前协商的关于他辞职的时间，然后跟梅杰透露道：“我将在接下来两天的某个时候公布我的立场。”

他发表的一句评论泄露了他到这个时候都还不甘愿接受自己的命运已成定局。他告诉梅杰：“我还不想说再见，因为事情仍可能还有转机，甚至是颠覆。”

英国首相告诉戈尔巴乔夫，不管他做什么样的决定，“毫无疑问他都将在自己国家和世界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戈尔巴乔夫听到这些话后变得非常激动。

他的眼睛因为湿润而闪闪发光，回答道：“谢谢你所做的一切。赖莎和我非常喜欢你和诺尔玛。”

在戈尔巴乔夫离开房间期间，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以一种更加放松的方式继续交谈，因为他们又喝了不少伏特加。俄罗斯总统责备雅科夫列夫公开批评他让俄罗斯独立的行为，雅科夫列夫反驳道，他认为这个决定是“不合法的、不民主的”。但这些都没有针对个人的色彩。叶利钦问他，既然他现在已经当不成总统顾问了，有没有什么打算。雅科夫列夫说，他将会继续在基金会为戈尔巴乔夫工作。叶利钦说：“为什么？他不止一次背叛你。你又不是没有其他选择。”这样的话在雅科夫列夫听来就像是要请他到俄罗斯政府工作，但他没有接茬。他说，他只是替戈尔巴乔夫感到难过。“上帝都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有他这么惨。”

雅科夫列夫负责任地警告叶利钦，不要让情报部门权力过大，或让它控制传递给他的信息。他提醒道，克格勃提供给戈尔巴乔夫的情报就成功地让总统对民主主义者采取了强硬态势。叶利钦同意了，他说，他将建立五六个信息渠道——尽管雅科夫列夫后来留意到，这些渠道也没产生什么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谈话中自然就出现了外国情报安全部的主管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名字。就叶利钦所知，普里马科夫经常喝高。雅科夫列夫干巴巴地说：“比某些人喝得不多也不少。”叶利钦狐疑地看着他，但也没说什么。

戈尔巴乔夫似乎也不急着回去见叶利钦，就一直跟梅杰聊了半个小时。他手上的权力越少，谈话的时间就越长。有一次，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从他的办公室赶去参加一个已经迟到的会议时，有人听到他说：“该死的，每次戈尔巴乔夫打电话来，都要啰嗦上半个小时。”[13]

戈尔巴乔夫和梅杰道别后，跟格拉乔夫和切尔尼亚耶夫说道，他和叶利钦已经把事情都谈妥了，现在“我要进去把事情都结束掉”。

格拉乔夫从没关严的门缝里瞅了瞅戈尔巴乔夫办公室里的情形，他注意到红旗放在角落里，戈尔巴乔夫的眼镜盒放在桌上，核提箱放在办公桌上，所有这些都从视觉上证明戈尔巴乔夫仍是苏联的总统，哪怕只是有名无实的总统。他认为，“任何一个人只要取这栋建筑的一个横截面，然后看向三楼的房间，都会看到这幅超现实的场景。在楼顶上，苏联的红旗仍在飘扬”。

叶妮亚端着几碟冷肉、熏鱼和泡菜进了核桃厅。她还设法在厨房里给格拉乔夫和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弄到了面包、果酱和咖啡。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发现俄罗斯电视台正在播放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的《四小天鹅舞曲》，正是八月政变的三天里苏联电视台所播放的芭蕾节目。似乎电视台里有人在微妙地发出信号，第二次政变正在进行，而这次是由叶利钦带领的。

戈尔巴乔夫的这两个同伴在叶妮亚匆匆进核桃厅又匆匆出来后，缠着她问里面的人情绪怎样。叶妮亚很外交地回答道：“气氛看上去不错。”

在厨房旁边的电视转播室里，泰德·科佩尔和里克·卡普兰正在干等着，他们把天线支起来了，通过卫星连接与纽约进行联络，以防楼下有什么爆炸性新闻。最终，他们放弃离开了。

核桃厅的会议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九点左右，在戈尔巴乔夫又干掉了两小杯白兰地后，雅科夫列夫注意到他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苏联总统说他有点不舒服，就出去了，到旁边办公室的休息间里躺了下来。

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又单独待在一起了。他们只好又小酌了一个小时。叶利钦豪爽地承诺，他将起草一份政令，指示对雅科夫列夫进行特殊的规定，因为考虑到他曾为民主运动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戈尔巴乔夫的这位助手对他表示感谢，但后来指出，“他中途忘了他的承诺”。

在相互道别后，雅科夫列夫看着叶利钦沿着克里姆林宫狭窄的走廊大步向前走，就像是在阅兵场上行进一样。他觉得，“这是一个胜利者的步伐”，尽管俄罗斯总统可能只是在尽可能让自己站直。叶利钦的助手们拿着档案跟在他后面。格拉乔夫说道：“以他目前的状态，给他任何敏感文件都是不谨慎的。”

叶利钦吃力地走出参议院大楼，踏进夜晚异常温和的空气中——气温刚到零度以下，穿过窄院到达14号楼。他最亲密的同伴都等在那里：科济列夫、布尔布利斯、科尔扎科夫、他忠诚的助手列夫·苏哈诺夫，以及发言人帕维尔·沃夏诺夫。

他宣布：“都结束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去见他了。”

他的一名助手问道：“你的意思是从现在开始，他戈尔巴乔夫就得来拜见你了。”

叶利钦哼道：“来见我干什么呢？……对了，也许是来领他的养老金。”他们举杯庆祝叶利钦最终凌驾于戈尔巴乔夫之上。[14]

苏哈诺夫以胜利的姿态指着墙上的俄罗斯地图道：“在这片宏伟的版图上，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大过你了。”

叶利钦回答道：“就为了这个，一辈子也值了。”

与此同时，雅科夫列夫去看戈尔巴乔夫。他在休息间里找到了他。戈尔巴乔夫在哭。“他躺在沙发上流眼泪。”戈尔巴乔夫抬头看着他的老朋友，说道：“萨沙，你瞧，就这样了。”

雅科夫列夫承认，这是戈尔巴乔夫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戈尔巴乔夫说的这些话没什么意义，但听起来就像是一种知心话、一种悔恨、一种来自内心的绝望呐喊，它们阐述了（俄罗斯诗人费奥多·）丘特切夫的诗句：‘生活就像无法飞翔的折翼小鸟。’”

雅科夫列夫尽力去安慰同伴，保证他会光荣地退休，并通过他的研究机构变得举世闻名。他自己都快哭出来了。“我如鲠在喉。我替他感到难过，难过得我都想哭。这个人昨天还是控制世界和自己国家的重要改变的沙皇，是世界上几十亿人民命运的主宰，今天却成了又一场历史危机了无生趣的受害者。”

戈尔巴乔夫让他的朋友给他拿来一杯水，然后让他静一静。雅科夫列夫评述道，“改革的黄金时期就这样结束了”。他真诚地相信戈尔巴乔夫想给自己的国家最好的，但他却看不到最后了。“他不明白的是，如果你要对旧系统那样的庞然大物刀剑相向，你就要全力以赴……但他却是一个渐变论者……他没有在自己的手上沾上血腥，他想开启一个文明的社会。”[15]

在叶利钦的记忆中，这场延续一天的会议是“持久而艰难的”。他告诉一个记者，讨论的内容不能透露，因为涉及国家机密的传递，但“在会议结束后，我只想赶紧洗个澡”。

而戈尔巴乔夫在多年后回首时，记忆中的这场与叶利钦的会议是“不正式的、看似友好的”，但他痛苦地表示，“叶利钦的话，就像他的许多承诺一样，都做不得数”。

戈尔巴乔夫剩下要做的事情不多了，就只差告诉这个千疮百孔的超级大国的公民们他要下台了。

这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最后一次见面，甚至是最后一次交谈了。

1. 雅科夫列夫《雾霭》，1991年12月23日的一则日记。雅科夫列夫详细地描述了这次会议。还有舒尔根的《苏联大使》，第294—298页。

2. 2009年10月对格拉乔夫的访谈。

3. 2009年10月对卡佩尔的访谈。

4.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866页。

5. 夏哈纳扎罗夫《杰娜·斯沃博德》，第294页。

6. 叶利钦《为俄罗斯奋斗》，第311—316页。

7. 多布斯《打倒“老大哥”》，第310—314页。

8.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621页。

9. 希恩西亚拉（Cienciala）、列别杰娃（Lebedeva）和梅特尔斯基（Materski）《卡廷惨案》（Katyn），第254—255 页。

10. 同上，第346页。

11. 季莫费耶夫《俄罗斯的秘密统治者》，第26页。

12. 桑德尔（Sandle）《戈尔巴乔夫》（Gorbachev），第273页。

13. 索洛维约夫和克列皮科娃《鲍里斯·叶利钦》，第281页。

14. 科尔曼（Coleman）《苏联帝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第354页。

15. 雅科夫列夫《雾霭》，12月23日的一则日记。

第24章
12月25日：入夜

历史最终让戈尔巴乔夫尝到了苦果。12月25日，莫斯科时间晚上七点，东部标准时间上午十一点前三十秒，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取下他的大镜片眼镜，检查镜片是否干净，然后戴了回去。他看了几次表。然后，他抬头看向镜头，开始照着一张打印出来的纸念，都省了用提词器的麻烦。

他开始了[1]:“亲爱的同志们！同胞们！鉴于目前的形势和独联体的形成，我现在停止我作为苏联总统的所有活动。我是因为一些原则性的原因做出这个决定的。我一直非常坚定地支持自治、国家的独立和共和国的自主。但同时，我也支持保留一个联邦国家的形式和保持国家的完整。”

即使到了现在，他也还没完全放弃。通过用“停止”活动这样的用词，他留下了将来某天可能恢复活动的可能性。

他继续说道：“事态朝着另外的方向发展。分割国土和分解国家的趋势占了上风，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自从阿拉木图会议和该会议上做出的决定之后就没有改变过。并且，我坚信，如此重要的决定应该遵照公众的意愿。然而，我将在我的权力范围内尽全力确保阿拉木图协议带给我们的社会真正的统一，为摆脱危机铺好路，并促进一个持续的改革进程。”

格拉乔夫从镜头后看着戈尔巴乔夫，觉得他的声音一开始有些不自然与空洞。“他的声音就像要颤抖似的，而他的下巴确实颤抖了。”这一阵过去后，戈尔巴乔夫继续讲话时已经控制住了情绪。

他说：“最后一次作为苏联总统对你们讲话，我觉得有必要声明我关于自1985年就开始的道路的立场——尤其是存在大量矛盾的、肤浅的、偏倚的判断的情况下。”

几分钟前已经签署了政令放弃总统职位，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不是苏联的总统了，但他忽视了助手们的意见，失去了让这个直播具有一点仪式性的机会。

命运决定了当我成为国家元首的时候，这个国家存在一些已经很明显的问题。我们的物资很充足；有土地、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自然资源，而且上帝还赋予我们机智与天赋——但我们的生活要比其他工业化国家糟糕得多，而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在我就位时，原因就已经显而易见了——我们的社会处在一个官僚指挥系统的紧紧掌控之中。这样一来，我们国家注定要为意识形态服务，承担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因此处于最紧绷的状态。实施半吊子改革的尝试有很多，但都一个接一个失败了。这个国家正在失去希望。

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我们要彻底改变一切。

因为这个原因，我从未后悔自己没有碌碌无为地在位几年坐等退休。这是不负责任的、不道德的表现。我了解，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开启如此大规模的改革是一项最艰巨且冒险不过的任务。但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坚信，开始于1985年春天的民主改革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是无可非议的。革新国家和彻底改变国际社会的进程被证实是比预想中更加复杂的。然而，让我们先承认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步吧。

社会获得了自由，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精神上。这是最重要的成就，但我们还不能完全应对，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运用我们的自由。然而，不管怎样，一个历史任务算是完成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阻碍这个国家变得富裕昌盛的极权体系被废除了。

这是民主改革道路上的一个突破。自由选举、新闻自由、信仰自由、代议制立法和多党体系已经全部变成了现实。

我们已经开始引进多元化的经济，正在逐步实现多种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平等。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农民阶级正在振兴，个体农民出现了，数百万公顷的土地被分配给郊区和农村人口。生产者的经济自由已经得到法律的保障，自由企业、股份制和私有化正在进行。

在将我们的经济进程转向自由市场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些都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利益。在这些困难时期，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每个人得到社会保护——尤其是老人与小孩。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新世界。冷战、军备竞赛、我们国家疯狂的军事化，这些使我们的经济陷入瘫痪、扭曲了我们思想和破坏了我们品行的罪魁祸首都消失了。再也不存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了。

我还想再次强调，在这个过渡时期，我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确保核武器的安全控制已经竭尽全力。

我们将自己与世界对接，不再干涉他国事务，不再境外用兵，我们已经获得了信任、团结和尊重。

我们已经成为在和平与民主的原则基础上重组现代文明的主要根据地。

这个国家的各个种族和民族已经真正获得了选择自己的自治道路的自由。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民主改革追求，已经带领我们走到了离签署一个新的联邦协议一步之遥的地方。

所有这些改变都需要最大的努力，都是在与老旧的、过时的、保守的力量——前共产党和国家机构以及经济管理机构，与我们的思维定式、意识形态偏见和寄生虫似的平等主义心理所产生的越来越大的阻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下才得到的。这些改变与我们的不宽容、低水平的政治文化和对改变的恐惧产生了碰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浪费了这么多时间的原因。在新的体系发挥作用之前，旧的体系就轰然崩塌了。这使我们的社会陷入更深的危机。

我意识到大家对今天的严重局势的不满，对各级机构和我个人角色的严厉批评。但我想再次强调的是：在一个如此辽阔的国家，考虑到其传统的积重，根本改变的完成都是伴随着艰难与痛苦的。

八月政变让整体的危机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危机最具灾难性的影响是国家地位的崩溃。今天，我担忧地看到我们的公民失去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公民身份——这样的结果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沉重的。

我认为维持过去几年取得的民主成就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是在经历了过去所有的痛苦和悲剧之后才赢得了这些成就。不论遇到任何情况，以任何借口，我们都不能抛弃它们。否则的话，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所有希望都将被埋葬。

我说这些都是坦率而真诚的。这是我的道德职责。

今天，我想向所有支持过振兴国家的政策、参与过民主改革的公民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也感谢其他国家的政治家、政治和公众领袖以及成百上千万的普通民众——感谢他们理解我们的目标，给予我们支持，跟我们协商并提供真正的合作。

我离开是怀着担忧的——但也对你们、你们的智慧和精神力量怀有希望和信任。我们都是一个伟大文明的继承者，它的复兴和向一个现代的、庄严的生命的转变，依靠的是每一个人、所有人。

我还想真心地感谢这些年来站在我身边保卫正当的、正确的事业的人们。当然，我们本可以避免某些错误，在很多方面做得更好。但我坚信，不久，我们共同的努力将会有所成效，我们的人民将生活在一个繁荣民主的社会。

晚上七点十二分，戈尔巴乔夫结束了他的演讲。他看向镜头，最后说了一句：“祝大家一切都好！”

在俄罗斯电视台，播音员叶莲娜·米希娜宣布，“这是一个新的国家的新的一天”。几秒钟后，电视台的各个频道切换到正常播放状态。有人切回到木偶剧，有人切回到一个关于婴儿护理的纪录片。

戈尔巴乔夫的一些助手和工作人员看到他们的领导人完成总统任期里最后一个行为时，眼里都含着泪花，切尔尼亚耶夫突然觉得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悲剧人物，“即使我这样一个习惯天天见到他的人都觉得很难将这个术语用到他的身上，而他将因为这个术语被历史铭记”。[2]格拉乔夫认为，在观看的人之中，肯定有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在这个国家和世界注视下所犯的不可原谅的、不可弥补的错误。

对于半隐藏在摄像机后面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来说，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时刻，是他与戈尔巴乔夫在大约七年前开始的道路的结束。同时，戈尔巴乔夫又一次忽视了他的建议。他对演讲的建议几乎都没有出现在最后的演讲稿中，最后的版本大部分都是切尔尼亚耶夫的成果。他觉得戈尔巴乔夫没有那样的力量或勇气去批判性地分析和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演讲最终显示了戈尔巴乔夫是怎样自从四个月前的政变开始就与现实脱节的。他为自己辩护、正名和挽救面子的尝试是很牵强的。雅科夫列夫评述道：“这是缺乏自我分析的人的典型妄想。他没有走出他自己走进去的那条心理死胡同，已经与整个世界相违背了。”[3]

在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戈尔巴乔夫身上的时候，帕拉兹琴科发现自己在想也许有人也在看着他，“在想自己几个星期后会在哪里”。明天，他和同事们就要各走各的路了，他们的工作簿上将会盖上“因为苏联总统官职的清除而被解职”。

CNN的俄罗斯翻译官尤里·索莫夫实际上正在看着他的克里姆林宫同行，心想：“戈尔巴乔夫是帕拉兹琴科事业生涯最大的雇主，现在戈尔巴乔夫也陨落了。”[4]

索莫夫不像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一样情绪激动。他注意到CNN的员工里有一半都是俄罗斯人，他相信他们中没人关心这个。“我们中间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只不过是一次权力争斗而已。它影响不了我们。”他不但没有因一个帝国的覆灭感到震惊，反而认为所有的一切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崩溃了。他在多年后解释道：“多年来暴露出来的都是混乱和盗窃。我当时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索莫夫并不是倾向于与政客们产生共鸣。他只是认为，“如果你不能工作到疲惫不堪和愤世嫉俗的程度，你就做不成一个好的翻译；如果你太过于情绪化，你也做不成一个好的翻译”。

然而，他确实为CNN的成就感到与有荣焉。“我们互相鼓励。在一个国家领导人辞职的当晚对他进行采访，这对以前的广播网来说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CNN的制片人查理·考迪尔认为戈尔巴乔夫“动情而激昂的演讲”是他听过的最让人难受的演讲。“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悲伤。在直播完后，戈尔巴乔夫就像是斗败的公鸡，看上去很糟糕——仿佛肾上腺素都用完了，没了。”他想起了1968年林顿·约翰逊宣布他不能参加连任竞选那天的场景，当时考迪尔是作为一名白宫记者进行见证的。“约翰逊总统发动了越南战争，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像戈尔巴乔夫一样被人民拒绝，也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作了许久的斗争，最后不得不接受现实。”

汤姆·约翰逊在那天担任林顿·贝恩斯·约翰逊白宫政府的助理新闻秘书。他也敏锐地察觉到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和前美国总统决定不再参加竞选之间的相似性。“在这两个场合，我都感到一种悲凉。我觉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但都被自己释放的力量扫除。”[5]

戈尔巴乔夫一直等到确定电视摄像机已经不再拍摄。他叹了口气，向后靠了靠。在一阵短暂的沉默后，大家又开始忙活了。

克莱尔·席普曼和斯蒂夫·赫斯特拿来两把椅子，放在桌子前面，准备进行计划中的CNN采访。考迪尔坚持让闲杂人等离开房间。“我的意思是我们正在做的是世界级新闻——不是在做地方新闻。”

戈尔巴乔夫恳求道：“我们能简短点吗？”仿佛突然间被抽干了力气。在按计划将核提箱交给鲍里斯·叶利钦之前，他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格拉乔夫告诉CNN，他们只有问四个问题的时间。

这次采访是全球直播的，除了俄罗斯，在采访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说道，他希望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当他们在回首这段时期时，觉得它虽然艰难，但还是有必要的。“我们需要迈出一步，好在我们跨出了这一步。现在，我需要慢慢恢复，放松休息一下。”当被问到赖莎和其他家庭成员是怎样接受他辞职这件事时，他回答：“他们很勇敢地接受了。”

