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语日本史（全3册） (甲骨文系列)
Author: [日]平泉澄
Date: 2020-08-19T16:00:00+00:00
Publishe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译者序

“平泉澄=皇国史观”，这是现今日本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观念。

平泉澄从大正十二年（1923）起，直到昭和二十年（1945）日本战败投降为止，都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教授日本中世史。当时，他还常到海军大学、陆军大学演讲，在政界和军界都有巨大的影响力。日本战败后，平泉受到了撤销公职的处分，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白山平泉寺（即白山神社，福井县胜山市）。虽然平泉此后没有再回到大学任教，却一直没有停止演讲等各种活动。

昭和四十五年（1970），已76岁高龄的平泉澄写下《少年日本史》，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物语日本史》。平泉澄作为一位老者面对日本青少年讲述了他自己理解的本国历史。书中的论调，是他战前的一贯主张，即“皇国史观”。

所谓皇国，即以天照大神为皇祖的万世一系的天皇所统治的国家。皇国史观，就是认为日本国是皇国，将日本的历史看作皇国的历史的史观。

关于这一史观，日本中世史学者永原庆二在《皇国史观》（岩波ブックレットNo.20，岩波书店，1983）中有一针见血的分析。正如永原氏所指出的，皇国史观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中期以后的儒者、国学者的国体论和尊皇论。并且，其与明治时代之后的天皇制与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史观以彻底、强有力的形式出现在日本社会，是在进入昭和时代之后，例如昭和十八年（1943）文部省编纂的《国史概说》，它是文部省直接向日本民众展示日本历史的最终版本，即“正统的国史”。

平泉澄及其部分弟子，就是皇国史观的代表人物。

《物语日本史》的叙事特色

暂且抛开平泉的“皇国中兴”等论调，《物语日本史》和目前各种各样的日本通史普及读物相比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正如书名显示的，本书是以“物语”的形式来讲述日本历史的。全书语言简明，叙事生动，节奏轻快，每一章节即是一个小小的物语，虽然洋洋洒洒数十万字，内容几乎涵盖整个日本历史，却不会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感到枯燥乏味，非常适合现代人快节奏的零散阅读。

第二，本书大量引用了日本的古典资料，包括和歌、物语等文学作品，也有“六国史”、《风土记》、《吾妻镜》等基础史料。如上卷中大量引用了《万叶集》、《古今和歌集》和“百人一首”等和歌集中的著名和歌，不仅展现了大和、奈良时期等日本早期文学的风采，更将平安时期的贵族文化的华美优雅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卷在描写乱世中的各种战斗画面，以及著名片段中的人物对话时，大篇幅地引用了《平家物语》和《太平记》；在描述日野俊基、后醍醐天皇、宗良亲王等朝廷一方的人被流放，或者逃亡各地的场面时，又引用了他们的和歌，抑或是后人为其所作的和歌来代替叙事，从而更加细腻地描绘了历史人物的心理动向。

第三，以人物为中心进行叙事。特别是下卷，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位著名的“天下人”，到本居宣长、吉田松阴，再到明治天皇等人，基本每章都以人名作为标题。人们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而历史又是由人们的具体活动所构成的。在历史的舞台上，人们扮演着“剧中人”和“剧作者”的双重身份，既充当了历史的主体，又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活跃在历史前台并起重要历史作用的历史人物，亦不例外。
[1] 以人物为线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深入历史事件，我们阅读的不是一个个写在史书上的既定史实，而是曾经真实地发生在某个历史人物身上的故事。

《物语日本史》对于中国读者的意义

强烈的主观性以及贯穿始终的“皇国中兴”的说教口吻，是《物语日本史》全书的主调。平泉用这种方式向日本的少年儿童去宣扬他一生的主张。正如他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提取历史的精华，诚实地将父辈祖辈的辛苦与功业传达给子孙，期待着子孙们能够继承这一精神”。

那么，我们中国读者应如何来读这一部《物语日本史》？

首先，前文已提到过，因为本书是“物语”，引用文学作品会让读者觉得更有趣，平泉引用的古代和中世的古典文学作品，确实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作为外国读者，在了解日本基本历史的同时，也能从中对日本各个时代的著名古典作品获得一定了解，并且进一步由此窥探日本人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和感受方式。

但必须要注意的是，平泉对古典作品的引用和对描述对象的选择，都是为了更好地输出他的观点。永原庆二早已指出，平泉引用《太平记》，是要让少年儿童感动、兴奋，加深他们尽忠报国的信念。另外，不仅是《物语日本史》，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手法还常见于皇国史观的各种教科书和读物。平泉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基本都与现在史学界的认识有差异，比如对足利尊氏、织田信长、明治天皇的评价。读者们可以参考各卷中的译者注来体会，特别是下卷，例如，在对近代日本的国际关系以及大东亚战争的叙述中有诸多不符合史实之处，这也是其历史观的一种体现。本书为维持其书写的完整性而对这部分未做删减，但对于其中的不合理之处，中国读者应当有理性认知。平泉呼吁日本的少年儿童去敬仰这些经他雕刻过的历史人物，通过这种方式让少年儿童的心灵受到感动，这是皇国史观教化的一种手段。了解这一点，我们也就能更好地理解中日之间时不时就会纠结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本质所在了。

其次，客观评价平泉的历史研究。众所周知，平泉早已被日本学界驱逐，现在的日本史研究者大部分不会再引用平泉的论著。但是，确实有部分学者对平泉的研究成果给予了一定的评价。平泉的各种著作中被评价为较有学术意义的是《中世社寺与社会的关系》（『中世における社寺と社会の関係』，至文堂，1926）。二战结束后，石井进、网野善彦等几位日本中世史学者对平泉这本书中有关“アジール”（避难所、圣地）部分给予了一定评价。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在日本中世史学界中，有一些年轻学者呼吁：不能将“平泉史学”一棍子打死并动辄认为平泉澄等同于“皇国史观”，而应该重新审视、评价他的各种学术观点。也就是说，要将平泉澄的历史观和他所做的史学实证研究分开来评价。这样的呼吁主要出现在南朝研究的领域中。

的确，作为研究日本史的人，阅读平泉的论著时要多少找一些学术观点上的共鸣并不难。以前面提到的《中世社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平泉从社寺和民众生活等角度将社寺评价为社会的中心（social center），的确和不少现在的区域社会史的学说是相似的
[2] 。如何准确把握、评价平泉的实证研究，以及其实证研究和史观的关系，是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的问题。

最后，《物语日本史》与其说是一部日本通史，不如说是一部日本现代版的《神皇正统记》，一部渗透着平泉个人的历史观的历史书，一部古典作品。我们在把平泉澄作为一位日本历史人物去理解的同时，将这套《物语日本史》当作一部古典作品去阅读即可。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物语日本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的史学史。更进一步来说，当代的日本学者怎么评价平泉，也是反映当今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学界的思想变化的一面镜子。

这套书分为三卷，基本对应日本古代（壹）、中世（贰）、近世和近代（叁）的历史。专攻日本古代史的梁晓奕负责壹卷，专攻中世史的黄霄龙负责贰卷，专攻近世史的刘晨负责叁卷。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这篇小序的完成，很大程度得力于梁晓奕、刘晨两位译者兼同行所分享的翻译心得，在此对他们表达真挚的谢意。

《物语日本史》的翻译中有两个很大的难题，一是文中大量引用了古典作品和史料原文，二是必须结合现在日本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去解说原文。虽然我们三人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水平有限，仍难免出错。甚望博学高明的读者予以指教，以待将来有机会改正。

黄霄龙

2016年7月31日于神户

[1] 《全面辩证地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光明日报》2014年2月1日，第3 版。

[2] 例如宫岛敬一的《战国时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浅井、六角氏与地域社会》（『戦国期社会の形成と展開—浅井·六角氏と地域社会—』，吉川弘文馆，1996）。

目录

序言
1 国家建设
2 神武天皇
3 皇纪（上）
4 皇纪（下）
5 神代（上）
6 神代（下）
7 日本武尊
8 神功皇后
9 应神天皇
10 继体天皇
11 圣德太子（上）
12 圣德太子（下）
13 大化改新
14 天智天皇
15 藤原京
16 平城京
17 记纪、风土记
18 万叶集（上）
19 万叶集（下）
20 大佛
21 和气清麻吕
22 坂上田村麻吕
23 最澄与空海
24 平假名
25 片假名
26 《古今集》
27 《竹取物语》
28 《源氏物语》
29 延喜式
30 菅原道真
31 延喜、天历
32 藤原氏的全盛期
33 八幡太郎义家
34 后三条天皇
35 院政
36 保元之乱（上）
37 保元之乱（下）
38 平治之乱
39 平家的全盛
40 源三位赖政
41 平家逃离京城
42 源义经（上）
43 源义经（下）
44 源赖朝（上）
45 源赖朝（下）
46 承久的计策（上）
47 承久的计策（下）
48 北条时宗
49 后醍醐天皇
50 楠木正成
51 建武之中兴
52 吉野五十七年（一）
53 吉野五十七年（二）
54 吉野五十七年（三）
55 吉野五十七年（四）
56 室町时代
57 织田信长
58 丰臣秀吉
59 德川家康
60 德川家光
61 山鹿素行
62 山崎暗斋（上）
63 山崎暗斋（下）
64 本居宣长
65 水户光圀
66 井伊直弼
67 桥本景岳
68 吉田松阴
69 孝明天皇
70 明治维新
71 西乡隆盛
72 明治天皇
73 两大战役
74 大东亚战争

序言

希波克拉底有云“人生矩促，技艺长存”，又有俗话说“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为了让艺术成就能够长久流传、身后的名声荣誉能够万世不朽，就有必要让子孙后世理解和继承自己的功业。如果这些事情子孙不能理解、后世无法继承的话，那么这个人的人生就和泡沫一样转瞬即逝，他的所有成就也随着他的去世而烟消云散了。因此教育的真谛就在于让子孙后代理解和继承先人的功业，自古以来国家重视教育、家族严持庭训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然而，自明治以来日本就以西洋文明的引进为要务，我的本意虽然不愿如此却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到昭和二十年以后，由于占领政策的压制，想要继承父辈祖辈的精神、彰显他们的功业，变得完全不可能了。我在当时的小学生身上，看到了这一政策留下的惨痛伤痕。

这是终战两三年之后的事情。为了参加某个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秋天的祭典，我穿着木屐走在一条山道上。日光遍照山间，天气不太冷也不太热，风景秀丽，这一段山道我走得十分惬意，渐渐地放慢了脚步，被三四个开心地唱着歌儿的放学归来的儿童追上了。我问他们：“你们知道‘君之代’吗？”

“‘君之代’？没有听说过啊。”

“那你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吗？”

“日本？这也没有听说过啊。”

“那么，你们知道美国吗？”

“美国？这个倒是有听说过。”

听了孩子们的回答我不禁愕然。世界上曾经有过几个国家被征服、毁灭，以至于整个民族的命运与文明的传承都就此断绝的先例，而我现在痛感同样的事情正切实地发生在我的身边。

到了昭和二十七年的四月，占领终于结束，日本成为独立的国家，长年处在监视居住之下、被禁止公开发言的我也终于得到了解除禁令的通知。在一年后的昭和二十八年五月二日，我为了庆祝前辈的八十岁生日而前往福井县，顺便受托在成和中学进行了一场演讲。我并不知道这所学校，学校的学生也并不认识我，这次演讲可以说是互相并不了解的双方之间的一场遭遇战。演讲的时间很短，中心内容也非常简单。

诸君！你们很不幸地长年生活在美军的占领之下，接受了无法了解事实真相的教育。然而现在占领结束了，你们必须要正确地认识这些重要的史实。

我以这样的一句话开始了演讲，然后简单地介绍了两三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当时学生们的表情和因感动而发光的眼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千位学生的视线，无论是我站在讲坛上的时候还是结束了演讲以后都一直集中在我身上。这些视线与其说是看着我，不如说是像箭一样射在我的身上。当我结束演讲准备回去的时候，学生们都主动地跟出来围在我身边，当我坐上出租车以后也紧紧地围着出租车，甚至爬到了出租车顶上。他们沉默着什么话也没有说，也没有任何粗暴的行为，只是始终看着我，不愿从我的身边离开。在和他们告别离开的两三天之后，我收到了多封来自学生们的真情流露的信，其中既有男生寄来的，也有女生写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感动的一次演讲。

成和中学给我的感动之难忘，使得我在十几年后接受时事通信社的委托、准备写一本日本通史的时候，采取了向纯真的学生们发起号召的行文方式。当时我已经七十六岁了，不知余生还剩下几天，因此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抱着这就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后的礼物的心情写的，换言之，这本书就像是我的遗书一样。因此在这本书里我没有采取学者一样罗列事实、自夸博学的形式，而只是提取历史的精华，诚实地将父辈祖辈的辛苦与功业传达给子孙，期待着子孙们能够继承这一精神，痛切而又诚实地落笔叙述。这本书名为《少年日本史》。一旦定下了这一方针，我下笔如有神助，一泻千里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写出了原稿用纸一千页的底稿。

万幸我的这一心情得到了有志之士的理解，这本书不但得到了一般大众的喜爱，也受到了各界有识之士的好评。然而很不幸地，由于时事通信社的变革，这本书没能在时事通信社出版，此后改由皇学馆大学出版部出版。

我的一生可以说是饱经磨难，而我所撰写的书也往往和我一样要遭遇诸多苦难，我已经将这视为人生的一部分而坦然接受了下来，而这一次讲谈社却出乎我意料地提出了再版《少年日本史》并将书名改为《物语日本史》的请求。讲谈社提出，本书的精装豪华版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出版，但是为了符合这本书作为祖父送给少年们的礼物以及遗书的双重性质，希望能够在讲坛社出版发行它的分册文库本，以求能够凭借其廉价的优势，让世间更多的人读到这本书。最初，讲谈社的诚挚建议让看惯了挫折与磨难的我一度有些困惑，但我最终还是满怀感激之情地接受了这一提案。在此，我只希望这一份小礼物能够像一条满载希望的小船，在风平浪静中到达彼方。

昭和五十三年十二月十日晨 于白山寒林之中

平泉澄

1 国家建设

元服

诸君！大家听说过牛若丸的故事吗？没错，他就是那个在五条大桥上，与武藏坊弁庆决斗并漂亮地获胜，由此获得了一位一生忠实于他的家臣的那个勇敢的少年。

那么大家知道这位牛若丸，与那位从鹎越
[1] 的绝壁上飞驰而下、在一之谷大破平家大军的源九郎义经，是怎样的关系吗？不错，两人其实是同一人。他在少年时代被称为牛若丸，长大成年后就改称九郎义经。这一变化就发生在元服之时。

所谓的元服，可以说和现在的成人式差不多。儿童、少年在经过成人式之后，就被视为大人，一方面周围的人都会以对待大人的礼节对待他，另一方面他也需要开始肩负作为一个大人的责任。

正因为如此，古人都非常重视元服，家人会在孩子元服时为他举办隆重的仪式，只有牛若丸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命运非常凄惨的人。他出生于平治元年，在那一年的年末，他的父亲源义朝战败，第二年的年初就被处死，牛若丸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将他抱在怀里东躲西藏、躲避追兵。后来他一度在鞍马山中修行，在出鞍马山前往奥州平泉的途中，于近江（现滋贺县）的镜之宿独自一人给自己举办了元服礼，改名为九郎义经。传闻那时候他十六岁，当然这算的是虚岁，用现在的算法他只有十五岁。

除了牛若丸这一例外，其他人的元服仪式都正式而庄重。例如八幡太郎义家，他是义经四代之前的先祖，也是著名的武将，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他的事迹。他被任命为陆奥守，前往镇压地方叛乱，在路过勿来关（现在的福岛县磐城市勿来町）时，看见盛开的樱花被风吹落，有感而发，咏歌一首：

吹く風を なこその関と 思へども

道もせに散る 山桜かな

（此关名为“勿来关”，因此我一度以为就连山风都不会吹到此处，但是没想到被风吹落的山樱已经铺满了道路。）

这首歌后来很有名，歌中的“なこそ”是一个地名，用汉字写作“勿来”，也就是“不要来”的意思。“道もせに散る”的意思是吹落的山樱铺满山道，使得道路都显得狭窄了。源义家身为一名武士，手中的弓箭就连鬼神也感到畏惧，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英勇的武士，却为樱花散落而感动，并能在马上咏歌一首，他的这一风流姿态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传唱。这位源义家，在儿童之时被叫作源太，七岁时，在石清水八幡宫的神前举办了元服的仪式，此后才改名为八幡太郎义家的。

义家有两个弟弟：一个是义纲，我们不知道他的幼名，只知道他元服后称为贺茂二郎义纲，由这个名字可以推测他的元服礼一定是在贺茂神社里举办的；另一个是最小的弟弟义光，这一位的名气更大，他听说兄长义家在奥州苦战，为了援助兄长也奔赴奥州。有一个名叫丰元时秋的青年，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义光。他虽然出身于音乐世家，然而由于父亲时元过世时年纪尚幼，没有获授吹笙的秘曲，时元在将曲谱托付给义光之后就去世了。时秋见到义光奔赴战场，也一路追寻他的足迹而来。关于曲谱的事情，时秋一句话都没有提，只是默默地追随义光，然而义光也知道他的心情，就在走到足柄山（现在静冈县与神奈川县的分界线）的时候下马，屏退下人，以盾牌为席坐在地上，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吹起了笙，希望将秘曲教给时秋之后他就能回京都去。由此可见，义光不仅是一位勇敢的武将，也有着深厚的艺术造诣，同时还特别重视人情，知道为他人考虑。源义光的幼名也没有流传下来，然而从他元服之后称为新罗三郎义光这一点来看，他的元服仪式毫无疑问是在近江（现滋贺县）的新罗明神（在三井寺以北的地方）前举办的。

立志

一般来说，镰仓时代的武士们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名字还叫作“某某丸”，到了十六七岁时就元服并改名，由此可以确定成人式多在十五岁前后举办；然而也有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元服的，如前所述，八幡太郎义家在七岁时就举办了元服礼，小时候名叫正寿丸的北条时宗也是在七岁时元服并改名为时宗的。毕竟这一位也是在十四岁就担任幕府的重要职位，十八岁时就以幕府代表的身份负责与蒙古交涉，二十四岁时击退外敌，三十一岁时在博多湾消灭外国的百万大军的英雄，他在七岁时就有与成人相符的见识与资格也并不奇怪。

排除源义家与北条时宗这样的例外，镰仓时代的武士们一般在十五岁前后元服，在此之后周围的人就会把他当作大人对待，同时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此之后必须为自己的言语与行动负责。在元服之前，他们都还是儿童、少年，说话做事即使有些小错误也都会得到周围的宽待，而在元服之后，一方面会受到周围人的尊敬，另一方面也必须承担起大人的责任。可以说，元服是一生中重要的转折时刻，在此时要完成由少年向成年的转变。

这一转变在形式上表现为元服礼，在心理层面上就表现为树立志向。要成为独当一面的大人，就需要收起儿童时的散漫之心，明确树立自己的目标，这就是立志。大家知道孔子吧。他是中国古代的哲人，生活的时代比耶稣还要早近五百年，是和西方的耶稣、印度的释迦相提并论，长久以来给人们以深刻影响的伟大哲人。孔子曾经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十有五即十五岁，也就是说孔子在十五岁时确定了人生目标，三十岁时确立了立足之地、不再动摇。此外，想必诸君也听过别人吟诵下面这首有名的诗作：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死不还。

埋骨岂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2]

可以说，立志，就是确定人一生的目标与方向，让人生走上一条固定的轨道。

那么，就个人而言，形式上的仪式是元服，心理上的要求是立志，把这一理解推广到整个民族来考虑，我认为相当于一个民族的立志与元服的东西是国家的建设。日本民族的起源要追溯到很久以前，然而那时的日本人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没有统一的意志与共通的责任感。将这个分裂的组织团结在同一个目标之下，以一个共通的意志将他们统一在一起，使他们在面对其他民族时能够负起责任，这时候我们才能说国家的建设完成了。

有的人说日本民族是一个混合民族，这并不是事实。当然，日本民族作为一个包容力强大的民族，接受其他民族并将他们融合吸纳，这样的具体例子我们可以找出许多，然而构成日本民族的中心与主体的部分具有完全属于日本的独特性，这一民族特征并不会由于其他民族的混入而被削弱。已经有优秀的学者通过骨骼与血液的研究证明了日本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独特性，并确认了日本民族分布在由扬子江（长江）下游地区，经冲绳群岛，直到九州、四国、本州及其周边诸岛的范围内。由这一血型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无论周边民族怎么混合，都不会成为日本民族。

日本民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这一点可以从最根本的血液和骨骼的研究中得到证明。然而，如果我们的国家建设不成功的话，这一民族又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这一点我们只要考虑一下扬子江下游地区诸民族的情况就一清二楚了。他们即使在血液与骨骼上与日本民族相同，但在精神层面上没有与日本民族共通之处。这正说明了通过国家的建设，将民族团结在一起，面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想必现在大家也能够明白了吧。最后再重复一遍，对于个人而言，最重要的节点是元服与立志；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节点除了国家建设外别无他物。

[1] 日本兵库县神户市地名，源平合战的古战场。——译者注

[2] 本诗作者为幕府末年的僧侣月性，此诗在当时颇有名气，后因毛泽东转引而在中国也广为人知。——译者注

2 神武天皇

柴野栗山

那么，究竟建设“日本”这一国家的英雄人物又是谁呢？是谁成为日本民族的中心，高举共同的理想，促成了日本民族的团结，决定了日本的方向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神武天皇。说到神武天皇，大家可能会感觉这是个很遥远的人物，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要说为什么的话，请大家先回想一下自己的姓名。我们把姓和名分开，只看姓的部分，姓在日语中又被称为“苗字”，大家的苗字都是什么呢？山田、木田、小岛、村上、夏目、手塚、饭沼、依田、多田、小国、山县、清水、田尻、浅野、土岐、船木、石川？大家的苗字是以上其中一个吗？或者是佐竹、武田、小笠原、秋山、南部、里见、新田、大馆、今川、畠山、细川？这些里面有大家的苗字吗？这些都是源氏的苗字，而且属于源氏中的清和源氏，也就是清和天皇的直系后代。而说到清和天皇，他是神武天皇血统的继承人，我们以神武天皇为第一代天皇，他就是第五十六代天皇，刚才我提到过的这些苗字的人们，他们的祖先近可以追溯到清和天皇，远则可以追溯到神武天皇。

你说“我们家的苗字不一样”？那么你们家的苗字又是什么呢？村冈、三浦、畠山、相马、梶原、北条、名越、金泽、伊势、杉原、和田、千叶？这些之中有哪一个是你的苗字？拥有这些苗字的人都属于桓武平氏，是桓武天皇的直系后人，而说到桓武天皇，他是神武天皇的直系后代——第五十代天皇。

除了这些苗字之外，还有像近藤、进藤、武藤、尾藤这样的苗字，如果算上佐藤、加藤、后藤、斋藤等的话就更多了。这些苗字和林、富樫、竹田、河合、稻津、结城、松田、佐野、波多野等苗字一样，他们的先祖可追溯至左大臣藤原鱼名。鱼名是距今一千二百余年前的人，他的祖父是藤原不比等，而不比等的父亲就是大织冠藤原镰足，这一位想必大家都知道，他是天智天皇的重臣。如果再追寻他们的先祖，会发现他们一族从太古时代起就是皇室的重臣，藤原氏是天种子命——这位是侍奉于神武天皇身侧的大臣——的后人。如此一来，无论是斋藤也好，加藤也罢，佐藤也好，后藤也罢，又或者是前面提到的其他家族，都是神武天皇的重臣的后人，都是帮助神武天皇完成建国大业的英雄的子孙后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距今两百多年前的宽政四年（1792），有一位名叫柴野栗山的学者，他前往探访神武天皇的御陵，看到当地荒凉的景象时心痛不已，咏了如下一首诗：

遗陵仅向路人求，半死孤松数畂丘。

非有圣神开帝统，谁教品庶脱夷流。

跳过中间的一部分，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百代本枝亿不计，几人来此一回头。

柴野栗山要表达的意思是，神武天皇的御陵现在已经荒凉破败，不为人所知，以至于现在要前来参拜都已十分困难，问了多位路人才好不容易找到正确的位置，到了一看却发现神武天皇的御陵荒凉得只有小丘上一棵半死的松树而已。如果没有神武天皇领导日本民族建立日本这个国家的话，日本民族就一直是一盘散沙，无法脱离低级的生活，身为日本人怎么能够不感激神武天皇这个大恩人呢？不仅如此，日本人都是神武天皇的后代，由神武天皇至今经过约百代，换算成年数是两千数百年，在这两千余年的时间里他的直系（本）与分家（枝）不断增加，子孙后代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到现在恐怕已经可以以亿为单位来计算了吧。可以说，神武天皇不仅是日本人的恩人，也是日本人共同的祖先，尽管如此，日本人却谁也不来参拜神武天皇的御陵，这件事情是多么悲哀啊。

这位柴野栗山是赞岐（现香川县）出身的学者，他此后出仕幕府，是重新制定了幕府教育方针的伟大人物，他对于神武天皇的感激与崇敬之情也值得敬佩。“百代本枝”这句话，如果我们反过来想的话可能更好理解：大家都有父母双亲，这就是两个人；而父母又各自有父母双亲，也就是你的祖父母与外祖父母，这就是四个人；再往前数一代就有八个人，而再往前数一代就是十六个人、三十二个人、六十四个人……一代以平均三十年来计算的话，从我们的世代往前数仅仅两百年，你的先祖就有六十四人之多，把两百年换成两千年，祖先的数量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通过刚才的计算想必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点了。而且这不仅是一个人的事情，所有日本人都是一样的，这么一来我们可以说，整个日本民族在生活在这个岛国上的几千年的时间中，不知不觉中都成为彼此的家人与亲族，换言之，整个日本民族的血液都是相通的，日本民族是一个巨大的血缘亲族团体。而在这个巨大的血缘亲族团体正中心的就是皇室，皇室是所有日本人的本家，而皇室的祖先就是完成了国家建设大业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然而日本人忘记了神武天皇的伟业，没有人前往神武天皇的御陵前参拜，柴野栗山感叹的就是这件事情，而柴野栗山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它准确地表达出来，我们不得不佩服他渊博的知识与直率的情感。

神武天皇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神武天皇的经历。他最初诞生在日向国（现在的宫崎县），由于看到日本国分为无数小国互相争斗的混乱状况，下定决心要将这个混乱的日本统一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领军出航，一路征服了宇佐（现在的大分县境内）、冈田宫（推定位于现福冈县境内，下同）、多祁里宫（现广岛县境内）、高岛宫（现冈山县境内）等地，进入浪速地区（现大阪府境内），在由河内翻越生驹山进入大和地区（现奈良县）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天皇的兄长五濑命也在作战中身负重伤。这时天皇说：“我们是日神的子民，却面向着太阳作战，这才受到了神明的惩罚。假如我们崇敬神明，让日神的光芒从背后照耀我们作战，就一定能够消灭敌人。”于是他率领大军改变行军路线，从大阪湾南下进入纪伊地区（现和歌山县）。重伤的五濑命在这里不治身亡，被埋在了灶山。天皇继续率军进入了熊野地区，这里山势险峻难以行军，正当天皇受困于此之时，在梦中天照大神告诉他会派遣八咫乌给他带路。后世的大伴氏的先祖日臣命在八咫乌的引导下领兵前进，进入了宇陀地区（现奈良县境内）。天皇登上宇陀的高仓山的山顶远望四方，发现四周都是抵抗天皇的人，从国见岳到矶城再到葛城地区，都有抵抗天皇的“八十枭帅”存在。“八十”不是一个实数，而是古代日本常用来形容数量之多的形容词，“枭帅”的意思是勇敢的人，我们可以想象在大和地区原本就有诸多豪强，他们原本互相争斗不已，而现在转而一致对抗神武天皇。天皇逐一瓦解了他们的抵抗，在与最后一个抵抗者长髓彦作战的时候，由于对方的顽强抵抗，天皇的军队久攻不下，陷入了苦战。就在这时，天气转阴，下起了冰雨，一只神奇的金鸱停在了神武天皇所持之弓的顶端，发出闪电般耀眼的光芒，使得贼兵目不能视、难以作战。长髓彦的部下里有一位叫作饶速日命的人，他原本是神武天皇的同族，看到长髓彦冥顽不灵、执迷不悟，于是就杀死长髓彦、归顺神武天皇。这就是后来物部氏的祖先，物部氏一族长久以来都以其武勇守护国家。

最终，天皇平定了四方的“八十枭帅”，在橿原宫即位。世人为了赞颂神武天皇的武功，自古以来称他为“于畝傍之橿原也，太立宫柱于底磐之根，峻峙搏风于高天之原，而始驭天下之天皇”尊其名为“神日本磐余彦天皇”，汉风谥号神武天皇。

目前为止，我们快速了解了神武天皇的一生，但毫无疑问，神武天皇的东征建国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绝不是一件能够轻易完成的事。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天皇从离开日向国到最终平定大和地区，一共花了六年的时间；而据《古事记》的记载，天皇单是途中停留在各地的时间就有十五年之久，这么算起来，最终完成整个东征花了十七八年的时间。建设国家就是这样一件如此重大而又艰难的事情。如果看近代的例子，美国的《独立宣言》是在公元1776年颁布的，但是之后华盛顿领导的军队陷入苦战，直到1783年美国的独立才最终得到承认，这一过程长达八年。而中国的诸多王朝中，最强大并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汉朝，它的初代皇帝名叫刘邦，刘邦举兵推翻秦朝统治就花了近四年时间，在秦亡之后又用了近五年时间与项羽争夺天下，从举兵到建国，花了八年多的时间，经历无数艰辛，最终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立了汉朝。而且项羽也是自称“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英雄、大豪杰，刘邦与他的战斗过程极其艰苦，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神武天皇面对割据四方的“八十枭帅”时，或是通过武力征服，或是使其心悦诚服地归降，最终完成日本民族的统一大业，这究竟是多么不易。正是因为神武天皇有着统一日本民族的伟大理想，并为这一理想付出了终生的努力，无论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都没有退缩，才能最终实现日本民族的统一。后世被他的英雄气质所感动，给他献上了“神武天皇”的谥号。

3 皇纪（上）

六国史

神武天皇的国家建设对于日本而言，确实是一件非常伟大而又重要的事件，然而关于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却还无法正确而详细地知道其中很多具体内容，这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没有留下记录。而要说为什么没能留下记录的话，很不幸的是当时的日本还没有文字。当时的日本人还没有发明出文字，也没有从外国引入文字。

在中国，使用文字的历史很悠久，早在数千年前就已有书籍。汉字首先传到朝鲜，然后经由朝鲜进入日本，此时正值应神天皇在位。阿直歧、王仁、阿知使主先后在应神天皇十五年、十六年、二十年来到日本定居，将学问传到日本。王仁是汉高祖的子孙、西文氏的祖先，而阿知使主则是东汉灵帝的子孙、东文氏的祖先。他们以学问出仕朝廷，此后不久日本的历史开始被记录下来，在此之前的事情都是靠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现在我们说起口头传说，会觉得非常靠不住，但这是因为现在的人们可以依赖文字记录，记忆力反而衰退了。即使是现在，在那些不怎么依赖文字的人里，仍然有记忆力强大得令人震惊的人存在，更不用说古时候的人了。而且在太古时代，有一群叫作语部的人，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把故事背下来并传给后代，因此即使没有当时的文字记录，上古时代事情的大致经过仍然能够流传下来。这些事情从应神天皇的时代开始，逐渐被文字记录下来。第一次整理这些记录并编纂日本历史的人是圣德太子，他在推古天皇二十八年的时候编纂了《天皇记》《国记》和其他历史书。这些书籍由苏我氏保管，但苏我氏在皇极天皇在位时的大化改新中灭亡了，《天皇记》《国记》等书籍也在那时被付之一炬，只有其中一小部分被抢救出来，回到了朝廷手中。然而毕竟这部分记录十分片面，而且各家的记录也有许多谬误，于是在第四十代的神武天皇时，朝廷将这些记录重新整理了一遍，并对之前各家口头传说中的谬误也进行了修正，然后将这些内容全部交给一个名叫稗田阿礼的人，让他背诵。接受这道敕命的稗田阿礼时年二十八岁，是个十分聪明、有着过目不忘之才的人。然而人的寿命总有尽头，第四十三代的元明天皇命令拥有深厚汉文教养的太安万吕，将稗田阿礼背诵的东西全部用文字记录了下来。太安万吕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在和铜五年（712）正月完成了全文并将它献给天皇，这就是有名的《古事记》，它分为上、中、下三卷。

《古事记》是根据旧来的口头传说编写的书籍，与此不同，自圣德太子以来，朝廷就在推进一个编纂日本历史的计划，希望通过历史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参考外国的历史记载，整理各家的记录，由此补充口述历史中缺乏的年月记录，进而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日本历史书。这项计划最终在第四十四代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五月完成，由担任总编的舍人亲王献给天皇，这就是《日本书纪》。《日本书纪》的内容更为详细，共有三十卷。这是日本的第一部正史，当时就非常受到重视，此后日本接连编纂了它的续篇，依次是《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三代实录》，这五本正史与《日本书纪》并称“六国史”。

纪年混乱

如前所述，现存日本编纂的第一本历史书是《古事记》，在此之后的是《日本书纪》，然而《古事记》是在第四十三代元明天皇时代成书的，《日本书纪》的成书时间则是第四十四代元正天皇时代，那时距离第一代神武天皇时代，已经过去了四十几代，以年月来计算的话则至少过去了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即使我们假设从应神天皇时代起，日本就逐渐开始以汉字记载历史，而这些记录也在此后成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材料，但是应神天皇也已经是第十五代天皇了，离神武天皇还有十几代人的距离。这十几代人的历史没有文字记录，完全靠着口述流传下来，关于建国时的事情，因为不同人的口述而产生一些差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此关于神武天皇的东征，《古事记》里记载他在安芸国（现广岛县）停留了七年、在吉备国（现冈山县）停留了八年，而《日本书纪》里则将前者的时间记为约七十天，而后者的时间也不过三年，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不过，虽然在这些细节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关于事件大体经过的记录都是一致的，例如关于天皇东征道路和停留区域的记载都相吻合，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神武天皇东征的事情确实曾经发生过。

然而有一件事情非常麻烦。《古事记》里虽然记录了历代天皇的名字以及他们在位期间发生过的事情，却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也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和下一件事情之间隔了多久的时间。也就是说，虽然《古事记》作为一部故事集很有趣，但是想要列一个年表，用时间顺序整理其中记载的事情，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相对地，《日本书纪》则明确地记载了年份，时间的经过与事件的发生可以一一对应。尤其是明确地记载了神武天皇即位于辛酉年春正月朔日，日本的纪年就以此为元年，由此算出的纪年称为皇纪。以皇纪来计算的话，昭和四十五年（1970）相当于皇纪2630年。

然而，《日本书纪》的纪年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古代有许多长寿的人。如果说长寿只是八九十岁的话可能还可以理解，但是动辄百余岁甚至二百余岁的人还在继续活动，这就不得不说十分可疑了。这样的问题同样也发生在不重视纪年的《古事纪》里，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编纂之前，就产生了年代记述上的混乱，因而对两者的记载产生了影响。也有人对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过分崇敬，以至于完全相信两者中明显不实的记述，这一点并不可取。例如神武天皇，据《古事记》来计算他的岁数是一百三十七岁，据《日本书纪》算来也有一百二十七岁；同样地，第十代崇神天皇，据《古事记》他的年龄高达一百六十八岁，而《日本书纪》中记载他也有一百二十岁。即使我们都相信前述的年龄，还有完全无法解释的问题，那就是第十四代的仲哀天皇。仲哀天皇是日本武尊之子，然而如果完全相信《日本书纪》的记载的话，仲哀天皇的诞生是在日本武尊去世三十六年之后。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日本书纪》中的纪年有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同样影响到了《古事记》的记载。由此可见，在这两部著作成书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生了纪年的混乱，或者说出现了明显过长的纪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4 皇纪（下）

谶纬之学

前文提到了日本历史的上古时代存在纪年混乱的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古人错误地采用了外国的历史法则。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观点，他们相信历史存在特定的法则，因此只要能够掌握这一法则，就能够对历史做出准确的预言。在中国的历史书中，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历史悠久且声名远扬。比起《日本书纪》与《古事记》，《史记》的成书时间要早八百余年。根据《史记》中的记录，在经历纷乱的战国乱世之后，秦始皇以武力平定六国，终结了战乱。他在石碑上刻下碑文夸耀自己的功绩，并修建了足以收容一万人以上的宫殿，风光无限。然而，秦朝只是依靠强大的武力获得了天下，既无仁德也无人望，因此秦始皇心中一直有不知何时会发生叛乱的不安。这时就有一个人拿着预言书前来拜见秦始皇，书中写着“亡秦者，胡也”的预言。秦始皇以为预言中的“胡”指的是北方的异民族也就是匈奴，因此命令一位名叫蒙恬的将军率领三十万大军讨伐匈奴，同时为了防止匈奴南下，开始修筑万里长城。然而四五年后秦始皇病逝，他的儿子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胡亥为了夸示其权威，更加严刑峻法地统治天下，很快就引发了叛乱，秦二世在继位短短三年后就被迫自杀，不久后秦朝也灭亡了。也就是说，预言书中所说的“亡秦者，胡也”的“胡”，指的并不是匈奴，而是秦二世胡亥。

在秦帝国灭亡后，统一天下并建立起大帝国的是汉王朝。汉王朝在持续了二百余年之后一度由于王莽的篡权而灭亡，此后重建汉王朝的是东汉的光武帝。这位光武帝刘秀，在他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曾经有人预言他天生注定要承担再兴汉王朝的使命，光武帝闻言大为振奋，由此定下了奋起重振汉王朝的志向。后来这一预言果然成真，光武帝登基之后，预言命运的学问也流行起来，我们称这种学说为谶纬学。谶纬学认为人生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受到某种特定法则的支配，人生的轨迹绝不会因为偶然发生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只要理解这一法则，抓住变化的前兆，就能够正确地预测、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

谶纬学在东汉时期十分兴盛，然而东汉灭亡之后，晋朝禁止了这一学说，此后的隋朝也严厉取缔这门学说，烧毁相关书籍，并严格地处罚宣传谶纬学的人，因此谶纬之学在中国逐渐衰落。然而它在衰落之前，就已经传播到了朝鲜，并经由朝鲜跨过大海传到了日本。

如前所述，日本开始整理本国的历史是在推古天皇在位的时代，也正因为如此，这位天皇的汉风谥号才是“推古”两字。圣德太子受这位推古天皇的敕命，研究整理上古的历史，编纂《天皇记》《国记》等书，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中，有大量来自朝鲜的归化人
[1] 学者。如前文已述，汉高祖的子孙在汉朝灭亡后移居百济，在王仁这一代归化日本，成为西文氏的先祖，而东汉灵帝的子孙也在阿知使主这一代归化日本，成为东文氏的先祖。毫无疑问，这些人的子孙后代参与了历史的编纂。而日本古来口口相传的历史故事，虽然内容有趣，却没法知道发生的具体时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将这些故事按时间序列整时，当时的这些学者采用了在东汉风行一时的谶纬之学。

谶纬学最主要的主张有两点：①辛酉年是历史的重要转折点；②历史以一千二百六十年为单位循环往复。

①中的辛酉年，每隔六十年会出现一次，因此历史每隔六十年就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而②中提到的每一千二百六十年历史时代会发生变化，这变化也会发生在辛酉年。

纪元元年

我们先确定谶纬学的这一基本原则，再来看推古朝发生过的事情。由于聪慧的圣德太子大力推进外国文化的引进，使得日本在政治、外交、学问、文化等所有方面的水平都焕然一新，当时的人们将此视为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时代的变革必须发生在辛酉年，而推古天皇九年正值辛酉岁，想必这一年就被视为了新时代的开端。这么一来，日本的历史在此结束了第一个时代，进入了第二个时代。而以这一年为元年回顾日本的历史，第一时代的开始自然是神武天皇建国的时候，而这一变革必须发生在辛酉年，那么就是由推古九年向前倒推一千二百六十年，想必当时的日本人是这么推算的。《日本书纪》就是基于这一推理，因此得出了以下纪年：

（1）神武天皇即位发生在皇纪元年的辛酉年；

（2）推古天皇八年的庚申年，是皇纪一千二百六十年，这一年是时代的变革点；

（3）推古九年辛酉年，是新时代的起点。

这是根据当时在汉学者间有巨大影响力的谶纬学来推算的结果，而现在的我们可以知道这并不是事实。问题在于从神武天皇到推古天皇之间的时间并没有一千二百六十年这么长。正是因为附会谶纬学的观点，将原本较短的时间延长到一千二百六十年，才出现了历代天皇与古时候活跃过的人物的寿命异常长的问题。

如此说来，是不是说日本历史的古代部分就是一团糨糊无法确定了呢？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虽然在年代推定上受到谶纬学的影响，年代被抻长了，但是谶纬学的影响并不能介入历史事实，因此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可以相信的。举个例子，如果由于谶纬学的影响，当时的人们在记载的历史事实上都动过手脚的话，那么他们只要再多捏造十几代天皇的存在，将从神武天皇到推古天皇之间的三十三代天皇用这些捏造的人物增加到四十五六位，现在我们看到的天皇寿命过长的问题就能得到完美解决。正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将天皇的年龄延长以符合谶纬学一千二百六十年的要求，我们可以相信古人对于故事本身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改动，只不过是使得天皇的年龄被延长了而已。

接下来，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古代的年份究竟被延长了多少这个问题。中国大陆上循环往复地延续着一个国家建立后灭亡、灭亡之后又有一个新的国家兴起的过程，这些国家的历史都流传了下来，其中有一部历史书叫作《宋书》。《宋书》里记载了宋朝与日本的交涉，那是发生在宋武帝永初二年（421）的事情，在那一年与宋朝交涉的是日本的仁德天皇
[2] 。仁德天皇是第十六代天皇，由他向前追溯十五代就是神武天皇的时代；以常识而言，一代天皇的平均在位时间大约是三十年，因此向前追溯三十年的十五倍，也就是四百五十年左右，那就是日本建国的时间了。这也就是说，比起现实的时间，皇纪实际上被延长了五百年至六百年。

这么一说，大家或许会轻视皇纪的意义，或者是产生为什么我们不重新改定皇纪的疑问，但是皇纪纪年上的错误就和户籍的错误性质类似，一旦这一错误被采用，之后要想重新改正，不仅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有时候也不知道究竟应该根据什么、怎样改正。事实上，出现这一问题的也并不仅限于皇纪。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宗教采用了许多种纪元方式，仔细考证后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纪元方式都存在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的问题。例如，昭和四十五年（1970），以其他各宗教的纪元来算的话分别如下：

印度教纪元：2026年

回教纪元：1349年

犹太教纪元：5970年

君士坦丁堡纪元：7478年

亚历山大纪元：7462年

马其顿纪元：2281年

西班牙纪元：2008年

波斯纪元：1339年

基督教纪元（西历）：1970年

大家看到这些纪元有什么想法呢？除了最后的基督教纪元以外，其他各个纪元很难说都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事实。然而即使是基督教纪元，也和历史事实有一定的出入。众所周知，基督教纪元是以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年作为公元元年的，然而这只是通说，实际上关于耶稣基督诞生时间的计算有误，他并不是出生在现在推算出的公元元年的那一年。那么耶稣基督究竟出生在哪一年呢？问题就在于此，诸多学者对此的解释各不相同，有的人认为是公元前二年，也有人认为是公元前四年、前五年、前六年、前七年……事实上，其实我们并不能确定耶稣究竟出生在哪一年。

如前所述，日本的古代史虽然存在着年岁被过度延长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普遍存在，并非日本独有；而且需要为这一问题负责的是从中国传来的谶纬学，而不是日本历史本身。

总而言之，在这里我要说明的就是以昭和四十五年为皇纪两千六百三十年的日本纪元，在后来通过计算发现，这两千六百三十年的时间里有五百年左右的误差。然而，正是因为日本历史古老而悠久，才出现了这样的误差，这是值得高兴与自豪的事情，并没有必要为此担心。

[1] 归化人是指古时从中国、朝鲜等大陆国家前往日本并长期定居于此的人及其子孙，这个词由于具有一定政治倾向，在战后逐渐被“渡来人”这一中性词取代。——译者注

[2] 这里指的是《宋书》中记载的倭王武上表一事，事实上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倭王武已经被确定为第二十一代雄略天皇，而非平泉澄所认为的仁德天皇，平泉澄的这一段考据并没有现实意义。关于倭王武与雄略天皇的对应关系，可参见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文的相关研究。——译者注

5 神代（上）

神话

神武天皇建设国家发生在距今两千余年前，然而这只是日本民族在神武天皇的指导下，以神武天皇为中心，团结一致向着一个伟大理想开始迈步前进的时间，日本民族本身则在这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尤其是神武天皇一家，也就是皇室的祖先，自古以来就是光辉照人的高贵家系，自然是世代积德。这些事迹口口相传，其中一部分内容出现了差异，这一点我们通过《古事记》的上卷以及《日本书纪》神代卷的记载可以知道得很清楚。尤其是《日本书纪》，它并没有将各个互相有出入的传说统一编为一个故事，而是尊重各个传说版本，以“一书曰”的形式将不同的说法都记录了下来，《日本书纪》的这一编纂特征令人十分庆幸。

世人将这些神代的传说故事称为神话，认为都是些不足为信的不可思议的故事，因而也有很多人轻视它们的意义，但是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么外国的那些古老传说也都一样不可相信了。例如在中国的传说里，最初的王其实是人首蛇身的怪物，此后的王同样是人首蛇身，而再之后的王则是牛首人身
[1] 。西洋神话中则也有亚当与夏娃裸体现世、食禁果而为人类起源的传说。

如果以现在的知识对神话原本的姿态加以批判，那么自然所有的神话都显得荒诞无稽，不足为信又毫无价值；但是其实神话之中隐藏着古代的宗教、哲学、历史、道德、风俗、习惯，我们可以从一个民族的神话了解这个民族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以及他们的智慧与道德，因此可以说神话是极为重要的资料。

那么回过头来，让我们看一下日本的神话。据日本神话传说，在天地初生，也就是创造世界的时候，最初出现的神是如下几位：

《古事记》中记载的是天之御中主神；

《日本书纪》中记载的是国常立尊，

《日本书纪》的一书（甲）与日本书纪的记载相同，为国常立尊，

一书（乙）中的记载则是可美苇牙彦舅尊，

一书（丙）与一书（乙）的记载相同，

一书（丁）中的记载则是国常立尊，

一书（戊）与一书（丁）的记载相同，

一书（己）中的记载则是天常立尊。

如前所述，各版本的记载之间或是神明的名字不同，或是神明出现的顺序不一，然而在奉他们为神这一点上所有的版本都是一致的，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一个民族如何认识自己的祖先，是将自己视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还是从野蛮的人类发展或是堕落而成的，又或者认为自己是神的后裔，这一认识基点的差异会对这个民族的宗教、道德、政治都产生巨大的影响。简单地信奉进化论的人容易说出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这种话，但是猴子不管怎么变都是猴子。有谁见到过动物园里的小猴子变成人的例子？猴子是猴子，人是人，这是完全不同的，误解这一点反而认为猴子才是自己祖先的话，就不会产生祖先崇拜，也就不会为了感谢先祖的恩德而举办严肃的祭祀活动。日本民族正是由于相信自己的祖先是神明，才会世世代代地相信、尊敬、祭祀祖先与神灵，因此日本民族的生活才是现在这样的以“侍奉”为先，才会世世代代都以“谨”“敬”为尊，以“骄奢”“自满”为耻。这一点就是在神代卷中需首先注意的事情。

创造天地

在最初的神出现后，又先后诞生了数位神灵，终于，伊弉诺尊（男神）与伊弉冉尊（女神）带着创造天地国家的使命现世。他们站在天浮桥上，以天之琼矛指向下界，不断搅拌海水，由此诞生了青海原；而当他们将矛收起来时，从矛的尖端滴下的海水凝结成了一个岛，这就是所谓的“自凝岛”。伊弉诺尊与伊弉冉尊降临在这座岛上，在这里诞下了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日本诸岛。

关于孩子们诞生的顺序，不同的传说中有不同的说法，通说是“淡路岛、大日本丰秋津岛、伊予二名岛、筑紫岛、对马岛、壹岐岛、佐渡岛、隐岐岛”的顺序，由于这八个岛，日本也被称为大八岛国。此后二神又先后诞下了海神、河神、山神、风神、木神、草神，这就是日本国的山川草木之神。

此后二神为了统领管理这片国土，诞下了天照大神（日神），却觉得这位神明太过于尊贵，不应长留在这片土地上而将她送回了天上；接下来二神又诞下了月读尊（月神），也同样由于其光辉美丽而将其送回了天上；此后诞生下的就是素戋鸣尊，这位神明生性勇猛，多有伤害人民之事，又因为他有号哭的习性，一旦哭起来，就会让美丽的青山也变得荒芜，因此父母二神商量后，将他放逐到了根国。素戋鸣尊接受父母的命令，准备前往根国，然而他提出希望能够在出发之前前往高天原，与姐姐天照大神见面道别后再前往根国，父母二神同意了他的这一请求。

天石窟

于是素戋鸣尊动身前往高天原，然而由于他是一位造成动荡的荒神，因此随着他的移动，海上兴起大浪，山上也刮起了大风，国土震动，天地皆鸣。天照大神听到这些声音，认为素戋鸣尊一定是怀有异心前来见她的，于是盘起发髻、带上弓箭，全副武装等待素戋鸣尊的到来。素戋鸣尊辩解说自己绝对没有邪恶的用心，于是两神约定起誓。首先，天照大神取来素戋鸣尊的剑，将其折为三段，在天之真名井中清洗之后含入嘴中嚼碎，之后吐息生成了三位女神，这就是宗像三女神；其次，素戋鸣尊取过天照大神用来盘发髻的勾玉，同样在天之真名井中洗过之后嚼碎，吐息生成了五位神明，首先诞生的是天忍穗耳尊，接下来是天穗日命，此后又接连诞生了三位神明。天照大神认为之前的宗像三女神是由素戋鸣尊的剑所生成的，因此都是素戋鸣尊的孩子；而后来的五位神明是由自己的勾玉所生，因此是自己的孩子。

之后素戋鸣尊开始做出种种狂暴的举动，他弄坏天照大神的农田，妨碍耕作，在纺织工房的房顶开了一个洞，并往房里丢进一只剥去了皮的马，吓坏了正在纺织的神明。天照大神被素戋鸣尊的行为吓得躲进了天石窟里不肯出来，因此高天原变得漆黑一片，而苇原中国也就是日本国土也变得阴暗无光，仿佛进入了永夜。《古事记》里针对这时的状况有如下的记载，说当时“恶神之声，如狭蝇皆满，万物之妖悉发”。

于是八百万神明聚集在天安河原，由思兼神出谋划策，做好种种准备，开始祈祷。中臣氏的祖先天儿屋命和忌部的祖先太玉命从天香具山上连根拔来真贤木，在最上面的树枝上挂上了八坂琼勾玉，在中间的树枝上挂上了八咫镜，在下面的树枝上挂上了青和币与白和币，由太玉命捧着这些祭器，而由天儿屋命诵读祝词。同时，由天钿女命在天石窟前表演滑稽的舞蹈，引发了八百万众神的大笑。由于笑声实在是太过响亮，天照大神感到好奇，于是将石窟的门打开了一个小缝，窥视外面的情况，这时躲在门边上的手力雄神一把抓住天照大神的手，将她从石窟中拉了出来，太玉命抓住机会在石窟门口挂上了注连绳，让天照大神没法再躲回石窟，于是高天原和苇原中国又恢复了原来的光亮。

这一系列事件的起因都是素戋鸣尊的暴行，因此诸神追究他的责任，拔去了他手脚的指甲，并将他驱逐出了高天原。

[1] 其所指的依次为伏羲、女娲、神农。——译者注

6 神代（下）

八岐大蛇

素戋鸣尊被逐出高天原，踏上了前往根国的旅程，这一路十分艰辛，途中暴雨不止，素戋鸣尊多次向诸神请求借宿却一一被拒绝，于是只能在这暴雨狂风之中来到了出云国的簸之川上。这时素戋鸣尊听见有人哭泣的声音，心中感到奇怪，于是就前去查看情况，便看到一对老年夫妇抱着一位少女哭泣。

素戋鸣尊不禁发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老夫妇回答道：“我们是出云国的国神，老翁的名字叫作脚摩乳，老妪的名字叫作手摩乳，少女是我们的女儿奇稻田姬。我们原本有八个女儿，八岐大蛇却每年要走一个女儿做贡品，今年最后的奇稻田姬也要被八岐大蛇吞下肚了，我们想逃跑却没有办法，因此才在这里哭泣。”

闻言，素戋鸣尊说：“既然如此，那么你们能把这个女儿嫁给我吗？”老夫妇回答：“就按照您说的办吧。”于是素戋鸣尊向奇稻田姬施加了法术，将她变为汤津爪栉
[1] 插在自己的发髻上，在房子周围设置了垣墙，墙上开了八个门，每个门内都设有一个祭坛，祭坛上放着一个装满酒的船型大碗，就等着八岐大蛇的到来。

八岐大蛇来后，将头分别从八个门中探入房内，喝干了八个酒碗中的酒，就这么醉倒睡着了。于是素戋鸣尊拔剑斩杀了八岐大蛇，将它斩成数段，在斩向大蛇的尾巴时剑刃却被崩坏了，素戋鸣尊感到奇怪，就划开大蛇的尾巴查看，在其中发现了一柄锋利的太刀，于是取出它并将其献给了天照大神，这就是有名的天丛云剑。

此后，素戋鸣尊前往出云国的清地，在此与奇稻田姬结婚，生下了大己贵神。大己贵神也叫大国主神，关于他的口头传说的记录有一些混乱，有的地方说大国主神是素戋鸣尊的儿子，也有的传说则认为在素戋鸣尊和大国主神之间还有四代神明，大国主神是素戋鸣尊的第六代子孙。

稻羽白兔

关于大国主神有种种有趣的传说故事，其中之一是著名的稻羽（因幡地区，现在的鸟取县）白兔的传说。

大国主神有许多兄弟，据《古事记》记载，他有兄弟八十人，大国主神与他的兄弟们一起前往稻羽时，他的兄弟们让大国主神给他们背行李，就像是他们的奴仆一样。他们在海边见到一只赤裸的兔子，兄弟们捉弄兔子，让它洗了个海水浴，并到高山之上吹山风。兔子照办之后，身上的海水蒸发，皮毛脱落，疼痛不已。大国主神来到此处时，见到流泪的兔子就询问详情，兔子告诉他：“我从隐岐岛出发，原本想渡海来这边，却没有渡海的手段，就欺骗海中的鲨鱼说，我们来比一比兔子的数量与鲨鱼的数量谁更多吧。我让鲨鱼全部集合，要他们从隐岐岛到稻羽为止排成一列，我只要从他们背上走过就能计算他们的数量了。我一路过来都很顺利，终于在就要到海岸边上的时候忍不住嘲笑他们，告诉他们‘你们都被我骗啦’，结果最后一只鲨鱼很生气，抓住了我并剥掉了我的皮毛。就在我伤心的时候，八十神路过并告诉我可以去洗个海水澡再去吹风（就会舒服些），我照做了，结果就像现在这样特别疼痛。”

大国主神听后告诉兔子赶紧用清水洗净身体，之后在扯碎了的蒲穗上打滚儿，这样就能治好伤口。据说大国主神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仁德之心、行这样的善行，才在与八十位兄弟们的竞争中获胜，获得了广大的国土。

据其他的传说，大国主神与一位名为少彦名命的神明齐心协力，制订了治疗人畜疾病的方法，又为了排除鸟兽与昆虫的灾害，将巫术传授给人们，因此人们都感谢他的恩德。正由于他有这样的仁义之行，他的国土扩张得很大，家族也繁荣昌盛，据说他的儿子一共有一百八十一位之多。

天孙降临

让我们将话题回归本题。伊弉诺尊与伊弉冉尊原本是要生下管理大八岛国的主神，然而天照大神却被他们送往了高天原，月读尊也与天照大神一样升上了天界，而素戋鸣尊则被流放去了根国，因此大八岛国还没有实际上的统治者。于是天照大神准备让自己的儿子天忍穗耳尊下凡管理这片国土，天忍穗耳尊站在天浮桥上视察下界的情势，发现这一国家动荡不已，于是折返高天原向天照大神报告了这一情况。天照大神在天安河的河原上召集八百万众神，向他们征求意见，要他们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平定苇原中国的动荡。众神推荐了天穗日命，然而这位天穗日命为大国主神所折服，历经三年也没有回来报告；于是天照大神又一次召集诸神，这回决定派遣天稚彦前往，然而他与下照姬结婚之后就滞留在苇原中国，时隔八年也没有回来报告。天照大神觉得奇怪，就派遣无名雉前往查看天稚彦的情况，结果无名雉刚停在天稚彦家门前的树上，就被天稚彦一箭射死了。这一箭贯穿无名雉的胸膛，直接飞到了高天原，高天原上的神明抓住这支箭丢回苇原中国，结果这一箭射中了天稚彦，于是天稚彦也就此毙命。

高天原由于连续两次派遣使者都徒劳无功，因此这回就仔细地挑选人选，决定派遣建御雷神和经津主神前往。这两位神明来到出云国的海滨，拔出十握剑倒插在地上，凭借着剑的锋利，有恃无恐地与大国主神交涉，问他是否有意将国土让给皇孙尊。大国主神说要与其子事代主神商议后才能给出答复，因为事代主神同意了让国一事，两位神明就返回高天原报告了。

经过了如此这般复杂的交涉，时间也过去了很久，最终下凡来到苇原中国的并非天忍穗耳尊，而是其子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由于这一位是天照大神的孙子，因此也被称为皇孙尊。在他降临之时，天照大神赐给他八坂琼勾玉、八咫镜与天丛云剑这三件神器，同时派中臣氏的先祖天儿屋命、忌部氏的先祖太玉命、猿女君的先祖天钿女命、镜作氏的先祖石凝姥命及玉作氏的先祖玉屋命这五位神明与他一起降临苇原中国。同时，她说“苇原千五百秋之瑞穂国，是吾子孙可王之地也。宜尔皇孙就而治焉。行矣，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者矣”，为天孙的前途进行了祝福，并保证了他们的荣光。《日本书纪》中如此描写天孙降临时的场景：“皇孙于是脱离天磐座，排分天八重云，稜威道别道别、而天降之也。果如先期，皇孙则到筑紫日向高千穂袭触之峰。”

海幸与山幸

琼琼杵尊有两个儿子，兄长名叫火阑降命，弟弟名叫彦火火出见尊，这两兄弟之间产生了问题。哥哥有海之幸而弟弟有山之幸，有一次两人提议交换双方的道具，于是哥哥拿了弟弟的弓箭前往山里，弟弟则拿起了哥哥的钓钩前往海边，结果两人都没能打到猎物，只得空手而归。哥哥将弓箭还了回来，弟弟却因为将钓钩丢在了海里没法交还，弟弟提出赔偿哥哥一个新的钓钩，哥哥却不同意。弟弟伤心地在海边徘徊寻找钓钩的时候，出现了一位盐土老翁，做了一个无目笼，将弟弟装在里面沉入了海底。弟弟下到海底，前往海神的宫殿，在门前的树上休息，不久之后宫殿的门被打开，走出来一位美女，在门前的水井中打水。由于打上来的水中倒映着一位英俊男子的面庞，她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就发现了树上的彦火火出见尊，忙将此事报告给了双亲，一家三口出来迎接彦火火出见尊的到来，并得知了他的难处。

他们说：“这件事情好办，只要把鱼儿们都召集起来一查就知道了。”然而，鱼儿们纷纷表示不知情，只有赤鲷鱼由于口中有病没能出席，他们将赤鲷招来查看它口内，就发现了钓钩，于是将这个钓钩还给了彦火火出见尊。彦火火出见尊与海神的女儿丰玉姬结婚，在海底的宫殿住了三年之后终于要返回故乡，海神在送别时献上了两块玉，分别是潮满琼和潮涸琼。弟弟回家后将钓钩还给哥哥，哥哥却仍然有意刁难他，于是弟弟用潮满琼招来海水，哥哥被浸在海水中奄奄一息的时候终于后悔、开口求饶，弟弟见到哥哥有心改过就用潮涸琼让海水退去，救了哥哥一命。

这位彦火火出见尊的儿子是鸬鹚草葺不合尊，他的儿子是神日本磐余彦尊，也就是神武天皇。

日本神话的特色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神武天皇以前，被称为神代的时代的故事。《日本书纪》与《古事记》中的记载多少有些差异，尤其是《日本书纪》会在正文之后以“一书曰”的形式，记载各种与正文有出入的其他传说，然而故事的主旨基本没有变化。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神话的一个特色，那就是日本列岛与岛上的人一样，都为神所生。也就是说，日本人的先祖们不将山河国土视为与自身不同的东西，而是同等地视为神的产物，换言之，彼此就像是血浓于水的兄弟一样，有着极为亲近的感情。如此这般，对山河自然与动植物们都怀有一份温暖的感情，我认为这一点对于养成日本人美好而优雅的国民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神话的另一个特色是其中很少有悲惨、冷酷、凶恶的阴暗面的故事，而多数是轻松愉快的故事。我之前也曾说过，别的地方的神话里有人类由怪物而生的故事，或是认为人类是罪恶的产物，又或者有充满了残杀、奸淫、猥亵的故事，而日本的神话中则很少有这样阴暗的一面，无论是大国主神与稻羽的白兔的故事也好，还是彦火火出见尊与赤鲷的故事也好，都是些有趣又轻松的故事。

至于皇孙琼琼杵尊降临之时，天照大神下达的天壤无穷的神敕与三种神器的故事，以及天孙降临时排云而下的场面，则充满了庄严与神圣感。所谓的“天壤无穷”，指的是琼琼杵尊的子孙“世世代代作为日本国的统治者，继承天皇宝座，肩负这一光辉使命与沉重责任，直到永远”，也就是说，这是大神的宣言和誓约。大家知道基督教的《圣经》吧，《圣经》分为《旧约》与《新约》两部分，而所谓的“约”（testament）就是契约，也就是说《圣经》的内容其实是神与人类的契约，这一契约在日本就表现为“天壤无穷”的神敕。

神武天皇建设国家，团结国民，为上下和乐的日本国奠定基础，这件事毫无疑问是伴随着巨大的艰苦与困难的；而他最终能够实现这一伟业，反映了他有着不被任何事物击败的坚强意志与让众人心服口服的德望。而这一意志与德望的基础就在于天皇的先祖，也就是以天照大神为首的神代诸神们。虽然我们不能将神话直接等同于历史事实，但是当考虑这一问题时，神话无疑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日本古代梳子的一种。——译者注

7 日本武尊

历代天皇

民族统一也好，国家建设也罢，这些事情说起来很简单，看着似乎很容易，但是实际上则是异常困难的伟大事业，绝非一般人能够实现的；而以神武天皇为首的历代天皇却完成了如此伟大的工作，他们的辛劳可想而知。人就是要这样，先是能够直面困难，再通过努力克服困难，这样的过程才会锤炼人的身体与精神。神话传说中的素戋鸣尊，最初是一个性格粗暴且做事毫无章法的人，他在被高天原放逐前往根国的途中遇到了暴风雨，据《日本书纪》描写，“风雨虽甚不得留休，而辛苦降矣”，想来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可见对于古人而言，苦难是用来磨砺自己的。正是有了这些苦难的磨砺，素戋鸣尊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变成了一位受到后世崇敬的尊贵神明。

神武天皇也是一样，虽然他出生时就是位伟大之人，但是也经历了十多年的苦难，正是这十多年的苦难磨砺了他的人格，使他成为一位更为伟大的人，因此他的子孙皇统才长盛不衰，他所建立的国家历经两千年而越发隆盛，与“天壤无穷”的神敕遥相呼应。

神武天皇的皇统连绵至今，已经有一百二十四代
[1] ，纵观世界历史也找不到一个能与之相比的例子。据说英国有一位贵族名叫庞森比，他对于日本的皇统延续了一百二十四代这一事实感到惊讶与感动，因此将从神武天皇到今上天皇为止的历代天皇的御名全部都背了下来，在心情好时就将一百二十四位天皇的名字从头到尾诵读一遍，据说一点错也没有。连英国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就更不用说日本人了，从前有很多日本人能将天皇的御名全部背诵下来。

神武、绥靖、安宁、懿德、孝昭、孝安、孝灵、孝元、开化、崇神、垂仁、景行、成务、仲哀、应神、仁德、履中、反正、允恭、安康、雄略、清宁、显宗、仁贤、武烈、继体、安闲、宣化、钦明、敏达、用明、崇峻、推古，以上到三十三代推古天皇为止。到了推古朝以后，记录就逐渐齐全，遗物也开始多了起来。在这之前虽然历史记录不太清晰，但是通过口头传说流传下来的事迹，以及通过外国书籍记载能够推定的重大事迹也有很多。

首先是第十代崇神天皇的治世时期。当时国内疫病流行，死了很多人，社会动荡不安，甚至还有人试图谋反。天皇是一位拥有虔诚信仰的人，认为这次的疫病是由于信仰不够、对神明有不敬之处，于是一改此前将三种神器奉于宫殿之内、祭祀天照大神的做法，将八咫镜和天丛云剑从宫殿中移出，安置在了倭笠缝邑，并派皇女丰锹入姬命负责祭祀之事，又整顿国内的神社，确认祭祀不会敷衍了事。于是，人民心中的不安得到了安抚，疫病的症状也得到了缓解，这时天皇决定拓展建国大业，任命了四位将军，派遣大彦命往北陆，武渟川别往东海，吉备津彦往西道（山阳），丹波道主命往丹波（山阴），这几位就是著名的四道将军。因为这一举动，政令所及的范围逐渐扩大，天皇的皇威也大幅上升，国民称赞他的伟业，尊称他为御肇国天皇。

接下来的垂仁天皇继承先父的精神，敬仰神灵，命令皇女倭姬命代替丰锹入姬命侍奉天照大神。倭姬命捧着神镜巡礼国内的诸多灵场，最终确定只有伊势的五十铃川边上才是最适合祭祀神灵之地，于是在此地兴建了神宫，这就是现在的伊势大神宫。

此外，在垂仁天皇的治世时期，有一位名叫当麻蹶速的大力士，他力大无穷，能轻松地掰折铁钩，对此十分自负，时常感叹：“不知世上哪里还有像我一样的大力士，我想和他不计生死地较量一番。”

天皇听说了这件事，就询问众臣：“就没有谁是他的对手吗？”

臣子中有人回答：“听说出云国有一位名叫野见宿祢的无双力士。”

天皇下令：“把他给我找过来。”

于是野见宿祢与当麻蹶速两人相见比试，在抬脚互踢之时，蹶速被踢断了腰腹间的骨头而死。

在垂仁天皇的治世时期还有殉葬的风俗。这是一种要求主人的亲随侍从在死后也服侍主人的风俗，因此主人死后，侍从也要一起被活埋，以保证他们也能服侍主人。这一风俗在中国和西洋都曾经存在和流行过，这一点除了通过文字记录，也能通过考古遗迹的发掘来得到确认。垂仁天皇认为殉葬太过残忍、应该废弃，于是命令野见宿祢用土器制作成人与马的形状，将这些土器放置在坟墓的周围代替活人殉葬。野见宿祢的后人世世代代掌管这件事情，他们被称为土师连。

在接下来的景行天皇的治世时期，九州地区发生了叛乱，由于天皇亲征，叛乱一度得以平息，但是不久之后又发生了新的叛乱，于是天皇命令第二皇子小硾尊前往征伐。皇子时年十六岁，得到天皇的敕命，前往熊袭国检视，发现叛乱的魁首是川上枭帅，当时他正召集亲族好友举办宴会，于是皇子化妆成一位少女，混在女侍中。枭帅对于皇子所扮的少女甚是喜爱，将他招到身边并让他喝酒，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宴席散了，川上枭帅也醉得无法行动。这时皇子拿出所藏的小刀刺杀了川上枭帅，枭帅在断气之前对皇子的英勇赞叹不已，留下了“你今后可以自称日本武尊”的遗言而逝。

日本武尊

日本武尊平定了九州的叛乱，在归途中也平定了种种叛乱，凯旋大和。在这之后东国又发生动乱，因此日本武尊再度接受敕命前往征讨。在出征前，他先参拜伊势神宫，因为他的使命重大，倭姬命将天丛云剑赐予了他。日本武尊在路过骏河地方的时候，被贼人欺骗，进入原野之中猎鹿，贼人趁机放火，就在日本武尊快被烧死的时候，他拔出天丛云剑将周围的野草斩断并点上火来攻击贼人，结果反而是贼人被烧死了。这柄神剑是素戋鸣尊打败八岐大蛇之时，从大蛇的尾巴中发现的神剑，在此之前一直都被叫作天丛云剑，自从日本武尊用它斩草退敌后，它就又有了草薙剑的别名。

日本武尊在过了骏河之后，从相模地区渡海前往上总途中，遇上了暴风雨，这时弟橘姬以自己为祭品跳入海中，化解了这一危机。日本武尊平定了东国，在返回大和的途中登上硾日坂（现群马县硾冰岭）时，回望关东平原，回想起为他平定关东做出巨大牺牲的美人弟橘姬，感叹道“吾妻呀”，因而此后关东地区也被称为东国
[2] 。之后，日本武尊进入甲斐国，在酒折宫停驻休息。当夜，日本武尊点灯食用晚餐时，咏了一首歌问身边的侍者们：

新墾 筑波を過ぎて 幾夜か寝つる

（经过新治与筑波两地，不知一共过去了几天。）

就在侍从们都回答不上来的时候，负责掌灯的侍从回答道：

計べて 夜には九の夜 日には十日を

（掐指一算，已经过去了九夜十日。）

日本武尊对这个回答十分赞赏。

离开甲斐国，日本武尊一路无事来到了尾张地区，停留在尾张氏的女儿宫箦姬之处，这时他听说近江的伊吹山上有暴虐的神明为害，于是决定前往平乱。当时日本武尊本应携带草薙剑前往，但是他将这柄灵剑放在了宫箦姬家里，独自登上了伊吹山。山神化作大蛇堵在道路中央，日本武尊并不知道这是山神本人，而觉得它只是山神的使者，于是毫不在意地跨过大蛇继续前行。山神因而大怒，行云降下大雨，山谷都变得漆黑一片，令人难辨东南西北。日本武尊在这一片漆黑中奋发前进，好不容易终于从浓雾中找到了出口，整个人都像喝醉了酒一样蒙眬恍惚，这时他在山麓发现了泉水，喝了泉水之后顿时觉得神清气爽，这口泉水就被称为居醒泉。

之后，日本武尊进入伊势的能褒野，在此他卧病不起，最终与世长辞。他的父亲景行天皇感到非常惋惜，在能褒野修建陵墓厚葬了他。然而日本武尊化为白鸟，从陵墓中飞了出来，人们一路追寻白鸟飞行的路径，发现白鸟一度停在了琴弹原（现奈良县南葛城郡），于是在那里给他也修建了一座陵墓。然而，白鸟又一次离开琴弹原往西飞去，最终停在了河内的古市地区（现大阪府南河内郡），于是人们在那里也给他修建了陵墓。这三座陵墓都被称为白鸟陵。

以上是《古事记》与《日本书纪》里关于日本武尊故事的概要，难道不是非常有趣吗？正因为它太过有趣，有的人认为这并非事实，而是捏造的传说。无论是十六岁的少年远赴九州，男扮女装暗杀了叛贼的首领也好；还是远赴东国平定叛乱，在骏河的原野被贼人用大火困住，以神剑除去身边的野草并反过来消灭了贼人也好；又或者是在伊吹山被大蛇的毒气缠绕也好；又或者是辞世之后变为白鸟飞走也好——这些故事都有趣得令人难以置信，读起来十分愉快。想必是原本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在漫长的口口相传的过程之中，故事越来越夸张，也逐渐被添加进了一些原本并不存在的元素吧。

但是故事的梗概应该基本上是根据事实而成的，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做出如下的解说。首先，神武天皇提出建国的大理想并迈出了建国的第一步；之后的第十代崇神天皇为了将这一理想更推进一步，派遣了四道将军；然而不服从天皇管理的地方仍然广大，于是九州与东国的平定就是一个十分有必要且十分重要的问题。景行天皇自身以及其皇子日本武尊都以皇族之尊站在第一线，为开拓边境与平定纷乱竭尽心力，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就举两个证据。

其一是中国的一本名叫《宋书》的史书，这部书成书于487年，也就是距今一千四百八十余年以前，这部书中留存着雄略天皇的外交文书。在这份文书中，雄略天皇说：“我的父祖亲自身披甲胄，跋涉山川向四方出兵，平定东方五十五国，西征平定了六十六国，最终统一了全土。”
[3] 也就是说，雄略天皇以前的几代天皇，亲力亲为地平定了东西方的边境。而雄略天皇与前几代天皇的血缘关系如下所示：

景行天皇—日本武尊—仲哀天皇—应神天皇—仁德天皇—允恭天皇—雄略天皇

换言之，日本武尊是雄略天皇的祖父的曾祖父。因此可以说，从雄略天皇的外交文书中记载的先祖征战经历里，可以看到日本武尊东征西讨的经历的蛛丝马迹。

至于另一个证据，那就是凡是日本国面临重大危机之时，皇室总是挺身而出，站在第一线为日本国运而奋斗，丝毫不介意自身遭受的苦难，这可以说是皇室前后一贯的态度，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如果要举一些著名的例子的话，比如圣德太子、中大兄皇子、后鸟羽天皇、顺德天皇、后醍醐天皇等诸位都是如此，尤其是后醍醐天皇的皇子大塔宫护良亲王、尊良亲王、恒良亲王以及怀良亲王，诸位都是亲身直面难题，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既然后代的皇室都是如此，那么皇室的历代先祖想必也是如此。可以由子孙的雄姿而推测先祖的洁净无瑕的品德，这也是因为皇室血统一直没有断绝过。

[1] 本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天皇是昭和天皇，是现任（2016）平成天皇之父。——译者注

[2] “东国”的日语发音同“吾妻”。——译者注

[3] 平泉澄所引的是《宋书》卷九十七的倭王武上表文，他引用的部分原文如下：“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两相比对可见，引文有一定删减与对文意的曲解。——译者注

8 神功皇后

广开土王碑

日本武尊不幸英年早逝，之后他的皇子即位为天皇，这就是仲哀天皇。仲哀天皇的治世时期，九州地区发生了叛乱，天皇与他的皇后，也就是著名的神功皇后，一同领兵前去平定叛乱。叛乱还没有平定，仲哀天皇却因急病突然去世了，神功皇后为了防止民心动摇，密不发丧，同时仔细思考了叛乱的起因。她认为九州出现叛乱的原因在于朝鲜半岛，只要平定朝鲜半岛，那么九州的动乱自然也会平息，于是她女扮男装，率领三军渡海远征朝鲜。

金鼓無節，旌旗錯乱，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懐私内顧，必為敵所虜。其敵少而勿軽，敵強而無屈。則暴勿聴，自服勿殺。遂戦勝者必有賞，背走者自有罪。

这就是神功皇后出征时的军令。

说到当时朝鲜半岛的情况，鸭绿江以北、满洲（现中国东北地方）的东南部地区有一个名叫高句丽的国家，它十分强势，四处征伐扩张，因此多次受到中国的征讨。高句丽难以抵抗中国的大军，于是放弃了西进的打算，将目光转移到了南面。鸭绿江以南就是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西侧有一个国家名为百济，东侧有一个国家名为新罗。新罗慑服于高句丽的淫威，不仅臣服于高句丽，更与高句丽共同策划向日本九州地区扩张，使得九州地区叛乱不断；而另一方的百济虽然勇敢地与高句丽的侵略作战，试图保卫国家的独立，奈何国力衰弱，独力难以抵抗高句丽与新罗的联军，因此希望获得日本的帮助。在这一情势下，神功皇后决定讨伐新罗，断绝九州动乱的源头，这一方面是出于本国防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进一步地与高句丽作战，打破它侵略朝鲜半岛的野心，拯救邻国百济于危难之中，这虽然看起来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却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壮举。

天皇的军队渡海进入新罗领地之后，新罗很快就因为力有未逮而投降，新罗王宣誓今后臣属于日本，年年进献贡物。新罗王立誓保证，只要太阳还从东边升起，只要阿利那礼河的水不倒流，只要河中的石头没有升上天空变成星星，新罗就会一直遵守这一约定。《日本书纪》记载，皇后接受了他的投降，释放了俘虏，新罗王将王族送至日本作为人质，每年进献贡物。

并不是只有《日本书纪》这么记载，与这段历史相对应的记录，在朝鲜的古代历史书《三国史记》
[1] 中也能见到踪影。《三国史记》记载，新罗的奈勿王一开始因为畏惧高句丽的势力而将一位名叫实圣的人送往高句丽做人质，次年日本军兵临城下，又将实圣从高句丽召回，将王子未斯欣作为人质送往日本。这个未斯欣，应该就是《日本书纪》中记载的名叫微叱己知波珍干岐的人。

《日本书纪》里的记载就到此为止，只记录了日本与新罗的战争，但是事实上战斗并未到此结束，日本军进一步深入，在平壤一带有过一场激战。考虑到日本出兵是为了解救百济于危难之中，粉碎高句丽的野心，那么日本也确实有进一步深入作战的必要，这一段战事没有被《日本书纪》记录下来，想必是因为相关的口头传说散佚了。万幸的是，相关事实记载在高句丽的广开土王碑中，从而流传到了现在。

这一块石碑在什么地方呢？那是满洲的东南部，鸭绿江中部偏北的一个叫作辑安县的地方。这块石碑很大，高有22尺，换算为米的话大致是6.6米；四边分别是1.5米出头、约1.4米、约1.9米、约1.4米的不等边四角形，实在是一块巨大的石碑。

这块石碑是什么时候建的呢？那是高句丽长寿王二年甲寅，换算为西历的话是414年，也就是距今一千五百五十六年前。

这块石碑是什么时候由谁发现的呢？这块石碑常年不为人所知，直到明治十七年，由日本一位名叫酒勾景明的人发现并报告的。

救援百济

这块石碑上究竟写了些什么呢？仔细阅读石碑的文字，我们可以发现，上面记录着日本军在391年渡海攻入朝鲜半岛，百济与新罗臣服于日本，之后日本军又连续经历若干场战斗，在404年北上进入汉江流域，进一步逼近平壤，在此与高句丽发生激战的事情。

假如日本出兵是为了救援百济，那么日本不进军北上与高句丽作战就没有意义；反过来说，正因为日本一路北上进攻到了平壤，说明日本出兵的目的在于救援百济。我们看《日本书纪》可以知道，在神功皇后的治世期间，百济王感谢日本解决新罗之害，为了证明百济无时无刻不记得这份大恩大德，曾经遣使献上贡物，送来了一柄七支刀与一面七子镜。所谓七支刀，是有七个分支的刀，而七子镜则是圆镜的周边装饰有七个圆形的小饰物，就像孩子围绕着母亲一样。这两件物品无论哪一件都异常珍贵，很难相信现实中真的存在这样的刀与镜子，因此这些故事听起来就像痴人说梦一样，难以令人相信是真实的故事；然而事实上这柄刀真的存在，而且就以它原本的样子流传至今。

这柄珍贵的七支刀，现在在奈良县天理市的石上神宫中，作为神宫的神宝而得到珍藏。它长为二尺四寸七分五厘，也就是75厘米，左右各有三个分支，加上中间的刀刃正是七个分支。刀的两面镶嵌有金并刻有铭文，铭文中提及，此刀以百炼精铁所造，是柄前所未有的宝刀，百济王父子为了答谢救命之恩而将此刀谨献于日本天皇，敬请日本天皇永久惠存。就像铭文中的祈愿一样，这柄宝刀不可思议地流传至今，这固然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是更重要的是这柄宝刀的现存可以说明《日本书纪》中关于献上七支刀的记载是真实的，这么一来也可以证明广开土王碑上所记载的日本军为了拯救百济而沿着朝鲜西部北上，平定汉江一带，更进军平壤与高句丽展开激战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

请大家参看地图，日本列岛由北往南呈带状延展，它的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西边则是突出的亚洲大陆，其中有一部分直指日本列岛侧腹位置，那就是朝鲜半岛。因此，假如朝鲜半岛发生问题，大陆上的强大势力怀抱野心进入朝鲜半岛的话，日本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仲哀天皇治世时期九州之所以发生动乱，就是因为满洲地区的高句丽南下，压制了朝鲜半岛。因此日本出兵朝鲜，一方面是为了自卫，朝鲜半岛能够抵抗外来势力的侵略、维持其独立与平稳安定，是我们最期待的事情；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日本的国民性，日本国民生来爱好正义，痛恨不义之行，见到高句丽的情况、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百济王父子，实在难以袖手旁观，对他人的危难视而不见是日本人难以接受的。出于这两个原因，神功皇后才会最终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有很多人不明事理，觉得日本只是为了征服新罗，又或是认为日本有征服朝鲜半岛的野心，这完全是误解。请大家仔细想想，仲哀天皇突然驾崩，下一任天皇应神天皇这时还在神功皇后的腹中没有出生（正是因为如此，应神天皇自古以来也被称为胎中天皇），这一时期的日本完全无暇他顾，甚至可以说正面临着国家的重大危机，怎么会因为侵略野心膨胀而向朝鲜半岛发动侵略战争呢？正是因为这场战争有打的必要，有不得不打的理由，日本才渡海作战，一路深入至朝鲜北部，与高句丽展开激战。这并不是一场轻松的战争，而是为时数年的大战，这一点从广开土王碑的记载可以得到证实。

[1] 《三国史记》成书时间极晚，为1145年王氏高丽时期编撰的史书，基本根据中国与日本的相关史料写成。——译者注

9 应神天皇

文字传来

仲哀天皇在军中急逝之后不久，他的皇子诞生，这位皇子后来即位，也就是应神天皇，在他成人之前的十余年间由其母后摄政辅佐。由于她将日本国内外的重要问题解决得很完美，为了赞美她治理日本的功绩，人们尊称她为神功皇后，《日本书纪》将其与历代天皇同列，专立一卷以记载她的事迹。

之前我们说到了日本国向朝鲜半岛出兵，讨伐新罗，救援百济，并一路深入平壤，与满洲地区的势力一决雌雄，由此国威大振自然不必多提，这场战争不仅让日本充实武力、夸耀武威，更重要的是使得日本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的交往更为频繁，自海外而来的移民显著增加，由此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日本的农、工业也因此得到了飞速发展。来朝的韩人为我们修建了水池，这个水池被命名为韩人池；百济王派遣来的两位擅长裁缝的女性，成为后来的来目衣缝的祖先；百济王进献的两匹良马，由一位名叫阿直岐的人领来；日本在中国南部地区寻找裁缝工人，最终寻得了四位女性……这些故事都记载在《日本书纪》里，代表着日本的技术进步。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时候传来了文字，学术的传入也与此相伴。将百济王献上的马带来日本的阿直岐，拥有阅读古典书籍的能力，皇太子菟道稚郎子拜他为师、学习古典。应神天皇问他：“还有比你更优秀的学者吗？”阿直岐回答说：“有一位名叫王仁的人，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于是天皇派遣使者前往百济，聘请王仁前来。天皇见到王仁后，发现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通晓各种书籍，于是又让皇太子拜他为师。阿直岐的子孙后来被称为阿直岐史，王仁的子孙则被称为书首，他们的家族世代负责传播学问、掌管记录。

皇太子菟道稚郎子钻研学问，导致了两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一件事是太子发现高句丽的外交文书中使用了无礼的文字，于是破弃文书并严厉叱责使者；另一件事则是菟道稚郎子因为学问知识丰富，人也生得聪明，很得应神天皇的宠爱，于是天皇决定立他为太子，跳过他哥哥将皇位传给他。然而应神天皇去世之后，菟道稚郎子却劝兄长即位，认为自己身为弟弟不应该僭越即位为天皇；而兄长则认为父亲的意愿是让弟弟即位，那么就应当让位给他。两人就这么互相谦让，结果三年间都没有人即位。这时有一位渔夫想要将自己捕获的鲜鱼进献给天皇，于是来到弟弟位于宇治的宫殿，弟弟却说“我并不是天皇”，并命令他前往难波；渔夫又前往兄长位于难波的宫殿，却得到了同样的答复：“我并不是天皇，你应该去宇治。”渔夫在宇治与难波间反复奔走的时候，鲜鱼腐烂变质，渔夫伤心地流出了眼泪。两人间的问题三年都得不到解决，菟道稚郎子为此感叹不已，想到“只要我不在就好了”，于是选择了自杀。兄长哀伤不已，却也已经没有办法，只好即位为天皇，即仁德天皇。

仁德天皇治世期间，日本的首都在难波，也就是现在的大阪地区，他的皇居极为简朴。有一次天皇登上高台远望四方，发现周围都没有炊烟升起，意识到百姓的生活都十分艰难，于是下令免除三年课役。这三年间宫中的日子更加俭约朴素，三年后天皇再次登上同一座高台四望，发现四周都升起了炊烟。天皇回头对皇后说：“现在国家也富裕起来了，我的担心也消除了。”

高き屋に 登りて見れば 煙立つ

民のかまどは にぎはひにけり

（登上高台，看到各地民家的灶台之上，炊烟袅袅升起，想必百姓们都安居乐业吧。）

这首有名的和歌，就是后人以和歌的形式为仁德天皇立言，称颂仁德天皇的仁慈，很好地表达了仁德天皇的爱民之心。

在应神、仁德两位天皇的治世之下，日本国武力强盛，文化发展，两位天皇又仁德爱民，国家的实力自然得到了提升。最能表现这一点的就是两位天皇的御陵。

御陵

让我们先从应神天皇的御陵说起。应神天皇陵位于河内（现大阪府古市），史书中对它的描述是“惠我藻伏冈陵，东西五町，南北五町”，这个距离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后相当惊人。这是个前半部分是方形而后半部分是圆形的古坟，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前方后圆坟，它全长415米，其中前方部的边长为330米，高35米，后圆部的直径是267米，高36米。

接下来说到仁德天皇的御陵，这是位于和泉（现大阪府堺市）被称为百舌鸟耳原中陵的陵墓，东西八町，南北八町，实测后的距离更是令人惊讶，它整个边长475米，其中前方部边长300米，高27米，后圆部直径245米，高30米。

而接下来履中天皇的御陵位于仁德天皇御陵的南面，被称为百舌鸟耳原南陵，史书上记载的面积也是东西五町、南北五町，实测后其整个边长363米，前方部宽236米，高23米，后圆部直径203米，高25米。

以平面面积而论，仁德天皇御陵的面积比埃及吉萨地区的金字塔和中国的秦始皇陵都大，也就是说是这是世界第一大的陵墓。这一点正说明了应神天皇与仁德天皇的治世时期，日本国的国威是多么强盛，国力又是多么充实，国民对于天皇的仁德有多么爱戴，换言之，天皇的御陵说明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当时有多么健全和发达。

仁德天皇之后的几代天皇的事迹在中国的历史书《宋书》里有记载，根据《宋书》的记载可知，当时日本的天皇以朝鲜半岛的守护者自居，是以百济、新罗、任那为首，分立于朝鲜半岛的诸国的领导者，而宋国也承认了这一点。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宋国，中国的王朝经历秦、西汉、东汉、三国（魏、蜀、吴）、晋的变迁之后，被北方的异民族入侵，分立为若干个国家，这一时代被称为五胡十六国，中国北部地区因此大乱，而晋则退守南方，改称东晋，之后又被宋所代替，而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则被北魏统一，形成了北方的魏国与南方的宋国对立的局面，也就是所谓的南北朝时期。宋国与日本之间存在外交关系，日本的国际地位因此上升，文化交流也逐渐兴盛起来，这些都是通过《宋书》的记载可以确认的事情。

前些年在肥后（现熊本县）的玉名郡江田村的船山古坟中出土了大刀，这柄刀上刻有铭文，铭文以汉字书写，有多处文字已经因为损伤而难以释读，但是铭文开头部分记载的天皇名很有特色，可以确认其指的是反正天皇
[1] 。反正天皇因为牙齿整洁美丽，得名瑞齿别尊。此外，因为其居所中有一口称为瑞井的井，天皇在从井中打水为太子梳洗之时，有名为“たじひ”的花落在了井中，因此太子的名字被叫作“たじひのみずはわけの尊”，汉字一般写作“多迟比瑞齿别尊”。“たじひ”原本指的是一种叫作虎杖的植物，但是同时“蝮”的读音也是“たじひ”，蝮与虎杖同音，因此虽然反正天皇名字中的“たじひ”是由虎杖而来的，但是有时也会写作“蝮”这个汉字，而这个“蝮”字的变体与“齿”字都出现在了船山古坟的大刀铭文里。这正是《日本书纪》与《古事记》中的记载通过考古发现的文物得到证实的鲜活例子。同时，在九州偏僻之处的一个小古坟中出土的大刀上记载着反正天皇的名字，这正是当时天皇的皇威照耀在九州各地的最好证据。反正天皇的治世时期，距离神武天皇建国已经有五百余年，距离崇神天皇派遣四道将军也有两百余年，距离日本武尊的东征西讨则有一百五十余年，而距离神功皇后的海外远征则有五六十年，这时朝廷的皇威已经照耀在九州地区，这一点毫无疑问。

[1] 平泉澄在此提及的是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铭，铭文中的相关天皇名为“台（治）天下获□□□卤大王世”，当时的释读将“获”字错认为“蝮”、“卤”字错认为“齿”，因此一度将铭文中的天皇名释读为第十八代反正天皇，亦即《宋书》中的倭五王中的“珍”；然而1978年在埼玉县稻荷山古坟中出土了一柄金错铭铁剑，其铭文中明确有“获加多支卤大王”之名，由此确定江田船山古坟的大刀铭文释文应为“获加多支卤大王”，音为ワカタケル，即第二十一代雄略天皇，亦即《宋书》中的倭王武，此为日本史学界著名公案之一。——译者注

10 继体天皇

皇统

从崇神天皇、景行天皇到应神天皇、仁德天皇的治世期间，日本不仅武力上逐渐强大，而且因为天皇的厚德，国家的实力日渐增强。然而，随后的八九十年间，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朝廷的权威发生了动摇，在海外的势力也逐渐衰退了。清宁天皇没有诞下皇子，这么下去的话就要面临皇统断绝的危险，这是当时的第一个危机。当时，山部连的先祖里有一位名叫小楯的人，奉命前往播磨国（现兵库县），受到在赤石郡（现明石郡）管理屯仓的名叫志自牟的人招待，出席他乔迁新居的庆祝酒宴。酒过三巡，众人纷纷起舞助兴，有两个在炉灶前负责烧火的少年也想跳舞。

“请哥哥先跳吧。”

“不，你先跳吧。”

两个少年互相谦让着。

人们对他们两人的举动感到好奇，纷纷开始注视他们，最终经过一番谦让，哥哥先站起来跳了一支舞，然后弟弟也起来跳了一支舞，并唱道：

もののふの 我が夫子の

取り佩ける 大刀の手上に

丹かきつけ 其の緒には

赤幡をつけ 立てし赤幡

見ればい隠る 山の三尾の

竹をかき刈り 末おしなびかすなす

八
の琴を調ふるごと 天下治め給ひし

いざほわけの 天皇の御子

市辺の 押歯の王の

奴末

这首歌的意思如下：“我披上戎装，腰横大刀，身旁插上赤旗，恶人见到我的身姿都吓得躲到一边。我治理人民，就像从山里伐竹、握着竹子的尾端自由摇晃一样容易，又像是弹奏八弦琴一样简单。吾乃将全国人民之心合而为一的履中天皇的皇子——市边之押齿王之子是也。”

认真听他唱歌的小楯，听到他报上自己的姓名时十分惊讶：“这不是履中天皇的皇孙吗？”他惊讶得从座位上滚了下来，嘴里喊着“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驱散了人群，请两兄弟正座。因为过于感动，他甚至不顾礼节地将两兄弟抱到自己左右膝盖上，开心得哭了出来。

小楯立刻将找到皇孙的消息上报朝廷，很快就有迎接的使者自都城而来，这两兄弟就这样继承了皇统。本来按照正常顺序应该由哥哥先即位，但是因为弟弟咏了这首歌才表明了兄弟两人的身份，使得两人可以即位，因此哥哥将皇位让给了弟弟，弟弟即位后就是显宗天皇，之后哥哥也登基即位，是为仁贤天皇。

之后又出现了一次危机，仁贤天皇的皇子武烈天皇也在没有留下皇子的情况下就过世了，这时大伴金村、物部麤鹿火、巨势男人等重臣商议后决定四下寻觅皇室的血统，最终在越前（现福井县）的三国地方迎立男大迹王为天皇，这就是继体天皇。继体天皇以血统而论是应神天皇的五世孙，他娶了武烈天皇的姐姐手白香皇女为皇后，他们所生的皇子就是后来的钦明天皇。

以上两次危机，如果发生在外国，几乎可以确定将会爆发革命，出现野心家夺取政权、建立新国家的情况吧。而日本之所以没有变成这样，而是有重臣豪族们苦心寻求皇统，从播磨又或是越前国迎回皇族的血亲继承皇位，一方面是因为历代天皇的品德高尚，赢得了国民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重臣们各自守着本分、丝毫没有野心。人的本心在面临危机时最是显露无遗，而日本在面临这样的危机时，能够上下一心，凭借道义、道德的力量有惊无险地解决这一问题，不得不说是一件非常令人注目的事情。

少年们啊，你们不妨多观察世上众人的活动。对有权有势的人卑躬屈膝，这是卑微之人的常态。假如一个人只考虑到自己的利害得失，自然会变成这样；那么只要条件发生了变化，他的态度也就会发生变化。假如有一天，强者失去了力量、当权者失去了权力，那么昨日的屈服到今天就会变成反抗，今天的谄媚之姿到明天就会变成嘲讽之色了吧。如果一日不以道德观念净化自己的内心观念，就无法防止这种变脸。观察世间会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而这种事情同样会发生在国家上，一旦国家由于国王不德又或是年幼等原因而势力衰落，那么爆发革命、改朝换代是常有的事情。

王朝交替

古代埃及是个文化繁荣的国家，国王的权力十分强大，这一点从国王修建巨大的金字塔来作为自己的陵墓就能看出来。埃及国王的荣光持续到公元前342年为止，此后近两千年间，埃及先是被波斯支配，然后附属于罗马，再之后被纳入拜占庭帝国，又或是受到阿拉伯的支配，一直到二十世纪之后才终于获得了独立。假如我们回顾这两千年来古埃及历史就会发现，它共经历了三十次王朝交替。王朝交替，听起来似乎是很平稳的过渡，但是实际上则是新王朝推翻之前的旧王朝并取而代之的过程。这三十个王朝中最初的那一个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关于它建立的时间，学者内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是较早的公元前5456年，也有的人将时间推定在相对比较近的公元前3180年。而现在假如我们采用将第一王朝的时间推定为离我们最近的公元前3180年一说，那么至第三十王朝结束的公元前342年为止，这两千八百三十八年间埃及共经历了三十次王朝交替。我们简单地取一个平均数，那么一个王朝的寿命只有九十四年；即使将第一王朝的建立时间推定为最早的公元前5546年，那么一个王朝的平均寿命也不过一百七十三年而已。

看完西方的例子，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东方。在东方，历史最古老的是中国，这里早就诞生了文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王国。夏朝经过了约十七代共四百余年，之后被商朝取而代之；商朝则持续了约三十代共六百余年，之后进入了周朝；周朝共经三十七代，合计八百七十七年；之后是秦朝，共经历了三代十五年；此后是西汉十三代二百零七年，东汉十三代一百九十六年；之后连续有几个短命的国家兴起又衰落，然后进入了持续二百九十年的唐朝；之后则是三百二十年的宋朝、二百九十四年的明朝和二百九十六年的清朝。中国的历史中也算是有几个存续时间颇长的朝代了，但是在前后四千六百六十三年间也经历了三十个王朝，因此一个王朝的平均寿命也不过一百五十五年。一旦武力略有衰退，或是君主不德，又或是有什么天灾人祸，总之只要出现可乘之机，立刻就会发生叛乱，而叛乱最终演变成革命并导致灭国。看到这些西方与东方的例子，想必大家可以理解了吧。

当然，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会认为叛乱与革命是一件好事，也认为国家的灭亡是一件值得哀叹的事情。中国的古代典籍里特别受到重视的《论语》，记载了孔子诸多弟子中的高足曾子留下的一句话：“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这句话自古以来感动了无数读者。所谓的“六尺之孤”，指的是少年丧父的孩子，“百里之命”则可以简单理解为诸侯大名的政权。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大名去世、他的后继者还是位少年的时候，全力以赴地辅助这位弱小的少年，而绝不夺取他的权力；当面临是否取而代之的选择之时，能够一心坚守道义、道德而不动摇。这样的人就称得上是君子，也就是真正道德高尚、值得尊敬的人。

理想很美好，但是现实往往很残酷。当继承人是少年，又或者君主不德之时，昨日还是臣下的人突然变成皇位的竞争者，消灭之前的主人，夺取国家，就当这种事情不断发生的时候，日本的重臣豪族们则在清宁天皇和武烈天皇没有留下皇子、皇统面临断绝、国家也似乎就要灭亡的时候，丝毫不起竞争叛乱的恶心，心中念着历代天皇的厚恩，四下搜寻天皇的血统，为了让皇族即位竭尽心力，这真是一件美谈。

国家的健全也好，人的伟大也好，都不一定在顺风顺水的时候能够体现出来，反而在时运不济的时候才表露无遗。山部连小楯遇到皇孙时的感动，大伴金村的深情厚谊，不得不说都让人敬仰。

11 圣德太子（上）

佛教传来

继体天皇之后，依次即位的是安闲、宣化、钦明，这三位天皇都是继体天皇的皇子。这时候的朝鲜半岛上，百济为了取回被高句丽夺去的领土，向日本请求援助，并一度进军攻打了平壤；而新罗则一度攻入百济，更杀死了百济的国王。如此这般，朝鲜半岛正值多事之秋，但是这段时间朝鲜半岛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里最重要的就是百济的圣明王将佛教传入了日本。据《日本书纪》所载，在钦明天皇十三年的冬十月，百济圣明王送来一尊金铜释迦像和相关的装饰佛具，以及各种佛教经论书籍，同时在奏书中说道：“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辨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逐所须用，尽依情，此妙法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洎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唎斯致契，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记我法东流。”天皇收到这一份礼物后，没有独断专行地决定是否要接纳佛教，而是将群臣召集起来，询问众人的意见。然而意见一分为二，苏我稻目主张接受佛教，他的理由是：“西蕃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而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则认为：“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于是天皇决定，暂时不以国家为单位接受佛教的传入，而是允许苏我稻目以个人的名义如他所愿地礼拜佛像。稻目大喜过望，将佛像安置在自己家中，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然而不久之后疫病流行，许多人染病而死，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认为：“昔日不须臣计，致斯病死，今不远而复，必当有庆，宜早投弃，懃求后福。”于是朝廷将佛像丢进了难波的堀江，并一把火烧了佛寺。这时，两派的斗争日益激烈，双方各自召集兵力备战。在这时推古天皇即位（592），立圣德太子为皇太子并以他为摄政，佛教因此兴盛了起来。

十七条宪法

钦明天皇之后的敏达、用明、崇峻、推古四位天皇，都是钦明天皇的皇子，而圣德太子则是用明天皇的皇子，从推古天皇来算的话，圣德太子是她的侄子。推古天皇是一位女皇，她一方面将这位聪明的侄子立为皇太子，另一方面又以他为摄政，代为处理政务。

圣德太子这个称呼，是为了称赞他的德行，他的本名叫厩户皇子。之所以叫厩户皇子，是因为传说他的母后在宫中散步，正好在经过马厩的时候诞下了他。这位皇子非常聪慧，传说他曾经能够同时听八个人申诉自己的问题而分别做出合适的处置，没有丝毫犹豫与错误，因此也有人给他取了一个八耳皇子的异名，感叹他的聪慧。他成为摄政的时候时年方二十，这几十年来因为持续的不幸，朝廷的威仪多少有些衰退了，而现在因为这位伟大的皇太子摄政，朝廷的权威终于重新树立了起来。

太子的新政首先由制定冠位开始。他于推古天皇十一年十二月颁布了冠位十二阶，并分别颁赐给合适的人物。所谓的十二阶，指的是“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也就是以“德、仁、礼、信、义、智”的六个德行分别为大小两阶而成为十二阶。随着位阶的不同，冠的颜色也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冠位。此前人们地位的尊卑基于氏族的大小，但随着冠位的出现，朝廷就可以通过个人功绩的大小来制定新的上下秩序了。冠位十二阶被后世一直继承发展下来，成为后世的位阶制度。

其次，圣德太子新政还制定了宪法。推古天皇十二年四月，太子亲自制定了宪法十七条。第一条的内容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意思是首先要以温和的内心与众人交流，注意不要与他人产生冲突和斗争，太子将这件事情放在了第一位；第二条的内容是“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这是因为太子认为，让人们不互相争斗的最好方式是通过佛教让人们反省自己的内心。以上这两条是针对当时教育水平不足、一般人的道德培养也不完善，因此人人执念太强，不知自省，时常陷入纠纷的现状而制定的。假如放任这一情况的话，世间恐怕会一片混乱；为了将当时的社会诱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太子在宪法的开篇首先论述了必要的心理准备。

接下来的第三条非常重要：“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四时顺行，万气得通。地欲覆天，则至坏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糜，故承诏必慎，不谨自败。”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就是君与臣的关系。假如君臣间的关系出现混乱，那么国家就会被颠覆。宪法为了说明这一点，将君臣关系比喻为自然界里天与地的关系。要是天地倒转的话，自然界将会出现巨大的混乱而最终灭亡，一个国家内的君臣关系也是如此，无论国君做错了什么仍然是国君，臣子永远是臣子，两者的关系绝不能倒转，假如君不君、臣不臣，那就是国家灭亡之时。因此，君主的命令是绝对的，接受他的命令时必须要谨慎小心，绝不背弃，这就是太子的教诲。

第三条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十七条宪法的根基，为了进一步解释它的内容，太子还颁示了许多内容，以下我只简述各条的要点。

第四条：以礼为本，治民之本在于礼；群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

第五条：裁决诉讼时不可收取贿赂，对贫苦之人也要做出公平的判决。

第六条：善行必表彰，恶事必惩处。

第七条：举贤人为官。

第八条：官吏每日应该早出勤，晚下班。

第九条：信是义之本，善恶之成败，关键在于信义的有无。

第十条：去我执，深自省，不可一味叱责他人。

第十一条：有功必赏，有过必罚。

第十二条：国无二君，民无二主，国君以外的国司与国造无非是君主派出的官吏，不得私立名目、收取税收、中饱私囊。

在第十二条中有如下著名的表述：“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这是警戒当时的地方官不要妄图僭越，与第三条一样，明确宣告了天皇的大权。

那么，以上只是我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释了宪法十七条的内容，实际上它是用艰深难懂的汉文写成的，而仔细去查的话，能够找到它们所依据的中国古典文献：《诗经》《书经》《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礼记》《管子》《孟子》《老子》《荀子》《墨子》《庄子》《淮南子》《韩非子》，除此之外还有《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如果不是精读过上述这些文献，并能够熟练掌握其中字句的优秀学者，是无法写出这样的文字的。而且单单博学还不足以撰写这部宪法，必须一方面广泛地掌握外国的历史、哲学、政治学、文学的知识，另一方面能够以日本的历史为本，通过撰写宪法进一步使日本的国体或者说是日本这一国家的本质更加纯粹，明确日本的国家组织，强化国力。为了这一系列的目的，将古今中外的经验结合起来，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用简洁的文字表述出来，这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如果不是圣德太子这样聪明绝顶的人物，我相信没有人能完成这个任务。

