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图说世界经济史

作者：【韩】宋炳建

译者：杨亚慧 彭哲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7-01

ISBN：9787556123766

目录

CONTENTS

前言 看图读经济史

01 斯人将逝，谁人安抚？ 亚历山大大帝开创世界文化，融会东方与西方

02 汉武帝礼佛？ 张骞，开辟丝绸之路的先行者

03 远距离贸易的奇才 伊斯兰商人缔造贸易网络，遍及半个地球

04 亡魂累累，谁人所为？ 蒙古和平时期，贸易全球化，疫病亦远播

05 《东方见闻录》诞生记 马可·波罗元代中国行，激励未来探险家

06 君士坦丁堡金池汤城的神话是怎么破灭的？ 拜占庭帝国最后一役，世界经济为之震颤

07 壬辰倭乱与全球奴隶贸易的关系 大航海时代，“富贵山”的白银全球流通

08 一张白纸开启的欧洲知识革命 中国造纸术促进欧洲知识大众化

09 史上最名贵的花朵 荷兰金融市场催生“郁金香泡沫”

10 “世界第一大国”的诞生背景 对名贵皮草的消费欲望，引发对西伯利亚的征服

11 拿破仑打扁了斯芬克斯的鼻子吗？ 法国远征埃及，引发与英国的知识之战

12 人类的贪婪，催生最残忍的贸易品 被卖往美洲的1600万非洲奴隶

13 煤炭和机械时代的灾难 工业革命时期工业事故的发生与克服

14 英国的全盛时期 万国工业博览会向欧洲传播工业革命成果

15 改变爱尔兰人命运的“恶魔的植物” 1840年爱尔兰土豆歉收，引发大饥荒和移民

16 日本拉开脱亚政策的序幕 佩里提督的黑船，拔起日本社会变革之锚

17 旅行如何成了中产阶级的爱好？ 19世纪中叶的西方人沉迷度假不能自拔

18 美洲大平原上野牛的悲惨命运 生态系统全球化打破了人类与野牛间的平衡

19 印度铁路，利润流向何方？ 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被动全球化的晚期

20 大型企业的黄金时代 铁路大亨、石油巨头和金融大鳄掌控经济命脉

21 法国吸血鬼以吸德国女子的血为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款和债务纠纷使全球化倒退

22 圣诞老人，形象不断演化 从圣人到大众消费标志

结语 回顾全球化的历史

前言

看图读经济史

有的人在看画，有的人在读画。

久洛·托尔瑙伊（Gyula Tornai）绘，《鉴赏者们》，1892年[1]

本书并不是一部美术史著作。鉴赏名家的画作、分析绘画技法或是探讨画作对后世的影响，均与本书无关。本书虽然是关于画作的，但目标不在于观赏，而在于解读。也就是说，本书不是从美学角度来赏析画作，而是结合画作所呈现的内容、符号以及作品的年代来解读画作所传达的深层次信息。更准确地说，本书旨在借画作梳理贯穿人类历史的经济发展脉络。

经济史属于哪个学科？经济史好比蝙蝠。蝙蝠同时拥有哺乳类和鸟类的属性，经济史则同时涵盖经济学和历史学。简单说，经济史是探究人类经济行为的学科。吃、穿、睡、生产、交换、掠夺、储蓄和分配等行为，叫作“初级经济行为”。由这些行为，演化出发明、广告、管理和分配这些“次级经济行为”。经济史即研究上述经济行为如何演化至今的学科。

经济史研究者通常把焦点放在商品、服务、劳动、资本和资源等方面。分析商品、生产要素的多寡以及生产、消费和分配如何进行固然重要，但近年来，对知识等广义经济要素的形成、传播和转换的认识也变得很重要。但这仍然不够。经济结构和经济成就不仅受到这些经济要素的强烈影响，还受到政治、文化、制度、思想等非经济要素的影响。因此，本书所说的把焦点放在经济史上，是指尽可能广泛地涵盖影响经济活动的经济性因素和非经济性因素。简言之，经济史是探究围绕及影响经济活动的各种要素的历史。

让我们再次思考“历史”这一概念。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是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即已然的现实世界。二是理解和评价各种事件和变化，即历史研究。然而，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历史的概念在两个方面都经历了重大改变。

首先是现实世界的变化。现实世界同过去最明显的区别是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一言以蔽之，是指地球“变小”的现象。人、商品、知识、信息、技术、制度和习俗等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特别是社会的文化体系和经济体系。在全球范围内，这些因素沟通的速度和强度大大提升。虽然地球的大小没有变，但人类活动的频率和规模已大大超过以往。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有很多：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飞跃，冷战的结束，各国经济体制的变革等。技术、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使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世界变得前所未有地小。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历史的第二个方面，即历史研究，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过去，人们关注的是特定对象（国家、经济体、文化等）在历史上的变化，历史研究的重点是探究产生这些变化的内在原因。这些研究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则属于次要话题。但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讨论特定群体的历史时，若忽略他们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会有严重缺陷。以分析一国经济成功的原因为例：过去，我们强调该国自身的资源、制度和国民特性；而现在，我们会把重点放在该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制度的开放性、文化的多样性、社会的包容性等方面。把内在特殊性作为主因来解释一国的成就是狭隘的，相比之下，我们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分析一国如何利用自身优势高效发展。只有从全球视角来看历史，才能称得上真正公允的研究，而这一思想也被整个史学界广泛接纳。

现代历史研究出现的另一个新现象，是对视觉资料（包括照片和影像）的运用迅速增加。虽然过去的历史研究并非不使用视觉资料，但大部分资料还是以文字的形式保存的。事实上，以图像资料为手段来研究历史是新近的事。科技进步是这一变化发生的最直接原因。首先，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与过去相比，印刷品的制作成本更低、画质更出色。特别是彩色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彩色印刷品的传播更加广泛，视觉效果也更佳。通信技术的发展更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使得在电子屏幕上打开、转换或分享彩色资料变得易如反掌。信息技术的革新，使全球各地的视觉资料以较低的成本迅速普及开来。此外，智能设备的发展使我们能够随时随地接收和发送资料，信息传播速度大幅提高。这些技术的进步使视觉资料的传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曾经优于其他形式的文字记录，正在被新的研究资料形式取代。

不过，通过绘画来探究历史的工作最近才正式展开。并且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是没有被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本书试图在前人画作中寻找各种隐藏的线索，借这些画作来回顾经济史。换言之，本书的目的不在于从美学角度鉴赏画作，而在于解读画作中隐含的历史信息。若如此做，需要格外注意什么呢？

总的来说，分析画作所绘事件的历史背景以及画家绘画时的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历史画[2]，绘制时间与所描绘事件发生的时间相隔甚久的情况并不鲜见。想想中世纪画家绘制的旧约时代大洪水的画作，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与绘制时间相关的各种因素，都会对画作内容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分析画作的作者、创作时间和创作目的。了解画作的赞助人、画家受到谁的影响以及画作着重描绘谁，也十分重要。此外，画家可能采用了特殊的方式表现特定对象，将自己所处的社会、时代属性反映到画作中。由于历史知识不足，画家还可能会画错历史事件或历史背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更应该细心观察，不时比较主题相同但绘制年代不同的作品，从中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本书的目的不是鉴赏画作，而是解读画作。因此，本书所展示的画作并不局限于美术史上的名作。美学水平较低的作品、临摹前人画作的作品以及缺乏严格美术训练人士绘制的作品，都是本书的研究对象。另外，报纸和杂志上的讽刺漫画也很重要。招贴画或广告同样值得注意。简言之，本书涉及的画作并无任何界限，涵盖来自多个地域、多种文化的作品。无论是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还是南美洲、北美洲，无论是儒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无论是封建领主的创作还是来自殖民地的作品，都是本书讨论的对象。

通过视觉资料来解读经济史，特别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解读，正是本书的意图所在。众所周知，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化迅速发展。然而，回溯历史长河，全球化并非人类到现在才首次经历的现象。在过去，既有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有全球化倒退的时期。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

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是全球化兴盛的时期。由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上半叶则是全球化严重衰退的时期。在与邻国相互敌视的氛围下，贸易和交流也无法得到积极发展。而在此前的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全球化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多国在工业化上相互竞争，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之紧密超过以往，文化上的交流也飞速增多。这一时期，大量“旧世界”[3]人口移民到“新世界”。学者们把这一时期称作“第一次全球化”，以便与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次全球化”区分开。也有学者把全球化分为1870年前的“主动全球化”，和其后的“被动全球化”。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发生了两场重大革命。在英国发生的全球第一次工业革命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革；法国大革命则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此前的17世纪到18世纪，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强国高举重商主义旗号，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从此拉开全球化的序幕。

15世纪末，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出新航线，由此拉开大航海时代的帷幕。大航海时代标志着世界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过去毫无交集的新旧两个世界建立了联系，全球第一次成为统一的经济体。值得一提的是，全球经济中心开始从亚洲向欧洲转移。即便是在旧世界和新世界各自独立发展的年代，局部全球化也曾多次上演。13世纪到14世纪，由成吉思汗后裔统治的蒙古帝国，曾是引领亚欧大陆全球化的强大力量。在开放的外交政策下，蒙古帝国的对外贸易往来迎来全盛期。然而，随着黑死病席卷旧世界，全球化再次倒退。在中世纪，则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分别引领一定区域内的社会交融。

在古代，欧洲的罗马帝国和东亚的中国引领了大规模的局部全球化。而在比此更早的古代文明和帝国统治时期，也能找到全球化的例子。追溯到远古，人类为了寻求生存而从非洲迁移到其他大陆，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全球化。因此，我们可以从全球化的角度重新构建人类历史。

在20世纪以前，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本书梳理出22个主题，每个主题构成一章。在每一章里，我们将分析神秘的画作，从中发现历史的线索，借此了解经济史的方方面面。我们将一面追寻推进全球化的各种因素，一面思考全球化是如何演化至今的。希望大家以轻松的心情翻开书页，带着兴趣，把画中的谜题一一解开。

本书始于2013年年末我为《中央Sunday》撰写的连载专栏《视觉经济史——全球化是如何演变的？》。在此基础上，我增加了新的画作，补充了新的内容，使每个章节更加完整。从开始写作至今，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首先要诚挚感谢郑耕民部长，他对我把经济史和画作结合起来的冒险尝试给予肯定，并且力主本书以高品质的纸张印刷。在此，我还要感谢南润昊总编，他欣然承诺刊载；还有编辑金钟润，他自2014年成为新任负责人开始，一直给予我鼓励和帮助。我还要感谢阅读初稿并给予建议的申熙真先生。感谢与我共事、给予我关心和厚爱的教授们。若不是身处这样的良好环境，我或许不会动笔撰写此书。在首尔大学召开的经济史研讨会上，梁栋烋教授、李澈曦教授和李至弘教授对本书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此谨对他们表示感谢。还要感谢韩国艺术图书出版社，从最初在纸媒上刊载到正式出版，出版社一直对本书寄予厚望。另外，感谢编辑孙希京卓越的说服力和企划能力以及众编辑人员出色的编辑技巧，使本书得以面世。最后，感谢我的妻子，她一直鼓励我撰写新作；感谢我的女儿，她虽然只是初二的学生，却对我的工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热情。

宋炳建

2015年10月于惠化洞研究室

[1].本书图注标注的时间均为作品创作日期。以下凡出现注释，若无特别说明，均为原注。一一编注

[2] 历史画，不仅仅指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绘画作品，还包括宗教和神话故事题材的作品。——编注

[3] 旧世界，泛指亚洲、非洲、欧洲，与后文的“新世界”，即南美洲、北美洲对应。——编注

01

斯人将逝，谁人安抚？

亚历山大大帝开创世界文化，融会东方与西方

图1—1 亚历山大大帝安抚濒死的大流士三世，《列王纪》插画，1480 —1490年

身着盔甲的士兵们围聚在一起，注视着一个倒地不起的伤者。此人身披蓝色铠甲，戴着头盔，血从他身上喷洒出来。身着金纹黑底铠甲的人跪坐在地上，用手托起伤者的头，大概是在给予将死之人最后的安抚，祈愿他的灵魂在死后能安息。这幅画描绘的是哪个历史场景呢？

图1—1中的人物面目和着装颇具蒙古人特色。绘画技法也充满蒙古族风情。士兵们置身于原野，其间点缀的花花草草则颇具西亚或中亚的装饰风格，且画作的上部和左下部有波斯文字。

这幅画创作于15世纪80年代。当时，帖木儿帝国正经历衰退期。帖木儿帝国是突厥化蒙古人建立的帝国，首都是撒马尔罕，宗教信仰以伊斯兰教逊尼派为主。综合以上信息判断，这幅画作融合了蒙古文化和波斯文化。

图1—2是另一幅波斯画家的作品，展示了火焰、云彩等蒙古族绘画的传统元素，这是当时的波斯帝国与蒙古帝国之间交流的体现。

图1—1描绘的历史事件与绘制时间相距约1800年。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前323）率领的古希腊军队与大流士三世率领的波斯帝国军队在安纳托利亚半岛南部对战，这便是伊苏斯之战。这场重大战役决定了小亚细亚未来是归属于古希腊还是波斯。亚历山大大帝是这场历史性战役的胜者，大流士三世落败。这幅画描绘的便是亚历山大大帝安抚濒死的大流士三世。目睹大流士三世战死沙场的亚历山大大帝被描绘成一个极具胸怀的人物，他安抚将死的敌方大将，维护对手最后的荣誉。

图1—2 亚历山大大帝击退铁制车马和骑兵，《列王纪》插画，约1330—1340年

这幅画被收录在15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版《列王纪》中。《列王纪》是波斯长篇叙事诗，由诗人菲尔多西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以波斯帝国的历史和传奇故事为素材创作而成，在波斯语地区广为流传。《列王纪》得到波斯统治者们的支持，从15世纪起有多个插图版《列王纪》问世。史诗《列王纪》从远古写到7世纪波斯帝国灭亡，从神话时代到占较大篇幅的英雄时代，再写到人类时代。在《列王纪》中，亚历山大大帝的形象多种多样，整体来看，他是终结英雄时代的关键人物。在波斯王朝的氏族谱系中，亚历山大大帝也被描述为继承大业的关键人物。

历史上的大流士三世实际上并未战死沙场。他的妃嫔、亲眷被马其顿军队俘虏，他本人则遁走巴克特里亚。大流士三世幻想着日后东山再起，却被侍从杀死。画家让亚历山大大帝为濒死的大流士三世送终，是为了凸显他的英雄气概。

其他文化圈对亚历山大大帝有怎样的描述？像亚历山大大帝这样一生冒险，并在多个文化圈中流传的人物并不多见。以“亚历山大罗曼司”[1]为题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希腊语中，之后的4世纪到16世纪，这些故事被译成拉丁语、亚美尼亚语、希伯来语及中世纪欧洲的多种地方语言，由此广泛流传开来。“亚历山大罗曼司”故事妙趣横生，它们把亚历山大大帝描述成不惧险阻、享受冒险的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亚历山大大帝邂逅亚马孙部落传奇女王的故事，与非洲南部躯干上长满眼睛的无头人族对战的故事，等等。图1—3系一位法国画家于1420年左右发表的作品，描绘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冒险经历：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的远征军正在击退全身长满眼睛的双头龙。如今，它已成为好莱坞大片中的著名场景。

图1—3 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约1420—1425年

图1一4《塔尔博特·施鲁斯伯里之书》中的亚历山大大帝形象，约1444一1445年

图1—5 伊尔·索多玛（Il Sodoma）绘，《亚历山大大帝接见大流士三世家族女眷》（局部），约1517年

亚历山大大帝的冒险故事不只发生在陆地。图1—4选自图1—3创作20年后于法国出版的《塔尔博特·施鲁斯伯里之书》。图中，亚历山大大帝坐在玻璃桶里，沉入海中，去探索海底世界。对这位游走在现实与虚幻世界中的传奇英雄来说，这幅画充分体现了他的飒爽英姿。

再看另外一幅画。图1—5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伊尔·索多玛的创作。这幅画描绘的是大流士三世流亡后，亚历山大大帝接见他亲眷的场面。与图1—1一样，该画作通过描绘亚历山大大帝接待敌方家族女眷，刻画他仁慈、宽大为怀的英雄形象。

这不免让人心生疑问：艺术家为何要强调亚历山大大帝的宽容之心？这或许与他20岁出头便征服波斯帝国有颇深的关联。弱冠之年的亚历山大大帝从位于今希腊边境的马其顿王国起兵，经过多次战争，成功建立帝王霸业，他征服的领土一直延伸到今印度北部。这些事迹使他在历朝历代都被尊奉为英雄。不过，仅有军事上的功绩还不够，作为一名年轻领袖，与其军事成就比肩的是其超越年龄的大智慧和宽容心，这是他成为人民心目中英雄的重要原因。

亚历山大大帝所具有的智慧与品质可以从他儿时所受的特殊教育中找到渊源。亚历山大大帝年仅13岁时，其父腓力二世延请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为他讲授哲学、伦理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时间长达三年。这样的教育激起亚历山大大帝的求知欲，培养了他高瞻远瞩的眼界，从他酷爱诗人荷马的诗作，其远征队中据说有不少博学多才的学者等事例便可见一斑。

作为一名年轻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有柔情的一面，因此，其包容心常常被人们关注到。不少作品在塑造亚历山大大帝的英雄形象时都强调了他的宽宏大量，这一点或许能够佐证这一猜测。但是，要“塑造英雄”，只表现宽容之心远远不够，还要强调他对所占领土地的有效治理。亚历山大大帝是个胸怀大志的人。他不知疲倦地建立古希腊与东方的联系，还希望把古希腊文化融入帝国。正如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所写：亚历山大大帝“向四面八方播撒（古）希腊的公正与和平”。亚历山大大帝心目中的全球化并不是单边的、强制性的“希腊化”，他梦寐以求的，是一个开放的、完美融合古埃及文化与波斯文化的古希腊。我们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亚历山大大帝的包容心。向被征服的波斯社会展现出友好的姿态，正是这种包容心的体现。

这个解释的背后还有则轶闻。与亚历山大大帝同时代的希腊史家伊菲普斯对他的批判十分有趣。伊菲普斯提到亚历山大大帝曾模仿古希腊神话中的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穿着女性的衣服四处狩猎。这该如何理解？如今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伊菲普斯的批判是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他们认为，亚历山大大帝是为了尊重波斯王室的传统，才常常身着波斯人的服饰去狩猎。而这些服饰在古希腊人看来十分女性化，因此遭到伊菲普斯的恶意解读。

图1—6 普拉西多·康斯坦茨（Placido Constanzi）绘，《建设亚历山大港的亚历山大大帝》，1736—1737年

亚历山大大帝希望创造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统一，接受统一价值观和统一制度的帝国。帝国上下以“亚历山大港”命名的城市便有20多个。亚历山大大帝还鼓励艺术和文化交流。这些事迹都印证了上述他极有包容心的说法。在被亚历山大大帝占领的地区，这些举措引发了名为“希腊精神”的文化思潮，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等思想流派竞相绽放。同时，地中海东部至北印度的广大地区融合成为统一的经济体。帝国境内，货币自由流通，贸易往来也十分活跃。

图1—6系18世纪意大利巴洛克画家普拉西多·康斯坦茨所作。作品描绘了亚历山大大帝指导建筑师狄诺克拉底建设亚历山大港的情景。值得一提的是，这幅画曾被指定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2]的宫殿装饰。腓力五世在经历一系列王位争夺后于18世纪继位，但被迫放弃欧洲多地的统治权。对伤透脑筋的腓力五世而言，亚历山大大帝无疑是个令人羡慕的偶像。

虽然亚历山大大帝33岁便英年早逝，但作为“全球化”的先驱，他对人类历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将之称为跨越文化圈和经济体的旷世英雄，并不为过。

[1] 罗曼司，指讲述英勇事迹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编注

[2] 腓力五世（Felipe V，1683—1746），西班牙波旁王朝首位君主。——译注

02

汉武帝礼佛？

张骞，开辟丝绸之路的先行者

图2—1 《张骞出使西域图》，敦煌莫高窟第323号窟壁画，7—8世纪

莫高窟位于中国敦煌，其中的第323号窟壁画描绘了汉代张骞（？—前114）奉汉武帝之命，率使团出访西域时的送别场景。壁画下部画的便是张骞手持笏板，与骑在马上的汉武帝辞别。在壁画的左上方，可以看到西域的建筑。而在壁画的右上方，可以看到汉武帝行祭拜之礼的场景。若仔细看，可以隐约看到祠庙里的两尊佛像。汉武帝是在佛像前祈求张骞出使成功吗？

图2—1为《张骞出使西域图》。图2—2是图2—1的一部分，可以看到汉武帝“礼佛”的场景。然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9年，第二次出使返回的时间是公元前115年。在这一时期，张骞对佛教的了解有多少？释迦牟尼诞生于公元前563年，逝世于公元前483年[1]，但佛教在很久之后才传入中国。佛教兴起于古印度，从多条路径传播到整个亚洲。其中的一条路径是经由犍驮逻国，沿丝绸之路到达中国，再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学者由此推测，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是在公元元年之后。因此，汉武帝信奉佛教的可能性为零。若如此，壁画上的内容又作何解？

首先，我们来探究一下张骞出使的史实。秦朝是中国首个大一统的王朝，在秦二世去世后便走向分裂。随后，刘邦（公元前256或前247—前195）建立了统一全国的汉朝。当时，北方的匈奴势力强大，在军事上一直对汉朝构成威胁。汉朝最初的几代皇帝向匈奴赠予绢帛、粮食和黄金等，还派公主与匈奴和亲，以求和平安稳。

然而，汉朝第七代皇帝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对这种和亲政策甚为不满。他胸怀大志，想要建立世上最强大的帝国。据史书记载，他的疆域向东扩展到朝鲜半岛，并在此设立汉四郡，向南则扩展到今越南附近。不过对汉武帝来说，最大的难题还是北方匈奴的侵扰。他与曾经因匈奴驱赶而西迁的大月氏（该民族拥有突厥血统，战国时期至汉代活跃于中亚）结盟，制定了左右围攻匈奴的作战计划。为实现这一远大战略，汉武帝决定派遣张骞一行人出使西域。

然而，事情并不像汉武帝计划的那样顺利。张骞被匈奴俘虏，被囚禁长达十余年。其间，张骞虽娶妻生子，却始终没有忘记最初的使命。他历尽千辛万苦，最终逃脱匈奴的掌控，并到达大月氏，然而结盟以失败告终。张骞在归国途中再次被匈奴俘虏，后再次逃脱，回归故国。他在西域的见闻载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公元前119年，汉武帝计划与突厥游牧民族建立的乌孙国联手，左右夹攻匈奴。他又一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但这次结盟仍以失败告终。

尽管张骞的数次尝试都没有取得成功，但他的出使增进了汉朝对西域的了解。两地在外交、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逐渐建立起来。在那时，汉朝从西域引进石榴、葡萄、象牙、黄金、香料、宝石以及受到中国人高度赞誉的“汗血马”等。

图2—2 《张骞出使西域图》（临摹，局部）

汉朝的贸易网横贯中亚，一直延伸到罗马帝国；此外，当时的人们还穿越印度洋，开辟了海上贸易之路。经历史学家考证，至少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的商人就发现，他们必须借助信风才能航行到印度洋。当时，汉朝和罗马两个大帝国的商人们用接力的方式缔造了亚欧大陆的贸易网络。据史书记载，罗马帝国一度因为过度进口丝绸而导致财政不堪重负，可见当时的贸易规模有多庞大。

汉武帝之后，中国人探索西域及西域以外地区的欲望并未消减。公元73年，东汉出兵攻打北匈奴，班超（图2—3）在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随后的30多年里，他一直留在西域，开疆拓土。班超是因编纂《汉书》而闻名于世的班固之弟。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希望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甘英到达条支国（约在今伊拉克境内）后，想渡过地中海，但被安息帝国[2]的船夫劝阻。船夫说海上十分凶险，顺风航行需要三个月，逆风则要两年之久，其间有罹难的风险。[3]这很可能是安息人因为不希望汉朝和罗马帝国开展直接贸易往来而编造的谎言。虽然此事的真伪无从验证，但由此可以猜测：谁能掌控亚欧大陆的贸易往来，谁就会备受瞩目。据载，2世纪中叶，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所派遣的使臣就通过海路到达过中国。