在席普曼看来，戈尔巴乔夫很虚弱、挫败、疲惫和忧伤，就像他已经精力衰竭，他仍然很疑惑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她感觉好像他们侵入了一个非常私人的时间。“我在那儿几乎都感觉很糟糕了。就像是去参加葬礼的气氛，”赫斯特惊讶于气氛的忧郁，“他的眼睛里盛满悲伤，全无之前的神采奕奕。”[6]

莫斯科的中央电视台在两个小时后才播出了这个采访，因为是在电视总部制片人心满意足地发现里面没有任何内容会冒犯到叶利钦之后才让播出。

戈尔巴乔夫离开桌子站起来的时候，拿起那只万宝龙笔，条件反射似的将这个闪亮的黑色物体插进胸前的口袋里。汤姆·约翰逊脑子在快速地转动。他一定不能让戈尔巴乔夫带着他珍贵的书写工具消失在走廊上，更何况它现在还有了历史意义。这位CNN总裁在演讲期间跟考迪尔小声道：“我的笔怎么办？”考迪尔嘀咕道：“拿回来！”当戈尔巴乔夫在往外走的途中停下来和他握手时，这位CNN总裁说道：“先生，我的笔！”帕拉兹琴科进行了翻译。戈尔巴乔夫突然笑了笑，说道：“哦，对！”他把笔递过去，就离开了。

席普曼感到很惊讶，戈尔巴乔夫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工具的重要性。“我看着汤姆、查理他们，我在想，这太疯狂了。我们拿到了戈尔巴乔夫签约移交苏联用的笔。”

有一个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倒是半真半假地想说服CNN留下这支笔。他得到的回答是：“没门！”（2008年，约翰逊将这支笔捐给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

刘香成为美联社拍到了他想要的照片，捕捉到了这个场合的终结感。他说：“戈尔巴乔夫整晚看起来都非常冰冷，他马上就要翻到演讲的最后一页了。我拿出我的摄像机，摆好，拍下了他（合上）装有演讲稿的文件夹的画面”。[7]

按下快门几秒钟后，刘香成感觉到一只拳头从三脚架后面重击在他的腰上。汤姆·约翰逊看见那个保安在戈尔巴乔夫摘下眼镜、关上文件夹时打了刘。他用口型问道：“你还好吧？”刘点了点头。他急需将照片拿到城市另一端库图佐夫大街上的美联社办事处冲洗出来。那名打他的保安堵住门口。“我能做的只有不停地请求：‘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放我出去吧！’最后，他打开了那扇又高又厚的门，我跑过红色的通道地毯，转过弯，继续以我最快的速度跑到走廊尽头。所有等在那儿的西方的、俄罗斯的记者和摄影师都惊讶地看着我一个人跑了出来。有一些人还冲我竖了中指。”

“当我拿着彩色负片从暗房里走出来的时候，我深吸了口气，因为我看到戈尔巴乔夫的画面拍得很清晰，而演讲稿文件夹被模糊化了，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第二天，这张照片几乎登上了所有世界报纸的头版，包括《纽约时报》。这让我想起1989年在北京的一次经历，当时我传送了杰夫·怀德纳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刘香成在他的书《苏联：一个帝国的陨落》中发表了这张戈尔巴乔夫的照片，书中还有其他美联社的照片，这些照片让美联社荣获了1992年普利策奖的现场新闻摄影奖。

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支持者被他的电视演讲深深打动，尽管在与克里姆林宫隔岸相望的英国大使馆里，大使罗德里克·布雷斯韦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演讲“庄严而恰当，但也仅是如此罢了”。

《文学报》的费德罗·布尔拉茨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告别演讲就像是有着莎士比亚深度的退场，宏伟而悲壮，让他想起了《哈姆雷特》里的一句台词：“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

列夫·科贝尔在他莫斯科公寓厨房里的一台小电视机上收看了戈尔巴乔夫的演讲。这位七十四岁的苏联现实主义雕塑家出生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同一天，因为雕刻了列宁大理石像和前东德马克思市的巨型卡尔·马克思像而闻名，他泡好咖啡，加入白兰地，告诉路过前来看望他的约翰·肯普夫纳：“我们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我们为苏联而斗争，现在告诉我们苏联没了。”对于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肯普夫纳来说，这个圣诞节最大的挫败是，他工作的报纸像许多竞争对手一样没有圣诞节次日档（Boxing Day issue），所以他只能“见证着战后历史上最重要的几天却无法写出来”。[8]

叶戈尔·盖达尔在他旧广场上的办公室里观看了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演讲，他当时忙于一个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央银行合作的称为“经济政策备忘录”的政策声明。尽管他也为戈尔巴乔夫的垮台推波助澜，但他还是多少替他感到难过。“我认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是一个好人。他最好的地方在于他确实不想通过暴力来保持苏联在东欧的权力。所以，他的离去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而是

一个既成事实。”对盖达尔来说，有三个关键的日期标志着苏联的终结。“第一个是8月21日，政变失败。第二个是12月8日，我们达成了别洛韦日森林协议。第三个是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职。”[9]

布什总统在戴维营的电视上关注了戈尔巴乔夫的演讲。在最后一任苏联总统开始讲话的时候，美国东海岸还是一个温和的冬日早晨的上午十一点。布什回忆道：“苏联的终结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当时是圣诞节，是假日时光。”看到“共和国一个接一个获得独立，自由和自治稳占上风”，他感到一种“极大的振奋”。他一直很确信，到最后，即使有选择的余地，中欧和东欧的人们以及苏联都会把共产主义撇到一边，选择自由。但是，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冷战可能会延续更长的时间，对于核战争的恐慌可能还纠缠着他们。他后来指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是胜者。我认为这也是让结束冷战的大部分进程成为可能的原因——因为它不是以牺牲任何一方来达成的”。[10]

根据美国中情局负责人罗伯特·盖茨所言，在这个历史性的一天，政府里没有人觉得美国帮助摧毁了苏联，更没有所谓的胜利感。他不认为布什总统会宣布冷战的胜利。然而，他担心这个“灾难性的”事件释放了被抑制七十年的力量，他们目前还真的不知道所有的后果。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认为戈尔巴乔夫值得更有尊严的退出。布什的这位国家安全顾问感到惊讶的是，一个充满极大的、无休止的敌意的时代，其终结居然是突如其来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居然完全没有鸣枪的仪式。在回顾往事时，他“对我们在促成这样的结果中起到的作用感到骄傲……我们非常努力地将苏联往这个方向上推，保持着不至于在莫斯科引起暴动，更不至于引起全球性对抗的步伐”。[11]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科林·鲍威尔以前去过莫斯科几次，认为戈尔巴乔夫希望“在不换掉一个垂死病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心脏”的情况下复兴苏联。他认为冷战的结束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罗纳德·里根总统所施行的勇敢无畏的领导。他写道：“在那个圣诞节，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苏联消失了。没有争斗，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用一支笔划了几下……它就消失了。”

1.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xxxiii-xxxvii页。

2.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27日的一则日记。

3. 雅科夫列夫《雾霭》，1991年12月23日的一则日记。

4. 2009年9月对索莫夫（Somov）的访谈。

5. 2009年9月对卡迪尔和约翰逊的访谈。

6. 2009年8月对席普曼和赫斯特的访谈。

7. 2010年1月对刘的访谈。

8. 肯普夫纳（Kampfner），“克格勃审问了我的火鸡”（The KGB Interrogated My Turkey）。

9. 2009年10月对盖达尔的访谈。

10. 2009年10月对盖达尔的访谈。

11.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第564页。

第25章
12月25日：夜晚

在戈尔巴乔夫开始讲话后，鲍里斯·叶利钦很难强迫自己看着办公室里的电视屏幕。他没有拿到演讲稿的复印件，他也不知道克里姆林宫的这位即将离职的占有者会说什么。然而，还不到一分钟，俄罗斯总统就变得心烦意乱。戈尔巴乔夫没有说他要辞职，而只是停止他的活动。他含蓄地批评叶利钦的“矛盾的、肤浅的、偏倚的判断”，批评独联体的成立没有依照“公众意愿”。而且，他还承诺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确保阿拉木图协议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真正的统一”——就好像他还能保证什么事情似的。

当戈尔巴乔夫开始为自己任期内的行为辩护时，叶利钦呵斥道：“把电视关了。我不想再听了。”他告诉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去给他拿一份副本。格拉乔夫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结束后将演讲稿送到布尔布利斯手上。叶利钦读完后，感到很恼怒，他觉得这是一份自私自利的政治宣言而不是一份政治告别辞。对于俄罗斯人民现在所享有的所有政治和精神自由，戈尔巴乔夫都要邀功。他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叶利钦的名字，或者哪怕是头衔。他没有将击溃8月份针对他的政变归功于叶利钦。他也不祝愿作为其继任者的俄罗斯总统好运。也许叶利钦应该命令苏联广播拔了直播室的插头，他确实这样想过的。[1]

现在，就像往常很多时候一样，这个容易动气的西伯利亚人让愤怒的情绪支配了他的行动。他拒绝按两天前所协商的，去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接收核提箱。他怒气冲冲地说，核提箱必须送过来。

他拿起电话，打给了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他正在参议院大楼二层的一个办公室，等待被召唤去戈尔巴乔夫的房间参与这个历史性转交工作。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几位将军，都是来见证和帮助这个重要而具有象征意义的交换的。

叶利钦说道：“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我不能去戈尔巴乔夫那里了。你自己去吧。”

元帅表示抗议：“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这是一件需要谨慎处理的事情。我们应该一起去更好。况且，我不确定我一个人去的话，戈尔巴乔夫会不会把所有的（核）资产交给我。”

叶利钦说道：“如果有问题的话，再给我打电话。我们再想其他办法进行移交。”

沙波什尼科夫并没有十分惊讶。他也被戈尔巴乔夫惹急了。看着告别演讲，他发现自己觉得这位总统已经待得太久了，他应该在政变后就辞职。[2]戈尔巴乔夫1985年成为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人们对苏联抱有多大的希望啊！“他年轻、思维新式、精力充沛，有许多他的同事们没有的长处。他引进了经济改革、政治公开、民主化和人的价值。但时间过得越久，质疑和幻灭就越多。最主要的事情是——生活没有得到改善。经济仍然在持续恶化，政治形势的发展之快让整个体系开始崩溃。”叶利钦在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下击退了政变者，这让他认为，苏联的公民已经不再响应戈尔巴乔夫。很多人都不想苏联解体，这点他知道。沙波什尼科夫的妻子就不想划定新的边界。她一直担心他们将来要出国去探望他们住在敖德萨的女儿，敖德萨如今在独立的乌克兰境内。但是，他们厌倦了苏联体系，他们只是不想要戈尔巴乔夫了。

元帅拿着装有移交文件的公文包，爬楼梯到楼上，走进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他在狭窄的接待室等了十分钟，旁边挨着坐在沙发上的，是被指派来保护核提箱的两位上校，他们不引人注目，又神秘莫测，戈尔巴乔夫的一些员工已经不再注意他们了。他们保持低调的天赋屡次让帕拉兹琴科印象深刻，他记得他们总是沉默地坐在那儿，脸上毫无表情但又奇怪地混杂着肃穆。

戈尔巴乔夫把沙波什尼科夫叫进去的时候，后者看见核提箱就放在这位前苏联总统的办公桌上。他发现戈尔巴乔夫状态保持良好，但明显看得出不舒服。元帅陈述了他接到的指示，“叶利钦不来了，他来将核提箱拿给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个场景“非常戏剧化，已经不是愚蠢可以形容的了”。在这场最终的较量中，毕竟是他占了上风。他手里掌握着俄罗斯总统需要用来使他的掌权合法化的东西。让他自己来拿吧。戈尔巴乔夫不需要再回应他的对手的召唤了。[3]

事情成了僵局。叶利钦不会来，戈尔巴乔夫也不会让步。两位总统都必须签署移交文件，这个条件满足之后，才能在见证人面前恰当地完成程序。

当得知戈尔巴乔夫不肯移交核提箱时，叶利钦还是拒绝履行关于移交的最初协议。他低吼道，那就让戈尔巴乔夫把它拿过来给我。戈尔巴乔夫必须到他的办公室，或者圣凯瑟琳厅中立地带，然后将核提箱在那里给他。圣凯瑟琳厅有着拱形屋顶和金色枝形吊灯，是四年前戈尔巴乔夫羞辱他的地方，因为他胆敢质疑经济改革的步伐，戈尔巴乔夫怂恿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泼了他“一身脏水”。他指示布尔布利斯将他的要求传达给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感到很愤慨。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得知在我们有协议的情况下，他拒绝前往。显然叶利钦和他的随从们听了我的电视演讲，然后爆发了。过了一会，我得到消息，俄罗斯总统提议去‘中立地带’见面——圣凯瑟琳厅，也就是克里姆林宫里经常用来与外国领导人会谈的地方……这样一来，我刚退位几分钟，就面临着无礼和放肆。”他相信，这种不按他们的安排办事的行为不是叶利钦报复情绪的唯一反击，而是叶利钦针对他的骚扰策略的一部分。

格拉乔夫认为，让戈尔巴乔夫带着核提箱去找叶利钦的“荒谬可笑的想法”是叶利钦更加好战的顾问们提出来的，因为他们发现戈尔巴乔夫昂首挺胸、有尊严地下台，而不是作为一个被打败的敌人下台。“叶利钦想向戈尔巴乔夫展示自己不再是他的下属了。叶利钦的愤怒与他觉得今天是他的胜利日的情绪有关。然而，在戈尔巴乔夫的演讲中，他让每一个人意识到他所完成的历史转变。他不是作为一个被打败的人而下台的。这样一来，叶利钦觉得在戈尔巴乔夫的光环下，他还是一个二流人物。他一定已经意识到他这一生都无法与他的对手匹敌。”

沙波什尼科夫尝试着打破僵局。他建议戈尔巴乔夫先签移交文件，然后由两位上校中的一位将文件交给俄罗斯总统，在叶利钦确认收到文件后，戈尔巴乔夫就可以将核提箱交给沙波什尼科夫，由他拿过去给叶利钦。

元帅给叶利钦打电话，叶利钦在爆发之后已经冷静下来了。他同意了这个折中办法。一个上校拿着核提箱移交文件及苏联总统把军队最高指挥权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的政令一起离开。几分钟过后，叶利钦的办公室打来电话，确认文件已经收到了。移交可以进行了。

一个上校打开了这个黑色金属核提箱。戈尔巴乔夫检查里面的设备。每样东西都各安其位。他与两位陪他走遍全球的值班上校握手，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然后道别。这两个上校拿着核设备离开办公室。沙波什尼科夫留下来与他的前指挥官最后再说几句话。

在戈尔巴乔夫的接待室，切尔尼亚耶夫想弄清楚这些穿着军装的人进进出出是什么意思。他看见沙波什尼科夫离开时，“像往常一样带着笑，说‘你好！’”，但对整件事情“显然觉得很尴尬”。

他和两个雅科夫列夫走进去，跟戈尔巴乔夫一起坐在椭圆形桌子旁。他们发现他的脸是红的，显然对叶利钦的行径感到不安。他们帮助他镇定下来，帮他准备再次上镜。

在两栋克里姆林宫建筑之间进行口头炮战的时候，ABC的泰德·科佩尔和与他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准备录制核提箱从苏联总统到俄罗斯总统的仪式性交接。快到八点的时候，他被叫回总统办公室。戈尔巴乔夫已经恢复了镇静。他微笑着欢迎ABC的员工。他告诉他们，核提箱已经在叶利钦那里了，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不顺利的事情。“现在是叶利钦的手指控制着核按钮了”。他剩下的“就是清理个人财务和一些文件”。

但是，叶利钦还没有折磨完他的对手。

像所有人一样，戈尔巴乔夫希望苏联国旗能在参议院大楼顶一直飘扬到12月31日。叶利钦的新闻秘书帕维尔·沃夏诺夫在12月17日特地告诉俄罗斯和世界媒体：“除夕夜，莫斯科河上中世纪建成的砖墙城堡克里姆林宫上空，象征革命的锤子镰刀的红旗飘扬了七十年，将被降下，标志着苏联时代的正式终结。”他说，随后，俄罗斯国旗将以胜利的姿态在烟火的照耀下升起，迎来新的一年和新的时代。

在今晚，戈尔巴乔夫发表告别演讲时，红旗仍然飘扬在明亮的绿色圆屋顶上，经常在红场上闲逛的人群和游客都能看见。但在戈尔巴乔夫结束演讲二十分钟后，两个工作人员通过参议院大楼屋顶的一个活板门，出现在屋顶上，他们爬上屋顶弧面的金属阶梯，到达顶部一个设有齐腰高栏杆的圆形平台上。在那里，他们从高高的桅杆上拉下20x10英尺大小的旗帜。旗降到底后，其中一个人将它收起来，就像餐馆的服务员收拾桌布一样。然后，这两个人将战前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套上绳索，沿着桅杆慢慢升起。他们抓住这块巨大编织物的末梢，等它升到顶部的时候放开，这样旗帜就可以借助旗杆内部一个管道喷出的压缩空气在西南风中欢快地迎风飘扬了。

红场上没几个人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人提醒公众或国外媒体在今晚等待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行为——更换列宁和斯大林执政过的大楼顶上的象征。只有俄罗斯电视台在叶利钦助手们的提醒下让一名员工就位，记录这个事件。《纽约时报》的塞奇·舒梅曼回忆道：“我已经回到办事处，正在写关于戈尔巴乔夫辞职演讲的报道；我不认为那里还有其他记者。”然而，他的妻子玛丽和他的孩子安雅、亚历山大和娜塔莎正在附近。“当苏联红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俄罗斯三色旗取而代之的时候，他们碰巧正在红场上。我的孩子们留意了确切的时间，晚上七点三十二分，然后给我打了电话。”[4]

当绘有白、蓝、红三条水平条纹的旗帜在人造风里摆动得噼啪作响时，克里姆林宫救世主塔敲响了钟声，一直持续了几分钟。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走动的人半是好奇半是担忧地抬起头。尽管救世主塔的钟表每十五分钟就敲响欢快的钟声，但笨重的钟只为意义深远的事件敲响过几次。钟声让更多深夜的散步者和游客注意到了三色旗。舒梅曼的家人记得有几个惊讶的外国人发出欢呼声，而一个形单影只的退役老兵则愤怒地指责着。当几个俄罗斯散步者看到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发出了几声“哦！哦！哦！”，伸长脖子往上看的年轻人吹着口哨，发出笑声。还有一个人鼓掌。

这个消息很快传开了，外国记者们马上赶往红场。穿着厚重长外套的民兵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是列宁陵墓的一名哨兵，他离开去吃晚饭的时候，红旗还在飘着，而当他回来的时候，那里已经变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国旗了。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詹姆斯·克莱里蒂，“这真是令人意想不到”。一个喝迷糊了的莫斯科人问陵墓附近的一个旁观者：“你们为什么对着列宁发笑？”一个路过的人提醒他有一个外国人在旁边看着，让他噤声。同样来自《纽约时报》的弗朗西斯·X·克莱恩斯记下了这段对话。另一个莫斯科人说：“那又怎样？他们是这些天来养活我们的人。”从德国度假归来的摄影师乌里·克里兹发现，冷淡的公众反应让人觉得奇怪。他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迈克尔·多布斯：“当柏林墙被推倒时，每个人都跑到街上欢呼。这是一件重要级别与之相当的事件，却似乎没人关注。”[5]