12 圣德太子（下）

遣隋使

圣德太子通过制定冠位、编写宪法强化了国家的根基，这是他在内政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此外他在外交上也有令人注目的表现。在这之前，中国大陆分裂为南北两朝，此后由隋朝统一南北，重新建立了强大的统一国家。隋炀帝继承父亲的皇位是在605年，在这之前的一年，日本编写了宪法十七条。隋炀帝登基之时意气风发，希望时隔多年之后重新统一中国大陆，将年号也改为了大业元年。在大业三年，隋炀帝从日本的使节小野妹子处接受了日本的国书，也就是外交文书。中国自视为大国，而将周围的国家视为小国，有着认为小国都应该屈服在大国面前的思维定式，因此自然而然地认为来自日本的国书想必也表达了类似的内容或者态度。没想到隋炀帝打开国书时，发现其开头竟然是这样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表明了完全平等的态度，隋炀帝因此很不满，对负责外务的官员下令，不得再上呈这种无礼的外交文书，这件事情明确记载在了《隋书》里。

隋炀帝虽然不喜欢日本在外交文书上表现出的无礼态度，但是认为与日本的外交交流仍然是有必要的，因此在第二年小野妹子归国时，派遣外交官裴世清与他同行回国。圣德太子盛情接待了他，并在他回国时第二次派遣小野妹子为大使前往隋朝。这一次他们所持国书的内容记载在了《日本书纪》里，据记载，文章的开头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虽然与上一次的行文不同，但是无论是其意义还是其中包含的态度，都与前年的国书一致。这种对等的外交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罕见的，也正是因为其特殊性，《隋书》中才会有特笔记载，这件事直到后世仍然被人传颂，这都是圣德太子高明见识的产物
[1] 。

一个国家，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国家，都能坚持对等交往，而不因为对方的强势就采取低三下四的态度，这一点已经很了不起了。圣德太子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还意识到孤立一方、独善其身对于国家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积极导入外国的学问与文化。在小野妹子第二次渡海时，他派遣福因、惠明、玄理、大国、日文、请安、惠隐、广齐八人为留学生。这八人都是归化人或其子孙，由此不仅可以知道朝廷能够温和地接纳由外国归化而来的人，同时也能够知道这些人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此外，这时候派遣的八名留学生中，有两人在三十一年后归国，另外两人在三十二年后归国，由此可推测，在派遣他们出国的时候，圣德太子应该是确定了不要忙着出成绩，而让他们充分学习、研究先进文化的方针。

修建法隆寺

太子通过编纂宪法、制定冠位，使国家的本质更加纯粹，也明确了国家的系列制度，但是所谓国体或者说是国格这种东西，是在历史中诞生的，法制规定的完善并不意味着国体的完善，要完善国体必须要仔细地检视历史，明确国家的起源与由来。于是太子与大臣苏我马子商议，致力于历史的编纂，即编纂了以《天皇记》与《国记》为代表的史书，记载了主要豪族的历史。

到了开始编写历史的时候，计算年月的能力就变得非常必要了。神话或者故事中，我们可以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个时候”瞒混过去，历史却不能这样，假如没有“何时在何地发生了何事”这样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就说不上是历史了。然而日本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文字，发生的事情都只依赖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现在突然要编纂历史，在计算之前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具体年份时就遇到了大问题，这时候此前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谶纬之学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谶纬学主张历史每隔一千二百六十年就会产生一个大变革，而且这个变革必然发生在辛酉年，这就是所谓的“辛酉革命说”。当时编纂历史的人采用了这一原则，将推古天皇九年的辛酉年作为新时代的起点，并将神武天皇的建国大业安排在了一千二百六十年前的辛酉年，并将这期间的一系列故事安排在了一千二百六十年间，这些在前文的“皇纪”部分已经提到过了，在此不再赘述。

这一时间推定导致古时候的年月被过度拉长了，这实属无奈之举。但是当时的人之所以会将推古天皇的治世视为新时代的起点，显然是因为圣德太子的光辉新政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冲击，尤其是佛教的公开传播以及与此相伴的庄严华美的寺院的修建，对当时的人们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

佛教传来之初，苏我稻目欣喜地迎接佛教的传播，而物部尾舆及中臣镰子则反对佛教，这一点前文既述。最初，反对派获胜，佛像被丢进了难波湾的堀江，而寺院则被一把火烧掉了，即使如此，苏我氏也没有放弃信仰。在用明天皇治世时期，苏我与物部两家的后人分别继承了他们的观念，苏我马子与反对派的物部守屋及中臣胜海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最终苏我马子在斗争中杀死了守屋与胜海，因而随着苏我氏占据了绝对优势，佛教也兴盛了起来。

圣德太子对佛教有着深刻的研究，如前所述，他在十七条宪法的第二条中提到了“笃信三宝”还在宫中亲自开办法华经与胜鬘经的讲学，为众人解释经典的难解之处，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曾经亲自为佛经做过注释。这就是所谓的《三经注疏》，也就是圣德太子给《维摩经》《胜鬘经》《法华经》这三部佛经所写的义疏。所谓义疏，指的就是注释。《三经义疏》的原本一部分后来遗失了，其中只有《法华义疏》保存至今，现在作为御物（属于皇室的宝物）安置在宫内。这部著书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有多份抄本与印刷刊行本，而刚才提到的御物则是圣德太子亲手写下的原本。我们不清楚圣德太子写下该书的具体时间，但是圣德太子去世的时间是推古天皇三十年（622），因此这本书起码也是这之前的产物，这么说来距今
[2] 至少也有一千三百五十多年了。现存的金石文里有比它更古老的，但是以纸质文书来说，这份圣德太子亲手书写的《法华义疏》
[3] 是日本最古老的。一千三百五十年听起来似乎很短，但实际上是非常漫长的，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要找到这么早以前的纸质文书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有，也都是些密藏在洞窟内或者是埋藏在地下的东西，而这份《法华义疏》却一直被安置在木造的建筑物中，在近一千四百年来，受到代代人的尊敬。从这样的小事情里也能很好地看到日本的国格。

虽然圣德太子的佛学研究如此精深，但是更吸引当时世人的，反而是他建立的寺院。当时的飞鸟地区（现奈良县内）有苏我马子兴建的法兴寺，据说也是一座有着宏伟堂塔的大寺院，但是圣德太子在难波地区（现大阪府内）兴建的四天王寺和在斑鸠地区（现奈良县内）兴建的法隆寺是一直留存至今的大寺院，千百年来，其宏伟壮丽让世人惊讶，并受到深深的崇拜。四天王寺供奉的主神为佛教中守护四方国境的神明，即持国天、增长天、广目天和多闻天，修建在海外交通的要冲——难波港边的山丘之上，这也表达了为日本抵御外来侵略的祈愿，寺院的伽蓝结构是中门、塔、金堂、讲堂沿南北向直线分布，这与朝鲜的寺院结构相一致。而法隆寺则前方是中门，后方是讲堂，而中间则是左塔右金堂的伽蓝配置结构，这在外国没有先例，完全是日本独特的伽蓝配置，被认为是圣德太子的独创
[4] 。

这些雄伟壮丽的大寺院逐一建造起来，人们自然会目之所见、心之所望，满怀好奇和激动地踏入它的山门吧。日本自古以来的神社虽然在面积与气势上比起这些寺院毫不逊色，但是神社一贯的风格是闲静朴素，而这些新建的寺院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境，被众多装饰物点缀得雍容华贵，安置在寺院中的佛像也是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金铜像，灿然生辉。虽然一般人听不懂诵经时所使用的艰深汉语，但是可以想象其在这种安逸祥和的诵经声里被悠然带入梦境的情景。寺院建筑中高耸入云的塔尤其美丽，当人们仰望五重高塔尖端直指天空的九轮时，想必会被带入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佛教净土吧。

如此这般，将推古天皇的治世、圣德太子担任摄政的年代视为新时代的起点，这个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开始计算皇历也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即使这一计算结果与实际的年月有一定程度的偏差，这一偏差中也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苏我氏的暴行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辉煌的时代并没能持续很久，国家很快就面临巨大的难关，那就是圣德太子的去世。太子这时担任着推古天皇的摄政，而身为太子的他显然原本是要继承叔母的皇位的，但是在推古天皇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里
[5] 因病与世长辞，享年四十九岁。《日本书纪》中关于当时众人听闻太子去世时的悲痛之情有如下记载：“是时，诸王诸臣及天下百姓，悉长老如失爱儿，而盐酢之味在口不尝；少幼者如亡慈父母，以哭泣之声满于行路；乃耕夫止耜，舂女不杵，皆曰：‘日月失辉，天地既崩，自今以后谁恃哉？’”高句丽的僧侣惠慈则说道：“今太子既薨之，某独生之，有何益哉？我以来年二月五日必死，以遇上宫太子于净土。”到了第二年的这个时候，他果然按照预言圆寂了。

圣德太子去世后六年，推古天皇也与世长辞，原本应该继承皇位的圣德太子已经不在了，而推古天皇去世时又没有指定太子，因此谁来继承皇位就成了问题。当时的大臣是苏我马子之子苏我虾夷。苏我氏是应神天皇幼年时期有大功于朝廷的武内宿祢的子孙后代，如果推算系谱，还是从孝元天皇家系中分出的名门望族，到了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这一代，随着势力的增强也变得越来越傲慢，不守臣子的本分而肆意妄为。用明天皇与推古天皇的母亲都是苏我稻目的女儿坚盐媛，而崇峻天皇的母亲也是稻目的另一个女儿小姐君。也就是说，苏我氏以外戚（母方的亲戚称为外戚）的身份所拥有的权势压过了其他豪族。用明天皇过世时，苏我马子欲立推古天皇，因此杀害了反对这件事情的皇族与权臣物部守屋；而崇峻天皇虽然母亲是苏我氏所出，却无法忍受马子的骄横跋扈，对他颇有怨言。这个消息被泄露到了苏我马子处，于是苏我马子派遣一个名叫驹的归化人杀害了天皇。在这之后即位的就是推古天皇。

圣德太子成为摄政的时候，正是苏我马子势力的全盛期。以太子的聪慧，不可能没有察觉到苏我马子的暴虐骄横。尽管如此，圣德太子却没有处分他，想必是因为假如要彻底铲除苏我氏的势力，需要赌上整个国家的命运。因此太子通过制定宪法与冠位，明确君臣之别，确立上下秩序，同时还借助佛教的力量，希望人们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然而，圣德太子的施政因为他的去世而中断，不久之后苏我马子也过世，其继承人苏我虾夷比父亲还骄蛮无礼，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深刻了。

虾夷所做的第一件恶事就是为了挤兑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而拥立敏达天皇之孙舒明天皇继承皇位，杀害了反对这件事情的境部摩理势。假如圣德太子还在世，本该由他来继承皇位，因此在圣德太子过世后，人们都认为应当由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继承皇位（就像是日本武尊早逝之后，他的儿子即位为仲哀天皇一样），山背大兄王本身的人望也很高，结果虾夷却不承认了山背大兄王继承皇位的权力，他的儿子苏我入鹿更是杀害了山背大兄王一族。

虾夷做的第二件恶事就是他在祭祀自己家的先祖之时，僭越地使用了帝王之礼，广征国民为自己家修建陵墓，将虾夷的坟墓称为大陵、入鹿的坟墓称为小陵，更将原本侍奉圣德太子的人民擅自移用为自己的守陵人。圣德太子的遗族面对苏我氏的跋扈，感叹“天无二日，国无二王”，而苏我虾夷竟然因此将圣德太子的遗族杀得干干净净。

虾夷做的第三件恶事就是他不出席朝政而在自己的家里私自处理政务，擅自授予儿子入鹿以紫冠的高位，并给他大臣的待遇。

虾夷之子入鹿则是个令其父虾夷都无可奈何的恶徒。他在杀害了圣德太子的遗族之后愈发妄自尊大，终于到了将父亲家称为“上宫门”，而将自己家称为“谷宫门”，并将自己的儿子称为皇子的地步。会有这样的称呼，想必是因为虾夷的家位于山丘之上，而入鹿家位于山谷之间，但是以“宫门”（みかど，对天皇的尊称）称呼自己家则是彻头彻尾的僭越。“みかど”的意思是御门，也就是天皇御所之门，因此引申为天皇的代名词，但是苏我入鹿开始以这个词指称自己。而且苏我入鹿家中还有严密的防御设施，他安排了五十个护卫时刻守在自己身边，将出入自己家的人称为“祖子需者”，也就是“臣服于苏我氏的年轻人”的意思。国家的纲纪由此混乱。反对苏我氏暴行的人还没有出现，但如果入鹿的暴行更进一步，日本国就面临着亡国的危机。

[1] 关于第二次国书（“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记载仅见于《日本书纪》，反之，《日本书纪》中不见关于“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国书的记载。目前可以确定圣德太子时期日本尚未出现天皇号，因此“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一语是《日本书纪》成书时所做的修饰。——译者注

[2] 指至本书写作的20世纪70年代为止。——译者注

[3] 该书是否为圣德太子所著尚有争议，其成书时间也不明确。——译者注

[4] 平泉澄在这里提及的是法隆寺西院伽蓝的配置方式，但是现在由于考古发掘的进展，学界基本确认了法隆寺的西院伽蓝是飞鸟时代末期开始重建的，并非圣德太子设计的伽蓝配置。而圣德太子时期的法隆寺原址位于现在西院伽蓝的东南部，被称为若草伽蓝，此外，左塔右殿的伽蓝配置方式也并非日本的独创，平泉澄在这两点上都出现了错误。——译者注

[5] 《日本书纪》记载的圣德太子去世时间是推古天皇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里的三十年是根据《天寿国绣帐》与《上宫圣德法王帝说》等史料推算出的年份。——译者注

13 大化改新

苏我氏灭亡

有一个名叫中臣镰足的人，他的家族代代侍奉天皇家，执掌神祇祭祀之事，相传他是天孙降临神话中随同琼琼杵尊一起降临人间的天儿屋命的子孙，他的先人里还有一位辅佐神武天皇进行国家建设的天种子命。镰足这一代，遇上了苏我入鹿的暴行。镰足意识到，假如不打倒苏我氏，国家就会陷入非常危险的状态，因此他决定采取行动反对苏我氏。为了寻求支援，他考察了一众皇族的能力与反对苏我氏的意愿，发现舒明天皇的皇子中大兄皇子是反对苏我氏最合适的伙伴，却苦于没有接近他的机会。碰巧，他听说在法兴寺有一场蹴鞠之会，中大兄皇子也会出席，于是他也前往参会。正巧皇子的靴子在踢球时松开，和球一起飞了出去，镰足由于早有准备，迅速跑去拾起了靴子，跪着将靴子进献给皇子，皇子也跪坐下接受了他献上靴子的举动，这就成了镰足获得皇子信任的原因，此后两人无话不谈。

这时候，有一位名叫南渊请安的学者，他当年被圣德太子派往隋朝留学，在隋朝停留了三十二年，是位饱学之士，四五年前刚从隋朝回来。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跟从这位老学者学习儒学，并在往返途中探讨机密、甄选人员，又获得了几名同伴，等待着推翻苏我氏的合适机会。

皇极天皇四年六月，三韩前来献上贡品，将要在天皇御前举行呈现仪式。这时，中大兄皇子定下计划，指定以仓山田石川麻吕诵读三韩的上表文为暗号，由佐伯子麻吕等人斩杀苏我入鹿。然而石川麻吕读上表文时，子麻吕却因害怕而不敢动手，石川麻吕担心得汗流浃背，诵读的声音也颤抖了起来。入鹿觉得奇怪，就问：“你为什么发抖？”石川麻吕答道：“因为在天皇面前承担这样重要的任务，所以紧张得发抖。”

中大兄皇子看到这个状况，大喝一声，一刀斩向入鹿。子麻吕因此鼓起勇气，也上前一刀斩伤了入鹿的脚。天皇十分惊讶，询问：“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中大兄皇子跪下回答：“入鹿计划谋害皇族夺取皇位，我们不能允许这一奸计得逞，因此诛杀了他。”天皇听后进入内殿，子麻吕等人终于诛杀了入鹿。此后中大兄皇子立刻在法兴寺设置大本营讨伐苏我虾夷，以皇族为首，旧来的重臣们纷纷聚集于此。与此相对，归化人们也武装起来，聚集在苏我家的宅邸附近，准备帮助苏我虾夷与中大兄皇子决战。皇子派遣了一位名叫巨势德陀的将军劝降归化人，向他们解释了自从天地开辟以来君臣关系就是确定的，违反这一道理、想要篡夺皇位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道理。听了将军的演讲，归化人们纷纷解除武装，最终苏我家就这么灭亡了。

膨胀是很可怕一件事情，苏我一家原本是出自于皇族的名门望族，代代受到重用，功绩不可胜数。然而随着势力的壮大，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居然妄图篡夺皇位，还重用归化人，忘记了日本的国本转而学习外国的文化，不仅对天皇毫无尊重之心，肆意行废立之事，甚至还做出了诸如灭亡圣德太子的后人和利用归化人行弑君作乱之事的行为，结果终被灭族，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大化改新

在诛杀苏我入鹿之后，中大兄皇子的叔父孝德天皇即位，立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以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为右大臣、中臣镰足为内臣，计划进行政治上的大改革。天皇在一株大榉树下召集群臣起誓：

天覆地载，帝道唯一，而末代浇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于我，诛殄暴逆。今共沥心血，而自今以后，君无二政，臣无二朝。若二此盟，天灾地妖，鬼诛人罚，皎如日月也。

此后日本首次正式确定了年号，将这一年定为大化元年。这一年是皇纪一千三百〇五年，以西历计算则是公元645年，我们将从这一年起的几年间的一系列政治上的大改革称为“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的内容，简单来说有以下几条
[1] 。

第一，禁止土地归人民私有，明确了所有的土地都归天皇所有，应当接受朝廷的支配，并努力实现了这一点。

第二，在首都和地方分别设置坊令、坊长、里长和国司、郡司来进行管理，以距都城较近的部分地区为畿内，并特别重视对这一地区的支配。

第三，编纂户籍，统计准确的人口数量，给所有的人都分配一定数量的田地，并征收相应的租税。

这些事情的构想其实在圣德太子的宪法中都已经成形了，只是当时只能停留在理念层面、难以得到实施，豪族强行占有土地与人民、不接受国家管理的情况很多，直到这时国家才通过一条一条具体的规定，使人民、土地和官员与天皇直接联系起来，接受朝廷的支配。这当然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正因为借着苏我氏这一权势无双的大豪族灭亡的机会推行改革，其他想着一己私利的人才不敢反对，改革才得以一举实现。此外圣德太子的教谕，乍看似乎过于天真，但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也逐渐渗透到了人民的内心之中，这一点也能从聚集在苏我家的归化人们听从将军巨势德陀的劝说、解除武装放弃抵抗这件事上看出来。首先有圣德太子通过道义、道德的教育让人心向善，要求人们自省，其次中大兄皇子断然用武力镇压不听从劝告的苏我氏，这样朝廷的权威终于能够传达到全国各地。

据说这时的规定是官吏必须在寅时出勤，在朝廷南门之外站成左右两列等待日出，日出之后进入御门，在庭院内向天皇行再拜之礼后前往各自的工作岗位。假如迟到，就无法得到入门的许可。工作到午时，午时的钟声敲响之后就可以回家。寅时大约是凌晨四点，必须在凌晨四点之前离开家门，在宫门之外等待日出后进入宫门，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早朝。不得不说，这个上班时间对于早晨爱睡懒觉的人来说是很大的负担，但是到了中午十二点工作就能结束，由此可见这一规定还是相当宽容的，从中可以想象古代人的健康生活。

凌晨时分出勤，在日出的同时，百官进入宫门朝拜天皇，之后各自就位工作，这不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应有的景象吗？

[1] 《日本书纪》中的《大化改新诏》是《日本书纪》的编纂者根据大宝令的内容大幅窜改的结果，此为目前日本古代史学界的基本常识。——译者注

14 天智天皇

白村江之战

孝德天皇在位十年后驾崩，在这之后登上皇位的是之前的皇极天皇，她再次即位成为天皇，这一次被称为齐明天皇。对于中大兄王子来说，孝德天皇是他的叔父，而齐明天皇则是他的母亲。中大兄皇子在这两位天皇在位期间都作为皇太子负责处理政务。以年龄而言，在诛戮苏我氏一族时中大兄皇子二十岁，齐明天皇即位时中大兄皇子三十岁，齐明天皇驾崩时中大兄皇子三十六岁，之后又过去了几年，中大兄皇子在四十三岁的那一年终于即位成为天皇，即天智天皇。然而，他在即位后短短三年就离世，享年四十六岁。换言之，天智天皇实际坐上天皇之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年，然而以皇太子身份处理政治事务的时间却长达十多年。

那么我们要回顾天智天皇的治世，显然有必要将这前后二十多年的执政时间结合在一起来看。这二十多年来，日本国内最重要的事情是消灭了苏我氏的势力，推行了大化改新，对外则为了救援百济与唐朝展开了战争，这是天智天皇治世期间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前者在第十三章中已经进行了说明，那么现在就针对后者进行简单的说明。

在朝鲜半岛的南部，西边有一个名叫百济的国家，而东边则是名叫新罗的国家。百济常年在北方的高句丽或者是西面的中国大陆上的势力和东边的新罗的夹缝间生存，一旦受到夹击，除了日本以外就没有可以依靠的势力了。神功皇后当年带兵渡海也是为了救百济于水火之中，而同样的局面一直持续了两百多年，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此前直接威胁百济的是高句丽，而现在威胁到百济的则是比高句丽要强大千百倍的唐朝。唐朝取代隋朝统一了中国大陆，成为继汉朝之后又一个势力强大的大王朝，凭借其强大的武力试图征服朝鲜半岛。唐朝的军队在唐太宗时期就开始持续进攻高句丽，到了接下来的高宗时期更是以苏定方为大将军，带领十余万人的大军攻入百济，同时还命令新罗从百济的后方进行夹击。这件事情发生在唐高宗显庆五年，以日本的历法而言则是齐明天皇六年，以西历而言则是公元660年。百济瞬间被击败，国王与太子、王族、重臣们都成了俘虏，被送往唐的首都，而唐王朝则将百济的土地人民进行了再编，设置了五都督、三十七州、二百五十县，管理二十四万户人家，管辖人数高达六百二十万。百济人中有骨气的一部分人以一位名叫鬼室福信的人为中心团结起来，来到日本请求放回他们的王子丰璋，以他为国王再兴百济国，同时也请求日本帮助，希望能够将唐朝的势力赶出百济，重建百济王国。朝廷收到这一请求立刻发诏，诏书中有“乞师请救，闻之古昔；扶危继绝，著自恒典”之句，于是在这一年的年末，齐明天皇移驾难波宫（现大阪府内），开始准备军器，同时命令骏河国（现静冈县）准备造船，在翌年春天通过海路行幸九州，停留在朝仓宫（现福冈县），准备指挥出征军，然而不幸的是她在这一年的秋天染病去世，此后就由皇太子中大兄皇子负责指挥。他给百济的王子丰璋授予高位，送他返回百济，同时派出士兵五千人，分乘一百七十艘船护送他回去。次年正月，日本送达百济的救援物资包括箭十万支、丝线五百斤、棉一千斤、布一千匹、皮革一千张、稻种三千石等，可以说是做好了辅佐百济复国的准备。然而不幸的是百济方面的主从之间产生了不信任感，重臣鬼室福信被丰璋处死，由此重臣内部产生了动摇，日本军队最终在天智天皇二年（唐龙朔三年）的白村江海战中惨败，被迫撤出朝鲜半岛，百济也完全灭亡。而此后不愿意臣属唐王朝的百济人前来日本请求帮助，而日本也迎接他们的到来，于天智天皇四年将四百多名百济人安置到了近江国，次年则又将两千余人安置在了东国，八年又将男女七百余人收容在近江国，这些都是《日本书纪》中的记载。

当时日本与海外的交流日益频繁，唐王朝统一中国大陆，威势一时无二，而与其相比，百济的国力则十分贫弱，完全不具备与唐王朝正面斗争的能力。天智天皇想必明白这一点，而在清楚意识到双方实力差距的基础之上，天智天皇仍然决定出兵救援百济，这一方面是因为无法漠视小国就这样被大国灭亡，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尽早将大国的势力阻止在朝鲜半岛上对于日本的自卫而言也有好处。

然而不幸的是，因为在白村江战败，日本说不定就要面临唐朝大军的直接侵略，因此整备国内的防御就成了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天皇一方面在对马、壹岐岛与筑紫设置防人守卫国境，另一方面在对马岛的金田、岐国（现香川县）的屋岛、大和的高安等地筑城，在北九州地区也建筑了水城、大野城和基肄城，在长门国（现山口县）内建筑了城池并在山顶设置负责传递紧急军情的烽火，同时将国都也迁往近江国的大津地区，做好了万无一失的临战准备。

如果只看结果的话，与唐朝的战争可以说是无谋之举，在一场大失败后又陷入了消极的退守，看似非常失败，但是当时朝廷的计划原本是非常庞大的。在与唐朝开战的几年前，日本海军刚刚在阿倍比罗夫的领导下由日本海北上，平定了秋田、能代、津轻等地，前往渡岛（现北海道），并征服了困扰当地居民多年的名叫肃慎的异民族，因此北方人民心悦诚服地臣服于朝廷的领导。这次远征清楚地展示了朝廷的抱负之大，以及朝廷对海军的自信。我们必须先意识到这次对百济的救援，是发生在百济已经灭亡但希望能够以日本一己之力再兴百济王国的情况下。百济的国王、太子与重臣们成为唐朝的俘虏、百济灭国是在公元660年，这时遗臣鬼室福信等人计划再兴亡国，这时的诏书中也出现了“扶危继绝”的表述。因此，日本才派遣了之前北上日本海建立功勋的阿倍比罗夫等人，率领数百艘战船远征百济，然而最终因为位于计划中心的丰璋与福信两人之间不能互相信任，福信被杀，而日本军队则在白村江海战中失利，迫不得已陷入了退守的局面。

当时的唐朝，在武力与政治两方面都非常优秀，四方的国家在被唐朝征服的同时也臣服于唐朝的文化政策，形成了“胡越一家，古来未有”的局面。唐朝在北方设置了安北都护府，管理的地区包括满洲、蒙古甚至遥远辽阔的西伯利亚地区；在南方则设置了安南都护府，控制越南地区；在西面则设置了安西都护府，辖区从甘肃、青海、西藏等地一直延伸到中亚地区；东面则在平壤设置了安东都护府，管理朝鲜半岛。唐朝的威势与命令所及之地极其广阔，汉人的势力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然而，即使是这么强大的唐王朝，也完全没有要进攻日本的打算，这正是因为日本虽在白村江之战中战败了，但是日本军队展现出勇敢奋战、绝不屈服的斗争心，以及日本战败后立刻建立了周密的国防计划。

壬申之乱

天智天皇的治世期间，文化十分繁荣兴盛，指南车在这个时候传入日本，采矿冶金的技术也得到了发展，计时装置也是在这时候发明出来的。天智天皇在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就亲自制作计时用的沙漏，于天智天皇十年四月二十五日（现在日本的时间纪念日之所以被设置在每年的六月十日，就是将这一天换算为西历的结果）将沙漏安置于台上，一旦到了整点，沙漏就会敲钟提醒大家时间。

天智天皇在四十六岁的时候与世长辞，此后执掌政务的是皇太子大友皇子，他与天智天皇的弟弟大海人皇子之间发生了冲突，大海人皇子此前一度被视为皇位继承人，被立为皇太弟后却最终辞退了这一位置。大友皇子在二十五岁时离世，大海人皇子登上了皇位。这一悲惨的争斗被称为“壬申之乱”。这样不幸的斗争产生的原因是，古时候无论是日本也好还是中国也好，还没有确立嫡子继承的原则，也就是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地位的这一原则，兄弟相承之事也是常有的，因此作为继承者的弟弟与嫡长子之间的争斗时有发生。尤其是天智天皇对内推行大化改新，对外则与唐王朝作战，这两件都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一方面有因这两件事情对其感到佩服的人，另一方面也自然有对这两件事情感到不满之人，因此重臣之中也因为意见的分立产生了两派。

不幸的是，重臣中最重要的中臣镰足在天智天皇过世前两年就去世了。在镰足生病时，天皇亲切地前去探病，并询问他：“你有什么遗愿吗？”镰足回答道：“没有任何问题，只希望葬礼能够简单地进行就好。”天皇赐给他大织冠与大臣之位，并赐姓藤原，所以从此他的子孙都姓藤原。镰足去世时享年五十六岁，要是他在壬申之乱时还在世的话，或许还能有些办法处理这一局面，这真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15 藤原京

藤原京迁都

大海人皇子即位成为天武天皇，在位十五年后过世；此后他的皇后即位，是为持统天皇；十一年后她的孙子即位，是为文武天皇。在这三代天皇在位的几十年间，国家的体制逐渐完备，最终在奈良时代开花结果。举例而言，历史的编纂就是其中之一。天武天皇十年（681），以川岛皇子、忍壁皇子为首的十余人受命整理帝纪及上古的记录，同时，一位记忆力超群的名为稗田阿礼的青年（时年28岁），受命将太古以来的口头传说的历史统一起来并全部背诵了下来。前者经过编纂最终成为《日本书纪》，而后者后来也被整理成书，也就是《古事记》，关于这一点我们之后会详述。

持统天皇在在位的八年之内，建设了藤原京并将首都迁往藤原京。在此之前的帝都虽然有首都之名，但指的不过就是天皇的居所，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都城建设。每代天皇在位时都会迁移居所，甚至一代之内几度迁都的事情也发生过。以天皇的居所为中心，安置有处理政务的办公场所并聚集了一批官吏。其中既有像仁德天皇一样远赴难波（现大阪府）之地的，也有像天智天皇一样迁宫到大津（现滋贺县）之地的，但是多数天皇都选择建都于大和地区（现奈良县），尤其是推古天皇之后的几任天皇都选择了在大和的飞鸟地区（现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建立皇居。推古天皇的丰浦宫、舒明天皇的飞鸟冈本宫、皇极天皇的飞鸟板盖宫、齐明天皇的飞鸟川原宫、天武天皇的飞鸟净御原宫等，都是在飞鸟地区建立的皇宫。

像这样历代迁宫的话，一方面会导致当时的宫殿建筑无法永久保存，另一方面其作为都市也难以被修建得繁华壮丽。因此在持统天皇四年，天皇在一众重臣的陪同之下前往藤原之地进行考察，在那里建立起宫殿，并于八年十二月将首都迁到了藤原京。整个藤原京由南至北分为十二条，每一条分为左、右京各四坊；在北方中央的地方有相当于十六坊大小的宫城，宫城之中有大极殿和十二间朝堂，东、西则分别设有朝集堂
[1] 。可以想象当人们看到这一整洁的都市与恢宏的宫殿出现时激动的心情，表现这一心情的和歌收录在《万叶集》之中：

やすみしし　わご大王

高照らす　　日の皇子

あらたへの　藤井が原に

大御門　　　始め給ひて

はにやすの　堤の上に

あり立たし　見したまへば

大和の　　　青香具山は

日の経の　　大御門に

春山と　　　繁さび立てり

畝火の　　　この瑞山は

日の緯の　　大御門に

瑞山と　　　山さびいます

耳成の　　　青菅山は

背面の　　　大御門に

宜しなへ　　神さび立てり

名ぐはし　　吉野の山は

影面の　　　大御門ゆ

雲居にぞ　　遠くありける

高知るや　　天の御蔭

天知るや　　日の御影の

水こそは　　常にあらめ

御井の清水（五二）

这里我以旧假名的书写方式将和歌的原文写了出来，这首歌的大意是：统御天下的天皇在藤原之地建立宫殿，站在埴安池的堤防上远望四方，东门前是苍蓝耸立的天香具山，西门前是祥云缭绕的畝傍山，北门前则是充满神秘气息的耳成山，南门外远处的是名字优美的吉野山，这是多么美丽的风景啊，天皇的宫殿就建立在这么一片美丽的土地之上，这里的清水喷涌而出，仿佛永远不会干涸。天香具山、耳成山、畂傍山被称为大和三山，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历史悠久，有着诸多传承，是日本的名山。这三山之间间隔约1里（4公里）
[2] ，中间形成一个三角形，藤原京就建设在这三山之中。人们目睹藤原京的建设，意识到藤原京与此前的都城都不相同，将会是一个永久的并有着详尽规划的都城，感到又惊奇又欣喜，于是祝福天皇的治世就像京中日夜不断涌出的清水一样永无止境、直到永远，这就是这首和歌的意思。

大宝律令

文武天皇在治世期间制定了律令。所谓的“律”，指的是关于“不能做什么事情”的规定，换言之类似于现在的刑法；至于“令”，则是关于“应该怎么做某件事情”的规定，例如官职规定就包括在这里面。在天智天皇时就开始着手律令的制定，天武天皇时进一步加以改定，而最终文武天皇在治世时又一次修订，终于在大宝元年（701）彻底完成了。当时的律有六卷，令有十一卷，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散佚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内容保存了下来，而散佚部分的内容也能通过从各种引用大宝律令的书目中辑佚的方式大概明了。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大宝令中关于官员组织的规定，大宝令中首先出现的部门是神祇官，接下来则是太政官。这并不是说神祇官比太政官重要，而是表现了尊敬神明、将神祇祭祀优先于其他一切事务的想法，因此才将神祇官的位置摆在了太政官的前面。太政官下设少纳言、左弁官局、右弁官局三个机构，少纳言、左大弁和右大弁分别是这三局的行政负责人。在这三局之上，设置有四名大纳言，大纳言之上又设有一名右大臣，右大臣之上则是一名左大臣，这些人负责总理太政官的政务。在这些人的上面还设置有一名太政大臣，他的责任是担任天皇的导师与代表国民的理想形象，因此有必要由德高望重、盛名远播国外之人担任，因此大宝令中也规定了“无其人则阙”，也就是说要是没有适合担任这一职位的人，这个职位就一直空缺，所以这个职位也被称为“则阙之官”。

太政官下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的是八省，由左、右弁官局各自统领四个省。

左大弁：中务省（负责管理宫中的政务）

式部省（负责管理礼制、教育、监察等）

治部省（负责管理音乐、僧尼、外交等）

民部省（负责管理户籍、租税等）

右大弁：兵部省（负责管理兵员、军事等）

刑部省（负责管理诉讼、刑罚等）

大藏省（负责管理货币、租税等）

宫内省（负责管理宫内的御用）

以上中央的官制，接下来看地方的官制。都城设有左、右京职，九州设有大宰府，各国设有国司，各郡则设有郡司。这些部门的官吏分为“长官”（かみ）、“次官”（すけ）、“判官”（じょう）、“主典”（さかん）四级，以明确上下秩序，保证权限与责任不会产生混淆。这四等官制的官员名根据部门不同采用不同的汉字，但是在日文训读时则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八省的长官为卿，八省下属寮司的长官为头，军事长官则为督，国的长官则是守，而次官也有辅、亮、佐、介等相应汉字的区别，因此只要看这些汉字就能大致知道这个官员负责管理的内容。

这一时期设定的官制，随后多少也进行了一些修正，例如加设了中纳言和参议，又新置了检非违使等使职，但是这一官制的基本结构得到了保存，一直持续到了明治十八年。从大宝元年至明治十八年，也就是说这一官制在这一千一百八十四年间一直延续着，日本这一国家的国格在这些细小的地方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遣唐使

大宝元年还有另一件需要注意的事情，那就是派遣遣唐使。这一年的正月，天皇任命粟田真人为持节使、高桥笠间为大使，以下则有副使等一系列随员，在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后于次年六月正式出发、前往唐朝。之所以会有这一年多的间隔，是因为远航用船等的准备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出发后约两年的庆云元年七月，真人等人完成任务归国，他们的报告非常有趣。

当他们渡海登上唐朝土地时，有人问他们：“何处使人？”

他们回答道：“日本国使。”并反问了一句：“此是何州界？”

对方的官员回答说：“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也。”

于是日本的使者又问了一句：“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

对方回答说：“永淳二年天皇大帝（唐高宗——译者注）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

在这一系列问答结束之后，对方的官员对日本的使者们说道：“亟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礼义敦行。今看使人，仪容大净，岂不信乎？”对方的官员以此结束了对话离开。

这份报告的内容非常的有趣，唐太宗、高宗之世，唐朝的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一点我们在之前已经提到过了，在高宗去世后，皇后武则天夺取了权力，她的革命一时间得到了成功，在十五年间将国号由唐改为周，这一点在这份报告中也能看出来。此外，据这份报告可知，遣唐使的船是由九州出发向西南方渡海前往扬子江流域。在文武天皇治世时，种子岛、奄美大岛等地的居民得到了朝廷封赐的爵位，而萨摩国则有平定叛贼、加强军事整备的一系列举动，将这些活动与遣唐使的船沿南方航路航行这件事一起考虑的话，可以知道这一段时间日本在西南方面也开始树立起了国威。

[1] 平泉澄撰写此书之时藤原京的考古发掘尚不完全，因此他的推定多有偏颇之处。现在根据考古发掘推定的藤原京是一个基于《周礼》的理念建立的、以宫城为中心的正方形区域。——译者注

[2] 这里的里是明治政府制定的度量衡单位，约为3.9公里。另，平泉澄此处表意不明，若指的是藤原京的京域，则无论是现在主流的大藤原京说也好，旧说的小藤原京说也罢，大和三山均位于京域之内。——译者注

16 平城京

迁都平城京

之前说到了持统天皇八年兴建藤原京，而藤原京地处大和三山之内，四方远眺的景色都十分美丽，这一点之前也引用了当时的和歌作为说明，想必大家能够理解。

话题一转，想必大家在正月时都玩过歌牌吧。在歌牌上所记载的“百人一首”中，有一首持统天皇的和歌：

春過ぎて 夏来にけらし しろたへの

衣ほすてふ 天の香具山

《小仓百人一首》里对这首歌进行了一些修改，持统天皇原来的和歌收录在《万叶集》里，有几个地方与百人一首有些不同：

春過ぎて 夏来たるらし しろたへの

衣ほしたり 天の香具山（二八）

这才是这首和歌原本的模样。人们在天香具山上晾晒着衣物，而持统天皇看到青山被白色的衣物染白的样子，意识到夏天来了，因而发出感叹，这就是这首和歌的意思。如果按照百人一首修改后的“衣ほすてふ”的话，意思就变成了“听说人们要在天香具山上晒衣服”，即持统天皇不是直接看到天香具山上的情况而是根据人们的话语想象天香具山上的样子，然而如前所述，从藤原京内是能够直接看到天香具山的，因此这是一首持统天皇根据实际的所见所感而作的和歌，决不能是“衣ほすてふ”，而只能是“衣ほしたり”了。

然而在大和三山的环绕之中，被人们认为会像井内喷涌而出的泉水一样长久不衰的藤原京，也不过在十六年后就被别处所取代了。持统天皇之后即位的文武天皇，在年仅二十五岁时就不幸英年早逝，之后他的母后即位，是为元明天皇。元明天皇在和铜元年二月颁布迁都诏，三年三月将首都迁到了平城（なら）。这个地方后来一般写为奈良，而在当时一般用的是平城这两个汉字。大家都知道“平均”这个词吧，平城这个地名就因土地的平整而来。至于为什么要放弃藤原京、迁都至平城京，我们并不清楚其原因
[1] 。迁都诏中提到帝都的建设需要大量费用和劳力，因此天皇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迁都时机，但是因为迁都是大家的期望，“众议难忍”，最终做出了迁都的决定。而奈良之地的山野地势最合适修建新的都城，但天皇希望在秋收之后百姓的闲暇时间再让百姓从事道路修建等工作，不要给百姓增加负担，因此可以知道这次迁都是根据人民的希望而进行的。

青丹吉宁乐

此前的藤原京已经有不小的规模了，平城京自然对区域规划有进一步的要求。平城京大约四公里见方，是一个东西稍短、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在正中间有南北向的朱雀大路将左京与右京一分为二，南北共有九条大路而东西则有八坊
[2] ，将城市分割为若干个区域，而原本建立于飞鸟地区的诸寺也逐渐移建了过来，兴福寺、大安寺、元兴寺、药师寺等都逐渐移建到了平城京内，成为新都内的一道风景线。圣武天皇神龟元年时，出于向来朝的万国使节显示国家威严的必要，朝廷放宽了身居高位和家财雄厚之人修建房子的限制，允许他们用瓦铺设屋顶，将柱子涂成赤红、墙壁涂为白色，可以想见京内因此变得更加美丽了。藤原京以大和三山的远眺风景为美，而对于平城京的居民而言，三笠山就是让他们魂牵梦绕的风景。

在接下来的元明、元正、圣武、孝谦、淳仁、称德、光仁七位天皇约七十余年的治世期间，平城京都一直作为日本的首都繁荣昌盛。由以下几首和歌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究竟有多么喜爱这个首都。

青丹よし 寧楽のみやこは 咲く花の

薫ふが如く 今盛なり（三二八）

（奈良之都，现在正如怒放的花儿一样，迎来了它的鼎盛期。）

这是小野老所作的歌，“青丹よし”是“奈良”这个词的枕词，从这个枕词中能多少感受到平城京的美丽。

藤浪の 花は盛に なりにけり

平城の京を 思ほすや君（三三〇）

这是大伴四绳的歌，“藤浪の花”指的是藤花，当藤花满开、微风吹起之时，藤花的摇动就像波浪一样，因此有了这么一句和歌。这首歌的意思是，当藤花盛开之时，你一定会想起平城京藤花的美丽风景，作者借此表达自己对都城的深爱之心。

沫雪の ほどろほどろに ふりしけば

平城の京し おもほゆるかも（一六三九）

这一首是大伴旅人的和歌，意思是说每当看到粉雪铺满庭院地面，就能感受到对平城京的爱意。

不仅当时的人们喜爱平城京，即使后世首都迁到平安京（现京都市）之后，奈良也作为日本人的精神故乡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例如《小仓百人一首》中就有这样一首歌：

いにしへの 奈良の都の 八重桜

今日九重に 匂ひぬるかな

（当初盛开在奈良之都的八重樱，现在它的香气就像这样飘散在九重禁里之中。）

这是伊势大辅的歌，作于奈良不再是首都的两百数十年后。不仅如此，芭蕉在九百年后还写了这样的俳句来怀念平城京：

奈良七重 七堂伽藍 八重桜

然而最打动人的还是阿倍仲麻吕的和歌。仲麻吕年轻时就聪明伶俐、博览群书，因此在元正天皇灵龟二年时被选拔为留学生派遣去了唐朝，时年十六岁。他的相貌、学问出众，态度良好，当时唐朝的皇帝玄宗将他提拔为唐朝的官员，因此他错过了一次回国的时机。他与当时著名的诗人，例如李白、王维等人都有交流，不知不觉中就在唐朝度过了三十多年。仲麻吕也到了知天命之年，思乡之情愈发强烈，正巧遇到了藤原清河作为遣唐使访唐，就向皇帝提出想要与这一批遣唐使一起回国。当时唐朝的友人们举办宴席作诗送别他，仲麻吕也仰望月亮，咏了如下这首诗：

あまの原 ふりさけ見れば 春日なる

三笠の山に 出でし月かも

（仰望高挂于天空的明月，我不禁想起故乡。想必在此看到的月亮，和在故乡春日地方的三笠山上看到的是同一个月亮吧。）

想必成长在平城京的人，对于三笠山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吧。但是仲麻吕所坐的船在海上被台风吹离了原来的航线，最终漂流到了安南（越南）。在唐朝的首都长安，仲麻吕的朋友诗人李白误以为仲麻吕因为海难遇难，作了如下一首诗悼念他：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仲麻吕后来又回到了长安，得到了唐朝朝廷的优待，结果最终还是没能回到祖国，七十岁时在异国他乡离世。虽然他是以留学生身份被派遣到唐朝去的，却没能回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但是他在唐朝与李白、王维等当时一流的诗人之间的交流，充分发挥和展现了日本人的才能，这一点得到了日本朝廷的好评，他后来被朝廷追赠了正二位的位阶。

[1] 藤原京是以《周礼》理念所建的都城，而此后的遣唐使见识到长安的规模后意识到藤原京的不足，为模仿长安而建新都，此为近年平城迁都理由的通说。——译者注

[2] 平城京有北边坊等区域存在，并非完整的长方形。——译者注

17 记纪、风土记

《古事记》

此前已经说过在元明天皇治世的和铜三年，首都迁到了平城。迁都是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在这两年后的和铜五年，《古事记》的编纂完成，次年诸国又受命编纂了《风土记》，在七年后的元正天皇养老四年，《日本书纪》的编纂工作也完成了。在这里我们专门辟一章介绍这三本书。

有一本书名叫《古语拾遗》，是在一千一百六十余年前由一位名叫斋部广成的人撰写的，《古语拾遗》的卷首写道：

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书契以来，不好谈古，浮华竞兴，还嗤旧老，遂使人历世而弥新，事逐代而变改，顾问故实，靡识根源。

作者感叹，在上古还没有文字的时候，父辈、祖辈的言行通过口头传说代代流传了下来，被记得十分清晰；而文字出现、历史以文字记录之后，人们反而十分随意地处理诸事，对没有文字的时代的历史不屑一顾，忘却历史。这样的风气想必是从前就开始有了，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天武天皇决定对过往的口头传说加以整理，参考朝廷与重臣家中保存的记录，整理出一套完整的历史；又命令时年二十八岁的舍人稗田阿礼全文背诵这些经过整理的内容。不流于文字，而是令一位记忆力出众之人通过朗诵记忆的方法保存下来，是因为这种方法是最合适的，古来的语部们也都是这么做的。此前的口头传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虽然保存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甲只记得甲所知道的故事，而乙也只能传播乙所知道的故事，这些故事没有办法覆盖日本的全部历史，而且这些故事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有很多故事不知道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将这些故事按照发生的前后顺序加以排列，再删除掉日本历史中不重要的部分或者是有错误的内容，再对照记录，补充有必要增加的内容，由此完成了一套完整的日本史故事，让稗田阿礼朗读并背诵了下来。想必天武天皇原本也有将这些内容整理成书的打算，但是还计划对这些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整理，所以可以说让阿礼背诵的内容只是类似于草稿的东西，结果天武天皇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下一步的编纂就去世了。到了元明天皇治世的和铜四年，距离天武天皇过世已经二十五年了，当年还年轻的稗田阿礼也已经逐渐上了年纪，元明天皇担心他背诵的历史就这么失传，于是在和铜四年九月十八日，命令太安万侣将阿礼背诵的历史全部整理成为书籍，这就是《古事记》一书的由来。太安万侣是一位精通汉学的优秀学者，这一点在他为《古事记》所作的序文中很好地表现了出来，无论是“所以出入幽显，日月彰于洗目；浮沉海水，神祇呈于濯身”也好，还是“得一光宅，通三亭育”也好，他从中国的古代经典中摘抄语句，将文章写得非常华丽。我在这里将他的原文转写为假名以方便大家理解，但是其原文则全部用的是艰深的汉字，如果只看文章的话甚至会怀疑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太安万侣的汉学功底就是如此深厚。而且更重要的是，太安万侣虽然有如此深厚的学问功底，但是非常忠实于阿礼所背诵的内容，只是原文照录阿礼的原话，而没有根据自己的想法与学问随便窜改文字、修饰文章。也就是说，在《古事记》里，口头传说最原始、最纯粹的状态得到了保存。举例而言，大国主神被他的兄弟八十神欺负时的记载如下：

故入其野时即以火回烧其野。于是，不知所出之间，鼠来云：“内者富良富良，外者须夫须夫。”如此言故，蹈其处者，落隐入之间，火者烧过。而其鼠咋持其鸣镝出来而奉也，其矢羽者，其鼠子等皆喫也。

他的行文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他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地将口头传说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因此过去的语言得以保留，祖先们说故事时的心情也很好地传递给了后人。而且因为只是将口述内容记录下来成为文字，所需的工作时间也很短，他在和铜四年九月十八日接受敕命后，于次年的正月二十八日就完成了《古事记》一书的编纂工作并将其献给了天皇，一共只花了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日本书纪》

与《古事记》不同，《日本书纪》则是由诸多学者长年的心血积累而成的。圣德太子所编纂的《天皇记》《国记》等书如果流传下来就好了，可惜的是这些书保存在苏我虾夷家，在苏我氏灭亡时全部被付之一炬。有一个名叫船惠尺的人，从这一场大火中抢救出了一部分《国记》，献给了中大兄皇子，因此这些书中多少还是有一部分流传了下来。天武天皇十年，朝廷开始了大规模的历史编纂事业，一方面整理至此为止保存下来的记录，另一方面也参考重臣豪族家中所保存的文件档案，以及中国与朝鲜的古书，确立了保证准确性的编纂方针。因为这一编纂工作规模宏大，又以保证准确性为基本方针，因此花费了大量的人力与时间，最终以舍人亲王为总编，于元正天皇养老四年五月完成了全卷并献给天皇。《日本书纪》全书由正文三十卷与系图一卷构成，相比只有三卷的《古事记》，足足有十倍以上的分量。从内容上而言，《古事记》是从神代开始记载到推古天皇治世为止，《日本书纪》的记事也始于神代，但一直记录到了持统朝，比《古事记》多记载了七代天皇的治世。此外，因为当时假名还没有出现，因此两者都是用汉字书写的，但是两者在汉字的使用方式上有所不同。例如，刚才所举的《古事记》中老鼠出来说的话里有这么一句：“内者富良富良，外者须夫须夫。”在这句话的“富良富良”和“须夫须夫”之下，都有“此四字以音”的注释，也就是说这四个字要用汉字原本的读音来读，而没有特别加这种注的地方则要以训读来读，因此刚才的这句话，就应该读作“うちはほらほら、そとはすぶすぶ”。而在《日本书纪》里，汉字的使用方式就不一样了。举个例子，神武天皇东征的途中，曾经在筑紫的菟狭川边上一个名为“一柱腾宫”的地方受到欢迎，而在这个地名下的注释写道：“一柱腾宫，此云阿斯毗苫徒鞅饿离能宫”，也就是说这个“一柱腾宫”四字，应该读为“あしひとつあがりのみや”。也就是说，《古事记》的记载以训读为本，在需要音读的部分专门加以标注，而与此相对的《日本书纪》则是专门标注了训读部分，换言之其他部分采用的都是音读。当然，实际上《日本书纪》里也有大量需要使用训读的内容，但是至少做好了以音读也能够顺利读下来的准备，换言之，这是一部准备让外国人也能读懂的历史书。

《日本书纪》的编纂者们，调查了中国与朝鲜的历史与古文献，希望编纂出一部完美无缺的史书，但是正因为如此，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举例而言，假如现在要了解古代朝鲜历史的话，我们必须使用一部名为《三国史记》的书，这一部《三国史记》成书于高丽仁宗二十三年（1145），换言之是八百二十余年前的作品。然而实际上朝鲜地区早在这数百年以前就有各种各样的历史书了，为了研究这些朝鲜古代的史书，就不得不利用《日本书纪》。《日本书纪》中引用了不少《百济记》《百济新撰》《百济本纪》等史书，也就是说朝鲜的古文献在朝鲜半岛散佚了，反而是在日本的《日本书纪》中能够一窥原貌。

就连外国的史书都如此用心地调查过了，对于日本的古代历史记录更没有不仔细检查的道理。编纂者们将这些记事一一仔细检证，当发现相互冲突的记录时，没有简单地选择其中某一种，而是出于参考的目的，将这些互相冲突的记载罗列在了正式的记载后面，可见编纂者们的慎重。《日本书纪》中以“一书曰”起头，将出典各异的各种记录一一罗列，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风土记》

最后来介绍一下风土记的情况。《古事记》成书于和铜五年，次年国家就向全国各地下达了命令，要求诸国编纂风土记，记载当地的土地状况、山川名称、风味特产与旧来的口头传说等，将这些东西整理成书，提交给朝廷。所谓的国，可以大致理解为现在的县，是各地的行政区域。诸国将这些内容调查后整理成书，书名就定为《风土记》。诸国当然都会提交编纂完成的《风土记》，但是这些书在后世逐渐散佚，大多数《风土记》都只能够从其他著作中找到几句引用而已，只有常陆（现茨城县）、播磨（现兵库县）、肥前（现长崎、佐贺县）、丰后（现大分县）四国的《风土记》分别流传下来了一部分，而出云（现岛根县）的《风土记》则全本流传了下来。各国《风土记》编纂完成的时间各有差异，《出云国风土记》的编纂完成时间是天平五年（733），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出云国的郡乡区划、位置、山川海岛、地名由来、特产、神社寺院、警备状况等，这些内容都得到了很好的整理。而读《出云国风土记》时最有趣的是，语部所传承下来的口头传说就像《古事记》里的一样，被原原本本地保存了下来。

所以号“意宇”者，国引坐八束水臣津野命诏（中略）栲衾·志罗纪乃三崎矣、国之余有耶见者、国之余有诏而。童女胸鉏所取而、大鱼之支太冲别而、波多须须支穗振别而、三身之网打挂而、霜黑葛暗暗耶耶尔、河船之毛毛曾曾吕吕尔、国国来来引来缝国者、自去豆乃折绝而、八穗尔支豆支乃御崎。

［意宇郡之所以名叫意宇郡，是因为国引坐八束水臣津野命的诏书中写道：“（中略）新罗的海角，也是我们国土的一部分。”于是他取过大锄，将大锄锄进土地里，用力一翻，接上结实的网子一点儿一点儿地将国土拖了过来，这片牵引过来的土地就是从去豆（现平田市小津）的海岸凸出来的海角。］

这是著名的国引神话，就和《古事记》里的“内者富良富良，外者须夫须夫”一样，将语部们代代传承的口头传说直接记载了下来。如果没有《古事记》或者《风土记》的话，这些故事最终要么消失，要么即使不消失，其内容也会随着口传而逐渐发生变化。这些故事能够在一千二百年前，通过文字记载的方式保存下来，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这些书籍。

18 万叶集（上）

万叶假名

日本将首都置于奈良的时代被称为“奈良时代”，日本在奈良时代不仅完成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编纂，还令诸国编纂了各自的《风土记》，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注目的事情，在一千二百年后的今天，还能够看到这些当时的书籍，不得不令我们感到幸福。但是除此之外，奈良时代还有非常贵重的东西，那就是《万叶集》。关于《万叶集》我不得不多说几句。

《万叶集》共有二十卷，收录的全部都是和歌，其中既有长歌也有短歌，合计共有四千五百一十六首之多。最早的和歌可以上溯至仁德天皇时期，而最晚的和歌则作于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759），而整部《万叶集》中最多的还是藤原京、平城京时代的和歌。如前所述，《万叶集》是将众人的和歌编纂而成的歌集，但是这部和歌集的编者不明。也不是一个人一次性将全部的和歌整理在一起的，而是若干人分别对和歌进行了整理，然后最后由一个人将此前的整理内容统一在一起，最终成书的产物就是《万叶集》。一般认为大伴家持与《万叶集》的编纂工作有很大关系，然而还不能确定《万叶集》就是他编纂的。

毫无疑问，《万叶集》全文都是用汉字书写的。当时还没有发明假名，所以自然只能汉字了。然而，并不能说用汉字来表述日语就十分困难，因为《万叶集》使用汉字的方式比《古事记》还要大胆奔放、自由自在。例如，使用“阿”字或者是“安”字来表示ア字的读音，使用“伊”、“异”等字来表示イ字的读音，使用“宇”字来表示ウ字的读音，エ则对应“衣”字，カ则对应“加”、“歌”、“嘉”等字。以上这些都还算是普通的用法，有趣的是以下这些用法：

アラシ　　　　冬風

チチハハ　　　親親

カタブク　　　西渡

イカリ　　　　重石

カモ　　　　　青頭鷄

サブシ　　　　不樂

ケブリ　　　　火気

キリ　　　　　白気

シ　　　　　　二二（二二得四）

トヲ　　　　　二五（二五得十）

クク　　　　　八十一（九九八十一）

イデ　　　　　山上復有山（“山”上有“山”为“出”字）

ブ　　　　　　蜂音

ム　　　　　　牛鳴

イ　　　　　　馬声

アラレ　　　　丸雪

マデ　　　　　二手、左右、諸手

这都是些多么大胆自由的使用方式呀。卷十二里有这样一首和歌：

馬声蜂音石花蜘蟵荒鹿

大家觉得这首和歌要怎么读呢？马、蜜蜂、蜘蛛、鹿一起出现，仿佛就像动物园一样吧。实际上这个应该读为“いぶせくもあるか”，为什么要这么读呢？因为马的叫声是“イヒヒン”，所以“馬声”对应的是“イ”；同理，“蜂音”对应的则是“ブ”，“石花”则是龟足的古名，是一种海洋生物，它的古音读作“セ”；“蜘蟵”与“荒鹿”则是标准的音读了，因此整句连起来读作“いぶせくもあるか”，也就是心情不佳的意思。

我们听完这些解释，或许会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但是最初写下这句的人想必花费了诸多苦心。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奈良时代过去了，该时代的人逐一离世，而这一部艰深难懂的《万叶集》流传了下来。到了村上天皇的治世时期，距离《万叶集》编纂的时间已有二百多年，很多人已经难以读懂《万叶集》了。于是，天皇在宫中的梨壶院，召集了一批学者，令他们学习、研究《万叶集》。以此为起点，镰仓时代有仙觉、江户时代则有契冲、贺茂真渊以及鹿持雅澄等优秀的学者相继出现，由于他们锲而不舍的研究，再加上明治、大正、昭和年间的学者们又对《万叶集》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到了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读懂《万叶集》了。这离不开众多学者的努力，其中无论哪一位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在享受《万叶集》带来的愉悦之时，也不能忘记向学者们的努力表示感谢。这些学者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仙觉律师，他在幼年时期就立志要解读《万叶集》，从十三岁到四十多岁为止的三十多年间，每天向神佛祈祷，他祈祷的对象既包括日本全国各地的大神，例如天照大神、贺茂、八幡、日吉、熊野、御岳、白山、伊豆山、箱根、三岛、富士、诹访、鹿岛、香取等诸神，也包括与和歌有着密切关联的住吉、玉津岛、北野等诸神，以及山部赤人、柿本人麻吕等和歌名人的神灵，他祈祷能够明白大和语言的源头。据说，他因为这几十年不断的虔诚祈祷，逐渐能够读懂此前读不懂的和歌了。这只是优秀学者们历经千辛万苦进行研究的一个例子，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柿本人麻吕

接下来，我想针对《万叶集》中的和歌做一些介绍，但是毕竟《万叶集》收录了超过四千五百首和歌，因此只能对其中的一小部分进行介绍。首先，我想从舒明天皇的和歌开始介绍。舒明天皇是天智、天武两天皇的父亲。

大和には 群山あれど

とりよろふ 天の香具山

登り立ち 国見をすれば

国原は 煙立ち立つ

海原は 鷗立ち立つ

うまし国ぞ

あきつ島 大和の国は（二）

这首和歌的意思是：“大和地方的山为数众多，登上大和的群山中最为壮丽的天香具山眺望四方，发现平原上有民家的炊烟冉冉升起，这说明人民的生活富足，大池边上则有海鸥在玩耍，这说明国内和平安乐，就连鸟兽也不受到惊吓。啊，我们的大和国，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国家啊。”

其次是天智天皇的和歌：

わたつみの 豊旗雲に 入日さし

今夜の月夜 あきらけくこそ（一五）

这首和歌的意思是：“庄严神秘的海上，横着一片雄伟庞大的云，云被夕阳染上颜色、十分美丽，希望今晚的月夜也能有明亮的月光。”

再次，天智天皇将国都迁往近江（现滋贺县）的大津时，皇族额田王表达对于远离故乡飞鸟之地的悲伤而留下和歌：

三輪山を しかも隠すか 雲だにも

情あらなむ 隠さふべしや（一八）

这首和歌的意思是：“令人怀念的三轮山，我本想再多看它一眼，与它依依惜别，但是云不遂我意，将山遮住了，云为什么就不能同情一下将要告别故乡的我呢？”

而这个大津宫在短短五年后就被废弃，天武天皇再度将皇宫迁回了飞鸟。柿本人麻吕看到大津宫遗址上杂草丛生，当年的皇宫现在则是一片荒野，感伤不已，咏了以下和歌：

玉だすき 畝火の山の

橿原の ひじりの御世ゆ

生れましし 神のことごと

樛の木の いやつぎつぎに

天の下 知らしめししを

天にみつ 大和を置きて

青丹よし 奈良山を越え

いかさまに 念ほしめせか

天離る 夷にはあれど

石走る 淡海の国の

楽浪の 大津の宮に

天の下 知らしめしけむ

天皇の 神の尊の

大宮は 此処と聞けども

大殿は 此処と云へども

春草の 茂く生たる

霞立つ 春日の霧れる

百敷の 大宮処

見れば悲しも（二九）

这首和歌的意思是：“神武天皇以来的历代天皇，都将首都放在了大和，不知天智天皇出于怎样的想法而将首都迁到了大津，而这个大津宫，现在却也彻底荒芜废弃，宫殿的遗址上春草丛生，看着这一堆野草上升起的春霞，想到这里曾经是宫殿的遗迹，觉得非常悲伤。”除此之外还有两首：

楽浪の 滋賀の辛埼 幸くあれど

大宮人の 船待ちかねつ（三〇）

意为：“在滋贺的辛崎地区还能看到浪涛拍岸的美景，但是大津宫中的宫人们再次泛舟湖上的场景不会再有了。”

楽浪の 滋賀の大曲 淀むとも

昔の人に またも逢はめやも（三一）

意为：“琵琶湖的水能够在滋贺的小湾中沉积下来、不再流动，但是时间不会有任何停滞，那些经历过当年大津宫繁华时代的人，现在却一位都见不到了。”

这两首都非常令人伤感。

柿本人麻吕是主要活跃于藤原京时代的歌人，他不仅是当时最优秀的歌人，更被后世尊为歌圣。请看接下来的这首歌：

淡海の海 夕浪千鳥 汝が鳴けば

心もしぬに いにしへ思ほゆ（二六六）

“在夕阳西下的琵琶湖上鸣叫的千鸟呀，听到你们的叫声，我的心也伤感不已，想起故人与往事，不禁要哭了出来”，人麻吕又一次回想到天智天皇的治世而感到哀伤。

もののふの 八十宇治河の 網代木に

いさよふ浪の 行方知らずも（二六四）

“在宇治川上，为了捕获小鲇鱼而将木材摆成网状，波浪打在这些木材上一时偏离了原来的方向，而人的命运也就像这些波浪一样，完全不知道将来会变成怎样”，柿本人麻吕如此痛感人生的无常。当然，他留下的也并非只有这样感伤的和歌：

東の 野にかぎろひの 立つ見えて

かへり見すれば 月傾きぬ（四八）

“天就要亮了，看向东方时就会看见太阳将要升起，原野上更是出现了海市蜃楼；而回头看西边，则能看见月斜西山之景。”这首和歌描绘了如此雄大的景色与清爽的气氛。

19 万叶集（下）

山上忆良

《万叶集》中收录的持统天皇给志斐老妪的和歌，是她以轻松愉悦的心情所作的揶揄之作，非常有趣。

不聴と云へど 強ふる志斐のが 強語

このごろ聞かずて 朕恋ひにけり（二三六）

持统天皇说：“志斐老妪的故事，之前已经听得不想再听了，但是她不停地说，最近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反而很想念，要是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够再听到她给我说故事。”而老妇的答复更是有趣：

否といへど 語れ語れと 詔らせこそ

志斐いは奏せ 強語と詔る（二三七）

老妇回答道：“您说已经不想再听我说故事了，但是又命令我再多说一些、再多说一些，我迫不得已地又多说了一些故事，结果又被您说我话多，这件事情让我难以接受。”由此可以发现，当时的君臣关系并不僵硬，反而充满了温情与乐趣。

志贵皇子是天智天皇的皇子，他也作了一首好歌：

石ばしる 垂水の上の さ蕨の

萌え出づる春に なりにけるかも

（一四一八）

“被小瀑布传来的清泉流水之声所吸引，抬眼望向瀑布时，却发现瀑布上方长出了蕨草的新芽，我忽然意识到原来春天已经到来了。”他一边对气候时节的变化感到惊讶，一边也对春天的到来表示惊喜，就是这样一首歌。

山上忆良是遣唐使的随员，在大宝二年前往唐朝，他精通汉学，同时也作过难以令人忘怀的优秀和歌：

銀も 金も玉も 何せむに

まされる宝 子に如かめやも（八〇三）

意为：“人们都说金银珠玉是宝物，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最贵重的宝物是孩子，再没有比起孩子更重要的宝物了。”

憶良らは 今は罷らむ 子哭くらむ

それその母も 吾を待つらむぞ（三三七）

意为：“宴会虽然还没结束，但是我不得不回去了，因为我家的孩子想必已经寂寞得想哭了，何况在家里等我的不只有孩子，孩子的母亲也在等我回去。”这两首歌合在一起，可以让人想象山上忆良家里的温馨场景。

山部赤人咏富士山的和歌不仅是《万叶集》的代表作，更可以说是反映了日本人对于富士山所怀有的心情：

天地の 分かれし時ゆ

神さびて 高く貴き

駿河なる ふじの高嶺を

天の原 ふりさけ見れば

渡る日の 影も隠らひ

照る月の 光も見えず

白雲も い行き憚り

時じくぞ 雪は降りける

語りつぎ 言ひつぎ行かむ

ふじの高嶺は（三一七）

（高贵神秘的富士山，从天地初分之时以来，就一直位于骏河国内。仰望天空，太阳与月亮的光芒也被富士山所遮盖，白云的去路也为富士山所阻挡；富士山的高峰上，无时无刻没有积雪覆盖。将富士山的故事，一代接一代地流传给后世吧。）

而此外还有另外一首，也是关于富士山的和歌：

田子の浦ゆ うち出でて見れば 真白にぞ

ふじの高嶺に 雪はふりける（三一八）

（从田子湾出发，能看见富士山的高岭之上，堆积着纯白的雪花。）

后来这首诗被略加修改，收录在了百人一首里。

大伴家持

《万叶集》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注意的歌人，那就是大伴家持。《万叶集》中收录了许多家持的歌，有几卷甚至可以说是大伴家持的私人歌集也不为过，也有很多人认为大伴家持就是《万叶集》的编纂者。他曾经被任命为越中守，有过到越中国（现富山县）赴任的经历，因此留下了很多在越中所咏的和歌，其中最有名的那首“海行かば”想必大家都听过，那么关于大伴家持的话题就从这首“海行かば”开始。

“海行かば”这首歌是在圣武天皇治世时所作的，当时日本在陆奥国的小田郡（现宫城县远田郡）发现了黄金，陆奥守向朝廷进献了九百两黄金，而当时中央则正好在修建大佛，需要大量的黄金，天皇收到陆奥产金的报告后十分高兴，于是下诏将年号由天平二十一年改为天平感宝元年，大伴家持则因为受到这一改元诏的感动，作了这首歌。因为这首歌非常长，在此我省略前半部分，只引用后半部分。

大伴の 遠つ神祖の

その名をば 大来目主と

負ひ持ちて 仕へし官

海行かば 水漬く屍

山行かば 草むす屍

大皇の 辺にこそ死なめ

顧みは 為じと言立て

丈夫の 清きその名を

古よ 今のをつつに

流さへる 祖の子等ぞ

大伴と 佐伯の氏は

人の祖の 立つる言立

人の子は 祖の名絶たず

大君に 奉仕ふものと

言ひ継げる 言の職ぞ

梓弓 手に取り持ちて

剣大刀 腰に取り佩き

朝守り 夕の守りよ

大王の 御門の守り

我をおきて また人はあらじと

いや立て 思ひし増さる

大皇の 御言のさきの

聞けば貴み（四〇九四）

这首歌要传达的意思是：“我们大伴氏的远祖名为大来目主，他的职责就是领兵守卫皇室，从古至今我们大伴氏就是天皇家的守卫。当要我们去海边时，我们就做好了死在海边的准备；当要我们去山上时，我们就做好了死在山上的准备；无论去哪里都好，我们随时做好了为天皇而死的准备。这就是忠义勇烈的日本男儿的代表。而大伴氏的后人大伴氏与佐伯氏则继承了先祖的精神，为了侍奉大君手持长弓，腰佩太刀，早晚为天皇守卫城门，一旦接到天皇的命令，随时做好为天皇牺牲的准备。”这首歌中从“海行かば水漬く屍”开始到“顧みは為じ”为止的一段，在后世广为流传。

此外家持也写过关于其家族的和歌：

ひさかたの 天の戸開き

高千穂の 岳に天降りし

皇祖の 神の御代より

这是这首和歌的开头，接下来的部分详述了大伴氏的历史，叙述大伴氏从神代以来就常年手持弓矢，讨伐违反敕命之人，劝降不愿服从之人，夸示了大伴氏祖先的功绩（这首和歌非常长，因此在此我省略一部分）。

子孫の いやつぎつぎに

見る人の 語りつぎてて

聞く人の かがみにせむを

惜しき 清きその名ぞ

おほろかに 心思ひて

虚言も 祖の名絶つな

大伴の 氏と名に負へる

丈夫の伴（四四六五）

在和歌的最后，大伴家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大伴氏世世代代的精神与功绩，将永远成为人们的模范，大伴一族啊，切勿做出令祖先面目有损的行为。”

此外，还有这样的和歌：

剣大刀 いよよ研ぐべし 古ゆ

清けく負ひて 来にしその名ぞ

（四四六七）

“大伴家自古以来就以武勇为名，子孙们呀，为了不辱祖先的武名，你们千万不要放松武道的修行。”这是多么有男子汉气魄的豪爽的和歌啊。

还有这样的和歌：

丈夫は 名をし立つべし 後の代に

聞き継ぐ人も 語り続くがね（四一六五）

“男子汉大丈夫应当以功名为重，让他的大名直到后世都被后人称颂，这才是男子汉该有的行为。”这也是一首豪放的和歌。

防人歌

最后，我想介绍几首防人歌。

所谓的防人，是负责守卫边境的士兵。唐朝的军事势力强大，连续收服了百济与高句丽，新罗也被唐朝纳入势力之下，日本为了防卫国境，在对马、壹岐岛和九州北部海岸部署了防御边境的士兵，这就是防人。防人主要征召东国的士兵担任，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防人的和歌。

時時の 花は咲けども 何すれぞ

母とふ花の 咲き出来ずけむ（四三二三）

这首是远江国（现静冈县）出身的防人所作的和歌：“在我守卫国境的漫长岁月里，见到了无数美丽的花，但是为什么不见名为母亲的花开放呢？”这首和歌反映了作者对母亲的怀念之情。

父母も 花にもがもや 草枕

旅は行くとも さきごて行かむ

（四三二五）

这首也是远江国出身的防人所作：“如果父母也像花一样就好了，这样的话出门远行之时就可以将父母带在身边了。”这是多么有趣的想法呀。

大君の みことかしこみ 磯に触り

海原渡る 父母を置きて（四三二八）

这位防人的出身地不明。“既然接到了大王的命令，那么就要放下父母，冒着大浪出海远行”，这首歌唱出了歌人悲壮的心情。

難波津に 装ひ装ひて 今日の日や

出でて罷らむ 見る母なしに（四三三〇）

这是镰仓郡（现神奈川县）出身的防人的作品：“我在大阪湾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今天终于到了要出航的时候，但是母亲在遥远的故乡，没法见证我的远行。”作者感叹见不到母亲的寂寞。

真木柱 ほめて造れる 殿の如

いませ母刀自 面変りせず（四三四二）

“受到祝福的建筑，无论时间如何流逝都不会老化，妈妈哟，即使年龄逐渐变老，也希望您的容貌不要发生变化，在这期间内我一定会回来的。”这是一首表现了作者对母亲的深爱，以及祈望母亲健康长寿的和歌。

今日よりは かへりみなくて 大君の

醜の御楯と 出で立つ吾は（四三七三）

“从今天开始，我将忘记一切，成为一心一意守卫大王国家的好士兵。”这是一首表现了作者决心的和歌。

在此我想到的是，天平四年，朝廷任命藤原宇合为西海道节度使，命令他前往西海道整顿秩序时，高桥虫麻吕所作的送别和歌：

千万の 軍なりとも 言挙せず

取りて来ぬべき 男とぞ念ふ（九七二）

“我相信你是一位英勇无双的将军，即使面临千军万马，也能够毫无怨言地将其击退。”高桥虫麻吕在和歌中表达了他对藤原宇合的尊敬与信赖之情，以及对将要远行的他的激励。

由此可见，《万叶集》中充满了温情与美好，以及不怕任何困难的勇气。尊敬大王，思念父母，怀念过去，同时又充满了进取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盛之时，其人民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而只顾自己一人的安乐，却完全不为国家考虑，发出哀声却不以此为耻，这是国家衰亡的前兆。

20 大佛

和铜开珍

奈良朝发生了众多令人注目的事情，其中之一是铜与金的发现。在此之前，天智天皇治世时开始，就连续有几次发现矿物资源的报告，例如天智天皇七年（668）越国进献了“燃土”与“燃水”，这“燃土”想必就是煤，而“燃水”想必就是石油。在数年后的天武天皇三年，对马国发现了银矿，于是向中央献上了贡物，这也是日本首次发现银矿的记录。到了文武天皇二年，又迎来了一次发现矿物资源的大高潮，因幡国（现鸟取县）和周防国（现山口县）发现了铜矿，伊势国（现三重县）、常陆国（现茨城县）、备前国（现冈山县）、伊予国（现爱媛县）、日向国（现宫崎县）发现了朱砂，除此之外，各地还发现了其他各种各样的矿物，在此不详细列举。这说明随着当时采矿冶金技术的进步，人们对矿物开采也更加用心。就在这一技术不断进步的时候，元明天皇即位不到半年之内，武藏国秩父郡（现埼玉县）就报告发现了自然的和铜。朝廷对于这件事情感到非常开心，认为这是天神地祇的保佑，为此专门将年号由庆云五年改为和铜元年，还专门下达了赦免罪人的命令。之后朝廷很快开始了铜钱的铸造，当年八月铜钱就进入了流通。这次的铜钱上写有“和铜开珍”四字，非常有名。

元明天皇即位后马上就发现了和铜，而下一任元正天皇在治世之初，巡幸美浓国（现岐阜县），到访著名的养老泉，喝下这里的泉水，又用这里的泉水沐浴，其疾病被治好了，白发重新变为黑色，视力也恢复了，因此将年号由灵龟三年改为了养老元年。后世有这样一个口头传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位贫穷的男性，每天上山砍柴赡养老父。有一天父亲非常想喝酒，这个男人就带上瓢箪，打算去买酒以慰老父，途中一不小心在山路上滑倒，这时突然闻到了酒香，觉得很不可思议。于是，他四下查看，发现岩石中有泉水流出，水的颜色像酒一样。他汲取泉水一尝，发现是罕见的美酒，非常高兴，于是每天来此汲取酒水赡养父亲。这个传说传到了京内，于是元正天皇专门行幸此地，感叹自然的奇妙而将年号改为养老。

接下来圣武天皇的治世末期，陆奥国发现了黄金，朝廷上下都非常高兴，因此将年号改为天平感宝，如前文所述，大伴家持也专门作歌庆祝这件事。而朝廷之所以会这么高兴，就是因为当时正在建造大佛而需要大量的黄金，于是接下来这一节我们将以大佛为中心展开记叙。

奈良大佛

圣武天皇于天平十三年下诏在各国兴建两所寺院：其一名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在寺里安置二十名僧侣；另一所则命名为法华灭罪寺，在寺里安置十名尼姑。因为每国都要建这些寺院，因此前者又名为国分寺，后者又名为国分尼寺，基本都建在国司所在的国府周边的高地上，坐北朝南，金堂、讲堂、七重塔、藏经阁、钟楼、中门、南大门等构件一应俱全，国分寺普遍比国分尼寺更大一点。这些国分寺内最大的是武藏国（现东京都）国分寺的金堂，横有121尺，纵达58尺（36.6米×17.5米）。像这样雄伟壮观的建筑，在全国各地几乎同时修建完成，全国人民一定会因其壮丽而惊讶得合不拢嘴。

各国国分寺的中心，是位于帝都奈良的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也就是现在的东大寺。各国国分寺以释迦为本尊，而奈良东大寺则安置了卢舍那佛，这就是现在的奈良大佛。各国国分寺的释迦佛高一丈六尺，也就是4.8米有余，奈良东大寺的卢舍那佛则高约五丈，也就是约15米，比各国的佛像大三倍以上。到过安置着大佛的东大寺大佛殿、仰望过大佛的人，一定都对高大的大佛感到惊讶吧。

所谓的卢舍那佛，是《华严经》主要塑造的佛，“卢舍那”是太阳与光明之意，卢舍那佛则是这一光明能够照射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的象征。世界中的人与事之间都是有关联、相互影响的，既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与其他事物绝缘的，因此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联结为一体，而任何个体也都能与所有其他个体相联结。一即是万物，万物即是一，万物皆在一物上留影，而一物也能给万物提供光明，因此在一事、一物、一心之中，都蕴藏着无限的真理，这就是《华严经》的教义。如果明白了《华严经》的信仰，就会知道《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神代卷并不是不可思议的脱离现实的故事，而是将艰深的哲学思想用简单明了的故事表达出来的产物。因为《华严经》的教义与日本的国家思想一致，可以作为日本的国家思想的旁证，因此圣武天皇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华严经》，在诸国修建国分寺与国分尼寺之时，在作为国分寺的核心的东大寺安置了卢舍那佛，意味着日本全国各地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位于万民中心的则是天皇，天皇能感受到万民之心，而天皇的光辉也能普照到每一位国民身上，东大寺与奈良大佛就象征着这一深刻而又高贵的国家原理。

大佛殿后来几度遭逢灾害被毁，但是每次被毁之后很快被重建起来，一直保存到了现在，大家想必都在修学旅行时参观过吧。诸国的国分寺与国分尼寺基本都被毁了，但是有些地方的国分寺的基石还在，有些地方的地名受到国分寺的影响，大家可以分别调查自己的故乡、寻找国分寺的遗址，相信这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寻找国分寺最重要的线索是国分寺一定位于国府的周边。国府是国司所在之处，换言之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办公室所在地，这些地方在后世往往被称为府中或是国府，例如武藏有府中市，因幡（现鸟取县）、石见（现岛根县）、阿波（德岛县）等地则有国府町，这些都因为是国府所在地而得名的；此外也有与国名合为一体的地方，例如静冈市当年就被称为骏府，因为当地曾经是骏河国国府所在地。国分寺与国分尼寺应该就修建在这些国府的周边不远之处，在国府周边寻找合适的平地，应该就能找到国分寺与国分尼寺的遗迹。虽然这些建筑后来消失不见了，但是多数留下了国分寺这样的地名，而从这一地名来看，可以知道国分寺修建的范围远达西南的大隅国、萨摩国，壹岐岛、对马岛，以及东北的陆奥国（现宫城县）与出羽国（现山形县）。这一方面说明了文化的普及程度，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日本国的统一。以奈良大佛为中心，通过国分寺与国分尼寺，全国各地紧密团结在一起、永不分离，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感动的事情啊。

此外，圣武天皇修建东大寺，给日本留下的另一件宝物就是保存在正仓院的御宝物。所谓正仓，就是主要的仓库，而院是用墙壁将建筑围起来与外界相隔离的部分，当时的其他寺院与官府也都有过正仓院，只是其他地方的正仓院都消失不见了，因此现在一提正仓院，指的就是东大寺的正仓院。东大寺也曾经遭遇过多次灾难，尤其是在平重衡烧讨南都之时，大佛殿完全烧毁了，正仓院却奇迹般地没有受到一点损伤。这一建筑是有名的“校仓造”结构，有很好的湿度调节效果。正仓院的正面南北长33米，侧面长为9米，高13米，距离地面有2.4米，因此能够很好地隔离土地的湿气。而仓中则分为三部分，中央为板仓而左右则为校仓，墙壁则是用三角形的木材按照井字形组合而成的，这一结构使得木材可以随着湿度变化而伸缩，干燥时能够通风，而潮湿时则能将湿气拒于仓外，因此收藏在仓内的东西能够不受外界气温变化的影响保存下来。一千二百年前的宝物在这一千二百年间就一直收藏于正仓院内，保存至今，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吧。这样的事情在外国是完全没有过的。

正仓院现在脱离了东大寺，改由宫内厅管理。正仓院的宝物中，以圣武天皇过世时，光明皇后为了祈祷天皇的冥福而奉给大佛的宝物为首，共有近九千件宝物，其中包括屏风、镜子、毛笔、砚台、盘子、小钵、帽子、梳子、琵琶、尺八、刀剑、弓矢、绘画、织物等。由正仓院宝物可以得知当时日本文化究竟有多么先进，也可以知道文化层面上的世界性交流之活跃。

21 和气清麻吕

行基

奈良时代的佛教十分兴盛，以宗派而论，有俱舍宗、成实宗、律宗、法相宗、三论宗、华严宗六宗，被称为南都六宗。而到平安时代初期，又增加了天台宗与真言宗，变成八宗。至于寺院，东大寺毫无疑问是最大的，此外则有西大寺、大安寺、元兴寺、药师寺、法隆寺、兴福寺等大寺。

僧侣中的著名人有行基、良弁、鉴真等人，首先就从行基开始说起吧。僧侣的本职是诵经与侍奉佛祖，这一点不需要我多加解释，例如法相宗与华严宗就会特别专注于诵读《华严经》，而三论宗则会以《中论》《百论》与《十二门论》作为学习的重点。而僧侣之中也有人不满足于研究艰深的学问，而以帮助世人为己任，帮助人们的生活并使人们的身心都得到解脱。孝德天皇朝时就有一位这样的僧侣，他名叫道登，大化元年时曾有十名优秀的僧侣被选为十师，道登能够成为其中之一，说明他已经是相当优秀的僧侣了。他在大化二年（646）修建了宇治桥。在此之前，宇治川上没有一座桥，无数人因为渡河失败而溺水，道登对此感伤不已，因此发愿造桥，造福宇治川周边的往返行人。而记录道登造桥的功绩的石碑，现在还留在距离宇治桥不远的地方。毕竟距离现在已经有一千三百二十余年了，石碑保存得并不完整，但是前人尊贵的品格由此可见一斑。据《续日本纪》中的记载，修建宇治桥的人并非道登而是道昭，但是道昭在大化二年时年仅十八岁，恐怕当时只是作为道登的弟子随侍于其身边，后来继承了师父的遗志，以服务世人为目的，在道旁开掘水井，以令行人有水可以喝，在河川上的便利之处造桥或是整备渡口、准备船只。道昭在文武天皇四年（700）以七十二岁的高龄辞世，继承他的遗志、继续扩大民间活动的僧侣就是行基。这个人在民间的影响力非常大，因此朝廷一度以为他是危险人物，后来因为了解了他的为人，在建造大佛时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而寻求他的帮助，天平十七年更赐予他大僧正之位，这是僧职中的最高位。行基于天平胜宝元年时以八十岁的高龄辞世，他一生中所修建的东西包括六座桥、十五个水池、七个水沟、两处码头，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建筑。世间的百姓为了称赞他的功德，将他尊称为行基菩萨。菩萨指的是离成佛很近的人。

接下来要说的是良弁，他的名字不读为“リョウベン”（lyouben）而读作“ロウベン”（rouben）。他极受圣武天皇的信任，当圣武天皇决定修建东大寺、以大佛为中心在精神上将国民统合在一起的时候，他最主要的协助者就是良弁。后来良弁也升任僧正，成为东大寺的长官。此外，关于这个人还有一件有趣的故事。良弁出生于近江（现滋贺县），在他只有两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一起下田地劳动，将良弁放在树荫下，而自己去采桑叶。结果当时有一只大鹫从空中飞下，叼起良弁就飞走了，母亲流着眼泪，急匆匆地沿着大鹫飞去的方向寻找孩子，却怎么都找不到。当时有一位名僧叫作义渊僧正，他某一天去参拜春日神社的时候，正看到一只鹫叼着小孩，急忙赶去一看，鹫就丢下孩子逃走了，于是他就将这个孩子带回寺里加以教育，这个孩子就是良弁。再说回母亲那一边，母亲三十多年来寻找孩子却毫无结果，终于心灰意冷决定放弃，在她坐船准备由淀川回家的时候，听到同船的人在谈论这样的传闻：“这件事情也真是稀奇，东大寺的良弁是位优秀的和尚，听说他小时候被一只鹫叼走，后来是义渊僧正将他接回来养大成人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母亲欣喜若狂，急忙赶去奈良，母子时隔三十多年后终于重聚。

鉴真

接下来要说的是鉴真，这位鉴真大和尚是中国人，是当地极受重视的高僧，据说经他授戒的和尚有四万人之多。唐玄宗天宝元年（日本天平十四年）时，日本有两位前往中国求法的和尚，名为荣睿与普照，他们两人被鉴真所感动，拜托他“来到日本之地弘扬佛法”。但是当时鉴真已经五十五岁高龄了，要离开本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鉴真就询问自己的弟子们：“你们之中有谁愿意代替我前往日本弘扬佛法吗？”但是毕竟当时航海技术还不发达，要渡海前往日本真的是一件要冒生命危险的大事，因此弟子们谁也没敢出声。见到这个情况，鉴真就说“好吧，那就由我亲自去吧”，于是马上开始出海的准备。第一次出航的时间是天宝二年六月，因为弟子内部产生了纠纷，一度闹到官府，所以出航无疾而终；当年年末，鉴真带着大批弟子与工作者出海，结果遇上了暴风，没能到达日本；第三次渡海也受阻于暴风；第四次则因为弟子的法律纠纷而没能成功；第五次出海也遇上了风浪，险些就沉船于海上、没法回到中国。邀请鉴真来日的两人中，荣睿在这期间过世，另外的普照也一时间失去了希望，而鉴真却百折不挠地无论如何都要试图渡海前往日本。就在这时，鉴真一行人碰巧遇到了遣唐使的大使藤原清河与副使大伴古麻吕，当时两人正好完成了遣唐使的使命准备回国，得知这一状况时亲切地邀请鉴真一行人同行：“请乘我们的船一起回日本吧。”于是鉴真一行乘上了大伴古麻吕的船，最后安全无事地到达了萨摩国（现鹿儿岛县），当时是天平胜宝五年（753）十二月二十日，鉴真时年六十六岁，此前的五次失败整整耗费了他十年的时光。然而不幸中的大幸是鉴真乘坐的是大伴古麻吕的船，当时如果他和阿倍仲麻吕一样乘坐大使藤原清河的船的话，这条船最后一路漂流到南面的安南（现越南），那么鉴真这次也就会像清河与仲麻吕一样没法到达日本，而最后恐怕也就再没有来日本的机会了。大伴古麻吕能够平安回到日本固然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而他本人则是一个非常豪爽又有男子汉气概的人物，以下是他的一段轶事。他在唐朝的时候，有一次参加唐朝的朝廷仪式，诸国的使节都聚集在一起，当时诸国使节分坐左右两侧，东侧的第一席上坐的是新罗使臣，第二席上坐的则是大食国（阿拉伯）的使臣，而西侧的第一席上坐的是吐蕃（西藏）使臣，日本使臣则坐在了西侧的第二席上。大伴古麻吕对这一安排表示不满：“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唐朝意识到古麻吕不肯动摇，于是就将日本国使的席位改到了东面第一席，而将新罗国使的席位改到了西面第二席。

将话题转回鉴真。鉴真来到日本时已经六十六七岁了，不幸的是这时他的眼睛已经坏了，几乎看不见东西；但是他的记忆力仍然精准，据说在东大寺印刷经文之时，他能够背诵经文全文以校对经文内容。尤其是他高尚的人格，感动了所有与他有接触的人，因此在天平宝字二年八月，天皇下诏赐予他“大和上”的称号，并制定了“政事躁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的方针，不拿烦琐的政务劳烦他，而让他担任精神指导者，而他的住所就定在了唐招提寺。鉴真于天平宝字七年（763）五月六日离世，享年七十六岁。

所谓的“大和上”，只是“道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大师”之意，并没有强力的职权，在法律与制度上也没有被赋予约束其他人的权力。尽管如此，人们却尊重鉴真的人格与道德，聚集于他的周围，接受他的教化。鉴真以盲人的身份，只听别人朗读经文就能够指正经文中的错误，这让人联想起后世的塙保已一。一千年后的歌人松尾芭蕉为怀念鉴真为咏：

若葉して 御目のしづく 拭はばや

该俳句的意思是“假如我找到了好用的眼药，希望能够治好鉴真大和上的眼睛”。

鉴真大和上是一名外国人，同时还是一位盲人，尽管如此，他却在精神上教化了众人。行基和尚架桥铺路，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实实在在地帮助人们的生活，世人的欣喜不难想象。当行人在路上感到口渴时，在道旁能找到行基开掘的水井；当干旱一直持续，田里的作物要干枯之时，人们可以从行基开挖的水渠中引水灌溉。刚才我也列举了行基的若干件事迹，除此之外，行基的社会活动之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兴建的布施屋。所谓的布施屋，是让穷人也能免费使用的住所，行基就是因为进行了这么多为众人考虑的社会活动，因此人们尊称他为行基菩萨，将他视为仅次于佛的道德高尚之人，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道镜

如果世上所有的和尚都像被尊为大和上的鉴真和尚或者是被尊为菩萨的行基和尚一样品德高尚的话就好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和尚中也有恶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弓削家的道镜。他最初的风评也很好，因此得到了女帝孝谦天皇的信任。孝谦天皇是接受圣武天皇让位而即位的，在她之后的淳仁天皇治世时，朝廷不幸陷入内乱，结果孝谦天皇重祚登基，被称为称德天皇。这时道镜先是被任命为大臣禅师，后来又被任命为太政大臣禅师，这都是大宝令中没有规定的不可思议的官位。这个官位一方面使他在政治上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另一方面也使他占据了佛教界的最高地位。不止如此，第二年他又被授予了法王的地位，而且其下设有法王宫职，法王宫职的长官、次官等相继得到任命，法王厅成为一个完整的机构。而到了神护景云三年的正月，道镜甚至开始接受以大臣为首的朝廷重臣的朝贺。当时的左大臣是藤原永手，而右大臣则是吉备真备，这些大臣豪族都被迫低头向他致以新年的祝贺。至此，人们纷纷怀疑道镜是否在不久之后就要篡夺天皇之位，于是有人提早做好了准备来讨好道镜。这个人就是在九州的太宰府负责神祇祭祀的习宜阿曾麻吕，他报告说得到了八幡神的神托：“令道镜即皇位，天下太平。”天皇虽然信任道镜却也不得不开始对他生出怀疑，于是派遣另一位受到信任的名为法均的尼姑前往九州，确认所谓的八幡神托是否属实。因为以女性之身远赴九州多有不便，最终由她的弟弟和气清麻吕代替她前去。清麻吕当时的官职是近卫将监，将监在长官、次官、判官、主典的四等官制之中属于第三等的判官，也就是说他当时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近卫步兵中尉到大尉之间。而要论他当时的年龄，因为他在延历十八年以六十七岁离世，以此推算在神护景云三年时他应当是三十七岁。清麻吕奉敕代替姐姐前往九州，可以说这时整个日本国的国运，就压在了三十七岁的近卫将监和气清麻吕一个人的双肩上。清麻吕前往余佐（现大分县），到八幡神的神前俯首礼拜，询问八幡大神的心意。八幡神突然出现，说道：

我国家开辟以来，君臣定矣，以臣为君，未之有也。天之日嗣，必立皇绪，无道之人，宜早扫除。

清麻吕回到奈良，将听到的八幡神的话如实上奏，于是弓削道镜大怒，将清麻吕流放到了因幡国（现鸟取县），后来又追加处罚，将清麻吕流放到了大隅国（现鹿儿岛县），将其姐法均流放到了备后国（现广岛县）。

姐姐法均的原名是广虫，和弟弟清麻吕一样早年就开始侍奉孝谦天皇，得到天皇的信任，而当天皇决定出家之时，也与天皇一起出家为尼，并将名字改为了法均。天平宝字八年时发生了一场名为惠美押胜之乱的叛乱，当时有三百七十五人被判处了死刑，法均苦谏之下，天皇终于免除了这些人的死罪，改处流放或是禁锢之刑。而这次的叛乱之后，百姓苦于饥饿与疾病，有许多孩子都被遗弃了，法均将这些被丢在树丛中的孩子捡回来，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据说她捡回来的孩子多达八十三人。就因为她是一位品德如此高尚的人，天皇才会将咨询八幡神神意的重任委托给她。然而毕竟她以女性之身前往九州并不容易，于是将这一任务委托给了自己的弟弟；而能够受到姐姐的信任，代为执行如此重要的任务，清麻吕的人格之高尚也就可以想象了。在他出发前往宇佐之前，道镜许他以大臣之位，让他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答复；而清麻吕拒绝了道镜的诱惑与要挟，将神旨原原本本地报告给天皇，说出“我国家开辟以来，君臣定矣……无道之人，宜早扫除”这样的话来，不得不说需要非常大的勇气。道镜为此非常生气，试图在清麻吕前往流放地的途中杀死他，万幸最后没有成功。

清麻吕被流放到大隅国的次年八月，称德天皇驾崩，光仁天皇即位。光仁天皇是天智天皇之孙、施基皇子之子。这时朝廷的重臣们积极活动，阻止了道镜篡位的企图，其中建了大功的是坂上苅田麻吕，他知道了道镜的阴谋并将道镜的阴谋详细地报告给了朝廷。称德天皇驾崩十七日后，道镜被流放到了下野国（现栃木县）的药师寺，同时习宜阿曾麻吕也被流放到多祢岛。道镜被流放后的第二天，道镜的弟弟弓削净人与他的三个儿子也被流放到了土佐国（现高知县），弓削净人被流放之前兼任着以大纳言为首的若干个显官要职，由此可见道镜当时势力之大。第三天，探知并报告道镜阴谋的坂上苅田麻吕被授予正四位下的位阶，又过了十三天，朝廷将和气清麻吕与姐姐法均从各自的流放地召回。

此前无论是清宁天皇驾崩之时也好，武烈天皇驾崩之时也罢，虽然当时皇室因为没有皇子继承而面临存亡的危机，但是当时没有出现过试图扰乱国体之徒。而之后不幸出现了像苏我氏和道镜这样不明白君臣之分的恶徒，这些人之所以会这样，都是因为受到皇室信任而妄自膨胀，以至于弄不清自己的身份而最终灭亡。平定苏我氏之乱的人是天智天皇，而这一次平定道镜之乱的则是天智天皇之孙光仁天皇。

光仁天皇在解决道镜的问题之后，为了整治多年来道镜把持政权造成的恶果，于是采取了更严格的法律，厉行俭约，规定僧侣必须进入山林修行。同时在光仁天皇的治世期间，奥羽地区的政局混乱，出现了带头作乱之人，因此光仁天皇任命征东大使，试图解决东北地区的问题，而在此期间，光仁天皇病重，于是将皇位让给了皇太子，这就是桓武天皇。

22 坂上田村麻吕

和气清麻吕的精神

光仁天皇的让位诏书中写道：

古人都说知子莫若父，皇太子幼年以来常年侍奉于朕，孝行无缺，而仁孝为百行之基，皇太子必能施善政、抚育国民。
[1]

而桓武天皇也正像光仁天皇所期待的一样，继承了他的遗志，将一度松弛的国家纲纪重新整理了起来。

桓武天皇意识到，继续定都于平城京对于革除多年来的弊政、重振人心并没有好处，于是计划迁都。最初他将首都迁到了长冈京（现京都府乙训郡），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定都于此，数年后又一次选定了现在的京都之地，于延历十三年（794）将首都迁到这里，这里被称为平安京。当长冈京的修建陷入困境，历时十年尚未修建完成而平白消耗无数经费之时，建议放弃长冈京而将首都定于现在的京都之地的人，就是和气清麻吕。平安京比平城京还要广阔，左面隔着贺茂川与东山相连，右面则隔着桂川与西山相望，其东北方是巍然耸立的比叡山，是山河秀丽之地。桓武天皇定都于此以来，其间固然有过迁都福原等计划，但是直到明治天皇治世为止，在一千零七十四年的漫长时间里，京都都是天皇所居之处，即便是镰仓与江户幕府武力兴盛之时，京都也是统合全日本国民的中心，是全日本人民的心之故乡，常年来一直受到人们尊敬与喜爱。

桓武天皇从父亲处还继承了一众优秀的臣子，例如和气清麻吕与他的姐姐。前文既述，姐姐广虫侍奉孝谦天皇，当天皇出家时，她也出家为尼、陪伴天皇，并改名为法均，道镜被流放后，她被朝廷召回中央，还俗并改回了本名、担任女官，被赐正四位上的高位。正四位上相当于参议与八省长官了，单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出来了桓武天皇有多信任她
[2] 。她与弟弟清麻吕的关系很好，终其一生都没有分过家产，两人甚至约定死也要死在一起，广虫在延历十八年正月二十日以七十岁高龄离世之后一个月，弟弟清麻吕也过世了，享年六十七岁。清麻吕的老家在美作、备前两国（现冈山县），当他被道镜流放到大隅国之时，有人将他祖先四代坟墓前郁郁苍苍的树木全都砍倒了，清麻吕被召回之后发现这件事情，非常伤心，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朝廷。朝廷得知此事后，立刻下诏将和气氏的先祖四代与清麻吕一起任命为美作、备前两国的国造，保证他们的名誉与权利。清麻吕在担任摄津国（现大阪府）的地方官时，试图开通运河，使河内的水流与海水相连，以求解除水灾。前文也提到天皇接受他的建议将京都之地选为首都一事，而当正式迁都之时，他被任命为造宫大夫，也就是宫殿建设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清麻吕一方面是一位熟悉政务的实务官僚，另一方面对学问也有很深的研究，曾经撰写了名为《民部省例》的著作，共二十卷。

此外清麻吕还有很好的子孙。他的长男和气广世当时被任命为式部少辅，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年年末，他向朝廷请愿：

亡考清麻吕平生常言，身食厚禄，无益于公。兼忝国造，无德于民。怀抱恋恋，愿念故乡，怜彼穷民，不能忘焉。愿以私垦田一百町（中略），班田口分，彼乡分田量换，仍以其地子，季夏之月，赈给饥人，以救民命，以报国恩。

桓武天皇接受了他的请求。

广世后来担任了大学的别当（长官），致力于振兴学问，将自己位于大学寮南面的私宅献出，设置了弘文院，准备了大量的藏书以及奖学费用，鼓励一族子弟用心学习。

广世的弟弟和气真纲也是一位忠孝之人，而且性格刚直、不畏权势，也是一位不会因为强权者的胁迫而枉法之人。而且这一家人对神佛的信仰深厚，宗教情操高尚。据《续日本后纪》记载，“天台、真言两宗建立者，真纲及其兄但马守广世两人之力也”，而高雄的神护寺也是真纲所建。最初，和气清麻吕得到了桓武天皇的许可，奉宇佐的神敕，在河内建立神愿寺，祈祷神祇保护日本国直到永远。而后来河内守真纲视察后发现，神愿寺的地理位置不佳，万幸的是在京都北方的高雄之处，有一所名为高雄寺的寺院。真纲申请将神愿寺与高雄寺的位置交换，因此在高雄建立了神护国祚真言寺，略称神护寺，一方面祈祷皇统永久无极，繁荣昌盛，另一方面也祈愿日本国能够免于外国入侵与风雨灾害，国民能够生活安乐。神护寺内有祭祀清麻吕的佛堂，在千年之后孝明天皇赐予它护王大明神的神号，它在明治时期被转移到了京都市内，成为现在的护王神社。

真纲的孙子里有一位名为时雨的人，这个人精于医学，在村上天皇的天历年间，担任了典药头（典药寮的长官），他的子孙后代也代代以医学为主业侍奉朝廷。承久三年后鸟羽上皇被流放隐岐之时，不离开病痛缠身的上皇身边、谨慎侍奉上皇的人，就是和气氏的后人和气长成。也就是说，先祖清麻吕的精神在几百年后也很好地被子孙们继承了下来。

坂上田村麻吕

侍奉桓武天皇建立功业的众多人物之中，我以文人方面最值得注意的和气清麻吕为例进行了论述，而接下来在武臣方面要举出一位代表性的将军，这个人就是坂上田村麻吕。他是坂上苅田麻吕之子，坂上苅田麻吕则是因为探知道镜的秘密并报告给朝廷、防范道镜的叛乱于未然之人，因此功绩被授予了正四位下的位阶。再追溯这一家的源流，他们是东汉灵帝的后代，在阿知使主的那一代归化日本
[3] ，这是应神天皇时期的事情。他们家代代精通武艺，尤其擅长弓术，因此被任命为陆奥镇守将军。日本很早就开始热心地从事东北地区的开发，天智天皇时期的阿倍比罗夫勇敢远征，一路推进到北海道，更渡海进入了沿海州地区
[4] ，由此可知日本对于日本海沿岸地区的控制相当顺利，而与此相对，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平定则有很多困难。当时的安全线大致是以东面的仙台和西面的秋田相连的一条线，这条线在地图上是一条东面低、西面高的斜线，当时这条线以内的范围大致是安全的，由此往北的地方则很危险。奈良时代有一位名为大野东人的豪杰，平定了东北的叛乱，修建了多贺城，以此为根据地治理东北。多贺城位于现在仙台市的东北、盐釜市附近，规模非常宏大。虽然东人与苅田麻吕竭尽心力治理东北，但是东北仍然时不时地发生叛乱，发生了好几次朝廷的重要官员被杀的事情。于是桓武天皇起用了坂上苅田麻吕之子坂上田村麻吕，令他领兵征伐叛贼。田村麻吕身高五尺八寸（约1.7米），胸厚一尺二寸（0.36米），体重重时有201斤，轻时只有64斤，根据需要可以自由变化。他一旦生气，怒目而视时能够吓死猛兽；要是面含笑容，则婴儿也能马上被他逗得开怀大笑
[5] 。桓武天皇以他为征夷大将军，将镇抚东北的重任交给了他。他于延历二十一年在比多贺城更北的地方兴建了胆泽城，也就是说由于大野东人的努力，日本将宫城县中部地区附近纳入势力范围，而这次则因为田村麻吕的努力，日本平定了岩手县南部、一之关以北的地区。多贺城与胆泽城之间的距离，大致有一百一十多公里。

田村麻吕在嵯峨天皇弘仁二年去世，享年五十四岁，朝廷追赠他从二位的位阶，并赐予他位于山城国（京都府）宇治郡栗栖村的三町土地用于修建坟墓，同时特赐敕命，让他全副武装，身着甲胄，带刀持弓，以立姿面向御所方向下葬。也就是说，这位将军在死后也被赋予了守护国家的重任。据说在此之后，每当国家面临非常之事时，这个将军冢一定会发出声响。此后被任命为将军、领兵出征的人，在出发前都一定会前来参拜将军冢并进行祈祷。

文有和气清麻吕，武则有坂上田村麻吕，率领着这一群忠臣，桓武天皇将首都迁到京都，将其命名为平安京，重新整顿此前一度动摇了的纲纪，由此开始了一段清廉和平的时代。平安京，也就是京都，在定都以来的一千余年一直作为日本的首都。其后，即使明治天皇将东京定为首都，他也并未废止京都作为首都的机能，而只是将东京与京都共同定为首都，因此明治时代的人们将京都称为西京。如此这般，首都在千余年间都没有变动过的事情，在世界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1] 光仁天皇的诏书原文乃宣命体，中文根据平泉澄的引用以现代口语译成。另外，平泉澄的理解与原文文意有出入。——译者注

[2] 平泉澄在此列举的史实有误。——译者注

[3] 史实错误，这一系归化人来源于朝鲜半岛。——译者注

[4] 史实错误。——译者注

[5] 出自田邑麻吕传记。——译者注

23 最澄与空海

最澄

桓武天皇为了一扫积弊、开创一个体制健全、风气良好的新时代而努力，其间他获得了很多好帮手，其中文有和气清麻吕，武有坂上田村麻吕，此前我已经给各位介绍过这两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优秀人物，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宗教方面的两位著名人物，也就是传教大师最澄和弘法大师空海的事迹。