图 2—3 班超画像

再把目光移回敦煌。敦煌位于中国的甘肃省，是沙漠中的绿洲、丝绸之路重地。早在公元元年之前，敦煌就是通往西域的前哨。作为亚欧大陆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门户，敦煌的繁荣一直持续到唐朝。位于鸣沙山东麓的莫高窟由近千个石窟组成，是伟大的佛教遗产，在其中约500个洞窟中发现有大量壁画、经卷等佛教文物。在这里还发现了《往五天竺国传》[4]，此由唐代新罗僧人慧超于8世纪巡礼印度诸国后所撰。

图2—4 从古印度归来的玄奘法师，敦煌莫高窟第103号窟壁画，8世纪[5]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何壁画中会出现汉武帝拜佛的场景？壁画的创作时间为7—8世纪的唐朝，据此我们能找到一些线索。在佛教盛行的唐朝，笃信佛教的画师很可能从佛教角度改编了张骞的故事，创作了这幅壁画。换言之，通过描绘汉武帝虔诚礼佛的形象，画师创造了新的佛教历史遗迹。虽然时间上有出入，但其历史脉络并非完全错误，因为佛教确实是通过丝绸之路由古印度传入中国的。唐代高僧玄奘——即《西游记》中三藏法师的原型——于7世纪赴印度学习佛法，他正是经由这条丝绸之路带回大量佛经。图2—4是于8世纪创作的敦煌壁画，描绘了玄奘一行人沿丝绸之路返回中国的场景。

唐代的丝绸之路，既是商人贸易往来的通路，也是僧侣、外交使团和留学生的文化交流之路，还是“全球化”的途径。尤其是，商业与佛教的相互交融在丝绸之路上绽放出繁荣之花。商人们沿丝绸之路设立定居点，修建了住所、市场、仓库以及供僧侣居住的寺院。由于远距离贸易危机四伏，商人们便向佛教寻求慰藉，祈求生意兴隆。图2—5体现了商人家族虔诚礼佛的场景，由此不难看出商业和佛教的结合。

再回头看图2—1。若祠庙里供奉的不是佛像，那又是什么呢？线索藏在汉武帝行礼场景下方的文字中。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兵围剿匈奴军队，缴获两个金人，置于甘泉宫内，并多次举行祭拜。因此，汉武帝所拜的不是佛像，而是匈奴祭祀时的供奉之物“祭天金人”。然而，祭天金人的外形是否如画作描绘的那样，史学家并无确证。也许画师融入了后世的佛教情结，把祭天金人重塑成了佛像。

图2—5 供奉观音菩萨的商人家族，北宋绢画（局部），10世纪

敦煌壁画对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进行了描绘，但部分描绘与史实相异。不过，在作为丝绸之路重地的敦煌，莫高窟壁画融合了张骞所代表的外交元素和佛教所代表的宗教元素，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此外，在政治和宗教的背后，存在着明显的经济交流。这幅壁画很好地向后人展示了横贯亚欧大陆、连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1] 释迦牟尼的诞生与逝世时间尚存异议，作者取其中一种。——译注

[2] 安息帝国，即帕提亚帝国，是由今伊朗地区的游牧民族于公元前247年在里海东南部建立的古国，于公元224年被萨珊王朝吞并。

[3] 《后汉书》原文为：“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数有死亡者。”——译注

[4] 系残卷。——译注

[5] 据日本学者下野玲子的研究，此画所绘内容应为佛陀波利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过程。此处疑原文有误。——编注

03

远距离贸易的奇才

伊斯兰商人缔造贸易网络，遍及半个地球

图3—1 瓦西提（al-Wasiti）绘，《哈里利玛卡梅集》[1]插图，1237年

一群人横七竖八躺在砖砌的伊斯兰建筑里。他们沉沉睡着，虽然睡姿看起来并不舒服，但却一副叫不醒的样子。大部分人留着胡须，裹着头巾，身穿长袍，臂上戴着金色的袖章。另有两人没有睡去。一人身着蓝衣，站在中间；另一人身着白衣，站在左侧。图3—1想要表现的是什么场景呢？

图3—1描绘的建筑在瓦西特——伊拉克的一座绿洲古城。画中正在熟睡的是阿拉伯商人，他们躺在商队客栈里，这是专门供穿越沙漠做生意的商队临时歇脚的场所。商人们臂上戴的是铭文刺绣袖章，起初这些袖章只能由御用工坊制作，由统治者赐予贵族和官僚。之后，民间也开始制作这种样式的袖章，从而流传到普通百姓家。若细看，可发现醒着的两个人正在偷拿熟睡者的物品。这幅画描述的是窃贼事先下药迷晕他人，然后趁机偷窃的场景。

这幅画是瓦西提13世纪的作品，因收录在古典文学作品《哈里利玛卡梅集》中而驰名。抛开原著本身讲述的故事不谈，我们也能由这幅画感受到当时阿拉伯商人所处的险境。他们牵着骆驼，艰难地穿越无垠的沙漠，直到平安抵达绿洲中的村落，才能稍稍松弛紧绷的神经。然而，当他们把心放下的瞬间，意想不到的危险又悄然而至。

2世纪前后，阿拉伯商人用骆驼运送货物。与骡和马相比，骆驼能够承载更多的货物，在穿越沙漠时也格外有优势。对商人们而言，穿越荒无人烟的广袤沙漠是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可沙漠里好在障碍物少，也没有野兽的攻击。另外，干燥的气候不容易滋生细菌，商人们患病和物品变质的风险也降低了。这些优点足以抵消肉体上的痛苦，商队贸易也因此不曾停歇。

阿拉伯商人的足迹并不局限于陆路。他们不仅限于在红海和波斯湾航行，还横渡印度洋，显示出超凡的远距离贸易能力。图3—2展现了一艘阿拉伯传统的“单桅帆船”驶向波斯湾的场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船舱内的乘客头戴各色头巾，肤色较白，而船长和船员都是深色皮肤。这是因为驾驶船只的船长和船员是印度人，而乘客是开展贸易的阿拉伯商人。

阿拉伯商人的海上贸易十分活跃。他们在地中海同欧洲人交易，还从巴格达经波斯湾或从亚历山大港、开罗渡过红海，抵达印度洋。他们横渡印度洋到达东南亚，甚至穿过东南亚去做贸易。以阿拔斯王朝[2]为背景的《辛巴达历险记》，描述了阿拉伯人对大洋彼岸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憧憬。

图 3—2 瓦西提绘，《哈里利玛卡梅集》插图，1237年

阿拉伯商人为何能在商业贸易上取得辉煌的成就？历史学家认为，伊斯兰世界对商业很友好。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出身商人家庭。伊斯兰世界重商还可从统治者的诸多政策中窥见一斑。比如，即便不是伊斯兰教徒，只要缴纳人头税，便不会受到经济制裁。组建商队向国家缴税的人，则享受税收减免的优惠。另外，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同业公会（guild）会定期在统治者面前向人民展示特产。同业公会不仅起到建立工艺标准、调节供给的作用，还担当保险员的角色，为会员分散远距离贸易的风险。

图3—3 《庆典之书》插图，1582年

图3—3收录在《庆典之书》[3]一书中。画作描绘的是伊斯坦布尔的大型竞技场，左上角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右侧的三层看台上挤满观众。游行者隶属于纺织业者同业公会，他们手持纹饰华丽的标语和纺织品，在行进中向苏丹和观众们展示。这种积极的国家政策有利于提高其商人的国际竞争力。

对现代人来说，阿拉伯商人曾经用来交易的一些商品令人很难接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奴隶。阿拉伯商人把奴隶从非洲贩卖到南欧、西亚和印度洋的岛屿上。奴隶大多被卖给富有的贵族，后者购买奴隶从事家务劳动。据估计，自公元650年起，经商人之手贩卖的非洲奴隶约有1000万之多。到公元1500年，被交易的非洲奴隶中约2/3由撒哈拉沙漠以南卖向以北，剩下的1/3则卖向亚洲。然而，沦为奴隶的不只有非洲人。例如，在8—9世纪，阿拉伯商人奴役了大量欧洲人，之后来自非洲以外地区的奴隶也不在少数。

最能体现伊斯兰世界经济实力的事例发生在1324年。10—12世纪，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势力进一步扩张。13世纪，作为北非中心的马里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黄金产地，因向伊斯兰世界供应黄金而闻名。14世纪时的马里皇帝曼萨·穆萨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于1324年启程前往麦加朝圣。据记载，朝圣的队伍包括奴隶在内有12000人，运送的黄金逾20吨，另有80多匹骆驼驮运数吨金砂。曼萨·穆萨大概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在朝圣旅途中，他把黄金分发给沿途的开罗和麦地那的贫民，砸重金购买当地商人的货品，导致这些城市物价飞涨。因个人引发大城市通货膨胀的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这一事件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50年后的14世纪后半叶，马略卡岛的犹太画师亚伯拉罕·克列斯克把这一事件画进《卡塔兰地图》（图3—4）中。画中的曼萨·穆萨坐在用黄金装饰的王座上，手里拿着黄金，与骑着骆驼的阿拉伯商人的朴素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图3—4 亚伯拉罕·克列斯克（Abraham Cresques）绘，《卡塔兰地图》，1375年

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强大，不只体现在其商业上。在科学技术的多个学科中，伊斯兰世界都曾取得过耀眼的成就。首先，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伟大发明家艾尔—加扎利的《精巧机械装置的知识之书》。该书撰写于1206年，介绍了逾百种精巧的机械装置。书中的发明采用多种方式灵活运用轴、齿轮和圆筒，图3—5展示的象钟便是其中之一，其原理如下：大象头部有个储水的容器，容器内有个浮在水面的深碗。碗的底部有一小孔，容器中的水由小孔渗入碗中，将其注满需30分钟。碗因重力缓慢沉入水中，下沉的碗牵动与之相连的锁链，锁链带动象钟中部塔内执笔的人偶，从而显示出经过的时长。30分钟后，碗完全沉入水中，牵动象钟塔顶的锯齿装置，这时，最顶端的不死鸟便发出与如今的布谷鸟时钟一样的叫声。接着，象钟露台上的人偶身体偏向另一侧，他的手从鹰嘴处抬起，使弹丸从鹰嘴落下，掉入龙嘴。龙身向前倾斜，把弹丸吐入象背上的花瓶，继而恢复原位。弹丸落入花瓶后产生的动力牵动象夫（前侧驾驭大象的人）挥舞手上的斧子和权杖击打象头。而龙恢复原位产生的回弹力，使执笔的人偶恢复原位；同时，与碗相连的锁链把下沉的碗拉出水面，并将碗中的水排空。而顶端，只要弹丸还在储水容器的上方，为排空碗中的水提供动力，上述过程就会周而复始。这是一种使用水力自动计时的时钟。有意思的是，象钟包含了多种文化元素：大象让人想到印度和非洲，龙代表中国，不死鸟让人想到古埃及，水力装置则令人不禁想到古希腊。虽然不知发明者是否有意为之，但这一发明充分体现了伊斯兰世界多文化相融合的特性。

图3—5 艾尔—加扎利的大象时钟模型图，《精巧机械装置的知识之书》插图，1206年

在伊斯兰世界，天文学的发展同样令人瞩目。在1574年的伊斯坦布尔，各路学者聚集在塔居丁[4]建造的天文台里，研制各式各样的测量工具，并发展了历法。其他科学领域的学者也有较高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人在化学这一基于实验的科学领域颇有建树，“碱”“乙醇”和“炼金术”等词的英文均源于阿拉伯语。“算法”“代数”等术语，也被认为是穆斯林学者的卓越成就。医学也是伊斯兰世界引以为傲的领域。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当属活跃于11世纪的伊本·西那。他撰写的《医典》集阿拉伯医学之大成，曾被翻译成拉丁文，成为中世纪欧洲学校使用的核心典籍。

伊斯兰世界广泛吸纳和发展古希腊的知识，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9世纪，在巴格达的“智慧之家”，穆斯林学者们翻译和研究了无数古希腊著作。这些译著被送到伊斯兰世界各个角落的图书馆，并通过伊比利亚半岛兴起的再征服运动，传播到西欧的基督教世界。此外，15世纪拜占庭帝国灭亡后，该国学者移居到伊斯兰世界，承担起继承、传播学术的责任。而这个过程意外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中世纪时，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一直把伊斯兰世界视作仇敌，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伊斯兰世界为欧洲日后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任何文化体系、经济体系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只有抛弃对峙的短浅观点，怀着兼收并蓄的远见卓识，才能最终享受全球化的积极成果。

[1] 玛 卡梅是中古阿拉伯文化史上集歌、舞、乐、事为一体的文化形式，后走向文学，成为一种骈韵体短篇小说集。哈里利是一杰出的玛卡梅作家。——编注

[2] 阿拔斯王朝（750—1258），由阿拔斯建立的王朝，统治以今伊拉克为中心的西亚地区。其间，伊斯兰文化融会东西方文化，进入黄金时期。1258年，阿拔斯王朝被旭烈兀领导的蒙古军所灭。

[3] 该书用彩色细密画描绘奥斯曼帝国的庆典场景，其中一些画作，最初是为纪念1524年的皇家婚礼而作的。细密画是一种精细刻画的小型绘画，因画面细节精致、细腻而得名，是一种波斯传统艺术。——译注

[4] 塔居丁（Taqi al-Din），全名是塔居丁·穆罕默德·伊本·马鲁夫。——译注

04

亡魂累累，谁人所为？

蒙古和平时期，贸易全球化，疫病亦远播

图4—1 《死亡的胜利》，约1446年

图4—1中奔跑的马匹好似被X射线穿透，一具骷髅骑在马背上，身侧别着一把大镰刀。马蹄下，不少人中箭倒地。这幅图描绘的是什么场面？一些死者是基督教神职人员，从这点来看，本画仿佛是在描绘宗教冲突；而从倒地者中有贵妇人来看，又好像是在描绘下层平民的反抗。这幅谜一般的画究竟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创作的呢？

与猜测相反，图4—1描绘的场景与宗教冲突或下层平民反抗相去甚远。那么，这些人为何死去？答案的线索藏在图4—2中。白布包裹着的尸体正被送往墓地，而右侧正在举行葬礼。一个搬运尸体的男子突然倒地，现场又多了一名死者。这些人均死于瘟疫。画作的重点是天空中呈现的宗教故事：一个全身插满箭的年轻男子跪在上帝面前，为死去的人们虔诚祷告。这个男子是谁？

浑身插满乱箭的男子名叫圣塞巴斯蒂安，是罗马帝国的军官。约公元300年，他因深受戴克里先大帝信任而担任御前侍卫。然而，他因私下信奉基督教、资助基督教徒而被乱箭处死。令人惊讶的是，传言说他并未因此身亡。15世纪，尼德兰画家若斯·列菲林西以7世纪帕维亚（位于今意大利伦巴第大区）爆发的瘟疫为主题，创作了图4—2。据记载，瘟疫爆发时，病死的人太多，连墓地都不够用了。不过，据说列菲林西从未去过意大利半岛，而是参照亚维农（今法国南部）的风景创作了这幅画。

图4—2 若斯·列菲林西(Josse Lieferinxe)绘，《圣塞巴斯蒂安代瘟疫灾区向神祈祷》，1497—1499年

瘟疫主题的画作中为何会出现圣塞巴斯蒂安？在病毒和细菌的致病原理尚未被正确认识之前，人们对瘟疫爆发原因的阐释与今天有着天壤之别。当时的人们用行星的特殊相位，用地震导致地底的邪气侵入地上，甚至用人们因丢失信仰而导致神明暴怒来解释瘟疫的发生。因此，基督教徒认为需要圣人来保护他们免遭瘟疫。然而，瘟疫犹如从天上降下的箭雨，有人丧命，有人幸运地躲开，还有的人即便中了箭也能康复。最后一种遭遇与身中多箭而未死的圣塞巴斯蒂安十分相似，因此，圣塞巴斯蒂安被尊为对抗瘟疫的守护神。信徒们向他祷告，以求逃过病魔的魔爪。图4—1中，人们并不是中箭而死，而是因瘟疫而死。这幅画也说明：在瘟疫面前，富人和神职人员同样无能为力。

在很长的一段岁月里，瘟疫与人类如影随形，使人类备受折磨。最典型的瘟疫是14世纪中期席卷欧洲的黑死病。这场无情的鼠疫导致欧洲约1/3的人口丧生。黑死病退去之后，不少画家创作了与圣塞巴斯蒂安相关的作品，安德烈亚·曼特尼亚在15世纪50年代创作的画作（图4—3）便是其中之一。这幅画用细致的笔法描绘了被绑在拱门柱上的圣塞巴斯蒂安，他浑身插满乱箭，样子十分痛苦。

黑死病从黑海的贸易港口卡法传入欧洲。当时的卡法受地中海商业强国热那亚共和国控制，是其一处贸易基地。热那亚通过卡法从东方进口香料和纺织品等，再转手运往欧洲全境，获取了大量财富。当时的热那亚与威尼斯，是地中海地区的海上强国。

图4—3 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绘，《圣塞巴斯蒂安》，15世纪50年代后期

1347年，金帐汗国[1]可汗札尼别率领蒙古军队包围热那亚人占据的卡法（今费奥多西亚），静待进攻。这时，蒙古军军营里发生瘟疫。札尼别断定战事无法继续，便把尸体放在投石器上掷向城内，然后撤军。札尼别可谓使用生化武器的鼻祖。热那亚人被投石器扔来的尸体传染了瘟疫，却浑然不知。他们乘船到达西西里和地中海沿岸，致使黑死病在欧洲蔓延。瘟疫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扩散，不到5年时间，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受瘟疫之害。

黑死病的真正面目直到19世纪末才被揭开。黑鼠这类啮齿类动物身上的跳蚤带有鼠疫杆菌，引起人类发病。有人认为，这些跳蚤携带的是“肺鼠疫”病毒，它通过呼吸传播；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腺鼠疫”，腺鼠疫通过跳蚤的叮咬传播，会引起淋巴结病变。这一观点的佐证是：黑死病传播速度极快，并且在几乎没有老鼠生存的冰岛也出现了病例。

黑死病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面对家人和邻居因病横死的残忍场面，人们的反应千奇百怪。有人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哪怕牺牲自己也要照顾患者；有人心生恐惧，抛下父母和子女而去。有人虔诚祷告，有人及时行乐。有人认为，黑死病是神明之怒，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曾因被犹太人出卖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于是对犹太人大肆屠戮。有人觉得，若坐在家中，把门窗紧紧关死，邪气就不会入侵。也有人相信，焚烧香味浓烈的薄荷能抵御瘟疫侵袭。

图4—4 《荷兰鞭刑队伍游行》，1349年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面前，教徒们出现极端情绪，鞭刑在这一时期变得十分流行。很久之前，鞭子是一些禁欲教派用来忏悔的工具。在不少地区，鞭刑以公共集会的形式巡回进行，主要发生在今意大利地区；黑死病爆发后，鞭刑重新得到世人的关注。这一次，鞭刑不仅出现在南欧，在北欧和中欧也呈现出爆炸式的传播势头。按照当时在今德国和荷兰地区的鞭刑团体“十字架兄弟”的仪式，耶稣的一生被折算成三十三天半，在这些天里，人们要每天行进到不同的地方，跪地忏悔自己犯下的罪行，一日两次鞭打自己到流血为止。图4—4描绘了当时今荷兰地区鞭刑队伍的一部分。人们手握鞭子，鞭打自己。鞭刑的扩散导致局面失控，因此教皇对其颁发禁令。随着鞭刑风潮的持续，教皇不得不宣布鞭刑涉及异端。

当时的医学对攻克黑死病有多大的贡献？答案是，远不及我们今天所预期的水平。巴黎医科大学是当时欧洲最权威的医学机构，它宣称水瓶星座中土星、木星和火星的会合是黑死病产生的根源。在行星会合之处，被污染的水蒸气随风飘散，导致黑死病的爆发。另一方面，为防止被患者传染，医生们研制出一种特殊的服装。图4—5展示了这种服装：一个鸟嘴形的面罩、一件盖住脚踝的长外套、一顶帽子和一副手套把全身包裹住。医生在面罩的鸟嘴中放入沾满香料和食醋的棉布，防止邪气渗入；在眼睛的位置安装玻璃镜片，防止与病菌接触。这套怪异的服装日后成为聚会装束，它是黑死病时期医疗水平的历史见证。

如今，医学史学者们认为，黑死病原是中亚的地方性疾病。但在中世纪，亚欧大陆东西方贸易逐渐活跃，随着人员、家畜、物资的频繁往来，啮齿类动物的栖息范围也随之扩大。这是黑死病爆发为大规模流行病的背景。换言之，黑死病是全球化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副产品。

当时，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对全球化发展所做的贡献最大。蒙古人建立的帝国从朝鲜半岛延伸到黑海，它奉行开放的外交政策，建造了驿站等利于贸易发展的基础设施。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以及来自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都曾说，蒙古帝国拥有促进人员和商品流动的最佳制度。在“蒙古和平”[2]时期，蒙古帝国的制度、秩序和传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直接促进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图4—5 黑死病横行时期的医生服装

如果说东西方贸易的扩大使地方性疾病变成全球性疾病，那么，黑死病便不可能只在欧洲肆虐。最近的研究表明，黑死病曾在亚欧大陆全境爆发。在14世纪30—50年代，元朝也大规模爆发过黑死病；而在南亚次大陆和西亚的贸易港口以及伊斯兰教圣城麦加，黑死病也曾导致大量居民丧生。

黑死病之后，世界经历了重大改变。在西欧，封建领主和教会的支配瓦解，农奴通过抵抗最终挣脱了身份的枷锁。相反，在领主一度拥有绝对支配权的东欧，强硬的压迫政策更强化了农奴制。西欧的先进地区和东欧的落后地区都在发生重组。另一边，在东亚，随着元朝这一曾经的全球化主力的衰落，亚欧大陆的东西方贸易逐渐萎缩。作为全球化副产品的黑死病引发了全球化的倒退，这何尝不是历史的讽刺？

[1] 金帐汗国，也作“钦察汗国”，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1243年由成吉思汗之子术赤和孙子拔都建立，地处今西伯利亚的吉尔吉斯草原和俄罗斯南部。14世纪前半叶达到鼎盛，1502年被莫斯科大公国所灭。

[2] 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为拉丁语，用于描述13—14世纪蒙古帝国在其征服的广大亚欧领土上的稳定作用。——编注

05

《东方见闻录》诞生记

马可·波罗元代中国行，激励未来探险家

图5—1 马可·波罗一家于1275年拜见忽必烈，法兰西王国绘画，15世纪

两名成年男子和一名青年身着中世纪欧洲服装，行着礼，向端坐在王座上的皇帝呈上文书。王座上铺盖着华丽的织物，旁边站着皇帝的侍者。墙上的装饰十分精美，地板的花纹甚为鲜亮。图5—1中的人物是谁？这是在哪儿？另外，图中有哪些违背历史的地方？

端坐于王座上的人虽然看起来像欧洲人，但实际上是忽必烈，他是元世祖成吉思汗之孙。彼时是1275年，忽必烈在上都的夏宫接受来自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族的拜见。他们是尼科洛·波罗、马费奥·波罗两兄弟以及马可·波罗，他是尼科洛·波罗的幼子。忽必烈之所以被描绘成欧洲人的模样，其原因不难理解：绘制这幅小画像的15世纪法兰西王国画家对蒙古帝国几乎一无所知。

画中还有更严重的“历史错误”：画作背景绘有两艘欧式船舶。上都位于远离大海的内陆，在宫殿里绝不可能看到船舶。这也是画家因无知而犯的错吗？从马可·波罗一行人穿越大漠、抵达上都这一点来说，这幅画分明违背了历史。但当时的画作，其功能与如今的照片并不相同。如果说照片是在特定的时间点捕捉某个场景，那么，过去的画作通常同时呈现多个时间点上的多个场景。马可·波罗一行人跨越欧洲，经地中海远道而来的故事是画家刻意描绘出来的吗？再仔细看，远处山丘上的建筑也与欧洲的城堡颇为相似。同样性质的错误在图5—2中更加明显。那时，成吉思汗的后裔早已脱离游牧生活，但画家还是绘制了想象中的牧民帐篷作背景。这大概反映了欧洲人对亚洲文化的刻板印象。