斯蒂夫·赫斯特从克里姆林宫的一扇窗户看到了旗帜的更换，从那扇窗户可以看到三角形的参议院大楼最高处的屋顶。“我从窗户往外看，看到锤子和镰刀旗降下来了。我记得那是一幕多么具有视觉冲击的场景。”根据斯图·卢里所言，正在CNN工作人员拆设备的时候，有人得到这件事的消息，一扇窗户被打开来录制这一场景。戈尔巴乔夫的保安人员要求把窗户关上。汤姆·约翰逊冲他的翻译喊道：“告诉他们所有责任由我来承担。”但警卫还是把他从窗户边上推开了。卢里说道：“保镖就是保镖，全世界的保镖都一样。他们才不管CNN总裁的什么责任呢！”

安德烈·格拉乔夫离开这座俄罗斯城堡前往法国电视台在格鲁津斯基大道的办事处时，惊愕地看到红旗被“从克里姆林宫的炮台上匆匆忙忙地扯下来，就像克里姆林宫是德国国会大厦一样”。旗杆在总统办公室的正上方，“戈尔巴乔夫很幸运没有看到这令人心碎的一幕”。

一个外国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错过了拍摄这一幕的机会，花了200法郎从一个大胆拍摄了国旗更换的莫斯科人手里买下了录像带。

戈尔巴乔夫得知这件事的时候，认为这是对他尊严的再次侮辱。他认为是叶利钦“指示降下苏联国旗，换上俄罗斯联邦的旗帜，并亲自确保整个过程按照预定计划完成，由电视台摄像机拍摄下来”。戈尔巴乔夫想将红旗作为纪念品，但是太迟了，它已经被塞进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了。

同时，CNN的工作人员成为大约十分钟后核提箱交换的唯一目击者，当时他们已经拆卸好设备，正在克里姆林宫的走廊里集合。

卢里说道：“七点五十六分，我们在绿色模拟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等我们这一群人到齐后，就可以一起离开了。在走廊的另一头，戈尔巴乔夫办公室门口附近，一个人拿着一个用布盖住的手提箱出现，提箱上还有一根突出的天线。他走进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我们正在见证核密码由戈尔巴乔夫转移到叶利钦的控制之下。”查理·考迪尔回忆道：“我们正由搬运工们带路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往前走。突然，在我们前方二十五英尺处的一个侧门打开了。武装士兵从里面走出来。他们拦住路，让我们停下。左边的一扇门打开了。一个高级军官走出来，胳膊下夹着一个盒子。对面的门也打开了，走出来一个差不多的人。他迅速立正。他们互相敬礼。这两位军官交换了自己手里的东西。”电视摄像机已经收起来了，错失了记录这一历史时刻的机会。

斯图·卢里自己还见证了另一小段历史。他走在CNN工作人员的前面去确认租来的货车已经在外面就位。“我快靠近卡车停放的地方时，看见一个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向我走来，将折成长方形的旗帜夹在胳膊底下。”卢里拦下这个人，拍了一张照片，这样才争取到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最后一面苏联国旗被拿走时的唯一一张照片。他马上就后悔没有提出将它买下来。汤姆·约翰逊后来尝试从一个克里姆林宫官员那里买下这件象征物，但被委婉而坚定地拒绝了。

约翰逊与电视台工作人员离开参议院大楼时，挥着他的万宝龙笔，大声喊道：“你们觉得我这支笔能卖多少钱？”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们欢呼着互相拍着同伴的肩背。约翰逊喊道：“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

他们成功完成了一件非凡的壮举。当电视上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进行辞职演讲时，屏幕右下角的一行字向世界上153个国家说明，他们正在收看的是CNN的报道。卢里声称：“在竞争激烈的新闻业的历史上，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成功。”[6]

在华盛顿，布什总统的助手们正在给他看一份他们起草的声明稿，歌颂戈尔巴乔夫将苏联人民从独裁的令人窒息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看完后，他和顾问们开了一个电话会议，讨论这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应对。斯考克罗夫特暗示，戈尔巴乔夫辞职的重要性不是新闻秘书马林·菲茨沃特的“一个声明就能应付过去的”。[7]

布什决定乘坐戴维营的海军一号回到华盛顿，从总统办公室向全国发表演讲，强调克里姆林宫所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公司都暂停了在圣诞节东部标准时间晚上九点的预定节目，让总统从总统办公室做电视演讲。尽管布什没有直接宣布苏联的陨落是美国冷战的胜利，以避免触动戈尔巴乔夫的敏感神经——两年来，他一直禁止他的工作人员将东欧和苏联发生的事情描述成美国的胜利，但演讲中他多次使了“胜利”这个词，显然在暗示美国是胜者。他说，核威胁正在消退，东欧获得了自由，苏联本身不存在了。“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这是我们价值观的道德力量的胜利。每个美国人都可以为这种胜利感到自豪。”

在对戈尔巴乔夫表示称赞后，美国总统承认了新的现实。他宣布美国承认和欢迎“由英勇无畏的鲍里斯·叶利钦带领的”一个自由、独立和民主的俄罗斯的出现。他宣布，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就是将来的俄罗斯大使馆。他说，他支持俄罗斯获得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并且从今天开始，美国将承认乌克兰、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独立。布什等到戈尔巴乔夫辞职后才承认俄罗斯，作为他对自己被罢免的战友和结束冷战的合作伙伴的一种个人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承认了组成原苏联的波罗的海共和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布什总统最后说道：“对所有美国人来说，这是充满巨大希望的一天。愿上帝庇佑独联体里新国家的人民。在这个世界和平、人间充满善意的特殊日子里，愿上帝继续庇佑美利坚合众国。祝大家晚安。”

既然苏联已经成为历史，白宫的官员们觉得可以自由表达认为戈尔巴乔夫紧握权力太久的观点了。一个政府官员告诉《纽约时报》：“如果戈尔巴乔夫一个月前辞职，会比现在显得有水准得多。他与这些事件擦身而过，降低了自己的行情，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他在历史上的位置。看到如此有声望和历史重要性的一个人对历史事件的判断失误，让人觉得很悲哀。”[8]一位匿名的发言人声称，布什私下里认为，在10月份马德里的中东会议之后，戈尔巴乔夫就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在那次会议上，身无分文的苏联代表团还要请求西班牙政府为他们的旅馆费用买单。

现任和以前的世界领导人纷纷表示对戈尔巴乔夫的称赞。在伦敦，约翰·梅杰指出，改变历史的是极少数人，但戈尔巴乔夫就做到了，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稳固的。在戈尔巴乔夫的关注下完成德国统一的赫尔穆特·科尔总理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在这个世纪历史上的位置不会受到任何人的质疑。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沃纳说，戈尔巴乔夫为实现一个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欧洲对此表示感激。罗纳德·里根声称，戈尔巴乔夫将永存于历史中，而玛格丽特·撒切尔为戈尔巴乔夫“不动用武力为世界所做的伟大事情表示感激”。

在明斯克，斯丹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没有在电视上看戈尔巴乔夫最后的演讲。他有更好的事情要做。晚上的时候，这位白俄罗斯领导人听说，在他们定下的官方保质期（新年前夕）前一个星期红旗就被降下来了，苏联也走到了末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出力了。二十年后，当他被问到自己得知这个消息的反应时，舒什克维奇用一个词回答：“正好！”粗略翻译过来就是：“好极了！”[9]

1. 德国电视台ARD栏目1991年12月30日引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海外情报档案（FBIS Daily Report），报道了叶利钦在准许广播节目上的疑虑。

2. 沙波什尼科夫《选择》，1991年12月25日的一则日记。

3.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865—866页。

4. 2010年4月对舒梅曼（Schmemann）的访谈。

5. 克拉里蒂（Clarity），“无人为历史的开创而欢呼”（No One Said Hurrah as History Was Made）；克莱因斯（Clines），“苏联的终结”（End of Soviet Union）；多布斯，“戈尔巴乔夫的退位结束了苏联时代”（Gorbachev Resignation Ends Soviet Era）。

6. 2009年秋天对卡迪尔、约翰逊、卢里、赫斯特和格拉乔夫的访谈。

7. 贝施洛斯和塔尔博特《最高级别》，第459页。

8. 罗森塔尔（Rosenthal）。“布什不情愿地推断出戈尔巴乔夫试图过久地握权”。（Bush Reluctantly Concludes Gorbachev Tried to Cling to Power Too Long）

9. 2010年1月对舒什克维奇（Shushkevich）的访谈。

第26章
12月25日：深夜

已经晚上九点了，克里姆林宫陷入可怕的沉寂。安德烈·格拉乔夫刚从格鲁津斯基大道的法国电视工作室做完采访回来。他在车载电话上接到一个电话，戈尔巴乔夫想让他马上回克里姆林宫。参议院大楼外面只有几个司机和警卫。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发现三层的走廊上和办公室里都没有人。他在核桃厅找到了戈尔巴乔夫，跟他最亲密的助手们都坐在椭圆形桌子旁。这是他的上司唯一一次给他打电话不是为了工作，而是社交。一瓶五十年的白兰地已经打开了，杯子被分发到每个人手上。

戈尔巴乔夫很忧伤。他对自己随随便便就被免职感到很沮丧，甚至都没有“像文明国家一样的例行的”告别仪式。他感到很受伤，没有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那些与戈尔巴乔夫多年保持互称同志的关系的前共产主义者——打来电话对他表示感谢、祝贺或对他不能再为人民效劳表示同情。他结束了压抑，给了人们言论自由和旅行自由，引进了让这些领导人掌权的选举，但他们却保持缄默。戈尔巴乔夫痛苦地想，他们现在都处于狂喜中，忙于瓜分他们得到的遗产。他说：“昨天还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他们，明天他们就将是独立国家的首脑。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安排了怎样的命运又有什么关系呢？”切尔尼亚耶夫鄙视这些无礼的领导人，他们应该将自己的政治事业归功于戈尔巴乔夫，他们中一些人极为腐败，仅为了保持权力就从共产主义跳换到资本主义。他在日记中指出，“纳扎尔巴耶夫、卡里莫夫、尼亚佐夫，更别说克拉夫丘克或其他的二流货色，甚至都不想费力打个电话来说些‘适合这个场合的’官话”，他指的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的总统。“你们能做什么！对戈尔巴乔夫创造出来的、刚起步的民主来说，苏维埃人是最大的、最顽固的遗留问题。”[1]

格拉乔夫推测，他们都太害怕引起叶利钦的不快，因此“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找到道义的力量来向正被抛弃的戈尔巴乔夫表示一下个人姿态”。（直到五年后，共和国的新领导人中才有一位又跟戈尔巴乔夫说话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叶利钦的一个老朋友阿斯卡尔·阿卡耶夫在1996年欢迎戈尔巴乔夫来到首都比什凯克，并在一次公开场合宴请了他后，叶利钦此后有一年的时间拒绝与他握手，并在这之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责备他说：“阿斯卡尔，你怎么能这样做呢？”[2]）

前总统在这个半明亮的核桃厅给他的一小群顾问敬酒，克里姆林宫侍者叶妮亚在下班前留下了一些沙拉和肉菜。这群人包括了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同伴和最得他心的人：有格拉乔夫，他在最后的几天代表戈尔巴乔夫向世界媒体介绍基本情况，将一件没有希望的事情做到最好；还有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国家电视台的负责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帮助戈尔巴乔夫启动了经济改革；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他忠诚的助手；以及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所有这些人都是和他同甘苦共患难的、最进步的、最忠诚的顾问。

切尔尼亚耶夫是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心腹、最直率的批评者，也是最多产的年代记编者。这位私生活复杂的古稀老人还是戈尔巴乔夫美好名誉的担保人。在政变的三天中，他也在福罗斯，他证实了戈尔巴乔夫关于被短暂囚禁的描述。他的正直诚实和金字招牌——即使是瓦列利·波尔金都对他倍加推崇——确保没人会认真对待在莫斯科和一些西方学术界流传的中伤说法，即认为戈尔巴乔夫秘密参与了强硬派的阴谋。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直很融洽。当戈尔巴乔夫对波罗的海诸国进行制裁的时候，切尔尼亚耶夫写了一封辞职信，但在痛苦了很久后，没有将它递交出去。他现在觉得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作为指挥者和助手在一起工作，戈尔巴乔夫和他一起经历了许多大风大浪。而且不管怎样，他们之间有一种忠诚。他解读事件的角度通常比戈尔巴乔夫更加敏锐。他私底下认为，叶利钦虽然作为一个人来讲稍显笨拙和平庸，但却是这个历史阶段俄罗斯所需要的首领。而戈尔巴乔夫作为列宁所创造的一个暂时实体的产物，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俄罗斯和它在历史上的位置。一年前，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承认，他开始不喜欢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很欣赏我，没有说过‘谢谢’，哪怕是提到我的贡献会对他有利的情况下，也没有说过。”波尔金对他的前任上司没有任何好话，他在回忆录中也附和了这样的抱怨，声称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工作人员的关系缺乏人性的温暖和相互尊重，“看到他像对待仆人一样对待他们是很令人恼火的”。

而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他在受到怀有阴谋的克留奇科夫影响的那些时日，对切尔尼亚耶夫产生了怀疑。他曾对他的参谋长透露，切尔尼亚耶夫不可信，因为情报可能就是从他这儿泄露出去的，他还指示波尔金限制切尔尼亚耶夫能够看到的秘密情报。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一整天都待在克里姆林宫，主要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伤感的时刻，应该陪在总统身边。他是经济改革的“第一代成员”，这些有才智的人从一开始就信任戈尔巴乔夫，热情地投入改革体系的事业中。他是克格勃前身契卡第一任负责人弗拉基

米尔·雅科夫列夫的儿子，将《莫斯科新闻报》从一份共产党宣传报转变成一份合格地体现政治公开的报纸，把握好了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已经准备好容忍的尺度。在戈尔巴乔夫一年前倾向强硬派的时候，他们一拍两散，但三个月前，政变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戈尔巴乔夫任命他为国家广播公司的负责人以及他的政治顾问委员会的一员。他将自己与戈尔巴乔夫联系得如此紧密是在冒险。俄罗斯总统现在掌握着国家电视台，他明天就会知道自己会不会被留下来。

像切尔尼亚耶夫一样，圈子里的另一位雅科夫列夫过去也被戈尔巴乔夫的轻率欠考虑伤害过。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曾向切尔尼亚耶夫透露，在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的六年，他从没听到过一句谢谢。他抱怨道：“事实上，经济改革的想法是在我还担任加拿大大使的时候与他的一次谈话中产生的，我甚至感受不到他的任何感激之情。”他们的关系有时非常令人担忧，现在也仍然很复杂。就在一年前，克留奇科夫告诉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工。总统从此变成了妄想狂，甚至在1990年夏末的一天，突然冒出他的顾问正与其他激进者一起谋划政变的想法。[3]于是，他跟踪雅科夫列夫到几百英里外的一个森林里，雅科夫列夫在那里和孙子们一起采蘑菇。在电话里，他几乎指责惊讶得目瞪口呆的雅科夫列夫密谋反对他。这样一来，死硬保守派就有理由怀疑戈尔巴乔夫这位助手的长期意图。在苏联解体三年后，雅科夫列夫声称，他和谢瓦尔德纳泽在经济改革的那些年就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会导致体系的崩溃，他自夸道：“我们在对手们及时醒悟过来阻止之前就已经完成了。”[4]政变让戈尔巴乔夫看清了克留奇科夫的阴谋，但他从未完全克服他对雅科夫列夫的不信任。他知道在政变后期待他在俄罗斯议会被羞辱的可不止叶利钦一个人。他注意到自己的某些同伴也在幸灾乐祸地观望着，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就是其中之一。

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在摧毁体系上也帮了忙，虽然他经常因为戈尔巴乔夫的举棋不定感到挫败。这位六十七岁的亚美尼亚人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经常催促戈尔巴乔夫向社会民主转变，向多党政治前进，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他后来观察到，“在革命体系中，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我们在今天看来觉得陈腐的事物，在当时你连提都不能提”。戈尔巴乔夫也曾怀疑他泄露了处理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州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的冲突的决定，他让克留奇科夫去调查，但没得到任何结果。二十一个月前，只有夏哈纳扎罗夫被邀请与米哈伊尔和赖莎单独喝香槟，庆祝他的上司荣升为总统。现在，他在这里见证他的下台。赖莎没有来“送葬”。深夜的克里姆林宫一直都是男人的时间。

尽管有戈尔巴乔夫任职期间的所有怠慢和不公，在这最后的时间里，一种伙伴情谊的温暖和感受回到了被脱去皇冠的皇帝和他致力于改革的侍臣之间。在空荡荡的克里姆林宫大楼里，这一小群助手一致认为，他们服务的是一个具有历史影响力的人物，一位伟人。在1991年12月25日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这种联系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团结在戈尔巴乔夫周围。

苏联国旗的降下对他们所有人都有不小的影响。即使是经济改革最激进的改革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都觉得这件事在撕扯着他的情感。他、切尔尼亚耶夫和夏哈纳扎罗夫都在与希特勒军队进行的伟大爱国战争中在红旗下战斗。就在一年前，雅科夫列夫还宣布，他会保卫这个革命象征，“就像我的父亲在四年内战中保卫它，就像我在伟大爱国战争中保卫它一样”。[5]它已经不在那儿了，不需要保护了。

安德烈·格拉乔夫认为这一天既是一次失败，也是一场悲剧。它是一个在完成任务前就被迫离职的政治家的失败，也是一个在计划见成效前就被迫将它们放弃的改革者的悲剧。（在这群人中）相对年轻的发言人想起还有一些朋友缺席了，但至少不该来的人没有出现。犹大没有参加这次最后的晚餐，但“即使犹大曾经是戈尔巴乔夫的随从，他现在也已经背叛了”。[6]

冷战结束时戈尔巴乔夫身边最重要的改革者没有出现在这次聚会中。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是在老阿尔巴特街附近的波罗特涅科夫大道上自己的公寓里看辞职演讲的，他现在正因为在祖国格鲁吉亚发生的内战而心事重重。这位前苏联外交部长跟两位雅科夫列夫一样，都是在政变后重新加入总统团队的。他近来有时在深夜的时候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待在克里姆林宫，单纯就是聊天，但他们永远也恢复不了他们一起在国际舞台上完成伟大事迹时那种友谊的温暖了。谢瓦尔德纳泽无法原谅戈尔巴乔夫袒护在1989年杀害他的首都第比利斯的游行示威者的苏联军队，也无法原谅当他被强硬派攻击时戈尔巴乔夫没有替他辩护。他觉得总统从来都不听那些对他真正忠诚的人的意见。并且，他对戈尔巴乔夫在接受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时没有提到他颇有微词。他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做点什么，说几个字，谢瓦尔德纳泽也可能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7]他确定戈尔巴乔夫开始憎恶他的外交部长在西方的受欢迎程度，推测道，“世界认识了我，信任我，而戈尔巴乔夫对这点很不乐意”。在政变期间，谢瓦尔德纳泽公开提出关于戈尔巴乔夫合谋的可能性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后来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谢瓦尔德纳泽说这样的话应该摸摸自己的良心。谢瓦尔德纳泽还想在戈尔巴乔夫的告别辞中让他承认自己在结束冷战中所起到的作用，但他提出的关于辞职演讲的建议被忽略了。现在他觉得当时接受做回原来的工作是一个严重的个人失误。