以上四人都是活跃于延历年间的人物，但是四人的年龄颇有差距。最年轻的是空海，而最年长的则是和气清麻吕，以延历元年为例，他们的岁数如下：

和气清麻吕　　五十岁

坂上田村麻吕　二十五岁

最澄　　　　　十六岁

空海　　　　　九岁

可以说，前两人是活跃于延历朝的人物，而后两人则是成长于延历朝的人。

最澄与空海可以说是在佛教界做出了最伟大的功绩、占据最高地位之人，前者将天台宗引入日本，后者则开创真言宗，日本佛教因为这两人的活动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先从最澄开始说起，他出生于近江国（现滋贺县），其先祖据说是东汉献帝的子孙，东汉灭亡后藏身于民间，于应神天皇朝时归化日本
[1] ，因此可以说他与坂上田村麻吕是同一系统、经历了同样命运的家庭出身。他的父亲性格沉稳，博学多识，受到村人的尊敬。最澄在七岁时早早立志要献身佛教，在十二岁时出家为僧，延历四年十九岁时初次登上比叡山，在远离尘世的地方结庵修行。奈良时代的佛教文化主要盛行于都市内，像役行者在葛木山与金峰山修行或是像泰澄在白山修行一样，选择在山林内修行的人反而是少数。光仁天皇即位后，立刻改变了这一风俗，鼓励山林修行，这一点前文也提到过了。于是最澄以比叡山为道场开始了修行，当他在山上研究《起信论》与《华严经》等经论时，发现这些书非常尊重天台法文，于是产生了想要看看原文的想法，但是当时无法获得这些经书，因此时常忧伤得流下眼泪。有一次他前往奈良，碰巧遇到有人能够借给他这些书，因此最澄非常高兴地将《圆顿止观》《法华玄义》等经书都抄录了下来，这些经书都是鉴真大和上由唐朝带来的，其实早在天平胜宝六年以来一直就在日本国内，却一直都没有人去读它们，结果在这三十多年间就一直沉睡在书柜之中。而将这些无人阅读的书借出来，心怀感激地阅读并因此领会了天台宗精深教义的人就是最澄。古语有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就是说，一个优秀人物的出现，能够导致文化的大发展、历史的大转折与大进展，最澄就是最好的例子。

之后最澄与他的弟子们一起抄写了《一切经》及其注释书，边抄边读，边读边抄，夜以继日地拼命学习。当时以奈良的大安寺为首的各大寺院都为他提供了财政上的援助，鉴真大和上的弟子道忠也为他抄写了两千多卷经书，鉴真对日本佛教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就这样影响到了最澄。

渐渐地，比叡山上的最澄学问精深、道德高尚这件事情在社会上越传越广，到了延历二十一年正月，和气氏的广世与真纲两兄弟将最澄迎至高雄的神护寺，请他讲述天台宗的本义。人们听了他的讲经，觉得圣德太子以来两百余年间，佛教界的诸多学者视为问题、争论不休的难点被最澄一口气都解决了，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最澄想要更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研究，在次年决定渡海前往唐王朝，于延历二十三年（804）搭乘遣唐使船出发，踏上了前往唐王朝的旅程。船共有四艘，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判官菅原清公等人分别带领一条船，而最澄与空海也分别搭乘着其中一条船出发了。菅原清公是菅原道真的祖父，由此大家可以想见这四艘船的责任有多么重大，要是有个万一，日本的损失可以说是难以计算了。万幸的是清公、最澄与空海都顺利地到达了唐朝又平安地归国了，但是最澄与空海在唐朝的行动并不在一起，归国的时间也各异。

最澄登上天台山，遍访智者大师的灵迹，又或是通过抄写或是通过借阅获得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在天台山上停留了约一个月后下山，之后又在龙兴寺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研究，完成了渡唐的目的之后就回国了。他回国的时候是延历二十四年初秋，一到国内立刻被招入宫内讲经，同时献上了在唐朝求得的佛像。第二年的正月，最澄上书请愿，为了拯救佛教界的衰微，希望能够将每年得度的僧侣人数定为十二人，这一要求在延历二十五年的正月二十六日得到了敕许。根据当时的规定，十二人分别属于如下诸宗：

华严宗　两人

天台宗　两人

律宗　　两人

三论宗　三人（其中一人应专攻成实宗）

法相宗　三人（其中一人应专攻俱舍宗）

也就是说，通过这次请愿，天台宗堂堂正正地成为与南都六宗并列的第七宗，而且还是与华严宗、法相宗相提并论的大宗，天台宗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派得到公认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当时最澄四十岁。

到此为止诸事似乎都很顺利，然而此后最澄的后半生变得非常艰难。最为支持他的桓武天皇在不久后驾崩，南都六宗的僧侣们开始反对他的活动，比他晚几年归国的空海后来也与他不合，辛苦养成的弟子却弃他而去，想必当时在比叡山上的最澄一定感到了凛冽的寒风吧。但是最澄仍然坚信大乘佛教能够给所有人带来救赎，排除万难，最终确立了天台宗，在弘仁十三年（822）六月以五十六岁离世，此后清和天皇赐予了他传教大师的谥号。

虽然最澄与空海两人有一段时间的不和，但是天台宗与真言宗从此之后共同创出了日本佛教的大潮流，净土宗、真宗、日莲宗、时宗等诸多宗派都是在这个大潮流中所派生出来的。

空海

空海出生于赞岐国（现香川县）的多度郡，父亲出身于佐伯氏，据说其先祖是随着日本武尊平定了东国的有功者，凭借这一功绩被任命为了赞岐国的国造，而后来大化改新取消了国造这一称号。空海出生于光仁天皇宝龟五年，十五岁时跟随舅父阿刀大足学习了中国的古代经典，十八岁时前往大学游学，其间碰巧遇到了石渊寺的勤操和尚，跟随他学习了虚空藏求闻持法。为了这一修行，空海或是登上阿波国（现德岛县）的大泷山，或是站在土佐国（现高知县）的室户冲前，经历了诸多苦行之后，终于有所领悟，于是在二十四岁时撰写了《三教指归》一书。

延历二十三年，空海登上了遣唐使船，渡海前往唐朝，当时最澄三十八岁，而空海则是三十一岁。在中国，最澄前往天台山，并在龙兴寺学习，而空海则前往首都长安，在青龙寺学习了真言宗的秘密修法，于大同元年的秋天回到了日本。对佛教很热心的和气氏同样请他来到了高雄的神护寺，之后他也得到了朝廷的尊重和世间的信任，真言宗在京都以东寺为本山，在地方则以纪伊国（现和歌山县）的高野山为本山，就这样兴盛了起来。空海在承和二年三月以六十三岁离世，醍醐天皇在延喜二十一年时追赠了他弘法大师的称号。

空海是一位情操高尚、多才多艺的人，其诗文之精巧堪称诗人，其书法之华丽足以开山立派，除此之外他还帮助民间修建水池以便农业生产等，在民间也有很高的人气，在全国各地留下了各种各样的传说。就像“大师被弘法独占，太阁被秀吉独占”这句谚语所表现的一样，历史上得到过“大师”这一谥号的人有很多，但是在日本只要说到“大师”，人们指的就是弘法大师，弘法大师在民间就是如此有名。

距离两位大师去世已经过了一千一百三十多年了，但是比叡山上的人们仍然相信传教大师依然在世，同样高野山周边现在也一样相信弘法大师依然在世，对于他们的供奉千百年来没有任何变化。

关于两位大师，还有一些话题想要补充。想必大家都曾经在修学旅行或是观光的时候去过比叡山吧，而说到延历寺，想必不少人脑中会浮现出成百上千的僧侣卷起袖管挥舞薙刀的情景吧。如果大家只从这一方面来认识比叡山、延历寺的话，那么大家不但没能理解传教大师，也没能理解比叡山，因此我想在这里向大家介绍回峰行。所谓的回峰行，是比叡山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修行方法，现在也有人在进行这一苦行。比叡山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山，大致可以分为三塔，而细分则有十六谷，所谓的回峰行，就是将散布在这座山各处的灵场一一巡回礼拜的修行。这一修行并非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巡回礼拜就好，礼拜的顺序是自古以来就固定好的，按照这个顺序巡礼一圈所需的距离约七里半，一里约等于四公里，也就是说一次巡回就要走三十公里的路，而这三十公里并不是在白天走，而是在夜里。在深夜十二点前起床，在佛前礼拜后于深夜一点整出发，以全速在山谷内穿行，于天明前回到本堂，这样的苦行需要连续坚持一百个晚上，这是回峰行第一年的内容。第二年和第三年与第一年相同，每年要这样在夜里进行灵场巡访一百次，到了第四年则改为连续二百日，第五年也与第四年一样。在这五年间完成了共计七百日的回峰行之后，需要连续九天断水断食，居于明王堂内，每日念诵咒文一万多遍，九日共计十万遍，这就是所谓的“入堂”。“入堂”仪式结束后进入正式的第六年的修行，最初一百天的路程和此前一样每日七里半，后百日的行程则倍增为每日十五里，而到了第七年的二百日修行中，更要在原先的十五里中再增加下山前往京都的赤山禅院的巡礼，这又是七里半，合计二十二里半。在一天内行走共九十公里的路程，这样的苦修要持续两百天，如此这般长达七年，总日数高达千日，步行路程一万两千里（四万五千公里），而这一苦行的目的是祈愿日本的荣光能永无止境、直到永远。我们只有了解了回峰行这一如此艰苦的苦行之后，才能真正明白最澄在比叡山开设镇护国家的道场的意义
[2] 。

[1] 史实错误。——译者注

[2] 史实错误，回峰行创始者并非最澄，此外祈愿目的亦有误。——译者注

24 平假名

音读·训读

前文既述，奈良时代阿倍仲麻吕作为留学生前往中国，他的诗文在唐朝的文坛上也颇为有名，与唐朝第一流的诗人李白等人交好；平安时代初期，最澄与空海前往唐朝，立刻就能理解天台与真言的精深哲理，获得唐朝优秀高僧的信赖与尊敬，接受继承唐朝佛教的正统回到日本。如此一来，日本人在学问、文艺、宗教各方面都获得了自信，自然就会产生身为日本人的自觉，因此在此之后开始发展出日本独特的文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就是假名的发明。

至此为止，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一直使用的是汉字。虽然说使用的是汉字，却也是以日本独特的方式，汉字既可以像中国一样用音读，也可以用训读，自由自在地选择音读与训读的使用，例如“音”这个字，如果读作“オン”（on）就是音读，读作“おと”（oto）就是训读；同样地，“山”这个字如果读作“サン”（san）就是音读，读作“やま”（yama）就是训读。如此自由地使用音读与训读，使得中国的古代经典也可以读成日本式的，例如《文选》中，“泊湘”被读作“ささらなみ”（sa sa ra na mi），而“阎闾”则被读作“さとのかど”（sa to no ka do）；此外在《土佐日记》里，也有将“棹穿波上月”读作“さをはうがつなみのうへのつき”（sa wo ha u ga tsu na mi no u e no tsu ki）；而《江谈抄》中也有将“二月三月日迟迟”读作“きららぎ、やよひ、ひうらうら”（ki ra ra gi，ya yo i，hi u ra u ra）的例子；更有趣的则是将音读与训读合而为一的读法，如“煙霞子細とこまやかに、泉石分明とあきらかなり”，“子细”先是以音读“シサイ”（si sai）出现了一次，之后又以“こまやかに”（ko ma ya ka ni）的训读再读了一遍。

以上是汉学与诗文的例子，佛教经文中也有同样的例子，需要用音读的时候就用音读，也有要求使用训读的时候。延历二十五年正月，根据朝廷的规定，僧侣必须既能够用汉语发音读《法华经》与《金光明经》，同时也要能用训读。例如《法华经》的训读如下：“そのときに世尊、摩訶迦葉およびもろもろの大弟子につげたまはく、よきかな、よきかな、迦葉。”

如此这般，日本虽然有训读，但是因为没有假名，缺少将这一训读记录下来的手段，在记录与传播这一读法方面有很多困难，于是就出现了“ヲコト点”，这种方法是在汉字的周围加点，根据加点位置的差异就能够确定汉字的读法。每一个人、每一所寺院关于“ヲコト点”的点法都不一样，但是例如在“何”字的右上方加点就读作“何を”，在右侧中部加点则读作“何すること”，因此这个点也被称为“テニハ点”。

然而就算是有了这些方法，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为了仅使用汉字来表述日本的语言，就不得不像《古事记》《日本书纪》或是《万叶集》一样费尽工夫。

ますらをの 行くという道ぞ

おほろかに おもひて行くな

ますらをのとも（九七四）

（这是勇士所走的道路，有勇气的人啊，走上这条路前千万要仔细思考，切勿轻松随性地就踏上这条道路。）

例如这一首歌，为了将它用文字表示，万叶时期的人们不得不写作：“大夫之 去跡云道曽 凡可爾 念而行勿 大夫之伴”，这对于作者来说非常辛苦，对于阅读者来说则更是难以想象地困难，一不小心就会读错。

いろは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人发明了平假名。最初是用草书体书写汉字的时候逐渐越写越简单，又或者是自然会写成某些固定形状，平假名与汉字的对应关系如下：

い—以　ろ—呂　は—波　に—仁

ほ—保　へ—部　と—止　ち—知

り—利　ぬ—奴　る—留　を—遠

わ—和　か—加　よ—与　た—太

れ—礼　そ—曽　つ—川　ね—禰

な—奈　ら—良　む—武　う—宇

ゐ—為　の—乃　お—於　く—久

や—也　ま—末　け—計　ふ—不

こ—己　え—衣　て—天　あ—安

さ—左　き—幾　ゆ—由　め—女

み—美　し—之　ゑ—惠　ひ—比

も—毛　せ—世　す—寸

为了将这些平假名一口气背下来，古来有“あめ（雨）つち（土）ほし（星）そら（天）やま（山）かは（河）みね（峰）たに（谷）くも（云）きり（雾）”的背诵方式，用几个单词将所有的假名包括进去，而最终留下来的就是“いろは歌”，这种背诵假名的方式持续千年，一直沿用到了现在。

很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いろは歌”是由谁所作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作者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天才。要将四十七个文字丝毫不重复地排列一遍，即使只是单纯地将单词排列一遍就已经非常困难了，而“いろは歌”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还有内容方便记忆，有韵律感便于背诵，既是学习假名的范本，同时还是一首优秀的和歌，可见作者一定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

色は匂へど　散りぬるを

我が世誰ぞ　常ならむ

有為の奥山　今日越えて

浅き夢見じ　酔ひもせず

从“いろは歌”的内容来看，这里面流露着明显的佛教思想，可以肯定是僧侣所作，而且应该是僧侣中才华横溢的英才。大江匡房是距今九百余年前的人物，被认为是当时日本第一流的学者，受到世间的尊敬，八幡太郎义家也曾经跟随他学习。大江匡房告诉周围的人：“据源信僧都所说，‘创作“いろは歌”的人是弘法大师’。”源信是比叡山的名僧，比叡山与空海的关系并不好，就连源信都说“いろは歌”是弘法大师所作的话，那就是说比叡山也承认了空海撰写“いろは歌”的功绩。但是空海与源信之间有百余年的时间间隔，这不能成为一个证明“いろは歌”与空海关系的决定性证据，但是无论是大江匡房也好，还是源信也罢，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他们都相信是弘法大师创作了“いろは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此外，我还可以再举出一个证据，那就是古时候一本名为《凌云集》的汉诗集。这本汉诗集编纂于弘仁五年（814），当时空海还在世。其中收录了一首仲雄王访问空海时所作的汉诗，他在诗中称赞空海的人格与功绩时有“字母弘三乘，真言演四句”之句，这里的“四句”被认为指的是“いろは歌”，也就是说“いろは歌”是空海之作，并且创作时间早于弘仁五年（而且应当是在其于大同元年归国以后）。

空海为后世留下了众多功绩，但是要说到千百年来造福无数人的功绩，仍然不得不说是他创作的“いろは歌”
[1] 。

[1] 平泉澄将“いろは歌”的作者推定为空海，明显是穿凿附会，“いろは歌”并不符合空海所生活的时代的旧假名使用方式。——译者注

25 片假名

五十音图

接下来是片假名，这也是在平安时代初期出现的。平假名是用草书体写汉字时出现的字形变化，而片假名则是采用汉字笔画的一部分来表音。最初因为使用者、时间及地点不同，各家使用的片假名各有差异，在长时间的使用中逐渐得到统一，最终变成了现在这样。我先将各个片假名原本对应的汉字写出来吧。

ア—阿　イ—伊　ウ—宇　エ—江　オ—於

カ—加　キ—幾　ク—久　ケ—介　コ—己

サ—散　シ—之　ス—須　セ—世　ソ—曽

タ—多　チ—千　ツ—川　テ—天　ト—止

ナ—奈　ニ—仁　ヌ—奴　ネ—禰　ノ—乃

ハ—八　ヒ—比　フ—不　へ—部　ホ—保

マ—末　ミ—三　ム—牟　メ—女　モ—毛

ヤ—也　〇　　　ユ—由　〇　　　ヨ—与

ラ—良　リ—利　ル—流　レ—礼　ロ—吕

ワ—和　ヰ—井　〇　　　ヱ—惠　ヲ—乎

采用汉字的一部分，借用汉字的音或训来表示自己国家的语言，这是在追求快速书写时自然发生的事情，谁都有可能想到，但是在受到汉字文化影响的各国之中只有日本发明了假名，这一点是因为我们能够以使用万叶假名时自主的态度，轻松地消化并利用外国文化。而真正伟大的事情，则是五十音图的编成。

就像“いろは歌”的作者不明一样，五十音图的作者也难以确认，但毫无疑问这位作者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并且我可以断言这是一位语学者，而且是悉昙学者。所谓的悉昙指的是古代印度的文字，为了正确地理解佛教教义，有必要学习古代印度的文字，此外因为重要的佛经都是由悉昙翻译为汉文的，因此也有必要掌握汉字的读法与汉文的书写规范，也就是说悉昙学者需要掌握印度与中国的语学。空海本人似乎精通悉昙学，但是后来这门学问最兴盛的则是在最澄的门下末流，其中更出现了一位名为安然的大学者。安然是最澄的亲族，跟随着円仁（慈觉大师）学习，而円仁则是继最澄之后的第三代天台座主。安然精通悉昙学，撰写了《悉昙藏》一书，受到佛教界的尊敬。之后又出现了名为明觉的学者，他虽然远离京都，居住在北国白山山麓的温泉寺，却继承并发展了安然的学问，撰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明觉的活动时间大致在堀河天皇的治世时期，也就是距今约八百五十年前，明觉在撰写的著作中，已经按照五十音图的顺序进行语学的说明了。五十音图是这些悉昙学者们以外国语的知识为基础，将其运用到日本语上的结果，这一系列对日本语的音韵与构造进行反省、明确日本的文法构造的重要研究，想必就是由从安然到明觉这一系的学者们逐渐展开并实现的。

日语的构造

大家知道吗？熟悉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同时也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从小时候开始就每天使用着日语，因此才能自由自在地使用它；但是同时，我们有没有因为熟悉而忘记了日语的尊贵与正确的形式，随心所欲地将它简略，使它变得杂乱又丑陋不堪呢？当我们学习外国语时，会一个词一个词地去查字典，详细查询每个字词的意思，但是当读日语时，是否因为觉得很熟悉就跳过了一些不熟悉的部分呢？外国语尤其是德语等语言中，有男性、女性、中性、过去、现在、未来、单数、复数等复杂区分，为了说好这些外国语，不得不将每一个时态都清清楚楚地背下来，而学习日语则很轻松，没有这样的规则，很多人似乎都是这么想的，然而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的。日语有明确、严格的法则，假如我们严谨地遵循这些法则，日语应当是非常美丽的语言。

例如太政官符，这是由太政官发出的公文，它的标题一定是“应做某某事”，假如一份文书内只写了一件事情的话，结句则以“右”开头，而如果有多件事情的话，结句则以“以前”开头。古人一定会严格遵循结句是以“右”或是“以前”开头的规矩绝不动摇，只看这一点，就能知道古代人的头脑之细致与语言之精准
[1] 。

关于古代的日语遵循一定的逻辑构造这一点，我也举一个例子。例如“無し”一词，假如前面有“ぞ”的话就要变为“無き”，前面有“こそ”的话就要变为“無けれ”，让我们从《古今集》中找一个例子：

小倉山 峯立ち馴らし 鳴く鹿の

経にけむ秋を 知る人ぞ無き

这一首歌的最后一句，即使写成“知る人無し”，意思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但是因为接在“知る人ぞ”的后面，就不得不写作“無き”，假如接续在“知る人こそ”之后的话，就必须写作“無けれ”。

残りなく 散るぞめでたきさくら花

有りて世の中 はての憂ければ

春の日の 光にあたる 我なれど

かしらの雪と なるぞわびしき

音羽山 けさ越えくれば ほととぎす

梢はるかに 今ぞ鳴くなる

山里は 冬ぞさびしさ まきりける

人めも草も 枯れぬとおもへば

月見れば ちぢに物こそ悲しけれ

我が身ひとつの 秋にはあらねど

恋すてふ わが名はまだき 立ちにけり

人知れずこそ思ひそめしか

春の夜の 闇はあやなし 梅の花

色こそ見えね香やは隠るる

かたみこそ今はあだなれこれなくば

忘るる時も あらましものを

花の散る ことやわびしき春がすみ

たつたの山の うぐひすの声

春霞たつを見すてて 行く雁は

花無き里に すみやならへる

あしびきの 山ほととぎす わがごとや

君に恋ひつつ いねがてにする

暮るるかと 見ればあけぬる 夏の夜を

飽かずとや鳴く山ほととぎす

这里我列举了很多例子，这些都是“系结”这一语法的具体表现，可以发现这一语法得到了严格的遵守，丝毫没有混乱。实际上，即使我们不举这么复杂的例子，只要考虑动词的活用，也能立刻明白日语语法的严谨性。

例如“行く”这个词，根据接续词的不同，就有“明日行かば ”、“行き給ふ”、“行く人”、“早行け ”的多种变形；而“書く”也一样，有“文書かば ”、“書き終る”、“書く子”、“大きく書け ”等多种变形。

所有这些语法与动词变形等内容，假如不用某些方式加以整理和说明，就很难将日语的构造简单易懂地展示给世人。因此要是没有发明五十音图的话，这个工作想必会非常困难吧，正是因为有了五十音图，整理日语的各种活用方式才变为可能。日语复杂而又美丽的性质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然而此前没有人能够对此进行学术性的研究，明确地理解其本质，并用简洁明快的方法将日语的构造展示出来，要做到这一点，不得不等到五十音图发明之后，而五十音图的发明，一方面能够展示日语应有的正确形式，另一方面也为维持日语的正确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有人认为日语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变化的，过分重视这一流动变化的作用。但是发生了变化与流动的并不只是日语，假如放置不管的话，礼节就会混乱，仪式就会被破坏，道德也会被遗忘，而在这一变化流动的时局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规范、追寻理想，因此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在平安时代寻求日语最美丽的形态，通过五十音图学习日语的正确构造，然后用正确而美丽的形态使用日本的语言，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希望像将“いろは歌”的作者推定为空海（弘法大师）一样，能够推定出五十音图的具体作者，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件事情难以做到。但是将五十音图的编纂推定为最澄（传教大师）门流下从安然到明觉的一系列优秀悉昙学者们的功绩，应该是没有错的。我们必须尊敬这些人的功绩，并感谢这些人的恩惠。

[1] 这是日本对汉唐行政文书的继承，而非日本的原创，此外论据与论点不合。——译者注

26 《古今集》

日本独特文化的发达

从桓武天皇延历年间开始，到醍醐天皇延喜年间为止，这一百多年间，表面上是汉文汉诗的全盛时代，编纂了几部敕纂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就是这时候编写的。如果只看表面的话，这一时期的日本似乎是尊崇外国文化并拼命试图模仿外国文化的样子，但是在这期间平假名文化逐渐发展了起来，“いろは歌”也创作于这一期间，此外，对于日语的构造也开始了精密的研究，开发出了片假名并最终集大成为五十音图。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一时代的文化是对外国文化的模仿，但是实际上则是日本独特的文化逐渐发展的时代。

关于这一点，有以下证据。嘉祥二年（849）仁明天皇四十岁大寿时，奈良兴福寺的僧侣们献上的祝寿礼之中，除了佛像与经卷之外，还有一首长歌，这首歌有以下几个特色：①这是一首超过三百句的长歌；②基本上遵循了奈良时代“五七·五七”的形式，但是偶尔也尝试了七五调，是新时代的先驱；③虽是僧侣所作之歌，却与柿本人麻吕一样，从日本神话开始起句。

这些都是大家应当注意的部分，还有一点特别想让大家注意的事情，那就是在这首长歌中可以看到作者对日语的尊重，现在我将这一部分节选出来进行说明：

事の詞は　此の国の

本つ詞に　遂ひ倚りて

唐の　詞を仮らず

書き記す　博士雇はず

此の国の　云ひ伝ふらく

日の本の　やまとの国は

言霊の　さきはふ国とぞ

古語に　流れ来たれる

神語に　伝へ来たれる

伝へ来し　事のまにまに

本の世の　事尋ぬれば

歌語に　詠みかへして

神事に　用ひ来れり

皇事に　用ひ来れり

这一段的意思是：日语内蕴含着不可思议的神秘灵妙之力，因此在至今为止的神事与天皇的祝事时都使用了日语，在这次为天皇祝寿时，也刻意避免了使用外国语而只用日语为天皇献上祝寿之词。

创作这首歌的嘉祥二年，正位于延历到延喜这百余年间的正中，而“いろは歌”则在此之前约三十多年就已经出现了，同时片假名也逐渐得到开发，因此可以说平安初期的百余年时间，表面上看起来是汉文汉诗文化的全盛期，而其内部则是日本独特的文化，换言之，是日文与和歌获得了巨大发展的时代，例如小野小町与在原业平等优秀的歌人也出现在这一时代，而最后在延喜五年四月，随着敕纂《古今和歌集》的诞生，这些名歌与延喜时代的名作被收录在一起，长久以来一直作为日本歌坛的指针，绽放光芒，直到现在。

《古今集》

《古今和歌集》略称为《古今集》，是醍醐天皇敕命编纂的和歌集，负责编纂的是纪友则、纪贯之、凡河内躬恒和壬生忠岑四人，但是纪友则在编纂途中离世，因此纪贯之成为中心人物与代表者，负责编纂工作。最终成书的《古今集》有二十卷，分为春、夏、秋、冬、贺、离别、羁旅、物名、恋、哀伤、杂、杂体、大歌所御歌十三大类，所收和歌共一千一百首。虽其规模只是《万叶集》的四分之一，但《古今集》作为第一部敕撰和歌集，为后来一系列的敕撰和歌集做出了很好的示范，长久以来一直位于歌坛的指导地位，具有极高的价值。此外，后续的敕撰和歌集如下：

《后撰集》（天历五年）

《拾遗集》（长德、宽弘年间）（以上两部和歌集与《古今集》并称三代集）

《后拾遗集》（应德三年）

《金叶集》（大治二年）

《词花集》（仁平元年）

《千载集》（文治三年）

《新古今集》（元久二年）（以上八部和歌集合称为八代集）

在此之后还不断有和歌集编成，我们就暂时在这里打住吧。在第七部《千载集》之后，战乱持续，国中一片混乱，但是和歌的敕撰没有中断，这一方面表现了日本人内心的优雅与喜爱风流的特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一直是以皇室为中心的。

那么我就从《古今集》中，选择几首著名的和歌介绍给大家吧。

春のはじめの歌（壬生忠岑）

春来ぬと 人は云へども うぐひすの

鳴かぬ限は あらじとぞ思ふ

（初春之歌

人们说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但是只要还没听到黄莺的啼声，我就觉得春天还没有到。）

春歌（大江千里）
[1]

鶯の 谷より出づる こゑ無くば

春くることを たれか知らまし

（春歌

要是听不到黄莺的啼声，又有谁感觉得到春天的到来呢？）

題しらず（咏者不明）

野べ近く 家居しをれば 鶯の

鳴くなる声は あさなあさな聞く

（无题诗

山居之人，每天早晨都能听黄莺的啼声。）

帰る雁をよめる（伊勢）

春がすみ たつを見すてて ゆく雁は

花なき里に 住みやならへる

（咏归雁

见到春霞升起，便毫不犹豫地离开此地向北而去的归雁啊，你是否已习惯了生活在没有花香之地？）

題しらず（咏者不明）

宿近く 梅の花うゑじ あぢきなく

待つ人の香に あやまたれけり

（无题诗

家的附近不应该种梅花，这是因为梅花的香味和徒然等待的恋人的香气太过接近，一不小心就会误以为是恋人到来了。）

梅の花を折りて人におくりける（紀友則）

君ならで たれにか見せむ 梅の花

色をも香をも 知る人ぞ知る

（折梅花赠友人

这枝梅花，除你之外不知还能赠与何人。因为只有你才能理解梅花的色彩与香味。）

初瀬にて（紀貫之）

人はいさ 心も知らず ふるさとは

花ぞ昔の 香に匂ひける

（于初濑

人心不知何时就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只有与昔日一样熟悉的梅花香飘散着。）

渚の院にて桜を見て（在原業平）

世の中に たえてさくらの なかりせば

春の心は のどけからまし

（于渚院见樱

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樱花的话，人们度过春天时一定就少了许多感伤之情。）

さくらの花の散るを（紀友則）

ひさかたの 光のどけき 春の日に

しづ心なく 花の散るらむ

（咏落樱

现在明明还是日光如此柔和的春日，为何樱花却如此飘零落下？）

題しらず（咏者不明）

駒並べて いざ見に行かむ ふるさとは

雪とのみこそ 花は散るらめ

（无题诗

让我们并辔而行，前往奈良旧都吧，现在正是樱花花瓣像雪花一样飘落的时节。）

題しらず（咏者不明）

わが宿の 池の藤なみ 咲きにけり

山ほととぎす いつか来鳴かむ

（无题诗

我家池畔的藤花正盛，就像波浪一样倒映在池水中。不知何时才能听到杜鹃来此的啼鸣之声。）

題しらず（咏者不明）

五月待つ 花たちばなの 香をかげば

むかしの人の 袖の香ぞする

（无题诗

即将进入五月，闻到橘花的香气，这让我不由得想起昔人衣袖的熏香，也正是这个香味。）

秋立つ日よめる（藤原敏行）

秋来ぬと 目にはさやかに 見えねども

風の音にぞ 驚かれぬる

（咏秋日

秋日已至，而视野所见之内却毫无感觉；直到秋风吹过，才忽然惊觉秋日的到来。）

題しらず（咏者不明）

木の間より 洩りくる月の 影見れば

心づくしの 秋は来にけり

（无题诗

见到树叶之间漏过的月光，就意识到令人感伤的秋季的到来。）

年のはてによめる（春道列樹）

昨日といひ けふと暮らして あすか川

流れて早き 月日なりけり

（咏于年末

我以为今日是昨天，却发现转眼已到了明天。时光飞逝而去，就像飞鸟川湍急的流水。）

（咏者不明）

恋せじと みたらし川に せしみそぎ

神はうけずぞ なりにけらしも

（无题诗

我决定不再动恋爱之心，为此我来到御手洗川上，清洁身体向神祈祷；然而我的这一祈愿似乎并不被神明受理。）

（咏者不明）

行く水に 数書くよりも はかなきは

思はぬ人を 思ふなりけり

（无题诗

比起在流水上写字要更为伤感的，是思念一个心中没有你的人。）

这些都是千百年来备受我们祖先喜爱的和歌。编写《古今集》的延喜五年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千零六十多年，但是不可思议地让我们觉得并不十分遥远，我们能够轻松地理解古人的用词，也能轻松地与古人的感受产生共鸣，这真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平安京固然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时势变迁，但是作为日本的首都与文化的中心，千年以来从未变过；另一方面也因为日本没有发生过革命，皇统在千百年间安定持续，这是上述所有事情的根基。

《古今集》内还有一些非常好玩的和歌，一旦听过一遍就一定不会忘记，接下来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うれしきを 何に包まむ から衣

袂ゆたかに 裁てといはましを

这首和歌意为：“愉悦的心情难以抑制，仿佛就要溢出，这一份满溢的喜悦要用什么来盛呢？如果我之前在订制衣服的时候，把和服的袖子再裁剪得大一点就好了。”

おいらくの 来むと知りせば 門さして

無しと答へて 逢はざらましを

“おいらく”的意思就是“衰老”，这首和歌的意思是：“‘衰老’突然到访我家，要是我能早点注意到这一点的话，就应该早早地关上门、插好门闩，回答一句‘我们家没有人希望你到访’才是；但是因为毫无意识地留着门没有关上，结果‘衰老’这家伙就偷偷溜了进来，将我变成了这样一个老人。”非常有趣吧。

《古今集》里还有其他许多优秀的和歌，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但是《古今集》的序文非常有名，在此引用其开头部分：

世上之人因为经历之事众多，因此会将心中所想、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之物，通过和歌的形式表达出来。例如听到春天花边的莺鸣与夏秋之际水中的蛙声，当见到世界上所有的这些美好的事物之时，有谁能够不咏歌呢？不以力量就能动摇天地，感动目不可见的鬼神，使男女间展开关系，抚慰英勇的武士的内心，这些都是和歌的作用。和歌从天地开辟之时就已经存在，天界之歌从下照姬的和歌开始为世人所知，而下界之歌则要从素戋鸣尊所咏的和歌开始算起。

这篇序文是纪贯之所作，用纯粹的国文讨论了和歌的定义、起源、沿革，还展开了对歌仙的批判，并陈述了自己的和歌理念，最后总结道：

（和歌文化）就像青柳之丝一样不会断绝，像松叶一样不会被吹散，像卫矛的蔓藤一样长久不绝，像鸟的足迹（古传仓颉造字之源，此处代指古今集本身）一样传承久远。将来的人们只要能够知道和歌的样式，理解语言的本质，那么他们自然会产生仰古怀今的情怀，这就像我们现在仰望高悬于空中的月亮是一个道理。

也就是说，《古今集》将流传于后世，成为后世和歌的模范，受到后人的尊敬，纪贯之表达了这样的自信与抱负，事实上，《古今集》也确实像纪贯之的期待一样，在这之后的千年间支配着歌坛。

[1] 原书引用时似遗漏了标题。——译者注

27 《竹取物语》

《竹取物语》

阿倍仲麻吕能够与唐朝第一流的诗人平等交流，不落下风，文采在唐朝也受到赞赏；最澄与空海则得到唐朝宗教界第一流学者的信赖与期待，继承了他们的道统。这些人的活动使日本人对自己的能力与文化产生了自信，而这一自信则表现为平假名的发展，表现为创作“いろは歌”，表现为编纂《古今集》，这些是我在前几节里所说的内容。

但是，日本文化中在这一时间段内得到发展的并非只有和歌，日文中的物语也在这一时代得到了发展。《竹取物语》《伊势物语》《土佐日记》《宇津保物语》《落漥物语》，以及后来的《枕草子》和《源氏物语》，这些物语故事都是在清和天皇的贞观年间到一条天皇的宽弘年间约一百五十年内编纂出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文化现象，而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作是由女性创作的，这一点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最为古老的《竹取物语》，是以美丽的辉夜姬为主人公的小说。

“从前有一位竹取老翁，常常到山中伐竹维持生计。”这是文章的开头。老翁见到一根竹子闪闪发光，靠近一看，发现里面有一个三寸大小的美丽女婴，将其抱回家中让妻子抚养，后来老翁就经常在伐竹时从竹子里发现黄金，于是很快就富裕了起来。女婴成长得很快，三个月内就长大成人，美貌无双，使家中充满了光辉，因此老翁给她取名为辉夜姬。有许多人想要和她结婚，虽然老翁拒绝了绝大多数人，但是还是有五个最热心的人留了下来，他们步步紧逼，于是辉夜姬说：“只要你们有人能够拿来我想要的东西，我就和他结婚。”她让其中一个人去取佛使用过的石钵；第二个人去取蓬莱山上所生的一根玉枝，它的树根是银的，树干是金的，树上的果实则是珍珠结成的；第三个人去取中国的火鼠裘；第四个人去取位于龙首前的五色宝珠；第五个人则去取燕子的子安贝。这五件中的任意一件都是非常难以获得的珍贵宝物，五个人都历经千辛万苦取来了东西，但是前三人拿来的都是假货，好笑的是火鼠裘的特点明明是不畏火烧，却一近火就被烧了个干净，拿来火鼠裘的那个人“面色发青如草”，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第四个人去取龙头上的宝珠，在海中遇到了暴风，虽然最终保住了性命，却变得十分丑陋，于是放弃了迎娶辉夜姬。第五个人为了去取燕子的子安贝爬上屋顶，一个不小心从房子上摔了下来，折了腰，丧了命。就这样，五个求婚者都失败而归，但是辉夜姬的名气更为响亮，最终传到了皇帝的耳中，皇帝下令让辉夜姬入宫觐见，但是辉夜姬以八月十五日的夜晚里会有月宫的使者前来迎接自己回家为由拒绝了皇帝的召见，并因为面临与竹取翁一家的别离而流泪。最终，敕使带着两千人兵士守卫在竹取翁的家里，试图阻止月宫的使者迎接辉夜姬回家，但是当使者来临时，众人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没有一点力气，眼看着辉夜姬坐上月宫派来的车辆，在一百多名天人的守护下升天而去。皇帝将辉夜姬献上的不死药和一首写给辉夜姬的歌封在一起，派遣使者在富士山巅上烧掉了，最终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从此之后，这座烧毁不死药的山就名为‘不死山’（即富士山），现在这座山上还能看到烟雾直冲云霄，故事就是这样的。”

值得注意的是结尾中提到的富士山的烟仍然高腾于云中这一点，富士山在清和天皇的贞观六年五月有过一次大爆发，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灾害，《三代实录》中也记载了这次富士山的爆发，而在延喜五年完成的《古今集》的序文中有“现在富士山的烟也不见了”的句子，由此可以知道《竹取物语》是在贞观以后、延喜之前创作的，也就是在《古今集》编纂前二三十年的时候。

《伊势物语》

《竹取物语》是第一部用平假名书写的物语，因此我专门详细介绍了其内容；接下来出现的《伊势物语》则有着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可以说是珠玉之文。《伊势物语》是以和歌为主轴，配以叙述的语句而成的若干篇独立短篇小说的集合，其叙述方式之优美与给人的回味之美妙，真的是出类拔萃。其中的和歌主要是在原业平之作，因此《伊势物语》的故事是以在原业平的一生与他的热情为中心展开的，这也是《伊势物语》的特色所在。

月やあらぬ 春や昔の 春ならぬ

我身ひとつは もとの身にして

駿河なる 宇津の山辺の うつつにも

夢にも人の あはぬなりけり

忘れては 夢かとぞ思ふ 思ひきや

雪踏み分けて 君を見むとは

［今天的月亮还是昨天的月亮吗，今年的春天和去年的春天还一样吗？只有我一个人和当年一样毫无变化。

来到骏河的宇津（うつ）地方的山边，不由得感叹无论在现实（うつつ）中也好，在梦境中也好，都见不到思念之人。

我忘记了现实，以为这就是一个梦，完全没想到我能够踏雪而来，在此处与您相会。］

这些都是在原业平的作品中，一旦读过就永生难忘的令人感动的名作，在这些名作之间略加几句叙述，就成为歌物语的形式。虽然不知道是谁编的，但这实在是非常有趣的想法，在此只引用隅田川的一段让大家感受一下吧。

（他们）继续前行，在武藏国与下总国之间遇到一条大河，这条河名为隅田河。众人聚集在河边，回想京中之事，感叹自己来到了如此遥远的地方，不禁都有些伤感。这时渡船的船夫说：“快点乘上船来，天就要暗了。”于是众人都坐上船准备渡河，但是想到远在京中的亲友，心中仍然感到伤感。就在这时候，众人看到一只白鸟，嘴与脚都是红色的，大约与鸭子一样大小，在水面上游来游去找鱼吃，因为这是京中见不着的鸟，众人都不认识，就问船夫，船夫回答说：“这是都鸟。”听到这一点，有人就咏了如下这首和歌，闻者皆留下了感伤的眼泪：

名にし負はば いざ事問はむ 都鳥

我がおもふ人は ありや無しやと

［都鸟呀，既然你叫这个名字，那么我问你，那个（居住在京都的）我所思念的人，过得还好吗？］

现在位于东京正中央，上、下流分别架设着几座大铁桥，每天有数以万计的车辆往来穿行的隅田川，令人难以想象在千年前则是一副清水静流，白鸟沉浮于水面的闲静之景，而这一闲静空寂的景象，让远来之客感伤落泪。

《土佐日记》

接下来要说的是《土佐日记》，这是纪贯之的作品。纪贯之在延喜五年奉敕命编纂了《古今集》，在二十多年后的延长八年，他被任命为土佐守，在五年任期结束后于承平四年十二月从土佐出发回京，于次年二月到达京内。他回京途中的旅行日记就是《土佐日记》，这与普通的日记有几点不同：第一，此前男子的日记一定是用汉文所写的，但是《土佐日记》是用国语（即假名——译者注）所写的；第二，日记是为了记录自己的心情所作，因此一般都是以第一人称所写的，但是《土佐日记》是以第三人称书写的，以客观的视角描述了某个人的活动；第三，《土佐日记》不仅记录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而且做好了给人看的准备，从这一点上说的话，这应该算是位于日记与物语之间，同时具有日记与物语两种性质的作品。《土佐日记》的开头几句话正展现了这一不可思议的性质：

通常日记都是男子所写，而我虽是女子之身，却也想尝试一下写日记（中略）某人结束了他身为国司的四五年的任期（中略），前往预定好的乘船地。

如此这般，《土佐日记》虽然有着物语一样的性质，但是关于时间、地点等的记述又都是真实的，这一点作为记录来说非常重要。从承平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离开国司的官邸，到次年的二月十六日回到京内的家中为止，旅程共花了五十五天。之所以花了这么久的时间，主要是因为海路非常危险，需要整备船只，等待合适的天气等，看了《土佐日记》就能对当时的旅行有多么困难有很直观的认识。

困难的还不只是天气与风浪，还有被海贼袭击的风险：

正月二十三日，日照有云。据说本地有遭海贼袭击的危险，因此向神佛祈祷。二十五日，船夫等报告说“北风强烈”，因此无法出航。海贼正逐渐追近的传闻不绝于耳。

入京之时，特意将时间选在了夜里：

我打算等夜深了再入京，因此特意放慢了行程，不知不觉间月亮已经升了起来，在月光明亮之时渡过了桂川。据人说：“这条河与飞鸟川不同，河水的深浅变化一点也不明显”（中略）进了京内感到非常高兴。到了家，进了房门，因为月光尚明，周围的环境能看得非常清楚，屋内的破败比听说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难以用语言形容，那一份旅人寄托于家中的思念之心，在看到这破败的场景时也都幻灭一空。

反复读《土佐日记》，仿佛能够想象当时的情景，这原本是一千多年前地方长官回京的旅程记录，千年前的人所写的东西，千年后的人读后不仅能够理解所记载的事情，更能与作者的心情产生共鸣，这不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吗？

28 《源氏物语》

《枕草子》

“いろは歌”出现的约百年后，日本编纂了《古今集》，《古今集》之后又过了百余年，则到了《枕草子》与《源氏物语》的时代。《古今集》在千年间都占据着歌坛最高的地位，《源氏物语》同样是小说界的顶点，而在日本文学上与它们有同样地位的则是《枕草子》。

《枕草子》是清少纳言的作品，“清”指的是她出身的家族清原氏，这一家是天武天皇皇子舍人亲王的后代，代代以文学才能著称。前文既述，舍人亲王是《日本书纪》编纂的总负责人，清原深养父的歌也收录于《古今集》之中，如：

夏の夜は まだ宵ながら あけぬるを

雲のいづこに 月宿るらむ

［夏夜极短，在我以为还是深夜的时候天就不知不觉地亮了起来。（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月亮显然不足以经历从升起到落下的全程），那么月亮究竟是藏在了哪一片云彩之中呢？］

深养父的孙子元辅，受村上天皇的敕命编纂了《后撰和歌集》，以下是元辅的歌：

契りきな かたみに袖を しぼりつつ

末の松山 浪越さじとは

［我们在拧干眼泪打湿的衣袖的同时发下了誓言，就像海浪永远不会打过松山一样，我们也永远不会变心。］

元辅的女儿就是清少纳言，她是侍奉一条天皇皇后的女官，《枕草子》既不是日记，也不是小说，而是一部随笔，是数年间记录随想的产物，最终成稿的时间是一条天皇的长保年间。长保二年是公元1000年，也就是距今约九百七十年前的事情，但就算是现在看来，《枕草子》中也充满了清新的感觉，反映着清少纳言的博学多识与才气纵横，有众多令人惊讶的地方。

春天最好的时候是破晓之时，随着太阳渐渐升起，山巅一点点变白，山顶上的天空逐渐亮了起来，紫色的云彩横亘其间。

夏天最好的时候是晚上，月夜自不必多说，若是暗夜也有萤火虫飞舞之趣，即使只有一两只，那一闪一闪的微光也别有风味，此外，如果下雨的话也是极妙的。

这是清少纳言关于四季最美好的时候的论述，后世的北村季吟为《枕草子》作注时，之所以将其注释书命名为《春曙抄》，就是因为这段话的第一句。

在人有急事要出门时，突然来访并说个不停的客人，特别惹人烦躁。

现代的我们对这一点也有同感吧。

说到花的话，无论是浓还是淡，都是红梅最好。樱花要花瓣大、叶色深、树枝细且正好绽放者为佳。藤花要柔软而绵长、色浓绽放者为佳。

虫之善者是铃虫、松虫、络纬、蟋蟀、蝴蝶、裂壳虫、蜉蝣、萤火虫。草花之善者是瞿麦，唐土的自不必提，大和的瞿麦也是极好的；还有女郎花、桔梗、牵牛花、菅茅、菊、堇菜。龙胆花的枝叶虽然有些杂乱，但因为是在其他的花都被霜打枯萎之时独自开放的美丽花朵，显得愈发美丽。

这些句子就能让人感受到平安京的生活状态。当时即使是贵族，也与自然密切联系，喜爱着花草，聆听着虫鸣。想象着这幅欢乐的景象，感到当时的生活与现在的都市生活间的天壤之别，不禁悲伤。

某天天降大雪，（中宫藤原定子）下令放下外窗，在屋内点上火盆，聚集一众女官闲谈。在闲谈中定子突然发问：“少纳言呀，香炉峰的雪究竟是怎样的呢？”听到这一问题，我（清少纳言）就抬起窗格，将帘子挑高。看到这一举动中宫不由得开颜欢笑。

这是《枕草子》中有名的一节，“例ならず”的意思是“与平常不同”，“格子”是木制的防雨窗，“炭櫃”也就是围炉，说“少納言よ”这句话的人是皇后，默默打开防雨窗、挑起帘子的人是清少纳言。唐朝的白乐天的诗里有“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之句，皇后想起这句诗，只说了诗中“香炉峰”的部分，清少纳言立刻就领悟了皇后的意思，用行动回答，撩起了帘子，由此都可见清少纳言的学问与才气有多惊人。

紫式部

与清少纳言生活在同一时代，在文学上作为清少纳言竞争者的人就是紫式部。她的父亲藤原为时常年担任式部丞（式部省的事务官），因此希望将来能够担任地方长官。长德二年正月，他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得到了任命他担任地方长官的任命书，但是打开一看，发现他要赴任的是淡路守。藤原为时为此悲伤不已，向天皇上了一封叹愿书，天皇哀怜他的遭遇，将他改任为越前守。为时为此感激不已，带着女儿紫式部前往越前国（现福井县）的国府（现武生市）赴任。紫式部虽然是个女子，却比兄长惟规更有才学。兄长在学习《史记》时，她在一旁旁听，却比兄长更早记住了学习的内容，父亲不禁感叹“这个孩子如果是个男孩就好了”，这是紫式部日记中记载的事情。紫式部前往越前是在她十八九岁的时候，这也是她唯一一次离开京都，之后她的父亲又一次被任命为越后守，当时与父亲一起赴任的只有她的兄长惟规，而紫式部则留在了京内，后来嫁给了藤原宣孝。这一对兄妹都充满了文学气质，兄长在越后国（现新潟县）病重垂危之时，僧侣劝他念佛，并对他说：“虔诚念佛的话，死后就不用在中有之中徘徊，而可以直达净土。”兄长反问：“所谓的中有，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僧侣回答说：“你可以理解成在黄昏时分，前往无边无际的荒野时的情景。”于是兄长问：“这个荒野上有随风摇摆的芒草和在芒草的阴影里鸣叫的松虫与铃虫吗？”僧侣对他的态度感到生气，就终止了说法，先行回寺，而兄长则开始写临终前最后的一首歌，据说他就在写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停止了呼吸。

紫式部在结婚后仅三年就失去了丈夫，因此经历了数年寂寞的生活，此后则担任女官，侍奉一条天皇的中宫上东门院。现在的研究认为，紫式部就是在这寂寞的几年间撰写了《源氏物语》的。在她担任女官的时候，《源氏物语》得到了一条天皇的御览，天皇在听人给他读《源氏物语》时，给出了如下评价：“这个物语的作者一定读过日本纪，行笔间充满了才华。”因此宫中给紫式部起了一个外号叫作“日本纪御局”，这也是记载在紫式部日记里的事情，“日本纪”指的就是《日本书纪》。

《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是以光源氏为主人公的长篇物语，光源氏原本是皇族，但被降为臣籍，被赐源姓。他是一位一生与诸多女性有过交集的贵公子，《源氏物语》主要描写的就是他与这些女性的交往，共五十四帖（帖在此可以理解为卷），可谓鸿篇巨制，单是写了这么长的故事就足以令人惊叹，而更为可贵的是故事写得非常美丽。首先吸引人心的就是五十四帖的标题之美：桐壶、帚木、空蝉、夕颜、若紫、末摘花、红叶贺、花宴、葵、榊、花散里、须磨、明石、澪标、蓬生、关屋、绘合、松风、薄云……而其文章之美也令人赞叹，例如“须磨”之卷里有：

须磨地区吹着萧瑟秋风，更令人伤感；源氏公子的居所虽然离海并不近，但是行平中纳言所说的“越关而来”的须磨浦波浪之声，夜夜仿佛都近在耳边，凄凉无比，这就是此地的秋天。光源氏周围的近侍者都已入睡，只有他一人还醒着，他从枕头上抬起头来，静听四周的风声，波涛之声越来越高，仿佛近在身边，眼泪不知不觉间喷涌而出，枕头仿佛也都要浮起来。因此公子起身弹了一曲琴，琴声也令他感到不胜凄楚，于是他停手吟了这一首歌：

恋ひわびて なく音にまがふ 浦浪は

おもふかたより 風や吹くらむ

（涛声听起来就像是恋人哭泣之声，这或许是因为海风从我心之所系的方向吹来吧。）

又或是“明石”之卷里有：

“如此下去世界或将毁灭。”源氏公子这么想着。次日破晓时开始刮暴风，海浪滔天而来，有排山倒海之声势，雷声之恐怖更是难以形容，仿佛让人觉得就要落在自己的头顶上。随从中无人不惊慌失措，纷纷哀叹道：“我们究竟犯了怎样的罪过，以至要遭受这等惩罚？”“连父母与亲爱的妻子的最后一面也见不到，我们难道就要这么死去了么？”

她的行文如此华美，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更级日记》的作者菅原孝标女，出生在《源氏物语》流行于世的那一年。她在十岁时随着赴任的父亲前往上总国（现千叶县），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想读《源氏物语》的心情急切难忍，当回到京内拿到这部书时，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地读了起来，发出“独自一人蜗居家中读《源氏物语》的乐趣，比起得到皇后之位还有趣得多”的感叹。她废寝忘食地读《源氏物语》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知道《源氏物语》在当时有多么受到世人的欢迎。

而喜爱《源氏物语》的不仅有少女，不分男女老少，不论官职高低，大家都喜欢读它，或是朗诵，或是抄写，因此《源氏物语》保存了许多流传至今的古抄本，《源氏物语》的注释书也早早地就出现了，例如《河海抄》《花鸟余情》《湖月抄》等都是著名的注释书。本居宣长是位距今两百多年前的大学者，他称赞《源氏物语》“尤为杰出，空前绝后”，又说：“やまともろこし、いにしへ今ゆくさきにも、たぐふべきふみはあらじとぞおぼゆる。”“やまと”是日本，“もろこし”指的是中国，“いにしへ”是过去，“今”是现在，而“ゆくさき”是未来，也就是说，本居宣长认为，能够与《源氏物语》比肩的书籍，无论是日本还是外国，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会存在，而且这并非他粗读一遍后的感想，而是反复通读、深加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

英国最受尊敬的文人是莎士比亚，他撰写了《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名作，受到人们的喜爱，甚至有“英国甚至可以失去印度，也不可以失去莎士比亚”的说法。印度后来确实发生了各种各样复杂的变化，但是英国人尊重、喜爱莎士比亚的心情一直没有变过。莎士比亚出生于1564年，卒于1616年，与此相比，紫式部要早六百多年；而德国人最自豪的文豪，想必就是撰写了《浮士德》的歌德了，他生于1749年，卒于1832年，这是紫式部离世八百年以后的人物了。也就是说，在德国诞生出歌德的八百年前、英国孕育出莎士比亚的六百年前，日本就有一位紫式部，撰写了五十四帖的大作——《源氏物语》。

29 延喜式

伊势大神宫

至此为止，我们用五章讨论了平假名与片假名的发明、五十音图的创造与日文的发展。语言与文字是文化的基础，在我们从祖先处继承的所有遗产里，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作为继承人的我们来说，不能不将这些美好的语言文字诞生的经过，以及日本文学的最高峰牢牢记在心里。

从“いろは歌”创作之后到《源氏物语》出现之前，有大约两百年时间，位于这正中间的就是延喜年，《古今集》就是在延喜五年的时候编纂的。而同样是在延喜五年，朝廷还下了一份敕书，开始了《延喜式》的编纂，这一编纂工程用了二十二年才最终完成，似乎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但这毕竟是长达五十卷的详细规定，在整理时多花点时间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法律里有律令格式之别，律是刑法，令是法令，这二者是法律的基本原则，与此相对，格是根据时势临时制定的法令，而式则是用来弥补原则性法令不足的施行细则。

《延喜式》从第一卷到第十卷是对神祇关系的规定，接下来则是对太政官及八省的规定。也就是说，神祇官不仅位于太政官与八省之前，而且在《延喜式》中占据了很重的分量。顺德天皇所作的《禁秘抄》的开头中也说：“凡禁中作法，先神事，后他事。”日本的神祇祭祀是要优先于其他一切事情的。而在“神祇式”十卷中，伊势大神宫与斋宫寮各占一卷，所谓的斋宫是侍奉于伊势大神宫的皇女，所以可以说在十卷“神祇式”中伊势大神宫就独占两卷，由此可见伊势大神宫的重要性。

在天孙降临之时，天照大神赐予的三神器中有一面神镜，这面神镜原本一直保存在宫中，但是崇神天皇认为这一保存方式有损于神威，因此将神镜转移到倭笠缝的居处，命令丰锹入姬命负责祭祀事务。而在接下来的垂仁天皇的治世时，负责祭祀的人换为了倭姬命，她为了寻找更适合安置神镜的位置遍访四方，最终在神明的启示下，选定在伊势的五十铃川边上修建神宫，这就是后来的伊势大神宫。

后来雄略天皇又从丹波国（现京都府）迎来了丰受大神，安置于度会之宫，这一宫相对于内宫又被称为外宫，内、外宫二者合称为两所大神宫。据《延喜式》记载，内宫有摄社二十四座，外宫则有摄社十六座，无论是其分布还是其神域都极为广阔。而关于祭祀的规定则非常严格，大神宫每隔二十年就要重新修建一次，每次都得使用全新的木材。寺院以古为善，但是大神宫每隔二十年就要重建一次，这是因为神道以清洁明朗、不沾染污秽为善。

斋宫的音读为“サイグウ”，训读则读为“いつきのみや”。天皇即位后，要选择一位未婚的内亲王，命令她侍奉大神宫，这就被称为斋宫。斋宫要先在宫中修建初斋院，在此处清洁身体，洗去污秽；此后在京都的郊外修建野宫，在野宫内斋戒一年后，再正式前往伊势的斋宫赴任。

在斋宫内，与佛教相关的事情和死亡、疾病一样，是被忌讳的对象，这些忌讳的词语必须以其他词替代，例如：

佛—中子；

经—阿良良岐；

寺—瓦葺；

僧—发长；

尼—女发长；

死—奈保留；

病—夜须美；

哭—盐垂；

血—阿世；

打—抚。

当时，佛教传入日本已经有四百余年，在奈良修建了东大寺，在各国则修建了国分寺，此外更有新建立的比叡山与高野山，正是佛教全盛的时期，而在这一时局之中，我们在伊势大神宫上能够看见当时的人们试图从根本上保护日本纯粹性的倾向，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出云大社

记载在《延喜式》“神名帐”里的全国神社共有三千一百三十二座，其中伊势国度会郡有五十八座、出云国出云郡有五十八座，接下来大和国高市郡有五十四座、伊势国多气郡有五十二座，都是神社较多的地方。大家在旅行时是否见过“式内某某神社”的标记呢？所谓的“式内”就是“记载于《延喜式》‘神明帐’中”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都是至少有着一千年以上历史的神社。

“神明帐”的记载中，在出云国出云郡里有一所“杵筑大社”，其注释中只有简简单单的“名神，大”三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记载，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被看漏。但是这实际上指的是出云大社，是绝不能错过的神宫大社。大家应该看到过关于出云大社建筑结构的相关说明，其为“切妻造”（中国称“悬山式”）的建筑，在中央有御柱，而周围有八根小柱，将建筑分为四室，从中可见古代建筑的风姿。但是真正值得震惊的还不是这一点，而是出云大社之高大。古人说它“高耸入云”，称赞它是“天下无双的大厦”，这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形容，具体来说，神社高八丈，一丈等于十尺，所以八丈也就是八十尺，换算为米则是二十四米，这个高度如果是西方风格的高楼大厦那自然并不稀奇，但是在木造的日本建筑，尤其还是平房建筑中能够建到这个高度的还没有其他例子。然而，现在的出云大社都有八丈高，过去更高达十六丈，这说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在平安时代的著作中曾经提到过建筑物高度的排序，说的是“云太、和二、京三”，“京三”说的是京内的太极殿位于第三位，“和二”说的是大和的大佛殿位于第二位，而“云太”则是指出云大社位于第一位。现在虽然不清楚太极殿的高度，但是当时的大佛殿高达十五丈六尺，这是有明确记录的，而且通过大佛的高度也可以推算，如果十五丈六尺的大佛殿只能屈居二位的话，位于其上的出云大社有十六丈高也就不奇怪了，不如说如果没有十六丈高反而显得奇怪。

只看表面的话，这一时期确实是佛教的全盛期，进入人们视野里的似乎都是佛教的宏大建筑，但是事实上日本的古老仪式则被以伊势大神宫为首的三千一百多座神社保护着。尤其是伊势大神宫严格地排斥异教，遵守日本独特的风俗，每隔二十年就重建一次，以保证神殿的清净。此外，出云大社的神殿高达十六丈，人们在此进行着祭祀活动。

行政区划

关于《延喜式》还有许多话题想要提及，但是因为篇幅有限，在此就只好从略了，但是不得不提一下“民部省式”中出现的国与郡的区分方法，这是将古来的行政区划逐渐加以整理，最终统合为六十六国二岛的结果。这一行政区划直到明治天皇时期为止，在约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得到保持，即使到了今天，要是不明白这些古地名也会多有不便。行政区划的一览表如下。

畿内：

山城　上国　　八郡（现京都府）

大和　大国　十五郡（现奈良县）

河内　大国　十四郡（现大阪府）

和泉　下国　三郡（同上）

摄津　上国　十三郡（同上、现兵库县）

东海道：

伊贺　下国　四郡（现三重县）

伊势　大国　十三郡（同上）

志摩　下国　二郡（同上）

尾张　上国　八郡（现爱知县）

三河　上国　八郡（同上）

远江　上国　十三郡（现静冈县）

骏河　上国　七郡（同上）

伊豆　下国　三郡（同上、现东京都）

甲斐　上国　四郡（现山梨县）

相模　上国　八郡（现神奈川县）

武藏　大国　二十一郡（现东京都、埼玉县、神奈川县）

安房　中国　四郡（现千叶县）

上总　大国　十一郡（同上）

下总　大国　十一郡（同上、现茨城县）

常陆　大国　十一郡（现茨城县）

东山道：

近江　大国　十二郡（现滋贺县）

美浓　上国　十八郡（现岐阜县）

飞弹　下国　三郡（同上）

信浓　上国　十郡（现长野县）

上野　大国　十四郡（现群马县）

下野　上国　九郡（现栃木县）

陆奥　大国　三十五郡（现福岛县、宫城县、岩手县、青森县）

出羽　上国　十一郡（现山形县、秋田县）

北陆道：

若狭　中国　三郡（现福井县）

越前　大国　六郡（同上）

加贺　上国　四郡（现石川县）

能登　中国　四郡（同上）

越中　上国　四郡（现富山县）

越后　上国　七郡（现新潟县）

佐渡　中国　三郡（同上）

山阴道：

丹波　上国　六郡（现京都府、兵库县）

丹后　中国　五郡（现京都府）

但马　上国　八郡（现兵库县）

因幡　上国　七郡（现鸟取县）

伯耆　上国　六郡（同上）

出云　上国　十郡（现岛根县）

石见　中国　六郡（同上）

隐岐　下国　四郡（同上）

山阳道：

播磨　大国　十二郡（现兵库县）

美作　上国　七郡（现冈山县）

备前　上国　八郡（同上）

备中　上国　九郡（同上）

备后　上国　十四郡（现广岛县）

安芸　上国　八郡（同上）

周防　上国　六郡（山口县）

长门　中国　五郡（同上）

南海道：

纪伊　上国　七郡（现和歌山县、三重县）

淡路　下国　二郡（现兵库县）

阿波　上国　九郡（现德岛县）

赞岐　上国　十一郡（现香川县）

伊予　上国　十四郡（现爱媛县）

土佐　中国　七郡（现高知县）

西海道：

筑前　上国　十五郡（现福冈县）

筑后　上国　十郡（同上）

丰前　上国　八郡（同上、现大分县）

丰后　上国　八郡（现大分县）

肥前　上国　十一郡（现佐贺县、长崎县）

肥后　大国　十四郡（现熊本县）

日向　中国　五郡（现宫崎县）

大隅　中国　八郡（现鹿儿岛县）

萨摩　中国　十二郡（同上）

壹岐岛　下　二郡（现长崎县）

对马岛　下　二郡（同上）

这其中的陆奥国、出羽国、佐渡国、隐岐国、壹岐岛与对马岛属于边要，也就是需要警戒外敌侵入的边境之地。此外，从“凡郡不得过千户”的规定可知，郡的多少并不是由土地的宽广程度所决定的，而是由户数多少来决定的。

最后再附言一句，陆奥一国分为磐城、岩代、陆前、陆中、陆奥五国，出羽国分为羽前与羽后两国，是明治元年的事情。至此为止的近千年的时间内，除了郡的划分有若干变动之外，《延喜式》的规定几乎没有变化。

30 菅原道真

藤原氏的谋略

从“いろは歌”到《源氏物语》的这一系列发展，代表着的日本文学的全盛时代，位于这一时代正中心的就是延喜朝，《古今集》与《延喜式》的编纂也都是在这一时代完成的，这是文化非常繁荣的时期。但是就在这个时期里，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那就是原本得到破格提拔的菅原道真，突然被流放去了九州，这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这件事情看起来似乎只是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但其实是一件对日本的道义、道德观念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的事件，我们的祖先因此培养起了深厚的道义之心，因此接下来我将向大家介绍这件事情。

菅原氏原姓土师，是野见宿祢的后代，在桓武天皇时期，菅原古人被允许改姓为菅原，他的儿子就是菅原清公。前文既述，菅原清公是与空海、最澄一起前往唐朝的遣唐使；他回国后担任文章博士，以他的文学才华侍奉朝廷。菅原清公的儿子名为是善，这个人也担任了文章博士，后来更升任大学头，他的儿子就是菅原道真。

道真年纪轻轻就立志向学，在十一岁时作的第一首诗如下：

月耀如晴雪，

梅花似照星。

可怜金镜转，

庭上玉房馨。

接下来再介绍一首他十四岁时所作的诗，因为全诗很长，这里只举出后半部分：

冰封水面闻无浪，

雪点林头见有花。

可恨未知勤学业，

书斋窗下过年华。

次年他十五岁，行元服礼时，他的母亲咏了如下这首歌：

久方の 月の桂も 折るばかり

家の風をも 吹かせてしがな

母亲这首歌的意思是希望他能够摘取桂冠，成为学界的第一人，受到众人的称赞，使得菅原家作为学问之家的名声更为响亮。道真也不负这一期望，先是积累功绩，担任了少内记，之后升任民部少辅，转任式部少辅，又担任了文章博士，在学界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众多优秀文人聚集在他的门下，这一盛况极为壮观，因此他也受到了其他人的嫉妒与猜忌。

仁和二年，菅原道真被任命为赞岐守，在这之后的四年里负责执掌赞岐（现香川县）地区的民政，任期结束回京后被任命为藏人头，又被任命为式部少辅，后来一跃升为参议，兼任式部大辅，成为朝廷的中心人物。他因为深得宇多天皇的信任，进一步升任为中纳言兼民部卿，其长女入宫担任女御，其本人则升为右大臣，这就非常危险了。此前他只是一个文章博士之时，因为优秀文人多聚集于他的门下就已经引来了众人的嫉妒，现在更升任右大臣，这对于菅原氏来说是空前绝后的，除此之外他还将长女送入了宫内，这就令藤原氏无法坐视不理了。藤原氏自藤原良房以来，常年担任太政大臣、摄政与关白之位，权威远远超过其他氏族，而到了此时醍醐天皇治世时期，左大臣是藤原时平，其次的右大臣就是菅原道真，两人并列左、右大臣之位，而时平年仅二十九岁，道真时年五十五岁，无论是学问还是经验，菅原道真都比藤原时平更为耀眼，而宇多上皇对于菅原道真的信任更可以说是绝对的。在这一状况下，藤原氏及其周边人物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也要将菅原道真排除出权力中枢的心情，也不是不能理解的。

流放太宰府

藤原氏的谗言奏效，十七岁的醍醐天皇相信藤原氏的报告，在延喜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将右大臣菅原道真左迁为太宰权帅，他的四个儿子与几位亲友各自受到处分，被赶出了京都。看到道真被流放后仍然担任太宰权帅一职，很多人不觉得这是什么严厉的处分，从表面上看，九州的太宰府的长官是帅，所谓权帅也就是太宰府的副长官，从右大臣左迁太宰权帅固然在位阶上降了许多级，但是不少人容易误以为他是前往担任九州地区的副总督，因此也不觉得这是太重的处分。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处置，实际上菅原道真是以罪人身份前往九州的，在太宰府过着类似于软禁的生活，只要看道真的诗就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

道真家内种有梅树与竹子，道真特别喜欢这两种植物，在它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精神。在踏上流放旅途时，他对家里的梅花留下了这样的道别之句：

東風吹かば 匂ひおこせよ 梅の花

主人無しとて 春を忘るな

（梅花啊，当吹起东风时，记得将花香传播出来。不要因为主人不在，就忘记了春天的存在。）

被流放的不仅是道真一人，他的儿子大学头菅原高视被流放到土佐，式部丞菅原景行被流放到骏河，右卫门尉菅原景茂被流放到飞弹，优秀文人菅原淳茂被流放到播磨，父子五人不得不面临分散五处的情景。

父子一时五处离，

口不能言眼中血。

俯仰天神与地祇，

东行西行云眇眇，

二月三月日迟迟。

这首诗就是为此而作的。

当菅原道真在流放途中来到明石之地时，当地的驿长见到道真的老态，大吃一惊。驿长曾经见过赴任赞岐守时往返任地的菅原道真，之后听说过他荣升右大臣的传闻，但是如今见到他以囚犯的身份被护送前来，对于他这身份的变化感到惊讶与悲伤也是可以理解的。见到驿长的反应，道真吟了如下一首诗：

驿长莫惊时变改，

一荣一落是春秋。

到了太宰府以后，菅原道真小心谨慎，不出房门一步。

都府楼才看瓦色，

观音寺只听钟声。

（中略）

此地虽身无检系，

何为寸步出门行。

由道真的诗里可以知道，菅原道真在太宰府的住宅是腐朽失修的旧房子，屋顶破损漏水，一旦下雨就面临淋湿衣服的窘境。而厨房里也缺乏物资，时常断炊，锅旁时常能听见青蛙的聒噪声。道真的肠胃不好，因此烧热石头用以温暖腹部，却完全没有效果。对此，道真也悲叹道：

心寒雨亦寒，不眠夜不短。

但是道真仍然坚信：

恶名遂欲蠲，未曾邪胜正。

他坚信他遭受的冤罪必然有雪洗的一天，丝毫没有动摇忠义之心，因此他又做了那首著名的九月十日诗：

去年今夜侍清凉，秋思诗篇独断肠。

恩赐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余香。

“清凉”指的是宫中的清凉殿，去年的今日道真还在宫中的清凉殿内，以天皇所命的“秋思”之题咏了一首诗，今年的今夜就孤身一人身处遥远的九州，但是他仍然将天皇所赐的御衣带在身边，每天捧着御衣感谢天皇的大恩，这就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意思，这首诗里丝毫没有怨恨之情。虽然被问以冤罪，遭到流放，日子过得十分艰苦，道真也确实哀叹自身的不幸遭遇，却不因此对天皇有怀恨之心，这正是菅原道真最了不起的地方，因此他自古以来就被作为忠臣的典范，成为日本人学习的对象，最后甚至被奉为神明，这都是因为他对皇室忠贞不二
[1] 。他在太宰府的孤独生活从延喜元年开始，持续到延喜三年的初春为止，最终于延喜三年的二月二十五日因病离世，享年五十九岁。道真所作的和歌里有如下一句：

海ならず ただよふ水の 底までも

清き心は 月ぞ照らさむ

（就像月光能够照射到比海底更深的水底一样，我洁白的内心也总有一天会得到认同。）

菅原道真也正像诗中所描写的一样，很快就被洗清了冤罪，于延喜元年
[2] 重新回到右大臣之位，死后被追赠太政大臣，最后更被奉为神明。京内有北野天满宫，九州则有太宰府天满宫，除此之外各地还有许多天神神社，这些神社祭祀的都是菅原道真。

[1] 菅原道真为日本史上著名的怨灵，也是因此而得到祭祀的。——译者注

[2] 菅原道真被追赠右大臣是延喜二十二年之事，此处应为平泉澄之误。——译者注

31 延喜、天历

延喜、天历盛世

右大臣菅原道真是一位忠诚正直的人，他的学问贯通和汉，学识渊博，后来受到众人的谗言，被流放到太宰府，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遗憾的事。然而当时的醍醐天皇年龄尚幼，被重臣们的进言所惑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事情。

除去这件憾事之外，醍醐天皇的治世和两任后的村上天皇的治世一起，被视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为理想的黄金时代，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后世的尊崇。醍醐天皇的治世长达三十四年，共使用了以下三个年号：昌泰有三年，延喜有二十二年，延长有八年。因此，我们取使用最长的年号延喜为天皇的代称，将醍醐天皇称为延喜帝，将他的治世称为延喜盛世。接下来登基的是醍醐天皇的皇子朱雀天皇，他在位十六年后让位给了弟弟村上天皇。村上天皇的治世共有二十一年，我们取用他代表性的年号，将他尊称为天历帝，将他的治世尊称为天历盛世。

历代天皇的日记中，最有名的是宇多、醍醐、村上三位天皇的日记，它们被称为《三代御记》。目前我们知道的最古老的日记是宇多天皇仁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即位时所写的日记，当然全部都是用汉文所写的。

十七日丙戌，即位。辰一刻，驾御凤辇出东宫（中略）四刻，出大极殿即于帝位。（中略）又天下鳏寡孤独者等皆给物。

这时天皇时年二十一岁，次年五月，因为敕书中出现了“阿衡”一词，太政大臣藤原基经对此不满，停下了手头所有的政务，朝廷陷入大混乱。左大臣对此感到十分困扰，无奈地向天皇请求重新改写敕书，这时的日记里有如下记载：

朕听此言，不肯容许。大臣固请（中略）朕遂不得志，枉随大臣请。浊世之事如是，可为长大息也。
[1]

由这一部分可以看出天皇的学问深厚，他准确地理解了“阿衡”一词的正确意义并正确地使用了这一名词，也能看出天皇能够理解太政大臣藤原基经是在无理取闹，虽然如此，天皇仍然听取了左大臣“政务停滞，众人都很困扰”的意见，虽非出于自己的本意，仍然改写了敕书，由此可见天皇的为人宽大。

此外，仁和四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记也非常珍贵。

我国者神国也，因每朝敬拜四方大中小天地神祇。

这也就是说，天皇每天早晨先要拜祭以伊势大神宫为首的四方诸神，因此在清凉殿中设置了一处石灰坛，这个石灰坛与木板地同一高度，但地面铺设的是土，天皇就在此拜祭四方神灵。

醍醐天皇也写了日记，共有二十卷，与村上天皇的日记一起装在壁橱里，安放在清凉殿内天皇身边不远的位置。之所以会这么安排，是为了让后代的天皇们能够以延喜、天历的盛世为学习的模范，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

延喜、天历之世是平安时代中尤其华丽的一段时期，延喜朝内创作了《古今集》《延喜格》和《延喜式》，除此之外还有《三代实录》。在日本，由朝廷正式编修的历史书被称为正史，《日本书纪》就是最初的正史，接下来则有《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继承这一编纂史书的先例，将清和、阳成、光孝三位天皇在位时的历史编纂为五十卷的史书，这就是《三代实录》。这是在宇多天皇时期开始的事业，菅原道真也参与其中，最终完成于延喜元年八月。像这样编纂历史的工作能够持续下来，说明日本的国家意识之强烈。直到平安时代中期为止，国家意识都还很强烈，对《日本书纪》的研究很多，朝廷以约三十年一次的频率举办《日本书纪》的讲义，延喜朝的讲义是在延喜四年时举办的。然而，整理其后的历史可以发现：

（1）正史的编修以延喜元年的《三代实录》为止，在此之后就不再进行正史的编纂了；

（2）法令的编修以延喜元年的《延喜格》、延长五年的《延喜式》为止，之后也不再进行编纂；

（3）《日本书纪》的讲义以村上天皇的康保二年为最后，此后也不再举办。

康保二年是965年，距离现在约有一千年。到那时候为止，国家意识都还很强烈，历史的研究也得到重视，朝廷还在从事新的史书编纂与法律整理，但此后这些则逐渐衰微，比起考虑国家的兴衰，人们更重视自己一身一家的生活，国家因此逐渐衰微，也出现了混乱。因此在后世回顾历史之时，延喜、天历的盛世才会以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理想的盛世的姿态映射于人们的视野内。

贵族政治的崩溃

延喜朝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那就是延喜二年发出的庄园禁止令。大化改新以来，将土地收归国有，公平平等地分给国民，让他们自由耕作，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并向国家纳税的制度，就因为庄园的出现而崩溃了。有大功的人被特别承认了土地的私有权，土地不受国司的管辖，因此土地的租税也就进入了庄园领主的私囊而无法被纳入国库。延喜二年发出的针对皇族与贵族庄园的禁令，说明了以下两件事实：

其一，当时庄园的弊害已经很明显了；

其二，当时的朝廷有着解决这一弊害的气魄。

然而，至于这一庄园禁止令是否有效，那么只能说它在一定时间内或许有过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庄园数量又开始继续增加，到了永观二年（984）、宽德二年（1045），国家开始频繁地颁发庄园禁止令，这正是庄园为害甚重，不频繁地下禁止令就无法阻止庄园的增加，而且禁止令的效果也越来越弱的证据。因此在延喜朝时，虽然已经出现了这一弊端，但是还不甚明显，又过了八九十年后，庄园的数量已经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国司能够支配的土地，换言之，服从于国家的统治、向国家纳税的土地减少了许多。宽德二年的禁止令是后世庄园禁止令的典范，而延喜朝的禁止令更是在宽德朝的禁止令的一百多年前颁布，因此也难怪在制度崩溃、纪纲松弛的后世看来，延喜、天历之世是无比光辉的盛世。

这一光辉盛世为何会崩溃呢？这是因为朝廷的高级官吏只知道享受优雅风流的生活，却缺乏为国家、为世间刻苦努力、做出贡献的气魄，《源氏物语》中出现的人物们就是如此。容貌美丽，为人优雅，重视人情，风流倜傥，既擅长咏和歌，也跳得好舞蹈，这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受到他们的景仰。女性崇拜这样的人，男子也以这样的人为目标，那么又有谁能够担任那些保护法律、维持治安的工作，又有谁来完成那些能够增进国力、提高全体国民生活水平的任务呢？大化改新规定了官吏必须在天明前在朝廷的宫门外集合，在日出的同时入门礼拜并各就各位开始工作，这一点在此前介绍过，而迟到的人是不被允许进入宫门的。根据《源氏物语》的描写，到了那时候贵族们虽然都身带官职，却个个每晚夜游，要让他们在天亮时出勤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土佐日记》是纪贯之结束土佐守的任期回京时的行旅日记，所谓的土佐守可是地方长官，相当于现在高知县的知事，这样的人在回京途中却因为可能出现的海贼而战战兢兢。

因为有海贼来袭的传闻，向神佛祷告。

海贼追来的传闻不绝。

地方长官在归京途中面临如此危险与不安，却不见他做过任何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一方面担心着海贼的横行霸道，另一方面却不考虑逮捕海贼为世间除害，甚至不向朝廷进言，这在后世看来很不可思议。但是这还算是好的，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地方长官自己就肆意违反法令，从事各种苛酷之事。尾张守藤原元命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他在测量土地时，将事实上只有一段的土地记录为三四段，事实上只有五六段的土地记录为七八段，并按照此记录征税；这一检查原本只需要一天就足够了，但是他故意花上三四天，为此征收额外的费用。百姓将他的恶行报告给朝廷，朝廷震惊，将藤原元命免职，这是发生在一条天皇的永祚元年（989）的事情，这也就是在清少纳言写作《枕草子》前的数年、紫式部写作《源氏物语》前的十几年的事情。

如果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下去，那么延喜、天历的盛世也就必然会逐渐衰微。简单来说，当时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有男人样的男人，没有一个忧国忧民、遵守正道、排除邪恶、整顿风纪的人物。

[1] 此处出自《宇多天皇御记》仁和四年六月三日条目，因而非五月之事。——译者注

32 藤原氏的全盛期

一族之荣华

无须多言，延喜、天历两代是皇室极盛之时，而以此时为中心的前后三百年也是藤原氏的全盛时代。请看太政大臣这个职位，藤原良房、其子基经、其子忠平、其子实赖、其外甥伊尹、其弟兼通、其堂兄赖忠、其堂弟兼家、其弟为光、其外甥道长、其外甥之子赖通，只有这一家族能独占此位，绝不让给其他家族。如果其他家族中有了能与其比肩的人才，藤原氏必会将其铲除，菅原道真便是一个例子。并且，不单是太政大臣一职，藤原氏还位至摄政、关白，其势力可谓如日中天。

藤原氏一族中势力最盛的是道长。《大镜》中说到，道长的三个女儿都成了皇后，道长本人是天皇的外祖父，而且道长的儿子中，一位是关白左大臣，一位是内大臣，有两位位至大纳言，还有一位是中纳言，藤原氏可谓空前之繁荣。书中还感叹道：“尽管举例吧，有谁能比得上这位（道长）？”道长建的法成寺，壮丽无比，不仅超过其祖先镰足、不比等、基经、忠平等人建的寺院，甚至还超过圣武天皇的东大寺，奈良的任何一间寺院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大镜》称赞法成寺为：“极乐净土，仿佛就在这里呈现。”大概世间都这么看吧。而道长本人对自己的权势也十分满意，作和歌一首：

此の世をば 我が世とぞ思ふ 望月の

欠けたる事も 無しと思へば

（世间皆我物，望月从未缺。）

有一天，道长在大井川上划船游玩。他准备了三艘船，各为汉诗船、管弦船、和歌船。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才能选一艘来乘坐。道长的宗堂兄弟
[1] ，时任大纳言的公任，当天迟到了，来到岸边时船都已经离岸。道长问他：“你要我派哪艘去接你？”公任答道：“那就请派和歌的来吧。”那一天公任作的歌为：

小倉山 あらしの風の 寒ければ

もみぢの錦 着ぬ人ぞ無き

（小仓山，刮起狂风；冷，红叶似锦，却无人穿。）

这首歌后来脍炙人口，公任本人日后却说：“当时要是选汉诗之船就好了，真遗憾。但摄政大人亲自询问我想要坐哪艘船，仅是如此已让我无比喜悦。”也就是说，公任皆通音乐、和歌、汉诗，而且这样的才能被世人所公认，他本人对此也是自信满满。

在世人看来，藤原氏一族实在是专横霸道，肆意妄为，独揽大权，一手遮天。他们排挤菅原道真，那样残忍地处置他，确实是活该被世人批判。但是，也正是这藤原氏，代代都出现了杰出人物。一家一门中人才济济，不得不让人感慨。他们家的日记，从道长时代以来，虽说不是全部留存下来，但重要的部分都连续流传下来了：

忠平的日记（延喜至天历）

师辅的日记（右大臣，天历至天德）

道长的日记（称作《御堂关白记》，长德至治安）

行成的日记（权大纳言，是书法名家，正历至宽弘）

实资的日记（右大臣，天元至长元）

这些都是平安时代中期，也就是藤原氏全盛期的日记。这五人都是藤原氏，其中实资的日记从二十二岁写到了七十六岁。把写日记的习惯坚持了五十多年，单是这点都不得不让人佩服，而其内容也充满见地。

平安时代末期的日记有右大臣藤原宗忠的日记（《中右记》）、左大臣藤原赖长的日记（《台记》），到了镰仓时代，有关白藤原兼实的日记（《玉叶》），这些日记的篇幅都很长，就写本来说，《玉叶》有六十八册，《中右记》则达一百零九册。这些日记都充满卓识，内容丰富，记录了重要事件，而且文笔都很出色。

一直围绕着藤原氏一族讲到这里，是想说明藤原氏出了许多杰出人物。其实藤原氏之外，如平氏和源氏，这些家族的日记也都流传了下来。千年之间，总有一家或是一人的日记传到了今日，顺着这些日记，可知历史的潮流。这点可谓是日本的特色。

承平、天庆之乱

上面讲的都是关于藤原氏好的一面，他们代代出能人，位及大官要职，辅佐朝政，吟诗作对，创造了一个风流优雅的时代，这是令人愉快的回忆。但是这些人的目标是在朝廷里出人头地，在京都过上优雅的生活，他们并不会去关注地方社会。后一条天皇时期的万寿三年，被任命为筑后守的藤原怀尹不愿意离开京都、前往九州，一年甚至一年半过去了也不去就任，就成了问题。与此同时，被任命为太宰大贰的藤原惟宪，虽说挺乐意地去就任了，但是回到京都的时候带回了无数的奇珍异宝，被有识之士骂为不知廉耻。估计他是用不正当手段强抢来这些宝贝的吧。

地方政局一乱，便到处出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东国的平将门、西国的藤原纯友之乱。先来看平将门，桓武天皇第三代的孙子高望王，被贬为臣子，赐姓平，封上总介。其子国香是常陆大琢、镇守府将军，良兼做了下宗介，良将做了镇守府将军，三兄弟都立足关东。在中央的朝廷，如果不是藤原氏的主流，是没办法出人头地的。这些怀才不遇的人们就立足地方，想干一番事业。

将门是镇守府将军良将的儿子，他是一位非常顽固的人。他和伯父为了女人起了冲突，带兵从下总打到武藏，再到常陆和下野，一路横行，每到一处都打垮国司的军队，放火打劫。于是朝廷任命参议兼右卫门督藤原忠文为大将军，讨伐平将门。讨伐军从京都出发是在天庆三年（941）的二月八日，在他们抵达关东之前的二月十四日，将门的堂兄弟平贞盛和下野的押领使藤原秀乡已经联手大战平将门，终将其剿灭。

与此同时，在关西闹事的是前伊予琢藤原纯友。他以伊予的日振岛为根据地，召集各路恶人做海贼，在濑户内海横行霸道，甚至有传闻说他们要攻入京都，弄得京都一时人心惶惶。而且那阵子，京都里几乎每晚都有人放火，大家都怀疑这是纯友干的。京里的男人每晚都爬上屋顶监视，女人就把水搬到庭院里。天庆二年（940）末，备前介打算将纯友的恶行告到朝廷，不想被纯友发现了。纯友就在途中把刚出发的备前介打了个措手不及，把他杀害，还切了他的耳朵，削了他的鼻子。赞岐介也计划讨伐纯友，谁知反被其打败，逃到阿波。纯友攻入赞岐国府，一把火将其烧光。于是朝廷任命左近少将小野好古为长官，源经基为次官，率领军队讨伐纯友。纯友逃到了九州，双方在博多展开激战。纯友战败，好不容易保住命逃回伊予，却被生擒。此时已是天庆四年，即将门被杀一年后。

东国的将门，西国的纯友，竟然同时闹事，前后被灭。这就是承平、天庆之乱。纵观此乱，大家是否发觉不可思议的地方？不管是下总、常陆，还是备前、赞岐，闹事的基本都是介或者大琢，而身为长官的守却一直没有露面。朝廷一定任命了守，但守没有露面就意味着守并没有到自己的赴任地去。也就是说，长官沉浸在京都优雅的生活中，地方的民政都被交给了其次官介。承平、天庆时间上刚好是在延喜和天历之间，当时世上已是这样一种景象。我们必须注意到，“世间已在我手中”的藤原氏全盛时代暗藏着这样的隐患。

地方豪族
[2] 的抬头

参与讨伐平将门的，除了武藏介源经基、常陆大琢平贞盛之外，还有下野押领使藤原秀乡。参与讨伐纯友的，除了左近少将小野好古、源经基的正负长官之外，还有判官右卫门尉藤原庆幸和主典右卫门志大蔵春实。这些都是平定这次叛乱的人，他们英勇奋战，讨伐贼军，冒着危险，为国家为社稷立下功劳。这些人就算当时没有立刻得到回报，将来迟早也会得到，这是人生不变的道理。大家请看，平贞盛的子孙成了平家的主流，太政大臣清盛、内大臣重盛时期平民一族达到了全盛。而平家灭亡后，作为镰仓幕府的支柱，北条氏掌握了天下大权，其中义时、泰时、时赖、时宗就是贞盛的子孙。

接下来谈谈经基。他是清和天皇的第六皇子贞纯亲王的儿子，人称六孙王，被赐源姓。他在中央没有办法出人头地，就做了地方官。他的儿子叫满仲，居住在摄津的多田。满仲有两个儿子，哥哥叫赖光，弟弟叫赖信，而赖信有个儿子叫赖义，赖义的儿子就是八幡太郎义家。刚开始这一族还没有那么强大，而到了义家的时候，其威名就传遍了天下。后来，这一家就出了赖朝和义经这样的人物。

再来看藤原秀乡。这个人的子孙中，到奥州去的有清衡、基衡、秀衡等人，他们在平泉创造的财富震惊了世人；到九州去的则成了大友氏，做了少贰，很长时间内其武力都威名远扬；而留在京都的有左兵卫尉义清，此人出家后称西行，其功夫让人惊叹，其和歌更是一流。除此之外，秀乡的子孙还有伊贺、小山、下河边、结城等豪族。

接下来讲的和将门之乱没有直接关系。延喜年间，东国有个非常有名的镇守府将军叫藤原利仁，他以下野的高座山为根据地，击退了数千作威作福的山贼。关于这位利仁将军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传说，接下来讲讲其中能表现地方豪族实力的事情。利仁将军年轻的时候，在京都侍奉摄政关白家。那时同样在那里侍奉的一个武者，位及五位。有一次，这个武者一边吃着剩下的芋粥一边说：“唉，真想喝一次饱饱的芋粥啊。”利仁听到后说：“过几天我请你喝。”四五天后，利仁又对武者说：“东山那边有入浴之地，一起去吧。”然后让武者骑马出发，过了东山，过了三井寺，把他带到了遥远的敦贺。利仁在敦贺有个豪商舅舅，叫有仁。有仁收到狐狸送来的消息，得知利仁一行的来到后，让仆人牵上两匹马去迎接。利仁一行来到敦贺就受到了盛大欢迎。火盆里火烧得很旺，毯子铺得厚厚的，有仁还往精美的和服里填上厚厚的棉花，提供给利仁一行。武者在睡觉的时候听到下人们被高声吩咐道：“你们听好了。明天一早，天没亮之前，一人带一条山芋过来。长度要五尺，切口要三寸的。好好办去。”天一亮，武者醒了一看，巨大的山芋堆得跟小山一样，放在五斗大的大锅里煮。“来，粥煮好了。请吃吧！”武者听到后惊呆了，连一碗也没喝完。接下来一个月，他在这里过得非常奢华，离开敦贺的时候，还受赠了许多衣物和牛马，可谓光鲜无比地回去了。

虽说利仁通过狐狸来和有仁通信这个故事荒诞，但是被写进《今昔物语》和《宇治拾遗物语》。从这个段子我们可以知道，就在中央看不起地方的同时，地方的豪族们已经渐渐积累了强大的实力。利仁在下野凭武力打响了名声，而其子孙却发展到了北国。越前的斋藤、竹田，加贺的富坚、林，这些人的祖先都是利仁，也许都起源于其与敦贺的有仁的交情吧。

[1] 宗堂兄弟是指同曾祖但不同祖父的同辈男性，即道长的祖父师辅与公任的祖父实赖为亲兄弟，同为忠平之子。——译者注

[2] 平泉澄在这一节中将源平二氏都归为地方豪族，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源平二氏都属于中央军事贵族，平清盛和源赖朝虽然都统率着地方武士，但他们本身不是地方豪族。日本史学界早已指出，平家只不过是从下层贵族爬到了顶层贵族的地位，并不存在地方武士掌握政权这样戏剧性的飞跃。——译者注

33 八幡太郎义家

赖光、赖信兄弟

源氏的第一代经基，早早就通过平定将门和友纯之乱一举成名。到其子满仲，再到赖光、赖信兄弟的时候，源氏的名声越来越大。特别是哥哥赖光，名字被音读为ライコウ（laikou）
[1] ，有各种各样的传说都是赞扬这名勇将的。在《古今著闻集》里面有这样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赖光领着手下们回家，途中路过弟弟赖信家的附近。赖光派手下公时去问赖信：“我现在路过你家附近。天气恶寒，可有好酒？”那时赖信刚好在喝酒，就回复说：“来得正好。赶快过来吧。”于是兄弟二人举杯畅饮。这时，赖光看到马棚里有个少年被绑着，就问道：“那是何人？”“叫鬼同丸。”赖光吃了一惊：“对鬼同丸这么可怕的男子，只绑成那样？太危险了吧。”赖信听了，觉得在理，就取出金锁，把鬼同丸重新严严实实地绑了一次。鬼同丸听到刚才的对话后，对赖光恨之入骨，决心当晚复仇。于是众人熟睡之后，鬼同丸挣脱绳索，爬到赖光寝室的天窗上，打算从那里跳下来刺杀赖光。赖光觉察到了这一切，大喊：“天窗上好像有个比鼠大比豹小的东西，有谁在吗？”“纲在！”一个下人出来了。赖光吩咐说：“明天到鞍马去，天没亮就出发，去喊几个人一起。”“大家都会来的。”纲答道。鬼同丸听了后，觉得今晚下手是不可能了，就改变主意，打算明天在去鞍马途中袭击赖光，谁知在路上找不到可以藏身的地方，偶然发现放牧中的牛群，就杀了其中最大的一头，挖出内脏扔了，自己钻进牛的腹中躲了起来。赖光终于来了，带着纲、公时、定通、季武等一群优秀的手下。赖光勒马说道：“这风景有趣，有这么多的牛，要不要射杀一下？”

下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射牛。其中，纲好像发现了什么，朝着死牛的肚子射了一箭。死牛隐隐蠕动，鬼同丸从牛腹中出来，拔刀砍向赖光。赖光丝毫不惊，砍下了鬼同丸的头。这则有趣的故事流传了下来。赖光既过着风流优雅的生活，吟诗，玩乐器，又勤于习武，有着一副侠义心肠。两者兼修，可谓无可挑剔。文武并重其实是很困难的，文武分离，文厌恶武，武嫌弃文，如此一来，国家就会变得非常不健全，要么衰弱，要么陷入战乱。纵观历史，无一例外。

赖光的弟弟赖信平定了平忠常之乱，立了大功。忠常是忠赖（相当于平将门的堂弟）之子，良文之孙。他的势力遍布武藏、下总、上总，他于长元元年（1028）举兵叛变，扣押本应上交朝廷的年贡，火烧上总国国府，杀害安房国国司。朝廷任命平直方为追讨使，可是不起作用，于是改派甲斐守源赖信去征讨。忠常的宅邸建在下总国里接近霞浦的地方。赖信原本打算从常陆攻过去，但是海湾非常广阔，没有地方隐藏船。如果绕远路的话，要耗费数日，忠常就会趁机逃走或者加固防守。不管哪个方案都很棘手。赖信询问部下如何是好，部下们都选择绕远路。这时赖信开口了：“虽然头一回来坂东，但听家里的传闻，说是在霞浦的出口有一处像堤一样浅的地方，宽约一丈，直渡过去，水深最多漫过马腹。将士中应该有熟悉这地方的人吧？让他带路。我跟着他渡过去。”说着就策马向前了。果然，将士中有知道怎么走的人。他一边开路，一边把芦苇插作浅滩的标记，于是全军平安无事地渡过了海湾。浩大军队中知道这路的人只有三个，别的人完全不知道，而赖信却知道。将士们都感慨道，这将军真是非凡的英杰。后来，平忠常被打了各措手不及，就投降了。长元四年（1031），此乱得以平定。

赖义、义家父子

讨伐忠常的时候，赖信已经年过六十。辅佐赖信、立下大功的是其子赖义。虽说是儿子，其实也四十多岁了。这赖义有着过人的勇气与才略，坂东的武士们都以在其麾下为幸。赖义后来成了相模守，去了当地赴任。在那里，不管多凶猛不羁的人都会归顺于赖义，像听差一样侍奉他。据说，从东海道到关东，只要是武士，大半都成了赖义的手下。不久，安倍赖时在陆奥举兵叛变，连讨伐军都败下阵来。于是朝廷任命赖义为陆奥守兼镇守府将军，讨伐赖时，之后的细节在这里不一一说明。天喜五年（1057）七月，赖时战死，但是其子贞仁英勇善战，让赖义陷入了苦战。根据记载，当时是十一月，按现在的阳历来算就是十二月末或者正月初，也就是说战斗是在漫天风雪中进行的。赖义的官兵所剩无几，粮食也耗尽，人疲马惫，死者达数百人，只剩下骑兵六骑。叛军见状立马追来，箭如雨下。在这紧急关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是赖义的长子八幡太郎义家。义家死于嘉承元年，时年六十八岁，按战斗当时的天喜五年（1057）算的话正当十九岁。这位十九岁的八幡太郎，武功盖世，骑着骏马穿梭在叛军中，用大镞箭射杀叛贼，无一支落空，中箭者必亡，无人能敌。他有位叫则明的手下，夺取叛贼的马让义家骑上。一场恶战下来，叛军们恐于义家的箭，退下阵来，官军得以突出重围。

当时，没有几个人想去平定这次叛乱。征兵，无人来应；征收兵粮，也所获无几。陆奥的人民逃亡到别的地方，邻国出羽的国守也在观望局势。也就是说，当时实际上只有赖义、义家父子有平定这次叛乱的意志和实力。于是，朝廷重新任命已到任期的赖义为陆奥守，负责平乱。

天喜五年（1057）年末，赖义重任陆奥守。由于得不到邻国的协助，征集不到兵士和粮食，赖义只能一直不停地去说服出羽的清原光赖、武则兄弟。然而时间就这样过去，赖义的四年任期结束了。康平五年（1062）的春天，高阶经重被任命为陆奥守。可他就任之后，没人听从他的指挥，人们信赖的只有源赖义。经重见状，马上归京。而出羽的清原氏也终于下定决心，率兵一万出发。赖义大喜，率三千多人迎接，两人见面感慨万千。两军联手进攻贞任，连战连胜，突破衣川之关，攻下厨川的栅栏，终于将贞任斩杀。贞任弟弟宗任投降，这一叛乱终得平定，此时已是康平五年（1062）的年底。立下如此战功的赖义得封正四位下伊予守，义家得封从五位下出羽守，清原武则得封从五位上镇守府将军。

手足相残

《古今著闻集》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八幡太郎义家攻到衣川，安倍贞任落荒而逃，义家追上去，喊道：“逃跑真是狼狈。回头！我有话要说。”于是贞任转了回来。这时义家吟诗道：

衣のたては ほころびにけり

（暗指衣川已经沦陷。）

贞任勒马，回应道：

年を経し 糸のみだれの 苦しさに

（长年征战，已疲惫不堪。）

义家听了心有感慨，便松开即将射出的箭，回去了。

义家是个充满各种传说的人。他准许投降的宗任侍奉在自己手下。有一天，他只带宗任一人，身着猎装外出了。在穿过一片广阔的原野时，跑出一只狐狸。义家拔箭追了上去，但觉得把它杀了的话也怪可怜，就把箭射向狐狸左右耳的中间，箭停在了狐狸鼻尖的泥土上。狐狸撞箭倒下了。宗任下马，拎起狐狸，说：“都没被射中却死了。”而义家答道：“不对，它只是晕过去了。马上就会复苏的。到时候把它放了吧。”然后命令宗任拾起那只箭，插到义家背着的箭袋中。义家的手下们都很担心，说义家这样太信任宗任了，很危险，但义家毫不在意。

义家讨伐贞任后回到京都，去拜访关白藤原赖通，报告战况。大江匡房很认真地听了之后，自言自语说：“是很优秀的武士，很可惜却不懂兵法。”义家的手下听到后很生气，告诉了义家。义家却毫不发火，说：“这一定是有原因的。”然后去跟准备归去的匡房恭恭敬敬地打招呼，后来还成了匡房的弟子，钻研学问。匡房此时才不过二十四五岁，却已是学富五车之人。义家应该比他大两岁。义家年长于匡房，并且已是战功赫赫之身，却向比自己年幼的人谦虚请教，一般人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而义家却拜入匡房门下，实在是不简单，同样，作为教育者的匡房也不简单。

二十年后的永保三年（1083），义家成了陆奥守并兼任镇守府将军，再次前往奥州，平定清原氏的叛乱。在进攻金泽的栅栏时，在天空飞翔的雁群正向田里降落却突然受惊，乱了队列，四处飞散。义家偶然看到这一幕，勒马说道：“当年大江先生教我的兵法书里说，如果有伏兵，飞雁就会打乱队列后四下散去，这原野里一定有敌人的伏兵。”于是将这原野围起来进攻。果然，这里有三百多骑伏兵。义家感慨地说：“若是我没钻研学问，怕已陷入险境了。”这一叛乱在宽治元年（1087）得以平定。但是朝廷认定这是私斗，也就是双方自作主张发起的战斗，故不承认义家的战功。而义家却用心良苦地对部下论功行赏，也因为如此，义家和部下的主从关系日益坚固。

后来，宽治五年（1091），藤原实清和清原则清为了河内国的土地起了纷争。麻烦的是，这两边的后盾，一边是义家，一边是义家的弟弟贺茂二郎义纲。这兄弟俩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将，而且各自支援的人是对立的，结果事态演变到用武力解决问题、一比高下的地步。朝廷也为此事震惊，下令五畿七道，禁止义家的部下进京，而且严令各国百姓，不能将田地捐赠给义家作为庄园。

这件事距离赖朝在镰仓掌握天下武力的大权大约还有一百年。但可见，义家的声望有多高，而且不单是武力，其经济实力也让人恐惧。还有一点，源氏的强处在于打仗，弱点在于手足相残，这一点在这件事上已经表现出来了。

嘉承元年（1106）七月，义家病逝，享年六十八岁。他有一首和歌收录在《千载集》中：

吹く風を なこその関と 思へども

道もせに散る 山桜かな

（风吹过，想来是勿来之关。散落一路，山樱花。）

这和歌的词书
[2] 说，义家在前往陆奥国时经过勿来，看到落花有感而作。看来这是他根据观景的实感而作的和歌。义家武艺高强、英勇善战，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他在学问上也勤于钻研，爱作和歌，实在是一名出色的武将。但是，兄弟相争这点是源氏严重的缺陷，就连义家这样的英雄在这点上也没做对，实在可惜。

[1] 日文中，赖光这个名字，作为武士的名字的时候一般训读为よりみつ（yori mitsu）。——译者注

[2] 詞書（ことばがき），和歌的序言，简单介绍这首歌是在何时何地作的，以及相关背景。——译者注

34 后三条天皇

大江匡房

平安时代，正如其名，大抵都是平安的时日。柳樱烂漫的都城之春很美，日语得到很好的规范和美化，和歌和小说发展良好，长久被后人奉为典范。但这平安时代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弊病。第一，藤原氏在天皇年幼时任摄政，在天皇成人时任关白，几乎代理所有大权。任何与其并驾齐驱的势力一出现，即刻就会被藤原氏排除，右大臣菅原道真就是例子。由藤原氏主管的人事变动，并非在正确考量当事人能力的前提下做出的判断，大抵根据当事人捐献金银的数量来决定给他分配哪个官职。大隅守樱岛忠信的落书
[1] 里写到，在菅原道真还是右大臣时，即昌泰三年（900）左右，那一年的人事变动不根据工作的成果，而是按照捐献金钱与否来进行的，有十二国的地方长官靠钱买到官职。出钱买到长官一职的人，不得不强制征税来填补空缺。强制征税加剧了百姓的反感，地方变得混乱。即便山贼海盗出现，抑或叛乱发生，本应去镇压的官员们却毫无意志和力量去镇压，问题愈发棘手时，只能依靠源氏或者平氏。一个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是不健全的。

那应如何是好？毋庸置疑，最好的方法就是英明的天皇夺回统治大权，安排公正的人事变动，施行威严光明的政治。最理想的是天皇继承神武天皇、仁德天皇、天智天皇、桓武天皇的精神而崛起。那是否出现了继承这种精神、欲除百弊的天皇？是的，他就是后三条天皇。

第七十一代天皇后三条天皇，定年号为延久，故此代也称作延久之帝、延久之代。他即位时才三十五岁，天资英明，让左大臣藤原教通沿袭前代保留关白之名，自己却亲自执政。被天皇看中提拔的人，都是作风正派的优秀之士。其中一人就是大江匡房，那位二十二三岁就教授兵书给八幡太郎义家的匡房。后三条天皇即位时，匡房才二十八岁，官位也低。天皇即位当日，就任命匡房为蔵人。所谓蔵人，就是侍奉在天皇身边负责机密要事的秘书官，是作为天皇左右手的要职。匡房从四岁起开始读书，八岁时熟读《史记》（一百三十卷）和《汉书》（一百二十卷），十一岁时能作诗，被世人称为神童。天皇以这样的人为参谋、为秘书官，意欲一改朝政。

匡房不仅学识渊博，还是非常有骨气的刚直之人。有一次，天皇自己写好将在伊势大神宫神前宣读的宣命后，给匡房看。其中有一句是：“朕即位后，不为僻事。”所谓僻事，是指错误的事情。匡房针对此处询问天皇说：“关于这点，圣上怎么看？”

天皇非常生气，问道：“朕何错之有？”

“弃隆方不用，却提拔实政为左中弁，不是么？”匡房答道。可谓君臣同心同德，努力避免偏离正道。

宣旨升

那时，京中多发劫路和盗窃，天皇便下令禁止夜间出行。这样一来，据说圣上这一代几乎就再没有发生过盗窃。大极殿十几年前被烧毁后，一直没有人去管，圣上立刻下令重建，终在延久四年（1072）的四月建成。此外，圣上严禁铺张浪费，奖励勤俭节约。当时人们都争相在出行车上装金属品，夺人眼目。陛下见此，下令把这些金属品一律取掉。