图5—2 忽必烈的住所被描绘成牧民帐篷，《东方见闻录》[1]插图，1410—1412年

图5—3 马可·波罗之父及叔于1266年拜见忽必烈，15世纪

图5—3是描绘马可·波罗家族访问元代中国的代表画作。许多历史书都提到马可·波罗一行人拜见忽必烈的场景，但相应的解释是错误的。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第一次拜见忽必烈是在1266年，那时的马可·波罗年仅12岁，还生活在威尼斯。1269年，15岁的马可·波罗见到出访返乡的父亲和叔叔。两年后的1271年，三人才一起踏上去往东方的漫长旅程。图5—1描写的场景是四年之后，即1275年发生的事情。三人在元代中国一共待了近24年，到1295年才回到故乡威尼斯，行程足有24000公里。他们的旅行见闻因《东方见闻录》一书的记载而被人们熟知。

图5—3中，忽必烈让大臣把一件金色的物品赐予两位商人。这件物品叫“令牌”，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护照。拥有令牌的人不仅可以顺利出入元朝境内的所有地区，还能向当地居民索要物品和服务。忽必烈把令牌赐给来自欧洲的商人，体现出帝王对他们无比的善意。

1271年，在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动身前往元代中国之际，刚上任的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世接见了他们，并让他们转交带给忽必烈的礼物和文书。可见，西欧的宗教领导人了解东亚统治者的存在，并希望与其缔结友好关系。教皇下令，让两个多明我会修士与他们同行。然而，刚到战乱地区，修士们便因害怕而放弃旅行。图5—4描绘了修士们把礼物和文件转交给马可·波罗一行人的场景。历史上，宗教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例子有很多，但在这里，商业上的动机比宗教传播动机更为强烈。

让马可·波罗闻名于世的《东方见闻录》，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写就的？13世纪，地中海地区贸易繁荣，意大利城邦之间展开激烈的贸易战。尤其是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这些城邦，它们为了掌控地中海贸易，时常发生武装冲突。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后第二年，便指挥舰队与热那亚舰队开战，但战败被俘。他在热那亚的监狱里度过了近一年，经常给狱友们讲述他的旅行见闻，打发无聊时光。妙趣横生的故事立即抓住听者的心。马可·波罗熟练运用夸张的手法，讲述陌生的文化和制度，以及规模庞大的、意大利城邦无法与之匹敌的元代中国城市。例如，他提到元代中国有百万个纳税人口多达百万的城市，拥有千百万骑兵和难以计数的船只。马可·波罗也因此有了“百万”这一绰号。虽然他的夸大降低了故事的真实性，但对听者来说，趣味性却加倍了。不久，马可·波罗便因会讲故事而出名。与他一同被关押的狱友中有个名叫鲁斯蒂谦的比萨人。鲁斯蒂谦坚信，若把这些冒险故事结集成册，一定会大受欢迎。《东方见闻录》因此诞生。

图5—4 拜别多明我会修士们的马可·波罗一行人，法兰西王国绘画，15世纪

鲁斯蒂谦编撰的《东方见闻录》最初以法语出版，出版后立即引起世人关注。之后，该书被译成多种语言，并且有了多个改编版本。书的名称也五花八门，包括《世界故事》《惊奇之书》《大汗罗曼史》，甚至有叫《百万》的。当时的欧洲尚未普及印刷术，该书的手抄本众多，留存至今的版本足有150多种。印刷术普及之后，该书的发行量更是大得惊人。马可·波罗的游记可谓当时最畅销的书。

马可·波罗的游记不仅记载了上都和大都[2]，还有他经过的许多地方，如今陕西、四川、云南、河北和山东等。该书还记录了他从欧洲前来中国所经过的中亚、西亚和东南亚等许多地方。这本游记收录了各地的独特地貌、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以及奇异的风土人情。元代中国的驿站制度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印象（图5—5）。据他描述，沿着从帝都到乡村的道路，每40公里左右就设有一个驿站，皇帝的信使可在此换乘马匹。据书中记载，整个帝国驿站过万，为此准备的马逾20万匹。此外，用“燃烧石”（煤炭）作燃料、使用纸币等史实，在书中均有提及。

图5—5 描绘元代中国驿站制度的画作，15世纪

人们对《东方见闻录》的评价不一。批评的出发点是：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二人一开始就没有严谨、准确地记录元代中国的情况。书中描写的内容很多都与史实不符，书中多次出现夸大其词之处。因此有史学家推测，马可·波罗实际上并未到过元代中国，他只是把穆斯林商人口述的故事东拼西凑在一起。然而，没到过元代中国，单凭想象还是难进行细致描述的。就这一点来说，马可·波罗曾经到过元代中国的观点更为可信。

除了真实性的问题，《东方见闻录》还有一个地方值得关注：这本书勾起了无数读者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元代中国这片陌生的土地，拥有欧洲小国无法比拟的人口、资源、技术和文化。这个未知的世界使潜在的探险家们张开了想象的翅膀，憧憬着未来。他们心潮澎湃地想象着，若能找到通向那里的路，进行交流和贸易，必能获得巨额的财富。

图5—6是拉丁文版的《东方见闻录》，出版于15世纪80年代，书页的空白处留有读者密密麻麻的笔记。可以看到，这名读者仔细阅读了此书，做了许多思考。记笔记的读者正是伟大的探险家哥伦布。哥伦布说服西班牙女王组建了探险队，与去往亚洲的人们不同，他开辟了向西的新航线。哥伦布的冒险之旅连通了“旧世界”和“新世界”，使之结合为一个经济体，带来了世界性的改变。他正是在阅读了两个世纪前夸大其词的游记后，萌生了改变世界的念头。

图5—6 拉丁文版《东方见闻录》（书页空白处的笔记为哥伦布阅读后所做），15世纪80年代

[1] 《 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游记》。——译注

[2] 大都，今北京。——译注

06

君士坦丁堡金池汤城的神话是怎么破灭的？

拜占庭帝国最后一役，世界经济为之震颤

图6—1 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耶（Bertrandon de la Broquière，约1400—1459）绘，《海外旅行记》插图，1455年

1453年，围攻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军事准备进行得如火如荼。在4世纪，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立君士坦丁堡为新都。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君士坦丁堡作为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都城，仍然繁荣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图6—1中，由灰色城墙环抱着的三角形城区内有基督教（东正教）的千年古道。此时，它正被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军队所包围。奥斯曼帝国的陆军和海军分别包围了靠近陆地和靠近海边的地方。战争双方并不知晓，这场战争将撼动世界经济的根基，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画作中暗藏有指引奥斯曼陆军走向胜利的秘诀吗？

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32 —1481）以外号“征服者”著称于世。他自诩为超越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大帝的人物，而他的自大源于他史诗级的丰功伟绩。他年仅21岁时便率领帝国军攻破君士坦丁堡，书写了历史新篇章。君士坦丁堡曾是拜占庭帝国首都、基督教世界中心，也是连通亚洲和欧洲的经济中心。而如今，在穆罕默德二世手中，君士坦丁堡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

图6—1系勃艮第公国画家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耶所绘。这幅画作完成于1455年，即这场历史性的战役结束两年后。贝特朗东曾是勃艮第公爵菲利普[2]宠信的乡士（下级贵族）。1432—1433年，贝特朗东前往中东朝觐，走访了多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城市，会见了上至苏丹、下至平民的各色人物。奥斯曼帝国掌控君士坦丁堡之后，贝特朗东受菲利普公爵之邀，以自己的经历创作出版了《海外旅行记》一书。菲利普公爵让贝特朗东写这本书，目的是煽动一场新运动，使基督教世界夺回被伊斯兰世界掌控的君士坦丁堡。因为这个缘故，有史书称贝特朗东是一名间谍。他在画作中对奥斯曼帝国军事战略的细致描绘，似乎印证了上述说法。

君士坦丁堡很难被从外部攻破的原因有二。第一，它被坚固的城墙包围。这些城墙由狄奥多西大帝于4世纪修建，它抵挡住了敌人的十余次进攻，是守护千年帝国的防御网，只是在1204年的一次战斗中被损坏。之后，拜占庭军队加固了城墙，以抵御对方的攻击。君士坦丁堡固若金汤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被称为“金角湾”的水路。如图6—1所示，“金角湾”水路沿着左侧城墙，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延伸出来。若用巨木和铁链封住水路的两端，敌军将无法从四面同时攻击君士坦丁堡。

那么，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是如何攻破这一防御体系的？请仔细看图6—1：图的下方是奥斯曼军队司令部的金色营房，炮兵们正在营房旁为战斗做准备；图的右侧，奥斯曼军队引以为豪的超大型大炮（图6—2）引人注目，他们能轻易攻陷城池正是靠这些大炮。穆罕默德二世聘请制炮专家匈牙利人欧尔班制作出了当时规格最大的地面大炮，炮筒长度超过8米，可将重达450公斤的石块射到1.5公里以外的地方。大炮虽然会在发射后断裂，但已足以帮助奥斯曼军队攻破防御墙。

图6—2 穆罕默德二世军队的超大型大炮，《海外旅行记》插图（局部）

为攻破金角湾的防御墙，穆罕默德二世制定了大规模作战计划。根据该方案，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军舰必须通过陆地，抵达金角湾。为了把60～80艘军舰运送到金角湾，地面上铺设了近2公里长的木质轨道。仔细看图可以发现，左侧陆地上有搬运军舰的士兵。由此可见，贝特朗东对军事部署有浓厚的兴趣。这也是历史学家把这幅画作奉为宝贵资料的原因所在。

不过，这幅画作的真实性也存在缺陷：君士坦丁堡的建筑被悉数描绘成西欧常见的哥特式建筑。看来，是否按事实描绘建筑风格，并不是“间谍画家”的兴趣所在。

图6—3 福斯托·兹拿罗（Fausto Zonaro）绘，《围攻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二世》，1908年

奥斯曼军队攻占金角湾的战术，在20世纪初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体现。图6—3系意大利画家福斯托·兹拿罗所作。兹拿罗曾是奥斯曼帝国的宫廷画师，这幅画作是他奉苏丹之令绘制的。图中，穆罕默德二世正在指挥军舰。

经过57个日夜的围攻，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攻下城池。按照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军队在全城连续劫掠三天。图6—4由老马特乌斯·梅里安所作，名为《征服君士坦丁堡》。画中展现了惨遭奥斯曼军队屠戮的市民和变成废墟的建筑，刻画了当时的凄惨场面。

图6—4 老马特乌斯·梅里安（Matthäus Merian the Elder）绘，《征服君士坦丁堡》，1630年

图6—5是一张珍贵的地图，它准确呈现了君士坦丁堡陷落前的情况。该图由意大利修士克里斯托福罗·布隆戴蒙提所绘。把这幅画按顺时针方向旋转90度，便可看到与图6—1相同的地理方位。这幅画作细致描绘了坚固城墙内伊斯兰风格的建筑和道路。城墙的右侧是东正教的代表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又称神圣智慧大教堂。它看上去宏伟壮观。

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发生了什么变化？穆罕默德二世虽然纵容军队劫掠，但并不想毫无节制地破坏这座城池。攻下城池后的第三天，他宣布劫掠结束，并立即进入重建阶段。这座古城之所以没有被毁灭，是因为它将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新都城伊斯坦布尔。按照苏丹的旨令，重建君士坦丁堡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圣索菲亚大教堂虽然没有遭遇灭顶之灾，但其性质和建筑的内部设置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不再是东正教的教堂，而是变成了一座举行伊斯兰宗教仪式的清真寺。绘有耶稣和圣人的拼接画被刷白，所有基督教圣物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即便如此，损毁被控制到这个程度，如今看来已是万幸。

图6—5 克里斯托福罗·布隆戴蒙提（Christoforo Buondelmonti）绘，《群岛之书》插图，1422年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令西欧震惊。尤其是一度引领欧洲贸易的威尼斯人，他们瞬间被危机感包围。之前，威尼斯人通过贸易把香料、纺织品、陶瓷等从亚洲输入到欧洲，从根本上促进了经济繁荣。而这场危机将导致欧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全面中断，这使威尼斯商人们苦闷不已。重建与东方的贸易通道固然重要，但罗马教皇不愿意接触异教徒，他凶狠的目光令人却步。最终，威尼斯为了重新夺回贸易强国的地位，决意与奥斯曼帝国取得联系。然而，两国的接触必须尽可能地不刺激罗马教廷。

经过一番冥想苦思，为了讨苏丹欢心，著名画家真蒂莱·贝利尼被派往伊斯坦布尔。图6—6是贝利尼15世纪80年代为穆罕默德二世绘制的两幅肖像。左侧画作体现的是奥斯曼风格，穆罕默德二世摆出手拈玫瑰嗅花香的传统造型。右侧的画作则是贝利尼本人的风格：华丽的装饰透着厚重，描绘出苏丹凝神陷入沉思的神情。这开创了现代外交中常见的文化外交的先河。通过这一策略，威尼斯得以继续主导东方贸易，保持了欧洲经济中心的地位。

图6—6 穆罕默德二世的两幅肖像，真蒂莱·贝利尼（Gentile Bellini）绘，约15世纪80年代

尽管威尼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外交成果，但它依然没有逃脱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意大利城邦在与东方的贸易往来中收获了巨大利润，而目睹这一幕达数个世纪的欧洲君主们，从心底生起开辟通往亚洲的贸易新道路的野心。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强化了他们的这一野心。探险家们得到葡萄牙和西班牙君主们的支持，率先投身到开辟新航线的冒险事业中。他们成功的消息迅速鼓动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探险家们，不久便迎来了由欧洲商人主导的远距离贸易时代。

君士坦丁堡的沦陷，本是说明当时亚洲胜于欧洲的典型事件。然而，这一事件的影响是穆罕默德二世始料未及的。欧洲一跃成为大航海时代的主力军，世界的经济、科技和军事重心也从亚洲转移到欧洲。历史就是这样，胜者变败者，败者变胜者，循环往复。

[1] 罗马帝国于公元395年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东罗马帝国则延续千年，于1453年灭亡。——译注

[2] 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菲利普曾与英军结盟，活捉圣女贞德并交给英军。

07

壬辰倭乱与全球奴隶贸易的关系

大航海时代，“富贵山”的白银全球流通

图7一1《里科山的圣母》，1720年之前

这是一幅基督教圣画，画面中央的女子是圣母玛利亚。她上方的鸽子象征圣灵，左右分别是圣子和圣父，完整体现了三位一体。画的下端是教皇和君主。这幅画作的用色呈现出强烈的欧式风格。画的中央部分却别有韵味：圣母玛利亚置身于三角形红山之中，若细看，可以看到山上通向四方的道路、树木和动物。山的下方站着一个身着金色衣服的人，他的穿着打扮与欧洲人略显不同。山的两侧，太阳和月亮高悬在空中。这幅画到底在表达什么呢？

图7—1取材于里科山，它位于波托西（Potosi，意为“富有的山”），是今玻利维亚的一个城市。里科山因拥有大规模的银矿而在世界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1492年，哥伦布刚踏上美洲，西班牙人就紧跟其后，从欧洲来到美洲大陆。到达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为了侵占金银，使出浑身解数。一开始，他们主要掠夺原住民印第安人的金银手工艺品；印第安人的贵金属被掠尽后，他们转移目标，直接寻找金矿。1545年，他们最终在波托西发现一座超大型银矿。侵略者强迫印第安人充当劳工，使用传统的熔炼方法开采白银。

随着时间的流逝，含银量高的矿脉逐渐枯竭，银矿的经济价值也随之降低。不过在1570年前后，西班牙开发出一套用水银提炼白银的技术，即“混汞法”。由此，即便是低级矿脉，也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提炼出白银。当时，适逢秘鲁发现大规模水银矿，这一消息令西班牙王室欢呼雀跃。此后，波托西的白银产量重现上升势头。图7—2是于1584年绘制的波托西矿山图。银矿下方是矿山村，很多外观相同的房子紧挨在一起；矿山村的下方是劳动者在进行熔炼作业。

图7—2 《波托西的里科山》，1584年

再来看另一幅描绘波托西的画作。图7—3是加斯帕尔·米格尔·德·贝里奥所绘的《里科山和帝国城市波托西》，它如实展现了矿山城市当时的繁荣。在里科山的下方，一座城市映入眼帘，笔直的道路四通八达。这幅画创作于18世纪中叶，当时的波托西已有约6万人口。到16世纪白银产量达到顶峰时，波托西的人口已逾10万。令人惊叹的是，波托西这一极具规模的大城市位于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上，这在西半球可谓屈指可数。

图7—3 加斯帕尔·米格尔·德·贝里奥（Gaspar Miguel de Berrío）绘，《里科山和帝国城市波托西》，1758年

特奥多尔·德·布里的画作细致描绘了波托西矿山的采掘场景。德·布里是活跃于16世纪的铜版画家兼出版人，他的大部分作品是根据探险家的记载创作而成的。因此，与同时代的画家相比，他的画作更能准确体现探险的发现和“新世界”的风俗。他别具一格地使用透视手法描绘里科山（图7—4）。为了进行采掘作业，印第安人赤身裸体，点着火把，踩着梯子，从山顶洞口爬上爬下，辛勤劳动着。他们把采掘出的银锭装进布袋，扛在肩上，踩着梯子爬出矿山。如图左部和右上部所示，类似美洲驼的家畜把这些银锭运送到其他地方。

图7-4 特奥多尔·德·布里（Theodor de Bry）绘，《波托西》，1590年

由这幅图可以想象，原住民矿工的劳动条件异常恶劣。他们需要长时间连续地辛苦作业，发生事故的概率很高。此外，他们之前生活在低海拔海边，被强行带到高原后，对气候和饮食均感不适，加之严酷的鞭打，死伤的人很多。当时的里科山被称作“食人山”，这毫不夸张。由于开采这座“富贵山”需要牺牲大量的劳动力，为了补充劳动力，大量非洲奴隶被贩卖到这里，这也是大航海时代最黑暗的史实之一。

图7—5是西班牙人在今巴拿马贝拉瓜斯地区掘金的场景。图中有四名苦力，其中一人正把沙金交给西班牙人，一人在水中清洗金矿石。与德·布里描绘的波托西矿山不同，这幅画中的矿工都是卷发的黑人。西班牙人用从非洲买来的黑奴代替印第安人，奴役他们干活。尽管从非洲购买黑奴需要花费重金，但这是必然之举。据当时的资料记载，西班牙人担心印第安人知晓黄金的存在后会发生暴乱，便把他们驱逐出境。而实际上，即便不是出于这个理由，鉴于印第安人劳动力很快便将被压榨殆尽，扩大非洲的奴隶进口也是当务之急。

图7—5 贝拉瓜斯地区的掘金场景，《德雷克手稿》[1]插图，1560 —1570年

美洲生产的白银流向了何方？西班牙人开采的白银基本都运回了本国。西班牙用这些白银发动了王位继承战争，在宗教改革中压迫新教徒，并进口了大量外国商品。在这个过程中，白银流入到欧洲全境：西班牙从波罗的海海岸进口谷物和木材，在累范特[2]购买东方的货物，最为重要的是，经由绕过非洲南部抵达印度的航路，进口印度和中国的流行商品。

另一方面，美洲出产的一部分白银，通过横跨太平洋的全球最长航路，交到马尼拉的总督手里，用于直接购买亚洲的货物。就这样，通过全球贸易网络，美洲开采的白银在全球流通，最终汇集到中国和印度。当时，日本是除美洲外出产白银最多的国家，大量白银经出口港长崎、对马岛等到达中国。

因流入的白银量增多，中国便改为以银纳税，在明朝末期和清朝分别实行了一条鞭法[3]和“地丁银”制[4]。新税制增加了银的需求，导致全球的白银流入中国。这好似一个贯穿全球的循环水泵——白银在全球流动，最后被吸入中国。在大航海时代，整个世界成为一个以白银为硬通货的单一经济体。

在联系紧密的国际贸易网中，朝鲜的政局也对全球产生了影响。 1592年，日本侵略朝鲜，史称“壬辰倭乱”[5]。明朝随即派兵营救，对白银的需求因战争的巨额开支而大增。壬辰倭乱前后，明朝为筹措银两，要求朝鲜缴纳大量的白银。明朝对全球“循环水泵”的加压迫使美洲必须加快白银开采。而为了补充开采银矿的劳动力，欧洲人加大了从非洲进口奴隶的力度。在以白银作为全球硬通货的背景下，认为壬辰倭乱扩大了全球奴隶贸易的观点，并非全无道理。

在大航海时代，白银通过殖民地政权和国际贸易网络在全球流通。中国和印度曾是白银的终点，可见当时的亚洲在世界经济中极富竞争力。然而，在此之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步由亚洲转移到欧洲。

再回到图7—1。图的左侧描绘了教皇祈祷的场景；图的右侧，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在这些人的上方，身着金色衣服的微小身影是印加帝国皇帝瓦伊纳·卡帕克（约1450 —1525），他死于欧洲人传入的天花。在卡帕克皇帝微小的身影背后，圣母被红色的山覆盖着。史学家们解释称，安第斯山土地女神帕查玛玛（Pachamama）融入了圣母玛利亚的形象。而山的两侧升起的太阳和月亮都是印加帝国的象征物。这是一幅将欧洲基督教和印加传统信仰相结合的画作。

图7—6 特奥多尔·德·布里和他的儿子们绘，《哥伦布到达新大陆》，1592年

这类带有混合主义[6]色彩的画作大多创作于18世纪，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既展示“新世界”信仰体系，同时吸收、服从“旧世界”的信仰体系。《里科山的圣母》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它体现出欧洲不仅在物质上入侵了美洲，还进行了精神上的征服。图7—6描绘了哥伦布登陆美洲的场景，可以看到，在原住民们把贵金属交给贵族的同时，左侧的船员正在竖起十字架。这是一个文化征服的场景，宣告着这片土地今后属于基督教。大航海时代把全球整合成一个单一的活动圈。没想到在400多年前，朝鲜半岛的局势会对地球另一边的白银开采产生影响。这说明，大航海时代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变化毋庸置疑。

[1] 《德雷克手稿》（Drake Manuscript），又名《西印度群岛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 Indies）。——译注

[2] 累范特，历史上一个模糊的地理名称，广义上指中东托鲁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大片土地。——译注

[3] 一条鞭法，明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它将过去按地、户、丁分别征收实行、征发徭役的赋役方式改为按土地、人丁征收货币与白银；将过去由纳税户轮流征收解运改为官府自行征收解运。——译注

[4] “地丁银”制，即“摊丁入亩”，办法是固定丁银数目，分摊入田赋；没有田产的人可以不纳赋税。——译注

[5] 壬辰倭乱，即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译注

[6] 混合主义（Syncretism），又作“综摄主义”或“融合主义”。——译注

08

一张白纸开启的欧洲知识革命

中国造纸术促进欧洲知识大众化

图8—1 乔瓦尼·巴蒂斯塔·兰格蒂（Giovanni Battista Langetti）绘，《第欧根尼与亚历山大》，17世纪70年代

一名老者和一名年轻的将军正在交谈。年轻的将军身披纹饰华丽的铠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者赤着上身，腰际裹着破旧的毯子。年轻人似乎想对老者说些什么，但可以看到，老者指着打开的书，身体摆出拒绝的姿态。这幅画作描写了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和哲学家第欧根尼会面的场景。两人的会面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但画作描绘了一件在那个时代不存在的东西。它是什么呢？

图8—1是意大利画家乔瓦尼·巴蒂斯塔·兰格蒂于17世纪70年代创作的作品。兰格蒂的这幅作品突出了明暗对比，似乎只有这两个人处在亮光中。由此可见，这幅画受到了同时代代表画家卡拉瓦乔的影响。亚历山大前来拜访哲学家第欧根尼，但第欧根尼并没有理睬地位显赫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对第欧根尼说，若有需要尽管开口。第欧根尼却回答说：“你挡住了阳光，请你移开。”这幅画描绘的正是这则趣闻。画中与时代不符的东西是什么呢？答案是：书。第欧根尼指向的书籍，书页被裁切得整整齐齐，并靠一侧装订在一起而形成书脊。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脊装本”。为了突出第欧根尼的学识，画家不但绘制了一本敞开的厚书，在它的下方还画了其他几本书。

然而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这种类型的书籍尚未出现。请看罗马帝国的庞贝壁画（图8—2）。公元79年，火山喷发，庞贝被火山灰掩埋。因此，这幅壁画应当绘制于公元79年之前。主人公左手拿着的是当年的书，即蜡板（wax tablet），它由三四张漆蜡的木板绑在一起组成。主人公右手拿着的是尖笔（stylus）——一种尖头的书写工具。据史学家推测，古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便开始使用蜡板，蜡板可以被视作手抄本的前身。