当核桃厅的这些人在举杯致敬又重新倒满后，戈尔巴乔夫回忆起他早年作为一名职业共产党员的日子，以及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在他的一生中的重要性，苏斯洛夫是幕后操盘手，塑造了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时代之间共产主义思想的禁欲主义。年轻的共产党官员戈尔巴乔夫曾一度敬畏苏斯洛夫，甚至跟他戴一样的浅顶软呢帽。苏斯洛夫让戈尔巴乔夫一炮走红，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的跟随者有一天会以改革者的身份帮助摧毁共产党。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则对苏斯洛夫只有轻视。在他的研究中，他已经将他确定为斯大林掩饰下的一个大屠杀计划的拥护者和负责人之一。他已经证实苏斯洛夫参与了逮捕的组织，对将成千上万的平民驱逐出波罗的海国家负有直接责任，并精心策划了对杰出的苏联艺术家和科学家的迫害。在他看来，戈尔巴乔夫的导师应该因为反人类罪被审判。但他什么也没说。

戈尔巴乔夫记得他刚到莫斯科工作的时候有多么战战兢兢，他成为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又是怎样弄清楚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他告诉他的同志们，在完成他的回忆录后，打算写一本书来解释经济改革的想法是怎样在他脑海里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说到这里，他顺便让切尔尼亚耶夫告诉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高级助手霍斯特·泰尔奇克，不要把他已经在西方出版的书《八月政变》的钱发到莫斯科。[8]在不确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还是暂时将钱在外国存成硬通货的好。

尽管戈尔巴乔夫在感激别人对他的忠诚方面有些迟了，但在他最痛苦的这个夜晚，“有这些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陪在他身边，分担他担任总统最后几个月的巨大压力和剧变”，还是很让他感动。这里都是理解所发生之事的真正意义的人。“他们许多人在克里姆林宫通宵达旦地工作。他们的动力不是职业兴趣，而是真诚的情感。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尤其是我与其中一些人在过去还有过冲突的情况下。”[9]他认为，像这样的亲密战友能够了解，他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是多么大的一个负担，有些时候事情又多么艰难，这些事件又是如何经常让他濒临绝望的。

这些忧伤的改革者在克里姆林宫一直待到了午夜，还不想接受最后一任苏联总统的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他们的事业也随之结束的事实。

格拉乔夫回忆道：“我们喝了几瓶白兰地。气氛肃穆而悲哀。

有几分完成了一件大事的感觉。有一种所有人同甘共苦的感觉。”[10]

戈尔巴乔夫在多愁善感地和同志们道别后，走到克里姆林宫广场，他离开参议院大楼时，总统的吉尔车就已经在等着了。司机载着筋疲力尽的前总统穿过城市中心无人的街道，驶过莫斯科河大桥，沿着库图佐夫大街上了鲁布列夫高速，最后到达别墅的车道。外面的温度降低了，车头灯反射着沥青路面上堆积的冻雪上的冰凌。司机没有像往常一样将车停人车库，而是掉头离开，消失在夜色中。

当戈尔巴乔夫走进总统住处时，他震惊了。衣服、鞋子、书、装框的照片和个人纪念品要么堆在地板上，要么塞在盒子和板条箱里，已经准备好搬往新家了。今天晚上不是和赖莎在小道上进行午夜散步放松的时候。况且，他已经感觉到有流感的症状了。

伊戈尔·别利亚耶夫制作了总统在最后几天跟官员和外交家们谈话的磁带，并带回他在莫斯科的公寓。这位纪录片制作者拍摄了一些独一无二的照片，关于戈尔巴乔夫处理未解决的事务的，如公开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克格勃文件。别利亚耶夫崇拜他的莫斯科大学校友。他想让他还在世时就受到俄罗斯人民的爱戴，想让他被当成一个俄罗斯不能理解的人来感激。叶戈尔·雅科夫列夫了解别利亚耶夫的忠诚，让别利亚耶夫全权负责ABC和苏联广播的项目，记录戈尔巴乔夫的离职。不出他所料，这位电影制作者发现，在电视中心，任何对戈尔巴乔夫的关注都是极其敏感的。除了实际的辞职播放和这部苏美电影，莫斯科电视台总部几乎没有人想被牵涉进一个积极关注戈尔巴乔夫对世界的贡献的节目。

别利亚耶夫将胶卷藏在沙发底下，过了十年才把它们重新拿出来。一直等到2001年12月戈尔巴乔夫辞职十周年的时候，他才得以在俄罗斯电视台播放他的纪录片。

在克里姆林宫的另一角，叶利钦也待到很晚还没有回家。但是，在戈尔巴乔夫喝着白兰地的时候，今晚的叶利钦却是清醒的那一个。叶利钦因为作为军队最高总指挥合法掌控核提箱的新责任而情绪有所缓和。当沙波什尼科夫来到叶利钦的办公室完成核提箱的转移时，他发现叶利钦兴致索然。[11]就像以前一样，脾气爆发过后，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怀疑和悔恨情绪。

一个小时之前，在一个城市有两个常驻的不同政治实体的两位总统。现在，只剩叶利钦一个人了，他必须按照新规则办事。他后来承认，获得绝对权力的狂喜很快就被“严重的紧张不安”代替。

叶利钦对提箱里的通讯屏幕、授权按钮和电话系统都非常好奇。沙波什尼科夫观察到他是多么认真仔细地熟悉这套设备和它的工作原理，与军官专家讨论，解决了他们的住宿、路线、私人生活和工作流程等所有问题。“在那之后，我又与叶利钦待了一个小时，我们详细讨论了军队的问题。”

军队的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问题。自从晚上七点最后的苏联领导人签署政令辞去总指挥职务后，三千八百多万苏联军队就不复存在了。他们所有人宣誓效忠的国家也不存在了。这个国家的核力量分散在四个共和国，但是现在隶属于俄罗斯总统。作为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的独联体军队的国防部长和指挥官，沙波什尼科夫有新的职责。他向他的政治领导人表达了深重的忧虑，苏联这个庞大的军事机器的解体可能会带来混乱。

共产主义超级大国的崩溃在新独立的共和国留下了苏联陆、海、空部队。元帅必须监督俄罗斯国籍的常规力量的撤回，以及将所有核武器从俄罗斯的邻国撤回。在苏联垮台前，莫斯科军队的军事行动范围有865万平方英里，从太平洋延伸至西欧。现在已经被控制在与挪威、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中国、蒙古和朝鲜接壤的660万平方英里俄罗斯领土范围内。

所有的军事行动地图都过时了。莫斯科现在失去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它们的战略性波罗的海港口，失去了处于欧洲中心的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以及曾经忠诚的“斯坦国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新政府们忙于攫取苏联的军事资产。到处是一片混乱。俄罗斯指挥官们将船只和飞机重新进行安置，以防它们被其他共和国征用。在沙波什尼科夫的建议下，叶利钦这天早上发布命令，让苏联舰队的骄傲、还在试航的庞大精密的新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号从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起航，将它重新安置在俄罗斯北部的摩尔曼斯克，防止它被新的乌克兰当局夺取。

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当天《消息报》的采访中，将自己对在乌克兰领土上苏联军队的立场传达给莫斯科。乌克兰总统再次向俄罗斯保证，他不反对叶利钦担任他领土上的战略力量的最高指挥，但有一个强制条件，就是将战略导弹和策略核武器从军事行动状态解除。“也就是说，我们将拥有核武器，但它们将永远不会被启动。这样的话，世界将会知道，如果出现任何不幸的事，都不会有乌克兰的责任，不过但愿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至于常规力量，克拉夫丘克承诺不会赶走俄罗斯军官，也不会邀请在其他地方服役的乌克兰军官回到乌克兰服役。“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得为他们的回归做好准备，也要因此赶走正在这里生活的人。这将涉及大规模的民族的重新安置，会导致对抗……乌克兰人快速回归到乌克兰是不现实的，还会让生活在乌克兰的115万俄罗斯人心中滋生焦虑。”

至于戈尔巴乔夫最近经常抱怨俄罗斯人现在发现自己是在外国，克拉夫丘克尖锐地评论道，也有很多乌克兰人住在俄罗斯，但俄罗斯没有一间乌克兰学校，也没有一份乌克兰语的报纸，然而在乌克兰，一半的乌克兰儿童是在用俄语教学的学校接受教育的。

沙波什尼科夫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已经快午夜了，他因事情的结果感到解脱。大使和记者们一直在问谁拥有对核武器的政治控制，这让他备受折磨。当他走向他的豪华车时，一个俄罗斯记者喊了出来：“核按钮在谁的手上？”他笑着回答：“在安全的手上。”

在城市另一端的五角酒店，CNN主管们正在庆祝他们机敏的新闻策略，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这些美国人得意洋洋。对于斗志旺盛的约翰逊来说，这是“我们一生中一个难以置信的时刻”。几个小时前，斯图·卢里离开聚会，前往红场附近巨大的混凝土宾馆，俄罗斯宾馆，那里有一个工作室，里面有一条卫星上行线路连接到洛杉矶，这样他就能出现在CNN的拉里金实况广播（Larry King Live）节目上。当他讲述那支万宝龙笔是如何被用来结束苏联时，他将笔举起来让美国观众能够看到。第二天早上，约翰逊在吃早餐时向他要笔。卢里将笔从口袋里拿出来，递了过去。他绷住笑脸道：“你就记得它是你的！”[12]

CNN的庆功会被CNN经理弗丽达·吉蒂斯从格鲁吉亚打来的电话打断了，她那里正全面爆发内战。[13]总统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正遭受第比利斯武装反动力量的袭击。克里斯蒂安·阿曼普、索伯汉·丹诺和女摄影师简·伊万斯勇敢地冒着枪火，到达议会里面加姆萨胡尔季阿的防空洞，在炮火声中对他进行了采访。

吉蒂斯说：“这通混有噼里啪啦杂音的卫星电话告诉我们，在格鲁吉亚领导人的地坑中的采访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将磁带拿回莫斯科，然后就有可能向全世界播放了。”

这将是另一个全球独家报道。因为往返第比利斯的航班都停了，一个莫斯科的CNN制片人通过门路找到俄罗斯空军的一名飞行员，飞行两个半小时到达第比利斯，然后拿着磁带立刻返回。这个带着大裘皮帽的矮个子男人说一万美元成交。汤姆·约翰逊先给了他五千美元，承诺他回来后再付另外的一半。这个飞行员在二十四个小时内都没有再出现，而到那时BBC已经播出了他们对加姆萨胡尔季阿的采访，CNN莫斯科办公室也播放了阿曼普采访的副本，是从一名通过格鲁吉亚另一个机场的正常航班前来的通讯员获取的。当那位迟到的飞行员最终出现时，他要求支付另外五千美元。

CNN员工一开始拒绝了，但因为陪他前来的是两个充满威胁的大块头保镖，他们觉得，拒绝付钱可能是不明智的。吉蒂斯是这样描述的：“我们付了钱，拿到磁带，然后把磁带扔进了垃圾桶。新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已然融入旧苏联了。”

1. 切尔尼亚耶夫《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第399页。

2. 科尔顿《叶利钦》，第391页。

3. 舒尔根《苏联大使》，第14—15页。

4. 奥多姆（Odom）《苏联军事的解体》（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第439页。

5. 邓洛普《俄罗斯的崛起》（The Rise of Russia），第9页。

6. 格拉乔夫《最后的日子》，第191页。

7. 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2009年10月2日。

8.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27日的一则日记。

9. 戈尔巴乔夫《1991年9月》，第120—121页。

10. 2009年10月对格拉乔夫的访谈。

11. 奥多姆《苏联军事的解体》，第371—372页；沙波什尼科夫《选择》（Vybor），1991年12月25日的一则日记。

12. 2009年10月对卢里的访谈。

13. 吉蒂斯《革命的结束》（The End of Revolution），第18页。

第27章
12月26日：第二天

1991年12月26日的早晨天气晴朗，但要冷得多。气温降到了华氏22度，总统别墅被积雪覆盖的房檐上已经结了冰柱。戈尔巴乔夫早晨醒来，发现吉尔车没在车道上等他。叶利钦的又一个承诺——戈尔巴乔夫可以把他的总统座驾保留到12月29日——没有实现。戈尔巴乔夫的警卫好不容易弄到了一辆备用的吉尔车，切尔尼亚耶夫不悦地指出，这辆车还是由叶利钦“好心”提供的，这样戈尔巴乔夫就可以回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他还有三天的时间，或者说他相信他还有三天的时间，来清理办公桌和完成最后一些预约。

这位新统治者正在让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他所倚仗的是俄罗斯总统一时的兴致。叶利钦命令保安负责人科尔扎科夫挑选出戈尔巴乔夫的警卫和司机来进行骚扰，好让他们一家尽快离开别墅。他后来声称，他的逻辑是，作为唯一的总统，他必须立刻征用总统住处，不管他承诺过什么。巴尔维哈4号别墅有一个军事指挥所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所有通讯设备。国家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官待的地方，不可能没有核按钮相关设备和常伴核提箱左右的两位上校。

尽管新的身份是平民，戈尔巴乔夫仍然坐在借来的吉尔车里沿着库图佐夫大街快速地行驶，前后都有警车护航。当他到达克里姆林宫时，俄罗斯国旗飘扬在参议院大楼炮塔上，他发现克里姆林宫警卫的态度明显是前恭后倨。当安德烈·格拉乔夫和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来帮戈尔巴乔夫履行最后的职责时，他们也被迫意识到保安和服务人员现在听命于另一个人。格拉乔夫观察到他们是如何粗鲁而故意地让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他身份的改变的。

这两位忠实的助手惊讶地发现，戈尔巴乔夫看起来非常憔悴和不适。他因为宿醉而感到难受，还要一边和流感发作产生的疼痛和不适作斗争。他不仅要面对被迫离职的毁灭性打击，还要担心困扰着赖莎的精神痛苦和对他们私人生活的干扰。他经过冥思苦想，认为他被免职的方式是“苏联所继承的糟糕传统中最不文明的”。

戈尔巴乔夫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愤怒地抱怨道，“他们把我扔出公寓，他们还把我的车拿走”，在他办公室门上的铜牌上还写着“苏联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红旗也还竖立在他办公桌后面原来的地方。

切尔尼亚耶夫很好奇，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还是想使用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办公室。这会让他的敌人们以不尊重的方式对待他。但他发现在这样敏感的时候很难反驳戈尔巴乔夫。“他很固执，而我即使在争吵的时候也不愿意尖锐地对他。他可能会认为因为他现在不是总统了，所以我变得放肆了。”

戈尔巴乔夫的告别演讲晚于每日晨报的截稿时间，导致切尔尼亚耶夫得出“所有报纸都因为害怕叶利钦而不敢刊出演讲全文”的结论。大多数的报道都是批评这位离职总统的。俄罗斯议会的机关报《俄罗斯报》（登出了全文）在头版登了一篇评论，标题为：“西方相信戈尔巴乔夫，俄罗斯人相信叶利钦”。该报纸的资深专栏作家弗拉基米尔·库兹涅切夫斯基指责美国想要保持苏联的完整，想要戈尔巴乔夫继续担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有力地显示出他与主要的国际领导人是意见一致的”，而叶利钦则完全不同，他除了对俄罗斯的利益感兴趣之外不关心别的，并通过将俄罗斯融入总的历史洪流中来满足这些利益。报纸引用了一个民意调查，调查显示有63%的俄罗斯人乐于见到戈尔巴乔夫离职，66%的人深信苏联将在独联体中以某种方式保留下来。

对于担心有人试图抹黑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们来说，更让人不安的是同一份日报的另一名评论家根纳季·梅尔科夫，他要求对苏联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进行公开审判。在题为“纽伦堡的幽灵”的文章中，他指出，不是每一个德国人都因为纳粹主义而有罪，但领导集团应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承担道德责任。他写道，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五千万人被杀，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没有杀过这么多自己的同胞。

负面的报道让戈尔巴乔夫的同伴们痛苦不已。亚历山大告诉一个记者，“那些背叛者对戈尔巴乔夫的忘恩负义让我感到很受伤”。

但是，也有几份报纸表达了对被推翻的总统的同情和感激。前苏联政府的机关报《信息报》对戈尔巴乔夫被抛弃的方式感到很愤怒，它在头版宣布，“他辞职的时候直率地直视着我们的眼睛。他已经尽力了”。报纸的专栏作家加亚兹·阿里莫夫对缺少一个恰当的告别仪式表示批评。“这是一个事关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尊严的问题，事关现任政治领导人的荣誉的问题。我们很快就会感到惭愧；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人为此感到难过了”。一位同事尹娜·穆拉维耶娃指出，戈尔巴乔夫解放了新闻业，赶走了恐慌，打开了他们自尊心的“阀门”。“他留给俄罗斯通货膨胀、街上的乞丐、百万富翁和80%的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民，但也给我们留下了安德烈·萨哈罗夫和作为一个值得自豪的人类个人价值的实现。”

《星火》的编辑维塔利·科罗季奇若有所思地写道：“戈尔巴乔夫对待这个国家就像我妻子处理白菜一样。他以为只需要剥掉第一层叶子就可以去掉污垢。其实他该一直往里剥，直到什么都不剩。”

激进的青年报纸《共青团真理报》承认，尽管戈尔巴乔夫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水平，他却改变了人们自身。“他不知道怎么做香肠，但他知道怎么给人们自由，而如果有人认为前者比后者更重要的话，他很有可能永远一种都得不到。”

《真理报》在八月政变后就被关闭，后来被一个支持共产主义的记者团队重新启动，又被希腊企业家雅尼克兹家族集团接管。它发出宣言：“结束这场闹剧吧！”这个以列宁的勋章作为报头的前共产党机关报，天天被叶利钦的官员骚扰。几天前，他们的供电和电话都被切断了，忠于俄罗斯联邦的民兵查封了它位于办公大楼十层的编辑办公室。然而，《真理报》的主编亚历山大·伊林设法每天制作出报纸。他小心地抵制住对戈尔巴乔夫的辞职表示幸灾乐祸的诱惑，说道：“现在还不到在离去的人背后扔石头的时候。”

而共产主义报纸《苏维埃俄罗斯报》的反应则与众不同，它是两边都不放过。在它的头版上发表了一幅漫画，上面画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站在一堆灰烬上，戈尔巴乔夫说道：“现在我认为我们可以说经济改革已经完成了。”

当戈尔巴乔夫正在处理早晨的信件时，意大利记者朱列托·基耶萨和同事恩里科·辛格到了，他们将对作为“平民”的戈尔巴乔夫进行第一个采访。这两位来自《新闻报》和《共和国报》的记者发现气氛很奇怪。基耶萨回忆道：“一切都很混乱，每个人都在离职，叶利钦的人已经不耐烦地等在那里了。”[1]他们注意到，一面红旗仍然堂而皇之地陈列在戈尔巴乔夫身后，仿佛苏联还存在，而他也还是总统。戈尔巴乔夫像往常一样优雅地跟这两位意大利人打招呼，但基耶萨还是察觉到了他的失落感。

这位前苏联总统讲了一个故事来逗乐他的客人们。在他的事业早期，他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西西里度假，一个法国游客奇怪地想勾搭他年轻的妻子，他不得不冲他挥了挥拳头。基耶萨想：“也许那个人不是法国人，而是意大利人，戈尔巴乔夫这样说只是想对我们客气点。”在说到苏联被解体的方式时，戈尔巴乔夫泄露了一丝痛苦。他将苏联的结束称为一场政变，将阿拉木图峰会后共和国总统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称为斗鸡比赛。

他自负地说道：“我自己随着国家的改变而改变，但我也改变了国家。毕竟，要帮助自己的祖国恢复在国际社会的位置、恢复到符合普世价值的机会是很渺茫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有一种无论如何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的感觉。”

当这两个意大利人问到他的家人对他的辞职有什么感受的时候，他回答得真情流露：“我很感谢我的家人能够承受这一切。”他说，他生活条件的改变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指的是他从一栋宏大的国家别墅搬到一栋稍小一点但仍很宏伟的别墅居住，他可以终生使用那套别墅和国家提供的汽车、司机、保安和仆人。“我的家人和我都不是被惯坏的人。”