敕定度量单位，是平民百姓们最感激的政策。比如，同样是一升米，若升大小不定，便会产生不公正，至今基本是用有利于收取年贡一方的大升去量。而今，圣上下令制作宣旨升，规定容量。宣旨升就是敇定的升，圣上连度量单位的标准都要规定，可见延久的政治决策是非常细致的。

在此逐步改革中，最大的问题是庄园的整顿。延久元年（1069）二月二十三日的敇令废除宽德二年（1045）以后新建的庄园。对于宽德以前的庄园，没有明确来历的抑或是有碍国务的都要废除。闰二月十一日，设立役所，名为记录所，审查庄园的相关证明资料。宽德二年（1045）之后的庄园中，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是后冷泉天皇时代的关白藤原赖通的庄园。后三条天皇也令赖通提交相关证明资料，但赖通是这么回答的：

老臣五十多年来辅佐天皇，各方面都赠予老臣土地，皆为受人美意，没有证明。如圣下觉得不妥，不必顾虑，请没收。我们本应积极整顿庄园，即便圣上全部没收老臣的庄园也无碍。

面对赖通如此堂堂正正、廉洁的态度，作为例外，天皇仅对赖通的庄园不做整顿。

那时的关白是赖通的弟弟教通。在教通管理下的兴福寺和大河国的国司之间发生了冲突。问题变得棘手，天皇亲自进行判决，判定国司胜诉。教通愤慨不已，立刻率领一族的公卿退席。天皇为难了，又改判兴福寺胜诉。

口头上说是廉洁，但前关白赖通是个难对付的人，而现关白教通又这样明显地抵抗。如此一来，改革碰壁了。天皇后来也病倒，延久四年（1072）让位于皇太子，即白河天皇。

[1] 落書（らくしょ）指匿名的信、布告，内容多为嘲讽当政者或社会现象，告密、攻击他人。扔、贴在显眼的地方，或者涂鸦在门墙上，公之于众。平安时代初期多为贵族们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中世以后，随着文字的普及，出现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译者注

35 院政

院政的开端

后三条天皇制定的改革方针一一针对当时政治的弊端，如果能将这改革实施并且永远保持下去的话，日本定能恢复健全的状态。但改革遭到了藤原赖通、教通兄弟的强烈抵抗，天皇对此只能叹息，还病倒了。延久的政治才数年就告终。尽管宣旨升一直还保留着，但庄园的整顿中断了，人们也很快遗忘了奖励勤俭节约的政策。

后三条天皇戒骄奢，禁止在出行车上安装金属物做装饰。延久之世结束之后的第十四年，应德三年（1086），鸟羽殿完工，其大部分费用都是赞岐守和备前守捐献的。他们凭此大功，得任两国的国司之职，还担任全国五畿七道六十多州的工程，下令挖池造山。池面积达南北八町，东西六町，水深八尺多。池上还放船只，船上立帆。据说，这不单是建造一位上皇的御所，御所周围都有都市规划，给近臣分配房屋，让他们建造宅邸，如同迁都一般。

两年后的宽治二年（1088）春，白河天皇去参拜高野山，纪伊国的国司备船出迎，即所谓的“屋形船”
[1] 。屋顶用舶来的锦缎搭建，铺的是高丽端的榻榻米，还有银泥的画屏风做装饰，实在是奢侈至极。显然，后三条天皇以勤俭节约的理念去改造国家的精神，已经完全被忘却了。

白河天皇在位共十四年，之后让位给堀河天皇，在堀河、鸟羽、崇德三代实行院政，长达四十三年。天皇如同皇太子，实际的天皇是上皇，掌管政治，这就是院政。这种政治形态是扭曲的，从国家组织的角度看绝不是益事。世人认为，这种政治形态是后三条天皇所想，目的是牵制藤原氏，但这两点都不正确。后三条天皇丝毫没有这种想法，院政也不以牵制藤原氏为目的，这是皇室内部斗争不幸引发的结果。

末法思想

那时，末法思想让人们的心灵变得昏暗。这是佛教里划分时代的方法，释迦圆寂后的一千年是正法时代，接下来的一千年是像法时代，最后一万年叫末法时代。在正法时代，佛祖的教诲尚存，仍有依此修行的人，只要修行就能大彻大悟。进入像法时代，虽仍有教诲和修行，却已无法彻悟。到了末法时代，剩下的只有教诲，已无修行和开悟。时代越往后，人类的精神就越堕落，无人为修养而努力，就算努力也是徒劳的。可怕的动物本能，强烈的憎恨，无穷无尽的争斗，虽在此世却无异于已入地狱。末法思想是一种可怕的命运观。

释迦是哪一年圆寂的？实际上无从而知。有人抨击说日本的皇纪
[2] 是不明确的，但关于释迦入灭，有多达五十多种说法。诸说法之间有多大差异？拿最早的和最晚的来说，之间差了两千八百年以上。想必读者能明白调查古老时代的历史有多么困难了吧。话说回来，日本的普遍看法是，后冷泉天皇时代的永承七年（1052）是释迦入灭后的两千零一年，由此进入末法时代。这对人们来说，是极其悲伤和恐怖的。不难理解，人们都相信已经进入一个无法拯救的时代，一个就算努力去积累修养也是徒劳的时代。

更有甚者，比叡山、三井寺
[3] 、兴福寺等寺院的暴行向我们证明了这种末法思想。僧侣本应以侍奉佛祖、钻研学问、善导世人为本业。若他们怠于修行与学问，挂刀于腰间，手持长刀，杀害生命，烧毁寺院，人们自然会认为这是末法浊世。白河天皇时代的永保元年（1081）三月，兴福寺众僧徒数千人袭击了多武峰，烧毁了山麓三百多户人家。四月，三井寺的众僧徒率数百兵，袭击了比叡山山麓的日吉神社。对此比叡山自然不能坐视不管，带数千兵来到三井寺前。四月内双方还只是敌视而不动，到了六月九日，比叡山的数千僧徒武装袭击三井寺，一把火将其烧成灰烬。一百一十八堂塔，四间神社，六百二十一间僧房，一千四百九十三间住宅，全部被烧毁。人们都叹息道，印度、中国、日本三国的佛教史上都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件。九月，三井寺对比叡山进行报复，比叡山大怒，又在十五日进攻三井寺，放火烧了之前烧剩的堂塔、神社、僧房、住宅。

比叡山和三井寺本应是兄弟般的关系。两者都是天台宗，属于传教大师最澄的门流。最澄之后，比叡山的第三世座主（长官）是圆仁，第五世是圆珍，两人年龄只差二十来岁。他们都是优秀的高僧，圆仁被赐慈觉大师之号，圆珍被赐智澄大师之号。不幸的是，后来弟子们相争，在一条天皇时代的正历四年（993），圆珍的门流离开比叡山，把三井寺作为根据地。八十八年后的永保元年（1081），三井寺被比叡山攻击，一时间被烧成灰烬。

这两寺本是兄弟般的关系，而且他们的身份是僧侣，他们却挽起衣袖，提刀打架，将对方的寺院和神社一把火烧掉。这是不理智的做法，而且这纷争并不止于比叡山和三井寺之间。当时，人们提到“山”，便指比叡山延历寺，提到“寺”，便指三井寺。这山和寺，山门和寺门的争斗，非常惨烈，而这争斗还不限于此，连山门内部也有激烈的斗争。刚才提到，永保元年（1081），比叡山的众僧徒将三井寺烧毁。十二年后的宽治七年（1093）八月，比叡山的座主和众僧徒之间发生了争斗，众僧徒放逐座主良真，然后座主率兵破坏了反对派的坊舍。

延历寺会有这样的暴行，三井寺也会。兴福寺借着武力向朝廷强行请愿，熊野山也不甘示弱。令人吃惊的是，面对这些大社寺的强行请愿，朝廷的态度非常懦弱。社寺们提的非分之求大多就这样得到了许可。《平家物语》中提到白河上皇说过的话：“世上不如我意之事有三：贺茂川的水、双六之赛、山法师。”比叡山延历寺的创立者最澄的本意是镇护国家，即从精神上巩固国家的基础，为朝廷尽一份力。而今他们却违抗朝廷的命令，放逐座主，烧毁三井寺，如果事情不如他们的意，他们就抬着日吉山王的神轿到京里，向朝廷施加压力，实在是无法无天。这样的暴行应该被取缔，恶僧们应该被逮捕、处分。若官员们战战兢兢地俯首让步，国家统治的体制一定会彻底崩塌。更进一步说，如果朝廷官员连担忧此事的见地和气魄都没有，依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最后若发生大乱，也只能说是无可奈何。

后三条天皇打算改革时，藤原氏由前关白赖通和关白教通兄弟做主。两人都是御堂关白道长之子。道长曾放言“此世为我物”，建造了美丽的法成寺。虽然法成寺已被烧得无影无踪，但赖通建造的宇治平等院则保存至今。永承七年（1052），赖通听闻世界已到末法时代，就将自己的别墅改建成平等院凤凰堂，于第三年建成。那安放有一尊一丈六尺的阿弥陀如来像，其庄严可谓古今无双，想必大家在修学旅行的时候都去参观过吧。

赖通的儿子是师实，师实的儿子是师通。师通的儿子是忠实，忠实的儿子是忠通、赖长兄弟。到这两兄弟时，发生了保元大乱。永承七年（1052）到保元元年（1156）的一百零四年间，世间充满奢侈和专横之风，人们不听从后三条天皇的指引，终于遭到报应，引来这可怕的大乱。

[1] やかたぶね，屋顶型画舫。——译者注

[2] 以《日本书纪》中神武天皇即位的年份作为元年所定的纪元，皇纪元年相当于西历的公元前660年。——译者注

[3] 园城寺的别称。——译者注

36 保元之乱（上）

藤原赖长

保元之乱为何爆发？其原因既有宫中的，也有摄关家的，既有源氏的，也有平家的。若是摄关家里没有赖长这个人物，也不至于会引发大乱。赖长是关白太政大臣藤原忠实的次子，与其哥哥忠通年龄相差二十三岁。年龄相差这么多，便不曾在一起玩耍过，感情也不会亲近。更糟糕的是，两人的生母不是同一个人。哥哥的生母是右大臣的女儿，而弟弟的生母是土佐守的女儿，身份完全不一样。一般来说，生母不一样总会导致家庭不和，可怕的事情就上演了。

赖长是英才。他十一岁元服，成为侍从和少将，不久就晋升为中将。十三岁做了权中纳言，十五岁做权大纳言，十六岁升为右大将，十七岁当上内大臣。听到这些，人们兴许觉得这样的仕途太不可思议，甚至荒谬。但若是看了赖长的日记《台记》，便知他是一位非常勤学、优秀的英才。他十八岁就读了《论语》十卷、《史记》五十一卷，十九岁读了《汉书》九十二卷，二十一岁读了《后汉书》百卷、《书经》十三卷、《诗经》二十卷、《庄子》三十三卷等。截至赖长二十四岁那年秋天，他读过的书已达一千零三十卷。对这些书，赖长并非一时兴起一扫而过，而是都背下来了。他二十四岁时读了《南史》，该书主要记载的是建在扬子江流域，只经历四朝二十四帝一百七十年的国家
[1] 的历史。赖长觉得这些内容无关紧要，就只读了帝传部分，剩下的七十卷，就让书生来朗读，自己一边进餐或者入浴，一边听。书生读完后第二天，就对赖长进行了考试。书生读过的五百九十一件中，赖长记下的有两百八十五件，忘了三百零六件，严格打分的话还不满五十分。面对这不合格的成绩，赖长羞愧无比，当天之内就把全部内容记了下来。

赖长的学问不仅仅是熟读熟记，其根本还是忠君爱国的精神。康治元年（1142），赖长快二十四岁时，在除夕之夜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予聊游心于汉家之经史，不停思于我朝之书记，仍所抄出，殊不委曲，子孙又好金经旧史者，非此限，不然者，早习倭国旧事，可慕葵霍忠节。

也就是说，自己虽然研究了些许中国的哲学和历史，但遗憾的是没有去查阅过自己国家的历史。子孙们以后，除特别喜欢中国的哲学和历史的人之外，其余的人要趁年轻研究国史，为天皇尽忠尽力。

赖长意志坚定、学识渊博，并且随着学识的增加，他对别人的批评也自然严厉起来。人们从心底佩服赖长的学识，同时也害怕、忌讳他。赖长三十岁时当上了左大臣，人们把他叫作“恶左府”。这个“恶”，要说完全没有“恶人”的意思也太绝对，但这层意思基本还是没有的，更偏向于“固执、棘手、不通人情”的意思。也就是说，没有谁能胜得过他的见识、学问、人品。

就是这样的赖长，后来还增添了武力。康治二年（1143），赖长二十四岁时，把源为义收作家臣。为义是八幡太郎义家的孙子，事出有因，他直接成为祖父义家的继承人和源氏的主流，一族的头领。他十四岁的时候，奉敕命讨伐美浓守源义纲，将其逮捕后，他名声大噪。为义十八岁时，奈良兴福寺的法师一万人要去攻打比叡山，为义奉敕命把法师们从半路上赶了回去。其英名愈来愈大，可谓当时一等一的人物。为义本来一直是藤原忠实的家臣，康治二年（1143）六月三十日成为赖长的家臣。当时赖长二十四岁，为义四十八岁。出身名门的英才赖长学问过人，既有见识，又有勇气，如今收为义作家臣，又增了武力。若是这种力量用在正道上，对国家是多么有用？只可惜，随着年龄增长，赖长对权力的欲望愈发强烈，与其说为了国家，不如说是为了自己来计划和行动的。

夜袭白河殿

久安六年（1150）的正月，赖长的养女进宫当了近卫天皇的女御，但赖长的强大竞争对手，即哥哥摄政忠通的养女也入了宫。朝廷只能将一人立为皇后，一人立为中宫，来保全双方的颜面。这便是兄弟二人的一次竞争与对决。

还有一次纷争是关于摄政地位的。当时摄政是哥哥忠通，而其父忠实要求他让位给弟弟赖长。忠通拒绝了，他坚持说，若是朝廷撤了他的职位也就罢了，但他自己是不可能让位的。如此一来，忠实和赖长都束手无策了。

另外，两人围绕“氏之长者”也产生了争执。所谓“氏之长者”，是指掌管藤原氏一门，身处一族中最高地位之人。当时是久安六年（1150），五十四岁的哥哥是摄政，三十一岁的弟弟是左大臣，要夺走哥哥的“氏之长者”之位转而赋予弟弟，无论如何都是不合法的、行不通的。但是因之前两个问题，忠实的情绪变得非常激动，直接派武士去从哥哥忠通的宅邸中夺走象征“氏之长者”的宝物，给了弟弟赖长。

不久，近卫天皇生了病，久寿二年（1155）七月二十三日驾崩，年仅十七岁。当时，鸟羽法皇实行院政，决定由后白河天皇来即位；而崇德上皇对此不满，这就导致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崇德上皇是鸟羽法皇的第一皇子，五岁就登上帝位，但二十三岁时，他遵从父皇的命令，将皇位让给了弟弟近卫天皇。这本不是崇德自己的意愿，只是必须听从父亲的命令而已。而今近卫天皇驾崩，对崇德上皇来说，要么是自己再次即位，要么是儿子重仁亲王即位，抱有其中一个希望也是人之常情。若是这两个希望都落空了，形势就会变得严峻。保元元年（1156年）六月一日，法皇召集下野守源义朝等人守卫宫中和法皇的御所鸟羽殿。七月二日，鸟羽法皇驾崩。心怀不满的赖长对崇德上皇的抱怨表示同情，来到上皇的御所白河殿，召集兵士。源为义带领着除了长子义朝之外的儿子们参见。白河殿东面的门，由平忠正率两百骑守着，西面的门由源为义率一百骑守着，北面的门由平家弘率五十骑守着。为义的儿子镇西八郎为朝，告辞父亲兄弟们，只身一人，要求负责防守最艰难的地方，即西河原的门。

为朝是个伟男子，双手张开有四寸长，擅于拉弓，特别是强弓，换箭也快。但他目中无人，连父亲也拿他没办法，把他赶到了镇西（九州）。为朝是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却一举征服了九州的豪族们，十五岁时自作主张做了九州的总追捕使。朝廷没办法对付他，只能处置了他父亲为义。为朝知道后，为自己的不孝之举深感惭愧，便只身一人上京接受处罚。其部下十七骑紧紧跟随。现在遇上了这大乱，为朝就带着十七骑守卫一方之门。

年纪轻轻却征服了九州，这事情传开后大家都关注着为朝。看他外形，身高七尺，目光锐利。赖长向其询问战术，为朝回答说，当夜发起夜袭，向三方放火，只进攻其中一方，便能一举打胜。但赖长没有采用此计，决定等到明日，多一些援兵来到后再堂堂正正决战。

就这样，夜袭的计划被上皇一方否决了，而采取了这一策略的是天皇一方。在这边，为朝的哥哥义朝的夜袭提议被采用了。七月十一日寅时（凌晨四点），平清盛率百骑，源义朝率两百骑，源义康率百骑，进攻白河殿。这里说的百骑和两百骑，是指将校下面带领的杂兵。

上皇的御所里，大家都自以为战斗是在明天，正安安心心休息时，突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乱成一团。赖长终于意识到：“原来如此，早知道按照为朝所说的做，我们这边发动夜袭就好了！”可惜已经迟了。赖长急忙给为朝升官，任命其为蔵人。为朝听后，放话说道：“此举何意？敌人已经攻来，大家分工做好防卫才重要。别人怎样吾不管，为朝就是原来的镇西八郎便好。”并开始组织守卫。

上皇一方的失败

平清盛向着西门高声报上名字：“守此门的是源氏还是平家？吾乃安艺守平清盛，奉宣旨到此。”为朝答道：“此门乃镇西的八郎为朝所守。”

“这令人生厌的人！怎么会来到这？”清盛没了干劲，犹豫不前。家臣伊藤武者景纲与其子伊藤五﹑伊藤六一起，率兵三十骑向前。为朝射箭过去，箭穿过伊藤六，又射穿在后面的伊藤五的盔甲的袖子，伊藤六仰面摔下马。清盛见此，便撤兵退去，前往别的门。长子重盛说，“实在可惜！看到强敌就退却，是打不出胜负的。我重盛要去会会这八郎的弓箭”，于是向前报上姓名：“吾乃桓武天皇第十二代后裔，平将军贞盛的后代，刑部卿忠盛之孙，安艺守清盛之长子，中务少辅重盛，今年十九，此战是吾初次上阵，名不见经传的镇西八郎，快来拜见！”

清盛慌了，马上派士兵将重盛包围起来，硬是让他退下了。

伊贺国的山田小三郎维行，二十八岁，力大无比。他骑马向前，为朝便向其射箭。箭从山田的马鞍的前鞍桥射入，穿过鞍座，箭头从鞍的后部射了出来，就像用签子穿过去一样。山田没撑住，差点从马上仰面摔下，一时间跟浮在空中一样。

平家怕了为朝，便撤下了。源义朝见此，前往此门。对为朝来说，义朝是兄长，三十四岁，为朝是八郎，年龄相差很大，大概十八岁左右。义朝靠近后报上姓名：“守此门的是何人？吾乃下野守源义朝，奉宣旨到此，如何？”

八郎回答道：“吾也是源氏，镇西八郎为朝。奉院宣防守此处。”

义朝说：“荒唐！我既已奉宣旨来此，还不尽快退下。即便是敕命，怎能向兄长射箭？”

八郎答道：“那么，兄长你怎能向父亲射箭？我为朝是奉院宣行事。”

为朝对兄长也还是有顾忌的，他不打算伤着义朝，只吓唬一下而已，便朝着义朝的哨箭射去。这箭发出阵阵高鸣，擦过义朝的头盔，削下盔上的七八颗星，远远地射进后面的门里。兵士们躁动了，义朝眼花目眩，几乎要从马上摔下来。

就这样，少年为朝，带着少量的兵士守着这道门，白河殿的防御非常坚固。义朝觉得只能靠火攻，便向天皇申请，很快被准许了。

于是，义朝一方在御所的西面的中纳言藤原家成宅邸放了火。恰在此时，刮起了强烈的西风，御所一下子就被黑烟包围了，上皇一方大败。

[1] 指南朝宋、齐、梁、陈四国。——译者注

37 保元之乱（下）

乱后的处分

保元之乱的战斗只持续四五个小时就结束了，但这战斗所留下的伤痕是巨大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伦，即为人之道已遭到破坏。人伦是怎么被破坏的，道德又是如何被践踏的？第一，这乱是崇德上皇和兄弟后白河天皇的斗争。尽管有着各种内幕，天皇和上皇争斗，哥哥和弟弟争斗，实在令人遗憾。

第二，这乱是藤原忠通与其弟弟赖长的兄弟之争。哥哥是关白，弟弟是左大臣，尽管如此，父亲疼爱弟弟，憎恨哥哥，从哥哥的手中夺走“氏之长者”的地位给了弟弟。藤原氏一家的内讧和皇室内部的对立掺杂在一起，最终引发了大乱。若是没有藤原氏的内讧，皇室内就算有感情上的对立，也不可能发展到战乱这种地步。

第三，源氏一族的父子兄弟，分成了两派而战。一方是义朝，他已是源氏一门的头领，手下家臣也多。而另一方的为义，尽管是义朝父亲，但已将头领的地位让给了长子义朝，也就是说已经隐居，手下家臣不多。但义朝之外的孩子们都跟随父亲为义，四郎赖贤、五郎赖仲、六郎为宗、七郎为成、八郎为朝都跟随着父亲，守卫上皇的御所，与哥哥义朝作战。

第四，平家一族也分为两派作战。守卫上皇御所的是右马助平忠正，率子长盛和正纲等人，成为一方的大将。而攻打他们的是清盛。对清盛来说，忠正是叔叔，长盛和正纲等人是堂兄弟，他们也是分裂成敌我作战。

就这样，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叔侄之间的战斗，本来已是不道德，更过分的是战后的处分，这更加酿下大错。战斗的胜负一分，朝廷就把崇德上皇流放到了赞岐。左大臣赖长遭乱箭射死，其子兼长被流放到出云，师长被流放到土佐，隆长被流放到伊豆，已经出家的范长被流放到安艺。另外，加入了上皇一方的公卿们也都被流放到各方，这些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上面说的大错不是指这些，而是说对于武士的处分实在是残忍至极、惨绝人寰。朝廷逮捕了平忠正父子，让清盛将他们斩首，又逮捕了源为义父子，让义朝将他们斩首。

作为武士，本来就该有战败后被捕被斩首的觉悟。然而，让儿子去斩首，让外甥去斩首，让堂兄弟去斩首，这是多么残酷又让人意想不到的处罚。朝廷的命令是错的，遵照命令去实行的人也是错的。

其中最恶毒的是源义朝，他不仅斩了父亲为义，斩了弟弟赖贤、赖仲等人，还把和战乱没有任何关系的幼小的弟弟也斩了。乙若丸十三岁，龟若丸十一岁，鹤若丸九岁，天王丸七岁，都被义朝斩了。

负责战后处分的是少纳言入道信西，而义朝遵照命令斩了父亲与弟弟，清盛斩了叔父和堂兄弟。这些人都必须为此行为负责，遭受报应。报应不会来得太慢，分别在三年后、四年后、二十多年后，信西、义朝、清盛都遭到了可怕的报应。

乱世

《保元物语》中记载，嵯峨天皇的时代以来，朝廷很久都没有执行过死刑，尽管有依法该判死罪的人，但通常都是对其减罪一等判为流放。天皇二十六代共三百四十七年的岁月中，一直都没有实行过死刑，而今却斩了源家和平家七十多人，实在是让人遗憾。物语感慨道：“让义朝去斩首自己父亲，简直是前所未闻，这是朝廷的过失。”

京中天皇和上皇之间发生了战斗，多人因此丧命。事情演变到这一步，虽然平安京这一名称还在，但平安时代就此结束。比起公卿，武家更有权势，世间因此变得野蛮，让人无可奈何。

嵯峨天皇时代的弘仁元年（810），发生了藤原仲成之乱，之后一直到保元元年（1156），这期间的三百四十六年中，朝廷基本没有执行过死刑。所谓“基本”是指比如像将门和纯友这样的叛乱，还有奥羽地区的战争，都要算作例外。一般来说，朝廷逮捕了人，尽管确认是死刑，而一上奏天皇，天皇就会开恩，降罪一等，改判流放。比如淳和天皇时候的天长五年（828），大中臣春继杀了萩原王，却没被判死罪，而是被流放到伊豆。仁明天皇时候的承和九年（842），伴健岑和橘逸势等人计划谋反，但也因天皇开恩免了死刑，被流放到隐岐或伊豆。清和天皇时候的贞观八年（866），伴善男等十三人烧了应天门，本应判斩首，也天皇开恩降罪一等，判了流放。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是平安时代的特征。不，这不单单是一个时代的特征，还是日本的特色。

生活在平安时代，习惯了天皇慈悲仁爱的人，就会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到了这武力横行的时代，回顾过去，一定会觉得延喜、天历的时代就好比春日一般温暖。

村上天皇时，清凉殿前的梅树枯萎了，天皇就让人去寻找替代的良木。奉旨之人寻遍京中，却找不到良木。好不容易在西京的某户人家中找到了一株形态美妙的梅树，就把它挖了起来，带到御所。这人家的主人，将某样东西绑在树上，说道：“请就这样拿回去。”这东西让天皇看到了，天皇拿到手中一看，是一女子写的歌：

勅なれば いとも畏し うぐひすの

宿はと問はば いかが答へむ

（既然是敕命，只能恭恭敬敬献上这梅树。只是，如果莺儿来问，它的落脚之处去了哪里，我该怎么回答呢？）

天皇让人去调查这是哪户人家，原来是纪贯之女儿住的地方。“我做了这无心之事，让人受罪了”，天皇后悔不已。这是《大镜》中的故事。为了装饰庭院，从各方收集良木美石，这样的事情后来在足利将军的时代也曾有过，但那是没有半分情义的强取豪夺。天皇的执政和武家的做法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从温和的政治突然跃入充满暴力武断的世界，就是因为保元元年的大乱。北畠亲房在《神皇正统记》中对此大乱感慨道：

自保元之乱起，世态开始紊乱，时运衰退。

还道：

义朝身为代代侍奉君主之武士，不舍这保元之功勋。然而，命家臣斩父亲之首级，此乃大错。古今未闻，和汉也无此先例。或用功勋抵过，或辞退官职，怎无救其父性命之路？不尽本分，又怎能保全其身？义朝灭亡亦是天理。

最后亲房总结说：

而今世上不太平，只因名行已毁。

亲房说的“名行”，是指君、臣、父、子、兄、弟，都有着与各自之名相当的责任，只有负起这责任才是有道德之人。君臣相战，父子相争，最终演变成子斩父，这完全破坏了人伦秩序，从今往后，乱世拉开帷幕。

38 平治之乱

藤原信西

保元之大乱，说是大乱，但实际一天就结束了。不，连一天都不到。战斗从保元元年（1156）七月十一日的寅时开始，到辰时胜负就已定。寅是早上四时，辰是早上八时，才四五个小时战斗就落下帷幕。虽说战斗四五个小时就结束了，却留下了巨大的伤口，对往后有深刻的影响。

崇德上皇暂时进了仁和寺，在那里他作了两首歌：

思ひきや 身を浮雲と なし果てて

嵐の風に まかすべしとは

（从未想到会沦落到这样，此身如浮云般无依无靠，只能随着狂风飘荡。）

憂きことの まどろむ程は 忘られて

覚むれば夢の 心地こそすれ

（只有在假寐时，才能忘却这忧郁。醒来那一瞬间，这忧郁又复苏了。多希望一直是在梦里。）

后来上皇被流放到赞岐，作了下面这首歌：

浜千鳥 あとは都に かよへども

身は松山に 音をのみぞなく

（鸻的足迹明明就能路过京都，但鸻之躯只能在遥远的松山，发出阵阵悲鸣。）

在保元大乱中去了上皇御所的公卿都被流放，武士都被斩杀。并非只有参与了战斗的当事人丧命而已，连十三岁、十一岁、九岁、七岁的幼童都惨遭杀害。武士中除了为朝一人，没有其他人活下来。他机灵地逃到了近江的山里藏了起来，躲了两个月。到了九月，他在洗澡的时候被逮捕，但因为大乱已经过了两个月，为朝的激情也都褪去了，而且朝廷觉得杀了这样一位稀世勇士实在可惜，就把他流放到伊豆大岛。

至于得胜一方的动向，关白忠通恢复了“氏之长者”的地位，平清盛当了播磨守，源义朝被任命为左马头。此外还有两位权势急剧大增的人，一位是藤原通宪，他出家后称作信西，这是一位大学者，现在还有据说是他的藏书目录。他学识渊博，又有高瞻远略，却不能出人头地。藤原赖长对他深表同情，甚至说道：“这样的英才都不用，却让他出家。这是亡国的征兆。”两人在这一点上是知己。然而，后来后白河天皇即位，信西时来运转。天皇的乳母藤原朝子是信西的夫人。人的命运真是无法预料，昨天还是湮没于世的信西，随着后白河天皇即位，即可时来运转。保元之乱中，在天皇这方担当指挥，采用了清盛和义朝的提案而赢得了胜利的人，就是信西。

另外一位是藤原信赖。他既和平清盛有姻亲关系，又和奥州平泉的藤原秀衡有来往，其妹妹后来还成为摄政基实的夫人。但信赖得势还是因为得到后白河天皇的宠爱与信任。

保元之乱后的权势者就是藤原信赖、信西入道、平清盛和源义朝这四人。他们之中，两文两武，各自都也会有竞争意识，而文和武怎么结合也是个问题。碰巧，义朝想要把信西的儿子——少纳言是宪招为女婿。信西很不客气地拒绝了，后来还让是宪的弟弟成范做了清盛的女婿。这一行为导致了后来信西丧命。义朝憎恨信西，恨得咬牙切齿，说总有一天让他知道厉害。而信赖和信西也是不合的，在这一点上，义朝和信赖是相通的。

保元之乱过了三年，平治元年（1159）年底，十二月，清盛带着重盛去熊野参拜。平家家中无人，此时就好下手了。信赖找来义朝商量，打算一举打倒信西。义朝爽快地答应了。信赖送了义朝大刀和马，还有五十副盔甲，以资鼓励。

保元三年（1158）八月，后白河天皇让位给二条天皇，以后就作为上皇实行院政。义朝想，信西和其夫人一定在上皇的御所中。平治元年（1159）十二月九日夜晚，义朝率兵五百骑包围了御所，先请上皇转移到了其他地方，然后放火烧了御所，将从御所中逃出来的人全部斩杀。但是这里面并没有信西，也没有他夫人。这位夫人非常聪明，靠着小小的身躯悄然脱身。信西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九日的中午，他遥望天空，预感到要有变故，就带着侍从四人骑马到了奈良。在田原的山里，他听说了京中的骚动，就在山中挖了一个洞穴藏身其中，只留了根竹管来呼吸，让人用板子盖上洞穴，铺上泥土。

追兵们听说信西骑马逃了，就追了过来。信西的侍从爬到树上，等待天亮，却听到洞穴中传来信西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又看到山脚下有火光往山上走。“这下不妙了，”侍从从树上下来，对着洞穴说道，“请别念佛了！追兵来了。”然后又爬回树上。追兵很快发现了洞穴，挖出来一看，信西已经自尽了，就把他首级带了回去。信西膝下多子，每一个都才气过人，一共十二人，都被流放到了各国。

信西是非常出色的人才。在保元之乱中，他的功劳是巨大的，决定了朝廷一方的策略，夺得了胜利。但是其残忍冷酷的性格在战后的处分中充分表露了出来。让儿子去斩杀父亲，让外甥去斩杀叔父，让哥哥去斩杀弟弟，践踏人伦，在这点上他犯了大罪。因果轮回，才享受了不过三年的荣华富贵，信西就迎来了如此悲惨的末路。

义朝离京

信西倒下了，信赖和义朝赢得了胜利，但他们俩能骄傲的时日也不长，因为清盛回来了。

他在熊野参拜的途中，听闻京中发生兵乱，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目前手上领兵不多，也没有准备军用物资。当时二十二岁的长子重盛，主张马上回去讨伐逆贼。清盛叹息道：“目前不是没有军用物资吗？”家臣家贞说：“我自作主张带了好些过来。”熊野的别当（长官）和纪伊国的豪族纷纷表示支持。于是清盛一行百骑余人全副武装，改变方向，匆忙向京中进发。他们在十二月十七日入京，即兵乱发生一周之后。

平家回到了京中，却无从下手。因为敌方的信赖正守护着天皇与上皇，攻打信赖就会给天皇与上皇造成麻烦，所以清盛没有出手。而信赖和义朝这边也没有动手，而是等待东国的源氏上京。就在这期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晚上，二十三岁的蔵人藤原成赖，悄悄把后白河上皇引领出来，巧妙地躲过森严的戒备，让上皇进了仁和寺。同时，成赖的哥哥——检非违使的别当惟方和大纳言藤原经宗一起，把二条天皇打扮成妇人的模样，助其从宫中逃脱。重盛前来迎接，把天皇迎入六波罗的平家宅邸。当然，这一切都是和平清盛事先商量好的。

一夜之间，形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平家在自家宅邸保护天皇，清盛变成了官军，而信赖和义朝的阵营里面既没有上皇也没有天皇，一夜天亮，他们发现自己变成了贼军，已经失去了依靠。平家攻打了过来，大将军是二十二岁的重盛，他们兵分三路。出来迎战的源氏大将军是十九岁的恶源太义平，他无视别人，只以重盛为目标，直往前冲。义平要打重盛，重盛却不去和他较量。在内里的中庭里，两人绕着樱木和橘木转圈子，重盛策马躲避，义平就追上去。就这样追来躲去七八回，重盛抵抗不住义平的凶猛，就逃到门外去了。看到举着红旗逃走的平家，白旗的源氏就追了上去。源氏虽然人少，却武艺高强。平家被追得几乎要撤回六波罗了。这时，源赖政身为源氏却加入了平家阵营。平家这边由清盛代替重盛担任指挥。源氏人数不多，若是义平疲惫了退下阵来，源氏就变为败军了。义平的父亲义朝不愿落到这一地步，想在这里战死，却被家臣镰田兵卫正清劝谏住了，决定先逃回东国。

听说源氏战败逃走，两三百比叡山的法师打算把源氏拦击在垭口。义朝的叔父义隆被箭射伤头骨身亡。义平的弟弟朝长被射伤左腿，他把箭拔了出来扔掉，继续前进。义朝大怒，斩杀了七十多名山法师以示惩戒，法师们落荒而逃。

信赖本来想和源氏一起逃走，义朝却不予理睬，把他赶走。信赖没办法只能回京向平家投降，但没有得到原谅，在六条河原被斩杀了。此外还有六十多人被斩，也有不少人被流放。

此时，源义朝正逃往东国。他怕人多引人注意，就遣散了三浦、熊谷、平山、足立、金子等二十余人，让他们各自行动。和义朝一起的是其长子恶源太义平、二儿子中宫进朝长、三儿子兵卫佐赖朝，还有家臣镰田正清、金王丸等，共约八人。这一行中最小的是十三岁的赖朝。他在京中已经恶战许久，疲惫得在马上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就掉了队，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深夜了。赖朝别无他法，只能只身一人来到守山的宿驿。宿驿的人听到马蹄声都聚集过来，说如果是逃亡的人就抓起来。其中一人抓住赖朝所骑之马的嘴，看到马上是个少年，就想抱他下来。赖朝拔起身边的名刀“续切”，即刻砍过去。刀利，手也准，那个人的头被劈成两半，仰面倒下。这时又有一个男子出现，骂道“混账！”又去牵了马嘴。赖朝把这手给砍下了。这下谁都害怕得不敢去阻拦，赖朝好不容易追上了父亲。

快到美浓的时候，雪变大了。义朝一行就扔掉盔甲，下马步行。赖朝又掉队了，然而这次没能再和父亲见面。

义朝在青墓的宿驿里休息，然后让义平前往飞驒，自己则往东海道走了。他们商量好东山再起的计划，暂时分开。朝长的伤势愈发严重，危在旦夕，其父就动手了断了其性命。

39 平家的全盛

义朝的孩子们

平治之乱，从平治元年（1159）十二月九日信赖和义朝的胜利开始，到二十六日以清盛的胜利结束。说是结束，被斩杀的只有信赖，义朝还活着，清盛是没法安心的。他用尽各种方法去搜捕义朝和他的孩子们。平治元年结束，开年就是永历元年。

义朝带着少数人马，二十九日到达了尾张知多郡野间的内海。这里的豪族长田庄司忠宗是源氏的家臣，亦是现在在义朝身边的镰田正清的岳父。

“我急着赶路，赶紧给我马！”义朝催促说。

忠宗却挽留义朝：“至少在这里度过正月三日吧。”

义朝当真了，就留了下来。长田忠宗表面上欢迎义朝，背地里却和儿子景宗商量要设计杀害义朝，跟平家邀功请赏。正月三日，长田让义朝入浴，让镰田到别的房间去喝酒。一个大力士和两个箭术高强的人一起去浴室偷窥，看见金王丸拿着刀在一边守护，也没办法下手。义朝入浴完毕，金王丸就叫道：“把浴衣拿来。”却没有人回应。金王丸就自己去拿了。这三人伺机进入浴室，把义朝刺杀了。金王丸跑回来看见这一切，骂着：“你们这些可恨的家伙！”把三人斩杀了。镰田也被杀害了，只剩下金王丸和玄光法师，杀出一条血路，拉出马匹，为了不让敌人看到自己背后，就倒着骑上马离开了。义朝三十八岁，镰田正清也是三十八岁，这结局实在令人悲哀。不，镰田是让人悲哀的，义朝不同。他在保元之乱中斩杀了父亲和弟弟，靠斩杀亲人得到的荣华富贵才不过三年。而今，自己好歹是个武将，却赤身裸体地被无名无姓的痞子给刺死了。

长田忠宗父子带着义朝的首级上京，首级被挂在了狱门。忠宗得封壹岐守，景宗得封兵卫尉。贪得无厌的两人对此感到不满。忠宗强烈要求，要么接替义朝出任左马头，获赐播磨国，要么就获赐美浓、尾张两国。平家的家臣筑后守家贞听了这话大发雷霆：“杀了主人和女婿来邀功请赏，真是胆大包天。真想把他们的二十根手指分二十天给剁下来，最后再把脑袋锯下来！”这虽然被清盛制止了，但听到风声的长田父子感到弄巧成拙说不定还有危险，就逃回尾张了。

义朝被杀了，但是还有义平和赖朝，以及另外几个年幼的孩子。平家没法安心，想方设法逮捕他们。先被抓住的是义平，义平遵照父亲吩咐来到飞驒召集兵士，好不容易招来的兵士听到义朝被杀以后就都散去了。义平变成只身一人，他悄悄上京，打算杀了清盛或重盛以扫心中之恨，在京中等待机会。但行迹被发现了，义平被抓后，在六条河原被处死。

赖朝的情况又如何呢？和父亲一行走散后，他在雪中彷徨，得到了别人的救济和掩护，来到关之原时被人发现，随后被捕。命运真是不可思议，发现赖朝的是个好人，他是尾张守平赖盛的侍者——弥平宗清。赖盛是清盛同父异母的弟弟，赖盛的母亲池禅尼，是忠盛的后妻、清盛的继母。池禅尼心里一直不能放下早逝的儿子家盛（赖盛的哥哥），而家盛跟赖朝非常相像。赖朝今年十四岁，处事冷静，彬彬有礼，容貌端正，举止沉稳。禅尼对他有着深深的同情，想要救他一命，以缅怀家盛。刚开始清盛不愿意，但最终还是顺从母亲的意愿，赦免了赖朝的死刑，把他流放到伊豆国去了。

这样一来，源氏似乎已经被铲除干净了，但还有三个年幼的男孩。最大的今若丸时年八岁，中间的乙若丸六岁，最小的牛若丸两岁。他们的母亲常磐带着他们逃出京，藏身在大和的山里。平家把常磐的母亲抓了起来拷问。母亲坚决不松口：“我自己已经是老人，能够为了救自己这把老骨头而去牺牲孙子们的性命吗？”常磐知道母亲被拷问后很悲伤，为救母亲，她两手牵着年长的两个孩子，把最小的装在怀里，冒雪踏上大和路回到京里，来到六波罗。最后，三个孩子得救了，但条件是要让他们三个出家，寄养在不同的寺院中。

清盛害怕的是义朝和他的孩子们，既怕十四岁的赖朝，甚至也怕两岁的牛若丸。清盛本来要把他们全给斩了，不可思议的是赖朝得救了，牛若丸也得救了。这事要等到二十多年后才有结局。

平家一门的荣华

保元之乱让世间全变。乱前，藤原氏几乎占有绝对的优势，掌握着权力，享尽荣华富贵。而保元之乱一起，藤原氏明显没有办法镇压，权力自然就掌握在挺身而出、流血牺牲、平定纷乱的人的手中。这就是平清盛和源义朝。源平两氏替代了藤原氏，成为时代的主角。然而这两家并不安稳。有句话叫“一山不容二虎”，源平两氏是竞争对手，互不服输。这争斗演变成平治之乱，源氏完全败下阵来。赖政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向平氏低头屈服。如此一来源氏的主流可以说是全军覆没。所以说源平二氏两立，就是从保元到平治的三年之间。平治之后就是平家全盛的时代，已经完全没有人能和其竞争。

话说平清盛发迹的势头如同日出一般。永历元年（1160），清盛四十三岁，因战功得封正三位，称为参议，四十五岁的时候成了权中纳言，四十六岁成了从二位，四十八岁成了权大纳言、兵部卿，四十九岁成了内大臣，五十岁成了从一位太政大臣。平治之乱后，他一帆风顺，最终得以位极人臣。

不仅是清盛本人，其长子重盛因保元之功得任左卫门佐，兼任远江守；因平治之功得任伊予守，兼任左马头；长宽元年升为从三位，时年二十六岁；次年升正三位，永万元年成为参议，仁安元年成权中纳言，时年二十九岁；次年升权大纳言，安元元年任大纳言，治承元年升为内大臣，时年四十岁。

《平家物语》里对平家当时的势力强盛是这样叙述的：

集众望于一身，草木披靡。如同天降甘霖，世间皆对其敬仰。六波罗殿一家的子弟，皆是名门贵族和英雄，无人能与其并驾齐驱。入道相国的舅子平大纳言时宗卿道：“非此一族之人，皆非人也。”如此一来，世人纷纷攀附平家。从乌帽子的折法，到衣着花纹的绘法，只要一说是六波罗风的，世人皆效仿。

清盛召集了三百名十四五岁的少年，让他们理成童发，穿上“直垂”
[1] ，派他们在京中走动，让他们报告一切背地里说平家坏话的人。这些说了平家坏话的人都被狠狠地处分了。

《平家物语》还写道：

入道相国并非只富贵自身，其一族皆得繁荣。嫡子重盛任内大臣左大将，次子宗盛任中纳言右大将，三儿子知盛任三位中将，娣孙维盛任四位少将，平家一门中，位及公卿者达十六人，三十余人为殿上人，再加任诸国的受领、卫府、诸司，总共六十余人。世人以为，政界中皆是平家，已无他人。

清盛的父亲忠盛，到了三十六岁的时候才被准许“升殿”
[2] 。人们厌恶忠盛，说他狂妄僭越。而现在他的孙子却成了大臣，当了大将，兄弟伴随其左右，真是不可思议。

不单单是男子个个出仕，清盛的女儿盛子成了摄政近卫基实的夫人，地位相当于高仓天皇的母亲；清盛的女儿德子当了高仓天皇的皇后，被称作建礼门院，建礼门院生下安德天皇之后，平家的荣华可谓达到了顶峰。

鹿之谷的阴谋

清盛也好重盛也罢，他们都手腕了得，也有胆量。这两人在保元和平治两次战乱中都立下了大功，飞黄腾达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陶醉在胜利之中，失去了自制，一家一族全部霸占了名誉和权力，侮辱、打压别的家族。正因如此，很多人愤愤不平、心怀怒气。

其中最恨平家的是西光，他是在平治之乱中丧命的信西的侍者左卫门尉师光，出家后改名西光。以他为首，权大纳言藤原成亲、平康赖、俊宽等人聚集在鹿之谷，商量打倒平家。很多人都赞成、支持这一行动，但是其中有人倒戈，向清盛告了密。清盛立刻召集士兵，于治承元年（1177）六月一日，把参与这次阴谋的人一个个抓了起来。清盛特别憎恨西光，踩着他的脸骂道：“实在太放肆！”而西光却丝毫不畏惧，骂了回去：

我可要说些您不爱听的话了。别人的事情我不清楚，可据我西光所知，您刚才说的那话可是没道理的。当了殿上人却不被世间认可之人的子孙
[3] ，现在居然当上了太政大臣，这才是放肆。

清盛怒火冲天，气得说不出话来。西光被处死了。

大纳言成亲被流放到备前，还有很多人都遭到流放，其中藤原成经、平康赖、俊宽三人被流放到遥远的鬼界岛。第二年，成经和康赖得到大赦，回到了京中。但清盛特别憎恨俊宽，唯独没有赦免他，俊宽死在了岛上。

俊宽去世是在治承三年（1179）九月，在此前，七月二十九日，摄政基实的夫人盛子去世了。当时是后白河法皇实行院政，他把盛子和重盛的遗产回收给朝廷。如此一来，从鹿之谷事件以来一直心有怒火的清盛大发雷霆，于治承三年（1179）十一月，靠武力废除了院政，决定大规模更替朝臣。具体来说，第一，将后白河法皇幽禁在鸟羽殿；第二，将关白藤原基房流放到备前，让二十岁的藤原基通做关白；第三，将太政大臣藤原师长流放到尾张。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的人被免官、流放。《平家物语》中写道：“以关白为首，太政大臣以下的卿相云客
[4] 四十三人被免官、幽禁。”

平治之乱平定后的二十年间，平家一门的荣华虽说让人看不下去，但至今为止都依靠着清盛和重盛的实力与命运，不能一概说是坏事。但他们的权力日益增长，为所欲为，终于发展到了软禁法皇、流放关白的地步，不得不说平家已经完全走上了邪路。

治承四年（1180）二月，二十岁的高仓天皇，没有生病却退位了。继承皇位的是才三岁的安德天皇。《平家物语》记载，“这也是因为入道相国掌控一切、为所欲为”，“被伤了心的人们，纷纷落泪”。

很明显，天皇让位是被清盛强迫的。背离臣道的清盛必须担起这罪过，而奋起讨伐清盛的人到底是谁呢？

[1] 平安时代末期武士的日常装扮，镰仓时代人们出仕幕府的正式装扮。——译者注

[2] 指进入宫中的清凉殿，也指到上皇的院中、皇后御所、东宫等进见之事。被允许“升殿”之人被称作“殿上人”。——译者注

[3] 作者省略了这一句话之前的部分内容。西光对于平清盛的飞黄腾达表示不屑，在他看来清盛的出身和他是一样的。据《平家物语》记载，西光还骂道：“您是故刑部卿忠盛的养子，到了十四五岁也没能出仕，在故中御门的藤中纳言家成卿的宅邸出出进进，还被京中的年轻人们嘲笑是‘高平太’。然而到了保延的时候，您父亲拿下了海贼的头目三十多人，作为赏赐，您就得升了个四位，叫作四位兵卫佐。就连这点都被当时的人认为赏赐太过。”——译者注

[4] 卿相，即卿（三位以上的官与四位的参议）和相（大臣）；云客指殿上人。——译者注

40 源三位赖政

“木之下”

平清盛权倾一时，幽禁后白河法皇，放逐关白，高仓天皇在叹息中让位给了安德天皇。无法容忍这一切、决定讨伐平家的，是法皇的第二皇子高仓宫以仁王。作为参谋，在绝密状态下制订计划的人，是源三位赖政。赖政在保元之乱和平治之乱中都站在平家一方，所以源氏中只有他一家存活了下来。但是，平家享尽了荣华富贵，赖政却完全不得志。二条天皇在位的时候，赖政负责御所的警卫，然而，也只让他在庭院附近守卫，不允许他上殿。赖政悲叹无比地作了这样一首歌：

人知れぬ 大内山の 山守は

木隠れてのみ 月を見るかな

（此身守护大内，无人认同。只能作为地下人，空度年华。）

天皇听说后，就允许他上殿。治承二年（1178）十二月，就连清盛也同情赖政的不得志，对自己一家的荣华富贵感到不安，特别推荐赖政升为从三位。清盛认为，这时赖政已经年过七十，还生了病，让他就这样终其一生，实在是太可怜了，就强烈地推荐了赖政。世间都对此事非常吃惊，甚至评论说“此乃世间第一稀奇事”。说起来也是，这个时候的公卿里平家就占了下面这些位子：

清盛（六十一岁）前太政大臣，现今出家，取名静海

重盛（四十一岁）内大臣

宗盛（三十二岁）权大纳言

时忠（四十九岁）权中纳言

赖盛（四十六岁）权中纳言

教盛（五十一岁）参议

经盛（五十五岁）正三位

知盛（二十七岁）从三位

这里面没有一个是清和源氏，不是没有人出仕，而是要么被杀了，要么被流放了。说起赖政，他的功绩虽然比不上清盛，但也仅次于清盛，年龄也比清盛大十岁以上，是清盛的前辈。他一直都被打压，甚至还被人说“不是平家的，就不是人”，人们都认为，源氏永远不可能有出头之日了。

清盛推荐赖政升为从三位，赖政应该是感谢他的。从此以后，人们称呼赖政为“源三位”，他在治承三年十一月出家之后，就被称作“源三位入道”。四位和三位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赖政想必也把这当作是一代的光荣，非常高兴。

然而，意外却发生了，赖政积累已久的愤怒被激了起来。他的长子伊豆守仲纲有一匹举世无双的名马，该马的马毛是鹿色的，名叫“木之下”。平宗盛一直很想要这匹马，常常让仲纲给他，仲纲拒绝道：

恋しくば 来ても見よかし 身にそふる

かげ
[1] をばいかが 放ちやるべき

（若是中意这马，请前来观赏。此马和我形影不离，怎能拱手相让？）

作为父亲的赖政听闻此事之后说道：“对别人如此执着的东西，太过珍惜不好。”劝说仲纲送给宗盛。仲纲没办法，遵从父亲的意思把马送给了平家。然而，宗盛很生气，觉得仲纲没脑子，自己说想要的时候也没给。他把马的名字改作“仲纲”，在马的屁股上烙上“仲纲”的印子。别人跟他说：“让我看看那传说中的名马。”他就命令下人说：“把仲网这家伙安上马鞍，拉出来！”仲纲知道后，大发雷霆。赖政也说道：“平家的人定会取笑我们说‘反正他们什么都做不成’，既然如此，留着这条命也没什么价值了！”

赖政决定讨伐平家，于是前去拜见了高仓宫，亲自做了参谋长，制订计划。

讨伐平家的令旨

治承四年（1180）四月九日，讨伐平家的令旨下来了。把令旨秘密传达给诸国的源氏和其他有势力的武士的是源为义的末子，也就是八郎为朝的弟弟——十郎义盛。他被任命为蔵人（也就是秘书官），改名行家。他把令旨放在怀中，前往东国。因为义盛在此之前在纪伊的熊野新宫待过，所以把一直保密的讨伐之事泄露给了熊野。熊野有“三山”，分成本宫、新宫和那智。本宫的别当知道后，想为平家立功，就率兵一千多攻打新宫。新宫和那智联合起来有两千多人来迎战，本宫战败了。别当马上派使者去通报了京中的六波罗。

六波罗这边接到报告的是宗盛。他吵吵嚷嚷地报告给了父亲清盛。清盛当时在福原（神户），一听这事马上赶回京，下令：“把高仓宫给抓起来，流放到土佐去！”而接了命令前往高仓宫的御所的是源兼纲和源光长。兼纲是源三位赖政的次子，而赖政是以仁王计划的参谋长，所以说作为次子的兼纲不可能跟这事情没有关系；然而清盛对此全然不知，还派兼纲去做讨伐的司令官，不得不说是老糊涂了。

兼纲接到命令后，一边做前往御所的准备，一边偷偷派人通知父亲。赖政匆匆忙忙派使者给高仓宫，劝他：“请马上到三井寺去！”皇子为了避人耳目，换上了妇人的装扮离开御所，顺利到达三井寺。

负责留守的是皇子的侍者长谷部信连，他穿着浅蓝的狩衣，里面围着萌黄威的护腹盔甲，佩戴大刀，把三条大路的大门和高仓面的小门都敞开着，等待攻来的人。五月十五日，天色暗下。子时，即夜里十二点，三百多骑兵攻打过来，包围了御所。兼纲另有所思，在离门很远处就勒马了。光长骑着马进入门内，大声叫道：“听闻皇子谋反，特来迎接。”

信连回答说：“皇子不在。”

“还有这事？来人啊，给我搜！”光长下令。信连大怒：“骑着马入门，竟如此无礼。还口出狂言，我乃长谷部信连，尔等胆敢靠近胡为！”

光长这边十四五个兵士，用大刀和长刀砍了过去。信连拔出大刀迎战。兵士不敌，很快逃跑了。十五日的月亮是满月，月亮从云层中出来照亮了御所。信连借此奋起砍杀，打倒了十四五人；但寡不敌众，他的大刀断了，还受了伤，最终被活捉。到了六波罗，清盛和宗盛把信连带到庭中审问。

“为何抵抗奉敕命之人？”

“听闻近来有山贼，假奉敕命强闯，吾以为一定是山贼。”信连回答说。

清盛佩服这人的勇气，便饶过他一命，将其流放到伯耆的日野。后来到了源氏统治的时代，赖朝赞赏信连的武功，赏了他能登国的领地。这名誉传承给了子子孙孙，直到后世。

赖政自尽

皇子来到了三井寺。源三位入道赖政带着长子伊豆守仲纲和次子兼纲，一共三百多骑，把自己的宅邸一把火烧了，前往三井寺保卫皇子。三井寺把事情告诉了比叡山与兴福寺，请求援军。但比叡山从前就和三井寺不和，又受到平家的照顾，就没有理会。兴福寺虽然是赞成的，但出兵费时，没能赶上。三井寺要独自和平家作战的话，只能夜袭。虽然计划定下了，然而出兵时天却亮了，不得不中止计划。眼看没法依靠三井寺了，二十三日的黎明，皇子离开了这里，在赖政一门和三井寺年轻众僧徒的陪伴下前往奈良，这一行约一千人。而皇子已经非常疲惫了，就在宇治的平等院稍作休息。就在这期间，六波罗的追兵得到消息，追了过来。大将军是平知盛、重衡、行盛、忠度，侍大将是忠清、景家、景清等人，他们领着大军前往宇治。

两军隔着宇治川对峙，五智院的但马、筒井的净妙等人过桥浴血奋战，但平家的军队最终还是骑马攻过了河。赖政和仲纲已经做好战死的准备，故意不穿盔甲，轻装奋战。敌人已经攻入到了平等院的门内。兼纲被杀死，仲纲自尽。赖政膝盖中了箭，身负重伤。他让皇子逃到奈良，自己在平等院自尽了。赖政临终留下的歌脍炙人口。

埋れ木の 花咲く事も 無かりしに

身のなるはてぞ 悲しかりける

（老夫一生如同阴沉木般，湮没无闻，未曾开花。在这最后一刻，也还是如此凄惨。）

在激烈的战斗中，特别是要切腹的最后时刻，竟会作歌，这也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赖政本来就是热衷于和歌的人，而且也擅长咏歌。特别是下面这几首，特别打动人心。

深山木の その梢とも 見えざりし

桜は花に あらはれにけり

（深山之中的树木，都看不见梢。而樱木的梢，花一开便可知晓。）

庭の面は まだ乾かぬに 夕立の

空さりげなく 澄める月かな

（庭院还没干，而下了骤雨的天空却如此晴朗，还有那清澈的月亮。）

尤其是下面这首，既有武将的风流与柔情，又不失英勇，在赖政的家集中也是代表之作。

花咲かば 告げよといひし 山守の

来る音すなり 馬に鞍置け

（久盼的花开的消息来了，装上马鞍出发。来告知我山中樱花已开的，也是骑马的武者吧？）

另外，在百人一首中，想必大家知道这首歌吧。

わが袖は 潮干に見えぬ 沖の石の

人こそ知らね 乾く間も無し

（我的衣袖，就如那连退潮时也看不见的岩石。他人也许不知，它已被泪水打湿，无法干去。）

这首歌的作者正是赖政的女儿——二条院赞岐。

[1] 歌中的かげ，是“影”和“鹿毛”的双关（日语中“鹿毛”和“影”都念“かげ”）。——译者注

41 平家逃离京城

迁都福原

源三位赖政一家在宇治平等院全军覆没。从结果来看，这是彻底的败战，然而赖政他们奋战的样子令人吃惊。为了让皇子逃到奈良，赖政仅靠五十骑兵抵挡平家的大军，不畏死亡，全体奋战，让敌人丧了胆。特别是赖政的次子兼纲，他射箭歼敌数量最多。平家虽然获胜了，但看到源氏一族如今还是如此英勇，大吃一惊。逃到了奈良的高仓宫以仁王，受到了兴福寺僧兵的迎接，却在最后一刻中敌流矢而亡。然而因为此事被严格保密，故平家未能确认皇子是否去世，为此头疼不已。

保元、平治之乱后，存活在京中唯一的源氏就是赖政。而这赖政一家，在治承四年（1180）五月二十六日，全部丧命于宇治。说起源氏一族还剩下谁，赖朝被流放到了伊豆，义仲躲到了木曾，义经藏身在平泉，主要就剩这三人，其余只有范赖等赖朝的几个弟弟，失散在全国各地。这些人都是平治之乱的漏网之鱼，临危捡回一条性命，逃避在各个地方。即便如此，平家还是深切感受到了源氏一族的强大，觉得不得不防。如果比叡山、三井寺，再加上兴福寺的众僧徒和源氏联合起来，事情就大大不妙了。于是平家决定把都城迁到福原去。

福原从前就有清盛的别墅。说起福原，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其实就是神户。清盛以前担任过安艺守，修了严岛神社，建了壮观的社殿，还曾在这里迎接过天皇。他特别热衷于和大宋进行贸易，非常青睐船只来往频繁的神户。而今，如果源氏和僧兵举兵，便可从比叡山和奈良轻易攻打到京都。清盛认为，若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干脆就迁都到福原去。此时的右大臣是藤原兼实，关于迁都一事，清盛却完全没有找兼实商量过。这一切都是由清盛入道一个人决定的，而且事发突然，大家都没来得及做准备，立刻就决定行动了。六月二日，安德天皇、后白河法皇、高仓上皇，从京都乘车前往福原。天皇前往赖盛的住宅，上皇到了清盛的别墅，法皇则去了教盛的宅邸，然而侍从们没有住处，头疼不已。

赖朝举兵

平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迁都上，福原因都市规划而一团糟，而此时，各国的源氏都在准备举兵，其中势力最强的当属赖朝。赖朝虽然是义朝的第三个儿子，但其气量胜过了哥哥义平和朝长，所以父亲也就特别宠爱他，把八幡太郎义家以来只传家族继承人的盔甲“产衣”和大刀“须切”给了赖朝。平治之乱时，赖朝十三岁，穿着这盔甲，佩戴着这大刀，骑着栗色的马出阵。前面已经说过，赖朝战败逃亡到东国的时候，由于疲惫而和父亲一行走散，落到了平家的手中，但因清盛的继母池禅尼得救一命，被流放到了伊豆。

被流放到伊豆后，赖朝待在蛭之小岛上，离韭山颇近。这一带大概因为狩野川经常泛滥，地形变化，中洲一带芦苇繁茂，把被流放的人放在这里是为了让周围的豪族监视吧。赖朝安顿在这里是永历元年（1160）的事情，那时他十四岁，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他忍受着贫苦和侮辱，韬光养晦。治承四年（1180）四月二十七日，源行家意外来访，带来了高仓宫以仁王的令旨。赖朝整理衣装，遥拜男山八幡宫，接下了令旨。而行家还要赶去联络甲斐、信浓各国的源氏族人，即刻离去了。

赖朝当时和北条时政的女儿政子成了亲，住在北条。他接到令旨后，就先找了时政商量。这期间他收到了在京都的三善康信的联系：“宇治一战之后，平家有计划要讨伐全国各地的源氏，请多注意！”既然如此，就在敌人攻来之前举兵吧。赖朝派藤九郎盛长作为使者，召集源氏世代的御家人。八月十七日晚上，赖朝首先歼灭了山木兼隆，二十日，离开伊豆前往相模国的土肥，二十三日到达石桥山。此时，赖朝聚集了北条、土肥、冈崎、佐佐木等共约三百骑，三浦那边的人已经出发了，但还没到达。赖朝的兵还没完全到齐，大庭景亲等平家三千多骑精兵已经很快攻到了石桥山。战斗在二十三日夜晚的风雨中进行。源氏的兵力仅是平家的几分之一，终于还是败下阵来，赖朝逃到了山里面。平家的追击非常迅速，然而，梶原景时明明知道赖朝的藏身之地，却巧妙地把景亲引到了别的地方去，使赖朝得以脱险。此时梶原尚属平家阵营，后来追随源氏，并得到重用，就是因为这次事情。

八月二十日，赖朝乘小舟，从土肥的真鹤崎渡海，在安房上陆，然后派使者去命令关东的豪族们迅速来助。见到使者的千叶介常胤，激动不已，喜极而泣，率领一族前去相迎。石桥山战败后，险中捡得一命的赖朝得到了千叶介的相迎，手下兵士达到了三百。

这时候，上总介广常带着两万大军前来。赖朝见之，非但不喜，反而责备其来得太迟，甚为恼怒，这令广常大为吃惊。按现在这形势，平家全盛，赖朝是被流放之人。一个被流放的人要举兵去和全盛的清盛对决，如果不是气量超群、古今无双的英雄，是不可能成功的。广常心想着，先探探赖朝是个怎样的人物，如果是凡夫俗子一个，就马上把他杀了献给平家。然而赖朝对着这两万大军，既不高兴，也不害怕，还训斥广常说：“为何如此磨蹭，来得这么迟？”广常吃了一惊，佩服赖朝是个了不起的武将，这才对赖朝服服帖帖。

赖朝出发来到了武藏，迎接他的是丰岛清光、葛西清重、足立远元等人。八月还跟随平家的畠山重忠、河越重赖、江户重长，也变成了源氏一方的人，迎接赖朝。赖朝派畠山打头阵，进入相模国的镰仓，在此修建宅邸。

这时，赖朝率领的千叶介常胤、上总介广常、畠山重忠，原皆在平氏麾下。不单如此，就连赖朝最大的靠山北条时政、三浦义澄、梶原景时，也曾效忠平氏。这些豪族都效劳过赖朝的祖先赖义，还有其儿子义家，都敬慕源氏的武略和为人，成为他们的家臣。正因为如此，赖朝才能指挥、号令这些平氏的豪族。也因为有这些渊源，千叶介常胤在迎接赖朝派来的使者的时候，才会感动得泣不成声，说不出话来。

赖朝选镰仓作为根据地，是因为此地自赖义和义家始便与源氏有着很深的渊源，父亲义朝也曾在这里建过宅邸。赖义将石清水八幡宫迎到此地，在镰仓的由比建造了神殿，义家也修复过这神殿。赖朝来到镰仓后，马上把这八幡宫迁移到小高山上庄重地祭祀，这就是所谓的鹤冈八幡宫。

十月十五日，赖朝入住刚建好的邸宅，十六日参拜了鹤冈八幡宫，即日就向骏河出发了。这是因为得到消息说，平维盛领着大军，攻向了东海道。这平家到底都在忙些什么？宇治一战是五月份的事情，石桥山之战是八月，而赖朝在九月就控制了房总半岛，十月上旬来到了武藏，向相模进军。而平家就这样眼睁睁地错过了这一切，九月中旬任命追讨使，让清盛的嫡孙少将维盛担任总指挥，派萨摩守忠度和三河守知度辅佐其左右，率五千多骑大军从福原出发，这是九月二十一日的事。他们二十三日进入京中，又待了好些日子，二十九日的早上从京出发，十月十八日来到富士川。不得不说这样的应战极为迟钝，行动极为缓慢。若是乘着石桥山的胜利追击，关东的过半豪族都会跟随平家吧。然而，就在这两个多月，源氏的势力变得决定性地强大起来。有句话叫兵贵神速，而身为追讨使的平维盛的行动却与这话恰恰相反。

富士川的合战

源平两军隔着富士川对阵。平家的侍大将上总守忠清，抓了从常陆来的源氏的下人，问他源氏有多少兵。这下人回答说：“七八日之间，这山野河海，一下子全都是武者。昨日在黄濑川听人说，源氏一共有二十万骑。”

忠清听了，悲叹道：“唉！真悲惨。京中的大将军
[1] 悠闲自在，出手缓慢，真是可惜了！要是早一日下手，大庭兄弟和畠山等人，肯定会来加入我军的。只要他们加入，伊豆骏河的人也都会来助阵。”

总司令官维盛，召来斋藤别当实盛，问道：“关东有多少像你这样的强弓手精兵？”实盛说：“我这样的根本不算什么，比我厉害的强弓手大有人在。一般称得上大名的，手下基本不会少于五百强弓手。”他又道：“关东武士只要上了马就不怕摔下来。即使奔驰在险峻之地，马也不会倒下。只要战斗开始，就算父亲被击倒，儿子被击倒，也全然不顾，只会越过那尸骸，继续战斗。”

听到这些后，平家的士兵都战战兢兢。就这样，平家的阵营里弥漫着胆怯之风。就在这时，十月十八日的夜里，甲斐源氏武田信义在绕到平家阵营的后面的时候，惊到了富士川的水鸟，水鸟一时全部飞了起来。本来就害怕得不行的平家士兵看到水鸟飞了起来，误以为是敌人的夜袭，都争先恐后地逃走了。

兵士们陷入了极度恐慌。拿弓的人丢了箭，拿箭的人丢了弓，自己的马被别人骑了，就骑上了别人的马。有的马是连着一起的，就只能一圈圈地绕着马嚼子打转。

源氏攻打过来的时候，据说平家的阵营里面一个人都没有。维盛出征的时候带领的五千多骑都散得七零八落，只剩不过十骑回到京里。清盛听到后大发雷霆：“既然身为追讨使，就应该献身给君主与国家，战死不丢人，不知廉耻地跑回来才是耻辱！早早地在半路去哪里都好，决不能回京！”不愧是身经百战的武将，说的话都不一样。

清盛之死

清盛嘴上说着硬话，气势却下去了。富士川战败一个月后，清盛放弃迁都福原，又回到了京都。十二月十八日，他把政权交还给了后白河法皇。

治承四年六月初的时候，平清盛独断地从京都迁都到福原。人们内心都是强烈反对的，但因为惧怕平家，虽不情愿也只能迁去了福原。《平家物语》中有这样的描写：

户户紧挨的人家日渐荒废。房屋拆卸后被扔到贺茂川
[2] 和桂川，绑在筏上，家里的财物堆到了船上，运往福原。花之都就这样完全变成了一副乡下模样，真是可悲。不知道是谁，在旧都内里的柱子上写下了两首歌：

百年を 四返りまでに 過ぎ来にし

おたぎの里の 荒れや果てなん

（四次百年轮回，一直是首都的故里爱宕，现今要荒废了吧。）

咲き出づる 花の都を ふりすてて

風ふくはらの 末ぞ危なき

（舍弃这花之都，而将首都迁到凄风阵阵的福原，未来让人担忧。）

这生动地再现了那时的状况。八月中旬的时候，左大将德大寺实定为了看到旧都的明月，从福原回到了京都。《平家物语》也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一切都变了样。偶尔见到有人家，门前的杂草很深，庭院被露水打湿了。杂草长得如同杣山一样，白茅长成了原野，荒凉的好似鸟的栖息之地，幽怨的虫声阵阵，已经变成了黄菊紫兰
[3] 的原野。能让人依稀回忆起昔日都城的影子的，只剩近卫河原御所里的大宫
[4] 。大将前往其御所。（中略）怀旧许久，天也渐渐亮了起来。看着这旧都的荒凉之景，大将唱起了今样
[5] ：

旧き都を 来て見れば

浅茅が原とぞ 荒れにける

月の光は 隈なくて

秋風のみぞ 身にはしむ

（来到这旧都一看，白茅已长成原野，一片荒凉。月光遍地，秋风渗入身里。）

从这一描述大抵可以推测京中是多么荒凉。京都的荒废，全都是清盛一手造成的。人们埋怨，愤怒。这一切清盛也一定有所耳闻。于是，十一月初的时候，清盛看到被富士川的水鸟惊吓的维盛带着不到十骑的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便放弃了在福原建都的想法，决定把都城迁回京都，以缓和世人的不满，并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就行动了。然而京都却已经荒废得厉害，人们在感到喜悦的同时，也愤愤不平。

清盛先是在治承三年（1179）十一月的时候，不满后白河法皇的院政，把法皇幽禁在鸟羽殿，废除了院政。然而他的擅自执政非但不顺利，还演变成巨大的失败，只好请求法皇像以前那样实行院政，这是治承四年十二月的事情。清盛本人也许觉得自己的责任轻了一些，然而他的罪过没有消失，问题愈发严重了。

接下来发生的是火攻奈良。奈良有兴福寺和东大寺两个大寺院，其武力可与比叡山和三井寺相比。自从奉高仓宫之命讨伐平家，源三位赖政战死之后，这两个寺院的态度也丝毫没有改变，反抗的声势越来越高涨。于是，治承四年年末，清盛派头中将（中将，被任命为蔵人头）重衡做大将军，讨伐兴福寺和东大寺。重衡是清盛的第五个儿子，重盛和宗盛的弟弟。重盛一年前病逝，现在还活着的兄弟中，重衡是优秀的人物，在攻打奈良时，英勇奋战，击退僧兵，攻下了两座城池。到这为止一切还是顺利的，然而到了夜里，因为太暗，重衡下令点起火，兵士们就向民家放了火。正当那时刮起了强风，火被风煽动烧了许多寺院。兴福寺起火了，东大寺也起火了。更严重的是，东大寺的大佛殿也烧了起来，大佛的头都给烧掉了。这可不单单是寺院被烧了。人们觉得寺院里面安全，就跑进来避难，结果和寺院一同化为灰烬。

一算这在火焰中丧生的人数，大佛殿的二楼上有一千七百多人，山阶寺（兴福寺）有八百多人，某间堂里有五百多人，另一间堂里又有三百多人。全部算下来，有三千五百多人。

这发生在治承四年（1180）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夜晚。重衡战胜归京，然而高兴的只有清盛一人。

开年便是养和元年（1181）。全国各地都人心惶惶。平家不知道应该先进攻哪里，彷徨不决。正当此时，作为关键人物的平清盛却病倒了。他自二月底以来一直发高烧，痛苦不已。闰二月四日，清盛去世，时年六十四岁，他临终之前留下遗言：

我自保元、平治以来，为后白河效忠，多次镇压朝敌，受到无上的赏赐。身为天子的外戚，诚惶诚恐。升及大臣，子孙荣华。现今已无奢无求，但有一事未了，没能看到被流放到伊豆的赖朝的首级，实在遗憾！我死后，无须建立堂塔，无须祭奠。即刻派兵，将赖朝首级提来我墓前！这就是最好的祭奠。

木曾义仲

很快，源行家带着尾张和三河的兵封锁了东海道。平重衡、维盛、通盛等人一起进攻行家，三月十日在墨股河合战中击退源氏。牛若丸的哥哥乙若丸，出家后叫作义圆，在这场战斗中阵亡。平家难得打胜一次，却没有追击，而是回到了京中。

这时，北陆风云骤变，木曾义仲攻向京都。义仲是源义朝的弟弟义贤的儿子，相当于赖朝和义经的堂兄弟。两岁的时候，父亲被外甥恶源太义平杀害，义仲也一时生命垂危。这时，斋藤别当实盛把他藏了起来，送到了信浓的木曾，请求中原兼远保护义仲。义仲渐渐长大成人，悲叹源氏的衰退，对平家的专横感到愤怒。治承四年，义仲收到了高仓宫以仁王的令旨，非常高兴地举兵了。他引领信浓、甲斐、上野、下野的源氏，攻入越后，以破竹之势进攻北陆道。

平家任命清盛的嫡孙维盛做大将军，维盛就是那位在富士川被水鸟给吓跑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平家一族的嫡系，就重新被任命为大将军，通盛、经正、忠度、知度等人作为副将军辅佐他，共约四万多骑兵。他们平定了越前和加贺，进军越中。寿永二年（1183）五月，决战地点在砺波山。义仲带领五千多骑迎战，故意采取放箭的打法，拖到天黑，然后就攻入敌人后方，呐喊起来。趁着平家受惊之时，义仲的主力军配合着呐喊声，发动进攻。《平家物语》中这样描述道：

在源氏大军的叫喊声中，山河似乎就要即刻崩裂。（中略）平家的大军争先恐后地跳入身后的俱梨迦罗谷。（中略）父亲进去了，儿子也跟着进去。哥哥进去了，弟弟也跟着进去。主人进去了，家子郎等
[6] 们也跟着进去了。马的上面是人，人的上面是马，重重掉了下去。如此深的俱梨迦罗谷，就被平家大军七万多骑给填满了。

忠纲、景高、秀国等平家的侍大将，据说都葬身在谷底。这样一来，平家不得已撤退了，扎阵在加贺国的筱原。义仲继续进攻。平家节节败退，只有一骑停留下来作战。那人穿着红锦直垂，负着萌黄威盔甲，戴着犄角形的头盔，佩戴金钱大刀，骑着连钱芦毛的马，配着金覆轮的马鞍，一看就是身份高贵的人，然而没有家臣跟随。手塚太郎与其对战：“报上名来！”对方靠近说：“吾心中有数，无须报。”手塚的手下们被砍死了，而手塚趁机刺中对方，终于砍下他的首级，拿到木曾的面前。木曾以为是斋藤别当，然而这黑胡须也太奇怪了，胡须一洗就变白了。原来是实盛，他已做好这是最后一战的觉悟，向宗盛请求，特许穿上锦直垂，把胡须染了，让人无法分辨年龄。实盛若是报上姓名，源氏就会知道这是义仲的大恩人，说不定就会救他一命，正因如此实盛才隐瞒了姓名。木曾主仆们知道后，悲伤不已，流下了眼泪。

平家吃了大败仗，回到京里。四万多骑兵，回来时佩戴头盔盔甲的才四五骑，其余的人据说都把装备扔了，逃了回来。木曾追击，逼近京都。京中流传着四面八方的源氏都全部起兵了的消息，大家都惶惶不安。寿永二年（1183）七月二十五日，终于，平家逃离京都。六波罗、四条、八条，所有豪宅都被放火烧成了灰烬，一处不留。烟雾之中，平家全族离开了京都，再也没能回来。

黎明来了，七月二十五日，银河清晰可见的天空很早就亮了，云朵拉得很长，漂浮在东山那边。这时的月亮白得清澈，阵阵鸡鸣传来。事到如今，真是做梦也想不到。那年迁都到福原，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京都。现在想起来，那就是今日之事的前兆。

这就是《平家物语》对当时的记录。

平家不单逃离了京都，在福原也只度过了一夜，翌日就放火烧掉宅邸，离去了。

春季，有赏花的冈之御所；秋季，有观月的滨之御所、泉殿、松阴殿、马场殿、两层的栈敷殿，还有观雪的御所、萱之御所，此外还有人们的宅邸。

清盛入道的所有荣华富贵都化成了灰烬。从那之后，平家乘船逃到了西边的海上。

昨日在逢坂山的关卡，十万多骑人马牵着辔头。今日来到这西海的海上的不过七千多人。云朵如海般沉静，暮色降临。晚雾笼罩着孤零零漂浮着的岛，月亮升起在海上。这海滨荒无人烟，船只穿梭在波浪中，顺着潮汐流淌，划着划着，仿佛要消失在空中的云里。就这样，几日过后，京都已远隔在山川之外，在那遥远的云端。千里迢迢来到了此地，唯有泪水流不尽。

[1] 指平宗盛。——译者注

[2] 即鸭川。——译者注

[3] 即秋七草。——译者注

[4] 指太皇太后多子，实定的妹妹。——译者注

[5] 平安末期大为流行的一种诗歌类型。——译者注

[6] 家の子郎等（いえのころうどう）。一般来说，家子是指和主人有血缘关系的侍从，郎等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侍从，表达相对于“主”而言的“仆”时就可以用这个词总括。——译者注

42 源义经（上）

牛若丸

寿永二年（1183）七月二十五日，平家把宅邸一烧，匆匆忙忙地逃离了京都。三天后，二十八日，源氏分成两路进入京城，义仲从北边，行家从南边。后白河法皇把二人召到御所，命令他们追讨平家，二人跪地接令。京都的治安全权交给了义仲，以维持稳定。但是义仲毕竟是在木曾山里的人家长大的，也不懂得各种礼数规矩，不习惯京中语言，和法皇的近臣们经常因为意见相左而闹不和。提意见时，即便义仲的主张有道理，可人情纠葛的问题无法解决，这就造成了义仲和行家两人的感情破裂。行家早些年就跟赖朝不和，来投靠了义仲。那时，赖朝对义仲提出要求，要么把行家交出来，要么把义仲的儿子义高送到镰仓去。义仲觉得源氏经常因为内讧而分离，就想尽量用平和的方式和赖朝协调。话说如此，也总不能把叔父行家给交出去，就把自己儿子寄托给了赖朝。而现今，因为朝廷重赏义仲，对行家的赏赐却很微薄，行家反感义仲，和他分道扬镳了。那时的形势就好比中国的魏、吴、蜀三国对抗一样，东边有赖朝，西边有平家，而中央是义仲，三股势力鼎立。如今因为和行家决裂，义仲的势力也变得薄弱。到了闰十月，在备中水岛之战中，不擅水战的义仲大败给卷土重来的平家。这样一来，一直看义仲不顺眼的法皇近臣们就羞辱义仲，摆出一副要一决胜负的架势。义仲受到挑衅，寿永二年（1183）十一月十九日率兵包围法皇的御所，斩杀了近臣等一百多人，还顺便把摄政基通给弄下台，推举十二岁的少年师家为内大臣，让他做摄政。这时被罢官的多达数十人。四年前平清盛自掘坟墓的情景，现在又在暴躁的义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一来，赖朝在攻打平家之前，必须先打倒义仲。要打倒义仲再剿灭平家，这是个大难题。话虽如此，赖朝自从在富士川赶跑平家之后，三四年里平定了关东，积聚了相当强的实力。不仅如此，他还把一位战术上古今无双的名将收为自己的代官。这位名将不是别人，就是他弟弟义经，曾经的牛若丸。

宇治川之战

义朝被杀害的时候，牛若丸才两岁。母亲怀抱着他，大雪中漂泊在大和路上。后来他和母亲、哥哥们分别，一个人进了鞍马寺。逐渐长大后，牛若丸为父亲的惨死感到悲伤，决心要让源氏再起，让愤恨而死的父亲瞑目，便苦修兵法。后来，在京都五条的桥上，他与武蔵坊弁庆一比高下，胜得干净利落，让弁庆做了家臣，一辈子都忠实于己。然后他去遥远的奥州平泉，依靠在这一块势力强大的藤原秀衡，得到其尊重与爱护，等待讨伐平家的机会。治承四年，高仓宫以仁王下达令旨，召集全国的源氏，这时义经已经二十二岁了。翘首期盼的时候终于来到了，义经踊跃地准备出发。秀衡劝他看清形势，过一阵子再出发，但义经不辞而别，自作主张地出发了。秀衡之后派了佐藤继信、忠信兄弟跟随义经。后来，义经危在旦夕时，正是这两兄弟挺身相救。治承四年十月，赖朝结束富士川的对阵后准备回镰仓，在黄濑川落脚时，第一次见到了义经，两人都流下了怀旧的泪水。尽管不是义经的本意，但他来到镰仓已足足四年，现在终于迎来了可以发挥武略的时刻。《源平盛衰记》里有这样的记载：

兵卫佐赖朝道，“木曾胡作非为，须尽快歼灭”，并命蒲御曹司范赖和九郎御曹司义经为大将军，配兵数万。范赖、义经接命上洛。

御曹司，指的是还和父母一同居住的公子。赖朝自己不动身，派弟弟范赖做正面进攻的大将军，让义经也做大将军，从背后包抄敌人。进攻京都的时候，正面军在势多，而攻打敌人后方的军队在宇治。两个地方都已经没有桥了。义经派畠山重忠打头阵，要渡宇治川。然而，有两名武者骑马抢在了畠山的前面，一名是梶原源太景季，一人是佐佐木四郎高纲。这两人都从赖朝那里拿到了名马。梶原率先前进，佐佐木对他喊道：“梶原殿下！这川可是西国第一大河，还是把马的肚带重系一下吧！”梶原觉得有道理，就系了起来。趁着这会，佐佐木突然冲到前面去，嗖地一下跳进川中，第一个渡川，并大声报上了自己名字：“我乃宇多天皇第九代后裔，近江国的住人佐佐木三郎义秀的四子，佐佐木四郎高纲！宇治川的先锋！”

梶原被斜着冲到了下流才上岸。畠山的马被箭射中，就潜水游上了岸。木曾的防线首先从宇治就被打破，战斗延伸到了京中。义经把战斗交给兵士们，“射向之袖
[1] 被春风吹起，唰地举旗白旗
[2] ，扬起黑烟”，前往法皇的御所，在门前下马，敲门，大声地报上：“我乃镰仓前右兵卫佐赖朝的弟弟，九郎义经。在宇治攻破义仲的部队，为保卫此御所前来。恳请放入。”

法皇感动无比，让他们全部报上姓名。除义经之外还有五人，即安田三郎义定、畠山庄司次郎重忠、梶原源太季景、佐佐木四郎高纲、涩谷右马允重资都各自报上了姓名。在这期间，范赖也攻下了势多，进入京中。木曾虽然兵寡，却将敌人的大军击退了五六次。木曾为了和守卫势多的今井兼平会面，朝着东边奔去，主从不过才七骑。而今井也担心主子，赶往京中。两人在大津的打出滨汇合，集中最后的残兵，在最后一仗中双双奋战至死，是时义仲三十一岁，兼平三十三岁。

奇袭鹎越

义经行动迅速，宇治川之战是在寿永三年（1183）正月二十日早上，他当天傍晚就歼灭了义仲。从京都出发讨伐平家是正月二十九日，把平家击败在一之谷是二月七日。《平家物语》里面是这样描述的：

平家从去年冬天以来，（中略）西面，以一之谷为城郭，东面，把生田的森林作为城郭的正门。中间的福原、兵库、板宿、须磨驻扎了召来参战的军队，他们来自山阳道八国和南海道六国，共十四国，据说共十万多骑。一之谷的北面是山，南面是海，入口狭窄且深邃。海岸高耸着，如同屏风。从北面的山到南面的平浅滩之间，拉起了用砍下的大树做成的护栏，堆砌巨石，水深之地就用连起来的大船当作盾墙。在城郭的高橹上，云集着四国九州的兵士。他们穿着盔甲，佩戴着弓箭。

源氏这边，负责正面进攻的大将军是范赖，跟随他的是梶原、稻毛、小山、结城、江户等人，兵力五万多骑。义经作为负责包抄敌人后方的大将军，土肥、三浦、畠山、佐佐木、熊谷、平山等人跟随着他，兵力一万骑。义经在途中的三草山夜袭了平资盛的阵营，资盛大败。之后，义经兵分两路，一路让土肥实平做指挥，前往一之谷西边的木户口，自己带领七十骑人马，前往一之谷后面的鹎越。深山中雪还未化，义经摸寻着路，就已经到了六日的黄昏。这时，武蔵坊弁庆带来了一位老人。

“你是何人？”

“这山里的猎人。”老人答道。

“那你应该识路吧！我要下到平家的城郭，一之谷。”

“使不得！那是可怕的绝壁，人绝对过不去。”老人回答说。

义经问：“鹿能过去么？”

“鹿能过去”。

“鹿能过去的地方，马怎么可能过不去！赶紧带路！”

“我一把老骨头了，去不了。”

“你可有儿子？”

“有的。”老人答着，带来一名十八岁的少年。义经马上让这孩子元服，取名鹫尾三郎义久，让他带路，前往鹎越。这鹫尾三郎，自那以后就跟随在了义经的左右，同生共死。

七日，破晓。义经来到了鹎越的上面，从绝壁上突然纵马而下，攻打平家。平家被这奇袭惊吓住了，陷入混乱之中。战死的，淹死的，还有被生擒的人无数。其中主要的是下面这些人：

重衡（清盛的儿子）被捕；

忠度（清盛的弟弟）战死；

师盛（清盛的孙子）战死；

知章（清盛的孙子）战死；

经正（清盛的外甥）战死；

经俊（清盛的外甥）战死；

敦盛（清盛的外甥）战死；

通盛（清盛的外甥）战死；

业盛（清盛的外甥）战死。

作者不详

世上流传着很多关于这些人的悲剧。这里选忠度、敦盛和重衡这三人来讲一下。先是忠度，他被封为萨摩守，不仅善战，还热衷于和歌，受到和歌的大家俊成的教诲。平家逃离京都的时候，忠度先是出了京，然后又折了回来，拜见了俊成。听说逃亡的人又回来了，俊成的宅邸里一片骚动。

萨摩守匆匆下马，亲自大声说道：“我忠度折回来，是有事要向三位殿禀报，就算不开门也罢，请来到这门边吧！”

俊成听到后就打开了门，和忠度会面。

“现在天皇已经离开了京都。平家一族的命运，怕是到此为止了。如果今后世间平定下来，也还会有编纂敕选的敕命吧？这个手卷中，若是有您能看得上的歌，就算是一首也好，请您选进去。我在九泉之下会欢喜无比，一直守护着您。”忠度说着拿出手卷，里面是从平时作的歌中选出来的一百多首优秀作品，献给了俊成卿。

忠度说，如果要编敕选和歌集的话，编者一定会是俊成，那时，就算是一首也好，请把他的歌选进去，他将和族人一同灭亡，这是他唯一的愿望。俊成答应了，忠度很喜悦，说道：

“如今我对这浮世已无留恋。永别了！”跨上马，系好头盔，策马朝西前进。三位俊成卿站着，目送远去的忠度。这时仿佛传来了忠度的高声吟唱：

前途程遠し、思を雁山の夕の雲に馳す

（今朝一别，前途遥远。想着黄昏时要越过那雁山，这一别实在让人寂寥。）

俊成听着，越发哀伤，忍泪进了门。

忠度在一之谷战死三年后，文治三年（1187）的时候要编纂敕选，俊成编了《千载集》，其中收录了一首忠度的和歌：

ささなみや 志賀の都は 荒れにしを

昔ながらの 山ざくらかな

（细波
[3] 啊，这志贺的旧都，现今已荒无人烟，而长良山的樱花还和从前一样芬芳。）

但当时忠度是朝廷的敌人，俊成就隐去他的名字，当作“作者不详”编了进去。

敦盛是十六岁的少年，从五位下。因为还没有官职，大家都叫他无官大夫敦盛（五位的人是大夫）。在一之谷战败的时候，敦盛穿着萌黄威盔甲，系着犄角形的头盔，佩戴金钱大刀，单枪匹马，朝着一艘船冲入海中，才游了一町多的时候，被追过来的源氏熊谷次郎直实看到了。熊谷说：“身为大将军，居然逃跑，可真懦弱。回来！”说着扬起了扇子。

这武者折了回来，要上岸。熊谷在海滩上把马系好，然后下了马。他把武者摁住，想要取下首级，把头盔翻过一看，一个才十六七岁的少年，化着淡妆，铁浆涂牙，跟自己的儿子小次郎差不多的年纪，容貌美丽。熊谷问道：“你是何人？报上名字来！我救你一命。”少年反问：“你又是谁？”“我不是什么值得报上名字的人，武藏国的住人熊谷次郎直实。”熊谷回答道。少年听了，说：“那我对你来说可是个好对手了。我就算不报上姓名，你把我首级砍下问人就是了。人们一定都会知道的。”

熊谷想救他一命，但源氏的军队已经靠近身后，无法出手，抽泣着挠头。不单单是熊谷，直到后世，读了《平家物语》的人都会为敦盛落泪。

重衡是平家身经百战的勇将，在宇治攻打源三位赖政，又迎战了东大寺和兴福寺的僧兵，后来在墨股大破行家，把木曾的军队歼灭在水岛，战果累累。不幸的是，重衡在一之谷被源氏活捉，送到了京中。后来赖朝又让人将他送到了镰仓。三月二十八日，赖朝见了重衡。赖朝说：“我举兵，既为平息法王的愤怒，也为一洗父亲的雪耻。连战连胜，如今能与你会面，也是我的荣耀。不久我也必将能见到宗盛公。”

重衡虽是俘虏之身，却丝毫不惧，堂堂正正地回答说：“源氏与平家，过去共同守护朝廷，而近年变成平家独占朝廷，全盛二十余年。如今我被捕，是无法改变的命运。既然是武家之人，被敌所捕，也非耻辱。事已如此，快将我处死吧！”

赖朝被这凛然的态度打动，诚心地厚待了重衡。但是，奈良的僧兵们执意要求把重衡交给他们，因为重衡烧了他们的寺院，特别是大佛殿。次年六月，重衡被护送到东大寺，后来在木津川岸上被处死，时年二十九岁。

[1] 盔甲的左袖。——译者注

[2] 源氏的旗是白色的。——译者注

[3] さざなみ（也作ささなみ），是近江国志贺附近的地名，汉字可写作细波、小波等。志贺的旧都，指天智天皇和弘文天皇的时候的大津宫。——译者注

43 源义经（下）

进击屋岛

在一之谷中大胜的源氏，暂且撤了兵，开始处理战后工作。范赖回到镰仓向赖朝禀报战况，八月八日，再次受命离开镰仓，从山阳道前往九州。然而范赖因没有船只，徘徊不前。而与此同时，平家在赞岐的屋岛建了城池，将这里作为根据地，计划东山再起。得知消息后，受命负责守护京都的义经即刻准备进攻屋岛。

文治元年（1185）二月十六日，源氏在渡边集合，商谈战术。梶原景时提议：“我军不习惯水战，还是装上逆橹吧？”义经听了，问道：“逆橹是什么？”“就是在船的前面和后面都装上橹，让船既能前进，又能后退。”梶原回答。义经说：“胡说八道。打仗这东西，就算想着决不后退，撑不下去的时候还是容易撤退的。事先就准备好撤退的，没什么好下场。你们要装什么逆橹都尽管装去吧。我义经就用原来的橹！”

人们听了都觉得义经够豪迈，但梶原估计已经气疯了。

终于到了要出船的时候，风刮得很大，船夫说这种风是没办法出海的。义经大发雷霆：“要是逆风也就算了，这不是顺风么？顺风刮得大点就不打仗了吗？出船！不出的话，把你们船夫都给一个个射死。”

船夫们被吓怕了。而两百多艘船里面，只有五艘出海。五艘船之中，走在前面的是义经的船。

义经说：“平时的话敌人定会加强防备，就是要在这样大风大浪的时候打他个措手不及，才能打胜仗。”

虽然是在夜里，只有义经的船点起了篝火，其他的船都以义经的船为目标跟着走。从摄津的渡边出发的时候是二月十六日的丑时，也就是深夜两点，到达阿波的胜浦是卯刻，也就是早上六点。当时一般要花三天的路程，义经用几个小时就到达了。

兵贵神速，胜靠奇袭。义经坚信这一点，也付诸了实际行动。五艘船的兵力合起来才一百五十骑。义经就靠着这点人马，十七日的夜里越过赞岐，十八日早上进攻屋岛。平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陷入了恐慌。人们争先恐后地上船，要逃到海面上。源氏不停地策马进入海滨，追杀平家。

判官那天穿着红锦直垂和紫裾浓
[1] 的盔甲，系着犄角形的头盔，佩戴金钱大刀，背着二十四支切斑
[2] 的箭，握着滋藤
[3] 。他瞪着海上，大声报上姓名：“吾乃法皇的使者，检非违使五位尉源义经！”

平家在船上朝着他射箭，源氏在马上射回去。看到源氏只有少数兵马，平家又上到了陆地。其中，清盛的外甥能登守教经，箭术过人，有王城第一人的美名。他打算一箭射下源氏的大将军义经。佐藤继信、忠信、武蔵坊弁庆等人会意地挡在了箭射来的方向。佐藤继信被箭从左肩射穿到右腰窝，从马上仰面倒下。教经的家臣，一个十八岁的少年飞奔过来，想要砍下继信的首级。忠信马上把他射死。教经悲伤不已，停止了战斗。义经拉起继信的手问：“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继信回答说：“没有了。能替为主子您挡下一箭而死，是今生的荣誉，黄泉上的回忆。”义经用盔甲的袖子捂着脸，潸潸流泪，招来附近寺院的僧人，送上珍藏的马匹，让僧人吊唁继信。

那须余一宗高

日落。正在双方僵持不下时，从海面那边出来了一艘小船，划到了海滨附近。船上有一位十八九岁的红衣少女，立起了太阳扇
[4] ，让源氏射过来。义经问有没有谁能射下这扇子，有人说，下野国的住人那须余一宗高的话肯定能射下来。义经召来余一，命令他射中扇子的中央。余一说“我没把握”，先是拒绝了。义经不肯罢休：“这军队里，没人能违抗我义经的决定。谁有意见的，马上回镰仓去。”那须余一说：“既然是命令，我就试试吧。”便退下了，跨上黑马，英姿飒爽，冲入海中。

二月二十八日，酉刻（下午六点左右）。这时刮起猛烈的北风，海浪高高地拍打在海岸上。船只随波摇上摇下，竿上的扇子随风飘荡着。海面上，平家的船排成一行观看着；海岸上，源氏的马并驾观看着。（中略）余一闭上眼，祈祷着：“南无八幡大菩萨啊！还有我故乡的诸神，日光权现、宇都宫大明神、那须的汤泉大明神啊！请保佑我准准地射中那扇子中央吧！万一射偏了，我就决心断弓自尽，永世不再见人。如果还希望让我回到故乡的话，就请保佑我不要射偏吧。”他睁开眼，发现风变弱了，扇子也变得容易射了。余一拿起带镝的箭，上弓，把箭射了出去。（中略）弓非常强，镝箭嗡嗡地响着，声音在海面上回荡，准确地射在了离扇轴边缘一寸左右的地方，嗖的一声，啪的一下，把扇子射破了。箭落入了海中，扇子在空中飘舞，激荡在春风中，很快飘落在了海上。全红的扇底上画着金色的太阳，在夕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在白色的波浪中沉浮。海面上，平家的人捶打着船舷；陆地上，源氏的人敲着箭筒欢呼。

后来，两军交战，混乱中，义经把弓弄掉了。弓漂到了海上，义经要去拾起来。平家在船上，想用耙子钩住义经的头盔把他拉过来。义经拼命挣开，好不容易把弓捡到，笑着回来了。

人们数落他说：“再怎么宝贵的弓，也比不上性命重要啊！”义经说：“不是说弓可惜。要是我叔父为朝的弓，故意扔了给敌人也没关系。可我义经的弓又小又不结实，要是被他们嘲笑说，源氏大将军的弓也就这种东西的话，实在太丢人。我就去捡回来了。”大家听了都很感动。这就是有名的故事——《判官掉弓》。

决战坛之浦

二月十八日，义经击退了屋岛的平家。留在摄津渡边的梶原等人，带着两百多艘船到达屋岛的时候是二十二日，战斗都已经结束四天了。

趁着义经停留在四国，赖范率领大军进入九州的时候，平家把兵力集中到了长门的坛之浦。范赖还是一如既往地行动迟缓，坛之浦一战还是得让义经来打。三月二十四日，义经进攻平家，这次对义经来说是少见的水战。卯时，也就是早上六点的时候，战斗开始了。这时候，梶原希望自己打头阵，义经说头阵要自己出马，不同意梶原的想法，两人吵了起来。在三浦和土肥等人的劝说下，争执暂时平息了下来，但梶原对此怀恨在心，后来还向赖朝进了谗言。

坛之浦的潮流是非常激烈的。平家本来就擅长水战，而且长门国还是平知盛的知行国，平家熟悉了地理环境，也准备好了船只。平家蔑视源氏：“坂东武者，在马上就还看着挺强，要说水战，他们训练过吗？就跟鱼上了树一样吧！
[5] ”然而，源氏大将军义经打头阵，英勇善战。平家这边是知盛（宗盛的弟弟）在指挥全军，也非常了不起，但最后平家还是败了下来，知盛就穿上两件盔甲跳海自尽了。以刚强闻名的能登守教经，苦战一番，逼近义经。义经身体轻盈，在各船之间飞来躲去。教经根本没办法追上，就左右手各夹一个力大无比的敌人，跳入海中。教盛和经盛两兄弟，在盔甲上搭上锚，手拉手投身海中。资盛、有盛、行盛三人，也拉着手跳海。

看到这一切，清盛的夫人二位局抱着安德天皇，跳入了海中，天皇时年八岁。其母亲建礼门院也想投海，却被源氏的兵士用耙子拉了上来，得救一命。三神器差点也要沉到海中，后来除了神剑之外别的都保住了。

平家一方男子三十八人、女子四十三人被活捉。主要人物有前内大臣宗盛、其子右卫门督清宗、清宗六岁的弟弟副将丸、大纳言时忠、时忠之子中将时实等。还有一些有名的侍大将失踪了，比如越中次郎兵卫盛嗣、上总五郎兵卫忠光、恶七兵卫景清等。

《腰越状》

坛之浦之战从三月二十四日早上卯时（六点）开始，正午的时候就已分胜负了。据记载，源氏有八百四十艘兵船参战，而平家是五百多艘。一个月后，义经护送宗盛等被活捉的人回到京都，分别做好处理之后，又于六月七日把宗盛父子二人带往镰仓。因为这两人是平家的中心人物，要向赖朝报告，听从其指挥。然而，沿着东海道走，眼看明天就要进入镰仓的时候，赖朝的使者北条时政出现了，向义经传令说，在这里把宗盛父子交过来，义经不许进入镰仓，待在腰越附近等待命令。

讨伐了义仲，歼灭了平家，立下如此稀世战功的义经，一定是期待着得到哥哥赖朝的感谢和赞赏吧。出乎意料的是，义经被当作罪人一样，在腰越从五月十五日待到了六月八日。义经悲痛无比，五月二十三日将一封信交给大江广元，请他做调解，这就是后世有名的《腰越状》。人们读后感动无比，还将它当作习字用的范本。这状是用汉文写的，把它改写成通俗的现代文如下：

左卫门少尉源义经冒昧向您陈述。我被选作赖朝公的代官，奉敕命讨伐朝敌，大显祖传之武艺，一雪会稽之耻。本应得到赞赏，未想到却因虎口谗言，莫大的功绩被弃之不顾。我本无罪，却遭受贬斥，有功无过，却受到惩罚，只能徒然流泪。细想来，先人有句谚语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不查明谗言的真假，就不准我入镰仓。我无法述说真意，只能在此虚度数日。而今长久不能拜见赖朝公，枉为骨肉至亲。或许我时运至此已尽。这可是前世所造之孽？实在悲伤。事已至此，除非亡父（源义朝）之灵转世，谁能传达我的悲伤，谁能怜悯我？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却因父亲左马头殿急逝，沦为孤儿。在母亲怀中前往大和国宇多郡龙门牧以来，一刻也不曾安宁。虽得活命，却无法在京活动。故流浪于诸国，处处藏身，得以活命至今。居于远国，得当地百姓之效力。而时机成熟，为讨伐平家一族上京。先诛杀木曾义仲，后为剿灭平氏，时而策马在险峰，为杀敌奋不顾身，时而在海上经受狂风巨浪，不惧葬身海底，尸骸入鱼腹。以盔甲作枕，潜心武艺，只为让父亲和兄长们的亡灵安息，完成多年的夙愿，别无他求。我得封五位之检非违使，实乃我源家之光耀，还有何事能及此稀世之重职？而今我却哀愁无比，感叹至极。若无神明庇佑，又怎能传达这样的申诉？（后略）

义经对大江广元郑重地请求说，自己常常坦明心意，向神明发誓对哥哥绝无二心，还在起请文上面盖上血印，而哥哥都不理解自己，只能请求他来调解了。然而，赖朝心如铁石，终究没有被打动。六月九日，义经接到返回的宗盛父子之后，只能从腰越返回京都了。

把宗盛送回去之前，赖朝把他召来，隔着帘子看他，让家臣去传话：“赖朝并非特别憎恨平家，只不过奉敕命派遣追讨使而已，没想到这么快就让你来到了镰仓。这么说虽然冒昧，但我自己觉得这是荣誉。”

宗盛听后，回头谄媚赖朝的家臣，小声说道：“若是能救我一命，我愿出家入佛门。”宗盛生于英雄之家，是清盛的次子、重盛的弟弟，却如此胆怯卑微。人们见到他，都很蔑视。

赖朝命令义经把宗盛父子带回去，在近江处死了他们。时年宗盛三十九岁，清宗十五岁。

[1] 紫裾濃（むらさきすそご），染色方法的一种，紫色从上到下，由浅至深。这里指连缀铠甲的绳子是用这种染色法制成的。——译者注

[2] 切斑、切生（きりう），指鹫的尾巴或者翅膀上的斑，用于箭的羽毛。——译者注

[3] 滋藤、重藤（しげとう），大将使用的背上缠有藤皮的弓。——译者注

[4] 扇的底色是红色，用金箔镶作太阳形状在扇中央。——译者注

[5] 这里出自《孟子》中的“缘木求鱼”，本来的意思是用错了方式，这里转指没有办法施展身手。——译者注

44 源赖朝（上）

兄弟不和

平家灭亡了。平治之乱后，经过二十年的全盛，“非此一族，不配做人”，如此傲气的平家在治承四年（1180）源氏举兵之后却一蹶不振，仅六年的时间里就灰飞烟灭。世人说“骄奢如平家，必败”，就是这个道理。穷奢极欲，沉浸在享乐之中，甘于衰弱的人，一遭遇事变，就会变得不堪一击。这就是人们从平家身上所学到的教训。

和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源氏。源氏在保元之乱中折损一半，剩下的一半也在平治之乱中丧生。之后的二十年中，源氏几乎没有再出现在舞台上，仅剩下在京都的赖政，他也是屈身于平家，抬不起头来。赖朝还活着，但也是被流放之身，在伊豆的乡下过着被人监视的冷清岁月。弟弟义经也活着，却是在鞍马的山中修行，不知道何时到了奥州的平泉。虽然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但是谁都没能想到他会成为让天下形势大变的大英雄。然而高仓宫以仁王的令旨一下，看似懦夫的赖政奋起了，被蔑视的流放之人赖朝也崛起了，山里长大的被人瞧不起的义仲将平家赶出京都，被人怠慢的牛若丸义经打倒义仲，在一之谷、屋岛、坛之浦连战三场，歼灭平家。他们都没有白白度过千辛万苦的二十年。他们在朴素节俭的生活中，锻炼出了强健的身体和刚强果断的精神。荒废了二十年的人，遇上了磨炼了二十年的人，这就是源平合战。刚健朴实的生活多么珍贵，这就是人们从源氏身上学到的经验。

要说这源氏身上全都是值得模仿的优点吗？也并非如此。源氏有着可耻的缺陷，就是因为这一致命的缺陷，好不容易在经过二十年艰辛之后迎来了重振家门的好时机，但最终还是灭亡了。这缺陷是什么？父子、兄弟、亲人之间的不和。与其说是不和，不如说是自相残杀，是一种残忍无情的仇恨。前面说过，这一点在保元之乱的时候就有体现了。治承四年（1180）以后也是，赖朝和行家合不来，而因为义仲和行家走得近，义仲又被赖朝所恨。义仲最终被赖朝攻打而灭亡。接下来的大问题就是赖朝对义经的憎恨已经到了不把他逼上死路就不罢休的地步。