图8—2 庞贝壁画，79年之前

若如此，第欧根尼是如何读书的呢？在“脊装本”出现之前，大部分典籍以卷轴的形式出现。卷轴书虽有制作简单、保管方便的优点，却很难立刻找到读过的地方，“脊装本”克服了这个缺点。不过在抄本出现之前，卷轴书陪伴人类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图8—3 奥托·冯·柯尔文（Otto von Corven）绘，《亚历山大图书馆》，19世纪

埃及出产的莎草纸是古希腊人制作卷轴书的主要材料。野生芦苇生长在尼罗河岸边，其茎被剪成细条，横放一层再纵放一层后敲打晒干，便成了莎草纸。德国的奥托·冯·柯尔文制作的铜版画就描绘了用这种莎草纸制成的卷轴书。图8—3描绘了1世纪前后，在文化界享有盛誉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图书馆内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用莎草纸制成的卷轴书。

但我们无法确定，第欧根尼时代的典籍是否都由莎草纸制成。因为除此之外，人类长期使用的书写材料还有用绵羊皮或山羊皮制成的羊皮纸。据传，羊皮纸发明于公元前3世纪的帕加马王国。当时，从埃及进口的莎草纸供给不足，价格因此骤升，人们开始制作和使用羊皮纸。因此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莎草纸应该是制作书籍的主要原料，用兽皮记录的文字则较为鲜见。不过公元前5世纪的史学家希罗多德倒确实常在皮革上写字。那么，第欧根尼的书是羊皮纸制成的吗？我们无法断言，但可以确定的是，不论采用的是莎草纸还是羊皮纸，第欧根尼阅读的典籍都应是以卷轴形式出现的。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尽管欧洲人对古希腊的关注度有所上升，但这位17世纪的欧洲画家似乎并不太了解古希腊的典籍。

欧洲人接触纸质书比亚洲人晚得多。据载，公元105年前后，中国东汉的蔡伦率先发明了纸。他用树皮和破旧的渔网等材料，成功地制作出轻薄的纸。与之前用木竹制作的木牍和竹简相比，纸更方便保管；与丝绸制作的帛书相比，其优点是更为廉价。因此，“蔡侯纸”颇受欢迎。图8—4是现存最古老的纸，它与蔡伦发明的纸非常相似。从图中可以看到，汉代的纸表面粗糙，不甚平整。

图8—4 汉代制造的现存最古老的纸，在甘肃省出土

在唐代，一度只在东亚流传的纸远播到更广阔的世界中。7世纪，唐太宗为巩固西北边防、保护中西路口交通要道，把疆域向中亚扩展。8世纪，唐朝疆域扩展到兴都库什山脉深处。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8世纪初，阿拉伯人占领撒马尔罕。公元751年，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塔拉兹，唐朝名将高仙芝率领以步兵为主的唐朝军队，与以骑兵为主的阿拉伯军队展开激战，最终败北。彼时，掌握造纸术的唐朝士兵在撒马尔罕被俘，他们被掳去建造造纸工坊，造纸术由此流传开来。

此后，造纸术传播到整个伊斯兰世界：公元793年、900年和1085年，在今巴格达、埃及和西班牙托莱多三地，纸张相继被制造出来。之后，造纸术日渐成熟，印刷技术也得到改良。随着十字军东侵，造纸术传播到欧洲全境。在公元1190年、13世纪、14世纪，造纸术分别传播到今法国、意大利以及荷兰和德国。16世纪末，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也开始制造纸张。

图8-5 迈克尔·沃尔格穆特（Michael Wolgemut）、威廉·普莱登伍尔夫（Wilhelm Pleydewurff）绘，《纽伦堡编年史》插图，1493年

欧洲最初的造纸厂是什么样的？图8—5是1493年迈克尔·沃尔格穆特和威廉·普莱登伍尔夫制作的铜版画。这幅图被收录在《纽伦堡编年史》中，它展示了神圣罗马帝国直辖城市纽伦堡的景象。从图中可以看到，纽伦堡被城堡簇拥着，显示出典型的中世纪风貌。我们的兴趣点在图的右下方：在城外与水路相连之处有几幢建筑（图8—6），这便是富商乌尔曼·施特罗梅尔于1390年建造的造纸厂，据称是阿尔卑斯山北部历史最悠久的工厂。造纸厂远离居民区的理由有两条：其一，造纸必须用水力作为原动力；其二，造纸厂会产生难闻的气味。这家造纸厂虽然不大受周围居民的欢迎，但为帝国提供了大量优质的纸张。

15世纪40年代，德国人古腾堡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对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宗教改革势头正劲。旧教（天主教）强调，应由神职人员向信徒传达神的旨意；新教则主张个人可以直接阅读《圣经》，理解神的旨意。新印刷技术的出现使得《圣经》的印刷成本较以往大大降低，这对新教教义的传播至关重要。不过，单凭新的印刷技术还无法把印刷成本降低到普通人能承受的水平。当时，纸张供给大量增加，廉价而结实的纸张替代昂贵的羊皮纸，成为制书的主要原料。截至1500年，欧洲有十余种语言的印刷品，品种多达5万种，数量足有2000万册。历经数百年，起源于中国的造纸术终于在欧洲传播开来。在此基础上，欧洲启动了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

图8—6 纽伦堡的造纸工厂，《纽伦堡编年史》插图（局部）

宗教改革后，接受新教的地区比接受旧教的地区经济发展得更快。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这是因为新教教义迎合了个人的功利主义。但今天的史学家们认为，相比宗教教义上的差异，新教地区的识字率更高才是真正原因。纸张与新印刷术一起，使宗教和非宗教印刷品被大量生产出来，激发了人们的识字欲和文字表达欲。随后，不少人在教育上投入精力，曾经由少数人掌握的知识由此普及开来。有人认为，催生经济进步的是始于纸张的“知识革命”。这一观点颇具说服力，归根结底，人民的智慧才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09

史上最名贵的花朵

荷兰金融市场催生“郁金香泡沫”

图9—1 让—里奥·杰洛姆（Jean-Léon Gérôme）绘，《郁金香之愚》，1882年

栽满郁金香的美丽花园里满是士兵。远处的风车提示人们，这里是荷兰。指挥官骑着马，命令士兵们肆意践踏花朵。两名士兵踏着碎步，跑向站在右侧的男子。这名男子与士兵们不同，他手持一把出鞘的剑，打扮端正，像是贵族。这名男子面前摆放着一个花盆，里面种着一株红白相间的郁金香，他似乎在说：“谁若动了这朵花，休怪我刀剑无情。”这幅画在讲什么呢？

郁金香是一种具有独特历史的花卉。16世纪，郁金香从奥斯曼帝国传入欧洲。1554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外交官奥吉耶·吉兰·德·比斯贝克开始赠送郁金香。1593年前后，荷兰植物学家、莱顿大学教授卡罗吕斯·克卢修斯引种了郁金香。

1588年，荷兰联省共和国成立，并争取摆脱西班牙帝国的统治。此后，作为实践重商主义的领头雁，荷兰享受了逾百年的经济繁荣。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引领跨洋贸易，是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此外，阿姆斯特丹也成为世界金融中心，驰名海外。郁金香像是一座丰碑，象征着荷兰成为富强的新兴国家，以及以商人为主力创造出的繁荣昌盛。

改良后的郁金香不再是纯色，其中，有两种以上颜色、带条纹或火焰花纹的郁金香最受欢迎。事实上，郁金香的花纹是因其球根感染了“郁金香碎色病毒”而形成的。感染上这种病毒的郁金香不易繁殖，短期内供给无法增加。由于需求量大、供给受限，价格的上涨不可避免。既然成了名贵商品，势必要起个好听的名字。当时，最受欢迎的郁金香品种大多以总督（viceroy）、司令（admiral）、将军（general）为名。据记载，史上最昂贵的郁金香叫Semper Augustus，意为“永远的帝王”。17世纪30年代，这种白底深红花纹的品种（图9—2）是珍品中的珍品，催生了17世纪30年代的“郁金香狂热”（tulip mania）。

图9—2 “永远的帝王”，17世纪

在鼎盛时期，郁金香自然而然地成为富贵和权力的象征。名门贵族邀请著名画家绘制肖像画时，郁金香是画中必不可少的道具。请看巴洛克艺术巨匠安东尼·凡·戴克的一幅画作（图9—3）。凡·戴克是英国查理一世宠爱的宫廷画家，在17世纪30年代因其贵族肖像画而在欧洲享有盛誉。在他的画作中，简·古德温夫人佩戴着珠宝，身着昂贵的连衣裙，右手优雅地拿着一束郁金香。可见，郁金香的流行不分国界。

1637年上半年，珍品郁金香的价格在荷兰达到顶峰，一枚球根的价格比一名熟练工人年收入的十倍还多。畅销品种由于感染病毒而供给不足，其价格急速上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时代背景。当时，荷兰的金融业在世界上最为发达。在重商主义时代，荷兰是引领国际贸易的经济强国。与之相称的是荷兰首创的金融工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期货合约”。人们可以用这种合约在未来特定的时间点按特定的价格进行交易，而不是按当前的市场价格交易。1636年，荷兰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正规期货市场，期货交易活跃起来。此外，还有“期权”这种创新金融工具。1637年的条例规定：商品价格下降时，立约者只须缴纳少量的罚金，便可以放弃购买。期货和期权等新金融衍生品纷纷登场，一场前所未有的投机风暴就此袭来。人们把这种交易称作“风中交易”（windhandel）[1]。郁金香是风中交易的代表商品：郁金香只是通过金融交易转手，本身并没有流转。在投机风潮下，零星交易激增，郁金香价格暴涨。但泡沫终会有破灭的那一天。当郁金香的价格达到顶峰，人们纷纷甩卖，破产者接连不断出现。最后，政府不得不介入收拾残局，将所有合约都作废了。对荷兰史无前例的金融创新而言，“郁金香泡沫”或许是个试错的过程。

图9—3 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绘，《简·古德温夫人肖像》，1639年

很多画作都讽刺了当时扭曲的投机热潮。首先来看亨德里克·格里茨·波特的《蠢人们的花车》（图9—4）。画中的车上挂着帆，绘有郁金香的旗帜在风中飘扬。旗帜下方坐着古罗马神话中的花神芙罗拉，她怀抱着郁金香。车子上，精心打扮的人们头上插着郁金香，喝着酒或是拿着钱袋。画的左边，一群人扔掉纺织工具，紧跟在车子后面。这辆车要驶向画面远景处的深海。不难体会，这幅画在批判人们偏离现实、贪得无厌。

图9—4 亨德里克·格里茨·波特（Hendrik Gerritsz Pot）绘，《蠢人们的花车》，1640年

图9—5 扬·勃鲁盖尔二世（Jan Brueghel II）绘，《郁金香热潮的讽刺》，17世纪40年代

再来看扬·勃鲁盖尔二世描绘的猴群（图9—5）。左下方的几只猴子正在仔细核对手中的清单和眼前的郁金香。右边的几只猴子正在交易，它们有的指着郁金香，有的在握手、摇钱袋或记账。台阶上的猴子们在享受盛宴。图中央偏右处，一些猴子正在称球根，清点桌子上的钱。图的右侧则描绘了泡沫破裂后的景象：画幅右下角的猴子对着价格暴跌的郁金香撒尿，它后面的猴子正被拖去法庭，还有一只在用手绢擦拭泪水。后方远处，一场葬礼正在进行，主角是一只因债台高筑而自寻短见的猴子。这幅画充分展现了投机风潮中，愚昧为人们招致的惨痛教训。

再回到图9—1。背景中的教堂是位于哈莱姆的圣巴弗教堂。哈莱姆是1637年郁金香泡沫首次破裂的地方。为降低郁金香的供应量从而遏制价格暴跌，士兵们接到命令，在花园里肆意践踏。但与此同时，画面右侧的贵族却表现出了守卫这盆郁金香的意志。从花色来看，它可能是个名贵的品种。

法国画家杰洛姆为何要创作《郁金香之愚》？这幅画创作于1882年，这一年，巴黎股市暴跌，这是19世纪法国最严重的一次股市崩盘，并且引发了金融危机。熟谙历史画的画家杰洛姆勾勒出近250年前发生在邻国的事件，提醒人们不要重蹈覆辙。

图9-6 借猴子暗指郁金香狂潮的末路，《郁金香热潮的讽刺》（局部）

在过去的300多年间，郁金香泡沫因为体现了人类的愚昧无知，而被视作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它和1720年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英国的南海泡沫事件一样，都是早期金融危机。尤其是在20世纪末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背景下，这些案例被学界和舆论反复提及。

近年来，学术界对郁金香泡沫的再评价层出不穷。新的研究表明，当时的投资行为并不完全是非理性的冲动抛售。很多理性投资者知道泡沫的存在，没有丧失理智，而是在适当的时机“上马”，又在适当的时机“下马”，获取了利润。还有人认为，由于主要投资者是少数富裕阶层，泡沫破灭只是影响了资产的再分配，对国民经济的冲击并不算大。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一事件是怎么背上“最恶劣的泡沫”之名的？主要原因是：19世纪，铁路和股票市场反复出现过热现象，一些作家对这些泡沫夸大其词，并广泛宣传。1841年，英国的查尔斯·麦基出版了《大众的迷茫与狂热》[2]一书，在传播这种夸大其词上起到决定性作用。麦基在书中提到：有人把郁金香的球根误认为是洋葱，因误食而被押到监狱；连清扫烟囱的工人等低收入群体也沉迷于投机热潮。但是，涉及17世纪30年代的记载无法证实这些事件。学术研究的成果是枯燥的，普及到大众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即便是今天，网络等媒体对郁金香泡沫的夸大仍旧不少，且层出不穷。而在旧的泡沫上，新的泡沫还会继续产生。

[1] 此为直译，意为“投机”。——译注

[2] 《大众的迷茫与狂热》（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此为直译，中文版有《大癫狂》等多种译名。——译注

10

“世界第一大国”的诞生背景

对名贵皮草的消费欲望，引发对西伯利亚的征服

图10—1 伦勃朗（Rembrandt）绘，《尼古拉斯·勒斯像》，1631年

一名身着华贵毛皮大衣的中年男子站立着。他穿着一件被称作纹章战袍（中世纪末期骑士们穿在铠甲外的披肩）的昂贵外套，戴着高档毛皮制成的帽子。伦勃朗画中的这个人物威风凛凛，眼神深邃。然而，与一般肖像画中的贵族或学者相比，他脸上的皱纹较深，手也有些粗糙。他的职业是什么呢？

图10—1的主人公叫尼古拉斯·勒斯，他在俄罗斯从事皮草生意，算不上富商。1631年，伦勃朗从莱顿移居阿姆斯特丹，这幅肖像画是他移居后的第一笔订单。在新定居的大都市里，伦勃朗为了提高自己身为画家的声誉，决心按顾客的要求作画。因此，他让这位顾客脱下本来的衣服，换上用于出售的精致皮草。画面构图则采用3/4全身像，这是给高官和贵族们画像时使用的手法。伦勃朗绝对是配得上“打开资产阶级肖像画大门”称号的画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商主义时代，荷兰活跃着不少皮草进口商。当时，不仅是在荷兰，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皮草利润都在上涨。在那个时期，资产阶级一边积累财富，一边提高自身的社会威望。整个中世纪，皮草就一直是令皇室和贵族自傲的顶级名品。白鼬毛[1]或松鼠毛[2]这样的特殊毛皮只供上流人士使用。另外，荷兰还颁布法令，规定了不同身份的人士穿着不同种类的皮草。16世纪之后，富裕的新兴资产阶级花重金获取社会地位，出任高官。从那时起，皮草开始在中产阶级流行起来。

图10—2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里科夫（Vasily Ivanovich Surikov）绘，《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1895年

人们对皮草的喜爱，给最大的皮草供应方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6世纪，新的贸易路线把世界编织成了统一的网络。但在面积超过亚欧大陆1/5的西伯利亚，各个部族以采集、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使用的语言也各不相同，几乎与全球化进程相隔绝。

1547年，伊凡雷帝加冕，自称“沙皇”，并立即建立中央集权、扩张领土，为改变俄罗斯的面貌做准备。1580年，实力雄厚的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向伊凡雷帝提议公私联合，去西伯利亚开展皮草贸易。沙皇接受了提案，斯特罗加诺夫家族随即在俄罗斯南部地区大举雇佣善战的哥萨克人，由此吹响征服西伯利亚的号角。

图10—2描绘了哥萨克军队和西伯利亚的失必儿汗国[3]军队交战的场面。画面中，哥萨克军队装备了枪炮，由叶尔马克·齐莫菲叶维奇领导。与使用传统武器的对方相比，哥萨克军队具有压倒性优势。在画家瓦西里·苏里科夫的笔下，哥萨克阵营的“神迹圣像”（acheiropoieta）和“胜利者圣格奥尔基”旗帜（图10—3）在空中飘扬。神迹圣像即不经人手绘制便奇迹般呈现在画布上的圣像，圣格奥尔基则因杀死恶龙而闻名，二者都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典型象征物。画家描绘了哥萨克军队一面挥舞旗帜、一面作战的壮观场面。他把这场战役描绘成宗教对决。

图10—3 俄罗斯东正教神迹圣像与圣格奥尔基旗帜，《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局部）

此后，哥萨克军队逐步征服西伯利亚全境。对他们来说，胜利依靠的不仅是武器和兵力，还有自身比西伯利亚人更强的抗病能力。据记载，此前1个世纪以前，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天花和麻疹夺去大量美洲印第安人的性命。与之类似的是，大量西伯利亚人因感染这些疾病而丧命。由此，因战乱和疾病造成的人口骤减，导致西伯利亚境内数不胜数的部族灭绝，许多妇女和儿童沦为奴隶。

17世纪40年代，哥萨克军队到达阿穆尔河[4]。17世纪50年代，军队入侵清朝境内的黑龙江地区，在此设立关卡，并与清朝发生摩擦。朝鲜王朝应清政府要求，选拔统领，展开了罗禅征伐[5]。1639年，已经到达太平洋东岸的哥萨克军队继续向东进军。18世纪40年代，哥萨克军队在阿拉斯加建立定居点；1810年，已到达加利福尼亚北部。就这样，历史上第一个连接欧洲、亚洲和美洲的超级帝国诞生了。

对掌控了西伯利亚辽阔疆域的俄罗斯来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找到一个确保皮草供应的办法。首先，帝国规定所有健康成年男子都有缴纳毛皮的义务。图10—4描绘的便是帝国征收毛皮的场景。过去，西伯利亚人对这种名为牙萨克（Yasak）的上缴制度习以为常。按照牙萨克制度，百姓上缴贡品，会相应地得到一些赏赐品。在俄罗斯统治时期，西伯利亚人把毛皮献给俄罗斯皇室，得到香烟、斧子、刀剑等赏赐品。17世纪，每年俄罗斯通过征收获得的毛皮多达20万张以上，几乎相当于总税收的10%。统治者普遍使用的另一种方法是，把酒烟等易令人上瘾的物品卖给西伯利亚人，以此向他们换取毛皮。这正是俄罗斯侵略者为了源源不断地获取毛皮想出来的办法。通过征收和贸易，西伯利亚成为全球毛皮贸易网的一部分。然而，这种全球化过程是被动而残忍的。

图10—4 西伯利亚征收毛皮的场景，19世纪

阿拉斯加的情况与西伯利亚并无二致。从18世纪40年代起，进入阿拉斯加的俄罗斯商人通过奴化原住民阿留申人或是将其纳入贸易体系的方法，接连不断地获取毛皮。屠杀、奴化、疾病暴发，惨剧再度上演。随着俄罗斯商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他们通过并购来扩大贸易公司的规模。竞争越激烈，阿留申人就必须越多地猎杀动物来获取毛皮，他们的处境也就越发艰难。

然而，作为毛皮供应地的阿拉斯加有个致命的缺陷：毛皮送抵欧洲的运输成本太高。欧洲人要获得北美的毛皮资源，跨越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东北部更为便捷。为获取毛皮，法国和荷兰很早之前便涉足北美；英国虽是后起之秀，但也在1668年占据了最佳贸易点——哈得逊湾。之后，哈得孙湾公司[6]展现出卓越的能力。面对西欧的竞争者，俄罗斯的公司只能勉强支撑。这便是俄罗斯担忧阿拉斯加之处。

图10—5 埃玛纽埃尔·洛伊策（Emanuel Leutze）绘，《购买阿拉斯加》，1868年

1853年，俄罗斯与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爆发克里米亚战争，战争最后以俄罗斯战败告终。在财力不济、军力不足的情况下，为报一箭之仇的沙皇和官员们认为，可以出售帝国疆域中经济价值较低的部分领土。于是，俄罗斯对阿拉斯加的可利用资源进行了勘测，结果是：煤炭储量低，捕鲸难度大，黄金开采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更为重要的是，对内陆腹地的勘探结果发现，阿拉斯加的毛皮供应量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多。俄罗斯由此得到结论：应把注意力集中在西伯利亚的黑龙江流域，因为该地区有良好的资源开发前景。1859年，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物色了收购阿拉斯加的国家，却未能如愿。1867年，美国南北战争已经结束，俄罗斯就阿拉斯加地区的出售问题再次与美国谈判。

同年3月30日，俄罗斯最终与美国签订历史性条约。埃玛纽埃尔·洛伊策描绘的图10—5正是条约签订现场。巨型地球仪的左侧是四名美国代表，右侧是三名俄罗斯代表，他们正在交换意见。条约的核心内容是：俄罗斯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把阿拉斯加的辽阔土地卖给美国。图10—6是这一历史性交易使用的支票的照片。左上方的金额“$7 200 000”引人注目。俄罗斯沙皇做梦都不会想到，这片土地蕴藏着丰富的黄金、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此时他却以每英亩（1英亩约4000平方米）不足两美分的低价卖出。始于毛皮贸易的俄罗斯领土扩张至此结束。对关键问题的错误判断，致使俄罗斯错失良机，没能成为比现在领土更大、跨越三大洲的大国。

图10—6 美国向俄罗斯付款的支票

[1] 白鼬毛（ermine），北方白鼬越冬的白毛，用来制作法官的法袍。

[2] 松鼠毛（vair），灰白色花纹的松鼠毛，用来制作贵族大衣领子的装饰。

[3]失必儿汗国，建于1460年，与俄罗斯因争夺西伯利亚的统治权而交战，于1598年战败亡国。

[4] 阿穆尔河，黑龙江在俄罗斯境内的称呼。——译注

[5] 罗禅，即朝鲜语中“俄罗斯”的音译。——译注

[6] 哈得孙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英国商界巨头们为开展毛皮贸易而成立的公司。1670年，英国国王把汇入哈得孙湾的所有江河流域的毛皮专卖权转交给哈得孙湾公司。

11

拿破仑打扁了斯芬克斯的鼻子吗？

法国远征埃及，引发与英国的知识之战

图11—1 让—里奥·杰洛姆绘，《斯芬克斯像前的拿破仑》，1867—1868年

一个穿着军装、骑着马的男子，正凝视着埃及的斯芬克斯巨型石像。这个威仪堂堂的男子便是拿破仑·波拿巴。再仔细看，后方远处有驻扎的军队，左边可看到支援部队的影子。这幅《斯芬克斯像前的拿破仑》由让—里奥·杰洛姆所作，描绘的是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场景。拿破仑时年29岁，血气方刚，是法国部队的司令官。如今的斯芬克斯和画中一样——鼻子部分塌损。据说，炮兵军官出身的拿破仑以斯芬克斯的鼻子作为靶子，指挥士兵用大炮射击，造成了现在的模样。真相果真如此吗？

画中的拿破仑散发着制服巨型怪兽的气场，这幅画似乎是要纪念野蛮怪兽斯芬克斯的鼻子被人间的英雄打扁。或许欧洲的白人领袖对古代非洲王国的神话甚为反感，便在石像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痕。然而，画家所传达的信息与真实历史相去甚远。

斯芬克斯原是古埃及神话中的怪物，它长着人类的头颅和狮子的躯干（有时有鹰翼）。斯芬克斯不仅在古埃及广为人知，在巴比伦王国、腓尼基、波斯等国家也是一样。在不同的地域，斯芬克斯的鹰翼千姿百态。今天人们对斯芬克斯的认识源于古希腊神话。斯芬克斯给路过底比斯岩石山的人们出了一道谜题：“早晨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晚上三条腿走路的是什么？”人们若回答不出，便会被它抓走吃掉。但据流传的神话故事，俄狄浦斯说出正确答案“人”后，斯芬克斯立即投水自尽了。