当问到在看见红旗被提前从克里姆林宫上降下有什么感受时，他回答道：“我的感受跟这个国家千千万万的公民一样。红旗就是我们的生命。但出于对同胞的尊重，我不想将这个时刻戏剧化。”

在意大利人走后，格拉乔夫拿着一本《八月政变》的复印件请戈尔巴乔夫签名，这本书是戈尔巴乔夫写的一个短篇，描述他在福罗斯的经历。这位前总统给他的发言人写了一些感激的话，最后写的是，“最重要的事还在我们前方。现在才到历史时钟上的午时”。当格拉乔夫在前厅看着作者的题词时，抬起头惊奇地发现时钟的指针都正好指向十二点。后来他了解到，那个钟表已经停摆了。[2]

没过一会儿，一夜之间从西班牙驻苏大使变成驻俄大使的何塞·昆卡带着他的国家元首的慰问信到了。切尔尼亚耶夫抓住机会把大使叫到一边，请他帮忙给安德烈·格拉乔夫找一份新工作。他知道昆卡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负责人关系不错，于是问他是否可以在那里替他的同事谋一个职位。大使的表情马上就变了。他语无伦次地说：“这怎么可以，这是不能接受的。”切尔尼亚耶夫回答道：“是，这是不能接受的，我自己也知道。但是，你在怕什么呢？你是在害怕科济列夫吗？你是怕他把你赶出去吗？”[3]

在克里姆林宫地界上的另一个地方，苏联还在经受着死亡的阵痛。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议会——最高苏维埃——正在刚进斯帕斯基门的那幢14号楼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大多数选举出来的代表们代表的要么是已经失效的共产党机构，要么就是已经独立永远离开的共和国。这次会议只有一个议程：宣布解散苏联和承认独联体作为它的替代物。

这些代表们一心想的是做做样子抗议一下苏联的结束，然后，最后一次利用一下储物充足的议会自助餐厅。他们在等着会议开始的时候，到处闲逛，坐在宽大的橙色扶手椅上读着报纸，就像是早到的客人在电影院宽大的屏幕前等着电影开场一样。这个房间以前确实是克里姆林宫的官方剧院，只不过在过去三十年间上演的却不是虚构的剧目。

翘首盼望见证历史时刻的记者们几乎在人数上超过了凄凉的立法者们，但是，记者们本身并没有多激动，因为议会的结束只不过是高潮过后一个苍白无力的结尾。

会议刚开始，就有五个克里姆林宫员工——两个戴着裘皮帽，两个光着头，一个戴着滑雪帽——出现在这栋大楼的门口。他们拧下两边对称的4x3英尺大小的门牌，上面写着，“苏联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然后把它们拿到贮藏室。

共和国的国会委员会主席阿努阿尔别克·阿利姆扎诺夫在台上的一个宽大木桌旁入座，侧面竖立着七面国旗，代表不到一半的前苏联共和国。他声称，注册的代表已经达到了法定人数，可以针对结束苏联的决定进行投票，但出席的几个俄罗斯议员和白俄罗斯议员都是为了看戏才来参加的。

阿利姆扎诺夫宣布，他们的前辈们“谈到伟大的事业，谈到世界革命，谈到社会平等、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梦想。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在最大程度上回到资本主义……我们完全了解我们失去的是什么。我们不明白的是自己得到了什么”。他谴责那些“与一头还没被宰杀的狮子共舞”的新闻工作者，但也不得不承认，红旗已经降下来了，他们的总统已经辞职了，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会议了。

强硬派共产主义者弗拉基米尔·萨马林走上台，强烈批评叶利钦的“军事政变”。他用的词极具煽动性和冒犯性，导致秘书都不往官方记录上记笔记了。萨马林抱怨道，这些事件已经让代表大会屈膝了，而对于这个形象，反共主义代表伊利亚·扎斯拉夫斯基的反驳很有名，“这个代表大会从一开始就没站起来过”。扎斯拉夫斯基在之前的一次会议上争论道，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以警卫累了代表们就应该离开为借口，解散了战前最后选举出来的代表大会，“这次，累的不是警卫；累的是人民”。代表维克多·吉卜林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宣称他不得不接受一份街道清洁工的工作。其他的代表就苏联的结束是悲剧还是喜剧交流了意见。

美联社摄影师刘香成拍摄的戈尔巴乔夫辞职的照片这天登上了全世界报纸的头版，现在他在这个几乎空荡荡的房间里举着摄影机到处走动。他回忆道：“空空的大厅里只有一个苏联立法者。讲台上的发言人宣布苏联的崩溃时，他还在打哈欠。”

阿利姆扎诺夫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结束了会议。他说：“既然总统已经辞职了，红旗也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了，我们也到了离开的时候了。”代表们经过投票将苏联扔入历史中。议案是这样表述的：“根据代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权力的、选举出来的最高机构所表达出的成立独联体的意愿，各个共和国一旦认可阿拉木图协议，各国议会就宣布苏联的解体。他们最后的行动是解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解散检察官办公室和国家银行这些已经不存在的机构。”

代表们带着财物和文件坐着海鸥牌汽车和伏尔加小汽车离开了，他们身后谣言四起，说他们抢夺了大楼里的电视、电脑和其他官方财产。俄罗斯政府财产安全部的负责人伊万·博伊科后来否认有任何抢掠事件发生，不过，确实有一个官员无耻地想用一个提箱从宪法控制委员会拿走127 000卢布。但是，转移或销毁可能在将来导致尴尬或危险的文件，这确实是最后一个机会了。类似的行动正在莫斯科的许多办公大楼里发生。塔斯通讯社引用俄罗斯总统方面的来源报道，克格勃和内政部合并而成的新超级保安部门的高层官员们，正在快速销毁关于高级警官腐败的文件。

多亏了白宫俄罗斯议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从俄罗斯地区选举出来的苏联代表们可以保留他们的一半年薪。这个特许权并不是全票通过的。三十二岁的阿富汗战争老兵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谢尔盖·巴布林——他也是西伯利亚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的朋友——尖锐地评论道，他们应该被授予三十枚银币，因为他们再不能保护苏联方面的背叛行径。

快到下午五点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离开了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他坐着豪华轿车穿过莫斯科河到达位于具有历史意义的河后区（Zamoskvorechye District）的总统酒店。这个五星级酒店建于1982年，之前的名字是十月酒店，用来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当时它只被共产党用来接待来访的政要和友好代表。

没有正式的国家告别仪式，格拉乔夫就在酒店的舞厅组织了一个由三百名俄罗斯和国外媒体代表参加的盛大招待会，来向戈尔巴乔夫致以最后的敬意。他在传达给记者们的信息中，将这次招待会称为“总统新闻服务部门组织的最后的情况介绍会”。在格拉乔夫看来，那些被邀请的人是“唯一能够欣赏戈尔巴乔夫起到的真正作用的对话者，也不会因为表达他们的欣赏而感到难堪”。

酒店的主管一开始害怕引起新当局的不快，竭尽所能地阻止这件事情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发生。一开始，他拒绝接受预定，坚持总统账户已经被冻结了。即使在格拉乔夫让戈尔巴乔夫从自己的口袋里掏现金时，他还是一直拒绝，但他的俄罗斯上司们最后指示他接受预订。切尔尼亚耶夫满意地发现，这个酒店的经理虽然不再对共产党负责，却受一个与西方资本主义者合资的公司雇佣，所以，他不得不妥协。归根结底，“私有化还是有点用处的”。

这位前总统到达时显得非常消沉、疲惫，他亲近的人担心他马上就要心脏病发作。

但当他爬上通往舞厅的宽宽的、铺着地毯的大理石台阶时，欢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声音就像香油泼到了他的身上。在楼梯的顶端，这么多的客人都开始鼓掌。他的心情立刻就明亮起来了。这里的人仍然想听他要说的话。当他被这些善意的祝福者包围的时候，睿智的光辉又回到了他的双眼，他拿着柠檬伏特加加入了敬酒的行列。他拥抱了几个朋友，他们是经济改革的拥护者，其中有《莫斯科新闻报》的伦恩·卡尔宾斯基、《独立报》的维塔利·特雷季亚科夫，他还为许多年来一直报道经济改革的外国记者们亲笔签名。CNN的汤姆·约翰逊让他用解散苏联的那支万宝龙笔给自己的日记签名。记者们也包围了安德烈·格拉乔夫、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格里戈里·列文科和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来获取最后几天的内幕。

每个人都想知道戈尔巴乔夫下一步会做什么。他一边从餐桌上抓起几条沙丁鱼，一边讲述在他的家乡，北高加索的普里沃尔诺耶村，他八十岁的老母亲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演讲后给他发了一条信息：“放下一切，回家来吧。”戈尔巴乔夫猜，要是他给她回电话，她肯定会说：“感谢上帝，休息一下，再做回自己吧。”[4]

他如此虚张声势地谈到他未来将参与到政治进程中，让许多记者觉得他是在为政治回归打基础。他承诺道：“我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但我不会离开政治舞台。我有大计划。”[5]

跟往常在热情的崇拜者面前一样（尽管在场有几个人曾严厉批评过戈尔巴乔夫），他口若悬河、豁达健谈，有着一贯的魅力，巧妙地将过去二十四个小时内受羞辱带来的消极影响隐藏起来。他只在只言片语中表达出他的怨恨。他抱怨叶利钦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反对他做的所有事情，他还附和理查德·尼克松在1962年选举中被打败后的著名言论“你不会再看到尼克松在周围闲晃了”，尖锐地评论道：“要一直反对戈尔巴乔夫很容易。现在已经没人给他们去反对了。所以，就让他们各显神通吧。”[6]

他开玩笑说，在这块曾经是苏联的土地上，现在有很多总统，失去一个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失去一个国家却是另一回事。《新闻周报》的总编辑弗雷德·科尔曼发现戈尔巴乔夫的状态极佳，放松，镇静。在喝香槟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告诉他：“一个伟大的任务降临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完成了。现在其他人来了，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我祝他们成功。”[7]

切尔尼亚耶夫看着他的上司不得不“掏心掏肺地说了两个小时……我们这些罪人也备受折磨”。他告诉《华盛顿邮报》的大卫·雷姆尼克，叶利钦已经骚扰、挑衅过戈尔巴乔夫了，而且是针对个人的，但戈尔巴乔夫认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不管前路是什么。“他的目标、他的战略，所有的事情都为他作证，尽管有战术上的失误，尽管有过犹豫不决。他最大的错误是总想得到平衡，团结所有人，这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8]

招待会进行期间，酒店吧台电视上的新闻广播员提醒观众，苏联结束的结果是，他们当天早上醒来已经不是一个伟大的超级大国的公民了，而是十五个独立的不同国家的公民。

戈尔巴乔夫在招待会结束后回程的车上，经过的许多大楼上已经挂着象征政府更迭的俄罗斯三色旗。到处都看不到红旗的影子了。12月25日，这个共产主义的象征从克里姆林宫降下就是一个信号，将全国范围内公共大楼的苏联国旗降下，换上独立的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

跟其他地方一样，圣彼得堡的公共大楼上都飘扬着俄罗斯国旗。但政治启蒙大楼的一根金属杆上仍然飘扬着一面红旗，这栋楼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商务中心，那些共产主义者得以保留一间办公室。未来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现在是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办公室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负责人，从他工作的斯慕尼学院可以看到红旗。

这位前克格勃官员下令让工人拿走红旗。第二天这些共产主义者就升起另一面。普京又下令，他的人就又拿走国旗。市长索布恰克的一名助手弗拉基米尔·丘洛夫看着国旗来来去去。“那些共产主义者的国旗很快就用完了，开始用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最后用的东西中有一个甚至都不是红色的，而是深棕色。这可让普京受不了了。他找来一台起重机，在他亲自监督下，用焊灯将旗杆切倒了。”[9]

1. 2012年1月对基耶萨（Chiesa）的访谈。

2. 格拉乔夫《最后的日子》，第194页。

3.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27日的一则日记。

4. 戈尔巴乔夫《1991年9月》，第124页，

5. 科恩（Kohan）, “我有宏大计划”（I Have Big Plans）。

6. 同上。

7. 科尔曼《苏联帝国的兴衰》，第355页。

8. 雷姆尼克，“戈尔巴乔夫告诉布什，‘多关照俄罗斯’”。（Gorbachev Tells Bush, Watch Out for Russia）

9. 普京、格沃尔基扬、季马科娃和科列斯尼科夫《第一人称》，第95—96页。

第28章
12月27日：掠夺者的胜利

12月27日，星期五，临近八点，距戈尔巴乔夫宣布停止作为苏联总统的活动已经过去一天半有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像往常一样，被家里的女人们梳洗整理之后，离开他在特维尔–亚姆第二大街54号的公寓。他钻进两天前从戈尔巴乔夫的别墅拿来的总统吉尔车，指示司机开车直接带他到克里姆林宫。

这辆豪华轿车横穿过环路，沿着特维尔大街行驶，右转经过苏联国际旅行社，再左转穿过克里姆林宫的博诺维特斯基门，最后停在参议院大楼的前面。他的副总理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议会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和他的新闻信息部长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在等着他。

这四个人走进电梯，上到三层。在他们沿着走廊上的地毯明确地朝着目标大跨步走去时，警卫马上立正敬礼，他们突然冲进总统办公室的接待室，跟值班的接待员面对面。

戈尔巴乔夫还没到。他与日本报纸《读卖新闻》的记者约在十一点，总统办公室。在核桃厅与叶利钦达成的交易之下，戈尔巴乔夫以为他能使用办公室到星期天。但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诧异在等着戈尔巴乔夫。今天凌晨，在叶利钦的亲自指示下，一群工人拿着一袋工具来到总统办公室，将门上用黄铜字写着“苏联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牌子拆掉了。他们将它换成了一块写着“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牌子。戈尔巴乔夫已经不受欢迎了。

叶利钦命令接待员：“带我们四处看看！”[1]不等回答，他就闯入了房间。他怒喝道：“以前在桌子上有一个大理石的钢笔盒，去哪儿了？”他是在暗示克里姆林宫的财产正被离职的官员们偷走。秘书抗议道：“那里没有钢笔盒……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用那样的钢笔。我们都是给他买毡尖笔。”

叶利钦盘问道：“好吧，那这里呢？”他盯着戈尔巴乔夫睡午觉的休息室看，只看到沙发和盥洗设施。俄罗斯总统来到办公桌后面，开始往外抽抽屉。他发现有一个抽屉打不开。

他吼道：“这个为什么锁起来？叫指挥官来。”一个助手拿着钥匙来打开了抽屉。里面是空的。

又四处查探了一会，叶利钦召集克里姆林宫的工作人员，命令他们将戈尔巴乔夫剩下的物品全扔到走廊里。然后，这一小群人围在办公室里的椭圆形桌子旁坐下。叶利钦大声唤道：“来人！给我们拿杯子来。”一瓶酒拿了出来，杯子里满上威士忌，然后他们举杯庆祝胜利。

接待室的秘书紧张地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告诉他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位助手说，叶利钦、波尔托拉宁和布尔布利斯占了他的办公室，正在里面聚会呢，已经喝了一瓶威士忌了。还有，他的名字也不在门上了。

在狂欢了一个半小时后，叶利钦仁慈地对浑身发抖的接待员宣布，他不去视察核桃厅或国务院办公室了。他以前都去过了。他和同伴们一路笑谈着离开了。他离开时回头说道：“行为规矩点！我今天还会回来的！”

几分钟过后，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来检查办公室是否已经准备好戈尔巴乔夫和日本记者的采访。“我发现总统的东西都被扔在办公室外面，还有在十点前办公室必须准备好迎接新主人到来的命令。”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被震惊了。“这简直是噩梦！叶利钦越来越野蛮了。他正在践踏一切……他一定是在报复我们昨晚跟媒体的招待会！”他再次为他的上司还想来总统办公室感到十分气馁。“为什么他要自取其辱？为什么他非得来克里姆林宫？红旗已经从炮塔上降下来了……他也已经不是总统了。”[2]

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走后不久到达克里姆林宫时，正处在狂怒中。12月18日，叶利钦公开宣布戈尔巴乔夫可以等到12月末或最多1月中旬来做出辞职决定。当他决定12月25日辞职时，叶利钦曾明确地、清楚地同意他能在他的办公室一直待到12月29日来结束他的事务。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抱怨道：“叶利钦把总统的职责放到一边，跑来亲自监督我从克里姆林宫被‘驱逐出去’。我得知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和布尔布利斯在早上八点半的时候占了我的办公室举办宴会，为他们的‘胜利’喝了一瓶威士忌。这是掠夺者的胜利，我找不到其他的词来形容了。”[3]

俄罗斯总统已经使用相邻的克里姆林宫大楼里的办公室一段时间了。但戈尔巴乔夫在下台两天后还继续占着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权力宝座，表明一个单一联邦国家仍然存在。这对新统治者来说是具有冒犯性的。叶利钦是俄罗斯唯一的总统，但国外媒体赞誉的却是戈尔巴乔夫，仍然要求占有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室、在办公桌后竖苏联国旗的也是戈尔巴乔夫。

格拉乔夫认为门牌和红旗对叶利钦来说不仅仅是象征物，而是一场斗争的目标，即讨伐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战利品。

叶利钦不喜欢后来媒体中出现的“传言”，称他们实际上是将戈尔巴乔夫的东西扔出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他做了一些反驳：“原来的占有者自然没有把门把手拆下来。但他们确实拿走了一些家具，甚至将一些官员的国有金制钢笔从墨水池里面拿走。好吧，这样的事在我们国家已成习惯。”他否认有蛮横的行为发生，责备“员工之间的不合”。他声称他们在采取行动一周前，就已经警告过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员工。“这段时间足够他们打包文件了。从一开始，我就既不想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团队——更确切地说，剩下来的人——被赶出去，也不想他们再待一个月来打包。长痛不如短痛。”[4]

搬进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想法是几周前在叶利钦的脑中成形的，那时形势已经很明朗：苏联已经没有未来了。在那之前，苏联还有可能以某种方式保存下来，所以没有讨论过戈尔巴乔夫离开克里姆林宫的事，因为他有可能继续在那里指挥中央，不管中央被如何削弱。

直到几周前，叶利钦给家人的印象都是他将在白宫统治俄罗斯。自从6月份被选举为俄罗斯总统后，他就尽可能少地使用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去那儿也主要是为了正式的用途。他的女儿坦妮亚在几周前说，“白宫是他真正的办公室；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只是用来作秀的——招待外国客人和举行其他官方仪式”。[5]

叶利钦意识到，如果从克里姆林宫进行统治，会给世界怀疑他“对权力”有野心的借口。他的许多同事也会怀疑，一个经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是否应该占用有几百年历史的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的城堡。一些人认为白宫，叶利钦在政变中英勇站出来的场景，才是俄罗斯的象征，而不是红场上的沙皇城堡。

然而，对于克里姆林宫应该在最后一任苏联统治者离开后转变成历史和文化博物馆的建议，俄罗斯总统感到不耐烦。他承认，克里姆林宫是一座艺术瑰宝，但它同时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政府综合大楼。“这个国家的整个防御系统和监测系统都与克里姆林宫连在一起，来自世界各地的加密信息都会被送到这里，这里还有最精细的安全装置。”更何况，克里姆林宫“在将要遵循的政治方针里是稳定、持续和决心”的象征。