不和的原因

赖朝为何如此憎恨弟弟义经？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赖朝在黄濑川第一次见到义经的时候喜极而泣，为何后来变得憎恨他？首先想到的原因是梶原景时的谗言。在石桥山战败的时候，梶原救了赖朝，对赖朝来说，梶原是恩人。这恩人说的话，赖朝是相信的。然而，梶原这个人心理扭曲，他非常喜好向赖朝揭发别人的坏事。也因为如此，很多人都吃了苦。赖朝还活着的时候，人们无可奈何，只能忍气吞声。等到赖朝死了之后，人们一同排斥梶原，梶原一家最终也灭亡了。也就是说，梶原是个进谗的惯犯。说起和义经之间，前往四国时的逆橹提议也好，坛之浦一战中的打头阵愿望也好，梶原说的话都被义经狠狠地驳斥了。小人梶原对此怀恨在心，向赖朝进谗，这也是十分有可能的。而且《腰越状》中也有“虎口之谗言”的语句。

第二，义经是古今罕见的优秀将军，立下了赫赫战功。这就是让赖朝不痛快的地方。讨伐义仲，攻下一之谷，屋岛和坛之浦的胜仗，战场上决定性的胜利全部都是义经赢来的，没有人能和他争抢。《平家物语》中说道：“像九郎判官这样的人世上没有第二个了。镰仓的源二位（赖朝）做的都是些什么呀！这世间就全由判官去掌管吧！”义经英勇善战，对人又亲切温和，当然有人望了。赖朝就是看不惯这点。

第三，朝廷承认义经的战功，在一之谷之战后，任命他为左卫门少尉，兼检非违使尉。在此之前，赖朝为下面这些人申请了封官：

封平赖盛为权大纳言，平光盛为侍从，平保业为河内守；

封藤原能保为赞岐守；

封源范赖为三河守，源纲广为骏河守，源义信为武蔵守。

而功劳最大的义经却没有得到赖朝的推荐，朝廷觉得他可怜，就自行决定给他赏赐。同年九月十八日，朝廷将义经升为五位，文治元年（1185）八月十四日，任命他为伊予守。这一切，赖朝都看不惯。在他看来，武士都必须是在自己的统制之下，升官是要由自己去申请的。赖朝不想让朝廷和武士越过自己接触。这样一来，赖朝和义经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好的。

第四，义经作为赖朝的弟弟而自称源氏，这点也是赖朝看不惯的。在赖朝看来，自己是源氏的嫡系，一族的首领。这是遥遥高于别人之上的，弟弟也好，无论是谁，是不允许和自己相提并论的。后来，建久四年（1193）八月，弟弟范赖写了表忠心的起请文，署名为“三河守源范赖”。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范赖也写不了别的。然而，赖朝却看不惯了。他责备说：“这源字，莫非指源氏一族？甚是放肆。”（《吾妻镜》）也就是说：“他写的是源范赖，难不成他自认为是赖朝的族人？真是弄不清自己身份的家伙。”然后赖朝把范赖的使者重能叫了过来质问。重能回应：“三河守是义朝公的儿子，自认为是赖朝公的弟弟也是无可厚非的。早年追讨平家时，三河守作为使者上洛，赖朝公的信中也写了让舍弟范赖作为西海的追讨使。朝廷那边也把此事记载到了公文书中。这绝不是我等随意使用源字。”

作为使者的重能态度实在是了不起，不卑不亢，把事实堂堂正正地说出来，丝毫不畏惧，连赖朝也无言以对，而无言以对不代表赖朝就在反省。他把范赖流放到伊豆，后来把他杀害了。范赖的下场尚且如此，义经只要还是义经，就会被赖朝憎恨。

追讨义经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义经才遭到哥哥憎恨。这些原因都是无法解决的，所以义经被憎恨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义经虽然立下大功，但并不是欺负弱者的人。平宗盛被活捉回京的时候，长年为宗盛做车夫的男子执意跟义经请求说：“让我最后一次侍奉主子吧！”义经说道：

“此事无可厚非，快来吧！”便准许了。男子喜悦无比，（中略）眼中充满泪光，已看不清前方，只随着牛的脚步，一边哭泣，一边拉车。

后来，宗盛想再见见自己八岁的末子副将丸，就求义经，义经很同情他，就同意了。这两件事都是美谈。义经有不惧百万大军的勇气、百战百胜的武略，如此名将，心地善良，绝不欺凌弱者。人们敬爱他也是有道理的。正因为如此，要讨伐义经，赖朝是要费一番功夫的，因为谁都不乐意去接这个任务，然而有一人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这就是土佐房昌俊。他出发之前把老母和幼儿都托付给了赖朝，以求无后顾之忧，带领八十三骑人马离开镰仓。文治元年（1185）十月十七日，义经的宅邸遭到突袭。义经带领佐藤忠信等几个家臣，亲自开门迎战，打退了土佐房的兵。败退后的土佐房，偏偏就逃到了鞍马山而被抓，后被处死了。

义经本想前往九州，却因刮大风没能去成，就躲到吉野山去了。离开京都的时候，人们担心义经会不会胡作非为，像平家那样带走安德天皇，放火烧毁民宅。而义经却彬彬有礼地去了法皇的御所，行礼告别，没有给任何人造成麻烦。义经稳重地离开了，人们都感动这态度，称赞他为义士。

在吉野山，有人为了巴结赖朝，去袭击义经。这时候挺身而出让义经躲过灾难的是佐藤忠信，即在屋岛舍身救了义经的继信的弟弟。在吉野山被赖朝的人抓走的只有义经心爱的美人静御前。赖朝让人把她带到镰仓问话，问她义经在吉野山是待在哪个宿坊，她说忘了；又问她义经后来去了哪里，她一会儿说去了多武峰，一会儿又说去了大峰，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后来赖朝让静御前在鹤冈八幡宫献舞，她再三拒绝后终究还是妥协了。献舞时，她唱了歌：

吉野山 峯の白雪 ふみわけて

入りにし人の あとぞ恋しき

（您踏着吉野山山峰的白雪，消失在山中。我对您是如此的倾慕。）

しづやしづ しづのをだまき くりかヘし

昔を今に なすよしもがな

（阿静啊，阿静……将倭文圈圈缠绕，却不能回到那往昔。）

这两首歌都深深地表露出她对义经的爱慕之情。

义经主仆十几人，扮作山中修行之人，从北陆道往北前进。在安宅的关卡，义经一行被富樫介盘问时，弁庆诵读了《劝进帐》，这故事很著名。后来义经一行到了奥州的平泉。在藤原秀衡的时代，义经曾受到过热烈欢迎和厚待。而到了泰衡这一代的时候，泰衡被赖朝蛊惑，袭击了义经在衣川的宅邸。义经奋战之后自尽了，这发生在文治五年（1189）闰四月三十日，义经时年三十一岁。

守护和地头

义经被赖朝憎恨，被逼上绝路，然而还能四处活动达四五年之久，这也是因为义经有人望，受到人们同情。很多人即使不能伸出援手，也对义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他放走。正因为如此，赖朝忧心忡忡，想要早日抓捕义经。同时，赖朝也以此为理由，在全国范围安置守护和地头，布下了严密的警戒网。提出这一方案的是大江广元，其申请在文治元年十一月得到敕许。之前提到过庄园，庄园就是贵族或者大神社、大寺院所支配的地方，不受国司的管辖。所以，国司手上的警察权无法涉及庄园，也就没办法从那里收取国税。国司的手中就只剩下国领了，而作为长官的守基本都是有名无实的，直接管理当地的是作为次官的介以下的人。看看萨摩守平忠度和能登守平教经的例子就明白了，他们是不会前往被任命管辖的国的，就算去了，也不能有什么作为。因为庄园越来越多，国领越来越少。打个比方，能登守教经手上的能登国，据承久三年（1221）的调查来看，国领是五百十一町六段一百五十七步，庄园是一千五百四十一町三段两百六十九步。也就是说，能登国的四分之三都不在国司的管辖之下。再来看看淡路国，贞应二年（1223）的调查显示，国领是四百零一町四段，庄园是一千零五十一町，田地的调查结果不详，而国领的浦，也就是有渔业权的地方才三处，属于庄园的有十一处。这就说明，淡路的三分之二是国司管不到的。而若狭国在文永二年（1265）的相关调查显示，国领有六百四十三町五段一百五十步，庄园有一千五百七十四町一段八十三步，若狭守也只能支配领国中三分之一的土地。而伊贺国早在两百年前就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天喜元年（1053），伊贺的国司感叹道，这国内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已经变成贵族或者大神社、大寺院的庄园了，都没有向国家纳税。

嘉承二年（1107），纪伊国全国七个郡中有六个郡十分之八或者十分之九的土地都变成了庄园，剩下的名草郡里也多是神社、寺院的领地，没什么公领了。

这样的状况在乱世之中也没什么稀奇的。国家四分五裂，已经无力统一了。国司能支配的地方很少，大部分的土地都不上交国税，警察也没办法进入。木曾义仲上京的时候，朝廷命令义仲去做两件事：一件是讨伐平家，一件是守卫京都。义仲接下了这两个命令，却头疼了，因为国家不给他军用资金和兵粮。义仲自己不去收的话，就没办法养活兵马，他不得已，只能征收了。这下不得了了，义仲被骂得很惨。《平家物语》写道：

京中到处都是源氏的军队，四处抢夺。对加茂神社和石清水八幡宫的领地，他们也不忌讳，割了青田作为马的草料，打开人们的仓库，夺走财物，还抢夺过路人的东西，剥夺衣物。

面对这些谩骂，木曾是这样回击的：

作为守卫这京都的人，怎么可能连一匹马都不养？那么多的青田，割点作为草料，也未必值得法皇怪罪吧！连兵粮都没有，年轻人们就时不时跑到西山、东山去抢点过来，也不是什么错事！

木曾是山里长大的人，说话方式很露骨、粗暴，也因为这点，他被世人责备、排斥。然而一旦反问到底要怎么做才行，谁都没有好办法。后三条天皇为了纠正这弊端，下令整顿庄园，把违法的部分都上缴给国家。这就是延久年间的改革，然而没能成功。既然如此，朝廷也就没有再做打算了。

抓准这一点的是大江广元。后三天天皇改革时做蔵人（秘书官）的是大江匡房，教兵法给八幡太郎义家的也是大江匡房。和他一族的广元能抓到这一点，果然不是常人。义经下落不明，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发生变故，大江利用这种不安的状况，声称为了搜捕义经，国司支配下的土地也好，庄园的土地也好，一律安置上称为地头的官员。地头保证向朝廷或者庄园的本家领家交纳土地的年租，以此为条件，土地就交给地头支配，掌握警察权和征税权。而地头则由赖朝的御家人（家臣）担任，每段土地收取五升的米作为兵粮。另外，原则上每国安排一名守护，负责指挥御家人，维持治安。

镰仓幕府的成立

想出这个体制的是大江广元，赖朝听了他的提议后想必是眼前一亮吧。他当时虽然身处从二位，却没有任何官职。他靠实力完全控制了关东，威名震慑天下，却还没能想到一个永久的方法确保全国都在其控制之下，特别是不知道要怎样去调整和朝廷的关系。而正如大江广元进言的，赖朝利用搜捕义经一事，在全国各地安置地头，各国安置守护，负责检举犯人，维持治安，赖朝只任命自己信得过的家臣，得到朝廷的许可后就能永久地合法地掌握兵权和征税权。赖朝用了“天下草创”一词来形容当时的情况，也就是说，新的时代开始了。是的，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彻彻底底地进入了武家的时代。平家全盛时的二十年虽然也说得上是武家时代，武人却做了公卿，占尽朝廷内部的要职。一旦他们习惯了太平日子，变得懦弱，就会失去作为武人的特长。而今，赖朝不任朝廷要职，在朝廷之外，利用和大宝令官职无关的体制统治了全国。所谓天下草创，就是指这种现实。

赖朝在全国范围安置了守护和地头，在实质上成功地重组了政治体制。说起守护和地头，后世也许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有句谚语，“最无奈是哭泣的孩童和地头”，可见他们当时是多么可怕，一人兼任了税务局长和警察局长。出兵时，兼任大队长和连队长的就是地头，作为师长或者旅长指挥他们的就是守护。这样一解释，人们大概就能明白他们有多可怕了。也就是说，他们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位处他们之上，将他们所有人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掌握在手中的，是赖朝。现在大家明白了“草木皆惧的镰仓殿”的威力了吧。

那赖朝是不是就满足于这样，不出手干涉朝廷了呢？并非如此。他强行改革京都体制，把对自己不利的人拉下马，只有顺着他的人才被安置到朝廷中去。文治元年（1185）十二月，他向法皇上奏了以下要求：

第一，将右大臣兼实、内大臣实定等公卿十人指定为议奏，今后由议奏决定朝政；

第二，给右大臣兼实下达内览的宣旨，而藤原氏的长者可如现今一样由摄政基通担当；

第三，撤销藤原光雅与源雅贤的蔵人头之职，封给藤原光长和源兼忠；

第四，关于知行国的分配，希望将伊予给兼实，越前给实定，丰后给赖朝（另外还有七国，这里省略不列），其中丰后国里有较多和义经串通一气的武士，故应交给赖朝，实行搜捕。

这样的要求还有六条，赖朝提出一共十条要求，还另外指定了十二个人，说这些人全都是和义经有关系的，要剥夺他们的官职。不单如此，很快赖朝又补充说，要求将这十二人中的两人流放。而朝廷这边没有通过的只有最后这个关于流放的要求，别的全部都按照赖朝希望的去办了。

赖朝一方面在全国各地安置了御家人做守护和地头，负责警察和征税；另一方面强硬要求朝廷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人排除在外，只让理解自己意图的公卿去管理朝政。几乎所有武士的官位都不能直接从朝廷受领，必须通过赖朝推荐才行。这样一来，赖朝虽然地处偏僻的镰仓，官位只及从二位，什么官职都没有，却已经把天下大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五年之后，建久元年（1190）十一月，赖朝升为权大纳言，兼右大将，再过了两年，建久三年（1192）七月，赖朝得封征夷大将军。而从赖朝得任右大将之后的建久二年（1191）开始，赖朝的事务所已经准备得有模有样了，其设置如下：

政所　　别当　前因幡守　　大江广元

令　　主计允　　　藤原行政

问注所　执事　中宫大夫属　三善康信

侍所　　别当　左卫门少尉　和田义盛

所司　　梶原景时

政所负责政务，问注所负责司法，侍所负责统领武士。这样的官府体制在建久二年（1191）年初步成形，而赖朝征夷大将军的称呼是在建久三年（1192）得到的，但实质上赖朝掌握天下兵权，称幕府之主，是在文治元年（1185）年末。从此以后，镰仓、室町、江户，幕府体制一直到庆应三年（1867）十月德川庆喜的大政奉还和十二月的王政复古的时候才被完全废止，其间虽然有间断，但几乎持续了近七百年，这一变体政治“幕府”就成立于文治元年（1185）年末。

45 源赖朝（下）

赖朝之死

赖朝为了培养、保存自己的势力，处事谨慎、巧妙。为了将平家赶出京都，他利用了义仲；为了讨伐义仲，又利用了义经；为了将平家全部歼灭，也利用了义经；为了打倒义经，又利用了藤原泰衡。文治五年（1189）闰四月三十日，泰衡剿灭了义经。义经的首级被送到了镰仓。据说人们看到义经的首级都纷纷流泪，湿了衣袖。接下来，赖朝要去攻打泰衡，朝廷没有准许，但赖朝不等敕许下来就决定出兵。但这次已经没有能担当大将军的人了，赖朝就亲自出阵做指挥。在翻越白河的关卡时，赖朝叫来梶原景时的儿子景季说：“此时正值初秋，让人想起了能因法师的歌呀。”

都をば 霞とともに たちしかど

秋風ぞ吹く 白河の関

（春霞起，我离开了京都。来到这白河关，却已经到了秋风阵阵的时节。）

这首能因法师的歌被选入《后拾遗和歌集》，非常有名。赖朝想起的就是这首歌，而景季作了下面这首歌来回应赖朝。

秋風に 草木の露を 払はせて

君が越ゆれば 関守もなし

（秋风吹散草木上的露水。您一越过这关卡，守关人就完成了任务，退回里面去了。）

泰衡战败，回到了平泉，却也没能在那里待太久，就放火烧了宅邸逃走了，最后被自己的家臣给杀了，时年文治五年（1189）九月三日。

正像景季所吟的那样，而今的赖朝所向披靡，无人能挡。接下来，赖朝开始第一次上京。建久元年（1190）十月三日，以畠山重忠为先阵、千叶介常胤为预备队，从镰仓出发，途中在尾张国野间庄郑重祭拜了父亲义朝，十一月七日来到京都，进入在六波罗新建的宅邸。九日，赖朝先拜见了后白河法皇，然后晋谒后鸟羽天皇，得封权大纳言；十一日，参拜石清水八幡宫，在神前彻夜祈祷；后来又得封右大将，几次晋谒后，十二月十四日，踏上了归途。赖朝从京都被流放到伊豆的时候年仅十四岁；如今率精兵上洛、接受恩典时值四十四岁。回顾三十年前的事情，赖朝一定感慨万千吧。

建久六年（1195），赖朝再次上京。奈良东大寺被平重衡烧毁后，终于得以重建，赖朝就是去出席供养仪式的。这次，其妻子和儿子也都同行，旅途轻松。这个时候估计是赖朝最平静的时光吧。三年后，建久九年（1198）十二月二十七日，相模川的桥修建完毕，赖朝前去供养。在回来的路上，赖朝从马上摔了下来，受了重伤，于次年的正治元年（1199）正月十三日离开人世，时年五十三岁。

北条氏的抬头

赖朝在少年的时候就吃尽苦头，度过了二十年的隐忍岁月，再加上天生的性格，他常常考虑得非常长远，习惯小心行事。因为这习惯太根深蒂固，他就会把将来有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尽早铲除，觉得要维护天下的治安，就有必要保证自己地位的安全，所以他打倒了木曾义仲，打倒了义经，打倒了行家，打倒了范赖。平家已灰飞烟灭，在源氏的天下里，没有源氏以外的人能和赖朝竞争。在源氏里都打倒了这么多人，已经不会有谁能和他抗衡。赖朝确信，自己的子孙一定能在没有竞争对手的世界里，作为镰仓之主，掌控天下的兵马大权。他终于安心了。

在赖朝这一代还没有什么大碍，但赖朝一死，形势大变。赖朝信任的重臣一个个被打倒，就连继承赖朝位子的二代将军赖家，做了镰仓之主也不过才五年，建仁三年（1203）秋就被赶到伊豆的修禅寺，次年就被杀害了，时年二十三岁。按照长子继承的原则，此时应是赖家的长子一幡来即位，而这一幡在父亲死去的一年前，就被北条氏烧死了，时年六岁。

现在只剩下赖朝的次子，也就是赖家的弟弟实朝。二代将军赖家被赶走的时候，实朝十二岁。之后的十七年中，他成为镰仓之主，被人们称作将军。可是实朝并没有实力，手中也没有实权。在赖家的那一代里，梶原景时一家都被灭，比企能员的一族也被打倒了。到了实朝这一代，先是畠山重忠，然后是和田义盛的一族被剿灭。在这些人里面，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和田。刚才也说到，和田义盛是侍所的别当，通俗点说就相当于陆军的长官。和田、三浦一族，勇士辈出，在关东武士中威望重大。他倒下之后，接替他成为侍所别当的是北条义时。

北条原本是平氏，时政看到了赖朝的潜力，支持他，还把女儿嫁给了他。时政作为赖朝最信任的亲属，赖朝万事都与其商量。二代将军赖家和三代将军实朝都相当于时政的孙子、义时的外甥，北条本应善待他们，可并非如此。北条逐渐削减源氏的势力，扩大北条的权力。赖朝以来的老将重臣逐渐衰老死去，比企、畠山，特别是和田与三浦被灭亡以后，已经没有人能够干涉北条了。结果，承久元年（1219）正月，实朝在鹤冈八幡宫前被赖家的儿子公晓杀死，而公晓之后不久也被北条派的人斩杀。至此，源氏的嫡系全部断绝。从赖朝掌握天下兵权的文治元年（1185），到实朝被杀的承久元年（1219），大约三十年。平家的骄奢很短暂，但源氏的繁荣也没有持续太久。这是因为赖朝把义经和范赖都打倒了，失去了一切能够成为羽翼或者藩屏来支援自己的势力，这就给了擅长阴谋的北条为所欲为的机会。

赖朝出现的意义

除了前面说的那些，若将源氏三代的三十五年做个总结，他们还有一个重大的功绩。只要有了这一点，就算源氏是只撑了三十五年，赖朝出现的意义依旧巨大。那就是源氏对日本的国体，也就是国家政权有着很高的自觉性，尊重朝廷，把对朝廷的奉公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是无上的喜悦。

在屋岛和坛之浦进攻平家的时候，最担心和平家待在一起的安德天皇的安危，还恳切地指示前方部队一定要把天皇平安无事地迎回来的是赖朝。他给范赖写的信中这样说：“此次公事，实在令人担忧。无论如何，定要小心行事。”还反复地训示说，“此次公事事关重大，定要小心行事。”这里的“公事”指的是天皇，在这里说的就是安德天皇的事情。

文治元年（1185）的夏天，在尾张国有个叫玉井四郎助重的人，本来就是个扰民的蛮横之人，现在违背了敕命，被朝廷召唤过去但他不仅不接受召唤，还诽谤朝廷。听了这件事的详细报告之后，你们想，赖朝是什么反应？“既然违背纶命，就不应再住日域。忽绪关东，则不必来镰仓。马上驱逐！”

“纶命”就是敕命，“日域”就是日本，“忽绪”指不放在眼里。也就是说，既然违背了敕命，就不能再居住在日本，不遵从幕府的指示，就不能来镰仓寻求庇护，即刻出日本国去，这就是宣告要将其赶出日本。这是多么鲜明，多么痛快的裁决。这不只嘴上说教，而是掌握天下大权的人之言。这话一出就会得到执行，违者首级必将不保。所以这事情对人们所造成的影响一定是巨大的。

对待那些对朝廷无礼的人，赖朝下达了如此严厉的判决。而对待朝廷的命令，赖朝恭恭敬敬地接受，就算是再难的事情也在所不辞。文治五年（1189）的春天，朝廷下达命令，要求献上修建内里的费用。赖朝回复“遵旨”，又说道：“常常接旨行事，赖朝绝无推辞之意。只要朝廷需要，不管多少次，赖朝都会遵旨行事。只要力所能及，赖朝都会义不容辞。”

按照规矩，伊势大神宫每二十年就要修建一次。建久二年（1191）春，有地头不交纳相关费用。朝廷方面把消息告知了镰仓，赖朝回答说：“不仅这次的事情，只要是违反朝廷命令的人，都请依法处分，抑或交给赖朝处分。就算是赖朝自身违反，也请教训。更何况是赖朝的家臣，请不必多虑。”

这时，日本国的命运都是赖朝一人承担。天下的人民都仰视、注目着他的思想、信念和一举一动。若他不懂尊重国家的政体，对朝廷傲慢，对伊势大神宫不敬，武士都会效仿他，后果严重。然而赖朝，恭恭敬敬地下跪接受敕命，发誓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是敕命，一定会完成。对待不遵守敕命的武士，赖朝严厉地叱骂说：“离开日本！”这一句话就能安定国家，国家不会有丝毫动摇。这种约束力不仅限于源氏三代，还覆盖了整个镰仓幕府，不仅如此，足利和德川都以赖朝为楷模，不敢越过赖朝。从大局来说，室町幕府和江户幕府都受到了赖朝的指导和约束，而幕府，虽然说是一种变形，但是也没有能改变日本国的本质。可以说，这全靠了赖朝这一句精彩的话。

46 承久的计策
[1] （上）

赖朝死后

日语中有个词叫“判官赑屃”
[2] ，表示对九郎判官义经的同情。日本人纯情，喜欢义经，非常赞赏他的勇猛、慈爱和彬彬有礼。义经的结局是悲剧的，这就让人们对他更加喜爱。弁庆、忠信等义经身边的家臣，没有一个人抛弃义经。静御前在赖朝面前毫不畏惧，唱起思恋义经的歌。义经被杀后，首级送到了镰仓，人们看到后纷纷落泪。这些都记载在幕府的记录中，体现了日本人的纯情和侠气。

比起义经，哥哥赖朝就得不到这样的同情了，也没有人气。赖朝不坦率，也不单纯，不会流下慈爱的眼泪，妒忌心还特别强，把立下大功的义经折磨到底。他对待义仲也是，把他儿子义高作为人质，把自己女儿嫁给义高，后来又把他杀死。赖朝的女儿还因此变得歇斯底里，让赖朝烦恼不已。越看这赖朝，越发现他让人生厌。但是，从全日本国的角度来看的话，赖朝是平定当时的内乱不可或缺的人物。要不是他，没有人能维持得了秩序，保证天下的治安。他对待平家、义仲、义经、范赖是过于残忍了。但是，保元以来，武将们一直横行霸道，为了不让他们为所欲为，赖朝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对于朝廷，赖朝虽然也有越界的地方，但朝廷长期以来萎靡不振，这样下去是没有办法的。赖朝见此，就一方面决定了参加议奏的公卿的人选，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安置了守护和地头。毋庸置疑的是，幕府掌握了政治上的实权这点是不正常的。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除此之外还有他法么？没有。义经是值得敬爱的英雄，与此相比，赖朝是值得佩服的伟大的政治家。能从赖朝身上学到的经验是很多的，后世中最尊敬赖朝的，分析赖朝并且把他当作模范的是德川家康。

但是，要把赖朝评价为伟大的人物，要承认幕府政治是不得已的选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朝廷方面有着正常情况下无法修正的重大缺陷，并且，掌控幕府实权的人是诚心诚意地尊重皇室的，而且幕府还要有能力去维护治安。

赖朝这一代可以说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正治元年（1199），赖朝一死，之后的形势就变了。二代将军赖家即位的时候才十八岁，本来就是个凡夫俗子，和一群庸人一起沉迷于享乐。整个镰仓中还有布告说，就算这群庸人胡作非为，他人也一律不得与之作对。靠着赖家去维持天下的治安是不可能的。很快，梶原一家灭亡，然后越后的城一家作乱，义经的哥哥全成被杀害，比企一家被灭。结果，赖家自己也被幽禁起来，后来被杀了。下一任将军实朝，虽然为人是好的，但没有威严来率领武家。他接替赖家称镰仓之主时才十二岁，平家的余党发起动乱也好，畠山重忠被杀害也好，他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有能力去处理。

皇国中兴

镰仓这边发生了如此重大的问题，刚才提到的三个条件就产生了变化。与此同时，京都这边发生了更大的变动。先来看建永元年（1206）九月的追捕强盗事件。建永元年，实朝十五岁。这时在京都有一个叫交野八郎的强盗头子，横行霸道。后鸟羽天皇这时已经让位给了土御门天皇，做了上皇，时年三十岁。上皇命令御所警卫的武士包围强盗的根据地今津，自己亲自前去巡查。而交野八郎这人是位好汉，面对四面围剿，丝毫不惧。武士们根本没办法抓住他。上皇就亲自在船上用船桨指挥，八郎马上落网了。人们问他：“怎么就被抓到了？”“我不惧怕武士，但是看到上皇将那沉重的船桨，像扇子一样用单手挥舞和指挥，我就怯了。”上皇听了，说“这家伙能派上用场”，就把他收作“中间”
[3] 了。这种豪迈的态度，赖家是没有的，实朝也很难有。征夷大将军做不到的事情，后鸟羽上皇却做到了。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必要任命征夷大将军，幕府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在长达数百年的文弱之后，朝廷找回了勇武的精神。后鸟羽上皇捉拿强盗，是建永元年的事情。在此两年前，元久元年（1204），上皇命令公卿游泳渡过宇治川，让他们赤身裸体在平等院前面集合，然后让他们骑上没有鞍的马。上皇不仅让他们练习游泳，还让他们到山中狩鹿，鼓励练习箭术，举行流镝马，并且下令制作刀剑，分给大家。

上皇对武道都如此历练和奖励，更不用说专研学问了。上皇研究朝廷兴盛之时的仪式和章典制度，下令进行讨论和练习，还亲自著述，这就是上、下两卷的《世俗浅深秘抄》，该书记录了朝廷的礼仪法式，并对其进行批判。批判的依据就是延喜、天历年间醍醐、村上两位天皇的日记。这样看来，后鸟羽上皇抱着想回到延喜、天历时代的希望。为了实现这理想，上皇自身专研文武两道，还让公卿们也去研究、锻炼。朝廷怀着崇高的理想，制订了雄伟的计划，为了恢复国家体制的健全而努力，公卿们刻苦磨炼文武两道。如此一来，幕府也就毫无用处了，何止无用，还有害。

继承了后鸟羽上皇的精神，最热心协助实现皇国日本的中兴的是顺德天皇。其父鸟羽上皇作了《世俗浅深秘抄》，顺德天皇就写了《禁秘抄》。禁秘抄的“禁”，指的是禁里，禁中的禁，也就是宫中的意思。这书记录了宫中的规矩，从天皇的日常生活开始，根据以前的传统和正式标准，对侍奉天皇的人的心得进行点评。这书的开头写道：

凡禁中作法，先神事，后他事，旦暮敬神之睿虑无懈怠。白地以神宫并内侍所方不为御迹。万物随出来，必先置台盘所棚。召女官被奉。

也就是说，在宫中，要以神事优先，先完成神事，再进行别的事情。即便是片刻，天皇也不会把脚对着伊势大神宫以及内侍所的方位，并且，若有进贡品，先供奉到内侍所。可见天皇对神灵如此敬重。外国的帝王中有不少靠着武力去征服各方，不可一世地傲视一切。这和日本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

后鸟羽上皇要中兴皇国，顺德天皇对此表示同感，愿意协力。而大臣们呢？朝廷的重臣大多都同意，愿意辅佐。权大纳言藤原忠信、中纳言藤原光亲、权中纳言藤原宗行、权中纳言源有雅、参议藤原范茂，这些都是主要的人物。另外还有内大臣源通光、权大纳言源定通、权中纳言源通方等人，众人齐心协力。

将军实朝

朝廷这方，上皇、天皇、公卿重臣都在磨炼文武两道，向着皇国中兴迈进，其理想和精神都广为传播。武士藤原秀康和僧侣法印尊长都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得到了上皇最大的信任。人们向各方寻求志同道合的人，连关东的武士都受到了召唤。

连镰仓武士都受到召唤的话，没有理由不想到将军实朝。第一，实朝可是怒斥“违背敕命的人，滚出日本”的赖朝的儿子。第二，实朝是《万叶集》的忠实读者。《万叶集》讴歌日本的国体，诉说其历史，充满尊崇天皇、为敕命舍身奉公的忠烈精神。实朝爱读《万叶集》，不知不觉自己作的和歌的风格也变得跟《万叶集》相近了。

世の中は つねにもがもなこぐ

あまの小舟の つなで悲しも

（愿这世间永远不要改变。看着划到岸边的小舟，被船绳牵了过去，心中不禁一动。）

やらの崎 月影寒し 沖つ島

鴨といふ舟 浮寝すらしも

（月色寒凉，照着也良崎。鸭，如小舟一般，在水面漂浮着睡。）

这两首都是万叶的风格。特别是下面这首，是非常精彩的万叶调。

大海の 磯もとどろに 寄する波

われて砕けて 裂けて散るかも

（猛烈的海浪拍打着海岸边的岩石，发出阵阵轰鸣。大浪裂了，碎了，四处溅落。）

还有下面这几首：

箱根路を わが越えくれば 伊豆の海や

沖の小島に 波の寄る見ゆ

（我翻越过箱根的山路，就看到伊豆的海，白浪拍打着海上的小岛。）

物云はぬ 四方のけだもの すらだにも

あはれなるかな 親の子を思ふ

（就连在不能开口说话的野兽的世界里，父母也会爱护自己的子女，真是深铭肺腑。）

時により 過ぐれば民の なげきなり

八大龍王 雨やめ給へ

（时节不同，程度太过，百姓就会悲叹。八大龙王啊！请停了雨吧！）

もののふの 矢並つくろふ 籠手の上に

あられたばしる 那須の篠原

（在那须的筱原上，武士们整理着箭束。冰雹猛烈地打在护臂具上，四处溅开。）

这几首和歌就已经不是模仿《万叶集》的风格了，实朝自己就已经化身为了万叶诗人。实朝是如此热爱和熟悉《万叶集》。“海行かば、水漬く屍、山行かば草むす屍”（战死在海上，尸体就会被海水淹过；战死在山中，尸体就会被草覆盖），“今日よりは、かへりみなくて、大君の、しこの御楯と出で立つわれは”（从今日起，我义无反顾，为了保卫大君
[4] 踏上征途）这样的万叶精神，怎么会不深深打动实朝呢？

更巧的是，实朝的夫人是藤原忠信的妹妹，而忠信的伯母就是后鸟羽上皇的母亲七条院。虽然这样简略地表述很失礼，但后鸟羽上皇和忠信就是堂兄弟的关系。那么实朝的夫人，也就相当于后鸟羽上皇的堂妹。与尊崇皇室、赤胆忠心的实朝有着这样的近亲关系，上皇怎能不对他表明要中兴皇国的伟大理想和策划呢？上皇让实朝坚决保密，叮嘱他在万事准备得当，时机到来之前，一定要隐藏在心中，不能泄露给他人。

实朝收到了后鸟羽上皇的密信，被深深打动了，于是作了三首歌。

（一）おほ君の 勅をかしこみ ちちわくに

心はわくとも 人に云はめやも

上皇在心中叮嘱实朝千万不要泄露给他人，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实朝一个人苦思冥想，不知道如何是好。心中有疑惑，有烦恼，但绝对不能和别人商量，要将这一切藏在心中。这就是这首歌的大意。

（二）ひんがしの 国にわがをれば 朝日さす

はこやの山の かげとなりにき

“はこやの山”，指的是上皇的御所。上皇的御所照不到阳光，被埋在阴影中，这是因为东面有着幕府，而自己是这幕府的将军，实在是抱歉。这便是歌的大意。

（三）山は裂け 海はあせなむ 世なりとも

君にふたごころ わがあらめやも

这首歌是说，一旦到了废除幕府的时候，就会引起巨大的动乱吧，就算海沸山裂，大战爆发，自己也会对朝廷绝对忠诚，绝无二心。

连将军实朝都同意协助了，那么废除幕府、夺回朝廷的实权想必是容易的事情吧？然而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北条氏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切。北条义时不是一个理解日本国体、尊崇皇室的人。幕府还牢牢地掌握着实权，无论实朝怎样劝说幕府把实权还给朝廷，义时都不可能同意。正因为如此，实朝才在歌中吟到心中苦闷，此事会引起海沸山裂。

实朝被杀

这秘密不会传不到北条义时的耳中。他是个擅长谋略的人，一定会仔细地打探世间的动向。一旦被义时知道了的话，实朝的性命怕是会有危险。终于，这危险在承久元年（1219）的正月二十七日来到了。实朝在前一年得任右大臣，被任命为大臣的人必须到宫中行礼，而上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以参拜鹤冈八幡宫来代替了。正月二十七日，实朝出发的时候，大江广元担心实朝，就让他在衣服里面再穿上护腹盔甲，以防万一。但文章博士源仲章说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就拒绝了。实朝把自己的一根头发送给了为自己整理头发的人，说是留作纪念。他望着庭院的梅花，咏歌一首：

出でていなば 主なき宿と なりぬとも

軒端の梅よ 春を忘るな

（我离开后，这里就会变成无主之家吧？就算如此，檐头的梅花啊，请不要忘记即将来到的春天，到那时，尽情绽放吧！）

看这态度，实朝恐怕已经预感到了自己会被杀害的不祥吧。参拜的队列非常盛大，有随从一千骑，而到了八幡宫门前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进去了。这是在夜间的参拜。夜幕降临，开始下雪，积了两尺之厚。必须戴剑陪同的北条义时来到门前的时候，说自己身体不适，就把剑交给了不会武的仲章，回家去了。当结束参拜，实朝正准备退下时，被躲在银杏后面飞身而出的公晓杀害了，时年二十八岁。义时马上派人杀了公晓。公晓是赖家的儿子，他想在实朝死后当将军，而义时没有准许，就把他杀了。之后，左大臣藤原道家的儿子，也就是赖朝妹妹的孙女的孩子，因为有源氏血缘，就被从京都带了过来作为镰仓之主。这人就是后来的赖经，这时是一个才两岁的幼儿。幕府有责任统领兵马，维持天下的治安。这两岁的幼儿能担当起这责任吗？

[1] 关于后鸟羽天皇的倒幕，史学界通常用“承久之乱”来表述，而平泉澄在书中则用了“承久的计策”来形容，可见其对天皇的强烈崇敬之心，这也是其皇国史观的体现。——译者注

[2] 判官贔屓（はんがんびいき），“贔屓”指支援某人。——译者注

[3] 中間（ちゅうげん），在中世指侍奉贵族或者寺院僧人等的下人。——译者注

[4] 指一国之君。——译者注

47 承久的计策（下）

承久之乱

日本国中兴之大计，只要将军实朝还活着，就有希望顺利地进展下去。而今，实朝被杀，源氏灭亡，北条氏名副其实地成为镰仓幕府的中心，就已经完全没有希望能通过商谈来解决了。事到如今，朝廷觉得只能靠武力解决了。而出现在朝廷面前的是代表镰仓来守卫京都的两个人。一个是大江亲广，这是广元的儿子。他被朝廷召唤，心怀感激，就来投靠朝廷一方。还有一人是佐藤光季，他的妹妹是北条义时的后妻，是不可能加入官军的。于是，承久三年（1222）五月十五日，官军一举讨伐了光季。光季的家臣中有很多人看见形势不妙就逃走了，有二十七人还有廉耻之心，就和主人一同奋战到底。光季的儿子寿王，十四岁，是年刚刚元服，称作光纲。父亲让他回镰仓，他拒绝了，和父亲一同战死。

在讨伐佐藤光季的前一天，朝廷逮捕了西园寺父子，将他们囚禁在宫中。父亲大纳言公经的夫人，也就是儿子权中纳言的母亲，和镰仓有血缘关系，与幕府走得近。西园寺家里马上派人向镰仓告急。

五月十九日的正午，光季的使者到达镰仓，一个小时后，西园寺家的使者也来了。镰仓大乱，而只有一人丝毫不慌，这就是北条义时。他说：“我早就知道了。”义时的姐姐，二位尼政子，是赖朝的遗孀，实朝的母亲。在这个人的面前，每个武士都要臣服。二位尼把关东将士召到竹薕前，对他们说：“你们都听好了。你们今日的收入也好，官位也好，不都是因为赖朝公才得到的么？这恩情比山高，比海深。你们是忘记这恩情，前往京中加入官军，还是记住赖朝公的恩情，为镰仓奋战？明确态度，在这里报上来！”

在场的大名小名，听了这话都泪流满面，发誓要向镰仓尽忠。他们都没有什么学问，不能理解大义，只能感知和自己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恩情。

从镰仓攻向京都的军队分成三路。东海道军，北条泰时担任大将，带兵十万。东山道军，武田信光担任大将，带兵五万。北陆道军，北条朝时担任大将，领兵四万。三路军共十九万骑兵，二十五日的早上之前，全部出发。不愧是镰仓武士，精神饱满，行动迅速。与其对比起来，官军的行动并不敏捷。听闻关东的军队已经进入远江，官军才从京都出发。两军的决战之地，就成了木曾川。官军看紧了七处渡过木曾川之地。关东军这边，东海道和东山道的兵会合成为一路，逼近木曾川。从大井户的渡口开始，官军的防线破裂，贼军来到了木曾川的右岸。守卫下游的官军腹背受敌，慌慌张张地退回了京中。但是，其中令人瞩目的是镜右卫门尉久纲，他把自己的名字用黑字大大地写在旗上，立在岸边，英勇奋战身亡。还必须一提的是山田次郎重忠，他看到己方大势已去也依旧坚持奋战，这种毅然的态度，就算千年之后也依旧会激励人们。重忠带着区区九十骑人马，停在川边，等待敌人。几万贼军出现在了对岸，看到这景象，心生怀疑。

“你们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自己人”。

“自己人？是谁？”

“其实是敌人。”

“敌人的话，又是谁？”

“尾张国的住人，山田次郎重忠”。

敌军恼羞成怒，一度要过河进攻。山田从对岸拼命放箭，把过来的人都斩杀了，后来收兵退去。

第二条战线，自然就选在了势多和宇治。山田次郎重忠防守势多，用油纸伞指挥作战。这防守虽然坚固，但战斗开始从宇治那边败退下来。当时下着很大的雷雨，河水涨了一尺三丈，很多士兵都淹死了。然而贼军没有退缩，最终还是渡过了宇治川。胜负已分晓。官军一方的大将藤原朝俊英勇牺牲，山田重忠和三浦胤义都战死了。北条泰时进入京都，开始处理战后工作。参议藤原信能被送到美浓斩首，中纳言藤原光亲在骏河被斩。权中纳言藤原宗行在被护送的途中，在远江国菊川过宿。他在旅馆的柱子上写道：“普南阳县菊水，汲下流而延龄。今东海道菊河，宿西岸而失命。”

四天后，宗行在骏河被斩首。还有参议藤原范茂，他在相模国的早河投河自尽了。权中纳言源有雅被斩于甲斐。只有权大纳言藤原忠信被送到了远江，靠着其妹妹是将军实朝的夫人这层关系，关键时刻得救一命，被流放到了越后。除此之外，被逐出朝廷的公卿达十多人。

就这样，北条泰时斩杀了官军的将士，还斩杀了公卿，然而他并不满足。他请求仲恭天皇让位给后崛河天皇，把后鸟羽上皇流放到隐岐，把顺德上皇流放到佐渡。而土御门天皇则自己前往土佐，然后去了阿波。

后鸟羽上皇

后鸟羽上皇被流放到隐岐的时候四十二岁。刚到达岛上的时候，他作了一首和歌。

ながらへて たとへば末に 帰るとも

憂きはこの世の 都なりけり

（吾能否继续活下去，再回到京都？在这世上，即便是京都也尽是令人悲伤之事。）

上皇在想，几年后应该能回到京中吧。可是这泰时的心肠如铁一般冰冷，他坚决不允许让上皇回到京都。上皇在隐岐岛上度过了十九年，最后在岛上过世了，享年六十岁。下面选几首上皇在这十九年中作的歌。

我こそは 新島守よ 隠岐の海の

荒き浪風 心して吹け

（我才是这岛上的新守护者。狂暴的隐岐海风啊，你可要好好考虑再刮。）

百千鳥 囀る空は かはらねど

我身の春は あらたまりつつ

（小鸟们依旧在天空中鸣啭。而我要迎接的这春天，却和至今为止的都不一样。）

古里を しのぶの軒に 風過ぎて

苔のたもとに にほふ橘

（沉浸在对京都的怀念中，风吹过骨碎补丛生的屋檐，撩动粗劣的僧衣袖，仿佛要撩起人的怀旧之情，飘来阵阵柑橘的清香。）

問はるるも うれしくも無し 此の海を

渡らぬ人の なけの情は

（收到问候的来信，却一点也不愉快。不愿渡海来到这隐岐的人，毫无真意。）

土御门上皇在四国度过了十一年，在阿波过世，享年三十七岁。顺德上皇在前往佐渡的时候是二十五岁，在岛上度过了二十二年，过世时四十六岁。他们的歌中都是泪水。

人ならぬ 岩木も更に 悲しきは

三つの小島の 秋の夕暮

（就连没有生命的岩石和树木，看到这秋日的美豆小岛的黄昏，都愈发哀伤。）

かこつべき 野原の露の 虫の音も

我れより弱き 秋の夕ぐれ

（秋日的黄昏，原野沾满露水。草丛中虫鸣的阵阵恨意，亦不及我。）

むすびあへぬ 春の夢路の ほどなきに

いくたび花の 咲きて散るらむ

（期盼回到京都的梦终究没有实现。春日里的樱花，开了又散去。）

后鸟羽上皇在前往隐岐的悲惨路途中，陪伴他的人里面有和气长成和藤原能茂。长成既是忠臣和气清麻吕的子孙，也是一名医生，有这样的人陪伴，上皇一定感到很安心吧。在上皇驾崩后，左卫门尉能茂把他的骨头放入白木的箱子中，小心翼翼地挂在自己脖子上，回到京都。他是官军的大将能登守秀康的外甥，来到岛上时是十七岁的青年。后来，他将上皇的尸骨埋在大原，侍奉安置在水无濑的上皇肖像度过了一生。他的子子孙孙都继承了他的意志，在水无濑的神宫中侍奉了长达六百五十年，直到明治的时候。

顺德上皇前往佐渡的时候，陪伴他的人里面有一人是藤原康光，一人是盛实，还有一人是和气有贞。有贞是和气清麻吕的子孙。

承久元年（1219）的实朝和承久三年（1221）的三位上皇的结局都如此令人痛心。说起征夷大将军，会给人一种严厉的感觉，而其实实朝是温和、重情义的人。他作的歌能充分体现他的心态。

いとほしや 見るに涙も とどまらず

親もなき子の 母をたづぬる

（太可怜了。看在眼中，泪无法停止。无亲无故的孩子，在找寻着他母亲。）

这是他看到孤儿时作的歌。

道遠し 腰は二重に かがまれり

杖にすがりて ここまでも来る

（来到这儿的路如此遥远。腰都弯成了两段，撑着拐杖，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

さりともと 思ふ物から 日を経ては

次第々々に 弱る悲しき

（就算如此，也觉得还硬朗。可时光流逝，还是逐渐衰老了。好伤感啊。）

这是他看到九十多岁的老人起居不便时作的歌。如此温柔的重情之人，却遭遇到了那样悲惨的下场。

后鸟羽上皇作的歌中，最重要的是下面这首。

奥山の おどろが下も ふみわけて

道ある世ぞと 人に知らせん

“おどろ”指的是有刺的荆棘。上皇说，现今的日本，尽管荒凉不已，荆棘重生，看似没有出路，但只要踏过这荆棘，治理这乱世，就能让世人知晓，日本这个国家直到今日也是端正的有道义和道德的国家。然而不幸的是，这荆棘如此强硬，想要踏过去的上皇，一定把脚弄伤了。

北条氏的残忍

就这样，北条义时、泰时父子践踏了义朝的心，强烈反对上皇的计策。战斗结束后，检非违史后藤基清被捕，北条泰时让基清的儿子左卫门尉基纲将他斩杀。基纲作为儿子，却斩杀了自己的父亲，而下达如此背离人道的命令的是泰时。官军一方的山城守佐佐木广纲的儿子势多伽丸，是约莫十一二岁的少年，被抓到了六波罗去。仁和寺的皇子请求泰时饶过少年一命，泰时答应了。少年的母亲欢喜地带了他回去。路上，偏偏遇到了少年的叔父信纲。信纲对泰时说：“请把那孩子给杀了。留他一命的话对我来说是个麻烦。”泰时就改了之前的裁决，叫回少年，让信纲把他杀了。

战败的人们向四面八方逃命，有许多人逃到了栂尾的山中。山中有个高山寺，住持明惠是个慈悲为怀的人。他将逃命的人们藏匿起来，热心地保护他们。北条的部下知道后，将明惠绑起来押到了六波罗。泰时看到后大吃一惊，亲自解开绳索，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明惠冷静地说：“栂尾山是不允许杀生的，我是侍奉佛祖之人，看到被鹰追逐的鸟，被猎人追捕的兽，都会救其一命。更不用说逃命而来的人了，我不会不救。我确实藏匿了官军的将士，今后也打算保护他们。如果这是不被允许的，请砍下我脑袋吧！”泰时深深地佩服明惠，就让他回到寺院去了。动乱稍微平静后，泰时前往栂尾山，接受明惠的教诲。明惠说：“日本从神武天皇以来，皇统至今连绵不绝。因此，天皇之命，必须遵从。若不愿意遵从，就立刻离开日本，去中国也好，去印度也罢。你灭官军，杀入京中，将上皇们流放到偏远的岛上，杀生无数。这是多大的过错啊！如此罪孽深重，不是轻易就能赎罪的。”

打胜后洋洋得意的泰时听后，自然是被明惠折服，深深低下了头。当时，面对泰时能够如此堂堂正正说教、训斥的人，只有明惠。

以上便是泰时在京都所做的处理。在关东，泰时所下的处分也是非常残忍的。加入官军的三浦胤义，战败后和长子义连、十六岁的次子兼义一起自尽了。而他的三儿子以下的孩子们，在相模由祖母抚养着，一共五人，分别只有十一岁、九岁、七岁、五岁、三岁，泰时把他们全部杀害了。

如此善于阴谋，如此残忍的性格，从时政、义时、泰时、时赖，一直到后面的高时，都是一样的。在幕府里，他们虽只处于执权
[1] 之位，上有将军，但是能随意地任命、驱逐将军，自己牢牢地掌握着实权。那时，想要对时赖说教的是道元。他为此特意从越前的永平寺来到镰仓，想教化时赖。待了半年之后，道元发现时赖心中一点都没有接受，就失望地回到北国去了。

[1] 執權（しっけん），镰仓幕府政所（政务机关之一，主要处理财政与诉讼）的长官。——译者注

48 北条时宗

蒙古帝国

北条时赖的儿子是时宗。在时宗当权的时期，日本遭遇了大难，那就是蒙古的袭来。中国历代的王朝，经常因为北方民族吃了不少苦。秦始皇一统战国，创建了强大的国家，即便如此他也惧怕北方民族，筑了万里长城，驻兵三十万以做防备。秦朝后面的汉朝虽然也是繁荣富强的国家，但也常因北方民族的问题而头疼。这些人在月夜发动袭击，掠取财物，把人捉走做奴隶。他们还耐寒，不惧怕雪天。就连汉高祖也曾被他们的四十万骑兵包围过，九死一生。

此时日本正当镰仓时代，中国是宋朝，而雄霸北方的是蒙古。伟大的成吉思汗（1162—1227）出现时，日本正是源义经活动的时期，具体说来，成吉思汗比义经小三岁。就是他，让蒙古的名声瞬间震惊了全世界。成吉思汗十三岁时丧父，之后亲自出征四方，一辈子歼灭的国家达四十个。他的后继人全都继承了他的志向，到世祖的那代，共征战了七八十年。他们发动一个接一个的战争，一个接一个的侵略，夺取了亚欧大陆的一大半，建立了空前的大帝国，东临朝鲜，南接印度，东至爪哇，西接东欧一带。

世祖即位的时候，北条时赖三十四岁，其子时宗才十岁。世祖每到一处，就收取重税，若有不从，就掠走财物，要么把人杀死，要么抓走做奴隶。在蒙古扩张过程中，在东边，朝鲜是第一个牺牲国。在这之前，朝鲜从高宗时代开始就已经饱受蒙古折磨。试举一例。高宗十九年，朝鲜接到蒙古的命令，要求进献水濑皮千张，贵族子弟的少年少女各五百人，外加各种技术专家。不管哪个都是让高丽非常头疼的要求，于是高丽向蒙古说明情况，希望能减免一些。谁知蒙古把高丽的使者抓了起来，送到了内地，高丽吓得把首都迁到了江华岛。据说高宗四十一年（日本建长六年，1254）的一年间，被蒙古生擒的高丽男女达到了二十万六千八百多人，而被杀害的则不计其数。

后来，蒙古改变方针，不去折磨朝鲜了，把它拉进自己阵营，当作进攻日本的前锋部队。文永五年（1268），蒙古的使者到达九州的太宰府，送来国书。国书上说：“如今，世界万国皆成蒙古属国。高丽起初虽抵抗，但耗尽力气，终也臣服。日本是小国，尽早归顺为上。”
[1] 也就是说要日本成为蒙古的属国，交出人质，进贡物品。国书最后还说：“比起用兵，哪个是贵国所望？请王自行定夺。”就是说：“是投降还是打仗，由你们选。”当时北条时宗十八岁，马上向朝廷上奏此事。朝廷决定，对蒙古国这样无礼的国书不予回复。时宗向全国的御家人通告此事，让他们做好决战的准备。

文永六年（1269），蒙古再次派来使者。据说，这一次日本也卑躬屈膝地给予了回复。贺茂的正传寺住持慧安感慨道：“听闻蒙古计划先攻下高丽，再拿下日本，然后联合这两国兵力，进攻宋朝和印度。如今蒙古和高丽，两国的服装相同，而且是高丽人作为蒙古的使者带来国书。如此看来，传闻是真。计划一定是如期进行中。”慧安还祈祷着：“希望尽早拒绝蒙古使者的要求，维护神国日本的威严。”

这时，朝廷确实打算回复蒙古。回复的草案是菅原道真的子孙菅原长成所写，文章非常出色，充满威严：“蒙古一国，至今闻所未闻，也毫无交情。因此，没有利害关系，也没有感情纠葛。却如此突然要求用武力来达到要求，实在是太无礼。日本乃神国，既不以智相争，也不以武相斗。请斟酌。”
[2] 长成把这样的文意用非常好的文笔写了出来，绝不是慧安担心的那种卑微的态度。然而，朝廷把这将交予蒙古的回复给了幕府过目。时宗对蒙古的无礼非常愤慨，说：“要给如此无礼的使者回复，实在是不值得。对用武力作为威胁的人，就用武力去回复吧。”然后就把回复截下了。

元兵袭来

文永八年（1271），蒙古改国号为元。据古书记载：“元的全盛时期，向其进贡的属国达一千多个。全世界都已向它屈服。”定国号为“元”，也是“一统全世界的国家”之意。这时，北条时宗二十一岁，他一直都注意海外的动向，故对元的势力、目的、行动了如指掌。

文永十一年（1274）十月，元的大军袭来。元军兵力合一万五千，再加上高丽的八千兵力。他们分乘九百多艘战舰，先攻打了对马。守护代宗资国率八十骑兵英勇奋战，一家全部灭亡。敌人进一步攻到壹岐，守护代平景隆率百骑迎战，翌日全败，景隆自尽。敌军终于在九州登陆。少贰、大友、岛津、臼杵、松浦、菊池、原田等诸家英勇奋战防备，但因元兵的武器和战术和日本都大不相同，所以并非易事。然而，激战中的二十日夜晚，来了场狂风暴雨，敌人的战舰都被破坏，沉入海底。溺死者达一万三千五百人，生存者全都逃回去了。

建治元年（1275），元朝又派来使者。时宗怒斥其无礼，将其斩杀，进一步加紧国防。

弘安四年（1281）五月，元朝大军再次袭来。这次分为两路进攻。第一军从朝鲜攻来，兵数四万。第二军从扬子江那边攻来，兵数十万。两军竞相朝九州进发。而日军吸取了文永十一年的经验，采取不让敌人登陆的方针，在海岸一带建起石筑地，以此为据点，打算在起浪之际，将敌军打败。敌军无法上岸，无奈只能把船连接起来，浮在海上。七月三十一日夜晚到闰七月一日的早晨间，刮起了暴风，卷起了大浪。海上的舰船有一大半都覆灭了，大批兵士溺死。逃过一劫登上各个岛的人，也被日军打得全军覆没。有个叫范文虎的第二军司令官，《元史》中有关于这个人的传记：“文虎也落入海中，在海上漂浮了一昼夜，幸亏趴在一块船板上得以存活。但十多万兵士被日本军杀死，活着逃回来的只有三人。”
[3] 文永、弘安两次战斗，都有暴风出现帮助日本。但话说回来，也是因为日军英勇战斗，不让敌人轻易登陆，敌兵无奈只能留在船上，才会被暴风吹翻船。在各家的记录上都可以看到在弘安四年大风之后的那场惨烈的扫荡战。少贰、大友、岛津、秋月、菊池、竹崎、河野，大矢野等将士都立下了战功。

经历两次失败后，元朝终于放弃了侵略日本的念头。亚欧两大陆，也就是当时的全世界，不管去到哪里，元都是战无不胜。唯独对日本，元无能为力。这得利于日本四面环海的地利，而且将士们不畏大军、英勇奋战、歼灭敌人的功绩也是巨大的。但最根本的还是朝廷和幕府毅然的态度，这是不能忘却的。

朝廷方面，龟山上皇在伊势大神宫祈祷，愿以身承受国难。对此，《增镜》有相关记载。通过下面的和歌，可窥见上皇的心境。

世のためも 風をさまれと 思ふかな

花の都の 春のあけぼの

（春日，京中樱花盛开。吾祈愿于黎明，为了吾国安危，愿这狂风平息。）

ゆくすゑも さぞな栄えむ 誓あれば

神の国なる 我が国ぞかし

（吾国定会昌盛，只要诚心起誓。吾国乃神国，神灵必会庇护。）

ちはやぶる 神の定めむ わが国は

うごかじものを あらがねの土

（吾国乃神灵之创，这大地定会永世坚不可摧。）

命にも かへばやとおもふ 心をば

知らでや花の やすく散るらむ

（樱花无意，纷纷散落。它们可知，吾愿献出性命？）

この世には 消ゆべき法の ともし火を

身にかへてこそ 我は照さめ

（世间的道理，如这灯火，将要灭去。吾将用尽余生去照耀。）

世のために 身をば惜しまぬ 心とも

あらぶる神は 照らし見るらむ

（神灵啊，请见证吧！为了这世间，吾将不惜己命。）

把以上和歌，与刚才提到的菅原长成奉命所作给元的回复一对照，就可以发现，朝廷对于国体是多么自信，是多么爱国。

执权时宗

毫无疑问，幕府的中心人物是北条时宗。文永五年（1268），十八岁的时宗就任执权，文永十一年（1274）时是二十四岁，弘安四年（1281）时是三十一岁。他双肩上承担着国防的全部责任，面对翻覆大海般袭来的元朝大军也不动摇，最终将其歼灭。事情过后回过来看，仿佛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实际上时宗当时可是用心良苦。时宗从中国请来德高望重的高僧，指导自己修身养性。在中国，宋被元灭，世间混乱，优秀的人才很乐意接受日本国的邀请，来到日本接受咨询讨教。文永六年（1269），正念来到日本，对时宗这样说：

勿起分别之念。

无须回避。

第一，不要与诸事道别，耍小聪明，自寻烦恼。第二，一步都不要向旁边迈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强敌来袭，都要正面迎接，强硬地对战。时宗听取了这个忠告。观察时宗的脚步可以发现，他丝毫没有要避开大战的迹象。

弘安元年（1278）十二月，时宗看出元兵的二次来袭已近，便派遣两名禅僧到中国，去邀请优秀的人才来日，被选中的是祖元。时宗请求祖元在途中勿要和别人会面，直接来镰仓。祖元答应了。他在中国早已经历过元兵的暴行。元兵袭击了他的寺院，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而他丝毫不惧，心平气和地吟起了诗。诗的下句为：

珍重大元三尺剑，

电光影里斩春风。

据说元兵大吃一惊，郑重地道歉后逃走了。如此出色的人物，被迎到了镰仓。弘安四年（1281），在元兵第二次来袭之前，时宗来向祖元讨教。而祖元对时宗的教诲是：“勿用烦恼。”

“此话怎讲？”时宗问道。

“春末或夏初，博多怕是要有骚乱。无须担心，事情很快就会平复。”祖元说道。

祖元事先就觉察到，弘安四年元兵要袭来。而他教与时宗的，正是和正念一样，要尽力不去“自寻烦恼”。

司令官若是慌了或是怕了，那就无可奈何了。船靠船长，飞机靠机长，幕府靠执权。文永和弘安的两次大国难时，都是时宗担任执权，这是日本国的大幸。北条氏的九代中，从时政到高时，都是不好的人物。唯独时宗一人，国难当头，负起了国防的重责，赎了北条氏一族的罪。回过头看，源氏的长处是尊王和尚武，缺陷是残忍刻薄。把其中的尊王去掉，北条氏身上流传的唯独尚武和残忍的性格。在这北条氏的九代中，对日本国有着大贡献的是时宗。他虽然有弑弟这个缺陷，但他击退了元兵的袭击，不得不说这是巨大的功绩。

[1] 平泉澄在此引用的并非国书原文，可参见《镰仓遗文古文书编》（十三卷九五六四号），全文如下：
蒙古国牒状
上天眷命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
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
况我
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
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
还其疆城、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歓
若父子、计
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
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
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
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
之理哉、至用兵、夫孰所好、
王其图之、不宣、
至元三年八月 日
——译者注

[2] 菅原长成的文章题为《赠蒙古国中书省牒》，可参见《国史大系》第三十卷（“本朝文集”第六十七篇），原文如下：
日本国太政官牒 蒙古国中书省。附高丽国使人牒送。
牒。得太宰府去年九月二十四日解状。去十七日申时。异国船一只。来着对马岛伊那浦。依例令存问来由之处。高丽国使人参来也。仍相副彼国并蒙古国牒。言上如件者。就解状案事情。蒙古之号。于今未闻。尺素无胫初来。寸丹非面仅察。原汉唐以降之踪。观使介往还之道。缅依内外典籍之通义。虽成风俗融化之好礼。外交中絶。骊迁翰转。粤傅郷信。忽请邻睦。当斯节次。不得根究。然而呈上之命。縁底不容。音问纵云雾万里之西巡。心敻忘胡越一体之前言。抑贵国曾无人物之通。本朝何有好恶之便。不顾由绪。欲用凶器。和风再报。疑冰犹厚。圣人之书。释氏之教。以济生为素怀。以夺命为黒业。何称帝德仁义之境。还开民庶杀伤之源乎。凡自天照皇大神耀天统。至日本今皇帝受日嗣。圣明所覃。莫不属左庙右稷之霊。得一无贰之盟。百王之镇护孔昭。四夷之修靖无紊。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智竞。非可以力争。难以一二。乞也思量。左大臣宣。奉敕。彼到着之使。定留于对马岛。此丹青之信。宜傅自高丽国者。今以状牒。牒到准状。故牒。
文永七年正月 日
——译者注

[3] 《元史》中并没有范文虎传。平泉澄此处是综合了《元史》中“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卷二百八，列传九十五），以及《新元史》中“漂流免死者尚数千人，至鹰岛，缮治坏船，欲逃归，皆为日本人所杀。范文虎，李庭等船亦坏，庭抱船板漂抵岸上，以余众由高丽北还”等信息来进行表述的。——译者注

49 后醍醐天皇

天皇之亲政

蒙古自中国北方而起，马踏四方，遇国灭国，遇地便侵略，遇人则掠为奴隶，遇物则占为己有。终进入中国的中央，改国名为元，名副其实要统一全世界。无人能阻挡其前进的脚步，被其灭亡的国家不胜枚举。然而唯独日本，毅然拒绝元的要求，不屈服于它的威胁，漂亮地击退了文永、弘安两次侵略。弘安之役时，元的第二军约有十万人，最终生还三人，这结果震惊世人。同时，这也让日本信心倍增，“吾国乃神国”这样的信念越来越强，人们变得勇气百倍。但若深思日本的国体，却又不得不这样质疑，即朝廷和幕府相对立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果真无碍吗？更不可思议的是，朝廷上是上皇在施行院政，天皇和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都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蒙古在文永、弘安年间的两次侵略，时逢龟山上皇的院政期。天皇是后宇多天皇，龟山上皇的皇子。文永十一年（1274）时天皇八岁，弘安四年（1281）时十五岁。面对巨大的国难，上皇是如何祈祷的，时宗是怎么应对的，将士们是怎样奋战的，关于这些天皇一定非常了解，也深思过。但后宇多天皇的这一代，时运还未成熟，于是他便把一切希望寄托到下一代天皇身上了吧。而这些是从何得知的？后宇多天皇驾崩之时，留下遗命，自称后宇多天皇。

当时，人们心目中日本的黄金时代是延喜、天历年间，也就是醍醐天皇、村上天皇的时代。村上天皇是醍醐天皇的儿子，而醍醐天皇则是宇多天皇的儿子。如今，天皇自称后宇多天皇，就是希望、期待自己的儿子成为后醍醐天皇，孙子成为后村上天皇的表现。若要实现此愿望，在后醍醐天皇的时代就必须停止院政，实行天皇亲政，设立记录所整理庄园，还必须废除幕府。

文保二年（1318）二月，后醍醐天皇即位，其父后宇多天皇施行了一段时间的院政，到了第四年的元享元年（1321）十二月，后宇多上皇停止院政，恢复了天皇的亲政。同月，朝廷里设立了记录所。两百五十年前，后三条天皇想要实行却未能实现的改革，从此由后醍醐天皇来实行。

世间很快传遍了后醍醐天皇欲实行政治改革，让国家回到正常的状态的消息。人们欢呼雀跃，满怀希望。此事从《元享释书》中可见一斑。《元享释书》是师炼的著作，他是一名出色的学者。他在三十三岁的时候，向从中国来的高僧一宁讨教问题。一宁逐一回答之后，说：“现在我自己也想提问。”于是问师炼日本的名僧有哪些，而师炼却没能很好地回答。一宁见此，说道：“你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些外国的事情很了解，却对自己的国家一无所知，这不是忘本吗？”于是，师炼觉察到自己的学问和着眼点是不正确的。从那以后，他研究日本佛教史十六年，终在元享二年（1322）的秋天完成了伟大的《元享释书》共三十卷，献给朝廷。上表文中写道：“当今圣上的出现，让日本国得以中兴，回到了延喜和天历的盛世。国民感激不尽。”

在后醍醐天皇为了日本国的中兴前进的时候，是哪些人物辅佐朝廷呢？来看看正中元年（1324），天皇三十七岁时的情况：

大纳言　　北畠亲房　三十二岁

中纳言　　藤原师贤　二十四岁

权中纳言　日野资朝　三十五岁

少纳言　　源具行　　三十六岁

参议　　　藤原藤房　三十岁

蔵人头　　平成辅　　三十四岁

这些都是学问深厚、见多识广，且有勇气的名臣。另外，日野俊基尽管出身低微，却深得天皇信任，被提拔为蔵人。他侍奉在天皇身边，掌管机密。

正中之变

就这样，天皇招纳贤士，一方面奖励钻研学问有修养的人，另一方面召唤志同道合的人，拓宽道路。资朝和俊基化身为在山中修行之人，周游诸国，网罗勤王之士。这是因为一旦到了中兴日本之时，首先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倒幕。而倒幕之事须万分小心，秘密行事，不能公然成立参谋本部，于是就借研究学问之名集合商议此事。当时非常有名的学者玄惠法印是讲师，用韩退之的文集作教本，志同道合的人们就以听讲义为名聚集在一起。讲义听着听着，气氛融洽了，大家就商量战略，这被称作“无礼讲”。

不幸的是，同志中有一名懦弱的武士，把这件事跟自己妻子说漏嘴了。这妻子很担忧，就跟娘家的父亲商量。而这位父亲是幕府的官员，听说这事情之后忍无可忍，就跟镰仓幕府汇报了。正中元年（1324）九月十九日清晨，六波罗的军队分成两路，进攻了参加无礼讲的武士土岐和多治见。两人猝不及防，但仍沉着应战，奋勇杀敌，一家主仆，全部战死。被曝光名字的武士是这战死的二位，而公卿中被曝光姓名的有资朝和俊基。幕府将二人召唤到镰仓。资朝是个堂堂男子汉，斩钉截铁地说这全部都是他一个人的计划，除了土岐和多治见之外没有同伴，于是他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责任，被流放到了佐渡。多亏这样，其他的公卿和武士都得救了，连俊基也被释放，回到了京都。

元弘之变

天皇近侍中还有俊基，武士中还有足助，这对实行今后的计划非常有益。至今为止的计划都是以资朝为中心进行的，此后改由俊基来推进。大塔宫（即护良亲王）和妙法院宫宗良亲王入住比叡山，相继成为天台座主，统率一山，后醍醐天皇也去行幸。奈良方面，天皇到春日社、东大寺和兴福寺行幸，将他们拉入自己阵营。天皇把这些势力和诸国的勤王将士召集起来，以打倒幕府。然而在计划渐渐进行的时候，幕府觉察到了这一切。元弘元年（1331）五月，幕府逮捕了俊基，将其押送至镰仓。关于这段自古有名的历史，《太平记》里面有记载：“七月十一日，再次被逮捕至六波罗，送至关东。法令中已规定，再犯不会得赦免，不管如何辩解也不会得到原谅了吧。或在半路丧命，或在镰仓被斩，想必不离此二。俊基带着必死的觉悟离开京都去镰仓。”接下来是首七五调
[1] 的诗：

落花の雪に 踏み迷ふ

片野の春の 桜狩

紅葉の錦を 着て帰る

嵐の山の 秋の暮

一夜を明かす ほどだにも

旅寝となれば ものうきに

恩愛の契り 浅からぬ

我が故郷の 妻子をば

行衛も知らず 思ひ置き

年久しくも 住み馴れし

九重の 帝都をば

今を限りと かへりみて

思はぬ旅に 出で給ふ

心の中ぞ あはれなる

（迷步落花雪，觅樱片野春。身披红叶归，岚山入秋暮。夜若寝客舍，一宿亦难捱。况今离花都，难舍妻与子。犹恋故乡情，忧愁满胸膛。）

中略。

時雨もいたく 森山の

木下露に 袖ぬれて

風に露散る 篠原や

篠分くる道を 過ぎ行けば

鏡の山は ありとても

涙に曇りて 見えわかず

物を思へば 夜の間にも

老蘇の森の 下草に

駒をとどめて かへりみる

故郷を雲や 隔つらん

番馬、醒井 柏原

不破の関屋は 荒れ果てて

猶漏るものは 秋の雨の

いつか我身の 尾張なる

熱田の八剣 伏し拝み

潮干に今や 鳴海潟

傾く月に 道見えて

明けぬ暮ぬと 行く道の

末はいづくと 遠江

浜名の橋の 夕潮に

引く人もなき 捨小舟

沈みはてぬる 身にしあれば

誰か哀れと 夕暮の

晩鐘鳴れば 今はとて

池田の宿に 着き給ふ

（阵雨淋漓降青山，树下雨露湿衣袖。筱原风吹散露珠，小径蜿蜒过竹林。镜山耸立现眼前，泪眼蒙眬浑不见。夜深堵物思故乡，老苏林中生从草。勒马不前蓦回首，云雾缭绕隔故乡。番马醒井柏原去，不破关屋已荒芜。唯漏秋雨伴我身，静思吾命何时已。尾张热田拜八剑，潮汐退却鸣海泄。月光皎皎照路明，日明入暮问前路。远江滨名日落桥，夕潮扁舟系无人。吾身若似此舟沉。心伤哀泣有人无，晚钟沉沉及池田。）

后文比较长，这里就省略了。往返于京都和镰仓之间的人不计其数，而《太平记》却特别地花了很多笔墨描述俊基的东下，还作了凄美的诗句来描述俊基的路途。这是出于对必死的俊基朝臣的赴死之旅的深深同情吧。俊基离开京都是七月十一日，于当月二十六日到达镰仓，然后就被斩杀了。

之前，倒幕计划的中心人物是资朝，而正中元年他被流放到佐渡之后，接替他的中心位置的是俊基。而俊基落到镰仓那边之后，计划就由权中纳言源具行（北畠）来负责。具行当时四十二岁，他领兵攻向六波罗的时候，在元弘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的夜晚，接到密告说，幕府的军队要攻入宫中。而朝廷还没做好应对的准备，他马上决定让天皇移驾到奈良，让大纳言师贤假装行幸的样子前往比叡山，混淆贼兵的耳目，同时又把比叡山拉入自己阵营。后来师贤认为奈良仍不安全，又让天皇前往和束的鹫峰山，可此处也有诸多不便，就决定让其转移到笠置寺去。笠置山地势天险，可作为天然的城郭，非常适合打防御战。

六波罗得知此事后，兵分四路，从四面围攻笠置寺。官军奋勇迎战，特别是三河国的住人足助重范的强弓震慑了贼军。镰仓的北条高时听说之后，就加派了关东的大批部队。若是等待这关东的大部队来支援的话，现在进攻中的六波罗军队就没有脸面了，于是他们一急之下火攻笠置寺。整座山都被烟雾包围，官军也终于败下阵来。

移驾隐岐

后醍醐天皇在藤房、季房兄弟的陪同下小心翼翼地逃出了笠置山，想前往河内的赤坂。但是贼军的搜索非常严密，他们只能在夜里赶路。《太平记》里有和歌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风吹过松树梢，陛下便问可是要下雨了。进入丛林后，殿下被树下的露水湿了衣袖。陛下见此，说：

さしてゆく 笠置の山を 出でしより

あめが下には かくれがも無し

（披着斗笠，出了这笠置山后，这天下已经没有可以避雨之地了。）

藤房卿听后，回应陛下：

いかにせん 憑む陰とて 立ちよれば

なほ袖ぬらす 松の下露

（这可如何是好。以为是能避雨的树荫，来到后却被树下的露水湿了衣袖，泪满襟。）

贼军最终还是发现了天皇一行，把天皇送到了京都。次年春天，天皇被流放到遥远的隐岐。京中的人们都哭泣着送行，依依不舍。

连天皇都被流放到隐岐，可见幕府处置的严厉程度。日野资朝早在九年前就被软禁在佐渡，元弘二年（1332）夏天，北条高时下令让守护本间山城入道将资朝斩杀。当时资朝的儿子阿新丸才十三岁，听说父亲临危，无论如何都想见一面，就来到佐渡，但是守护不允许他们见面。之后，父亲被斩杀，阿新丸满心怒火，要杀了守护，却未能成功，于是就将斩杀了父亲的刽子手本间三郎杀死，穿过竹林越过山沟，在山中修行者的帮助下回到了京都。

日野俊基在镰仓被斩，北畠具行在近江的柏原被斩，平成辅在伊豆被斩。深得天皇信任的花山院师贤被流放到下总，不久就去世了。藤房和其弟弟季房分别被流放到常陆和下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被判了死刑或者流放。

后醍醐天皇亲政十一年，为了让日本国回到正常的状态，费劲苦心，不懈努力，却换来这样令人痛心的结果。天皇前往在此一百年前后鸟羽上皇被流放的隐岐，怀着同样的志向与悲叹。而《太平记》在记录了这段天皇移驾隐岐的故事之后感慨道：

今年到底是什么样的年啊？百官无罪，却被流放到他乡，在那遥望着明月流泪。天子退位，被异乡的风吹得烦恼。开天辟地以来，从没听说过如此不可思议之事。天上的日月光辉都要黯然失色，无情的草木也为圣上被流放而伤悲，忘却了要开花。

[1] 七五調（しちごちょう），反复以七音节、五音节构成格律的句式。——译者注

50 楠木正成

护良亲王

后醍醐天皇被流放到了隐岐，资朝、俊基、具行等人被杀，师贤、藤房等人也被判流放，日本国中兴的大计似乎已经没有希望了。万幸的是，有两位伟大的人物还活着，他们完成了回天之伟业，他们就是大塔宫护良亲王和楠木正成。

护良亲王是后醍醐天皇的皇子中最年长的。元弘元年（1331），他还在比叡山指挥僧兵，因局势有变，便下山，暂时藏身在奈良的般若寺。贼兵听到风声后，派了五百多骑兵包围寺院，进行搜索。亲王从装了大般若经的三个唐柜中的一个中搬出一半经书，自己爬了进去，故意不盖上盖子，让经书盖在自己身上。贼兵们搜遍了寺院，最后说：“把经柜打开看看！”于是，搜了那两个盖了盖子的柜子，觉得不盖盖子的就用不着去看了，便暂且离开了。亲王为防万一，就转移到了盖着盖子的柜子中。而贼兵折了回来，说“不查一次打开的柜子实在不放心”，就搜查了一次。“还以为里面有大塔宫，没想到是大唐的玄奘三藏！”贼兵们一边开玩笑一边撤离了。

脱离险境之后，亲王赶往熊野。有九人同行，以亲王为首，大家都身着柿色的衣服，背上背箱，扮作山中修行者，平安无事地到达了熊野。众人依旧不安心，就进入十津川，再登上了吉野山。这期间，亲王一行和在隐岐的天皇、河内的楠木正成都保持着联系，向全国发号施令。在天皇被关押在隐岐期间，全国各地的官军几乎都是根据大塔宫的旨令而行动的。如果没有亲王，四面八方的官军怕是都不会行动。然而，能察天下形势，出谋划策，独自迎战幕府大军的是楠木正成。他把幕府军弄得团团转，告诉天下，幕府势力并不可怕，让人们奋起战斗。楠木正成的祖先是橘氏，是出自敏达天皇的名门，这从圣武天皇时的左大臣橘诸兄便可知。然而他们从何时开始立足于河内，世人却不甚了解。后醍醐天皇将正成召到笠置山，问道：“要如何才能平定天下？”

“一统天下之伟业，在于武略和智谋二者。若是以武力迎战，就算结集了日本全国六十余州之兵力，也难胜幕府的武藏、相模两国。若懂得用谋略去战，幕府之武力也只能击碎尖锐的武器，打破坚固的盔甲，他们容易中计，不足以为惧。胜败乃兵家常事，请圣上不要认为是一局定胜负。只要我正成一人还在世，圣运就终将打开。”

正成给出了如此可靠的回答。他回到河内，修建赤坂之城，准备迎接天皇。出人意料的是，笠置很快沦陷了。正赶往笠置的关东大军得知笠置已沦陷，深感遗憾，便直接攻向楠木的赤坂城。然而这城久攻不落，进攻的一方反而一再败北。他们都被正成的谋略惊呆了，决定开始持久战，截断敌军粮道。事发突然，未能充分准备，正成也为难了。他决定暂时出城。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在城中放了火，趁着黑夜，脱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元弘元年（1331）十月末，贼军认为正成一定自杀了，便安心撤兵了。

攻陷吉野山

大家都以为楠木正成已经死了，然而他还活着。元弘二年（1332）十一月，他突然发动进攻，夺回了赤坂城，还击败了贼军。六波罗立刻派出军队进攻。元弘三年（1333）正月十九日早上开始的这场恶战，经过一天一夜，六波罗的军势虽然浩大却遭惨败，回到京都。再次出战的是宇都宫公纲，他面对正成的谋略束手无策，还有几名部下被活捉，宇都宫的名声也遭大挫，只能黯然回京。楠木正成的根据地是金刚山的西面，千早川的溪谷。河川上流是千早城，顺着河川的西北流向，山谷的出口处便是赤坂城。正成就是以这两处为中心，以前后连绵险峭的山脉、深邃的山谷作为天然的城郭。金刚山、吉野山、高野山三山林立，正成手下的人在这之间自由往来，再进一步和全国联络。

六波罗军战败，连在强豪名声远扬的宇都宫都派不上用场。对此，幕府在全国进行大规模征兵，兵分三路，从三方面进攻楠木的城池。第一军从河内正面进攻，阿苏治时担任大将军，军奉行是长崎高真。下面七国属于这一军队：河内、和泉、摄津、美浓、加贺、丹波、淡路。

第二军从大和即从后面进攻。大佛高直担任大将军，工藤高景担任军奉行，而二阶堂贞藤则作为监视随行。下面八国属于这一军队：山城、大和、伊贺、丹后、但马、伯耆、播磨、近江。

第三军从纪伊侧面进攻。名越宗教担任大将军，安东圆光入道任军奉行。从下面十一国调兵：尾张、美作、越前、因幡、备前、备中、备后、纪伊、安艺、阿波、伊予。

上面出动兵力参与三军的国达到了二十六个。在此基础上，在京都作为大番担任警卫的关东武士也被分配到了第二军和第三军，第二军中有新田、里见、丰岛，第三军中有佐贺、江户、和田、濑下等。

大军临行之前，幕府下了非常严厉的军令，即下面五条：

第一，合战必须三军齐进，不可单独行动；

第二，一人负伤时若全族退却，全军便覆没，故即便负伤也不能后退；

第三，禁止掠夺财物；

第四，至今虽命逮捕大塔宫，今后可当场斩杀，事成者，赏近江国的麻生庄；

第五，斩楠木正成者，赏丹后国的船井庄。

元弘三年（1333）二月二十二日，三军开始一齐进攻。吉野山被攻陷，大塔宫转移至高野山。村上义光假扮大塔宫，以自家性命相抵，骗过了贼军耳目。

千早城之战

吉野山一失守，三方大军就集中进攻楠木一人。正成奋战，虽守不住赤坂城，却凭着天险的优势和谋略坚守着千早城，从背面进攻的敌军不管怎么着急，都没办法将其攻下。《太平记》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形，读起来是非常有趣，让人爱不释手。记录了源平合战的《平家物语》和这《太平记》，是日本的少年们都必须要读的作品。试举一例《太平记》里面的千早城攻防战片段。从背面进攻的幕府军认为，在这么狭窄的山上不可能有充足的饮用水水源，楠木一定是在夜里汲取山麓峡谷的水，只要让他不能汲取水，他很快就会因为缺水而困扰。于是幕府军便在山谷的川边扎下阵营，用鹿砦拦着从城下来的出口，在此等候。

楠木正成本是智勇双全的人，在开始建这城池的时候，调查了这山的用水情况，发现五处隐秘的地方，经过这山里的山中修行者会悄悄去汲水，这水滴的量一晚有五石之多。无论多么干旱，这几处水也不会干涸，一般来说让人解渴是没有问题的。但若是碰上打仗，要扑火或者极度口渴的时候，这点水还是不够的，楠木就让人用巨木做了两三百个水槽来储水。并且，楠木还在几百个兵营之间架了笕，下雨的时候，不让一滴雨浪费，全部流入水槽。为了不损坏水质，还在水槽的底部放入红黏土。楠木想着，这样一来，就算五六十天不下雨，也能撑过去，而在这期间也不可能不下雨。这真是智慧过人。就这样，城里故意不到峡谷去汲水，而守在水边的幕府军却每天晚上都很紧张地等着。刚开始他们警戒心还挺高，后来渐渐地就放松警惕，大意起来。兵士们想着，“这城里的人是不来这汲水的”，就变得疏忽防备了。楠木瞅准这个时机，精选了三百多弓箭手，在夜色的掩护下从城中前往山麓，趁着天还没亮，从雾中冲向守在水边的幕府军，砍杀了二十多人，杀得敌人措手不及。

贼军大败。另外，贼军开始打持久战，等着城中的楠木兵逐渐疲惫。这时，正成做了二三十个人偶，给它们穿上盔甲，配上刀，趁着夜晚，把它们立在山麓，再放上盾牌挡在前面，人偶身后只安置五百余兵士。天亮时，这些兵士们就呐喊起来。他们装作要先发制人的样子，然后只留下人偶，撤回城里。

敌人以为人偶是真的兵，都围了过来。一切都如楠木所料，敌人被骗了过来。这时，四五十块巨石一下子从城上滚了下来，包围过来的敌兵一下子被压死了三百多人，半死不活的伤者也有五百多。这一战结束后，仔细一看，以为是英勇无比、决不后退的兵，却是用稻草做的人偶。为了打这人偶却被巨石砸死，谈不上功绩，而因为害怕不敢攻上前去的人，就是懦弱。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成了世人的笑柄。经过这一战后，幕府就更不敢再进攻了。诸国的军队们只能仰望着这城池，束手无策。

正成的战术千变万化，常常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将他们弄得团团转。《太平记》记载了很多相关的场景。

51 建武之中兴

行幸船上山

元弘三年（1333）春，镰仓幕府最担心的是大塔宫与楠木正成的动向。于是派出大军，想尽快铲除他们两人。《太平记》里说是三军一共八十万骑，这是夸张了。根据可靠的记录，如之前所述，三军里有二十六国的士兵，再加上担任大番的关东兵，估计超过了三十国。如此多的军队，虽然攻下了吉野山，却未能捉住大塔宫。虽然发动全部兵力攻打正成，却受阻于千早山的天险和正成的谋略，动弹不得。正成兵微将寡，虽不能出城迎战，击垮贼军，但也以城为据点，成功地将贼军困在此处。能做到这点就已经足够了。将贼军困在此处的话，贼军在其他地方的防备就会变弱，这就让心归顺于朝廷的人们有了加入官军、奋起反击的机会。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伊予和播磨都有官军揭竿而起。

重要的是，后醍醐天皇从隐岐回来了。当时，幕府对天皇的警戒心是非常重的，但是连担当警卫的守护佐佐木清高都对天皇的盛德感激不尽，其族人义纲还主动为脱逃的天皇带路。天皇一行在元弘三年（1333）闰二月二十三日夜晚到次日清晨，成功脱逃。海上天气恶劣，天皇的船在第五日抵达伯耆的大坂。伯耆的名族名和长高出来相迎。他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居所，即刻登上船上山，以此为行在所，把整山作为城郭加紧防守。关于天皇的逃脱等事情，事先没有人联系过名和氏，名和氏面对天皇的突然到来却能这样处理，真是了不起。

登上船上山是闰二月二十八日，贼军也早早攻了过来。名和氏奋起迎战，击退了敌人。天皇非常高兴，召来名和长高说：“长高二字听起来太危险，改名叫长年吧！”并且封其为左卫门尉，进而任命其为伯耆守。经过三天的激战，贼军败了下来，官军就以船上山为根据地，积极地着手反攻。三月十七日，官军的军队向京都进发，准备夺回京都。千种忠显担任大将军，军奉行由名和长年的两个弟弟担任。但是，六波罗军队的防守坚固，播磨的守护赤松的进攻也无济于事。千种忠显的军队也没能打赢。天皇行幸船上山，对幕府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幕府便任命名越高家和足利高氏为大将，率领大军，计划从京都兵分两路，高家从山阳道，高氏从山阴道前进，两面夹击船上山。四月二十七日，两人从京都出发，兵分左右。然而分开后不久，高家就战死了，其手下的军队因为失去将领，丧失了斗志，便打道回京了。而高氏这边，来到丹波的筱村后就按兵不动了。他在这里向官军倒戈，与各方面联络，以求呼应。四月二十九日，足利高氏在筱村八幡宫献上愿文。他写道“愿我家族再得繁荣”，可见高氏的本心是带功利性的。

镰仓幕府灭亡

足利氏如今作为官军，攻向京都。于是，南边是千种，西南是赤松，西北是足利，六波罗军队经不住来自三面的激烈进攻，最终放弃京都，从东边溃逃，带着后醍醐天皇被流放隐岐后他们自己拥立的光严院。六波罗实际上就是幕府在京都的“办事处”，其长官称为探题，南北各一人。南方的探题是北条时益，在逃跑途中战死。剩下的北方探题越后守北条仲时，当时二十八岁，率领着败军归向镰仓，来到了番场的宿驿。这里地处山中，是洼地，战术上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在前方，有一面御旗，五六千人的军队驻守要塞之地等着北条仲时一行。这是后醍醐天皇的叔父五辻宫率领的官军。筋疲力尽的六波罗军已无力突破此关，仲时见此，面对将士们说道：“镰仓命数已尽，北条一族灭亡之时也即将到来，而你们却不改志向追随我们。对此我感激不尽！要报此厚意，已经没有别的路子，我愿奉上性命。请将我的首级拿去，投降官军。”

话音未落，仲时已脱去盔甲，切腹自尽。随军的将士们见此，感动不已，一齐当场自尽。莲华寺的住持想方设法弄清将士们的姓名，记入过去账，为他们念菩提。据过去账元弘三年（1333）五月七日的记载，自尽总人数为四百三十多人，其中年少者有：隐岐守护佐佐木清高的次子泰高，时年十八岁；清高三男高秀，时年十七岁；清高四男永寿丸，时年十四岁；隅田能近，时年十六岁；隅田国近，时年十七岁；问注所阿子光丸，时年十四岁；斋藤阿子丸，时年十六岁；高桥元时，时年十七岁；御器所经伦，时年十七岁；陶山真清，时年十七岁；等等。

六波罗军于五月七日全军覆没。接下来就到镰仓了，攻下镰仓的是新田义贞。新田是源氏。八幡太郎义家的三男义国有两子，哥哥叫义重，以上野国的新田为领地，称为新田氏之祖；弟弟义康，住在下野国的足利，称作足利氏。本来这两家是兄弟，按理应是新田得到器重，但是新田不愿讨好镰仓幕府，而足利则与北条有姻缘关系，于是新田就被疏远，足利得到了重用，两家自然变得不合了。

新田义贞先前作为大番来到京都，然后在幕府的强制下，作为从背后进攻金刚山的部队，被编入大和方面军队。这时，新田接到了大塔宫的旨令，高兴万分，赶紧回到国里做准备。他举旗之日是五月八日（六波罗全军覆没的次日），新田一行很快进入武蔵，十一日在小手指原，十二日在久米川展开战斗，十五、十六日两天在分倍河原的战斗中，击败高时的弟弟泰家的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持续进攻，逼近镰仓。镰仓竭尽全力展开防守，自五月十八日起连续五日，不分昼夜地激战。二十一日的黎明，大将义贞亲自前往极乐寺口，将大刀扔进海中，进行祈祷。海水立刻退到了海上，稻村崎的二十多町地一下子就干了。义贞即刻杀入镰仓，放火进攻。事已至此，北条高时也已经竭尽全力，就逃到东胜寺去切腹自尽了，时年三十一岁。北条一族之中有两百八十多人随他而死，在战斗中自尽的将士达八百七十余人。这一天是元弘三年（1333）五月二十二日。源赖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统率天下兵马，让无数人胆战心惊的镰仓幕府在这一天灭亡。

正成的无私与纯真

与此同时，北国、九州、长门，全国各地的幕府“办事处”都不约而同地灭亡了。然而后醍醐天皇并没有理会这些，六波罗军已被驱逐，京都已被夺回的消息一到，五月十八日，他就从船上山出发回京都。

天皇一行的前阵是伯耆守名和长年。到了兵库后，赤松圆心就来拜见天皇。天皇离开兵库后，楠木正成就率兵肃然相迎。在打倒幕府、重兴朝廷这件事上，正成是第一功臣。正成把幕府军牵制在金刚山的附近，把他们弄得团团转了半年，而且，正成还把大塔宫的旨令传达到全国。正因为这些，形势才大逆转。幕府也是深知这一点，才悬赏、召集能拿下正成的人。天皇对此也是了解的，因此在五月三日敕定的军法中写道：“加急向金刚山派军，追击此前发起进攻之人，救回正成。”天皇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承认回天伟业是依靠着这个人的力量完成的。而正成现在也来迎接天皇回京。天皇高高挽起凤辇的帘子，召正成到跟前说道：“这次的成功，完全得力于你忠心耿耿的征战。”正成恭恭敬敬地回答：“这全靠陛下的大德。我等之人又能成何事呢？”

六月四日，天皇到达东寺，次日回到宫中，之后就是论功行赏。大塔宫被封为征夷大将军，楠木正成为河内、摄津、和泉三国的长官，而名和长年得伯耆、因幡，新田义贞得上野、越后和播磨，足利高氏得武蔵、下总、常陆，其弟弟直义得相模、远江，北畠显家得陆奥。另外，为审议各方面的功绩来进行奖赏，成立了一个十八人的委员，其中就有藤原藤房、四条隆资、五条赖元、楠木正成、名和长年、结城亲光等人。正成和长年也加入了记录所。谁得到了后醍醐天皇的信任，在中兴的政权中谁在权力的中心，大抵从上可知。

当时棘手的是论功行赏。两个极端上分别是楠木正成和足利高氏。正成是这样向朝廷主张的：“在灭幕府一事上，立功者无数，这些人都在世。然而，奉敕命献上自己生命的是肥后的菊池武时，请将武时作为第一等的立功者来审议。”

菊池武时，是在蒙古袭来时英勇奋战的武房之孙。元弘三年（1333）三月十三日，武时奉敕命举兵，在博多进攻九州探题北条英时，在激战中死去。正成恐怕是没有见过这个人的。幕府即将毁灭之时，谁都要成为官军，然而在幕府还强大的时候，不是真心忠义之人，是不会敢为天下先，率兵而起的。正成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将武时推举为一等功者。不得不说，正成的无私、纯真之心，实在令人感动。

高氏的谋反

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足利高氏，高氏并不是出于忠义才举兵的。据足利的重臣今川贞世所写，高氏的祖父家时希望能夺取天下，却没有时机，便祈祷通过缩减自己的性命，换来一族在三代之内能夺取天下。如此看来，足利氏代代都有夺取天下的野心，现在到了高氏这代，看到镰仓幕府大势已去，便倒戈加入官军。关于这点，从六波罗军被赶出京都之后他做了什么就可以看出来。官军夺回京都是在五月七日。这个时候，有三个要解决的问题：第一，讨伐镰仓；第二，把后醍醐天皇迎入京都；第三，将正成从大军的包围中救出。而这三件事情，足利高氏一件也没有做。第一，竭尽全力讨伐镰仓的是新田义贞。关于第二，尽力去做的是名和长年，而且正成也到了兵库相迎，从那以后都陪在天皇左右。而关于第三，是天皇特别命令官军去做的，但后来贼军听到六波罗军的败北，也都四处逃散了，也就是说正成是靠自己出来的。那么当时高氏到底做了什么？他在京都，自作主张地设立了奉行所，和全国各地联络，记录武士们的动向，给人一种总管、指挥者而实际上是镰仓幕府的替代者的印象。他到筱村八幡宫祈祷是四月二十九日的事情，而在那天的前两日，他就早早向全国发送书信，取得联系。二十七日是和高氏一起进攻船上山的名越高家的战死之日，也是高氏刚刚加入官军的日子。也就是说，元弘三年（1333）四月二十七日，看起来是高氏倒戈加入官军的一天，实际上在这一天，他就踏出了建立幕府、争夺天下的第一步。

早早就感觉到了这些的是大塔宫。那时大塔宫也向全国发号施令，所以很快也明白了足利的动向。他打算尽早铲除高氏，于是在六月初天皇回到京都之后，就在大和的信贵山召集兵士。而这是被朝廷的方针禁止的，同时，朝廷也把大塔宫奉为征夷大将军，以此稳住大塔宫，此事暂时得到缓解。次年，也就是建武元年，六月，大塔宫再次想要讨伐高氏，还和义贞、正成、长年等人商量。局势变得复杂起来，天皇也对如何处置此事为难，就将大塔宫流放到镰仓。建武二年（1335）七月，北条高时的儿子时行，在信浓举兵攻入镰仓。足利直义迎战，但战败，就弃镰仓而逃。趁着混乱，直义把大塔宫杀了。因为要建立足利幕府，大塔宫是第一个障碍。

高氏当时在京都，他向天皇请求让他讨伐时行，同时求封征夷大将军。朝廷拒绝了，然而高氏不等朝廷的许可就出发了。他夺回镰仓，在原来的幕府被烧毁的遗迹上建立居所入驻，还自作主张号称征夷大将军，以讨伐新田义贞为名，召集兵士。

于是朝廷决定讨伐高氏，任命新田义贞为大将军。十二月十二日，在箱根、竹下之战中，大友氏向足利氏一方倒戈，官军战败，回到京都。足利氏追击到京都，还一时将京城占领。但官军诸将协力讨伐，足利氏落荒奔逃到九州。

在九州迎击高氏的是菊池武敏。武敏是正成推荐的一等功者武时的儿子。他听到高氏逃到九州，就立刻准备迎击。延元元年（1336）二月，他占领太宰府，攻陷少贰的大本营有智山城，三月一日在多多良滨和高氏决战。刚开始足利方处于极度劣势，高氏打算切腹，其弟弟直义还要替哥哥去死，局势被官军的锐气所压。然而地势和风向都变得对官军非常不利，菊池武敏不得不撤退。这样，菊池一败，九州已无力阻挡足利，高氏率领岛津、大友、少贰等大军，再次攻入京都。官军在摄津迎击，但义贞战败回到京都，正成在凑川战死，时值延元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天皇登上比叡山，让义贞带皇太子恒良亲王到越前，伺机东山再起。同时，天皇暂时回到京都，后来悄悄转移到了吉野山。

天皇从隐岐的岛上回到京都是在元弘三年（1333）的六月。次年是建武元年（1334），接下来是建武二年（1335）、延元元年（1336）。延元元年的五月，正成战死，十二月，天皇进入吉野山。虽说是建武中兴，却是极其短暂的时间。仔细一查就会知道，足利氏不是在中兴之后才谋反的，可以说在中兴的同时，足利就已经谋反了。

52 吉野五十七年（一）

继体之君

脆弱的建武中兴很快结束了。从正中之变以来已有十年，朝廷费尽千辛万苦，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好不容易把镰仓幕府打倒，却早早就遭到足利氏谋反，迎来和承久那时一样的悲剧。后醍醐天皇登上吉野山是在延元元年（1336）的年末，从那之后即位的是后村上天皇、长庆天皇、后龟山天皇。后龟山天皇回到京都时已是元中九年（1392）的冬天。这期间大约有五十七年，四代天皇都远离京都，在山中的行在所度过了寂寥的岁月。

虽然这段时间被统称为吉野时代，但实际上天皇并不是始终都安稳地在大家熟悉的吉野山，也就是被樱花包围的藏王堂附近度过岁月的。刚开始是在那里，那段时间由楠木正成的儿子正行负责守卫。正行战死后，高氏的家臣高师直马上攻来，还放了火。于是，行在所就转移到了穴生，当地地名的汉字被改成了贺名生
[1] 。这里也属于吉野郡内，虽说也能称作吉野的行在所，但实际上连在这里也没办法安定下来。天皇有时转移到河内的金刚寺和观心寺，有时转移到摄津的住吉，有时则转移到大和的宇智郡小岛的荣山寺，居无定所。

读到天皇们在这些行在所吟唱的和歌，实在是让人痛心。

8ここにても 雲井の桜 咲きにけり

ただかりそめの 宿と思ふに

（就是在这深山中，云井之樱
[2] 也绽放了，可我只将这里当作暂时的落脚之地而已。）

都だに 寂しかりしを 雲晴れぬ

吉野の奥の さみだれの頃

（五月雨的时节，就算在京中也会觉得寂寥，何况是在这阴沉的吉野行宫，寂寥之情愈发强烈。）

上面两首都是后醍醐天皇的和歌。

み吉野は 見しにもあらず 荒れにけり

あだなる花は なほ残れども

（这吉野已经不是曾经那熟悉的模样了，变得如此荒废。啊，只是那易散的樱花依旧还在。）

吉野的行在所被高师直烧毁后的春天，后村上天皇的母后来到遗址，作了上面这样一首和歌。

木の葉ふり、しぐるる雲の 立ち迷ふ

山の端みれば 冬は来にけり

（树叶纷纷飘落，阵雨就要下来。看着天际的积云，才知冬已到。）

上面这首是后村上天皇的和歌。

み吉野の 雲井の桜 名にしおはば

はやも都の 春を見せなむ

（这吉野山的樱花，只要称之为云井樱，就仿佛能看到京都的春天。）

而这首是长庆天皇的和歌。希望再次让京都成为都城，深深地盼望能尽早回去，然而事实不尽如人意，只能在山中度过了寂寥的岁月，上面这些和歌都抒发了这样的心情。

如果只是单纯希望回到京都，实际上是可以马上实现的。那么要如何实现？按照足利高氏所说的，交出三种神器，承认足利幕府。做到这些，足利氏就会很乐意将天皇迎回京都吧。但是这样一来，朝廷就屈服在了暴力之下，承认造反，也就否定了道义与道德。而且，承久那时以来无数牺牲的忠臣就白白送了性命。正因为如此，不管多么辛苦，后醍醐天皇都不会容忍足利氏，不会承认幕府。《太平记》记载了后醍醐天皇驾崩时的遗命：

朕只望剿灭所有朝敌，让天下太平。朕死后，让位与第七皇子，忠臣贤士共谋事。赏义贞、义助父子之功，其子孙若无不忠，则作为股肱之臣，平天下之乱，安万民之心。心怀此愿，朕即使尸骸埋于吉野山的青苔下，魂魄也会常望北边皇居的天空。若违背此命，背信弃义，则君非继体
[3] 之君，臣亦非忠义之臣。

也就是说，天皇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向大逆不道妥协，不能抛弃新田、楠木、名和、菊池，去和足利氏握手言和。就是抱着这样决然的态度，四代天皇在吉野的山中度过了五十七年的寂寥岁月。这一点，在思考日本的国体、回顾日本的历史时，是最重要的。

正成临终

这就是天皇的态度。下面请看臣子们的态度。足利高氏率大军从九州攻向京都之时，楠木正成提出了这样的作战方案：暂且放贼兵入京，然后从四面包围，将其剿灭。但是朝廷没有采用这个方案，命令不得放贼军入京，要打防卫战。于是正成没有再发表异议，向兵库进发。《太平记》里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楠木正成做好了这是最后一战的心理准备。十一岁的嫡子正行陪伴在其左右，正成略有所思，就让他从樱井的宿驿回到河内国去，并留下了庭训：“狮子产子三日后，母狮会将幼子从万丈悬崖下扔下。若幼子有作为狮子的天赋，就算没有被教过，也会翻个筋斗上来，性命无恙，况且你已经十一岁了。要记住我的话，不能违背我的教诲。此战是决定成败之战，这次怕是今生最后一次看到你了。记着，我正成若是战死，这天下必会变成将军的统治。但是就算如此，也不能为求一命，抛弃多年的忠诚节操，违背道义而投降。我一族之人，只要有一人还活命，就据守在金刚山里，敌人若是攻来，就豁出性命迎战，留光荣于后世。这就是你最大的尽孝！”正成哭泣着吩咐完，就和正行各奔东西了。

这是楠木正成给其子正行的最后教诲。数日后，正成在凑川奋战，大势已去之后，和弟弟正季互刺而死。《太平记》里，在这一段之后这样写道：

自元弘以来，得到后醍醐天皇的信任，尽忠尽力立下战功的人有千千万万。然而自从足利尊氏叛乱之后，无仁之人抛弃朝廷的恩典加入敌方，无勇之人苟且偷生却遭刑罚，无智之人不识时局变换，做尽违背情理之事。众人之中，智、仁、勇三智兼备，生命最后一刻也坚守正义的人，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是像正成一样的。但是，正成和弟弟一齐自尽了。这便是圣上再次失去国家，逆臣为非作歹的前兆。

《太平记》是谁写的，如今无从得知。在足利氏的强权时代，能将其严厉地斥为逆贼，对自我了断的楠木正成不惜赞美之辞，不得不说这作者是明辨是非、不畏强权、敢于发言的伟大的历史家。

正行

在樱井接受父亲的遗训时，正行十一岁。他听从父亲教诲，回到故乡，养精蓄锐。只要楠木一族还在，足利氏就不能轻易进攻吉野。正平二年（1347）九月，细川显氏率领三千多骑兵南下。正行这时二十二岁，领着七百多骑兵，打败了细川，这就是藤井寺之战。这一年年底，山名时氏、细川显氏率六千骑兵逼近天王寺。正成带五百骑打败了他们，这就是安倍野合战。在落荒而逃的贼兵中，很多人从渡边的桥上掉了下去，被河流冲走。正行将他们救上来，给他们衣物，让他们取暖，疗养上四五天后，还热情地送他们回去。大家都对此心怀感激，其中还有人成为正行的家臣，为报恩，在四条畷合战中和正行一起战死。

足利氏觉得这样下去不妙，便任命重臣高师直、高师泰兄弟为大将，发动二十多国的大军，向河内进发。正行知道后，前往吉野，向天皇上奏，已做好和师直兄弟决战的觉悟，最后一次拜见后村上天皇。

圣上马上让人撩起紫宸殿的垂帘，龙颜特别温和，看着众将士，召正行到跟前：“此前两战，速战速决，取得胜利，让敌人丧失了战意，一平朕心中之愤。这是你父子两代的功劳，令人钦佩。但此次敌人全军攻来，此战关乎天下安危。（……）你们是朕最可靠的臣子。望你们小心行动，保全性命。”正行叩首跪拜，无言以对，只觉这定会是最后一次谒见天皇，就此退下了。正行、正时两兄弟，（……）带领着约好在这次战斗中一步也不后退，决心一起战死的一百四十三名兵士，参拜了先帝（后醍醐天皇）的御庙，发誓说，若是此战艰难，就全体战死，然后，在如意轮堂的墙壁上按顺序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在死者名册上各自写上姓名，最后留下这首和歌：

返らじと かねて思へば 梓弓

なき数にいる 名をぞ留むる

（这虽不是梓木弓，但已决心一决死战，就将赴死之人的姓名写了上去。）

他们当天就离开了吉野山，向敌人阵营出发。

正行带兵很快逼向师直，师直陷入险境，找来替身，好不容易逃脱。正行和贼军一番恶战之后，自己也身负重伤，便和弟弟正时一起自尽了。正行一战死，吉野就已经不是安全之地了。正月二十八日，师直来到吉野，放了火，行宫和藏王堂都被烧毁了。