图11—2 古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绘，《俄狄浦斯和斯芬克斯》，1864年

图11—2是古斯塔夫·莫罗的画作《俄狄浦斯和斯芬克斯》。1864年，名不见经传的画家莫罗在一次沙龙中展示了这幅画，之后便名声大噪。美术史学者对莫罗的评价是：他吸收了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安德烈亚·曼特尼亚（图4—3《圣塞巴斯蒂安》的绘者）的绘画风格。在莫罗的画里，斯芬克斯和俄狄浦斯身体紧贴，四目相对。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格斗选手们在比赛时，在铃声响起之前，用凶狠的眼神对视的场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莫罗把斯芬克斯描绘成一个漂亮的女子。在这幅画中，斯芬克斯是个既有致命危险，又宿命般地爱上俄狄浦斯的女子。画家把斯芬克斯描绘成一个悲剧人物，她内心深深敬仰俄狄浦斯，却不得不把致命的谜题抛给他。这不禁让人感慨画家超凡的想象力。从这个角度看，这幅画描绘了“蛇蝎美人”[1]和“脑性男”[2]眼神交织的画面。

回到刚才的问题：弄塌斯芬克斯石像鼻子的，果真是拿破仑吗？让我们思考一下：拿破仑为何要进军埃及？1789年，法国爆发的大革命令欧洲君主们惊慌失措，他们担心君主制被推翻，担心共和制的火焰蔓延到自己的国家。于是，他们煞费苦心地组建联合军，企图压制法国。就这样，掌控军事力量的拿破仑陷入不可避免的命运漩涡，与君主制国家的联合军队狭路相逢。

英国曾经是联合军队的主力，它一面经历着重商主义时代，一面通过海外贸易之路主导着国际贸易。在18世纪末，英国是唯一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它向海外出口多种工业产品，同时从亚洲进口廉价的纺织品、香料、瓷器和茶叶等商品，倒卖到欧洲市场，从中获取巨额利润。拿破仑远征的目标，便是扼住国际贸易之路的咽喉——埃及，从而重创英国。

奇怪的是，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带去的不仅有5万名士兵，还有许多学者。他的远征队伍中总共有167名学者，其中包括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工程师、数学家和地质学家等。拿破仑带上这些学者的直接理由是协助军队远征。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记录地形和气候，了解陆路和水道，协助后勤。与此同时，拿破仑把法国“文明”传播到了埃及；搜罗埃及的信息也是其重要任务。随军学者们成立了埃及协会（Institut d'Égypte），开展了大量调查和研究。

图11—3 莱昂·科涅（Léon Cogniet）绘，《拿破仑指挥的1798年埃及远征》，1835年

图11—3是莱昂·科涅创作的《拿破仑指挥的1798年埃及远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探险队的工作情况：拿破仑戴着别致的半圆形二角帽，站在帐篷中央；学者们有的在帐篷外查阅文件，有的在端详文物，有的在做记录。画中还描绘了一些埃及人，他们有的在搬运类似木乃伊的文物，有的用头顶着罐子运水。

拿破仑的埃及远征队就像这样，为扩展知识而展开活动。他们历时3年的勘探研究成果，被集结成20部庞大的资料集。在知识探险队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史学方面最出众的成果当属罗塞塔石碑的发现。这块石碑刻有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同一内容用了三种的不同文字，包括象形文字、埃及草书[3]和古希腊文。罗塞塔石碑为解读当时无法破译的象形文字提供了极大帮助。20余年间，欧洲各国学者们就象形文字的解读展开激烈的头脑对决。1822年，法国的让—弗朗索瓦·商博良最终取得胜利。

然而，由于拿破仑的远征军败给英军，罗塞塔石碑并没有陈列在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而是被位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收藏。图11—4是英国漫画评论家詹姆斯·吉尔雷的作品，画中象征性地描绘了法英的尼罗河口海战[4]。远处模糊不清的金字塔告诉我们这里是尼罗河河口。右臂戴着钩子的人是英国的纳尔逊司令，他正挥舞棍子把法国的“革命派鳄鱼”打入水中。吉尔雷的这幅画《根除埃及瘟疫》的寓意是：反君主制革命的瘟疫传染力强，且已传入埃及，但被英国海军根除。鳄鱼象征着瘟疫，它的身子被染上三种颜色，象征着法国大革命。鳄鱼坠入水中也比喻法军舰队遭受英军攻击后沉入海底。在尼罗河口海战及后续战役中，拿破仑的军队屡次战败。因此，法国收集的约5000件文物中只有1%被收藏进卢浮宫，罗塞塔石碑则登上了前往英国的舰船。

图11—4 詹姆斯·吉尔雷绘，《根除埃及瘟疫》，1798年

拿破仑战争把欧洲搅得天翻地覆，多个国家卷入其中。从这一点来看，拿破仑战争不愧是一场“泛欧洲”战争。此外，埃及等远离欧洲大陆的地区也卷入战争，战争的余波甚至使中南美大多数国家获得独立的机会。再者，各国为得到古埃及文物倾注大量心血，欧洲各国学者为解读象形文字展开激烈竞争，这些都体现了拿破仑战争的世界性特征。这场战争的目的不只是占领领土，还有征服世界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的企图。

拿破仑损毁斯芬克斯的鼻子，与他率领众多学者开创埃及学的史实并不相符。拿破仑对古代文物极具兴趣，怎么会对斯芬克斯造成致命的破坏呢？然而，说不是拿破仑损毁了斯芬克斯的鼻子，有更确切的证据吗？

答案简单得令人震惊。据记载，在拿破仑远征前，斯芬克斯的鼻子就已经毁坏了。图11—5是丹麦探险家弗雷德里克·路易斯·诺登于1737—1738年探访埃及时所绘，这比拿破仑远征早40多年。在这幅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斯芬克斯的鼻子已经塌陷。

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毁坏了斯芬克斯的鼻子？15世纪埃及历史学家厄尔—马克里齐的记载可信度较高：1378年，苏菲派信徒穆罕默德·萨依木·阿尔—达赫尔（Muhammad Sa'im al-Dahr）损毁了斯芬克斯的鼻子。他认为，怪物斯芬克斯不应具有人类的脸庞，因此很难接受人们把斯芬克斯视作圣物的事实，于是毁坏了石像。斯芬克斯塌陷的鼻子周围凿下的字迹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说法。

图11—5 弗雷德里克·路易斯·诺登（Frederic Louis Norden）绘，《斯芬克斯巨型头像侧面》，1755年

拿破仑在军事战争和“知识战争”上都堪称领袖。他的影响力不仅限于法国及周边国家，而是波及世界各地。作为西方文明世界英雄的拿破仑，战胜了象征古代东方世界的怪物，塑造了欧洲人所期待的形象。然而，神话终究是神话。史实比神话简单得多，它并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富有戏剧性。

[1] 蛇蝎美人，源于法语femme fatale，通常指美丽、迷人的女性，她们能运用这些特质吸引异性，使对方陷入妥协和危险的境地。——译注

[2] 脑性男，“大脑性感的男子”的简称，韩国的流行词，通常指有主见、能言善辩、幽默风趣的知性男性。——译注

[3] 埃及草书，又称“世俗体”。——译注

[4] 尼罗河口海战，又称“阿布基尔海战”。——译注

12

人类的贪婪，催生最残忍的贸易品

被卖往美洲的1600万非洲奴隶

图12—1 戈弗雷·梅内尔（Godfrey Meynell）绘，《“阿尔巴诺兹号”奴隶船船舱》，1846年

狭窄的空间里挤满赤身裸体的黑人。从木制地板、柱子和从顶部射下的光线来看，这可能是甲板下面船舱的景象。在木桶和其他货物之间挤满了黑人。人们很容易猜到，这是一艘把非洲奴隶运送到美洲大陆的船，画中描绘的正是船上典型的一幕。事实上，许多历史书都是这样解释的。这一猜测对吗？这艘船究竟要驶向哪里？

让我们仔细观察图12—1。低矮的天花板下看不到椅子或床，黑人们满满当当地挤在一起。如此看来，这确是一艘运送奴隶的船。但若细看，大多数人的姿势都很随意，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与身边的人聊天。画面后方，还有人高举着双手。所有的人似乎都很自由，他们的手脚和脖子并没有被绑住。传统的奴隶贸易船因环境恶劣而臭名昭著，然而，这幅画中的景象与传统奴隶贸易船中的样子相去甚远。那这幅画描绘的究竟是什么呢？

来看另一幅描绘奴隶贸易船的画作。图12—2是英国著名画家威廉·透纳1840年绘制的《奴隶船》，画作的副标题是“奴隶贩子把死者和垂死之人丢入海里——风暴即将袭来”。远处的船在波涛中摇摆不定；船的前方，四肢被锁链捆绑着的黑奴被沉入大海，沦为鱼食。

这幅画是以1783年轰动一时的真实事件为背景创作的。1781年，“桑格号”[1]运载着400名黑奴，从非洲出发，沿中央航路[2]前往西印度群岛。在航行途中，船上爆发瘟疫，疾病和营养不良导致60余人丧生，大量的奴隶染病。在这种情况下，船长和船员们做出了一个极其残忍的决定：把死亡和患病的132名奴隶全部抛入大海。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保险条款，若奴隶在航行途中或登陆后死亡，船主不会得到保险赔付；但在航海过程中，为挽救其他“货物”（即奴隶）而被扔进大海的奴隶，却可令船主获得保险赔偿。两年后，船主和保险公司发生法律纠纷，这起事件的真相才水落石出。人们对这种把经济利益置于生命之上的残忍恶行深感愤怒，并对废除奴隶贸易表示支持。

图12—2 威廉·透纳（William Turner）绘，《奴隶船》，1840年

图12—3 被锁链绑住的奴隶与沦为鱼食的奴隶，《奴隶船》（局部）

画作的绘制年份——1840年——也值得关注。在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废除奴隶制的历史。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英国是向美洲输送非洲奴隶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到18世纪后半叶，奴隶的悲惨状况激起热烈的舆论，废除奴隶贸易的运动由此展开。1807年，在威廉·威尔伯福斯等热心活动家的努力下，废除奴隶贸易的法律诞生了。然而，由于美洲大陆一直沿用奴隶制，奴隶贸易很难根除。最终，英国在1838年颁布奴隶解放令，解放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

那么，透纳为什么会在1840年发表画作《奴隶船》呢？需要注意的是，奴隶制在1838年之后仍未被根除。英国海军通过打击其他国家的奴隶船，肩负起解放奴隶的使命。但是，英国海军对停靠在港口等待出港的奴隶船不具有管辖权。因此，奴隶贩子为了躲避管制、减少损失，常常把奴隶们丢入大海。结果是，英国海军过分的管制和奴隶贩子的贪婪，导致奴隶的死亡事件持续发生，而透纳希望揭露这一事实。

1791年，从事奴隶贸易的英国船长约翰·金伯（John Kimber）驾驶“发现号”，运载着约300名黑奴，从西非出发，前往加勒比海。果不其然，他沿着臭名昭著的中央航路航行。船上左右转身都困难的狭窄空间以及卫生欠佳的“装载”环境，使奴隶们极易患病，甚至死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金伯船长命令奴隶们起身跳舞。其中两名年轻的女性奴隶因为害羞没有跳舞，冒犯了船长。船长无情地鞭打她们，导致她们死亡。图12—4由艾萨克·克鲁克香克所作，画中，脸上挂着邪恶笑容的金伯船长手持鞭子，站在被惩罚的奴隶身旁。后来，金伯船长被指控犯谋杀罪，但随后被无罪释放。然而，彼时历史的风向已然变化。在10年前的“桑格号”事件中，把奴隶扔进海里还不能被指控为谋杀；10年后，起码这种行径能明确地被指控为谋杀了。社会对奴隶的认识正在发生转变。

图12—4 艾萨克·克鲁克香克（Isaac Cruikshank）绘，《禁止奴隶贸易》，1792年

图12—5由塞缪尔·哈钦森所绘，画中暗含一个残忍而又悲伤的故事。几个白人男子正把一个黑皮肤的女子当作奴隶交易。英国人因科尔在驶往西印度群岛的途中险些遇难，一位名叫亚莉克的原住民女子将他救下。他们被彼此吸引，在森林里一起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后来，过往船只发现他们，并把他们转移到巴巴多斯。就在这时，因科尔突然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要把亚莉克当作奴隶卖掉。亚莉克哭着告诉因科尔，她已经怀上他的骨肉，可因科尔却以此为由，向奴隶贩子索要更多的钱。这个故事曾登上伦敦的戏剧舞台，推动了反奴隶贸易运动。

图12—5 塞缪尔·哈钦森（Samuel Hutchinson）绘，《奴隶贸易》，1793年

有多少黑人因为奴隶贸易而离开非洲？据史学家推算，从大航海时代到19世纪末，至少有1100万黑人横跨大西洋，从非洲来到美洲。其中，经由中央航路输送的奴隶超过80%。据估算，10%～20%的奴隶在险恶的航行途中丧生。这么说来，离开非洲的人口应远远超过1100万人。而在此之前，因被俘、诱拐和监禁而丧生的奴隶也不在少数。事实上，为了给欧洲和美洲的白人创造经济利益，难以计数的非洲人经历了令人发指的灾难。

再回到图12—1。这幅画由英国海军军官戈弗雷·梅内尔于1846年创作，题为《“阿尔巴诺兹号”奴隶船船舱》。“阿尔巴诺兹号”是向拉丁美洲输送奴隶的一条巴西货船。图12—1描绘的是1845年英国海军拦截奴隶船，将奴隶们送回非洲西海岸的事件。现在，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船上的黑人姿势随意了。

正如前文所述，19世纪上半叶，人们围绕奴隶制的存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英国走在废除奴隶制的最前列，紧接着，西属美洲也开展了反奴隶制运动。拿破仑战争削弱了西班牙对美洲的控制，使美洲的许多地区争取到独立的机会，也引发了废除奴隶制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国王在1820年全面禁止西属地区的奴隶贸易。但在此后，奴隶制仍然延续了很久。图12—1创作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那时，拉丁美洲依然保留着奴隶制。许多白人农场主和矿山老板不愿意放弃奴隶制，他们把奴隶当作生产工具。

图12—6 A.杜科特（A.Doocot）绘，《获得解放的黑奴》，1833年

图12—6是A.杜科特的画作，杜科特用漫画的形式表达了拥护奴隶制的立场。图中，瘦骨嶙峋的黑人老者看到飞虫后，一边拔刀追赶，一边叫着“吃的！”。杜科特通过描绘一位从奴隶制中解放的老人表达自己对废除奴隶制的看法：废除奴隶制会使西印度群岛经济崩溃，最终导致奴隶们在饥饿中死去。可见，高呼奴隶制合理的势力依然十分顽固。即使是在美国，奴隶制也是到1863年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总统发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之后才得以废除。19世纪中期，奴隶制虽然勉强存留下来，但世界各地反对奴隶制的呼声不断高涨。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路上的绊脚石而停下，尽管速度缓慢，但依然会坚定地向着废除奴隶制的方向前行。

[1] “桑格号”，也称“关怀号”。——译注

[2] 中央航路（Middle Passage），指跨越大西洋把奴隶从非洲运送到西印度群岛的航线。——译注

13

煤炭和机械时代的灾难

工业革命时期工业事故的发生与克服

图13—1 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绘，《下层阶级众生相》，1820年

一名成年男子和两个孩子列队走在伦敦的某个住宅区。三个人的背上都扛着麻袋，手里拿着刷子或镘刀，衣衫褴褛。他们的灰色衣服格外引人注意，甚至他们的脸和腿也是深灰色的。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图13—1由19世纪初英国著名插画家托马斯·罗兰森绘制。罗兰森擅长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刻画下层人民的生活风貌。在画的左上角，一个人从烟囱里探出半个身子，手里拿着刷子和镘刀，暗示了画作主人公的职业。不难猜测，该作品画的是烟囱清洁工。此时，他们正在路上边走边大声喊着：“疏通，清扫！”

使用煤炭作为燃料，烟囱就需要定期清扫。1666年，伦敦大火导致超过1.3万栋房屋化为灰烬。在随后的重建过程中，砖块成为主要建筑材料，大量家庭用煤炭代替柴草作主要燃料。在伦敦之外的英国城市，尽管煤炭的普及速度较缓，但以煤炭作为主要燃料的家庭也逐渐增多。若想让煤烟更快排出，烟囱内部就要建造得较窄。因此，清扫工作只能交给身材瘦小的孩子来做。当时的英国推行“教区学徒制”，每个村庄（教区）安排一个场所，组织穷孩子学习技能。在这一制度下，无家可归的贫困儿童常常被安排做烟囱清扫学徒。

清扫烟囱是一项容易发生事故的危险工作。孩子们在狭窄的烟囱里爬上爬下，掏出煤渣，打扫烟灰。在烟囱里，空气不流通可能导致窒息，衣物缠身可能锁住孩子们的喉咙，烟囱的高温很容易把人烫伤，有些粗制滥造的烟囱还会坍塌。由图13—2我们不难想象童工的劳动环境有多么恶劣，它如实展示了清扫烟囱的孩子必须采用的姿势，以及这些姿势有多么危险。

图13—2 清扫烟囱的场景［（a）基本姿势；（b）如何上下移动；（c）如何通过弯曲的烟囱；（d）在堆积烟灰的角落发生事故］，1934年

清扫烟囱的孩子不仅容易遭遇事故，患职业病的风险也极大。除了胳膊肘和膝盖容易受伤造成伤口感染之外，煤烟还会增加各种癌症的发病率。由于工作时间长、环境脏乱和营养不良，孩子们的体质很容易变得更糟糕。

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遭遇事故和患职业病的问题愈发凸显。工人们必须在工厂长时间艰苦地工作。在通风不良、不见阳光的工厂内，无数台没有安全保障的动力机器和机床发出“嗡嗡”的声音，高速运转。因一时疏忽而导致手脚或头发卷入机器的事故频频发生。不发生意外，反倒成了新鲜事。

纺纱厂是工业革命的象征。随着机械化的进步，比起强壮的男工，工厂更需要手指灵巧的女工以及能把断掉的线头迅速接上机器的童工。此外，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比男工低，也比男工更易管理，所以女工和童工更受工厂主的欢迎。但女工和童工也更容易发生肌肉骨骼病变，患上肺病和其他传染病，这些都与恶劣的工作条件直接相关。

采矿业的情况也一样。为了开采煤炭和各种矿产，无数矿工在或闷热潮湿或犹如黑夜般阴冷的狭窄矿井中工作，吸入弥漫在空气中的扬尘。随着开采量的增加，矿井越挖越深，作业情况越来越复杂。为此，工厂往往会雇佣身材矮小的童工。英国国会的一份报告调查了女性和儿童矿工的工作情况，其中记录他们工作条件险恶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矿工们挤在装运煤块的搬运车上；矿井坍塌，井口被掩埋；工人从垂直井口坠落；突发事故曾造成数百名矿工丧生；等等。此外，还有人视力受损；一些工人因吸入煤炭粉尘而患上尘肺病，即便辞去工作，仍会终生遭受病痛的折磨。

铁路业也是工业灾难频发的行业。每年都有重大铁路事故发生，因事故而死亡的工人少则数十名，多则上百名。当时的报纸上，描写血腥事故现场的报道比比皆是。

然而，工人们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呼声一直遭到工厂主的抵制。工人希望工厂主安装通风设施、配备安全防护服、减少劳动时间、改善休息条件等，但这些都需要工厂投入更多的资金，妨碍了工厂主追求利润最大化。虽然有些工厂主尝试改善工作环境，但那也只是少数，从社会层面解决问题的思考远远不够。

图13—3 沙夫茨伯里勋爵于1840 —1842年探访“黑乡”煤矿，《图集》插图，1885年

即使如此，期盼改革的呼声逐渐得到民众的响应。改革人士的队伍越发壮大，他们组织协会，出版宣传册，开设讲座，要求国会调查，呼吁立法。图13—3描绘的是著名改革家沙夫茨伯里勋爵（1801—1885）在英国中部工业区“黑乡”探访一名正在工作的儿童矿工。这名儿童的凄惨境遇令人震惊: 在低矮、漆黑的矿井里，他赤裸着上身，腰间绑着绳子，拉装满煤块的车。之后，在沙夫茨伯里勋爵等改革家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改善工人工作条件的运动中。

另一方面，即使工作条件得到改善，若工人们的居所卫生欠佳，罹患伤病——包括职业病——的人数仍会增加。在臭名昭著的新厂区，胡乱开发导致工程造假、租金昂贵、排水系统混乱。图13—4是乔治·彭维尔的画作《死亡药房》，画作的副标题是“向穷人免费供应”。1854年，伦敦苏豪区爆发霍乱。一开始，由于没有找到病因，死亡人数增加迅速。不过，在改革派医生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疾病的源头找到了，是附近布罗德街的公共水泵。图13—4是一张揭露这一事实的海报，它指出，公共设施不完善是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在人类使用煤炭和机械之前，灾难就已经存在了。发生在农场里、家庭作坊内、马车上和船舶上的灾难接连不断，但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灾难的性质。在少数人一起工作的年代，工人们十分清楚工作的性质和潜在的危险。因此在事故发生时，灾难常常被认为是个人的失误或命中注定。然而，随着工厂和矿山规模的扩大，加之铁路等大型运输业的发展，工人之间的工作联系越发紧密，与此同时，工作场所也在扩大。因此，更多时候，灾难不是个人疏忽所造成的，而是其他工人的失误或系统因素导致的。工业化的发展，使灾难从个人层面正式跨越到“产业灾难”的层面。

图13—4 乔治·彭维尔（George Pinwell）绘，《死亡药房》1866年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对工业事故的认识逐渐普及。如今，雇主很难像过去那样，让工人对工作时发生的事故和职业病自行负责。每当发生大规模事故，公众舆论一定会同情受害者，呼吁采取措施。在过去，受难的工人得不到救济是常有的事，除非运气特别好，碰上有良心的雇主，或是得到慈善团体的救助；如今则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工人可以正式向雇主提出赔偿。

法院的判决也逐渐发生变化，开始承认雇主的责任。19世纪，团结而强大的工会为工会里没有收入的成员提供诉讼所需的费用和信息。一些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宗教领袖针对工业事故展开调查，积极促进立法，要求安全装备义务化并强化补偿。查尔斯·狄更斯等小说家也通过公共演讲等为这一运动做出贡献。

在工业化国家里，寻找工业事故对策的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其中以德国最为活跃。德国的工业化虽然起步晚，但在钢铁、机械、化学和电器等重化工业[1]的带领下，德国工业化进展十分迅速。图13—5展示了一间工厂的一角。这幅木版画由约翰·巴哈尔所作，曾于1890年在柏林举办的德国防灾博览会上展出。图中，装有机床的工厂里发生事故，伤者躺在地板上接受紧急救治，他的妻儿正慌张地奔向他。其他工人注视着机器，讨论事故发生的原因。

图13—5 约翰·巴哈尔（Johann Bahr）绘，《机械工厂事故》，1890年

在德国，工人数量激增，工会的规模和活动也随之增加，社会主义运动兴起。1871年，俾斯麦总理上任，他非常关注劳工保险。1884年，工伤保险制度出台。由此，针对工业事故的政策积极实施起来。在减少事故、保障救济的制度保护下，不论工人是否存在过失，事故的责任人都从工人转变成雇主和社会。与此同时，英国虽然是最早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但由于强烈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慈善的传统，公共制度的建设要缓于德国。

德国应对工业事故的制度迅速传播到其他国家。到1910年，已有20个西方国家设立工业事故保险，而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在1940年之前引进了保险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独立且工业化有了较大发展的国家也逐步在工业事故的立法方面取得进步。

安全是一个人体面生活最基本的要素。尤其在人们一生投入时间最多的工作场所里，安全是获得幸福的基础，这个道理不言自明。在工业化进程中，西方工业社会从数不清的工业事故中吸取教训，提出较好的应对措施。但即便在当今世界，大大小小的工业事故依旧时有发生，这迫使我们去反思：我们能否保证工人在工作场所的安全？工人们是否真正拥有了追求幸福的先决条件？