它曾经是戈尔巴乔夫的辖区，现在它是叶利钦的囊中之物。

对于叶利钦来说有一个不足之处，如果搬到克里姆林宫，将白宫作为某种独立领域留给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就会加深议会和总统统治之间的分隔，将白宫留给了它吵吵闹闹的议员们，会让它成为一个在将来反抗他的补给站。

戈尔巴乔夫无法使用被弄得乱七八糟的总统办公室，他只好下到二楼，到设备负责人格里戈里·列文科的办公室来进行与日本记者约好的采访。

他告诉这些日本记者：“你们知道，我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他指的是共产主义体系已经不存在了，社会也发生了改变。“重要的是人们发生了改变。既然他们已经品尝过自由，我希望没有任何事物能迫使他们回到从前的状态。”[6]

另一个日本媒体公司与戈尔巴乔夫的员工取得联系，愿意出一百万美元在第二天进行一个克里姆林宫的电视采访。[7]戈尔巴乔夫一开始说他会接受，但被切尔尼亚耶夫劝服拒绝了，切尔尼亚耶夫指出，回到叶利钦找乐子的克里姆林宫太丢人了，要另外找地方进行采访就更丢人了。列文科责骂切尔尼亚耶夫拒绝了这样一个提议，但戈尔巴乔夫告诉切尔尼亚耶夫他感冒了，可能撑不住接受采访了。将来会有更多的赚钱多的媒体采访机会。

戈尔巴乔夫在中午的时候离开参议院大楼，低头弯腰进入借来的吉尔车，穿过博诺维特斯基大门离开克里姆林宫，在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总统期间再也没有回来过。

中午刚过，叶利钦就回到参议院大楼来占领现在属于他的办公室，这次是一个俄罗斯摄影团队陪着一起来的。他指示他们拍摄他作为克里姆林宫主人的第一个举措。那就是签署一道政令，规定俄罗斯对苏联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苏联广播”（Gosteleradio）的管辖权。坐在戈尔巴乔夫腾出的办公桌旁，俄罗斯总统签署命令，将苏联电视台转变成奥斯坦金诺俄罗斯电视和广播公司。他还命令叶戈尔·雅科夫列夫负责监管这次转变过程，完成后担任它的负责人，刺激得《消息报》发表了一个半开玩笑似的标题：“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奉命将苏联电视和广播公司转变和移交给叶戈尔·雅科夫列夫。”[8]

国家广播电台曾在叶利钦带头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抹黑他，曾试图在九个月前迫使他保持缄默，现在最终完全落在他的掌控之中。雅科夫列夫宣布将增加新闻的输入，其中有一个新的时事节目《新闻提要》（Itogi），主持人是备受欢迎的播音员叶夫根尼·基谢廖夫。由于俄罗斯总统的行政职责包括对国家第二频道的控制，他命令两个电视频道都面向俄罗斯大众播放——但他命令奥斯坦金诺在一年内脱离对国家的依赖，通过发放股票独立出去。

叶利钦通过一系列活动开始了他作为绝对领导人的统治。在处理了电视台的未来后，他发布命令，剥夺了叛逆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对其所负责的五个国家委员会的控制。他还签署政令，要求在未来几周对商店、餐馆、车间、伏特加酿酒厂、药物工厂和婴儿食品工厂进行私有化。银行、铁路和航空公司将随后执行。集体农场必须将土地转交到每个成员的手中，结束了国家对637 000 000英亩领土的垄断。这道政令废除了1918年的布尔什维克裁决：所有的私有土地、矿山、森林和自然资源都“被永远取消”。

尽管越来越保守的议会没有办法阻止叶利钦发布政令，他们却能用其他方法阻挠他。当天下午，议会驳回了检察官瓦连金·斯捷潘科夫将八月政变时的国防副部长弗拉迪斯拉夫·阿恰洛夫将军逮捕的申请，罪名是积极参与政变。在代表们中间，对政变阴谋者的愤怒正让步于对他们动机的同情。8月被逮捕的十三名阴谋者仍待在巴特罗斯卡亚–蒂什纳监狱等待提审，但他们的境遇得到了改善。

凑巧的是，瓦列利·波尔金也在当天因为健康状况恶化而从监狱释放。在因为参与政变而被收监的四个月中，戈尔巴乔夫的这位五十六岁的前参谋长对他前上司的鄙夷丝毫未减。他坚持认为，政变集体追求的不是别的，而是国家的繁荣与和平，不是对权力的渴求，政变失败的原因是他们太过小心有礼而没有诉诸武力。对波尔金而言，政变的失败不是很多人所认为的美国的胜利，而是一个超级大国的组织混乱的单位被内部反对者击溃。

同时，约一百名美国大型公司的总裁来到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一个促进贸易的会议。他们是被已经不存在的苏联邀请来的。会议照常举行，只是换成了叶利钦的人，时间推迟了两天，这让一些摸不着头脑的管理者们松了一口气。

随着苏联的结束，芝加哥大学《原子科学家公报》的编辑们将末日时钟的指针往回拨到离午夜十七分钟的位置。六年前，戈尔巴乔夫上任时，硕大的指针停在离世界末日仅三分钟的地方。（2010年1月，随着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新的紧张局势和伊朗核野心的出现，指针又被往前拨到离午夜六分钟的位置。）

解除了总统职务的戈尔巴乔夫在晚上帮助赖莎整理新家。戈尔巴乔夫痛苦地抱怨道：“我们被迫在二十四个小时内搬到另外的住处。”[9]叶利钦的保镖将他们所有的私人物品弄得一团糟。它们还得被搜集起来打好包。对他们两个人来说，这都是对他们家庭私人空间的羞辱性侵入。赖莎极其注重隐私，一直坚决让私人事务远离陌生人的刺探。在从福罗斯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戈尔巴乔夫回到家发现她在哭。她正在烧毁一捆信，是年轻时候的戈尔巴乔夫在出差时写给她的五十二封信，她小心翼翼地保存了大半辈子。她害怕会再有一场政变，无法忍受其他人读到这些信。戈尔巴乔夫在多年后讲述道：“她说，‘我们不能让别人探听我们的生活’，然后，她一边哭着一边将信扔进火里……我烧掉了我的二十五个笔记本。不是我的私人日记，而是工作日记，上面写着一些细节、特征和计划。我烧它们的时候在想，我这样做多少能帮到她。”[10]

戈尔巴乔夫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将堆积了多年的文件分类——有笔记、信件、电报、照片和文档。他们坚持自己打包所有的东西，而没有寻求帮助。切尔尼亚耶夫义愤填膺，因为叶利钦的人不仅这么快就将戈尔巴乔夫一家赶出去，还“拖了好久都不肯派一辆卡车来帮他们把东西搬走”。[11]

有几百本书要被装进纸板箱里：索洛夫耶夫、克鲁切夫斯基和卡拉姆津撰写的俄罗斯历史；一套十卷版的普希金诗选；高加索的浪漫主义诗人莱蒙托夫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抒情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诗集；几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裹皮边儿的著作；此外是个人的最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复印本，被翻过很多遍，戈尔巴乔夫坚持认为这本书让他转变成极权体系的反对者；一本萨克雷的《名利场》善本，是玛格丽特·撒切尔送给赖莎的；以及一本装订精美的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的诗集《科布扎演奏者》，赖莎喜欢引用他的诗句：“我的思想啊，我的思想，你带来了怎样的痛苦啊！／为什么你要在如此阴郁的字里行间与我对抗？”

作为自己的图书管理员和归档员，赖莎负责恰当地管理这些书，不让它们混在一起。在他们的书架上，总会有一个便条，上面写着：“朋友——请按字母顺序将书放好。”[12]

赖莎还有一大堆照片要打包。其中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共产党官员温文尔雅地鞠躬递给赖莎一束康乃馨。那是鲍里斯·叶利钦，摄于1985年。

1. 夏哈纳扎罗夫《杰娜·斯沃博德》，第309页；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28日的一则日记。

2.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27日的一则日记。

3.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866页。

4. 叶利钦《为俄罗斯奋斗》，第124页。

5. 索洛维约夫和克列皮科娃《鲍里斯·叶利钦》，第270页。

6. 夏哈纳扎罗夫《杰娜·斯沃博德》，第309页。

7.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28日的一则日记。

8. 安德罗纳斯（Androumis），“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A Letter from Moscow）。

9.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866页。

10. 穆拉托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1. 切尔尼亚耶夫《1991》，1991年12月27日的一则日记。

12. 戈尔巴乔娃的书《我希望》中的照片。

第29章
争斗的继续

在新年前夕，只有不到三千人出现在红场上送别被废弃的苏联，欢迎资本主义的、独立的俄罗斯的第一年。

在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美国公民，其中有一些是拿着宗教象征的传教士。列宁陵墓周围的几个共产主义者和一群揶揄的美国人中间，站着一排民兵。

救世主塔上的钟敲响了午夜的钟声，穿着长大衣的哨兵听到钟声开始走正步离开，像往常一样将肘高举在空中。烟花在红场上空绽放，一小群人鼓了鼓掌。没有政府成员来现场纪念这个场合，没有教堂领导人和政治显要来向七十年的布尔什维克统治道别。欢呼的大多是外国人，甚至连烟花都不是俄罗斯放的，一家德国电视公司为了让这个场合在镜头前显得更有节日气氛而燃放了烟花。[1]

在新年讯息中，叶利钦告诉俄罗斯人民，他们继承的是一块被毁坏的土地，但是不要绝望。他说：“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但纯粹用阴郁、贬损的语调谈论俄罗斯是不公平的。遭遇失败的不是俄罗斯，而是俄罗斯被迫进行的尝试。”

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如果他至少提一下那个让他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人，可能会更令人愉快。

新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夫妇在查看他辞职第二天搬去的莫斯科外乌索沃村的一栋两层别墅。穿过大门就看见带绿色房顶和芥末色墙壁的房子，还有一个标志着建筑年份1956年的风标，他们一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就是那栋莫斯科河5号楼，位于百亩茂密森林里的别墅，戈尔巴乔夫一家在这里住了六年，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1979年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到1985年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这段时间。当他在1985年末搬进现在的总统别墅时，将这套房子分配给了新晋的叶利钦，叶利钦看到它宫殿似的房间和“足以为一支军队提供食物的厨房”，感到不知所措。

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哪儿也不去，也几乎不见人。他回忆道，“绝望和无助从来没有把我打倒”，虽然他承认开始几天对于他和家人来说在情绪上是难以平复的。一位前演讲稿撰者、摄影师亚历山大·奇普卡建议戈尔巴乔夫回到他母亲所在的斯塔夫罗波尔村庄写写书。还有人建议他应该变得更加寡言而超脱。

叶利钦总统一家在戈尔巴乔夫一家离开几个小时后，就搬进了巴尔维哈4号别墅。奈娜开始在墙上挂各种宗教标志，给屋子增添一种革命后的气氛，还把格拉祖诺夫给叶利钦母亲画的画像也挂上了。叶利钦太喜欢总统别墅了，甚至在工作日的晚上都喜欢回来过夜，而不去城市公寓。他喜欢它的运动厅、网球场、儿童游乐场、野狗栏（dog pound）、带池塘的花园和华丽的桥，以及被圈出来的一段可以供他游泳和钓鱼的莫斯科河流域。

奈娜不停的抱怨摧残着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的耳朵，她说赖莎把好的家具都拿走了，换上旧东西，尽管物品管理人、房屋管理人和地产管理人都证实，什么东西都没换掉。

俄罗斯总统还想看看戈尔巴乔夫之前在列宁山上的公寓。科尔扎科夫开车载着叶利钦夫妇，前去视察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一家被粗鲁地驱逐出来的六间房大小的生活空间。这栋平顶的公寓楼是戈尔巴乔夫1985年下令建造的，暴露出他缺乏建筑品位。[2]瓦列利·波尔金将这栋“阴冷的、灰不拉几的混凝土建筑物”比喻成一所预制学校。不管怎么样，这个地段是极好的。它的背面是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用前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的名字命名，莫斯科河一个U形弯道高地上有树木成林的弯曲河堤，林荫大道便位于河堤顶部的边缘。戈尔巴乔夫住在四楼，也就是顶楼，从这里可以看到莫斯科的全景，最显眼的是诺伏迪维奇修道院，也可以看到远处克里姆林宫的塔尖。这个面积2700平方英尺的生活空间，即使以苏联精英的标准来说都算大的。科尔扎科夫声称自己被内部装饰的华丽程度震惊了。他指出“跟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闺房（和）装有镶满宝石、缟玛瑙和碧玉的极可意浴缸的浴室相比，一位法国皇后住处的精致与富贵都显得苍白单调”。奈娜尤其喜欢卧室里纹理细密的卡累利阿桦木家具。她想立刻就搬进来，但叶利钦觉得这个地方太像一个博物馆了，一切都显得那么呆板而正规。

还有另一件事也要考虑。戈尔巴乔夫一家搬进了同一栋楼里的一座三居室公寓。叶利钦一家将要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愿意冒险跟他们看不起的对手碰面，这个新的第一家庭决定不使用这套公寓。但他们把豪华家具和德国制造的厨房用具都拿走了，尽管这些都是安装好且不方便移动的。

叶利钦把他在莫斯科市中心特维尔–亚姆第二大街54号的旧公寓保留了三年，之后搬进了西郊奥森尼亚亚（Osennyaya）大街的一栋新公寓作为他的市区住所。他将那里的公寓分配给他最亲密的同伴，包括叶戈尔·盖达尔和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但这些特权住户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自己的乡村别墅。他们在1994年的时候集体办了一个乔迁喜宴，由总统管弦乐队伴奏。叶利钦后来用自己的回忆录换来的硬通货版税，在莫斯科西面九英里处森林里的高尔基定居点建造了一栋自己的三层别墅。

职务带来的好处还有很多。叶利钦接管了戈尔巴乔夫那沙龙似的总统直升机伊尔-62，他在上面装饰上俄罗斯字样和俄罗斯三色旗。后来，他将其变卖，换了一架更贵的伊尔-96，里面有一张巨大的双人床。他还得到了一辆从德国进口的装甲宝马车。尽管他曾经谴责共产主义领导人的额外津贴，但现在作为戈尔巴乔夫曾经所在的世界领导人圈子中的一员，他要有所有排场，坚持认为他的斗争反对的不是共产党的特权，“而是不受控制的、包揽一切的权力”。他的逻辑很简单：在共产主义下，除共产党领导人之外，谁也无法获得一辆吉尔车。在市场经济下，有钱就可以开任何他们负担得起的车，也不需要感到羞耻。

叶利钦还迫不及待地炫耀他对核提箱的占有。他对自己的核责任尤其感到自豪。他要求两位负责保护核提箱的上校应该站出来，而不是像当戈尔巴乔夫的随从时那样显得不引人注目，他们应该有为他们专门设计的制服。不管他走到哪儿，都有两个穿着黑色潜水宽松运动外套的官员陪同，他们的衣服上还有肩章，以及金色的穗带和纽扣。

尽管俄罗斯和苏联之间的权力争斗已经落幕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个人之间不会再有交集，但他们之间的争斗并没有因为他们在俄罗斯生活中的新角色而有所减弱。他们由历史永远地联系在一起，因为真实和假想的轻蔑而沉溺在痛苦之中。叶利钦确保前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的政界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而尽管戈尔巴乔夫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仍然觉得在叶利钦“恶意的影响下”，报纸和电视都被鼓动写他的负面报道。戈尔巴乔夫夫妇在戈尔巴乔夫辞职后去斯塔夫罗波尔进行为期两周的度假时，《工人论坛报》发表了来自检察长的一项声明，声称戈尔巴乔夫授权克格勃在他们进行权力争斗的时候对叶利钦进行监视，从瓦列利·波尔金的保险箱里发现的正是这份文件，这也解释了叶利钦将戈尔巴乔夫赶出克里姆林宫的“不明举动”。

从斯塔夫罗波尔回到莫斯科后，戈尔巴乔夫开始重建他作为一个世界重要人物的名誉。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格奥尔基·夏哈纳扎罗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作为他的基金会成员也加入他的活动中。帕拉兹琴科留下来担任他的英语翻译。除了建立他的基金会外，戈尔巴乔夫还成立了绿色十字会，一个致力于促成跨国界的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国际组织。他们的首批来访者之一是他们的美国老朋友吉姆·加里森。加里森问雅科夫列夫：“你们之前为什么不反击呢？为什么不逮捕叶利钦呢？”雅科夫列夫回答道：“吉姆，让我跟你说一些关于权力的事吧。你在一段时间内会拥有权力，然后，就像沙子一样，它从你的指缝中溜走。你离开了，生活还会继续。”[3]

叶利钦监视着他自己阵营里的经济改革元老，疑心他们不忠诚。当电视台的负责人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告诉叶利钦，他出于礼节与戈尔巴乔夫夫妇在他们的别墅一起用过餐时，据雅科夫列夫描述，叶利钦的回答是：“你以为我不知道吗！”然后，他几乎哀怨地问道：“为什么他邀请的是你不是我？”雅科夫列夫回答道：“你疯了吗？你是总统，他什么都不是。”叶利钦抗议道：“他从没给我打电话。他从没打电话给我。他从没跟我通过话。”[4]

这段奇怪的对话让这位电视台主管得出结论，在叶利钦的灵魂深处，埋藏着对戈尔巴乔夫的“无比厌恶”。叶利钦在十个月后解雇了雅科夫列夫，因为他播出了一部关于高加索地区民族纷争的纪录片，这件事惹恼了他。

这两个对手都急急忙忙地出版为自己谋利的自传：《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回忆录》（Mikhail Gorbathev——Memoirs）和鲍里斯·叶利钦的《总统日记》（Zapiski Prezidenta），英语出版标题是《为俄罗斯奋斗》（The Struggle for Rassia）。叶利钦得到了45万版税预付款，而戈尔巴乔夫得到了80万的预付款。

在戈尔巴乔夫辞职三周前，詹姆斯·贝克在前苏联进行巡视。[5]他的员工带着几万美元在每个飞机场支付燃料。他的这次旅程与一次短期的柏林空运行动同时发生，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五十四架C-5、C-141和C-130运输机进行短期飞行，将总计3800万吨食物和药品运送到新独立的独联体国家。国务院确保在每个机场都有一次急救航班同时与国务卿到达。

到莫斯科后，贝克发现叶利钦变了，不再表达含糊、肤浅，而是变得自信、见多识广，而且是处理复杂事物的好手。

面临总统选举的布什总统在苏联的最后一天评论道，“我们都是胜者，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1992年1月28日，他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面前用的都是他的国情咨文演讲，宣称在与苏联的斗争中美国取得了胜利。布什在宣布“借由上帝的恩泽，美国赢了冷战”的时候，五百多名议员都站起来长时间鼓掌。

戈尔巴乔夫觉得受到了严重的冒犯。布什炫耀胜利的行为让已经在俄罗斯私底下传播的说法又有了佐证：前苏联总统因为向西方磕头丢失他们的超级大国地位而应该受到谴责。戈尔巴乔夫控诉“亲爱的”乔治陷入了“老旧的、对立的思维方式”。

后来，在休斯敦的一次共和党会议上，布什在一片“美国！美国！”的喊声中，宣布“冷战已经结束了，最先获得的是自由”。他的民主党对手比尔·克林顿嘲笑布什夸耀自己打败了共产主义，就像一只公鸡声称自己唤出了黎明一样。克林顿在秋天的选举中打败了布什。

在戈尔巴乔夫退休后，他一直坚持表明冷战的结束不是任何一方的胜利，因为全人类都取得了胜利。一个核武器大屠杀的威胁成为了历史，许多欧洲国家都获得了选择自由，俄罗斯的安全通过发展更加正常的国际关系得到了加强。西方宣称胜利的保守派思想家“只是因为自大而膨胀”。