如果正行在樱井和父亲告别时是十一岁的话，在四条畷合战中战死时就是二十三岁。正行的一生不长。但是，这对父子的精神却深深感动了人们的心。这精神被加以理论阐释，被赋予了不朽的生命，成为日本的指导思想。人们将那位父亲称为大楠公，将那位儿子称为小楠公，敬仰不止。

子孙继承了父辈的忠义精神而不断向前的，不只是楠木氏，新田、名和、菊池，大家都是这样。延元三年（1338）闰七月二日，新田义贞在越前国的藤岛庄战死。其子义显、义兴、义宗等人，都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英勇奋战。义显是越后守，延元元年（1336）冬天，他打算从越前前往越后，但由于跟随他的兵士太少，就没能去成。义显要进入金崎城的时候，今庄入道挡住了他的路，义显派由良光氏去交涉，对方回复说：“交出一两个有分量的家臣，我等取下他们的首级，作为打过仗的证据。你们做到的话就放行。”义显说道：“陪我至今的将士，情义重于父子。就算用我义显的命去换取他们的命，也难让将士性命来换取我义显之命。”他拒绝了今庄。今庄入道听后很感动，便让路，放义显入城。次年三月金崎城沦陷之时，义显为尊良亲王献出生命，战死时年方二十一岁。

在武藏野的合战中让足利高氏头疼的是义宗。正平七年（1352）闰二月，武藏守新田义宗跟随宗良亲王，发动一族出战，在武藏野和足利高氏大战一场。义宗一时间还占领了镰仓，士气高涨。宗良亲王为了鼓励兵士，作了和歌一首：

君が為 世の為何か 惜しからん

捨ててかひある 命なりせば

（为了圣上，为了世人，又有什么可惜？只要这性命舍弃得有意义。）

那时，足利高氏虽率大军却溃败而逃，义宗追击上去。“从小手指原到石滨，坂东道五十多里路，（义宗）一下子就追上了。将军（高氏）渡过石滨的时候，都准备要切腹自尽了，他将铠甲的上纽
[4] 割下扔了，要解开高带
[5] ”，家臣二十多骑浴血奋战而死，趁着这时机，高氏好不容易渡过了隅田川逃走。据《太平记》记载，逃跑的高氏带着三十多万骑兵，而追击的义宗只带了五百骑兵。小手指原在所泽的西边，石滨在浅草的观音的北面，即今户附近。坂东道那边的习惯是六町为一里，四十六里的话按普通的三十六町作一里的话就是七里半，大概是三十公里。义宗一小时追了三十公里，可见这追击有多激烈。

[1] “穴生”读作あなう，“賀名生”读作あのう。——译者注

[2] 雲井の桜（くもいのさくら），在和歌中常作为绽放在宫中的樱花出现，在这首歌里可以理解为以此为名称的樱花。——译者注

[3] 继承皇位的君主。——译者注

[4] 系在铠甲表面的带子。——译者注

[5] 在肩膀上将铠甲的前后连接起来的带子。——译者注

53 吉野五十七年（二）

菊池的忠心

正如刚才所说，楠木和新田都是子孙继承父辈的精神，不管世间的局势如何改变，不管有什么利益或损失，他们都不会因此受影响，不改忠义之心，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奋起讨伐逆贼。特别是菊池一族，他们距离足利的大本营很远，在这五十七年的吉野时代中一直保持了实力，经常让足利头痛不已。相关史料也保存下来了。

菊池家中保存有家宪。所谓家宪，就是家族中的宪法。延元三年（1338），菊池武重书写家宪并且在上面按了血印。武重是武时的长子。元弘三年（1333）三月，武时在博多讨伐北条英时，那时，少贰和大友都是北条那边的，武时已觉胜利无望，就让长子武重回到故乡，保存实力，为将来做准备，自己则光荣战死了。这情形，这态度，和楠木正成在樱井与其子的诀别一模一样。武重在建武中兴时被任命为肥后守。足利在镰仓举兵谋反时，武重作为官军的先锋，从东海道前往箱根，英勇奋战，威名远扬。（在多多良滨让高氏陷入苦战的是武重的弟弟武敏。武重在中央大显身手的时候，武敏则担任菊池的后方部队队长。）武重所写的家宪有三条，第一条：

天下之大事，虽说由内谈的合议所定，但遇重大决定之时，由武重来决策。

第二条：

国内的民政，要以内谈的合议为重。就算武重有英明之策，若得不到以管领为首的内谈众的同意，武重应当弃其策。

“管领”相当于家老，内谈众就是参与合议的家臣，众人商谈，以求意见的统一。

首先来看第二条。关于肥后国的内政，要重视参与会议的人们的商谈，就算武重提出了非常英明的意见，但若是以家老为首的与会人员都不同意的话，就应当放弃武重的提案。然而第一条与第二条是完全相反的。若是遇到事关日本国的重大事件，不管在会议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决议，最终都由武重做出决定。也就是说，关于肥后国的民政，就服从多数表决，但是遇到事关日本国本质的事情，就不允许多数表决，而是由菊池氏的家主来负起责任。因为这并不是利害关系的问题，而是关乎正邪的问题，必须遵从大义，所以不允许多数表决。

武时在元弘三年战死，延元三年（1338）七月，武重作此家宪不久后也病逝了。代替武重引导菊池氏子孙的是一位叫大智的禅僧。大智生于肥后，七岁时进入川尻的大慈寺，后来去了加贺学习道远的法流，二十五岁去了中国。武重尊重这个人，延元三年三月，把菊池氏领地的深山里的土地捐献给他，建了凤仪山圣护寺，以大智为开山。武重祈祷大智的教诲能让子孙永远胸怀忠义之心，为保护国家建功立业。关于大智的人品，从下面的两首诗可见一斑。

草屋单丁二十年，未持一钵望人烟。

千林果熟携篮拾，食罢溪边枕石眠。

意为：在破旧的房屋里度过了寂寥的二十年，也绝不到热闹的地方去讨施舍。山里有果实，将其拾起食用，吃完后在谷间的河边独自枕着石头睡去。

冷暖分明只自知，男儿岂可被人欺。

莫将日本真金贵，博易大唐鍮子归。

意为：是冷是暖只有自己知道，身为男儿怎能被他人欺骗？在日本，有着比纯金还珍贵的精神，怎能特地拿到外国去换取真鍮回来？在日本，总有人动不动就认为外国的东西珍贵，看不起自己的国家，而大智则告诫这一点，认为日本的道义如纯金般珍贵，万万不能将其舍弃而去采用外国的东西。于是，武重为大智建了圣护寺，让大智作为菊池家的指导者。

延元三年八月，武重的弟弟对马守武茂，写了八条起请文，供奉到圣护寺。其中第一条特别引人注意：

武茂生于弓箭之家，此身侍奉朝廷。故顺应天道，以正直之理，扬一家之名，沐浴朝恩而立身，此当受三宝之庇护。此外，为一己之名声私欲，忘记大义，不知廉耻，当今武士之心如此，当远离。

为私利私欲而忘记大义、不知廉耻，这是当时的武士之风潮。所以，北条氏强权的时候他们就追随北条氏，足利氏强权的时候他们就献媚于足利氏。菊池武茂立下誓言，要永远远离这些浅薄的武士。他还写道，若是违背此誓言，就让神佛的惩罚应验到他身上的八万四千个毛孔，让他即刻患上麻风病。

武茂的次子木野次郎武直的宣誓书也非常精彩。一共三条，下面来看第二条：

即便是头目抑或手足，只要是为了法，都在所不惜。

这里的“法”，可以理解为“道义”。为了道义，就算被挖去双目，砍掉首级，卸下手足，也在所不惜。除了武直之外，武光、武士、武澄等人都有着同样的精神，他们将宣誓书供奉到圣护寺，接受大智的教导。现在，我们不仅理解了菊池氏的精神，而且可以明白不单是菊池氏一族，楠木、新田、名和、五条等吉野所有忠臣的心境都是一样的。

武光和武朝

关于菊池氏的赤胆忠心还有很多想讲，但现在为节省时间只讲一下武光和武朝两人。

武光是武时的儿子，是武重、武茂、武士、武敏等人的弟弟。他的父亲很早就战死，哥哥们也基本过世，兴国五年（1344），十六岁的少年武光继承了家业。那时，连菊池的本城都被敌人杀入，菊池的势力极度衰竭。武光面临这样困难的局面，丝毫也不慌张，镇静地整理军队。正平三年，武光将怀良亲王迎入菊池。亲王是后醍醐天皇的皇子，延元元年被任命为征西将军，那时他才八岁，五条赖元一直在其左右辅佐。然而当时贼子气势当头，要直达九州很困难，怀良亲王途中在伊予的忽那岛呆了长达三年之久，终于在兴国三年的五月到达萨摩，正平三年（1348）正月到达菊池。从京都到萨摩用了七年，从萨摩到菊池用了六年，如此漫长的时间，可见当时足利氏的势力有多强，有多少人去给他们献媚。来到菊池时，亲王已经过了二十岁。终于，刚满二十岁的菊池武光开始侍奉同样刚满二十岁的征西将军。武光为讨伐逆贼，策马四方，夺回了菊池的本城，攻陷了山鹿城，降服了少贰氏和大友氏，把一色氏赶到长门，几乎平定了大半个九州。

但是，在武光远征日向的时候，丰后的大友又叛变了。武光匆忙赶回来迎战。趁着这时机，筑前的少贰也叛变了。武光大发雷霆，决定先不讨伐大友，而去和少贰决战。这就是正平十四年（1359）七月有名的筑后川之战。

据《太平记》记载，在筑后川之战中，贼军的大将是少贰赖尚，他带领共六万多骑兵，官军的大将是菊池武光，追随征西将军，约有八千多骑兵，双方兵力相差非常大。但是武光一点也不惧怕，渡过筑后川，发动进攻。少贰后退扎营，双方相互虎视眈眈地对峙了长达十多天。八月六日，武光毅然决定发动夜袭，经过八小时的激战，贼军七零八落地散去了。传说战胜后的武光在河边洗刀，河流都被血染成了红色。

足利氏看到菊池的武力和其平定九州的气势，就任命其一族中的重量级人物今川了俊作为九州探题，交予他平定九州的全部大权。今川氏身兼骏河和远江的守护，文武双全，不好对付。偏在这时，武光病逝了，后继的武政也因病倒下，菊池的阵营一下子变得萧条起来。不得不说，菊池氏，准确地说是九州的官军，现在面临着巨大危机。

在这巨大的危机之际，是谁继承了菊池家？是武光的嫡孙，也是武政的嫡子武朝。当时武朝才是个十二岁的少年。那时，九州的诸武家中很多都是站在足利氏一边的，官军实在是很萧条，尽管如此，武朝也不辱菊池氏代代忠义之名，英勇奋战。天授元年七月，今川率大军逼近菊池，在距离菊池的本城仅一公里的水岛扎营。然而武朝丝毫没有畏惧之心，与其对抗。这时，贼军阵营中意外发生了内讧，今川将少贰冬资斩首，这在军中引起了很大的动摇。一直等待时机的菊池武朝伺机进攻，贼军就趁着夜里撤退了。

天授四年（1378）九月，今川了俊再次率领大军攻来。十六岁的菊池武朝带着仅有的一点兵士，在托磨原迎击。菊池一族和不少部下都战死了，武朝自身也负伤了，但最终还是将贼军击退了。五十七年的吉野时代中，这是官军精彩地取得胜利的最后一仗。

苦守节操

刚才已经提到辅导征西将军的是五条赖元。五条家本是天武天皇的子孙，被赐姓清原，人才辈出，在治承、寿永年间，赖业还被称赞为“国家之大器，道义之栋梁”。赖业的第五代孙子是赖元，赖元在建武中兴之时，和楠木正成、名和长年一起担任记录所的寄人（参与其中的官员），而且还和四条隆资一起担任了南海、西海两道，也就是四国、九州的恩赏方。后来因为足利氏的谋反，中兴大业被毁。赖元遵从敕命，辅佐才八岁左右的年幼的怀良亲王，费尽千辛万苦，花费十几年，终于到达肥后的菊池。在那之后，赖元也一直常伴在殿下的左右，一直到正平二十二年（1367）逝去，享年七十八岁。其子良氏、良远也继承了父亲的志向，侍奉殿下。弘和三年（1383）三月二十七日，怀良亲王在筑后的矢部去世时他们也在其左右，还继续辅导下一任征西将军良成亲王（后村上天皇的皇子）。在亲王去世之后，他们守护着在矢部深山的两位征西将军的坟墓。五条氏子子孙孙都不改志向，大约二十多代，历时六百数十年，直到今日。

接下来看看名和氏。延元元年（1336）六月三十日，足利高氏进入京都，扎营于东寺。名和氏欲讨伐足利氏，打算从四面包围进攻。同时，新田义贞、名和长年两人率领官军的主力，打算从正面进攻东寺。但是计划泄露，此事受阻，长年在三条猪熊战死。

长年战死后，率领名和一族的是其长子义高。延元三年（1338）五月二十二日，义高打算和北畠显家一起从和泉的堺攻向京都，却战死途中。接下来率领名和一族的是义高的外甥，已被收作养子的显兴。显兴大概十五岁左右。正平七年（1352），显兴负责守护八幡的行在所，在战局不利要撤退之时，混乱中保护内侍所的就是显兴率领的名和一族。

后来，正平十三年（1358），显兴来到九州。那是因为建武中兴之时，义高被赐予肥后的八代庄，从那以后，那里就是名和氏的一个根据地。而如今，显兴率领一族来到这里，八代的势力就更加强盛起来。次年八月，在筑后川之战中，显兴竭尽全力参加此战，和菊池武光一起讨伐少贰氏。天授四年（1378），在托磨原之战中，显兴和菊池武朝一起，破了今川的大军。

就这样，菊池氏也好，五条氏也好，名和氏也好，他们都始终坚守道义，五十七年来一直苦守着节操。

54 吉野五十七年（三）

后醍醐天皇的皇子

在后醍醐天皇的众多皇子中，最年长的恐怕是护良亲王。之前已经提过，护良亲王藏身于藏大般若经的柜子中，登上吉野山，进入十津川，冒着危险与贼军战斗，在中兴的时期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但好景不长，最终因为足利氏，在镰仓惨遭杀害。而最年少的是怀良亲王。刚才也提到，怀良亲王才八岁就被任命为征西将军，远赴九州，在筑后川的合战中也出阵了，驰马奔腾战场，讨伐贼军，之后在清澈的矢部川旁的深山中过世。护良亲王的弟弟，也就是怀良亲王的哥哥有尊良、世良、恒良、成良等各位亲王。除此之外，还有义良亲王。元弘三年（1333），六岁的义良亲王前往陆奥，致力于平定北方，延元元年（1336）元服，被任命为陆奥太守。他比护良亲王年长大约两岁，后来接受后醍醐天皇的让位，成为后村上天皇。

尊良亲王在元弘元年时陪伴后醍醐天皇行幸笠置山。城池沦陷时，亲王被贼军逮捕，被流放到土佐。在出发前往土佐之日，在京都的住处，亲王看着插在瓶中的花，作了下面这首和歌：

花は猶 とまるあるじに かたらへよ

われこそ旅に たち別るとも

（花儿啊，请代我向这宿驿的主人传话。我要和他道别，踏上旅途了。）

后来，镰仓幕府灭亡，尊良亲王回到京都。然而不久足利氏就谋反了。新田义贞跟随亲王讨伐贼军。延元元年，新田军以越前的金崎城为据点战斗，次年春天，城池沦陷，尊良亲王也自尽了。

世良亲王被任命为太宰帅，被赋予了极大的期望，然而他早在元德二年九月就过世了，没能看到元弘、建武年间的合战。《增镜》中记载：“圣上哀叹无比，世人亦觉可惜。”北畠亲房是这位亲王的监护人，他悲叹亲王的过世，就出家了。

恒良亲王在元弘元年（1333）笠直一战战败后，天皇转移到了隐岐时才八岁。他思念父亲，作了下面这首和歌：

つくづくと 思ひ暮して いりあひの

鐘をきくにも 君ぞ恋しき

（沉陷在思绪中时，却听到了远方的寺院的晚钟。父皇啊，我想念您。）

《太平记》中写道，京中的人们都赞赏这首歌。中兴之时，后醍醐天皇将恒良亲王立为皇太子。延元元年，恒良亲王随新田义贞等人来到越前，次年却落到了贼子的手中，最终被毒害了。

宗良亲王

就这样，后醍醐天皇的皇子们在遭遇国难后，都执剑奋起，策马驰骋东西，英勇奋战。其中足迹最广，耗费最长年月，而且我们现在能详细地追寻到其事迹的，是宗良亲王。宗良亲王刚开始称尊澄法亲王，作为天台座主，统率比叡山。笠置城沦陷时，他被贼军逮捕，被流放到了赞岐。中兴挫败之后，宗良亲王以远江的井伊城作为据点，攻打东海各国。在后醍醐天皇驾崩，形势愈加严峻时，他还俗后称宗良亲王，得任征夷大将军，驰骋本州中部的远江、骏河、甲斐、信浓、越后、越中、美浓、上野、武藏，让贼军头疼不已。

はるばると 朝満つ潮の 湊船

こぎ出づる方は なほ霞みつつ

（清晨，潮水满了港口，船只划向了朝霞笼罩的远方。）

这是延元四年（1339）春天，宗良亲王在井伊的住所，隔着浪花远远望着滨名桥上的晚霞和对岸的松原时有感而发之作。

一すぢに 思ひ定めぬ 八つ橋の

くもでに身をも なげくころかな

（不知何去何从，在八桥的分叉口。心乱如麻，一声叹息。）

这首和歌是宗良亲王在井伊的时候，三河的足助重春经常邀请他到自己的城里去。而亲王却对远江和骏河心存留恋，感慨着不知何去何从。

見せばやな 語らば更に 言の葉も

及ばぬ不二の 高嶺なりけり

（想让你看到，这用言语也无法表达的富士山峰。）

北になし 南になして 今日幾日

不二のふもとを めぐりきぬらむ

（先从北边看到富士山，又从南边望到它。今日已经是第几天这样围着富士山的山麓转了？）

忘れめや 清見が磯の 浪まくら

関路の月を 面影にして

（怎会忘记，在清见的海岸边入眠，想起了关口路上的明月。）

说到迎接这位有着悲惨命运的亲王、尽忠职守的人，在远江有井伊道政，在三河有足助重春，在骏河有狩野贞长，在信浓有香坂高宗。刚才提到的这首歌，就是宗良亲王接受贞长的邀请进入骏河时所作。

かりの宿 かこふばかりの 呉竹を

ありし園とや 鶯の鳴く

（用吴竹围起的这暂时的居所，曾经可是园子？可听见声声莺啼。）

いづかたも 山の端近き 柴の戸は

月見る空や すくなかるらむ

（从这草庵望去，四周都是山棱线，想遥望明月，也只能看到少许天空吧。）

这首歌是宗良亲王接受高宗邀请，来到信浓的大河原时所作。从伊那大岛进入小涉川的溪谷，大约过了七古里（二十八公里），左右两边的山靠近，拥抱着幽幽的山谷。抬头一看天空，宛如丝带一般细长，刚想看看月亮出来没有，一转眼又进入山中了。

ふるさとと 聞きし越路の 空をだに

なほ浦遠く 帰る雁がね

（听闻这越之国是雁的故乡，可雁群还要飞离这天空，离开歇脚的海湾，向北远行。）

上面这首是在越后的寺院住宿时所作的和歌。

年毎に 宿かへて見る 花なれば

後の春とも いかが頼まむ

（年年居所不同，如何能期待看到来年春天的樱花？）

都には 風のつてにも 稀なりし

碪の音を 枕にぞ聞く

（在京都时，连风传来捣衣的声音都很少，现今出门在外，那声音近得仿佛在枕边。）

都にも 時雨やすらむ 越路には

雪こそ冬の はじめなりけれ

（冬一到，京都也会下起阵雨。而在这越路，下雪才是冬日的开端。）

かぢ枕 夢路は通ふ 舟もなし

ねぬ夜の浪の 音ばかりして

（划舟漂泊，梦中亦未见有船只。不眠之夜，只闻浪涛声。）

いたづらに 行きては帰る 雁はあれど

都の人の ことづても無し

（雁群归去来，京中的人，却杳无音讯。）

这首是兴国三年的时候，在越中的名古浦所作。

后来到了正平七年（1352），宗良亲王被封征夷大将军，他感慨万千地说道：“久居远国，如今已忘却京都的种种，只一心踏上征战之路。得封征夷将军之旨令，实在不可思议。作歌一首。”

思ひきや 手もふれざりし 梓弓

おきふし我が身 馴れむものとは

（怎会想到，曾经连碰都没碰过的梓弓，现在却已习惯朝夕不离身边。）

在这里，宗良亲王奔波东山、东海两道，用谋略击退敌人，保障民生安定。

四方の海の 中にも別きて 静かなれ

吾が治むべき 浦の浪風

（四方之海，快分开两边，平静下来。这风浪都在我掌控之中。）

宗良亲王所在的官军以新田义宗为主力，联合各国的有志之士，出击武藏野。这时，宗良亲王为激励将士作了上面这首歌，非常有名。

君がため 世のため何か 惜しからむ

捨ててかひある 命なりせば

（为了圣上，为了世人，又有什么可惜？只要这性命舍弃得有意义。）

宗良亲王的激励让武藏守义宗感激不尽。前面已经讲过，义宗在小手指原之战中大破足利氏，还把战败逃跑的高氏追击到隅田川。可惜这战斗最终还是失败了，义宗回到越后，宗良亲王也回信浓去了。

諏訪の海や 氷をふみて 渡る世も

神し守らば 危からめや

（诹访湖啊，纵使这世间凶险，如履薄冰，有诹访明神守护人们，又有什么危险呢？）

心こそ 猶たちかへれ 年を経る

鄙の長路に もの忘れせで

（岁月流逝，勿忘初心。在这远离京都的路上，千万不要忘记。）

从正平十四年（1359）到次年，贼军频繁地侵犯行在所。后村上天皇从金刚寺转移到观心寺，再转移到住吉，期盼着信浓方面的支援。但是山里的冬天是很严酷的，信浓方面的军队不可能很快上来。

木曽路川 嵐に冴えて ゆく浪の

とどこほる間を 暫し待たなむ

（木曾川的浪花，已被冬日的狂风冻住。在它融化之前，请等待吧。）

稀に待つ 都のつても たえねとや

木曽のみ坂を 雪埋むなり

（翘首等待着从京都偶尔传来的消息，却杳无音讯，就像这被雪掩埋的木曾坡道。）

天下的情形对官军非常不利，宗良亲王没有办法从信州伊那动身。

ありとても あるかひもなき 帚木の

伏屋にのみや 年をへぬらむ

（在这扫帚菜环绕的陋室中，活着却没有意义，定会虚度光阴。）

我を世に ありやと問はば 信濃なる

いなと答へよ 峯の松風

（若是有谁问起我是否还活在这世上，就回答他我在信浓的伊那。不，告诉他我已经离开了人世，刮过山上松树的风啊。）

终于在文中三年（1374）的冬天，宗良亲王从信州出发，前往贺名生的行宫。自延元三年（1338）秋从吉野动身以来，已过了三十六年，后村上天皇也已经驾崩，已到了长庆天皇的时代。宗良亲王已经六十三四岁，过去的旧知也很变得很少，他感慨万千。

山高み 我のみふりて 寂しきは

人もすさめぬ 雪の朝あけ

（我长年住在这下雪的高山上，本应习惯寂寞，却终究没能习惯，只因为雪晴后无人来访。）

数年后，宗良亲王再次去信州，进入大河原，这次也受了不少苦。

身のゆくへ 慰めかねし 心には

姨捨山の 月も憂かりき

（前途未卜，我心烦忧。就算是那赏月圣地姨舍山的明月，也无法慰藉我心。）

《新叶集》

宗良亲王七十年的生涯，始终充满了苦难。然而他却不屈服于苦难，要让日本国回到正常的状态，经历了各种恶战与苦斗。这一切都可以从他的歌集《李花集》，还有他收集吉野君臣们的歌所成的《新叶集》可以看到。《李花集》里收录的歌有九百二十首，《新叶集》收录的吉野君臣们的歌有一千四百首。这两部歌集都传达了在艰难的年代中的义烈精神和在苦难中也不丢失的风雅情操，传唱千古。

现在从中选取几首介绍。

首先是后醍醐天皇的歌。

ここにても 雲井の桜 咲きにけり

ただかりそめの 宿とおもふに

（在这吉野行宫里，也会盛开“云井樱”
[1] 啊。朕只把这里当作暂时的落脚之地而已。）

うづもるる 身をばなげかず なべて世の

くもるぞつらき けふの初雪

（朕的身体被这雪掩埋、淹没，却没什么好悲叹的。乌云笼罩这世间，才让人痛心，今朝的初雪啊。）

身にかへて 思ふとだにも 知らせばや

民の心の をさめがたきを

（朕愿以此身去换取一切。至少想让万民知道这心情，虽说民心难治。）

接下来是后村上天皇的歌。

高御座 とばりかかげて 橿原の

宮の昔も しるき春かな

（挑起高御座
[2] 的帐子，举行朝拜之仪。在这春日里，神武天皇的橿原宫的昔日之景浮现在眼前。）

鳥の音に おどろかされて あかつきの

ねざめしづかに 世を思ふかな

（被鸡鸣惊醒，在昏暗寂静的黎明中，想起世间种种。）

仕ふべき 人や遺ると 山深み

松の戸ざしを 猶ぞ尋ぬる

（“是否还有人来侍奉朕？”带着期待，还询问那深山中紧闭的松门
[3] 。）

接下来是长庆天皇的歌。

治まらぬ 世の人ごとの しげければ

桜かざして 暮らす日も無し

（这世间纷扰不断，无法回到那往昔，悠闲地把樱花插在头上。）

あつめては 国の光と なりやせむ

わが窓照らす 夜半の螢は

（把这深夜照亮我窗台的萤火虫收集起来，就会成为照亮日本国的光芒吧。）

接下来看一下臣子作的歌，首先是内大臣四条隆俊的。

君がため わが執り来つる 梓弓

もとの都に かへさざらめや

（为了圣上，我奋战至今。难道已经无法夺回旧都了吗？不，我一定会夺回。）

大纳言光有作了下面这首。

思ひきや 三代に仕へし 吉野山

雲井の花に 猶馴れむとは

（可曾会想到，侍奉了三代
[4] 圣上，对这吉野山的云井樱日渐熟悉。）

下面是北畠亲房的孙子，大纳言守亲的作品。

みちのくの あだちのま弓 とりそめし

其の世に継がぬ 名をなげきつつ

（从开始在陆奥征战以来，自己的名字没能继承吾家的名声，实在令人叹息。）

下面是源赖武的歌。

引きそめし 心のままに 梓弓

おもひかへさで 年も経にけり

（自从心被打动的那一刻起，岁月流逝，我的心意从未改变过。）

这些都是通过《新叶集》流传至今的歌。

[1] “云井”指宫中，“云井樱”指紫宸殿南面的“左近樱”。——译者注

[2] 高御座（たかみくら），指天皇的玉座，设在太极殿，作为皇位的象征常出现在和歌中。——译者注

[3] 松のとざし（まつのとざし），用松木（まつ）做成的门。“松”（まつ）和“待つ”谐音，暗示天皇寻求埋没在民间的人才。——译者注

[4] 指后醍醐天皇、后村上天皇、长庆天皇。——译者注

55 吉野五十七年（四）

镇守府大将军

建武中兴之时，才十六岁的北畠显家被任命为陆奥守。朝廷表面上是封他为陆奥守，实际上就是要他去平定陆奥、出羽两国。陆奥、出羽两国相当于现在的东北六县，范围广大，远离中央，很少受到王化。北条氏刚灭亡的时候，那里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显家最初想要推辞，但后醍醐天皇说：“公家已经一统天下
[1] ，文武归一。过去，皇子皇孙抑或掌政大臣的子孙多在战斗中担任大将。从今往后，你们也要兼顾武道，成为守护皇室的诸侯。”天皇还亲自在旗上题字，赐予显家各种武器。于是显家就恭恭敬敬地接受任命，跟随义良亲王，前往赴任地了。出发之际，天皇召他到跟前，宣读敕语，还特地授予其衣物和马匹。显家的赴任地是多贺城，也就是现在的盐釜附近。赴任后过了一年半，两国的人们都折服于他的威德。于是建武元年（1334）年底，作为奖励，显家得封从二位。十七岁就位居从二位，实在让人惊讶。次年，他又兼任镇守府将军，时年十八岁。那时显家的字迹有一部分流传了下来，其笔锋雄浑，既有威严，也有美感，让人感受到了他的人品。

建武二年（1335）秋，足利氏谋反，侵犯京都。显家立刻率奥羽两国之兵西上讨伐。从多贺城到京都，按以前的里数算的话是两百六十里。显家率五万大军，用了二十天来到京都，和楠木、新田、名和诸将齐心协力，将高氏赶到了九州。天皇对此非常高兴，将至今为止的镇守府将军之称号多加一个“大”字，封其为镇守府大将军，将其升为权中纳言，而且下诏书，赐常陆和下野两国。按照现在的说法，显家身兼东北六个县再加上茨城、栃木两个县的八县知事，同时身为军队的最高司令官。

后来，楠木、千种、名和诸将都纷纷战死，官军的形势变得不利。这样一来，在陆奥倒向贼军的人也多了起来，显家转移到灵山里险峻的城池，和他们对抗。但是天皇下了敕书让他加紧上京，夺回京都。延元二年（1337）八月，显家率兵出发，一路杀贼。次年五月，他从和泉国前往京都，却不幸战死，时年二十一岁。显家在战死的前一周写了上奏文，该文流传至今。这上奏文无论是观点还是文笔，都令人赞叹。

北畠亲房

延元三年（1338），官军本来计划，由北畠显家从南面，由新田义贞从北面，夹击京中的贼军。然而显家五月在和泉战死，义贞闰七月在越前战死，官军不仅计划破灭，还失去了两名大将军。但是朝廷不屈服于这次重挫，立刻策划东山再起。朝廷再次将义良亲王派往陆奥，任命显家的弟弟显信为辅佐，从三位，兼任中将、陆奥大介、镇守将军。以前，义良亲王是陆奥太守，显家在其手下担任次官，称为大介，现在显信也继承了这种形式。显信一行先前往伊势，去神宫进行奉告，九月从大凑坐船出发。然而船在海上遇到了暴风，有的船沉了，有的船被吹散了，只有宗良亲王的船按照计划到达了远江，其他船都被吹到了计划之外的别的地方。也就是说义良亲王和显信一起回到了原来的伊势，而显信的父亲亲房则到达了常陆的霞浦。义良亲王在出发前已被定为皇太子，被风这样折腾一番回到了吉野，真可以说是奇迹。

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北条亲房的命运。亲房当时已经四十六岁了。之前，他辅导的世良亲王驾崩，他悲叹不已便辞去大纳言的官职，出家了。之后的八年，他一直没有出现在政治的前台。然而现在，自己的长子显家战死，次子显信也不能到赴任地去，楠木、名和、新田这些中兴时候的大将都几乎战死，贼军得势。见此，已出家而且年事已高的亲房愤然而起，制订夺回大权的计划，负起指挥讨伐贼军的重任。

亲房首先到达筑波山麓的小田城。在被贼军包围，英勇奋战之时，他于次年收到消息说后醍醐天皇驾崩，义良亲王即位。亲房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神皇正统记》。这时是延元四年的秋天，次年，他又写了《职原抄》。在这期间，贼将高师冬频繁逼近小田城，城主小田治久最后也倒戈了。兴国二年（1341）十一月，亲房转移到关之城，和大宝等其他城一起防卫贼军。这期间他又重写了《神皇正统记》。兴国四年（1343）十一月，城池沦陷，亲房只能回到伊势，前往吉野，成为朝廷的中心人物，辅佐朝政。亲房正平九年（1354）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在后村上天皇的时代，贼军一时间气焰嚣张，火烧吉野的行宫。然而，朝廷也没有屈服，拒绝了足利氏的诱惑，后来，接受了足利高氏的投降，将所谓的北朝废除，夺回了京都，这些也暂且慰藉了天皇。这都是亲房伟大计划的表现吧。

《神皇正统记》

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神皇正统记》。简单来说，该书写了日本的历史。但是它并不是单纯地罗列历史事件，而是论述了日本这个国家是如何建设成的，这个国家的理想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建国两千年以来，国家的根基中流淌的精神是什么。刚开始，亲房将其作为给年幼而且在最严峻的形势下即位的后村上天皇，以及侍奉在其身边的人的参考。然而，对《神皇正统记》爱不释手，把它当作心灵支柱的，不仅是吉野的朝臣们，而且就连守卫关和大宝的城池，与敌军奋战的官军将士们，读了它之后也感激不尽。亲房知道后，就再进行了修改。也就是说，这本书不仅对吉野的君臣来说，而且对全国各地的官军将士来说，都是心灵的支柱。而且，不止是在这五十七年的吉野时代，在之后的战国时代，这本书也在全国被广泛抄写、阅读，被当作珍宝。到后来的江户时代，有优秀的学者通过这本书理解到了日本国的本质，引导出了明治维新。一本读物能担当起一个国家的命运，这是让人惊讶的，德国的《费希特》等也是这样的例子，但最典型的例子还是日本的《神皇正统记》。

《神皇正统记》是如此重要的读物，下面摘录一些片段。首先是后嵯峨天皇
[2] 的条目：

神明以安定万民的生活为“本誓”
[3] 。天下万民皆为神明所有。天皇是尊贵的，但只有天皇一人喜悦而让万民受苦，上天是不会准许的，神明也不会祝福。天皇是否行德政，决定了天皇的运势是否顺畅。更何况作为人臣，更应尊君爱民，头顶天而屈背，惧地陷而轻行。就算仰望日月光辉，也要惧怕因心中有污点而无法接收光芒；就算看见甘霖雨露，也应反省自己是否因为行为不端而无法接收恩惠。朝夕可食长田、狭田
[4] 之稻，是皇恩。昼夜可饮生井、荣井
[5] 之水，是神德。若忘此大义，为所欲为，因私忘公，则世间将永无道理。

接下来是后醍醐天皇的条目：

既然生在天皇统治的王土，尽忠舍命乃是人臣之道，不可以此为自身的荣誉。而激励后人，奖赏臣子的功绩，乃是天皇执政之重。身为臣子，切不可争赏。（……）近来有谚，自身哪怕只参战一回，或是有家臣战死，便道“请赐日本全国作为恩赐，半国尚不足矣”。虽事不至此，却成乱世之端绪，可窥轻视朝威之心。常言道，“言行，君子之枢机”。切不可蔑视君主，骄横待人。如先前所言，履霜坚冰至。所谓乱臣贼子，皆因起初不谨言慎行。世道衰弱，并非日月无光，草木色变。人心变恶，乃为末世。

《神皇正统记》记载了这样重要的教诲，是非常珍贵的读物。请大家一定去读一下。

而《职原抄》，是有关日本官职制度的。这也是被广泛阅读、抄写、讲解、注释的书籍。当时的武士，大抵都会夸大自己的官职，比如，来进攻楠木正行的贼军中，高师直称为武藏守，其弟弟师泰称为越后守，另外，参加此战的人，还称为甲斐守、骏河守、左京大夫、刑部大辅、判官、左卫门尉等。连贼军都如此，所谓武士，没有人不夸大自己官职的，而且他们都不知道这些官职原本是什么意思。于是，他们就去听《职原抄》的讲义，理解其意思，了解高低顺序。这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就会明白，所有的官职都是天皇授予的，就连将军也是由天皇任免的。而且，国民中很多人都随便自称为左卫门、右卫门、右兵卫等，其实这些官职都是以保卫皇居为本职的。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会产生作为国民的自觉性。

[1] 《神皇正统记》中用的是“公家一统”这个词，指朝廷的单独执政。——译者注

[2] 本书此处是“御嵯峨天皇”，但《神皇正统记》中相应出处是“後嵯峨天皇”，应为作者笔误。——译者注

[3] 本誓，佛教用语，菩萨众佛要济度众生的誓愿，也指神明要造福于民的誓愿。——译者注

[4] 长田和狭田都是田地的美称。——译者注

[5] 生井，指清澈的井，有神灵的井。荣井，是对良井的美称。——译者注

56 室町时代

足利氏的本质

后醍醐天皇迫不得已转移到吉野后，尽管代代天皇都期盼着回京，忠义的将士们也英勇奋战，却没能平定贼乱，回到京都。后醍醐、后村上、长庆、后龟山这四代天皇，在吉野的山中度过了近五十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间，全国各地战乱不止，忠臣义士战死无数，平民百姓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后龟山天皇见此，怜悯天下，便回到京都，让位给后小松天皇。这就是所谓的南北两朝合一。时逢后龟山天皇的元中九年，后小松天皇的明德三年（1392）。

此时，足利氏正处于高氏之孙义满的时代。义满、义持、义量、义教、义胜、义政、义尚、义植、义澄、义辉、义荣、义昭，代代都任征夷大将军。从足利氏在京都的室町开创幕府，到天正元年（1573）义昭被驱赶，幕府灭亡，其间一百八十二年被称作室町时代。比起吉野时代的五十七年，室町时代是其三倍以上。但是室町时代只不过是时间上长而已，这漫长的时间实际上却被荒废掉了。吉野时代虽然是艰苦的时代、悲痛的时代，但这艰苦和悲痛，孕育了精神上的美丽光耀，日本国的道义就是在苦难之中发挥出来，最终唤起了后代的感激的。与之相反，在一百八十二年的室町时代，发自于私利私欲的纷争不断，人们既没有理想，也忘却了道义。

要理解室町时代是多么无趣，就必须弄明白足利氏的本质是什么。而最能清晰地展现出足利氏的本质的，是从正平三四年到七八年之间的动向。

足利高氏的弟弟直义，是个有谋略的人。高氏在政治形势不利的时候，就让直义代其管理政事。高氏的执事（家老）叫作高师直，这个人手腕不凡，人称武蔵守，其弟弟师泰人称越后守，兄弟二人合作掌政。自然而然，直义和师直兄弟的关系日渐恶化，彼此憎恨。

刚开始时，高师直一族气势凶猛，不可一世，让师冬做了关东管领的执事。师冬进攻小田和关的城池，让北畠亲房吃尽苦头。另外，传说出云、隐岐两国守护盐谷高贞有个美貌的妻子，师直就依仗权势，想夺取高贞的妻子，灭了高贞。正平三年（1348），师直与楠木正行在四条畷开战，正行战死。趁着这个势头，师直进攻吉野，一把火烧了行宫。自从战胜正行后，师直愈发骄横，肆意妄为，令人发指。他在京都侵占了大塔宫母亲的房子，建起豪华的宅邸，穷奢极欲；还让人从伊势、志摩、纪伊搬来巨石，制造泉水，搬来吉野的樱花、尾上的松树，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到名胜风景；在东山建造别墅的时候，还挖毁别人家的墓地。

对师直兄弟感到反感，想要除掉他们的是直义的执事上杉伊豆守重能和畠山大蔵少辅直宗。他们两人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只是羡慕师直兄弟得势，想取而代之。

他们和一个叫妙吉的禅僧共谋，向直义进言说必须除掉师直兄弟。直义为准备此事，将哥哥高氏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养子直冬，任命为中国八个国的探题（总督），让其到备后赴任。

师直兄弟探到风声，便召集兵力，要讨伐直义。直义手下只有七千骑兵，而敌军有五万，看到形势危急，他便跑到哥哥高氏的住所去避难。师直兄弟包围了住所，要求处分上杉和畠山。直义最终不得不妥协，将上杉和畠山流放到越前，并将其处死，自己则出家，改名为慧源，答应今后不干涉政权，时年正平四年十二月八日。师直攻击直冬，直冬便逃往九州去了。镰仓管领义诠被召往京都，代替直义，而义诠的弟弟基氏则代替哥哥前往镰仓。

至此，可以说直义业已彻底战败。然而，形势突然大变，逃到九州的直冬重整兵力，率九州的大军攻上京都。高氏闻讯带领师直、师泰兄弟去讨伐。而留守在京都的直义入道却向吉野的朝廷投降了。朝廷接受了直义，赞叹其“不忘元弘的旧功，回归皇天之景命”，直义回复如下：

拜领纶旨。必当照敕定，尽忠职守。恐恐谨言。

正平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沙弥慧源

在北国，桃井直常率大军呼应直义。留守京都的义栓坐立不安。南面有直义和官军的联军，北面有桃井，这样一来就会被夹击丧命。正平六年（1351）正月，义栓逃向西国。

高氏和师直兄弟知道形势大大不妙之后，决定向直义投降。高氏也就罢了，师直兄弟想到如果不出家并且道歉，怕是性命堪忧，便剃了头，穿上僧衣，师直改名为入道道常，师泰改名为入道道胜，小心翼翼地寸步不离高氏。可当来到尼崎附近时，两人还是被上杉、畠山的兵士捉走，最终被斩杀，时年正平六年（1351）二月。此战可说是直义完胜了高师直。

不久，形势又有变化。直义和哥哥高氏之间的关系无法调和，直义便离开京都前往镰仓。高氏觉得必须讨伐直义，但是又担心京中空缺，于是他便向吉野的朝廷参降。一时间，天下统一了正平的年号，官军也回到了京都。这时候，足利氏的侍所所司（长官）细川赞岐守赖春被楠木、和田的军队围剿而亡。高氏来到镰仓，杀害了直义。直义一除，高氏马上又背叛了朝廷，自作主张地扶持后光严院，定年号为文和。

从上述四五年间发生的事情可以明确地知道足利氏到底是什么样的。高氏和直义是兄弟，却相互残杀；而高氏和直冬是父子，却刀剑相向；直义对于师直、师泰兄弟来说是主人，他们却相互争斗。直义因一时败阵而出家，后又打败师直兄弟，将他们杀害，参降于朝廷也只不过是一时之计。高氏也向朝廷参降，将至今奉为主君的光严、光明、崇光遣到贺名生。然而局势一变，他又背叛朝廷，另外扶持后光严院。他们没有道德，没有信义，没有节操，没有感情，有的只是私利私欲。这些对历史只能起破坏作用，对继承和发展起不到一丝一毫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吉野时代虽然只有短暂的五十七年，但对日本历史的贡献极其巨大。吉野时代值得叙述的事情丰富无比，全因吉野君臣之忠烈，可与日月争光。足利氏及其臣子对此只起了反作用。于是，吉野的忠烈精神默默消失了，足利氏权倾一世。这样的室町时代，就算长达一百八十二年，是吉野时代的三倍以上，也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言说
[1] 。

战乱频起

说起室町时代，我们最常想到的是明德之乱、应永之乱、永享之乱、嘉吉之变，然后便是应仁大乱及随之而来的百年战国动乱。事实上明德之乱发生在元中八年（即明德二年
[2] ，1391），严格来说还算吉野时代，但从其性质来看，归为室町时代也不为过。此乱主谋是山名陆奥守氏清。山名氏是足利同族，当时山名一家的领地多达十一国，相当于日本六十六国的六分之一，据说世人皆称其为“六分一殿”。氏清的父亲时氏看到自己山名一家仗着权势不可一世，便感慨：“我出身贫贱，长年驰骋沙场，才知今日之荣华富贵全靠主君足利将军的恩典，感激不尽。但儿孙们不知其中艰辛，不把主君的恩典放在眼里，如此下去将来如何是好？”果如其言，到了其子氏清这一代，元中八年十二月，山名氏举兵攻入京都，欲讨伐足利义满，但以失败告终，氏清也丧命于激战中。

接下来的应永之乱，是大内义弘应永六年（1399）的叛乱。大内义弘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为足利氏尽忠尽职，在刚才提到的明德之乱中因讨伐山名氏清有功，得赏和泉、纪伊两国，于是成了六国的守护，以周防为立足点，势力庞大。义弘因此自信膨胀，便串通关东管领足利满兼，对足利义满举起叛旗，领兵至和泉的堺，在此筑城备战。足利义满率大军出征，最后把义弘剿灭了。

关东管领本是幕府的“办事处”，首任为足利高氏的长子，然后为次子基氏和其子氏满，再下来为氏满之子满兼。愈往后其独立之心愈强，满兼与大内氏一起，东西联手欲反足利义满，但因大内氏的失败，谋反不得不中止。满兼之子持氏在应永二十三年，因上杉禅秀之乱而一时逃离镰仓。虽然最终此乱得以平定，持氏也回到镰仓，但之后关东战乱不断，持氏与其执事上杉宪实反目，几乎每年都有兵乱。永享十年（1438），将军足利义教终于起兵讨伐持氏。持氏逃入永安寺，次年二月自尽。其子春王丸和安王丸在结城氏的城池陷落时被生擒后送往京都，但在途中的美浓垂井被杀害了。一说当时哥哥（春王丸——译者注）十三岁，弟弟（安王丸——译者注）十二岁。这便是永享之乱。

关于永享之乱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关东的豪族们在此乱中，每家都分成两派，反目成仇。结城一家、小山一家、宇都宫一家、岩松一家、佐竹一家，连今川一家也分裂成京都的足利义教派和镰仓的足利持氏派，同族相争。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在春王和安王两个少年被杀害后遭捕的永寿王（他们的弟弟）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元服，改名为成氏。但此时在关东，大权已经被掌握在上杉氏手中。权力逐渐转移到臣子手中，这点是室町时代的特征。

足利持氏自杀于永享十一年（1439），春王和安王被杀于两年后的嘉吉元年。在其间的永享十二年（1440），将军义教杀了一色义贯和土岐持赖。当时足利氏的家臣们日渐势力强大，甚至连将军的命令也不听从了。义教对此憎恨无比，想借着剿灭关东管领成氏之势，提高将军的威信。播磨的赤松满祐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感到万分不安：“今日遭殃的是一色和土岐，明日就该轮到我了吧。”嘉吉元年（1441）六月，赤松满祐邀请义教到自己的府邸，出其不意将其杀害，这就是嘉吉之变。

群雄割据

室町幕府中，将军下设有管领这一重职，相当于镰仓幕府的执事。管领由斯波、细川、畠山三氏轮流任职，故称三管领。然而到了应仁的时候，斯波氏和畠山氏（斯波氏的义敏和义廉，畠山氏的政长和义就）两家各自都发生了家督之争。让形势更糟糕的是，将军家里也起了内讧。将军义政本无子嗣，就跟其弟义视说好将来让位与他，但之后义政得子义尚，于是义视和义尚之间就产生了争端，引发了内讧。他们两人各自寻求有势力的人做自己的靠山。当时的得势者一是管领细川胜元，二是侍所的所司（长官）山名持丰。足利义视、斯波义敏和畠山政长归于细川氏一方，足利义尚、斯波义廉和畠山义就归于山名氏一方。于是应仁元年（1467），细川方即东军十六万和山名方即西军十一万在京都展开大战，史称应仁大乱。京都沦为战场，而战场无管制和纪律，其毒害之大令人恐惧。据说，宫殿、寺社、邸宅皆被烧成灰烬，废墟里被种上小麦，变成了一片绿油油的麦田。应仁三年（1469），年号改为文明。山名持丰（七十岁）和细川胜元（四十四岁）都在文明五年相继病死。但是即便没有了首领，战争也没有停止，直到文明九年武将们各自领兵回到自己的领国。经历了十一年之久的战乱，京都终于恢复平静，但是接下来战场转移到了地方。长达百年，群雄割据，混乱不堪的战国时代拉开帷幕。《应仁记》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弱肉强食，贱欺尊，臣弑君，子杀父。上下颠倒，如猿犬在咬叫。”更有甚者，足利将军根本无意解决问题，平定战乱。“天下若是破碎了就随它吧，世间若是毁灭了就随它吧”，只要自己一人能享尽荣华富贵就足矣，这便是将军的态度，而且将军开始征收苛税。

应该担当起将军重任的是足利义政，但其一生都在享乐中荒废了。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战乱，他毫无反省之意，还在东山建起了风雅的别墅（即现在的银阁寺），在文明十五年（1483）之夏入住。为了筹集这笔费用，文明十四年（1482）义政向山城一国征收苛税，还在次年向明朝卑躬屈膝，诉说窘境，请求寄赠。如此态度实在令人蒙羞。

将军如此昏庸，大权转移到管领手上也不足为奇。但管领的权力又继续落到其臣子手中。举个例子：管领细川氏被其执事三好氏玩弄于股掌之中，而这三好氏手中的权力又被其重臣松永氏夺走，最后事态发展成了永禄八年（1565）松永久秀把将军义辉给杀了。中央政局都已如此腐朽无力，地方演变成群雄割据的状况也是必然。关东有北条，骏河有今川，越后有上杉，越前有朝仓，山阴道有尼子，山阳道先是大内后变毛利，四国有长曾我部，九州有大友和岛津，东北有伊达。但这些枭雄们的地位都在足利氏之下，他们并无意愿去考虑日本国的本质，为其中兴做贡献。

但在这战乱不停的一百多年间，有一种东西，它毫无权力但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书籍读物，比如《古今集》《源氏物语》《职原抄》。就算在那个战乱年代，人们也热情不减，对这些书籍读物爱不释手。公卿们在京都的邸宅在应仁大乱中被烧毁，也失去了经济来源。但他们寻求各路人脉，移居到地方。正是这些公卿们把古典知识带到地方，广泛传播，这样的效果是人们难以预料的。

关白一条兼良（应仁元年时六十六岁）、内大臣三条西实隆（应仁元年时十三岁）等都是当时备受尊敬的学者，在古代经典的理解和传授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都很长寿（兼良活到八十八岁，实隆活到八十三岁），且都勤于著书写作。人们读着这些古代经典，自然就能了解日本的国家性质、本质、制度及其精神。所以，即便在战国乱世，这些古代经典都能被广为传阅，可知日本国的中兴之日不远矣。

[1] 平泉澄此处对足利氏及室町时代的评价有失客观性。将背叛后醍醐天皇的足利高氏（足利尊氏）定义为乱臣贼子的这种观点，是二战以前日本国内的通说。但二战后，这种观点已逐渐被否认，高氏、直义兄弟的政权被定义为“二头政治”，两人的人物形象也得到了深刻、客观的分析。室町时代也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例如“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都是日本文化史上的璀璨之星。——译者注

[2] 元中为南朝年号，明德为北朝年号。——译者注

57 织田信长

统一的机遇

应仁大乱以后的百余年间被称作战国纷乱、群雄割据之世，也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在这一时期失去统一，陷入分裂、解体的状态。如果想要从分裂、解体之中重新回归统一，那么没有中心是不行的，而很幸运的是这一中心是存在的，那就是天皇之所在。拥戴天皇以统一天下需要相应的武力，这一点却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形成。战国群雄之中，以战斗实力特别强劲而为人所称道的，要数甲斐的武田信玄和越后的上杉谦信了。两个人都希望为天下统一贡献力量，同时也不缺乏相应的自信。但是，他们还是囿于通过辅佐足利将军并在其领导之下进行活动的旧有思路，未能从室町幕府的旧体制中脱离出来；此外说到底，以这样的武力水平想要威震四海、平定天下，也还是不够的。不过，等到尾张出现了织田信长，统一才迎来了最初的契机。

织田氏原本是管领斯波家的家臣，在战国之时取主家而代之，逐渐扩张势力，至织田大和守
[1] 之时已领有尾张半国，并以清州城为居所。在大和守麾下，有一位担任奉行职务的人，名曰织田弹正忠信秀。信秀于天文三年（1534）喜得一子，这就是信长。在信长六岁，也就是天文八年这一年，粮食歉收。次年饥荒蔓延全国，疫病流行，死者不计其数。见此情景，后奈良天皇深感悲叹，御笔亲抄金字《般若心经》送藏于六十六国诸国一之宫
[2] ，祈祷国民之幸福。信长的父亲信秀，在天文十年向伊势神宫进献营造所需费用，天文十二年又向朝廷进献建筑修理费用四千贯文。因此，次年后奈良天皇委托连歌师宗牧，赐予信秀《古今集》一部。此时正值信秀兵败美浓，历尽艰辛，艰难突围归来。可饶是如此，在拜领天皇的厚礼之时，信秀还是恭敬地回复道：“一家之名誉无有高于此者。若鄙人能再战而胜之，则更有宫中修理所需费用之事，尽可交托于某。”这一年，信长十一岁。

之后，就在信长十八岁的时候，其父信秀去世，他需要凭一己之力，应对周边环伺的强敌。这时候的信长性格粗暴，不修边幅，不顾礼数。为此，担任信长“傅役”
[3] 的平手政秀，为向信长诤谏，甚至自杀以明志。见此情景，信长十分后悔，为不辜负平手的期待，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处事态度。

今川义元

永禄三年五月，信长满二十七岁，遭遇了人生的重大考验，那就是今川义元的西上。今川氏与足利氏同属一族，乃是足利将军的重臣，武家名门。今川了俊身为九州探题的活跃在历史上十分有名。永禄年间，正值今川义元一代，义元领有骏河、远江、三河三国，被誉为东海道最强的武士。就是这位义元，如今倾全力西上京都，打算挟将军以号令天下，于永禄三年五月十二日，自骏府（静冈）发兵而出，兵力据说达四万以上。而与其相比，信长无论是从领地，还是从统治经验，以及声望来说，可以说都不足对方的十分之一。因此，义元几乎没有将信长当作障碍来看，大概打算一鼓作气将其荡平扫净，就此上京吧。信长打算与今川军一战这件事，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恐怕也无疑会被认为是愚蠢和毫无意义的战争行为。然而，这并非信长单方面挑起的战争，而是因为信长所在的居城就在义元上京需要通过的道路之上，因此这一战恰恰只是义元单方面要进行强行突破而已。因此作为信长来说，要么打开城门迎接义元，屈服其强权之下，要么就是避开义元的军队，跑到其他的地方躲起来，除了这两条道路之外再无回避战争的其他办法。可是这两条道路无论选择了哪一条，男子汉信长都会就此见逐于世。对此情形，信长毅然决然地做好了决战的觉悟。信长生平喜好吟唱小曲，其中有这样一首曲子是这样的：

死のふは一定、しのび草には、何をしよぞ、一定語りをこすよの。

也就是说：“人无论选择何种道路都终有一死，没有办法逃脱死亡的命运。为了在死后能被人们所追忆，应该做些什么才好呢？那就是光辉夺目的英雄之举，这才是能够赋予人生不灭的生命力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此时信长才会在今川军漫山遍野的大军压境之时，毅然决定与之进行决战，就算二十七年的人生在此时此地终结，也不想玷污自己勇敢的武将之名，这就是信长的想法吧。

永禄三年五月十八日的黄昏，从织田方防御阵线的第一线，即丸根、鹫津两个营寨，传来了明天一早敌军将会发动总攻的消息。是夜，信长与家老们商谈，但聊到的都是世间的繁杂诸事，对战略战术一字未提。直到夜深，竟对家老们说：

夜也已经深了，各位也都回去休息去吧。

家老们则觉得“时运走到末路，所谓智慧的镜子被阴霾所笼罩，没想到竟然真的是这个样子”，纷纷哑然失色地返回家里。等到黎明将近之时，鹫津、丸根等营寨相继传来了敌军侵袭的报告。得知战事已经全面开始，信长猛然跃起，跳起舞来。这一段舞名曰“敦盛”，舞曲歌词如下：

人間五十年、下天の内をくらぶれば、夢幻の如くなり、一度生を得て、滅せぬ者の有るべきか。

（人生五十年，与天地长久相较，如梦似幻；一度得生者，岂有不灭者乎？）

一曲舞罢，信长穿好战衣，站着吃完早饭，带上头盔骑上马，紧急地出发了，从者不过五骑，在黎明的阳光里一口气跑完了到热田的三里路。在这里勒马东望，就能看到鹫津和丸根都已经沦陷，冒起了黑烟。信长在视察过善照寺的营寨之后，表面上做出自己就此留在了这里的伪装，实际上则从营寨出来，带领着不足两千人的兵力，迂回盘旋地向着敌军进发，最后直接冲到了敌人的本阵之中。义元在胜利夺取鹫津、丸根之后心情大好，于桶狭间安营扎寨、布下本阵，巡检所斩获的首级，正在开怀畅饮。这一天原本是罕见的暑热天气，但是从正午开始便乌云漫天，随即下起了大雨。而就在这狂风暴雨似乎就要停息的时刻，比风雨还要可怕的东西就此侵袭而来，那正是信长的突袭。今川军完全没有想到信长会袭击而来，甚至最开始还以为阵地之中的混乱是因为军内同僚们的反乱。义元看到信长的家臣服部小平太来到自己跟前的时候，错把其当成了自己的家臣，对其命令道：

赶快把我的马牵过来！

说话的方式相当高傲，小平太由此判断他一定就是大将，于是用长枪刺了过去，毛利新介则用刀将义元斩首。

大将义元已经授首，今川大军随即大乱，战死者超过两千五百人。信长因为只带领了很少的兵力，所以并未追击逃亡的敌军，而是收拢部队于当日返回清洲。二十七岁的青年信长，经此一战证明了自己乃是真正的英雄。战国群雄之中，可以称得上是豪杰的人并不在少数，然而，几乎没有算得上是真英雄的人，直到信长终于出现。正因为这样，当其他的豪强们还在为各自的区区领土分割而斤斤计较、互相争斗的时候，信长已早早地剑指天下
[4] 的统一。通过信长使用的印玺刻有“天下布武”四字这一点来看，信长的目标清晰可知。所谓天下布武，也就是以武力实现天下的统一。

与德川家康的同盟

以天下布武为目标的信长，在东线与三河的德川家康议和以了却后顾之忧，随即西进占领美浓，将统治中心设在了岐阜。随后，信长于永禄十一年九月击退近江一代的抵抗势力进入京都，并平定山城、摄津、河内、和泉
[5] 诸地，将一度流浪各地的足利义昭重新推上将军宝座。不过信长此行意图达成的目的，并不是足利幕府的复兴，而是朝廷的复兴。为此信长不仅调派兵力为御所提供警备任务，向宫中进献费用以请求对朝廷宫殿进行修理，还指定恢复皇室旧有的采邑御领。由于上述政策的实施，朝廷的威严终于得以重现光辉。到永禄十三年时，信长迫使将军义昭许下了无条件地谨慎服务于朝廷的承诺；元龟三年，信长还对义昭违背这一承诺、拒不参内觐见
[6] 这一视朝廷为等闲的行为，发出了声讨。但是义昭不仅没有痛改前非，反而暗通武田信玄，定下了讨伐信长的计划。天正元年，信长将义昭驱逐出京都，足利幕府就此彻底灭亡。从此以后，信长开始作为朝廷的重臣辅佐天皇
[7] ，并专心于天下统一的事业。朝廷方面也着力提拔信长，天正二年任命其为参议，信长于三年升权大纳言，四年升内大臣，五年升任右大臣。

虽然这么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至此为止的经历并非那么容易。阻碍信长远大志向的人好多就在他的周围。在大阪
[8] 有本愿寺，信长提出了希望其能够让出石山一地
[9] 的要求，与信长关系不和的本愿寺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联合占据野田、福岛等地的三好一族残余势力一道与信长为敌。由于本愿寺教团广泛号召起了全国的信徒，因此在伊势长岛等地的本愿寺信徒针对信长发动了最为强烈的反抗，信长因此后院失火，棘手得很。

大阪的敌对势力就是本愿寺，在京都还有比叡山，越前还有朝仓氏，像这样的敌人非常之多；但是这其中最强大的则非甲斐的武田信玄莫属了。信玄于永禄十一年追击今川氏真，夺取骏河一国，积攒力量，从背后瞄准了信长。在这样群敌环伺的环境中，战事从未平息，几乎没有安稳无事的日子可言。对信长来说，其中唯一算得上是万幸的事情，就是得到了德川家康这样一位值得信赖的伙伴，并与之携手合作这一点了；而同时对于家康来说，这也说得上是相当合适的选择。家康原本以三河国为根据地，因为今川氏的覆灭而进一步兼并了远江一国，其军事实力已经可以作为信长的左膀右臂了，因而受到信任。武田信玄比信长年长十三岁，因此他想要执掌天下武力之牛耳的话，就非要扳倒信长不可。但是家康比信长还年轻八岁，因此就会觉得先辅佐信长，并从这位杰出的前辈身上吸取各种经验教训，并等待将来自己能够强大起来吧。

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

如同前面所说的，信长、家康联军在元龟元年四月讨伐越前朝仓氏，攻入敦贺境内，占领金崎城及其他地区。然而就在即将对朝仓氏大本营一乘谷进行攻击之时，他们意想不到地遭到了与朝仓氏串通的近江浅井氏从背后而来的威胁。两人因此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好不容易从若狭国脱身返回京都。两军在六月重新爆发了更为激烈的对抗，即姊川合战。浅井、朝仓联军也能征善战，不过其精锐伤亡惨重，最终输掉了合战。

在姊川一役中获胜的信长，于次年（元龟二年，1517）九月包围了为朝仓、浅井氏提供支援的比叡山，烧毁其中的堂塔僧坊，斩杀僧徒无数。自延历年间以来绵延八百余年，得朝野之信仰而极尽繁荣，朝廷也不敢对其任性之种种举动加以批判，就连幕府也只好赦免其罪责的比叡山，如今在信长毅然决然的处置之下化为了一山焦土。

元龟三年十月，武田信玄率大军意图上京，抵达浜松北边的三方原，浜松当时正是家康的居城。家康以“因为是信玄就任其从城下践踏而过，此非男子汉之举”为由，率少量军队独自与其正面交锋，并遭遇败绩。挟胜而来的武田军进逼浜松城，但见城门大开、篝火通明，因疑心有空城计而就此收兵安营过夜，家康军则在之后对其进行了夜袭。三十一岁的家康行事相当干练果断。信玄在收获了三方原一役的胜利之后，进入三河国，围困野田城，并随后将其攻陷。但是这时他身染疾病，并最终于天正元年四月十二日，以五十三岁之壮年病故。最强之敌信玄一死，信长的行动逐渐变得自由了起来，这一年中他驱逐将军足利义昭，并相继歼灭朝仓氏与浅井氏。

信玄死后，武田家业的继承人就是胜赖。胜赖于天正三年五月挥师围困三河国长篠城，守城之人为家康部将奥平贞昌，他带领区区五百士卒对抗一万五千人的大军。不久之后信长举三万之师，与家康的八千人部队一道，拍马驰援。武田家的老臣们见此情形，都认为应该顺势撤退，但胜赖排除众议一意孤行，与信长进行决战并一败涂地。胜负的关键在于战术与兵器。信长在此战之前设置好了牢固的木栅栏，阻拦武田军的骑兵武士，并搭配铁炮进行攻击。跟随信玄历经百战、勇猛冠绝天下的猛将武士，在这种崭新的战术和兵器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胜赖虽然完好无损地返回甲斐，但其军事力量经此一战急剧衰落，之后也不过是徒然地等待灭亡罢了。

天正四年二月，信长将一直作为大本营的岐阜城让与其长男信忠（当时二十岁），自己则在近江国安土筑城并移居于此。信长通过在长篠合战中使用新武器、新战术而明确了自己新型武将的身份，安土城的修筑也与以往所有城郭的建筑样式迥然不同。从各国收集巨大的石块，从各国招募土木工匠，历经三年工期而成的建筑，其雄伟、坚固、壮丽、高峻，震惊了所有见到它的人。

对于信长而言，信玄死后的强敌就是越后的上杉谦信了。他也同今川义元和武田信玄一样，意图进入京都、掌握天下武权，因此信长不得不必须注意此人的行动。然而谦信于天正六年突然病倒，不久之后亡故，享年四十九岁。连谦信都已经去世，信长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人了。于是信长号令部下诸将各自负责平定一片地区。负责山阳道地区的秀吉轻取播磨、淡路两国，将战线推入因幡、伯耆，另外更是占领备前，进攻备中；负责山阴道地区的明智光秀平定丹波、丹后二国；负责北陆道地区的柴田胜家从越前推进至加贺、能登。至此，信长可以号令的范围已达二十余国。

天正十年二月，信长与其子信忠一起，为讨伐武田氏而攻入信浓国，武田氏已然日薄西山，织田氏则犹如初升之朝阳一般势头正盛，因此大多数城池一战未开便倒戈开城，妄图守城防御之人也迅速败北。胜赖将居城新府之馆付之一炬，烧死人质并向天目山方向撤退。三月十一日，胜赖最终与其子信赖一起自杀身亡，胜赖三十七岁，信赖十六岁。曾以刚强勇武闻名于世的武田氏，竟然就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

本能寺之变

赢得战争的信长在诹访将武田氏领地进行了划分，甲斐国赐予河尻肥后守
[10] ，骏河国赐予德川家康，上野国赐予泷川一益，信浓国则赐予森、木曾、毛利、河尻等人。信长在新府和甲府完成丈量土地工作之后，一边眺望着富士山一边从骏河出发，在欣赏着东海道沿路风光的同时踏上归途，于四月二十一日抵达安土城。

在一直被各种各样的敌人包围，片刻也不得安生的信长那严酷而多难的一生中，恐怕再没有比从甲州归来这一路的旅途更加令人愉悦了。朝仓、浅井已经灭亡，信玄、谦信也不在人世，甚至武田氏大本营的甲斐和信浓也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彻底沦陷，此时能够直接威胁到信长的强敌已经所剩无几。作为唯一同盟军的德川家康，也尽心竭力地整修道路，布置住宿场所，准备山珍海味的宴席，以无与伦比的水平用心款待了信长一路，因此信长也非常开心。

五月十五日家康为了答谢获封武田领地一部分的恩赐，亲自来到了安土城。作为之前一路上受到尽心尽意款待的回礼，信长表示这次一定要好好招待家康，于是差遣家臣进行各种准备，并特别任命明智光秀为安土城宴会的料理总监。然而，信长对于光秀的行事方法并不满意，于是紧急更换了其他人担任这一工作，并向光秀下达命令，要求其为征讨毛利氏而立即带兵向山阴道方向进发。

一方面，信长在十分周到地招待了家康之后，推荐并安排其去商业都市堺观光，自己也为了指挥征伐毛利氏的战役从安土动身，在五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抵达京都。信长居住在本能寺，信忠居住在妙觉寺。另一方面，明智光秀于五月十七日自安土出来，进入近江坂本城，二十六日赶赴丹波龟山城，次日参拜爱宕山并住在此地一晚，二十八日返回龟山，六月朔日傍晚六时左右，终于做出了向毛利氏发兵出阵的样子，整装一万三千人的大军，却在中途突然掉转方向，朝着京都奔杀而来。

明智的大军围困本能寺，是六月二日的黎明时分的事情。信长身边的亲兵不过数十人，虽然各个舍身奋战，可无论如何在这出乎预料的攻击中还是寡不敌众，最终主从一同从容赴死。信忠自居所妙觉寺移居二条城后抵抗不久，也安然自绝。信长享年四十九岁，信忠英年二十六岁。

于桶狭间一战尽显英雄本色，通过长篠合战与筑城安土宣告了自己迈入新时代的武将身份，随后驱逐将军义昭进而否定足利幕府，尊崇朝廷获封其肱骨重臣之誉，意欲拥戴天皇统一天下，如此信长在其天下布武的大志刚刚完成了一半的时候，因为一时小小的疏忽大意，就这样倒了下去。

[1] 织田达胜及其继承人信友均承袭大和守名号。——译者注

[2] 律令体制下规定的日本六十六国位列第一的神社。——译者注

[3] 培养、保护少年武士并指导其成长的武士职务。——译者注

[4] 当时的“天下”一词并非指代全国，而是狭义上指代以京都为中心的近畿地区。——译者注

[5] 均为日本古国名，相当于现京都府南部与大阪府、兵库县东部地区，与现奈良县所在的“大和”合称五畿，也称畿内。——译者注

[6] 进宫朝拜，出席朝廷仪式。——译者注

[7] 关于信长与天皇的关系，学界存在融合与对立两种观点，本书所持信长为拥戴天皇而进行统一的观点未得到广泛认同。——译者注

[8] 大阪是现代日本对这一地区的称呼，近世应使用“大坂”一词，但本书一直使用“大阪”一词，因此翻译时未做修改。——译者注

[9] 石山即后来的大阪城所在之地，为战略要地，也是本愿寺教团总部的所在地。——译者注

[10] 河尻秀隆，信长家臣。——译者注

58 丰臣秀吉

讨伐光秀

就在明智出乎意料地谋反将信长打倒的时候，信长部下的诸将领，却都在信长的命令下分散在各地进行着远征，没有一个人能够火速赶来营救。柴田胜家、佐佐成政正在越中与上杉军对峙；森长可正自信浓进兵越后；泷川一益在上野国对阵后北条氏；发兵阿波国的织田信孝刚刚经过堺市；织田信澄、丹羽长秀、堀秀政驻扎在大阪，正做着征伐四国的准备；细川、池田、中川等人也都因为受命西征而在各自的领国进行着战备工作。在这些分散于各地的人中，距离京都最远、面对的敌人最强劲、面临的局面最艰难的人，无疑就是羽柴筑前守秀吉了。

秀吉本是织田信秀麾下走卒之子，身份低微，年幼丧父，度过了充满苦难的少年时光。秀吉还一度流浪他乡，不过永禄年间开始追随信长，其才识器量得到了认可，逐渐得以出人头地。秀吉最初名曰木下藤吉郎，但是在领略了柴田胜家和丹羽长秀卓越的才能之后，遂改名羽柴秀吉以表明效法二人之心，自称羽柴筑前守。天正元年近江浅井氏覆灭之后，秀吉受封其旧领，入居小谷城，之后又在长浜筑城并移居至此；天正八年移居姬路，并以此为根据地，为平定中国地区
[1] 而努力。正好在这一时期，毛利氏跨山阳山阴两道，统辖十国之地，正在将势力向播磨国渗透，因此秀吉自然就与毛利氏发生了正面的冲突。然而秀吉干净漂亮地将其击败，随即征服因幡、伯耆二国，甚至进一步攻取备前，侵入备中，围困了高松城。

高松虽是平城
[2] ，但周围尽是沼泽地，马匹难以前进，仅有几条细细的小路可以利用，因此即使大军压境也很难展开攻势。守将清水宗治是一介刚直之人，抱定死守之心毫不动摇。秀吉见此情景，便阻塞河川，引水成湖，打算用这湖水将困于中央的城郭淹没。毛利发大军五万前来救援，秀吉虽然只有三万兵力，却通过巧妙地布阵使得毛利大军无法展开救援。水面每时每刻都在上升，高松城危在旦夕。毛利氏毫无办法，只得提出讲和。秀吉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毛利方让出备中、备后、出云、伯耆、美作五国；第二，高松守将清水宗治自杀献城。毛利方面表示，第一条可以接受，但是第二条难以接受，和谈陷入僵局。就在此时，六月三日深夜至四日清晨，本能寺之变的消息传到了秀吉这里。秀吉一边封锁这一消息，不透露给其他人，另一边特地平心静气地巡视军阵，巧妙地与敌军展开交涉。结果清水宗治驾一小船而出，在敌我双方众目睽睽之下慨然引刀切腹。秀吉见此情形，遂对于讲和的第一条要求进行妥协，将出云、备后以及其他地区让给了毛利氏，火速完成了讲和。此时，六月四日白天刚过。是夜，秀吉就自高松出发，全速回奔姬路；六月八日到达姬路之后，立刻发出命令准备好各个方面，并将自己所有的金银粮草悉数散发下去。由此可见，秀吉已经做好了这一战胜则进取天下，败则死无葬身之地的觉悟。八日夜晚做好了出阵的准备之后，九日黎明，秀吉全军乘势而动，十三日与明智军会战于山崎，经过激烈的战斗最终将其击溃。当晚，光秀打算逃往坂本城，但其在途中的小栗栖被杀，终年五十五岁。

织田氏诸将领之中，勇武之名冠天下者不在少数，然而听闻本能寺之变以后，都不过是震惊而已，未有人能够迅速出兵讨伐明智者，更有如河尻肥后守一般，因为失误而一命呜呼之辈。家臣之中，唯有秀吉能够游刃有余地与毛利氏完成和议，并抽调军力返回，一口气击败光秀，替主君报得大仇，这说起来简直就是英雄般的壮举。因此一举，秀吉于是得以超过柴田胜家和丹羽长秀这些前辈大将，实际上作为信长的继承者，站到了政权的正中心，就连信长的同盟军德川家康也不放在眼里了。

与胜家的决战

然而，表面上如何先不说，在心里，胜家也好家康也罢，都没有就此居于秀吉下风、接受其指挥差遣的意思。此时的情形是，秀吉无论如何都必须要与他们各自一战，并用实力来决定胜负。很快，与胜家进行决战的机会，过了一年不到就早早地到来了。胜家联络了将据点设在岐阜的织田信孝和退守伊势的泷川一益，计划四面夹击秀吉。不过知晓了这一计划的秀吉，赶在胜家因为北陆积雪过深而无法出兵发动攻击之前，率先于天正十年十二月进攻岐阜，迫使信孝提出讲和并予以同意；次年正月于伊势击败泷川一益，并占据龟山城。三月雪化，胜家终于得以出兵近江。秀吉自长浜进兵贱岳，但是见到胜家的排兵布阵之后，并未急着与其交战，而是在修筑好二十四个营寨作为守备之后，奔赴大垣去镇压再次叛变的信孝。秀吉在观察了胜家军的防御阵线之后，认识到难以攻取获胜，于是自己也扎营安寨、力主防御。而同时，胜家军中，胜家在看到秀吉构筑的二十四个营寨之后同样意识到了进攻的风险巨大，于是打算严阵以待，等待攻击的时机。但是胜家军得知秀吉已经领兵出岐阜、主将不在营寨中的消息，又从秀吉军方面投降而来之人口中得到情报，说二十四个营寨之中，唯独大岩山和岩崎山两个营寨远离其他，乃是守备最空虚、最薄弱之处。于是，胜家的外甥佐久间玄蕃盛政请缨，打算对其发动攻击。胜家认为这种攻击需要深入敌阵腹地，过于危险，所以最初是反对的，无奈盛政几次三番强烈请求，实在难以拒绝，于是在与之约定“攻下两座营寨之后须立即收兵回营”的条件之后，准许了其发动攻击的请求。

佐久间于四月十九日深夜，统领八千兵马开始行动，从余吴湖迂回而过，至二十日黎明突袭大岩山营寨。驻守此处的中川清秀，在之前的山崎合战中与高山右近一起作为秀吉军先锋征讨光秀军，是一位建立过功勋的勇将。山崎一战中虽是作为先锋出阵，此次于贱岳，中川负责大岩山，高山负责岩崎山，两人都位于秀吉军主力的后方。在前线尚未交战的情况下，竟然在此处遭遇敌军，实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中川手下千人，高山手下千人，兵员很少，营寨也是紧急修建而成的，所以十分脆弱，此时遭受猛烈攻击，高山军很快就撤退了。但是中川清秀则毫不惧怕地留在原地，激战数小时直至壮烈战死，终年四十二岁。收到胜利报告的胜家，向盛政下达了立即收兵的命令，然而年方三十正是血气方刚，并且初战告捷的盛政，并未听从叔父的命令，而是就地在野外扎营布阵，折腾了一夜的时间。

贱岳之战

山上的碉堡守卫牢固，呈掎角之势相互照应，想要攻取并非易事，唯有等待柴田军从防御工事中出来，一直在等待这一机会的秀吉，听到佐久间盛政如今终于从大岩山出兵的报告之后，知道绝好的机会已经到来，不由得欢喜雀跃，立即回马直奔贱岳而来。秀吉得知报告的时间是二十日午后二时，地点在大垣。从大垣到贱岳有十三古里（五十二公里），秀吉于午后四时从大垣出发，至夜晚八时至九时之间已经抵达木本，开始排兵布阵。秀吉在撤离之前早已准备好了返回的计划，沿路安排下替换的马匹，故而能够马不停蹄地疾驰而回。

沉醉在胜利之中，布阵于郊野，刚刚满心欢喜入睡的盛政，很快就被告知对方阵地后方不断出现无数松明，明白过来这是秀吉亲率的一万五千人大军赶到了。盛政慌作一团，于十一时左右开始撤退。

柴田军已战至疲惫，再加上受到出乎意料的打击而被迫撤退；而羽柴军方面则以逸待劳地对其穷追猛打，因此柴田军方面遭受惨败，死伤人数相当之多，甚至连胜家也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不过在家臣毛受胜介的强谏之下撤军北之庄（福井），胜介本人则与兄长茂左卫门尉一起守卫着象征胜家所在的马印——金御币，佯装胜家本人进行殿后作战的样子来阻挡秀吉军，随后共同壮烈战殁。

在进行这次追击战之时，秀吉允许其身边随从的小姓诸将可以自行作战以建功立业，而他们就是有名的“贱岳七本枪”：

福岛 市松（正则），二十三岁；

加藤虎之介（清正），二十三岁；

加藤 孙六（嘉明），二十一岁；

胁坂 甚内（安治），三十岁；

片桐 助作（且元），二十八岁；

平野 权平（长泰），二十五岁；

以及槽屋助右卫门尉。

四月二十三日，秀吉进逼北之庄。是夜，胜家在城中举行诀别之宴，犒赏部下兵将之军功，表示部下想要离开、出城都可以，但部下八十余人全部愿意追随胜家一起赴死，于是他们在二十四日午后一同自尽。胜家的夫人小谷之方，是织田信长的妹妹，是十分有名的美女，虽然胜家劝说她逃离，但她拒绝，与丈夫一同自杀。不过她的三个孩子则由秀吉代为养育。三人都是她和前夫浅井长政之间所出，在小谷城诞下的女儿。长女此时十三岁，就是之后的淀君；次女十一岁，之后成为京极高次夫人；三女九岁，后来成为德川二代将军秀忠的夫人、三代将军家光的母亲。

佐久间盛政悲愤交加，在与胜家之子权六一道悄悄地返回北之庄的途中，腿脚受伤无法前行而藏身于百姓家中休养，然而想要获得奖赏的百姓们聚集起来，将盛政用绳子捆起来押送到了秀吉军前。秀吉和他们说：

我要给百姓们褒奖，参与过抓捕的百姓都出来吧。

这时候，纷纷表示自己参与此事的人一共十二人。将他们集合在一起后，秀吉说了这样的话：

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明天说不定就发生在我身上了，你们的所作所为不是身为百姓所应该做的事情，为了惩前毖后，作为褒赏我就将你们处以磔刑吧。

说完，就将上述百姓处以了极刑。

权六是敌军主将胜家之子，时年十四岁，因此虽然尚未元服成人，仍旧堂堂正正地被斩首。盛政时年三十岁，秀吉爱惜其勇武，表示如果能归附自己的话就赐予其一国领地，然而盛政拒绝归顺，最终像男子汉一样被斩首。

秀吉在惋惜盛政的同时，也十分哀悼因为盛政而战死的中川清秀，于是将盛政之女嫁与清秀之子秀成，并立其为一方大名，延续近三百年的丰后国冈（竹田）七万石的中川藩即源于此。

关白太政大臣

与胜家的对战，是秀吉命运的转折点。虽然秀吉曾经立过讨伐明智光秀的大功，但如果败给胜家的话也会身败名裂，即便不至于身死家灭，也将再不可能掌握武力优势。秀吉正是因为非常清楚这一战的重要性，才会从大垣到贱岳、从贱岳到北之庄马不停蹄、片刻无休地持续进逼，发动猛烈的攻势。秀吉自己在当时的书信中写道：

秀吉自知，柴田若获喘息之机，必将东山再起。日本平定与否在此一举，纵然令其士卒同死阵前，筑前（秀吉）亦不应有所大意，就此抛却常识，二十四日寅时攻取本城，午刻入城，将其悉数斩首。

通过这一战的胜利，秀吉不仅证明了自己具有统一日本全国的实力，也用其名誉做出了统一日本的承诺。确定这一点的不是别人，正是秀吉自己。“日本之治世，自赖朝伊始，至今亦应有所增也。”说出这样的话的，正是秀吉本人。若论取得这一胜利的原因，秀吉巧妙地把握胜利的机会、一口气攻城略地这一点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秀吉的前辈丹羽长秀自山崎合战以来，一直高度评价秀吉的功劳及其政治手腕，无论怎样都对其施以援助、护佑这一点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因此秀吉作为感谢，在胜家灭亡之后的领地处置过程中，将越前一国和加贺半国送给了长秀，其余的加贺半国则交给了前田利家。

此前秀吉的本城是姬路城，但为达成天下统一，大阪的位置更好，于是天正十一年十一月，秀吉命令三十余国的大名开始大规模的筑城工程，至次年八月，秀吉早早地入住新城。以这一雄伟庞大的大阪城为中心，都市大阪随即发展繁荣起来。

在朝廷方面，秀吉凭借最先平定明智叛乱之功，获赐五位官位，并获任少将官职；消灭柴田胜家则使其晋升参议；十二年升从三位权大纳言，十三年升正二位内大臣，并很快晋升为从一位关白，而在十四年，秀吉晋升为关白太政大臣；在作为人臣的荣誉达到最顶点的同时，从朝廷那里获赐新姓“丰臣”。奉天皇以号令天下这一信长的理想，如今由秀吉继承，并一步步得到了实现。

九州平定

虽然政治大势是如此发展的，不过想要真的实现统一天下、号令天下的目标，还有几个非仔细解决不可的难题。第一是德川家康，第二是九州的岛津，第三则是关东的北条，他们无论哪个都具有强大的实力，并不是简简单单就会臣服的对象。天正十二年春，家康为支援织田信雄，打算与秀吉一战，为此秀吉计划了宏伟的包围攻击计划。小牧、长久手合战由此而起。这一回在局部的合战上家康获得了胜利，在大局的压制上秀吉保持优势，但总而言之，家康无法击败秀吉，秀吉也很难击溃家康，双方都认识到对方是不那么容易对付的大敌，于是在这一年年底，两军讲和，自此之后家康不再妨碍秀吉的天下统一大业，转而协助这一事业的推行。

与棘手的对手家康之间的矛盾得以解决之后，秀吉如同乘上了顺风船一般，其势力向全国四方不断扩张。天正十三年三月讨伐根来、杂贺佣兵团，平定纪伊；六月进攻长曾我部元亲并将其降服，由此平定四国；八月进攻佐佐成政并将其降服，没收其领地并赐予前田利家。

这一时期，九州的岛津氏实力强大，屡次击败大友氏，并让龙造寺氏苦不堪言。鉴于此，天正十三年十月，秀吉奉敕命
[3] 向岛津义久发出书状，言明天皇陛下希望敌我双方终止战斗，因此要求义久照此圣命执行，如若“不遵守此旨意，则将即刻施以惩处”。之后由于并未看到岛津氏有恭顺的态度，秀吉遂于十四年八月指挥黑田、毛利及其他大名先行出征，至十五年正月自己亲率大军讨伐。此次兵力总数约十万，在九州造成了巨大的恐慌。秀吉很快攻入萨摩，五月三日于太平寺安营扎寨。岛津义久见无论如何也难以抵抗，于是选择投降，不过秀吉却热情地接受了他的降服，并取下自己佩戴的宝刀赠予义久。就在这时酒被端了出来，义久怀疑秀吉是不是在酒里下了毒，就在他犹豫要不要喝的时候，秀吉表示即使不喝也行，只要把酒杯拿起来就可以，而降服仪式也就此结束。秀吉还同意岛津氏如原来一样领有萨摩、大隅、日向三国，义久因此非常感激秀吉。

岛津氏已然降伏，九州已平定，秀吉于是将丰后国赐予大友氏，将小早川氏安排到筑前国，肥前国归龙造寺氏，丰前国归黑田氏，而将佐佐成政封于肥后国，之后引兵返回。然而由于佐佐氏大行苛政，其领内叛乱四起，骚动甚嚣尘上，秀吉于是严厉斥责成政以至于最后令其自尽，并将肥后国一分为二，将熊本赐予加藤清正，宇土赐予小西行长。

自九州收兵之际，秀吉命令复兴博多。博多过去曾经是九州探题所在之地，从政治上来讲也很重要；不过更为特殊的是，此地乃是依托海洋而商业贸易繁荣兴旺的场所，却因为战乱而焚烧殆尽。秀吉见此情景，便命令黑田与小西复兴博多。

在从九州归来之际，秀吉做出的另外一项重大决定则是对基督教的禁止。此禁令于天正十五年六月十九日发出，在第一条中写到，日本乃神国之所，由基督教国家传授邪法之事，必不以允许。第二条中则提到传教士引诱地方的有实力者毁坏神社佛阁之事，实乃前代未闻，今后日本国的大方针将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第三条中提到因为传教士违犯日本的基本方针，今后将禁止其居留日本，传教士必须于当日起二十天内离境归国。接下来第四条和第五条允许与基督教传教无关系者的贸易和往来自由。想来，秀吉停留在九州期间，与以大友、有马、大村为首的诸大名中信仰基督教的大名之间进行了很多书信往来，大概是因为意识到日本的风俗传统恐怕要染上变革的色彩，才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的吧。

统一天下

天正十五年七月，秀吉返抵大阪。后来的小田原征伐战开始于十八年三月，因此秀吉在这期间有两年半的休整时间。无论是山崎合战还是贱岳之战，秀吉都以疾风迅雷般令敌人毫无喘息之机的猛烈攻击为主，不过自小牧、长久手以来，秀吉的作战方针转变为在作战中尽量减少己方的伤亡，通过对大局的掌控让对手丧失战斗意志。于是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秀吉在考虑对关东和东北进行各种处置的同时，在中央以推行和平事业的方式来安定天下人心。

首先是北野的大茶汤
[4] ，天正十五年十月初一到初十，天气合适的时候在北野举办。秀吉发出公告：自己会把私人收藏的知名茶具毫无保留地拿出来展示，只要是喜好饮茶之人，无论身份如何卑贱都没有关系，带着一口烧水釜、一只装水瓶和一份茶叶来吧，因为是在野外举行，所以随身带着两帖榻榻米来吧，难得秀吉招待大家来饮茶，如果连这样的茶会都不来参加的心里有鬼的人，那么今后饮茶这种事也就没必要再干了。传说当时在北野的松原地区，还因此建起了八百多个饮茶小屋。

其次是天皇行幸聚乐第。秀吉从十四年开始在京都的“内野”地区开始建造极为华丽的大宅邸，该宅邸于十五年的九月竣工，并被命名为聚乐第。秀吉与信长一样，最为尊崇皇室，因此这座宅邸刚刚落成，秀吉便恭请天皇行幸于此。天正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后阳成天皇行幸，在他“御出”之时，关白秀吉亲自为天皇提裾，并奏请陪同其左右。很多朝廷公卿也陪同左右，武家诸大名也加入陪同行列之中，各自所着的装束
[5] 都独具匠心，围观的人们看到之后都非常激动。最初计划停留三日，不过天皇对此行非常满意，将停留时间延长到了五天。秀吉对此欢喜异常，不仅向宫中进献了“御料所”，还向织田信雄、德川家康、宇喜多秀家、前田利家等数十位大名下达命令，要求他们感谢皇恩浩荡，发誓永远保证皇室“御料”不受侵犯。秀吉经常提起“赖朝之后就是自己”这样的话，不过无论在以武力威扫天下这一点上，还是在拥戴天皇、严命武士勤王这一点上，秀吉都可以说是与赖朝比肩的“双璧”了。

此外秀吉还在京都东山地区修建方广寺，在此铸造大佛。以铸造大佛殿所需之名义，秀吉于天正十六年七月下达刀狩之令，其中包括“诸国百姓等，持有大刀、胁差短刀、弓、长枪、铁炮以及其他种种武器之行为，应严格废止”等内容，也就是说百姓应该专心于耕种田地等自己的本职工作，持有武器是有害无益的行为。

终于到了天正十八年三月，征战的时机逐步成熟，秀吉决定征伐小田原。秀吉进逼小田原城是在四月三日，其军力总数达三十万。关东诸城相继被攻占，小田原城被孤立、陷入重围之中，因此七月十一日，北条氏政、氏照兄弟终于开城请降，并在城外切腹自尽。同时伊达政宗等奥羽地区的豪族势力也大多赶来小田原归顺秀吉，东北一带不战而定，日本在历经漫长的纷乱之后，终于再次归于统一。此时是天正十八年（1590），秀吉五十五岁。

北条氏一灭亡，秀吉立刻将德川家康转封于关八州，家康则于八月一日入驻江户城。对于家康的旧领地三河、远江、骏河、甲斐、信浓五国，秀吉将其收归自己所有之后，又分别交给了自己所信赖的人来管理。

出兵朝鲜

从这时起至秀吉去世的八年时间里，最大的问题在于出兵海外。此事于日本几乎没有任何好处，对朝鲜则有极大困扰，也就是说这是一件对双方来说都很不幸的事件。秀吉此人，当真是极其杰出的英雄人物；然而他将这一英雄本质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表现，是对于明智和柴田氏的征伐。后来，秀吉的私生活靡乱，其政治判断也出现了很多脱离正轨的情况。之前的信长，就是在强敌消失之后疏忽大意，最终死于非命。虽然目睹了这样悲壮的先例，但如今秀吉也同样骄横了起来。人生在世，无论谁都尤其应该在其全盛之时保持审慎的态度。秀吉就是在日益骄横、不再谨慎行事之时，决定出兵海外，这实在是令人遗憾。不过希望向海外扩张这一点，不仅是秀吉从很早开始就萌发的想法，而且除了秀吉之外，其他人似乎也有这样的想法。天正五年的时候，秀吉就向信长进言，表示希望信长可以赏赐给自己大陆的领地；天正十年，秀吉封龟井兹矩为琉球守，随后又任命其为台州守，这两件事情就都是源于这种希望。于是从天正十四、十五年开始，秀吉就明确地表达了其试图收服唐（即指中国）与南蛮的希望和计划。大概是因为日本过去时常收到来自蒙古的无礼文书，之后还遭受了前后两次蒙古大军的侵略，而这其中汉人的军队，以及朝鲜的军队都参与了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日本由此产生的敌对仇恨情绪，顽固地长期延续了下来，通过这样一个机会被表达了出来。秀吉本来计划借道朝鲜直接攻入明朝，但由于朝鲜的抵抗，故而转变方针首先与朝鲜交战，之后与明朝大军作战。出兵分为前后两次，第一次是文禄元年（1592）四月，十五万八千名士兵渡海，五月二日攻入朝鲜京城（首尔），六月十日抵达平壤，之后进兵咸镜道的加藤清正还抓获了朝鲜二王子，并以庄重而温和的方式对其加以照顾。这之后与明朝之间的和谈开始，本以为短时间里得以恢复和平，然而庆长二年（1597）春，日本再次出兵，十四万士兵渡海，并在战略要地筑城；但由于次年庆长三年八月秀吉病故，根据其遗言，渡海军队全部撤军。这期间还发生了碧蹄馆之战（小早川隆景与立花宗茂）、蔚山守卫战（加藤清正与浅野幸长）、泗川之战（岛津义弘）等战果辉煌的事件，在这里就不一一详尽叙述了。

[1] 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与山阴地区的合称，因与古代畿内（京都）地区的距离位于近国与远国之间而获名。——译者注

[2] 在平原地带建筑的城堡，不依托山岭等自然险要。——译者注

[3] 由天皇授意，通过朝廷公家代为传达的命令。——译者注

[4] 民众大量参与的饮茶会。——译者注

[5] 装束为日本古代礼服的一种，是高品级公武两家在最庄重礼仪场合穿着的衣物样式。——译者注

59 德川家康

家康的成长历程

继承了悲壮陨落的信长之遗志，在数百年的纷乱之后，拥戴天皇再次完成统一日本全国大业的英雄秀吉，在庆长三年（1598）八月十八日这一天合上了双眼，享年六十三岁。接下来出现的问题是，自此以后谁将占据政局的中心，统御群雄。秀吉最初因为没有亲生子的关系，将自己的外甥秀次立为继承人，并奏请朝廷任命其为关白，秀吉于是作为前关白而被称作“太阁”。然而由于文禄二年亲生子秀赖诞生，秀吉的心思发生了变化。秀次则因为耽于游乐，作恶多端，于文禄四年在高野山被迫切腹自尽。无论是秀次还是秀吉，都可谓丑态毕露，所为非德。虽说秀吉的事业本来由秀赖继承就好，然而仅仅六岁的幼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指挥武将众人，执掌天下政务。而且秀吉出于对幼子的珍爱，恳切地请求德川家康、宇喜多秀家、前田利家、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五人，无论如何也要辅佐秀赖茁壮成长。之后由于小早川隆景很快病逝，上杉景胜取代了他的位置，上述五人被称为“五大老”。而实际的政务，则由浅野长政、增田长盛、石田三成等五人分担，他们被称作“五奉行”。

然而，毫无实力的少年作为政治中心几乎没有收服天下群雄的可能，这种不安定在秀吉死后就再也难以消除。公平而论，此时从实力上说居于首位的是德川家康。家康作为信长的盟友，是得到信长尊敬的人；同时，他作为秀吉的竞争对手，是实力得到秀吉所承认的人。拥有这等力量和名望，家康在五大老之中也是超越群雄的存在。于是政权的中心便开始依照自然规律，一点点地向家康倾斜。

家康是三河国冈崎城城主松平广忠之子。天文十六年（1547），由于受到织田信秀的攻击而求援于今川义元，广忠将其子竹千代（也就是家康，时年六岁）作为人质送往今川氏。但是因为在送交途中遭遇劫持，家康反而被送到了织田氏一边，这就出现了城郭服从于今川一方，人质却在织田一方的不可思议的状态。不久广忠病死，冈崎城被今川氏霸占，竹千代也因为交换人质的关系，被从织田家转送到了今川家。当时竹千代八岁，从此以后的十二年里，一直作为寄人篱下的“食客”成长于今川家中。时至永禄三年，今川义元举大兵西上之际，家康被命令向深入敌军腹地的大高城运送粮草，并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任务。然而就在这之后，义元殒命，今川军全面崩溃。于是，当夜家康等月亮升起后便由大高城出奔，回转三河，此时由于守卫冈崎城的今川军已经全部撤退未留一兵一卒，家康表示既然是弃城，由我接收也就没什么不可，如此进入冈崎城。六岁作为人质自城而出的家康，十九岁的时候作为城主总算归来。这之后，家康看到继承今川家业的氏真乃愚人一个，竟然连一点为吊唁亡父而奋战的意思都没有，于是脱离今川氏，于永禄四年赴清州与信长会面，达成了织田与德川两家之间的同盟关系。这一同盟一直到信长故去，前后持续二十二年，两人从未相互背叛，从未相互怀疑，一直相互帮助，这在战国时代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如前所述，家康自六岁幼稚之时起就离开家乡、沦为人质，到十九岁为止在今川义元的手下听凭差遣，二十岁至四十一岁之间虽然名义上说是织田信长的盟友，却一直在其麾下听命，往后一直到五十七岁为止，都不得不在秀吉之下归顺臣服。也就是说，自懂事开始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家康不断经历着各种苦难，但他都忍耐并承受住了。有句古话叫“习与性成”
[1] ，这五十年的苦难无疑对家康的性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因为如此，秀吉去世后从实力上讲理应由家康号令天下，但因为秀吉的遗言以及大阪方面的意思，家康并未强硬行事，而是选择继续等待时机。

关原之战

上述情况导致政局在十七八年的时间里持续动荡不安。这种状态在经历了两次重大的震荡之后才初步稳定了下来。关原之战就是最初的大震荡。庆长五年，大阪一方的中心人物石田三成与会津的上杉景胜联合，打算扳倒家康。家康为讨伐景胜而从大阪发兵，不过在行进至小山的时候，得到了三成已经在大阪举兵的消息。家康将自己的次子秀康留在当地防备上杉军，自己随即引兵回撤。到了九月十五日，东西两军在美浓的关原一地进行了决战。这时的西军，也就是大阪方的兵力为八万人；而东军，也就是德川方的兵力约七万五千人。战斗从清晨八点开始，战况异常激烈，就连家康也一度咬着手指感到焦虑心痛；但下午以后，一直作壁上观的小早川秀秋背叛西军，率领一万三千人的大军呼应东军，开始攻击西军。西军一方大谷吉继战死，宇喜多秀家、小西行长、石田三成也都纷纷败退逃亡。岛津军同样陷入了极为艰难的苦战之中，不过勇将义弘将一千五百人的兵力聚拢成一团，直冲入东军阵中，与福岛正则、小早川秀秋、本多忠胜、井伊直政等军展开激战，虽然大部分士兵战死，但主将义弘与八十余名兵士得以在战斗之余逃生，返回萨摩本国。

清晨八点开始的战斗，到下午两点胜负已分。所谓“划分天下”的这一战斗，以家康的巨大胜利而告终。庆长五年（1600）九月十五日，通过这一天的“大震荡”，谁也无法比肩家康的实力这一点成为人所共知的事情。石田三成、小西行长等人相继被捕，随即被斩首，宇喜多秀家被流放八丈岛。毛利辉元名义上是西军的总指挥，实际上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完全没有参与战斗，这也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量。不过当胜负已有定论，家康对他的态度也变得异常冷酷，将其领有的十国一百二十万石土地全部没收，多亏投靠东军的毛利一族成员吉川广家的恳切请求，家康才最终同意保留其周防、长门两国区区三十六万九千石的领地。上杉景胜在会津的一百二十万石领地也全部被没收，然后被授予了米泽区区三十万石的领地。被没收领地的主要部分是宇喜多的五十七万石，长曾我部的二十万石，增田、小西、石田、宫部等人各自约二十万石，以及其他共计约八十余名大名的领地。家康将上述领地没收，并分给了东军的诸将士，比如，加贺前田氏受封三十六万石达到一百一十九万石，宇都宫蒲生氏受封四十余万石转会津六十万石，小早川秀秋受封冈山七十二万石，黑田受封福冈五十二万石，加藤清正受封熊本五十二万石，池田辉政受封姬路五十二万石，福岛正则受封广岛四十九万石，就像这样原本属于大阪一方的武将们都受到了特殊的优待，这也是家康为了今后而进行的准备。经关原一战，五大老五奉行体系彻底崩溃，但是即便家康的优越地位已经确立，大阪依然还有秀赖存在，丰太阁的荣光还很深刻地残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样一来，说不定什么时候世间还会发生动乱。这样的动摇最终在庆长十九年的大阪冬之阵，以及次年元和元年的大阪夏之阵变成了现实。不过此时距秀吉去世已经多年，接受太阁恩典的大名也逐渐亡故，特别是加藤清正于庆长十六年、浅野幸长于十八年逝去，再没有能够为了秀赖而全力以赴的大名了，因此即便是真田幸村和木村重成等骁勇善战之辈也无济于事，元和元年五月八日大阪城沦陷，秀赖自尽，英年二十三岁。在这次进攻大阪城的战斗中，没有一位大名站在大阪一方，由此可见此前的关原之战才真正是决定天下的一战，德川氏的霸权从那时起就得到确立，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战后安排非常巧妙，对投靠敌方的人予以彻底打击，对己方的同盟则给予十分甚至是十二分的恩赐，这就使得人们都清晰地明白了个中利害关系。关原合战之前从属于德川氏的人被称为谱代，这之后臣服于德川氏的人则被称为外样，二者身份的区别被极为严格地确立了起来。

德川幕府

如同之前提到的，站在天下政治中心的人从信长变成了秀吉，又从秀吉变成了家康。然而与信长和秀吉相比，家康的姿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长和秀吉都以京都为中心进行政治规划，即使是出于战术上的需要而并不久居京都，也会尽可能在距离京都更近的地方居住，安土城和伏见城就是出于这种思路而修建的。不过家康则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了远离京都的江户，并且即便是自己隐退之后，也选择在骏府（静冈）居住。另外，信长任右大臣，秀吉任关白，二人都是作为朝廷的重臣，拥戴天皇而行天下政治。然而家康则在庆长八年（1603）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开幕府，在江户处理天下政治，并将这一体制固定化，以至于子孙代代相传。也就是说，自天正元年信长推翻足利幕府以来，时隔三十年，幕府时代再次回归。

但事实并非如此。三十年前的足利幕府是开幕于京都，即公武一体的形式；而家康则远远地避开京都，完全独立于朝廷，在江户开设幕府，这一点与镰仓幕府十分相似。也就是说，家康所期望的目标、所选择作为范例的对象是源赖朝。这样说起来，两人的经历其实非常相似。赖朝十四岁被流放伊豆，也是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不得不忍受作为“流人”的侮辱和艰辛。家康六岁的时候被送出当人质，经历了长时间的苦难，即便是成为冈崎和滨松的城主之后，也依然不得不在信长和秀吉在世的时间里隐忍于他们的手下，直到关原一战之后，家康才终于可以自由地指挥诸大名，此时他却已经五十九岁了。两人命运相似，遭遇相似，因此性格上也很接近，家康本人还很尊敬赖朝，对他的事迹专门进行过研究。有一部创作于镰仓幕府时期的典籍叫作《吾妻镜》，书中有对赖朝言行如同亲眼所见一般详尽的描述。家康很喜欢阅读《吾妻镜》一书。此书有一套早期的五十一册写本原来保存于小田原，北条氏在灭亡之际将其赠予黑田家，庆长九年黑田家将此送与家康，家康非常高兴，并将其刊行出版。正是由于对赖朝的事迹有如此深刻的研究，因此在建设幕府的方法，以及统御大名的政策等方面，家康有很多与赖朝几乎如出一辙的地方。
[2]

不过无论怎么相似，家康也只不过是在符合自己情况的地方加以模仿。在对待朝廷的态度等方面，家康的政策则要比赖朝严格得多。就在元和元年眼看就要攻下大阪城的时候，家康制定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以及“武家诸法度”，据此对朝廷以及诸大名进行约束，巩固幕府体制。这里将武家诸法度列举如下：

武家诸法度

一、专心修炼文武弓马之道。

一、群饮佚游应加以限制。

一、诸国绝不可藏匿违背法度之徒。

一、诸国各大名、小名，以及各领俸、蓄养之士卒，有被告为叛逆杀人者，应速速放逐。

一、从今以后，除本国人之外，不得招揽他国之人。

一、诸国若有居城修补之事，必须先行上告。应严格禁止不经告知行新城营造之行为。

一、邻国有企图营造新城以及召集党徒者，应尽早上告幕府。

一、不准行私自达成婚姻关系之事。

一、诸大名需行参勤交代之事。

一、衣裳之品级应避免混淆不清。

一、身份低下者不得行乘舆之事。

一、诸国诸武士应厉行勤俭。

一、国主应遴选可负责政务之人才。

上述诸条之宗旨应严格遵守。

庆长二十年卯七月

庆长二十年七月，改年号为元和。关于上述十三条，各自附有详细的说明内容，此处暂且省略不表。这样的十三条法度本来是指导诸大名，对其进行诚恳劝化的内容；可是一旦这样的条目被制定了出来，对诸大名进行处置似乎就变成了幕府的自由。比如福岛正则，贱岳七本枪中的一位，原来是秀吉身边的近臣之一。在关原之战之中，正则作为家康军的先锋部队进攻大阪一方，因这一战功自清州二十万石受封至广岛四十九万八千石，还在随后帮助建造江户城的工程中受伤骨折。然而到了元和五年，由于擅自修缮广岛城，他被追责违犯武家诸法度之罪，四十九万八千石领地被没收，本人被流放信州川中岛。加藤清正之子忠广也是如此，由于其有不端行迹、不问政事，在宽永九年被没收其熊本五十二万石的领地，本人被流放出羽庄内。这样一来，一旦制定了这样的诸法度，幕府可以自由地对朝廷进行干涉，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消灭诸大名，幕府的体制也会愈发稳固。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德川幕府与足利幕府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这大概也是因为家康看到足利幕府时常因为强有力的大名的叛乱而陷入困境的先例，并对此有所考量吧。有一个词叫作“深谋远虑”，即看透了遥远的未来，无论什么样的危险，都考虑到了与之相对应的预先防备措施，以谋求永久的安全，家康正是所谓深谋远虑之人。

如上所述，大阪城沦陷，诸法度颁布，至此已经了无牵挂的家康于元和二年（1616）四月十七日，在骏府城寿终正寝。骏府就是今天的静冈。家康在庆长十年把将军之位让与其子秀忠，从十二年开始移居骏府，世称“大御所”。他逝去之时，享年七十五岁。