[1] 重化工业，资金和知识含量较高的基础原材料产业。——译注

14

英国的全盛时期

万国工业博览会向欧洲传播工业革命成果

图14—1 弗朗兹·X.温特哈尔特（Franz X. Winterhalter）绘，《1851年5月1日》，1851年

这幅画作描绘了两个身着制服的男子，一个头戴水晶冠、身着华丽衣服的女子，以及一个手拿花束的婴儿。天鹅绒装饰的家具和大理石的立柱尽显奢华。银白头发的男子正向怀抱婴儿的女子呈上珍贵的饰品盒。这几个人物的表情都十分严肃，甚至婴儿也显出几分不合年龄的成熟。这幅画与东方三博士[1]拜谒圣婴耶稣的画作颇有几分相似。这些斯文儒雅的人是谁？这幅画描绘的是什么场景？

图14—1所示的气派的画作由德国画家弗朗兹·X.温特哈尔特所绘。温特哈尔特结束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美术学习后，赴法国担任宫廷画家。他在整个欧洲享有盛誉，邀请他绘制肖像的欧洲王室络绎不绝。图14—1画的是英国王室。19世纪中叶，英国是超级大国。怀抱婴儿的女子是大英帝国的统治者维多利亚女王（1819 —1901），站在她右后方的男子是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二人子嗣众多，画中的婴儿是他们的第七个孩子——亚瑟王子。画中的银发男子是曾在滑铁卢战役中打败拿破仑军队的骁将威灵顿公爵。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一样，维多利亚女王对温特哈尔特的画技给予高度赞扬，并且在1842年之后的20年里时常邀请他为王室绘制肖像。

这幅画即《1851年5月1日》。由这一日期可推知画作的主题：这一天是亚瑟王子的一周岁生日，也是威灵顿公爵的82岁生日。威灵顿公爵是亚瑟王子的教父。画作中，年老的威灵顿公爵将礼物赠给亚瑟王子，而亚瑟王子把花束赐予威灵顿公爵。

1851年5月1日还是英国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在经济史上，这个日子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王子和公卿的生日。那么，这一天是纪念什么的呢？若仔细观察画作的背景，便可找到答案。沿着阿尔伯特亲王的视线，可以看到一个圆顶建筑。阳光透过云层，照射在建筑物上，映出一派神圣的气氛。这座建筑便是我们要讨论的对象。1851年5月1日，在这座建筑里举办了第一场世界博览会（世博会），即万国工业博览会。阿尔伯特亲王是博览会的支持者和赞助人。为表达两者的关联，画家在阿尔伯特目光所向之处绘制了这座建筑。

首届世博会的开幕式气势恢宏。出席开幕式的不仅有以维多利亚女王为首的英国王室主要成员、高官贵爵，还有众多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与今天的世博会一样，各国在展位上展示稀有物品。他们把世博会当作展示本国文化、风俗、科技水平的平台，展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以及具有异域风情的物品。从约瑟夫·纳什的图册里可以找到首届世博会上的代表性展品。图14—2展示了首届世博会上的印度馆：大象标本体形庞大，象背上装有奢华的象轿，左侧还有装饰华丽的轿子。除这类展品外，英国还展出了在其他国家展馆中很难见到的各式动力机器，如机床、运输机械等。英国作为第一个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恰如其分地凸显了自己的威仪。

然而，与展品相比，更让参观者刮目相看的是首届世博会会场的建筑。这座建筑与同时代的其他建筑有本质区别：它由镶嵌在钢筋骨架中的平板玻璃构成，从建筑外部可以清楚地看到建筑内部的景象。这种建筑问世不过几年而已，便已获得“水晶宫”的美名。这座建筑由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规模十分庞大——长564米，宽139米，高达41米。更加令人惊叹的是其新颖的结构：建筑内部使用了2000多根横梁，它们被安装在1000余根铸铁立柱上，构建出建筑的整体格局；同时，总长达45千米的钢筋框架，勾勒出建筑细致的线条。整座建筑共安装了18000块平板玻璃。图14—3展现的则是首届世博会的开幕场景，让我们感受到如亲临现场的视觉震撼。

图14—2 约瑟夫·纳什（Joseph Nash）绘，《印度馆全景》，《迪金森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图片总览》插图，1854年

图14—3 约瑟夫·纳什绘，《迪金森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图片总览》插图，1854年

帕克斯顿是如何构思出这种结构的呢？有趣的是，他的想法源自生长于遥远的南美洲的一种野生植物。欧洲人向海外扩张势力时，在全球各地积累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19世纪30年代，欧洲人在南美洲首次发现一种睡莲，它立即成为花园的新宠。这种睡莲叫王莲，莲叶直径长达3米。更令人称奇的是，它的浮力非常大，足以支撑一个孩子站在叶片上面。帕克斯顿是德文郡公爵的豪宅——查茨沃斯庄园——的首席园丁，他因在温室里引种外来的睡莲，将之培育至开花而闻名。图14—4是当时一份报纸的插图，图中，帕克斯顿自豪地让女儿站在睡莲的叶片上。

帕克斯顿对这种植物的兴趣并未止步于此。令他好奇的是，睡莲的叶片为何能够承受一个孩子的重量。他很快发现，答案在于叶子背面的结构：睡莲叶子的背面满是箭头形状的叶脉，它们的主骨架与横向骨架相连，这种结构是其强大支撑力的秘密所在。帕克斯顿向首届世博会提交的设计方案，正是从这种结构中获取的灵感。评委们认为，帕克斯顿的设计富有创新性，能充分彰显英国工业革命取得的辉煌科技成果。不仅如此，该设计方案在施工费用和时间方面也比传统建筑更有优势，因此被采纳。“水晶宫”不仅体现了英国高效的工业生产能力，同时还证明了英国人在世界各地自然知识方面的积累以及活学活用的创造性思维，可谓知识和技术全球化的产物。首届世博会盛况空前，帕克斯顿的实验性建筑取得巨大成功。在为期5个多月的展会期间，平均每天有4万多名游客前来参观，累计参观人数超过600万。这个数字颇为庞大，占到当时英国总人口的1/3。

图14-4 巨型睡莲，《伦敦新闻画报》插图，1849年

首届世博会的参观者大多是英国人，但也不乏外国人。前来参观的外国人往往是生活富足、时间充裕的上流人士，他们大多对各国文化非常感兴趣。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展品和展厅，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观光客。图14—5记录了首届世博会的现场。这幅画作由托马斯·昂温所绘，它描绘了身着英国传统服饰的布朗一家参观展厅的情景，这一家人从乡下远道而来，身旁站着身着各国服装的外国人。一名俄罗斯男子伸出手，向布朗的女儿打招呼，女儿则攥着父亲的衣角，露出惊讶的表情。画作的左边，布朗的儿子第一次见到黑人，被他们的外貌吓得把手中的介绍册都扔掉了。

首届世博会给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带来巨大的震撼。他们亲眼见证，如果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成为未来的强国。因此，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等快马加鞭地推进工业化。而在拿破仑战争之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9世纪下半叶开始流行至今的世博会就是这种竞争的产物。法国的象征埃菲尔铁塔，就是1889年在巴黎召开世博会时建在出入口处的彩门。

图14—5 托马斯·昂温（Thomas Onwhyn）绘，《来英国参观博览会的布朗一家》，1851年

现在回到图14—1。这幅画从三个角度展示了英国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的全盛：威灵顿公爵，象征着英国军事地位上升，足以压制强劲的竞争对手法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多产，昭示着大英帝国的繁荣将持续；阿尔伯特亲王倾注心血的“水晶宫”，则象征着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的诞生。而生长在遥远南美洲的野生植物为全新风格的建筑提供了设计灵感，这不仅体现出工业生产力的强劲，还释放出知识经济的信号弹。

[1] 东方三博士，圣经中的人物。据《新约·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出生时，有三位来自东方的博士朝拜耶稣。——译注

15

改变爱尔兰人命运的“恶魔的植物”

1840年爱尔兰土豆歉收，引发大饥荒和移民

图巧一1厄斯金·尼科尔（Erskine Nicol）绘，《走出去》，1854年

一名站立着的男子肩扛小包袱，他皱巴巴的帽子和破了洞的外套映入我们的眼帘。这名男子正盯着贴在墙上的破旧海报。他身在何处？此刻，他在读什么，在想什么？

画家厄斯金·尼科尔出生于苏格兰。1845年，20岁的尼科尔移居爱尔兰的都柏林，并在那儿生活了5年。在此期间，爱尔兰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无数民众苦不堪言。爱尔兰人民的痛苦，激发了尼克尔的创作。

图15—1即《走出去》。画面中的海报上，最显眼的是NEW YORK（纽约）——主人公正盯着的是前往纽约的客轮广告。这名男子身处之地正是都柏林的码头，他身后右侧的背景是都柏林的海关大楼。若仔细观察海报，可以看到轮船公司的名称是“三叶草航线”（SHAMROCK LINE）。苜蓿是三叶草的一支，它与爱尔兰颇有渊源：公元5世纪，守护圣人圣帕特里克进入爱尔兰宣教，他用苜蓿的三片叶子向公众解释三位一体的概念。此后的岁月里，三叶草便成为爱尔兰的象征。了解了这些背景知识，就清楚了画作的来龙去脉：饱受穷困之苦的爱尔兰男子做着憧憬未来的美梦，犹豫着要不要去美国。他的梦想会实现吗？为反映现实的艰辛，画家在男子手上画了一枚硬币，似乎是为了突出生活的贫困——连到异国他乡的旅费都凑不齐。

此时的爱尔兰发生了什么？故事要从西班牙征服者把土豆从美洲带回欧洲说起。16世纪70年代，土豆被首次引入欧洲，很快在西欧和中欧激起了人们的兴趣。土豆在贫瘠的土壤和潮湿的气候里也能茁壮生长。不用犁这类农具，只用锹就可以耕种土豆。土豆可以保存很长时间，即使没有烤炉也能烹制。从营养上看，土豆有助于预防坏血病，与牛奶一同食用则可以补充钙质和维生素A，营养均衡。

然而，这些优点并没有使土豆得到广泛种植。相反，土豆被诬蔑为“下层阶级的食物”，甚至有人把土豆视为“恶魔的植物”。土豆形状不规则，看上去粗糙、无光泽，表面遍是沟槽，无论在多么贫瘠的土地上，它都长势喜人、繁殖力旺盛，因此被一些人视作亵渎神明的危险作物。于是，人们在饮食上出现了阶层划分：上层阶级吃的是赏心悦目的白面包，中产阶级吃的是黑麦面包和燕麦粥，下层民众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把土豆作为食粮。

爱尔兰广泛种植土豆并不是巧合，因为在当时的欧洲，爱尔兰属于典型的低收入阶层占多数的国家。1801年，爱尔兰王国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合并，爱尔兰并入英国，但此前的爱尔兰也直接和间接受到英国的影响。在爱尔兰，一直以来，地主都是把土地租给农民，收取地租。但到18世纪，土地中介插手进来：他们向地主支付固定的租金，租下农田，将之分成小块，再以较高的租金分租给农民，从差价中牟利。大地主纷纷把土地管理、租金收取的工作全权委任给中介，自己很少过问土地，而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身在英国的“在外地主”[1]。中介向农民收取的地租不断上涨，无力缴纳地租的农民则被逐出地主的农田。

在这种状况下，土豆无疑是爱尔兰人最恰当的食物来源。土豆因土壤适应性强、种植易上手、烹制简单，迅速普及到贫困家庭。春天时，许多爱尔兰人在园地里种上土豆，再前往英国做些零工，待秋季返回，正好可以收获土豆。如果不这么做，家庭的生计便很难维持。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有40%的人口仅靠土豆为生，平均每人一年的土豆消费量超过1吨。

再来观赏厄斯金·尼科尔的另一幅画作。与图15—1一样，图15—2描绘的也是爱尔兰“土豆饥荒”时期的景象。一个衣着单薄的男子正给猪饲喂土豆皮，他正准备用手中的绳子把猪捆绑起来。一名打扮贵气的绅士问他要把猪牵到什么地方。他用手挡着嘴，小声回答道：“人们都以为我要去金塞尔的集市，其实我是要去科克。”他准备把猪带到科克的市场卖掉。而这会儿，他一边给自己一直饲养的猪喂着“最后的晚餐”，一边压低声音与人交谈，生怕被其他人听到。在这幅画里，尼科尔描绘了一个家境贫困，却心地温暖、细心的男子。对他来说，土豆皮已经是为猪提供的最好的食物了，可见当时的经济情况多么糟糕。科克是众多爱尔兰人远赴海外途经的港口城市，这名男子似乎在盘算着用卖猪赚得的钱移民。

图15—2 厄斯金·尼科尔绘，《派迪·莫罗，你要牵着猪去哪里？》，1855年

图15—3 罗伯特·西摩（Robert Seymour）绘，《在外地主》，1830年

图15—3描绘了一个沉溺于纸醉金迷生活的在外地主。主人公与一名女子坐在乐声和食物盈室的房间里，窗外是那不勒斯港口和维苏威火山。这名地主虽然享受着富足的生活，内心却并不平静，因饥饿而死去的爱尔兰农民的幻影正折磨着他。农民的幻影和画作左侧维苏威火山的火柱呼应，是不吉的征兆。可见，即使是在1845年“土豆饥荒”发生之前，爱尔兰人也长期饱受贫困和间断性饥荒的折磨。

从1845年开始，“马铃薯枯萎病”在欧洲肆虐，对爱尔兰产生巨大的影响。患病的土豆会整株发黑、腐烂、长满霉斑。下一年，再下一年，这种病害仍在肆虐，土豆产量骤减，人们因饥饿苦不堪言。祸不单行的是，由于营养不良，人们感染了霍乱和斑疹伤寒，死亡人数疯狂增加。据史学家估计，这一时期的死亡人数高达100万，比总人口的10%还多。乔治·弗雷德里克·沃茨所绘的《爱尔兰大饥荒》，深刻体现了当时绝望和悲伤的氛围。画作忠实地诠释了父母眼睁睁看着孩子快要饿死，自己却束手无策的悲愤心情。

图15—4 乔治·弗雷德里克·沃茨（George Frederic Watts）绘，《爱尔兰大饥荒》，1850年

这场灾难真的不可避免吗？在饥荒初期，英国政府并没有立即给予回应。食品配给被延迟，公共就业计划提供的岗位可谓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政府一意孤行，坚持放任自流的政策，没有阻止爱尔兰农产品出口，也没有尝试用这些农产品解决饥荒问题。当时的爱尔兰，除土豆外，还种植了大量的其他农作物。然而，缺乏购买力的爱尔兰人别无选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食品被运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统筹赈灾工作的查尔斯·特里维廉却扬言，饥荒是“上帝的旨意，是给懒惰的爱尔兰人的教训”。与历史上世界各地的许多饥荒一样，爱尔兰饥荒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食物的绝对短缺，而是食物分配体系存在缺陷。在这一体系下，粮食未能抵达有需要的人手中。

对勉强捡回一条命的人们而言，未来依旧是一片晦暗。不少地主毫不留情地驱逐无力承担租金的农民，因为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他们需要缴纳的税金。被驱逐的人们背井离乡，前往英格兰和苏格兰谋求工作。去往更遥远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人数也进一步激增。在大饥荒期间，平均每年有逾25万人口乘坐横渡大西洋的客轮，只为寻找新的家园。移民船环境十分糟糕，因而得到“棺材船”的名号，但别无选择的人们只能留在船上，哪怕面临死亡的威胁。

19世纪末，无数爱尔兰人为了改变命运，不得不背井离乡。图15—5是查尔斯·J.斯塔尼兰所绘的《移民船》，画的是乘船离开的爱尔兰人。数不清的衣衫褴褛的移民已经把甲板挤得满满当当，但仍有人使出吃奶的劲往船上挤。船舱里的人们神色哀伤地同家人道别——挤上船的多是年轻男子，而留在港口的基本上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身体健壮、找工作相对容易的年轻男子离开家人，乘坐客轮前往遥远而又未知的大洋彼岸。爱尔兰人会占到“新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起因正是“土豆饥荒”。

图15—5 查尔斯·J.斯塔尼兰（Charles J. Staniland）绘，《移民船》19世纪80年代

[1] 在外地主，也作“外居地主”，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译为“不在地主”。——译注

16

日本拉开脱亚政策的序幕

佩里提督的黑船，拔起日本社会变革之锚

图16—1 河锅晓斋绘，《晓斋乐画》，1874年

这幅19世纪的日本木版画描绘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画面的右侧，有人在给一个毛发浓密的人剃头；左上角的秤的下面，一些文件正被焚毁。再往下一点，有两个戴头巾的人分别面对一头红色怪物和一头绿色怪物，拔除或割下它们的犄角，强行给它们穿上衣服。还有几头怪物正对着镜子若有所思。这幅画在描述什么呢？

图16—1是日本传统的浮世绘。从17世纪开始，以世俗风情为主题的木版画在日本逐渐流行，这便是浮世绘。在18世纪60年代以后，按不同颜色制作木板，再顺次印制成浮世绘的方法颇受人们欢迎，特别是在明治时期（1868 —1912）。来自国外的物品、时尚以及铁路等交通运输工具等，都是浮世绘常见的主题。

这幅浮世绘由河锅晓斋所绘。河锅晓斋虽然学习的是日本传统绘画，但他不拘泥于传统，逐渐形成自由奔放的艺术风格。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漫画不受形式所限，表达方式夸张，展现出他卓越的才华。在日本文化史上，河锅晓斋堪称漫画家中善于抓住细节特征的先驱者。

让我们仔细观察图16—1，这幅画描绘的是地狱。毛发浓密的人是阎王，他因被剪去头发而露出尴尬的表情。在他的前面，一个人在捡阎王脱掉的红色袍子；另一侧，一位老妪身着西式服装，手捧丝绒礼帽，等待阎王爷剪完头发。画面左侧的秤是衡量被打到阴曹地府的人们生前所犯罪行的工具；秤的下面，被焚烧的文件是记录他们罪行的资料。怪物们本应该辅佐阎王，而现在它们的角被砍断，同阎王爷一道被强制脱下原来的传统服装，换上西式衣服。其中，一些怪物正在照镜子，却只看到被砍去双角的丑陋的脸。这是一面业镜，从镜中可以看到死者生前的行为，但若躯体被洋装遮住，生前行为便不会出现在镜子里。

画家用漫画的形式描绘了冥界，借以讽刺他所生活的时代。当时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正迅速西化，用来自西方的新习俗取代本土传统习俗的趋势愈演愈烈。例如在1871年，剃掉前面的头发、把后脑勺的头发挽成发髻的传统丁髷头遭到禁止。1876年，除士兵和警察外，其他人佩剑是违法的。图16—1暗喻卷入西化急流而摇摆不定的日本社会：一夜之间，根植在人们心中的传统价值观被抛弃，日本固有的传统和历史瞬间变得毫无用处。这种情形遭到画家的嘲弄。河锅晓斋是抵制当时社会变革的“反全球化主义者”，还是只是认为变革方式和速度有问题的“全球化应对主义者”，我们无从知晓。但是，这幅画生动展现了当时日本正在经历的急剧的社会变革。

图16—2 佩里提督画像，《黑船画卷》插图，1854年

日本社会是何时开始大规模经济转型的呢？答案是德川幕府末期的1853年。当时，美国的一小支舰队驶入江户湾（今东京湾）。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对亚洲国家施加开放门户的压力，但日本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只允许长崎与荷兰、清朝开展有限的贸易。但是，佩里提督[1]率领被称为“黑船”的蒸汽船，一方面呈递要求开展贸易的总统亲笔书信，另一方面用舰炮攻击进行武力示威，对日本施加压力。提督所率蒸汽船之所以被称为“黑船”，是因为在日本人看来，它们停靠在江户湾时就像黑漆漆的小岛。次年，即1854年，佩里再次率领舰队前来，日本政府断定再也无法抗拒了，最终签订《神奈川条约》。美国在贸易中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日本还被要求开放两个港口，方便美国的舰队补给燃料，并保证救助、引渡遇难船只上的美国人。随后，日本与英国、俄罗斯、荷兰和法国签订了类似的贸易协定，向国际社会敞开大门。

佩里提督给日本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图16—2是一名日本画家在佩里提督入港之后画的，被收录在《黑船画卷》中。这幅画同样采用了漫画的绘画风格，佩里提督以日本传说中“天狗”的形象出现。据传说，天狗是生活在深山沟里、统治魔界的妖怪，闪电出现时，天狗会从天而降。天狗通常长着红色的脸，鼻子又高又长，打扮得像修道者。这幅佩里提督画像不折不扣地对应了这一形象。可见对日本人来说，佩里提督一行好似妖怪，与之对话和协商十分困难，因为他们只会强迫，一味追求自身的利益。

佩里必然不希望自己在日本人心目中是这般形象。事实上，他准备了一些特殊的礼物来取悦日本人。这些礼物使日本人确信，如果对外开放，日本定会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繁荣，其中最吸引日本人目光的当属微型火车。美国船员安装了等比例缩小为实物1/4的迷你火车，还铺设了100米长的铁轨供迷你火车行驶。图16—3体现了日本人对蒸汽机的浓厚兴趣，而蒸汽机被誉为现代化或文明的积极象征。从图中调度火车运行的美国人与试乘、观察火车的日本人之间的互动来看，他们处在积极友好的气氛中。这一友好氛围与图16—2中佩里肖像所传递的信息相异。

除了恐惧与嫉妒，日本人心中还有无力阻挡不请自来的外来者的愤怒。请看图16—4，画家歌川芳藤以横滨为背景，刻画了日本相扑手把美国人摔倒在地的情景。这幅木版画上的文字“若能用传统力量痛快地打败外国势力就好了……”让我们直观感受到日本人的心情。

图16—3 佩里提督带来的微型火车，约1854年

以佩里提督入港为开端的日本门户开放，成为日本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与美国缔结的条约引发幕府与反对势力的冲突。1866年，幕府统治被推翻，持续近700年的幕府时代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明治政府。在明治维新之前，围绕如何应对西方在日本社会的扩张，人们进行了各种讨论。开化派提倡“和魂洋才”，主张在接受西方技术的同时保留日本的精神。这与清朝的“中体西用”和李氏朝鲜的“东道西器”观念一脉相承。在明治时代早期，抵制西方的攘夷思想占据上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想日渐式微；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和魂洋才式的改革也不够彻底，全盘西化才能更好地实现现代化。

图16—4 歌川芳藤绘，《横滨相扑手的光荣胜利》，1861年

明治政府首先废除了市、农、工、商的身份制度，保障商业和择业的自由。自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实施了殖产兴业的政策，其关键内容有：积极引进西方近现代技术，筹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培养现代化经营者和工人。通过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日本迅速转变为工业化国家。1886年，日本国内2/3的棉织物依靠进口，图16—1中的服装，就是画家根据进口品绘制的。到了1902年，日本的棉织物已完全由国内生产。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的棉织物出口量占世界棉织物出口总量的1/4。

图16—5由歌川国辉所绘，它展示的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丝绸纺织厂——富冈纺纱厂——的内景。这家工厂是1872年由日本政府建造的。传统上，生丝和丝绢是支撑日本经济的代表出口商品，但与装配了机械化设备的西方国家相比，日本的竞争力远远不及。于是，日本政府筹划从法国引进最新的纺纱技术，在此过程中，利用所学的技术在全国各地建立并经营这类工厂。根据规划，富冈纺纱厂进口并安装了足足150台纺纱机，雇佣了400名女工学习新的工艺和手法。这一项目表明，日本政府愿意全盘采纳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迅速推进工业化。

图16—5 歌川国辉绘，《九州富冈纺纱厂》，1873年

1885年，日本改革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 —1901）在《脱亚论》一文中阐明，日本只有断绝与清朝和李氏朝鲜的交往，积极吸纳西方文明，实施与东亚其他国家差异化的战略，才能成为现代化国家。为他这一主张插上翅膀的，正是西化的社会变革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

[1] 提督，等同于今海军准将。——译注

17

旅行如何成了中产阶级的爱好？

19世纪中叶的西方人沉迷度假不能自拔

图17—1 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绘，《奥斯坦德浴场》，1890年

灿烂的阳光穿透厚厚的云朵，云朵下海浪翻涌，海水里挤满了人。享受海水浴的人穿着“泳衣”，姿态各异。在图的左侧，则是密密麻麻的马车式的简易棚。在简易棚周围的人们有的望着海水中的泳者，有的在交谈，还有的在亲吻。在简易棚的顶上，可以看到拿着望远镜和相机的人们。这幅画是在什么时代，以什么为背景创作的呢？