在晚年的时候，这位前苏联领导人因为北约向俄罗斯领土进行扩张而变得更加失望，他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提醒西方政治家，在关于德国统一的谈判中，詹姆斯·贝克、赫尔穆特·科尔、道格拉斯·赫德和弗朗索瓦·密特朗都给出了保证，北约不会往东扩张。在关于德国未来的谈判中，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坚持认为，“一个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当时他们都表示赞同。[6]

叶利钦不再是一个为得到承认而奋斗的反叛者，也不再是一个害怕斥责的觊觎高位者，他用表示友好和同志情谊的信息轰炸了西方各国的首都。2月份的时候，作为无可争议的俄罗斯领导人，他初次登上国际舞台，飞去伦敦与首相约翰·梅杰共进午餐。在多年后，梅杰喜欢讲一段显示了叶利钦一本正经的幽默感的谈话。他讲述道：“我跟他说：‘鲍里斯，用一个字告诉我：什么是俄罗斯？’他说：‘好。’我有点惊讶——因为它当时正分崩离析。于是，我又说：‘那用两个字呢？’他说：‘不好。’”

叶利钦从伦敦飞往纽约，正式接管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第二天又来到戴维营与他的新好朋友乔治·布什进行谈话。他向美国总统保证，只有他和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掌握着核提箱，核武器的控制也被转移到安全的人手上。布什开着一辆高尔夫车载了他一程，送给他一双手工缝制的有着银制雕刻的牛仔长靴，作为他六十一岁的生日礼物。叶利钦被高尔夫车迷住了，他给他的孙子们订了几辆，让他们在莫斯科总统别墅的花园里开着玩。

5月，在赖莎、他们的女儿艾丽娜和帕维尔·帕拉兹琴科的陪伴下，戈尔巴乔夫也去到美国旅行，这个旅程由罗纳德·里根和乔治·舒尔茨共同接待，由他的美国崇拜者吉姆·加里森组织，他又能再次沉醉在对名人的奉承和纯粹的崇拜混合成的陶醉中，这在自己国家是感受不到的。[7]富裕的出版商小迈尔康·福布斯将他命名为“资本主义工具”的私人飞机交给戈尔巴乔夫随意使用，载着这群人飞往十一座美国城市，在这些城市里，他们住在五星级酒店，受到奉承的东道主的欢迎，其中有唐纳德·特朗普、罗纳德·里根

和大卫·洛克菲勒。在密苏里州富尔顿，有两万人来听戈尔巴乔夫的演讲，这也是温斯顿·丘吉尔进行著名的“铁幕演说”的地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位前共产主义领导人宣布“任何去俄罗斯市场的人都将有机会获取巨大利益”，得到了交易者们的欢呼。

布什总统打算为戈尔巴乔夫举办一个正式的晚宴，邀请的客人都是3A级别的。这个消息传到叶利钦耳朵里时，叶利钦让俄罗斯大使弗拉基米尔·卢金去白宫，明确表示这将被视为对俄罗斯总统个人的冒犯。布什取消了在东厅举行这次正式活动，改在从后门上楼的房间招待戈尔巴乔夫一行人，与布什一家、詹姆斯·贝克和苏珊·贝克一起进行一次私人晚宴。戈尔巴乔夫的魅力和自我欣赏没有使人失望。在他们走后，美国总统兴奋地对贝克说：“真是一个人物啊，这家伙。”戈尔巴乔夫在回到莫斯科后，宣称美国的财政援助是他的功劳，这激怒了叶利钦，因为他本来打算在下个月对美国进行国家访问时敲定这件事情。

俄罗斯媒体几乎忽视了戈尔巴乔夫的美国长途旅行。而对随后叶利钦总统去美国的访问进行了地毯式报道。叶利钦曾经反对俄罗斯领导人携带配偶出国访问，现在这个概念也随着过去的那个时代一起消失了。他带着奈娜一起出行。叶利钦因为对国会参众两院进行的一个演讲获得了热烈的欢迎，在演讲中，他为美国公司扫清了在俄罗斯进行商业活动的障碍。他在国会山的演讲结尾说道：“今天自由和民主的俄罗斯正向美国人民伸出友谊之手。”

叶利钦的随从们很高兴看到美国媒体对叶利钦的热情。他的官员们惊喜地在《纽约时报》上发现迈克尔·瓦恩斯对叶利钦的评价：叶利钦最终得以“摆脱戈尔巴乔夫先生的阴影，戈尔巴乔夫曾通过玩弄民主统治，在苏联权力金字塔顶端疯狂乱舞，迷惑住了普通的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总统们”。[8]

在权力过渡五个月后，不善于原谅的戈尔巴乔夫和好挑衅的叶利钦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前苏联总统开始公开批评休克疗法带来的恶劣影响，让物价飞涨，人们好不容易挣来的积蓄变得一文不值。叶利钦抱怨道，他这样做打破了他不干涉政治的誓言。戈尔巴乔夫跟一个《共青团真理报》的记者爆发了：“听着，叶利钦不是耶稣基督。我也不需要向他报告。不管是右翼报纸还是民主报纸都攻击戈尔巴乔夫，试图抹黑我，想要引起对我的憎恨和恶意。”他补充道，他只承诺过，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把他的基金会变成一个政治党派。

叶利钦指控戈尔巴乔夫“用校长似的口吻”发表危险而不可容忍的言论。他完全用一种苏联式的风格，让内政部长维克多·维林对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进行一次突击财政审计。不出众人所料，审计员发现在国外操作中有“滥用款项”现象的存在。《真理报》还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时对叶利钦进行诽谤性对待，现在叶利钦的媒体同盟对戈尔巴乔夫做了同样的事情。比如说，《消息报》报道，戈尔巴乔夫在佛罗里达购买了一栋价值108 350美元的房子，但无法确认任何实际的地产交易。

大约在这段时间，担任基金会副总裁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警告戈尔巴乔夫，有些人已经组成了一个专门工作组，来败坏戈尔巴乔夫的名声。戈尔巴乔夫告诉《新闻报》的记者艾尔奇奥·毛罗：“现在我看见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公开攻击我。他们可能想要我离开这个国家，去躲在某个角落，因为我对他们来说是个麻烦。”尤其伤人的，是来自前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发言人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的一项指控，他现在正在巴特罗斯卡亚一蒂什纳监狱等待政变的审判，他指控戈尔巴乔夫参与了1991年八月政变的阴谋。

独联体从未被当回事，就像他们的成立者一直以来所打算的一样。所有的共和国都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只有白俄罗斯表现出与俄罗斯重新结合的热情。在基辅，克留奇科夫总统残酷地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进一步将联盟统一的提议，他说道：“这是那个男人的不幸，他有毛病。每个人都在嘲笑他，而他还不理解。”

俄罗斯立宪法院传召戈尔巴乔夫，要求他就苏联共产党的活动给一个特别法庭提供证据。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次“奇怪的审判”是为了赢取政治分的策略，他怒吼道，即使是被用手铐拖到法庭上，他也不会参与诉讼的。法庭对他进行最高100卢布罚款的处分，约五美元，但拿走了他的外国护照。护照马上就被归还了，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去世，戈尔巴乔夫想要参加葬礼。

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的不耐烦在秋天的时候到了顶点。戈尔巴乔夫再次猛烈攻击他对经济采取的“骑兵攻击式的”方法。1992年10月8日，装满三辆汽车的警察到达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堵住大门，不让员工入内。戈尔巴乔夫在几分钟后出现，站在台阶上对着记者发怒道：“他们是来冲戈尔巴乔夫找茬的，恶魔戈尔巴乔夫，黑暗王子戈尔巴乔夫，他们都是这样叫我的。”叶利钦发布了一道政令，将大楼的所有权转交给俄罗斯金融学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可以继续留下，但要作为租户向金融学会缴纳租金和服务费。戈尔巴乔夫抱怨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典型的叶利钦行事风格——“吵闹、粗鲁、笨拙”，都是为了再次羞辱他，剪掉他的羽翼。

俄罗斯总统还回收了戈尔巴乔夫的两辆吉尔车，以及作为辞职交易一部分的保镖小组。前总统不得不用一辆标配的黑色伏尔加V8小轿车代步。

戈尔巴乔夫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关系在雅科夫列夫接到叶利钦的一通电话之后破裂了。叶利钦告诉雅科夫列夫，戈尔巴乔夫在辞职前交给他的“斯大林档案”揭露了臭名昭著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秘密条款的原件，这份于1939年签订的条约在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瓜分了欧洲。文件里包括六英尺宽的地图，上面有斯大林的红色签名和里宾特洛甫的蓝色签名。雅科夫列夫已经为关于布尔什维克犯罪的研究找寻原始文件多时了，但戈尔巴乔夫曾向他保证这些文件在1950年被销毁了。雅科夫列夫大声说道：“总算让我找到了，我一直相信能找到它们。”文件上的姓名首字母缩写表明戈尔巴乔夫知道它们的存在。[9]这点也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前参谋长瓦列利·波尔金的证实，他在一本对他的前上司充满愤怒的回忆录中声称，他向苏联领导人展示过这些原件，但这位领导人告诉他“一个字都不要说”。秘密条款的发现使雅科夫列夫感到震惊，他回复叶利钦的时候“说了一些好话”。

叶利钦选择性地公开了其他的一些文件，确认了戈尔巴乔夫定期查看雅科夫列夫的私人电话通话记录。不止一次感到被背叛的雅科夫列夫在1993年离开了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接受了叶利钦提供的工作，主管奥斯坦金诺电视台。他还成立了自己的国际民主基金会，发表了一份关于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恐怖统治的报告，《苏维埃俄罗斯一个世纪的暴力》。从1996年到他去世的2005年，他的基金会发表了八十八份来自苏维埃档案的文件。

雅科夫列夫的离去给戈尔巴乔夫亲近的圈子里留下了不好的情绪。切尔尼亚耶夫指责他利用基金会的资源来“散布关于自己的神话”，然后，等风向一变，就为了叶利钦政府提供的一个工作抛弃戈尔巴乔夫，在他看来，雅科夫列夫的野心也许可以原谅，因为他在摧毁“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谎言和煽动行为”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我不能原谅的是他在国内外将自己视为高尚道德的卫道士的姿态，并将自己的形象精心制作为经济改革的唯一发起人”。[10]波尔金在他的回忆录中宣称经济改革和新思维实际上“主要是雅科夫列夫的杰作”，搅乱了一锅粥。

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新世界秩序的共同建造者——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担任格鲁吉亚总统十年后，他在第比利斯告诉一个记者：“戈尔巴乔夫曾经是我的朋友。我们曾经关系温暖而亲密。在结束冷战和重新统一欧洲的过程中，我们共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从那以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我不能说我们现在还是朋友。”[11]

1993年1月，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在他任期的最后一个月访问莫斯科，签署削减核武器储备的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条约，这是一个要将一切都归功于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进程的高潮部分。在与叶利钦总统联合举办的纪念这个事件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一次都没有提到戈尔巴乔夫的名字。

比尔·克林顿在大约两周后上任成为美国总统，他一开始不知道要怎样理解叶利钦。他的顾问们警告他，布什就是因为和戈尔巴乔夫过从甚密而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他应该避免在戈尔巴乔夫难以预测的继任者身上犯同样的错误。克林顿觉得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支持叶利钦这个“大国中骄傲的乞丐”成为俄罗斯民主改革最大的希望。

克林顿在温哥华与叶利钦第一次碰面，他发现叶利钦在整个晚宴就只喝酒精饮料，没有碰他的食物。关于这个俄罗斯人纵饮的传闻开始在高层流传。1993年，在华盛顿，克林顿得知有一个重大的安全警报，叶利钦住在白宫对面布莱尔宾馆里，秘密安全警察看见他穿着内衣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想拦出租车去吃比萨。克林顿还说，在第二天，叶利钦醉醺醺地想从一个地下室出来时，被误认为是一个入侵者，差点被枪击。[12]

随着叶利钦在第一个任期内健康的恶化和失眠的加重，他已经不能完全控制酒精带来的各种影响。在1994年去德国的一次旅程中，他抓着一根指挥棒在总理科尔的面前醉醺醺地指挥一个铜管乐队。在爱尔兰的香农机场转机时，他没能下飞机会见等在那里的爱尔兰首相，阿尔伯特·雷诺兹。根据科尔扎科夫所言，叶利钦病了，如果飞机不起飞，他就穿着内衣坐在那儿哭。奈娜在另一个场合批评科尔扎科夫“让我的丈夫成为一个醉鬼”，而对于这样的指控，叶利钦的酒友声称他是这样反驳的：“不，你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把他带来时他就是一个酒鬼！”

在叶利钦的第一个任期内，他都因为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带给人们的恶劣影响而备受折磨。1992年1月2日，价格被放松后，价格的涨幅大大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们的预期。超级通货膨胀扫荡了人们的积蓄，让几百万俄罗斯人变成贫民，引起了不满和憎恨。几十年来第一次能够自由出售任何东西的人们一排排出现在莫斯科街头，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将家用品，如闲置的鞋或装饰华丽的灯，出售来使收支平衡。没有足够的钱来满足日常需求，人们的生活条件恶化。犯罪增加，拖欠薪水，贫富差距增大。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

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承受着痛苦。农场和工厂失去了津贴，不能购买原材料。在实施猛烈的资本主义的前六个月，国家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二十，造成的压力大到让叶利钦的团队推翻这个进程的程度。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引入单一汇率之后，导致卢布的狂跌和对美元的大量需求，以防止通货膨胀。

1992年3月，传言称有一个通过解放原材料价格来遏制俄罗斯经济的国际阴谋，俄罗斯议会被这个传言激怒，于是阻碍了一个放松国内石油价格的计划。已经获得出口许可证的企业家们仍然能够以几乎免费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的石油，然后销往国外获取美元。这是开始了一个导致寡头集团出现的进程。

私有化部长阿纳托利·丘拜斯以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私有化工程，结束了国家对财产所有权的垄断。按照与华盛顿国际金融公司共同制定的私有化法律分给工厂工人的所有权股份，都被工业负责人抢购，这些人大多是共产党以前的忠实拥护者，他们一夜暴富。（美国大使馆1991—1994年间的政治处负责人E·韦恩·梅利向华盛顿抱怨道，美国改造俄罗斯自身形象的“福音”尝试，导致了寡头集团的出现，以及一个犯罪和经济崩溃的时代的开始。）许多新富将他们的钱送往国外，以硬通货形式进行保管。在俄罗斯独立的前两年，俄罗斯中央银行估计，流出国外的资金高达1000亿美元，比在国内的投资和国际援助的总和还要多。

新富们因为将他们的钱砸往国外而闻名，也产生了大量的段子：一个“新俄罗斯人”问另外一个“新俄罗斯人”他的劳力士多少钱。在得知数额是5000美元时，他鄙夷地反驳道：“我知道在哪里你能买到一块6000美元的。”还有一则段子，说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官员悲叹道：“共产主义者告诉我们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一切都是谎言。但不幸的是，他们告诉我们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一切都变成了现实。”俄罗斯第一批亿万富翁中就有叶莲娜·巴图林娜，她经营一家建筑公司。她的丈夫尤里·鲁日科夫在1992年成为莫斯科的市长，监管了二十年的建筑热潮。

俄罗斯人对叶利钦经济团队的普遍看法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身上得到了体现，他在苏联解体三年后结束从美国的流放，回到国内。这位作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说，盖达尔“让他几千万同胞陷入贫困，严重损害了他们的积蓄”，而丘拜斯“以跟1917—1918年的国有化和1930年的集体化一样盲目的疯狂和毁灭性的轻率”颁布了私有化。[13]2009年，盖达尔于逝世八周前在莫斯科接受关于本书的一个采访时，说他不后悔他在1991年12月做出的决定，因为那些决定是完全必要的。“人们在坐等食物灾难，能源供应也有崩溃的危险。只有通过放松物价才能让食物回到商店。”他承认，从一个指令性经济到自由市场的过渡中存在战术性失误，“但从战略上来讲，我认为我们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避免了一个核国家的人道主义灾难”。

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混乱中，几乎没有人逃过得势的俄罗斯黑手党的贪婪需求。在第一年呈给叶利钦的一份金融报告发现，俄罗斯城市里的五家银行和大型私有企业中，有四家将它们超过10%的收入支付给犯罪集团。即使是小规模的沿街小贩也是受害者。奥尔佳·佩罗娃回忆道：“从1992的某段时间开始，我们在阿尔巴特大街上卖东西。当地的流氓保护我们不被抢劫，我们给他们支付保护费。”[14]买凶杀人屡见不鲜。1993年，有123名银行雇员不是被枪击就是被炸死。国有公寓的私有化还导致了一种极其丑陋的犯罪类型。领退休金的人被劝说卖掉他们的住处，免付租金留下来住，但之后就被推到汽车下轧死。

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所有的一切证实了，他反对叶利钦如此野蛮地打破旧秩序是正确的。他抱怨道，莫斯科血腥的枪击案比芝加哥禁酒令时期的枪击案还要糟糕，数十亿存在国外银行等着流氓主人到来的美元，是因为叶利钦政府的默许或不作为才可能出现的。戈尔巴乔夫在1995年的回忆录中嘲笑道：“叶利钦在夺得权力后就马上忘了他反对滥用的愤怒言论，让他的同伴们沉浸在共产主义掌权派想都不敢想的腐败和特权中。”

随着生活标准的直线下降，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大为不满。休克疗法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西方强加的东西。大部分愤怒情绪都指向跑到莫斯科来向新政府兜售意见的美国和欧洲专家们。最高苏维埃的发言人攻击美国人实施的“卑鄙的”货币政策。善于煽动人心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将美国称为阴谋统治世界的“邪恶帝国、罪恶轴心”，设法获取民众的支持。

叶利钦设法抵制国内要求恢复津贴和固定物价的呼声，但在1992年12月，他被迫将盖达尔赶出他的政府，让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来坐这个位置，切尔诺梅尔金是一位对国家工业的困境更具有同情心的政治家，但他很快发现，盖达尔的改革已经到了无法重新进行食品物价控制的程度。盖达尔在几个月内就成功粉碎了国家的计划经济体系，在一个几乎不存在文明社会和主动性的、被压抑了大半个世纪的国家建立起市场经济。

情绪不稳定的叶利钦因为这些挫折变得无比消沉，甚至尝试自杀。1992年12月9日，他将自己锁在巴尔维哈4号别墅温度过高的浴室里，科尔扎科夫撞倒门将他拉出来时，他差一点就窒息了。另一次，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他拿出一把安全部长维克多·巴拉尼科夫在因腐败被他解雇前送给他的一把手枪，威胁要对自己开枪。助手们劝他不要做傻事。他没有扣动扳机。但这个武器也不是致命的：科尔扎科夫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将子弹在水里煮过了，已经无法造成伤害了。[15]

在最高苏维埃里，叶利钦的敌人越来越多，共产主义者正在收复失地。然而，一项弹劾叶利钦的提议以一线之差失败。盖达尔评论道，“这说明俄罗斯人民终究不想要回到光明的共产主义未来”。但议会继续通过反改革的措施，动员大家反对叶利钦。它挂上红旗和无政府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的横幅，囤积武器。它选举鲁茨科伊来担任临时俄罗斯总统，鲁茨科伊任命了一个新的政府。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再次面临着最终决战。当叶利钦在1993年9月21日发布一道解散议会的政令时，这场危机进入白热化。白宫武装“保卫者”中许多都是新斯大林主义者和初期法西斯拥护者，他们开始在街上游荡来表示对这道命令的反抗，一些人还戴着哥萨克骑兵的高帽子和腰带。在接下来的几天，他们袭击了电视台和莫斯科的其他关键建筑。10月4日，支持叶利钦的军队对着设障的白宫顶层发射了几枚炮弹，迫使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投降。这次短暂的内战造成了一百五十余人的死亡。后果是总统制政府更加独裁主义式的风格。