家康开创的事业之中有一项对后世影响极大，即奖励学问的事业。家康于文禄二年招徕藤原惺窝，听其讲授《贞观政要》，之后还聆听了惺窝所讲的《汉书》，以及林罗山所讲的《论语》等。另外，家康还在伏见创办学校，任命三要为校长，并在此处指示其出版了《孔子家语》《六韬三略》《贞观政要》等书籍。《吾妻镜》五十一册，采用活版印刷技术，于庆长十年完成出版。之后根据制定诸法度的需要，家康要求手下广泛收集古书并进行抄写，由此古书资料得以大量重现于世间。就这样，自应仁大乱以来，难得一见的古书得以被当作珍宝对待，学问也再一次变得受到尊重。其影响还涉及多个方面，不过这就是之后要提到的内容了。

[1] 出自《尚书》。——译者注

[2] 实际上江户幕府的政策更多因袭丰臣政权，礼仪制度则多模仿室町幕府，与镰仓幕府关系不大。——译者注

60 德川家光

日光东照宫

家康于庆长八年二月被任命为将军，十年四月将将军之位让给了秀忠。秀忠任将军一职十九年，在元和九年七月让位给了家光。家光是秀忠的长子。然而，比起秀忠之子这样的说法，恐怕家康之孙这样的称谓，无论是从家光本人的自我定位来说，还是从世间所接受和理解的印象来说，才更为合适。

首先，家光能成为将军，并非受惠于其父，而是源于其祖父的决断。家光的父亲是秀忠，母亲是秀忠正妻浅井氏，即当年越后北之庄城破之时逃出城外的浅井三姐妹之一，也是淀君的妹妹。家光生于庆长九年（1604），幼名竹千代。竹千代这一名号本是家康的幼名，授意让家光使用这一名号，据说就是家康本人的意思。然而两年之后，自从家光胞弟国松，即之后的忠长诞生之日起，父母二人似乎就开始宠爱弟弟而疏远哥哥家光了。恐怕在父母看来，弟弟更讨人喜欢，更值得期待吧。如果一直这样下去，难免会让人产生秀忠早晚会把弟弟忠长选为自己的继承人的想法。此时，哥哥竹千代的乳母春日局很担心这种情况，于是奔赴骏府向家康诉说凡此种种。据说家康听闻后立即前往江户，将两个孙儿招来，让竹千代坐在上座，国松坐在下座，以明显上下有别的方式对待两人，由此表明了家光的继承人身份。这是元和元年家光十二岁时的事情，次年家康就去世了。临终之时，家康在留给重臣土井大炊头
[1] 的遗言中仍着重强调了让家光做继承人的事情。出于上述原因，元和九年家光能够顺利继任将军，从恩义的角度来看，他应该感谢的也的确是家康。不过，家光对家康的感情，与其说是出于心服祖父在治理天下的经纶以及才智方面的雄才大略，并由此生发出的尊敬和思慕，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信仰。这样一来，家光偶尔会在梦中梦见祖父，在梦中听闻祖父的教诲，并将其记录下来，收藏在自己随身携带的装护身符的袋子之中。此外，家光还命狩野探幽
[2] 将自己梦中所见祖父的模糊面容描绘出来。这样的梦之画像，至今仍有八幅保存在日光。

家康在骏府逝世，随后入葬久能山，次年二月被授予东照大权现的神号，四月从久能山改葬日光山，开始作为神明享受祭祀。日光的东照宫由此创立，不过其规模并不壮观，装饰也并不华丽。家光虽然在元和九年成为将军，但在此之后的十年里，其父秀忠一直居住在江户城西之丸，作为将军的后见辅佐人，参与各种事务的决策。直到秀忠于宽永九年（1632）正月逝世，家光才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推行各种政策，他立即开始了日光东照宫的重建计划。秋元但马守
[3] 为奉行，甲良丰后
[4] 为大工的营造工事自宽永十一年（1634）十一月开始全速推进，至宽永十三年四月全面完工。从江户时代到大正年间为止，这一巨大的建设工程一直都被认为前后耗时约十三年，费用则是通过向天下诸大名征收而来的。然而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实际营造仅仅用时一年半，而且所用资费全部由幕府支出，包括金五十六万八千两，银一百贯，以及大米一千石。能够投入如此大量的金银，迅速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显示出了当时幕府强大的实力，以至于到了后世，人们甚至难以相信。同时，这一工程也表明了家光对于祖父家康的信仰，工程本身蕴含着重要的意义。

这里要提到一个与之相关的内容，即幕府的财力问题。家康十分重视财政问题，在武家诸法度之中也加入了一条关于诸国武士应厉行勤俭的命令，对这条命令的注释是“富者愈发得意，贫者耻其不能，俗世之凋敝莫过于此，非严管而不可”。把将军之位让与秀忠之后隐居于骏府的家康，在去世之时积累的财富包括金四百七十箱，银四千九百五十三箱，银币五十五捆，即便粗略估算下来，也有将近二百万两之多。秀忠虽然命令将这些财富分与尾张、纪伊、水户德川御三家，但老臣本多正纯仅分给尾张与纪伊两家各三十万两，水户家十五万两，将其余部分贮藏在久能山中。到元和七年，因为御三家出于各种需要而借出一部分，久能山中还剩余一百万两。从宽永九年到十三年之间，家光则将这些钱全部搬到了江户。而一旦通过上述内容了解了幕府初期的财政状况和金银的丰富程度，根据家康积蓄、秀忠保存、家光活用的三种不同处理办法，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三个人的不同性格。

家光通过手中大笔财富的支持，异常迅速地完成了日光的重大工程。也许有人会说即便这是因信仰而起的工程，却也因为信仰而消耗了太多的财力了吧。其实并非如此，这一工程使得幕府增添了威严，在让诸大名顺服这一层面上无疑有着非常深远的功效。家康虽然在很早之前就作为杰出的武将而被广泛认可，但他长期处于信长和秀吉的领导之下，因此在其他的大名，诸如前田、毛利、岛津、伊达等家看来，家康虽是同辈者中特别有实力的一位，却也并非高于众人的。对于家康与秀忠两代来说或许是这样，但到家光一代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家光乃是生而为将军者，从未有过作为一介大名与他人比肩同级的经历。这就使得家光拥有了可以对诸大名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的力量。据传，父亲秀忠亡故之时，家光不仅反对将前将军之死的消息暂时密不宣告的提议，还于当夜向全体前来吊丧的大名们做出了如下宣言：

吾之祖父与父亲，皆历经实战而终成统一大业，吾则尚未有此经验，故而若诸位有希冀此事者，如其所愿，归国修兵与吾一战亦无不可。

此时，伊达政宗欠身而出，说道：

若有胆敢忘却德川家恩典之狼子野心之徒，何用将军御驾亲征，政宗一人便要将其荡平。

此言一出，众人皆惊服。这一故事流传甚广。

每次将军更替之时，都要重新向诸大名颁布武家诸法度；之前的两代将军更替之时，都要求诸大名分别提出立誓服从的誓纸和血判，而到家光的时候，则向诸大名传达了以下的指令：

各位侍奉将军三代之久，故自今以后无须复呈誓纸也。

大名的概要

如上所述，到了第三代家光的时代，德川将军的权威作为不可以被撼动的东西而确立、固定下来。这里本想简要描述一下大名的概要，但令人头疼的是，大名方面的变动数不胜数。特别是元和、宽永年间，大名家断绝消失的情况非常之多，不过这里要说一说趋于稳定时的状态。大名分为谱代、亲藩和外样三类。外样大名以前曾是德川氏的同辈，出于时间场合的不同，有时还可能是德川氏的竞争对手，因此幕府不得不对这类大名保持警惕，于是那些实力强大的大名都被安置在远离中央的地方。加贺前田家一百零二万石，萨摩岛津家七十七万石，仙台伊达家六十二万石，肥后细川家五十四万石，福冈黑田家五十二万石，安艺浅野家四十二万石，长州毛利家三十六万石，肥前锅岛家三十五万石等，他们都是力量强劲的大名。与他们处于完全相反的立场之上的是亲藩大名，也就是德川氏一门。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尾张、纪伊、水户三家，他们被称为尾、纪、水御三家。他们都是以家康的儿子为初代家主所创立的。尾张义直领六十一万石，纪州赖宣领五十五万石，水户赖房领三十五万石，三人都被封于战略要地。御三家拥有在将军本家后嗣缺乏的情况下入继将军之位的特权，因此享有特别的待遇。除此之外，亲藩大名还包括越前的松平家，不过松平家在忠直作为家主的时候遭受处分，领地遭到很大削减，之后领有三十二万石，以对相邻的前田家保持牵制作用。还有很多从越前家分立出来的分家，比如松江十八万石、川越十七万石、明石十万石等。谱代大名是德川氏原来的部将受封而形成的，幕府信赖这些大名，并以其为主力，将他们广泛地安置在关东、东海、东山、近畿地区，即江户和京都的周边，以及联络二者的道路沿线，滴水不漏的防御体制由此得以确立。其中最重要的是彦根井伊家三十五万石，姬路酒井家十五万石，小滨酒井家十万石，佐仓堀田家十一万石，福山阿部家十一万石，冈崎本多家五万石等。领地俸禄在一万石以上者被称为大名，在一万石一下者则被称为旗本、御家人。旗本是可以面见将军的上层武士，御家人则是比旗本略低一等的下级武士。将军亲自统帅这些旗本、御家人，以江户城为据点，拥有直辖领四百二十万石，加上旗本领地共计六百八十万石，大概相当于日本全国的三分之一。如果再将谱代大名全都加上的话，那么日本国就有一大半是由德川氏一门或者其属臣所领有的了。由此可以了解，这是一种即便是外样大名中有那么两三个有什么非分之想，也不会造成多大危害的体制。此外，这其中还包含了战时警备体制。这一体制是德川时代两百多年间一直维持不变的，而这种体制的最终完成就是在三代家光在位的时期。

家光居于这一体制的中心位置，其下设置了老中、若年寄、寺社奉行、町奉行、勘定奉行等职位，以便执行政务。

岛原之乱

岛原之乱是家光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称其为重大事件，是因为它最终导致了宽永十六年锁国令的颁布，日本与海外的交通由此遭到隔绝。日本之名号被西洋所知晓，大概最早可以追溯至蒙古来袭之初，即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在追随元朝国王的时候知道了日本，并在其著作中将日本以“ジパング”（Zipang）之名加以介绍，宣称其为金银丰富之岛，由此煽动起了西洋人的探险热潮，由此为起点，最终演变为了哥伦布（Columbus，1506年去世）发现美洲（1492）等结果，可是西洋人出现在日本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最早也只能上溯到天文十二年（1543）葡萄牙人漂流到种子岛这一事件。从这以后，商人也好，传教士也罢，纷纷前来，一方面传来了火枪，进而促进了战术的革新，另一方面基督教也广泛传播，在日本发展了大量信众。

最初在日本传播基督教的是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1506—1552）神父。他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于天文十八年自鹿儿岛登陆，经过四十余天的学习掌握日语之后，开始进行传教活动。他先是在山口地区布道，之后还前往京都；在旅途中他完全光脚行路，而且肩挑着同行旅人的行李走在马匹的后面，对极其艰难的事情从无厌拒，由此受到他感化的信徒逐渐开始涌现。不过沙勿略本人在两年后离开了日本，并于次年（天文二十一年）在广东附近的岛上去世，享年四十六岁。从沙勿略开始，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日本布道。这些传教士的报告中留下了关于当时日本的世间百态和日本人的性格相当详尽的描述。沙勿略的书信中就写道：“像日本人这样厌恶盗窃行为的人民，世界少见。”综合其他传教士的报告可以看出传教士们认为：日本人尊敬父母，相信不孝父母之人必将遭受神明的惩罚；日本人看重名誉，排斥贪欲，有勇气且忍耐力强，即便遭遇灾害也并不悲伤；面对危险不害怕，喜怒不形于色，以多言为贱而少言寡语。

从沙勿略来到日本的天文十八年起，到天正十五年为止接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所谓“南蛮人”（经由南洋来到日本的西洋人）往来频繁，在贸易活动兴旺的同时，基督教也广泛传播，信徒数量大幅上升。特别是在九州，大友以及有马等大名也都狂热地信仰基督教，中部也有包括高山、细川、小西等大名信徒出现。天正十五年的九州征伐之时，觉察到了这一点的秀吉做出了禁止基督教、将传教士驱逐出国的决定，这在前面章节中已经提过。然而秀吉仅仅是禁教，贸易活动依然进行，因此实际上基督教徒依旧在不断增加。家康因为决定实施繁荣贸易的方针，所以最初对于基督教的政策是比较宽大的，但是其间听说了葡萄牙人所怀有的政治野心，出于对其的警戒，在庆长十七年的时候宣布废除在京都的教会，并禁止布道活动。到秀忠的时代，贸易港口被限定在长崎和平户两地，基督教徒受到打压。

宽永十四年（1637）发生的岛原之乱，就是对这一打压行为的反抗。基督教徒以十六岁的少年益田时贞为首领，固守在古旧的废城中进行抵抗，幕府为此任命板仓重昌进行讨伐，并要求九州诸大名予以协作配合。重昌是板仓伊贺守胜重的次男，周防守重宗之弟，其父亲也好，兄长也好，都是担任过京都所司代一职、声誉极高的人物。重昌虽然也算得上是很有声望的重要人物了，但由于仅仅是领地一万石的小领主，自身力量相对薄弱，却还要指挥锅岛和细川等这样的实力大名，实际上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听闻一揆民变的势力反而愈发强大的消息，幕府在十一月月末又改任老中松平信纲为征讨使。信纲本身虽然也不过是区区三万石的城主，但他深得将军信任，并出任老中这一重要职务，因此诸大名自然能够服从他的命令。听说改由信纲任征讨使的消息之后，重昌于十五年正月元日强行发动总攻，结果伤亡惨重，就连重昌本人也不幸战死。三天之后，信纲抵达现场，改战略方针为攻其粮草，挟十二万大军将城池团团围住，到二月二十八日最终攻陷城池。

岛原之战中，一揆叛乱方面的人们基本都是百姓，固守之城也是紧急加固的破旧古城，在此守卫的人数也不过三万数千人而已。而攻打一揆这一方则是在幕府的命令之下悉数出兵的锅岛、有马、立花、细川、松仓等诸藩大名，其总兵力达十二万余人，耗费五个月的时间进行镇压，最开始的追讨使板仓重昌战死，之后赶来的松平信纲乃是被世人称作“智慧伊豆”之人，但他也不过是攻其兵粮，并未出兵交战。特别是在重昌战死那一天的战斗中，幕府军死伤四千，一揆方则据说只损失了九十人，实在令人无言以对。如果与四十年前在朝鲜与明朝大军作战之时相比较的话，进行作战的居然是同一批日本武士这一点，实在会让人惊叹。

碧蹄馆之战（文禄二年）之时，面对向朝鲜京城逼近的两万明军，自清晨开始由立花宗茂率领区区二千五百名亲兵迎战，奋战至敌军疲困之际，下午则由小早川隆景率一万余大部队最终将敌军击溃。蔚山围城（庆长二年至三年）之时，正在修筑城防工事的浅野幸长被突然赶到的四万明朝大军团团围困，闻听此消息的加藤清正带领区区五十人的部队及二十支火枪赶来救援。此时蔚山的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兵粮极端短缺，甚至都难以期待己方会有援助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总计两千人的守军依然顽强固守，毫不屈服，在加藤援军出人意料地到来之后随即反扑，击退明军。战后仅是清点遗留在城门附近的明军尸体，便有一万三百八十六具之多。泗川之战（庆长三年）中，岛津义弘领导不足五千名士兵遭遇数万明军围困，仍然开城门迎敌突击，取敌军首级三万八千个以上。就是这位岛津义弘，在庆长五年的关原之战中从属于西军，凭借屈指可数的兵力笔直地从东军阵中冲杀而过，获胜当然是不可能的，却能够甩掉追兵、安然返回萨摩。经此一战毛利家的领地被削减了八十三万石之多，岛津家却得以保持自己原本的领地毫无改变。这就是四十年前的日本武士。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这些武士在四十年后以十二万大军在与三万余人的起义军作战之时，一交战便伤亡惨重，不得已采取攻其粮草的战术，最终靠时间才解决问题呢？三四十年间持续和平，无事太平的状态的确值得高兴，但在这期间武士们的身心都开始衰退了吧。宽永年间就已经是如此状态，经历了元禄时代，经历了文化、文政时代到幕末之时，旗本八万骑事实上也难有什么作为，其景象也就大概可以想象得到了。

锁国

岛原之乱很重要的一点影响是幕府为了惩前毖后而愈发强化和巩固了锁国的政策方针。葡萄牙人被从长崎的出岛上驱逐出境，并不再被允许重返日本。只有与基督教毫不相关的中国人，以及反对天主教并且从不涉及除贸易交流之外其他事项的荷兰人方被允许继续像从前一样进行贸易通商，而荷兰人的商馆也被从平户迁到了长崎。在到此为止近三十三年的时间里，平户一直是与荷兰人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不过在宽永十八年，这一重要性被长崎取代了。

除了荷兰人与中国人之外，其他外国人不被允许来到日本，日本人出行海外也遭到禁止，其结果是日本不仅无法面向海外发展，甚至就连关于世界形势的认知都退入了未知的黑暗之中。骏河人山田长政在元和、宽永时期，曾经在暹罗国（今天的泰国）立下了拯救国王的战功而深受重用；明朝在末年真正意义上的生死存亡之际，曾恳切地请求日本施以援助等。幕府在这些与海外相关的事情上全都选择闭眼不看，奉行与我完全无关的政策，仅靠一直仰仗“权现大人”的威光来全力保证国内的长治久安。这一制度在德川幕府第三代家光时期完成，之后历经第五代将军纲吉治下华丽的元禄时代、第八代将军吉宗治下以经济紧缩政策为主的享保时代等，虽然也多少有些变化，但一直得到持续，直到幕末，历经了十五代将军、历时二百六十余年的德川时代结束时才宣告终结。

家光任将军一职共二十九年，于庆安四年（1615）四月亡故，享年四十八岁。

[1] 即土井利胜，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幕府重臣。——译者注

[2] 江户前期幕府御用画师，狩野派家主。——译者注

[3] 即秋元泰朝，幕臣，谱代大名。——译者注

[4] 即甲良宗广，幕府作事奉行，专司营造的工匠。——译者注

61 山鹿素行

林罗山

家康对学问特别感兴趣，收集整理古代经典，并将其出版，还让学者们对这些古代经典进行讲解阐述，这一点在前文中已经提过。被家康招募来开设讲义的人，首先是藤原惺窝，之后是惺窝的门人林罗山。永禄四年，也就是桶狭间之战的第二年，惺窝在播磨出生，七八岁就开始在禅寺中学习，后来成为僧侣，进入京都的相国寺修行，然而其志并不在佛教，而在于儒学。后来机缘巧合，惺窝被招募至江户，受家康的要求开讲《贞观政要》。此后，惺窝想要渡海远赴明朝以探究学问，遂从筑前
[1] 乘船出海；中途却因为遇到暴风雨而漂到了鬼界岛，故而未能达成自己的目的。直到这时，日本的儒学依然还都是在传授汉唐的学风，一般情况下兴起于宋代的朱子学基本是被无视的，一直到惺窝这时才首次尝试根据朱子的学说对古代经典进行解释，所以惺窝打算远赴明朝这一举动，想来也是为了追究这一新兴学说的源流吧。虽然西渡明朝之事如前所述一般以失败告终，但取而代之的是惺窝通过与朝鲜学者之间的交往，以朱子学的解释方式将四书五经的句读、训读进行了确定。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是指《易经》《书经》《诗经》《春秋》《礼记》，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儒学的基本古代经典。在惺窝之后，也时常会有学者对四书五经的句读、训读进行修正，不过以朱子学来解释四书五经是从这时开始的，在江户时代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习惯。惺窝倾心于儒学研究，以至于就算在服装的样式上，也要尽量模仿中国的儒生。他于元和五年九月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在惺窝为数众多的门人中，林罗山、堀杏庵、那波活所、松永尺五等人都名声在外，不过最为重要的人物还得说是林罗山。罗山于天正十一年生于京都，他八岁的时候，有一次适逢一位浪人朗读《太平记》，罗山在旁边听过之后，马上就能够把听到的内容背诵出来。只要是听过一次的东西，他就不会忘记，因此人们都说“这孩子的耳朵是囊耳，进去过一次的东西就不会漏出来”。罗山十三岁元服成人，之后进入建仁寺求学，因为被规劝留在寺里做僧侣，但罗山本人不想成为僧侣，所以到十五岁的时候就回到家中，并于十八岁的时候创立私塾，讲授朱子学。这是庆长五年即关原决战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在相同的时间里，一边是家康掌握了武家政权，另一边则是罗山开创了自己的私塾，对这件巧合的事情，罗山的门下十分重视。庆长九年罗山与惺窝第一次见面，随即拜其为师。能将如此俊杰的英才归入自己门下，惺窝感到很高兴，还送给罗山儒生的服装。罗山此时年仅二十二岁，这一年他将自己读过的书目加以整理、列出目录，如果我们翻阅目录就会发现，其阅读书籍的总数已经达到了四百四十余部之多。如果查阅他亲笔写下的“行状”
[2] ，可以了解到罗山在读书之时乃是“五行俱下”，也就是说以一目五行的速度进行阅读，而即便是在这样的速度之下，罗山还是可以将内容全部记住。我们对此除了目瞪口呆之外，实在无话可说。

庆长十年，罗山第一次面见家康，由此得到了后者的信任，最终出仕幕府，并按照幕府的安排更换造型为僧侣模样，也从信胜改名为道春，成为幕府的政治顾问并担任文教指导，这一重要职务之后则由林氏子孙代代相传。此职俸禄三千五百石，对于学者来说，这一待遇是超群的。罗山任职约五十年，在明历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就在他谢世前几天，发生了被称为“明历大火”的大火灾，大半个江户化为灰烬，罗山的家和仓库也都被烧毁，藏书被付之一炬，据说正是因为对这一灾难悲痛不已，罗山的病情才会骤然加重的。罗山一生著书立说，完成著作一百四十七部，文集七十五卷，此外还有诗集七十五卷，当然，这一数字是后人在编纂之时，为了与他在世七十五岁的时间相应和而故意设计的。

山鹿素行的一生

可以说，在惺窝和罗山的影响下，江户时代学问研究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而且，江户时代学问的特点，大体上是由这二人基本确定的；当然这一特点之中，还存在很多应该进行修正，或者需要加以反省的地方，其中一点就让我们通过山鹿素行的一生经历来认识吧。山鹿一族原本是九州出身的家族，不过素行的父亲出于种种原因迁至会津，元和八年，素行也出生在这里，到六岁就跟随父亲去了江户。素行从六岁开始学习，不过根据他本人的自传：“盖因本人不成器，遂至八岁左右方将四书五经等囫囵背诵下来。”九岁的时候，他进入林罗山门下学习，在入门的考察中，素行在诵读考试内容的《论语》序和黄山谷的诗时，得到了“鉴于是跟随乡村学者进行学习这一点来看，虽然有些错误的训读习惯，不过这么小的年纪就能读得这么好”的褒奖。十一岁的时候堀尾山城守（松江二十四万石）以二百石的俸禄招募其出仕，被素行拒绝了。十五岁之时素行初次开设《大学》的讲义，听众已经为数众多；次年则根据人们提出的希望相继开设了《孟子》和《论语》的讲义。由于世间对这些讲义的评价都相当之高，因此纪州家、阿部家、前田家等大名家都提出了招纳素行为家臣的建议，可是都被本人拒绝了。这期间里曾有人向将军家光举荐素行，素行也在等待这一出仕的时机，遗憾的是未曾想到家光突然亡故，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承应元年，素行终于接受了来自浅野内匠头长直亲自的邀请，出仕于播州赤穗藩，俸禄一千石。赤穗是五万三千石的小藩，就算是家老重臣大石家的俸禄也不过一千五百石，三十一岁的新晋家臣就能够获得千石之高的俸禄，堪称非比寻常的优待，何况这还是对于客卿的待遇，由此可以看出藩主的良苦用心。素行于八年后辞掉了这份职务变为浪人，在江户自由地进行研究和讲学。到宽文五年著《圣教要录》一书，并将其刊行出版。这本书中的文章通过强而有力的论证指出，在罗山的指导下被确立为幕府文教方针的、素行本人到目前为止也一直认为是正确的学问实际上是错误的；同时，书中还主张应该从宋学和朱子学的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直接接受孔子本人的学说教诲。这一论调无论如何也太过于激烈了，因此素行的门人们认为应该先从内部这些志同道合之人中间开始进行消化理解，不过素行反对这种做法，表示“此道乃天下之大道，不该将其卷而怀之”，最终还是把它出版了。

将军家光去世之后，辅佐其继任者家纲、作为顾问指导幕府政治的保科正之，实际上是家光的亲弟弟，继承保科家，成为会津二十三万石的藩主。此时听闻素行对于幕府文教方针的非难，正之异常愤怒，当即做出了对其进行惩处的命令。宽文六年十月三日下午一点稍过，素行收到了来自大目付
[3] 北条安房守的传唤状。素行判断“定非轻易可了之事”，于是吃过晚饭、沐浴，匆忙间写下遗书，特意不让母亲知道，还赶到寺院给父亲上了坟。之后素行前往安房守住处时，却被亲切地告知“由于你写了不必要的书籍，所以要被发配到浅野内匠头之处，现在要立即动身前往赤穗，有什么想和家里联系的事情都可以交给我来进行”。当时素行的回答着实精彩，“蒙受好意，感激不尽，然吾亦常常离家出行，并无特需挂念交托之事”，也就是说不需要任何联系。

素行即日起被发配往浅野家，十月九日动身去赤穗。如果是在今天的话大概当天就能抵达，不过那时候一路上花了十六天的时间。为了方便起见，就把路上的住宿地点也写在这里吧。

户塚　小田原　沼津　江尻　金谷　滨松　赤坂　宫（热田）　桑名　关　石部　伏见　郡山　兵库　加古川　赤穗

路程大约一百五十五古里（六百二十公里），耗时十六天。

之前领受千石俸禄，受到客卿待遇却擅自辞任离开的素行，这回作为罪人被发配到此，一般来说就算是受到冷淡的待遇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浅野家一方对于再次迎来素行的光临感到十分欣喜，在衣食住行方面都小心翼翼地接待，其态度十分恳切，甚至每天早晚两次都会由家老大石家向素行送去蔬菜。

获罪被发配到赤穗这一年，素行四十五岁。从这时起十年间，素行被禁止离开赤穗，而在这十年里，素行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将关注点放在了“日本”上。素行最初是与罗山一样学习宋学的，但在写作《圣教要录》的时候转而开始否定宋学，从空洞的理论中解放出来，主张对道德加以实践，以及对实务进行实习，提出不单要脱离朱子，甚至连孟子都不能作为模范，必须要把学习的内容上溯至孟子以前的时代。也就是说，素行学问的第一阶段是宋学，第二阶段则是古学。然而无论是哪个阶段，其思想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以中国古代的教养为本源之所在，全部都尊崇中国，相信在那里有大道的本源。这一点在流放赤穗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素行本人留下的《配所残笔》一书中以很坦率的方式直接地表达了出来，这里将这部分内容翻译成现代文抄录如下：

我从很早开始就喜欢中国的书籍，夜以继日地诵读不倦，因此虽然对近些年新舶来的书籍不太熟悉，但是我几乎没有遗漏地看过到十年前为止传到日本的书籍。受此影响，我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尊崇中国；而日本因为是小国，所以在什么事情上都比不上中国，圣人也出自中国，所以我想日本是不会出圣人的。这么想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从古至今的学者们大都这么想，羡慕中国，模仿中国。直到最近为止，我头一次开始意识到这种思路是错误的。“眼见不如耳闻，舍近求远”这一点，简直就是学者们的通病。仔细想想的话，日本才是最受到上天恩赐的国家。第一，天照大神的子孙们自“神代”时代以来君临天下连绵不绝，乱臣贼子不出，革命之事未见，这就是所谓的“仁”之德性。第二，皇国的上古时代，具有圣德的天皇相继遵循大道确立制度，因此礼法清明，四民安泰，这就是所谓的“智”之德性。第三，武威兴盛，有近伐外国之武功，而无外敌侵占日本之先例，这就是所谓的“勇”之德性。智、仁、勇三德并有，也就是圣人之道，而如果我们一条一条地比较历史功绩的话，日本反而是要远远优越于外国，因此日本才是真正的中国，才真正应该被称为“中朝”。

这样的思想，虽然在素行于宽文八年写下的文章里面已经可以看到了，不过宽文九年的《中朝事实》是最终完成了这一思想的结晶。宽文九年（1669）素行四十八岁，这之后又过了六年，素行得到了来自幕府的赦免通告，时隔十年再次回到江户，此后又以研究和讲学度过了十年，在贞享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故去，享年六十四岁。

赤穗浪士

素行去世十六年之后，元禄十四年三月，幕府在迎接朝廷派遣的敕使之时，任命浅野内匠头长矩为接待一职。像这样的场合，因为仪式繁复，所以需要由担任式部职的吉良上野介进行指导。吉良属于旧足利一族，当时虽然仅拥有四千二百石的领地，不过和上杉家有着两重或三重的联姻关系，自视甚高，端着高家
[4] 的架子，觉得理应收到长矩的谢礼。可是浅野做事非常较真，结果既没送过什么谢礼，也没有尊敬吉良并恳求其进行指教的意思，所以在马上就要迎接敕使的时候，吉良以言行侮辱了浅野。内匠头忍无可忍，用腰间的小刀以迅猛之势砍伤了上野介。内匠头马上被制止住，并被送往田村家宅邸。将军纲吉对此亲自做出了裁决，命令内匠头切腹自尽，并向上野介传达了恳切的慰问。内匠头在三月十四日黄昏切腹，英年三十五岁。

关于此事的急报传到了赤穗。第一次报告是早水、萱野两人在十四日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即刀伤事件之后立刻从江户出发，于十八日晚上十点抵达赤穗。之前素行耗费十六天所走过的一百五十五里路，二人用了五天的时间就赶完了。赤穗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家老大石内藏助不慌不忙地平息了藩士们的暴怒，为浅野家的复兴费尽周章。在认识到幕府的处置十分偏颇，家门复兴得不到允许之后，作为最后的计划，大石策划潜入吉良宅邸，在对方严格的戒备下，于元禄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夜晚果断施行了刺杀吉良的复仇行动，并将割下的上野介头颅供奉在主君的墓前，之后四十六人集体切腹自尽。事件中最关键的部分，即攻入吉良宅邸时所采用的战术，是山鹿一派的军法，进攻时所击的鼓点也是山鹿流的击鼓方式，更重要的是其根本性的精神方面，可以说是深受素行的感化。潜入作战的时候，内藏助良雄四十四岁，其子主税十五岁。当时加入作战队伍的有时年六十岁的小野寺十内，他俸禄一百五十石，担任京都留守居一职，在发生这件事之时，尚未告知母亲和妻子就回到赤穗，与大石共同进退。在他于元禄十四年四月十日的一封写给其妻丹子的信中，他的志向得以明确地表达，在此抄录其中一段：

如我等所熟知，当家（浅野家）自创业之初，虽小门小户亦历经百年至今，承其恩泽我等得各有所养，怡然度日。如今内匠殿下虽身遭不白之冤，吾亦应报代代主公百年以来之恩。且虽不才如我，日本国中一族亦多，如是之时若彷徨不决，则是一家之伤、一门之耻，脸面全无。故而吾深以为应全吾节，洁身而死。非是敢忘老母、不思妻子，然则武士之义理，乃舍生之道，望汝明我必欲告诉之意，莫深叹惋。（中略）所余金银家财区区，以为赡养（老母），若母存命长久而财物用尽，汝应与母同道饿毙以全吾节。此一节亦万望知之也。

[1] 日本九州地区国名。——译者注

[2] 记载某人生前的行动、业绩或履历的传记。——译者注

[3] 大目付是在德川家光执政时期创设的主管监察诸大名行为的幕府官职。——译者注

[4] 出自足利将军一族的武士家族，在江户时代负责公武之间的礼仪事项。——译者注

62 山崎暗斋（上）

山崎暗斋的一生

与山鹿素行几乎同时出现的学者中有一位叫作山崎暗斋。素行生于元和八年，贞享二年六十四岁故去。暗斋则生于元和四年，逝于天和二年，享年六十五岁。也就是说暗斋比素行年长四岁，那么按顺序上来说似乎本应该先讲述这一位。但是提到暗斋其人，与其自身一生的活动相比，他的特色其实在于其思想精神的强大和影响的深远，他的思想精神通过门人代代传承，在一二百年的时间里一直生生不息。因此将他与其门生们合在一起讲述更合适，故而选择将其放在了素行后面。

素行活动的地点在江户。而与之相对的，暗斋则是京都出生，并在京都开设讲义的。素行并不只进行哲学研究，还很看重军学。这大概是素行希望对在岛原之乱中暴露出积弱状态的武士，依照自己的研究进行锻炼的缘故吧。有好几位大名都试图以一万石或两万石的俸禄招募素行为己用。浅野家以千石将素行召来，据说也是为了让其设计修建赤穗城。素行的著述中也包括《武教小学》《武家事纪》等，门生之中有很多大名和旗本，他们都是实力雄厚或者地位很高的人。而与之相反，暗斋这一方则简直可以说是有些土气了。暗斋没有像素行以《圣教要录》对幕府的文教方针勇敢地进行激烈挑战，并因此被发配至赤穗这般戏剧性的经历，所以总的来说对他感兴趣的人也就少了不少。但如果仔细进行观察的话，暗斋的学问实际上极其深刻，受到他的教育指导而成才的门生们的活动实际上也相当波澜壮阔。

暗斋于元和四年出生于京都，父亲原本是武士，后来改行做了医生。暗斋在少年时曾登上叡山求学，不过十五六岁的时候转而进入京都的妙心寺，变成了禅僧。之后暗斋前往土佐，并入居吸江寺，不过在二十五岁之时读到了朱子学的书籍，由此认识到佛教对于人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无视，领悟到其对于道德的否定是错误的，于是切断自己与佛教界的关系，转而专注于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研究。

作为自室町时代开始的传统，佛教与儒教到这一时期为止一直是长期共存的关系。进一步来说，研习儒教的基本上都是佛教的僧侣，几乎不存在不是僧侣而专注于儒教的儒生，藤原惺窝也好，相国寺的和尚也好，都是如此，就连林罗山也以僧人的形象出仕，被称作法印道春。因此，即使暗斋继续作为妙心寺的和尚来研究儒教，谁也不会对此说三道四。然而暗斋则认为，儒教的根本宗旨在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道德是极为重要的，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为五伦；而佛教则认为要从这些关系中脱离出去，进而五伦之道德便会变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这样的理论是错误的，是摧毁人生的东西。意识到这一点的暗斋，自从确信了这一事实后就离开了寺院，并脱离了原本的僧侣身份。从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明白，暗斋对于道理的追求到了何等深入和何等执着的程度，他一定会亲自实践其所琢磨出的道理。

暗斋从十五岁开始的十年间，作为禅僧，称“绝藏主”。宽永十九年，在暗斋二十五岁的时候，他的思想像前面说到的那样发生了转变，于是他在二十九岁那年还俗，改名为山崎嘉右卫门。其后他专心于儒学研究十余年，到明历元年春天之时，开办家塾，开始举办讲义。所讲内容始于《小学》，其次为《近思录》，再次为《四书》，最后为《周易程传》，以此为一轮讲义，需要两年时间。这一课程相当受好评，门生不计其数。这之后，暗斋还曾罕见地前往江户，并难得地受到了保科正之的知遇，前往会津进行讲授，不过他始终以京都为自己的活动中心，以在家塾里教授门人为自己的本职，并最终于天和二年（1682）九月十六日在京都二条猪熊家中故去，享年六十五岁。

暗斋学问的特色

除了会津的保科正之，暗斋还得到了笠间的井上河内守和大洲的加藤美作守等人的赏识，不过出仕大名并非其本意，又因为长期在京都指导门生的缘故，暗斋一生的经历都并不精彩，再加上他的著述缺乏系统整理，虽然有《文会笔录》和《垂加文集》得见于世，但是从本质上理解其学问的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另外，暗斋的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深奥，即使是优秀的门生，也往往逐渐追赶不上，因此在这里仅举几个方面来思考其学问的特色，然后再通过观察那些正确地传播了他的学问的门生们的著作和事迹来加以认识吧。

第一，仅就结论观之，暗斋的学问容易被误解为是十分独断的，但实际上在得出结论之前，暗斋已经通过广泛的观察和精细的调研，积累了十分充足的研究成果。最清晰地反映这一情况的是其门生游佐木斋的自传。木斋是仙台人，在二十一岁的春天首次探访暗斋的学塾。两三天后，关于《论语》中《泰伯》一章的内容，木斋问道：“关于这一章有很多的说法，那么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暗斋反问：“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啊，相关的集注都背下来了么？”

“多少还是记得一点的，不过还不全面。”木斋这样回答。

“如果看过《大全》的话，有谁反对朱子的解释，有谁赞成，这些都一条一条记下来了么？”暗斋问道。

“不，没记住。”

“《通鉴》前编里面有胡三省的论述，这个记得么？”

“不记得。”

“《读书录》里记载了好几种说法，这个记得么？”

“不记得。”

“那这话不就没办法说了吗？如果真的对这一条有疑问的话，就把刚才提到的书籍都好好调查一番，一条一条地进行分析，然后明确问题究竟是在哪里，然后再带着问题来问我吧。”

木斋惶恐地退了出来，广泛地调查了各种书籍，将同意朱子的学说整理为一册，反对朱子的学说整理为一册，并反复阅读直至记了下来，在这之后拜访老师并提出疑问的时候，老师这样说道：“很好很好，这样才能变成学问啊。因为这一处极其重要，所以没法轻描淡写地进行说明，我去年的时候出版了一册书《拘幽操》，找来这本书研究一下吧。”

于是木斋找到《拘幽操》加以熟读，然后第二天再次拜访老师，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这样啊，我了解了。”

暗斋这样说后又进行了认真的讲解。木斋最初师从于其他的学者，原本是抱着“毕竟他是很有名的人，那么就去见一面好了”这样半开玩笑的心情去探访暗斋的，不过在此之后则是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地进入暗斋门下求教。木斋在自己的自传中写下了上述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暗斋在推导出结论之前，究竟对多么广泛的各种学说进行过探讨，又对这些内容进行过何等严格的分析和批判了吧。

第二，虽说暗斋是一位儒者，特别在朱子学上造诣精深，不过他到晚年的时候则开始倾向于神道的研究，据说门人之中不断有人因为抵触这一变化而离开的。不过在暗斋开设家塾进行讲义的明历元年（时年三十八岁），他就写成了《伊势大神宫仪式序》，根据《日本书纪》来追忆神代时代，举出《天壤无穷》神敕，并说“此乃王道之元（はじめ）”，从他引用了被称作“垂加神道”的神道思想中作为其本源的语言内容这一点来看，可以明确得知暗斋是在他对佛教进行批判的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了神道思想。而在明历三年，暗斋在决定要创作题为《倭鉴》的日本史著作之时，特地去参拜了供奉着为编纂《日本书纪》立下大功的舍人亲王牌位的藤森神社，并进行了祈祷，随后又前往伊势大神宫进行参拜。在那之后，暗斋会时不时前往伊势进行参拜，万治元年、二年，宽文三年、八年、九年都进行了参拜。既然倡导重视人伦，那么相对于父母，自然要回溯至更遥远的祖先，相对于皇室也自然会想起更远古的神代时期，由此而言，他前往伊势大神宫进行参拜一事也就变得理所应当了。

第三，就这样由考察日本的历史、思考国体问题出发，暗斋就算是在儒学本身之中，也在批判各种学说上花费了很多工夫。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是否承认“革命”这一问题。中国之不幸，在于革命时常兴起，国家几番出现又灭亡，建立又崩溃。中国的产生远在四千年以前，拥有值得骄傲的古代文明，然而作为国家而言则无论哪一个都是短命的。夏历十七世，满四百年而亡；殷历三十世，延六百余年而亡；周三十七世，经八百七十七年崩溃；秦仅持续三世十五年，西汉十三世二百零七年，东汉十三世一百九十六年，之后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则二十帝二百九十年，经五代；宋则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元虽强大然仅一百六十二年，明二百九十四年，清二百九十六年。有力之人则以武力颠覆国家，这无论是于五伦还是于道德都是不应之事。而出于这些原因，在中国即使是非常优秀的学者，在面对革命的问题上也很容易提出站在胜利的一方并为其辩护的学说。其中表现出坚守绝对的忠义，持全面反对革命思想的是韩退之的《拘幽操》。山崎暗斋正是发现了这首诗，对其十分推崇，并不仅将其视为一篇短篇诗歌，更将其印刷出版而成书一册。刚才提到的游佐木斋也是，求得此书后认真阅读，由此学问才日臻极致。

与《拘幽操》的思想精神相同，暗斋在自己写就的论述中国历代革命的《汤武革命论》中有这样的论述：汉高祖本为秦民，唐高祖曾是隋臣，因此他们夺取天下也就是臣下对君主的反逆，而宋朝也好明朝也好都是一样的；上溯至殷商也好周朝也好，作为开国明君而被加以歌颂的人，实际上都是在践踏道义；真正遵循道义的，唯有东汉光武帝一人而已。这是对孟子的批判，更是对孔子和朱子论述中不足的地方加以的补充，或者说对其进行彻底的讨论。至此能够完成对其进行彻底讨论的原因，虽然其中一点可能是因为暗斋的儒学并不满足于炫耀学识的广博，而是保持着认真细致地探究道理的严肃态度，不过在此之上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暗斋对日本史的思考，尤其是他时常拜伏于伊势大神宫的神前，敬仰“天壤无穷”的神敕，被日本国体的尊严所深深打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暗斋能够彻底地阐述“革命否定论”，自然也有暗斋本人的卓越之处，然而将暗斋指引到这一地步的其实恰恰就是日本的历史。

因此暗斋的学问重视人伦，而如此看重人伦之自然归结，就是否定“革命”，以及赞颂从未发生过“革命”的日本历史和日本国体。这与山鹿素行在其《中朝事实》中所言“夫外朝易姓殆三十姓，夷狄入王者数世，春秋二百四十余年，臣子弑其国君者二十又五，况其先后之乱臣贼子不可枚举也”的，着眼点是完全一致的。现在看起来这不过是将平凡的事情进行显而易见的论述，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山鹿素行论述的内容也好，山崎暗斋的学说也罢，对于当时的学界而言，都是惊世骇俗的新学说，是破天荒的主张。不管怎么说，儒学原本都是中国的学问，因此儒学者凡事都是以中国式的方式进行思考，毫无批判地尊崇孔子和孟子的学说。有这样一则逸闻，某时，暗斋向弟子们询问：“现在如果中国派孔子和孟子为大将来进攻日本的话，你们该怎么办？”

弟子们全都非常苦恼，没有人回答。

于是暗斋说：“那时自然是要与孔孟对战，或是斩杀，或是生擒。这才是孔子之教诲。”

暗斋教导至此，弟子们同时如目初开。如果毫无批判地阅读外国的书籍，就会像这些弟子们一样逐渐丧失自主性，而失去了这种自主性的不仅仅是这些弟子们，无论是藤原惺窝还是林罗山都是一样的。罗山认为没有出生在中国而是出生在日本一事是很遗憾的，所以希望至少像阿倍仲麻吕一样渡海去中国，可是“脚下风波千万里”，最终难以达成渡海一事，并因此十分悲伤。由此可见，暗斋和素行破天荒地具有自主性地完成了叹服日本的历史、赞美日本国体的学问。

63 山崎暗斋（下）

《靖献遗言》

如果想要学习山鹿素行的话，读一读《武教小学》和《中朝事实》就好了；可是要了解山崎暗斋，却没有能够一目了然的推荐著述。不过万幸的是，暗斋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优秀门生。这些门生们很好地继承了老师的学说，虽然人走人来，时间流变，同样的精神却一以贯之。十人也好，百人也罢，无论是问谁，得到的答案都是相同的，这可以说是暗斋门下的一大特征。暗斋本人也将门生的教育作为自己一生努力的目标。有评价称“若言其志，则非入仕藩国，亦非屈从王侯，仅为诱引后学，欲将其学传于将来而已”，这一点是很清晰的。

理解暗斋的学问，并忠实地将其学说传承下去的其中一位叫作游佐木斋。这位木斋曾与室鸠巢进行过论战。鸠巢乃是惺窝门生松永尺五之门生木下顺庵的门生，受新井白石的举荐在六代将军家宣时期为幕府工作，特别是因为他受到了八代将军吉宗的信任，可以说是当时学界主流中的一位人物。木斋的思想与鸠巢大相径庭。鸠巢的思想是，道乃世界唯一仅有之物，万国共通之物，即儒教，在此之外，诸如日本之道或者神道等本不应该存在。虽然木斋重视日本的国体，视其为与天壤一样无穷之物，然而恐怕这世间并没有永恒不灭之物，国有兴则必有亡，人有生则必有死，由中国的历史观之，这一点本是很明白的事情。鸠巢说，自己还是很克制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的，而京都的藤井懒斋也与自己抱有同样的想法，并为了将其快速实现，而希望劝说幕府接受这些思想。

木斋在对此进行回答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温和：“君臣之间的道德无论在哪里都不应该有变化，君为君，臣为臣，君不可为臣，臣不可为君。天照大神在将天孙琼琼杵尊降临世间之时，赐予神敕‘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者矣’，这是祝福的话语，更是通过神德与正教得以实现的祝福。因此，我们明明应该对外国遭到革命污染的历史感到羞耻，并对于吾国拥戴万世一系天皇之事感到自豪，然而鸠巢等人以中国为标准来思考问题，将革命当作理所当然，讨论日本也会迎来这样革命的机会，这是相当错误的。本人曾于去年从某个羽黑氏那里听闻这样不吉之言，当时只是将其当作愚蠢之言处理，并未特别重视，然而如今听闻鸠巢与懒斋的学说，深感邪说之毒害或许会在皇国之前途上留下阴影，忍不住感到忧虑。如果这一不幸之事当真发生，我等只得舍身卫道以殉国家，不过我希望鸠巢可以认真反省，并向懒斋发出忠告。”木斋在回答鸠巢的时候，大体上叙述了上述宗旨。

还有一位比木斋年长六岁，较其早两三年进入暗斋学塾的名浅见絅斋。此人乃是暗斋门下名气最大的一位。他一度无法完全理解老师的学说，为张扬自我而脱离暗斋而去；然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认识到自开天辟地以来，揭示了至正之道的日本学者“无出山崎嘉右卫门先生其右者”，遂再次回归暗斋门下。浅见絅斋著有名为《靖献遗言》一书，这本书不仅是絅斋的主要著作，可能也是暗斋一门的代表性著述了吧。此书将中国历史中的忠烈人物在国家遭遇不幸之际，不惜以生命捍卫道义，砥砺灵魂以叙述至诚之意的话语进行收集整理，通过对其熟读并透彻思考，从而砥砺自身的灵魂。所收八篇，取自对屈原、诸葛孔明、陶渊明、颜真卿、文天祥、谢枋得、刘因和方孝孺诸位人物人生最后的言论。絅斋于元禄元年在家塾中对此进行了讲习，阐述了为何要创作这一作品、这一著作的主旨又是什么。他明确阐述了该书的主旨，即如果平时没有非常严格地讲究君臣之间的道义，一旦面临紧要的关头就很容易出现错误。此书乃是要以大义磨砺人心的作品，人们读后会明白学问是多么重要的东西，脱离学问则寸步难行，所有的行为也都不过是妄动而已。

像这些忠义之人，遭遇国难而态度不改，遭受屠戮而坚守正道，这才正是应该赞赏的行为，没有任何应该被指责的地方。而如此说来，这本《靖献遗言》乃是一本应该被广泛地推荐给全天下的作品，反对这本书的理由也应该是不存在的。然而，宝历九年（1759）竹内式部却因为将此书讲解给公卿众人一事被问罪，结果父子二人均遭到流放。式部生于新潟，上京出仕于德大寺大纳言，其学德受到重视，公卿中多人成为他的门生。他讲解的内容是暗斋的学问，特别是诵读《日本书纪》和《靖献遗言》，对公卿们进行鼓舞。日本之中明明没有比天子陛下更加尊贵的存在，然而世间只知道将军的尊贵，而不知道天子的尊贵，这被认为是公卿们学问不足所造成的，于是公卿们奋起精研学问，特别是德大寺大纳言、坊城中纳言等人不仅自己学习，还向当时年纪尚幼的桃园天皇上言进讲。最终这成了问题，宝历八年，正亲町三条、德大寺、乌丸、坊城等足足二十名公卿受到处分，次年竹内式部被以武藏、山城为主的日本国几乎一半以上的地区驱逐，其个人财产被没收。式部时年四十八岁，其子主计十五岁。八年后式部又被抓获并流放至八丈岛并死在那里。对式部所问之罪在于，说到学问则四书五经足矣，讲述《靖献遗言》之类激进的作品是不可饶恕的事情。由此可知，当时幕府的方针，以及天下主流学派的学问，与《靖献遗言》所追求的东西是不相容的。这一点从之后的内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明白。

望楠轩

山崎暗斋也尊崇楠木正成。浅见絅斋也在《靖献遗言》的讲义中褒扬过正成。不过要说起尊信楠公，谁也不及絅斋的门人若林强斋，他甚至将自己的家塾命名为望楠轩，意为以楠公为目标探究学问。享保元年时有门人向强斋提问，如果到了弱肉强食的战国骚乱之时，有志大名该如何是从，以及吾等是否应该驰援京都，捍卫皇室。强斋对此回答道，日本既已确立君臣之义，上下之分，那么为了拱卫皇室，无论身在何处都应该发兵勤王以讨伐叛逆，成功也好，失败也罢，有恩赏也好，没有也罢，全都不予考虑，虽然实际的做法需要随机应变，现在也没法具体言说，但须以忠诚贯彻始终。

强斋在其门人广木忠信去世之时，曾作祭文一篇。看过这篇祭文，就可以很好地了解望楠轩的生活。夏天不用扇风，冬天不近火钵，还有根据日期绝食之事，以期在困苦的生活中也不会有一点点内心的屈从，并以这样的心态求学。落雪的清晨、满月的夜晚，师徒一起饮茶温酒，议经论义，悲今慕古，慷慨相责，生死相托，是为如此。其酒也并非常有，时不时会让门人们少少地买一点回来，其他的门生都羞愧于只买这么一点点酒，故而会以袖掩面去买，但广木则心平气和地提着很少的酒，把大胁指刀往腰里一塞，摇头晃脑地归来。强斋因为清贫，在用纸上很拮据，感染风寒之际为了擤鼻涕很烦恼，这时广木会送纸来。问他是买的么，广木回答说不是，是自己本来所有之物，请尽情使用；而到天气好的时候再看，广木把强斋擤鼻涕扔掉的纸收集起来，用竹子夹起来晒干，把新纸送给老师用，广木自己则用老师扔掉后晒干的纸。望楠轩中的生活贫寒，他们却丝毫不屈服于这种贫寒，师徒一起享受学习，相互激励，而且其学问还是以守护日本的国体为着眼点的，由此可知此乃生死攸关之学。

广木忠信于享保十五年八月病死，若林强斋也于两年后的享保十七年正月故去，然而望楠轩的讲义则由小野鹤仙、西佐成斋等人继承，最终在梅田云滨一代迎来了幕末的风云。

谷秦山

暗斋门下众多优秀的人物之中，不能被遗忘的一位叫作谷秦山。秦山生于土佐，延宝七年十七岁上京，先是遇到浅见絅斋，之后接受暗斋的教导满半年，短暂回归故里之后再次上京，又接受了刚好半年的教导。也就是秦山从十七岁到十九岁的三年时间里，真正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是接受了暗斋的教导的，在他再次回土佐的时候，于次年得知暗斋亡故的消息，马上赶往京都进行祭奠。在暗斋的数百位门生中，秦山是最年轻的一位，排在最末位。然而他的纯真和热诚，以及他的勤勉学习，使这位最后辈的谷秦山，成为最正确地理解暗斋的学术思想并加以继承的人。作为暗斋门下而在世间受到追捧的人也有佐藤直方和三宅尚斋，然而暗斋门下最为正统的传人还得说是谷秦山。之前说到了望楠轩清贫苦学的状态，秦山的生活就与之相同。其家族由于原本是因关原合战而灭亡的长曾我部氏的家臣，在山内藩中被授予了乡士的待遇，不过实际上则不得不依靠努力农耕才能维持生活。元禄元年其父去世之时，家里因为贫困而没办法举行葬礼。之后秦山在参拜先祖墓地的时候，还是拜托朋友才借来一件木棉的夹袄。秦山面对如此贫困也没有屈服，还是对学问全情投入，不过他治学的态度与世间之人沉醉于博识的喜悦不同，而是执着于学问的核心，辨识正邪，非常之严肃。有一位接受暗斋门人桑名松雪教导的学者名曰栗山潜锋，乃才气突出之人，十八岁时作《保建大记》。保是年号保元，建是年号建久，日本之衰退起于保元大乱，至建久年间完全堕落于霸道之手，这是一本探讨衰退的原因、对事情进行分析、评判功罪的作品。这之后，潜锋受德川光圀招徕前往水户，从事《大日本史》的编修工作，却于宝永三年以三十六岁亡故。在其去世之后，谷秦山应门人之请作《保建大记》的讲义，其开讲词非常精彩，这里撷取其中要领简要叙述如下：

各位都是日本人，若欲探究道理，当然应以日本之神道为主。在此之上如有余力，则进而阅读外国书籍，以之为日本之道之辅佐为宜，如能做到如此，则再无超越之学问也。而这也正是《日本书纪》总监修舍人亲王之本意，虽然惶恐，我等内心之志向也是以此为标的。然则如今神道研究较外国学问黯淡，儒学者宣扬外国，却以日本之道乃邪道而加诸非难，并无统一内外学问之力量。本人忧心于此，欲行事以一新学界之风气，然山崎先生故去年久，浅见絅斋虽于晚年有志神道，惜未几病故，如今再无可为我等后盾且得以相依托之前辈。世间虽有知名学者，却多埋头于外国学问，不亲近日本学问，或者热衷于写作华丽的诗文，皆乃不足取之徒。余平生以此为遗憾，直至未曾料想《保建大记》之出世。此乃无比珍贵，古今罕见之作品。此书才真可谓以神道为根本主干，以儒学为其羽翼。故而本人对其特别信奉。日本之学者本应以此学为真学问也。

这是一篇不仅可以考量秦山的风格与见识，同时也可以了解暗斋门下主流学风的重要议论文章。秦山在与三宅尚斋的论战中，将这一思想进行了更为简单明了的阐述：“日本之人应以天照大神为本，唐之人应以孔子为本，此乃道理之极致也；汝等亦为日本人，却弃天照大神，而以孔子为本，谬甚矣。”

前面已经说到秦山家境贫寒一事，不过他所遭受的苦难并没有止步于贫困，宝永四年秦山被藩当局判处禁锢之刑。虽然说是禁锢，实际上就是在自己家中谨慎活动，然而秦山自四十五岁时被限制自由，到五十六岁去世为止的十二年时间里不被允许外出，却一点也没有对此有所怨恨的样子，白天读书写作，入夜则仰望星空痴迷于天文学的研究。秦山曾向涉川春梅学习天文学。春梅既是暗斋的门人，也是天文学方面非常杰出的学者，可以说是开创日本天文学研究的人。

秦山住在土佐，特别是晚年因为被禁止外出旅行，因此他的学问并没有立即影响到天下；然而尽管他一生不幸，却受惠于其优秀的子孙，他的学问得以长久地在其家中代代相传。在秦山死后一百数十年后，其家族中出现了一位继承这些教诲的人，名作谷干城。

谷干城在明治十年西南战役中，作为熊本镇台司令长官，阻挡住萨摩军的前进，率寡兵死守孤城之功勋大概无人不知。此人少年时代受教于其父祖之事，如下所述：

万一国家发生大动乱，要不惜各种途径赶赴京都，尽力保卫天子陛下，没有旅费的话就沿途乞讨，保护御所的时候精疲力竭之时，就靠在御所的外墙上死去，即使是死去也要保卫御所。

这就是秦山在他的家中留下的教诲。

接受谷秦山教诲的众人之中，有一位叫作宫地介直，介直之子名曰春树。宝历十二年（1762）桃园天皇驾崩之时，幕府发出命令停止演奏和欣赏音乐五天。德川幕府的性格实际上可以从这一点上看清楚。基本上在将军病故的场合，如四代家纲、五代纲吉、八代吉宗等去世时都是停止五十天，三代家光去世时则是七十天，之后到十一代家齐去世的时候则发出了长达百日的禁止令。所谓“御三家”，就是尾张、纪伊、水户三家。御三家当主病故之时，禁止演奏和欣赏音乐七天。其次是老中病故之时，停止演奏和欣赏音乐三天。以这样的惯例观之，天皇驾崩之时，却只有三天或者五天。也就是说，幕府虽然表面上重视朝廷，尊重皇室，实际上却只为天皇提供与老中相同的待遇，淡然地进行处置，谁也没有对此感到奇怪。暗斋的门派则自然地对这一点进行了批判。结果，在桃园天皇驾崩之后，幕府一发出五天的音乐停止令，宫地春树便十分愤慨，向土佐藩的大目付提出了意见书，痛陈由于将军的威势愈发强盛，天子的威光日渐微弱，不知不觉间，人们就会把将军当作君主，认为天子不过是现世神而已，社会上将形成这样极端低劣的风气；现在当然无法违背幕府的命令，可是土佐藩内以及每个家族内部，都应该对此特别重视；另外，还有指派身份很低的武士作为藩主的代表参拜伊势神宫的事情，像这样“不经深思熟虑”的态度是不谨慎的；等等。

暗斋的门徒们大多是身份低微，在世俗上毫无力量的人。然而，其学问却是探究日本的本质，并内藏着转而批判现实、开拓未来的力量。

64 本居宣长

契冲与假名应用

在江户时代，日本文学和日语学再次兴盛起来。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为数众多之人中，首先让我们从北村季吟开始说起吧。季吟是近江人，宽永元年（1624）出生，比山崎暗斋晚六年，比山鹿素行晚两年。这个人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日本文学古代经典的注释工作。有名的作品包括《源氏物语湖月抄》《枕草子春曙抄》《徒然草文段抄》等，除此之外他还完成了《大和物语》《和汉朗诵集》《土佐日记》《伊势物语》《百人一首》《八代集》等书的注释工作，他为开拓古代经典讲读的道路所做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为了进行这些研究和著述，他的生活很艰苦，不过在六十六岁的时候得到了幕府的照顾，得以幸福地度过晚年，于宝永二年以八十二岁谢世。

圆珠庵的阿阇梨契冲，晚于季吟生于宽永十七年，早于季吟在元禄十四年以六十二岁去世。契冲本姓下川，原来是侍从于加藤清正、领有一万石的名家，不过在加藤家灭亡之后，据说契冲的父亲出仕于尼崎城主青山氏，得俸二百五十石。契冲虽然出生于有身份的武家，却自幼进入真言宗的寺院作为僧侣修行，甚至一度烦闷到想要自杀的地步；不过他跋涉于深山幽谷之间以锻炼身心，后来闭关于久井，沉湎于佛典与汉籍的研究；三十九岁的时候，出任大阪今里妙法寺的住持，受水户家委托注释《万叶集》，晚年住在大阪高津的圆珠庵整理著述，最后在元禄十四年以六十二岁故去。

契冲的著述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万叶代匠记》，此书是受水户的德川光圀委托对《万叶集》进行的注释，是非常重要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契冲为了注释《万叶集》而在考察《古事记》《日本书纪》《延喜式》《古今集》等古籍的时候，有了不得了的发现。契冲意识到在古时候假名用法的规则已然确立，“い”和“ゐ”，“え”和“ゑ”，“お”和“を”之间存在着不允许被混用的区别，而这才是日语正确的形态。日语明明是非常美丽的样子，但是自从中世以来世间混乱，以至于日语与学问同时衰微，规则被遗忘，用法趋于混杂。必须将这一规则重新找回，恢复日语美丽正确的样子，为此契冲写作了《和字正滥钞》。这是元禄六年的事情，自《古今集》成书的延喜五年起，大概八百年。整理出了在这足足八百年的时间里被世间大乱所扰乱的日语的原本形态的契冲，就这一点上来说，不得不说是日本文化的大恩人。

也有人针对契冲的这一说法，特地写下八卷本著作
[1] 进行反驳，主张古代的假名用法确定的说法缺乏事实根据，其并不存在什么法则。看到这些之后，契冲非常愤慨，立即执笔写就五卷本著作
[2] ，将其痛批驳斥了回去。古代经典的正确形态、日语的美丽姿态，实际上是通过契冲才得以发现并被教习传播的。所谓历史性的假名用法，以此为原点开始发展。

说到发展的话，契冲的研究还不能说是足够的，需要等待后来学者的补正。特别是重要的内容，即五十音图在数百年的乱世中，“お”与“を”的位置都是错的，即便是契冲也将其位置认定为：

あ　い　う　え　を

わ　ゐ　う　ゑ　お

而将其中的“お”与“を”位置调换，恢复为以下正确排序的，就是本居宣长。

あ　い　う　え　お

わ　ゐ　う　ゑ　を

宣长作《字音假名用格》一书，将这一点明确下来，这是安永四年（1775）的事情。自此往后又过了六七十年，到天保十三年（1842），若狭的一位叫义门的人作《男信》一书，针对到当时为止“ん”和“む”之间没有区别这一点，通过对古代经典的精细调查，公布了“む”的尾音是m，属于ま行，“ん”的尾音是n，应转为な行这一非常精彩的发现。随随便便地使用日语，破坏其正确的形式，打破其魅力的姿态，这是不行的。我们的先祖在遥远的过去，创造出了规则非常正确、十分优美的语言。而它在中世变得杂乱无章，契冲出现，宣长出现，之后义门出现，发现了原本的法则，最终恢复了它原本的形态。

日本国学的发展

比契冲正好晚三十年，荷田东丸出生于伏见稻荷神社的神职家族。宽文九年出生，元文元年（1736）去世，他六十八岁的一生都花在了振兴日本国学这一大目标之上了。到当时为止，研究日本古代经典的人虽然逐渐出现，不过大多秉持着从儒学或佛教抽出一部分精力来学习日本国学的态度，直到东丸这里，才首次脱离了儒学和佛教，并与上述二者相对立，为了将日本国学这一学问独立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而投入极大的热情。东丸曾咏唱和歌一首：

ふみわけよ 大和にはあらぬ 唐鳥の

跡を見るのみ 人の道かは

（遍踏大和寻无路，唯见唐鸟不见人。）

更清楚地反映他的见识与追求的，是他向幕府提出的申请创立国学校的意见书。这篇文章用非常漂亮的汉文写成，由此可知东丸汉学教养之深。在文中，东丸哀叹神皇之教衰微，国家之学荒废，沦为从属于儒学和佛教之形骸，通过复兴六国史、三代格、万叶集和古今集之学问而促进皇国之道的兴盛势在必行，为此希望在京都伏见或者其郊外建皇国学校以培养学者，遂向幕府申请援助。虽然这一计划很不幸并未被允许实行，不过东丸的见识和抱负本身实际上促成了国学的独立和后辈的奋起。在申请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古语不通则古义不明焉，古义不明则古学不复焉。先王之风拂迹，前贤之意近荒。一由不讲语学。

这对于一直试图探究日语本意的人们来说，实在是巨大的激励。

东丸所设想的国学校虽然没能实现，不过东丸还是培养出了了不起的弟子，那就是贺茂真渊。真渊于元禄十年生于滨松郊外，三十七岁的时候来到京都并成为东丸的门生，接受其教导四年，在四十二岁的时候前往江户，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也教授门生。他的人生可以说都奉献给了《万叶集》的研究，其著述有《万叶考》《冠辞考》《国意考》《歌意考》等。真渊住在日本桥的滨町，因其家宅名“县居”（あがたい），因此也被称作“县居之翁”，不过他的精神和生活方式全都如同古人一般，被认为心中连一点后世的东西都没有留下。真渊在江户生活了三十余年，在明和六年（1769）十月以七十三岁故去。

真渊的门人中，有加藤千荫、村田春海、楫取鱼彦、内山真龙等相当多优秀的人才，不过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还是本居宣长。宣长是在宝历十三年的时候，拜访了偶然前往伊势旅行、留宿在松坂宿屋的真渊，并接受了其一夜的教导。当时真渊六十七岁，宣长三十四岁。虽然两人直接面对面地言语相交的经历，只有这一夜而已，不过这对于宣长来说，却是其七十二年的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夜晚。宣长在感动于与真渊这样的学术巨擘相接触的同时，也受到其硕学之启发，立下了专心研究《古事记》这一当时最为难读难解之古代经典的决心。于是宣长正式成为真渊的门人，并于其后通过书信接受教导；后来宣长着手写作《古事记传》，耗费三十余年的心血，最终完成了《古事记传》四十四卷（合算附录及目录共四十八卷）。由荷田东丸发起的日本国学，经贺茂真渊到本居宣长这里，完成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暂且可以说是大成了。宣长除了《古事记传》之外，还留下了《源氏物语玉小栉》《初山踏》《玉胜间》等为数众多的著述，于享和元年（1801）九月以七十二岁逝世。他自画肖像画，并自书赞词一事相当有名，赞曰：

敷島の やまと心を 人間はば

朝日に匂ふ 山ざくら花

（人生敷岛大和心，朝日熏染山樱花。）

宣长门人众多，遍布全国，通过弟子们日本国学得以扩展至四方，其中他去世之后才成为其门人的平田笃胤（天保十四年即1843年去世，六十八岁）和伴信友（弘化三年即1846年去世）是最为优秀的学者。世人所称的国学四大人，就是指东丸、真渊、宣长以及笃胤。东丸曾拜托幕府创建国学专门学校，真渊在江户出仕于德川一门的田安宗武，宣长也是性格温和之人，他们都没有考虑过对幕府提出尖锐的批判，但是从《源氏物语》《古今集》《万叶集》到《古事记》，一旦古代经典的研究得以推进，追寻日本的古典精神，明确上古之道的话，对于有心之人来说，由此一转而批判现实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1] 即橘成员所著《倭字古今通例全书》。——译者注

[2] 即《和字正滥通妨抄》。——译者注

65 水户光圀

《伯夷传》

山崎暗斋经历了从印度到中国，从中国到日本的思想上的大转变，很早地树立了日本学的标识，不献媚于幕府，不出仕于诸侯，一门心思放在教导后学上，其结果是经过了一两百年的漫长时光，终于锻造出了为数众多的俊秀之才。而说到其不足之处的话，首先应该说是日语知识的欠缺。补充这一不足的，就是日本国学了。对于日语的研究，契冲首先有了令人惊叹的发现，而在荷田东丸以“古语不通则古义不明焉，古义不明则古学不复焉”一语道破以来，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之雄伟业绩和其弟子们的活跃更是显著地开拓了日语、日文，甚至进一步到日本国学的研究领域。不过这些方面的学者们急切地言说古来之道，对现实的批判则非常不足。不过还存在一种将上述两种路径同时吸收，并且树立起另外一种学风的地方，而这并非别处，就是水户。

水户藩初代藩主德川赖房，是家康的第十一子。赖房之子光圀，六岁之时依照将军家光的命令取代其兄长成为水户家的继承人。他九岁元服，可是从十二三岁起就脱离正轨，放弃学问，开始肆意游乐，态度不端，完全变成了堕落青年，属于令人担心的类型。然而在正保二年（1645）光圀读到《史记》的《伯夷传》，感到非常吃惊。若问到为何吃惊，因为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地方的大名之子，伯夷为长子，叔齐是三子，而父亲偏爱三子打算让他作为继承人，而父亲死后，叔齐则提出兄长伯夷才应该是继承人于是要拥立伯夷，伯夷则坚持父亲的意志是要将继承人让给三子，所以要拥立叔齐，于是伯夷离家出走，叔齐也离家出走，结果毫无办法，于是国中之人拥立了次子为继承人。之后伯夷、叔齐仰慕周之西伯德行之高而前往投奔的时候，正好赶上西伯去世，其子武王兴兵讨伐纣王，二人进谏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可是武王未采纳其谏言而讨伐殷商，夺取了政权。因此伯夷、叔齐以依赖周政权为耻，隐居西山，采薇为生，最终饿死。光圀所吃惊的就是伯夷、叔齐二人的言行。

《伯夷传》的内容分为前后两段，第一段是讲家族继承问题，第二段则是讲君臣大义，乃严格反对革命的学说。首先打动光圀的大概是第一段内容吧，原因在于，光圀就是越过他的兄长赖重继承水户家的，尽管这是违反兄弟之间道德规范的，不过光圀到这时为止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而是随随便便地处理了这件事。而看到了伯夷、叔齐对待此事的态度，光圀感到自己对兄长做出了无法原谅的事情而深感羞愧。于是光圀很快下定决心，后来把兄长的儿子收为养子，并在自己六十三岁隐居的时候把家督之位让与了兄长之子纲条。从自己的境遇出发，光圀想必为之所动，而在对此感到惊讶而继续阅读《伯夷传》时，他应该马上就接触到了第二段更为深刻的部分。也就是说君臣之间的道德是绝对的，即使君主做出了很多不德之事，身为臣属而征讨主君，进而夺取政权这样的事是不被允许的；与其在犯下这样反逆革命行为之人手底下生活，不如饿死要好得多，而这种事在过去曾经发生过，也就是伯夷、叔齐的故事。感动于第一段内容的光圀，是不会不被第二段所感动的。结果光圀自己也在晚年的时候移居西山，自称“西山隐士”。

光圀读到《史记》而受到感动，是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以这种感动为基础，将兄长的儿子收为养子，是在他三十四岁的时候。将藩主的地位让给养子后隐退，是在他六十三岁的时候。光圀仰慕伯夷、叔齐的故事而进入太田的西山，住在西山庄之时六十四岁，在西山庄故去则是在七十三岁那年的年底。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十八岁时青年的感动，持续了五十五年漫长的岁月，他的一生都由这种感动所决定。对青年纯情之时重要的感动记忆犹新，大概是很多人都有的经历吧。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感动只会持续一时，终将渐渐消失。而对于光圀来说，这种感动一生都没有泯灭，这种感动决定了他的一生。

彰考馆

不，还并不只是如此。光圀感动于《史记》的《伯夷传》的同时，又想到自己能够这样了解到如此伟大人物的精神和行为，全都是《史记》的功劳，如果司马迁没有写下《史记》的话，自己可能就没办法知道伯夷、叔齐的言行了，所以书写并保存下正确的历史，对于后世而言是很必要的，因此光圀立下了编纂大日本史的想法。而历史编修这样的事，与家督继承和国体问题不同，没有必要保密，所以光圀从十八岁的时候就立即开始进行准备，收集古书文献，在十二年后的明历三年（1657）于藩邸中开设修史局。就在这一年的正月，江户发生大火，江户城的本丸烧毁，损失非常惨重，林罗山甚至因为书库烧毁而惊愕异常以至于溘然长逝，可以想见古书的搜集和史实的调查变成了当务之急。此修史局在十五年后定名为彰考馆，彰往考来，即探明过去的历史，以此思考将来应行之前途。很多优秀的学者汇集于此，人见卜斋、佐佐宗淳、丸山可澄、鹈饲炼斋、力石忠一、安积澹泊、安藤年山、栗山潜锋、三宅观澜等人，都是光圀在世之时所录用的人才，其中既有林罗山流派出身的，也有山崎暗斋门下之人，还有国学方面的人物。从能够把这些人物自由地加以利用来整理大日本史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光圀超群的统率能力。

协助彰考馆进行研究的人物之中，大放异彩的是朱舜水和契冲。舜水是中国的儒者，明朝灭亡之后耻于仕清故来到日本，光圀恭迎并厚待之。契冲的事情前文已经提到，不过光圀最初招揽他的时候，契冲是拒绝的，不过取而代之，契冲写下《万叶代匠记》交给了彰考馆。

就研究方法而言，派人前往各地收集古书旧记，对于重要的文献则收集数种写本进行比照，检查其中有无文字抄写上的错误，乃是十分科学的忠实原著的方法。比如对于《太平记》等书籍，彰考馆就整合了十个种类的异本，并参照其他记录，在元禄四年的时候出版了《参考太平记》四十一册；之后更是一口气在元禄六年出版了《参考保元物语》九册、《参考平治物语》六册。除此之外，他们还对以《日本书纪》为首的六国史加以严格地校订。这样科学的研究方法，甚至比有名的清朝校勘学还要早一步开始，可以说是光圀的独创。

通过这样严密的科学研究方法，大量的古书得以恢复其本来的面貌，以正确的形式出版。另外，与大日本史的研究相关的，比如《扶桑拾叶集》三十卷、《礼仪类典》五百一十卷等数目众多的书籍、文献得到编纂，因此《大日本史》本身也就不断地被改订和增补，渐渐地变得难以完成。在这期间，元禄十三年（1700）十二月六日，光圀以七十三岁辞世，谥号“义公”，称水户黄门（黄门就是中纳言）。这位受到后人无限尊敬的英杰，虽然在修纂事业的中道亡故，但所幸这一事业得以继续，最终于嘉永二年（1849）出版本纪、列传一百七十三册，至明治三十九年（1906）志、表出版结束，终于完成了包括本纪七十三卷，列传一百七十卷，志一百二十六卷，表二十八卷在内，全部三百九十七卷，外加目录五卷，合计四百零二卷的巨著。自明历三年开馆算起历时二百五十年，自正保二年立志修纂算起则有二百六十二年。可以说《大日本史》是耗时长达二百六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一部作品历经二百六十二年的编著，一种精神贯穿其中未曾中断，在全世界的历史中都难见与之相似的例子。

《大日本史》的编纂方针

光圀并未看到《大日本史》的完成而中途去世，不过其内容的主体思路是光圀了解并由他决断和指示的。比如对记事采取一条一条地标注出典、不掺杂一点想象和妄断地加以展现的这一极具科学性的方法，就是光圀的指示。有些很有名的由光圀裁定大方针，鲜明地体现了光圀的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内容包括：第一，将《日本书纪》中列为“御一代”的神功皇后从本纪中去掉，收录在皇妃传之中；第二，承认大友皇子即位天皇，作为“御一代”列入本纪；第三，关于所谓南北朝，将吉野朝廷的历代天皇作为正统天子，作为“御一代”列入本纪，而对于所谓北朝，则作以《后小松天皇本纪》为首的北朝五主纪以为附载。上述三点可以说是《大日本史》中三大特色之笔，这三点都是非常严肃敏感的问题，不过光圀自己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做出上述裁决，将之确立为《大日本史》编纂的大方针，其后明治天皇陛下也采用了上述学说。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有一种无妄之说，即日本的创立者来自中国，也就是说皇室的“御先祖”是吴之泰伯。林罗山之子鹅峰大概是相信这样说法的，他在宽文六年写就的《东国通鉴》序文中明确地提出这一说法。惺窝和罗山非常尊崇中国，甚至于到了痛苦于自己没有生在中国而是生在日本这一事实，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日本的先祖是吴泰伯的话，对于日本的名誉可以有进一步的提高，因此大概是满心欢喜地采用了这一无妄之说吧。而鹅峰在幕府的命令下写作《本朝通鉴》之时，也是以这一说法为始的，光圀看到之后非常惊讶，立即提醒其注意并要求其重写。因此，就摆脱自卑自屈的态度，以正确的事实为基础堂堂正正、充满自信地书写日本历史这一点，在近世时期，水户光圀的功劳不可谓不大。文化七年，《大日本史》本纪、列传完成之时，由水户藩主进献给朝廷，当时呈上的《上表文》中，有“伏惟，太阳攸照，率土莫匪日域；皇化所被，环海咸仰天朝”之句。光圀与罗山和鹅峰相比较，简直是云泥之差。

光圀的首要功绩便是编修《大日本史》。不过在编修工作进行的过程中，他还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是于元禄五年在摄津凑川立“呜呼忠臣楠子之墓”，悼念楠木正成忠义殉死，将其表彰于天下。到当时为止，凑川并无坟墓，人们对于正成的尊信也很不够。对此，光圀提出，较之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正成的本质中更为重要的是其乃纯粹的忠臣这一点，遂托词于呜呼之感叹以表达无限尊敬之热情，立石碑以记之。同时他又将足利高氏指定为逆贼，并批判足利幕府，进而要求德川幕府也进行反省。

还有一件事，他在元禄七年的时候，悲伤于神武天皇的御陵之荒废，感到不得不向幕府请求建立神社以祭祀建国始祖，并打算为此公开上书。虽然光圀根据当时的时势判断这一点不可能实现，所以并未公开上书，不过这一点最终成了与明治维新关系密切的重要事件。

66 井伊直弼

俄国南下

自从宽永十六年发布锁国令以后，日本的通商贸易对象限定于清朝和荷兰两国，不再与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相接触。清朝是因为与基督教没有关系所以被允许通商；荷兰则是因为反对天主教，并且只热心于商业活动，对宗教活动很冷淡所以被允许通商。然而即便是这两个国家，也只被许可在长崎进港，而不允许进入其他港口。另外，日本人也不可以前往海外，因此自宽永十六年（1639）至嘉永六年（1853）为止的二百一十四年里，日本合上了自己房子四周全部的窗板，谨慎地放下了窗户的窗帘，仅仅留下一扇小窗以便时不时查看一下外面的样子，每天就这么安静地休养度日。可是外面的世界在这两百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甚至与其说是巨变，不如说是恐怖的侵略行为。从列强的角度来看，这被称为“发展”，而实际上就是弱肉强食罢了。锁国的日本，对其不知不晓，既没有加入其中，也所幸没有成为受害者，享受了两百年的太平时代，积累了相当深厚的修养。而随着时代更替，一旦窗板被敲掉，窗帘被拉起，日本看到了外面世界的情况，就必然会陷入异常惊慌的状态。敲下窗板的，是嘉永六年四月佩里来航一事。不过在此之前，对于到当时为止欧美列强究竟是如何进逼亚洲的过程，需要加以简要的概述。

俄国人翻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根据俄国的古记录来看，是1580年的事情，也就是说，正值日本的天正八年，织田信长最为活跃的时候。之后随着1587年托博尔斯克、1663年雅克萨等都市相继建成，其势力进一步向东扩展。俄国希望从西伯利亚南下，不过清朝对其进行了防御，双方在1689年（元禄二年）缔结《尼布楚条约》，确立了以外兴安岭作为国境线。因此无法南下的俄国则改为继续向东方进发，在1707年（宝永四年）宣告堪察加为俄罗斯领土，1742年白令大佐受命探索亚洲与美洲之间是否通过陆地相连，其结果是判明了二者之间有海峡存在，并由此将其定名为白令海峡。向东到此，接下来就是南下了。南方就是千岛群岛，而千岛群岛是日本的领土。日本与俄国的接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宽政四年（1792）九月，俄国使节拉克斯曼为了达成与日本通商的目的而来，在根室进港。当时幕府的主政者是松平定信。定信是八代将军吉宗之孙，田安家宗武之子。吉宗被人赞誉为德川幕府中兴之英杰，宗武也是招纳贺茂真渊的俊杰人物。定信在三十岁时出任首席老中，又很快担任将军辅佐，改革因田沼意次而紊乱的政治，立正风俗，整顿财政，至三十六岁辞去老中一职。就在定信主持幕府政治之时，拉克斯曼来了，于是定信明确交涉方针，并派遣下属与其进行交涉。这次交涉并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就宣告结束了，不过当时定信特地强调了希望获得地图和俄语词典的意思，这大概是为了了解世界情势并及早确定对策吧。定信感到外国的侵略近在眼前，在对诸藩下达了严肃海防命令的同时，幕府也自行对江户湾的防卫进行了强化，定信还亲自视察伊豆、相模一带并做出指示。

日本的三藏

在松平定信发现并录用的人才当中，有一位叫作村上岛之允。村上在宽政十年的时候，加入近藤重藏的探险队，对虾夷地进行了测量。他的一位部下也是他的弟子，就是间宫林藏。

以探险家之名而著称的近藤重藏，慨叹原本是日本虾夷（北海道）附属岛屿的千岛诸岛逐渐被俄国所吞并的情况，于宽政十二年（1800）和最上德内一同渡海至择捉岛，立写有“大日本惠土吕府”几个大字的木制标注牌于其上，当时近藤年方三十岁。

那时候虾夷一带，也就是北海道、千岛、桦太
[1] ，是松前藩所管辖的地区。松前藩领内没有田地，所以不以石高而论，而是拥有准大名的待遇。因此该藩的力量很薄弱，对于领内的管理也相当不完善，因此享和二年（1802）幕府就将松前藩移至别处，虾夷地则由幕府直辖，特别重视国后、择捉的守卫。

可是文化三年（1806）俄国人袭击桦太，次年袭击择捉岛，在各处劫掠放火为所欲为，拘捕原住民并将其遣返日本。听闻此事后激愤难耐而向幕府提出申请书的一位，叫作平山行藏。当时的旗本、御家人，大都习惯于无事太平而忘记了武备、失去了气概，唯独平山独自讲习兵学、锤炼武术，日夜不曾疏忽大意。此人广泛涉猎经学、史学、制度、农学等很多方面，但是尤其精通兵学。他当时收藏的兵学书籍、汉文书籍和日文书籍合计大约超过二千六百八十四卷，还曾放出豪言曰：“吾自思之，以兵书为富贵，则吾一人不让清之天子，痛快莫过于此。”他住在江户的四谷，每天的生活就是练习、领悟野战阵法，家中摆设只有武器和书籍，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挥木剑，挥剑的声音甚至能够影响到周围的邻居。他于文政十一年去世的时候七十岁，由此算来文化四年的时候他应该是四十九岁。四十九岁的平山行藏在听闻俄国人入侵日本的北方领土之后激愤难耐，向幕府提出请愿书，希望受命由自己来进行讨伐，并提出自己不用正规军，只要召集无赖和不良分子加以训练，以此而将外敌消灭。幕府虽然并未接受他的请愿，却也惊叹于虽说旗本八万骑皆无骨气的软弱之辈，其中竟也有这样强硬的人物。世间将近藤重藏、平山行藏和接下来要介绍的间宫林藏并称为日本的“三藏”。

此事发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文化五年（1808），间宫林藏受命调查国境，于是奔赴桦太西海岸，并推测此处并不与亚洲大陆相连，而是独立的离陆岛屿；次年实地穿越海峡，并进一步全面考察至大陆沿岸，将这一推测确认。桦太原本是松前藩所管理的地方，在元禄十三年由松前藩向幕府提交的藩地图之中也标注出这个岛屿，不过间宫林藏是最早对其进行实地探索并加以确认的人。文化五年之时林藏三十四岁，六年穿越海峡之时他三十五岁。

鸦片战争

诸多外国之中，在领土问题上出现争端，最早同时也是最频繁地与日本接触的，如上所述，就是俄国了。俄国在此之后又向亚洲大陆进一步南下，于1858年（安政五年）与清朝签订《瑷珲条约》、改定国界，将黑龙江以北的全部领土收入囊中，并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所夹之地，即沿海州变为俄国与清朝共同管理之地。可是这种状态仅仅维持了两年而再次遭到改定，在1860年（万延元年）《北京条约》将共同管理的沿海州彻底编入俄国领土。这种趋势更是进一步向日本迫近，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先稍微说一下英国的事情。

世界探险、新航路、发现新大陆，这些事情的开拓者，众所周知，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有识之士。哥伦布在西班牙的资助下开拓向西的航路，进而发现南美洲，是在1498年。巴斯克·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绕过好望角，开拓向东的航路同样是在1498年。这一年是日本的明应七年，这一年如上所述，东西两条航线得到开拓，是值得纪念的年份。而自此之后，西葡两国崛起于海上，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强势地位，不允许他人赶超。这一状况最终发生变化，是在1588年（天正十六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联合舰队被英吉利击溃，海上霸权就此由西葡两国转移到了英国手中，同时一直以来作为西班牙附属国的荷兰也得以独立。西班牙也好，葡萄牙也好，从此之后都一蹶不振，以英国为主、荷兰次之的航海活动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通过从1652年（承应元年）到1674年（延宝二年）这一时期里的三次英荷战争，英国击败荷兰，其结果是荷兰势力迅速衰退，英国则独自以蒸蒸日上之势，在东西大洋之间来回穿梭。

面对这些形势变化，日本几乎都是闭上眼睛，堵住耳朵，不看也不听。英国在1600年（庆长五年）设立东印度公司，以管理印度为主要目标；此后在1757年（宝历七年），任职于这一东印度公司的克莱武（Clive），率英军一千人、土著民兵两千人，在普拉西（Plassey）战役中，一举击溃了由孟加拉副王和法国组成的六万八千人联军，使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得到稳固；后来黑斯廷斯（Hastings）出任印度总督，并于1816年吞并锡兰岛，1819年购得新加坡；因为不看也不听，所以锁国的日本对于上述经历一概不知不晓，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

真正让日本国人感到了惊讶的，是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于1840年（天保十一年）发生于英国与清朝之间，不过一旦演变为战争，英军则接连告捷，占领了沿海的战略要地，清朝则以实力不济而屈服，于1842年缔结《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上海、广州等五口通商口岸，以为请和。清朝以领土之大、人口之众，本来被认为是世界上的强国，然而战争以如此惨烈的失败而告终，这宣示了西洋列强武力令人恐惧的力量，对日本国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们或是言说谨慎、小心避免战争，或是主张为了上述目标即使同意开放贸易也无可厚非，或是考虑不得不与俄国结盟以防备英国，或是主张可以与清朝同盟以抵抗西洋，因此对国防有了更为深刻的反省，而幕府虽然因此总算废除了“驱逐外国船只令”，也仅仅只是将对外态度改变为相对稳健而已，却依然维持着锁国的旧法。

佩里来航

鸦片战争结束十一年后，嘉永六年（1853）六月三日，如同突然从天而降一般，四艘军舰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江户湾以内，逼迫幕府开国。这些军舰既不是来自很早以前就一直让当局苦恼的俄国，也不是来自最近让有识之士最为痛心疾首的英国，而是到当时为止与之很少打交道的美利坚。美国在之前也曾劝说日本考虑开国之事，不过到底还是在1851年（嘉永四年）5月发展到了派出舰队的地步。但是当时因为司令官有过失，中途遭到更换，取而代之被任命为司令长官的佩里（Perry），于次年年末由美国出发，并于一年后的夏天进抵江户湾。

最先得到美国的计划和行动情报的俄国，怀着与其竞争的态度，打算率先引导日本开国。于是俄国为了对抗佩里，派出海军将官普佳京（Putyatin）率领四艘军舰赶往日本，可是他们抵达长崎的时候已经是嘉永六年七月十八日，也就是说比佩里迟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而且也并不像佩里那样直接进入江户湾，因此在迫使日本开国、令全国上下震惊骇然这一点上，普佳京并没有佩里那般重要。

最先登上进抵浦贺的美军旗舰开始进行交涉的，是浦贺奉行麾下担任与力的中岛三郎。日本提出让佩里绕行前往长崎，但是佩里对此不理不睬，并通过大肆宣扬武力来进行逼迫，因此幕府只好决定接受国书，佩里在约好明年再次来航以听取回答之后，方才离开日本回国。

锁国这一国策在佩里的武力要挟面前显得脆弱不堪，处在了崩溃的边缘。而幕府也没有断然遂行开国的勇气，计划着推卸分摊责任，于是要么去请示朝廷的“御意向”，要么去与水户的德川齐昭商量，甚至还广泛地咨询诸藩的意见，其结果是各方意见分化为主张强硬地拒绝，即便是因此发动战争也在所不惜的一派，以及主张应该暂时拖延回信，在这期间充实武力的一派，还有主张开国进行对外贸易也是不错的选择的一派，但是强硬攘夷的论调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这与幕府本来的预想背道而驰，咨询工作可以说以失败告终。

在这一难关持续之际，嘉永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十二代将军家庆以六十一岁病逝，其子家定作为继承人成为将军，年方三十岁，可是他身心虚弱，被认为并没有能力裁断国家之重大事宜。佩里虽然在约定明年再来航之后总算离开了，但是俄国方面则强硬地胁迫要求缔结条约，宣称万一有其他任何国家早于俄国与日本开始贸易通商的话，就会被视为日本对俄国抱有敌意。佩里也担心落在他国之后，于次年的安政元年正月十六日，带领七艘军舰再次进抵江户湾，于二十八日抵至羽田冲。幕府震惊异常，只好在神奈川与其进行交涉，三月三日缔结修好条约，同意了包括开放下田和箱馆两港、救助漂流难民等在内的许多优越条件。而既然已经与美国签订了修好条约，俄国、英国包括荷兰也都提出了签订同样条约的要求，那么幕府同意并受理这些要求，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不过修好条约只不过是诸外国所希望的内容的一部分，仅仅同意了这一部分，诸外国是不会满足的，必然还要进一步签订通商条约。对缔结通商条约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美国的总领事哈里斯（Harris）。哈里斯自从安政三年秋天来到下田以来，就开始热情地游说幕府，首先让其承认领事的驻留权，之后又更进一步致力于让其改定条约，同意进行通商贸易。由此，幕府开始逐渐倾向于开国说，不过就在安政四年六月，一直以来位居幕府政治中心、有效地进行协调工作的老中阿部正弘去世，老中堀田正睦成为执政核心，水户的齐昭被排挤出权力之外，松平忠固被推举为老中，政治气氛转而变得艰涩难通。原因在于堀田等人持反对御三家和亲藩大名的立场，或者说持一种对其疏远的感情。就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在开始讨论奏请天皇敕许以进行通商贸易问题的时候，出现了巨大的争议。而究竟由谁作为将军继承人这一问题的出现，使得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了。将军家定本人身心皆弱，没有子嗣。后嗣的候补人选有两位，一位是一桥庆喜，水户齐昭之子；另一位则是纪州家的家茂，将军家定的堂弟。安政五年之时，庆喜二十二岁，家茂十三岁。对这两位候补人选，有各种各样赞成或是反对的声音，没有办法形成统一意见。于是，把将军后嗣问题和开国锁国的问题放在一起，提交朝廷咨询意见，根据回馈的结果进行决定，或者说至少希望得到朝廷方面的“御了解”，也就是朝廷认可的观点，在幕府上下成为主流的观点。二百数十年以来，江户幕府的态度一直都是一切大小事宜由幕府独断专裁，几乎无视京都朝廷，到此时也不得不发生巨大的转变。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促成这一变化的推动力量之中，有山崎暗斋的学问、贺茂真渊和本居宣长等人的国学，以及将其综合起来的水户学在发挥作用。

安政大狱

可是，政治局势突然一转而变，原因在于井伊直弼出任了大老。井伊是近江彦根三十五万石藩主，在安政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突然被任命为大老，并即刻开始着手裁决政务。幕府之中的大老，可以说是与朝廷中的摄政和关白一样，作为将军的代理人，拥有指挥老中的超级权力。井伊大老于六月十九日在未得到朝廷敕许的情况下决定不再等待，直接签署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二十三日，罢免堀田正睦与松平忠固老中职务，推举对自己忠心的太田、间部以及松平乘全三人取而代之，确立起自己的政治队伍；到二十五日，发表了确立纪州的家茂为将军继承人的旨意。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以朝廷为首，包括尾张、水户、越前以及其他实力诸侯和有志之士在内的大多数人表示反对，但是井伊以大老的权威将所有的反对都打压下去，断然实行了上述政策。

而且井伊政治的雷霆之势并未就此结束，还进一步对所有反对他的人都进行了惩处，甚至无论对方何等身份。他于七月五日颁布命令，对尾州家庆恕与越前家庆永予以“隐居谨慎”处分，剥夺其藩主地位，命令水户齐昭“谨慎”，禁止水户家当主庆笃和一桥庆喜登城，封锁了这些人的政治活动。上述这些人都是所谓御三家、御三卿或者亲藩的身份，是德川一门中身份最高的人，都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将军继承人候选的人；而倘若对这些人都可以毫无顾虑地加以处分的话，那么对于除他们以外的其他人物展开更加肆无忌惮的逮捕捆缚、斩首流放，也就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了。逮捕行动在安政五年九月七日，以身在京都的梅田云滨为开端，此后相当多的人陆续被投入狱中，并在到安政六年十二月为止的时间里，相继被判决。以其中主要的事件为例，被判处切腹的有水户家老安岛带刀，被判处死刑的有茅根伊予之介、鹈饲吉左卫门、饭泉喜内、桥本左内、赖三树三郎、吉田寅次郎，被判处囚邢的有鹈饲幸吉，被流放远岛的有鲇泽伊太夫、小林民部权大辅、六物空满、太宰八郎、胜野森之介、日下部裕之进、茅根熊太郎，被判处驱逐
[2] 的有池内大学，被判处中距离驱逐的有丹羽丰前守、森寺若狭守、三国大学、伊丹藏人、入江雅乐头、藤森恭助等，死于狱中的有日下部伊三郎、梅田源次郎（云滨）、藤井但马守、僧侣信海等人。还不仅仅如此，处分甚至进一步波及朝廷，鹰司太阁、近卫左大臣、鹰司右大臣、三条前内大臣、二条大纳言等人或是被勒令辞职，或是被命令“谨慎”，大名之中，土佐的山内丰信、宇和岛的伊达宗成等人被命令隐居，幕府重要的职员之中，岩濑、永井、鹈殿、浅野等人也被勒令“蛰居”或是“隐居谨慎”。这一事件被称作“安政大狱”。

安政大狱的波及范围相当广泛，其处罚也极其严厉，从这两点上来说简直是空前绝后；同时，大狱发动的理由含混不清，这也是这次大狱相当重要的一个特点。一般的解释是说井伊是主张开国的进步主义者，因此要对冥顽不灵的攘夷论者全部扫除，可是主张开国并于安政五年六月作为《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责任者进行署名的岩濑肥后守忠震也被处以永久蛰居的处分，仅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明白前面的解释是有问题的。那么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井伊要发动如此恐怖的大狱，将朝廷之中、幕府之中、诸藩之中，以及在野的芸芸大众之中所能挑选出的英才俊杰，悉数一网打尽地进行处罚呢？这一点，让我们在下一章里进行叙述。

[1] 即库页岛（萨哈林岛），日本称桦太。——译者注

[2] 刑罚的一种，禁止犯人进入特定地区。——译者注

67 桥本景岳

《启发录》

牺牲于安政大狱之中的人们无论哪一位都值得惋惜，而其中最让人惋惜的有两个人。这两位是过去几百年历史中都未曾出现过的伟大人物，而像这样的人物自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的一百数十余年之中也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位是桥本景岳（通称左内），一位是吉田松阴（通称寅次郎）。景岳在安政六年（1859）年十月七日被害之时，年仅二十六岁。不过几天之后的十月二十七日，松阴被斩首，年仅三十岁。他们如此年轻却有着超越他人的见识，真可以称为天才；他们的言教在死后变成了明治一代的指南针，所以在这里概略地谈一谈他们的学说。

桥本景岳于天保五年出生于福井，十二岁的时候师从藩儒学者吉田东篁，而由于东篁接受了山崎暗斋、浅见絅斋的学术体系，主张国体之尊严学说，因此接受他教导的景岳也自然而然地养成了爱国之至诚与慷慨之气魄，虽然只是十二岁之少年，却深深景仰宋之岳飞这样的人物，遂自号“景岳”（景就是仰慕的意思）。到十五岁的时候，他写作了《启发录》一文。这篇文章以去稚心、振气、立志、勉学、择交友这五条为纲目，逐条写出少年入学的种种心得，不过他并没有进一步将这篇文章拿去给别人看，所以更多地来说，这应该算是激励自己而写就之物。这篇文章由此被收藏起来，直到过了十年之后，安政四年的时候才再次被发现。此时景岳自己甚至认为与当年的勤奋励学相比，现在的自己反而难以企及，叹息到“呜呼十年前既如彼，而今日如此，则自今十年之后其将如何乎”；同门的学友见此则感叹其“未有一言半语非忠孝节义，感愤激励之气，勃然流溢于其间，令人悚然而兴起”。这里从“去稚心”一条中稍微选取一些内容罗列如下：

所谓稚心，即幼稚之心，通俗谓之童稚也。（中略）而若至十三四岁，有志于学问以后，仍存丝毫此幼稚之心，则何事皆将难有大成，更难以成为天下之大豪杰也。

写作这篇《启发录》之后的次年，十六岁的景岳前往大阪，进入绪方洪庵门下，在三年的时间里学习兰学以及西洋医学，这是因为桥本家乃是担任藩医的家门。虽然他在这里也学习了西洋医学，不过比这更为重要的是，景岳因此得以自由地阅读荷兰语的书籍，包括西洋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化学、兵学等，在上述各种领域里接触西洋的文明，并从中吸收知识。而后，在他十八岁那一年的冬天，因为父亲生病，景岳不得不返回家里，并在次年父亲亡故之后，继承家业成为藩医；二十一岁那年，他又前往江户，进入杉田成卿的门下学习。大阪的绪方和江户的杉田，是当时兰学界的最高权威。在江户的两年多里，景岳交往了天下的名士，使得自己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砥砺，其中景岳特别敬重佩服的人是水户的藤田东湖。景岳实际上是通过这位东湖先生，才进而受到了水户学的感化和影响的。

国事奔走

安政二年，在景岳二十二岁的时候，福井藩将景岳的职务从医生转为处理政务的相关职务，这是为了让他负责重大事务而做出的决定。安政三年四月，该藩为了要拔擢景岳，命令他回到藩国，景岳针对此事所做的回答的中心要领可总结如下：

虽尊命令我为决定国家大政方针而速归，然“元来皇国异于异邦，无所谓革命之乱习恶风之故”，纵至今日，亦必遵守神武天皇之御遗训而别无他法。其遗训曰“人，重忠义，士，尚武道”二条也。“此二条，乃皇国之为皇国之所在”，与中国和西洋相较，其间优劣好似云泥之别。何至于仰慕中国，断没有模仿荷兰之必要。倘若尊上确立此等大方针，为实现之而差遣于我的话，则鄙人即日启程归藩；可倘若根本未决，尚在虚耗时日以议论，其后则空叹息之程度，则独鄙人欲请谢绝此任命。

这便是二十三岁的青年在受到拔擢的内命之时做出的答复。藩当局对此表示同意，决定以景岳为主任，断然推行教育改革。越前地方以水户学校“弘道馆”为模范创立“明道馆”，不过在景岳的主导下加入西洋学问的教育，这成为明道馆的特色。

然而时势紧迫，并不允许景岳专心于明道馆的建设，次年安政四年八月，他奉藩主松平庆永之内命，为国家重大事宜，也就是开国还是攘夷的问题，以及将军后嗣是选择庆喜还是家茂的问题这些重大事项，在朝廷、幕府和诸藩之间奔走。在他奔走忙碌整一年后，安政五年七月，藩主庆永被处以隐居谨慎，很快景岳也受到调查而闭门谨慎，并于次年十月下狱于传马町大牢，十月七日被处以死刑，英年二十六岁。

景岳为国事奔走是从他二十四岁那年的秋天，到他二十五岁那年的秋天这一年之间，从其身份来看，他不过是越前藩主的秘书官，然而其视野之广阔，见识高远，立案宏大且具有独创性，更可贵的是其对人态度谨慎，礼节周到，与他接触过的人们无不感激心服；从上述这些方面来看，景岳不愧是当时的第一流，不，甚至还不仅是当时，而是前后几百年之间无人可以比拟的存在。

首先从学问上看，景岳的学问兼具和、汉、洋三者，并取其精粹。他跟随吉田东篁而养成了山崎暗斋学派的学问根底，仰慕本居宣长而自号“樱花晴晖楼”，通过藤田东湖接触到水户学，从而提高了自己经世济国的见识。此外，景岳更是师从大阪的绪方、江户的杉田这样的兰学大家学习荷兰语，通过直接阅读荷兰的原本，理解西洋的文明，了解世界的大势。所以，当看到人们既不知道世界的地理，也不知道西洋的历史，察觉不到列强的武力，也看不出他们侵略的意图，却戏谑地歌颂当今太平盛世的时候，景岳不由得叹息不已。

葡萄牙势力进入东洋、占领澳门一事，虽然是距今四百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景岳提出，必须以这一先例为借鉴，强化国家防卫。这一主张提出于安政年间，看到人们热衷于中秋赏月、饮酒娱乐的场景后，景岳作俳句歌曰：

誰か知らむ、一片清輝の影、

嘗て澳門の白骨を照らし来るを、

（谁知一片清辉影，曾照澳门白骨枯。）

以此，缅怀那些因为西洋人的侵略而遭受屠戮的芸芸众生。

景岳曾经拜访过西乡隆盛，就国家的重大事宜请求其协助。西乡较景岳年长六岁且体格雄壮，最初见到身材矮小瘦弱、面色苍白的景岳时，是很轻视他的；可是一旦听闻他的一席言辞，立刻深受感动，随即承诺就此追随景岳。景岳还曾拜访过川路左卫门尉。川路是当时幕府奉行中最有见识和骨气的一位，故而最初景岳被引见给他的时候，他是相当傲慢的；可是一点一点地听景岳讲述其主张，山路便愈来愈惊讶，次日与他人说起这件事，言“昨日一见桥本，感觉好像自己有一半身体都被切掉了一般如获新生”。

景岳的救国之策

那么，景岳在那时候所提出的，能够让西乡心悦诚服，让川路放下傲慢的救国之策究竟是什么呢？其内容大概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外交问题。锁国这一政策本来就不通情理，及至今日已不可能继续，因此须断然开国，与世界万国进行交易，在自己坚守忠孝仁义之教诲的同时，也向外国传播这些教诲；与之相对，则可以从外国获取物质文明、精密机械等。而如果逐渐走向开国的话，就必须要确立外交方针，为了确立外交方针就必须要事无巨细地观察、了解世界的形势和今后的动向。就景岳自己的观点来说，他认为世界应该会向着结成国际联盟、联合万国的力量以终结战争的方向前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占据国际联盟指导位置的大概首先就是英国或者是俄国吧。日本该如何是好呢？首先孤立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想要孤立地存在的话，就必须要合并朝鲜、满洲以及东北亚沿海地区，甚至进一步在美洲或者印度拥有殖民地才行；然而西洋诸国已经将上述地区占领了，因此如今已是不可能实现的了。那么如果孤立是危险的话，就应该与某一国结成同盟。作为同盟国的国家来说，英国和俄国都是可以考虑的，不过一旦日英达成同盟的话，其时必然会爆发日俄战争，反过来日俄达成同盟的话，也会发生日英战争吧。在开国之前，非得有如此这样的预测和相应的觉悟不可。

第二，将军后嗣问题。一旦开国，与英国或是俄国之间迟早一战，必须做好这一觉悟，因为这是事关国家前途的头等大事。这样一来，作为政局负责人的将军，就必须是明了国体、正确判断大局的英明人物不可。如今作为将军后嗣的两位候选人中，庆喜已经年过二十，家茂则未满十岁，而且从是否有能力的人物这一点来看，庆喜继承了水户家的传统，因而是英明的。因此应该认真恳切地请求朝廷，期待其做出让庆喜成为将军继承人的决定。

第三，政治大改革。因为是本着将来必有一战的觉悟而进行的开国，那么通行至今的政治机构就不能胜任了。应该以水户齐昭、越前庆永、萨摩的岛津齐彬等人为内务大臣，以肥前的锅岛齐正为外务大臣，在他们之下以川路左卫门尉、岩濑肥后守等为局长，广招天下有名博学之士，分别任职于内务、外务部门。以尾张庆恕、鸟取的池田庆德为京都守护职，以彦根的井伊氏、大垣的户田氏为其副手。以宇和岛的伊达宗城、土佐的山内丰信为虾夷（北海道）之长官。如果是这样一套阵容的话，就可以和谐、愉悦地进行改革了吧。此外，还应该从美国招募各个方面的专家一共五十人，作为雇佣教师以开设学校，讲授生产技术。