乍一看，图17—1描绘的好像是当下十分受欢迎的海滨度假胜地，其中挤满了享受夏日海水浴的度假者。但若仔细观察，一些线索可以帮我们回溯过去的一些景象。首先是马车式的简易棚：它由马拉着，安放在海边，是移动的更衣室。享受海水浴的泳客们可付费使用，这同我们今天的度假小屋十分相似。其次是旁观者的外貌：大多数男子留着胡须，戴着传统的礼帽；女子则身着长裙，戴着外出用的帽子。海水浴的泳客们所穿的条纹泳衣引人注目，而男士泳衣有上衣这一点也颇为奇特。

这幅画描绘的实际是1890年的比利时度假城市奥斯坦德。绘者詹姆斯·恩索尔是比利时人，其自由奔放的画风和醒目的构图有别于同时期的多数画家。恩索尔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火爆的海边度假村以及用惊奇的目光注视游客的人们的模样。图的左侧还有被称作“沐浴机”（bathing machine）的移动式更衣设施。从18世纪起，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把海边视为度假胜地，他们为想保护隐私的游客设置了这一设施。

图17—2是著名英国插画家托马斯·罗兰森的画作《维纳斯的沐浴》。罗兰森以艺术家独特的讽刺叙事方式，从偷窥者的视角描绘一个女子不顾他人眼光自由裸泳的场景。随着时间的推移，泳装被制作出来，赤身裸泳的情形逐渐消失了。但更衣设施仍旧十分受欢迎，特别是在19世纪中期，人们推崇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价值观，认为更衣设施是体面的海水浴者不可或缺的。

图17—2 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绘，《维纳斯的沐浴》，约1790年

19世纪，人们逐渐形成在假期一窝蜂地涌入度假胜地的生活方式。而在此前，“旅行”这一概念早已存在：早在中国的周朝，就有人远赴泰山祭祀；在罗马帝国，有人为祈求健康而去温泉；中世纪时，前往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宗教圣地参拜的人络绎不绝；在17—18世纪，欧洲上层的贵公子学习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和艺术，为累积学识，他们会去法国和意大利“壮游”（grand tour）。截至那时，旅行仍是出于宗教目的，或只是少数富裕贵族享有的特权。但到19世纪，新兴中产阶级也有了“为观光和休养而旅行”的特权。

奥斯坦德是见证了这一变化的传统度假胜地。1831年登基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就常去奥斯坦德。1838年，布鲁塞尔和奥斯坦德之间的铁路开通后，奥斯坦德更受欢迎了。1846年，往返于奥斯坦德和英国多佛的轮渡开通，这使奥斯坦德一跃成为国际性的度假胜地。自19世纪中叶以来，奥斯坦德因成为富裕人群云集的热门观光地而名扬世界。游客主要是企业家、在大学或政府工作的知识分子以及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不同国籍的新兴中产阶级都来到这个著名的度假胜地，交流各自的兴趣和生活方式。

旅游方式从初期的个人出行渐渐扩大到团体出行，这与工业化的进程密不可分。英国的托马斯·库克（1808—1892）开启了商业化团队观光的时代。图17—3描绘了1841年库克组织首个旅行团的情景。这个旅行团由500人组成，游客们乘坐火车从英国莱斯特出发，经过19公里的短途旅行抵达拉夫堡。有了这次的经验后，库克于1845年正式开始经营旅行社。他选定的路线是从英格兰西南部出发，乘坐火车抵达北部工业城市利物浦。旅行团之所以能够赢利，是因为它降低了单个游客的旅游成本。10年后，即1855年，库克推出了首个欧洲大陆游套餐。这趟旅行从英国出发，途经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德国的科隆和法兰克福，再经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最终到达巴黎，参观世博会。随着旅行的目的地不断增加，库克终于在1872年推出世界上首个环球旅行产品。这趟旅程历时整整222天，全程达4万公里。库克并没有止步于单纯地增加旅行的距离，显然，他是个商业天才，懂得如何增加旅游产品的附加值。1874年，他出版了瑞士旅游指南，并在纽约推出旅行支票的雏形。1878年，库克成立了外币兑换处。即便是在库克去世后的20世纪，他的公司依然在不断推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旅游产品。1919年，库克的公司推出第一条航空广告；1927年，又推出从纽约搭乘飞机到芝加哥观看热门拳击比赛的套餐。西方各国企业效仿库克的成功案例，纷纷打造各式各样的旅游产品。同时，从事旅游业的人数也迅猛增长。

图17—3 托马斯·库克组织的首个火车旅行团，1841年

直到19世纪后半叶，旅游业的主要客户仍长期局限于有时间、有经济实力的中产阶级。詹姆斯·提索的画作《甲板上的舞会》（图17—4）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群体的娱乐活动。身着优雅服装的女子和文质彬彬的中年男子聚集在饰有各国国旗的甲板上，此刻，人们在为甲板舞会稍作休息或是寻找舞伴。起初，只有少数人负担得起这些昂贵的旅游产品，但是，大众仿效上层人士生活方式的欲望，逐渐打破旅行的阶级壁垒。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旅行的主体从中产阶级转为普通民众。随着休假制度的逐渐成形，许多劳动者得以外出旅行。从地理上看，度假胜地从海滨的度假村，延伸到阿尔卑斯山等山野地带以及便于全家人一起度假的其他地区。此外，旅行的范围自然而然地从国内扩展到邻国和其他大洲。与此同时，旅行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变，交通工具从铁路渐次扩展到游轮和小汽车，并在20世纪中叶扩展到飞机。

飞机的出现使旅游业更上一层楼。人们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可以亲眼看到、摸到之前只能在照片中见到的埃菲尔铁塔、古罗马竞技场、自由女神像和金字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全球经济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以飞机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旅行越来越受欢迎。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局势的稳定，使得更多的旅客搭乘飞机去往世界各地。

图17—4 詹姆斯·提索（James Tissot）绘，《甲板上的舞会》，1874年

回看当时的旅游广告，人们会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图17—5是1949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夏威夷旅游广告海报。海报的背景是美丽的热带海滩，一名面带微笑的夏威夷女子正要给游客戴上表示欢迎的花环。女子身后，一架新型客机飞过太阳的光晕。对美国本土的大多数人而言，夏威夷曾经是一个只能在杂志和电影里才会看到的梦幻岛屿，而现在，很多中产阶级游客可以跨越太平洋，到火奴鲁鲁岛的海滩冲浪，享用科纳咖啡。

图17—5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夏威夷旅游广告，约瑟夫·费赫尔（Joseph Fehér）制，1949年

旅游业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旅游，人们不仅能体验到陌生地区的文化，也会彼此影响。这是一种主动参与全球化的方式，需要人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游客们品尝新奇的食物，欣赏神秘的风景，见证他人度假的过程，自然而然地经历了全球化。由此，全球化不仅靠商品、资本和技术的流动，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扩散开来。随着中产阶级人数的增长、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及被称为新兴产业的旅游业的成熟，产业全球化驶入快车道。如今，旅游产品的形态日益丰富，出现了搭乘廉价航班的旅行、到偏远地区探险甚至共享旅游。

18

美洲大平原上野牛的悲惨命运

生态系统全球化打破了人类与野牛间的平衡

图18—1 阿尔弗雷德·J.米勒（Alfred J. Miller）绘，《狩猎野牛》，1858 —1860年

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美洲原住民们手持弯弓，策马狂奔。他们在追赶一大群野牛。一座陡峭的悬崖横在奔驰的野牛群前方，野牛眼看就要被追赶的猎人成群捕杀。19世纪下半叶，野牛就是在这种猎杀中灭绝的吗？令野牛陷入灭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图18—1为《狩猎野牛》，由阿尔弗雷德·J.米勒所作。这幅画呈现了如今已经很难见到的场景。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尤其是19世纪后半叶，美洲大陆的生态经历了急剧的变化。说到美国拓荒时期的大平原，人们的脑海里很容易浮现牛仔骑在马背上驱赶牛群的情景。然而，牛和马都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从“旧世界”带来的动物。那么在此之前，美洲平原的野牛的命运，是如何以悲剧收场的呢？

美洲大陆曾经拥有大量的野牛，据史学家估计，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美洲大平原上有超过5000万头野牛。截至19世纪中期，这里还生活有约2000万头野牛。野牛的数量在不同时期皆有变化，但大体上维持不变。狼是对野牛威胁最大的野生动物，但它对野牛数量的影响十分有限。造成野牛数量骤减的是人类。事实上，印第安人一直靠猎捕野牛来获取肉、皮和骨头。即便如此，印第安人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已经和野牛一起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二者保持着稳定的平衡关系。请看乔治·卡特林所描绘的科曼切人的生活图景（图18—2），部落的妇女们正将野牛皮铺开晾干。

印第安人传统的捕猎方法是先小心翼翼地接近野牛群，然后用弓箭和长矛出其不意地将其捕杀。马匹被引入美洲后，狩猎野牛的机动性大为提高。此后，枪支的出现和普及使印第安人的狩猎能力再次飞跃。但是，过着游牧生活的小规模的印第安人没有必要猎捕超过生活所需数量的野牛。虽然他们必须通过交换获得新物品，但这也并不足以扰乱生态系统。

从这个角度来看，米勒绘制的图18—1似乎夸大了猎捕野牛的场面。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把大量野牛驱赶到绝壁前的猎捕计划，是印第安人很难想出来的。对以游牧为生的印第安人来说，捕猎过多野牛会造成很大的负担。此外，通过这种方式捕杀的野牛往往受伤严重，价值大打折扣。因此，这种狩猎方式是行不通的。人们可以把一小群野牛引诱到悬崖边，但像画作所呈现的如此大规模的捕猎是不现实的。它可能是画家想象的结果，米勒或许希望体现壮观的捕猎场面。

图18—2 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绘，《科曼切人的村庄》，1834 —1835年

白人才是导致美洲野牛数量大大减少的罪魁祸首。南北战争后，皮革的需求大大增加，白人职业猎手开始大规模捕猎野牛。此外，一些印第安人为了出售野牛，也逐渐扩大猎捕野牛的规模。野牛的肉、毛皮、骨等，对印第安人来说十分重要。如果野牛的数量减少，印第安人的生存基础就会被削弱。于是，一些白人蓄意鼓励猎捕野牛，将其作为驱逐印第安人的手段。例如，曾与印第安人多次交战的菲利普·谢里登上将就声称，捕猎野牛是摧毁印第安人物质基础最有效的途径。他还向国会陈情，通过增加弹药供给和建立奖励制度来吸引更多野牛猎手加入。

据统计，1865年约有100万头野牛被猎杀，1872 —1874年有超过400万头野牛被猎杀。猎杀野牛声名最盛的人是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1846 —1917），又名“野牛比尔”。他在短短的8个月内猎捕了4280头野牛，并把这些野牛送给美国陆军和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后来，他组织的名为“野牛比尔的荒蛮西部”剧团（图18—3），在美国各地和国外广受欢迎。野牛狩猎通过商业演出的形式走向全球化。

铁路的修建也加剧了野牛猎捕。铁路公司为猎捕野牛安排了专列。图18—4由欧内斯特·格里泽所绘，它展示了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安排的专列。一些乘客坐在火车上，另一些乘客走下火车，朝各个方向的野牛射击。那时，狩猎野牛成为白人的流行运动。

图18—3 野牛比尔的荒蛮西部剧团（上图，1890年）及其海报（下图，1899年）

白人捕获野牛，主要为获取皮革。猎手剥去野牛的皮，把尸体直接扔在原野——一幅惨不忍睹的画面。留在原野的尸体被野兽和鸟类啃食，经过阳光的暴晒，露出白骨。

一些商家把骨头收集起来，应用到各行各业。骨头被加热成灰，用作高级陶瓷——骨瓷——的原料；或是用来提高糖和葡萄酒的品质。化肥厂是野牛骨的最大消费者。图18—5展现的是在底特律一家碳素工厂的空地上，野牛头骨堆积成山。据说，这个头骨堆高达九米，长度达几十米。工业需求成了狩猎野牛的另一个原因。

图18—4 欧内斯特·格里泽（Ernest Griset）绘，《遥远的西部——在堪萨斯太平洋铁路线上射击野牛》，1871年

由于这些原因，野牛的数量在19世纪80年代急剧下降。据189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仅有1091头野牛幸存。在今天的北美，由于保护措施的实施，约有50万头野牛存活。然而，它们中的大多数是杂交而生的，也并不处在野生状态。也就是说，野生美洲野牛已经基本灭绝。

如今，人们强调保护生态系统，维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美洲野牛的灭绝是“旧世界”所犯错误的证据，但它曾被认为是征服自然的进步之举。大航海时代以来，“旧世界”与“新世界”的交流给两个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旧世界”要求“新世界”参与被动全球化的“哥伦布大交换”，使得人、植物、动物、微生物和病毒在两个世界间流动，导致全球生态系统的革命性变化。美洲原住民被迫离开家园，欧洲人，其后又有非洲人和亚洲人进入美洲。另外，无数动植物的引入，扰乱和破坏了“新世界”固有的生态系统。经济激励的力量是巨大的：白人为了获得毛皮等原料，摧毁了原住民生存的基础；为了满足工业需求，他们无情地宰杀曾是大平原主人的野牛。随后欧洲牛群的引入，北美的生态系统被改造成欧洲模式。

图18-5 底特律密歇根碳素工厂空地上堆积的野牛头骨，19世纪70年代

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已不再是过去的地球。地球生态系统的改变印证了人类的无知、偏见、贪婪和失误。19世纪后半叶美洲野牛的命运，是全球化时代下所犯错误的历史缩影。如今，对于这个不可逆转的“试错”，我们敢说从中汲取了足够的教训吗？

19

印度铁路，利润流向何方？

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被动全球化的晚期

图19—1 鲁道夫·斯沃博达（Rudolph Swoboda）绘，《瞥视火车》，1892年

一群人正在享受正午的阳光，他们看起来像是一家人。男孩跨坐在木杆上，他旁边的红衣女孩赤脚倚在木杆边，向左边张望。这一家人的身后还有其他的家庭。从衣着上看，他们是并不富裕的印度家庭。背景里有一些泥筑的低矮建筑，人们在屋外纺织和晾晒粮食。图19—1是一幅典型的印度乡村图景。那么，画中的主角们在做什么呢？

解答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藏在画的左下角：斜线是一部分铁轨，这家人正在等火车。在这幅谜一般的画作中，鲁道夫·斯沃博达将一条铁轨悄悄画进画作的一角，并将画命名为“瞥视火车”。

斯沃博达想表达什么？仔细看可以发现，人物的表情被描绘得十分宁静。即便是在正午的烈日下，他们也没有显出丝毫疲态。相反，画家用鲜艳的颜色表达出等待火车的紧张感。乡野的风景似乎喻示人们正在走向现代化。画家大概想描绘，铁路的到来给19世纪晚期的印度带来了积极影响。

判断以上猜测是否合理，可以从画家本人的经历着手。斯沃博达生于奥地利，于1880年远赴埃及。他绘制了很多画作，因此获得“东方主义者”的名号。1886年，斯沃博达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旅费资助（300英镑），前往印度；作为回报，他决定把素描作品献给女王。《瞥视火车》是一副独立的油画，不包含在他呈献给女王的素描作品中。斯沃博达受命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这决定了他将如何描绘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他希望用鲜艳的色调描绘印度一家人等待火车的情景，以表现新文化正引导印度走向现代化。

铁路是如何影响印度的？在世界经济史中，铁路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工业革命使得主要以人力、畜力和风力为能源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煤炭这一新能源的使用，为生产力的提高铺平了道路。铁路成为新技术的宠儿，它借蒸汽机对煤炭这一化石能源的使用，给经济带来了重大变革。铁路把偏远地区连接起来，使人员、商品和原材料的流动更容易了。新的知识、技术和制度，也通过铁路迅速传播开来。换言之，铁路是现代技术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享受现代化益处的关键手段。

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初，整个亚洲建造的铁路有80%位于印度。图19—2是阿克塞尔·黑格绘制的孟买火车站，它宏伟且规整。正如我们从图中感受到的那样，铁路常被视为文明、未来、进步和先进的代名词。

然而，印度的历史并不完全像黑格和斯沃博达的画作所呈现的那样——铁路给印度带来的，不只有积极的影响。印度的现代化进展缓慢，印度人享受的经济收益也少得可怜。原因是什么呢？

根本原因是，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政府强令殖民当局保证英国在印度的铁路投资得到固定的收益。如果每条线路的年收益率低于5%，那么，不足的部分要殖民当局缴纳补偿金来补足。这一规定使得英国投资者更愿意在利润低的偏远地区修建铁路。此外，铁道的建设、车厢的生产、燃料的供给和铁路的运营均由英国公司一手包办。因此，印度从一开始就对获取丰厚利润不抱希望。1900年，印度的全部铁路线路中，因收益率低于5%而要缴纳补偿金的线路居然达到70%。

图19—2 英属印度时期的孟买火车站，阿克塞尔·黑格（Axel Haig）绘，1878年

回顾印度的历史，不得不提及它与英国的一段“孽缘”。直到18世纪时，印度仍和中国一样，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出口国之一。即便在从西方开始进军亚洲到莫卧儿帝国时代（1526—1857）的这段时间，印度依然保持着强大帝国的威严。17世纪中叶描绘君主沙贾汗（1592 —1666）的画作（图19—3），原原本本地表现了印度的这一地位。来自西方各国的使臣在宫殿中等待，只为把礼物进献给帝王。沙贾汗因修建了世界著名建筑泰姬陵而闻名。为了建造泰姬陵，他从西欧和波斯地区聘请多个领域的技术人员，并从东南亚、中国和北非找来装饰材料。可见，印度曾经拥有世界强国的优越待遇。

棉纺织品曾是印度出口规模最大的商品。从欧洲贵族尊享的优质面料，到来自加勒比海沿岸的非洲奴隶穿的粗制工作服，几乎所有类型的棉纺织品都由印度人手工生产，纺织品的出口则充实了国库。事实上，印度的劳动力十分充足，上至老人、下至儿童，他们从事的印度传统手工纺织业席卷全球市场。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重商主义国家，都曾努力发展本国的纺织业，试图用本国产品取代从印度进口的棉纺织品，但终究与印度存在巨大差距。

然而，随着莫卧儿帝国落入英国的铁蹄之下，以及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印度的棉纺织业遭受重创。17世纪，英国通过建立东印度公司进入印度，并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中击败竞争对手法国，自此控制孟加拉地区[1]，巩固了印度殖民地的桥头堡。为了发展本国的棉纺织业，英国不惜打压印度的棉花产业，将之推向衰落。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的棉花工业以北部的兰开夏郡为中心迅速发展，最终导致印度的棉纺织业被排挤出国际市场。19世纪，英国瓦解了印度各地的本土武装，并于1857年镇压了印度雇佣兵（英国东印度公司雇佣的印度雇佣军）起义，对印度实行直接统治。印度不再是棉纺织品的出口大国，而是沦为殖民地，向跃升为世界工厂的英国供应棉花原料。这一变化在图19—4中得到体现，该画作由威廉·辛普森绘制。背景中的村庄令人想到图19—1斯沃博达笔下的村庄，然而，图19—4中的牛车满载棉花，将之运往市场。沦为殖民地的印度在经济上已经走向衰落。

图19—3 欧洲使团向莫卧儿帝国君主沙贾汗进献礼物，约1650年

19世纪，英国再次利用印度——这一次是通过鸦片。英国为了解决与中国贸易出现的大规模赤字，计划增加对中国的鸦片出口，并把印度作为鸦片最佳生产地。图19—5展示的是印度巴特那的鸦片仓库。鸦片被制成一颗颗900克的圆球，而单是图中这个仓库，就存放了30万颗圆球。难以想象，究竟有多少鸦片被生产出来销往中国。事实上，在19世纪头30年里，中国的鸦片进口量增长了十余倍。后来的历史众人皆知：英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1840 —1842，1856 —1860）入侵中国，强迫中国开放门户。这是西方国家推行被动全球化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图19—4 威廉·辛普森（William Simpson）绘，《运送棉花，1862年的印度》，1862年

图19—5 印度巴特那的鸦片仓库，约1882年

在英国眼中，印度有多少经济价值？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同欧洲和北美的贸易出现了严重的赤字。1910年，英国对美国的赤字是5000万英镑，对欧洲的赤字是4500多万英镑。赤字问题必须用亚洲的资金来解决：英国对中国的贸易盈余达到1300万英镑，对印度的贸易盈余更是高达6000万英镑。不过，印度对英国产品的持续消费能力，主要源于向中国销售鸦片的收入。通过鸦片，英国同时从中国和印度攫取了巨额利润。

西方史学著作通常把这一时期称作“美好年代”。在此期间，全球各地的贸易和投资十分活跃，而英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多被夸大。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对一些国家的贸易出现赤字，又对其他国家产生规模相仿的贸易盈余，这使全球经济运行良好，避免失衡。但是，这一均衡离不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和鸦片生产。从今天来看，这两项政策是不人道的。印度的例子清楚地说明，被动全球化十有八九会带来损害。

据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说过这样一句话：“英国可以失去印度，但不能没有莎士比亚。”[2]从原文来看，卡莱尔认为印度殖民地未来会消失，但是，因莎士比亚而丰富起来的英语则会继续沿用下去。无论卡莱尔的初衷是什么，这句话都清楚地强调了莎士比亚的价值；而印度能与莎士比亚比肩这一事实，也充分证明印度殖民地对英国具有巨大意义。

[1] 孟加拉地区，从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到孟加拉国的一片地区，出产的主要作物是稻米、黄麻。

[2] 出自《论英雄》（Lecture on Heroes），直译则是“印度换不过来个莎士比亚”，这里根据英文原文翻译。——译注

20

大型企业的黄金时代

铁路大亨、石油巨头和金融大鳄掌控经济命脉

图20—1 乌多·开普勒（Udo Keppler）绘，《时代不同了！》，《顽童》杂志插图，1914年3月7日

高台上坐着一个身穿红白色条纹裤和黑色长袍的男人，一群中年绅士摘下帽子，神情肃穆地注视着他。这个坐在正中央高台上的男子严肃地看着手中的纸，纸上写着“铁路运费上涨请愿书”。这名男子背后，有一个白色线条勾勒出的鬼魂。鬼魂神色惊恐，一张纸从他的手中掉落，上面写的是“该死的公众！——范德比尔特”。这幅画描述的是什么场景？

首先来看图20—1中以鬼魂形式出现的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1794—1877）。范德比尔特出生于纽约的一个富豪家庭，年轻时主要从事水上运输业，中年时进入铁路行业。到19世纪60年代，他因拥有贯通纽约中心的纽约中央铁路而被誉为“铁路大亨”，是极具影响力的商人。

据说，一名新闻记者曾问范德比尔特，邮政列车运营中断会给大众造成什么影响。范德比尔特不屑一顾地回答说，他对“该死的公众”完全没有兴趣。这件事流传下来，范德比尔特的言辞被广泛引用，成为一些商业巨头们对待公众的态度的典型。图20—1由乌多·开普勒所绘，它以时评漫画的形式再度提及这件事。这幅漫画发表在《顽童》杂志上，该杂志是1871—1918年在美国发行的通俗杂志，刊载了很多政治时评漫画。

杰伊·古尔德（1836 —1892）是与范德比尔特齐名的铁路大亨，这两位是竞争对手，长期存在过节。在弗雷德里克·奥珀创作的漫画（图20—2）中，古尔德被刻画成留着浓密胡须、在华尔街上打保龄球的模样。古尔德曾是一名金融咨询家，他手中的保龄球上标有“欺诈”“虚假报表”“成立私人出版社”和“不道德”，被击倒的保龄球瓶上则写着“中介”“银行家”和“无经验的投资者”等。另外，画面前方的牌子上写着由古尔德掌控的铁路路线。这幅画讽刺了古尔德在铁路行业举足轻重的现实。