戈尔巴乔夫将这次危机怪罪到叶利钦的头上，将猛攻白宫称为疯狂的举动。“军队居然被下令向民众开火！这是不可原谅的！”他指责叶利钦披着总统制共和国的外衣，替一个君主专制政体做准备。

1993年12月12日的一次全民公投对俄罗斯宪法进行了修改，给予了总统更大的权力。一个权力更弱的新议会，杜马，被选举出来。它首先进行的行动之一，就是特赦1993年10月白宫叛乱的领导人们，叶利钦出于和平的考虑支持了这个做法。

1991年8月的阴谋者都被无罪释放，只有瓦连金·瓦连尼科夫将军坚持接受审判。1994年，这个案子在莫斯科进行听证。戈尔巴乔夫作为证人被传唤，发泄了对大赦政变阴谋者们的不满。他宣称：“如果我们将这样的犯罪只当做一场闹剧来处理，我们将会面临着一个接一个的政变。我们已经经历过利用八月政变的后果解散苏联的别洛韦日森林阴谋。然后，我们还经历了1993年10月3–4日的血腥事件，我们亲眼见到议会被炮火攻击……如果我们的将来要由新的政变阴谋者决定，我们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让人们感觉自己是公民的国家。”

在所有的指控被解除后，瓦连尼科夫无罪释放，并宣称他被宣告无罪就是戈尔巴乔夫有罪的证明。2008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在一个想要确认俄罗斯最伟大的历史人物的面向全国播出的流行电视节目上，这位前将军对斯大林表示支持。斯大林排在诺夫哥罗德的亚历山大·奈夫斯基王子和革命前首相彼得·斯托雷平之后，名列第三。不管是叶利钦还是戈尔巴乔夫，都没有进入最后的前十二。

叶利钦总统对1991年发生在波罗的海诸国的流血事件的愤怒，曾改变了俄罗斯历史，而在1994年12月，他授权对俄罗斯车臣共和国进行一次全面的、残忍的入侵，来结束它独立于莫斯科的状态。俄罗斯军队与车臣游击队进行了一场出师无名的粗暴战争，摧毁了车臣首都格罗兹尼，导致三万到十万平民的死亡。据说格拉乔夫将军是在醉成一团烂泥的时候下令猛攻格罗兹尼的，俄罗斯战败后，他被叶利钦免职；1996年8月，双方签订和平协议。

1996年，在大多人都预期他将因受欢迎度严重下降和糟糕的身体状况而落选的时候，叶利钦再度参加俄罗斯总统的选举。杜马在1996年3月15日进行了投票，否认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在1991年12月12日的决议，支持引发关于新俄罗斯的合法性问题的别洛韦日协议，叶利钦因此差点将选举延期。他的女儿坦妮亚帮忙说服了他不要关闭杜马，也不要将选举延期两年，因为这样有可能挑起内战。

他的主要对手是根纳季·久加诺夫，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候选人。久加诺夫参加竞选是为了振兴社会主义祖国，他把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归并为一个世界寡头政治集团，认为他们都是俄罗斯的毁灭者。坚信“这个国家需要戈尔巴乔夫”的前苏联总统忽视了他的效忠者们的明智建议，也作为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参加竞选。

六十五岁的叶利钦戒酒，减肥，设法唤起新一轮的能量爆发，来参加第二次竞选活动。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人成群结队地跑到莫斯科来为他们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加油鼓劲。叶利钦的竞选活动得到的帮助有寡头集团的财政捐赠，适时宣布的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00亿美元贷款，电视网络反共产主义倾向，以及根据美国公共关系公司Ogilvy & Mather提供的专家建议制作的电视广告。俄罗斯总统以54%的选票超过久加诺夫的40%选票重新当选。

戈尔巴乔夫因为在选举中的表现感到耻辱。一部分人谴责他以改革的名义背叛了共产主义，另一部分人谴责他破坏改革来保卫共产主义，于是，戈尔巴乔夫只获得了不到0.5%的选票。雪上加霜的是，叶利钦将他的名字从自己的就职典礼嘉宾名单上删除了。

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的院子就成了阴谋的聚集地。这是一个政治和经济混乱的时期，在这期间，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以大甩卖的价格出售给受到优待的了解内幕的人。叶利钦变得越来越暴躁，任意使用权力，恶劣地对待他的工作人员。助手们认为叶利钦的保安负责人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正监听他们的电话，他们只能用胡乱涂写的纸条来相互交流。总是对过分亲密觉得可疑的叶利钦一个接一个舍弃了他在独立前的合作者。他让根纳季·布尔布利斯离开，因为他的灰衣主教每天烦人地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会议上、招待会上、别墅里，甚至是桑拿室里”。科尔扎科夫比他多待了五年，最终也在一次关于选举基金的丑闻之后被解雇。他写了一本有损叶利钦形象的书，《鲍里斯·叶利钦：从黎明到黄昏》，这本书惹怒了叶利钦，他们再也没说过话。

自从1991年12月后，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接触是在七年后。1999年，他发了一封慰问电报给这位六十八岁的前总统，因为赖莎·戈尔巴乔夫正因为白血病奄奄一息地躺在德国明斯特的大学医院里。他写道：“我想对你们一家正在经历的苦难表示深深的担忧。我知道看着自己所爱的人承受病痛有多么艰难。在这样的时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互支持、温暖和关心。我希望你，我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能够充满力量、坚持不懈，希望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能有勇气与病魔作斗争，并尽快康复。”

戈尔巴乔夫与他的老朋友意大利记者朱列托·基耶萨在明斯特医院附近的公园里散步时，给他看了这份电报。他评论道：“这些都是中听的话，一个很不错的姿态。”[16]

赖莎的病拨动了俄罗斯的心弦，尤其因为她是被与自己的慈善事业相关的病打倒的。戈尔巴乔夫让他的员工去找新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让他帮忙给赖莎的姐姐柳德米拉弄一张护照，好让她来德国为赖莎捐献骨髓，普京当时马上就做出了回应。

戈尔巴乔夫激动地跟基耶萨说起这些善意的举动。他从口袋里拿着一张从《信息报》上剪下来的皱巴巴的剪报，递给这个意大利人，说道，他原以为要花上几十年他们才能够理解。在“高尚的女士”的标题下，新闻写道：“也许我们俄罗斯人再次变得有人性……也许只是在这个悲伤的场合，但我们向两个相爱的人，赖莎和米哈伊尔，表示极大的尊重。身材娇小、举止优雅、品位精致的赖莎与其他人不同。她曾是想要从可怕的阴暗中解脱出来的国家的象征。人们不理解她，或者也许是他们不想理解她。也许在这对夫妇当权时，我们所要求的太多。但是，事实是，没有人能够弯曲他们的意志，征服他们。”戈尔巴乔夫说，赖莎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哭了。

移植无法进行，赖莎在四周后的1999年9月20日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她长眠于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叶利钦没有去参加葬礼，但发布了一份声明，纪念“这位离我们而去的美好的人、美丽的女人、亲爱的妻子和母亲”。

前总统的新闻书记弗拉基米尔·波利考夫认为，对戈尔巴乔夫夫妇的同情既有政治的一面，也有人道主义的一面。“人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评估过去。他（戈尔巴乔夫）非常意外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又同样突然离去，人们需要一个替罪羔羊。但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可能现在还坐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共产党书记的位置上。如果叶利钦代替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被选为共产党的总书记，俄罗斯什么也不会改变。现在，人们为以前不能理解这些而请求得到原谅。”[17]

1996年11月，叶利钦的身体崩溃，进行了分成五次的一个心血管手术。他再也恢复不到以前的程度了。1999年12月31日，他宣布，将剩下的总统任期交到弗拉基米尔·普京手上。普京从圣彼得堡市长身边被提拔到叶利钦工作人员里的资深位置，再到克格勃的后继者联邦安全部门的负责人，最后成为总理，在担任总理期间，他促成了与车臣的第二场战争。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俄罗斯领导人自愿下台。叶利钦告诉俄罗斯人：“对你们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我想请求你们原谅。我还想为不能替你们的希望辩护请求原谅。”

他像八年前戈尔巴乔夫一样低调地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在下午一点的一个告别午宴后，回到办公室的叶利钦递给普京一支他用来签署政令的短粗钢笔。他说，“照顾好俄罗斯”，然后永远地离开了参议院大楼。[18]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都被邀请来参加普京作为代总统的就职典礼，但他们避免了碰面。

在戈尔巴乔夫去职的十周年纪念日上，他对与叶利钦合谋分裂苏联的共和国领导人的轻蔑丝毫未减。2001年12月25日，他在莫斯科告诉记者：“我被那些人的背叛行径震惊了，他们将国家分裂就是为了报复，并将自己变成沙皇。”他在当时不能与他们对抗，因为那可能会在一个布满核武器的国家引起一场内战。“没有了苏联，俄罗斯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某种断壁残垣吧。”

在被问到他是否幸福时，戈尔巴乔夫承认不知道幸福是什么，但命运让他带领一个牵涉了全世界的革新进程。“上帝啊！还有什么能比这幸福呢！”

这位前总统同时从事着一个非常赚钱的职业——为广告机构做模特。1997年12月，他出现在必胜客的广告上，获得了十五万美元的酬劳。这则广告里有一个在咖啡馆桌子旁的场景，顾客们在争论戈尔巴乔夫给俄罗斯带来的是自由还是混乱，最后一个老妇人总结道，因为他的存在让比萨上的浇头延伸到了地壳的边缘，然后所有人大喊道：“向戈尔巴乔夫致敬！”[19]戈尔巴乔夫做出这种有损尊严的行为是因为他的基金会需要资金。2005年，他在电脑游戏《街战2》（Street Fight Ⅱ）中作为一个石雕形象出现。2007年，这位曾经拥有核提箱的人居然让自己被用来替法国时装商店路易·威登向全世界出售箱包。这则由安妮·莱博维茨拍摄的广告中，沉思中的戈尔巴乔夫坐在一辆豪华轿车的后座上，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个路易·威登包，车开过被涂鸦覆盖的柏林墙。包里伸出来的杂志上的俄语标题依稀可以辨认：“利特维年科谋杀案：他们想拿7000美元放了嫌疑人”，指的是去年在伦敦发生的俄罗斯流放者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的放射性同位素中毒事件。在他临死前，利特维年科将事情归咎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特工。路易·威登公司的广告代理Oglivy & Mather否认试图表达任何言外之意。《广告周刊》（Adweek）杂志将这张路易·威登图片描述成十年来最成功的商业摄影之一。

2006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七十五岁，他们之间的关系仍旧没有缓和。叶利钦第一次公开谴责戈尔巴乔夫提前知道八月政变，却等着看谁会胜出。戈尔巴乔夫的回应是，“叶利钦撒谎，这是血口喷人”。

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死于充血性心脏病，享年七十六岁，葬在新圣女公墓。当时在第二个四年总统任期内的普京宣布葬礼那天为全国默哀日。戈尔巴乔夫出席了葬礼，对他进行了模棱两可的赞美，“向失去了一个同时肩负着有利于国家的伟大事迹和严重错误——一个悲剧的命运——的男人的家人”表示慰问。《生意人报》的作家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写道，戈尔巴乔夫情绪低落，突然间看起来老了许多。“很明显他的痛苦与大厅里大多数人不一样，随着叶利钦的离去，他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被拉走了。”

两年后，七十八岁的戈尔巴乔夫宣布他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回归政治。这个名为俄罗斯独立民主党的政党由他和亿万富翁亚历山大·列别杰夫共同创立，列别杰夫是俄罗斯《新报》的部分所有人和三家英国报纸的所有人。这个政党是“社会民主”性质的，提出的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经济学家们开发的“反危机倡议”。

这些年来，戈尔巴乔夫对美国的热情进一步冷却。2009年，当美国和欧洲在经济危机中挣扎的时候，他指责“沉浸在冷战胜利的狂喜中的”美国人认为西方体系不需要任何改变。“如果你坚持让我提意见的话……我确实认为美国需要进行它自己的经济改革。”[20]

除了1991年末短暂的一段时间外，调查显示，大多数俄罗斯人一直对苏联的解体抱有悔恨。一种对苏联时代的怀旧情绪在发展，一部分是因为强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部分是因为大家认为在旧苏联体系中也有好的地方，比如全民教育和各民族间的和平，还认为大家要有难同当。

尽管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八月政变中采取的是积极反对的态度，当时还走上街头反抗圣彼得堡的政变者，他声称1991年的一系列事件把他的生活弄得一团乱。如今他却认为，组织政变和试图让克格勃阿尔法小组在1991年8月向俄罗斯白宫的守护者开枪的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是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我对他怀有最崇高的敬意”。[21]在2005年4月25日联邦会议的演讲中，普京说：“不管怎样，我们应该承认，苏联的崩溃是上个世纪一次重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至于这样说的原因，他提到了成百上千万俄罗斯人发现自己处在俄罗斯的领土范围之外、个人积蓄的贬值、旧理念的毁灭、各种机构的解散、成为常态的大范围贫困和寡头集团的出现。普京最后说道：“谁能想到它就这样崩溃了呢？没有人预见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即使是在他们最糟糕的噩梦里。”

普京总统恢复了一些逝去帝国的象征，试图振兴民族自豪感，抚慰难以约束的帝国效忠者，让政治体系回归稳定。他允许俄罗斯军队再次挂起红旗，只是旗上没有锤子和镰刀。他启用在与纳粹德国的战斗中激励了俄罗斯人的苏联国歌，只是更改了歌词，替换了叶利钦喜欢的米哈伊尔·格林卡制作的国歌。他下令将独立日（6月12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在1990年宣布独立的纪念日）重命名为俄罗斯日，因为独立的概念太过于强调克里姆林宫前帝国的解体。这位前克格勃官员还恢复了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名誉，政变后，费利克斯在卢比扬卡之外的地位摇摇欲坠。在他的命令下，2005年，秘密警察成立者的一个半身像被放在旧克格勃总部里的一个底座上。普京在第二个任期期满后成为总理，打败他的是他的追随者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

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互动中，他们打破了苏联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提供了新闻自由，引进了俄罗斯的第一次选举，解放了东欧的华沙公约国，让曾经没有权力的各苏联共和国获得了独立，结束了冷战。这是他们的馈赠。

现在，俄罗斯人只要自己负担得起，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去现代商店购物，去环境优雅的咖啡厅和餐馆就餐，自由移民和去国外旅游，将他们的孩子送往国外的精英学校，即使不能在电视上也能在平面媒体中批评政治体制。但同时，向西方式民主的转变因为共产主义的倾覆而搁置，电子媒体反映的是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法庭屈从于权力，抗议集会被解散，政治上的驱动力是个人致富而不是理念，选民无力产生领导人不喜欢的结果，克格勃又以联邦安全部门的形式回到俄罗斯生活的中心。

对于2011年3月2日已满八十岁高龄的戈尔巴乔夫来说，俄罗斯的噩梦远未结束。他抗议道，俄罗斯的领导人总是在降低他那个时代所取得的民主成就，他认为，最开始在俄罗斯举行的唯一自由的、有竞争的、诚实的选举是他在1991年结束前启动的选举。他评论道，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害怕民主，更愿意接受独裁式的稳定。他说：“我们还在从极权体制走向民主和平的半路上。战斗仍在继续。”[22]

戈尔巴乔夫如此不想离开的、叶利钦胜利夺取的克里姆林宫参议院大楼里的那个办公室已经不在了。在1994—1998年一次重要的重建工事中被撤掉了。重建的参议院大楼现在是俄罗斯总统的礼仪性住处。

列宁的前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在同一条走廊上，里面的手工艺品早就被移走了，现在它们被陈列在莫斯科郊外高尔基–列宁村的列宁别墅里。占据了大克里姆林宫接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列宁在第三次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巨幅画像，已经被一幅诺夫哥罗德的亚历山大·奈夫斯基王子对战日耳曼骑士的全景画代替。

二十年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用他们不同的方式在1991年 12月25日导致了苏联共产主义体系的瓦解，这个体系的创建者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现在仍然安眠在红场上的列宁陵墓里，用甘油和乙酸钾保存着，温度保持在61度。每天都有俄罗斯人排队向他表示敬意，穿着长筒靴的仪仗队仍然在听到救世主塔上的钟声后，以堪比瑞士手表上数字的精确度，在每个整点时刻突然活动，走来走去，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1. 马丁（Martin），“奥列格寻求旧秩序”（Oleg Looks for the Old Order）。

2. 科尔扎科夫《鲍里斯·叶利钦》，第172页；波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第200—201页。

3. 2010年7月对加里森的访谈。

4. 马丁，“对极权体系回归的恐慌”（Fearful of the Return of a Totalitarian System）。

5. 贝克和德弗兰克《外交政治》，第617—618页。

6. 奥克莱里，“谢瓦尔德纳泽”。

7. 贝施洛斯和塔尔博特《最高级别》，第465—468页。

8. 瓦恩斯（Wines），“华盛顿的峰会 ”（Summit in Washington）。

9. 雅科夫列夫《雾霭》，第419页。

10. 切尔尼亚耶夫《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第150页，注21、22。

11. 马洛（Markwe）, “谢瓦尔德纳泽说，战争本可以避免”（War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says Shevardnadze）。

12. 布兰奇（Branch）《克林顿录像带》（The Clinton Tapes），第198页。

13. 布鲁克（Brooke），“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与善恶之战”（Alexander Solzhenitsyn and the Battle Between Good and Evil）。

14. 2010年2月对莫斯科人的访谈。

15. 科尔扎科夫《鲍里斯·叶利钦》，第245—246页。

16. 基耶萨，“我从未对她撒谎，现在我不能对她撒谎”（I Never Lied to Her, I Couldn’t Now）。

17. 斯蒂尔，“俄罗斯人说对不起”（Russians Say Sorry）。

18. 涅姆佐夫（Nemtsov）《反抗者自述》（Ispoved Buntarya），第57页。

19. 桑德尔《戈尔巴乔夫》，第274页。

20. 道格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21. 普京、格沃尔基扬、季马科娃和科列斯尼科夫《第一人称》，第94页。

22. 2010年10月28日对BBC的访谈。

Table of Contents

- 理想国译丛序
- 理想国译丛主编
- 图片
- 导读
- 题献
- 序言
- 苏联/俄罗斯主要人物表
- 导论
- 第1章 12月25日：破晓之前
- 第2章 12月25日：黎明
- 第3章 雇佣摧枯拉朽的“推土机”
- 第4章 12月25日：早晨
- 第5章 莫斯科的“暴风雨”
- 第6章 12月25日：上午
- 第7章 一身脏水
- 第8章 12月25日：临近午时
- 第9章 东山再起
- 第10章 12月25日：正午
- 第11章 “煤油过膝”
- 第12章 12月25日：正午过后
- 第13章 专政采取攻势
- 第14章 12月25日：晌午
- 第15章 “劫持”芭芭拉·布什
- 第16章 12月25日：临近黄昏
- 第17章 不忠、不法、行为不端之徒
- 第18章 12月25日：黄昏
- 第19章 分崩离析
- 第20章 12月25日：日暮
- 第21章 中央无以为继
- 第22章 12月25日：傍晚
- 第23章 核桃厅的交易
- 第24章 12月25日：入夜
- 第25章 12月25日：夜晚
- 第26章 12月25日：深夜
- 第27章 12月26日：第二天
- 第28章 12月27日：掠夺者的胜利
- 第29章 争斗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