通过上述内容大概可以了解景岳恢宏雄伟的国策究竟是怎样的了吧。其中没有丝毫的私心，也没有一丁点顽固的地方。然而景岳正是因为将这一国策向朝廷进言，向幕府进言，向诸藩进言而获罪。说到为何井伊大老要以此而定景岳死罪的话，我认为这是因为井伊顽固地想要维护德川幕府一直以来的体制：自家康以来，天下的政治一直由幕府受朝廷委任而行使专断权，而打开国家之锁也好，选择由谁担任将军继承人也好，全都属于幕府的权限，事到如今既没有请示朝廷意见的必要，也不应该咨询诸藩的想法。而幕府之中对这些问题做出判断的人，既不是御三家和御三卿，也不是亲藩诸家，而应该限定在作为幕僚的、拜谒仪式时在江户城“溜之间”待命的谱代大名之中所选出的大老和老中们。一直以来井伊家就是这些高级幕僚的首座，如今又身居大老和将军代行之位，那么那些将这样重要的井伊家放在一边，满嘴胡言乱语地讨论国家重大事务之人，无论是朝廷重臣也好，还是御三家也罢，都必须因为这种僭越行为而受到惩处，何况区区臣属之辈，就更不在话下了。正是根据这样的思考方式，桥本景岳被处以斩首。时任勘定奉行一职的水野丰后守看到此事之后，言道：“井伊大老处死桥本左内一事，便足以灭亡德川氏江山。”人总是难以逃脱为发生过的事情负责任的命运的。井伊直弼和幕府就最终为处死景岳一事付出了代价。不过在说到这里之前，还必须谈到另一位令人惋惜的牺牲者，也就是吉田松阴。

68 吉田松阴

《讲孟札记》

在安政大狱中牺牲的人们，都是值得惋惜、令人痛心的，其中尤其让人痛惜，他们的死被认为是日本的重大损失的人物，是桥本景岳和吉田松阴。松阴在天保元年出生于长州荻城郊外的松本村，父亲是长州藩士杉百合之助，松阴是其次子，不过作为养子被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所以继承了吉田家。吉田家传习山鹿素行的兵学，并以此仕从于毛利家。松阴也继承这一兵学传统，在家中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在嘉永四年他二十二岁那年的春天，松阴为研究兵学而前往江户的途中，在凑川参拜楠公墓之时无限感慨，遂作诗一首：

为道为义岂计名，

誓与斯贼不共生，

呜呼忠臣楠氏墓，

吾且踌躇不忍行。

就在这一年，他还有更重要的收获。那就是在水户发生的事情。松阴在二十二岁那年的年末到二十三岁那年的春天之间，有一整个月的时间待在水户，与会泽正志斋、丰田天功等大家相见，接触到了自义公光圀以来的水户学风，以至于惊讶到大声惊呼“身生皇国，而不知皇国之为皇国，何以立于天地”这样的话语。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为止，虽然出生于日本，也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但一旦接触到了水户的学风，才知道自己到目前为止对于被称作日本的这个国家的本质完全没有理解。而如果都不知道日本的本质的话，自己可以说也就算不上是真正的日本人，只不过是天地之间无用之物，松阴意识到了这一点。水户学促进日本人自我意识之觉醒，对于明治维新做出的贡献，通过这一例证便可知道。

在水户打开了观察国体的视野的松阴，之后又前往东北地方旅行，在这期间坐船到佐渡岛，参拜了顺德天皇的御陵，悲痛于天皇因为逆贼而被流放到如此偏僻之岛的不幸经历以至于哭泣，痛切地叹息如若不振兴正确的学问，不弘扬道德，不肃正风俗教养的话，人就将会变得如猛兽一般，不知会做出何等事情。

到了嘉永六年六月，佩里抵达浦贺。松阴马上赶往浦贺考察情况，叹息日本没有知晓海外情势之人，亦无对抗外国之武力，与教授西洋兵学的学者佐久间象山商量并制订了秘密前往海外的计划。等到七月俄国的普佳京抵达长崎之后，松阴为了搭乘他的舰船立刻出发前往长崎，可是就在他赶过去的时候，俄国军舰已经从长崎出航了，松阴只得返回江户。次年安政元年，佩里舰队再次到来。松阴前往伊豆下田寻访军舰，请求准许搭乘，可是佩里表示如果有幕府的许可则同意搭乘，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就不许搭乘，拒绝了松阴的请求。这期间松阴前往军舰所乘坐的装有松阴佩刀和行李的小船漂走不知去向，因此由美军船只送回的松阴只好向幕府自首，并被投入狱中。

松阴被关在下田的监狱中不过十天，可是在这十天里，松阴不分昼夜地高声言说“皇国之所以为皇国，人伦之所以为人伦”，狱卒们听到这些言论，都感动得哭泣。

后来松阴被移送至江户的监狱，再后来被移送到荻藩的野山监狱，在野山监狱里被作为罪人收押的有十一个人。这十一人的年龄从三十几岁到七十几岁，关押时间已经有几年或者十几年，最长的一位四十九年里一直待在这里，都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可以出狱，这里都是完全绝望的人们。令人惊诧的是，松阴在到这里六个月后，面向这些人开始进行《孟子》的讲习，而这些绝望的人们则开始神清气爽地聆听讲习。《孟子》的讲习在两个月后结束了，而在这之后则开始由这些聆听讲习的犯人们依次进行轮讲。在轮讲的时候，每到一节结束的地方，松阴都会对这一节内容加以评论，这些评论汇集起来，就是非常有名的《讲孟札记》。这里稍微从中挑选出一些内容列在下面：

阅读经书的第一要义为不阿谀圣贤。即便只是些许阿谀，也不能明白大道。此时再学也是无益，反而有害。孔孟离其生国出仕他国，乃可悲之事。大凡君主与父亲，其义同一也；因我之君主愚痴昏庸，而去生国往他国以求明君贤主，与因我之父亲顽固愚昧而离家出走，以邻家老翁为父无二。孔孟失此大义，则如何辩驳皆无用也。

这一条是说在深深地尊敬孔子和孟子的同时，指出他们根本上的重大错误。接下来松阴还说：

听闻近世海外诸蛮夷，各自推举其贤能之人，革新其政治，骎骎然有凌辱上国之威势。我等该持何物以制之耶？无他，前所论述之所，即辨明日本之国体与外国之所以为不同之大义，立阖国之人为阖国而死，阖藩之人为阖藩而死，臣为君死，子为父死之志向，若能确乎施行，则何等诸蛮亦无所畏惧也。如有可能，愿与诸位在此立志。

这一条说的是对抗欧美列强势力、保卫国家、维系国家的根本力量，在于为君主、父亲抛弃生命而不顾的极致忠诚。

在狱中的《孟子》轮讲持续了半年的时间，到这一年的年末，松阴出狱，被判在其出生的杉氏家内软禁谨慎。遗憾于《讲孟札记》未完成便被迫结束的松阴之父兄，在家中开设孟子研究会，让松阴的评论得以继续。这一研究会直到到次年六月才结束，同时札记也最终完成。

松下村塾

知名的松下村塾，最初是以松阴的叔父为负责人和指导者创办而成的，不过等到松阴回到家中以后，其中心便逐渐转移到了松阴这边。安政三年九月，松阴写下了《松下村塾记》。在这篇文章中，松阴写道：

盖人之最重者，乃君臣之义。国之最大者，在华夷之辨。今天下又是如何？君臣之义不得宣讲达六百余年，及至近日，又慌而失却华夷之辨。然而天下之人，竟至安然若素，以为得计也。今生于神州之地，蒙受皇室恩荫，内，失君臣之义，外，忘华夷之辨，则学之所以为学，人之所以为人，又何处有之？

以上述语句，明确了村塾所要达成的目标。

松阴成为松下村塾的中心之后，慕名而来的学者日渐增加，因此他在安政四年十一月将家宅地内的小屋进行修缮以为村塾使用。小屋面积有八叠，依然十分狭小，因此到安政五年春天的时候，塾生们一起加盖了十叠半的空间。也就是说总计十八叠半的学校，就是知名的松下村塾的全部校舍。然而从这样简陋的学校当中走出的人们，后来却领导了明治维新，并且在明治一代担当大任。久坂玄瑞、入江杉藏、高杉晋作、前原一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山田显义、品川弥二郎、野村靖等都是如此。增建十叠半新校舍的时候，这些人作为塾生亲自搬运土石，全部的工程都由他们完成，没有额外雇用一个人。

松下村塾的规定如下：

一、父母之命不可违。

一、出入之时必告知父母。

一、晨起盥梳，拜先祖，向荻城而拜，面东拜天皇朝廷，虽卧病亦不可废弛。

一、兄长自不论，凡年长位高之人，必顺而敬之，不可有无礼之事；弟亦无论，凡品卑年幼之人须爱护之。

一、塾中诸事应对，应怀以礼仪正确之心。

松下村塾的增建是在安政五年的春天，而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底，井伊直弼出任大老，六月便在未获得朝廷敕许的情况下签署《日美通商条约》，七月对反对这一行为的水户、尾张、越前、一桥等诸家予以处分，接下来又与荷兰、俄国、英国等诸国签署条约，同时着手搜查逮捕反对派。出于上述原因，老中间部下总守自告奋勇地于九月前往京都，开始极为严苛地检举调查行动。松阴听闻此事，认为首先有必要将间部铲除，为此开始与塾生们进行准备。藩当局对此忧心忡忡，所以在十二月月底的时候再次将松阴拘于野山监狱。至次年安政六年五月，幕府命令藩当局将松阴护送至江户，并将其拘于传马町；十二月底，松阴被处以死刑。松阴三十年的人生至此画上了句号。在临死之前所执笔的《留魂录》卷首，松阴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身はたとひ 武蔵の野辺に 朽ちぬとも

留め置かまし 大和魂

（此身虽殉武藏野，枯骨犹唱大和魂。）

在卷末之处，松阴则留下了这样的话语：

七たびも 生かへりつつ 夷をぞ

攘はんこころ 吾れ忘れめや

（但得七度重生时，吾志不忘攘夷心。）

69 孝明天皇

幕府权威的丧失

安政大狱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过分严酷，不过其中幕府最为痛恨、打压力度最大的对象，则是水户藩。被这种严酷的镇压激发起斗志的水户藩志士们，开始秘密进行联络，以等待时机。在万延元年（1860）三月三日清晨，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志士们于樱田门外突袭了正要前往江户城的井伊大老，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斩杀大老，枭首示众。参加这次袭击行动的人，包括以关铁之介为首的水户藩士十七名，以及萨摩藩士有村次左卫门。防卫一方的彦根藩士达六十名，也都是能征惯战之人，因此战斗非常激烈，但是袭击还是在一瞬之间就尘埃落定了。

井伊大老遇刺身亡一事的影响极大。安政大狱之前，忧心于国事的仁人志士，基本上都是考虑如何帮助德川幕府，促进其进行改革。而看到安政大狱的残酷之后，人们就开始转变为思考不得不推翻德川幕府了。水野筑后守所言“井伊大老处死桥本左内一事，便足以使德川氏江山灭亡”，就是其中一例。然而对于历经二百数十余年所积累起威势的德川幕府，究竟能不能被推翻这一点，人们是存在疑问的。可是事到如今，井伊大老被推翻了。井伊直弼乃是彦根藩三十五万石的藩主，作为幕府的高级官僚而自命为江户城溜之间幕僚之首席，当时还作为大老身兼将军代行之职务，原本人们认为在如此权威面前一切都将如草芥一般而倒，可是这样的权威之人却在明明白昼之中、堂堂阵列随行之内，于江户城之大门口，遭受攻击并就此丧命。自此以后，忧国志士们终于获得了推翻幕府的自信。井伊直弼为了提升幕府的权威，使幕府政权能够天长地久，而持续地采取专断和镇压的政策，结果反而造成了幕府寿命的锐减。

然而从井伊被刺杀，到幕府最终宣告终结之间，还经过了七年的时间。在这七年的时间里，幕府为了能够延续下去，做出了所能做到的一切努力。樱田门事件的主谋者金子孙二郎和高桥多一郎以及其他人，在全国之内遭到广泛地搜查直至被俘处死，就是其中的一项努力。另外，为了缓和与朝廷之间的对立关系，向朝廷请愿，将孝明天皇皇妹和宫降嫁于将军家茂，并最终获得敕许，也是其中的一项努力。

这一系列的政策，都是以老中安藤对马守为核心而得到推行的，因此志士们为了反抗这些政策，于文久二年（1862）正月十五日，在江户坂下门对安藤进行了袭击。有鉴于井伊的先例，安藤对此十分警惕，因此本人仅仅是背上挨了一刀得以活命，而发动袭击的志士，即水户的平山兵介、下野的河野显三等六人则全部被杀。大桥讷庵是这些人的指导者并受到他们尊敬，因此就在坂下门之变发生之前，幕府将大桥抓获并投入狱中。讷庵在狱中生病，出狱之后没过多久就病死了。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安藤本人的声望一落千丈，只好辞任老中，幕府的权威也一点点地消失殆尽。

与幕府的权威破产呈现鲜明对比的是长州毛利氏和萨摩岛津氏两大雄藩势力的抬头。长州藩根据藩士长井雅乐所制定的方案，实行缓和朝廷（公）与幕府（武）之间的对立，即“公武一和”、开国进取的政策，对此幕府也表示欢迎。可是由于藩内志士们的反对，这一政策最终失败。萨摩藩的岛津久光也秉持“公武合体”的方针，取代长州藩进行活动，于四月二十三日在京都伏见的寺田屋对主张强硬讨伐幕府的有马新七等人发动袭击，造成大量伤亡。随后，岛津氏的政策演变为改造幕府，并尊奉朝廷旨意。岛津氏亲自上京向朝廷提出了上述建议。依此，朝廷任命大原重德为敕使，在岛津的护卫下东下江户。敕使传达给幕府的内容无疑是最令幕府痛苦的事情，即“任命一桥庆喜为将军辅政职，松平庆永为政事总裁职，即实质意义上的大老”。幕府对此纠结不定，回复的时间晚了足足二十天，不过最后还是做出了尊奉天皇敕令的回答。安政五年因反对井伊直弼而遭受处分的人们，在文久二年，站在了幕府政治的中心，变成了幕府的主导力量。而同时，像这样依照朝廷的敕令行事的状态，也是幕府重新回到最初原本的形态，即作为朝廷治下机构之一的切实证据。在二百数十年间，对一切事务独断专行，将朝廷置于可有可无之地的幕府，也到了实力丧失殆尽的地步。

孝明天皇之御德

幕府之所以会丧失实力并沦落到一切听命于朝廷的地步，主要是因为仰仗孝明天皇的御德。孝明天皇在弘化三年（1846）以十六岁继位成为天皇，而就在他继位没过多久，美国的军舰就来到了浦贺。天皇听闻这件事之后，向幕府下达了“虽小国而不可侮，虽大敌亦不可惧，须琢磨善策，以无瑕瑾于国体为要，慎处置之”的敕谕。

嘉永四年，天皇二十一岁。这一年三月，依照天皇敕命，和气清麻吕作为神得到祭祀，获赠“护王大明神”之神号与正一位之品位。曾经道义坠地，国家濒临革命边缘之时，清麻吕“身入险境，英勇壮烈以尽诚心”，这次敕命便是天皇对于上述行为的追赏。国学者、和歌家佐久良东雄获悉此事之后感激之情难以言表，立刻冒雨登上高雄山，叩拜于护王大明神之神位前，咏颂俳句：

皇まもる 神のまします 高雄山

あかき心の みゆる紅葉

（尊皇封神高雄山，赤心可鉴枫叶红）

嘉永六年六月，从佩里来到浦贺开始，幕府陷入了异常的动荡，而天皇则授意伊势神宫为四海之静谧与国体之安全而行祈祷法事，随后降旨要求以热田神宫为首的诸大社行祈祷法事，“以神明之冥助使神州得以不污，人民得以不损，国体安稳，天下太平”。

另外，天皇还叹息历代天皇之御陵荒废已久，为进行修复工作而于文久二年十月十日任命正亲町实爱与野宫定功等人为“御用”负责人，而幕府也因此深受感动，派宇都宫藩主户田越前守的代表户田忠至上京，听凭朝廷差遣。于是朝廷任命忠至为山陵奉行，随即又提拔其为大和守。对于数百年间荒废之御陵，水户光圀叹惜过，野宫定基叹惜过，松下见林叹惜过，柴野栗山叹惜过，可都只能叹息而无能为力。如今在孝明天皇的御德之下，御陵一举得到了修理。而且这还是在文久、元治、庆应年间，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之际，在全国范围内将百余处御陵重新修复，这实在是令人惊叹的事情。在这次御修理事件中效力的宇都宫藩主户田越前守，在之后因故得咎而被幕府处以减封移邑的处罚之时，天皇的敕命使其得以免除此项处罚。另外，在御陵修理工作完成之时，朝廷授予将军家茂从一位品位，这些事情全都明确地显示出，现在日本国的中心已经是朝廷了，赏罚之大全亦在天皇这一事实。

孝明天皇所作之御歌，国民们无意间听到之后都难以抑制自己感动的心情。

朝夕に 民安かれと 思ふ身の

心にかかる 異國の船

（朝夕民安连身心，异国之船甚挂牵。）

国安く 民のかまどの 賑ひを

見も聞きたきぞ 我が思なる

（国安民泰炊烟起，吾思愿见亦愿闻。）

日々日々の 書につけても 国民の

安き文字こそ 見まくほしけれ

（日复一日书几笔，惟愿所写皆安民。）

感动于天皇如此之御德，在安政大狱中殉难的梅田云滨作歌曰：

君が代を 思ふ心の ひとすぢに

吾が身ありとも おもはざりけり

（皇运久长心一齐，我身俱献思社稷。）

同样因为安政大狱遭到追讨，逃至萨摩海边溺死的僧人月照则歌曰：

大君の 為には何か 惜しからむ

薩摩の瀬戸に 身は沈むとも

（但为大君何所惜，身赴萨摩濑海中。）

作为樱田门外之变的关联者而客死狱中的佐久良东雄亦作歌曰：

わが為に 何祈るべき さいはひも

君がためにと 思ひこそすれ

（为我何所祈无妨，但思为君求幸福。）

蛤御门之战

在孝明天皇的御德之下，朝廷的威严日渐增加，这样一来无论是想要推翻幕府之人，还是希望维持幕府之人，都需要上奏以得到朝廷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势下，最先发生的事件是文久三年（1863）八月十八日的政变。当时在京都主张尊王攘夷的势力尤其强盛，朝廷内部以三条实美为中心，诸藩则以长州藩为统领，全国诸藩志士汇聚于此，决定以五月十五日为迫使幕府攘夷之预定日期。而就在快到这一天的时候，长州藩于下关与美国以及法国的舰队交战，将幕府推到了非常尴尬的地步，以至于庆喜和庆永都不得不辞职。以此为契机，天皇陛下于八月十三日下达旨意，计划进行大和行幸，参拜神武天皇之御陵，随后行幸伊势神宫，并安排为攘夷进行祈祷的内容。在这一情况下，虽然表面上是为了“攘夷”，强硬派却将其理解为了“倒幕”的意思。

当时反对这一行幸，并且最为强烈地希望幕府继续存在，同时提高将军权威的，是会津藩。会津藩主松平容保从上述立场出发，对于之前一桥庆喜担任将军辅政职务一事直到最后都加以反对；而此时容保被任命为京都守护职，领兵驻守京都。在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清晨，以会津和萨摩藩兵突然开始担任御所守卫工作这样的武力行动为背景，朝廷上下的气氛为之一变，大和行幸计划被迫中止，三条实美等人被禁止出席朝中活动，长州藩被解除宫门警备职务，取而代之由萨摩藩来担当。也就是说主张尊王攘夷之人（实际上是计划讨伐幕府之人）都被从朝廷之中清除了出去。这样大规模的变革竟然是在鹰司关白浑然不知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对于三条与长州藩士们来说，也犹如晴天霹雳一般，然而无可奈何之下，三条等七位公卿只好与长州藩士们一起西下长州。这就是有名的“七卿落”事件。

在这之后很快，尊攘派也就是讨幕派陷入了极端困苦的境地。文久三年八月，在大和国举兵的“天诛组”藤本铁石、吉村寅太郎、松本奎堂、伴林光平等人，以及在但马国生野起事的平野国臣等人的行动全都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就连长州藩倾尽全力并聚集诸国有志之士以期打开局面的、元治元年（1864）七月十九日的上京行动，也没能打败由会津、萨摩、越前、桑名、彦根以及其他诸藩的防御力量，在激战之后败退而走。这一事件被称为“蛤御门之战”或“禁门之变”。在这场战斗中，久坂玄瑞、入江九一等吉田松阴的门人都战死，作为全军总指挥的真木和泉守也在天王山自决。

真木和泉守保臣乃是日本的历史上切不可被遗忘的一位英杰。他原本是久留米地方水天宫的神官，然而在弘化元年三十二岁的时候，远赴水户面见了会泽正志斋
[1] ，通过这个人接触到了水户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嘉永五年四十岁的时候，真木因为受到久留米藩内部纷争的牵连被要求禁止外出，因此从这时起直到文久二年他五十岁那年的春天，在这十年的时间里，真木一直被软禁在久留米城郊外水田的寒村之中。安政大狱几乎将天下的英杰一网打尽，而真木得以幸免也正是因为被软禁而无法进行活动。虽说这样，但是真木在软禁期间从未在学问上有所懈怠，一直忧心于天下之事而构思出了种种相关计划，也在暗地里对外进行过很多联系。真木特别尊崇楠木正成，每年五月二十五日都一定要祭拜正成，感慕正成之忠诚节义。而且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是，真木的这种感动之情，与其说是针对建武中兴得以成功的那部分，倒不如说更是缘于在悲惨的命运到来之际，每家每户纷纷舍弃生命以坚守大义的这一点。在遭到软禁十年之后，文久二年二月，真木因为国家面临重大事件而从水田逃到萨摩，并辗转前往京都。在这之后，或是被抓获，或是被赦免，几经辗转最终在元治元年，真木与长州藩的藩兵一起大举上京，然一战而败北，五十二年的人生画上了句号。他于天王山上自行了断之时，与追随他的十六个人一起，先是朝向皇居的方向遥拜之后，留下一首绝命歌：

大山の 峰の岩根に 埋めにけり

我が年月の 大和魂

（崇山峻岭岩根下，葬我此生大和魂。）

咏罢，慨然切腹。

真木和泉守虽然自杀，但是他所怀之日本中兴计划已经通过建白的方式传达到了宫中，最终为明治天皇所采纳。其主要纲领如下：第一，重振神武天皇创业之精神；第二，破除积弊；第三，设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第四，以神位祭祀有忠诚功勋之人，或追赠其官位；第五，设亲兵卫队；第六，收土地人民之权；第七，应行迁都之事；第八，采用皇纪纪年；第九，减轻租税；等等。

萨长联合

在京都倡导尊王攘夷大业的长州藩，文久四年因为八月的政变被逐出京都，次年元治元年七月再败于蛤御门之战，逐渐背负上逆贼之名而陷入困苦的境地。就在这时，同样在关东地区提倡尊王攘夷的水户藩也发生了很大的混乱，武田耕云斋、藤田小四郎等人与志同道合之人一起聚居于筑波山，可是为了上京向一桥庆喜建议尊王攘夷、听凭朝廷差遣之计策，大约八百余人由中山道向京都进发，不过中途遭遇幕府的拦截而受阻，遂于大雪之中翻越重山进入越前，行至敦贺终于精疲力竭，遂向幕府军投降，这发生在元治元年的岁末。幕府对这些人的处罚极其严苛冷酷，首先领头的二十四人全部被斩首，而斩首人数进一步扩大至三百五十二人，一百四十人被流放，一百八十七人被追放，水户藩内甚至这些人的家族人员包括幼儿在内都被施以刑罚。这实在太过悲惨，而面对如此苛刻的处罚，有两个藩因为此种刑罚违背日本之道义而拒绝执行幕府之命令。其中一个是福井藩，当幕府发来将这些人斩首的命令之时，以处分不当的理由予以拒绝。另一个就是萨摩藩，对于幕府做出的将部分人流放远岛的命令，西乡隆盛作为藩的代表，以如此过分的处刑违背武士道精神予以回绝。

那么既然蛤御门之战长州藩败北撤退，反对派就得到了将其作为朝敌而进行讨伐的绝好机会，他们下令鸟取、松江、冈山、广岛等二十一个藩出兵，以尾张的德川庆胜为统兵总督。这一大军很快兵临长州，长州藩当局倾向于和平解决，遂命令蛤御门之战的主要负责人福原越后守（五十岁）、益田右卫门介（三十二岁）、国司信浓守（二十四岁）三位家老切腹自尽，将穴户左马介、佐久间佐兵卫等四位参谋官斩首以为谢罪，由此征讨军在理解谢罪行为之上收兵。这是元治元年十二月的事情。

吉田松阴的门人高杉晋作，当年二十七岁。他见到上述情形激愤不已，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以下关为据点举兵，与藩内的和平派交战并取得胜利，并在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广泽真臣、前原一诚、井上馨等人的协作之下掌握全藩大政，力求一雪之前的耻辱。因此幕府于庆应元年四月，决定再次征伐长州；然而此时的幕府已是极端衰弱、半身不遂的状态，已然顾不上认真思考行事之进退了。

在这期间萨摩与长州之间达成了相互谅解，也就是萨长之联合确立。长州藩代表木户孝允与萨摩藩代表西乡隆盛，两人都是历经危难而得以死里逃生的人。木户在元治元年六月京都三条大桥附近的池田屋中遭受新撰组袭击的时候，千钧一发之际死里逃生，随后在七月的蛤御门之战中，也是不可思议地与死神擦肩而过；西乡隆盛在安政大狱开始之时，得僧人月照的帮助逃回萨摩，但是因为藩当局想要将月照处死，重情重义的西乡遂于安政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傍晚与月照一起打算投海自尽，然而还是被船长救起，月照不幸未能生还，唯独西乡不可思议地一息尚存、活了下来。木户孝允与西乡隆盛二人，在土佐的坂本龙马从中协调之下，达成了萨长同盟的约定。这是庆应二年正月的事情。对于仅一个长州藩尚且没法处罚而十分苦恼的幕府来说，萨长同盟的达成，与其说是让未来变得更加危险，不如说是让幕府完全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在这样一种悲凉的运势之中，庆应二年七月，将军家茂病逝，之后一桥庆喜继位成为将军。虽然庆喜是以英明而闻名于世的人物，可是那是在安政大狱之前，而时至今日，庆喜即便是出任将军一职，也已然无计可施了。然而上天还是降下大任于此人，要他来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大政奉还。

然而，就在事情朝着这一方向推进的时候，庆应二年十二月，日本遭受了非常重大的不幸，那就是孝明天皇的驾崩，享年三十六岁。天皇陛下享祚凡二十一年，适逢内外多事之秋，多灾多难，几乎没有过一天安稳无事的日子；可是天皇时常为国体之安全与国民之幸福进行祈祷，对他如此宏大之心胸，全国上下无不感激涕零，尊仰爱戴以图报其大恩，正是如此才使得朝廷的威仪日益增加。

[1] 即会泽安，水户藩士，儒生。——译者注

70 明治维新

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降生在嘉永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后换算为太阳历的话是11月3日）。从很早之前就一直祈祷顺产的佐久良东雄，在得知天皇平安无恙的时候，感激涕零地咏歌如下：

天照らす 日嗣の皇子の 命ぞと

深く思へば 涙し流る

（天照日嗣皇子命，深思若此泪双流。）

这位“日嗣”的皇子，在庆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其父皇孝明天皇驾崩之后继承大统，于次年庆应三年正月九日行践祚大礼，登基为第一百二十二代天皇，其时圣年十六岁。

孝明天皇与明治天皇父子二人之间，在心系守卫国体、安定国民的这一神圣精神方面一以贯之、毫无变化。不过此时时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到孝明天皇在位之时为止，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政治都是由幕府进行独裁专断的。况且还不仅如此，就连朝廷做任何事情也都不得不受到幕府的干涉。比如说修学院的离宫，也就是天皇陛下的别墅，但是天皇陛下去那里行幸，幕府还要附加上两个条件。其一是行幸次数仅限于春、秋各一次，其二是幕府的派出机构所司代需要陪同前往，不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天皇就没法自由地行幸。而直到享保十年幕府才终于又追加了一次，天皇可以每年行幸三次。而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孝明天皇自打登基之后，便深深忧虑于外交问题的严重，遂向幕府传达了必须正确予以处理的旨意。这一行为在二百数十年的时间里堪称破天荒的一次。而在孝明天皇持续二十一年的治世之中，虽然最初仅仅针对对外问题进行笼统的指导，不过之后则变为具体性地指导幕府的人事，以至于推举庆喜为将军的辅政职，通过冠以政事总裁职一名赋予庆永大老之职权等。原本一直受到幕府束缚的朝廷，在孝明天皇这一代中，终于回到了高高居于幕府之上，并对其进行指导的方正姿态。这于国体之上原本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时势的这种激荡变换，说起来也的确令人震惊。

对于这种局势，孝明天皇已经龙颜甚悦，并未有过进一步推翻幕府的想法。这是孝明天皇对于外交问题深感忧虑，并不希望国内社会动荡；同时，这也是公卿之中有很多人希望幕府继续存在，主张讨幕之人遭到了排挤的结果。然而等到第二次长州征伐的时候，人们在认识上有了重要的变化。那就是事情到了幕府的命令完全没办法执行，就连选定征伐的总督也没有人肯担当的地步，也就是说幕府已经半身不遂，失去了处理危难困局的能力。

大政奉还

明治天皇登基之后，在这之前被排挤的人们纷纷被召回了朝廷。于是，到了春天的时候，以有栖川宫、山阶宫为首的四十余名公卿得以解除幽闭处罚而回归朝廷；到年末，三条实美等遭到驱逐的七卿众人纷纷回京。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位是一直蛰居于岩仓村的岩仓具视，他此前只被允许三个月返回京都一次，到十一月的时候终于获准在其京都宅邸居住。从今以后国家的重大事件都是以这个人为中心做出判断、进行策划的，以他为中心达成协议，并将协议予以推进的众人，包括萨摩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长州的广泽真臣、品川弥二郎等人，他们主张彻底的讨幕政策。还有同样主张大改革，并与上述人物保持沟通的土佐藩与安艺藩众人，不过比起武力讨伐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和平解决幕府问题。不管怎么说，在“国无二王，家无二主，政权应归一君”以及“并无以将军一职理天下万机之道理”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之后到十月十四日，讨伐幕府的密敕，以及惩处会津、桑名两藩主的“御沙汰”书被下达给萨、长两藩，长州的广泽、福田、品川，萨摩的小松、西乡、大久保六人，代表两藩拜受敕书，还在回复敕旨的“御请书”中，特地添上了感激涕零无以复加的话语。

见此情形，土佐的山内容堂，紧急向幕府进言大政奉还之策，安艺的浅野也随之效仿，越前的松平庆永也随即思考这一政策，并将其作为提案上呈了。由此将军庆喜也最终下定决心，于庆应三年（1867）十月十四日上奏朝廷，表达了“更改从来之旧习，奉政权复归朝廷，广进天下之公议，仰仗天皇圣断，同心协力，共同保护皇国”之宗旨。这一奏书次日得到了朝廷敕许，“大政奉还”之事由此决定了下来。

于是朝廷开始广泛召集诸侯，命令诸藩速速上京以便对今后之政务进行协议；然而实际上应召而来的只有萨摩、安艺、尾张、福井、彦根以及京都周围的小藩而已，剩下的大多诸藩，或是还没有做出该如何是好的决断，或是念及德川氏的恩义而表明了拒绝朝廷召唤的态度。在这巨大的危机之时，萨、长二藩应召率大军上京，加上尾张、福井、安艺三藩之兵，合五藩之武力拱卫京都，由此朝廷之决断才得以施行。十二月九日，朝廷下达“王政复古”的大号令，废除以往的摄政、关白、幕府，新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以此打理政务万机。号令表明了全部以神武天皇创业伊始之政策为基础，文武无上下之别，以遂行公议之大方针，任命炽仁亲王为总裁，晃亲王、纯仁亲王、中山忠能、正亲町三条实爱、中御门经之、尾张的德川庆胜、越前的松平庆永、安艺的浅野茂勋、萨摩的岛津茂久为议定，另外任命大原重德、岩仓具视等公卿五人为参与，尾张、越前、安艺、土佐、萨摩各藩士之中各选出三人分别任职。

对于此番决定，土佐的山内容堂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就在当夜前往天皇小御所，总裁、议定与参与们召开会议之时，容堂提议也应该让德川庆喜参加会议，在大原重德对此表示反对之时，容堂则大声言道，此番变革艰险如此，须以彰显武力才得以进行，然拥戴幼小之天子、听凭调遣的又是谁？对此，岩仓具视严厉叱责了容堂的无礼，容堂也因为失言而认错。此事虽然就此结束，但是尾州、越前、安艺等藩的人们也大多都与容堂的意见很接近，一时间议论纷然不决，不过最终还是得出了要求庆喜先辞退官位、归还领地作为表鉴忠诚的证据，然后再召其来议论政事的决定。有名的“小御所会议”，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

德川幕府的末路

当时庆喜就住在京都的二条城，而王政复古的大号令下达之后，朝廷不仅废除幕府，而且要求庆喜辞退官职与返还领地的消息就暗暗传开了。驻扎在二条城的幕府兵也好，在京的会津、桑名的藩兵也好，全都激愤不已，庆喜预感说不定会就此发生暴动，于是在十二日的夜里从二条城出发，次日进入大阪城。

辞退官职尚在其次，关于领地的返还则有很多非议。在这个问题上，为了在朝廷和大阪之间进行交涉妥协工作，尾张和越前两藩奔走活动。在这期间，萨、长两藩与德川氏之间的主战论甚嚣尘上。而就在妥协工作总算完成，庆喜就要再次上京的时候，京都、大阪之间已经是战云密布。明治元年正月三日，德川方一万五千人，分兵鸟羽、伏见两处朝京都进兵。萨长联军合计一千五百人以为防御。战事一触即发，然而德川一方虽然拥有大军，却很快败退了下来。庆喜最初并无战意，即使在老中板仓伊贺守劝其进行决战的时候，也是反问“此时哪里还有能与西乡、大久保对抗之人”，伊贺守回答道“并无”，庆喜则告诫其曰“那么虽战亦是败北而已，故绝不可主张开战”，在鸟羽、伏见之战的时候庆喜也闭居于大阪城内。等到听闻战事明朗、德川兵败，庆喜不由得悲叹自己无缘无故就背负了逆贼的名声，此时会津藩士神保修理劝其火速返回江户，于是正月六日夜里，庆喜在会津、桑名两藩主和酒井、板仓两老中的陪伴下秘密出城，乘上军舰开阳号返回江户，二月十二日从江户城出发，到在上野的东叡山谨慎蛰居。

鸟羽、伏见一战，德川氏被赋予贼名，讨伐就变得容易了。于是总裁有栖川宫任东征大总督，西乡、广泽等任参谋，率领大军东下江户。江户城之中，主战派虽是多数，但陆军总裁胜安房守
[1] 看出庆喜的本意是归顺朝廷，于是压下了主战派的舆论。率领精锐卫队的山冈铁太郎通过胜海舟的引介，艰难地穿过讨伐官军的封锁线，于三月九日赶赴骏府（静冈），面见西乡隆盛告知庆喜的本意，请求其做出稳妥的处理方法，西乡则马上答应了下来。于是西乡随后进入江户，胜海舟在三月十四日与其会面进行交涉，其结果是西乡决定从第二天开始停止攻击江户城，由此江户得以免于战火摧残。

终于到了四月十一日，这一天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就在这一天黎明未明之时，前将军庆喜自东叡山出发到水户隐退；到黎明之时，江户城被交托到了官军的手中。天正十八年八月朔日，家康入城以来，至此二百七十八年，作为德川家的大本营而睥睨天下的江户城，从这一天开始彻底与德川氏脱离了关系。

对于幕府的废止感到不满，认为这是萨、长两藩的肆意所为而加以戒备的众人，在江户城内、关东各地以及奥羽地区等地纷纷举兵想要进行抵抗。然而前将军庆喜已经彻底归顺之后，这些抵抗也就相继遭到了镇压。坚守上野的彰义队于五月十五日遭到讨伐，以仙台、米泽为中心结成的奥羽二十五藩同盟也在六月到七月之间相继崩溃，抵抗最为顽固的会津也在四面楚歌的状况下于八月投降，旧幕兵最后的据点箱馆（函馆）的五棱郭也于明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在榎本武扬与大岛圭介等人投降之后告破，所有的抵抗由此最终结束。

在会津攻城战中官军攻入城中之时，发生了两件将永远引人泪下的悲剧。一件就是白虎队的自尽。这是全部由十六七岁的少年组成的部队，在战斗中死伤惨重败退下来，幸存的二十名队员在打算进城而登上饭盛山的时候，俯瞰到遭到炮火轰击、被浓烟包围的会津城，以为城已失守，于是一齐向城中跪拜之后，或是切腹自尽，或是互相刺杀而亡。另一件则是妇女们的自尽。官军的男人们手执武器进入城内，留在家中的妇女们感到羞耻异常而纷纷自尽。会津家老西乡赖母家中，老母五十八岁，妻子三十四岁，妹妹二人分别为二十六岁和二十三岁，女儿五位分别是十六岁、十三岁、九岁、四岁、两岁，上述九人，加上寄居于此的亲戚十二人，一共二十一人全都自尽。这是最知名的例子，除此之外妇女们自尽的事情在其他家里面也有很多。

箱馆之战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岛三郎助父子的赴死一事。中岛是在佩里来航的时候，真正意义上最早登上军舰进行应对的第一人，是日本最早操练海军之人，是就连木户孝允也敬重佩服的英杰人物，然而他“未能忘却德川家至大之御恩泽”，与长男（二十二岁）、次男（十九岁）二人共同奋战，直至英勇赴死。这件事与奉行川路左卫门尉在听说明治元年三月十五日江户被移交给官军之时慨然自尽这一知名事件一起，成为德川幕府最后的一抹亮色。

五条誓文

上节将幕府的末路整理陈述至此，现在开始回到主题内容，说说朝廷令人拍手叫绝的新政。明治天皇于明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十七之时元服成人，其后于三月十四日，率百官出紫宸殿，立国家大政方针五条，向天神地祇宣御誓，这被称作“五条誓文”，内容如下：

一、广开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一、上下一心，盛展经纶。

一、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一、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

一、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

在宣布上述五条誓言的同时，明治天皇还向群臣下达了御笔宸翰，其主旨在于，自中世以来，人们虽然表面上尊奉朝廷，实则对其敬而远之，故而君臣之间相隔甚远，并未有君临天下之意；如今适逢朝政一新之时，国民之中但凡有一人未能得其所，便是天皇之罪过，故而天皇苦心孤诣以思策行良政；诸位大臣可认真领悟此方针，去除私见，以用公义，辅助天皇，保全神州，以此告慰历代天皇之神灵。这篇御笔宸翰，与五条誓文一样，乃是非常重要的文献，特别是其中有“天下亿兆，一人未能得其处之时，皆乃朕之罪过”之御笔，此乃外国所未曾见者，皇国政治之尊严也由此可见一斑。

四月二十一日，朝廷依照敕命修建凑川神社，开始祭祀楠木正成。这既是承袭了之前孝明天皇尊祭和气清麻吕一事，又成为之后相继尊祭新田义贞、菊池武、名和长年、北畠亲房以及同姓显家等人的先例。将这些往日的忠臣神格化加以祭祀，或是追赠官位等，让之后来到日本的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后称小泉八云）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至五月，由于庆喜让位，德川本家由家达作为当主。天皇封本家于骏府（静冈），并授七十五万石。过去号称八百万石的德川本家，至此也只不过比御三家的尾州家仅仅高出一点而已。

八月二十七日，明治天皇在紫宸殿中依照古来仪轨，举行了即位仪式；九月八日，改年号为明治。在此之前一直称庆应四年，从这以后则上溯回推，将这一年定为明治元年。另外，在此之前每位天皇一代之中会使用数个年号，此时明治天皇针对这一点做出决定，从此之后一代只使用一个年号。

到九月二十日，天皇自京都出发，到十月十三日抵达东京，以江户城为皇居，并决定将其更名为东京城。江户改名为东京，并确立为帝国首都一事
[2] ，乃是在七月十七日的诏书之中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但是关东地区无论是镰仓还是江户，在漫长的时间里都是武家的大本营，京都方面对此十分抗拒；但是在打倒了幕府的同时，决定要将江户作为帝都以号令天下一事，其实是朝廷断然执行圣意的表现，并且还为全国百姓提供了身心一新的机会，乃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废藩置县

虽然如上述一般各种改革在逐步进行，不过主要都是针对幕府所进行的，除此之外的大名则还残留着原来的模样。他们在大约两三百年的时间里领有固定的土地，土地及其人民都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一样的形式而存在。于是，有心之人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提倡“版籍奉还”的必要性。版就是指土地，籍则是指人民。土地与人民并不归大名私有，因此有必要上交归还给朝廷，这便是版籍奉还的主张。不久之后，在明治二年正月，萨、长、土、肥四藩首先明确了这一意向，闻听此事的诸藩也相继提出建议，于是在六月十七日朝廷允许诸藩版籍奉还。朝廷让藩主成为藩知事，按照与从前一样的方式在当地行使行政权。这一时期成为藩知事的有二百七十六名。

全国土地全部归天皇所有，藩知事不过是根据天皇的任命而掌管行政的官吏而已，虽然朝廷已就此向民众进行了说明，但是土地也好人民也好，在几百年间固定并紧密地依附着大名，因此从实质上看还是大名的权威更高，并不能形成中央集权。朝廷如果要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王政复古、百事一新的政治，就有必要革除全部的藩，在全国推行直辖管理。有感于这种必要性的人们虽然有很多，但是就在事情本身过于重大而难以说出口的当时，岛尾小弥太与野村靖等商量之后拜访山县有朋，向他说明废藩置县的必要性并获得其同意，此外又说服了井上馨。而如果想要将其施行，则必须得到木户与西乡两位参议的认可，首先山县去游说西乡。西乡默默地听完山县的话，最后回答道“好吧，如果木户君同意的话”。而跑去找木户的井上在说完之后，也得到了木户“赞成，只要得到西乡君的理解的话”这样的回复。六个人达成了一致。于是在明治四年七月九日的傍晚，除了西乡、大久保、山县、井上之外，还有西乡从道、大山严等人，聚集到位于九段的木户宅邸进行商谈，秘密地进行准备，在得到了敕许之后，七月十四日将藩知事一同召来，在天皇面前，传达了罢免知事的命令。以萨、长、土、肥为首，藩知事一同伏地拜受敕命。木户见此情形感慨不已，甚至不自觉地潸然泪下。令人惊叹的明治四年（1871）七月十四日，数百年间形成的割据之势，本以为难以废除难以更改的近三百藩，以此日为限统统废除，全国统归朝廷直属。而且这一政策居然是在毫无抵抗、无人不满的情况下顺利推行的。当时的英国公使帕克斯（Parkes）见到这一情况，惊叹道：“如果这是发生在欧洲的话，必然会导致持续数年的战乱吧。”

[1] 即后文的胜海舟。——译者注

[2] 日本至今从未明确规定过首都的定义以及东京的首都地位。——译者注

71 西乡隆盛

维新政府的分裂

德川幕府被废除，大政回归朝廷，三百诸侯之职务也被免除，全国的土地与人民悉数归于天皇直属。到此为止，朝廷理应毫无顾虑地朝着治国之大政方针推进，逐步落实可以施行新政的政治体制。然而，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出乎想象的阻碍，不只是历时数年的纠纷，甚至酿成了血流成河的争斗。在明治维新中立有大功的重臣之间相互的仇怨导致了这一局面的出现。

问题起于明治四年朝廷派遣全权大使前往欧美各国一事。朝廷打算在世界上探求知识以便大幅提振皇基，为此要对欧美的物质文明及相关制度进行考察。此外，安政五年的通商条约许诺了外国人的治外法权以及关税由相关国家协商议定的内容，这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利益，因此朝廷也希望向各国提出改正条约的请求，故而首先要派出全权使节，在考察欧美各国文明的同时，深化与诸外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于是在明治四年十月，朝廷任命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关于木户和大久保两位人选之事，因为有板垣和井上的反对而一时难以决定，但是在西乡的力排众议之下反对的声音被压下，二人得以顺利出发。然而，就在出发的时候，使节一方与留守一方之间签订了一份契约书。契约的主要内容是双方一致，经常保持联络，在大使出行期间不进行新的政治改变，即使产生部门长官的空缺也不进行补任或是增加官吏人数等行为，可是显然这一约定是难以遵守的。原因在于，大使一行人的出发时间是明治四年十一月，返回日本的时间则是明治六年的九月，也就是出访长达约两年。在这段时间里，留在朝廷的人有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参议西乡隆盛、大隈重信、板垣退助，议长后藤象二郎，大藏大辅井上馨，兵部大辅山县有朋等。仅仅这些人物要应对两年充满变化的变革时代，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结果到明治六年四月，后藤、大木、江藤三人被任命为新任参议。此时朝鲜出现了问题。明治维新一开始，朝廷就向朝鲜
[1] 发出了大政已经回归朝廷的通告，然而朝鲜只知有幕府而不知有朝廷，于是拒绝接受朝廷的通告书，表现得非常无礼。因此木户孝允等人认为即使通过武力手段，也有必要对这种无礼行为进行警告劝诫。其后，又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朝鲜方面的无礼行为只增不减，一般的外交人员受到朝鲜的愚弄而难以进行交涉。于是在明治六年六月十二日，三条太政大臣与西乡以下的诸位参议进行商议。在商议的过程中，板垣主张即刻出兵，西乡则将其主张压下，认为首先应该稳健又不失威严地派出使节进行交涉，并申请由自己担任这一使节，西乡的主张作为最终决定得到推行。大久保于五月二十六日归来，木户则于七月二十三日归来，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谁都没有触及上述问题，而是顽固地等待岩仓的归来，直到阵容齐整之后，他们在十月十四日召开会议，会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对此深感忧虑的三条一病不起，随后岩仓出任太政大臣代行，十月二十二日之前的会议决定遭到全盘否定，于是西乡于当天，板垣、副岛、后藤、江藤则于次日全部辞去了参议一职。

伴随而来的是最先在佐贺发生的叛乱。江藤新平聚集了一万二千人，一时间造成巨大的骚动，不过这次骚动到三月末被逐渐平定。明治九年十月熊本的“神风连”、萩的前原一诚于同一时间举兵，秋月也与其呼应而起。在这些人全都遭到镇压之后，明治十年二月鹿儿岛之兵跟随西乡大举进军，试图上京，虽然各地的激战一直持续到了九月，但以九月二十四日城山陷落、西乡隆盛自尽为止，以武力反对政府的运动由此宣告终结。

分裂的原因

关于向朝鲜派出使节的问题会出现如此激烈的纷争，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通说认为，从当时的国情来看，并不应该对外出手，而应该秉持全力专注于内部治理的方针，由此只好排除西乡、板垣、江藤等人了。然而西乡等人辞官离开是在明治六年的十月末，在这之后明治七年四月政府便出兵台湾，清朝对此提出抗议，参议大久保亲自前往北京进行谈判，在得到补偿金之后撤兵；八年五月政府与俄国进行了千岛与萨哈林的领土交换；同年九月，江华事件爆发，黑田清隆与井上馨被派遣至朝鲜谈判。由此可见，认为日本当时的政策是专注于内部治理，延迟所有与外国事关重大的交涉这一说法是明显不成立的。

此外，认为这是通晓世界大势的人与不知晓世界大势的人之间的争斗，这一说法也说不通。原因在于跟随江藤于佐贺发难的人中有香月和山中两位人物。香月经五郎于明治三年留学英国，六年十二月回国；山中一郎于明治四年留学法国，六年九月回国。回国之时，二人都是二十五岁的青年才俊，饱受诸方期待；却追随江藤举兵，最终难免死刑。另外，与西乡共同举事之人中有一位叫作村田新八。村田本是宫内大丞，作为岩仓大使的随员与木户、大久保一同赴欧美视察，回国之后适逢重臣分裂，却背弃了大久保而回归鹿儿岛，与西乡同生共死。由此观之，这一分裂未必就是进步派与保守派的争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分裂呢？恐怕还是因为感情上的裂痕吧。

如果说萨、长之间未达成联合的话，推翻幕府大概就不会这么容易了吧。这一联合是由木户与西乡之间的和议而达成的。当时，木户极尽口舌之能，痛斥萨摩的态度。而与之相反，西乡则是一点儿也不生气，默默地听着，以极大的度量保持了宽容克制。另外，幕府大政奉还，毫不抵抗地将江户城移交给官军，这件事虽然与末代将军庆喜原本生于水户，接受了光圀以来的勤王精神有关，但倘若官军之中没有西乡的话，想必就算是庆喜也没办法压制幕府军反抗的热潮，那么江户就不会如此顺利地平稳移交，大江户八百零八町也会葬身火海了吧。西乡隆盛，就是如此伟大的人物。

另外，明治元年秋天，庄内藩投降官军，藩主酒井氏前来致意之时，西乡丝毫没有胜利的傲慢，而是稳妥地加以接待，完全让人感受不出孰胜孰败。因此庄内众人无不心服于西乡，在明治十年之时亦有二人心甘情愿地为西乡而战死。此外，如前所述一般，从在安政大狱之时为救月照而苦心谋划，发现实在无计可施之后则要与月照死在一处以成全友情，以身投海的例子之中，也能够看到此人的古道热肠了吧。逼迫这样伟大的西乡不得不以身披贼名的身份而自决身亡，实乃明治一代之中屈指可数的污点之一。

那么，是否有什么方法能避免出现这样的污点呢？如果桥本景岳还在世的话，或许可以避免重臣之间的分裂，使双方顺服吧。西乡心悦诚服之人，便是比自己还年少的景岳。就算到了明治十年自决之时，西乡依然片刻不离地随身携带着二十年前得自景岳的书信。景岳的见识与人格魅力，拥有足够能让西乡与木户、大久保之间保持融洽关系的力量。此外，如果吉田松阴还活着的话，就可将他的门人前原一诚引向不至于沦为乱臣贼子的方向。前原乃是松阴所信任喜爱的弟子，明治元年成为官军参谋，二年任参议。木户也是学习松阴的兵学之人，让木户与前原之间关系缓和，对于松阴来说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情。

矗立于明治的重臣之间，或者甚至说在他们之上，足以对这些人物进行指导的桥本景岳和吉田松阴都于安政六年被斩首，真木和泉守于元治元年自尽，此外，完全能够在恐怖的局面下愉快地进行周旋的坂本龙马也于庆应三年十一月遭到暗杀，到明治六年，上述这些人物无一幸存。因此，佐贺之乱、萩之乱爆发，造成了大量的战死者与受刑者，西乡举兵之时，萨军死伤两万，官军死伤一万五千，国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明治七年江藤被斩首的时候，年四十一岁；九年前原谢世之时，年四十三岁；十年西乡自尽之时，五十一岁。然而灾难并未就此终结，待至来年的明治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四十九岁遇刺身亡，木户孝允则于更早的明治十年五月四十四岁急病而殁，本应辅佐大政之人物，在这数年之间相继谢世，朝廷迅速地沉寂了下去。明治天皇陛下，无疑也对此深感哀伤吧。

[1] 平泉澄在此后均使用“韩国”一词来指称当时的“朝鲜”，翻译时均根据史实改为“朝鲜”。——译者注

72 明治天皇

帝国宪法颁布

明治维新之大业，虽其基业得以奠定，但自此之后本应开始跃进式的发展之时，曾建大功的重臣之间因为感情上的矛盾而产生隔阂，结果半数下野，下野之人中又有半数被定为国贼而遭到讨伐，其余的半数则以激进的言论对政府进行攻击，新政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局之中，实乃国家之重大不幸。此时，国民可以仰仗的指导者是谁呢？木户也好，西乡也罢，大久保也好，全都已经不在人世。一叶孤舟划入了狂风巨浪之中，前程何向无人可知。

然而就在此时，维系起全国民众的信念和希望的正是明治天皇陛下。适逢非常之国难时，明治天皇陛下的御德愈发熠熠生辉。天皇之御德，并不是自下生以来就有的，但陛下勤勉好学，因此成果卓绝。在此，让我们拜览明治元年陛下之日课作为一例吧。明治元年十月，陛下东京行幸之后的日课如下：

一 六之日，休息。

二 七之日，晨习书法，昼习《史记》。

三 八之日，晨习《保建大记》，昼乘马。

四 九之日，晨习书法，昼习《神皇正统记》。

五之日，习《资治通鉴》。

这一年天皇十七岁。为其进讲《史记》者为秋月种树，进讲《神皇正统记》者为福羽美静。其后陛下不断命人进侍讲读，内容包括：《日本书纪》《书纪集解》《皇朝史略》《国史纂论》《论语》《大学》《中庸》《五经》《春秋左氏传》《贞观政要》《唐鉴》《名臣言行录》《十八史略》《万国通史》《法国政典》《西国立志编》等。

为陛下进讲的人中包括副岛种臣。在副岛因为生病而提出辞任进讲的请求时，天皇赐下亲笔宸翰进行挽留，其中便有“朕闻之不堪愕然，卿何以至此；朕问道勉学，岂一二年而止耶，将竭尽毕生之力也，则卿亦宜诲朕而不倦矣”一句。

陛下精通于和歌之道，乃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此将安政四年陛下年方六岁之时所咏颂之和歌传习于下：

月見れば 雁が飛んでゐる

水の中にも うつるなりけり

（中秋观月雁南行，倒影亦见水波中。）

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和歌啊。后来陛下又创作了许多令世人所尊敬的著名和歌，在其一生之中，陛下御制和歌共计九万三千零三十二首，绝对是空前之举。这其中包括：

手習を ものうきことに 思ひつる

をさな心を いま悔ゆるかな

（曾厌修习书法事，如今可悔幼时心。）

竹馬に 心ののりて 手習に

おこたりしよを いまおもふかな

（心爱竹马倦习字，事到如今若何思。）

读到这样的和歌，就可以真切地理解陛下御制和歌是多么重视真实的感受了。

をさなくて よみにし書を 見るたびに

教へし人を おもひいでつつ

（每见幼时所读书，便思其时教书人。）

这首和歌与赐予副岛的亲笔宸翰一样，从中可以感受到陛下对进讲的人们那种温暖之情。

集まると 見れば離るる 大空の

雲にも似たる ひとごころかな

（见其聚集却分离，人心好似空中云。）

对于明治六年重臣之间的大分裂，天皇陛下无疑怀有深切地惋惜之情。陛下婉拒了西南战争中得胜而归的军队三呼万岁，并允许在上野为西乡建立铜像，并最终于宪法颁布之日，去除了西乡的贼名，追赠其正三位的官位等，这些都是因陛下的叹惋深情而得以实现的。

動きなき 神路の山に 万代を

民とともにも われはいのらむ

（磐石不动神路山，万代同民如我愿。）

就在创作这首和歌期间，天皇于明治九年九月六日，向元老院议长炽仁亲王下达敕令，命其起草宪法，并指示宪法的总方针为基于日本建国之国体，同时参考海外各国的成文法律。明治十四年的时候，右大臣岩仓具视也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回溯日本的历史，权衡外国宪法的利弊，进而提出确立其根本性质的宪法宗旨。作为“最后的奉公”，岩仓在完成这一工作之后，于明治十六年七月病逝，享年五十九岁。依照岩仓所确立的宪法大方针，参议伊藤博文带着更加精确地研究各国宪法的使命，于明治十五年三月出发考察欧洲各国，并于十六年八月回国。其间伊藤收获的最好的忠告来自奥地利的施坦因（Stein）。

明治十八年十二月，政府改太政官制度为内阁制度，伊藤博文出任总理大臣，此前为止担任太政大臣的三条实美则改任内大臣。然而伊藤想要专心从事宪法的审议工作而于二十一年四月辞任总理大臣，改任枢密院议长。在这样的努力之下，终于在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也就是神武天皇纪元之纪元节这一天，帝国宪法得以颁布。宪法共分为七章，这里从第一章“天皇”部分摘录个别条目列举如下：

第一条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

第二条 皇位依照皇室典范之规定，由天皇之男性子孙继承。

第三条 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第四条 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条规行之。

第五条 天皇以帝国议会之协赞行使立法权。

第六条 天皇裁定法律，并授命公布及执行之。

第十一条 天皇统率陆海军。

第十三条 天皇行宣战、媾和及缔结各种条约之权力。

第十五条 天皇授予爵位、勋章及其他荣典。

第二章为臣民权利与义务，第三章为帝国议会，第四章为国务大臣与枢密顾问，第五章为司法，第六章为会计，第七章为补则。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天皇的大权在这部宪法当中并无任何增减之处。当时，伊藤博文著《宪法义解》，言道宪法所列举之大权并非新设之意，而是对固有之国体通过宪法加以确认和表现而已。同时，天皇也并非从此时才开始成为立宪君主的，而是原本就并非专制君主。也就是说，与天皇相关的内容仍旧依照原有的样子，只不过是在宪法之中成文化了而已。

教育敕语

宪法颁布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明治二十三年七月，日本举行了第一次众议院议员总选举，十一月第一次帝国议会开幕。然而此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道德意识的衰微。维新以来，人们热衷于破除既有陋习，采纳西洋的文明风物，已然历时二十余年，日本所固有之教诲被抛弃难以找回，人们热衷于追求新奇，执着于功利，主张自身权利的风气高涨。天皇陛下于明治十九年十月行幸帝国大学，慨叹与洋学之进步相对，和汉修身之学问则未见有践行者，遂下问于总长，这促成了帝国大学在明治二十二年开设国史学科的结果。

正如这样的行动一样，天皇陛下为了振兴国民之道德，考虑就此下赐敕语，最终于明治二十三年颁行天下。被称作“教育敕语”的有如下内容：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日本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重量臣民，又足以彰显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

御名 御玺

天皇在这一天将总理大臣山县有朋与文部大臣芳川显政召入宫中，亲切地授予敕语，但是敕语上并没有大臣的副署。也就是说，这一敕语是略过大臣、由天皇直接向臣民发出的呼吁。

如上所述，通过宪法确定国家之根本，通过敕语指导国民之精神，人们前进的方向得以明确，于是人们日夜努力，希望能够回应天皇陛下的期待。西乡、大久保相继入土，木户、岩仓前后病逝，失去了维新元勋们的朝廷虽然有些许寂寞，然而取而代之的是在明治天皇陛下的直接统率下，全国国民团结一致，确立起了无论面临怎样的苦难也都能够克服的体制。

人もわれも 道を守りて かはらずば

この敷島の 国はうごかじ

（众人于我皆守道，得保吾国不动摇。）

ちはやふる 神の御代より ひとすぢの

道をふむこそ うれしかりけれ

（万千神代不足道，惟守一统方可悦。）

国民は ひとつ心に まもりけり

遠つみおやの 神のをしへを

（国民合众守一心，远祖神明教如是。）

上述几首皆是明治天皇的和歌。

73 两大战役

朝鲜半岛

明治六年的重臣分裂，对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其中动摇最剧烈、受损害最深的就是陆军了。当时的陆军中，大将仅西乡隆盛一人。而就在西乡辞任的同时，少将桐野利秋、篠原国干以下众多将校都辞职回归乡里，陆军的威严剧减。然而残存的陆军很快振奋了起来。以中将山县有朋为中心，军队展开重建工作，在一边镇压内乱的同时，还潜心研究因为列强们的逼迫而风雨飘摇的亚洲局势，为肩负起国防的责任而不懈努力。其中一个例证，就是观察印度支那问题。法国侵入印度支那，并夺取其南部三省是1862年（文久二年）的事情，在此之后，法国势力逐渐扩张，到1884年（明治十七年）的时候，安南全境沦为法国的保护国，为此清朝与法国之间爆发了战争。日本陆军见此情势，从很早就开始着手研究安南的历史，等到清法开战之时，则派遣武官进行考察。即便是对于印度支那也如此认真地加以研究，就更不要说对于邻国朝鲜、清朝以及俄国了，日本绝不会放松对它们的注意。

本来，日本就是由沿亚洲大陆东边分布、呈南北走向的诸多岛屿相连组成的。不过如果将亚洲大陆以日本列岛为中心划定形态的话，便会发现有一个半岛向中央方向突出，这就是朝鲜半岛。因此对于日本来说，出于本国的安全考虑，对于朝鲜半岛的动态必须时常保持关注。日本希望朝鲜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同时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而存在。然而，朝鲜半岛受制于其自然的地形条件，很容易受到来自大陆的侵略，而一旦受到强大势力的侵入，想要寻求援助之时，除了日本则别无他法。鉴于上述双方情况，每逢半岛发生危机之时，日本就会时不时地赶赴半岛加以救援。无论是神功皇后，还是天智天皇，都以国运为赌注前去解救半岛。而到了明治二十余年这一时期，又出现了这种救援的必要。

当时的朝鲜存在着很多的弊端，其中一点是采取顽固的锁国主义政策，对于世界形势完全不了解，另一点则是过分信赖清朝的实力，变成了清朝的附属国，这两点是尤为重要的问题。朝鲜人之中也有不少反对以上政策，主张开放国门迎接世界文明，试图从清朝独立出来的仁人志士，而这些人所依赖的便是日本。明治十七年，朝鲜的独立党首次成功组织政权，然而由于受到清兵的攻击，仅仅三天即宣告失败，这也意味着事大党（主张从属清朝的势力）的胜利，秉持独立主义的人们，或是遇害，或是遭到流放，侥幸得以脱逃的人们便跑到日本来寻求保护。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便是金玉均。此人在隐居日本十年之后，被引诱前往上海，第二天即因为引诱之人而被枪杀。当时是明治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金玉均享年四十四岁。清朝向朝鲜发出贺电，并用军舰将金玉均的遗骸运到朝鲜，朝鲜则将其尸体的手脚砍断，枭首示众。最为热爱朝鲜，并祈愿其独立和繁荣的金玉均，受到了来自其祖国最为苛酷的待遇。

日清战争

时隔不久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之乱，陷入了内乱，而清朝为平定此乱，派遣大军压境，要求日本撤军，由此爆发日清战争。明治二十七年（1894）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海军在丰岛冲与清朝军舰交战并取得胜利，随后在二十九日，日本陆军于牙山击破清军，八月一日天皇下达了宣战的诏敕。

一旦开启战争，则希望速战速决；而如果想要速战速决，则在清朝之中心部位击破其陆军主力为最优之策；然而只要清帝国海军力量尚存，这一战略就伴有极大的风险。从当时的海军军舰来看，清朝有战舰两艘，日本连一艘也没有；清朝有口径在八英寸以上的大炮二十一门，日本仅有十一门；清朝有装备钢铁设备的军舰六艘，日本仅有一艘而已。由此观之，陆军必须根据海军的动向来作战。

但是，日本海军着实优秀。军令部长为中将桦山资纪，联合舰队司令官为中将伊东祐亨，他们从很早开始就在为与清军海军主力进行决战而暗自努力，在明治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在黄海之中与清军相遇，经过激战击沉清军舰艇三艘，大破两艘，其他舰艇也损伤严重，而日军则一舰未失。到二十八年二月五日、六日的两天之间，日军乘坐水雷艇夜间进入清军舰队大本营威海卫军港进行袭击，击破清军旗舰定远舰，击沉其余四艘舰艇；七日开始合全舰队之力猛烈袭击，其结果是清朝北洋舰队司令长官丁汝昌降服，并将整个舰队移交给日本之后自尽身亡，我方因此以厚礼将其埋葬。

陆军方面，则根据海军的动向展开对应行动。最初，第一军由枢密院议长、大将山县有朋兼任司令官，在野津中将率领的第五师团、桂中将率领的第三师团的指挥下，以将清军驱逐出朝鲜半岛为目的渡海而来，但是就在司令官到来之前，九月十五日，最先出发的第五师团独自开始攻击由清军精锐一万五千人所驻守的平壤，耗时一天的时间将其攻陷。接下来是鸭绿江之战，这是十月二十五日的事情。清军以二万四千人和大炮八十一门，固守这一国境线，然而难以承受日军猛烈的攻击，仅仅抵抗一天便遁逃而走。

到了十一月，在辽东半岛登陆的第二军开始展开活动。司令官为大将大山严，所属部队为山地中将的第一师团、佐久间中将的第二师团、长谷川少将的混成第十二旅团。第二军攻占金州、大连，并进抵旅顺，在第二师团抵达之前，仅仅依靠第一师团与混成旅团，即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半夜一点半展开攻势，在中午之前全面攻陷旅顺要塞。这并非正规攻击方式，而是以“肉弹战术”为主的强攻。四周环山，遍布炮台，拥大炮一百五十门、兵力一万三千人，作为清军要塞的旅顺口仅仅半天时间就被攻占。

到一月三十日日军占领威海卫炮台，三月海军占领澎湖列岛，另外第一军则进击辽河平原，各个方面连战连捷。对此大惊失色的清朝于明治二十八年正月派出了讲和使团，然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以这一使节并无全权委任状为由拒绝进行交涉。清朝只好改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我方全权代表则是伊藤博文（总理大臣）与陆奥宗光（外务大臣）二人。谈判进行了七次，至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达成合意，并签署条约。这一讲和条约，第一条是确保朝鲜国的完全独立自主，第二条是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诸岛、澎湖列岛永久割与日本，第四条是清朝向日本支付军费赔偿金两亿两，全部条款共计十一条。该条约于五月八日批准交换，十三日对外公布。

讲和条约的第一条表明日清战争的目的是帮助朝鲜独立，第二条寻求割让辽东半岛则是为了帮助朝鲜防卫来自背后的压迫。然而对于这一点，俄国立刻提出了抗议。条约签署之后第六天，四月二十三日，俄国、德国以及法国三国联合，向日本发出放弃辽东半岛的劝告的同时，俄国、德国、法国分别派出军舰十二艘、两艘、一艘，合计十五艘军舰作为抗议的军事保障。日本于是不得已接受三国之劝告，于五月五日发出通告。获悉这一事情的日本国民无不悲愤落泪。

俄国以辽东半岛为日本所占有是为远东永久和平之害为由，劝告日本将其归还给清朝，然而仅仅三年之后的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3月，俄国旋即租借旅顺、大连，在此设置军港，构筑要塞，以作为控制远东的根据地。明治八年，日本毅然决然地完成千岛、萨哈林领土交换之后，本以为北方问题得以解决，但已是亲善友好关系的俄国让日本尝到了出乎意料的苦果。

日俄战争

到明治三十三年（1900）五月，中国爆发义和团之乱，反对基督教，排斥外国人，杀人放火狂暴至极，甚至清政府也无法对其进行镇压，于是日、英、美、俄、德、法、奥、意八个大国便分别出兵，商定协同自卫的策略。大规模的动乱历时三个月终于结束，各国军队也相继收兵，然而俄国与清朝结成密约，使其能在满洲建设要塞，并进驻军队。日本、英国、美国都纷纷对此表示抗议，但是俄国不仅不予理会，反而派大军陆续南下，到明治三十五年八月，更是在旅顺口建立起了远东总督府。

在日本，陆奥宗光于明治三十年八月年仅四十四岁病逝，等到日俄之间气氛骤然紧张之时，明治三十四年九月，小村寿太郎被选定出任外务大臣。明治三十五年（1902）一月三十日，日英同盟结成（诸位还记得桥本景岳的远见卓识吧）。以此为背景，日本对俄国提出了保全清朝独立及领土完整、从满洲撤军的要求，俄国却完全不予理会。战争的浓雾到底还是笼罩了满洲的大地。在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1904年（日本明治三十七年）1月5日的日记中，出现了“事到如今，俄国已经决定不对日本退让半步，俄国认为将日本打得粉碎的时机正在到来”这样的记录。到二月六日，日俄之间宣布断绝国交，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立刻开始行动，在九日进行的仁川冲海战中击沉俄军巡洋舰两艘。宣战的诏敕于十日下达。其间俄国占据满洲，并打算将其吞并。如果满洲落入俄国手中，韩国
[1] 便难以保全，远东的和平则不可指望。如果看到了这一点，就会明白这场战争乃是不得已而必须为之的了。

波罗的海舰队

一旦进入战争状态，首先必须考虑的就是海上力量的压制。当时俄国的军舰，除三艘驻扎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两艘停泊在仁川之外，其余全部集结于旅顺，包括战舰七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二十二艘等，与日本海军所有的战舰六艘、大巡洋舰六艘、轻巡洋舰九艘、驱逐舰十九艘等相比而言，可以说俄军具备了能够与日军正面决一胜负的实力。因此倘若不将其击沉的话，运送陆军的行动则十分危险，难以得到安全保障。然而，俄国舰队主动避免进行决战，躲在旅顺军港之中不出来。这是因为俄军在等待从本土而来的波罗的海舰队的驰援。反过来说，日本一方则必须在波罗的海舰队抵达之前，将蜗居旅顺的俄太平洋舰队彻底消灭。

日本海军在二月九日于仁川冲一战中击沉敌舰两艘的同时，还于八日夜里派出驱逐舰队偷袭旅顺口，使得俄军两艘战舰和一艘巡洋舰损坏搁浅。然而由于陆地炮台的存在，海军无法展开纵深突击。于是，一直处于策划之中的旅顺口封锁作战最终得以实施。第一次作战是在二月二十四日，由天津丸（作战主要倡议者有马良橘中佐指挥）、报国丸（广濑武夫少佐指挥）等共五艘舰艇执行；第二次作战是在三月二十六日，由千代丸（有马中佐指挥）、福井丸（广濑少佐指挥）等四艘舰艇执行，广濑少佐就是在此时为寻找杉野军曹长而战死；第三次作战是在五月一日，舰艇十二艘，总指挥官为林三子雄中佐。此次舰艇众多，本打算一口气将旅顺港口彻底堵死，怎奈当晚突然起风，波浪滔天，施救落水船员变得极为困难，因此造成了巨大的伤亡。然而上述三次封锁港口行动，对俄军舰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打击，使其极其胆寒。

在此期间，四月十三日俄军旗舰触日军水雷沉没，勇敢的司令官马卡罗夫（Makarov）战死；五月十五日日军战舰初濑与八岛，以及巡洋舰吉野皆因机械水雷和战斗冲突而沉没，双方互有损失；到了八月十日，终于迎来了黄海的海战。当时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俄国海军的表现过于怯懦，因此俄国皇帝命令旅顺的舰队司令率领全舰队突围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东乡司令则立即在黄海上对其展开攻击，经过两回合的战斗，俄军舰队四分五裂。俄军舰队司令战死，五艘战舰总算逃回旅顺港，然而巡洋舰则有的逃往上海，有的逃至西贡，舰队武装几近消灭。如此惨重的损失之后，旅顺舰队的战斗力已不及之前的一半了。

在此次黄海海战中，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赶来的三艘舰队承担着俄军的掩护支援任务。与旅顺舰队不同，这三艘舰艇高速灵活，并对日军运输船金州丸、常陆丸等进行了攻击，造成了巨大的牺牲，国民对此深表痛恨和愤怒。到八月十四日，日军第二舰队（司令为上村彦之丞中将）于蔚山冲发现三舰踪迹，随即发动猛烈的攻击，击沉一艘，其余两艘也伤痕累累，直接丧失了攻击能力。

俄国此时打算将波罗的海舰队派往东洋，与在旅顺的太平洋舰队合力击溃日本海军，七月四日舰队编制确定，其中战舰七艘、巡洋舰八艘等，实力非常强劲。日军联合舰队迎战该舰队之前，必须返回内地进行修理，在此之前就必须将残留在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全部消灭，以便保证运送陆军的绝对安全。因此海军便向陆军发出请求，希望其尽早攻陷旅顺港。陆军遂于七月末开始对旅顺展开了猛烈的攻击，通过半年的殊死搏斗，终于在十二月六日占领二零三高地（尔灵山），并于当天开始向港内敌舰进行猛烈射击，三艘战舰在当天被击毁，一艘战舰于次日被击沉，十一日全舰队全灭。

由此，日军联合舰队得以毫无后顾之忧地迎战波罗的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在司令官罗日杰斯特文斯基（Rozhdestvenski）少将的指挥下，十月十五日出发，十二月十九日跨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次年五月九日在印度中国洋面上与增援舰队合流，随后北上而来。舰队以八艘战舰为主力，辅以巡洋舰、装甲海防舰、驱逐舰等其他大量舰船，喷吐着黑烟朝对马海峡逼来。舰队是以对马海峡为目标呢，还是要通过海峡前往太平洋一侧呢，世界各国都对这一动向翘首观望。由于这是对日本来说命运攸关的节点，因此在经过仔细认真的研究之后，东乡司令最终采纳了其目标是对马海峡这一观点，并将决战地点选定在冲之岛附近海域，准备待机迎敌。明治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清晨，东乡司令向大本营发出如下电文：

接到发现敌舰之警报，联合舰队即刻出动必将其击溃，本日天气晴朗唯浪稍高。

发出电报之后，东乡立即带领四十余艘舰艇由镇海湾起航，至下午一点三十九分，远远地确认敌军舰队，遂命令战斗开始；下午一点五十五分，旗舰三笠的桅杆之上高高地扬起了信号旗，发出了如下命令：

皇国兴废在此一战，诸君切须奋勇努力。

至下午两点零五分，舰队更是大胆地决定于俄军前方进行调头十六点的冒险行动，集中火力猛攻俄军先导舰艇，从此时直至晚上七点二十分为止漫长的五小时之中，日军进行了数不清的调头回旋和炮击，击沉俄军旗舰以下战舰四艘，是夜水雷舰队追击逃走的俄军舰只，击沉两艘战舰等。两天之中的战果，包括击沉舰艇十九艘（其中战舰六艘、巡洋舰四艘），俘获舰艇五艘（其中战舰两艘）、俘虏六千一百六十名，而日军则仅仅付出了损失三艘水雷艇、死伤七百人的代价。

攻占旅顺

转过头来看陆军。出于运输方面的考虑，陆军的作战必须要顾及海军的局势。首先第一军由近卫师团、第二师团、第十二师团三个师团组成，在司令官黑木大将的率领下，确保朝鲜的安定之后，于四月三十日渡过鸭绿江，在九连城追击俄军北上，并占领凤凰城。

第二军由第一师团、第三师团、第四师团三个师团以及其他部队组成，在司令官奥大将的率领下于五月十三日完成登陆辽东半岛的行动，五月二十六日对南山要塞进行猛攻，在十四个小时的连天炮火之后，终于攻陷要塞。日军三万六千人之中，死伤达四千三百人，战况之激烈程度可以想见。之后在六月十五日，第二军进攻得利寺并击破俄军。

为应对战局的推进，六月二十日满洲军总司令部成立，大山元帅担任总司令官，儿玉大将任总参谋长。由此开始本应该乘胜完成对满洲的占领，然而问题出在了旅顺。海军要求陆军在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之前尽早拿下旅顺。于是大本营在明知困难重重难以实现的前提下，仍对第三军下达了攻占旅顺的命令。

第三军拥有第一师团、第十一师团两个师团，于五月整编而成，在司令官乃木中将的率领下奔赴旅顺。第九师团随即也加入其中，并于八月十九日进行了第一次总攻，然而日军没有拔掉号称易守难攻的旅顺要塞，五万大军中死伤达到了一万五千以上。于是此后开始采取正面推进的战术，可是取得的战果十分有限。到十月二十六日发动第二次总攻，日军死伤达三千八百以上，终于在得到了第七师团的增援之后，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展开了第三次总攻，乃木司令官在训话中要求各师团勇猛奋斗，如有必要则由司令本人亲自率领第七师团作为先锋部队进行攻击，由此全军上下一齐奋战，终于在十二月六日拿下尔灵山，下午开始从山上击沉港内之敌舰。参加第三次总攻的日军战士共六万四千人，其中死伤达一万七千之多。此后日军的攻击继续进行，至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一日，敌军投降；乃木司令深谙明治天皇陛下所思，对敌军司令官施特塞尔（Stessel）给予了不使其名誉受损的优待。持续五个月的猛攻，付出了五万九千人伤亡为代价的旅顺会战终于宣告结束。

就在旅顺会战期间，辽阳会战于八月二十八日拉开帷幕。俄军虽然坐拥二十二万四千人的大军，然而日军在奋战之后最终将其击败。进行攻击的部队除第一军和第二军以外，还包括由野津大将率领、以第五师团和第十师团新整编而成的第四军。然而，总兵力也不过十一万人，因为缺乏弹药而难以进行追击作战。俄军见此情形遂率大军进逼沙河，日军无法将其击败，两相对阵持续五个月之久。这期间旅顺被攻陷，乃木将军率领第三军加入战斗，于是日军在三月一日发动总攻击，突破沙河防线，并于十日占领奉天。日军总数二十五万，敌军三十二万。

三月十日占领奉天，五月二十七、二十八日日本海大海战之后，胜负已分。此时，到了机智的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施展才能的时候。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讲和斡旋下，八月十日，日俄在美国朴次茅斯（Portsmouth）
[2] 开始进行讲和谈判。日本首席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与俄国首席全权代表维特（Vitte）最终于九月五日签署条约。俄国在条约中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上的排他性利益，同意将关东州的租借权以及长春、旅顺口之间的铁路及其附属全部权力让渡给日本，并约定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萨哈林岛领土让与日本。

由此日本的国威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也迎来了修改条约的有利时机。安政年间签订的通商条约中所规定的外国人治外法权以及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是长期以来令人困扰的问题。治外法权的问题在日清战争前后通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努力而得到废除，对等关税则在赢得日俄战争、大涨国威这一机会到来之际，通过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努力最终实现。

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日韩协约缔结，伊藤博文作为统监前往韩国京城赴任，执掌韩国外交权力。然而，明治四十二年伊藤统监被韩国人刺杀，最终导致次年八月韩国被日本合并。
[3]

之后，在明治四十五年七月三十日，明治天皇陛下驾崩，御年六十一岁。

[1] 朝鲜自1897年开始改国号为“大韩帝国”，直至1910年被日本合并，故由此起使用“韩国”一词。——译者注

[2] 此处不是英国的港口城市朴次茅斯。鉴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均有名为“Portsmouth”的地方，新华社译名室决定将其统一译为“朴次茅斯”。——译者注

[3] 此前及之后段落，作者一直将日本历史上多次侵略朝鲜解释为“不遗余力帮助朝鲜”，甚至将甲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和日俄战争的原因也归结于此，然而其对为何日本最终吞并韩国及台湾地区等问题语焉不详。这一解释荒谬不堪，违背历史学的基本客观态度和逻辑方式。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批判性阅读，中国读者可以认清“皇国史观”的基本错误，这也是本书翻译出版的主要目的之一。——译者注

74 大东亚战争
[1]

乃木将军的殉死

在明治时代中，日本的进步真的是非常显著的。在刚进入明治时代的时候，还有幕府，有诸大名，国内尚未归于统一。就在这一时代中，国内实现了完全的统一，在此之上还赢得了日清、日俄两大战役的胜利，国威浩荡，日本的权益得以扩展至北达千岛、库页岛，南抵冲绳、台湾，西至朝鲜、满洲的广大空间。之前是在世界上一文不名的蕞尔小国，之后则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列国之一。如此显著的发展进步，自然建立在国民全体精诚协作、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的努力之上，同时其根本则是国民对明治天皇的感激之情。

よもの海 みなはらからと 思ふ世に

など波風の たちさわぐらむ

（我望四海皆兄弟，奈何风吹波涛起。）

国のため あだなす仇は くだくとも

いつくしむべき ことな忘れそ

（为国寻仇讨敌时，应怀仁慈勿相忘。）

おのづから 仇のこころも をびくまで

まことの道を ふめや国民

（身自仇雠心中起，踏行正道日本民。）

子等はみな 軍のにはに いではてて

翁やひとり 山田もるらむ

（少年皆尽从军去，独留老翁守山田。）

たたかひに 身をすつる人 多きかな

老いたる親を 家にのこして

（以身赴战何其多，空余双亲老家中。）

はからずも 夜をふかしけり くにのため

いのちをすてし 人をかぞへて

（长思不觉夜已深，为国捐躯多少人。）

暑しとも いはれざりけり にえかへる

水田にたてる しづを思へば

（盛夏不言暑热深，怎比躬耕水田人。）

しづがすむ わらやのさまを 見てぞ思ふ

雨風あらき 時はいかにと

（贫贱民居蒿草舍，风雨来时怎可当。）

すなどりは 子らにゆづりて 蘆の屋に

綱すくおきな あはれ老いたり

（渔猎让与儿孙去，芦屋结网老人哀。）

明治天皇陛下的内心之淳朴如此，从这些御制和歌中都得以体现。在具有这样崇高内心的陛下的带领之下，全国人民得以团结一致，协力奋斗。因此当听说明治天皇陛下患病之时，人们纷纷哀痛不已，并发自内心地祈祷陛下能够尽快康复。

因此，当明治天皇陛下驾崩之时，国民大众皆如丧考妣，哀叹悲痛，举世之中尽感昏暗冷寂，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在天皇陛下大葬之日，乃木将军以身殉死，更加重了这一悲壮的气氛。乃木将军本人不仅从未居功自傲，沉溺于荣誉之中，反而审慎俭行，如同古代武士一般生活。明治四十四年秋天，陪同天皇陛下出席在久留米举行的大演习之际，乃木将军的宿舍被安置在了水天宫的神主真木家里。在邀请将军入座的时候，将军坚持不用坐垫而是直接保持正坐姿势坐下。人们纷纷劝将军坐在坐垫之上的时候，将军说出了以下的话：“这里是真木（和泉守）先生的尊宅，并非区区乃木之流配坐坐垫的地方。”当时的达官显贵众人之中，除了乃木将军之外，还能有谁有如此深厚的内心世界，会对日本历史上值得尊重的人如此看重呢？

明治精神的衰退

拥有明治维新精神的人物，在这一时期前后大都相继谢世。谷干城（七十五岁）与小村寿太郎（五十七岁）于明治四十四年去世。就像是与维新道别的象征一般，德川庆喜（七十七岁）也于大正二年与世长辞。于是，从这一时期前后开始，明治维新的精神，即历经水户学、崎门学、国学锤炼而成的忠君爱国、质朴刚健、舍身进取的精神，开始逐渐衰退。大正三年，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师的哲学家柯贝尔（Koeber），悲叹自己所喜爱的日本因为浅薄地模仿西洋文明，而丧失了原本高贵而纯粹的文化，原本纯粹的日本仅仅残留在乡间的百姓和渔夫之中；他还认为，对于那些模仿西洋文明而行事的人们来说，那将欧美世界引入迷途的民主主义越来越容易将他们诱惑。虽然柯贝尔的话有所警戒，但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追随这一诱惑的风潮已经强而有力地席卷而来了。

学问研究之中，宪法学与国史学具有明确国家本质，并维护其健全施行的特殊且重要之使命。然而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研究，则完全沉醉于逻辑的周密性，全然不顾祖国的历史；国史学更是独断地拘泥于史料，而忘却了其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内容。明治四十四年出现的“南北朝正闰问题”等就是这一现象的表现。明治天皇躬亲制定宪法的深思熟虑也好，颁行与宪法表里相衬的“教育敕语”的圣谕也好，此外水户学二百数十余年来的苦心孤诣也好，似乎在这一时期全都被抛在了一边。

与此同时，人心也开始变得骄奢了起来。人们从欢喜于日俄战争的大胜开始，自然而然地开始流于奢侈的生活，倾向于轻薄的观念。明治天皇有感于此，于明治四十一年十月下达诏书，劝诫大家励行勤勉与俭约。当年为旧历戊申年，因此这一诏书又被称为“戊申诏书”。在这样一种全社会向骄奢的生活方式倾斜之际，如果人们能够有幸听闻明治天皇陛下所的御歌，或者拜读了上述诏书，或者目睹乃木将军朴素的生活状态，恐怕都会发自内心的反省和自我约束吧。

明治天皇陛下的这首和歌如下（ことそぎし就是朴素的意思）

ことそぎし 昔の手ぶり わするなよ

身のほどほどに 家づくりして

（不忘当年清贫日，只身之力起家业。）

然而，明治天皇陛下仙逝，乃木将军又以身殉死。人们的生活变得奢侈起来，个人主义、社会主义、自然主义等，虽然名字各个不同，却都是忘记历史、轻视国家、以自我为中心进行考虑的，这种只要自己过得舒服就万事大吉的风潮愈演愈烈。

风潮之外，还有暴风雨。中国爆发革命运动、清朝灭亡，这是在1912年，日本明治四十五年的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日本大正三年。这次大战前后持续了五年之久，其间俄国灭亡，俄国变为共产党的天下，时值1917年，也就是日本的大正六年。

这一系列动乱以及战争本身，虽然对日本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在思想以及经济层面对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就是在这样一个迫切需要深谋远虑的时刻，日本却不幸地欠缺这样能够进行指导和谋划的人物。自大正元年到十五年这十五年的时间里，内阁更迭十三次，政界无法稳定，这从每届内阁短暂的寿命上也就一清二楚了。

满洲事变

俗话说“祸不单行”，在这段时间里又产生了另一个难题，那就是美国对日本移民的排斥。到日俄战争为止，美国都是对日本最为亲切的发达国家。《朴次茅斯和约》签署前后，美国对于日本的亲切关怀，是日本没齿难忘的事情。然而当日本战胜俄国之后，美国的态度便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其中一项表现就是在移民问题上。美国原本是标榜自由而成立的国家，因其领土广阔而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美国所接收的移民中，包括十万意大利人、九万俄罗斯人。来自日本的移民最初是非常少的，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人数有所增加，但也只不过有一万二千人而已。其后日本移民数量一直都维持在这一水平，却逐渐遭到排斥，到1907年（明治四十年）两国达成君子协定，日本开始自发地限制移民数量，从此以后移民人数再没有超过一万人。然而，这仍旧成了问题，在1924年（大正三年），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了排斥日本移民的法案。

“祸不单行”，向东发展的道路遭到遏制的日本，在向西发展的道路上也遭遇了阻碍。那就是控制满洲的张作霖对日本的权益不予认可。于是昭和二年七月，时任满铁总裁的山本条太郎为了直接与张作霖进行交涉，于十月十日前往北京（当时称北平）。张作霖当时居住在北平，自称大元帅。在十一日两人的会面中，山本提问、张作答的情况，如下所述：

问：满洲如今免受俄国的占领，正是日俄战争的结果，您同意这一点吗？

答：同意。

问：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付出了战死十万的代价，满洲的山野被这些死者的鲜血所染红，您同意这一点吗？

答：同意。

问：那么你又为什么对满铁的经营充满怨言呢？

答：不，我并没有怨言。

三问三答之后，对张氏的回答感到满意的山本，就在当场坐着睡着了，还响起了如打雷一般的鼾声，这令张大帅十分惊讶。可是张作霖在次年从北京撤退的途中，在奉天被炸死，与山本的会谈无果而终，性格豪迈的山本也就此离职。这一时期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越来越受到侵犯，但是政府未能采取果断决绝的态度。从大正元年到昭和六年，足足二十年的时间里，内阁更迭了十七次。政争激烈，政局不安，由此可知。国内的政治出现分裂，就是遭到外国欺侮的原因。昭和六年，在满洲万宝山，发生了二百名来自朝鲜的农民遭受暴行、中村大尉被中国士兵杀害的事件；在这之后的九月十八日，奉天郊外的柳条沟发生了炸毁铁路的事件，以此为导火索战争爆发。当时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只有不过一万五六千人，然而一旦战争开始，他们却在很短时间里便击败并压制住了满洲方面的二十万大军。次年（昭和七年，1932）三月一日，“满洲国”宣告独立；同月九日，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成为“满洲国执政”；昭和九年三月一日，执政变为皇帝，“满洲国”变为“满洲帝国”。

这一事件的不幸之处在于，日本与美国的友谊由此而遭受严重损害。美国大概从日俄战争时期开始就对满洲充满兴趣了吧。朴次茅斯会议的时候，得知俄国要将满铁让与日本一事的哈里曼（Harriman）趁小村外务大臣前往会议不在国内期间访问日本，提出满铁由美国投资，日美两国共同拥有均等权益的提案，政府与元老们甚至都对此表示了赞成，然而当比哈里曼的到来略晚回国的小村外务大臣在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大吃一惊，立刻取消了这一约定。此外，四年后的明治四十二年，美国国务卿诺克斯（Knox）又提议美国与中国同盟，从日本和俄国两国手里购买满洲铁道，满洲问题由列国共同协力解决，不过遭到了小村外务大臣与俄国的一致拒绝。满洲事变爆发的时候，美国时任国务卿史汀生（Stimson）则对日军的行动表示了强烈谴责。

在此前的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期，从1905年到1909年担任国务卿的鲁特（Elihu Root）对日本的这一行动表示了深刻的理解，他强调满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作为日本具有特殊权利的地区，当日本在这一地区有必要做出自我防卫之时，其他外国不应该予以反对。驻日代办尼维尔（Edwin Neville）也劝告美国不应该介入这一问题，可是史汀生对这些声音都置若罔闻，这对于日美两国来说都是非常不幸的事情。之后再至昭和八年（1933）二月，由于满洲问题的影响，日本不得不选择退出国际联盟。而就在这一年的五月，中国北方缔结停战协定，满洲归于稳定；昭和十一年十一月，日德签订防共协定，日本与德国遥相呼应，采取防御共产主义的姿态，满洲也加入了防御战线。

大东亚战争爆发

然而昭和十一年十二月，在中国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那就是西安事变。虽然事件很快就得以解决，不过从这以后，国民党政府转而与共产党握手言和并推行排斥日本的方针。对于日本与中华民国双方来说，深深的不幸就从这一刻开始了。这一不幸的具体表现，就是昭和十二年（1937）七月七日夜晚在北京郊外爆发的卢沟桥事变。这本是在执行夜间演习任务的小股日本部队，在遭到中国军队射击后不得不还击应战的事件，而如果综合各方面相关人士的言论来看，这一事件大概是某些希望日本与中国开战的第三方人士所为，并最终导致了日中双方都情绪激昂亢奋地投入了大规模的战争，这实在是令人遗憾。

由此，中国事变爆发。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沦陷，蒋介石将重庆设为临时首都。次年六月赢得徐州会战的日军，又于十月攻陷广东与武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因为秉持着日本与中国同盟以谋求亚洲和平的信念，于十二月逃离重庆前往印度中国，并于昭和十四年移居上海，昭和十五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建立了新的中央政府。日本对此深表喜悦，对其进行协助扶持，也就自不必说了。

在这期间，欧陆大战爆发。德国于1939年（昭和十四年）吞并捷克，与苏联瓜分波兰；到次年五月，德军突袭比利时、荷兰，将英军逼至敦刻尔克，进入巴黎降服法国，并最终于1941年（昭和十六年）六月与苏联开战。欧洲的大乱与亚洲的纷争相互影响，激愤与诡计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开来。终于，美国开始逐步介入这些纷争。美国于昭和十四年七月，废弃《日美通商航海条约》，通过提供借款对蒋介石主席予以援助的同时，对日本进行经济上的压迫。昭和十五年七月，被任命为总理大臣的近卫文磨虽然为了谋求缓和与改善日美关系而拼命努力，却因为美国总统的影响而无功而返，问题开始变得愈发严重。昭和十六年十月，近卫内阁辞职，陆军大将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首相，到此时日美交涉问题上仍旧留有一线希望，可是十一月二十六日，日本收到了来自美国务卿赫尔（Hull）的美方回应。其中第三条称，日本必须从中国以及印度中国，撤出全部陆、海、空兵力以及警察部队；第四条规定，只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除此之外的其他政府一律不予承认。对于日本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同意的。后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印度的巴尔法官（Pal）对此就认为，即便是像卢森堡（人口三十万）和摩纳哥（人口两万）这样的袖珍小国，被施加如此无理的要求的话，也会诉诸战争的。而首先相当明确的一点是，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美国总统官邸进行的重要会议中，在断定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么日本毫无疑问会立刻开战之后，依然决定提出这一要求。

一般人们所熟悉的说法是日本对于自己的武力过分自信，于是突然发动了珍珠港偷袭，激怒了好不容易才在和平谈判中关系有所改善的美国，并使后者卷入大战，然而事实是这场战争并非日本因自身的喜好而掀起的，日本为了回避开战而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却全都化为虚无，最终被裹挟着陷入了战争之中。然而一旦明白战争不可避免之后，日军的战斗也是相当强的，举几例如下。

第一，偷袭夏威夷的珍珠港作战。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清晨，日本海军空袭珍珠港，击沉敌军战舰六艘、重巡洋舰一艘、油罐船两艘、破坏战舰两艘、重巡洋舰一艘、乙级巡洋舰六艘、驱逐舰三艘、补给舰三艘，击毁飞机约三百架。美军战死两千四百人，伤员超过一千人。

第二，击沉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战舰。这是英军所夸耀并十分依赖的当时最大最强的战舰，甚至有人说只要有了这艘船，日本海军就不足为惧。英军将这艘战舰安置在新加坡，以威吓日本。等到开战之后，此舰与战舰反击号（Repulse）一起北上而来。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日本海军航空部队发现敌舰并于午时零点十四分开始攻击，至午后两点二十九分轰沉战舰反击号，威尔士亲王号左舷倾斜并开始撤退，在两点五十分发生大爆炸而沉没。英国首相丘吉尔（Churchill）在听说这一报告之时，慨叹道：“随着这两艘战舰的沉没，大量的努力和希望，以及计划全部都化作泡影。如今印度洋也好，太平洋也好，英美的主力战舰连一艘也没有，日本掌握了制海权，我们则处于弱势而无法防卫。”

第三，攻陷新加坡。此地是英国压制东洋的重要据点，足以匹敌日俄战争中旅顺对于俄国的重要程度。东接香港延伸至上海，西望缅甸国延伸至印度，新加坡要塞居于中央，睥睨东洋，被认为是易守难攻的。然而日本陆军于昭和十七年二月八日开始攻击，到十五日便将其降服。

大东亚战争的余波

这以后，战线向四面推进，日军占领的地区包括印度支那、缅甸、苏门答腊、婆罗洲、爪哇、菲律宾、新几内亚、关岛、威克岛以及其他诸岛，北达阿图岛，南抵瓜达尔卡纳尔岛。然而，致命的问题在于日本没有丰富的物资。仅仅是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作战，消耗的物资自然也是非常多的，补给却面临着巨大困难。加入敌军一方的国家数量众多，虽然日本也有同盟国家，但都各自处于战争之中，没有顾及他国的余地。当时与日本交战的国家有四十五个，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有四个，合计四十九国，另外有中立国十一个；与此相对，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只有德国、意大利、伪满洲国和泰国而已。因此以速战速攻不断取胜的日本因为战线拉得太长而逐渐处于弱势，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大东亚战争又持续了五年的时间，到昭和二十年（1945）八月十五日，天皇陛下下达终战诏书，战争终于结束了。就在这之前，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造成了历史上空前残酷的伤害，甚至波及大量的妇女和儿童。人们虽然怀揣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不过随着诏书下达，陆军也好海军也好，全都含着眼泪放下了武器，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战败也是无可奈何的。从这时起到昭和二十七年四月为止，足足八年的时间里，日本处在被占领的状态下，不得不接受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的支配。成为指挥官的就是美军元帅麦克阿瑟（MacArthur）。美军的占领政策最开始打算从军事、产业、政治等方面全面削弱日本，以防止日本再度崛起，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制定新宪法（昭和二十二年五月三日施行）、新民法（同二十三年一月施行）和《神道指令》，以及对战犯进行审判和处刑，并驱逐国家主义者。然而很快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反感和对立激化，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占领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动摇。

于是到昭和二十六年（1951）八月，各国于旧金山召开和解会议，除苏联等共产主义阵营各国之外的四十八个国家签署讲和条约，次年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条约生效。占领军总司令部于即日起废除，日本国之独立从即日起恢复。其中还有两件不幸的事情。其一，美国挟战争胜利之余威，在八年的漫长岁月中以不被限制的权力对日本进行肆意的处理；其二，日本由于习惯于这段漫长时光中的隐忍屈从，到了恢复独立的时刻，却失去了对基于占领政策而制定的法规制度进行改正的见识与气魄。

由此观之，大东亚战争在留下巨大伤痕的情况下结束了。因为这场战争，日本所失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原本是从感叹于日本在满洲的权益遭到侵犯，以守卫日而战争的成果为出发点而开始的战争，然而结果却是失去了更多的东西。特别需要惋惜的是二百数十万战死的有能力有作为的男子；然而这种不幸也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将全世界都卷进了野心、憎恨与阴谋的旋涡。延续数年的死斗之后，有国战胜，有国战败。战败之国损害巨大，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德国失去了大量之前所支配的土地，还被划分为东西两半，双方对立尖锐，陷入了非常艰难的状态。英国取得了胜利，丘吉尔首相昂然言道：“像日本人一般，被打碎为齑粉，想要再度崛起起码需要一代人的时间。”而就是这个英国，至此为止都是将“印度作为大英帝国的心脏”，对如此看重的印度的独立却也无可奈何。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印度与巴基斯坦独立，次年缅甸与锡兰独立，而独立之风气愈盛，也传到了马来亚以及非洲各地。被认为是永不沉没的威尔士王子号被击沉，被夸耀为永不落城的新加坡也被攻陷，如此巨大的变动，即便是伟大如丘吉尔，恐怕也想象不到吧。

而如果看中国，汪精卫认为中国必须与日本和解，手牵手维护东亚和平却遭到反对，在英美的援助之下试图打倒日本的蒋介石主席，在重庆坚持了长期的苦战之后终于作为胜利者回到了南京。然而他在那里待了仅仅四年，就被中共的军队所取代了。此外美国与日本作战的直接动机，原本是防卫日本在满洲与中国的力量，然而战争一旦结束了，满洲也好中国也好，却全都变成了共产党的地盘。与此相比收获最大的看起来就是苏联了吧。然而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Stalin）的险恶阴谋也暴露了，不仅受到全世界的批判，更被其国民所憎恶，不得不说是非常之耻辱。如此看来，这场大战，哪一个国家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和真正的幸福吧。

国民精神的高扬

但是，日本也并非没有志气。对于欧美诸国对亚洲的侵略，发出了最早也是最深刻的慨叹的日本，最后在日本自己也受到这一侵略的重压之时，勇敢地发起了夺回亚洲自由和独立的大东亚战争，在日本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同时，也为亚洲带来了独立。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的独立，如果没有大东亚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况且独立的热潮并未就此止步，非洲的殖民地也都相继独立，如今世界上独立国家的数量已经是战前的两倍。

不过，比起这样的外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国民精神的高涨。虽然从无可奈何地被卷入战争的原因来看，有很多令人遗憾的地方，可是一旦开战，当面对这一国难时，全国人民所表现出的忠义勇猛的精神，与曾经人们在日清、日俄战争时期发挥出的精神相比，并未有丝毫的退步，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本来稳健，甚至说温柔乃是日本人的性格。这样的日本人却是如此勇敢地进行战斗，正是因为怀有“一旦有所缓急，则奉义勇公以护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愿望。缅甸独立的英雄，一位叫作奥达玛的僧人在昭和四年访问日本的时候，曾经预言说“日本会灭亡”，问他“为什么”的时候，法师答道“明治四十三年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日本人情温和，对皇室充满尊敬的念头，此乃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美好情景；然而如今这些东西全都被破坏了”。然而由于从大正道昭和初期流行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几近消亡，令人怀念的日本的道义在这一时期仍旧根深叶茂地存活了下来，等到遭逢国难之时，又再一次爆发了出来。这里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那就是海军少佐黑木博司的事迹。少佐于大正十年出生在岐阜县下吕町，昭和十三年年底，从岐阜中学考入位于舞鹤的海军机关学校，在太平洋上战云风起云涌的昭和十六年十一月毕业，被编入战舰山城号，之后被任命为海军少尉，但是他自愿接受了特殊潜航艇的训练。昭和十七年夏天开始，战局逆转，攻守形势转换；于是在昭和十八年正月初一，二十三岁的黑木少尉切开手指以血书写下了下面的和歌：

皇の為 命死すべき 武夫と

なりてぞ生ける 験ありける

（为报天皇命当绝，武夫所生为此验。）

此乃幕末志士佐久良东雄所作之歌，如今则正应和了少佐的心声。当年二月，少佐自己咏和歌数首，皆以血书写就，其中的两首如下：

伊はそむき 独は敗れん きのなけん

葉月長月 近きを如何せん

（意叛德降更无援，八月九月近如何。）

国を思ひ 死ぬに死なれぬ 益荒雄が

友々よびて 死してゆくらん

（心思报国死生何，呼朋引伴赴黄泉。）

伊就是意大利，独就是德国，叶月乃是八月，长月则是九月，“物無けん”大概是说日本物资匮乏的意思吧。当时，日、德、意三国已经缔结了同盟，少佐却预言这一年的夏秋之际，意大利将会脱离同盟，德国则会战败，日本便将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事实上意大利在七月发生了政变，九月则全面投向了敌军阵营。判断德、意两国的形势将会在半年之内发生变化的这一预言，并非得到了什么特别的情报，仅仅是出于忧国忧民的至诚之直觉，而一举言中。这一时期少尉从昭和是半年四月一日开始，不用墨不用钢笔水，而是仅仅用从手指淌出的鲜血写下每天的日记。将对开纸折一折，每一面作为一天的内容，一日大约写三行，第一行一定是以大字写下的“天皇陛下万岁”；第二行的内容或是“神国不灭”，或是“忠孝一本”“神州男儿誓不屈”“必死殉皇”“举族殉皇”等文字，挥洒淋漓；第三行就是日期和落款。少佐从很早开始崇拜楠木正成，自号慕楠，此外还敬慕真木和泉守，而这些精神就在这里体现了出来。少佐这种忧国忧民的至诚，最终令其创造出了自杀式鱼雷“回天”。昭和十九年五月八日，此时已经升任大尉的黑木博司，提出极其豪迈并切合实际的建白书《急务所见》，请求以这一从未有过的兵器进行非常规作战。这一建白书长二丈一尺二寸五分，全部由鲜血写成。大尉在这一年秋天的九月六日，在训练中不幸殉职，虽然他以二十四岁的英年早逝，但是其制作的回天，则由怀抱着黑木少佐遗骨的盟友驾驶，向美军舰队所聚集的乌利西基地发动了攻击。此后，回天共计出击约一百四十余次，全都是乘风破浪地远袭敌舰，必然会命中舰底而将其爆破，令敌军闻风丧胆。可是研究出这一方案，并指挥作战的黑木少佐本人，年方二十四岁弱冠之龄，如果算满龄则仅为二十二岁，性格温厚，面色红润，乃是非常纯情的青年之人。能够开发出这一未曾出现过的武器，考虑出超乎常识的作战方式的原因，也仅仅是出于忠君爱国之至诚难以抗拒而已，因为除此之外再无摧毁敌军之计策。少年航空兵、海军预科练习生，此外包括陆军和海军的各个部队，都充满了这样非常纯情的勇士。倘若没有这种爱国的至诚，这样一个各方面物资都极度匮乏的国家，要怎样在四面皆敌的情况下，坚持大战足足五年之久呢？

这些纯情的青年们满怀的爱国的至诚，以及适逢多事之秋便以身殉国的气概，都来自幼时父辈祖辈口耳相传的遗训，来自少年时所学的日本历史，来自基于这些历史的明治天皇的圣谕，即教育敕语。遭遇前所未有的国难之时，便认真守护国家，这实际上不正与过去的那种纯粹的道义之心一样吗？那么从今往后，要战胜遗留下来的数不胜数的伤害和困难，以日本国为拥有崇高的传统之光的国度这一身份，为全世界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幸福而贡献力量，这种精神不也正是与过去一样的那种纯粹的道义之心吗？

[1] 本章内容涉及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以及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甚至和平宪法观念等重要内容，而作者在面对上述问题时通过截取和模糊运用史料，建构各种错误的逻辑理论以达到美化侵略，推卸战争责任，甚至积极宣扬侵略战争正义论的目的，构成了他本人所推崇的“皇国史观”的重要部分，也是日本极端右翼团体的思想来源之一。作者在本章中所推崇的乃木、黑木等例证，也正是军国主义日本无视基本人道和国民幸福的最好反证。——译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语日本史：全3册/（日）平泉澄著；梁晓弈，黄霄龙，刘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097-9558-3

Ⅰ.①物… Ⅱ.①平…②梁…③黄…④刘… Ⅲ.①日本-历史-通俗读物 Ⅳ.①K3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3346号

物语日本史（全3册）

著者/〔日〕平泉澄

译者/梁晓弈 黄霄龙 刘晨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冯立君 董风云

责任编辑/沈艺 朱露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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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95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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