图20—2 弗雷德里克·奥珀（Frederick Oppe）绘，《杰伊·古尔德的私人保龄球滚道》，《顽童》插图，1882年3月29日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企业并购重组风潮席卷全球，大型企业集团纷纷组建。美国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范德比尔特则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大规模垄断不只局限在铁路行业，更大规模的垄断发生在石油行业，以约翰·D.洛克菲勒（1839 —1937）最为活跃。19世纪60年代，洛克菲勒的石油生意迅速扩张。1897年，他大量兼并石油企业，创立了标准石油托拉斯[1]。通过这一大型垄断组织，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垄断了美国约90%的炼油设备。他先是以超低的价格出售石油，迫使竞争对手破产，而后凭借垄断势力以高价出售石油，获得高额利润。洛克菲勒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积累财富逾十亿美元的人。按照资产的实际价值计算，洛克菲勒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范德比尔特与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1835 —1919）则分列第二、第三位。在金融行业，约翰·皮尔庞特·摩根（1837 —1913）占据主导地位。1901年，金融大鳄摩根联合包括卡耐基钢铁公司在内的七家大型钢铁公司和煤炭公司，组建了一家大型企业——美国钢铁公司。

这些大型公司的领导者拥有强大的市场支配力。由“铁路大亨”“钢铁大王”“金融大鳄”和“石油大亨”组成的垄断经济，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和小型制造商的利益。这些“蝼蚁”尝试通过政治和立法渠道改变状况，但即便是在这些渠道，大型企业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蝼蚁”们犹如以卵击石，常常绝望不已。人们绝望又愤怒，仿佛被章鱼的众多触须扼住喉咙。图20—3就把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描绘成一只章鱼，章鱼的头好似储油罐。当然，章鱼的触须不只向工业设备延伸，还缠住了国会和白宫。画面最前方描绘了企业家惨遭鱼肉的样子。

约瑟夫·F.开普勒是乌多·开普勒的父亲，他也是一名出色的时评漫画家。图20—4发表于1889年，展现了美国大型企业集团势力早早就渗入政坛的状况。漫画的标题是“参议院的老板们”，图中参议院议员席位的背后是巨型企业集团（托拉斯）的老板们。他们通过“垄断者入口”进入国会大厦。另一边，左侧的“普通人入口”则被门闩锁住。参议院的议员们不时向后转头，观望老板们的眼神。墙上的匾牌上写着：“这是垄断者所有、垄断者统治、服务于垄断者的参议院！”这幅画是对资本支配政治的辛辣讽刺。

图20-3 乌多·开普勒绘，《下一个！》，《顽童》插图，1904年9月7日

图20—4 约瑟夫·F. 开普勒（Joseph F. Keppler）绘，《参议院的老板们》，《顽童》插图，1889年1月23日

如果一家企业的市场支配力过强，那么其他企业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与之竞争的机会。占据垄断地位的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会调整产量、抬高价格，最终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公众对垄断弊端的批判之声逐渐高涨，政府不得不出台改进措施。最终，1890年制定的《休曼法案》判定托拉斯组织非法。大型企业的扩张似乎就此画上了句号。然而，法律的颁布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直到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1858 —1919）总统当政后，反托拉斯法才得以正式实施。

如今，我们该如何看待罗斯福的改革？图20—5中，弗兰克·A.南基维尔把罗斯福描绘成婴儿状态的赫拉克勒斯。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则古希腊神话。赫拉克勒斯是宙斯和凡间女子所生的儿子，因此遭到宙斯之妻女神赫拉的厌恶。赫拉克勒斯8个月大时，赫拉把两条毒蛇放入他的摇篮，想要害死他。但赫拉的期望落空了，婴儿赫拉克勒斯用神力扼死了毒蛇。

在图20—5中，罗斯福紧紧抓住政客尼尔森·奥尔德里奇（1841 —1915）的头和企业家洛克菲勒的身子。奥尔德里奇靠与电车、制糖、橡胶和银行等行业进行内幕交易获得巨额利润，并通过子女联姻与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结为亲家。在这幅发表于1906年的画中，罗斯福正咬紧牙关，努力压制这两个双眼充满血丝的危险人物。

事实上，在压制大型公司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方面，罗斯福和其后的总统们成效卓著。1903年，美国司法部成立了反垄断局，并于1906年对标准石油公司提起诉讼。判决的结果是，1911年，一度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标准石油公司被强行拆分为30家公司。1914年颁布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进一步加强了反垄断力度。美国便是如此逐渐确立了控制垄断势力的制度。

再回到图20—1。台上的人是象征着美国的山姆大叔。1914年，《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实施，铁路企业家聚在一起，向政府请愿，要求提高铁路运费。过去尽情享受专属支配权的范德比尔特以鬼魂的模样显现，令大家大吃一惊。在范德比尔特生活的时代，企业家可以随意提高铁路运费；而如今，企业家必须向政府请愿，然后恳切地等待政府批准。对垄断持批判态度的乌多·开普勒大概想强调，历史已然朝着积极的方向迈进。

图20—5 弗兰克·A.南基维尔（Frank A. Nankivell）绘，《婴儿赫拉克勒斯和标准石油公司巨蛇》，《顽童》插图，1906年5月23日

美国的企业兼并和去垄断化运动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虽然在英国和法国，大型企业相对较少，但在德国和日本，大规模的兼并热潮滚滚而来。一些难以辨识所属国家的跨国企业集团也逐渐涌现。不过与美国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符合各国国情的反垄断监管体系也在不断发展演变。诞生于美国的大型企业体系和公平贸易制度，就这样不断向前发展，给全球经济的面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托拉斯，垄断组织高级形式之一。——译注

21

法国吸血鬼以吸德国女子的血为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赔款和债务纠纷使全球化倒退

图21—1 时评漫画，《冲撞》杂志插图，1919年7月

一位年轻女子毫无生气地瘫在床上，一个秃顶、留着胡须、干瘦如柴的老头抓住她的手腕，吸食她的血。窗外有两只蝙蝠掠过，可见，这个老头是吸血鬼。这幅1919年刊登在德国一本杂志上的时评漫画，描述的是什么场景呢？

让我们仔细观察图21—1。这名女子的床旁摆放着德军的头盔、剑和盾牌。厚厚的窗帘上，一个盾牌的图案隐约可见，盾牌上画着一只鹰。这些线索告诉我们，瘫卧在床上的女子象征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被描绘成卸下武器、卧倒在病床上的女子。那么，吸血鬼老头又是谁？他是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在此处被描绘成一个冷若冰霜的人，哪怕德国已经失去活力，他也要吸干它的最后一滴血。这是1919年刊登在德国日刊杂志《冲撞》上的一幅时评漫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动员的人力和资源史无前例，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经过四年的战斗，以英国、法国、俄罗斯帝国、意大利、美国为首的协约国，取得对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组成的同盟国的胜利。既然胜负已定，胜者便要举行仪式，羞辱战败的一方。图21—2描绘的便是1919年6月双方签订和平条约的场景。在威廉·奥尔彭的这幅作品中，在中央位置低头签字的是德国代表约翰内斯·贝尔（Johannes Bell）。协约国代表则在另一侧观看：坐在正中间、留着胡须的是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他的左侧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右侧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

图21—2 威廉·奥尔彭（William Orpen）绘，《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签订和平条约》，1919年

人物背后的硕大镜子引人注目。这里是法国凡尔赛宫的镜厅。这间壮观的大厅里上演过许多历史事件，令日后前来凡尔赛宫参观的人们感叹不已。镜厅是重商主义时代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展示艺术和文化自豪感的场所。但在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普法战争中战胜法国，在镜厅宣告德国统一。图21—3是德国艺术家安东·冯·维尔纳的画作，名为《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画作中，站在台上的是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台下的是俾斯麦。俾斯麦穿着白色的制服，仪表端庄。德国在经历如此辉煌的时刻后，情势发生逆转：1919年，在同一个地方，德国遭到法国的严厉报复。

协约国起草的《凡尔赛条约》中，有针对德国的苛刻处罚。德国失去了战前约13%的领土和约10%的人口，特别是阿尔萨斯—洛林和萨尔[1]等主要工业重地。此外，德国丧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军事力量被大幅削弱。更致命的是，德国必须向协约国支付合计330亿美元的巨额战争赔款。这一报复性的处罚措施使德国人陷入绝境。事实上，战败的德国根本没有能力偿还赔款。

这个不切实际的条款其实牵涉协约国阵营内部的状况。在战争过程中，欧洲协约国成员开销巨大，它们别无选择，只得向美国借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是净债务国；但在战后，美国摇身变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英国此前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但战时却对美国欠下巨额债务。法国遭到战争重创，也陷入偿清债务遥遥无期的境地。战争结束后，欧洲诸协约国成员纷纷请求美国给予债务减免，但是，美国辜负了它们的期望，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这些请求。于是，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协约国成员开始寻找对策，计划用德国的战争赔款来偿还对美国的债务。然而，德国无力偿还战争赔款，欧洲各协约国成员因此也无法偿还对美国的债务，导致美国无法得偿所愿。各方陷入僵局。

图21-3 安东·冯·维尔纳（Anton von Werner）绘，《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1885年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曾参加凡尔赛和谈。他不仅批评《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施加的负担过重，还严厉指责该条约会对整个欧洲的经济恢复产生负面影响。他在1919—1920年出版的著作《和约的经济后果》中阐述了这一观点。该书一经出版，迅速引起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强烈反响，凯恩斯也由此跻身全球最顶尖经济学家之列。

正如凯恩斯所料，欧洲旋即陷入困境。很多国家的生产和贸易出现动荡，通货膨胀压力加剧。德国的情况最为严重，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人们预期政府会立即提高税率，因此加快将资产向国外转移；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同样加速了德国的资本外流。结果是，德国资本账户恶化，进口商品价格猛涨。这些因素交叠在一起，引发了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1918—1923年，德国物价足足上涨了1.26万亿倍。在形势最为严峻的1922—1923年，一个月内物价上涨了近3万倍。1923年秋天，买一条面包需要支付高达2000亿马克。

看到货币的价值如此之低，民众对货币完全丧失信任。钞票不再是交换的媒介，而沦为引火的薪柴或孩子们手中的玩具。甚至政府也认为，已经没有必要支付高昂的费用去花工夫设计、印制钞票了。图21—4是1923年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之际印制的钞票。钞票的面值原本是1000马克，但被直接用红色油墨印上了10亿马克的字样。反正过不了多久，这钞票就不能用了。

1923年，由于得不到战争赔款，法国和比利时强占了德国的鲁尔区。图21—5表达了德国人对强占鲁尔工业区的看法。画中，法国好似“进击的巨人”，他两手抓着德国人，把鲁尔区踩在脚下，仿佛是给已贫穷到绝望的德国最后的致命一击。德国陷入难以脱身的泥潭。随着经济的下滑、中产阶级数量的减少以及极端政治诉求的扩散，魏玛共和国（1918—1933）的民主根基发生动摇。

图21—4 1923年德国印制的钞票

图21—5 把法国描绘成入侵鲁尔区怪物的画作，1923年

乔治·格罗斯的画作《社会栋梁》（图21—6）以艺术形式直观地表现了当时德国社会的焦虑。画面前方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他身后是一个右翼媒体人和一个脑袋里装满屎的政治家，还有一个贪婪地祈福的神职人员。这幅画透露出对德国极右势力的担忧，暗示另一场战争将要爆发。

战时债务和战争赔偿交织而成的一团乱麻，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解开。1924年，美国提出“道威斯计划”，提议德国每年只需要支付战争赔款的一小部分。德国接受美国的借款后，经济得到短暂的喘息。1929年，美国的“杨格计划”减少了战争赔款，极大地延迟了支付期限，这时，德国的货币才逐渐稳定。

欧洲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历充分说明，国际政策协调和领导力至关重要。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经济中心由英国转向美国之时，没有哪个国家来领导世界秩序。当时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话：“伦敦垂老，华府尚幼（No longer London，not yet Washington）。”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不愿做一点点让步，结果导致经济恢复迟滞，极端政治势力抬头，社会不安定加剧。“大萧条”、经济封锁、纳粹和军国主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因素相互纠缠，令社会再度陷入黑暗。

克列孟梭是主导《凡尔赛合约》的核心人物。因此，在图21—1中，他被描绘成吸食德国人鲜血的吸血鬼形象，窗外的两只蝙蝠则象征英国和美国。这幅画真实地表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已经丧失，传达出全球化陷入停滞的阴郁气氛。

图21—6 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z）绘，《社会栋梁》，1926年

[1] 萨尔（Saar），今萨尔兰。——译注

22

圣诞老人，形象不断演化

从圣人到大众消费标志

图22—1 圣尼古拉的圣人画像和可口可乐广告上的圣诞老人

图22—1由两幅图组成。左边的图描绘了一位基督教圣徒，他身材瘦削，额头宽大，有深色的皮肤和浓密的胡子，他正是生活在4世纪的圣尼古拉。画作刻画了他沉默寡言、成熟稳重的形象。右侧图片里的圣诞老人则出现在20世纪的可口可乐广告中。他身形肥胖，泛着红晕的脸颊上展露出笑容，这一形象为我们熟知。然而，他们原本是同一个人。在现代社会里，圣尼古拉为何演变成了截然不同的形象？

圣尼古拉出生在今天的土耳其，是一位活跃在4世纪的神职人员。他曾以主教身份参加尼西亚公会议，在该会议上，“三位一体”被确立为基督教的信条。然而，相比在教义上的贡献，他被封圣的真正原因，是其将毕生投入慈善活动的善举。其中一个故事广为流传：三名女子因为没有嫁妆，面临被卖到妓院的危险，圣尼古拉偷偷把装着金币的袋子送给她们。圣尼古拉的善行不胜枚举，日后，他被尊为水手、弓箭手、典当商人和儿童的主保圣人。

出现在可口可乐广告上的圣诞老人是现代人想象力的产物。圣诞老人的形象源于插画师哈登·山德布伦（Haddon Sundblum） 1931年为D'Arcy广告公司创作的一系列海报。当时，可口可乐公司希望给产品全新的定位——可乐不仅是夏季饮品，也是四季饮品。重新定位创作的这一系列海报人气爆棚，而以古道热肠、活力四射、身材圆润的形象出现的老者，深深地印在消费者的脑海里，直至今天仍没有多少可以与山德布伦描绘的圣诞老人相匹敌的角色。这一形象一枝独秀，流传至今。圣诞老人是全球认可的大众形象。在寒冷的冬季，他坐着驯鹿拉的雪橇从夜空降临，顺着烟囱爬进屋子，把礼物放进好孩子的袜子里。对南半球和低纬度的国家来说，圣诞节虽逢暖季，圣诞老人的形象却相差无几。

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圣尼古拉摇身一变，成为圣诞老人？首先是与基督教无关的文化。中世纪之前，日耳曼民族有很多冬季的节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耶鲁节。在寒冷的冬天，一群幽灵穿过夜空，带领他们的是名为奥丁的神。他身披斗篷，留着长须，乘着由灰色马匹拉着的车。中世纪早期，整个欧洲转信基督教，奥丁的形象由此传播开来，这一形象与今天的圣诞老人颇为相似。

在中世纪的一些西方国家，12月6日是圣尼古拉节。这一天，大人会给孩子准备礼物。从4世纪开始，为了纪念耶稣诞生，人们把12月25日定为圣诞节。随着时间的流逝，圣诞节的庆祝活动越来越多，庆祝晚宴也越发丰富，演唱圣诞颂歌成了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6世纪早期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希望孩子们在圣诞节而不是在圣尼古拉节收到礼物。在引入了圣公会的英国，人们渐渐不再强调在圣尼古拉节互相赠送礼物的重要性，而把这一节日风俗转移到了圣诞节（Father Christmas）上。在荷兰，给孩子们分发礼物的人物最初有多个，但在以圣尼古拉为原型的基础上逐渐统一为了“圣诞老人”（Sinterklaas）。

图22—2 约翰·利奇（John Leach）绘，《圣诞幽灵》，《圣诞颂歌》插图，1843年

不过，在圣诞老人演变成今日之形象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当属美国。1624年，荷兰移民在今美国东北部的一片滨海区域定居，他们把这里命名为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1664年，英国占领该地，将之重新命名为纽约（New York）。定居在此地的荷兰和英国移民带来了各自的圣诞传统，并将之融合。圣诞老人的名称，正是由荷兰“圣诞老人”的发音演变而来的。

纵观19世纪，圣诞老人的形象越发接近于今天的模样。1823年，美国人克莱门特·摩尔撰写的诗歌《圣尼古拉来访》引起大众的关注。在圣诞节前夜等待圣诞老人到来的传统，由此流传。1843年，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写了小说《圣诞颂歌》，把圣诞节和圣诞老人推向全世界。图22—2是约翰·利奇为该书第一版所绘的插画，描绘的是“圣诞幽灵”拜访斯克鲁奇[1]的情景。图中，圣诞幽灵穿着厚厚的外套，头戴冬青编织的花环。值得注意的是，外套的颜色是绿色，而不是红色。

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圣诞老人形象要归功于托马斯·纳斯特。纳斯特是19世纪中期活跃在美国的德裔插画家。1863—1886年，纳斯特为畅销杂志《哈泼斯周刊》绘制了32幅有圣诞老人形象的圣诞节插画。图22—3是他1872年创作的作品。图中，圣诞老人身形滚圆，留着白胡子，身着带白毛边的红色外套，从烟囱进入屋里，把礼物放在孩子们挂着的袜子里。他与今天的圣诞老人相比，唯一的不同是头上戴的不是红色的帽子，而是花环。

图22—3 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绘，《圣诞老人来访》，《哈泼斯周刊》插图，1872年

图22—4 圣诞老人形象，《哈泼斯周刊》插图，1858年

然而，圣诞老人形象的演变并不是单一的。图22—4展示了1858年刊载在同一杂志上的圣诞老人形象。这位圣诞老人与前面讲述的都截然不同：他没有留胡须，穿着奇怪的服装，坐在火鸡拉的雪橇上。纳斯特画作出现的15年前，圣诞老人的形象仍是五花八门的。毫不夸张地说，是纳斯特确立了圣诞老人的形象。

19世纪末，圣诞节和圣诞老人形象正式走上商业化道路。1875年，英国率先生产圣诞卡片，并将之传播至美国。德国移民路易斯·普朗发现了圣诞卡片蕴含的巨大商机，他在马萨诸塞州雇佣了上百名员工，大量生产和出售圣诞卡片。同一时期，百货商店开始利用华丽的灯饰来吸引消费者。在英国，正如狄更斯在《圣诞颂歌》中提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圣诞文化那样，一家人温馨地聚在一起，欢度圣诞，互赠卡片。而美国有着与英国截然不同的圣诞文化，圣诞节被追逐利润的公司大肆利用。

20世纪早期，随着美国经济和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圣诞老人变得全球闻名。图22—5是1902年乌多·开普勒为时评漫画杂志《顽童》绘制的作品。画作描绘的是圣诞老人在美国新占领的菲律宾给原住民儿童发放礼物。圣诞老人送给孩子玩具的同时，递上一捆书，上面附着“山姆大叔赠予菲律宾人”的字条。这表现了美国占领菲律宾时期，通过教育把“文明”带给菲律宾的事实。尽管菲律宾天气炎热，圣诞老人仍旧穿着红色的厚外套。即便脱掉了外套，他也大汗淋漓。孩子用迷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一个劲儿扇着扇子的圣诞老人。20世纪早期，圣诞文化就是这样逐渐传播到与西方文化有着深深隔阂的地方。

图22—5 乌多·开普勒绘，《新属地的圣诞节》，《顽童》插图，1902年

1931年，可口可乐的圣诞老人形象终于登场。彼时，“大萧条”的阴霾加重，而山德布伦描绘的圣诞老人表情开朗，不仅大幅提高了可乐在冬日淡季的销量，还暂时抚慰了普通人被经济萧条和失业摧残的心灵。可口可乐幸运地抓住了时代需求，带有圣诞老人的广告成了广告界的传奇。

罗马帝国时代象征仁慈善良的圣尼古拉，受到非基督教地区习俗和新教文化的影响，逐渐演变成圣诞老人的形象。而圣诞老人经过美国的商业化包装，摇身变成全球大众消费的标志。而这一进程也被相关的诗歌、小说和绘画加速和深化。圣诞老人形象的转变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也体现出全球化的途径有时是出乎意料的。

[1] 斯克鲁奇（Scrooge），《圣诞颂歌》的主人公，是一位守财奴。——译注

结语

回顾全球化的历史

佩雷·博雷利·德尔·卡索（Pere Borrell del Caso）绘，《逃避批评》，1874年

至此，我们以画作为线索，审视了人类走过的漫长旅程。我们通过帝王贵胄与平民奴隶、宗教人士与信徒教民、东方人与西方人，通过政治家、商人、探险家和艺术家，勾勒出历史的生动面貌。本书着重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考察全球化在人类历史中的前进、停滞甚至倒退。现在，让我们暂时结束赏画的旅程，对全球化的特征进行简单的梳理和总结。

全球化的进程十分漫长。我们了解到，亚历山大大帝给古希腊城邦带去了帝国制度；汉武帝派遣以张骞为首的远征队开辟丝绸之路，传递了古代局部全球化的信息。我们回顾了中世纪的历史：伊斯兰商人引领亚欧贸易；蒙古帝国的兴盛是马可·波罗成为畅销书作者的背景。然而讽刺的是，蒙古和平时期的副产品——黑死病，引发全球化的倒退。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世界秩序的天平似乎向亚洲倾斜。不过，身处危机中的欧洲开辟了到达亚洲和美洲的新航线，趁机逐渐掌握霸权。在大航海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序幕正式拉开。西班牙征服者通过武力从美洲原住民手中夺走波托西矿山，这座矿山的白银在全球流通，形成了全球共同经济圈。

重商主义时期，金融业发达的荷兰因期货和期权交易爆发了“郁金香泡沫”危机。对皮草的需求推动了俄罗斯的领土扩张。在埃及，拿破仑为守护知识上的优势，同英国展开角逐。

同时，一些堪称“污点”的事件也载入史册。奴隶贸易——人类贪婪的产物——用人命换取利润；伴随工业革命的爆发，工业事故令无数工人陷入苦难。另一方面，英国作为引领工业革命的国家而备受尊崇。1851年，在英国召开的史上首个世界博览会——万国博览会——展示了当时最前沿的知识和技术，同时也加速了工业化的发展。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地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一度在经济上附属于英国的爱尔兰遭遇了“土豆饥荒”，一方面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另一方面引发了“新世界”移民潮。日本在美国的强迫下开放门户，加快了西式现代化的步伐。在美国的西部垦荒时期，曾经漫步在大平原上的野牛惨遭灭种。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经历了建造铁路等现代化进程，但这些果实最终被英国资本家收入囊中。另一方面，西方中产阶级通过观光旅行得以接触到外国人，习得外国文化。19世纪末，大型企业登场，它们把市场支配力运用到极致，但随着反垄断法的出现，它们也逐渐成为管制的对象。

20世纪上半叶，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全球化严重倒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国家没有从战后赔偿和战时债务中解脱出来。其中，德国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其他国家在经济上也未能恢复元气。缺乏国际合作导致了全盘皆输的局面，这给各国上了生动的一课。总而言之，20世纪既是大众文化融合的时期，也是全球化进程推进的时期。圣诞节和圣诞老人形象的变化很好地展示了这一过程。

全球化究竟为何发生？在趋向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的动机各式各样。从政治和军事角度来看，为了扩张到更辽远的疆域，获取更多劳动力、更加丰富的资源而进行的战争，属于被动全球化。商人们冒着风险踏上贸易之路，金融家通过投资实现经济诉求，这些都促进了全球化。宗教是另一个影响全球化的因素。强烈的传教欲望打破了原有的地域隔阂，新的价值观、思维模式以及生活方式通过宗教传播到其他文化圈。与此同时，科技的发展使得思想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达到了人类意想不到的高度。交通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创新，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如此，全球化可谓各种动机复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把握历史脉络时，只强调一两种动机，很难描绘出历史的整体风貌，会导致见木不见林的局限。

全球化对我们有益还是有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实现全球化的方式紧密相关。简单讲，主动全球化的益处更多，而被动全球化的危害更多。例如，人们去海外度假是主动全球化；国际组织向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纾困资金，但以开放市场作为前提，是半被动的全球化；而在鸦片战争中，作为获胜方的英国强迫中国开放门户，是被动全球化。

此外，与实现方式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全球化是否是刻意努力的结果？如果说建立外交关系、普及科学技术属于有意全球化，那么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便是无意全球化的副产品。很多情况下，社会成员对全球化的主体、步伐快慢看法不一，这一点由18—20世纪亚洲人对西化的反应可见一斑。

全球化的历史纷繁复杂。不同民族、阶层、职业、价值观以及身处不同时代背景的人们，都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彼此，参与了对全球化的塑造。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还能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方式来理解全球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